《谍海生涯　　》

　　
内容简介
　
　　山姆·麦克里迪是英国谍报机构的一名特工，他是上司心目中的“另类”，却 在国际间谍界被称为“骗术大师”。本书通过麦克里迪拯救红军将领潘克拉丁、识破假投诚的苏联间谍奥洛夫、粉碎英属巴克莱群岛的颠覆阴谋等事件，展现了“骗术大师”的智慧和胆略，描绘出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和惊心动魄。

　　
主要人物表
　
　　《傲慢与极度偏见》
　　英国
　　山姆·麦克里迪：外号骗术大师，英国秘密情报局DD科科长。
　　罗伯特·英格利斯：英国联邦事务部常务副大臣。
　　蒂莫西·爱德华兹：英国秘密情报局副局长。
　　丹尼斯·同特：山姆的副手。
　　苏联
　　叶南根尼·潘克拉丁：驻防在东德的苏联红军上校。
　　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娅：克格勃第三总局少校。
　　谢利平：克格勃第三总局局长。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迪特·奥斯特：西德联邦情报局科隆分局局长。
　　布鲁诺·莫伦茨：西德联邦情报局科隆分局情报官。
　　约翰·普林茨：西德国内安全机关负责反间谍的高级官员。
　　雷内特·海门多夫：妓女。
　　安德雷·库茨林格：柏林黑社会人物，蛇头。
　　美国
　　克里斯·阿普尔亚德：美国中央情报局欧洲处副处长。
　　克劳迪亚·斯图尔特：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伦敦特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奥托·福斯：东德国家安全局反间谍处处长。
　　马尔库斯·沃尔夫：东德国外情报局局长。
　　爱尔穆特·凯普尔：任西德联邦情报局科隆分局局长迪特·奥斯特的女秘书。
　　埃里希·米尔克：东德国家安全局局长。
　　《新娘的代价》
　　英国
　　克里斯托弗：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
　　美国
　　乔·罗思：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特工。
　　凯文·贝利：美国中央情报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特别项目办主任。
　　威廉·卡弗：美国中央情报局伦敦站站长。
　　苏联
　　巴维尔·库琴科：真名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苏联克格勃上校，向美国投诚者。
　　德洛兹多夫：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非法局负责人。
　　基普赛克：真名尼古拉·戈罗多夫，苏联克格勃驻英国伦敦驻勤办主任。
　　《战争的创伤》
　　英国
　　汤姆·罗斯：原英国特别空勤团上尉。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乌尔里希·克莱斯特：原西德特种部队战士。
　　利比亚
　　穆阿马尔·卡扎菲：利比亚上校。
　　哈基姆·罗苏尔：利比亚国家安全局国外情报处处长。
　　弗兰克·特皮尔：美国中央情报局叛徒，后为利比亚卡扎菲的“美国顾问”。
　　爱尔兰
　　凯文·马奥尼：爱尔兰共和军特别行动负责人。
　　莫妮卡·布朗：种马饲养场女主人，爱尔兰共和军成员。
　　德莫特·奥布赖恩：神父，爱尔兰共和军国际“协调人”。
　　斯蒂芬·约翰逊：爱尔兰共和军成员。
　　《一缕阳光》
　　英国
　　山姆·麦克里迪：英国秘密情报局DD科科长，在此事件中化名法兰克·狄龙。
　　德斯蒙·汉纳：伦敦都市警察局探长。
　　吉米·多布斯：“海湾女士”号船主。
　　布里安·琼斯：英属巴克莱群岛阳光岛警长。
　　布霄思伟特：英属巴克莱群岛前任总督遗孀。
　　美国
　　朱利奥·戈麦兹：迈阿密米特罗戴德警察局刑警。
　　埃迪·法瓦罗：迈阿密米特罗戴德警察局刑警。
　　冷战持续了四十年，最后西方胜利了。但并不是没有代价。此书谨献给那些曾在阴影中浴血奋战的人们。朋友们，请记住那些日子。
　　——弗·福赛斯 　
　　　

　　
第0篇 序幕
　
　　1983年底，当时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不顾内部的一些反对意见，成立了一个新的科室。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于已有的科室。这些科室几乎都有覆盖世界各地的自己的工作领域，而这个新科室将有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跨越传统的边境。
　　成立这个科室的原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威斯敏斯特和白厅的强烈要求，尤其是继前一年英国取得了福克兰群岛战争胜利之后，执政的保守党内部广泛地持有这种意见。尽管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此后就该事件举行的一些乱糟糟的、偶尔还夹杂有谩骂的讨论时，留下了一个问题：对于加尔铁里将军领导的阿根廷军队在斯坦利港登陆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地大吃一惊？在各个部门之间，该争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后来才慢慢地淡化了指责和反指责的程度：我们没得到过警告一一你们得到过。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被折腾得差不多就要辞职了。几年后，继泛美航空公司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之后，美国也将陷人类似的争吵，一个机构声称已经发出了警告，而另一个机构声称没有收到过警告。
　　第二个原动力是曾经担任过克格勃主席长达15年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最近爬上权力顶峰当上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宠爱原单位的安德罗波夫，在他当政期内加强了克格勃对西方的渗透和谍报活动。据说，尤里·安德罗波夫高度赞赏在谍报活动中采取误导情报行动——采用谎言对有影响的特工和知名人士进行人格低毁，以降低士气，并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盟国之间的关系。
　　被苏联人称为“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认为这个游戏应该双方都来玩，并表示她不反对英国自己的情报机构也可以向苏联提供假情报作为回礼。
　　这个新科室有一个长长的名称：欺骗、误导及心理行动科。当然，这一名称根据单词的英文字头很快就被缩略为DDPO，接着又进一步被简称为DD科。
　　一位新的科长被任命了。如同装备部门的负责人被称为“舵手”、法律处的负责人被称为“律师”一样，DD科的新头头被在食堂里某些聪明人称之为“骗术大师”或“骗子”。
　　那人就是山姆、麦克里迪，他在这个科里当了7 年科长。然而好景不长，1990年4 月下旬，在白厅的一个办公室里发生了一次谈话。
　　那位年轻的助手从外间办公室的书桌后站起身，露出了他的训练有素的微笑。“早上好，马克爵士。常务副大臣请您直接进去。”
　　他打开了通往外交与英联邦事务部常务副大臣办公室的门。常务副大臣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面带笑容地起身表示欢迎。
　　“马克，我亲爱的老朋友，你来了真好。”
　　如果不能冷静地对待那些相对不太熟悉的人的热络和客套，那是当不成局长的。马克爵士硬着头皮来面对一次困难的会谈。
　　坐定之后，这位外交部的高级公务员打开办公桌上的一只旧公文速递箱，从中取出一份对角线打着一个红叉的浅黄色卷宗。
　　“你已经在你们的各地情报站考察了一圈，肯定能对我谈谈你的印象？”他问道。
　　“当然了，罗伯特，会及时向你汇报的。”
　　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在绝密文件中找出了用黑色塑料螺旋圈装订书脊的一本红色软皮本。“我已经读过了你的那些建议，”他开始说，“‘叨年代的秘密情报局’，以及那位情报协调员的最新采购单。你好像完全满足了他的要求。”
　　“谢谢你，罗伯特，”局长说，“那么外交部会支持我？”
　　那位外交官脸上绽出来的笑容肯定能获得美国游戏表演的大奖。
　　“我亲爱的马克，对于你的建议中的感受我们是没有困难的。但有几个观点我倒想与你探讨一下。”
　　切人正题了，秘密情报局局长想道。
　　“我能否这样理解，比方说，你所建议的这些额外的国外情报站已经得到了财政部的同意，而且必要的经费也已经从某些部门里得到了？”
　　这两个人都很清楚，秘密情报局的运作预算并不是全部来自于外交部。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来自于外交部。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不同，这个秘密情报机构平常极为低调，但其真正的经费是由政府的各个部承担的，包括没有什么关系的农、渔、粮食部。
　　因为预算经费来源广泛且又极为隐蔽，秘密情报局不会因为未满足外交部的要求而受到其以切断经费来源的威胁。马克爵士点点头。
　　“这里没有问题。我和协调员已经去过财政部，解释了配员安排情况（这一点我们也已经向不管部说明了）。财政部已经拨出了必要的资金，全都是以研究开发费的名义秘密地发放给一些最不相关的各个部门。”
　　“好极了。”常务副大臣露出了笑脸，不管他心里是否这么感受。“那就让我们来谈谈确实属于我所管辖范围之内的事务吧。我不知道你们的人员配置安排是怎么回事，但由于冷战的结束以及中欧和东欧的解放，我们正面临着外交人员扩编的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
　　马克爵士完全听懂了他的意思。在过去的两年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使世界的外交地图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外交使团正寻求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扩展势力的机会，甚至还将在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建立小型大使馆——如果这些波罗的海小国家能从苏联获得独立的话。由此推论，他建议既然冷战已经结束，那么他的这位秘密情报局同事的地位应该有所下降。但马克爵士并不这么认为。
　　“与你们一样，我们秘密情报局也别无选择，只能招募人员。撇开招募不说，光是培训就要六个月时间，然后才能让一名新手去世纪大厦，以腾出一名经验丰富的特工派往国外。”
　　那位外交官收起笑容，严肃地俯身向前。
　　“我亲爱的马克，这就是我想与你讨论的实质内容。在我们的使馆内安排位置，以及安排给谁。”
　　马克爵士不由暗暗叫苦。那家伙切中了他的要害。虽然在预算经费上“左右”不了秘密情报局，但外交部随时都能打出一张很厉害的王牌。在国外活动的大多数情报官都以大使馆工作人员作为他们的身份做掩护。这样，使馆就成了他们的主人。如不能安排具有外交掩护的工作，就不能派遣情报员了。
　　“你对未来有什么总体意见，罗伯特？”他问道。
　　“未来，恐怕我们不能为你们的一些……富有特色的职员安排位置了。那些身份掩护已是明知的情报官，即挂牌特工。在冷战时期，这是可以接受的；在新形势下的欧洲，他们会显得呆头呆脑。当然，这样做是会招怨的，但你肯定是明白的。”
　　这两个人都知道，在国外活动的特工分为三类。“非法”特工不具有使馆的外交身份做掩护，亦即不是罗伯特·英格利斯所关心的。在使馆里工作的情报官要么是“宣布过的”，要么是“未经宣布的”。
　　一名宣布过的情报官，或挂牌特工，其真实身份是众所周知的。曾几何时，使馆里有这样的一位情报官，工作起来如同梦境般地美好。在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里，持不同政见者、不满政治现状者以及任何怀有其他希望者，知道应该找谁吐露苦水和哀怨，如同找一位神父去作忏悔一样。由此而获得了大量的情报和一些很有价值的投诚者。
　　现在这位高级外交官所说的意思是，他再也不要这种情报官了，再也不向他们提供职位了。他现在要维持他的部门的优良传统，即不去抚慰任何非英国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罗伯特，但作为秘情局局长，我在任期内不能，而且也不会去清洗长期以来忠心耿耿干得很好的高级情报官。”
　　“为他们另找一些职位吧！”罗伯特爵士提议。“在中美洲、南美洲、非洲……”
　　“我总不能把他们放到布隆迪，让他们干到退休吧。”
　　“那就找些内勤工作好了。在国内。”
　　“你是指那些没有吸弓旧的工作吧？”局长说。“大多数人是不愿干的。”
　　“那只能让他们提早退休了。”外交官流畅地说。他又一次俯身向前。
　　“马克，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关于这件事，‘五名智者’与我持相同的观点，这是肯定的，我自己算是一个。当然，我们会同意支付慷慨的补偿，但是……”
　　“五名智者”是指不管部、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和财政部的五名常务副大臣。这五个人在政府中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他们的其中一个权力就是任命或向首相推荐秘密情报局局长和保安局（MI－5 局）局长。马克爵士感到很不高兴，但他清楚地知晓权力的现实。他将不得不做出让步。
　　“那好吧，可我需要议程指导。”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为局长，他想让他的部下看到他的主张遭到否决。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很会说话；他可以做到这一点。
　　“指导马上就可安排。”他说。“我会请其他智者举行一次意见听取会，届时我们要针对新形势制订一些新规定。我的建议是，根据要执行的那些新规定，你要怂恿那些律师们称之为的‘优等行动’，并由此建立样板法院。”
　　“什么优等行动？什么样板法院？你在说些什么呀？”马克爵士问。
　　“一个先例，我亲爱的马克。搞成一个先例，然后推广至全体人员。”
　　“一个替罪羊？”
　　“这样说太难听了。提前退休能拿到丰厚的年金恐怕不能被称为是牺牲品吧。你选一个能够提早退休又不致引起异议的情报官，举行一次意见听取会，这样就可以搞成一个先例了。”
　　“一名情报官，你心里有谱吗？”
　　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竖起手指，凝视着天花板。
　　“嗯，总是那个山姆·麦克里迪。”
　　当然了，“骗术大师”。自从三个月之前他在加勒比海表现出来的充满活力的积极性，如果算是不正宗的话，那么马克爵士已经明白，外交部认为麦克里迪是属于某一类放荡不羁的中亚可汗，行为古怪。唉，这个……倒霉的家伙。
　　马克爵士坐汽车返回泰晤士河对岸的秘密情报局总部——世纪大厦。他的内心在深深地反省着。他知道外交部的那位高官并不是仅仅“建议”山姆·麦克里迪下岗，他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从局长的观点来看，这是他所得到的最难以执行的命令。
　　1983年，当山姆·麦克里迪被选拔为DD科科长时，马克爵士是一名副处长。他与麦克里迪是同时代人，官衔只比他高半级。他喜欢这位由局长阿瑟爵士选拔到新岗位上的离奇古怪、富有个性的特工，但当时大家也全都喜欢他。
　　此后不久，马克爵士被派往远东工作三年（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1986年回来后升为副局长。阿瑟爵士退休后来了一位新局长坐到了这个宝座上。马克爵士是在前一年接替了他的。
　　在赴中国工作之前，马克爵士与其他人一样，也认为山姆·麦克里迪是干不长的。这位骗术大师就像是一颗粗糙的钻石，难以适应世纪大厦机关内部的各种规矩和条条框框。
　　其中一件事是，各地区性科室谁也不愿仁慈地对待这位新人在他们戒备森严的领域里辛苦地开展行动。争抢地盘的矛盾只能由圆滑的交际人员去解决，不管麦克里迪如何聪明，但从来没见过他在处理那种事情。另一方面，衣着随便的麦克里迪很难融人西装笔挺的高级情报官员的圈子，而且他们大都是英国享有盛名的公学毕业生。
　　使马克爵士感到惊奇的是，当他回到英国时，他发现山姆·麦克里迪却像谚语中的绿色月桂树般地茁壮成长着。他似乎干得得心应手，部下对他服服帖帖、忠心耿耿，同时在他请求帮助时也没有得罪那些即使是最死硬的“地盘派”科长们。
　　在其他外勤特工回国休假和汇报工作时，麦克里迪能用行话和隐语与他们交谈，由此好像积累起大量的情报资料。毫无疑问，根据不需要知道的原则，许多情报是不应该向他吐露的。众所周知，他能与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打成一片——这种同志间的友情并不是高级情报官经常能够得到的，但他偶尔能请他们协助实施电话窃听或邮件截取，而其他科长们还在忙于为这种事情填写申请表呢。
　　所有这些，以及诸如违反规定和随意离岗等令人恼火的怪癖行为，难以使领导会去喜欢他。但使他留在位置上的原因很简单——他能拿出东西来，他干得很好，他搞了一项使克格勃吃不下饭的行动。所以他能得以留任……直到现在。
　　马克爵士叹了一口气，在世纪大厦的地下车库里钻出他的那辆美洲虎轿车，坐电梯去了他在顶楼的办公室。现在他用不着做什么。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会与他的同事们协商，并出笼“那套新规定”和“指导”，这将使这位遇到了麻烦的局长实事求是地、但也是心情沉重地说：“我别无选择。”
　　直到6 月底，这份“指导”或者说“指令”才由外交和英联邦事务部发了下来，于是马克爵士把他的两名副局长召到了他的办公室里。
　　“这太不近人情了吧！”巴西尔·格雷副局长说。“你难道不反对吗？”
　　“这次不行呀！”局长说。“英格利斯已经下定了决心，而且他有其余四位智者为他撑腰。”
　　他给两位副手看问的那份文件说得明明白白、无懈可击。该文件指出：到10月3 日，在东欧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曾经是最难对付和效率最高的东德将不复存在。在东柏林将没有使馆，柏林墙已经成为一个笑料了，令人可怕的国家安全局秘密警察正在全面萎缩，苏军也正在撤出。曾经由英国的秘密情报局开展过大规模行动的一个地区，将成为一个小舞台，如果还有戏要上演的话。
　　而且，文件继续阐明，那位好好人瓦斯拉夫·哈维尔正在接管捷克斯洛伐克，他们的谍报人员，不久将成为业余学校的老师。此外，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统治均已垮台，保加利亚也在发生剧变，由此可以大致明了将来的局势。
　　“唉，”蒂莫西·爱德华兹叹了一口气，“我们只能做出让步，今后将不再搞我们曾在东欧搞过的行动了，也不需要在那里的人员了。他们说得有道理。”
　　“你这么说倒是很好。”局长笑了。
　　巴西尔·格雷是由他亲手提拔上来的，是他在1 月份被任命为局长时办的第一件事。蒂莫西·爱德华兹是继任上来的。他知道爱德华兹日夜盘算着想在三年之内继任他的职位，也知道自己根本不想推荐他。倒不是说爱德华兹不开窍，根本不是这样；他是优秀的，但是……“
　　“他们在文件中没有提到其他危险。”格雷不满地咕哝着。“只字未提国际恐怖主义、日趋严重的毒品集团、私设军队和武器扩散。”
　　马克爵士在他自己的报告“叨年代的秘密情报局”中，已经着重阐述了全球威胁的转移而不是消失，这份报告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已经看过了而且显然已经同意了。全球威胁变化的重点是武器扩散：一些蠢蠢欲动的独裁者在大量地、持续地采购武器，不是旧时代的战争过剩传统武器，而是现代化的高科技军事装备、火箭技术、化学和细菌弹头，甚至还有核技术。他面前的这份文件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
　　“那现在怎么办？”蒂莫西·爱德华兹问。
　　“现在嘛，”局长温和地说，“我们将面临人员流动，我们的人员将从东欧撤回本部。”
　　他指的是，那些冷战的勇士、在铁幕以东使馆外开展过行动和操纵过当地间谍网的老特工要回到英国，不另行安排工作。当然，他们将被年轻一代所替代。这些年轻人的真正职业不会被公开，他们能不为人知地混人使馆工作人员之中，他们也不会去“触犯”柏林墙那边正在出现的民主。招募工作将要继续进行；当然，局长还是要当他的局长。但这样就会留下老牌特工的问题。把他们放到哪里去呢？答案只有一个——解甲归田。
　　“我们必须搞成一个先例，”马克爵士说，“一个先例，这样可以为其余人的提早退休铺平道路。”
　　“你心里打算是谁呢？”格雷问。
　　“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有打算。是山姆·麦克里迪。”
　　“局长，你不能解雇山姆呀！”
　　“谁也没有解雇山姆。”马克爵士说。他学起了罗伯特·英格利斯的话。“提前退休能拿丰厚的年金恐怕不能被称为是牺牲品吧！”
　　“这太惨了，当然，因为我们都喜欢山姆。”爱德华兹说。“但局长是领导全局的。”
　　“说得对。谢谢你。”马克爵士说。
　　当马克爵士坐在那里时，他第一次明白为什么他不会在某一天举荐蒂莫西·爱德华兹接他的班。他，局长，是做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这些事必须要做，而他本人是不喜欢的。爱德华兹做事是因为这事能使他官运亨通。
　　“那我们必须向他提供三份工作，”格雷提议，“也许他会选择一份。”私下里，格雷确实是这么想的。
　　“这有可能。”马克爵士咕哝着说。
　　“你心里有什么打算，局长？”爱德华兹问马克爵士打开一个卷宗，里面的内容是他与人事处长的商谈结果。
　　“目前可提供的工作职位有：培训学校校长、行政和会计科科长，以及文档科科长。”
　　爱德华兹淡淡地笑了。这就行了，他这么想着。
　　两个星期后，所有这些会议的议题都传到了山姆·麦克里迪的办公室。他的副手丹尼斯·冈特阴郁地凝视着摊放在桌子上的那张纸。
　　“山姆，事情不是最坏，”他说，“他们要你留下来。这里只是一个什么工作的问题。”
　　“有人想甩掉我。”麦克里迪平静地说。
　　那年夏天伦敦的天气特别炎热。办公室的窗户已经打开了，而且这两个人都已经脱下了西装。冈特现在穿着一件特恩布尔和阿塞尔标牌的时髦的淡蓝色衬衣；麦克里迪则身着一件维耶拉衬衫，但因为多次洗涤料子已经起毛，更有甚者，钮扣全都扣错了钮孔，造成了衣服半边低半边高的模样。冈特怀疑，到吃中饭时有些女秘书会发现这个错误，格格笑着帮他改正过来。世纪大厦的姑娘们好像老是喜欢为山姆·麦克里迪做一些事情。
　　麦克里迪和女士们的关系使他感到迷惑，也使每一个人感到迷惑。他，丹尼斯·冈特，身高6 英尺，比他的顶头上司高出2 英寸，长得金发碧眼，相貌英俊，而且是个单身汉，见到女士时也不是一个羞怯的人。
　　而他的科长是中等身高、中等身材，棕色头发正在稀疏，常常不拘小节，那身衣物看上去好像睡觉时是和衣而卧的。他知道麦克里迪已经丧妻多年，但一直没有再婚，宁愿孤身独居在肯辛顿的一套小公寓里。
　　冈特沉思，得有一个人去打扫他的那套公寓，整理房间和洗衣洗被。也许需要一名勤杂女工吧。但没人提出来过，也没人被告知过。
　　“你一定会从中选一份工作的。”冈特说。“这样能使他们的论点站不住脚了。”
　　“丹尼斯，”麦克里迪轻柔地回答，“我不是一个教师，我不是一个会计师，我也不是文档保管员。我要让这些坏蛋给我开一次意见听取会。”
　　“那倒有可能使事情发生逆转。”冈特表示同意。“上头也并不需要非坚持这样不可。”
　　世纪大厦内部的这次意见听取会，与往常一样也是在一个星期一的上午召开的，地点是在局长办公室下面一层的那间会议室。
　　坐在主持人椅子上的是蒂莫西·爱德华兹副局长，与往常一样穿着整洁无瑕的布莱茨西服，系着一条学院派领带。在他两旁就座的是国内行动处处长和西半球处处长。会议室的一边坐着人事处处长，旁边坐着的是文档科的一名小伙子，他的面前放着一大堆文件夹。
　　山姆·麦克里迪最后一个进人，并坐到了桌子的对面。sl岁的他仍然精瘦健康。不然的话他是一个一点也不惹眼的人。那就是在过去的年月里使他成了一个优良的人才，一个优秀的人才。再加上他头脑里的才智。
　　与会者都知道那些规定。现在三份“毫无吸引力的工作”已被回绝了，那么他们就有权让他提前退休。但他也有权参加意见听取会，为自己争取一种变动。
　　他带来丹尼斯·冈特，来代表他说话。丹尼斯比他年轻10岁，是他在5 年前把他提到了副科长的职位上。他认为，丹尼斯的灿烂的笑容和公学派的领带能比他更好地对付他们。
　　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说话时互称名字，即使文档科的那个办事员也一样。这是世纪大厦的一种传统，也许因为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所以大家相互间都是直接叫名字，除了局长以外，在当面他被称呼为“爵士”或“局长”，而在背后被叫做“头头”或其他。会议室的门关上了，爱德华兹咳嗽了几声以让大家安静下来。
　　“好吧，现在我们在这里研究山姆·麦克里迪要求改变总部命令的申请，但这不等于伸冤。大家同意吗？”
　　每个人都表示了同意。这意味着山姆·麦克里迪没有冤情可诉，也就是说那些规定已经得到了遵守。
　　“丹尼斯，我相信你将为山姆说话。”
　　“是的，蒂莫西。”
　　秘密情报局现在的这种形式是由海军上将曼斯菲尔德·卡明爵士创立的，其内部的许多传统仍含有一丝淡淡的海军作风。其中之一是意见听取会上的对象可带来一名情报官同事为他说话。
　　人事处处长的说明简单扼要。当局已经决定希望把山姆·麦克里迪从DD科调往新的岗位。而他已经回绝接受这三份工作。这相当于选择提前退休。麦克里迪的要求是，如果不能继续担任DD科科长，想回去搞外勤或去搞外勤行动的某一个科室。但这种工作没向他提供。我的话讲完了。
　　丹尼斯·冈特站起身来。
　　“我想，我们都知道那些规定。而且我们也都知道现实。没错，山姆已经要求不要被分配去搞培训学校、财务会计和档案资料。因为他受过的训练和他的本能证明他是一个外勤特工。假如不是最佳的话，起码也是最佳中的一员。”
　　“这是无可争论的。”西半球处处长轻声说。爱德华兹向他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
　　“问题在于，”同特提议，“如果确实需要的话，局里是可以为山姆找一个位置的。俄罗斯、东欧、北美、法国、德国、意大利都行。我建议局里应该为此做出努力，因为……”
　　他走近管文档的那个人并取了一份卷宗。
　　“因为再过4 年他就可以在55岁退休，拿到全额年金了……”
　　“丰厚的补偿费已经提供了，”爱德华兹插话说，“有些人或许会说是极为客气的。”
　　“因为，”冈特继续往下说，“多年的工作服务、忠心耿耿、非常辛苦而且有时极为危险。这不是一个钱的问题，这是一个局里是否愿意为自己的一位职员尽努力的问题。”
　　当然，对于上个月由局长马克爵士和罗伯特·英格利斯爵士在外交部进行的那番会谈，他是一无所知的。
　　“我想请大家思考一番在过去的6 年里由山姆搞过的几项行动。就从这个开始吧……”
　　他们在谈论的那个人此刻正坐在椅子里，毫无表情地凝视着房间的另一头。与会者没人能猜得透隐藏在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庞后面的愤恨和绝望。
　　蒂莫西·爱德华兹膘了一眼手表。他希望这个会议能在当天结束。现在他怀疑时间是否够用。
　　“我想我们全都记得这件事，”冈特说，“关于已故的苏联将军叶甫根尼·潘克拉丁的那次行动……”
　
　
　
　
　
　　　

　　
第一部 傲慢与极度偏见
第一章
　
　　1983年5 月。
　　即使已经看见并认出了信号，但这位俄罗斯上校还是缓慢而又仔细地从阴影中跨出来。与他的英国管理员的所有会面都是危险的，应尽可能避免。但这次会面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有事情要说，有要求要提出来，而这些情况不能以书面信息形式放进一只死信箱里。在黎明前一阵春风的吹拂下，铁路线那边一座仓库屋顶上一块松动的铁皮在拍动着，并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响声。他转过身来，确认了那种噪音的来源，又去凝视机车转盘附近那个黑暗的地方。
　　“山姆？”他轻柔地叫道。
　　山姆·麦克里迪也一直在观察着。他在东柏林郊外那个废弃的火车编组场的黑暗处已经待了一个小时。他已经见到了，或者说听到了俄罗斯人的到达，但他仍等待着，以确保尘土上和砾石上没有其他脚步在行走。无论搞了多少次行动，头脑中的警惕性决不能松弛。
　　到了约定的时刻，在确信只有他们两人没有其他人相伴时，他已经用大拇指指甲划亮了一根火柴，这样火柴只能闪亮一次，然后就熄灭了。俄罗斯人已经看见了这个信号，于是从那座老旧的维修棚后面出现了。这两个人都有理由疑神疑鬼，因为其中一人是一名叛徒，另一个人是一名间谍。
　　麦克里迪从黑暗处走出来，以让俄罗斯人看见他，接着停顿了一下以确保对方也是孤身一人，然后走上前去。
　　“叶市根尼，好久不见了，我的朋友。”
　　在相隔五步距离时，他们互相间能看清了，由此确认对方不是替身，没耍花招。面对面时总是有这种危险。那俄罗斯人也许已被识破，在审讯室里已经招供，同意配合克格勃和东德秘密警察设下陷阱捕捉一名英国高级情报官。或者那俄罗斯人的信息也许已被截取，现在的情况或许是他正在步入一个陷阱，然后是在审讯室里度过漫长黑暗的夜晚，最后是在脑袋上挨一颗子弹。俄罗斯母亲决不会对她的叛逆性精英仁慈。
　　麦克里迪既没去拥抱也没去握手。有些叛徒需要那样，需要人体接触的安慰。但叶市根尼·潘克拉丁，驻防在东德的苏联红军上校，是一个冷漠的人，孤独、高傲、自信。
　　潘克拉丁是在1980年被一位目光敏锐的英国使馆随员在莫斯科发现的。一次外交宴会，彬彬有礼的陈腐的会话，突然间那俄罗斯人对他自己的社会说出了尖酸的评语。英国外交官没作任何表示，也没说什么话。但他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并作了汇报：一个可能的变节分子。两个月后他作了一次试探性的接触。潘克拉丁上校没有许诺，但也没有回绝。那意味着是积极的。然后他被部队派往波茨坦，作为驻德国的苏联集团军的一员。由33万名军人组成的22个苏军作战师使东德变得十分可怕，使傀儡昂纳克爬上了权力的宝座，使西柏林人处于恐怖之中，也使北约时刻保持着警惕以防突然越过中德平原的侵略者。
　　麦克里迪已经接手了，那是属于他的领域。1981年，他自己去进行了接触，潘克拉丁被招募过来了。没有大惊小怪，没有倾诉内心感情……只是直截了当地开口要钱。
　　人们背叛自己的祖国有许多不同的理由：心怀忿恨、思想意识分歧、没被提拔重用、痛恨惟一的上司、为自己古怪的性行为感到害羞、担心被招回国内受辱等等。对于俄罗斯人来说，通常因为看到他们周围的贪污腐败、谎言和任人唯亲的现象而导致幻想破灭。但潘克拉丁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兵，他只是为了金钱。有一天他会退出的，他这么说过，但他想在富裕以后退出。他为了提高赌注而要求了这次黎明前的东柏林会晤。
　　潘克拉丁把手伸进他的风衣里面，拿出一个厚厚的棕色大信封，递给了麦克里迪。在看着麦克里迪把它塞进茄克衫里去的时候，他毫无感情色彩地描述了信封里面的内容。姓名、地点、时间、各个师的战备、行动命令、动态、岗位、武器等级等等。当然，关键是潘克拉丁必须要说明的SS－20，即由苏制移动发射架发射的令人恐怖的中程导弹，每一颗均具有独立制导的三重弹头，目标是欧洲的城市。根据潘克拉丁的说法，这些导弹正被运往靠近边境的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这样形成的一个弧形，使射程能达到奥斯陆、都柏林和巴勒莫。在西方，广大诚挚的、天真的人民群众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正在游行，要求自己的政府消除军备，以作为热爱和平这个美好愿望的一种姿态。
　　“这有一个价格……”俄罗斯人说。
　　“当然了，说吧。”
　　“20万英镑。”
　　“同意。”实际上领导没有同意过，但麦克里迪知道他的政府能从其他渠道搞到这笔钱。
　　“还有。我明白我即将得到提升，升为少将。还要调动，调回莫斯科。”
　　“祝贺你。去担任什么职务呢，叶甫根尼？”
　　潘克拉丁停顿了一下。
　　“国防部联合计划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麦克里迪的印象加深了。如在伏龙芝大街19号（前苏联国防部办公大楼）安插进一个人，莫斯科将成为一个无比重要的地方。
　　“而且当我退出时，我要一幢公寓楼，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房产证上写我的名字。也许在圣巴巴拉，我听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是很美丽。”麦克里迪表示同意。“你不想在英国安居吗？我们可以照顾你。”
　　“不，我喜欢阳光，加利福尼亚很好。还要100 万美元汇入我在那里的账户。”
　　“一套公寓是可以安排的。”麦克里迪说。“至于100 万美元，那要看情报的价值了。”
　　“不是一套公寓，山姆，是一栋公寓楼。我要靠租金生活呢。”
　　“叶甫根尼，你现在索要的是500 至800 万美元。我认为我们的人没那么多钱，买不起你的情报。”
　　俄罗斯人淡淡一笑，在他的军人小胡子之下，他的牙齿泛出一丝白光。
　　“当我到了莫斯科以后，我带给你们的情报是你们所万万料想不到的。你们会去筹集这些钱的。”
　　“让我们先等你提升起来，叶甫根尼。然后我们再商谈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栋公寓楼。”
　　5 分钟后他们分手了。俄罗斯人要回他在波茨坦的办公室，英国人要通过大墙溜回西柏林的体育馆。在柏林墙的查利检查口，他将受到搜身检查。那件包裹将通过另一个更安全但更缓慢的途径转到大墙的那边去。只有当他在西柏林接到包裹后，他才会飞回伦敦。
　　1983年10月。
　　布鲁诺·莫伦茨在那扇门上敲了敲，听到一声欢快的“进来”应答声后，走了进去。他的上司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在他那张重要的书桌后面的那把重要的皮转椅里。他正在细致地搅拌他的当天第一杯真正的咖啡，那是由殷勤的凯普尔小姐为他端来的；那是一位整洁的老处女，时刻准备着为他的每一项合法的要求提供服务。
　　与莫伦茨一样，这位局长先生也是那一类年纪，能回忆起战争结束时以及此后的生活，当时德国人把菊苣根充做咖啡，只有美国占领军以及偶尔的英国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咖啡。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迪特·奥斯特局长喜欢在上午喝这种哥伦比亚咖啡。但这时，他没有向莫伦茨提供咖啡。
　　这两个人都快50岁了，但也仅此相似而已。奥斯特身材长得矮胖，头发修剪得相当优美，衣服合身，是整个科隆分局的局长。莫伦茨身材高大粗壮，一头灰发。但他弓着背，走路蹒跚，穿着一件不太整洁的花呢西装。而且，他是一名中低级的公务员，从来不曾指望能爬上局长的职位，也不曾奢望能拥有一间他自己的办公室，再由一位凯普尔小姐为他端来开始工作之前的哥伦比亚咖啡。
　　那天上午，一位上司把一名低级职员召到办公室来谈话的场面，很可能发生在整个西德的许多办公室里。但这两个人的工作性质，则不大可能会反映在其他许多地方，那种会话内容也不大可能为其他地方所仿效。因为迪特·奥斯特是西德联邦情报局（BND ）科隆分局的负责人。
　　BND 的总部实际上是在一个有围墙的大院子里，位于小村庄布拉赫的外面，距慕尼黑南郊约6 英里，处于巴伐利亚南部的伊萨尔河畔。这似乎是一个古怪的选址，因为自1949年以来，联邦首都一直是波恩，在距离几百英里之外的莱茵河畔。其实，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是美国人在战后建立了一个西德的谍报机构，以对付苏联这个新的敌手的谍报行动。他们选择战时前德国间谍头子莱因哈特·盖伦为这个新机构的领导人，因此起初该机构被简称为盖伦组织。美国人要求盖伦在美占区工作，即在巴伐利亚和南方。
　　当时的科隆市市长康拉德·阿登纳，是一位没什么名气的政治家。当盟国在1949年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作为首任总理的阿登纳，把他的故乡、沿莱茵河距科隆15英里的波恩定为首都。几乎每一个联邦机构都被要求建在那里，但盖伦坚持不搬，于是这个有了新名称的BND 留在了布拉赫，至今也是如此。但BND 在联邦共和国的各个州的州府里都设置了分局，其中最重要的分局之一是设在科隆。虽然北莱茵一威斯特伐利亚州的首府是杜塞尔多夫而不是科隆，但因为科隆距波恩最近，而作为共和国首都的波恩是政府神经中心。科隆还有许多外国人。与负责反间谍的兄弟机构BF‘V 不同，BND 主管国外情报行动。
　　莫伦茨接受奥斯特的邀请坐了下来，心里忐忑不安地想着自己是否做了什么错事才被召到局长的办公室。答案是他没做错事。
　　“我亲爱的莫伦茨，我就不与你转弯抹角了，”奥斯特用一块清洁的亚麻布手帕仔细地擦了一下嘴唇，“下星期我们的同事多恩要退休了。当然，这你是知道的。他的工作将由他的继任人接替。但那是一个年轻人，以后是能干好工作的，留心听着。然而，有一项任务需要更为成熟老练的人去完成。我要你把这项任务承担起来。”
　　莫伦茨点点头，好像他已经明白了。其实他并不明白。奥斯特竖起了他那胖嘟嘟的手指，眼睛凝视着窗外，脸上出现了对男同胞那种异想天开念头的遗憾的表情。
　　“我们国家时常有一些来访的客人，外国的高级官员，他们在一天的谈判或正式会晤结束以后，想消遣……娱乐一下。当然，我们政府的各个部门很乐意安排他们去高级餐馆、音乐会，或看歌剧、芭蕾。你明白吗？”
　　莫伦兹又点点头。这事再清楚不过了。
　　“不幸的是，他们中有一些人，通常是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偶尔也有欧洲人，强烈地表示他们喜欢享用女伴。付费女伴。”
　　“应召女郎。”莫伦茨说。
　　“可以这么说，对。嗯，他们不想去找旅馆行李搬运员或出租汽车司机打听，或者到霍恩街的红灯区去猎艳，或者卷人酒吧和夜总会的争吵，政府宁愿提供某些电话号码。相信我，亲爱的莫伦茨，这种事情世界上每一个首都都在做。我们也不例外。”
　　“我们操纵应召女郎？”莫伦茨问道。
　　奥斯特吃了一惊。“操纵？当然不是。我们并不操纵她们。我们也不付钱给她们。那是客户的事情。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下，我们也不使用也许可以得到的关于某些来访高官的个人习惯的任何材料，即所谓的‘甜蜜陷阱’。我们的法律和规定是很清楚的，也是不得违反的。我们把陷阱留给俄罗斯人……”他喷了一口气，“和法国人。”
　　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三只薄薄的文件夹，递给了莫伦茨。
　　“这里有三个姑娘。身材体型各不相同。我要求你接管这项任务，因为你是一个成熟的已婚男人。就像叔叔那样照顾、监护她们。确保她们定期去检查身体，让她们随时听候召唤。要搞清楚她们是否出门去外地，身体不舒服，或去度假了。简言之，她们是否能随叫随到。
　　“现在，最后一点。有时候，你也许会接到一个雅各布森先生打来的电话。如果电话里的声音发生了变化，那没关系，反正总是雅各布森先生。按照客人的口味——这雅各布森会告诉你的，你在三个姑娘中选一个，为客人定下时间，确保她能抽出身来，然后雅各布森会回电告诉你时间和地点，接着他又会去通知那位客人。此后我们把这件事留给那个应召女郎和她的客户自己去办理。这任务不是很艰巨，真的。不会影响你的其他工作。”
　　莫伦茨拿上文件夹子站起身来。妙极了，当他离开那间办公室时他这么想着：在局里忠心耿耿地干了30年，再过5 年就可退休了，现在要我去为妓女当保姆，让她们去为要求寻欢作乐的外国人提供陪睡服务。
　　1983年11月。
　　英国秘密情报局，简称秘情局，其总部设在伦敦的世纪大厦。它通常被媒体误称为MI－6 局或军情6 局，知情人则把它称为“企业”。此刻，山姆·麦克里迪坐在世纪大厦地下室的一个黑暗的房间里，他在观看屏幕上闪动着的强大的苏联武装力量像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在无穷无尽地通过红场。苏联每年要在红场上举行两次盛大的阅兵和游行活动，一次是庆祝劳动节，另一次是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者是在11月7 日举行，今天是11月8 日。镜头离开了隆隆作响的坦克车队的远景，转向站在列宁墓高处的一排人物的脸部。
　　“慢一点。”麦克里迪说。他旁边的那位技术人员伸手在控制器上调整了一下，摇镜头慢下来了。里根总统的“罪恶的帝国”（他以后才会使用这个短语）更像是一座敬老院。寒风中，那些松垂的、苍老的脸庞几乎要缩到大衣领子中去了，而翻起来的领子上缘已经触及了头上的帽檐。
　　总书记本人没有出场。自1963年至1978年担任过克格勃主席的尤里·安德罗波夫，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生长病死后，于1982年下半年爬上了权力的顶峰。现在他本人也躺在了在孔策沃的政治局医院里等待死神的召唤。自去年的8 月起他就没有公开露面过，以后也永远不会了。
　　契尔年科（他将在几个月之内接替安德罗波夫）在那里，还有格罗米柯、季利连科、迪克诺夫，以及长着瘦长尖削脸的党的理论家苏斯洛夫。国防部长乌斯蒂诺夫用那件挂满了勋章的大衣紧紧地裹住了身子。还有一些年轻的第二梯队——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辛、列宁格勒第一把手罗曼诺夫。在旁边还有一位其中最年轻的人，还排不进核心小组，那是一个身体粗壮的人，名叫戈尔巴乔夫。
　　摄像机镜头提起来，把焦点投向了乌斯蒂诺夫身后的一组军官。
　　“停住。”麦克里迪说。画面静止了。“那个人，左边第三个。你能把他放大吗？再近一点？”
　　技术员审视了一下控制器，仔细地转了转微调。那组军官越来越近了。有些人间到画面以外去了。麦克里迪指定的那个人快速移向右边，直至他处在了屏幕的中央，然后继续拉近距离。那位军官被战略火箭部队的一名上将遮住了一半，但那种在苏军军官中不同寻常的小胡子确证了他的身份。大衣上的肩章说明他是一位少将。
　　“该死的，”麦克里迪轻声咕哝着，“他做到了。他在那里。”他转向脸无表情的技术员。
　　“吉米，他们有什么办法能在加利福尼亚摘到一栋公寓楼？”
　　“嗯，简单的回答是，我亲爱的山姆，”两天后，蒂莫西·爱德华兹说，“我们没有。我们不能。我知道这样有点难堪，可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也与财务部门协商过了，答复是潘克拉丁太贵了，我们付不起。”
　　“可他的产品是无价的。”麦克里迪表示抗议。“这个人比黄金还贵重。他是一座纯铂大矿藏。”
　　“不要再争了。”爱德华兹流畅地说。他比麦克里迪年轻10岁，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已经爬上了相当高的地位，私下里也很富有。30岁刚出头就当上了局长助理。像他那种年纪的许多人都很高兴地负责国外的一个情报站，或在机关里当一名科长，渴望着升至处长的职位。而爱德华兹已经处于最高领导层之下了。
　　“你想想，”他说，“局长已经去过了华盛顿。他提及了你的那个人，如果他确实得到了晋升。自从你把他拉进来后，我们的表兄们一直在使用他的产品。他们一直对那些产品很满意。现在，他们好像很愿意接管他，钱和产品等一切。”
　　“他非常敏感、容易动怒。他认识我。他也许不肯为任何其他人工作。”
　　“唉，山姆。你是第一个人认为他是一个雇佣兵。只要给钱，他哪里都会去。而我们则能够得到产品。请你确保顺利交接。”
　　他停顿了一下，闪现出他的胜人一筹的微笑。
　　“顺便说一下，局长要见你。明天上午10点钟。我这么告诉你也不会错，他心里有个新的打算。要提拔你，山姆。让我们正视这个现实，有时候事情会得到最佳的结果。潘克拉丁已经回到了莫斯科，你要与他联系就更加困难了。你自己也在东德活动了很长的时间。表兄们准备要接管，而你也应该得到提拔了。当一个科长吧。”
　　“我是一名外勤员呀。”麦克里迪说。
　　“你为什么不听听局长会怎么说呢。”爱德华兹提议。
　　24小时后，山姆·麦克里迪当上了DDpo科科长。美国中央情报局接管了对叶甫根尼·潘克拉丁将军的管理、操纵和付费。
　　1985年8 月那年夏天，德国科隆天气炎热。那些有钱人已经让老婆孩子到湖边、山里、林中，甚至地中海的别墅里去消夏了，然后他们自己也要赶过去与家人一起度假。布鲁诺·莫伦茨没有度假屋。他辛辛苦苦地干着自己的工作。他的薪水不高，也不大可能再增加了，因为再过3 年到55岁时就要退休，提升更是不可能了。
　　他坐在一个露台咖啡馆里，喝着一杯啤酒。他的领带已经松开了，西装技在了身后的椅背上。路上的行人谁也没去看他一眼。他已经不穿他的那套冬季花呢西服，代之以一套泡泡纱薄西装，但穿在他身上后更是显得不成样子。他弯腰俯身于他的那杯啤酒，偶尔抬起一只手去理一下他那浓密的灰头发，直至把头发理顺。他对个人的形象比较随便，没有虚荣心，要不然他就会用梳子去梳理头发，胡须也会刮得更勤快一些，还会使用香水，并买上一套时髦的、裁剪合身的西装。他还将扔掉那件袖口已有少许磨损的衬衣，并将挺直他的腰板。然后他将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他并不追求个人的虚荣。
　　但他确实也有他的梦想。或者说他曾经有过他的梦想。很久以前曾经有过。然而他的梦想没有实现。年届52岁、已婚、已是两个成年子女父亲的布鲁诺·莫伦茨，阴郁地盯视着街上的过路人。假如他知道的话，那么他正遭受着德国人称之为TorSChlusspanik的病症。这个词在其他语言里是不存在的，它的意思是“关门时的恐慌”。
　　从表面现象看，这位和善的大个子男人干着自己的本分工作，月底时领取一份菲薄的工资，每天晚上都回家与家人团聚，但布鲁诺·莫伦茨是一个很不幸的人。
　　他被锁进了与妻子伊姆特劳的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之中。伊姆特劳是一个性情像牛一样迟钝、身材像土豆一般的女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甚至已经不再抱怨他的薪水微薄和没有得到提拔。对于他的工作，她只知道他在一个政府的民政机构服务，也懒得去关心。如果他穿着袖口磨损的衬衣和宽松下垂的西服而显得不修边幅，那么部分原因是因为伊姆特劳已经再也不去关心他的形象了。她的职责是把他们那套位于一条没有特色的街上的小公寓打扫得稍微干净整洁一些，并在晚上他回到家后10分钟把饭菜端上桌子。如果他回家迟了，那么饭菜凉了不能怪她。
　　他的女儿乌特刚从学校毕业就不理睬父母亲了，信奉于各种左翼事业（由于乌特的政治信仰，他还不得不接受局里对他的一次政审），并在杜塞尔多夫一处被抢占的空房子里，与各式各样弹拨吉他的嬉皮士们住在一起——布鲁诺从来不曾搞清楚她是与谁在一起同居。他的儿子鲁兹仍在家里，整天沉湎于电视。这是一个患丘疹的小伙子，考试从来没有一次及格过，现在他已经厌学并憎恨这个重视教育的世界，宁愿采取新潮的发式和穿上奇装异服以表示他个人对社会的抗议，但因为社会实际上极不可能会提供任何工作给他那样的人，于是他停止了这种穿着打扮。
　　布鲁诺已经努力过了。他认为他已经努力过了，他已经尽力而为过了。努力工作，照章纳税，辛勤持家，极少娱乐。再过3 年，正好是36个月，他们就会让他退休。局里会搞一个小型的派对，届时奥斯特会说上一番话，他们会碰碰杯，然后他就走了。去干什么呢？他将领取他的年金，他还有一些通过“其他工作”获得的私房钱储蓄，以各种不同的假名分散储存在德国各地各个中小账户上。钱应该是够了，比任何人能想象的或怀疑的都要多。足以使他买上一座退休度假屋并去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情……
　　在他那和蔼的外表后面，布鲁诺·英伦茨也是一个非常秘密的人。他从来没向奥斯特或局里的任何人谈起过他的“其他工作”——不管怎么说，这是严格禁止的，泄露后会导致立即除名。他从来没向伊姆特劳透露过关于他的任何工作或者他的秘密存款。但他知道那不是他的真正问题。
　　他的真正问题是他要自由。他要重新开始，就像是预定的那样，他能够看到如何开始。因为人到中年的布鲁诺·莫伦茨恋爱了。爱得如此深沉，爱得全心全意。对方是雷内特，年轻漂亮的雷内特也对他爱得如痴如醉，如同他对她那样。
　　在那家咖啡馆里，在那个夏天下午，布鲁诺最终打定了主意。他要去做这件事，他要去告诉她，他打算为离开伊姆特劳作好充分准备，提前退休，离职带她去他们将拥有的梦中屋子去过一种新的生活，那是在他的故乡——北方的海岸边。
　　布鲁诺·莫伦茨的真正的问题，虽然他自己没有发现，是他正在接近，但还没有进人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年生活危机之中。因为他没有发现，且因为他是一个职业的伪君子，也没有其他人发现这一点。
　　雷内特·海门多夫26岁，身高5 英尺7 英寸，是一个高个子但身材比例极为协调的微黑型女子。18岁时，她成了一位论年龄能做她爷爷的富商的情人和玩物，这种关系维持了5 年。也许是因为进食过度、烟酒过度和与雷内特纵欲过度，当那人因心脏病发作颓然倒下死去时，他没在遗嘱里为她留出一笔财产，其实即使他当初提出来，他的老婆也决不会同意的。
　　那姑娘从他们的装修豪华的爱巢里拿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连同多年来他赠送给她的金银珠宝，典当了一笔可观的钱。
　　但那还不足以让她继续她已经习惯了的奢侈的生活方式。她也不打算转行去干一份工资微薄的秘书工作。她决定自己做生意。善于哄骗和诱使中年男人激起情欲的她，其实也只有这种生意可做。
　　在科隆郊外那个绿树成荫、环境幽雅的哈恩瓦尔德，她长期租赁了一套公寓。这里的房子都是质量较好的实砖或石头建筑，有些已被改为公寓楼，如同她所居住和工作的这一栋。它是一座四层楼房，每一层有一套公寓。她的那套在一楼。住进之后，她进行了一些结构性的装修。
　　该公寓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两间卧室、一个门厅和一条走道。客厅在门厅的左边，旁边是厨房。再远处，即走道的左边是一间卧室和卫生间。那间大卧室在走道的尽头，这样卫生间夹在了两间睡房的中间。在大卧室的门前，建在左边墙体上的是一个两米宽的大衣柜，借用了卫生间的一部分面积。
　　她睡在小卧室里，把走道尽头的那间大卧室用做工作室。除了大衣柜之外，她还为主卧室安装了隔音材料，在内墙贴上软木衬里，再糊上墙纸作为掩饰，门的内侧改成双层板，中间衬上了厚厚的垫料。房间里的声音极少会传出去打扰邻居或使他们警觉，事实确是如此。这个装修和配备特别的房间总是上着锁。
　　走道的衣柜里只挂着通常的冬季衣物和雨衣。在工作室内的其他衣柜里则储存着各种性感的内衣，各种外套，从女学生、侍女。新娘、女服务员到修女、护士、家庭女教师、女校长、空中小姐。女警察、营地警卫和童子军队长等的服饰应有尽有，还有一些通常的皮件和PVC 装备、高统靴、披肩和面具等。
　　一个抽屉橱里盛放着一些客户需用但又没带来的服饰，诸如男童子军、男学生和古罗马奴隶的衣服。塞在房间一角的是惩罚用具和备品，而在一只皮箱里装有奴役和改造场面所需的铁链、手铐。皮带和鞭子。
　　她是一个优秀的妓女，生意做得相当成功。她的许多客户都成了回头客，定期来找她。演员的技能——所有妓女必须具备的演技——使她可以逼真地进人到客户所渴望的幻想之中。然而她的部分心思却会游离，会去观察、注意和鄙视他们。她的工作一点也不会感动她的内心——不管怎么说。她个人的口味与此大相径庭。
　　这种游戏她已经玩了三年，她打算再过两年就退休，一次性洗手不干，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用她的积蓄去过一种奢侈的生活。
　　那天下午，她的门铃被按响了。她很晚才起床，因此仍穿着内衣和睡袍。她皱起了眉头；客户只是按约定前来。通过门上的猫儿眼看出去，她看到原来是灰头发乱蓬蓬的布鲁诺·英伦茨，在外交部工作的管理员。她叹了一口气，在她那美丽的脸庞上绽出灿烂的笑容后打开了房门。
　　“布鲁诺，亲爱的……”
　　两天后，蒂莫西·爱德华兹把山姆·麦克里迪带到伦敦圣詹姆斯的布鲁克斯俱乐部去吃中饭。在爱德华兹作为会员的那几家上流社会俱乐部中，他最喜欢在布鲁克斯吃中餐。在那里常有机会碰到不管部大臣罗伯特·阿姆斯特朗，可以与之客套、寒暄几句。阿姆斯特朗被认为也许是英格兰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肯定是五位智者的领导，而五位智者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推荐一名秘情局局长的新的人选，呈交给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批准。
　　是在图书馆里喝咖啡时，在摄政时期衣冠楚楚的那些年轻人以及艺术爱好者的一组画像下，爱德华兹才开始言归正传。
　　“如同我在楼下时所说的，山姆，大家都很高兴，确实很高兴。但现在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山姆。这个时代的主导短语是‘按规定’。这是一个某些旧时代的做法和违反规定的问题，必须加以……我该用什么词呢……管束？”
　　“管束这个词用得很好。”山姆表示同意。
　　“好极了。那么，翻阅一些档案记录后发现你以一种特定的基础，仍保留着某些已没有用处的特工人员。也许是老朋友吧。没有问题，除非他们地位显赫……”
　　“你能否举一个例子？”麦克里迪问道。事情记录是存档的。只要你付费给某人让他去搞一次行动，付款记录就留下来了。
　　爱德华兹收起了笑容。“神秘鬼魂。山姆，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发觉这件事。神秘鬼魂是西德情报机关BND 的一名全职情报员。如让布拉赫知道他在为你搞私活，那真是倒了大霉。这绝对是违反所有规定的。我们不想，重复一次，不想‘操纵’友好情报机关的职员。这事我私下里对你说说算了。把他甩掉，山姆。不要与他来往了。立即执行。”
　　“他是一位老朋友，”麦克里迪说，“我们早就认识了，在柏林墙刚刚建起来时。那时候他干得很好，为我们承担危险的工作，当时我们需要那样的人。我们是很惊讶，对于像他那样能从柏林墙穿来穿去的人，我们没有，或者说人数不足。”
　　“不要争论了，山姆。”
　　“我信任他，他也信任我。他不会让我翻船的。那种事情你一朝一夕还办不成呢。需多年打交道才行。让他跑腿价格很低，合算呀。”
　　爱德华兹站起身来，从袖子里抽出一块手帕，擦去嘴唇上的咖啡渍。
　　“把他甩掉，山姆。恐怕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命令。让神秘鬼魂滚开。”
　　那个星期结束时，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娅少校叹了一口气，伸直身子靠到了椅背上。她累了。她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她伸手去拿她的那盒苏制万宝路香烟，发现烟灰缸已经满了，于是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一只铃。
　　一位年轻的下士从外间办公室走了进来。她没有向他说话，只用手指指了一下烟灰缸。他很快拿起烟灰缸，离开办公室，几秒钟之后就带着已清洁过的烟灰缸回来了。她点了点头。他又离开了，并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不用说话，不用逗乐。瓦纳芙斯卡娅少校对人们具有那种影响力。早些年，一些年轻的纨绔子弟曾注意到在富有生气的制服衬衣和苗条的绿色裙子上方她那剪得短短的闪亮的金发，并试图去引诱她，碰碰他们的运气。没门儿。25岁时，她嫁给一名上校，调动了工作，并于三年后与他离婚了。他的职业生涯停滞了，而她却青云直上。现在，35岁的她再也不穿制服了，只穿那套裁剪合身的严肃的炭灰色西装，里面的白衬衣在颈部打了一只蓬松的领结。
　　有些人仍认为可以与她同床，直至他们遭到从她那双冷若冰霜的蓝眼睛里射出来的怒视。在克格勃内部，她享有狂人的声誉。一个可怕的狂人。
　　少校的狂热表现在对待她的工作，以及叛徒。作为一名绝对忠诚的共产党员，她已经把自己贡献给了自我吹嘘的追捕叛徒的事业。她对叛徒怀有刻骨仇恨。她已经设法调出克格勃的第二总局，挤进了第三总局。第二总局的目标是偶尔参加煽动活动的诗人或牢骚满腹的工人。而第三总局是一个独立的部门，亦称武装力量总局。这个部门要对付的是叛徒，如果确有叛徒的话，都是一些级别更高，也更危险的人物。
　　她调动到第三总局的事宜，是由她的上校丈夫替她安排的，当时已是他们婚姻生活的最后阶段了，但他仍绝望地试图设法取悦她。现在，她正坐在莫斯科外环路旁这栋匿名的办公楼里，坐在这张办公桌后，审视着摊放在她面前的这份档案。
　　两年的工作才使她看到了这份档案，虽然她不得不在其他工作的空隙期从事这项工作，直至级别更高的人开始相信了她。两年时间的核对和交叉核对，乞求其他部门的配合，老是与军队里的糊涂虫争吵——因为他们总是互相庇护；两年时间的收集点滴相关情况，直至一幅画面开始形成。
　　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娅少校的工作和休假，是追捕陆、海。空三军内部的变节分子、颠覆分子，以及偶尔露出了真面目的叛徒。粗心大意导致珍贵的国家财产受损失已经是够糟糕的了，在阿富汗战争的追求中萎靡不振就更糟糕了，但她办公桌上的那份档案却告诉了她另一个故事。她深信军队里的某个环节有一次故意泄漏情报。而他的职位很高，实在很高。
　　档案最上面那张纸上列有八个人的名字。五个已被打了叉。两个被打上了问号。但她的目光总是落到第八个上面。她提起电话听筒，报了一个号码，她被接通了第三总局局长谢利平将军的男秘书。
　　“是的，少校。一次私人会见？没有其他人参加？我明白了……问题是，将军同志现在在远东……要等下星期二回来。那好吧，下星期二。”
　　瓦纳芙斯卡妮少校放下电话，皱起了眉头。四天。嗯，她已经等待了两年，她可以再等四天。
　　“我想我已经把这件事敲定了。”那个星期天上午，布鲁诺·莫伦茨孩子般地高兴地告诉雷内特。“我已经有足够的钱可以买下来，还有多余的钱可用于装修和增添设备。那是一家很好的小咖啡馆。”
　　他们一起躺在她自己卧室的床上——这是有时候她为他做的一件好事，因为他厌恶那个“工作”卧室，如同他厌恶她的工作那样。
　　“再给我说一遍，”雷内特温柔地轻声说，“我喜欢听这件事。”
　　他微笑了。他只见过那个酒吧一次，就已经全身心地爱上了它。它就是他一直想要的，就在他所要的地方，在大海的旁边，从北方吹来的清新的海风能使空气新鲜。当然，冬天是寒冷的，但可以装上中央供暖系统。
　　“好的。它的名字叫灯笼酒吧，其标识是旧船上的一盏灯。它的位置就在不来梅港码头的前沿。站在楼上的窗户前，你能看到远处的梅伦岛。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可以搞一条帆船，夏天在那里行船。
　　“楼下是一个古色古香的酒吧，我们将在柜台后面售酒。楼上是一套漂亮温馨的公寓，虽然没有这套大，但经我们装修以后会很舒适的。我已经同意了房价，付了定金，到9 月底时就可装修完毕了。届时我带你离开所有这一切。”
　　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我等不及了，亲爱的。这将是一种奇妙的生活……你要再试一次吗？也许这次你能行了。”
　　假如雷内特是另一种人，那么她肯定会婉言谢绝这个小老头了，解释说她根本不想被人带走，抛开这一切，更不用说是去不来梅港那样一个常年刮风的荒凉的码头了。但她喜欢让他的幻想继续下去，这样，到时候他的痛苦也会更大。
　　在科隆的这番谈话结束后一个小时，一辆黑色的美洲虎轿车离开M3号高速公路，在离杜马村不远处拐上了汉普郡静谧的公路。这是蒂莫西·爱德华兹的私人轿车，驾车的是他的秘情局司机。汽车后座上坐着山姆·麦克里迪，他是在伦敦西部阿宾顿豪华住宅区他的周末公寓里被召过去的，是局长助理打电话来求他的。
　　“山姆，你一定要来。事情很急。”
　　当电话响起来时，他一直在长时间地享受一次热水澡，音乐中心在播放着维瓦尔第的作品，星期天的报纸摊满了客厅的地面。接了电话后，他刚刚穿上衬衣、灯芯绒裤子和茄克衫，司机约翰就驾着那辆美洲虎到了他的门口。
　　轿车驶进一座宏大的乔治式乡村房子的前院停了下来。约翰绕过来准备打开后车门，但麦克里迪抢先了一步。他不愿别人为他张罗。
　　“先生，他们在后院的露台上。”约翰说。
　　麦克里迪打量着这座大房子。10年前，蒂莫西·爱德华兹娶了一位公爵的女儿。那贵族在50几岁撒手离去时，把巨额不动产留给了两个子女——新公爵和玛格丽特夫人。她大约得到了300 万英镑。麦克里迪估算大概一半遗产现在已经投向了汉普郡的一处大型不动产。他绕过房子的侧面，走到了屋后那个有廊柱的院子。
　　那里有四把舒适的藤椅，围成了一组。三把椅子已经有人坐着。再远处的一张白色铸铁桌子上已经放好了供三人吃中饭的餐具。玛格丽特夫人肯定是在屋子里面。不是在吃中饭。他也不会在这里吃中饭。藤椅里的两个男人站起身来。
　　“啊，山姆，”爱德华兹说，“真高兴你来了。”
　　有点言过其实了，麦克里迪想道。打电话时要我非来不可。
　　爱德华兹看着麦克里迪不禁纳闷起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为什么他这位极为聪明的同事在赴汉普郡乡间屋子参加派对时非得把自己打扮成看上去像是刚刚在花园里参加过劳动的模样，即使他不会在这里久留。爱德华兹本人穿着闪亮的粗革厚底皮鞋、折痕清晰的淡黄色休闲裤，在真丝衬衫外套着一件色彩鲜亮的运动衣，还有一条围巾。
　　麦克里迪回视着他的上司，他也在纳闷，为什么爱德华兹老是把手帕放在左手的袖子里。这是军人的一种习惯，是从骑兵军团先开始的，因为在军营里吃晚饭的夜间，骑兵军官们穿着紧身的苏格兰格子呢裤，如把一团手帕放在裤袋里会使女士们认为他们把香水喷洒得太多了。但爱德华兹没当过骑兵，也没去过部队，他从牛津出来后就进了秘密情报局。
　　“我认为你还不认识克里斯·阿普尔亚德吧！”爱德华兹说。那位高个子的美国人随即伸出了手。他的皮肤像德克萨斯州牛仔那样黝黑，但事实上他是一个波士顿人。黑色的皮肤是因为他长年来一支接一支地抽骆驼牌香烟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要在外面吃中饭的缘故，山姆沉思着。爱德华兹不想让室内充满了烟味。
　　“恐怕是不认识。”阿普尔亚德说。“很高兴见到你，山姆。知道你的大名。”
　　麦克里迪已经从名字和照片上知道了他是谁：美国中央情报局欧洲处副处长。坐在第三把椅子里的那位女士俯身向前也伸出手来。
　　“嗨，山姆，你最近好吗？”
　　克劳迪亚·斯图尔特已经40岁了，但仍然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她盯视他的眼睛和握住他的手掌的时间稍微偏长了一点。
　　“很好，谢谢，克劳迪亚。我很好。”
　　她的眼神表明她不相信他的话。没有任何女人会认为她曾经与之同床过的一个男人能从那种经历中完全恢复过来。
　　多年前在柏林时，克劳迪亚热切地爱上了山姆·麦克里迪。使她迷惑和气馁的是她竟然没有取得成功。当时她不知道山姆的妻子梅。
　　克劳迪亚曾在中央情报局驻西柏林情报站工作；麦克里迪那时候在西柏林访问。他从来没告诉她他在那里干什么。她后来才知道，实际上他在招募当时的潘克拉丁上校。后来是她把那位苏联军官接管过去了。
　　爱德华兹党察到了他们之间的表情。他不知道在这种表情的后面是什么，但让他猜准了。使他一直迷惑不解的是，女士们似乎都喜欢山姆。他是如此地……衣冠不整。常有人说，世纪大厦里的姑娘们愿意为他拉直领带、钉上钮扣什么的。他发觉这种现象难以解释。
　　“很遗憾听到梅的消息。”克劳迪亚说。
　　“谢谢你。”麦克里迪说。梅，他那甜蜜、可爱、温柔的妻子，已经去世三年了。梅，在早年那些漫漫长夜里，总是等待着，当他越过铁幕回家时她总是在家里迎候着他，从来没有打听，从来没有怨言。多发性硬化可以是快速的，也可以是缓慢的。这种病在梅身上发展得很快。第一年她还能坐轮椅，过了两年就去世了。此后他一直孤身住在肯辛顿的那套公寓里。幸好他们的儿子已经上了大学，只是在葬礼时把他叫回来了。小伙子没有见到母亲临死时的那种痛苦和父亲的悲痛欲绝。
　　一名男管家端着一只托盘走上前来，托盘上是一只临时添加的香摈酒杯。麦克里迪扬起了眉毛。爱德华兹在男管家的耳朵旁耳语了几句，于是他重新去拿来了一大杯啤酒。麦克里迪呷了一口。其他人全都注视着他。是拉吉牌啤酒，外国的。他叹了一口气。他喜欢苦味淡啤酒，不用冰镇，飘着苏格兰麦芽和肯特郡蛇麻子的味道。
　　“山姆，我们有一个问题。”阿普尔亚德说。“克劳迪亚，你告诉他。”
　　“潘克拉丁，”克劳迪亚说，“记得他吗？”
　　麦克里迪审视着手里的啤酒，点点头。
　　“我们在莫斯科用死信箱操纵他。距离很近。接触很少。产品是高质量的，价格也很高。但几乎没有当面联系。现在他发来了一份信息，一份紧急信息。”
　　一阵沉默。麦克里迪抬起眼皮去注视克劳迪亚。
　　“他说他得到了一份未经编号登记的（苏军战争计划书），是针对西线战役的详细作战计划。我们需要这份计划书，山姆，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它。”
　　“那就去把它拿到手吧！”山姆说。
　　“这一次他不愿使用死信箱。说资料太厚了，放不进去，太显眼了。他要递交给他所认识和信任的某一个人。他要交给你。”
　　“在莫斯科吗？”
　　“不，在东德。他不久要去东德巡视一圈，为时约一周。他想在图林根南部靠近巴伐利亚边境的山区递交。他的巡回视察范围是往西南去科特布斯、德累斯顿、卡尔一马克思城，再继续前往格拉和爱尔福特，然后于星期三晚上回到东柏林。他想在星期二或星期三上午交接情报。他对那个地区不熟悉。他想使用路边停车处。”
　　山姆喝了一口啤酒，抬头去看爱德华兹。
　　“你解释了吗，蒂莫西？”
　　“说起过了。”爱德华兹说，然后转向他的客人。“这个，我不得不表明山姆实际上不能去执行这项任务。我已经……向局长提起过了，他也已经同意了。山姆已经上了东德秘密警察的黑名单。”
　　克劳迪亚吃惊地扬起了眉毛。
　　“这意味着如果他们在那边抓住了我，就不会安排在边境上的交换。”
　　“东德人将审讯他，然后枪毙他。”爱德华兹多余地补充了一句。
　　阿普尔亚德吹起了口哨。“朋友，那是违反规定的。你肯定是真正惹恼了他们。”
　　“我是尽力而为的。”山姆悲伤地说。“顺便提一下，如果我不能去，有一个人倒是可以的。蒂莫西和我上星期还在俱乐部里议论过他。”
　　爱德华兹差一点被香摈酒呛了一口。
　　“神秘鬼魂吗？潘克拉丁说他只交给他认识的人。”
　　“他认识神秘鬼魂。还记得我告诉过你当初他怎样帮助我的吗？那是1981年，我刚刚与潘克拉丁接上头，神秘鬼魂不得不像哄小孩一样照顾他，直至我抵达那里。事实上他喜欢神秘鬼魂。他会再次认出他的，并把东西交给他。他不是傻瓜。”
　　爱德华兹拉直了颈上的丝围巾。
　　“那好吧，山姆，这是最后一次。”
　　“行动是危险的，赌注也很高。我要为他申请一份酬金。10000 英镑。”
　　“同意。”阿普尔亚德爽快地答应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潘克拉丁提供的详细交接方法。需要两个供选择的地点——第一地点和备用地点。你能在24小时内告诉我们你所挑选的那个路边停车处吗？我们将把情况通知他。”
　　“他不能强迫神秘鬼魂去。”麦克里迪提醒说。“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不是一名雇员。”
　　“那就试一试，山姆，请试一试。”克劳迪亚说。
　　山姆站了起来。
　　“还有一件事，你们说星期二，到底是哪一个星期二？”
　　“从后天起一个星期。”阿普尔亚德说。“8 天以后。”
　　“耶稣基督啊！”麦克里迪说。
　
　
　
　
　
　　　

　　
第二章
　
　　第二天是星期一，山姆·麦克里迪花了大半天时间俯身研究着那些大比例地图和照片。他回到仍在东德科上班的老朋友那里，请他们帮了一些忙。他们不想让其他人染指他们的工作领域，但还是给了他面子，并且也不向这位DDPO科科长打听他想干什么。
　　到下午三四点钟时，他选好了两个合适的地点。与东西向的liAO号高速公路并行的是东德的7 号公路。这条公路把工业城市耶拿与以农牧业为主的魏玛连接起来了，并继续通往爱尔福特郊区的公路网。他选定的第一个地点在耶拿西边的这条公路上，是一个有遮棚的路边停车处。第二个地点也在同一条路上，但夹在魏玛与爱尔福特的中间，距苏军在诺拉的基地不到3 英里。
　　如果下星期二或星期三这位俄罗斯将军在耶拿与爱尔福特之间的任何地方作视察，那么他只要跑很短的一段路程就可以到达任何一个会面地点。下午5 点钟时，麦克里迪把他的选择通知了在格罗斯凡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内的克劳迪亚·斯图尔特。一份加密电报发向了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他们批准了，并把这份计划传往在莫斯科的潘克拉丁的管理员。第二天凌晨，这份通知抵达了诺伏德维奇公墓地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的一只死信箱里。四个小时以后，潘克拉丁将军在去国防部上班的路上取走了它。
　　星期一下午太阳下山之前，麦克里迪给英国秘密情报局驻波恩的情报站站长发去了一份加密电报。站长看完电报后把它销毁了，然后提起电话拨了一个当地的号码。
　　那天晚上7 点钟，布鲁诺·莫伦茨回到了家里。当他晚饭吃到一半时，他妻子记起了一件事。
　　“你的牙医来过电话。费舍尔医生。”
　　莫伦茨抬头凝视着已经半凉了的饭菜。
　　“哦？，‘”说他想再检查一下那次镶补的牙齿。明天，请你6 点钟去他的外科诊所。“
　　她回去继续观看电视里播出的晚间游戏节目。布鲁诺希望她没把人家的留言搞错。他的牙医并不是费舍尔医生。麦克里迪想见他的会面酒吧有两个。一个叫“外科诊所”，另一个叫“医务室”。6 点钟指的是正午，中饭时分。
　　星期二早上，麦克里迪让丹尼斯·冈特驾车送他去希斯罗机场，以搭乘早班飞机赴科隆。
　　“我明天晚上就回来，”他说，“科里的事情请你关照一下。”
　　到了科隆后，因为他只有一只公文箱，所以很快就通过了护照检查和海关卡口，坐上一辆出租车，在歌剧院外面下车时才刚过11点。在 40 分钟时间里，他绕着广场慢慢地徘徊了一圈，穿过克鲁兹加塞，进人到席尔德加塞那条人群熙来攘往的步行购物街。他在许多橱窗前驻足观看，突然转身走进一家商店的前门，又从后门离开。到12点差5 分时他满意了，因为身后没有尾巴。他转身进人狭窄的克雷伯斯加塞，朝向那个用金色的哥特式字母标示的古色古香的砖木结构酒吧信步走了过去。那些小块的彩色玻璃使得酒吧里面的光线很暗。他选了远处的一个角落，点了一杯莱茵啤酒，开始等待。5 分钟后，布鲁诺·莫伦茨那硕大的身躯坐进了他对面的那把椅子里。
　　“好久不见了，老朋友。”麦克里迪说。
　　莫伦茨点点头，喝了一口啤酒。
　　“你有什么事，山姆？”
　　山姆告诉了他，这花了10分钟时间。莫伦茨摇摇头。
　　“山姆，我已经52岁了，很快就要退休了。对今后我是有打算的。以前的岁月是不一样的，很刺激。现在嘛，坦率地说，那边的那些家伙会吓着我的。”
　　“他们也会吓着我的，布鲁诺。假如我能去的话，我肯定会去。可我已经上了黑名单。你是清白的。事情很快就可以结束——上午过去，晚上就可返回了。即使第一次接头不成功，你可以在第二天午后再去一次。他们出10000 英镑酬金，是现金呢！”
　　莫伦茨凝视着他。
　　“钱倒是不少。肯定还有其他人愿意去干的。为什么要我去呢？”
　　“他认识你，他喜欢你。他会看到来人不是我，但他不会缩回去的。我不愿用这种方式来求你，可这次真的是为了我。就最后一次，我发誓。看在过去我们俩的情分上。”
　　布鲁诺喝完啤酒站起身来。
　　“我要回去了……好吧，山姆。为了你，为了旧日的情分。但到此为止，我发誓，我要退出了。永远退出。”
　　“我向你保证，布鲁诺。就这一次，下不为例。请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翻船的。”
　　他们同意在下星期一黎明时再次会面。布鲁诺回去上班了。麦克里迪等了10分钟才走，他在出租车候客处招了一辆车去波恩。这一天的剩余时间和星期三，他把时间花在了与波恩情报站协商他的需求。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可是做事的时间却不多。
　　在两个时区以东的莫斯科，刚吃过午饭，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娅少校就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克格勃第三总局局长谢利平将军。他坐在办公桌后面，仔细地看了一遍她拿过来的那份卷宗。当他看完时，他把卷宗推回给她。
　　“偶然碰上了。”他说。他喜欢让他的下属为他们自己的推断作辩护。在过去，谢利平将军想起了过去，他面前的这份材料足以够了。卢比扬卡监狱的空牢房总是有的。但时代已经变了，而且今后还要变。
　　“到目前为止，将军同志，”瓦纳芙斯卡娅让了一步，“但偶然事件太多了。两年前在东德的那些SS－20导弹，美国佬知道得太快了。”
　　“东德遍地爬满了间谍和叛徒。美国人还有人造卫星……”
　　“红旗舰队从北方港口的出航活动。北约的那狗杂种好像总是知道……”
　　谢利平对这位年轻女士的工作热情报之以微笑。他从来不会去批评部下的警惕性。这是他们的工作要求。
　　“也许泄露了一次，”他承认说，“或几次。疏忽大意、口风不紧，低级间谍有很多呢。但你说是一个人所为……”
　　“这个人。”她俯身向前拍了拍卷宗上面的那张照片。
　　“为什么？为什么说是他？”
　　“因为他总是在那里。”
　　“在旁边。”他作了改正。
　　“在旁边，在附近，在同一个舞台上。总是出现。”
　　长时间以来，谢利平将军已经从历届政权中幸存下来了，他打算还要幸存下去。早在3 月份时，他已经注意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在另一位政治老人契尔年科逝世时，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很快被一致选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年轻有为，充满活力，能维持长久。他要搞改革。他已经开始了整党，以清除掉那些明显的枯枝朽木。
　　谢利平知道规则。即使总书记一次也只能对抗苏联三条柱子的其中一条。如果他要对党的机构作变动，他必须对克格勃和军队说上一番好话。他把身体靠在办公桌上，把一条粗短的食指指向了这位脸色通红的少校。
　　“根据这个，我不能下命令在国防部里逮捕一名高级将领。还不行。某种确证，我需要某种确证。再有一件证据就行了。”
　　“让我把他监视起来。”瓦纳芙斯卡娅催促道。
　　“秘密监视。”
　　“好的，将军同志，秘密监视。”
　　“这我可以同意，少校。人员我会安排的。”
　　“就几天时间，局长先生。只休息几天以替代夏天长假。我想带上老婆和儿子去外面玩几天。周末，加上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这是星期三上午，迪特·奥斯特心情较好。此外，作为一名好公仆，他知道他的职员有权享受暑假。他对莫伦茨休假很少反而感到奇怪。也许他休不起许多假期。
　　“我亲爱的莫伦茨，我们在局里的工作责任是艰巨的，但局里对它的员工假期也总是慷慨的。5 天没有问题。也许如果你再早一点提出来的话……不过，可以，好的，我会让凯普尔小姐重新考勤的。”
　　那天晚上，在家里，布鲁诺·莫伦茨告诉妻子说他要出差5 天。
　　“就是周末，加上下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他说。“局长先生要我陪他去出差。”
　　“好吧。”妻子伊姆特劳说，她的目光没有离开过电视屏幕。
　　实际上，莫伦茨打算周末与雷内特一起度过，好好娱乐一下，星期一与山姆·麦克里迪会面，听取任务情况介绍，星期二越过国境去东德。即使他必须在东德过上一夜以便到第二个碰头地点，他也可于星期三晚上返回西德，夜间一路驾车及时回到家里，并于星期四去上班。然后他将递上离职申请，9 月份把事情理清楚，与他老婆分手，带上雷内特去不来梅港。他怀疑伊姆特劳是否会介意；她极少会关心他在与不在。
　　瓦纳芙斯卡姬少校在星期四遭到了她的第一次挫折，她吐出一句与淑女身份极不相符的多余的骂人话，重重地摔下了电话听筒。她的监视小组已经到位了，准备尾随她指定的军事目标。但首先她需要大致了解他的日程安排和日常活动。要搞到这种情况她必须联系渗人到军事情报局中的克格勃第三总局几名间谍的其中一名。
　　尽管克格勃与其军中的对手军情局之间常常是剑拔弩张，但没有疑问它们之间谁是头谁是尾巴。克格勃显得更为强大，这种优势自60年代初就已经增强了。当时一名叫奥列格·彭科夫斯基的军情局上校向西方吐露出苏联的许多秘密，使得他成为对苏联损失最大的头号叛徒。此后，政治局同意克格勃可把其特工渗人到军情局之中。这些人员虽然穿着军服，每天上班与军人们混在一起，但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克格勃。真正的军情局军官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并尽可能把他们孤立起来，但实际做起来往往不那么容易。
　　“对不起，少校，”那位在军情局工作的年轻的克格勃特工已经在电话里告诉了她，“动态情况就放在我的面前。你说的那个人明天要出发去视察我们在东德的一些主要驻防。是的，我这里有他的日程活动安排。”
　　她听完他的口述后才放下了电话。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自己写了一份申请，要求去访问在东柏林的克格勃总部第三总局职员。花了两天时间她的申请报告才获得了批准。她将在星期六上午飞往波茨坦的军用机场。
　　布鲁诺·莫伦茨决定星期五那天尽快处理完日常零星工作，并且早点逃离办公室。因为他知道下星期四一上班就要递交离职报告，他甚至已经清理了办公桌的一些抽屉。他最后要处理的那件小事情是他的办公室保险箱。由于经他处理的文件资料谈不上什么密级，所以他很少使用保险箱。他的办公桌抽屉可以锁上，办公室门夜间也是锁上的，而且大楼还有保安警卫。但他还是整理了保险箱内不多的几份文件。在所有文件下面的保险箱底部，是配发给他的一支自动手枪。
　　这支瓦尔特PPK 手枪已经脏了。自从多年前他在布拉赫靶场上试射之后，他还从来没有使用过。但因为手枪已经积满了灰尘，他想在下星期交回去之前擦一下。他的清洁工具箱在波尔兹的家里。5 点差10分时，他把手枪放进休闲装的口袋里，离开了办公室。
　　当他乘电梯下到底楼时，手枪重重地碰在了他的屁股上，于是他把它插进腰带里，并扣上了外衣的扣子。当他想到这将是第一次在雷内特面前炫耀手枪时，他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也许她将会相信他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这倒不要紧。要紧的是不管怎样她都爱着他。
　　在驾车去哈恩瓦尔德之前，他在市中心买了一些东西——上好的小牛肉、新鲜的蔬菜、一瓶正宗的法国葡萄酒。他要在家里做一顿可口的晚餐，他喜欢在厨房里忙碌。最后他还买了一大束鲜花。
　　他把欧宝轿车停在她那条街道的转角处，他每次来探望她时总是这样，余下的路他步行走过去。他没用车载电话通知她他正在过来。他想给她一个惊喜，用鲜花。她会喜欢那种做法的。当他走近公寓楼时，正好有一位女士出来，因此他用不着按电子门铃通知雷内特了。这样更好，他持有她的公寓门钥匙。
　　他轻轻地闪身进了公寓，这样更能使她惊喜。他张开嘴巴叫了起来：“雷内特，亲爱的，是我……”这时候，他听到了她发出的一阵响亮的笑声。他微笑了。她一定是在观赏电视里的滑稽小品。他朝客厅里偷看了一下，客厅空荡荡的。笑声又发出来了，从走道传到了卫生间。他开始明白自己太蠢了——她也许有一位客户。他事先没有核实过。接着他明白如有一位客户，她总是在那间“工作”卧室里，紧闭着房门，而那道门是隔音的。他正要再次叫喊时，另一个人笑了起来，那是一个男人。莫伦茨从门厅走进了走道。
　　主卧室的门开了一条几英寸宽的缝，门缝处因为大衣柜门的敞开而被挡住了一部分。几件大衣摊在了地上。
　　“真是一个大傻瓜，”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他真的以为你会嫁给他？”
　　“头脑发昏，神经搭错。蠢猪。你看他那个样子。”她的声音。
　　莫伦茨放下鲜花和蔬菜，沿着走道走了过去。他只是感到迷茫。他轻轻地合上了大衣柜的门以让自己走过去，并用脚趾顶开了那间卧室的门。
　　在那张铺着黑床单的标准床上，雷内特坐在床沿边，吸着一支大麻卷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美人蕉的芬芳味。斜靠在床上的是莫伦茨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一个男人：年纪轻轻，身材瘦而结实，穿着牛仔裤和一件摩托车手的皮茄克。他们两人都看见了房门的开启，从床上下来了，那个男的一下子跳起来站在了雷内特的身后。他长着一张平庸的脸和一头脏兮兮的金发。在私生活中，雷内特喜欢“粗野的交易”，而这个人——她固定的男朋友，在他们达到高潮时动作确实很粗野。
　　莫伦茨的眼睛仍然盯着床头对面电视机中播放的闪动的录像镜头。任何中年男人在做爱时的模样都不会是很雅观的，而当他一直没能达到高潮时他的模样就更不雅观了。莫伦茨注视着电视中他自己的形象，羞辱和绝望的感觉在不断地增加。在录像里，雷内特与他在一起，偶尔对着摄像机镜头做出一些厌恶的手势。显然，那就是引发笑声的原因。
　　站在他面前的雷内特几乎赤裸着身体，但她很快从惊慌中恢复过来了。她的脸因为恼怒而涨得通红。当她开口说话时，她所使用的语音是他所不熟悉的，那是设妇所使用的尖叫声。
　　“你来干什么？”
　　“我想让你吃一惊。”他咕咕哝哝地说。
　　“哼，我看你是让我吃了一大惊。现在滚吧！滚到在波尔兹你的土豆婆娘那里去吧！”
　　莫伦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使我真正伤心的是，”他说，“你原来应该告诉我。你原先没有必要那样愚弄我。因为我是真心实意爱你的。”
　　雷内特的脸已经扭曲了，她啐了一口。
　　“愚弄你？用不着来愚弄你。你本来就是一个傻瓜，一个又胖又老的傻瓜。床上床下都一样。现在给我滚蛋。”
　　就在这时候，他伸手打了她。不是用拳头，是一个巴掌打在了她的脸颊上。他内心的某种精神垮了，所以他动手打了她。这一掌力量很大。他是一个大个子男人，这一掌把她打倒在地。
　　至于那个黄头发男人此时在想些什么，莫伦茨是永远也猜不透的。不管他怎么想，反正莫伦茨正在离去。但那嫖客把手伸进了皮茄克里面，这似乎意味着他有武器。莫伦茨从腰带上拔出了瓦尔特手枪。他认为保险是关上的。应该是这样。他想吓唬一下那个嫖客，让他乖乖地举起双手，然后放他走。但那嫖客也掏出了手枪。莫伦茨扣动了扳机。这支瓦尔特枪脏是脏了一点，但它射出了子弹。
　　当初在靶场里试射时，莫伦茨的枪法很差劲。而且他已经有好多年没去靶场了。真正的枪手差不多每天都在练习射击。初学者的运气，这颗单一的子弹射中了15英尺远嫖客的心脏。那人猛烈地跳动了一下，脸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但是，不管是不是紧张的反应，他那握着贝雷塔手枪的右手还在举上来。莫伦茨又开了一枪。雷内特趁此机会从地上爬了起来。第二颗子弹击中了她的后脑勺。刚才在争论时，隔音的房门已经关上了；房间里的声音一点也没有传到外面。
　　莫伦茨站在那里看了两具尸体有好几分钟。他感到麻木，还有点头晕。最后他离开房间，随手关上了房门。他没有把门锁上。他正要跨过摊在地上的那些冬衣时，某种现象引起了他的警觉，即使他已经处于了迷惑的状态，但他还是纳闷为什么把衣服扔在了地上。他察看了一番衣橱里面，注意到衣柜后面的一块木板是松动的。他把那块板拉了出来……
　　布鲁诺·莫伦茨又在公寓里逗留了15分钟，然后就离开了。他带走了录有他自己的那盒录像带、那些蔬菜、鲜花，和一只不属于他的黑色帆布包。以后，他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什么要那样做。在离开哈恩瓦尔德两英里之后，他把蔬菜、葡萄酒和鲜花—一扔进了路边各只垃圾桶里。接着他驾车差不多行驶了一个小时，把他的那盒录像带和手枪从塞弗琳桥上扔进莱茵河，驶离科隆，存放好那只帆布包，最后才朝在波尔兹的家中驶去。当他在9 点半走进家里的客厅时，他的妻子伊姆特劳没有说什么。
　　‘’我和局长的出差旅行推迟了。“他说。”这样我将于星期一清早动身。“
　　“哦，那也好。”她说。
　　有时候他想，如果晚上下班回到家里时对她说：“今天我溜到波恩把科尔总理枪杀了。”那么她很可能仍然会说：“哦，那也好。”
　　她最后还是去给他做了晚饭。但饭菜味道极差，所以他没有吃。
　　“我到外面去喝一杯。”他说。她又拿起一块巧克力，分了一半给儿子鲁兹。这两个人继续看他们的电视。
　　那天夜晚他喝醉了。是独自喝酒的。他发觉他的双手在颤抖，而且浑身在冒汗。他以为自己是夏天着凉，得了流行性感冒。他不是心理学家，也没有心理学家来为他诊疗。所以没人告诉他，他正在朝向精神全面崩溃发展。
　　星期六那天，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妮少校抵达了柏林舍尼菲尔德，由一辆没有标志的轿车把她送到了在东柏林的克格勃总部。她立即核查了一下她在潜随着的那个人的行踪。他在科特布斯，正朝向德累斯顿进发，身边前呼后拥着一批军人，乘坐一支由军车组成的车队，处于她的监管范围之外。星期天他将抵达卡尔一马克思城，星期二是茨维考，星期三是耶拿。她的监视令不包括东德。监视今可以延伸，但需要办理文件工作。老是需要该死的文件工作，她愤怒地想着。
　　第二天，山姆·麦克里迪又来到了西德，并把上午的时间用在了与驻波恩情报站站长商量工作之上。晚上他取出那辆宝马轿车，带上文件，驱车到了科隆。他住进机场外面的假日旅馆，他在那里预付了两天的房费。
　　星期一黎明前，在家人尚在酣睡时，布鲁诺就起床并悄悄地离开了。在9 月初这个阳光灿烂的上午7 点钟到达假日旅馆，走进了山姆·麦克里迪的房间。山姆订了两份早餐并要求送到房间里。当服务员离开以后，山姆摊开一张包括东德和西德在内的两个德国公路交通大地图。
　　“我们先定下路线。”他说。“明天早上4 点钟你从这里动身。行车路程很长，所以要注意劳逸结合，分几个阶段。从这里走E35 号公路经过波恩、林堡和法兰克福。接上E41 和E45 号公路经过拜罗伊特，往北到达边境。你就在那里穿越国境，在霍夫附近。萨勒桥国境检查站。一路上要行车6 个多小时。你要在11点左右到那里。我会赶在你的前面，在隐蔽处观察着你。你没事吧？”
　　虽然已经脱去了西服，但莫伦茨在出汗。
　　“这里太热了。”他说。麦克里迪开启了空调。
　　“越过国境后，朝正北行驶到达赫姆斯多弗克鲁伊兹。左转走MO号公路朝西行驶。在梅林根离开高速公路进人魏玛。进城后找到7 号公路，再往西行驶。在魏玛西边的4 英里处的公路右边有一个路边停车处。”
　　麦克里迪拿出那个路段的一张放大了的照片，那是由高空侦察机拍摄的，倾斜着一个角度，因为拍照时飞机处在巴伐利亚上空。莫伦茨能从照片上辨认出那个小小的路边停车处、几座小房子，甚至还有几棵树，遮掩着这个作为他的第一接头点的砾石停车处。麦克里迪仔细地给他讲述了他应该遵循的步骤，以及如第一次接头不成功，他应该到哪里去过夜，何时何地去参加与潘克拉丁的第二个，也就是后备的会面。到半晌午时，他们停下来喝咖啡。
　　那天上午9 点钟，波波维奇夫人来到哈恩瓦尔德的那套公寓准备开始工作。她是一位清洁女工，是一名南斯拉夫的移民，每天9 点至11点来打扫卫生。她有大门的钥匙和公寓的钥匙。她知道雷内特·海门多夫小姐喜欢睡懒觉，所以进屋后她先去打扫除卧室以外的其他房间，这样她的雇主就可以在10点半起床。然后她再去打扫小姐的卧室。走道尽头那间锁着的房间她从来没进去过。她被告知那是一个小房间，里面堆放着家具，对此她很乐意接受。她不知道她的雇主是以什么来维持生计的。
　　那天上午她从厨房开始打扫，然后是门厅和走道。她沿着走道在用吸尘器打扫，到了走道尽头的那扇门边时，她注意到那扇上锁的门的地上有一片似乎是棕色丝绸块的东西。她想把它捡起来，但那不是丝绸小块，而是一滩很大的棕色污渍，已经干硬了，好像是从房门下面出来的。要把它擦洗干净是会增加她的工作量的，她抱怨了几句，去取来一桶水和一把刷子。她现在是爬在地上擦洗着，这时候她的脚碰到了那扇门。使她惊异的是门动了一下。她去试了试门把手，发现门未上锁。
　　那些污渍一下子还很难除去，她想可能还会流出来，于是她打开房门去看是什么东西在泄漏。几秒钟之后，她大呼小叫地跑下楼梯，用拳头拼命地捶打底楼的那套公寓。住在里面的那位困惑不解的退休书商打开了门。他没有上楼去察看，而是打了一个 110报警电话。
　　在韦德市场的警察局于9 点51分接到了这个报警。根据全国警方固定的办事程序，第一到达的是一辆巡逻车，里面坐着两位着装警员。他们的工作是确认是否发生了违法或违反治安事件，其类型是什么，然后报告有关部门。其中一名警员留在楼下与波波维奇夫人待在一起，现在书商的老伴已在安慰她了，另一名警员上了楼。他没去触动任何东西，只是沿着走道走过去，看了一眼半开着门的那个房间，惊奇地吹了一声口哨，回到楼下去借用书商家里的电话。他用不着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就知道这是一起凶杀案。
　　按照程序，他首先打电话给应急医生，在西德，应急医生是由消防部门提供的。然后他打电话给警察局，要求接暴力犯罪处总机。他告诉接线员他在什么地方、他发现了什么，并要求增派两名着装警察。他报告的情况传到了在韦德市场的警察局大楼10楼至11楼的凶杀科。科长指派一名警官和两名助手去现场执行任务。后来的记录表明，他们于上午10点40分抵达哈恩瓦尔德的那套公寓，这时候那位医生正要离开。
　　医生比那位着装警员看得更为仔细，还检查过受害者是否还活着，但没去触及任何物品，他准备回去写汇报材料。刚刚抵达的警官名叫彼得·席勒，他在楼梯上碰到了医生。席勒认识这位医生。
　　“有什么情况？”席勒问道。这位医生不是负责尸体解剖的，他的工作仅仅是确定死亡。
　　“两具尸体，一男一女。一个穿着衣服，一个几乎没穿。”
　　“死亡原因？”席勒又问。
　　“有枪击伤口。尸体解剖后会更清楚。”
　　“死亡时间？”
　　“我不是病理学家。我估计大约是一至三天。尸体已经僵硬。这些情况不是正式的，仅供你参考。我已经完成了工作。我走了。”
　　席勒带着一名助手上了楼。另一名助手开始笔录波波维奇夫人和书商的讲述。看热闹的左邻右舍开始在公寓楼外的街道上聚集起来。楼外现在已经停了三辆警车。
　　如同先前那位着装警员那样，当席勒看到主卧室里面的东西时，也不禁轻轻地吹起了口哨。雷内特·海门多夫和她的嫖客仍躺在他们倒下的地方，那个几乎赤裸的女人的头部靠近房门，血从门槛处流到了外面。嫖客在房间的另一边，倒下时背对着电视机，脸上的惊奇表情依然留着。电视已经关掉了。铺着黑色床单的床上仍残留着两个人躺过的痕迹。
　　席勒小心地踩着脚步，打开了一些橱柜和抽屉。
　　“是一个妓女，”他说，“一个应召女郎。不知楼下的邻居是否知晓。我们要去询问。我们需要搞一份住户的清单。”
　　那位助手名叫维赫特。他走出去之前说：“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男的……霍普，是伯恩哈德·霍普。是一个银行抢劫犯，我想。一个冷酷的人。”
　　“哦，好的，”席勒讥讽地说，“这正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次黑帮的火拼。”
　　公寓里有两部电话分机，但席勒即使已经戴上了手套，也不想去使用它们。电话机上也许留有指纹。他走到楼下去借用书商家里的电话。打电话之前他派两名着装警察站在楼房外面，一名警察在门厅里，第四名警察在那套公寓的门外。
　　他打电话给他的上司、凶杀科科长莱纳·哈特维克，告诉他可能发生了黑帮仇杀。哈特维克认为，最好还是向他自己的上司、刑侦处处长汇报。如果维赫特没搞错，躺在地上的人是个黑社会人物，那么也许还需要与凶杀科之外的其他科室专家协商。
　　紧接着，哈特维克派去了刑事技术小组：一名摄影师和四名指纹技术员。在此后的几个小时内，他们将在那套公寓里工作，旁人不得打扰，他们将提取每一枚指纹，采集每一片能引起他们兴趣的纤维和碎片，送交化验分析。哈特维克又抽调出八个人，让他们去挨家挨户走访那里的邻居，询问是否有任何证人见到过有人进出那套公寓。
　　后来的记录表明，刑事技术人员是在11点31分抵达的，他们将在那里差不多工作8 个小时。
　　这个时候，山姆·麦克里迪放下手中的第二杯咖啡，折起了地图。他已经详细地向莫伦茨讲解了在东德与潘克拉丁的两次会合情况，让他看了那位苏联将军的近照，并解释说届时那人将穿着一套宽松的苏军下士战斗服，戴着一顶遮住了脸面的军便帽，并驾驶一辆加斯牌吉普车。那是俄罗斯人定下来的接头暗号。
　　“不幸的是，他还以为他会碰见我呢。我们只能指望他能认出在柏林时的你，顺利地完成情报交接。现在说说车辆。它停放在下面的停车场里。中饭后我们开着它去兜一圈，让你熟悉一下车子的性能。
　　“那是一辆宝马轿车，黑色，挂维尔茨堡的牌照。因为你出生时是莱茵兰人，现工作、居住在维尔茨堡。我还要提供给你全套的身份掩护证件。这辆汽车的牌照号码是实际存在的，是一辆黑色的宝马车。
　　“但这是我们英国秘情局的一辆轿车。它已经在萨勒桥检查站穿越了好几次国境，因此估计东德人对它也有所熟悉了。驾车人每次都不同，因为这是一辆公司的轿车。这车每次都去耶拿，显然是去那里的蔡斯工厂。而且它总是‘干净’的。但现在有了变化。电瓶架下面有一个扁扁的盒子，如不是专门去寻找是看不出的。它足以存放你要从斯摩棱斯克那里取来的那本书。”
　　（根据没有必要知道的原则，莫伦茨从来不曾知道潘克拉丁的真名。他甚至也不知道那人已升为一名少将，或者现在已在莫斯科工作。他最后见到他时，潘克拉丁是在东柏林的一名上校，代号为斯摩棱斯克。）
　　“我们吃中饭吧。”麦克里迪说。
　　他们在旅馆房间里吃中饭，是由服务员送上来的。吃饭时莫伦茨贪婪地喝着葡萄酒，他的双腿在颤抖。
　　“你真的没事吧？”麦克里迪问道。
　　“没事。该死的夏天感冒，还有一点紧张。那是自然的。”
　　麦克里迪点点头。紧张是正常的，如同演员登台之前，士兵临战之前，特工渗人敌对国之前。但他还是不太放心莫伦茨的状态。他很少见过莫伦茨紧张得这种样子。但由于他本人无法去接触潘克拉丁，且距第一次碰头只有24小时的时间了，现在他别无选择。
　　“我们上车去。”他说。
　　德国警方不让新闻媒体插手的做法，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即便1985年时的西德也是如此。在科隆，资深的刑事犯罪报道记者仍然是（科隆都市报）的同特·布劳恩。当他与警察中的一名熟人一起吃中饭时，那警察提及哈恩瓦尔德区已乱作一团。下午3 点钟之前，布劳恩带着他的摄影记者瓦尔特·西斯特尔到达了那座房子的外面。他想与席勒刑警取得联系，但席勒在楼上，传下话来说他现在很忙，让布劳恩去找警察局新闻处。有点苗头。布劳恩将得到经过仔细审查的警方新闻公报。他开始四处打听。然后他又打了几个电话。到傍晚时，在版面远没有排定时，他已经写成了事件的报道。这篇报道很不错。当然，电台和电视台会抢在他的前面报道事件的梗概，但他知道他有一条内部渠道。
　　在楼上，刑事技术人员已经完成了对尸体的证据采集。摄影师已经从各个可以想象的角度对尸体拍了照，还拍摄了房间的装演。床铺、床头后面的大镜子以及那些橱柜。尸体的周围画了一圈线条，然后尸身才被装进尸袋运往市里的停尸所，法庭病理学家将在那里进行尸体解剖工作。刑警们需要知道死亡时间以及那些子弹。
　　在整套公寓里共提取到了19套指纹。其中3 套属于两个死者以及波波维奇夫人；现在这位清洁女工正在警察局里留下她的指纹档案。这样还剩16套指纹。
　　“也许是客户留下的吧。”席勒轻声说。
　　“可是杀手那一套呢？”维赫特提议说。
　　“我怀疑没有。我看很可能是职业杀手干的。他很可能戴着手套。”
　　席勒沉思，主要问题不是缺乏动机，而是动机太多。那个应召女郎是谋杀的目标吗？凶手是怒不可遏的客户、原来的丈夫、吃醋的老婆、业务竞争对手、心怀报复的原先嫖客？或者她是无辜的受害人，而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她的嫖客？那人已被确认是伯恩哈德·霍普，是一个骗人钱财、抢劫银行的歹徒，一个十足的黑社会人物。是分赃不均、毒品交易吵架、抢夺地盘？席勒怀疑这将是一件棘手的案子。
　　住户和邻居的反映都表明没人知道雷内特·海门多夫的秘密职业。是有衣冠楚楚的男人去敲她的门，但外表都很斯文。没有半夜三更搞聚会和音乐播放得震天响的现象。
　　在公寓内刑事技术组已完成工作的地方，席勒可以自由走动并触及物品。他先去看卫生间。里面有些古怪的东西，他想象不出到底是什么。刚过7 点钟，刑事技术人员结束了工作，与他打过招呼后走了。他在公寓里慢悠悠地察看了一个小时，这时候维赫特抱怨说他想去吃晚饭了。8 点10分时，席勒耸耸肩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第二天他将在总部继续侦查这个案子。他在那套公寓的门上贴了封条，留下一名着装警察在门厅里，以防万一有人回到犯罪现场来——这种事情以前曾发生过，然后他就回家了。但那套公寓里还是有些东西在困扰着他——他是一位很聪明、很有头脑的年轻刑警。
　　那天下午，麦克里迪向布鲁诺·莫伦茨最后介绍身份掩护。
　　“你现在是汉斯·格劳伯，引岁，已婚，有三个孩子。与所有自豪的有家室的男人一样，你也随身携带着家庭照片。喏，给你这些照片，是在度假时拍的。你的太太海蒂，还有小汉斯、洛特和乌尔苏拉。你在维尔茨堡的光学器材公司工作，这个公司是存在的，这辆汽车也是该公司的。幸运的是，你以前搞过光学器材，所以有必要时你能说一些这方面的行话。
　　“你与在东德耶拿的蔡斯工厂国外销售经理有一个约会。这是他的邀请信。信纸是真实的，那个人也是真实存在的。签名看上去像是他的，但实际上是我们模仿的。约见时间定在明天下午3 点钟。如一切顺利，将于当天晚上回到西德。如你需要进一步洽谈，你就需要过上一夜。这是让你应付边防警察万一盘问你细节情况时的准备。
　　“边防警察去与蔡斯核对的可能性极小。秘密警察也许会去核查，但与蔡斯做生意的西方公司有许多家，再增加一家也不致会引起怀疑。好，这些是你的护照、你老婆写给你的信、一张用过的维尔茨堡歌剧院戏票存根、信用卡、驾驶执照、一串钥匙，包括那辆宝马轿车的点火钥匙。还有雨衣。
　　“你只需要一只公文箱和一只旅行袋就够了。看一下这只公文箱和里面的东西。密码锁设定的号码是你的虚构生日，即34年4 月5 日，号码就是3445。 里面的文件全是关于你想为公司采购蔡斯的产品。你的签名是汉斯·格劳伯，用的是你自己的笔迹。衣物和洗漱用品全是在维尔茨堡买的，并附有维尔茨堡洗衣店的洗衣标签。那就这样了，老朋友，现在我们应该吃晚饭了。”
　　西德联邦情报局科隆分局局长迪特·奥斯特错过了那天晚上的晚间电视新闻。他在外面吃饭。以后他会感到后悔的。
　　半夜里，英国秘情局驻波恩情报站通讯官基特·约翰逊驾着一辆越野吉普车把麦克里迪接走了。他们一起驱车赶在莫伦茨之前到达了位于巴伐利亚北方的萨勒河畔。
　　布鲁诺·莫伦茨继续留在麦克里迪的房间内，让服务员送来威士忌，又喝了许多。他迷迷糊糊地睡了两个小时，当床头上的闹钟在3 点钟闹响时就起床了。星期M 凌晨4 点钟他离开假日旅馆，驾着宝马轿车穿越夜幕朝向南边的高速公路驶去。
　　这个时候在科隆，躺在妻子身边的刑警彼得·席勒醒过来，并明白了曾使他迷惑的哈恩瓦尔德那套公寓是怎么回事。他打电话给助手维赫特，告诉他上午7 点钟在哈恩瓦尔德那栋房子里碰头。德国警察执行调查任务时必须由两人以上在场。
　　布鲁诺·莫伦茨稍微提早了一点点。在国境线南部，他在法兰肯瓦尔德停车场餐馆里消磨了25分钟。这次他没有饮酒，只是喝咖啡。但他灌满了放在屁股袋里的那只旅行酒瓶。
　　那个星期二11点差5 分时，山姆·麦克里迪与约翰逊一起隐藏在萨勒河南岸一座丘陵上的松林中。那辆吉普车停放在视线以外的林中。从树林边望下去，他们能看见身下半英里远处的西德边防哨所。再远处是一片夹在山丘之间的开阔地，越过开阔地往前半英里是东德边防哨所的屋顶。
　　因为东德人把他们的检查站建在自己领土上朝内侧相隔一段距离的位置上，驾车的人一离开西德哨所就进人了东德。前面是夹在一条高高的铁丝网中间的双向四车道公路。铁丝网后面有瞭望塔。从树林里，麦克里迪用高倍望远镜能看到窗户后面的边防警察手持着他们自己的野战望远镜，在观察着西德。他还能看到机关枪。在东德境内留出半英里廊道的目的是，如果有人冲出东德的边防哨卡时，那么在抵达西德之前就会在两边铁丝网之间的开阔地上被机枪扫倒。
　　11点差2 分时，麦克里迪辨认出那辆黑色的宝马车平稳地通过了西德的检查关卡。然后轿车加速驶上了那条廊道，朝着由东德最职业化的和最令人可怕的秘密警察控制的国土驶去。
　
　
　
　
　
　　　

