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第二章 科学史及其合理重建 　　导言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本文以康德这一名言的意思为提示，拟说明科学编史学与科学哲学应该怎样相互学习。本文将论证：（a）科学哲学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作出合理的说明；（b）借助于（经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C）对历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经验的（社会－心理学的）“外部历史”加以补充。 　　规范的－内部的东西与经验的－外部的东西之间的重要分界对每一种方法论来说各不相同。内部编史理论与外部编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决定了历史学家对问题的选择。但外部历史的某些最关键的问题只能根据自己的方法论来阐明；如此定义，内部历史便是首要的，而外部历史只是次要的。实际上，鉴于内部（而不是外部）历史的自主性，外部历史对于理解科学是无关的。 　　1 竞争的科学方法论；合理重建作为历史的指导 　　在当代科学哲学中，流行着好几种方法论；但它们都与十七世纪甚至十八世纪中人们所理解的“方法论”大不相同。当时人们希望方法论能给科学家提供一本机械的规则薄以解决问题，边种希望现在已放弃了：现代方法论，或“发现的逻辑”只是由一些评价现成的已经明确表达出来的理论的（可能甚至不是紧密结合的、更不是机械的）规则组成的。这些规则或评价体系，还常常作为“科学合理性的理论”、“分界标准”或“科学的定义”。当然，在这些规范规则的立法范围之外，有经验心理学和发现的社会学。 　　现在我来概述四种不同的“发现逻辑”。每一种发现逻辑在决定（科学地）接受及拒斥理论或研究纲领的规则上都有其特点。这些规则早有双重作用。首先，它们起着科学诚实性的法典的作用，这一法典是不容违背的；第二，它们起着（规范的）编史学研究的硬核的作用。我想集中谈一谈的是它们的第二个作用。 　　（a）归纳主义 　　归纳主义是最有影响的科学方法论之一。归纳主义认为，只有描述了确凿事实的命题和由确凿事实无误地归纳概括出来的命题可被接纳到科学体中来。归纳主义者接受一个科学命题时，是把它当作已经证明的真命题而接受的；若非已经证明，他便拒斥这一命题。他的科学严密性是严格的：命题要么必须由事实证明，要么必须由其他已经证明的命题演绎地或归纳地导出。 　　每一种方法论都有其特定的认识论问题和逻辑问题。例如，归纳主义必须毫无疑问地确立“事实”（“基本”）命题的真理性和归纳推理的正确性。有些哲学家过分专注于自己的认识论问题和逻辑问题，以至于从来都没能对实际历史发生兴趣；如果实际历史不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甚至会轻率地主张我们整个的科学事业应重新开始。还有一些人不加考虑地采取某种不成熟的方法，以解决这些逻辑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他们致力于历史的合理重建，却未意识到他们方法论的逻辑－认识论的弱点（甚至是站不住脚的）。 　　归纳主义的批评主要是怀疑论的：与其说这种批评在于揭露一个命题是虚假的，不如说在于揭露它是未经证明的，即伪科学的。当归纳主义的历史学家撰写一门科学学科的史前史时，他可能大大地依赖这种批评。并且，他经常借助于某种“外部的”说明，如关于天主教教会的阻碍影响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来说明早期黑暗时代——人们沉溺于“未经证明的观念”的时代。 　　归纳主义的历史学家只承认两种真正的科学发现：确凿的事实命题和归纳概括。这些，而且只有这些，才构成了他的内部历史的支柱。一写历史，他就要寻找这类命题和概括－要找到这些是相当困难的。只有当他找到了这些，他才能动手建造他那美丽的金字塔。革命在于揭露（非理性的）谬误，然后就将谬误从科学史驱逐到伪科学史中，驱逐到纯信仰的历史中；在任何领域中，真正的科学进步都开始于最近的科学革命。 　　每一种内部编史学都有其独特的成功典范。归纳主义编史学的主要典范是开普勒对第谷。布拉赫的周密观察所做的概括；牛顿又通过归纳概括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现象”而发现了自己的万有引力定律，安培通过归纳概括自己对电流的观察而发现了电动力学定律。近代化学也被一些归纳主义者认为实际开始于拉瓦锡的实验及他对这些实验的“真实说明”。 　　但归纳主义的历史学家提不出一个合理的“内部”说明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最初的实例中选择了某些事实而不选另外一些事实。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非理性的、经验的外部问题。作为一种“内部的”合理性理论，归纳主义与许多不同的补充的经验的或外部的“问题－选择”理论是一致的。例如，粗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问题－选择”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这同归纳主义是一致的；实际上，有些粗陋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科学史的主要阶段同经济发展的主要阶段等同起来。但是，事实的选择不必由社会因素来决定，它可能由科学之外的知识影响来决定。有一种“外部”理论认为，问题的选择主要是由先天的或任意选择的（或传统的）理论（或“形而上学的”）框框决定的，归纳主义同这种外部理论也同样是一致的。 　　有一种激进的归纳主义，它指责说，一切外部影响，不论是知识的、心理的、还是社会的，都造成了不能容忍的偏见：激进的归纳主义者只允许空虚心灵的〔任意〕选择。激进归纳主义反过来又是一种特殊的激进内部主义。后者认为，一旦发现对一个科学理论（或事实命题）的认可受到某种外部影响，就必须撤销自己的认可：证明了有外部影响，就意味着认可是无效的。但是，由于外部影响总是存在的，因此激进内部主义是乌托邦，而且，作为一种合理性的理论，激进的内部主义自己摧毁了自己。 为什么一些大科学家高度评价形而上学，甚至，为什么他们出于在归纳主义者看来十分奇怪的原因认为他们的发现是伟大的？当激进归纳主义的历史学家面对这个问题时，他就会把这些“错觉”问题交给心理病理学去解决，也就是说，交给外部历史去解决。 　　（b）约定主义 　　约定主义允许建立任何把事实组织成某种连贯整体的鸽笼体系。只要可能，约定主义者便永远不想触动这种鸽笼体系的中心：当由于反常入侵而出现困难时，他只是变更一下外围阵容，并使其复杂化。但约定主义者并不认为任何鸽笼体系是被证明为真的，而只认为它是‘约定为真的“（甚至可能认为既非真又非假）。革命的约定主义认为不必永远坚持一个给定的鸽笼体系：如果这一体系笨拙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而且如果有人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体系来代替它，就可以放弃这一体系。这种约定主义在认识论上，尤其是在逻辑上，比归纳主义要简单得多：它不需要正确的归纳推理。真正的科学进步是累积的，发生在”已经证明的“事实基础层的；理论层的变化只起工具的作用。理论”进步“只在于方便（”简单性“），而不在于真理内容。当然，也可以在”事实“命题层上引进革命的约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事实“命题是根据决定，而不是根据实验”证明“。但这样，如果约定主义者要坚持认为”事实“科学的增长与客观的事实真理有关，他就必须在他的科学游戏规则之上发明某种形而上学的原则。否则，他势必要陷入怀疑主义或至少某种激进的工具主义。 　　（澄清约定主义与工具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约定主义依赖于这样一种认识，即错误的假设也可能有真实的推断；因而错误的理论也可能有巨大的预测力。因此约定主义者不得不正视对错误的竞争理论进行比较的问题。他们大多数人把真理和真理的表征混为一谈，并意识到自己持有某种实用的真理理论。