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1805—1859）

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出身贵族世家，经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 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 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 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 后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专心从事历史研究与著述。主要代表作有《旧制度与大革命》与《论美国的民主》（两卷）。

代序1

张芝联

托克维尔的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第二卷出版于1840年，次年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此后15年他没有发表什么重要著作，只在从政之余思索新著的主题。

托克维尔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起任众议院议员，二月革命后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任外交部长（1849年6—10月）。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

在托克维尔之前已有梯也尔、米涅、米什勒、路易·勃朗、拉马丁等文人政客撰写的法国革命史和帝国史。这些著作对这场大革命都有独到见解，但基本上都是多卷本的叙述史。托克维尔不仅在历史写作方法上与他们不同（他几乎从不援引这些历史家），而且视野更为广阔、更为深凿：他把1789年以后的60年历史看作一个整体，统称之为法国革命。他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国时期（1804—1814）作为主题，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主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总之，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虽然托克维尔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变。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要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写一部像《罗马盛衰原因论》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政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同孟德斯鸠一样，托克维尔出身于穿袍贵族家庭，当过法官，他的父母在大革命时被捕入狱，如果没有发生热月政变，恐难逃过断头这一关。家庭的阶级烙印深深地刻在他身上，这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在他的回忆录和书信中充分地流露出来。然而，作为一个经历过重大历史事变的观察家，一个混迹于政治舞台的反对派，一个博览群书、泛游异国（除欧美各国外，他还到过阿尔及利亚，发表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著作）并直接接触到第一手史料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又具备与众不同的敏锐洞察力，一种力图超越本阶级狭隘利益的社会意识，一种植根于本国实际的历史感与时代感。

这种矛盾性或两重性首次表露在他的早期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他一面盛赞美国独立后出现的一个平等、民主的新社会，并且预言民主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在民主社会下会出现“大多数人的专制”，这将使少数人丧失自由，迫使他们诉诸武力，结果社会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民主与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的。

其次，在他为英国《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撰写的“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1836）一文中，托克维尔接触到了旧制度的一些实质问题，例如贵族阶级的没落和第三等级的兴起。他用大量篇幅描述贵族的失落、无权、脱离群众，但仍保持兔税和荣誉等封建特权，因而使他们变为一个封闭的“种姓”。同时，他又对这种现象表示惋惜，并认为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很难避免专制政府，贵族集团在同中央政权的抗衡中保障了个人自由。

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的政治代表，托克维尔对于群众的革命情绪特别敏感。距二月革命爆发还不到一个月，他就预感革命风暴的威胁。1848年1月29日，他在议会发表演说，警告那些认为“丝毫没有危险”、“革命还离我们很远”的议员们说，工人阶级已倾向于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要推翻的不仅仅是法律、内阁或政府形式，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此时此刻，我们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欧洲的大地又震颤起来了”，“暴风雨正在地平线上隐现”。当二月革命特别是六月起义爆发时，他表现出无比恐惧，他在《回忆录》中表白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伯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那么，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僧？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胳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伏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1789年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这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符合全欧洲的需要，其效果是废除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和法国的封建制度。它不仅要改变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因此就需要同时进攻所有现存的权力机构，毁灭所有公认的影响，祛除种种传统，更新风尚与习惯。

2.法国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倒塌，法国革命的业绩是以突然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时期才能一点一滴完成的事情。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农民和领主、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矛盾越加尖锐。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早爆发的主要原因。

3.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托克维尔不同意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是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创造这个观点，相反，他认为这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政府权力集中趋势的继续。同时，他注意到法国革命初期废除的一些法律和习惯，包括旧制度下的思想感情，在若干年后重新出现。法国1789年革命后冒出一个第一帝国，1848年革命后又冒出一个第二帝国，难道专制主义是法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摆脱的传统吗？

4.这里涉及对于专制、自由、平等三者关系的理解问题。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后期王权和中央政权的加强侵犯了公民社会，剥夺了贵族的自由。而18世纪思想家几乎无不推崇专制王权的中华帝国，把它当作开明君主制的模范，他们只要求改革，要求地位平等，并不要求自由，至少是把改革放在自由之前。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复了地方自治，但是不久人们就忘记了自由，甘当“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奴隶”。这对托克维尔来说是一个惨痛的经验——他写的是第一帝国，想的则是亲身经历的第二帝国。如果这是法国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大革命岂不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

托克维尔对于法国革命的原因和后果的分析固然精辟，但并非定论，这些问题至今仍在史学家中引起争论。可以肯定地说，托克维尔开辟了研究旧制度的新途径，他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而且接触到了法兰西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

托克维尔的成就应归功于他的态度与方法。他十分注意在欧洲历史的一般规律中抓住法国历史的特殊规律加以分析，并努力寻找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他曾引用法国科学家居维叶的话说：“有机体的所有各部分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以致人们只要接触到从其中之一分解出来的一个部分，便能恢复整体。”他又说：“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

尽管他带有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激情，他仍试图用社会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旧制度下各阶级的状况进行客观的研究和描绘，特别是农民和贵族的状况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他曾说：“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当然，托克维尔的阶级分析法是片面的，例如，他不能区别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法国革命时期的中央集权与拿破仑帝国的中央集权的阶级性质。马克思在关于法国历史的三部著作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比较研究也是托克维尔史学方法的一个特点。他曾说：“为了帮助理解下文，有必要对法国以外情况作此概述；因为，我敢说，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他经常把法国与美国、英国、德国历史进行对比，特别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美国没有封建制度这个强大敌人；英国贵族并未因革命丧失权力，他们与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统治，德国（除菜茵地区外）的农奴制长期存在，农民不像法国那样早已拥有土地……他甚至还批评18世纪法国思想家对中国专制王权的美化。

最后，托克维尔特别重视民族特征和传统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他在全书的结尾描绘了法国民族性的各种表现之后指出，唯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时，托克维尔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仲，他写信给他的英国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维尔逝世那一年（1859），此书在法国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册，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计25000册；在英国、美国、德国都极畅销。尽管书中的某些论点——对旧制度下王权作用的评价、贵族的无权地位、农民的贫困化等——已被推翻或修正，若干疏漏之处——旧制度未年的财政状况、国际关系和对外战争等——也被指出，但就整体说来，这部仅200页左右的小书几经检验，自成一家，已成为研究法国18世纪，特别是大革命历史的必读著作，称之为一颗“史学珍珠”亦不为过。

托克维尔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后，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突然走运，这不是偶然的。随着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托克维尔的政治观点重新受到了重视。人们越深入探讨法国革命的根源和特点，越感到有进一步研究旧制度的必要，特别是从政治文化角度去进行探索。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其他著作已在这方面开辟了道路。当年鉴历史学派在法国盛行时，托克维尔注重分析政治结构的方法也自然受到了赞赏和推崇。《托克维尔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国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出版《托克维尔评论》，至今已12年。这些恐怕都不是托克维尔本人所能奢望的。

1991年8—9月北京—北卡罗来纳

代序2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及其现实意义

受访者：高毅 采写：王尔德

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这本书也因此备受关注。《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译本在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冯棠译，桂裕芳和张芝联校。

就《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价值与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本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已故张芝联先生的弟子、北大历史系主任、我国著名法国史专家高毅教授。

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的民主

《21世纪经济报道》：《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在托克维尔个人思想史上和法国思想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

高毅：托克维尔的主要著作有三本，即《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835年和1840年）、《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1848年革命后不久即写就，但1893年才出版，其时托氏已去世34年）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出版）。

一个中心问题意识贯穿了托氏的这些著作，那就是如何面对正在席卷全球的政治民主化这个时代潮流，或者说如何在政治民主化的现代社会保障个人的自由。《论美国的民主》探讨的是在他看来是相当成功的美国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在旧大陆却也相当难以推行——他关于自己亲历的1848年革命的《回忆录》，其实就昭示了在欧洲（首先是在法国）建立这种美国式民主的艰难。他悲观失望，也气急败坏，《回忆录》中于是不乏对当时政坛名人的苛评，以至于该书只能在他辞世多年后才得以问世。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就是托氏对1848年法国民主政治失败的历史原因的一种追根寻源的考察。

《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实际上托氏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由此，托氏首次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开辟了大革命研究的一条新的思路：它试图在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回答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发生？为什么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法国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权？为什么在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为什么说中央集权体制并非大革命的创造，而是旧制度的体制？等等。

这本书的学术性很强，虽然语言很平实，像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聊天，但要读懂它还是需要有点世界近代史、法国革命史的知识准备；而且它微言大义，内涵极深，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因而要读很多遍才行，仅“看一下”是不够的。

《21世纪经济报道》：为什么在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中，只有法国革命把革命前的制度称为“旧制度”，也只有法国革命才被称为“大革命”？高毅：这是由法国社会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较之革命时代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时代的法国不仅阶级矛盾太尖锐，或者说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太严重，而且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社会各界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这种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

简单说来，英国1066年才进入封建社会，封建贵族的势力发展不够充分。美国原本只是一些英国的殖民地，其居民都是身份平等的平民，根本不存在什么贵族势力。而法国就大不一样了。法国在中世纪就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国家，贵族势力特别浩大，封建割据的状态极为严重。当时法国的大贵族，都是独霸一方的封建主，财大气粗，豢养了自己的军队，能和国王分庭抗礼。这种骄横的贵族也只承认暴力的逻辑，从来不屑于使用理性的方式，比如使用法律的武器来和王权作斗争。这样就导致法国始终没能出现像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那样的约束王权的法律文件，因此没有能够培养出自由主义的法治传统。这种情况下法国国家统一的任务也只能由国王用秦王扫六合的暴力征服方式来完成了。这种暴力征服之后形成了法国的绝对王权，也由此成为欧洲最典型、专制程度最高的君主制。特别强大的法国王权，很自然地会成为传统的贵族特权的有力保障，从而为后来法国革命增添了许多困难。

革命前的法国的社会结构，被划分为三个等级。这三个等级实际上也就是两个等级，一个是特权等级，一个是非特权等级。特权等级就是第一、第二等级，教士和贵族，无权无势的人就是第三等级，也就是平民等级了。特权等级，位高权重，在法国中世纪它享有各种优惠，不仅基本上垄断了法国的政府、军队和教会的高级职位，还拥有极庞大的土地财产，而且他们还不用怎么纳税。

可是，到了18世纪末这个时候，法国贵族还想在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已经有能力向贵族等级、贵族特权说“不”了。如此一来，一场异常激进的革命也就在所难免。而人民大众一旦被动员起来、被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个革命也就小不了了。因此，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的革命。

如何看待和评价法国大革命

《21世纪经济报道》：出身贵族的托克维尔是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的？

高毅：托克维尔是19世纪最聪明的法国人之一，是富有前瞻性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他出身贵族（文官型的“穿袍贵族”），其家族在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但仍能对大革命持客观、公允甚至部分肯定的态度，因为他深切认识到，自启蒙运动、美国革命以来，王公贵族的独占统治再也难以为继，民主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法国大革命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必然要发生的一个事件，具有不容否认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

但作为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内心深处最珍视的还是“自由”的价值，并且终其一生，他都对民主政治对平等的重视有可能导致对自由的侵害，有一种深深的隐忧。这一点早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有所体现：一方面，他承认民主是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他也担心，民主政治强调人人平等，搞得不好很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他在《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中坦言：“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托克维尔当然更认同美国革命，因为他感到美国革命建立的制度有效地削弱了多数的暴政，而法国革命在这方面则完全失败了。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他就明确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这种失望情绪，认为法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民主（平等）的关系。在他看来，大革命本来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平等社会的，而这也正是“民主政治”的真谛，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却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的“平等的奴隶”。

《21世纪经济报道》：作为我国研究法国史的著名学者，您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

高毅：尽管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但是法国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想模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革命太激进了。法国大革命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还有一种“民族再生”也就是要实现“人尽舜尧”的道德狂想。同时，强劲的贵族社会传统还使法兰西民族养成了崇尚暴力的习惯，结果这个民族在它的革命中，自觉不自觉地总要诉诸专制的、专横的暴力手段，最终导致了其民主实验的流产。法国大革命的确一贯地带有某种和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专制主义气质，不是搞“议会专制”，就是搞“群众专制”，后来还滑向了拿破仑的个人独裁。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法国革命的这种激进性也有一个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那就是通过对平等价值的执着追求，大革命不仅彻底捣毁了法国那种特别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从而为人民主权在法国的实现开辟了道路，同时它还在世界历史的层面上，做出了一项英美革命所不能企及的贡献，这就是它以空前的力度高扬了人民民主的正当性。这正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这种“小革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人们公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也就是开创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的革命是法国大革命而不是英美革命，原因就在这里。

由此看来英美式革命和法国式革命各有自己的短处。英美式革命的短处在于，它片面地倡扬了自由的价值，而法国式革命的短处则在于它过于迷恋平等的价值。因此，这两种革命的经验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也许只有将两者的思想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成比较健康的现代民主政治。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现实意义

《21世纪经济报道》：您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启发意义？

高毅：就中国当下的形势和问题而言，《旧制度和大革命》主要能为我们提供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只是在旧制度末期的时代条件下，这种腐败没有带来经济的凋敝，相反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因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专门从事生产活动的被统治者即第三等级创造财富的效能的增长），然而也正是这种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腐败的旧制度下的经济繁荣就这样成了大革命的催生婆。

第二，旧制度统治者的腐败，主要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没落——这个中世纪以来的社会统治阶级，此时已随着王朝集权（绝对王权）的发展失去了它过去的社会管理职能，脱离了人民，却仍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和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尊崇地位，而且还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之，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而这也正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第三，法国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风，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其间法国特有的“文学政治”——即一帮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了权柄，这些人无知无畏，勇于标新立异，也“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又应归结为旧制度言论自由的缺失——按托克维尔的原话来说，就是“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本文原题为《托克维尔的历史忧思：从民主政治到“多数人暴政”》，于2012年12月13日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

前言

本书并非要讲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因为已有人做得很好了，我不想劳心费神，多此一举。本书旨在对那场大革命进行研究。

一七八九年，法国人为了与过去彻底切割，走向崭新的未来，做出了超越其他任何民族的艰苦斗争。为了达到目标，他们千方百计地防止把过去的任何东西带到新的生活中去。他们严于律己，要把自己塑造成不同于父辈的全新的自己。他们不遗余力地使自己面貌一新。

我时常在想，就大革命本身来看，远远没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想得那么成功，也远远没有达到法国人最初的预期。我坚信，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意识到，在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中，他们的革命情感、习惯和思想其实大都是继承了旧制度的东西，而且尽管他们不情愿，还是用旧制度的瓦砾建设了新社会的大厦。因此，要想准确理解法国大革命及其成就，我们必须将目光暂时离开今天的法国，去关注和考察那个远去的、尘封历史的、旧制度下的法国。这也正是本书的初衷，但是事实证明任务之艰巨远远超出了想象。

君主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历史已有大量、全面、深入的研究。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这段历史时期发生的各种事件，还可以知晓当时盛行的法制、习俗以及支撑当时政府和民族的精神。然而，对十八世纪的法国，时至今日没有人去深入研究过。我们自以为对法国的那段历史很了解，因为我们熟悉那段历史光辉的一面，谙熟那段时期多数的名流，还因为我们读过那些伟大作家的评论。但是，对于当时人们的处事方式、机构的运作方式、各阶层的交流方式、老百姓鲜为人知的处境、情感以及真实的民意和风俗基础，我们最多有些模糊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往往具有误导性。

我力求把握旧制度的核心内容。其实，旧制度在时间上距离我们很近，只是在心理上被大革命隔开了。

为此，我不仅读了十八世纪的名著，还研究了许多不知名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的内容也许更真实，更有启发，因为这些作品的艺术修饰相对更少。我深入研读当时的公共文献，去了解随着大革命的临近法国人的观点与感受。省三级会议以及后来的省议会的记录为这些方面提供了大量线索。我充分利用了会议记录和一七八九年起草的陈情书。这些陈情书的手稿有很多卷，它们是法国旧制度的遗嘱，表达了其最高愿望，真实反映了其最终意志。这些都是历史上独有的文献，可我觉得还不够。

政府结构发展成熟的国家，其思想、欲望、冤情、利益或激情迟早会在政府的详细审查中暴露出来。通过查阅政府公文，不仅可以准确地了解政府的工作方式，还可以对整个国家有全面认识。今天，如果一个外国人被许可查阅内政部和各辖区档案盒里的秘密信件，会很快了解我们的情况，而且比我们自己还要了解得透彻。读者可以发现，十八世纪时的法国政府已经高度集权、非常强大和活跃。资料显示，当时的法国政府经常介入各种事务，或提供帮助，或进行阻止，或授予许可。政府频频作出承诺，频频采取行动。其影响方式多样，影响范围广泛，不仅包括一般管理事务，还涉及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个人的命运。而且，政府的运作并不张扬，因此人们不害怕将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我花了大量时间去研究巴黎和许多省份保留下来的政府文件。

如我所料，在那里我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其思想、激情、偏见和实践，原汁原味。那时个人敢于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思想，敢于表达自己隐秘的想法。因此，关于旧制度下的法国，我了解到了当代人所没有了解到的大量内容，因为我看到了他们从未见到过的证据材料。

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我一次次惊讶地发现，当时法国的任何特征都会使今天的观察者为之惊叹。我发现了许多我原本以为是大革命所带来的革命情感，也发现了大量据称是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习惯。我随处都可以发现今天的法国社会深深根植于那片旧制度的土壤之中。越接近一七八九年的资料，我越清晰地感知到法国大革命精神的萌芽、诞生和发展状况。大革命的整个来龙去脉逐渐呈现在我面前。革命者的气质和天赋已经被神化，大革命就是大革命。我不仅发现了诱发革命的原因，也发现了开始就孕育了其深远影响的迹象。大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最初似乎要彻底废除旧制度的一切，后来又想恢复部分被抛弃的东西。旧制度下的许多法律和政治传统在一七八九年突然消失，结果几年以后又悄然出现了，好比河水流入地下，结果在不远处重新出现，水还是那个水，只是河岸不同而已。

本书的宗旨是要探讨如下问题：为什么在当时欧洲多数地区酝酿的大革命偏偏在法国爆发？旧的君主制怎么倒台得如此突然、如此彻底？

然后，在构思时我又发现光解释这些还不够。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我愿穿越大革命的变迁，跟随那些我因为阅读文献而熟悉了的旧制度下的同胞们，去观察他们是如何在历史使他们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保持本质不变的，去感受他们的面貌是怎么虽历经沧桑却依然能够认出来的。

我要首先与他们共同感受一七八九年革命的序幕，那时人们渴望平等，也追求自由。那时他们要建立的政府要民主，也要自由。那时他们要摧毁特权，也要确认民权。那是个青春、热情、自豪、慷慨和真诚的年代。那些岁月永远不会因其瑕疵而被人们遗忘，永远不会让那些试图贪腐和奴役人类的人们睡得安稳。

在简要叙述革命过程的基础上，我试图指出是哪些事件、错误和误判使这些法国人放弃了最初的目标和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推翻的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是如何重新获得权力、集中权力、压制人们以高昂代价换来的自由的？这个政府是如何在选举人既不知真相，又不能组织起来进行商议的情况下，将选举权标榜为人民主权的？这个政府是如何将议会的屈从或默认冠以自由选举的美名的？这个政府何以在剥夺了人民的自治权、剥夺了法律保障、剥夺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等这些一七八九年革命所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的情况下，仍然以神圣的革命者自居？这些问题我将一一解释说明。

本书评述的时间截止在我看来大革命已结束、新社会已建立的时候。然后，我要审视这个新的社会。我力求梳理新社会与旧制度的异同，我会描述我们在这场大革命中的得失，最后我将试图对未来进行简要展望。

第二部著作的部分内容已有初稿，但因尚不成熟所以仍无法与公众见面。我会有时间完成吗？唉，谁知道呢？个人的命运往往比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有更多的变数。

我希望呈现给读者的这部作品没有偏见，但是我不敢说写作时没有激情，因为让一个法国人完全不动感情地去讲述自己祖国的事情或思考自己所处的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承认，在我研究旧制度下的各个片段时，从未完全忘记新社会。我不仅要诊断出患者的疾病，还想得到可能的治愈办法。我如同医生为发现生命规律解剖尸体一样，开展我的研究工作。我的目标是描绘一幅既忠于历史，又最好能有教育意义的画卷。因此，每当我在祖先身上发现了那些我们现在非常需要却不再具备的品质时，就会格外关注。这些品质包括：真正的独立精神、追求卓越、忠于自己、忠于事业。同样，如果我在旧制度下的法律、思想和习俗中发现了曾经吞噬了旧制度，现在又在腐蚀新社会的东西时，我会不遗余力地指出来，以便读者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曾经遭受的苦难，更加明白未来可能遭遇类似的命运。

因为人们不再以等级、阶层、行会或家庭为纽带，更倾向于只关注自身利益，导致自私和狭隘的个人主义，而置公益美德于不顾。专制制度不仅不与这种倾向斗争，反而使其势不可挡，因为专制制度将公民的集体情感、共同需求、和谐共处的意识和协调一致采取行动的机会统统剥夺了。专制制度使人们蜗居在自己的生活中，由固步自封变得更加孤立，由人情淡漠变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这种社会中，万事无常。人人都提心吊胆，生怕地位下降；人人都蠢蠢欲动，试图往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阶层和地位的主要标志，其流通变得异乎寻常，不断易手，不断改变个人的地位和家庭的兴衰，几乎人人都拼命赚钱或攒钱。因此，大家最普遍的想法就是对财富的渴望，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包括对商业的嗜好，对攫取的热衷，对物质和享乐的热烈追求。这种思想已经在各阶层中蔓延开来，如果放任其继续下去，很快就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但是，专制制度的要害正是为了一己之私，鼓励和助长这种危害民族思想的蔓延。这种思想使人们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一心只想着金钱，对革命闻风丧胆。专制制度下，阴暗泛滥、贪婪横行、不当收入大行其道。如果没有专制制度，这些自私的欲望可能会很强烈；有了专制制度，这些思想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只有自由才能与这些令整个社会已经麻木的恶疾有效斗争，才能防止整个社会崩盘；只有自由才能使人们摆脱孤立；只有自由才能使人们相互团结、相互关心、相互沟通、相互合作；只有自由才能使人们摆脱对金钱的崇拜，从为个人琐事的烦恼中解脱出来，时刻感觉到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民族利益就在身边；只有自由才能以更崇高的、更有力的激情取代对物质安逸的追求，才能具有超越只追求财富的理想抱负；只有自由才能最终照亮前方，去发现和明辨人类的善恶。

民主社会如果没有自由也可能富有、典雅、华丽甚至高贵，因人民的力量而强大。在这种社会中也许会发现个人的美德、称职的父亲、诚信的商人和值得尊敬的地产主，甚至可能会遇到善良的基督教徒，因为基督教的圣地并非这个尘世，其信仰之辉煌就是在极其邪恶的政府统治下的极其腐化的环境中培养虔诚的信徒。罗马帝国在最腐朽的时期恰恰到处都是虔诚的信徒。但是我敢断言，这样的社会里永远也不会发现伟大的公民，更不用说伟大的人民。我坚持认为，只要平等和专制共存，心灵和精神的普通水准将会逐渐降低。

二十年前我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说的。从那时起就没有什么使我改变观点和做法。在自由受到青睐时，我就表达了对自由的高度赞扬，在自由遭到抛弃时，我们坚持对自由的褒扬，对此人们将无地置喙。

另外需要指出，即使在这方面我与多数反对者的分歧也比他们想象的要小。假如一个人相信其民族具有享受自由的品格，却卑微到在行动上将他人的喜好置于他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之上。这是什么样的人？我认为这是违背自己灵魂的人。即使专制者也不否认自由的美好，只是他们希望独享自由，全然不顾他人。如此看来，人们的分歧不在于是否应该拥有自由，而在于对他人自由的尊重程度。因此，准确地说，一个人对专制政府的喜爱相当于对祖国的不敬。想要让我对法国不敬，恐怕尚需时日。

毫不夸张地说，我为此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即使篇幅很短的一章也花费了我一年多的研究时间。如果读者觉得本书有价值，想要相关例证，我愿提供。

第一编

第一章 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不同评判

没有什么比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更能提醒哲学家、政治家要谦逊，因为没有任何事件能比它更伟大，持续时间更长，酝酿更成熟却更出乎预料。

腓特烈二世（1712-1786），史称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1740-1786 年在位）。统治时期普鲁士军力大规模发展，领土大举扩张，文化艺术得到赞助和支持，“德意志启蒙运动”得以开展。他使普鲁士在欧洲大陆取得大国地位。

即使是天才的弗雷德里克大帝[1]也未能预感即将发生的一切。他接触到了大革命，却并没意识到。事实上，他先前的行为与大革命精神保持了一致。他是大革命的先驱，甚至可以说是代理。然而，当大革命逼近时，他并没有察觉到。大革命最终爆发时，因其特征与众不同，人们开始也未发觉。

在法国之外，大革命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它让人们相信新的时代就要到来，同时也激起了人们对改革变化的微妙希望，但没有人猜想到大革命会是什么样子。王公大臣们连模糊的预感都没有，而这恰恰引了起民众的骚动。起初他们把革命当成阶段性的弊病，认为所有国家的体制都不可避免，其结果只是给他们邻国的政治开辟机遇。如果他们恰巧道出了革命的真谛，也是无意的。一七九一年，德意志的各君主在皮尔尼茨集会，宣告法国君主制面临威胁，所有欧洲旧势力亦是如此。然而他们内心深处却并不以为然。这一时期的秘密文件暴露出他们把这一宣言当作掩饰自己真实意图或是在大众面前粉饰自己的借口而已。

1791年8月27日在今德国萨克森州皮尔尼茨，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联合发表《皮尔尼茨宣言》，宣言号召欧洲各国支持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宣言促使了法国大革命战争的爆发。

王公大臣们深信法国大革命只是转瞬即逝的地方事件，它所带来的挑战只是如何坐收渔利。最后他们制订了计划，做好了行动准备，结成了秘密联盟。为瓜分战利品他们相互竞争，也求同存异。他们做好了周全的准备，唯独对要发生的大革命毫无预期。

英国历史悠久，并长期实行政治自由，这使英国人对发生的一切有更深入的理解。透过厚重的面纱，他们意识到一场伟大的革命即将爆发。但是，他们不知道革命的形式会是什么样，它将对自己乃至世界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亚瑟·扬那时正在法国游历，他意识到大革命迫在眉睫但却对其意义模糊不清，他甚至怀疑大革命会不会增加部分人的特权。他说：“如果大革命能让贵族和教士的地位升高，那一定是弊大于利的。”

大革命爆发伊始，伯克便心生怒火，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未来发生的一切。他最初的预言是大革命会使法国力量削弱，并最终灭亡。他说：“我们可以假设未来一段时间法国的军事力量会黯然失色，后代人会重复前辈说过的话：‘我们听说高卢人曾经骁勇善战。’”

亚瑟·扬（1741-1820），英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著有《1787-1789年法国游记》。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这位著名的学者曾对法国农村进行过观察。

要评判一个历史事件，远观胜于近看。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没有人清楚地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在大量的陈情书中，只有两份体现出了人们的害怕心理。让人们害怕的是那时王室仍然保留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三级会议力量薄弱，寿命短暂。他们担心受到暴力的伤害。暴力让贵族们尤为警觉害怕。许多陈情书中提到：“即使在暴动叛乱的情况下，御前卫队也要保证不得把武器对准人民大众。”让三级会议自由运作，所有的弊病都会自动解决。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但并不困难。

