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傲德萨档案》
　
原版说明
原版前言
作者的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译后记
　

　　
原版说明
　
　　如同福赛斯的第一部小说《豺狼的日子》一样，《敖德萨档案》中许多人物都是实有其人的。有一些，读者一看便知；另一些可能使读者分不清是真是假，出版者也不想作更多的澄清，因为故事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正在于使读者搞不清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假。
　　然而出版者感到，读者可能会有兴趣得知，前党卫军上尉，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里加集中营的司令官爱德华·罗施曼的全部故事，即从他一九零八年在奥地利格拉茨出生直到他目前在南美度流亡生涯，全都是真实的，是根据党卫军档案和西德的卷宗写出来的。
　　——纽约，一九七二年。　　
原版前言
　
　　敖德萨（ODESSA）这一名称，既不是指俄国南部的城市，也不是指得克萨斯州的小城。这是由六个德文字的开头字母组成的一个字。它的意思是“前党卫军成员组织”。
　　党卫军，正如绝大多数读者所知道的，是由阿道夫·希特勒创建、由亨利希·希姆莱指挥的军队中的军队，国中之国，它从属于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统治过德国的纳粹党并负有特别任务。这些任务据说是关系到第三帝国的安全，实际上却包括实现希特勒的如下一些野心：从德国和欧洲清除他认为“没有生存价值”的一切分子，永远奴役“斯拉夫土地上的次等人种”，消灭大陆上所有的犹太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
　　为实现这些任务，党卫军组织并执行了对一千四百万人的大屠杀，大致包括六百万犹太人，五百万俄国人，二百万波兰人，五十万吉卜赛人，和五十万其他各种人（其中有近二十万非犹太族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虽然这一情况很少被人提到。这些人要不是精神或身体有缺陷的人，就是所谓帝国的敌人，诸如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编辑、记者，以及说话不当的牧师，有良心有勇气的人，后来还有被怀疑为对希特勒不忠的陆军军官）。
　　党卫军在其被摧毁之前，已经使它那两个字头的名称以及它旗帜上两道闪电的标志，成了惨无人道的同义语，其手段之残酷是在它以前或以后出现的任何其他组织所望尘莫及的。
　　战争结束前，它的大多数高级成员完全意识到失败已成定局，对于清算的时刻一旦来到，文明人类将会如何对待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也不抱任何幻想，他们为隐姓埋名，另谋生路作秘密准备，而让全体德国人民来为这些失踪的罪犯承担谴责。为此目的，党卫军搜刮得来的大量黄金被偷运出国并存入编了号的银行账户，假证件大批制造出来，逃跑的渠道也开辟了。当盟军最后占领德国之时，大部分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早已逃之夭夭。
　　他们建立起来实现逃跑计划的组织就是敖德萨。随着第一个任务即保证杀人犯逃到较为合适的地方取得了成功，这些人的野心也扩展了。许多人根本就不离开德国，宁愿在盟军统治时期以假名和假证件继续留居；另一些人则在新身分的妥善掩护之下溜回国内。少数最高层人物继续待在国外，从安全而舒适的流亡地操纵这个组织。
　　敖德萨的目标一直是五个；把前党卫军成员重新安插在盟军于一九四九年建立的新的联邦共和国的各行各业，渗透．到政党的活动，至少是基层组织的活动之中；出钱为任何一个被起诉的党卫军杀人犯提供最好的法律辩护，想方设法搅乱西德进行的旨在反对某一位前“同志”的审判；帮助前党卫军成员在工商界及时站稳脚跟，使他们能从一九四五年就已开始、国家赖以重建的经济奇迹中捞取好处；最后，向德国人民宣传一种观点，即党卫军杀人犯实际上无非是普通的爱国军人，他们履行了对祖国的天职，根本不应受到司法和良心所加于他们的无益指控。
　　它以大量经费作后盾，相当成功地执行了所有这些任务，而尤其成功的是，它使通过西德法庭进行官方报复行动成为一种笑柄。敖德萨换过几次名称，企图以此来否认这一组织的存在，结果也就有不少德国人倾向于认为敖德萨不存在了。简短的回答是：它至今存在，佩戴骷髅头标志的“同志们”仍然结合在它里面。
　　尽管敖德萨在执行一切任务时几乎都一帆风顺，它偶尔也遭到失败。最严重的一次失败发生于一九六四年早春，当时有人悄悄地匿名寄了一包文件给波恩司法部。极少数见到那些材料上的名单的官员们，把这包东西称为“敖德萨档案”。
　
作者的话
　
　　按照习惯，作者总要对那些帮助他写书，特别是一本很不好写的书的人们表示——番谢意，同时提到他们的名字。在《敖德萨档案》的写作上，凡是帮助过我（哪怕是略微帮助一下）获得所需要的知识的人，都理应受到我衷心的感谢。
　　我没有去提他们的名字，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
　　有一些人，前党卫军成员，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在跟谁谈话，或者不知道他们所谈的材料将编集成书。另一些人曾特别请求，他们的名字永远不要作为有关党卫军的情报的来源而加以引述。还有一些人，则是由我单独决定不要去提他们的名字，这样做，我想与其说是为了我自己，毋宁说是为了他们的缘故。
　　书中出现的许多地点和组织的名称，各种各样人物的官衔和军衔，按其原来的语言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德文。为帮助那些不懂德文和感到长字难于发音的读者，我冒昧地把很大一部分都译成了英文。懂得德文的读者无疑会从中认出原来的语形，并请他们对这种翻译加以原谅。
　　——弗·福赛斯
　

　　
一
　
　　当情报分析员用打字机打完他的报告的时候，绿蓝色的曙光刚刚降临特拉维夫。他舒展一下肩部绷紧的肌肉，又点上一支带过滤嘴的时代牌香烟，然后去阅读结尾的几段。
　　同一时间，在距此东边五十哩一个叫做雅德·伐歇姆的地方，有个人正站着祈祷，那报告就是根据他的汇报写成的。可是分析员并不知道这点。他并不确切地知道他报告中的情报是如何获得的，或者情报送到他手边之前有多少人丧失生命。他不需要知道。他需要的只是保证情报准确无误，从而得到正确而合乎逻辑的分析结论。
　　“送达本处的确证材料表明，该谍报员有关工厂座落位置的说法是准确可靠的。如能采取适当行动，完全可以预计西德当局将会过问工厂的拆除工作。
　　建议将有关事实的可靠记录立即送交西德当局。本处认为，这将是使波恩最高当局采取保证继续执行华尔道夫秘密协定的立场的最好途径。
　　因此，无论从哪一点看，委员会各位尊敬的委员们都可以确信，所谓“火神”计划正处于解体的过程之中。基于此点，我们有充分根据认为，火箭已决不可能及时发射。最后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一旦发生对埃及的战争，这将是一场用常规武器来进行和取胜的战争，而胜利者将是以色列共和国。”
　　分析员在文件末尾签名并写上日期：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随后他按电铃传来一名信使，由他立即把文件送交总理办公室。
　　恐怕谁都清楚记得，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听到肯尼迪总统去世的那一时刻，．自己正在做些什么。肯尼迪是在达拉斯时间下午十二点半遇刺的，宣布他死去是当地时间一点半的光景。这在纽约是两点半，在伦敦是晚上七点半，在汉堡是夜里八点半，那是个寒冷的雨雪交加之夜。
　　彼得·密勒探望他母亲之后正驱车返回市中心。他母亲住在汉堡远郊区奥斯多夫。他常常在星期五晚上去探望她，一方面看看她过周末是不是还欠缺些什么，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感到，他应该每星期去探望她一次。若是她有电话，他本来可以打电话给她的，但她没有，就只好开车去看她了。这也正是她拒绝有个电话的原因．象平常一样，他打开无线电，收听西北德意志广播公司播送的音乐节目。八点半钟，他的车子驶上了奥斯多夫公路，离他母亲住宅有十分钟的路程，这时音乐突然中断，传来广播员非常紧张的声音：“注意，注意。重要新闻。肯尼迪总统死了。我重复一遍，肯尼迪总统死了。”
　　密勒的视线离开路面，直瞪着无线电上方微微发亮的波长指示板，仿佛他的眼睛可以否定他的耳朵听到的东西，让他相信他是收错了地方，碰上了一个专门造谣生事的电台。
　　“上帝。”他轻轻吐丁一口气，减缓车速，转到公路的右侧。他抬头朝前边看了看。在这条穿越阿尔托纳区通往汉堡中心的又长又宽又直的公路上，其他司机由于听到同样的广播，也都把车子驶向路边停靠，仿佛开车子和听广播突然变成互相排斥的事情，尽管他们过去有时是边开边听的。
　　沿他自己这一侧，他看到前面的汽车尾灯泛出红光，司机正把车拐向右侧，紧挨着路边停下，继续收听从无线电里大量倾泻出来的补充报道。左侧，一些从城里开出来的汽车的幻光来个大幅度的摆动，也朝着人行道一边拐了过去。有两辆车追过了他，头一辆愤怒地鸣着喇叭，他瞥见司机朝他拍拍自己的前额。这种粗鲁的手势是表示咒骂对方神经错乱，每当一个德国司机被另一个司机惹恼了的时候就常来这一手。
　　密勒心想：他马上就会明白的。
　　无线电里轻音乐停止了，换上“丧礼进行曲”，这显然是一切电台手头必备的唱片节目。每隔一些时候，他就念一点从新闻室送来的由电传打字机直接记录下来的最新报道。
　　一些细节开始有了：进达拉斯时坐的是敞篷车，持枪的凶手是躲在一所学校图书馆的窗户后边。没有任何捕人的消息。
　　密勒前头那辆车的司机爬出车子，朝他这边走来。他走近左边车窗才知道司机位子是莫明其妙地在右边，就又绕了个圈。他身穿一件尼龙皮领夹克。密勒把车窗旋下。
　　“你听见了吗？”那人问，身子俯向窗口。
　　“是啊。”密勒回答。
　　“简直是发了疯。”那人说。全汉堡，全欧洲，全世界，人们都走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跟前谈论这个事件。
　　“你认为是共产党干的吗？”那人问。
　　“我不知道。”
　　“你知道，如果是他们干的话，那就会打仗了。”那人说。
　　“可能吧。”密勒应付着说，他巴不得那人赶快走开。
　　作为一个记者，他此刻能够想象到全国各报社一片忙乱的景象，每一个编辑部人员都会给叫回去帮着弄出个精彩的版面，以便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人们的早餐桌上。死者略传要准备出来，成千篇的速写要加以编排，电话线路充斥着人们呼喊的声音，他们在寻求更多更多的细节，因为有个人头部挨了枪弹，躺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城市里死了。
　　他有点想回到一家日报的编辑部，可是他早在三年前就成了一名自由记者，专门采访德国国内新闻，主要跟罪犯、警察、黑社会打交道。他母亲嫌恶这个工作，责怪他跟“下流人”厮混。他辩解说，他正在成为国内最吃香的采访记者之一，但这并没有能使她相信，记者的工作是值得她的独生儿子去干的。
　　无线电播送出各种报道的时候，他的脑筋也开始跑马，想找出一个能从德国国内加以配合的新“角度”，从侧面来记述这件大事。波恩政府的反应，这会由波恩的报纸编辑报道；有关肯尼迪同年六月访问柏林的回忆，那会从柏林报道出去。看起来他搞不出什么精彩的图片特写，来卖给德国二十来家画刊中的任何一家，它们原是他这一新闻行当的最好的买主。
　　倚着车窗的那个人发觉密勒有点心不在焉，还以为这是出于对去世的总统的悲痛之情。他马上打住关于世界大战的谈话，换上了同样庄重的表情。
　　“是啊，是啊，是啊，”他自作聪明地叽哩咕噜着，好象他看见了事情全部经过似的。“粗鲁的人民，这些美国人，请记住我的话，粗鲁的人民。他们身上有一股暴力，我们这儿的人是永远没法理解的．”
　　“可不是。”密勒说，他的心思仍然在老远老远的地方。
　　那人终于明白过来，　“好，我该回家了，”他直起身子说，　“再见。”然后朝自己的车子走去。
　　密勒发觉他动身要走，　“好，晚安。”他从开着的窗口喊了一声，然后把车窗旋上，以抵御朝易北河方向疾扫而去的雨雪。无线电里的音乐继续保持哀伤的调子，广播员说今晚不会再有轻音乐了，只有新闻报道间以适当的音乐。
　　密勒靠在他的“美洲虎”牌汽车的舒适的皮靠背上，点燃一支“罗特—汉德尔”。这是一种不带过滤嘴，用黑色烟草制成的有股恶臭味的香烟，也是叫他母亲抱怨她那令人失望的儿子的另一件东西。
　　人们往往喜欢事后追忆，如果……或者如果不，那将会如何呢？这通常是白费精神，因为将会如何，这是人们最难以预测的秘密。但说如果那天晚上密勒不开无线电，他就不会把车子停在路旁达半小时之久，他也就不会看到救护车，或者听到所罗门·陶伯或爱德华．罗施曼的事，而四个月之后，以色列共和国或许就不再存在了．这样说恐怕是不错的。
　　他抽完烟，边听着无线电，边旋下车窗，把烟屁股扔出去。他一按ＸＫｌ50Ｓ型“美洲虎”的斜长车盖下边3 ．8 公升引擎的按钮，它轰隆一响，就转入那习惯性的令人感到舒适的嗡嗡声，象一只发怒的野兽试图冲出牢笼。密勒打开两只前灯，看了看后边，就驶进奥斯多夫公路沿线熙来攘往的车流中了。
　　他驶到斯特勒塞曼街的红绿灯附近，正赶上是红灯，听见后边传来救护车的尖叫声。那救护车从他左边疾驰而过，警报器的哀鸣声忽起忽落，驶到开着红灯的十字路口时稍稍减绥速度，然后从密勒的鼻子跟前穿过，向右拐进达依姆勒街。密勒作了纯粹本能的反应，他扳了扳离合器，　“美洲虎”便跟在救护车后边飞驶，保持二十米的距离。
　　他刚跟上，马上又想不如回家，也许这里面什么都捞不到，但谁知道呢。救护车表明出了什么麻烦，而麻烦或许表明能弄出个什么故事来，尤其当一个人首先来到现场，赶在那些报社记者之前把全部事情都搞个一清二楚。这可能是撞车事故，码头大火，或者公寓失火，里面困着小孩。什么都有可能。密勒常常在他车上放手套的小格子里带一架有闪光设备的亚希卡小照相机，因为很难知道他眼前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知道有一个人，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在慕尼黑机场等飞机时，正碰上那架载着曼彻斯特足球联队的飞机在离他几百米的地方撞毁了。那人根本就不是个职业摄影师，但他取下了为度个滑雪的假日而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摄了飞机起火焚烧的最初几张独家照片。画报付了五万多马克买了这些照片。
　　救护车穿过阿尔托纳区那些弯弯曲曲的狭小蹩脚的街道，拐过左边的阿尔托纳火车站，朝河边开去。驾驶这辆扁头高顶的“梅西迪斯”牌救护车的人，是很熟悉汉堡，很会开车的。密勒尽管加大了速度，车上又有硬悬挂装置，他还是可以感觉到“美洲虎”的后轮在雨湿的圆石子路面上直打滑呢。
　　密勒望见门斯克汽车零件仓库一闪而过，又过了两条街，他原先的问题得到了解答。救护车开进一条贫穷破旧的街道，照明很差，在雨雪横飞中显得阴阴沉沉，路旁是一些残破不堪的公寓和出租单间的房子。它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住，有一辆警车早巳停在那里了，蓝色的顶灯在滴溜溜地转动，光线投射在一群聚集在门口看热闹的人脸上，显得阴惨惨的。
　　一位身材魁梧、穿着斗篷雨衣的警长向人群大声吼叫，要他们后退，给救护车在门口让出块地方来。　“梅西迪斯”
　　开到门口停住。司机和工作人员下了车，奔到车后头，抬出一付空担架。跟警长简短地讲了一句什么话，他们就急急忙忙上楼。
　　密勒把“美洲虎”开到路对过二十码远的地方，扬起眉头。没有车祸，没有火灾，也没有困在火里的小孩，或许只是心脏病发作。他下了车，朝着被警长拦在那幢出租单间的房子门前站成一个半圆形的人群走去。
　　“我可以上去吗？”密勒问。
　　“不行。这儿没有你的事。”　　“我是记者。”密勒说，向他出示汉堡市的记者证。
　　“可我是警察，”警长说，　“谁都不让上去。楼梯太窄，很不安全。救护车的人马上就要下来了。”
　　他是个大个子，身高六叹三时，穿着斗篷雨衣，张开两臂把人群拦在后边，就象一扇仓库大门似的屹立不动。
　　“那么，上面出了什么事？”密勒问。
　　“说不上来，过会儿到分驻所去打听。”
　　这时有个穿便衣的人走下楼梯，出现在人行道上。　“沃尔克斯瓦根”牌巡逻车顶上转动的灯光扫过他的脸，密勒认出他来了，他们在汉堡中心高级学校同过学。他现在是汉堡警察局的一名低级侦缉巡官，驻在阿尔托纳区中心分局。
　　“喂，卡尔。”
　　青年巡官听到喊他的名字就转过头来，细看着警长后面的人群。当警车的灯光又一次照过来的时候，他终于望见了密勒和他举起来的右手。他脸上露出狞笑，半是高兴，半是生气。他对警长点点头。
　　“不要紧，警长。他不会找什么麻烦。”
　　警长放下手臂，密勒冲了过去。他和卡尔，勃兰特握了握手。
　　“你在这儿干什么？”
　　“跟救护车来的。”
　　“该死的贪心家伙，你这些日子都干什么来着？” “和往常一样，自由采访。”
　　“看来你弄到不少钞票吧，我老是在画报上见到你的名字。”
　　“混日子嘛。听到肯尼迪的事吗？” “听到了，糟糕透顶。他们今晚准是把达拉斯搜个天翻址覆，幸亏不属我的地段。”
　　密勒朝那所出租单间的房子光线暗淡的门道扬了扬头，那里只有一个低度数的没有灯罩的灯泡向剥落的糊壁纸投下昏黄的亮光。
　　“有人自杀，开了煤气，邻居走到门边闻见了，把我们叫来的。没人敢划一根火柴，那地方还满都是这种东西。” “不会是个电影明星吧？”密勒问。
　　“是啊，他们往往住在这样的地方。不，这回是个老头，看起来好象他已经死了好几年似的。每天晚上总有人干这个。”
　　“不管他现在上了哪儿，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死法了。”
　　巡官笑笑，转过身子，那两个救护车人员正小心翼翼地走下吱吱作响的楼梯的最后七个梯级，把他们的负荷物抬进门道。勃兰特看看周围，　“让开点，让他们过去。”
　　警长立即响应这声叫喊，把人群更往后推。两个救护车人员走上人行道，绕到打开的车门口。勃兰特跟着他们走去，密勒随在他后面。密勒并不是想去看一下死人，他连这种打算都没有，他只是跟着勃兰特走。两个救护车人员走到车门口，头一个把担架的一端放到滑道上，第二个准备把它推进去。
　　“等一等。”勃兰特说，他撩起死人脸上盖着的毯子的一角。他扭过头来解释说：“这是例行手续。我的报告得要说我是陪送尸首上救护车和陈尸所的啊。”
　　“梅西迪斯”救护车内灯光明亮，密勒只用两秒钟的时间看了看自杀者的脸。他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印象是，他从没有见过这么苍老和丑陋的脸。就算加上煤气的影响，但瞧那皮肤上的暗色斑点，嘴唇边的青痕，也能看出这个人生前漂亮不了。几股细长的头发粘贴在要不就会是光秃秃的头皮上，眼睛闭上了，面部凹陷，憔悴不堪。由于假牙失落，两边脸颊好象给吸了进去，快在口腔内碰到一起了，这使人想起恐怖影片中食尸鬼的形象。嘴唇几乎不再存在，不论上唇或下唇都布满竖的皱摺，使密勒不禁回想起他有一次看见过的来自亚马孙盆地的那种干瘪的人头，那上面的两片嘴唇就让当地土人缝到了一起。最后，那人脸上似乎有两道淡淡的锯齿状的伤痕，每一道都是从太阳穴或上耳直到嘴角。
　　迅速瞥了一眼，勃兰特把毯子放回去，朝他后边那个救护车工作人员点点头。他后退一步，那人就将担架推进到它的位子上，闩上车门，走到驾驶室他同伴那里去。救护车开走了，人群开始散开，警长的沙嗓子还在咆哮着：　“喂，全结束了，再没有什么可看的啦。你们还不想回家？”
　　密勒看着勃兰特，扬起眉头：　“有意思。”
　　“是啊，可怜的老头。这里面大概没有你需要的吧？”
　　密勒苦着脸：　“没门。象你说的，每天晚上有一个。今晚上全世界有多少人死去，可是谁也不会去注意。对肯尼迪的死就不是这样了。”
　　勃兰特巡官嘲弄地一笑；　“你们这些混帐的记者。”
　　“事实如此嘛，肯尼迪的事大家才想看。是他们花钱买报纸。”
　　“好吧，我该回所啦。再见，彼得。”
　　他们又握了握手，各自走开。密勒调转车头驶向阿尔托纳火车站，再从那里上了大路，朝市中心开去，二十分钟之后，他的“美洲虎”驶进了汉萨广场离他住的公寓二百码远的地下汽车库，他在那座公寓的顶层有一套房间。
　　把车子在地下汽车库停存一冬天是很费钱的，不过这是他允许自己享受的奢侈项目之一。他喜欢他那套租价相当昂贵的房间，因为它位于高处，可以俯瞰熙攘忙碌的斯坦大街。对于吃穿，他不太在乎。他二十九岁，身高近六叹，有着女人们所追求的一头乱蓬蓬的棕色头发和一双棕色的眼睛，他是不需要什么贵重的衣服的。有个对他颇为羡慕的朋友曾对他说，　“你能把修道院里的女人都带走的。”他哈哈大笑，同时心里挺高兴，因为他知道这话不假。
　　他生活中的真正爱好是赛车，新闻采访，还有西格莉德，虽然他有时不免羞愧地承认，如果必须在西吉①和“美洲虎”之间作出抉择，西吉很可能非去另找情人不可。
　　把“美洲虎”停好之后，他站在汽车库的灯光下看着它。他很少有把那辆车子看够了的时候，甚至在街．上走近它的当儿，他也会停下脚步欣赏起它来。偶尔碰到行人经过，不知道这是密勒自己的车子，也会停下脚步说道：　“这汽车，真了不起。”
　　按正常情况，一位自由记者不用ＸＫ150 Ｓ型“美洲虎”
　　的。替换零件几乎不可能在汉堡买到，ＸＫ系统的零件更是如此，其中Ｓ型是最后一种型号，一九六零年即已停止生产。
　　他亲自进行维修，星期天穿上工装裤，往往一连几个钟头钻到车身底盘下面或者半埋在引擎之中。它有三个ＳＵ汽化器，所耗的汽油成了他经济上的一笔主要负担，由于德国的汽油价格昂贵，就更显得如此，但他心甘情愿地付这笔钱。当他在开阔的高速公路上踩着加速踏板，听着排气管发出吼声的时候，或者感到车子从山路的拐弯处猛冲出来的那股冲劲的时候，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他甚至把前轮上那个独立的悬挂换成硬悬挂，而由于后轮上本来就是硬悬挂，所以在拐弯时稳如盘石，别的司机若想赶上它，就得在座位上大大颠簸一番了。车子刚买回来不久，他就把它漆成黑色，两侧各加一道长长的黄色条纹。它是在英国考文垂制造的，因为不是一辆出口车，驾驶盘是在右边，超车时偶尔会引起一些问题，但这可以让他用左手换挡，用右手把住抖动的驾驶盘，这倒正合乎他的心意。
　　他至今还觉得能买到这辆车子真是运气不错呢。那年初夏，他在一家理发馆里等理发时，顺手翻开一本流行杂志。
　　他平素从不看那些有关流行歌星的无聊报道，当时无非是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中间的插页是介绍四个乱发的英国青年一举成名，成为国际红星的经过。照片上最靠右的那张长着一个大鼻子的脸他不认得，可是其余三张脸却似乎相识，引起了他一番搜索枯肠的回忆。
　　他也不熟悉那两张使这个四人合唱团一举走运的唱片的名字：《让我开开心》和《爱我吧》，但那三张脸却使他恍惚了整整两天。他终于记起，一年多以前，一九六二年，他们曾经在雷柏大街一家小酒吧间里演唱。他又花了一天时间去回忆酒吧问的名字，因为他只进去过一次，当时是跟一个黑社会的人物喝酒闲聊，想从他口里探听到有关山克特·波里匪帮的情况。那是明星夜总会。他在那里翻看一九六二年度的节目单，找到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当时是五个人，三个他认得，其余两个叫彼得·贝斯特和斯图亚特·苏特里夫。
　　从那儿他又去找曾经替演出人贝尔特·卡姆菲特拍摄广告照片的摄影师，从他手中买到了他所有照片的版权。他的报道《汉堡是怎样发现硬壳虫乐队的？》几乎登上了德国的所有流行音乐杂志和画刊，在国外也纷纷转载。结果他买了这辆“美洲虎”，他是从一间汽车陈列室看到它的，有一位英国军官因他妻子怀孕，肚子太大没法挤进车门，就把车子放在那儿出售了。他为表示感恩甚至买了几张硬壳虫的唱片，不过只有西吉一个人听过它。
　　他离开车子，顺着斜坡走上大街，回到自己的住处。这时已临近午夜，尽管他母亲象往常一样当晚六点钟让他饱餐一顿，他又觉得饿了。他做了一盘炒鸡蛋，收听起午夜新闻。全都是有关肯尼迪的报道，并且从德国的角度大加渲染，还没有更多的新消息来自达拉斯，警察仍在搜寻凶手。广播员大谈特谈肯尼迪对德国的爱，他今年夏天对柏林的访问，以及他用德语说的“我是一个柏林人。”
　　然后放了西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悼词的录音，他的声音感情异常冲动；还念了路德维格，艾哈德总理以及刚在十月十五日退休的前总理康纳德·阿登纳的悼词。
　　他又抽了一支烟，在一点三刻独个儿睡了，去梦见阿尔托纳区贫民窟那个被煤气熏死的老头子的可怕的脸。
　　当彼得·密勒半夜在汉堡吃他的炒鸡蛋的时候，有五个人正在开罗郊外金字塔附近紧靠一所骑术学校的一幢房子的舒适的客厅里举杯痛饮。当地时间是凌晨一点钟。五个人都已饱餐一顿，兴高采烈，原因是他们前四个钟头左右听到了来自达拉斯的新闻。
　　其中三个是德国人，另外两个是埃及人。那骑术学校是开罗社会的精华以及数以千计的德国移民所喜爱的聚会地点。
　　宴会的主人即这所学校的所有者的妻子早巳睡去了，让五个男人一直谈到半夜三更。
　　坐在紧闭的窗子旁边一张皮靠背安乐椅里的是汉斯·阿普勒，从前是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纳粹宣传部里一名犹太专家。阿普勒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定居埃及，他受到敖德萨的鼓舞，使用了一个叫做萨拉赫·察法尔的埃及名字，在埃及国家指导部当一名犹太问题专家。他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
　　他左边是戈培尔本部的另一名前专家，路德维格·海顿，也在国家指导部工作。他同时成了伊斯兰教徒，曾去麦加朝圣，改名叫埃尔，哈德兹。为尊重他的新宗教，他拿着一杯橘子汁。两个人仍然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
　　那两个埃及人是沙姆塞丁·巴德兰上校，阿布德尔·纳基姆”阿密尔元帅（以后成为埃及副总统，一九六七年“六天战争”之后被控卖国，后来自杀）的侍从官。另一个是阿里．萨米尔上校，穆克哈巴拉特（即埃及秘密情报局）的首脑。
　　晚宴的第六位客人是这次宴会的主宾，已在开罗时间九点半钟肯尼迪总统死讯传来时特地赶回了开罗。他是埃及国民议会的议长安瓦尔·埃尔·萨达特、纳赛尔总统的亲密合作者，后来成为他的继任人。
　　汉斯·阿普勒朝天花板举起他的酒杯：　“肯尼迪这个犹太佬的朋友到底死了。先生们，我敬你们一杯。” “可我们的酒杯是空的。”萨米尔上校说。
　　他们的主人赶紧前来补救，从酒柜上拿下一瓶威士忌倒满各个空杯。
　　把肯尼迪称做犹太佬的朋友，不会使房里那五个人当中任何一个感到茫然。一九六零年三月十四日，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还是美国总统的时候，·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和德国总理康纳德·阿登纳曾经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秘密会晤，而这种会晤在十年以前恐怕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九六零年人们原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那次会上也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它的细节经过几年的时间才逐渐透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到了一九六三年末，纳赛尔总统对于敖德萨和萨米尔- 上校的穆克哈巴拉特送到他案头的情报，都拒绝加以认真的考虑。
　　两位政治家签署了一项协定，按照这个协定，西德同意给予以色列每年达五千万美元的信贷，不附带任何条件。然而本·古里安很快就发现，有钱是一回事，取得确实可靠的武器来源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六个月后，华尔道夫协定由于西德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法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和希蒙·佩雷斯签署的另一协定而臻于完成。根据其中条款：以色列可以使用德国的钱在德国购买武器。
　　阿登纳意识到第二个协定更会广泛引起争议，便拖延了几个月，直到一九六一年他去纽约会见新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时候。肯尼迪施加了压力。他不想从美国直接把武器交给以色列，但他希望这些武器总会通过某种途径送达。以色列需要战斗机、运输机、105 毫米榴弹炮、大炮、装甲车、装甲运兵车和坦克，最最需要的是坦克。
　　在德国这些东西应有尽有，主要是美国货，有的是从美国买来以补偿根据北约协议驻在德国的美军维持费用，有的是经许可在德国制造的。
　　在肯尼迪的压力下，斯特劳斯一佩雷斯密约付诸实施。
　　第一辆德国坦克在一九六三年六月的晚些时候到达海法。使这个消息长时间保密是困难的，牵涉的人太多了。敖德萨在一九六二年的后几个月已有所发现，并立即通知埃及人，它在开罗的间谍跟这些埃及人是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的。
　　一九六三年后几个月，事情发生了变化。十月十五日，康纳德·阿登纳，这个波恩的狐狸，花岗石脑袋的总理，—辞职并退休了。阿登纳的位置为路德维格·艾哈德所取代，他作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是颇能赢得选票的，在外交政策方面却是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的。
　　还在阿登纳当政的时候，西德内阁内部就有一帮人吵嚷着要搁置以色列武器密约并在供应开始之前就加以制止。老总理用短短的几句话就使他们安静了下来，也正是他的权威使他们继续保持安静。
　　艾哈德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早已赢得“橡皮狮子” 的雅号。他一上台，以外交部为基地，始终注意跟阿拉伯世界改善关系的那一帮反对武器密约的人又吵嚷起来了。艾哈德吓得发抖。但问题的症结是约翰·肯尼迪的决定：以色列必须经由德国取得武器。
　　如今他被打死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时分出现的大问题是很简单的：林登·约翰逊总统会不会取消美国对德国的压力，而让波恩的犹豫不决的总理毁弃这个密约？事实上他没有那样做，然而在开罗却甚为乐观地认为他会那样做的。
　　当晚开罗郊外的欢乐聚会的主人，斟满了客人们的酒杯之后，转回到酒柜旁再给他自己的杯子添满酒。他的名字是沃尔夫甘·卢兹，一九二一年出生于曼海姆，是德国陆军的一名前少校，极端憎恨犹太人，他是于一九六一年移居开罗并创办他的骑术学校的。淡黄发，蓝眼睛，鹰脸，不论在开罗的有影响的政界人物中间，或是在尼罗河岸德国的（主要是纳粹的）移民社会中间，他都是一个最得人望的人。
　　他转过头来对着大家露出一副爽朗的笑容。如果这副笑容里有什么虚假的东西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加以注意。然而它是虚假的。他是在曼海姆出生的犹太人，但在一九三三年十二岁时就已移居巴勒斯坦。他的名字叫泽耶夫，在以色列军队中持有少校的军阶．他也是当时以色列情报局在埃及的头号间谍。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他家遭到一次突击搜查，从洗澡间体重检查器里发现一架无线电发报机之后，他被逮捕了。他于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受审，被判处终身苦役。一九六七年六天战争结束后，他作为同几千名埃及战俘进行交换的人员的一部分而被释放，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他和他的妻子回到洛德机场，踏上了家乡的土地。
　　不过在肯尼迪去世的那个夜晚，被捕，受折磨，他妻子被轮奸等等，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他朝他面前四张微笑的脸举起他的酒杯。
　　实际上，他巴不得他的客人们赶快离开，因为其中有一位在餐桌上透露了一件对他的国家极关重要的事情，他急切地希望客人走后好进洗澡间去从体重检查器里取出发报机，把这一讯息发往特拉维夫。但他强迫自己保持笑容。
　　“打倒犹太佬的朋友！”他举杯祝酒，　“德国万岁。”
　　彼得·密勒在第二天早上快九点时醒来，非常舒服地在铺满整个双人床的巨大鸭绒被下面翻动。
　　西吉上床才只四个钟头，还睡得很热。
　　密勒叹了口气，转过身来仰躺着，拿起他的手表，在半明不暗的光线下瞟了它一眼。然后，他从床的另一边溜下来，拿一条浴巾围住身子，慢慢走进起居室，拉开窗帘。十一月的寒光冲进房间，使他睁不开眼。他眯起眼睛俯瞰斯坦大街。这是个星期六早晨，潮湿的黑色柏油路上交通还不怎么拥挤。他打个呵欠，走进厨房去煮他无数杯咖啡中的头一杯。他母亲和西吉都抱怨他几乎完全靠咖啡和香烟过日子。
　　在厨房里喝着他的咖啡，抽着他当天的第一支烟，他考虑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非办不可的事情，看来没有。首先，所有的报纸和下一期杂志都将是关于肯尼迪总统的，也许要搞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其次，他手头也没有什么正在进行的新闻故事。除此之外，星期六和星期天很难在办公室里抓到什么人，他们也不喜欢别人找上家里去。他最近搞出了一篇颇受欢迎的连载文章，报道奥地利、巴黎和意大利的匪徒们如何一直在渗入雷柏大街一汉堡的一条半哩长的集中了无数夜总会，妓院以及种种罪恶场所的大街——的销金窟，他还没有收到稿费。他想应该跟买了这部稿子的那家杂志联系一下，接着又决定不这样做。它到时候会付的，他眼下也不缺钱用。他三天前收到的银行帐单表明他有五千马克的存款，他想这还可以够他花一阵子。
　　“你的毛病呀，伙计，”他一面对着西吉擦得亮晶晶的一个小锅上面他的反影说，一面用食指涮洗着杯子，　“ 就是你太懒了。”
　　十年前，他服兵役期满时，一名人事官员曾经问他，今后打算做个什么样的人。他回答说：　“一个无所事事的阔人。”
　　如今到了二十九岁，虽然还没有达到目的（大概永远不会达到了），他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合理酌抱负。
　　他把手提半导体收音机拿到洗澡间里来，”关上门，免得吵西吉，然后一面淋浴和刮脸，一面收听新闻。“主要新闻是有一个人因谋杀肯尼迪已被逮捕。果然不出所料，整个新闻节目全跟肯尼迪谋杀案有关，别无其他．他擦干身子回到厨房，又煮起咖啡来，这回煮了两杯。
　　他把这两杯咖啡端进卧室，放在床头桌上。
　　西吉今年二十二岁，在学校念书时曾经是体操冠军，毕业后她在一个女校当体育教员。过了一年，她出于经济这个最根本也是最简单的原因，换了职业去当汉堡的脱衣舞女。
　　这要比她当教员的薪水高五倍。
　　“问题是，”她有一次十分严肃地对觉得好玩的彼得．密勒说，　“我在台上的时候，我看不见灯光后面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不会感到难为情。如果我能看见他们，我想我早就逃下台去了。”
　　话虽这样说，但她下了台把衣服穿上之后，仍会在夜总会里挑一张桌子坐下，等待哪个顾客来请她喝上一杯的。唯一供她喝的饮料是香槟酒，至少一次半瓶，整瓶更好。在这上面，．她可拿百分之十五回扣。虽然所有请她喝香槟的人，除了想借此机会，瞪大了眼睛，对她双峰之间的峡谷尽情欣赏个把钟头之外，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还别有企图，但他们始终谁也未能得手。她是会体贴人通情达理的姑娘，她对顾客们那种色迷的神情所持的态度，与其说是其他姑娘在她们的娇笑后面所隐藏的一种轻蔑的嫌恶，毋宁说是一种温柔的惋惜。
　　“可怜的小人物，”，她有一次对密勒说，　“他们家里应该有个好女人才好。”
　　“你说什么，可怜的小人物了”密勒抗议道：　“他们都是些腌腰的老赌棍，口袋里有的是可花的钱。”
　　“好吧，如果他们有人照顾，他们就不会那样了。”西吉反驳一句。在这点上，她的女性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
　　密勒是由于偶然的机会见到她的，当时他正好来到雷柏大街基赛咖啡馆楼下柯克特太太的酒吧间里，跟店主人——一位老朋友和老伙伴——闲聊和喝上一杯。她是个大个子姑娘，身高五吠九时，体形正好同身高相配称，要换个矮一点的姑娘，就会显得不合比例了。她随着音乐用那些通常所谓的性感姿势脱掉衣服。密勒对这一套司空见惯，只管呷他的酒，连眼皮都不抬一抬。
　　演出结束，掌声四起，她没有做出职业舞女那种讨厌的歪头姿势，而是羞涩地、有点忸怩地对观众马马虎虎地微微一鞠躬，敷衍塞责地露齿一笑，就象一条训练不足的猎狗，不顾人们为她下了多少赌注，却只叼回了一只才出毛的松鸡。正是这一笑，而不是那老一套的舞蹈或体形，把密勒给迷住了。他打听她肯不肯来喝一杯，于是她被请来了。
　　密勒是跟老板在一起，所以她就避免要一瓶香槟而叫了一瓶杜松子酒。使密勒惊奇的是，他发现她是个非常容易相处的人，就问她在演出结束后他是否可以送她回家。带着明显的保留，她同意了。密勒冷静地打着他的牌，当晚并没有去打她的主意。这是早春季节，当她从已经关闭的酒吧间出来的时候，她穿着一件最没有魅惑力的粗呢大衣，他心想这是故意的。
　　他们只是在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她渐渐摆脱了先前的紧张，高兴地谈起来了。他得知她喜欢流行音乐、艺术，沿阿尔斯特湖边散步，搞家务事情以及孩子。这以后，他们开始在她每星期中不上班的那个晚上出来吃吃饭或者看看电影，但不在一起睡觉。
　　三个月后，密勒把她带到自己的床上，接着又问她是不是愿意搬进来住。西吉是个对生活里的大事非常死心眼的人，她早就决定要跟密勒结婚，她一直拿不定主意的只是她能不能先不跟他睡觉或用其他办法而得到他。现在她很懂得，他一旦需要完全可以另找女人来占领他的另一半床铺，所以就决定搬进去，并且使他的生活过得非常舒服，以至非跟她结婚不可。到十一月底，他们已同居六个月了。
　　就连密勒这个精通家务事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她把家管得非常之好。她从来不直接提到结婚，而是试图通过别的途径来探听口气。密勒装做没有注意到的样子。在阿尔斯特湖畔阳光下散步的时候，她有时看见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就会在他父母亲慈爱的目光下逗着他玩。
　　“噢，彼得，他不象个小天使吗？”
　　密勒会嗯嗯几声：　“是啊，真可爱。”
　　这以后，她会使他扫兴整整一个小时，就为他没能懂得这个暗示。但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尤其是彼得·密勒，他觉得这种安排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既有婚后的全部享受，却又没有婚后的种种束缚。　密勒喝完他杯子里剩的咖啡和西吉的那杯，正在走往洗澡间的半路上，电话铃响了。他转身进入起居室去接电话。
　　“彼得吗？”
　　“是的，是谁呀？” “卡尔……”。
	他的脑子还昏昏沉沉的，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卡尔？”
　　电话里的声音显然不大耐烦。　“卡尔·勃兰特。怎么回事？你还没睡醒吗？”
　　密勒醒过来了，　“噢，唉啊，卡尔。对不起，我刚刚起来。什么事啊？”
　　“瞧，是关于那个死去的犹太人的。我想跟你谈一谈。”
　　密勒莫名其妙，　“什么死去的犹太人？”
　　“昨晚上在阿尔托纳开煤气自杀的那个人，连这个你都记不起来吗？”
　　“是啊，昨晚上的事情我当然记得，”密勒说，　“我不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怎么啦？”
　　“我想跟你谈一谈，”警察巡官说，“不过不是在电话里。我们可以见见面吗？”
　　密勒的记者头脑马上开动起来。凡是有什么事情要说但又不愿意通过电话来说，那必定是认为事关重要。至于勃兰特，密勒更难相信一个警探会在一些无聊事情上卖关子。
　　“可以，”他说，　“你有空出来吃饭吗？”
　　“行。”勃兰特说。
　　“好。如果你认为值当，我会出钱买的。”他说了鹅市场上一家小饭馆的名称，约定一点半钟在那儿会面，就放下了话筒。他还是迷惑不解，因为他看不出，从一个老头——不管他是或不是犹太人——在阿尔托纳区贫民窟的一间出租房间里的自杀，能搞出一篇故事来。
　　吃饭时，这位年轻的侦探似乎一直避免接触他这次约密勒前来面谈的那件事情。等到上咖啡时，他简短地说了一句，　“昨晚上那个人。”
　　“是的，”密勒说，　“他怎么啦？”
　　“你一定听说过，我们也全都听说过，战争期间甚至于战前，纳粹对犹太人所干的那些事吧？”
　　“当然，在学校里他们尽往我们脑子里灌这些东西，不是吗？”密勒感到迷惑和不安．象大多数德国青年一样，当他十二岁左右在学校里读书时，人们告诉他说，他和他的所有同胞对重大的战争罪行都负有责任。他当时囫囵吞枣，甚至都不明白究竟指的是什么。
　　后来就很难弄清楚老师们在战争结束后的年代里讲的那些话的意思了。没有人可问，也没有人想讲，老师们和父母们都这样。只是到了快成年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读到一点有关的东西，尽管他所读到的使他恶心，他却没有感到这跟他有什么关系。那是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远得很了。事情发生时他并没有在那儿，他的父亲没有在那儿，他的母亲也没有在那儿。他心里自我辩解说，这跟彼得·密勒有什么相干的呢，所以他从没有去打听过姓名，日期和种种细节。他奇怪勃兰特为什么提起这个问题。
　　勃兰特搅动一下他的咖啡，他也有点不怎么自在，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昨晚上那个人，”他终于说道：　“他是个德国犹太人，他在集中营呆过。” 密勒回想起昨晚担架上骷髅似的死人。他们最后都落得这么个下场吗？哪有的事。那个人无非是十八年前让盟军解放出来后活着活着就老死了。可是那张脸继续浮现在他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或者至少没有在知情的情况下看见过一个在集中营呆过的人。他也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党卫军杀人犯，这点他可以肯定。真碰到了，一定会知道的啊。
　　他回想起两年前在耶路撒冷审判埃希曼时报刊的热烈反应。各报好几个星期都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件事。他想起在被告席上的那张脸，记得当时的印象是觉得它那么平淡无奇，平淡得让人泄气。正是读了有关审判的新闻报道，他才第一次稍稍明白，党卫军是如何干那些勾当，他们又是如何逃脱处罚的。不过那些事都发生在波兰、俄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和很久很久以前。他看不出跟他有什么切身的关系。
　　他把他的思路拉回到现在，拉回到勃兰特的谈话在他的心里引起的不自在感觉。
　　“怎么回事？”他问那警探。
　　代替回答，勃兰特从他手提皮包里拿出了用棕色纸裹着的一包东西，从桌面上推过来。　“那老头留下一本日记。实际上他并不太老，五十六岁。看来他当时就作了摘记，藏在他的裹脚布里。战后他全部改写过，就成了这本日记。”·密勒不是太感兴趣地看了看那包东西，　“你在哪儿找到的？”
　　“它就放在尸首旁边，我拣起来带回家了。昨天夜里我把它看了一遍。”
　　密勒略带挖苦地看着他的老同学，　“怎么样，很坏吧？”
　　“可怕。我简直没法想象会是那样坏，我是指他们对犹太人干下的那些事情。”
　　“为什么把它带给我？”
　　勃兰特这下感到不好回答了。他耸了耸肩膀，　“ 我本来以为它可以让你搞出一篇故事。”
　　“现在它属于谁所有？”
　　“从法律上讲，属于陶伯的继承人，可是我们永远不会找到他们的。所以我想，它属于警察局，不过他们也只是把它归档而已。你可以拿去，如果你想要的话。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是我给你的。我不希望局里找我的麻烦。”
　　密勒付了账，两个人走出去了。
　　“好吧，我把它看一遍。不过我未必会为它大动感情，也许能给杂志搞出一篇东西。”
　　勃兰特半笑着转向他，　“你是个玩世不恭的坏蛋。”他说。
　　“不，”密勒说，　“我不过象大多数人一样，只关心眼前的事情。你怎么啦？在警察局混了十年，我还以为你早已是个硬心肠的警官咧。这件事真让你动感情了，是吗？”
　　勃兰特又显得严肃起来。他看着密勒手臂下边挟的那包东西，慢慢地点点头： “是啊。是啊，是那样，我从来没有想到会那样坏。再说，这并不都是过去的事情，事情是昨晚上在汉堡这儿结束的。再见，彼得。”
　　警探转身走开，他不知道他犯了多大的错误。
　