波普尔关于真理内容、逼真性和证认的理论最终为一种在哲学上完美无缺的约定主义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有些约定主义者没有受过足够的逻辑学教育，因而不能认识到，有些命题虽未被证明，但可能是真的；有些命题具有真实的推断，但可能是错误的，还有一些命题是错误的，但又近似于真。这些人选择了“工具主义”：他们认为理论既不真又不假，只不过是预测的“工具”。这里所定义的约定主义是一种哲学上健全的见解；而工具主义则是它的一种退化的形式，它建立在由于缺乏基本逻辑能力而引起的哲学混乱的基础上。） 　　革命的约定主义是作为柏格森主义的科学哲学而问世的：口号是自由意志和创造力。约定主义者的科学道德法典没有归纳主义者的那样严格：它不禁止未经证明的臆测，允许围绕着任何虚构的观念建立鸽笼体系。而且，约定主义不给被放弃的体系贴上非科学的标签：科学的实际历史中被约定主义者认为合理的（“内部的”）部分要比归纳主义者认为合理的部分多得多。 　　约定主义历史学家认为，重大发现基本上是新的更为简单的鸽笼体系的发明。因而，他总是对简单性做比较：鸽笼体系的复杂之处及其被较简单的鸽笼体系所革命地取代，便构成了他的内部历史的支柱。 　　在约定主义者看来，科学革命的范例是哥白尼革命。约定主义者竭力证明拉瓦锡革命和爱因斯坦革命也是用简单的理论取代笨拙的理论。 　　约定主义的编史学不能合理地说明为什么人们在最初的实例中选择了某些事实，或为什么在各个鸽笼体系的相对优劣尚不明确的阶段，人们便试用了某种特定的鸽笼体系而不是其他的鸽笼体系。因此，约定主义同归纳主义一样，与各种补充性的经验的一“外部主义的”纲领是一致的。 　　最后，约定主义的历史学家象他的归纳主义同事一样，经常碰到“错觉”的问题。例如，约定主义认为大科学家靠他们想象力的激发而得出理论是“事之常情”，那么，为什么他们常常声称他们的理论是由事实推论出来的呢？约定主义者的合理重建与大科学家本人的重建常有出入——约定主义的历史学家把这些错觉的问题交给外部主义者去解决。 　　（C）方法论证伪主义 　　当代证伪主义是作为对归纳主义和迪昂派约定主义所作的逻辑－认识论的批评而出现的。批评归纳主义的根据是，它的两个基本假定，即可由事实“推出”事实命题的假定和可以有正确的归纳（增加内容的）推理的假定，本身就未被证明，甚至可以证明是谬误的。批评迪昂的根据是，对直觉简单性进行比较只能是一件主观趣味的事情，而且这种比较过于含糊、以至于无法以此为根据作出任何严格的批评。波普尔在他的《研究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是另一种革命的约定主义：其主要区别在于它允许约定接受的是事实的、时－空上单称的“基本陈述”，而不是时－空上普遍的理论。按照证伪主义者的道德法典，只有当可以使一个理论同一个基本陈述相冲突时，该理论才是科学的；如果一个理论同一个已经接受的基本陈述相冲突，就必须淘汰该理论。波普尔还指明了一个理论要具备科学的资格所必须满足的另一个条件：它必须预测新颖的事实，即根据先前的知识所不能预料的事实。因此，若提出不能证伪的理论或“特设的”假说（这意味着没有新颖的经验预测）便违反了波普尔的科学道德法典，正如提出未经证明的假说便违反了（古典）归纳主义的科学道德法典一样。 　　波普尔方法论的巨大吸引力在于它的清晰和有力。波普尔科学批评的演绎模型包括经验上可证伪的时－空上普遍的命题、初始条件及其推断。批评的武器是否定后件式：无论归纳逻辑还是直觉简单性都不能使这幅图画复杂化。 　　（证伪主义尽管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在认识论上也有自己的困难。在它的“独断的”原始形式中，它假定了由事实而来的命题的可证明性，因而理论的不可证明性就是一个错误的假定了。在波普尔的“约定主义的”证伪主义中，它需要某种（通方法论的）“归纳原则”以给它接受“基本陈述”的决定提供认识论的力量，并把它的科学游戏规则同逼真性大致联系起来。） 　　波普尔派历史学家寻求伟大的、“大胆的”、可证伪的理论，寻求伟大的否定的判决性实验。这些就构成了波普尔合理重建的骨架。在伟大的可证伪的理论中，波普尔派所喜爱的典范是牛顿和麦克斯韦的理论，瑞利、金斯和维恩的辐射公式，以及爱因斯坦革命。他们喜爱的判决性实验的典范是迈克耳孙－莫雷实验，爱丁顿的日食实验，以及卢默和普林希姆的实验。想把这种朴素证伪主义变成系统的编史学研究纲领的是阿伽西。尤其是，他预测（或者说“逆测”）道，每一重大实验发现的背后都有一个与该发现相矛盾的理论；一个事实发现的重要性要由该发现所反驳的那个理论的重要性来衡量。科学团体对事实发现的重要性所作的价值判定，例如对伽伐尼、奥斯忒、普里斯特利、伦琴和赫兹等人的发现所作的价值判定，阿伽西似乎只按表面价值予以接受；但他不承认下面这种“神话”，即这些发现都是偶然的发现（如人们对前四项发现所说的那样），或这些发现都是确认性证据（如赫兹最初对自己的发现所认为的那样）。这样，阿伽西就得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所有这五项实验都是对他所要揭示的（甚至在许多场合实际上他认为是已经揭示的）理论的成功反驳，有几项甚至是有计划的反驳。 　　波普尔派的内部历史反过来立即由外部历史的理论作了补充。因此，波普尔本人解释说（从正面）（1）对科学理论的主要外部刺激来自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甚至来自神话（这一点后来主要由科依列作了出色的说明），（从反面）（2）事实不构成这类外部刺激，事实发现完全属于内部历史，是作为对某个科学理论的反驳而出现的，所以只有当事实同先前的某种预料相矛盾时，事实才能受到注意。这两个论点都是波普尔的发现的心理学的基石。费耶阿本德发展了波普尔的另一个有趣的心理学论点，即竞争理论的增值可能由外部加速内部的波普尔式的证伪。 　　但是，证伪主义的外部补充理论不必局限于纯知识的影响。必须强调，（对不起，阿伽西，）关于科学进步的原因，证伪主义与归纳主义一样都是同粗陋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致的；唯一的区别是，在归纳主义看来，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事实的发现，而在证伪主义看来，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科学理论的发明；而事实的选择（即证伪主义者所认为的“潜在证伪者”的选择）主要是由理论内部地决定的。 　　“错觉”（认证伪主义的合理性理论的观点看认为是“错的”）给证伪主义的历史学家造成了一个问题。例如，为什么有些科学家相信判决性实验是肯定和证实性的，而不是否定和证伪性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证伪主义者波普尔比他的任何前人都更精细地论述了（他的“第三世界”中的）客观知识与其在个人心中歪曲了的反映之间的分离。这样，他就为我区分内部历史与外部历史开辟了道路。 　　（d）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我的方法论认为伟大的科学成就是可以根据进步的和退化的问题转换加以评价的研究纲领；科学革命在于一个研究纲领取代（在进步中超过）另一个研究纲领。这一方法论对科学提出了一种新的合理重建。通过同证伪主义和约定主义进行比较，这一方法论得到了最好的描述，该方法论认证伪主义和约定主义中都借用了必要的成分。 　　这一方法论向约定主义借用的是，允许根据约定不光合理地接受时－空上特殊的“事实陈述”，而且可以根据约定合理地接受时－空上普遍的理论：实际上，这成了理解科学增长的连续性的最重要的线索。评价的基本单位不能是孤立的理论或理论的合取，而是“研究纲领”。研究纲领有一个根据约定而接受的（因而根据暂时的决定是“不可反驳的”）“硬核”，有一个“正面启发法”。正面启发法限定问题，草拟辅助假说保护带的建立，预见反常并成功地将其转为证例。所有这一切都要根据预定的计划进行。科学家列举出反常，但只要他的研究纲领不减势头，他大可不理睬它们。决定他的问题选择的主要是纲领的正面启发法，而不是反常。只有当正面启发法的动力减弱时，才予以反常较多的注意。以这种方法，研究纲领方法论便能够说明理论科学的高度自主；而朴素证伪主义者的支离破碎的猜测和反驳却不能。在波普尔、沃特金斯和阿伽西看来是外部的有影响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这里却成了纲领的内部“硬核”。 　　研究纲领方法论给科学游戏画了一幅同方法论证伪主义者所画的大不相同的图画。最好的开棋招数不是一个可证伪的（因而是一致的）假说，而是一个研究纲领。纯粹的（波普尔意义上的）“证伪”不应该意味着拒斥。