　　
第三章
　
　　星期二。
　　“是卫生间，肯定是那个卫生间。”刚过7 点钟，当刑侦队长席勒带着睡眼惺松、牢骚满腹的维赫特回到那套公寓时，他这么说。
　　“我可看不出什么名堂，”维赫特咕哝说，“而且刑事技术人员全都检查过了。”
　　“他们是在寻找指纹，不是尺码。”席勒说。“你看走道上的那只柜子，它有2 米宽，对吗？”
　　“差不多。”
　　“柜子的背面与那个应召女郎的卧室门相接。门与墙壁和床头上的镜子相接。现在，卫生间的门反而比内藏式壁柜更远，你怎么认为？”
　　“我肚子饿了。”维赫特说。
　　“住嘴！你听着，当你走进卫生间向左转向时，卫生间墙应该有2 米。因为外面的衣柜有2 米宽，对吗？你试一下。”
　　维赫特进人卫生问朝右去看。
　　“只有1 米。”他说。
　　“就是嘛。这事困扰了我。洗脸台盆后面的镜子与床头后面的镜子之间有1 米空间的夹层。”
　　席勒在衣柜里探头探脑地察看了30分钟才找到了那道门闩，它巧妙地隐藏在松木板后面。当大衣柜的后门哗地一声打开时，席勒在昏暗的光线中发现了里边的一只电灯开关。他用铅笔拨了一下开关，里面的灯亮了，是挂在天花板上一只惟一的灯泡。
　　“该死的！”维赫特说，他正从席勒的肩上往里看。这个秘密部位有10英尺长，与卫生间一样长，宽度只有3 英尺，但也足够了。他们的右边是隔壁卧室镜子的背面。装在镜子中央一个三角架上。面向卧室的是一台最先进的摄像机，它肯定能够透过玻璃，在昏暗的灯光下把卧室床上的图像拍摄得清清楚楚。录音设备也是最佳的。在这间狭长的密室里，最里端的墙面从天花板至地板全是一排排架子，每个架子上都存放着一排录像带。每盒录像带上都贴着一张标签，每一张标签上都有一个号码。席勒倒退着走了出来。
　　现在电话可以用了，因为刑事技术人员已在头一天清除了指纹。他把电话打到了局里，直接找凶杀科科长莱纳·哈特维克。
　　“嗅，是吗？”哈特维克听完详细汇报后说。“干得好。你留下来，我马上派两名指纹专家过来。”
　　这时候是上午8 点15分，迪特·奥斯特正在刮胡子。卧室里的电视开着，早间新闻开播了。他从卫生间里能够听到，但他并没有对在哈恩瓦尔德的两个人被杀事件加以密切注意，直至播音员说：“其中一个被害人是一名高级应召女郎，名叫雷内特·海门多夫就在这时候，西德联邦情报局科隆分局局长的剃须刀划破了他自己粉红色的脸颊。10分钟之后他已经坐进了他的轿车，朝他的办公室疾驰而去，当他抵达时，他差不多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使得凯普尔小姐颇为不安，因为她总是比他早一个小时到达。
　　“那个号码，”奥斯特说，“英伦茨给我们的度假地联系号码。请你快点给我。”
　　当他试着拨打那个电话号码时，听筒里传来了“断线”的声音。他与度假地黑森林的电话总机核对了一下，但女接线员告诉他那部电话好像有了故障。他不可能知道，麦克里迪手下的一名特工已经租用了一座度假屋，在把电话听筒摘下后锁上了房门。无奈之下，他抱着侥幸的心理试了一下在波尔兹的莫伦茨家里的电话，使他惊奇的是莫伦茨夫人来接听了。他们一定是提前回家了。
　　“请你丈夫听电话好吗？我是奥斯特局长，从局里打来的。”
　　“他与你在一起呀，局长先生。”她耐心地解释说。“去外地出差了，要等明天晚上回来呢。”
　　“哦，是的，我明白了。谢谢你，莫伦茨夫人。”
　　他放下电话，开始担心。莫伦茨说谎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呢？与女朋友一起在黑森林度周末？有可能，但他不喜欢那样。他用安全线路接通了布拉赫总部，并与行动处副处长说上了话。奥斯特和莫伦茨都曾在那个部门工作过。副处长洛塔尔·赫尔曼态度冷冰冰的，但他仔细听取了情况汇报。
　　“那个被谋杀的应召女郎，还有她的嫖客。他们是怎么死的？”
　　奥斯特看了一下放在他办公桌上的（科隆都市报）。
　　“他们是被枪杀的。”
　　“英伦茨有没有随身武器？”来自布拉赫的声音问道。
　　“我想……这个……应该是有的。”
　　“那么，枪是在哪里发的？由谁发的？什么时候发的？”赫尔曼问，然后又补充了一下，“没关系，这里应该有留底。你不要走开，我过一会儿打给你。”
　　10分钟后他又在电话里说话了。
　　“他有一支瓦尔特PPK ，军用手枪。是在这里发的。我们发给他之前在靶场上试射过了，还在技术室里测试过了。是10年前。现在那支枪在哪里？”
　　“应该在他的保险箱里。”奥斯特说。
　　“是吗？”赫尔曼冷冷地问道。
　　“我先找一找，回头再打电话给你。”窘迫至极的奥斯特说。他有一把能打开分局里所有保险箱的万能钥匙。5 分钟后他又与赫尔曼通话了。
　　“枪不见了，”他说，“当然，他也许把它放在家里了。”
　　“那是绝对禁止的。向上级说谎也是绝对禁止的，不管有任何理由。我想我最好还是来科隆。我从慕尼黑乘下一班飞机过来。”
　　离开布拉赫之前，赫尔曼打了三个电话。结果，黑森林的警方将去探访那座指定的度假屋，用房东的钥匙开门进去，发现听筒没搁在电话机上，但床上没有睡过人的痕迹，这是他们以后要报告的内容。12点差5 分时，赫尔曼乘坐的飞机降落在科隆机场。
　　布鲁诺·莫伦茨驾着宝马驶进了东德边防检查站的混凝土楼房，他被示意停到一条检查车道上去。一名穿绿色制服的边防警察出现在驾驶座的车窗旁。
　　“喂，请出示你的证件！”
　　莫伦茨钻出轿车，把他的护照递了过去。其他警察也开始检查汽车。一切都很正常。
　　“请打开发动机盖和行李箱。”
　　他都打开了。他们开始搜查。安着一面镜子的一辆小车被推进了轿车底下。一个人俯身在发动机上察看。当那个警察在查看电瓶时，莫伦茨强迫自己不去看。
　　“你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目的是什么？”
　　他把目光收回到他面前的那个人身上。戴着无框眼镜的那双蓝眼睛在盯着他。他解释说他要去耶拿，与蔡斯洽谈采购光学镜头事宜；如果事情顺利，他也许可以在当天晚上返回；不然他还得在第二天上午与国外销售部经理继续会谈。警察们面无表情地听完后挥手让他到海关大厅里去。
　　这全都是正常的，他自我安慰。让他们去翻找文件吧，麦克里迪曾这么说过。不要主动提供得太多。他们翻看了他的公文箱，审视了蔡斯与维尔茨堡BKI 公司之间的业务来往信件。莫伦茨暗暗地祈祷那些邮戮最好是完美的，事实确实如此。他的旅行袋也检查完了。他把行李都放回到车上，对汽车的检查也结束了。一名警察牵着一条硕大的阿尔萨斯狗站在旁边。窗户后面，两个穿便衣的人在盯视着。他们是国家安全局的秘密警察。
　　“祝你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愉快。”那个高级边防警官说，但他的表情与他所说的话不相符合。
　　这时候，在对面车道上，即离开民主德国的车道上，从一列排队等候的车辆中传来了一声叫喊。大家都扭头去看。莫伦茨已经坐回到了方向盘后面。他惊恐地观望着。
　　这队车辆的前头是一辆蓝色的面包车，挂西德牌照。两名边防警察正把一名年轻姑娘从面包车后面拖出来；他们在汽车底板下一个特制的凹进处发现了她躲在里面。她在尖叫着，她是驾驶这辆面包车的西德小伙子的女朋友。小伙子也被拖出汽车，进人了一个由套着口络的狼狗和冲锋枪枪口围成的包围圈中。他举起了双手。
　　“放开她，你们这些坏蛋！”他喊道。有人在他的肚子上打了一拳。他倒了下去。
　　“洛斯，上！”莫伦茨旁边的那个警察厉声向他的狗下达命令。莫伦茨推进排挡，宝马向前窜了出去。他离开检查站在人民银行门口停下来，以一比一的兑换率用西德马克换取了不值钱的东德马克，并在外汇申报单上盖了印。银行的出纳员没有吭声。莫伦茨的双手在颤抖。回到车上后，他通过倒车镜看见那小伙子和姑娘被拖进一座楼房里去，仍在尖声叫喊。
　　他朝北行驶，浑身都在大量冒汗，他的神经已经完全崩溃了，如同一支点完了的蜡烛，惟一使他没有倒下的是他受过多年的训练。还有他的信念，即不能让他的朋友麦克里迪翻船。虽然他知道酒后驾驶在民主德国是绝对禁止的，但他还是伸手取出随身携带的旅行酒瓶并喝了一大口。好了，他平稳地驾驶着，不快也不慢。他看了一眼手表，他还有时间。现在是中午。下午4 点碰面。往前行驶2 个小时。但那种恐惧，特工去执行一项“黑色”行动如被捉住将面临10年苦役的揪心般的恐惧，仍在对那已经崩溃了的神经系统产生着影响。
　　麦克里迪已经注视着他进人两个边防站之间的那条廊道，然后就看不见他了。他没有看见姑娘和小伙子的事件。山丘的阻挡使他只能望见东德那一边的一些屋顶，和缀着锤子、罗盘和麦穗的那面大旗在迎风飘扬。12点刚过，他辨认出远处的那辆黑色宝马向前行驶，进人了图林根。
　　在越野吉普车的后座上，约翰逊有一件看上去像是公文箱那样的东西。里面是一台移动电话机，可与设在英格兰切尔特南的英国政府通讯总局、伦敦的世纪大厦、或在波恩的英国秘情局情报站进行清晰的、但经过了扰频的通话。那只手持的受话器看上去很像一只普通的手机，上面有数字号码可以拨打。麦克里迪要求带上这件设备，这样他可以与自己的本部联络，当神秘鬼魂安全返回时可以通知他们。
　　“他通过了，”麦克里迪对约翰逊说，“现在我们等着就行了。”
　　“要不要告诉波恩或伦敦？”约翰逊问。
　　麦克里迪摇摇头。
　　“他们没事可做。”他说。“现在任何人都没事可做。全靠神秘鬼魂自己去做。”
　　在哈恩瓦尔德的那套公寓里，、两名指纹专家已经完成了在那间密室里的工作。他们在里面提取到三套指纹。
　　“这些指纹包括在你们昨天提取到的吗？”席勒问。
　　“现在还不知道，”那位资深的指纹专家说，“我回去后在技术室核对一下，然后会把结果告诉你的。现在你们可以进去了。”
　　席勒走进去审视着一排排录像带。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只有盒脊上的一组数字。他随机取了一盒，走进主卧室，把盒带插进了录像机。他用遥控打开电视机和录像机，按下了“播放”按钮。他坐在了床沿上开始观看。两分钟后他起身关了录像机，他被吓坏了。
　　“又有惊天动地的发现了。”站在门口咬着一块比萨饼的维赫特轻声说。
　　来自巴登一符腾堡的那位参议员也许仅仅是一位外地的政治家，但他也是一位全国闻名的人物，因为他在电视中频频亮相，大声疾呼恢复传统的道德价值和禁止色情文学。他的选民们也许在许多场合里见过他——拍拍孩子们的脑袋、亲亲婴儿们、参加教堂里的祝名日活动、向保守的妇女们发表演说等等。但他们很可能没见过他赤身裸体地在一个房间里爬来爬去，披着一件有穗饰的狗衣，连着一条带子，被由一个穿高跟鞋的年轻女子牵着，那女子还挥舞着一条马鞭。
　　“你留在这里，”席勒对他的助手维赫特说，“不要走开，也不要到处乱走。我要回局里去一趟。”
　　这时候是下午2 点钟。
　　莫伦茨看了看表。他已经处于赫姆斯多夫以西很远了。赫姆斯多夫是一个主要的十字路口，从柏林到萨勒河边境的南北高速公路在这里交会。他走在了时间的前面。他想在4 点差10分抵达与斯摩棱斯克会面的路边停车处，不能太早，不然的话，一辆西德的轿车长时间停在那里会招致疑心。
　　实际上停车会引起好奇。西德的商人一般都是直接驶到目的地，办完事情就回去了。最好是保持车轮滚动。他决定越过耶拿和魏玛到爱尔福特的出口处，右转弯后兜一圈回到原路折返魏玛，这样可以打发时间。一辆绿白相间的人民警察轿车从超车道开上来与他并行行驶了。警车的车顶上装着两只蓝色的警灯和一只扩音喇叭。那两个穿着制服的公路巡警毫无表情地凝视着他。
　　他把稳方向盘，强压住不断涌上来的恐惧。“他们知道了，”他内心的一个声音一直在小声这样说着，“这是一个十足的陷阱。斯摩棱斯克已经招供了。你正在步人圈套。他们在等待着你。他们现在正在核查，因为你驶过了出口处。”
　　“别胡思乱想。”这是他内心一个强有力的声音。然后他想起了雷内特，于是绝望与恐惧结合起来了，恐惧开始占上风。
　　“听着，你这个傻瓜，”他的内心说，“你干下了蠢事，但你不是故意的，你用不着担心，那两具尸体在几个星期内是不会被发现的。那时候你已经离了职，离开了那个地方，带着你的积蓄，到了一个他们找不到你的地方。在平静中，那是你现在所需要的一一平静，没人能找到你，而且他们也不会因为那些录像带来找你。”
　　那辆民警的汽车放慢速度在审视着他。他开始冒汗了，恐惧感越来越强烈了。他不可能知道那两个年轻的民警是乡下人，从来没见过崭新型号的宝马车。
　　刑侦队长席勒花了30分钟时间向凶杀科科长哈特维克汇报，他解释了他的发现。哈特维克咬紧了嘴唇。
　　“这个狗女人！”他说。“她是不是已经开始了敲诈勒索或者这将作为她的退休基金？我们无从知道。”
　　他提起电话，拨通了刑事技术室。
　　“我需要那些子弹的照片，还有指纹，包括昨天采集到的19套和今天上午的3 套。一小时内放到我的办公室里。”然后他站起来，转向席勒。
　　“来，我们现在回去。我要亲自去看看那个地方。”
　　实际上是由哈特维克科长发现那本日记本的。至于谁会搞得如此神秘，把日记本隐藏在原本就很秘密的夹层里，他就想象不出了。那本日记本被用胶带纸粘在最低一格放录像带架子的底下。
　　那份名单将被证明是雷内特·海门多夫的笔迹。显然，从对原先公寓的熟练的结构改造到那只能开关镜子后面的摄像机、但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遥控器，说明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工作搞得很出色。刑事技术员曾经在卧室里见过这只遥控器，但他们还以为那是电视机的备用遥控。
　　哈特维克翻了一下日记本里与录像带上的号码相对应的名单。有些人他知道，有些则不知道。他认为那些他所不知道的人应该是外国人，但是重要人物。他知道的人里面包括两名参议员、一名国会议员（执政党）、一名金融家、两名银行家（当地的）、三名企业家、一家主要啤酒厂的继承人、一名法官、一名著名外科医生和一名全国闻名的电视演员。八个名字是英语的（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还有两个是法语名字。他数了数剩余的。
　　“81个名字，”他说，“81盒带子。上帝呀，光是按照我所知道的那些名字，就足以让政府的几个部门垮台了，也许还有波恩的联邦政府。”
　　“奇怪的是，”席勒说，“这里只有61盒带子。”
　　他们又一起数了一遍。
　　“你说从这里采集到了三套指纹？”
　　“是的，先生。”
　　“假如两套指纹属于海门多夫和霍普，那么第三套就是杀手的。而且我有一个可怕的感觉。他已经拿走了20盒录像带。现在，我要带着这个发现去见局长。这不是一件简单的谋杀案，背景情况极为复杂。”
　　赫尔曼与他的部下奥斯特一起吃完了晚饭。
　　“我亲爱的奥斯特，到现在为止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当然有理由要关心。警方可能很快就会逮捕一名歹徒，并向他提起指控。莫伦茨也可能会按时回来，在与他的女朋友一起在某个不是黑森林的地方度完周末以后。我必须说明要让他立即退休，剥夺他的年金享受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现在我要你设法去寻找他的行踪。我要有一名女特工住到他的家里去，以防万一他打来电话。你自己找一个理由吧。我会努力去打听警方的调查进度。你知道我住宿的旅馆。如有他的消息就与我联系。”
　　温暖的太阳高高地挂在萨勒河的上空。阳光下，山姆·麦克里迪坐在吉普车的车尾板上，从一只旅行酒瓶里喝咖啡。约翰逊放下了话筒。他刚才在与设在英格兰西部切尔特南的国家监听站通话。
　　“没有情况，”他报告说，“一切正常。苏联人、秘密警察和民警都没有额外的无线电通讯。全是例行通讯。”
　　麦克里迪看了一眼手表。4 点差10分。现在，布鲁诺·莫伦茨应该正在向魏玛西边的那个路边停车处进发。他已经告诉过他要提早5 分钟到达，而且如果斯摩棱斯克没有露面，那么等待时间不能超过25分钟。那将算作一次放弃。他在约翰逊面前保持着镇静，但他讨厌等待。等待一名特工越境回来，是让人心焦的事。想象中也许出了岔子，但实际上很可能根本就没有。他又一次计算了时间。在路边停车处等5 分钟；俄罗斯人递交；等10分钟让俄罗斯人走远。4 点15分离开。5 分钟时间把那本资料从衣服里面转移到电瓶下的那个空间；1 小时45分钟驾车行驶——莫伦茨应该在6 点钟左右进人视线……又是一杯咖啡。
　　科隆警察局局长阿尼姆·冯·斯泰恩堡认真地听取了年轻的刑侦队长的汇报。他的两侧坐着凶杀科科长哈特维克和暴力犯罪处处长霍尔斯特·法兰克尔。这两名高级警官都认为应该直接向局长汇报。听完案情的详细报告后，局长认为他们做得很对。这个案子不但不仅仅是一次谋杀，而且科隆还处理不了。他已经打算向上级报告。年轻的席勒汇报完了。
　　“这件事你要保持绝对沉默，席勒先生，”冯·斯泰恩堡局长说，“你还要对你的同事维赫特说明。你们的职业生涯取决于这件事上了，明白吗？”他转向哈特维克。“见过那间摄像室的那两个指纹技术人员也同样。”
　　他让席勒先回去，然后转身面对两位高级警官。
　　“案件调查进度如何？”
　　法兰克尔朝哈特维克点点头。哈特维克取出一些高倍放大的照片。
　　“是这样的，局长先生，我们现在获得了杀死应召女郎和她的朋友的子弹。我们还需要找到发射了这些子弹的枪械。”他拍了拍两张照片。“只有两颗子弹，每具尸体中一颗子弹。其次，那些指纹。摄像室里有三套指纹。两套是由应召女郎和她的嫖客留下的。我们相信第三套肯定属于杀手。我们还相信，偷走20盒录像带的也是他。”
　　这三个人都不会知道，实际上丢了21盒录像带。莫伦茨在星期五晚上把第21盒录像带，即关于他自己的录像带，丢进了莱茵河里，而且他的名字也没被写进日记本里，因为他从来没被当做敲诈的对象，只被录下来玩玩。
　　“那么其余61盒带子在哪里？”冯·斯泰恩堡问道。
　　“在我的保险箱里。”法兰克尔说。
　　“直接拿到这里来。谁也不许观看。”
　　只剩下一个人时，冯·斯泰恩堡局长开始打电话。那天下午，这件事的逐级上报速度，比猴子上树的速度还要快。科隆把事件上报给杜塞尔多夫的州刑警厅，刑警厅立即转报给在威斯巴登的联邦刑警总署。载着那61盒录像带和日记本的武装警卫轿车，从一个城市驶向另一个城市。在威斯巴顿，事情稍微停顿了一下，因为那些高级公务员须决定如何去告诉在首都波恩的司法部长——他是这个梯级的再上面一级。这个时候，所有61盒录像带中的61名色情男运动员都被辨明了身份。有一半仅仅是富人；另一半既富裕又有官职。更糟糕的是，执政党的六名参议员或国会议员也卷了进去，加上两名反对党的议员、两名高级行政官员和一名陆军将军。那还仅仅是德国人。还有两名驻波恩的外国外交官（其中一个来自于北约盟国）、两名来访的外国政治家，还有一名接近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美国白宫工作人员。
　　还要糟糕的是，狂欢录像带已失踪的20人个已被确定身份。这些人中包括西德执政党中一名高级党团议员、另一名联邦国会议员、一名法官（上诉法院的）、另一名高级军官（这次是空军的），以及由哈特维克发现的啤酒大亨和一名官运亨通的副部级官员。这还不包括工商界的某些精英人员。
　　“那些卑鄙下流的商人可被当做笑料处置，”在威斯巴顿的联邦刑警总署内一名资深侦探评论说，“如果他们遭受毁灭，那只能怪他们自己。可这条母狗专门对付官员。”
　　下午晚些时候，因程序原因，国内安全机关，即BFV 也被通知到了。没告诉全部名宇，只是案子的概况和调查进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BFV 的总部设在科隆，回到了事件开始的地方。关于这个案件的备忘录放在了负责反间谍的一位高级官员的办公桌上。这位官员的名字叫约翰·普林茨。
　　布鲁诺·莫伦茨沿着7 号公路缓慢地朝西行驶。他现在处于魏玛以西4 英里，距诺拉那座庞大的、用白色围墙围起来的苏军兵营半英里。他驶进了一段弯道，前方就是那个路边停车处，如同麦克里迪说过的那样。他看了一下手表：4 点差8 分。道路空荡荡的。他放慢车速，拐进了那个路边停车处。
　　按照指示，他爬出汽车，打开行李箱，取出工具箱。他把工具箱放在右前轮旁边并打开箱盖，这样过路人就可以看见了。然后他掀开发动机罩并把盖子竖了起来。他的胃开始搅动。停车处后面和公路对面分布着灌木和林丛。但在他的心目里，他看到的是埋伏的东德反间特工，等待着把他与俄罗斯人双双捉住。他的口开始发干，但脊背上的汗却像小河般地流了下来。他那脆弱的神经像是上得过紧的发条般地快要绷断了。
　　他拿起一把扳手，一把大小合适的扳手，弯下腰把头钻进了引擎罩里面。麦克里迪已经向他示范过如何松开那只连接水管与散热器的螺帽。一条涓细的水流漏了出来。他换成一把尺码明显不合适的扳手，徒劳地想把那只螺帽拧紧。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他钻在发动机盖下面仍在作着无效的劳动。他瞟了一眼手表：4 点零6 分。你到底在哪里呀？他问自己。这时候差不多立即传来了一阵轻轻的轮子在砾石上碾滚而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好像是一辆汽车开过来停下了。他继续低着头。那个俄罗斯人应该走上前来并用带有口音的德语说：“如果你遇上了麻烦，也许我有一套更好的工具。”并交给他一只从吉普车上拿来的扁平的木制工具箱。包着红色塑料封套的苏军作战计划安放在那些扳手下面……
　　西斜的阳光被正在走过来的某个人影遮住了。皮靴踩在砾石上吱嘎吱嘎地响着。那人走到了他的侧后，但一句也没说。莫伦茨直起腰来。发现一辆东德的警车停在5 码距离之外。一名穿着绿色制服的警察站在敞开着的驾驶座车门旁。另一名警察站在莫伦茨身旁，俯视着宝马轿车开启的引擎盖。
　　莫伦茨想呕吐。他的胃泛上一股酸液。他感觉到双腿发软。他试图站直身体，他摇晃了一下，差点绊倒。那个警察回过头来盯视着他的眼睛。
　　“不要紧吧？”那警察问。
　　这当然是一种假装的关心，是掩盖胜利的那种彬彬有礼，是尖声叫喊和实施逮捕之前对事情有否出错的询问。莫伦茨感觉到舌头好像已经贴到了口腔天花板的顶上。
　　“我认为汽车正在漏水。”他说。警察把头探进发动机盖里面看了看散热器。他拿掉莫伦茨手里的那把扳手，弯腰换来了一把新的。
　　“这把可以用了。”他说。莫伦茨用它拧紧了螺帽。游戏中止了。
　　“你用错了扳手。”那警察说。他凝视着宝马车的发动机。他似乎在直视着电瓶。“好车子，”他说。“你住在哪里？”
　　“耶拿。”莫伦茨说。“明天上午我要去会见蔡斯的国外销售部经理，商谈为我的公司购买产品事宜。”
　　警察赞同地点点头。
　　“我们民主德国有许多优质产品。”他说。这话不对，东德只有一家工厂生产达到西方标准的设备，那就是蔡斯工厂。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想去看看魏玛的……歌德纪念馆。”
　　“你走错了方向。魏玛在那边。”
　　警察指向莫伦茨身后的公路。一辆浅灰色的苏制加斯吉普车驶了过来。驾车人的眼睛被一顶军便帽遮住了光线，他盯视着莫伦茨，遇上了莫伦茨的目光，然后去看停在一旁的那辆警车，吉普车滚动着车轮驶了过去。碰头失败了。斯摩棱斯克现在不会上来接头了。
　　“是的，刚才我出城时拐错了出口。我正在寻找调头的地方时发现水位表情况异常……”
　　那两位民警注视着他调转车头，并跟随着他到了魏玛。在进城之前他们离开了宝马。莫伦茨继续行驶到了耶拿，并登记住进了黑熊旅馆。
　　下午8 点钟，在萨勒河畔的山丘上，山姆·麦克里迪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在暮色渐浓的黄昏中，已经看不清东德边境上的检查哨所及其后面的道路了。他感到累了，感到筋疲力尽。雷区和铁蒺藜后面的那个地方出偏差了。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一只车胎爆了，一次交通堵塞……不大可能。也许他的人现在正驾车南下朝国境接近。也许潘克拉丁没在第一碰头点露面，没法搞到一辆吉普车，没法脱身……等待总是最让人心焦的，等待和不知发生了什么差错。
　　“我们回到公路上去，”他告诉约翰逊，“反正这里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让约翰逊留下来，在法兰肯瓦尔德加油站的停车场里留在吉普车上，坐南朝北面向国境。约翰逊将整夜守候在那里，注视着宝马车的出现。麦克里迪遇到了一辆朝南行驶的卡车，解释说他的汽车出了故障，要求搭车。他搭卡车往南行了6 英里，在明希贝格岔路口下车，步行回英里进人这个小城镇并登记住进了布劳恩施韦格旅馆。他的一只马桶包里带着一部移动电话，以接听约翰逊打来的电话。他为第二天上午6 点钟预订了一辆出租车。
　　赫尔曼在国内保安局里有一个熟人。多年前当威利·勃兰特总理的私人秘书被揭露出是东德的一名间谍时，这两个人曾经相遇并在处理这件丑闻时有过合作。那天晚上6 点钟，赫尔曼打了一个电话给国内保安局科隆分局。
　　“是约翰吗？我是洛塔尔·赫尔曼……不，不是，我在这里，科隆。哦，是例行事务，你知道的……我想今天晚上请你吃饭。嗯，这样，我现在在多姆，请你到这个酒吧来好吗？8 点钟怎么样？那我就等着你。”
　　约翰·普林茨放下电话，心里想着不知是什么风把赫尔曼吹到了科隆。检查工作吗？有可能……
　　赫尔曼和普林茨在酒吧角落里的一张餐桌旁坐定后点了菜。到现在为止，他们一直在温和地客套着。在喝鸡尾酒时，赫尔曼把话题引向了深人。
　　“我估计他们已经告诉了你关于那个应召女郎的事件……”
　　普林茨吃了一惊。联邦情报局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他只是在5 点钟才见到那份案卷。赫尔曼是6 点钟打来电话的，而且人已经在科隆了。
　　“是的，”他说，“今天下午看到了案卷。”
　　现在轮到赫尔曼吃惊了。为什么在科隆的两个人被杀，会去通知反间谍机构？他原先指望得向普林茨做出解释，然后才能请他帮忙。
　　“是一件卑鄙恶劣的事件。”当牛排端上桌以后，他轻声说。
　　“而且变得越来越糟呢。”普林茨表示同意。“波恩不想让那些色情带子到处传播。”
　　赫尔曼保持着脸部的无动于衷，但他的内心却在翻腾。色情带子？老天爷呀，什么色情带子？他稍稍露出一点惊奇，又给对方倒满了葡萄酒。
　　“有那么严重吗？最新消息传过来时，我没在办公室里，所以不太清楚。你能讲给我听听吗？”
　　普林茨讲了出来。赫尔曼失去了吃饭菜的胃口。他的鼻孔里已经没有多少红葡萄酒的气味了，而是大量的丑闻味道。
　　“而且还是没有线索。”他遗憾地轻声说。
　　“线索不多。”普林茨说。“刑侦处被命令放下手头上的每一个案子去调查这次事件。首先要追查的，当然是那支枪械和枪主的指纹了。”
　　洛塔尔·赫尔曼叹了一口气。“我怀疑罪犯也许是一个外国人吧？”
　　普林茨吃完最后一口冰淇淋，放下了匙子。他微微一笑。“啊，现在我明白了。我们的国外情报机关感兴趣了。”
　　赫尔曼耸耸肩。“我亲爱的朋友，我们都在从事差不多的工作，那就是保护我们的政治家们……”
　　与所有高级公务员一样，他们两人对政治家们的观点与政治家们自己所持有的观点极少相同。
　　“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一页记录档案。”赫尔曼说。“已经引起了我们关注的外国人的指纹……啊，我们还没有刑侦处同事在寻找的那些指纹的副本……”
　　“你可以正式提出要求。”普林茨指出。
　　“是的，可是，为什么要去作一次很可能不会成功的尝试呢？我想，非正式地……”
　　“我不喜欢用‘非正式’这个词。”普林茨说。
　　“我也不太喜欢。我的朋友，可是……有时候……看在过去的份上，我向你做出承诺，如果我那里有新的发现，就直接反馈给你。我们两个机构联合做出努力。我保证做到。如果没发现情况，那也没什么害处。”
　　普林茨站起身来。“好吧，看在过去的份上。仅此一次。”
　　当他离开旅馆时，他纳闷赫尔曼到底知道些什么或怀疑些什么，而他却不知道或没有怀疑。
　　在小城明希贝格，山姆·麦克里迪坐在布劳恩施韦格旅馆的酒吧里。他独自喝着酒，凝视着酒吧内深色的装饰板。他在担忧，深深地担忧着。他一次又一次地怀疑他是否应该派莫伦茨去那里。那人某个方面不正常。是夏天着凉吗？更像是流感。但那也不会使你变得如此紧张。神经崩溃了吗？不，老布鲁诺不会那样。这种事情他以前干过多次。而且他是“干净”的——到目前为止就麦克里迪所知。他力图证明自己是对的。他已经没时间去找到一个年轻人了。而且潘克拉丁在一张陌生脸孔前是不肯露面的，因为这牵涉到潘克拉丁的生命安全。如果他不派出莫伦茨，他们就得不到苏军的作战计划书。他别无选择……但他无法制止担忧。在70英里远的北方，在东德耶拿市里，布鲁诺·莫伦茨坐在黑熊旅馆的酒吧内。他也在喝酒，也是独自一人，并且喝得太多了。
　　他能够看见街对面那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的席勒大学大门。大门外边有卡尔·马克思的一尊半身雕塑像。一块铜匾上的文字说明马克思曾在1841年在这里的哲学系任教。莫伦茨希望那位大胡子哲学家在讲课时倒地死去。这样他就去不了伦敦，也写不出（资本论），这样莫伦茨现在就用不着远离家乡去经历他的苦难了。
　　星期三。
　　凌晨1 点钟，一个封了口的棕色大信封送到了多姆旅馆的赫尔曼手中。他还没有睡下。信封里有三张大照片，其中两张是两颗9 毫米子弹，另一张是一套指纹和手印。他决定不把照片寄往布拉赫，而是天亮后亲自把它们带过去。如果子弹上的那些细微痕迹以及指纹是相符的，那么他将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去告诉谁呢？告诉多少呢？如果那个莫伦茨会露面……上午9 点钟他搭上第一班飞机回到了慕尼黑。
　　上午10点钟，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妮少校在柏林又一次核对了她在追踪的那个人的日程。她被告知，他正在爱尔福特的军营里。他将在今天晚上赴波茨坦。明天他将飞回莫斯科。
　　我会跟着你的，你这个狗杂种，她想道。
　　上午11点半，布鲁诺·莫伦茨从他一直在消磨时间的那家酒吧的桌子旁站起身，走向他的汽车。他的内心笼罩着恐惧。那天上午他的领带没有结好，他也不敢面对剃须刀。灰色的胡茬覆盖着他的脸颊和下巴。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个要去蔡斯工厂的会议室里洽谈光学镜头的商人。他小心地驾车出了市区，朝西往魏玛驶去。那个路边停车处在3 英里之外。
　　它比昨天的路边停车处更大，由种植在公路两旁的枝叶繁茂的榉树遮掩着。在这个路边停车处的对面林中，是慕尔塔珀尔咖啡屋。附近似乎没有人。咖啡屋顾客不多。在12点差5 分时，他驾车驶人路边停车处，取出了工具箱，又打开了发动机盖。12点零2 分，那辆加斯吉普车驶上砾石路面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的那个人穿着宽松的棉布部队工作服和一双齐膝皮靴，佩着下士肩章，还戴着一顶遮住了他的眼睛的军便帽。他迈步朝宝马走了过来。
　　“如果你遇上了麻烦，也许我有一套更好的工具。”他说。他把那只木头工具箱放进引擎罩内的汽缸上，一只乌黑的拇指啪地一声打开了箱盖，里面有一排扳手。
　　“嗯，神秘鬼魂，最近好吗？”他轻声问。英伦茨又一次感到口干。
　　“很好。”他耳语着回答了一声。他把那些扳手拨到一边。那本红色塑料封皮的手册就在下面。俄罗斯人拿起一把扳手把那只松动的螺帽拧紧了。莫伦茨把那本书拿出来，塞进他的轻便雨衣内，并用左臂把它夹在了腋下。俄罗斯人放回扳手，合上了工具箱盖。
　　“我要走了，”他轻轻地说，“等我10分钟，让我走远。谢谢。也许有人在观察着呢。”
　　他伸直身体，挥挥右手，走回他那辆吉普车去了。车上的发动机仍在运转。莫伦茨站起来朝他的后背挥挥手。“谢谢。”他叫道。吉普车开走了，开回爱尔福特去。莫伦茨感到很虚弱。他想离开那里。他需要喝酒。他等会儿还要停车，把那本手册转移到电瓶下的空格里。可是现在他想喝点东西。他继续把手册夹在腋下，放下发动机盖，把工具放回行李箱，盖上行李箱，坐进了轿车。那只旅行酒瓶在车门的手套盒里。他取出来，满意地喝下了一大口酒。5 分钟之后，他的自信心恢复了，他调转车头返回耶拿。他已经发现了另一个路边停车处，在耶拿城外，就在进人回到国境线的高速公路连接路之前。他将在那里停车，藏好那本手册。
　　撞车甚至不是他的过失。在耶拿以南的斯塔特罗达郊区，当他正行驶于住宅小区那些巨大、丑陋的公寓楼之间时，那辆特拉巴特小轿车突然间从一条支线路窜了出来。他差不多就可以及时刹住了，但他的反应能力已经不好了。宽大强壮的宝马撞上了那辆东德小汽车的车尾。莫伦茨几乎立即惊慌失措，这是一个陷阱吗？那小轿车的司机是秘密警察吗？那人钻出汽车，盯了一下他那被撞坏了的车尾，冲向宝马。他长着一张瘦瘦的、平庸的脸，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喊道。“该死的西方人，你以为你可以像疯子一样开车吗？”
　　他的西装翻领上挂着一枚小小圆圆的社会主义团结党党徽。是一名党员。莫伦茨用左臂夹紧那本手册，钻出汽车并掏出一叠钱。当然，是东德马克；他不能拿出西德马克，那又会是一次冒犯。看热闹的人开始朝现场聚集。
　　“哦，对不起，”莫伦茨说，“我赔付损坏。这些钱应该是足足有余。可我现在确实已经来不及了……”
　　那个愤怒的东德人瞟了一眼纸币。这确实是厚厚的一叠钱。
　　“不是钱的问题，”他说，“为这辆车我得等上4 年。”
　　“车可以修好的。”站在旁边的另一个男人说。
　　“不，才修不好呢，”那个受了委屈的人说，“必须回到厂里去修才行。”
　　现在围上来看热闹的人大概有20个了。这个工业住宅区里的生活很单调，一辆宝马轿车是值得一看的。就在这时候，一辆警车过来了。是例行巡逻，但莫伦茨开始发抖。警察们下了汽车，一名警察看了看撞损情况。
　　“这车可以修好。”他说。“你想到我们那里去接受调查处理吗？”
　　特拉巴特轿车的司机正在后退。“这个……”
　　另一名警察走向莫伦茨。
　　“请出示证件。”他说。莫伦茨用右手取出他的护照。他的手在颤抖。那警察看了看那只手、那双迷迷糊糊的眼睛和长着胡茬的下巴。
　　“你喝酒了。”他说。他用鼻子闻了闻，并确认了他的发现。“没错，到派出所去。来，上那辆车。”
　　他开始把莫伦茨朝警车推过去。警车的发动机仍在运转，驾驶座的车门也敞开着。就在那个时候，布鲁诺·莫伦茨终于彻底崩溃了。他的腋下仍夹着那本手册。在派出所里，那东西肯定会被发现的。他猛烈把他那条自由的胳膊往后甩去，击中并击破那个警察的鼻头，还把他击倒在地。然后他跳进那辆警车，推进排档，驾车走了。他正朝着错误的方向，朝向北方的耶拿。另一个警察大吃一惊，但还是拔出随身武器开了四枪。三颗子弹打飞了。这辆警车猛地转弯，拐过一个街角消失了。它正在漏油，因为第四颗子弹穿透了油箱。
　
　
　
　
　
　　　

　　
第四章
　
　　那两位警察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是如此地震惊，以致他们没能很快反应过来。他们受过的训练和以前的经历都不习惯于这种民事对抗。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一大群人受到了攻击和侮辱。他们呼喊了一阵子然后想到了该做什么。
　　那位未受伤的警察离开在现场的鼻子被打破的同事，朝派出所走去。他们未配备个人的移动电话，因为他们习惯于使用车载电话向总部报告。向群众求借电话时，对方都耸耸肩。民主德国的劳动人民家里没有电话。
　　那位汽车被撞坏了的党员询问他能否离去，但立即被“破鼻子”的警察用枪指着遭到了拘留。“破鼻子”怀疑这些人都有可能参与了这场阴谋。
　　他的同事正行走在北上去耶拿的路上，这时候他看见迎面驶来了一辆瓦特堡牌轿车，于是挥手让它停下来（也是用枪指着），并命令司机直接送他去耶拿市中心的派出所。往前行驶了1 英里后，他们看到一辆巡逻警车朝他们迎面而来。瓦特堡车内的那位民警拼命地挥手让他的同事们停车，并把发生的事情解释了一下。他们使用巡逻车上的电话，向所里解释了这桩罪行的性质，并被告知立即向警察局报告。同时，后援警车也纷纷被派往撞车现场。
　　向耶拿市中心的无线电话报告记录的时间为12点35分。这次通话也被很远的国境对面哈尔茨山区高山上的一座英国监听站记录到了。这个监听站的代号为阿基米德。
　　下午1 点钟，洛塔尔，赫尔曼已经回到了他在布拉赫的办公室，他发现隔壁楼里的联邦情报局弹道技术室来电话找过他，于是他回了一个电话。弹道技术室邻近军械库和射击场，他们做事情时很聪明，在向一名特工配发一支随身枪械时，不但记录枪支的系列号和领用人的签名，还把两颗子弹试射进一只密封的容器内，然后取出子弹并保存起来。
　　对那位技术员来说，最理想的是能从科隆的尸体身上取得实际的子弹，但他根据子弹的照片也能完成这项工作。所有具有来复线的枪管都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在发射一颗子弹时，每一条枪管会把细小的被称为“膛线”的抓痕留在射出的子弹上。膛线如同指纹。那位技术员把他仍然保留着的10年前签发的一支瓦尔特PPK 手枪的那两颗子弹与他得到的照片进行了比较，至于这支枪的使用人他是一无所知的。
　　“完全符合吗？我明白了。谢谢你！”赫尔曼说。他又打电话给指纹部门。联邦情报局除了存有引起他们注意的一些人的指纹之外，还留有其自己职员的全套指纹。他从指纹部门得到了同样的答复。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又拿起了电话听筒。没有其他办法了，这事只得向总局长本人汇报了。
　　接下去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的最困难的一次会见。总局长十分注重他的机构的工作效率和自身形象，并且这两方面在波恩政府机构中和在西方情报界中是有名气的。赫尔曼带来的消息如同给了总局长当头一棒。他玩味着“丢失”子弹的留样和莫伦茨的指纹样本的主意，但很快就把它排除了。莫伦茨迟早会被警方抓获，而且弹道技术人员会被法庭传去作证，那会使丑闻变得更为糟糕。
　　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只对总理办公室负责，而且总局长明白，迟早，很可能更早些，他将在那里得到丑闻的消息。
　　“去找到他，”他命令赫尔曼，“快点去找到他，并把那些带子拿回来。”当赫尔曼转身要离去时，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总局长补充了一句话。
　　“赫尔曼博士，英国人有一句谚语，我现在推荐给你。‘不要杀生，但不必费心地保留活口’。”
　　他是用英语说出这句谚语的。赫尔曼博士听懂了这话的意思，但还是吃了一惊。在联邦情报局的生涯中，这是他所接到过的最明白的提示。他拨了一个电话给人事处的档案科。
　　“把我们的一位职员——布鲁诺·莫伦茨的履历表送过来。”他下达了命令。
　　下午2 点钟，山姆·麦克里迪仍逗留在山坡上。自早上7 点钟起，他和约翰逊一直待在山上。虽然他怀疑在魏玛郊外的第一次碰头已经放弃了，莫伦茨现在也应该可以过来了。但他没有来。麦克里迪又看了一遍时间表：12点会面，12点10分离开，驱车行驶1 小时45分钟——莫伦茨应该随时会出现。他又举起望远镜去察看国境对面那条遥远的道路上的动静。
　　约翰逊正在看阅他从法兰肯瓦尔德加油站带来的一份当地报纸，这时候他的电话轻轻地振响了。他拿起话筒听了听就交给了麦克里迪。
　　“是政府通讯总局，”他说，“他们要与你说话。”
　　那是麦克里迪的一个朋友，从英国政府通讯总局的所在地切尔特南打来的电话。
　　“听着，山姆，”那个声音说，“我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离你不远的地方突然间无线电联络频繁起来了。也许你应该打电话去问阿基米德。他们那边比我们知道得更详细。”
　　通话结束了。
　　“给我接阿基米德，”麦克里迪对约翰逊说，“接东德科的值班员。”约翰逊开始在号码板上按键。
　　在50年代中期，英国政府通过驻扎在莱茵河的英军，在距漂亮、古老的小城戈斯拉尔不远的哈尔茨山区，购买了高山上一栋破旧的古堡。哈尔茨是覆盖着密林的一块高地，东德的国境线从该地区婉蜒曲折穿行而过。
　　施劳斯·洛文斯泰因城堡经英国人重新整修过后，对外声称是军乐队搞文艺活动的一个休养所。事实似乎果真如此，因为从古堡里经常传出由录音机和功率放大器播放出来的音乐声。当然，这是一种假象。在翻修屋顶时，来自切尔特南的工程技术人员安装了非常先进的天线。虽然当地的一些西德要人偶尔也被邀请去那里参加一场真正的音乐会，并由军乐团飞到那里去演出，但洛文斯泰因古城堡实际上是英国政府通讯总局的一个通讯分站，其代号为阿基米德。它的工作是监听国境对面东德人和苏联人的无线电通讯。这个监听站利用了高山的优势，接收质量非常满意。
　　“是的，我们刚刚把监听到的内容传给了切尔特南总部，”当麦克里迪报出他自己的身份之后，那位值班员说，“他们说你也许会直接来电话询问。”
　　麦克里迪解释了几分钟，当他放下电话时，他的脸色变得苍白。
　　“耶拿地区的警察发疯了。”他告诉约翰逊。“显然在耶拿南郊发生了一次车祸。一辆西德轿车，牌子不清楚，撞上了一辆特拉巴特小汽车。那个西德人动手殴打前去处理事故的一位东德民警，并驾车走了，是驾走了那辆警车。就这么回事，当然，他也许不是我们的人。”约翰逊看上去是赞同这种说法，但他并不比麦克里迪更为相信。
　　“那我们怎么办？”他问。
　　麦克里迪一屁股坐在吉普车的尾板上，并用双手抱住了头。
　　“我们等待。”他说。“我们没其他事情可做。如有新的情况，阿基米德会打电话来的。”
　　这个时候，那辆黑色的宝马车正由警察驾往耶拿市警察局。没人想到过指纹——他们知道他们要抓的人是谁。那位破了鼻梁的警察已被包扎起来，并在作详细的汇报，他的同事也一样。特拉巴特汽车司机已被拘留，正在接受盘问，十几名旁观者也一样。警察局长的办公桌上放着那本汉斯·格劳伯的护照，是被“破鼻子”警察掉落在街上后又被捡起来的。其他刑警搜查了公文箱和旅行袋内的每一件物品。蔡斯的国外销售部经理被传唤过来了，他争辩说从来没听说过汉斯·格劳伯，但没错，他是曾经与西德维尔茨堡的Bi公司做过生意。面对放在他面前的伪造出来的邀请书上他的签名时，他声称该签名看上去像是他的签名但实际上不是。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因为护照是西德人，所以警察局长打了一个例行的电话给当地的国家安全局。10分钟后，对方回电了：我们要求用平板车把那辆轿车运到我们在爱尔福特的主车库，他们说。不要在轿车里到处留下指纹。从车上拿下来的所有物品也要送过来，还有证人的陈述也全要，现在就要。
　　这位警察局长知道谁是真正负责的。当国安局下达命令时，你只得服从。下午4 点30分，那辆黑色的宝马被用一辆平板挂车运到了在爱尔福特的国家安全局车库，国安局的车辆技工开始工作。警察局长不得不承认国家安全局是对的。这事件似乎没有意义。那个西德人很可能因酒后驾驶而被处以重金罚款；而现在他将面临着坐牢。他为什么要逃跑呢？不管国安局要从汽车里寻找什么，他的工作是去找到那个人。他命令附近的每一辆警车和每一名巡警都要睁大眼睛寻找格劳伯和那辆被偷走的警车。对两者的描述用无线电通知了至耶拿北边的阿波尔达和西边的魏玛的所有最基层单位。没有在媒体上发布新闻以寻求公众的协助。但那些无线电通讯全被阿基米德听到了。
　　下午4 点钟，赫尔曼打电话给科隆的迪特·奥斯特。他没告诉他技术室的测试对比结果，甚至也没告诉头天夜晚从约翰·普林茨那里得到的东西。奥斯特没有必要知道。
　　“我要你去会见莫伦茨夫人，你亲自去。”他说。“你已经派了一名女特工与她待在一起，对吗？好的，让她继续留在那里。如果警察去查访莫伦茨夫人，不要去阻止，但要让我知道。努力从她那里挖出各种线索，如他会去哪里、任何度假屋、任何女朋友的公寓、任何亲戚的家里等等任何落脚点。派遣所有职员去探查她提供给你的线索。任何情况都要向我报告。”
　　“除了他的老婆、儿子和女儿，他在德国没有任何亲戚。”奥斯特说。他也看过了莫伦茨的人事档案。“我相信他的女儿是一个嬉皮士，居住在杜塞尔多夫一座抢占的住房里。我也派人去那里查访一下，以备万一。”
　　“好的。”赫尔曼说完就放下了电话。根据他在莫伦茨档案里看到的某一项内容，他发了一封加密的急电给在英国伦敦贝尔格莱夫广场西德大使馆内的联邦情报局特工沃尔夫冈·菲特策乌。
　　5 点钟时，放在越野吉普车尾板上的那部电话机鸣叫起来。麦克里迪拿起听筒。他以为这次是伦敦或阿基米德来电。那声音很轻、很细，好像说话人的喉咙被塞住了。
　　“山姆，是你吗，山姆？”
　　麦克里迪的心抽紧了。
　　“是的，”他厉声说，“是我。”
　　“对不起，山姆。对不起。我把事情搞糟了……”
　　“你没事吧？”麦克里迪急切地说。莫伦茨正在浪费致命的时间。
　　“完了。是的，完了。我完了，山姆。我并不想杀死她的。我爱过她，山姆。我爱过她……”
　　麦克里迪啪地一声搁下电话，切断了通讯。没人能从东德的街头电话亭里打电话到西德。东德人与西德的所有电话联络都是禁止的。但英国秘密情报局在东德莱比锡地区保持着一座安全房，里面有一名卧底的东德人在为伦敦工作。从东德国内拨打那个号码，通过一台设备可经由人造卫星接通西德。
　　但这种电话只能打4 秒钟，不能延长，以防东德人采用三角法测定发话源并确定那座安全房的位置。莫伦茨已经嘀嘀咕咕地说了9 秒钟。虽然麦克里迪不知道，但东德国家安全局的监听站在通讯切断时已经确定了是在莱比锡地区。再通话6 秒钟他们就能确定那座安全房及其户主。莫伦茨曾被告知过只有在紧急情况时才能简短使用那个号码。
　　“他已经精神崩溃了，”约翰逊说，“彻底崩溃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像孩子一样在哭。”麦克里迪厉声说。“他已经神志混乱了。向我诉说我不知道的事情。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并不想杀死她的’？”
　　约翰逊显得若有所思。
　　“他是从科隆过来的吧？”
　　“这你是知道的。”
　　实际上约翰逊不知道这个。他只知道从科隆机场的假日旅馆把麦克里迪接上车。他从来没见过神秘鬼魂。没有必要知道。他取出那份当地报纸，指点着头版上的第二条报道。那是资深的刑事记者冈特·布劳恩为科隆的报纸所写的一篇报道，被由拜罗伊特出版的（北巴伐利亚快报）所转载。该报道的标题是：（应召女郎和嫖客在爱巢双双饮弹身亡）。
　　麦克里迪读了一遍，放下报纸，遥望着北方。“啊，布鲁诺，我可怜的朋友，你到底干下了什么呀？”
　　5 分钟后，阿基米德来电话了。
　　“我们听到了那个消息，”值班员说，“所以我设想，大家也这样设想。对不起，他完了，对不对？”
　　“有什么最新消息？”山姆问。
　　“他们在使用汉斯·格劳伯的名字，”阿基米德方面说，“在图林根南部已经张开天罗地网在捕捉他。酒后驾车、袭击民警、偷走警车。他自己的那辆汽车是黑色宝马，对吗？他们把它弄到了在爱尔福特的国家安全局车库里。好像他的其他装备也被转交给了国安局。”
　　“车祸确切地发生在什么时候？”山姆问道。那位值班员与旁边的其他人商量了一下。
　　“首先打电话向耶拿警方报告的是一辆过路的巡逻车。说话人显然是那个没遭到殴打的民警。他说了一句‘5 分钟之前’，这句话记录的时间是12点35分。”
　　“谢谢你。”麦克里迪说。
　　8 点钟，在爱尔福特的车库里，其中一名技工发现了电瓶底下的那个空盒。其他三名技工与他一起把宝马彻底拆卸开来了。汽车的座椅和内装潢摆得满地都是，轮子拆下来了，轮胎剥开来了。只有车架仍然留着，那个空盒就是在车架上被发现的。那名技术员通知了国家安全局一位穿便衣的少校。他们两人检查了那个空盒，少校点点头。
　　“一辆间谍车呢！”他说。检查工作继续进行下去，虽然工作量已经不大了。少校上楼去报告在东柏林总部的国家安全局。他知道应该打电话向谁报告；电话直接打给了国安局二处，即反间谍处。反间谍处处长奥托·福斯上校亲自接管这个案子。他的第一道命令是，与案件有关的一切物品必须一件不留地全部送到东柏林；他的第二道命令是，自那辆宝马进人东德起，所有见过该汽车或车主的人员，从萨勒河畔的国境边防警官开始，全都要被带来接受详细盘问。以后，这些人中还会包括黑熊旅馆的服务员、在高速公路上曾经并驾齐驱欣赏过该宝马车的巡警，尤其是造成了第一次碰头失败的那两位巡警，以及那两个被偷走了巡逻车的警官。福斯下达的第三道命令是，绝对终止用无线电或非保密电话线路提及这件事情。下达三道命令之后，他提起内线电话，接通了六处，即国境和机场检查处。
　　上午10点钟，阿基米德最后一次打电话给麦克里迪。
　　“恐怕事情已经结束了。”那位值班员说。“不，他们还没抓住他，但他们会的。好像他们在爱尔福特的车库里发现了什么东西。爱尔福特与东柏林之间无线电联络频繁，都是加密的。空中的直接通话已经完全停止了。哦，还有，国境线上的所有检查站全面加强了警戒，岗哨已经加倍，边境上的探照灯在加班工作。就这些，对不起。”
　　即使在他所站立的山坡上，麦克里迪也能看到，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从东德出境地的汽车大灯已经很少了，间隔也延长了。他们肯定在1 英里之外处在弧光灯照耀下对每一辆出境的轿车和卡车进行彻底的搜查，直至连老鼠也休想逃出去。
　　10点30分时，英国秘密情报局的蒂莫西·爱德华兹打来了电话。
　　“听着，我们都很遗憾，但这事已经结束了。”他说。“立即返回伦敦，山姆。”
　　“他们还没抓住他，我应该留在这里。我也许能够提供帮助。事情还没结束。”
　　“不要争辩了。”爱德华兹坚持说。“我们这里有事情要商量。那件包裹的丢失也是要讨论的重要事项之一。我们的美国表兄们很不高兴，至少可以这么说。请在明天上午搭第一班飞机从慕尼黑或法兰克福飞过来，哪里早就从哪里出发。”
　　法兰克福去伦敦的航班更早些。约翰逊驱车连夜把他送到机场，然后驾着吉普车和装备返回了波恩。麦克里迪在法兰克福机场的谢拉顿宾馆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上午乘坐赴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早班飞机，因为有一个小时的时差，降落时才刚过早上8 点钟。丹尼斯·冈特来机场接他，并驾车把他直接送到世纪大厦。他在汽车里看阅了无线电截听的资料。
　　星期四那天，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姬少校很早就起床了，由于缺少健身设备，她在克格勃兵营她自己的房间里做了一会儿健美体操。她知道她的航班要到中午才能起飞，但她仍想再去一下在东柏林的克格勃总部，最后一次查核她在追猎的那个人的行踪。
　　她知道他已经于头天晚上从爱尔福特由一个车队护送着回到了波茨坦，并已经在那里的军官宿舍里过了一夜。他们两人都将在中午搭乘同一架飞机返回莫斯科。即使在这架军用飞机上，他也将坐在前舱的贵宾席上，而她则以庞大的苏联驻东德使馆内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速记员身份搭乘飞机。他们在飞机上将不会碰面，他甚至根本不会去注意她，但只要他们一进人苏联领空，他就会被监视起来。
　　8 点钟，她走进距使馆半英里的克格勃总部大楼，步人了通讯室。他们会帮她打电话到波茨坦，以确认航班时间没有变化。在等待消息时，她倒了一杯咖啡，并与一位年轻的中尉坐在同一张桌子旁。中尉显然已经累了，因为他哈欠连天。
　　“一夜没睡吧？”她问。
　　“是啊，值夜班呢。那些‘克劳特’们整夜都在忙碌。”
　　他没去称呼她的军衔，因为她穿着便装，而克劳特这个词是对东德人的不太客气的称呼。苏联人全都这么称呼东德人。
　　“为什么呀？”她问。
　　“哦，他们截获了一辆西德轿车，并发现了车上的一个秘密部位。认为这是他们的敌对间谍所使用的。”
　　“在这里，柏林吗？”
　　“不，在南方的耶拿。”
　　“耶拿？耶拿在什么地方？”
　　“对不起，亲爱的，我下班了，·我要去睡觉了。”
　　她甜甜一笑，打开钱包，晃了晃她那红色封面的身份卡。中尉停住了哈欠，他的脸色变白了。第三总局的一名少校是很厉害的。他在餐厅一面墙上的地图上指给了她看。她让他离开后，凝视着那张地图。茨维考、格拉、耶拿、魏玛、爱尔福特……全在一条线上，在她所追踪的那个人的车队经过的一条线上。昨天……爱尔福特，而耶拿只相距14英里。太近了，实在太近了。
　　10分钟后，一名苏联少校向她介绍了东德人正在忙碌的事情。
　　“现在由他们的国家安全局二处在管。”他说。“处长是福斯上校。奥托·福斯。他在亲自抓这个事件。”
　　她借用了他办公室里的电话，报出自己的官阶，在东德国家安全局总部与福斯上校定下了一次会面。时间为上午10点钟。
　　伦敦时间上午9 点钟，在世纪大厦局长办公室底下一层的那间会议室里，麦克里迪坐进了会议桌旁边的一把椅子里。中央情报局驻伦敦将工克劳迪亚·斯图尔特坐在他对面，正用怨恨的目光看着他。从兰利（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在地）飞到伦敦准备亲自来接取（苏军作战计划书）的克利斯·阿普尔亚德，一边抽着烟一边凝视着天花板。他的态度似乎暗示着：这是英国伦的事情。你们把事情搞砸了，你们要负责解决好。蒂莫西·爱德华兹坐到了桌子的上首，一副仲裁员的模样。会议只有一项未经说出来的议程：损失估算。损失的限度，如果可能的话，要放到以后讨论。谁都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全都已经读过了无线电截听的资料和形势分析报告。
　　“好吧，”爱德华兹说，“看来你那个神秘鬼魂已在接缝处爆裂了，并把任务给搞砸了。我们现在来看看是否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你到底为什么要派他去，山姆？”克劳迪亚激怒地问。
　　“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们想完成这项任务。”麦克里迪说。“因为你们自己无法去完成。因为这是一件紧急任务。因为我被排除在外了。因为潘克拉丁坚持要会见我。因为神秘鬼魂是惟一可以接受的替代人物。因为他同意去。”
　　“可现在出现的情况是，”阿普尔亚德拖长声音说，“他已经杀死了他的娼妓女朋友，神经已经到了极限。难道你一点都没察觉吗？”
　　“没有。他显得紧张，但能控制得住。紧张是正常的。他没有告诉我关于他个人的糟糕事情，而且我也不是超人。”
　　“事情的麻烦在于，”克劳迪亚说，“他已经见过了潘克拉丁。当东德国安局抓住他后，他会招出来的。我们已经损失了潘克拉丁，还有他在卢比扬卡监狱里受审时天知道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呢。”
　　“潘克拉丁现在在哪里？”爱德华兹问。
　　“根据他的日程时间，现在他差不多正在登上由波茨坦去莫斯科的一架军用飞机。”
　　“你们能与他接头并给他发一个警告吗？”
　　“不行，该死的。当他降落以后，他要休假一个星期，与部队里的战友一起住在乡间。我们只能等他回到莫斯科以后才能给他发去一个紧急警告暗号，如果他还能返回莫斯科的话。”
　　“那本战争计划书呢？”爱德华兹问。
　　“我认为神秘鬼魂已经得到了，在他的身上。”麦克里迪说。他吸引了他们的关注。阿普尔亚德停止了抽烟。
　　“为什么？”
　　“时间。”麦克里迪说。“碰头是在12点钟。假定他是12点20分离开那个路边停车处，撞车发生在12点30分，经过了10分钟行车，而且是在耶拿另一边的5 英里处。我认为，假如他把那本手册藏匿到了电瓶下的空盒里，即使以他那种状态，他也只不过是酒后驾驶违章，在牢里蹲上一夜，付掉罚款就没事了。警察是不大可能对那辆汽车进行彻底搜查的。
　　“如果那本手册在宝马车里，那么我认为截听到的警察无线电通话中应该有某些兴高采烈、如获至宝的那样腔调。国家安全局也会在10分钟内接到通知了，而不是两个小时之后。所以我认为他把那件东西带在身上，也许放在西装里边。那就是为什么他不能去派出所。因为验血时要脱去他的西装，所以他逃跑了。”
　　会议室寂静了好几分钟。
　　“那就回过头来谈谈神秘鬼魂吧！”爱德华兹说。即使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个特工的真名，但他们更愿意称呼他的行动代号。“他肯定是在某个地方。他会去哪里呢？他在附近有朋友吗？一座安全屋？还是什么地方？”
　　麦克里迪摇摇头。
　　“在东柏林有一座安全房。他很早就知道了。我已经去试探过了，没有联系。在南部地区，他没人认识，从来没到过那里。”
　　“他会不会躲进了山林中？”克劳迪亚问。
　　“那里不是山地。不像哈尔茨有许多浓密的森林。那地方是开阔的农田、城镇、村庄和农场……”
　　“对于一个神经崩溃了的中年流亡者来说，是无处可以藏身的。”阿普尔亚德评论说。
　　“那我们就失去他了。”克劳迪亚说。“他、战争计划书和潘克拉丁，我们全都失去了。”
　　“恐怕是这样，”爱德华兹说，“人民警察将采用饱和战术，每一条街巷都会被设置路障检查，无处藏身，我担心他们到中午就可能抓住他了。”
　　在这种忧郁的气氛中，会议结束了。当美国人走了之后，爱德华兹叫住了已经走到门边的麦克里迪。
　　“山姆，我知道已经没有希望了，但不要放弃，好吗？我已经与切尔特南的东德科打了招呼，让他们加强监听力量，而且一有消息就通知你。当东德人抓住神秘鬼魂时——他们肯定能抓住的，要立即向我报告。我们总得安抚一下我们的表兄吧，虽然天知道该怎么去安抚他们。”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麦克里迪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似地一屁股坐进了椅子里。他搞去电话机上的听筒，目光凝视着墙壁。
　　假如他会喝酒，他就会伸手去拿酒瓶；假如他在多年前没有戒烟，他就会伸手去拿烟盒。
　　他知道他已经失败了。无论他们对他施加了多大的压力，但最后是他决定派遣莫伦茨。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他已经丢了那本战争计划书，很可能会暴露潘克拉丁。对他来说，最糟糕的是，他已经把一位朋友送过去让人家抓住、受审和处死，因为他当时没有注意到现在看起来是十分明显的警告信号：莫伦茨处于那种状态是决不能去执行那种任务的。莫伦茨去了是因为不想回绝他的朋友山姆·麦克里迪。
　　这位骗术大师现在才知道，在他以后的日子里，在半夜三更辗转难眠的时候，他的眼前将会出现在那个旅馆房间中布鲁诺·莫伦茨那张迟缓的脸面……
　　他试图去除他的负罪感，转而去思考当一个人经历了神经彻底崩溃之后他的思维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那种现象。布鲁诺·莫伦茨的现状如何？他会对他的处境做出何种反应？符合逻辑的反应还是疯狂的反应？他打电话给局里的咨询心理学家——一位有名气的开业神经科医生。他的电话追踪到了阿兰·卡尔博士在温波尔街的诊所里。卡尔博士说上午他很忙，但愿意与麦克里迪一起吃午饭并提供一次特别咨询。麦克里迪定下了1 点钟在蒙特卡姆饭店的饭局。
　　上午10点整，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妮少校走进位于东柏林诺曼纳大街22号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并被引到了二处，即反间谍处占用的四楼楼层，福斯上校正等待着她。他让她坐在他独用的办公室里一把面对他的办公桌的椅子上。他自己落座后要了咖啡。当服务员离去后，他彬彬有礼地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少校同志？”
　　他对在他认为是忙得焦头烂额的一天里会有人来访而颇感奇怪。但接待来访的要求来自于负责克格勃总部的那位将军，而福斯上校清楚地明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到底是谁说了算。
　　“你在处理耶拿地区的一个案子。”瓦纳芙斯卡娅说。“一名西德间谍撞车后抛下自己的汽车逃走了。你能否告诉我到目前为止的详细情况？”
　　福斯补充上了这位俄罗斯女士所不了解的那部分情况。
　　“我们假设，”当他补充完时，瓦纳芙斯卡娅说，“那个叫格劳伯的间谍是来收取或递交某一件东西……在那辆汽车里或秘密盒子里是否发现了他试图要带进来或带出去的任何东西？”
　　“没有，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他的所有个人证件仅仅是他的身份掩护。车上的盒子是空的。如果他把某件东西带了进来。那么他已经递交出去了。如果想把某件东西带出去，那么他还没有收取到”或者仍留在他的身上。“
　　“有可能，是的。我们在审问他的时候就会知道。我能否问一下你为什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
　　瓦纳芙斯卡娅仔细地斟酌着词句。
　　“我在负责的一个案子，碰巧，有可能与你这个案子有重叠之处。”
　　奥托·福斯虽然在脸上没有显露出任何表情，但他的内心却在思考着。这么说来，这位漂亮的苏联女侦察员是在怀疑那个西德人跑到东部来是要与一个俄罗斯人接头，而不是一个东德叛徒。有意思。
　　“上校，你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克劳伯是来进行碰面接头或者只是来到一个死信箱里交接东西？”
　　“我们相信他来这里是进行一次碰面接头。”福斯说。“虽然车祸发生在昨天下午12点30分，但他实际上是前天，星期二中午11点钟人境的。假如他仅仅是为了把一件包裹放进一只死信箱或从中取出来，那是用不了24小时时间的。他完全可以在星期二夜晚完成。事实是，他前天晚上在耶拿的黑熊旅馆住了一宿。我们相信他来这里是要进行一次当面交接。”
　　瓦纳芙斯卡娅的心跳加快了。一次当面交接，在耶拿- —魏玛地区的某个地点，很可能是一条公路沿线，是差不多同一时间她在追踪的那个人所旅行的同一条道路。他来碰面接头的是你，你这个狗杂种。
　　“你们是否已经确认了格劳伯的身份？”她问道。“那肯定不是他的真名。”
　　福斯隐藏着他胜利的喜悦，他打开一份卷宗，递给她一张画像。那是在耶拿的两位警察、在魏玛西郊协助格劳怕拧紧螺帽的两位巡警和黑熊旅馆的员工帮助下画出来的一张图像。这张图画得很好。福斯又一言不发地递给她一张大照片。两者很像。
　　“他的名字叫莫伦茨，”福斯说，“布鲁诺·莫伦茨。是西德联邦情报局科隆分局的一名职业情报官。”
　　瓦纳芙斯卡妮感到奇怪。这么说来，这是西德搞的一次行动了。原来她一直怀疑她的猎物是在为中央情报局或英国人工作。
　　“你们把他抓住了吗？”
　　“没有，少校。我承认，我也对于迟迟未能抓获归案而感到奇怪。但我们会抓住他的。那辆遭抛弃的警车已在昨天夜晚被发现了。发来的报告说，汽车的油箱已被穿孔。在被偷走之后，车子只开了10至15分钟。发现的地点是在这里，耶拿北郊的阿波尔达附近。所以，我们的人员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有份完整的描述：身材高大粗壮、灰头发、穿着一件皱巴巴的风雨衣。他没有身份证件，说话带莱茵兰口音，身体状况不佳。他看上去呆头呆脑，与众不同。”
　　“到时候我要参加审讯。”瓦纳芙斯卡娅说。她并不是一个易受惊吓的人。审讯场面她已经见得多了。
　　“如果这是一份来自克格勃的要求，那么我当然是会同意的。”
　　“克格勃会提出这种要求的。”瓦纳芙斯卡娅说。
　　“那就不要走远，少校。我们会抓住他的，很可能在中午时。”
　　瓦纳芙斯卡姬少校返回克格勃大楼，取消了她从波茨坦搭乘飞机的计划，并用一条保密线路与谢利平将军取得了联系。将军同意了。
　　中午12点，一架安东诺夫32型苏联空军运输机从波茨坦升空，开始飞向莫斯科。潘克拉丁将军和其他返回莫斯科的陆军和空军高级军官都在飞机上。一些低级军官坐在堆放着邮袋的后舱。同机返回的没有那位穿着深色西服的来自使馆的“女秘书”。
　　在吃西瓜和餐前的小吃时、心理学专家卡尔博士说：“他将会处于一种我们称之为分裂、没落或神游的状态。”
　　他已经仔细听取了麦克里迪对于一位显然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神经分裂的无名氏人士的描述。他没被告知，也没去打听那人所执行的是什么任务，或者这种分裂是在哪里发生的，只知道是在一处敌对领土上。餐桌上的空盘子撤走了，比目鱼上来了，鱼骨已被剔除。
　　“与什么相分裂？”
　　“当然是与现实！”卡尔博士说。“这是这类综合病症的典型症状之一。在他最后崩溃之前，他也许已经显示出自欺欺人的迹象。”
　　他是如何自我欺骗的呢？麦克里迪沉思着。真的认为一个漂亮的妓女会爱上他？而且在杀了两个人之后能逍遥法外？
　　“神游的意思，”卡尔博士继续说，一边用叉子叉起一片比目鱼，“是逃避。逃避现实，尤其是严酷的、令人不愉快的现实。我认为你那个人现在的状况很不好。”
　　“他具体会做些什么？”麦克里迪问。“他会到什么地方去？”
　　“他会去一个避难圣所，某一个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某一个他可以躲藏的地方，某一个能抛开所有问题、没人会去打扰他的地方。他也许甚至会返回孩子般的状态。以前我有过一位病人，被问题难倒了，就爬到床上，把身体像胎儿般地缩成一团，还把一只大拇指舍进嘴里，赖在那里不肯下来。童年，你明白的，安全、保险，没有烦恼问题。顺便说一下，这鱼味道很好。好的，再来一点葡萄酒……谢谢。
　　能躲起来当然很好，麦克里迪想，可是布鲁诺·莫伦茨没有避难圣所可去。他在汉堡出生、长大，在柏林、慕尼黑和科隆工作过，他在耶拿或魏玛地区应该没有藏身之处。他又添加了葡萄酒，并问道：“假定他没有避难圣地可去呢？”
　　“那样的话，恐怕他只能糊里糊涂地到处徘徊，无法帮助自己。根据我的经验，假如他有一处目的地，他是能够理智地到达那里；如果没有一个目的地……”心理医生耸耸肩，“他们就会抓住他。很可能现在已经抓住了。至迟是晚上。”
　　但是他们没有抓住他。整个下午，东德国安局二处处长福斯上校的怒火和挫折感开始加大。时间已经超过了24个小时，快接近30个小时；在阿波尔达—耶拿—魏玛地区，警察和国安局反间特工队已经在街头巷尾和路障检查处布下了天罗地网；但这个身材高大、步履蹒跚、精神错乱、目的地不明的西德人似乎奇迹般地蒸发了。
　　整个晚上，福斯在诺曼纳大街的办公室里踱着步；瓦纳芙斯卡娅坐在克格勃兵营单身女宿舍内的行军床床沿边；英国通讯工程师们弓着背坐在施劳斯·洛文斯泰因古堡和切尔特南的无线电设备前；麦克里迪在世纪大厦内的办公室里一杯接一杯喝着咖啡，但是……布鲁诺·莫伦茨消失了。
　
　
　
　
　
　　　

　　
第五章
　
　　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娅少校失眠了。她试图睡着，但没有成功。黑暗中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纳闷，为什么素以控制国民效率很高而闻名的东德人，会在一个方圆20英里的地区内失去像莫伦茨那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搭上了一辆便车？偷了一辆自行车？仍俯伏在一条沟渠里？那些警察到底在那里干些什么呀！
　　到凌晨3 点钟时，她深信有一个差错，在一个半疯癫的人能在一个小小的地方逃脱警察布下的天罗地网的这个谜团中有一些差错。
　　她在4 点钟起床，回到了克格勃办公室里，命令夜班值班员为她接通给东德国家安全局总部的保密线路。接通电话后，她与福斯上校通话。
　　“莫伦茨的那张照片，”她说，“是不是近照？”
　　“大概一年前照的。”福斯回答。他感到迷惑。
　　“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从HVA。”福斯说。瓦纳芙斯卡娅谢过他后挂断了电话。
　　HVA 是东德的国外情报局，显然由于语言方面的原因，专长于操纵在西德内部的谍报网。局长是传奇人物马尔库斯·沃尔夫上将。即使是瞧不起卫星国情报机构的克格勃，也对他相当尊敬。马尔库斯·沃尔夫曾经对西德搞过几次漂亮的行动，最有名的是“操纵”西德总理勃兰特的私人秘书。瓦纳芙斯卡妞打电话唤醒了克格勃第三总局驻东德的负责人，提出她的要求，还报出了局长谢利平将军的名字。这一招奏效了。接电话的那位上校说他落实一下看看是否可行。半小时后他回电了。沃尔夫将军好像是一位习惯早起的人，他说，你的约见已定在6 点钟在他的办公室里。
　　那天凌晨5 点钟，总部设在切尔特南的英国政府通讯总局的密码部，已经完成了在过去的24小时内堆积下来的最后一批低级情报资料的译码工作。译成白话文字后，这些情报将通过一系列陆上保密线路传送给各个接收机关——有些发送给在世纪大厦的秘密情报局，有些发送给在柯桑街的MI－5 局（即承担反间谍工作的保安局，又称军情五局），有些发送给在白厅的国防部。许多情报被复制后同时分送给两个或甚至所有这三个机关。紧急情报的处理速度要快得多，但下半夜是发送低等级情报给伦敦的好时段；线路相对不太忙。
　　星期三晚上的那些情报材料有一个信号是由布拉赫发给西德驻伦敦使馆的联邦情报局职员。德国当然是英国有价值的和受尊重的盟国。但切尔特南在截听和译解一个盟国发给其驻外使馆的绝密电文时是不讲究感情的。这份密电在早些时候已被译解出来了。没什么冒犯的内容，只是例行通讯。这份电文被发送给了MI局和世纪大厦的北约科。后者专门处理除中情局以外的与英国所有盟国的情报联络工作，与中情局的联络工作由另一个科室负责。
　　北约科的科长已经注意到了爱德华兹非常关注麦克里迪在操纵友好情报机构——西德联邦情报局一名特工时的失误状况。这位北约科头头是麦克里迪的朋友。当他在那天上午10点钟见到西德的电文时，他决定把它交给麦克里迪，以备万一他的朋友需要，但他在中午之前一直没空。
　　早上6 点钟，瓦纳芙斯卡妞少校被引进了位于福斯上校办公室再高两层的马尔库斯·沃尔夫的办公室里。这位东德的间谍头子不喜欢制服，因此他身着一套裁剪得体的深色西服。他还喜欢茶，而不是咖啡，专门让人为他从伦敦的福特纳及玛森搞来了一些上好的茶叶。他给苏联的少校提供了一杯茶。
　　“将军同志，布鲁诺·莫伦茨的那张近照，是你们这里提供的。”
　　马尔库斯·沃尔夫的目光从茶杯沿口上方打量着她。如果他在西德的政府机构内有情报网和间谍——实际上他是有的，那么他是不会向这个陌生人确认的。
　　“你们是否能搞到莫伦茨的一份履历表？”她问道。沃尔夫思考了一下这个要求。
　　“你为什么要这个东西？”他柔和地反问。
　　她详细地解释了一番。打破了几项规定。
　　“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怀疑，”她说，“还没有具体证据。感觉到缺少一点什么。也许是他过去的某些情况。”
　　沃尔夫同意了。他喜欢横向思考。他的某些漂亮的行动来自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怀疑对方在某个地方有一个阿基利斯的脚踵，只要他能够找到它。他起身走到文件柜边，取来了由8 张纸组成的一叠资料。他没有吭声。这是布鲁诺·莫伦茨的全套人事档案。与星期三下午洛塔尔·赫尔曼在西德布拉赫看阅过的那一套相同。瓦纳芙斯卡姬羡慕地呼出一口气来。沃尔夫微笑了。
　　如果说马尔库斯·沃尔夫在谍报界有一项专长的话，那么他的这项专长不是去收买和策反西德的高级官员（虽然有时候他也这么做过），而是在这些要人的身边安插生活和工作作风无可挑剔的拘谨刻板的老处女型秘书。他知道一名机要女秘书能见到她的主子见过的文件材料，有时候还能比其主子见得更多。
　　多年来，西德曾爆出过一系列丑闻：一些内阁部长、高级公务员和军火承包商的机要秘书们不是被保安局逮捕就是悄悄地潜回了东德。他知道，有一天他将把爱尔穆特·凯普尔小姐从联邦情报局科隆分局召回到她所敬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此之前，她将继续在迪特·奥斯特局长上班前一小时到达办公室，复印任何有价值的文件资料，包括全局员工的人事档案。在夏天，她将继续在那个安静的公园里吃色拉三明治当中饭，用一些干净的面包屑喂鸽子，最后把那只空了的三明治包装袋丢进附近的一只垃圾箱。几分钟之后，那个牵着狗散步的绅士将从那里把它取走。在冬天，她将在那个温暖的咖啡馆里吃中饭，并把她所看过的报纸丢人门口的那只垃圾桶里，那位街道清洁工将把它从那里捡出来。当凯普尔小姐回到东德后，她将参加国宴，受到安全局长埃里希·米尔克的接见，或者可能是党的领袖埃里希·昂纳克的亲自接见，被授予一枚勋章，领取一份政府年金，还将得到在菲尔斯腾瓦尔德湖边的一套温暖舒适的退休公寓。
　　当然，马尔库斯·沃尔夫并不是一个先知先觉的超人。他不可能知道到19op年时东德将不复存在，米尔克和昂纳克将遭到废黜和受到侮辱；他本人将会退休，靠写回忆录而去挣得一份丰厚的稿费；而爱尔穆特·凯普尔将在西德的一个僻静处度过她的余生，该地方的条件要比原定她那湖边的公寓差多了。
　　瓦纳芙斯卡姬少校抬起头来。
　　“他有一个姐姐，”她说。
　　“是的。”沃尔夫说。“你认为她也许知道一些事情吗？”
　　“可能不会有什么收获。”苏联人说。“如果我去探访她……”
　　“如果你能从你的上司那里获得同意。”沃尔夫温和地向她建议。“你不是为我工作的。‘”
　　“但如果我能去成，我会需要一种身份掩护。不是俄罗斯人，不是东德人……”
　　沃尔夫自我否定似地耸耸肩。
　　“我倒有一些假的身份证明，随时可供使用。当然，这是我们这个奇怪的行业的一部分内容……”
　　波兰航空公司的LOT104航班上午10点钟经停在柏林合尼菲尔德机场。该航班延误了10分钟，以让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娅登机。如同沃尔夫所指出的，她的德语说得比较好，但还不能冒充德国人。她在伦敦要见面的人当中，极少有说波兰语的。现在她带上了去走访亲戚的一位波兰教师的证件。波兰是一个大为宽松自由的国度。
　　波航的那架定期客机于11点钟降落了，因时差关系节省了一个小时。瓦纳芙斯卡娅少校在30分钟内经过了护照检查和海关卡口，在航站2 号集散大厅的一个公用电话亭里打了两个电话，并坐上出租车去了伦敦市樱草山区。
　　中午时分，山姆·麦克里迪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才刚刚与切尔特南通完话搁下话筒。他所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没有动静。时间已经过去了48个钟头，而莫伦茨仍然在逃。现在打电话的人是楼下的北约科科长。
　　“上午送来的公文袋里有一份电文。”他对麦克里迪说。“也许没什么苗头；那样的话，你就把它扔进废纸篓吧。反正我现在让收发员送上来。”
　　5 分钟后，那份电报稿送达了。当麦克里边看到电报及其上面的时间后，他不由地大声咒骂起来。
　　情报界中的“需要知道”原则通常运作得较好。那些在自己的工作中无需知道某事的人，是不会被告知的。这样，如有泄密，无论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损失就不会很大。但有时候也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一份也许能改变事件的信息没有传递过去，因为没人认为是必要的。
　　在哈尔茨山区的阿基米德监听站和在切尔特南的东德科监听员们已被告知把他们截获的任何消息及时传送给麦克里迪。如电讯中有“格劳伯”或“莫伦茨”字样，则更应该立即传送。但役人想到还应该把这件事通知到对盟国的外交和军事通讯的监听人员。
　　麦克里迪现在手头上的电文时间是星期三下午4 点22分。电文内容如下：由：赫尔曼致：菲特策乌特急。请洽阿·法夸森夫人，娘家姓莫伦茨，应该住在伦敦。问她在过去的四天里是否见到过她的弟弟或听到过他的消息。完。
　　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他在伦敦有一个姐姐，从来没告诉过我，麦克里迪沉思着。他开始纳闷他的朋友布鲁诺还有什么关于过去的事情没告诉过他。他从一个架子上抽出一本电话号码簿，寻找法守森这个姓氏的栏目。
　　幸好这不是一个常见的姓氏。如果姓史密斯就得找上半天时间了。电话号码本里有14位法夸森，但没有以A 为名字字头的已婚妇女。他开始按照这14个人的顺序，一个一个地打电话。在前面的7 个电话中，5 个人回答说不知道阿·法夸森夫人。2 个电话没人接听。在打第8 个电话时他的运气来了；电话本上的姓名是罗伯特法夸森。一位妇女来接听电话。
　　“是的，我是法夸森夫人。”
　　话声中好像有德语口音。
　　“请问您是不是阿·法夸森夫人？”
　　“是的。”她似乎有所警觉。
　　“对不起，打扰你了，法夸森夫人。我是伦敦希斯罗机场移民局的。你是不是有一个叫布鲁诺·莫伦茨的弟弟？”
　　一阵长时间的停顿。
　　“他在那里吗？在希斯罗吗？”
　　“这我不能说，夫人。除非你是他的姐姐。”
　　“是的，我是阿德尔海德·法夸森。布鲁诺·莫伦茨是我的弟弟。我能不能与他说话？”
　　“恐怕现在不行。你留在家里好不好，嗯，15分钟内我过来。这事很重要。”
　　“好的，我就在这里。”
　　麦克里迪打电话给汽车互助协会要了一辆车和一名司机，然后匆匆跑下楼去。
　　这是隐藏在摄政王公园路后面一座用实习砖建造的爱德华七世时代别墅顶上的一间很大的工作室公寓。麦克里边走上去按响了门铃。法夸森夫人穿着一件画家工作服招呼了他，并把他引进了一间画架上支着油画、地板上摊满了速写的工作室。
　　她是一位漂亮的妇女，像她弟弟那样也是头发灰白。麦克里迪猜测她大概有五十七八岁。她腾出一个地方让他坐下，并直视着他的目光。麦克里迪注意到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摆着两只咖啡杯。两只杯子都是空的。趁着法夸森夫人坐下去的时候，他设法去摸了一下其中一只杯子。杯子是温热的。
　　“你贵姓？有何贵干？”
　　“我叫琼斯。我想问问关于你弟弟布鲁诺·莫伦茨先生的事情。”
　　“为什么？”
　　“这是一件移民方面的事情。”
　　“你在向我说谎，琼斯先生。”
　　“是吗？”
　　“是的，我弟弟没来这里。而且如果他想来的话，他也不会有与英国移民局有关的问题。他是一位酉德公民。你是一个警察吧？”
　　“不，法夸森夫人。可我是布鲁诺的一个朋友。多年老朋友。我们的交往已经很长久了。我请你相信这一点，因为这是真实的。”
　　“他遇上麻烦了，对不对？”
　　“是的，恐怕是这样。我正在设法帮助他，如果能够的话。但这不太容易。”
　　“他干下了什么事？”
　　“事情似乎是他在科隆杀了他的情人。而且他已经逃走了。他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并不是故意要那样做的。然后他就消失了。”
　　她起身走到窗边，凝视着窗外樱草山公园里的那些夏末时的各种树叶。
　　“哦，布鲁诺，你这个傻瓜。可怜的、胆小的布鲁诺啊。”
　　她转过身来面向着他。
　　“这里的德国大使馆有一个人来过。是昨天上午来的。在此之前的星期三晚上，他打来过电话，可是我出门了。他没有告诉我你说过的事情，只是询问布鲁诺是否来联系过。他再没来联系。我也帮不了你，琼斯先生。你很可能比我知道得更多，如果他对你说过一句话。你知道他去了哪里吗？”
　　“那就是问题。我认为他已经越过了国境，进入了东德，在魏玛地区的某个地方。也许与朋友待在一起。可到目前为止就我所知，他一生中从未去过魏玛附近地区。”
　　她看上去一脸迷茫。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在那里住了两年呢！”
　　麦克里迪保持着脸上的镇静，但他的内心吃了一惊。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个。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是没有，他不会说的。他不喜欢那里。那是他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两年。他从来没有谈起过。”
　　“我还以为你们全家是汉堡人呢，在汉堡出生并长大。”
　　“是的，直到1943年。那一年汉堡被英国皇家空军炸成了废墟。就是那次‘火爆’大轰炸。你听说过吗？”
　　麦克里迪点点头。当时他5 岁。皇家空军对汉堡市中心进行了狂轰烂炸，使之燃起了熊熊火焰。大火把氧气从郊区吸了进来，城市成了一座炽热的炼狱，温度升高后使钢铁像水一般地流动起来，混凝土像炸弹一般爆裂开来。这种恐怖景象横扫整个城市，所到之处万物蒸发。
　　“布鲁诺和我在那天夜里成了孤儿。”她停顿了一下后又开始凝视，不是去看麦克里迪，而是越过他，看到了她所生长的那座城市燃起的冲天大火，把她的双亲、她的朋友、她的同学和她的生命界标烧成了灰烬。过了几秒钟后她的身子猛地一动，从遐想中恢复过来，继续用她那略带德语口音的说话叙述下去。“灾难过后，当局收养了我们，而且我们被疏散出去了。当时我15岁，布鲁诺10岁。我们分开了。我被分配去住在格了根郊外的一户人家里。布鲁诺被送到了魏玛附近的一位农场主家中。
　　“战后我千方百计寻找他，在红十字会帮助下我们姐弟团聚了。我们回到了汉堡。我照顾着他。可他几乎没有说起过魏玛。我开始在英国占领军办的一座食堂里打工，以养活布鲁诺。那时候的生活真艰苦，这你是知道的。”
　　麦克里迪点点头。“是的，对不起。”
　　她耸耸肩。“都是那场战争的原因。后来在1947年，我遇见了一个叫罗伯特·法夸森的英军中士。我们结婚后就住到伦敦来了。8 年前他去世了。1948年当我和罗伯特离开汉堡时，布鲁诺在一家制造光学镜头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住厂学徒的工作。此后我只见过他三四次，而在最近10年里一次也没见过他。”
　　“你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使馆的那个人？”
　　“菲特策乌先生？没有，他没问起过布鲁诺的童年时代。可我告诉了那位女士。”
　　“女士？”
　　“她在一小时前刚刚离去。就是来自年金部门的那个女的。”
　　“年金？”
　　“是的。她说布鲁诺仍在光学器材行业工作，在为维尔茨堡的一家BKI 公司工作。但BKI 好像是英国的皮尔金顿玻璃公司的子公司，且由于布鲁诺快要退休，她需要了解他的一生详情，以便计算出他的应得年金。她不是来自于布鲁诺的工作单位吧？”
　　“我怀疑不是。很可能是西德的警察。恐怕他们也在寻找布鲁诺的下落，但不是为了帮助他。”
　　“对不起。我不应该说给人家听的。”
　　“你原先不知道呀，法夸森夫人。那个女的英语说得很好吗？”
　　“是的，很完美。只有一点点口音，也许是波兰语口音吧。”
　　现在麦克里迪知道那位女士是来自何方了。其他猎手也在外出寻找布鲁诺·莫伦茨，其他许多猎手，但只有麦克里迪和另一组人知道关于维尔茨堡的BKI 公司事情。他站起身来。
　　“请你努力回想一下他所说起过的战后那两年生活的只言片语。在他需要时，他也许会去求助的某个人，或任何人？寻找避难圣所？”
　　她努力想了好长时间。
　　“他提到过一个名字，对他比较好的某一人的名字。他的小学老师。小姐……这个……纽堡小姐……不是，我现在记起来了，是纽曼小姐。没错，是纽曼。当然，现在她可能已经死了。那是40年以前的事了。”
　　“最后一个问题，法夸森夫人。你把这一情况告诉玻璃公司的那位女士了吗？”
　　“没有，我才刚刚想起来呢。我只告诉过她，布鲁诺曾作为M 个被疏散人员在离魏玛不到10英里的一个农场里度过了两年时间。”
　　回到世纪大厦后，麦克里迪从东德科借了一本魏玛电话簿。里面列有几个姓纽曼的人，但只有一个人标着小姐的字样。应该是一个老处女。在东德，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是不会拥有她自己的公寓和电话的。一位成年的老处女，一位职业女性，则可能拥有这些。这事成功的把握很小，非常小。他可以让东德科潜伏在柏林墙对面的特工去打一个电话。但国家安全局无处不在，对一切通话都在实施窃听。在电话里提问：一个叫莫伦茨的小男孩曾经是你的学生吗？他是否来找你了？如果这样打电话去问是会把事情整个儿搞砸的。接着麦克里迪到世纪大厦内专门制作假证件的部门去了。
　　他打电话给英国航空公司，但没能订到机票。倒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能提供帮助，他们在下午5 点15分有一班飞往西德汉诺威的航班。他要丹尼斯·冈特再一次驾车送他去伦敦希斯罗机场。
　　波兰航空公司那架经东柏林返回华沙的飞机，应该在下午3 点30分从希斯罗起飞。但当飞行员开启飞机的航行系统时，一只红灯亮了起来。经检查后发现原来只是一只螺线管出了故障，但航班要延误到6 点钟才能起飞。在离港大厅休息室里，柳德米拉·瓦纳芙斯卡姬少校看了看电视屏幕上出港航班信息，注意到她的航班“由于营运原因”而延误了。她轻轻地咒骂一声后继续看书。
　　麦克里迪正要离开办公室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他犹豫着是否应该接听，最后还是去接了。也许是一个重要的电话呢。这是爱德华兹的来电。
　　“山姆，证件部门的人刚才向我汇报了。现在你听着，山姆，你不会、绝对不会得到我的批准再去东德。清楚了吗？”
　　“绝对清楚，蒂莫西，再清楚不过了。”
　　“那就好。”副局长说完就搁下了电话。冈特已经听到了电话另一头那个人的声音和谈话内容。
　　麦克里迪开始喜欢同特。他到这个科室才6 个月，但他已经显示出他很聪明、可以信任，而且口风很紧。当他驾车载着麦克里迪拐过霍加斯环形路口，穿行在星期五下午的车流中向希斯罗机场驶去时，他张口说话了。
　　“山姆，我知道你曾经历过更为艰难危险的处境，但你是上了东德的黑名单的，而且老板禁止你去那里。”
　　“禁止是一回事，”麦克里迪说，“防范是另一回事。”
　　当他走进2 号航站楼的出港大厅去搭乘汉莎航空公司赴汉诺威的航班时，他没有看见离他两码距离正坐着看书的那位年轻的女士。她有一双敏锐的蓝眼睛，一头闪亮的金发剪得短短的。当他走过去时，她也没有抬头去看这位中等身材、头发棕黄稀疏、穿着一件皱巴巴灰色风雨衣的男人。
　　麦克里迪的航班准时起飞，并在当地时间晚上8 点钟降落在汉诺威。瓦纳芙斯卡姬少校于6 点钟起飞并于9 点钟在东柏林舍尼菲尔德机场着陆。麦克里迪租了一辆车，驾车穿过希尔德斯海姆和萨尔茨吉特，奔赴戈斯拉尔郊外的林中国的地。瓦纳芙斯卡妮由一辆克格勃轿车把她从机场接到了东柏林市内诺曼纳大街22号。她不得不等上一个小时才能见到奥托·福斯上校，因为上校正在向国家安全局局长埃里希·米尔克汇报工作。
　　在离开伦敦之前，麦克里迪已经打电话通知了他的主人；所以现在有一个人在等待着他。那人在他那幢宽大的别墅的正门前迎接了他。这是一座由狩猎屋改建的漂亮的住房，坐落在山腰上，在白天能看到远处覆盖着针叶树的一条长长的山谷。5 英里之外，戈斯拉尔小城的灯火在夜空下一闪一闪地亮着。假如天光尚未褪尽，站在哈尔茨山脉的一个山头上，麦克里迪也许可以看见东边远处一座高楼的屋顶。人们也许会误认为那是一座狩猎楼，但它不是。它是一座炮楼，它的目的不是为了猎杀野猪，而是猎杀男人和女人。麦克里迪来探访的那个人，选择了使他发了财的国境线附近来度过他的舒适的退休生活。
　　多年来，他的主人已经发生了变化，麦克里迪心想着。他被引进了一间四周镶着护壁板、墙上挂着野猪头和牡鹿角的客厅。一只石砌壁炉里啪啪地燃烧着一堆柴火；高山上的夜晚即使在9 月初也已是寒气袭人。
　　招呼他的那个人已经发福了；那曾经是瘦瘦的身躯现在已是长满了肉。他的个子仍然不高，当然，那张粉红色的圆脸上方覆盖着白色糖果丝一般的头发，使他看上去更显得面容善良。直至你去洞察那双眼睛。那是一双狡黠的眼睛、一双诡计多端的眼睛，那双眼睛看够了世事，见证了许多次生与死的交易，经历了下水道中的生活并幸存下来了。他是冷战中的一个邪恶人物，曾被称为柏林黑社会的无冕之王。
　　在自1961年柏林墙建起来至1981年他退休的20年时间里，安德雷·库茨林格一直是一名蛇头，帮助偷渡者偷越国境。是柏林墙使他发了财。在柏林墙建立之前，想逃往西德去的东德人，只要先到达东柏林然后走进西柏林就可以了。后来，在1961年8 月21日夜晚，突然间一道巨大的混凝土墙竖了起来，柏林成了一座被分隔的城市。许多人试图翻越墙头；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被拖回去送进了监狱。还有些人在铁蒺藜上被机枪扫死后像鼬鼠那样挂在了上面，直至被割落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穿越柏林墙是一次性的冒险。可对于库茨林格——当时他只不过是柏林黑市上的一个非法经营者和地痞恶棍，穿越柏林墙却成了他的一项职业。
　　他把人偷渡出去——为了钱。他以各种身份乔装打扮进去，或派去使者，谈妥价钱。有的人以东德马克支付，许多人以西德马克。用这些钱，库茨林格要在东柏林购买三件上好的商品：匈牙利猪皮旅行箱、捷克古典音乐密纹唱片和古巴克罗那牌雪茄。这些东西在东部很便宜，即使加上走私偷运成本，库茨林格仍可在西部转手倒卖赚取丰厚的利润。
　　其他难民同意一旦抵达西德找到工作后就向他支付西德马克c 这些人很少食言。库茨林格对讨债很有一套办法；他雇佣了一大帮助手以确保他没被欺骗。
　　谣传说，他在为西方的情报机关服务。这话不对，虽然他偶尔也与中情局或秘情局订立合同，由他负责把某个人带出来。还有谣传说，他与东德国家安全局或克格勃互相勾结；这也不太可能，因为他对东德造成了太多的损失。当然，到底有多少个边防警官和共产党干部被他收买和贿赂，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有人说，他在百步之外就能嗅出一名贪婪的官员。虽然柏林是他的地盘，但他也在从波罗的海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漫长的东、西德国境线上活动。当他最终积累了一大笔可观的财富洗手不干了时，他选择了西德，而不是西柏林定居。他的庄园只离国境5 英里，处在哈尔茨山脉的高山上。
　　“嗯，麦克里迪先生，我的朋友山姆，时间过得真快啊。”
　　他背向炉火站着，穿着一件天鹅绒吸烟服，与1945年时从废墟堆里爬出来开始把姑娘们卖给美国大兵赚取外快的那个小伙子完全不同了。
　　“你现在也退休了吗？”
　　“没有，安德雷。我还得为面包而打工。没有你那么聪明。”
　　库茨林格喜欢那样。他按了一个铃，一名男仆端来了两杯清澈的莫泽尔葡萄酒。
　　“那么，”库茨林格一边透过葡萄酒审视着火苗，一边说，“一个老头子能为英国女王陛下神通广大的谍报机关做些什么呢？”
　　麦克里迪告诉了他。老人继续盯着火焰，但抿紧嘴唇摇了摇头。
　　“我退出了，山姆，退休了。现在他们没人来找我了。两边都没人来。但是你知道，他们警告过我，如同我认为他们警告过你那样。如果我重操旧业，他们会来找我算账的。一次快速行动，晚上越境过来，黎明前就可返回了。他们会抓住我，就在这里我的家中。他们有这种打算。在我的一生中，我对他们造成了许多损害，这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麦克里迪说。
　　“而且，形势也变了。以前在柏林时倒还可以；我可以把你弄过去。即使在农村我也曾经有过一些兔子路径。但最终它们全都被发现了，关闭了。我排除掉的地雷已被重新埋上了。我行贿过的边防警官调动了——你知道吗？他们从来不会把边防警察在国境线上放置很长时间，经常把他们调来调去。我的联络人都歇业了。现在太晚了。”
　　“我必须去那里，”麦克里迪缓缓地说，“因为我们有一个人在那里。他病了，病得很厉害。但如果我能把他带出来，那会使负责国安局二处的奥托·福斯丢掉乌纱帽。”
　　库茨林格的身体没有动，但他的眼睛变得非常冷峻。多年前，如同麦克里迪所知，他曾有一个朋友，一个亲密朋友，很可能是他有过的最亲密的朋友。那人在过柏林墙时被捉住了。后来传来的消息是，他已经举起双手投降，但福斯仍开枪向他射击，先是击中他的双膝，接着是双肘，然后是双肩，最后是腹部。
　　“来吧，”库茨林格说，“我们先吃饭。我还要把你介绍给我的儿子。”
　　当然，加入他们饭桌的那位30岁左右的英俊的金发年轻人不是他的儿子。但库茨林格已经过继他为儿子。饭桌上，老人偶尔会笑眯眯地去看他，而他的继子齐格弗里德也会崇敬地回视。
　　“我把齐格弗里德从东部带出来了。”库茨林格说，似乎在组织话题。“他当初没地方可去……现在他与我住在一起。”
　　麦克里迪继续吃饭。他怀疑老头还要说下去。
　　“你是否听说过国境工作组？”库茨林格边吃葡萄边说。
　　麦克里迪听说过。那是东德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部门，除了以罗马数字标示的各个处室之外，国境工作组是一个很小的部门，专长于开展奇特的行动。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东德国外情报局局长要派一名特工去西德，他可以通过一个中立国去实施派遣，在中转期间那名特工可披上一件新的“外衣”——身份掩护。但有时候国家安全局或国外情报局要派一个人越境去搞一次“黑色”行动。为完成这种任务，东德人实际上会从东德到西德的国境线上穿过自己的防区开辟一条兔子路径。许多兔子路径是从西往东开辟的，以把不准备离开的人带出来。当国安局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而要开辟一条兔子路径时，他们就让国境工作组的专家们去承担这项工作。这些工兵专家们将在深夜里作业（因为西德的边防部队也在注视着国境），他们将在铁蒺藜下面掘洞，辟出一条穿越雷区的小径，并在完成任务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那还剩有200 码宽的开阔地，也就是射击区，在那里，一名真正的难民偷渡者很可能会被探照灯罩住并被机枪扫倒。最后，在西德一侧还有篱笆栅栏。国境工作组将不会去破坏它，当那名特工要穿过去时为他剪一个洞，并在他进去后把洞口修补好。那些探照灯，在他们要派人潜入西德的那天夜晚，将转向相反方向，而且开阔地带上通常野草浓密，尤其是盛夏季节。到了第二天上午，那些野草自己将会恢复垂直，从而掩盖了脚步走过的所有痕迹。
　　当东德人搞这种行动时，他们有自己的边防警察提供配合。从西德闯进去是另一回事；东德人不会提供任何配合。
　　“齐格弗里德以前曾为国境工作组服务，”库茨林格说，“直至他使用了他自己的其中一条兔子路径。当然，国安局在事后立即关闭了这条路径。齐格弗里德，我们这位朋友需要越境过去。你能帮助他吗？”
　　麦克里迪怀疑他对这个老头的判断是否正确。他认为他的判断是对的。库茨林格因福斯的所作所为而对他恨之入骨，而且他对于被枪杀的朋友的悲痛也是不容低估的。
　　齐格弗里德想了一会儿。
　　“那里曾经有一条兔子路径，”他最后说，“是我自己开辟出来的。我原打算留给自己使用，所以我没把它写进报告里。后来我是从另一条路径出来的。”
　　“它在哪里？”麦克里迪问。
　　“离这里不远，”齐格弗里德说，“在巴特萨克莎与埃尔里希之间。”
　　他取来一张地图，指明了在哈尔茨山脉南翼的这两个小镇，巴特萨克莎在西德，埃尔里希在东德。
　　“我能否看看你要使用的身份证件？”库茨林格问。麦克里迪把证件递了过去。齐格弗里德审视着证件。
　　“做得很好，”他说，“但你还需要一张铁路通行证。我有一张。它仍然有效。”
　　“什么时间过去最好？”麦克里迪问道。
　　“4 点钟，黎明前。夜色最黑暗，卫兵也最疲惫。他们用灯光照射开阔地的次数也减少了。我们需要伪装服，以备万一被灯光照到，伪装服也许能救我们性命。”
　　他们又花了一个小时讨论细节问题。
　　“你明白，麦克里迪先生，”齐格弗里德说，“这是5 年以前的事了。我也许还记得它的位置。我在穿越雷区开辟出来的那条路径上放置了一条钓鱼线。但我也许找不到它。如果我找不到，我们就回来。如不知道我开辟的路径而闯进雷区，那只能是死亡。或者我原先的同事已经发现了它并把它关闭了。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回来。”
　　“我明白了，”麦克里迪说，“我很感激。”
　　午夜1 点钟，齐格弗里德和麦克里迪离开了，他们要驾车在山区缓慢地穿行两个小时。库茨林格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为他们送行。
　　“照顾好我的孩子，山姆，”他说，“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多年前被福斯从我身边夺走的另一个孩子。”
　　“当你进去以后，”在他们驱车行驶时齐格弗里德说，“走上6 英里抵达北豪森。避开埃尔里希村庄——那里有卫兵，而且警犬会吠叫。从北豪森坐火车南下去爱尔福特，再转汽车去魏玛。这两个地方都有打工的工人。”
　　他们静静地穿过了沉睡中的巴特萨克莎镇，把车停在了郊外。齐格弗里德拿着一只指南针和一支笔型灯站在黑暗中。当他确定了方位后，他钻进松林，向着东方行进。麦克里迪跟上了他。
　　4 个小时之前，瓦纳芙斯卡娅少校在福斯上校的办公室里与他见面了。
　　“据他的姐姐说，在魏玛地区有一个地方他会去躲藏。”
　　她解释了战争期间有关布鲁诺的疏散情况。
　　“一个农场？”福斯说，“哪个农场？那地方有几百个农场呢。”
　　“她不知道农场的名字。只知道该农场离魏玛不到10英里。搞成一个包围圈，上校。派部队进去。一天之内你就能够抓住他。”
　　福斯上校打电话给十三处，即人民军情报及安全处。在卡尔斯霍特郊外的人民军司令部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黎明前，一辆辆卡车开始滚滚地驶向在南方的魏玛。
　　“包围圈已形成，”福斯在半夜里说，“部队将从魏玛往外运动，以几个扇形朝城外的包围圈搜索前进。战士们将搜查每一个农场。谷仓、农具库、马厩、牛棚和猪圈，直至他们抵达10英里外的包围圈。我希望你没有搞错，瓦纳芙斯卡娅少校。现在已经投入了许多人呢。”
　　下半夜他坐进专车从东柏林赶赴南方。瓦纳芙斯卡娅少校陪同他一起参加行动。全面搜索定于黎明时开始。
　
　
　
　
　
　　　