　　
二
　
　　彼得·密勒把棕色纸包带回家来，到家刚过三点。他把纸包往起居室的桌上一甩，在坐”Ｆ阅读之前，先去煮好一大壶咖啡。
　　胳臂肘边一杯咖啡，一支燃着的香烟，他靠在心爱的安乐椅中，把纸包打开。这本日记是一个用硬纸板做封面的活页纸夹，深黑色塑料的包皮，中间有一长串夹子，必要时可以抽出几页或插进几页。
　　全部日记是一百五十页打字的稿子，显然是用一架旧打字机打出来的，有的字打在格子上边，有的打在下边，有的字歪歪扭扭，或模糊不清。稿子主要部分似乎是十多年前写成的或花了好几年才写成的，因为这些稿子虽然大部分很整洁，但白纸已明显地变了颜色。稿子的头尾有几页纸是新的，显然是几天之前才打出来的。打字稿前面是几页新纸的前言，后面则是某种后记之类的东西。查核一下前言后记的日期，都是在两天前即十一月十一日写成的。密勒推测，这是死者决心了结自己生命之后才打出来的。
　　他对第一页上的几段迅速扫了一眼，心里颇感纳罕，因为日记的语言是明晰而准确的德语，显然出自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文化素养的人之手。封面上贴着一方块白纸，外罩一张大一些的方块玻璃纸以免玷污。在方块白纸上，是用黑墨水写成的几个粗大的正楷字；所罗门·陶伯日记。
　　密勒往后靠了靠，翻开第一页，开始阅读。
　　
陶伯日记：前言。
　　我名叫所罗门·陶伯，我是个犹太人，行将去世。
　　裁决心了结自己的生命，它既没有什么存在价值，也没有什么串要我去做。我全力以赴的那些事情已成泡影，我的努力毫无成效。我所见到的恶人，依然健在并飞黄腾达，而唯独善良的人都化为尘土并备受嘲弄。我熟悉钓朋友们，那些受难者和受害者，都已亡故，而唯独那些迫害者却仍在我的周围。白天我在街上看到他们的面孔，晚上我见到早巳死去的妻子伊斯帖的面孔。我之所以苟生至今，仅是为了还想再做一件事，还想再看一件事，而现在我知道这是永无可能的了。
　　对德国人民，我没有仇恨或怨愤，他们是善良的人民。人民不是邪恶的，只有某些个人是邪恶的。英国哲学家柏克说得对，　“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起草对一整个民族的起诉书。”不存在集体妁犯罪，因为据圣经记载，上帝要毁灭所多玛和哥摩拉，包括那里的妇孺，因为那里的男人罪恶过甚．。但他们当中有一个正义的人，因为他是正义的，就得到了赦免。可见犯罪，正如得救一样，都是个人的事。
　　当我走出里加斯图．特霍夫集中营时，　当我从走向马格德堡妁“死亡行军”中幸存之对，当一九四五年四月英国士兵在马格德堡解放了我的肉体，而我的灵魂却仍然在桎梏之中时，我仇恨世界，我仇恨人民，仇恨树木、岩石，　因为它们共谋算计我，使我受苦受难。但我最恨的是德国人。那时我质问，正如在那之前的四年中多次质问过的：　“为什么上帝不打倒他们，打倒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把他们的城市，他们的房屋从地面上永远摧毁。上帝没有这样做，我也仇恨上帝，我哭诉上帝舍弃了我和我的人民——他曾引导我们相信是他的选民。我甚至说上帝并不存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学会了爱，　爱岩石和树木，爱头顶上的天空和流过城市的河流，爱迷途的猫犬，　爱生长在石隙间的野草，　爱那些在大街上由于我长得太丑陋而躲开我的孩子。它们是无可指责的。法国古谚说：　“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当一个人能理解人民，理解他们的幼稚可欺和他们的恐惧，他们的贪婪和他们对权力的欲求，理解他们的无知和他们对叫嚷最烈者的驯从，他就能宽恕了。是的，他甚至能宽恕他们的所作所为。
　　但是他不能忘却。
　　然而有些家伙，他们的罪行令人无法理解，　因而也无从宽恕，真正的失败就在这里。他们仍旧在我们之中，在城市里自由来往，在办公室里办公，在食堂里吃饭，微笑，握手，称呼体面人为“同志”。他们居然能作为很体面的公民，而不是逃犯，继续生活下去，致使整个民族永受其个人罪恶的玷污，这就是真正的失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失败了，你们和我，我们都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最后，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又敬爱上帝了，并求主饶恕我干的许多违反主的戒律的事情。
　　听着，以色列人啊，上帝是我们之神，上帝是唯一的。
　　（陶伯的日记一开始用二十页叙述他在汉堡出生和童年时代，他的工人阶级的立过战功的英雄父亲，以及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攫取政权后不久父母的死亡。在三十年代末期，他与一个名叫伊斯帖的姑娘结了婚，并当了一名建筑师。由于他的雇主的干预，他在一九四一年之前才免于被集中。最后，在柏林被捕，当时他正去找一个委托人。他在一个中转营地呆了一个时期后便同其它犹太人一起被装上运牲口的车厢驰向东方。）
　　火车最后在一个车站上停住了，这个日期我实在记不起来，我想那是我们在柏林被关进车厢整整六天六夜之后，突然火车不动了，一缕白光告诉我外边是白天了。由于精疲力竭和恶臭刺鼻使我头晕脑胀。
　　外面有人喊叫，有拉开门闩的声音，车门打开了。反正我当时也看不见我这个原先是穿着白衬衫和熨得笔挺的裤子的人的模样。　（领带和外套早就甩在地上了。）别人的视力也相当糟糕。
　　当明亮的光线射进车厢，人们抬起胳臂遮住眼睛，痛苦地尖叫起来。我看见车门才打开了，便紧闭眼睛以免刺痛。这伙散发恶臭的人群乱哄哄地涌向月台，互相挤压，车厢空了一半出来。我一直是站在车厢的后半部，一面正靠在设置在车厢中半腰的车门，所以躲开了这场拥挤。虽然强光剌目，我还是冒险半睁一只限，直接踏上了月台。
　　那些开车门的党卫军警卫，是些一捡卑鄙相的粗鲁家伙。他们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叽哩咕噜地吆喝着，带着厌恶的表情直往后靠。车厢里有三十一个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受人践踏。他们永远也不会再起来了。余下的人，饿着肚子，半睁着眼睛，衣衫褴搂，从头到脚散发着臭气，挣扎着走向月台。干渴使我们的舌头与上腭粘在一块，发黑而肿胀，嘴唇也干裂了。
　　月台那一头，四十节来自柏林的车厢和十八节来自维也纳的车厢，正在卸下乘客，其中一半是妇女和儿童。许多妇女和绝大部分儿童都是赤身裸体，粘满汗污，跟我们的模样一样糟糕。有些妇女跌跌撞撞爬到阳光底下来时手里正抱着她们的已经死去的孩子。
　　向城里进发之前，警卫在月台上跑来跑去，用棍棒驱使这些流放犯排成队伍。是座什么城市？这些人讲的是什么语言？后来我发现这座城市是里加，这些党卫军警卫是当地招募的拉脱维亚人，他们与德国党卫军同样疯狂地反对犹太人，不过这帮人要更愚蠢得多，干脆是些人形野兽。
　　站在这些警卫后边的，是一群畏畏缩缩穿着肮脏衫裤的人，每人胸前背后有一方块黑布，上面印有一个大大的“Ｊ”字。这是来自犹太区的一支特别劳动队，任务是清除牲口车厢里的死人并运到城外去掩埋。他们也有人监督，这六、七个监督的人胸前背后也有“Ｊ”字，不过他们都带有臂箍，拿着镐把。这些人是犹太犯人警察，为了他们干的这门差使，可以得到比旁的犯人好一点的食物。
　　有几个德国党卫军军官站在车站的遮阳篷下面，我只是在眼睛习惯了光亮后才看清了，他们其中有一个高高站在一只货箱上，观察着从火车里下来的这几千个人骨架子，脸上带着一丝满足的笑意。他用一条皮条编成的黑色马鞭轻轻敲着过膝的长靴。他穿着带黑色和银色党卫军徽饰的绿军装，非常合身，仿佛专为他定做的似的。右领上戴着部队队党卫军的两道闪电的标志。左领上的军阶表明他是上尉。
　　他的身材瘦长，灰暗的黄发，一双无神的蓝跟睛。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狂热的虐杀狂，早有“里加的屠夫”之称，后来盟军也用这个名字称呼袍。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党卫军上尉爱德华·罗施曼。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五点，希特勒的一百三十个师，分成三个集团军，越过边境入侵俄国，跟着每个集团军后蜂拥面至韵是党卫军清除队。他们根据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指令，清除广阔的军事占领区内的共产党委员和居住在农村的犹太人，至于居住在城区的犹太人，则谈圈入每个地区首府的犹太区，留待以后“特殊处理”。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军队占领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第一支党卫军突击队于该月中旬进驻。党卫军的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的第一个特遣支队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进入里加，并开始执行清除计划，使奥斯特兰（这是对被占领的波罗的海三国的重新命名）不再存在犹太人。
　　柏林决定把里加作为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走向死亡前的中转营地，一九三八年德国有三十二万犹太人，奥地利有十八万，一共五十万左右。到一九四一年七月时，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已被处置，主要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各集中营，著名的如萨克森豪森、毛特豪森、拉芬斯布吕克、达豪、布痕瓦尔德、贝尔森以及波希米亚的特列森城等。但集中营愈来愈过于拥挤，鉴于隐蔽的东方似乎是消灭多余的人的一个理想地点，于是就着手扩建或创建奥斯威辛、特来勃林卡、伯尔则克、索必博、凯尔姆诺和梅丹奈克等六个死亡营。
　　在这些死亡营建成之前，必须找一个地点能尽可能多地处决掉这些人，并把剩余的“储存”起来。里加被选中了。
　　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之间，约近二十万纯粹是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被运往里加。八万人留在那儿，全部死难。十二万人继续运往波兰南部上面提到过的六个死亡营，有四百人活着出来，其中的一半又死在斯图特霍夫或死在去马格德堡的“死亡行军”途中。陶伯是从德意志帝国运往里加的第一批，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午后三点四十五分到达。）
　　里加的犹太区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前是里加犹太人的聚居区。我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只剩下几百人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在罗施曼和他的副手克劳斯监督下，根据上面的命令，消灭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
　　犹太区在城市的北沿，再往北就是开阔的乡村。沿着犹太区的南边是一堵墙，其他三面则用多层铁丝网严密封锁。在北面有一座大门，这是出进的唯一通道。大门由驻着拉脱维亚党卫军的两座宁望台卫护。从大门直通犹太区中心到达南墙的一条道，叫小丘街。街的右边（对着大门从南往北看）
　　是锡广场，那是在点名时挑人和处决人的地方，即挑选苦役队的人，执行鞭刑和绞刑等等。广场中心树立着绞刑架，上有八个铜钩，常备的绳套在风中来回摇荡。每天晚上绞刑架上至少吊着六个不幸的人，经常这八个吊钩必须连续绞杀几批，才能使罗施曼对他的日课感到满足。
　　整个犹太区肯定不到两平方哩，在这个方圆内曾住过一万二千人到一万五千人。在我们到达之前，里加的犹太人（至少还剩两千人左右）完成了清扫瓦砾的工作。所以我们这批五千刚出头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住在里面，还是宽敞的。但我们到达后，人还一天天不断运来，直到这个犹太区的人数猛增到三万至四万之多。所以每当运来一批新的，就要从原来的居住者中处决一批，其数量恰好是等于新来的幸存者，以便给新来的人腾出地方。
　　如若不然，那么过分的拥挤，就会使我们这些人中的劳动力的健康受到威胁。罗施曼更是不愿出现这种情况的。
　　所以在我们搬进来的第一天晚上，住的是建筑得最好的房子，一人一间房，睡在真正的床上，把帘子和外衣当毯子用。我隔壁房间的邻居，在一个大水桶里喝足了之后说，情况也许不至于太坏。我们还没碰上罗施曼呢，当夏天转换为秋天，秋天转换为冬天时，犹太区的状况变得更坏了。每天早上，所有的人——主要是男人，因为到达这里的妇女和小孩被处决的要比适合服劳役的男人多得多——在拉脱维亚人的抢托的敲打下，被赶到锡广场集中，开始点名。实际上一个名也不点，只是数数人头，分成几个劳动队。几乎所有的人，男女老少，每天都要列队离开犹太区到邻近大批新建的车间去进行十二小时的强迫劳动。
　　我早先曾说自己是个木匠，这是不真实的。不过作为一个建筑师，我见过木匠干活，也完全了解怎么干。我猜测——并且猜对了——木匠总归是需要的，我被送到邻近的木材场劳动，在那里把当地产的松树锯开，为部队预制临时营房。
　　工作极其劳累，足以摧毁一个壮汉的筋骨，因为无论冬夏，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拉脱维亚沿海低洼地区又冷又潮的室外劳动的。
　　我们每天的口粮是：早上出发上工前，每人半公升所谓的汤，主要是着了色的水，有时里头有那么一疙瘩土豆。晚上回到犹太区，又是半公升所谓的汤，加上一片黑面包和一个发霉的土豆。
　　对于把食物带进犹太区的处分，就是晚点名时在锡广场马上当众绞死。尽管如此，冒这种危险却是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
　　每天傍晚当劳动队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进入大门时，罗施曼总是和他的几个同伙站在入口处，对进来的人作现场检查。他们可以随意叫一个人，不论男女老少，命令他离开队列在大门旁边把衣服剥光。如果从衣服里找到一个土豆或一块面包，那么当其他人走向锡广场进行晚点名时，这个人就得留在后面。
　　大家集合完毕后，罗施曼就昂首阔步地走来，后面跟着党卫军警卫和十来个倒霉蛋。其中的男人登上绞刑台，脖子上套着绞索，等待点名结束。然后罗施曼沿着绞架走过，向他头上的那些面孔龇牙狞笑，并且逐一踢去他们脚下的椅子。他喜欢在临死者的当面干这一手，使他们能看见他。有时他假装要把椅子踢掉，而在最后一刻又把脚缩回来。
　　当他看到受刑者站在椅子上颤抖——以为自己已经吊在绞索上，实际仍旧站在椅子上——就纵声大笑。
　　有时受刑人会祈祷上帝，有时他们会喊着求饶。罗施曼喜欢听这个。他假装自己有点聋，竖起耳朵问道：“你能大声点吗？你说了些什么？”
　　他踢掉椅子——它实际上更象一个木匣子——之后，就转过头来对同伙说：“天哪，我真该有一个助听器。”
　　在不多的几个月里，对于我们这些囚犯来说，爱德华·罗施曼变成了恶魔的化身。他干什么都是花样百出的。
　　当妇女带食物进来被抓着了，她首先得看着男人被处绞刑，特别是碰上其中有她的丈夫或兄弟。
　　然后罗施曼让她在我们面前跪下（我们沿广场的三面排列），由营地的理发师剃光她的头发。
　　点名完了之后，她就被带到铁丝网外面的墓地，让她掘一个浅坑，然后跪在坑边，　罗施曼或旁的党卫军用手枪顶着她的后脑壳开一枪。谁也不让去看这种行刑的场面，不过拉脱维亚的警卫漏出一些风声说，他时常让子弹在妇女的耳朵边擦过，使她囚惊恐而掉进坑里，　然后再爬出来跪在原地。
　　有时他开空枪，只不过咔嚓一响，而这个妇女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些拉脱维亚人都是些凶残的家伙，但罗施曼搞的这些把戏却使他们震惊。
　　在里加有那么一个姑娘，自己冒着危险来帮助囚犯。她名叫奥莉·阿德勃，我相信她是从慕尼黑来的。她的姐姐杰达因带食物进来已在墓地被枪毙了。奥莉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得到了罗施曼的垂青。他收她当小老婆——正式的名义是女仆， 因为一个党卫军与一个犹太姑娘是不许存在那种关系的。当她被允许到犹太人居住区来时，她经常偷带一些药品来，这是她从党卫军库房里偷的。这种串当然要处以死刑的。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我们在里加船坞的船上干木工活的耐候。
　　在一个冬末，我确信自己活不了多久了。饥饿、寒冷、潮湿，过度的劳役和经常的肆虐把我健壮的体格折磨成皮包骨头。我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已是一个眼边红肿，两颊下陷，形容憔悴、毛发稀疏的老头了。我才刚到三十五岁，看起来年纪要长一倍。其实每个人都是如此。
　　我亲眼见到数以万计的人被送往森林里的万人坑，数以万计的人死于冻馁和过度劳役，数以万计的人死于绞刑、枪毙、鞭笞和棒杀。甚至在活了五个月之后，我就算是多活了。我刚上火车时显示出来的那种生存的意志消失了，我现在不过是在机械地过着迟早非完蛋不可的日子。然而在三月间发生了一件事，使我获得了活一年的意志力量。
　　我现在还记得住那个日期。那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三日，“杜拉门德输送车”第二次光临的那天。
　　在此约一个月前，我们第一次看见开来了一辆奇怪的货车。车的体积大约相当于大型单层公共汽车，漆成钢灰色，没有窗户。车就停靠在犹太区大门边。
　　早点名时，罗施曼说他要宣布一件事。他宣布，离里加八十公里杜拉河畔的杜拉门德城新建的一座腌鱼工厂刚开工。他说这个工厂的活轻，吃得好，住的条件也好。因为活很轻，所以只有妇女、小孩和病、弱的人才让去。
　　当然，很多人渴望去干这种舒适的工作。罗施曼走进队列中来，挑选去的人。过去在这种场合那些年纪大，有病的人总是往后躲，大叫大喊，又拖又拉，死也不肯进入送往“处决山”的队伍。这一次，他们似乎急于出头露面了。最后选中了一百多一点人，全都爬进货车。这时矸地一声关上车门，目睹者看到他们多么紧地挤在一起。货车开走了，没有排出一点废气。后来露出风声揭了这辆货车的底。原来杜拉门德根本就没有什么腌鱼厂，那辆货车是辆煤气车。此后在犹太区的用语中，“杜拉门德输送车”就意味着用煤气熏死。
　　三月三日那天，在犹太区私下里传开了又要来一次“杜拉门德输送车”的消息。果然，在早点名时罗施曼宣布了这件事。但这次没有志愿者向前挤，所以罗施曼面带狞笑开始沿着队列走过去，用他的马鞭敲敲那些被挑上的人的朐脯。他狡黠地从四排和后排开始，估计能从这两排找出老弱和不宜服劳役的人。
　　有个老年妇女预见到这一点，就站在前排．她肯定快有六十五岁了，可是为了活命她穿上了高跟鞋，长统黑丝袜，还不到膝盖的短裙，戴了一顶花哨的帽子。她两颊擦了胭脂，抹了粉，嘴唇涂得红红的。实际上她不论站在哪一堆犹太囚犯里都是很显眼的，但她幻想也许能够冒充年轻姑娘混过去。
　　当罗施曼走到她面前时，停下脚步，盯着她，再三打量。接着他脸上浮起高兴的狞笑。
　　“好哇，我们这里有什么样的货色？”他叫道，　用鞭子指着她，让他那些正在广场中央监视着已经挑出来的百未个人的同伙们都来注意她。　“年轻的小姐，你不愿意坐车到杜拉门德去作一次小小旅行幺？”
　　老妇人因恐惧而颤抖，嗫嗫嚅嚅地答道：　“不去，先生。”
　　“那么，你多大岁数了？”当他的党卫军伙伴们开始哧哧发笑时，　罗施曼兴高采烈地问道：“十七岁？二十岁？”
　　老妇人的有节瘤的膝盖开始发抖。她嗫嗫嚅嚅地说：“是的，先生。”
　　罗施曼叫喊道：“多么美妙哇！好吧，我总是喜欢漂亮姑娘的。出来，站到中间去，让大家都来欣赏你的年轻美貌。”
　　说着他就抓着她的胳臂，推操着向锡广场中央走去。到达那儿后，他让她站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并说道：“好罗，小姑娘，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现在你也许愿意为我们跳个舞吧！呃？”
　　她站在那儿，在寒风中发抖，囚恐惧而战傈。
　　她嗫嗫嚅嚅地说了些我们听不见的话。
　　“你说什么？”罗施曼叫嚷着：“不会跳舞？
　　啊，我肯定象你这样年轻美妙的小东西会跳舞的，你不会吗？”
　　他的德国党卫军同伙们纵声大笑。那些拉脱维亚人不懂他说的什么，但也开始龇牙咧嘴。老妇人摇摇头。
　　罗施曼的笑容消失了。　“跳！”他咆哮着。
　　她微微曳足摇摆几下，就停下来了。罗施曼掏出手枪！拉开保险，向离她的脚一叶的沙地上开了一枪。她因惊恐而跳起有一叹高。
　　“跳……跳……给我们跳，你这讨厌的犹太娘子！”他叫嚷着，每当他说一声“跳”时，就向她脚下的沙地开一枪。
　　他打完一夹子弹又接一夹，直到他的子弹匣中所有三个备用弹夹都打完了。他使她跳了半个钟头，甚至越跳越高，以至每跳一次她的裙子都围着屁股飞舞起来。最后她倒在沙地上，死也罢，活也罢，反正再也起不来了。罗施曼把最后三颗子弹射向她脸面前的沙地上，沙土直喷进她的眼睛。在每次射击间歇期间，老妇人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甚至在广场四周都能听见。
　　他射击完所有的子弹之后，又吆喝道：“跳。”
　　一面用他的长统皮靴踩她的肚子。在这过程中，我们全体鸦雀无声，这时我旁边的一个男人开始祷告了。他是个哈锡派教徒，个子矮小，满脸胡子，还穿着他的褴搂的黑色长外衣。尽管我们大部分人都冻得把帽子上的遮耳放了下来，他却戴着他的教派的宽沿帽。他开始闸颤抖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祷文，声音逐步提高。我知道罗施曼正在最能使坏的劲头上，便也默默祈求那个哈锡派教徒不要出声，但是他不听。
　　“听着，以色列人啊……”
　　“闭嘴！”我从嘴角轻声喝道。
　　“上帝是我们的尊神……”
　　“别吱声！你要把我们统统都搞死的。”
　　“上帝是唯一的。”
　　他象个领祷牧师似的按传统的方式拉长最后一个音节，如同阿吉巴教士奉提卢斯·鲁孚斯之命在恺撤里亚的圆形竞技场上死去时所做的那样。就在这个当口，　罗施曼停止了对老妇人的吆喝。他抬起头来，　象一头野兽在嗅辨气味似的，并把头转向我们。因为我比那个哈锡派教徒高出一头，他就直看着我。
　　“谁在说话？”他尖叫着，穿过沙地向我大踏步走来，　“你——走出队伍来。”无可怀疑，他指的是我。我想：这回完蛋了。那又怎么样呢？没关系，这一关迟早要过。当他走到我前面时，我站了出来。
　　他没有说什么，但他的脸象犯了癞痈似的扭成一团。然后，他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换上了他的冷静的豺狼式的微笑，这种微笑使得犹太区的每一个人，甚至拉脱维亚的党卫军，都不寒而傈。
　　他动手快极了，谁也看不清。我感觉到左颊重重地挨了一家伙，伴随而来的是一声巨响，　象一颗炸弹在耳膜旁边爆炸了似的。然后就相当清楚但又毫不痛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皮肤象糟腐了的印花布似的从太阳穴直裂到嘴。我的左颊还没来得及流出血来，　罗施曼又动手了。这回是另外一种方式。他用鞭子抽击我的右脸，使我的耳朵产生同样的巨响，皮肤感到同样的撕裂。这是一根两尺长的皮鞭，靠柄的一段用软钢条作芯，下剩的一尺来长用长皮条编成，没有芯子，皮条辫能象撕裂薄棉纸一样撕裂肌肤。我见过这种场面。
　　几秒钟之内，我感到热血滴滴答答地开始流上我的外套的前襟，血从下领滴下，宛如两道小小的红色喷泉。罗施曼从我身边走开，然后又折回来，指着仍在广场中央吸泣的老妇人。
　　“把这个老丑婆拉起来，送到车里去。”他嚎叫着。
　　就这样，在其他上百名受害者上车前几分钟，我把老妇人拄起来，抱着她顶着小丘街走向停在门口的货车。我下颔的血，如注般地滴在她身上。我把她安置在货车的后部，就准备下去了。这时，她的干枯的手指用一种我意想不到的力量紧紧抓住我的手腕。她坐在那辆死亡车的地板上，把我拉向她，用一块细麻布小手绢，那必定是她往昔的好日子的遗留物，给我还在流血的伤口止血。
　　她抬头看着我，脸上布满染睫毛油、胭脂、眼泪和沙土，但一双黑眼睛却亮得象星星。
　　“犹太人，我的儿子，”她悄声说，“你必须活着。对我起誓，你要活着，对我起誓，你要活着走出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活下去，那你能把我们的人民在这儿的遭遇告诉外面的另一个世界的人们。
　　答应我，向上帝的律法起誓吧。”
　　于是我起誓，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要活下去。这时她让我走开。我颠踬着走回犹太区，在半道上晕倒了。
　　我恢复劳动后不久，我作出了两项决定。其一是秘密地记日记，夜里用一根针和黑墨水在腿和脚上刺一些字和日期，以便有一天能够把里扣发生的事全部重写出来．作为对此应负罪责的那些人的精确的罪证。
　　第二个决定就是去当一名卡波，即一名犹太批人警察。
　　要下这个决心是敏艰难的。因为卡波就是来回带着他们的犹太同胞去干活，常常还要带着他们上刑场去的那种角色。此外，他们手提镐把，逢上有德国党卫军军官在场时，往往还狠揍他们的犹太同胞，逼迫他们更卖命地劳动。虽然如此，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我还是去找卡波的头头申请当一名卡波，这样我就自绝于我的犹太伙伴们。卡波总是有空额的，尽管有较好的口粮，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免予从事奴隶劳动，仍只有极少数人同意当卡波。
　　这里我应该描述一下对那些不宜服劳役的人进行处决的方法。根据爱德华·罗施曼的命令，有七至八万犹太人在里加是以这种方式处决的。当牲口列车把一批新囚犯运抵车站时，通常大约有五千名健壮的人，而死在路途中的总有一千人左右。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分散在五十节车厢里的死亡人数才少到有那么三几百。
　　新来的人在锡广场排好队伍后，便开始处决选拔，不只是从新来的人当中挑选，也从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挑选。这就是每天早晚要数人头的原因。在新来的人中，那些老幼病弱的，大部分妇女和几乎全部儿童，都被作为不宜服劳役的人挑选出来。这些人靠一边站，然后清点留下来的人数。如果挑剩的有两个人，那就从原有的人中再挑出两个，这样就等于新到五千，就送走五千到“处决山”去。这一来便不至于过于拥挤了。一个人可能经受住六个月奴隶劳动的折磨，再长就很少见了，一旦精疲力竭，罗施曼的鞭子就会在某一天敲敲他的胸脯，他就得加入死亡的行列。
　　起初，这些受害者排队走向城外的一座森林。
　　拉脱维亚人把它叫做毕克里克森林，德国人重新命名为霍赫瓦尔德，即“高林”。这里，在松树中间的空隙地带，由处死之前的里加犹太人掘了很大的深沟。在爱德华·罗施曼的命令监视下，拉脱维亚的党卫军在这里用机枪把他们扫倒，尸体就掉进沟里。剩余的里加犹太人铲上土，盖住尸体，然后在上面再压一层尸体，一直到沟填满为止，然后再开一条新沟。
　　每当处决一批人时，我们在犹太区能听见机枪的扫射声。事后就望见罗施曼坐在他的敞篷车里从山上下来穿过犹太区的大门。
　　我当了卡波后，我与其它囚徒便完全断绝了往来。我无需解释我为什么要去当卡波，因为多一个或少一个卡波没什么两样，不会使死亡名单有任何添减，但是为了昔德国犹太人复仇（不是拯救他们），哪怕只有一个活着的证人，可能就会使情况完全不同。这至少是我对自己一再提出的论据。然而，这是真实原因么？或许我只不过是怕死？不管过去是什么原因，反正在那年的八月之后，怕死已不成其为一个因素了。那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灵魂死亡，只留下躯壳为幸存而挣扎。
　　一九四二年七月，从维也纳运未了一大批奥地利犹太人，显然这批人已无一例外地被打上“特殊处置”的标记，因为这一整批从来没有到达犹太区。我们没有见到他们，他们从车站直接向“高林”
　　进发，并被机枪点了名。那天黄昏，四辆卡车载满衣物从山上开来，衣物送到锡广场以备挑拣。这些东西堆成象一所房子那么大的山丘，然后挑拣分类成一堆堆的鞋、袜、裤衩，长裤、女外衣、夹克、剃胡刷子、眼镜，假矛、结婚戒指、图章戒指、帽子等等。
　　当然这是处决流放犯的标准程序。所有在“处决山”被害的人都在墓边剥光衣服，随后他们的财物就被运送回来。这些财物经过挑拣分类后送回“帝国”。全、银、珠宝则由罗施曼亲自监管。
　　一九四二年八月，又有一批从特列森城运到。
　　特列森城是一庄在皮希米亚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在送往东方处决之前，就关在那里。当罗施曼在锡广场上进行挑选时，我站在广场的一边望着他。这批新来的人都已在原来的营地被剃光了脑袋，除了大部分妇女是穿着女外衣这一点外，不大容易分辨出男女。在广场上正对我的那一边，有一个妇女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她形容枯槁，瘦得象根拨火棍，不停地咳嗽，但她的容貌有某种东西触动了我的心弦。　　罗施曼走到她面前在她胸脯上敲了敲，就走过去了。跟着他的拉脱维亚人立即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出队升，赶进广场中央的人堆。这一批人中不宜服劳役的人很多，所以被选出来人的队伍很长．这就意味着从我们这里少挑些人就够数了，虽然这个问题对我采说还不怎么相干。作为一个卡波，我戴着臂箍，拿着棍子，额外的口粮已使我体力稍有增强。罗施曼虽然见过我的脸，但他似乎并不记得。他劈头盖脸地揍过那么多人，所以挨过揍的人并不怎么引他注意。
　　在那个夏日的傍晚，那些被挑上的人绝大部分都被编成队伍，由卡波领着走到犹太区的大门口，然后由拉脱维亚人接收过去，走最后的四哩到“高林”
　　去领死。
　　由于有一辆煤气车也停在大门口，所以被挑上的人中最弱的百把人被从大堆人里分离了出来。我正准备领那些倒霉的男女往大门口去，党卫军中尉克劳斯把我们五个卡波叫住了。“你们，”他叫道，“把这些人送上杜拉门德输送车。”
　　当大队人马走后，我们五人伴送最后的百把人到停靠着煤气车的大门口。他们大部分都一玻一玻地，步履蹒跚，有的咳嗽着。那个瘦弱的妇女也在其中，她的胸脯受着肺病的折磨。她知道自己在走向何处——他们都知道，但她也象旁的人一样，顺从地、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子后面。她太虚弱了，爬不上去，因为车的后门离地面相当高，所以她转过头来让我帮她上去。我们站在那里，互相看着，一下子惊呆了。
　　我听见有人从我后面走近，在车后门的卡波都脱帽立正。走来的人肯定是个党卫军军官，我也跟着那样做。那位妇女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身后的那个人走到前面来了。他是罗施曼上尉。他点点头让其他卡波继续干，然后用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盯着我。我想他无非是见我脱帽脱迟了，那天晚上该要抽我一顿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温和地问道。
　　“陶伯，上尉先生。”我回答说，仍旧站得笔直。
　　“嗯，陶伯，你似乎有点迟钝。你认为今天晚上我们应该使你活泼一点吗？”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判决已经下来了。罗施曼对那个妇女瞟了一眼，眯缝起眼睛，好象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这时他脸上浮起他那种缓慢的，豺狼式的微笑。
　　“你认识这个女人？”他问。
　　“是的，上尉先生。”我回答。
　　“她是谁？”他问道。我不能回答，我的嘴好象被胶粘住了。
　　“是你老婆吗？”他继续问。
　　我默默地点点头。
　　他狞笑得更厉害了。“好吧，我亲爱的陶伯，你怎么不讲礼貌呢？把这位太太扶上车吧。”
　　我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动弹不了。他把脸靠近我，低声说：　“限你十秒钟，扶她上去，不然你自己就上去。”
　　我慢吞吞地伸出胳臂，伊斯帖靠着我的胳臂。
　　她扶着我的胳臂爬上车去，旁的卡波等着关车门。
　　她上车后，从车上注视着我，两颗泪珠涌上来，一边一颗，滴落在脸颊上。她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从始至终，我们没有互相讲一句话。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车走开了；我最后见到的，就是她那双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花了二十年时间试图理解她眼睛里的神色。
　　是爱还是恨？是蔑视还是怜悯？是迷惘还是理解？
　　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煤气车开走后，罗施曼仍然狞笑着，转过头来对着我，“陶伯，你可以继续活下去，直到我们认为适宜消灭你的时候，”他说，“不过你也等于是个死人了。”
　　他说对了，这一天是我灵魂死亡的日子。那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那年八月以后，我变成一个机器人，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不知寒冷或痛苦，根本没有任何知觉。
　　我望着罗施曼和他的党卫军同伙的兽行，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对于任何能触及人们灵魂的串和大部分能触及人们肉体的串我都无功于衷。我只是记下每一件串，每个微小的细节，把它们记在心上，或将
　　日期刺在我的腿上。运人的列车不断来到，走向
　　“处决山”或上煤气车，被处死，被埋葬。有时当我戴着臂箍拿着棍子走在他们旁边把他们送出犹太区的大门时，我注视着他们的眼睛。这使我回忆起我读过的一个英国诗人的诗篇，描述一个被迫活下去的古代水手，注视着他的因干渴而死亡的同伴们的眼睛，从他们眼神里看到了诅咒。不过我没有发觉什么诅咒，　因为我甚至没有犯罪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若干年后才到来。我才有一种行尸走肉的空虚……
　　（彼得·密勒看到深夜。对种种暴行的描述使他感到既单调又沉闷，好几次他重新在椅子里坐正，做三两分钟的深呼吸振作起精神，然后继续看下去。）
　　一次在接近午夜时，他把日记本放下，再煮了些咖啡。
　　在拉上窗帘之前，他站在窗口俯视大街。马路的远方雪莉咖啡馆的灿烂的霓虹灯光射过斯坦大街。他看见一个业余的妓女挽着一个商人的胳臂，这种姑娘是为了增加点收入才走向街头的。他俩消失在远处的一所公寓里，商人将在那里为半小时的肉欲发泄而付出一百马克。
　　密勒拉上窗帘，喝完咖啡，又拿起所罗门，陶伯的日记了。）
　　一九四三年秋，从柏林来了命令要把“高林”
　　的几万具尸体发掘出来，用火或石灰永远灭迹。这桩工作说来容易，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天气已经入冬，大地快封冻了。这个命令使罗施曼好几天情绪恶劣，不过为了执行命令而做的琐细安排已够他忙于一阵，没有空闲跟我们打交道。
　　日复一日，可以见到新成立的劳动队带着尖镐和铁锨走向山里，进入森林；日复一日，一股股长龙似的黑烟冲向森林上空。他们把森林中的松树作为燃料，但是大部已经腐烂了的尸体不容易燃烧，所以工作进度缓慢。最后他们改用生石灰，在每层尸体上盖上生石灰。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土地化冻后，再填上土。
　　干这种活的人不是从犹太区派去的。他们不跟任何人接触。他们也是犹太人，但被囚禁在附近最坏的集中营之一——沙拉斯·彼尔斯集中营。他们后来被断了粮，不少人饿得去吃人肉，最后还是全都死了。
　　一九四四年春天，当这桩工作基本上完成后，犹太区终于被消灭干净。犹太区的三万囚犯绝大部分被送往森林，成为松林里在劫难逃的最后一批牺牲品。我们大约五千来人被转移到皇帝森林集中营，留在我们后面的犹太区被付之一炬，然后用推土机推去灰烬。那儿原有的东西荡然无存，只留下一块几百公亩的土地覆盖着推千了的灰烬（注）。
　　（注）原注，一九四四年俄国的春季攻势把战线向西推进得如此之远，以至苏联军队经波罗的海诸国的南面挺进到他们西面的波罗的海海岸。这就把整个奥斯特兰与德意志帝国分割开来，并引起了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之间一场激烈的争吵。将领们看到前景不妙，与希特勒力争要撤回包围圈里的四十五个师。希特勒拒绝这个建议，重复他那鹦鹉学舌式的叫嚣：“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他给包围圈里的五十万军队提供的全部东西就是死亡。这支部队被切断了供应，只能以日益减少的弹药作战以延宕不可避免的命运，最后投降了。其中绝大部分作为战俘在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冬季里被运往俄国，只有少数人在十年后返回德国。
　　（陶伯的日记中又用了二十页打字的篇幅描述在皇帝森林集中营里，在饥饿、疾病、苦役和营地警卫的暴行的重重压力下进行的垂死挣扎。在此期间，没有见到党卫军上尉爱德华·罗施曼的任何踪迹。但他显然还在里加。陶伯描述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初，那些党卫军军官想到他们可能被复仇心切的俄国人生俘，不禁惊恐万状，准备不顾一切从里加的海路撤退，带上最后残存的一小批囚犯作为他们返回西面的“帝国”的通行证。当俄国人势不可挡地向前挺进时，这成了集中营的党卫军人员相当普遍的做法。只要他们还能借口需要完成一项对于“帝国”是重要的任务，他们就能继续享有高于国防军的优越地位，躲开被调去与斯大林的师团面对面战斗的可怖前景。他们给自己分派的这项“任务”，就是把他们的过去统治的集中营里少数残存的可怜虫押解回仍旧是安全的德国心脏地区。有的时候党卫军警卫的人数竟比蹒跚而行的犯人多十倍，这种莫名其妙的把戏变得十分可笑了。）
　　十月十一日午后我们到达里加市时，已仅剩下四千人。我们的队伍直接走向船码头。我们能够听见远处一种奇怪的响声，象打雷一样，沿着地干线传来。我们愣了一会，因为我们从未听过炮弹或炸弹的声音。消息随即在我们这些被饥饿和寒冷搞得迷迷糊糊的人中间传开——是俄国人的迫击炮弹打到了里加的郊外。
　　当我们到达码头区时，那里已布满党卫军的官兵。我从来没有同时在一个地点见过这么多的党卫军。他们在那里的人数一定比我们多。我们在一座仓库前面排成几行，大部分人又以为要在这里用机枪把我们毙掉。但是并非如此。
　　显然党卫军部队打算利用我们这些数以十万计的来过里加的犹太人中的最后残余，作为他们从俄国人的挺进中脱逃的口实，作为他们返回“帝国”
　　的通行证。运输工具是一艘货船——逃出包围圈的最后一艘，碇泊在六号码头。在我们望着它的十候，德国人正开始把靠码头较远的两座仓库里几百名德国陆军的伤兵用担架抬上船。　　罗施曼上尉到来时，已快天黑了。他一看到正。
　　在发船的状况，倏地停了步。等他看清正往船上装运的是德国陆军的伤兵，便转过头来对抬担架的看。
　　护兵大叫一声：　“停下来！”
　　他越过码头冲到他们面前，打了一个看护兵的耳光。他快步绕到我们囚犯的队伍跟前吼道：“你们这些混蛋！到船上去把这些人撵走。把他们弄下来。这艘船是我们的。”
　　在跟我们一道来的党卫军的抢托推搡下，我们开始向跳板走去。一直站在后面观看装船的几百名党卫军士兵跟着我们涌上船去。先头的人一上甲板就抓起担架往码头抬去，或者不如说，他们刚要往码头抬去，另一声吼叫制住了我们。
　　当我听到吼叫声时，我正走到舷梯下面准备往上爬，我转过头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陆军上尉正跑下码头，在舷梯口离我相当近的地方停下来。上尉抬起头瞪着甲板上抬着担架准备卸人的那帮人叫道：　“谁命令把这些人抬走的？”
　　罗施曼从他后面走上来说：“是我。这艘船足我们的。”上尉转过身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这艘船是派来运陆军的伤兵的，”他说，“它要装走的是陆军的伤兵。”
　　他说着就转过头去吆喝陆军的看护兵继续抬伤兵。我打量着罗施曼。他站在那儿颤抖，我以为他是在发怒，后来我看出他是恐惧，他害怕要留下来面对俄国人。俄国人不象我们，他们是带着武器的。
　　他对看护兵尖声叫道；　“把他们撂下！我以“帝国”的名义征用了这艘船。”看护兵不理会他，他们服从国防军上尉。上尉离我只有两米远，所以我看清了他的脸。他国过度疲乏而脸色发灰，眼眶底下泛起黑斑。鼻侧满是皱纹，下颔上留着几个星期没有剃过的胡碴。他看到装载伤兵的工作重又开始，便打算从罗施曼身旁走过去监督他那些看护兵。从积雪码头上拥挤的担架堆里，我听见一个汉堡腔的声音叫道：“上尉，你干的好事。你这头猪。”
　　国防军上尉正走到罗施曼跟前，这个党卫军军官一把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拖了个转，并用戴着手套的手打他的耳光。他揍人耳光我是司空见惯，但今天这样的下场倒从未见过。上尉挨了这一家伙，按晃摇晃脑袋，紧握拳头，对着罗施曼的下巴用右手狠狠给了一拳。罗施曼跌跌跄跄倒退了几步，仰面朝天地倒在雪地上，一小股血从嘴里流出来。上尉向看护兵走去。
　　我看着罗施曼从抢套里掏出党卫军军官的“鲁格尔”手枪，仔细地瞄准，对着上尉的后颈开了一轮。枪声一响，一切活动都停止了。国防军上尉摇晃地转过身来。罗施曼再开一枪，子弹射进上尉的咽喉。他旋转着朝后倒下，在着地之前就死去了。
　　当子弹击中他的时候，他脖子上戴着的什么东西飞出来了。后来我奉命把尸体投进水里时，我路过那个东西，发现那是个挂在绶带上的奖章。我始终不知道这个上尉的名字，但这个奖章是带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勋章。
　　（密勒读到日记的这一页时大为惊愕，渐渐又将信将疑起来，最后则深信不疑，怒火填膺。他把这一页反复读了十来遍，确定还是无可怀疑的了，然后继续阅读日记。）
　　此后我们奉命把国防军伤兵卸下船去，并让我们把他们放在码头旁边的雪堆上。我搀扶一个年轻士兵走下跳板往码头上去。他已经瞎了，他的双目用从衬衣尾襟撕下的一块布做为绷带包扎着，绷带很脏。他已经陷于半精神错乱的状态，老在找他妈妈。我猜测他肯定只有十八岁上下。
　　伤兵终于都下船了，命令我们囚犯上船。我们都被塞进一前一后的两个货舱里，直到我们挤得几乎不能动弹。然后舱门钉上了板条，党卫军开始上船。刚刚在午夜之前我们启航，上尉显然希望在破晓之前安全驶入拉脱维亚湾，以避免遭受俄国巡逻机的袭击和轰炸。
　　花了三天时间才抵达但泽，已远离德国的防线。在甲板下这个漆黑一片、上下颠簸的地狱里的三天，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三天里四千人死掉了四分之一。尽管没有食物可以呕吐，每个人还是囚晕船而千呕。许多人就这样吐死了，有的死于饥饿或寒冷，有的死于窒息。还有些人只是由于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往后一躺，向死亡投降了。船终于又碇泊了，舱门打开了，一股冰冷的冬天气流冲进臭味扑鼻的货舱。
　　当我们走上但泽码头时，死尸也搬出来成行地排在活人旁边，以便计算人数与里加上船的是否相符。党卫军在数字方面总是很精确的。
　　后来我们知道里加在十二月十四日落入俄国人之手，当时我们还在海上航行。
　　（陶伯的磨难重重的航行要到达终点了。活下去的人从但泽用驳船送到但泽郊外的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直到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星期，他白天在柏格拉本的潜水艇工厂劳动，晚上住在集中营。在斯图特霍夫又有好几千人死于营养不良。他看着他们都死了，但他还活了下来。
　　一九四五年一月，当俄国人挺进迫近但泽时，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幸存者又被赶往西去，在冬天的雪地里向柏林进行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这支活死人的队伍，被他们的党卫军警卫当作在西方手里谋求庇护的工具，被赶着往西穿过整个东德，一路上，冰冻雪寒，他们象苍蝇似的大批死亡。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陶伯还是活了下来。最后残存的人抵达柏林西面的马格德堡，党卫军在那儿终于扔下他们自找活路去了。陶伯他们被安顿在马格德堡监狱里，由当地“民卫”组织的那些不知所措，无依无靠的老头们照管着。　“民卫”组织没有食物可供他们的囚犯吃，又怕向前挺进的盟军将来找到他们时不知会怎样处理，于是准许囚犯中最健壮的人到附近农村去觅取食物。）
　　我上一次见到爱德华·罗施曼，是在但泽码头上被点数的时候。他穿戴得暖暖和和地以抵御冬寒，正爬进一辆汽车。我以为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了，但我还有一次见到他的机会呢。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
　　那天我外出到城市东面的一个小村庄加德来根去，同另外三个人一起弄到一小口袋马铃薯。在我们背着马铃薯艰难地往回走时，一辆往西开的汽车从后面驶来。汽车停了一会与路上的一辆马车打什么交道，我向周围瞥了一眼，并没有特意想看看那辆驶过的汽车。汽车里坐着四个党卫军军官，显然是在往西逃跑。有个人坐在司机旁边，正在往身上套一件陆军下士的制服外套，他是爱德华·罗施曼。
　　他没有见到我，因为我的脑袋大部分包裹在一块从旧马铃薯袋子上割下来的头巾里，以抵御凛冽的春风。但是我看见他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就在汽车西驶时，四个坐在车里的人显然都在脱换他们的制服。当汽车在公路上消逝时，一件衣服从车窗甩出来落到地上。几分钟后我们走到那里，停下来瞧瞧是怎么回亨，这是一件党卫军军官的外套，戴着部队党卫军银色的两道闪电的领章和上尉军阶。党卫军的罗施曼消失了。
　　二十四天以后当地解放了。我们根本不外出了，宁愿在监狱里挨饿也不愿意上街去冒险。街上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到四月二十七日早晨，城市完全平静下来。那天早上九、十点钟时，我在监狱的院子里与一个老警卫谈话。他似乎怕得要命，花了将近一小时解释他和他的同伴们是跟阿道夫·希特勒毫无干系的，当然也就跟迫害犹太人的勾当毫无干系。
　　我听见锁着的大门外开来了一辆汽车，并听到重重打门的声音。这个老“民卫”走去开门。那个进门来的人誓惕地手上拿着左轮手枪，那是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全副战斗装备的军人。
　　他显然是个军官，因为有一个戴着浅口圆顶钢盔手特步枪的士兵跟着他。他们默默无言地站在那儿，向监狱院子四围打量。院子的一角堆着大约五十具尸体，这是在最近两周里死去的，谁也没有气力把他们掩埋掉。其他的人半死不活地沿着院墙躺着，想得到一点春天的阳光，他们的伤口在化脓发臭。
　　这两个人互相看了看，然后看着年已七十的“民卫”。他也看看他们，不知该怎么办。然后他说了一句一定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学到的话：“哈哕，汤米。”
　　那位军官回看了他一眼，又朝院子四周打量，用相当清晰的英语说：“你这该死的德国猪！”
　　我突然哭泣起来。
　　裁并不太清楚我怎么又回了汉堡。但我是回来了。我想我是要看看那儿还有没有什么过去生活的遗迹。那儿什么也没有。我出生和成长的街道在盟军空袭引起的大火中全部烧光了，我工作过的办公室，我的住宅等等一切东西都完了。
　　英国人把我安排在马格德堡的医院里呆了一阵，但我自动离开那里，搭便车回了家。当我到家看到什么也没留下时，我终于心力交瘁彻底垮台了。我在医院里与那些从一个叫做贝尔根—贝尔森的地方来的人住在一道，当了一年病号；次年在医院里当看护，照顾那些比我健康状况更糟的人。
　　我离开医院后，在我出生的汉堡找了间房子，消磨我的余年。
　　（这本日记以显然是最近打上字的两张干净的白纸作为后记而结束。）
　　从一九四七年起，我就住在阿尔托纳区的这个小房间里。我离开医院不久，就开始写我和其他人在里加的遭遇。
　　但早在我写完之前，我就发现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还大有人在。我最初的意图是要作为证人，把事情经过告诉全世界，因为我当时相信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而任何一个处在与世隔绝状态下的人都会那样想的，现在很清楚，这件亨已经做过了。
　　所以我没有把我的日记公开发表出来。我留着它，留着这些笔记，是希望某一天我至少可以作为在里加这个小范围里发生过的事情的证人。我甚至从来未让任何人读过我的日记。
　　回顾过去，为求幸存，为能写下证词而进行的努力，完全是一种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因为别人已经把这些事干得比我好得多。我真希望当年不如在里加与伊斯帖一道死去。
　　甚至我最后的希望——看着爱德华·罗施曼站在法庭上，由我出庭证明他干过的那些串——也永远不会实现了。现在我明白这一点。
　　有时我在街上漫步，回忆这儿往昔的情景，但一切都永难复原了。我试图与孩子们交朋友，但他们嘲笑我，躲开我。有一次我跟一个没有逃开我的小女孩说话，她妈妈却尖叫着走来，把她拉走了。
　　所以我没有同多少人谈过话。
　　有一次一个妇女来找我。她说她是从赔偿处来的，并说我可以得到一笔赔偿费。我说我什么钱也不要。她感到很意外，坚持说由于过去的那些事，我有权利得到补偿。我仍旧拒绝了。他们又派一个人来找我，我还是拒绝。他说拒绝补偿是非常违反常情的。我意识到他的意思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好结账。但我只去拿了他们给我定的那份钱。
　　我还在英国医院的时候，有个医生问我，为什么不移居到即将取得独立的以色列去。我怎么能向他解释呢？我不能告诉他，在我对我的妻子伊斯帖做了那种事情之后，我永远也不能到那块土地上去了。我常思念那块土地，并梦到那儿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不死到那里去．但是，如果我这几行文字将来能够在我永远见不到的以色列土地上被阅读，那里会有人为我念超度经文吗？
　　所罗门·陶伯。
　　阿尔托纳，汉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彼得·密勒放下日记本，在他的安乐椅上靠了好一阵，抽着烟呆呆地望着天花板。快到早上五点的时候，他听见门开了，西吉下班回来了。她惊讶地发现他还没有睡觉。
　　“你搞得这么晚在干什么？”她问。
　　“看东西。”密勒回答。
　　后来他们躺在床上肘最初的晨曦已烘托出圣迈克尔塔的尖顶。密勒则默默地望着天花板浸入了沉思。
　　“想什么？”过了一会儿西吉说。
　　“没想什么。”
　　“我知道，知道你在想。想什么？”
　　“考虑下一个想写的故事。”
　　她转过身来打量着他，　“你要干什么？”她问道。
　　密勒往后一靠，掐掉他的烟蒂。
　　“我要去追踪一个人。”他说。
　　

　　
三
　
　　在汉堡，当密勒和西吉已经入睡的时候，一架阿根廷洛纳多航空公司的巨型客机掠过幽暗的卡斯蒂尔群山，进入最后一段航程，准备在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降落。
　　坐在头等舱第三排靠舷窗的一个六十开外的男人，长着一头灰白的头发，蓄着整齐的胡子。
　　这个人当年的照片，现在只存下一张，年纪四十开外，留着短发，捕鼠夹似的嘴上没有胡子。脑袋左侧有一条笔直的发路。曾经见过这张照片的只有很少几个人，但恐怕他们谁也无法认出客机上的那个人就是他。他的头发从前额往后长得很厚密，没有分发路。他护照上的照片和他的新面貌是一致的。
　　那份护照上的名字说明他的身分是阿根廷公民理查多·苏埃尔特斯先生，而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他对世界开的一个狞恶的玩笑。因为西班牙语的“苏埃尔特斯”的意思是“幸运”，而“幸运”在德语里则是“格占克”。那个一月夜间的客机旅客原名理查·格吕克斯，后来成为党卫军的上将，帝国经济管理总署的首脑，希特勒的集中营总监。在西德和以色列的通缉名单上，他名列第三，仅次于马丁，鲍尔曼和前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赫·缪勒。他的名次甚至比奥斯威辛的魔鬼医生约瑟夫·曼格莱博士还要高。在敖德萨里，他排行第二，是马丁·鲍尔曼（自一九四五年起元首的大氅就落到了他的身上）的直接代表。　　理查·格吕克斯在党卫军罪行中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而他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设法使自己完全失踪的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大屠杀的主要策划人之一，格吕克斯甚至超越了阿道夫·埃希曼，但他却从未扣过一下扳机。
　　如果一个不了解情况的旅客被告知说，他身旁坐着的是何人，那他一定会奇怪，为什么一个经济管理机构的前首脑会在通缉名单上列于这么高的地位。
　　如果他追问一下，那就会了解到，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在德国方面所犯下的违反人道的罪行，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可以准确地归在党卫军的名下。而在这百分之九十之中，大概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可以归之于党卫军内的两个部门，这就是帝国保安总署和帝国经济管理总署。
　　如果你对一个经济机构参与大屠杀这种说法感到奇怪的话，你就必须去了解一下当初进行这种杀人勾当时的意图。
　　他们不仅试图从欧洲地面上消灭每一个犹太人，以及大部分的斯拉夫人，而且要让牺牲者对这一杀人特权偿还费用。在毒气室开设以前，党卫军已经在进行着历史上最大的劫掠。
　　犹太人方面的情况，偿还分三个阶段。首先，他们被劫走职业、房屋、工厂，银行存款、家具，汽车和衣物。然后他们被东运到奴隶劳动营和死亡营，而事先都向他们保证可以到那里去重新安家，大多数人信以为真，于是随身带着他们所能带的一切东西，一般是两只皮箱。在集中营广场，这些东西也被拿走，包括他们身上穿的衣服。
　　从六百万人的行李之中抄出了价值数以百万美元的东西，因为当时欧洲的犹太人习惯于随身带着财富旅行，而波兰和东部地区的犹太人尤其如此。从集中营，整车整车的金首饰、钻石，翡翠、宝石，银锭，金路易①、金元以及各种钞票和票据被运回德国境内的党卫军总部。党卫军在其存在的全部历史中大大捞了一把。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笔财富的一部分变成了金条，打上帝国的鹰徽和党卫军的两道闪电的徽志，存放在瑞士、列支敦士登、丹吉尔⑦和贝鲁特，而后来则成为敖德萨的基金。这些金条大部分现在依然保藏在苏黎世的街道下面，由那个城市的得意扬扬的、伪善的银行家们守卫着。
　　掠夺的第二阶段是受害者的活的身体。活的身体中有能量，这也大有利可图。在这一点上，犹太人同那些捉来时身无分文的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是处于同等地位的。凡是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适于干活的人一律作为废物消灭掉。能干活的就租赁出去，或者是租给党卫军自己办的工厂，或者是给象克虏伯·蒂森、冯·奥拜尔之类的德国工业康采恩，非熟练工人一天三个马克，熟练工人四个马克。“一天”这个词儿意味着在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以尽可能少的食物从活人身体中榨取尽可能多的活儿。成千上万的人就是这样死在干活的地方。　　党卫军是国中之国，它有自己的工厂、车间，工程队，建筑部门、修理和维修车间以及服装部门。它能为自己制造所需要的几乎一切东西，并且使用奴隶劳工来干这些活。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这些奴隶劳工是党卫军的财产。
　　掠夺的第三阶段是死者的尸体。他们是赤身裸体地死去的，留下了一车车鞋子、袜子，牙刷，眼镜，外套和裤子。
　　他们还留下了他们的头发，这些头发运回帝国做成供冬季战斗用的毛靴，而用钳子从尸体上拔下金牙，后来就熔化成贮存在苏黎世的金条。还尝试过用骨头做肥田物，把人体的脂肪取出来做肥皂，但后来发现这样做并不经济。
　　负责掌管消灭一千四百万人的勾当的整个经济或赢利方面的事务的，就是由那天夜里在客机上坐在三排Ｒ号座上的那个人所领导的党卫军帝国经济管理总署。
　　格吕克斯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愿冒着被吊死或一辈子失去自由的危险，在逃亡后再回到德国去。他不需要这样做。
　　从秘密基金得到的慷慨供给，使他能在南美一直生活得很舒适，而且现在依然如此。他对纳粹理想的忠诚并未被一九四五年的事件所动摇，这一点，再加上他过去的显要职位，保
　　证他在阿根廷的逃亡纳粹分子中间享有很高的荣誉地位，而敖德萨正是由这批人领导的。
　　客机安全降落，旅客们平安无事地通过了海关。头等舱第三排的那个乘客操着一日流利的西班牙语，这使他完全能被当作是南美人。
　　出了最后一座楼，他乘上了一辆出租汽车。他出于长期的习惯，给了一个和朱尔布兰旅馆隔一条街的地址。在马德里的中心区把出租汽车打发走以后，他拿起他的手提包，步行走完到旅馆去的剩下的二百米。
　　房间早已预订妥当，他登记后就上楼到他的房间去洗澡、刮脸。九点整，有人在他门上轻轻叩了三下，停顿一会儿，又是两响。他自己去开门，当他认出来访者之后就退后一步。
　　新来的人把门关上，啪地立正，唰地举起右臂，掌心朝下，行老式敬礼。
　　“胜利万岁！”那个人说。
　　格吕克斯将军对那个比他年轻的人赞许地点了一下头，然后举起他自己的右手， “胜利万岁！”他的声调更柔和些。他挥手让来访者就座。
　　坐在他对面的也是一个德国人，前党卫军军官，这时是西德境内敖德萨的头子。他感到极其光荣，能和一位这样显要的上级长官单独会谈，他怀疑这与三十六小时前肯尼迪总统之死有关。他没有猜错。
　　格吕克斯将军从他身旁桌子上的早餐托盘里为他自己和来访者各倒了一杯咖啡，然后细心地点燃起一支皇冠牌的大雪茄。
　　“你大概已经猜出我这次突然地和多少担点风险地访问欧洲的原因吧，”他说， “因为我不愿在这个大陆上作不必要的逗留，所以我将直截了当地说。”
　　那个从德国来的下属期待地往前挪了挪身子。　“对我们来说是大大地交了好运啦，”将军继续说下去，“必须不失时机地从这事件中获得最大的好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原则上是这样，将军。”那个较年轻的人急切地说，　“但是以什么具体方式呢？”
　　“我正要说到波恩的那帮奸细和特拉维夫的猪猡之间的秘密武器交易。你知道那个武器交易吗？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甚至现在还从德国流往以色列吗？”
　　“是的，当然。”
　　“而你是否也知道我们的组织是竭尽全力地在支持埃及的事业，使它有一天在即将来临的斗争中获得完全的胜利吗？”
　　“当然。我们已经组织了为此而招聘大批德国科学家的工作。”
　　格吕克斯将军点点头。　“我等会儿再说这个问题。我现在所要涉及的是我们当前的政策，那就是使我们的埃及尽可能清楚地了解这一阴险的交易的细节，从而使他们能通过外交途径对波恩作出最强烈的反应。阿拉伯人的这些抗议已在德国促成一个从政治角度强烈反对这笔武器交易的集团，理由是这笔交易将引起阿拉伯人的极大不安。这个集团，主要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正在为我们行事，甚至是从内阁那样的高度对蠢货艾哈德施加压力，要求取消这笔交易。”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将军。”
　　“好，到目前为止，艾哈德并未取消武器的运送，但是他动摇了好几次。对于那些愿意看到德国以色列武器交易得到圆满执行的人来说，到目前为止的主要论据是，这笔交易得到肯尼迪的支持，肯尼迪要什么，艾哈德就给什么。”
　　“是的，确实如此。”
　　“可是现在肯尼迪死了。”
　　从德国来的那个较年轻的人往后挪了挪身子，新的形势在他脑海里展现出的远景使他的双目兴奋得炯炯发光。那位党卫军将军把雪茄上一时长的烟灰弹入咖啡杯里，把发红的烟端指着他的下属。
　　“因此，今年内必须使我们的朋友和支持者理解我们在德国境内的政治行动的主要纲领，是尽可能广泛地促使公众舆论反对这笔武器交易，支持德国的真正的传统朋友阿拉伯人。”
　　“是的，是的，这能够办到。”那个较年轻的人笑得咧开了嘴。
　　“我们在开罗政府中的某些熟人，将保证促成一股由他们自己的和其他国家的使馆提出的外交抗议的洪流。”将军点点头说道；　“其他阿拉伯朋友将保证阿拉伯学生和阿拉伯人的德国朋友举行示威。你的任务是用报刊宣传来配合，可以利用各种形式的传单和我们秘密支持的杂志，在大报纸和杂志上登广告，运动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文官和政客，一定要说服他们支持日益高涨的反对武器交易的舆论。”
　　那个较年轻的人皱起了眉头。　“今天在德国很难促成一种反对以色列的情绪。”他自言自语地说。
　　“这不应该成为问题，”将军严厉地说，　“提法很简单；从很实际的原因出发，德国不能因为这些愚蠢的、自以为是秘密的武器运输而与八千万阿拉伯人为敌。这个论据许多德国人，特别是外交人员会接受的。我们在外交部的老朋友可以动员起来。这样一个实际的观点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当然，经费就会拨下来的。主要之点在于，肯尼迪死后，约翰逊不见得会采取同样的国际主义的、亲犹太的观点，艾哈德必定会受到来自各方，包括他的内阁在内的不断压力，要他把这笔武器交易搁置起来。如果我们能让埃及人看到，我们已促使波恩政府的外交政策改变了方向，那么我们在开罗的本钱一定会大大增加。”
　　从德国来的那个人连连点头，作战讨划已经在他跟前成形了。　“一定办到。”他说。
　　格吕克斯将军回答说，　“好极了。”
　　在他对面的人抬起眼睛。　“将军，您提到的那些目下在埃及工作的德国科学家……”
　　“噢，对了。我说过我以后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的。他们是我们彻底消灭犹太人的计划的第二把尖刀。当然，你知道海尔旺的火箭的事喽？”
　　“是的，长官。至少知道个大概。”
　　“但是不知道它们的真正用途？”　　“呃，我估计，当然是……”
　　“用它们来向以色列扔下数吨烈性炸药？”格吕克斯将军宽容地笑了，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不管怎样，我看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告诉你为什么那些火箭和建造它们的人员实际上是这样事关重要了。”
　　格吕克斯将军靠回到椅背上，凝视着天花板，然后向他的下属讲述了海尔旺火箭的真象。
　　战后不久，当法鲁克王仍然统治着埃及的时候，成千的纳粹分子和前党卫军成员逃离了欧洲，在尼罗河畔找到了可靠的避难所。在来到这里的人之中有一批科学家。甚至在废黜法鲁克的政变之前，就有两个德国科学家受法鲁克的。委托开始研究如何最后建成一座制造火箭的工厂。那是在一九五二年，这两位教授是保罗·格尔克和罗尔夫·恩格尔。
　　在纳吉布和他以后的纳赛尔掌权后，这一计划暂时中止了数年。但是在埃及军队于一九五六年在西奈战役中遭到军事失败以后，埃及的这位新独裁者恨得咬牙切齿地发誓总有一天要把以色列彻底消灭。
　　一九六一年，当他向莫斯科要求获得重型火箭遭到最后拒绝后，格尔克——恩格尔的建造埃及火箭工厂的计划就在一种想报复的心情下重新复活，并在这一年里，经过日夜工作，毫无限制地投入大量经费，德国教授和埃及人终于在开罗以北的海尔旺建成了333 工厂，并且开了工。
　　工厂开工是一回事，设计和建造火箭是另一回事。纳赛尔的上层支持者们大部分还在二次大战期间就是亲纳粹的，他们很久以来就和敖德萨在埃及的代表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埃及人从这里得到了主要难题的答案——得到了制造火箭的必不可少的科学家。
　　不论俄国、美国、英国或法国都不愿提供哪怕是一个人来帮助。但是敖德萨指出，纳赛尔所需要的那种火箭，在大小和射程方面和维恩赫尔·冯·布劳恩的研究班子曾在彼内明德为夷平伦敦而制造的Ｖ—2 火箭非常相似。而布劳恩的班子有许多人现在还能找到。
　　一九六一年晚些时候，招聘德国科学家的工作开始了。
　　其中有许多人受雇于设在斯图加特的西德宇宙空间研究所。
　　但是他们遭到了挫折，因为一九五四年的巴黎条约禁止德国在某些领域内，特别是原子物理和火箭技术方面，进行研究或制造。他们还经常缺乏研究经费。对于这些科学家中的许多人来说，得到一个百事如意的地位、大量的研究经费以及设计真火箭的机会是太诱人了。
　　敖德萨在德国指定了一个招聘官，而他又雇用了一个前党卫军军士海因兹·克鲁格给他跑腿。他们俩一起搜遍了德国，寻找愿意到埃及去为纳赛尔制造火箭的人。
　　由于他们所能付给的薪水相当可观，所以他们不乏优秀的应征者。其中知名的有沃尔夫甘·皮尔兹教授，他曾从战后的德国被招聘到法国，后来成为法国的“凡隆尼克”火箭之父，而这个火箭是戴高乐的空间计划的基础。皮尔兹教授于一九六二年初到埃及去了。欧根·山格博士和他的妻子伊伦娜也随后去了，他们俩过去都是冯·布劳恩的Ｖ—2 班子里的人。约瑟夫·艾西格博士和基尔梅耶尔博士也去了，他们都是推进器燃料和技术的专家。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为纪念埃及共和国成立八周年，而在开罗街头举行的阅兵典礼上，全世界都看到了他们工作的第一批成果。两枚火箭——“艾尔·卡希拉”和“艾尔·扎菲拉”，射程各为五百公里和三百公里——在喊叫着的人群中隆隆驶过。虽然这些火箭只是壳体，没有弹头或燃料，但它们是预定为有朝一日向以色列发射的四百枚这种武器的第一批。
　　格吕克斯将军停下来抽了一口雪茄，然后回到现在。
　　“现在的难题是，虽然我们解决了制造壳体、弹头和燃料的问题，但是一枚导弹的关键在于电子遥控系统。”他把他的雪茄戳向西德的方向，继续说下去，　“我们没能向埃及人提供的就是这个东西。
　　“倒霉的是，虽然有一些专长遥控系统的科学家和专家在斯图加特和其他地方工作，但我们没能说服任何一个稍有价值的人移居到埃及去。动身已到那里去的全都是气动学，推进器和弹头设计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们已经答应埃及会有它自己的火箭，而它也决心要有。纳赛尔总统坚决认为有一天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将爆发另一次战争，而战争也确会发生。他相信仅靠他们的坦克和士兵就能为他取胜。但我们的情报并不那么乐观。尽管在数量上占优势，他们可能不会取胜。你想想，如果花了数亿美元买来的苏联武器都不顶用，而最后却是由我们的组织招募来的科学家们所提供的火箭赢得了这场战争，那我们的地位又将如何呢。我们的地位就将是不可动摇的了。我们就会做到一箭双雕，既保证得到一个永世感恩不尽的中东，为我们的人提供一个永久的安全可靠的家，又做到了把那个犹太猪的国家彻底毁灭掉，从而实现了元首的宿愿。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我们不能也不会失败的挑战。”
　　那个下属用敬畏但又稍带困惑的眼光望着他的长官，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请原谅，将军，四百枚中型弹头真能把犹太人一劳永逸地结果掉？是会造成大规模的破坏，但是能全部毁灭吗？”
　　格吕克斯蓦地转过身来，带着得意的微笑凝视着那个较年轻的人。
　　“那是什么样的弹头啊！”他喊道：　“你以为我们仅仅把烈性炸药浪费在那些猪猡身上吗？我们已向纳赛尔总统建议，而他也已非常高兴地接受，那就是给“卡希拉”和“扎菲拉”装上另一种类型的弹头。其中有一些装腺鼠疫的浓缩培养细菌，另外一些将在离地面很高的地方爆炸，把以色列的整个领地撒遍了放射性的钴60。 在几小时内他们将死于鼠疫或加玛射线病。这就是我们为他们准备的东西。”
　　对方目瞪口呆地注视着将军。　“真妙，”他小声地说，“现在我回想起，曾经读到过关于去年在瑞土举行的一次审判的某些材料，还以为只是谣传，大部分证据全是保密的。
　　那么说这是真的了。但是，将军，这真精彩。”
　　“精彩，是啊，如果我们敖德萨的人能够给那些火箭装备上必要的遥控系统，不仅使火箭朝着准确的方向飞，而且能操纵它们到达准确的爆炸地点，那就必胜无疑了。那个领导为火箭设计一种遥控系统而进行的全部研究活动的人，现在正在西德境内展开工作。他的代号是“火神”。你也许会记得，在希腊神话里，火神是为诸神锻造雷电的铁匠。”
　　“他是一位科学家吗？”从西德来的人惊讶地问道。
　　“不，当然不是。一九五五年当他被迫隐没的时候，他本应回到阿根廷。但是我们要求你的前任立即给他准备一张假护照，使他能留在德国。然后从苏黎世给他提供了一百万美元的资金在德国开办一个工厂。最初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个工厂作掩护来进行当时我们感兴趣的另一项研究工作，但是现在这项研究已搁置起来，改为研究海尔旺火箭的遥控系统了。
　　“火神所经营的工厂现在生产半导体收音机，不过这是．个掩护。在这个工厂的研究部门里有一批德国人甚至现在还在进行设计那种有朝一日会安装在海尔旺火箭上的遥控系统。”
　　“为什么他们不干脆到埃及去？”对方问道。
　　格吕克斯又笑了，继续踱来踱去。　“这是整个行动中的最妙的一着。我已告诉你，在德国有人能搞出这种遥控系统，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被说服移居外国。现在在火神工厂的研究部门工作的那批人，实际上还以为他们是在为一项极端保密的合同工作，当然，是为波恩的国防部。” 这回是那个下属从椅子上跳起来了，把咖啡也洒到了地毯上。　“老天爷！那究竟是怎样安排的？”
　　“从根本上说相当简单。巴黎条约禁止德国研究火箭。一个真正的波恩国防部官员，他恰巧也是我们的人，便要求火神手下的那些人员宣誓保密。当时这位官员有一位将军陪同在场，而这位将军是这些科学家在二次大战时就认识的。这些科学家全都决心为德国而工作，哪怕是违反巴黎条约的条款，但并不一定准备为埃及工作。现在他们相信他们确实是在为德国而工作。
　　“当然，代价是惊人的。一般来说，这类研究工作只有一个大国才能进行。这整个计划大大消耗了我们的秘密基金。现在你明白火神的重要性了吗？”
　　“当然，”从德国来的敖德萨头子回答说，　“但如果他出了什么问题，这个计划能继续搞下去吗？”
　　“不能，那个工厂和公司都归他个人所有，并由他一人经营。他既是董事长也是经理，是唯一的股东和投资人。只有他一人能继续支付那些科学家的薪金和有关的巨额研究经费。所有的科学家都跟公司里的人不发生任何关系，公司里也没有任何人了解这个过分庞大的研究部门的真正性质。其他工作人员认为在那个隔离的部门工作的人是在搞一个微波线路，准备在半导体市场上来个突破。保密措施被解释为预防企业方面的情报刺探，两个部门的唯一联系人就是火神。
　　如果他不在了，那整个计划就要垮台。”
　　“你能告诉我那个工厂的名字吗？”
　　格吕克斯将军考虑了片刻，然后说出那个名字。
　　对方吃惊地瞪着他。　“可是我知道那些收音机的啊。”
　　他说。
　　“当然。那是一个信用卓著的公司，并且制造信用卓著的收音机。”
　　“那么那个经理，他是……”
　　“是的，他就是火神。现在你明白这个人的重要性和他干的是什么工作了吧。因此，还有另外一个指示给你。喏。”、格吕克斯将军从他的外衣里侧的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交给那个从德国来的人。
　　他迷惑不解地长时间凝视着那张脸，然后把照片翻过来读背后的名字，　“老天爷，我认为他在南美呢。”
　　格吕克斯摇摇头，　“恰恰相反，他就是火神。目前他的工作已进入决定性阶段。因此，如果你万一耳边听到什么人对这个人问到什么不便问的问题的话，你就应当让那个人住嘴。先是警告，然后来个彻底解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同志？不让任何一个人，我重复一遍，不让任何一个人达到接近于暴露火神的真面目的地方。”
　　“就是这么多，”格吕克斯说，　“你照指示办吧。”

　　　