纯粹的“证伪”（即反常）可以记录下来，但不必根据它来行动。波普尔的重大否定判决性实验不复存在了：“判决性实验”是一尊称，授予某些反常当然是可以的，但这只能是在事过之后很久，只能是在一个纲领被另一个纲领击败之后。波普尔认为，一个判决性实验可以表述为与一个理论相冲突的业经接受的基本陈述；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任何业经接受的基本陈述都不能独自给科学家以拒斥一个理论的权利，这种冲突可能带来一个（或大或小的）问题，但决不会带来“胜利”。自然界或许会喊不对，但人类的智慧（同韦尔和波普尔所说的相反）可能永远都能喊得更响。有了足够的智慧和某种运气，任何理论，即使是错误的理论，都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进步的”辩护。波普尔的“猜测与反驳”的模式，即先由假说尝试，继以实验证谬的模式应予摈弃：在实验实施之时，更不必说在实验实施之前，一切实验都不是判决性的（从心理上讲或许例外）。 　　然而，应该指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比迪昂的约定主义更加锐利：一个纲领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或一个纲领是否超过了另一个纲领，对于这个问题的评价，我注入了一些波普尔式的硬成分，而不必让迪昂的不能明确表达出来的常识来判定什么时候应该放弃一个“框框”。也就是说，我给出了一个纲领内的进步和停滞的标准，并且给出了“淘汰”整个纲领的规则。只要一个研究纲领的理论增长预见了它的经验增长。也就是说，只要它继续不断地相当成功地预测新颖的事实（“进步的问题转换”），就可以说它是进步的；如果它的理论增长落后于经验增长，即它只能对偶然的发现、或竞争的纲领所预见和发现的事实进行事后的说明（退化的问题转换），这个纲领就是停滞的。如果一个研究纲领比其对手进步地说明了更多的东西，它就“胜过”了其对手，也就可以淘汰这个对手（说将其“暂时搁置”起来也行）。 　　（在一个研究纲领内部，一个理论只能被一个更好的理论所淘汰，即被一个比先行理论具有超余经验内容的理论所淘汰，这些经验内容有一些随后得到确认。而为了一个理论被另一个更好的理论取代，甚至并不一定要在波普尔的意义上对第一个理论进行“证伪”。因此，进步的标志是证实超余内容的证据，而不是证伪性的证据；经验“证伪”和实际上的“拒斥”变成了两码事。在一个理论被修改之前，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该理论在哪一方面遭到了“反驳”，而且一些最有趣的修改是由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法”引起的，而不是由反常引起的。光是这一不同就有重要的后果，它使得科学变革的合理重建同波普尔的重建大为不同。） 　　要断定一个研究纲领什么时候便无可挽救地退化了，或什么时候两个竞争纲领中一个对另一个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是非常困难的，这尤其是因为不应要求纲领步步都是进步的。在这一方法论中，正如在迪昂的约定主义中一样，不可能有即时的（更不必说机械的）合理性。不论逻辑学家证明有矛盾，还是实验科学家对反常的判决，都不能一举打败一个研究纲领。人只能事后“聪明”。 　　谦虚在这一科学道德法典中的作用较在其他科学道德法典中的作用更大。必须明白，一个对手，即使大大地落后，也有可能卷土重来。一方的任何优势都不能被认为是绝对确定的，任何纲领都有失败的可能；同时，任何纲领也都有胜利的可能。因此，固执象谦虚一样在较大的范围内是“合理的”。然而，竞争双方的比分应予以记录，并随时公布。 　　（在此，我们至少应谈一下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主要认识论问题。象波普尔的方法论证伪主义一样，目前它体现了一种颇为激进的约定主义形式。要把实用的接受和拒斥这种科学游戏同逼真性联系起来（即使是微弱地联系起来）需要加上某种超方法论的归纳原则。只有这样一种“归纳原则”才能将科学由一场纯游戏变为认识论上合理的运动，由一些为寻求知识趣味而采取的轻松的怀疑论的棋法变成一种较严肃的可错论者接近宇宙真理的冒险。）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跟任何其他方法论一样，构成了一个编史学研究纲领。接受这一方法论作为指导的历史学家要在历史中寻找竞争的研究纲领，寻找进步的和退化的问题转换。在迪昂派历史学家只从简单性（如哥白尼学说的简单性）中看出革命的地方，以研究纲领方法论为指导的历史学家要寻找超过退化纲领的大规模的进步纲领。在证伪主义者看到一个判决性的否定实验的时候，以研究纲领方法论为指导的历史学家要“预测”出并没有什么判决性的否定实验，在任何所谓的判决性实验背后，在理论与实验之间任何一场所谓的战斗背后，都隐藏着一场两个研究纲领之间的持久战。只是在事过之后，证伪主义的重建才将战争的结局与某一个所谓的“判决性实验”联系在一起。 　　研究纲领方法论同任何其他科学合理性的理论一样必须由经验的－外部的历史作为补充。任何关于合理性的理论都不能解决为什么孟德尔遗传学五十年代在苏俄销声匿迹了，为什么某些研究遗传种族差别的学派或研究经济外援的学派六十年代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声名狼籍了这类问题。还有，要说明不同研究纲领的不同发展速度，我们可能需要求助于外部历史。科学的合理重建（在我所用该术语的意义上）不能够面面俱到，因为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即使当他们合理地行动时，他们也可能对自己的合理行为抱有错误的理论。 　　但是研究纲领方法论在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之间进行了分界。这一分界明显不同于其他合理性理论所做的分界。例如，坚持一个“已被反驳的”或矛盾的理论，在证伪主义者看来是（令人遗憾地常见的）非理性的现象，因此，他将这种现象交给外部历史来解决，按照我的方法论，这种现象很可能被从内部解释为对一个有希望的研究纲领所进行的合理辩护。再如，成功地预测新颖的事实构成了一个研究纲领的重要证据并因而构成了内部历史的关键部分，而对归纳主义者和证伪主义者来说，这却是不相关的。归纳主义者和证伪主义者认为，事实的发现在理论之前，还是在理论之后，这并不重要：只有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才是决定性的。一个理论碰巧预见了一个事实发现，这种历史巧合的“非理性的”影响是没有任何内部意义的。这种预见构成的“不是证据而［仅仅］是宣传”。让我们再以普朗克对他自己1900年的辐射公式不满作为例子。普朗克认为这个公式是“武断的”。在证伪主义者看来，这一公式是一个大胆的、可证伪的假说；普朗克对它的不满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对此只能用心理学来解释。然而，按照我的观点，可以从内部说明普朗克的不满：他的不满是对“特设3”理论的合理谴责。再举一个例子：在证伪主义看来，不可反驳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外部的知识影响，而按我的方法，它是对科学进行合理重建的一个重要部分。 　　迄今为止，多数历史学家倾向于把某些问题的解决看成是外部主义者的专利权。甚为常见的同时发现就是这些问题中的一个。对于这个问题，粗陋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很不费力的回答：一旦出现了对某一发现的社会需求，就会有许多人在同一时间做出同一发现。那么，什么东西算是一个“发现”，尤其是一个重要发现，这要取决于一个人的方法论。在归纳主义者看来，最重要的发现是事实的发现，而实际上，这类发现经常是同时做出的。在证伪主义者看来，重要发现在于发现一个理论，而不是发现一个事实。一旦发现（更确切地讲，是发明）了一个理论，它就成了公共财产；好几个人便会同时检验这个理论，并同时作出（次要的）事实发现，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而且，一个已经发表的理论对于设计高层可独立检验的说明而言是一个挑战。例如，如果有了开普勒的椭圆和伽利略初步的动力学，几个人同时“发现”了反平方定律，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一个问题状况是公开的，那么几个人同时得出了问题的解，这根据纯粹的内部理由就可以说明。