然而，随着大革命按它自己的轨迹往前发展。魔鬼开始抬头，暴露出自己异常恐怖的特征。它摧毁了政治机构和民事机构；改变了法律、道德观念、习俗甚至是语言。摧毁了政府机构之后，它又动摇了社会根基，最终要与上帝清算。然后，革命跨越了国界，开始使用新的手段、新的策略、残忍的准则，也就是皮特[2]所说的“武装观”。这股史无前例的力量横扫各帝国、颠覆各王权、蹂躏各民族，然而奇怪的是——革命把他们都争取到了自己身边。欧洲各国国王和政治家们曾认为的平常历史事件突然间变成了一种新现象，且与以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同。它是如此怪异，令人费解，以至于让人们摸不着头脑。一些人认为这股未知的力量仿佛平地而起又势如破竹，无人能挡且无限膨胀。它会让人类社会最终彻底瓦解。一些人因此把它看作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一七九七年，德·梅斯特尔[3]就说：“法国大革命具有邪恶特征。”相反，其他人却把它看作是上帝的福音，是上帝要改造法国乃至全世界，创造出新兴人类。从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家身上，我们能感受到对宗教的惊恐，正如萨尔维见到野蛮人时的恐惧一般。伯克说道：“法国丧失的不仅是旧政府，而且是一切政府。与其说君主制坍塌的法国是对人民大众的蹂躏和恐吓，不如说它更像是需要怜悯和饱受屈辱的对象。然而从夭折的法国君主制的坟墓中走出来的是一个出乎人类预料的、巨大的、发育不全的怪物。它径直走向目的地，不惧危险，不带懊悔，无视所有准则条款，击倒一切不承认它存在的力量。”

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作家，曾在英国下议院担任数年辉格党议员。1790年发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对法国大革命多有批评。被视为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者。

这场革命真的像当时人们感觉的那样不同寻常吗？它真的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史无前例又让人惴惴不安吗？它真正的意义和本质特征是什么？这一新奇又恐怖的革命其长久影响力是什么？它毁灭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

是时候质问和解答这一切了。我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黄金时代，此时来感知评判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再好不过了。我们离大革命如此遥远，远到蒙蔽参与者视线的激情早已退去；我们又离它如此近，近到足以理解他们参与大革命的精神。不久后，要做这些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大革命的成功会淹没导致革命的原因。因为革命本身的成功使得理解它反而愈发困难。

[1] 即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译注

[2] 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小皮特），任英国首相期间曾组织反法同盟，与拿破仑作战。——译注

[3] 德·梅斯特尔（1753-1821），是法国正统主义的代表之一，要求恢复大革命前的“黄金时代”。——译注

第二章 大革命的根本和终极目标，并非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要摧毁宗教权威和削弱政治权力

法国大革命的最初行动就是攻击教堂，在大革命激起的所有情绪中，反宗教情绪是最先被激起、最后被平息的。即使在法国人民为安宁而甘受奴役，对追求自由的激情消失后，反对宗教权威的情绪却仍然高涨。拿破仑有能力压制大革命的自由精神却对反基督教的情绪束手无策。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会看到有些人通过对上帝不恭来挽回一点因对官员们卑躬屈膝而丢失的尊严，更有甚者抛弃了大革命最自由、最高贵、最荣耀的信条，反而通过反宗教来吹嘘对大革命精神的忠诚。

然而，今天我们很容易发现反宗教只是大革命的偶然事件，是革命的一个突出的但转瞬即逝的特征，是大革命发生以前人们的思想，是激情和特定环境的临时产物，它为大革命奠定了基础，但其并非革命本身的特征。

十八世纪哲学被看作是大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的确这一哲学具有深刻的非宗教性。然而，关键是要认识到，它包括泾渭分明的两部分。

一部分包括社会现状、社会民法、政治法准则的一些全新的观点，比如人人生而平等，废除一切种姓（印度等地的一种等级制度）特权、阶级特权、职业特权；人民享有权力，社会力量至上，规则得以统一等等。所有这些信条都不仅仅是引发革命的原因，而且是革命的结果。在后人看来，所有这些成就都是最基本、最持久、最真实的。

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另一部分观点包括与教会为敌。他们攻击牧师、教会等级制度、教堂、教义。为了毁掉这一切，他们要将基督教的根基破坏。十八世纪哲学的这一部分根植于大革命要摧毁的一切当中，这注定了要销声匿迹，最终埋葬于大革命的胜利中。为阐释我的观点我现在只多说一句，因为随后我想重新回到这一重要问题上：基督教成了政治制度而非宗教教条，因此引起人们的深恶痛绝。出现这种状况也并非因为基督教徒要掌控来世，而是他们就是现世的地产主、封建贵族、十一税（一种宗教捐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人们要建造的新社会无教堂容身之地，而是基督教教徒们在即将粉碎的旧社会中占据了最有权威的位置。

伏尔泰（1694-1778），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的作品以尖刻的反封建和反教会思想著称。他把教皇比作“两只脚的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的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正逐渐显现：大革命的政治成就已经巩固，反宗教成效却甚微。大革命所抨击的旧政治制度已彻底毁灭；大革命所憎恶的权力、其影响力和各阶层逐渐被压制；甚至他们所激起的仇恨，作为最后失败的标志也渐已消退；牧师们从倒台的一切中分离出来。人们看到，教会力量渐渐重塑，并在人们内心重新扎根。

孟德斯鸠（1689-1755），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公开批评封建统治，突破“君权神授”的观点，认为人民应享有宗教和政治自由。他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属于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三者相互制约、权力均衡。

不要以为这种现象只在法国出现。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各地教堂未复苏者少之又少。

让·雅克·卢梭（1712-1778），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

认为宗教与民主社会本质水火不容的观点大错特错。基督教甚至天主教与民主精神毫不违背，甚至有些地方对民主社会大有裨益。事实上，几个世纪的经验显示宗教本能总是扎根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消亡的宗教都已在人们内心深处找到归宿。如果能激发人们激情的制度再不可避免地、持久地鼓励人们抛弃信仰，这岂不是非常怪异。

我对宗教力量的叙述更加适合于社会力量。

当看到先前维持社会等级的、定义人类行为准则的制度、习俗在大革命面前坍塌时，人们如此断言便并非不合理：革命的最终目的不是摧毁特定社会秩序，而是整个社会秩序；不是摧毁某一政府而是摧毁社会权力本身。他们不可避免会断言革命本质是建立无政府主义。然而，我敢大胆断言这又是一个误导人的表象。

大革命爆发不到一年，米拉波便致密函给国王：“把新形势和旧制度作比较，你便得以慰藉，看到希望。国民议会通过的重要法令对君主制政府是有利的。取消三级会议省份，取消教士、特权阶级和贵族集团，这难道是一件小事吗？整个社会只有一个阶层的观点让黎氏留大为高兴：大一统的外表下便于权力的实施。历届专制政府为加强王权所做的一切，反而不如大革命一年的功效。”这是有能力领导大革命的人对革命的理解。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1789年他以第三等级代表的身份入选三级会议，1791年2月被选为国民议会的主席。

法国大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改变现有政府而是要废除现有社会形态，因此它要同时打击现存权力、破坏一切公认的势力、摒弃传统习俗、更新道德观念，并根除人们思想中的一味尊重服从的观点。这就道出了法国大革命无政府主义的独到特征。

然而抛开这一切，你会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它是从附属权力机构、社会秩序、阶层、职业、家庭甚至个人等散布于整个社会的权力中独立出来的。自从罗马帝国覆灭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势力可以与之抗衡。大革命产生了新的权力机构，或者说新机构是从其摧毁的一切废墟中成长起来的。的确，它创建的政府非常脆弱，但比起其颠覆的所有政府来说，它要强大数百倍。它是脆弱的，却又是强大的，究其原因却又如出一辙。对此，这里暂不详述。

黎世留（1585-1642），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宰相，天主教枢机主教。在他当政期间，法国专制制度得到完全巩固。

透过即将被彻底粉碎的旧制度，米拉波窥见了这一简单的、和谐却恢宏的构造。尽管其气势宏伟，却无法让普通大众察觉。然而时间会让一切浮出水面。今天，各君主对其尤为关注，赞赏有加。不管是曾支持还是反对大革命的民众都对它抱以钦佩和羡慕之情。人民大众要废除豁免权、国家特权；取消等级划分、讲求人人平等；让官员取代贵族、用统一规则取代地方特权。为革命，人们不遗余力。若是遇上任何障碍，人们便借鉴大革命的方法和准则。他们也懂得了必要时发动穷人反抗富人、平民反抗贵族、农民反抗地主。法国大革命是人们的灾难却也是他们的导师。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怎么是一场以宗教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因是什么

所有民主革命、政治革命都限定在本国范围之内。然而法国大革命却没有国界可言。而且，它的成效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扫清边界划分。尽管人们的法律、传统、特点和语言各不相同，却能使人团结，也可以使人分裂。有时，它会让同胞成仇敌，却也可让陌路成兄弟。或者说它超越了国界，创造了一个心灵的国度。在那里，各国人民都是它的公民。

查看所有国家编年史，你会发现没有一次政治革命与大革命特征一致。此特征只会在某些宗教革命中找到。如果类比能帮助我们理解法国大革命，那么应当与宗教革命相比较。

席勒在其《三十年战争史》中评述道：十六世纪的伟大宗教改革瞬间缩短了各国陌生人间的距离，人们之间有了共同的信仰，因此更加团结。事实上，人们能看到法国人与英国人并肩对抗另外一些法国人，出生于遥远的波罗的海的人会涌向德国腹地，去保护那些从未听说过的人们。所有的海外战争都呈现出内战特征，并且所有内战都有外国人的参与。各个国家抛弃了旧有利益，取而代之的是追求新的利益；原则问题取代了领地问题。所有的外交规则变得一塌糊涂，这让当时的政治家们极为吃惊，甚至懊恼。这恰恰是一七八九年之后欧洲发生的一切。

席勒（Schiller）与其作品《三十年战争史》（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War）。席勒（1759-1805），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因此说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形式开展的政治革命，具有宗教革命的特征。那么两者间的相似之处体现在哪里呢？比如说，像宗教改革一样，法国大革命影响广泛深远，它跟宗教布道一样深入人心。这是一场鼓励布道的政治革命，并且国内进行得如火如荼，也积极向国外传播，想想这是一件多么新奇的事情。法国大革命带给世界的史无前例的事情中，这一点最为新奇。但这不是全部，我们应更深入地探究一下，想一想类似的结果是否有不为人知的类似的原因。

宗教往往考虑人类本身，而不是某一国家的法律、习俗、传统所添加给人类共同本性之外的东西。其首要目的就是总体规范人类与上帝的关系，具体调节人与人间的权利与义务，均不受社会形式的影响。宗教规则不是适合于某一国家、某一时期的人们，而是所有父子、主仆、邻里。宗教根植于人性之中，因此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而且能放诸四海而皆准。与政治革命不同，宗教改革很少局限于某一民族甚至某一种族。更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宗教越是具有这一抽象却普遍的特征，其传播越广泛，不论法律、环境、人类间有怎样的差异。

古希腊罗马异教或多或少要与每个人所在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现状相关。异教教义因此反映的是某个民族甚至是地方的特征，它受到地域限制，并很少向外传播。异教有时导致不宽容、引起宗教迫害，但布道热忱在异教中却几乎完全看不到。因此，基督教产生以前，西方没有伟大的宗教改革。

基督教轻而易举地超越了阻碍异教传播的障碍，很快便征服了大多数人。比起其他宗教，它更注重摆脱某一民族、政府形式、社会状态、特定时期或者某一种族的束缚。把它的成功归于此，在我看来并非对圣教的不敬。

法国大革命与宗教改革都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只不过前者注重现世，而后者注重来世。宗教针对的是普通大众，不受任何时间地点的限制；大革命同样具有一种超脱于任何具体社会形态的抽象视野。它不是要决定法国人民的权利，而是要规范政治疆域内的人民共有的权利和义务。

法国大革命要挖掘的是社会现状和政府中最普遍、最自然的那一部分。这就是它能让所有人理解并在各地被快速效仿的原因。

它的目的是要创造新兴人类而不仅仅是改造法国，因此激起了即使是激烈的政治改革都无法比拟的热情。它效仿宗教改革，鼓励布道宣传，因此具有宗教革命的色彩，这一点让当时的人们非常害怕。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新的宗教。只是没有上帝、祭仪、来世之说，而只能算作不完善的宗教。然而它像伊斯兰教一样，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士兵、使徒和殉教者。

the bible and the monk（圣经和僧侣），J.Pettie反映宗教改革的经典画作之一。画中，一名天主教僧侣警告两位妇女，要求她们将手中所持的《圣经》交出来。在宗教改革之前，禁止个人持有《圣经》。《圣经》的广泛印刷是宗教改革的重要动力。

不要误解，其实大革命所采用的方法并非史无前例，观点也并非完全创新。在各个世纪，即使在中世纪兴盛时期也有鼓吹革命者，他们想用人类社会的共有法则来改变各地习俗；想用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改变各国的体制，但是结果是徒劳的。在十八世纪人们很容易点燃革命的火炬，但在十五世纪却非如此。为激起革命，人们就必须做好接受某些社会状态、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变化的精神准备。

在有些时代，人类差异如此之大，一条普遍性的法则如果要适用于所有人，却往往不被理解。然而有时把某条法律的模糊观点传授给大家，便会立刻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效仿。

最不同寻常的不是法国大革命采用了各种手段，构思了各种观点，新奇之处是很多民族都能有效地利用大革命的方法，且自然而然地去接受这些准则。

第四章 整个欧洲制度几乎都一样，怎么会纷纷垮台呢

推翻罗马帝国并最终建立新兴国家的各民族虽然种族、国界、语言各不相同，但他们的野蛮却所差无几。自从定居于罗马帝国的土地之后，他们便展开了多年的厮杀。最终混乱结束、稳定到来时，他们才发现已经被自己造成的废墟隔离开来。人类文明丧失、公共秩序破坏、社会关系变得异常紧张，欧洲各国也因此被划分成了若干小的群体，各群体的人们彼此敌对、各自分离。然而，混沌中却突然衍生出了统一的法律。

新的制度并不是效仿罗马的制度，而是与之相对。事实上，人们利用罗马法律才能改造它们、废除它们。这些新的法律形式独到，与已往任何法律形式不同。它们结构匀称、整齐划一，即使我们今天的法律形式也不能与之媲美。然而这些高深的法律是为半野蛮社会所用。

这样的法律是如何出现、传播、并最终遍布整个欧洲的呢？这个问题我不打算在此讨论。不过可以确信的是在中世纪这一法律体系遍布了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并在许多国家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碰巧有机会研究了法国、德国、英国在中世纪时的政治体制。我研究得越深入越吃惊，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且不同民族虽有差异，却可以用如此相似的制度来规范自己。当然不同地区法律细节不尽相同，但是法律基础没有差异。当我在旧的德意志立法中发现政治体制、规章、权力时，我便知道如果继续调查，在英、法立法中会找到相同的东西，我确实也找到了。三个民族，研究其中任何一个，都能帮助我理解其他两个。

在这三个民族中，政府遵循同样的规则，议会的构成相同，议会的权力相同。社会按统一准则划分，同样的等级制度出现于不同的阶层之间。贵族地位相同，他们有同样的特权、秉性相同、面貌一致：各地毫无差异、高度统一。

庄园的城堡

庄园土地的使用计划图。庄园和城堡是欧洲中世纪最普遍的封地，典型的庄园中有一个城堡，由田地、农舍、牧场和林地包围，领主及其家族、工人和侍从住在城堡中。侍从由骑士和士兵构成，庄园的主要人口是农民和农奴，他们必须每个礼拜花费一定的时间在领主的土地上工作。庄园土地大致上均分为四个部分：领主的私有地；农民的份地；供放牧的草地；提供庄园木材的林地。

城镇体制相似，农村管理相同。农民条件差别不大。都拥有土地、耕种土地，责任相仿。从波兰边境到爱尔兰海，庄园、贵族法庭、封地、土地租赁、服徭役、封建职责、行会，所有这些都相似，有时候连名称都相同。更奇特的是，所有这些近似的体制源于同一精神。我认为欧洲的社会、政治、行政、立法、经济、文学体制在十四世纪比在今天更加相似，这样断言也并非不合理据，虽然当今文明已经脱离了常规渠道，扫除了各种障碍，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阳光大道。

解释欧洲旧体制是如何逐渐衰退垮台并不是我的目的。我仅仅想指出十八世纪，欧洲整体半数濒临崩溃。一般说来，大陆东部地区不如西部地区的制度坍塌严重，但到处可见旧体制的老化衰退。

在档案中可以发现中世纪体制的逐渐衰退。每个庄园都有一个叫做“土地赋税清册”的登记簿，里面记录了几个世纪以来封地界限、土地租赁、欠付地租、应服劳役和当地惯例。我看到十四世纪的土地赋税清册记录清晰，准确有序，可以堪称杰作。尽管知识水平在提高，可时间离我们越近，土地赋税清册却越来越混乱模糊、残缺不全。似乎是公民社会得以文明时，政治社会却沦落到野蛮状态。

欧洲旧制度的原始特征在德意志比在法兰西保留更完整，然而即使在德意志，体制中的一部分也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要看时间对其的摧残程度，最好的方法不是看丢失了什么，而是看保留了什么。

自治市制度下，德意志的主要城市变成了一个个小的、富庶文明的共和国，并且到十八世纪依然存在，现如今却徒有其表。旧的城市制度仍然在用，较之以往，行政职位的名称未变，职责似乎也相同。但是，他们的积极性、活力、城市制度所激发的共同的爱国热情及生命力旺盛的坚毅品格早已消失殆尽。旧体制形式未变，但实质却大不如前。

所有残存的中世纪权力都因同一弊病而奄奄一息。不仅如此，不属于旧制度的事情，由于被卷入其中而留有旧制度的烙印，最后都失去了活力，比如说贵族们像得了老弱症一样没了生机。中世纪倡导政治自由，但在今天哪里保留了中世纪特征，哪里便没了前景。没能修正旧制度的省级议会不仅不能促进反而阻挡了文明的发展。他们与新精神格格不入，不愿做出改变。因此，也就是失掉了民心，人们把目光转向了君主。制度并不因其历史悠久便备受尊重，相反，时间只会让其名声败坏。然而奇怪的是，这些制度越老化，危害性就越小，激起的仇恨却越多。正如一个对旧制度赞许有加的德意志人所说：“现有事态会刺伤所有人，有时甚至可鄙。奇怪的是人们否定旧事态，让新的观点潜入我们的家庭中制造麻烦，甚至连家庭主妇都想抛弃旧的家具。”正如那时候的法兰西一样，在德意志社会，这种状况也在稳步发展。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因为它是点睛之笔：一切有活力的、积极的、有成效的事物都是新的，而且是与旧事物完全相对的。

这里所说的新的事物其实就是王权。现在的王权与中世纪的王权截然不同，它拥有不同的权力、占有不同的地区、展现不同的精神、激发不同的情绪。国家行政机构建立于地方权威的废墟之上并向四周蔓延。官吏等级逐渐取代贵族统治。所有这些新的权力应用的方法和准则在中世纪时，要么不被人们熟知，要么不被人们接受。这却是关系到一种中世纪人想不到的社会状态。

在英国，情况正是如此，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欧洲旧制度仍在实施。但是，一旦你忽略这些旧名称、旧形式，你就会发现十七世纪封建制度在英国就已经废除。各阶层相融合、贵族阶级消失、贵族政治开放、财富变成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这些新原则在中世纪都是不存在的。而且，这些新原则慢慢地、巧妙地注入古老的躯体中，使之不仅免于瓦解，反而更加有生机。十七世纪的英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现代的国家，只保留了中世纪的部分痕迹。

对国外事件的简单扫视对理解接下来的一切功不可没，因为我敢说，只研究法国而不研究其他国家是无法完全理解法国大革命的。

第五章 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功绩是什么

前几章的目的仅仅是阐明主题，为我回答开始时提到的问题做铺垫。这些问题包括：大革命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本质特征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又完成了什么？

大革命的目的并不像一些人想的那样要打破宗教对人类的束缚。不管看起来怎样，它本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变革。它并不想延续混乱，或者如它的一个反对者所说，要让无政府状态秩序化，而是要让它稳定，要增加公共权威的力量和特权。也不像其他人想的那样，要改变我们文明的特征，或者阻止文明的进程，甚至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西方社会的基本法律。如果能抛开随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改变大革命面貌的偶然事件，孤立地去看大革命本身，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几个世纪以来，封建制度一直压制欧洲大部，而大革命的效果就是要推翻被称之为封建制度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平等条件下的更为简单、更为统一的社会政治秩序。

这足以引发一场伟大的革命，因为这些旧制度与所有欧洲的宗教法律、政治法律相互关联，这些制度还激发出了大量思想、感情、习惯、道德观念等的衍生物。要摧毁这一切并一举摘除社会躯体上的各个器官，比如其衍生物，一场可怕的革命必不可少。这也让革命比其本身更加伟大。它似乎摧毁了一切，因为它所摧毁的东西都相互关联。

不管大革命有多么激进，它的创新力总不及人们的想象，这一问题稍后会探讨。事实是，它彻底摧毁了，或者说正在摧毁（因为它仍在继续）任何从贵族制度、封建制度衍生出来的旧社会形式，或者说以任何方式与之相关的一切，和那些带有贵族制度、封建制度印记的事物。大革命从旧世界中所保留下来的仅仅是那些与这些制度格格不入或毫不相关的东西。它绝非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大革命让世界为之一惊，然而，它也不过是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努力的突然且猛烈的终结。如果大革命不发生，旧社会的大厦在各地也迟早会坍塌，但是它不是突然坍塌，而是逐渐倒台。没有过渡、没有预警，也没有顾忌，大革命就是这样让本可以一点点坍塌的体制瞬间结束，这就是其功绩。

奇怪的是在今天看来如此简单的事情，当时却如此混沌，即使当时大多数敏锐的观察者也没有看清楚。

伯克对法国人民说：“你们想纠正你们政府的弊病，但是为什么要创新呢？为什么不坚守旧有传统？为什么不恢复旧有特权？或者说，如果无法记起旧有体制的模样的话，为什么不看看我们英国？在这里你会发现欧洲的旧有法律。”然而他却没能注视到眼前发生的一切，也就是说革命注定要废除这一普遍的旧有法律。他没能认识到这一点，而这恰恰是关键所在。

但是，当各地都做好了革命准备工作，其威慑力也到处显现时，它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非其他地方？为什么在法国拥有的特点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且即使找到，也是部分的？当然，我们需要对第二个问题进一步考察，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会是下面各部分的主旨。

第二编

第六章 为什么封建特权在法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令人厌恶

如果不仔细研究会令人感到惊讶，以废除中世纪各处残余制度为核心目标的大革命并没有在专制制度保留更完好、人民受压迫更深的国家爆发，而是在人民觉得专制制度和压迫最轻的国家爆发了。因此，这些压制和束缚在程度最轻的地方，反而显得更无法容忍。

十八世纪末，农奴制度在整个德国已被全部废除。但是德国的大部分民众和中世纪的民众一样，仍旧依附于土地。在弗雷德里克大帝和玛丽亚·特雷莎军队中的战士几乎都是名副其实的农奴。

一七八八年，在德国的大多数州，农民不能离开领主的管制范围。若违反规定，他将被到处追捕并且强制遣回。他也会受到领主的管制，私人生活被监视，酗酒和懒惰也会得到惩治。农民无法提高社会地位、改变职业，也不可以不经领主批准就结婚。农民的大部分青春都用来效力领主。农民必须在年轻时为庄园劳役。徭役制度仍具有强制性，甚至在一些国家，农民每星期要做三天的劳役。修建并维护领主的庭院，把产品运送到市场，把牲畜驱赶回笼，帮领主传送信件，这都是农民的活儿。虽然农奴可以拥有土地，但他们的所有权不是完全的。农奴们在领主的监督下耕种土地并且无权任意出售或抵押他们的财产。有时，领主逼迫他们出售产品；有时，领主禁止他们出售。对于农奴而言，农作是强制性的。他的产业甚至不能完全传给他的后代，因为产业的一部分通常被领主占有。

玛丽亚·特雷莎（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女王，波希米亚女王（1740-1780年在位）。

为了发现这些规章制度，我无需查阅陈旧的法律书籍。我在由弗雷德里克大帝拟定、其继位者在大革命开始之际颁布的法典中找到了这些法规。

类似的东西在法国早已不复存在。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往来、买卖、商谈、耕作。除了东部的一两个被侵占省份，农奴制度在其他各地已完全废除。废除日期离现在如此遥远，已无人记起。最近有些学者证明截止到十三世纪，农奴制在诺曼底的任何地方都已经不存在了。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和社会形态。封建制度上：①领主将土地封给其附庸，在领主需要的时候，附庸要保护领主及其城堡，每个人都要对国王效忠，并且要对其上一等级的人效忠；②在封建制度中，国王处于最高等级，领主、僧侣次之，骑士再次之，农民和农奴处于最下。社会形态上：①僧侣和神职人员处于最高级，拥有最高的权威；②贵族处于第二等级，属于保护者，拥有次一等的权威；③农民和农奴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属于社会中的无权阶层。

另一个代表人民社会地位的革命也发生在法国。这次革命与法国大革命不同之处在于，农民不仅终止了农奴身份，而且变成了土地拥有者。这个事实至今仍旧鲜为人知，但意义深远。我请求读者允许我将这个事实加以论述。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土地财产的划分开始于大革命并且这个划分也仅仅是受到大革命的影响。事实上，很多证据都说明地产财产的划分不仅只是受到大革命的影响。

至少在大革命爆发前的二十年，农业协会已经对土地过度划分表示不满。大约与此同时，杜尔戈说：“遗产被一分再分，本来一块土地足够养活一个家庭，但是土地被四五个孩子分割，以至于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人无法仅仅依靠土地为生。”几年之后，内克尔[1]也说在法国有不计其数的小型乡村地产主。

杜尔戈（1727—1781），18世纪后半叶法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经济著作是1766年写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他发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党的论点，使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

在大革命几年前递交给一个总督的一份秘密文件中，我发现了这样一句话：“人们正以平等和令人担忧的方式再次瓜分遗产，每个继承人都想分得一杯羹，所以每份小块地皮又被无止尽地分了又分。”难道这话不像是出自今人之口吗？

我尽可能地重新编排旧制度的土地清册，并且也有了一些收获。一七九○年颁布的土地征税法要求每个教区呈交它管辖范围内的财产清单。大多数清单已经被销毁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一些乡村找到了一些。通过与现在的人头税做比较，我可以确定一七九○年土地拥有者的数量是现在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二。如果自那时起，法国总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了四分之一，那么土地拥有者的数量增长也是相当可观的。

那时农民对地产的至爱与今天一样，土地的占有欲在农民身上点燃了全部激情。当时一位敏锐的观察者说道：“现在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居民想成为地产主的热情。在法国，下层阶级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给个人或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

当亚瑟·扬第一次拜访法国时，在他看到的所有新鲜事物中，农民土地的划分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他声称农民拥有法国一半的土地。他经常说：“我从来不知道竟有这样的事存在。”只有法国和临近地区存在这类事情。

在英国，一些农民也拥有土地，但是他们的数量已经减少。在德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区，都有一些自由的农民享受若干块土地的绝对所有权。监管农民财产的特殊怪异的法律可以在德国最古老的习俗中找到根源。但是这类财产总是被法律排除在外，所以小土地拥有者的数量相当有限。

十八世纪末期，在德国的一些地区，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而且几乎和法国农民一样自由。这些地方几乎都坐落在莱茵河沿岸。这也是法国革命热情传播最迅猛、最强烈的地方。与之相反，德国的一些地区很长一段时间不为这种革命热情所影响。在这些地区，没有看到任何相似的事情，这点很值得注意。

认为法国土地财产的划分开始于大革命的人正在犯一个通病。事实上，土地划分比大革命爆发的时间早很多。可以确定的是，大革命出售了所有归属于教士的土地和大部分贵族所有的土地。然而参考这些销售记录，正如我耐心考察的几个案例一样，你会发现这些财产的大部分被已经拥有土地的人所购买。所以，即使地产换了主人，但是地产所有者的数量增长仍比人们想象的数量少很多。重复内克尔颇有戏剧性但很精确的话，土地所有者的数量已经“很庞大了”。