　　
四
　
　　“可你连他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呢。”
　　彼得·密勒和卡尔·勃兰特并排坐在密勒那辆停在勃兰特住宅外面的车子里。密勒是当这个巡官休假在家进午餐时找到他的。
　　“是的，我是不知道，所以首先我得把这点搞清楚。假如罗施曼已经死了，显然，事情也就了啦。你能帮我的忙吗？”
　　勃兰特考虑了这个请求，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　“不，对不起，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呢？”
　　“嗳呀，我给了你那本日记就算帮了忙啦。这事就别外传了。因为这本日记真叫我汗毛直竖，因为我想它也许能供你写篇报道。但是我决没有想到你要追寻罗施曼。为什么你不能就这本日记的发现写篇报道呢？”
　　“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可报道的，”密勒说，　“我该说什么好呢？说“稀奇呀稀奇，我发现了一卷活叶日记，在其中，一个刚刚用煤气把自己熏死的老人描绘了他在战争中的经历”吗？你想会有哪个编辑肯买这个吗？我认为日记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录，不过，这只是我的看法。战后以来，已经出版了成百部的回忆录，人们对这些东西已经腻味了。光是日记，在德国哪个编辑也不会买。”　　“那你要干什么呢？”
　　“很简单，根据日记，发动警方对罗施曼来一次大搜索，我就有可写的啦。”
　　勃兰特慢悠悠地把烟灰弹进仪表板上的烟灰匣里。　“警方不会来一次大搜索的。”他说，　“咳，彼得，也许你了解新闻界，可是我却了解汉堡的警方。我们的工作就是让目前，也就是一九六三年的汉堡没有犯罪案件。谁也不会去派那些已经疲于奔命的侦探为了一个人二十年前在里加的所做所为而去探索他的。没有那种事。” “但是至少你可以提出来呀？” 勃兰特摇摇头，　“不，我不。”　　．“为什么不呢？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不想惹事。你行。你是个单身汉，没牵累。只要你想干，你连鬼火都追得。我有老婆，有两个孩子，还有份好差事，我可不想弄丢我的差事。”　　“这怎么会弄丢你的警察差事呢？罗施曼是个罪犯，不是吗？警察就该是抓罪犯的。问题出在哪儿呢？”
　　勃兰特捻灭了烟头。　“这事很难捉摸。—但是在警察局有这么一种态度，这东西很抽象，只是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对党卫军的战争罪行调查的太起劲，对一个年轻的警察的前途是没有好处的。反正什么下文也没有，报告干脆被驳回。可是你打过报告这一条却进了你的档案，往后你也就甭想提升了。嘴上谁也不说，但是每个人都心里明白。所以假如你想要在这方面冒尖，你就自己干吧，别找我。”
　　密勒坐着，眼睛盯着风挡外面。　“好吧，如果是那种清况的话，”他最后说道：　“但我总得有个入手的地方。陶伯死后还留下别的什么吗？”
　　“哦，有张简短的便条。我那时要用，附在我那份关于自杀的报告里。这会儿一定已经归档了，卷也封了。”　　“他在那便条上怎么说的？”密勒问。
　　“没说什么，”勃兰特说，　“他只说他要自杀。哦，还有一件事，他说他留下的杂物就交给他的一个朋友，马克斯先生。”
　　“好，那就是个入手的地方。这个马克斯在哪儿？”
　　“我他妈的怎么会知道？”勃兰特说。
　　“你是说便条上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就提了马克斯先生？没有地址吗？”
　　“没有，”勃兰特说，　“就提了马克斯，没说住在哪儿。　”
　　“好吧，他准在附近什么地方。你没有找过他吗？”
　　勃兰特叹了口气，　“你说话时动动脑筋好不好？我们警察局里忙着呢。你知道汉堡有多少个马克斯？单是电话簿上就有好几百。我们不能为寻找这某个马克斯花上几个星期。
　　反正这个老头子留下来的东西还不值十个芬尼①呢。” “那么，就这些啦？”密勒问，　“没有别的啦7 ．” “没啦。假如你想找马克斯，欢迎你试试。”
　　“谢谢，我一定找。”密勒说。这两个人握了手，勃兰特又回到了他家的午餐桌上。
　　第二天早晨，密勒第一件事就是访问陶伯住过的屋子。
　　开门的是个中年人，身穿一条脏裤子，系着背带，穿件无领衬衫，敞着脖子，下巴周围留着三天没刮的胡楂。
　　“早。你是房东吗？”
　　那个人把密勒上下打量了一番，点了点头。他身上散发出劣等雪茄烟的味道。
　　“这儿几夜前有个人开煤气自杀了。”密勒说。
　　“你是警察局来的？”
　　“不，报馆的。”密勒把他的记者证给那人看了看。
　　“我什么也说不上来。”
　　密勒不费什么周折就把一张十马克的钞票塞进那人手中，　“我只要看看他的房间。”
　　“我已经租出去了。”
　　“他的东西你怎么处理的？”
　　“放在后院，我没有别的办法。”
　　一堆破烂就放在地下，在潆潆细雨里还散发着煤气味。
　　一架老掉牙的打字机，两双鞋面磨得发了白的鞋子，几件杂七杂八的衣服，一堆书和一条有边饰的白丝围巾，密勒设想那一定是件跟犹太宗教有关的东西。他搜遍这堆破烂，但是没有地址本，也没有任何写给马克斯的东西。
　　“都在这儿了吗？”
　　“都在这儿了。”那人在后门檐下很不耐烦地瞅着他说。　　“你有房客名字叫马克斯的吗？”
　　“没有。”
　　“你知道有哪个叫马克斯的吗？”
　　“不知道。”
　　“老陶伯有什么朋友吗？”　　“我不清楚。他独来独往，整天跑跑颠颠，老在那儿瞎转悠。要我说呀，是疯啦。可他倒是按时缴房租，从来不找嘛烦。”
　　“从来没看到他跟什么人在一起吗？我是说，在外面街上。”　　“没有，从来没有，好象从来没有朋友。不奇怪，他老爱独个儿嘟嘟嚷嚷，是疯啦。”
　　密勒离开了，开始在街上来回打听。很多人记得曾看见这个老头慢腾腾地碎步走着，低着头，裹着一件齐踝长的外衣，头上戴着一顶羊毛小帽，手上戴着羊毛手套，手指尖都从手套里伸出来了。
　　他在陶伯住的这一带街上奔跑了三天，查询了牛奶场、杂货铺、肉铺、五金店，酒吧间和纸烟店，截拦了送牛奶的人和邮递员。星期三那天下午，他发现一群顽童在对着仓库的墙踢足球。
　　“什么，那个老犹太人？疯子所利吗？”这群孩子的头头回答了向他提出的问题。其余的孩子围了上来。”
　　“就是那个人，”密勒说，　“疯子所利。”
　　“他是疯啦，”孩子堆里有一个说，　“他老是这么个走法。”
　　这孩子耸起两肩，把头缩了进去，两只手捏紧短外套围着自己，慢腾腾地向前挪了几个碎步，一面独自嘟哝着一面向四下里张望。别的孩子在哄笑中散开去了，其中有一个猛地推了那个表演者一下，把他打趴在地。
　　“有人看见过他和别的什么人在一起吗？”密勒问，“看见他和别的什么人谈过话吗？和另外一个男人？”
　　“你想知道干什么？”孩子头怀疑地问道：　“我们没有整过他呀。”
　　密勒漫不经心地在手里晃动着一个五马克的硬币。八对眼睛注视着这个银光闪闪的翻滚着的硬币，八个脑袋慢慢地摇了摇。密勒转过身去走开了。
　　“先生。”
　　他停下步转过身来，这群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赶上了他。
　　“有一次我看见他和一个人在一起。他们在谈着话，坐着谈话。”
　　“在哪儿坐着？”　　“下游那边，在河岸的草地上。那儿有些长凳，他们坐在一条凳子上谈话。”
　　“另外那个人有多大年纪啦？”
　　“很老了，有好些白头发。”
　　密勒把硬币抛给他，没指望这会提供他什么线索。但是他还是朝河边走去，向河岸草地的两头仔细眺望。岸边有许多长凳，全是空的。在夏天，会有很多人沿易北河滨河道坐着，望着许多巨大的定期轮船进进出出，但不是在十一月底。　　他左手边靠岸的一带是渔港，有六只北海拖轮停在码头上，正在卸下刚捕获的青鱼和青花鱼或准备再出海。
　　孩提时，彼得从一个轰炸时被疏散去的乡村农场回到这个被破坏了的城市，在瓦砾和废墟中长大成人。他最喜欢去玩的地方就是阿尔托纳区这个沿河的渔港。　他喜欢渔人，这些粗犷、和蔼，发散着沥青，·盐和强烈的烟草气味的人。他想起了里加的爱德华．罗施曼，并且奇怪怎么同一个国家会培育出他们两种不同的人来。
　　他的思想转回到陶伯身上，又考虑起当前的问题。他能在什么地方遇见他的朋友马克斯呢？密勒知道还差点什么，但又说不具体。一直到他回到车上开到阿尔托纳火车站附近停下来加油时，才得到了答案。这是常见的那种灵机一动。
　　管油泵的人说，高级汽油涨价了。为了跟顾客找话说，他又加上一句，说这些天来钱越来越毛了。他进去拿找头，剩下密勒睁大眼瞪着打开了的钱包。
　　钱，陶伯从哪儿弄到他的钱呢？他没有工作。他拒绝接受德国政府的任何赔偿。可是他按时交付房租，而且一定还剩下一些来吃饭。他才五十六岁，所以他不可能领养老金，但是他大概会领取丧失工作能力的生活津贴，很可能领的。
　　密勒把找头放进口袋，发动了他的“美洲虎”，开到阿尔托纳区邮局。他走到标着“年金津贴”字样的窗口跟前。
　　“请问，领年金的人什么时候来领款？”他向铁格后面的胖小姐问道。
　　“当然是月底。”她说。
　　“那要碰上是星期六，怎么办？”
　　“周末例外。这个月月底正碰上星期五，就是后天。”
　　“包括那些领丧失工作能力的生活津贴的人吗？”他问。
　　“每一个有资格领年金津贴的人都在月底最后一天取款。”
　　“在这儿，这个窗口吗？”
　　“住在阿尔托纳区的人就是在这儿取。”这个妇女回答。
　　“在什么时间呢？”
　　“一开门就开始。” “谢谢你。”
　　星期五的早晨，密勒回到这儿。他望着老头老太太们排着队在邮局开门时开始颠巍巍地进了门。他靠对面的墙站着，观察他们出门后的去向。许多人白发苍苍，但是绝大多数都戴着帽子御寒。天气又转干燥了，晴朗，但是寒冷彻骨。快十一点时，一个满头白发亮晶晶象团丝棉似的老人从邮局的门里走出来，数着他的钱，查明没错，把它放进里面口袋，向四围看了看，仿佛在找什么人。几分钟过后，他转过身开始缓慢地走开去。在拐弯处，他又四下张望，然后朝河岸方向的博物馆街走去。密勒离开墙尾随着他。
　　老人花了二十分钟才走完滨河道到达易北河之前的半哩路，然后他拐上河岸，跨过草地，在一张条凳上坐了下来。
　　密勒从后面缓缓走近他。
　　“是马克斯先生吗？”
　　密勒绕过条凳的一端走来，这时老人转过脸来。他没有表现出惊讶，好象他经常被完全陌生的人认出来似的。
　　“是的，”他严肃地说，　“我是马克斯。”
　　“我叫密勒。”
　　马克斯严肃地斜着头听着，默不作答．“你在等侯陶伯先生吗？” “是的，我是在等他。”老人一点也不诧异地说。
　　“我可以坐下吗？”
　　“请吧。”
　　密勒坐在他的旁边，所以他们两人都面向着易北河了。
　　一艘巨大的从横滨开来的货轮“香田丸”在潮水中正放慢速度顺流而下。
　　“恐怕陶伯先生已经死啦。”
　　老人睁眼盯住这艘驶过的轮船。他既没有表示悲哀也没有表示惊讶，仿佛这种消息是司空见惯的，也许确实如此。
　　“噢。”他说。
　　密勒扼要地告诉他上星期五晚上所发生的事。　“你好象不觉得奇怪。他是自杀的。”
　　“毫不奇怪，”马克斯说，　“他是一个很不幸的人。”
　　“你知道，他留下了一本日记。”
　　“是的，他有一次跟我说起过。”
　　“你读过吗？”密勒问。
　　“没有，他不让任何人读，但是他跟我提起过。”
　　“日记记述的是战争时期他在里加度过的那段时间。”
　　“是的，他告诉我他曾经在里加呆过。”
　　“你也在里加呆过吗？”
　　这个人转过脸，用那双哀伤的衰老的眼睛瞧着他。　
	“没有，我是在达豪。”
　　“喏，马克斯先生，我需要你的帮助。你的朋友在他的日记里提到过一个人，一个党卫军军官叫做罗施曼的，爱德华·罗施曼上尉。他曾经向你提起过他吗？”
　　“我？是的，他告诉过我有关罗施曼的事。那就是使他活下去的真正理由，希望有一天为揭发罗施曼提供人证。”
　　“他在日记中是那么说的，我在他死后读过，我是新闻记者，我要设法找到罗施曼，检举他。你明白吗？”
　　“明白。”
　　“但是，假如罗施曼已经死了，那就没有必要了。你能记得起陶伯先生知不知道罗施曼是否还活着，并且还是自由的？”
　　马克斯凝视着“香田丸”正在消失的船尾达好几分钟。　“罗施曼上尉还活着，”他简单地说，　“并且是自由的。”
　　密勒热切地倾身向前，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陶伯看见过他。”
　　“是的，我读到过，那是在一丸四五年四月初。”
　　马克斯迟缓地摇了摇头，“不是的，是在上月。”
　　密勒瞪眼瞧着这个老人，面马克斯则凝视着河水，又沉默了好几分钟。
　　“上月？”密勒最后重复说，　“他说过他怎么看见他的吗？”
　　马克斯叹了口气，然后转向密勒，　“是的。他晚上很晚还在散步，他往常不能入睡时常常去散步。当他经过国家歌剧院走回家时，正好—群人从里面涌出来，在他们走上人行道时他停了步。他说他们都是有钱人，男人穿着常礼服，妇女穿着皮大衣，戴着珠宝。有三辆出租汽车排在人行道边等侯他们。看门人拦住过路人好让他们登上车子。这时他看见了罗施曼。”
　　“在那群歌剧观众当中？”
　　“是的。他和另外两个人登进了一辆汽车开走了。”
　　“请你注意，马克斯先生，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能绝对肯定那是罗施曼吗？”
　　“是的，他说他能。”
　　“可是自从他最后一次看见他以来，已经大约有十九个年头啦。他一定有很大的变化。他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他说他微笑了。”
　　“他什么？”
　　“他微笑了，罗施曼微笑了。”
　　“那是大有讲究的吗？”
　　马克斯点了几次头。“他说你只要看见过一次罗施曼那种微笑法，你就永远不会忘记它。他没法形容这种微笑，他只是说，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在上百万人当中，他都能把它认出来。”　　“我懂了。你相信他的话吗？”
　　“是的，是的，我相信他看见了罗施曼。”
　　“好吧，就算我也相信。他记下这辆出租汽车的号码了吗？”
　　“没有。他说他简直就发愣了，只是眼巴巴望着汽车开走了。”
　　“糟糕，”密勒说，　“它很可能开到一家旅馆去。假如我有号码，我就能问司机他把那一伙开到哪儿去了。所有这一切是陶伯先生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上个月我们领到津贴的时候。在这儿，坐在这条长凳上告诉我的。”
　　密勒站起来叹了口气，　“你一定明白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吧？”
　　马克斯的眼光离开河面，转到记者脸上。　“哦，是的，”
　　他轻轻地说，　“他明白那一点。你清楚，那就是为什么他要自杀的原因。”
　　那天晚上，彼得·密勒照例对他母亲进行了周末的探望。也和平常一样，她唠唠叨叨地问他吃饱了没有，一天抽多少香烟，衣服洗了没有。她是一个矮矮胖胖、五十开外、管家婆式的人物，她总是不那么甘心承认她的独生子的全部志愿竟只是当个记者。
　　当晚，她问起他此刻正在干些什么。他扼要地告诉了她，提到他想追踪下落不明的爱德华·罗施曼。她吓了一大跳。
　　彼得闷着头吃饭，对他母亲滔滔不绝的非难和责备充耳不闻。
　　“你老得东跑西颠地去报道那些下贱的罪犯和坏人的勾当，那就已经够糟糕的了。”她说，　“那毕竟还没有跟那些纳粹分子厮混在一起啊。我不知道要是你的亲爱的爸爸地下有知该会怎么想，我真不知道。”
　　他忽有所思，　“妈妈。”
　　“什么事，好孩子？”
　　“在战争的时候——在许多集中营里……党卫军对人们的所作所为，你有没有怀疑过——你有没有想过它还在继续？”
　　她气虎虎地忙着收拾饭桌，过了几秒钟她说：　“可怕，英国人在战后让我们看了一些影片。我一点儿也不想再听这种事情了。”
　　她急急忙忙地出去了。彼得站起来跟她走进厨房，　“你还记得一九五零年我十六岁时，我和一个学校团体到巴黎去的事吗？”
　　她踌躇了一下，往水槽里放水准备洗碟子。　“是的，我记得。”
　　“我们被带去访问一个叫做圣心的教堂。那儿刚刚做完一个祈祷仪式，为追悼一个叫做让·穆林的人的祈祷仪式。
　　一些人从里面出来，听见我跟另外一个孩子说德国话。这群人当中有个人转身向我啐了一口。我记得唾沫顺着我的外套流了下来。我记得后来我回家告诉了你。你还记得你说了些什么吗？”
　　密勒太太使劲地擦洗着一个盘子。
　　“你说法国人就是那么回事，脏习惯，你说。”
　　“是的，他们有这种脏习惯。我向来不喜欢他们。”
　　“嗳呀，妈妈，你知道我们在让，穆林死前对他都干了些什么呀？不是你，不是爸爸，不是我。但是我们，德国人；或者不如说是盖世太保，这在千百万外国人眼里似乎是一码事儿。”　　“我不想听。好啦，已经够了。”
　　“好吧，我也没法告诉你，因为我并不清楚。毫无疑问，总有地方留下记载的。但问题是，我被啐并不因为我是盖世太保而因为是德国人。”
　　“你应当为此骄傲。”
　　“哦，我是为此骄傲，相信我，我是的。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该为纳粹，为党卫军、为盖世太保而骄傲。”
　　“行了，没有人为他们而骄傲，不过没有必要再继续谈了。”
　　象平时他跟她争辩时一样，她给缠得很狼狈，在抹盘巾上擦干双手之后就忙着回起居室。他尾随着她不放。
　　“咳，妈，你听我说。在我读到那本日记之前，我甚至从来都没有问过，所谓我们谁都有份的那些事究竟是些什么事。现在，至少我开始去了解啦。那就是为什么我要去找这个人，这个恶魔，假如他还在的话，他应当受审判才对。”
　　她坐在长靠椅上几乎哭出来了。　“小彼得，请别管他们了，就别再继续追究过去了，追究没有任何好处。它这会儿是过去了，过去了也就完了，最好把它忘掉。”
　　彼得·密勒面对着壁炉架，那上面摆设着钟和他的死去的父亲的照片。他穿着他的上尉军服，带着密勒忘不了的那种和蔼的、有点忧伤的微笑，从像框里向外凝视着，这是在最后一次离家重返前线之前拍摄的。
　　彼得在十九年之后，当他的母亲请求他中止对罗施曼的追究时看着他父亲的照片，他对他父亲的记忆还异常清晰。
　　．他能记得战前当他五岁时，他的父亲带他到哈根贝克动物园，给他逐个指出所有的动物，耐心地读着每个笼子前小洋铁牌上的详细介绍来回答这个孩子没完没了的问题。
　　他能记得一九四零年他父亲应征入伍后如何回到家里，他的母亲又如何哭哭啼啼，他又如何觉得妇女们因为有个穿军服的爸爸这种了不起的事去哭，真是多么愚蠢。他回忆起一九四四年他十岁的一天，一个军官上门来告诉他的母亲，她的英勇战斗的丈夫在东线牺牲了。
　　“再说，没有人再需要这些可怕的揭露了，也再不需要这些没完没了，把什么都公诸于众的可怕的审判了。即使你真的把他找到，也没有人会为此来感谢你。他们干脆就会在街上给你指出，我是说，他们不需要再有什么审判了，现在不要啦，太晚啦。彼得，看在我的面上，就此罢手吧。”
　　他记得十月末那一天报纸上用黑边框起来的姓名栏，跟每天的一样长，但那天可不同，因为半腰里有这么一条：“为元首和祖国而战死。密勒·欧文，上尉，死于十月十一日，在奥斯特兰。”
　　就这么几个字，再没有别的了。没有说明地点、时间或死因。只是成千上万的名字中的一个。这些名字从东线源源- 而来，填满了不断加长的黑框框，一直等到政府认为它有损士气才停止刊登。
　　“我是说，”他的母亲在他后面说，　“至少你该考虑你父亲死后的名声。你想，他愿意他的儿子苦苦追究过去，想要再扯出一次战争罪犯的审判来吗？你想那是他所希望的吗？”
　　密勒转过身走向房间另一端他母亲跟前，双手放在她的肩上，向下盯着她那双惶惶然的青瓷色的眼睛。他弯下身轻轻地吻着她的前额。　　“是的，妈妈，”他说，“我想那的确是他所希望的。”
　　他走了出去，上了车，驶回汉堡，感到怒火中烧。
　　每个熟悉汉斯·霍夫曼的人和许多并不熟悉他的人都一致同意他是个合适的角色。他是个快五十岁的人了，一头已趋灰白的头发经过细心梳理，剪成最新流行的式样，指甲也是修饰过的，这使他成了个漂亮的老少年。他那套不深不浅的灰色衣服来自沙维尔街，他的质地厚实的丝领带来自卡尔丁。他身上那种豪华的高级趣味全都是只要有钞票就能做得到的。　　如果他的全部本钱仅仅是外貌，那他是成不了西德最富有和最成功的杂志出版家之一的。战后，他以一个手摇印刷机开始，为英国占领当局印刷传单，他在一九四九年创办了一家属于最早一批的画报周刊。他的公式很简单——文字写得耸人听闻，配上那些足以使所有竞争者相形之下就好象是初搞花边读物的生手似的图片。这条公式很有效。他的八家联营杂志，从以少年为对象的爱情故事，到记叙富人和尤物行当的花哨的新闻记事，使他成为大富豪。然而新闻时事杂志《彗星》仍然是他的爱物，他的宠儿。
　　横财使他能在奥特马兴购买了一所奢侈的农家风格的房屋，一座农舍式的山间别墅，一座海滨别墅，一辆“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和一辆“弗拉里”牌汽车。他顺便还搞到了一个美丽的妻子（她的全部穿戴都来自巴黎）和两个他很少见面的漂亮孩子。在德国，只有汉斯·霍夫曼这么一个百万富翁，尽管到处金屋藏娇，经常调换情妇，但他那一串相好的照片却从来没有上过他那些飞短流长的杂志。他也是非常精明的。
　　那个星期二的下午，他读了所罗门·陶伯日记的头几页之后，就阖上了封面，背向后靠，瞧着对面的这个年轻记者。
　　“好了，我能猜着其余的了。你想要干什么？”
　　“我认为那是个重要的记录，”密勒说，　“整本日记中都提到一个叫爱：德华·罗施曼的人，党卫军的上尉，整个里加犹太区的司令官，杀了八万个男人，妇女和小孩。我相信他还活着而且就在西德。我想找到他。”
　　“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密勒简洁地告诉了他。
　　霍夫曼噘着嘴，　“证据太不充分了。”
　　“那倒是真的。不过，值得再调查一下。我弄回过许多报道都是从很少一点开始的。”
　　霍夫曼想起密勒过去发掘出使政府大为狼狈的新闻故事的才能，他莞尔笑了。只要通过核实，证明是千真万确，霍夫曼很乐于发表的。它们使得发行量直线上升。
　　“那么，估计这个人——你称呼他什么？罗施曼？估计他早就列在通缉名单上了。如果警察都没能找到他，你根据什么认为你能够呢？”
　　“警察真是在查吗？”
　　霍夫曼耸耸肩，　“想必在查吧。我们给他们付工资就是为了这个。”
　　“给他们帮一点忙没害处，不是吗？就查一查他是否还真的活着，抓到他没有；如果已经抓到，下文又如何？” “那你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霍夫曼问。
　　“授权试它一试。如果没有什么结果，我就罢休。抄霍夫曼转动他的椅子，把脸转向眺望风景的窗子。窗外是一大片码头区，在二十层楼底下相隔一哩开外的地方，起重机和停靠码头蜿蜒数哩。
　　“你有点越过你的路子了，密勒。为什么突然感到兴趣？”　　密勒苦苦思索。设法出售主题常常是最费劲的一关，一个自由记者必须首先向出版人或编辑出售故事和故事的主题，与读者见面那是在很久以后。
　　“这是一个人们感兴趣的好故事。如果《彗星》杂志能够找到本国警察都没有找到的那个人，那可是个独家新闻，这种事人们会想要知道的。”
　　霍夫曼向外凝视着十二月的天空，慢悠悠地摇着头，“你错啦，我不授权给你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认为那是人们最不想要知道的事啦。”
　　“但是你瞧，霍夫曼先生，这可不一样。罗施曼杀死的这些人——他们不是波兰人和俄国人。这些人是德国人——是的，是德国的犹太人，但是他们是德国人。为什么人们不想要知道呢？”
　　霍夫曼转回身来，青向窗户，把他的胳臂肘放在书桌上，下巴歇在指节上。　“密勒，你是个好记者。我喜欢你的采访故事的方法，你已经有你的风格了。而且你是一个发掘者。我只要拿起电话，就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雇到二十个，五十个、成百个人，而且告诉他们做的他们都会做到，派他们去采访的他们都会采访来。但是他们自己却不能去发掘。你能，因此你从我这儿得到大量的工作而且将来还会更多，不过这一件不行。”
　　“那为什么呢？它是篇好故事。”
　　“听着，你还年轻。我要告诉你关于新闻界的一些事几。新闻界是一半人负责写精彩的故事，另一半人负责把它们卖出去。你能做第一部分工作，而我能做第二部分，因此你我所处地位不同。你认为这是一篇人人愿读的故事，因为里加的牺牲者是德国犹太人。我要告诉你的是为什么确实没有人愿意读这篇故事，它是世界上他们最不想读的东西。除非有一天这个国家有条法律强制人们去购买刊物并阅读对他们没用的东西，否则他们就只肯买刊物去读他们想要读的东西。而我给他们的就是那种东西，他们想要读的东西。”
　　“为什么关于罗施曼的就不想要读呢？”
　　“你还不明白吗？那我就告诉你。战争刚开始前不久，每个在德国的人至少认识一个犹太人。事实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在德国没有人恨犹太人。在欧洲所有国家中，我们给予我们的犹太少数民族的待遇是最好的。比法国好，比西班牙好，比波兰和俄国更好得没法说，在俄国屠杀犹太人是很残酷的。
　　“后来希特勒上台了。告诉人们犹太人应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对失业负责，对贫穷负责，对一切的错事负责。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是好。差不多每个人都认识一个好犹太人。再不然也是无害的。人们有犹太朋友，是好朋友；有犹太雇主，是好雇主；有犹太雇员，是工作刻苦的工人。他们服从各项法律；他们不伤害任何人。然而希特勒在这儿说他们要对每一件事负责。
　　“所以当囚车开来把他们带走时，人们没有任何行动。
　　他们躲在一旁，他们保持沉默。他们甚至开始相信叫嚷得最凶的人。因为人就是这样的，特别是德国人。我们是一个顺从的民族。它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大的弱点。
　　它能使我们在英国陷于罢工时创造经济奇迹，但也使我们跟随象希特勒那样的人进入一个大得不得了的万人冢。
　　“多少年来人们没有打听过德国犹太人的遭遇。他们就是失迹了——没有别的。每次战犯审判都让人们了解一些华沙、卢布林，比亚里斯托克的从无识别的不知名的犹太人——那些无名的，未详生平的波兰和俄国犹太人——的遭遇，这就已经够呛的了。现在你却想有根有据地告诉他们，他们隔壁邻居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你能懂了吗？这些犹太人”
　　——他拍着日记——“他们认识的这些人，他们在大街上和他们打过招呼，在他们的铺子里买过东西，当他们给带走让你的罗施曼先生去对付的时候，他们就在附近站着。你想他们愿意阅读有关这些的报道吗？你再也挑不出比这更叫德国人腻味的故事了。”　　汉斯·霍夫曼说完，背向后靠，从书桌上的烟盒中挑了一支上等雪茄，用金的“杜邦”打火机点燃它。密勒坐着细细琢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那一定也就是我母亲所说的意思了。”他终于说。
　　霍夫曼哼了一声，　“可能。”
　　“我还是要找那个杂种。”
　　“别管它啦，密勒，否了它。没有人会感谢你的。” “公众的反应，那不是唯一的原因吧？还有另外的原因，不是吗？”
　　霍夫曼通过雪茄的烟雾锐利地盯着他。“有。”他干脆地回答。　　“你是怕他们吧——还怕吗？”密勒问。
　　霍夫曼摇摇头，　“不是的。我就是不想惹麻烦，就是那么回事。”
　　“什么样的麻烦呢？”
　　“你听说过一个叫汉斯·哈贝的人吗？”霍夫曼问道。
　　“一个小说家吧？听说过，他怎么啦？”
　　“他本来一向在慕尼黑经营一个刊物，是早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也是一个好刊物——象你一样，他是一个极好的记者。刊物叫做《星期回声》。他恨纳粹，所以他写了一系列揭露自由自在居住在慕尼黑的前党卫军成员的文章。”
　　“他出什么事啦？”
　　“池没出事。有一天他收到比平常更多的信件，有一半信来自广告客户，取消了订单。另外一封信来自他的银行，要求他去一趟。他去了，银行告诉他即日起对他停止透支。
　　一星期内，刊物破产了。这会儿他在写小说，都是些好小说，不过他不再经营刊物了。”
　　“这么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就让吓得不敢出声吗？”
　　霍夫曼从嘴上把雪茄一抽。　“我并不是一定要阻拦你，密勒。”他说，他的眼睛闪着光，　“过去我恨这些杂种，现在我也恨他们。但是我了解我的读者，而他们并不想知道爱德华·罗施曼的事。”
　　“好吧，我很遗憾。不过我仍旧要搞。”
　　“你知道，密勒，如果我不了解你，我会以为这背后有个人恩怨呢。不要把个人恩怨扯到新闻事业里去，这对新闻报道不好，对记者也不好。再说，你怎么解决钱的问题呢？”
　　“我有些积蓄。”密勒站起来要走。
　　“祝你顺利。”霍夫曼说，站起来走过书桌，　“我告诉你将来我要干什么，有一天罗施曼被西德警察逮捕并投进监狱，我将授权你报道这个故事。那是道道地地的新闻，所以要公诸于众。如果我决定不印出来，我也会出钱把它买下来，这就是我的作风。但是在你寻找他的过程中，你不能拿着我的杂志当后台。”
　　密勒点点头，“后会有期。”他说。
　
　　

　　
五
　
　　星期三早晨也是以色列情报机构五个部门的头头集会进行每周一次非正式讨论的时间．在大多数国家内，各个不同情报机关之间明争暗斗的情况是传奇性的。在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憎恶ＧＲＵ①的胡作非为；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愿与中央情报局合作。英国保安部把伦敦警察厅特别处看做一帮跑不了路的警察，而法国ＳＤＥＣＥ里骗子手之多，连专家们都搞不清法国情报机关究竟是政府的一部分，还是黑社会的一部分。
　　以色列是走运的。五个部门的首脑每周一次集会，友好地交谈，各部门之间并无摩擦。这是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国家得益之处。会上，传递着咖啡和冷饮，在座的人用名字彼此称呼，气氛是轻松的，工作效率要比那种书面备忘录成灾的地方高得多。
　　十二月四日早晨，摩沙德的主管人、以色列情报总局五个有关部门的首脑米尔·阿密特将军，赶来赴会，正在途中。从他那由司机驾驶的车身很长的黑色轿车车窗看出去，美妙的曙光正洒向特拉维夫鳞次栉比的粉墙。但将军无心观看，他忧心仲忡。
　　烦恼的原因是当天早上凌晨时分，他接到一份情报。这份短短的情报在档案处无穷无尽的案卷里只是沧海一粟，但很重要，因为他在开罗的一个谍报员发来的这份电报，是关于海尔旺火箭的材料。
　　汽车沿着齐纳圆形广场转弯，直向首都北郊驶去。四十二岁的将军毫无表情的脸上没有透露一丝他的心事。他靠在座位上，回想着正在开罗北面建造的那些火箭的来龙去脉，它们已经使几个人付出生命，而且使他的前任伊萨尔·哈勒尔将军丢了官……
　　一九六一年期间，远在纳赛尔的两枚火箭在开罗街头公开展示之前，以色列的摩沙德已经知道它们的存在。从来自埃及的第一份电报到达之时起，333 工厂就被置于经常监视之下。　　情况完全清楚，埃及人通过敖德萨的帮助，大规模招聘德国科学家为海尔旺火箭工作。于是问题严重了；二九六二年春天更加变得无比严重。
　　那年五月，负责招聘科学家的德国人海因茨·克鲁格，首先找上了维也纳的奥地利物理学家奥托·约克来克博士。
　　这位奥地利教授不仅不愿接受招聘，反而去找了以色列人。
　　他透露的那些事情，使特拉维夫方面大为震惊。他告诉派去会见他的摩沙德的谍报员说，埃及人打算给他们的火箭装上内有放射性核子废渣和人工培养的腺鼠疫细菌的弹头。
　　消息如此重要，以至摩沙德的主管人伊萨尔·哈勒尔将军，这位曾亲自把绑架来的阿道夫·埃希曼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监送到特拉维夫的人，亲自飞到维也纳来和约克来克本人谈话。他深信教授的话是准确的，因为有消息证实说，开罗政府刚刚通过苏黎世的一家公司，购入一批放射性钴，其数量相当于埃及在医学方面可能需要量的二十五倍之多。
　　伊萨尔，哈勒尔从维也纳回来后，立即去见内阁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力请准许他开始一场针对正在埃及工作或将要到那里去工作的德国科学家的报复运动。年老的总理感到为难。一方面，他知道新的火箭及其毁灭性弹头带给他的人民的可怕危险；另一方面，他认识到很快即将到达的德国坦克和枪炮的价值。以色列人在德国街头的报复行动，正足以说服阿登纳总理听从他的外交部里那帮人的意见，取消武器交易。　　在特拉维夫内阁内部也出现了分歧，这与波恩内阁在出售武器问题上的分歧很相类似。伊萨尔·哈勒尔和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夫人赞成对德国科学家实行强硬政策；希蒙·佩雷斯和军方则生怕失去宝贵的德国坦克。本·古里安在两者之间无所适从。　　他想出一个折衷办法：他授权哈勒尔着手一项；静悄悄的、谨慎的运动，劝阻德国科学家们不要去开罗帮助纳赛尔建造火箭。但是哈勒尔由于他对德国和德国的一切充满了仇恨，却超越了他的命令的界线。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一日，海因茨·克鲁格失踪了。前一天晚上他还同克莱因瓦赫特博士和一个不明身分的埃及人一块儿吃饭，克莱因瓦赫特博士是他试图招聘的火箭推进器专家。十一日早晨，人们发现克鲁格的汽车丢弃在慕尼黑郊外他家附近。他的妻子马上断言他让以色列谍报员绑架去了，但慕尼黑的警察既没有发现克鲁格的踪迹，也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绑架的证据。其实，他是让一个名叫里昂的神秘人物率领的一帮人弄走的，他的尸体被扔在斯塔恩柏格湖里，用沉重的链条缠身，沉于湖底乱草之中。
　　于是运动的矛头转向已在埃及的德国人。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汉堡付邮的一个挂号包裹，寄给曾为法国工作现来到开罗的火箭科学家。他的秘书汉纳劳莱·万达小姐打开包裹，随之发生的爆炸使这位姑娘终身残废，眼睛炸瞎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另一个也是在汉堡付邮的包裹，寄到了333 工厂。这时候埃及人已经对外来的邮包采取了安全措施。
　　邮务室的一个埃及公务员割断包裹的绳子，结果五人死亡，十人受伤。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个包裹被切断了导线面免于爆炸。
　　到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哈勒尔的谍报人员把注意力再次转到德国人身上。一直犹豫不决去不去开罗的海因茨．克莱因瓦赫特博士，从靠近瑞士边境的勒腊赫他的实验室驾车回家的时候，一辆黑色的“梅西迪斯”拦住了他的去路。一个男人用自动手枪朝着挡风玻璃开火，博士应声倒在车板上。
　　其后警察发现了那辆已被丢弃的黑色“梅西迪斯”。它是当天早些时候被窃的，在放手套用的小隔间里有一张阿里·萨米尔上校的身分证。调查结果证明，这是埃及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名字。伊萨尔·哈勒尔的谍报员把事情搞砸了锅，心里恼火的不得了。
　　这时报复运动已开始在德国引起轰动。本·加尔案件发生后，则引起了社会的指责。三月二日，纳赛尔火箭的先驱者保罗·格尔克教授的女儿、年轻的海蒂·格尔克，接到打到德国弗赖堡她家的一个匿名电话，要她到边境—侧的瑞土巴塞尔境内的三王饭店同来访者会面。
　　海蒂报告了德国警察。德国警察又密告瑞士当局。他们在预定会面人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会面的时候，两个戴黑眼镜的男人警告海蒂，格尔克和她的弟弟，要他们说服父亲，如果他们想活命，就得离开埃及。这两个男人被跟踪到苏黎世，当天晚上遭到逮捕，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在巴塞尔受审。这是一件国际丑闻。这两个谍报员的上司是以色列公民约瑟夫·本·加尔。
　　审讯进行顺利。约克来克证实了关于鼠疫和放射性废渣弹头的事，法官们为之骇然。坏事变为好事，以色列政府利用这次审讯，揭露了埃及人甘犯种族绝灭的罪行。震惊之余，法官们释放了被告。
　　但是在以色列也结了一笔账。虽然德国阿登纳总理曾亲自答应本·古里安，他将设法制止德国科学家参加海尔旺火箭建造工作，本·古里安还是因为这件丑闻觉得丢了脸。盛怒之下，他斥责伊萨尔·哈勒尔将军，说他的恐吓运动超出了限度。哈勒尔坚决顶了回去，并提出辞呈。
　　使他惊异的是，本·古里安接受了辞呈，以此证明在以色列没有哪一个人是不可缺少的，哪怕是情报首脑也罢。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日那天晚上，伊萨尔·哈勒尔同他的亲密朋友米尔·阿密特将军谈了很久，米尔·阿密特当时是情报局的头头。这次谈话，阿密特将军记得很清楚，记得这位绰号“伊萨雷蒂”，出生于俄国的战士的铁板的怒气冲冲的脸。
　　“亲爱的米尔，我不得不通知你，从现在起，以色列再也不干报复的事了。政治家们接手了。我已经提出辞呈，他们接受了。我请求提名你当我的继任人，我相信他们会同意的。”　。 在以色列主持情报网活动的部级委员会，同意了提名。
　　六月末，米尔·阿密特成为情报首脑。
　　可是，本·古里安的丧钟也响了，内阁中以莱维·艾希科尔和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为首的鹰派，迫使他辞了职。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莱维·艾希科尔被任命为总理。本·古里安摇着白发苍苍的头，厌恶地离开了，回到他在尼格夫的农场，但他还是议会议员。
　　虽然新政府赶走了戴维·本·古里安，却并未使伊萨尔·哈勒尔官复原职。也许新政府认为米尔·阿密特是一位比暴躁的哈勒尔更能服从命令的将军。哈勒尔在他生前就成了以色列人民中的传奇式人物，而他也以此自得。
　　本·古里安最后的命令并未撤销。阿密特将军的指示也一样——避免在德国对火箭科学家干不光彩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把恐怖活动转向已在埃及境内的科学家。
　　这些德国人居住在米提郊区，在开罗以南七哩，尼罗河之滨——地方倒也可喜，就是周围驻满埃及保安部队，德国居民差不多成了镀金笼里的囚犯。为了接近德国科学家，米尔·阿密特使用了他在埃及境内的头号谍报员，那就是骑术学校的主人，沃尔夫甘·卢兹。自一九六三年九月以后，他不得不冒自杀的危险进行活动，十六个月以后，他这些活动使他遭到复灭的命运。
　　对那些已经被一连串从德国寄来的炸弹邮包吓坏了的德国科学家们来说，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成了一场恶梦。在埃及保安部队包围之下的米提区中心，他们开始接到从开罗寄来的以死相威胁的恐吓信。　　约瑟夫·艾西格博士收到一封信，信中以惊人的精确描述他的妻子、两个孩子以及他所从事的工作类型，然后告诉他，要他离开埃及回到德国去。所有其他科学家都收到同样的信件。九月二十七日，一封信就在基尔梅耶尔的当面爆炸了。有些科学家再也挺不住了。九月末，皮尔兹博士带着不幸的万达小姐离开开罗回德国去了。
　　其他人相继走了。狂怒的埃及人无法阻止他们，因为他们无法保护这些科学家，使他们免受恐吓信的危害。
　　在一九六三年那个明媚的冬天早晨坐在轿车后座上的那个人知道，他的谍报员——被认为是亲纳粹的德国人卢兹，正是写这些信件和寄送爆炸物的人。
　　但他也知道，火箭计划并未停止。他刚接到的情报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又瞟了一眼由密码译出的电报。它只是证实了开罗医学院传染病实验室已经分离出一种剧毒的鼠疫杆菌，而有关部门的预算则已成十倍地增加。情报使人无可置疑；尽管埃及在今年夏天巴塞尔的本·加尔审讯事件上大受攻击，政府的种族绝灭计划还在继续干下去。　　如果霍夫曼跟踪注意的话，他就不能不对密勒那股老脸厚皮的劲头深表叹服。密勒离开顶层的办公室后，乘电梯下到五楼，去找杂志的法律事务通讯员“麦克斯·唐恩。
　　“我刚上楼找了霍夫曼先生，”他一屁股坐在唐恩的写字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 “现在我需要一些背景材料。让你伤伤脑筋，不介意吧？”
　　“说吧。”唐恩说。他以为密勒已领了任务要给《彗星》写篇报道。
　　“谁调查德国的战争罪行？”
　　这问题使唐恩吓了一跳，　“战争罪行？”
　　“是啊，战争罪行。哪些政府部门负责调查战争时期我们侵占的所有各个国家里发生的事情，发现和检举集体屠杀中的个人罪行？”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啦，嗯，基本上这是西德各州检察院的事。”
　　“你是说各州检察院都管？”　　唐恩在椅子里往后靠靠，显得在本行业务上非常精通，“西德有十六个州，每个州有首府，有州检察长。每个州检察院内部，有一个科负责调查叫做什么“纳粹时代所犯残暴罪行”。每个州首府分到前帝国的—个区域，或者占领区的一个区域，作为它的专责地区。”
　　“比方说？”密勒问。
　　“好吧，举例说，斯图加特负责调查纳粹和党卫军在意大利、希腊和波兰的加里西亚地区犯下的全部罪行。奥斯威辛是所有死亡营里最大的一个，归法兰克福管。你或许听说过，明年五月在法兰克福要对二十二个奥斯威辛的前警卫进行大审判。然后是杜塞尔多夫和科隆负责调查屈布林卡、凯尔姆诺、索必博和梅丹奈克。慕尼黑负责柏尔则克、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弗洛森堡。苏联乌克兰和前波兰罗兹地区的大部分罪行归汉诺威管。如此等等。”
　　密勒记下这些材料，点点头。　“谁该调查波罗的海三国？”他问。　　“汉堡，”唐恩马上说，　“同时还调查但泽地区和波兰华沙区的罪行。”
　　“汉堡？”密勒说，　“你是说就在汉堡这儿？”
　　“是啊，怎么啦？”
　　“得啦，我感兴趣的是里加。”
　　唐恩做了个鬼脸，　“哦，我知道，你感兴趣的是德国犹太人。那好，这是这儿州检察院的职责。”
　　“如果对一个在里加犯了罪的人有过一次审判，甚至一次逮捕，那也是在汉堡这儿执行的吗？”
　　“审判是在这儿，”唐恩说，　“逮捕哪儿都行。”
　　“逮捕有什么程序？”　　“嗯，有一本东西叫通缉名册，名册里列着通缉的战犯名字，有姓，有名，有出生年月，通常包括这个人犯罪的地方。州检察院要在逮捕前花好几年准备起诉的案情。然后，准备好了，这个人在哪个州住，就要求哪个州的警察逮捕他，派几个侦探到那个州把他带回来。如果发现一个严令通缉的人，在哪儿发现，就在哪儿逮捕。那个州检察院就通知说某人抓到了，然后派人去把他带回来。麻烦的是，大多数党卫军的大人物都不用他们的真名实姓。”
　　“对啊，”密勒说，　“汉堡审判过哪一个在里加犯罪的人吗？”
　　“我记得没有。”唐恩说。
　　“剪报资料室里会有材料吗？”
　　“当然。我们是一九五零年建立资料室的，如果是在一九五零年以后，那就会有。”
　　“看看行吗？”密勒问。
　　“没问题。”
　　资料室在地下室，由五个穿灰色工作服的资料员管理。
　　它占地差不多有半英亩大，满是一排排灰色的钢架子，上面放着各种各类的参考书。靠四周墙壁，从地上到屋顶，满是钢制的材料柜，每个抽屉门上标着里面材料的内容。
　　“你要什么？”当主任管理员走近他们的时候，唐恩问道。
　　“罗施曼·爱德华。”密勒说。
　　“个人索引部分。”那管理员说，引他们沿着一边墙走。他打开一个上面标着“ＲＯＡ—ＲＯＺ”字样的柜门，翻了一通。
　　“没有罗施曼·爱德华。”他说。
　　密勒想了一下。　“你有什么关于战争罪行的材料吗？”
　　他问。
　　“有，”管理员说，　“战争罪行和战犯审判部分，这边走。”
　　他们又走过百来码长的柜子。
　　“找里加的。”密勒说。
　　资料员爬上活动梯子，搜索了一番。他带下一个红色纸夹，上面标着“里加——战争罪行审判”。密勒打开它，两片大邮票那么大小的剪报落下来。密勒捡起来。两张都是一九五零年夏天的，一张记录着三个党卫军士兵因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在里加犯下残暴罪行受审；另一张记录着他们三人被判长期徒刑，也没多长：不到一九六三年年底他们都要获释了。
　　“就这个？”密勒问。
　　“就这个。”管理员说。
　　“你说说，”密勒转过脸来对唐恩说，　“州检察院的一个科靠我们的税金养着忙乎了十五年，难道全部成绩就这么两张“邮票”？”　　唐恩是个相当维护政府尊严的人。“我相信他们是尽力而为的。”他不高兴地说。
　　“我怀疑。”密勒说。
　　他们在上去两层的正厅分了手，密勒出门向雨中走去。
　　在特拉维夫北郊摩沙德总部所在的那幢大楼，即使在它最邻近的邻居眼里，也毫无值得注目之处。办公大楼地下汽车库的大门两旁是一些很普通的铺子。大楼底层是一家银行，出入大厅里在通到银行去的玻璃门前面，有一架电梯，一块标明各楼商号业务的牌子和看门人作为问讯处的一张写字台。
　　牌子上标明大楼里有几家贸易公司，两家保险公司，一家建筑设计师，一家工程顾问，顶层是一家进出口公司。问到顶层以下各层商行，都会得到有礼貌的回答，问起顶层的公司，则将遭到有礼貌的拒绝。顶层的公司是摩沙德；的门面。　　以色列情报组织的几个首脑集会的这间屋子是空荡荡，凉飕飕的，屋子刷成白色，有一张长桌和一些靠墙放着的椅子。桌旁坐着控制情报组织各部门的五个人。工作人员和速记员坐在他们后面的椅子上。必要时，也可以邀请非会议成员旁听，不过这种情况很少。会议属于绝密类，因为什么机密都可能谈到。
　　摩沙德的主管人坐在桌子顶端。摩沙德建立于一九三七年，全称是摩沙德·阿里耶·佩特，意即二次移民组织，是第一个以色列情报机关。它的第一项工作是把欧洲的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妥加安置。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以后，它就成了所有情报机关的老大哥，它的主管人也就自动成为五个情报部门的头头。
　　主管人的右首坐着军事情报单位阿曼的首脑，这个单位的职责是保证以色列了解敌人的战争准备情况。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阿哈隆·雅里夫将军。
　　左首坐着夏巴克的首脑，人们有时把夏巴克误认为兴．佩特。夏巴克这几个字代表夏鲁特·皮塔匈，即希伯莱语“保安局”的意思。这个负责以色列国内安全——仅仅是国内安全——的机关全称，是夏鲁特·皮塔匈·克拉里，从这三个字得出夏巴克这个缩写。
　　这两个人旁边，坐着五人中的最后两人。一个是外交部研究室主任，负有估计阿拉伯国家首都政治形势的特别责任，这对于以色列的安全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另一个人是专管犹太人在“迫害国”的命运的一个单位的负责人。　“迫害国”是指所有阿拉伯国家和所有共产党国家。为了避免活动上有所重迭，所以在周会上要使每个首脑能够了解其他部门在于些什么。
　　另外两个人作为观察员出席，一是警察总监，一是特别处的头头，都是夏巴克在反对国内恐怖活动的斗争中的执行助手．那天的会议是十分正常的。米尔·阿密特在桌子顶端就坐，谈话开始。他把他的重磅炸弹放在最后。当他发言的时候，所有在座的人，包括散坐在四周墙壁前面的助手们，都在脑际默默浮起一幅放射性和鼠疫弹头爆炸时全国奄奄一息的景象。
　　“当然，主要是，”夏巴克的头头最后说，　“决不能让那些火箭飞起来。如果我们不能制止他们制造弹头，我们必须制止弹头使其不能发射。”　　“同意。”阿密特说，话总是那么简短，　“但是怎样制止？”
　　“打击他们，”雅里夫咆哮说，“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打击他们。艾泽·威茨曼的喷气机一次袭击就能把333 工厂干掉。”
　　“然后开始一场赤手空拳的战争吗？”阿密特答道，“在我们能够进攻埃及以前，需要更多的飞机，更多的坦克，更多的枪炮。先生们，我想大家都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纳赛尔决定发动战争，但他在他作好准备之前是不会动手的。如果我们现在强迫他动手，直截了当的回答是，他有俄国武器装备，还是比我们准备得好。”
　　又是一阵沉默，外交部阿拉伯司的头头说话了：“从开罗来的情报说，他们认为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头几个月可以准备好，包括火箭。”
　　“到那时候我们会有坦克、枪炮和新式法国喷气机。”
　　雅里夫答道。
　　“是啊，而他们会从海尔旺得到火箭，四百枚火箭。先生们，答案只有一个。等到我们作好对付纳赛尔的准备时，那些火箭将在埃及各地的地下发射场安装就绪了。那时就打不着他们了。因为，一旦它们进了地下发射场，作好了发射准备，我们就决不能单单干掉它们的百分之九十，而必得全部干掉它们。可是即使艾泽·威茨曼的喷气战斗机也不可能把它们干得一个不剩。”
　　“那我们必须在海尔旺的工厂里就把它们干掉。”雅里夫斩钉截铁地说。
　　“同意，”阿密特说，　“但是不能搞军事袭击。我们只能在德国科学家完成工作以前，设法迫使他们辞职。记住，研究阶段快结束了，我们还有六个月的时间。在那以后，德国人就无关紧要了。只要他们把最后一个螺丝钉和螺丝帽设计好，埃及人就能自己制造火箭。所以，我要把反对在埃及的科学家的运动开展下去，有情况随时通知你们。” 沉默了几秒钟，所有在座的人脑子里却翻腾着一个没有说出来的问题。从外交部来的一个人最后把它捉了出来。
　　“我们不能再在德国境内阻止他们吗？”
　　阿密特将军摇摇头，　“不能。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那是办不到的。上级的命令没有变：在德国境内别搞摔跤战术。我们认为今后海尔旺火箭的关键是在埃及境内。”
　　摩沙德的主管人米尔·阿密特将军不容易出错，但那一回他却错了，因为海尔旺火箭的关键是在西德境内的工厂里。

六
　
　　密勒等了一个星期，汉堡检察院下属的负责调查战争罪行部门的一个负责人才接见了他。密勒怀疑唐恩发觉了他并不是在执行霍夫曼布置的工作，因此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面对的那个人有点神经质，很不自在。那人开口就说；　“你必须明白，只是由于你不断的要求，我才同意你的。”　　“你出来就算不错，”密勒毫不领情地说，　“我要打听一个人，我估计你的部门一定不断地在对他进行调查，他叫爱德华·罗施曼。”
　　“罗施曼？”那个律师说。　　“罗施曼，”密勒重复了一句，　“党卫军的上尉，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任里加犹太区的司令官。我想要知道他是否活着？如果死了，他埋葬在哪里？你们是否找到了他？他是否曾被逮捕？他是否受过审判？如果没有，他现在在哪里？”
　　那个律师感到震动，　“上帝，我没法告诉你这些事。”
　　他说。
　　那个律师恢复了镇静。　“我可不这样认为，否则我们就会经常接到这类性质的查询了。而实际上，就我能回想到的，你是我们前所未有的第一次从公众那里接到的查询。”
　　“实际上，我是一个报人。”密勒说。
　　“是的，可能如此。不过关于这类情报，你能得到的恐怕也只能跟一个公众所能得到的一样多。”
　　“那么有多少？”密勒问。
　　“恐怕我们无权提供有关我们调查工作进程的情报。”
　　“可是，我首先指出，那是不对头的。”密勒说。
　　“噢，得了吧，密勒先生。你恐怕也很难指望警察会把他们对一个罪案的调查进程告诉你吧。”
　　“不。事实上，我就是那么做的。警察向来是很帮忙的，发表一些简报，透露一下是否会提前逮捕等等。而且他们一定会告诉记者，他们的主要嫌疑犯，就他们所知，是活着还是死了。这有助于搞好和公众的关系。”
　　律师微微一笑，　“你肯定在这方面起过很有价值的作用，”他说，　“不过这个部门是不会提供有关我们工作进行状况的情报的。”他仿佛找到了一个论据，“说实在的，如果通缉的罪犯了解到我们已接近于完成他们的案子，他们就会失踪了。”
　　“可能如此，”密勒回答说，　“不过现在的记载说明你的部门只审判过三个在里加当警察的士兵，而且那还是一九五零年的事。因此，当英国人把他们移交到你的部门时，对他们的调查，可能已经完成，就等开审了。所以通缉的罪犯看来不会有被迫失踪的危险。”
　　“说真的，这是最不值一驳的设想。”
　　“好吧。那么你们的调查是正在进行之中锣。可是如果你很简单地告诉我爱德华·罗施曼正在受到调查，或者他现在何处，这也不会对你的案子有损害吧。”
　　“我所说的只是，在我的部门的责任范围内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在进行经常不断的调查。我重复一句，经常不断的调查。密勒先生，现在我确实认为，我再不能帮你更多的忙了。”
　　律师站起身来，密勒也随着站起来。“别装腔作势啦。”
　　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他说。
　　又过了一个星期，密勒才准备好开始行动。这个星期他主要是呆在家里阅读了六本书，它们全面地或部分地涉及到东线的战争以及在东部占领区的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事。他那地区的图书馆的管理员提到了Ｚ委员会。
　　“委员会设在路德维希堡，”他告诉密勒，　“我是从一本杂志上了解到的。它的全称是：纳粹时代所犯残暴罪行联邦清查“中心”，甚至更简化，就叫Ｚ委员会。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在全国、甚至在国际范围内追捕纳粹分子的组织。”
　　“谢谢，”密勒临走时说，　“我要去试试看，他们是否能帮助我。”
　　第二天早上他到银行去开了一张付给房东从一月到三月三个月房租的支票，并把他的存款全部提现，只留下十马克以保存户头。
　　在西吉去夜总会上班前，密勒吻了她，告诉她他将外出一个星期或更长些时间。然后他把“美洲虎”从地下车库开出来，向南朝着鲁尔区驶去。
　　第一场雪已经开始，它呼啸着卷过北海，当它从不来梅以南奔腾进入下萨克森的茫茫平原时，在漫长的高速公路上化成了扑面的雨雪。
　　行驶两小时后，他停下车来喝杯咖啡，然后继续赶路，穿过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尽管风很紧，夜色渐深，但对他来说，在坏天气里驾驶着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是一种乐趣。坐在ＸＫｌ50Ｓ型内部，他感到仿佛坐在一架高速飞机的座舱里。仪表板的灯在面板下朦胧发光，车外是正在降临的冬夜的黑暗，冰寒彻骨，一阵阵斜飘下来的雪花突然冲进车灯的强烈光束中，扫过风挡，又不复存在了。
　　他象惯常一样始终保持在快行线上，把“美洲虎”开到一小时近一百哩的速度。他超越着一辆辆重型卡车，望着它们发出怒吼的庞大车体从他右边唰地一声消失了。
　　傍晚六点钟他已驶过了哈姆枢纽站，在黑暗中，鲁尔的光亮在他的右边已隐约可见。鲁尔总是使他感到惊愕，一哩接着一哩的工厂和烟囱，无数的市镇和城市紧紧地挨着，实际上就象一座长一百哩宽五十哩的巨大城市。当他沿高速公路驶上一座旱桥时，他从右边往下看去，可以看到鲁尔区在十二月的黑夜中延伸开去，数千公顷的灯光与钢铁红焰耀目的千百座熔炉正在创造出经济奇迹与财富。十四年前当他乘坐火车到：巴黎去度学校假日经过这里时，这里还是一片瓦砾，德国的工业心脏几乎都停止了跳动。没法不为他的人民自从那时起所完成的一切感到骄傲。
　　“好在我不是非要生活在那里不可”，当他这样想着的时候，科隆环行车道的巨大标志已进入他的车灯的光亮之中。从科隆他转向东南，经过威斯巴登和法兰克福、曼海姆和海尔布隆，那天很晚他才在斯图加特的一家旅馆门前停了车，他就在这里过夜。这是离路德维希堡最近的城市。
　　路德维希堡是一个安静而不惹人厌的小集镇，座落在州府斯图加特以北十五哩符腾堡州那一片绵延起伏景色悦人“的山丘之中。Ｚ委员会设在当地正直的居民感到极其窘困的远离大街的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委员会只有很少几个薪俸菲薄和工作过重的职员，而他们的工作和奋斗终生的目标则是彻底揭发战争期间纳粹和党卫军的大屠杀罪行。在“限制法令”
　　重新规定除了谋杀和大屠杀罪行外，党卫军和其他一切罪行均不追究之前，他们的揭发范围可能还广及勒索、抢劫、包括酷刑在内的恶劣的人身伤害和其他可憎的犯罪方式。
　　尽管目前只剩下谋杀是唯一可以提出控诉的罪名，Ｚ委员会的档案中依然掌握着十七万个人名。当然，委员会工作人员过去和现在依然主要是尽一切可能致力于搜寻几千名最恶劣的大屠杀犯。
　　路德维希堡的这批人被剥夺了任何逮捕权，他们只能在确凿的证据齐全之后，要求德国各州警察进行逮捕。此外他们每年只能从波恩的联邦政府争取到极为菲薄的津贴，因此他们在这里工作，完全是出于献身的目的。
　　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有八十名侦探和五十名调查检察官。前者全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因此对于所调查的事情都不会有任何牵扯。那些律师则大部分是年纪较大的，但也都经过审查保证他们与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事件无关。
　　这些律师以前大都是私人开业的，而且有朝一日他们仍将重操旧业。至于那些侦探，他们知道自己的前途是完蛋了。在德国任何警察部队都不愿录用一名曾在路德维希堡工作过的侦探。凡是决心在西德境内搜捕党卫军的侦探，就绝无可能在国内任何其他警察部队中得到晋升。
　　他们已经很习惯于看到半数以上的州对他们要求合作的请求置之不理，他们借出去的档案莫名其妙地丢失了，他们所要缉拿的人得到匿名的通风报信后突然失踪了。尽管Ｚ委员会的人明白这项工作并不是与他们大多数同胞的意愿相符合的，但他们依然不遗余力地干下去。
　　即使在路德维希堡这座友好市镇的街道上，市民们也不和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打招呼，不承认他们，因为他们的存在给这个市镇带来了不光彩的名声。
　　彼得·密勒在商道尔佛街五十八号找到了该委员会，这是有一道八叹高的围墙的一座巨大的前私人宅邸。两扇大铁门挡住了汽车的去路。大门一边有一个铃把，他拉了一下。
　　一个挡板滑开了，出现了一张脸。那是必不可少的看门人。
　　“请问……”
　　“我想找你们一位调查检察官谈话。”密勒说。
　　“哪一位？”那个人问。
　　“我不知道姓名，”密勒说，“谁都行。这儿是我的证件。”
　　他把自己的记者证捅进小窗洞，迫使那人接过去。这样至少他知道那张记者证会送进楼里去。那人把窗板关上就走了。当他回来时，则来开大门了。密勒被带上五蹬石阶来到正门跟前，正门是关着的，挡住了清新而寒冷的冬天的空气。
　　大楼里，中心供暖系统搞得屋里闷热不堪。从他右边的一个小玻璃隔间里出来另一个门房把他带进一个小接待室。
　　“马上就会有人来。”他说完就把门关上了。三分钟以后进来一个五十开外、态度和蔼，彬彬有礼的人。他把记者证递给密勒，然后问道：　“有何贵干？”
　　密勒从头开始，扼要地把陶伯、那本日记以及他打听爱德华·罗施曼下落的经过说了一遍。
　　那个律师聚精会神地听着。　“很有意思。”他最后说．“问题是，你能帮忙吗？”
　　“希望如此。”那个人说。自从密勒在汉堡开始打听罗施曼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使密勒相信他遇见了一个真正愿意帮助他的官员。“但问题是，尽管我真心诚意地准备接受你的查询，可是有许多清规戒律管着我们这个苟延残喘的机构，把我们的手脚全捆住了。根据规定，有关任何在逃的党卫军罪犯的情况是不得告诉任何人的，除非他得到某个属于专门指定的政府机构之一的正式支持。”
　　“换句话说，就是你什么也不能告诉我啦？”密勒说。
　　“请你谅解，”那个律师说，“这个机构经常受到攻击。不是公开的——还没人敢于这样干。但是私下里，在掌权的圈子里，不断有人向我们放冷枪——对我们的预算，我们的权限，我们活动的范围等。凡是条例已规定的，我们没有伸缩的余地。就个人来说，我本愿意得到德国报界的协作来促进这项工作，但这是被禁止的。”
　　“我明白了。”密勒说，　“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剪报资料库？”
　　“没有，我们没有。”
　　“在德国究竟有没有一个对公众的调查开放的剪报资料库？”
　　“没有。在国内只有各家报馆和杂志社收集和拥有剪报资料库。　《明镜》周刊的资料被认为是最系—统的。其次，《彗星》杂志的也很不错。”　　“我觉得这相当奇怪，”密勒说，　“今天在德国一个公民该到哪里去查询关于对战争罪行的调查进程和有关在逃的党卫军罪犯的背景材料呢？”
　　那个律师显得有些不自在。　“恐怕一般的公民不能那样做。”他说。
　　“好吧。”密勒说，　“那么在德国有关党卫军的档案材料在哪里呢？”
　　“在这里的地下室里有一套，”那个律师说，　“我们的全是复制的照片。党卫军的全部卡片索引原本在一九四五年被一个美国部队缴获。当时有一小队党卫军留在巴伐利亚一座保存这些档案的古堡里正试图焚毁那些卡片。在美国兵冲进来阻止他们时，他们已烧掉档案的百分之十，剩下的也搞得乱七八糟了。美国人在一些德国人的帮助下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它们整理出来。
　　“在这两年期间，有一批最恶劣的党卫军成员被盟军关了一个时期后逃脱了。因为从那个乱堆里找不到他们的个人档案。整个党卫军的卡片索引经过分门别类的整理后留在了柏林，现在依然归美国所有并由它管理。告诉你，他们在这方面是很好的，那个地方非常乐于合作。”
　　“这就是全部的啦？”密勒问道，　“全国只有两套？”
　　“就是这么多。”那个律师说，　“我再说一遍，我希望我能帮助你。万一你找到任何有关罗施曼的材料，我们希望能得到一份。”
　　密勒想了想，“如果我找到什么的话，只有两个机构可以受理，汉堡的检察院和你们，对吗？”
　　“对的，就是这两个。”律师说。
　　“而且你们大概会比汉堡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密勒开门见山地说。
　　律师眼睛盯着天花板。　“任何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送到这里都不会束之高阁的。”他说。　　“好，明确了。”密勒说着站了起来，　“还有一件事，不必向外说的，你是否仍在搜寻爱德华·罗施曼？”
　　“就咱们之间说说，是的，非常想。”
　　“如果把他抓到的话，定罪有没有问题？”
　　“毫无问题，”那个律师说，“他们的案子已经是铁定的了。他将被判不容保释的终身苦役。”
　　“请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密勒说。
　　那个律师把号码写在一张纸片上递给了密勒，“上面写了我的姓名和两个电话号码，家里的和办公室的。你任何时候都能找到我，白天或晚上。如果你找到什么新东西，就给我挂直通电话。在每个州的警察部队里我都有认识的人，而且如果需要的话，我知道他们会采取行动的。要注意保密。
　　有事先给我打电话，一言为定！”
　　密勒把纸片装好，　“我记得住。”他走出去的时候说。
　　“祝你走运。”律师说。　　从斯图加特到柏林的行程很长，密勒几乎花了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才走完这段旅程。幸亏积雪又干又松，因此运转协调的“美洲虎”平稳地向北行驶，经过法兰克福的一片积雪覆盖的平原，经过卡塞尔和格廷根到达汉诺威。从这里他离开了Ｅ4 号高速公路向右拐上Ｅ8 号高速公路，不久就到了东德边境。
　　在马林旁检查站耽搁了一个小时，他填了必不可少的货币呈报单和通过东德的一百一十哩到西柏林去的过境签证，同时一个身穿蓝制服的海关人员和身穿草绿制服，戴着御寒的毛皮帽子的人民警察在上上下下地搜查那辆“美洲虎”。
　　那个海关人员看来既想保持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务人员对一个复仇主义西德的国民所必需的冷冰冰的礼节，但又无法抑制住一个年轻人细心察看别人的赛车的欲望。
　　入境二十哩就到了高耸在易北河上的公路大桥。一九四五年时，英国人在这里高尚地遵守在雅尔达订下的条款，停止了向柏林的进军。密勒向右边眺望着伸向远处的马格德堡，心想那座旧监狱不知是否还在。在西柏林的入口处又是一阵耽搁，在这里他的车又被搜查一遍，他的旅行袋被倒空在海关的长凳上，他的钱包也被打开，看看他是否一路上把他的西德马克散发给工人天堂里的人民。他终于通过了这一关，　“美洲虎”怒吼着驶过了阿夫斯调车场，奔向装饰着圣诞节灯彩的亮闪闪一片的库菲尔斯坦大街。那是十二月十七日的傍晚。
　　他决定不直接闯进美国文献中心去，就象他在汉堡到检察院去或在路德维希堡到Ｚ委员会去时那样。他开始认识到，在德国没有官方作后台，就休想沾纳粹档案的边。
　　第二天早晨他到邮政总局去给卡尔·勃兰特打电话。
　　勃兰特被他的要求吓坏了。“我不行，”他在电话里说，“我在柏林一个人也不认识。”
　　“好吧，那你想一想，在你上过的那些学院里，你肯定碰到过从西柏林警察部队那儿来的人。我到那里去时，我需：要他为我作保。”密勒大声叫道。
　　“我给你说过我不愿意卷进去。”
　　“可你已经卷进去了。”密勒等了几秒钟才使出这厉害的一着，　“要么我正式地进去看档案，要么我闯进去，说是你派我来的。”
　　“你可不能那么干。”勃兰特说。
　　“我就那么干。在这个混蛋国家里我被人推来推去推够了，你还是找个人设法把我正式介绍进去吧。说实在的，只要我看到了那些档案，到不了一个小时就谁也不记得这回事了。”
　　“我得考虑一下。”勃兰特说。他想拖延时间。
　　“我给你一个小时，”密勒说，　“然后我再来电话。”
　　他把话筒砰地放下。一小时后勃兰特依然很生气，而且颇有点慌张。他真想当初把那本日记留下扔掉就好啦。
　　“有一个我在侦察学院认识的人，”他在电话里说，“我和他不太熟，但是他现在在西柏林警察局的一处，经管同样的事情。”
　　“他叫什么名字？”
　　“席勒，沃尔克玛·席勒，侦探长。”
　　“那我去和他接头。”密勒说。
　　“不，这事让我来办。我今天就给他挂电话，把你介绍给他，然后你可以去找他。如果他不同意把你弄进去，那可别怪我。我在柏林就认识他一人。”
　　两小时后密勒再跟勃兰特通电话，勃兰特显得松了一口气。　“他休假去了，”他说，　“他们告诉我，说他圣诞节要值勤，所以他休假到星期一。”
　　“可今天才星期三，”密勒说，　“我还得消磨四天。”
　　“那我有什么办法。他星期一早晨回来，到时候我给他打电话。”
　　密勒在西柏林到处闲逛来消磨那无聊的四天，等候席勒休假回来。在一九六三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的时刻，全柏林的注意中心是东柏林当局自从一九六一年八月筑墙以来第一次发出护照，使西柏林人能够通过这道墙去探望住在东区的亲友。城市两方所进行的磋商过程几天来一直是头条新闻。
　　那个周末，密勒有一天通过海涅大街的检查站进入了城市的东半部（作为西德公民，仅仅凭他的护照就能做到），去探望了一个交往不深的朋友，路透社驻东柏林的记者。但是那个人正在为“过墙”的新闻报道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喝了一杯咖啡后他就离开他回到了西柏林。
　　星期一早晨他去找了侦探长沃尔克玛·席勒。使他非常宽慰的是，那个人的年龄和他相仿，并且看来很不在乎什么官方手续之类的东西，这情况在德国的任何一种官员都是少有的。密勒暗自思量，这个人无疑不会有多大前程，不过这”是他自己的事了。他扼要地说明了他的需要。
　　“我看没什么不可以的，”席勒说，　“美国人对我们一处的人相当帮忙。因为威利·勃兰特命令我们调查纳粹罪行，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到那里去．”
　　他们乘上密勒的“美洲虎”向郊外驶去，驶过许多树林和湖泊，最后在一个湖泊的岸边，他们到达了柏林三十七区柴伦道夫郊外的水甲虫桥一号。
　　那所建筑物是一长条低矮的平房，周围都是树。
　　“这就是？”密勒怀疑地说。
　　“就是。”席勒说，　“不怎么样，是吗？问题是地下还有八层。档案就保存在下面有防火设备的房间里。” 他们走进前门，进入一个小接待室，右边是必不可少的门房的小间。那个侦探走到门房跟前，出示他的警察证。他接到一张表格，于是他们俩就到一张桌子跟前去填表。
　　那个侦探填上他的姓名和级别，然后问道：　“那个家伙的姓名叫什么？”
　　“罗施曼，”密勒说，　“爱德华·罗施曼。”
　　那个侦探把姓名填上，然后把表递给前面办公室的职员。
　　“要等十分钟左右。”那个侦探说。他们走进一间较大的房间，里面摆着一排排的桌椅。十五分钟后另一个职员静悄悄地给他们拿来一份卷宗，把它放在桌上。卷宗大约厚一时，上面印着简单的标题；罗施曼·爱德华。
　　沃尔克玛·席勒站了起来，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就走了，”他说：　“我自己想法回去。已经休了一周的假，不能再耽搁太久了。如果你需要照相复制什么，就问那个职员。”他指指坐在房间另一端小平台上的一个职员，那个职员坐在那里无疑是要防止来访者从卷宗里抽走几页。
　　密勒站起来和席勒握手，　“多谢多谢。”
　　“不客气。”
　　密勒没有去注意另外三、四个俯在桌子上阅读的人，他两手捧着脑袋，开始披阅党卫军自己给爱德华·罗施曼所做的个人档案。
　　全部有了。纳粹党证号码、党卫军号码，由本人填写和签字的对两个组织的申请书，体检证明，训练期结束后的鉴定，自己写的简历，调任公文，军官委任状，晋升证明等，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还有两张为党卫军登记用的照片，一张正面，一张侧面。照片显示出一个六尺一寸高的人，头发剪得很短，发路分在左边，带若凶恶的表情注视着镜头，一个尖鼻子，一张嘴由于嘴唇太薄成了一条缝。密勒开始阅读……
　　爱德华·罗施曼于一九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生于奥地利的格拉茨城，奥地利公民，是一个极受尊敬的酿酒工人的儿子。他在格拉茨上幼稚园、小学和中学，他进了高等学院想成为一名律师，但失败了。一九三一年二十三岁时，他开始在他父亲工作的酿酒厂工作，一九三七年从酿酒车间转到行政部门。同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的，纳粹党和党卫军，当时在中立的奥地利这两个组织都是被禁止的。一年以后希特勒并吞了奥地利，并且以普遍的迅速提升来犒赏奥地利的纳粹分子。
　　一九三九年战争爆发时，他自愿参加了部队党卫军，并被送到德国，于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零年春接受训练，侵占法国时他在部队党卫军的一个单位里服役。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他从法国调回柏林——这里有人在页边注上“怯懦？”的字样，一九四一年一月他被派到帝国保安总署三处，即保安勤务处。　　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在里加建立了第一个保安勤务处特遣支队，八月他就成为里加犹太区的司令官。一九四四年十月他乘船回到德国，当他把残存的里加犹太人移交给但泽的保
　　安勤务处之后，就回到柏林去报到。他回到柏林的党卫军总部工作，并呆下来等侯新的任命。
　　卷宗里最后的那个党卫军文件显然一直没有完成，大概是因为柏林党卫军总部的那个胆小如鼠的小文书在一九四五年五月相当快地就交割了工作。
　　附在那叠文件后面的最后一页显然是战后由美国人后加的。这张纸上用打字机打了这么一行字：“1947年12月英国占领区政府曾查询过这份档案。”
　　在这下面是一个早被遗忘了的美国大兵文书的歪歪扭扭的签字，日期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密勒把档案收拢起来，从中抽出那份自传、两张照片和最后一页。他拿着这些走到房间尽头的职员那里去。
　　“能不能请你替我照相复制这几页？”
　　“当然。”那个人收回了卷宗，把它摆在桌上等待那缺少的三页在复制后送回来。这时另外一个人也交来一本卷宗和其中要复制的两页。职员把这两页也接过来，把它们全都放在身后的一个托盘里，一只不见人的手从一个洞口把这几页纸从托盘里忽地抽走了。
　　“请稍候。大概要十分钟。”职员告诉密勒和另外那个人说。他们两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等候。密勒很想抽口烟，但是禁止吸烟；另外那个人穿着一件深灰色冬外套，服饰整洁，头发灰白，坐在那里两手叠在大腿上。
　　十分钟后，职员身后发出沙沙的响声，接着有两个封套从洞口滑出来。他把它们拿起来。密勒和那个中年人都站起来前去取封套。
　　职员很快地向一个封套里看了一眼。
　　“爱德华·罗施曼的档案？”他问道。
　　“我的。”密勒说着伸出了手。
　　“这些准是你的了。”职员对另外那人说。后者正拿眼瞟着密勒。
　　那个穿灰外套的人也接过他的封套，两人并肩向门口走去。出了大门，密勒跑下台阶，爬进“美洲虎”里，滑下坡台，然后朝着市中心驶去。　　一小时后他跟西吉通了电话。
　　“我现在回家来过圣诞节。”他告诉她说。
　　两小时后他已启程离开西柏林。当他的汽车向三菩提树街的第一个检查站驶去的时候，穿灰外套的那个人正坐在萨维尼广场附近他的整洁的公寓里，拨一个西德的电话号码。
　　他简短地向接电话的人通报了姓名。
　　“今天我去了文献中心，作些一般的研究，你知道我做的那类工作。那里有另外一个人在查阅爱德华·罗施曼的档案，然后他照相复制了三页。自从最近传来口信以后，我想最好还是通知你。”
　　从电话的另一端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不，我没法搞到他的姓名。后来开着一辆长长的黑色赛车走了。喔，是的，是的，我看了，那是汉堡的牌照．” 他缓慢地念出车牌号码，等着对方把它记下来。
　　“喂，你瞧，我觉得我最好还是告诉你。我是说，谁也不知道这类好管闲事的人会干些什么。是的，谢谢你，太客气了……好极了，那就交给你了……祝圣诞节快乐，同志。”