然而发现一个新问题可能就不那么容易解释了。如果认为科学史是由竞争的研究纲领组成的，那么大多数同时发现，不论是理论发现还是事实发现，便可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即研究纲领是公共财产，许多可能互不相识的人在世界的不同地方都研究这些纲领。但是，真正新颖、重要、革命性的发展却很少是同时做出的。只是由于错误的事后认识，一些所谓同时发现的新颖纲领才被看成是同时发现的：事实上，它们是不同的发现，只是后来才合成了一个发现。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领先权的争论，为什么把领先权的争执看得如此重要并花费这样多的精力，这个问题是外部主义者喜爱的一个猎场。归纳主义者、朴素证伪主义者或约定主义者只能从外部说明这个问题；但根据研究纲领方法论，有些领先权争执问题是重要的内部问题，因为在这一方法论中，哪一个纲领第一个预测了新事实，哪一纲领只是后来迎合了届时已旧的事实，这个问题对合理评价变得至关重要。有些领先权争执可由合理的利害来说明，而不只是用虚荣及对声誉的贪婪来说明。这样，下面的事实就变得重要了，例如，第谷的理论只是事后成功地说明了业已观察到的金星的盈亏和地球与金星的距离，这原先就被哥白尼派准确地预言了；再如，笛卡儿派设法说明了牛顿派预测到的一切，但只是事后才说明的。牛顿光学理论也是事后说明了惠更斯派预见并首先观察到的许多现象。 　　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怎样把其他编史学认为是外部的许多问题变成了内部问题。不过有时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的分界线也向相反的方向移动。例如，可能有一个实验（由于没有一个更好的理论）被立即作为一个否定的判决性实验而接受下来。在证伪主义者看来，这种接受是内部历史的一部分；而在我看来，这种接受不是合理的，必须由外部历史来说明。 　　注释。研究纲领方法论既受到了费耶阿本德的批评，也受到了库恩的批评。库恩认为：“［拉卡托斯］必须规定在特定的时间可用来区别退化的研究纲领和进步的研究纲领的标准，等等。否则，他就是对我们空谈一通。”实际上，这些标准我是规定了的，但库恩的意思可能是“只有加上－时间限制（表面上是－退化的问题转换的东西，可能是－更长的进步时期的开端），［我的］标准才有实际力量。”由于我没有规定这种时间限制，因此费耶阿本德断定我的标准不过是“辞藻装璜”。马斯格雷夫在一封信中也提到了相关的一点，这封信对我早先的一份草稿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设性批评。他在信中要求我说明，比如，独断地坚持一个纲领到什么程度，就应该“从外部”来说明，而不再“从内部”来说明了。 　　让我尝试说明为什么这种反对与题无关。在一个退化的纲领被一个对手超过之前，甚至之后，一个人都可以合理地坚持这个纲领。不该做的是否认该纲领的公开记录很差。费耶阿本德和库恩都把对一个纲领的方法论的评价同建议该做什么的确定的启发法混为一谈。冒一下风险是全然合理的：掩耳盗铃才是非理性的。 　　这看起来好象是支持那些坚持退化纲领的人，其实不然，因初他们大多只能是暗自坚持。一般来说，固执地坚持自己观点的论文，或者通过特设的语言调整来吸收反证据（或者甚至吸收竞争的纲领）的论文，科学刊物的编辑应该拒绝发表，研究基金会也应拒绝给予金钱资助。 　　通过区分合理地（或诚实地）坚持一个退化的纲领和非理性地（或不诚实地）坚持一个退化的纲领，上述意见也对马斯格雷夫的异议作了回答。这些意见还进一步阐明了内部历史与外部历史之间的分界。它们证明内部历史本身就足以表现为一部独立的科学史，包括退化的问题转换。外部历史说明为什么有些人对科学进步抱有错误的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可能怎样影响他们的科学活动。 　　（e）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 　　我们已经扼要地讨论了四种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理论或科学发现的逻辑，说明了每一种理论怎样为科学史的合理重建提供一个理论框框。 　　因此，所谓确凿事实的发现及所谓归纳概括，构成了归纳主义者的内部历史。事实的发现，鸽笼体系的建立，及其被所谓更简单的鸽笼体系所取代，构成了约定主义者的内部历史。证伪主义者的内部历史则突出了大胆的猜测，突出了据说内容总是不断增加的改进，尤其是成功的“否定的判决性实验”。最后，研究纲领方法论强调重要研究纲领之间长期的理论和经验竞争、进步的和退化的问题转换、以及一个纲领对另一个纲领的逐渐胜利。 　　每一种合理重建都为科学知识的合理增长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模式。但所有这些规范的重建可能都必须要由经验的外部理论作为补充以说明剩下的非理性因素。科学史总要比它的合理重建丰富。但是合理重建或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只是次要的，因为外部历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内部历史限定的。外部历史对根据内部历史所解释的历史事件的速度、地点、选择等问题提供非理性的说明；或者，当历史与其合理重建有出入时，对为什么产生出入提供一种经验的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方面，要完全由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不论科学史家想解决什么问题，他首先必须重建客观科学知识增长的有关部分，即“内部历史”的有关部分。正如已经证明的那样，什么构成了他的内部历史，这取决于他的哲学，无论他是否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关于知识增长的大多数理论都是关于独立的知识的增长理论：一个实验是不是判决性的，根据可资利用的证据一个假说是不是高度或然的，一个问题转换是不是进步的，这都丝毫不依赖于科学家的信念、个性和权威。对任何内部历史来说，这些主观因素都毫无意思。例如，“内部历史学家”记载普劳特的纲领是连同它的硬核（纯化学元素的原子量是整数）及其正面启发法（推翻并取代当时用于测定原子量的错误的观察理论）一起记载的，这一纲领后来得以贯彻到底。内部历史学家不会在普劳特是否相信当时的“实验技术”得到了“仔细的”应用、实验发现得到了恰当的解释、反常将立即被看成纯假象这种问题上浪费时间。内部历史学家将认为这一历史事实是第二世界的一个事实，而第二世界的事实只是它在第三世界中的对应物的漫画。这类漫画出现的原因不是内部历史学家的事情；他可以（在脚注中）把为什么某些科学家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抱有“错误的信念”这一问题交给外部主义者来解决。 　　因此，在构造内部历史时，历史学家是高度有选择性的：他要删去一切按他的合理性理论看来是非理性的东西。但是，这种规范的选择还算不上是充分圆满的合理重建。例如，普劳特从未明确表达出“普劳特纲领”：普劳特纲领不是普劳特的纲领。不仅一个纲领的（“内部的”）成功或（“内部的”）失败只能以事后之明鉴加以判定：而且纲领的内容经常也只能以事后之明鉴来判定。内部历史不仅仅要选择从方法论上予以解释的事实，有时可能还要选择根本地改进了的事实。这可以用玻尔纲领来说明。1913年玻尔可能根本没有想到电子自旋的可能性。没有电子自旋，他手头的问题已应接不暇了。然而，历史学家用事后之明鉴来描述玻尔纲领时，应将电子自旋包括在纲领中，因为电子自旋与纲领的最初大纲很自然地相符。玻尔在1913年本可以提出电子自旋，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在脚注中加以注明。（然后这种问题或者可以通过指出客观的、与个人无关的知识发展的合理理由从内部来解决；或者可以通过指出玻尔个人信念发展中的心理原因从外部来解决。） 　　指出历史与其合理重建之间的不一致的一个方法是在本文中叙述内部历史，而在脚注中按历史合理重建的观点指出实际历史是怎样“举止不端的”。 　　许多历史学家会对任何合理重建的观念都表示厌恶。他们会引用博林布鲁克勋爵的话说：“历史是以实例教诲人的哲学。”他们说在探讨哲学之前，“我们需要多得多的实例”。但是，这种归纳主义的编史学理论是乌托邦。