　　
第六章
　
　　齐格弗里德俯卧在树林线的边沿，审视着300 码远处标示着东德的黑洞洞的森林轮廓。麦克里迪趴在他的旁边。这时候是星期六凌晨3 点钟。
　　5 年前。也是在黑夜里，齐格弗里德曾以东部一颗特别高大的松树为起点，朝着西部山坡上一块高耸的白色发亮的岩石方向，开辟了他的一条兔子路径。当时他的问题在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前方的那块岩石不够亮，他老是要从东方去用心辨明它。他没有预计到他将会反方向去走这条路径。现在，这块岩石耸立在他的身后，被树木挡住了。要看见它必须到了前方的“无人地带”上。他努力判断出路线，向前爬行了西德的最后10码领土，开始静悄悄地剪切那条篱笆。
　　当他切出一个洞口后，麦克里迪看见他扬臂做了一个招呼的手势。于是他也从隐蔽处出来，爬向篱笆。他已经花了5 分钟时间观察东德边防部队的那些炮楼，及其探照灯的照射。齐格弗里德把地点选得很好——处在两座瞭望楼的中间。更为有利的是，夏季的树木生长使得雷区对面的松枝伸出来好几英尺；至少一盏探照灯被松树的过度生长挡住了一部分。到秋天时，树木保植员将来修剪外伸的枝条，但现在不会。
　　另一盏探照灯能毫无阻挡地照到他们要潜行的路径，但灯光操作员一定是累了或厌烦了，因为那盏灯竖起来熄灭了好几分钟。当它重新开亮时，它总是照向另一边。然后它才会慢慢地朝他们照射过来，再照射回去和熄灭。如果操作员保持这种模式，他们将会有几秒钟的预防时间。
　　齐格弗里德一扬头，钻过了篱笆墙的洞口。麦克里迪跟在他后面也钻了过去，手里还拖拽着一只马桶包。那德国人转回身，把割下的篱笆块贴回原处。不在近距离是看不出篱笆的异样的，而卫兵是决不会穿越开阔地去查看栅栏，除非他们已经注意到一个破洞。他们也不喜欢雷区。
　　真想一口气跑过百米的开阔地，现在该地带的草地上分布和生长着浓密的酸模属草本植物、蓟属植物和蕈麻。但那里很可能布有与警报相连的感应导线。爬行更为安全。于是他们开始爬行。爬到一半时，他们左边的探照灯被树枝挡住了，但右侧的探照灯照了过来。他们两人赶紧脸朝下一动不动地俯伏着。他们的身上穿着绿色伪装服，脸上和手上涂着黑颜料。齐格弗里德涂着皮鞋油；而麦克里迪涂着软木塞炭，这样能使他到了对面后更容易洗去。
　　淡淡的灯光从他们身上闪了过去，停顿一下，然后照射回去又熄灭了。继续往前爬行了10码后，齐格弗里德发现了一条感应导线，示意麦克里迪从它旁边绕过去。又前行40码后，他们抵达了雷区。这里的蕈麻和蓟属植物有齐胸口高。没人会到雷区来割草。
　　德国人扭头去看身后。在树梢上方，麦克里迪能看到那块岩石，在黑暗的松林的反衬下显露出一片朦胧的白色。齐格弗里德回过头来查核对应着岩石的那株巨树。他现在处于他的路径右侧10码处。他又开始爬动，爬到雷区的下沿。当他停止爬动时，他开始在高高的草丛中轻柔地摸索。两分钟后，麦克里迪听到他轻松地吐出了一口气。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捏着一段细细的钓鱼线。他轻轻地拉了一下。如果另一头是松动的话，那么这次行动就结束了。但钓鱼线紧绷着。
　　“沿着这条钓鱼线行进，”齐格弗里德耳语着说，“它会让你穿越雷区到达铁蒺藜下的那条地道。这路径只有两英尺宽。你什么时候回来？”
　　“24小时之后，”麦克里迪说，“或许48小时。此后我就不会回来了。在我回来前，我会在那棵大树下用笔型灯打信号。届时你要为我打开篱笆洞。”
　　他爬进雷区消失了。齐格弗里德等探照灯最后一次从他身上照射过去后，返身爬回了西德。麦克里迪顺着尼龙线在雷区中爬行前进。偶尔他试拉一下，以确信它仍然是绷紧的。他知道他实际上看不见任何地雷。这些地雷不同于盘子般大的能把卡车掀向空中的大地雷。它们很小，是塑料制作的专门杀伤人员的地雷，无法用金属探测器去探测发现。一些偷渡者已经试过了探测器，但没有奏效。这些地雷是埋在地下的，受压即起爆。野兔或狐狸不会引爆它们，但人体触及足以使它们爆炸。其威力能炸飞一条腿、炸破胸腔和炸断肠子。它们往往不会立即把人炸死，但会使偷渡者彻夜尖叫，直至天亮后边防军带上向导来搬走尸体。
　　麦克里迪看到前方出现了波浪翻滚形状的锋利的铁蒺藜，雷区结束了。钓鱼线把他引到了铁蒺藜下一条浅浅的地沟。他翻身让背部着地，用马桶包把铁蒺藜顶上去，并用脚跟蹬着向前蠕动。一寸一寸地，他钻到了铁蒺藜底下。在他的上方，他能够看见泛着星光的比铁丝网更为可怕的铁蒺藜。
　　这些波浪形铁蒺藜有10码宽，但层层叠叠地有8 英尺高。当他钻过来到了东边以后，他发现尼龙钓鱼线缚在一条几乎与地面持平的小木桩上。再拉一下，它很可能会松出来，从而导致整个越境行动失败。他在木桩上覆盖了一块附着厚厚松针的草皮，在那颗巨松的正前方确认了它的位置，然后用手持着指南针往前方爬行而去。
　　他朝90度的正东方向爬行，直至他来到了一条土路上。在这里，他脱下罩在身上的伪装服，把指南针裹在里面后藏进了树林内10码处的松针底下。警犬也许会从这条路过来，而且肯定能闻出衣服的气味。在土路边，他折断齐头高处的一条树枝，让它靠树皮悬挂着留在那里。其他人决不会去注意到这种情况，但他会去注意。
　　当他返回时，他必须找到这条土路和被折断的树枝，并取出他的伪装服和指南针。朝270 度的正西方向行走，会使他回到那颗巨松旁边。现在他转身往正东方向行走。在他赶路时他用心去注意每一件标志物：倒下的树干、成堆的木头，以及弯道。过了1 英里，他来到了一条公路上，还看见了前方埃尔里希村的路德教教堂的塔尖。
　　他按吩咐避开埃尔里希，穿越收割过的麦田，直至遇到了那条往前再走5 英里就能到达北豪森的公路。这时候刚刚5 点整。他沿着公路的边沿行走，准备好如果从路上随便哪个方向开来一辆汽车就跃人沟里藏身。再往南他就不怕了，他希望他那件茄克衫、灯芯绒裤子、皮鞋和军便帽是许许多多的德国农业工人的装束，不会引起盘查。但在这里，由于村庄很小，人口不多，乡邻间都互相认识。人们不需要去问他往哪里去，更不用问他从哪里来。在他的身后，除了埃尔里希村和边境，他不可能来自于任何其他地方。
　　在北豪森郊外，他的运气来了。在一座没有灯火的房子的尖桩栅栏上方，一辆自行车靠在一棵树旁。旧是旧了点，但能骑行。他掂量了一下偷走自行车的风险和骑上车比两条腿走路快得多的优势。如果30分钟内没被人发觉丢车，那就值得。他取了车，推着它走了100 码，然后跨上去骑到了火车站。这时候是6 点差5 分。开往爱尔福特的第一班火车将在15分钟内出发。
　　站台上有几十名工人等待着赴南方去打工。他摸出一些钱买了一张车票。火车呼啸着进了站，是一辆老式的蒸汽机车，但很准时。习惯于搭乘英国火车上下班的他，对于火车的准点感到高兴。他把自行车放上行李车厢后，坐到了客车的木制硬座椅上。火车在松德斯豪森、格洛伊森和斯特劳斯福都停了站，然后于6 点41分驶人爱尔福特。他取回自行车，沿着出城去东郊的街道一路骑行，到了通往魏玛的7 号公路的起点。
　　刚过7 点半，在爱尔福特以东几英里的7 号公路上，一辆拖拉机从他身后开过来了。拖拉机后面拖着一辆平板挂车，由一个老头坐在方向盘后面驾驶。刚才拖拉机把一车甜菜运到了爱尔福特，现在返回农场。老头减慢速度停了下来。
　　“上车吧！”他扯着嗓门大喊，因为那台喷着黑色浓烟的破发动机的嚎叫声太响了。麦克里迪挥手表示感谢，把自行车提上平板挂车，然后自己也爬了上去。拖拉机的噪声使他们无法交谈。这样最好，因为对麦克里迪来说，虽然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他不具备下图林根地区那种奇怪的口音。不管麦克里迪怎么想，那老头子取出一只空烟斗含在了嘴里，一边驾着拖拉机往前行驶。在距魏玛10英里处，麦克里迪见到了部队的包围圈。
　　公路上有几十名战士，其他士兵分布在左右两侧的农田里。他能够看见玉米杆丛中晃动着战士们戴着钢盔的脑袋。右边有一条机耕路。他朝下去看。士兵们排列在那条机耕路上，互相间隔10码距离，面向魏玛。在路障检查处，拖拉机减速停下了。一名中士对着拖拉机手大喊，要他熄灭发动机。老头也以大喊回答。他喊出的话是：如果我熄火，很可能再也发动不起来了。那么你们这些小伙子能帮我推一下吗？中土想了想，耸耸肩，做手势要看老头的证件。他检查了证件，递回去，走到了麦克里迪坐着的地方。
　　“证件。”他说。麦克里迪递上他的身份证。证件上写着他是马丁·哈恩，农场工人，由魏玛行政地区颁发。那位中士是北方什未林地区的城里人，他用鼻子喷了一口气。
　　“那是什么？”他问道。
　　“甜菜。”麦克里迪回答。他没有主动说明他是拖拉机的搭载客人，而且人家也没问他。他也没有说明，在甜菜之前这辆挂车还装运过许多水果。中士皱起了鼻翼，把证件归还后挥手让拖拉机前行。一辆更有意义的卡车从魏玛出来后正朝他们迎面驶来，而且他曾接到命令要把重点放在人的身上，尤其是一个长着灰头发、操莱茵兰口音、试图闯出包围圈的男人，而不是一辆散发着农作物气味的要进城的拖拉机。在离城区3 英里处，拖拉机拐进了一条土路。麦克里迪跳下来，扛下自行车，挥手向老头表示了谢意，骑上车进城去了。
　　从郊区开始，他一直靠路边骑行，以避开从一辆辆军车上跳下来的身着灰绿色军服的人民军部队。部队中还夹杂着相当数量的穿鲜绿色制服的人民警察。三五成群的魏玛老百姓聚集在街头，好奇地打量着。有人猜测说这是一次军事演习；没人表示异议。部队是要演练的，这很正常，但通常不是在市中心举行。
　　麦克里迪想有一张城市地图，但又怕被人看到在查阅地图。他的装束打扮表明他不是一名游客。在伦敦时，他已经记住了从局里东德科借来的那张地图上的路线，而且在伦敦飞往汉诺威的飞机上又仔细地看阅了那张地图。从爱尔福特大街进城，他朝着市中心方向直线骑行，看见前方出现了国立剧院。地平石路面变成了卵石路面。他骑车左转进人海因里希·海涅大街，继续向着卡尔·马克思广场骑行。在这里他下了车，开始低头推着自行车行走，因为来自于两个方向的警车从他身边疾驶而过。
　　在拉腾瑙广场，他去寻找布莱纳街，并在广场最远一边找到了它。根据他的记忆，波克街应该处在右边。果真如此。14号是一座旧楼房，已年久失修，如同昂纳克先生乐园里的所有其他东西一样。房屋的油漆和石膏已经剥落，8 户住户的名字牌也已经褪色。但他还能分辨出3 号住户的姓氏：纽曼。他推着自行车走进宽敞的正门，把车子留在铺着石板的大厅里，踏上了楼梯。楼房的每一层有两套公寓。3 号公寓在上一层。他摘下帽子，拉直衣服，按响了门铃。这时候是9 点差10分。
　　有一会儿时间没一丝动静。2 分钟后，传来了一阵拖着脚步走动的声音，接着门慢慢地打开了。纽曼小姐已经很老了，身穿一件黑色连衣裙，满头银丝，还用两条手杖支撑着身体。麦克里迪猜测她快叨岁了。她抬头望着他说：“谁呀？”
　　麦克里迪绽出欢快的笑容，似乎遇到了老熟人。
　　“没错，是你，小姐。你变了，可没我变得多。你不会记得我了。我叫马丁·哈恩。40年前你曾经是我的小学老师。”
　　她直直地凝视着他，用她那双在金边眼镜后面的明亮的蓝眼睛。
　　“这次我碰巧来魏玛。是从柏林来，我住在那里。我不知道你是否还在这里。电话号簿上列着你的名字，所以我就过来碰碰运气。我可以进来吗？”
　　她往旁边一站，他进屋了。一间暗暗的门厅，发出一股陈年的霉味。她在前面引路，她那患有关节炎的双膝和双踝使她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他们进人了客厅，那里的窗户能俯视下面的街道。他等待着让她先坐下，然后在一把椅子里就座。
　　“那么，我曾经教过你，在海因里希·海涅大街上的那个古老的小学里。那是什么时候？”
　　“嗯，那一定是1943年和1944年。我们遭到了狂轰烂炸，在柏林。我和其他人一起被疏散到了这里。肯定是1943年夏天。我的同班同学有……唉，他们的名字……哦，我记起了布鲁诺·莫伦茨，他是我的好伙伴。”
　　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麦克里迪也跟着站起身来。她一拐一拐地走到窗户边去看下面的街道。一辆满载着警察的卡车隆隆地驶了过去。车上的乘员全都直挺挺地坐着，他们的皮带上挂着匈牙利造的AP9 自动手枪。
　　“总是那些穿制服的。”她轻柔地说，似乎在自言自语。“先是纳粹分子，现在是共产党人。总是那些穿制服的和拿枪的。先是盖世太保，现在是国安局。啊，德国啊，我们到底干了什么，要得到这两种报应？”
　　她从窗户边转过身来。
　　“你是英国人，对不对？请坐下。”
　　麦克里迪高兴地就座了。他明白虽然她年事已高，但头脑仍很清楚。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特别的事情？”他有点恼火地问。她没去理会他的恼怒。
　　“三条理由。我记得战时和战后教过的每一个男生，而且男生中没有马丁·哈恩。其二，那所学校不在海因里希·海涅大街。海涅是犹太人；纳粹把他的名字从所有街道和纪念碑上去掉了。”
　　麦克里迪追悔莫及。他应该知道海涅是德国的一位著名作家，他的名声只是在战后才得以恢复。
　　“如果你现在高声叫喊或报警，”他平静地说，“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但他们会来抓我，把我带走并把我枪毙。你要怎么办由你选择。”
　　她一拐一拐地走回椅子坐下，开始以那种老年人的口吻缅怀往事。“1934年，我已经是柏林洪堡大学的一名教授。是当时最年轻的、而且是惟一的女教授。纳粹上台了。我不喜欢他们，我发表了一些反纳粹言论。我认为我还算是幸运的，我很有可能被送进集中营。他们从宽处理了我；我被遣送到这里，在小学里为农场工人的孩子们教书。
　　“战后我没有回到洪堡。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这里的孩子也与柏林那些聪明的小伙子一样享有我能给予他们的受教育的权利；部分是因为我也不想施教共产党版本的谎言。所以，间谍先生，我不会去报警。”
　　“那么如果他们抓住我，你不怕我把你供出来吗？”
　　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年轻人，如果你到了88岁的年龄，你也不怕他们会怎样对待你了，因为死神已经快要向你招手了。你为什么来找我？”
　　“布鲁诺·莫伦茨。你记得他吗？”
　　“哦，是的，我记得他。他遇上麻烦了吗？”
　　“是的，小姐，大麻烦呢。他在这里，这附近。他来执行一项任务——为我。他病了，头脑得了病，精神崩溃了。他躲藏在这里，这里的某个地方。他需要帮助。”
　　“警察，还有那些士兵，他们是来抓布鲁诺的吗？”
　　“是的。如果我能抢先找到他，我也许可以提供帮助。把他及时带离。”
　　“那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他在伦敦的姐姐说，他很少向她说起战时他在这里度过的两年时光。只是说他很不愉快，而且他的惟一朋友是他的学校老师纽曼小姐。”
　　她的身体前后摇动了好几次。
　　“可怜的布鲁诺，”她最后说，“可怜的、受了惊吓的布鲁诺，总是被叫喊和痛苦所吓坏。”
　　“他为什么受了惊吓，纽曼小姐？”
　　“他出身在汉堡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士的家庭。他的父亲是被炸死的，但他活着的时候肯定在家里说过一些关于希特勒的坏话。布鲁诺被送到魏玛郊外的一个农场主家里寄宿。那农场主是个粗人，经常酗酒。他还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一天晚上，布鲁诺一定是说了几句他从父亲那里听来的话。那农场主解下皮带抽了他一顿，打得很凶狠。后来又多次打过。布鲁诺经常逃出来。”
　　“他逃到哪里去躲藏，小姐？请说说他躲在哪里？”
　　“在那个谷仓里。他曾经带我去看过一次。我到农场去与那个农场主论理。在草料场远处有一个谷仓，远离房舍和其他谷仓。他在谷仓阁楼上的干草捆中挖了一个洞。他常常爬进去躲在那里，一直等到那个农场主又喝醉酒睡着。”
　　“那个农场具体在什么地方？”
　　“那个小村子叫马里奥海思。我认为它仍在那里。只有四个农场连成一组，现在全都集体化了，它处在奥伯村和下格吕斯台特村之间。走出城去爱尔福特的公路，4 英里后左转进人一条土路。那里有块路标，那个农场叫缨勒农场，但现在已改名。它很可能只有一个号码。但如果该农场仍在那里，去寻找与其他房舍和谷仓相距200米的那个谷仓，在草料场的边远处。你认为你能帮助他吗？”
　　麦克里迪站起身来。
　　“如果他在那里，小姐，我将会努力。我发誓我一定会努力。谢谢你的帮助。”
　　他转向门边。
　　“你刚才说有三个理由使你认为我是英国人，但你只给我说了两个理由。”
　　“哦，是的。你穿得像一个农场工人，但说是从柏林来，柏林没有农场。所以你是一名间谍，要么是为他们工作……”她把头往窗口一扬；窗外正好又有一辆卡车隆隆响着驶过去。“或者为另一边工作。”
　　“我有可能是国安局的一名特工呀。”“她又笑了。
　　“不，英国人先生，从1945年起，在苏联人来到之前我了解英国军官。你太彬彬有礼了。”
　　从干线公路岔过去一的那条土路，如同她所说过的那样，在左边，能通往夹在7 号公路与E40 号高速公路之间的一大片肥沃的农田。一块小小的路牌写着：下格日斯台特。他骑车沿着土路到了1 英里外的一个岔路口。道路分开了。他的左边是下格吕斯台特。他能够看见一队绿军服包围着这个村庄。他的左右两侧是未经收获的玉米田，有5 英尺高。他把上身俯伏在自行车把手上，奋力朝他的右边蹬去。他绕过下格吕斯台特，见到了一条更为狭窄的土路。在这条小土路骑行了半英里后，他能够分辨出一组农房和谷仓的屋顶；这些仓房都建成了图林根地区的建筑式样：屋顶高耸、瓦片陡峭、房门高大，以让载运干草的马车进人里面的露天四方院子。这就是马里奥海恩村。
　　他不想去穿过这个小村子。那里可能有农场工人，马上就能发现他这个陌生人。他把自行车藏进玉米地里，爬上一处水闸以获得更好的视野。在他的右边，他看到一座孤独的谷仓，是用砖头和涂着黑色沥青的木头建造的，与其他成组的房舍隔着一段距离。他弯腰在玉米地里穿行，避开小村子朝那座谷仓走去。在地平线上，绿军装的潮流开始从下格吕斯台特涌出来。
　　那天上午西德联邦情报局的洛塔尔·赫尔曼博士也在工作。自从他给西德驻伦敦使馆的菲特策乌发去一份电报后，他已经收到了一份回电，但这没使他的调查工作获得任何进展，布鲁诺·莫伦茨的踪迹线索已经完全断了。星期六他通常是不工作的，但现在他需要把心中的烦恼排除掉。头天晚上他曾与总局长一起吃晚饭，但那餐饭吃得不舒服。
　　海门多夫的谋杀案仍没有破获的消息。警方甚至还没有签发他们希望抓捕一名特定疑犯的通缉令。在追查一套指纹和两颗射出的子弹线索中，他们似乎已经碰壁了。
　　一些私有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受人尊敬的绅士，被秘密地请去接受了盘问。当盘问结束时，他们的脸已经困窘迫而涨成了猪肝色。但他们都最大限度地提供了配合。他们的指纹已被提取了，他们的手枪已被交来进行了试射，他们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已被查核了。但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
　　总局长对这件事表示遗憾，但他的态度很坚决。联邦情报局缺少合作的日子已经过得够长了。星期一上午，他、总局长，将去总理办公室会见主管联邦情报局的国务秘书。这将是一次十分艰难的会见，而他、总局长，感到很不高兴，非常不高兴。
　　赫尔曼打开了一本厚厚的文件，里面的内容是在星期三至星期五截获的国境对面的无线电通讯。他注意到内容最多的是耶拿地区民警内部的通话。然后他的目光落到了一辆民警巡逻车与耶拿市警察局通话中所使用的一段短语。“大个子、灰头发、莱茵兰口音……”他警觉起来了。
　　一名助手走进来，把一张薄纸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那是国内保安局给他们的一份抄送件。这张薄纸只是简单地说明，一位目光敏锐的反间谍特工在汉诺威机场注意到一个人以梅特兰的名字坐伦敦航班进人了德国。这位国内保安局的特工警惕性很高，他查核了卷宗，并把身份确认件交到了科隆总部。科隆又把它转交给布拉赫。那个叫梅特兰的人是山姆·麦克里迪先生。
　　赫尔曼感到受了侮辱。北约盟国情报机构的一名高级情报官用假名来到德国是不礼貌的，也是不寻常的。除非……他看了看从耶拿截获的无线电通讯和从汉诺威发来的这张薄纸。量他也不敢，他这么想着。然而他脑海里的另一个声音说：是的，他敢这么做的。赫尔曼提起电话开始布置工作。
　　麦克里迪走出玉米地，朝左右打量一下就跨过几码距离的草地到了那座谷仓。当他推门进去时，生了锈的门铰链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阳光从仓房板壁上的十几处裂缝里射进来，使得无数灰尘在空中狂舞，也显示出堆放在里面的旧大车、木桶、马具和锈迹斑斑的铁铧犁。他抬头去看上面。上层楼面堆放着干草。他爬上梯子，轻柔地叫道：“布鲁诺。”
　　没有应答。他走过一捆捆干草，寻找着最近的翻动痕迹。在谷仓的另一头，他看见两捆干草之间露出了一截风雨衣的料子。他轻手轻脚地搬开了其中一捆干草。
　　布鲁诺·莫伦茨侧身躺在他的避难圣所里。他的眼睛睁着，但他没有动。当光线进人他的藏身处时，他蟋缩起来了。
　　“布鲁诺，是我，是山姆，你的朋友。看看我，布鲁诺。”
　　布鲁诺把目光投向麦克里迪。他的脸灰蒙蒙的，还布满了胡茬。他已经三天没吃饭了，只是喝木桶里的积水。他的目光无法集中。他努力把目光对准麦克里迪。
　　“山姆？”
　　“是的，山姆。山姆·麦克里迪。”
　　“别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山姆。你不说出去他们是找不到我的。”
　　“我不会告诉他们，布鲁诺。永远不会。”
　　通过板壁上的一条裂缝，他看到一队绿军服穿过玉米地朝下格吕斯台特村而去。
　　“想办法坐起来，布鲁诺。”
　　他帮助莫伦茨坐了起来。背靠着干草捆。
　　“我们要快点，布鲁诺。我要设法把你从这里带出去。”
　　莫伦茨迟钝地摇摇头。
　　“留在这里，山姆。这里很安全。谁也找不到我在这里。”
　　不，麦克里迪想，一个醉酒的农场主是不会找到的，但500 名战士就会找到。他试图让莫伦茨站立起来，但是没有成功。莫伦茨的身体太重了，他的双腿不听使唤，他把双手紧紧地交叉抱在胸前。他的左臂下面有一件什么东西突了出来。麦克里迪把他放回到草捆上。莫伦茨又蜷缩起身体。麦克里迪明白他永远无法把他带回埃尔里希村附近的国境，从铁蒺藜下钻出并穿越雷区。这事结束了。
　　通过那条裂缝，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的玉米棒子对面，绿军装正拥向下格吕斯台特的农场和谷仓。接下来就是马里奥海恩。
　　“我已经去见过了纽曼小姐。你还记得纽曼小姐吗？她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是的，很好。她也许知道我在这里，但她不会告诉他们。”
　　“决不会，布鲁诺。永远不会。她说你有作业要交给她。她要批改呢。”
　　莫伦茨解开风雨衣的扣子，拿出一本厚厚的红色封面的手册。塑料封皮上有一把锤子和镰刀的烫金图案。莫伦茨的领带是松开的，衬衣也敞着领口。他的脖颈上挂着一把穿在一条细麻线里的钥匙。麦克里迪拿起手册。
　　“我渴了，山姆。”
　　麦克里迪取出放在屁股袋里的一只银质旅行水瓶。莫伦茨贪婪地喝着威士忌。麦克里迪去看裂缝外面。战士们已经搜查完了下格吕斯台特。有些士兵正从那条土路走过来，另一些从田野里包抄过来。
　　“我想留在这里，山姆。”莫伦茨说。
　　“好的，”麦克里迪说，“你就留着吧。再见，老朋友。好好睡一觉。再也没人会来伤害你了。”
　　“再也不会了。”莫伦茨喃喃地说完就睡着了。麦克里迪正要站起来时，看到了莫伦茨胸前那把钥匙的闪光。他把那条细麻线从脖子上解下来，把手册装进他的那只马桶包，爬下梯子，溜进了玉米地里。两分钟后包围圈合拢了。这时候是中午。
　　他花了12个小时返回到埃尔里希村附近国境线上的那棵巨松那里。他换上伪装服，在树下一直等到下半夜3 点钟。然后他把笔型电筒朝国境对面的那块白色岩石问了三下，钻过铁蒺藜，穿过雷区和开阔地带。齐格弗里德在篱笆边上等着他。
　　在坐车回戈斯拉尔的路上，他轻轻地用手指弹击着他从莫伦茨身上取来的那把钥匙。它是铁制的，背面刻有科隆机场的字样。吃完早饭后，他告别库茨林格和齐格弗里德，驾车朝西南方向驶去，而不是北上去汉诺威。
　　那个星期六下午1 点钟，部队官兵与福斯上校取得了联系。国安局二处处长坐了一辆公务轿车抵达了，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穿便服的女士。他们蹬上梯子查看了干草堆中的那具尸体。一次全面。彻底的搜索展开了，这座谷仓几乎被撕得四分五裂，但结果连一张纸片的踪影也未见到，更不用说是一本厚厚的手册了。这使得他们搞不清楚他们这么寻找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名战士从死者的手里缴获了一只银质旅行小水瓶，并把它递给了福斯上校。他用鼻子嗅嗅，咕哝了一声：“氰化物。”瓦纳芙斯卡娅少校接过水瓶，翻了过来。背部写着：伦敦哈罗兹。她迸出一句与淑女身份极不相符的话语。福斯上校的俄语水平虽然不怎么样，但他还是听出来这话语的意思很像“我操你妈的”。
　　星期天。
　　中午，麦克里迪走进科隆机场，足以及时赶上1 点钟的那班航班。他把汉诺威至伦敦的机票改成科隆至伦敦，办完登机手续，信步走向集散大厅一边的一排铁制行李寄存箱。他取出那把铁钥匙，插入第47号储物箱，里面有一只黑色帆布包，他取了出来。
　　“我想还是让我来提这只包吧，谢谢你，麦克里迪先生。”
　　他转过身。西德联邦情报局行动部副主任站在10码开外的地方。两名大个子绅士站在稍远一点的两翼。一个在审视自己的指甲，另一个在凝视天花板，似乎想寻找裂缝。
　　“哦，是赫尔曼博士呀，很高兴见到你。是什么风把你吹到科隆来的？”
　　“是这只包……如果你愿意的话，麦克里迪先生。”
　　那只包被递了过去。赫尔曼又把它传给了他手下的其中一名特工。他说出来的话很客气。
　　“来吧，麦克里迪先生，我们德国人是很好客的。让我陪你上飞机。你不想错过这班飞机的。”
　　他们走向护照检查处。
　　“我的某一位同事……”赫尔曼提议说。
　　“他不会回来了，赫尔曼博士。”
　　“啊，可怜的人啊。但这样也好。”
　　他们走到护照检查处。赫尔曼博士掏出一只卡，朝移民局检查官晃了晃，于是他们进去了。当航班开始登机时，麦克里迪被陪同着来到了客机的舱门边。
　　“麦克里迪先生。”
　　麦克里迪在门口转过身来。赫尔曼最后露出了笑容。
　　“我们也知道如何去窃听国境对面的无线电通讯。祝你旅途愉快，麦克里迪先生。代我向伦敦同行问好。”
　　一个星期后，那个消息传到了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潘克拉丁将军被调走了。今后他将负责在哈萨克斯坦的一座军事监狱。
　　中情局女特工克劳迪亚·斯图尔特是从驻莫斯科使馆的那位男同事那里获悉的。当军事分析员们在研究那本《苏军战争计划书》的时候，她仍沉浸在来自头号人物的赞赏声中。她准备以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方法来看待这位苏联将军。因此在食堂里吃中饭时，她向克里斯·阿普尔亚德评论说：“潘克拉丁保住了性命和军衔。比在西伯利亚雅库茨克铅矿里服苦役好得多了。而对我们来说，嗯，这比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的一栋公寓楼便宜得多了。”
　
　
　
　
　
　　　

　　
幕间休息1
　
　　第二天是星期二，上午，意见听取会继续召开。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蒂莫西·爱德华兹表面上装得彬彬有礼，但私下里却希望整个事件能得以尽快结束。与坐在他两侧的那两位处长一样，他也有工作要做。
　　“谢谢你为我们提醒了1985年的事件，”他说，“虽然我感觉到有人也许会指出，对情报界来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同了，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丹尼斯·冈特并不这么认为。他知道他有权回忆他的科长在谍报生涯中的任何插曲，以试图说服委员会建议领导改变决定。他也知道蒂莫西·爱德华兹去提出建议的可能性很小，但到意见听取会结束时这种可能性就会很大，而且他希望能感动那两位处长。他站起身，走到档案科的文员那里，向他要另一份卷宗。
　　山姆·麦克里迪感到闷热，也有点厌烦了。与冈特不同，他知道他的前途渺茫。他坚持要求召开一次意见听取会纯粹是出于对抗。他把身体靠向椅背，让思绪飘移开去。不管丹尼斯·冈特要说什么，反正那都是他已经知道了的。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晃已经有30年了，他一直在世纪大厦和秘密情报局这个小天地里度过，就像是他的全部生涯。他甚至已经不止一次地纳闷过，当初为什么会进人这个奇异的阴影中的天地。他那工人阶级出身的家庭背景从来不曾使他指望过有一天他会成为秘密情报局的一名高级情报官。
　　他生于1939年春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是伦敦南部一名牛奶工人的儿子。他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模糊，只有一两个零星的记忆片断。
　　自1940年法国沦陷后，当德国空军对英国首都实施夏季的大规模空袭时，襁褓中的他与母亲一起被疏散出伦敦。当时的情景他是没有一丝一毫印象的，那全是母亲后来告诉他的，他们于1940年秋天回到了在贫困但干净的诺布利街上的那座小小的房子里，但那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参军上战场了。
　　他记得很清楚的是，家里有一张父母的结婚相片。她披着一身白纱，还拿着花束。她身边的那个大个子男人身材挺拔，穿着一套得体的深色西服，钮扣孔里还插着一株石竹花。照片放在壁炉架上面的一只银镜框里，而且母亲每天要用抹布擦去上面的灰尘。后来，又有一张照片放在了壁炉架上的另一头。那是一个笑眯眯的大个子男人，身穿一件中士军服。
　　他的母亲每天出门，搭乘公交车去为那些中产阶级的富人家里打扫卫生。她还带来要洗涤的衣物被褥；他还能记起家里的小厨房总是蒸汽腾腾的，因为她全夜忙碌着，为的是到早上时能做好准备。
　　有一次，那肯定是1944年，那个笑眯眯的大个子男人回家来，一把抱起他把他举到了空中，而他则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后来他又离家加入诺曼底海滩的登陆部队，并在进攻卡昂时阵亡。山姆记得那年的夏天母亲一直在哭泣，而他努力想对她说一些话，但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他也跟着哭了起来，虽然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哭。
　　第M 年1 月，他开始上幼儿园，这样他母亲就可以每天去克罗伊顿，用不着把他托给维阿姨照看了。他认为这是一个遗憾，因为维阿姨在街上开了一家糖果店，常常让他把手指头伸到果汁缸里浸一下再放到嘴里去舔。那一年的春天，德国的V －l 火箭开始雨点般地袭击伦敦，是从被他们当做跳板的低地国家发射的。他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也就是他6 岁生日的前一天，一个身着空袭民防队员制服的人来到了幼儿园，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钢盔，手里提着一副防毒面具。
　　那天曾有过一场空袭，孩子们是在地窖里度过上午的，这比上课有趣得多了。当空袭警报解除后，他们回到了教室里。
　　来人与女国长进行了一番耳语交谈，然后她把他叫出教室，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到了教室后面她自己的起居室里，给他吃饼干。幼小的他等在那个房间里，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直至巴纳多博士派来的那位好心人到来并把他送进了孤儿院。后来，他们告诉他，那里已经没有银框相片了，他的家已被炸成了废墟。
　　他在巴纳多孤儿院里勤奋学习，通过了全部考试，并作为一名小鬼加入了陆军。18岁那年，他被派往马来亚，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由英国人和恐怖分子之间的未经宣布的丛林战。他被分配到情报处任一名办事员。
　　一天，他去向他的处长提出了一项建议。这位上校处长是一名职业情报官，听了后立即说，“把你的想法写下来”，于是他写成了一份书面报告。
　　在当地的马来华人帮助下，反间谍人员抓住了恐怖分子的一名头目。麦克里迪建议把假情报透露到华人居住区，说那人已全盘招认，并将择日解往新加坡。
　　当恐怖分子朝押送车队发起袭击时，那辆囚车原来里面有装甲，还暗藏着几挺架在三角架上的机关枪。伏击战结束时，共有16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另有20几名受伤。后来，马来侦察员们清剿了其余的恐怖分子。山姆·麦克里迪又在科隆坡继续当了一年情报员，然后退伍回到了英国。他交给处长的那份建议报告当然是存档了，但某个部门的某个人肯定看到过它。
　　当他在劳务交易所（那时候不叫劳务市场）排队等待时，他感觉到手臂上被拍了一下，一位穿花呢西服、戴棕色毡帽的中年男士，邀他到附近的酒店去喝一杯。又经过两个星期和另外三次面谈，他被招募进了“企业”。此后的30年岁月里，“企业”构成了他所拥有过的惟一的家庭……
　　他听到有人在提起他的名字，赶紧从遐想中回过神来。最好还是注意听，他提醒自己：他们在谈论的事情是关系到你的生涯呢。
　　是丹尼斯·冈特，手里还拿着一本宽大的卷宗。
　　“我认为，先生们，我们也许应该积极地回顾一下1986年的一系列事件，光是这些也许就应该重新考虑山姆·麦克里迪的提早退休问题。至少就我们来说，这些事件是在一个春天的早上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开始发生的……”
　
　
　
　
　
　　　

　　
第二部 新娘的代价
第一章
　
　　在他们的右边的远处，在被称为福克斯考弗特的那片林地上空，似乎笼罩着一层薄雾，预示着第二天是温暖晴朗的好天气。
　　平地上有一个小山包，是这一地区的一个制高点，被历代的军人们称之为蛙山。此刻，一组军官来到了这个小山包上，他们是来观看一场即将举行的由两个实力相当的营互间对抗的模拟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两队军人都是英国人，因外交缘故不是分为“英军”和“敌军”，而是蓝军和绿军。根据小山丘上的军官构成情况，甚至连一方被称为“红军”的通常做法也改变了。
　　索尔兹伯里平原北部的这块开阔地为英国军队所钟爱，认为它很像中德平原，是一块完美的军事演习场地，曾被假设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役也许要打响的地方。现在，这块开阔地上的各个要点处已经布置了演习裁判；他们将给演习的双方打分和讲评，最终据此而得出战役的结果。那天不会有战士阵亡；只是装作死去。
　　在那组军官的后面，是把他们载运过来的车辆：几辆公务轿车和更多的漆成伪装条纹或暗绿色的不太舒服的越野车。炊事班已支起了野战厨房，准备为这一天按命令连续不断地供应一杯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和茶水，并开始准备点心和快餐。
　　军官们或走来走去或站立着，其模样和举手投足与世界上任何地方观摩演习的军官没有不同。有的在审视已用塑料薄膜保护起来的地图；有的在用高倍野战望远镜观察远处的地形；还有的在严肃地互相交谈。
　　这群军官的中心人物是那位担任南方军区司令员的英军高级将领。站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客人，是访问代表团中的高级将领。在他们之间稍稍往后一点站着一位刚从外语学院毕业的年轻聪明的副官，为他们担任语言交流的翻译任务。
　　英国军官的人数要多一些，有30几名。他们都显得很庄重，似乎明白这是一个既非同一般又很重要的场合。他们还显得有些小心谨慎，似乎无法改掉多年的积习。因为这毕竟是合作的第一年，而且虽然苏联军官们应邀去观察过英国在德国的操演，但这是苏联军人第一次作为英国的客人来到英格兰，积习难改嘛。
　　那些苏联人也与英国人一样庄重，或许更为庄重。他们共有17个人，全都是仔细选拔出来的。有几个人能讲还算通得过的英语，他们自己也承认了：有5 个人能讲完美的英语，但假装不懂。
　　然而，能讲英语并不是首选的条件。专长才是首先要考虑的。每一位苏联军官都是其自己专业范围的专家，并熟知英军装备、战术和组织结构。他们在出国前接到的指示是，不单单要听讲，而且要认真研究，一点不漏，回去时要确切地汇报英军的战斗力有多强、他们使用的是什么装备、他们是如何使用的以及他们的弱点在什么地方。
　　这些苏联军官是头天晚上抵达的，此前已在伦敦过了一天，基本上是在他们自己的大使馆里度过的。在蒂沃斯陆军基地军官餐厅里吃的第一顿晚饭气氛很正式，甚至显得过分拘谨，但没出事。互相开玩笑和唱歌将在以后安排，也许在他们的第二个或第三个晚上。苏联人知道，在他们17个人中间至少肯定有5 个人是在监视其余人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互相监视的。
　　没有人把这一情况告诉过英国军官，而且英国人也不会点明在他们自己的 30 名军官中也有 4人实际上来自于反间谍部门，是监视者。至少英国的监视者只监视苏联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同胞。
　　苏联军官代表团有两名将军，其中一名来自于摩托化步兵，另一名来自于装甲兵；一名总参谋部上校；来自军事情报局的一名上校、一名少较和一名上尉；空降兵的一名上校，从他那敞领军服衬衣领口露出了蓝白条纹背心的一个小三角，那是特种部队的标志；步兵和装甲兵的各一名上校和一名上尉。此外，还有作战部的一名上校、一名少校和两名上尉；以及通信兵的一名上校和一名少校。
　　苏联军事情报局简称军情局（GRU ），那三名“明摆着”的军情局军官都佩戴着适合他们身份的军徽。只有他们知道，那位通信兵少校和作战部的其中一位上尉也是属于GRU 的，但未经宣布。其余俄罗斯军人和英国人都不知道这一点。
　　英国方面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俄罗斯人，即来自英国保安局的20名特工已被布置在蒂沃斯的军官食堂里，并将留待苏联代表团赴伦敦和在第三天登上返回莫斯科的飞机为止。这些监视员们现正在整理草坪和花床，在餐桌旁端菜倒酒和搞清洁卫生工作。整个晚上，他们将轮班从一个很大的包围圈内的各个有利的地点对这座食堂进行全面监视。因为在几天前国防部的一次会议期间，总参谋长曾对南方军区司令员提起过：“我们必须盯住他们的每一个人。”军事演习按计划准时于9 点钟开始，并将持续一整天。刚吃过中饭，伞兵团的第二营开始空降跳伞。伞二营的一名少校发现自己正站在那位苏军空降兵上校身边。俄罗斯人正兴致勃勃地观察着。
　　“我看到，”俄罗斯人评论说，“你们仍喜欢2 英尺迫击炮。”
　　“一种有用的兵器，”英国人表示同意，“效果好，而且依然可靠。”
　　“我同意，”那俄罗斯人用缓慢而带有口音的英语说，“我在阿富汗使用过。”
　　“确实如此，我在福克兰群岛使用过，”二营的少校说。他心里想，当然他没有说出来，“其区别在于，我们速战速决赢得了福岛战争，而你们正陷人阿富汗战争的泥潭。”
　　俄罗斯人勉强挤出一丝严肃的微笑。英国人也报之以微笑。狗杂种，俄罗斯人心里想道，他在想我们在阿富汗陷入了泥潭呢。
　　这两个人都保持着微笑。但他们谁都不可能知道，两年之后在莫斯科新的苏共总书记将下令苏军从阿富汗全部撤走。但现在为时尚早。
　　那天晚上在蒂沃斯兵营里的晚餐比较活泼轻松。葡萄酒杯频频举起；英军官兵平时难得品尝的伏特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插科打诨和幽默玩笑打破了语言障碍。俄罗斯人从他们的摩托化步兵高级将领那里得到了暗示，他似乎对由译员转达的英国将领的话语露出了笑脸，于是他们也放松了。来自作战部的那位少校听了一名英国坦克军人讲的一段笑话后差一点放声大笑，然后他明白他应该是不懂英语的，必须先等译文。
　　伞兵二营的那位少校发现自己坐在苏联军事情报局的少校旁边。他认为他应该练习一下他学过的几句蹩脚的俄语。
　　“你会说英语吗？”他用俄语问道。俄罗斯人高兴了。
　　“会一点，”他回答。然后转为结结巴巴的英语。“恐怕只会一点点。我在家里对着书练习，但说不好。”
　　“比我的俄语好，我敢肯定，”伞兵军官说，“哦，我叫保罗·辛克莱。”
　　“对不起。”俄罗斯人说。他转过身来伸出了手，“我是巴维尔·库琴科。”
　　晚餐吃得很开心，并以酒吧里的唱歌宣告结束，11点钟时，两队军官走回各自的寝室去了。有些人为第二天早上能睡懒觉而感到高兴——勤务兵将按指示在上午7 点钟送早茶。
　　库琴科少校实际上在早上5 点钟就起床了。他在他那间单身寝室挂着花边帘子的窗户边坐了2 个小时。他熄着灯坐在那审视着从军官餐厅经大门通往蒂沃斯的那条道路。他发现，或者他认为发现在朦朦胧胧的凌晨夜色中有三个人在走动，也许是监视者。
　　他还发现，在6 点整时，英国军官阿巴思诺特上校出现在几乎是他身下的餐厅正门口，并开始了显然他每天都在坚持的晨跑。他有理由相信这是他的长期习惯——头天早上他已见过这位年长的上校也是出去晨跑锻炼的。
　　阿巴思诺特上校很容易被人辨认出来，因为他没有左臂。多年前，在海湾的佐法尔山丘地区曾发生过一场几乎被人们忘却了的战争，当时英国特种部队与阿曼新兵并肩战斗，以阻止反政府武装企图推翻阿曼苏丹国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他在与新兵一起巡逻时失去了左臂。富有同情心的军方同意他留在部队里，现在他是蒂沃斯军官食堂的军需官。每天早晨，他沿着那条路跑5 英里然后返回。他那穿着带有帽罩和蓝色滚边的白色运动服、左臂的空袖子管整齐地钉在左侧衣服上的身影一看就知道是他。库琴科少校已经是第二次若有所思地观察着他。
　　第二天的军事演习顺利地结束了，最后两国的所有军官一致认为演习裁判员的评分是公正合理的。他们把技术优胜奖颁给了绿军，因为绿军最后把蓝军从蛙山上的阵地逐了出去，并打退了对福克斯考弗特的反攻。第三顿晚餐气氛热烈，宾主频频举杯祝酒，后来由苏军作战部那位年轻的上尉演唱的一曲《卡林卡》获得了全场掌声。俄罗斯军官团定于第二天上午早饭后9 点钟在大厅里集合，然后坐大客车赴伦敦希斯罗机场。大客车将从伦敦开过来，车上有两名使馆工作人员，为的是送他们到机场和办理登机手续。在演唱（卡林卡）期间，没人注意到阿巴思诺特那个没上锁的房间进去了一个人。那人在1 分钟后又像进去时一样悄悄地离开了，后来从洗手间方向回来，重新加入到酒吧内的大伙儿之中。
　　第二天上午6 点差10分，一个穿着带有帽罩和蓝色滚边的白色运动服、左侧的空袖管钉在侧面的身影，踏下食堂门前的台阶，转向了大门方向。在200 码开外另一栋建筑的楼上窗户边，一名监视者透过窗玻璃发现了这个身影。他作了记录，但没采取行动。
　　在大门边，当那个身影弯腰钻过拦路木杆时，警卫队的那名下士从警卫室出来举手敬了一个军礼。跑步者因为没戴帽子无法还礼，但还是扬起一只手表示敬礼，然后转向通常的方向，向着蒂沃斯跑了过去。
　　6 点10分，那下士抬起头来，盯了一会儿，然后转向他的中士。
　　“我刚才看到阿巴思诺特上校出去了。”他说。
　　“那又怎么样？”中士问。
　　“两次了。”下士说。中士已经累了，再过20分钟他们都可以下岗了。早饭已在等待着他们。他耸耸肩。
　　“肯定是忘了某一件东西。”他说。以后，在纪律检查意见听取会上，他将后悔说出这种话来。
　　库琴科少校钻进半英里外的路边几颗树下，脱下偷来的那件白色运动衣，把它藏进了树林底下。当他回到路面上时，他已经是穿着一条灰色法兰绒休闲裤，衬衣和领带外面套着一件花呢西服。惟有他那双阿迪达斯跑鞋与他的那番装束不相协调。他怀疑，但不能确信在他身后的1 英里处是否跑动着愠怒的阿巴思诺特上校。上校刚才浪费了10分钟时间，到处寻找他惯常所穿的那件运动服，后来认为肯定是勤务兵拿去洗涤还没送回来。于是他穿上了那件备用运动服，他没有注意到同时失踪的还有他的一件衬衣、领带、西装、休闲裤和一双运动鞋。
　　库琴科可以轻松地跑在英国上校的前头，直至阿巴思诺特返身跑回去，但他身后开来了一辆轿车，这省去了他的跑步麻烦。他挥挥手，汽车停了下来。库琴科靠向旅客座车窗边。
　　“对不起，”他说，“我的汽车抛锚了，在这里后面。我想是不是能请北蒂沃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技工去帮助修理？”
　　“现在时间早了一点，”轿车司机说，“可我能把你带到那里去。上来吧。”
　　那位英国伞兵少校肯定会对库琴科突然间精通英语而感到惊诧。但仍带有一些外国口音。
　　“你不是本地人吧？”司机没话找话。库琴科笑了起来。
　　“我是挪威人。正在游览你们英国的大教堂。”
　　7 点差10分，那位好心肠的司机让库琴科在沉睡中的北蒂沃斯市中心下了车，自己继续驾车去马尔博罗。他认为以后没有理由再提及这件事，也没有任何人会去问他这件事。
　　在市中心，库琴科找到一只电话亭，在正好7 点差1 分时，他拨了一个伦敦的电话号码，塞进一枚50便士硬币，开始打电话。在铃声响到第5 次时，有人来接听了。
　　“我找罗思先生，乔·罗思先生。”库琴科说。
　　“是的，我就是乔·罗思。”另一头那个人说。
　　“真遗憾，”库琴科说，“你明白，我其实希望与克里斯·海斯通话。”
　　在那套小巧但优雅的梅费尔公寓里，乔·罗思的表情僵住了，他的职业警戒雷达开始运转起来。他才刚刚起床20分钟，脸也未刮，仍穿着睡衣，正在放洗澡水和准备当天的第一杯咖啡。当电话铃声响起时，他正一手拿着果汁，另一手拿着咖啡从厨房走向客厅。即使对他来说，时间还早，而且他也不是一个睡懒觉的人，况且作为美国大使馆公关助理，他的上班时间是上午10点，路途距离只有四分之一英里。
　　乔·罗思是中央情报局特工，但他不是“公司”的伦敦站站长。站长是威廉·卡弗，受西半球处领导。卡弗是一名宣布过的情报官，也就是说有关人员全都知道他的身份和他所从事的工作。按照职位，卡弗作为“公司”驻伦敦的正式代表，是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罗恩来自于特别项目办公室，是6 年前才组建的一个部门，如同其名称的含义，其所从事的项目和采取的措施被兰利认为敏感得足以使情报站长以后能声称对此一无所知，即使对美国的盟国也同样。
　　中情局所有情报官，不管其来自于哪个部门，都有一个真名和一个行动或职业名字。真名，在友好的使馆中，确实是真的。乔·罗思确实是真正的乔·罗思，在外交人员名册里也是这样列着。但与卡弗不同，他是未经宣布的，除了在秘密情报局里的三四名英国对手外。而且他的职业名字也同样只为那么几个人知晓，再加上在美国的几位同事。上午7 点钟在电话里被人直呼职业名字，而且用的是非英国口音，这无疑是向他拉响了警报。
　　“对不起，”他谨慎地说，“这里只有乔·罗思。你是谁呀？”
　　“仔细听着，罗思先生，或者海斯先生。我的名字叫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我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
　　“你，别开玩笑……”
　　“罗思先生，我打电话称呼你的行动名字并不是对你开玩笑。我向美国投诚也不是对我自己开玩笑。而且这就是我要做的。我想去美国，要快。要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无法回到我们那一边去了。没有借口可被接受。我有大量重要的情报要给你们，罗思先生。你必须快点作出决定，要不然趁着现在还有时间我回去了……”
　　罗思已经在从客厅茶几上抓来的一本便笺纸上作了快速、潦草的记录。那便笺纸上仍遗留着头天晚上与山姆·麦克里迪打扑克时的得分记录。以后他将会回忆起当时的内心想法：上帝啊，如果麦克里迪在听到这个情况，他是会发疯的。他插了一句。
　　“你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上校？”
　　“在索尔兹伯里平原附近一座小镇的一个电话亭里。”那声音说。从语法上说，这句英语是近乎完美的。只是明显带有外国口音。罗思曾受过区分口音和确定口音的培训。这种口音是斯拉夫人的，很可能是俄罗斯人。他仍在怀疑到头来可能是山姆·麦克里迪所开的一个疯狂的玩笑，在怀疑时突然间他将会在电话里听到一连串笑声。该死的，今天甚至不是4 月1 日愚人节呢。今天是4 月3 日。
　　“三天来，”那声音说，“我一直与一队苏联军官一起在索尔兹伯里参加英国的军事演习。住在蒂沃斯兵营里。我的身份掩护是军情局的巴维尔·库琴科少校。我在1 小时前走了出来。如果我在1 小时之内不回去，我就无法再回去了。我回去的路上要花半小时时间。给你30分钟时间把你的决定告诉我，罗思先生。”
　　“好的，上校。我同意——到目前为止。我要你在15分钟内再打电话给我。到时候你就会得到答复。”
　　“15分钟。然后我走回去。”那声音说，然后电话搁断了。
　　罗思快速思考着。他今年39岁，已在中情局干了12年。像这样的事情他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但许多人在中情局干了一辈子也从未嗅到过一名苏联投诚者的气味。但他了解他们，他们也全都了解他，所有外勤特工都受过培训，知道随时都会有苏联人来向他们投诚。
　　他知道，大多数是经过初步的、试探性的接触之后来的。通常投诚者经过深思熟虑和作了一些准备之后来的。把意向传达给了该地区的情报机关。我要求见面，我要谈论条件。通常，潜在的投诚者被要求留在原处并提供一系列情报，最后才“过来”。如果他要立即过来，至少他要按要求带来一大包文件。在他过来前提供的或者随身带来的情报数量，将影响他的地位、他的奖金和他的生活方式。在谍报行业里，这被称为新娘的代价。
　　偶尔，仅仅是偶尔，你会遇到所谓的“闯入者”。投诚者在断了他自己的后路之后，突然间冒了出来，无法再回去。那就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了；你要么接受他，要么把他扔进难民营。后一种做法是极少采用的，即使对于像商船船员或一无所知的士兵那样的没有用处的低级投诚者亦如此。通常只是在投诚时如测谎仪证明该人是一个提供假情报的特工时，才会来那么一手的。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苏联人只能是打肿脸充胖子，从难民营领回该特工并把他带回家去。
　　有一次，就罗思所知，克格勃追踪一名变节投诚者到了一座难民营并把他消灭了。因为他没能通过测谎仪的测试，即使他说的是真话。机器把他的紧张译解为说谎。真是一场厄运。当然，那是过去的事情；现在的测谎仪性能已经好得多了。
　　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自称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想闯进来。没有事先的招呼。没有讨价还价。没从最近任职的克格勃驻勤处带来一箱文件。而且投诚地是在英国的首都。不是中东或拉美。而且是向美国人，不是英国人。或许他已经接触过英国人了？被回绝了？罗思的思绪在闪动着各种可能性，而时间则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现在是早上7 点零5 分，华盛顿时间凌晨2 点零5 分。人人都在酣睡。他应该打电话给凯文·贝利，特别项目办主任，他的上司。毫无疑问，现在肯定是在华盛顿郊区的乔治城呼呼大睡。但是时间……没有时间了。他打开墙上的一只文件柜，取出了他的私人笔记本电脑。他快速插入到在格罗斯文纳广场的美国使馆地下室里的主框之中。他把电脑进人加密模式并请主框查询已为西方所知的克格勃高级官员。然后他询问：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是谁。
　　阴影世界里的其中一件奇事是其内部存在着俱乐部般的气氛。飞行员们共享着那种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伞兵和特种部队官兵亦如此。
　　职业专家们是互相尊重的，即使是跨越国界的竞争对手之间，或是含有敌意的交战双方之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之间极少互相仇恨，他们把那种感情留给了狂热分子和老百姓。职业人员忠诚地为他们的政治主子和官僚服务，但他们通常愿意尊重其他具有神秘技能的同行，甚至是对手。
　　在阴影世界里，对方的人事变动都被仔细记录下来了。盟国或敌对国情报机关的人员升迁和调动都被仔细记录存档。在任何一个首都城市里，克格勃的驻勤机构很可能知道英国和美国的情报站头头是谁，反之亦然。有一次，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个鸡尾酒会上，克格勃头子拿着一杯威士忌和苏打水走到英国秘情局情报站长面前。
　　“朋友，”他庄重地宣称，“你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你是谁。我们从事的是一项艰难的职业。我们不应该互相不理睬。”他们为此干了一杯。
　　在伦敦的中情局主框计算机直接与弗吉尼亚州兰利相连，在应答罗思提问时，各种小电路开始运转以搜索中情局已知的克格勃官员名单。“已确认的”有几百个，“怀疑的”有几千个。这些情报的大部分来自于从投诚者口中套取的情报，就是现在“谁是谁”、谁已调动、谁已升级或降级。随着投诚者的到来，这资料越积越多。
　　罗思知道，在过去的4 年里英国在这方面已经给了不少帮助，提供了几百个名字，其中许多是新的，其余是对怀疑对象的确认。英国人的这些材料，部分来自于情报截取、部分来自于情报分析，而有部分来自于经他们唆使而逃出贝鲁特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特工符拉基米尔·库兹奇金那样的投诚者。只要兰利的数据库里原先存有情报，那么传输的速度是很快的。绿色字母开始闪现在罗思那台小小的屏幕上。
　　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克格勃，上校，在过去的4 年里应该是在第三总局工作。应该是假冒在莫斯科的红军联合计划参谋部的军情局少校。已知其原先的部门是在莫斯科市中心的行动计划部和在亚泽内沃的第一总局。
　　当电脑屏幕显示完成这个叫奥洛夫的人的资料时，罗思吹起了口哨。他关闭电脑。电话中那个声音所说的是有意义的。克格勃第三总局，也就是武装力量总局，专门负责监视军队的忠诚。军队对他们恨之人骨但也不得不忍受。第三总局情报官通常乔装军事情报局军官渗人到武装力量之中。这说明了他们无处不在，经常盘问，时刻监视着。如果奥洛夫确实以军情局少校的身份在苏联国防部的联合计划参谋部工作了4 年，那么他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这也说明了根据最近签订的北约一华约新协议，他是应邀前来索尔兹伯里平原观摩英国军事演习的苏联军官代表团的一名成员。
　　他看了一下表。7 点14分。没时间给兰利打电话了。l 分钟之内要作出决定。告诉他回军官食堂去，溜回他的寝室并接受英军勤务兵端给他一杯好茶。然后回到希斯罗机场和莫斯科。努力并说服他在希斯罗逃脱，给我时间让我与在华盛顿的凯文·贝利联系。电话铃振响了。
　　“罗思先生，电话亭外面有一辆公共汽车。是上午的头班车，我认为它将把清洁工人载运去蒂沃斯兵营。我正好还能及时回去，如果我不得不……”
　　罗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生涯处在了紧急关头，小伙子，紧急关头。
　　“好吧，奥洛夫上校，我们要你。我将与英国同事联系，30分钟之内他们会让你得到安全。”
　　“不！”那声音很严厉，容不得任何反对。“我只投奔美国人。我要离开这里立即进人美国。就这种方式，罗思先生。其他方式不行。”
　　“你听着，上校……”
　　“不，罗思先生，我要你亲自来接我。在两个小时之内。在安多弗火车站的大厅。然后去上黑福德美国空军基地。你安排我去美国。这是我能够接受的推一方式。”
　　“行，上校，依你的，我会去那里的。”
　　罗思花了10分钟时间匆匆穿上出门的衣服，带上护照、中情局身份卡、钱和汽车钥匙，然后跑下楼梯到地下车库里去发动汽车。
　　在放下电话15分钟后，他驾车驶上公园路，朝北向石牌楼和贝斯沃特路行驶。他走这条路线可避免穿越骑士桥和肯辛顿杂乱的车流。
　　8 点钟，他经过希斯罗朝南驶上M25 号公路，然后转向西南沿着与A303号公路和安多弗相连接的M3号公路疾驶。他于9 点10分走进那座火车站的大厅。外面不停地有一连串汽车抵达，卸下旅客后立即开走了。旅客们匆匆进人大厅。只有一个人站着没动，他倚在墙边，身着花呢西服、灰裤子和跑鞋，在浏览着一张晨报。罗思朝他走上去。
　　“我想你一定是我要见面的人。”他柔和地说。看报人抬起头来，一双平静的灰眼睛，一张严峻的脸，年龄在45岁左右。
　　“那要看你是否有身份证明。”那人说。话音与电话里一样。罗思掏出了他的中情局证件。奥洛夫看过后点点头。罗思朝自己的轿车做了一下手势。汽车的发动机仍在运转，挡住了后面的几辆轿车。奥洛夫朝周围看看，似乎要向他所知道的一个世界作最后的道别，然后他一言不发地坐进了汽车。
　　罗思已经让使馆的值班员通知上黑福德，他将带来一位客人。驱车穿行乡村去美国空军在牛律郡的那个基地差不多花了两个多小时。罗思直接开到了基地司令员的办公室门前。从那里打了两个电话给华盛顿，然后兰利与五角大楼进行了商量，后者又给基地司令官下达了指示。下午3 点钟从上黑福德去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架交通航班增加了两名旅客。
　　早在这架飞机起飞前的5 个小时，蒂沃斯与伦敦之间已经闹翻了天，英国军方、国防部、保安局和苏联使馆之间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上午8 点钟左右，苏联军官团已经在军官食堂的餐厅里集合吃早饭，还轻松地与他们的英国对手一起聊天。到8 点20分时，一共到了16名军官。他们已注意到库琴科少校没来，但没有引起警觉。
　　大概9 点差10分时，16名俄罗斯军官带着行李重新在大厅集合时，又注意到库琴科少校没来。一名勤务兵被派到他的房间去催他。那辆大客车已经等在了门外。
　　勤务兵回来报告说少校的房间没人，但他的行李仍在那里。两名英国军官和两名俄罗斯人一起去找他。他们发现那张床是睡过的，毛巾是潮湿的，而且库琴科的所有衣物都在，表明他应该在这里附近的某个地方。对走廊头里的浴室（只有两位苏联将军住在有浴室的套房里）进行了搜查，但没见到人。厕所也去检查了，但里面是空的。到这个时候，两位苏联将军（包括其中一位军情局上校）的脸上已经找不到一丝温和的表情了。
　　英国人也开始担心。对整栋食堂大楼进行了一次全面搜索，但结果仍是一无所获。一名负责情报的英军上尉溜出去通知来自保安局的那些隐身“监视者”。他们的记录表明，那天早上有两个身穿运动衣的军官出去跑步，但只有一个返回。一只狂怒的电话打给了大门警卫室。夜班记录表明只有阿巴思诺特上校离开过，但他已返回。
　　为解开这个谜团，那位警卫兵下士被从床上叫起来了。他叙述说阿巴思诺特上校出去了两次。在对证时，阿巴思诺特上校坚决否认他出大门后回来然后再出去。对他房间的搜查发现少了一件白色运动服，还有西装、衬衣、领带和休闲裤。情报官上尉赶紧跑回去向英国将军作了悄悄的汇报。英国将军的脸拉长了，他请那位苏联的高级将领与他一起去他的办公室。
　　当苏联将军从办公室出来后，他的脸气得煞白，他命令让一辆公务轿车立即送他去在伦敦的苏联大使馆。剩余的15名俄罗斯军官已大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开始交头接耳议论起来，他们的脸上失去了血色。英国人开始打电话。
　　英国将军在电话里向伦敦的总参谋长作了情况的详细汇报。兵营里的监视组组长也向在伦敦柯桑街的保安局总部上司报告了这一事件。他的上司直接向副局长作了汇报。保安局副局长立即怀疑是TSAR在插手。TSAR是保安局有时候对秘密情报局的一种友好的称呼，是THOSE SHITS ACROSS RIVER的缩略语，意思是：河对岸的那些小子。
　　在泰晤士河南岸的世纪大厦里，秘密情报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接到了柯桑街的一只电话，但否认秘情局与该事件有任何关系。当他搁下电话后，他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一只蜂鸣器并嚎叫起来：“让山姆·麦克里迪马上到这里来，好不好？”
　　到中午时，那位俄罗斯将军已由军情局上校陪同一起待在了位于肯辛顿宫花园的苏联大使馆里了。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使馆的武官随员，他的对外身份是步兵少将但实际上是军情局的一名少将。这三个人都不知道库琴科少校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的奥洛夫上校——这个秘密只有在莫斯科的联合计划参谋部的极少数高级军官所知晓。其实，假如这三个人知道了这一情况的话，他们肯定会轻松地舒出一口气的，克格勃出丑最能使苏联军人开心。现在，在伦敦，他们感到因为失去了一名军情局的少校，莫斯科会对他们作出反应而忧心忡忡。
　　在切尔特南，英国政府通讯总局的监听站注意到并报告了苏联使馆与莫斯科之间突然增加的无线电通讯，既有外交的也有军事的加密通讯。
　　中饭时，苏联大使列昂尼德·扎姆耶京向英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声称库琴科少校遭到绑架，要求立即把他释放。抗议书当即由外交部直接下发给了各安全机关。但这些机构的头头全都举起手，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没见到他。
　　早在中午之前，英国人的吃惊程度已经不亚于苏联人的愤怒程度了。库琴科（他们仍在这样称呼他）所作出的“跑步者”方式是异乎寻常的。叛逃者去投诚并不是去某个酒吧喝啤酒那样简单；他们会寻求避难圣所，通常是事先有过准备。假如库琴科跑进一个警署，威尔特郡警察局就会立即通知伦敦。由于英国的所有安全机关均声称不知道，那只能是在英国国土上的其他谍报机构所为。
　　美国中央情报局伦敦站站长威廉·卡弗正处于尴尬的境地。罗思在空军基地不得不与兰利联系，以搭上美国空军的飞机，而兰利再把情况告诉了卡弗。卡弗知道关于这种事情的英美协议原则——美国人在英国人鼻子底下不打招呼而把一个苏联人策反出英格兰，是一项十分冒犯的举措。但卡弗接到指示要拖延至那架军用飞机离开英国领空。于是整个上午他采取了躲起来的策略，然后要求在下午3 点钟紧急约见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卡弗迟到了，因为他坐在相隔三个街区的汽车里直至他通过车载电话获悉那架军用飞机已经升空。当他在世纪大厦里见到爱德华兹时已是3 点10分，那架美国喷气飞机正掠过布里斯托尔海峡和爱尔兰南部，直接飞往大洋彼岸的马里兰州。
　　在与爱德华兹会面时，卡弗已经收到了罗思的详细报告，是由美国空军的一名速递员从上黑福德空军基地送到伦敦来的。罗思在报告中解释，他别无选择，只能自作主张收留库琴科，即奥洛夫或者让他回去，而且奥洛夫绝对只向美国人投诚。
　　卡弗用这个情况努力平息英国人的受侮辱怒火。爱德华兹早已与麦克里迪核实过了，确切地知道了奥洛夫是谁——罗思在7 点钟时查阅的美方数据库资料原先是由秘密情报局提供的。私下里，爱德华兹知道假如他处于这种能得奖的机会，他也会采取与罗思一样的行动，但表面上他仍保持着冷静和受到了冒犯。在正式收到了卡弗的报告后，他立即通知了自己一方的国防部、外交部和兄弟机构——保安局。库琴科（他认为没有必要让人人都知道那人的真名叫奥洛夫，还不到时候）现在在美国的领土上，已不受英国所控制。
　　1 小时后，苏联大使扎姆耶京抵达位于查尔斯国王大街的英国外交部，他被直接引到了外交大臣的办公室里。虽然他要求听取解释，但他心底里相信杰佛里·豪爵士，知道他是一个十分令人尊敬的人。这位俄罗斯人带着余怒未息的表情返回使馆去通知莫斯科了。苏联军事代表团于那天晚上飞回家去了，对于必将面临的无休止的盘问前景显得情绪低落。
　　在莫斯科，克格勃与军情局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克格勃指责军情局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性，而军情局指责克格勃把一名叛逆的官员塞给了他们。心神极度错乱而又坚持自己清白无辜的奥洛夫妻子，正在受到审问，奥洛夫的所有同事、上司、朋友和熟人也都如此。
　　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局长接到了国务卿一只狂怒的电话，因为国务卿收到了英国外交大臣杰佛里爵士就这件事的处理方式而发来的一份投诉电报。当中情局局长放下电话时，他的目光源向了办公桌对面的两个人：主管行动的副局长和特别项目办主任凯文·贝利。他对后者说：。
　　“你的年轻人罗思先生，这次他肯定是捅了一只马蜂窝。你说他是自作主张采取的行动？”
　　“是的，就我所知，那俄罗斯人没有给他任何请示汇报的时间。这是一个要还是不要的问题。”
　　贝利是一个瘦瘦的、严峻的人，在局里与他人交情不深。人们认为他孤独、冷漠，但他工作干得很出色。
　　“我们让英国人坐立不安了。你也会冒同样的风险吗？”局长问。
　　“我不知道，”贝利说。“要等与奥洛夫谈过以后我们才会知道，真正的谈话。”
　　局长点点头。在阴影世界里，其他行业也同样，规则很简单。如果你下了赌注，结果获利丰厚，你就成了聪明人，可由此爬向最高职位。如赌博失败，那么面临的将是提早退休。局长想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罗思就由你负责了，这样好不好？“
　　“好的，”贝利说。‘“我会负责的。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得到的是什么。”
　　华盛顿时间刚过下午6 点，当那架军用飞机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时，停机坪有5 辆中情局轿车等在那里。飞机上的军人们还没来得及下飞机，那两个他们所不认识的、今后也永远不会再次见到的男人，就被簇拥着走下飞机，进人到等待在下面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那些轿车之中。贝利遇见了奥洛夫，冷淡地点点头，看着这个俄罗斯人被安排进了第二辆轿车，他转向罗思。
　　“我把他交给你了，乔。你把他带了出来，就由你来审问他。”
　　“可我不是审讯员呀，”罗思说。“这不是我的专长。”
　　贝利耸耸肩。
　　“他找的是你。你把他带了出来，他欠你一份情。与你在一起他也许会更加放松。你需要的后备力量都给你配齐：译员、分析员、他会涉及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当然还有测谎仪。可从测谎开始。把他带到‘农场’去——他们在等待着你呢。还有，乔，我要得到一切。当结果出来时，立即告诉我，仅告诉我一个人，当面把报告递交给我。好吗？”
　　罗思点点头。17个小时之前，在英格兰一间卧室里披上那件白色运动服时，比奥特尔·奥洛夫，化名巴维尔·库琴科，一直是一个可以信任的苏联军官，有家、有妻子、有事业、有祖国。现在他是一捆稻草、一只包裹，蜷缩在这块陌生的国土上的一辆轿车的后座里，注定要被榨出最后一滴汁液，当然还有感觉，第一阵怀疑或许还有惊慌的痛苦。罗思转身钻进汽车坐到了那个俄罗斯人的身旁。
　　“最后一件事，乔。如果奥洛夫，现在他的代号是‘吟游诗人’，结果是一个不应该接受的垃圾角色，局长会炒了我的鱿鱼，在我炒了你一分钟之后，祝你好运。”
　　那座“农场”是中情局的一座安全房，是弗吉尼亚州南部养马乡村中的一个真正的农场。离华盛顿不是很远，隐藏在一个深深的林地之中，四周围有铁栅和篱笆，只有一条长长的路可以通达，由一队身材结实的年轻人警卫着。他们全都在昆亭可接受过徒手格斗和枪械使用的训练。
　　奥洛夫被引进了一个色彩恬静的套房，里面有2 个房间和一个卫生间，还配有旅馆的一应物品：电视机、录像机、录音机、沙发和小餐桌。饭菜端来了，这是他在美国的第一顿饭，还有乔·罗思陪着他一起吃。在飞机上时，这两个人已经同意互相称呼彼得和乔。现在，他们的熟悉程度似乎要增加了。
　　“不会老是很舒适的，彼得。”罗思说，他一边观察着俄罗斯人吃汉堡包。他也许在思考那些不能开启的防弹窗、所有房间里的那些单向镜子、套间里每一个词语的录音以及即将到来的严格的审问。俄罗斯人点点头。
　　“明天我们必须开始，彼得。我们必须谈谈，真正的谈话。你必须接受测谎仪测试。如果你能通过，你必须告诉我……许多事情。实际上是所有情况。你知道的一切，或你怀疑的一切。一遍又一遍地。
　　奥洛夫放下又于露出了笑容。
　　“乔，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奇特的世界上的男人。你没有必要……”他寻找着合适的词语，“……说话吞吞吐吐。我必须证实你接受了我和把我带出来所冒的风险。你们把这个称为新娘的代价，对吗？”
　　罗思笑了起来。
　　“对，彼得，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新娘的代价。”
　　在伦敦，英国秘密情报局并不是完全无动于衷。蒂莫西·爱德华兹已很快从国防部获悉了失踪人员的名字——巴维尔·库琴科。他自己局里的数据库已很快提供出克格勃第三总局比奥特尔·奥洛夫上校的真名。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召来了山姆·麦克里迪。
　　“我已经把我们的美国表兄们狠狠地压制了一下。我们受到了严重冒犯，各级机构都有意见——这类事情。比尔·卡弗无地自容——他认为他在这里的地位已受到了污损。不管怎么说，他会要求兰利向我们提供全部情况，当结果出来时。我要求成立一个专业小组，专门研究奥洛夫的产品，当这些产品抵达我们这里时，我想让你负责……在我的领导之下。”
　　“谢谢你，”骗术大师麦克里迪说。“可我还想得到更多，我要求获得渠道。奥洛夫有可能知道些只适合我们的事，那些事不会引起兰利的重视。我要求有渠道，个人的渠道。”
　　“这可能有些难度，”爱德华兹沉思着说。“他们很可能已经把他藏在了弗吉尼亚州的某个地方，但我可以问一问。”
　　“你有这个权利，”麦克里迪坚持说。“近来我们已经给了他们许多产品。”
　　空气中悬浮着这种想法。他们两个人都知道在过去的4 年里这些产品的大多数是来自何方。还有去年交给兰利的那本苏军战争计划书。
　　“还有一件事，”山姆说，“我想查核奥洛夫，与基普赛克一起。”
　　爱德华兹盯住了麦克里迪。基普赛克是英国的一份“财产”，是一个为英国工作的俄罗斯人，但他的职位很高也很隐秘，世纪大厦内只有4 个人知道他是谁，不到10个人知道他的存在。知道他的4 个人是局长本人、爱德华兹、苏联集团处处长和麦克里迪——他的管理员。
　　“这样做对吗？”爱德华兹问。
　　“我认为这是对的。”
　　“那你小心点。”
　　第二天上午，那辆黑色轿车明显地停在了双条黄线上，交通管理员当即写了一张违章停车罚款单。他刚写完罚款单并把它塞进汽车雨刷夹子下面时，一个身材匀称、衣着讲究的穿一套灰西服的男人从附近一家商店出来，看见那张罚单并开始抗议。这种情景每天都在发生，没有人会去注意，即使在伦敦的街头也是如此。
　　在远处，一位旁观者将会看到那个司机的正常的手势，以及交通管理员的不肯改变的耸肩动作。司机拖住交通管理员的袖子要他到汽车后面去看车牌照。当管理员走过去后，他看见了在登记牌照旁边的那块明显的外交使团牌子。他刚才没注意到它，但现在他还是无动于衷。外交人员也许可免受处罚，但不能免除交通违章罚款。他开始移步走开。
　　那司机从雨刷处一把抓起罚款单把它举到了管理员的鼻子底下。管理员问了一个问题。为证明自己确实是一名外交官，司机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张身份证强迫管理员去看。管理员看了一下，又耸耸肩，然后走开了。司机在狂怒之下把违章停车罚款单揉成一团扔进汽车，然后钻进汽车驾车离开了。
　　那位旁观者所没能见到的是，插在身份卡背面的那张纸上写着：明天下午2 点钟，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旁观者也不会注意到司机在行驶了1 英里之后展开那张罚款单并去阅读背面的文字：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已向美国人投诚。你是否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情？
　　骗术大师麦克里迪刚刚完成了与基普赛克的联系。
　
　
　
　
　
　　　

　　
第二章
　
　　对一名投诚者的处理或操作，根据投诚者的情绪状态或承担审问机构所使用的方法，会因案子的不同而大相径庭。惟一共同的因素是，这是一项敏感而又复杂的任务。
　　首先，投诚者要被安置在一座房子里，其环境不能显得恐怖吓人，又不能致使他逃走，这常常也是为了他好。在奥洛夫之前两年，美国人在对待另一名闯入者维塔里·乌尔琴科时犯了一个错误。为创造一种正常的气氛，他们带他去华盛顿郊区乔治城的一家餐馆吃饭。那人临时改变主意，从男厕所窗户爬出去，走回苏联大使馆投降了。这对他没好处；他被送回莫斯科，受到严刑审讯并被枪决了。
　　除了投诚者有可能的自杀或自残企图外，还必须保护他免受可能的复仇。苏联，尤其是克格勃，对于他们认为是叛徒的人绝对不会心慈手软，如有可能就会对他们穷追不舍和予以消灭。投诚者级别越高，叛逆就越糟糕，而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叛变是最糟糕的事情。·因为克格勃是精英中的精英，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一个国度里享受着一切特权和奢侈。放弃这种生活方式，抛弃敬爱的苏联所提供的一切，就表明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显然，“农场”能提供的正是这种安全。
　　复杂因素中主要是投诚者本人的精神状态。经第一次一时冲动跑向西方后，许多人产生了应该重新考虑的症状。干下了无法无天事情的想法涌上心头，明白了将永远不能见到妻子、家庭、朋友和祖国。这会导致极度的痛苦，如同让吸毒者戒毒那样。
　　为消除这种想法，审间往往以轻松的形式开始，回顾投诚者的过去生活，从出生和童年时代起的全部履历。对早年经历的叙述——描述父母亲、学生时代的朋友、冬天在公园湖上溜冰、夏天在乡间田野散步，而不是产生更多的怀旧和痛苦，这样更能起到平静的效果。所有这一切、每一个细节和手势全都记录下来了。
　　审问员总是感兴趣的一件事是动机。你为什么决定过来？（“投诚”这个词是决不会使用的。它含有不忠的意思，而不是改变观点而作出合理的决定）。
　　有时候投诚者会对自己的理由说谎。他可能会说他对为之服务的政权的腐败、玩世不恭和任人唯亲而产生了彻底的幻想破灭，因而离开了。对许多投诚者来说，这是真正的原因；实际上这也是大多数投诚者共同的原因。但并不总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投诚者曾伸手去钱箱里捞钱而且他知道即将受到克格勃的严厉惩处。或者也有可能他即将被召回莫斯科面对因婚外恋所遭受的纪律处分。或许因为降级或对某一上司的忿恨，都有可能是真正的原因。受理的谍报机关也许清楚地知道那人投诚的真正原因。投诚者解释的理由会得到仔细的和富有同情心的听取，即使知道所说的是假话，还会被记录下来。那人也许因虚荣心而对他的动机说谎，但不会对真正的秘密情报说谎。或许他会……
　　其他人会因为自负而说假话，寻求为自己的早期生活涂脂抹粉，以加深主人的印象。每一件事都会得到核实，主人们迟早会知道真正的原因和真正的状况。在开始阶段，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会得到同情的倾听。真正的交叉核对将会在以后开始，不过是在法庭上。
　　当最后谈及秘密情报时，圈套已经设置好了。要问的问题有许多许多，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已为审问员们所知晓。而且如果他们不知道答案，那些对着录音磁带通宵工作的分析员们经过核对和交叉检验很快就能知道。毕竟已经有了许多投诚者，而且西方的情报机关存有大量关于克格勃、军情局、苏联陆军、海军和空军，甚至还有克里姆林宫的资料。
　　如果投诚者被发现对于根据他的职务他应该知道的事情真相开始说谎时，他将立即遭到怀疑。他也许是因为虚张声势而说谎，为的是留下印象；或是因为从没涉及那件事情但想声称他知道；或是因为他忘记了；或是……
　　在长时间的和艰难的审问期间要对投诚的机关说谎并非一件易事。审问能延续数月，甚至数年，取决于似乎难以核实的投诚者交代的事情数量。
　　如果一名新的投诚者所说的某件事与已知事实不符，那么有可能是已知事实本身是错误的。因此，分析员们重新核查他们的情报来源。有可能他们一直搞错了，而那个新投诚者是对的。在进行核查时该议题将被搁置起来，待以后再作论及。
　　投诚者往往不会明白他所提供的某些片断情报的意义，对此他没有给以特别的重视。但对于他的主人来说，这一小段情报也许是使他们长时间来迷惑不解的一个拼字谜面中那个所缺少的一部分。
　　在那些已知答案的提问之中，夹杂着真正答案确实有价值的问题。这是宝贵的矿藏。这位新来的投诚者能讲出我们还不知道的任何情报吗？如是，那么其重要性如何？
　　在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这个案子里，中情局在4 个星期内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幸运地勘探到了一座纯金矿藏的主脉。那人的“产品”简直难以置信。
　　其中一件事是他从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冷静。他向乔·罗思讲述了他的一生，从大战刚结束他出生于明斯克附近一座简陋的棚屋里说起，至6 个月前他在莫斯科作出决定的那天，因为他再也不能容忍他已经厌恶的一个社会和政权。他从没否认对他的祖国苏联仍留有一份深爱，并对于被他永远留在了身后的这一事实显露出正常的感情。
　　他的妻子嘉伊娅是莫斯科一名成功的剧团导演，但他宣称他与嘉伊娅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有3 年了，他还愤怒地承认了她与一些年轻演员的几次风流韵事。
　　他分别通过了就他的背景、生涯、私生活和改变政治信仰的三次测谎仪测试。他开始吐露第一类情报。
　　其中一件事是，他的生涯变动很多。从他在第三总局，即武装力量总局的4 年里，他作为军情局库琴科少校在苏军总司令部计划参谋部工作，期间他认识了许多高级军官，了解了陆军和空军各作战师的驻防，以及海军舰艇在服役和在船坞建造的情况。
　　他提供了令人惊奇的红军在阿富汗遭受失败的内部消息，道出了苏军在那里的士气低落，以及莫斯科对阿富汗傀儡独裁者巴布拉克·卡迈尔越来越失望的局面。
　　在到第三总局之前，奥洛夫曾在非法行动局工作，这是第一总局里面的一个部门，负责在全球操纵“非法”特工。“非法”特工是所有特工中最隐蔽的、专门刺探自己的国家（如他们是该国人士）情报，或乔装打扮生活在外国。这些特工没有外交官身份掩护，对他们来说，暴露和被捉不仅仅是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驱逐出境，而是更为痛苦的逮捕、严刑审讯，有时还会被处决。
　　虽然那已经是4 年前的事情，但他似乎具有百科全书般的惊人的记忆力，他开始说出他曾经帮助建立和运作的情报网，主要在中南美洲，那是他以前活动过的地方。
　　当一名投诚者吐露的情报引起了争议时，东道主情报机关的官员往往会出现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信任和支持这个新的投诚者，而另一个阵营则怀疑和反对他。在中情局的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是高里津和诺申科的案子。
　　1960年，阿纳托利·高里津投诚过来并告诉中情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哪里出乱子哪里就由克格勃在背后搞鬼。高里津认为克格勃没有不干或不准备干的坏事。对于由反间谍头子詹姆斯·安格尔顿领导下的中情局内部的强硬派来说，这些话特别悦耳动听，因为安格尔顿多年来一直在向他的上司提醒这类话。
　　1963年11月，肯尼迪总统遭暗杀，杀手显然是一个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左翼人士。那人娶了一个俄罗斯的妻子，曾向苏联投诚，并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19cd年1 月，尤里·诺申科向美国投诚，声称他在俄罗斯时曾是奥斯瓦尔德案子的管理员，并说克格勃发现奥斯瓦尔德是一个讨厌的人物，已经切断了与他的一切联系，且与肯尼迪被刺事件毫无关系。
　　由安格尔顿支持的高里津，立即谴责了他的俄罗斯同胞。诺申科受到了极为严厉的审讯，但他仍没有改口。这一争议把中情局分成了两个阵营，并持续了整整20年。根据谁对谁错这个问题的结果，一些人的政治生涯光明起来了而另一些人的政治生涯则暗淡了，因为以成败论英雄是公理。在比奥特尔·奥洛夫的案子里，局里没出现敌对的派别，光荣落到了特别项目办公室主任——把他带进来的凯文·贝利身上。
　　在乔·罗思与奥洛夫上校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一起分享生活的第二天，山姆·麦克里边悄悄地进人位于布鲁姆斯伯里中心的大英博物馆的门廊，朝着在圆拱屋顶下面的那个巨大的圆形阅览室走去。
　　与他在一起的有两个年轻人：丹尼斯·同特和另一个叫巴顿的人。后援小组的人谁也看不见基普赛克的脸——他们没有必要看见，而且这样也许有危险。他们的工作只是在人口处附近闲游，一边浏览摆放在外面的报纸并确保他们的科长不会受到他人的干扰。
　　麦克里迪走向三边围有书架的一张阅览桌并询问已经坐在那里的一个人是否介意他的进人。那人一直弓着头在阅读一部巨著，偶尔还做一些笔记，他一言不发地向对面的那把椅子作了一下手势，并继续阅读。麦克里迪静静地等待着。他已经选了一本他想阅读的书，过了几分钟一位阅览室管理员把那本书给他送过来，然后又静静地离开了。对面的那个人仍低着头。当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麦克里迪说话了。
　　“你好吗，尼古拉？”
　　“嗯。”那人轻声说，一边在纸上做着记录。
　　“有消息吗？”
　　“下星期我们有一次接待任务，在驻勤处。”
　　“是莫斯科总部来人吗？”
　　“是的，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来。”
　　麦克里迪没作任何表示，他保持着看书，他的嘴唇几乎没在运动。在这块围绕着书架的阅读桌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听到这种低低的耳语声，而且没人想走近这个阅读桌。冈特和巴顿在把守着。但他对这个名字感到惊奇。德洛兹多夫，个子矮壮，长得有点像已故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克格勃第一总局非法局的负责人，且极少冒险离开苏联。来到伦敦这个狮窝是很不寻常的，此行很可能非常重要。
　　“这是好还是坏？”他问道。
　　“我也不知道，”基普赛克说。“但肯定很奇特。他不是我的直接领导，但除非他获得了克留奇科夫的批准，否则他是不会来的。”咱1988年当上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上将，当时是国外情报部门即第一总局的局长）。
　　“他会与你讨论他安插在英国的‘非法’特工吗？”
　　“我怀疑不会。他喜欢直接操纵他的非法特工。这也许与奥洛夫有关。奥洛夫事件一直是他肉中最大的一枚刺。代表团中的另两名军情局军官已经在接受审问了。他们能得到的最佳结果是被军事法庭判处读职罪，或许……”
　　“他来这里还有其他原因吗？”
　　基普赛克叹了一口气，第一次抬起了眼睛。麦克里迪回视着他。他与这个俄罗斯人已相交多年，非常信任他。
　　“只是一种感觉，”基普赛克说。“他也许是来这里检查驻勤处的工作。还没有具体核实，只是闻出了风中的一股味道。也许他们怀疑某件事情。”
　　“尼古拉，这事不能永远继续下去。这我们是知道的。迟早这些片断会被拼接起来的。太多的泄漏，太多的巧合。你想现在过来吗？我可以作出安排。只要你一句话就行了。”
　　“现在不想。也许不久，但现在还不想。我还可提供更多的情报。如果他们真的想撤走伦敦的行动，我将会知道他们怀疑了什么事情。及时地出来，但现在还不到时候。顺便提及一下，请不要拦截德洛兹多夫。如果起了疑心他会认为是另一根风中稻草。”
　　“最好告诉我他是以什么身份进来，以兔万一在希斯罗机场发生一次真正的意外。”麦克里迪说。
　　“一名瑞士商人，”俄罗斯人说。“从苏黎世过来，坐英国航空公司飞机，星期二。”
　　“我会保证让他自由活动，”麦克里迪说。“关于奥洛夫有任何消息吗？”
　　“还没有，”基普赛克说。“我知道他，从未见过他。但我对他的投诚感到惊奇。他具有最高的通行权。”
　　“你也一样啊。”麦克里迪说。俄罗斯人微笑了。
　　“当然。各有所好嘛。我会尽力了解他的情况。为什么他引起了你的兴趣？”
　　“没有具体原因，”麦克里迪说。“如你所说，风中的一股味道。他跑过来的那种方式，不给乔·罗思以任何时间去作核实。一名海员逃离船舶是正常的。对于克格勃的一名上校，就奇特了。他原本可以达成一桩更好的交易。”
　　“我也这么想，”俄罗斯人说。“我会尽力而为。”
　　那俄罗斯人在使馆里的职位是如此地敏感，以致面对面的会晤是危险的，因此次数也不能多。他们约定下次在伦敦东部肖尔迪奇的一家肮脏的咖啡馆见面，时间是下月初，即5 月初。
　　4 月底，中央情报局局长在白宫与总统见面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他们定期会面，要么与其他人一起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要么私下里。但这一次总统例外表扬了中情局。由于来自于弗吉尼亚州南部那个农场的源源不断情报的结果，使得一些机构和部门对中情局的赞扬传到了椭圆形办公室。
　　中情局局长是一个强硬的人，他的生涯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略情报局的那些日子，他也是罗纳德·里根的一名忠实的同事。他还是一位公正的人，他认为没有理由要去阻止来源于公众对负责把奥洛夫上校带进来的特别项目办主任的赞扬。当他回到兰利后，他把凯文·贝利召了过来。
　　贝利发现局长站在中情局总部大楼顶层占据了局长办公室一面的那些观景富边。他在眺望远处的山谷，在那里，春天的绿叶最终遮掩了波托马克河的冬景。当贝利进来时，他满面笑容地转过身来。
　　“我能说什么呢？大家都在表示祝贺，凯文。海军很喜欢这些情报，希望能继续获得。墨西哥人很高兴，他们刚刚破获了一个谍报网，抓捕了位名间谍，还缴获了一大批照相机和无线电等器材。”
　　“谢谢你。”凯文·贝利仔细地说。他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谨慎的人，不会明显地表露热情。
　　“事实是，”局长说，“我们全都知道弗兰克·赖特年底就要退休。我将需要一位新的主管行动的副局长。也许，凯文，也许我认为我知道应该让谁上来。”
　　贝利以郁闷的、隐蔽的目光注视着那张难见欢乐的笑脸。在中央情报局，局长总是依据某种政治因素决定任命的，这种做法已延续了30年。局长之下有两个主要部门：行动部门，由主管行动的副局长所领导；情报（分析）部门，由主管情报的副局长负责。这两个职位是职业谍报人员可望获得的最高级别。主管行动的副局长负责中情局整个情报收集行动，主管情报的副局长负责把原始情报分析为可呈交和可使用的情报。
　　送出一顶高帽后，局长转人了实质事务。
　　“听着，是关于英国人的。你知道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过了。”
　　凯文·贝利点点头。英国首相与美国总统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
　　“她还带了克里斯托弗一起来……”局长提及了当时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名字。“我们有过几次友好的会谈。他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产品。我们欠他们一份情，凯文，一份人情。我想让我们保持清白。他们有两项抱怨，他们说他们很感激我们送过去的所有吟游诗人的产品，但指出关于在英国活动的苏联特工方面的情报，到目前都是有用的材料，但用的全是代号。吟游诗人能否回忆真实的姓名，或者能证实在他们的地盘上搞敌对活动间谍身份的机构？”
　　贝利想了一会儿。
　　“他以前被问到过这种问题，”他说。“我们已经送给了英国人关于这些问题的模糊的情报。我再去问他，让乔·罗思问问看他是否还记得一个真名实姓。好吗？”
　　“好的，好的，”局长说，“最后一件事，他们一直想直接问他。在他们那里，这次我倾向于同意他们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可以走到那一步。”
　　“我倒想让他留在这里。他在这里安全。”
　　“我们也可保持他在那里的安全。听着，我们可以把他放在一个美国空军基地里。上黑福德、拉肯希思、阿尔康伯里。他们可在监视之下见到他，与他谈话，然后我们把他带回来。”
　　“我不喜欢这样做，”贝利说。
　　“凯文，”局长说话的口气似乎很坚决，“我已经同意这么做了。你就照办吧。”
　　凯文·贝利驱车去农场与乔·罗思个别谈话。他们在农场那座屋子中央门廊上层罗思的那间房里会谈。贝利发现他的部下已经疲惫了。审问投诚者是一项累人的任务，白天需与投诚者长时间待在一起，晚上又要熬夜准备第二天要询问的一系列问题。放松是没有包括在议程之中的，而当投诚者与主审官建立了个人的友好关系后，这种事是常有的，要把那位官员抽去用别人来替代他是不太容易的。
　　“华盛顿很开心，”贝利告诉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他所说的一切都印证起来了。苏联陆海空三军的布置，已由卫星拍照的其他情报来源所证实。武器研制水平、战备状态、在阿富汗受挫——五角大楼对这些情报很是欣赏。你干得很好，乔，很好。”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罗思说。“还有更多的情报会流出来。这是肯定的。那人是一部百科全书，有惊人的记忆力。有时候因一个细节问题而梗塞，但通常迟早都能回忆起来。但是……”
　　“但是什么？听着，乔，他把多年来克格勃在中南美洲耐心开展起来的工作撕成了碎片。我们在那边的朋友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关闭谍报网。这很好。我知道你累了。只要再坚持一段时间就好了。”
　　他接下去告诉罗思，局长对他作出的暗示，也就是即将到来的主管行动副局长职位的空缺。他通常不是一个信心十足的人，但他认为没有理由不把局长对他的看重同样地用到他部下的身上。
　　“如果这事通过了，乔，那么就会有第二个空缺，即特别项目。办主任。我的推荐是很有力度的。那个空缺让你去顶，乔。我要你知道这一点。”
　　罗思表示感激，但没有欣喜若狂。他的神态好像并不单单是疲劳。他还有其他心事。
　　“他制造麻烦了吗？”贝利问。“他得到了他所要的一切了吗？他需要女伴吗？你需要吗？这里与世隔绝。已经一个月了。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安排的。”
　　他知道罗思已离婚，现在是单身。中情局职员的离婚率出奇地高。如同他们在兰利所说：这与工作有关。
　　“不，我向他提过这事。他只是摇摇头。我们一起工作。效果很好。一起努力挖掘，直至再也挖不出什么东西。我的身体状态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他比我年纪大，但他体格比我更结实。这是使我忧虑的其中一件事，凯文。他没有暇疵，没有缺点。如果他喝酒。搞女人、思念祖国、发脾气……”
　　“你曾试图去刺激他？”贝利问。刺激一名投诚者让他动怒、爆发出被抑制的情感，有时候是一种放松，一种治疗方法。这是心理学家的说法。
　　“是的。我曾经嘲笑他是一只老鼠，是一个变节的叛徒。但他没有盛怒的反应。他只是把我按倒在地上并对我哈哈大笑。然后继续从事他称之为的‘工作’。把世界各地的克格勃财产抖露出来。他是一个十足的专业人员。”
　　“那就是为什么他是我们所得到的最佳的，乔。别把事情搞砸了。要感激他。”
　　“凯文，那不是他使我烦扰的主要原因。他这个人我倒是喜欢的。我甚至还尊敬他。我以前从来没想过会去尊敬一个投诚者。但另外还有事情，他瞒着什么事没说。”
　　凯文·贝利变得很安静很僵直了。
　　“测谎仪没测出来呀。”
　　“是的，是没测出来。所以我对自己感到把握不大。我只是感觉到了这个，他隐瞒着什么事情。”
　　贝利靠过去认真地打量着罗思的脸。他要问的问题带着一种令人畏惧的凶兆。
　　“乔，在你的考虑中。有没有任何可能性，即虽然通过了所有的测试他仍是一名假冒的？一名克格勃安插进来的特务？”
　　罗思叹了一口气，一直在困扰着他的话终于说出来了。
　　“我不知道。我不这么认为，对我来说，仅有百分之十的怀疑。有一种直觉，即他隐藏着什么事。而且我解答不出为什么，如果我是对的。”
　　“那就去找出来，乔。去找出来。”凯文·贝利说。他用不着说明，如果比奥特尔·奥洛夫上校是假投诚，那么中情局两名情报官的生涯很可能会毁于一旦。他站起身来。
　　“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是靠不住的，乔。但不妨按你所想的去做。”
　　罗思发现奥洛夫在自己的起居室里，躺在一把沙发上，在听他最喜爱的音乐。虽然他实际上是一名囚徒，但农场能提供乡村俱乐部的设施。他每天能去林中跑步，当然两侧是伴有来自昆亭可的4 名年轻的运动员，他也可去健身、桑拿和游泳，还为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和一个储藏丰富的酒吧，但他很少去那里喝酒。
　　抵达后不久他就承认喜欢听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谣歌手。现在，无论什么时候去看望这位俄罗斯人，罗思已经习惯了从录音机卡座里播放出来的“探索者”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演唱，或者是普雷斯利那缓慢而又甜美的音调。
　　那天晚上当他走进房间时，里面正充满着玛丽·霍普金那清脆的童音歌声。这是她的其中一首著名的歌曲。奥洛夫笑眯眯地从沙发椅上跃起身来。他朝录音机做了一下手势。
　　“你喜欢吗？听……”
　　罗思开始倾听。
　　“那些日子哟，朋友，我们还以为永远不会结束……”
　　“嗯，很好听。”罗思说。他喜爱传统的老歌和主流爵士音乐。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那个英国姑娘嘛，不对吗？”罗思说。
　　“不，不，不是歌手，是曲调。你以为它是英国曲调，是吧？也许来自于‘甲壳虫’乐队。”
　　“我猜大概是吧。”罗思说，现在他也微笑了。
　　“错了，”奥洛夫带着胜利的口吻说。“这是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歌曲，歌名叫《月夜漫漫长路边》。你不知道吗？”、“不，我肯定不知道。”
　　活泼的调子渐渐结束了，奥洛夫关了录音机。
　　“你要我们再谈谈吗？”奥洛夫问。
　　“不，”罗思说。“我只是来看看你是否过得很好。我想去睡觉了。今天一天够长的了。顺便说一下，我们不久要回英国去。让那些英国佬有一次机会与你谈谈。你看可以吧？”
　　奥洛夫皱起了眉头。“我的条件是来这里。只来这里。”
　　“没事，彼得。我们将在一个美国空军基地逗留很短的一段时间。仍在美国的领土上，我会在那里保护你免受英国佬的伤害。”
　　奥洛夫仍然紧绷着脸。
　　“彼得，你不愿回英国去是不是有什么理由？说出来吧。”
　　奥洛夫耸耸肩。
　　“没什么特别的，乔，只是直觉。离苏联越远我越感到安全。”
　　“你在英国不会出事的，我向你保证。你想睡觉了吗？”
　　“我还要坐一会儿。看看书、听听音乐。”俄罗斯人说。
　　事实上奥洛夫房间里的灯光直到凌晨1 点半才熄灭。当克格勃暗杀小组来袭时，时间是3 点不到几分钟。
　　奥洛夫后来被告知，袭击者在外围用强弩射倒了两名卫兵，未经察觉地从屋后草坪接近，并从厨房进人了屋里。
　　罗思或奥洛夫先是在楼上听到楼下大厅里的冲锋枪射击声，接着是一阵快速的脚步声奔上楼梯。奥洛夫像一只猫一般醒过来，不到3 秒钟时间就从床上下来到了起居室对面。他打开通向楼梯平台的那扇门，看见来自昆亭可的那名夜班警卫转弯离开平台奔向下面的主楼梯。在楼梯中间，一个穿着黑色猫装、戴着滑雪面罩的身影开了一枪。那美国人胸口中了弹。他朝楼梯栏杆倒了下去，他的胸前冒出一滩血。奥洛夫砰地一声关上房门，转身回到了卧室。
　　他知道房间里的窗户无法打开，通过窗户逃出去是不可能的。他也没有武器。当他进人卧室时，黑衣人已由走廊跑进了房门，后面跟着一个美国人。奥洛夫重重地关上卧室门之前最后看到的是，克格勃杀手转身开枪击倒了跟在他身后的那个美国人。这使得奥洛夫有时间锁上了门。
　　但这只是获得了瞬间的喘息时间。几秒钟后，锁被打飞，门被踢开了。在由走廊透过起居室射进来的昏暗的灯光下，奥洛夫看到克格勃刺客扔掉打完了子弹的手枪，从皮带里拔出一支9 毫米马卡罗夫自动手枪。他看不清面具后的那张脸，但他能听懂那个咬牙切齿说出来的带有蔑视的俄语词语。
　　那黑衣身影用双手握住马卡罗夫自动手枪，枪口直接对着奥洛夫的脸面，并狠狠地吐出一个俄语单词：“Pedtel”。叛徒。
　　床头柜上有一只玻璃烟灰缸。奥洛夫从未使用过它，与大多数俄罗斯人不同，他不抽烟。但它还是摆放在那里。作为最后的挑衅，他一把从床头柜上抓起它朝俄罗斯杀手的脸部抛了过去，一边回喊一声：“Padla ”。（渣滓）。
　　黑衣人朝侧向跨了一步，以躲向他飞旋而来的玻璃器皿。这使他耽延了半秒钟时间。这时候，昆亭可警卫队长踏进起居室，用他那支重型柯尔特点44马格纳姆手枪朝着站在卧室门边的黑衣人背部开了两枪。那俄罗斯人被弹起来扑向前方，他的胸部爆裂开来，一滩血污喷溅到了床罩和床单上。奥洛夫走上去想去踢飞倒下来的那个人的马卡罗夫手枪，但已没有必要。没人在中了马格纳姆手枪的两颗子弹后还能战斗。
　　刚才开枪的人叫克罗尔，这时他跨过起居室到了卧室门边。他因为愤怒和气喘脸色煞白。
　　“你没事吧？”他厉声说。奥洛夫点点头。
　　“出了乱子，”那美国人说。“他们有两个人。我的两名警卫被击倒了，也许外面还有更多。”
　　乔·罗思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仍穿着睡衣。
　　“上帝呀，彼得，真对不起。我们必须离开这里，现在，快点。”
　　“我们去哪里？”奥洛夫问。“你曾经说过这是一栋安全房。”他脸色发白但仍然镇静。
　　“是啊，但显然还不够安全，一点也不安全了。我们会努力查清为什么，要等以后。快穿上衣服，收拾好你的个人东西。克罗尔，你与他在一起。”
　　距农场仅20英里处有一个陆军基地。兰利与那位基地司令官商量妥了。在2 个小时之内，罗思、奥洛夫和昆亭可警卫队的剩余警卫员在那座单身营房楼里占据了整个楼层。宪兵们把整座楼房包围起来了。罗思甚至不敢驾车去那里，他们是乘坐直升机去的，降落在军官俱乐部的草坪上，并把每一个人都吵醒了。
　　这只是临时寄居。天黑之前，他们已经搬迁到了位于肯塔基州的另一座中情局安全房，那里的保护设施更为完善。
　　当罗思、奥洛夫一行在那个陆军基地期间，凯文·贝利回到了农场。他要了解详情。他已经与罗思通过电话以听取他对事件的看法。他先听取克罗尔的汇报，但他最想听到的是曾与奥洛夫在近距离碰面过的穿黑衣的那个俄罗斯人。
　　这位绿色贝雷帽部队年轻的军官正在抚揉手腕上的一处青肿，当初他倒下去时奥洛夫一脚踢中他的手腕并把他的手枪踢落。他已经擦去了身上的特效血，换下了前面有两个洞口的那套黑衣服，并卸下了装有微量炸药和曾经喷溅到床上的仿真血塑料袋。
　　“你的结论呢？”贝格问。
　　“他是真的，”这位能说俄语的军官汇报。“要么是这样，要么是他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对此我表示怀疑。大多数人也一样。”
　　“他没怀疑你吧？”贝利问。
　　“没有，先生。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他相信他就要死了。他只是奋起反抗。一个勇敢的家伙。”
　　“有任何其他选择吗？”贝利问。那军官耸耸肩。
　　“只有一个。如果他是假投诚的，在他认为要被自己一方的杀手消灭时，他应该会喊出什么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定他想活命，那会使他成为我所遇见的最勇敢的人。”
　　“我认为，”后来贝利在电话里对罗思说，“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他是真诚的，这是我们的正式意见。努力让他追忆一个姓名——为英国人。你们下星期二飞到英格兰去，坐军用飞机，到阿尔康伯里军事基地。”
　　罗思与奥洛夫一起在他们的新家度过了两天，努力追忆那俄罗斯人已经提供过的、在他在非法行动局的那些日子里，有关苏联安插在英国特工的零星细节情况。由于他的专长是中南美洲，因此英国不是他所主要关心的。但他还是对他的记忆进行了仔细的梳理。他能回忆起来的全是代号。后来，在第二天结束时，他想起了某件事。
　　英国国防部的一名公务员。但钱总是付进那人在克罗伊顿商业街上米德兰银行的账户里。
　　“钱不多，”来自MI－5 局，即英国保安局的那个人在听到消息后说。他坐在兄弟机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蒂莫西·爱德华兹的办公室里。“他也许早已把存款取走了。也许是以假名开的账户。但我们会努力去查清。”
　　他回到了在梅费尔的柯桑街，开始展开调查行动。英国的银行无权绝对保密，但也不会把私人账户的详情向任何人公开。根据法律经常来寻求配合的是一个叫国内收入局的机构。
　　国内收入局同意提供合作。于是位于伦敦南郊克罗伊顿的米德兰银行的经理得到了一次秘密会晤。经理才上任不久，但他的计算机已经上任很久了。
　　与国内收入局那位检查员坐在一起的保安局的一名特工接管了这项调查。他手头上有10年来英国国防部及其许多驻外机构的每一位公务员的名单。令人惊奇的是，很快就完成了追查。只有一名国防部公务员在克罗伊顿商业街上的米德兰银行里存着钱。账户记录被送了过来。那人有两个账户，仍在当地开着。他有一个现金账户，还有一个利率更高的储蓄账户。
　　几年来总共已有2 万英镑付进了他的储蓄账户里，收款人每次都是他，而且每次都是定期以现金付款。他的名字叫安东尼·米尔顿一赖斯。
　　那天晚上参加白厅会议的还有MI－5 局的总局长、副总局长和负责特别分队的都市警察局助理专员。在英国，MI－5 局不能实施逮捕。只有警察可以那样。当保安局要去抓捕某个人时，他们请特别分队来执行这项光荣的任务。会议由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主持。他开始提问。
　　“米尔顿一赖斯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MI－5 局副局长查了一下他的笔记。
　　“采购处二等公务员。”
　　“级别很低呢？”
　　“但工作很重要。武器系统，对新式军火的评估。”
　　“嗯，”主席沉思着说，“那么你们准备怎么办？”
　　“问题在于，托尼，”总局长说，“我们难以采取行动。在一段时期里未经解释的款项付进他的账户，还不足以拘捕他，更不能把他定罪。他可以申诉是赌马赢了钱，每次押对了赌注，那种方法赚到了钱。当然，他也许会供认。但也许不会。”
　　警方代表点点头表示同意。没有供词连说服检察官立案都有困难。他怀疑那个咬出米尔顿一赖斯的人，不管他是谁，不一定会出庭作证。
　　“我们先对他实施盯梢，”总局长说。“24小时昼夜跟踪。如果他与俄罗斯人接头就把他抓起来，不管他供认与否。”
　　这项意见被采纳了。MI－5 局有精英跟踪小组，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干得很出色，被西方的所有情报机构誉为世界上最佳的盯梢员。现在他们接到命令从第二天上午安东尼·米尔顿一赖斯在国防部上班时起，对他进行每天24小时跟踪监视。
　　与许多有固定工作的人一样，安东尼·米尔顿一赖斯也有他的固定习惯。他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在工作日里，他在8 点差10分从位于阿迪斯科姆的家里出来，步行半英里路程到东克罗伊顿火车站，除非下大雨，在那种情况下他坐公交车去火车站。他每天搭乘同一班通勤火车，在检票口晃晃他的季度车票，坐车进人伦敦，在维多利亚站下火车。从那里他乘坐公共汽车经维多利亚大街到达议会广场。下汽车后他穿过白厅进人国防部大楼。
　　关于他的会议开过后的第二天上午，他以同样的方式去上班。他没有注意到在诺沃德站上了火车的那群黑人青年。他注意到他们进人他所乘坐的那节开敞式车厢，挤进上班去的乘客之中。车厢里响起一阵妇女的尖叫和男人的叫喊声，因为这些年轻人开始实施洗劫。他们在车厢里抢夺妇女的手提包和首饰，用刀尖逼着男人交出钱包，对不提供配合的人进行威胁，更不用说反抗他们了。
　　当火车噬噬响着驶进下一个车站时，这帮仍在骂骂咧咧的20多人的年轻歹徒纷纷下车，散开后跳过栏杆消失在水晶宫附近的街道之中，把一大群歇斯底里乱叫的妇女、脸色吓得煞白的男人和呆若木鸡的交通警留在了身后。
　　这列火车延误了，这打乱了通勤火车的运营计划，导致后面的火车紧紧跟在屁股后。交通警登上列车去作调查笔录。只是在警察去拍那个穿着灰色风雨衣在车厢角落里打瞌睡的乘客的肩膀时，那人才缓慢地向前倒在了地板上。当他心脏部位的匕首伤口处开始淌出第一股鲜血时，又引起了一阵尖叫声。
　　安东尼·米尔顿一赖斯已经死了。
　　伊万咖啡馆，这个名字对于会见一个俄罗斯人倒是很合适的，它坐落在伦敦肖尔迪奇的克罗德尔街上。与往常一样，山姆·麦克里迪是第二个走进去的，虽然他是首先抵达外面的街上。其理由是，如有人盯梢，那么被盯住的人更有可能是基普赛克而不是他。所以他每次都要在自己的汽车里坐上30分钟，观察着基普赛克进去赴约，再等上15分钟，看看这位来自苏联大使馆的人员是否突然间身后长出了一条尾巴。
　　走进伊万咖啡馆后，麦克里迪从柜台上取了一杯茶，慢悠悠地走向两张桌子并排放着的那道墙壁。基普赛克占着角落里的那张桌子，正在看阅《体育生活》。麦克里迪展开他的《晚报》并开始阅读。
　　“那位德洛兹多夫将军怎么样？”他静静地问道，他的话声被咖啡壶扑扑的响声和茶壶的噬噬响声淹没了。
　　“一位和蔼的、捉摸不定的人，”那俄罗斯人说，一边研究着3 点30分在桑顿的赛马马阵。“我担心他也许一直在审查我们。如果K 线决定来访，或者我自己的K 线人员活动频繁，我将会知道得更为详细。”
　　K 线是克格勃内部的反间谍和保安部门，没承担太多的谍报任务，主要是审查其他克格勃人员以检查内部情报的泄漏。
　　“你听说过一个叫安东尼·米尔顿一赖斯的人吗？”麦克里迪问。
　　“没有，从来没有。为什么？”
　　“你们没从你们的驻勤处操纵他吗？国防部的一位公务员？”
　　“从来没听说过他。从来没处理过他的产品。”
　　“嗯，现在他死了。已经晚了，不知是谁在操纵他。假如确实有人在操纵他。他会不会是由莫斯科通过非法局直接被操纵？”
　　“如果他是在为我们工作，那是惟一的解释，”俄罗斯人咕哝着说。“他从来没在PR线上为我们工作。没在伦敦站以外。如我所说，我们甚至从没处理过那种产品。他一定是通过这里使馆外面的一名管理员与莫斯科进行联络的。他为什么死了？”
　　麦克里迪叹了一口气。
　　“我也不知道。”
　　但他确实知道除非纯属巧合，否则必定有人在设计陷害。某个知道那名公务员上下班路线的人，可向一帮地痞说明他所乘坐的那班火车、他的长相……并买通他们。有可能米尔顿一赖斯根本不是在为俄罗斯人工作。那为什么会被告发呢？为什么会有来历不明的钱呢？或许米尔顿一赖斯确实是为莫斯科工作的，但通过另一条线，是基普赛克所不知道的，直接向在莫斯科的非法局汇报。还有德洛兹多夫将军刚刚来到伦敦。而且他是负责非法特工的……
　　“他被告发了，”麦克里迪说。“向我们。然后他就死了。”
　　“是谁告发他的？”基普赛克问。他搅拌着他的那杯茶，虽然他无意去喝这杯加了糖和奶的混合茶。
　　“比奥特尔·奥洛夫上校，”麦克里迪静静地说。
　　“哦，”基普赛克低声说。“这方面我有话要对你讲。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是一名忠诚的和具有奉献精神的克格勃官员。他的投诚如同三美元纸币一样肯定是假的。他是一名安插进来、提供假情报的特工。而且他作过充分准备，精于此道。”
　　那样的话，麦克里迪想，是会闹出许多问题的。
　
　
　
　
　
　　　