七
　
　　圣诞节是那个礼拜的星期三，那个在西德接到从柏林来的关于密勒的消息的人，直到过了圣诞节才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他是传给他的在远方的上司的。
　　那个接电话的人谢了谢他的通报人，放下话筒，靠在他的舒适的皮软椅上，凝视着窗外覆盖着白雪的老城的屋顶。
　　“该死，真该死，”他低声说，　“为什么偏偏是这会儿呢？为什么是这会儿呢？”
　　对这个城市里所认识他的公民们来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在私人业务方面生意兴隆的律师。对许多分散在西德和西柏林的他的高级执行官来说，他则是敖德萨在德国的首席执行官。他的电话号码是不登记的，他的代号是“狼人”。
　　这个德国的“狼人”不是好莱坞神话和英美恐怖片中那种在月圆时节手背上长出毛来的怪人。在古老的德国神话中，狼人是一个富于爱国主义的形象。当那些条顿族的勇士们由于外国人的入侵而不得不逃亡国外的时候，他却留在国内，在大森林的浓荫里带头抵抗入侵者。他在夜里出击，然后就消失了，仅仅在雪地上留下了狼的足迹。
　　在战争末期，有一小撮党卫军军官满以为入侵盟军的垮台仅仅是几个月的事情，因此，他们训练并指令一批极端狂热的少年潜伏下来，跟盟国占领军捣乱。他们在当时已被美国人攻占的巴伐利亚成立了组织。这一帮人就是最早的狼人。所幸的是，他们始终没有把他们的训练化为实践，因为在发现达豪集中营后，美国兵正等着有人来给他们开刀呢。
　　敖德萨在四十年代末开始重新渗入西德的时候，它的头头是一个曾经训练过一九四五年的少年狼人的人。他沿用了这个称号。这个称号的优点是，它是个假名，有象征意义，而且十分富于戏剧性，足以满足德国人那种永不衰退的表演欲。但是敖德萨在对付那些反对它的计划的人时所用的残酷手段，则是毫无演戏成份的。
　　一九六三年末的狼人是第三个承袭这个称号和职位的人。他狂热而狡猾，经常与他在阿根廷的上司保持接触。这个人维护着在西德的所有前党卫军成员的利益，特别是那些从前官阶很高或在通缉名单上名列前茅的人。
　　他注视着办公室的窗外，回想起三十天以前在马德里饭店的一个房间里面对着他的党卫军将军格吕克斯的形象，回想起将军的警告；至关重要的是，要不惜任何代价保护那个代号叫“火神”的、正在为埃及火箭制造遥控系统的无线电厂厂主的安全，不使他暴露出真面目。也只有他知道火神就是当年在德国相当有名的爱德华·罗施曼。
　　他看了看他记着密勒的车牌号码的笔记本，按着他写字台上对讲机的按钮：　“希尔达，我们上个月在离婚案中雇用的那个私家侦探叫什么名字？”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他的秘书的声音；“等一等。”传来了她翻阅文件的沙沙声，“叫门默斯，海因茨·门默斯。”
　　“告诉我电话号码，好吗？不，别给他挂电话，就告诉我电话号码。”
　　他把电话号码记在密勒的车牌号码的下边，然后他的手指离开了对讲机的按钮。
　　他站起身来，穿过房间，走到一个保险壁柜跟前，这个壁柜是嵌在办公室的一堵混凝土墙壁里的。他从壁柜里拿出一本又厚又重的书，然后回到他的写字台前。他唰唰地翻着书页，翻到了他所需要的那一页。这里仅仅登记着两个门默斯，海因里赫和瓦特。他的手指在对着海因里赫（通常缩写为海因茨）这个名字的那一页上移动。他记下了出生年月，算出了这个人在一九六三年的年龄，并回忆着那个私家侦探的相貌。年龄是相符的。他记下了海因茨。门默斯名字下边的两个其他数目字，然后拿起电话，要希尔达给他接外线。
　　外线接通后，他拨了希尔达告诉他的那个号码。当对方的电话铃响过一阵以后，有人拿起了话筒，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门默斯私人调查所。”
　　“我找门默斯先生本人。”律师说．“请问你是谁？”秘书爽朗地问。
　　“别管，就给我找他接电话，快点。”
　　静默了片刻，他说话的语调产生了效果。“是，先生。”
　　- 她说。
　　一分钟后，一个粗鲁的声音说：　“我是门默斯。”
　　“是海因茨·门默斯先生吗？”
　　“是的，你是谁？”
　　“别管我是谁，这并不重要。你只要告诉我，245 ，718 这个数目字对你是不是有什么意义？”
　　话筒里寂然无声，等到门默斯明白过来对方刚才所说的是他的党卫军号码之后，才深深地叹了口气，打破了沉默。
　　现在摊开在狼人写字台上的这本书就是党卫军全体成员的号码名册。
　　传来了门默斯的声音，粗鲁而又满怀疑虑。“怎么样啊？”
　　“如果我说我的相应的号码是五位数，那它对你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呢？”
　　变化象闪电一般迅速。五位数意味着非常高级的军官。
　　“是，先生。”门默斯在电话里说。
　　“好，”狼人说，　“我有件小事情想请你给办一下，有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正在调查我们的一个同志，我必须知道他是谁。”
　　话筒传来一声：“遵命。”
　　“好极了。但这事只限于你我两个同志知道。我们毕竟都是战友嘛。”
　　传来门默斯的声音，他显然因受到恭维而高兴：　“是，同志。”　　“关于这个人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车牌号码，是在汉堡登记的。”狼人对着电话慢慢念着号码，“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同志。”
　　“我希望你亲自去汉堡。我想知道他的姓名，住址、职业，家庭和亲属、社会地位……总之，一次正常调查所要求的一切。你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四十八小时。”门默斯说。
　　“好，我四十八小时后再给你打电话。最后，不要接近你的对象。如果可能的话，要做得让他不知道有任何调查正在进行。明白了吗？”
　　“当然，没有问题。”　　“你办完以后，开个账单，我给你打电话时告诉我。我将把现金邮寄给你。”
　　门默斯劝告说：　“不会有账单的，同志。同志间的事情，不要那个。”
　　“那好吧。我将在两天后给你打电话。”
　　狼人放下话筒。
　　同一天下午，密勒从汉堡出发，仍旧走他两星期前走过的那条高速公路，经过不来梅、奥斯纳布吕克和明斯特，向科隆和莱茵兰驶去。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波恩，康纳德·阿登纳选择这个令人讨厌的河边小城作为联邦共和国的首都，因为他是那儿的人。
　　就在不来梅南边，他的“美洲虎”擦过正飞快地往北驶往汉堡的门默斯的“奥拜尔”。这两个人各负使命，互不相知，交臂而过。
　　当密勒驶进波恩唯一的一条很长的大街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看见一个交通警察的白顶有遮檐的帽子，便把车子开到他身边。
　　“请问，去英国大使馆怎么走？”他问警察。
　　“它一小时内就要关门了。”警察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莱茵兰人。
　　“那我得尽快赶到那里。”密勒说：　“它在哪儿？”
　　警察顺着大街直指南面，　“顺着电车轨道一直往前走，这条街往前就是弗雷德里赫·艾倍特路，沿着电车轨道走就行了。当你就要离开波恩，进入哥德斯山温泉的时候，你将会在你的左手边看见它。它灯火通明，外边飘扬着英国国旗。”
　　密勒点头称谢，继续向前驶去。英国大使馆就在警察所说的地方，被夹在一个属于波恩界内的建筑工地和一个足球场之间，两边都是一片泥泞，笼罩在从大使馆后面的河面上升起的冬雾之中。
　　这是一座长而矮的混凝土建筑物，后山墙对着大街。从它一建成起，在波恩的英国新闻记者们在提到它的，总是称它为“真空吸尘器工厂”。密勒离开大路，在给来访者预备的一小片空地上停下了车子。
　　他走进一扇木框的玻璃门，进入一间小小的休息室，左边摆着一张桌子，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中年女接待员。在她对面是一间小屋，里边住着两个穿蓝斜纹哗叽服装的人，他们都带有前军士的明显的特征。
　　“对不起，我想找新闻专员谈话。”他用从学校里学来的结结巴巴的英语说。
　　接待员看来有点为难：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这儿。你知道，现在是星期五下午。”
　　“请试试看。”密勒说，一面递上他的记者证。
　　接待员看了看证件，在电话机上拨了一个号码。密勒很走运，专员刚刚要走。他显然要求等一会儿，好再把帽子和大衣脱下来。密勒被引进一间小小的会客室，里边挂着几张劳兰·希尔德的戈兹渥尔茨秋天景色的画片。桌子上放着几本过期的《闲谈者》杂志和介绍英国工业发展的小册子。没有几秒钟时间，一个前军士就招呼他，把他带上楼，经过一个走廊，把他引进一间小小的办公室。
　　使他很高兴的是这位新闻专员才三十五岁上下，并且看来是很热心于助人的。 “你有什么贵干？”他问道。
　　密勒决定开门见山。　“我正在为一家新闻杂志采访一个事件，”他撒慌说： “它涉及一个前党卫军上尉，一个最坏的家伙，一个我国当局至今还在缉拿的人物。我相信他一定也列在英国当局的通缉名单上，因为德国的这一部分是在英国管辖之下。请问我怎样才能查出英国究竟抓到过他没有，如果抓到过，后来情况怎样？”
　　这位年轻的外交官显出困窘的样子，　“唉呀，我确实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就把我们所有的档案和文件都交给你们的政府了。他们接替了我们的人留下的工作，我想所有这些东西现在一定都在他们那里。”
　　密勒竭力避免提及德国当局已全然拒绝帮助的事。　“不错，”他说，　“的确是这样。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调查都表明，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他一直没有被捕。而且，据西柏林的美国文献中心透露，一九四七年英国曾向他们要过一份关于此人的档案的副本。这样做一定是事出有因的，是吗？”
　　“是的，这样想是合乎情理的。”专员说。密勒已取得西柏林美国当局的合作这一事实显然已对他产生了影响，他皱起眉头，思索着。
　　“那么在占领期间——我意思是说，在管辖期间，英国方面谁是调查当局？”
　　“噢，你知道，那时候该是陆军的宪兵司令部。除了纽伦堡，那是审理主要战争罪行的，各盟国是单独进行调查的，尽管我们相互之间，除俄国以外，显然也进行过合作。
　　这些调查的成果是对一些区域性战争罪行进行了审判。你明白我的话吗？”
　　“明白。”
　　“你知道，这些调查是由宪兵也就是军事警察部门进行的，审判是司法处布置的。但是两方面的档案都在一九四九年移交了。你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密勒说，　“但是英国必定还保留着副本吧？”
　　“我想是会保留的，”专员说，“不过现在一定被送到陆军档案部门编档保存起来了。”
　　“有可能看一看这些档案吗？”
　　专员似乎被吓了一跳。　“噢，我很怀疑，我看不行。我想一个真正搞研究的学者也许可以提出看这些档案的申请，但这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我不认为一个采访者会被允许去看它们，我毫无冒犯你的意思，你明白吗？” “我明白。”密勒说。
　　“问题是，”专员热心地继续说，　“唉，你不是正式的官方身分，不是吧？而且谁也不希望给德国当局出难题，对不对？”
　　“当然啦。”
　　专员站起身来。“我不认为大使馆真能帮你多少忙……
　　“好吧。最后一件事，有没有什么人当时在这儿，现在仍旧在这儿的？”
　　“你指大使馆职员吗？哦，唉呀，没有，没有。他们变动过好多次了。”他送密勒到门口，“等一等，有一个凯德贝雷。
　　我想他当时在这儿。他在这儿很长时间了。这我确实知道。”
　　“凯德贝雷？”密勒说．“安东尼·凯德贝雷，驻外记者，他可以说是英国驻这里的一个老资格记者。他跟一个德国姑娘结了婚。我想他在战后，在战争刚刚结束后，是在这儿的。你可以问问他。”
　　“好吧，”密勒说，　“我试试看。我在哪儿能找到他？”
　　“哎呀，今天是星期五，”专员说，　“过一会儿他可能会到他最爱去的“法兰西界”的酒吧间去，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不，以前我从来没有到过这儿。”
　　“啊，是的，好啦。你知道，那是一家法国人开的餐馆，饭菜也非常好。它非常有名．它在哥德斯山温泉，就在这条路那边。”　　密勒找到了它，它在距离莱茵河岸一百码远的一条叫做安·希威姆巴德的街上。酒吧间的伙计很熟悉凯德贝雷，但是那天傍晚他没有看见他。他告诉密勒，如果这位英国驻波恩的外国记者团的首席记者那天傍晚不来的话，那么，第二天中午他一定会来喝杯开胃酒的。
　　他在路边的德雷森旅馆订了房间，这是一座上一世纪兴建的大厦，过去是阿道夫·希特勒最喜欢的一家德国旅馆，一九三九年他和英国的纳维尔·张伯伦首次会晤时，他就挑的这个地方。密勒在“法兰西界”餐馆吃了晚饭，慢慢喝着咖啡消磨时间，希望凯德贝雷会突然来到。但是等到十一点钟，那个英国人始终没有露面，他就回旅馆去睡了。
　　第二天上午十二点差几分钟，凯德贝雷走进了“法兰西界”的酒吧间，他跟一些熟人打过招呼，然后走到柜台跟前他最喜欢的一个靠边的圆凳上坐下。他刚呷了一口他的里加德酒，密勒就从窗前的桌子旁边站起来，走上前去。
　　“是凯德贝雷先生吗？”
　　那个英国人回过头来，打量着他。他有一头梳得很光滑的白头发，这使人回想起他昔日显然是十分漂亮的容貌。他的皮肤仍然很健康，两颊红润，血色很好。浓密的灰色眉毛下，是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他留心打量着密勒，　“是的。”
　　“我的名字叫密勒，彼得·密勒。我是汉堡来的记者。
　　对不起，我可以找你谈一会儿吗？”
　　安东尼·凯德贝雷指指他身边的一个凳子，　“我想我们最好说德语，好吗？”他说着，换了语言。密勒松了一口气，因为他能说自己的语言了，这必定已流露出来。凯德贝雷笑了一笑，　“你有何贵干？”
　　密勒瞥了一眼他犀利的双目，耸了耸肩膀。他从头讲起，从陶伯之死开始把事情经过都告诉了凯德贝雷。这个伦敦人是个很好的听众，他一次也没有打断他。等密勒讲完，他招呼酒吧间伙计给他斟了一杯里加德酒，并为密勒要了一瓶啤酒。
　　“斯贝登勃劳”，是这个牌子吗？”他问道。
　　密勒点点头，他倒了一杯鲜啤酒，杯子口上冒着泡沫。
　　“好酒。”凯德贝雷说，　“好啊，你搞的问题很有意思。我必须说，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勇气？”密勒说。
　　“在你们同胞目前的思想状况下，到他们中间去调查这种事情，决不是受人欢迎的。”凯德贝雷说，　“时间长了，你无疑将会发现这一点。”
　　“我已经发现了。”密勒说。
　　“我也这样想。”英国人说道，突然笑了一笑，“要份午餐吗？我妻子白天不在家。”
　　吃午餐的时候，密勒问凯德贝雷，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在不在德国。
　　“是的，我是一个战地记者。当然比现在年轻多了，和你年纪差不多。我是跟随蒙哥马利的军队来的。当然不是到波恩，那时没有人听到过它。司令部是在龙贝格。当时我正有点不想走。我去采访战争的结束，投降书的签字之类，后来报馆要求我留下来。”
　　“你报道过区域性战争罪行的审判吗？”密勒问。
　　凯德贝雷把一块牛排送进嘴里，他边嚼边点点头，“嗯，包括所有在英占区里举行的审判。我们派一个专家去参加纽伦堡审判。当然，那是美占区。我们区的大罪犯是约瑟夫·克拉默和艾尔马·格莱塞。听说过他们吗？”
　　“没有，从来没有。”
　　“噢，他们有贝尔森的公兽和母兽之称。实际上，这些称号是我发明的，它们很投合人心。你听说过贝尔森吗？”
　　“隐约听说过一些，”密勒说，　“我们这一代人对那些事情很少听说。谁也不愿意对我们说什么。”
　　凯德贝雷从浓密的眉毛下向他投射出两道犀利的目光，“可是，你现在想知道吗？”
　　“我们迟早必须知道。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你恨德国人吗？”
　　凯德贝雷咀嚼了一会儿，严肃地思考着这个问题。　“就在贝尔森被发现后，一群英国随军记者跑去看了。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感到那么恶心。在战争中你总会看到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都不象贝尔森那样。是的，我想在那个时刻，我恨所有的德国人。”
　　“那么，现在呢？”
　　“不，不再恨了。老实说，我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个德国姑娘结了婚。现在我仍旧住在这儿。如果我的感受仍和一九四五年一样，我就不会住在这儿了，我一定早就回英国去了。”
　　“什么原因使你改变的呢？”
　　“时间，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约瑟夫·克拉默，或是那个，他叫什么名字来着，罗施曼？或是罗施曼之流。不过，我仍旧不能克服对你们国家中和我同辈的那些人的潜在的不信任感．”
　　“那么，对我这一辈人呢？”密勒转动着他的酒杯，凝视着红色的液体折射出来的光线。
　　“你们要好一些，”凯德贝雷说，　“说实在的，你们不能不好一些。”
　　“你愿意帮助我调查罗施曼吗？别人谁也不愿意。”
　　“尽我所能吧，”凯德贝雷说，　“你想知道什么呢？”
　　“你记得在英占区曾审判过他吗？”
　　凯德贝雷摇了摇头；　“没有。不过，你说他出生在奥地利。当时奥地利也是在四大国占领之下。但是，我可以肯定，在德国的英占区没有审判过罗施曼。如果审判过，我一定会记得这个名字。”
　　“但是为什么英国当局要向在柏林的美国人要一份他的履历的照片副本呢？”
　　凯德贝雷思忖了一会儿，说：　“罗施曼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那时候，谁也不知道里加的事情。
　　俄国人在四十年代末是顽固到极点的，他们没有从东方给我们任何情报，尽管绝大多数大规模屠杀的滔天罪行都是发生在那里的。这就使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奇怪的地位，大约百分之八十的与人类为敌的罪行是在东方——现在的铁幕后边犯下的，而那些应对这些罪行负责的人却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是在三个西方的占领区。好几百个有罪的人从我们手里偷偷溜走了，因为我们远离东方一千哩，不知道他们究竟干过些什么。
　　“但是，如果在一九四七年对罗施曼进行过一次调查，那么他无论如何一定会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我也这样想，”密勒说，　“我们将从哪儿入手去看一看那些英国档案呢？”
　　“这个，我们可以从我自己的档案入手，它们就藏在我家里。来吧，走一会儿就到了。”
　　幸运的是，凯德贝雷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他保留着从战争结束以来他写的每一份稿件。他的书房里两面墙边都排列着文件匣。此外，在一个角落里是两个灰色的文件柜。
　　“我的办公室就在家里，”他们走进书房的时候他对密勒说；　“这是我自己的档案系统，我是唯一了解这个系统的人。让我来给你看。”他指着那两个文件柜， “这一个装着按字母排列的人物档案。另一个是关于问题的，按标题分类，按字母排列。我们将从第一个柜子入手，看看罗施曼的名字。”
　　他们很快就查完了，没有标有罗施曼名字的卷夹。
　　“好吧，”凯德贝雷说，　“现在让我们来试试标题。有四个标题或许对我们有帮助。一个是“纳粹”，另一个是“党卫军”。再就是“审判”这个大标题，下面还有若干纲目，其中之一是关于那些曾经举行过的审判的剪报。不过它们大多数是一九四九年以来在西德进行的罪犯的审判。最后一个说不定有帮助的是“战争罪行”。让我们来浏览一遍。”
　　凯德贝雷比密勒读得快，但是，他们直到傍晚才勉强把四个标题下的几百份剪报读完。最后，凯德贝雷叹了口气，站起身来，把“战争罪行”的卷夹合上，把它放回文件柜中原来的地方。
　　“我今晚恐怕非出去吃晚饭不可了，”他说，　“唯一剩下没有查过的就是这些东西了。”他指指两面墙边架子上的那些文件匣。
　　密勒合上他正在查找的卷夹，“那是什么？”
　　“那是十九年来我给报纸写的稿件，”凯德贝雷说，“那是顶上一排。下边一排是十九年来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新闻材料和文章。头一排显然有很多与第二排重复的东西。那些是我的已经发表的东西，但是在第二排匣子里也有不是我写的其他作品。其他投稿人毕竟也有一些作品在报纸上刊登出来，而我送去的一些材料则没有被采用。
　　“每年大约有六匣子剪报，这就够我们看的了。好在明天是星期天，所以，如果你高兴的话，我们可以利用一整天。”
　　“那真是太麻烦你了。”密勒说。
　　凯德贝雷耸了耸肩膀说：　“这个周末我没有别的事可做。在波思，十二月末尾的周末反正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的。我妻子在明天傍晚以前不会回来。十一点半钟左右你到“法兰西界”来，咱们喝一杯吧。”
　　他们是在星期日下午三、四点钟找到它的。安东尼·凯德贝雷快查完放他自己稿件的那一排文件匣里标写着“1947 年，11月—12月”字样的那一部分了，他突然喊了一声：“找到了！”并松开弹簧夹，拿出一张早已褪了色的纸，上面用打字机打着标题，　“1947 年12月23日”。
　　“报纸没有采用它，这不奇怪，”他说：“就在圣诞节前夕，谁还愿意知道关于一个被捕的党卫军的事情呢。而且，当时新闻纸很缺乏，圣诞节特刊的版面一定是很小的。”
　　他把那张纸放在写字台上，用可以转头的台灯照着它。
　　密勒俯身在上面读着：　　汉诺威，英国军政府，12月23日电。英国军政府司令部发言人今天在这里宣布，英国军事当局在奥地利格拉茨逮捕了臭名远扬的一名前党卫军上尉，在作进一步调查期间，该犯已被收押。
　　这个爱德华·罗施曼是在奥地利某城的大街上被一个集中营的前囚徒认出来的，他声称罗施曼曾是拉脱维亚集中营的司令官。当这个集中营的前囚徒跟踪他到一所房子跟前，并指出了他的身分后，罗施曼就被格拉茨的英国战地保安部人员逮捕了。
　　发言人说，已要求波茨坦苏占区司令部提供关于拉脱维亚里加集中营的进一步情报，寻找更多证　　人的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同时，美国当局在柏林的党卫军索引中所保存的有关这个被捕者的档案，也已证明他就是爱德华·罗施曼。撰稿人：凯德贝雷。
　　密勒把这篇简短的稿子读了四、五遍。　“哎呀！”他叹了口气说，　“我可找到他了。”
　　“我想这值得喝一杯。”凯德贝雷说。
　　狼人在星期五给门默斯打电话时，忽略了四十八小时以后恰好是星期日。但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仍旧在星期日那天从家里往门默斯的办公室挂电话，电话没有打通。当时正值那两个人在哥德斯山温泉找到了那份报道。
　　但是第二天早上九点整，门默斯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九点半，狼人打来了电话。
　　“很高兴你来电话，同志，”门默斯说，“我昨天深夜才从汉堡回来。”
　　“你得到情报了吗？”　　“当然。你愿意记下来吗？”
　　“说吧。”电话里说。　　门默斯在他的办公室里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念他的笔记：　　“车主是一个自由投稿记者，名字叫彼得·密勒。特征：二十九岁，身高六叹差一点儿，棕色头发，棕色眼睛。他的母亲是一个寡妇，住在奥斯多夫，就在汉堡郊外。他本人住在汉堡中心靠近斯坦大街的一套公寓里。”门默斯念出密勒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他跟一个脱衣舞女西格莉德·莱恩小姐同居。他主要是为一家画报写稿，显然干得很不错，专门搞调查性的新闻报道。正如你所说的，同志，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
　　“你知道是谁委托他进行最近的调查吗？”狼人问。
　　“不知道。那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似乎没有人知道他这会儿在干什么，在为谁工作。我冒称是一家大杂志的编辑部人员，找那姑娘问了一下。只是通过电话，你知道。她说，她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是她正等着他今天下午上班前给她来电话呢。”
　　“还有别的吗？”
　　“就是那辆车，那是很有特点的。一辆黑色“美洲虎”
　　牌汽车，英国式，车身上有一条黄带子。是一辆赛车，双座，车盖是固定的，叫做ＸＫｌ50Ｓ型。我查看了他在那里的停车房。”
　　狼人摘要记了下来，“我很想知道现在他在哪儿？”他最后说。
　　“他现在不在汉堡，”门默斯急忙说：“他在星期五将近吃午饭的时候，就是我快到那里的时候，就离开了。他在那儿过的圣诞节，在那以前，他还去过别的什么地方。”
　　“我知道了。”狼人说。
　　“我能够弄清楚他正在调查的是什么事件，”门默斯殷勤地说：　“我没有太深入地去调查他，因为你说过，你不愿意他发觉有人正在调查他。”
　　“我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他要揭露我们的一个同志。”
　　狼人思考了一会儿，“你能够弄清楚他现在在哪儿吗？”他问道。　　“我看行，”门默斯说，　“今天下午我可以跟那个姑娘打个电话，假说我是一家大杂志派来的，急需与密勒取得联系。从电话里听来，她是头脑简单的姑娘。”
　　“好，就那么办。”狼人说：　“我今天下午四点钟给你打电话。”
　　星期一早晨，凯德贝雷来到波恩，那里要举行一个官方的记者招待会。他十点三十分给德雷森旅馆的密勒打电话。
　　“很高兴在你走以前找到你。”他告诉那个德国人：“我有一个想法，它或许对你会有帮助。下午四点钟左右，你到“法兰西界”来。”　　密勒在午餐前给西吉打了电话，告诉她他在德雷森旅馆。
　　当他们会面后，凯德贝雷要了一杯茶。　“今天早上我没有注意听那无聊的记者招待会，倒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告诉密勒说：　“如果罗施曼已经被捕，而且确实证明是一个受通缉的罪犯，那么，他的案件将会引起当时德国英占区英国司法官员的注意，所有档案也会加以复制，并在当时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的英、法、美之间传来传去。你听说过利物浦的一个叫鲁塞尔勋爵的人吗？”
　　“没有，从来没有。”密勒说。
　　“他是占领期间英国军政府的法律顾问。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叄遄制煜碌脑帜选贰Ｄ憧梢韵胂螅切词裁吹摹Ｕ獗臼槊挥惺顾诘鹿竦梅浅４蟮纳赜谀切┍┬械拿栊慈词欠浅Ｈ肥档摹！？
　　“他是一个律师吗？”密勒问道。
　　“是的，”凯德贝雷说，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律师。他现在退休了，住在温勃列顿。我不知道他是否记得我，不过我可以给你写封介绍信。”
　　“他会记得那么远的事吗？”
　　“他也许记得。虽然他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他的记忆力之好是有名的，简直象个档案室。如果罗施曼的案子曾委托他起诉，那么他将会记得它的每一个细节。我确信这一点。”
　　密勒点点头，啜了一口茶说：　“好的，我想飞到伦敦去跟他谈谈。”
　　凯德贝雷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了一个信封，“我已经写好这封信。”他把介绍信递给密勒，站起身来　“祝你走运。”
　　当狼人四点整给门默斯打电话时，门默斯已为他搞到了情报。
　　“他的女朋友接到了他的一个电话，”门默斯说，　“他在哥德斯山温泉，住在德雷森旅馆。”
　　狼人放下话筒，翻阅着一本通讯录。最后他停在一个名字上，又拿起了”电话，拨了波恩一哥德斯山温泉地区的一个号码。
　　密勒回到旅馆去给科隆飞机场打电话，预定下一天，即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二飞往伦敦的飞机票。当他走到服务处的桌子跟前，女招待快活地微笑着，指了指一排凸出在墙外，可以俯瞰莱茵河的窗子跟前一片宽敞的座位。
　　“那儿有位先生要见你，密勒先生。”
　　密勒朝那块凸出的地方瞥了一眼，那里摆着一些各种各样的桌子，桌子周围摆着有椅套的椅子。在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穿黑色冬大衣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顶黑色的汉堡帽和一把卷着的伞，他坐在那儿等待着。密勒慢吞吞地走向前去，心里直纳闷：谁会知道他在这儿呢？
　　“你要见我吗？”密勒问。
　　那个人跳了起来，　“是密勒先生吗？”
　　“是的。”
　　“彼得·密勒先生。”
　　“是的。”
　　那个人按照老式德国人的习惯，急促地鞠了一躬说：“我的名字是舒米特，舒米特博士。”
　　“找我有什么事？”
　　舒米特博士不以为然地微笑着，注视着窗外阴郁荒凉的莱茵河在空无一人的阳台上的球形电灯下流过。
　　“我听说你是一个记者，是吗？一个自由投稿记者，而且很出色的一个。”他愉快地微笑着说：　“你是有名的办事非常认真、非常执拗的人。”
　　密勒沉默不语，等着他转入正题。
　　“我的朋友们听说，你现在正在调查一些，哎呀，怎么说呢，一些很久以前，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
　　密勒紧张起来，苦苦地思索着，竭力想弄清楚“朋友们”
　　是谁，谁可能告诉他们。后来，他意识到他曾经在全国各地到处打听罗施曼。
　　他直截了当地说：“调查一个叫爱德华·罗施曼的人。
　　怎么样？”
　　“噢，是的，关于罗施曼上尉。我正想，我也许能帮助你。”这个人的目光离开了莱茵河，和蔼地凝视着密勒。“罗施曼上尉已经死了。”
　　“真的吗？”密勒说：　“我不知道。”
　　舒米特博士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当然你不知道。没有理由你应当知道。但这确实是真的。真的，你是在浪费时间。”
　　密勒显出失望的样子。“你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死的吗？”他问那个博士。
　　“你没有发现他死的情况？”那个人问。
　　“没有，我能找到的关于他的最后的线索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末。那时他还活着。”
　　“噢，是的，当然啦。”舒米特博士似乎很乐意来满足密勒，　“他是被杀死的。你知道，在那以后不久，他回到了他的故乡奥地利，一九四五年初，在与美国人作战时被打死了。好几个生前认识他的人证明了那是他的尸体。”
　　“他必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密勒说。
　　舒米特博士点点头表示同意，　“啊，是的，有人这么认为。的确，我们当中有人就这么看。”
　　“我的意思是说，”密勒继续说，根本不理会对方的打岔，　“他一定是自耶稣基督以来第一个能够死而复生的了不起的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奥地利的格拉茨，他又被英国人活活捉住。”
　　博士的眼里反映出窗外栏杆上闪闪发光的白雪，“密勒，你真愚蠢，实在愚蠢。请听我的忠告，一个年长的人给一个年轻得多的人的忠告，放弃这个调查吧。” 密勒瞪着他。　“我想我应当感谢你。”他毫无谢意地说。
　　“你要愿意接受我的忠告就好了，也许你应当接受。”
　　博士说。
　　“你又误解了我，”密勒说，“今年十月中也有人在汉堡看见罗施曼还活着。第二次看见没有得到证实，现在证实了，你刚才证实了它。”
　　“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不放弃这个调查，你将是十分愚蠢的。”博土的目光仍旧非常冷峻，但是却悄悄流露出焦急的神情。想当年，他令出如山，谁敢不从，他对后来的变化始终也习惯不了。
　　密勒开始发怒了，一股怒火慢慢地从脖颈升到脸上。“你真叫我腻味，博士先生。”他告诉那个年纪比他大的人说：“你和你们那一伙，所有你们这帮坏蛋都叫人腻味。你们道貌岸然，其实全是我国地面上的垃圾。关于我，我将继续调查，直到我找到他为止。”
　　他转身要走，但是那个年纪比他大的人抓住他的胳臂。
　　他们互相瞪着，彼此距离才隔两寸。”
　　“你不是犹太人，密勒。你是雅利安人，你是我们的人。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
　　密勒挣脱了他的胳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博士先生，你就永远不会理解。”
　　“唉，你们年轻一代的人，你们全是一样儿的。为什么你们总不能循规蹈矩呢？”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或者至少我是这样的人。”
　　那个年纪比他大的人眯缝起眼直直地看着他：“你不蠢，密勒。可是你干的是蠢事。你就象那种老是被他们所谓的良心支配着的家伙。不过，我开始有点怀疑了，看来你在这件事情上准是有点个人的牵连。”
　　密勒转身要走，“也许是的。”他一面说，一面穿过了休息室。

八
　
　　在伦敦温勃列顿区闹市外边，密勒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那所房子，它座落在住宅区里一条安静的街道上。按过门铃之后，鲁塞尔勋爵亲自来开门。他是一个年近七十的人，穿着一件羊毛衫，系着领结。密勒作了自我介绍。
　　他告诉这位勋爵说：　“我昨天在波恩和安东尼·凯德贝雷先生一块儿吃午饭。他对我讲起你，还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你。我希望能和你谈一次话，先生。”
　　鲁塞尔勋爵站在台阶上困惑地看着他：　“凯德贝雷？安东尼·凯德贝雷？我好象想不起来……”
　　“他是一个英国记者，”密勒提醒说，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他在德国采访过对战犯的审判，例如对约瑟夫·克拉默和其他在贝尔森犯罪的人的审判。你还记得这些审判吗？”
　　“当然记得，当然记得。对了，凯德贝雷，对，搞报纸的那个家伙。我现在想起来了，好多年没见到他啦！好，咱们别站在这儿，天气够冷的，而且我也没有从前那么年轻了。进来，进来。”
　　他不等回答就转身走进前厅，密勒在后面跟着，随手把一九六三年最后一天的寒风关在大门外面。他遵照鲁塞尔勋爵的吩咐把大衣挂在前厅的衣帽钩上，然后跟着他往里走进起坐间，那儿的壁炉里燃烧着受人欢迎的炉火。
　　密勒拿出了凯德贝雷的信，鲁塞尔勋爵很快地看了一遍，惊异地扬起眉毛。
　　“哼！叫我帮着追踪一个纳粹分子？你是为这个上这儿来的吗？”他从眉毛底下打量着密勒。不等德国人回答，鲁塞尔勋爵就接着说：　“好啦，坐下，坐下。老站着可不好！”
　　他们分别坐在炉火两旁罩着花椅套的扶椅上。
　　“一个年纪轻轻的德国记者怎么追踪起纳粹分子来了？”
　　鲁塞尔勋爵劈头就问。他的粗鲁和直率使密勒感到窘迫。
　　“我还是从头说起吧。”密勒说。
　　“我也认为你最好如此。”这位勋爵一边说着，一边探身在壁炉架子上磕打他烟斗里的烟渣。密勒叙述的时候他又装烟斗，又点火，等他心满意足地喷烟吐雾的时候，德国人也讲完了。
　　这位退休的律师听了以后似乎毫无反应。　“我希望我说的英语能让你听懂。”密勒讪讪地说。
　　鲁塞尔勋爵好象猛然从沉思中醒了过来：　“啊，对，对，反正比我撂下了这么多年的德语要强，人是爱忘事的，你知道。”
　　“这个罗施曼的事……”密勒开始说。
　　“对，有意思，很有意思，并且你还想试试看要找到他。为什么？”
　　最后这个问题是针对密勒而来的，他发觉老人的眼睛从眉毛下边锐利地盯着他。
　　“嗯，我有我的理由，”他生硬地回答说，“我认为应该找到这个人而且审判他。”
　　“哼！我们不是全都这么想吗？问题是他会受审吗？会有审判他的那一天吗？”
　　密勒直裁了当地顶了回来：　“如果我能找到他，他会受审的。你就相信我这话吧。”
　　这位英国勋爵似乎无动于衷。从他烟斗里喷出来的一股股小烟圈，连成完整的一串飞向天花板。双方都一直不吭声。
　　“阁下，重要的是你还记得他吗？”
　　鲁塞尔勋爵似乎吃了一惊：　“记得他？啊，对，我记得他，或者说至少记得这个名字。真希望能把他的长相和名字对起来。你知道，一个老人的记忆往往随着年纪而淡漠，而且在那些日子里这种人又有那么多。”
　　“你们的宪兵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格拉茨把他逮捕的。”密勒告诉他说。
　　密勒又从上衣胸袋里取出两张影印的罗施曼的照片递了过去。鲁塞尔勋爵凝视着这两张一张正面、一张侧面的照片，然后站起身来若有所思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对，”他最后说，“我想起来了！我现在有印象了。
　　是的，这份卷宗是格拉茨战地保安部门几天以后给我送到汉诺威来的。凯德贝雷就是从那儿搞到他的材料的，从我们在汉诺威的办公室。”
　　他顿了一下，迅速地转向密勒：　“你说你那个陶伯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他同另外几个人一起开着车经过马格德堡往西去的吗？”
　　“他在日记上是这么说的。”
　　“嗯，这个时间是在我们逮住他以前两年半。你知道这期间他呆在哪几吗？”
　　“不知道。”密勒说。
　　“呆在一所英国战俘营里。不要脸的东西！好吧，年轻人，我尽量给你补上这一段。”
　　那辆载着爱德华·罗施曼和他那些党卫军同伙们的汽车，穿过了马格德堡，立即向南转弯，驶向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四月底，他们到了慕尼黑，这伙人就分散了。罗施曼这时穿的是德国陆军下士的军装，用的证件虽然是真名，但身分却是陆军人员。
　　当时美国陆军部队正在慕尼黑以南横扫巴伐利亚全境，美军关心的不是已经在行政管理上成为负担的平民百姓，而是由于谣传纳粹组织已缩进巴伐利亚境内阿尔卑斯山离希特勒在柏赫特斯加登的住所不远的一个要塞，企图在那里顽抗到最后一个人。所以当巴顿将军的部队席卷巴伐利亚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那数以百计不携带武器、到处流浪的德国士兵。
　　罗施曼夜里摸黑赶路，白天就躲在伐木工人的茅屋和谷仓里，就这样越过了德奥边界（其实这条边界从一九三八年合并以来就不复存在了），继续向南朝着他的家乡格拉茨前进。他知道，到了格拉茨，不管城里城外，总会有人能掩护他的。
　　他绕过了维也纳，但在五月六日那天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被一支英国巡逻队发觉了，他昏头昏脑地企图逃窜。他刚刚一头扎进路边的灌木丛里，枪弹就象冰雹似地落了下来，其中一颗射穿他的胸膛，刺透了一边的肺叶。这些英国大兵在黑暗里仓促搜索了一阵就过去了，没有发现灌木丛里的这个受伤的人。
　　从这儿他爬到了半哩地外一个农民的家里。
　　当时他还神志清醒，就把格拉茨一个他熟识的医生的姓名告诉了那个农民。那人在夜里骑着车悄悄地穿过宵禁，把医生找了来。足有三个月的时间，罗施曼在朋友们的护理下，开始时在那个农民家里，后来又住进了格拉茨城里的一所房子。当他自己能够行动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三个月，而奥地利已处于四大国占领之下，格拉茨正处在英国占领区的中心。
　　当局命令所有的德国士兵进战俘营服役两年，罗施曼估计那里是一个最安全不过的地方，就去自动投案了。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八月，罗施曼安稳地呆在战俘营里，正好躲开了当时对最凶残的党卫军刽子手的追捕。因为在投案的时候他假冒了他的一个旧友的名字，那个人曾在陆军服役，早已战死在北非。
　　当时有好几万到处流浪的德国士兵都是根本没有任何身分证件的，所以盟军当局就把他们自报的姓名信以为真了。
　　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来甄别那些陆军军士。一九四七年夏天，罗施曼获释了，他满以为离了战俘营的监护也可以平安无事。可是他估计错了。
　　有一个里加集中营的幸存者，是维也纳人，发誓要向罗施曼讨还血债。这个人经常出没在格拉茨的街道上，等待着罗施曼回家。在格拉茨有罗施曼一九三九年离家时留下的父母，还有他一九四三年休假时娶的妻子海拉；罗施曼。老头在罗施曼父母住的房子和他妻子住的房子之间往返徘徊，一心等候这个党卫军的归来。
　　罗施曼获释后，先是在格拉茨郊外充当农业工人。后来，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回家去过圣诞节。那个老头正在等着他呢。老头藏在一根柱子后面盯着那个身材瘦高，长着浅黄头发和冷酷的蓝眼睛的人走近了他的妻子住的房子，向周围环顾了几次，然后敲敲门进去了。
　　没用一个小时，这位曾在集中营的老人领着两个魁梧的英国战地保安部的军士来了。这两个英国人半信半疑地敲开这所房子的大门，经过迅速的搜查，把罗施曼从床底下拖了出来。其实罗施曼如果一开始就挺身出来矢口否认，硬说老头子认错了人，或许能让两个军士相信他，而以为老头搞错了。但是他藏到床底下反倒败露了他自己。军士们把他押到战地保安部的哈迪少校那里，少校立即把他监禁起来，同时向柏林和美方查询了有关党卫军的档案。
　　四十八小时后，他的身分得到了证实，消息便传出去了。英国当局还在波茨坦向俄国人提出查询，要求他们帮助充实有关里加的材料时，美国方面就已要求把罗施曼暂时引渡到慕尼黑，以便让他在美国人在达豪审判其他里加地区集中营的党卫军战犯的法庭上作证。英国当局同意了美方的要求。
　　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清晨六时，一名皇家宪兵队军士和一名战地保安部军士押解着罗施曼，从格拉茨登上了开往萨尔斯堡和慕尼黑的火车。
　　鲁塞尔勋爵停止了踱步，走到壁炉前又磕打起他的烟斗来。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了”密勒问．“他逃掉了。”鲁塞尔勋爵说。
　　“他怎么啦？”
　　“他逃掉了。他抱怨说监狱的伙食害得他泻肚了，然后就乘机从行驶中的火车的厕所窗户里跳了出去。等那两个押送他的人砸开厕所的门时，他早就消失在雪地里了。他们再也没有找到他。当然也搜索了一番，但是他显然已经乘着风雪溜之大吉，去找某个专门帮助纳粹分子逃亡的组织了。过了十六个月以后，就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你们的新共和国成立，我们把这些全都交给波恩当局了。”
　　密勒作完记录，放下了笔记本。
　　“以后该找哪儿呢？”他问道。
　　鲁塞尔勋爵鼓起了腮帮子：　“嗯，我想以后就该找你自己的同胞了。你已经掌握了罗施曼从出生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的历史，后面的就该问德国当局啦！”
　　“具体哪一个机构呢？”密勒问，心里可直担心他会怎么答复。
　　“既然这人和里加集中营有关系，我琢磨找汉堡检察院也许合适。”鲁塞尔勋爵说。
　　“我已经去过了。”
　　“他们对你的帮助大吗？”
　　“一点帮助也没有。”
　　鲁塞尔勋爵笑了：“这不奇怪，这不奇怪。你去路德维希堡试过吗？”
　　“试过。他们的态度很好，可是帮助不大。有规章，不能告诉我。”
　　“这可就是向官方查询的最大限度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可以去请教的人。你听说过西蒙·维森塔尔这个人吗？”
　　“维森塔尔？嗯，仿佛听说过。名字有点印象，可是对不上人头。”
　　“他住在维也纳，是一个从波兰的加里西亚来的犹太人。战争期间，他先后在十二个集中营里呆了四年，因此他决心把他的余年用来追缉在逃的纳粹战犯。不是来武的，他只是不断地整理所有能搞到手的材料；然后，每当他肯定发现了一个逃犯时，就报告警方。这些罪犯往往换了假名字，当然不一定全部如此。如果警方不采取行动，他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出他们洋相。不消说，无论德国官方或奥地利官方对他都没有什么好感。从他这方面则认为当局没有努力把知名的纳粹杀人犯捉拿归案，更不用说去追捕潜伏的罪犯了。那些前党卫军成员对他这股韧劲恨之入骨，几次要对他下毒手，那些官员们则希望他少管闲事，但是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尽量在各方面给他帮助。”
　　“对了，这下我想起这个人了。他不就是发现了阿道夫·埃希曼的那个人吗？”
　　鲁塞尔勋爵点点头；　“他查明他用理卡多·克利门特的名字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以色列人就从那儿把他弄走了。他还追踪过好几百名其他的纳粹战犯。如果关于你那个爱德华·罗施曼还有什么别的情况的话，他准知道。”
　　“你认识他吗？”密勒问道。
　　鲁塞尔勋爵点点头：“我给你开封信，找他问事的人太多了，写封介绍信是有好处的。”
　　他走到书桌旁，迅速地在一张印有头衔的纸上写了几行字，把它叠好放在信封里，封了口。
　　“祝你走运，你会用得上它的。”当他领着密勒出门的时候，他说。
　　第二天上午，密勒乘英国欧航公司的飞机回到科隆，取出他的汽车，开始了经由斯图加特、慕尼黑、萨尔斯堡、林茨到达维也纳的两天行程。
　　他在慕尼黑宿夜，因为覆盖着冻雪的高速公路常常只剩下一条窄道，同时还有排雪机或铺沙车在拚命对付那下个不停的雪，所以路上不免耽误时间。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要不是在慕尼黑南面的托尔兹温泉误了很久，他午饭前后就能到达维也纳。
　　高速公路在托尔兹温泉附近穿过茂密的松林时，一连串的“慢行”标志使交通停顿了下来。一辆警车转动着蓝色的警号，停在路边上，两个穿着白制服的巡警站在那儿挡住了交通。左手向北去的路也是同样的部署。从松林里开辟出一条车道，从两侧横跨过高速公路。在这条车道的左右两个道口上，站着两名身穿冬季制服的士兵，各持一根用电池发光的警棍，等着招呼某种还隐藏在森林里的东西穿过公路。
　　密勒不耐烦得直发火，最后他旋下窗玻璃冲着一个警察叫嚷：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放行呀？”
　　巡警慢悠悠地走过来，笑笑。　“军队，”他简短地说，“他们在转移，马上就有一队坦克开过来了。”
　　十五分钟以后，第一辆坦克出现了，长长的炮筒从松树林里戳出来，好象一只大象在用它的鼻子试探周围有没有什么危险似的，一阵隆隆声后，坦克的扁平巨大的装甲车身从树后出现了，顺着车道一直开下去．乌利希·弗兰克上士是个幸福的人，刚刚三十岁就实现了他毕生的愿望：指挥他自己的坦克。他还清楚地记得使他产生这个愿望的那一天。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当时他是曼海姆的一个小男孩，有人带他去看电影。映出新闻片的时候，银幕上充斥着哈索·冯·曼托费尔的虎王坦克，滚滚向前，去迎击美英军队。
　　他惊愕地望着指挥员们围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他们戴着钢盔和风镜，从炮塔里凝视着前方。这个景象对十一岁的乌利希·弗兰克说，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当他离开电影院的时候，立下了一个誓愿：总有一天他将指挥他自己的坦克。
　　这花费了他十几年的时间，但终于达到了目的。这次在托尔兹温泉附近森林转移时，乌利希·弗兰克上士就指挥了他的第一辆坦克——一辆美制Ｍ—48巴顿式坦克。
　　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巴顿式坦克上操作。在营地里等着他们的，是一排崭新发亮的法制ＡＭＸ—13式坦克，将用这些坦克更新这支部队的装备。再过一星期，比巴顿式坦克速度更快、火力配备更强的ＡＭＸ就归他指挥了。
　　他看了看炮塔边上新德国陆军的黑十字标志和它下面印着的这辆坦克的名字，心里感到一阵惋惜。他虽然只指挥过它六个月，但它永远是他的第一辆也是最心爱的一辆坦克．他把它命名为“龙岩”，这个名字的出处是俯瞰莱茵河的那块岩石。传说马丁·路德当年在那里把圣经译成德文时看到了魔鬼，就把手里的墨水瓶摔到它身上。弗兰克估计部队更新装备以后，巴顿式坦克就要进废品堆了。
　　在高速公路的右侧，巴顿式坦克最后又停顿了一下，载着它的人员猛然冲上斜坡，消失在树林里。
　　密勒终于在一月三日那天下午到达了维也纳。不等登记旅馆，他就一径驱车到市中心，打听去鲁道夫广场的路。
　　他很容易地找到了七号，看了看住户的名牌。在三楼部分有一张写着“文献中心”的卡片。他上楼后敲了敲奶油色的木头门，有人在门后从窥孔里朝外看看，然后他才听到开锁的声音。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出现在门口。　　“请问……”
　　“我叫密勒，彼得·密勒。我希望见见维森塔尔先生，我带来了一封介绍信。”
　　他拿出介绍信交给这个姑娘，她似信非信地看看后，微微一笑，请他等一下。
　　几分钟以后她又出现在门里面走廊的尽头，招呼着他：“请到这边来。”　　密勒关上前门，跟着她进入走廊，拐个弯到了这套房子的末端。右手有一扇门敞开着，当他走进去时，一个男人站起身来迎接他。
　　“请进。”西蒙·维森塔尔说。
　　他比密勒预料的要魁梧些，是个六叹开外的结实的人，穿着一件厚厚的粗呢外套，身子有些伛偻，好象永远在寻找一张放错了地方的纸。他手里拿着鲁塞尔勋爵的信。
　　这间办公室由于堆得太满而相对地显得狭窄。有一面墙从这头到那头、从地板到天花板全是架子，架子上塞满了书。
　　对面墙上挂满了装璜过的感谢状和亲笔信，这些都是受过党卫军迫害的人们建立的各种组织寄来的。后墙放着一个长沙发，上面堆的也是书。门左边有个对着天井的小窗户。书桌放在离窗户较远的地方，密勒坐到书桌前面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这位追捕纳粹分子的维也纳猎手坐在书桌后面，又看了一遍鲁塞尔勋爵的信．“我的朋友鲁塞尔勋爵告诉我说，你想追查一个过去的党卫军刽子手。”他开门见山地说。
　　“是的，确实如此。”
　　“你能告诉我他的名字吗？”
　　“罗施曼，爱德华·罗施曼上尉。”　　西蒙·维森塔尔惊奇地扬起眉毛，吹哨似地嘘了一口气。
　　“你听说过他吗？”密勒问。
　　“你说的是里加的屠夫吗？他是我追缉的五十名要犯之一，”维森塔尔说，“请问你为什么对他发生了兴趣？”
　　密勒开始扼要地解释一下。
　　“我想你最好从头说起，”维森塔尔说，“这本日记是怎么回事？”
　　丛路德维希堡那个人开始，加上凯德贝雷和鲁塞尔勋爵，这次是密勒第四次不得不叙述这段经过了。每一次它都加长了一点，因为他又多知道了一段罗施曼的生活历史。于是他又从头开始一直叙述到鲁塞尔勋爵提供的那段。
　　“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他在结尾时说，“他从火车上跳下来以后，到哪儿去了？”
　　西蒙·维森塔尔一直凝视着公寓房子外面的天井，看着雪花从狭窄的空间落到三层楼下的地面上。
　　“你带着那本日记吗？”他最后问道。密勒弯腰从他的手提包里把它取了出来，放在书桌上。
　　维森塔尔颇为欣赏地打量着它，“真吸引人，”他说。
　　他抬起头来笑笑，“好吧，我相信你说的一切。”他说。
　　密勒扬起眉毛，“难道这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吗？”
　　西蒙·维森塔尔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我总有点儿怀疑，密勒先生，”他说，“你讲了一个很离奇的故事，可是我总听不明白你追踪罗施曼的动机。”
　　密勒耸耸肩膀，“我是个记者，这个故事很吸引人。”
　　“不过这个故事恐怕卖不出什么价钱，甚至捞不回你下的本钱。你能肯定这里没有个人目的吗？”
　　密勒避开了这个问题：“你是第二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霍夫曼在《彗星》的编辑部里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一定要抱有个人目的呢？我刚刚二十九岁，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我的时代以前发生的啊！”
　　“这倒是真的，”维森塔尔看看表站起身来，“已经五点了，在这些漫长的冬夜里我真想回家去和我妻子呆在一起。
　　你能让我利用周末看看那本日记吗？”
　　“当然可以。”密勒说。
　　“好，请你星期一上午再来吧！我给你补充我所知道的关于罗施曼的情况。”
　　星期一上午十点钟，密勒又来了，碰见西蒙·维森塔尔正在翻腾一堆信件。当这个德国记者进来的时候，他抬抬眼睛，作了个手势让他坐下。这位纳粹猎手小心地剪开信封边，然后把它的内容抽出来。两个人都沉默着。
　　“我搜集邮票，”他说，　“所以不愿意破坏信封。”他：接着又摆弄了几分钟，　“我昨天夜里在家看了日记，真是个了不起的文献。”　　　　“您感到吃惊吗？”密勒问。
　　“吃惊？不，这样的内容我不感到吃惊，我们全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当然，也不尽相同。但记得那么确切可不容易。陶伯本该是一个理想的见证人，他记住了一切事情，连细节都没有放过，并且在当时就作了记录。德国或奥地利法庭是非常重视证据的。可惜他现在已经死了。”
　　密勒考虑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维森塔尔先生，就我所知，你是我第一个与之倾心长淡的犹太人，你也亲身经历过这一切。陶伯的日记里有一句话使我感到惊讶，他说根本不存在集体犯罪这么回事。但是二十年来，我们德国人总是被告知说我们全都有罪，你相信这一点吗？”
　　“不相信，”这位纳粹猎手说得很干脆，“陶伯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我们杀死了一千四百万人，你怎么还能那样说呢？”
　　“因为你，你个人当时并没有在场嘛！你又没有杀死任何人。正象陶伯所说的，悲剧在于真正的杀人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真正的杀人犯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密勒问道。
　　西蒙·维森塔尔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他。
　　“你知道党卫军里各式各样的分支吗？你听说过在党卫军内部哪些部门应该真正为这几百万人的生命负责吗？”
　　“没听说过。”
　　“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你听说过帝国经济管理总署吗？这个机构负责对受害者进行剥削压榨，一直到他们死亡为止。”
　　“对，我看到过有关的材料。”
　　“经济管理总署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个总行动的中间部分，”维森塔尔先生说，“其他两头是，把受害者从人民群众中甄别出来加以集中，运走，等经济剥削结束后，把他们结果掉。这最后一项就是帝国保安总署的任务了。咱们提到过的一千四百万人实际上是他们杀死的。用“保安”这个词来命名这样的机构，显得很古怪。这是来源于传统的纳粹观念，他们认为这些被害者对帝国是一种威胁，所以要对他们采取保安措施。不仅对这些人，帝国保安总署的职能还包括拘捕、审讯其他危害帝国的人，然后把他们也关进集中营，诸如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自由党人、编辑、记者和说了不合时宜的话的教士，被占领国家的抵抗战士，到战争后期又加上了象陆军元帅欧文·隆美尔这样的陆军军官和海军上将威廉·卡纳利斯，这两个人是由于被怀疑抱有反希特勒的情绪而被谋杀了。
　　“帝国保安总署下面分成六个处。一处负责行政和人事；二处管设备和财务；三处是令人发指的保安勤务处和保
　　安警察，它的首脑是莱因哈特·海德利希。一九四二年他在布拉格被刺后，恩斯特·卡腾布伦纳接替了他的职位。卡腾布伦纳后来被盟军处决了。那些迫使被审讯者开口的酷刑，就是他们这一伙人发明的，这些酷刑在德国本土和被占领国家都用上了。
　　“四处是以海因里赫·缪勒为首的盖世太保（缪勒依然下落不明）。其中有个犹太科，所谓Ｂ 4部门，头子是阿道夫·埃希曼，由以色列人把他从阿根廷绑架到耶路撒冷处决了。五处是刑事警察处，六处是国外情报处。
　　“三处这两个有名的头目，海德利希和卡腾布伦纳，同时也执掌整个帝国保安总署的大权。这两个人掌权的整个时期，一处的头目一直充当他们最好的代理人。这个头目就是党卫军中将勃鲁诺·斯特根巴哈，目前，他在汉堡一家百货公司弄到了一个报酬挺高的位置，住在福格威德。
　　“如果我们要清算这笔罪行，主要责任都在党卫军的这两个部门，有关人等不过几千人，而决不是构成当代德国的千百万人。所谓六千万德国人集体犯罪的理论，却把千百万与这种大屠杀毫无关系的儿童、妇女、老年人、土兵、海员和飞行员等都包括了进去。这种理论最初是盟国制造的，但它非常适合前党卫军成员的需要。这种理论成为他们最好的帮手，因为他们发觉（有少数德国人似乎也发觉了这一点）
　　只要这种集体犯罪的理论毫无争论地存在下去，就不会有人去追究真正的罪犯甚至直到今天还藏身在“集体犯罪”的理论后面。”　　密勒用心地咀嚼着他所听到的一切，被害者数字之大使他惶恐不安。很难把一千四百万人一个个设想成单个的人，而在雨天的汉堡某条街上死在担架上的那一个人却很容易就浮现了出来。　“陶伯明说了他自杀的原因，”密勒问道，“你相信吗？”
　　维森塔尔先生琢磨着一个信封上两张美丽的非洲邮票，“他认为没有人会相信他曾在歌剧院的台阶上看到了罗施曼，这一点，我想是对的，如果他的想法就是如此，那他是对的。”
　　“但是他根本没有去找警察呀。”密勒说。
　　西蒙·维森塔尔又剪开另一个信封，细看了里面的信。
　　停顿了一会儿以后，他回答说：　“他是没有去，从程序上说他应该去一趟。但是我认为去也没什么用，无论如何在汉堡是没有用的。”
　　“汉堡有什么毛病呢？”
　　“你不是去过那里的州检察院吗？”维森塔尔宽厚地问道。
　　“嗯，我去过，他们没帮什么忙。”
　　维森塔尔抬起眼睛，“汉堡检察院在我这个办事处里恐怕名声不怎么样。就拿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党卫军中将勃鲁诺·斯特根巴哈来说吧，你记得这个名字吗？”
　　“当然记得，”密勒说，“他怎么啦？”
　　为了作答，西蒙·维森塔尔把书桌上的纸堆翻了一阵，取出其中一份看了一会儿，“在这儿呢，”他说，“西德当局把他列为141 ＪＳ747 ／61号文件。你想听听他的事吗？”
　　“我有充分的时间。”密勒说。
　　“好吧，听着。他战前是汉堡的盖世太保头目，他从那儿很快地爬上了帝国保安总署的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部门的最高职务。一九三九年他在纳粹占领下的波兰领导一支清剿队，一九四零年时他是波兰全境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头子，当时波兰的所谓普选政府设在克拉科夫。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在那一期间，主要是通过“ＡＳ行动”在波兰消灭了几千人。
　　“一九四七年他回到柏林，晋升为保安勤务处的人事首脑，这就是帝国保安总署的三处。他的顶头上司是莱因哈特·海德利希，他就成为海德利希的副手。在发动对苏战争前夕，他参与了组织跟在军队后面进去的清剿队。作为一名主要的参谋人员，清剿队员是由他亲自挑选的，这些人全都来自保安勤务处的各个分支。
　　“然后他又升了官，这次成了帝国保安总署的整个六个处的人事总管，同时保留着总署副长官的位置。他先是在海德利希手下，一九四二年海德利希在布拉格被捷克游击队员处死后（这一事件导致纳粹在利迪泽的报复行动），又在卡腾布伦纳手下。从那时候一直到战争结束，在纳粹占领下的东部领土上，无论是流动的清剿队的人选，还是固定的保安勤务处的人选，全都是由斯特根巴哈一手包办的。”
　　密勒听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逮捕他吗？”他问。
　　“你说的“他们”是谁？”
　　“当然是汉堡的警察啦Ｉ”
　　为了作答，维森塔尔又在抽屉里翻找了一阵，拿出了另一张纸。他把它从中间自上至下整齐地摺好，只让纸的左面的页边露在外面，然后把它放在密勒面前。
　　“你认得这些名字吗？”他问道。
　　密勒皱着眉头看完了这十个人的名单：“当然知道。我在汉堡做过几年报道警方消息的记者，这些都是汉堡的高级警官。怎么啦？”
　　“你把纸打开吧！”维森塔尔说。
　　密勒照办了。