大革命的结果不是划分土地，而是暂时解放土地。事实上，所有的小地产主在经营土地时深受压迫，他们承受众多劳役，无法摆脱。

这些压迫毫无疑问是沉重的，但使他们无法承受的是存在一种本应减轻其负担的情形。法国不同于欧洲的其他国家，农民拥有土地且不受封建领主的统治。这与使农民成为土地拥有者一样，都是伟大的革命。

虽然旧制度仍然离我们很近，因为我们每天都遇到在旧制度法律下出生的人，但是旧制度似乎已经消失在九霄云外。这场激进的革命将我们与旧制度隔离开来。几个世纪过去了，似乎还是这样。大革命使未被摧毁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在今天，很少有人可以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在一七八九年前，乡村是如何管理的？当然，只有在书本之外研究那时的政府档案，才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详细答案。

我经常听人说贵族已经终止参与政府管理很长时间了，但是仍旧管理乡村，直到最后，领主统治着农民。这显然是个错误观点。

十八世纪，所有教区事务由官吏管理。这些官吏不再是领主的代理人，也不再由领主任命。一些官员由省总督任命，其他官员由农民选举。由这些官员决定税收分配、修复教堂、建造学校、召集并主持教区大会。他们监督和规定公共财产的使用，并且以公共社区的名义提起诉讼。领主不仅不再负责管理这些次要的地方事务，而且领主也不再监督官员。这正如我在下一章所陈述的那样，所有的教区官吏由中央政府监督控制。不仅如此，领主不再在教区扮演国王代表的身份，他也再不负责执行国家普遍性的法律、召集民兵、征收税款、发布皇家命令、分配赈济之类事务。所有这些义务和权利都属于其他人。在现实中，领主只是位普通居民。而他的赦免权和特权把他和其他人区分开来，其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地位，而不是他拥有什么权力。正如总督在信中特意和他的属下说，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而已。

把注意力从教区转到行政区，我们发现相同的情形。没有任何地方的贵族以个人或是以团体身份管理区事务。在当时而言，法国的这种情况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古老的封建社会仍保留着部分特征。土地的拥有权与对居民的管理仍然有联系。

在英国，是由那些主要的土地拥有者进行管理统治。在德国各地，包括普鲁士和奥地利，国王在一般事务上已不受贵族监督，但是还是允许贵族拥有大部分的农村管理权。虽然在一些地方国王已经可以监控地产主，但是国王还是没有取代他们的位置。

威克洛（Wicklow）地方乡村的罗马天主教教区分部图。教区是天主教、东正教的神圣统制管理的区域划分，是一种宗教管理上的体制，教区的建立主要是根据居住在固定区域内的基督徒，在主教领导下组成一个团体，教堂和主教是教区的核心。教区的划分通常与行政区一致，但也有特殊划分的教区，教区的教堂通常由领主建造，教区事务涉及人们的生老病死、婚姻、遗嘱、洗礼等，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法国贵族已经不接触公共管理了，只有一个部门除外，那就是司法部门。最重要的贵族仍有权指挥法官以他们的名义审判案件。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时地颁布适用于他们领地范围内的治安条例。但是王权逐渐缩减、限制领地司法权，使之归属王权。这样一来，执行封建领主判决权的领主不再把这种特权视为权力而视为一项收益的来源。

贵族所有的特权都是如此。他们的政治意义已经消失，但是他们的金钱收益仍在。甚至在一些时候，他们的金钱意义还在扩大。

现在，我只想说那些给他们带来收益的特权，因为这些特权沉重地压制着人民。

想要解释一七八九年的特权，并不容易，因为它们数量大、种类多，有些甚至已经消失或是转型。因此用来形容他们的文字对于当代人而言，已经是并将越来越晦涩难懂了。尽管这样，如果参考十八世纪专家所著的有关封建法律的书籍并且对当地习俗做了深入研究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现存权力可以简化到数目很小的几个主要类别。当然，其他权力虽然确实存在，但只是孤立的现象。

徭役的遗迹在很多地方几乎消失。虽然大部分道路通行费已经减少或取消，但在少数省份，人们仍可以遇见好几种道路通行费。各地的领主向集市和市场征收费用。在整个法国，领主专享有涉猎权。也就是说，只有他们有权拥有鸽房和饲养鸽子。几乎各个地方都有领主强制农民在其磨坊磨面粉，并用压榨机压榨葡萄的现象。一项普遍的极为苛刻的捐税是土地转移和变卖税。当土地在领主领地的范围内买卖时，每次都向领主缴税。最后，整个法国的土地都要求地产拥有者向领主缴纳租金或是其他形式的费用。主人也无权赎回土地。尽管这些费用五花八门，但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无论从何种程度而言，这些费用都和土地以及农产品有关，并且都是由耕种这些土地的人承担这些费用。

教会的领主享受同样的权力。这是因为教堂虽有不同的起源，目标和性质，可是它最终却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虽然教堂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并且从未和封建制度真正融合，但也难以避免近墨者黑的境遇。

因此，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得益于教会特权，都拥有封地和土地租金。修道院通常对修道院所在的乡村或地区有领主权。在法国的某些地方，他们甚至可以在所在地拥有农奴。他们要求征收徭役，向集市市场征收税款，还经营烤炉、磨坊、压榨机，备有公牛。此外，教士在法国还享有征收十一税的权力。

然而，对我而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相同的封建特权在整个欧洲都存在，而且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情况比法国更严重。在这里，我只提徭役。在法国，徭役数量少，方式温和；而在德国，普遍又严苛。

此外还有关于起源于封建制度的权力，它们曾激起我们先辈最强烈的反抗，被认为不仅违背正义，而且违反文明。十一税，不得转让的地租、终身租税、土地转移和变卖税，这些可以用十八世纪“土地奴役”这个略有浮夸的言语形容。所有这些在当时的英国都存在，但却没有阻碍英国农业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多产的农业。就连英国人也很少意识到这点。

为什么同样的封建权力在法国人心中引起如此大的厌恶之情，以至仇恨对象消失以后这种仇恨似乎依然不可磨灭呢？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农民已变成土地拥有者。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控制。自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农民没有拥有自己的土地，将不受封建制度强加在土地财产上的沉重负担的任何影响。对于没有土地的农民而言，十一税有什么重要性呢？他能很容易的从他付的租金中扣除十一税。对于没有财产的人而言，土地租金有什么重要性呢？对于为别人耕作土地的人，土地经营中的种种盘剥有什么重要性呢？

如果法国农民仍旧受领主的统治，封建权力似乎也没那么无可忍受。因为他们仅把这些特权当作国家体制的自然产物。

当贵族不仅手握特权，且拥有政权时，当贵族进行管理和统治时，贵族的特权越来越大，同时却越来越不引人注目。在封建时期，民众看待贵族如同我们现在看待政府一样。人们接受贵族提供的保障，并以此为交换，接受他们施加的压力。贵族拥有令人厌烦的特权，但是他们维持公共秩序，监督司法，执行法律，帮助弱者，处理公务。到贵族不承担这些事情的时候，其特权似乎便显得更加沉重，直到最后人们终于无法理解为什么贵族还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请你们设想十八世纪法国的农民，或是现在你所熟悉的农民。因为法国农民永远是这样，条件改善了，但是思想境界没变。看一看我引用的文件所刻画的农民吧！他如此热爱土地，不论价钱高低，都愿意用所有的积蓄购买土地。为获得新的土地，他首先得付税，不是向政府，而是向附近地产主付税。附近农场主和他一样对公共事务没什么影响，几乎一样无权。到最后他终于获得土地，他便将他的心和种子都种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他可以以自己姓名命名的土地上，他充满自豪，有独立人格。但是同样的邻居也会来把他从土地上带走，毫无报酬地强迫他去其他地方工作。如果他努力保护收成免受猎物的侵害，这些邻居会阻止他这样做。他们会在河流的渡口处等着农民，要求农民支付过路费。他们在市场碰到农民时，农民得花钱才有权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当农民回到家后，想把剩下的谷物留给自己食用。这些谷物是他亲自种的，亲眼看着慢慢成长的。但是他不能这样做，除非把谷物送到那些拥有磨坊的人那里去进行碾磨，去烤箱里进行烘烤。他小农场里收入的一部分必须用来支付租金，而且这些租金是永久的，不可赎回的。

无论农民做什么，都会在路上遇到这些令人恼火的邻居，这些人干涉农民的幸福，妨碍农民的工作，吞食农民的产品。当农民摆脱了这些人，又有一批身着黑袍的人到来，侵占他们收成的最大份额。请想象一下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和感情。试想一下，农民心中积压了多少仇恨与嫉妒，这是无法计算出来的。

备受压迫的法国农民

封建制度虽然已经不再是政治制度了，但它仍是我们的民事制度中最大的一部分。虽然影响范围有所缩小，却比之前更让人厌恶。因此，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中世纪的部分制度被毁灭了，残留下的制度更加可憎。

[1] 内克尔（Necker），日内瓦银行家，曾任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译注

第七章 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业绩

在法国还有政治集会的时候，我曾经听到一个演讲家谈论中央集权制。他认为中央集权制是“法国大革命令人敬佩的伟大胜利，为欧洲所羡慕”。我同意，中央集权是一大令人钦佩的胜利，也认可欧洲人羡慕我们的说法，但我也坚持认为这并非大革命带来的大胜利。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我也可以说这是旧制度在经历大革命后唯一幸存下来的政治制度，因为这是唯一能够适应大革命创建的新社会的部分。如果读者有耐心认真读本章，可能会看出我用大量证据论证了这个观点。

首先我恳请读者原谅我将所谓的三级会议省，也就是全权自治或部分自治的省份放置一边，暂且不谈。

三级会议省份位于国家的边远地区，几乎占了法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它们中只有两个省拥有名副其实的自由。稍后我将阐明中央政府像强迫其他省份那样强迫这些三级会议省服从中央政府同样的法令到了什么程度。

在这里我主要关切的是那些被当时行政语言称作财政区省的省份。尽管那里的选举比其他地方少，但是巴黎周围都是财政区，它们构成一体，形成了法国的心脏和繁华地区。

1789年法国行政图。黑色部分即为三级会议省，白色部分为财政区省。三级会议省指直到旧制度末期还保留有三级会议的省份。财政区省不同于三级会议省而拥有隶属于国王的财政管理权和财政机关。

乍一看，国家的旧式管理制度给人一种杂乱无章的感觉：规章混乱，政权混乱，是一个真正的大杂烩。行政机构和官吏遍布法国各处。他们互不屈服，所有人都依仗自己花钱买的权力参与政府管理，而且这个权力也不能被回收。他们的权力经常在一定程度相互重合或侵犯，以至于他们之间经常有摩擦和冲突。

法庭间接使用立法权力，他们有权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颁布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有时他们直接挑战中央政府，直白地谴责政府政策，逮捕政府代理人。地方法官在他们居住的城市和乡镇颁布治安条例。

城镇的体制多种多样，官员名号也五花八门。权力来自不同的地方：这儿是市长，那儿是领事，还有其他地方是市参议员。他们中的一些是由国王委派的，一些是由旧领主或拥有封地的亲王委派的。还有一些是有当地市民选举的，任期一年。剩下的有些人是花钱购买的永久统治权。

这些都是旧政权的残余。然而，在他们中逐渐地出现了或进化出相对新颖的东西。在这里我必须描述。

在王国的中心，距离皇位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很强大的管理机构，所有权力以一种新的方式凝聚在一起。那便是御前会议。

它源于古代，但大部分职能是近期才具备的。它身兼多重属性：它是一个最高法院，因为它有权推翻其他普通法院的裁决；它也是一个高级行政法庭，一切特别管辖权皆出于此。作为一个政府委员会，在国王的授权下，它也拥有立法权，可以讨论和提出法律条款，可以设定和分配税款。作为高级行政委员会，它有权制定指导政府代理人的一般法规。它决定所有的重要事件和监督所有下属机构的运作。所有的政府事宜由委员会处理，所有政府工作运作的动力来源于它。但是它没有自己的管辖权。虽然委员会似乎是决策机构，但只有国王自己作决定。御前会议似乎有司法权，其实仅仅是由提供意见者组成的，高等法院在谏诤书中就曾这样说过。

御前会议不是由领主，而是由中层或下层阶级，前任总督，或是其他有实际经验的人组成。

御前会议通常隐秘地执行权力，总是不去显露它的权力。离国王很近时，在王冠的光芒下，它显得很平凡，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虽然它如此强大可以管理任何事情，但是同时它又是默默无名的，几乎不为历史所留意。

正如国家的整个行政管理是由一个机构决定的，所有的内部事务也都委托给一个代理人，也就是总监。

如果你翻开旧制度的记录，每个省都有它自己特殊的大臣。当你查阅行政记录时，你会立即发现省里的大臣执行机会少之又少，而且相对不重要。日常事务都是由总监管理的，他逐渐地将所有的事情和钱财掌控在自己手中，几乎可以说控制整个法国的公共管理。你会发现他扮演着多种角色：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商务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

正如中央政府在巴黎真正只有一个代理人，在每个省也只有一个代理人。十八世纪时你仍旧可以发现领主同时拥有省长的头衔。他们是封建王朝的老代表，通常是世袭的。虽然他们仍被赋予荣耀，可他们已经没有实权。政府的所有实权都归属于总督。

总督出身普通，且年轻、有抱负。他不是通过选举、继承或是金钱交易来获得政权的，而是由政府在行政法院的下等成员中选中的，且可能随时被撤职。他脱离了行政法院，却又代表了行政法院，因此用当时的行政语言说，他是“派出专员”。几乎所有行政法院拥有的权力都转交到他的手上。从初审起，他使用所有权力。和行政法院一样，他既是法官又是行政者。总督和各个大臣通信。在省辖范围内，他是政府意愿的唯一代理人。

在下面，由他在每个县任命并可以随时撤职的官员，称为总督代理。总督通常是新封贵族，而总督代理通常出身普通。他在所辖区内代表整个政府，和总督在所辖区内代表整个政府一样。总督隶属于大臣，同样，总督代理隶属于总督。

达尔让松侯爵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讲到，约翰·劳有一天对他说：“当我任财政总监时，我从来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事实上法国是由三十个总督统治的。没有法院，没有议会，没有省长。各省的祸福贫富，全系于这三十位在各省任职的行政法院审查官身上。”

约翰·劳（1671—1729），苏格兰裔金融家和投机家，曾任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财政总监。

无论如何，这些有权力的官员在封建贵族的残余面前相形见绌。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他们掌控一切，当代人仍几乎注意不到他们。社会上，贵族们享受着头衔、财富和尊敬；在政府里，这些贵族围绕着国王，形成宫廷；贵族统率舰队，指挥陆军。简言之，他们最吸引那个年代人的眼球，甚至子孙后代的眼光也常常停留在他们身上。如果贵族被任命为总督，那相当于是对他的侮辱了。甚至是最穷的绅士也会拒绝这样的职位。在贵族看来，总督代表外部权力，是受命管理官僚和农民的新人，不值得引起社会注意。但是正如约翰·劳所言和我们所见，这些人却统治着法国。

让我们以关于税收的权力开始，这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其他权力。

众所周知，税收有一部分属包税。御前会议和金融公司协商，最后确定合同的条款和规定征收的方式。所有其他的税，如军役税、人头税以及二十分之一税（农民向国王缴纳的一种税），由中央政府的官员或是在他们的全权监督下征收的。

每年委员会颁布一个秘密的决议来设定军役税的数量及其众多附属税，以及各个省的分配。因此军役税在没有任何警示的情况下一年比一年多。

因为军役税是一种古老的税收，它的评估以及征收曾经都是委托给地方代理人。这些代理人或多或少是独立于政府的，因为他们的行使权力是通过继承、选举或金钱买卖获得的。在这些代理人中有领主、教区税收的征收者，法国的司库和被选举的官员。十八世纪这些权威人士仍存在。但是截止到那时，一些人士已经与军役税完全没有关系了。一些只是承担次要的或是完全从属的角色。无论什么时候，权力总是在总督和他的代理人的手中。在现实中，只有总督自己在教区中分配军役税，命令和监督收税者，批准税收缓征和缩减。

其他税收，比如人头税，是最近才有的。所以政府不会受到旧势力残余力量的影响。它不受被统治者的干预，独立执行。总监、总督和御前会议设定地方税。

说完了钱的事，现在我们讨论人的问题。

有人惊奇地发现法国人民能够在大革命期间以及以后如此有忍耐力地承受军队征兵的压力。但是请记住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征兵制的前身是自卫队。虽然所征人员少一些，自卫队给法国人民的负担之沉重更甚前者。有时人们用抽签的方式决定农村青年入伍，在他们当中挑选若干名士兵组成自卫军团，服役为期六年。

因为自卫队相对比较现代，封建旧势力对它没有任何兴趣。整个运作全权委托给中央政府代理人。御前会议设定自卫队的总数和每个省份承担的份额。总督决定每个教区招募新兵的数量。总督代表主持抽签大会，听取免除请求，选择哪支部队留驻本地，哪支部队离开，最后把离开的部队交给军队当局。要求免征只能通过地方行政长官和御前会议决定。

除了三级会议省之外，所有的公共工程，甚至是那些地方性的公共工程，也是由中央政府的代理人独自批准和执行的。

独立的地方当局，比如领主、地方财政官僚和大路政官的确存在并且参与地方管理。但是在大部分地方，这些旧势力少有作为或无所作为，只要稍稍阅读政府文献，这点便可以得到证明。所有主要的道路甚至是连接城镇之间的公路是在普通税收的基础上修建和维护的。御前会议决定线路，签署合同。总督监督工程师的工作，总督代理召集徭役进行施工。只有乡间小路留给旧地方势力管理，最后这些路一直无法通行。

同现在一样，中央政府公共事业的主要参与代理人是桥梁公路工程局，尽管时间流逝，这里确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个部门有一个会议和一个学校。监督员每年穿梭于法国。工程师在总督的命令下负责所有的建筑工作。旧制度在新社会中幸存的数量比想象的多。即使许多机构保持原本形式，但在这种过渡中名称发生了变化。像桥梁公路工程局一样既保存了形式又没变名称的，少之又少。

中央政府在代理人的帮助下维持各省治安。小的警队遍布整个国家，并且在总督的命令下执行任务。必要时总督将动用军队去应对意外情况、逮捕流浪者、镇压乞丐、镇压因谷物价格波动频繁引发的暴乱。被统治者从来没有像过去那样被政府传唤协助政府工作。除非在城市，那里通常有城市警卫队，由地方行政长官挑选士兵，任命长官。

司法机构有权制定治安条例，并且经常使用这一权力。但是这并不适用于全国，实际上通常是只在一部分地区适用。御前会议可以随时撤销这些条例。当事关下级管辖权时，它不断这样做。与此同时，它每天都会颁布适用于整个国家的普遍性法规。其中一些法规或是涉及与法院制定的规章内容不同的问题，或是涉及那些内容相同但法院处理不同的问题。这些法规，也如当时人所说，御前会议政令，数量很大，而且随着大革命的来临逐渐增长。事实上，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四十年，御前会议政令已触及法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各个方面。

在旧的封建社会，如果领主拥有很多的权力，他也承担很多责任。帮助他管辖领地内的穷人是他职责所在。我们在一七九五年的普鲁士法典中找到欧洲这条古老法律的最后痕迹，它声称：“领主应该确保穷苦农民接受教育。在他的可能范围内，他应该为那些没有土地，没有生计的附庸提供教育机会。如果有人陷入贫穷，他应给予帮助。”

类似的法律在法国不复存在很长时间了。因为领主已经被剥夺了原来的权利，解除了他的义务。没有任何地方当局，议会或是省、教区组织取代他的位置。法律不再约束任何人照顾乡村穷人。中央政府已经果断地承担起满足穷人需要的责任。

每年御前会议从普遍性税收收益中给每个省份分配一定数量的基金。由总督分发到各个教区救济穷人。穷困的农民可以向总督寻求帮助。在饥荒时期，总督把面粉和大米分发到人民手中。御前会议每年会在特定地方建立慈善机构。在这里，最贫穷的农民可以找到工作来获得微薄的工资。可以想象得到，从如此遥远的地方决定的救济事业往往比较盲目，也反复无常，因而无法满足需求。

中央政府并不只限于帮助穷苦农民。它正在努力教他们致富之术，帮助他们。如果需要，政府会强迫农民按要求去做。政府通过总督官和总督代理不断给农民分发农艺小册子，同时成立农业社团，发放红利，花费巨款开办苗圃，并将所产苗种分给农民。如果中央政府减轻当时压在农业上的重担，缩小各种负担间的不平等，会更有效。但是，中央政府似乎从未想到这一点。

有时候御前会议不管人们如何想，都要强迫人们富裕。有无数个政令要求工匠采用特定的方法，制造特定的产品。而且没有足够多的总督来执行这些法规，所以工业总监被派遣到各个省去帮助农民。

御前会议禁止在它宣布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有人甚至命令连根拔起他们认为贫瘠的土壤上种植的葡萄。这充分证明了政府已经远远超越了君主的职责，俨然变成了农民的监护人。

第八章 如今所谓的行政管理监督怎么是旧制度中的一种体制

在法国，封建制度消亡后城市自由依然存在。领主不再管理农村时，城市保持了自主管理。直到十七世纪末，城市依然像小型民主共和国，官员由人民自由选举产出，对人民负责。城市生活呈现一片欣欣向荣，市民们为他们的集体权力感到自豪，对他们享有的独立人格倍加珍惜。

直到一六九二年，才普遍废除了选举制。城市因此沦落为贪腐的交易所，这就意味着，国王向城镇的小部分居民收取金钱，后者得到管理其他居民的权力。

城市职能的变化摧毁了城市繁荣和自由。行政机构沦为金钱交易所，这一转变对于法院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完善的司法体系的前提是法院必须完全独立，然而对于政府机构，这一转变简直危害无穷。在政府机构，需要的是责任心、服从、热诚。旧君主立宪制政府对此十分了解，因此很谨慎，没有将强加于城市的制度用于自身，而且抑制总督代理和总督这一级别职务的买官卖官行为。

路易十四（1638—1715），全名路易·迪厄多内·波旁，自号太阳王。路易十四执政的54年中（1661—1715），把国王的权力发展到了顶峰。在政治上他崇尚王权至上，“朕即国家”，并且用“君权神授”来为王权至上制造理论依据。路易十四对贵族实行高压政策，取消巴黎高等法院对国王敕令的指摘权，拒绝召开王国三级会议，对敢于反叛的外省贵族无情镇压。

令历史最嗤之以鼻的是，这一革命性的改变居然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路易十一之所以限制城市自由是由于他畏惧它们的民主性。路易十四并不畏惧，却摧毁了它们。有例可循，路易十四愿意将这些城市自由卖给任何能支付得起的城市。事实上，他不想废除城市自由，只是作为交易，倘若他真想废除它们也会做得很隐晦，路易十四这样做更像是财政政策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是，这游戏规则持续了八十多年。那时，曾七次出售城市官员的选举权，当他们尝尽特权的甜头时，这些权力被收回以便重售。这一政策的目的始终如一，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已被公认。一七二二年的法令前言中写道：“财政危机迫使我们寻求缓解的办法。”方法很奏效，但是对于承担税收负担的那些人来说极为有害。一七六四年，一位总督曾致函给总监说：“不同时期，为在城市买到一官半职所付的钱其数额之大着实让震惊。若将这些巨资用于有意义的项目，将对城市建设大受裨益。相反，却只能感受到政府的压迫以及城市官员的种种特权。”我看旧制度没有比这更无耻的特征了。

现在想要准确地描述十八世纪是如何统治城市的似乎有难度。且不说城市权力的来源在不断变化，如上所述，所有城市都残存着旧制度以及当时的风俗。或许，在法国没有哪两个城市是绝对相似的，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本质没什么不同。

一七六四年，政府试图对城市管理施行一个通法。他向总督征集各个城市处理事务的调查报告。读完部分调查，我发现，各城市处理城市事务大同小异。差异都在表面，实则相同。

城市政府通常被委托给两个会议。所有大城市和多数小城市都是如此。

第一个会议由城市官员组成，其数量因地而异。这是城市的行政机构，称作市议会。国王授权，市议会成员在选举或买城市官职时，将执行临时权力，由选举产生。相反，当国王选择买卖官职而且顺利地将其出售时，他们用金钱能换取永久性的权力。但由于中央统治下的城市政权进一步削弱，商品越变廉价，城市官职也不常被售出。城市官员没有薪水，但是他们通常享有特定的税收豁免和特权。他们之间不分等级，集中管理。所有官员对发生的事情无需掌控、负责。市长是市议会的主席，而非城市行政官。

第二个会议又称为全民大会，在选举尚存的地方选出市议会并参与各地重要事务。

十五世纪，全民大会成员包括城市里的所有居民。之前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这一制度“符合我们祖先的主要精神实质”。全体人民选举城市官员。当时，城市官员向人民咨询其他事务，同时服务于人民。十七世纪末，这种情况依然存在于部分地区。

十八世纪，全民大会作为一个实体，不再由全体人民组成，而多为人民代表。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全民大会不再由民众选举产生，不再听取民众意志。各个地区，全民大会由知名人士组成，一些具有特殊身份，而另一些受行会或团体委托，他们代表并履行委托授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权贵族在全民大会中的数量不断增加。行会代表的数量越来越少，有时干脆没有。只有团体代表。也就是说，全民大会只包括一些城市名流公民，几乎没有手工业者。人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易地被徒有其表的自由所愚弄，各地人民对城市事务漠不关心，如同归隐者生活在自家城墙内。城市官员曾多次企图唤醒那些在中世纪表现辉煌的爱国主义精神，结果是徒劳的。人们对此不闻不问。城市官员认为他们应当保持表面的自由选举，他们试图说服民众投票选举。但人们却顽固地放弃了。设法摧毁自由权的几乎所有统治者起初企图存留其形式。从奥古斯都时代至今都是这样。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大众固有的道德力量与绝对权力的特别优势相结合。然而，几乎让他们都大失所望，他们很快发现当真实不复存在时，要永久保持虚伪的外表实在不可能。

因此到十八世纪，各地城市政府都演变成了小型寡头政治（一种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政治形式）。一些家族为了一己私利掌控所有公共事务，他们避开公众的注意力，也不对人民负责。这一现象是阻碍法国城市管理的通病。所有地方行政官员都指出这一通病，但他们唯一想到的补救办法是使当地政府隶属于更强的中央政府。

然而，要想比以前做得更好很难。尽管有各种法令时不时地改变着各个城市的管理制度，个别城市的特定法律通常却被御前会议未注册的规章制度推翻，这些规则是根据各总督的建议制定的，而且事先并未调查，有时市民自己也不知道。

遭受这一法令影响的某一城市居民认为，“这一举措震惊了所有公民，没有一个对此有预期。”

城市不能设立关卡，不能征税、抵押或者出售财产、上诉、租赁或管理资源，不得擅自使用盈余收入，除非御前会议依据总督的报告而授权。所有公共工程都以御前会议下批准的计划和预算为准。合同由当地总督或其下属代表授予，通常由国家工程师或建筑师监管。这些事实会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他们以为当今法国的一切都是新的。

至此，中央政府的统治早已渗透到城市管理，甚至比此处所提到的更深入。其势力的广泛远大于其权力。

下面的例子是大约十八世纪中叶时总监写给当地总督的备忘录：“你们须密切关注城市会议发生的一切事宜。在采取任何行动前，你们都要准备详细报告，讨论后随你们的建议一并交予我。”

事实上，当地总督与其下属代表间的通信表明政府已干预城市的大小事务。一切事务都要商讨且要有确定的观点，甚至连节日庆祝问题也管。总督有时亲自主持公众的喜庆活动，宣布点火开始，为房屋张灯结彩。有人因唱《赞美诗》时缺席，被罚款20里弗（古时法国货币单位）。城市官员最终意识到了他们的微不足道。

有人给总督写信说：“阁下，我们谦恭地请求您将仁慈和爱护惠及我们。我们将以努力服从您的管理作为回报。”其他自诩为“本城贵族”的人写道，“我们从不违背您的意愿。”