　　
第三章
　
　　蒂莫西·爱德华兹仔细地倾听着。麦克里迪的叙述和评论持续了半个小时。当他讲完时，爱德华兹平静地问道，“你肯定是相信基普赛克的了？”
　　麦克里迪料到会有这个问题。虽然自首次在丹麦接近秘情局的一名特工表示愿作为一名在职特工而提供服务时起，基普赛克已为英国工作了4 年，但情报领域是一个阴影的和疑云的世界。无论多么微小，但总是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即基普赛克也是一名“双重”间谍，他的真正的忠诚仍在莫斯科一边。恰如他现在指责奥洛夫那样。
　　“已经4 年了，”麦克里迪说。“4 年来，基普赛克的产品已被每一个已知标准进行了检验，全是真产品。”
　　“是的，当然了，”爱德华兹流畅地说。“不幸的是，如果这话传到我们的表兄们耳朵里，他们要说的话会恰恰相反——即我们的人在说谎，而他们的人是真的。现在的情况是，兰利把这个奥洛夫当成了宝贝。”
　　“我认为不应该让他们知道基普赛克，”麦克里迪说。他对在肯辛顿花园苏联使馆的那位俄罗斯人倍加爱护。“此外，基普赛克感觉到他的日子也许快要结束了。他有一种直觉，莫斯科认为在某个地方泄露情报的疑虑正在加重。如果他们确信了，那么他们到伦敦站来排查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当基普赛克最后从寒风中走出来时，我们就可以与表兄们说明了。但如果现在就扩大知情人的范围，那将是很危险的。”
　　爱德华兹作出了决定。
　　“山姆，我同意。可这件事我要去见局长。今天上午他在不管部。等会儿我会找到他的，你不要走开。”
　　中午，当爱德华兹与局长一起在克里斯托弗爵士的顶层套房办公室里吃着简单的午餐时，一架格鲁曼皿型的军用飞机降落在剑桥郡亨廷登集市镇北部阿尔康伯里美国空军基地。飞机是半夜里从位于新泽州特伦顿的全国防空基地起飞的，乘客们是从肯塔基州赶过来的，借着夜色的掩护并在远离基地办公楼的地方登上了飞机。
　　凯文·贝利选择阿尔康伯里是选对了。该基地是美国空军第527 “人侵者”战斗机中队的大本营。驾驶这种F －5 战斗机的飞行员们过着一种非常特殊的生活。F －5 战斗机之所以被称为人侵者，是因为它们的外形类似于苏联的米格四，而且人侵者们的作用是分别由美英飞行员驾驶着在天空战斗演习中攻击苏联的战斗机。这些飞行员们研究并精通所有的苏联空战战术，而且他们在自己的角色中非常投入，以致他们在升空后经常互相用俄语谈话。飞机上的航炮和火箭也许只会用电子记录击中与否，但其余的——徽标、飞行服、操作和行话——全用俄语。
　　当罗思、奥洛夫、克罗尔及其他人员走下那架格鲁曼飞机时，他们已经穿上了人侵者中队的飞行服。他们未经察觉地走过去，被安置到了一座指定的单层楼建筑物。该建筑物与其余的相隔一段距离，里面设有卧室、厨房、会议室和用于审问奥洛夫上校的一间装有电子窃听器的房间。罗思已与基地司令员谈妥，英国小组已获准于第二天上午进人基地。然后，因长途飞行的时差劳累，这些美国人上床去睡觉了。
　　下午3 点钟，麦克里迪办公室里的电话响起来了，爱德华兹又要见他。
　　“建议已被接受和同意，”爱德华兹说。“我们支持这种判断，即基普赛克是在说真话，而美国人得到了一个提供假情报的特务。那样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奥洛夫在这里会说出什么我们尚不得而知。目前看来，他似乎在生产好产品，这样我们的表兄们是不大可能相信我们的，而且局长也不同意透露基普赛克的存在，更不用说揭示他的身份了。所以，你认为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事？”
　　“让我去见见奥洛夫，”麦克里迪说。“我们有权见他。我们可以提问。乔·罗思是负责人，我认识乔。他不是傻瓜。也许我可以逼逼奥洛夫，紧紧逼迫他，直至罗思大叫‘够了’。播下一些怀疑的种子。让表兄们开始明白奥洛夫也许并不完全是他看起来的那种样子。”
　　“好吧，”爱德华兹说。“你去处理吧。”
　　他使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他自己的决定，他自己的宽宏大量。其实，他与到年底时就要退休的局长一起吃饭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这件事。
　　这位野心勃勃的局长助理对自己与中情局的良好的个人关系而引以为豪，他心里盘算着有一天兰利对他的赏识有助于他爬上局长的宝座。
　　中饭期间，爱德华兹曾建议让一位技能和吃苦精神远不如山姆·麦克里迪的审讯员去处理基普赛克对中情局新的宝贵财产指责的事宜。
　　他的提议遭到了否决。局长克里斯托弗爵士以前也当过外勤特工，并亲自提拔了骗术大师，现在他坚持让麦克里迪负责处理奥洛夫。
　　第二天上午一大早，麦克里边坐轿车出发去阿尔康伯里空军基地。汽车由丹尼斯·冈特驾驶。爱德华兹已同意了麦克里迪的要求，即冈特可参加对奥洛夫审讯的旁听。轿车的后座上坐着一位来自MI－5 局的女士。保安局曾紧急要求派员参加与那个俄罗斯人的会见，因为许多问答将会涉及在英国活动的苏联间谍，而肃清这种谍报活动就是MI－5 局的工作。保安局特工爱丽丝·多特里30岁刚出头，漂亮又聪明。她似乎仍对麦克里迪很敬重。在他们这个关系密切而又较为封闭的行业里，尽管有保密的规定，但去年有关潘克拉丁事件的风声毕竟有所泄露。
　　汽车里还有一部保密电话。这种电话看上去比普通车载电话大一些，但它可进人编码模式与伦敦联络。在与奥洛夫交谈时也许会有一些问题需与伦敦进行核对。
　　一路上，麦克里迪大多数时间一直静静地坐着，通过挡风玻璃凝视着初夏早晨一幅幅乡村景色，他再次对暮春的英格兰美景感到惊奇。
　　他的思绪回到了基普赛克对他说过的事情上。根据这位俄罗斯人的说法，多年前在伦敦一项欺骗行动的第一阶段准备工作时，他曾经挨过一点边。奥洛夫很可能是最后的得胜者。那次行动的代号叫“波特金项目”。
　　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称，麦克里迪想，一种克格勃面临大难时的幽默暗示。肯定不是以“波特金”号战列舰命名的，也不是以在那艘军舰上挂了名字的波特金元帅命名的，而是以“波特金村庄”而命名的。
　　许多年前，曾让俄国人长期遭受苦难的暴君——女皇凯瑟琳大帝，要去新近被征服的克里米亚视察。她的首相波特金唯恐让她看到住在四面透风的破棚屋里的那些饥寒交迫的平民，紧急派遣一批木匠、泥水匠和漆匠赶在她的前头去建造一些具有漂亮门面的干净、牢固的小房子，并让农民住进去在窗户边微笑着挥手示意。老眼昏花的女皇看了农村地区这种天堂般的景象后高高兴兴地回宫去了。后来，工人们拆下这些门面，再次露出那些破破烂烂的茅屋村镇面貌。这种欺骗被叫做：波特金村庄。
　　“目标是中情局。”基普赛克曾说过。他不知道确切的受害者是谁，以及究竟如何去实施。当时，那项目甚至不是由他的部门直接操作，他们只被要求提供边缘协助。
　　“但这次肯定是波特金最后出场了，”他这么说过。“证据在两个方面：奥洛夫提供的情报不会对苏联的利益造成大量的不可逆转的破坏。第二，你会看到中情局内部将会产生巨大的士气低落损失。”
　　目前，后面的那种情况肯定还没有发生，麦克里迪沉思着。从乌尔琴科事件中恢复过来后，他的美国朋友们现在是意气风发，这主要归功于他们新发现的财产。他决定把精力集中到其他方面。
　　在空军基地的大门口，麦克里迪递出他的身份卡（不是他的真名），要求见在某个分机号码那里的乔·罗思。几分钟后，罗思坐着一辆空军吉普车出现了。
　　“山姆，能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很高兴见到你回来，乔。你度假去了好长时间了。”
　　“嗨，对不起。当时我没有选择，没时间作解释。那是一个接受那家伙并带他跑出去或者把他扔回去的问题。”
　　“没事，”麦克里迪轻松地说，“全都解释了，全都理顺了。让我介绍一下我的两位同事。”
　　罗思与坐在轿车里的冈特和多特里握了手。他很放松、激情溢于言表。他预计没有问题，还高兴地认为英国人将分享这些好处。他让警卫队长对这个团组放行，于是他们驱车一前一后穿过基地到了中情局所安顿的那座孤独的建筑物。
　　与许多服务性建筑物一样，这座房子算不上建筑精品，但功能齐全。一条长长的走廊把它分为两半，由此通过一扇扇门可进人一些卧室、厨房、洗手间、会议室和一间餐厅。十几名空军宪兵持枪包围着这栋房屋。
　　麦克里迪打量了一番后才进去。他注意到虽然他和他的两名同事没引起注意，但从旁边经过的许多美国空军官兵好奇地盯视着武装卫兵的包围圈子。
　　“他们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他对冈特咕哝说，“是把这个该死的地方的真相告诉给任何持有一副望远镜的克格勃特工队。”
　　罗思把他们引进了房子中央的一个房间。里面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还拉上了百叶窗，惟一的光源是电灯。房间的中央是一张茶几，周围排放着一圈沙发，沿墙边还围着直背椅和桌子，可供做笔记的人使用。
　　罗思和蔼地示意英国人坐到沙发上去，并让人送来咖啡。
　　“我去叫吟游诗人，”他说，“或者你们自己先聊聊天？”
　　麦克里迪摇摇头。“还是办正事吧，乔。”
　　罗思出去后，麦克里迪点头示意冈特和多特里坐到墙边的椅子上去。他的意思是：注意观察和倾听。乔·罗思出去时没关上门。麦克里迪听到从廊道那边传过来的《混水河上的桥梁》那种紊绕于心头的曲调。当有人关掉录音机时，乐曲停止了。然后罗思回来了。他把一个个子粗壮、身着运动衣和休闲裤的长相粗扩的男人带了进来。
　　“山姆，我给你介绍一下比奥特尔·奥洛夫上校。彼得，这是山姆·麦克里迪。”
　　那俄罗斯人用一双毫无表情的眼睛凝视着麦克里迪。他听说过他。克格勃大多数高级官员当时都听说过山姆·麦克里迪。但他没作任何表示。
　　麦克里迪跨过中间的那块地毯，他的手伸了出去。“我亲爱的奥洛夫上校。见到你我真高兴。”他热情地笑着说。
　　咖啡端上来了，他们也全都落座了。麦克里迪面对着奥洛夫，罗思则坐在侧面。在一侧的一张桌子上，一台录音机开始转动。茶几上没有话筒，为的是让气氛轻松一些，但录音机能把所有声音录进去。
　　麦克里迪以温和的、奉承的方式开始了，并在初始的1 小时时间内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奥洛夫的回答既流利又轻松。但过了第1 个小时，麦克里迪变得越来越糊涂了，或者说看上去是糊涂了。
　　“这一切全是很好、很宝贵的情报，”他说。“我只有这个小小的问题——嗯，我相信我们都会这么认为。你已经告诉我们的全是代号。我们在外交部里有代号叫野鸭的间谍；间谍茶隼也许是海军的一名现役军官或是为海军工作的一名平民。你看我的问题是，上校，没有实质性的线索可去实施拘捕。”
　　“麦克里迪先生，我已经多次解释过了，在这里和在美国，我在非法局的工作期间是4 年之前。而且我的专业活动范围是在中南美洲。我无法见到关于西欧、英国和美国的间谍卷宗。这些都是严密保管的，我相信你们也在这么做。”
　　“是的，当然，我真傻，”麦克里迪说。“可我想得更多的是你在计划部门的那段时间。就我们所知，该部门承担着为渗人的特工或招募特工制作身份掩护。还有接头和情报传递的方法……花钱买通。这牵涉到他们所使用的银行、所支付的款项、付款的时段和运作成本。所有这些你似乎都已经……忘记了。”
　　“我在计划部门的时间甚至比我在非法局的时间更早，”奥洛夫反驳说。“这是8 年以前的事情。银行账户是8 位数的，不可能把它们全都记住。”
　　他的话音中有一股锋芒。他变得恼火了。罗思已经开始皱眉头了。
　　“或者一个号码吧，”麦克里迪冥想着说，似乎在认真思考。“或者一个银行。”
　　“山姆，”罗思急切地俯身向前。“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努力想证明在过去的6 个星期里，奥洛夫上校提供给你们和我们的情报能真正地对苏联的利益造成大规模的、不可挽救的损害。”
　　“你在说些什么呀，”这是奥洛夫在说，他已经站了起来，满脸怒容。“我已经详详细细地说出了苏联军事计划、布置、武器水平。战备状态、人员。阿富汗战事的详情。现在已被摧毁的中南美洲谍报网。而现在你把我当做……当做一名罪犯。”
　　罗思也站了起来。
　　“山姆，我能不能与你说一句话？借一步说话，到外面。”
　　他朝房门走去。奥洛夫重新坐下来，郁郁不乐地盯视着地面。麦克里迪起身跟在了罗思后面。多特里和同特继续留在他们的桌子边。坐在录音机旁边的那位年轻的中情局特工把机子关了。罗思一直走到房子外面的露天草地上才停下脚步。然后他转向麦克里迪。
　　“山姆，你以为你是在干什么呀？”
　　麦克里迪耸耸肩。
　　“我在努力证实奥洛夫的真诚，”他说。“这是我到这里来的目的。”
　　“让我们直截了当地把这事说明白吧，”罗思严厉地说。“你到这里不是来证实吟游诗人的真诚。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是由我们，重复几次了。他是真诚的，正在尽他的努力回想往事，对此我们是满意的。你们来这里，是我们局长的一种姿态，让你们分享吟游诗人的产品。就这些。”麦克里迪梦幻般地凝视着周边栅栏外被春风吹拂着的青青的麦苗。
　　“你真的认为他的产品有价值吗，乔？”
　　“价值很高呢。如他刚才所说，苏军部署、布防、武器水平、计划……”
　　“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山姆轻声说，“很快、很容易就能改变。只要他们知道他在告诉了你们些什么？”
　　“那还有阿富汗战争，”罗思说。麦克里迪沉默着。他不能对他的中情局同事说出24小时之前基普赛克在那家咖啡馆里告诉他的话。
　　“乔，在莫斯科的那个新人，戈尔巴乔夫。你对他知道得不多，现在。可我知道他。在他当上总书记前，当他还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员时，当他来这里访问撒切尔夫人时，我负责他的警卫工作。我们交谈过。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很开放，很坦率。他谈起过他的思路和改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的朋友？在两年之内，到1988年，也许是1989年，所有这些军事设施再也不会显得重要了。他不会越过中德平原发动进攻。他确实想尝试重建整个苏联的经济和社会。他会失败的，当然，但他要尝试。他会从阿富汗撤军，从欧洲撤军。这个奥洛夫现在告诉美国人的所有这些情报在两年之内全部会被存人档案馆。但这是个弥天大谎，当它来到之时，就会是很重要的，会持续10年呢，我的朋友，等待这个弥天大谎吧。其他都谈不上是克格勃的大损失。他们是很会下棋的，老朋友。”
　　“那还有在南美的间谍网呢，”罗思说。“该死的，墨西哥、智利和秘鲁都很高兴。他们抓住了几十个苏联间谍。”
　　“全是当地招募的低级帮手，”麦克里迪说。“这当中没有一个俄罗斯人。玩厌了，撤出了，留下一个破旧的谍报网，全是一帮贪心的间谍，低级的情报人员。可以牺牲的。”
　　罗思睁大眼睛盯视着他。
　　“上帝呀，”他吸了一口气，“你认为他是假投诚，对吗？你认为他是一个双重间谍。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山姆？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来源，有一份财产，而我们却不知道？”
　　“没有，”麦克里迪平静地说。他不愿对罗思说谎，但命令就是命令。实际上中情局一直在收到基普赛克的产品，但都被伪装成或归因于几处来源。
　　“我只是想狠狠地逼他一下。我认为他还有事情藏着没说出来。你并不傻，乔。我相信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也有同样的感想。”
　　这话击中了要害。在罗思的内心中确实仍留有这种想法。他点点头。
　　“好吧。让我们紧紧地拧他一下。毕竟他不是来这里度假的。而且他很顽强。我们回去吧。”
　　12点差1 刻时他们继续审问。麦克里迪回到了在英国的苏联间谍问题上。
　　“有一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奥洛夫说。“如果你们能去调查他。被他们称为朱诺间谍的那个人。在克罗伊顿的米德兰银行里存钱的那个人。”
　　“我们已经追查到他了，”麦克里迪平静地说。“他的名字是，或者应该说曾经是，安东尼·米尔顿一赖斯。”
　　“那么你们已经搞到了？”奥洛夫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曾经是’？”罗思询问。
　　“他已经死了。”
　　“我原先不知道，”奥洛夫说。“那是几年前的事情。”
　　“那是我的另一个问题，”麦克里迪悲哀地说，“他并不是几年前死的。他是昨天上午死的。被谋杀了，被消灭了，就在我们的跟踪小组要对他实施监视之前1 个小时。”
　　一阵令人惊讶的沉默。接着罗思又站了起来，怒不可遏。两分钟后他们又回到了房子外面。
　　“你到底在玩什么鬼把戏呀，山姆？”他喊道。“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嘛。”
　　“我是想看看奥洛夫的反应，”麦克里迪迟钝地说。“我原先想，假如我告诉了你，你也许自己会把这个消息说出来。你看见他的反应了吗？”
　　“没有，我当时在注视着你。”
　　“没有一点反应，”麦克里迪说。“我还以为他会大吃一惊，忧虑，甚至是……”
　　“他有钢铁般的意志，”罗思说。“他是一个绝对的专业人士。如果他不想流露出任何感情，他就不会流露出来。顺便问一下这是真的吗？那人是死了吗？或者说是一个烟幕？”
　　“哦，他确实已经死了，乔。他在上班去的路上被一帮少年歹徒团伙的其中一人刺死了。这样留给了我们一个问题，对不对？”
　　“消息有可能是由英国方面泄露的。”
　　麦克里迪摇摇头。
　　“没有时间。这种暗杀需花时间进行组织。经过24小时的侦察调查，我们在前天晚上才查清那人的真实身份。他们在昨天上午就对他下了毒手。没有时间。告诉我，吟游诗人的产品是如何流转的？”
　　“先是凯文·贝利，直接递交给他。接着是分析员。然后是客户。”
　　“奥洛夫是什么时候提供出关于我们国防部内这个间谍的产品的？”
　　罗思告诉了他。
　　“5 天，”麦克里迪沉思着说。“然后才到达我们这里。时间倒是足够的……”
　　“等一下……”罗思提出不同意见。
　　“这给了我们三个可能性，”麦克里迪继续往下说。“要么这是纯属巧合，可我们的工作使我们不能相信巧合。或者在你与电传操作员之间某个环节有人泄露了。或者是事先策划好了。我的意思是，这次杀人是准备好在一个特定日子的特定时刻实施的。在那个时刻之前的几个小时里，奥洛夫有过一阵记忆的冲动。在侦探们采取行动之前，那个被告发的间谍死了。”
　　“我不相信我们中情局会泄漏出去，”罗思严肃地说，“我也不相信奥洛夫是假投诚。”
　　“那为什么他不肯全盘招出呢？我们回到他那里去。”麦克里迪温和地提议。
　　当他们返回时，奥洛夫已经平静下来了。他所检举揭发的英国间谍如此轻易地被人杀掉的消息最终还是震撼了他。麦克里迪改变语调，开始温和地说话。
　　“奥洛夫上校，你是在一块陌生的国土上的一名陌生人。你对你的前景有所顾虑。所以为保险起见，你隐瞒了某些事情。这我们理解。假如我在莫斯科，我也会这么做的。我们都需要保险。但乔在这里告诉我，你在中情局的地位很高，用不着再加保险了。现在，你能否提供给我们任何其他真名吗？”
　　房间里一片宁静。慢慢地，奥洛夫点了点头。大家不约而同地透出了一口气。
　　“彼得，”罗思哄骗说，“现在确实是把他们说出来的时候了。”
　　“雷米亚茨，”比奥特尔·奥洛夫说，“金纳迪·雷米亚茨。”
　　罗思的喘气几乎可以察觉出来。
　　“我们知道关于雷米亚茨的事，”他说。他抬头去看麦克里迪。“苏联航空公司驻华盛顿代表。那是他的身份掩护。联邦调查局两年前抓获他并把他策反过来了。此后一直在为我们工作。”
　　“不，”奥洛夫说，一边抬起了眼皮。“你错了。雷米亚茨不是一名双重间谍。他的暴露是由莫斯科安排的。他的被捕是精心策划的。他的变节是假的。他提供的一切全由莫斯科悉心导演。某一天美国如要弥补损失就要花费几百万美元的成本。雷米亚茨是克格勃非法局的一名少校。他在美国本土分别操纵着4 个苏联谍报网，知道所有间谍的身份。”
　　罗思吹起了口哨。
　　“如果这是真的，那可就是真正的大丰收了。如果这是真的。”
　　“只有一个办法可查明，”麦克里迪提议。“把雷米亚茨抓来，给他灌饱喷妥撒，看看他会吐出什么东西来。现在我想应该是午饭时间了吧。”
　　“这倒是两个好主意，”罗思承认说。“各位，我必须去伦敦向兰利汇报。让我们休息24小时吧。”
　　伦敦时间下午8 钟，华盛顿时间下午3 点钟，乔·罗思与凯文·贝利直接通话了。罗思在格罗斯文纳广场美国大使馆地下室的密码通信室里；贝利在兰利的办公室里。通话声音倒是清楚的，但比较轻，因为两人的跨越大西洋的话音要经过编码技术处理以确保安全。
　　“上午我与那些英国人一起待在阿尔康伯里，”罗思报告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会见吟游诗人。”
　　“会见情况如何？”
　　“不好。”
　　“你在开玩笑。这些忘恩负义的英国伦，出了什么事？”
　　“凯文，审讯员是山姆·麦克里迪。他倒不是反美，而且他也不是傻瓜。他相信吟游诗人是假投诚，是安插进来的。”
　　“哼，放他的狗屁。你是不是告诉了他吟游诗人通过了多次考验和测试？还有我们对他是满意的？”
　　“我说了，详细说了。但他还是固执己见。”
　　“他对这种幻想是否提供了确凿证据？”
　　“没有。只是说这是英国对吟游诗人产品的分析结果。”
　　“上帝呀，他这是疯了。仅仅是在过去的6 个星期里，吟游诗人的产品就已经很棒了。麦克里迪的异议是什么。”
　　“我们讨论了三个方面。关于吟游诗人的军事产品他说莫斯科可作全面改变，只要他们知道他在告诉我什么，而且他们肯定知道如果是他们派他进来的话。”
　　“大话连篇。你说下去。”
　　“关于阿富汗战争，他没开口。但我了解山姆。好像他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但他不肯说出是什么事。我能从他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个‘假定’。他暗示英国人认为莫斯科很快就会从阿富汗撤军。如果真的那样，那么吟游诗人提供的关于阿富汗的资料全得进档案馆。我们有这种分析吗？”
　　“乔，我们没有俄罗斯即将或在将来从喀布尔撤出的证据。麦克里迪先生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他说在中南美洲的苏联谍报网已经过时了，又破又旧——这是他的用词，而且被抓住的全是当地招聘的特务，没有一个俄罗斯人。”
　　“听着，乔，吟游诗人揭露了由莫斯科在那里操纵的4 个国家的十几个情报网。没错，那些特工是在当地招募的。他们已被审讯了，不是很轻松的审讯，我承认。自然地，他们全由苏联使馆所操纵。十几个俄罗斯外交官已受侮辱，一正被驱逐出境。他把克格勃在那里苦心编织的间谍网全撕破了。麦克里迪是在说大话。”
　　“让他说对一点。吟游诗人提供给英国人的关于苏联在那里的间谍全是代号。无法查明这些特工的身份。除了一个。他已经死了。你听说过那件事吗？”
　　“听说了。运气不好。一次悲惨的巧合。”
　　“山姆认为这不是巧合。认为要么是吟游诗人知道事情定在哪一天发生并故意延迟说出他的身份让英国人抓不到他，或者是我们这边泄漏了消息。”
　　“都是屁话。”
　　“他倾向于第一种情况。认为吟游诗人在为莫斯科工作。”
　　“山姆·麦克里迪这个狗屁先生提供给你这事的确凿证据了吗？”
　　“没有。我专门问他是否他有在莫斯科的财产并检举揭发了吟游诗人。他否认了。说这只是他们对该产品的分析。”
　　线路上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贝利在沉思。确实如此。然后他说：“你相信了他的否认？”
　　“坦率地说，没有。我认为他在说谎。我怀疑他们在操纵着我们一无所知的某个人。”
　　“那他们为什么不说明白？”
　　“我不知道，凯文。也许他们有份告发了吟游诗人的财产，他们不肯承认。”
　　“好吧，听着，乔。你传我的话给山姆·麦克里迪，他要么说清楚、要么闭嘴。我们在吟游诗人身上获得了一次极大的成功，而且我不想让世纪大厦的一场诽谤运动把我们的成功给毁了。没有确凿的证据，我的意思是真正铁的证据，是动摇不了我们的。明白了吗，乔？”
　　“非常明白。”
　　“还有一件事；即使他们被告知奥洛夫是假货，那也是莫斯科的标准做法。莫斯科失去了他，我们得到了他，英国人是狐狸吃不到葡萄。当然，莫斯科会向英国人泄露，我们的胜利是空头的、没用的。而且英国人将会听信这种说法，因为他们对于吟游诗人没向他们投诚感到恼火。所以我认为英国人听到的是误导消息。如果他们有一个人，那么是他们的那个人在说谎。我们的那个人是坦诚的。”
　　“对，凯文。如果这事又提起来，我可不可以这样告诉山姆？”
　　“绝对可以。这是兰利的官方意见，我们将要捍卫它。”
　　这两个人都用不着考虑就知道，维护奥洛夫的形象关系到他们两个人的仕途发展。
　　“山姆取得了一项成功，”罗思说。“他逼得吟游诗人很紧——我不得不把他拉出去两次——但他让吟游诗人说出了一个新的名字。金纳迪·雷米亚茨。”
　　“我们操纵着雷米亚茨，”贝利反驳说。“两年来我一直在收到他的产品。”
　　罗思接下去汇报奥洛夫所说的关于雷米亚茨其实是效忠于莫斯科，以及麦克里迪的建议要把事情搞清楚的一个简单的方法是把雷米亚茨抓来搞垮他。贝利沉默了。最后他说：“也许是吧。我们要研究一下。我会向副局长和局里报告的。如果我们决定处理那一个，我会让你知道的。同时，不要让麦克里迪接近吟游诗人。让他们两人分别休息。”
　　乔·罗思请麦克里迪第二天早上一起吃早饭。麦克里迪欣然接受了。地点在罗思的公寓里。“别担心这个，”罗思说。“我知道附近有一些好酒店，而且山姆大叔①也付得起两个人的早餐，但我是自己做的一顿简单的早餐。果汁、鸡蛋、华夫饼干、咖啡，这样行吗？”
　　麦克里迪在电话里笑了起来。
　　“果汁和咖啡是我所喜欢的。”
　　当他抵达时，罗思正在厨房里忙碌，他在衬衫外面系了一条围裙，自豪地展示出他的烧制火腿和鸡蛋的水平。麦克里迪取了一些。
　　“山姆，我希望你能改变对吟游诗人的观点，”罗思边喝咖啡边说。“昨天晚上我与兰利说了。”
　　“凯文？”
　　“是的。”
　　“他的意见呢？”
　　“他对你的态度很不高兴。”
　　“很不高兴，我的天哪，”麦克里迪说。“我敢打赌他对我肯定使用了某些优雅的、过时了的英语词汇。”
　　“好吧，他是使用了。不开心。我有一条消息。兰利的意见是：我们得到了吟游诗人，莫斯科气得快发疯了。他们通过一条娴熟的渠道竭力向伦敦灌输吟游诗人实际上是莫斯科安插进来的特工，从而诋毁吟游诗人。这就是兰利的观点。对不起，山姆，可是在这一点上你错了。奥洛夫在讲真话。”
　　“乔，在这件事上我们不是十足的傻瓜。我们是不会听信于像那样的一些生手的误导消息的。假如我们有某种不能泄露来源的消息——这是我们所没有的——那么得到该消息的日期必定是在奥洛夫投诚之前。”
　　罗思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张大嘴巴呆呆地盯着麦克里迪。这种颠三倒四的语句一点也没使他糊涂。
　　“耶稣呀，山姆，你们在莫斯科的某个部门是有一份财产。看在上帝的份上，快说出来吧。”
　　“不能，”山姆说，“而且我们也没有。在莫斯科没有我们未曾告诉过你们的人。”
　　严格地说，他没在说谎。
　　“那么，我很抱歉，山姆，奥洛夫仍会留用。他是好样的。我们的观点是你们的人，那个不存在的人，在说谎。是你们，不是我们，受到了一次痛苦的折磨。这是正式的观点。奥洛夫已经通过了三次测谎仪测试，看在上帝的份上。那已经足以证明了。”
　　作为回答，麦克里迪从衣服的胸袋时抽出一张纸片并把它放在罗思的面前。纸上写着：我们发现有些东欧人能在任何时候击败测谎仪。美国人就不行，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受着要说真话的教育，因此我们说谎时很容易就能知道我们是在说谎。但我们发觉许多欧洲人……能玩弄测谎仪而不致产生一个尖峰信号……那个地区有这么一个人，他的一生一直在对一件一件的事情说谎，因此他精于此道，以致能够通过测谎仪的检测。罗思用鼻子哼了一声，并把那张纸片推了回去。“某个没有兰利经历的酸溜溜的学者搞出来的。”他说。
　　“实际上，”麦克里迪温和地说，“那是理查德·赫尔姆斯在两年前所说的话。”
　　理查德·赫尔姆斯曾经是中央情报局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局长。罗思似乎受到了震动。麦克里迪站起身来。
　　“乔，莫斯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是让英国人和美国人像基尔肯尼猫一样打架。而我们现在正是在朝这个方向行进，奥洛夫来到这个国家才只有区区48个小时呢。好好想一想吧。”
　　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联邦调查局同意，要证明奥洛夫对雷米亚茨的指控是否属实，惟一的方法是把他抓起来。计划的制订发生在罗思与麦克里迪一起吃早饭的那天，逮捕定于当天晚止实施，即雷米亚茨离开在华盛顿市区的苏航办事处时，也就是当地时间下午5 点钟左右，而在伦敦天早就黑了。
　　刚过5 点钟，俄罗斯人雷米亚茨从那座楼里出来，沿着大街走了一段距离然后穿越一条步行街去他停放着汽车的地方。
　　苏航办事处已处在了监视之下，雷米亚茨浑然不知在他穿过步行街时已有6 名带着武器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悄悄地跟在了他的身后。特工们打算在俄罗斯人坐进汽车后对他实施逮捕。这样既快又隐蔽。没人会注意到。
　　步行街上有一系列小径，中间隔着破旧而又丢满了废弃物的草坪，还安放着各种各样的长凳，可供善良的华盛顿市民坐在那里晒太阳或吃中饭。城市的先辈们不可能知道这块绿地会成为毒品贩子和吸毒分子做交易的会面地点。当雷米亚茨穿过步行街朝停车场走去时，在其中一把凳子上，一名黑人和一名古巴人正在洽谈一笔交易。每一方都在附近有后援人员。
　　斗殴是由那个古巴人的一声愤怒的尖叫触发的，他站起来拔出了一把刀子。黑人的其中一名保镖掏出手枪把他射倒在地。两帮歹徒中至少有8 人拔出武器朝对方开火。在附近的几位无辜的平民尖叫着四散逃开。联邦调查局特工们对这一突发事件愣了几秒钟时间，然后按照他们在昆亭可的训练作出了反应，他们卧倒后就地一滚，拔出了枪械。
　　雷米亚茨在后脑勺中了一颗子弹，朝前跌倒了。他的凶手立即被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所击中。两伙歹徒，黑人和古巴人，散开后朝各个方向逃逸了。整个枪击事件只延续了7 秒钟，并留下了两具尸体，一个古巴人和那个俄罗斯人，是在交火中被杀死的。
　　美国人的做事方法非常依赖于技术的，有时候还为此而受到批评。但没人能够否认高效率运转的技术所产生的结果。
　　两具尸体被送到了已由联邦调查局去管制的附近一座停尸所。古巴人使用过的那支枪被送交刑事技术检验，但没能检出任何线索。那是一支未经登记的捷克星型手枪，很可能是从中美洲或南美洲偷运进来的。古巴人的指纹倒说明了一些问题。他被证明叫冈萨罗·阿皮奥，已经上了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计算机交叉检查快速检出，他也是遭缉毒署和迈阿密警方通缉的犯人。
　　他是一名毒品贩子和契约杀手。在他早年的悲惨生活时他曾经是马里埃尔教养所的一名被管制对象。这些古巴人后来被卡斯特罗慷慨地“解放”了，他把监狱和精神病院容纳不下的每一名罪犯。精神病人和下层社会的地痞恶棍从马里埃尔港遣送去佛罗里达，美国上当受骗接纳了他们。
　　虽然联邦调查局在怀疑，但关于阿皮奥的推一没有证实的事情是，他实际上是为由古巴的克格勃操纵的秘密警察服务的一名枪手。该证据是建立在相信阿皮奥参与了谋杀在迈阿密郊外工作的两名著名的反卡斯特罗的记者。
　　联邦调查局把案件卷宗传给了兰利。中情局非常重视，主管行动的副局长弗兰克·赖特越过贝利直接向在伦敦的罗思下达了命令。
　　“我们需要知道，乔。现在，快点。如果英国保留着关于吟游诗人的任何情况，我们需要知道。行动起来，乔。使用测谎仪，还有其他。快去那里，乔，去查清为什么事情老是出差错。”
　　在离开伦敦赴阿尔康伯里空军基地前，罗思又见到了山姆·麦克里迪。这不是一次愉快的会晤。他既痛苦又恼火。
　　“山姆，如果你知道一些事情，确实知道一些事情，你必须明明白白告诉我。如果我们在这里铸成一个大错，我要拿你是问，因为你不对我们开诚布公。我们已经对你开诚布公了。现在说出来吧，你知道什么情况？”
　　麦克里迪凝视着他的朋友的脸面。他处于举棋不定的境地。私下里，他想告诉乔·罗思关于基普赛克的情况，给他一个他所需要的铁证以使他消除对奥洛夫的信任。但基普赛克正在走一条绷得很紧的钢丝，而且这条钢丝不久将会被苏联的反间谍特工一股一股地切断，只要他们掌握了证据，深信在西欧的某个地方有一处泄露。他不能、不敢透露基普赛克的存在，更不用说他的级别和职务了。
　　“你们有一个问题，乔，”他说。“这事不能责怪我。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我认为我们都同意米尔顿一赖斯也许是一次巧合，但不可能两次都是巧合。”
　　“也许这里有一处漏洞。”罗思说，并对此表现出遗憾。
　　“不可能，”麦克里迪平静地说。“我们必须知道华盛顿枪击的时间和地点。但我们不知道。要么是奥洛夫事先安排组织了他们，或者是你们那一边出的问题。你是知道我的观点的，是奥洛夫。顺便问一下，你们那边有多少人可接触到奥洛夫产品？”
　　“16个人。”罗思回答。
　　“上帝呀。你们还可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一则广告呢。”
　　“我、两名助手、录音机操作员们、分析、员们。联邦调查局知道要去抓捕雷米亚茨，但不知道米尔顿—赖斯。16人能知道这两个人，及时地知道。恐怕我们有一个螺帽松动了——也许是低级人员，一名文员、密码员或秘书。”
　　“可我认为你们有一个假投诚的人。”
　　“不管怎么说，我要去查出来。”
　　“我能与你同行吗？”山姆问道。
　　“对不起，朋友，这次不行。这次是中情局的事情，内部事务。再见，山姆。”
　　罗思一回到阿尔康伯里，比奥特尔·奥洛夫上校就注意到在他周围的那些人所发生的变化。不到几分钟时间，欢乐熟悉的气氛就消失了。房子里中情局的职员孤独而严肃了。奥洛夫耐心等待着。
　　当罗思走进审讯室坐到他的对面时，两名助手推着一辆装着机器的小车进来了。奥洛夫看了它一眼。这东西他以前见过，是测谎仪。他的眼睛回到罗思身上。
　　“出事了吗，乔？”他静静地问道。
　　“是的，彼得，出了大事。”
　　罗思用简单的几句话把发生在华盛顿的惨败告诉了这个俄罗斯人。奥洛夫的眼神里有什么东西闪动了一下。恐惧？负罪？机器会查出来。
　　当技术人员把碟盘贴上他的胸部、手腕和额头时，奥洛夫没有表示抗议。罗思没去操作那台机器——这由技术员负责，但他知道他要问的问题。
　　测谎仪看上去和运作时颇像医院里的心电图仪。它能记录心律、脉搏、出汗——在心理压力之下一个人说谎时通常会出现的任何症状。
　　与往常一样，罗思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这样能在测谎仪卷筒纸上建立懒散的、平缓起伏的曲线记录。这种测试奥洛夫已经经历了三次，他一次也没显露出一个人说谎时的明显的症状。罗思询问他的背景、在克格勒中的那些岁月、他的投诚和到目前为止他所提供的情报。然后他转人那些硬问题。
　　“你是一名为克格勃工作的双面间谍吗？”
　　“不是。”
　　卷筒纸上的记录笔继续平缓滑动，波动很小。
　　“到目前为止你提供的情报是真实的吗？”
　　“是的。”
　　“你还有任何重要的情报隐瞒着没告诉我们吗？”
　　奥洛夫沉默了。他抓住了椅子的扶手。
　　“没有。”
　　记录笔狂乱地上下起伏了好几次，然后才稳定下来。罗思看了一眼操作员并得到了一次点头确认。他站起来，走到机器前，看了看记录纸，告诉操作员把机器关了。
　　“对不起，彼得，这是一句谎言。”
　　房间里出现一阵沉寂。5 个人盯住了俄罗斯人，而他则看着地面。最后，他抬起了眼睛。
　　“乔，我的朋友，我能不能与你说说话？单独地？真正单独。没有录音机，就你我两人？”
　　这是违反规定的，也是冒险的。罗思想了一会儿。为什么？这个第一次没通过测谎仪的谜一般的人到底想说些什么呀？而且还不想让经过了审查的其他中情局职员听到？他突然点了点头。
　　当他们单独处在一起，所有的机器设备都关去后，他说：“什么事？”
　　俄罗斯人长长地、低沉地叹了一口气。
　　“乔，你是不是疑惑过我的这种投诚方式？投诚速度？不给你时间与华盛顿进行核对？”
　　“是的，我是怀疑过。我已经问过你这事。坦率地说，我对那种解释从来不曾完全满意过。你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投诚？”
　　“因为我不想像沃尔科夫那样结束。
　　罗思坐在那里，好像肚子上挨了一拳。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灾难性的沃尔科夫案。1945年9 月初，苏联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副总领事走进英国总领事馆，对一名惊讶的官员说他实际上是克格勃驻土耳其的情报站副站长并要求投诚。他提供和揭露出在土耳其的314 名和在英国的250 名苏联间谍。最重要的是，他说在英国外交部有两名为俄罗斯工作的外交官，在英国秘密情报局里另有一名高级官员。
　　这些消息立即报送到了伦敦，沃尔科夫也回到了他自己的领事馆内。在伦敦，事情交给了秘密情报局苏联科科长。这位特工采取了几项必要的步骤之后飞到了伊斯坦布尔。最后被看到的沃尔科夫已是浑身扎满绷带的一个身影，匆匆被抬上一架飞往莫斯科的苏联运输机，在那里，经秘密刑讯后他死在了卢比扬卡监狱。英国的苏联科科长很晚才抵达——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从伦敦基地通知了莫斯科。他的名字叫基姆·菲尔比，他就是沃尔科夫说过的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内为俄罗斯工作的高级间谍。
　　“你到底在向我说些什么呀，彼得？”
　　“我只能以那种方式过来，因为我知道我能信任你。你还不够高。”
　　“不够高什么呀？”
　　“没有像他那么高。”
　　“我不懂你的意思，彼得。”罗思说，尽管他已经听懂了。
　　俄罗斯人缓慢地、清晰地说了出来，似乎是在卸下长久以来一直压在他肩上的一副重担。
　　“克格勃在中央情报局里有一个人，已经17年了。我相信现在他已经爬上相当高的职位了。”
　
　
　
　
　
　　　

　　
第四章
　
　　在阿尔康伯里基地中那座孤独的房子里，乔·罗思躺在卧室里他的那张行军床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6 星期前看上去十分迷人而且很可能还可借此飞黄腾达的一项任务，现在刚刚变成了一场噩梦。
　　自从1948年创建以后的差不多40年以来，中央情报局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保持队伍的纯洁，防止苏联“鼹鼠”的渗人。为此，在反间谍措施上已经花掉了几十亿美元的成本。全体职员经历了反复检查、测谎仪测试、谈话询问和一遍又一遍的审查。
　　这些措施奏效了。当英国人被50年代初期的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利思的变节而震惊时，中情局保持着纯洁。当菲尔比在贝鲁特找到了勉强糊口的饭碗时，他的事件继续发展着，直到他最终于1963年逃往莫斯科，但中情局仍然保持着清洁。
　　当ho年代初法国遭受乔治·巴克事件而英国又遭受乔治·布莱克事件时，中情局还保持着未受渗透。这么多年来，中情局的反间谍部门——保安处，一直由一位叫詹姆斯·安格尔顿的杰出的人上所领导着，他是一个孤独的着迷于工作的人，他活着只为了一件事：保持中情局不受苏联的渗透。
　　最后，安格尔顿因生性多疑而自食其果。他开始相信，尽管他已经尽了努力，但中情局里面确实有一个忠于莫斯科的眼鼠。虽然经过了所有的考验和审查，但他还是相信一个叛徒已经混了进来。他的理由似乎是：如果没有线鼠，那么应该有。所以肯定有；所以就有了。对怀疑中的“萨莎”的追查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认为克格勃需对世界上一切坏事负责的偏执狂俄罗斯投诚者高里津，同意了这种观点。
　　对安格尔顿来说，这是悦耳动听的音乐。对萨莎的追查加大了力度。谣传说他的名字是以字母K 开头的。那些名字以K 开头的官员们被折腾得六神不安。一个人愤而辞职；另有几个被除名，因为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一项谨慎的举措，但对士气不利，而士气已经低落了。从1964年到IW4 年，清查搞了10多个年头。最后局长威廉·科尔比认为闹得够了。他让安格尔顿退休了。
　　保安处传到了其他人手里。其保持中情局免受苏联渗透的职能继续着，但没有像以前那样开展得轰轰烈烈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人在甩掉了老一代情报人员认为必定有反叛者的潜移意识之后，在情报圈内再也没有发生更多的间谍丑闻。然后，重心似乎要转移了。美国，自4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未出过叛徒，突然间冒出了许多，不是因为思想意识的原因，而是因为金钱而背叛了祖国。博伊斯、李、哈珀、沃克，最后还有霍华德。他们在中情局内部工作，检举揭发了在俄罗斯本土上活动的美国特工。在遭到乌尔琴科（在他奇特的再次投诚回去之前）的揭发后，霍华德在被逮捕之前设法溜出去逃到了莫斯科。霍华德的叛变和乌尔琴科的再投诚事件都发生在前一年，把中情局搞得面红耳赤。
　　但所有这一切与奥洛夫声称的潜在影响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假如奥洛夫的交代当真，光是追查就会把中情局搞得天翻地覆；假如该交代当真，损失评估就会搞上几年的时间，重新组合成千上万名特工、代码、国外情报网和与盟国的关系会花上10年时间，还会花费几百万美元的成本。在未来的几年里，中情局将会威信扫地。
　　在漫漫长夜里，罗思辗转反侧难以人眠，萦绕在他心头里的那个问题是：我应该去找谁？黎明前他打定主意，起床，穿好衣服，收拾行李。在离开之前，他去看了一下奥洛夫。俄罗斯人睡得很香。罗思对克罗尔说：“替我管好他。任何人不准进来，也不准离开。这个人现在已经很重要了。”
　　克罗尔不明白为什么，但他点点头。他是一个老老实实执行命令的人，从来不会去询问为什么。
　　罗思驾车到达伦敦，避开使馆，到他自己的公寓，取了一本不是他真名的护照。他在一班英国私有航空公司的飞机上订到了一个座位。抵达波士顿后他在洛干机场转机继续飞往华盛顿国家机场。即使已经节省了5 个小时的时差，但当他驾着一辆租来的轿车进人乔治城时，天色已经开始发黑了。他停好车，沿着K 街走到了尽头，这个地方已经靠近了乔治城大学的校园。
　　他在寻找的房子是一座漂亮的红砖建筑物，与周围房子的区别只是它装有许多保安系统，在不停地扫描着街道和附近的通道。在穿过马路走到那座房子的门廊时他被拦住了，他晃了晃他的中情局通行证。在房门口他要求见他想找的人，被告知那位先生正在吃晚饭时，他要求传一句话进去。几分钟后，他被引入了一间装饰着护壁板的图书室，里面弥漫着皮装书籍的气味和一丝淡淡的雪茄烟味。他坐下来开始等待。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走了进来。
　　他不习惯在他的私宅里会见年轻和级别较低的中情局职员，但被他召来的除外，现在他在一把皮沙发里落座，并做手势示意罗思坐到他的对面，然后静静地询问登门造访的事由。罗思仔细地向他作了汇报。
　　局长已有70多岁了，对于担当的这个职务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年龄，但他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把间谍派往纳粹占领下的法国和低地国家。战后，因战略情报局的解散，他回归平民生活，从父亲手里接管一家小工厂并把它发展成一个大型的联合企业。当中央情报局创办起来以接续战略情报局时，第一任局长艾伦·杜勒斯请他到局里担任职务，但他谢绝了。
　　多年以后，作为一名富人和共和党的一名主要捐款人，他已经注意到并主动去接近了一位正在竞选加州州长的走红的前演员。当罗纳德·里根当上总统后，他邀请他的值得信任的朋友出任中情局局长。
　　这位局长笃信天主教，丧妻多年，是一名道德行为极为严谨的清教徒，在兰利内部被认为是“一个顽强的老家伙”。他重视才能和知识，但他的感情是忠诚。他曾经知道一些好朋友被送进了盖世太保的刑讯室，因为他们被出卖了。变节出卖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的一件事。对于叛徒他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在这位局长的心目中，对待他们决不能有丝毫的仁慈。
　　他仔细地倾听着罗思的叙述，他的眼睛注视着煤气柴火壁炉，但在这种天气温暖的夜晚炉内没有火焰。他没有流露出他的感受，只是绷紧了嘴巴周围的肌肉。
　　“你是直接来这里的吗？”当罗思说完时他问道。“你没对其他人说过吧？”
　　罗思解释了他是如何过来的，像一个窃贼那样在夜色下溜进了他自己的国家，使用的是一本假护照，还兜了一个圈子。那位老人点点头；他自己曾有一次也是那样溜进了希特勒侵占下的欧洲。他站起身走到一张古董侧桌旁，提起桌上的一只白兰地酒瓶倒了一杯，然后停顿下来宽慰地拍拍罗思的肩膀。
　　“你做得对，小伙子。”他说。他把白兰地递给罗思，但年轻人摇摇头。局长继续问：“17年了，你是这样说的吧？”
　　“根据奥洛夫的说法。我的所有上级领导，一直到副局长弗兰克·赖特，都在中情局工作了那么长时间。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汇报。”
　　“你当然不知道了。”
　　局长回到椅子里坐下后陷入了沉思。罗思没去打断他的思绪。最后老人说：“只能找保安处。但不能找处长。毫无疑问他是绝对忠诚的，但他已经干了25年。我要让他去休假。还有一位聪明的年轻人，是他的副手，以前当过律师。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我们这里干了15年以上。”
　　局长让一名助手打电话去查核。经查明确认，保安处副处长41岁，15年前从法学院毕业加入中情局。他被从在亚历山大的家中召过来的。他的名字叫马克斯·凯洛格。
　　“他从来没在安格尔顿手下工作过，”局长说。“他的姓氏以字母K 开头。”
　　刚过午夜，马克斯·凯洛格慌慌张张而又忧心忡忡地来到了。当家中的电话响起来时他正要准备上床睡觉，他惊奇地听到局长本人在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局长说。于是罗思重复了一遍刚才说过的事情。律师眼睛一眨未眨地全听进去了，没有遗漏任何细节，提了两个补充的问题，没做记录。最后他问局长：“为什么找我？哈里在城里嘛。”
　　“你只与我们一起干了15年。”局长说。
　　“啊。”
　　“我已经决定让奥洛夫——吟游诗人，不管我们怎么称呼他——留在英国阿尔康伯里，”局长说。“他在那里比回到这里安全，甚至更为安全。把英国人支开，乔。告诉他们吟游诗人刚刚吐露出更多的只涉及美国利益的情报。告诉他们待我们核对完毕后会恢复他们的接触机会。”
　　“你们上午飞过去……”他看了一眼手表，“……今天上午坐特定的航班直接去阿尔康伯里。无清规戒律约束，现在，太晚了，风险太大了，奥洛夫会明白的。让他和盘托出，我要了解全部情况。我要知道两件事，要快。这是否真实，如是，那么是谁。”
　　“现在，你们两人为我工作，只为我工作，直接向我汇报。不准截留，不要提问，把问题留给我，我会在这里处理问题的。”
　　老人的眼睛里重新出现了一股杀气。
　　罗思和凯洛格试图在从安德鲁斯飞回到阿尔康伯里的格鲁曼飞机上睡一会儿。当他们抵达后他们仍萎靡不振，浑身疲乏。自西往东的飞行总是最糟糕的。幸好两人都不饮酒，只喝水。他们几乎没有洗漱就去了奥洛夫上校的房间。当他们进去时，罗思听到了从录音机中播放出来的熟悉的加芬克尔的歌声。
　　很适合呢，罗思严肃地想；我们又来与你谈话了。但这次不会有沉默了。
　　但奥洛夫就是合作的本身。他似乎听任于他现在已经吐露了他的最后一项珍贵的“保险”这一事实。新娘的代价已全部提供了。惟一的问题是求婚者能否接受。
　　“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在审讯室里说。凯洛格已经选择了关去麦克风和磁带录音机。他有自己的便携式录音机，再加上他自己的手写笔记记录。他不需要复制任何其他磁带，也不需要任何其他中情局职员在场。那些技术人员被支开了；克罗尔和另两个人警卫着通往那扇隔音门的廊道。技术人员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彻底检查和清除该房间里的窃听器。他们宣称房间已经清洁，但对这种新的做法感到迷惑不解。
　　“我发誓确实如此。他只被称为雀鹰间谍，而且是由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操纵。”
　　“他是何时何地被招募的？”
　　“我相信是68年或69年在越南时。”
　　“相信？”
　　“不，我知道是在越南。我当时在计划部门，我们在那里搞一次大行动，主要是在西贡及其附近。当地招募的助手是越南人，当然，是越共；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人。其中一人报告说越共带给他一名牢骚满腹的美国人。我们当地的驻勤特工开导并感化了他。1969年年末，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赴东京去与那个美国人谈话。就在那时候他被命名为雀鹰代号。”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当时负责各项安排、建立通讯联络和转移资金。”
　　他们谈了整整一个星期。奥洛夫回忆起在那些年月里把钱款付进去的银行，并通过这些银行进行转账。随着岁月的流逝，资金也逐年增加，很可能是因为职务的提升和产品价值的提高。
　　“当我调到非法局在德洛兹多夫将军直接领导下工作时，我与雀鹰的关系继续维持着。但现在不是涉及银行转账，更多的是行动方面。如果雀鹰告诉我们一个反对我们的间谍，我就会通知合适的部门，通常是行动实施部门，被称为‘湿事务’，他们会去消灭那个敌对特工，如果他不在我们的领土上；或把他抓起来，如果他在我们国内。我们用那种方法已经搞掉了四名反卡斯特罗分子。”
　　马克斯·凯洛格记下了一切细节情况，晚上重新听磁带。最后他对罗思说：“只有一个人的生涯与所有这些指控相符。我不知道是哪个人的，但档案记录可对此作出证明。现在，这是一个交叉核对的问题，每时每刻的交叉核对。我只能在华盛顿的中央档案馆里做这项工作。我必须回去。”
　　第二天他飞回美国去了，在乔治城的那座庄园里向中情局局长汇报了5 个小时，然后把自己关在了档案记录之中。他有中情局局长亲自签发的命令，谁也不敢对凯洛格说不。虽然有保密规定，但谣言开始在兰利传播。出了什么事，引起了职员们的恐慌，而且那肯定与内部保安有关。士气开始低落了，这些事情永远不可能真正捂住。
　　伦敦北部的戈尔德斯山丘有一片石南属植物丛生的地方，叫哈普斯特荒地，里面饲养着一些鹿、羊、鸭子和其他野禽。旁边还有一个附属的小公园。在马克斯·凯洛格飞回华盛顿的那天，山姆·麦克里迪与基普赛克在那里会面了。
　　“使馆里的事情不太妙，”基普赛克说。“那个K 线的人根据莫斯科的命令，已经开始查问多年前的卷宗。我认为一项安全检查，很可能针对我们在西欧的所有使馆，已经开始了。该调查迟早会收缩到伦敦使馆。”
　　“有没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助的？”
　　“有可能。”
　　“讲吧。”麦克里迪说。
　　“如果我能给他们某种真正有用处的情报，那倒是能起到帮助作用的。”
　　对于一名在位的投诚者来说，如果年复一年从来没能提供任何情报，那是会引起怀疑的。所以习惯上应由他的新主子给他一些真正的情报，让他发回家去以此证明他是一名很好的特工。
　　基普赛克已经告诉麦克里迪他所知道的在英国的每一名真正的苏联间谍。这占了苏联在英国间谍的大部分。英国没把他们全部抓起来——这样会毁掉这项游戏。有些被调离了机密岗位，不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而是缓慢地在人员调整时进行。有些得到了提升，但失去了处理机密文件的机会。有些还能看到机密材料，但这些文件都被做了手脚，它们的害处要大于益处。
　　基普赛克还被允许“发展”了几名新的间谍以向莫斯科证明他的价值。其中一名是秘情局本身的档案室一名文员，他是绝对忠于英国的，但他按上级的命令把“情报”传给苏联人。莫斯科对招募到这个代号叫“貂熊”的间谍一直很高兴。已商定貂熊将在两天后把由丹尼斯·冈特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传递给基普赛克。备忘录的大意是，奥洛夫现被隐藏在阿尔康伯里，在那里，美国人已经完全听信了他的故事，英国人也是如此。
　　“奥洛夫的事情怎么样了？”基普赛克询问。
　　“一点消息也没有了，”麦克里迪说。“我与他一起待过半天，没什么收获。我认为我在乔·罗思的心中播下了一些怀疑的种子，在阿尔康伯里和在伦敦。他回到阿尔康伯里，又与奥洛夫谈了，然后飞回美国去了，用的是一本不同的护照，以为我们没有发现他。好像走得很匆忙。他现在还没有重新出现，至少没有经过一个商业性的机场，也许是搭乘一架军用飞机直接飞进了阿尔康伯里。”
　　基普赛克停止向鸭子喂面包屑，转向麦克里迪。
　　“此后他们与你谈过吗？请你回去继续审问奥洛夫吗？”
　　“没有。已有一个星期了，音信全无。”
　　“那么他已经抛出了那个弥天大谎，他抛出、的那一个。那就是为什么中情局卷人了他们自己的事情。”
　　“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吗？”
　　基普赛克叹了一口气。
　　“假如我是德洛兹多夫将军，我就会从克格勃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有两件事是克格勃一直所渴望的：一是挑起美国中情局与英国秘情局之间的一场大争斗。美国人是否已开始与你们吵架了？”
　　“没有，他们很有礼貌。只是没有联络。”
　　“那就是另一件事。克格勃的另一个梦想是把中央情报局从内部搞得天翻地覆。摧毁士气，让同事之间互相猜疑。奥洛夫将检举揭发中情局内某个人是一名克格勃间谍。这将是一项有效的指控。我警告过你：波特金是一次蓄谋已久的事件。”
　　“如果他们不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去发现他？”
　　基普赛克开始信步地走回他的汽车。他转过头来从肩膀上方说：“注意被中情局突然冷落的那个人。会是那个人，而他将是清白的。”
　　秘密情报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大吃一惊。
　　“让莫斯科知道奥洛夫现驻在阿尔康伯里？这事如果让兰利知道是会引发一场争斗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什么要那样做？”
　　“这是一次测试。我相信基普赛克。我深信他是真诚的。我信任他。所以，我认为奥洛夫是假冒的。如果莫斯科不作出反应，不想去杀害奥洛夫，那将会是一次证明。即使美国人也会相信它，他们将会发怒，当然，但他们也会明白这个逻辑。”
　　“那万一苏联人去袭击并杀死奥洛夫呢？由你去告诉中情局特别项目办主任凯文·贝利？”
　　“他们不会那样干的，”麦克里迪说。“如同黑夜之后是白天一样明了，他们不会。”
　　“顺便说一下，他要来了，来度假。”
　　“谁？”
　　“凯文，带着妻子和女儿。你的桌子上有一份卷宗。我想让‘企业’为他尽一些地主之谊。安排两顿饭局，让他想见面的人陪他一起吃。多年来他一直是英国的一位好朋友。至少尽我们的努力。”
　　麦克里迪闷闷不乐地踏着沉重的脚步走下楼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看桌子上的那份卷宗。丹尼斯·冈特坐在他的对面。
　　“凯文·贝利是一位歌剧迷，”麦克里边看着卷宗说。“我想我们能在科文特加登和格林德博恩剧院为他搞一些票子，安排一下这类事情。”
　　“天哪，我可搞不到格林德博恩的戏票，”冈特羡慕地说。“排队名单要等待7 年哪。”
　　这座宏伟的乡间庄院位于苏塞克斯中心，处在高低起伏的草坪之中，拥有英国最漂亮的歌剧院之一。它仍然是任何歌剧爱好者在夏天的夜晚最向往的一个地方。
　　“你喜欢歌剧吗？”麦克里迪问。
　　“当然喜欢。”
　　“好。贝利先生和贝利夫人在这里期间，你可以去接待他们。在科文特加登和格林德博恩搞一些歌剧票。以蒂莫西的名义，打他的旗号。这种辛苦的差使有一些赏钱，虽然我可从来没有得到过。”
　　他起身准备去吃中饭。冈特抓住了那份卷宗。
　　“他什么时候来？”
　　“一星期之内，”麦克里迪在门边说。“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安排的节目。问问他最喜欢什么。我们要做就要把事情做好。”
　　马克斯·凯洛格把自己关在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室里，并在那里生活了10天。他在亚历山大的妻子被告知他出差去了，她也相信了。凯洛格的饭菜是由其他人送进来的，但他主要依赖于咖啡和大量的香烟。
　　两名档案管理员随时听候他的使唤。他们对于他的调查一无所知，只是把他需要的卷宗拿给他，一张又一张的照片被从已无多大用处的卷宗里挖掘出来了。与所有秘密情报机构一样，中情局也从来不扔掉任何资料，无论如何奇特或已经过期，因为谁也不知道也许在某一天会需要那些微小的细节、那些零星的打印资料或照片。这种老资料现在正好需要了。
　　在他的调查进行到一半时，两名中情局特工被派到了欧洲。一个去访问维也纳和法兰克福，另一个去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两人都携带着美国缉毒署的身份卡，还有美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亲笔信，要求有关银行给予合作。害怕自己被用作毒品洗钱，每个城市的一家主要银行都与董事们进行了协商，并同意了向美国的来访者开放其档案。
　　出纳员们被从他们的办公桌前召过去看一张照片。日期和银行账号被引用了。一名出纳员记不清了，另三名点点头。特工们收下了账户、存款额和转账凭证的复印件。他们带走了以各种名字签署的签名样本，待回到兰利后作笔迹学分析。当他们获得了他们来获取的东西后，就返回华盛顿把战利品放到了马克斯·凯洛格的办公桌上。
　　在那段相关的时期曾参加过越战的中情局情报官有20多人，凯洛格又根据奥洛夫所引用的日期朝两头分别扩展了两年。前面12名很快就被去掉了。其余的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排除出去了。
　　在符合的时间内他们不在符合的城市里，不可能泄漏某一份情报，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它，不可能进行某一次会面，因为他们在世界的另端。但有一个人不能摆脱嫌疑。
　　在两名特工从欧洲返回之前，凯洛格知道他已经查明了那个人。从欧洲银行获得的证据只是证实了他的调查。当他做好了准备时，当他得到了全部证据时，他回到了在乔治城的中情局局长家里。
　　在凯洛格去乔治城之前三天，凯文·贝利先生和他的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克拉拉从华盛顿飞到了伦敦。贝利喜欢伦敦，事实上他是一个崇尚英国的人，是那个地方的历史迷住了他。他喜欢参观在过去的年代里建造的陈旧的古堡和宏伟的庄园，喜欢欣赏幽静古老的修道院和学府。他在伦敦市区梅费尔的一套公寓里安顿下来，那是中情局留着用来接待来访的要人，然后他租了一辆车去牛津，避开高速公路，反而喜欢穿行弯弯曲曲的支线道路，在布里斯汉姆的布尔停车吃中饭，那里的橡树木梁在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出生之前已经架设好了。
　　第二天晚上，乔·罗思顺便来访并一起喝了一杯。他第一次见到了相貌平平的贝利夫人，还有克拉拉，那是一个腼腆的8 岁女孩，姜色的头发编成了一条平直的辫子，还戴着眼镜和长着鲍牙。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贝利的家人；他的上司不是别人能与之聊天和在草坪上一起吃烧烤的那种人。但凯文·贝利的冷漠表情似乎已经变得柔和了，虽然究竟是由于享受着具有他所钟爱的歌剧、音乐会和美术展的超长的假期，还是由于即将得到提升的原因，罗思是无法猎透的。
　　他想告诉贝利因奥洛夫的意外事件所引起的紧张和劳累，但中情局局长的命令是坚定的。任何人，即使特别项目办主任凯文·贝利也无权知道——还不到时候。当奥洛夫的指控是真是假得到证明之后，中情局的高级官员们将听取局长的亲自传达。在此之前是绝对保密的。问题是提出来了，但没有得到回答，肯定不能主动告诉。所以罗思说谎了。
　　他告诉贝利说，对奥洛夫的审问进展顺利，但节拍慢了下来。显然，奥洛夫记得最清楚的产品已经吐了出来。现在的问题是要从他的记忆中挖掘出点点滴滴的零星细节。已谈过的事情正被一遍又一遍地回顾着。这很费时，但每次重复某一方面的产品时总会带出少量新的细节——量很细微但很重要。
　　当罗思喝着饮料的时候，山姆·麦克里迪在门口出现了，他还带来了丹尼斯·冈特。于是大家互相作了一番介绍。罗思不得不佩服他的英国同事的安排。麦克里迪表现得完美无暇，他先是祝贺贝利在奥洛夫事件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功，继之取出了一份秘情局为使贝利访问伦敦锦上添花的活动安排建议。
　　贝利对于能在科文特加登和格林德博恩观赏歌剧兴奋得脸上放光。这将成为他们全家为期12天伦敦之行的高潮。
　　“然后就回美国吗？”麦克里迪问。
　　“不。还要对巴黎、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作快速的访问，然后才回家。”贝利说。
　　麦克里迪点点头。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也是世界上上演精湛歌剧的两个城市。
　　这是一个愉快的晚上。身材超胖的贝利夫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为大家分发饮料。克拉拉在上床之前也来凑热闹了。
　　她被介绍与罗思、冈特和麦克里迪认识。麦克里迪歪着嘴朝她一笑。她害羞地报之以回笑。不到10分钟时间，他已经用小魔术在引她开心了。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枚硬币，朝空中一抛，用手接住了。但当克拉拉用劲掰开他那握紧的拳头时，硬币不见了。然后他从她的左耳里“取出”那枚硬币。小姑娘高兴地尖叫着。贝利夫人也咧嘴笑了。
　　“你在哪里学的这种把戏？”贝利问。
　　“只是我的大戏法中的一个雕虫小技。”麦克里迪说。
　　罗思在静静地注视着。私下里，这位陷入了麻烦的中情局特工真希望麦克里迪也能使奥洛夫上校所作的交代像硬币那样轻松地消失掉。但他怀疑英国人没这种能力。
　　麦克里迪捕捉到了罗思的眼神，读懂了他的想法。他轻缓地摇了摇头。不是现在，乔，现在不行。他把注意力转回到现在正玩得起劲的小女孩身上。
　　9 点后三位客人起身告辞。在人行道上，麦克里迪对罗思轻声说：“调查进行得怎么样，乔？”
　　“你这个人尽说大话。”罗思说。
　　“当心点，”麦克里迪说，“你正被领向那条铺满了鲜花的道路。被牵着鼻子。”
　　“我们相信你才是那样呢，山姆。”
　　“他咬出了谁，乔？”
　　“别来插手，”罗思厉声说。“从现在起，吟游诗人是中情局的事务，与你无关。”
　　他转身朝格罗斯文纳广场快步走去。
　　两个晚上之后，马克斯·凯洛格带着卷宗、笔记、照片和银行汇票副本，坐在局长家的图书室里向局长作了汇报。
　　他极度劳累、筋疲力尽，他所完成的工作量通常需一个工作小组在双倍的时间内方能完成。他的眼睛周围已出现了黑眼圈。
　　局长坐在橡木老餐桌的对面。那桌子是他专门吩咐后放在他们中间的，以摊放大量的文件资料。这位老人似乎佝偻在他的那件吸烟罩衫内，灯光照在他那歇了顶的起皱的头皮上，眉毛下他的那双眼睛注视着凯洛格，并不时地闪向递过来的文件。当凯洛格最后说完了时，他问：“没有疑点了吧？”
　　凯洛格摇摇头。
　　“吟游诗人提供了27点证据。26点相符。”
　　“全是非主要的细节证据吗？”
　　“是的，除了三名银行出纳员的证词，他们确认了身份——从照片上，当然。”
　　“光凭细节证据能确定一个人有罪吗？”
　　“能，先生。这有许多先例和大量的文献，认定谋杀并不是非有尸体不可。”
　　“不需要供认吗？”
　　“没必要。而且几乎肯定不会供认的。这是一个聪明、老练。顽强和非常有经验的特工。”
　　中情局局长叹了一口气。
　　“回家去吧，马克斯。回到老婆身边去吧，保持沉默。我再次需要你时会派人来叫你的。没有我的话你不要回到局里去。休息一下，好好休息一下。”
　　他朝房门挥了一下手。马克斯·凯洛格起身离开了。老人召来一名助手，命令拍发一份仅供看阅的加密电报给伦敦的乔·罗思。电文上简单地写着：立即返回，老路线。向我汇报，老地方。上面签了一个编码的单词，以向罗思表示该电报直接来自于中情局局长。
　　在那个夏日的夜晚，乔治城的阴影加深了，一位老人心头的阴影也加深了。局长孤独地坐着，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想起了朋友们和同事们。那是一些年轻有为的男人和女人，被他派往大西洋彼岸，但因为一名奸细、一名叛徒，他们死在了审讯室里。那时候是没有借口的，没有马克斯·凯洛格去筛选出证据；那时候也没有仁慈——对一名告密的奸细是没有仁慈的。他凝视着放在他面前的那张照片。
　　“你这个狗杂种，”他柔和地说。“你这个吃里执外的双料特务。”
　　第二天，一名信使走进麦克里迪的办公室，放下一只从译码室取来的信封。麦克里迪正忙着，他示意丹尼斯·冈特拆开来。阿特看过一遍，吹起了口哨，并把电文递了过去。这是来自于兰利的中情局一份请求：凯文·贝利在欧洲度假期间不得接触机密情报。
　　“奥洛夫？”冈特问。
　　“让我说中了，”麦克里迪说。“可我该如何使他们相信呢？”
　　关于这事他作出了自己的决定。他用一只死信箱给基普赛克发去一份信息，要求尽快会面一次。
　　中午时分，他接到MI－5 局机场驻勤处发过来的一份例行情况通报。该通报说，乔·罗思又离开伦敦赴波士顿了，还是使用同一本假护照。
　　同一天晚上，因跨越大西洋两节省了5 个小时时差的乔·罗思，坐在了中情局局长庄园内那张餐桌的旁边。局长坐在他的对面，马克斯·凯洛格坐在他的右边。老人神情严肃，而凯洛格只是紧张。头天晚上当他抵达在亚历山大的家中时起，至被用电话召回到乔治城之间，他差不多睡了整整24个小时。离开时他曾把他的所有文件和资料都给了局长，但现在它们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了。
　　“重复一遍，马克斯。从头开始。就像你向我报告过的那样。”
　　凯洛格看了一眼罗思，扶了扶眼镜，从高高的一堆文件中拿起了最上面的一份。
　　“1967年5 月，凯文·贝利作为一名驻勤情报官被派往越南。这是对他的任命书。他被分配到‘凤凰计划’小组。这你是听说过的，乔。”
　　罗思点点头。在越南战争高峰期，美国人组织了一次行动，试图扭转因越共采取在当地人口中通过有选择的公开和野蛮的杀戮而造成的被动局面。方法是用反恐怖对付恐怖分子，以查明和消灭越共积极分子。那就是凤凰计划。到底有多少个越共嫌疑分子未经证明或审判而被送上了西天，从来未有过统计数字。有人估计该数字有2 万，中情局估算为8 千人。
　　到底多少个嫌疑分子是真正的越共也仍然是一个谜，因为越南人很快形成了一种把任何怀恨的对象指控为越共。人们家族世仇。部族争斗、土地争议，甚至因债主亡故而欠债未还而受到了指控。
　　受指控的人通常被交给了南越秘密警察或南越军队。他们所经历的审讯和死去的方式可堪称为别出心裁。
　　“有些年轻的美国人，刚从美国出来，看到了那里不堪人目的血腥场面。有些人离开了，有些人需接受心理治疗。一个人转变了，内心转变了，转向交战对方的立场上去了。那个人就是凯文·贝利，如同乔治·布莱克在朝鲜时变节一样。这方面我们没有证明，因为变节发生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但后来的证明表明这种假设是绝对合理的。”
　　“1968年发生了我们所称的高潮经历。贝利在那次大屠杀后4 个小时出现在美莱村。你还记得美莱吗？”
　　罗思又点点头。这全是在他的青年时代发生的事情。这事他记得很清楚。1968年3 月16日，美军一个步兵连来到了一个叫美莱的小村庄，他们怀疑村里也许隐藏着越共或越共的同情者。至于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失控并变得狂暴，只是后来才不太确切地有过总结。当时在他们的提问没有得到答复时，他们立即就开枪了，而射击一旦开始就没有停止，直至450 多名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被打死后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村子。18个月以后这消息才传到美国，差不多3 年后连长威廉·卡利中尉才被军事法庭认定有罪。但凯文·贝利是在4 个小时后到达现场的，而且全都看见了。
　　“这是他在当时写的报告，”凯洛格说，一边递过来几张纸，“是他自己手写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由一个被吓坏了的人所写的。不幸的是，似乎这次经历使贝利成了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
　　“6 个月后，贝利报告说他招募了两个越南表兄弟，阮文卓和武原干，并把他们渗入到越共自己的情报组织中去了。这是一次漂亮的行动，是许多成果中的第一个。按贝利的说法，他把那两个人操纵了两年。但按奥洛夫的说法，情况恰恰相反。是那表兄弟俩操纵了他。看这个。”
　　他递给罗思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是两名越南男子，拍照时的背景是丛林。一个人的脸上被打了一个叉，表明他现在已死。另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晚得多了，背景是一个楼下阳台，放着几把藤椅，一组越南军官在休息、喝茶。那个端茶的服务员在对着镜头微笑。
　　“那服务员后来成为难民，坐木船到了香港。这张照片被他视为珍宝，但英国当局对这群军官很感兴趣，于是拿走了照片。看服务员左边的那个人。”
　　罗思看了一下。那是阮文卓，已老了10年，但是同一个人。他佩带着高级军官的肩章。
　　“他现在是越南反间谍局局长，”凯洛格说。“论点得到了证明。”
　　“接下来我们有吟游诗人的宣称，即贝利是在西贡被交给了克格勃。吟游诗人说出了现已死去的一个瑞典商人的名字，那是1970年时克格勃在西贡的驻勤特工。我们自1980年起就已经知道那商人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而且瑞典的反间谍机构早就剥去了他的伪装。他根本不是来自于瑞典，所以他很可能来自于莫斯科。贝利很可能见过他，只要他想见。
　　“接下来是东京。吟游诗人说同年，也就是IWO 年，德洛兹多夫亲自去过那里，并接管了贝利，给他起了个雀鹰的代号。我们不能证明德洛兹多夫当时在东京，但吟游诗人把日期说得很准确。而那段时期贝利是在那里。这里是他乘坐美利坚航空公司、我们自己飞机航班的行程。全都相符。他于1971年回到美国，已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克格勃特工。”
　　此后，贝利在中南美洲担任过两个职务，在欧洲担任过三个职务。在中情局领导层里爬上高级情报官的职位后，他还多次去过欧洲视察驻外情报站。
　　“你喝点饮料吧，乔，”局长咆哮着说。“事情越来越糟糕了。”
　　“吟游诗人说出了四家银行的名字，他在莫斯科的工作部门把付给那叛徒的现金存进这些银行。他甚至还记得那些转账的日期。这是四个账户，分别属于他报出了名字的那四家银行，在法兰克福、赫尔辛基和维也纳。这些是存款单，是大额现金。支付全是在账户开立后一个月以内。一张照片让四名出纳看了；有三名指认照片中的人就是开立账户的人。这张照片。”
　　凯洛格把凯文·贝利的一张照片从桌面上移过去给罗思。罗思凝视着那张脸，似乎那是一个陌生人脸。他难以置信。他与那个人一起吃过饭、喝过酒、见过他的家人。照片上的那张脸毫无表情地回视着他。
　　“吟游诗人给了我们克格勃说占有的5 份情报，而这些情报是不该由克格勃占有的。还有这些情报被克格勃获得的时间。每一份情报只有凯文·贝利和其他极少数几个人所知晓。
　　“即使贝利所获得的几次成功，就是使他官运亨通的几次漂亮的行动，也是由克格勃向他泄露了情报，是克格勃所作出的真正的牺牲，以巩固他在我们中间的地位。吟游诗人说出了由贝利所开展的四项行动的名称。他说对了。除了他声称这些行动全是由莫斯科同意的，而我们担心他这句话也是对的，乔。”
　　“这样，奥洛夫方面共有24项准确的证据，其中21项对应起来了。还剩下3 项，全是最近的事。乔，那天奥洛夫在伦敦打电话给你，他称呼你什么名字？”
　　“海斯。”罗思说。
　　“这是你的职业名字。他是怎么知道的？”
　　罗思耸耸肩。
　　“最后，我们来看看奥洛夫指名后发生的两名间谍被杀事件。贝利告诉过你把奥洛夫的产品先交给他，当面递交，是吗？”
　　“是的，但那很正常。这是特别行动的项目，应该是机密材料。他要先核对一下。”
　　“当奥洛夫说出了那个英国人——米尔顿—赖斯时，贝利先生得到了消息吗？”
　　罗思点点头。
　　“英国人是5 天后才知道的吗？”
　　“是的。”
　　“而米尔顿—赖斯在英国人抓住他之前死了。雷米亚茨也同样。对不起，乔。天衣无缝。证据实在太多了。”
　　凯洛格合上了他的最后那份卷宗，让罗思去盯视着摆放在他面前的那些材料：照片、银行说明、机票、行程。它像一幅拼字游戏图，组合起来了，一件不少。甚至连动机，在越南时的那些可怕的经历，也是符合逻辑的。
　　凯洛格得到感谢后离开了。局长凝视着桌子对面。
　　“你怎么认为，乔？”
　　“你知道英国人认为吟游诗人是假投诚吗？”罗思说。“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就把伦敦的意见告诉你了。”
　　局长恼怒地作了一个不屑一顾的手势。
　　“证据，乔。你曾经向他们要过确凿证据。他们提供给你了？”
　　罗思摇摇头。
　　“他们说过他们在莫斯科有一份高级财产吗？那人检举揭发了吟游诗人吗？”
　　“没有，先生。山姆·麦克里迪先生对此作了否认。”
　　“所以，英国人是在放屁，”局长说。“他们没有证据，乔，因为他们没能得到吟游诗人，他们就把葡萄说成是酸的。这些才是证据呢，乔。每一页都是证据。”
　　罗思无言地注视着那些材料。明白了他曾经与之亲密地一起工作过的那个人原来多年来一直在恶意地背叛着自己的祖国，这如同一颗炸弹在他的内心炸响。他感到恶心。他静静地说：“你要我做什么呢，先生？”
　　局长站起来，开始在他那间优雅的图书室内踱步。
　　“我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是由总统亲自任命的。我承担着尽我最大的努力才能保护这个国家免受她的敌人破坏的职责。敌人，有些在内部，有些在外部。我不能，也不会去总统那里告诉他，我们又有了一个大丑闻，这使得过去所有的叛变投敌全像是小儿科事件。
　　“我不会去暴露他，以免遭到新闻媒体的狂暴指责和外国人的惊奇。不会有逮捕和审判，乔。审讯已在这里完成了，结论也达成了，判决应由我来作出，愿上帝帮助我。”
　　“你要我做什么呢？”罗思重复说。
　　“在最后的分析中，乔，我已经坚强地经受住了被破损了的信任、被诋毁了的秘密、信心的丧失、土气的损毁、专揭短处的媒体和暗中取笑的外国人。但我无法在心目中去除那些道叛徒出卖的特工、寡妇和孤儿的形象。对于这个叛徒只有一个定论，乔。
　　“他不能返回这里，永远不能。他的双脚不配再次踏上这里的土地。他只能在外面颠沛流离。你将回到英国去，赶在他能去维也纳并由此越过国境进人匈牙利之前，自从吟游诗人投奔过来之后他肯定一直在作这种准备，你将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那种事情，先生。”
　　局长在桌子上俯身向前，用一只手抬起罗思的下巴，这样他能够直视这个年轻人的眼睛。他自己的目光如同黑曜岩一般坚定。
　　“你会去做的，乔。因为这是我作为局长的命令，因为我说的话是代表总统，是为了这个国家，而且因为你是为了你的祖国而去做这件事的。回到伦敦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情吧。”
　　“是，先生。”乔·罗思说。
　
　
　
　
　
　　　

　　
第五章
　
　　下午3 点整，那艘旅游船离开伦敦威斯敏斯特码头，开始了去下游格林尼治的游览航程。一大群日本游客靠在船上的栏杆边，手中的照相机喀嚓喀嚓地拍摄着正在渐渐离去的议会大厦。当船舶驶近泰晤士河中段时，一个穿淡灰色西装的人静静地站起身走向船尾，他在船尾栏杆处俯视着下面被螺旋桨搅起来的水流。几分钟以后，另一个穿着淡色夏季风雨衣的人从一把长凳上站起来朝他走了过去。
　　“使馆里事情怎么样？”麦克里迪平静地问。
　　“不太好，”基普赛克说。“一场反间谍大行动的事实已经得到了确认。到目前为止，只有级别比我低的职员的行为在被检查和回顾，但查得很严。查完他们之后，探查的焦点会转向更高的层次——朝向我。我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作补救，但有些事情，泄漏整套整套的文件卷宗，那是凶多吉少的。”
　　“那你认为还能捱过多长时间呢？”
　　“至多几个星期。”
　　“要小心，我的朋友。小心不会过。我们绝对不想再要一个彭科夫斯基。”
　　60年代初，苏联军情局奥列格·彭科夫斯基上校为英国人工作了2 年半。那时候以及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是被招募过来的最有价值的苏联特工，并对苏联造成了最大的损失。在他那短短的时期内，他传来了5 千多份绝密文件，以1962年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的情报最为重要，该情报使得肯尼迪总统能够游刃有余地对付尼基塔·赫鲁晓夫。但彭科夫斯基待过了时间。催他出来时，他仍坚持再待几个星期，结果被识破了，经审判后遭到了枪决。基普赛克笑了。
　　“别担心，不会发生彭科夫斯基事件。不会再次发生。那么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不好。我们相信奥洛夫告发了凯文·贝利。”
　　基普赛克吹了一声口哨。
　　“那么高级的情报官呀。嗯，嗯，凯文·贝利本人。这么说他就是波特金计划的目标。山姆，你必须说服他们，他们搞错了，那个奥洛夫是在说谎。”
　　“我不能呀，”麦克里迪说。“我已经试过了。可他们已经打定了主意。”
　　“你必须再作尝试。这里的一条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了。”
　　“你真的认为……”
　　“哦，是的，老朋友，我是这么认为，”那俄罗斯人说。“中情局局长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我认为他决不允许在他的总统当政期间出现一个比其他所有丑闻都加起来还要大的特大丑闻。他将会选择悄悄处理的方法。让人们永远不知道。但当然，这是行不通的。他会认为如果采取了这种行动，事情就永远不会泄漏了。可我们知道得更多，对不对？谣言很快就会开始传播，因为克格勃会去进行煽风点火。他们是精于此道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洛夫已经赢了。如果贝利遭到逮捕和审讯，这会在公众中造成极大的形象损害，他已经赢了。如果贝利销声匿迹而消息泄漏出来，中情局的士气将会落到最低点，而他已经赢了。如果贝利被逐出且被剥夺年金，他将声称他是清白的，这样不同的意见将会争论许多年。同样，奥洛夫也会是赢家。你必须要说服他们。”
　　“我已经试过了。他们还是认为奥洛夫产品价值巨大而且是纯净的。他们相信他。”
　　俄罗斯人注视着船尾下面泛着泡沫的泰晤士河水。在远处，先是码头重建区，然后是一大堆起重机和部分毁坏和废弃了的仓库在慢慢地向后退去。
　　“我是否告诉过你我的烟灰缸理论？”
　　“没有，”麦克里迪说，“我认为你没说过。”
　　“当我在克格勃培训学校当教员时，我告诉我的学员们；把一只玻璃烟灰缸摔成三片。如果你发现了一片，你只是知道你有了一片玻璃。如果你发现了两片，你知道你有了一只烟灰缸的三分之二，但你无法掐灭香烟。要具有整个可使用的物品，你需要该烟灰缸的全部三片。”
　　“那又怎么样？”
　　“奥洛夫提供的全部情况仅仅构成了整个烟灰缸的一片或两片。他实际上从来没给过美国人一只完整的烟灰缸。多年来苏联视为珍宝的某种真正秘密的东西是不愿给出去的。请他们给奥洛夫做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会失败的。可是我，当我出来时，会带来整个烟灰缸。然后他们就会相信了。”
　　麦克里迪沉思着。最后他问：“奥洛夫会知道‘第五个人’的名字吗？”
　　基普赛克想了一会儿。
　　“几乎可以肯定，尽管我不知道，”他说。“奥洛夫在非法局工作了多年。我从没去过。我一直在PR线，在使馆外开展行动。我们都去过纪念室——这是训练时的一项基本内容。但只有他见过那本‘黑书’。是的，他会知道那个名字。”
　　纪念室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2 号克格勃总部的深处，像是这座邪恶的大楼里的一处圣地，被当代的克格勃官员用以纪念他们的先辈。挂在那里的画像有阿诺德·德伊茨、特奥多尔·马利、阿纳托利·戈尔斯基和尤里·莫丁，他们曾是被克格勃从英国人中招募过来的那个最具破坏力的间谍网的招募人和管理员。
　　招募工作发生在30年代中后期，主要对象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一组青年学生。他们全都热衷于共产主义，其他许多人也同样如此，但后来又放弃了。有五个人没有放弃，继续为莫斯科效劳。他们的成就相当辉煌，时至今日他们被称为“五位名人”或“五位明星”。
　　其中一个是唐纳德·麦克利思，他从剑桥毕业后就加入外交部。40年代末他在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工作，把美英联合研制的新型原子弹的几百份绝密情报传给了莫斯科。
　　另一个人也是外交部的，名叫盖伊·伯吉斯，是一个烟鬼、酒鬼和狂热的同性恋者，但他逃过了受除名的处罚。他充当了麦克利息及他们的莫斯科主子之间的交通员和中间人的角色。这两个人最后于1951年暴露了真面目，得到消息后躲过逮捕并逃到了莫斯科。
　　第三个人是安东尼·布伦特，也是一个同性恋者，是为莫斯科服务的一名知识精英。他努力开发自己对艺术史方面的才能，由此他逐步当上了女王私人艺术藏品的鉴赏家和该领域的一名骑士。是他在1951年向伯吉斯和麦克利息透露了即将遭逮捕的消息。在厚着脸皮搞了一系列的调查之后，只是到了80年代才最后曝光，被剥夺了荣誉并受到了侮辱。
　　最成功的人是基姆·菲尔比。他加入了秘密情报局并升到了苏联科科长的职务。1951年伯吉斯和麦克利恩出逃苏联他也负有责任。他受到了审讯，但什么也没承认，被秘情局撤了职，只是最后于1963年才从贝鲁特逃往莫斯科。
　　这四个人的画像都挂在纪念室里。但还有第五个人，而第五张像是一个黑方块。第五个人的真正身份只记载在那本“黑书”中。理由很简单。
　　搞乱对方和摧毁对方的士气是谍报战中的一个主要目的，也是后来成立由麦克里迪负责的DD科的理由。自50年代起，英国人就知道在多年前被招募的谍报网中还有第五个人，但从来没能证明那人是谁。这是莫斯科有利可图的财产。
　　漫长的35年以来，使莫斯科高兴的这个谜团一直困扰着英国的情报机关，新闻媒介和一系列书籍更是对此大肆渲染。
　　已有十多名长期忠心耿耿服役的情报官受到了怀疑，他们的生涯中断了，生活被搅乱了。主要嫌疑人是已故的罗杰·霍利斯爵士，MI－5 局总局长。他成了另一个像詹姆斯·安格尔顿那样的猜疑狂——彼得·赖特的目标。彼得·赖特出了一本令人讨厌的书而发了财，他在书中就他的菲薄的年金（与其他人一样多）再次申诉了他的以自己为中心的抱怨，并深信罗杰·霍利斯是第五个人。
　　其他人也受到了怀疑，包括霍利斯的两名副手，甚至还有深爱祖国的维克多·罗思契尔爵士。这都是空话，但这个谜一直没能解开。第五个人还活着吗？也许仍在位，在政府中或在情报界中身居要职？如是，那将是灾难。事情的平息只有等这个多年前被招募的人最后被确定身份。当然，克格勃把这个秘密保守了35年。
　　“告诉美国人去向奥洛夫问那个名字，”基普赛克说。“他不会把这个名字报给你们的。但我将去查清楚，在我过来时把它带来。”
　　“这里有个时间的问题，”麦克里迪说。“你还能坚持多久？”
　　“最多几个星期，也许更少。”
　　“他们也许等不及的，如果你对中情局局长的反应描述是正确的话。”
　　“难道没有其他方法可使他们住手吗？”俄罗斯人问。
　　“有是有的，可我必须得到你的同意。”
　　基普赛克听了几分钟。他点点头。
　　“如果这个奥洛夫能说出其庄严的誓言。而且如果你相信他能遵守他的誓言。那就是了。”
　　第二天上午，在坐夜航飞机从华盛顿飞抵后，乔·罗思走出机场大楼，他的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他的心情也不是处于最佳状态。
　　这一次他在飞机上喝酒了，喝得很多，对于在他耳畔响起的爱尔兰口音的滑稽的模仿声并不感到有趣。
　　“早上好，凯西先生，欢迎你回来。”
　　他转过身来。是山姆·麦克里迪站在他旁边。那家伙显然早就知道他的“凯西”护照而且查阅了从华盛顿登机的旅客名单以免在机场接错飞机。
　　“上车吧，”当他们走到人行道上对麦克里迪说，“我把你载到梅费尔。”
　　罗思耸耸肩。为什么不坐呢？不坐白不坐。他不清楚麦克里迪还知道些什么或者还猜到些什么。那英国特工一直在说些零零碎碎的小事，直至他们进人伦敦的郊区。突然间谈话切人了主题。
　　“中情局局长的反应如何？”麦克里迪问。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别装了，乔，奥洛夫已经检举了凯文·贝利。是信口胡说。他们是不会去听信他的，对吗？”
　　“不管你的事，山姆。”
　　“我们在世纪大厦收到了一张条子：勿让贝利接触任何机密文件。所以他受到怀疑了。你难道说这不是因为奥洛夫控告他是一名苏联间谍吗？”
　　“只是正常的调查，看在上帝的份上。是因为他女朋友很多的事。”
　　“你这话说给谁听呀？”麦克里迪说。“凯文也许会出其他事，但他决不是一个喜欢搞女人的人。再找一个理由吧。”
　　“别逼我，山姆。别把我们的友谊损害得过头。我已经告诉过你，这是我们‘公司’的事务。不要插手。”：“乔，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事走得太远了。已经不可收拾了。奥洛夫在向你们撒谎，我怕你们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
　　乔·罗思发脾气了。
　　“停车，”他喊道。“把该死的汽车停下来。”
　　麦克里迪把美洲虎轿车驶向了街沿石旁边。罗思伸手从后座上拿起他的旅行袋并推开了车门。麦克里迪抓住他的手臂。
　　“乔，明天下午2 点半。我有东西要给你看。二点半在你的公寓门口来接你。”
　　“走开，别来缠我。”美国人说。
　　“只占用你几分钟时间。难道这样请你太过分了吗？看在旧时的份上，乔，看在旧时的份上。”
　　罗思下了轿车，转身沿人行道走去，想找一辆出租车。
　　但第二天下午2 点半他出现在了他的公寓楼外面的人行道上。麦克里迪等在美洲虎内直至罗思坐了进来，然后他一言不发地驾车行驶。他的朋友还在生气。路程不到半英里。罗思还以为他正被载往他自己的使馆，因为他们已经离格罗斯文纳广场很近了，但麦克里迪在相隔一个街区的蒙特街停了下来。
　　蒙特街的中段有一家司各特餐馆，是伦敦最好的海鲜馆之一。3 点整，一个身穿淡灰色西装、仪表整齐漂亮的男人走出餐馆门外，在门廊外边停顿下来。一辆黑色的苏联使馆轿车从街道边开过来，准备把他接走。
　　“你曾经问过我两次，我们在莫斯科是否有克格勃的人为我们工作。”麦克里迪平静地说。
　　“我否认了。我没有完全说谎。他不在莫斯科，他在伦敦。现在你正在看他。”‘“我不相信我正在看的，”罗思耳语说。“那是尼古拉·戈罗多夫。他是该死的克格勃的伦敦驻勤处主任。”
　　“没错。但实际上他在为我们干活，已经干了4 年。你们已经得到了他的所有产品，来源是经过掩饰的，但是纯净的。而且他说奥洛夫在撒谎。”
　　“证据呢？”罗思说。“你老是叫奥洛夫提供证据。现在该由你提供证据了。证明他确实是你们的人。”
　　“如果戈罗多夫在上车之前用右手搔搔他的左耳，他就是我们的人。”麦克里迪说。
　　那辆黑色轿车已经停在了门廊的正横。戈罗多夫根本没朝美洲虎去看。他只是抬起右手越过胸前拉了拉他的左耳垂，接着就钻进了汽车。苏联使馆的轿车开走了。
　　罗思俯身向前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他深深地呼吸了好几次，然后抬起了脸。
　　“我必须告诉局长，”他说。“告诉他本人。我可以飞回去。”
　　“不行，”麦克里迪说。“我已经向戈罗多夫作出过承诺，而且10分钟之前你也向我作出了承诺。”
　　“我必须告诉局长。不然就会木已成舟，无法收回来。”
　　“那就缓一缓。你可以找到其他证据，或者至少是延缓的理由。我要告诉你关于烟灰缸的理论。”
　　他把两天前在泰晤士河游船上基普赛克告诉他的事告诉了罗思。
　　“问问奥洛夫，那第五个人的名字叫什么。他是知道的，但他不会告诉你的。但基普赛克会得到它并在过来时把它带来。”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现在快了。最多几个星期。莫斯科已在怀疑了。追查网正在收紧。”
　　“一星期，”罗思说。“贝利将在一星期内去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不能让他抵达维也纳。局长认为他将溜进匈牙利。”
　　“把他紧急召回。把他召回华盛顿。如果他服从，那就能进一步延缓。如果他拒绝服从，那我就认输。”
　　罗思思考了一下这个提议。
　　“我要试一试，”他说。“首先我要去阿尔康伯里。明天，当我回来时，如果奥洛夫已经拒绝说出第五个人的名宇，我将拍电报给局长，就说英国人已经提供了新的证据，奥洛夫也许在说谎，并请求立即把贝利召回兰利。作为一次考验。我认为局长会同意这个方法，至少。这样会导致几个星期的延缓。”
　　“足够了，老朋友，”麦克里迪说。“绰绰有余。到那时候，基普赛克已经过来了，我们也都能对中情局局长开诚布公了。相信我。”
　　太阳刚下山，罗思到了阿尔康伯里。他发现奥洛夫在自己的房间里，躺在床上看书和听音乐。他已经听厌了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歌曲并已经转向“探索者”乐队的歌曲。当罗思进来时，奥洛夫关去录音机，弯身下了床，脸上挂着微笑。
　　“我们回美国去吗？”他问。“我在这里厌烦了。即使那个农场也更好些，虽然有危险。”他的体重已经增加了，因为老是躺着没有机会锻炼。他对农场的提及是一个玩笑。在那次假暗杀企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罗思坚持说那是克格勃开展的一项行动，而且莫斯科肯定是从乌尔琴科口中获悉有关该农场的详情的。乌尔琴科曾在那里受到审问但后来又愚蠢地跑回克格勃去了。、后来罗思向奥洛夫承认这是中情局搞的一次计谋，目的是测试俄罗斯人的反应。奥洛夫起先十分恼火——“你们这帮狗杂种，我还以为我要死了呢！”他曾经这样叫嚷——但后来他开始取笑那次事件。
　　“快了，”罗思说。“我们很快就能结束在这里的逗留。”
　　那天晚上他与奥洛夫一起吃晚饭，并向他提及了在莫斯科的那间纪念室。奥洛夫点点头。
　　“是啊，我见过它。所有正式情报官都被带到那里去过。去瞻仰英雄们并向他们表示敬意。”
　　罗思把谈话引向“五位名人”。嘴里嚼着满口的牛排，奥洛夫摇摇头。
　　“四位，”他说。“只有四幅像。伯吉斯、菲尔比、麦克利恩和布伦特。四位明星。”
　　“但还有第五个像框，里面衬着黑纸？”罗思提议。
　　奥洛夫咀嚼的速度大为减慢了。
　　“是的，”当他咽下食物之后他承认。“有一个框架但没有画像。”
　　“那么应该有第五个人了？”
　　“显然是这样。”
　　罗思的说话语调设有改变，但他越过叉子上方注视着奥洛夫。
　　“可你在非法局里时是一名少校。你肯定在‘黑书’中见过那个名宇。”
　　奥洛夫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忽闪了一下。
　　“他们从来没给我看过任何‘黑书’。”他平静地说。
　　“彼得，第五个人是谁？他的名字叫什么？请说出来。”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我对你发誓。”他又微笑了，他那迷人的微笑。“这事你要让我接受测谎仪测试吗？”
　　罗思以微笑回报，但他心里在想：不，彼得，我认为你可以击败测谎仪。他决定上午返回伦敦，发电报请求延缓和把贝利召回华盛顿——作为一次考验已如果有一丝疑云，他将不执行命令，甚至连局长的命令和他自己的锦绣前程也不顾了。有些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第二天早上清洁工到来了。她们全是当地亨廷顿的清洁女工，与基地内其他部门所使用是同一批。每一个人都经过了安全审查，且具有进人这个警戒区的通行证。罗思面对着奥洛夫坐在餐厅里吃早饭，努力提着嗓门说话，因为外面走道里的一台旋转式擦地机正在发出噪音。那机器的旋转头一圈又一圈地转动着，持续不断的嗡嗡声忽高忽低。
　　奥洛夫抹去嘴唇上的咖啡液渍，说了声上厕所就离开了。在以后的生活中，罗思再也不会去嘲笑第六感了。在奥洛夫离开后几秒钟，罗思注意到擦洗机的声调发生了变化。他走到外面的廊道去看它。擦洗机孤独地放在那里，机器的刷子在旋转着，电机发出一种单调的、高昂的呜咽声。
　　当他走进餐厅去吃早饭时他见过那个清洁工，是一个瘦瘦的妇女，穿着印花布工作服，头发上卷着一只只卷发器，还包着一块头巾。她曾往旁边一站以让他走过去，然后继续干她那单调的工作，根本没有抬起过眼皮。现在她不见了。在廊道的尽头，男厕所的门仍在轻微摇摆着。
　　罗思提高嗓门喊了声“克罗尔”并沿着廊道跑了过去。那清洁女工正跪在男厕所中间的地上，她的盛有清洁液的塑料提桶和撒粉器摊放在她的周围。她的手里握着一把曾在撒粉器里隐藏过的上着消声器的西格手枪。奥洛夫从厕所尽头的一个分隔间走了出来。跪在地上的杀手举起了枪。
　　罗思不会说俄语，但他懂几个单词。他大喊一声“卧倒”。清洁女工跪着转过身来。罗思扑倒在地，他听到一声低沉的“噗”的声音，感觉到头部附近有一种冲击波。当他的身后传来一声爆裂声时，他仍趴在地砖上，他感觉到周围有了更多的震响回波。在封闭的厕所内，马格纳姆手枪的射击声特别响。
　　在他身后站着的是克罗尔，双手紧握着手枪。没有必要再开第二枪。那个女人仰躺在地砖上，她的工作服上涌出来一丛像玫瑰花那样的血污。以后他们会发现那位真正的清洁女工在亨廷顿她自己的家中被捆住了身子还被塞住了口。
　　奥洛夫仍站在抽水马桶隔离间的门边，他的脸一片煞白。
　　“又是游戏，”他喊叫说。“中情局的游戏够多了。”
　　“不是游戏，”罗思说，一边站起身来，“这不是游戏。这是克格勃搞的。”
　　奥洛夫再看了看，发现淌在地砖上的暗红色液体不是好莱坞的化妆药水。这次不是游戏。
　　罗思花了两个小时才把奥洛夫和剩余的特工警卫组送上一架返回美国的飞机，又安排把他们立即转移到那个农场。奥洛夫高兴地离开了，还带走了他那些珍贵的民歌磁带。当那架军用运输机起飞后，罗思驾着汽车回伦敦去了。他苦恼极了。
　　他对自己也有所责备。他应该知道自贝利曝光之后，阿尔康伯里对奥洛夫来说再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天堂了。但由于英国人的介人他一直很忙，所以这事没能引起他的重视。人人都会出错。使他感到纳闷的是，贝利为什么没在奥洛夫把他咬出来之前早点告诉莫斯科把这个克格勃上校暗杀掉。也许他指望奥洛夫决不会咬出他，不知道他的底细。这是贝利所犯的错误。人人都会出错。
　　假如是任何其他人，那么罗思会百分之百地深信英国人搞错了，而奥洛夫是在说真话。但因为这是麦克里迪，因此罗思仍认为他的朋友的正确的可能性为百分之五，而且贝利也许是清白的。皮球现在在麦克里迪的场地里。
　　当他抵达使馆后，他知道了他该怎么做。如果他真的想支持他的判断，即戈罗多夫是真投诚而奥洛夫是假装的，因而贝利是蒙冤的，是遭到了一个精心设置的陷阱陷害的清白的人，那么只有一件事可做。麦克里迪必须现在就把戈罗多夫接出来，这样兰利可与那人直接交谈并把这件事永久地理顺。他去自己的办公室准备打电话给在世纪大厦的麦克里迪。他的情报站站长在走廊上遇到了他。
　　“喂，我顺便告诉你一下，”中情局伦敦情报站站长比尔·卡弗说，“世纪大厦刚刚送来了一条消息。好像我们在肯辛顿花园苏联使馆里的朋友们有些动静。他们的驻勤高级特工戈罗多夫在今天上午飞回莫斯科去了。消息放在你的办公桌上呢。”
　　罗思没打那个电话。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感到迷惑。他也在庆幸，庆幸他、他的局长和他的中情局。他甚至在他的内心为麦克里迪感到惋惜。如此大错，4 年来一直上当受骗，肯定是一次重大打击。至于他自己，虽然现在展现在眼前是什么，他反而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现在他已经不再怀疑了，一丝疑云也没有了。一个上午发生的两次事件把最后一片疑虑消除了。局长是对的。必须要做的事情必须要做。
　　他仍为麦克里迪感到惋惜。在那边的世纪大厦里，他们肯定正在对他群起而攻之，他想。
　　他们确实在责备他，或者说秘密情报局的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正在这么做。
　　“对不起，可这事我不得不说，山姆，这是一次彻底的惨败。我刚刚向局长汇报过，他的指示是我们现在也许不得不考虑到基普赛克一直是苏联安插进来的一名特工。”
　　“他不是这样。”麦克里迪平静地说。
　　“这是你说的，可现在的证据似乎表明我们的美国表兄们是对的，而我们是上当受骗了。你知道这种事情的前景会是怎么样的吗？”
　　“我可以猜想。”
　　“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重新评估4 年来基普赛克提供给我们的每一件该死的情报，工作量极大。更糟的是，表兄们也分享了，所以我们必须告诉他们也要作出重新评定。损失估算会花上几年时间。此外，这还是一件相当丢脸的事。局长很不高兴。”
　　山姆叹了一口气。事情总是那样。当基普赛克的产品炙手可热时，管理他是一项全局的行动。现在把过错全都推在了骗术大师的身上。
　　“他是否向你表示过他打算返回莫斯科？”
　　“没有。”
　　“他原来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并投入我们的阵营？”
　　“两、三个星期之内，”麦克里迪说。“他准备在形势没希望时告诉我，并跳槽过来。”
　　“嗯，他没有这么做。他已经回家去了。很可能是自愿回去的。机场监视员报告说他通过希斯罗时没有受到任何强迫。我们不得不假定莫斯科就是他真正的家。
　　“还有这次该死的阿尔康伯里事件。你到底被什么迷住了心窍？你说这是一次考验。嗯，可是奥洛夫已经胜利地通过了。那些狗家伙企图杀死他。我们算是运气很好了，没有死人，只有那个杀手。这事我们不能告诉表兄们，永远不能。要掩盖起来。”
　　“我还是不相信基普赛克会‘变节’。”
　　“为什么不会呢？他已经回到莫斯科了。”
　　“很可能去给我们提来最后一箱文件。”
　　“这太危险了。他一定是疯了。处在他那种地位。”
　　“是真的。也许是一个错误。但他像是那样的人。前几年他答应过要在过来之前带来最后一大批文件。我认为他是回去取这批文件了。”
　　“你这么信任可有什么证据？”
　　“直觉。”
　　“直觉，”爱德华兹规劝说。“靠直觉我们是不能取得任何成就的。”
　　“哥伦布就是靠直觉的。我去见见局长你不会反对吧？”
　　“去向凯撒申诉，嗯？欢迎呀。我认为你是得不到任何改变的。”
　　但麦克里迪做到了。局长克里斯托弗爵士仔细地听取了他的提议，然后说：“但假定他最终还是忠于莫斯科呢？”
　　“那么我马上就能知道。”
　　“他们有可能抓住你。”局长说。
　　“我认为不会。戈尔巴乔夫先生现在似乎不想打一场外交战争。”
　　“不会打的，”局长平静地说。“山姆，你和我很早就在一起搞情报工作了。那时候在巴尔干地区、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在柏林墙的最初阶段。那时候你表现得真出色，现在也一样。但是，山姆，我把你带到总部来也许是犯了一个错误。这项工作应由一个外勤特工组去干。”
　　“基普赛克不会信任任何其他人。这你是知道的。”
　　局长叹了一口气。
　　“这倒也是。如果要派人去，就派你去。是这样吗？”
　　“恐怕是的。”
　　局长思考了一会儿。失去基普赛克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希望麦克里迪是对的，且戈罗多夫确实不是一名安插进来的特工，那么秘情局应该设法把他从那里接出来。但是如果骗术大师麦克里迪在莫斯科被人家当场抓住，这种政治大丑闻是会毁了他本人的。他叹了一口气，从窗户边转过身来。
　　“好吧，山姆。你可以去。但你一个人去。到现在为止，我从没听到过你对我讲的话。你完全是独立行动的。”
　　于是麦克里迪按这些条件去作出发前的准备了。他只希望戈尔巴乔夫先生不知道这些条件。他花了三天时间制订出了他的行动计划。
　　在订计划的第二天，乔·罗思打电话给凯文·贝利。
　　“凯文，我刚从阿尔康伯里回来。我想我们应该谈一谈。”
　　“好啊，乔，你过来吧。”
　　“实际上，用不着那么急。我明天晚上请你一起吃饭怎么样？”
　　“哦，这个主意很好，乔。可是格温和我的日程已经排满了。今天我是在上议院吃的中饭。”
　　“是吗？”
　　“是啊，与总参谋长一起。”
　　罗思吃了一惊。在兰利，贝利已被冷落，已遭怀疑。让他在伦敦自由活动，他就像糖果店里的一个小孩。为什么不是呢？6 天之内他就会安全地越过边境进人布达佩斯。
　　‘凯文，我知道泰晤士河上游的伊顿有一家小客栈。那里的海鲜烧得很好。他们说亨利八世曾让安妮·博林划船去那里与她幽会呢。“
　　“是吗？有那么悠久的历史吗？……好，听着，乔，明天晚上我们在科文特加登看歌剧。星期四倒有空。”
　　“好，那就星期四，凯文。就这样。我8 点钟到你的公寓门口。星期四。”
　　第二天，山姆·麦克里迪完成他的准备工作后睡觉了，这也许是他在伦敦的最后一个夜晚。
　　翌日，三个人乘坐不同的航班进入了莫斯科。第一个进人的是犹太教教士伯恩鲍姆。他搭乘瑞士航空从苏黎世抵达。莫斯科谢列梅捷耶沃机场的护照检查官来自于克格勃边防总局，那是一个长着一头玉米色金发和一副冷漠的蓝眼睛的年轻人。他把那位教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把注意力转向护照。这是一本美国护照，持有人名叫诺尔曼·伯恩鲍姆，56岁。
　　假如这位护照检查官年纪更老的话，他就会回忆起莫斯科和整个俄罗斯曾有许多像伯恩鲍姆教士那样的东正教犹太人。他是一位身材结实的人，穿着黑西服，配着白衬衣和黑领带。他蓄着一把灰白色络腮胡子和小胡子。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镶有白边的软毡帽，眼睛上面戴着厚厚的镜片。灰白色的卷发从帽檐垂向脸颊的两侧。护照上的那张脸完全相同。只是没戴帽子。
　　签证是规范的，由苏联驻纽约总领事馆所签发。检查官又抬起头来。
　　“你为什么来莫斯科？”
　　“我想短期探访我的儿子。他在这里的美国大使馆工作。”
　　“请等一下，”检查官说。他起身走开了。透过一扇玻璃门看到他在与一位职位较高的官员协商。后者在翻看那本护照。在一个几十年前就废除了犹太教派的国家里，犹太教教土是很少见到的。原先的那位检查官回来了。
　　“请等着。”他招手让队列中的下一个人上来。
　　电话已经打过去了。有人在莫斯科市里查阅了一份外交官清单。那位资深的官员带着护照回来，与那个低级检查官说了几句悄悄话。显然美国使馆商务处是有一个叫罗杰·伯恩鲍姆的外交官。那份外交官员名单没有记载，他的父亲已经退休，住在佛罗里达，而且最后一次去犹太教堂是20年前参加他儿子的13岁宗教成人仪式。那位犹太教教士被挥手放行了。
　　他们还在海关卡口检查了他的行李。里面盛放着通常的换洗衬衣、短袜、短裤、另一件黑西装、洗漱用品袋和一本希伯来文的犹太教法典。那位负责检查的海关官员随便翻了一下这本法典，然后他就把教士放行了。
　　伯恩鲍姆先生坐上苏航机场班车去莫斯科市中心，一路上他好奇地或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两边的景色。从市区的终点站大楼，他走向在马尼奇广场的国家宾馆，进人男厕所去使用小便池，等到洗手间内惟一的另一个人离开后，他溜进了一间抽水马桶隔离间。
　　那些酒精胶浆溶液就盛在他的香水瓶里。当他出来时，他仍穿着那件黑西服，但那条双面裤子已经变成灰色。帽子被放进了旅行袋里，连同加浓的眉毛、络腮胡须和小胡子、衬衫和领带。他的头发现在已不是灰白，而是栗棕色了；他的身上穿着一件鲜黄色的高领套衫，原来是穿在衬衫里面的。他未经注意离开宾馆，招了一辆出租车，在克里姆林宫对面河岸边的英国使馆大门前下了车。
　　两名值守在大门外的苏联民警要查看他的证件。他向他们出示了他的英国护照，并朝正查阅护照的那位年轻的警卫傻笑了一下。那年轻的民警感到难为情，把护照还了回去，并愠怒地作了一下手势，让那个同性恋的英国人进人英国使馆大院内，一边会意地朝着他的同事扬起了眉毛。几秒钟后，那英国人消失在内门之中。
　　实际上伯恩鲍姆教士既不是一位犹太教教士，也不是一个美国人，更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真名叫大卫·桑顿，是英国电影界中最佳的化妆师之一。舞台化妆与电影化妆的区别在于舞台上灯光强烈且与观众的距离较远。电影摄制时也有灯光。但摄影机也许要在近距离拍摄，相距脸部几英寸。因此，电影化妆要求更高，也更逼真。大卫·桑顿多年来一直在松木影业工作，经常很忙。他也是英国秘密情报局有事相求时的专家团成员之一。第二个要来的人直接从伦敦坐英航班机到达了。他是丹尼斯·同特，看上去与他一模一样，只是头发成了灰白色，年龄也比他实际老了15岁。他提着一只细巧的手提箱，一条铁链隐蔽地与他的左腕相连。他戴着一条蓝色的领带，上面有一枚灵犬的图案，那是女王信使团的其中一个标记。所有国家都有外交信使，他们终身忙于把文件从一个使馆送往另一个使馆或送回家。他们作为外交人员受《维也纳公约》的保护，他们的行李不会受到检查。冈特在护照上用的是另一个名字，但也是英国人，而且是有效的。他拿出护照，并通过了人境手续。
　　使馆的一辆美洲虎轿车来接冈特，他立即被送到了使馆大楼，抵达时间比桑顿晚一个小时。然后他把装在他的手提箱里带进来的所有化妆工具和材料都交给了桑顿。
　　第三个要到达的人是山姆·麦克里迪，是坐芬兰航空公司的客机从赫尔辛基过来的。他也持有一本英国护照，用的是一个假名。而且他也进行了乔妆打扮。但在飞机上的暖空气中，他的化妆出了点问题。
　　他那姜色的头发变得有点歪斜了，一络深色的头发从下面露了出来。粘住他那同样是姜色小胡子的胶浆的一边似乎溶化了，这样一小片胡须已经从他的上嘴唇脱开了。
　　护照检查官凝视着护照里的那张照片，又回过脸来打量在他面前的那个人。脸面是相同的，头发、小胡子和其他也一样。戴假发并不违法，即使在苏联也是如此；许多秃顶男人都这样。但一条小胡子变得脱开了？那护照检查官，不是与看见过伯恩鲍姆教士同一个人，因为谢列梅捷耶沃是一个很大的机场，他与一名资深的官员协商了一下。后者透过单面镜子作了一番察看。
　　在同一面镜子的背后，一架照相机喀嚓喀嚓响了好几次，命令也下达了，一组人员从待命进入了全面行动状态。当麦克里迪从机场大厅里出来时，两辆没有标志的莫斯科人轿车正等候在外面，全面监视开始了。麦克里迪也立即被使馆的一辆普通轿车送往使馆，后面跟着两辆克格勃汽车。跟踪者报告了他们的上司一一第二总局。
　　下午晚些时候，这位陌生客人的照片送到了克格勃国外情报局，即第一总局的总部。这些照片最后放在了副总局长瓦蒂姆·基尔皮琴科将军的办公桌上。他看了一会儿照片，读了附在后面的关于假发和小胡子一只角脱开的那份报告，把照片拿到摄影技术室去了。
　　“看看你们能否把假发和小胡子去掉。”他命令说。技术人员用气刷开始了工作。当将军看到完成后的结果时，他差一点放声大笑起来。
　　“嗯，我敢肯定，”他轻轻地说，“这是山姆·麦克里迪。”
　　他通知第二总局，他自己的人员将接管跟踪行动。他下达了命令。
　　“24小时跟踪监视。如果他与人碰头接洽，把他们双双抓起来；如果他在一只‘死信箱’里取情报，把他抓起来；如果他朝列宁墓方向放屁，把他抓起来。”
　　他放下电话，又看了一遍麦克里迪护照的详细说明。他应该是一名电子专家，从伦敦经赫尔辛基过来，要在使馆里清除窃听设备，一项例行的工作。
　　“但你到底要在这里干什么呀？”他询问在他的办公桌上朝他凝视着的那张照片。
　　在河岸旁的英国大使馆里，麦克里迪、冈特和桑恩在单独吃饭。大使对这三个客人来访感到很不高兴，但要求来自于不管部，而且他得到Z 保证，即这种混乱将只有24个小时。对他来说，这些可怕的密探越早离开越好。
　　“我希望这个计划能行得通，”冈特边喝咖啡边说。“俄罗斯人很会下棋呢。”
　　“没错，”麦克里迪静静地说，“明天我们就能知道他们是否精于三张牌的诡计。”
　
　
　
　
　
　　　