九
　
　　彼得·密勒第二天早晨又来到了西蒙·维森塔尔的办公室。
　　“你说要告诉我敖德萨的情况，”他说，“昨天夜里我想起一件事，白天忘了对你说了。”
　　他追述了那个舒米特博士在德雷森旅馆截住他并警告他别再查询罗施曼下落的经过。
　　维森塔尔噘着嘴，点了点头：“你和他们顶上牛了，好。”他说，“不过用这种方式来警告一位记者，这可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步骤，特别是你才处在刚刚开始的阶段。我很纳闷，究竟罗施曼在搞什么名堂，使他们对他这样重视。”
　　然后，这位纳粹猎手花了足足两个小时，对密勒讲述了敖德萨的来龙去脉：从它作为一个向安全地带转移纳粹罪犯的组织开始，发展成今天不仅收容那些戴过黑银两色领带的人以至他们的帮凶和狗腿统统来者不拒的自由共济会。
　　当盟军在一九四五年攻入德国发现了那些阴森可怖的集中营时，他们很自然地要向德国人民追问是谁犯下了这样的暴行，回答是“党卫军”。但是党卫军的成员却哪儿也找不到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或者在德国和奥地利转入了地下，或者逃亡到了国外。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失踪却不是仓皇逃窜的结果。直到很久以后，盟军才逐渐发觉这帮人全都是经过周密安排才告失踪的。
　　这个事实有效地揭穿了党卫军的所谓“爱国主义”：从最顶层的亨利希·希姆莱开始，谁都为了保全自己的皮肉而企图牺牲苦难的德国人民。早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亨利希·希姆莱就企图通过瑞典红十字会的伯纳多特伯爵办事处，向盟国谋求出亡的许可。盟国拒绝考虑放掉他这条大鱼。这些纳粹党徒和党卫军们，一面声嘶力竭地要德国人继续战斗，一俟即将制成的神奇武器发射出去就大功告成，可是在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准备逃亡到某个舒适安逸的地方去。
　　至少，他们明白根本没有什么神奇武器，也很明白“帝国”
　　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而如果希特勒再这样干下去，整个德意志民族的覆灭都将是不可避免的。
　　在东方战线上，德国陆军被迫以惊人的伤亡代价和俄国军队打仗，打仗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得胜利，而是为了给党卫军赢得时间，作好逃亡的部署。党卫军站在陆军后面，陆军人员只要后退一步，不仅会遭到军人的血肉之躯所难以忍受的惩罚，而且还要被枪杀或绞死。成千名国防军的军官和士兵就这样死在党卫军的绞刑架上。
　　党卫军头子们意识到失败不可避免以后，又推过了六个月，就在总崩溃的前夕，党卫军的领导人就全部失踪了。在全德境内，他们纷纷离开了自己的职位，换上平民的服装，把伪造得很漂亮的（而且是官方的）个人证件塞进口袋里，乘着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的大乱局面，不知去向了。他们留下了“民卫”组织的老头们在集中营门口等待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到来，留下了疲惫不堪的国防军去进战俘营，留下了妇女和儿童面对即将来临的一九四五年的严冬，在盟军的统治下或生或死，听天由命。
　　那些深知自己臭名昭著，难逃被通缉命运的人，都流亡到了国外。敖德萨就是这样产生的。在战争结束前夕形成的这个组织，就是为了把受通缉的党卫军从德国转移到安全地带。它和胡安·庇隆的阿根廷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由阿根廷发出了七千张“空白”护照，逃亡者只需填上一个假名字，贴上本人相片，找随时准备帮忙的阿根廷领事馆盖个章，就可以搭船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或中东地区。
　　成千名党卫军刽子手涌向南方，经过奥地利进入意大利的南梯罗尔省。他们一路上都有保证安全的房子供他们住宿。他们主要是从那儿前往意大利的港口热那亚，或更往南一些的里米尼和罗马。有一些是所谓救济真正一无所有的难民的慈善团体，出于他们自己心里最明白的原因，捏造了一些证据，自告奋勇地出来为党卫军逃亡者奔走呼号，说什么盟军对这帮人逼迫过甚了。
　　在罗马的红衣主教中，有一个德国籍的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曾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上千人送到了安全地带。党卫军刽子手的主要转运站是罗马的庞大的法兰西斯卡修道院，他们在那儿藏匿、食宿，一直等到办妥证件，便首途去南美。有时候，党卫军人员也使用由梵蒂冈出面从红十字会搞来的旅行证件，而他们的船票在很多情况下则是由慈善机关“卡里塔斯”付款的。
　　这是敖德萨的第一桩任务，绝大部分都成功了。究竟有多少如被盟军捉获就定然伏法的党卫军刽子手被他们安全送走，这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是这个数字肯定要占应处死刑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敖德萨把战争中搞集体屠杀获得的盈利从瑞士银行转移出来，舒舒服服地安置好自己，便退居一旁，看着一九四五年的各盟国之间关系逐渐恶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南美的敖德萨的头子们，抛弃了当初想在战后迅速建立第四帝国的主张，认为那是不现实的，但随着一九四九年五月一个新的共和国在德国西部的成立，敖德萨的头子们又给自己规定了五项新任务。
　　第一是指使前党卫军成员重新渗入新德国的各个生活领域。从四十年代末到整个五十年代，前党卫军的成员们混进了各级文职机构，回到了律师事务所，坐上了法官的席位，进入了警察部队，地方政府和部门。他们利用这些职位，哪怕是多么低下，便能互相保护免受调查和起诉，增进彼此的福利，而且一般还能在某些过去的“同志”　（这是他们之间互用的称呼）万一遭到调查和起诉时，尽可能地进行阻挠。
　　第二个任务是渗入政权机构。这些前纳粹分子避免担任高级职务，而主要伸进执政党的区级基层组织中去。再说，并没有法律规定禁止一个前党卫军成员参加一个政党。结果竟没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一贯强烈主张侦讯前党卫军罪行的政治家曾被选入基督教民主联盟或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联邦议院或同样重要的权力很大的省议院。这个现象看来象是巧合，其实未必。有一位政治家索性简单干脆地说：　“这不过是选举中的数学问题罢了。因为六百万死掉的犹太人不能投票，可是五百万从前的纳粹分子却能并且在每次选举中投了票。”
　　这两项任务都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目的，那就是放慢（如果不是中止）对前党卫军成员的调查和起诉。在这方面，敖德萨还有一支庞大的同盟军。这就是有几十万德国人心里明白他们当年或是曾帮助党卫军做过一些小事，或是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但从未揭发。他们多年之后在社会上或业务上已经有了地位，并且受到人们的尊重，所以对于着力调查往事的想法就不那么爱听，更不用说在某地的法庭上审判党卫军罪犯时提到自己的名字了。
　　敖德萨在战后德国的第三项任务是重新渗入企业、商业和工业。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有某些前党卫军成员为此目的而利用苏黎世的存款做开了生意。在五十年代初期，任何一家经营比较得法的公司，只要握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就能充分利用五十和六十年代蹒跚到来的经济奇迹，成为生意兴隆的大企业。敖德萨的目的就是抽取这些企业的盈利来影响报纸对党卫军罪行的报道（通过广告收入），资助在战后德国时隐时现的各种为党卫军说话的宣传品，支持某些极右翼的出版社，和为生活困难的“同志”提供工作。
　　第四项任务过去是、今天仍然是为不得已而受审的前党卫军成员提供尽可能好的法律辩护。凡有一个党卫军凶手出庭受审，他的辩护律师一定是德国最高明、收费最昂贵的律师。即便当事人是个穷光蛋，也从没有人追问是谁代他付这笔钱的，而这些律师更是矢口否认他们会为党卫军成员免费服务的。
　　第五项任务是进行宣传。宣传的方式多种多样，从鼓励散发极右翼的小册子，到在议院走廊里进行游说，争取最后批准的“限制法令”将使党卫军的全部罪责在法律上停止追究。他们还竭力使当代的德国人相信，被杀害的犹太人、俄国人、波兰人等等的数字，实际上只有盟军所统计的数字的一个零头（通常提到的数字是死了十万犹太人）；他们还特意指出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的冷战正在某种程度上证实希特勒是正确的。
　　但是敖德萨的宣传的重心所在，则是说服当代七千万德国人，使他们相信党卫军是和国防军一样的爱国士兵，这些过去的伙伴们今天应该团结一致（这种宣传是颇有成效的）。
　　这真是他们异想天开的一招。
　　大战期间，国防军对党卫军保持相当的距离，对它表示厌恶，而党卫军则根本不把国防军放在眼里。最后，成百万年轻的国防军被赶向死亡或沦为俄国人的战俘，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得以生还，而党卫军成员正是靠牺牲他们才能另找乐土安享余生的。党卫军曾处死了几千名国防军，其中包括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反希特勒事件中株连的五千人（实际上真正有牵连的才不到五十人）。
　　何以德国前海、陆、空军人员竟然能认为前党卫军成员值得被称为“同志”，更不用说值得与之团结一致，保护他们不被起诉了，这实在是一个谜。然而敖德萨的真正的成就也就在于此。
　　逐渐地，敖德萨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阻挠了西德当局对党卫军战犯的追捕和审讯。它取得成功是靠它的残暴手段，有时甚至对可能向当局彻底坦白的同伙下毒手，靠盟国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间的各种错误，靠冷战，以及靠德国人通常在道义问题面前表现出来的懦怯，这种懦怯和他们在战斗任务或重建战后的德国之类的技术问题面前进发出来的勇气适成强烈的对比。
　　当西蒙·维森塔尔结束叙述以后，密勒放下他的铅笔，向后靠在椅子上。
　　“我可一点也不知道。”他说。
　　“知道这个的德国人没有几个，”维森塔尔承认说，“实际上，知道敖德萨的人也很少。这个词在德国几乎没有人提起，就象美国黑社会的人会强烈地否认黑手党的存在一样，任何前党卫军的成员也同样否认敖德萨的存在。坦白地说，敖德萨这个词儿现在已经没有以前使用得那么多了。新的代替词是“同志情谊”，这就象黑手党在美国被称为“我们的事业”一样。但是，名称又算得上什么呢？敖德萨还存在着，而且只要还剩下一个需要保护的党卫军罪犯，它就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你认为我将面对的是这样一些人吗？”密勒问道。
　　“我确信这一点。他们在哥德斯山温泉对你的警告，不可能来自任何别人。要当心，这些人会下毒手的。”
　　密勒的思想已转到别的事情上。　“当罗施曼的妻子暴露了他的新名字，他便再次失踪后，你是说他需要搞一张新的护照吗？”
　　“当然啦！”
　　“为什么你特意指出需要一张护照呢？”
　　西蒙·维森塔尔往后靠在椅背上，点点头：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感到纳闷，让我来解释给你听吧！在战后的德国，在奥地利也是如此，有成千上万没有身分证的人在各处流浪。
　　有的人的确是遗失了，另外一些人则是故意扔掉的。
　　“要想得到新的身分证，正常的手续是出示出生证。但是从苏占区逃出来了几百万人，你用什么方法能证明某个人是否生于远在铁幕后面的东普鲁士的某个小村子里呢？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存放出生证的房子已被炸毁了。
　　“因此现在的手续十分简单，只要有两个证人保证某人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个人，一张新的个人身分证就可以到手了。战俘也同样没有证件。当他们被释放时，英美的战俘营主管部门就签发一张释放证，证明约翰·舒曼下士已从战俘营获释。这个土兵把释放证交给民政当局，当局就按同样的名字填发身分证。其实只是这个人自己告诉盟军他叫约翰·舒曼罢了，他的真姓名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反正也没有人去查问。就这样，他获得了一张新的身分证。
　　“战争刚结束后的时期里，这种作法是行得通的，大多数暗藏的党卫军战犯都这样获得了新的身分证。但是对这个在一九五五年被暴露出来的罗施曼可怎么办呢？他没法去找当局声明他的证件在战争中丢掉了。他们保险会问他这十年来是怎么混过来的。所以现在需要的是一张护照。”
　　“这些我都能明白，”密勒说，“可是为什么非得需要一张护照呢？为什么不搞一张驾驶执照或身分证呢？”
　　“因为共和国成立不久，德国当局察觉到有成百成千的人用着假名字在各处游来荡去。因此需要有一种经过周密审查的证件作为验证其他证件的根据，他们挑中了护照。你要想得到一张护照，就必须出示出生证、若干旁证和许多其他证件。只有对这些证明作了详细审查以后，才发给护照。
　　“但是反过来说，一旦你有了护照，你凭着它就可以得到其他一切证件。因为既然事先有官吏详尽地审查过持有护照的人，当然对出示护照的人就无须再作进一步的审查了。
　　罗施曼拿到了新护照以后，就可以迅速地弄到其他的证件，例如驾驶执照、银行户头、信贷卡片等等。所以在今天的德国，护照成了取得任何其他证件的万能钥匙。” “这个护照是从哪儿来的呢？”
　　“从敖德萨来的，他们之中一定有某个能够制造假护照的人。”维森塔尔说。
　　密勒思索了一会儿。　“谁能找到伪造护照的人，谁就能找到可以证实罗施曼身分的人，对不对？”他提出说。
　　维森塔尔耸耸肩膀；　“也许可能，可是这就费大事啦。
　　要作到这一点需要设法打进敖德萨。只有一个前党卫军人员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下一步该上哪儿去呢？”密勒问。
　　“我想你最好的一着是想法找找里加集中营的幸存者。
　　我不敢说他们能进一步对你有多少帮助，但他们是一定愿意帮助你的。我们全想设法找到罗施曼。”他把书桌上的日记打开，　“看，这儿提到一个从慕尼黑来的奥莉·阿德勒，她在战争期间一直和罗施曼作伴。说不定她还活着，又回了慕尼黑呢！”
　　密勒点点头。“她如果回来了，会到哪儿去登记呢？”
　　他问道。
　　“在犹太会馆。这个组织还存在，它那里保存着慕尼黑犹太社会的档案，那是从战争以来的全部档案，其他一切都被毁掉了。我要是你，我就去那里试试。”

十
　
　　一月九日，上午九点钟，密勒驱车进入慕尼黑。他按照在市郊一个报摊上买到的慕尼黑市地图，找到莱亨巴哈街二十七号。他把汽车停在路边，没进去前，先把这个犹太会馆打量了一番。这是一座正面看去平平常常的五层楼房。一楼正面是用没有装饰的石块砌成，以上用砖砌成，外面抹有灰色水泥。最高的第五层有一排倾斜的窗户，背衬着红瓦屋顶。在一楼的紧左边，有两扇镶有方玻璃的大门。
　　一楼里，有一家在慕尼黑是独一无二的犹太饭馆；二楼是老人收容所的娱乐室；三楼是管理部门和档案室；四楼和五楼是客房以及收容所收容下来的老人的宿舍，楼后有一个犹太礼拜堂。
　　他走上三楼，找到问事处。他一面等候，一面环视着这个房间。这里有成排的图书，全是新的；原先的藏书早都被纳粹烧完了。书架之间，悬挂着一些犹太人领袖的画像，是几百年以前的犹太教士和老师们，长着大胡子，眼睛凝视着，同他从前在学校里看过的圣经课本上那些先知们的样子很相似。全都戴着帽子，有的前额上还系着经匣。
　　有一个报纸架子，上面的报纸，除德文的外，就都是希伯莱文的。他猜想，这些希伯莱文报纸是从以色列空运来的。有一个黑皮肤矮个子的男人，正在认真地阅读一张希伯莱文报纸的头版。
　　“有什么事吗？”
　　他向问事台望去，那里此刻坐着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黑眼睛的女人，她时时刻刻神经质地把一绺掉下来遮住自己眼睛的头发再理上去。
　　密勒询问：有没有奥莉·阿德勒这个人的什么线索；她可能是战后回到慕尼黑的。
　　“从什么地方回来的？”那女人问。
　　“从马格德堡。以前，是斯图特霍夫；再以前，是从里加。　”　　“哎呀，里加！”那女人说，　“我看，我们的名册上没有从里加回来的人。你知道，他们全都杳无音信。不过，我可以查查看。”
　　她走进里面一间房。密勒看得见她在那里认真地翻阅一本人名索引。本子不厚，五分钟后她就走了出来。
　　“对不起，战后回到此地的人，没有叫这个名字的。这个名字很普通，可是名册上没有。”
　　密勒点点头：“噢。那末，看来就是这样了。对不起，打扰你了。”
　　“你不妨到国际寻人服务社去试试，”那个女人说，“寻找下落不明的人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那里有全德国的人名册。我们这里的人名册只包括那些早先在慕尼黑而后来又回来的人。”
　　“寻人服务社在什么地方？”密勒问。
　　“在瓦耳德克的阿罗耳逊，就是下萨克森州汉诺市的郊外。那是红十字会的一个机构，真的。”
　　密勒想了一会儿：“幕尼黑会不会还有别的什么人是从里加回来的？我真正要找的人是早先的那个司令官。”
　　房间里静悄悄的。密勒意识到，报架旁边的那个男人在调头看他。那女人仿佛有点为难。
　　“可能有几个人是从里加回来现在还住在慕尼黑。战前，慕尼黑有两万五千犹太人，回来的大约是十分之一。现在，我们又有了五千人，其中一半是一九四五年以后出生的。说不定我能找到一个从里加回来的人。不过，我必须把幸存者的名单全都翻上一遍，他们原先所在的集中营是附在他们的名字后面的。你能明天再来吗？”
　　密勒考虑了一会儿，不知是否该罢手回家算了，这种追踪变得很渺茫了。　　“好吧，”他最后说，　“我明天再来。谢谢。”
　　他回到街上，正在掏汽车钥匙的时候，觉得身后有谁跟了上来。
　　“请原谅，”有人说。他转过身去，身后的人就是那个读报的人。　　“你打听里加的事？”那人问，“关于里加的那个司令官？应该是罗施曼上尉吧？”
　　“对，就是他，”密勒说，“怎么着？”
　　“我在里加呆过，”那人说，“我认识罗施曼，说不定我能帮你的忙。”
　　这个人大约四十五岁，小个子，很结实，长着一对又圆又亮的棕色眼睛，一副猥猥琐琐的神气。
　　“我叫莫德凯，”他说，“不过人们都叫我莫迪。我们是不是去喝杯咖啡谈谈？”
　　他们走进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密勒看到对方那种快活的样子，颇有所动，就把他追踪的经过讲述一遍，从阿尔托纳僻静的街道直到慕尼黑的犹太会馆。
　　那个人静静地听着，时而点点头：“嗯，嗯，很长的一个旅程啊！你是个德国人，为什么要追踪罗施曼呢？”
　　“这有关系吗？许多人都这么问我，叫人腻烦。一个德国人对从前的事情感到愤慨，这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莫迪耸耸肩膀。　“没有什么，”他说，　“一个人象这样执意要干到底，倒是不太平常，仅此而已。罗施曼是一九五五年失踪的。你真的认为他的新护照肯定是敖德萨提供的吗？”
　　“我是这样听说的，”密勒回答，　“看来，要想找到伪造护照的人，唯一的办法是打进敖德萨里去。”
　　莫迪把自己面前的这个年轻德国人估量了好一阵子。“你住在哪个旅馆里？”他最后问。
　　密勒告诉他，因为过午不久，天还早，他没有去找旅馆。不过，他知道一家他曾经住过的旅馆。在莫迪的请求下，他走向咖啡馆的电话机，向那家旅馆定了一个房间。
　　他回到桌子跟前，莫迪已经走掉了。咖啡杯下面压着一张纸条，写着：“不管你是否定到房间，今晚八点都要在那家旅馆的旅客休息室里等我。”
　　密勒付过咖啡账，走了。
　　同一天下午，狼人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把他在波恩的同事送来的那份书面报告重又读了一遍。那个同事就是一周前向密勒自我介绍为舒米特博士的那个人。
　　狼人接到这份报告已经有五天了，但出于一贯的谨慎，他在采取直接行动之前，进行了等待和再三的考虑。
　　去年十一月间他的上司格吕克斯将军在马德里对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实际上剥夺了他采取行动的自由。不过，象大多数搞案头工作的人那样，在无法避免的事情面前，他喜欢采取拖延的办法。“来个彻底解决”，他接到的命令就是这样说的，他懂得这话的含义。舒米特博士的措辞，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回旋的余地。
　　“一个倔强的年轻人，凶猛残忍，刚愎自用，乃至顽固不化，对目前涉及到的同志，爱德华·罗施曼，有一种真正的个人的刻骨仇恨，其原因似乎还难以解释。他甚至在个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都未必会头脑清醒。……”
　　狼人把博士的结论又看一遍，叹了口气。他拿起电话筒，叫他的秘书希尔达接外线。接通后，他拨了杜塞尔多夫的一个号码。
　　铃响了几下才有了回话。一个声音简单地说：“喂！” “找麦肯逊先生。”狼人说。
　　对方简短地问了一句；　“谁找他？”
　　狼人不直接回答，而是说出了暗语的头一句：　“什么人比腓特烈大帝更伟大？”
　　对方回答说；　“巴巴罗萨。”稍停片刻，一个声音说：“我是麦肯逊。”　“狼人。”西德敖德萨的头目回答说，　“我怕你已经休息够了，有任务要去完成。明天早上到这里来。”
　　“几点钟？”麦肯逊问。
　　“十点，”狼人说，　“告诉我的秘书你叫克勒。我要你用这个名字去执行一项任务。”
　　他放下话筒。在杜塞尔多夫，麦肯逊离开电话机，走进他公寓套房的浴室去洗澡刮脸。他这个人身材高大，膂力过人，原来在党卫军帝国师任军士。一九四四年，在图尔和里摩日对法国人质施行绞刑的时候，他学会了如何杀人。
　　战后，他替敖德萨开卡车，运送人员经由德国南部和奥地利进入意大利的南梯罗尔省。一九四六年，他被一个非常多疑的美国巡逻队截住，他把那辆吉普车上的四个人统统杀死，其中两人是他空手干掉的。从那以后，他也逃亡了。
　　后来，他成了敖德萨高级成员的保镖，人们给他起个“快刀麦克”的外号。可是，说起来怪，他杀人从不用刀子，宁肯靠他那两只屠夫般的大手来硬掐或拧断他的“任务”
　　的脖子。
　　五十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他的上司的赏识，他成为敖德萨的刽子手。要是有谁威胁着他们组织的领导人的安全，或是在他们内部有谁要背叛自己的同志，那就可以托付给他来悄悄地不露痕迹地予以干掉。截至一九六四年一月，这一类任务，他共完成十二件。
　　八点整，电话来了。这时密勒正在旅客休息室的一个角上坐着看电视。招待员伸进头来，招呼他去接电话。
　　他从电话里听得出对方是谁。
　　“密勒先生吗？我是莫迪。我看我能帮你的忙，也可以说，有几个朋友能帮助你。你愿意见见他们吗？” “只要能帮助我，谁我都愿意见。”密勒说。他对对方这一套做法产生了兴趣。
　　“好的，”莫迪说，　“你从旅馆出来，向左拐，到席勒街，再沿着同一边走过两个街区，有一家叫灵德曼的点心咖啡店。我就在那儿等你。”
　　“什么时候？现在吗？”密勒问。
　　“对，现在。我本想到旅馆来，可是朋友们正在我这儿。你马上就来吧。”
　　密勒挂上电话。他拿了外衣，走出门去。他向左拐，沿着人行道朝前走。离开旅馆才半个街区，他感到有一个什么硬东西从后面紧紧顶住他的肋骨，同时一辆汽车擦着路边停了下来。
　　“到后边的座位上去，密勒先生。”有人在他耳边这样说。
　　他身旁那辆汽车的门打开了。身后那个人在他的肋骨上又最后戳了一下，密勒一低头，进入汽车。司机坐在前面，后座上有一个人，他朝边上挪了挪，给密勒腾出地方。密勒觉得他身后的那人也上了车。车门砰地一声关上，汽车离开路边开走了。
　　密勒的心扑扑地跳着。他把同车的三个人扫了一眼，谁都不认得。
　　坐在右边的刚才替他打开车门的那个人先开了口：　“我要把你的眼睛蒙上，”他简单地说，一面拿出一件象黑袜子似的东西，　“我们不想让你看见你是在往什么地方去。”
　　密勒感觉到那袜子从他头顶套下来，一直盖住他的鼻子。他回忆起德雷森旅馆里那个人的那双可怕的蓝眼睛，以及维也纳的那个人说过的那些话：“要小心，这些人会下毒手的。”他又想起莫迪，感到不解的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怎么会在犹太会馆读起希伯莱文报纸来。
　　汽车行驶二十五分钟以后，减速停住。他听见有开门的声音；汽车又朝前开了开，最后停下。有人把他从后座带出来，接着，他左右各有一个人，带着他穿过一个院子。有一阵子，他脸上感觉到有一股夜晚的寒气；接着他又进到屋里，一扇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被领着走下几步台阶，走进一个象是地下室的地方。不过，室内很暖和，他被安置坐在上面的那张椅子又是很软的沙发椅。
　　他听见有人说，“把绷带取下来。”于是，套在他头上的袜子被拿掉，眨了眨眼睛，才又习惯亮光。
　　他置身的这个房间显然是地下室，因为没有窗子。不过，在一面墙的高处，有一个空气调节器在作响。房间布置得讲究、舒适，显然是一个会议室的模样。紧靠对面墙，有一张长桌，两边摆着几张椅子。房间其余部分都空着，沿墙放着五把扶手椅子。中央铺着一块圆地毯，摆着一张咖啡桌。
　　莫迪站在长桌的一旁，象是抱歉地微笑着。那两个带领密勒的人，都三十多岁，身体都很好。他们分别靠在密勒的椅子的两边扶手上。正对着密勒，在咖啡桌的另一边，还有一个人，是他们当中的第四位。汽车司机不在，密勒设想，他一定是留在上面把门。
　　那第四位显然是个头头。他自在地坐在椅子上，他的三个部下在他周围站着或靠着。密勒估计，他近六十岁，人很瘦，两颊凹进去，一个钩鼻子。那双眼睛叫密勒感到不安，它们是棕色、深凹进去，明亮而锐利，是一个狂热者的眼睛。他首先开了口：“欢迎你密勒先生。我们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把你请到我的家里来，对此，我表示歉意。所以要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你决定不愿意接受我向你提出的建议，那末你可以回到你的旅馆去，而以后再不要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见面。”
　　“我的这位朋友——”他指了指莫迪，　“告诉我，你由于你个人的原因，正在追踪一个叫爱德华·罗施曼的人。为了便于进一步接近他，你准备设法打入敖德萨。做这件事你是需要别人帮助的，大力的帮助。然而有你在敖德萨内部，这是符合我们利益的，因此我们打算帮助你。你懂我的意思吗？”
　　密勒吃惊地看着他。　“我要弄明白一件事，”他终于开口说，　“你是不是说，你们不是敖德萨的人？”
　　那人抬起眉头：　“哎呀，你完全弄错了。”他向前探着身子，把左手衣袖拉上去，前臂上露出蓝色的号码刺字。
　　“奥斯威辛。”他说。他指着密勒身边的那两个人，“布痕瓦尔德和达豪。”他又指着莫迪，　“里加和特采勃林卡。”
　　然后，他放下袖子。
　　“密勒先生，有些人认为，杀害我们人民的那些凶手应该送去审判。我们不同意，战争刚结束，在我同一位英国军官交谈的时候，他对我谈过一番话，这番话后来就成为我生活的指导方针。他对我说，“如果他们杀害了六百万我的同胞，我就要用骷髅造起一座纪念碑。骷髅，不是那些死在集中营里的人的骷髅，而是那些赶他们到集中营里去的人的骷髅。”道理很简单，密勒先生，但是令人信服。我和我的小组之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后决定在德国呆下来，心里就只有一个目的；复仇。就是复仇，别无其他。我们要的不是把他们关起来，密勒先生；我们要的是把他们当成猪猡一样宰掉。
　　我的名字叫里昂。”
　　里昂盘问了密勒达四小时之久，然后才满意地认为，这个记者信得过。他也象别人一样，对密勒的动机感到不解，但也只好承认，密勒自己提出的那种理由有可能成立，即他对党卫军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慨。盘问完毕，他靠在椅子上，又对这个年轻人作了长时间的观察。
　　“密勒先生，你知道企图打入敖德萨要冒多么大的危险吗？”他问。
　　“我猜得出，”密勒说，　“首先，我年纪太轻。”
　　里昂摇摇头：　“你要是不改名换姓，就想让前党卫军成员相信你是他们的人，这根本办不到。首先，他们有前党卫军成员的名单，而那上面并没有彼得·密勒。其次，你起码得再长十岁。这办得到，但这就牵涉到一个完全新的身分，而且是真实的身分。要一个确实在党卫军里呆过的人的那种身分，只这一件事，就要我们做大量的调查工作，既费时间又很麻烦。”
　　“你想你能够找到这样一个人吗？”密勒问。
　　里昂耸耸肩膀。　“必须有这么一个人，他的死亡是无法查核的，”他说，　“敖德萨每接纳一个人，事先总要对他进行查证。你必须通过一切考验。这也就是说，你必须同一个真正的前党卫军成员一起住上五、六个星期，让他教给你他们的习惯、术语、用词和行事方式。很幸运，我们认识这样一个人。”
　　密勒很惊异：　“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
　　“我说的这个人是个古怪的人。他是个真正的党卫军上尉，对过去的所作所为却真心地感到悔恨。他有过实在的悔改行动。他后来打进了敖德萨，向当局提供过关于在逃纳粹战犯的情报。他本来要这么干下去，可是他被人捅了，总算幸运活着逃了出来。今天他化名住在拜罗伊特郊外的一幢房子里。”
　　“此外我还要学些什么呢？”
　　“所有跟你的新身分有关的东西都要学。如他在什么地方出生，哪一天出生；怎样进的党卫军，在哪里受的训；在哪里工作，什么单位，指挥官是谁，以及战争结束以来他的全部经历。还要有一个保证人为你担保，这可不容易。在你身上，必须要费很大劲，花很多时间。密勒先生，一旦开始，你可不能后退。”
　　“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密勒疑惑地问。里昂站起来，在地毯上走着。　“复仇，”他说得很干脆，“象你一样，我们要罗施曼。但我们还要得更多。那些罪大恶极的党卫军人犯，今天都改了名换了姓，我们要这些人。这就是我们要的好处。”
　　“听起来这好象是以色列情报局可能用得着的情报。”
　　密勒说。
　　里昂严厉地看了他一眼，　“就是，”他简短地说，　“虽然我们不属于他们，但我们有时同他们合作……
　　“你们想过办法让你们自己的人打进敖德萨里去吗？”
　　密勒问。
　　里昂点点头，　“两次。”他说。
　　“结果呢？”
　　“头一个人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一条水沟上，手指甲全都没有了。第二人渺无踪影，下落不明。你是不是还要干下去呢？”
　　密勒没有直接回答，　“你们的方法要是很有效，那他们为什么被识破了呢？”
　　“他们俩都是犹太人，”里昂简慢地说，　“我们设法把他们胳臂上的集中营的刺字弄掉了，但疤还在。还有，他们都行过割礼。这就是为什么当莫迪向我报告有一个纯粹的雅利安德国人痛恨党卫军的时候，我才感到有兴趣。再说，你行过割礼？”
　　“那要紧吗？”密勒问。
　　“当然。行过割礼的人不一定都是犹太人。许多德国人也都同样行过割礼。不过，一个没有行过割礼的人，这就多少证明他不是犹太人。”
　　“我没有行过。”密勒简短地说。
　　里昂点点头，心里很满意。　“的确，这样你成功的希望就更大。剩下的问题，就是改变你的外表，训练你去扮演一个十分危险的角色了。”
　　午夜早已过了。里昂看看表；　“你吃过饭没有？”记者摇摇头。
　　“莫迪，我看该给我们的客人弄点什么吃的了。”
　　莫迪笑笑，点点头。他走出地下室，到上面的房间去了。
　　“你今夜要住在这里，”里昂对密勒说，　“我们会给你送铺盖来。请你不要想出去。门上有三把锁，过一会儿都要在外边反锁上。把你汽车的钥匙给我，我会派人把它开到这里来。这几个星期以内，最好别让人看到。我们会替你付旅馆钱，也会把你的行李搬来。早上，你要给你母亲和女朋友写信，告诉她们，这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以内，你不会同他们联系。明白了吗？”
　　密勒点点头，把汽车钥匙给了他。里昂把钥匙交给那两个人中的一个。他们悄悄地离开了。
　　“上午，我们就把你送到拜罗伊特，去见我们的党卫军军官。他叫阿尔弗雷德·奥斯特尔。你要同他住在一起，我会安排的。现在，请原谅，我必须出去为你寻找一个新名字和新身分了。”
　　他站起来，走了。不一会，莫迪送来一盘食品和半打毯子。然后，他也走了，让密勒去独自消受他的冷鸡、土豆，生菜和愈来愈大的疑团。
　　在遥远的北方，在不来梅陆军医院里，凌晨一两点钟，一个看护兵正在他的病房巡视。病房的一头，有一张病床，四周挂着很长的帷幔，把里面的病人同其他病床隔离开来。
　　那个看护兵是个中年男人，叫哈特斯坦。他站在帷幔跟前，凝视着里面床上的那个男人。他一动不动地躺着。他的头上面，有一盏昏暗的灯通宵亮着。看护兵走进帷幔，按了按病人的脉搏，停止跳动了。
　　他俯视着这个癌症死者难看的面孔，他想起三天前他在昏迷当中说过的话，便把死者的左臂从毯子里抬出来。在他的胳肢窝里，刺有一个号码字。这是死者的血型记号，这个记号表明，这个病人曾经加入过党卫军。当年在这个帝国里，党卫军是被看作比一般军人更为宝贵的人，因此在他们受伤以后，总是要优先得到输血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给他们刺上记号的缘故。
　　看护兵哈特斯坦把死者的脸盖上，向床边桌子的抽屉里看了一眼。死者倒在街上被送到这里后，他的个人用品就被放在这个抽屉里。他从里面抽出一张驾驶执照，上面写明那个人生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现年三十九岁，名字叫做罗尔夫·根塞·柯尔布。
　　看护兵把驾驶执照装进他白色外衣的口袋里，走出病房，向夜班医生报告病人死亡的消息去了。

十一
　
　　彼得·密勒给他母亲和西吉写信的时候，莫迪在一旁看守着。信写完，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了。他的行李从旅馆取了来，房钱也已经付了。快近中年的时候，头天夜里的那两个人以及那个司机，陪同他一道去拜罗伊特。
　　昨天夜里的汽车是一辆“梅西迪斯”，现在换了一辆蓝色的“奥拜尔”，密勒出于记者的本能，瞄了一眼汽车牌号。旁边的莫迪注意到他这个动作。　“不必操心了，”他说，　“这是用假名字雇来的出租汽车。”
　　“嗯，知道自己周围都是些行家，倒也不错。”密勒说。
　　莫迪耸耸肩膀；　“我们不能不如此。既然要同敖德萨进行斗争，就得有某种保存自己的方法。”
　　汽车房有两个停车坪，密勒看到他自己的“美洲虎”是在第二个停车坪上。昨天夜里带来的雪已经溶化不少，在车轮下积成了一滩滩的水，光滑的黑色车身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他一坐进“奥拜尔”的后座，那个黑袜子重又套在他的头上；汽车开出车房时，他又被推到座位下的车板上；然后，汽车才开出院子大门，上了大街。直到汽车开出慕尼黑，向北驶向通往纽伦堡和拜罗伊特的Ｅ6 号高速公路时，莫迪才把密勒的眼罩取下来。
　　眼罩取下后，他才发现这一带昨夜也下了大雪。从巴伐利亚到法兰柯尼亚沿路长满树林的广阔田野，全都披上了洁白的外衣，路旁那些光秃的榉树林子，倒给人一种丰满的感觉。司机开得不快，很小心，挡风玻璃上的擦拭器不停地忙着清除飞来的雪花和过路卡车溅起来的泥浆。
　　他们在英果耳城的一家路边小旅店里吃罢午饭，然后继续前进，沿着纽伦堡市郊向东，一小时后，到达拜罗伊特。
　　拜罗伊特这个小镇位于德国最美丽的一个地区的中心，有巴伐利亚的瑞士之称。这里每年举行一次华格纳音乐节，因而闻名于世。过去，这个小城接待过几乎所有的纳粹特权人物，并以此为骄傲，因为既然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华格纳迷，那些人物自然就趋之若鹜了。
　　一月里，这个小镇很寂静，到处覆盖着白雪。那些料理得很好的整洁的房屋大门门环上挂着的冬青花环，是不几天前才取下来的。在小镇外一哩远的一条僻静的小路上，他们找到了阿尔弗雷德·奥斯特尔的住所。他们到达大门口的时候，路上并没有别的车辆。
　　这个前党卫军军官正在等候他们。他长得高大，性格直爽，有一双蓝眼睛，淡黄色的头发纷披在头顶上。尽管是冬天，他还是象那些在山里久经风吹日晒生活在清新空气里的人们那样，肤色非常健康。
　　莫迪作了介绍，把里昂的一封信交给奥斯特尔。这个巴伐利亚人看完信，点点头，锐利地看了密勒一眼。
　　“好，试试吧，没关系，”他说，　“他能和我在一起呆多久？”
　　“我们还不知道，”莫迪说，　“很明显，要等他把一切都准备好为止。另外，还需要替他办好一个新身分。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
　　过一会儿，莫迪走了。
　　奥斯特尔把密勒领进客厅，他先把窗帘都拉上，挡住黄昏的余光，然后才打开灯。　“那么说，你是想要冒充一个前党卫军成员，是吗？”
　　密勒点点头，　“说得对。”他说。
　　奥斯特尔面对着他：　“那好，我们先要把几个基本事实搞清楚。我闹不清你是在哪里服的兵役，不过，我猜得出是在那个没有纪律的，民主的、婆婆妈妈的乱窝窝里，也就是那个自称为新德国陆军的地方。这是第一点。要是在上次大战，这种新德国陆军碰上不论是英国、美国或俄国的随便哪个有名的师团，保险只能招架十秒钟。反过来，部队党卫军，按一对一说，一个就能够把上次大战里的同盟军的五个打得屁滚尿流。
　　“第二点。在这个星球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参加过作战的军队可以同部队党卫军相比，他们是最顽强、训练最精良、纪律最好、最利索、最有本事的战士。不管过去他们干了什么，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所以说，你要神气起来，密勒。你只要一天呆在这个屋里，就得按照规矩办事。
　　“我一走进房间，你就要跳起来立正，我说的是跳起来。当我走过你的时候，你要把鞋跟碰响，立正站着，等我走出五步以外，才能稍息。我对你说话要你回答的时候，你就回答“是，长官先生。”我给你命令或指示的时候，你回答“遵命，长官先生。”完全听明白了吗？”
　　密勒惊奇地点点头。
　　“并拢脚跟！”奥斯特尔吼叫起来，　“我要听到皮鞋跟相碰的响声。对了。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从今天晚上起，我们就得加紧干。晚饭过后，我们要解决军阶问题，从列兵直到上将。你要学会那些头衔和叫法，要学会识别从前使用过的每一种党卫军军阶的领章。然后，我们再讲解各种不同的制服、党卫军的各种机构和它们各自的标志，以及在什么场合该穿大礼服、正式制服、外出制服、作战制服、工作服等等。
　　“接着，假定你曾经在达豪党卫军训练营受过训，一定上过那里全套的政治思想课，我就把那些章程教给你。然后，你要学会唱行军曲，宴会上唱的歌曲，以及各种不同的部队歌曲。
　　“我能够让你学会从训练营结业到走上第一个岗位为止的全部东西。至于以后，那要等里昂把情况告诉我过后才能定，比如，你加入过的是什么部队？在什么地方工作？指挥官是谁？战争结束时你的遭遇如何？一九四五年以后你都在干些什么？等等。不论怎样，第一阶段的训练要用上两个到三个星期，并且课程非常紧。
　　“告诉你，不要认为这是玩笑。你一旦进入敖德萨，认识了那些上司之后，要是有哪一点露出破绽来，你就会死在一条水沟里。说实在的，我并不是懦夫，但自从背叛了敖德萨以后，连我也害怕他们。所以我才化名到这里住了下来……
　　自从密勒开始单枪匹马地追踪爱德华．罗施曼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不是已经走得太远了。
　　麦肯逊准十点来向狼人报到。当通向希尔达办公室的那扇门安全地关上以后，狼人叫这个刽子手在桌子对面客人的椅子上坐下，然后点起一支雪茄。
　　“有这么一个人，是报纸记者，正在打听我们一个同志的下落和他的新身分。”他这样开始讲起来。那个暗杀者心领神会地点着头。以前，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听过他象这样来开始交代一项任务了。
　　“在一般情况下，”狼人接下去说，　“如果我们确信那个记者会因为毫无进展而就此罢手，或者因为被迫踪的人并不值得我们费大劲去冒险救他，我们就完全可以息事宁人，不去过问。”
　　“可是这一回——情况不同？”麦肯逊轻声地问。
　　狼人点点头，露出一种看来象真是很惋惜似的情绪：“对。这回是运气不好，在我们方面碰上了麻烦事；在对方，要送掉一条性命，这个记者自己都不知道碰上了哪股筋。首先，他正在追踪的那个人，对于我们以及我们的长期计划说来，都是一个重要的，极其重要的人。其次，那个记者本人似乎是个怪角色，聪明、机敏、固执，而且我很遗憾，他还一心要对那位同志进行一种个人报复。”
　　“什么动机呢？”麦肯逊问．狼人皱起眉头，表示他也搞不清楚。他在回答之前磕了磕雪茄的烟灰。　“我们不明白这种动机的由来，但显然是有的，”他嘟喃着说，　“他正在追踪的这个人肯定有某种背景会引起象犹太人或他们的朋友们的不满。他曾经在奥斯特兰管理过一个犹太区。有些人，主要是外国人，不接受我们为那儿过去发生的事情所作的辩解。奇怪的是，这个记者并不是外国人，也不是犹太人，也不是有名的左派人物，也不是那种大家熟悉的好打抱不平的好汉——这种人除了撒尿放屁，瞎吹一阵以外是什么也干不出来的。
　　“然而这个人似乎不一样。他是一个年轻的德国人，雅利安族，是一个战争英雄的儿子，没有什么背景会使他对我们怀有这么深的仇恨，会这么死死不放地追踪我们的一个同志，尽管我们已经坚决而明白地警告过他，要他丢掉这件事，他却依然不加理睬。下令处死他，使我多少感到遗憾。
　　但他逼得我别无他法，我必须要那样做1 ”
　　“干掉他？”快刀麦克问。
　　“干掉他！”狼人肯定说。
　　“他在什么地方？”
　　“还不知道。”狼人用手指轻轻地弹着桌上两大页打满了字的纸，“就是这个人，名字叫做彼得·密勒，记者兼调查员。最后看到他是在哥德斯山温泉的德雷森旅馆里。目前，他肯定已经离开那里，但从那个地方开始搜索，倒是挺不错的。另一个地方，是他的公寓房子，他同他的女朋友住在一块。你可以冒充平常同他有工作关系的一家大杂志派出的代表。那样，那个女人要是知道他的下落，有可能告诉你。他有一辆很引人注意的汽车。你到了那里，就会了解到一切有关的细节。”
　　“我要用钱。”麦肯逊说。狼人事先已经估计到这点，他把一叠十万马克的钞票从桌面上推过来。
　　“命令呢？”杀人犯问。
　　“找到他，干掉。”狼人说。
　　一月十三日，罗尔夫·根塞·柯尔布在不来梅死去五天以后，里昂在慕尼黑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在德国北郊的代表送来的信里，装着死者的驾驶执照。
　　里昂在他的前党卫军成员名单上查对出这个人的军阶和号码，又查对了西德的通缉名单，上面并没有柯尔布。他把执照上的照片研究了好一阵子，作出了决定。
　　他打电话给莫迪。莫迪在电话局工作，正在上班。下班后，这个助手便来向里昂报到。
　　里昂把柯尔布的驾驶执照放在他面前，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人，”他说，　“他十九岁时是个上士，是战争刚结束前提升的。他们肯定不会有什么材料。柯尔布的脸孔和密勒的不象，就是密勒化了妆也不行，而化妆我反正是不喜欢的。
　　一近看，就要出毛病。不过，身高和身材倒是和密勒相符。
　　因此，我们需要一张新照片，这不急。照片上要盖一个不来梅警察局交通科的假圆章。去办这件事吧。”
　　莫迪走后，里昂拨了一个不来梅的电话号码，发出下一步的命令。
　　“很好，”阿尔弗雷德·”奥斯特尔对他的学生说，　“现在，我们开始学歌。你听说过《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吗？”
　　“当然，”密勒说，　“那是纳粹的进行曲。”
　　奥斯特尔哼了头几个小节。
　　“哦，对了，我现在记起来啦。可是，歌词记不得。”
　　“好，”奥斯特尔说，　“我要教给你十几支歌，到时候都用得着，但这一支歌最重要。当你生活在“同志”当中的时候，你甚至非得拉开嗓子跟着唱歌不可。要是不会唱这支歌，那就意味着死刑。现在，跟着我唱ｃ“旗帜高高飘扬，队伍紧紧跟上。……””
　　一月十八日。麦肯逊坐在慕尼黑的施维泽霍夫旅馆的酒吧间里，一边喝着鸡尾酒，一边思考着困难的来由。密勒，这个记者的相貌和他的其他细节他都已经牢记在心。麦肯逊这个细心人，甚至连西德经营“美洲虎”的那些主要代理店全都访问过，从他们那里弄到一套ＸＫｌ50Ｓ型“美洲虎”赛车的广告图片，因此，他知道他正在寻找的是什么。困难就在于他找不到。
　　到哥德斯山温泉追踪的结果很快便导向科隆机场。从那里得到的回答是，密勒曾经飞往伦敦，在三十六小时内，即过了新年，就又回去了。然后，他和他的汽车都不见了。
　　到密勒的住处去过，问过他那漂亮而快活的女朋友，但她只是拿出一封有慕尼黑邮戳的信件，上面说，密勒将在那里呆一些时候。
　　在慕尼黑忙了一个星期，证明线索断了。每一家旅馆，每一个公共或私人停车房，每一个汽车修理间和加油站，麦肯逊全都去过。毫无踪影，他要寻找的这个人象是从地面上消失了。
　　麦肯逊喝完酒，从酒吧间的凳子上站起来，去给狼人打电话报告情况。他哪里知道，在离他正好一千二百米的地方，那辆带黄条的黑色“美洲虎”，就停在—家古董商店的有围墙的院子里，而里昂也就住在那儿的私人住宅里领导着他的那个狂热的小组织。
　　在不来梅陆军医院里，有一个身穿白色外衣的男人走进病历室。他脖子- 土挂着一个听诊器，这几乎是新来的见习医生正在诊室工作的标志。
　　“我要看一看我们一个病人的病历，名叫罗尔夫·根塞·柯尔布。”他对接待员兼病历管理员说。
　　那个女人不认识这位见习医生，但那毫无关系。医院里有几十个这样的医生在工作呢．她在病历柜里翻找名字，把页边上标有柯尔布字样的一份病历表拿出来，交给了那位见习医生。电话铃响了，她去接电话。
　　那位见习医生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轻轻地翻阅着病历。
　　上面简要地写着，柯尔布在街上昏厥后，由救护车送到医院来。经过诊断，是后期恶性肠癌，后来决定不动手术。给病人服用过一些药物，毫无起色，随后又服用止痛药。病历的最后一页简单地注明；　“病人死于1 月8 日到9 日的夜间。
　　死亡原因：大肠癌。无近亲。尸体于1 月10日送往市停尸所。”主治医生在上面签了字。
　　那位见习医生把病历的这最后一页抽出来，把自己的另一页插了进去。这新的一页上写着：　“虽然病人病势严重，但经过服药后，癌肿消退。经判定病人宜于1月16 日转院。
　　按照本人请求，用救护车把他送往德尔门豪斯特的阿卡迪亚疗养所休养。”下面的签字非常潦草难认。
　　那个见习医生把病历还给管理员，笑着向她道了谢，走开了。这一天是一月二十二日。
　　三天以后，里昂接到一份情报，从而使他放心不下的一个难题终于获得解决。在德国北部某售票处的一个办事员来信说，不来梅港的一个面包店老板为他和他的妻子的冬季旅行，刚刚预定了两张船票。这对夫妇将要去加勒比海回家旅行四个星期，定于二月十六日星期天启程。里昂知道那个老板是谁，他在战时是党卫军的上校，后来又是敖德萨的成员。于是，他命令莫迪上街去买一本关于如何做面包的手册。
　　狼人遇到了难题。近三个星期以来，他让他在德国务主要城市的代理人一齐出动，到处寻找一个叫密勒的人，以及他的黑色“美洲虎”赛车。汉堡的那座公寓和汽车房被监视起来，有人去奥斯多夫询问过那个中年女人，她说的只是她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何处，给一个叫西吉的姑娘打过几次电话，说是有一个第一流的画报的编辑急于找密勒干一件报酬优厚的差事，可是那姑娘也说她不知道自己的男朋友在何处。
　　也去查询过密勒在汉堡开户的银行，可是自十一月以来，他就没有支取过任何现金。一句话，他不见了。已经是一月三十日了，狼人无可奈何，他觉得非打一个电话不行了．他遗憾地拿起电话筒，打了电话．在遥远的山里的一个高处，一个人足足听了半小时的电话，他挂上电话后，恶狠狠地低声咒骂了一阵子。这是星期五傍晚，他刚回到自己周末的庄园别墅来准备休息两天，电话就打来了。
　　他走进他那布置得相当优雅的书房的窗口，向外望去。
　　灯光从窗口射出，撒在积雪很厚的草坪上，一直照进几乎遍布整个庄园的松林。
　　他小时候在圣诞节假日里曾见过格拉茨附近山上富人的房子，他就一直向往着能有这样的生活：住在山上私人庄园里的一栋漂亮的房子里。如今他有了，真是称心如意。
　　这所房子比他小时候住的那所啤酒厂工人的房子要好得多，比他曾经住过四年的里加的那所房子要好得多；比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间带家具出租的房间或是开罗的旅馆房间也都要好得多。这所房子正是朝思暮想的．他接到的电话叫他烦恼。他已经告诉对方，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在他别墅附近走动，没有什么人在他工厂周围逗留，也没有什么人问起关于他的事。但是，他感到很不安。密勒？
　　密勒到底是谁？虽然对方在电话上说已对那个记者加以防范，但这也只能部分地减轻他的忧虑。打来电话的人和他的同事们已决定第二天就给他派来一个保镖，充当他的司机，同他住在一起，等情况有所发展再说。由此可见他们把密勒造成的威胁看得多么严重了。
　　他把书房的窗帘拉上，不再去看窗外冬天的景色。书房的充填很厚的门隔绝了外面一切的声音。房里，只有炉子里燃烧着的刚斫来的松木在噼啪噼啪地作响，欢跃的火焰被限制在刻有葡萄叶和花纹的高大的铸铁壁炉里。这壁炉是他买下这所房子后按现代化要求重加修整时留下的老设备之一。
　　房门打开了，他的妻子探进头来，　“晚饭好了。”她说。
　　“就来，亲爱的。”爱德华·罗施曼说。
　　第二天早晨，星期六，奥斯特尔和密勒停下功课，接待了慕尼黑来的一行人。同车来的除里昂，莫迪、司机外，还有一个手里拿着黑皮包的人．进到客厅后，里昂对那个拿皮包的人说：　“你还是到楼上洗澡间去准备起来吧。”
　　那人点点头，上楼去了。司机则一直留在汽车里。
　　里昂在桌旁坐下，招呼奥斯特尔，密勒也都坐下。莫迪拿着一架带闪光灯的照相机站在门边．里昂把一张驾驶执照递给密勒，上面没有贴照片。
　　“那就是你要冒充的人，”里昂说，　“罗尔夫·根塞．柯尔布，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生。那就是说，战争结束时，你是十九岁，也就是近二十岁，现在是三十八岁。你在不来梅出生和长大，一九三五年，十岁时，你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岁时，参加党卫军。你的父母都已去世，他们是一九四四年一次空袭时在不来梅码头上被炸死的。”
　　密勒注视着他手里的那张驾驶执照。
　　“他在党卫军里都干过些什么？”奥斯特尔问，　“眼下我们有点儿进行不下去了。”　　．“他到目前为止情况怎么样？”里昂问。
　　密勒坐在那里感到很尴尬。
　　“很不错，”奥斯特尔说，　“昨天，我盘问他两个小时，都能过得去。除非问到他工作经历方面的具体细节，那他就一无所知了。”
　　里昂点头表示赞许，一面翻阅着从他手提包里拿出来的几份文件。“我们不知道柯尔布在党卫军的经历，”他说，“这种经历不可能很多，因为通缉名单上没有他，并且谁都不知道他这个人。在这方面倒机会平等，因为敖德萨同样也不了解他。不过麻烦在于，他不被通缉，就没有理由一定要找到敖德萨去要求庇护和帮助。因此，我们替他编了一段经历。这就是。”
　　他把那几张纸递给奥斯特尔，奥斯特尔开始读起来。读完后，他点点头。“很好，”他说，“全都符合实际情况。
　　照这罪名如果有人揭发，他是够逮捕资格的。”
　　里昂满意地哼哼几声。“那些就是你必须教给他的东西。很巧，我们已经替他找到了一个保证人。是不来梅港的一个人，前党卫军上校，他准备二月十六日出海旅行。这个人现在是一家面包店的老板。密勒必须在二月十六日以后才能去找敖德萨。到时候，他会有一封这个人的介绍信，向敖德萨保证柯尔布是他的雇员，确系前党卫军成员，而且真的处于困境。到那时候，面包店老板正在海上，无法取得联系了。还有，”他转向密勒，递给他一本书，　“你也可以学学怎样烤面包。一九四五年以来，你就是干这一行的——面包店的雇员。”
　　他并没有提到那个面包店老板只外出四个星期，等那段时间一过，密勒的性命就是千钧一发了。
　　“现在，我那位理发师朋友要替你化妆一番，”里昂对密勒说，“然后给你拍一张新照片，好贴在驾驶执照上。”
　　在楼上的洗澡间里，理发师把密勒的头发剪得他从没有过的那样短。剪完后，除去头顶上的一小部分外，其余地方都可以看到短发下面的白色头皮在闪闪发亮。乱头发蓬松的模样不见了，但他看上去也显得老了些。他头发左边那条笔直的发路，现在在短发里也显不出来了。他的眉毛几乎给拔光了。
　　“光眉毛并不使人显老，”理发师闲聊似地说，　“不过，可以有个六、七岁的出入，叫人很难猜得出个准数来。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你要把胡子留起来。只要一个小胡子，和你的嘴巴一样宽就行了。要知道，那可以使你显老。你能在两星期内做到吗？”
　　密勒知道自己胡子的长法。　“没有问题。”他说。他照了照镜子。他看起来大约三十五岁，留上胡子后，还会再加四岁。
　　他们走下楼来。这时，奥斯特尔和里昂扯起一块白单子，叫密勒站到前面，莫迪给他照了几张正面像。
　　“行了，”莫迪说，　“三天之内，我把驾驶执照准备好。”
　　他们走了。奥斯特尔转向密勒；　“好了，柯尔布，”他不再用别的称呼，“你原在达豪训练营受训，一九四四年七月去伏洛森堡集中营服务。一九四五年四月，你率领那个处决了卫戍部队首脑卡纳利斯海军上将的小队。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图谋暗杀希特勒的事件中，盖世太保怀疑一部分陆军军官是同谋者，结果把他们处死了，你也参与了这次屠杀。难怪今天政府当局要逮捕你。卡纳利斯海军上将和他的部下并不是犹太人，这事不可能不了了之。好吧，上士，我们马上开始工作。”
　　在摩沙德的每周例会即将结束的时候，阿密特将军扬起手说：　“最后还有一件事，显然我认为是较为次要的。据里昂从慕尼黑报告，他近来在训练一个年轻的德国人，雅利安族。这人由于他自己的某种原因，对党卫军怀恨在心，正在准备打入敖德萨。”
　　“他的动机？”在座的有一个人怀疑地问。
　　阿密特将军耸耸肩膀：　“由于他自己的什么原因，他要把一个叫罗施曼的前党卫军上尉找出来。”
　　迫害国事务司的负责人（原波兰犹太人）猛地抬起头来：“爱德华·罗施曼？里加的屠夫？”
　　“就是此人。”
　　“呸，如果我们能抓到他，一笔老账就可以清了。”
　　阿密特将军摇摇头：“我曾经对诸位说过，以色列是再也不搞报复了。我的命令是绝对的。即使那个人找到罗施曼，也不会有暗杀的事。在本·加尔事件以后，这会使艾哈德垮台的。今天的麻烦在于，如果在德国有任何前纳粹分子死掉，就都要归咎于以色列间谍。”
　　“那么，对这个年轻德国人该怎么办呢？”夏巴克负责人问。　　“我要设法利用他去查明今年还有没有别的纳粹科学家被派往开罗，这对于我们是头等重要的。我打算派一个谍报员去德国，直接把那个年轻人监视起来。任务只是监视，别无其他。”
　　“你选好人选了吗？”
　　“有了，”阿密特将军说，　“他是个优秀的人，可靠。
　　他只是跟踪和监视那个德国人，向我本人报告情况。他能够装成一个德国人。他是个耶克人，出生在卡尔斯鲁厄。”
　　那天早晨，在拜罗伊特，阿尔弗雷德·奥斯特尔对密勒进行了又一次严厉的盘问。
　　“我问你，”奥斯特尔说，　“党卫军的短剑柄上刻的是什么字？”
　　“杀身成仁。”密勒回答。
　　“对。一个党卫军成员什么时候被授予这种短剑？”
　　“在训练营进行结业检阅的时候。”密勒回答。
　　“对。把效忠于希特勒本人的誓词重复一遍。”
　　密勒逐字地重复一遍。
　　“把党卫军的决死誓词重复一遍。”
　　密勒背诵了一遍。
　　“死人头的标志是什么意思？”
　　密勒闭着眼睛，把他学到的背了一遍；　“死人头的标志来自古老的“日耳曼神话。它是那些条顿武士集团的标志，武士们向他们的首领宣誓效忠，彼此间也互表忠诚，到死甚至到地狱后都不要变心。因此，死人头和交叉大腿骨是指地狱的意思。”
　　“对。是不是全部党卫军成员都是当然的“死人头”部队成员？”
　　“不。”
　　奥斯特尔站起来，伸伸懒腰：　“不错。我想不出他们还会向你提出什么别的一般性问题。现在，我们来学特殊的问题，就是关于伏洛森堡集中营的，这是你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工作岗位……”
　　在奥林匹克航空公司从雅典飞往慕尼黑的班机上，靠窗口坐着一个人，看样子沉默寡言，不易接近。
　　他旁边的一个德国商人几次想同他攀谈，因为看到对方兴趣不大，便独自读起《游伴》杂志来。这个商人的邻座注视着窗外：班机正飞越爱琴海，离开春暖的地中海东部，向覆盖着白雪的多劳麦茨峰和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山巅前进。
　　那个商人从他同伴的口里至少问出一件事。窗口的这位旅客无疑是德国人，他的德国话流利娴熟，他关于德国的知识准确无误。那个在希腊首都卖完货物回国的商人丝毫也不怀疑坐在自己旁边的是一位同胞。
　　他的估计真是大错而特错了。他旁边的那个人，三十三年前出生在德国，名叫约瑟夫·卡普兰，是卡尔斯鲁厄一个犹太裁缝的儿子。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才三岁，七岁上，父母被装进一辆黑色囚车，拉走了。他在一个阁楼里躲了三年，到一九四零年十岁时，被人发现，也被装进了一辆囚车。此后几年，他凭着大孩子的那种机智灵巧，在一连串的集中营里生活过来。到一九四五年，有一天，一个人对他哼哼着外国话，伸出手递给他一根金钱巧克力糖。他两眼露出野兽般怀疑的神情，猛地把它夺过来，赶快跑到集中营的一个角上去吃，生怕那人又会把它要回去。
　　两年后，他体重才增加了几磅，年纪已经十七岁了。他象只饥饿的老鼠似的，对一切人和一切事都怀疑，都不信任。他在那一年乘上了一条名叫“华菲尔德总统号”别名“出埃及号”的轮船，去到一个远离卡尔斯鲁厄和达豪的新天地。
　　随后度过的那些年头，使他逐渐长大成熟起来，学会了许多东西，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在军队里有了一个职务，但心里始终消除不了他对那一天他正要去的那个国家的仇恨。他不能不同意到那里去，不能不强抑自己的感情，象过去十年中曾经两次做过的那样，重又装出和蔼亲善的样子来。为了冒充德国人，他只得这样办。
　　他为了执行这次任务，还携带了其他的必需品：装在上衣胸前口袋里的护照、信件、名片和一个西欧国家公民所应有的全套证件，还有内衣、鞋子、外衣和一个德国纺织行商的随身行李。　　当飞机钻入欧洲上空寒冷的阴云的时候，他重又考虑起他的任务来。他想起那位沉默寡言的上校，在那个出产水果很少而出产以色列间谍却非常之多的农场里，夜以继日地向他再三交代的事情。要他跟踪一个人，监视他。这个年轻的德国人比他小四岁，想要做一件别人做过几次但都失败了的事情——打入敖德萨。考察他的行动，判断他的进展，注意他同什么人接触和往来，核实他发现的情况，并且切实判断这个德国人能否找到那个网罗另一批德国科学家去埃及搞火箭设施的招聘官。绝对不要暴露自己，绝对不要自己插手进去。然后，在那个年轻的德国人难免要“开花”或暴露之前，把他的所获全部报告回去。
　　他将执行这一任务；他并不因之而高兴，也没有要求他非高兴不可。幸亏没有谁要求他乐意再当德国人，没有谁提出，要他乐意去同德国人交往，说德国话，同德国人在一块儿谈笑。如果提出这种要求，他就会拒绝接受这个任务的。
　　因为他痛恨所有的德国人，他受命跟踪的那个年轻记者也不例外。他认定这一点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第二天，里昂对奥斯特尔和密勒作了最后一次访问。除里昂和莫迪外，还有一个陌生人，他的皮肤晒得很黑，结实健壮，比其他人年轻得多。密勒估计这个陌生人大约三十五岁，介绍的时候只是提到他的名字叫约瑟夫。这个人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顺便告诉你，”莫迪对密勒说，　“我今天把你的汽车开来了，停放在城里一个公共停车场上，就在市场广场旁边。”
　　他把钥匙扔给密勒，补充说：　“你去找敖德萨的时候不要用这辆车。一来是它太引人注目；二来你冒充的是一个面，包店工人，因为暴露了前集中营警卫的身分而正在逃命，这样的人不会有一辆“美洲虎”。你去时可以搭火车。”
　　密勒点头表示同意，不过私下里很不愿意离开他心爱的“美洲虎”。
　　“好。这就是你的驾驶执照，上面贴的就是你现在模样的照片。有人盘问，你就说你驾驶的是一辆“沃尔克斯瓦根”，不过留在不来梅了，可以向警察局查证你的车牌号码。”
　　密勒仔细看了看驾驶执照，上面的照片是短头发，但没有小胡子。至于他现在已经留起的小胡子，可以推说是身分暴露后采取的一种预防措施。
　　“给你当保证人的那个人——他自己也并不知道——今天早晨乘船出海离开了不来梅港。他原是党卫军上校，现在是面包店老板，也就是你原来的东家，他叫约希姆·艾伯哈特。这里有一封他写给你要去会见的那个人的信，信纸是从他办公室里搞来的真货，签名是伪造的，但绝无破绽。信里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前党卫军成员，很可靠，因为被认出，现在处于困境，希望对方帮助你弄到一套新证件和一个新身分。”
　　里昂把信递给密勒。他看过后，又装回信封。
　　“现在把信封上。”里昂说。
　　密勒封好信。　“我要去见的人是谁？”他说。
　　里昂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姓名和地址。
　　“就是这个人，”他说，　“他住在纽伦堡。我们不太清楚他战时是干什么的，因为他现在用的名字十之八九是新的。但有一点我们确有把握，他在敖德萨里地位很高，他可能见过艾伯哈特这个敖德萨在德国北部的大人物。这是面包老板艾伯哈特的照片，好好认一认，怕有人会问你他是什么长相。明白吗？”
　　密勒看着艾伯哈特的照片，点点头．“你一切就绪之后，我想还要再等上几天。要等艾伯哈特的船驶出陆地对海洋的无线电话的通话范围以外，然后再行动。如果船还只是在德国沿海行驶，你要去见的那个人就能够给艾伯哈特打电话，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一直要等到船开进大西洋中部才行，我看，你大概可以在下星期四早上去见他。”
　　密勒点点头，“好吧，就是星期四吧。”
　　“最后两点，”里昂说，　“除了你想设法追踪的罗施曼以外，我们还想要些情报。我们想知道，是谁目前正在招聘科学家去埃及帮助纳赛尔发展火箭。招聘工作是由敖德萨在德国这儿进行的。我们特别需要知道，这个新任的招聘官是谁。其次，不断保持联系。使用公用电话，打这个号码。”
　　他递给密勒一张纸条，　“就是我不在，这个号码总会有人接的。一有收获，随时报告。”
　　二十分钟后，“这几个人走了。
　　在回慕尼黑的路上，里昂和约瑟夫并排坐在汽车的后座上，那个以色列谍报员缩在角上一言不发。当汽车已经把拜罗伊特闪烁的灯光远远抛在后面的时候，里昂用胳膊肘碰了碰约瑟夫：“为什么这样不高兴？””他问，“一切都很顺利嘛。”
　　约瑟夫看他一眼，　“你认为密勒这个人有多么可靠？”
　　他问。
　　“可靠？他是我们打入敖德萨的最难得的一次机会。你听到奥斯特尔的话了吧。只要他稳得住，不管什么场合，他都能冒充一个前党卫军成员。”
　　约瑟夫仍有怀疑。　“给我的训令是随时监视他，”他喃喃地说，　“他一动，我就要盯住他，注意他，把他接触的那些人以及他们在敖德萨里的地位都报告回去。我真不该同意他单独外出，并且打电话汇报还随他高兴。要是他不汇报呢？”
　　里昂怒不可遏。他们显然在这方面已经有过争论。　“现在，我再说一遍，这个人是我发现的，让他打入敖德萨是我的主意，他是我的谍报员。多年来我一直盼望能有一个现在象他这样的人，一个非犹太人。我不能允许有人老盯在他后头坏他的事。”　　“他是个客串的，我可是个专业的。”那谍报员咆哮说。
　　“他还是一个雅利安人，”里昂尖刻地反驳说，　“趁他还活着有用之时，我希望他能够为我们提供德国敖德萨的那十个头目的名字，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地处理他们。这十个人当中，一定会有那个火箭科学家的招聘官。不用发愁，我们会找到他的，会找到他打算送往开罗的那些科学家的名字的。”
　　在拜罗伊特，密勒凝视着窗外飞舞的雪花。他心里并不想打电话汇报什么，因为他对追踪受聘的火箭科学家不感兴趣。他还是只有一个目标——爱德华·罗施曼。