这就是资产阶级如何准备统治和人民如何准备奔向自由的。

要是城镇的绝对服从能挽救他们的财政该多好！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些人认为没有中央集权统治，城市将会毁掉自己。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十八世纪，中央集权统治并没防止城市毁掉自身。当时的行政管理史尽是混乱的事务。

如果从城市转向农村，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权力机构和不同的政治体制，但同样依附于中央。

我已经明显地意识到，种种迹象表明，中世纪每个乡村的居民已组成独立于领主的团体。领主利用这些团体来监督和管理人民的活动，但他们拥有共同财产、自选领袖并自行民主管理。

这一古老的教区制度存在于所有封建国家和所有崇尚这一制度的国家。在英国曾经处处可见其踪迹，接着在六十年前繁荣于德国，后来由弗雷德里克大帝在法典中明确。甚至十八世纪的法国，也有它的存在。

记得当我在一个总督辖区的档案中开始研究旧制度中的教区时，我惊讶地发现在这些贫穷、顺从的社区中却有一些令我非常着迷的北美乡镇团体特点，这些特点是我误以为在当时只属于新世界。严格意义上讲，二者都没有一个永久的代表机构，也没有一个市政府。它们都由在整个团体的指导下的官员单独管理。二者都不时举行由全体居民参加的全体会议来选举他们的官员并决定重要事务。总之，它们就如一个活人和他的尸体一样相似。

实际上，尽管这两种团体的命运有很大不同，但它们的起源相同。

由于远离封建主义和保证绝对自主，中世纪的乡村教区演变成了新英格兰小镇。独立于领主但受制于国家，在法国它却变成了我所描绘的样子。

在十八世纪，教区官员的名称和数量因省而别。旧文献表明当地生活最活跃时，当地官员的数量最多，反之最少。在十八世纪时的多数教区，官员可分为两类：收税员和理事。这些城镇官员仍由选举或任命产生，但各地官员都已成为国家的工具而不是各团体的代表。收税员执行当地行政长官的直接命令征税。理事是当地行政长官的下属代表，代表他来执行相关的政府或公共命令。对于自卫队、国家公共事务和一般法律的施行，他是总督下属代表的主要代理。

正如我们所见，领主不参与任何政府事务。他甚至不再监督政府事务，更不会协助政府。而且，随着他势力的大幅度削弱，之前他为竭力维护权力而付出的努力现在看来似乎毫无意义了。倘若硬要他参与当地政务，他终将无地自容。他已不再统治，然而在教区中他的存在以及他的种种特权妨碍建立新教区来取代他。一个如此与众不同、孤注一掷以及备受奉承的人物毁坏了、也削弱了法规的权威。

后文我将提到，由于领主的存在，迫使大部分有钱有文化的人都逃奔到城镇，除了领主，就是一些笨手笨脚、愚昧无知的贫民留在了乡村，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杜尔戈形象地描述：“教区充斥着棚屋，里面居住些与棚屋差不多的消极的人民。”

十八世纪，大大小小的行政公文充满了对教区收税员、理事人员的抱怨，说他们无能、懒散、愚昧。大臣、总督、总督代理乃至贵族一致频频谴责教区事务，但是从未追溯过它的根由。

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教区管理体制中仍然残留着早在中世纪就存在的民主政治。选举市政官员，商议社区事务时，村里的钟声召唤所有村民到教堂门口，不论贫富，皆有权参加选举和商议活动。当然，在集会上，既没有正式的审议，也不存在投票表决。但人人都有权发表言论，同时特意应邀一位公证人以便记录此次露天论坛的内容纪要。

既然徒有其表的自由和实权的匮乏可以并行前行，我们就能从细微之处看出，绝对统治和极端民主的某些方面也能融合在一起，可笑的是，领主压迫民众却又装作若无其事。民主的教区大会有权充分地阐述种种愿望，但无权按其意愿行事，这同市议会一样。只有获准，才可以说话，因为只有当地总督批准同意，就像人们所说的“准了”，才能召开会议。即使意见一致，如果没有御前会议的批准，他们也不能擅自出售、买卖、出租或起诉。修缮被大风摧毁的教堂屋顶，重建坍塌的评议会墙垣种种事务都要获得御前会议的批准。离法国巴黎最远的教区和最近的教区同样必须遵循这一规章。我碰到过教区恳求御前会议准许它们支出二十五里弗。

的确，当地居民一般有权通过普选选举官员，但由总督指任候选人也是司空见惯的事，这位候选人通常由少数选民组成的选举团体全票选举产生。有好几次，总督公然不顾选举，亲自任命税收员、理事，无限期延期新的选举，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简直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地方官员的命运更悲惨的了。中央政府的最低层代理，都对这些地方官员可以呼来唤去，动不动就罚款，甚至关押。保护居民权益，反对专权的保障制度在其他地方仍然存在，但在这里已荡然无存。一七五○年一位总督曾说：“我曾逮捕了一些对社区不满的官员，同时让他们承担派遣骑警的一切费用，这样，我轻易的制服了他们。”因此，教区职务不是一种荣誉，反而成了一种负担，人们想方设法摆脱它。

然而，法国农民依然对旧教区管理体制的残余依依不舍。甚至现在，他们公认的唯一的公共自由是古老的教区自由。也只有这种公共事务能够吸引他们。有人心甘情愿将整个国家的行政权交于独裁者手中，却为在村级事务管理中不能发表言论而不满：最空洞的政治形式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以上我提到的城镇和教区的相关内容几乎符合所有独立自主、具有公共属性的社团。

旧制度下的法国和现在并无两样：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医院、工厂、修道院和学校可以有权处理自己的事务，按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像现在一样，法国的政府将法国人民置于监督之下，如果说霸权这个字眼当时还没有造出来，但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了。

第九章 行政司法与公职人员豁免是如何在旧制度体现的

法国的普通法庭在欧洲范围内对政府的依附性最小，法国也是使用特别法庭最多的国家。两者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得多。法国国王实际上无权左右法官的命运。国王根本无权擅自开除、调遣法官，甚至无权照例提拔他们。简言之，无论是出于野心还是畏惧，国王都无法掌控他们。很快，国王开始将他们的这一独立性看作他行使意愿障碍物。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国王不得不否认法官们对直接涉及王权的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同时，国王出于一己之私，创建了一个更卑顺的普通法庭，为自己的事情提供道貌岸然的公正，免受现实困扰。

德国的部分地区，普通法庭从未像当时的法国法庭一样独立于政府，对此无任何防范措施致使行政公正从未实现。国王已凌驾于法官之上，他根本不需要像所谓的法国行政法官一样的代理或委托。

如果你不厌其烦地阅读君主制最后一个时期颁发的一些国王敕令和公告以及当时御前会议的命令，你会发现一旦政府作出决定，很少有不指出，由于此决定所产生的争议或诉讼应当排他性地提交给总督或御前会议处理。国王陛下还特别命令，任何可能因法令执行产生的争议，或任何基于该法令而产生的争议，均由总督裁决，然后上诉御前会议。禁止任何法庭和法院自作主张宣判。”这是当时的例行文书格式。

在与古代法和古老惯例相关的案例中，因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御前会议定期以所谓的“调案”为由进行干涉。因此，涉及政府的案例就会由普通法庭移交御前会议进行司法裁决。御前会议的记录充满了引起这个特殊过程的法令。日积月累，例外变成惯例，事实变成理论。这就成了一个既定的规则。虽不是法律，但是已深入人心，成为他们管理国家的座右铭：凡涉及公共利益或由行政行为所引起的案例并不属于普通法庭管辖。普通法庭只能判决与个人利益相关的案件。对此我们束手无策，却已成准则，法国的旧制度就是这样的。

当时，大多数有关税收的争议归总督或御前会议审理。由此制定的条例同样适用于所有与交通、公共运输、大路路政、内河航运等相关的纠纷。从广义上说，凡是与公共权力相关的案例，他们都有兴趣在其被提交给行政法院之前取代行政法院管辖之。

总督无限制地扩张这一特殊管辖权。他们提醒财政总监，同时也刺激御前会议。其中的一位总督给出的调案理由值得一提，他说，“正式法官受限于既成的法规，要求他处罚违法行为，但御前会议通常能出于实用目的灵活运用这些规则。”

为坚持这一原则，总督和御前会议通常会管辖一些与公共行政关系不大或根本没有关系的案件。例如，一个贵族和他的邻居发生纠纷，对法官的裁决不满意，上诉至御前会议。一位被问及此案的总督如此回答说：“尽管此案只涉及个人利益，其司法管辖权归普通法院，但只要国王愿意，他可以无需理由地在任何案件中设立管辖权。”

通过调案，用暴力行为扰乱和平的下层百姓通常便被交由总督或警队队长裁决。当因粮食价格暴涨而导致暴乱频频爆发时，调案便经常发生。当地行政长官精心挑选一些有知识的人作为当地刑事诉讼议会中的代表。我发现这种方式经常裁决农民做苦役，甚至判罚死刑。直到在十七世纪末，由总督裁决的刑事案件仍然普遍存在。

近代法学家确信，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行政法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说：“之前，司法权和行政权是合而为一的。而自划定界限后，二者各自恢复了其适当的法律地位。”为了适当地理解这些学术权威所说的进步，我们必须牢记：在法国旧制度下，尽管司法权曾多次超越了其权力的自然领域，但它并没有达到该领域的巅峰。倘若有人只看到这个现象的一面而脱离了另一面，那么他的视角是不完整的、扭曲的。有时法院批准发布行政法规，这明显超过了法院的管辖权。在另一些时候，法院却被禁止审判真正的私人法律诉讼，尽管这会将法院排除在他们真正的管辖范围之外。的确，法院不具有行政权力，而法国的旧制度却承认法院有这种权力，这是不合理的。同时，我们看到行政部门频繁侵犯当然归属法院管辖的领域，法院却不闻不问，其实这样做更危险。因为法院干预行政事务只会影响办事效率，而政府干预法院致使人民迂腐，使他们要么暴动、要么臣服。

过去六十年中，在法国被永久确立的九部或十部宪法中，其中一部明确指出，普通法院不可以审判任何政府官员，事先授权的除外。这一条款是一个精心安排，因此，人们在推翻这部宪法时，特地把这一条款从其废墟中分离了出来，使其免受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影响。行政官员们习惯性地援引这一条款，认为其将他们置于这一特权之下是一七八九年的重大成果之一。然而，关于这一点，他们经常理解有误，因为，和现今一样，旧君主专制下的政府竭力保护政府官员免受困扰，让他们避免像普通市民一样在法庭上捍卫自身权力。两个时期的政府唯一实质性的区别在于：法国大革命之前，政府只能通过不正当的、人为的手段保护其政府官员，然而，大革命之后，政府依照法律有权批准政府官员违背法律。

旧制度中，法院要想起诉中央政府的代表时，御前会议会发布一道命令，将被诉之人从法官手中带走，移交给御前会议任命的专员受理。因为，就如当时一位行政法院成员的记录，若普通法庭法官对受到抨击的行政官员有异议，王权就会受到牵连。这种案例绝非偶然而是时有发生，这些案例涉及政府要员，也涉及最平常的官员。只要和政府稍微有点联系就无所畏惧。道路桥梁工程局有一名督查徭役的工头被一名受虐于他的农民指控。委员会受理此案，总工程师秘密致函总督：“的确，该工头理应受到谴责，但是不能让此案任其发展。因为对于道路桥梁工程局而言，最重要的是使普通法院不听取也不受理该农民对工头的控诉。一旦开了先例，公共工程就会受到种种控诉，在这些诉讼中，公众对于政府官员的怨气自然就会上升。”

另一案例牵涉一位承包商，他拿了邻居地里的物资，总督亲笔致信总监：“我无法解释清楚将政府承包商移交普通法院审理将会怎样地损害政府部门的利益，因为普通法院的法规与政府的法则永远背道而驰。”

尽管以上文字毫无疑问写于一个世纪前，但是很像出自我们现在的政府官员之笔。

第十章 中央集权制是如何在不摧毁旧体制的前提下潜移默化地深入其中并取而代之的

现在，我们简要地概括下前三章的内容：中央政府单独管理全国的公共事务；一个大臣掌管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国内事务；各省所辖范围内，代理人单独处理所有事务；除特别授权外，没有任何附属机构或其他类似的机构可以进行活动；由特殊法庭受理政府感兴趣的案件，对政府代理人提供庇护。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中央集权制。较之现今，其制度不够正式，章程不够规范，地位也不够稳定，其实质是一样的。其间，无需增加或删除任何要素，只要将新的包装或形式去掉，即可看到这种制度的实质。

我上面描述的大部分制度，随后在上百个不同的地区被效仿，但在当时，这些制度是法国所特有的。很快，我们就会了解到这些制度对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影响及其后果。

然而，在封建社会即将瓦解时期，如此独特的制度怎么能在法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呢？

新制度的建立需要耐心、技能和时间，不能光靠武力和不为人知的权术。当法国大革命突然爆发的时候，几乎完全没有摧毁陈旧落后的行政管理体系。事实上，在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另一体系。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旧制度下的法国政府曾经周密计划来完成这一艰难任务。政府只是屈从于一种本能，这种本能促使政府试图凌驾于一切之上，一种不顾政府代理人的多样性、从未变化过的本能。政府保留了陈旧势力原有的名称和声誉，但逐步削弱了它们的权力。政府并未迫其让位，而是悄然无息地将他们引开。利用它的惰性和自私取而代之。政府利用旧势力的种种恶习，从未试图纠正，只是取而代之。最终，政府实际上已通过一位代理取代了几乎所有的旧势力，这位代理即总督，一个新的头衔就这样诞生了。

旧制度的伟业中，只有司法权阻碍了政府的发展，但对于这一点，中央政府最终夺取了实权，使反对者的权力徒有虚名。政府并没有将最高法院驱除出行政领域，而是逐步扩大自身活动，直到完全掌权。在某些短暂的特殊情况下，例如饥荒时期，民情高涨成为法官们雄心滋长的平台，中央政府授权最高法院临时处理问题，这种影响在历史上会产生一定回响。然而，政府很快便悄然恢复地位，并谨慎地重申其权力高于一切。

对于最高法院与王权的对抗，我们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两者通常在政治领域上发生冲突而非政府管理问题。通常一项新税法的颁布就会引起争议。也就是说，这两个对立面争夺的不是管理权，而是立法权，这是二者都无权独自占有的。

法国大革命越临近，双方的对抗越发频繁。民情越高涨，巴黎最高法院干预政治事务越多。与此同时，由于中央政府及其代理变得老练、精明，最高法院在行政事务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小；日积月累，最高法院便不像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却更像是保民官。

巴黎高等法院今貌

时代也不断地为中央政府开启新的活动领域，而这是缺乏制度灵活性的法院所没有的。因为这些领域涉及新的案例。对此，尚未存有先例且与法院程序背道而驰。社会在不断进步，时刻需要满足新的需求，每种新需求赋予中央政府一项新的权力，而种种需求也只有政府有能力给予。法院的管辖范围是固定不变的，而中央政府却刚好相反，它的行政范围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不断扩大。

大革命的临近，动摇着所有法国人民的头脑，激起只有中央政府可以给予回应的成千上万的新思想。法国大革命推翻中央政府之前，推动了它的发展。与其他所有事物一样，政府也在不断地自我完善。在研究中央政府档案时，这一点尤为突出。一七八○年的总监和总督与一七四○年不再具有任何相似之处。政府职能已有所改变。同样有代理，但是曾使他们为之动容的精神风气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仅变得更加细致、包罗万象，而且变得更加系统化、更易于传达。它最终控制了各个领域，进行引导而不是强迫。

法国大革命的首次尝试摧毁了此项庞大的体制——君主制。而这项制度在一八○○年又恢复。尽管人们常说，但其实并不是一七八九年的种种公共行政原则在当时及后来取得了胜利。恰恰相反，随后旧制度下的那些原则卷土重来，全面恢复并且固定下来。

倘若有人问我旧制度下的各项政策是如何完好无损地延续下去并被纳入新社会中的，我会这样回答：中央集权没有在法国大革命中毁灭的原因在于，它本身就是革命的开端和导火线。我还会补充道，人们在其内部摧毁贵族制度时，他们也会将自己推向集权化。这种情况下，推动人民的这一倾向比起阻碍它要容易得多。在人民内部，所有权力逐渐集中，只有下大力气，才可能使之分裂。

民主革命摧毁了法国旧制度下的众多体制，从而巩固了中央集权制。这样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建立起的法国社会中自然就有了位置，正因如此，我们很容易误认为中央集权制是大革命的功绩之一。

第十一章 旧制度下的管理风尚

如果读过旧制度时总督们与上下级的往来信件，肯定会感到很惊讶，那个时候与现在制度上的相似竟然使两个时代的管理者也很相似。他们就像跨过大革命的深渊走到了一起。我觉得被统治者也是今昔如出一辙，法律权威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就是最好的例证。

官员们已经产生一种愿望，希望来亲自对政府行为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仔细核查，还要监测巴黎的一切。随着时间流逝，行政管理日趋完善，他们的野心也更加强烈。十八世纪末，如果没有总监的参与，想在偏远省份的某个地方建个慈善机构是不可能的。总监会亲自监管这个项目的所有开销，亲自制定管理制度，亲自选址。如果建了个贫民救济所，必须向总监报告所有去过那儿的乞丐的名字，以及他们进入和离开的准确时间。十八世纪中期（1733年），达让森曾写道：“官员们要处理的繁杂事务数量非常庞大。离开他们什么事也做不成，只有他们才能使事情顺利进行。如果他们的知识没有他们的权力涉猎范围广，他们就会被迫把所有事情都交给秘书们，于是秘书们便成了真正掌权的人。”

总监要求不仅要向他们报告政府的事务，还要让他们知道每个市民的琐事。总督会要求总督代理报告，就好像他自己亲自了解到的情况一样，把报告中的情况原原本本的陈述一遍。

为了能够在巴黎可以掌控全国各地发生的所有事情，政府推出了数以千计的新的管理办法。书面材料堆积如山，行政程序却非常缓慢。一个教区想重修钟楼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一年之内是不可能获批的。申请常常需要两三年才能得到批准。

议会也在一条法令中承认：“那样的行政审批程序使事情没完没了的推迟，理所当然会遭到很多抱怨。”但它又追加道，“但是所有的手续都是必要的。”

我曾认为对数据统计的酷爱是现在的官员们所特有的，但我错了。在旧制度末期，总督们经常收到简短的打印版材料，他们这样做就是想得到总督代表和教区理事的报告。总监要求上报土地自然状况、庄稼生长情况、收成的种类和产量、家畜数量、本地工业情况和风俗。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信息很详尽，但却与现在的区长和市长们提供的信息一样不可信。在这种情况下，总督代理们通常会对他的那些属民们给出不好的评价。他们经常这样回复：这些农民十分懒惰，如果不是迫于生计，他们就不会干活。这种省事的说法在官员们中间广为流传。

在行政语言方面，现在和过去惊人的相似。它们的风格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含糊不清，而又废话连篇。作者们的个性也被淹没在平庸中了。现在的省长和旧制度时期的总督写的东西一个样。

德尼·狄德罗（1713—1784），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他最大的成就是主编《百科全书》（1751年—1772年），百科全书概括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

十八世纪末，狄德罗和卢梭的鲜明写作风格传播开来，甚至运用到了日常用语中，他们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多愁善感也影响了那些行政官员和财政家。行政语言的风格大多枯燥乏味，但那时却变得有些委婉甚至温柔了。一位总督代理向巴黎的总督抱怨说：“在工作时，他常遭受一种剧痛，仿佛要把他脆弱的心撕裂。”

那时的政府和今天一样，会对一些教区进行慈善救助，但条件是村民们自己必须做出贡献。当他们贡献足够大时，财政部主管就会在分派清单的空白处写上：“好，表示满意。”要是贡献超过预期，他就会写上：“很好，发自内心表示满意。”

行政官员们几乎都是资产者，那是个有自己的精神、传统、美德、荣誉和骄傲的阶级。他们是新社会中的贵族，那时已经成形并不断成长，只是在等待利用大革命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对所有阶级的仇视已经成为法国行政机关的一个特点，它憎恨所有的贵族和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想在它控制之外的领域抢占地位。任何独立团体，无论大小，只要是想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组建，政府都会对其进行打击。任何自由组织，无论大小和目的怎样，都会成为惹恼政府的根源。只有那些经政府选拔成员的组织可以在它的控制之下存活。即使是大的工厂企业也很难讨它欢心。总之，它不允许它的人民以任何方式参与监督自己的事情。他想杜绝一切竞争，但是作为对他们受奴役的安慰，法国在某些方面开了特例，政府允许他们自由讨论宗教、哲学、民族和政治上的各种普遍又抽象的理论。它宁愿忍受对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制度的攻击和对上帝的讨论，也不愿让哪怕职位最低的官员遭到批判。因为政府认为被讨论的这些事不属于它的管辖范围。

1786年的《法兰西报》。《法兰西报》1631年创办，为法国第一家报纸。1762年成为政府官方报。

尽管十八世纪的报纸，或那时政府所称的公报，刊载的四行诗（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一种诗体）比辩论更多，但是，行政机关还是会介意这股微小势力的存在。虽然它对书籍很宽容，但它却无法容忍报纸的存在。既然不能把这些报纸彻底消灭，就尝试着要把它们占为己用。我找到了一份一七六一年的公告，是写给全国的总督的，公告宣布国王（路易十五）决定《法兰西报》从此以后就在政府的监督之下出版了，里面提到：“陛下希望丰富这份报纸的内容，以保证它成为最优秀的报纸。所以你们要发给我一份关于你们辖区的报告，报告内容应是任何大家都可能感兴趣的事，最好是与自然科学和历史有关的奇闻趣事。”公告还附加了一份简要说明，上面说这份报纸出版要增加，内容要更丰富，而且读者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

有了这些文件撑腰，总督们就写信给那些总督代理，命令他们去落实。但他们的第一反应却是他们没有素材。不久大臣的另一封信就下来了，他严厉批评了这些官员的麻木态度：“陛下命我转告你们认真对待这件事，要向你们的下属下达最明确的指令。”这次总督代表们按他们说的做了：其中一个报告说他们那儿的一个盐贩子被吊死了，人们倍受鼓舞；另一个说他们那儿的一个妇女生了三胞胎女儿；第三个说他们区发生了暴风雨，但是没有什么伤亡。还有一个说尽管他尽最大努力寻找还是没找到值得报告的事，但他会亲自订阅一份如此有用的报纸，而且还会推荐他们那有头有脸的人都去订阅。但所有这些努力所得到的结果却不好，因为我们从大臣的另一封信中读到：“陛下不辞辛劳，亲自查阅了各项措施的细节，想把报纸办得更好，还要授予这份报纸最高荣誉和它应得的名气。但你们写的东西令他大失所望，他表示很不满。”

显然，历史就像挂在画廊里的画，只有少数几幅是原著，其余都是仿品。

必须承认的是，法国中央政府并没有效仿南欧政府，后者掌控一切，但似乎只是为了使一切陷入荒芜。法国政府在治理政务上显示出了更大的智慧，而且也非常地积极。但它的积极却常常是徒劳，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所做的事超出了它的能力范围，或者说超出了任何人能掌控的范围。

在最重要的改革出现问题时，法国政府很少去想法解决，或者很轻易地就放弃了。这些改革想要成功是需要不懈地坚持的，但政府却在不断地胡乱修改法律法规。在法国政府的统治之下，所有事都在不断变化。政府制定的新法规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变更，对于那些习惯顺从的人来说，他们很难知道哪一条才是最正确的。市政官员就这种附属立法的异常不稳定向总监抱怨说：“法规更新得太频繁，光财政法一项就会使即使终身任职的镇长在任期间，也不得不把他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新的法规了，因而懈怠本职工作。”

即使法律内容不变，但执行方式却不断变化。如果你没看过旧制度时期的政府执政期间留下的秘密公文，你就无法想象到，法律最后被人们甚至执法者如此蔑视。那时，既无政治集会，又没有报纸去限制朝令夕改的现象和大臣们任意武断的做法。

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御前会议的裁决中，都援引以前那些只颁布却没执行的法律。的确，每一条法令、王室公告或被严肃记录在册的诏书在执行之中都会经历上千次的修改。从总监和总督发表的公告可见，政府机关允许人们在自己出台的法令中制造例外。尽管它很少违背法律，但为了照顾那些特例，减轻政府的负担，它每天都用这种方式来放宽法律的要求。

一个政府项目承包商想减免通行费，于是总督就写信给大臣说：“毫无疑问，我刚刚谈到的这条关于通行费的法律应当被严格执行，任何我国公民都不能减免此税。但是精通法律的人都知道这些强制措施和所有法律惩罚一样，几乎在所有的关于征税的法令、布告和条令中都能找到，它并不妨碍给予人们特权。”

这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旧制度时代的特点：立法严明、执法宽松。

如果你企图通过研究法律体系来对当时的政府进行评断，那你就犯了最愚蠢的错误。我找到了一份一七五七年的公告，上面规定凡编写、印刷违反宗教和既定制度书刊者都将被强制执行死刑。销售和贩卖相关违禁书刊者都将被处以同样的刑罚。难道我们是回到了圣多米内克尔[1]时代吗？不，事实上，我们恰恰是在伏尔泰时代。

我们常听到有人抱怨说法国人不尊重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呢？公正地说，在旧制度时期，人们的头脑中根本没有法律的概念。每个请愿者都想让法律为自己开绿灯，那种感觉就像要求人们遵守法规一样理直气壮，只有当掌权者想拒绝这种要求时，才会真正都用这些法规。人们仍然会对掌权者完全服从，但这种驯服不是出自他们的意愿而是因为习惯。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他们被唤醒了，那么即使最小的刺激也会导致迅速的反抗，那时，镇压他们的就是暴力和强权，而不是法律了。

在十八世纪，法国中央政府的政权结构尚不完备，也没有后来那么有威望。然而，它把所有的中间势力都消灭了，在它和人民之前没有任何其他组织，所以人们都很尊重它，把它当成社会机器的主要动力，公共生活唯一的管理者。

关于这一点可以在反政府者的文章中找到证据。革命之火已悄然出现，各种关于社会和政府的新理论也涌现出来。革命者的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所用的方法却完全一致。他们想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扫清一切障碍，再按照他们的计划重新建立政府。他们都知道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完成这项任务。他们觉得政府的力量应该跟它所享有的特权一样无限大。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说服政府合理运用权力。老米拉布是个贵族，他非常喜欢贵族享有的特权，他曾直白地把总督形容成干涉他人事务的人，他说如果地方法官的任命由政府独立掌管，那么公正的法庭就变成特派员的天下了。老米拉布坚信只有中央政府能实现他的愿望。

这些思想并不局限于书本。它们进入到了人们的思想，与他们的道德观念相融合，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渗透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人们都觉得没有政府的介入，什么重要的事情也做不好。即使是平常最讨厌被控制的农民也认为如果农业得不到改善，政府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它没提供足够的建议和帮助。其中一个农民写信给总督，语气很愤怒，像要发动革命似的：“为什么政府不派个督察员每年来各省巡查一次，检查一下庄稼的生长状况，教一教农民怎样改善种植，怎样育肥牲畜，怎样喂养和出售家禽，哪儿的市场最好？这些督察员应该得到高报酬，庄稼种得最好的农民也应该得到嘉奖。”

督察员和奖章！萨福克郡[2]的农民想都不敢想。

在大多数人眼中，只有政府才能维持公共秩序。人们什么都不怕，就怕那些全副武装的警察，地产主们也只信赖警察。对他们来说警察不只是法规的守护者，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法律。吉耶纳省的布告上说：“人们都知道，只要警察一瞪眼，那些最叛逆的人也会乖乖听话。”所以，每个人都想在自己家门前安插一中队警察。在总督的档案里这种诉求随处可见。似乎没人怀疑藏在警察后面的就是主人。