　　
第六章
　
　　7 月份一个暖和的早晨，正好在8 点差5 分时，一辆没有标志的奥斯汀轿车缓慢地从英国驻莫斯科使馆大门出来，通过横跨莫斯科河的那座桥梁，朝着市中心驶去。
　　根据克格勃的报告，山姆·麦克里迪坐在奥斯汀的方向盘后面，独自一人驾车行驶。虽然他那姜色的假发和假须现在戴得整整齐齐、无懈可击，但分乘在后面几辆轿车里的盯梢员们能够通过挡风玻璃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远距镜头的照片拍摄下来了，这一天的其他时段又拍摄了更多的照片。
　　英国特工仔细地驱车穿越莫斯科市区，朝向城市北郊的科技成就公园行进。一路上他好几次试图甩掉身后也许会跟着的任何尾巴，但没有成功。他也没有发现尾巴。克格勃使用了6 辆轿车，互相穿插替换，这样不至于同一辆汽车老是跟在后面。
　　进人这个巨大的公园后，英国特工下了汽车，步行朝前走去。两辆克格勃汽车留守在奥斯汀轿车附近。其余4 辆车的盯梢员们下车后形成一个扇形朝科技展览画廊包抄过去，直至那个英国特工被一张无形的网从四面八方给围住了。
　　他买了一份冰淇淋，整个上午坐在一把长凳上装作在看报纸，并不时地看手表，似乎在等待某个人的出现。没人出现，只有一位老太太向他问时间。他一言不发地抬起手腕让她自己看表。她看了时间，谢过他后继续往前走去。
　　那位老太太很快就被带走了，遭到了搜查和盘问。到第二天上午，克格勃满意了，她是一位游客，想知道时间。那位卖冰淇淋的人也遭到了拘押。
　　刚过12点钟，那个来自伦敦的特工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包三明治，开始慢慢地吃了起来。吃完后他站起身，把包装纸扔进一只废纸篓里，买了另一份冰淇淋，又坐了下来。
　　那只废纸篓受到了观察，但没人来取这些包装纸，直至公园的卫生清洁人员推着一辆手推车来倒空这只纸篓。但在此后不久这些包装纸已被带到了克格勃，送交分析化验。测试化验的内容包括检测隐形书写和隐藏在纸夹中间的微型胶卷。但都没有发现。
　　在此之前的下午1 点钟时，那个伦敦特工起身离开公园坐进了他的汽车。他的第一次会面已经明显地失败了。他显然是去一家外汇商品供应商店去赴第二次或后备约会。两名克格勃特工在商店内的货架之间闲逛着，以观察那英国人是否把一张纸条放进那些贵重商品之中，或从中提出一张纸条。假如他购买任何物品，他将会遭到逮捕，因为根据命令他所购买的商品内很可能含有一份情报，那家商店是被用作了一只死信箱。他没有购买，因此没人去理睬他。
　　离开商店后，他驾车返回了英国大使馆。10分钟后，他又离开了，现在坐在一辆美洲虎轿车的后座里，开车的是使馆的一名司机。当美洲虎离开市区朝机场行进时，盯梢组组长直接与基尔皮琴科将军通上了电话。
　　“他现在快要到达集散大厅了，将军同志。”
　　“他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接触吗？任何形式都没有？”
　　“没有，将军同志。除了那个老太婆和出售冰淇淋的人——他们都被羁留了，他没与任何人说过话，也没有任何人与他说话。被他扔掉的报纸和三明治包装纸都在我们这里。除此之外，他没碰过任何东西。”
　　行动放弃了，基尔皮琴科想。他会回来的。我们将等待着。
　　他知道麦克里迪，乔装成英国外交部的一名技术员，持有一本外交护照。
　　“让他走，”他说。“注意机场大厅里的擦肩而过式传递纸条。如果没有，要看着他穿过出发休息厅并走进飞机。”
　　以后，这位将军将会检验他的跟踪组送来的那些远距镜头照片，要来一台大型显微镜，重新观察一遍，直起身体，涨红着脸怒喊：“你们这帮笨蛋，那不是麦克里迪。”
　　那天上午8 点10分，由秘情局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巴里·马丁斯驾驶的一辆美洲虎轿车，离开英国使馆隐蔽地驶向古旧的阿尔巴特区；那里的街道很窄，两侧全是由以前发家致富的商人们盖起来的优雅的楼房。一辆孤单的莫斯科人轿车跟了上去，但这纯属例行的跟踪。美洲虎漫无目的地在阿尔巴特绕来绕去，坐在方向盘后面的那个人不时地在人行道旁停下来查阅一张城市地图。
　　8 点20分，一辆奔驰轿车驶离了使馆。在方向盘后面，穿着蓝衣服戴着高筒帽的，是使馆的一名司机。没人去看汽车的后部，所以没人看见另有一个人俯卧在汽车的底板上，身上还覆盖着一条毯子。另一辆莫斯科人轿车跟在了后面。
　　进人阿尔巴特后，奔驰经过了停在路边的美洲虎。这时候，仍在查阅地图的马丁斯打定主意，从街沿石旁驶出来，插在了奔驰与尾随的那辆莫斯科人轿车之间。这支车队现由一辆奔驰、一辆美洲虎和两辆莫斯科人轿车所组成，首尾相接排成了一路纵队。
　　奔驰进人了一条狭窄的单向行驶街道，后面紧跟着的那辆美洲虎的发动机有了故障，响起了呼哧呼哧的声音，接着是劈劈啪啪的声音，东倒西歪地向前行驶了一小段距离后停了下来。两辆莫斯科人在后面堵住了，克格勃特工纷纷从车上跳了下来。马丁斯钻出汽车支起了发动机罩。他立即被一些穿皮茄克表示抗议的人围住了。
　　那辆奔驰在街头上驶远并揭过街角消失了。好奇的莫斯科市民们聚集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听到美洲虎司机对克格勃的特工队长说：“你看这里，朋友，如果你认为你能把故障排除掉，你们就能向前行驶了。”
　　没有其他事项比看到契卡把事情搞糟更使莫斯科市民开心了。其中一名克格勃盯梢员回到车上去拨打无线电话。
　　离开阿尔巴特后，驾驶奔驰的大卫·桑顿开始接受麦克里迪的指导。山姆·麦克里迪从毯子下面出现了，他没作过任何化妆，看上去完全是他本人的模样。他发出行驶路线的指令。
　　20分钟后，在高尔基公园中间那条有树木相隔的孤零零的道路上，奔驰车停了下来。麦克里迪在汽车后部摘下那块用快速螺丝固定的CD牌子，把一边沾有强力胶的一块新车牌贴在那块英国车牌上。桑顿也在车前做着同样的工作。麦克里迪从行李箱内取出桑顿的化妆箱，然后钻进了汽车的后座里。桑顿摘下他那蓝色的高筒帽，换上一顶许多俄罗斯人所戴的黑色皮帽，回到了方向盘后面。
　　9 点18分，尼古拉·戈罗多夫上校离开他在沙波罗夫斯基街的公寓，步行走向捷尔任斯基广场和克格勃总部。他形容枯槁、脸色苍白；其原因很快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两个男人从一处门洞里出来，不作隐蔽地跟在了他的后面。
　　他已经走了两百码的距离，这时候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驶向他旁边的街沿石并保持着与他同步的速度。他听到电动车窗降下来时的噬噬声，·还有一个声音用英语说：“早上好，上校。你要搭车吗？”
　　戈罗多夫停下来凝视着。窗框里的那个人，因后窗帘的阻隔，后面街上的那两个克格勃特工是看不见的，原来是山姆·麦克里迪。戈罗多夫呆住了，但没有露出获胜的神色。
　　这就是我想看到的神色，麦克里迪心里想。
　　戈罗多夫回过神来，为让后面的克格勃盯梢员听到，他大声说：“谢谢你，同志，你真好。”
　　然后他就坐进汽车。奔驰立即加速开走了。两名克格勃监视员怔住了3 秒钟……并消失了。使他们怔住的原因是因为奔驰的车牌照上有字母MOC ，再加两位数字。
　　极为特殊的MOC 牌照只属于中央委员，而且只有大胆的克格勃官员才敢于拦下并打扰一位中央委员。但他们记下了车号并狂乱地用手持通讯器向总部作了报告。马丁斯选择得很好。奔驰上的车牌号属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所有，而这位党务大员碰巧正在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附近视察工作。花了4 个小时时间才找到他并查清他的汽车是海鸥牌而不是奔驰，且海鸥现在安全地停放在莫斯科的一座车库里。到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那辆奔驰恢复了它的英国使馆标志，那面三角形米字旗得意洋洋地飘扬在车头上。
　　戈罗多夫靠向了座位的靠背，他已经完全断绝了他的退路。
　　“如果你是一个忠于莫斯科的鼹鼠，我就死定了。”麦克里迪说。
　　戈罗多夫考虑了一番，苦笑着。
　　“你为什么回来了？”麦克里迪问。
　　“这事结果是一个错误，”戈罗多夫说。“我曾经答应过你某件事情，而我在伦敦没能找到。我作出的承诺，我就得履行。然后莫斯科把我紧急召回商量工作。不服从命令将意味着立即投向西方。不回来继续留在使馆里是没有可被接受的理由的。我原以为我可以来一个星期，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并获准返回伦敦。
　　“只是在我到了这里以后，我才发觉已经为时太晚。我受到了重大怀疑，我的家里和办公室遭到了窃听，还到处被跟踪着，禁止去亚曾内沃，局限于在莫斯科中心的毫无意义的工作。顺便说一下，我有一件东西要给你。”
　　他打开公文箱，递给麦克里迪一份薄薄的文件夹。夹子里有5 张纸，每张纸上都有1 张照片和1 个名字。第1 张照片下的名字是：唐纳德·麦克利恩，第二张是：盖伊·伯吉斯。这两个人都已死，并被埋葬在了他们过继的莫斯科。第3 张纸上是1 张熟悉的脸，下面的名字是：基姆·菲尔比，仍在莫斯科生活着。第4 张脸瘦瘦的，像个苦行僧，名字叫安东尼·布伦特，已在英国受到了羞辱。麦克里迪翻到了第5 页。
　　那张照片已经很旧了，显示的是一个瘦瘦的年轻人，长着乱蓬蓬的波浪式头发和戴着硕大的像猫头鹰那样的眼镜。照片下面的字是：约翰·凯恩克罗思。麦克里迪往后面一靠，叹I 一口气。
　　“见鬼，原来是他呀。”
　　他知道那个名字。凯恩克罗思在战时和战后期间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是一名高级公务员了。他担任过战争内阁大臣汉基勋爵的私人秘书，还在布莱奇利公园的通信情报部门、财政部和战争办公室工作过。40年代后期他能够接触到核机密。50年代初，他受到了怀疑，但他什么也没招认，于是他被辞退了。由于没有任何证据，所以他获准调到了设在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到1986年时，他已经退休，住在法国。这就是第5 个人。
　　基普赛克履行了他的诺言。长达35年的追查结束了，再也不会有无辜的人蒙受冤屈了。
　　“山姆，”戈罗多夫温和地问，“我们这是去哪里？”
　　“我的星占师说，”麦克里追回答，“我今天要去西方。你也一样。”
　　桑顿又在高尔基公园的树林中停下车，与后座的其中一个人换了位置并开始了工作。另一个人坐在了前面的位置里假装是司机。没有人胆敢去干涉一位中央委员的汽车，即使他们看见了里面的情况也不敢。党务大员们的轿车总是装有后窗帘，现在这些窗帘已经拉上了。在从窗帘滤进来的阳光照耀下，桑顿开始为他的“客户”进行化装——他总是把由他化装的人称为他的“客户”。
　　一件薄薄的充气背心，使得这位身材较细的男人具备了伯恩鲍姆教士那样的粗壮体格。然后配上白衬衣、黑裤子、领带和西装。桑顿装上了浓密的灰白色络腮胡子和小胡子，把客户的头发染成了相同的颜色，并从两侧的太阳穴垂下正教教士那种螺旋状的灰白色发卷。再配之以那顶黑色的软毡帽和那只旅行袋后，犹太教教士伯恩鲍姆已经装扮成了，活像头一天他到达时的模样。除了他实际上是另一个人之外。最后，这辆汽车又变回了一辆英国使馆的轿车。
　　那教士在国家饭店的人口处下车，在里面吃了一顿中饭，用美元付了款，然后坐上一辆出租车去了机场。他在下午飞往伦敦的航班订到了座位，他的机票显示他还要转机飞往纽约。
　　桑顿驾车返回了英国使馆大院，他的另一位客户蜷缩在汽车后座前的地毯上。他几乎立即又开始工作了，使用的是一副相似的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基础面霜、着色剂、有色隐形镜片和染齿剂。在丹尼斯·冈特戴着使他感到又热又痒的姜色假发并吸引了克格勃一天注意、驾着奥斯汀轿车回来后10分钟，另一个戴着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的人坐美洲虎出发去机场了，这次由一名真正的司机所驾驶。1 小时之内，桑顿装扮成英国外交部的那位信使，由巴里·马丁斯驱车把他送往谢列梅杰耶沃机场。
　　那位教士吸引了通常那些好奇的眼光，但他的证件是完美的，于是他在15分钟内办完手续进人了候机厅。他坐下来阅读他那本犹太教法典并偶尔用一种无法听清的咕哝声念叨着祈祷。那个戴着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的人差不多被由一大群克格勃特工护送到了候机室的门边，他们要确保那人既不能传递也不能接取一张纸条或一只包裹。
　　最后抵达的是英国外交部的那位信使，他的手提箱用链子栓在他的左腕上。这一次，桑顿的工具盒放在了他自己的手提箱里面；他不需要任何人为他提携这只小箱子，因为他的箱子不能受到检查。
　　丹尼斯·冈特滞留在使馆内。三天后，当另一名装扮成信使的秘情局特工将进人莫斯科并递给冈特一本与他自己的名字——梅森相同的护照时，他将溜出去。在一个确切的同一时刻，两位梅森将在机场的集散大厅的不同卡口通过各种出境手续，而且英国航空公司将接到通知让两名梅森以一名旅客的价格登机。
　　但在那天下午，赴伦敦的旅客准时登上了飞机，这架英航班机于5 点15分飞离了苏联领空。
　　不久，那教士在飞机上站起来走到吸烟区，对那个戴着姜色假发和络腮胡子的人说：“尼古拉，我的朋友，你现在已经到了西方。”
　　然后他为他俩和外交部的信使买了香按。这个计谋成功了，因为麦克里迪已经注意到他本人、冈特和戈罗多夫全都长着相同的身材。
　　由于向西飞行节省了时间，他们于7 点刚过就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世纪大厦的一组人员，在接到马丁斯从莫斯科发来的通知后，正在机场等候着他们。他们一下飞机就被围起来并接走了。
　　作为一次让步，秘情局局长助理蒂莫西·爱德华兹同意麦克里迪把尼古拉·戈罗多夫带到他在阿宾顿的公寓里过夜。
　　“上校，恐怕真正的问讯必须在上午开始。一座相当不错的乡间房屋已经准备妥了。一切都齐备，我向你保证。”
　　“谢谢你，这我明白。”戈罗多夫说。
　　当乔·罗思接到麦克里迪的电话召唤后到达时，才刚过10点钟。他发现在麦克里边那套不起眼的公寓门口走廊里有两名秘情局的彪形大汉，在门厅里又有两名，这使他感到了惊奇。
　　当门铃按响时，麦克里迪应声来开门。他穿着休闲裤和羊毛衫，手里拿着一只威士忌杯。
　　“谢谢你过来，乔。进来吧。这里有一个人，我一直想让你们见面。”
　　他把乔引到了客厅。窗户边的那个人转过身来微笑了。
　　“晚上好，罗思先生，”戈罗多夫说。“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你。”
　　罗思站在那里好像浑身麻木了一般。然后他倒进了一把沙发里并接过了麦克里迪递过来的威士忌。戈罗多夫坐在了罗思的对面。
　　“你最好说一下，”麦克里迪对那位俄罗斯人说，“你比我知道得更多。”
　　俄罗斯人啜了一口酒，一边沉思着从何处开始叙述。
　　“波特金项目是在8 年前开始的，”他说。“原先的想法是由一名低级情报员提出的，但德洛兹多夫将军亲自接管了。这成了他自己的‘孩子’。其目的是把中情局的一名高级情报官诬陷成一名苏联安插进来的间谍，但采用的手法是一定要使人信服，且具有明显的铁证，以致没人会觉得是上当受骗。
　　“其长远的目的是造成美国中情局内部长期争斗，并由此摧毁职员的土气和挑拨与英国秘情局之间的关系。
　　“起初没有确定哪一名情报官作为目标，但经过对6 个人的考虑比较后，选中了凯文·贝利。这有两条理由。一是我们知道因为他的性格他在中情局内部并不是很讨人喜欢。二是他参加过越战，那是一个可能会被对方策反的地方。
　　“凯文·贝利在越南时被发觉是一名中情局特工，这纯属是例行的。你们知道，我们全都努力确认对方情报官的身份，仔细记录他的提升和成就。有时候，缺少提升也许会播下怨恨的种子，这样，一名聪明的招募员就会设法去策反。嗯，这你们是知道的，我们全都在这么做。
　　“与中情局一样，克格勃也不会轻易扔掉任何东西。每一份零星的情报，每一条琐碎的资料，都被仔细地保存起来了。当德洛兹多夫再次查验1975年西贡解放后越南人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时，他获得了突破口。你们的文件大多数被烧毁了，但在慌乱中仍有一部分幸存下来了。其中一份文件提到了曾为美国人工作过的一个叫阮文卓的人。
　　“这份文件是阮文卓生命的结束。他和他的表弟都被抓获——他们没能逃走。那个表弟被处决了，但阮文卓虽然遭到了长达几个月的刑审，却被送进了北越的劳改营。就是在那里，德洛兹多夫发现了他，在1980年时仍活着。在拷问下，他供认曾在越共内部为凯文·贝利工作。河内政府同意合作，于是拍照事宜就安排妥当了。阮文卓被从劳改营里带出来，并让他饱餐一顿，穿上了一套河内情报部门的上校军服。在越南人侵柬埔寨不久，那些照片被拍摄出来了。照片中的他与其他军官在一起喝茶。彻茶的服务员用了三名，全是河内的特工，然后他们带着那些照片被派往西方去了。此后阮文卓就被消灭了。
　　“其中一个服务员扮作了坐木船逃离越南的难民，到了香港后把他所珍藏的照片向愿意观看的英国官员大肆炫耀。最后，这张照片被没收了，并被送往英国——按原定计划。”
　　“我们送了一份复印件给兰利，”麦克里迪说，“作为一种礼貌的姿态。这张照片似乎没有价值。”
　　“德洛兹多夫已经知道贝利曾参加过凤凰项目，”戈罗多夫继续叙述。“他被我们在西贡的一名特工发现了。这名特工乔装成为外国人社区供酒的瑞典商人。而且德洛兹多夫获悉贝利曾去过美莱，因为贝利后来曾在起诉那位年轻军官的军事法庭上作证。在美国，你们的许多资料都是对公众开放的。克格勃获取到了这些情况。
　　“不管怎么说，改变贝利忠诚的一个似乎可行的方案形成了。他于1970年对东京的访问也被注意到并被记载下来了——纯属例行工作。德洛兹多夫只要向奥洛夫交待，他德洛兹多夫在某个日期亲自去过东京，去接管和操纵美国中情局的一名叛徒，而且当你们去核查时，日期是相同的。当然，那是后来添加进去的。
　　“从这一点开始，指控贝利的案子成立起来了，一步一步地。大概在1981年比奥特尔·奥洛夫被选为误导特工，此后他接受过培训和排练。乌尔琴科，自他愚蠢地反投诚回来至他死去之前，提供了你们美国人是如何对待投诚者的珍贵的信息。奥洛夫可作出充分的准备以避开圈套，击败测谎仪，并老是说一些你们要听到的话。不说太多，但足以使你们去核查，结果情况属实。
　　“在德洛兹多夫把贝利选为受害人之后，贝利被进行了广泛的关注。无论他去什么地方，都被记录下来了。在他获得提升并去欧洲和其他地方视察驻外情报站之后，那些银行账户建立起来了。一经发现贝利出现在欧洲的一个城市里，一个银行账户就立即开立了，总是使用他也许会选择的一个名字，如他的已婚小姨子的名字或者他的外婆的名字。
　　“德洛兹多夫准备了一名演员，长相酷似贝利，一接到通知就坐飞机过去并开立这些账户，所以银行的出纳员将在以后认出贝利就是那位客户。以后，大额款项被存进了这些账户，总是使用现金，总是一个操浓重的中欧口音的人。
　　“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随便谈论机密、无线电截听、电话窃听、技术出版物（你们美国的一些技术出版物是相当公开的）都归咎于贝利。即使是在莫斯科的你们自己使馆内的谈话也是遭窃听的——这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嗯，后来还有更多呢。
　　“德洛兹多夫所做的是改变日期。我们在80年代初才获悉的一些秘密情报，根据奥洛夫所称，被说成是在70年代中期获取的并怪罪于贝利。每次总是把时间作了调整，这样看起来似乎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这是因为我们有了中情局叛徒的协助，如此等等。
　　“但两年之前，德洛兹多夫尚缺少某些情况。他需要兰利内部的说法，只在大楼内所知的绰号，你自己的职业名字海斯，罗思先生。然后爱德华·霍华德投向了俄罗斯，于是德洛兹多夫万事具备了。他甚至还能说出迄今为止贝利所取得的无人知晓的一些成功，让奥洛夫演练成这些成就是经克格勃同意的，其目的是确保他们的间谍雀鹰能够得到提升。当然，这些成功并不是莫斯科所同意的，它们是贝利经过艰苦努力所获得的。
　　“最后，奥洛夫被允许投奔过来，而且用的是一种这么奇特的方法，这样他以后可以声称如果他以任何其他方式投诚，也许会遭到雀鹰的阻拦或出卖。同理，他不得不投向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英国人会向他盘问其他事情。
　　“然后他就投奔过来了，并在两名克格勃间谍被消灭之前揭发了他们。这全都是事先周密地安排好了。但看起来似乎在华盛顿泄漏了消息，把他汇报的详情反馈给莫斯科了。当顾客准备吞食诱饵时，他最后道出了中情局高级情报官中有一个苏联鼹鼠的消息。不是吗？”
　　罗思点点头。他看上去精神萎靡，形容柏槁。
　　“那次在阿尔康伯里基地里针对奥洛夫的暗杀行动。为什么？”他问。
　　“这是德洛兹多夫的多重保险措施。当然，他不知道关于我的情况。他只是想再增加一点证据。那名杀手是很厉害的，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女士。她得到的指示是去打伤，而不是打死奥洛夫，然后她自己设法逃走。”
　　房间里静了下来。
　　罗思凝视着手中的酒杯。然后他站起身来。
　　“我要走了。”罗思简短地说。
　　麦克里迪陪他走出去到了廊道并下了楼梯。在门厅里他拍拍美国人的背部。
　　“振作起来，乔。唉，这种游戏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的‘企业’在过去出过一些大岔子。要看到光明的一面。你可以回使馆去给局长发电报，汇报说事情全都理清了。贝利是清白的。”
　　“我想我要飞回去当面向他汇报。”罗思喃喃地说完就离开了。麦克里迪把他送到了公寓楼的门口，对他的朋友的沉默感到纳闷。
　　当麦克里迪回到他自己的房门前时，那两名保镖往旁边一站为他让了路，并在他的身后关上了门。在客厅里，他发现戈罗多夫坐在那里盯着一份《晚间报道》。他一言不发地把报纸从茶几上推过来，指点着第5 版上的几段文字。
　　警方潜水员今天在特丁顿水闸边的泰晤士河中打捞上一位美国游客的尸体。
　　据一位官方的发言人说，该尸体相信是于昨天夜间在伊顿附近落水的。死者的身份已被确认，名字叫凯文·贝利，是在伦敦度假的一位美国公务员。
　　据美国使馆说，贝利先生曾与一位朋友——使馆的一位二秘一起吃过晚饭。饭后贝利先生感到头晕，于是到外面去透透新鲜空气。他的朋友留下来结账。当他出来找贝利先生时，却没能找到他。等了一个小时后，他认为贝利先生已经独自返回伦敦去了。打了一个电话后发觉事情不是这样之后，这位朋友就报告了伊顿警方。夜晚对镇内作了一番搜寻，结果没有找到。
　　今晨警方的一位发言人在伊顿说，显然贝利先生曾沿着那条纤道散步，黑暗中他滑倒后落人河中。贝利先生不会游泳。格温·贝利夫人无法作出评论。她仍在该夫妇租用的公寓内服用镇静药物。
　　麦克里迪放下报纸凝视着房门。
　　“啊，你这个可怜的、倒霉的家伙。”
　　乔·罗思坐上午第一班飞机飞到华盛顿，去了在乔治城的那座庄园。他递上了他的辞呈，将于24小时后生效。在他离开之前，他提出了一个要求。中情局局长同意了。
　　那天晚上很晚时，罗思抵达了农场。
　　奥洛夫上校还没睡下，独自一人在与一台微型电脑下棋，但电脑显然更高明。电脑执白子；奥洛夫所执的不是黑子，而是红子。录音机正在播放1965年时的《探索者》歌曲集。
　　克罗尔先进来，往旁边一站，占据了墙边的一个位置。罗思跟着他进来后把门关上了。
　　奥洛夫抬起头来，脸上是迷惑的神情。
　　克罗尔盯着他，眼光空洞，脸上没有表情。他的左腋下有一件东西鼓了出来。奥洛夫注意到了这件东西，他迷惘地去看罗思。谁也没有说话。罗思只是用非常冷漠的眼光盯视着他。
　　奥洛夫的迷茫消退了，代之以出现了一种屈从的意识。谁也没有说话。
　　朱迪思·德拉姆那清纯的歌声充满了房间。
　　“再见吧，我真正的情人，这将是我们最后的道别……”
　　克罗尔的手朝旁边的录音机伸了过去。
　　“因为狂欢已经结束……”
　　克罗尔的手指按了一下停止按钮。于是寂静又回来了。奥洛夫说了一个单词，几乎是他抵达美国之后他所说的第一个俄语单词。他说：“Ko？”它的意思是：“谁？”
　　罗思说：“戈罗多夫。”
　　如同肚子上挨了一拳，奥洛夫闭上眼摇摇头，似乎不可置信。
　　奥洛夫去看他面前的棋盘，把一只指尖放到了他自己国王的王冠上。他推了一下。红子国王朝旁边倒了下去，棋手告输。新娘的代价已经付出并已接受了，但不会举行婚礼了。红子国王滚动一下就躺着不动了。
　　克罗尔拔出手枪。
　　“走！”他说。
　　比奥特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奥洛夫上校，这位勇敢者和爱国者站起身走进黑暗之中，去迎见创造了他的万能的上帝。
　
　
　
　
　
　　　

　　
幕间休息2
　
　　“嗯，这个，这全都很好，丹尼斯，而且令人难忘，”当星期三上午会议继续召开时，副局长蒂莫西·爱德华兹说。“但我们不由得自问：将来这些聪明才智还有用处吗？”
　　“恐怕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蒂莫西。”丹尼斯·冈特说。
　　山姆·麦克里迪靠着椅背坐着，让他们去嗡嗡地争论吧。他们是在谈论他，好像他已经成了一件家具似的，他们在谈论过去的某件事情，现在议题陷人了沉思，因为俱乐部里正在上红葡萄酒。
　　他去看窗户外面夏日晴朗蔚蓝的天空。那里是整个世界，另一个世界，而他很快就要加入其中。在那里他将不得不自我奋斗，失去了他自己的小圈子里的同事，失去了自他成年之后与之相处了大多数光阴的情报员们。
　　他想起了他的妻子。假如她仍然活着，他将会愿意退休与她相伴，在德文郡或康沃尔找一座海边小屋。有时候他曾经梦见过他自己的小渔船，在石砌的港池内微微晃荡着，不会受到冬天大风的侵袭，待到夏天时驶出去，为家里的晚餐带回来蟹、虾或滑溜溜闪闪发光的鲭鱼。在他的梦中，他的身份只是港池边上那座房子里的麦克里迪先生，或者与镇上的渔民们一起在当地那家舒适的小客栈里喝啤酒时仅仅是山姆。当然，这只是一个梦，当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的雨夜巷子里等待“接头”，或注视着一只死信箱以搞清附近没有埋伏，然后才走近去拾取里面的情报时，有时候会有这种梦想。
　　但妻子梅已经去世了，现在他在这个世界上孤身一人，周围只有那个微小的世界里的同志式的友谊，这些同事已经选择了为他们的国家服务并生活在阴影之中，在那里，他们的毁灭不是由于一次耀眼的光荣，而是被一支手电光照在了脸上和一队士兵的皮靴在砾石上踏过时的粗重的脚步声。这些他都遭遇过也全都幸存下来了，但他知道他无法在官僚手中幸存下来。
　　此外，他将孤身独居在东南部，远离那些在赫伯特克兰森的特种部队俱乐部里饮酒的其他老战友们。与在秘情局干了一辈子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是一个心灵上的孤独者，不善于结交新朋友，像一只老狐狸那样喜欢他所知道的隐蔽处而不是开阔地。
　　“我的意思很简单，”蒂莫西·爱德华兹正在说话，“那些溜进和溜出东德是过去的事情了。今年10月，东德将不复存在，即使现在它也只是名存实亡。与苏联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再也不会有投诚者了，只有贵宾……”
　　什么鬼话，麦克里迪沉思着，他真的已经上了那个当。而且当饥荒袭击莫斯科、那些强硬派人物逼近已经严阵以待的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时，会发生什么呢？没关系，自作聪明的笨蛋，你会看到……
　　他让自己的思绪飘游并想到了他的儿子。他是一个好男孩，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刚出校门，想成为一名建筑师。这对他有好处。他有一个漂亮的金发姑娘与他同居在一起——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是那样……没有必要对这位漂亮的姑娘进行安全审查。而且丹时常来看望他。这很好。但小伙子有自己的一种生活，有一份事业要去奋斗，有友情要去发展，有地方要去走、要去看，他希望那些地方将会比他曾经去见过的地方更为明亮、更为安全。
　　他希望在他的儿子还小的时候他能够多花时间与之相处，希望他能够躺在客厅的地毯上为他读童话故事使他进人甜美的梦乡。但他常把这种事情撂给了妻子梅，因为他出差了，待在某些凄凉的国境线上，盯视着铁丝网，等待着他的间谍从下面爬过来，或者倾听着意味那人永远不能见到了的警笛声。
　　他曾经干过和见过许多事情，去过许多地方。这些是不能与那个仍称他为爸爸的年轻人谈论的。
　　“我非常感谢，蒂莫西，因为你的提议从某种方式来说，正好说出了我要说的话。”
　　丹尼斯·冈特干得很好，使那些家伙静心倾听，而且在说话时他的信心不断增加。他是总部的一个人，是一个好人。
　　“因为，”冈特继续说下去，“山姆与我们的任何人同样明白，我们不能生活在过去的时代，不能一遍又一遍地咀嚼冷战。问题是，还有其他狂人在威胁着我们的国家，而且正在呈现增长的势头。高新技术武器扩散给第三世界独裁政权——我们全都确切地知道法国在向伊拉克出售什么东西——当然还有恐怖主义。
　　“在这方面……”他从档案员那里拿来一本厚厚的卷宗并翻了开来，“让我向各位提醒一下那次事件。它开始于1986年4 月，结束于1987年暮春，假如爱尔兰问题真会结束的话。这种事件以后很可能还会发生，把它们摆平将是秘情局的任务。让山姆·麦克里迪下岗？坦率地说，先生们，那是非常愚蠢的举措。”
　　西半球处处长和国内行动处处长点点头，而爱德华兹则对他们怒目而视。这种赞同是他所不需要的。但冈特不加理会，他开始阅读1986年4 月份的事件，这些事件后来触发了几乎占了1987年大半个春天的那个案件。
　　“1986年4 月16日，从锡尔特湾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斗机和从英国基地飞过去的战斗轰炸机，对的黎波里郊外的卡扎菲上校的私宅进行了轰炸。上校的居住区域被从”埃克塞特“号航母起飞的一架战斗机击中了。
　　“卡扎菲幸存下来了，但他的精神受到了刺激。当他恢复之后，他发誓要报仇，要像报复美国那样报复英国，因为我们允许美军F －ill 战斗轰炸机从我们的上黑福德和拉肯希思基地起飞。
　　“1987年初春，我们获悉卡扎菲打算如何对英国实施报复，这个案子交给了山姆·麦克里迪……”
　
　
　
　
　
　　　

　　
第三部 战争的创伤
第一章
　
　　德莫特·奥布赖恩神父通过传统的邮政渠道收到了来自于利比亚的那份信息。
　　这完全是一封普通的信件，假如任何人把它拆开——人们不会这么做，因为爱尔兰共和国不准私拆邮件——那么他们不会发现任何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内容。免费邮寄戳表明该信件来自于日内瓦，事实正是这样，而邮票旁的标志说明写信人在世界宗教委员会工作，其实不是。奥布赖恩神父在大厅内餐厅旁他的邮件孔里发现了这封信。这是1987年初春的一个早晨，他刚刚吃完早饭。他看了一下写给他的另四封信，但他的目光回到了来自日内瓦的那封信上。
　　信封的背面有一处淡淡的铅笔记号，这告诉他不能在公众场合拆开或放任不管。
　　这位教士朝走向餐厅的两位同事友好地点点头，回到一楼他自己卧室去了。
　　这封信打印在通常的信纸上。信件的内容友好而热情，抬头写着，“我亲爱的德莫特……”是一位从事神职工作的老朋友与另一位神职人员的说话口气。即使世界宗教委员会是一个基督教组织，但一位随随便便的观察者决不会认为路德教的一位牧师写信给碰巧是天主教神父的朋友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日内瓦的那位朋友向他问好，祝他身体健康，闲谈了一些关于世界宗教委员会在发展中国家里的工作。实质内容在信中的第三段。写信人说他的主教回想起上次与奥布赖恩神父的愉快的会面，并很乐意再次与他见面。信末署名很简单，只是“你的好朋友哈里”。
　　奥布赖恩神父若有所思地放下信件，通过窗户去眺望威克洛郡至布雷之间的绿色的田野，以及再远处的灰色的爱尔兰海的水域。海洋彼绵延起伏的山丘所隐藏，从桑迪蒙的这座古老的庄园房子看过去，即使布雷的塔尖也显得暗淡和遥远。但阳光明亮地照耀在他所喜爱的绿色的草地上。他对绿草地的喜爱如同他对海峡对面的仇敌的痛恨一样深切。
　　这封信引起了他的兴致。自从他访问的黎波里，去拜见利比亚的伟大领袖穆阿马尔·卡扎菲上校——即信中被称为“主教”的那个人之后，已经好长时间了，差不多两年了。
　　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珍贵的机会，但除了花言巧语、话声柔软和慷慨承诺之外，后来一件事情也没兑现。没有为爱尔兰事业提供一分资金或一件武器。最后，事情变得令人失望，当时负责安排会见的那个人，即现在签名为“哈里”的人，是利比亚国家安全局国外情报处处长，名叫哈基姆·曼苏尔，他对此事表示了抱歉。
　　现在又是这封信，一次召唤。虽然没有说明会见主教的具体时间，但奥布赖恩神父知道没有必要说。哈里的意思是“不得耽搁”。尽管阿拉伯人办事拖拖拉拉，但卡扎菲以这种方式发出召唤时，被召唤人就得去，如果他想得到赏赐的话。
　　奥布赖恩神父知道，他那些在爱尔兰事业中的可信赖的朋友确实需要那种赏赐。来自美国的资金已经减少了；爱尔兰政府，即被奥布赖思神父称为叛徒的那些人，经常性地呼吁不要给爱尔兰共和军资金和武器的援助，已经起到了作用。对来自于的黎波里的召唤不加理睬是不明智的。问题在于要找一个较好的借口，以便再次快速出行。
　　最理想的是，奥布赖恩神父能获得几个星期的休息。但他三天前刚从阿姆斯特丹返回，显然是去参加了那次“需要的战争”研讨会。
　　当他在欧洲大陆期间，他曾溜出阿姆斯特丹，使用他早先存放在乌德勒支的资金用假名长期租赁了两套公寓，一套在荷兰罗尔蒙德，另一套在西德明斯特。这些公寓以后将成为那些年轻的勇士们的安全房，他们要到那里去执行打击敌人的行动。
　　旅行，对奥布赖恩神父来说，是他的生活中的一个经常性的部分。他的教会从事传教及促进耶稣教广泛联合的工作，而他是该教会组织的国际秘书。这是进行那种战争的最佳身份掩护。不是“需要的战争”，而是反击英国人的战争。自从多年前他在伦敦德里捧住那个临死的年轻人的破裂的头颅，看见英国伞兵跑向街头、做了祈祷，并立下了他的教会和主教所不知晓的他自己的另一个誓言之后，反抗英国人已经成了他的职业和生活。
　　从此以后，他已经积聚起对海峡对面那些人的深仇大恨，并把自己的工作贡献给了爱尔兰事业。10年来他一直是当地爱尔兰共和军的主力国际“协调人”。他已经筹集了资金，把经费从一个隐蔽的银行账户转移到另一个，制作了假护照，安排了安全接取和储存塑胶炸药和跳动开关。
　　在他的帮助下，在伦敦摄政王公园和海德公园的那些炸弹把那些年轻的管乐队队员们炸得四分五裂；在他的协助下那辆装有尖刀的马车在伦敦哈罗兹旁边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刺破了行人的肚子，割断了他们的肢体。他对于必须这么做而感到遗憾，但又认为这是正义的。他将在报刊上看到这些事件的报道，并在庄园的电视室里与他那些吓得心惊肉跳的同事们一起观看电视新闻播放；而且当教区里的同事相邀时，他照样能以平静的心灵去主持弥散仪式。
　　在那个春天的上午，他的问题已被《都柏林报》上的一份小小的声明所解决。这份声明他在喝早茶时已经读过了，现在仍放在他的床上。
　　他的房间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室，而且他还有自己的电话。他打了两个电话。在打第二个电话时，他得到了热情的答复并被邀请参加已在报纸上宣布过的那个朝觐团活动。然后他去见他的上司。
　　“我需要那种经历，法兰克，”他说。“如果我留在办公室里，电话老是响个不停。我需要安静和时间去祈祷。如果你能同意，我倒是愿意去的。”
　　上司看看那份日程并点了点头。
　　“带上我的祝福，德莫特。你在那里要为我们大家祈祷。”
　　朝觐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奥布赖恩神父知道他不需要报告军事委员会请求他们的同意。当他回来时能带来消息，那样会更好。如果没有消息，那也没有必要去麻烦军事委员会。他发了一封信给伦敦，付了额外的加快费以确保能24小时随时投递。他知道该信件能在三天内抵达利比亚人民办事处——利比亚政府对其大使馆的称呼。那样能使的黎波里有足够的时间作出他们的安排。
　　朝觐以在诺克的那个爱尔兰圣殿里的弥散和祈祷开始，然后移到香农机场并租了一架喷气飞机飞到了法国比利牛斯山山脚旁的卢尔德。在那里，奥布赖恩神父偷偷地离开由俗人、修女和牧师组成的朝觐团，在卢尔德机场登上了一架等待着他的小型包机。4 个小时以后，飞机把他扔在了马耳他瓦莱塔，在那里他将由利比亚人接管。他们那架没有标志的公务喷气机降落在锡尔特外面的一个小型军事基地里，距这位爱尔兰教士离开香农机场正好u 个小时。温文尔雅的哈基姆·曼苏尔在那里迎接他。
　　因为要急于返回卢尔德并重新加入朝觐团，所以没有时间安排他与卡扎菲上校的会见。实际上也根本没有这种打算。这是一项一直由曼苏尔独自负责处理的行动。这两个人在基地腾出来的一个房间里会谈了，外面围着曼苏尔的私人保镖。会谈结束时，爱尔兰人抓紧时间睡了几个小时，然后他经过马耳他回卢尔德去了。他很激动，他所获得的消息，如果能实现，将使他的事业获得一次巨大的突破。
　　哈基姆·曼苏尔落实了三天以后与伟大的领袖的会见。与往常一样，他是在最后的时刻接到了召唤的通知，让他去卡扎菲当天所在的地方。自从上一年遭到轰炸后，利比亚的领导人比过去更频繁地变换住所，越来越多地在离的黎波里一小时车程的沙漠里生活。
　　那天他正处于曼苏尔在私底下称之为“贝督因人的状态”。斜躺在他的沙漠营地一顶华丽的大帐篷内一堆靠垫上面，身穿一件宽松的白袍。他显得没精打采，与往常一样，一边在听取两位盘腿坐在他面前的神情紧张的部长的情况汇报。这两位部长是在城市里生长的，显然更愿意坐在办公桌后面。但如果伟大领袖的念头是他们应该蹲坐在地毯上的坐垫上时，他们将蹲坐在垫子上。
　　卡扎菲注意到曼苏尔进来了，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在一边坐下等待。当部长们退出后，卡扎菲喝了一口水，并让报告事情的进展。
　　这位年轻的情报官实事求是不加夸张地作了一番汇报。与利比亚领导人身边的所有人一样，他也对穆阿马尔·卡扎菲感到敬畏。那人是一个谜，人们对谜总是感到敬畏的，尤其是这个人只要一挥手就可立即要了你的命。
　　曼苏尔知道，许多外国人，尤其是高层次的美国领导人，相信卡扎菲疯了。他，曼苏尔知道穆阿马尔·卡扎菲一点也没疯。如果那个人精神错乱，那么他根本不可能在这块动乱的、支离破碎的。充斥暴力的国土上占据了18年的最高权力。
　　实际上，他是一个阴险、老练的政治艺术家。他曾经犯过错误，着迷于他自己的幻想，主要是关于在他自己国家外部的那个世界，以及他在那个世界里的位置。他真的认为他是一颗孤独的超级巨星，占据着世界舞台的中央。他真的相信，当他鼓动国外的千百万人民群众推翻他们的领导人并在纯化伊斯兰的事业中要接受他的惟一的最高领导权时，他那冗长的、喋喋不休的演讲已被这些人们所接受和崇敬。在他的随从人员中，没人敢于对此提出异议。
　　但在利比亚国内，他没有遇到过挑战，而且实际上他是不可挑战的。他依赖于一小圈知心密友为他出谋划策。他有各个部长们，但他的内层高级顾问，除非他怀疑其中有人不忠，是出主意和行使真正权力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关于“国外”那个神秘的地方。这方面，在英国公学受过教育的哈基姆·曼苏尔是专家。曼苏尔知道卡扎菲有一处性格上的弱点。这得到了证明，在早些年，这位国家安全局国外情报处的头头亲手处决了躲在欧洲隐藏地的卡扎菲的三名政治对手，从而证明了他的效忠。
　　对这位贝督因独裁者仍需要谨慎对待。有些人采用的方法是花言巧语、阿谀奉承。曼苏尔怀疑卡扎菲会接受这种溜须拍马而只是有保留地相信。他自己的接近方法是令人尊敬的，但他不对事实加以修饰。他仔细地选择着阐述事实所使用的词句，而且肯定没有把事实和盘托出，那等于是自杀，但他怀疑在那梦幻般的微笑和几乎是女子般的手势背后，穆阿马尔·卡扎菲想听到事实真相。
　　1987年4 月的那一天，哈基姆·曼苏尔向他的领导人汇报了爱尔兰教士的来访以及他们的讨论。在他的述说过程中，卡扎菲私人医疗组中的一位医生，原先一直在一个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搅拌着一服药剂，这时候走过来把那只小杯子递给了卡扎菲。利比亚领导人吞下药物后挥手让医生离开。那人收拾起他的医药用品，几分钟后走出了帐篷。
　　虽然自美国的战斗轰炸机摧毁他的住处之后已经过去了一年，但穆阿马尔·卡扎菲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仍然遭受着偶尔的噩梦的侵袭和过度的精神紧张的影响。那医生刚才给他服下的是一种镇静剂。
　　“那种材料各分一半——这能接受吗？”他问道。
　　“教士会报告那种条件，”曼苏尔说。“我相信军事委员会会同意的。”
　　“那么美国大使之事呢？”
　　“也一样。
　　卡扎菲叹了一口气，好像肩头上承担着太多的世界事务。
　　“还不够，”他梦幻般地说。“还应该更多些。在美国的本土上。”
　　“搜查在继续，阁下。问题依然相同。在英国存在着爱尔兰共和军，他们强烈要求去为你的正义复仇效劳。那些异教徒将按你的旨意去摧毁异教徒。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使用爱尔兰共和军作为卡扎菲对英国复仇的渠道和工具的主意，其实是由曼苏尔想出来的，但卡扎菲现在相信这个见解是他的，是他在安拉的鼓励下想出来的。曼苏尔继续往下说：“在美国没有可被同样使用的在位的游击队网。搜查还在进行。你的那些复仇工具会被发现的。”
　　卡扎菲点了几次头，然后挥挥手示意会见已经结束。
　　“把这事办好。”他轻柔地说。
　　收集情报是一项奇怪的业务。一次漂亮的行动极少能够提供所有的答案，更不用说解决所有的问题了。搜索那个单一的、奇妙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典型的美国人的特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那幅图案出现了，似乎一个拼图字谜正被仔细地拼合起来，一件一件地。通常，最后的十几件永远不会出现；一名优秀的情报分析员能从各种碎片的鉴定和比较中确定该图案。
　　有时候，这些碎片本身并不是来自于正在研究的那张拼图，而是来自于其他方面。有时候，这些碎片本身就是不真实的，它们永远不能像一幅真正的拼图那样每一片与每一片能够清晰地吻合起来。
　　世纪大厦，即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里的一些人是拼图的专家。他们通常总是伏案工作；情报收集员和外勤特工，是把情报碎片带来的人。分析员们努力把它们拼装起来。4 月底之前，一个新的谜面的两块碎片抵达了伦敦的世纪大厦。
　　一件来自于卡扎菲服药时在帐篷里的那位利比亚医生。那人曾有一个他非常钟爱的儿子。小伙子在英国读书，将来想当一名工程师，但利比亚国安局接近了他，建议如果他爱他父亲他就应该为伟大领袖执行一项任务。他们交给他去安放的那颗炸弹提前爆炸了。失去了儿子的父亲把悲痛藏在心底里，并以他在穆阿马尔·卡扎菲宫廷里工作人员的身份把他所能得到的情报传递给英国人。
　　他的报告是他在退出帐篷前所听到的一次谈话的一半。该报告不是通过在的黎波里的英国使馆传递，因为使馆被日夜监视着。而是送往开罗，是一个星期后到达的。从开罗它被送到了伦敦，因为相当重要，所以它被直接交到了秘情局头头那里。
　　“卡扎菲想干什么？”局长在听取了报告后问道。
　　“听起来似乎他答应了要把炸药和武器作为一件礼物送给爱尔兰共和军，”蒂莫西·爱德华兹说，他刚刚在这个月里由局长助理升为副局长。“这至少应该是这次偷听到的谈话的惟一的解释。”
　　“他是如何答应赠送的？”
　　“显然是通过一名飞到利比亚去的爱尔兰教士。”
　　“我们知道是哪一个教士吗？”
　　“不知道，先生。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教士。有可能是军事委员会一名成员用的一种身份掩护。但赠送似乎是来自于卡扎菲。”
　　“好。嗯，我们必须查明这位神秘的牧师的身份。我要告诉MI－5 局，并了解一下他们是否知道任何情况。如果该教士在北方，那么他属于他们的范畴。如果他在南方或其他地方，那么由我们去对付他。”
　　MI－5 局即英国保安局，是反间谍机构，负责在英国领土北爱尔兰的反恐怖任务。秘情局主管各地，包括爱尔兰共和国，即南方的情报或进攻性的反情报行动。
　　当天，秘情局局长与他的同事——MI－5 局总局长一起吃中饭。坐在饭桌上的第三个人是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他的工作是向不管部发出警告。两天后，MI－5 局的一次行动结果带来了那幅拼图的第二片情报。
　　这事原先根本没有预见到，这只是工作中的某一次偶然的好运气。一名年轻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驾着一辆行李箱内放着一支阿马利特步枪的轿车，出乎意料地遇上了一处由皇家北爱尔兰警察设置的路障检查站。小伙子犹豫了一下，担心车上的步枪会使他在梅兹监狱里蹲上几年，于是他试图闯过关卡。
　　他差不多就成功了。假如他经验更丰富些，他也许可以成功，在这辆偷来的汽车窜上前来时，路障处的那位中士和两名警察不得不跳到了一边。但站在后面的第四名警官端起他的步枪，朝疾驰而去的那辆轿车发射了四颗子弹。其中一颗子弹击穿了小伙子的头颅。
　　他只是一名送信的小青年，但爱尔兰共和军认为他应该获得一次享有军荣的厚葬。葬礼在死者家乡的村庄举行；那是在南阿马的一个小地方。那个悲痛万分的家庭得到了新芬党主席格里·亚当斯的抚慰并被要求做一件好事。他们是否同意让一名来访的教士作为该家庭的多年老朋友，代替教区牧师主持葬礼仪式？这个家庭的成员全都是强硬的共和党人，且有另一个儿子因谋杀罪而被判终生监禁，他们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仪式及时地由德莫特·奥布赖恩神父主持了。
　　关于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在北爱尔兰被埋葬时的一个小小的已知事实是，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人往往把葬礼作为一次会面的机会，互相交流情况。仪式受爱尔兰共和军“铁杆人员”的极为严密的控制。每一位哀悼者——男人、女人和孩子，全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坚定的拥护者。在南阿马、费尔马纳和南泰隆，有些小村庄的全体村民都是狂热的支持者。
　　即使在仪式中使用了电视摄像机，但爱尔兰共和军的头头们能避免被观众分辩出他们说话的口型变化，从而轻声低语地讨论计划、作出决定、交流信息，或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处于经常性的监视之下。一名英国士兵或皇家北爱尔兰警察，即使想走近参加葬礼的人群，也会引起一场骚乱甚至是那名士兵或警察被杀死，这种事情已经有过证明。因此，监视的手段是长焦距的照相机，但这种设备无法听到从嘴边咕哝出来的谈话声。所以爱尔兰共和军常利用神圣的葬礼来计划进一步的破坏行动。英国人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很快行动起来了。有人曾说过，一名英国绅士所获悉的最重要的事情，正是在它停止作为最重要事情的时候。所以英国人对棺材实施窃听。
　　葬礼前夜在巴里克莱恩，两名穿便衣的英国特别空勤团士兵闯进了摆放着那口空棺材的葬礼厅。那具尸体，按爱尔兰传统，仍摊放在街那边那户人家的前厅里。其中一名士兵是电子专家，另一名是熟练的木匠和漆匠。一个小时之内，那只窃听器被植入了棺木里面。窃听器的使用寿命不长，因为次日午前它将被埋入地下6 英尺处。
　　第二天，在村庄上面山腰上的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特空团官兵们监视着这场葬礼，一架镜头像火箭筒那样的照相机拍摄了在场的每一张脸面。另一名战士监听着来自棺材木料中那件设备发出的声音；现在灵枢正穿越村里的街巷进人教堂。那件设备录制了整个葬礼仪式的声音，战士们注视着那口棺木重新出现并被送往那处空墓穴。
　　那教士的黑色长袍在晨风中翻卷着，他拖长音调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把一撮泥土撒在了正被吊下去的棺材上。泥土落到棺木上的声音把负责监听的士兵吓了一跳，声音太响了。在墓穴上方站在德莫特·奥布赖恩身旁的那个人是英国人所知道的，他是爱尔兰共和军军事委员会的副总参谋长。他们低下头颅，隐藏着嘴唇开始说话了。
　　他们说话的内容被录人到山腰上的那盒磁带里。录音磁带被送到阿尔德格罗夫机场，然后又送到了伦敦。这只是一次例行的行动，但其结果非常重要。奥布赖恩神父向军事委员会详细汇报了卡扎菲上校的赠礼事宜。
　　“有多少礼物？”两天之后在伦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安东尼爵士问到。
　　“20吨，安东尼。那是他要提供的。”在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看完之后，MI－5 局总局长即合上卷宗把它放回到他的公文箱里了。那盒磁带没出现在这里。安东尼爵士是个大忙人，他所需要的只是阅读情况的梗概。
　　那盒录音带已在伦敦的MI－5 局放了一天多，专家们正在抓紧工作。音质当然是不好的。一个原因是，窃听设备是通过棺木中一条半厘米的缝隙来努力倾听话语的，而且谈话开始时棺材正被吊下墓穴。另一个原因是现场混有各种杂音：那个死者母亲在旁边的号哭声，清风吹过空墓穴和吹动教士长袍而发出的飒飒声，戴着高筒黑礼帽头盔的爱尔兰共和军仪仗队朝空中发射三颗空炮弹时的劈啪声。
　　广播电台肯定会认为该磁带录的是一团乱糟糟的声音。但这盒音带决不是用于广播。况且，电子强声的技术已经相当先进了。声学工程师们仔细地区分出那些背景杂音，把话语声“提升”至一个不同的频率模式并把它们与所有其他声音分离出来。主持仪式的教士以及站在他身边的军事委员会人员的讲话声肯定得不到演讲大奖，但他们所说过的话已经是够清晰的了。
　　“那么条件呢？”安东尼爵士问。“肯定还有条件吧？”
　　‘役有，“总局长说。”在这20吨军火中，一般将包括机关枪。步枪、手枪、手榴弹、迫击炮、定时炸弹和火箭筒——很可能还有捷克式RPG －7 冲锋枪。再加上两吨塑胶高爆炸药。这当中一半肯定被用于一场在英国本土上的爆炸战役，包括有选择的暗杀，其中包括行刺美国大使。显然利比亚人坚持要搞成那项行动。“
　　“朋友，我要你把这些材料都交给秘情局，”安东尼爵士最后说。“请不要在部门之间扯皮。全力配合，全方位。这事可能会是一场海外行动，是他们秘情局的管辖范畴。从利比亚到爱尔兰海岸某个凄凉的小海湾，这将是一次国外行动。我要你给他们以绝对的合作，从你往下。”
　　“没问题，”保安局总局长说。“他们会得到配合的。”
　　夜幕降临前，秘情局局长及其副手蒂莫西·爱德华兹在他们的兄弟机构位于柯桑街的总部里听取了详细和全面的情况传达。例外地，局长准备承认，他要把北爱尔兰的信息与那位利比亚医生的报告进行核实。通常，谁也休想从他那里挖出关于秘情局在国外财产的一丝一毫口风，但这次情况特殊。
　　他提出来，并得到了他想要的合作。MI－5 局将加强监视爱尔兰共和军军事委员会的那个人，肉眼监视和电子监控。只要奥布赖恩神父在北方，也同样对他实施监控。当他回到爱尔兰共和国去时，将由秘情局接管监视。对在墓穴边谈话中被提及过的那个人的监视也将加倍予以实施，那人是英国的保安机构所了解的，但从来没有受到过指控或遭到过监禁。
　　局长命令他自己在爱尔兰共和国的谍报网密切注意奥布赖思神父的返回，对他进行盯梢，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他坐飞机或坐船去国外时，要立即报告伦敦总部。
　　回到世纪大厦后，局长召来了山姆·麦克里迪。
　　“阻止它，山姆，”他最后说。“在利比亚或在转运途中阻止其源头。这20吨东西决不能进去。”
　　山姆·麦克里迪在黑暗的影视室里坐了几个小时，观看在葬礼现场拍摄到的录像。带子播放了在教堂里的整个仪式，然后镜头转向了外面的墓地，出现了站在那里以防任何人走近的一些爱尔兰共和军的卫兵。他们全都戴着连面具的黑色高筒礼帽，无法辨认出面容。
　　当送丧的人群出现在教堂的门廊并向那个空墓穴走去时，其中有6 个蒙面人抬着灵枢。麦克里迪让技术员把音和像调成同步。没有说过任何可疑的话，直至那教士弓着头站在爱尔兰共和军军事委员会的那个人身边。那教士曾有一次扬起头来向正在哭泣的小伙子的母亲说了几句表示安慰的话。
　　“停住镜头，拉近画，增强图像。”
　　当奥布赖恩神父的脸面占据了屏幕时，麦克里迪盯着看了20分钟，记住了每一个特征，直至他能够在任何地方认出这张脸。
　　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关于那个教士报告他的利比亚之行的那部分录像的文字说明。后来他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凝视着一些照片。
　　穆阿马尔·卡扎菲是其中之一，照片中他那膨松的黑头发在他的军帽下鼓了出来，说话时嘴巴半张着。另一个人是哈基姆·曼苏尔，正从在巴黎的一辆轿车里下来，穿着做工讲究的萨维尔罗西服，精通英语，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长得英俊潇洒，一副大都市里人的派头，而且阴险残忍。第三个是爱尔兰共和军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作为一名遵纪守法的新芬党当地政府的官员，在贝尔法斯特向公众发表演说。还有第四张照片，那是在坟墓边被提及过的、军事委员会可能派去接管和执行这项行动的人，也是奥布赖恩神父必须用信件向哈基姆·曼苏尔推介的那个人。英国人知道，他原先是爱尔兰共和军南阿马旅的司令员，现已脱离地方性工作转而负责特别行动，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老练、残酷无情的杀手。他的名字叫凯文·马奥尼。
　　麦克里迪盯着这些照片看了几个小时一努力想从脸面上猜测他们的思维。如果他想战胜他们，他就必须猜透他们的思路。目前是他们拥有优势。假设麦克里迪知道他们不但要做什么，而且怎么做，以及什么时候做。他知道第一点，但不知道第二和第三点。
　　他有两个优势。他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他们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而且他能够认出他们；但他们不认识他。或者曼苏尔认识他的脸吗？那利比亚人曾为克格勃效劳过，而俄罗斯人知道麦克里迪。他们是否向那个利比亚人描述过骗术大师的脸面？
　　局长不准备冒这个风险。
　　“对不起，山姆，你自己绝对不能进去。我不管你的脸面存在他们档案里的可能性也许只有百分之一，但我的答案是不行。不是我们的私人感情的事，但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活捉。我可不想再发生一次巴克利事件。”
　　威廉·巴克利是中情局驻贝鲁特情报站站长，被伊斯兰真主党活捉了。他缓慢地、隐蔽地死去了。那些狂热分子最后给中情局寄去了一盒录像带，录有他们把他折磨死的整个过程的录像。当然，他已经吐露了，全都吐露了。
　　“你必须去另找一个人，”局长说。“愿上帝保佑他。”
　　于是麦克里迪去翻阅档案了。经过往前往后的不断筛选、分类、考虑和否定，最后他选中了一个名字，一个“可能”的人。他带着那个名字去找副局长蒂莫西·爱德华兹。
　　“你疯了吗，山姆？”爱德华兹说。“你知道他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MI。5局对他恨之入骨。我们正在与他们合作，而你却提出这个……变节分子。该死的，他实际上是一个叛徒，一个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人。我们决不会去雇佣他。”
　　“说得对。”山姆平静地说。爱德华兹改变了立场。
　　“但他从来没为我们工作过。”
　　“他也许会的。”
　　“给我说一条他为什么会为我们工作的理由。”
　　麦克里迪说了一条理由。
　　“嗯，”爱德华兹说，“根据档案记录，那人是一个局外人。使用他是禁止的。绝对禁止。清楚了吧？”
　　“完全清楚了。”麦克里迪说。
　　“从另一方面来说，”爱德华兹补充说，“你可以按你自己的本能行事。”
　　当麦克里迪离开办公室时，爱德华兹把手伸进书桌下面关去了隐藏在那里的一台录音机。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没被录进去。用这种方法可以创建长久的、辉煌的职业生涯。
　　麦克里迪已经从一位老朋友，即负责安装的那位工程师那里了解了这台录音机，现在他朝廊道走过去，口中喃喃地说着：“好吧，老狐狸，现在你可以编辑了。”
　　他对爱尔兰共和军不抱任何幻想，那些小报记者们把爱尔兰恐怖小组描写成偶尔搞成一些行动的一群白痴，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
　　以前，如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时期，或许确实是那么一回事，当时的爱尔兰共和军领导层由一帮白痴般的中年人所组成，他们穿着风雨衣，携带着小口径手枪，在后街的车库里制作上炸弹。那时候可根据他们的行踪把他们“分辨”出来并予以制止。但是与往常一样，那些政治家们又搞错了，他们低估了危害。认为那些炸弹无非是民权运动的延伸。那种年月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到了8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已经锻炼成长了，发展成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恐怖组织之一。
　　他们具有四项基础，要不然没有任何恐怖组织可像他们那样存活20年。
　　首先，他们得到了一部分部落的支持，由此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招募到新人，以替补那些已死的和“已走”的——进监狱的。虽然他们拥有的参加行动的恐怖分子数目从来没有超过150 人，能够提供安全房、军火储存库和技术援助的积极支持者的数目也许从来没有超过那个数字的两倍；而且虽然他们已经死去了一百多人，另有几百人“已走”了，但是来自北方和南方的那些死硬的共和派社区的年轻的新手们填补了他们的空缺。招募的渠道永远不会干涸。
　　其二，他们在南方，即爱尔兰共和国，有安全的隐蔽处，由此他们可对由英国统治的北方开展行动。尽管许多人永久地居住在北方，但南方总是可以进去的，进去之后一名遭通缉的恐怖分子就可躲开追捕并消失。假如北爱尔兰是一个孤岛的话，爱尔兰共和军早在多年之前就已经被解决掉了。
　　其三，他们确立了目的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定的斗争精神。60年代末，那些为把他们的岛屿变成一个单一的联合爱尔兰并在统一的基础上实施民主统治的狂热的理想主义的老一辈领导人已被清退出去了。在他们的位置上崛起了一批强硬的狂热分子，他们老练、狡猾、受过教育、善于开动脑筋掩盖其残忍的一面。这些新一代的领导人是想建成一个联合的爱尔兰，没错，但要在他们的领导下，而且要按照他们的社会理论，这一点他们仍隐瞒着不让他们的美国捐款人所知道。
　　最后，他们已经建立起经常不断的资金来源渠道，这是一个恐怖组织或一场革命运动的血液。早年，这是一个依靠波士顿的一些酒馆捐款和偶尔对本地银行的抢劫的问题。到80年代的中期，他们控制了一个全国性的餐饮俱乐部、非法职业和“正常的”犯罪企业网络，每年为开展恐怖活动提供了滚滚财源。在他们明白了资金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明白了内部保密和严格分工的重要性。早先的说话太多和喝酒太多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阿基利斯的脚踵体现在武器方面。有钱购买是一回事，用钱去换回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筒或地对空导弹是另一回事。他们曾有过成功，他们也曾有过失败，他们曾尝试过许多行动，为的是把武器从美国运过来，但常被联邦调查局抢在了前头。他们曾经克格勃同意，经由捷克斯洛伐克从东欧集团运进武器。但自戈尔巴乔夫先生上台之后，苏联对西方恐怖组织的交易已经减少，最终停止了。
　　他们需要武器，麦克里迪知道；如果对方能提供，他们将派出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员去接取。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驾车离开克里克莱德镇，穿过没有标志的县界，向格洛斯特郡驶去。
　　那座经改装的谷仓就在他被告知的地方，隐藏在一条小路边，是一座古旧的科茨沃尔德式石头房子，原先曾关过牛羊，堆放过干草。这座安静的乡间房屋被改造得很好，四周围着一道石砌的围墙，花园里春天的花朵鲜艳夺目。麦克里迪驶进大门，在木门外面停了下来。一位正在编织花边的年轻漂亮的女士，放下手中的篮子站了起来。
　　“你好，”她招呼说，“你是来看地毯的吧？”
　　这么说，他想道，他把出售地毯作为一项副业了。也许关于那些图书销路不好的说法是真实的。
　　“不，恐怕不是，”他说，“其实我是来看汤姆的。”
　　她的笑容减退了，一丝疑云出现在她的眼神里，好像她以前见过他那样的人进入她丈夫的生活，并且知道他们意味着麻烦。
　　“他正在写作。在花园尽头他的那间棚屋里。过一个小时他可以完成了。你等着好吗？”
　　“好的。”
　　在明亮的、挂着印花布窗帘的客厅里，她为他倒了咖啡，于是他们等待着。谈话冷下来了。一个小时后，他们听到一阵脚步声从厨房那里传过来。她跳了起来。
　　“尼基·”
　　汤姆·罗斯出现在门边，他停住了脚步。他的微笑没有闪烁，但他的眼睛由于捕捉到麦克里迪而变得警觉了。
　　“亲爱的，这位先生来看你。我们一直等待着。你要咖啡吗？”
　　他没去看她，只是盯住他的客人。
　　“好的，咖啡最好了。”
　　她离开了。麦克里迪作了自我介绍。罗斯坐了下来。档案记录上说，他今年33岁，但没说他看上去身体非常结实。没有必要这么说。
　　汤姆·罗斯曾是英国特别空勤团的一名上尉。三年前他退伍离开军队，与尼基结婚并在克里克莱德西部买下了一座老旧的谷仓。他自己动手进行了改建，每天和砖头、水泥、梁架、门窗和雨水管打交道。他已经把粗糙的杂草地平整成光滑的草坪，设置了花房，砌起了围墙。那是白天的工作，晚上他从事写作。
　　当然，那肯定是一部小说。根据保密法，纪实作品是禁止的。即使是小说，他的第一本书已经使得位于柯桑街的MI。5局总部勃然大怒。那本书描写的是北爱尔兰，是以一名隐蔽战士的观点来叙述的，把MI－5 局的反谍报行动描述得一团糟糕。
　　英国的当局对那些忠心耿耿的人是相当客气的，而对于那些似乎转变了立场的人则是毫不客气的。汤姆·罗斯的小说最终还是找到了一家出版商，并取得了适度的成功，这对于一个没有名气的作家的第一本小说来所，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出版商已经约了他的第二本书，那就是他现在正在写作的。但从柯桑街传出来的话是，前特空团上尉汤姆·罗斯是一个局外人，在他们的范围之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接近他、理睬他或帮助他。他知道这一点，也没加理会。他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新的天地，配之以他的新家和新婚妻子。
　　尼基端来了咖啡，注意到这种气氛，就离开了。她是罗斯的第一任妻子，但罗斯并不是她的第一位丈夫。四年前，在西贝尔法斯特的一条简陋的街道上，汤姆·罗斯蹲伏在一辆面包车后面，注视着他的战友奈杰尔·奎德像一只穿上了盔甲的巨蟹那样缓慢地蹒跚着走向前方100 码处那辆红色的福特牌轿车。
　　罗斯怀疑轿车的行李箱里有一颗炸弹。一次有控制的定向引爆可清除这个隐患，但高级军官要求尽可能拆除炸弹的引信。英国人知道在爱尔兰的每一个爱尔兰共和军炸弹制作人的身份，每一个人都因为组装时的方式不同而留下了其特有的“签名”。如果炸弹爆炸，那份签名就会被炸毁，但如果在拆除引信后得到它，它就会提供许多信息。炸药来自何方、起爆器、雷管、也许还有指纹。而且即使没有指纹，通常也能知道是哪一双手把这枚炸弹装配起来的。于是奎德，他的学生时代的老朋友，走向前去，他的身体因为裹着盔甲而显得举步维艰，他要去打开行李箱并试图拆下炸弹的引信。他失败了。行李箱盖打开了，但炸弹安在盖子下面的内侧。奎德正在往下看，半秒钟时间是太长了。当白昼的天光照在感光电池上时，那颗炸弹爆炸了。奎德虽然穿上了盔甲，但炸弹炸飞了他的头颅。
　　罗斯去安慰了那位年轻的寡妇。后来安慰演化成同情，同情转变成爱情。当罗斯向她求婚时，她提出了一个条件：离开爱尔兰，离开军队。当她看到麦克里迪时，她已经怀疑到了某种事情，因为她以前见过像他那样的人。那是安静的人，总是安静的人。那天是一个安静的人来找奈杰尔，请他去西贝尔法斯特那条简陋的街道。
　　在外面的花园里，尼基把锄头狠狠地砸向了野草，屋子里他的男人正与那个安静的人在谈话。
　　麦克里迪说了10分钟。罗斯倾听着。当秘情局特工说完时，前特空团军人说：“看外面。”于是麦克里迪去看外面。肥沃的农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一只鸟儿在歌唱。
　　“我已经在这里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远离那种脏事，远离那些罪恶。我已经退出了，麦克里迪先生。完全退出了。难道柯桑街没告诉过你？我已经使自己没人来理睬了。一种新的生活，一个新婚妻子和一个新的家园，即使靠写书也能过上一种粗茶淡饭的生活。我为什么还要回去呢？”
　　“我需要一个人，汤姆。一个地面人员，深入进去。能以一种良好的身份掩护去中东活动，一张他们所不知道的脸面。”
　　“另找一个吧。”
　　“那一吨高爆塑胶炸药，如运到这里英格兰，分成sic 个两公斤装的包裹，会炸死另外100 个奈杰尔·奎德，和另外的1000名玛丽·菲尼。我要努力去掐断它的运输，汤姆。”
　　“不，山姆。不，不是我。为什么要我去呢？”
　　“他们让一个人去负责接运，他们那一边的。我认为是一个你所认识的人。凯文·马奥尼。”
　　罗斯的表情僵住了，似乎他受到了一次打击。
　　“他会在那里吗？”他问道。
　　“我们相信他会去负责那件事。如果他失败，那么他就毁灭了。”
　　罗斯长时间地注视着外面的景色。但他看到的是另一处乡间，一片深绿色的但料理得不好的乡间；他也看到了一座车库前厅；他还看到了路边的一具小孩尸体，那曾经是一个叫玛丽·菲尼的小姑娘。他起身走到了外面。麦克里迪听到一阵低沉的说话声和尼基的哭泣声。罗斯回来后开始去准备一只旅行袋。
　
　
　
　
　
　　　

　　
第二章
　
　　对罗斯的情况介绍用了一个星期时间，由麦克里迪亲自负责。毫无疑问，不能让罗斯到世纪大厦去，更不用说柯桑街了。秘情局在距伦敦一小时以内车程的郊区有三座安静的乡间房子，麦克里迪借用了其中一座，并把有关资料带了过去。
　　资料有书面的，也有音像的。音像资料大都不太清楚，因为是从远距离拍摄的，或是通过面包车上的一个小孔，或是从远处的灌木丛枝条之间，但人物的脸面较为清晰。
　　罗斯观看并倾听了在巴里克莱恩那个墓地现场摄录的录像和录音。他审视了那个充当信使的爱尔兰教士，以及站在他旁边的那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脸面。但当那些静止的照片并排放置之后，他的目光总是回到凯文·马奥尼那张冷酷、英俊的脸面上。
　　4 年前，他差不多就可杀死这个爱尔兰共和军的枪手。当时马奥尼正在逃亡，追踪他的行动已经耐心地、隐蔽地进行了几个星期。最后，对他在南方邓多克附近的秘密隐藏地进行打草惊蛇后，他中计冒险潜人了北爱尔兰。他由另一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为他开车，他们两人在莫伊尔附近的一座加油站停车加油。罗斯驾车跟在他后面，保持着一段相当的距离，倾听着沿线和空中的观察员们向他报告的情况进展。当罗斯听到马奥尼已停下来加油时，他决定围上去。
　　在他抵达加油站的前院时，爱尔兰共和军的司机已经加满油回到了汽车里。没有人与他在一起。起初罗斯还以为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猎物。他告诉他的搭档去堵住爱尔兰共和军的司机。当罗斯正忙于摆弄加油泵时，男厕所的门打开了，马奥尼出来了。
　　罗斯在后腰带上插着一支由特空团配发的13发的勃朗宁手枪，外面罩着一件呢绒短茄克。一顶旧帽子遮住了他的大半个头，几天未刮的胡茬已使他的脸面模模糊糊。他看上去像是一个爱尔兰的工人，那正是他的身份掩护。
　　当马奥尼出现时，罗斯蹲在了那台加油机的旁边，拔出手枪，用双手握住进行瞄准，并大喊一声：“马奥尼，站住！”
　　马奥尼行动敏捷。即使在罗斯蹲下去时，他已经伸手去掏他自己的枪了。根据法律，罗斯可以就地把他击毙。他希望他已经这么做了。但他又喊道：“扔下武器，不然你就死定了！”马奥尼已经掏出了枪，但还没有举起来。他看着半藏在加油机后面的那个人，看见了勃朗宁手枪，知道自己赢不了。他扔下了他的柯尔特手枪。
　　就在这时候，两位老太太坐在一辆大众牌轿车里驶进了混凝土停车坪。她们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但她们直接驶人了加油机边的罗斯与墙边的马奥尼之间。这对爱尔兰共和军的亡命徒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马奥尼迅速猫下腰捡回了他的手枪。他的同党试图驱车去救他，但罗斯的后援人员就在他的旁边，一颗子弹穿过车窗射进了他的太阳穴。
　　罗斯无法开火，因为那两个老太太现在已经熄了发动机，坐在车上尖声狂叫。马奥尼从大众汽车后面转出来，躲到一辆停着的卡车背后，又从那里出来到了公路上。当罗斯从卡车边跑过来时，马奥尼已经在公路中间了。
　　驾着莫里斯轿车的那位老司机狠狠地踩下刹车，以避开奔跑着横穿马路的那个人。马奥尼使莫里斯夹在他自己与罗斯的中间，抓住老人的茄克衫，把他拖出汽车并用手枪柄把他敲倒在地上，然后跳进司机座驾车离开了。
　　汽车里有一个乖客。刚才老人在驱车带着他的孙女去看马戏。罗斯站在路边注视着，这时候旅客座的车门砰地打开，那个小女孩被扔了出来。他听见从路那边传来的一声尖细的叫喊，看见那娇小的身体落到了路面上，转瞬间那身体被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撞上了。
　　“是的，”麦克里迪柔和地说，“我们知道那是他干的。尽管有18名证人作证说当时他正在邓多克的一家酒吧里。”
　　“我们在写信给那小女孩的母亲。”罗斯说。
　　“军事委员会也在写信，”麦克里迪说。“他们表示遗憾。说她是因意外掉出汽车的。”
　　“她是被扔出来的，”罗斯说。“我看见了他的手臂。现在他真的是负责这事吗？”
　　“我们认为是的。我们不知道中转是通过陆地、海上或空中，或者他会在哪里露面。但我们认为他会指挥这项行动、你听过了这盘带子。”
　　麦克里迪向罗斯介绍了他的身份掩护。他将有两个身份，而不是一个。第一个将是比较透明的。运气好的话，经过调查可拆穿这种伪装从而发现第二个身份，再碰上好运气的话，他们会对第二个身份感到满意。
　　“我从哪里开始呢？”罗斯问道，一星期的时间已经快要结束了。
　　“你想从哪里开始？”麦克里迪反问。
　　“要为自己的小说调查国际军火走私的任何一位作家，很快就会发现要搞那种走私的两个欧洲基地是安特卫普和汉堡。”罗斯说。
　　“没错，”麦克里迪说。“你在那两个城市里有熟人吗？”
　　“我在汉堡认识一个人，”罗斯说。“他是一个危险、狂热的人物，但他也许在国际黑社会中有熟人。”
　　“他叫什么名字？”
　　“克莱斯特。乌尔里希·克莱斯特。”
　　“天哪，你知道一些奇怪的黑帮人物，汤姆。”
　　“我曾救过他一命，”罗斯说。“在摩加迪沙。那时候他没有狂热。是在后来有人把他的儿子变成吸毒者后他才狂热的。那孩子死了。”
　　“哦，是的，”麦克里迪说，“那是有作用的。好，就汉堡吧。我将一直与你在一起。你不会看见我的，那些坏家伙也不会看到我。可我会在那里，在附近的地方。如果事情变糟了，我就会出场，与以前你在特空团里的两名同事一起。你放心好了，如果出问题我们会来帮你的。我会经常与你联络，以了解事情的进展。”
　　罗斯点点头。他知道这是一个谎言，但是一个巧妙的谎言。麦克里迪将需要了解他的正常的进展，这样如果罗斯突然离开这个星球，秘情局就会知道他已经跑了多远。
　　罗斯在5 月中旬抵达了汉堡。他未经声张，而且是独自来到的。他知道麦克里迪和那两个“看管人”已经走在了他的前头。他没有看见他们，他也没有去看。他明白他很可能知道与麦克里迪在一起的那两名特空团军人，但他没有获得他们的名字。这不要紧；他们知道他，而且他们的工作是留在附近，但不要露面。那是他们的专长。那两个人肯定都能说流利的德语。他们将会在汉堡机场。在街巷里、在他的旅馆附近，只是观察并向躲在更后面的麦克里迪报告。
　　罗斯避开诸如世纪大饭店和大西洋酒店那样的豪华宾馆，挑了一个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他已经从阿维斯公司租了一辆小汽车，并坚持着他的适度的消费预算，以保持一位获得了小小成功的小说家在为书做调查研究的形象。两天之后，他得知乌尔里希·克莱斯特在码头上开叉车。
　　当罗斯呼唤他时，那大个子德国人刚刚关闭叉车的马达，从驾驶室里爬下来。有那么一秒钟时间，克莱斯特倏地转过身来，作好了防卫的姿势，然后他认出了罗斯。他那高低不平的脸庞绽出了微笑。
　　“汤姆，汤姆，原来是你呀，我的老朋友。”
　　罗斯被紧紧地拥抱住了。当他被松开后，他后退一步打量着这位西德前特种部队的战士。他们已有4 年没见面了，而第一次碰到时是1977年在一个炽热的索马里机场。当时罗斯24岁，克莱斯特长他6 年。但现在他看上去比40岁老，老多了。
　　1977年10月13日，4 名巴勒斯坦恐怖诉劫持了一架从马洛卡飞往法兰克福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客机。机上有86名乘客和5 名机组人员。在有关当局的追踪下，这架被劫持的飞机先是飞到罗马，继之飞向拉纳卡、巴林、迪拜和亚丁，最后因油料耗尽，停在了索马里首都穆加迪莎那个荒凉的机场里。
　　10月17日刚过午夜，在这里，西德特种部队——GSG －9 部队对这架飞机发动了攻击。GSG －9 部队基本上是由英国特空团培训出来的，正想与他们的教官部队一比高低。这是乌尔里希·韦格纳上校指挥的这支部队的第一次海外执行任务。“战士们都是好样的，非常好，但两名特空团中士还是与他们一起参加了行动。其中一名是汤姆·罗斯——那是他在当上军官之前。让英国人一起参加行动有两条理由。他们善于在不到1 秒钟的时间里打开密闭的飞机舱门；他们还擅长使用由英国研制开发的”眩晕“手榴弹。这种新式武器能产生致使恐怖分子在关键的2 秒钟时间内麻痹的三种效果：一是闪光，可使裸眼暂时失明；二是冲击波，能造成晕头转向；三是通过耳膜使大脑发生巨大的震响，由此导致反应麻木。
　　在成功地解救了飞机之后，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代表国家亲自为勇士们授勋。那两名英国人在政治家和记者出现之前消失了。
　　虽然这两名特空团中士仅仅是作为技术顾问一起去参加这次行动的，这也是英国的工党政府所坚持的目的。但所发生的事实是这样的，英国人先爬上了梯子，为的是想打开机尾客舱门。他们是从后面走到客机下面的，以避开恐怖分子的注意。
　　因为在漆黑的夜空下不可能在铝合金梯子的顶部交换位置，所以特空团战士从开口处进人机舱并扔出了他们的眩晕手榴弹。然后他们往旁边一站，让GSG －9 部队从他们身边经过去完成突袭任务。冲在前面的两个德国人是乌尔利希·克莱斯特和另一名士兵。他们进人中间廊道后按指示卧了下来，他们手中的枪指向了他们被告知过的恐怖分子应该所处的地方。
　　果然，恐怖分子是在那里，在前舱壁的头上，正从爆炸中恢复过来，暴徒佐海尔·尤素夫·阿卡切，化名马哈默得，已经杀死了汉莎航班机长于尔根·舒曼，这时候他正拿着冲锋枪站起来。在他的旁边，两个女恐怖分子的其中一个——娜迪亚·辛德，正在站起来，她的一只手拿着一颗手榴弹，另一只手要去拉环。乌尔里希·克莱斯特从来没在近距离朝人射击过，于是罗斯从洗手间空隙处走到廊道上替他朝那两个男女开了枪。接着GSG －9 突击队完成了任务，打死了第二个女的——苏海拉·萨勒。突袭行动一共只持续了8 秒钟时间。
　　10年后，乌尔里希·克莱斯特站在阳光下的汉堡港一座码头上，朝着这位身材结实的年轻人微笑着。这个年轻人曾在多年前在拥挤的飞机客舱里越过他的头顶发射了那两颗子弹。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汉堡来的，汤姆？”
　　“我请你吃晚饭，到那时我再告诉你。”
　　他们避开灯光明亮、价格昂贵的里帕巴思，在圣保利其中一条小街的一家餐馆里吃了一顿香喷喷的匈牙利菜，还喝了一些红葡萄酒。罗斯作了一番介绍，克莱斯特倾听着。
　　“嗯，听起来像是一个好主意，”他最后说。“我还没有读过你的书。这些书是否翻成了德语？”
　　“还没有，”罗斯说。“我的代理人正在联系德语版合同。这是有好处的，因为德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那么，靠创作这种惊险小说也能混饭吃了？”
　　罗斯耸耸肩。
　　“支付房租没问题了。”
　　“那么这本新书，这本关于恐怖分子、武器走私和白宫的书，已经有书名了吗？”
　　“还没有。”
　　德国人思考了一下。
　　“我会努力帮你搞一些信息的，仅供研究，对吗？”他哈哈笑了起来，并拍了拍他的鼻子，似乎是说：当然，肯定不止于此，但我们都必须混饭吃呢。
　　“给我24小时，我要与一些朋友谈谈。看看他们是否知道你可在哪里得到这类材料。那么，退伍后你还是干得不错的。我……我就混得不那么好。”
　　“我听说了你的麻烦。”罗斯说。
　　“嗯，在汉堡监狱里蹲了两年。刚度过一次休闲度假呢。再过两年的话我现在还在哪里呢。不管怎么说，那是值得的。”
　　虽然已经离婚，但克莱斯特曾有一个儿子。在他16岁那年，有人唆使他吸上了可卡因，然后就垮掉了。那男孩因过量服用而死去了。愤怒使得克莱斯特失去了理智。他查找出使他儿子丢命的那批毒品的哥伦比亚批发商和德国分销商的名字，走进他们在一起吃饭的那家餐馆，把他们两个人的头颅全摘了下来。当警察到来时，克莱斯特根本没作任何抵抗。一位对毒品贩子恨之人骨的老学究气的法官，在听取了关于惹起这次杀人事件的答辩后，判了克莱斯特4 年徒刑。他服了两年，6 个月前才刚刚获出。外面的传闻是，有人悬赏要他的命。克莱斯特没去理会。有些人说他疯了。
　　半夜时，他们分手了。罗斯坐上一辆出租车回旅馆去了。一辆摩托车一路跟在后面。摩托车手对着一台手提通讯器说了两次话。当罗斯付完车费时，麦克里迪从阴影处出现了。
　　“你身后没有尾巴，”他说。“还没有。怎么样，睡觉前再喝一杯吧？”
　　于是他们到车站附近一家通宵营业的酒吧里去喝啤酒。罗斯向他作了汇报。
　　“他认为你那关于研究一部小说的故事是废话吗？”
　　“他有怀疑。”
　　“好，我们希望他会把这个故事传给其他人。我怀疑你是否能真正接触这方面的歹徒。我倒希望他们会来找你。”
　　罗斯评论说，他有一种像是捕鼠夹上一块奶酪的那种感觉，并从吧凳上爬了下来。
　　“在一只成功的捕鼠夹上，”麦克里迪评价说，他也跟着走出了酒吧，“奶酪未经触动。”
　　“我知道这个，你也知道这个，但要告诉奶酪。”罗斯说完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晚上他与克莱斯特碰面了。那德国人摇摇头。
　　“我已经打听过了，”他说，“但在汉堡没有你提到的东西，太先进太复杂了。那种东西是政府所办的实验室或兵工厂生产的。不会流人到黑市上。但有一个人，说过一番悄悄话。”
　　“在这里汉堡吗？”
　　“不，维也纳。那里的苏联武官随员是一个叫维塔里·卡利亚金少校的人。你肯定知道，维也纳是捷克斯洛伐克武器制造商奥姆尼波尔的主要出口基地。捷克人被允许大量生产和出口，但有些武器和有些买主需经莫斯科批准。负责跑这种许可证的代理人就是卡利亚金。”
　　“他为什么肯提供帮助？”
　　“外面传闻，他喜欢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当然，他是苏联军事情报局的，但即使军情局军官也有个人的秘密口味。他似乎喜欢姑娘，高价姑娘，也就是那种必须赠以高级礼品的女人。所以他自己也收礼品，现金礼物，装在信封里。”
　　罗斯想了一会儿。他知道苏联社会上相当腐败，但军情局的一名少校也可以买通？军火交易界非常奇特；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顺便问一下，”克莱斯特说，‘在你这本……小说里，有没有爱尔兰共和军？“
　　“你为什么要问？”罗斯说。他没有提起过爱尔兰共和军。
　　克莱斯特耸了耸肩。
　　“他们在这里有一个基层单位。驻扎在由巴勒斯坦人经营的一家酒吧里。他们与国际社会里的其他恐怖组织有联络，也搞军火采购。你要见见他们吗？”
　　“看在上帝的份上，为什么要见他们呢？”
　　克莱斯特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太响了一点。
　　“也许很有趣呢。”他说。
　　“这些巴勒斯坦人，他们知道你曾经杀死过他们中的四个人吗？”罗斯问道。
　　“可能知道。在黑道里，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尤其是他们的敌手。但我还是去他们的酒吧里喝酒。”
　　“为什么？”
　　“有劲呀，去摸老虎屁股呢。”
　　你真是疯了，罗斯心里想。
　　“我认为你应该去，”那天夜晚麦克里迪说。“你也许可以了解一些情况，看见一些情况。或者他们也许看见你并对你在这里的出现而感到纳闷。如果他们询问，他们就会获悉关于小说研究的那个故事。他们不会相信的，推论你其实想购买武器到美国去使用。事情会传开的。我们要让这件事情传开去。要少喝几次啤酒并保持冷静。然后要离那个德国疯子远一点。”麦克里迪认为没有必要提及他实际上知道那家酒吧。它的名字叫鼠洞，谣传一直在说，一名为英国人工作的德国隐蔽特工曾于一年之前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被剥下伪装并被枪杀了。当然，那人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德国警方尚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去袭击那个地方，而德国的反间谍机关宁愿让那些巴勒斯坦人和爱尔兰人留在原处。捣毁他们的总部只会意味着他们将在别的地方另建一个。但那种谣言仍在传播。
　　第三天晚上，乌尔里希·克莱斯特与罗斯坐出租车到了里帕巴恩，他引导罗斯走向大卫街，他们经过铁门进口处抵达赫伯特街，那里的妓女们夜以继日地坐在她们的窗户边。他们经过啤酒厂大门走向远处，那里的易北河在月光下发出粼粼水波。克莱斯特拐向右边进人伯纳德街，过了200 米后在一扇钉着铁钉的门前停了下来。
　　他按响了藏在旁边的一只隐蔽的门铃，门上出现了一只小方孔。一只眼睛打量着他，接着是门内的一阵耳语，然后门打开了。看门人和站在他旁边那个穿着餐衣的人全是阿拉伯人。
　　“晚上好，阿卜杜拉先生，”克莱斯特快乐地用德语说。“我渴死了，想来喝一杯。”阿卜杜拉审视着罗斯。
　　“哦，他没问题，是一个朋友，”克莱斯特说。那阿拉伯人朝看门人点点头，后者把门拉开让他们进来。克莱斯特是大个子，而看门人是一个巨人，剃着一只光头，不是一个闹着玩的人。早年在黎巴嫩的营地里，他曾经是巴解组织的一名突击队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现在仍然是。
　　阿卜杜拉把他们引到一张桌子旁，打一下手势召来一名服务员，用阿拉伯语命令把他的客人照顾好。两名胸部丰满的吧女，都是德国人，离开吧台坐到了他们的桌边。
　　克莱斯特微笑了，“我告诉过你。没有问题。”
　　他们坐着喝酒。克莱斯特不时地与其中一位姑娘跳舞。罗斯一边喝酒一边打量着屋内。尽管所处的街道肮脏不堪，但鼠洞酒吧装修得豪华气派，音乐优美动人，酒也没有掺水。甚至姑娘们也长相漂亮，穿着讲究。
　　有些客户是来自国外的阿拉伯人，还有些是德国人。他们似乎都很富有，关心的只是能玩得愉快。罗斯已经套上了一件西服；只有克莱斯特仍穿着他那件棕色皮茄克和一件开领衬衣。假如他不是他，没有他所具有的名气的话，阿卜杜拉也许会因为衣冠不整而把他赶出去了。除了那个令人敬畏的看门人，罗斯看到的是一个正常的聚会地方。商人们准备在这里潇洒地挥霍金钱，希望能把其中一名吧女带回家过夜，但他们几乎肯定会遭到拒绝。大多数人在喝香槟；克莱斯特点了啤酒。
　　酒吧上方有一面很大的镜子，控制着饮酒区。这是一面单向镜子；镜子背面是经理的办公室。两个男人站在那里俯视着。
　　“你那个人是谁？”其中一个人用贝尔法斯特粗喉音轻柔地问道。
　　“德国人，叫克莱斯特，偶尔过来。以前是Gd－9 部队的军人。现在不是了，完全退出了。因谋杀罪坐过两年牢。”
　　“不是他，”第一个人又说，“另一个人，与他在一起的那个人。那个英国人。”
　　“不清楚，西默斯。是第一次来这里。”
　　“去查清楚，”第一个人说。“我认为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当罗斯上洗手间去时，他们过来了。罗斯小便完后正在洗手，这时候那两个男人进来了。一个走向小便池，站到便池前面拉开了裤襟。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另一个身材修长、长相英俊的爱尔兰人留在了门边。他从茄克衫口袋里掏出一块小小的楔形木块，扔到地上后用脚把它踢进了门下。
　　罗斯从镜子里观察到了这个动静，但装作没注意到。当大个子男人离开小便池时，他已经作好了准备。他一转身避开朝他的头部打过来的第一拳，猛地一脚踢在了那人左膝下面。
　　大个子没想到会挨打，他痛苦地呻吟起来。他的左腿弯曲了，这使他的头低到腰部的水平上。罗斯狠狠地抬起膝盖，击中了那人的下巴。一阵牙齿破裂声之后，一股细细的鲜血从他前面那个人的嘴里流了出来。他感受到膝盖上的青肿使他的大腿也疼起来了。他的第三次打击结束了这次斗殴，一记重拳打在了大个子的喉部。他转向在门边的那个人。
　　“别紧张，朋友，”那个叫西默斯的人说。“他只是想跟你谈谈。”
　　他绽出欢快的、孩子般的微笑，这肯定迷倒过不少姑娘们。那双眼睛仍然保持着冷漠和警觉。
　　“想了解我的过去吗？”罗斯问道。在进人酒吧时他已经装作是一个来访的瑞士人。
　　“别装蒜了，罗斯先生，”西默斯说。“其一，你让英国人在大肆宣扬你。其二，你的照片印在了你的书后封底上，这书我也已经看过了。其三，你是多年前在贝尔法斯特的一名特空团军人。现在我想起来我以前在哪里见过你了。”
　　“那又怎么样？”罗斯说。“我已经退出了，。彻底退出。我现在靠写书谋生。就这么回事。”
　　西默斯·奥基夫思考了一下。
　　“有可能，”他承认道。“如果英国人要派秘密特工进人我的酒店，他们不会使用脸面印在那么多书上的一个人。或者他们会吗？”
　　“他们也许会，”罗斯说。“但不会派我。因为我再也不愿为他们效劳了。我们已经分道扬镳了。”
　　“这我听说过，没错。那么现在，特空团军人，来喝一杯吧。真正喝一杯。为了旧日的时光。”
　　他把那块楔形木从门下踢出来并拉开了门。在地砖上，那个大个子男人手脚并用地挣扎着站起身来。罗斯走出门去了。奥基夫停下来朝大个子的耳朵里耳语了一番。
　　在酒吧里，乌尔里希·克莱斯特仍坐在他的桌子边。那两个姑娘已经走了。经理和身材魁梧的看门人站在他的桌旁。当罗斯走过来时，他扬起了一条眉毛表示询问。假如罗斯如实相告，他是会打架的，尽管对手更加强大。罗斯摇摇头。
　　“没事，乌尔里希，”他说。“保持冷静。回家去。我会再次见到你的。”
　　奥基夫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公寓。他们一起喝兑水的詹姆森酒。
　　“给我说说这次‘研究’吧，特空团军人。”奥基夫静静地说。
　　罗斯知道走廊里还有两个人，随时听候召唤。没有必要再来暴力了。他把他打算的小说的计划概要告诉了奥基夫。
　　“那么，不是关于在贝尔法斯特的那些小伙子了？”奥基夫问道。
　　“同样的计谋不能使用两次，”罗斯说。“出版商不会喜欢的。这次是关于美国的。”
　　他们彻夜长谈，一边喝酒。罗斯擅长喝威士忌，也很爱喝。奥基夫在黎明时让他走了。他步行走回自己的旅馆，这样有助于醒酒。
　　其他人在对付克莱斯特。在罗斯离开酒吧后，他们把克莱斯特带到了那座废弃的仓库里。大个子看门人把他按倒在地，另一个巴勒斯坦人使用了器械。乌尔里希·克莱斯特很顽强，但巴勒斯坦人已经记住了在黎巴嫩南方的痛苦的教训。克莱斯特尽他所能承受住野蛮的殴打，但在黎明前他开口说话了。他们让他在日出时死去。这是一个受欢迎的解脱。那个曾在洗手间里挨过打的爱尔兰人注视着、倾听着，偶尔抚摩一下他自己正在出血的嘴。他从奥基夫那里接到的指示是查清那个德国人对于罗斯来汉堡知道些什么。当事情结束时他报告了他获悉的情况。爱尔兰共和军办事处主任点点头。
　　“我原先还以为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呢。”他说。后来他给维也纳的一个人发去了一份电报。电文是仔细拟写的。
　　当罗斯离开奥基夫的公寓，穿过正在苏醒的城市走回火车站附近的旅馆去时，其中一名管理员很快跟在了他的后面。另一个人继续观察着那座废弃的仓库，但没去干涉。
　　中饭时，罗斯在街角旁的一个快餐摊位里买了一只夹有香肠的大面包。他边吃边向他旁边的那个人报告了情况。
　　“你认为奥基夫相信你了吗？”麦克里迪问。
　　“他也许已经相信了。这种解释理由应该是很充足的。惊险畅销小说，毕竟需研究某些奇怪的地方的某些奇异的事情。但他也许还有疑问。他不是傻瓜。”
　　“你认为克莱斯特相信你了吗？”
　　罗斯笑了。
　　“不，乌尔里希不会。他深信我是某一类叛徒，成了一名雇佣兵，代表某些客户在寻找军火。他出于礼貌没说出来，但那个小说研究的故事愚弄不了他。”
　　“哦，”麦克里迪说。“嗯，也许昨天晚上是一份额外的奖金呢。你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让我们看看到了维也纳你是否能进一步追踪下去。顺便说一下，已经为你订了明天早上的机票。到机场付现金就行了。”
　　到维也纳的航班要经过法兰克福。罗斯坐在商务舱里。飞机准时起飞后，空中小姐开始分发报纸。由于这是国内航班，没有英文报纸。罗斯能说一些结结巴巴的德语，并能译解报纸的标题。刊登在《晨报》头版下半部分的那篇报道不需要译解。
　　照片中的那张脸闭着双眼，周围全是垃圾。标题写着：毒枭的杀手自己被杀。报道的内容提要说，两名检垃圾的人在靠近码头的一条小巷的一只垃圾桶里发现了尸体。警方认为这是黑社会的一次仇杀案子。然而，罗斯更清楚地知道，如果特空团的看管人肯去干涉的话，也许可以救了他的德国朋友。
　　他起身穿过布帘走向经济舱洗手间的廊道。年飞机的尾部附近，他把报纸放在了一个面带倦容、正在阅读机内杂志的人的膝头上。
　　“你这个杂种！”他愤恨地、大声地说。
　　使罗斯颇感惊奇的是，他第一次往苏联使馆打去电话时，卡利亚金少校就接听了。罗斯是用俄语说话的。
　　特空团军人，尤其是军官，必须掌握多种技能。因为特空团的基本战斗小组只有四个人，这就需要具备各种才能。在四人小组中。除了他们的各种战斗技能之外，还需要经过各种培训，能操作无线电设备，还要能说几种语言。除了在北约中的作用外，特空团曾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阿曼和中南美洲执行过任务，流行的外语总归是马来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作为北约的部队，有用的语言当然是俄语，以及一、两种盟国的语言。罗斯能说法语、俄语和爱尔兰的盖尔语。
　　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打电话给在苏联使馆内的卡利亚金少校并不是特别奇怪，因为他还有第二个任务，那就是注意要求购买捷克武器的经常不断的申请报告。
　　政府间的采购申请，要向在布拉格的胡萨克政府提出。这些不是他的事情。其他的、或者说更为暧昧的购买申请，要送到设在中立的维也纳市的奥姆尼波尔公司办事处。卡利亚金要审阅所有这些申请。有些他会批准，有些他会否决。他没有告诉莫斯科的是，他的判断会受到慷慨的小费的影响。他同意晚上在萨克饭店面见罗斯。
　　他看上去不像是漫画中的俄罗斯人形象。他长得相貌堂堂、仪表整洁、衣冠楚楚。这家著名的饭店里许多人都认识他。领班服务员把他引到了远离乐队和叽叽呱呱说话的其他就餐者的一张放在角落里的桌子。两个人坐下来点了一份油煎小牛肉和一种干淡的奥地利红葡萄酒。
　　罗斯解释了他的小说所需要的情况。卡利亚金有礼貌地倾听着。
　　“这些美国恐怖分子……”当罗斯讲完时卡利亚金说。
　　“虚构的恐怖分子。”罗斯说。
　　“当然了，这些虚构的美国恐怖分子，他们要寻找什么？”
　　罗斯从他的胸袋里取出一张打印纸递了过去。俄罗斯人读完这份清单后扬起了一条眉毛，并把纸张递了回去。
　　“不可能，”他说。“你找错人了。你为什么要来见我呢？”
　　“汉堡的一位朋友说你消息极为灵通。”
　　“让我改变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去找别人呢？为什么自己不进行编造呢？这毕竟是一本小说嘛。”
　　“真实性，”罗斯说。“当代的作家不能把事情搞错。今天的许多读者是不会被只适合学生的情节所愚弄的。”
　　“恐怕你还是找错了地方，罗斯先生。这份清单里的有些装备已经不能算作常规武器了。饵雷公文包、克莱默地雷……这种东西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是不能提供的。在你的小说里为什么不使用简单的武器呢？”
　　“因为这些恐怖分子……”
　　“虚构的恐怖分子。”卡利亚金轻声说。
　　‘当然，虚构的恐怖分子，显然……就是说，在书中我打算让他们……搞一块涉及美国白宫的火爆行动。光是使用在德克萨斯州的枪械商店里都能买到的步枪是不行的。“
　　“我无法帮你，”俄罗斯人说，一边擦净了嘴唇。“现在是改革的年代。在任何情况下，克莱默地雷那种类型的武器，是美国的，也是不可获得的……”
　　“东欧集团有一种翻版。”罗斯说。
　　“那是不能随便提供的，除了政府之间的交易，但那也仅仅是用于合法的国防用途。我国决不会提供这种武器，也不会批准一个友好国家去提供。”
　　“例如捷克斯洛伐克。”
　　“如你所说，例如捷克斯洛伐克。”
　　“但这些武器确实出现在某些恐怖组织的手中，”罗斯说。“例如巴勒斯坦人。”
　　“有可能，可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搞到的，”俄罗斯人说。他站起身来，“现在恕我失陪……”
　　“我知道有许多问题要问，”罗斯说，“可在追求真实性之中，我确实有一笔菲薄的研究基金。”
　　他掀起了放在桌子边第三把椅子上一份折叠着的报纸的一只角。一只精细的白信封夹在报纸之中。卡利亚金重新落座，抽出信封，瞟了一眼里面的德国马克纸币。他看上去若有所思，然后抽出信封装进了他自己的胸袋。
　　“假如我是你，并且希望把某种材料卖给一伙美国恐怖分子，当然全是虚构的，我认为我也许会去的黎波里，设法会见某一个哈基姆·曼苏尔上校。现在嘛，我确实还有事情。晚安，罗斯先生。”
　　“到目前为止，情况良好。”麦克里迪说。这时候他们并排站在河边一家肮脏的酒吧内的洗手间里。两名特空团中士已经确认他们身后都没有尾巴，不然就不会这么会面了。“我认为你应该去那里。”
　　“那签证怎么办呢？”
　　“可向在斯利纳的利比亚人民办事处提出申请。如果他们及时向你颁发了签证，那就意味着已经事先向那里暗示过你了。”
　　“你认为卡利亚金会向的黎波里透露吗？”罗斯问道。
　　“哦，我想会的。不然为什么指引你去那里？没错，卡利亚金要让他的朋友曼苏尔审视你，更深一步查核你那个可笑的故事。至少再也没人相信那个研究小说的故事了。你已经跨越了第一道障碍。那些坏家伙真的开始相信，你是一个叛徒，正努力想为由美国疯子们组成的某些阴影组织工作而快速致富。当然，曼苏尔想要了解得更加详细。”
　　罗斯从维也纳飞到罗马，然后飞到了马耳他。两天后——没必要把他们催得手忙脚乱的，麦克里迪说过——他向利比亚人民办事处提出了访问的黎波里的签证申请。他的申请理由是需为一本关于利比亚取得惊人成就的图书作一些调研。24小时后，签证办出来了。
　　第二天上午，罗斯搭乘利比亚阿拉伯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卢加飞往的黎波里。越过波光粼粼的蓝色的地中海，当前方出现了棕褐色的的黎波里海岸时，他想起了大卫·斯特里上校，以及帕迪·梅尼。乔克·刘易斯、雷利、阿尔蒙兹、库伯和其他人。他们是特空团创建时的第一批军人，早在他出生的10年之前已经在这条海岸线上袭击并摧毁了德军的基地。
　　他还想起了麦克里迪在卢加机场里说过的话，当时两名看管人在汽车里等待着。
　　“恐怕的黎波里不是一个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的地方。所以你失去了后援。一旦进人那里，你就得孤身行动了。”
　　1941年时他的前辈们有的仍埋在那里的沙漠里，到利比亚时他将会发现他也与他们一样，完全是孤身一人。
　　客机倾斜着机翼开始朝的黎波里机场降落。
　
　
　
　
　
　　　