十二
　
　　彼得·密勒实际上是在二月十九日星期三晚上最后告别了阿尔弗雷德·奥斯特尔在拜罗伊特的住所动身去纽伦堡的。
　　这位前党卫军军官在门口台阶上和他握别：　“祝你幸运，柯尔布。我知道的全教给你了，让我给你一个最后的忠告：我不知道你能隐蔽多久，也许不会很久。要是你发现有人似乎已经看出你的伪装，千万别和他争论，赶紧走开，并且恢复你原来的姓名。”
　　年轻的记者顺着车道走远时，奥斯特尔嘟嘟嚷嚷地自言自语说：　“多么疯狂的计划呀，真是闻所未闻。”他掩上门，走回屋里去。
　　密勒步行了大约一哩路走到火车站，他沉着地走下山坡，走过公共停车场，在盖着巴伐利亚式的屋檐和山墙的小火车站里，买了一张去纽伦堡的单程车票。
　　正当他要穿过检票处的关口进入狂风怒吼的月台时，检票员对他说：“你恐怕还得等好大一会儿，先生，去纽伦堡的火车今晚要晚点啦。”　密勒吃了一惊，德国铁路一向是享有行车准点的声誉的。　“出了什么事？”他问。
　　检票员朝线路方向扬了扬头。延伸到群山峡谷中去的路轨厚厚地覆盖着一层刚下来的雪。　“一场大雪把路轨盖住了。我们刚听见扫雪机开过去，机务人员正在那儿干着呢。”
　　多年的记者生活使密勒对候车室特别没有好感。他在这种地方已经呆够了，又冷，又累，又不舒服。在车站小咖啡店里，他一口一口地呷着咖啡，瞧着他的车票，它已经剪过口。他想起了他那辆停在山坡上的汽车。
　　是呀，他是否能把车停在纽伦堡的另一边，离开给他的那个地址几哩远的地方呢？……要是见过面后他们用其它运输工具把他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他可以把“美洲虎”留在慕尼黑。他还可以把它停放在一个汽车库里，避开人们的耳目。办完了事情之前，谁也找不着它。此外，他考虑万一有紧急情况，利用它作为迅速逃跑的工具也不坏。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巴伐利亚会有谁听说过他或他的车子。
　　他想到莫迪曾警告他那辆车子太显眼了，　但他又回想起奥斯特尔在一个钟头前关于赶紧逃走的忠告。当然，使用它要担风险；不用，眼下又动不了身。他又思考了五分钟，然后离开了咖啡店，走出车站，朝山坡那儿走去。不到十分钟，他就坐在“美洲虎”的驾驶盘后边，把它开出小镇了。
　　去纽伦堡的路并不长。密勒到达后就投宿在一家靠近主要火车站的小旅馆。他把车子停放在隔两个街区的一条小街上，然后步行穿过帝王门，走进围着古老城墙的阿布莱希特·丢勒画笔下的中世纪城市。　　夜幕已经降临，从街道和窗户射出来的灯光，照亮了这座筑着围墙的市镇的古雅的尖屋顶和经过修饰的山形墙。它几乎使人恍如回到了中世纪的年代，那时法兰柯尼亚的王公已经统治了纽伦堡——当时是日耳曼诸邦中最富裕的商业城市之一。这个城市连同它的鹅蛋石街道和木头房子，一九四三年在盟军轰炸下早已化为灰烬和瓦砾。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现在所看到的周围的几乎每块砖、每一块石头，都是一九四五年后建造的，都是根据原来的城市建筑计划精心重建的。
　　他在离主要市场广场只有两条街道，几乎就在圣塞巴德教堂的双塔尖下边，找到了他寻找的房子。大门姓名牌上的名字同他带的那封假冒不来梅的前党卫军上校约希姆、·艾伯哈特的名义写的介绍信上的名字正好一样。他从没见过艾伯哈特，他只能指望纽伦堡这所房子里的人也没见过艾伯哈·特。
　　他回到市场广场，想找一个吃晚饭的地方。他漫步走过两三家法兰柯尼亚风味的小吃店，注意到在圣塞巴德教堂大门前面广场拐角处有一家卖香肠的小铺子，从红瓦屋顶冒出来的炊烟正袅袅升入寒冷的夜空。这个小地方很不错，正前面有一个平坛，四边摆设着种有紫色花草的箱子，细心的主人早已把清晨下在那上面的雪打扫得干干净净。
　　室内，温暖和欢乐的气氛象波浪一样向他袭来。所有的木桌几乎都坐满了人，但坐在角落里一张桌子旁的一对男女正离开座位，他就坐了下去。他俩在走出去时祝他好胃口，他也回过头向他们点头微笑。他点了这家小吃店的名菜：一盘十二根带香料的纽伦堡小香肠，还要了一瓶本地佳酿。
　　饭后，他靠后坐着，呷着咖啡消磨时间，又喝了那杯阿斯巴赫酒来冲淡胃里的浓酒。他一点也不困，很乐意坐在那里看着炉火上的木头闪闪发光，听着角落里人们纵声高唱法兰柯尼亚饮酒歌，一面挽紧胳膊，随着音乐和歌声左右摇摆，每唱完一节，就把大玻璃酒杯高高举起。
　　好长时间以来，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去追寻一个二十年前犯了罪的人。他几乎决定要撒手不干了，把嘴唇上的胡子剃掉，把头发再留起来，回汉堡去，睡在西吉睡暖了的床上。
　　侍者走过来，鞠个躬，把账单放在桌子上，用悦耳的声调说声“请。”
　　他把手伸进口袋去拿皮夹，指头触及一张照片。他拿出来看了一会儿，一张捕鼠夹似的嘴，一对苍白的眼圈发红的眼睛，直瞪瞪地望着他，黑色的衣领上带着银色闪电的标志。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骂了一句“你这臭狗屎”，就捏住照片一角凑到桌上的蜡烛上。等照片烧成灰烬后，他把它捏碎在铜灰碟里。他不再需要它了，他一看到那张脸就能认得了。
　　彼得·密勒付了餐费，扣上上衣纽扣，走回旅馆。
　　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里，毫无收获的狼人正在向麦肯逊发火。
　　“他妈的！他怎么可能失踪？”敖德萨的头头咆哮起来，　“他不可能从地面上消失，他不可能跑到天上去。他的汽车在德国应该说是显眼的一种，半哩外就看得出来。你找了整整六个星期，现在你能告诉我的只是找不着他……”
　　麦肯逊等着他把火发够了。　“可是事实如此，”他最后指出说，　“我已经查出了他在汉堡的公寓住所，冒充是密勒的朋友拜访过他的女朋友和他的母亲，也和他的同事进行了接触。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这些日子以来，他的车子一定是放在某处的一个车库里。他一定是转到地下去了。他从伦敦回来离开科隆飞机场停车处后就向南去了，线索就到此为止。”
　　“我们必须找到他，”狼人重复说，　“不能让他接近这位同志。那样就糟了。”
　　“他会出现的，”麦肯逊很有把握地说，　“他迟早得露面的。那时我们就可以找到他了。”
　　狼人对这位职业猎人的耐心推论作了一番思考。他慢慢地点了点头；　“很好。我要你住得靠我近一点，就在这个市内找个旅馆住下，等他出来。你靠我近一点，找你也方便……
　　“对，先生。我在市内找好了旅馆就给你挂电话，你任何时候都能找到我。”他向他的上级说声“晚安”，走了。
　　第二天早上快到九点钟的时候，密勒来到那所房子前面，按了一下擦得油光锃亮的电铃。他必须在那个人出去工作之前见到他。一个女仆打开门，把他引进起居室，再去请她的主人。
　　十分钟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进房间。他头上长着普通的褐色头发，两鬓各有一簇银白色的络腮胡，举止沉着而文雅。室内家具摆设也显出他趣味高雅，收入丰裕。
　　他眼睛盯着这位不速之客，不动声色地打量一下他身上穿的劳动者的便宜裤子和外套。
　　“你有什么事吗？”他平静地问。
　　客人在这个陈设豪华的房间里明显地感到困惑和不自在，“哦，博士先生，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来吧，”那个敖德萨的人说，　“我想你是知道的，我的事务所离这儿并不远。也许你应该到那儿去，和我的秘书约一个时间。”
　　“嗯，其实我不是为了业务关系来找你帮忙的。”密勒说。他开始用汉堡和不来梅一带劳动人民的方言讲话。他明显地感到手足无措。因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就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先生，有人建议我来找你，我把他写的一封介绍信带来了。”
　　这个敖德萨的人一句话没说，拿起信就拆开，很快地看了一遍。他稍稍有点紧张，从那张信纸上抬起眼睛死劲地盯着密勒：“明白了，柯尔布先生。你最好还是坐下吧。”
　　他指了指一张靠背椅，自己则坐到安乐椅上。他皱起眉头若有所思地看着密勒有好几分钟之久。突然问，他大声问：“你刚才说你姓什么？”　　“柯尔布，先生。”
　　“名字呢？”
　　“罗尔夫·根塞，先生。”
　　“你有什么证件吗？”
　　密勒似乎感到为难，“我只有驾驶执照。”
　　“请你给我看看。”
　　律师——这是他的职业——伸出手来，密勒不得不从椅子上站起身把驾驶执照交到他手中。那人拿到执照，把它打开，细细琢磨它的内容。他瞧了密勒一眼，把脸孔和照片对照一番。它们是一致的。
　　“你的生日是哪一天？”他突然大声问。
　　“我的生日？哦，六月十八日，先生。”
　　“哪一年，柯尔布？”
　　“一九二五年，先生。”
　　律师又把驾驶执照琢磨了几分钟。“你在这儿等一等。”
　　他突然说，站起来就走。
　　他穿过房子，进入房子后半部作为他事务所的那块地方，那儿有门供委托他诉讼的人从后面一条街出入。他直接走进办公室，打开墙壁上的保险柜，取出一个厚厚的本子，一页一页地翻阅。
　　他偶尔听说过约希姆·艾伯哈特这个名字，却从来没见过面。他不能完全肯定艾伯哈特在党卫军中的最后军衔是什么。那本书证实了这封信。约希姆·艾伯哈特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被提升为部队党卫军上校的。他又翻了几页，核对柯尔布的情况。同姓的有七个，但名叫罗尔夫·根塞的只有一个。一九四五年四月是上士，生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他把本子合起来，放回原处，把保险柜锁好，然后穿过房子，回到起居室。他的客人仍然局促不安地坐在靠背椅上。
　　他又坐下：　“我不大可能帮助你。这你是明白的，是吗？”
　　密勒咬了一下嘴唇，点点头：　“我没有地方可去了，先生。当他们开始追捕我的时候，我向艾伯哈特求救。他给我这封信，让我来找你。他说，如果你不能帮助我，那就谁也帮不了啦。”
　　律师坐在椅子上，往后一靠，仰视着天花板。　“我觉得奇怪，如果他要和我谈话，他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给我。”
　　他颇有所思地说，然后他明显地等着答话。
　　“也许他不想在电话里谈这样的事情。”密勒满怀希望地提示说。
　　律师傲慢地瞧了他一眼，　“那是可能的，”他简短地说，　“你最好告诉我，首先你是怎么招来这个麻烦的。”
　　“哦，是的。好先生，我是说，我被这个人认出来了。
　　后来他们说，他们就要来抓我。所以我跑出来了，不是吗？
　　我是说，我只好跑出来了。”
　　律师叹了一口气，　“从头说起，”他厌倦地说，“谁认出你了，认出你什么？”
　　密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吧，先生。我原来住在不来梅，在那儿生活，在那儿干活，一直到出事的那一天，都是给艾伯哈特先生干活的，在面包房里。哦，大约四个月前，有一天，我正在街上走，突然得了急病，我感到特别难受，肚子痛。反正我一定是昏过去了，晕倒在人行道上。他们就把我送进医院。”
　　“哪个医院？”
　　“不来梅陆军医院，先生。他们作了一些化验，说我得了癌，在肠子里。我想就是那个病，懂吗？”
　　“通常就是那种病。”律师冷淡地说。
　　“是啊，我也是那么想的，先生。好在病还只是初期，发现得早。反正他们让我吃药，不给我动手术。过了一些时候，病情就逐渐好转。”
　　“依我看，你真是个走运的人。这些跟被人认出来又有什么相干呢？”
　　“哦，就是这个医院的看护兵，懂吗？他是犹太人，老看着我。每当他值班时，他的眼睛总是盯着我。那是一种奇特的眼光，懂吗？我给搞得烦透了，就是他老看着我的那付样子，就那么一付“我认识你”的表情。我并不认识他，但总觉得他认识我。”
　　“继续讲下去。”律师显得越听越感兴趣了。
　　“大约一个月前，他们说我可以转院了，接着就把我转到一个疗养所去。那里的费用是由面包房的雇员保险基金支付的。哦，在我离开不来梅陆军医院之前，我想起来了，我说的是那个犹太看护兵。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回忆起来，他是伏洛森堡的一个囚犯。”
　　律师唰的一下挺直身子，“你在伏洛森堡呆过？”
　　“是的，我正要告诉你，不是吗？我是说，先生，就从那时起，我记起了这个医院看护兵。我在不来梅医院找到了他的名字。我们在伏洛森堡绞死了图谋杀害元首的卡纳利斯海军上将和其他军官后，一帮奉我们的命令去焚尸的犹太人囚徒里就有他在内。”
　　律师又注视着他：“你参加了对卡纳利斯等一伙的处决？”
　　密勒耸耸肩膀，“行刑队是我指挥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哦，他们都是叛徒，不是吗？他们想要谋杀元首。”
　　律师笑了笑：　“我亲爱的朋友，我不是在责怪你。他们当然都是叛徒，卡纳利斯甚至给盟军送过情报。那些陆军猪猡从将军开始全是叛徒。我真没想到会遇见处死他们的人。”
　　密勒怯懦地露齿一笑：“问题是，警察就为了这件事要逮捕我。我的意思是说，干掉犹太人是一回事，可是现在好多人说卡纳利斯和那一伙——说他们都是什么英雄。”
　　律师点点头：　“是啊，德国现政权肯定要和你为难的。
　　你再继续讲你的事。”
　　“我转到疗养所去以后，再也没见到那个犹太看护兵。上个星期五，我在疗养所接到一个电话。我以为是面包房打来的，但是对方不肯报姓名，只是说他能够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有人已把我的情况通知路德维希堡的那些猪猡，正在准备拘票，要逮捕我。我不知道他是谁，不过从他的口气听来，他似乎颇有根据，是一种官方人士的声调。你懂得我说的意思吗，先生？”
　　律师点头表示已经听懂：　“很可能是一个在不来梅警察部队中的朋友。你怎么办呢？”
　　密勒好象很惊讶的样子；　“哦，我逃了出来，不是吗？
　　我自动出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回家，怕他们在家里等着我。我甚至没去取那辆停在我房子前面的“沃尔克斯瓦根”。星期五夜里我没敢回家，到星期六我才想了个主意。
　　我到老板艾伯哈特先生家里去看他，他正在查电话簿。他对我真不错。他说第二天早晨就要和艾伯哈特太太外出冬游了，不过他会设法让我平安无事的。所以他给了我这封信，让我来找你。”
　　“你怎么知道艾伯哈特先生能帮你的忙？”
　　“哦，你知道我并不了解他在战争期间是干什么的，可在面包房里他总是对我那么好。大约两年前，我们举行过一次职工酒会。我们都喝多了，当我上厕所时，艾伯哈特先生正在解手，边解手边唱《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我也跟着唱，我们就在男厕所里唱着。随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别声张，柯尔布”，说完就走出去了。我一直没把这件事放在心里。直到我遇到了麻烦，我才想到他可能和我一样，也在党卫军里干过，于是我向他求救。”
　　“那么，是他让你来找我的吗？”
　　密勒点头。
　　“这个犹太看护兵叫什么名字？”
　　“哈特斯坦，先生。”
　　“你转去的疗养所叫什么名字？”
　　“叫阿卡迪亚疗养所，在德尔门豪斯特，就在不来梅郊外。”
　　律师又点了点头，从桌上拿起一张纸记了几句，然后站起来，　“你就在这里呆着。”他说完又走了出去。
　　他穿过走廊，走进书房，从查话台接线生那里查到了艾伯哈特面包房、不来梅陆军医院以及德尔门豪斯特的阿卡迪亚疗养所的电话号码。他首先接通面包房。
　　艾伯哈特的秘书很帮忙：　“对不起，艾伯哈特先生出门了，先生。不，没办法和他联系，和往年一样，他和艾伯哈特太太一起去加勒比海冬游，要过四个星期才能回来。我能帮你忙吗？”
　　律师告诉她她帮不了忙，就把电话挂上。接着他拨不来梅陆军医院的电话号码，要主管人事部门。
　　“这儿是社会保险部年金科，”他若无其事地说，　“我只是想证实一下，你们那儿是否有个名叫哈特斯坦的病房看护兵。”
　　停了一会儿，电话线那一头的女办事员正在翻查职工花名册。　“是的，我们这儿有，”她说，　“叫戴维·哈特斯坦。”
　　“谢谢你。”这位纽伦堡律师说着挂上了电话。他又拨同一个号码，要挂号处。
　　“这儿是艾伯哈特面包公司的秘书，”他说，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们一个职工的病情。他肠子里长了瘤子，住在你们医院里。你能告诉我他目前的病情吗？他叫罗尔夫·根塞·柯尔布。”
　　又停了一会儿，管病历的女办事员把罗尔夫·根塞·柯尔布的病历抽了出来，看看最后一页。
　　“他已经出院了，”她告诉打电话的人，　“他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以转到疗养所去了。”
　　“好极了，”律师说，　“我去度一年一次的滑冰假期才回来，还没有接上头。你能告诉我是那家疗养所吗？”
　　“阿卡迪亚疗养所，在德尔门豪斯特。”女办事员说。
　　律师又把电话挂上，接着就拨阿卡迪亚疗养所。一个女的答话。听了问话以后，她转向身旁的医生，捂住话筒：“有人查问你对我提起过的那个柯尔布。”她说。
　　医生接过话筒；　“是的，”他说，　“我是疗养所所长我是布劳恩医生。有什么事吗？”
　　一听说布劳恩的名字，女秘书用迷惑的目光瞧了瞧她的雇主。他眼睛一眨也不眨地听着从纽伦堡来的声音，流利地回答着；　“柯尔布先生上星期五下午已自动出院了，非常不规矩，可是我们没办法阻拦他。是的，不错，他是从不来梅陆军医院转来的。长了瘤子，正在恢复期。”
　　他听了一会儿，然后说：　“没什么。能帮助你，我感到高兴。”
　　医生的真名叫罗斯梅尔。他挂上电话，接着就拨慕尼黑的电话号码。他开门见山地说：　“有人用电话问过柯尔布的情况，核查已经开始了。”
　　在纽伦堡这一边，律师挂上电话，回到起居室。“对，柯尔布，你显然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人。”
　　密勒用惊讶的神情瞧着他。
　　“尽管如此，我还想再问你一些问题，你不介意吧？”
　　客人仍然很惊讶的样子，摇摇头；　“没关系，先生。”
　　“那好，你割过包皮吗？”
　　密勒呆呆地望着他，“没有，我没有。”他含含糊糊地说。　　“给我看。”律师平静地说。密勒仍然坐在椅子上望着他。
　　“给我看，上士！”律师咆哮起来。
　　密勒从椅子上蹦起来，笔直地立正：　“遵命。”他回答一声，哆哆嗦嗦地站着。他保持立正的姿势，两手下垂紧贴裤缝，站了三秒钟，然后解开他的裤子纽扣。律师简单地看了他一眼，点头表示他可以把纽扣扣上。
　　“那么，你至少不是个犹太人喽。”他亲昵地说。
　　密勒回到他的椅子上，咧开嘴望着他。　“我当然不是犹太人。”他脱口而出。
　　律师微笑了：“然而也有过这种情况，有些犹太人想冒充同志，他们混不长。现在你最好把你的经历讲给我听，同时我将向你提问题。你是明白的，只是为了核实一下。你出生在哪里？”
　　“不来梅，先生。”
　　“对。在你的党卫军档案里有出生的地点，我刚核对过。你入过希特勒青年团吗？”
　　“入过，先生。一九三五年我十岁的时候参加的，先生。”
　　“你的父母都是国家社会党的好党员吗？”
　　“是的，先生，他们两个都是。”　　“他们出了什么事？”
　　“在不来梅大轰炸时都被炸死了。”
　　“你是什么时候应征加入党卫军的？”
　　“一九四四年春天，先生，那时我是十八岁……
　　“你在哪里受的训练？”
　　“达豪党卫军训练营，先生。”
　　“你的右胳肢窝下面有血型刺字吗？”
　　“没有，先生。要有也该是左胳肢窝下面。”
　　“你为什么没有刺字？”
　　“哦，先生，一九四四年八月，我们本应在训练营结业，到部队党卫军的一个单位去开始执勤。七月间，一大批与谋杀元首案件有关的军官被送到伏洛森堡集中营来。伏洛森堡要求从达豪训练营立刻派兵增援。我和其他十二个人，由于具有特殊的技能，就被挑选出来，直接派到那里去。我们没赶上刺字和我们这个分遣队的正式结业检阅仪式。司令官说没有必要验血型，因为我们永远到不了前线了，先生。”
　　律师点点头。毫无疑问，司令官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已经知道，由于盟军已深入法国，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
　　“你拿到了短剑没有？”
　　“拿到了，先生，是司令官亲手给的。”
　　“剑上都有什么字？”
　　“杀身成仁，先生。”
　　“在达豪你受过什么训练？”
　　“全套的军事训练，先生，还有政治思想训练，作为希特勒青年团训练的补充。”
　　“你学过歌？”
　　“是的，先生。”
　　“《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是在哪一个进行曲歌本里的？”
　　“《为国家而奋斗的时刻》歌曲集，先生。”
　　“达豪训练班在什么地方？”
　　“在慕尼黑北面十哩的地方，先生，离同名的集中营有三哩。”
　　“你穿什么制服？”
　　“灰绿色军衣和马裤，长统靴，黑翻领，左翻领上有军阶符号，黑皮带，还有青铜纽扣。”
　　“扣上的铭文是什么？”
　　“中间是叄遄郑芪в谩爸页鲜俏业墓馊佟闭饧父鲎治С稍踩Γ壬！？
　　律师站起来伸伸腰。他点燃一支雪茄，慢步走到窗前：“现在你给我讲讲伏洛森堡集中营，柯尔布上士，它在什么地方？”
　　“在巴伐利亚和图林根交界处，先生。”
　　“什么时候建立的？”
　　“一九四三年，先生。给那些反对元首的猪猡们准备的第一批当中的一个。” “有多大？”
　　“我在那里的时候，先生，是三百米见方，周围是架着轻重机枪的十九个守望塔。有一个一百二十米长一百四十米宽的集合点名用的广场。上帝，我们在那里跟那些犹太佬还开过玩笑呢——”
　　“别走题，”律师大声说，　“都有什么样的房子？”
　　“有二十四间营房，一间囚犯用的厨房，一个洗衣间，一个医务室，还有各种工场。”
　　“那么，供党卫军警卫队用的呢？”
　　“有两间营房，一个商店，还有一个妓院。”
　　“那些死了的人尸体是怎么处理的？”
　　“在铁丝网外面有一个小火葬场，有一条地下通道从集中营内通到那里去。”
　　“主要干什么活？”
　　“在采石场粉碎石头，先生。采石场也是在铁丝网外面，它四周也有铁丝网和守望塔。”
　　“在一九四四年后几个月，那里有多少人？”
　　“哦，大约一万六千个囚犯，先生。”
　　“司令官的办公室在哪里？”
　　“在铁丝网外面，先生，在一个俯瞰集中营的半山腰上。”
　　“前后几任司令官都是谁？”
　　“在我到那里以前有两个，先生。第一任司令官是党卫军少校卡尔·孔斯特勒。他的继任者是党卫军上尉卡尔·弗里兹。最后一个是党卫军中校马克斯·柯格尔。”
　　“政治处的代号是什么？”
　　“第二处，先生。”
　　“第二处在哪里？”
　　“在司令官那座房子里。”
　　“它的职责是什么？”
　　“确保根据柏林的要求，对某些犯人进行特别处理。”
　　“对卡纳利斯和其他阴谋者就是这么指示的吧？”
　　“是的，先生。他们都是被指定进行特别处理的。”
　　“什么时候执行的？”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先生。那时美国人已经越过巴伐利亚，所以上面命令把他们干掉，我们一组人被指定来执行这个任务。那时我刚被提升为上士，虽然我初到集中营时只是一个列兵。我负责处决卡纳利斯和其他五个人。然后我们组织了一个犹太人埋葬队把这些尸体埋葬掉。哈特斯坦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那双眼睛真该死。事后我们把集中营的文件烧毁了。不久，我们接到命令赶着囚犯向北行军，在路上我们听说元首自杀了。哦，先生，后来军官们扔下了我们，囚犯也开始逃进森林。我们枪杀了几个，我们这些军士亲手干的。但是继续走下去似乎没啥意思了，我是说，已经到处都是美国佬了。”
　　“关于集中营，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上土。当你从集中营里任何一个地方向上看时，你看到什么？”
　　密勒似乎迷惑不解。“看到天空。”他说。
　　“傻瓜，我的意思是说，地平线上耸立着什么东西？”
　　“啊，你是指的那座小山，上面有个年久失修的城堡？”
　　律师点头微笑。“那实际上是十四世纪的。”他说“好吧，柯尔布，你是在伏洛森堡呆过的，现在你说说你是怎样逃跑的？”
　　“哦，先生，那是在行军的路上，我们全散了。我发现有个陆军兵士在徘徊，我就照脑袋揍了他一家伙，穿上了他的制服。两天之后，美国佬抓住了我。我在战俘营呆了两年，我只告诉他们我是一个陆军兵士。哦，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先生，当时流传着许多谣言，说美国佬抓住党卫军的人就立即干掉。所以我说我是陆军兵士。”
　　律师喷了一口雪茄烟。　“你在那里不是单独一个人。你换了名字没有？”
　　“没有，先生。凡是证明我是党卫军的证件我都扔掉了，但我不想改名换姓，我不认为有谁会去追寻一个上士。那时候关于卡纳利斯的事似乎并不十分重要，只是到了后来，人们开始对那些陆军军官大捧特捧，在柏林绞死主犯的地方建了一个神龛。后来我从联邦共和国搞到了以柯尔布为名的证件，要不是那个看护兵认出了我，本来是不会出事的。出了事以后，问题就不在于我用过什么名字啦。”
　　“真的，是那样。现在我们再说说你学过的东西，从复述对元首表示效忠的誓词开始。”律师说。
　　谈话又进行了三个小时。密勒大汗如注，他只能说他离开医院过早了，而且一整天没吃东西。等到律师最后表示满意时，午饭时间已经过了。
　　“那么你想要什么？”他问密勒。
　　“哦，事情是这样，先生，既然他们在追捕我，我就需要一套证明我不是罗尔夫·根塞·柯尔布的证件。我可以改变我的外貌，把头发留起来，让小胡子长得更长一些，再在巴伐利亚或其它地方找个职业。我是说，我是个熟练的面包工，而人们是需要面包的，不是吗？”
　　在这次谈话中，律师第一次仰首大笑。　“是的，我的好柯尔布，人们是需要面包的。很好。听着，通常是不值得为你们这样地位的人化费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的。但你显然是个挺好的忠诚的德国人，明摆着是无辜受难，所以我一定尽力帮忙。光给你搞一张新的驾驶执照，那没有什么用处，凭这个，你弄不到一张社会保障卡。你得先出示出生证，而这正是你所缺少的。不过一张新护照会使你弄到所有这些证件。你身上有钱吗？”
　　“没有，先生，我已经破产了。过去三天我往南走时，路上都是搭别人的车子。”
　　律师给了他一张一百马克的钞票，　“你不能呆在这里，要把你的新护照搞到手，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我要送你到我的一个朋友那里去，他会替你搞到护照的。他住在斯图加特。
　　你最好先找一家旅馆住下，然后去看他。我会告诉他你要去找他，他会等着你的。”
　　律师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个字，“他叫法朗士·培耶，这就是他的地址。你最好坐火车去斯图加特，找个旅馆，然后直接去找他。如果你还需要一些钱，他会帮你解决的，但不要花得太多。躲起来，一直等培耶给你准备好一张新护照，我们再给你在德国南部找个职业，以后就不会有人追寻你了。”
　　密勒接过那一百马克和培耶的地址，忸怩不安地表示了一番谢意；　“啊，谢谢你，博士先生，你真是个好人。”
　　女仆领他出来，随后他走回车站，回到旅馆和他停车的地方。一小时后，他开足马力向斯图加特驶去。同一小时，律师给培耶通了电话，让他在傍晚迎候受警察追捕的逃亡者罗尔夫·根塞·柯尔布。
　　当时纽伦堡和斯图加特之间还没有高速公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穿过青翠的法兰柯尼亚平原进入符腾堡树木茂密的丘陵和山谷的那条公路，风景原是很优美的。但在一个严寒的二月下午，当冰块在路面的坑洼中闪闪发光，浓雾笼罩着山谷的时候，安斯巴赫和克赖尔斯海姆之间那段蜿蜒曲折的柏油路却是相当危险的。有两次那辆笨重的“美洲虎”
　　几乎要滑到沟里去，密勒不得不两次提醒自己开得慢一点，那个知道如何搞到假护照的培耶一定还在那里的。
　　他到达时，夜色已经降临，就在城外一家小旅馆住下。
　　那里居然还有一个值夜班的侍者替那些深夜投宿的旅客服务，后面还有一个汽车库。他从侍者那里弄到了一张市内交通图，在奥斯特海姆区附近找到了培耶住的那条街。奥斯特海姆是个建设得很好的区，离维拉山不远，那儿的花园曾经是符腾堡的王公以及他们的夫人秉烛夜游的消夏胜地呢。按照地图指示的方向，他把车子开进了斯图加特的中心区，那是一片群山环绕的盆地，沿途尽是葡萄园，一直伸延到城郊。
　　他把车停在离培耶家有四分之一哩的地方。当他低着头锁上驾驶座一边的车门时，他没有注意到从附近别墅医院参加了每周一次的住院病人委员会会议后回家去的一个中年女人。
　　当天晚上八点钟，纽伦堡的律师心想最好给培耶打个电话，以肯定逃亡者柯尔布是否已安全到达。接电话的是培耶的妻子。　　“哦，是有个年轻人。他和我的丈夫已经出去，上什么地方吃晚饭去了，”
　　“我打电话只是想知道一下他是否已经平安到达。”律师若无其事地说。
　　“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培耶太太兴高采烈地唠叨起来，　“他停放汽车的时候，我正好从他身边经过，我刚开完住院病人委员会会议回家去。离家还有几哩远，他一定是迷了路。在斯图加特，你知道，是很容易迷路的，有那么多的死胡同和单行线的街道——”
　　“对不起，培耶太太，”律师插话说，　“这个人并没有坐他的“沃尔克斯瓦根”呀，他是乘火车来的。”
　　“不，不，”培耶太太说，为了能向上司显示自己的知识而感到高兴，“他是乘汽车来的。这么好的小伙子，这么可爱的汽车。我相信他一定很得姑娘们的欢心，因为他有——”
　　“培耶太太，听我说，请你听仔细点，那是一种什么车子？”
　　“啊！我当然不知道它的结构。但它是一辆赛车，长长的，黑颜色，车身上有一道黄色的条条——”
　　律师砰地放下话筒，接着又拿起来，拨一个纽伦堡的号码。他微微出汗。当他接通旅馆的电话，他要了一个房间号。电话分机那儿有人拿起话筒，　一个熟悉的声音说：“喂。”
　　“麦肯逊，”狼人怒吼起来，“马上到我这儿来，我们找到密勒了。”

十三
　
　　法朗士·培耶和他妻子一样，又胖又圆又天真。由于狼人事先已提醒要他迎候被警察追捕的逃亡者，所以当密勒在快到八点钟来到时，他已在门口台阶上迎候了。
　　在他的妻子忙着要去厨房做饭之前，他在客厅走道上简单地把密勒介绍给她。
　　“好啦，”培耶说，　“你以前来过符腾堡吗，我亲爱的柯尔布？”
　　“没有，我确实没来过。”
　　“哈，好啊，我们这儿的人就是喜欢招待客人。你一定得吃点东西。今天你已经吃过饭了吗？”
　　密勒告诉他，整个下午都在火车上过的，既没吃早饭，也没吃午饭。
　　培耶似乎非常焦急不安：　“老天爷，那多糟糕！你必须吃。告诉我你想吃什么。我们到市里去，好好吃一顿晚饭……胡说，我的孩子，这是我所能做到的最起码的事。”
　　他摇摇摆摆地走到房子后面去告诉他的妻子，说他要陪客人到斯图加特市内去吃饭。十分钟后，他们坐着培耶的车子向市中心驶去。
　　从纽伦堡沿着老Ｅ12公路去斯图加特，既使车子开得很快，至少也得开两个小时。那天夜里麦肯逊的车子就开得很快。接到狼人的电话半个小时以后，他就完全准备好并带着培耶的地址上了路。他十点半到达，立即开到培耶家去。
　　由于狼人又来过电话，提醒说那个自称是柯尔布的人并不是真柯尔布，而可能是一个警方的密探，所以当麦肯逊到达时，培耶夫人已吓得直发抖。他的简单粗暴的态度很难使她镇静下来。
　　“他们什么时候出去的？”
　　“大约七点三刻。”她哆嗦嗦地说。
　　“他们说过上哪儿去吗？”
　　“没有，法朗士只是说小伙子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他要陪他到市里一家餐厅去吃顿饭。我说我能在家里做点什么吃的，但是法朗士爱上外边吃饭，有个借口就去……”
　　“柯尔布这个人，你说你看见他在停放他的汽车。汽车在什么地方？”
　　她描述停放“美洲虎”的那条街，以及如何从她家走到那条街去；麦肯逊仔细地考虑了一会儿。“你知不知道你丈夫可能带他到哪家餐馆去？”他问。
　　她想了一想，“哦，他爱去的吃饭的地方是在弗烈德里希街的三摩尔餐厅，”她说，　“他通常是先上那家餐厅去看看。”　　麦肯逊离开房子，开了半哩地到停放“美洲虎”的地方。
　　他聚精会神地察看这辆车子，以便下次再见到它时就能一眼认出它。他暗自盘算要不要在汽车这里等密勒回来，但狼人命令他跟着密勒和培耶，警告敖德萨的人并送他回家，然后去监视密勒。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他没给三摩尔餐厅打电话。要是他现在就警告培耶，那将打草惊蛇，使密勒提高警觉，从而给了他重新逃匿的机会。
　　麦肯逊看了一下手表，这时正是差十分十一点。他跨进他的“梅西迪斯”，向市中心驶去。
　　在慕尼黑后街一家僻静的小旅馆里，当约瑟夫正醒着躺在床上的时候，从账房间来了个电话，要他去取电报。他下楼去把电报取回房间。
　　他坐在摇摇晃晃的桌子跟前，拆开淡黄色的信封，细看这封长电的内容。电文开头是：芹菜；481 马克，53芬尼。
　　瓜　：362 马克，17芬尼。
　　柑桔：627 马克，24芬尼。
　　朱栾：313 马克，88芬尼。
　　一张长长的水果，蔬菜报价单，所有这些都是通常从以色列输出的那些东西。电文内容就好象是对一家出口公司的驻德国的代表询问价格的复电。利用公开的国际电讯网是不安全的，但由于每天通过西欧的商业电报如此之多，假如要对所有的电报进行检查，那就不知该需要多少人了。
　　约瑟夫并不看那些字，只是把数字记下来，写成长长一行。原来中间夹着马克和芬尼字样的五个一组的数字被整个连成一行后，又被重新分成六个数字一组。他从每一组都减去20264 这个数字，它代表1964年2 月20日这个日期。结果每一组就都得出另一个六位数。
　　这是一本简单的书本密码，破码时使用纽约大众图书公司出版的简装本韦氏新世界字典．每组头三个数字代表字典里的页数，第四个数字可以不管是从1 到9 的哪个数字，反正奇数代表第一栏，偶数代表第二栏，最后两个数字表示栏中从上往下的数字。他认真地工作了半个小时，然后读出了全部电文，他慢慢地用双手抱住了脑袋。
　　三十分钟以后，他来到里昂家里。这个复仇团体的首领看了电文后破口大骂，“对不起，”他最后说，“我简直不能理解。”
　　这两个人谁也不知道，摩沙德在六天前收到了三个简短零碎的情报。第一个来自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以色列谍报员，大意是有人已经授权支付一笔相当于一百万德国马克的款子，给一个叫做火神的人物，使他能够完成下一阶段的研究计划。
　　第二个是从一家瑞士银行的一个犹太雇员那里来的。这家银行通常被认为是经手处理从外地秘密纳粹基金调拨现款来支付给西欧的敖德萨成员。它的大意是从贝鲁特已经拨来一百万马克，由一个十年前用弗里茨·威根纳的名义在银行开有户头的人提取现金。　　第三个是来自一个在333 号工厂周围的保安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的埃及上校。他为了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以便在退休后能过舒适的日子，曾和一个摩沙德人员在罗马一家旅馆里谈了几小时的话。据这个人透露，火箭计划只差一个可靠的遥控系统了，现正在西德一家工厂进行研究和制造。他还说，这项计划使敖德萨耗费了好几百万马克。
　　这三个零碎的情报是通过约维尔·尼曼教授的计算机从几千件其它情报中挑选出来的。这位以色列的天才是通过计算机的方式将科学应用于谍报分析的第一人，他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原子弹之父。在人的记忆力可能失误的地方，高速运行的微型电路却把这三件事联结了起来，而且回忆起罗施曼在一九五五年被他的妻子揭发出来以前曾用过的名字弗里茨·威根纳，并作出了相应的报告。　　约瑟夫在里昂他们的地下总部里大发脾气：“从现在起，我就住在这儿，不离开那个电话机了。给我搞一辆高速摩托车和一套防护衣，在个把小时内准备好。一旦你的宝贵的密勒来电话汇报，我好迅速地赶到他那儿去。”
　　“即使他暴露了，你也不能迅速地赶到他那儿去，”里昂说，“难怪他们要警告他别插手。如果他和他的人靠得太近，他们就会杀死他的。”
　　当里昂离开地下室时，约瑟夫又把特拉维夫发来的电报看了一遍。电文如下；“红色警报新情报表明火箭成功重要关键是德国实业家在你们领土上（进行）操作，代号火神，可能此人即罗施曼。立即使用密勒，跟踪并消灭之。考莫伦特。”
　　约瑟夫坐在桌旁，开始细心地擦洗他的“瓦尔特ＰＰＫ” 牌自动手枪，上了膛。他的眼睛不时瞧着寂静无声的电话机。
　　在晚餐桌上，培耶招呼周到，非常亲切。当他讲述他自己的得意笑话时，总是热情奔放地大声哄笑。好几次密勒想引他淡谈为自己搞一个新护照的事。
　　每一次培耶都是重重地拍他的后背，告诉他不要担心，并且说：“由我包办啦，老兄弟，由老法朗士·培耶包办啦。”
　　他用食指轻轻地敲着他鼻子的右侧，粗鲁地眨眨眼，继续纵声说笑。
　　在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的八年中，密勒学会了一个本领：既能喝酒，又能保持一副清醒的头脑。他并不习惯于一边吃饭一边大口大口地喝白酒，但是要想把别人灌醉，喝白酒倒是有好处的。为了保持冰冻，白酒是从放在盛有冰块和冷水的桶里端来的。有三次，密勒趁培耶回头他顾时，把整杯酒倒在冰桶里。
　　快上点心时，他们已经把两瓶上等德国白酒喝得干干净净，而挤在被牛角纽扣扣得紧紧的上衣里的培耶已汗流如注。他感到干渴，又要了第三瓶酒。
　　密勒假装很担心他可能无法搞到一个新护照，而他就将因为参与了一九四五年的伏洛森堡事件而被逮捕。
　　“你需要我的照片吧，需要吗？”他关切地问。
　　培耶哄然大笑：　“是的，要几张照片。没有问题，你在车站随便哪个自动小摊上都可以拍到的。等你头发再长长一点，嘴唇上的胡子再多一点，就再没有人认出你的本来面貌了。”
　　“然后呢？”密勒焦急地问。
　　培耶靠过来，把一只胖手腕搭在他的肩膀上，当胖子在他的耳边咯咯地笑时，密勒闻到了一股酒臭。　“然后我把照片寄给我的一个朋友，一星期后，护照就寄回来了。凭护照，我们就能搞到一个驾驶执照——当然得考试及格——和一张社会保障卡。对有关当局来说，你将是一个离家十五年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没有问题，老兄弟，别发愁。”
　　虽然培耶快要醉了，但他说话还很有分寸。他不肯再多说一句，而密勒也怕问过了头反而会引起他对他这个年轻客人的怀疑，于是就再不往下说了。
　　虽然密勒非常想喝杯咖啡，他还是谢绝了，因为他怕咖啡会使法朗士，耶培清醒过来。胖子掏出装满了现金的钱包，付了账，然后他们走到衣帽间去。这时已是夜里十点半。
　　“这一晚上过得真不错呀，培耶先生．非常感谢你。”
　　“法朗士，法朗士。”胖子一面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一面挣扎着把手伸进大衣。
　　“我想斯图加特的夜生活到此就算结束了吧。”密勒说着，穿上了大衣。
　　“哈，傻孩子，你就不知道了吧。告诉你，我们这里是一个了不起的小城市，有六家挺好的酒馆。你要不要去一家看看？”
　　“你说的是有脱衣舞之类的酒馆？”密勒睁大了眼睛问。
　　培耶连喘带笑地说：　“你在开玩笑吧？我是不反对看一些小女人脱掉衣服的。”培耶大大方方地把小费赏给衣帽间的女服务员，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斯图加特都有哪些夜总会？”密勒天真地问。
　　“好吧，让我们想想看。有“红色磨坊”、“巴尔扎克”，　“帝国”和“沙约那拉”，还有在艾伯哈特街的“玛德琳”——”
　　“艾伯哈特？嗳呀，真是巧合。那是我在不来梅的老板呀，就是他从泥坑里把我拉出来，又把我介绍给纽伦堡的律师。”密勒大声说．“好啊，好啊，好极啦。我们走吧。”培耶说着，走在前头去找他的车子。
　　麦肯逊十一点一刻来到三摩尔餐厅。他向正在照看最后一批客人离去的侍者领班打听。
　　“培耶先生吗？他今晚到这里来过，大约半个小时前走了。”
　　“有一个客人和他一起来的吧？一个高个子，棕色头发，嘴唇上留有胡子。”
　　“不错，我记得他们，就坐在那个拐角桌子上。”
　　麦肯逊轻松地把二十马克钞票偷偷塞在这个人手里：“我有非常要紧的事要找他。有急事，你知道，他的妻子突然倒下了……”
　　领班关切地皱起眉头：　“呀，天哪，多么可怕呀！”
　　“你知道他们离开这里上哪儿去吗？”
　　“我确实不知道。”领班说。他把一个年纪较小的侍者叫了来：　“汉斯，坐在拐角桌子上的培耶先生和他的客人是你招待的，他们有没有说要上哪儿去？”
　　“没有，”汉斯说，　“我没听他们说要上哪儿去。”
　　“你可以再问问衣帽间的女招待，”领班建议说，　“她可能听到他们说些什么。”
　　麦肯逊问了女招待，然后要了一本供旅行者用的小册子《斯图加特导游》。在酒馆一栏刊登了六家酒馆的名字，小册子中间几页是一幅市中心的交通图。他回到自己车上，向酒馆栏的头一家酒馆驶去。
　　密勒和培耶在玛德琳夜总会找一张双人桌坐下。培耶正在喝第三大杯威士忌酒，鼓着眼睛盯着地板中央一个身材异常发达的年轻女人一面转动臀部，一面用手指在解乳罩，当乳罩终于解开时，培耶用肘捅了一下密勒的腰身，他高兴地哆嗦起来。
　　“多么好的一对，呃，小伙子，多么好的一对呀！”他笑嘻嘻地说。这时已过半夜，他也越来越醉了。
　　“暖唷，培耶先生，我正在发愁呢，”密勒细声细语地说，　我是说，我还在逃呢，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搞到护照？”
　　培耶把手搭在密勒的肩膀上。“瞧，罗尔夫，老兄弟，我已经告诉你，别担心，明白吗？交给老法朗士吧。”他粗鲁地眨眨眼，　“反正护照也不是我造的，我只是把照片送给造护照的那个老兄，一星期后护照就寄回来了。没有问题。
　　来，和老伙伴法朗士干一杯吧。”他举起一只粗短的手在空中挥动：　“伙计，再来一杯酒。”
　　密勒往后一靠，暗自盘算，要是等头发长长了再去领护照，那得等好几个星期。他也不打算从培耶嘴里套出敖德萨造护照的人的姓名和地址，尽管这个人可能已经醉了，但是他还没醉到会随口泄露他跟伪造者的联系。
　　直到第一场表演结束，他才终算把这个肥胖的敖德萨的人弄出了夜总会。当他们终于回到外面，呼吸到夜间的冷空气时，已是凌晨一点多了。培耶站都站不稳，一只手腕吊在密勒的肩膀上，冷空气的冲击使他醉得更厉害了。
　　“还是我来开车送你回家吧。”密勒在他们走近停在路旁的汽车时对他说。他从培耶的大衣口袋里掏出车钥匙，把这个任他摆布的胖子扶进乘客座席，砰地关上车门，然后绕行到驾驶座那一边，弯下身坐下去。就在这一刹那间，一辆灰色的“梅西迪斯”转到他们后面拐角那里，停在离他们二十码的地方。
　　已经查问过五家夜总会的麦肯逊，坐在汽车挡风玻璃后面，注视着玛德琳酒馆外面从马路边开走的那辆汽车的号睥。这正是培耶夫人告诉他的她丈夫的车号。他马上挂档跟了上去。
　　密勒小心地驾驶着，生怕自己酒醉出岔。他最害怕的是让一辆巡逻车截住，说他酒后违章开车。他并不是把车开回培耶家，而是开往他住的旅馆。培耶一路上打盹儿，脑袋直往前搭拉，他那多层的下巴压在衣领和领带上，活象一块脂肪做的围嘴儿。
　　在旅馆外面，密勒用胳膊肘把他捅醒，　“跟我来，”他说，“跟我来，法朗士，老伙计，咱们来喝一杯睡前酒。”
　　胖子瞧着他，　“我必须回家去，”他叽叽咕咕地说，“老婆等着我。”
　　“跟我来，只不过稍稍喝点儿消消夜。我们可以在我的房间里喝上一小杯，叙叙旧。”
　　培耶醉眼朦胧地嘻嘻笑着：　“叙叙旧……当年我们可是过的好日子呀，罗尔夫。”
　　密勒爬出去，绕行到客座的门前，扶培耶下车。
　　“好日子，”他一面扶着培耶穿过人行道走进门去，一面说，“来，我们来说说当年吧。”
　　街上那一头，　“梅西迪斯”已关上车灯，隐没在街道上灰色的阴影里。
　　密勒的口袋里藏有房门的钥匙。值夜的看门人坐在桌子跟前打盹儿。培耶又开始叽叽咕咕自言自语。
　　“嘘！”密勒说，“别出声。”
　　“别出声。”培耶跟着说，象一只大象笨手笨脚地走向楼梯。他为他自己象演戏一样的动作哧哧而笑。　对密勒来说，幸运的是他住在三楼，否则培耶该永远也走不到了。他打开门，扭开电灯，扶着培耶坐在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有木扶手的又硬又直的椅子上。
　　外面街上，麦肯逊在旅馆对面监视着已经漆黑一片的旅馆门面。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密勒房间的灯一亮，他就注意到那是在三层楼，从他这边看来是在旅馆的右手边。
　　他盘算着要不要直接跑上去，在密勒开房门时把他打倒。有两件事使他决定放弃这个想法。通过前厅玻璃门，他可以看见值夜的看门人在培耶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过他的桌旁时已经醒过来，正在过道里慢吞吞地来回遛踺。一个非本店的旅客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走上楼梯，这毫无疑问会弓Ｉ起他的注意，并给他提供以后向警察报告的材料。另一件事是考虑到培耶的问题。他看见培耶是被扶着过人行道的。他知道把密勒干掉后，在急忙中是没法把培耶弄出旅馆的。如果警察抓到了培耶，势必会给狼人带来麻烦。甭看培耶现在那副长相，他要是用了真名，还是警察正在严加通缉的人物呢，而且他在敖德萨内部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最后还有一个因素促使麦肯逊转而采取对窗射击的办法。旅馆对面是一个未完工的建筑物，房架和地板已安装好，有一个粗糙的水泥楼梯通上三楼和四楼。他可以等待，密勒不会外出。他特意走回到他的车子跟前，猎枪是锁在后箱里的。
　　当培耶挨了一拳时，他完全吓呆了。酒醉使他反应迟钝，根本来不及躲避。密勒假装在找他的威士忌酒瓶，打开了衣柜门，取出了他的一条备用领带，另外他就只剩下脖子上的那一条了。他也把它解了下来。
　　十年前他在陆军训练营的操场上跟他那些新兵伙伴们学过拳击，可是他从没有机会使用过，所以不那么清楚他的拳头究竟有多大力量。培耶坐在椅子里嘟囔着“当年的好日子，了不起的旧时光……”的时候，他那个肥大的脖颈从背后望过去简直象一座肉山，所以他就使尽力气揍下去。
　　这一拳甚至还算不上什么狠拳，因为密勒的手劲儿很软，没有经过磨练，而培耶的脖子却又满是脂肪。但是这也够了。那个敖德萨联系人这下才头脑清醒过来，他的两只手腕已被紧紧地捆在木椅的扶手上。
　　“怎么回事？”他含糊地嗥叫着，一面摇晃着脑袋，想驱除那片混沌的感觉。他的领带被扯了下来，用它把他的左脚脖子捆紧在椅子脚上，捆右脚脖子的则是电话线。
　　他抬起眼睛缓缓地望着密勒，那只小圆眼睛开始流露出有所领悟的意思。象培耶这一类的人，心里都永远潜伏着某种恐怖感的。
　　“你没法把我从这里弄走，”他说，　“你休想把我弄到特拉维夫去。你搞不出什么名堂的。我从没有碰过你们的人——”
　　密勒没有让他说下去，他用一双卷紧的短袜塞进他的嘴里，又用他慈爱的母亲送给他的一条毛线围巾裹住了他的脸。他的眼睛在围巾里发出惨然的目光。
　　密勒拖来房间里的另一把椅子，把它翻转过来，跨坐在上面，他的脸距离他的俘虏才两叹远。
　　“听着，你这肥猪。首先一点，我不是一个以色列间谍。其次你也不用去别的地方，你就呆在这儿交代。明白吗？”
　　法朗士·培耶不作声，只是隔着围巾瞪着眼睛。他的眼睛不再闪烁出快乐的光辉，它们满布红丝，就象森林里一只发怒的熊的眼睛。
　　“我需要的，我在今天天亮前要拿到手的，就是那个给敖德萨造假护照的人的姓名和地址。”
　　密勒环顾周围，眼光落在床头几上的台灯上。他取下墙上的插销，把它拿了过来。
　　“现在，培耶——我不管你是不是叫别的什么——我要把你嘴里的东西拿下来，你就开始交代。假如你要嚷嚷，我就用这个狠揍你的脑袋。我可不管你的脑袋碎不碎，懂了吗？”
　　密勒说的不是真话。他从来没有杀过人，现在也不想动手杀人。
　　慢慢地他解开了围巾，从培耶的嘴里取出了卷着的袜子，右手拿着那盏灯，高高举起在那个胖子的头顶上。
　　“你这杂种，”培耶低声说，“你是一个奸细。你休想从我这儿搞到什么东西。”
　　他话还没说完，袜子就又塞进了他的鼓起的两颊，围巾重新围上了。
　　“不说？”密勒说，“咱们走着瞧吧。我要从你的手指开始，看你好受不好受。”
　　他把培耶右手的小指和无名指向后折过去，直到它们几乎垂直起来。培耶在椅子里翻腾，几乎把椅子要搞倒了。密勒把椅子扶正，然后逐渐减轻对手指的压力。
　　他重新把嘴里的东西拿出来。　“我要把你两只手的手指头全都扳断，培耶。”他低声说，“然后，我把台灯的灯泡卸掉，通上电，把你那玩意儿插在灯座里。”
　　培耶闭上眼睛，脸上汗水直往下淌。　“不，别用电。
　　不，别用电。别搞那儿。”他咕哝着说。
　　“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密勒说。他的嘴离开培耶的耳朵只有几寸。
　　培耶闭上眼睛，低声呻吟。他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二十年前，他曾经在巴黎法莱斯纳监狱的地窖里参与刑讯外号“白兔”的那个空军联队长依奥—汤默斯，把他搞得奄奄一息，成了残废。他很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不过没有尝过受刑的滋味。　”
　　“说啊，”密勒低声说，　“那个造假护照的，他的姓名和地址。”
　　培耶慢慢地摇摇头。　“我不能说，”他低声说，　“他们会杀死我的。”
　　密勒又给他嘴里塞进东西。他拿起培耶的小指，闭上眼睛，猛然一折，骨头在关节处啪地折断了。培耶在椅子里喘着，开始呕吐了。
　　密勒赶快把他嘴里的东西抽掉，免得憋死了他。胖子的头向前一倒，那顿花了不少钱的晚餐，外加两瓶白酒和几杯双料威士忌全都吐了出来，从胸口一直流到膝部。
　　“说啊，”密勒说，“你还有九个指头可断呐。”
　　培耶信以为真，眼睛闭上了。　“文策尔。”他说。
　　“谁？”
　　“文策尔，克劳斯。文策尔。他制造护照。”
　　“他是一个职业伪造者吗？”
　　“他是一个印刷商。”
　　“在哪儿？哪个城市？”
　　“他们会害了我的啊……”
　　“你不说，我就宰了你。哪个城市？”
　　“奥斯纳布吕克。”培耶低声说。
　　密勒在培耶的嘴里又塞上了东西，思索着。克劳斯·文策尔，奥斯纳布吕克的一个印刷商。他拿起他的手提包，里面装着所罗门·陶伯的日记和各种地图，他取出了一份德国的交通图。
　　奥斯纳布吕克远在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以北，要经过曼海姆、法兰克福、多特蒙德和明斯特。汽车要走四或五个小时，要看道路的条件。现在已经是二月二十一日清晨快三点钟了。
　　在马路对面，麦肯逊躲在一幢未完工的建筑物三楼一个隐蔽处，冷得直哆嗦。三楼正面的那个房间里的灯光依旧照在马路上。他的眼睛老在亮着灯的窗子和旅馆大门之间转来转去。他想，只要培耶出来就好了，他就能够单独把密勒干掉。或者密勒出来也行，他就能够在远处街头上千掉他。假如有人要呼吸新鲜空气而打开窗子……他又哆嗦起来，紧紧地抱住了“来明顿·300 ”重型来福枪。在三十码的距离内使用这样一支枪是不成问题的。麦肯逊能够等待；他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在房间里，密勒在收拾他的东西。他需要培耶至少安静地呆上六个小时。说不定这个家伙由于吓昏了头会向他的上级发出警告，说他已经泄露了造假证件的人的机密。但是密勒顾不上这些了。
　　他用最后几分钟紧了紧捆带和培耶嘴里的东西，让他动弹不了也出不了声，接着又把椅子放倒，这样那胖子就不能用猛然滚倒椅子发出响声的办法来报警。电话线是早已经割断的了。他最后环视了一下房间，锁．上门就走了。
　　他快要踏上楼梯口的时候，忽然起了一个念头：那个值夜的看门人也许已看到他们两个人是一起上楼的，那他只看见一个人下楼来付了账离店而去，他会有什么想法呢？密勒于是转身朝旅馆的后部走去。在走廊末端的一个窗子外面有座太平梯，他便偷偷打开插销，踏上了太平梯。几秒钟之后，他到了后院，汽车库就在那里。后门开处就是旅馆后面的一条小道。
　　两分钟后，他大踏步地朝三哩外他停放他的“美洲虎”
　　的地方走去，那儿距离培耶的屋子有半哩路。酒的力量再加上一夜的折腾使他感到极端的疲乏，他十分需要睡觉，但是他知道他必须在警号升起以前就找到文策尔。
　　当他爬进“美洲虎”的时候，已是清晨四点钟了，过了半个小时，他才驶上北去海尔布隆和曼海姆的高速公路。
　　他刚走开，那时候已经完全清醒过来的培耶便开始拚命想挣脱捆绑。他使劲伸出脑袋，想隔着袜子和围巾，用牙齿去咬断把他的手腕缚在椅子上的结头。可是他太胖，没法把头弯得很低，嘴里塞的袜子又迫使他的牙齿上下分开。
　　他使劲拉扯脚脖子上的捆带，但怎么也挣不脱。最后，他决定不顾他那断了的肿胀的小指头给他带来的痛苦，先把那只手腕挣开。
　　当他这个打算仍归失败时，他注意到倒在地板上的那座台灯。灯泡还在上面，如果把灯泡压碎，就有足够的玻璃碎片来割断一根领带了。
　　他足足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把那翻倒在地的椅子＝点一点地摆弄过去，压碎了灯泡。
　　用一片碎玻璃去割开手腕上的捆缚，听来容易，做起来却不简单，那需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割断一股布条。培耶的手腕汗水淋漓，弄湿了领带，使它更紧地绑在他肥肥的手腕上。直到早上七点阳光开始洒落在屋顶上时，缚住他左手腕的第一股布条才在一块碎玻璃的磨擦下裂了开来。快近八点时，他的左手腕才得到解脱。
　　那时候，密勒的“美洲虎”正沿着科隆的环形车道向城东飞驰，再走百来哩，奥斯纳布吕克就在望了。天开始下雨了，一阵阵可恶的雨雪扫过滑溜的高速公路，挡风玻璃上的揩拭器起了催眠作用，几乎使他睡着了。
　　他把车子减低到每小时八十哩的平稳行驶速度，以免滑出大路冲到两旁的泥地里去。
　　一旦左手可以自由活动，培耶不用多会儿就拿掉了塞在他嘴里的东西，接着躺了几分钟，大口地吸着空气。房间里的气味是够难闻的，汗水、恐惧、吐出来的东西和威士忌全都混合在一起。他解开了他右手腕上的结子，那断了的手指头一阵剧痛传到他的胳臂上使他不禁缩成一团。然后他解开了他的双脚。
　　他首先想到的是从门里出去，但是门锁上了。他挪着两只由于紧紧捆绑而早已失去知觉的脚，去试了试电话。最后他摇摇摆摆地走到窗边，扯开了窗帘，使劲往里一拉开了窗。
　　躲在路对面一个隐蔽处随时准备射击的麦肯逊，看见密勒房间里的窗帘拉开时，正阳得哪怕寒冷彻骨也几乎要睡着了。他赶快把来明顿瞄准好，等到纱窗帘后面的那个人猛然朝里拉开窗子时，他就朝那人的脸部开了火。
　　子弹打进培耶喉咙的底部，在他的笨重的身体向后摔倒在地板上以前他就死掉了。来福枪的一声炸响在一刹那间可能被误认为一辆汽车由于点火过早而发生的爆裂声，但这种错觉不会拖长多久。麦肯逊也知道，即便是在早晨，也过不多久就会有人来侦察的。
　　他没等朝路那边的房间再看一眼，就离开了三楼，奔下建筑物的混凝土梯级。他取道后院，利用那儿的两台水泥搅合机和一堆碎石子作掩护，匆匆走了。他在开枪后六十秒钟内就找到了他的汽车，他把枪藏在车里，开走了。
　　当他坐在驾驶盘前插进点火钥匙的时候，他就知道一切并不是那么对头的了。他怀疑他犯了错误。狼人命令他去刺杀的那个人是又高又瘦的，而在窗口的那个人在他的直接印象里却是一个胖子。跟昨晚上他所见到的事情一对照，他确定他击中的准是培耶。　　这个问题不算太严重。密勒一见培耶死在地毯上，就一定会尽快地拚命逃跑，他会去找他停在三哩外的“美洲虎”
　　的。于是麦肯逊把“梅西迪斯”掉头开向他上次见到“美洲虎” 的地方去。但他发现，在那条清静的住宅区街道上，昨晚上在那辆“奥拜尔”和“本斯”卡车之间原来停着“美洲虎”的地方已经空空如也。这时他才真正发急了。
　　假如麦肯逊是个很容易就乱了方寸的人，那他就不会成为敖德萨的头号刽子手了。他以前碰到过的紧张局面可太多了。他坐在驾驶盘前考虑了几分钟，估计密勒现在已经跑出好几百哩，便决定了自己的对策。
　　既然密勒没有干掉培耶就走了——他这样推断说——那只能是因为他从他那里一无所得，或有所收获。如属前一种情况，那就平安无事了；他可以以后再去收拾密勒，不必着急。如果密勒从培耶那里得到了什么东西，那就只能是某种情报。究竟密勒要搞的是什么情报，而培耶终于提供了的又是什么，那只有狼人一人才会知道。因此，尽管他很怕狼人的火气，还是要打电话给他。
　　他花了十分钟时间才找到一处公用电话。他经常带着满口袋一马克的零票，准备打长途电话之用。
　　当狼人在纽伦堡接到电话并听到消息时，他大发其火，就在电话里把他雇用的杀人犯大骂了一通。过了几秒钟他才平静下来：　“你最好找到他，你这傻子，要快。天知道他现在跑到什么地方去啦？”
　　麦肯逊对他主子说，他需要知道培耶死前给密勒提供的是什么性质的情报。
　　在电话线的另一头，狼人思索了一会儿。　“亲爱的上帝，”他吐了一口气说， “伪造者。他得到了伪造者的名字。”
　　“什么伪造者，长官？”麦肯逊问。
　　狼人定了定神，　“我会跟那个人联系，给他发出警告。”
　　他坚决地说，　“这就是密勒去的地方。”他给麦肯逊说了一个地址，　“你他妈的快到奥斯纳布吕克去，过去的事情就算了。你会在那个地址，或者在市里的某个地方找到密勒的。
　　要是他不在屋里，你就到市里去找“美洲虎”。这一回你可别离开“美洲虎”。那是他经常会回来的地方。”
　　他砰地放下话筒，接着又拿起它要查号台。他得到了他要查的号码后，便拨了一个奥斯纳布吕克的电话号码。
　　在斯图加特，麦肯逊手里还拿着嗡嗡作响的话筒。他耸耸肩膀，放下话筒，回到他的汽车里，准备迎接另一件“工作”所要求的一次漫长的、累人的行程。在驶抵离奥斯纳布吕克约二十哩的地方停下时，四小时以来都没有睡觉的麦肯逊，自从头天吃过晚饭以来，甚至还一直没有吃过东西呢。
　　通宵警戒使他感到冻入骨髓，他多想喝杯滚热的咖啡和杜松子酒来驱驱寒啊。他又钻进“梅西迪斯”，驶上通向威斯特法伦的公路，朝北开去。