法国的逃亡贵族到英国后非常震惊，因为他们发现这里没有警察。他们不但觉得惊奇甚至对英国人产生了鄙视心理，其中有个有钱人，但他的见闻却超出了他文化程度的理解范围，他写道：“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一个英国人被抢了，那他一定会吹牛说他很庆幸至少他们国家没有警察。他会因为被扰了清静而非常愤怒，可他却会接受刑满释放的叛乱分子，因为法律胜过一切。”他又写道：“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错误的想法。有些明智的人就持相反观点，从长远看来，智慧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英国人想法的独特与他们生活的自由环境有关，但那个法国人没想到这一点。他更愿意把他的见闻用更科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一个气候潮湿、周围空气缺少活力的国家，人们的性情都会变得很忧郁，他们更喜欢严肃的话题。所以英国人自然会对政府事务感兴趣，而法国人却不太关心这些事。”

政府已经代替了上帝的位置，如果人们想满足自己的愿望，他们就会向政府祈求帮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请愿书表面上是为公众争取利益，而实际是要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在旧制度时期，能看到各阶级都聚在一起的地方就只有那些储存请愿书的纸盒。读这些请愿书会使人感觉很忧郁：农民们要求政府要对他们牲畜和家庭的损失给与赔偿；富有的地主们请求政府帮助他们开发土地，以获取更多利润；企业家们向政府申请特权以避免令人讨厌的竞争。手工业者们也经常向管理者抱怨生意不好，请求他们提供帮助，并向财政部申请贷款。就好像为了解决这些事专门设立一个账户。

贵族们有时就是请愿者的主力军。他们的贵族身份通过他们请愿时霸道的口吻得以体现。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二十分之一税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关键。御前会议根据总督们的报告来决定贵族们每年交税的份额。所以贵族们都会写信给总督请求减免税额。我读过很多这种请愿书，写这些信的贵族们几乎都有头衔，甚至有几个还是王室成员，但在信中他们却要么说收入不足，要么说生意不景气。平常他们都简单的称总督为“先生”，但我注意到在请愿书中，他们跟资产者一样称他为“阁下”。

在请愿书中，有时会把贫穷和傲慢以一种可笑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一个贵族写信给总督说：“您那么善良，一定不会忍心让我这一大家子人像普通人家一样严格地交纳二十分之一税。”

在十八世纪经常发生饥荒，那时，所有地方的人都会向总督请求帮助，就好像是总督一个人在养活他们所有人。的确，所有人有困难时都会责怪政府。即使是像天气恶劣这样的不可抗因素，也是政府的责任。

十九世纪初，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很快就复兴了，但我们并不会惊讶。一七八九年人们推翻了政府，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政府的根基却毫发无伤，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很可能被迅速重建，而且建得比以前更牢固。

[1] 圣多米内克尔（1170—1221），多明我修会的创始人，曾以布道团同阿尔亚派异端斗争，后被罗马教廷委派设立宗教裁判所。——译注

[2] 萨福克郡（Suffolk），英国英格兰东部的一个郡，东临北海。——译注

第十二章 法国怎样成为欧洲各国中一个首都权威高于所有地方，但又与地方融合的国家的

首都相对于其他城市更有政治优势，既不是因为它的位置、规模，也不是因为它的财富，原因在于政府的性质。

伦敦拥有与某些国家相同的人口，但它却并没有给大不列颠带来最大的影响。

美国人不会认为纽约人可以决定美国的命运。事实上，纽约人自己也不会去想只靠他们的意愿可以作出什么决策。尽管现在纽约的人口和革命时期的巴黎人口相当。

在宗教战争时期，巴黎的人口与一七八九年时巴黎的人口总数一样多。但巴黎只靠自己，还不能决定任何事。投石党运动[1]时期，巴黎仍然只是法国最大的城市。直到一七八九年，巴黎就能控制整个法国了。

法国宗教战争，又称胡格诺战争。法国天主教势力同新教胡格诺派（即加尔文派）在1562—1598年之间进行的一场长期战争。1598年4月13日，亨利四世颁布宽容胡格诺派的《南特敕令》，承认一国两教，胡格诺战争结束。

一七四○年，孟德斯鸠写信给一个朋友说道：“在法国只有巴黎和其他偏远城市之分，因为巴黎还没空去吞并它们。”一七五○年，有个性格怪异但很有学问的侯爵叫米拉波，他谈到巴黎但并没用这个名字，“首都是很重要，但如果头长得太大，身体就会被压垮，那时就会全完蛋了。如果外省对巴黎过度依赖，外省人民被当作二等国民，如果这些地方没有办法得到认可，又不能为人们提供追求事业的机会，优秀人才都涌向首都。那时会发生什么呢？”他说这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革命，它把那些地方上的领袖、商人和通常被称为人才的人都抽走。

仔细阅读过前几章的读者就已经知道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所以这里再重复就会使读者不耐烦了。

政府并不是不知道这种革命的发生，但它很现实，主要关心的只是城市的壮大。政府发现巴黎的人口每天都在增多，它害怕管理一个如此之大的城市。我们会发现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王室颁布了很多法令来阻止城市扩张。那个时期的国王们渐渐将所有的公共生活资源集中在巴黎及其郊区，但他们不想让巴黎变得太大。他们与建筑商们提前协商好，如果他们想盖新建筑必须执行最昂贵的标准，而且只限建在最偏远的地方。可以确信的是，尽管有这么多法令如此规定，巴黎仍然没有停止扩大。路易十四先后六次尝试阻止巴黎扩大，但都失败了。尽管他颁布了法令，但巴黎仍然在持续扩大。巴黎的优势地位比它的城墙增长得还快，而确保它优势地位的并不是发生在城内的事反而是那些城外的事。

1789 年大革命爆发时的巴黎。塞纳河自东南向西北流去，两岸密集的街道，不仅显示出巴黎的繁华，也为革命提供了天然的街垒，路易十五广场被改名为革命广场，国王的住所被命名为正义宫。

同时，地方的政治自由权不断消失。它们独立处事的能力也都不见了。各地方之间的明显差异也开始模糊了。以前的公共生活留下的印迹也不见了，但是，国家并未变得衰弱。恰恰相反，各种运动随处可见，只不过背后的动力来源都在巴黎。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在部长们写的关于图书贸易的报告中可见，本来城市里有很多重要的印刷厂，但从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开始这些印刷厂不是没有印刷工，就是没生意了。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十八世纪末的印刷品数量远大于十六世纪的。但是现在所有的思想都来源于中央政府。巴黎已经完全吞并了其他省市。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第一场革命就已完成得很彻底。

在三级会议召开后不久，攻克巴士底狱前夕，一位著名的旅行家亚瑟·扬暂时离开了巴黎。他在巴黎的见闻与在外省的见闻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他很吃惊。巴黎一直都那么忙碌和喧闹。每件事情发生都会出一本政治小册子，每周甚至要出版九十二本小册子。亚瑟·扬说：“即使在伦敦，也永远不会有类似的出版发行活动。”在巴黎之外，他见到只有悠闲和寂静，很少有小册子，也没有报纸。但是地方上的人们已经被唤醒并准备好反抗，尽管那时看起来依然风平浪静。如果人们聚在一起，他们一定是在听来自巴黎的最新消息。亚瑟·扬问了很多城镇的人，想知道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们的反应全都是一样的。”他说，“我们只是个地方上的小镇，我们必须得等巴黎方面的决定。”他补充说：“在知道巴黎方面的想法之前，他们甚至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敢有。”

让人惊讶的是，制宪会议竟然能一举废除法国所有的旧省份，这些城镇之中有几个比君主制的历史还长，也是它们有条理地把整个国家分成了八十三个区。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让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感到害怕和惊讶，他们还没有为这种现象做好心理准备。“我想现在的法国政府就是人民的第一主体，它得到了它想要的管理国家的所有权力，但也是它把国家用这种最残酷的方法给粉碎了。”伯克说，“这是人们第一次用如此残酷的手段把自己的国家分裂了。”表面看来身体在被活剥，但其实正在肢解的只是具死尸罢了。

巴黎最终得到了控制其他城市的所有权力，同时巴黎正经历着另一次历史上非常重要的转变。巴黎不再只是一个集贸易、商业、消费和娱乐为一体的城市，它还变成了一个工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的城市。这第二个转变赋予第一个事实新的、更重要的意义。

二次转变起源于很久以前。大概是从中世纪时开始，巴黎就已经是全国最大并且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特点越来越明显。当巴黎成为政治中心时，工业也发展得很快。当巴黎渐渐成为时尚的引领、权力和艺术的唯一中心、国内活动的主要策源地时，国家的工业也更加收缩集中在巴黎。

尽管旧制度时期的数据记录并不可信，但我觉得我仍能确定，在孕育法国大革命的那六十年中，巴黎工人的数量增长到了原来的两倍多，然而同一时期巴黎的总人口却只增加了三分之一。

除了这里说到的普遍原因外，还有一些特殊原因促使工人们从法国各地来到巴黎，然后聚集到周边的某些城镇，这些城镇最后几乎成了他们的专属地盘。在巴黎，财政法规对工业的压制要比法国其他地方轻缓。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巴黎一样可以轻易逃脱法规的束缚。像圣安托万区和唐普尔区一样的郊区也会享有这种特权。路易十六逐渐增多了圣安托万区的特权，还尽他最大努力把工人们都安置在那里，正如可怜的路易十六在他的一条法规中说到的那样，“我想给圣安托万区的工人们更多的保护，把他们从限制他们兴趣和商业自由的束缚中解救出来。”

革命之前的那段时间，巴黎的工厂、作坊和高炉数量激增，这引起了政府的不安和虚幻的恐惧。例如，一条一七八四年的法令中说：“国王害怕工厂数量的激增会导致树木过度消费，从而影响巴黎的木材供给，所以国王禁止今后在城市方圆十五里之内建造这类工厂。”但是却没有人关注这种集中增长带来的真正威胁。

所以，巴黎成为了法国的主人，而驻扎在那里的军队就成了巴黎的主人。

我想现在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央集权和巴黎权力膨胀是政府不断更替、不断垮台的重要原因。不难理解，旧君主制的突然垮台也是这个原因，这也一定是其他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十七世纪中叶，路易十四尚未成年，由马扎然执政时，巴黎高等法院反对王国政府的政治运动。——译注

第十三章 法国是个民众最相似的国家

如果仔细考察旧制度下的法国，便会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

有时，你会发现旧制度下的法国人，尤其是那些引人注目的中上阶层的人们，简直彼此完全相同。

然而，相似的背后也有令人惊讶的差异，人们形成了很多不同的集团，在集团内部人们好像是生活在一个独立的社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却从不参与大范围的社会生活。

当我想到这些无数的团体中的人们不能像其他地方人们一样相互融合，并在危难关头相互帮助时，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大革命能那么迅速就把这个国家摧毁。我想象着大革命把这些相似中的小集团全部消灭。每当我这样想时，我马上看到一个比以往世界上可能见到的任何社会都更为密集、更为一致的冰冷的社会。

我已作过解释，很久以前法国各省市人民的个性是怎样被磨灭的，就是这一点促使全法国的人都变得相似了。尽管他们坚持要保持不同，但国人的相似性还是越来越明显了。法律的雷同就能证明这一点。在十八世纪，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法令、王室布告和议会法规在全国各地以相同的内容和相同的形式出台。不仅是统治者，就连被统治者也认为法律对全国各地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致的。在走向革命的过去三十年里提出来的每条改革计划中都能找到这种统一的立法观念。如果把这些称作思想的话，两个世纪以前还不具备与之相应的物质基础。

不仅各省份之间变得相像了，如果不详细看那些特殊阶层享有特权的法规的话，每个地方的所有阶级都变得越来越像了。

这一点在一七八九年不同等级的陈情书中体现得最为突出。很明显写这些陈情书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取向，但在其他方面却都很相似。

三级代表会议。法国的等级代表会议。参加者有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市民（第三等级）三个等级的代表。三个等级不分代表多少，各有一票表决权。

如果你研究三级会议早期发生的情况，就会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那时资产者和贵族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关心点。他们很少互相仇恨，但仍是两个不同阶层。

时间曾经维持和加剧了使他们产生分裂的特权，但现在时间又让他们在多方面越来越相似。

近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的贵族们逐渐衰落了。一七五五年一个贵族成员悲伤地说：“尽管贵族们享有特权，但还是日渐衰败甚至趋于毁灭了，第三等级却变得富有了。”但法律仍像以前一样保护着贵族的地位。表面看来，他们的经济地位并没改变。但是，在他们失去权力的同时变得更加贫穷了。

有人可能会说，人类制度如同人体一样，在履行不同生存职能的各种器官之外，还存在一种无形的核心力量，这种力量是生命的本源。当赋予生命的火焰熄灭时，器官也许不会马上停止，然而却是枉然，因为所有东西都会瞬间枯萎死亡。法国贵族仍然有特权，的确，伯克评论说在他那个时期法国贵族还享有种种替代继承权力、土地长久租用权和以使用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特权，都比英国更常见，也更有效力。法国的贵族卸下了用自己的钱去发动战争的重担，但他们的免税权还在并且更胜从前。换句话说，贵族们丧失了职务，保住了权力。此外，他们还享有他们的父辈不曾享有的许多金钱补贴。但是，当他们对政府失去一如既往的信仰时，他们就慢慢衰败了。事实上，这种逐渐衰落与我们之前提过的土地瓜分也有关系。贵族们把土地一小块一小块地卖给农民，只为他自己留下土地租用权，但那与他们之前拥有的实际土地相比只是些虚无的权力。很多法国的省份，包括杜尔戈曾提及的里利穆赞，只有几个潦倒的贵族，他们没有土地，只靠土地主权和租金生活。

本世纪初的一位总督说：“在这个区仍有几千个贵族家庭，但他们中收入达到二万里弗的不足十五家。”在一七五○年，另一位总督给他的下一任官员写了一封勉强可以称为简介的材料，里面说：“这里的贵族很体面，但是他们很贫穷，即使这样他们仍很骄傲。跟多年前相比，他们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为了迫使他们为我们服务，让他们向我们寻求帮助，在这个衰败的国家实行这种政策也并不是件坏事。”他补充道：“在所有的贵族中，只有那些能证明有四代宗亲贵族血统的人能被允许待在那个群体中。这个群体没有被批准，政府对他们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每年只能在有总督在场的情况下聚一次会。一起吃过饭后，贵族们有的骑马，有的走着回家去。聚会时的这种场面非常滑稽，不容错过。”

贵族的日渐衰落不只发生在法国，在整个欧洲大陆都是这样，像法国一样，那时欧洲的封建制度已经濒临瓦解了，但又还没被新的体制所代替。在莱茵河畔的德国，贵族的衰败尤其明显。只有在英国情况完全相反，那里的老贵族们不仅能维持现状还比以前更富有了。他们仍然拥有财富和权力。新贵们在他们身边崛起了，跟他们一样富裕。

在法国，贵族们失去的财富似乎都跑到了普通百姓的口袋里。几乎他们获得的一切都是从贵族那儿得来的。虽然没有法律会防止这些资产者破产，或帮他们变得更富有，他们却慢慢地富有起来了。许多普通人变得和贵族们一样有钱，甚至有些已经超过了他们。而且，这些资产者的财产类型跟贵族一样，尽管他们住在一个小镇，却拥有自己的土地甚至是庄园。

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使资产者和贵族有了其他相似之处。资产者和贵族受到的教育一样，因为很明显他们的教育来源相同，如同他们都被同一个太阳照耀着。他们受的教育都是精于理论并具有文学性的。巴黎越来越成为法国的唯一中心，也是所有人才的共同目标。

在十八世纪末，仍然能找出贵族和资产者在礼节上的不同，因为像礼节这种表面的行为是最难学得一模一样的。但是，所有高居于普通人之上的人都彼此相似。他们有相同的思想和习惯，享受同样的品位，有同样的消遣活动，喜欢读同一类书，而且说一样的语言。他们之间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拥有的权力。

我怀疑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其他国家能否达到同样程度。即使在英国，各阶层被共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因为政治自由所导致的智力和品德上的差异并没有让他们变得相似。从长远来看，一人专制的政府体制能使人们变得互相类似，但却让他们同伴的命运不再关心了。

第十四章 如此相似的人为何比以往更有距离，形成许多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考虑，看看这些在许多方面都相似的法国人怎么比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孤立，这在法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很明显，封建体系在欧洲建立时，所谓的贵族并没有立即形成种姓。相反，它最初包括国家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因而最初也只不过是一个掌权阶级。这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简单地说，到中世纪后，贵族已成为种姓，即出身变成了一种特殊标志。

贵族阶级确实保留了掌权阶级的本质特征，他们是进行统治的公民团体，但是，当时仅凭出身便可以决定谁将成为团体之首。没有贵族血统的人将被排除在这个独立而又封闭的阶级之外，他们可以在政府谋个或高或低的职位，但终究只能是从属的职位。

在欧洲大陆，任何一个采用封建制度的地方，贵族最终都演变成为种姓，唯独英国又将它恢复为贵族阶级。

有一个惊人的事实，它把英国和其他现代国家区分开来，同时它也解释了英国法律，民族精神以及英国历史的独特性。而这个事实并未引起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过多注意，就连英国人自己也对此视而不见。我对此感到无比惊奇。在我看来，人们对这个事实一知半解，并没有彻底掌握。孟德斯鸠在一七二九年访问英国时写道：“我来到了一个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几乎没有相同点的国家。”但是他并没有详述。

使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如此不同的原因并不是其国会、自由、政治争论的公开性及陪审团制度，而是一些更加具体和有影响力的东西。英国是唯一完全消灭种姓制度而非将其改头换面的国家。在英国，贵族和平民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进入相同行业。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可以通婚。权势最大的领主的女儿可以嫁给一个平民而不会觉得丢人。

如果你想知道种姓及其相关概念、生活习惯以及种姓制度产生的障碍是否已在所有的国家彻底消除，那就看看婚姻状况。只有通过婚姻状况才会找到你所需要的决定性证据。虽然经历了六十年的民主，如今在法国你也常常找不到这种特征。新旧家族之间在各方面看起来毫无差别，但他们仍然在尽可能地避免通婚。

据说，英国贵族比任何其他贵族更为谨慎、灵活和开放。必须提及的是，如果贵族这个词是沿用其他地方保留下来的古老的局限意义，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真正的贵族已经在英国消失。

这场了不起的革命已消失在夜色里，但其仍在语言上留下了活生生的标记。几个世纪以来，gentleman（贵族）一词在英国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意义，而commoner（平民）一词已不复存在。将下面节选自莫里哀一六六四年所著的《伪君子》中的台词，逐字地翻译成英语已经不可能了：

Et，tel que l’on le voit，il est bon gentilhomme.（别瞧他那副模样，他是个出色的贵族。）

让我们再次用语言科学解释历史科学：穿越时空追溯“贵族”一词的渊源。gentleman （贵族）一词起源于法语gentilhomme。你会发现在英语中它的含义随着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之间相互靠近、相互融合而扩大。几个世纪过去了，该词开始适用于社会中低阶层的人们。最终，英国人将它带到了美国。在那里人们不加歧视的将其用于全体公民。gentleman（贵族）一词的历史也就是民主发展的历史。

在法国，gentilhomme（贵族）一词始终受其原始意义的限制。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虽然该词不常用了，但其含义从未改变。这个用来表示贵族种姓成员的词，至今仍完好无损是因为种姓本身已被保留下来了。它依旧与其他所有阶级相分离。

然而，我将进一步解释这点：我认为，与这个词产生之际相比，种姓变得更加孤立，并且在法国发生的变化和英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虽然在法国资本家和贵族更加相似，但是他们彼此分化也更加严重。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混淆这两种现象。尤其注意的是明确二者的差别，因为这两种变化不仅不会弱化彼此的影响，反而会加强。

在中世纪，只要封建制度仍然存在，为领主管理土地的任何人（按封建制度的术语，此人被称为附庸）都经常与贵族一起管理领地，而这些附庸并不一定都是贵族。事实上，参与领地的管理是附庸获得土地的首要条件。他们不仅必须跟随领主出征作战，而且由于他们拥有管理权，领主还会要求他们每年抽出一定的时间在领主的法庭工作，也就是帮助领主进行司法审判和管理平民。领主法庭是封建政府运转的重要环节，它符合欧洲所有的旧法律。甚至现在，在德国一些地方的法律中依然可以找到明显的痕迹。法国大革命前三十年，主要研究封建法律的学者艾德姆·德·弗雷曼维尔曾想到写一部关于封建税和土地赋税清册革新的巨著，他告诉我们，他在“许多领地的名目下，看到附庸必须每两个星期去一次领主法庭，与领主或普通法官坐在一起受理居民的申诉和控告”。他还告诉我们，他发现“在同一个领地上有时可能会有八十个、一百五十个，乃至两百个附庸同时出现，而他们大部分都是平民”。我这里使用的引用并不是作为唯一的证据，因为毕竟还有很多其他证据，而是作为一个例子说明在最初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平民中的上层阶级如何接近贵族阶级，并通过与贵族阶层混合来共同管理事务。领主法庭为乡村地主所做的事情与省三级会议和后来的全国三级会议对城镇资本家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研究十四世纪三级会议的现存记录时，不可能不对第三等级在会议中所占的地位及影响力感到吃惊。

作为个体，十四世纪的资本家毫无疑问不及十八世纪的资本家。但是，作为主体的资产阶级却在早期的政治社会中占据更高、更安全的地位。资产阶级参与政府事务的权力是毫无争议的，其在政治群体中的作用是尤为重要的，甚至是占主要地位。其他阶层也常常感到考虑资产阶级的意愿是必要的。

然而，最惊人的是贵族与第三等级当时可以轻而易举地共同管理事务，共同抵抗中央政府，而后来却不行了。这不仅在十四世纪的三级会议中如此。由于那个时代的不幸，会议带有不合法的革命性，而且在同时期的省三级会议中也是如此，除了通常、按惯例办事的模式外没有任何新的进展。例如，在奥弗涅省，我们就可以看到三个等级共同作出最重要的决策，并从所有三个等级中选择执行长官来监控决策的执行。我们发现在同一时期的香槟省也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大家都很熟悉那个著名的运动：在十四世纪初，许多城镇的贵族和资本家联合起来维护国民自由和各省特权，反对王权的侵犯。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历史有很多插曲，读起来就像是从英国历史中摘录出来的一样。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发生。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开幕的场景。

事实上，随着领地统治的瓦解，三级会议召开的次数逐渐减少或停止，公众自由最终消亡，资本家和贵族放弃了地方自由，结束了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状况。他们感觉再也没有共同出现或达成谅解的必要，渐渐变得越来越独立，彼此之间也越来越陌生。直到十八世纪，这场革命完成了。资本家和贵族除了在私下偶遇一般不见面，他们不仅仅是竞争对手，而且已变为敌人。

除此之外，法国所特有的是，正当贵族阶级丧失其政治权力的时候，作为个体的贵族却获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特权，甚至增加了他们已有的特权。有人也许会说这是肢体依靠消耗身体而获得的。贵族阶级享受的统治权力越来越少，而贵族却越来越多地声称独享成为国家首要奴仆的特权。与路易十六时期相比，平民在路易十四时期更容易变为长官。这种进步在普鲁士极为普遍，但在法国却前所未闻。每种特权一旦被获得便会世袭相传；世袭和特权变得不可分割。贵族阶级越是远离掌权阶级，就越会变为种姓。

让我们以这些特权中最让你厌恶的免税特权为例。从十五世纪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免税特权的稳步增长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政府开支的快速增长，免税特权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到查理七世时，军役税高达一百二十万里弗，免税特权变得微不足道。到路易十六时期达到八千万里弗时，它却转变为主要特权。当军役税变为平民缴纳的唯一税收时，贵族免税特权并不是特别明显，但当这类税收以各种形式和各种名目激增，其他四种税收一起变为军役税收，以及在中世纪时的各种负担，像市政工程的徭役、服兵役及其他的各种负担等不为人知的苛捐杂税被加入时，贵族免税特权似乎变大了。这种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更明显，因为贵族常常受到其佃户需缴税而他们本身免税的直接影响。但在这类事情上，人们所看到的不平等要比感觉到的不平等更使人痛苦。

路易十四统治晚期，由于紧迫的财政需要建立了两种普通税收：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然而，免税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特权，即使它造成破坏也仍会被尊敬。尽管税收是共同承担的，但人们在征收时的感觉还是有区别。对于一些人来说，税收是可耻、严厉的，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又是宽容、可敬的。

尽管税收的不平等现象存在于整个欧洲大陆，但很少有国家像法国那样明显而又一直令人厌烦。在德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税收都是间接税。即使税收是直接的，贵族的特权也常常仅占普通税收的一小部分。此外，某些税收是专门针对贵族阶级设立的，目的在于替代已不再要求的无偿服兵役。

在所有的区分人和划分阶级的措施中，征税不平等现象的危害性最大，也最容易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增加孤立，而不平等和孤立都会变得不可救药。请考虑其后果：当资本家和贵族不再受相同税收的管制时，每年的税收评估和征收都将重新划分他们的阶级分界线，使其更清晰、更明确。年复一年，特权的每个受益者都感到一种直接的、迫切的需要，重新努力将自己与普通民众区分开来。

几乎每个公共事务都产生于税收或以税收告终，因此，这两个阶级一旦不再平等地缴纳税款，他们便再无任何理由共同商议事务，共同经历彼此的需要或情绪。没有必要再人为地将他们分开，因为他们共同行动的机会和欲望在某种意义上已被剥夺。

伯克曾为法国古老的政治体制勾画了一副光鲜亮丽的肖像，支持法国的贵族阶级制度尤其是资本家可以通过取得某个官职来获得贵族头衔。他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开放的贵族制度极为相似。事实上，路易十一在其统治期间增加了贵族的数量，是为了限制贵族阶级的权力。路易十一的继承者为了筹集资金更是加大了封爵的数量。内克尔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贵族所占的官职数量高达四千个。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并没有这种状况，因此，伯克试图在法国和英国之间建立的相似点并不那么准确。

如果英国的中产阶级远离对贵族发动的战争，而是依然与其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主要原因绝不仅仅是贵族的开放性，而是如前所述，贵族轮廓的模糊性及界限的未知性。这也并不是因为人们能加入贵族阶级，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加入。因此，任何想接近贵族阶级的人都认为自己是贵族阶级的一员，可以加入到贵族统治中，并期望能从贵族权势中获取一些名誉和利益。

然而，在法国，贵族阶级与其他阶级之间的障碍尽管很容易克服，但常常是固定明显的。它具有明显的辨认标志并总是被非贵族阶级所憎恶。障碍一旦被跨越，获得特权的人便会离开原来的阶层并与其成员区分开来，而原来阶层的人认为这些特权是苛刻、可耻的。

贵族受封体系丝毫没有减少平民对于贵族的憎恨，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憎恨程度。新贵族激发了原来与他地位平等的平民的嫉妒，引起极度憎恨。这就是第三等级的陈情书中对敕封贵族的憎恨要比对旧贵族阶级的憎恨更大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他们为什么不断要求走向贵族的道路变窄而不是拓宽。

法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年代比一七八九年更容易获得贵族头衔，而这一年，资本家与贵族之间的差距也是前所未有的。不仅贵族拒绝忍受他们在选举集会上与资本家有任何相似，而且资本家也同样抵制任何带有贵族外表的人。在一些省份，新贵族被排斥，一方面因为他们还不够高贵，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故意表现出的贵族气太重。据说著名的拉瓦锡就是如此。

拉瓦锡（1743—1794），法国著名化学家，近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17934年因包税官的身份而被国民公会逮捕、处死。

当我们把眼光从贵族阶级转向资产阶级时，我们会看到一个类似现象：资产阶级与平民相互分离和贵族与资本家相互分离几乎一样。

在旧制度下，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都居住在城镇。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贵族特权与军役税。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贵族常常对农民表现得亲密、和蔼，但对他的邻居（资本家）却表现得极为傲慢。这种傲慢并没有随着贵族政治权力的减弱而停止，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其政治权力的减弱而增长了，一方面，因为贵族失去了统治权，他们无需再迎合那些可以帮助他们统治的人；另一方面，因为正如常常提到的那样，贵族喜欢无节制地使用他们表面上的那些权力来弥补自己所失去的真实权力。贵族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不但没有减轻其邻居的焦虑，反而增加了他们的痛苦。不在土地上居住并没有减轻负担，因为由代理人执行的特权使人越发难以忍受。