　　
第三章
　
　　一开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罗斯坐在客舱的后部，随着最后一批旅客走出飞机。他跟在其他乘客后面走下舷梯，进人到上午炽热的阳光照耀下的利比亚。在现代化的白色机场大楼的观望台上，当他穿过沥青停机坪走向到达大厅的门时，一双没有表情的眼睛辨出了他，一副望远镜也跟定了他。
　　过了几分钟，望远镜放下来，几句轻轻的话语用阿拉伯语说了出来。
　　罗斯走进开着空调的凉爽的航站楼，排在队伍后面等候护照检查。斜着眼睛的移民局官员一副慢悠悠的样子。他们扫视着护照的每一页纸，盯视着每一位旅客的脸面，并与他们的护照照片作长时间的对比，还去参阅在视线之外的放在桌子上的一本手册。持利比亚护照的乘客排在另一支队伍里。
　　曾经坐在飞机上吸烟区的两名美国石油工程师排在罗斯后面的队伍末端。过了20分钟，罗斯才走到护照检查柜台前。
　　那个穿绿色制服的移民局检查官接过他的护照，翻开来并去寻找格栅下的某种注释。他毫无表情地抬起眼睛朝罗斯背后的某个人点了点头。罗斯感到手肘边被人碰了一下。他转过身来。旁边另有一个穿绿色制服的人，年纪更轻、彬彬有礼，但态度很坚定。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后面更远一些的地方。
　　“请你跟我来。”那年轻的移民局官员用还算通得过的英语说。
　　“什么事情呀？”罗斯问道。后面的两个美国人赶紧停止了闲谈。
　　在他身边的那个年轻的官员把手伸进格栅下面，取回了罗斯的护照。
　　“请这边走。”他说。那两名战士跟在厂后面，一边一个。移民局官员走在头里，罗斯跟着，战士们走在最后面。他们拐弯离开大厅走进一条长长的白色廊道。在廊道的尽头，那官员打开左边的一扇门，做手势让罗斯进去。两名士兵守在了门的两边。
　　那官员跟在罗斯后面走进房间并关上了门。这是一个白色的光坯房间，窗户上装着铁条。中间是一张桌子和两把相对摆放着的椅子，此外就没有其他东酉了。一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穆阿马尔·卡扎菲的肖像。罗斯坐到了其中一把椅子上。那官员坐在他的对面开始审视那本护照。
　　‘“我不明白有什么差错，”罗斯说。“我的签证是昨天由你们在斯利纳的人民办事处颁发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官员只是用一只没精打采的手做了一下手势，要罗斯保持安静。一只苍蝇在嗡嗡叫着。5 分钟过去了。
　　罗斯听到身后的门打开了。那年轻的官员抬头去看，啪地立正敬礼。然后他一言未发地离开了房间。
　　“那么，罗斯先生，你终于到这里了。”
　　这声音深沉而又抑扬顿挫，这种英语只能在英国的高级公学里才能学到。罗斯转过身来。他没让脸上表露出认识的痕迹，虽然他曾在麦克里迪那里对这个人的照片审视过几个小时。
　　“他聪明伶俐，还受过高等教育——在我们英国，”麦克里迪曾经说过。“他又是残酷无情，极度危险。要当心这个哈基姆·曼苏尔。”
　　这位利比亚国外情报处处长比照片上显得年轻，只比罗斯稍微大一点点。33岁，卷宗上说过。
　　1969年时，15岁的哈基姆·曼苏尔到英国伦敦郊外的哈罗公学留学。他是一位极为富有的朝臣的儿子和财产继承人，他的家庭是利比亚伊德里斯国王的亲信。
　　那一年，在由一个不知名的贝督因人出身的卡扎菲上校的领导下，一群狂热的年轻军官趁国王在国外期间发动一场政变，把国王推翻了。他们立即宣告成立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国王和他的朝廷用他们的一些财富在日内瓦避难，并呼吁西方帮助他们的复位。但没有结果。
　　在父亲不知晓的情况下，少年哈基姆着迷于他自己国家发生的变革。他已经与他的父亲以及他的所有政治观点划清了界线，因为仅仅在一年之前，他那年轻的想象力已经受到了那些狂热的学生和工人在巴黎所进行的骚乱和几近革命的鼓舞。这位激进的青年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狂热的政治，这位哈罗公学的男生已经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彻底转变了。他多次去利比亚驻伦敦大使馆，强烈要求离开哈罗学校回到祖国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
　　他的申请书被注意到了，也被拒绝了。但一名外交官，一名旧政府的支持者，把这个情况透露给了在日内瓦的曼苏尔先生。于是父子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但那个男孩拒绝认错。17岁那年，他的生活费来源断了，哈基姆·曼苏尔从哈罗辍学了。他在欧洲漫游了一年，试图向的黎波里表明他的忠诚，但总是遭到拒绝。1972年，他假装改变政治观点，与父亲言和，加入了在日内瓦的流亡朝廷。
　　在那里期间，他获悉了一个阴谋的详情。该阴谋的资金由伊德里斯国王的财政大臣提供，由一帮前英国特种部队军官组成一支突击队，乘坐一艘叫“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船从热那亚出发，突袭利比亚海岸，以对卡扎菲实施一场反政变。其方法是打开的黎波里的一座主要监狱，也就是所谓的“的黎波里希尔顿”，释放所有支持伊德里斯国王和憎恨穆阿马尔·卡扎菲的沙漠部族首领。然后他们就会分散活动，率领各个部族推翻篡位者。哈基姆·曼苏尔立即把整个计划透露给利比亚驻巴黎使馆。
　　事实上该计划已经被中情局给“吹了”（后来后悔了），并按美国人的要求被意大利安全部队取消了。但曼苏尔的这一姿态使他获得了驻巴黎使馆的一次长时间会面。
　　他已经记住了卡扎菲的那些蝶碟不休的演讲和那些荒唐的想法，他的热情给会见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他踏上了回到祖国的征途。两年后他被调派到情报部门工作。
　　卡扎菲亲自约见并提拔了这个年轻人。在1974年至1978年期间，曼苏尔为卡扎菲在国外执行了一系列“湿事务”，由于他的流利的语言水平和大城市人的派头，他能够在英国、美国和法国自由活动；又由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阿拉伯人，他也能够在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网中巧妙周旋。他亲手执行了对卡扎菲在国外的三名政敌的暗杀，与巴解组织进行了广泛的联络，成了“黑九月”恐怖行动组织者和策划者哈桑·萨拉曼的一名密友和崇拜者，而且两人极为相像。
　　1984年，卡扎菲提升他负责所有的国外恐怖行动。两年后，卡扎菲被美国人的炸弹和火箭打得心惊胆战。他要复仇，具体执行由曼苏尔负责，而且要快。英国方面不成问题；那些爱尔兰共和军的人，私下里他认为他们是一帮富牲，只要得到了钱财就会在英伦三岛留下一串串血迹和死亡。问题是要找到愿意在美国干同样事情的一伙人。现在来了这个年轻的英国人，他也许是也许不是一个叛徒……
　　“我的签证，我重复一遍，是完全符合要求的，”罗斯愤愤地说，“所以我能否问问出了什么事情？”
　　“当然，罗斯先生，回答很简单。你正被拒绝进人利比亚。”
　　曼苏尔踱到房间的另一头，去凝视窗外远处的飞机维修库。
　　“可是为什么呢？”罗斯问道。“我的签证是昨天颁发的，是符合规范的。我想做的只是为我的小说作一些研究。”
　　“罗斯先生，请原谅我的迷们和无知。你是一名前英国特种部队的军人，显然已经改行成了一个作家。现在你在这里出现，说是你想在下一本书里描写我们的国家。坦率地说，我怀疑你对我国的描述是不是特别讨好，而且利比亚人民并不会分享你们英国人的自嘲口味。不，罗斯先生，你不能留下。来吧，我陪你返回那架飞机。”
　　他用阿拉伯语发出一道命令，于是门打开了。那两名战士进来了。一名战士提起了罗斯的旅行袋。曼苏尔从桌子上拿起了护照。另一名战士站在旁边，以让他们两人走出去。
　　曼苏尔领着罗斯经另一条走道出去到了阳光下。那架利比亚飞机停在旁边，作好了起飞准备。
　　“我的手提箱。”罗斯说。
　　“已经放回到飞机上了，罗斯先生。”
　　“我能否知道我现在是跟谁在说话？”罗斯问。
　　“现在还不到时候，朋友。你就叫我……阿齐兹先生好了。那么，你准备从这里去什么地方作你的研究呢？”
　　“我也不知道，”罗斯说。“我似乎已经走进一条死胡同了。”
　　“那就休息一下，”曼苏尔说。“短期度一次假吧。为什么不飞到塞浦路斯去呢？这是一个美丽的岛屿。我本人很喜欢这个季节特罗多斯山区的凉爽空气。就在马拉萨莎山谷的佩多拉斯外面，有一家迷人的客栈叫阿波罗尼亚。我向你推荐这家客栈。一些有意思的人喜欢住那里。祝你旅途顺风，罗斯先生。”
　　其中一名特空团中士发现他从卢加机场出来，是一次幸运的巧合。他们没料到他会这么快就回来。他们俩合住在机场宾馆的一个房间里，以4 小时值班4 小时休息的方式在注视着抵港大厅。那位值班的战士正在翻阅一本体育杂志，这时候他发现罗斯从海关卡口出现了，一只手里提着他的手提箱，另一只手提着旅行袋。他没有抬起头，让罗斯经过后注视着他走近写着塞浦路斯航空公司标志的柜台。然后他用墙上的公用电话通知了他的同事。同事又通知了在旅馆里的麦克里迪。
　　“该死的，”麦克里迪咒骂道。“他这么快回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头儿，”那中士说，“但根据丹尼报告，他在塞浦路斯航空公司询问航班。”麦克里迪飞快地思索着。他曾经指望罗斯会在的黎波里待上几天，他那为一小撮虚构的美国恐怖分子寻找先进武器的身份掩护故事，最终会导致逮捕并遭到曼苏尔的亲自审问。现在看起来似乎他已经被赶了出来。但为什么要去塞浦路斯？罗斯是不是摆脱了控制？他需要见他并搞清楚在的黎波里发生了什么事。但罗斯没有登记住进一家旅馆，这样他无法秘密地接触以听取形势报告。他在跑动。也许他认为他现在正处于那些坏蛋的监视之下……
　　“比尔，”麦克里迪在电话里对那位特空团中士说，“告诉丹尼与他待在一起。在附近没人时，到塞浦路斯航空公司柜台努力查明他们去了哪里。然后在同一个航班为我们订两张机票，并在下一个航班也订两张，以备万一我不能及时赶到机场。我一准备妥当就去那里。”
　　那天晚上的路面交通非常拥挤，当麦克里迪抵达卢加机场时，去尼科西亚的那班晚上航班已经起飞了——机上载着罗斯和丹尼。下一班飞机要等到第二天。麦克里迪也登记住进了附近的一家旅馆。半夜时，丹尼打来了一个电话。
　　“哈罗，叔叔。我在尼科西亚机场宾馆。婶婶已经上床了。”
　　“她肯定是累了，”麦克里迪说。“宾馆还不错吧？”
　　“很不错，很好。我们住了一个大套间，是610 号房间。”
　　“我很高兴。我到达时也很可能会住在那里。到目前为止假期过得怎么样？”
　　“很开心。婶妹已经租了一辆汽车供明天使用。我想我们将进人山区。”
　　“美极了，”麦克里迪越过东地中海欢快地对他的“侄子”说。“你给我留着那套房间好不好？我一有可能就来与你和婶婶会合。晚安，孩子。”
　　他放下了电话。
　　“那家伙明天要上山去，”他阴郁地说。“他在的黎波里中转期间到底了解了什么情况？”
　　“我们明天就会知道了，头儿，”比尔说。“丹尼会在老地方留下一张纸条。”
　　向来都是见缝插针安排睡觉的比尔，转过身去在半分钟之内就睡着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从来就不知道下一次睡觉会是在什么时候。
　　麦克里迪搭乘的飞机从卢加起飞后在刚过11点钟时降落在塞浦路斯的首都，因时差转换损失了一个小时。他与比尔分开坐着，虽然他们搭乘的是同一架飞机并乘坐同一辆免费班车去了机场宾馆。麦克里迪坐进了大堂吧，比尔则上楼去了610 房间。
　　一名女服务员正在房间内打扫清洁卫生。比尔点点头，微笑了一下，解释说他忘了剃须刀并走进了卫生间。丹尼已把他的情况报告用胶带纸粘贴在坐便器水箱盖的内侧。他从卫生间里出来，又朝女服务员点点头，举起了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那把剃须刀，在看到对方表露的有礼貌的回笑之后下楼去了。
　　他们在大堂吧旁边的那个男洗手间里作了交换。麦克里迪走进一间大便隔离间看了一遍那份情况汇报。
　　罗斯也没有试图来联系。按照丹尼的说法，罗斯从卢加机场的海关大厅出来后不久，他的尾巴就跟了上去，那是一个灰黄色肌肤的年轻人，穿着浅黄色西装。利比亚的这名特工曾跟随罗斯直至塞航的那架客机飞赴尼科西亚，但没有登上飞机。另一条尾巴，估计是从在尼科西亚的利比亚人民办事处里召来的，一直在尼科西亚机场等待着，然后跟着罗斯到了那家旅馆，他还在大堂里过了夜。罗斯也许已经发现这两个人，但没作出任何表露。丹尼也都发现了，但在后面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罗斯已请服务台为他第二天早上7 点钟代租一辆轿车。隔了很长时间后，丹尼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罗斯还要了一张这个岛国的地图，并就去特罗多斯山的最佳路线询问了大堂经理。在情况报告的最后一段里，丹尼说他将于5 点钟离开旅馆，把车停在能够看到从停车场出来的惟一道路的一个地方，等待着罗斯的出现。他不知道那个利比亚驻勤特工会是一路跟着罗斯进山区，或只是看着他离去。他，丹尼，将尽量跟得紧一些，在追到罗斯的目的地并能找到一部公用电话时，他将打电话到旅馆大堂。他将找梅尔德鲁听电话。
　　麦克里迪回到大堂，用其中的一部公用电话与英国大使馆简单地通了一次话。几分钟后，他与秘情局情报站长通上了话。驻塞浦路斯情报站站长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因为英国在那里有几个基地，而且那里还靠近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的大本营。麦克里迪与这位情报站长以前在伦敦共过事，于是很快他就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辆没有标志的汽车和一名能说流利的希腊语的司机。汽车可在一个小时内到达。
　　找梅尔德鲁先生的电话在2 点10分时打进来了。麦克里迪从大堂经理手里接过了话筒。这是叔叔与侄子之间的又一次例行通话。
　　“哈罗，孩子，你好吗？能听到你的声音真是高兴。”
　　“哈罗，叔叔，婶婶和我已经在佩多拉斯村外高山上的一家漂亮的旅馆停下来吃中饭。旅馆的名字叫阿波罗尼亚。我想她也许会留在这里。旅馆确实很漂亮。后来那辆汽车出了点小问题，所以我把它送到了在佩多拉斯的一家修理厂，是由德米特里欧先生开办的。”
　　“没关系。橄榄怎么样？”
　　“这里的山上没有橄榄，叔叔。只有苹果园和樱桃园。橄榄只生长在山下的平原里。”
　　麦克里迪搁下电话朝洗手间走去。比尔跟在他身后。他们等待另一个上厕所的人离开后又检查了大便隔离间，然后开始交谈。
　　“丹尼很好吧，头儿？”
　　“是的。他尾随罗斯到了在特罗多斯山上的一家旅馆。罗斯好像已经登记人住了。丹尼在村里一家叫德米特里欧的修车铺里。他将在那里等待我们。利比亚的盯梢员，那个长着橄榄色皮肤的人，仍留在山下，显然已经确信罗斯会去他应该去的地方。
　　“我要的那辆汽车马上就会到这里。我要你带上自己的行李离开。在前方半英里远的路上等我们。”
　　30分钟后，梅尔德鲁先生的汽车果真出现了，是一辆福特牌轿车，车身上有几处凹痕，是在塞浦路斯的一辆“没有标志”的汽车的真正的标记。司机是驻尼科西亚情报站一名年轻机警的情报员。他的名字叫伯蒂、马克斯，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他们在路边的树荫下接上比尔，朝着西南方向的山区驶去。这是一段很长的路程。在他们进人到特罗多斯山区樱桃种植业中心——风景如画的佩多拉斯村之前，天色已近黄昏。
　　丹尼在修车铺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等待着他们。可怜的德米特里欧先生还没有修好那辆租来的轿车——丹尼在对汽车实施破坏时已经知道没有半天的时间是修不好的。
　　丹尼指向阿波罗尼亚旅馆，他和比尔用行家的眼光打量着暮色渐浓中的周围乡村。他们确定了旅馆的漂亮的餐饮露台对面的那处山坡上，提起他们的旅行包，静静地消失在樱花园之中。他们中的一人携带着马克斯从尼科西亚带来的那只手提通讯器。另一只通讯器留在麦克里迪处。两名秘情局特工在村里找到了一家不太显眼的小旅馆并登记人住了。
　　从机场宾馆驾车出发后，经过一次愉快、悠闲的旅程，罗斯是在中饭时分抵达的。他估计并希望身后跟着特空团的“看管人”。
　　头天晚上在马耳他时，他已经故意在办理护照和海关手续的柜台前闲荡了一下。在办手续时，所有其他旅客除了一个，全都排在了他的前面。只有来自利比亚安全机关的那个肤色灰黄的年轻人缩回去了。这个时候他明白哈基姆·曼苏尔已经为他安上了一条尾巴。他没有在马耳他的机场大厅里东张西望寻找特空团中士，心里希望他们不会试图接近他。
　　来自的黎波里的尾巴没有登上赴尼科西亚的航班，因此，他设想另一名盯梢员将会在那里等着他。确实如此。罗斯举止自然，美美地睡了一个晚上。早上他看见那个利比亚人在尼科西亚机场大楼的道路上离开了他，并指望在他身后的某个地方有一名特空团战士在跟着他。他没有急急忙忙，但他不曾去看后面或者试图要去联络。山里也许安插着另一个利比亚人。
　　阿波罗尼亚旅馆里有一个空房间，于是他住了进去。也许这是曼苏尔预先安排的，但也许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房间，能看到山谷对面现在刚刚过了盛开期的满山的樱桃树。中饭他吃得较少，但质量不错，是当地的铁板烧羊肉，还喝了一种淡淡的红葡萄酒，最后是一道水果。这旅馆是一座老式的酒馆，经过了重新装修和现代化的改造，例如餐饮露台是搭建在山谷里的柱子上，在条型遮篷下的餐桌安放间距较大。不管旅馆里住了多少人，只有少数几位客人来吃中饭。在一张角落的桌子边，一位长着乌黑发亮头发的老者独自坐着，他用咕咕哝哝的笑语在向服务员说话。还有几对显然是塞浦路斯人的夫妻们，也许是专门来吃中饭的。刚才当他进人露台时，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士正在离开。罗斯曾回转身去看她；她确实是能使人们回头观看的那一类女人，一头密密的玉米色金发几乎可以肯定她不是塞浦路斯人。他已经注意到所有三名男服务员都鞠着躬把她送出餐厅，然后其中一名服务员才走到他的桌边来。
　　中饭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睡了一个午觉。如果说曼苏尔的不辞劳苦的暗示意味着他现在已经“到位”了的话，那么他根本没有进一步的事情可做，只能是观察和等待。他已经按吩咐做了。下一步，如果会有下一步的话，应该是在利比亚的一个法庭里了。他只是希望，如果形势突变，他仍能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得到他的后援。
　　当他在午睡后醒来时，后援确实已经到位了。那两名特空团中士已经在旅馆露台对面山腰上的樱桃树丛中找到了一座小石屋。在朝向山谷的一面墙上仔细地挖去一块石头后，他们可以由此观察相距700 码的旅馆的动静。一架高倍野战望远镜使得与餐台之间的距离好像只有20码。
　　暮色加浓时，他们呼叫麦克里迪，并告诉他从山上的另一边走到他们藏身处的方向。马克斯载上麦克里迪按指示驾车驶出村庄，经过两条土路，直至他们看到丹尼站在了路边。
　　下车后，麦克里迪跟着丹尼转过崎岖的山坡，直至他们消失在樱桃园中并使从山谷的对面无法察觉他们在向那座石屋走近。比尔把他那副装上了图像增强器的夜视镜递给了麦克里迪。餐饮露台上已是华灯初上，就餐区域的周围布置了一圈彩色灯泡，每张餐桌上还有一支插在烛台里的蜡烛。
　　“头儿，我们明天需要一些塞浦路斯农民的衣物，”丹尼轻声说。“不能老是穿着现在的服装在山坡上出没。”
　　麦克里迪用心记住第二天上午让马克斯去远处的村庄里购买他们在路上见过的农场工人所穿的那种粗布罩衫和裤子。在这座小屋不会受到干扰是他们的好运气；五月的季节已经过了洒水施肥的时令，而又不到收获时节。这座小屋被遗弃在那里，屋顶已经塌了一半，到处布满了尘土，一面墙上倚靠着几把缺下角的锄头。对曾经在寒冷泥泞的北爱尔兰山区经历过长达几个星期的俯伏观察的特空团中士们来说，这座石屋可以算得上是一家四星级宾馆了。
　　“喂，快看，很有劲呢。”比尔轻轻地说。刚才他已取回夜视镜，现在他把它递给了麦克里迪。
　　一个年轻的女人从旅馆的凹进处走人露台。一位满脸堆笑的男服务员正把她引向一张桌子。她那被太阳晒成了金色的肌肤上穿着一条简朴优雅的白色连衣裙，一头金发技在她的肩上。她坐下来，显然点了一份饮料。
　　“把心思用到工作上，”麦克里迪咕哝着说。“罗斯在哪里？”
　　两位中士露齿微笑了。
　　“哦，是的，他呀。露台上第一排窗户。右边数过去第三个窗。”
　　麦克里迪把夜视镜转过去。那些窗户都没拉上帘子。有几个房间点着灯。麦克里迪着见一个裸着身体的人，只在腰上围了一条浴巾，从卫生间出来走到房间的另一边。这是罗斯。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但没有一个坏蛋露面。另有两位客人坐进了露台里：一个胖胖的东地中海地区的商人，双手戴着闪亮的戒指；以及一位老者，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在审视着菜谱。麦克里迪叹了一口气。在他的谍海生涯中他经历过无数次无聊的等待，而且现在仍然讨厌等待。他把夜视镜递回去，看了一下表。7 点15分。他要在这里等候观察两个小时，然后才带马克斯回村里去吃晚饭。中士们将整夜守候着。这是他们最擅长的，除了暴力行动之外。
　　罗斯穿好衣服看了一下手表。7 点20分。他锁上房门下楼去露台喝一杯晚餐前的饮料。在露台外边，太阳已经下了山，把远处的山谷沐浴在浓重的暮色之中，而群山的剪影被光线反射得相当鲜明。
　　露台上有三个人：一个东地中海人长相的胖子、一个头发乌黑发亮的老头和那个女人。她背对着他，在眺望山谷对面的景色。一名服务员走了过来。罗斯朝与那个女人相邻的、靠着露台栏杆边的一张桌子点点头。服务员微微一笑，赶紧把他引到那里去了。罗斯点了茵香烈酒和一瓶当地产的矿泉水。
　　当他在自己的位子坐下时，她转过头来看了一下。他点点头轻声说：“晚上好。”她点点头表示回礼，继续去看正在黑下来的山谷。他要的茵香烈酒上来了。他也去看山谷。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可否提议干一杯？”
　　她吃了一惊。
　　“干一杯？”
　　他用杯子朝他们周围阴影笼罩着的群山和他们身后橙黄色的晚霞示意了一下。
　　“为宁静，也为惊人的美丽。”
　　她微微笑了一下。
　　“为宁静。”她说，并从她的杯子里啜了一口干白葡萄酒。服务员拿来了两份菜谱。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餐桌上开始看菜单。她点了山区的鲑鱼。
　　“我点不出比那个更好的了。请给我来一份相同的吧。”罗斯告诉服务员。服务员离开了。“你一个人吃饭吗？”罗斯静静地问道。
　　“是的。”她小心地回答。
　　“我也一样，”他说。“而且这使我忧虑，因为我是个害怕上帝的人。”
　　她迷惘地皱起了眉头。
　　“这与上帝有什么关系呀？”他明白她的口音不是英国的。有一种沙哑的界音，美国人吗？他朝露台外边做了一下手势。
　　“这景色、平静、群山、落日和晚上。上帝创造了所有这一切，但肯定没有创造出独自吃饭。”
　　她笑了，在她那被太阳晒成了金黄色的脸庞上露出了洁白整齐的牙齿。努力让人们笑，他的父亲曾这么告诉过他：人们喜欢被引笑。
　　“我能坐到你这边来吗？就为了晚饭？”
　　“为什么不呢？就为了晚饭。”
　　他拿起自己的酒杯，走过来坐到了她的对面。
　　“我叫汤姆·罗斯。”他说。
　　“莫妮卡·布朗。”她回答。
　　他们开始交谈，是通常的那种闲谈。他解释说，他是一名作家，已出过一本书，现正在这个地区为他的小说作调研，小说的内容将涉及东地中海和中东的政治。根据一位朋友的推荐，他已经决定在这家安静的风光秀美的旅馆小慈，以结束他在地中海东部的游览。
　　“那么你呢？”他问。
　　“没那么激动人心。我是养马的。我来这里想买三匹纯种种马。等待航运单证的到达要花一些时间。所以……”她耸耸肩。“消磨时间。我想，待在这里要比在码头上受太阳烘烤好。”
　　“种马？在塞浦路斯？”他问道。
　　“不，叙利亚。在哈马出售的一岁马驹。纯种阿拉伯马。是最好的。你是否知道，英国的每一匹赛马归根结底都来自于三种阿拉伯马？”
　　“只有三种吗？不，我不知道。”
　　她是如此地热衷于她的马匹。他了解到她已与年纪比她大得多的埃里克·布朗少校结婚，他们一起在英格兰阿什福拥有并经营着一个种马饲养场。她原籍美国肯塔基，在那里她学到了关于纯种马和赛马的知识。他对阿什福有一个模糊的印象，那是从伦敦去多佛尔路上的肯特郡的一个小镇。
　　鲑鱼端上来了，是从铁格栅炭火盆里烧烤出来的，味道很好。一起上来的还有产自马拉萨莎山谷里的本地白葡萄酒作为调料。在通往露台门的旅馆内，结成一伙的三个人走进了那里的酒吧。
　　“你要等多长时间呢？”罗斯问。“为这些种马？”
　　“我希望随时能等到。我挂念着它们。也许我应该与它们一起待在叙利亚。它们全都性情暴烈，在转运过程中会变得精神紧张。可我在这里的航运代理很好。当它们抵达时他会打电话通知我，然后我就把它们亲自托运出去。”
　　酒吧里的三个人喝完了威士忌，被引到了外面露台上的一张桌子边。罗斯注意到了他们说话的口音。他举起一叉鱼送到了嘴边。
　　“让你那个人把同样的再来一轮。”其中一个人说。
　　在山谷对面，丹尼静静地说：“头儿。”
　　麦克里迪跳起来，走到墙上的小孔处。丹尼把望远镜递给他以后站到后面去了。麦克里迪调整一下焦距，发出了一声长叹。
　　“哇，”他说。他把望远镜递了回去。“继续观察，我与马克斯去观察旅馆的前面。比尔，跟我来。”
　　这时候山区已经很黑了，这样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走回到仍在等待着的那辆汽车，用不着担心会被山谷对面的人看见。
　　在露台上，罗斯仍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莫妮卡·布朗。刚才看过的一眼已经使他完全明白了。其中两个爱尔兰人是他以前所没有见过的。第三个人，这伙人中明显的领导，是凯文·马奥尼。
　　罗斯和莫妮卡·布朗都婉拒甜点并要了咖啡。一小盘糖果蜜饯随着咖啡一起端上来了。莫妮卡摇了摇头。
　　“对身材没有好处，一点好处也没有。”她说。
　　“而且你的身材无论如何不能遭到破坏。因为实在太迷人了。”罗斯说。
　　她对于这种奉承付之以一笑，但并没有感到不愉快。她俯身向前。在烛光中，罗斯膘了一眼使他头晕目眩的她那丰满的乳房之间的那条乳沟。
　　“你认识那几个人吗？”她真诚地问。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罗斯说。
　　“其中一个人好像一直在盯着你看。”
　　罗斯不想转过去看他们，但既然莫妮卡这么说了如再不去看是会招致怀疑的。黝黑英俊的凯文·马奥尼正凝视着他。当他转过去时，马奥尼并没有把目光收回去看别处。他们的眼睛在对视着。罗斯知道那种盯视。那是迷惘和不安。是某个人认为他以前在某个地方见过一个人，但一时又没有想起来。罗斯把头转回来了。
　　“不认识。完全是陌生人。”
　　“那他们一定是非常粗鲁的陌生人了。”
　　“你能听出那种口音吗？”罗斯问。
　　“爱尔兰的，”她说。“北爱尔兰的。”
　　“你在哪里学会辨别爱尔兰口音的？”他问。
　　“当然是赛马。他们有许多人参加这项运动。现在嘛，今天晚上很愉快，汤姆。对不起，恕我失陪，我想去睡觉了。”
　　她站起身来。罗斯也随之站了起来，他那瞬间产生的疑惑消退了。
　　“好的，”他说。“这顿晚饭很愉快。希望我们能再次一起吃饭。”
　　他寻找着她也许要他陪上去的一种暗示，但那种暗示没有出现。她的年龄在30刚出头些，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并不愚蠢。如果她有那种想法，她是会用某种方式表露出来的。如果没有表示，那么贸然行事只会把事情搞糟。她向他灿然一笑后就走出了露台。罗斯又要了一杯咖啡，转身不去看那三个爱尔兰人，而去看远处黑沉沉的群山。不久他听到他们回到酒吧又去喝威士忌了。
　　“我告诉过你这是一个迷人的地方。”一个深沉的、富有文化内涵的声音在他身后说。是哈基姆·曼苏尔，与以往一样总是衣着优雅。他滑进那把空着的椅子，做手势要了咖啡。在山谷的对面，丹尼放下望远镜，朝他的通讯器急急地说了几句话。在阿波罗尼亚旅馆主人口前方道路上停着的福特汽车里，麦克里迪听到了这番话。他没有看见这个利比亚人进人旅馆，但他也许是几个小时以前进去的。
　　“随时向我报告情况。”麦克里迪告诉丹尼。
　　“你说得对，阿齐兹先生，”罗斯平静地说。“确实是个迷人的地方。但如果你要与我谈话，那为什么你要把我从利比亚赶出来？”
　　“哦，请不要说赶出，”曼苏尔拖长声音说。“只不过是谢绝。嗯，这个，原因是我希望与你在一个绝对私密的地方交谈。即使在我的国家里，也有手续要办，有记录要做，有上司的好奇心要满足。而这里……根本不需要，只有平安和宁静。”
　　还有设备呢，罗斯想道，可以执行一项秘密的杀人行动，留给塞浦路斯当局一具英国人尸体去作解释。
　　“那么，”他说，“我应该感谢你好心地同意帮助我的调研工作。”
　　哈基姆·曼苏尔轻柔地笑了起来。
　　“我认为那样的蠢事已经结束了，罗斯先生。你知道，在一些……畜生……结束他的痛苦的时候，你那位已故的朋友乌尔里希·克莱斯特先生全都说出来了。”
　　罗斯猛地朝他转过身去，既痛苦又恼恨。
　　“报纸上说，他是被毒品贩子杀死的。以报复他对他们的所作所为。”
　　“不，他下手的那些人确实是搞毒品交易的。他们的主要热情是把炸弹安放在公众场所，主要是在英国。”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些该死的爱尔兰人会去对乌尔里希感兴趣呢？”
　　“他们没有对他发生兴趣，我亲爱的罗斯，他们想查明你在汉堡的目的，并认为你的朋友也许知道，或者怀疑他知道。但是他死了。他似乎相信你编造出来的关于‘虚构’的美国恐怖分子的故事掩盖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这个消息，加上从维也纳收到的进一步的信息，使我认为你也许是一个值得一谈的人。我希望你是，罗斯先生；为了你的缘故，我真诚地希望你是。交谈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但不在这里。”
　　两个男人出现在罗斯身后。他们个子高大，长着橄榄色的皮肤。
　　“我想我们应该坐车去。”曼苏尔说。
　　“这样坐车去还能不能回来？”罗斯问。
　　哈基姆·曼苏尔站了起来。
　　“那得看你是否能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并使我满意。”他说。
　　在听到丹尼的报告之后，麦克里迪正等待着这辆汽车，这时候它从阿波罗尼亚的门廊里出现并驶上了道路。他看到这辆利比亚人的轿车拐弯离开了旅馆，罗斯坐在车内的后排座位上，夹在两名彪形大汉中间。
　　“我们要跟上去吗，头儿？”比尔在福特车的后座里问道。
　　“不要，”麦克里迪回答。不开车灯尾随，那么在崎岖的盘山公路上等于是自杀。而打开前灯就会取消这个游戏。曼苏尔把地形选择得很好。“如果罗斯能回来，他就会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不能……嗯，至少他坚持到了最后。诱饵正在受到检验。到了明天早上我们就能知道是吞钩了还是回绝了。顺便说一下，比尔，你能不被人发觉进入那家旅馆吗？”比尔看上去似乎像是受到了委屈。
　　“把这个塞进罗斯的门缝下面。”麦克里迪说，并递给他一本旅游小册子。
　　汽车行驶了一个小时。罗斯强忍着不去回头看后面。但有两次，在利比亚司机拐过180 度弯道后，罗斯能够察看他们走过来的道路。他们的身后没有另一辆汽车闪动着灯光。有两次那司机在路边停下来，熄灭车灯，等候了5 分钟。没有车辆驶上来超过他们。临近半夜时，他们到达一座宏大的别墅，驶进了锻铁大门。罗斯被赶下汽车，并被推着走进别墅门——是由另一个身体魁梧的利比亚人把门打开的。加上曼苏尔本人，对方有五个人。力量对比太悬殊了。
　　另有一个人在他被推进去的那间大客厅里等待着他们。那是一个身体矮胖、满脸垂肉、大腹便便的男人，年龄近50岁，长着一张粗糙的脸和一双红润的手。他显然不是一个利比亚人。实际上罗斯一眼就认出了他，虽然在脸上没有表露出来。那张脸面曾夹在麦克里迪的案犯照片本内，给他看过了，因为如果他同意深人到恐怖组织和中东去时，是他也许有一天会看到的一张脸。
　　弗兰克·特皮尔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叛徒，于1971年被中情局开除。此后不久，他操起了他的非常有利可图的行当——向乌于达总统伊迪·阿明提供刑讯设备、恐怖行动诡计和经验。当乌干达的恶魔被推翻、他的秘密的国家研究局分蹦瓦解时，他把那个美国人推荐给了穆阿马尔·卡扎菲。自此之后，特皮尔有时候与另一个叛徒埃德温·威尔逊合作，在一直充当利比亚独裁者侍从的期间，专门把各种恐怖行动的设备和技术提供给中东地区最为血腥残暴的组织。
　　虽然他已经退出西方的情报界长达15年了，但他在利比亚仍被当做“美国顾问”。这很适合他，因为这掩盖了他在80年代后期已经根本无所作为的事实。
　　罗斯被告知坐到房间中央的其中一把椅子里。家具几乎全都蒙上了一层灰。显然这座别墅是某个富裕家庭的一处度假屋，主人在冬季一直让它空关着。利比亚人在当天晚上才临时接管了它，那就是为什么没把罗斯蒙上这眼布的原因。
　　曼苏尔在一把衬有锦缎的高背椅子上抹去灰尘，仔细地坐了下来。在罗斯的头顶上方有一只惟一的灯泡。特皮尔接到曼苏尔的一次点头示意后，粗声粗气地开始了。
　　“好吧，孩子，我们谈谈。你一直转悠在欧洲寻找军火，非常特殊的武器。你到底想干什么？”
　　“研究一部新的小说。这我已经解释十多遍了，是一本小说。这是我的工作，是我要做的。写惊险小说，内容涉及士兵、间谍。恐怖分子——虚构的恐怖分子。”
　　特皮尔打了他一下，打在了侧面的脸上，不是很重，但足以表明还要打，还要打多次。
　　“别再胡说八道了，”他并无恶意地说。“无论如何我会了解真相的，用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最好还是免受皮肉之苦——对我来说全都一样。你到底在为谁工作？”
　　罗斯缓慢地把他被介绍过的那个故事说了出来，有时候事情记忆得很准确，有时候要在他的头脑中搜索一番。
　　“哪一本杂志？”
　　“《幸运的士兵》。”
　　“哪一期的？”
　　“去年4 月……5 月。不，不是4 月，是5 月。”
　　“那份广告说了些什么？”
　　“‘招聘武器专家，欧洲地区，执行一项有趣的任务……’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信箱号码。”
　　“大话连篇。这份杂志我每期都看，没有那个广告。”
　　“有的。你可以查核一下。”
　　“哦，我们会核实的。”曼苏尔从房间的那个角落里轻声说。他正用一支纤细的金笔在一本笔记本上作记录。
　　罗斯知道特皮尔在吓唬人。《幸运的士兵》杂志中确有这么一份广告。麦克里迪已经找到了这条广告，几个打给他在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朋友的电话已经确保，这是罗斯所热切希望的，无法找到那个申请登载这条广告的人，这样就不能否定曾经收到过英格兰汤姆·罗斯先生的一份应答。
　　“那么，你写了回复。”
　　“是的。普通信纸，住宿地址。介绍了我的背景和专业范围。要求答复，如果会有的话。”
　　“答复是什么？”
　　“在伦敦《每日邮报》上的一条小广告。”他背诵了广告词。他已经记住了这条广告。
　　“广告出现了？他们来联系了？”
　　“是的。
　　“哪一天？”
　　罗斯说了出来。去年10月。麦克里迪也已经找到了那条广告。是随机发现的，是由一位英国公民刊登的一条完全真实的小广告，但词语很适合。《每日邮报》的职员已经同意修改登记，以表明是由某一个美国人来申请登载的，付的是现金。
　　审讯继续着。在《纽约时报》上又刊登了一条广告后接到的来自美国的电话。（这条广告在经过几小时的搜索后也曾被找到了，是一条真实的广告，附有一个英国的电话号码。罗斯自己的未被列上的号码已改为与之相应的。）
　　“为什么要兜圈子联系？”
　　“我认为我需要谨慎行事，以防万一刊登第一次广告的那个人是一个疯子。同样，我的小心谨慎也许会给那个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结果呢？”
　　“确实如此。电话中的发话人说他喜欢这样。定了一次会面。”
　　什么时候？去年11月。什么地方？在巴黎的乔治青旅馆。他的外表怎么样？
　　“年轻、衣着讲究、说话优雅。没在旅馆里登记。我核查过了。自称叫加尔文·波拉德。肯定是一个假名。一个Yuppie类型的人。”
　　“一个什么？”
　　“Yuppie的意思是年轻、积极向上的职业人员，”曼苏尔拖长声音解释说。“你已经落伍了。”
　　特皮尔红了脸。当然，他见过这个新词语，但忘了。
　　他说了些什么？他说他是一个极端激进团体的代表。他的团体厌恶里根政府，厌恶美国对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敌意，尤其是动用美国飞机和纳税人的钱在刚刚过去的4 月份去轰炸了的黎波里的妇女和儿童。
　　“他是不是拿出了一张他所需要的设备清单？”
　　“是的。”
　　“是这张清单吗？”
　　罗斯看了一眼。那是他在维也纳时给卡利亚金看过的那份清单的一份抄件。那俄罗斯人一定是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是的。”
　　“克莱默地雷，看在上帝的份上。塑胶高爆炸药、饵雷公文箱，这些全是高技术产品。他们要这些设备到底想干什么？”
　　“他说他们的人想实施一次打击，一次真正的打击。他提到了白宫，还有参议院。他似乎对参议院尤为敏感。”
　　他允许这笔交易的钱从他那里提取。在德国亚深信贷银行的那个账户里存有50万美元。（感谢麦克里迪，那里确实有这么一个账户，日期已经改成合适的时期。而且这家银行的保密性不是最好。利比亚人如果核查，就会得到确认。）
　　“那么你卷进去又是为了什么？”
　　“这笔买卖有百分之二十的佣金。有10万美元。”
　　“小数目。”
　　“对我可不是这样。”
　　“记住，你是写惊险小说的。”
　　“但销路不是很好，尽管出版商大肆吹捧。我想挣点bob。”
　　“bob ？”
　　“先令，”曼苏尔轻声说。“英国旧货币，相当于绿钞或美元。就是钱的意思。”
　　凌晨4 点钟，特皮尔与曼苏尔走进隔壁的一个房间去进行悄悄的商量。
　　“美国真的有一个激进的团伙，准备对白宫和参议院采取一项大规模火爆行动吗？”曼苏尔问道。
　　“有！”那个粗壮的美国人说，他憎恨自己的祖国。“一个国家总有各种各样的怪人。天哪，一颗克莱默地雷装进一只公文箱内放在白宫的草坪上。你能想像得出吗？”
　　曼苏尔能想像出。克莱默是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最厉害的人员杀伤武器。它的形状像一块碟片，引爆后它会窜上空中，然后会从碟片的四周向齐腰高处发射成千上万颗弹丸。这些四处飞舞的弹射体可夺去几百个人的生命。在一座火车站的集散大厅里，一枚克莱默能杀死上千名旅客。为此，克莱默的销售需经美国严格审批，但总有造假的批文……
　　凌晨4 点半，这两个人回到了客厅。虽然罗斯不知道，但那天晚上幸运之神正在对他微笑。
　　曼苏尔需要尽快把某种消息带给他的领导人，以满足持续不断地向美国复仇的要求；特皮尔需向他的主人公证明，他仍然是他们需要向他咨询关于美国和西方事务的人。最后，这两个人相信了大多数人相信的理由；因为他们要相信。
　　“你可以走了，罗斯先生，”曼苏尔温柔地说。“当然，我们要去核实，我还会与你联络。留在阿波罗尼亚旅馆里，直到我或者我派来的人与你联络。”
　　那两个把他带来的彪形大汉驾车送他回去，把他扔在旅馆门口后驱车离开了。罗斯走进自己的房间后开亮了电灯，因为黎明的曙光还没有透进他的朝西的房间。在山谷对面，轮到值守的比尔激活通讯器，唤醒了在佩多拉斯一家旅馆内睡觉的麦克里迪。
　　在房间内，罗斯俯身捡起了地毯上的某件东西。这是一本小册子，邀请客人去参观历史悠久的基科修道院和拜谒圣母玛丽亚金像。在这段文字旁边还用铅笔简单地写着：上午10点。
　　罗斯让闹钟在三个小时后闭响。“去他的麦克里迪。”他说完后就沉沉地睡着了。
　
　
　
　
　
　　　

　　
第四章
　
　　基科，塞浦路斯最大的修道院，是在12世纪时由拜占庭的皇帝们建立的。他们把位置选得很好，其指导思想是，僧人们的生活应该在隔绝、深思和孤寂中度过。
　　庞大的寺院竖立在马拉萨莎山谷西部的一座高峰上，其距离是如此之遥远，以致只有两条路可通达那里，左右各一条。最后，在修道院下面，这两条路并成了一条，通向山上的寺院山门。
　　与拜占庭的皇帝们一样，麦克里迪也把他的位置选得很好。丹尼留在旅馆山谷对面的那座石屋里，注视着罗斯睡觉的拉着帘子的窗户。而比尔，骑在一辆由说希腊语的马克斯在当地为他搞来的一辆摩托车上，已经提前去了基科。到黎明时，这位特空团中士已经躲进通向修道院的那条单独的土路上方的松林里了。
　　他看到了麦克里迪本人到达，是由马克斯驾车送过来的，他观察着其他人的到来。假如爱尔兰三人小组的任何人出现，或者是那辆利比亚的轿车（他们已经记住了汽车的牌照号码），麦克里迪将会得到通讯器上三下嘀嘀声的警告，并随之消失。但来的只是通常的游客人群，大都是希腊人和塞浦路斯人，在这个5 月的早晨坐车沿着这条土路到达山上。
　　头天晚上，驻尼科西亚的秘情局情报站长已经派他手下一名年轻的特工把来自伦敦的几条消息和第三只通讯器带到了佩多拉斯。这样两位中士各有了一只，麦克里迪也有一只。
　　上午8 点半，丹尼报告说，罗斯已经出现在露台上，只点了春卷和咖啡作为一顿简单的早餐。马奥尼和他的两位朋友、头天晚上罗斯的那位“石榴裙”，以及旅馆的任何其他客人都没有露面。
　　“罗斯看上去很疲劳。”丹尼说。
　　“没人说过这是我们任何人中的一次休假。”麦克里迪在20英里外那座寺院院子里的座位上说。
　　9 点20分罗斯离开了。丹尼作了汇报。罗斯驾车驶出佩多拉斯，经过位于这座山村制高点的大天使迈克尔教堂，转向西北驶上了去基科的道路。丹尼继续观察着这家旅馆。9 点半，女服务员走进罗斯的房间并把窗帘拉开了。这使丹尼看得更清楚了。旅馆向山谷一面的房间窗帘全都拉开着。虽然受到初升的太阳对眼睛的照射，但这位中士看见了莫妮卡·布朗，在她的窗户前几乎赤裸着身子做了10分钟深呼吸操。
　　“这个镜头比南阿马好多了。”麦克里迪听到丹尼汇报后轻声咕哝着。
　　10点差10分，比尔报告说罗斯进入了视线，盘行在陡峭弯曲的那条上路上朝基科驶上来。麦克里迪起身走到了里面，心里纳闷着把这些巨石搬到这么高的山顶上所花费的工程，以及把壁画漆成金叶、紫红和蓝色作为香火缭绕的寺院内部装饰的工匠们的技术。
　　罗斯在那座著名的圣母金像的前面找到了他。在外面，比尔看到罗斯身后没有长出一条尾巴，于是给了麦克里迪藏在胸袋里的那只通讯器以四短声信号作为情况通报。
　　“好像你是干净的。”当罗斯出现在身边时，麦克里迪轻声说。低声说话并不奇怪；在他们的四周，其他游客都在细声耳语着，似乎唯恐扰乱了这个圣殿的肃穆。
　　“那么，我们从头开始吧，”麦克里迪说。“我好像记得在你赴的黎波里短暂访问前在瓦莱塔机场与你送别。此后的情况，请你详细说一说。”
　　罗斯从头开始说起。
　　“哦，这么说你遇到了那个臭名昭著的哈基姆·曼苏尔，”过了几分钟麦克里迪说。“他会在机场出现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卡利亚金从维也纳发过去的消息肯定是真正引起了他的兴致。说下去。”
　　罗斯的部分叙述，麦克里迪可由他自己和中士们的观察得到确认——那个灰黄色脸面的年轻特工，跟着罗斯回到瓦莱塔并送他登上塞浦路斯的航班；在尼科西亚的第二个特工，跟在他后面直至他离开旅馆进山去。
　　“你看见我的两名中士了吗？也就是你的前同事？”
　　“没有，从来没有。我一直深信他们是在那里。”罗斯说。他们一起抬头去观看圣母像，玛丽亚用平静、慈祥的眼睛回视着他们。
　　“哦，他们是在那里，”麦克里迪说。“现在，其中一个人在外面，以确保你和我都没被跟踪。实际上，他们对你的冒险很感兴趣。在这事完全结束后，你们可以一起喝一杯。现在还不行。那么……在你抵达旅馆之后……”
　　罗斯略过一些内容，跳到他第一次见到马奥尼及其两个朋友时接下去叙说。
　　“等一等，那个姑娘。她是什么人？”
　　“只是一名偶然搭识的度假者。是一个美国的赛马饲养人，上星期在叙利亚的哈马小马马驹交易市场里买了三匹阿拉伯种马，正在等待它们的到达。她的名字叫莫妮卡·布朗，很迷人的女子。没问题，只是吃饭时的伴侣。”
　　“你能肯定吗？”
　　“能，山姆，能肯定。只是一位平民，而且碰巧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
　　“这我们已经注意到了，”麦克里迪咕哝说。“讲下去。”
　　罗斯讲述了马奥尼的抵达以及他的女伴在露台上觉察到的那种可疑的盯视。
　　“你认为他认出了你？根据那座加油站前厅的记忆？”
　　“他不可能认出，”罗斯说。“当时我戴了一顶遮住了眼睛的羊毛帽子，满脸胡子拉碴，而且我的半个身子藏在加油泵后面。不，只要他听出了英格兰口音就会这样盯着看。你知道他是多么仇视我们啊。”
　　“也许是吧，往下说。”
　　是哈基姆·曼苏尔的突然出现和弗兰克·特皮尔的彻夜审讯，真正引起了麦克里迪的兴趣。他让罗斯停住了十多次，以澄清一些细节问题。骗术大师麦克里迪的手里拿着一本关于塞浦路斯拜占庭教堂和寺院的硬封面书。当罗斯陈述时，他在这本书上作着记录，写在希腊语的字里行间。他的笔头上没有出现任何痕迹，只是在以后施用了化学药水后才会显露出来。对任何一名旁观者来说，他只不过是一名游客，正在把他所见到的记录下来。
　　“到目前一切良好，”麦克里迪沉思着说。“他们的武器装运行动似乎还没有开始，正等待着某种命令。马奥尼与曼苏尔在塞浦路斯的同一家旅馆里出现不可能意味着其他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和什么方式。陆运、海运还是空运？从哪里到哪里，以及承运工具。卡车、飞机还是货船？”
　　“你仍然认为他们会往前走？不会把整个活动取消？”
　　“我有把握。”
　　没有必要告诉罗斯。他没有必要知道。但从照顾穆阿马尔·卡扎菲的那位医生那里又来了一条消息。在执行这项运输时，将会是多票货物装运。有些武器是给西班牙巴斯克分离主义者的，即“埃塔”。更多的是给法国的极左翼团伙——“行动指南”。另有一批是给人数较少但更致命的比利时恐怖组织“三C 团”。给德国的“红军旅”要运过去一大批，其中至少一半毫无疑问会被用到美国军人经常光顾的那些酒吧里。一半以上要运给爱尔兰共和军。
　　有报告说，爱尔兰共和军的其中一项任务是暗杀美国驻伦敦大使。麦克里迪怀疑，爱尔兰共和军担心他们在美国的资金筹借行动，很可能会把这项任务包给德国的“红军旅”去执行。“红军旅”是巴德一梅因霍夫帮的继任者，人数已经减少，但仍然极为危险，也愿意承揽其他团伙的合同工作，以换取军火。
　　“如果他们同意出售，他们是否询问你想在哪里接取给美国恐怖团伙的货物？”
　　“是的，他们问了。”
　　“那么你告诉他们了？”
　　“在西欧的任何地方。”
　　“运到美国去的计划呢？”
　　“按你说的告诉了他们。这批货物体积较小，由我负责转运，把它从他们交付的地点运到只有我知道的一座租来的车库里。搬上一辆露营车或房屋挂车，车壁后面有秘密部位。驾车北上，穿过丹麦，经轮渡到达瑞典，向北进人挪威，再装上其中一艘赴加拿大的货船。只不过增加了一名在进行野生动物观察休假的游客。”
　　“他们听信了这个方案。”
　　“特皮尔听信了。说这么做干净利落。曼苏尔表示反对，认为这要穿越好几个国家的边境。我解释说，在休假的季节里，欧洲到处涌动着露营车，在每一段路程我都会说我要到下一个国家首都的机场去接我的老婆和孩子，他们刚刚飞过来。他点了好几次头。”
　　“好吧。我们已经安家落户了。现在我们只得等待，看看你是否已经使他们相信了。或者他们要向白宫实施报复的迫切心情是否会使他们丧失自然的谨慎。这一点已经是知道的了。”
　　“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罗斯问。
　　“你回到旅馆去。如果他们吞下了你的美国计划并在那批货物中包括了你的一份，曼苏尔就会与你联系，要么他本人要么派信使。你要完全按他的指示办。只有当情况清楚后，我才会接近你听取汇报。”
　　“如果他们没有呢？没有吞下它呢？”
　　“那样的话，他们将设法把你灭口。很可能叫马奥尼和他的部下来干这项工作以作为一种信任的表示。那就会给了你面对马奥尼的机会。特空团的中士们将会在近处，他们会插进去把你救出来。”
　　他们才不会呢，罗斯心里想。那会使伦敦对这项阴谋失去了解。这些爱尔兰人将会四处逃散，整批货物将会以其他时间和地点以其他渠道运抵他们手中。如果曼苏尔来找他，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他将自己决定怎么办。
　　“你要不要一只警告呼机？”麦克里迪问。“事情紧急时我们可以快速来救助你？”
　　“不要。”罗斯简短地回答。要这种东西是没有意思的。投入会来救他。
　　“那就回旅馆去等待，”麦克里迪说。“在与那个漂亮的布朗夫人一起时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以后也许需要力气。”
　　他走开去加入了人群之中。私下里，他也知道，如果利比亚人或爱尔兰人去找罗斯，他是不能去干预的。他已经决定要做的是，万一曼苏尔不相信罗斯，他要去带来一支盯梢特工队，严密监视马奥尼的一举一动。马奥尼一动，爱尔兰的那批军火也会跟着动。现在他既然已经发现了马奥尼，那么这个爱尔兰人就会是比那批货物更好的追踪诱饵。
　　罗斯游览完修道院，出来走进阳光下去寻找他的汽车。在山上松树林中的比尔，注视着他离开并通知丹尼他们的人已经踏上了返程的路途。10分钟后，麦克里迪离开了，是由马克斯驾车送他回去的。在下山的道路上，他们让等在路边的一名塞浦路斯农民搭上了车，这样把比尔也接回了佩多拉斯村。
　　行驶了15分钟，麦克里迪的通讯器振响了。是丹尼来报告情况。
　　“马奥尼和他手下的人刚刚进人了我们的人的房间。他们在搜查，把房间搞得一塌糊涂。我要不要到路上去向他发出警告？”
　　“不，”麦克里迪说，“继续守着，保持联络。”
　　“如果我现在加速，我们也许可以赶上他。”马克斯提议。
　　麦克里迪看了一眼手表。这是一个空头动作。他甚至没在计算到达佩多拉斯的距离和速度。“太晚了，”他说，“我们不可能赶上他了。”
　　“可怜的老汤姆。”比尔在汽车后座上说。
　　山姆·麦克里迪很少在下属面前发脾气，但这次他忍不住了。
　　“如果我们失败，如果那批军火运过去了，在伦敦商业街上的可怜的购物者们、在海德公园里的可怜的游客们、在全国各地的可怜的妇女儿童们就会遭殃！”他厉声说。
　　在回佩多拉斯去的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了。
　　罗斯的房间钥匙仍挂在总服务台的挂钩上。他自己去取来——柜台后面没人——并上楼去了。房间的门锁没损坏；马奥尼曾使用了那把钥匙并放回了总台。但门未锁上，罗斯以为服务员还在整理床铺，所以他直接走了进去。
　　当他进人后，门后的那个人朝他狠狠推了一下，使他往前踉跄了几步。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到门边去的路被那个粗壮的人堵住了。由丹尼拍摄到的长距离照片在黎明前已由信使送到了尼科西亚，传真到了伦敦并确认了身份。那个粗壮的人是蒂姆·奥赫利希，是伦敦德里旅的一名杀手；壁炉旁边那个肌肉发达、姜色头发的人是埃蒙·凯恩，是来自于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名黑帮内部纪律执法人。马奥尼坐在房间内惟一的一把单人沙发里，背对着窗户。窗帘已经拉上，以挡住明亮的光线。
　　凯恩一言未发地抓住那个踉踉跄跄的英格兰人，把他转过身来贴在了墙壁上。一双熟练的手很快在他的短袖衬衣和两条裤腿上摸了一遍。假如他携带着麦克里迪提供的传呼机，就会被发现，而且还会立即终止这个游戏。
　　房间里一片狼籍，每一只抽屉都被拉出来倒空了，大衣柜里面的物品扔满了地。罗斯的惟一的安慰是，他携带着一名外出搞调研的作家不会不带的物品——笔记本、故事提纲、旅游图、手册、便携式打字机、衣物和洗漱用品。他的护照在他的裤子后袋里。凯恩把它取出来后扔给了马奥尼。马奥尼翻了一遍，但没有发现他所不知道的内容。
　　“那么，特空团军人，现在你也许可以告诉我你在这里到底是在干什么。”
　　他的脸上挂着那种通常的迷人的微笑，但微笑没有抵达他的眼睛里。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罗斯愤怒地说。
　　凯恩一拳打在了罗斯的太阳穴上。他原本可以避开，但他的身后有奥赫利希。身边是凯恩。即使没有马奥尼，他也寡不敌众。这些人可不是业余学校的教员。罗斯哼了一声，倚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你现在还不知道吗？你现在还不知道吗？”马奥尼说，他的身体没有站起来。“嗯，通常我不是用说话来解释自己的，但是对你，特空团军人，我就网开一面了。我在汉堡的一个朋友确认两星期之前你在那里。汤姆·罗斯，前特别空勤团上尉，在打听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以前曾去过绿宝石岛两次，现在在塞浦路斯出现了，正好是在我和朋友们想美美地度过一个安静的假期的时候。所以，我再问一遍，你在这里干什么？”
　　“听着，”罗斯说。“是的，我以前是在特空团。可我已经离开了，不想再忍受了。谴责了他们，那些狗杂种。是三年以前。现在我退出了，彻底退出了。如果我遇上了危险，英国当局根本不会来救我。现在我靠写小说为生。惊险小说。就这些。”
　　马奥尼向奥赫利希点了点头。从后面伸过来的一拳击中了腰部。罗斯惨叫一声，双膝着了地。尽管力量对比悬殊，但他可以反击，在最后一次倒下之前至少可以结果对方的一个人，也许两个。但他忍受着痛楚，跪倒在地上。虽然马奥尼气势汹汹，罗斯怀疑这个恐怖团伙的头子正感到纳闷。昨天晚上他肯定注意到了罗斯与哈基姆·曼苏尔在露台上先是交谈，然后驾车离开。不，这个爱尔兰共和军的头目还没有起杀性——他只是感到有趣。
　　“你对我说谎了，特空团军人，可我不喜欢那样。这个‘只是在搞调研’的故事我以前听到过。你知道，我们爱尔兰人民是爱好文学的人民。你一直在询问的某些问题毫无文学性可言。所以，你在这里干什么？”
　　“惊险小说，”罗斯喘息着说。“当今的惊险小说必须写得准确。不能模模糊糊、随便应付。看看约翰·勒卡雷和汤姆·克兰西的作品，你以为他们不作详细研究吗？这是现在的惟一方法。”
　　“是吗？还有大海对面的某一位先生，你们昨天晚上在一起谈话。他是协助你一起写作的吗？”
　　“那是我们之间的事情。你最好去问他。”
　　“哦，我已经问过了，特空团军人。今天上午，用电话问的。而且他让我注视着你。如果是留给我处理，我会叫我的小伙子们把你从高山上扔下去。可我的朋友让我注视着你。这我会的，日日夜夜，直到你离开。但那是他对我的全部要求。所以只是我们之间的事，这里有一件小小的礼物作为对过去时光的回忆。”
　　凯恩和奥赫利希开始殴打。马奥尼观察着。当罗斯的双腿软下来时，他倒在了地上，弯着身体以保护腹部和阴部。他的部位太低了，难以用拳头打他，于是他们用脚踢。他转过头去以避免脑部受伤，感觉到鞋尖踢在他的背部、肩部、胸部和肋骨上。剧痛的浪潮使他透不过气来，直至在后脑勺挨了一脚后两眼发黑失去了知觉。
　　他像交通事故的伤员那样苏醒过来了；先是战战兢兢地明白自己还没死，然后是疼痛感，浑身上下痛成了一团。
　　他脸朝下地躺卧着，他审视了一会儿地毯的花纹，然后他翻过身来。他抬起一只手抹了一把脸，左眼下的脸颊上起了一个包。他试图坐起来，但疼痛使他没有成功。
　　一条手臂插进他的肩下帮他坐了起来。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问。
　　莫妮卡·布朗跪在他的身边，一条手臂搂着他的双肩。她的右手的凉爽的手指触摸了一下他的左眼下方的那个包。
　　“我刚刚经过，看到房门半开半闭着……”她说。
　　巧合倒是一个巧合，他想，然后排除了这个想法。
　　“肯定是晕倒了，倒下去时把自己摔成了这个样子。”他说。
　　“那是在房间遭劫之前还是之后？”
　　他打量了一下四周。他忘了那些翻转的抽屉和四散的衣物。她解开了他的衬衣钮扣。
　　“天哪，摔成这个样子。”她只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她扶他起来，把他扶到床边，坐到了床上。
　　“别离开，”她没有必要地说。“我的房间里有一瓶涂抹剂。”
　　几分钟后她回来了，返身关上门，又把钥匙转了一圈。她解开他的棉布衬衫，把他的肩头剥了出来，见到他躯干上的铅灰色的青肿时发出了喷喷的叹息声。
　　他感到无能为力，而她似乎知道她正在做着什么。一只小瓶打开了，柔软的手指把涂抹剂搽到了那些青肿部位这产生了一种刺痛感。“哦，”他叫出声来。
　　“这对你有好处，能消肿，能褪色，转过身去。”
　　她把更多的涂抹剂抹在了他的肩部和背部。
　　“你怎么会带着涂抹剂呢？”他咕哝着问道。
　　“这是给马备着的。”她说。
　　“多谢了。”
　　“别大惊小怪，这对蠢人有同样的疗效。翻回来。”
　　他翻回身体。她站在他的上方。她那一头金发技落在她的双肩上。
　　“他们也殴打了你的双腿吗？”
　　“全身呢。”
　　她解开他的长裤上的皮带，拉开拉链，把裤子褪下来并拉了出来，没有感到一丝不安，就像一位年轻的妻子在照顾喝醉了的丈夫那样自然。除了小腿上的一只包，大腿上还有六处青肿。她用涂抹剂对受伤处进行了按摩。刺痛消褪之后是纯粹的愉悦感觉。药剂的气味使他回想起学生时代打橄榄球的那些日子。她停顿了一下，然后放下了药瓶。
　　“那也是一处青肿吗？”她问道。
　　他朝下去看他的那条拳击短裤。虽然浑身伤痛，但私处的雄性自然显现。不，那不是一处青肿。
　　“感谢上帝，”她轻声说。她转过身去把手伸向她那条奶油色人造丝连衣裙的拉链。光线透过窗帘给房间带来了一种柔和的、凉爽的亮光。
　　“你是在哪里学到关于青肿的知识的？”他问。
　　在遭殴打和按摩之后，他感到头晕目眩。
　　“以前在肯塔基时，我的弟弟是一名业余的赛马骑师，”她说。“我为他治过几次伤痛。”她那件奶油色的连衣裙落到地上成了一堆。她穿着细小的三角裤。她的背上没有文胸的带子。虽然她的乳房滚圆丰满，但她不需要胸罩。她转过身来。当罗斯面对那惊人艳丽的胭体时，不由得咽了好几次口水。
　　“可是这个，”她说，“我不是从兄弟那里学来的。”
　　罗斯想起了在英格兰格罗斯特郡的尼基。这种事情他以前没有做过，自从与尼基结婚以后，他也没有做过。但他又想，勇士偶尔也需要一些安慰，而且如果人家已经主动送上来了，拒绝就会使自己大没人情味了。
　　当她骑到他身上时，他向她伸出了双手，但她抓住他的双腕，轻轻地接回到枕头上。
　　“躺着别动，”她耳语着说。“你太虚弱了，不能主动参与。”
　　但在以后的一个小时里，她似乎承认她刚才说过的话已被证明是说错了。
　　下午4 点钟之前，她起身穿过房间拉开了窗帘。太阳已经过了当头，正向群山倾斜下去。在山谷的对面，特空团中士丹尼调整了一下焦距，不由得发出一声感叹：“哇，汤姆，你这狗家伙，艳福不浅呢。”
　　这种风流韵事持续了三天，在这期间，叙利亚的马匹没有抵达，罗斯也没有收到哈基姆·曼苏尔的任何消息。莫妮卡·布朗定时向她的代理查询，但回答总是“明天”。于是他们去山里散步，去樱桃园上方长着针叶树的高山上野餐，并在松针地上做爱。
　　他们一起在露台上吃早饭和晚饭，丹尼和比尔在对面山谷上静静地观察着，而马奥尼和他的同事们在酒吧里怒目而视。
　　麦克里迪与马克斯留在佩多拉斯村里的旅馆内、麦克里迪从驻塞浦路斯情报站组织了更多的特工人员，还从马耳他召来了几个。只要哈基姆·曼苏尔没与罗斯联系以表明他们那个精心准备的故事是否已被接受，关键是爱尔兰人马奥尼和他的两名同事，他们在运作爱尔兰共和军的组织；只要他们仍留在这里，行动就不会进人到运输阶段。两名特空团战士昼夜不停地对那些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实施着严密的监视。
　　在罗斯与莫妮卡首次做爱后的第二天，麦克里迪的特工队已全部到位，布置在山上的各个部位，可对进出该地区的每一条道路进行全面监控。
　　通进阿波罗尼亚旅馆的电话线路已被截听和窃听。监听员们安身在附近另一家旅馆里。新来的特工队员们很少会说希腊语，但幸运的是当地有许多游客，再增加十几个是不会引起怀疑的。
　　马奥尼和他的手下人不出旅馆一步。他们也在等待着某种东西，一次访问、一个电话、或信使递交的一封信件。
　　第三天，罗斯与往常一样在天色破晓后就起床了。莫妮卡继续睡着，所以是罗斯到房门边接过服务员端上来的早晨咖啡。当他提起咖啡壶要给自己倒第一杯咖啡时，他发现壶底下有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片。他把纸片放进杯子与碟子之间，倒上咖啡，端着杯碟进了卫生间。
　　纸条上只是简单地写着：晚上n 点，帕福斯，罗莎利那俱乐部，阿齐兹。
　　这会产生一个问题，罗斯沉思着，一边把撕碎的纸屑扔进抽水马桶冲了下去。去一趟帕福斯需几个小时，回来时将是下半夜了，如何把莫妮卡支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午时这个问题解决了。莫妮卡的航运代理人打电话来通知，那天晚上三匹种马将从拉塔基亚抵达利马索尔港，并请她去签从单证和把它们安顿在港口外面的马厩里。
　　当莫妮卡于下午4 点钟离开后，罗斯为他的后援特工队提供了一次方便，他走到佩多拉斯村打了一个电话给阿波罗尼亚旅馆的经理，解释说晚上他要到帕福斯去吃晚饭，并询问了去那里的最佳路线。这次通话被英国特工队窃听到了，通话内容传给了麦克里迪。
　　罗莎利那俱乐部原来是老城区内的一座卡西诺赌城。罗斯在11点差一些时走了进去，不久就发现举止优雅的哈基姆·曼苏尔坐在其中的一张轮盘赌桌前。他的旁边有一把空椅子。罗斯坐了上去。
　　“晚上好，阿齐兹先生，真是一次惊喜啊。”
　　曼苏尔认真地低头注视着。“下赌注，”赌桌管理员叫道。利比亚人把几枚高面值的筹码押在了一组高位数上。轮盘转了起来，那只白球跳动了一番后落进了4 号格子。当利比亚人的筹码全被刮走时，他没有表露出恼怒。他这么一掷输出去的钱相当于一个利比亚农民及其家庭的一个月生活费。
　　“很高兴你来了，”曼苏尔同样认真地说。“我有消息要告诉你。是好消息，你听了以后会开心的。能传递好消息总是令人愉快的。”
　　罗斯松了一口气。当初那利比亚人传了一条消息给马奥尼，而不是命令马奥尼把他从山上扔下去，这一事实就已经是有希望的了。现在情况似乎更好了。
　　他注视着利比亚人又输掉了一堆筹码。他习惯于赌博的诱惑，认为轮盘是迄今发明出来的最愚蠢和最烦人的制品，但阿拉伯人是堪与中国人相比的赌徒，即使是冷酷的曼苏尔也着迷于旋转的轮盘。
　　“我有幸告诉你，”曼苏尔一边把更多的筹码押上去，一边说，“我们光荣的领袖已经同意了你的要求。你需要的设备将会提供——全部提供。你意下如何？”
　　“我很高兴，”罗斯说。“我敢肯定我的客户将对它们进行……正当的使用。”
　　“我们必须全都热切地这样指望。如同你们英国军人所说，那是操练的对象。”
　　“费用怎么支付？”罗斯问道。
　　利比亚人不屑一顾地挥了一下手。
　　“接受这份来自于人民民众国的礼物吧，罗斯先生。”
　　“我真是不胜感激。我敢肯定我的客户也同样感激。”
　　“这我可不敢苟同，如果你这样去告诉他们，那你就是傻瓜一个。而你不是傻瓜。也是一个雇佣兵吧，但不是傻瓜。那么，你现在得到的佣金不是10万美元，而是50万美元，也许你愿意让我分享吧？我们一人一半怎么样？”
　　“好，作为战斗基金，当然了。”
　　“当然。
　　更像是退休基金呢，罗斯想。
　　“阿齐兹先生，就这么决定了。我从客户那里拿到钱后，一半归你。”
　　“我希望如此。”曼苏尔轻声说。这一次他赢了，一堆筹码推到了他面前。尽管他派头很大，但他还是高兴了。“我的手很长呢。”
　　“相信我。”罗斯说。
　　“你这么说，我亲爱的朋友，可是对我们这一行的侮辱。”
　　“我想了解运输事宜。在什么地方提货，什么时间？”
　　“会让你知道的。很快。你要求在欧洲的一个港口。我认为这可以安排。回到阿波罗尼亚去吧，我很快就会与你联系。”
　　他站起来，把剩余的那堆筹码递给了罗斯。
　　“15分钟之内不要离开赌场，”他说。“留在这里，享受一下自己。”
　　罗斯等了15分钟，然后把筹码兑成了钱。他宁愿给妻子尼基买一些好东西。
　　他离开赌城，信步走向他的汽车。由于老城区街道狭窄，即使是深夜，停车仍要付费。他的汽车停在两条街以远。他没看见丹尼和比尔。他们两人分别在道路两头的门洞里。当他走近他的汽车时，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一顶便帽的老头正在用一把扫帚把垃圾从排水沟里清扫出来。
　　“你好。”清洁工老头说。
　　“你好！”罗斯回答。他停顿了一下。老头是那种因生活贫困潦倒而干着那种低人一等工作的其中一个人。他记起了从曼苏尔那里得到的一叠钱，抽出一张大面额纸币，插进了老头的上衣口袋里。
　　“我亲爱的汤姆，”道路清洁工说，“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好心人。”
　　“你到底在这里干什么，麦克里迪？”
　　“保持摇晃你的汽车钥匙，并告诉我发生的事情。”麦克里迪说，一边挥动着他的扫把。罗斯告诉了他。
　　“好，”麦克里迪说。“看起来似乎是一条船。很可能意味着他们把你那一小批货物添加在给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大批货物里。我们必须这样假设。假如你的货物单独装进一只集装箱另行运输，那么我们就回到了我们原先开始的地方。但由于你的货物只有一箱，他们也许把货物全都包装在一起了。知道是哪个港口吗？”
　　“不知道，只是欧洲。”
　　“回到旅馆去，按那个人的吩咐行事。”麦克里迪命令说。
　　罗斯驾车离开了。丹尼骑着摩托车跟了上去，以确保罗斯的身后除了他本人没有其他跟踪者。10分钟之后，马克斯驾着汽车与比尔一起到来，接上了麦克里迪。在回去的路上，麦克里迪坐在汽车后座里陷入了沉思。
　　如果用船，那艘船舶是不会在利比亚注册的，太明显了。很可能是一艘租赁的货轮，船长和船员都不喜欢打听闲事。东地中海地区有几十艘这种船舶，而且塞浦路斯是一个方便的国家。
　　如果是在当地租船，那么这艘船必须去利比亚的一个港口装上那些武器。装货时，那些武器很可能会被装在橄榄或枣子等用木条箱包装的正常货物下面。爱尔兰共和军的这个行动小组很可能会与他们的货物同行。当他们离开旅馆时，一定要尾随他们去装货的码头，这样可以记下船名以便以后进行拦截。
　　一旦记下之后，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就是用一艘潜艇对该货船进行跟踪。那艘潜艇在马耳他附近的水下待命。从塞浦路斯阿克罗蒂里英国空军基地起飞的一架皇家空军“猎人”飞机将把潜艇引向那艘轮船，然后自己悄悄离开。以后的跟踪工作由潜艇来做，直至皇家海军的水面舰艇在英吉利海峡对其进行拦截。
　　他需要知道船名，或者至少需知道目的港。有了港口的名字，他可以让劳氏航运情报部门的朋友查明那个港口在什么时间阶段有什么船舶要去挂靠。这会使调查的范围缩小。这样可使他不再需要马奥尼，如果利比亚人肯告诉罗斯。
　　给罗斯的消息在24小时后来到了，是通过电话通知的。电话里的声音不是曼苏尔，而是另一个人。后来，麦克里迪部下的监听技术人员查明该电话是从驻尼科西亚的利比亚人民办事处打过来的。
　　“回家去吧，罗斯先生。很快就会到你家里与你联系。你的橄榄会用船运到欧洲的一个港口。关于到货和提货的事情，会与你本人联系的。”
　　麦克里迪在他自己的旅馆房间里研究着电话窃听的内容。曼苏尔是不是起了疑心？他是不是已经看穿了罗斯的真面目但决定假装不知道？如果他怀疑到罗斯的真正雇主，他就会知道马奥尼及其部下也受到了监视。所以，命令罗斯返回英国为的是让那些盯梢员离开马奥尼？有可能。
　　如果这不但可能而且是真实的，麦克里迪决定双管齐下。他将让罗斯去伦敦，但盯梢员们继续注视马奥尼。
　　罗斯决定在上午告诉莫妮卡。那天夜里他在她之前从帕福斯回到了旅馆。她是凌晨3 点钟从利马索尔回来的，兴奋得满脸通红。她的种马情况良好，现在关在利马索尔郊外的马厩里，她边脱衣服边告诉他。她只要办妥转运手续就可以把它们带回到英格兰去了。
　　罗斯一早就醒来了，但她更早。他打量着空荡荡的大床，然后走过廊道去检查她的房间。服务台的职员给了他一只旅馆的信封，里面装着一张纸条。
　　“亲爱的汤姆，我们曾在一起过得很愉快，但现在结束了。我走了，回到我的丈夫、我的生活和我的马匹中去了。请你思念我，如同我思念你那样。莫妮卡。”
　　罗斯叹了一口气。有两次他还以为她也许隐藏着什么秘密。现在读到了她的纸条，他明白他在开始时的猜想是对的，即她只是一位平民。他也有他的生活、他的乡间房舍、他的写作生涯和他的妻子尼基。突然间，他很想见到尼基。
　　当罗斯驾车返回尼科西亚机场去时，他猜测那两名特空团中士会跟在他身后的某个地方。确实如此。但麦克里迪没有。通过驻尼科西亚的情报站长，麦克里迪发现皇家空军的一架通讯航班要飞回英国威尔特郡莱纳姆，这比英国航空公司的定期航班提早起飞，于是他坐了上去。
　　快到中午时，罗斯也坐在飞机上，他朝舷窗望出去，见到绵延起伏的一大片特罗多斯山脉从机翼下往后退去了。他想起了莫妮卡，想起了仍倚靠在吧台边的马奥尼，想起了曼苏尔，对于能够回家去他感到由衷的高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英格兰格罗斯特郡的绿色田野比东地中海这口大煮锅要安全得多。
　
　
　
　
　
　　　

　　
第五章
　
　　刚吃过中饭，罗斯乘坐的飞机就降落了，由于是从塞浦路斯往西飞行，所以节省了时间。麦克里迪比他早一个小时已经到达了，虽然罗斯并不知道。当他从机舱出来进人到连接机场大楼的登机桥时，一位穿着英国航空公司制服的年轻漂亮的女士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罗斯先生。
　　他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哦，机场问讯处柜台有你的一条信息，就在海关大厅外边。”她说。
　　罗斯谢过她，迷惑地朝前走向护照检查卡口。他没告诉尼基他回来了，心想给她一个惊喜。
　　那条信息是：晚上8 点，司各特餐馆，给我点上对虾！
　　他咒骂了一声。这意味着要等第二天上午他才能回家。他的汽车停放在长期停车处，毫无疑问，如果他不能回家，高效率的秘情局将会把它取回并交还给他的寡妇。
　　他坐上免费班车，取回自己的汽车，登记住进了其中一家机场宾馆。现在他有时间洗个澡、刮刮脸、睡一觉、换上西装。因为他打算晚上喝好多优质葡萄酒，如果秘情局肯付费的话，他决定到伦敦西区司各特餐馆去时来回都坐出租车。
　　他先是打电话给尼基。她欣喜若狂，她的声音混杂着安心和高兴。
　　“你好吗，亲爱的？”
　　“好，我很好。”
　　“那么事情结束了吗？”
　　“是的，调研已经完成，还有两个细节问题我可在这里英格兰理清。你过得怎么样？”
　　“哦，很好。一切都很好。猜猜发生了什么？”
　　“这倒使我感到意外。”
　　“在你离开两天后，有一个男人来了。说他正在装修伦敦的一套大房子，正在看地毯。他买下了全部地毯，我们的全部存货。付的是现金。有16000 英镑呢。亲爱的，我们发了。”罗斯握住电话听筒，眼睛凝视着墙面。
　　“这个买主，他是从哪里来的？”
　　“达科斯塔先生吗？葡萄牙呀，怎么啦？”
　　“黑头发、橄榄色皮肤？”
　　“是啊，好像是这样。”
　　阿拉伯人，罗斯想。利比亚人。这意味着当尼基在谷仓里忙着那些他作为副业的地毯时，有人进人住房并且很可能对电话实施了窃听。曼苏尔先生肯定不希望在哪个方面出现漏洞。假如他，忍不住想从维也纳、马耳他或者塞浦路斯打一个电话给尼基并告之以实情，他将会暴露他自己和整个行动。
　　“好啊，”他快乐地说，“我不管他来自什么地方。如果他付的是现金，那就是好买主。”
　　“你什么时候回家来？”她激动地问。
　　“明天上午。大概9 点钟光景。”
　　晚上8 点10分，他走进了位于蒙特街的这家优雅的海鲜餐馆，并被引到了山姆·麦克里迪坐着的那张墙角边的餐桌旁。麦克里迪喜欢靠角落的桌子。这样，两名就餐者都可以背对墙壁，交谈起来方便，而且都能看到饭店里的情况。“千万不能背后受敌。”多年前他的一名教官曾这么告诫他。而那人自己后来被乔治·布莱克所出卖，在克格勃的审讯室里受到了背后一击。在麦克里迪的一生中，有许多时间是背靠着墙壁度过的。
　　罗斯点了对虾，并要求他那一份配以诺伊堡调料。麦克里迪则要了蛋黄酱作冷拌配料。罗斯一直等到两人的杯子都倒满了葡萄酒且服务员走开之后，才提及那个神秘的地毯买主。麦克里迪正嚼着满口的对虾，待咽下后，他简单地说了声，“该死的。”
　　“在我对旅馆实施电话窃听之前，你是否从塞浦路斯给尼基打了多次电话？”
　　“没有，”罗斯说。“我的第一只电话是几个小时前从波斯特宾馆打的。”
　　“好。既好又坏。好在没有不经意的真情泄漏。坏在曼苏尔正在绞尽心计。”
　　“他正在竭尽全力监控的还不止这些，”罗斯说。“我还不能肯定，但我看见了一辆摩托车，是一辆本田牌摩托车。在我从长期停车处去取我的汽车之时，还有在波斯特宾馆门口，我看见过它。但在我坐出租车进伦敦来时没见到这辆摩托车，一路上交通很拥挤。”
　　“情况有点严重，”麦克里迪动情地说。“我认为你是对的。在吧台的尽头有两个人，一直在窥视着。现在他们在盯着我们看。别转过头去，继续吃饭。”
　　“一男一女，很年轻，对吗？”
　　“对”
　　“认出他们了吗？”
　　“我想是的。起码那个男的。把头转过去呼唤服务员。看看你是否能发现他。他长着稀疏的头发，留着小胡子。”
　　罗斯转过去招呼服务员。那两个人在酒吧的尽头，与司各特餐馆的就餐区隔着一道屏风。罗斯曾受过反恐怖的强化训练。这意味着要在短时间内记住相册里的几百张照片，其中许多不是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他把头转了回来。
　　“认出他了。一名德国律师，极端激进分子。曾参与过为巴德一梅因霍夫帮的辩护，后来成了他们的其中一员。”
　　“当然了，是沃尔夫冈·鲁特。那个姑娘呢？”
　　“不认识。但红军旅使用许多追随他们的青年女子。是一张新面孔。曼苏尔派出的新的盯梢员？”
　　“这次不是。他更愿意使用他自己的人，而不是德国的激进分子。对不起，汤姆，是我做事不够谨慎。因为曼苏尔没派人在塞浦路斯盯你的梢，因为我忙于确保你能通过利比亚人对你的所有考验，我一时疏于提防那个该死的偏执狂心理变态者马奥尼。如果在酒吧里的那两个人是红军旅的人，那么他们是在为马奥尼办事。我还以为这里没有危险呢。恐怕我想得太简单了。”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罗斯问。
　　“他们已经看见了我们在一起。如果这样传出去，这次行动就完了，你也完了。”
　　“难道你不能是我的代理人？或者是我的出版商？”
　　麦克里迪摇摇头。
　　“行不通，”他说。“如果我从后门离开，那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如果我像正常的食客那样走前门，很可能我会被拍下照片。在东欧的某个地方，这张照片会被辨明身份。保持谈话的自然，但注意倾听。这是我要你做的事情。”
　　在喝咖啡时，罗斯召来服务员询问了去洗手间的方向。洗手间里也有工作人员，如同麦克里迪所知。给那个工作人员的小费是慷慨的，简直称得上丰厚。
　　“只为你打一个电话吗？行，先生。”
　　当麦克里迪在用信用卡签单时，那只电话打给了都市警察局特别分队里麦克里迪的一位朋友。麦克里迪一说明要买单时，那姑娘已经离开了餐馆。
　　当罗斯和麦克里迪出现在灯光明亮的门廊里时，那姑娘已经闪进了街头那家烤禽店边的一条巷子里了。她把照相机镜头对准麦克里迪的脸部拍了两张快照。她没有使用闪光灯，门廊里的灯光已经够亮了。麦克里迪注意到了这个举动，但没作任何表露。
　　他们两人从门廊缓慢地走向麦克里迪的那辆美洲虎轿车。鲁特从饭店里出来，迈步朝他的那辆摩托车走去。他从驮袋里取出头盔戴了上去，护目镜片拉了下来。那姑娘离开小巷，走上来骑在了摩托车的后座上。
　　“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所要的，”麦克里迪说。“他们也许随时会溜走。我们只希望他们的好奇心会驱使他们在后面跟一段时间。”
　　麦克里迪的车载电话振响了。他接听了一下。是他在特别分队的那位朋友打来的。麦克里迪向他作了一番情况介绍。
　　“恐怖分子，很可能携带着武器。在巴特西公园，靠近塔楼。”他放下话筒，看了一眼后视镜。“相距Zto 码，仍跟在我们后面。”
　　除了紧张，去巴特西公园的一路上倒是平安无事。这座公园通常在天黑时关门落锁。当他们驶近塔楼时，麦克里迪看了看路的两头。没有车辆行人。这并不奇怪——在罗斯的那个电话之后，这座公园已重新开门了。
　　“外交保护练习，还记得吗？”
　　“记得，”罗斯说着，一边伸手去抓手问。
　　“开始。”
　　当麦克里迪让美洲虎急转弯时，罗斯突然猛拉手闸。汽车的后部猛地转了过来，轮胎尖叫着发出了摩擦声。在几秒钟之内，轿车已经调过头来朝着另一个方向了。麦克里迪直线行驶朝着亮着一只大灯的迎面而来的那辆摩托车。附近两辆没有标志、停在路边的轿车突然间开亮前灯并发动了引擎。
　　鲁特转向旁边，成功地避开了美洲虎。但功率强大的本田摩托离开道路，蹿上街沿石，冲进了公园。它差一点就可避开那把长凳，但还是撞上了。坐在美洲虎轿车旅客座上的罗斯，看见摩托车翻了一个筋斗，把它的乘客抛到了草地上。另外的汽车停下来，从中下来三个人。鲁特被摔得头晕耳鸣，但没有受伤。他坐起身来，把手伸进了茄克衫下面。
　　“我们是武装警察。不许动！”在他身边的一个声音说。鲁特转过头来直视着那支警用史密斯和威森手枪的枪管。手枪上方的那张脸正在微笑。鲁特也看过电影《肮脏的哈里》。他决定不采取鲁莽的行动，他把手退了出来。特别分队的威布利中士站在后面，双手握枪指向那个德国人的前额。一位同事从摩托车手的茄克里面抽出了那支瓦尔特P。38手枪。
　　那个姑娘已经失去了知觉。一个穿着淡灰色衣服的大个子男人从其中一辆汽车旁走向麦克里迪。他是特别分队的指挥官本森。
　　“你们遇到了什么人，山姆？”
　　“红军旅。携带着武器，很危险。”
　　“那姑娘没有武器，”鲁特用英语清楚地说。“这是一次暴行。”
　　特别分队指挥官从自己的口袋里取出一支小手枪，走到姑娘身边，把枪在她的右手心里按了一下，然后放进了一只塑料袋。
　　“她现在带有武器了。”他温和地说。
　　“我抗议，”鲁特说。“这是粗暴违反民权的。”
　　“没错，”指挥官凄惨地说。“你想怎么办，山姆？”
　　“他们拍下了我的照片，他们也许知道我的名字。而且他们看见了我与他在一起。”他把头朝罗斯点了一下。这事如果传出去，伦敦街头上会发生许多灾难。我需要把他们留置起来，无法与外界联系。不留痕迹，不让人看到。撞车后他们一定是伤得不轻，也许可以让他们去一家安全医院吧？“
　　“我可以把他们安排到隔离病房。那可怜的姑娘已经昏迷了，再说他们也没有证件，我需要几星期时间才能搞清他们的身份。”
　　“我的名字叫沃尔夫冈·鲁特，”德国人说。“我是法兰克福的一名律师。我要求面见我们的大使。”
　　“唉，我这个人才到中年就这么耳聋了，他的话我一个字也没听清，”指挥官抱怨自己。“小伙子们，与他们一起坐到车上去。我一搞清他们的身份就把他们送上法庭。但这要花很长时间。保持联系，山姆。”
　　按规定，即使对于恐怖团伙的一名已被证实身份的持械成员，在英国遭拘禁之后，根据《恐怖预防法》，在出庭之前最多只能被羁押七天。但任何规则偶尔都会有例外，即使是在一个民主国家。
　　那两辆没有标记的警车开走了。麦克里迪和罗斯钻进美洲虎。他们必须离开这个公园，以让它关门上锁。
　　‘当这事结束之后，“罗斯问道，”他们是否会来追杀我，还有尼基吗？“
　　“那种事情他们从来没做过，”麦克里迪说。“哈基姆·曼苏尔是一个职业专家。与我一样，在我们的游戏中，，他接受这次失败。我们有时候获胜有时候失败。他将会耸耸肩，然后着手他的下一次行动。
　　“马奥尼诡计多端，但20年以来爱尔兰共和军只把他们自己的告密者和高级官员列为报复对象。我深信他会回到爱尔兰去与爱尔兰共和军军事委员会和平相处。他们至少会警告他不得进行个人的复仇行动。所以，你先在自己家里留几天吧。”
　　第二天上午，罗斯驾车返回格罗斯特郡，重新回归他自己的生活，并等待着哈基姆·曼苏尔承诺过的联系。当他收到关于那艘承运武器船舶的靠泊时间和地点的消息后，他将通知麦克里迪。秘密情报局将据此反向追查该船舶，在东地中海确认它，并在东大西洋或英吉利海峡把它连同在船上的马奥尼及其部下一同抓获。这事就这么简单。
　　七天后来联系了。一辆黑色的波尔舍轿车驶进罗斯家的庭院，一个年轻人从汽车里下来了。他打量着四周在5 月下旬阳光照耀下的绿色的青草和争芳吐艳的花朵。他长着一头黑发，脸色阴郁，他来自于一个气候干燥、生活艰苦的地方。
　　“汤姆，”尼基叫道。“有人找你。”
　　汤姆·罗斯从后花园走过来了。他的脸上只有礼貌的询问神色，没有其他表情，其实他认出了这个人。两星期之前跟在他后面从的黎波里到瓦莱塔、然后又送他登上去塞浦路斯航班的那条尾巴。
　　“找谁？”他说。
　　“罗斯先生吗？”
　　“是的。”
　　“我带来了阿齐兹先生的一条信息。”他的英语较好，但说得太仔细了，因此不够流利。他把用心记住的那条信息背诵出来了。
　　“你的货物将到达不来梅港。三只木箱，全都标着办公设备。凭你的正常签字放货。堆存在罗斯曼街诺伊堡仓库的09排货位里。你必须在到货后24小时内提取。否则它们将会消失。清楚了吗？”
　　罗斯重复了一下确切的地址，用心记在了脑子里。年轻人钻回到他自己的汽车里。
　　“还有一件事。什么时候？哪一天？”
　　“哦，对。24日，货物将在24日中午抵达。”
　　他驱车离开了，留下罗斯张大了嘴巴。几分钟之后，罗斯经检查没发现尾巴后，匆匆跑到村里去打公用电话。他自己的电话仍被窃听着，专家们已经确认了，但仍让它在短期之内保持现状。
　　“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24日？”麦克里迪已经是第十次发火了。“这只剩下三天了，只有三天该死的日子了。”
　　“马奥尼还在原来的地方吗？”罗斯问道。他已经在麦克里迪的坚持下驾车到了伦敦，在秘情局的其中一座安全房、即切尔西的一套公寓房里见面了。把罗斯带到世纪大厦去仍然是不安全的——正式地说，他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是的，马奥尼仍滞留在阿波罗尼亚旅馆的洒吧里，仍与他的行动小组在一起，仍等待着曼苏尔的消息，仍被我的盯梢员们监视着。”
　　他已经推算出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利比亚人说的24日是一个谎言，是对罗斯的又一次考验，以观看警察是否会去袭击那座诺伊堡仓库。在这种情况下，曼苏尔还有时间把船舶改港。第二种可能是他，麦克里迪，已经被骗了。马奥尼及其行动小组是诱饵，他们很可能并不知道事情的底细。
　　有一件事他是确定的：任何一艘船舶无法在三天之内从塞浦路斯经的黎波里或锡尔特抵达不来梅港。当罗斯还在驱车赶赴伦敦时，麦克里迪就已经向位于迪本广场的劳氏航运情报所的朋友咨询过了。那人说得很肯定。船舶从帕福斯行驶到的黎波里或锡尔特需一天。装货又需一天，或许一天一夜。再需两天时间航行到直布罗陀和四五天时间抵达德国北方。总共至少七天，很可能需八天时间。
　　所以，要么是对罗斯的一次考验，要么是那艘军火船已经航行在海上了。根据劳氏航运情报所那个人的说法，要在24日挂靠不来梅港，船舶现在必须航行在里斯本以西的大西洋上，朝北驶离菲尼斯特雷。
　　劳氏航运情报所正在核查那些从地中海港口出发、在24日预抵不来梅港的船名。电话响起来了，是那位航运专家打来的。
　　“没有那种船，”他说。“从地中海出发的船没有24日预抵的，你肯定是搞错了。”
　　是一次复仇呢，麦克里迪想。在哈基姆·曼苏尔的这个阴谋中，他遇到了另一位游戏大师。他转向罗斯。
　　“除了马奥尼和他的队员，在那家旅馆里是否还有任何人闻出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味道？”罗斯摇摇头。
　　“恐怕只能回到照相册上去了，”麦克里迪说。“一遍一遍地翻阅那些照片。如出现你待在的黎波里、马耳他和塞浦路斯期间你所发现过的任何脸面，立即通知我。我把这些相册留给你。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去办。”
　　麦克里迪没向世纪大厦报告就直接求助于美国人了。时间太紧张了，根本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办事。他去见了在格罗斯文纳广场的中情局情报站长。仍然是威廉·卡弗。
　　“嗯，朋友，这个我不知道，山姆。改变人造卫星的轨迹没那么容易。你不能使用一架‘猎人’吗？”
　　英国皇家空军的猎人侦察机能拍摄到在海上航行船舶的高清晰度照片，但它们必须飞得很低才行，这样会被对方发现。再加上没能提供精确的纬度，它们必须在一个大范围内多次来回飞行。
　　麦克里迪长久地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如果他知道那批货物已经上了路，且已经交到了爱尔兰共和军的手中，他将根据在卡扎菲帐篷里那位医生的报告，不失时机地向中情局警告他们的驻伦敦大使已经危在旦夕。
　　但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关注着阻止那批军火的发运。现在，在需要中情局帮助时，他扔出了他的重磅炸弹。
　　威廉·卡弗从椅子里跳了起来，好像受到了喷气的弹射。他们两人都知道，除了一名美国大使在英国遭杀戮所引起的灾难之外，撒切尔首相是不会轻易原谅中情局允许查利·普赖斯大使发生三长两短的。
　　“就让那颗该死的人造卫星听你指挥吧，”卡弗说，“但以后这种事情你必须早点告诉我。”
　　当罗斯疲倦地从头看阅第一本相册，即早期的那些相片时，已经差不多是半夜了。与他坐在一起的是来自世纪大厦的一名照片专家。房间里还放着一台幻灯机和一块幕布，可把照片投影到幕布上，并可对睑面进行修改。
　　临近午夜1 点钟时，罗斯停顿下来。
　　“这一张，”他说，“你能把它在幕布上显示出来吗？”
　　那张脸面差不多占据了一道墙面。
　　“别傻了，”麦克里迪说，“他多年前就已经退出了。只是曾经参与过，开小差退出了。”
　　那张脸在回视着，在宽边眼镜后面的是—双疲惫的眼睛，皱着的眉头上方是铁灰色的头发。
　　“去掉眼镜，”罗斯说。“给他配上棕色隐型镜片。”
　　那位专家作了调整。眼镜不见了，眼睛由蓝色变成了棕色。
　　“这张照片有几年了？”
　　“大概10年吧。”那专业技术人员说。
　　“给他加上10岁。稀疏头发，增加皱纹，搞成双层下巴。”
　　专业人员按他的要求做了。现在照片里的那个人看上去约有70岁了。
　　“把头发搞成乌黑发亮，染发。”
　　稀疏的灰头发成了深沉的黑发。罗斯吹起了口哨。
　　“独自坐在露台的那个角落里，”他说，“在阿波罗尼亚旅馆里。不与任何人说话，孤身一人。”
　　“他的名字叫斯蒂芬·约翰逊，前爱尔兰共和军总参谋长，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名老军人，20年以前，”麦克里迪说。“在与年轻一代就政策事宜发生一场激烈的争吵以后，在10年前退出了整个组织。他现年65岁。在克莱尔县出售农业机械，看在上帝的份上。”
　　罗斯微笑了。
　　“曾是一名王牌战士，吵过一架，愤而退出，受到冷落，不愿与内部的那些人接近——是否回想起你所知道的任何人？”
　　“罗斯先生，有时候你也有点小聪明呢。”麦克里迪承认说。
　　他打电话给爱尔兰警察中的一位朋友。从官方的角度讲，爱尔兰警方与他们的英国对手在打击恐怖活动中的联系，应该是正式的，但也较为疏远。实际上，在职业人员之间，那种联系常比某些强硬路线政治家们所指望的更为热络和亲密。
　　这次电话打给了爱尔兰警察特别分队的一个人，把他在雷尼拉的家里睡眠中唤醒了。他在早饭时报告了重要情况。
　　“他现在在度假，”麦克里迪对罗斯说。“根据当地警察报告，他偶尔去外地度假打高尔夫球，通常在西班牙。”
　　“西班牙南方吗？”
　　“有可能。为什么呀？”
　　“还记得那次直布罗陀事件吗？”
　　他们都记得很清楚。企图在直布罗陀安放一枚巨型炸弹的三名爱尔兰杀手，被一支特空团的小分队“解决”掉了。这几个恐怖分子是从阳光海岸扮作游客来到罗克的。西班牙警方和反情报部队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和配合。
　　“谣传一直说恐怖团伙共有四个人，第四个人留在了西班牙，”罗斯回忆说。“西班牙南方的玛尔贝拉地区不适宜建高尔夫球场。”
　　“这个家伙，”麦克里迪喘着气说，“这个老家伙，他又开始活动了。”
　　半晌午时，麦克里迪接到了威廉·卡弗打来的一个电话，于是他和罗斯一起去了美国大使馆。卡弗在大厅里迎接他们，签字让他们进去之后，把他们引到了设在地下室里的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也搞了一个审阅照片的房间。
　　那颗人造卫星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它从东大西洋上空轻轻地滑过，它那长焦距的汤姆型照相机对准下面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外海那条狭长的水域，一次经过就覆盖了离岸100 英里的海域范围。
　　根据他在劳氏航运所朋友的建议，麦克里迪要求对从里斯本北部至比斯开湾的一个矩形水域进行拍照研究。发回给在华盛顿郊外全国侦察办公室接收室的那些连续滚动拍照，已经改成了对在那个矩形面积中每一艘正在水面航行船舶的快照拍摄。
　　“这只鸟①将对在水面上漂浮的任何比可乐罐大的物体进行拍照，”卡弗自豪地评论说。“你们要开始吗？”
　　在这片矩形的海域里共有120 多艘船。差不多一半是渔船。麦克里迪先不去管它们，虽然他也许会在以后回过头来找它们。不来梅港同时也是一个渔港，但这些渔船并不是在德国登记注册，而一艘陌生的外国渔船到不来梅港不卸渔货卸杂货是会招致怀疑的。所以他把重点放在货轮和几艘庞大而豪华的私人游艇上，忽略了4 艘客轮。被他缩小后的清单上共有53条船。
　　麦克里迪要求把那些在蓝色的大海中漂浮的船一艘一艘地放大，直至每一艘船占据了整块幕布。房间里的人仔细地对它们进行了审视。有些货船是驶往另一个方向的；那些朝英吉利海峡航行的共有31艘。
　　下午2 点半时，麦克里迪请求暂停。
　　“那个人，”他对威廉·卡弗的技术员说，“站在驾驶台边翼上的那个人，你能把他的镜头拉近吗？”
　　“可以。”美国人说。
　　这艘货船是头天傍晚日落前在菲尼斯特雷海岸外被拍照的。一名海员在前甲板上忙着例行的工作，另一个人站在驾驶台边翼上看着他。当麦克里迪在注视之时，屏幕上的这艘船越来越大了，艄尖舱和船艉跑到屏幕外面去了，孤身站着的那个人的身体增大了。
　　“这只鸟有多高？”罗斯问。
　　“ 110英里。”技术员回答。
　　“哇，这可是高科技呢。”罗斯说。
　　“能把注册登记的牌照拍摄得清晰可辨。”那美国人自豪地说。
　　这艘货轮有20多个镜头。当驾驶台边翼上的那个人占据了大部分墙面时，罗斯要求把所有的镜头在屏幕上放得一样大。在图像闪烁时，那人似乎要动了。
　　他观看那位海员转而去眺望大海。然后他摘下帽子，用一只手去理了理他那稀疏的头发。也许是一只海鸟在他的上方鸣叫着。不管怎么说，他仰起了脸面。
　　“停住，”罗斯叫道，“再近一点。”
　　技术员放大了那张脸面，直至最后它变得模糊不清。
　　“瞧，”麦克里迪把手搭在罗斯的肩上耳语说。“就是他，约翰逊。”
　　在稀疏的、乌黑发亮的头发下，那双疲倦的老眼从屏幕上回视着他们。阿波罗尼亚餐饮露台上的那个老头，以前的恐怖分子。
　　“船名，”麦克里迪说，“我们需要知道这条船的船名。”
　　船名写在船艄。当人造卫星邀游到北方的地平线上时，它仍在拍照。一张低角度的快照拍摄到了铁锚旁边的船名——“雷吉娜IV号”。麦克里迪抓起电话，打给了他在劳氏航运情报所的那位朋友。
　　“不可能吧，”他的朋友在半小时后的回电中说。“雷吉娜IV号‘是一艘万吨轮，现正航行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外海上。你肯定是搞错了。”
　　“没搞错，”麦克里迪说。“它大概是两千吨级，现正在法国波尔多海岸外朝北航行。”
　　“等一等，”来自科尔切斯特的那个快活的声音说。“它是否载运着某种肮脏的货物？”
　　“几乎可以肯定。”麦克里迪说。
　　“我等会儿打电话给你。”劳氏的那个人说。他来电了，差不多是在一个小时之后。在这段时间里，麦克里迪基本上一直在打电话给多塞特郡普尔的一些人。
　　“‘雷吉娜’是一个常见的名宇，”劳氏的那个人说。“如同‘斯台拉·玛利斯’那样。所以在名字后面附上了字母或罗马数字，以示区别。有一艘‘雷吉娜VI号’，是在利马索尔注册的，现靠泊在帕福斯，大概是两千吨的。船长是德国人，其他船员是希腊人和塞浦路斯人。船东是新的，是在卢森堡注册的一家空壳公司。”
　　是利比亚政府搞的，麦克里迪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离开地中海时是“雷吉娜VI号”；到了大西洋上把V 后面的那个罗马数字用油漆涂盖，并在它的前面标上另一个。熟练的人手还可修改船舶证书。船舶代理人将向不来梅港申报享有盛誉的“雷吉娜IV号”的进口办公设备和加拿大杂货的卸货事宜，谁会去核查“雷吉娜w 号”其实是在委内瑞拉的外海上呢？
　　第三天黎明时，霍尔斯特船长在驾驶台前窗凝视着外面正在缓慢地放亮的天空。毫无疑问，在他的正前方那团火光直升天空，停顿了一分钟后四散回落到了水中。那是焰火，是发生海难的求救信号。透过半明半暗的天色，他看到在他前方一二英里处一团黄色火焰的闪烁。他命令机舱让船舶半速前进，拿起一只话筒，呼唤在下面舱房里的一名旅客。半分钟不到，那个人来到了他身边。
　　霍尔斯特船长一言不发地用手指向挡风玻璃的外面。在他们前方平静的海面上，一艘40英尺长的机动渔船剧烈摇晃着。显然它的机舱部位发生了一次爆炸；一股黑色的浓烟从甲板下冒出来，与橘黄色的火焰混在了一起。它的舷侧已被烤焦和烧黑。
　　“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斯蒂芬·约翰逊问。
　　“在北海，处在英国约克郡与荷兰海岸之间。”霍尔斯特说。
　　约翰逊拿起船长的望远镜，对准了前方的那艘小渔船。船名“仙女”、船籍港惠特比，可以依稀分辨出来。
　　“我们必须停下来救助他们，”霍尔斯特用英话说。“这是海商法规定的。”
　　船长不知道自己运载着什么货物，他也不想知道。他的雇主已经向他下达了命令，而且给了他一笔极为丰厚的奖金。他的船员也已经得到了金钱的实惠。来自塞浦路斯的那些板条箱包装的橄榄，是在帕福斯装上船舶，也是完全合法的。在利比亚海岸锡尔特的两天挂港停留期间，部分货物已被卸下并重新装上。看上去是相同的。他知道船上的某个舱位里肯定有非法货物，但他没能发现，也不想去作尝试。他的货物极为危险的证据体现在那六位旅客上，其中两位来自于塞浦路斯，其他四位来自于锡尔特。还有在他一驶人大西洋就对船名数字的改变。他指望在12小时之内这一切全都能够结束。他将经过北海行驶回去，在海上期间把船名改回“雷吉娜VI号”，平安地回到他的船籍港利马索尔，届时他将是一个相当富裕的人了。然后他将退休。多年来把奇怪的货物和人员运进西非、现在来自于基地在卢森堡的他的新船东对他下达的奇异的命令——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的事情。他将在50岁时退休，他的积蓄足以使他和他的希腊妻子玛丽亚在希腊岛屿上开一家小餐馆，过上一种平静的生活。
　　约翰逊似乎犹豫不决。
　　“我们不能停下来。”他说。
　　“我们必须停下来。”
　　天色更亮了。他们见到了一个身影，浑身焦黑，从渔船的驾驶室出来，蹒跚着走向前甲板，忍受着痛苦的折磨，试图挥手示意，然后脸朝下往前倒了下去。
　　另一名爱尔兰共和军的小头目走到了霍尔斯特的背后。船长感到一支手枪的枪管顶在了他的肋骨上。
　　“朝前行驶，从旁边经过。”一个平静的声音说。
　　霍尔斯特船长没有轻视这支枪，但他把目光投向了约翰逊。
　　“如果我们不去理睬，他们被另一艘船舶所救起，这迟早会的，他们就会告发我们见死不救。我们会遭扣留，还要作出回答。”
　　约翰逊点点头。
　　“那就撞向他们，”拿枪的那个人说。“我们不能停下来。”
　　“我们可以对他们实施急救，然后呼叫荷兰海岸警卫队，”霍尔斯特说。“没人会上船来。当荷兰的快艇出现时，我们就可继续赶路了。他们会挥手表示感谢，过后就忘了此事。这只耽误我们30分钟时间。”
　　约翰逊被说服了，他点点头。
　　“把你的枪收起来。”他说。
　　霍尔斯特把车钟摇向全速后退，“雷吉娜”的前进速度减慢了。用希腊语向舵手下达了一个命令之后，霍尔斯特离开驾驶台下到了主甲板上，接着继续走向艄楼甲板。他去俯视正在接近的那艘渔船，然后朝着操舵的水手挥了一下手。主机停下了，“雷吉娜”的惯性带动船舶缓缓地临近那条惊慌失措的渔船。
　　“喂，‘仙女’！”霍尔斯特叫道，他俯瞰着那艘渔船慢慢地漂到了船艄下面。他们看到那个倒在前甲板上的人试图挣扎着爬起来，但又跌倒了。“仙女”沿着庞大的“雷吉娜”船体滑到了“雷吉娜”的肿部，那里的船舷栏杆比较低。霍尔斯特走下艄楼，用希腊语发出命令，让他手下的船员抛一条缆绳到“仙女”号上。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当渔船滑到“雷吉娜”的船肿部时，前甲板的那个人苏醒过来，以惊人的力量跳起来，抓住在他身边的一只四爪小锚索，抛过“雷吉娜”的栏杆，另一头牢牢地系在了“仙女”船头的一只缆桩上。第二个人从渔船的船舱里跑出来，在船舶做好了同样的工作。“仙女”停止了漂流。
　　又有四个人跑出船舱，爬上舱顶，直接跳进了“雷吉娜”的栏杆里面。这事发生得如此之快，且又配合得如此默契，以致霍尔斯特船长只有喊出一声“到底怎么回事？”的时间。这些人全都同样穿戴，黑色的连衣裤、橡胶靴和黑色的羊毛帽子。他们的脸是黑的，但不是被烟灰熏黑。一只强有力的手打在了霍尔斯特船长的太阳神经上，使他跪倒在甲板之上。后来他会说，他以前从没见到过英国特别海勤中队——与特空团齐名的海上特种部队的行动，也永远不想再次见到。
　　现在主甲板上有四名塞浦路斯海员。其中一个穿黑衣裤的人用希腊语向他们喊了一条命令，他们全都服从了。他们卧倒在甲板上，脸朝下，留在那里。但从船舶上层建筑那扇侧门里涌出来的那四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没那么做，他们全都持有手枪。
　　两个人明白手枪根本不是对方持有的赫克勒和科奇MPS 冲锋枪的对手，于是把手枪扔到甲板上后举起了双手。另两个人试图用手枪对抗。一个运气还好，他的腿上中了几发冲锋枪子弹，活是活下来了，但他的余生将在轮椅里度过。第四个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胸部接受了四颗子弹。
　　“雷吉娜”的甲板上蜂拥着六个穿黑衣裤的人。第四个跳上船的是汤姆·罗斯。他跑向能往上通到驾驶台去的升降口。当他到达驾驶台边翼时，斯蒂芬·约翰逊从里面出来。看到罗斯时，他把双手举到了空中。
　　“别开枪，特空团军人。事情结束了。”他喊道。
　　罗斯往旁边一站，把自动手枪的枪管猛地朝楼梯挥了一下。
　　“下去。”他说。
　　爱尔兰共和军的这位老战士开始走向下面的主甲板。罗斯的身后有动静，驾驶室里还有一个人。他觉察到了这种动静，往旁边一让，听到了手枪射击时发出的爆裂声。子弹擦过了他的连衣裤肩膀上的布料。不能等待了，只能还击。他按照教官教过的方式射击了，快速的两发子弹连射，接着重复一次。四发9 毫米子弹在不到半秒钟时间内射了出去。
　　他有一个印象，即门口的那个身影在胸部中了所有这四颗子弹，弹回到门侧里面，又被抛向前面；一头玉米色的金发一阵乱舞。然后她就躺倒在钢板上死了，一溜细细的鲜血从他曾经亲吻过的嘴唇里流了出来。
　　“哦，哦，”他胳膊肘旁边一个声音说。“莫妮卡·布朗，漂亮的女士。”
　　罗斯转过身来。
　　“你这个狗杂种，”他缓慢地说，“你原来早就知道了，对不对？”
　　“原来不知道，只是怀疑。”麦克里迪说。穿着平民衣服的他，是在枪声平息下来后才从渔船里稳步走出来的。
　　“在她与你接触之后，我们不得不去查明她的身份，这你是明白的，汤姆。她确实是，或者说曾经是莫妮卡·布朗，但在都柏林出生和长大。20岁时的初次结婚，把她带到美国肯塔基长达8 年。离婚后，她又嫁给了埃里克·布朗少校。丈夫与她年龄相差悬殊，但很富裕，在他的醉醺醺的生涯中，根本没去怀疑他的年轻的妻子竟是一名狂热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不错，她确实经营着一个饲养场，但不在英格兰肯特郡阿什福，而是在爱尔兰威克洛县阿什福。”
　　特种部队的小分队花了两个小时时间清理现场。霍尔斯特船长全力配合。他承认曾在菲尼斯特雷的外海上有过一次转运，把一些木条箱过驳到了一艘渔船上。他说出了那艘渔船的船名。麦克里迪把这一消息报告了伦敦，以便转告西班牙当局。如果采取快速行动，还能在那艘拖网渔船上截获那些运给“埃塔”的武器，作为特空团对那次宣布罗陀事件中西班牙人帮助的一份回礼。
　　两具尸体被拖到了主甲板上，并排放在了一起，盖上了从下面舱室里取来的毯子。在希腊籍和塞浦路斯籍船员的协助下，舱盖板被打开了，里面的货物受到了检查。是特别海勤中队小分队的指挥官去作检查的。两个小时之后，小分队的这位中尉向麦克里迪作了汇报。
　　“什么也没有发现，先生。”
　　“你说什么？没发现？”
　　“有许多橄揽，先生。”
　　“没其他东西，只有橄榄？”
　　“有些箱子标着办公设备。”
　　“装着什么东西？”
　　“办公设备，先生。还有三匹种马。它们焦躁不安，先生。”
　　“别说那些马了，我也坐立不安了，”麦克里迪严肃地说。“带我去看看。”他和罗斯跟着那位军官下到了货舱里。
　　中尉带他们去巡视了船舶的四只货舱。在一个舱里，透过被打破的板箱侧面可以看到来自日本的复印机和打字机。在两只舱室里，塞浦路斯的橄榄罐头从破木箱里滚了出来。第四只船舱里装着三只巨大的马匹箱笼。每一只箱内都有一匹种马在嘶鸣，并且受到了惊吓。
　　在麦克里迪的内心有一种感觉，那是一种上当受骗、采取了错误的行动和要付出代价的痛苦的感觉。如果他所截获的只是橄摊和打字机这种货物，伦敦将会剥下他的皮，钉在谷仓的门上。
　　一名特别海勤中队年轻的战士与他们一起站在装有马匹的货舱里。他似乎了解动物，正在轻轻地与那些马说话，让它们安静下来。
　　“先生？”他问道。
　　“什么事？”
　　“为什么要装运它们？”
　　“哦，它们是阿拉伯马。是纯种种马，要运到一个饲养场去。”罗斯说。
　　“不，它们不是，”年轻的突击队员说。“它们是骑术学校的骑用马。是种马，但是是骑用马。”
　　他们用撬棒撬开第一只木板箱。当木条散开时，搜查结束了。在这只特制的运输包装箱内外壁之间，足有1 英尺宽的一个夹层。他们看到了叠放在一起的塑胶高爆炸药、RPG －7 系列火箭发射器以及一排排肩扛式地对空导弹。在其他马匹箱笼里找到了重机枪。弹药、手榴弹、地雷和迫击炮。
　　“我认为，”麦克里迪说，“我们现在可以召来海军了。”
　　他们离开货舱，来到了上午温暖的阳光照耀下的主甲板。英国皇家海军将来接管“雷吉娜”，并把它带到哈威奇。在那里，它将被正式扣留，它的船员和乘客将被拘留。
　　“仙女”号渔船已被抽去海水，修补了导致倾斜的漏洞。那些使人看上去是在着火的特效烟幕手榴弹早已被扔到海里去了。
　　那个膝盖被打碎了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已由突击队员对他进行了初步的、熟练的包扎，把他的出血止住了。现在他面如死灰般地背靠横舱壁坐在甲板上，等待着与那艘护卫舰一起过来的海军军医。另两名同伙被用手铐铐在了甲板另一头的一根柱子上，手铐钥匙都由麦克里迪拿着。
　　霍尔斯特船长和他的船员都没有异议地被关进了其中一只货舱——不是载运武器的那一只，坐在橄榄之中等待着英国海军官兵为他们放下一把梯子。
　　斯蒂芬·约翰逊被锁在甲板下他自己的舱室里。
　　当特别海勤中队的官兵们准备妥当后，五名军人跨上“仙女”号渔船的舱顶，然后消失在舱内了。它的发动机振响了。两名突击队员重新出来，解开了缆绳。中尉朝麦克里迪挥了挥手以示最后道别。渔船突突突响着离开了。这些人是无名勇士，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们没有必要再滞留了。
　　汤姆·罗斯坐下来，弓着双肩坐在了其中一只舱口围板下，靠近莫妮卡·布朗那曲线优美的尸体。在“雷吉娜”甲板上的另一边，英国皇家海军的那艘护卫舰已经靠上船舷，系上缆绳，把第一批人员送上了货船。他们在与麦克里迪交谈情况。
　　一阵春风吹来，掀起了床单的一角，从而露出了下面的脸。罗斯注视着那张美丽而又安详的脸庞。微风把一缕玉米色的金发吹到了额头上。他俯身把头发轻轻理了回去。有人坐到了他的身边并把一条手臂搭在了他的肩上。
　　“这事结束了，汤姆。你原先是不知道的，你也不会受到责备。她知道她是在干什么。”
　　“假如我知道她在船上，我是不会杀死她的。”罗斯说。
　　“那么她就会杀死你。她是那一种人。”
　　两名水兵打开那两个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的手铐，把他们押上了护卫舰。两名勤务兵在一位军医的监督下，把那个受伤的人扛上一副担架，抬着离开了。
　　“现在还有什么事？”罗斯问道。
　　麦克里迪凝视着大海和天空，他叹了一口气。
　　“现在嘛，汤姆，将由律师来接管。律师总是接管各种事情，把一切生死、情感、贪婪、勇气、诱惑和光荣变为他们的枯燥的行话。”
　　“那么你呢？”
　　“哦，我将回到世纪大厦重新接受新的任务。每天晚上回到我的小公寓听音乐和吃烤扁豆。而你，我的朋友，你将回到尼基的身边，紧紧地抱住她，继续从事你的小说写作并忘掉这一切。汉堡。维也纳、马耳他、的黎波里、塞浦路斯——忘掉它们。这事完全结束了。”
　　斯蒂芬·约翰逊被押过来了。他停下来俯视着这两个英国人。他的口音如同西岸的石南属植物一样浓重。
　　“我们的日子会到来的。”他说。这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口号。
　　麦克里迪抬起眼皮摇了摇头。
　　“不，约翰逊先生，你们的日子就结束了。”
　　两名勤务兵把那个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的尸体装上一副担架抬走了。
　　“她为什么要干这事，山姆？她到底为什么要干这事？”罗斯问道。
　　麦克里迪俯身向前，把床单益回到了莫妮卡·布朗的脸上。两名勤务兵回来把她抬走了。
　　“因为她相信了，汤姆。错误的事情，当然，但是她相信了。”
　　他站起身来，把罗斯也拉了起来。
　　“来吧，小伙子，我们回家去。就这样，汤姆。就这样，她已经走了，汤姆，沿着她要走的道路，按照她自己的意愿。现在她只是另一个战争的创伤。与你一样，汤姆，与我们大家一样。”
　
　
　
　
　
　　　

　　
幕间休息3
　
　　星期四，意见听取会已经进行了四天。蒂莫西·爱德华兹下决心让这一天成为会议的最后一天。在丹尼斯·冈特开始讲述之前，爱德华兹决定先发制人。
　　他已经明白他的两位坐在桌子后面的同事——国内行动处与西半球处处长，他们的态度已经软了下来，准备让山姆·麦克里迪的事情搞成一个例外，倾向于以这种或那种理由把他留下来。
　　在星期三会议休会时，他的两位同事曾把爱德华兹拉到世纪大厦酒吧内一个安静的角落里表达了他们的感想，建议采用某种方法把骗术大师山姆·麦克里迪留在局里。
　　这绝对不是爱德华兹的打算。与其他人不同，他知道让骗术大师提早退休以形成一个制度的决定，来自于外交部常务副大臣，这个人某一天将会与其他四个人一起坐下来讨论决定秘情局局长的下一任人选。去冒犯这样的一个人将会是一个愚蠢的举措。
　　“丹尼斯，我们全都抱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你所回忆的山姆执行过的许多行动，而且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是，我们现在必须面临叨年代的挑战，在这个时期里……我该怎么说呢？……积极的措施和火爆的行动将会失去舞台。我是否应该向你提醒一下去年冬天因亲爱的山姆的一意孤行而在加勒比海引起的那场骚乱？”
　　“没关系，蒂莫西，”冈特说。“这件事我要回顾一下，就作为山姆继续留在局里的价值的最后一个例子吧。”
　　“那就请回顾一下吧。”爱德华兹鼓励说。他松了一口气，这将是他不得不听取的最后一次请求，然后他将作出不可避免的判断。此外，他还认为，他的两位同事肯定会转而认为麦克里迪的那些行动更像是一个懦夫，而不是女王陛下的一名当地代表。新年前夕当麦克里迪返回来走进“墙洞”洒吧时，下级特工人员们为他鼓了一通掌，这很好。但是他，是他爱德华兹，不得不中断度假，去平息苏格兰场、内政部和外交部的怒火，这一幕他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气恼。
　　丹尼斯·冈特不情愿地穿过房间走到文档员的那张桌子，接过递上来的那份卷宗。尽管他已经说出口了，但那次加勒比海事件是他想避免的。虽然他对他的科长怀有深深的崇敬，但他知道山姆对此是真正咬着牙关的。
　　他清楚地回想起刚过新年时雨点般地洒向世纪大厦的那些备忘录，以及麦克里迪在1 月中旬被召回来之后与局长之间的冗长的面对面的谈话。
　　这位新局长才刚刚上任半个月，他的新年礼物却是放在他的案头上的关于山姆的加勒比海冒险的详细报告。幸好局长马克爵士曾与骗术大师共事多年，经过几句正式的批评之后，局长拿出麦克里迪最喜欢的淡色啤酒表示了新年的祝酒和一次承诺——再也不要违反规定了。六个月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局长变得很难接近了。
　　冈特错误地猜想，局长忍耐着等到夏天把麦克里迪甩掉。他不知道那道命令实际上来自于多高的层次。
　　麦克里迪是知道的。他用不着别人告诉他，也用不着需要证据。但他了解局长。局长像一名优秀的指挥官那样，如果你做错了事，马克爵士会当面告诉你；如果他认为你犯了错误，他会严厉地批评你；如果后果十分严重，他甚至会开除你。但他都是亲自这么处理的，否则的话，他会竭尽全力保护他自己的职员免受局外人的攻击。因此，现在这件事来自于很高的层次，甚至连局长本人也顶不住了。
　　当丹尼斯·冈特捧着文档走回他那一边去时，蒂莫西·爱德华兹遇到麦克里迪的目光并微笑了。
　　你真是一个倒霉的狂人，山姆，爱德华兹心里想。聪明能于，但你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这确实是一个遗憾。如果你能再聪明一点，按规定行事，也许还可以给你留一个位子。但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已经把罗伯特·英格利斯那样的人搞得坐立不安了。90年代将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是我的世界；是一个像我那样的人的世界。在三年时间内，也许四年内，我将坐上局长的宝座，而像你那样的人将无论如何不会有立足之地。现在离去也许更好，山姆，你这个老家伙。届时我们将拥有一批全新的情报官员，全都是年轻聪明的职员；他们将十分听话，遵守规章制度，不会把人们搞得坐立不安。
　　山姆·麦克里迪也报之以微笑。
　　你确实是一个自作聪明的人，蒂莫西，麦克里迪心里想。你真的以为搜集情报只不过是开开会、从电脑里打印一些资料和去科兰利的屁股以乞求一点点信号情报。好吧，很好，美国的信号情报以及他们的电子情报，是世界上最佳的——他们拥有人造卫星和监听设备的技术。但这种技术是会被愚弄的，蒂莫西，你这个老家伙。
　　有一种东西叫“马斯基洛夫卡”，这你几乎是没有听说过的。这个词是俄语，蒂莫西，是用白铁皮和胶合板伪造机场、机库、桥梁和整个坦克师的艺术，这种伪装技术是可以愚弄美国的大鸟的。所以，有时候你必须派遣地面人员，把一名特工安插到那个堡垒的内部，招募一名对现实不满的人，雇佣一名在位的投诚者。你成天衣冠楚楚，还娶了一个贵族妻子，你永远成不了一名外勤特工。
　　冈特正在开始他的最后辩解，试图证明在加勒比海发生了什么事，努力不致失去那两位处长的同情。他们两人在昨天晚上已经表示出愿意改变主意并建议暂缓考虑此事。麦克里迪望着窗户外面。
　　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没错；但不是朝着蒂莫西想象的方向。冷战之后的这个世界正在悄悄地发疯——噪音会在以后产生。
　　在俄罗斯，由于缺乏设备，丰年没有获得丰收，到了秋天，由于缺少机车和车皮，粮食将会在铁路沿线烂掉。饥荒将会在12月或1 月份来临，把戈尔巴乔夫逼回到克格勃和军队的怀抱，而克格勃和军队将在今年1990年夏天因他的左道邪说而强行提出要价。1991年将根本不是闹着玩的一年。
　　中东是一个火药桶，该地区消息最为灵通的情报机构——以色列摩萨德，正被华盛顿当做一名贱民，而蒂莫西·爱德华兹正从那里得到暗示。麦克里迪叹了一口气。也许在英格兰德文郡搞一条渔船倒是一个解决他的问题的答案。所有这一切全都与我无关。
　　“这事真正开始干，”冈特打开他面前的那份档案说，“ 12 月初在北加勒比海的一座小岛上。”
　　麦克里迪猛地一动，从遐想回到了世纪大厦的现实之中。哦，是的，加勒比海，他想，该死的加勒比海。
　
　
　
　
　
　　　