十四
　
　　表面看上去，克劳斯·文策尔没什么地方让人想起他在党卫军干过。一则他比需要的高度六叹矮好多，再则，，他眼睛近视。他四十岁的年纪，肥肥胖胖，脸色苍白，亚麻色的鬈发，一副腼腼腆腆的样子。
　　他在穿过党卫军制服的人们中间，确有一番最奇妙的经历。他生于一九二四年，是威斯巴登某猪肉商约翰·文策尔的儿子。这猪肉商是个身材魁梧、闹闹嚷嚷的人，从二十年代的早期起，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忠实信徒。从克劳斯开始记事的那些日子起，他父亲老是同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街头大打出手，然后回到家来。
　　克劳斯象他母亲。他长大后，身材矮小，柔弱，近视，文文静静，使他父亲感到厌恶。他不喜欢激烈的行为，不喜欢运动，不喜欢参加希特勒青年团。只有一件事是他擅长的：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十分喜爱书法艺术，爱搞一些彩色的写本。这种事情在他的一肚子火气的父亲看来是没出息的小子才干的。
　　纳粹上台后，猪肉商买卖兴隆起来了，作为早年对党有所贡献的报酬，他得以独家承揽供应该地党卫军兵营的肉食。
　　他非常赞赏昂首阔步的党卫军青年们，一心一意巴望有朝一日看到他儿子挂上黑银两色的党卫军领章。
　　克劳斯对此毫无好感，他宁愿把时间用来研究他的写本，用颜色墨水和美丽的字体做他的实验。
　　战争来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克劳斯十八岁，这是当兵的年龄。和他那拳头粗大、爱吵爱闹，仇恨犹太人的父亲相反，他是又瘦小，又苍白，又羞怯。克劳斯体格检查没通过，要求在军队里找个文职工作也办不到，让兵役局给送回家来。这对他父亲是个最严重不过的打击了。
　　约翰·文策尔坐火车到柏林去看他在街头战斗时期一起的一个老朋友，这人从那以后在党卫军里爬得很高。他希望他为儿子说项，安插一个为帝国效劳的位置。这人愿意尽量帮忙，其实也帮不了多少，他问年轻的克劳斯能干点什么。
　　他父亲又窘又愧，承认他能抄抄稿子，配上装饰。
　　这人答应尽力去办，但同时问，克劳斯愿不愿意为一篇给某个名叫弗里茨·苏伦的党卫军少校歌功颂德的文章，搞一个羊皮纸的彩色写本。
　　回到威斯巴登后，年轻的克劳斯照他要求的做了。一个星期以后，在柏林的一次仪式上，苏伦的同事们把这个写本献给了苏伦。此人原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司令官，眼下正奉命调去接任那个更加臭名远扬的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司令官职务。
　　苏伦于一九四五年被法国人处决。
　　在柏林帝国保安署本部的移交仪式上，每个人都称赞这个搞得非常美丽的写本，而有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诺乔克斯的党卫军中尉赞赏不已，他就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德波边界向格莱维茨无线电台搞假袭击的那个家伙。他当时扔下一些身穿德军制服的集中营犯人的尸体，作为波兰袭击德国的“证据”，也就是下星期希特勒入侵波兰的借口。
　　诺乔克斯问起写本的作者，听说是年轻的克劳斯·文策尔，他请人把他带到柏林来。
　　克劳斯·文策尔还没有闹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送进了党卫军，也没经过什么正式的训练期，就让他宣誓效忠和宣誓保密，然后告诉他，要调他去参加一个绝密的帝国计划。
　　威斯巴登的屠夫昏昏然一步登天，乐不可支。
　　这一有关计划当时是由帝国保安总署六处六科主办，在柏林德尔勃吕克街一个工厂里执行。基本上很简单，党卫军正设法伪造亿万张五英镑一张和一百美元一张的钞票，钞票纸由柏林郊外斯贝希特豪森的帝国钞票纸厂制造，德尔勃吕克街工厂的工作是为英美纸币试制准确的水印。　因为克劳斯·文策尔有纸张和墨水方面的知识，所以他们把他要来了。
　　他们的意思是想使伪币在英美泛滥，这样来破坏两国的经济。一九四三年头几个月，当试制五英镑钞票上的水印成功后，制版工序转到萨克森豪森十九区进行，那儿有犹太和非犹太的书法学家和书法美术家在党卫军人领导下工作。文策尔的工作是检查质量，因为党卫军不相信犯人们不会在工作中故意出错。
　　两年之内，克劳斯·文策尔从他管辖下的犯人那里学会了他们的全套本领，这就足以使他成为一个非凡的伪造者。
　　快到一九四四年年底时，十九区的工序也被用来给党卫军军官准备伪造的身分证，以备他们在德国战败后使用。
　　一九四五年早春，这个在大破坏席卷德国全境时犹如世外桃源的小天地也就完蛋了。
　　在一个名叫布恩哈德·布吕格尔的党卫军上尉指挥之．下，整个工厂奉命撤离萨克森豪森，转移到奥地利偏远的山区去继续干他们的好事。这批人乘车南行，在上奥地利莱德尔峰一所已被废弃的啤酒厂里重新干起伪造的勾当。在战争结束不几天，当克劳斯·文策尔伪造的几百万英镑和几十亿美元的美丽纸币被倾倒在湖里的时候，他肝肠寸断，站在湖边哭了一场。
　　他回到威斯巴登家中。使他惊奇的是，他在党卫军里从没缺过肉，而德国平民们在一九四五年的那个夏天里却几乎连饭都吃不上了。美国人现在占领了威斯巴登，虽然他们有很多吃的，德国人却在啃面包皮。他父亲现在是一个坚决反对纳粹的人，家道已经败落下去了。他那曾经一度堆满了火腿的铺子，如今好几排亮闪闪的肉钩上只挂了孤零零的一串香肠。
　　克劳斯的母亲向他解释说，所有的食物都得凭美国人发的配给证购买。克劳斯惊异地看着这些配给证，注意到它们是用相当廉价的纸张由本地印制的，就抓了一把，回到他屋里。过了几天，当他出现的时候，他把一叠美国配给证递给他凉愕莫明的母亲，其数量足够供应他们全家吃上六个月。
　　“可这些是伪造的呀。”他母亲喘着气说。
　　克劳斯耐心地解释了一通他当时诚心诚意相信的道理：这些不是伪造的，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机器上印出来的罢了。
　　他父亲支持克劳斯；　“蠢娘儿们，你是说咱们儿子的配给证比美国佬的次吗？”
　　这番议论是无可辩驳的，那天晚上他们坐下来享受四道菜心的晚餐的时候，情况就更加如此了。
　　一个月以后，克劳斯·文策尔结识了奥托·克洛普斯，此人外表堂皇，深有自信，是威斯巴登的黑市大王。他们合伙做起买卖来了。文策尔搞了无数的配给证，汽油卡、入境证，驾驶执照，美国军用通行证，克洛普斯用它们买食物，汽油、卡车轮胎、尼龙袜、肥皂，化妆晶和衣服。他留赃物供他和文策尔富富裕裕地日常享用，其余的则按黑市价格卖掉。三十个月以内，到一九四八年夏天，克劳斯·文策尔成了富翁，银行里他的账户上存了五百万金马克。
　　他向他吓得要命的母亲阐明他简单的哲学：　“证件无所谓真假；无所谓有效无效。如果一张通行证原是为了让你通过一个检查站，而它让你通过了检查站，这就是好证件。”
　　一九四八年十月，克劳斯·文策尔第二次遭了劫。当局改革通货，用新的德国马克代替老的金马克。但不是一兑一，他们简单地废止了金马克，而给每人发一笔可怜的补偿——一千个新马克。他给毁了，他的财产又一次成了废纸。
　　公开市场有货物出售，老百姓就不再需要黑市商人了，他们告发了克洛普斯，而文策尔必须溜之乎也。他带了一张自造的入境证，开车到汉诺威英国占领区司令部，请求在英国军政府护照管理处找一个工作。
　　他从威斯巴登美国当局得到的有美国空军上校签字的介绍信是很精彩的。写介绍信的就是他本人，岂能不精彩呢Ｉ接见他谈工作的那位英国陆军少校喝完了茶，告诉这位求职的人说；　“我希望你了解，随时有正当证件证明自己的身分是何等重要。”
　　文笨尔十分诚恳地向少校保证，他确实了解这一点。两个月以后，他运气来了。他独自一人坐在小酒馆里呷着啤酒，这时有个人过来同他攀谈起来。这人名叫赫倍特·莫尔德尔斯。他向文策尔吐露说，英国人正在缉捕他，因为战争罪行，所以他需要离开德国。但只有英国人能给德国人发护照，他却不敢申请。文策尔小声说，可以想办法，不过得花钱。
　　使他惊奇的是，莫尔德尔斯拿出一串真的钻石项链来。
　　莫尔德尔斯解释说，他在一个集中营里干过，有个犹太犯人想用家藏珍宝买通逃跑。莫尔德尔斯接下了珍宝，然后把那个犹太人放在第一批里送进了煤气室。他违反命令，藏起了这件赃物。
　　一个星期以后，文策尔就凭莫尔德尔斯的一张照片，准备好了护照。他并没伪造。他用不着伪造。
　　护照管理处的手续是简单的。申请人来到第一科，交出所有证明身分的证件，填好表格。申请人留下证件备查，就走了。第二科审查出生证、身分证，驾驶执照等等，看有无伪造，并查对战争罪犯通缉名单。如申请得到许可，就把一切证件随同该部门主管人签署的认可单转到第三科。第三科收到第二科认可的通知后，从存放空白护照的保险柜中取出护照，如式填写，贴上申请人的照片，等一星期后申请人亲来领取护照时发给他就完事了。
　　文策尔设法让自己调到了第三科。很简单，他先用假名给莫尔德尔斯填了份申请表，填写了一张应由第二科主管人签发的有“申请已获许可”字样的单子，然后伪造了那位英国官员的签字。
　　他来到第二科，拿起等待转送的十九份申请表和许可通知单，把莫尔德尔斯的申请表和许可通知单偷偷塞进去，然后把这一叠文件送给约翰斯顿少校，约翰斯顿核对一遍，见有二十份许可通知单，便走到保险柜前，取出二十份空白护照，递给文策尔。文策尔及时填好护照，盖上官印，然后把那十九份发给等着领护照的十九个欢欢喜喜的申请人，第二十份则落到他自己的口袋里。送进档案柜的是二十份申请表，和发出去的二十份护照正好对口。
　　那天晚上他把那份新护照交给莫尔德尔斯，收下钻石项链。他找到了他的新买卖。
　　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德建立了，护照管理处移交给汉诺威州首府的下萨克森州政府。文策尔还留在那里，他不再有主顾上门了，他也不需要什么主顾。每个星期，文策尔带着从一家照相馆的照相师那里买来的一张随便什么人的正面照片，仔细地填好一份申请表，贴上照片，伪造了一张有第二科负责人（现在是一个德国人）签名的许可通知单，然后捧着一大叠申请表和许可通知单去找第三科负责人。只要数目相符，他就替换到手一叠空白护照。除一份以外的全部护照都送到了申请人手里，最后一份空白护照却落进了他的腰包。除此以外，他需要的就是官印了．如果去偷那会引起怀疑。他把官印拿回来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就有了下萨克森州政府护照管理处官印的模子了。
　　六十个星期内他弄到手六十张空白护照．他辞职不干了，羞人答答地接受了上司对这名雇员仔细谨慎的工作提出的表扬，离开了汉诺威，在安特卫普卖掉了钻石项链。在当时只要有金子和美元就能以大大低于市价的价钱买到一切东西的日子里，他到奥斯纳布吕克开了一家挺不错的小小的印刷厂。
　　如果莫尔德尔斯嘴巴严密，文策尔决不至于卷进敖德萨去的。但莫尔德尔斯一到马德里，就同朋友们大吹特吹，说他有个门路，可以用假名搞到真的西德护照，而且有求必应。　　一九五零年将近年底时，有个“朋友”跑来找文策尔，这人在奥斯纳布吕克刚干上印刷商这一行。文策尔除了同意之外尉无他法。从此以后，无论什么时候，敖德萨的人碰上麻烦，文策尔就给他弄份新护照。
　　手续是十分安全的，文策尔需要的全部东西不过是此人的一张照片和他的年龄。他保存了一份当年就已在汉诺威归了档的那些填写齐全的申请表的副本。他取出一份空白护照，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就填好的那些申请表里挑上一份，把有关个人细目照填在护照上。姓名通常是很普通的，出生地点通常是在当时铁幕后面很远的地方，那地方没人会去查对，出生年月同党卫军申请人的真实年龄大致相当，然后他在护照上盖上下萨克森的官印。领护照的人在领受的时候要在新护照上亲笔签下他的新姓名。
　　更换护照也容易。五年之后，在逃的党卫军成员只要到除下萨克森以外的任何州首府去申请更换，举例说，巴伐利亚的职员就会向汉诺威查对：“一九五零年你们发过一份某某号码的护照给一个名叫瓦尔特·舒曼的人，出生地点如此如此，出生年月这般这般吗？”汉诺威的另一个职员会查对案卷中的记载，答道：　“是啊。”既然他的汉诺威同事保证原护照是真的，巴伐利亚的职员便换发了一份盖上巴伐利亚官印的新护照。
　　只要汉诺威申请表上的面孔不同慕尼黑交验的护照上的面孔对照，那就出不了问题，而对照面孔的事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职员们凭的是表格填得对头，许可通知单对头，护照号码对头，而不是面孔。
　　只有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汉诺威原先签发护照的时间已超过了五年以上，持有文策尔护照的人才有必要即时申请更换。一旦护照到手，被通缉的党卫军成员便能获得新的驾驶执照、社会保险卡、银行户头、信贷卡，一句话，就是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身分。
　　到一九六四年春天，文策尔已经从他储藏的六十份原件中供应了别人四十二份护照。
　　然而这个狡猾的矮个子采取了预防措施。他想到敖德萨的人有朝一日或许会要杀人灭口，所以他保留了一份记录。
　　他从不知道他的主顾的真名实姓，用新的姓名搞假护照，用不着知道这个，主要是不留痕迹。于是他把送来的每张照片都翻印了一张，把原件贴在送回去的护照上，手里留下拷贝。他把每个照片拷贝粘在一张图画纸上，旁边用打字机打上新的姓名、住址（德国人的护照上必须写明住址）和新护照的号码。
　　这些图画纸保存在一个卷夹里，这宗档案是他的人寿保
　　险。他家里存一份，还有一份副本放在苏黎世一个律师那里。
　　倘若他的生命受到敖德萨的威胁，他就会告诉他们档案的事，并且警告他们，如果他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苏黎世的律师就会把副本送给德国当局。
　　西德人有了照片，很快就会拿它同在逃纳粹分子照片陈列室里的照片相对照。而光凭护照号码，与十六个州首府迅速查对，就能查出持有护照的人的住址，不用一个星期就查清了。这个计谋既简单又安全，足以保证克劳斯，文策尔的生命和健康。
　　就是这个人，星期五那天早晨八点半钟，正静静地坐在早餐桌旁大嚼其烤面包和果酱，呷着咖啡，一面随便瞄着《奥斯纳布吕克报》的第一版。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线那一头的声音先是专横的，然后是抚慰性的。
　　“绝不是你和我们之间有什么麻烦，”狼人安慰他说，“都是这个该死的记者。我们得到消息，他正上你这儿来找信。这一点没有关系，我们有一个人跟着他，不出今天整个事情都会就范的。可十分钟以内你一定得离开那里。眼下我希望你办的是……”
　　三十秒钟以后，慌张不堪的克劳斯·文策尔收拾好一个提包，犹豫不决地朝藏档案的保险柜方向扫了一眼，最后决定不必带了。他向大为吃惊的女佣人巴巴拉解释说，今天上午他不上印刷厂去了，因为他已决定到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去短期度假，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没有比这更有益于增强身体的了。
　　巴巴拉不胜惊讶地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看着文策尔的“加狄特”牌汽车沿着车道迅速后退，拐上房子前面的住宅区马路去。九点过十分，他已经到了城西四哩交叉路口的天桥，公路从这里开始爬高，接上高速公路。当“加狄特”冲上斜坡驶向快车道一边时，一辆黑色的“美洲虎”正从另一边开下来，朝奥斯纳布吕克驶去。
　　密勒在城市西口的沙尔广场找到一个加油站。他把车子停在加油泵旁边，从车里疲倦地爬出来。他觉得肌肉疼痛，脖子上好象上了一道紧箍，头天晚上喝的酒在嘴里留下一股象是鹦鹉屎的味儿，“给它加上油，好小伙子，”他告诉加油站的人说，“你们这儿有公用电话吗？”
　　“在那边拐角上。”男孩子说。
　　半道—上，密勒看到有一架咖啡出售机，他弄了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带到电话亭里。他翻了一下奥斯纳布吕克的电话簿。有几个文策尔，但只有一个克劳斯。这个名下有两个号码，第一个后面有“印刷商”字样，第二个克劳斯·文策尔后面有“公馆”的缩写字。时间是九点二十，正是上班的时间。他把电话挂到印刷厂。
　　答话的人显然是领班。　“对不起，他还没来，”那声音说，　“平常他准九点来。肯定一会儿他就到，过半点钟再来电话吧。”
　　密勒向他道了谢，想挂电话到家里。最好不打，如果文策尔在家，密勒想亲自去见他。他记下地址，离开了电话亭。
　　“威斯特贝格在哪儿？”他一面问那个管加油泵的人，一面付了汽油钱，发现口袋里只剩下五百个马克了。
　　那个男孩子冲着马路北面点点头：“那就是。城外漂亮的地方，阔佬们都住那儿。”
　　密勒又买了份城市地图，找出他要去的那条街。才有十分钟的路程。
　　房子显然是阔气的，整个区域都让人感到是富裕的自由职业者居住的舒适环境。他把“美洲虎”停在车道的尽头，向大门走去。
　　应门的少女十八九岁，人挺漂亮。她朝他愉快地微笑着．“早上好。我是来看文策尔先生的。—”他告诉她。
　　“哟，他走啦，先生。你来晚了二十来分钟……
　　密勒心定了。无疑文策尔正在去印刷厂的路上，有什么把他在半路耽误了。
　　“哦，多可惜。原来我希望在他上班前见到他的。”他说。
　　“他没上班，先生。今儿早上没去，他度假去啦。”姑娘殷勤地答道。
　　密勒克制住一种正在增长的慌乱感觉。　“度假？这个季节里去度假可真怪。再说，”——他很快编造起来——“我们约好今天早上见面的。他特地请我上这儿来的。”
　　“啊呀，真丢人，”姑娘说，显然感到很不高兴，　“他走得很仓促。他在书房接到一个电话，就跑下楼。他说，“巴巴拉，”——那是我的名字——“巴巴拉，我要到奥地利去度假，就一个礼拜。”他说。得，我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度假的计划。他告诉我，让打电话告诉工厂，说他一礼拜不上厂子。后来他就走啦。这一点儿也不象文策尔先生干的事。他平常总是那么文文静静的。”
　　在密勒心里，希望开始破灭。　“他说他上哪儿了吗？”
　　他问道。
　　“没有，一点儿也没说。就说是上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
　　“没留下新地址吗？有办法跟他联系吗？”
　　“没有，怪就怪在这儿。我是说，印刷厂怎么办呢？你来之前，我刚给他们挂了电话。他们非常惊奇，所有的定货都等着交活呢。”
　　密勒很快地估摸了一下：文策尔比他早动身半小时，一小时八十哩，他已经跑了四十哩。密勒可以跑一百哩，一小时多出二十哩。那就意味着要两个小时他才能追上文策尔的汽车。时间太长了，两小时之内文策尔哪儿都去得了。况且，也没有迹象他是直朝南往奥地利去的。
　　“那么请问，我能跟文策尔太太谈谈吗？”他问道。
　　巴巴拉哧哧地笑了，调皮地看着他。　“这儿没什么文策尔太太，”她说，　“这么说你是不认识文策尔先生啊？”
　　“不认识，我从没见过他。”
　　“啊呀，他不是那种结婚的人，真的呀。我是说人挺不错，可就是对女人真的不感兴趣。你可懂我的意思？”
　　“这么说，他是一个人在这儿住？”
　　“嗯，不算我。我是说，我也住这儿，相当安全，从那个观点说。”她哧哧地笑了。
　　“这么回事。谢谢你。”密勒说，转身走了。
　　“欢迎你来啊。”姑娘说，目送着他沿车道走去，爬进那辆早已引起她注意的“美洲虎”。文策尔先生已经走了，要是在她主人回来以前能有办法请个漂亮的小伙子晚上来家里过夜倒不错。她看着“美洲虎”发出一阵排气的吼声疾驶而去，她为她的遐想长叹一声，掩上了门。
　　他感到疲倦向他袭来，刚刚发生的，对他来说也是最后的一次挫折更加重了这种疲倦感。他猜测准是培耶挣脱了捆绑后就用斯图加特旅馆的电话告诉文策尔，警告他快走。他已经如此接近他的目的物，只差十五分钟，几乎就可到手了。现在他只觉得需要睡眠。
　　他驶过古老城市的中世纪城墙，按照地图驶到西奥图．赫斯广场，把“美洲虎”停在火车站前面，走过广场来到霍亨索伦旅馆。
　　他是幸运的，正好有一个房间空着，于是他走上楼，脱了衣服，躺在床上。他思想深处还有个什么疙瘩，有个什么要领伸还没有抓住，问题的某个细节他还没有找到解答。当十点半他沉入睡乡的时候，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麦肯逊一点半赶到奥斯纳布吕克市中心。在进城的路上他查看了威斯特贝格的房子，但那里没有“美洲虎”的影子。他想到那里去以前先给狼人打个电话，怕万一还有什么消息。
　　事有凑巧，奥斯纳布吕克的邮局就在西奥图·赫斯广场侧面的一边。中心火车站占了广场整个一角和一边，霍亨索伦旅馆占了第三边。麦肯逊把车停在邮局旁边的时候，咧开嘴笑了，他找来找去的“美洲虎”原来就在车站前面。
　　狼人情绪很好。　“一切顺利，暂时不用担心啦，”他告诉杀人者说，　“我给伪造者去电话正是时候，他出城啦。刚才我又打电话到他屋里，答话的准是个女佣人。她告诉我她主人刚走二十分钟，就有个年轻男人坐辆黑色赛车来找他。”
　　“我也得到点消息，”麦肯逊说，　““美洲虎”就停在我眼前的广场上，他可能正在旅馆里睡大觉。就在这儿我能把他在旅馆房间里干掉，我用无声手枪。”
　　“沉住气，别太性急，”狼人警告说，“我一直在考虑。我看，他在奥斯纳布吕克城里出事是决不行的。女佣人见过他和他的车子，她大概会报告警察。那会让人注意到我们的伪造者，他这人是耗子胆，我不能让他牵进去。女佣人出来见证，就更惹得人疑心他。先是他接了个电话，后来他匆匆忙忙出门，不见啦，后来一个年轻男人上门来找他，后来那男人在旅馆房间里挨了一枪。不行，不行……
　　麦肯逊皱起了眉头，“你说的是，”他最后说，“我只好在他离开的时候干掉他。”
　　“他也许会再转悠几个钟头，找找伪造者的踪迹。他是找不到的。还有一件事，密勒带着文件包吗？”
　　“有，”麦肯逊说，　“昨儿晚上离开酒馆的时候他拿着它，回旅馆房间的时候也拿着它。”
　　“瞧，干嘛不锁在他车子的后箱里呢？干嘛不搁在旅馆房间里呢？因为这对他重要。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麦肯逊说。
　　“主要是，”狼人说道，　“如今他见过我，知道我的姓名和住址。他知道培耶和伪造者的关系。记者是有闻必录的。现在那个文件包就非常非常重要啦，即便密勒送了命，皮包也不能落到警察手里。”
　　“我懂你的意思啦。你也想要那皮包？”
　　“要么拿到手，要么毁掉它。”来自纽伦堡的声音说。
　　麦肯逊想了一会儿，　“我看两全齐美的办法是给汽车挂个炸弹，把炸弹连在悬挂上，在高速公路上放高档跑车时有·个磕碰，它就会爆炸。”
　　“好极啦，”狼人说道，　“皮包能毁掉吗？”
　　“装上我说的那种炸弹，什么汽车、密勒、皮包，全炸他个稀巴烂，烧他个精光。再说，开快车时这就象是出了事故。在场看到的人会说，油箱爆炸啦，多糟糕。”
　　“你干得了？”狼人问。
　　麦肯逊狞笑着。一个职业凶手是做梦都想着他车箱里的杀人家伙的，这包括一磅左右塑料炸药和两根电雷管。
　　“当然，”他咆哮说，　“没问题．不过给车装上得等天黑。”
　　他住了嘴，从邮局窗子往外看，然后向话筒里喊了一声，　“等我给你回电话。”
　　五分钟以后他回了个电话；　“真遗憾，我刚瞧见密勒，手里拿着文件包，上了汽车，他开车走啦。我在旅馆查了，他在那儿登记了姓名，没错。他留下了旅行包，所以还回来。
　　别担心，我去做我的炸弹，今晚上把它挂上。”
　　快一点时密勒醒了，感到精神振作，还有点扬扬得意。他在睡梦里想起了是什么东西使他苦恼。他驱车回到文策尔家。
　　女佣人显得很高兴看到他。“喂，你又来啦？”她微笑着。
　　“我回家路过这儿，”密勒说，　“我想知道你在这儿帮忙有多久啦？”
　　“哦，十个月左右吧。怎么啦？”
　　“噢，既然文策尔先生不是那种结婚的人，你又这么年轻，你来之前谁照顾他呢？”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啦。他有个女管家温德尔小姐。”
　　“她现在哪儿？”
　　“啊呀，在医院里，我怕她快死啦。胸上长癌，懂吧，可怕着呐。所以我说文策尔先生那么匆匆忙忙就走了，简直是奇怪。他每天都去看她，他对她可忠实啦。倒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过这个一一，你懂吧？而是因为她跟他在一块儿时问很长，我想，自打一九五零年开始吧，他可看重她啦。他总是跟我说，　“温德尔小姐是这么干的”等等之类。”
　　“她在哪家医院？”密勒问。
　　“眼下我忘啦。不，等等，电话簿子上有，我能找到。”
　　两分钟以后她回来告诉他医院的名字，那是一家高级的私人疗养院，出城不远就到。
　　密勒在地图上找到去那里的路，下午三点刚过他就来到了那家私人医院。
　　麦肯逊午后花了一段时间去买炸弹的配件。　“搞破坏的秘密是配备尽量简单，”他的教员曾告诉他说，　“只用些随便在什么铺子里都能买到的东西。”
　　他从五金店买了一个烙铁和一小块焊料，一卷黑色绝缘胶布：“一码细电线和两把削刀，一根一尺长的钢锯条和一筒合成胶。他在一家电料行弄到一个九伏特的固体电池，一个直径一时的小灯泡，两段能通过五安培电流的单股细塑料电线，每段三码长，一红一蓝。他是个灵巧人，喜欢让正负两极电路的接头分得清清楚楚。一家文具店卖给他五块大号橡皮擦。每块一寸宽，两寸长，四分之一寸厚。在一家药房他买了两包避孕套，每包内有三个橡皮套。从一家高级杂货店里他弄到一罐上等茶叶。这是二百五十克装的罐头，有很紧的盖子。作为一个熟练的工人，他是绝不会让他的炸药受潮的，而茶叶罐头的盖子能隔绝空气，更不用说水气了。
　　他带着买到的东西，在霍亨索伦旅馆开了一间俯瞰广场的房间，当他工作的时候可以注意停车场。他确信密勒会要回到那里。
　　在进旅馆之前，他从汽车后箱里拿出半磅塑料炸药，扁扁的一块象是孩子玩的粘土，还拿了一根电雷管。
　　他坐在窗前的桌旁，一边注意着广场，一边弄了壶又浓又黑的咖啡好喝了提神，便开始工作。
　　他做的是个简单的炸弹。首先他把茶叶倒在厕所里，空出罐头盒。他用剪电线的大剪刀在罐头盒盖上戳个眼。他拿出那根九尺长的红皮电线，剪下十寸长的一段。
　　他把这根短短的红皮电线的一端焊在电池的正极上，把长的蓝皮电线的一端焊在负极上。为了确保两根电线不至彼此接触，他把两股电线分别沿电池两边拉紧，用绝缘胶布把电线和电池缠紧固定。
　　短的一根红皮电线另一端绕在雷管的接点上，另一段八叹长的红皮电线一端也固定在同一接点上。
　　他把电池和电线放在方形茶叶罐底部，把雷管深深插入塑料炸药，把炸药平平地放到罐头中的电池上面，直到罐头挤满为止。
　　一个模拟电路现在已经搞成了。一根电线从电池通到雷管，另一根从雷管通出来，末端悬空吊着，从电池通出来的另一根末端也悬空吊着。但当这两根空吊着的线头——一是八尺长的红皮电线，另一是蓝皮电线——彼此接触时，电路就接通了。来自电池的电量将引爆雷管，发出尖厉的爆裂声。而当塑料炸药爆炸时，爆裂声将消失在轰然巨响之中，其力量足以毁坏旅馆的两三间卧房。
　　余下的部件就是触发装置。为此，他用手绢裹紧双手，用力弯曲钢锯条，使其从中折断，这样使得到两根六时长的锯条，每根都在一端穿有平常为了将锯条装在弓子上用的小圆孔，他把五块橡皮擦迭在一起成为一块厚橡皮，用它来隔开那分成两半的锯条。他把锯条在大块橡皮的上下两端绑住，这样，两根六时长的锯条便彼此平行地排在一起，相距一又四分之一时。其外形看上去颇有点象鳄鱼的嘴。由于橡皮块是在锯条的一端，锯条便有四时的长度是悬空的。为了保证不让锯条悬空的两端互相接触，麦肯逊将小灯泡放在张开的两钳之间，用一大滴合成胶把它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上。玻璃是不传电的。
　　他快要完工了。他把引出在炸药罐头外的一红一蓝两根电线穿过罐头盖的小眼，再把盖子盖上，用力压紧。他把一根电线的一端焊接在上面的锯条上，另一根电线的另一端焊接在下面的锯条上。炸弹现在就算制成了。
　　如果触发器被踩动了，或受到突然的压力，灯泡便会破碎，两根钢片便会碰在一起，而从电池来的电路便会接通。
　　最后还有一个保险装置。为了防止暴露在外面的两根钢锯条同时接触同一块金属片（那也会接通电路），他把六个避孕套一个套一个地全部裹在触发器上，有了这六层薄薄的但是绝缘的橡皮，就可以免除外部引爆的可能。那至少可以防止意外的爆炸。
　　他的炸弹完成了，他把它藏在衣柜下层，还有电线圈，大剪刀和剩下的粘胶布也放在一起，这些都是他在密勒汽车上装炸弹时必须用的。然后他又要了些咖啡，以便保持清醒，坐在窗前等着密勒回到广场中心的停车场来。
　　他不知道密勒上什么地方去了，他也不在意。狼人已向他担保说，关于伪造者的去向他是什么线索也搞不到的，既然如此，少管闲事。麦肯逊是个实干家，他只管他自己的那份活儿，其他的该谁管就让谁去管。他准备耐心等待，他知道密勒早晚会回来。

十五
　
　　医生不太满意地看了看来客。密勒讨厌硬领和领带，平时尽可能避免使用它们，他穿着一件白色尼龙高领绒衣，外罩一件圆领的套头黑色绒线衫，在这两件衣服外面他还穿着一件黑色的运动衣。医生的表情明白地说明，探视病人时以穿上硬领打上领带更为合适。
　　“她的侄子？”他惊奇地重复说，　“奇怪，我不知道温德尔小姐有一个侄子。”
　　“我相信我是她唯一活着的亲戚，”密勒说，　“这很明白，我要是知道我姑姑病了，我早就来了。文策尔先生今天早晨才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来看望她的。” “文策尔先生平常这个时候就会上这儿来的。”医生说。
　　“我知道他被叫走了，”密勒温和地说，　“至少，今天早上他在电话上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他几天之内不会回来，还要我替他来探望探望。”　　“出门了？多么离奇，多怪啊！”医生沉默了一会，踌躇不决，然后加了一句，　“请等一下。”
　　密勒看见他从他们在那儿谈话的那个前厅转身出去，走进旁边的一个小房间。从开着的门里，他听见医生在给文策尔家里打电话。
　　“他真的出去了吗？……今天早上？……要几天吗？……
　　噢，不，谢谢你，小姐，我只要证实一下他今天下午是不是不来了。”
　　医生挂上话筒回到前厅，　“奇怪，”他咕噜说，　“温德尔小姐入院以后，文策尔先生每天准时来到，真是最忠实不过的了。咳，假如他再想见她一面，那他最好得快些。她情况很糟，你知道。”
　　密勒装作忧郁的样子。“他在电话上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他扯谎说，　“可怜的姑姑。”
　　“你是她的亲戚，当然可以跟她一起呆一会儿。不过我必须警告你，她说话已不太有条理了，因此我必须要求你说话尽量简单明白。请这儿走。”
　　医生领着密勒走过几个通道，在一间卧室前站住了。这座房子过去显然是一座私人的大住宅，后来改成医院的。
　　“她就在这儿。”他说着，让密勒进去，在他身后关上了门。密勒听见他回去的脚步声。
　　房间里黑乎乎的，直到他的眼睛适应了从稍稍拉开的窗幕缝里透进来的冬天下午的暗淡光线之后，他才看清了床上那个女人枯萎的模样。在她的头下和肩下垫着几个枕头，她脸色苍白，而身上的睡衣却又颜色那么浅，以致整个人都跟床上的铺盖混成一片了。她双目紧闭。密勒很少有希望从她那儿探听到失踪了的伪造证件者的可能的去向。
　　他低声叫道：　“温德尔小姐。”眼皮活动，张开了。
　　她盯着他看，但眼睛里毫无表情，密勒怀疑她甚至根本没有看见他。她重新闭上她的眼睛，开始断断续续地嘟哝作声。他俯近过去想听清从灰白嘴唇里吐出来的混乱语句。
　　那些语句没有什么意义。有几句是关于罗森海姆的，他知道那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小村子，可能她是生在那里的。还有什么“全穿着白衣服，多漂亮，漂亮极了”，然后还有些混乱的无意义的单字。
　　密勒靠得更近些：“温德尔小姐，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垂死的妇人继续嘟嚷着。密勒听到说的是“……每人都带着一本祈祷书和一束花，……全都是白色的，多么纯洁。”
　　密勒皱起眉头捉摸了半天才搞明白她在说些什么。在昏乱中，她是在回忆她第一次领圣餐的仪式。象他自己一样，她曾经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温德尔小姐？”他重复说，心里不存什么希望了。她再次睁开眼睛，盯着他，望着围在他颈上的白色宽带，胸前黑糊糊的一片和黑色的外套。使他吃惊的是她又闭上了眼睛，而她的扁平的身躯却抽搐起来了。密勒着急了，他想还是把医生叫回来的好。两行眼泪从她闭着的眼睛里涌出，顺着羊皮纸似的面颊滚落下来。
　　她的一只手慢慢地在被子上摸向密勒俯近她时支在床上的手腕。她以惊人的力量，或者简直是不顾死活地紧紧抓住他的手腕。在她十分清楚地说出“祝福我，神父，我有罪孽”这几句话之前，密勒已认定她不可能告诉他关于克劳斯·文策尔的任何事情，正打算挣脱出来动身走了。
　　密勒愣了几秒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胸膛，这才明白那妇人在朦胧的光线中认错人了。
　　他心里斗争了两分钟，决不定是就此离开她回到汉堡呢，还是冒一下灵魂进地狱的危险，最后寻试一下通过伪造证件者的线索来追寻爱德华·罗施曼。
　　他又俯向前去，　“我的孩子，我准备听你的忏悔。”
　　于是她开始讲了，她用一种枯燥乏味的单调语言叙述了她的生命史。她的童年时代是在巴伐利亚的．田野和森林里度过的，出生于一九一零年。她记得她的父亲去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年后一九一八年停战时才回来，对那些在柏林屈膝投降的家伙满腔怒火，恨声不绝。
　　她记得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动乱，记得在慕尼黑附近发动的未遂政变，当时有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街头煽动家率领了一群人企图推翻政府。她父亲后来和他搞在一起，并且参加了他的党。当她二十三岁时，那个煽动家和他的党组成了德国政府。然后是参加全德少女联盟的夏令营，给巴伐利亚地方长官当秘书，跟穿着黑制服的漂亮的金发青年们跳舞，等等。
　　不过她长大后很丑陋，又高又瘦头骨突出，马脸，唇上毛茸茸的。她那一头耗子毛向后挽成一团，穿着深色的衣服，套着格格作响的鞋子。她到三十岁的时候知道自己是没希望象村子里别的姑娘那样结婚成家了。一九三九年，这个愤懑不平、满腔仇恨的女人被委任为一个叫做拉芬斯布吕克的集中营的女监长。
　　她讲到那些遭她鞭打和棒击的人们，讲到她在勃兰登堡的那个集中营里大权在手，任意肆虐的日子，眼泪从她两颊徐徐滚落下来。她的手指抓住密勒的手腕不放，生怕他在她讲完之前就愤然离去。
　　“那么在战争以后怎样呢？”他柔和地问道。
　　流浪了好几年——被党卫军抛弃了，受到盟军的追捕，白天在厨房里当女佣人洗碗碟，晚上住在救世军收容所里。
　　一九五零年，她认识了文策尔，他当时住在奥斯纳布吕克一家旅馆里，正在物色买幢房子。她那时是个女招待。那个矮小的中性男人买好了房子，便建议她来替他管家。
　　“就这些吗？”当她停下时密勒问。
　　“是的，神父。”
　　“我的孩子，你知道如果你没有忏悔你的全部罪孽，我就不能给你举行忏悔式。”
　　“那是全部，神父。”
　　密勒深深地吸了口气，　“那么关于假护照的事呢？就是他替在逃的党卫军伪造的那些东西？”
　　她沉默了一会儿。他担心她已经失去知觉了。
　　“你知道那个吗，神父？”
　　“我知道。”
　　“我没有造假护照。”她说。
　　“但是你知情，知道克劳斯·文策尔干的事。”
　　“是的。”这话是低声说的。
　　“他现在已经走了，他跑掉了。”密勒说。
　　“不，没跑。克劳斯不会跑掉，他不会离开我，他会回来。”
　　“你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不知道，神父。”
　　“真的吗？想想吧，我的孩子。他是被迫逃跑的。他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
　　瘦削的脑袋在枕头上慢慢摇着，　“我不知道，神父。如果他们恐吓他，他就要用档案。他对我说过他要。”
　　密勒吃了一惊。他向下看这个女人，现在她的眼睛闭上了，好象睡着了。　“什么档案，我的孩子？”
　　他们又谈了五分钟。这时有人轻轻敲门，密勒松开女人的手，站起来要走。
　　“神父……”声音是可怜的，恳求的。他转过脸来。她望着他，眼睛睁得很大，“祝福我，神父。”
　　音调是哀求的。密勒叹了口气，那是一个大罪。他希望有朝一日人们能够理解他的苦衷。他举起右手划十字：“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饶恕你的罪过。”
　　女人深沉地叹了口气，闭上眼睛，失去了知觉。
　　在外边的甬道上，医生在等着。　“我觉得时间真够长的了。”他说。
　　密勒点点头：“是啊，她睡了。”他说，看了门周围一眼。医生送他回到前厅。
　　“你想她还可以活多久？”密勒问。
　　“很难说。两天，可能三天，不会再多了。我很抱歉……
　　“呃，是的，谢谢你让我去看她。”密勒说。医生替他开了前门。　“哦，还有一件事，大夫。我们家里都是天主教徒，她求我请一个神父。临终的仪式，你知道？”
　　“是的，当然。”
　　“你可以找一个吗？”
　　“当然可以，”医生说，　“我以前不知道。我今天下午去找一个吧。谢谢你告诉我，再见。” 当密勒开车回到西奥图·赫斯广场，把“美洲虎”停在离旅馆二十码的地方时，已经是傍晚时分．薄暮正在变成夜色了。他穿过马路朝他的房间走去。在两层楼上面，麦肯逊注视着他的到来。他带着手提箱里的炸弹，下楼到过厅，付了当夜的账，说他明天一清早就要离开，然后出来上了他的汽车。他把车开到一个能够监视旅馆大门和“美洲虎”的地方，然后停下来继续等候。
　　这个地段仍然闲人太多，使他不能到“美洲虎”上去干他的事，而且密勒随时都可能从旅馆里出来。假如他在炸弹装上之前把车开走，麦肯逊就要在距离奥斯纳布吕克几哩的空旷的公路上追上他，抢走文件包。假如密勒在旅馆里过夜，麦肯逊就要在清晨周围没人的时候装上炸弹。
　　密勒正在他的房间里绞尽脑汁回忆一个名字。
　　那是一九六一年圣诞节前半个月，他坐在汉堡地方法院的记者席上，等侯一个他感到兴趣的案子开审。他赶上了前一个案子的末尾。被告席上站着一个矮小的男人，辩护律师在请求宽大处理，提出现在正是圣诞节前，而他的委托人有一个妻子和五个孩子。
　　密勒记起当他朝律师席望去的时候，看到了犯人的妻子的疲倦的、备受折磨的脸。法官指出，刑期本来会判得更长一些，但由于辩护律师请求宽大，故判决这个人十八个月徒刑。这时她在极端绝望中用双手蒙住她的脸，检察官曾称犯人为汉堡最善于撬开保险柜的窃贼之一。
　　两星期后，密勒在离雷柏大街不到两百码的一个酒吧间里跟他的几个黑社会的熟人喝酒庆祝圣诞节。他那天刚拿到一笔稿费，所以腰包里钱不少。有一个女人在屋子的另一头擦地板。他认得两星期前被判刑的窃贼的妻子那张充满烦恼的脸，出于一时的慷慨（这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后悔了），他把一张一百马克的钞票塞到她的围裙口袋里，然后走了。
　　一月间，他收到一封从汉堡监狱寄来的信，信写得不很通顺。一定是那个女人向酒吧间侍者打听了他的名字并告诉了她的丈夫。这封信是寄到他有时发表文章的一家杂志社去的，他们把信转给了他。
　　亲爱的密勒先生：我的妻子写信告我你在圣诞节前做了的串。我从没见过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做了这事，但我要非常感激你。你是一个真正的好人。那笔钱帮助玛迟和孩子们过了一个极好的圣诞节和新年。要有机会让我能回报你的话，通知我一声就得了。
　　尊敬你的……
　　但在姓的末尾是个什么名字呢？库柏尔，就是他，维克多·库柏尔。但愿他没把自己再搞到监狱里去。密勒拿出记有他相熟的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的小本来，把旅馆的电话机拉到自己的膝头上，开始绐汉堡黑社会的朋友们打电话。
　　他在七点半找到了库柏尔。由于那天是星期五晚上，他正和一帮朋友在一个酒吧间里，密勒可以听到那里自动留声机的声音，它正在放送硬壳虫音乐队的《我要握你的手》。
　　那年冬天成天放送这首曲子，听得他几乎要发狂了。
　　他稍微提示了一下，库柏尔就记起他来了，记起了两年前他对玛达的馈赠。显然库柏尔已经灌了点酒。
　　“非常谢谢你的好意，密勒先生，做了大好事。”
　　“听着，你从监狱写信给我说，要有机会让你能为我做点什么，你就会去做。记得吗？”
　　库柏尔的声音是谨慎的；　“是的，我记得。”
　　“好，我需要一点帮助，不很多。你能帮忙吗？”密勒问。
　　在汉堡的这个人更谨慎了：“我手头没多少钱，密勒先生。”
　　“我不要借钱，”密勒说，“我要为一件工作付给你钱。一件小事。”
　　库柏尔的声音听来大大松了一口气；　“哦，我明白了，是的，当然。你在哪里？”
　　密勒把要求告诉了他：“立即去汉堡车站，赶上第一列开往奥斯纳布吕克的火车，我在车站接你。还有件事：随身带上你干活的工具。”
　　“呃，你听，密勒先生，我不在我的地段以外做案。我不熟悉奥斯纳布吕克。”
　　密勒用汉堡俚语说话了：“是件马到成功的事，库柏尔。空房子，主人走了，里面货不少。我侦察过，没问题。
　　你可以回汉堡吃早饭，满载而归，没人查问你。那个人要一个星期以后才回来，你可以在他回来之前把东西脱手，这里的警察会以为是本地的人做的事。”
　　“我的车费怎么办？”库柏尔问。
　　“你到这里以后我就给你。九点有一趟从汉堡开出的车，你还有一个小时，动身吧。”
　　库柏尔深深叹了口气，　“好吧，我乘那趟车来。”
　　密勒挂上电话，告诉旅馆电话总机的接线员在十一点叫醒他，就睡去了。
　　外面，麦肯逊继续在独自守夜。他决定，如果密勒不出现，他就在半夜上“美洲虎”去动手．但是密勒在十一点一刻走出了旅馆，穿过广场，进了火车站。麦肯逊吃了一惊。他从“梅西迪斯”里爬出来，到车站大厅去查看了一遍。密勒在月台-上等车。
　　“这个站台下一趟是什么车了”麦肯逊问一个搬运工人。
　　“十一点三十三分开往明斯特的车。”搬运工人说。
　　麦肯逊弄不明白为什么密勒自己有汽车却要去坐火车。
　　他迷惑不解地回到他的“梅西迪斯”，继续等待。
　　到十一点三十五分，他的问题解决了。密勒从车站回来了，身边是一个矮小的、衣著敝败的男子，拿着一个黑皮口袋。他们正忙于谈话。麦肯逊骂了一句。他最怕的是密勒带着来人把“美洲虎”开走，那会使下一步的杀人勾当复杂化。使他安心的是，这两个人走近一辆等候着的出租汽车，爬了上去。他决定再等二十分钟，然后开始他在“美洲虎”
　　上的工作，它仍然停在距他二十码的地方。
　　广场上到半夜时已差不多没人了。麦肯逊从他的汽车里钻出来，拿了一个笔形手电和三件小工具，向“美洲虎”走去。他四顾无人，便溜到了汽车底下。
　　在这个满是泥泞和溶雪的广场上，他知道不出几秒钟他的衣服就会弄湿弄脏，这个他倒并不在乎。他用手电在“美洲虎”前端的下面找到了引擎盖的扣环，用了二十分钟才把它拧开。扣环一松，　引擎盖便向上弹了一时。事情结束后，他只要从上面一压就可以使引擎盖重新关上，至少他不要破车而入，从里面摘掉扣环了。
　　他回到“梅西迪斯”，把炸弹拿到赛车这边来。一个人趴在一辆汽车的引擎盖下面，很少会引起注意或根本不会引起注意，过路人以为他是在修自己的车。
　　他用铅丝和钳子把炸药包捆在引擎室里面，固定在驾驶座正前面的壁上，当它爆炸时距离密勒的胸膛不过三叹。
　　触发装置是用两根八叹长的电线同炸药连接起来的，他让电线穿过引擎区域落到地面上。
　　他然后又钻到车底下，借手电的光亮检查前轮的悬挂。
　　他在五分钟之内就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地方，把触发装置的末端紧紧地缠在一个附近的支撑横杠上。触发器的两头上包着橡皮、中间夹着小灯泡的钢片，被他塞在构成左前轮的悬挂的那条粗大弹簧的两个旋圈之间。
　　他把它装得稳稳当当的，一般的颠簸不可能把它震松，然后从下面钻出来。他估计，在汽车高速行进时，只要碰一个土块或者一个寻常的小坑，就会使左前乾的悬挂缩紧，从而把触发器上张开的双钳挤到一块儿，压破分开它们的灯泡，使两片带电的钢锯条互相接触。当这个发生的时候，密勒和他的文件就炸成碎片了。　　最后，麦肯逊把连接炸药和触发器的两根电线收紧，搞成一个整齐的弧形，并用线把它们捆在引擎室的外壁上，使它们不致拖在地上，被路面磨损。这个完成以后，他放下引擎盖，把它关上。然后回到“梅西迪斯”的后座上，曲起身子睡着了。他想，他已经扎扎实实干了一夜的活了。
　　密勒叫出租汽车司机把车开到沙尔广场，付了钱，打发了他。库柏尔一路上乖觉地闭住嘴，直到回城里去的出租汽车不见影踪时，他才开始说话：“我希望你明白你在干些什么，密勒先生。我的意思是说，你干这种把戏是叫人奇怪的，你是个记者啊。”
　　“库柏尔，别担心。我要的是放在屋里一个保险柜里的一束文件，我拿这个。你方便拿什么就拿什么。行吗？”
　　“好吧，因为是你，行。我们干吧。”
　　“还有件事，那里面住着一个女仆。”密勒说。
　　“你说过那儿是空的呀，”库柏尔抗议道，“假使她掩进来，我就溜开。我不想伤人。”
　　“我们可以等到早晨两点，那时她睡得正香。”
　　他们走完了去文策尔家的一段路，很快地向路的两头望了一眼，就窜进门去。为了避免走沙地，他们沿着汽车路边的草地走，然后横过草地，藏进石楠丛中，正对着看起来象是书房的窗子。
　　库柏尔象一只鬼鬼祟祟的小动物，在树丛中穿行，把房子四周巡视了一遍，留下密勒看着他的工具袋。他回来时轻声说：“女仆屋里还亮着灯，就是房子后面屋檐下的那个窗子。”
　　他们不敢抽烟，坐了一个钟头，在树丛的肥大的常绿叶下冻得发抖。凌晨一点钟，库柏尔再作了一番巡视，回来报告说女仆卧室的灯灭了。
　　他们又坐了九十分钟，然后库柏尔捏捏密勒的腕子，拿上他的袋子，在月光下穿过草地，向书房的窗户走去。路那头什么地方有一只狗在叫，远处有一辆汽车开到了家，轮胎尖叫了一声。
　　很幸运，书房窗户下那片地方是在阴影里，月亮还没照到房子的这一面来。库柏尔打开笔形手电，沿着窗框照了一遍，然后又沿着把窗子分成上下两部分的横木照了一遍。窗子上有一个很好的防盗窗钩，但没有警报系统。他打开他的袋子，摸索了一会儿，直起腰来时手里拿着一卷胶布、一个带把的吸盘、一把象一支自来水钢笔似的尖端装有钻石的玻璃刀和一个橡皮槌。
　　他以出色的技巧在玻璃上划了一个圆圈，位置正在窗钩的下面。为了更加保险起见，他在圆圈上贴了两长条胶布，胶布的两头粘在窗子上没有划过的部分。在胶布之间他安上沾满口水的吸盘，这样，玻璃上就只剩下一小块是透明可见的。
　　他左手抓住吸盘的把，用橡皮槌对窗玻璃上划出来的圆圈里透明可见的部分猛击了一下。
　　在敲第二下时发出了破裂声，玻璃圆片朝屋里倒下。他们两个停下来等待反应，但是没有人听到声响。库柏尔手里还抓着粘住倒向屋里的玻璃圆片的吸盘的把。他撕掉了那两片胶布，先朝窗里看了看，发现五叹开外有一块厚地毯，便一甩手腕，把那块玻璃片连同吸盘扔了进去，它们悄然无声地掉在地毯上。
　　他把手伸进圆洞，摘下了防盗窗钩，打开了下面的窗子。
　　他象一只苍蝇那么灵巧地翻过窗户，密勒小心翼翼地跟着他。在草地上月光的对照下，屋里尤其显得漆黑一片，但库柏尔似乎看得很清楚。
　　他轻声对密勒说：“别出声。”密勒站着不敢动弹，而这个盗贼则轻轻关上窗子，拉上了窗帘。他在屋里到处走，凭知觉绕过家具，关上通向走道的门，只在这个时候他才打开他的手电。
　　手电光扫过屋子，照出一张写字台，一架电话机，占满一面墙的书橱，一把扶手软椅，光亮最后落在一个周围砌了一大片红砖韵漂亮的壁炉上。
　　他出现在密勒身边，“这肯定是书房，在这座房子里不可能有两间这样的屋子和两个砖砌的壁炉。打开砖壁的机关在什么地方呢？”
　　“我不知道，”密勒喃喃地说。他模仿窃贼的那种低声嘟嚷的说话方式，因为他们懂得这要比低声说话更难让人发觉。“你必须找出它来。”
　　“上帝，那得多久哪。”库柏尔说。
　　他让密勒坐在椅子上，警告他始终要戴上驾驶用的线手套。库柏尔拿着他的袋子走向壁炉，在脑袋上缠了一根带子，把手电插在上面的一个托架上，使它对着前面。他一时一时地检查砖壁，用敏感的指头去抚摸下陷或隆起的地方。
　　当他把砖壁整个检查了一遍以后，就放弃了这个方法，重新开始用一把调色刀探查砖缝。他在三点半时找着了它。
　　刀身插进了两块砖之间的一条缝隙，发出轻轻的咔嗒一响，一块两叹见方的砖壁，便向外移动了一时。这东西做得真精巧，肉眼简直不能把这个方块和它周围的砖壁分别出来。
　　库柏尔悄悄地打开门；它左边装着无声的钢铰链。这块四平方叹的砖壁被镶嵌在一个钢盘上，形成一个门。在门后，库柏尔的头灯的微弱光线照出了一个小小的钢壁柜的正面。
　　他让手电一直开着，把一个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塞好耳塞。他仔细察看由四个圆盘组成的锁有五分钟之久，然后把听诊器的头放在他判断是停动发条所在的地方，开始去卸锁的第一环。
　　密勒坐在离他十叹的地方，看着他干活，神经越来越紧张。和他相反，库柏尔则异常镇静，专心一意地干他的活。此外，他知道只要他们不走动，一般是不会引起人来查看这间书房的。进屋，来回寻找和出屋，这些则是危险的时刻。
　　他用了四十分钟才卸开最后一个停动发条，他轻轻地打开保险柜的门，转向密勒。从他头上射出的光亮照在一张桌子上，桌上放着一对银烛台和一个挺沉的旧鼻烟壶。
　　密勒一声不吭，站起来向保险柜旁的库柏尔走去。到了跟前，他从库柏尔头上取下手电来，用它向保险柜里探看。
　　里面有几扎钞票，他掏出来递给那个感激涕零的窃贼。库柏尔惊喜地轻轻吹了下口哨，声音传不过几尺远。保险柜的上格只放了一件东西，一个软皮的卷夹。密勒把它拉了出来，打开它，翻了翻里面的纸页。总共大约有四十页左右，每页上贴有一张照片和几行关于特征的记载。翻到十八页时他停了下来，高声说：“老天爷！”
　　“别出声。”库柏尔急忙说。
　　密勒合拢卷夹，把手电还给库柏尔说：　“关上它。”
　　库柏尔把门关上，拨动号码盘，不仅仅把它锁上，而且让数字顺序跟原来一样。然后他让砖壁回到原来的地方，用力压上，又是轻轻咔嗒一响，它回到原处关上了。
　　他已经把钞票塞进了衣袋——这是文策尔最后四个护照的价款——剩下的事就是把烛台和鼻烟壶轻轻放进他的黑皮口袋。
　　关上手电以后，他抓住密勒的手臂，把他引到窗口，把窗帘向左右两边拉回原处，透过玻璃向外仔细张望。草地是空的，月亮钻进云里去了。库柏尔开了窗，跳了出去，带着袋子和里面装的一切，等待密勒跟上来。他把窗子拉下来，钻进树丛。新闻记者跟着他，他已经把档案塞在他的高领绒衣里面。
　　他们在灌木丛中行走，直到大门，然后出现在大路上。
　　密勒拔起脚想跑。
　　“慢慢走，”库柏尔用他平常说话的腔调说，“咱们一边走一边谈话，就象赴了宴会回家那样。”
　　走回火车站有三哩路，这时已经是五点钟了。虽然是星期六，街道上不是完全没人，因为德国工人很早就起来去办他们的事去了。一直到车站都没人盘问他们。
　　七点以前没有去汉堡的车，但库柏尔说他高兴在咖啡馆里等候，用咖啡和两杯威士忌暖和一下。
　　“一件挺不错的小买卖，密勒先生，”他说，“我希望你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
　　“呃，是的，我拿到了。”密勒说。
　　“好啦，谁也不说。再见，密勒先生。”
　　这个矮小的窃贼点点头向车站咖啡馆走去。密勒转回来穿过广场走向旅馆，不知道有一双发红的眼睛从一辆停着的“梅西迪斯”后面盯着他。
　　密勒需要查询一些事情，但肘间还太早，于是他决定先睡上三个钟头，吩咐总机接线员在九点半叫醒他。
　　电话铃准时响了。他要咖啡和面包卷，它们送来时他刚好洗完一个滚热的淋浴。喝咖啡的时候他翻阅档案，认出五六张面孔，但一个名字也不认得。这些名字，对他自己说，是毫无意义的。
　　第十八页是他反复再看的一页。这个人老了一点，头发长了一点，一撇胡子盖住上唇。但耳朵还是那样——每个人的脸的这一部分比任何其他部分更具有特点，然而却常常被忽视了。同样的狭窄的鼻孔，歪着的头和浅色眼睛。
　　名字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吸引他注意的是住址。从邮区来看，应当是在城市的中心，并可能是一所公寓。
　　快十点时他给表格上所写的那个城市的电话查号台打电话，他询问在那个地址的公寓管理人的电话号码。这是在押宝，可是押着了。那确实是一所公寓，并且是一所豪华的公寓。他给管理人打电话并且解释说，他一再给某房客打电话，但没有人接，这可是怪事，因为他们是特地约定在这个时间通电话的。管理人能不能帮帮忙？电话是不是出了毛病？
　　在那一头的那个人很帮忙；　“经理先生可能在工厂，或者在乡下他度周末的别墅。”
　　“什么工厂？”
　　“哎，当然是他自己的工厂，无线电厂。”
　　“哦，是啊，当然是的，我多糊涂。”密勒说，挂上了电话。查号台告诉了他工厂的电话，接电话的姑娘把电话转给老板的秘书。秘书告诉他，　“经理先生”在他的乡间别墅度周末，要星期一早晨才回来。工厂不能泄漏私人住宅的电话号码，这是一个私人秘密的问题。密勒谢谢她，挂上了电话。
　　最后把无线电厂主的私人住宅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告诉他的人，是他的一个老熟人——汉堡一家大报的工商业记者，在他的私人通讯录里有这个人的地址。
　　密勒坐下来凝视着罗施曼的脸、那个新名字和他潦草地记在他的笔记本上的住宅地址。现在他记起从前听说过的这个人，一个鲁尔来的工业家，他甚至在商店里见过这种收音机。他拿出他的德国地图，找出座落在私人庄园里的这所乡下别墅的方位，或至少是它所在的那一片农村地区。
　　当他收拾好东西，已经过了十二点，他下楼到大厅，算了账。他饿坏了，便走进旅馆餐厅，随身只带着他的文件包，享受了一大块牛排。
　　吃饭时他决定当天下午就踏上他追踪的最后一段路程，第二天上午就同他的目标见面。他仍然保存着那张纸条，上面记有路德维希堡Ｚ委员会的那位律师的私人电话号码。他可以先给他打电话，但他需要并且决定首先面对罗施曼。他怕如果当天晚上给那位律师打电话，要他在半小时内给他一小队警察，他很可能不在家。星期天早晨就好办了，好办多了。　　他最后走出旅馆时已快两点了。他把衣箱塞进“美洲虎”
　　的货箱里，文件包扔在座位上，在驾驶盘后面坐好。
　　他没注意到那辆“梅西迪斯”尾随着他直到奥斯纳布吕克的边界。他后面的车跟着他开上高速公路，当“美洲虎”
　　加快速度驶下迤逦向南的小路时，后面的车停了几秒钟，向前又走了二十码，然后离开高速公路，开回城里。
　　麦肯逊从路旁的一个电话亭里给纽伦堡的狼人打电话。
　　“他上路了，”他告诉他的上级，　“我刚离开他，他循小路朝南去了，瞎着眼找死去吧。”
　　“你的东西装上了吗？”
　　麦肯逊咧嘴笑了笑，“装上了，安在左前轮的悬挂上，走不到五十哩，他就成了碎片了，你认都认不出来。”
　　“好极了！”纽伦堡的那个人高兴得喉咙里咕噜噜直响，“你一定累啦，我亲爱的同志，回城里去睡一会儿吧。”
　　麦肯逊不需要第二次吩咐，自从星期三以来鲍就没睡过一个整夜。
　　密勒开了那五十理，又开了一百哩。问题是麦肯逊忽略了一件事，假如他的触发装置是装在一辆欧洲大陆出产的轿车的软悬挂系统上，它的确会很快爆炸。但是“美洲虎”是一辆英国赛车，具有硬得多的悬挂系统。当它飞奔上通往法兰克福的高速公路时，颠簸使前轮上的弹簧缩紧，把炸弹触发器上双钳中间的小灯泡挤得粉碎，但是两片带电的钢片却并未接触。在汽车碰上硬东西时，它们在一毫米的距离内摇晃，然后又弹开了。
　　在不知道他离死亡多么近的情况下，密勒不到三个小时就驶过明斯特，多特蒙德，维茨拉和霍姆堡温泉，到达法兰克福，然后他拐上小路，直奔科尼格斯坦和唐纳斯山的荒野的、白雪皑皑的森林。

十六
　
　　当“美洲虎”开进这一带山的东麓一个小小的矿泉镇时，天已经黑了。看了看地图，密勒知道他离他要寻找的私人庄园已不到二十哩。他决定当天夜里不再往前走，而是找一个旅馆住下来，等到明天早晨。
　　山脉位于北面，盘旋着通往里姆堡的公路，山在一片白色的雪地上静静地矗立着，白雪覆盖了岩石，覆盖了好几哩好几哩的松林。在这个小镇主要的街道上闪烁着灯光，灯影里突现出蹲伏在山岗上废圮了的古堡的骨架，它曾经是福肯斯坦家的爵爷们居住的城堡。天空晴朗，但刺骨的寒风预示当天夜里将有一场更大的雪。
　　在霍布特街和法兰克福街的街角，他找到一家旅馆，要了一间房。矿泉镇的冷水治疗在二月里远没有它在夏季的那种吸引力，有很多空房间。
　　看门人让他把他的汽车停在旅馆后面的一块小空地上。
　　他洗了个澡，出去吃晚饭。他选择了在霍布特街的绿树饭店，这是镇上所能提供的十二个古老、好客的饭店之一。
　　在吃饭的时候他开始感到神经紧张，他注意到端酒杯时他的手在颤抖。部分原因是由于疲劳过度，过去四天来缺乏睡眠，每次打盹才不过一两小时。
　　部分原因是和库柏尔闯入住宅时的紧张心情现在开始产生反应，部分原因是本能促使第一次去文策尔的住宅，跟这些年米给这伪造护照的单身汉管家务的那个女仆打听了一番之后，本能地想再去一次，没想到运气竟如此之好，未免惊喜过度。
　　但是他知道，最主要的是由于感到追踪的结局已经迫近，他通过无数次探问才找到的那个他所憎恨的人即将和他面面相对；还有就是他害怕某些事可能还没有做对头。
　　他回想起在哥德斯山温泉的旅馆里那个匿名的博士曾警告他不要接近那些“同志”；还有维也纳的那个追踪纳粹分子的犹太人，曾告诉他“要小心，这些人会下毒手的”。回顾过去，他奇怪为什么他们还不对他下手。他们知道他叫密勒·一德雷森旅馆的会见证明了这一点，至于他冒名柯尔布一事，在斯图加特拷打培耶之后就会揭穿。然而他一个也不曾遇见他们。他肯定，有件事他们不可能知道，那就是他已经走得这样远。也许他们没有找着他，也许他们认为，既然伪造证件的人已经躲起来，他无非是白兜圈子，毫无所获，所以决定不管他了。
　　殊不知他已得到了文策尔的秘密的爆炸性的证据——档案，得到了西德十年来最重大的新闻故事。他对自己笑笑，走过他身边的女招待以为是在对她笑，而他却在想着西吉。
　　从去维也纳起就没找过她，而他在一月初给她的信是她收到的最后一封，那是六个星期前的事了。
　　他想，真奇怪，男人在害怕的时候总是比平时更需要女人。他必须承认他确实是害怕，部分是由于他已经干了的事，部分是由于那个在山里等着他的（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
　　杀人屠夫。
　　他摇摇头，想驱散这种心情，又要了半瓶酒。现在不是忧郁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了他前所未闻的最轰动的新闻，准备一呜惊人呢。
　　他一面喝他的第二份酒，一面考虑着他的计划；先直截了当去找他，再给路德维希堡的律师打电话，三十分钟以后一辆囚车来把这个人带到监狱去，审讯，无期徒刑。假如密勒是个硬心肠的人，他一定要亲手杀死这个党卫军上尉。
　　他想了一遍，才想到自己没有武装起来。假如罗施曼有一个保镖呢？他真的会是一个人，相信他的新名字可以保护他不被发现吗？或者会不会为了怕出事面没有武装警卫呢？
　　密勒在军队服役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因为回营晚了，在禁闭室度过了一夜，他曾从宪兵那里偷了一副手铐。后来由于害怕他们可能发现手铐在他的背囊里，就把它送给了密勒。这个新闻记者把它仅仅作为在军队里的一个荒唐的夜晚的纪念晶保存着。它被放在他的汉堡寓所的一个箱子的箱底。
　　他还有—支枪，一支小巧的“棱尔”牌自动手枪，是完全合法地买来的。那是因为一九六零年他在采访汉堡破获的一个犯罪集团的时候，受到了小保利手下的匪徒的威胁。那支手枪锁在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也在汉堡。
　　由于酒——双份白兰地——的力量和疲劳，他略微感到头晕。他站起来，付了钱，走回旅馆。正当他要走进去打电话时，他看见差不多就在旅馆门口有两个公用电话亭。用这个更安全些。
　　快十点钟时他才在西吉工作的夜总会找到了她．在乐队的吵闹声中，他必须喊叫才能使她听见．密勒打断她的一连串问题——问他去过什么．地方，为什么见不着他，他现在在哪儿等等，只告诉她他需要什么。她抗议说她不能离开，但他声音中的某种东西使她停了嘴。
　　“你好吧？”她在电话上喊叫说。
　　“是的，我挺好，但我需要你帮助。亲爱的，请别让我失望。就是现在，今天晚上。”
　　她停了一下，然后简单地说：“我来，我对他们说我有急事，家里有事或诸如此类。”
　　“你的钱够雇车吗？”
　　“我想够。我可以向随便哪一位姑娘借一点。”
　　他把过去用过的一个通宵营业的出租汽车站的地址告诉她，向她强调要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认识这个老板。
　　“有多远？”她问。
　　“离汉堡五百哩，用五小时你就能到达。从现在算起六小时，你将在早晨五点到。别忘了把东西带来。”
　　“好吧，你等着吧。”停了一下，又说，“亲爱的彼得……”
　　“什么？”
　　“你心里有什么事吗？”
　　时间信号响了，他手头已经投有一马克的零钱。
　　“是的。”他说，放下听筒，因为电话已经断了。
　　在旅馆的休息室里，他搁夜班侍者有没有大信封。这个人殷勤地在柜台下找了一阵之后，找出一个棕色。的厚纸信封，大得足够装下一张四开纸。密勒还买了许多椰票，足够把这个装了不少东西的信：封当一级邮件寄走，他把侍者手头通常只是供旅客寄明信片之需的邮票全买光了。
　　回到房里，他把他整晚一直带着的文件包放在床上，拿出所罗门·陶伯的日记，一束从文策尔的保险柜里取出的材料，还有两张照片。他重读了日记中的两页，早先就是这两页日记才促使他去追寻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他把两张照片并排起来研究。
　　最后，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张白纸，写了一封简明扼要的信，向收件人说明信封里装的这束材料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他把这个说明连同从文策尔的保险柜里拿出的档案和一张照片装进信封，写上地址，贴上他所买的全部邮票。
　　他把另一张照片放进他的短上衣胸前的口袋，把封好的信和日记放回手提包，塞到床底下。
　　他从衣箱里取出一小瓶白兰地，倒了一些在放在面盆上的玻璃杯里。他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但这种烈性酒使他松弛下来。他躺上床，头略微有些眩晕，迷糊睡去了。
　　在慕尼黑的地下室里，约瑟夫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怒气冲冲，暴躁不安。在桌边，里昂和莫迪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自从特拉维夫的电报到达以后已经过了四十八个小时。
　　他们想追踪密勒，但毫无结果。阿尔弗雷德·奥斯特尔在他们打电话来问时，曾到拜罗伊特的停车场去，然后回电话说车已开走了。
　　“假如他们认出那辆车，他们会知道他不可能是个从不来梅来的面包工人，”当约瑟夫听到这个消息时咆哮说，“即使他们不知道车主是彼得·密勒。” 后来，斯图加特的一个朋友报告里昂说，当地的警察正在寻找一个年轻人，这个人和一个叫做培耶的公民在旅馆房间里被谋杀的案子有牵连。这个人的特征太象化名为柯尔布的密勒了，不可能是别人，幸而旅馆登记簿上的名字既不是柯尔布也不是密勒，并且也没提到一辆黑色的赛车。
　　“他至少懂得在登记簿上写个假名字。”里昂说。
　　“那符合柯尔布的性格，”莫迪指出说，　“柯尔布是假定由于战争罪行而被不来梅的警察追捕的人犯。”
　　但这一点不解决问题。假如斯图加特的警察无法找到密勒，里昂的小组同样也就无法找到他，而他们倒担心敖德萨现在要比他们双方都更接近密勒了。
　　“他一定知道，在杀了培耶之后，他的面具已经揭掉，于是恢复了密勒这个名字，”里昂论证道，　“因此他不得不放弃寻找罗施曼，除非他从培耶那里得到了什么能使他找到罗施曼的东西。”　　“那他为什么不来汇报？”约瑟夫怒喝道， “难道这个傻子认为他能够一个人抓到罗施曼吗？”
　　莫迪平静地咳嗽了一声，　“他根本不知道罗施曼对敖德萨的重要价值。”他指出。
　　“嗯，等他深入到一定程度，他就会发现。”里昂说。
　　“那时他就该送掉性命了，而我们就得从头开始，”约瑟夫怒叫道，　“这个白痴干吗不来找我们？”
　　但是那天夜里，在另一个地方电话往来频繁，克劳斯．文策尔从雷根斯堡境内一所山上的小房子里打电话给狼人。
　　他得到的消息使他十分安心。
　　“是的，我想你回家是安全的，”敖德萨的头子回答伪造证件者的问题说，“那个试图找你的人现在肯定是被监视起来了。”　　伪造证件者向他道了谢，结清了账，连夜驱车向北开去，开向奥斯纳布吕克威斯特山有着他习惯韵舒适大床的家。他希望能及时到达，吃一顿丰盛的早餐，洗个澡，睡一大觉。到星期一早晨他就可以回到他的印刷厂，监督管理他的生意了。
　　密勒被卧室门上的敲门声弄醒。他眨眨眼睛，电灯仍然亮着。他开了门，夜班侍者站在门口，西吉站在他后面。
　　密勒为了打消侍者的怀疑，向他说明这位女士是他的妻子，她从家里给他带来一些重要文件，以备次日早晨一个商业约会之用。侍者是一个单纯的农村青年，带着难懂的黑森地方的口音，他拿了小费就走了。　　他把门踢上，西吉张开两臂拥抱他，“你这一向在哪里？你在这儿干吗？”
　　他把她的大衣拿过来挂在门后的钩子上。她开始提出更多的问题：“你愿意告诉我那封神秘的信是怎么回事？六个星期看- 不见你是怎么回事？把头发齐根剪成那种可怕的样子是怎么回事？来到黑森这个偏僻的旅馆里韵．这个小房间又是怎么回事？”
　　“你不久就会知道我在干什么，”他说，　“所以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他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从发现日记开始讲起（他给她看了日记），一直讲到闯进伪造证件者的住宅。他谈着的时候，她越来越感到害怕。
　　“你发疯了，”当他讲完时她说，“你简直是疯，疯，疯透了。你会让人给杀死，或者坐牢，反正没有好下场。”
　　“我必须做。”他说，但对那些她现在看来似乎是疯狂的事情没有作任何解释。
　　“所有这一切就为了一个肮脏的老纳粹？你是个疯子。
　　事情已经过去了，彼得，全都过去了。你把时间浪费在他们身上是为了什么？”她茫然地望着他。　　“我就要这么干。”他怒冲冲地说。
　　她重重地叹口气，摇摇头，表示她无法理解。“好吧，”她说，“反正干也干了。你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那就回汉堡去，拿起电话，叫警察，余下的事就交给他们得了。
　　他们拿了钱就是为了干这个的。”　　。 密勒不知道怎样回答她。　“事情不那么简单，”他最后说，　“今天上午我要到那里去。”
　　“到哪里去？”
　　他伸起拇指，指着窗子和窗外远处还一片漆黑的群山，“到他的家里去。”
　　“到他家里？干什么？”她的眼睛由于恐惧睁大了，“你要进去见他？”
　　“要进去见他。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不能告诉你。那是我必须做的事。”
　　她的反应吓了他一跳。她一下坐起来，接着用双膝跪着，朝他头靠枕头躺着抽烟的地方瞪着眼睛。
　　“怪不得你要手枪，”她的胸脯由于火气越来越大而不断起伏，“你要去杀他——”
　　“我不打算杀他——”　　“好，那么他要杀你，你要单枪匹马去对付他和他的一伙匪徒。你这个混蛋，你这个坏透了的、讨厌到极点的，可怕的——”
　　密勒惊愕地望着她，　“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因为罗施曼吗？”
　　“我不是为那个可怕的老纳粹生气，我是在说我自己。
　　说我自己和你，你这个没脑子的蠢货。你要去冒送掉性命的危险，就为了证实什么狗屁观点，为了给你那些屁也不懂的杂志读者写篇故事。你压根儿就没想到过我。”
　　她一边说一边哭，眼泪把睫毛油冲下两颊，活象两条黑色的铁路线。
　　“看着我，你他妈的好好看着我。你把我当什么，也是个白痴吗？你真以为我愿意每夜把自己供给一个好色的新闻记者玩乐，好让他心满意足地跑去找那会送掉自己性命的愚蠢故事吗？你真的这么想吗？听着，你这个笨蛋，我想结婚，我想成为密勒太太，我想要孩子，而你要去送死。啊，上帝……”
　　她跳下床，跑进洗澡间，砰地把门关上，下了锁。
　　密勒躺在床上，张着嘴，烟卷快烧到了他的指头；他从没见过她这么生气，这使他震惊。他把她说的话想了一遍，一边听着洗澡间放水的声音。
　　他把烟头掐灭，穿过房间走到洗澡问门口．“西吉。”
　　没有回答。
　　“西吉。”
　　水龙头关了。　“走开。”
　　“西吉，请打开门，我想和你谈谈。”
　　停了一会，门上的锁开了。她站在那儿，赤裸着身体，绷着脸。她已经把脸上的睫毛油迹洗掉了。
　　“你想干吗？”她问。　　“到床上去，我想跟你谈谈。我们站在这儿要冻着了。”
　　她脑袋靠在枕头上，怯生生地抬起眼睛，　“你想谈仟么？”她怀疑地问。
　　他爬过去躺在她身边，把脸贴近她的耳朵，　“西格莉德·莱恩，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她转过头面对着他，　“你是说的真话吗？”她问。
　　“是的，是真话，我以前从没有真正想过。但是，你以前从没生过气。”
　　“唉，”她好象不相信她的耳朵，　“以后我生气的时候会更多。”
　　“我得到回答了吗？”
　　“哟，是的，彼得，我愿意。我们在一起会多么好。” 外面，在雪中，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一道朦胧的光亮。
　　假如密勒看他的表，就知道这时是二月二十三日星期日早晨七点差十分。但是他已经睡着了。
　　半小时以后，克劳斯·文策尔到了家，把车停在关着门的车库前面，爬了出来。他累得身体都僵硬了，但终于到家了。
　　巴巴拉还没起床，她利用主人不在家的机会多睡了一会儿。文策尔进了门，在走廊上叫她，她才走出来，身上穿的那件睡衣可真让男人们心旌摇荡的。文策尔却毫无所动，他要的是煎鸡蛋、烤面包和果酱，一壶咖啡，洗一个澡。但他啥也没有得到。
　　代替这一切的是，她告诉他，星期六早晨她进书房打扫，发现窗子破了，银制品不见了。她叫了警察，他们肯定那个整齐的圆孔是一个职业窃贼干的。她不得不告诉他们房子的主人不在家，他们说他回来时通知他们一下，他们照例要问一些关于被窃物品的问题．文策尔一声不吭地听完这个姑娘的唠叨，他的脸变白了，太阳穴的一根血管不停地跳动。他打发她到厨房去准备咖啡，然后走进他的书房，锁上门。足有半分钟的时间，他疯狂搜索空了的保险柜，终于不得不相信四十个敖德萨战犯的档案确实没有了。
　　他离开保险柜时，电话响了，那家私人医院的医生告诉他温德尔小姐在夜里死了。
　　文策尔在没生火的壁炉面前的椅子上坐了两个钟头，丝毫没感到从报纸挡起来的窗洞透进来的寒气，他只是在拼命思考出路时觉得有冰凉的手指头在他身体里抓挠似的。巴巴拉在锁着的门外一再叫他，说早餐早就准备好了。她从锁孔可以听到他不时地喃喃说：“不是我的过错，完全不是我的过错。”
　　密勒忘了取消他头天晚上要求早上叫醒他的吩咐，床边的电话在九点响了。他睡眼惺忪地拿起电话，满肚子不高兴地道了声谢，从床上爬起来。他知道如果他不爬起来，他就会又睡着了。西吉仍然睡得很熟，从汉堡到这里的旅行，终于订婚了的满足心情，这一切使她精疲力竭了。
　　密勒冼了个淋浴，他在冰冷的水花里几分钟就洗完了。
　　他用那块在暖气片上放了一整夜的毛巾使劲地擦身子，舒服得象发了横财似的，头天夜里的消沉和不安消失了。他感到舒坦，信心十足。
　　他穿上短靴和运动裤，一件厚实的翻领绒衣和他的双排扣的蓝色粗呢外套——一种介于短外衣和大衣之间的叫做“约贝”的德国冬季井套。它的两边有很深的口袋，足可以放进手枪和手铐，里层腾前的口袋则可以放照片。他把手铐从西吉的手提包里拿出来检查了一番。没有钥匙，这手铐的锁是自动的，你把一个人镇上以后，除非等警察来放他，或者用钢锯锯断，否则毫无他法。
　　他把枪打开检查。他从来没有用过它，里面仍然涂着油，弹夹是满的，当初就是那样。为了再次熟悉它，他试了几次，弄清楚保险栓在什么位置是“上膛”和“开火”，使劲把弹夹压进枪柄里，把一粒子弹推进枪膛，保险栓拧到“上膛”的位置上。他把路德维希堡的那位律师的电话号码塞进裤袋里。
　　他把他的文件包从床下拿出来，从里面拿出一张纸，给西吉留了一个字条，等她醒来的时候看。字条是这样写的；我亲爱的，我现在就要去见那个我一直在寻找的人。我有理由要和他见面并且当警察把他戴上乎铐带走时在场。那是一个充足的理由，今天下午我就能告诉你。但如果有情况，这里是我要求你做的事……
　　指示是详尽而扼要的。他写下需要她给慕尼黑打的那个电话的号码和她要带给接电话的那个人的口信。他结束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跟我到山里去，不管情况怎样，你只会使事情更糟。因此，如果我中午不回来，或者那时我没有打电话到这间屋子找你，你就拨那个号码，告诉他我的口信，付清旅馆的账，把信封投进法兰克福的任何一个邮筒里，然后赶回汉堡。同时不要跟任何人往来。
　　爱你，彼得。
　　他把字条放在床头柜上的电话旁边，和它放在一起的还有装着敖德萨档案的大信封和三张五十马克的钞票。把所罗门·陶伯的日记夹在腋下，他走出卧室，下了楼。经过服务台时，他叫侍者在十一点半时再给他的房间挂个电话。
　　他在九点半时走出旅馆大门，对昨夜下雪之大感到惊奇。
　　密勒走到后面，爬进“美洲虎”，关上汽阀，踩动油门，好几分钟以后引擎才发动。等引擎热起来的时候，他从车尾货箱里拿出一把刷子，打扫引擎盖，车顶和挡风玻璃上厚厚的积雪。
　　他回到驾驶盘后面，挂上排挡，把车开上了大路。覆盖一切的一层很厚的雪，就象一个垫子，他能够听见车轮压过雪面的嘎扎声。在看了一眼他头天晚上商店快要上门时买的军用地图之后，他开上了通往里姆堡的道路。