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可能的。一些历史学家寻找确凿事实的发现、归纳概括，另一些历史学家寻找大胆的理论和判决性的否定实验，还有一些人却寻找重大的简单性，或寻找进步和退化的问题转换；所有这些人都有某种理论“偏见”。这种偏见当然可以被各种理论的折衷变体或理论的混杂掩盖起来：但无论折衷主义还是理论混杂都不等于无理论的观点。一个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外部问题常常清楚地引导人们看出他未言明的方法论：一些人要问为什么一个“确凿的事实”或一个“大胆的理论”恰恰在它实际被发现的时间和地方被发现，其他人要问为什么一个“退化的问题转换”能在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期内广受欢迎，或为什么一个“进步的问题转换”却“毫无道理地”不被承认。已有人长篇累牍地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科学是否只是在欧洲出现，如果是的，为什么；但是，如果不根据某种规范的科学哲学清楚地给“科学”作出定义，这种研究就只能是一些混乱的杂论。外部历史最有趣的问题之一就是规定出使科学有可能进步的必要的（当然永远也不会是充分的）心理条件，甚至社会条件。但是要阐明这一“外部”问题，就势必要涉及某种方法论的理论，某种科学的定义。科学的历史是以规范的方式加以选择和解释的事件的历史。这样，迄今被忽视了的对竞争的科学发现的逻辑进行评价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对竞争的历史重建进行评价的问题，便获得了头等的重要性。现在我就来讨论这一问题。 　　2 方法论的批评比较：以历史检验其合理重建 　　科学合理性的理论可分为两大类。 　　（1）辩护主义的方法论规定了非常高的认识论标准：古典辩护主义者认为，只有当一个命题被证明时，该命题才是“科学的”。新辩护主义者认为，如果一个命题（在概率计算的意义上）是或然的或（在波普尔关于证认的第三个注释的意义上）被证认到了一种证明度的时候，该命题才是“科学的”。有些科学哲学家放弃了证明科学理论或计算科学理论的概率的想法，但他们仍然是独断经验主义者：不论归纳主义者、概率主义者、约定主义者，还是证伪主义者，他们仍然坚持“事实”命题的可证明性。当然，现在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辩护主义都在认识论和逻辑批评的力量下崩溃了。 　　（2）我们所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实用的－约定主义的方法论。某种普遍的归纳原则给这种方法论戴上了皇冠。约定主义的方法论在还没有为证明与反驳、真理与谬误制定出规则的情况下，就先为“接受”与“拒斥”事实的和理论的命题制定了规则。这样，我们就有了不同的科学游戏规则体系。归纳主义的游戏包括收集“可接受的”（不是业已证明的）材料，并从中作出“可接受的”（不是已经证明的）归纳概括。约定主义的游戏包括收集“可接受的”材料，并将它们安排在尽可能简单的鸽笼体系中（或设计出尽可能简单的鸽笼体系，然后充之以可接受的材料）。波普尔还把另一种游戏规定成“科学的”。即使已在认识论和逻辑上丧失信誉的那些方法论，经过这样的阉割，也可以继续指导历史的合理重建。但是，这些科学游戏同认识论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联系，除非我们给这些游戏加上某种形而上学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归纳的”）原则，这种原则会告诉人们说，正如该方法论所规定的那样，该游戏给了我们接近真理的最佳机会。这样，这种原则就把该游戏的纯约定变成了可错的猜测；而没有这种原则，这场科学游戏就与任何其他游戏没有什么区别了。 　　批评约定主义的方法论，如迪昂的和波普尔的约定主义方法论，是很困难的。我们没有显而易见的方法来批评一场游戏或一个形而上学的归纳原则。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想提出一个关于如何评价这种科学方法论（即至少在引进归纳原则之前的第一阶段中是约定主义的那些科学方法论）的新理论。我将证明，不直接涉及任何认识论的（甚至逻辑的）理论，不直接利用任何逻辑－认识论的批评，也可以批评方法论。这种批评的基本观念是，所有的方法论都起编史学的（或元历史的）理论（或研究纲领）的作用，因而，可以通过批评它们所指导的合理的历史重建来批评这些方法论。 　　我将尝试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来发展这种编史学的批评方法。我由一个特殊的例子着手：我首先通过把（规范的－编史学的元层次上的）证伪主义“应用”于证伪主义本身来“反驳”证伪主义，然后，我还要把证伪主义应用于归纳主义和约定主义，并且要论证，借助于这种皮浪式的战争机器，所有方法论都必然以“被证伪”而告终。最后，我不再用证伪主义，而是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还是在规范的－编史学的元层次上）“应用”于归纳主义、约定主义、证伪主义以及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本身，并证明根据这一元标准可以对方法论进行建设性的批评与比较。这种规范的－编史学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于如何比较竞争的发现逻辑提供了一个一般的理论，在这些竞争的发现逻辑中（在一种仔细地加以规定的意义上），历史可被看成是对其合理重建的一种“检验”。 　　（a）以证伪主义作为元－标准：历史是对证伪主义（以及任何其他方法论）的“证伪”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科学评价在自己的纯“方法论的”形式中，都是一些约定，并且总是可以将其表述为一种科学定义。怎样才能批评这样一种定义呢？如果唯名论地解释定义，定义只是一个缩写、一种名称上的提法、一个重言式。怎样才能批评一个重言式呢？以波普尔为例，他声称他的科学定义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在它的帮助下，可以澄清和说明许许多多论点”。他引用门杰的话说。“定义即教条，只有由定义得出的结论才能给我们以新的洞察力。”但是，定义何以能够具有说明力并给人以新的洞察力呢？波普尔的回答是：“只有根据我对经验科学定义的推断和基于该定义的方法论的决定，科学家才能够看出该定义与自己为之努力的目标的直觉观念的差距。” 　　波普尔的这个回答符合他的这样一个一般观点，即通过讨论某些约定对于某种目的的“相符性”，便可以对这些约定进行批评：“对于任何约定的相符性，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只有在有着某种共同目的的派别之间，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合理的讨论。对这一目的的选择……则超出了合理争论的范围。”实际上，波普尔从未提出一个对一致的约定进行合理批评的理论。他没有提出，更谈不上回答这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你将放弃你的分界标准？” 　　然而这个问题是可以回答的。我分两步作出我的回答：我首先提出一个朴素的回答，然后再提出一个比较精致的回答。我首先按照波普尔自己的叙述，回顾一下他是怎样得出他的分界标准的。波普尔象他那个时代中最杰出的科学家一样，认为牛顿的理论尽管被反驳了，仍然是一项杰出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的理论则更好；而占星术、弗洛伊德主义和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伪科学。他的问题是要找出一个产生了这些关于特殊理论的“基本判定”的科学定义；而他的确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答案。现在让我们考虑这样一种建议：如果一个合理性理论或分界标准与科学名流公认的“基本价值判定”相冲突，那么就应该拒斥这个合理性理论。实际上，可以认为这个元方法论规则（元证伪主义）与波普尔的方法论规则（证伪主义）是一致的，即如果一个科学理论与科学团体一致接受的一个（“经验的”）基本陈述相冲突，那么就应该拒斥这个科学理论。