　　
第四部 一缕阳光
第一章
　
　　太阳西沉前一小时，“海湾女士”号犁过明亮的、波光粼粼的海水返航了。朱利奥·戈麦兹朝前坐着，他那硕大的背部靠着舱顶，那穿着软拖鞋的一双大脚搁在前甲板上，正心满意足地吸着一支波多黎各的方头雪茄。刺鼻难闻的烟味飘向了毫无怨言的加勒比海水域上空。
　　这个时候，他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在他身后的10英里处是水下的陡坡。在那里，大巴哈马海岸落下去后形成了圣特伦海峡；在那里，大海鱼追逐着刺跋，金枪鱼追猎着狐鲣，刺鲅和狐鲣反过来去追捕酯鱼，而所有这些鱼偶尔会遭到姥鲛和大旗鱼的追杀。在船艉露天捕鱼甲板上那只油漆斑驳的旧铁箱里有两条精美的鳍鳅，一条是他的，另一条是船长的。现在，船长正掌着舵柄，驾着他的休闲渔船驶向普雷桑斯港。
　　倒不是说两条鱼是戈麦兹的整天捕获量；曾经有过一条精致的旗鱼，被做上标记后放回了大海；一堆较小的狐鲣曾被用来作为鱼饵；一条黄鳍金枪鱼，他估算有70磅重，但后来那条鱼一个猛子潜人深海，使他不得不割断鱼线，要不然就会失去卷筒内所有的渔线；还有两条长背狮，每一条都是他经过30分钟的战斗才钓上来的。他已经把它们全都放回了海里，只留下那两条鳅，因为它们是热带海域中味道最鲜美的鱼类之一。
　　朱利奥·戈麦兹不喜欢杀生；使他一年一度来到这些水域的原因，是卷筒和鱼线运行时的咝咝震颤感，是鱼竿折弯时的紧张感，是呼吸空气的人类与怪物般强壮好斗的鱼类在竞技时的刺激感。刚刚过去的一天是快乐的一天。
　　在他左边的远处，在德里托图加斯后面已经无法看见的西方地平线之下，一轮红日正在沉人大海，收敛起它那灼人的赤热，最后将让步于晚风和正在来临的夜间的凉爽。
　　在“海湾女士”号前方3 英里之外，那座岛屿耸立在水域之中。他们将在20分钟内泊岸。戈麦兹把他的雪茄烟蒂弹在了泡沫飞溅的海水中并擦了擦他的手臂。虽然他的肌肤是天然的灰黄和橄榄色，但在回到他的寄宿房后他需要涂上一层晒后护肤霜。握着舵柄的吉米·多布斯没有这个问题；他是在这个岛上土生土长的，拥有他自己的渔船，把它租给想去钓鱼的游客，在他那深乌色的皮肤上太阳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朱利奥·戈麦兹把他的双脚从前甲板转过来，从舱顶下到了船M。“让我来，吉米。你去冲洗一下吧。”
　　吉米·多布斯微微一笑，把舵柄交出后，拿起一只提桶和一把扫帚，开始把鱼鳞和内脏的碎块从排水孔里冲洗下去。六只燕鸥不知从什么地方飞过来，吃掉了漂在尾流上的那些碎片。海洋里从不浪费任何东西，不会浪费任何有机物。
　　当然，还有更为现代化的出租渔船航行在加勒比海；这种渔船配有与发动机相连的水泵软管用于冲洗；配有鸡尾酒吧、电视机，甚至还有录像机；配有寻找鱼群的电子技术设备以及各种航海仪器可进行环球航行。“海湾女士”没有这些设备；她是用木条送接建造的一艘旧船，装了一台冒浓烟的琅金斯柴油机，但她历经风雨创伤。她有一个小小的前舱，一捆鱼竿和鱼线，散发着鱼香和油香，还有一个露天的后甲板，上面安装着10只钓竿固定器以及一把自制的橡木工作椅。
　　吉米·多布斯没有硅片帮他寻找鱼群；他是靠自己找到鱼的，用他父亲教过他的方法，用眼睛去观察海水颜色的细微变化、不应该出现在水面上的波纹、远处一只俯冲下来的海鸟，而且凭本能知道这星期它们会游向哪里、会去吃什么。但他确实能找到它们，每天。这就是朱利奥·戈麦兹每次度假都来找他一起去钓鱼的原因。
　　朱利奥钟情于这个岛屿的纯朴和“海湾女士”的简陋。他的专业工作是操作美国的现代化设备，在电脑里查询资料，在迈阿密市中心驾车穿行。在他的假期里，他需要大海、阳光和海风，还有鱼，因为朱利奥·戈麦兹的生活中只有两个爱好——他的工作和他的垂钓。对于后者，他只有五天时间，现在还剩下两天——星期五和星期六。星期天他将飞回在佛罗里达的家中并于星期一上午去与埃迪一起上班。他不由得对这个前景叹了一口气。
　　吉米·多布斯也是一个快乐的人。这一天与他的客户和朋友过得很愉快，他的口袋里有了几个美元，可为老伴买一条裙子，还有一条味道鲜美的鱼作为他们夫妻俩和一大群孩子的晚餐菜肴。难道生活还有其他乐趣吗？他想。
　　刚过5 点钟，他们靠上了那座摇摇晃晃的破旧的木质鱼码头。该码头似乎在多年前就应该倒塌，但却没有发生。前任总督曾说要向伦敦报批新建一座，但后来他离任了。继任人马斯顿·莫伯利爵士对渔业不感兴趣。如果说茅屋镇酒吧里的那些闲谈是可信的话，那么新总督对岛民也不感兴趣，而酒吧闲谈聊天往往说得很准。
　　当“海湾女士”号系妥泊夜的缆绳后，通常，孩子们会匆匆跑过来观看捕获的渔货，并相帮着卸到岸上，岛民们会用轻快的歌声般的口音打趣说笑。
　　“你明天有空吗，吉米？”戈麦兹问道。
　　“有空。你还想去吗？”
　　“这正是我来这里的目的嘛。那就早上8 点见。”
　　朱利奥·戈麦兹给了一个小男孩一美元以替他把他的鱼提过去，于是他们两人离开码头进人到普雷桑斯港那些尘土飞扬的街巷。他们要走的路不远，因为普雷桑斯港是一个小地方。它不是一个大市镇，实际上只比一个村庄大一点。
　　这是一座在加勒比海的大多数小岛上都能见到的小镇，“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主要由木头建造的房子，漆成了鲜亮的颜色，屋顶上盖着石板瓦，房子之间的小巷里铺着碎贝壳。那个小小的港口外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珊瑚礁丛作为它的天然防波堤，、一周来一次的贸易班轮就是在那里靠泊。海岸上有几座更为华丽的建筑——海关、法院和战争纪念馆，全都是多年前用珊瑚块堆砌起来的。
　　镇子里面有镇政厅、小小的英国圣公会教堂、警署和主要的旅馆——后甲板旅馆。除了这一些和在港口一头的一座不起眼的皱纹铁皮仓库之外，房屋大都是用木材建造的。在刚出镇子的海岸边，竖立着总督府和政府办公房，全都剧成了白色，围墙也是白色的，前门旁竖着两尊古旧的拿破仑时代的火炮，在精心保养的绿草坪中央有一块旗杆石。白天，英国的米字旗在旗杆上迎风飘扬，当朱利奥·戈麦兹穿越小镇走向他所住宿的寄宿房去时，正在进行降旗仪式，由一位警官把那面米宇旗降下来，旁边站着总督的副官。
　　戈麦兹是可以人住后甲板旅馆的，但他喜欢麦克唐纳夫人寄宿房的那种宾至如归的氛围。她是一位寡妇，满头银色卷发，与他本人一样极为相称，爱吃海螺杂烩。
　　他转人她居住着的那条街道，没去注意贴在许多墙上和篱笆上的色彩鲜艳的选举海报，看见她在打扫她那独立式住宅的洁净的门前台阶，这是她每天要进行好几次的一种习惯。她用她通常的那种笑容招呼了他和他的鱼。
　　“哇，戈麦兹先生，好漂亮的一条鱼呢。”
　　“作为我们的晚餐，麦克唐纳夫人，我想这够我们大家一起吃了。”
　　他把钱付给了那个男孩。小家伙带着他的新财富蹦蹦跳跳地离开了。戈麦兹上楼去了他自己的房间。麦克唐纳夫人回到厨房去准备在铁格栅上薰烤那条鳍鳅。戈麦兹洗澡、刮脸，换上了一条奶油色的宽松裤和一件鲜亮的短袖海滩衬衫。他想喝一大杯冰镇啤酒，于是穿越镇子往回走向后甲板旅馆的酒吧。
　　这时候才7 点钟，但夜晚已经来临，小镇里黑乎乎的，只有从窗户里透出来微弱的灯光。走出后街，他来到了议会广场。广场的中央是一个围成了方块的洁净的绿化地，种着一些棕榈树，广场的三边分别是英国圣公会教堂、警署和后甲板旅馆。
　　他经过了警署，那里的电灯还亮着。电力是由安装在码头边的发电机发送过来的。在这座小小的、珊瑚块砌制的建筑物里，布里安·琼斯警长和为人正直的两名警官以及八名警员组成的警力，在这个西半球地区犯罪率最低的社区里维持着法律和秩序。戈麦兹来自于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他为似乎没有毒品、没有黑帮、没有行凶抢劫、没有卖淫、没有强奸，只有一家银行（没发生过抢劫）和一年六次的盗窃案而感到纳闷。他叹了一口气，走过黑暗的教堂前面，进人到后甲板旅馆的门廊。
　　酒吧在左边。他选了远处一个角落里的吧凳，为自己点了一大杯冰镇啤酒。他的那条鱼烧好需一个小时，好事成双，他有足够的时间再喝一杯。酒吧内已有一半客人，因为这是镇里的游客和移民们饮酒的一个好地方。酒吧服务员萨姆是一个快乐的人，他穿着白酉装，正在调理晚间的糖酒混合甜饮料、啤酒、果汁、可乐、代基里酒和苏打水，以冲淡烈性的盖伊山朗酒。
　　8 点差5 分时，朱利奥·戈麦兹把手伸进口袋抓出一把美元要付他的酒账。当他抬起眼皮时，他停住了动作，他的表情僵化了，他盯视着那个人走进酒吧在吧台的另一头点了一份饮料。两秒钟后，他缩回到他的吧凳上，以让他旁边的那个大个子饮酒客人挡住他的视线。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知道他没有搞错。你不会花四天四夜的时间面对面地与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凝视着对方的那双眼睛，看着向你流露出来的憎恨和蔑视，然后忘记那张脸面，即使是在八年以后。你不会花四天四夜的时间试图从一个人的口里得到一句话，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连一个名字也没有，于是你不得不给他起了一个浑号，为的是在档案上作个记号，而在后来忘记那张脸面。
　　戈麦兹朝萨姆做了个手势示意加满他的杯子，付清所有三杯的酒钱，走到了阴影中的一个角落座位。如果那个人来这里，他就有来这里的理由。如果他住进了一家旅馆，他就要有一个名字。戈麦兹要的就是那个名字。他坐在角落里，等待并观察着。9 点时，那个一直独自喝着盖伊山朗酒的人起身离开了。戈麦兹从角落里出来，跟在了他后面。
　　在议会广场，那人爬进一辆日本产的敞篷吉普车，转动点火钥匙，驾车走了。戈麦兹绝望地打量着四周。他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旅馆进口处附近停放着一辆轻骑摩托车，钥匙仍插在那里。戈麦兹骑上去后驾着它摇摇晃晃地跟在了吉普车后面。
　　整个岛上只有一条环岛的海岸公路。吉普车沿着这条道路平稳地行驶着。坐落在山丘里的房屋，都有其自用的一条土路通到这条惟一的海岸公路上。吉普车经过岛上的另一个居住社区——被称为茅屋镇的那个当地村庄，然后经过了杂草丛生的简易机场。
　　汽车一直行驶，直至抵达了岛屿的另一端。这里，公路从蒂奇湾的侧翼穿过。这个海湾是以黑胡子海盗爱德华·蒂奇命名的，他曾在湾内锚泊，装上补给的食物。吉普车离开海岸公路驶上了一条通向一对铸铁大门的土路。铁门里面是一座环绕着围墙的大房子。如果说驾车人看见了自从后甲板旅馆起一路上一直跟在他后面的那只惟一的摇摇晃晃的车头灯的话，那么他没有显露出看见的迹象。但他肯定已经看见了。在大门口，一个男人从阴影中走出来为吉普车打开铁门，但驾车人减速停了下来。他伸手从头顶上方的货架上摘下一盏大功率的强光灯。当戈麦兹经过土路的路口时，强光灯的光束从他身上照了过去，又回来固定地照在了他的身上，直至他在路上消失为止。
　　30分钟后，戈麦兹把那辆轻便摩托归还到旅馆外面的老地方，然后步行回家。他现在思虑重重。他已经看见了他曾经看见过的那个人，并知道他没有搞错。他现在还知道了那人住在哪里。但是，他自己也被对方看见了。他只能指望经过八年之后，在加勒比海一个黑暗的晚上，骑着一辆轻便摩托在几秒钟之内一晃而过时，他没被对方认出来。
　　麦克唐纳夫人对他没能准时来吃晚饭而是晚了两个小时之后才到来感到有些不安，并表达了她的挂念。她还是把鳅端了上来，看着她的客人毫无食欲地吃着。他陷入了沉思，只说了一句话。
　　“胡说，”她责备说，“我们这岛上都没有那种东西。”
　　朱利奥·戈麦兹躺在床上一夜没合眼，一直考虑着他的选择。那人要留住岛上多长时间是他所不知道的。但他在这个岛上的出现是英国人应该知道的，尤其是他的确切位置。那肯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吗？他可以去找总督，但那个官员能做什么呢？那个人很可能没有可被拘捕的理由，他现在不在美国的领土上。他也不相信琼斯警长及其装装样子的警力能比总督更有权力。这事需要一个来自于伦敦的命令，经山姆大叔亲自提出要求之后。他可在上午打电话，但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岛上的公用通信手段，是一条老式的公用话线通到巴哈马的拿骚，再转往迈阿密。这种方法不行，他必须在上午返回佛罗里达。
　　同一天晚上，三角洲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从华盛顿飞过来后降落在迈阿密机场上。乘客中有一位疲乏的英国公务员，他的护照上说他是法兰克·狄龙。他还有其他证件，但他没有必要在乘坐美国的国内航班时出示。这些证件说明他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名职员，并请各有关方尽可能为他提供帮助和便利。
　　他的护照和其他证件都没有说明他的真名叫山姆·麦克里迪。这只有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一组中情局高级官员所知道。他在那里停留了一周时间，参加一个关于叨年代自由世界情报界的作用的研讨会。
　　麦克里迪在机场航站大楼外招了一辆出租车，要求把他载往在基比斯开的索尼斯塔旅馆。他在那里登记人住并给自己点了一份对虾晚餐，然后就可回到房间去痛痛快快不受干扰地睡一觉。他面临着或者说他认为他面临着七天饮酒休闲的前景，轻轻松松地看几本间谍小说，偶尔抬头让目光离开一杯冰镇的代基里酒，去看一位佛罗里达姑娘扭着腰肢从旁边走过。世纪大厦远隔重洋，欺骗、误导及心理行动科的工作可让他的得力助手一一新近被任命为副科长的丹尼斯·冈特去负责处理。当他人睡时他想，现在该是让骗术大师麦克里迪晒一点太阳的时候了。
　　星期五上午，朱利奥·戈麦兹在麦克唐纳米人的寄宿房结账离开，没有要求退还少住两天的住宿费，还说了一大通表示抱歉的话。他提起旅行袋走向议会广场，坐上镇里两辆出租车的其中一辆，要求把他载到那座简易机场。
　　他的机票是星期天上午的BWIA定期航班赴拿骚，再转机飞赴迈阿密。虽然去迈阿密的路程很短，但没有定期的直飞航班，只能去拿骚中转。镇里没有旅行社，订票总是在简易机场里直接办理，所以他只是希望星期五上午有一个BWIA的航班。他没有注意到当他坐出租车离开广场时他正被别人注视着。
　　在简易机场，他感到失望了。机场建筑是一座长长的仓库，里面设有海关柜台及其他少量设施。这时候机场虽然没有关门，但几乎是空荡荡的。一名孤独的护照检查官坐在上午的阳光下，在阅读一份一星期前的《迈阿密导报》，该报纸是某个人——很可能是戈麦兹本人留下的。
　　“今天不行，先生，”他快活地说，“星期五没有航班。”
　　戈麦兹打量了一下杂草丛生的机场。在那座惟一的机库外面，停着一架那伐鹤飞机，一个身穿帆布裤子和衬衫的人正在对它作检查。戈麦兹走了过去。
　　“你今天要飞吗？”戈麦兹问道。
　　“是的。”飞行员回答。是一位美国同胞呢。
　　“能租一个座位吗？”
　　“不行。”飞行员说。“这是一架私人飞机，属我的雇主所有。”
　　“你去哪里呀？拿骚吗？”戈麦兹问。
　　“不。去基维斯特。”
　　戈麦兹的心一热。从基维斯特有许多定期航班飞往迈阿密。
　　“能否与你的雇主谈谈？”
　　“克林格先生一小时内会到这里。”
　　“那我等着。”戈麦兹说。
　　他找到机库墙边的一个荫凉处坐了下来。灌木丛中的某个人退出去，取出隐藏在树丛中的一辆摩托车，朝向海岸公路驶去了。
　　马斯顿·莫伯利爵士看了看手表，从政府办公室后面围着围墙的花园里的早餐桌旁站起身，朝着通往他的一楼阳台和他的办公室的台阶信步走去。那个令人头疼的代表团随时都会到来。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只有少数几个前殖民地。殖民帝国的时代早就结束了。再也不叫殖民地了，这是一个不能接受的词语，现在叫做附属领地。一个是蒙塞拉特。另一个是开曼群岛，以数量众多和极为隐蔽的海外银行业务而闻名。在由伦敦提供的就独立事宜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开曼群岛的三个岛屿居民以压倒多数投票赞成继续留在英国的领导之下。此后，与他们的邻国相比，他们像绿色月桂树般地繁荣昌盛起来了。
　　另一个古怪的群体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现在是游艇族和垂钓者的天堂。而另一个是小小的安圭拉岛，岛上的居民进行了殖民史上惟一已知的革命，为的是想留在英国的保护之下，而不愿被两个相邻的岛屿所强迫吞并，因为他们对那两个岛屿的首相抱有很大的怀疑。
　　更为古怪的是特克斯和凯科斯，在棕榈树和米字旗下面，那里生活安宁，不受毒品贩子、秘密警察、军事政变和选举舞弊的干扰。在所有这些地区，伦敦以相当轻松的手段实施统治，对于后三个地区，它只是制定一年一度的财政预算。作为交换，当地的居民同意每天在旗杆石上升降英国米字旗，并在他们的货币上和警察的头盔上保留伊莉莎白女王的头像。
　　1989年冬天，最后的一组岛屿是巴克莱，由八个小岛组成，坐落在巴哈马群岛的西翼，在巴哈马的安德罗斯岛西侧，古巴哈瓦那的东北和佛罗里达群岛的正南方。
　　至于当巴哈马群岛取得独立之时，为什么巴克莱没有并入巴哈马，恐怕只有很少人能够回忆起来。外交部一位爱说笑打趣的人后来提议说，他们也许只是被疏忽了，他的话有可能是对的。这个微小的群岛上共有两万多人口，八个岛屿只有两个住着人，主岛和政府所在地名叫阳光岛，是垂钓的一个极好的去处。
　　它们都不是富裕的岛屿。岛上没有工业，收入不多。主要来自于年轻人去别处的豪华宾馆受聘为服务员和行李生而挣来的工资。
　　其他收入来自于少量的旅游业，偶尔经拿骚来这里的休闲垂钓者、机场使用权费、向过路的游艇出售供应他们那些奇异的邮票以及对虾和海螺。这些菲薄的收入使得他们能够通过一周一班的货船进口一些海岛上所没有的基本商品。
　　阳光岛上有两座山，小望远镜山和外科医生山，山坡上的果园里出产水果，此外，慷慨的大海提供了大多数食物。
　　1989年年初，英国外交部有人决定，巴克莱群岛的独立条件已经成熟了。建议成为提案送交上去了。那年，英国内阁正在竭尽全力以减小巨大的贸易逆差赤字，还因与欧洲的政策不合拍而正在失去公民的支持和遭到责备。加勒比海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群岛独立事项未经辩论就获得了通过。
　　当时的总督提出了反对意见，但他很快即被召回了，并由马斯顿·莫伯利爵士去继任了。新总督是一个个子高大、爱慕虚荣的人，以自己长得酷似已故演员乔治·桑德斯而引以为自豪，他被派往阳光岛之前只听取了一次简单的情况介绍，是由加勒比海司的一名司长助理向他传达的。巴克莱人民将要接受他们的独立。总理的候选人要去征求意见，大选的日期要确定。经民主选举产生出巴克莱的第一位总理后，要给他和他的内阁一段宽限（比如说三个月），在这段时期，全面的独立将被获准同意，不，将会坚持下去。马斯顿爵士要保证该计划的实施，并卸去英国财政的一只包袱。他和夫人是在7 月下旬抵达阳光岛的。马斯顿爵士已经按意愿确定了他的职责。
　　两位富有潜力的候选人很快就开始角逐未来的总理职位。马库斯·约翰逊先生是当地的一位富商和慈善家，在中美洲发财致富后回到了他出生的岛上，居住在外科医生山另一侧的一座漂亮的房子里，他组建了“巴克莱繁荣同盟”，发誓要开发岛屿和为人民带来财富。更为粗鲁但更受欢迎的是霍雷肖·利文斯通先生，他住在茅屋镇，并拥有该镇子的一大部分，他创建了“巴克莱独立阵线”。大选已定于1 月5 日举行，只剩下三个星期时间了。马斯顿爵士高兴地看到选举的宣传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双方候选人正在真诚地向岛民们发表演说以争取获得支持，传单和海报贴满了大街小巷。
　　只有一件事使马斯顿爵士感到美中不足，那就是“三C 会”——“关心公民委员会”，由那个令人头疼的当地基督教新教浸礼会的瓦尔特·德雷克牧师所领导。马斯顿爵士已经同意在那天上午接见的，是“三C 会”的一个代表团。
　　代表团由八个人组成。那个英国圣公会的教区牧师，一个脸色苍白、没精打采的英格兰人他知道他是可以对付的。六个是当地的知名人士——一位医生、两个商店老板、一个农场主、一个酒吧业主和寄宿房业主麦克唐纳夫人。他们全是老人，只受过一点点初级教育。他们无法与他的流利的英语和具有说服力的辩论口才相抗衡。他可以为他们的每一个人找到十个赞成独立的人。
　　“巴克莱繁荣同盟”的候选人马库斯·约翰逊，将得到机场经理、码头业主（约翰逊已经表态要大力发展国际港口业务）以及大多数因开发而将受益致富的工商界人士的支持。利文斯通正在争取无产阶级和贫困人口的支持，向他们承诺在对财产和资产实行国有化以后将奇迹般地提高生活水平。
　　问题是那个代表团的领导人德雷克牧师，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大个子黑人，现正在擦去脸上的汗水。他是一位有鼓动能力的传道士，思路清晰，说话声音洪亮，曾在美国本土受过教育。他在西装翻领上佩戴着一条鱼的标记，是一个再生的基督徒。马斯顿爵士不知道他原先的出生国是哪里，也不曾开口问过。德雷克牧师把一大叠纸放到了总督的书桌上。
　　马斯顿爵士表示没那么多的椅子供他们全体入座，于是客人们都站着。他自己也站着。这能使会见早点结束。他去看那一堆纸。
　　“总督，”德雷克牧师开始说，“那是一份请愿书。是的，先生，一份请愿书。由我们的一千多位公民署名签字。我们要求把这份请愿书送交伦敦，放到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案前。或者甚至呈送给女王。我们相信这两位女士都愿意倾听我们的呼吁，即使你不愿意。”
　　马斯顿爵士叹了一口气。这将会……他在脑海里搜寻他最喜欢的形容词……比他原先指望的更加令人头疼。
　　“我明白了，”他说，“那么你们在请愿书里提出了什么要求？”
　　“我们要求一次全民公决，就像英国人对欧洲共同市场表决过的那样。我们要求一次全民公决。我们不想被迫独立。我们要求维持现状，如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过来的那样。我们不想受约翰逊先生或者利文斯通先生的统治。我们向伦敦提出呼吁。”
　　在那座简易机场里，一辆出租车到达了，巴尼·克林格先生从车上走下来。他是一个矮矮的、圆滚滚的人，住在迈阿密旁边科拉尔盖布尔斯的一座西班牙式的大房子里。陪伴着他的那位歌剧合唱队女演员长得既不矮也不圆；她有着惊人的美貌，年轻得足以充当他的女儿。克林格先生在小望远镜山的山坡上有一座小房子，偶尔他去那里秘密度假，以避开克林格夫人。他打算飞到基韦斯特，把他的女朋友送上一架去迈阿密的定期班机，然后他坐自己的飞机回家，以独自一人经过枯燥的业务洽谈而疲惫不堪的姿态回到家里。克林格夫人将在迈阿密机场迎接他并将注意到他是孤身出差回家。小心不为过嘛。克林格夫人认识许多有名的大律师。
　　朱利奥·戈麦兹站起身走上前来。
　　“请问您是克林格先生吗？”
　　克林格的心跳加快了。是一个私家侦探吗？
　　“谁想知道呢？”
　　“哦，我有一个困难，先生。我原在这里度假，刚刚接到了我老婆打来的一个电话。我们的孩子在家里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我不得不回去，真的。今天没有航班。没有。连包机航班也没有。我想，您能否让我搭乘到基韦斯特？我将永远记住您的人情。”
　　克林格犹豫了。那人仍有可能是克林格夫人雇请的私家侦探。他把他的手提包递给一名行李搬运工。后者开始把它装上飞机，他的其他旅行袋也被装进了机舱。
　　“这个，”克林格说，“我不知道……”
　　停机坪上有六个人：护照检查员、行李搬运工、戈麦兹、克林格、他的女朋友和另一个帮着递行李的人。行李工认为第六个人是克林格团组的人，克林格团组认为他属于机场的工作人员。飞行员在机舱里面听不到他们的说话。出租车司机在20码开外的绿地上休息。
　　“我说，亲爱的，这是急事。我们应该帮助他。”歌剧合唱队的女演员说。
　　“好吧。”克林格说。“只要我们能准时起飞。”
　　护照检查员很快在三本护照上盖了章，行李舱关上了，三名旅客登上了飞机，飞行员增大了两台发动机的转速。3 分钟后，那伐鹤飞机从阳光岛腾空而起，按航行计划飞往基韦斯特，巡航时间需20分钟。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希望我能够称呼你们为朋友们。”马斯顿爵士说。“请你们理解女王陛下政府的地位。在这个时候，一次全民公决是不适合的。行政上的复杂达到了不可能的地步。”
　　不学会施恩他是成不了曾在英联邦国家和地区担任过一系列职务的一名高级外交官的。
　　“请解释一下，”德雷克粗声粗气地说，“为什么一次全民公决会比一次大选更为复杂。我们要求享有我们是否要进行一次大选的决定权。”
　　原因是非常简单的，但不能说出来。一次全民公决需由英国政府承担费用；而大选的宣传鼓动费用由候选人自理，虽然马斯顿爵士没有询问确切如何操作。他改变了话题。
　　“请告诉我，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为什么你自己不去竞选总理呢？根据你的观点，你是可以获胜的。”
　　代表团七名成员似乎怔住了。德雷克牧师把一根香肠般的手指指向了他的方向。
　　“你知道为什么，总督。这些候选人正使用印刷机器、公众演讲系统，甚至从外地带来竞选活动经理人。而且还向人民群众搞了许多花招……”
　　“这我可没有证据，一点证据也没有。”总督插嘴说，他的脸微微有些涨红。
　　“因为你不肯走到外面去看看正在发生什么。”浸礼会牧师咆哮起来。“可我们知道。这事大街小巷里都在发生。还对反对他们的人进行恫吓……”
　　“如果我接到琼斯警长的报告，我就会采取行动。”马斯顿爵士反驳说。
　　“我们需要的肯定不是争吵。”那位英国圣公会牧师劝解说。“问题是，你是否会把我们的请愿书送到伦敦去，马斯顿爵士？”
　　“我当然会的。”总督说。“这是我能为你们做的最起码的事情。但恐怕，这也是我能为你们做的惟一的事情。我的权力，天哪，是有限的。现在嘛，恕我失陪……”
　　他们走出去了，完成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当他们离开这座房子的时候，那位碰巧是琼斯警长叔叔的医生说：“你们认为他真的会那样做吗？”
　　“哦，那当然了。”英国圣公会的教区牧师说。“他说他会的。”
　　“是的，用平信发送，”德雷克牧师怒冲冲地说，“到伦敦时已是1 月中旬了。我们必须甩掉这个总督并为我们自己换一个新的。”
　　“恐怕这是不可能的。”教区牧师说。“马斯顿爵士不会辞职。”
　　在防止毒品流人南海岸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中，美国政府已经采用了一些昂贵的、先进的技术设备。其中有一系列秘密气球，拴在由华盛顿拥有的、购买的和租赁的偏僻的地方。
　　悬挂在这些气球下的吊篮里的，是一排高科技的雷达扫描器和无线电监视器，覆盖着从西部的尤卡坦至东部的阿内加达、从北方的佛罗里达到委内瑞拉海岸的整个加勒比海地区。每一架飞机，无论大小，一经在该区域起飞，会立即被发现。每一艘游艇、旅游船、货轮或客轮离开港口时，就会被远处高空中隐形的眼睛和耳朵所发现和跟踪。这些吊篮里的技术设备主要由西屋所管理。
　　那架那伐鹤飞机从阳光岛升空后即被西屋404 所发现。飞机在以310 度航向跨越海洋飞往基韦斯特的航程时受到了例行的跟踪。由于风从南方吹来，飞机将会掠过基韦斯特的进港灯塔上空。在距基韦斯特50英里时，那架飞机在空中解体并在雷达荧屏上消失了。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快艇被派往出事海域，但没能找到飞机残骸。
　　星期一上午，米特罗戴德警察局刑警朱利奥·戈麦兹没来上班。他的搭档埃迪·法瓦罗刑警极为恼火。原定那天上午他们要一起去法院，现在法瓦罗只能一个人去了。那位女法官说话尖刻严厉，法瓦罗不得不去承受她的冷嘲热讽。半晌午时，他回到位于西北十四大街1320号的米特罗戴德警察局总部，去找他的上司布罗德里克中尉。
　　“朱利奥是怎么回事？”法瓦罗问。“他没在法院露面。”
　　“你在问我吗？他是你的搭档。”布罗德里克回答。
　　“他没来报到吗？”
　　“没来过我这里。”布罗德里克说。“没有他你不能处理了吗？”
　　“不行。我们正在处理两个案子，被告除了西班牙语不会说任何其他语言。”
　　考虑到当地的人口构成情况，管理迈阿密大市范围的米特罗戴德警察局雇佣了不同种族的警员。米特罗戴德的一半人口是西班牙人，有些人只会讲非常糟糕的英语。朱利奥·戈麦兹的父母是波多黎各人，但他在纽约长大并在那里加入了警察队伍。10年前他移居到了米特罗戴德。在这里，没人叫他为“斯比克”，在这么一个种族势力强大的地区这么说是很不明智的。他的流利的西班牙语是很有用处的。
　　他的长达九年的搭档埃迪·法瓦罗是意大利奇的美国人，他的祖父母刚结婚就从卡塔尼亚移民过来以寻求美好的生活。克莱·布罗德里克中尉是黑人。现在他耸耸肩。他已经操劳过度，人手不足，有一大堆案子需处理。
　　“去找到他，”他说，“你是知道规定的。”
　　法瓦罗确实知道规定。在米特罗戴德，如果你度假后没有正当的理由三天不来报到上班，你将被视为自动离职。
　　法瓦罗查核了他的搭档的公寓，但那里根本没有任何人度假返回的迹象。他知道戈麦兹去了哪里——他总是去阳光岛——于是他查核了头天晚上从拿骚飞过来的航班旅客清单。航空公司的电脑显示出订座和预付机票，但在登机旅客中没能查到。法瓦罗回到了布罗德里克那里。
　　“他有可能发生了意外，”他急切地说，“休闲钓鱼可能很危险。”
　　“那可以使用电话呀，”布罗德里克说，“他知道我们的号码。”
　　“他或许处于昏迷之中。也许住院了。也许他请别人为他打一个电话，但人家没给他打。那些岛上的人很懒的。我们至少应该把事情查清楚。”
　　布罗德里克叹了一口气。
　　“好吧，”他说，“把这个岛的警察局的电话号码找来，它叫什么来着？阳光岛？名字倒很好听呢。给我接通当地的警长，然后我与他们通话。”
　　半小时后，法瓦罗为他找到了那个号码。奇怪的是该号码未被列上国际电话查询。他是从英国领事馆得到的，领事馆把电话打到阳光岛上的政府办公室，他们把号码报过来了。又花了30分钟时间布罗德里克才接通了电话。他很幸运；他把电话拨过去时琼斯警长正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这时候已是中午。
　　“琼斯警长，我是刑警中尉克莱·布罗德里克，我在迈阿密。喂，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是这样的，作为同行，我想请你帮一个忙……我的一名部下曾在阳光岛度假，但他没有回到这里。我们希望没发生意外……是的，一个美国人，名叫朱利奥·戈麦兹。不，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他到那里是去休闲钓鱼的。”
　　琼斯警长认真地接听了这个电话。他的警力也许是微弱的，而米特罗戴德则阵容强大。但他要向美国人显示一下，他琼斯警长并不是吃干饭的。他决定亲自处理这个案子并指派了一名警官和一辆越野吉普车。
　　自然地，他从后甲板旅馆开始侦查，但碰了壁。他去了鱼码头并找到了在船上忙碌着的吉米·多布斯，因为那天没人来租船。多布斯说戈麦兹说定了星期五要租船但结果没来，这很奇怪，而且他住在麦克唐纳夫人那里。
　　女房东报告说，星期五早上朱利奥·戈麦兹匆匆离开，去了机场。琼斯去找机场经理了解情况。机场经理召来了护照检查员。检查员确认星期五上午戈麦兹先生搭乘克林格先生的飞机去基韦斯特。他给了琼斯警长那架飞机的登记号码。琼斯在下午4 点钟给布罗德里克回了电。
　　布罗德里克中尉挤出时间打电话给基韦斯特警方。对方与他们自己的机场进行了核对。刚过6 点钟，中尉召来了埃迪·法瓦罗。他的神色很严肃。
　　“埃迪，很遗憾。朱利奥突然决定在星期五上午回家。因为没有定期商业航班，所以他搭乘一架私人飞机去基韦斯特。但飞机没能抵达。它在距离基韦斯特50英里的地方坠入大海。海岸警卫队说没人存活。”
　　法瓦罗坐下来。他摇摇头。
　　“我不相信。”
　　“我自己也难以置信。嗯，我很难过，埃迪。我知道你们两人很要好。”
　　“九年时间哪，”法瓦罗耳语般地说，“九年来他一直坐在我的后面。现在怎么办？”
　　“按规定办。”布罗德里克说。“我会报告局长的。你知道程序。如果我们不能举行一个葬礼，我们就会举行一个悼念仪式。隆重的仪式。我保证。”
　　疑点是在那天夜晚和第二天上午出现的。
　　星期天，一位名叫乔·法内利的出租小船船长载着两个英国男孩去伊斯兰莫拉达岛上的布达玛丽游艇港池外面钓鱼。伊斯兰莫拉达是基韦斯特北面佛里达群岛上的一个度假胜地。当他们在阿利盖特岛礁外6 英里处垂着鱼竿朝向亨普驶去时，其中一位小伙子的鱼线被重重地咬住了。斯图尔特和沙恩兄弟俩开始收线，心里指望着能捕获一条大海鱼或刺鲅或金枪鱼。当捕获物被拖到船尾水中时，船长乔·法内利俯身向前，帮着把它拖上了船。它原来是一件救生衣的残体，仍带着其曾经所属的那架飞机的编号，以及一些烧焦的痕迹。
　　当地的警方把它送交到迈阿密。在那里，刑事技术室经分析检测后确定，该救生衣的残留物来自于巴尼·克林格先生的那架那伐鹤飞机，那些焦痕不是汽油所留，而是塑胶炸弹所留。这成了一件凶杀案子。凶杀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调查克林格先生的生意事务。他们所发现的致使他们认为案子很可能陷人了一条死胡同。毕竟美国的警方在英国领土阳光岛上没有管辖权，而且对小岛上薄弱的警力能否查清职业犯罪失去了信心。
　　星期二上午，山姆·麦克里迪舒适地躺在基比斯开索尼斯塔旅馆的水边休闲区里，把他的早餐后第二杯咖啡放在身边的小桌上，翻开了《迈阿密导报》。
　　他没有特别的关心，测览了国际新闻后他去看当地事件报道。主要新闻的第二条是关于上星期五上午在基韦斯特东南方海面上空失踪的一架轻型飞机的最新消息。
　　《导报》的新闻密探不但发现该飞机也许是被一枚安放在机内的炸弹炸毁，而且揭露出巴尼·克林格先生原来是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脏物非法交易和航空备件洗钱的无冕之王。
　　在毒品之后，这种非法活动的深奥区域很可能是最有利可图的。佛罗里达到处都是飞机——客机、货机、私人飞机。还有一些世界著名的主要合法的公司，提供经常性所需的全新和二手零配件。阿维奥饵公司和依尔斯公司在全世界提供更换备件。
　　非法的“产业”专门把这种不会打听来源的部件偷偷地售给其他操作人（通常是第三世界的），或者提供那些使用寿命已快结束但经修整改造后还留有一大半使用寿命的部件。后者需伪造证书。因为有些部件的卖价高达25万美元，一名黑心的经营人的利润是巨大的。有推测说，有人想把克林格先生赶出这一行业。
　　“在人到中年的时候……”麦克里迪轻轻地说，然后去看天气预报。是晴天。
　　在同一个星期二，布罗德里克中尉召来了埃迪·法瓦罗。这一次，他的表情更加严肃了。“埃迪，在我们为朱利奥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之前，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令人麻烦的新因素。朱利奥到底为什么要与像克林格那样的黑社会人物同坐一架飞机？”
　　“他想早点回家。”法瓦罗说。
　　“是吗？他在那里干什么？”
　　“钓鱼。
　　“是吗？那他怎么会在同一个星期与克林格一起在阳光岛上呢？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业务要商量？”
　　“克莱，听我说。不可能，朱利奥绝对不是黑帮人物。我不相信这个。他想早点回家。他看见了一架飞机，他要求搭乘，就这么回事。”
　　“我希望你是对的。”布罗德里克认真地说。“他为什么要提前两天回家？”
　　“那就是使我感到迷惑的原因。”法瓦罗承认。“他喜欢钓鱼，一年到头一直在盼望着。他决不会无缘无故地缩短两天钓鱼时间。我想去那里查清原因。”
　　“你不能去，理由有三条。”中尉说。“本部门已经人手不够了，这里的工作需要你，而且任何炸弹，假如确有炸弹的话，是冲着克林格的。那个姑娘和朱利奥是意外碰上了。很遗憾，内部事务处还要查核朱利奥的财产状况。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在星期五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克林格，那么这仅仅是一次悲剧的意外事故。”
　　“我有休假，”法瓦罗说，“我要度假，克莱。我现在就要度假。”
　　“是的，你还有一些假期役休息过。我不能剥夺你这个权利。但你只能以私事去那里，埃迪。那是英国的领土，我们没有管辖权。而且我要你把枪交出来。”
　　法瓦罗交出他的那支警用自动手枪，离开警察局后去了银行。那天下午3 点钟，他降落在阳光岛上的那座简易机场，付清这架四座包机的租费后看着它朝迈阿密飞了回去。然后他搭上其中一名机场工作人员的汽车进入了普雷桑斯港。他不知道还能去其他地方，于是登记住进了后甲板旅馆。
　　马斯顿·莫伯利爵士坐在他那个有围墙围着的花园里的一把休闲椅子里，喝着兑有苏打水的威士忌。这是一天中他最喜欢的仪式。位于政府办公房后面的这座花园虽然不大，但很隐秘。一块精心料理的草坪占据了大部分面积，从围墙上垂挂下来的叶子花属植物和蓝花属植物万紫千红。以三面围住花园（第四面是房子本身）的围墙有8 英尺高，墙头上铺着碎玻璃。其中一面墙上有一扇7 英尺高的旧铁门，但早已不用了。外面是一条小巷，可通往普雷桑斯港中心。这扇铁门在多年前就被封住了，门外的两只半圆形的搭扣被用一把有小菜碟那么大的挂锁拴住了。这些东西全都锈住了好长时间。
　　马斯顿爵士享受着晚间的凉爽。他的副官在屋内另一头他自己的房间里；他的妻子有事外出，在访问当地的一家医院；他的厨师、服务员、男管家杰斐逊在厨房里准备晚餐。马斯顿爵士悠闲地品尝着他的威士忌，当他的耳朵听到那声惊雷般的钢铁撕裂声时他差一点噎住了气。他只是说了声：“我说，到底……快看这里……”
　　第一颗子弹的爆裂声使他怔住了。弹丸穿透他那件棉布衬衣袖子上起了皱折的织物，撞到他身后用珊瑚块砌成的房墙上后落到那条小径上，扭曲变形了。第二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心脏。
　
　
　
　
　
　　　

　　
第二章
　
　　尽管在花园里震响了手枪的两次射击声，但屋里却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当时屋内只有两个人。
　　杰斐逊在楼下，正为晚餐在准备一份水果甜酒，后来他说食品搅拌机的噪音充满了整个厨房，而且当枪声响起时这台机器一定是开着的。
　　总督的副官是杰里米·哈弗斯托克中尉，是从女王的龙骑警卫团调派过来的脸颊上长着绒毛的年轻人。他在政府办公房尽头他自己的房间里，关着门窗，开着空调。他后来说，他当时正开着收音机在听音乐，他也是什么都没听到。
　　当杰斐逊走出屋子到花园里来向马斯顿爵士请示有关炸羊徘的烹饪事宜时，刺客显然已经从那扇铁门潜逃出去了。杰斐逊来到通往下面花园里的台阶顶部，看见他的雇主仰卧着，双臂张开，一处黑色的焦痕仍留在他那件蓝黑色棉布衬衣的前胸上。
　　起初，杰斐逊以为他的主人一定是晕倒了，于是跑下台阶想把他扶起来。当他更清楚地看到胸部上的那个洞时，他一下子还不相信，然后他慌慌张张地跑去叫哈弗斯托克中尉。几秒钟之后，这位年轻的军官来到了，仍穿着他那条拳击短裤。
　　哈弗斯托克没有惊慌失措。他未经触动地检查了躺在地上的身躯，确认马斯顿爵士已经气绝身亡，于是一屁股坐进前总督的那把椅子里，思考着下一步该做什么。
　　以前的一名指挥官曾这么评价杰里米·哈弗斯托克中尉：“教养良好，聪明不足”，好像他是一匹骑用马而不是一名骑兵军官。但在骑兵部队里军人们很讲究优先权：一匹好马是不可替换的，而一名中尉却不是。
　　哈弗斯托克坐在离尸体几英尺的那把椅子里在盘算着这件事情，而杰斐逊则在通往一楼阳台的台阶顶部睁大眼睛看着。中尉已经认为，第一，他的手头上有了一个已死的总督；第二，有人枪杀他之后逃走了；第三，他应该向上级报告。但问题是：总督是最上级，或曾经是最上级。这个时候莫伯利夫人回家了。
　　杰斐逊听到那辆美洲虎公车的轮子碾在前面车道上的砾石时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响声，他跑过门厅去截住她。他对这个消息的宣布是清楚明白的，虽然是很不策略的。他在门厅里遇上她时说：“啊，夫人，总督遭枪击了。他死了。”
　　莫伯利夫人快步走到阳台去俯视，碰到了正从台阶走上来的哈弗斯托克。他把她扶到她的卧室，在她躺下来时还安慰着她。她好像迷惘甚于悲痛，似乎惟恐外交部现在也许会把她丈夫的生涯说成一无是处。
　　把她安顿下来后，哈弗斯托克中尉派杰斐逊去召来岛上惟一的医生（他碰巧也是岛上惟一的验尸官），以及琼斯警长。他吩咐男管家什么也不要说，只请他们立即来政府办公室。
　　中尉的话等于白说。可怜的杰斐逊当着三名睁大了眼睛的警官的面把消息告诉了琼斯警长，警长又在管家在场的情况下告诉了加拉塔库斯·琼斯医生。这消息像野火般地迅速蔓延传播开了，虽然叔侄俩火速赶往政府办公室去了。
　　杰斐逊离开期间，哈弗斯托克中尉沉思着如何通知伦敦。官邸里没有装备现代化的保密通信系统。从来没有认为这是必要的。除了公用电话线路，总督以前总是通过在巴哈马拿骚的英国外交机构向伦敦传递信息的。使用的手段是一种老式的CZ系统。该设备安放在总督私人办公室里的一张侧桌上。
　　看上去，它是那种全世界都在使用的一台普通电传机。与拿骚的联络要搭接上那个通常的代码并得到对方的确认。然后通过放在电传机旁边的第二只盒子，电传可以进人到密码方式。出现在发送人面前纸上的任何信息都是以“白话”形式，到了拿骚那一端会被自动解码。在两端之间的传输是以编码的形式。
　　问题是，要操作编码机，必须根据相应的月份和日期插入波纹碟。这些碟片存放在总督的保险箱里，上着锁。死者的女秘书默特尔知道保险箱的组合密码，但她在维尔京群岛探望她的父母亲。在她不上班期间，总督惯于自己发送信息。他也知道组合锁密码。哈弗斯托克则不知道。
　　最后，哈弗斯托克通过电话交换机叫通在拿骚的英国外交机构作了口头汇报。20分钟后，一位热情的一等秘书回电请他确认，听取了他的解释，并清楚地告诉他把政府办公处封起来直至后援人员从拿骚或从伦敦抵达。这位一等秘书接着用无线电发了一份绝密的编码信息给在伦敦的外交部。这时候是下午6 点钟，加勒比海已经天黑了。在伦敦是晚上11点，该信息传递到了夜班值班官手中。他打电话给在乔布汉家中的加勒比海司的一名资深官员，轮子开始转动起来了。
　　在阳光岛上，该消息不到两个小时就传遍了普雷桑斯港。岛上的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他惯常的晚间发报时告诉了在华盛顿的一位同行。在美国首都的那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他打电话给美联社。对方将信将疑，但最后还是发了一条消息，是这样开头的：据来自加勒比海巴克莱群岛未经证实的报告说，英国驻该小群岛的总督今晚也许已被一个不知名的刺客所枪杀。这条快讯是由一位夜班值班编辑起草的，他已经查阅了一张大地图，甚至还使用了一只高倍放大镜，接下去他描述这个群岛的地理位置及其他概况。
　　在伦敦，路透社从他们的竞争对手那里获得这个消息后试图想从外交部得到证实，这时候是下半夜一二点钟。到黎明前，外交部承认已经收到了情况大致相同的一份报告，并表示正在采取适当的步骤。
　　适当的步骤包括唤醒分散居住在伦敦市内和郊区的许多官员。由美国全国侦察办公室操纵的人造卫星注意到伦敦与其在拿骚的外交机构之间的频繁的无线电联络，并不折不扣地向设在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了报告。他们告诉了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已经知道了，因为他们读到了美联社的报道。在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从小望远镜山上的一座茅屋用自制设备告诉了在美国的一位好友之后3 个小时，价值10亿美元的人造卫星就把这些情况作了汇报。
　　在伦敦，外交部向内政部作了通报。内政部唤醒了都市警察局专员彼得·英伯特爵士，要求立即派出一名资深刑警。专员唤醒了特别行动处的西蒙·克劳沙。后者找到了负责重罪分队的队长。
　　队长打电话给昼夜值班室，询问：“谁列在表格上？”
　　那位值班中士查了一下新苏格兰场的警官勤务手册。苏格兰场的值班室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其职责是保持一些资深侦探在接到通知后很快就能出发去协助首都以外的地方警察局。排在名单最上面的那位刑警应该在接到通知后一小时之内即可整装出发。列在第二位的人应能在6 小时之内动身，第三位的人是24小时之内。
　　“是克拉多克刑警，先生。”值班中士说。接着他看到了附在勤务名册上的一张纸条。“不，先生，对不起。克拉多克今天上午11点钟要去法院作证。”
　　“下面一个是谁？”队长从希斯罗机场外边的西德雷顿家中厉声说。
　　“是汉纳先生。”
　　“他的科长是谁？”
　　“韦瑟罗尔，先生。”
　　“叫汉纳先生打电话到我家里。现在。”队长说。于是，在12月这个寒冷、黑暗的凌晨，时间刚过4 点，在伦敦郊区克罗伊顿一张床头柜上的那部电话吵醒了德斯蒙·汉纳探长。他听取了值班室的通知，然后按吩咐打了一个电话到西德雷顿。
　　“比尔吗？我是德斯蒙·汉纳。有什么事呀？”
　　听了5 分钟后，他问：“比尔，阳光岛到底在哪里呢？”
　　在阳光岛上，加拉塔库斯·琼斯医生检查了那具尸体，宣布早就死了。夜幕已经降临到了花园上空，他是在电筒光下工作的。其实他并没有许多工作要做。他是一名普通的开业医生，不是法医病理学家。他尽自己的努力照料着岛民们的日常身体健康，还治疗一些皮肉割破和青肿这些小病小痛。经他接生的婴儿数量他已经记不清了，而且他为更多的人取出过夜在喉咙里的鱼刺。作为一名医生他可以开具一份死亡证书，作为一名验尸官他可以签发一份掩埋证书。但他从来没对一位总督进行过尸体解剖，而且现在也不想开始。
　　需动大手术的重伤员和重病患者总是被用飞机送到拿骚，那里有一座漂亮的现代化医院，配备着各种手术和尸体解剖的设施。他在这里甚至连一间停尸房也没有。
　　当他完成检验时，哈弗斯托克从那间私人办公室回来了。
　　“我们在拿骚的人说苏格兰场将派来一名资深警官。”他宣布说。“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把一切维持原状。”
　　琼斯警长已经在正门安排了一名警官以挡住着热闹的人。那些人已经开始在大门外探头探脑了。他已经在花园里巡游了一遍，发现了刺客曾经进来和离开过的那扇铁门。它被逃逸的杀手在外面拉上了，那就是为什么哈弗斯托克没注意到的原因。他立即在铁门外安排了第二名警官并命令他不得让任何人靠近。门上也许留有指纹，这正是来自苏格兰场的那位侦探所需要的。
　　在门外黑乎乎的巷子里，那位警官背靠着墙坐下来，很快就睡着了。
　　在花园里，琼斯警长宣称：“到第二天上午之前，不得触动任何东西，不准去搬移那具尸体。”
　　“别傻了，孩子，”他的医生叔叔说，“尸体会腐败的。它已经开始了。”
　　他没说错。在加勒比海的炎热气温下，尸体通常是在24小时之内埋葬的。一群苍蝇已经在前总督的胸口和眼睛上面嗡嗡响着飞来飞去了。这三个人思考着这个问题。杰斐逊在照料莫伯利夫人。
　　“只能放到冰屋里去。”琼斯警长最后说。“没有其他地方可放。”
　　他们只得同意他的提议。那冰屋位于码头上，由政府的发电机作为致冷的动力。哈弗斯托克扛起死者的双肩，琼斯警长去抬双脚。他们七手八脚地扛着仍软绵绵的尸体走上台阶，穿过客厅，经过办公室，到了门厅。莫伯利夫人把头靠在卧室门边，从栏杆上面看着她那已故的丈夫被抬到了门厅，咕哝着一连串的“噢……噢……噢……”然后回到房间去了。
　　在门厅里，他们明白他们无法抬着马斯顿爵士一路走到码头上。美洲虎轿车的行李箱倒是考虑到了，但被否决了，因为容积太小了，而且也不太合适。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辆警用越野吉普车。车辆的后部腾出空间后，前总督被放了进去。虽然他的双肩已经抵住了前排座位的椅背，但他的双脚搁在尾板上。琼斯医生把它们推进去，关上了尾车门。马斯顿爵士歪歪扭扭地躺在那里，头部前倾，好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那样。
　　琼斯警长坐到方向盘后面，哈弗斯托克中尉坐在他旁边，吉普车朝着码头驶去，后面跟着普雷桑斯港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到了那里，马斯顿爵士被整整齐齐地放进了那间冰屋里平躺下来，那里的温度保持在零度以下。
　　女王陛下驻巴克莱群岛的已故总督被夹在一条很大的旗鱼和一条很漂亮的黑鳍金枪鱼之间度过了他进人阴曹地府后的第一个晚上。到第二天上午，这三张脸上的表情已是相差无几了。
　　伦敦的黎明，当然要比阳光岛早5 个小时来临。7 点钟，当第一抹阳光照到西敏寺的屋顶上时，汉纳探长正与布雷思韦特队长一起在新苏格兰场后者的办公室里密谈。
　　“你在12点钟以前乘坐英航飞机从伦敦希斯罗去拿骚。”队长说。“头等舱的票子已经安排好了。航班已经满座了，这意味着要把另两个人挤下那班客机。”
　　“那么工作小组呢？”汉纳问，“他们坐商务舱还是经济舱？”
　　“哦，工作小组，对。是这样的，德斯蒙，他们由拿骚提供。外交部正在安排这事。”
　　德斯蒙·汉纳感到事情不妙。他已经51岁了，是一名老派的警官，从一个片警干起，检查伦敦大街小巷的门户是否锁上、扶老人过马路、为游客指点方向，直至当上了探长。再过一年他就要从警察局退休，很可能像他的许多同事那样注定会到一家大公司去干不是那么紧张的高级保安的工作。
　　他知道他决不可能当上队长，现在已是不可能了。四年前，他调到了特别行动处重罪分队的凶杀科，这个职位被称为是大象的墓地，进去时身强力壮，出来时只剩一堆骨头。
　　但他喜欢把事情做好。去执行任何一项任务时，即使是一项海外任务，一名凶杀科的刑警至少需四名警员的后援小组协助：犯罪现场警官——至少是一名中士、技术室联络中士、摄影师和指纹专家。刑事技术方面的工作至关重要。
　　“我要求工作小组从这里派去，比尔。”
　　“那不行，德斯蒙。恐怕外交部已经在打电话调派了。据内政部的说法，费用全由外交部支付。好像他们把经费抠得很紧。在拿骚的外交机构已经安排巴哈马警方提供刑事技术后援小组。我保证那些警员都是很好的。”
　　“那么尸体解剖呢？他们也在进行尸解了吗？”
　　“没有。”队长满有信心地说。“我们正派遣伊安·韦斯特去拿骚做这件工作。尸体仍在岛上。你看过之后就把它装进一只尸袋运到拿骚去。伊安将跟在你后面24小时出发。当他抵达拿骚时，你必须已经把尸体运过去了以让他及时开始工作。”
　　汉纳哼了一声。他稍稍平息了一下。至少他将有伊安·韦斯特这位世界上最好的法医病理学家之一。
　　“为什么伊安不能在阳光岛进行尸体解剖呢？”他问道。
　　“他们在阳光岛上没有停尸所。”队长耐心地解释说。
　　“那尸体放在哪里？”
　　“我不知道。”
　　“见鬼，到我抵达那里时，尸体将会半腐败了。”双纳说。他不知道，马斯顿爵士此刻没有腐败，而是岩石般地坚硬。韦斯特医生用凿子也敲不进去。
　　“我想在这里作弹道分析。”汉纳说。“如果我能找到并带回子弹，我要让阿兰作分析鉴定。子弹能把整个事情串连起来。”
　　“好吧，”队长作了让步，“告诉在拿骚的外交机构我们要求把子弹装进外交袋拿回到这里。现在，你去饱餐一顿早饭吧。汽车9 点钟来接你。你的科长会准备好工具袋。他将在汽车里与你碰面。”
　　“新闻媒体怎么样？”汉纳在离开时问道。
　　“快要发疯了。报纸上还投刊登出来。这消息是在下半夜披露的。但所有的新闻机构都在抢着报道。天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这么快就获悉的。机场里也许会有一些卑鄙小人想挤上那班飞机。”
　　9 点之前，德斯蒙·汉纳提着旅行袋出现在苏格兰场的内院里。一辆吉普车在等待着他，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是一位穿着制服的中士。他打量着四周，以期找到已与之一起工作了三年的哈里·韦瑟罗尔科长，但没看到他。一位大约30岁的脸色粉红的年轻人匆匆赶来。他提着一只工具袋，其实是一只小手提箱，里面应该装有各种拭子、布、胶丸、小药瓶、塑料袋、刮勺、瓶子、镊子和探针，是发现、移动和取得线索的现场刑事调查的基本工具。
　　“是汉纳先生吗？”年轻人问。
　　“你是谁？”
　　“刑警帕克，先生。”
　　“韦瑟罗尔在哪里？”
　　“恐怕他病了，得的是流感。值班室让我来参与。我一直把护照放在抽屉里，以备急需。很高兴能与你一起工作。”
　　该死的韦瑟罗尔，汉纳想。
　　他们坐车赴希斯罗机场，一路上基本是沉默着，至少汉纳是沉默着。帕克（他的真名是彼得）解释了他所了解的关于加勒比海的知识。他曾去过那里两次。
　　“你去过加勒比海吗，先生？”他问。
　　“没有。”汉纳说完又陷入了沉默。
　　在希斯罗，已经有人为他和帕克作了一些安排。护照查验是例行的手续。那只工具袋没去通过X 光扫描机的检查，不然肯定会引起麻烦。一位官员领着他俩绕过这些检查手续，直接到了头等舱候机室。
　　新闻媒体确实在想方设法登上这个航班，虽然汉纳只是在上了飞机之后才看到他们。两家富裕的新闻机构已经说服几位已购票的旅客把座位让出来并搭乘下一班客机。其他的正努力挤上上午飞往迈阿密的两个航班，而他们的总部在为他们安排由迈阿密飞进阳光岛的包机。BBC 电视台、独立电视新闻台和英国卫星广播公司的摄像组正由他们的记者率领着赶赴巴克莱群岛。来自五家主要报社的一大群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也在吵吵闹闹地想赶过去。
　　在候机室里，一位年轻人走近汉纳并自称来自外交部。他拿着一份大卷宗。
　　“我们已经把一些背景资料汇集后供你参考。”他边说边把卷宗递了过去。“巴克莱群岛的地理、经济和人口这类资料。当然，还有当前政治形势的背景。”
　　汉纳的心一沉。一件普通的谋杀案如果顺利可以在几天之内调查清楚。但如果这是政治性的……这时候机场工作人员呼叫他们登机。
　　起飞以后，活跃的帕克从空中小姐那里接过香摈酒，并高兴地回答了关于他自己的几个问题。他29岁，是一名年轻的刑警，妻子埃拉妮是一名房地产代理商。他们居住在新颖时髦的多克兰区，靠近加那利码头。他自己的爱好是一辆摩根4 ＋4 跑车，而埃拉妮驾一辆福特Gl轿车。
　　“当然，是改装的。”帕克说。
　　“那当然了。”汉纳喃喃地附和说。我可只有一辆小型轿车，他心里想；双职工，没孩子。一个飞黄腾达的人。
　　帕克是从高中直接进人大学的，并取得了学位，开始时主修PPE （即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后来转为法律。他从大学出来直接加入了伦敦都市警察局，经过在郊区的一年实习之后又去布拉姆希尔警察学院进修、此后他已经在都警干了四年。
　　当汉纳看完并合拢外交部的那份卷宗时，飞机正飞越科克县上空，他轻柔地问道：“你参加过几次凶杀案的调查？”
　　“哦，实际上这是我的第一次。所以今天上午我听说要派我去时我非常高兴。但我在业余时间研究犯罪学。我认为这对于理解罪犯的心理是很重要的。”
　　德斯蒙·汉纳悲伤地转过脸去看舷窗外面。他面临着一位已死的总督、一次悬而未决的选举、一个来自巴哈马的刑事工作小组，和一名想理解罪犯心理的新手刑警。午餐后他一路打瞌睡直至抵达拿骚。他甚至还设法忘掉了新闻媒介。
　　头天晚上美联社的那篇简短的新闻报道，也许因为五个小时的时差原因没能及时地在伦敦的英国报纸登载出来，但正好赶上了《迈阿密导报》的发稿时间。
　　上午7 点钟，山姆·麦克里迪正坐在他的阳台上，边喝早饭前的第一杯咖啡边眺望着外面蔚蓝色的大海，这时候他听到了《迈阿密导报》被从房门底下塞进来时的那种熟悉的声音。他走过房间，捡起报纸，回到了阳台上。美联社的那条消息刊登在头版的底部，原先关于一只破记录的大对虾的新闻已把版面让给了它。该报道只是美联社援引的未经证实的报告。新闻的标题很简单：《英国总督遭谋杀？》麦克里迪看了好几遍。
　　“太卑鄙了。”他轻轻地说完就走进卫生间去冲洗、刮脸和穿衣了。9 点钟时，他在英国领事馆门口打发掉出租车，走进去亮相了，自称是来自外交部的法兰克·狄龙先生。他不得不等了半个小时，以待领事的到达，然后得到了秘密会面的机会。到10点钟时，他得到了他来这里的目的：一条通往英国驻华盛顿使馆的保密线路。他在这条话线上与秘情局情报站长说了20分钟的话。对方是他在伦敦时就熟悉的一位同事，而且上星期还与他一起参加了那次中情局举办的研讨会。
　　驻扎在华盛顿的同事确认了那条消息，还补充了一些刚刚从伦敦传过来的细节情况。
　　“我认为我也许要去一下。”麦克里迪说。
　　“恐怕不是我们所管辖的，对吧？”情报站站长提议。
　　“可能不是我们的事，但也许值得一看。我需要提取一些资金，而且我还需要一部通讯器。”
　　“我可以与领事说。你请他听电话好吗？”
　　一小时后，麦克里迪离开了领事馆。现在他的身上有了一叠美元，还有一只公文箱，里面放着一部移动电话和编码器，可使他与在迈阿密的领事馆进行安全通话，并能把信息继续传往华盛顿。
　　他回到索尼斯塔海滩旅馆，收拾好行李，结完账，打了一个电话给在机场的一家短途航空公司。他们同意下午2 点钟起飞送他去叨分钟航程的阳光岛。
　　埃迪·法瓦罗也很早就起来了。他已经明白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开始他的调查——渔业码头那边的休闲钓鱼区。不管朱利奥·戈麦兹是在哪里度的假，其大部分时间肯定是花在那里的。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所以他步行走去。好在路途不远。他所经过的差不多每一道墙上和每一棵树上都贴着海报，呼请岛民把选票投向这个或那个候选人。海报上两个候选人的脸面，一张平滑光洁、温文尔雅，另一张又圆又大、兴高采烈，都绽露着笑容。
　　有些海报已被撕破或覆盖，是小孩所为或是竞争对手所为他是不知道的。印刷的质量全都是专业化的。在靠近码头的一座仓库上，粗糙地刷着一条标语：我们要求全民公决。当他走过时，一辆载有四个人的黑色吉普车追了上来。
　　吉普车吱地一声刹住停下了。那四个人表情严肃，身穿多种色彩的衬衫，戴着黑色目镜。四颗黑色的头颅凝视着那条标语，然后转向法瓦罗，好像应由他负责似的。法瓦罗耸耸肩，似乎在说：这与我无关。四张没有表情的脸面盯住了他，直至他转过一个街角。他听到了吉普车发动后加速驶走了。
　　在鱼码头，人们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在讲述着与在旅馆大厅里人们谈论的相同的那条新闻。他打断了一群人的谈论，打听谁在为游客提供垂钓服务。其中一个人指向码头边在一条船上忙碌的一个男人。
　　法瓦罗蹲在码头上询问。他向那个渔民出示了朱利奥·戈麦兹的一张照片。那人摇摇头。
　　“没错，他上星期是在这里。但他是与吉米·多布斯一起出海的。吉米的船在那边，名叫‘海湾女士’。”
　　“海湾女士”号上没人。他坐在一只系缆柱上开始了等待。与所有警察一样，他知道耐心的重要性。在几秒钟之内获取信息的情况只是在惊险电影里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必须花费许多等待的时间。吉米·多布斯在10点钟时露面了。
　　“是多布斯先生吗？”
　　“是我。”
　　“晦，我叫埃迪，从佛罗里达来。这是你的船吗？”
　　“是呀。你来这里钓鱼吗？”
　　“这是我的爱好。”法瓦罗说。“我的朋友推荐了你。”
　　“好啊。
　　“朱利奥·戈麦兹。你记得他吗？”
　　那个黑人诚实的脸面上出现了一层阴云。他走进“海湾女士”，从架子上取来一根鱼竿。他把诱饵和鱼钩检查了好几分钟，然后把竿子递给法瓦罗。
　　“你喜欢黄尾鱼吗？码头下面就有好些很好的鱼。就从这里过去的码头末端。”
　　他们一起走到人们听力范围之外的码头另一端。法瓦罗迷惘地不知道为什么。
　　吉米·多布斯取回鱼竿熟练地挥向水面。他慢慢地回转着滚筒，让那只色彩鲜明的特殊鱼钩蠕动着转到水面之下。一条小小的蓝色鳝鱼冲向诱饵，然后调头游开了。
　　“朱利奥·戈麦兹死了。”吉米·多布斯沉重地说。
　　“我知道，”法瓦罗说，“我想查明原因。我认为他经常与你一起钓鱼。”
　　“每年一起。他是个好人，很好的人。”
　　“他跟你说起过他在迈阿密的工作吗？”
　　“是的，说过一次。”
　　“你是否告诉过其他任何人？”
　　“没有。你是他的朋友还是同事？”
　　“两个都是，吉米。告诉我，你最后看到朱利奥是什么时候？”
　　“星期四晚上，就在这里。我们整天都出海了。他预订了星期五上午的用船。但他没有来。”
　　“是没来，”法瓦罗说，“他在那座简易机场，想搭上飞往迈阿密的一个航班。匆匆忙忙地上错了飞机。飞机在大海上空爆炸了。我们为什么要走到这里来说话？”
　　吉米·多布斯钓住了一条两磅重的马眼鱼，把颤抖着的竿子交到了法瓦罗手中。美国人把鱼线卷进来。他是一个生手。那条鱼吐钩了。
　　“这几个岛上有一些坏人。”多布斯简单地说。法瓦罗明白他能够辨明他在镇子里时就已经闻出来的一种气氛。那是恐惧。对于恐惧他是知道的。迈阿密的每一位警察都熟悉那种独特的气味。不管怎么说，恐惧已经来到了这座天堂。
　　“当他离开你时，他是不是很快乐？”
　　“是啊。他带回去一条鱼准备烧熟后作晚餐。他很开心的。确实那样。”
　　“离开这里后，他去了哪里？”
　　吉米·多布斯看上去吃了一惊。
　　“当然是去麦克唐纳夫人那里呀。他每次总是住在她那里。”
　　麦克唐纳夫人不在家。她出去购物了。法瓦罗决定以后再来。他先要去机场。他回到了议会广场。那里有两辆出租车，但两名司机都去吃中饭了。现在他无事可干，于是他穿过广场到后甲板旅馆去吃饭。他选了一楼阳台上的一个位子，从那里他能够注视到那两辆出租车。在他的周围是与早餐时相同的激动的嗡嗡声——头天晚上总督遭谋杀是惟一的谈论话题。
　　“他们正从苏格兰场派来一名资深侦探。”法瓦罗附近的其中一伙人说。
　　两个男人走进了酒吧。他们个子高大，一言不发。说话声静了下来。那两个人揭下为马库斯·约翰逊投票的每一张海报，贴上了不同的。新海报上写着：把选票投向人民的候选人——利文斯通。他们完成后就离开了。
　　服务员走上来，把烤鱼和一瓶啤酒放在了餐桌上。
　　“他们是谁？”法瓦罗问。
　　“利文斯通先生的选举协助人。”服务员毫无表情地说。
　　“人们好像很怕他们。”
　　“没有，先生。”
　　服务员转身离开了，睁着一双空洞的眼睛，法瓦罗在米特罗戴德的总部会见室里见过那种表情。眼睛后面的百叶窗关住了。这个信息的意思是：家里没人。
　　载着汉纳和帕克的那架客机于当地时间下午3 点降落在拿骚。巴哈马警方的一名高级警官首先登上飞机，辨明来自苏格兰场的那两个人之后作了自我介绍，并欢迎他们来拿骚。他陪同他们在其他旅客之前走出机舱，到了等待在那里的一辆越野吉普车旁。一阵温暖、湿润的空气吹到了汉纳身上。穿着伦敦季节衣服的他，立即感到了浑身粘乎乎的。
　　那位巴哈马警官把他们的行李标签交给一名助手让他去为他们提取两只旅行袋。汉纳和帕克直接坐车到了贵宾休息室。在那里，他们遇见了英国驻巴哈马外交机构副代表朗斯特里特先生，还有一位名叫班尼斯特的普通职员。
　　“我将与你们一起去阳光岛。”班尼斯特说。“那里的通讯有些问题。似乎他们无法打开总督的保险箱。我将安装一台新的设备，这样你们可以直接通过无线电话与这里的外交机构通上话了。当然，是保密电话。当然，我们还要把尸体运回来，在验尸官放行之后。”
　　他的话干净利落。汉纳喜欢那样。他碰见了巴哈马警方作为一种姿态提供的四人刑事调查工作小组。会面交谈用了一个小时时间。
　　汉纳从窗户俯视下面的机场前沿。30码开外有一架10座包机等待着把他和他的现在已扩大了的团组带到阳光岛去。在大楼与那架飞机之间，两个摄像组搭好了架子以捕捉他们的动态。他叹了一口气。
　　当最后的细节问题确定之后，这个团组离开贵宾休息室走下了楼梯。几只麦克风凑到了他面前，几个笔记本翻开了。
　　“汉纳先生，你对尽快破案是否有信心……你认为这会是一宗政治谋杀吗……马斯顿爵士之死是否与大选有关……”
　　他点头微笑，但一句话也没说。由巴哈马警察在两边开道，他们一行人从大楼进人到炽热的阳光下朝那架飞机走去。电视摄像机把这一切全都摄录下来了。当官方团组登上飞机后，新闻记者们纷纷跑向他们自己包租的飞机，是花了大把大把的美元租赁的，或是他们的伦敦总部为他们预租的。这个不太整齐的机队开始滑行到跑道，准备起飞。这时候是4 点25分。
　　3 点半时，一架轻型的赛斯纳飞机在阳光岛上空倾斜着机翼，转过弯来对准了长满了青草的那座简易机场。
　　“好荒凉的地方，”美国飞行员对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人说，“但从远处看还是很美丽的。我的意思是，他们这里并不是一无所有。”
　　“缺少技术。”麦克里迪表示同意。他透过有机玻璃看到朝他们扑面而来的尘土飞扬的机场。跑道的左边有三座建筑物：一座用波纹铁皮制成的机库、一座盖着红色铁皮瓦的低矮的仓库（用做接待厅）和一座上面飘着一面英国旗的白色方形房子——警察的棚屋。在接待仓库外面，一个穿着短袖海滩衬衣的身影正与一个穿着汗衫短裤的人在说话。棕榈树从赛斯纳的两边升了上来，这架小型飞机砰地一声开始与下面的砾石发生了摩擦。建筑物朝后面疾驶而过。飞行员让前轮也着了地，并拉起了翼襟。在跑道的远处，他把机头调过来开始滑行回来。
　　“是啊，我记得那架飞机。后来当我听说那几个可怜的人死了时，我害怕极了。”
　　法瓦罗已经找到了上星期五为那架那伐鸿飞机装载的行李员。他的名字叫本，每次都是他装卸行李。这是他的工作。与大多数岛民那样，他无拘无束，诚实朴素，愿意谈论。法瓦罗取出一张照片。
　　“你见过这个人吗？”
　　“见过。他当时在向飞机的主人请求搭机去基韦斯特。”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就站在我身边嘛。”本说。
　　“他看上去是不是很担忧、很焦急、很匆忙？”
　　“换了你也会那样的，先生。他告诉飞机的主人说他的老婆打电话给他说是儿子病了。那姑娘说，这是急事，他们应该帮他。于是那位主人说可以把他带到基韦斯特。”
　　“当时旁边还有其他人吧？”
　　本想了一会儿。
　　“只有另一个人在帮着装那些箱子。”他说。“我认为是由那位主人所雇用的。”
　　“他长得怎么样？就是另一个装卸工。”
　　“以前从没见过。”本说。“是黑人，但不是来自于阳光岛，身穿色彩鲜明的衬衣，戴着黑色太阳镜，一句话也没说过。”
　　那架赛斯纳轻型飞机隆隆响着滑行到了海关仓库边。这两个人都用手捂住了眼睛，以挡住飞扬的灰沙。一个身材中等，脸面皱巴巴的男人走下飞机，从行李舱内取出一只旅行袋和公文箱，退到后面，朝飞行员挥身道别后，进人了那座仓库。
　　法瓦罗忧虑了。朱利奥·戈麦兹不撒谎。但他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他肯定是急于搭上这班飞机回到迈阿密的家中。但为什么呢？对同伴非常了解的法瓦罗深信朱利奥·戈麦兹是受到了威胁。那颗炸弹不是针对克林格，而是针对戈麦兹的。他谢过本，走向等待着他的那辆出租车。当他坐进后，一个英国声音在他旁边说：“对不起，能否让我搭车进城镇。出租车停靠点一辆车也没有。”
　　是从赛斯纳飞机上下来的那个人。
　　“可以，”法瓦罗说，“坐上来吧。”
　　“谢谢！”英国人说，一边把他的旅行包放进汽车的行李箱。在进城去的5 分钟路程上，他作了自我介绍。
　　“我叫法兰克·狄龙。”他说。
　　“埃迪·法瓦罗。”美国人说。“你是来这里钓鱼的吧？”
　　“哦，不，不是这样。我来这里是想安安静静地休假。”
　　“休不成了，”法瓦罗说，“这里出了个大乱子。伦敦一大帮侦探马上要过来了，还有一大群记者。昨天晚上有人把总督枪杀在他的花园里了。
　　“天哪！”英国人说。他看上去真的震惊了。
　　法瓦罗在后甲板旅馆的台阶下让他下了车，打发了出租车后，他穿过小巷步行走向几百码远的麦克唐纳夫人的寄宿房。在议会广场对面，一个大个子男人站在一辆平板卡车的后部在向一群安静的公民发表演说。是利文斯通先生本人。法瓦罗听到了他那洪亮的演讲。
　　“我说，父老乡亲们，你们应该分享这些岛屿的财富。你们应该分享从海洋里捕获的鱼虾，你们应该分享那些建在山丘上的富人们的漂亮的房子，你们应该分享……”
　　人群似乎不是十分热情。卡车的旁边站着两个身材魁梧的男人，他们曾在午饭时在后甲板旅馆里撕下约翰逊的海报换上他们的。人群中还混杂着几个类似的人，正准备开始欢呼。但他们的欢呼没有得到响应。法瓦罗继续走路，这次麦克唐纳夫人在家里。
　　6 点差20分时，德斯蒙·汉纳降落在阳光岛上的那座简易机场里。这时候天色差不多已经黑了。另四架轻型飞机及时赶在天光褪尽之前返回拿骚去了。它们卸下的货物是BBC 电视摄像组、独立电视台摄像组、与《星期日邮报》合租一架飞机的《星期日时报》记者，还有英国卫星广播公司的记者萨布琳娜·坦南特极其采访小组。
　　汉纳、帕克、班尼斯特和四名巴哈马警官在机场受到了哈弗斯托克中尉和琼斯警长的迎接，前者穿着一套奶油色的热带地区西服，后者穿着制服。由于这是一个难得的赚取美元的机会，普雷桑斯港的两辆出租车都来了，此外，两辆小面包车也来了。这些汽车全都塞满了。
　　待到办完手续，车队抵达后甲板旅馆之时，夜幕已经降临了。汉纳宣布不准备在手电筒照耀下开始调查取证，但他要求在政府办公室的值班警卫应该通宵维持着。琼斯警长对于能与来自苏格兰场的真正的探长一起工作而感到非常荣幸，他大声向他的部下喊出了命令。
　　汉纳感到累了。这些岛屿上也许才6 点刚过，但他的生物钟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了，而且他是早上4 点起床的。他与帕克和哈弗斯托克一起单独吃晚饭，这使他获得了关于头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第一手资料。然后他就上床睡觉了。
　　新闻媒介准确无误地、快速地找到了那座酒吧。于是酒类饮料点了许多，也喝了许多。在执行国外采访任务时各媒体之间通常的那种开心逗笑越来越热闹了。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身着皱巴巴的热带地区衬衫的男人坐在酒吧的一隅，正独自饮酒并倾听着他们的闲聊。
　　“离开这里后他去了哪里？”埃迪·法瓦罗问。他坐在麦克唐纳夫人的厨房桌子边，而这位好心的老太太把她烧制的海螺杂烩端了上来。
　　“他去了后甲板旅馆喝啤酒。”她说。
　　“他是不是很开心？”
　　她那轻快的歌声般的话音充满了厨房。
　　“保佑你，法瓦罗先生，他是一个快乐的人。我在给他烧烤一条做晚餐的漂亮的鱼。他说他会在8 点钟回来。我告诉他不要太晚回来，要不鱼就不好吃了，还会变硬。他笑着说他会准时回来的。”
　　“那么他是准时回来的吗？”
　　“没有，小伙子。他晚来了一个多小时，那条鱼已经凉了。而且他还说了一通胡话。”
　　“他说了些什么？这种……胡话。”
　　“他说得不多，好像很忧虑。然后他说他看见了一条蝎子。现在你把那碗汤喝了，就是那边的那一碗。”
　　法瓦罗僵住了，他的匙子举在半空中。
　　“他说一条蝎子，还是那条蝎子叩她终起眉头努力回想着。
　　“我认为他说的是‘一条’，但他也许说的是‘那条’。”她承认说。
　　法瓦罗喝完汤，谢过她之后回旅馆去了。、酒吧里面很热闹。他在远离记者群、靠近另一头的地方找了一只位子。最远处的那把吧凳由从简易机场过来的那个英国人坐着，还举起了手中的杯子表示致意，但没有说话。感谢上帝，法瓦罗想着，那个皱巴巴的英国人看上去至少比较安静。
　　埃迪·法瓦罗需要思考。他知道了他的朋友和伙伴是怎么死的；他认为他知道了为什么。在这个天堂般的岛屿上，朱利奥·戈麦兹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已经看见了，或者认为他已经看见了他们曾经遇见过的最冷血的杀手。
　
　
　
　
　
　　　

　　
第三章
　
　　第二天早上刚过7 点，趁着天气仍较凉爽，德斯蒙·汉纳开始工作了。他的开始地点是政府办公室。
　　他与男管家杰斐逊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后者向他讲述了每天下午在太阳下山之前的5 点钟左右，总督总是要到围墙内的花园里去喝威士忌和苏打水的雷打不动的习惯。他询问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问题。杰斐逊皱起眉头思考着。
　　“有许多人，先生。莫伯利夫人、哈弗斯托克中尉、我自己。秘书默特尔小姐，但她现在去托尔托拉岛看望双亲了。来办公室的客人们也看到过他在那里。总之，有许多人。”
　　杰斐逊确切地描述了他发现尸体的地方，但声称他没有听到枪声。后来，所使用的“枪声”这个词语将使汉纳深信男管家是在说真话。但他尚不清楚究竟开了几枪。
　　来自拿骚的刑事技术小组拿着放大镜在草地上工作，寻找从杀手枪械里弹跳出来的使用过的弹壳。他们搜寻得很深，因为随意踩踏的脚也许会使小小的黄铜弹壳陷入泥中。在谋杀的当天晚上，哈弗斯托克中尉、琼斯警长和他的叔叔琼斯医生的脚步已经踏遍了这块草地，从而清除了获得有用的脚印的机会。
　　汉纳检查了园墙上的那扇铁门，而巴哈马的指纹专家在门上撒粉以期找到指纹。但铁门上没有任何指纹。汉纳估算，根据案子的表面现象，杀手应该是从那扇门进来的，然后立即开枪射击。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总督应该是站在铁门与通往上面会客区域的台阶下的珊瑚墙之间。如有任何子弹穿越了他，它应该会击中那道墙壁。他让正在草坪上爬来爬去的工作小组把注意力转向沿着围墙墙脚的那条用碎海螺壳铺就的小径上。然后他回到屋里去与莫伯利夫人谈话。
　　总督的寡妇在客厅里等着他。在那里，马斯顿爵士曾接待过来自于“关心公民”代表团的抗议。她是一位瘦瘦的、苍白的妇女，长着老鼠般细软的头发，皮肤因为长年生活在热带地区而变黄了。
　　杰斐逊端着一瓶冰镇啤酒出现了。汉纳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接了过来。这，毕竟是一个炎热的上午。莫伯利夫人拿了一杯葡萄汁。她带着原始饥饿般的神色盯着这瓶啤酒。哦，亲爱的，汉纳心里想。
　　实际上她并没有什么情况可讲的。就她所知，她的丈夫没有冤家对头。这些岛上没听说过政治犯罪。是的，选举运动引起了一些小小的异议，但这一切都是在民主进程之内。她这么认为。
　　在枪击的当时，她自己在5 英里之外的小望远镜山上参观一座小医院。该医院是由马库斯·约翰逊先生捐资建造的；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也是一个伟大的慈善家，六个月之前他回到了故乡巴克莱群岛。她当时只得同意捐助设施。她乘坐的是那辆美洲虎公车，由总督的司机奥斯卡所驾驶。
　　汉纳谢过她之后站起了身。帕克在外面敲打窗户。汉纳走到外面的露台。帕克十分激动。“你说得对，先生。就在这里。”
　　他伸出右手。手心里是那颗已经扭曲变形的铅弹。汉纳冷漠地盯着他。
　　“谢谢你把它捡起来。”他说。“下次请使用镊子和塑料袋好吗？”
　　帕克的脸变白了，然后他跑下花园，把那颗子弹放回到海螺壳地面上，打开他的刑事调查工具袋，取出了一把镊子。好几个巴哈马人露出了微笑。
　　帕克仔细地用镊子夹起那颗被撞扁了的子弹，把它放在了一只小小的透明塑料袋里。
　　“现在，用棉布包起那只袋子，放进一只带有螺旋盖的玻璃罐。”汉纳说。帕克照吩咐去做了。
　　“谢谢，现在把它放回到工具袋里面，直至我们能把它送交弹道检验。”汉纳说。他叹了一口气。这将是一项艰辛的任务。他开始认为他一个人可以干得更好。
　　加拉塔库斯·琼斯医生按要求来到了。汉纳对于能与一名专业人员交谈而感到高兴。琼斯大夫解释了前天晚上他是如何被从家中召来的，是由哈弗斯托克中尉派杰斐逊来召唤他的。杰斐逊告诉他，他应该立即就来，因为总督遭到了枪击。男管家没有提及枪击是致命的，因此他带上医疗包驾车过来，看看他能做些什么。答案是：他无能为力。
　　汉纳引领琼斯医生走进已故马斯顿爵士的办公室，并请他以岛上验尸官的名义签发尸体的放行，以便下午把它运到拿骚去做解剖。
　　根据英国的法律，把那具尸体从阳光岛搬运到巴哈马的领土上去需由一名验尸官的命令。琼斯医生毫不迟疑地签发了这条命令，然后它就合法生效了。来自于驻拿骚外交机构的班尼斯特，用政府办公室的公用笺打印了这条放行令。他刚刚安装好了那套新的通讯系统。然后汉纳请琼斯医生给他看那具尸体。
　　在码头边，那座冰屋门打开了，琼斯警长部下的两名警官把现已冻成了一根木头般的前总督的尸体从海鱼中间抽出来，搬到附近那座仓库的阴影里，放在了由两条长凳架起来的一块门板上。
　　新闻媒体，现在美国的CNN 记者组也从迈阿密赶过来加入了，整个上午一直跟在汉纳屁股后面转，对他们来说这是最感兴趣的东西了。他们把这一切全都拍录下来了。即使是总督在过去的36个小时的睡眠同伴——那条旗鱼，也在CNN 电视台的晚间新闻镜头中闪现了一下。
　　汉纳命令关上仓库门以把他们挡在外面，并对在冰晶层下的那具冻得僵硬的尸体尽他的可能作了一次全面的检查。琼斯医生站在他旁边。在观察了总督胸部的那个结成了冰的枪洞后，他注意到左袖上有一个清洁的圆形裂口。
　　他用拇指和食指缓慢地搓揉这片棉布织物，直至他自己手上的热量使得布料柔和了，冰霜融化了。衬衣袖子上有两个这样的洞口，一进一出。但那里的皮肤没留下任何标记。他转向帕克。
　　“至少两颗子弹。”他静静地说。“第二颗子弹还没找到。”
　　“很可能仍留在尸体内。”琼斯医生说。
　　“毫无疑问。”汉纳说。“如果我能看到人口和出口的任何迹象就好了。由于冷冻，肌肉收缩得太厉害了。彼得，可我还要求对总督站位或坐位后面的地方去作再次检查。再检查一遍，以免子弹是在那里。”
　　他命令把总督的尸首放回到那座冰屋里。照相机又喀嚓喀嚓地响了起来。各种提问像雨点般地洒落在他的头上。他点点头微笑着说：“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回答为时尚早。”
　　“可我们已经找到了一颗子弹。”帕克自豪地说。照相机镜头全都转向了他。汉纳开始认为那个杀手杀错了人。这种场面正演变成“一次新闻发布会。但他现在还不想举行一次。
　　“今天晚上会有一份详细声明。”他说。“现在嘛，要回去工作了。谢谢你们。”
　　他把帕克推进那辆警用吉普车，他们回到了政府办公室。汉纳请班尼斯特打电话给拿骚，要求在下午三四点钟派一架飞机过来，并配上担架、小车、尸袋和两名护士。然后他把琼斯医生拉到他的汽车旁边。附近只有他们两人。
　　“告诉我，大夫，这座岛上是否有任何人知道这里的每一件事和在这里居住的每一个人？”加拉塔库斯·琼斯医生微笑了。
　　“那就是我，”他说，“可是我不能随便猜测是谁干的。不管怎么说，我是10年前才从巴巴多斯回来的。对于这些岛上的真正历史演变，你应该去拜访科尔特雷小姐。她就像是……巴克莱群岛的祖母。如果你要某个人推测是谁干的这事，她也许知道。”
　　医生驾着他那辆破旧的奥斯汀轿车离开了。汉纳走向站在越野车旁边的医生的侄子琼斯警长。
　　“我想请你做一件事，警长，”他有礼貌地说，“你能否去那座简易机场与护照检查官核实一下，自谋杀之后是否有任何人离开这个岛屿，任何人。除了飞行员驾机到达，调头和飞走，没走出过机场。”
　　琼斯警长敬礼后离开了。那辆美洲虎轿车在前院。司机奥斯卡正在擦车。帕克和刑事调查小组的其他人在屋后，寻找着那颗失踪的子弹。
　　“奥斯卡？”汉纳说。
　　“先生。”奥斯卡绽开了笑容。
　　“你认识科尔特雷小姐吗？”
　　“我认识，先生。她是一位很好的女士。”
　　“你知道她住在哪里吗？”
　　“知道。小望远镜山顶上的火烈鸟屋。”
　　汉纳看了一下手表。这时候是M 点半，天气已经很热了。
　　“这个时候她会不会在家里？”
　　奥斯卡似乎吃了一惊。
　　“当然在家里，先生。”
　　“带我去见她，好吗？”
　　美洲虎左转右拐地驶出小镇，开始爬上普雷桑斯港西边6 英里的小望远镜山的低低的山坡。美洲虎是老式IX型号，现在已算是经典车了，是用传统的工艺制作的，使人联想起芳香的皮革和亮晶晶的胡枕木。汉纳靠在椅背上，观察着两边的风景。
　　平地上的灌木变成了山坡上的颜色更绿的植被。他们经过一块块玉米地、芒果地和木瓜地。木结构棚屋建在路边；前面的尘土院子里，有一些鸡在地上扒食；棕色皮肤的孩子们听到汽车接近的声音惊慌地跑到路边，狂热地招着手。汉纳也向他们招招手。
　　他们经过了由马库斯·约翰逊捐建的那座洁白的儿童卫生所。汉纳朝后去看，看到了沉睡在炎热下的普雷桑斯港。他依稀可以分辨出坐落在码头边的那座红屋顶仓库、冻成了冰棍的总督正在睡眠的旁边那座冰屋、顽强地伸展着的议会广场、圣公会教堂的塔尖以及后甲板旅馆的木瓦。再远处，在小镇的另一边，在赤日下发着微光的是砌有围墙的政府办公室。他感到纳闷，到底为什么会有人要去枪杀总督呢？
　　他们经过了一座整洁的平房，它曾经属于已故的巴尼·克林格先生。再绕过两段弯道后山顶出现了，上面耸立着一座粉红色的别墅——火烈鸟屋。
　　汉纳拉了一下门边的锻铁门链，在某个地方响起了一声低沉的丁当声。一位十几岁的姑娘应声来开门，她的棉布裙子下露出一双光溜溜的黑腿。
　　“我想见见科尔特雷小姐。”汉纳说。
　　她点点头表示同意，把他引进了一间宽敞的客厅。洞开着的双扇门可以通向一个阳台，从那里可以眺望岛屿的景色和远处波光粼粼的蔚蓝色的大海。
　　虽然没有空调，但房间里很凉爽。汉纳注意到屋里根本没有电。几张矮桌上放着三盏擦得锃亮的黄铜油灯。凉风从洞开的阳台门吹进来，又从对面开启的窗户吹出去。家具表明这是一位老人的房间。汉纳在室内边踱步边等待着。
　　墙上挂着图画，有几十幅，全是加勒比海地区的各种禽鸟，是精心绘制的水彩画。惟一不是乌类的肖像画，是一个穿着英国殖民总督纯白制服的男人。他站在房间里凝视着窗外，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是灰白的，他有一张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布满了皱纹的、慈祥的脸，他的上衣左胸挂着两排微型勋章。汉纳去看这幅油画下面的那块小标记。标记上写着：罗伯特·科尔特雷爵士，1945－1953年任巴克莱群岛总督。他的右臂弯里挂着他那顶白色的头盔，上面饰着白色的公鸡羽毛；他的左手按在他的那把剑柄上。
　　汉纳苦笑了一下。科尔特雷“小姐”实际上肯定是科尔特雷夫人，即前总督夫人。他往前转过墙角走到了一个陈列柜前。玻璃门后面，钉在木板上的是这位前总督的一些战利品，是由他的寡妇收集起来并陈列出来的。里面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拴在深紫色的绶带上，这是英国对军人中勇敢者的最高嘉奖，以及授奖的时间——1917年。两边陈列着荣军奖章和军队十字奖章。这位勇士在战斗中所获取的其他物品钉在这些奖章周围的木板上。
　　“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身后一个清脆的声音说。汉纳倏地转过身来，感到有点窘迫。
　　她已经静静地进来了，她那辆轮椅在地砖上运动时不会发出声音。她身材娇小，弱不禁风，一头亮晶晶的白色卷发，还有一双明亮的蓝眼睛。
　　在她身后站着她的男仆，身材高大，令人敬畏，刚才就是他把她从花园里推进来的。她转向了他。
　　“谢谢你，费尔斯通，我现在很好。”
　　他点点头后退下去了。她朝室内前进了几英尺，并做手势让汉纳坐下。她微笑了。
　　“对费尔斯通这个名字感到奇怪，对吗？他是一个弃儿，是在一个废弃橡胶堆里的一只费尔斯通牌轮胎里被发现的。那么，你一定是来自苏格兰场的汉纳探长？对这些贫穷的岛屿来说，这是很高的级别了。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必须道歉，因为刚才我对你的侍女称你为科尔特雷小姐，”他说，“没人告诉我你曾是科尔特雷夫人。”
　　“再也没人这么称呼我了，”她说，“现在我只是小姐。他们都那样叫我。我也喜欢那样。习惯难改嘛。你也许会查明，我并不是生于英国，而是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
　　“你的先生……”汉纳朝那幅肖像画点点头，“曾是这里的总督。”
　　“是的。我们是在战时相遇的。罗伯特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用不着再参加二次大战，但他参加了，又受了伤。当时我是一名护士。我们相爱了，并于1943年结婚，过了10年幸福美满的生活，直到他去世。我们的年龄相差25岁，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战后，英国政府派他来这里担任总督。他死后，我留下来了。他死的时候56岁，是战时负伤导致早死的。”汉纳算了一下。罗伯特爵士应该是生于1897年，20岁时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她今年应该是68岁，坐轮椅还是早了一些。她似乎能用那双明亮的蓝眼睛读透他的心思。
　　“我跌了一跤，”她说，“是10年以前。跌断了背。但你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讨论一个坐在轮椅里的老太婆的。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
　　汉纳解释了三番。
　　“事实是，我不能明白动机。无论谁枪杀了马斯顿爵士肯定是对他恨之人骨的，但在这些岛民中我不能明白动机。你知道这些老百姓，谁想去干那种事呢？又为了什么呢？”
　　科尔特雷夫人把她的轮椅驶到敞开的窗户边，朝外面凝视了一会儿。
　　“汉纳先生，你是对的。我确实了解这些人民。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5年。我喜爱这些岛屿，我喜爱岛上的居民。我希望我能说他们也是喜爱我的。”
　　她转过来盯着他。
　　“在世界上的阴谋策划、争权夺利中，这些小岛根本不值一顾。但这些人似乎已经发现了避开外面世界的某种东西。他们已经明白如何快乐。仅仅是这个。不是富裕，不是强大，而是快乐。
　　“现在伦敦要我们独立。两个候选人已经出来进行竞选：约翰逊先生，他非常富有，已经把大量资金投到了这些岛上，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还有利文斯通先生，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想把一切资产进行国有化，并让穷人参与分配，很高尚，当然。约翰逊先生抱有发展经济和使这些岛屿繁荣昌盛的宏伟的计划，而利文斯通先生胸中装着使人民平等的计划。
　　“我认识他们两人，在他们还是小孩时就认识了。看着他们在十几岁时离开家乡去外地干事业。现在他们都回来了。”
　　“你怀疑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吗？”汉纳问道。
　　“汉纳先生，是他们带过来的那些人。看看在他们周围的那些人。他们是搞暴力的人，汉纳先生。岛民们知道这个。现在已经有了恫吓，有了殴打的事件。也许你应该看看这两个人的那些随从人员，汉纳先生……”
　　在坐车下山去的路上，德斯蒙·汉纳思考了一番。一份暗杀合同？谋杀马斯顿爵士具有所有这些印记。中饭后，他认为他应该与那两位候选人谈谈并看一下他们的随从。
　　在政府办公室的大门边，汉纳被拦住了。一个牧师衣袍领口上方长着多层下巴的胖乎乎的英格兰人，看到汉纳进人客厅时，从那里的一把椅子上跳了起来。帕克与他在一起。
　　“啊，头儿，这是西蒙·普林斯牧师，当地的圣公会牧师。他有重要的事情向我们报告。”
　　汉纳不知道帕克是从哪里找来“头儿”这个词的。他不喜欢这个词语，称他为“先生”就很好。叫他德斯蒙是以后的事情，很久的以后。也许吧。
　　“第二颗子弹找到了吗？”
　　“这个，没有，还没有找到。”
　　“最好是继续去寻找。”汉纳说。帕克从落地窗消失了。汉纳关上了这些窗户。
　　“好吧，普林斯先生，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是昆斯，”牧师说，“我叫昆斯。这事太令人痛苦了。”
　　“确实如此。尤其是对于总督。”
　　“哦，啊，是的，我的确是这个意思……嗯……我来向你报告的是教会里一个同伴的情况。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说，但我认为这事也许是有关系的。”
　　“你为什么不说出来让我判断一下呢？”汉纳温和地说。
　　牧师安定下来后坐下了。
　　“事情发生在上星期五。”他说。他讲述了“关心公民委员会”代表团的请愿以及遭到总督否决的整个故事。当他讲完时，汉纳皱起了眉头。
　　“他到底说了什么话？”他问道。
　　“他说，”昆斯重复了一遍，“‘我们必须甩掉这个总督并为我们自己换一个新的’。”
　　汉纳站了起来。
　　“非常感谢你，昆斯先生。我能否建议你再也不要谈论这事，而是留给我去处理？”
　　这位怀着感激心情的牧师匆匆走出去了。汉纳考虑了一下。他并不特别喜欢告密者，但他现在不得不去核实一下那位火爆脾气的浸礼会牧师瓦尔特·德雷克。这时候，杰斐逊端着一盘沾着蛋黄浆的冷拌对虾出现了。汉纳叹了一口气。千里迢迢把他从家里派遣过来总归要有所意思吧。而且如果由外交部付费……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冰镇啤酒开始吃中餐了。
　　在他吃中饭时，琼斯警长从机场回来了。
　　“没人离开过这座岛屿，”他说，“在过去的40小时内没人离开。”
　　“好吧，”汉纳说，“现在另有一项任务，琼斯先生。你们是否保存着一份武器登记？”
　　“当然了。”
　　“好。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并对登记名单上持有武器的人去逐一走访？我们在查找一支大口径手枪。尤其是那种不肯出示的手枪，或者是最近擦亮了的和上了新油的手枪。”
　　“新油？”
　　“在射击之后。”汉纳说。
　　“哦，是的，那当然。”
　　“还有最后一件事，警长。德雷克牧师是否有一件经登记的火器？”
　　“没有。这我可以肯定。”
　　在他离去后，汉纳要求见哈弗斯托克中尉。
　　“你是否拥有一支左轮枪或自动手枪？”他问。
　　“嗅，我说，怎么，你难道认为……”年轻的中尉表示了异议。
　　“我认为那支枪也许失窃，或遭盗用，又被放回原处。”
　　“啊，这样，明白你的意思了，老伙计。实际上我没有。我没有手枪。从来没带到岛上。只有一把礼仪剑。”
　　“假如马斯顿爵士是被刀剑刺死，我也许会决定拘留你。”汉纳温和地说。“那么在政府办公室里有没有任何枪械？”
　　“没有，据我所知没有。不管怎么说，杀手是从外面进来的，对吗？从花园的围墙？”
　　汉纳一开始就已经检查了花园围墙铁门上那把扭曲变形了的挂锁。根据这把大挂锁的已断裂的搭扣和撬开的锁颈角度来看，基本可以肯定是有人用一根又长又粗的撬棒把它撬开的。但他认为撬锁也许是一个诡计，撬锁很有可能是发生在一两天之前或几个小时之前。没人去试过铁门，都认为门已经锈住了。
　　杀手有可能先把锁撬开并让铁门保持着关闭的位置，后来溜进房子杀了总督再退出去。他需要的是第二颗子弹——希望没有变形，以及把它发射出来的那支枪。他去看外面波光粼粼的蓝色海洋。如果它落到了那里，他就永远找不到了。
　　他站起身，擦净嘴唇，出去找奥斯卡和美洲虎轿车。该是他与德雷克牧师谈一谈的时候了。
　　山姆·麦克里迪也在吃中饭。当他进人后甲板旅馆的敞边露台餐饮区时，每一张餐桌都坐着人。在外面的广场上，身穿色彩鲜艳的沙滩衬衣、戴着黑眼镜的人们正在布置一辆平板卡车，车上装饰着支持马库斯·约翰逊的横幅和标语。这位伟大的人物将在3 点钟发表演讲。
　　山姆在露台里打量了一下，发现了一把空椅子。它在一张由另一位食客占据着的桌子旁边。
　　“今天有点挤。我坐到这里你是不是介意？”他问道。埃迪·法瓦罗朝那把空椅子挥了一下手。
　　“没关系。”
　　“你是来这里钓鱼的吧？”麦克里迪问，一边审视着一份简单的菜谱。
　　“是啊。”
　　“奇怪，”在点了一份用鲜橙汁泡的生鱼后，麦克里迪这么说，“如果我没有搞错，我认为你是一个警察。”
　　他没有提及头天晚上在酒吧里审视了法瓦罗之后他所进行的初步摸底调查＼打给在联邦调查局迈阿密分局一位朋友的电话，以及那天上午他所得到的答案。法瓦罗放下啤酒杯，眼睛盯住了他。
　　“你到底是谁？”他问，“一名英国警察？”
　　麦克里迪摇摇手表示否定。
　　“嗅，不是，没那么荣耀。只是一名小公务员，想离开办公室度过一个平静的假期。”
　　“那凭什么说我是一名警察？”
　　“本能。你的举手投足像一个警察。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来这里的真正目的？”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因为，”麦克里迪轻柔地说，“你刚刚在总督被枪杀之前抵达。还因为这个。”
　　他递给法瓦罗一张纸。这是英国外交部的一张信笺。上面的文字写着，法兰克·狄龙先生是外交部的一名官员，请“各有关方”尽可能为之提供协助。法瓦罗把纸条递还后思考了一番。布罗德里克中尉曾明确地告诉他，在他踏上英国领土时，他就只代表他自己了。
　　“正式地说，我是在休假，但我不钓鱼。非正式地说，我正在努力查明上星期我的伙伴为什么被杀，是被谁杀死的。”
　　“给我讲讲这件事，”麦克里迪提议，“我或许能够帮助呢。”
　　法瓦罗告诉他朱利奥·戈麦兹是怎么死的。英国人边吃生鱼边听着。
　　“我认为他也许在阳光岛上看见了一个人，他自己也被人家看见了。我们在米特罗戴德曾经知道一个叫法兰西斯科·门德斯的人，化名蝎子。”
　　8 年前，在佛罗里达南部，尤其是在米特罗戴德，发生了一些地盘争夺战。在此之前，哥伦比亚人把可卡因运进该地区，但由古巴团伙进行分发。然后哥伦比亚人决定甩掉古巴的中间人，把毒品直接卖给用户。他们开始进人古巴人的地盘。古巴人做出反应，地盘争夺战爆发了。此后持续不断地发生杀人事件。
　　1984年夏天，一名身穿红白皮衣的摩托车手，骑着一辆川崎，在戴德兰购物区中心的一家酒店门口停下来，从一只马桶袋里取出一支冲锋枪，镇静地把整梭子弹洒进了这家生意兴隆的商店，造成3 人死亡，14人受伤。
　　通常，那个杀手是可以逃走的，但一名年轻的摩托车骑警正在200 码外开具违章停车罚单。当杀手扔下射空了子弹的冲锋枪，加速逃跑时，那警察追了上去，边追边喊出杀手的夕形和逃逸方向。在北肯德尔大道的半路上，川崎摩托的骑手减速停下来，从衬衣里拔出一支9 毫米自动手枪，瞄准后击中了追上来的那位警察的胸部。当年轻的警察从摩托车上摔下来时，杀手加大油门疾驶而去。目击者清楚地描述了那辆摩托车及其皮衣的样子。但他的头盔遮住了他的脸面。
　　尽管那家教会医院只相隔四个街区，而且那位警察得到了快速、精心的抢救，但他还是在第二天上午之前死去了。他才23岁，留下了一个寡妇和一个女婴。
　　他的无线电呼叫引起了在该地段执勤的两辆巡逻车的警觉。在那条道路的一英里远处，其中一辆巡逻车看见了这个疾驶的摩托车手，逼着他转弯并摔倒下来。他还没来得及爬起就被捕了。
　　根据长相，那人像是一个说西班牙语的中南美洲人。案子交给了戈麦兹和法瓦罗处理。他们与杀手面对面地坐了四天四夜，试图让他说出一句话来。但他只字未吐，没用西班牙语或英语说出过一个单词。他的手上没有火药的痕迹，因为他曾经戴过手套。但手套不见了，尽管把该区域的每一只垃圾桶都翻了个底朝天，但警察从来不曾找到过那副手套。他们认为他把手套扔进了从旁边经过的一辆汽车上。经对居民们作了公开的宣传动员后，找到了那支9 毫米自动手枪，它被扔进了邻近一座花园里。是这支手枪杀死了那位警察，但枪上没有指纹。
　　戈麦兹相信杀手是哥伦比亚人，因为那家酒店是古巴人的可卡因分发点。四天后，他和法瓦罗给疑犯起了一个蝎子的浑号。
　　第四天，一个开价很高的律师出现了。他出示了一本写着法兰西斯科·门德斯的护照。护照是新的，也是有效的，但没有美国的入境印章。律师承认他的当事人也许是一名非法移民，并要求保释。警方表示反对。
　　在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法官面前，律师抗议说，警方只是逮捕了穿红白皮衣、骑一辆川崎摩托的一个人，而不是杀死了那名警察和其他人的骑一辆川崎摩托的那个人。
　　“那该死的法官同意了假释，”法瓦罗说，“保释金是50万美元。24小时之内，蝎子走了。保证人带着微笑付来了50万美元。这只能算作一笔零钱。”
　　“而你相信……”麦克里迪问道。
　　“他不只是一名喽罗，他是他们的其中一个领导人物。要不然他们不会不厌其烦地花巨资把他保出来。我认为朱利奥在这里看见了他，甚至还可能发现了他住在哪里。他想赶回来以使美国提出引渡的请求。”
　　“对这个要求我们是会同意的。”麦克里迪说。“我说，我们应该报告来自苏格兰场的那个人。毕竟总督是在四天后被枪杀的。即使两个案子互不关联，但有足够的怀疑要在岛上搜寻他的下落。这是一个小地方嘛。”
　　“那如果把他找到了呢？他在英国领土上犯下了什么罪行呢？”
　　“嗯，”麦克里迪说，“首先你可以积极地指认他的身份。这可构成一项拘留的指控。汉纳探长也许是来自于一个不同的警方，但没人会去喜欢杀警察的人。而且如果他出示一本有效护照，我作为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可以宣称这是伪造的。那就成了第二项拘留的指控。”
　　法瓦罗微笑了，他伸出手来。
　　“好，法兰克·狄龙，我喜欢这个主意。让我们去见见你们那个来自苏格兰场的人。”
　　汉纳从美洲虎车下来，走向这座木建筑的浸礼会小教堂的敞开的木门。从里面传出来唱歌的声音。进门后他的眼睛习惯了里面微弱的亮光。领唱的是德雷克牧师那低沉的声音。
　　“世纪顽石，为我开裂……”
　　没有音乐伴奏，只有清唱。这位浸礼会牧师已经离开他的讲坛，在廊道里走来走去，当他鼓动人们进行赞美时，他的手臂像一架风车的黑色大风帆般地挥动着。
　　“让我把自己隐藏在你的中间。
　　让水和血……“
　　他看见了在门边的汉纳，于是停止唱歌并挥手让大家安静。颤抖的歌声渐渐静寂下来了。
　　“兄弟姐妹们，”牧师大声吼叫，“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苏格兰场的汉纳先生来加入我们了。”
　　教徒们都从他们的靠背长椅上转过身子，凝视着在门边的那个人。他们大都是年长的男士和妇女，还夹杂着一些年轻的主妇和一群睁着圆溜溜大眼睛的儿童。
　　“加入我们吧，兄弟。与我们一起歌唱吧。为汉纳先生让座。”
　　旁边的一位穿着印花布连衣裙的大个子主妇，朝汉纳璨然一笑，起身走向前面，把她那本赞美诗集留下了。汉纳正好需要它，他已经忘了诗句。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一起唱完了圣歌。当仪式结束时，教徒们鱼贯而出，在门口—一受到了大汗淋漓的德雷克的问候和祝福。
　　当最后一个人离开之后，德雷克请汉纳跟他去法衣室，这是依附在教堂旁边的一个小房间。“我没有啤酒可招待你，汉纳先生。但我很高兴让你分享我的柠檬汁。”
　　他从一只保温瓶中倒了两杯。果汁清香可口。
　　“告诉我，星期二下午5 点钟时你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举行圣诞颂歌仪式的排练，在50名善男信女的面前。”德雷克牧师说。“为什么这样问我？”
　　汉纳告诉他上星期五上午在政府办公室台阶上他说过的那番话。德雷克微笑地俯视着汉纳。侦探并不长得矮小，但牧师比他高出两英寸。
　　“哦，你与昆斯先生谈过了。”
　　他说出这个名字时似乎刚刚吃过了一只生酸橙。
　　“我可没有这样说过。”汉纳说。
　　“你用不着说。是的，我说过了这话。你认为是我杀死了莫伯利总督？不，先生，我是一个追求和平的人。我不使用枪械，我不杀生。”
　　“那你说那种话是什么意思，德雷克先生？”
　　“我的意思是，我不相信总督会把我们的请愿书转交给伦敦。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募集一小笔资金，派一个人去伦敦要求派来一名新总督，一个能理解我们并能按我们的要求提出建议的新总督。”
　　“就这些？”
　　“一次全民公决，汉纳先生。这里正在发生某些坏事。陌生人已经来到了我们中间，那是一些野心勃勃的人，想要统治我们的事务。我们对现状感到高兴，不富裕，但很满足。如果我们能举行一次全民公决，大多数人会投票继续由英国作为我们的宗主国。这铸成大错了吗？”
　　“这不是我的事，”汉纳承认，“我不制订政策。”
　　“总督也不制订政策呀。但他执行政策，为了他的生涯，即使他知道政策是错误的。”
　　“他没有选择，”汉纳说，“他是在执行命令。”
　　德雷克朝自己的那杯柠檬汁点点头。
　　“那就是把耶稣钉死的那些人所说的，汉纳先生。”
　　汉纳不想让话题卷人到政治或神学中去。他有一件谋杀案需要处理。
　　“你不喜欢马斯顿爵士，对不对？”
　　“对，上帝宽恕我。”
　　“有任何理由吗，除了他在这里的职责？”
　　“他是一个伪君子，还是一个私通者。但我没有杀他。善恶自有报应，汉纳先生。上帝洞察一切。星期二傍晚上帝把马斯顿·莫伯利爵士召去了。”
　　“上帝恐怕不会使用一支大口径手枪。”汉纳提醒说。有那么一分钟时间他认为他从德雷克的目光中看到了一丝欣赏的神色。“你说了‘私通者’，这个词语是什么意思？”
　　德雷克目光敏锐地看着他。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默特尔，那个失踪的女秘书。你没见过她？”
　　“没有。”
　　“她是一个大个子姑娘，丰满、肉感。”
　　“毫无疑问，她去托尔托拉岛探望双亲了。”汉纳说。
　　“不，”德雷克温和地说，“她在安提瓜总医院，做人流。”
　　天哪，汉纳想。他只听说过她的名字。他还没见到过她的照片。
　　“她是不是……我该怎么说呢……”
　　“黑人吗？”德雷克大声说。“是的，她当然是黑人。一个大个子、体态丰满的黑人姑娘。是马斯顿爵士喜欢的那一种人。”
　　而且莫伯利夫人是知道的，汉纳心里想。可怜的面色苍白的莫伯利夫人，这些年来在热带地区被所有那些当地姑娘们逼得抬不起头来，只能屈从了，毫无疑问。或者也许没有屈服，也许被逼得反抗了，就这么一次。
　　“你的讲话中有一丝美国口音，”汉纳在告别时这么说，“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美国有许多浸礼会神学院，”德雷克牧师回答，“我在那里学过牧师课程。”
　　汉纳坐车返回政府办公室。路上他考虑着一串可能的疑犯名单。杰里米·哈弗斯托克中尉，如能搞到一支枪，无疑他是知道如何进行射击的，但没有明显的动机。除非他就是默特尔小姐去人流的那个婴儿的父亲，而且总督已经威胁要毁了他的生涯。
　　莫迫利夫人被逼迫得忍无可忍。动机是充足的，但她需要一个同谋去撬开铁门上的大锁。除非在越野车后面挂上一条铁链把它拉断。
　　德雷克牧师。虽然他声称是一个讲究和平的人，即使信奉和平的人也会被逼得奋起反抗。
　　他想起了科尔特雷夫人的忠告，要他去见见两位候选人的随从人员。是的，他是打算去的，好好去见识一下这些竞选的帮手。但动机又是什么呢？马斯顿爵士一直在为他们着想，让这些岛屿获得独立，由他们两人的其中一位担任新的总理。除非其中一方认为他在帮助对方……
　　当他回到政府办公室时，有大量的消息在等待着他。
　　琼斯警长已经查核了随身武器登记。岛上只有六支可使用的枪械。三支为移民们所拥有，是退休的绅士，两个英国人和一个加拿大人。是 12 口径的猎枪，用于打靶。一支步枪，持有人是一条钓鱼船的船长，名叫吉米·多布斯，用于保护他的小船免受鲨鱼的袭击。一支是手枪，从来没射击过，由另一位移民所拥有，是一个在阳光岛上定居的美国人。这支枪仍安放在有玻璃盖子的那只木盒内，封条没撕破。最后是他自己的那支，严格地保管在警署里。
　　“该死的！”汉纳哼了一声。不管使用的是哪一支枪，它肯定不会是合法持有的。
　　帕克刑警报告了花园里的情况。花园已经彻底搜查，没找到第二颗子弹。要么它在碰到总督身体内一块骨头时已经转向，从另一个角度出去，越过花园围墙永远也找不到了，要么它仍留在尸体内。
　　班尼斯特汇报了来自拿骚的消息。一架飞机将于4 点钟，也就是一个小时之后降落，把尸体运到巴哈马群岛去作解剖。韦斯特医生将在几分钟内降落，并将在拿骚的停尸所等待着接收尸体。
　　还有两个男人等在客厅里要见他。汉纳命令备妥一辆面包车，以便在4 点钟把尸体运到那座简易机场去。班尼斯特要伴随尸体一起返回在拿骚的外交机构，现在他与琼斯警长一起离开，监督这些事情的安排落实。汉纳去会见他的客人。
　　那个叫法兰克·狄龙的人作了自己介绍，解释说他碰巧在岛上休假，又碰巧在吃中饭时遇见了这个美国人。他出示了他的介绍信。汉纳兴致索然地审阅着。从驻拿骚的外交机构派过来的班尼斯特是一回事；一位来自于伦敦总部的外交官在外地度假时碰巧处在一件谋杀案的调查之中，这如同是一只吃素的老虎那样令人难以置信。然后他见过了美国人。那人承认自己也是一名侦探。
　　然而当秋龙叙述了法瓦罗讲过的那个故事之后，汉纳的态度转变了。
　　“你有门德斯这个人的照片吗？”他最后这么问道。
　　“没有，我没带着。”
　　“能从迈阿密的警方档案里获得吗？”
　　“能，先生。我可以把它传到在拿骚的你们的人手中。”
　　“那你去安排吧！”汉纳说。他看了一眼手表。“我要查阅三个月以来的所有护照记录。进人这个岛屿的叫门德斯的名字，或者任何其他具有西班牙语名字的人。现在请允许我失陪，我要去看尸体装上赴拿骚的飞机。”
　　“你是否想到过要去与那两个候选人谈一谈？”当他们离开时，麦克里迪问。
　　“是的，”汉纳说，“这是明天上午的第一件事。一边等待着尸体解剖的结果。”
　　“我跟你去你不会介意吧？”麦克里迪问道，“我保证决不会插话。但毕竟，他们两个都是……政治家，难道不是吗？”
　　“好吧！”汉纳勉强答应了。他不知道这个法兰克·狄龙到底是在为谁工作。
　　在去简易机场的路上，汉纳注意到他的第一批布告正被贴上墙头，是贴在代表两位候选人的海报中间的那些空隙部位处。普雷桑斯港正在到处粘贴纸片，花花绿绿地贴满了大街小巷。
　　官方的布告是由琼斯警长监督在当地的印刷厂印制的，费用由政府办公室支付。这是一份悬赏布告，任何人如能报告在星期二傍晚5 点钟左右在政府办公室花园后面的巷子里看到了谁，将可得到1000美元的奖金。
　　对于普雷桑斯港的普通百姓来说，1000美元是一笔巨款。这应该能引出某个知情人，来报告看见过某事或某人。而在阳光岛上，人人都互相认识。
　　在那座简易机场里，汉纳看着尸体装上飞机，陪同登机的还有班尼斯特以及巴哈马刑事技术小组的那四个人。班尼斯特要负责把他们获得的所有物证和样本装上晚上赴伦敦的飞机。这些物品将在黎明时由苏格兰场派出的一辆警车去接取，并送往在兰贝斯的内政部法庭技术室。他对这些物证并不抱很大的希望；他所需要的是第二颗子弹，指望那天晚上韦斯特医生在拿骚切开尸体时能为他取得那颗子弹。因为他在机场里，他错过了约翰逊在议会广场上的集会。记者们也错过了，他们已经注意到了人群的聚集，但看到警方的车队驶过，于是踉随着到了镇外的简易机场。
　　麦克里迪没有错过这次集会。当时他在后甲板旅馆的一楼阳台上。
　　大约有200 人散漫杂乱地聚在一起倾听他们的仁爱慈善的恩人对他们演讲。麦克里迪注意到人群中混有六个身穿色彩鲜艳的海滩衬衣和戴着黑色太阳镜的人，在分发小纸条和贴在木条上的小旗帜。那些小旗是该候选人喜爱的蓝白色，而那些小纸条是美元。
　　3 点10分时，一辆白色的福特汽车——毫无疑问肯定是岛上最宽敞豪华的轿车，驶进广场在讲台前面停下了。马库斯·约翰逊先生跳下汽车走上台阶。他高举双手，做出拳击运动员获胜时的那种姿态。在由那些海滩衬衣们的带动下，广场上响起了一轮掌声。一些旗帜挥动起来了。几分钟之内，马库斯·约翰逊开始了演说。
　　“我向你们承诺，朋友们，你们全都是我的朋友……”那张青铜色的脸上闪现出刷牙般的笑容，“……当我们终于获得自由时，繁荣的浪潮将会到达这些岛屿。各种工作将会等待着我们——旅馆业、新的游艇港池、酒吧和咖啡馆、海水产品的加工以便销往大陆——所有这些行业都会给我们带来繁荣昌盛。而且财富将会流人你们的口袋，朋友们，不是落人到远在伦敦的那些人的手中……”
　　他在使用一只手提式半导体话筒，以让广场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听到。打断他演说的那个人不需要半导体话筒。那低沉的话声来自于广场的另一边，但它压倒了那位政治家的说话声。
　　“约翰逊，”瓦尔特·德雷克大声吼叫，“我们不要你来这里。你为什么不回到你过来的地方去呢，并带上你的随从？”
　　突然间广场上一片寂静。大吃一惊的人群等待着天塌下来。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人去打断过马库斯·约翰逊的讲话。但天没有塌下来。约翰逊一言不发地放下麦克风，跳进了他的汽车。随着他的一声命令，轿车疾驶而去，后面紧跟着载着他的帮手们的第二辆汽车。
　　“那人是谁？”麦克里迪询问在阳台上的一名服务员。
　　“是德克雷牧师，先生。”服务员说。他看上去与其说是惊吓，倒不如说是敬畏。麦克里迪在思考。他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那种说话声，并努力回想那个地方。然后他想起来了。30年前当他在部队里服役时，在英格兰约克郡的加特里克营地，在阅兵场上。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给迈阿密打一个保密电话。
　　瓦尔特·德雷克牧师默默地挨打了。打手共有四个。那天晚上当他离开教堂回家去时，他们朝他补了上来。他们使用了棒球棍和脚。他们打得很凶，把倒在地上的那个人用木棍狠揍。打完后他们就离他而去。他也许已被打死，这他们并不介意。但他没死。
　　半个小时后，他苏醒过来，爬到了附近的一户居民家中。大吃一惊的这户家庭赶紧通知加拉塔库斯·琼斯医生。医生让人用一辆手推车把牧师带到了他的诊所，并通宵为他疗伤。
　　那天晚上吃晚饭时，德斯蒙·汉纳接到了一个电话。他不得不离开旅馆去政府办公室接听。电话是韦斯特医生从拿骚打来的。
　　“听着，我知道他们应该采取过防护措施。”这位法庭病理学家说。“可这尸体像一块木头，冻成了固体。”
　　“当地人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汉纳说。
　　“我也会尽力的，”医生说，“但我不得不等上24小时让尸体解冻。”
　　“就请你以最快速度吧！”汉纳说。“我需要那颗该死的子弹。”
　
　
　
　
　
　　　