尽管如此，我也不确定军役税和其他相关税收是不是更能引起不满。

我想，我本可以用几句话解释为什么农村承担的军役税和其附加税比城市更沉重，但这对读者毫无意义。因此，简单地说，聚集在城市的资产阶级有各种方法减轻军役税负担，并常常免交军役税，而如果他们仍然留在自己的土地上，谁也无法单独使用这些免税措施。更重要的还是他们逃避了征税的义务，这个义务比缴纳税收的义务更使他们害怕，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旧制度下或我认为在任何一种制度下，再没有比教区军役税征收员的状况更差的了。稍后我会有机会证明这一点。然而，在乡村除了贵族，再没有人可以逃避这项负担。富有的平民宁愿选择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移居到最近的城市也不愿接受这种负担。杜尔戈对我们说：“军役税的征收使所有的乡村地主几乎都变成了居住在城市的资本家。”他的观点与我曾查阅的许多保密文件相一致。顺便说一下，值得注意的是这就是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拥有更多小城市尤其是较小型城市的原因之一。

因此，富有的平民住进城市不久后便会忘记乡村生活的风味和精神。他与继续留在乡村生活的同辈人的工作和担忧不再有任何关系。现在他的生活目标仅有一个，即渴望成为所在城市的政府工作人员。

认为几乎所有的法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法国人对公共职务的酷爱直到大革命才出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起源于几个世纪之前，此后人们给予它各种精心培育使其稳步增长。

在旧制度下的职位并不总是与我们的职位相似，但是我觉得，那个时期的职位应该更多。事实上，较小职位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据统计，仅仅在一六九三年至一七○九年间就设立了四万多个这样的职位，而且几乎连最微末的资本家也可以谋得。我发现一七五○年在一个极小的外省城市，有多达一百零九个人参与执法，另外还有一百二十六名执行官，所有这些人都是城镇居民。资本家对这些职位的占有欲是前所未有的。资本家一旦拥有少量的资产，他就会立即伺机购买职位，而不会投资到贸易。与行规和军役税相比，这种肮脏的野心更多地阻碍了法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当职位出现短缺时，求职者就会发挥他们最大想象力，很快就会创造出新的职位。朗贝尔维尔先生出版了一部回忆录，证明在某个行业中设立巡视员完全符合公共利益，并且他在作总结时还自荐做巡查员。我们当中谁还不知道这位朗贝尔维尔呢？任何一个受过教育并略有资产的人都会觉得如果在政府谋不到弄不到一官半职便会死不瞑目。正如一位同代人说的那样：“每个人都希望根据自己的情况得到国王的任命。”

在这方面，我在此所描述的时代与我们自己所在的时代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当时的政府出售职位，而现在的政府分发职位。现如今，要想谋得一个职位，将自己交出比筹集一笔现金更易获得成功。

居住地的不同，甚至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导致了资本家与农民分离。出于公平正义，人们抱怨贵族的免税特权，但对于资本家的特权应该怎样对待呢？有成千上万种官职可以免除资本家的全部或部分公共负担，比如，免除服兵役的负担，免除义务劳动的负担，免除军役税的负担等等。一位同时期的作家写道，除了贵族和牧师外，哪个教区不存在有那么几位居民不通过职位或委任而获得免税特权的现象呢？许多专为资产阶级准备的职位时常被废除的原因之一就是：享受免除军役税的人数过多导致国家税收收入减少。毫无疑问，资产阶级中享受免税特权的人数与贵族阶级中享受免税特权的人数相比，只多不少。

这些不正当的特权使那些享受不到特权的人心中充满了嫉妒，而且使那些享受特权的人变得更自私、更傲慢。整个十八世纪，城市资本家对周边乡村农民的敌意是很明显的，正如乡村对城市的嫉妒一样。杜尔戈写道：“每一个拥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城市都会因其利益而时刻准备着牺牲周边乡村和村庄。”他在其他地方与总督代理谈话时说道：“你们常常被迫去制止城市对乡村和村庄进行的肆无忌惮的侵略。”

与资本家生活在同一城市的下层阶级与其相分离，甚至变为敌人。资本家确立的大部分当地费用都转变为了下层阶级的负担。在很多情形下，我都证实了杜尔戈在其著作的另一处所讲过的话：城镇资本家已找到一种方法对进入城市的商品征税，而自己不必承担任何费用。

然而，资产阶级所有的行为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害怕与下层阶级融合在一起，并极力摆脱下层阶级对他们行为的监控。

一位城市资本家在给总监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如果请国王同意市长的职位重新变为选举制，那么要求选举者将选择范围限制在城市的主要人物或省区成员中就会合情合理。”

我们已经看到国王是怎样制定政策不断地剥夺城市居民的政治权力。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五，这一思想在所有的王室立法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多情况下，城市资本家常常参与到这项政策中，并且有时还会提出建议。

在一七六四年市政改革时期，一位总督询问一个小城市的行政官员是否应该保留手工业者和其他平民对行政官员的选举权。官员们回答道：“事实上，人们从未滥用此权，他们可以从选举管理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员中得到安慰；因此，保留这份权力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仁慈。但是，出于对良好秩序和公共安宁的考虑，最好还是依靠显贵会议来决定。”与此同时，总督代理报告说，他已经召集“六名最佳城镇公民”举行秘密会议。这六名最佳公民全体一致同意最好的做法不是像市政官员建议的那样将选举权委托给显贵会议，而是委托给从不同行业选举出来构成显贵会议的若干代表。与资本家相比，总督代理对人民的自由权采取更宽容的态度，他在传递观点时，进一步说道：“然而，对于手工业者来说，如果无法控制钱的使用，很难支付得起征税者强加给他们的税收，而征税者本身享有免税特权，与这个问题的相关性最小。”

为了让描述能够更加完整，现在我们暂且不说普通民众，只考虑资产阶级本身，就像我们曾把资产阶级放在一边，只考虑贵族阶级一样。在远离其他国民的这一小部分国民中，我们发现了许许多多小团体。法国人似乎看起来就像是现代化学的单质一样，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发现可以分离的新粒子。在一座小城市的显贵当中，我所找到的不同团体不少于三十六个。虽然这些不同团体的规模非常小，但他们仍然不断地分化。他们每天都在努力净化自己内部可能包含的任何异质部分，以便只留下最纯净的元素。经过一番努力，有些团体的成员已成功地减少到三四人。因此，他们变得越来越刻薄，越来越喜欢吵架。每个团体都因其特有的小特权与其他团体相分离，甚至最不诚实也被认为是光荣的标志。

它们之间常常发生享有优先权的争斗。总督和法官也厌倦了他们喧闹的争吵声：“人们最终达成共识，先将圣水献给初级法院，然后再献给城市团体。最高法院对这个决定犹豫不决，但御前会议将其受理并对此案件全权决定。正在那时，这个案件使整个小镇陷入动乱。”在显贵大会中，如果一个团体比另一个团体更有优先权，那么失利的一方宁可放弃参加大会的权力、放弃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尊严受到侮辱。箭城的假发商协会决定“他们将通过这些方式来表达，让面包师获得优先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他们的痛苦”。某个城镇中，一些显贵顽固不化，拒绝履行职责。总督说道：“因为一部分手工业者已获得参加会议的许可，而资本家首脑对此感到耻辱。”在另一个省份，总督说道：“如果将助理法官的职位授予一位公证人，其他显贵便会感到厌恶，因为这里的公证人出身卑微，没有贵族血统，而都是以办事员起家。”我之前提到的六位最佳公民轻易地便作出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力的决定。但当涉及谁应该被算作显贵和确定显贵之间的优先顺序时，他们又感到无比的困惑。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表现得极为谦虚的表达困惑。他们说，他们害怕“会对其他几位显贵造成极大的痛苦”。

法国人的虚荣心因那些自恋的小团体中不断产生的摩擦变得更强、更敏锐，而公民合理的自尊心却变得湮没无闻。在十六世纪，我刚才讨论过的大部分团体都已经存在，但其成员在分担各自在团体中的任务之外，还会常常与其他的居民一起考虑城镇的一般利益。到十八世纪，这种团体几乎全部转向闭关自守，因为包含城镇商业在内的交易已变得寥寥无几，并常常由代理人负责。因此，每个小团体都明哲保身，只进行对自己有直接利益的交易。

我们的祖先并没有“个人主义”这个词，它是我们专为自己使用而创造的，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没有不属于团体完全孤立的个人，但法国社会是由许多只为自己考虑的小团体组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就是一种集体的个人主义，为后来出现的真正的个人主义做好了思想准备。

除此之外，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彼此冷漠的人，却变得如此相似；因此，如果他们被迫转换位置，将难以辨认。而且，任何一个能够探究他们内心深处的人都会发现：所有这些使如此相似的人彼此分离的小障碍对公共利益有害，并且也与常理相悖，而理论上，他们一直向往团结。他们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特有的地位，只因为其他人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区分彼此，但是，如果没有人享受任何特权或超出普通水平，那么所有的人都愿意随时融入集体。

第十五章 政治自由的丧失和各阶级间的分裂是如何导致旧制度灭亡的

我刚描述了旧制度中导致其灭亡的最致命的弊端。本章我想探讨一下造成这些奇怪又危险的弊端的根源，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其他社会问题。

在中世纪初，如果英国丧失了所有的政治自由和地方独立性，那么这个国家将无法生存，组成贵族的各个阶级就很有可能会彼此分裂。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法国，还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欧洲其他地方。在各个阶级彼此分裂的同时，他们逐渐脱离了广大群众。但正是自由把各个阶级凝聚在一起，一旦发生危机，他们就能找到契合点重新团结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被欲望驱使的英国贵族在必要时能团结下层人民并平等相待。之前我所援引的亚瑟·扬的书是现存的了解中世纪法国的最有教育意义的著作之一。他讲到有一天他偶然到利昂古尔公爵家的农场去，便想问能干又富裕的农民们一些问题。公爵让管家把农民带来，这位英国人发表评论说：“在英国贵族的家里，如果有三四个农民被邀请来会见我，他们能够坐在上流社会的贵妇们中间和我们一起用餐。在英国这种事我都习以为常了，见过不下一百次。然而在法国，从加来到巴约讷，这种事哪儿也见不到。”

当然，英国的贵族本质上要比法国的更傲慢，更不愿意和比自己地位低的人接近。但形势所迫，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为了掌控形势，他们不惜做任何事情。在英国，几百年以来，除了为了保护穷人的利益而推行的不平等纳税之外，其他的苛捐杂税已不复存在了。请大家思考一下，两个如此相似的民族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会怎么样。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穷人享受着纳税特权，而在法国，却是富人。为了能掌握国家的统治权，英国贵族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而法国贵族仍享受着免税特权，作为失去统治权的补偿。

十四世纪，有一条准则就是“没有征得同意不得征税”，这条准则深深植根在了英法两国。人们经常说违反了这条准则就相当于施行暴政，遵守它就是遵守法律。就如我前面提到的一样，我发现在那个时期英法两国在政治体制上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国家的命运逐渐分道而行，并渐行渐远了。它们的命运就像是两条线，从相邻点出发，但因为角度不同，线越长距离越远。

我敢说，国王约翰被俘[1]和查理六世[2]患痴呆症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无休止的骚乱，所以国王可以不经人们同意而征税，胆小懦弱的贵族们因为自己不用纳税而窃窃自喜，而听任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时起便埋下了祸根，驱使着旧制度走向灭亡。我很欣赏科明尼斯的独到见解，他说：“查理七世如愿以偿地赢得了征税法案的辩论，并没有得到人民的赞同，但这给他的灵魂以至于后继者们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并给他的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它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隐隐作痛。”

的确，回想一下那些创伤是如何越来越重，并殃及后世的。

就像福尔勃奈在他的著作《法国财政研究》中所说的，中世纪时国王们一般都靠领地的收入生活。他还说：“既然特殊需求由特殊捐税提供，那就由教士、贵族和人民共同承担税务吧。”

十四世纪，多数的普遍捐税都是由三个等级直接投票决定的。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税都是间接税，所有消费者均需缴纳。有时是直接税，这是根据收入多少而不是财产多少来征收的。比方说，贵族、教士和资本家每年需上缴给国王十分之一的收入。经三级会议表决通过的普遍捐税同样适用于各省三级会议在本领地内的捐税。

称作军役税的直接税从没向贵族征收过，这倒是事实。无偿服兵役的义务使他们免于纳税。但作为普遍捐税的一种，军役税在当时并没有大范围征收，主要集中在各个领地，而不是整个国家。

当国王想倚靠自己的王权征税时，他意识到了不能针对贵族征税，因为那时贵族们成立了一个与王权针锋相对的危险阶级，他们绝不会忍受任何损害他们利益的革新。于是国王选择了一项他们免交的税种：军役税。

因此在其他苛捐杂税的基础上又加了一项普遍捐税，从而加剧了这种不平等。从那时起，随着中央政府特权的加强，国库需求日益增长。军役税也逐渐变本加厉而且种类繁多起来。很快它就增长到了之前的十倍。所有新增的税收都打着军役税的旗号。年复一年，随着逐渐征收的重税，各个阶级逐渐分裂，人们渐渐疏远彼此。从那时起，让无力纳税的人们交税，为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成为了税收的目的。这导致了富人免税、穷人缴税严重的后果。有人说马扎然由于缺钱就想要向巴黎的富人征税，却遭到了其中部分人的阻挠，于是放弃了，转而把他需要的五百万里弗转嫁到了农民的头上。当然这样做国库并没有任何损失。

马扎然（1602—1661），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宰相（1643—1661）及枢机主教。马扎然生前帮助路易十四确立了法国的强大地位，并成为法国历史上最能干的首相。

尽管如此病态地征税，但收上来的钱也是有限的，因为君王们奢求无度。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不愿意召开三级会议以牟取补贴，更不敢向贵族征税，因为这会激怒他们，使贵族要求召开三级会议。

所有这些都助长了君主在理财上的恶习。这是君主制最后的三百年里国库财政管理的一个明显的特征。

人们必须详细地研究旧制度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史，才能明白，一个温和、但失去公众监督和控制的政府，一旦它的权力得到保障，并不畏惧革命这个人民最后的保障时，贪欲会迫使它采取残忍且可耻的手段统治国家。

王室年鉴的每一页上人们都能发现王室财产被变卖后又旋即被收回，原因是它们属于非卖品。通过被破坏可以看见的合同，在上面已赋予的权力无人承认。每逢危机，都以牺牲国家债权人的利益来解决，政府不断失信于民。

永久赋予的特权随时可能被剥夺。如果有人能同情那些因愚蠢的虚荣心而遭受痛苦的人们，那么他应该会同情那些贵族的命运吧，整个十七、十八世纪，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迫买回空洞的头衔和不公平的特权，尽管他们已经买过好多次了。路易十四就取消了长达九十二年的所有贵族头衔，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他亲自授予的。贵族们可以保有这些头衔，但必须缴纳额外的费用，根据法令，“所有头衔都是未经同意而获得的”。八十年后，路易十五也这样做。

禁止自卫队士兵找别人代替他，因为据说这会增加国家征兵的成本。

城镇、社区、医院也不得不违背他们所作的承诺，只有这样才能省下钱借给国王。教区不得兴办有益的项目，怕花销太大而无力缴纳军役税。

据说总监奥里先生和桥梁道路工程局负责人特律代纳先生曾想出一个方案，要把每个区的居民都缴纳的一笔钱用于道路维修，以取代修路徭役。他们很聪明，后来又放弃了这项计划。据说他们的考虑是，害怕募集资金之后，政府会想办法揽入自己的腰包，这样纳税人不仅要承担起纳税的义务又要承担修路的责任。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人们处置个人财产的方式就像国王支配国家财产那样专横，那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进法院，受到法律的制裁。

当你发现中世纪的某种旧机构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其弊端日益加剧却能得以继续存在时，你应该去深入探究其原因。你会发现财政方面曾经的权宜之计后来转变为了一种制度。你会看到，为了偿还一天的债务而设立的权力机构会持续几个世纪。

在很久以前，有一种特殊的税叫做封地获取税，是向那些拥有贵族封地的平民们征收的一种税。这种税种导致了人们在土地和人际关系上的隔阂，而且这两种隔阂在彼此的作用下愈演愈烈。我不清楚，相比其他苛捐杂税而言，封地获取税是否在分化平民和贵族上起了作用，因为它妨碍了贵族与平民的融合，因为人与人之间消除分歧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拥有地产。就这样，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形成了一道越来越宽的鸿沟，无法逾越。相反，在英国，自十七世纪以来废除了世袭领地和平民土地间的差异，反而加速了两阶级的融合。

十四世纪，封建时期封地获取税很轻，而且很久才征收一次。到了十八世纪封建制度快灭亡时，这项税款每二十年便征收一次，纳税的金额相当于平民一年的收入。父亲死了，儿子要接着纳税。一七六一年，旅游农业协会说：“这项税款严重阻碍了农业技术的进步。在国王向民众所征收的税中，在农村里征的税尤为繁重。”

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说：“这种税本来应该一生只征收一次，现在却变成了人们沉重的负担。”连贵族们自己也希望废除这种税，因为这样可以有效阻止平民购买贵族的土地，但国库的需求迫使他们继续征税并且变本加厉。

人们一直把工业行会所造成的一切弊端都错误地归咎于中世纪。所有的事实证明，行会师傅和理事会最初只起着联系同行业成员纽带的作用，并且在每个行业内部建立一个小的自由的管理机构，其任务是对工人们既援助，又控制。路易对此似乎很满意。

直到十六世纪初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劳动权才被视为一种特权，国王可以拿来卖钱。这样，每个商会都演变成了一个个紧密团结的官僚组织，最终事实证明，垄断组织的成立极大地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对此我们的先辈曾深恶痛绝。亨利三世虽然不是这个弊病的创造者，但是并没有加以阻止反而使其能在法国大行其道，到路易十六时，这种弊病才得以根除。从亨利三世到路易十六，行会制度的弊端在不断地增长蔓延。在此期间，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这些弊病更加忍无可忍，于是公众开始把目光放到这些弊病上。每年都有一些新行业失去自由，旧行业的特权有所增长。在路易十六统治的鼎盛时期，这些弊病变得无比深重。因为国王对金钱的需求空前膨胀，但他却坚决不向人民求助。

路易十六（1754—1793），1774年—1792年在位。路易十六性格优柔寡断，无心朝政，即位后多次更换首相和部长，政策变化无常。1789年5月，在首相雅克·内克等人的敦促下召开三级会议，但拒绝第三等级制宪的要求，导致了同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1793年1月16日—17日被国民公会判处死刑，1月21日被送上断头台。

就像勒特罗纳在一七七五年说的那样：“国家设立的工业联盟只是为了寻找财源，政府会时不时地强迫这些联盟购买营销许可证并设立一些新的机构赚些外快。一六七三年的法令集中体现了亨利三世设立各项原则的恶果，勒令联盟购买批准证书，并且强迫手工业者加入工业联盟。凭借这些肮脏的手段政府赚取了三十万里弗。”

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城市的体制已被打乱，不是出于政治考量，而是想为国库捞取更多的钱财。

对金钱的需求，加上不愿向三级会议提议，导致了买官卖官逐渐制度化并屡次发生，成为法国独有的“特色”。作为政府理财思想的产物，买官卖官制度使得第三等级通过买官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整整持续了三个世纪，经久不衰。对官职的渴望深深植根在了人们心里，这也成为了后来革命和奴役的共同根源。

随着财政赤字的增加，政府加大了征税的力度，但是因为免税政策和特权泛滥，并没有任何成效。不是出于政治考虑，而是出于国库需求而设立的无用官职泛滥，多得让人难以置信。一六六四年，经科尔贝尔调查发现在买官上人们的花销高达五亿里弗。据说黎氏留废除了十万个职位。但他们很快又巧立名目，重新设立起来。政府为了一小笔钱就可以放弃引导、控制并约束其代理人的权利。一个庞大、复杂、繁琐并且没有效力的行政机器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它没有作为，也不指望它能够为人民服务。同时，政府还设立了一个更高效和精简的政府工具，以办理那些官员看上去在办而实际上没做的事。

如果允许讨论这些讨厌的机构，他们肯定没有一个能维持二十年。如果当时能定期召集大家讨论，听取人们的抱怨，这些机构压根儿就不可能建立，更不可能增加。在几百年来为数极少的几次三级会议上，人们一直不断地反对这些机构的设立。有时我们会发现，由于自大的国王有权随意提高税收，所以人们把这当成了所有弊病的源头。按照十五世纪时的说法，“国王拥有未经三级会议的同意和商议就随意侵占农民劳动成果的权力”，对此人们纷纷谴责。三级会议不仅关注自身的权利，而且还会坚决拥护和尊重各省和城市的权力。随着会议的召开，三级会议里反对纳税不公的呼声日渐高涨。三级会议反复呼吁取消行会制度。几百年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抨击卖官制度。他们说：“不管是谁，只要卖官就有失正义，就是无耻的行为。”在卖官制度确立后，三级会议还继续抨击滥设官职这种现象。他们大胆地反对无用的职位和有害的特权，但总是无功而返。这套机构恰恰是为与三级会议针锋相对而建立的。它的产生绝不是为了召开三级会议，而是要在法国人的眼皮下，掩饰捐税的真面目。

记住，最好的国王和最坏的国王会做同样一件事。是路易十二确定了卖官制度，但是亨利四世使这一制度得以世袭。其实制度本身的弊端要比推行这项制度的人美德大得多。

由于想要避开三级会议的监管，三级会议的大部分政治职权都转到了最高法院行使。这造成了政府中司法职权的混乱，对良好的社会秩序危害极大。有必要假装去建立一种机构提供新的保障来代替被剥夺的权力，因为法国人有耐心去忍受专制政权，只要这政权不施行暴政，他们就不想和政府正面冲突。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在专制政权前面设置一些障碍，因为这样虽不能阻止专制政权，至少有点遮挡的效果。

最终，由于政府只索取钱财，从不保护人们自由的行为，加速了各个阶级间的分裂，使得他们在反抗的过程中无法联合起来，这样政府需要对付的就不是集体力量，而只是零散的个人力量。纵观这段历史，许多伟大君主相继出现。他们中的有些以智慧、才华闻名，大部分都谋略过人，但没有一位君主试图使各个阶级团结起来，而使他们都依赖于政府。等等，我好像说错了，确有一位君主曾想过这样做并尽力去做了。而这位君主正是路易十六，谁能揣测出上帝的旨意呢？

阶级分裂是旧王朝的产物，后来却变成了一个借口。因为如果国民中最有教养和最富有的人们没有了共同利益，在政府中不能愉快合作的话，国家的治理就会变得一团糟，必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介入。

杜尔戈在给国王的一份报告中感伤地写道：“在一个被条条框框束缚的国家里，人们不会团结起来，一个由无数个体组成的民族，彼此之间没有羁绊，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彼此之间没有共同利益。乡村和城市没有交流，城市与所在行政区也联系甚少。他们甚至在必要的公共设施建设上都会产生分歧。在这场私欲与企图的无休止斗争中，陛下不得不亲自决定一切，或由陛下委任某人定夺一切。在有人为公共事业做出贡献，尊重他人权利之前，人们等待您的指令，这有时也是便于行使自己的权利。”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形同陌路或相互为敌，所以要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并为共同的事情共担责任，这绝非易事。相比之下，让他们彼此疏远似乎更容易。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大约六十年前，构成法国旧时期的各个阶级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种种障碍和隔阂后，想要重新接触彼此时，他们首先碰到的却是对方的痛处，结果是冤家路窄，再次出现相互厮杀。甚至到今天，他们的嫉妒和仇恨还存留世间。

[1] 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期间，1356年英国爱德华亲王在普瓦提埃打败法军，俘虏了法国国王约翰二世。——译注

[2] 查理六世（1380—1422年在位），因痴呆病将朝政交由叔父们治理，酿成内乱。——译注

第十六章 旧制度下自由的类别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如果读者不继续读下去的话，就会对旧制度下的法国有着极其糟糕的印象，也不会理解大革命爆发的社会背景。

人们四分五裂，自暴自弃，政府高度集权，日渐专政，读者也许会想，独立的精神早已随着公众自由的丧失而消失殆尽了，其实不然。政府虽然独揽大权，但是要想使每个公民完全臣服为时尚早。

在许多专政的规章制度中，自由依然存在着，不过现在的我们很难理解这种自由。要想搞清楚它对我们有何利弊，就需要仔细考虑。

当中央政府取代了所有地方机构，中央集权日益充斥整个行政领域时，一些原来就存在的或是它自己所创立的某些规章制度，连同那些古老习俗、旧风尚，乃至权力的滥用，都阻碍了它的发展，许多人的内心深处对它仍然有着抵触的心理，并且在无数人的心中都完整保留了它的一定的坚固性和鲜明性。

那时的中央集权已经具有了同今天相同的性质、步骤以及目标。不过权力方面还有不同。在金钱的驱使下，政府卖掉了大部分的官职，同时也就失去了官员的任免权。因此，各种欲望之间是彼此制约的关系：对金钱的贪婪抑制了政府在政治上的野心。出于需要，政府不断地使用工具，但那些工具并不是政府创造的，政府也没有能力捣毁它们。结果政府的专制的意志，经常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被削弱。那些奇怪而有害的公职制度成了阻挡中央集权的一种政治保障。公职制度的构建能削弱政府的权力，淡化它的影响。

而且当时的政府还不能像今天的政府这样可以任意分配各种各样的恩惠、援助、荣誉和金钱。因此，当时政府的诱惑性手段和强迫性手段都是很有限的。

政府自身并不清楚其权力的真正边界。他们所享有的特权并不受法律的明确保护，也没有牢固地确立下来。政府的行动领域已经很大，但是其行使权力的过程却相当谨慎，就像是一个人行走在黑暗而陌生的国度，步履蹒跚。在这黑暗中，政府权力和所有权力的边界被隐藏了起来。虽然这样便于国王剥夺臣民自由，但更有利于捍卫自由。

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短浅，出身卑微，政府在处理问题时畏首畏尾。当读了十八世纪大臣和总督的来往信函时，你肯定会讶异于看到一个平时如此蛮横、如此专制的政府在遇到一点点人民反抗时就不知所措，忍气吞声。一点点批评和一点点反抗都会让政府方寸大乱，惊恐万分。然后政府就会停下来，犹豫，商议，寻求折中之法，采取温和的步骤，这一切都是在它固有权力的范围之内所做的。路易十五的自私和其后王位继承人的仁慈都有这个倾向。这些国王从未想过他们有一天会被人罢黜。他们没有丝毫的不安和恐惧。但他们的后继者却因恐惧而时常感到冷酷与不安。他们蹂躏的只是些最普通的老百姓。

任何形式的特权、偏见、误解都不利于建立一个独立、平等、自由的法制社会。正是这些偏见与特权燃起了人们对于独立的渴望并且使人们奋起反抗强权。

虽然贵族们有时会向政府寻求帮助，但他们从心底鄙视行政当局。即使让他们放弃旧有的权力，他们仍保持着先辈的铮铮傲骨，既仇视奴役，也仇视法规。他们毫不关心人民的自由，任凭政府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但是他们无法忍受政府对自己的掌控，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冒险进行必要的反抗。在大革命爆发时，虽然贵族们最后与国王站到了同一阵营，但仍然傲慢地对待国王，尤其是国王的代理人。相比于即将推翻王权的第三等级来说，反而是贵族对国王态度更恶劣，用语更自由。贵族们强烈要求享有三十七年代议制政府时所有防止权力滥用的措施。当我们读到贵族宣泄自己不满情绪的陈情书时，我们可以感觉到，除了偏见和怪癖外，贵族的精神和某些崇高的品质历历在目。但可惜的是，人们没有把贵族放到法律的约束下，却把贵族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特性中除去了最精华的那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一个历时几百年的阶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它庄严而又荣耀，自信满满；它习惯于受到人们的优待，于是成为了整个社会机体里最富于抵抗的那部分。它不仅充满朝气和阳光，它还以身作则，为其他阶级注入活力和生机。将贵族彻底铲除也会使它的敌人元气大伤。它是无可取代的。它本身也不会再复生；人们可以重获先人的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拥有他们的心灵。