波普尔的整个方法论依赖于这样一个论点，即（相对地说）存在着其真值能为科学家一致同意的单称陈述，没有这种一致同意，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空想的通天塔，“科学的摩天大楼很快就会化为废墟”。但即使对“基本”陈述有了一致同意，如果对如何评价与这一“经验基础”有关的科学成就没有一致的同意，科学的摩天大楼难道不是会同样快地化为废墟吗？无疑会的。迄今对于理论的科学性的普遍标准还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对于单个的成就却有着相当一致的意见。迄今对于科学合理性的理论还没有一般的一致意见，但对于游戏中特殊的、单独的一步是科学的还是幻想的，对于特殊的一步棋法是下对了还是下错了，却有着相当一致的意见。因此，科学的一般定义必须将公认的最好棋法重建为“科学的”：如果这一科学定义做不到这一点，就必须拒斥它。 　　然后，让我们尝试性地提议，如果一个分界标准同科学名流的“基本”评价相冲突，那就应该拒斥该标准。 　　现在，如果我们应用这个（我随后就要拒斥的）准经验的无标准，那么，波普尔的分界标准即波普尔的科学游戏的规则就非被拒斥不可。 　　波普尔的基本规则是，科学家必须事先规定在什么实验条件下他将放弃自己的甚至是最基本的假设。例如，当他批评精神分析学时，他写道：“必须事先立下反驳的标准：哪一种可观察的状况，如果真地被观察到了，就意味着理论被反驳了，对此必须达成一致。但何种临床反应会使分析家满意地看到不仅反驳了一次特殊的分析诊断，而且反驳了精神分析学本身呢？分析家们可曾讨论过这种标准并达成一致？”就精神分析学而言，波普尔是对的：尚无任何人来回答他的问题。弗洛伊德派被波普尔关于科学诚实性的根本性挑战搞得狼狈不堪，实际上，他们拒绝规定放弃自己的基本假设的实验条件，波普尔认为这是他们在知识上不诚实的标志。但是，如果我们把波普尔的问题提给牛顿派的科学家，那又怎么样呢？“何种观察会使牛顿派满意地看到不仅反驳了一个特殊的牛顿论的说明，而且也反驳了牛顿的动力学及万有引力理论本身呢？牛顿派可曾讨论过这种标准并达成一致？”可惜，牛顿派很难作出肯定的回答。但这样一来，既然分析家们按波普尔的标准被指责为不诚实，那么牛顿派也必须受到指责。然而，尽管牛顿科学有这种“独断主义”，最伟大的科学家们以及波普尔本人，都高度尊重牛顿科学。这样一来，牛顿的“独断主义”便是对波普尔定义的“证伪”：它公然反抗了波普尔的合理重建。 　　波普尔当然可以收回他著名的挑战，而只要求包括初始条件、各种辅助性理论和观察理论在内的理论体系的可证伪性并且根据证伪予以拒斥。这是相当大的退让了，因为这允许想象力丰富的科学家在他的理论迷宫外围某一偏僻的、不显眼的角落里做些适当的侥幸的改动，来挽救他喜爱的理论。但就连波普尔的降低了的规则也会把甚至最杰出的科学家说成是非理性的独断主义者。因为在重大的研究纲领中，总是有已知的反常：研究者通常不理睬它们，而是遵循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一般来说，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正面启发法上，而不让反常分散他的精力，他希望随着纲领的进步，“顽抗的证据”会变成确认的证据。根据波普尔的规则，最伟大的科学家们在这种情况下都使用了违禁的棋术、特设的策略：多数物理学家不把水星反常的近日点看成是对牛顿关于我们行星系的理论的证伪，并因而看成是拒斥牛顿理论的理由，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可疑的证据搁置起来，留到以后的某个阶段再解决，要不就提出特设的解决方法。把波普尔认为的（显著的）反例作为（纯粹的）反常，这一方法论态度为最出色的科学家共同接受。现在最为科学团体尊重的一些研究纲领就是在大量的反常中进步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们在选择问题的时候，“不加批评地”无视反常（并借助于特设的策略将反常隔离起来），至少根据我们的元标准，这是对波普尔方法论的进一步证伪。他无法将科学增长中的一些最重要的方式解释为合理的。 　　还有，波普尔认为根据一个矛盾的体系进行研究，应无一例外地看成是非理性的：“必须拒斥自相矛盾的体系……［因为它］不能增进知识……由于所有的陈述都可以从中导出……所以任何陈述都遴选不出来。”但一些最伟大的科学研究纲领就是在矛盾的基础上进步的。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最出色的科学家的规则经常是：“往前走，就会得到信心。”当微积分和朴素集合论由于逻辑悖论而苦恼时，这种反波普尔的方法论为它们争得了生存的空间。 　　实际上，如果按照波普尔的规则簿来作科学游戏，玻尔1913年的论文就永远不会发表，因为它是矛盾地嫁接到麦克斯韦的理论上去的；烈拉克的a函数也只有到了施瓦茨以后才能翻身。所有这些在矛盾基础上进行研究的例子都构成了对证伪主义方法论的进一步“证伪”。 　　这样，科学名流的好几个“基本”评价就“证伪”了波普尔的科学定义和科学道德标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考虑到这些情况，证伪主义可在多大程度上指导科学史家呢？简单的回答是，程度极小。证伪主义的首领波普尔从未写过任何科学史，这也许是因为他对大科学家的判定太敏感了，以至于不能以证伪主义的方式来篡改历史。人们应该记得，波普尔在自传中提到牛顿科学是科学性的典范，即可证伪性的典范，而在他经典性的《研究的逻辑》中，任何地方都未讨论牛顿理论的可证伪性。《研究的逻辑》一书，总的来讲，枯燥抽象，与历史的关系极小。波普尔敢于随便谈论重要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的地方，不是犯了逻辑错误，便是曲解了历史以迎合他的合理性理论。如果历史学家的方法论作出了低劣的合理重建，他或者可以将历史错读成符合他的合理重建，或者他会发现科学史是极不合理的。波普尔尊重伟大的科学，这使得他选择了第一种做法；而费耶阿本德不尊重伟大的科学，他选择了第二种。因此，波普尔说到历史时，总想把反常变成“判决性实验”，并夸大它们对科学史的即时影响。通过他的眼镜来观察，大科学家们乐于接受反驳，而且这是他们的问题的主要来源。例如，他在一个地方声称，迈克耳孙－莫雷实验决定性地推翻了古典的以太理论；他还夸大了这一实验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所起的作用。对波普尔来说，只要戴上朴素证伪主义者的简化眼镜，就能看出拉瓦锡的经典实验反驳了（或“有助于反驳”）燃索说；看出康普顿一举击败了玻尔－克雷默斯－斯莱特的理论；或看出“反例”“拒斥”了宇称原理。 　　还有，如果波普尔想根据他的条件把理论的暂时接受重建为合理的，他势必要不顾这一历史事实，即多数重要的理论生来就是遭受反驳的，而有些定律得到的是进一步的说明，不是柜斥，虽然有已知的反例。波普尔在一个反常后来被推崇为“判决性反证据”之前，总是对一切反常现象熟视无睹。例如，他错误地认为“伽利略和开普勒的理论在牛顿之前都未被反驳”。这里的语境是很重要的。波普尔认为科学进步的最重要的模式是，一个判决性实验允许一个理论不受反驳，与此同时却反驳了一个竞争的理论。但事实上，人们知道，在多数（即便不是全部）存在着两个竞争理论的情况下，两个理论同时都受到反常现象的影响。碰到这种情况，波普尔便忍不住想把情况化简，以适应他的方法论。 　　这样，证伪主义的编史学就被“证伪”了。然而，如果我们将这同一个元证伪主义的方法用于归纳主义和约定主义的编史学，我们也可以把它们“证伪”。 　　当然，要摧毁归纳主义，最好还是利用波普尔的逻辑－认识论的批评；但是，即使我们假定归纳主义在哲学上（即在认识论和逻辑上）是正确的，也可以用迪昂的编史学批评来证伪它。迪昂分析了归纳主义编史学最有名的“胜利”：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安培的电磁理论。据说这二者是归纳法的最成功的应用。然而迪昂（及他之后的波普尔、阿伽西）证明并非如此。他们的分析具体说明了，如果归纳主义者想证明实际科学的增长是合理的，他就必然要把实际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因此，如果科学的合理性是归纳的，实际科学就不是合理的，如果实际科学是合理的，它就不是归纳的。 　　约定主义不同于归纳主义，很难用逻辑的或认识论的批评来战胜它，但在编史学上也可证伪它，可以证明，解释科学革命的线索不在于以较简单的框框去取代较麻烦的框框。 　　