　　
第四章
　
　　汉纳探长决定先会见霍雷肖·利文斯通先生。太阳刚升起时，他打电话给他在茅屋镇的家里。过了几分钟这位政治家来接听了。是的，他将很高兴地在一小时内接见来自苏格兰场的人。美洲虎由奥斯卡驾驶，旁边坐着帕克刑警。汉纳与外交部的狄龙一起坐在后排。他们的行车路线不经过普雷桑斯港中心，因为茅屋镇位于3 英里外的海岸边，与作为首都的政府办公室处在同一边。
　　“你的调查有什么进展，汉纳先生？”狄龙彬彬有礼地问道。
　　汉纳从来不喜欢与同事之外的任何人谈论案件的调查情况。这位狄龙先生仍是来自于外交部的。
　　“总督死于射进心脏的一颗子弹，是从一支大口径手枪里发射出来的。”他说。“看来共发射过两颗子弹。一颗没击中，射在了他身后的墙上。我找到了那颗弹丸，并把它送到伦敦去了。”
　　“严重变形扭曲了吧？”狄龙问。
　　“恐怕是这样。另一颗子弹似乎留在了尸体内。今天晚上当我从拿骚获得尸体解剖的结果后，我就会知道得更为详细。”
　　“那么杀手呢？”
　　“似乎是从花园围墙的大门进人的，门上的锁已被撬开。从10英尺距离开的枪，然后就退出了。显然是这样。”
　　“显然？”
　　汉纳解释说，撬锁也许是个转移视线的诡计，杀手有可能是从房子里走出来的。狄龙很是欣赏这个观点。
　　“这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他说。
　　轿车驶人茅屋镇。如同它的名字所示，这是一个约有5000人的村庄，凌乱散落的房子都是木板搭建的，屋顶盖着镀锌铁皮。
　　出售蔬菜和T 恤衫的小商店夹杂在住宅和酒吧之间。这里显然是利文斯通的地盘；马库斯·约翰逊的海报没贴到这里来；而利文斯通的却随处可见。
　　在由一条惟一的粗旷的街道可以通达的茅屋镇中心，有一座建有围墙的大院。院墙是用珊瑚块砌成的，墙上惟一的大门足以让一辆轿车进出。从围墙上方可以看到屋顶，这是茅屋镇里惟一的一座两层楼房。谣传说，利文斯通先生拥有村里的许多酒吧，还从那些不是他所拥有的酒吧收取贡金和贡物。
　　美洲虎在大门前停下来，奥斯卡按了一下喇叭。街上的岛民们都站在那里盯视着这辆右首插着一面三角旗的闪闪发亮的轿车。总督的座车以前从来没到过茅屋镇。
　　大门上的一扇小窗打开了，一只眼睛打量着这辆汽车，接着大门就打开了。美洲虎驶人尘土飞扬的院子，在房子的一楼阳台前停下了。院内有两个人，一个在大门边，一个在阳台上等候着。两人都穿着相似的浅灰色旅行服。穿着同样服装的第三个人站在楼上的窗户边。当汽车停下时，他缩回去了。
　　汉纳、帕克和狄龙被引到了主客厅，里面的摆设是廉价的，但很实用。几秒钟后，霍雷肖·利文斯通出现了。他个子高大，身体肥胖，一张欢快的脸庞含着笑容。他散发出友好的气氛。
　　“先生们，先生们，真是不胜荣幸。请，请坐。”
　　他做了一个上咖啡的手势。他自己坐进了一把大椅子里，他那双小小的、钮扣般的眼睛在他面前的三张白脸上看来看去。另有两个人走进房间，坐在了这位候选人的身后。利文斯通朝他们做了一下手势。
　　“我的两位同事，史密斯先生和布朗先生。”
　　那两个人点点头，但没有说话。
　　“那么，汉纳先生，您有什么事吗？”
　　“你会知道，我在这里是调查总督马斯顿·莫伯利爵士在四天前被谋杀的案子。”
　　利文斯通的笑容萎缩了，他摇摇头。
　　“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粗声粗气地说，“我们都大为震惊。他是一个好人。”
　　“恐怕我不得不问你，星期二傍晚5 点钟时你在哪里、在做什么？”
　　“我在这里，汉纳先生，与我的朋友们一起在这里，他们可以为我作证。我在为第二天的小股东协会演说作准备。”
　　“还有你的同事们，他们在这里吗？全都在这里吗？”
　　“每一位同事都在。当时太阳快要下山了。我们都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都在这里，在院子里。”
　　“你的同事们，他们是巴克莱群岛人吗？”狄龙问。汉纳怒目瞪了他一眼。那人答应过不插话。利文斯通咧开嘴巴笑了。
　　“哦，不，恐怕不是。我和我的巴克莱同胞们都缺乏组织竞选活动的经验。我感觉到需要一些行政管理上的协助……”他做了一下手势又笑了，显示出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准备演讲、海报。传单、公众集会。我的同事们来自巴哈马。你要查看他们的护照吗？他们到来时都被检查过护照。”
　　汉纳挥挥手表示没有这个必要。在利文斯通后面，布朗先生点着了一根粗大的雪茄烟。
　　“利文斯通先生，你认为谁有可能杀死了总督？”汉纳问道。那胖子的笑容又萎缩了，他表现出严肃的神色。
　　“汉纳先生，总督在帮助我们大家走上我们的独立道路，走向我们最终摆脱英帝国的自由之路，按照伦敦的政策。我和我的同事们决没有一丝想伤害他的动机。”
　　在他的身后，布朗先生把雪茄举到一边，用他的小指头上面的长长的指甲弹去了烟头上一英寸长的烟灰，烟灰落到了地上，余火未尽的烟灰没有触及到肌肤。麦克里迪明白他以前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种姿势。
　　“今天你是否要举行公众集会？”他问道。利文斯通的那双小小的黑眼睛转向了他。
　　“是的，12点钟我要在码头上向我的渔民社区的兄弟姐妹们发表演说。”他回答说。
　　“昨天约翰逊先生在议会广场上向人们演讲时发生了一次骚乱。”狄龙说。利文斯通对他的竞争对手的集会夭折没有流露出幸灾乐祸。
　　“有一名责问者。”他快速地说。
　　“责问也是民主进程的一个部分。”狄龙说。
　　利文斯通凝视着他，一时间变得没有一丝表情。在那起了皱折的垂肉后面，他很恼怒。麦克里迪明白他以前见过这种表情；乌干达的阿明在自相矛盾时的那张脸上。汉纳怒视着他，并站了起来。
　　“我不想再占用你的时间了，利文斯通先生。”他说。
　　那政客又显露出欢快的脸色，把他们送到了门边。另两名穿灰色旅行装的人陪同他们出了院子。是不同的人。这样，他们共有七个，包括在楼上窗户边的那个。除了布朗先生，其余全是黑人。布朗长得较白，是混血种，是惟一不经请示胆敢抽烟的人，是另六个的负责人。
　　“如果你能把这些问题留给我去问，我将十分感激。”汉纳在汽车里说。
　　“对不起。”狄龙说。“这是一个奇怪的人，你不这么认为吗？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度过从一个毛头小伙子到六个月前归来的那些岁月的。”
　　“不清楚。”汉纳说。只是在后来，在伦敦时，在回顾那些事情时，他才会对利文斯通在青少年时期离开阳光岛的这句评论感到纳闷。是科尔特雷小姐告诉了他。9 点半时，他们抵达了位于外科医生山北翼的马库斯·约翰逊庄园的大门口。
　　约翰逊的风格完全不同。他显然是一个富人。一位穿着色彩鲜亮的海滩衬衣、戴着黑眼镜的助手，打开通往外面车道的铸铁大门，让美洲虎驶进砾石路面到达正门口。两名花匠在忙着料理草坪、花床以及种在泥盆子里的鲜艳的天竺葵。
　　这是一栋宽敞的两层楼房，屋顶盖着琉璃瓦，每一块砖瓦都是进口的。三个英国人在门廊的廊柱前下车，并被引到了屋内。他们跟着向导——第二个穿鲜亮衬衣的“助手”，穿过了接待区。那里铺着大理石地砖，摆放着一些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董。奶油色的大理石上还铺盖着来自于波卡拉和喀山的地毯。
　　马库斯·约翰逊在分散摆放着一些白色藤椅的一楼大理石阳台上接待了他们。阳台下方是花园，光溜溜的草坪一直延伸到8 英尺高的围墙边。墙外是那条海岸公路，是约翰逊无法用钱买到直通大海通道的一件事。在围墙之外的蒂奇湾水面上，是那座他所建造的石码头。旁边靠泊着一艘在碧波中微微荡漾着的摩托艇。
　　如果说霍雷肖·利文斯通长得粗壮肥胖的话，那么马库斯·约翰逊则身材细长，举止优雅。他穿着一套毫无瑕疵的奶油色丝质西服。他的面容表明他至少具有一半白人血统。麦克里迪怀疑那人是否知道自己的父亲。很可能不知道。他来到巴克莱群岛时，是一个贫苦的小男孩，由他的母亲在一间棚屋里把他一手拉扯大。他那深棕色的头发是用人工理直的，从卷曲理成了成片波浪形。他的手上套着四枚粗大的金戒指。在他展现笑容时，他那副牙齿非常整齐。他让客人们选择多姆酒或蓝山咖啡。他们选了咖啡，然后落座了。
　　德斯蒙·汉纳询问了关于星期二傍晚5 点钟的那个相同的问题。答复也是相同的。
　　“在议会广场圣公会教堂外向一百多位热情的群众演讲，汉纳先生。5 点钟时我刚刚结束演讲。从那里我直接坐车回到了这里。”
　　“那么你的……随从呢？”汉纳问，他借用了科尔特雷小姐对那些身着鲜亮衬衣的竞选小组人员的称呼。
　　“全都与我在一起，每一个人。”约翰逊说。他挥了一下手，于是其中一位鲜亮衬衣倒上了咖啡。麦克里迪对那人不雇用当地的服务人员而感到迷惑。尽管阳台里面光线较暗，但那些鲜亮衬衣从不摘去他们的黑眼镜。
　　以汉纳的观点来看，这次调查询问是愉快的，但也是没有结果的。琼斯警长已经告诉过他，政府办公室内发生枪击时，这位“繁荣同盟”的候选人是在议会广场上。警长本人站在广场旁边他自己警署门前的台阶上，审视着现场。汉纳起身准备离开。
　　“你今天还有另一次集会演说吗？”狄龙问。
　　“是的，确实有。下午2 点钟，在议会广场。”
　　“昨天下午3 点你也在那里呀。我相信那里发生了一次扰乱。”
　　马库斯·约翰逊比利文斯通老练得多了，一点没有发作的迹象。他耸耸肩。
　　“德雷克牧师喊了一些粗话。没有关系。我已经结束了演讲。可怜的德雷克，动机是好的，毫无疑问，但很傻。他希望巴克莱群岛留在上个世纪。但进步必将到来，狄龙先生。伴之而来的还有繁荣昌盛。我的心中装有为我们亲爱的巴克莱同胞带来幸福生活的宏伟的经济发展计划。”
　　麦克里迪点点头。旅游业，他心里想，赌博业、工业、污染。一些卖淫业……还有什么呢？
　　“现在，恕我失陪，我要准备一次演说……”
　　他们被送出来后坐车回到了政府办公室。
　　“谢谢你的款待。”狄龙钻出汽车时说。“会见候选人很有启发意义。我不知道约翰逊在离家期间是如何赚到所有那么多钱的。”
　　“不清楚。”汉纳说。“他的名字列在商人的名单上。你要奥斯卡把你送回后甲板旅馆吗？”
　　“不用了，谢谢你。我慢慢地散步走过去。”
　　在酒吧里，记者们正围坐着喝啤酒。这时候是＊点钟，他们已经厌倦了。自从他们被召到希斯罗机场匆忙奔赴加勒比海来报道一起谋杀案的调查以来，已经过了整整两天。昨天是星期四，他们忙了一整天，拍取了能拍取到的镜头，采访了能采访到的人物，收获并不多。总督从冰屋里的海鱼之间出来时的清楚的镜头；帕克在总督的花园里爬动的一些长距离镜头；总督躺在尸袋里赴拿骚以及帕克找到一颗珍贵的子弹的镜头，但都不能构成重大的新闻。
　　麦克里迪第一次与他们混在了一起。没人问他是谁。
　　“12点钟霍雷肖·利文斯通要在码头上演说呢，”他说，“可能有些苗头。”
　　记者们突然警觉了。
　　“为什么这么说？”一个人问。麦克里迪耸耸肩。
　　“昨天在这里的广场上发生了一些粗野的洁难。”他说。“当时你们都在机场里。”
　　他们的兴致上来了。一次小小的骚乱应该是一起事件。文字记者们开始在为新闻标题打腹稿了。“选举暴力横扫阳光岛”——两杯甜饮料就能证实了。或者如果利文斯通得到了一次含有敌意的接待：“天堂居民否决社会主义”。问题在于到目前为止，公民们对从英帝国获得自由的前景没有显露出任何兴趣。试图就当地对独立的反应题材想拍一部记录片的两个报道组，连一个愿意接受采访的对象都没找到。当他们拿出照相机、摄像机、麦克风和笔记本时，人们就走开了。这一次，他们还是带上装备出发去码头了。
　　麦克里迪抓紧时间用他藏在床下公文箱里的那部便携式电话与英国驻迈阿密领事馆通了一次话。他要求在下午4 点派一架七座包机到阳光岛上降落。事情的把握不大，但他希望能行。利文斯通的车队从茅屋镇出发，于12点差15分到了码头上。一名助手通过话筒喊道：“快来听听人民的候选人霍雷肖·利文斯通的讲话吧。”
　　其他人竖起两只支架并把一块木板搁在了上面，以让这位人民的候选人凌驾于人民之上。正中午时，霍雷肖·利文斯通那庞大的身躯踏上台阶，到了这座临时搭建的平台上。他朝一只绑在一根杆子上的扩音器开始了演讲；而这根杆子由其中一个穿旅行服的人握持着。四台电视摄像机已经在人群周围的制高点架了起来，由此可拍摄到候选人，或者更重要的，是桔难者和打架。
　　英国卫星广播公司的那位摄影师已经借用了“海湾女士”号小艇的舱顶。在架设摄像机时，他把一只长镜头定格照相机斜挂在他的后背上。那位文字记者萨布琳娜·坦南特站在他旁边。麦克里迪爬上舱顶加入到他们之中。
　　“哈罗！”他打招呼。
　　“嗨！”萨布琳娜·坦南特应了一声。她没去注意他。
　　“告诉我，”他轻声说，“你要不要能把你们的同行惊得目瞪口呆的一个故事？”
　　现在她开始注意了。那位摄影师从另一边好奇地看着他们。
　　“你能用那架尼康照相机拍摄到人群中任何一张脸面的近镜头吗？我说的是真正的近镜头。”
　　“当然能，”摄影师说，“我还能拍摄到他们的扁桃体呢，如果他们张大嘴巴的话。”
　　“为所有那些正在帮助候选人的穿灰色旅行服的男人拍摄正面照片吧！”麦克里迪提议。摄影师去看萨布琳娜，她点点头。为什么不拍呢？摄影师摘下尼康相机，开始调整焦距。
　　“先从站在面包车旁边脸色苍白的那个黑人开始，”麦克里迪说，“那个他们称之为布朗的人。”
　　“你心里有什么主意？”萨布琳娜问。
　　“到舱里去我再告诉你。”
　　她去了舱内，麦克里迪说了好几分钟。
　　“你在开玩笑吧！”她最后说。
　　“没有，我没开玩笑，而且我认为我能做出证明。但不在这里。答案在迈阿密。”
　　他又说了一会儿。当他说完后，萨布琳娜·坦南特回到了舱顶上。
　　“把他们拍下了吗？”她问。摄影师点点头。
　　“给每一个人拍了十几张近照，从每一个角度。他们共有七个人。”
　　“好，现在我们来拍摄整个集会的场面。给我几英尺胶片以制作背景和剪接。”
　　她知道她已经拍了8 卷胶片，包括两位候选人、首府、海滩。棕榈树和机场的镜头；经过熟练的剪接，足以制成一部15分钟的记录片。她所需要的是这个故事的一个主要角度，而且如果这个皱巴巴的、怀着歉意的男人没搞错的话，那么她已经有了这个角度。
　　她惟一的问题是时间。她的主要栏目是《倒计时》，那是英国卫星广播公司时事频道的主力节目，在英格兰的星期天中午播放。她必须在第二天，即星期六下午4 点之前从迈阿密通过卫星发去这些材料。这样，她需在今天晚上赶到迈阿密。现在已将近中午1 点钟了，回到旅馆去预订一架包机于太阳下山前从迈阿密飞抵阳光岛，时间极为紧张。
　　“其实，我今天下午4 点钟要离开，”麦克里迪说，“我已经从迈阿密预订了一架飞机。很高兴让你们搭乘。”
　　“你到底是什么人？”她问。
　　“只是一名度假者。可我确实了解这些岛屿以及岛上的居民。相信我。”
　　没有其他选择了，萨布琳娜想。如果他的话当真，这么好的机会是不应该失去的。她回到摄影师那里把她要做的事告诉了他。照柑机的长镜头随随便便地对着人群，停留在那里。靠在面包车旁边的布朗先生看到镜头对着他，于是爬进了车内。相机也捕捉到了这个动作。
　　中饭时，琼斯警长向德斯蒙·汉纳作了汇报。根据简易机场里的护照检查记录，已对三个月来到岛上来的每一名客人作了核查。没人名叫法兰西斯科·门德斯，或与拉丁美洲人的描述相符。汉纳叹了一口气。
　　如果那个死去的美国人戈麦兹没有搞错的话，那个神秘的门德斯可用多种方法溜进来。每周一班的那艘货轮偶尔也从其他岛屿带进来几名旅客，而官方在码头上的检查是随机的。游艇有时候从这里经过，系泊在阳光岛或其他岛屿的海湾和小港里，艇上的游客和船员会在珊瑚礁上的清澈的海水里玩耍，直到他们掌起风帆继续往前行驶。任何人都可能登岸，或者再次离开。他怀疑这个门德斯，一旦被别人发觉并明白之后，已经逃出了笼子。假如他确实进过笼子的话。
　　汉纳打电话到拿骚，但韦斯特博士回答说他要等4 点钟才能开始解剖，到那个时候总督的尸体才能融化成正常的硬度。
　　“你一找到那颗子弹就打电话给我。”汉纳督促说。
　　下午2 点钟，越发沮丧的记者们在议会广场聚集了。从轰动的效果来看，上午的集会是一次惨败。演讲的内容是早被英国人在10年前就丢进了垃圾桶的对一切实行国有化的论调。未来的选民们神情冷漠。作为国际新闻的报道，这种材料只能是垫底的。如果汉纳不能尽快破案，他们也许该收拾行装打道回府了。
　　2 点10分，马库斯·约翰逊坐着他那辆白色加长轿车到达了。他身穿一套冰蓝色的热带西服和一件开领的海岛衬衫，登上作为他的演讲平台的那辆平板卡车后部。他比利文斯通老练，他有一只麦克风，还有两只扩音喇叭拴在附近的棕搁树上。
　　当他开始演讲时，麦克里迪悄悄地挤到了肖恩·惠特克那里。惠特克是一名自由撰稿记者，以牙买加首都金斯顿为基地，为伦敦的《星期日快报》报道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的新闻事件。“很无聊吧？”麦克里迪轻声说。惠特克看了他一眼。
　　“废话。”他表示同意。“我打算明天回去了。”
　　惠特克既报道文字材料也提供新闻图片。一架长镜头的雅西卡相机挂在他的脖颈上。
　　“你，”麦克里迪说，“要不要一个能使你的竞争对手惊得目瞪口呆的新闻故事？”
　　惠特克转身扬起了一条眉毛。
　　“你知道人家不知道的什么事情？”
　　“既然那种演说很无聊，为何不与我一起去搞清楚呢？”
　　于是这两个人穿过广场，走进旅馆，进人到麦克里迪的二楼房间里。从阳台上，他们能俯瞰身下的整个广场。
　　“那些帮手，就是那些穿着多彩海滩衬衫和戴着黑眼镜的人，”麦克里迪说，“你能从这里拍摄到他们的近镜头正面照吗？”
　　“当然。”惠特克说。“为什么？”
　　“你拍下来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惠特克耸耸肩。他是一名老记者，曾从最没有希望的源头里获得过秘密消息。有些成功了，有些则没有。他调节了焦距，拍了两卷彩色胶卷和两卷黑白胶卷。麦克里迪把他带到楼下的酒吧里，递给他一杯啤酒并对他说了半个小时。惠特克吹起了口哨。
　　“这公平吗？”他问。
　　“是的。
　　“你能证明它吗？编发这种故事是需要一些可靠的消息来源的，要不然在伦敦的罗宾·埃塞编辑是不会采用的。”
　　“不在这里，”麦克里迪说，“证明在金斯敦。你可在今天晚上回到那里，明天上午完稿并在下午4 点发稿。伦敦时间9 时整，正好来得及。”
　　惠特克摇摇头。
　　“太晚了。迈阿密至金斯敦的末班飞机是7 点30分。我必须在6 点钟之内赶到迈阿密，经拿骚中转是来不及的。”
　　“实际上，我自己的飞机将在4 点钟起飞，还有70分钟。我很高兴让你搭乘。”
　　惠特克站起来要去收拾他的旅行袋。
　　“你到底是什么人，狄龙先生？”他问道。
　　“哦，只不过是一个对这些岛屿和这个地区比较了解的人。差不多与你一样。”
　　“比我更了解。”惠特克大声说完后就离开了。
　　下午4 点钟，萨布琳娜·坦南特与她的摄影师一起到达了那座简易机场。麦克里迪和惠特克已经在那里了。来自迈阿密的那架出租飞机于4 点10分降落了。当它即将起飞时，麦克里迪解释说：“对不起，恐怕我不能一起去了。刚刚接到旅馆的一只电话。很遗憾，但飞机的租费已经付好了。再见，祝你们好运。”
　　在飞行途中，惠特克与萨布琳娜互相猜疑地对视着。他们谁也没向对方提及他们获得了什么和往哪里去。在迈阿密机场，电视摄像组朝城里去了；惠特克转上了飞赴金斯敦的最后一个航班。
　　麦克里迪已经回到后甲板旅馆，取出他那部便携式电话，调至保密方式，进行了一系列通话。其中一个电话打给了驻金斯顿的英国外交机构，他与一位同事通上了话，对方答应通过熟人去安排适当的会面。另一个电话打到了在迈阿密的美国缉毒署总部，他在那里有一位老熟人，因为国际毒品交易与国际恐怖活动有联系。他的第三个电话打给了在迈阿密的中情局办事处主任。当他打完这些电话时，他有理由希望他在新闻界新结识的那些朋友将在各个方面保持一致。
　　6 点差几分时，橘红色的太阳落向了酉边的德里托图加斯，与任何其他热带地区一样，黑暗以极快的速度降临了。真正的黄昏仅仅持续了15分钟。6 点钟时，韦斯特博士从拿骚来电话了。德斯蒙·汉纳在总督的私人办公室里接了电话；班尼斯特已在那里设立了与大海对面的驻拿骚的英国外交机构之间的保密通讯。
　　“你得到那颗子弹了吗？”汉纳急切地询问。没有刑事技术小组的后援，他也没有更多问题可询问。他有几个可能的疑犯，但没有目击证人，没有明显的罪犯，没有供词。
　　“没有子弹。”来自拿骚的那个遥远的声音说。
　　“什么？”
　　“子弹从他体内穿过。”法庭病理学家说。他是半小时前在停尸室内完成工作的，直接走到外交机构来打这个电话。
　　“你要听医学术语还是白话解释？”医生问。
　　“用白话吧。”汉纳说。“怎么回事？”
　　“就那么一颗子弹。它从左侧的第二根与第三根肋骨之间钻人，穿过肌肉和组织，穿透左心室上部，导致立即死亡，并从背部的肋骨间钻出。我倒奇怪你怎么没看到出口的弹孔呢？”
　　“两个该死的弹孔我都没看到，”汉纳大声说，“肉冻得太硬了，把两个弹孔都闭住了。”
　　“嗯，”韦斯特大夫在线路上说，“好消息是，它在穿行时没碰到骨头。一次运气，但也就这么回事。如果你能找到那颗子弹，它应该是没有损伤的，没有任何扭曲变形。”
　　“没有因为骨头而发生弹着方向偏斜吗？”
　　“没有。”
　　“但那是不可能的。”汉纳表示异议。“死者的身后有一道墙。我们已经搜查了每一寸墙面，上面没有任何痕迹，除了由第一颗子弹，即穿过衣服袖子的那颗子弹所留下的清晰可见的凹痕。我们已经搜查了墙脚下的那条砾石小径。铲起砾石，进行了筛选。只有一颗子弹，也就是另一颗子弹，由于撞击已严重变形。”
　　“嗯，反正子弹是穿出来了。”医生说。“我的意思是，杀死了他的那颗子弹，肯定是有人把它偷走了。”
　　“有没有可能子弹飞行的速度慢下来，落到了总督与墙壁之间的草坪上？”汉纳问。
　　“死者与墙壁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不超过15英尺。”汉纳说。
　　“那样的话，我有不同的意见。”病理学家说。“我不是研究弹道学的，但我相信那是一支大口径手枪，在距胸口5 英尺以上的距离射击的。衬衣上没有火药的焦痕，明白吗？但射距很可能不超过20英尺。伤口清洁干净，子弹穿行速度很快。在穿越身体之后速度减慢了，但不可能慢得会落在15英尺内的地上。它肯定是打在了墙上。”
　　“但是没打在墙上。”汉纳表示异议。除非，当然了，是有人把它偷走了。假如那样的话，屋子里肯定藏有某个人。“还有其他情况吗？”
　　“不太多了。死者遭枪击时正面对着袭击者。他没有转过身去。”
　　要么总督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汉纳想，要么，更有可能的是，他只是不能相信眼前的事情。
　　“最后一件事，”医生说，“那颗子弹是以朝上的弹道飞行的。杀手肯定是蹲伏或跪在地上。如果射距没搞错，那支枪肯定是在离地约30英寸射击的。”
　　该死，汉纳想，子弹肯定是飞过了墙壁，或者很可能击中了房子，但在高处，接近雨水槽。第二天上午，帕克必须从头开始寻找，使用梯子。他谢过医生，放下了电话。详细的书面报告将在第三天通过定期航班到达他的手中。
　　帕克现在已经失去了来自巴哈马的四人刑事侦察小组，所以他只得孤身工作了。男管家杰斐逊和花匠一起扶住梯子，倒霉的帕克爬上去，寻找房墙上第二颗子弹的撞痕。
　　汉纳在客厅里吃了由杰斐逊做的早餐。莫伯利夫人不时地露面了。她似乎很愉悦，根本不关心她那已故丈夫的尸体应该运回阳光岛埋葬或是带到英格兰去。汉纳好像有这种感觉，即没人在关心马斯顿·莫伯利爵士，从他的妻子开始。然后他明白了为什么她看上去是如此地愉悦。银饮盘上面的那瓶伏特加酒不见了。莫伯利夫人多年来第一次这么愉快。
　　但德斯蒙·汉纳愉快不起来。他感到迷惑。由于第二颗子弹一直没能找到，他越来越认为他的直觉是对的。这是内部人干的。撬开铁门上挂锁是一个转移侦察视线的诡计。有人从他现在坐着的客厅里走下台阶，绕到总督的前面，然后总督看见了那支枪，于是站了起来。开枪后，袭击者发现了落在墙边砾石上的其中一颗子弹，把它捡了起来。在黄昏的天色下，他没能找到另一颗子弹，赶在混乱开始之前跑开后去隐藏好那支枪。
　　汉纳吃完早饭，走到外面去看爬在雨水沟附近的帕克。
　　“有什么发现吗？”他问。
　　“一点痕迹也没有。”帕克朝下面喊道。汉纳走到围墙边，背对着铁门站在那里。头天晚上他曾经站在一个架子上去察看过墙外的那条巷子。傍晚5 点到6 点之间，巷子里通常比较繁忙。从普雷桑斯港去茅屋镇的人们从这里抄近路；从镇里回到各自家中的小商小贩也从这里经过。一小时之内约有30个人从这里走过。小巷里没有不见一个人影的时候。有时候有七八个人在来往行走。杀手不可能从那里进来而不被人发现。难道星期二那天与任何其他日子不同吗？肯定有人见到了某种景象。
　　然而没人来对那份悬赏布告做出响应。难道岛民不要这lop 美元吗？这是一笔巨款。所以……杀手是从屋子内部出来的，如同他所推测。
　　那天晚上的那个时候，政府办公室的格栅前门是关着的。那扇门是从内部自动上锁的。如有人来按响门铃，开门人是杰斐逊。但没人能通过大门、穿过砾石前院、穿越前门、经过门厅、走过客厅、走下台阶到花园里。没有随意的闯入者；前门将把他们挡在外面。底楼窗户装有铁格栅，是西班牙风格的。没有其他通道可以进来。除非是一名运动员以撑竿跳高飞越园墙落到草地上……有可能。
　　但如何再次出去呢？穿过屋子？极有可能被发现。翻墙出去吗？那里已经仔细搜查，以寻找爬越的痕迹，再说墙上还铺有锋利的碎玻璃。经事先开启的那扇铁门出去吗？又是一次被发现的机会。不，这事似乎是内部人干的。司机奥斯卡已为莫伯利夫人作了担保，他们当时一起在那家医院里。那就剩下了不会捣乱的、说话结结巴巴的、年长的杰斐逊或者是女王龙骑兵的年轻的哈弗斯托克。
　　又是一次与战前肯尼亚事件或谋杀哈里·奥克斯爵士事件相类似的白人社会的丑闻吗？是一个人单干的杀人事件，还是他们全都合伙一起干的？动机是什么？仇杀？情杀？还是贪心、报复、政治恐怖或是威胁要毁了某个人的生涯？而且戈麦兹之死又作何种解释呢？他真的在阳光岛上见到了一名南美的合同杀手吗？如是，那么门德斯到底融人到了什么地方？
　　汉纳背对铁门站着，朝前走了两步，跪倒在地上。还是太高了。他把肚皮贴在了地上，用双肘支撑起身躯，眼睛距地面的高度约为30英寸。他凝视着马斯顿爵士曾经站过，从椅子里起身往前迈了一步后曾经站立过的地方。然后他爬起来开始奔跑。
　　“帕克，”他喊道，“快下梯子到这里来。”
　　帕克差一点跌落下来，因为喊声大响了。他从来没见过沉着稳重的汉纳会如此精神错乱。当他降到露台上时，他惊慌地奔下了通往花园的台阶。
　　“站到那里去。”汉纳说。他的手指指向草地上的一个位置。“你身高多少？”
　　“5 英尺10英寸，先生。”
　　“不够高。到图书馆去拿几本书来。总督身高6 英尺。杰斐逊，给我拿一把扫帚来。”
　　杰斐逊耸耸肩。如果那个白人警官想打扫院子，那就让他打扫吧。他去拿扫帚。
　　汉纳让帕克垫上四本书后站到马斯顿爵士曾经站过的地方。他俯伏在草地上，用扫帚柄当做步枪瞄向帕克的胸膛。扫把形成了一条20度的斜线。
　　“走到一边去。”
　　帕克遵命从书本上走了下来。汉纳站起身走向沿墙自左至右升上露台的那些台阶。它仍挂在那里，摆在锻铁架子上，如同三天以来的那个样子，如同过去一直保持着的那个样子。那是一只柳条筐，里面填着沃土，垂挂着瀑布般的鲜艳的天竺葵。枝丛密得难以看清其所栽种的那只柳筐。由于刑事技术小组在墙面上工作过，他们曾把花枝从脸面上拂开去。
　　“把那只柳条筐拿下来。”汉纳对花匠说。“帕克，去拿刑事工具袋，杰斐逊，拿一条床单。”
　　花匠看到自己拿下来的东西洒满了床单，不由得哼了一声。汉纳把花枝一条一条地拔出来，敲下沾在根部的泥土，然后把它们放到一边。最后只剩下土壤时，他开始用一把刮铲把泥土分成一块块拳头大的泥团，再把他们逐一敲成泥粒。它就躺在那里。
　　那颗子弹不但毫无损伤地穿透了总督的身体，它甚至没有碰及筐子上的柳条。它从两根柳条之间钻了进去，在沃土中停止了运动。它处于完美的状态。汉纳用镊子把它放进了一只塑料袋里，扎紧袋口后放人了一只有螺旋盖子的小罐里。他站起身来。
　　“小伙子，”他对帕克说，“今天晚上你回伦敦去，带上这个。阿兰·米切尔会为我在星期天加班的。我得到了这颗子弹。很快我就能查出枪支，并由此而查明凶手。”
　　在政府办公室里他再也没有其他工作可做了。他派人去叫奥斯卡把他载回旅馆去。当他等待司机时，他站在客厅的窗户边，越过园墙眺望着普雷桑斯港、摇曳的棕榈树以及远处波光粼粼的海洋。在半晌午时的炎热笼罩下，这个岛屿沉睡着。是在沉睡着还是在盘算着？
　　这不是天堂乐园，他想，这是一个该死的火药桶。
　
　
　
　
　
　　　

　　
第五章
　
　　那天上午，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市内，自由撰稿记者肖恩·惠特克受到了一次特别的接待。头天晚上他到达得很迟，所以他直接去了自己的公寓。第二天早上7 点钟，第一个电话打进来了。是一个美国口音。
　　“早上好，惠特克先生，我希望没吵醒你。”
　　“哦，没有。你是谁？”
　　“我的名字叫米尔顿。我相信你有一些照片。你也许可以给我看看吧？”
　　“那要看我是给谁看的。”惠特克说。线路里传来了一声低沉的笑声。
　　“我们碰碰面好吗？”
　　米尔顿安排了在一个公共场所会面，一小时后他们见面了。那个美国人看上去不像是美国缉毒署驻金斯敦办事处的头头。他那随和的态度更像是大学里的一位年轻的学者。
　　“恕我冒昧，”惠特克说，“但你能否证实一下你的诚意？”
　　“那就用我的车吧。”米尔顿说。
　　他们驱车到了美国大使馆。米尔顿的总部办公室在使馆外面，但他在使馆内也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朝里面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晃了晃身份卡，领着惠特克到了一间备用办公室里。
　　“好吧，”惠特克说，“你是一位美国外交官。”
　　米尔顿没去纠正他。他微笑着要求看阅惠特克的那些照片。他审视了所有的照片，但有一张引起了他的注意。
　　“嗯，嗯，”他说，“原来他在那里。”
　　他打开他的公文箱，取出一系列卷宗，选了一份。卷内首页上的那张照片是在几年以前拍摄的，用的是一只长镜头，显然是通过帘子上的一个小孔拍取的。但那个人与放在他的书桌上的新照片是同一个人。
　　“想知道他是谁吗？”他问惠特克。这是一个多余的问题。英国记者比较着两张照片并点了点头。
　　“好，我从头说起吧！”米尔顿说完开始念卷宗里的内容；没有全念出来，只是那些要点。惠特克快速地做着笔记。
　　缉毒署的那个人讲得很透彻。业务生涯的具体细节、召开过的会议、开立过的银行账户、采取过的行动、使用过的假名、交付过的货物和洗过的利润。当他讲完时，惠特克靠向了椅背。
　　“哦，”他说，“我能否指明是来自于你的消息？”
　　“我不愿说明消息来自于米尔顿。”美国人说。“据来自缉毒署高层的消息……这样说比较妥当。”
　　他把惠特克送到了主出人口。在台阶上，他提议说：“为什么不带着你那些剩余的照片去金斯敦警察局呢？他们也许正盼望着你呢。”
　　在警察局大楼，沉思默想的惠特克被引到了福斯特专员的办公室里。专员独自坐在他那间开着空调的能俯视金斯敦市区的房间里。与惠特克打过招呼后，福斯特按下他的内部通讯器按钮，请格雷处长进来。几分钟之后，这位刑事调查处处长加入了他们。他带来了一叠档案。两位牙买加入审视着惠特克带来的穿鲜亮色海滩衬衣的八名保缥的照片。尽管照片里的人都戴着黑眼镜，但格雷处长没有犹豫。他打开一系列档案，逐一指明了这些人的身份。惠特克注意到了所有的情况。
　　“我能把这条消息说成是出自于你们两位先生吗？”他问。
　　“当然可以，”警察专员说，“所有这些人都有很长的犯罪记录。其中三人是在这里遭通缉的。你也可以提到我。我们没什么可隐瞒的。这次会面也要记录存档。”
　　到中午时，惠特克完成了他的那篇报道。他把图文都发给了伦敦，接听了新闻编辑从伦敦打来的一个长长的电话，并得到答复说能在第二天的主要版面上刊登出来。他的费用是没有疑问的，这一次毫无疑问。
　　在美国的迈阿密，英国卫星广播公司记者萨布琳娜·坦南特已在头天晚上按吩咐登记住进了索尼斯塔海滩宾馆，并于星期六早上8 点之前接到了一个电话。约见的地点是迈阿密市中心的一座办公楼。这不是中情局驻迈阿密的总部大楼，而是一座安全房。
　　她被引人一间办公室，遇见了一个人。那人把她领到一间电视室。在那里，她的三盒录像带正在播放。黑暗中有两个人坐在电视屏幕前，他们没作自我介绍，也没说过一句话。
　　看完录像后，坦南特小姐被引回原来的那间办公室，给她上了咖啡后让她独自待了一会儿。当原先的第一个人回来后，他告诉她他叫比尔，并索要前一天在码头上政治集会时拍下来的那些静止照片。
　　在录像里，摄像师没把重点放在霍雷肖·利文斯通的保镖身上，所以他们只是以边缘人物出现。在照片中，他们都被正面拍摄到了。比尔打开一系列卷宗，给她看了这些人的其他照片。
　　“这个人，”他说，“面包车旁边的这个人。他是如何称呼自己的？”
　　“布朗先生。”她说。比尔笑了起来。
　　“你知道‘布朗’在西班牙语中怎么说吗？”他问。
　　“不知道。”
　　“是莫雷诺，在这里就是赫尔南·莫雷诺。”
　　“电视是视觉媒介，”她说，“照片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你这些照片能给我吗，以便与我的那些作比较？”
　　“我为你去翻印，”比尔说，“你那些照片我们也要翻印。”
　　她的摄影师留在外面的出租车里。他悄悄地为这座楼房拍了几张照片。这没有关系。他以为他在拍摄的是中情局的办公楼。他错了。
　　当他们回到索尼斯塔海滩后，萨布琳娜·坦南特把那些照片，她的那些和从中情局档案里破例提供出来的那些，摊放在租借来的宴会厅内的一张大桌子上，摄影师把它们全都拍进了活动录像里。坦南特小姐用宴会厅墙上的一块布景和从宾馆经理那里借来的一幅布什总统的肖像，搞了一次摄影技术处理。这个景象很像是中情局的一个内部密室。
　　那天上午的晚些时候，他们两人在美国lug 路旁发现了一个小海湾，于是她面对着摄像机镜头作了另一番报道，她的背面是白色的沙滩、摇曳的棕榈树和蓝色的大海，与阳光岛上的海滩极为相似。
　　中午时，萨布琳娜架起她与伦敦的卫星联络设备，把她的图文材料发到在伦敦的英国卫星广播公司去了。在剪辑室工作人员开始把镜头编辑起来时，她也与新闻编辑进行了一番长时间的电话交谈。完成制作后，这是一部为时15分钟的报道，看起来好像萨布琳娜·坦南特去加勒比海地区只担负着一项任务——揭露霍雷肖·利文斯通。
　　编辑重新排定了星期天中午版的《倒计时》版面，又打了一个电话给在佛罗里达的坦南特小姐。
　　“这是一个轰动性的新闻呀！”他说。“你干得很好，亲爱的。”
　　麦克里迪也很忙。上午他花了一些时间用他那部便携式电话与伦敦联络，又花了一些时间与华盛顿交谈。
　　在伦敦，他找到了驻扎在切尔西约克公爵兵营里的特空团指挥官。这位坚韧年轻的将军倾听着麦克里迪的要求。
　　“事实上，我确实有。”他说。“目前我有两个人在美国的布雷格堡讲课。我必须办理手续才能把他们退出来。”
　　“来不及了。”麦克里迪说。“他们是否还有假期没用完？”
　　“我想他们应该是有的。”指挥官说。
　　“好，那我就向他们提供来这里晒太阳的三天休闲娱乐假期。作为我个人的客人。难道还有比这更公平的吗？”
　　“山姆，”将军说，“你真是一个别出心裁的老练的家伙。我会做出安排的。但他们可以休假，好吗？只是晒太阳，没有某他事情。”
　　“死了心吧！”麦克里迪说。
　　离圣诞节只有七天时间了。那天下午，阳光岛上普雷桑斯港的居民们正在准备这个节日z 虽然天气炎热，但许多商店里正在装饰知更鸟、冬青树、除夕夜炉中燃烧的大木块以及聚苯乙烯雪花。岛民们很少见到过知更鸟或冬青树，更不用说雪了，但根据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耶稣生下来时旁边有这些物品，于是他们及时地布置起这些圣诞节的装饰品。
　　在圣公会教堂外面，昆斯先生在一群迫不及待的小女孩的帮助下，正在茅草屋顶下面布置一个场景。一只小小的塑料洋娃娃放在一只马槽里，孩子们正在安放牛、羊、驴和牧羊人的小雕像。
　　在镇子外面，德雷克牧师正在指挥他的圣诞颂歌的合唱排练。他那低沉的声音还没有准备好。在他那黑色的衬衣下面，他的身躯仍绑扎着琼斯医生的绷带，以减轻他的肋部的痛楚，他的声音呼哧呼哧地响着，好像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他的教区居民们互相意味深长地对视着。大家都知道星期四晚上他出了什么事。在普雷桑斯港，任何事情都不会长久隐瞒。
　　下午3 点钟，一辆破旧的面包车驶进议会广场停了下来。费尔斯通那硕大的身躯从驾驶座下来了。他绕到车后打开门，把科尔特雷小姐和轮椅提下了汽车。他推着她慢慢地走向主街让她去购物。附近没有记者，他们已经厌倦了，大多数已去了海螺湾游泳。
　　科尔特雷小姐的购物进度很慢，因为许多人在向她打招呼。她—一应答，呼叫着店铺老板和过路人的名字，从来不会叫错人。
　　“你好，科尔特雷小姐。”“你好，贾斯珀……你好，西蒙……你好，伊曼纽尔……”她向主妇们和孩子们表示问候，向一位即将当父亲的人表示祝贺，向不幸摔断了一条胳膊的人表示同情。她买了一些她通常的购置品，商店老板把她购买的商品拿到门口以让她检查。
　　她从放在裙兜里的一只小钱包里取款付账，又从一只较大的手提袋里把似乎无穷无尽的小糖果散发给为她提购物袋的一群小孩。
　　她买了新鲜水果和蔬菜、油灯需用的煤油、火柴、香精、香料、肉和油。她接着离开购物街去码头，她在那里与渔民们打招呼，并买了两条真阅和由后甲板旅馆预订的一堆欢蹦乱跳的对虾。如果科尔特雷小姐想要，那么她是要定了。没有争议。后甲板可得到一些斑节虾和海螺。
　　当她回到议会广场时，她遇到了正从旅馆台阶走下来的汉纳探长。与他在一起的有帕克刑警和一个叫法瓦罗的美国人。他们正要赶赴简易机场去迎接4 点钟从拿骚过来的那架飞机。
　　她对他们都打了招呼，虽然她以前从未见过其中两人。然后费尔斯通把她提上汽车，把她和她的轮椅置于面包车后部的蔬菜水果旁边，驾车离开了。
　　“这是谁？”法瓦罗问。
　　“住在山上的一位老太太。”汉纳回答。
　　“哦，我听说过她。”帕克说。“人们说她知道这里的一切。”
　　汉纳皱起了眉头，随着他的调查工作陷入了困境，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认为科尔特雷小姐也许对于星期二晚上的枪击事件还隐藏着什么话没说出来。但她对两名候选人的随从人员的提议还是有眼光的。他已经见过了这两位候选人，而且他的警察本能告诉他，“他没对他们引起重视。假如他们确有动机……
　　刚过4 点，来自拿骚的那架海岛间短途飞机降落了。飞行员从米特罗戴德警察局给法瓦罗带来了一只包裹。这位迈阿密侦探亮明自己的身份接取了这只包裹。茄克衫衣服口袋里装着那颗重要子弹的帕克，登上了飞机。
　　“明天上午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里会有一辆汽车等待着你。”汉纳说。“直接去兰贝斯。我要求把那颗子弹尽快交到阿兰·米切尔手中。”
　　飞机起飞后，法瓦罗给汉纳看法兰西斯科·门德斯、假名为蝎子的照片。英国侦探审视着它们。照片共有10张，显示出一个瘦而结实、面容阴沉的男人，他的黑发后拢，一张薄嘴唇上没有一丝表情。那双盯着照相机镜头的眼睛是空洞洞的。
　　“一个长得令人恶心的家伙。”汉纳说。“我们把照片拿给琼斯警长去看。”
　　巴克莱群岛的警长在议会广场旁边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圣诞颂歌的歌声从圣公会教堂敞开着的门里传了过来，笑声也从后甲板旅馆露天酒吧里传了过来。记者们已经返回了。琼斯摇摇头。
　　“不，从没见过这个人。没在这些岛上见过。”
　　“我认为朱利奥是不会认错这个人的。”法瓦罗说。“我们与他面对面坐了四天四夜呢。”汉纳倾向于同意法瓦罗的观点。也许他自己找错了地方，在政府办公室内。有可能暗杀是一项合同任务。但为什么？
　　“琼斯先生，你能把这些照片分发出去吗？四处散发。这个人应该在上星期四在后甲板的酒吧里被看见过。也许某个人见过他，酒吧服务员，或是那天晚上的任何其他顾客。在他离开时任何人见到他去什么地方，任何人在任何其他酒吧里见到他……你知道该怎么查访。”
　　琼斯警长点点头。他知道自己的地方。他会把照片让人们去看。
　　太阳下山时，汉纳看了一眼手表。帕克应该在一个小时之前已经到了拿骚。他现在应该在登上飞往伦敦的夜班飞机了。8 个小时的飞行，加上5 个小时的时差，他应该能在伦敦时间早上7 点多一些降落。
　　阿兰·米切尔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兰贝斯领导的内政部的弹道技术室。他已经答应星期天加班以检测那颗子弹。他将对它进行各项已知的测试，并在星期天下午打电话把结果告诉汉纳。然后汉纳就能确切地知道他要寻找的是哪一支枪。这就能把范围缩小。有人肯定见过那件使用过的武器。因为这是一个小地方。
　　汉纳的晚饭被搅乱了。一个来自拿骚的电话。
　　“恐怕飞机延误了一个小时，”帕克说，“在10分钟内我们要登机了。我想你也许要通知伦敦。”
　　汉纳看了一下手表。7 点半。他咒骂了一声，搁下电话，回去吃他的红鱼。鱼已经凉了。
　　晚上10点钟，当他在酒吧里喝晚酒时，酒吧的电话响了起来。
　　“这事我很抱歉。”帕克在电话里说。
　　“你到底是在哪里？”汉纳咆哮着说。
　　“在拿骚，头儿。你知道我们是在7 点半起飞的，在海上飞行了45分钟，左发动机有点小故障，于是飞回来了。工程师们现正在检修。用不了很长时间。”
　　“起飞前给我打一个电话。”汉纳说。“我要把飞机降落的新时间通知伦敦。”
　　凌晨3 点钟他被吵醒了。
　　“工程师们修好了那个故障，”帕克说，“是左舷发动机螺线管阻断的警告指示。”
　　“帕克，”汉纳缓慢而仔细地说，“我不管是出了什么故障，现在修好了没有？”
　　“修好了，先生。”
　　“那么，你们要起飞了？”
　　“哦，不完全是这样。你明白，当我们飞抵伦敦时，机组人员将会因为没有及时休息而超过了允许的时间。所以他们不能起飞。”
　　“嗯，那换班的机组人员呢？就是12个小时之前的昨天下午飞过来的那班人马？他们应该已经休息过了。”
　　“是的，嗯，已经找到他们了，头儿。只是他们认为他们的经停时间应该是36个小时。机长去一个朋友那里参加舞会去了。他不能驾机飞行。”
　　“那现在怎么办？”汉纳问。
　　“我们只能等待机组人员休息足，然后我们才能起飞。”来自拿骚的那个声音说。
　　汉纳起床后出去了。外面没有出租车，奥斯卡也不在。他一路步行，走到政府办公室，唤醒杰斐逊后进去了。在闷热的夜晚，他已经浑身被汗水浸透了。他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苏格兰场，得到了米切尔的家里电话。他打电话过去通知这位科学家。那人已在5 分钟之前离家去兰贝斯了。这时候在阳光岛是凌晨4 点钟，在伦敦是上午9 点钟。他等了一个小时，直至在技术室里的米切尔来接听，告诉他帕克要等傍晚才能抵达。阿兰·米切尔很不高兴，他不得不一路驾车穿越12月的寒冷返回在肯特郡西梅林的家中。
　　星期天中午帕克又来电话了。汉纳正坐在后甲板旅馆的酒吧里消磨时间。
　　“怎么样？”他谨慎地问道。
　　“好了，头儿，机组人员已经休息够了，他们可以飞行了。”
　　“好。”汉纳说。他看了看手表。
　　8 个小时的飞行，加上5 个小时时差，如果阿兰·米切尔同意通宵工作，他应该能在星期一早饭时在阳光岛得到答案。
　　“那么你现在要起飞了？”他问。
　　‘峨，不完全是这样。“帕克说。”你知道，如果我们飞过去，我们将于凌晨1 点钟在伦敦希斯罗着陆，那是不允许的。恐怕是为了减小噪音。“
　　“那你们到底准备怎么办？”
　　“嗯，通常从这里起飞的时间是今天下午6 点多一些，在希斯罗降落时是上午7 点多一些。所以他们改为那个时间。”
　　“但这样的话，将有两架大型客机同时起飞呢！”汉纳说。
　　“是的，是这样，头儿。但不用担心，两个航班都满员了，所以航空公司不会有损失。”
　　“谢天谢地。”汉纳快速说完后搁下了电话。24个小时哪，他想，整整24个小时哪！生活中有三件事情是人们无能为力的：死亡、税收和航空公司。狄龙正与两个外表结实的人一起走上旅馆的台阶。很可能是他那种口味的，汉纳想，该死的外交部。他现在心情很不好。
　　在广场的对面，昆斯先生的一群教区居民，穿着整洁、深色西服的男人们和衣饰华丽得像色彩鲜艳的鸟儿般的妇女们，在早晨的仪式结束后正从教堂里川流不息地出来，祈祷书拿在戴着白手套的手里，蜡质水果在草帽上颤动着。这（几乎）是阳光岛上一个正常的星期天上午。
　　在英格兰伦敦附近的几个郡县里，事情没有这么平静。在契克斯，坐落在白金汉郡12to英亩田野里的英国首相的乡间住宅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与往常一样早已起床了，并已经处理了四盒关于国家事务的文件，然后才与丈夫丹尼斯·撒切尔一起坐到一堆欢快地跳动着火焰的壁炉前吃早饭。
　　当她用完了早餐时，门上敲响了一下，她的新闻秘书伯纳德·英厄姆走了进来，他的手里拿着一份《星期日快报》。
　　“我想，你也许想看看这个，首相。”
　　“那么，现在是谁在抱怨我了？”首相愉快地问道。
　　“不，”新闻秘书说，“‘是关于加勒比海的。”
　　她看了一遍占据着中间大版面的这篇报道，皱起了眉头。版面上登载着照片：马库斯·约翰逊的照片，在普雷桑斯港发表竞选演说时的，以及几年前通过两块帘子之间的隙缝拍摄到的。还有他的八名保缥的照片，全是星期五在议会广场周围拍取的，以及由金斯敦警察局档案所提供的与之相符的照片。大篇幅的图片说明文字，主要叙述了来自于“美国驻加勒比海缉毒署高级官员的消息”和金斯敦警察局福斯特专员的消息。
　　“这事很吓人的。”首相说。“我要与道格拉斯说话。”
　　她径直走进她的私人办公室给道格拉斯打电话。
　　英国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正与他的家人一起待在他的乡间住宅里。这是另一座庄园，叫切文宁，坐落在肯特郡。他已经浏览了《星期日时报》、《观察家》和《星期日邮报》，但还没有触及《星期日快报》。
　　“不，玛格丽特，我还没看到，”他说，“但我马上就看。”
　　“我在电话里等着你。”首相说。
　　外交大臣以前曾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小说家。只要让他看到，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好故事。这个故事似乎来源极为翔实。
　　“是的，我同意，这是很丢脸的，如果情况属实。是的，是的，玛格丽特。我上午就办，让加勒比海司去把它查清楚。”
　　但公务员也是人，这种观点常常难以得到公众的赞同，公务员也有妻子、孩子和家庭。离圣诞节只有5 天时间了，议会已经休会，甚至政府各部的上班人员也将减少，但上午应该有人值班的。
　　撒切尔夫人及其全家去埃尔斯博罗参加上午的宗教仪式，并于刚过12点钟返回。1 点钟，他们与几位朋友坐下来一起吃中饭，其中一位是新闻秘书伯纳德·英厄姆。
　　是她的政治顾问查尔斯·鲍威尔，在1 点钟时看到了英国卫星广播公司的《倒计时》节目。
　　他喜欢《倒计时》。它经常报道一些很好的国外新闻，作为以前当过外交官的他，这正是他的专业。当他看到标题以及对其后的加勒比海地区丑闻的内容提要时，他按下了电视机下面录像机的“录制”按钮。
　　2 点钟时，撒切尔夫人从餐桌边站起来了。她从来不愿为吃饭而花费太长的时间，这会延误繁忙的工作。当她离开餐厅时，匆匆跑过来的查尔斯·鲍威尔拦住了她。在她的书房里，他把那盒录像带插进她的录像机，开始播放。她静静地观看着，然后她又把电话打给了切文宁。
　　赫德先生是一个奉献于家庭的男人，刚刚领着他的小儿子和女儿从田野里散步回来。他正想去吃烤牛肉，这时候第二个电话打进来了。
　　“没有，我也错过了那个节目，玛格丽特。”他说。
　　“我有一盒带子，”首相说，“内容很吓人的。我派人把它直接送交给你。收到后请观看一遍，然后打电话给我。”
　　一名信使骑着摩托车穿行12月份下午阴冷的天气，经M25 号高速公路绕过伦敦，于4 点半抵达了切文宁。外交大臣于5 点15分打电话到契克斯，电话接通了。
　　“我同意，玛格丽特，确实很可怕。”道格拉斯·赫德说。
　　“我建议我们需向那里派去一名新的总督，”首相说，“不是新年时，而是现在就派遣。我们必须显示我们是积极的，道格拉斯。你知道还有谁会见过这些故事吗？”
　　外交大臣清楚地知道女王和她的家庭正在桑德林厄姆，但不会不去关心世界事务。她喜欢读报，也爱看电视里的时事新闻。
　　“我立即去办。”他说。
　　他确实去办了。常务副大臣从他在苏塞克斯的沙发里跳起来，开始打电话。那天晚上8 点钟，选中了克里斯皮安·拉特雷爵士。他是一位退休的外交官，曾在驻巴巴多斯的外交机构里工作过，而且他本人也愿意再次出任。
　　他同意于第二天上午到外交部接受正式任命并听取情况介绍。他将在中午之前从伦敦希斯罗机场起飞，于星期一晚上降落在拿骚。他将与在那里的外交机构进一步协商，过一夜，并于星期二上午坐包机抵达阳光岛走马上任。
　　“时间不会很长，亲爱的。”他边收拾行李边对他的夫人说。“到了那里，打野鸡的计划要吹了。看来我必须撤掉那两个流氓的候选人资格，让两个新的候选人完成大选。然后他们会同意独立，我会降下那面老旗帜，伦敦会派来一名外交机构代表，岛民们会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我就能回家了。一两个月时间吧，应该没有疑问。打不成野鸡倒是一个遗憾。”
　　那天上午9 点钟，阳光岛上，麦克里迪发现汉纳在旅馆的露台上吃早饭。
　　“如果我使用政府办公室里的那部新电话与伦敦联络你会不会介意？”他问道，“我必须与我们的人讨论回家去的事情。”
　　“没关系。”汉纳说。他看上去很疲惫，脸也未刮，像是一个半夜里起床的人。
　　9 点半时，麦克里迪把电话打给了丹尼斯·冈特。他的副手告诉了他关于《星期日快报》所登载的和《倒计时》电视栏目所播放的报道。这使麦克里迪得到了确认，即他希望发生的事情已经确实发生了。
　　自那天凌晨开始，伦敦多家媒体的新闻编辑们就《星期日快报》登载在中页的新闻事宜，一直在努力与他们在普雷桑斯港的记者们联系，要求尽快发来跟踪报道。伦敦时间中饭以后，打过来的电话加倍增多了。因为他们也已经见到了《倒计时》的那个故事的电视报道。但这些电话都没能打通。
　　麦克里迪已经向电话总机接线员交代过了，即那些记者们全都累坏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打扰他们。他自己已被指派为他们接听电话的代表，并由他传递消息。100 美元的纸币敲定了这桩事情。总机话务员及时地告诉伦敦的每一位打电话人，他的采访组“不在”，但会把留言立即传过去。这些留言信息及时地传给了麦克里迪，但他对它们置之不理。进一步的跟踪报道时间还没有来到。
　　上午11点，麦克里迪在机场迎接从迈阿密飞过来的两名年轻的特空团中土。他们一直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布雷格堡为美国绿色贝雷帽部队的同事们讲课，突然间接到通知可以休假三天，并去阳光岛上向他们的主人报到。他们南下飞到迈阿密，包了一架出租飞机到普雷桑斯港。他们的行李不多，但有一只旅行包，里面装着他们的玩具，是用沙滩浴巾包起来的。中情局帮了一个忙，让这只包顺利地通过了迈阿密海关，而麦克里迪则晃着他那份外交部的介绍信，声称行李是外交物品，从而未在普雷桑斯港受到检查。
　　骗术大师麦克里迪把他们带到旅馆，安排在他隔壁的房间里住下。他们把那只装着“玩具”的旅行袋放置在床下，锁上房门后去游泳了。麦克里迪已经告诉了他们他什么时候需要他们——第二天上午10点钟在政府办公室。
　　在露台上吃了中饭后，麦克里迪去见瓦尔特·德雷克牧师。他在教堂旁的那间小屋里找到了这位浸礼会牧师，因为身上的青肿未褪而在休息。他作了自我介绍并询问教士感觉如何。
　　“你是与汉纳先生一起的吗？”德雷克问。
　　“不完全是，”麦克里迪说，“我是……注视事态发展的，在他进行谋杀案的调查取证时。我更关心的是政治方面。”
　　“那你是外交部的？”德雷克坚持要问清楚。
　　“可以这么说。”麦克里迪说。“你为什么要问？”
　　“我不喜欢你们的外交部，”德雷克说，“你们把我们的人民往河里推。”
　　“哦，那种情况现在也许快要改变了。”麦克里迪说。他告诉牧师他要他做的事情。德雷克牧师摇摇头。
　　“我是一名教士。”他说。“你叫其他人去做那种事情吧。”
　　“德雷克先生，昨天我给华盛顿打过电话了。那里有人告诉我，只有七个巴克莱人在美国军队中服役过，其中一人是瓦·德雷克。”
　　“那是另一个人。”德雷克牧师扯着喉咙说。
　　“这个人说，”麦克里迪坚持说下去，“他们招募来的那个瓦·德雷克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中士，去过越南两次，回来时得到了一枚铜星和两枚紫心勋章。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那位大个子牧师站起来，穿过房间，去凝视街上他曾经居住过的那些木板房。
　　“那是另一个人，”他大声吼叫，“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现在我只做上帝赋予我的工作。”
　　“你不认为我要求你的事情也许能取得资格吗？”
　　大个子男人思考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有可能。”
　　“我也是这么想的。”麦克里迪说。“我希望能在那里见到你。我需要我能得到的所有帮助。那就明天上午10点钟，在政府办公室。”
　　他离开了，信步穿过镇子到了港口。吉米·多布斯在“海湾女士”号上忙碌着。麦克里迪与他一起待了30分钟，他们同意了第二天的租船事宜。
　　那天下午5 点钟之前当他到达政府办公室时，他感到浑身又热又粘。杰斐逊给他倒了一杯冰茶，他等待着杰里米·哈弗斯托克中尉的返回。这位年轻的军官与一些其他移民在山上的一座别墅里打网球。麦克里迪的提问很简单。
　　“你明天上午10点钟会在这里吗？”
　　哈弗斯托克想了一会儿。
　　“是的，我想是的。”他说。
　　“好，”麦克里迪说，“你是否带着你的全套热带军服？”
　　“我有，”骑兵军官说，“只穿过一次，六个月前在拿骚的一次舞会上。”
　　“好极了，”麦克里迪说，“叫杰斐逊把衣服熨烫一下，把皮革和铜扣擦擦亮。”
　　迷惑不解的哈弗斯托克把他送到了门厅。
　　“我猜想你已经听到好消息了吧？”他说。“苏格兰场的那位侦探昨天在花园里找到了那颗子弹，完好无损。帕克已经带着它去伦敦了。”
　　“干得漂亮，”麦克里迪说，“是好消息。”
　　8 点钟他在旅馆里与埃迪·法瓦罗一起吃晚饭。喝咖啡时他问：“明天你干什么？”
　　“回家去。”法瓦罗说。“我只有一个星期的休假，星期二上午必须去上班。”
　　“哦，是这样。你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预订了中午的一架出租飞机。”
　　“你能不能推迟到下午4 点钟？”
　　“我想可以吧。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明天上午10点钟到政府办公室怎么样？谢谢，那就到时候见。别迟到，星期一将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麦克里迪在6 点钟起床了。又是温和的一天，黎明的曙光映照在议会广场外棕榈树的叶尖上，早晨的空气凉爽宜人。他洗漱刮脸之后走出去，到了广场上，他预订的那辆出租车等候在那里。他的第一项工作是去向一位老太太告别。
　　在7 点与8 点之间，他与她一起待了一个小时，喝咖啡和吃春卷，然后与她道别。
　　“别忘了，科尔特雷夫人。”他边说边起身离开。
　　“别担心，我不会忘记的。”她伸出手去。
　　他俯身握住了她的手。
　　8 点半，他回到议会广场，去见琼斯警长。他向那位警察头目出示了他的外交部介绍信。
　　“请在10点钟到政府办公室，”他说，“带上你的两名中士和四名警员，把你自己的越野吉普车和两辆普通面包车都开过去。你是否配有一支警用左轮手枪？” “我有，先生。”
　　“请把它也带上。”
　　这时候在伦敦是下午1 点半，但是在兰贝斯的内政部刑事技术室的弹道学研究室里，阿兰·米切尔先生没在考虑中饭。他在凝视一架显微镜的镜头。
　　在镜头下面，两头被用柔性夹子夹住的是一颗铅弹。米切尔凝视着环绕在金属弹体上的那些擦痕。它们是由发射该子弹的枪管里的来复线所留下的痕迹。这一天他已经是第5 次轻柔地把镜头下的那颗子弹转了一面，查找出其他抓痕，即“膛线”。如同人类的指纹差异，每一支枪管的膛线也是各不相同的。最后他满意了。他惊异地吹起了口哨，去查阅他的一本手册。他已经收藏了许多专业手册，因为阿兰·米切尔被广泛地认为是欧洲最有学识的武器专家。
　　还有其他测试要进行。他知道在大洋对面遥远的4000英里之外，一位侦探正不耐烦地等待着他的检测结果，但他不会草率行事。他必须有把握，绝对把握。
　　法庭上的许多起诉案子失败了，因为辩方聘请的其他专家指出了控方刑事科学家证据中的破绽。
　　还要对仍依附在弹丸后部的微量火药碎片进行分析化验。两天前他进行过的对那颗扭曲变形子弹的制造及成分的测试，现在要对这颗新来的子弹重复一遍。光谱测定仪将把射线刺人金属的深处，揭示出这颗铅弹的分子结构，验明其大致的年龄，有时候还能证明把它制造出来的厂家。阿兰·米切尔从书架上取下他要查阅的那本手册，坐下来开始阅读。
　　麦克里迪在政府办公室大门前打发了出租车，他走上去按响了门铃。杰斐逊认出了他，于是让他进来了。麦克里迪解释说他又要使用由班尼斯特所安装的那条国际电话线路，而且这事他已经得到了汉纳先生的同意。杰斐逊把他引进那间私人书房后就离开了他。
　　麦克里边没去理会那部电话，而是走到了书桌前。在调查的初始阶段，汉纳曾去检查过书桌的抽屉，使用的是已故总督留下的钥匙，在确认没有关于谋杀的线索之后，已把它们重新锁上了。麦克里迪没有钥匙，但他不需要它们。头一天他已经撬开了这些抽屉锁，并已经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放在左边最底下的那只抽屉里。这种东西有两件，但他只需要一件。
　　这是一张庄严堂皇的纸，摸上去洁净光亮，如同羊皮纸。在纸张的上部中央，是烫金凸印的皇家后形纹章：一只狮子和一只独角兽提撑着那块盾牌；盾牌分成了四个部分，分别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纹章图案。
　　下面，用黑体字母打印的文字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在海外领地和属地的伊利莎白二世王室，承蒙上帝和女王的旨意，兹任命……（此处有一空白）……为我们在……（又一处空白）……领土上的……（第三处空白）。
　　在这段文字下面是一份摹写的签字：伊利莎白女王。
　　这是一份王室的任命书，是空白的。麦克里迪从马斯顿·莫伯利爵士的笔台上提起一支钢笔，把空白处填上了，用的是他能够书写的最正楷的字体。填完后，他轻柔地吹了一遍，以让墨水干燥，然后盖上了总督的印章。
　　在外面的客厅里，他邀请来的客人们正在聚集。他又看了一遍这份文件并耸了耸肩。他刚刚把自己任命为巴克莱群岛的总督。只当一天。
　
　
　
　
　
　　　

　　
第六章
　
　　客人有六位。杰斐逊为他们端来咖啡后已经离开了。他没问他们来干什么。这不是他的事情。
　　两名特空团中士，纽森和辛克莱，站在墙边。他们穿着奶油色的旅行服，脚上套着训练鞋。每人都在腰上系着一条附有小袋的皮带，与海滩上的游客用以盛放香烟和防晒油的那种小袋相同。但他们的小袋里没有盛放防晒油。
　　哈弗斯托克中尉还没有换上他的军服。他坐在其中一把饰有锦缎的椅子上，优雅地翘着二郎腿。德雷克牧师坐在长靠椅上，旁边是埃迪·法瓦罗。琼斯警长站在门边，他身穿深蓝色的钉有银色纽扣和徽章的紧身警服、西装短裤、长袜和皮鞋。
　　麦克里迪拿出那份委任状，把它递给了哈弗斯托克。
　　“这是黎明时刚从伦敦到达的，”他说。“看一下，记住后内部消化。”
　　哈弗斯托克看了一遍委任书。
　　“嗯，这样也好，”他说完就把它传了下去。琼斯警长看过后，挺直身体说了声：“是，先生。”他把它传给了中士们。纽森说：“我知道了，”辛克莱看了后说：“没问题。”
　　他把这张纸递给了法瓦罗。法瓦罗看阅后咕哝了一声：“哇。”德雷克牧师向他膘去警告性的一瞥，接过那份文件，阅后大声说：“感谢上帝。”
　　“我的第一项行动，”麦克里迪说，“是授予你们各位特别警官的权力，当然除了琼斯警长。你们现在已被授权。第二，我想解释一下我们要做的事。”
　　他说了30分钟，没人表示异议。然后他叫上哈弗斯托克一起离开去换衣服了。莫伯利夫人还在床上，享受着配有酒水的早餐。这没有关系。她和马斯顿爵士都有各自的卧室，而且已故总督的起居室里没有人。哈弗斯托克为麦克里迪指点了那件东西在什么地方。麦克里迪在大衣柜后部找到了他需要的东西：一位英国殖民地总督的全套制服，虽然大了两码。
　　当他重新进入客厅时，来自于后甲板旅馆露台酒吧里的那个穿着皱巴巴茄克衫的游客不见了。在他的脚上，那双乔治式皮靴乌黑发光。紧身裤是白色的，与那件扣子一直扣到喉咙上的紧身西服一样。金色的钮扣和左胸袋上的金色肩带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那顶沃尔西式头盔上的斜链和穗饰也在闪光。围在他的腰上的那条饰带是蓝色的。
　　哈弗斯托克也穿着一身白色，但他那顶平顶的军官帽是深蓝色的，帽舌是黑的。女王龙骑兵的双头鹰的标识挂在帽舌上方。他的肩带也是金色的，肩章也一样。一条闪闪发亮的黑皮带斜挂在他的胸背上，腰上也围着一条黑色皮带，上面还挂有一只小巧的子弹袋。他佩戴着两枚军功章。
　　“好，琼斯先生，我们走吧，”麦克里迪说。“我们必须去执行女王的事务。”
　　琼斯警长的干劲高涨了。以前从来没人请他去执行过女王的事务。当这支车队离开前院时，领头的是那辆美洲虎公务车，由奥斯卡驾驶，旁边坐着一名警察。麦克里迪和哈弗斯托克坐在后面，都带着头盔。美洲虎之后是那辆越野吉普车，由另一名警官驾驶，旁边是琼斯警长。法瓦罗与德雷克牧师坐在后排。在离开政府办公室之前，辛克莱中士已经悄悄地把一支上了子弹的柯尔特塞给了法瓦罗。现在这支手枪已经插在了这个美国侦探那件宽松的衬衣下面的皮带上。中士也向德雷克牧师递过去一支，但教士摇了摇头。
　　两辆面包车由剩余的两位警官驾驶。纽森和辛克莱蹲伏在侧向开启的车门旁。警察中土们乘坐最后的那辆面包车。
　　美洲虎平稳地驶人了茅屋镇。在那条长长的主街上，人们停下来观望着。后座的两个人挺直腰板端坐着，眼睛望着前方。
　　在霍雷肖·利文斯通先生院墙的大门口，麦克里迪命令停车。他下了汽车，哈弗斯托克中尉也下了车。几百名巴克莱人从周围的巷子里涌出来围观他们。麦克里迪没去征求同意，他只是站在双开门的前面。
　　特空团中士纽森和辛克莱慢步跑到墙边。纽森绞住双手，辛克莱把一只脚踏上去，纽森慢慢地提了上去。辛克莱翻进了围墙，没有触及墙头上的碎玻璃。大门从里面打开了。辛克莱往旁边一站，麦克里迪走了进去，旁边走着哈弗斯托克。那些汽车以步行的速度跟在他们身后。
　　三个穿着灰色旅行服的人正跑向大门，但他们刚刚在院子里跑了一半路麦克里迪就出现了。他们停下脚步，眼睁睁地看着两个身穿白制服的人煞有介事地走向前门。辛克莱消失了，纽森冲进洞开着的大门后，也消失了。
　　麦克里边走上一楼阳台的台阶，进人了屋里。在他的后面，哈弗斯托克站在阳台上，凝视着那三个灰色旅行装。他们互相保持着距离。法瓦罗、德雷克、琼斯、两名警察中士和三名警官下车后跟在了他们后面。一名警官留着照看汽车。哈弗斯托克加入队伍走进了屋里。现在他们共有十个人，还有一个在外面。
　　在那间宽敞的接待室里，警察们占据了门窗旁边的位置。一扇门打开了，霍雷肖·利文斯通出现了。他带着怒容审视着这些闯入者。
　　“谁叫你们来这里？这是什么意思？”他喊道。
　　麦克里迪拿出了他的委任书。
　　“请你看看这个好吗？”他说。
　　利文斯通看过后把委任状扔到了地上。琼斯把它捡起来递回给麦克里迪。麦克里迪把它放回自己的口袋里。
　　“我请你把你的巴哈马职员全都召集到这里来，一共七个人，带上他们的护照。请吧，利文斯通先生。”
　　“这是谁的命令？”利文斯通厉声问道。
　　“我是最高权威！”麦克里迪说。
　　“帝国主义者，”利文斯通喊道。“再过15天我就是这里的权威，到那时候……”
　　“如果你拒绝，”麦克里迪平静地说，“我就叫琼斯警长以妨碍公务而拘捕你。琼斯先生，你是否准备好履行你的职责？”
　　“是的，先生。”
　　利文斯通怒视着他们。他从一间侧房里唤来一名助手并下达了命令。那些穿旅行装的人一个一个地出现了。法瓦罗走上去收来了他们的护照。他把它们全都送给了麦克里迪。
　　麦克里迪一本接一本地翻看着，又一本一本地递给了哈弗斯托克。中尉看着它们，嘴里发出轻蔑的喷喷声。
　　“这些护照是假的，”麦克里迪说。“它们制作得很好，但都是伪造的。”
　　“这是不可能的，”利文斯通尖叫起来，“它们全是完美有效的。”
　　他说得对。护照并不是伪造的。它们是花了一大笔贿赂后买来的。
　　“不，”麦克里迪说。“这些人不是巴哈马人。你也不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你是一个曾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工作了多年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而你周围的这些人是古巴军官。那边的布朗先生，事实上是古巴的克格勃——情报总局的赫尔南·莫兰诺上尉。其他人，因为完全的黑人长相和能说流利的英语而被选中的，也是情报总局的古巴人。我以非法进人巴克莱群岛逮捕他们，以协助和支持非法人境者逮捕你。”
　　是莫兰诺首先去拔他的枪。他的手枪插在他的后腰带上，藏在旅行装里面，其他手枪也同样。他的动作很快，在会客室里的任何人还没来得及动一下时，他的手已经伸到背后去拿那支马拉科夫手枪了。那古巴人被楼梯顶部传来的那声尖叫声止住了。
　　“Fuera la man，。ses iambre。 ”
　　赫尔南·莫兰诺及时地听到了这句话。他的手停止了运动。他僵住了。以他为榜样正在采取动作的其他六个人也同样。
　　辛克莱的西班牙语说得很流利。Fiambre 是冷气肉的意思，在西班牙语的俚语中是指一具“死尸”或尸体。
　　从楼上的窗户进人后，两名特空团中士正并排站在楼梯的顶部。他们的游客小袋子已经空了，但他们的手上却不空。每人都握着一支轻巧可靠的赫克勒和科奇MPS自动手枪。
　　“这两个人，”麦克里迪温和地说，“都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现在，请要求你的人把双手举到头顶上。”
　　利文斯通保持着静默。法瓦罗溜到他身后，用一条手臂抱住那人的前胸，把柯尔特手枪枪管插进了他的右鼻孔。
　　“给你三秒钟时间，”他耳语着说，“然后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举起手吧！”利文斯通粗声粗气地说。
　　十四只手高高地举起不动了。三名警官走过去收缴了七支手枪。
　　“搜身！”麦克里迪说。警察中士们在每一个古巴人身上搜了一遍，搜出了两把带有牛皮鞘的刀子。
　　“搜查房子。”麦克里迪说。
　　那七名古巴人排成了一队，脸对着客厅的墙壁，双手举在头顶上面。利文斯通坐在他的那把椅子上，由法瓦罗照看着。特空团战士们留在楼梯上，以防发生集体暴动。暴动没有发生。五名当地的警官搜查了房子。
　　他们搜出了各种武器、一大笔美元、更多的巴克莱镑，以及一台配有编码器的功率强大的短波收音机。
　　“利文斯通先生，”麦克里迪说，“我可以请琼斯先生根据英国法律指控你的同事们的数项违法行为——伪造护照、非法人境、携带非法枪支等等。但我准备把他们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全部驱逐出境。现在就驱逐，一小时之内。至于你嘛，如果愿意，你可以独自留下来。你毕竟是在巴克莱出生的。但你还是要受到协助和支持违法的指控，因此，坦率地说，回到你所属的地方——古巴去，你也许会感到更为安全。”
　　“我赞同这个方案。”德雷克牧师大声说。利文斯通点点头。
　　那些古巴人排成一路纵队，走向停在院子里的第二辆面包车。只有一个人试图暴力反抗。在企图逃跑时，他被一名当地警官拦住了，但他把那个警察摔倒在地上。琼斯警长以惊人的速度作出了反应，他迅速从皮带上解下警棍。当木棒击中那个古巴人的头部时，发出了“噗”的一声。那人跪倒在地上，感到很不舒服。
　　“不要那样做。”琼斯警长警告他。
　　那些古巴人和霍雷肖·利文斯通先生坐在面包车的底板上，双手抱在头上。纽森中士在前座上转过身子，用他那支自动手枪照看着他们。车队重新集合起来，慢慢地驶出茅屋镇朝普雷桑斯港鱼码头进发。麦克里迪让汽车保持步行的速度，以让几百名巴克莱人看到所发生的事情。
　　在鱼码头，“海湾女士”号等在那里，发动机在空转着。它的后面拖着一条载运垃圾的小驳船，船舱里新配了两对划桨。
　　“多布斯先生，”麦克里迪说，“请把这些先生拖带到尽量靠近古巴领海的水域里，或者等到一艘古巴的巡逻艇开始朝你们的方向航行过来，然后解开他们的拖缆。他们可以被他们的同胞拖带回家，或者乘顺风划船回家。”
　　吉米·多布斯斜眼看着那些古巴人。他们共有七个人，再加上利文斯通。
　　“这位哈弗斯托克中尉将陪同着你，”麦克里迪说。“当然，他是带有武器的。”
　　辛克莱中士把德雷克牧师曾经拒绝过的那支柯尔特手枪交给了哈弗斯托克。哈弗斯托克跨上“海湾女士”号，坐在了舱顶的位置上，面朝船舱。
　　“别担心，老伙计，”他对多布斯说，“他们中间如果谁敢动一下，我就打掉他的睾丸。”
　　“利文斯通先生，”麦克里迪说，俯视着坐在驳船里的那8 个人，“最后一件事。到了古巴后，你也许可以告诉卡斯特罗先生，通过一名奸细候选人赢得大选接管巴克莱群岛，然后或者把这些岛屿并吞给古巴，或者把它们变为一个国际革命训练营，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你也许还可以告诉他，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现在不行，永远不行。他将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去挽救他的政治生涯。再见，利文斯通先生。不要回来。”
　　一千多名巴克莱群众聚集在码头上，看着“海湾女士”号离开泊位，调头驶向外海。
　　“我相信还有一件工作要去完成，先生们。”麦克里迪说。他迈步离开码头走向美洲虎，他那闪闪发亮的白制服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招摇过市。
　　马库斯·约翰逊庄园的锻铁大门上着锁。特空团中士纽森和辛克莱从面包车的侧门下车，直接跳过了围墙，没有触及墙头。几分钟后，庄园内部响起了轻柔的“啪哒”声，这是一只强有力的手掌打在人体上的声音。电动机嗡嗡地响了起来，大门敞开了。
　　院子里面的右边，有一间小棚屋，内有一只控制台和一部电话。躺倒在地上的是一个身穿鲜亮海滩衬衣的人，他的墨镜已在他身边的地上摔破了。他被扔进了最后一辆面包车，由两名警察中士看管着。纽森和辛克莱跑过草坪，消失在灌木丛中。
　　当麦克里迪迈步进屋时，马库斯·约翰逊正从通向敞开式接待区的铺着地砖的楼梯走下来。他穿着一件丝质浴袍。
　　“我能否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
　　“当然，”麦克里迪说，“请看看这个。”
　　约翰逊把委任状递了回去。
　　“那又怎么样？我没干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你们光天化日闯进我家房子……伦敦会知道这事的。狄龙先生，你会为今天上午的所作所为后悔的。我有许多律师……”
　　“好，”麦克里迪说，“你很可能会需要他们。现在，我要见见你的职员，约翰逊先生，你的竞选助手，你的同事。其中有一个很客气地陪同我们到了门边。请把他带进来。”
　　那两位警察中士架起那个看门人，把他放在了一把沙发上。
　　“还有七个人，约翰逊先生，请让他们来这里，带上他们的护照。”
　　约翰逊走到一部玛瑙电话机旁，拿起了话筒，但线路断了。他放下话筒。
　　“我要报警。”他说。
　　“我就是警察，”琼斯警长说。“请按总督的要求办。”
　　约翰逊想了一会儿，然后朝楼上喊话。一只脑袋在上面的栏杆处出现了。约翰逊下达了命令。两个穿着鲜亮衬衫的人从阳台走过来，站到了他们主人的旁边。另有五个从楼上房间里下来了。楼上还传来了几声受压制的女人尖叫声。显然那里在搞一次派对。琼斯警长走过去收取了他们的护照。在沙发上的那个人从自己的后裤袋里取出了护照。
　　麦克里迪检验了护照，一本接一本地，一边像拨浪鼓般地摇着头。
　　“它们不是伪造的，”约翰逊说，“而且你看，我的所有同事都是合法进人阳光岛的。他们的牙买加国籍是没有关系的。”
　　“不是这样，”麦克里迪说，“由于他们都没有交代他们的犯罪记录，这违反了《移民法》第四条第B －l 款的规定。”
　　约翰逊似乎怔住了，也许确实如此。麦克里迪刚刚捏造设置了整个事件。
　　“事实上，”他平静地说，“这些人全都是被称为‘院鸟’的犯罪团伙成员。”
　　“院鸟”是在金斯顿贫民窟的街上帮派起家的，其名称来自于他们所活动的那个后院。他们以保护非法营生开始，并获得了暴力的名声。后来他们发展成大麻的供应商和可卡因的分销商，并走上了国际化经营。他们被简称为“院鸟”。
　　其中一个牙买加入站在倚靠着一支棒球棒的墙边，他的手慢慢地伸向球棒。德雷克牧师看见了这个动作。
　　“哈利路亚，兄弟！”他静静地说，并打了他。只打了一下，很重。神学院里教授许多事情，但用拳头猛击以使别人信神的事情是没有教过的。那个牙买加入翻了一下白眼，慢慢地滑到了地面上。
　　这事件起到了一个信号的作用。其余六个“院鸟”中有四个把手伸向海滩衬衣下的后腰带。“站住，不许动。”
　　纽森和辛克莱已经等到楼上的人走空，只剩下姑娘们时，才从窗户里进去了。现在他们站在上面的楼梯口，自动手枪对准下面的开敞式接待区。
　　“他们不敢开枪，”约翰逊咆哮着说。“他们会击中你们所有人。”法瓦罗在大理石地面上打了一个滚，在马库斯·约翰逊身后站起来。他把左手扣在那人的喉咙上，用柯尔特枪管抵住了他的腰部。
　　“也许吧，”他说。“但你是第一个。”
　　“请把你们的手举到头顶上。”麦克里迪说。
　　约翰逊咽下唾沫，点了点头。六个“院乌”举起了手。他们被命令靠墙站着，双手高举。两名警察中士收缴了他们的枪支。
　　“我想，”约翰逊厉声说，“你也许会叫我是一个‘院鸟’。但我是这些岛上的一位公民，一位受人尊敬的商人……”
　　“不，”麦克里迪说，“你不是。你是一个可卡因贩子。你就是靠这样发财致富的。为梅德林集团贩毒。自从十几岁时你以一个贫穷的小青年离开这些岛屿时起，你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哥伦比亚度过的，或是在欧洲和北美洲设立空壳公司以便洗钱。现在嘛，如果你愿意，我想见识一下你们的哥伦比亚执行总裁门德斯先生。”
　　“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没有这个人。”约翰逊说。
　　麦克里迪把一张照片推到了他的鼻子底下。约翰逊的眼睛闪动了一下。
　　“这位门德斯先生，或者不管他现在怎么称呼他自己。”麦克里迪说。
　　约翰逊保持着沉默。麦克里迪去看上面，并对纽森和辛克莱点点头。他们都见过那张照片。战士们消失了。几分钟后，楼上传来了两下短促、快速的射击声和女人的一系列尖叫声。三名拉美人长相的姑娘出现在上面的楼梯口，并跑了下来。麦克里迪命令两位警官把她们带到外面的草坪上看管起来。辛克莱和纽森推着一个男人出现了。他身材瘦瘦的，脸色灰黄，长着一头直直的黑发。中士们把他推到楼下，他们自己仍留在楼梯顶部。
　　“根据这里的法律，我可以对你的那些牙买加入提起一系列违法指控，”麦克里迪对约翰逊说。“但实际上，我已经在下午飞往拿骚的那班飞机上预订了9 个座位。我认为，巴哈马警方将很高兴地把你们送上飞往金斯顿的航班。在金斯顿，有人正等待着你们呢。搜查房子。”
　　剩余的当地警察进行了搜查。他们找到了躲在床下的更多的妓女、其他武器和大量美元。在约翰逊的卧室里，还发现了几盎司白粉。
　　“50万美元，”约翰逊放低声音对麦克里迪说，“放我走，钱归你。”
　　麦克里迪把那只公文箱递给了德雷克牧师。
　　“分发给岛上的慈善机构，”他说。德雷克点点头。“烧了可卡因。”
　　其中一名警察提起那些包裹，走到外面去点火。
　　“我们走。”麦克里迪说。
　　下午4 点钟，来自拿骚的那架短途飞机停在草地跑道上，它的螺旋桨在缓慢地转动着。8 个戴着手铐的“院鸟”由专程过来的两位巴哈马警察押解着登上了飞机。双手被反铐在后面的马库斯·约翰逊站在那里，等待登机。
　　“在金斯顿把你引渡到迈阿密之后，你也十午能给你为之工作的埃斯科巴尔先生，或奥科阿先生，或不管是谁，捎去一份信息。”麦克里迪说。
　　“告诉他，通过一名代理人接管巴克莱群岛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在新的国土上，拥有海岸警卫队、海关和警察，随意颁发护照，把外交行李发送到美国，随心所欲地在这里建立提炼厂和储存仓库，自由自在地设立洗钱银行——全都极为聪明。还有赌场和妓院……都能获得暴利。
　　“但如果你能把信息传过去，代我告诉他，这是行不通的。在这些岛屿上是行不通的。”5 分钟后，这架短程飞机起飞了，倾斜着机翼朝安德罗斯海岸飞去了。麦克里迪走向停在机库后面的一架6 座赛斯纳轻型飞机。
　　纽森中士和辛克莱中土已经在飞机上了，坐在后排。他们那只装有“玩具”的旅行包搁在他们的脚边。他们要返回布雷格堡。在他们的前面坐着法兰西斯科·门德斯，他的哥伦比亚真名不是这个。他的双腕被缚在座椅的边框上。他俯身面向洞开着的机舱门，把一口痰吐到了地上。
　　“你们不能引渡我，”他用非常标准的英语说。“你们不能逮捕我并等待美国人引渡。就这么回事。”
　　“而且这要花费几个月时间呢，”麦克里迪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没有遭到逮捕，只是被驱逐出境。”
　　他转向埃迪·法瓦罗。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让这个家伙搭乘到迈阿密，”他说，“当然，事情可以是这样：当你降落时，你突然认出他是米特罗戴德警察局所通缉的一名要犯。此后，这事就听凭山姆大叔处置了。”
　　他们握了手。赛斯纳飞机在草地跑道上奔跑起来，调头后顿了顿，加大了马力。几秒钟后，它已经飞上了海空，转向西北朝佛罗里达飞去。
　　麦克里迪慢慢地走回到奥斯卡等待着的美洲虎汽车里。该是返回政府办公室的时候了，把总督的制服换下来，挂回到大衣柜里面。
　　当他抵达时，汉纳探长正在马斯顿·莫伯利爵士的办公室里接听一个来自伦敦的电话。麦克里迪溜到楼上，然后穿着他那件皱巴巴的衣服下来了。汉纳正匆忙地跑出办公室，呼唤着奥斯卡和美洲虎。
　　星期一那天，阿兰·米切尔一直工作到晚上9 点，然后才打电话到阳光岛。在巴克莱群岛，这时候是下午4 点钟。汉纳急切地接听了这个电话。整个下午他一直在办公室里等待着这个电话。
　　“这很有意义，”弹道学专家米切尔说，“是我所检验过的最特殊的子弹之一。在以前的谋杀案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子弹。”
　　“它特殊在什么地方？”汉纳问道。
　　“嗯，先从弹头里的铅说起。它很老了，至少有70年。自1920年起就没生产过这种成份的铅。火药也同样。弹头上留有一些微量的火药。这种化学类型是在1912年采用的，并在ZD年代初期停用了。”
　　“但是那支枪呢？”汉纳继续问道。
　　“就是这个问题，”伦敦的科学家说，“那支枪与所使用的弹药相符。这颗子弹具有绝对不会出错的记号，如同一枚指纹，是独一无二的。子弹上面有七条凹槽，是右向旋转的，由那支左轮枪的枪管所留下。其他手枪不会留下那七条右转凹槽。很有意义，对吗？”
　　“很好，”汉纳说，“只有一种手枪能发射那颗子弹？好极了。那么，阿兰，是哪一种手枪呢？”
　　“哦，当然是威布利4。55。 不会是其他枪械。”
　　汉纳不是一位手枪专家。粗看一下他是分不出一支威布利4。55与一支柯尔特。44的区别的。
　　“好，阿兰。现在你告诉我，威布利4。55特殊在什么地方？”
　　“它的年龄，它是一种老古董了。第一批是1912年生产的，大概在1920年停止了。它是一种左轮枪，枪管特别长，非常明显。这种枪从来不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枪管太长了，携带和使用不方便。虽然它的精度很高，但理由相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手枪作为军用左轮枪配发给了在战场里作战的英国军官。你见过没有？‘！
　　“哦，见过，”他喘着气说，“我见过一支。”
　　汉纳谢了他并搁下了话筒。
　　他正匆匆穿过门厅时，看到了来自外交部的那个奇怪的人——法兰克·狄龙。
　　“你要用电话就去用好了，现在空着。”他大声说完后就爬进了美洲虎。
　　当他被引进去时，科尔特雷小姐在客厅里，坐在她的轮椅上。她面带笑容向他表示了欢迎。
　　“啊，汉纳先生，很高兴又见到了你。”她说。“你坐下来喝点茶好吗？”
　　“谢谢你，科尔特雷夫人，我喜欢站着。恐怕我有一些问题要问你。你是否见过一支威布利4。55手枪？”
　　“怎么回事？我认为我没见过。”她温顺地说。
　　“这我就有所怀疑了，夫人。事实上，你有一支。你的已故丈夫的那支老式的军用左轮枪，在那边的纪念品收藏柜里。恐怕我必须拿去作为重要的证据。”
　　他转身走到纪念品陈列柜前。那些东西都在那里——勋章、徽章、奖状、帽徽，但已经过了重新排列。在某些纪念品后面的绒布上可以辨认出一抹淡淡的油迹，那里曾挂过另一件纪念品。
　　汉纳转回身来。
　　“它到哪里去了，科尔特雷小姐？”他问。
　　“亲爱的汉纳先生，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他不喜欢案子遭到失败，但他能感觉到这个案子正在慢慢地滑走。那支枪或者一名证人，他需要这个或那个。在窗户外面，蓝色的大海在逐渐消褪的天光下，正在慢慢地黑下来。他知道在那里的某处，在海水拥抱着的深处，毫无疑问地躺着一支威布利4。55左轮手枪。油渍不能构成庭证。
　　“它原先在这里，科尔特雷夫人。上星期四我来看望你的时候，它在这里的柜子里。”
　　“哦，汉纳先生，你一定是搞错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温布利。”
　　“是威布利，科尔特雷夫人。温布利是人们踢足球的地方。”
　　他感觉到他正以六比零在输掉这场比赛。
　　“汉纳先生，你到底在怀疑我什么？”她说。
　　“我不是怀疑，夫人，我是知道。我知道发生了什么。证明是另一回事。上星期二，大概就在这个时刻，费尔斯通用他那强壮的双臂把你和你的轮椅提到你的面包车后部，如同星期六为你外出购物时一样。我原以为你从不离开这座房子，但在他的帮助下，当然，你能外出。他驾车把你载到总督住宅后面的那条巷子里，放下你，用他自己的手掰开铁门上的那把锁。我原先以为也许需用一辆吉普车和铁链把那把锁拉开，但当然他可以做到。在我遇见他时，我应该明白这一点。但我没注意到。这是我的过失。
　　“他把你推进打开了的铁门并留下了你。我相信你把那支威布利放在膝头上。它也许是一件老古董了，但多年来一直在上油，而且弹药仍在里面。如是短枪管，你决不可能击中莫伯利爵士，即使双手握枪射击也不能。但这支威布利有一条很长的枪管，非常精确。
　　“而且你对枪械也并不陌生。你在战时遇见你的丈夫，你说过的。当时他受伤了，你护理着他。但那是在纳粹占领下的法国一所游击队医院里，他是英国特种情报局的人，而你，我相信，是属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
　　“第一颗子弹偏离目标击中了墙壁。第二颗子弹完成了任务并钻进了一只开满天竺葵的花筐里，我就是在那里找到它的。今天伦敦验明了它。它相当清晰可辨。其他枪械不能发射那颗子弹，只有一支威布利4。55，诸如你在那只柜子里曾经有过的。”
　　“哦，亲爱的、可怜的汉纳先生。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但你能证明它吗？”
　　“不，科尔特雷夫人，我不能。我需要那支枪，或者一名证人。我敢打赌当时有十几个人看见你和费尔斯通在那条巷子里，但他们谁也不会来证明。没人会反对科尔特雷小姐，在阳光岛上不会。但有两件事使我迷惑不解。为什么，为什么要杀那个没人喜欢的总督？你是想把警察引过来吗？”
　　她笑着摇摇头。
　　“新闻媒体，汉纳先生。老是到处刺探，老是打听，老是调查背景，老是怀疑每一个政治人物。”
　　“是的，当然了，新闻媒体的窥探。”
　　“那么另一个迷惑是什么，汉纳先生？”
　　“谁向你通风报信的，科尔特雷夫人？星期二晚上你曾把那支枪放回到这只柜子里。星期四还在这里。现在它不见了。谁向你通风报信了？”
　　“汉纳先生，你回去后代我向伦敦问候。自从闪电式空袭之后我就没有见到过它，你知道的。现在我将永远见不到了。”
　　德斯蒙·汉纳让奥斯卡驾车把他载回议会广场。他在警署门前下了车；奥斯卡将不得不及时地把美洲虎擦洗干净，以迎接第二天新总督的到来。是伦敦做出反应的时候了，汉纳想。他开始穿过广场朝旅馆走去。
　　“晚上好，汉纳先生。”
　　他转过身体。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在笑着向他打招呼。
　　“哦……晚上好。”
　　旅馆前面有两个青年人在尘土中跳舞。一个小伙子的脖颈上挂着一台录音机，磁带在播放一种临时编唱的讥讽时事的小调。汉纳没有听出来，这支小调是《自由来了，自由走了》，但他听出了《黄鸟》，那是从后甲板旅馆的酒吧里传过来的。他回想起五天内他还没有听到过西印度群岛的铁桶乐队或临时编唱的小调。
　　圣公会教堂的大门敞开着。昆斯牧师正在弹奏他那架小风琴。他在弹唱《神灵之火》。当汉纳跨上旅馆的台阶时，他明白街上有一种轻浮的气氛，这与他的心情不相符合。他有一些严肃认真的报告要写。在夜里与伦敦通话之后，他要在上午动身回家。他不喜欢破案失败，但他知道这将成为一个悬案留在档案里。他可以搭乘把新总督带过来的那架飞机到拿骚，然后转机飞往伦敦。
　　他穿过通向楼梯的露台酒吧，那个叫狄龙的人又在那里了，坐在一把凳子上，手里捧着一杯啤酒。奇怪的家伙，他走上楼梯时这么想着。老是坐着等待某种事情。好像从来没做过任何实际事情。
　　星期二上午，一架哈维兰德文飞机嗡嗡响着从拿骚飞到阳光岛，送来了新总督克里斯皮安·拉特雷爵士。麦克里迪从机库的阴影里注视着这位年老的外交官，穿着富有生气的奶油色亚麻布服装，几络长长的银发飘逸在他的白色巴拿马草帽之下，走下飞机迎向欢迎小组。
　　哈弗斯托克中尉为他介绍了镇里的各位著名人土，包括加拉塔库斯·琼斯医生和他的侄子琼斯警长。奥斯卡也在那里，与那辆新擦洗过的美洲虎轿车一起。介绍完之后，这支小小的车队朝普雷桑斯港驶去。
　　拉特雷爵士将会发现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两位候选人显然已经退出竞选去度假了。他将呼请新的候选人。谁也不愿冒出来；德雷克牧师将会这么安排。由于1 月份的大选推迟，英国议会将重新开会，在反对派的压力下，政府将同意在3 月份举行一次全民公决。但那是以后的事情。
　　德斯蒙·汉纳登上空荡荡的哈维兰德文飞机去拿骚。在舷梯的上部，他最后看了一眼周围。那个奇怪的狄龙好像坐在他的旅行包和公文箱旁边，等待着什么事情。汉纳没有挥手，他打算返回伦敦后提及狄龙先生。
　　哈维兰德文飞机起飞后10分钟，麦克里迪的那架出租飞机从迈阿密抵达了。他必须归还他那部便携式电话并向在佛罗里达的朋友们表示感谢，然后继续飞往伦敦。他将赶在圣诞节之前回到家里。他将在肯辛顿的公寓里孤独地度过这个节日。也许他要去特种部队俱乐部与一些老朋友一起喝一杯。
　　小飞机起飞了，麦克里迪最后看了一眼现在一片沉寂、但在阳光下即将苏醒过来的普雷桑斯港。他看见小望远镜山漂了过去，还有山顶上一座粉红色的别墅。
　
　
　
　
　
　　　

　　
尾声
　
　　“我敢说我们全都非常感激丹尼斯的精彩讲述。”蒂莫西·爱德华兹说。“我建议因为时间已晚，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为此事进行内部考虑，看看是否能为这事把秘情局的规定作一变通，并在明天早上提出我们的意见。”
　　丹尼斯·同特只得把那份卷宗还给那位文档管理员。当他转回身时，山姆·麦克里迪已经走了。他差不多是在爱德华兹刚刚讲完时就溜走了。10分钟后，同特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
　　麦克里迪仍穿着短袖衬衣，闲坐在那里。他那件皱巴巴的棉布西装搭在一把椅子上，地上放着两只曾经装过葡萄酒的纸箱。
　　“你在干什么？”冈特问。
　　“清理我的零星物品。”
　　只有两张照片，他一直把它们放在一只抽屉里，没有炫耀地夹在书桌上的架子里。一张是他的妻子梅，另一张是他的儿子在毕业典礼上，小伙子身穿黑色的学者长袍在腼腆地微笑着。麦克里迪把这两张照片放进了其中一只纸箱。
　　“你疯了，”同特说，“我想我们也许可以取得逆转。不是爱德华兹，当然，而是那两位处长。我认为他们可能会改变主意。我们知道他们两人都喜欢你，要让你留下来。”
　　麦克里迪取出他的那只CD激光小唱机，把它放进了另一只纸箱。有时候在沉思时他喜欢听一些柔软的古典音乐。几乎没有什么小摆设可以装满两只箱子。他的墙面当然没有任何“我与某一知名人士握手”的照片；那几张印象派的印刷画是局里发的。他站起来看着那两只纸箱。
　　“确实不多，30年时间呢！”他喃喃地说。
　　“山姆，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事还没结束。他们有可能改变主意。”
　　麦克里迪转身抓住同特的双臂。
　　“丹尼斯，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你在那里干得很好，你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要对局长去说，让你接替我的职位。但你必须知道太阳是从哪一边的天空升起来的。这事结束了。结论和判决早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已经传过来了，是另一个办公室的另一个人传递的。”
　　丹尼斯·同特失望地一屁股坐进了他的科长的椅子里。
　　“那到底为什么还要搞这一切？意见听取会？”
　　“这一切是：因为我关心这个该死的情报局，而且因为他们这么整人是错的。因为外边有一个该死的危险的世界，而且其危险性不是在减小而是在增大。还有因为像爱德华兹那样的尖头脑袋们将被留下来负责这个古老的国家的安全事务，这正是我所钟爱的，而且这种做法使我很不高兴。我知道在意见听取会上我不能改变任何事情，但我只是要让那些狗家伙坐立不安。对不起，丹尼斯，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你什么时候抽空把我的纸箱带到我的公寓去好吗？”
　　“你仍然可以接受他们提供给你的其中一份工作的。就气气他们。”冈特提议说。
　　“丹尼斯，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光荣生活中的一次自由的甜蜜的时刻，胜于一个没有名堂的世界。就我而言，坐在档案馆里的冷板凳上或者传递费用报销单据，将是一个没有名堂的世界。我已经有过了我的时刻，尽过了我的最大努力，这事结束了。我要走了。外面有整个阳光灿烂的世界，丹尼斯。我要去那里，而且我会享受自己的。”
　　丹尼斯·同特看上去像是在参加一次葬礼。
　　“他们会来这里向你道别的。”他说。
　　“不，他们不会。”
　　“局长会为你举行一次送别派对。”
　　“没有派对。我不能忍受没有诚意的碰杯。从心底里不喜欢。
　　爱德华兹对我好就是装出来的。怎么样，陪我到大楼门口吧？“
　　世纪大厦是一个村庄，一个微小的教区。从走道到电梯、乘电梯下去时、在铺着地砖的大厅里，同事们和秘书们纷纷叫道：“嗨，山姆……哈罗，山姆。”他们没说：“再见，山姆。”但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个。
　　几位女秘书停顿了一下，似乎她们愿为他最后一次拉直领带。他点点头微笑着走了过去。
　　大楼的主门在铺着地砖的大厅的尽头。外面是街道。麦克里迪不知道该不该去买一座乡间小房子，种上一些玫瑰花和葫芦瓜，星期天上午去教堂做礼拜，成为社区居民中的一个公益活动积极分子。但如何打发日子呢？
　　他后悔自己从来没有养成任何专注的业余爱好，像同事们那样有的喜欢养热带鱼，有的热衷于收集邮票，有的在威尔士山区每天上山一次锻炼身体。而且他该对邻居们说什么呢？“早上好，我的名字叫山姆，我从外交部退休了，哦，不，我在那里做过的事一件也不能告诉你们。”老兵们还能撰写回忆录，挤进温暖舒适的酒吧里，与游客们一起凑热闹。但那些曾在阴影中度过生涯的人却不能那么做。他们必须永远保持沉默。
　　在旅行证件部门工作的福伊夫人正在穿越大厅，她的高跟皮鞋踏在地砖上发出了劈啪劈啪的响声。她是一位40岁不到的典雅美貌的寡妇。
　　一世纪大厦的不少居民曾向苏珊·福伊发动过进攻，以碰碰运气，但她并不是一座不设防的堡垒。
　　他们在大厅里交叉相遇了。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麦克里迪的领带结滑到了他的胸部上。她伸出手去，把它系紧后推回到他的衬衣领口上去。冈特观察着。他太年轻了，不可能记得简·拉塞尔，所以他无法作出明显的比较。
　　“山姆，你应该有某个人带你回家，照顾家务。”她说。
　　丹尼斯·冈特注视着她扭摆着臀部穿过大厅走向电梯。他不知道由福伊夫人去照顾家务会是怎么样。或者反过来。
　　山姆·麦克里迪推开通到街上的那扇大玻璃门。盛夏的一股热浪吹了进来。他转过来，把手伸进他的口袋，取出一个信封。
　　“把这个交给他们，丹尼斯。明天上午。毕竟，这正是他们所要的。”
　　丹尼斯接过来凝视着它。
　　“你一直保留着它，”他说。“你在几天前早就写好了。你这个狡猾的老家伙。”
　　但他发觉他在对着旋转回来的那扇门说话。
　　麦克里迪转向右边，朝着半英里之外的威斯敏斯特桥慢慢地溜达过去，他的西装搭在一边的肩上。他松开领带结，又让它滑落到第三颗衬衣钮扣上。
　　这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是1990年夏季热浪中的一天。开始下班的通勤车流从他身边经过，涌向老肯特路。
　　今天能够出海去倒是不错的，他想，阳光下的英吉利海峡闪动着明亮的、蓝色的波光。或许他应该把那座小房子选在德文郡，把他自己的那条小船系泊在港湾里。他甚至还可以邀请福伊夫人到那里去，照顾家务。
　　威斯敏斯特桥出现在他的前方。对面是议会大厦，屋顶直插蓝天，为了努力保护那里的自由和偶尔的愚蠢，他曾经奋斗了30年。在水流缓慢的泰晤士河畔，新近清洗过的大笨钟塔楼在阳光下发着金色的光辉。
　　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一个报贩站在一堆（晚报）旁，他的脚边竖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布什一戈氏——冷战正式结束。
　　麦克里迪停下来买了一份报纸。
　　“谢谢你，先生，”那报贩子说。他朝他的那块牌子做了一个手势。“全结束了，对吗？”
　　“结束了？”麦克里迪问道。
　　“是啊＂现在全是国际性的危机。冷战是过去的事情了。”
　　“真是一个绝妙的想法。”麦克里迪表示同意，然后信步朝前走去。
　　四个星期后，萨达姆·侯赛因侵入了科威特。
　　山姆·麦克里迪是在德文郡海岸外两英里处钓鱼时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思考着这条简短的新闻报道，认为现在该是他变换诱饵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