从那时起，教士们在国内事务问题上对国王只是一味地盲从，只要国王稍有嘉奖，他们就大肆阿谀奉承，但是在当时他们是最独立的一群人，他们享有无上的自由，并深受人们的尊重。

各省已丧失了自主权，乡镇也仅有一点点自治权。没有国王的准许，贵族们聚在一起议事时人数不得超过十个人。法国教会一直到最后还保留着定期会议。在教会内部，教权本身受到种种限制。低级的教士在这里是受保护的，可以免受上级的暴虐。在这里主教拥有的权力是有限的，下属不用担心迫于主教的压力而屈服于国王。我无意对教会这一古老的体制妄加评论。我只是想说明：教会并未让教士们的心灵受到政治奴役。

许多基督教徒都有贵族血统。他们把贵族身上自豪与强烈的独立意识带到了教会。另外，他们都出身上流社会，享有各种特权。这些封建特权严重威胁了教会的道德领袖作用，但却使每个教士在世俗政权面前都保持着独立精神。

正是土地所有权赋予了教士们思想、需求、感情以及公民的热情。我曾耐心阅读旧的省三级会议特别是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报告和辩论，因为在朗格多克有更多的教士参与公共管理事务；我还读了一七七九年与一七八七年召集的省议会的会议记录。我带着当代的思想去阅读，结果惊讶地发现，因为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中的许多人都学识渊博，受人爱戴，就他们为修建道路或运河而撰写报告来说，他们以内行人的眼光论述修建原因，以渊博的知识和技艺从各个方面探讨增加农业产量、保障居民福利与促进工业繁荣的最佳方法，他们同那些负责同类事务的普通人（非神职人员）相比不相上下，甚至还技高一筹。

同那些根深蒂固的观点不同，我大胆地猜测国家剥夺天主教教士的一切土地所有权并将其全部变为教会津贴，这种做法只有利于罗马教廷和世俗的君主，人民在这过程中几乎失去了至关重要的自由。

对一个毕生都屈服于外来权威，在本国又还没有家室的人来说，唯一可以将他牢牢地维系在土地上的就是地产，砍掉这条纽带，他便不再有任何归属感。在那个他碰巧出生的国度，他像陌生人一样生活着，几乎没有什么利益和他有直接关系。良知方面，他只能依靠教皇；生活方面，他只能仰赖君主。对他来说，教会就是他的家乡。每一次政治事件中，他的判断标准就是这对教会的利益是有利还是有害。只要教会能长盛不衰，其他的事都无所谓。在政治上他最原始的立场就是漠不关心。这样的人就是基督教的杰出成员，但在其他地方他就是平庸的公民。在作为指导儿童的老师和整个国家的品德导向的团体，有着这样的情感和思想，是不会不让整个民族的灵魂在处理公共生活问题上变得软弱的。

人们有必要重读一遍一七八九年教士等级的陈情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由人们地位的改变所引起的思想革命。

教士在陈情书中往往表现得不够宽容，有时过分留恋以前所享有的特权，但尽管如此他们同第三等级或贵族一样，仇视专制制度，支持人民自由，热爱政治自由。他们宣称个人自由不应该仅靠某个人的承诺，而是要受到人身保护法之类的法律的保护。他们呼吁摧毁国家监狱，废除特别法庭，要求公开辩论，法官终身聘用，录用有才能的公民，是任用的唯一标准。他们还提倡征兵要人性化，不要侮辱和欺压人民，每个人都要服兵役；可以赎买领主权力（这些权力源于封建制度，是自由的对立面）；人们可以自由劳动，不受限制，废除内地关税；兴办私立学校：每个教区必须设一间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农村地区均设慈善机构，诸如济贫所和慈善工场，大力鼓励发展农业。

在政治领域，他们更加强烈地提倡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力，人民可以召开议会，制定法律，就纳税问题自主地投票表决。他们认为未经本人同意或其代投票表决，不得强迫任何法国人缴税。三级会议必须年年召开，成员自由选举产生，他们必须在国民面前公开讨论一切重要事宜。经三级会议讨论制定出的法律成为普遍法律，任何惯例与特权都不得与它相违背。三级会议负责制定预算，监控王室的花销，三级会议的代表享有豁免权，大臣必须对他们负责。各省也要求设立三级会议，各市都要有市政府。关于神权问题则只字未提。

尽管他们成员中某些人恶名昭著，但总的来说，没有哪国的教士比大革命爆发前法国的教士更有卓识远见，更加开明，更加忠诚。他们不会一味地固守私人道德，固步自封，而是更具备公共道德和坚定的信仰：面对迫害时，法国教士的所作所为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开始研究时对教士充满了偏见，但结束时却对那些教士满怀敬意。确实，教士的缺点是所有行业组织本身所固有的，不论是政治组织也好，宗教组织也好，当它们紧密联结成联盟时，就会彼此侵占，斤斤计较，并且本能地、盲目地维护本团体的特权。

旧制度的资产阶级比今天的资产阶级更善于体现独立精神，甚至结构上的弊端也有助于这种独立精神。正如我们看到的，资产阶级在职位占有率上远比今天要高，而中产阶级同样想获得这些职位。但是注意时代不同。因为当时的大多数职位都不是政府能授予或撤销的，所以任职者的重要性大增，他们不必受政权的摆布。换句话说，今天迫使那么多人唯命是从的原因，在当时恰恰使他们受到尊重。

导致资产阶级脱离人民的那些豁免权使资产阶级沦为了假贵族。在那些假贵族的身上也常常体现出真贵族般的傲慢与抗拒。众多的小团体把资产阶级瓦解成许多小部分，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忘记了集体利益，一心想着小团体的利益和权力。在这里人们一起捍卫共同尊严和特权。没有一个人会滥竽充数。人们生活的地方就像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舞台虽小但很明亮，台下有观众，时而报以掌声，时而起哄。

当时镇压叛乱的方法远没有今天这么成熟，因为当时法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平息每一次叛乱；相反，它充满反叛之声，尽管法国还没出现政治自由，但仔细听，自由之声已从远处传来。

那个时代，受压迫者只能通过司法机构传达呼声。法国已经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上成为了一个专制国家。但因为有司法制度，我们仍是个自由的民族。旧制度下的司法体系复杂、繁琐、低效而且费用昂贵。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很严重，但是司法机关并不受制于政府。当时，屈从是贪污行为的一种形式，这实际上是最毒的恶果。这种严重的弊病，不仅侵蚀着法官，而且毒害了人民。不过，当时司法机关却没有受其毒害，因为法官实行终身制，不求提拔，这两点就决定了司法的独立性。因此，即使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收买法官。

虽然国王从普通法庭手中夺取了几乎所有的涉及政府的诉讼审理权，但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对法庭心怀畏惧。尽管国王可以阻止法庭审理，但也不敢阻止法庭听取控诉和陈述意见。由于司法用语还有古法语的风格，所以喜欢用传统的专用术语，法官们经常把政府的行为直截了当地称为专制与武断。法院时不时地干预政府使得行政事务无法正常进行，这种情况反而成了自由的保障。这正是所谓的以毒攻毒。

在司法系统内部及周围，旧思想依然活跃在新思潮中。比起公共事务，高等法院对它们自身的事情更为关注。不可否认，在捍卫自己的独立与荣誉时，法官们表现得很勇敢，其精神也激励着周围的人。一七七○年，当巴黎高等法院被撤销时，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丧失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但是面对国王的权势，没有一个人卑躬屈膝。不仅如此，不同种类的法院，如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法院，虽然并未受到恐吓和威胁，但当来自国王的处罚已成定局时，他们情愿共同承受处罚。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在最高法院出庭辩护的首席律师们甘愿与最高法院共命运。他们哪怕抛弃荣华富贵，也三缄其口，不会在声名狼藉的法官面前出庭。就我所知，在各民族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这是类似环境下发生的最伟大的事情了，这就发生在十八世纪，发生在路易十五的宫廷附近。

在许多方面，司法习惯成了民族习惯。什么事情都要经讨论决定，每个决定都由法院裁决，这种与奴役制完全不同的做法已成为普遍思想，都是对正常程序的遵守。旧制度也就只在这方面对教育有所贡献吧。政府也从司法用语中借鉴了很多。国王坚信颁布法令时必须解释缘由，下结论时必须阐述原因。所以御前会议在颁布法令前冠以长篇大论，总督派遣地方官员传达指令。在古老的行政机构，如法兰西财政官或市政府中，人们公开讨论各种事情，经辩论后才作决定。所有这些习惯和形式，都是专制统治的障碍。

只有人民，尤其是乡村地区的人民，猛然发现自己除了用暴力手段反抗压迫之外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这里所列的那些抵抗事实上远不是普通民众能做得到的，人们要想利用这些手段就必须找到一个地方，一个能关注人民并听取人们意见的地方。但是除了一般平民，在法国只要够勇敢，即使被迫屈从也能继续反抗。

国王以首领而非主宰者的口吻对国民讲话。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在一道法令序言中他说道：“我们光荣地领导着一个自由、慷慨的国家。”他的先辈中已经有人用古语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在感谢三级会议的大胆谏言时，他曾说：“比起农奴，我们更愿意同自由的民众进行对话。”

十八世纪的人并不渴求幸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奴役的根源。这种欲望并不强烈，但又无比坚定，很容易同个人品格混在一起，如热爱家庭，崇尚道德风尚，尊重宗教信仰，甚至对于教义不冷不热但也严格遵守。它使人变得虔诚，但排斥英雄主义，它会让人变得规矩但怯懦。与现在的人相比，十八世纪时的人们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的一面。

当时的法国人喜爱享乐。与今天的法国人相比，他们的习惯更无拘无束，感情思想更加混沌。但是他们对我们这种体面并节制的肉欲主义一无所知。在上层阶级中，人们更愿意装饰生活，而不是使生活更舒适方便，更关心出人头地，而不是发财致富。即使在中产阶级中，人们也从不是完全沉溺在金钱中。他们常常放弃安逸的生活，去寻找更崇高、更高雅的享乐。他们不仅仅追求金钱，还为快乐而拼搏。当时有个人用古怪但自豪的口吻写道：“我了解我的民族，他们精于铸造和挥霍金银，但他们从来不拜金，他们随时准备重拾古代的价值观：光荣、慷慨、大度。”

此外，我们必须慎重，不能简单地根据对最高权力的服从程度去衡量一个人有多卑劣，这样做容易有误导性。不管旧制度下的人们怎样屈服于国王权威，但如果一种政权虽合法却有争议，常遭人蔑视，不为人尊重，人们利用它为所欲为，那么旧制度下的人们是绝不会屈从于这样的政权的。他们从没有遭受过类似的奴役。国王能在他们心中激发起种种情感，这是专制的君主们办不到的。但大革命将这些情感从他们心中连根拔掉，所以导致我们也无法理解。他们对国王既像对父亲一样满怀温情，又像对上帝一样充满敬畏。他们会服从国王专横的命令，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义务，因此他们往往在对国王的依赖中，保持着自由的头脑。对于他们来说，服从的最大缺点就在于人们是被迫做一些事情的；但对我们来说，这简直微不足道。服从带来的最大危害就是从中产生的奴性思想。不要瞧不起我们的先辈，我们没有这个权力。但愿我们能够在发现他们的偏见与缺点的同时，发现一点他们的伟大！

因此，如果你认为旧制度是个卑屈与依附的时代就错了。那时自由远比今天普遍，当然那时的自由没有规律，时断时续，总是以阶级划分，总是牵扯到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这种自由允许人民违反法律、对抗专制，却无法给人民提供最自然、最必需的权力。这种自由，尽管范围有限、形式扭曲，但依然富有成效。就在中央集权制试图逐渐压制个性、玷污心灵，使一切都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时候，正是自由保留了他们天生的创造力，培养了他们鲜明的个性和信仰，孕育了他们的骄傲，使得他们在一切热爱中只想着荣誉。自由塑造了那些充满活力、充满自豪、敢于创新的天才。我们将见证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他们使法国大革命成为后人既敬畏又钦佩的对象。法国培育出了如此美德，说明法兰西仍是一片自由的热土。

但是，如果说这种无序又不完备的自由，为法国人民推翻专制制度创造了条件，那么这种自由也使法兰西民族比其他任何民族都不适合在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平自由的法治国家。

第十七章 为什么文明程度在提高，十八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反而有时比十三世纪的还糟糕

十八世纪时，法国农民也许不再是封建权贵的猎物，政府的暴行也很少波及他们。农民享有公民自由，拥有一定土地。但是其他阶层疏远他们，他们被孤立的程度也许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农民遭受的这种新型的、绝无仅有的压迫值得专门给予密切关注。

按照佩雷费克斯[1]的说法，亨利四世在十七世纪初期就曾抱怨贵族对农村地区置之不理。到十八世纪中叶这种现象已相当普遍。当时的所有文献——经济学家的著作、总督们的信件和农业协会的报告——都提到了这一事实，并对此表现出了不满。当时人头税的记录里可以找到确凿证据，人头税按实际居住地征收，当时大贵族和部分中层贵族的人头税都在巴黎征收。

多数贵族都离开了农村，只有一些由于财富贫乏留在了农村。我想，与农民阶级相比，他们的处境是任何富有的贵族都不曾有过的。既然贵族不再是农民的领袖，也就没有兴趣像以前那样与农民相处、帮助和引导农民了。因为他们不像以前那样承担同样的捐税，也就不会对农民有同情心，更体会不到农民的苦衷，当然也不会去分担农民的疾苦。农民已不再是这些贵族的子民，而这些贵族也不是农民的兄弟，这种情况史无前例。

这导致了这样一种很普遍、很具破坏性的现象。这些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贵族及其管家都瞧不起农民，对农民没有好感，只是管家们当着贵族面儿不敢说出来而已。他们都认为农民只是债务人，因此凡是按照律法和惯例应该从农民那里得到的，他们都毫不留情地敛取。这样一来，这些封建残余的敛财给农民造成的苦难甚至超过了封建时期。

这些贵族往往债台高筑、穷困潦倒，一心想着聚敛钱财，以备冬天进城消费。老百姓往往说话很直接，把这些残留贵族贬称为土豪劣绅或掠夺成性的老鹰。

毫无疑问，这种描述不适用于每个贵族，不过我这里说的是阶级，这也应该是只有历史学家才感兴趣的话题。谁也不否认，那时确有许多富足的贵族无私地关心农民的福祉，但是令人高兴的是，他们这样做等于是没有以他们新的地位和身份自居，因为他们新的地位和身份要求对农民冷漠，这也使他们之前的附庸怀有憎恨。

贵族离开农村往往受某些王公大臣的影响，特别是路易十四的大臣黎氏留。的确，在君主制的最后三百年间，君主们青睐将贵族与人民分离，诱引他们入朝、从政。这种情况在十七世纪时尤为明显。当时，王权害怕贵族。在中央给地方官员的信件中，我们仍可发现这样的问题：你们省的贵族愿意留在当地还是想离开？

我们找到了一份当时一个地方总督的回信，他在信中抱怨道，本省的贵族们更愿意留下来和农民生活在一起，而不愿入朝尽责。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这个省是当时法国西部的一个州，叫安茹，后来一般称作旺代。正是这些拒绝对国王尽责的贵族后来拿起武器去保卫君主制，有的为此献出了生命。他们的功绩离不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能让那些农民忠心耿耿地为他们战斗，当然也有人指责他们喜欢在农民中享乐，而不去对王权尽责。

不过，贵族阶层离开农村，其原因不能简单地算在国王头上。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人的意愿，而是体制弊端的日积月累造成的。这样说的理由是，十八世纪时政府试图扭转体制弊端，但当时连弊端的蔓延趋势也无法控制。当时贵族失去了政治权力，而且当地自由力量也已消失，因此贵族的流动自然就增加了。当时已不再需要国王大臣去引诱他们离开家园，他们本身已经不想继续呆在农村，农村生活对他们而言已索然无味。

我这里说的贵族包括全国各地的富足的地产主。中央集权使富足的有识之士纷纷离开农村。我还想说，其实中央集权导致农业生产落后、缺乏革新。这样说下去也许可以解释孟德斯鸠的名言：与其说使土地多产的是土地的肥沃，不如说是经营土地人们的自由。不过，我不想扯得太远。

我们前面已提到各地的资产阶级离开农村到城里享受。有关旧制度的文献在这点上一致显示：在农村我们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一代以上的富足农民。勤劳的农民攒到一点财富，就让孩子放下锄头，进城买个一官半职。今天法国农民仍对使他们富裕的种田行当感到厌恶，其根源就在这里。可谓缘由不再、影响犹存。

实际上，当时只有牧师还与农民和睦共处、密切交往，因此他们是唯一有教养的人，或者按照英国人的说法是唯一的绅士。伏尔泰说，如果牧师与政治等级没有瓜葛的话，可能就成为农民的领袖了。结果牧师得到了一些政治特权，同时也激起了农民对这种制度的仇恨。

就这样，农民几乎与整个上层社会不相往来。那些本来可以提供帮助和指导的乡亲们也疏远他们。他们有了知识或财富后就与农民形同陌路了。农民在整个国家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这种被边缘化的程度在其他欧洲文明中都未曾见过，即使在后来的法国情况也有所不同。十四世纪时的农民受压迫更深重，但得到的救助也更多。有时贵族会对农民横行霸道，但是从没有抛弃他们。

在十八世纪时，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群落，大家都贫穷、无知、粗野。村官们也没什么两样：没文化、不受重视。当官的不识字、收税的不会管账。往日的村领导没有权力管理农民，而且也不愿屈就参与政务。分配税收、征兵、组织劳动都是卑微的活儿，都交给一般职员去做。只有中央政府关注农村，由于远离农村，他们并不害怕农民闹事，只是想从农村榨取利益。

这就是被忽视的农民阶级的境况。没有人对他们施行暴政，可谁也不愿给予他们指导和帮助。

毫无疑问，封建体制强加给农民的负担已经减轻或消除，但是我们不太清楚的是，他们承受了新的负担，而且可能更重。农民不再承受其先辈的苦难，但是忍受了许多其先辈不曾知道的痛苦。

我们的确知道，过去二百多年来租税增加了十倍，这全部来自农民。这里必须说明征税的方式，这样才能表明文明社会中，在多数有识之士的纵容下，可能制定和维持什么样的野蛮法律。

在总监一封一七七二年写给地方总督的密函中，我发现了一段对军役税的简短明确的描述，信中写道：军役税的摊派是随意的，并且纳税人负有连带责任，征税的标准是看人数，而不看土地多少。在法国大多数地区，每年纳税的情况随纳税人的财产变化而不断作出调整。当时的税收做法反映出了贵族敛财的丑陋，以上信中虽寥寥几行，但对此描述得再好不过了。

每个教区的纳税数额每年定一次。正如一位大臣在信中提到，因为数额年年变，所以农民们都无法预测下一年得上交多少。每年在每个教区内部随机选一个农民负责摊派和收取税额。

我之前就许诺过要描述一下收税员的处境。为此，我们先把注意力集中到巴黎南部贝利省一七七九年的议会上来。议会的消息应该可信，因为议会完全是由国王挑选的特权阶层组成，而且他们不用纳税。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去收税，所以大家轮着来。因此，收税员每年都换，不管能力如何，诚信与否。于是，每年的税收名册自然就有收税员的影子：恐惧、懦弱和罪恶。产生这些感觉的原因是，这些收税员无法把工作做好。想想，谁能知道其邻居到底有多少财富？谁能知道如何对财产进行比较？因为收税员没有渠道知道这些情况，所以只能靠自己的判断，而且必须按指定收齐税额，用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担保。一般来讲，收税员在两年之内每天要花一半时间奔走于纳税农户家里。碰上不识字的收税员，他们只能找别人替自己完成任务。

稍早时候，杜尔戈对另外一个省份的情况这样讲道：“农民一旦被选中当收税员就会感到绝望，而且往往会搭上整个家庭的财产。这样，村里日子过得不错的家庭就陆续陷入贫穷苦难之中。”

然而，这些收税员也滥用职权、横征暴敛，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一旦摊上收税的工作，在毁掉自己的同时，手里也握有毁掉他人的权力。再看看那个省议会说的吧：“收税员对亲朋好友与左邻右舍照顾有加，对关系不好的心怀敌意、打击报复。他们需要庇护友邻，害怕得罪给自己派活儿的有钱人。这一切使他们内心饱受正义良心折磨。”恐惧往往使这些收税员变得冷酷无情。在有的教区，收税员出门都得有当地治安官和执行官陪同。一七六四年一位地方官员向部长汇报称：“如果执行官不陪同收税员，农户就不愿意缴税。”吉耶省议会有评论说：“光维勒弗朗什一个区就有一百零六名治安官和助理不停地在路上维持秩序。”

为躲避这种横征暴敛，十八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有点像中世纪时的犹太人那样。他们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其实有时也不是真的可怜。他们害怕富有，这是有原因的。我在离吉耶省一百里格（相对于三百英里）的一个地方找到一份文献，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曼恩地区的农业协会在其一七六一年的报告中说，本打算以牲畜奖励和激励农民。报告提到：“后来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受奖励者可能遭到嫉妒，进而被强征更多税收，陷入无尽的烦恼。”

这种征税体制使每个纳税人都注视着邻居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邻居有财富增加便向收税员汇报。相互诽谤、相互仇恨，一个胜过一个。这样人们就不会再说只有印度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吧？

然而，同时期法国也有一些省份征税有章可循，且不用强制。也就是说，人们对税额心中有数。这些省有权自己征税。比如，在郎格多克省，只对不动产征税，税额不会因农民的财富变化而变化。基数是固定的、可视的。为此专门编制了详细的土地清册，每三十年修订一次，按土地肥沃程度把土地分为三个等级。纳税人提前就知道应缴的税额。如果不纳税，只有自己或者说用自己的土地负责。如果他对摊派给自己的税额有异议，有权要求和他指定的同类农户进行比较。这种程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合乎比例的平等原则。

不难看出，我们今天遵循的正是这些规则，没有多少改进，只是扩大了适用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政府管理模式继承了旧制度政府的做法，但是在其他方面没有模仿旧制度。管理方法没有继承旧制度政府，而是从省议会那里学来的。我们采用了机器，不接受其产品。

农村人口经常处于穷困状态，这还导致了一些不利于消除贫困的说法。黎氏留在政治遗嘱中写道：“如果农民富有了，就不听话了。”在十八世纪时，虽然不这么明说了，但许多人仍然认为，农民如果没有生活压力，绝对不愿干活。换言之，让他们贫穷是防止懒惰的唯一保障。这与我听到的关于对待殖民地黑奴问题上的理论如出一辙。这种论调在政府人员中很盛行，以至于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不得不对此进行反驳。

征税的最初目的是国王可以用来购买士兵，这样贵族大臣们就不用服兵役。然而到了十七世纪时，正如我们看到的，恢复了义务兵役制，这一次全部落在人们，主要是农民身上。

18世纪法国农村景象

翻开总督官邸有关追捕逃跑士兵的大量档案资料便可发现，当时征兵不容易。农民发现没有什么负担比服兵役更难以忍受了。为了逃避，他们一次次地逃往森林，一次次地被追捕。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觉得很惊讶，因为现在征兵进行得很顺利。

旧制度下农民不愿服兵役的极端情况主要由执法方式造成，而非法律本身。可以想见农民长期处于焦虑中，因为四十岁以下的人，只要没成家，随时可能被抓壮丁去服兵役。因为政策随意性大，即使抽着免征签也未必管用。而且，不准找人代替，农民也厌恶那些毫无发展的危险工作。农民，特别是那些最贫穷的农民，肩负着如此繁重的胆子，服兵役命运残酷，加上地位低下，使他们的生活可谓苦不堪言。

我手中有大量一七六九年许多教区抽签的记录，上面有免征者的名字：有贵族的仆人，有修道院的护卫，有资产者的男仆，准确地说是过着贵族生活的资产者的男仆。

只有有钱人才可以免征。如果一个农民连续几年纳税最多，他的孩子就可以享有特权，豁免服兵役义务。这一特权是以“鼓励农业”的政策名义进行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虽然在其他方面主张平等，但对这种特权不觉得惊讶，只是说这种做法不应仅限农业领域，这等于是他们希望增加最弱势的穷苦农民的负担。其中一位重农学派经济学家说：“士兵军饷微薄，衣食住行等都很艰难，只有下层百姓才能吃下这种苦。”

直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公路才得以护养，之前道路使用者，即沿路的地产主负责维护公路。大约这个时期开始，公路维护开始完全由农民负责。这种做法使得公路护养得好，政府又不用出钱，政府灵感大发，总监奥里一七三七年下令将这种做法在全法国推广。如果有人拒绝干活儿，总督有权关押或派人到家中搜捕。

打那时起，随着贸易频繁和对道路条件要求的范围不断扩大，强制农民修新的公路，因此农民受压制比以前更大了。在贝里省一七七九年议会的报告中发现，这个贫困省份当年通过劳役进行的工程价值高达七十万里弗。据报告，下诺曼底在一七八七年的劳役工程价值也差不多。这也最能说明农民的悲惨命运了。社会进步使其他阶层富裕了，唯有农民看不到希望，好像文明专门与他们过不去。

在大约同时期总督们的通信中，我发现劳役并不在乡村道路上使用，而是专门用于交通要道，当时老百姓称之为“王家道路”。理所当然地将修路的费用强加到了最穷的、也最不可能出去游玩的农民头上，这种罕见的做法在所有地方绝无仅有，然后在那些既得利益者心中已根深蒂固。很快他们就完全离不开这种做法了。一七七六年人们试图把这种强制劳役变成地方税，因此不平等现象很快就随之而来了，只是新税成了载体。

强制劳役本来是领主的特权，后来扩大到王室，进而逐渐推广到了所有公共事业中。一七一九年强制劳役用来修建军营，因此各教区必须选派最好的工人，其他工程必须为它让路。强制劳力负责把罪犯押往监狱，把乞讨者押到收容场所。他们还负责军队转移时的辎重搬运工作，当时军队装备沉重，所以这是很苦的差事，必须征调大量车辆和牛方可运走这些东西。这项工作最初不是很重要，随着军队规模扩大，变成了最繁重的负担之一。我发现一些承包商强烈要求派遣劳力帮他们把砍伐下来的木材从森林运往海军军械厂。被召集干这种活儿的农民一般会得到点报酬，但雇主随意确定数额，往往很低。这种不合理的负担有时愈演愈烈，连收税员都为此担心。其中一位在一七五一年写道：“要求农民为修路缴纳的费用很快就使他们无法缴纳军役税了。”

如果农民周围有既富足又有知识的人，即使他们无意保护农民，也起码代表农民和控制财富的贵族进行调解，那么这些新型的压迫形式能得以确立吗？

我看到过一个大地产主一七七四年写给他所属省总督的一封信，请求新修一条路。他认为这样的话给某个村庄带来繁荣，因为建立个集市，农产品价格就可以翻番。这位好心的公民还补充说，只要稍微出点钱就可能建所小学，这样可以给国王培养更多刻苦的臣民。他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城堡中被国王关押了两年，他在信中坦言道：“在城堡里两年的流放生活使我确信，这些事情非常有必要做。”

然而，那个饥荒年代，维系农村大地产主和农民的纽带以及依存关系已经松散甚或不复存在了。中央政府因孤立和影响力削弱感到不安，很不适应，也想恢复那些不复存在的个人影响力和政治关系。可是发出号召却没人响应，政府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些人已经死去，而且正是政府要了他们的命。