哥白尼革命通常被认为是约定主义编史学的典范，现在在许多地方人们仍然这样认为。例如，波拉尼告诉我们，哥白尼的“较为简单的图画”具有“惊人的美”，“（理应）具有巨大的说服力”。但是，当代对原始资料的研究，特别是库恩所作的研究，已破除了这一神话，对约定主义的叙述进行了明确的编史学的反驳。现在人们一致认为哥白尼体系“至少跟托勒密体系一样复杂”。但是，如果果真如此，如果接受哥白尼理论是合理的，那么接受的原因就不是其至上的客观简单性。 　　因而，借助于我所提出的这种编史学批评，归纳主义、证伪主义和约定主义作为历史的合理重建，都可以被证伪。正如我们所见，首先是迪昂，接着是波普尔和阿伽西，相继在编史学上证伪了归纳主义。波拉尼、库恩、费耶阿本德和霍尔顿业已对（朴素）证伪主义作出了编史学的批评。对约定主义所作的最重要的编史学批评可在库恩的（已经引用过的）论述哥白尼革命的名著中找到。这些批评的要点是，所有这些历史的合理重建，都强迫科学史遵从它们各自的强求一致的虚伪说教，因而产生了虚构的历史，这些历史都分别依赖于神话般的“归纳基础”、“正确的归纳概括”、“判决性实验”、“伟大的革命性的简单化”等等。但是，批评证伪主义和约定主义的人由这些方法论的被证伪所得出的结论，同迪昂、波普尔、阿伽西由他们自己对归纳主义的证伪所得出的结论是大不相同的。波拉尼（似乎还有霍尔顿）断定，尽管对特殊的例子可以作出恰当的合理的科学评价，但不可能有任何一般的科学合理性的理论。一切方法论，一切合理重建，都可在编史学上被“证伪”：科学是合理的，但它的合理性不能纳入任何方法论的一般规则。另一方面，费耶阿本德断定，不仅不可能有一般的科学合理性的理论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科学合理性这种东西。这样，波拉尼倒向了保守的权威主义，而费耶阿本德倒向了怀疑论的无政府主义。库恩则提出了一种有高度创见的看法，即合理权威的非理性变化。 　　正如本节所示，尽管我高度重视波拉尼、费耶阿本德和库恩对现有的（“内部主义的”）方法论所作的批评，但我得出的结论与他们的结论完全不同。我决定寻找一种经过改进的、可作出更好的科学合理重建的方法论。 　　费耶阿本德和库恩反过来立即试图对我改进过的方法论进行“证伪”。不久我便不得不承认，至少在本节所述的意义上，我的方法论（而且不论何种方法论）也可以被“证伪”，原因很简单，人的一系列的判断不可能是完全合理的，因此，任何合理重建都不可能与实际历史恰好重合。 　　认识到这一点，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建设性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方法论作为历史的合理重建可以得到评价。 　　（b）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历史（在不同程度上）证认了它的合理重建 　　我想分两步提出我的建议。首先，我要对刚才讨论过的证伪主义的编史学无标准稍做改进，然后用一个更好的标准完全取代它。 　　首先是稍做改进。如果一个普遍的规则与一个特殊的“规范的基本判定”相冲突，应该给科学团体以时间来考虑这一冲突：他们也许会放弃自己的特殊判定，服从这个一般的规则。“二阶”证伪即编史学的证伪不应比“一阶”证伪即科学的证伪更匆忙。 　　其次，既然我们已放弃了方法中的朴素证伪主义，为什么还要在元方法中坚持它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代之以二阶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代之以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一方面我们坚持一个合理性的理论必须尽量以普遍的、首尾一致的框框将基本价值判定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我们不必只是因为有某些反常或其他的矛盾而立即拒斥这样一个框框。当然，我们应该坚持，一个好的合理性理论必须预见根据其先行理论预料不到的进一步的基本价值判定，甚至必须对先前持有的基本价值判定作出修正。可见，我们拒斥一个合理性的理论，只能是因为有了一个更好的合理性理论，只能是因为有了一个在合理重建的研究纲领的序列中，在这一“准经验的”意义上体现了进步转换的合理性理论。因此，这一新的更加宽容的元标准使我们能够比较竞争的发现逻辑，并看出“元科学的”方法论的知识的增长。 　　例如，不必仅仅因为波普尔的科学合理性的理论遭到了重要的科学家们某些实际的“基本判定”的“证伪”而拒斥它。而且，根据我们的新标准，波普尔的分界标准比它的辩护主义前辈，尤其是比归纳主义，有了明显的进步。因为，与先前的那些理论相反，波普尔的分界标准为被证伪的理论，如燃素说，恢复了科学地位，从而纠正了一项价值判定，该价值判定一度干脆将燃索说从科学史驱逐到了非理性信念的历史中。波普尔的分界标准还成功地恢复了玻尔－克雷默斯－斯莱特理论的名誉。多数辩护主义的合理性理论认为，科学史至多不过是某些未来的科学史出现之前的科学前奏史。波普尔的方法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将科学史中更多的实际基本价值判定解释成合理的：在这种规范的编史学的意义上，波普尔的理论构成了进步。科学合理重建得愈好，实际伟大科学中被重建为合理的部分就愈大。 　　我希望我对波普尔的发现逻辑的修正又会被看作（根据我所规定的标准）一个新的进步。因为我的修正似乎对更加古老、更加孤立的基本价值判定做了首尾一致的论述；并且，它已作出了新的、至少使辩护主义者或朴素证伪主义者感到惊讶的基本价值判定。例如，根据波普尔的理论，在发现了水星反常的近日点之后，还坚持和进一步发展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就是非理性的，再有，发展玻尔基于矛盾基础上的旧量子论，也是非理性的。按我的观点，这些发展都是完全合理的：保卫被击败的纲领的某些后卫战（甚至在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之后）是完全合理的。因此，我的方法论扭转了将这些后卫战从归纳主义派别和证伪主义派别的历史中删掉的那些统史学判定。 　　实际上，这一方法论满怀信心地预言，在证伪主义者看到仅仅经过一场战斗，某个事实立即击败了一个理论的地方，历史学家会发现一场复杂的持久战，这场战争的开始远在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之前，其结束则在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之后，在证伪主义者看到一致的未被反驳的理论的地方，这一方法论则预言在可能矛盾的基础上进步的研究纲领中存在着许许多多已知的反常。在约定主义者找到了说明一个理论在直觉简单性上胜过了先前理论的线索的地方，这一方法论则预言人们将会发现该胜利是由于旧纲领的经验退化和新纲领的经验进步。在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看到了非理性的变化的地方，我则预言历史学家将会证明那里有着合理的变革。这样，研究纲领方法论就预测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逆测”）现有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编史学所预料不到的新颖的历史事实，而我希望这些预测将会被历史研究所证认。如果它们真的被证认了，那么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进步的问题转换。 　　因而，发现新颖的历史事实，将越来越多充满价值的历史重建为合理的，就标志着科学合理性理论的进步。换句话说，如果科学合理性的理论构成了一个“进步的”编史学研究纲领，它就是进步的。无庸赘言，任何编史学研究纲领都不能或不应将全部科学史都解释成合理的：即使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会走错步子，也会判断错误。由于这一原因，合理重建永远要被淹没在反常的海洋中，这些反常最终只能由某个更好的合理重建或者某个“外部的”经验理论作出说明。 　　这一方法并不是提倡对科学家的“基本规范判定”采取不尊敬的态度。只要内部主义的编史学研究纲领在进步，或假如一个补充性的、经验的、外部主义编史学纲领能够进步地吸收反常，那么，内部主义者作为内部主义者就大可不必理会“反常”，而把“反常”交给外部历史去处理。