十七
　
　　他没有看到短暂而灿烂的黎明，在这之后，天空变得灰暗、阴沉。云层下面，雪花在树丛里闪闪发光，一阵凛冽的寒风从群山中吹来。
　　道路蜿蜒向上，一出城就立即消失在一片林海里，那是洛姆山森林。当他驶出城后，一路上的积雪几乎是原封未动的；只有一组平行的车印，那是一小时前一个一早赶到科尼格斯坦去做礼拜的人留下的．密勒取道通往格拉斯许登的叉路，绕过高耸的斐尔德山的侧面，开上了一条标明通往施密登村的公路。山的侧面，风怒号着穿过松林，在塞满了雪片的树枝间，发出近似尖叫的声响。
　　正是从这一片松树和榉树的海洋里，古老的日耳曼部落曾一度蜂涌而出，直到莱茵河边才被凯撒挡住。后来，他们皈依了基督教，白天他们对耶稣许些空口的心愿，而在夜晚却怀念着古代的力量、欲望和权势之神。在希特勒的魔棒下曾一度复活的，也正是这种在黑夜里对尖叫着的无边森林里的秘密神祗顶礼膜拜的古代遗风。这一切，密勒当时并没有费心去追念过。
　　在小心翼翼地又驾驶了二十分钟之后，密勒重新查对了他的地图，开始寻找从公路通向一所私人庄园的入口处。他找到了它，这是一个栅栏门，用钢门扣扣着，在一边有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　“私人房产，禁止入内。”
　　他没有灭掉引擎，下了车，把门朝里推开。
　　密勒进入这所庄园，沿着车道向前驶去。地上的雪没有被触动过。他保持着低速，因为雪的下面只是冻硬了的沙土。
　　在前面二百码处，一棵粗大的橡树的一根枝干在夜里被重达半吨的积雪压断在地下。枝干断落在右边的灌木丛中，一些小枝桠躺在路上。它还带倒了树下的一根细细的黑色电线杆，正好横在车道上。
　　他没有下来搬动它，而是小心地向前驶去，前轮压过电线杆时轻轻震了一下，然后后轮上又是一下。
　　越过障碍后，他朝着房子开去，到了一片开阔地。这里有别墅，有花园，正面是一块铺着碎石的圆形路面。他把车停在大门前，下了车，按了按电铃。
　　在密勒爬出汽车的同时，克劳斯．文策尔决定打电话给狼人。这个敖德萨的头目显得暴躁不安，因为他至今还没有听到他早该听到的一辆赛车在奥斯纳布吕克以南的高速公路上，显然由于油箱爆裂面炸成碎片的消息。但是当他听着电话线另一头的那个人说话时，他的嘴巴收紧成一条又薄又直的线。
　　“你干了些什么？你这个笨蛋，你这个靠不住的、没脑子的小白痴。如果那份档案找不回来，你知道你会有什么下场吗？……”
　　克劳斯·文策尔独自一人在奥斯纳布吕克他的书房里，听完狼人通过电线传来的最后几句话，放下听筒，回到他的书桌旁边。他十分平静。生活已经跟他开过两次最坏的玩笑了：第一次是他的战时产品全都倒进了湖里，其次是一九四八年他的纸币存款的报废。现在是这次。他从最低层的抽屉里拿出一支虽然旧却管用的“鲁格尔”髀手枪，把枪口放在嘴里，开了火。把他脑袋打碎的这颗铅弹可不是伪造的。
　　狼人坐着，几乎是恐怖地盯住没有声息的电话机。他想到了过去他不得不为他们从克劳斯·文策尔那里弄到护照的那些人，这些人全都是名列通缉名单，一旦抓到就要受审的。材料一暴露就会引起大量的告发，面这只能使本来已越来越不关心继续追捕在逃党卫军成员问题的公众，一下子重又关心起来，使搜捕活动重新开始。……前景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但他的当务之急还是保护罗施曼，他知道罗施曼是名列在从文策尔那里拿走的名单上的一个。他拨了三次电话，先叫法兰克福地区，随后拨小出上那幢房子的秘密号码，但三次都听到了占线声。最后，他试图通过话务员，话务员告诉他一定是电话线出了毛病。
　　他转而挂通了奥斯纳布吕克的霍亨索伦旅馆，找到了正要离开那里的麦肯逊。他用几句话把刚发生的祸事和罗施曼的住处告诉了这个刽于手。
　　“看来你的炸弹并设有爆炸，”他告诉麦肯逊说，　“用你从来没有开过的最快速度把车开到那里去，”他说，“藏起你的车，不要离开罗施曼。那里也有一个保镖，叫奥斯卡。如果密勒带着他到手的东西直接去警察那里，我们就认了。但是如果他到罗施曼那里去，那就抓他活口。搞出口供。
　　我们一定要在他死之前弄清楚他用那些文件干了些什么。”
　　麦肯逊在电话亭里看了看他的交通图，计算了一下路程。
　　“我一点钟准到那里。”他说。　　在第二声铃响时门打开了，一股暖流从门厅里涌了出来。站在密勒面前的这个人显然是从书房里出来的，密勒能看到门廊尽头书房的门敞着。
　　多年优裕的生活使这个一度是又瘦又高的党卫军军官发胖了，他的脸上有着一种不是由于喝酒就是由于乡间的空气带来的红晕，头发沿边已经发白。他看来是个中年人，属于上层中产阶级，身体十分健康富态。尽管在细微处有些差别，这就是陶伯所曾见到并描述过的那张面孔。
　　这个人毫不热情地打量了一下密勒，“什么事？”他说。
　　密勒在答话前又呆了有十秒钟，演习好的那一套他全忘掉了。
　　“我叫密勒，”他说，“你叫爱德华·罗施曼。”
　　一提到这两个名字，有什么东西在他面前这个人的眼里闪动了一下，但是坚强的控制能力使他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　“真可笑，”他好容易才说道，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你说起的那个人。”
　　在表面镇静的背后，这个前党卫军军官的心里翻腾开了。一九四五年以来，在他的生活中有好几次都是由于当机立断才转危为安的。他很熟悉密勒这个名字，并对几个星期前和狼人的谈话记忆犹新，他的第一个本能动作就是想把密勒关在门外。但是他跨进来了。
　　“就是你一个人在屋里吗？”密勒问。
　　“是的。”罗施曼老实地说。
　　“我们到你的书房里去。”密勒直截了当地说。
　　罗施曼没有反对，因为他明白眼下他不得不让密勒呆在屋里，拖延时间，直到……
　　他转过身，大步视门廊后面走去。密勒砰地一声关上身后的大门，紧跟着罗施曼走进书房。这是一个舒适的房间，有一扇衬垫很厚的门，密勒进来后把门关上了。壁炉里燃烧着木柴。
　　罗施曼在房间中央停了下来，转身面向密勒。
　　“你的妻子在家吗？”密勒问。
　　罗施曼摇摇头，　“她在周末出去看亲戚去了。”他说。
　　这一点不假，前天晚上一个电话把她立即叫走了。她坐的是备用汽车，他们夫妇平时用的那辆汽车不巧正在车房里修理。她应当今晚上回来。
　　罗施曼嘴里没有提到、翻腾不安的心里却老想着的，是他那大块头、剃光头的司机兼保镖奥斯卡，他在半小时以前骑着自行车到村里报告电话出毛病的事去了。他知道他必须借谈话把密勒绊住，直到这个家伙回来。
　　当他转身面向密勒的时候，一支手枪在这个年轻记者的右手握着，直指他的腹部。
　　罗施曼吓坏了，但他用大叫大嚷掩饰了过去：　“你拿着枪在我家里威胁我？”
　　“那就叫警察吧，”密勒向书桌上的电话机点了点头。
　　罗施曼没有朝那儿挪步。
　　“我看你还是有点瘸，”密勒说，“矫形鞋差不多使它看不出了，不过还不彻底；在里米尼难民营里开刀丢了脚趾头，是在奥地利的田野里流浪得了冻伤引起的，对吗？”
　　罗施曼稍稍眯缝起眼睛，但他没有开口。
　　“你明白，如果警察进来，他们会点破你的身分的，“经理先生”。面孔还是老样子，胸部有枪伤，为了想搞掉党卫军的血型刺字面在左胳肢窝里留下的疤痕，都没错。你真的想叫警察吗？”
　　罗施曼长叹一声，吐出了肺里的空气；　“你想要什么，密勒？”
　　“坐下，”记者说，“不要靠近书桌，坐在这里的扶手椅上，这样我可以看着你。把手放在扶手上面，不要让我得到开枪的借口，因为，说真的，我是非常喜欢开枪的。”
　　罗施曼坐在扶手椅上，两眼盯着枪。
　　密勒高高坐在书桌边上，面对着他。“现在我们谈谈吧。”他说。
　　“谈什么？”
　　“谈里加，谈你在那里屠杀掉的八万人，男人、女人和小孩。”
　　看到他并不想开枪，罗施曼开始恢复镇定，他的脸上又有了些血色。他把目光转到他面前的青年人的脸上。
　　“那是扯谎，在里加从来没有杀过八万人。”
　　“七万？还是六万？”密勒问道，“你真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到底杀死多少万人这个标准数字吗？”
　　“对，”罗施曼急切地说，“那不是关键——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瞧，年轻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
　　但是我能猜得出来，有人在你脑子里塞满了一大堆关于所谓战争罪行之类的动听的无稚之谈。那都是胡扯，纯粹是胡扯。你多大岁数？”
　　“二十九。”
　　“那你曾经在军队里服过役了？”
　　“是的，我是战后军队里第一批国民军人的一员，服过两年役。”
　　“很好。那么，你是懂得军队是怎么回事的。一个人接到命令；他服从那些命令。他并不过问这些命令是对还是错，你跟我一样懂得这个道理。我过去所做的都是服从命令。”
　　“首先，你并不是一个士兵，”密勒平静地说，　“你是一个刽子手。说得更直率点，一个杀人犯，一个屠杀了大批人的杀人犯。因此不要把你自己同一个士兵相比。”
　　“胡说，”罗施曼认真地说，“那全是胡说。我们和别人一样都是士兵，我们和别人一样都服从命令。你们这些德国青年都是一个样子，你们根本不想去了解那时是怎么回事。”
　　“那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罗施曼在陈述他的论点时本来是往前倾着身子的，这时却几乎是自自在在地向后靠在椅背上，眼前的危险过去了。
　　“是怎么回事？是统治世界。因为我们德国人是统治过世界的，我们曾经战胜过他们能用来对付我们的任何军队。
　　多年来他们看不起我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可怜的德国人；但是我们告诉了他们，是的，告诉了他们所有的人，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今天你们这些年轻人根本不理解一个德国人值得骄傲的是什么。
　　“它在你心头点起一团火焰。每当鼓声隆隆军号齐鸣，每当战旗飞舞而我们整个民族都团结在一个人的身后时，我们就一定能够向前进军直到世界的尽头。那实在是伟大，年轻的密勒，这种伟大是你们这一代人过去从未听说将来也无从了解的。而我们这些党卫军过去是中流砥柱，　现在仍然是。的确，他们现在在追捕我们，首先是盟军，其次是波恩的那些无聊的老娘儿们。当然他们要打倒我们，因为他们想要打倒我们曾经代表过而现在仍在代表着的德国的伟大。
　　“他们说了一大堆关于那时发生在少数几个集中营里的无聊事情，而通情达理的人们早就把它忘掉了。他们这样大惊小怪，只是因为我们当年不得不把欧洲从这堆犹太垃圾的臭气中拯救出来，这些臭东西渗透进德国生活的每个角落，把我们跟他们一起拖进了泥沼。我跟你说，我们是不得不这样做。假如那些混蛋英国佬和笨蛋美国佬不把他们的尖鼻子伸进来的话，在德国国家和德国民族的宏伟蓝图里，那只是小事一桩。这个德国民族，血统是纯的，理想也是纯的，把统治世界作为他们的权利，不，我们的权利，密勒，我们的权利和我们的天职。你图一时痛快，可以把那个东西指着我，但是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年轻人，虽然我们是两代人，但是我们始终是站在同一边的。因为我们都是德国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民。难道你能让你对所有这一切的判断——对于一度属于德国、将来总有一天还会归于德国的伟大，对于我们之间，我们所有德国人之间根本的团结，你能让你对所有这一切的判断，由于几个倒霉的犹太人的遭遇而受到影响吗？你这个可怜的、误入迷途的小傻瓜，你能不能看到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你和我，同一边，同样的民族，同样的天职？”
　　他不顾手枪，从椅子里站了起来，在地毯上，从书桌到窗户之间来回走着。
　　“你要关于我们的伟大的证据吗？看看今天的德国。在一九四五年被捣得粉碎，彻底破坏，成了从东方来的野蛮人和西方的笨蛋们的牺牲晶。而现在呢？德国又在复兴，虽然是缓慢地，稳当地，还缺少我们当年能给予她的那种必要的纪律，但每年都在工业力量和经济力量上有所增长。当然，还有军事力量。总有一天，当我们彻底摆脱掉一九四五年盟军影响的时候，我们将重新强大起来，和我们以前一个样。
　　这需要一段时间，需要一个新的领袖，但是理想将跟过去一个样，并且荣誉——是的，荣誉也将跟过去一个样。
　　“你知道完成这个大业需要什么吗？我愿意告诉你，是的，我愿意告诉你，年轻人，那是纪律和管理才能。严厉的纪律，越严越好，还有管理才能，我们的管理才能，除了勇敢之外，这是我们最优秀的品质。因为我们能够管理事物，我们已经表现出这一点来了。看看所有这一切——你看到这些了吗？这座房子，这个庄园，在鲁尔那边的工厂，我的，还有千百个和它相似的，以及其他成千成万个工厂，每天都在生产着能量和力量，轮子每一次转动都为德国的再次强大提供一盎司新的威力。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谁做的吗？你以为这一切都是那些成天为了几个倒霉的犹太人而喋喋不休地说些无聊废话的人做的吗？你以为这一切都是那些企图迫害优秀、忠诚、爱国的德国士兵的懦夫和卖国贼做的吗？是我们做的，是我们把这种繁荣昌盛带回给德国的，就是二三十年以前的我们这些人。”
　　他从窗口转过身来面对着密勒，两眼闪闪发光。但同时他也在估量着从他在地毯上踱到的最远点到壁炉旁边的铁拨火棍之间的距离。密勒注意到他的目光所向。
　　“现在，你来到这里，代表着年轻的一代，满脑袋空想，只关心自己的事，把枪对着我。为什么不想想德国，你自己的祖国，你自己的人民呢？你以为你是代表着人民前来追捕我的吗？你以为这是他们，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吗？”
　　密勒摇摇头。“不，我不这么认为。”他简短地说。
　　“那么，很好。假如你叫来警察，把我交给他们，他们可能错误地搞一次审判——我只说“可能”，因为甚至这点也是不能肯定的，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所有亲眼目睹的人散的散，死的死了。所以，放下你的枪回家去吧，回去好好读读那段时期的真实历史，弄清楚那时候德国的伟大和今天由象我这样的德国爱国者所建设起来的繁荣昌盛。”
　　密勒一直沉默地坐着听他高谈阔论，怀着惊讶和越来越大的厌恶心情观察着他面前这个在地毯上踱来踱去的人，这个人正设法使他接受一种陈腐的意识形态。他想举出他所了解的人以及千百万其他人的许多许多实例，指出这些人都既不需要也不认为为了追求荣誉就得屠杀千百万人。但是他表达不出来，每当需要的时候总是找不到词儿。结果他只好坐着，瞪眼看着，直到罗施曼把话讲完。
　　沉默了几秒钟后，密勒问道：“你曾经听说过一个叫做陶伯的人吗？”
　　“谁？”
　　“所罗门·陶伯。他也是一个德国人，一个德国犹太人。他从始至终都在里加。”
　　罗施曼耸了耸肩：“时间过去太久了，我记不得他。他是谁？”
　　“坐下来，”密勒说，　“这段时间里你就老实坐着。”
　　罗施曼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坐回扶手椅里。由于他越发相信密勒不会开枪，心里就一个劲地只管盘算如何能在密勒出去之前把他逮住的问题，哪里顾得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死去多年的犹太人呢。
　　“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陶伯死在汉堡，他开煤气自杀了。你在听吗？”
　　“是的，如果我必须听的话。”
　　“他留下了一本日记。这是他的经历的一份记录，他碰到了些什么事，你和其他人在里加和在别处对他干了些什么，但主要是在里加。他活下来了，回到了汉堡，他活了十八年，直到他确信你还活着并且再也不会被审判了。我拿到他的日记，它是我今天到这里来找你这个换了新名字的人的起因。”
　　“一个死人的日记是不能作为凭证的。”罗施曼咆哮说。
　　“在法庭上是不能，但对我已经足够了。”
　　“你真是为了一个死去的犹太人的日记才上这儿来找我的吗？”
　　“不是，一点也不是。这里有一页日记我要你念一念。”
　　密勒翻到日记的某一页，把它推到罗施曼的膝前，　“拿起来，”他命令道， “高声念。”
　　罗施曼打开纸页开始念起来。那是陶伯叙述罗施曼杀害一个佩带着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的无名德国陆军军官的一段。
　　罗施曼读完了这一段，抬头望着。　“那又怎么样呢？”
　　他说，感到莫名其妙，“这个人打我。他不服从命令。我有权扣留那条船把犯人运回来。”
　　密勒把一张照片扔到罗施曼的膝上：“这是你杀死的那个人吗？”
　　罗施曼看看照片，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呢？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克力”一声，密勒用拇指扳下了保险，把枪对准了罗施曼的脸：“是不是这个人？”
　　罗施曼又看了看照片，“是的，就是这个人，那又怎么样呢？”
　　“他是我的父亲。”密勒说。
　　就象拔掉了塞子似的，罗施曼脸上的血色一下子全跑光了。他张大了嘴，他的目光落在离他的脸只有二尺远的枪身和紧握着它的那只手上。
　　“噢，天哪！”他低声说，　“你根本不是为了犹太人到这里来的。”
　　“不是的，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但不是那种难过。”
　　“可是从那本日记里，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那个人就是你的父亲呢？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姓名，写日记的这个犹太人也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我的父亲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在奥斯特兰被杀害，”密勒说，“二十年来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后来我读到了日记，同一个日子，同一个地点，两个人有着同样的军阶。最主要的是两个人都佩戴着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这种给战场上的勇士的最高奖赏。并没有授给很多人这样的奖赏；授给陆军上尉的就更只有极少数几个。两个相同军阶的军官在同一天死在同一个地点，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罗施曼知道他所面对的这个人是任何雄辩也说服不了的。他好象中了邪似地盯住手枪：　“你要杀死我。你千万别那样干，别那样冷酷无情。你可别那么干，我求求你，密勒，我不想死。”
　　密勒倾身向前，开始讲话：　“听我说，你这堆让人恶心的臭狗屎。我听你说了一大通，你那些胡言乱语早就叫我倒胃口了，现在该听我说了。同时我好打定主意是让你死在这里，还是把你送到监牢里去了结你的残生。
　　“你竟敢如此厚颜无耻地告诉我，你，所有的人中只有你，才是一个爱国的德国人。我会告诉你，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和你那一伙过去是，现在还是从我们国家的阴沟里爬到当权地位的最卑鄙的无赖。你们这些脏东西以一种我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方式，玷辱了我的祖国达十二年。
　　“你们的所作所为使全体文明人类感到厌恶和愤慨，并留给我们这一代人一份可耻的遗产，使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将永远无法摆脱。你们的整个一生都是在糟踏德国。你们这些杂种压榨德国和德国人民直到他们不能再为你们所用，然后看准时机，溜之大吉。你们把我们搞得败落不堪——我指的不是轰炸造成的破坏，要没有你们这一伙，德国哪能败落到这种地步。
　　“你们过去连勇敢也是谈不上的。你们是德意志或者奥地利前所未有的最可憎的懦夫。你们为了私利，出于疯狂的权力欲，屠杀了千百万人，然后你们逃跑了，让我们去受苦受难。你们一见俄国人拔脚就逃，却用绞刑和枪毙来强迫陆军继续打仗，然后你们就失踪了，留给我们的则是去把骨灰盒领回来。
　　“即使我们可能忘掉你们对犹太人和别的人民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决不能忘记你们一伙是象狗一样逃的逃躲的躲。
　　你还侈谈什么爱国主义，你根本就不懂得这个词的意义。至于你竟敢把陆军士兵和其他也是真正为了德国而战斗的人们称之为“同志”，那简直是该死的亵渎。
　　“作为你所毫不掩饰地加以蔑视的年轻一代的德国人，我还要告诉你一点，今天我们所有的繁荣昌盛，那跟你们是毫不相干的。它来自那些成千成万每天都在辛勤劳动的人们，而在他们的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谋害过任何人的。至于象你这类至今还可能混在我们中间的杀人犯，就我和我们这一代来说，我们宁肯少繁荣一些，也非得把你们这些渣滓从我们周围清除干净不可。顺便说一句，这个日子对你来说已经不远了。”
　　“你要杀死我啦。”罗施曼咕哝着。
　　“事实上，我并不。”密勒把手伸到背后将电话机拉到书桌上他坐着的地方，他眼睛不离开罗施曼，枪也对着他。
　　他从支架上拿起话筒，放在桌上，拨动号盘。拨完后，他拿起话筒。
　　“路德维希堡有个人要跟你谈谈。”他说。他把话筒放到耳边，话筒里一片沉寂。
　　他把话筒放回支架上，重新拿起来，听听有没有拨号声。没有。
　　“你把它掐断了吗？”他问。
　　罗施曼摇了摇头。
　　“听着，假如你把电话掐断了，我马上就在这里毙了你。”
　　“我没有。说老实话，我今天早上没有碰过电话机。”
　　密勒想起了那棵橡树掉下来的枝干和横躺在通往这所房子的路上的电线杆。他轻声地咒骂起来。
　　罗施曼微微地一笑。　“可能是电线杆倒了，”他说，“你非得到村里走一趟了。现在你想干什么？”
　　“我想一枪打穿了你，除非你照我的命令办事，”密勒砰地一声放下话筒。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副手铐，这是他想用来对付保镖的。　　他把手铐扔给罗施曼。“走到壁炉那边去。”他命令道，并跟着罗施曼穿过房间。
　　“你要干什么？”
　　“我要把你铐在壁炉上，然后到村里去打电话。”密勒说。
　　他在仔细查看壁炉四边锻铁的装饰物时，罗施曼把手铐丢到脚下。这个党卫军弯下腰去捡手铐，结果却反而抓起一根沉重的拨火棍恶狠狠地朝密勒的膝盖骨打去。密勒几乎冷不防遭了毒手，他及时地向后退了一步，拨火棍一扫而过，而罗施曼也失掉了平衡。
　　密勒走上前来，用枪柄猛地打了一下低着的脑袋，又退了一步，　“再动一动我就打死你。”他说。
　　罗施曼直起身子，由于脑袋挨了一击而直往后缩。
　　“把手铐的一头套在你的右腕上。”密勒命令道，罗施曼照做了。“瞧见你面前和你的头一般高的那个葡萄叶形状的装饰吗？它旁边有一根枝子从铁架上伸出来又和它联在一起。把手铐的另一头锁在那上面。”
　　当罗施曼把第二个铐圈锁好后，密勒走过来把炉具租拨火棍等踢到够不着的地方．他用枪顶着罗施曼的外套，搜了他的身，又把这个锁着的人的周围清理了一下，把所有能用来打破窗户的东西都挪开了。
　　在外面的车道上，那个叫奥斯卡的家伙骑着自行车朝大门而来，让他去报告电话线坏了的差使完成了。一看到“美洲虎”，他惊奇地停了下来，因为他的主子在他出去之前曾向他保证不会有人来的。
　　他把自行车靠在房子一边，悄悄地从大门走进去。他踌躇不决地站在门廊里，衬垫很厚的书房门使他听不到里面的任何声音，而里面的人也一点听不到他的响动。
　　密勒最后环顾了一下周围，满意了。“告诉你，”他对瞪着眼的罗施曼说，“你就是设法把我打倒了，你也不会捞到什么好处。现在是十一点，要是我中午不回去也不打电话，我的伙伴就会把我留下的关于你们的全套证明材料投到邮筒里寄给当局。现在我要到村里去打电话，二十分钟后我就回来。就是有钢锯，你二十分钟内也走不了。我回来后三十分钟，警察就会来的。”
　　听了他的话，罗施曼的希望又重新闪现了。他明白他唯一剩下的一个机会，就是等奥斯卡回来抓住密勒，强迫他在把文件投到邮筒里之前，到村里按他们的要求打电话。
　　密勒拉开书房另一头的门，迈步向外走去。他发现眼前站着一个穿高领绒衣的比他整整高出一头的大汉。罗施曼从炉边他站着的地方认出了奥斯卡，他拚命地喊道：“抓住他。”
　　密勒退回书房，急忙拔出他已放回口袋里的手枪。他太慢了。奥斯卡用左手反手一击，打掉了他手中的枪，手枪飞到房间的另一头去了。这时，奥斯卡听到他主子喊叫：“揍他。”他用右手砰的一声打在密勒的下巴上。记者的体重有一百七十磅，但是这一击打得他脚离地面，向后倒去。他的双脚绊在一个矮矮的报架上，随后，他的头又砰的一声碰在一个红木书柜的角上。就象一个破布做的洋娃娃被揉碎了似的，他的身体滑倒在地毯上滚到了一旁。
　　奥斯卡看到了他的主子被铐在壁炉上的这副呆象，而罗施曼则凝视着密勒的一动不动的身体，从脑勺上流出来的一小股鲜血直淌到地板上。有好几秒钟时间谁也没有吭声。
　　“你这个笨蛋。”当罗施曼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嚷嚷道。奥斯卡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到这儿来。”
　　这个庞然大物笨重地走到房间另一头，站在他的面前听候吩咐。
　　罗施曼很快地想了想。“想法搞掉我的手铐，”他命令道，“利用这些炉具。”
　　但是这些炉具是在工匠们总是希望他们的产品能经久耐用的那些日子里锻造出来的。奥斯卡努力的结果是一根卷作一团的拨火棍和一副七扭八歪的火钳子。
　　“把他弄到这儿来。”他最后对奥斯卡说。奥斯卡把密勒抱了起来，罗施曼看了看记者的眼底，摸了摸他的脉搏。
　　“他还有口气，可是手脚冰凉了，”他说，“必须在一小时之内给他找来一个医生。给我铅笔和纸。”
　　他用左手潦草地在纸上写了两个电话号码，这时奥斯卡从楼梯底下的工具箱里拿来了一个钢锯条。他一回来，罗施曼就把纸交给他。
　　“尽快赶到村里去，”他告诉奥斯卡，“拨这个纽伦堡号码，告诉接电话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拨这个本地号码，让医生立即到这里来。明白了吗？告诉他在这里有急诊。快去吧。”
　　奥斯卡跑出房去时，罗施曼又看了看钟，十点五十分。如果奥斯卡能在十一点到村里，他和医生能在十一点十五分回来，他们就可能及时弄醒密勒，让他打电话把同伙挡住，即使是用枪口逼着医生工作也得干。罗施曼开始急急忙忙地锯手铐。
　　奥斯卡在门口抓起他的自行车，接着又停下来，看了一眼停在那里的“美洲虎”。他通过车窗望进去，看见钥匙插在发火装置里。他的主子曾经嘱咐他要赶快，因此他放下自行车，爬到驾驶盘后面，发动起来。当他把赛车从前院开上车道时，碎石四散进飞，形成一道宽阔的弧形。
　　他挂上三档，在滑溜的路面上能开多快就开多快，直到撞上横在路上被雪盖住了的电线杆。
　　罗施曼一直在锯连接两个铐圈的链条，松树林里的一声爆裂的巨响使他停了下来。他死劲靠向一边，使自己能从落地长窗里望出去，虽然看不见汽车和车道，但至少天空中飘荡着的烟雾能使他明白过来，外面是炸掉了一辆汽车。他想起了他曾得到保证说密勒已被处于监视之下。但是密勒就躺在离他只有几叹远的地毯上，他的保镖却无疑已经死了，而时间仍在毫不留情地向前流逝。他把头靠在壁炉边上冰冷的金属上，闭上了眼睛。
　　“看来是完了。’他平静地小声说着。过了几秒钟，他又锯起来。花了一个多小时，这副用特别坚硬的钢做成的军用手铐才在已经变钝的钢锯条下豁然分开。当他只是在右腕上带着铐、而能自由举步的时候，时钟敲响了十二下。
　　假如他有时间，他或许会停下来踢一踢地毯上的人体，但是他太匆忙了。从墙上的保险柜里，他拿出一张护照和几大捆新的、高面额的钞票。二十分钟后，他带着装有这些东西和几件衣服的皮包，骑上自行车，绕过“美洲虎”的残骸和趴在雪地上仍在冒着烟的尸体，掠过一片烧焦、断裂的松树，直奔村子而去。
　　他从那里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他载到法兰克福国际机场。他走到问讯处问道：“从这里到阿根廷的下一班飞机什么时候起飞——最好是在一个小时之内的？如果没有，去马德里。”

十八
　
　　麦肯逊的“梅西迪斯”驶下乡间公路拐进庄园大门的时候，是一点过十分。在驶向房子的半道上，他发现路被堵死了。　　那辆“美洲虎”显然是从内部炸裂的。但它的轮子并没有离开路面，车子还是竖立着，斜向一边，横亘在车道上。
　　头部和尾部仍由构成底盘的粗大钢梁连接在一起，可以辨认出是一辆车子的头尾。但中部，包括座厢，则从底到盖全炸飞了。这部分的碎片四散在残骸周围的地面上。
　　麦肯逊面带狞笑，察看着残架。他走向二十尺开外的一堆烧焦了的衣服和衣服里裹着的东西，尸体的大小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蹲下来看了几分钟，然后又站起来，顺着车道轻快地跑到房子跟前。
　　他不去按大门的门铃，而是试了试门把。门开了，他走进门廊。他侧耳倾听了几秒钟，屏息而待，就象一头猛兽蹲在一个水坑旁边，觉察到周围会有危险似的。到处静悄悄的。
　　他伸手到左肋下，掏出一支长把“鲁格尔”牌自动手枪，打开保险，开始去推开通向内室的门。
　　第一扇门是通向餐室，另一扇是通向书房。虽然他一下子就看见了炉边地毯上的人体，但他仍站定在半开的门旁，先扫视了一番房间里其他的东西。他知道有两个伙计中过这种计，送了命：放在明处的诱饵和藏在暗处的伏兵。他进房之前，先从上下门链之间的隙缝里看清了门后确实没有藏人，才跨步进去。
　　密勒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头歪向一边。麦肯逊盯着那张死白的脸看了几秒钟，然后俯下身去听了听他微弱的呼吸。后脑勺上已发干的血迹使他大致明白了这儿发生的事情。
　　他花了十分钟把房子粗粗搜索了一遍，在主人的卧室里发现抽屉是开着的，浴室里刮脸用具没有了。他回到书房里，朝墙上那个张着大口的空空如也的保险柜瞥了一眼，然后坐到书桌旁，拿起了电话。
　　他坐在那里静听了一会儿，轻声骂了一句，把话筒放回到原处。他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楼梯底下的工具箱，因为柜门一直是敞着的。他拿了他需要的东西，又返回书房查看了一下密勒的情况，从落地长窗走出房子，回到了车道上。
　　他几乎花了一个小时才找到了电话线的断头，从纠结成团的树丛里扯出来重新接上。他对自己的手艺感到满意后，便又返回房里，坐到书桌旁去拨电话。他听到拨号声，便给他在纽伦堡的上司挂通了电话。
　　他原想狼人会急于听他的回话的，没料到从电话线那头传来的声音却是懒洋洋的，半心半意的。他象个尽职的军士那样报告了他的发现；汽车，保镖的尸体，还锁牢在炉边装饰物上的半副手铐，地毯上已磨钝的钢锯条，地板上已失去知觉的密勒。最后，他说到已失踪的房子主人。
　　“他没有带走多少东西，长官，除了牙具，可能从开着的保险柜里拿走了些钱。我可以把这儿整顿好；他想回来就可以回来。”
　　“不，他不会回来了，”狼人告诉他说，“就在你来电话之前，我刚放下电话。他从法兰克福飞机场给我打的电话。他已经订妥去马德里的机票，十分钟内就起飞。今天晚上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联系一下——”
　　“没有必要，”麦肯逊反对说，“我会让密勒开口的，我们能找到他藏材料的地方。汽车的残骸里没有文件包，他身上也没有，只是书房的地板上扔着一本日记之类的东西。不过他的其他材料肯定是在某个不太远的地方。”
　　“够远的了。”狼人回答说，“在邮筒里呐。”
　　他有气无力地把密勒从造假证件的人那里偷了些什么，以及罗施曼刚才从法兰克福打来的电话里告诉他的事情一一转告了麦肯逊。“明天早上，那些材料就得落到当局手里，最迟也不超过星期二。到那时候，所有上了名单的人就剩下时间不多了。这包括你所在的那所房子的主人罗施曼，还有我。我这一早上都在忙着给一切有关人等发出警告，要他们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这个国家。”
　　“那么我们该往哪儿去呢？”麦肯逊问道。
　　“你糊涂了，”他的上司回答说，“你不在那张名单上。我在，所以我得走。你回你的住所去，等我的后任来找你接关系。至于其他，全都完了。火神已经跑了，不会回来了，他一走，他的整个行动就要完蛋，除非能来新人把计划接过去。”
　　“什么火神？什么计划？”
　　“好在已经完蛋了，也可以让你知道了。火神是罗施曼的名字，就是你要加以保护不让密勒抓到的那个人……”狼人把罗施曼其人为什么如此重要，为什么他在执行计划方面所担任的角色和计划本身是无法代替的原委，简略地告诉了他的刽子手。
　　他说完后，麦肯逊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把眼光转到房间那头彼得·密勒的身体上。“那个小子真是给谁都添了麻烦啦。”他说。
　　狼人似乎精神重又振作起来，他的声音多少恢复了过去的威势：“同志，你必须把那儿清理干净。你还记得你过去使用过一次的那个处理小组吗？”
　　“记得，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离这儿不远。”
　　“给他们打电话，把他们叫来。让他们把现场搞得不留一点痕迹。今天晚上晚些时候那人的老婆肯定会回来，决不能让她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懂吗？”
　　“一切照办。”麦肯逊说。
　　“然后你就躲起来。还有一件事，你走之前，结果了那个杂种密勒，斩草除根。”
　　麦肯逊瞟了一下不省人事的记者。“欣然从命。”
　　他咬牙切齿地说。
　　“那就再见，一切顺利。”
　　电话断了。麦肯逊放回话筒，掏出一本通讯录，翻了翻，拨了一个号码。他向接电话的人作了自我介绍，并且把对方上次因“同志情谊”而效过的劳重提了一番。他告诉他该到哪儿去和他将看到些什么。
　　“车子和车旁的尸体要扔到一条山路外侧的深谷里去。多多的浇上汽油，狠狠烧一通，让人根本无法辨认那个尸体——你搜空他的口袋，把什么都拿走，包括他的表。”
　　“明白了，”话筒里的声音说，“我带着拖车和绞盘去。”
　　“还有一件事，这房子的书房里地板上还有一具尸体和一块带血的炉边地毯，全给我搞掉。别放在汽车里，扔进湖里，一沉到底。多加分量，不露痕迹。办得到吗？”
　　“没问题。我们五点钟到这儿，七点走。我不想在大白天运送这类货物。”
　　“好，”麦肯逊说，“那我就走了，不等你们了。你会找到我说的那些东西的。”
　　他挂上电话，轻手轻脚地离开书桌走到密勒跟前。他掏出他的“鲁格尔”，尽管他知道子弹早巳上膛，却仍机械地检查了一下枪栓。
　　“你这小杂种。”他皱起眉头，伸直胳臂，把枪口对准地上的身体，骂了一句。
　　多少年来，麦肯逊就象一只食肉猛兽似的多次把别人（包括他的受害者和他的同伙）扔到验尸官的解剖台上，自己却幸存了下来。这种生活经历使他具有豹子般的灵敏感觉。他并没有看到从敞着的落地长窗投在地毯上的黑影，他感觉到了它，立即转过身来，准备开火。但来人是赤手空拳的。
　　“你他妈的是谁？”麦肯逊咆哮说，枪口始终对准着他。
　　那人站在落地长窗里，穿的是摩托车手的外套，裹着黑色皮绑腿。他左手拿着他的玻璃防护盔，用手指攥住窄窄的帽檐，盖在自己的肚子上。他对麦肯逊脚边的人体和他手里的枪瞟了一眼。
　　“我是奉命而来的。”他平静地说道。
　　“谁的命？”麦肯逊说。
　　“火神，”那人回答说，“我的同志，罗施曼。”
　　麦肯逊哼了一声，放下了枪，“嗯，他已经走了。”
　　“走了？”
　　“逃跑的，去南美，整个计划全垮了。都是这个小杂种记者帮的忙。”他猛然用枪把指了指密勒。
　　“你正要结果他吗？”那人问。
　　“当然。他把计划破坏了，揭了罗施曼的底，把情报寄给了警察局，还附带了一犬堆其他材料。你如果也是入了那个档案的，你也速走为好。”
　　“什么档案？”
　　“敖德萨档案。”
　　“我没有。”那人说。
　　“我也没有，”麦肯逊咆哮说，“但狼人是上了名单的，他的命令是我们在离开之前要把这个家伙结果掉。”
　　“狼人？”
　　麦肯逊心里开始稍稍有所警觉。他刚听说这个火神计划在德国是除了狼人和他自己以外再无别人知晓的。其余的知情者则都在南美，而他以为这个不速之客就是从南美来的。
　　但是这么一个人就该知道狼人啊。他稍稍眯起了眼睛。
　　“你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吗？”他问道。
　　“不。”
　　“那又是从哪儿来的？”
　　“耶路撒冷。”
　　麦肯逊花了半秒钟时间才意识到了这个地名的含义，然后他才举起他的“鲁格尔”准备射击。半秒钟的时间可不短，足够送掉一条性命了。
　　自动手枪一发火，防护盔内层的泡沫橡胶就烧焦了。但紧接着一颗九毫米的帕拉勃伦自动手枪子弹就穿过纤维玻璃，打在麦肯逊的胸骨上，那劲头就象挨骡子踢了一脚似的。防护盔跌落在地上，露出了谍报员的右手，在一片蓝色的烟雾中，自动手枪又开火了。
　　麦肯逊是个彪形大汉，健壮如牛。如果不是第二颗子弹打进了他右眉上两指宽的地方，使他再无法瞄准的话，他尽管胸部已经中弹，也还会还击的。这第二颗子弹送了他的命。
　　星期一下午，密勒在法兰克福陆军医院的一间单人病房里醒了过来。他躺了半个小时，慢慢地意识到他头上包着绷带，象有两个炮队在开炮。他发现有一个电铃，便按了一下，但是护士进来告诉他说，他必须静卧，因为他受了严重脑震荡。
　　于是他就躺着一点一点地回忆昨天的事情。但截止上午十点左右，便不知下文了。他迷糊了一会儿，醒来时天已经黑了，有一个男人坐在他的床边，脸上带着微笑。
　　密勒直瞪瞪地看着他，　“我不认识你。”他说。
　　“可是我认识你。”来访者说道。
　　密勒想了想，“我见过你，”最后他说，“你那天在奥斯特尔的家里，还有里昂和莫迪。”
　　“说得对。此外你还记得什么？”
　　“几乎全都记得，我慢慢想起来了……
　　“关于罗施曼呢？”
　　“记得。我跟他谈了话，我要去报警。”
　　“罗施曼跑了，逃回南美去了。整个事件已成过去，圆满结束。你懂吗？”
　　密勒缓慢地摇摇头：“还没有。我得到了一个绝好的新闻故事，我要把它写出来。”
　　来客的笑容消失了。他俯下身子：“听着，密勒。你是个混帐的客串间谍，你那条命是捡来的。你甭想再写什么了。首先，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写。我拿到了陶伯的日记，我要把它带回去，物归原处嘛。昨天晚上我读了它。你的外套口袋里有一张陆军上尉的照片，是你父亲？”
　　密勒点点头。
　　“那么说，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了？”那个谍报员问道。
　　“是的。”
　　“嗯，我有点儿感到抱歉，我的意思是指你父亲的事。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对一个德国人说这句话的。再说那个档案，那是怎么回事？”
　　密勒告诉了他。
　　“那你他妈的为什么不能交给我们呢？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费了好大周折才帮你打了进去，而你拿到东西之后却又交给了你的同胞。我们本来可以充分发挥那个情报的作用的。”
　　“我当时不得不把它送出去，通过西吉。那就是说，邮寄。你们真能行，始终也没有让我知道里昂的地址。”
　　约瑟夫点点头：“没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无可报道的。你没有任何证据，日记没有了，档案没有了，唯一剩下的是你个人的看法。你如果一定要饶舌，谁也不会相信你，除了敖德萨。他们倒会来找上你的。再不然，他们也许会搞掉西吉或者你的母亲。他们心狠手毒，记得吗？”
　　密勒思索了一会儿，“我的车子怎么样啦？”
　　“你还不知道呢，我忘了说啦。”
　　约瑟夫把车里暗藏了炸弹和如何爆炸的经过告诉了密勒。“我跟你说过他们心狠手毒。车子已经发现，在一个峡谷里烧毁了。车子里的尸体已无法辨认，但不是你的。关于你的说法是，你被一个要求搭车的人拦住了，他用一根铁棍把你打昏，自己开车走了。医院方面将证实，你是让一个过路的摩托车手发现倒在路旁，便叫来救护车把你送进医院的。
　　他们再也认不出我了。当时我是戴着帽盔的护目镜的。这是正式的说法，以后就维持这个说法。为保险起见，我两小时前给德国的报馆打了电话，用医院的名义把上述说法告诉了他们。说你是碰上了劫车贼，而那家伙后来翻了车，送了命。”
　　约瑟夫站起身来准备告辞。他朝下看了看密勒，“你是个走运的混小子，虽然你自己还蒙在鼓里呐。昨天中午我接到你的女朋友可能是照你的布置传给我的口信，我发了狂似地驾车飞奔，只用两个半小时就从慕尼黑赶到了那座山上的房子，那正是你快送命的当口，他们派了个家伙来正打算杀死你呢，我设法及时制住了他。”
　　他转过身去，伸手抓住门把：“照我说的办吧。要求保险公司赔偿汽车，换辆“沃尔克斯瓦根”回汉堡去，跟西吉结婚、生孩子，老老实实当你的记者，别再卷进职业间谍圈里去。”
　　他走后半小时，护士推门进来。“有你的电话。”她说。
　　那是西吉，在电话里又哭又笑的。她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告诉她彼得在法兰克福陆军医院。“我这会儿就上你那儿去。”她说完，挂上了电话。
　　电话铃又响了。“是密勒吗？我是霍夫曼。我刚在电讯稿上看到你那一段。你脑袋上挨了一下，没事吧？”
　　“我挺好，霍夫曼先生。”密勒说。
　　“太好啦。什么时候能上班？”
　　“要不了几天。怎么啦？”
　　“我有个材料，正合你的路子。德国有好些有阔爸爸的大姑娘去山里滑雪，让那些年轻漂亮的滑雪教练员搞上了。
　　巴伐利亚有一家私人诊所就专替她们遮丑，要价很高，保证不让她们的爸爸知道。看来有些个传了种的混小子还从诊所要了回扣。事情不大不小，雪地情史，山野狂欢。你什么时候能动手？”
　　密勒想了想：“下礼拜。”
　　“好极了。还有，你原先搞的那个，追踪纳粹分子，找到那个家伙了吗？有啥可写的吗？”
　　“没有，霍夫曼先生，”密勒慢吞吞地说，“没啥可写的。”
　　“真没有想到。快养好身体，汉堡再见。”约瑟夫的飞机从法兰克福取道伦敦，在星期四傍晚暮色四合的时候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洛德机场。从考莫伦特签发电报的那位陆军上校派了两个人乘车去机场把他接回总部去作汇报。他俩一直谈到将近凌晨两点，一个速记员记下了全部谈话。谈完后，上校靠在椅背上．面带微笑，给他的部下敬了一支烟。
　　“干得不错，”他简单地说，“我们给工厂提了警告，报告了当地政府——当然都是匿名的。研究部门的设备要拆除，我们要设法做到这一点，哪怕德国当局不协助。不过他们会协助的。那些科学家显然并不知道他们是在为谁工作。
　　我们将完全以私人身分同他们接触，他们大半会同意销毁他们的资料。他们懂得如果事情闹开了，今天德国的舆论是亲以色列的，他们将在实业界得到别的职位，并且守口如瓶。波恩也会守口如瓶，而我们也是如此。密勒怎么样？”
　　“他也会如此。那些火箭怎么样了？”
　　上校喷了一口烟，凝视着窗外夜空中的星星，“照我看，它们这下是永远飞不起来了。纳赛尔必须最迟到六七年夏天作好一切准备，而如果那个火神工厂里的研究工作垮了台，他们就绝无可能另搞一次行动，以便在六七年夏天以前把遥控系统及时地装上火箭了。”
　　“那么说，危险已经过去了。”谍报员说。
　　上校微笑着，“危险永远不会过去，它只是变了方式。
　　这个特定的危脸也许过去了，整个危险仍在发展。我们接着还得再干一仗，也许那以后还得干，直到一切告终。不管怎么说，你肯定是累了，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他拉开一个抽屉，取出一个装着私人用品的塑料袋，而谍报员则把他的伪造的德国护照、纸币，皮夹和钥匙放在桌子上。他到旁边一个房间里去换了衣服，把那些德国服装交还给他的上司。
　　上校站在门口用赞许的眼光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同他握了握手：“欢迎你回来，乌里·本·晓尔少校。”
　　谍报员恢复了自己本来身分后，感到舒服多了。他是在一九四七年刚到以色列后在帕尔马赫入伍时取得这个身分的。他乘一辆出租汽车回到他在郊区的住所，用他刚同其他个人用品一起领回的钥匙打开了房门。
　　在黑洞洞的卧室里，他可以辨认出里芙卡——他的妻子——的酣睡着的身体，薄薄的毯子随着她的呼吸起伏着。他摸进孩子们的房间，看了看他的两个孩子：六岁的希洛莫和两岁的杜夫。
　　他多么想爬上床去倚偎着他的妻子睡上几天啊，但是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呢。他放下他的提包，轻手轻脚地脱掉了衣服，甚至内衣和袜子都一起脱光。他从衣柜里取出干净的衣服换上。里芙卡睡梦正酣，毫无所知。
　　他从壁橱里取出他的军裤，它还是象他往常回家来时那样洗得干干净净，熨得笔挺。他套上发亮的黑牛皮靴，系好带子。他的卡叽衬衫和领带照旧放在原处，衬衫上的摺缝熨得笔直。他在衬衫外面罩上他的军外套，外套上唯一的饰物就是作为伞兵军官标志的闪闪发亮的钢翼和他在西奈和在越境突击战斗中赢得的五条战功绶带。
　　最后一件东西就是他的红色贝雷帽。他穿戴齐整后，又拿了几件东西塞在一个小包里。这时东方已经泛白，他走出房子，发现他的小汽车仍然停放在他一个月前临走时停放的公寓楼前的老地方。
　　虽然今天还只是二月二十六日，离最后一个冬月的结束还有三天，但空气已经回暖，预示了一个灿烂春天的征兆。
　　他向东行驶，出了特拉维夫，直奔耶路撒冷。他很喜欢这种黎明时的谧静，这种安宁、清新的气氛永远使他感到非常美妙。在沙漠里执行巡逻任务期间，他看到过千百次这种景象——凉爽而美丽的日出奇景开始了酷热的一天，有时则是战斗和死亡的一天。这是一天里最美好的时刻。
　　道路穿过海滨平原上平坦富饶的田野，伸向犹太的赭色山岗，途中经过苏醒中的腊姆拉村。过了腊姆拉，在当时情况下就要绕道拉脱隆·沙令特，多走五哩路以便绕开约旦部队的前沿阵地。在他的左侧，他可以看到阿拉伯军团的早炊升起的轻盈盈的蓝烟。
　　在阿布·谷希村里，有几个阿拉伯人在放哨警戒。而当他爬上离耶路撒冷最近的一个山岗时，太阳已经照亮了东方地平线，使那座被分割的城市中阿拉伯区里的岩石圆顶显得光彩夺目。
　　他把车子停放在离他目的地四分之一哩的地方，然后顺着大街走向雅德·伐歇姆灵庙。大街两旁耸立着为纪念前来助战阵亡的非犹太人而种植的树木，而在灵庙的巨大铜门后面，则是在大屠杀中牺牲的他的六百万犹太同胞的神龛。
　　上了年纪的看门人告诉他说，时间太早，还不到开放的时候。但他说明了他的要求之后，看门人就放他进去了。他步入纪念堂，向四周扫视了一眼。他曾为他自己的家庭祈祷而来过这里，但这座用巨大的灰色花岗石砌成的厅堂仍使他感到肃穆逼人。
　　他趋步向前，在栏杆旁凝视着用黑色的希伯莱字母和罗马字母铭刻在灰色石头地板上的名字。灵堂内昏暗无光，只有长明灯的火焰在浅底的黑色碗钵上闪闪跳动。
　　他凭借这点光亮，可以看见地板上成排成排的名字，奥斯威辛，特来勃林卡、贝尔森、拉芬斯布吕克、布痕瓦尔德……名字多得数不过来，但他找到了他要找的那一个：里加。
　　他不必再戴上祈祷帽，因为他仍然戴着他的红色贝雷帽，而这就可以了。他从他的小包里拿出一条镶有缘饰的丝围巾，即所谓祈祷巾，也就是密勒曾在阿尔托纳区的老头的衣物里发现过而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那种围巾。他把它围在肩膀上。
　　他又从小包里拿出一本祈祷书，翻到所需要的那一页。
　　他走到把灵堂分成两半的一排黄铜栏杆旁边，用一只手抓住栏杆，眼睛凝视着栏杆一侧正对着他的长明灯火。因为他不是一个教徒，所以他在念那些已有五千年历史的祷文时需要不时翻阅他的祈祷书。
　　就这样，在所罗门·陶伯的灵魂在里加死去后二十一年，终于由一个以色列陆军伞兵部队的少校站在圣地的一座山岗上为它诵经超度。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最后都能一一得到明确交代，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不过这是非常罕见的。人们继续生活下去，或生或死，何时何地，各有定数。就所能访知的，各主要人物的遭际有如下述。
　　彼得·密勒回家结了婚，专门从事报道那些茶余酒后足为谈资的东西。到一九七零年夏天时，西吉已怀上第三个孩子。
　　敖德萨的人溃散了。爱德华·罗施曼的妻子回了家，后来接到她丈夫的来电，说他在阿根廷，她拒绝前往。一九六六年夏，她照老地址（吉巴尔别墅）给他写信，要求在阿根廷法院办理离婚手续。
　　信被转到了他的新地址。她收到一封回信，表示同意她的要求，但指定要在德国法院办理，并附来了一个同意离婚的法律文件。她在一九六六年获准离婚。她仍住在德国，但恢复了她结婚前的姓氏缪勒，而这个姓在德国是成千上万多如牛毛。罗施曼的第一个妻子海拉仍住在奥地利。
　　狼人和他在阿根廷的怒火万丈的上司终于言归于好。他变卖了私产，跑到西班牙的福尔门特拉岛买了一座小小的庄园定居下来。
　　无线电工厂则关门大吉。为海尔旺的火箭制造遥控系统的科学家们都在实业界或学术界找到了工作，但他们一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罗施曼执行的计划则彻底垮台了。
　　安装在海尔旺的火箭永远也未能起飞。火箭的燃料、点火系统俱已准备就绪，弹头已投入生产。对弹头的真实存在也许抱有怀疑的人，不妨去查阅一下奥托·约克来克教授在瑞士巴塞尔省法院于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至二十六日审理约·瑟夫·本·加尔一案时所作的证词。四十枚预制的火箭由于得不到导向它们在以色列的目标时所必需的电子系统，一直被搁置在海尔旺的已被废弃的工厂里，在六天战争期间让轰炸机炸个一干二净。而在此以前，那些德国科学家已经灰溜溜地返回德国了。
　　克劳斯·文策尔的档案落进政府当局之手后，敖德萨的一大批阴谋计划便全部垮台。开端良好的一年，却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性的结尾。难怪在多年之后，路德维希堡的Ｚ委员会的那位律师兼调查员可以宣称说：“一九六四年对我们来说是个好年头，不错，是个极好的年头。”
　　一九六四年末，为这一系列揭露深感震惊的艾哈德总理，向国内外颁发了一个公告，呼吁一切知道受通缉的党卫军罪犯下落的人向政府当局出首告发。反应是强烈的，路德维希堡的人员在工作上得到了巨大的帮助，这种帮助延续了好几年之久。
　　至于说到在德国一以色列武器交易的幕后的政界人物；德国的阿登纳总理退居到他在栾道夫的别墅里，这座别墅俯临他所热爱的莱茵河，离波恩也很近。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他在那里去世了。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继续在议会里担任议员，直到一九七零年才宣布退休，回到了他在西得·布克尔农场的老家。他的住宅座落在尼格夫的褐色山丘的深处，处在从比尔希巴到埃拉特的路线上。他非常好客，兴致勃勃，无所不谈，但就是只字不提海尔旺的火箭和对参与其事的德国科学家施行报复一事。
　　至于参与这一事件的秘密机构人员：阿密特将军继续担任首脑职务，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他肩负重任，保证他的国家能及时获得六天战争所需的尖端情报。历史证明他搞得成绩斐然。
　　他退休后担任了以色列的劳工所有的柯尔工业公司的主席兼总经理。他仍然过着非常俭省的生活，他的迷人的妻子约娜一如既往地拒绝雇佣女仆，亲身操持全部家务。
　　他的继任者是茨维·柴米尔将军，任职至今。
　　乌里·本·晓尔少校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星期三率领一个伞兵连攻入耶路撒冷老城时牺牲了。他头部中了一颗阿拉伯军团的子弹，倒在杏仁树门以东四百码的地方。
　　西蒙·维森塔尔仍旧住在维也纳从事他的工作，东收一点，西抓一把，慢慢地探索着那些在逃的党卫军凶犯的下落，他每月，每年都大有收获。
　　里昂于一九六八年在慕尼黑去世。他死后，原先在他带领下进行个人报复活动的那帮人心灰意懒，风流云散了。
　　最后还有曾在去维也纳的公路上堵住了密勒的汽车的坦克车长乌利希·弗兰克上士。他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坦克——“岩龙”——的命运。它没有进废铁堆，它被装上一辆货车运走了，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它。四十个月以后，他哪怕见了也无法认出它来了。
　　它的灰色钢体车身被另行髹漆成土褐色，以便和沙漠的景色溶为一体。炮塔上德国陆军的黑色十字变成了淡蓝色的六角大卫星。他给它取的名字也消失了，它被重新命名为“马沙达精神”。
　　它仍归一位上士指挥，那是一个鹰钩鼻、黑胡子的人，名叫那森·莱维。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这辆Ｍ—48巴顿式坦克开始了它自从十年前由密执安州底特律城的工厂竣工交货以来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战斗周。它是伊斯雷尔·塔尔将军投入争夺米特拉山口战斗的坦克之一。两天以后，六月十日（星期六）的中午，这辆满身沾满尘土和油泥，弹痕累累、履带已被西奈的岩石磨成薄片的老式巴顿，在苏伊士运河的东岸戛然灭火了。
　
译后记
　
　　本书作者弗雷德里克．福赛斯是英国的通讯社和电视台记者，也写小说。他的写作特点是：抓住某一时期引人注意的政治事件，加上一些虚构的人物和情节，使作品既给人以真实感，又饶有情味。
　　《敖德萨档案》是福赛斯的第二部小说，于一九七二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不久并拍成电影。
　　在这本小说中，一系列惊险的事件是在中东地区以埃对峙的真实背景中展开的。作者的同情显然是在以色列一边，因为他心目中应当根除的残暴的纳粹分子正在为埃及制造大规模杀人的武器。不论故事情节纯属虚构，或是含有某些真实的成分，但作者借此极度渲染并美化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明显地暴露了他对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仇视态度。
　　这本小说吸引读者的地方，主要在于作者对整个事件中敌对双方展开生死搏斗的惊险过程，包括一系列作案技术的细节，都作了异常细致，具体的描绘。由于这一特点，这本小说对于从事侦察工作的专业人员，似乎不无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