但是，如果根据一种合理重建，科学史被看作越来越不合理性了，而没有一种进步的外部主义的说明对此作出解释（例如，以政治或宗教恐怖、反科学的意识形态气候、或者在急剧的“大学膨胀”中随着既得利益集团而出现的一个新的伪科学家的寄生阶层等等，来说明科学的退化），那么，编史学的革新、编史学理论的增殖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即使永远摆脱不掉科学的反常，科学进步也是可能的，同样，即使永远摆脱不掉编史学的反常，合理编史学中的进步也是可能的。理性主义的历史学家不必顾虑实际历史要比内部历史丰富、甚至有时不同于内部历史，也不必顾虑他可能要以外部历史来说明这些反常。但是，内部历史的这种不可证伪性并不使得内部历史免受建设性的批评，而只是免受否定的批评，正如科学研究纲领的不可证伪性并不使得它免受建设性的批评、而只是免受否定的批评那样。 　　当然，只有把历史学家的（通常潜藏的）方法论揭示出来，揭示出它作为编史学研究纲领是如何起作用的，才能对内部历史进行批评。编史学的批评经常卓有成效地摧毁时髦的外部主义。“给人深刻印象的”、“全面的”、“广泛的”外部说明通常表明一个方法论的基础是虚弱的；反过来说，相对虚弱的内部历史（根据这种内部历史，大部分实际历史或者是无法解释的，或者是反常的）的标志是，它把过多的实际历史交给外部历史来说明。当出现了一个更好的合理性理论时，内部历史就可能扩大，并从外部历史中开拓新地。但这种情况下的竞争不象两个竞争的科学研究纲领的竞争那样公开。以朴素的方法论为基础（无论它们是否意识到）的、为内部历史作补充的外部主义的编史学纲领或者很容易迅速退化，或者根本就不能成立，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企图给从方法论上产生出来的幻想而不是给（经过更加合理解释的）历史事实提供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说明。外部主义的叙述一旦使用了（无论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使用）一种朴素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极容易潜伏到外部主义的“描述性”语言中），它便成了神话故事，尽管看起来有学究式的微妙，却经不起编史学的检验。 　　阿伽西已经表明归纳主义历史的贫乏如何为粗陋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开了轻率臆测的大门。现在。他的证伪主义编史学又为那些时髦的“知识社会学者”把门开得更大，这些“知识社会学者”企图解释说，进一步（可能是不成功地）发展一个已被“判决性实验”“证伪”的理论，表现了已被确认的权威对进步的革命性的革新所作的非理性的、邪恶的、反动的抵制。但是，根据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这种后卫战斗完全可以内部地予以解释：某些外部主义者看到权力斗争、个人私利之争的地方，理性主义的历史学家常常会在那里发现合理的争论。 　　关于劣等的合理性理论如何可能使历史变得贫乏，编史学实证主义者对退化的问题转换的论述便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例如，让我们想象一下，尽管天文学研究纲领客观上在进步，天文学家们却突然被一种库恩式的“危机”感掌握了；然后通过一种不可抗拒的格式塔转换，他们都皈依了占星术。我会把这一灾难看作一个可怕的问题，要由某种经验的外部主义的说明来解释。但不要库恩式的说明来解释。他所看到的只是一场“危机”，继之而来的是科学团体中的一种群众皈依现象；即一场普通的革命。一切都清清楚楚，再也无可多言了。库恩的“危机”和“皈依”这种心理副现象，既可以伴随客观上进步的变化，也可以伴随客观上退化的变化，既可以伴随革命，也可以伴随反革命。但是，在库恩的理论框框内却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在库恩的编史学研究纲领中，没有任何办法区分例如“危机”和“退化的问题转换”，他的编史学研究纲领无法阐述这种编史学的反常，更谈不上进步地吸收它们。但是，一个建立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该方法论规定了在什么社会条件下，退化的研究纲领可能取得社会－心理上的胜利）基础上的外部主义的编史学理论甚至也可以预言这些反常。 　　（C）反对以先验的和反理论的方法研究方法论 　　最后，让我们把本文讨论过的合理性理论与严格意义上失验的（更准确地说，是“欧几里得式的”）方法及反理论的方法进行了一下比较。 　　“欧几里得式的”方法论为科学评价确立了先验的一般的规则。今天，波普尔是这种方法的最有力的代表。在波普尔看来，必须有不可改变的成文法的（他的分界标准中规定的）宪法权威来区别好科学和坏科学。 　　然而，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嘲笑成文法的概念，嘲笑任何正确分界的可能性。奥克肖特和波拉尼认为，根本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什么成文法：只能有判例法。他们还可能争辩说，即使有人错误地允许有成文法，那么成文法也需要有权威的解释人。我认为奥克肖特和波拉尼的观点非常有道理。毕竟应该承认（很抱歉，波普尔），迄今为止，先验论的科学哲学家们提出的所有的“法”，按照最出色的科学家们的判决来看，都证明是错误的。迄今为止，构成衡量哲学家的普遍法则的主要的尽管不是唯一的尺度是科学名流在特殊例子中“本能地”应用的科学标准。但如果是这样，至少就最先进的科学学科而言，方法论的进步仍然落后于通常的科学智慧。那么，要把某种先验的科学哲学强加于最先进的科学学科，这不是狂妄吗？例如，假如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科学被证明是违反了培根的、卡尔纳普的或波普尔的先验的游戏规则，以此便要求科学事业应重新开始，这岂不是狂妄吗？ 　　我想是的。实际上，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暗示了一种多元权威体系，这部分地是由于科学陪审团的智慧及其判例法还不曾、也不可能由哲学家的成文法充分地清楚地表达出来，部分地是由于当科学家的判断失误时，哲学家的成文法有时可能是正确的。因此，我既不同意那些不加考虑地认为一般的科学标准是不可改变的，理性能先验地识别一般科学标准的科学哲学家；也不同意那些认为理性之光只能说明特殊例子的科学哲学家。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既规定了科学哲学家向科学史家学习的方法，也规定了科学史家向科学哲学家学习的方法。 　　但这种相互的往来不必时时都要平等。当一个传统退化了，或一个新的坏传统建立了，成文法的方法就会变得重要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成文法可能抵制业已腐败的判例法的权威，减缓甚至扭转退化的过程。（正如当日常语言退化为低劣的新闻文体时，求助于语法规则可能是值得的那样，）当一个科学学派退化为伪科学时，强行来一场方法论的辩论可能是值得的，以希望实践着的科学家会比哲学家从辩论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d）结束语 　　在本文中，我提出了一种评价竞争的方法论的“历史”方法。这些论证主要是讲给科学哲学家听的，目的在于说明他如何能够而且应该向科学史学习。但是这些论证同样也暗示科学史家反过来应该认真注意科学哲学，并决定他的内部历史要建立在哪一种方法论上。我希望我已对下述论点提出了一些有力的论证。第一，每一种科学方法论都决定了（主要的）内部历史与（次要的）外部历史之间的独特的（鲜明的）分界；第二，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都应该充分地利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的批评性的相互影响。 　　最后，让我再向读者提醒一下我所喜爱的、现已陈旧的玩笑，即科学史常常是其合理重建的漫画；合理重建常常是实际历史的漫画；而有些科学史既是实际历史的漫画，又是其合理重建的漫画。我认为，本文使我可以再加上一句：这已得到了证明。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