这种情况下，一些最穷的省份的管理者，比如杜尔戈，非法颁布命令，要求富足的地产主必须养活农民，直到次年秋收。我发现了一些一七七○年的信件，反映了一些教区的牧师向总督提议向当地的大地产主征税，包括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理由是他们占有大量资产却不在当地住，他们在当地收入丰厚却到别处挥霍。即使在正常年份，村子里也到处是乞讨者。正如勒特罗纳所言，穷人在城里可以得到救助，但是在农村到了冬天，穷人就只能靠乞讨求生。

这些苦命的乞丐经常遭到暴力对待。一七六七年舒瓦瑟公爵企图一举清除法国的乞讨现象。我们可以从他给总督的信件中看到采取的方式多么残忍。他们下令让警察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乞讨者，据说有五万多人被抓了起来。其中身强力壮者被遣送去做苦役，当时建了四十多个乞丐收容场所专门接收其余被逮捕者。如果有钱人像过去那样发发慈悲该有多好啊！

我之前提到过，旧制度下人们对有地位的人是那么温和、羞怯、有礼貌和恭顺，对下层人民，特别是农民却是那么的粗暴，让人猝不及防。我查过的文献中，我没有发现总督下令逮捕资产者的记录，但却发现农民经常遭到逮捕。有的是在做强制劳动时，有的是在服兵役时，有的是在乞讨时，有的是在治安问题上，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有些是设立独立法庭，展开长时间的辩论，进行公开审判，有的是法官当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一七八五年内克尔写道：“让人民与其他阶层不相往来，有助于掩饰当权者是如何对付普通百姓的，因为在当时的法国，温和与博爱已成为典型特点。如果不这样，那些人对普通百姓遭受的屈辱会感到忧虑，尽管他们自己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然而，真正的压迫虽然包括那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痛苦，但是更体现在不给他们改善处境的机会。他们自由且拥有土地，只是像其农奴祖辈们一样没知识，往往比祖辈们更凄惨。面对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他们显得不够勤劳；面对知识辉煌的世界，他们显得尚未开化。虽然他们拥有其族裔与众不同的智慧和敏锐，但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品质。他们甚至种地也种不好，那可是他们的老本行。难怪英国一位知名农学家说：“我看到的仿佛是十世纪时的农业状况。”他们只有在当兵打仗方面表现突出，至少那时他们可以和其他阶层有自然接触。

农民就生活在这样孤立和痛苦的深渊。他们蜗居在那里，与外界没有联系。政府有时想摸清一个地方的人口情况，就会采取如下办法：教区的牧师清点来参加复活节的人数，再加上一定的孩子和患病的人，就大抵知道总人口数了。可我惊讶地发现，不到二十年天主教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废除，教堂也遭到亵渎，这种过河拆桥的做法让我深感震惊，甚至害怕。这些粗野的家伙从多种渠道已了解到了时代思潮，只是在他们身上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表面看没发生什么变化，农民的风俗、习惯、信仰似乎依旧，其实他们已被征服，甚至还蒙在鼓里高兴着呢。

不应轻信法国人在面对大悲时表现出的那种不以为然的快乐。这不等于说他们感觉不到悲伤，而说明他们知道不幸不可避免，所以就尽量不去想它。如果给他们指一条路，可以让他们摆脱似乎不太介意的痛苦，他们会飞快地跑去。那种追求摆脱痛苦的冲劲势不可挡，如果你碰巧挡住了他们的路，他们会撞到你都不看你一眼，继续前行。

这些事情我从现在的角度看得很清楚，当时人们无法看清楚。正因为如此，当时的上层阶级无法清楚地知道人们内心，特别是农民内心想的是什么。农民的成长环境和生活方式使他们对人间的事情有着独特的视角，而这是其他人不知道的。但是当穷人和富人几乎没有共同点时，即没有共同利益，没有共同的不满，也没有共同的事情时，双方之间的隔阂就变得深不可测，到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我们奇怪地发现大革命快要爆发时中上层还觉得很安全，当一七九三年马上到来时，还可以听到他们在谈论着人民的美德、温顺、忠诚和天真无邪。这让人觉得多么可笑又可怕啊！

我们稍作停顿，通过我已描述的事实，考虑一下上帝治理社会事务的一个伟大法则。

法国贵族固执地坚持与其他社会阶层分开。他们最终免去了大部分公共税捐。他们想象，不用缴税也可以保住自己的显赫地位，最初事实似乎如此。但是很快体制内部一种无表面症状的疾病就影响到了他们的职位。尽管谁也不愿意，但是他们的地位逐渐减弱了。随着他们的豁免权范围不断扩大，他们变得更贫穷了。他们害怕的资产阶级发了财，享受到了教育。资产阶级不需要贵族的帮助，同时还反对贵族。贵族既不想把资产阶级看作伙伴，也不愿视为同袍，所以只能视资产阶级为对手，然后发展为敌人，最终成为了贵族的主人。外部力量免去了他们的义务，不必再负责领导、保护和帮助臣民，但是因为他们还拥有金钱和荣誉特权，他们感觉并未失去什么实质东西。他们继续走在队伍的前列，认为自己还是领导，的确他们周围还簇拥着他们在官方文件中称之为臣民的人们，还有的被称为附庸、佃农和农民。实际在现实中，没人跟随他们，他们孤芳自赏，当人民起来反抗他们时，他们毫无办法，只能逃跑。

尽管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路子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从根本上二者都与农民割裂。资产阶级不与农民接触，还对农民的疾苦视而不见。他们非但不与农民一起反抗不平等现象，而且为了一己之私想方设法创造新的不平等。贵族想极力保住特权，资产阶级急切地想得到特权。资产阶级本是农民出身，却对农民形同陌路，某种程度上讲似乎素昧平生。只有当农民得到了武器时，资产阶级才意识到已经唤醒了农民的激情。资产阶级既无力反制，也没法引导。因此，资产阶级作为曾经的革命推动者最终成为了革命的牺牲品。

法国曾经似乎要统领整个欧洲，因此人们面对其废墟时永远会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其历史，就不难理解它衰落的原因。我刚描述的法国出现的所有过失、错误和偏见，从产生、维持、发展都离不开国王们把人民割裂开来分而治之的伎俩或做法。

但是当资产阶级与贵族割裂，农民与贵族、与资产阶级割裂，以及每个阶级内部割裂时，阶级内部就形成小集团，彼此孤立。从整体讲，社会就成了一盘散沙。没有什么能让他们监督政府，也没有什么能支持政府。这样，当整个社会的基础开始晃动时，整座高贵宏伟的社会大厦便顷刻间倒塌了。

最后，似乎只有农民从其主人的失误和过错中得到了实惠。尽管农民成功地逃脱了统治者对他们的控制，但是他们无法彻底摆脱从统治者那里学到的那些错误思想、腐化习惯和不良倾向。有时我们发现人们在行使自由权的时候还未完全摆脱奴隶的好恶，对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对自己的老师蛮横苛刻。

[1] 佩雷费克斯，高级教士，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教育路易十四崇尚亨利四世，曾发表《亨利四世传》。——译注

第三编

第十八章 十八世纪中期文人变成国家政治领袖的原因及其影响

我暂且不探讨为大革命奠定道路的那些一般意义上的事实，我现在的目标是讨论一些最近的特殊事件，因为后者决定了这场革命的地位、起源和性质。

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中，法国一直被认为是最有文化气息的。然而，直到十八世纪中期之前，文人既没有显示出他们的精神，也没有在他们设想的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在法国前所未有的情况。我相信，在其他国家也没有过。

与英国的情况不同，法国的文人们并不定期参与政事。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没有如此的远离俗事的纷扰。他们没有被授予任何形式的权威，也不会在充斥着官员的社会中展现自己的公众影响力。

然而，和德国的同行比，他们还是不同的。他们并不完全避谈政治或者把自己限定在纯哲学或美术领域。他们对和政府相关的主题抱有持续的热情。事实上，这就是他们真正关心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希望，就会听到，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详细阐述。他们经常谈论社会起源和原始社会的形态、公民最基本的权力和特权、人们之间的真诚和虚伪的关系、习俗的合理和非合理性以及法律基本原则。

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个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仔细研究了它的结构并对其总体规划做出批判。诚然，他们中也只有一部分是仔细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实际上，大多数人还都停留在肤浅的表面上，甚至有的人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娱乐。但所有人还是都考虑过这个问题的。在这个时期，描述关于这类政治的无论是抽象的还是文学的作品还是很多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从最有名的著作到日常的无聊的歌曲，这些内容都会被涉及。

这些作家眼里的政治体系大相径庭，因此想把他们的思想结合成一种统一的理论是不可能的。

然而，如果忽略细节只从他们最近的思想来看，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虽然他们思想体系不一样，但至少有一个最基本的见解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似乎他们每个人心中都事先存在着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然后映射出各自不同的具体的看法。虽然他们那个时期大多数作者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坚信根据合理的自然法规，他们日常生活中那些统治整个社会的复杂繁琐的社会传统应该尽量简化，但到最后还是众说纷纭。

详细的调查表明，不管十八世纪的政治哲学叫什么名称，严格来讲，都包含上面所说的这一观念。

这种理论并不是新的。三千年来它在一定时期总是控制着人们的想象力，然而每个时期都不会持续很久。那现在它怎么又成为如此多作者的主流思想呢？这些思想没有像以前一样，只是有限地存在于少数的哲学家的头脑里，而是渗透到群众的思想中并且掀起一场政治上的思想热潮。一些抽象的关于社会本质的理论变成那些思想上基本无寄托无激情的人每天日常生活中乐于谈论的话题，甚至妇女和农民也不例外。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些没有地位、荣誉、财富、责任和权力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成为那个时期领头的政客的？甚至可以说除了在政府工作的官员们，只有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威，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会简单地对此作出解释，并且告诉大家是一种如何强大的力量影响了这些。这种力量似乎是我们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它盛行在大革命时期，甚至至今仍影响深远。

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构想和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这绝非偶然。目睹了那个特殊的社会时期后，这种新的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看到如此多暴力荒谬的特权，一种强烈的被压迫感变得越来越明显，甚至引导和迫使许多思想家开始追求自由和平等。面对着如此多的奇怪偶然的，从上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虽然已经失去了意义、却似乎还是有着一定约束力的思想体系，没有人想去权衡或者是让它们适应新的需要。哲学家们很快对这种旧的思想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想根据他们自己在对理性主义详细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规划重新构建这个社会。

此时的境遇使得这些作者们倾向于抽象概念，即是关于政府的一般理论，一些他们盲目信服的理论。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他们现有的经历已不足以历练出他们本该有的激情。因此他们从现实中也就得不到任何可能阻碍改革大趋势的艰难险阻的警告。无一例外，势在必行的改革总会伴随种种危险。然而，这些作家们对此全然不知。由于缺乏政治自由，他们不但无法成功地掌控政局中的众多事务，而且也无法注意到该事务。因此，对于改革中存在的艰难险阻，他们无能为力也毫无预测可言。他们与那个政局毫无关系，并且也不能觉察到在这个世界其他人所做的成就。因此，只要听过一个有关自由社会以及自由人士所说的话，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熏陶，然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因此，在他们自己的改革中他们就变得格外大胆，他们更加倾向于整体思想和制度，更加蔑视传统的至理名言，更加自信于个人推理而不是像以往一样去相信一个研究政治学的作家。

大众也同样具备这种无知，这使得他们愿意相信这些作家并且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们。像往常一样，如果法国人仍旧通过三级会议参与政府事务，或者他们仍旧通过省议会方式参与日常国家事务管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就不会被那些作家的思想煽动，就如同他们现在这样。他们将依旧精通于政府管理，从而这也使得他们警觉到纯理论所暗藏的危险。

如果他们能够像英国人那样，不废除旧的体制，并且慢慢地革新他们的精神，他们或许不会如此快地做好准备去构想一个全新的制度。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他们的财产、人身、福利和自尊心方面每天都会受到一些老式法规、一些古老的政治习俗、一些古老权力残余的妨碍，并且他们感觉到没有触手可及的补救方法以宽慰他们特有的悲伤。由此看来，国家的政体要不就全部被接纳，要不就全部被摧毁。

然而，我们已经保护好一种自由使其不会像其他自由一样受到摧毁。我们能够无所忌惮地去进行哲学探讨，探讨这个社会的本源，探讨政府的本质，探讨人类最根本的权利。

所有因进行日常立法而受阻的人们很快会迷恋于文人政治。这种倾向甚至会延伸到本性和处境远离抽象思辨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因军役税的不平等分摊而受损的纳税人不喜欢人人平等的这个观念。一个财产被贵族邻居家的兔子糟蹋了的地产主，他们对于一切谴责贵族特权的行为都备感满意。因此，每一个公众的愤怒都隐藏了起来，如同沉着的哲人一般。从此，政治生活被有力推入文学之中，并推向作家。这些作家们将政治揽于他们手中去指挥民意，并一时间取代那些在自由国家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据的位置。

这次，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机会挑战这些作家们所扮演的角色。

全盛时期的贵族统治不仅领导公众事务，同时也要有能力去型塑观念框架，为作家定下写作基调，并且给思想以权威。直到十八世纪，法国贵族才完全失去他们在这个国家的统治地位。它的信誉和它的权力遭遇同样的命运。因此，那个曾控制人们思想的地方已不复存在。

另外，作家们可以自由担任起这个角色去驱逐其他阻碍。作家在贵族统治的地方所取得的地位让他们的进取心大受鼓舞。贵族阶级已经完全忘记一旦这些理论被普遍接受，不可避免地转化成政治激情与行动。这些激情与行动仅仅被看作独创的智力游戏。在其中，所有的学说理论大都敌视它自有的特权，并且甚至敌对贵族阶级的存在。为了消磨时光，贵族阶级自己参与这个游戏，当沉着地探讨着约定俗成如何荒谬之时，也静静地享受着它的豁免权和其他特权。

许多人表示惊讶的是，上层社会对于古老政权特殊的盲从使他们走向了灭亡。但谁又会教给他们其他的呢？那些自由的法规制度对于一个国家中的主要公民来说，可以引导他们如何面对危险，正如对于地位比较低的人来说，是为了保护他们的权力，都是必要的。在公众生活最后一丝痕迹已消失了一个世纪后的法国，对那些保持古老的体制有直接兴趣的人对这座古老建筑的腐朽毫无理会，从未听见过任何撞击和噪音。在外部的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们继续站在祖先的视角上看问题，设想着每项事物原貌。一七八九年贵族在陈情书里对王权的僭越行为表示担心如同十五世纪一样。同时，正如伯克指出的，不幸的路易十六即将葬身于民主洪流前片刻，仍然认为贵族才是王权的最大对手。他不信任贵族，好像他仍是生活在投石党的时代一样。相反，正如他的先辈一样，他发现了资产阶级和人民是君主制度的坚决拥护者。

但是，对面前满是革命残骸的我们来说，更奇怪的是，在我们祖辈的脑海里根本没有暴力革命的概念。这个问题尚未被谈及和设想过。关于政治自由问题上不断的小变动表明最稳定的社会形态应该作为社会动荡的一种警示，从而推进公众的谨慎感。十八世纪的法国，正处于动荡濒临危机的时代，却没有任何关于危险状态的警示。

我仔细阅读了那些陈情书，这些陈情书是一七八九年三级会议召开之前所编制的。我所提及的三等级是指：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阶级。我发现有些人想改变法律，有些人想改变习俗，于是我都做了标记。当大量的调查被采集起来，具体的要求被总结起来后，我惊奇地发现，他们要求在全国上下同时系统地强制废除所有的法律和习俗。我立刻发现这会导致史上最广泛的最危险的大革命的爆发。然而那些革命的受害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坚信在这样一个古老复杂的国家中，快速彻底的社会转型可以在纯粹的理性主义的帮助下毫无损失地实现。这些可怜而又愚蠢的人们啊！他们甚至忘记了先人们四百年前那精简而又有力的座右铭：要求自由越多，奴役就越多。

贵族和资产阶级已经被长时间地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因而表现得严重缺乏社会经验，这不足为奇。然而，更令人惊奇的是，那些掌管国家重要事务的人，譬如大臣、地方行政法官和总督都毫无远见。但是他们中大多数还是很务实的。他们对于公共管理的细节有很深入的了解。一旦涉及政府的科学管理问题，比如让他人了解社会发展的大体趋势或弄清公众们的想法和期待，他们就像那些未被教育过的人民一样手足无措了。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领全部教给政治家。

在一七七五年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杜尔戈已经向国王提议让全国人民选出一个代表团，每年让它在国王的监督下活动六个星期，但是不给它任何实权。它只能关心行政，但不能干涉政府，而且它只能提出看法不能表达意愿。事实上，它的唯一任务就是讨论法律但无权制定法律。“这样，王室的权力不但不会被束缚，还会被发扬光大。”杜尔戈说，“因为这个组织的人没有权力干涉重要事务，所以大家的意愿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被满足。退一万步说，即使它不听从您的领导，您也永远是国家有力的主宰。”谁也不会低估一项措施的意义和杜尔戈所在时代的精神。确实，在革命接近尾声时，人们才能不受指责地实行杜尔戈提出的政策，那就是，并不给予真正的自由，只给点自由的影子。奥古斯都就尝试了这个办法，而且成功了。国民们厌倦了讨论，只要能获得平静，他们甘心被哄骗。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告诉我们，只要从国内找几个平庸又听话的人，在国人面前充当一下政治团体的角色就行了。可以印证的例子有很多。但在革命初期，这些方法并不起作用，也不能满足人们的意愿。自由国家的小市民都知道这一点，但杜尔戈这个行政高官却不懂。

法国人对他们自己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没什么经验，他们完全被政府控制了，但他们又无法改变政府，但是在当时，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也非常聪明。所以你一定能理解作家们是怎样成为法国的一股政治力量的，又是怎样最终成为最大的一股政治力量的。

在英国，那些研究治国之道的人与执政的人常常厮混在一起，当官员们想出台新政策时，作家们就会为他们修正和归纳理论。但在法国，政界和文人是分开的独立团体，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执政者治国安邦，文人研究抽象准则，政府本该以此为基础的。他们一方按需要采取具体措施，一方却制定普遍法律，根本不考虑怎么实行。一方管公共事务，一方管国民思想。

在现实社会里，政府守旧、迷糊而且没规矩，法律杂乱又相互矛盾，等级森严，地位一成不变，税收不平等。但在一点点建造的理想社会中，任何事都那么简单、和谐、一致、公平且有理有据。

华盛顿在约克镇接受康瓦利斯率领的英军投降的情景。美国革命，又称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4），指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

渐渐地，大量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为了幻想抛弃了现实，在人们心中，他们只生活在文人为他们建造的理想社会。

费内隆（1651—1715），宫廷教师，天主教神学哲学家。

很多人认为，法国革命是受了美国革命的影响。的确，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有很大影响，但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却没有大于法国思想对法国革命的影响。然而，欧洲的其他国家，却觉得美国革命是个新颖独立的事件，在法国它只是让人民对已知的东西更清晰。在别处，它是件奇事，但在法国，它使人信服。美国革命似乎仅仅是彻底地完成了革命作家们对它的预期。而这些作家曾经给出的有关现实的结论正是我们曾经的梦想。这就好像是费内隆突然现身萨朗特一样。

法国革命享有非凡的历史地位——整个国家的政治教育系统都由文人及作家制定执行——而他们除了研究辨别法国大革命的各个特点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影响外，几乎什么都不能做。

作家给读者展现的不仅仅是法国大革命的发起者的思想，更展现了作家个人的观点及风格。在革命作家冗长的训导之下及缺少领导人组织的情况下，他们使国民对实践的无知以及忽略达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

国民研习他们的著作之后，本能地反映到他们所想到的、所尝试去做的，甚至在他们所写的东西中也能体现出对实践认知不足的特点。这就导致了他们在最终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的时候尽显文学的气质。当我们研习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会发现指导革命的精神实质与很多评论政府的抽象著作恰好一致：同样偏好的概论，立法系统的一致，法律的对称性；同样的对既有事实的藐视；同样的对理论的信仰；对原创的、新颖事物的共同偏好；同样的推动重修宪法，使其中的一些逻辑规则与革命相统一，而不是修改其中错误的部分。多么令人惊讶的情况！现在作家所具有的一些功绩，可能会成为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一种瑕疵，而他作为作家时所出版的一些巨著，则会成为他在革命中自诩的资本。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1.罗伯斯庇尔；2.丹东；3.路易十六；4.路易十六的皇后；5.内克尔；6.罗兰夫人；7.马拉；8.米拉波；9.布里索；10.韦尼奥；11.西耶尔；12.卡诺；13.赫哲将军；14.塔里兰；15.安德烈·马塞纳；16.巴拉斯；17.拉斐德；18.瓦尔米公爵；19.杜穆里埃将军；20.莫罗将军。

政治语言本身就采用了很多原作者使用的语言，摘录条款，言过其辞的话，文学上的巧言令色。这种模式，是由一些政治狂热分子煽动的，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甚至在最底层也得到了渗透。在大革命之前，路易十六就颁布法令并频繁宣称“自然法则”和“人权”，我发现农民在请愿的过程中，称他们的邻居为同胞，将总督视为值得尊敬的行政官，将教区的教父视为神坛使者，将上帝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这些农民只是不懂拼写法，否则他们很可能成为杰出的作家。

这些新的特质融入了法国古老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源于他们所接受的特殊教育体现出来的天性。据说他们的偏好，甚至他们对过去六十年所展现的一些中心思想、系统理论及在政治事件中说空话的狂热，源自于我们种族的某一种属性，就是被夸大了的法国精神，好比是所谓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在过去的历史中一直隐藏，却突然在十八世纪迸发而出。

最为明显的是，我们一直所坚持的一些文学习惯却使我们忘记了我们最初对文学的热爱。在生活中，我惊讶地发现，人们竟然很少去读十八世纪以及其他时代的著作。基于此，人们甚至藐视那些作家，而这些人身上却具有那些文学习惯所遗留的一些重要特质，这些特质是在他们出生并接受教育之前就有的。

第十九章 非宗教思想如何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普遍占主导地位，对大革命的特点有何影响

十六世纪时，人们辨别是非时，主要参照各种基督教传统进行批判性思考。自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不断出现了更大胆、更好奇的人，他们挑战、拒绝接受基督教思想。同样的精神使路德时代的数百万天主教徒抛弃了天主教教义，且每年有一些基督教徒抛弃基督教教义，然后逐渐出现了不信教思潮。

马丁·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路德关于赎罪票效能的辩论序言）张贴在威登堡大学的教堂门口。从此他也不再承认教皇的权威，唯以《圣经》为权威。由此，以德国为中心，欧洲正式拉开了规模宏大的宗教改革运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十八世纪，基督教失去了在欧洲的很多势力范围。但在很多国家，基督教虽被抛弃，却并未受到猛烈攻击。这些摒弃宗教信仰的国家中有些人对这种做法感到懊悔，非宗教势力还是在王室和学者中广泛传播开来，在中产阶级（第二等级）和底层民众（第三等级）中并不流行。它只是一种偏好，而非普遍想法。一七八七年，米拉波说：“大部分人都相信这样一种偏见，即德国的普鲁士各邦都是无神论者。事实是尽管在那里可以找到自由思想者，但是普通人还是把虔诚奉献给了宗教，并且他们中还有大量狂热分子。”同时，他还说，费雷德里克二世的所作所为令人深表遗憾。他拒绝授权并承认天主教教士婚姻的合法性，他甚至还拒绝让那些已婚神职人员继续吃俸禄。米拉波说，这项措施，无愧于费雷德里克二世伟人之名的。任何地方的非宗教意识都没有法国这么普遍、强烈和影响大。

在那里，前所未有的事情统统发生了。人们也曾对已有宗教有过强烈的抨击，但当时狂热的反宗教运动是基于新宗教信仰的激励和鼓舞。之前古宗教再虚伪可憎也未曾激起过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直到基督教的出现，这些旧宗教开始在一片质疑和冷漠中悄然凋零。这就是宗教的衰老死亡，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在欧洲的盛行。在法国，基督教受到极度抨击，然而没有人试图去以其他宗教而代之。宗教反对者们热情而不懈地追寻着，他们想彻底脱离宗教信仰，却使自己在精神和灵魂上更加空虚。一群狂热者投入了这一徒劳无功的任务，在当时他们所宣扬的绝对无信仰是违反人的本性并且极度摧残灵魂的。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在潜移默化中吸引了民众的注意。之前还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思想现在也逐渐成为能够引起狂热并改变信仰的精神。

几个否认基督教教义的作家聚在了一起，但这似乎也不足以解释这种超凡事情的发生。为什么所有这些作家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这一方向，而不是其他？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想着去声援那些捍卫基督教教义的文章？还有就是较之前辈，为什么民众更愿意听从他们并相信他们的言论？只有他们所处的具体时代和所在的国家状况可以解释他们试图去做这些的原因，甚至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可以获得成功。伏尔泰精神久存于世，但伏尔泰本人到了十八世纪其思想才在法国占支配地位。

但首先承认的一点就是，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相比，教会并没有什么应受到攻击的理由。相反，在法国，与教会联系在一起的恶习和滥用与其他天主教国家相比，没那么严重，并且与之前相比，法国教会的宽容度有很大的增加，而其他国家并非如此。因此，这些现象的具体原因不能在宗教现状中去寻找，须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寻求。

要理解这一点，就千万不能忽视我前一章节所说的。即因为在政治上对政府不满在公众场合中无法体现，那么只能通过文学来寻求庇护，作家进而成为了这部分人的领袖，他们试图去推翻国家所有的旧的社会政治制度。

一旦抓住了这一点，那么问题的对象就会发生改变。问题的关键不再是解释作为一个宗教机构教会能在哪些方面犯罪，而是说明教会在哪些方面阻碍了这将发生的政治革命，而且成为革命的主要发动者作家们的障碍的。

宗教统治的原则和作家们希望在世俗政府中制定的原则相抗衡。宗教建立在传统之上，而作家们声称完全轻视那些建立在传统之上的任何制度。教会承认一种高于个人理性意识的权威，而作家们只是单纯依赖个人的理性。教会建立在等级的基础上，作家们却喜欢消除阶级观念。他们都必须承认由于政治和宗教社会天生迥异，因此用同样的法规来规范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一点似乎任重道远，为了攻击国家制度，似乎我们不得不先摧毁作为其基础和典范的宗教制度。

另外，当时教会本身就是首要的政治权力，尽管不是最具有压迫性的，却是最令人憎恶的。因为教会卷入政治力量，这与他们的职责和天性都是相违背的。教会在别处谴责罪恶行为，然而自己却使政治权力中的罪恶神圣化，用其神圣不可侵犯性来遮掩其政治上的丑陋，似乎想让政治力量也如同自己一样永世长存。任何攻击教会势力定会立即使民众群情激奋。

然而，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原因以外，作家反对教会势力还有更特殊、更个人的因素。教会代表了政府中和他们最接近、最具有敌意的那部分。其他政治力量只是偶尔干涉他们，但教会依仗他们可以监督人们的思想，查禁作品，总是经常为难他们。当他们反对宗教干涉、捍卫个人自由的时候，他们是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这场斗争是从打破束缚他们最紧的枷锁开始的。

并且宗教也确实是他们进攻的整个庞大建筑物中最脆弱的环节。教会势力减弱，尘世王权就会加强。教会势力曾经高于王权，之后与之平等，现在又沦落为了其保护的对象。教会与王权之间，这样一种交易建立起来了：王权赋予教会物质权力，教会则赐予他们道德权威。政府令臣民遵守教规，而教会则要求民众尊重政府意志。大革命临近之时，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交易，对于一个建立在信仰而不是强迫之上的势力，这样做永远是不利的。

尽管国王总是宣称自己是教会的长子，但他们却忽视了其要履行的宗教职责。他们保护自己政府的热情要远远高于保护教会的热情。事实上，他们也不允许任何人直接危害教会，但是从远处重伤他，他们就视而不见了。

那时强加在教会的敌人身上的折中办法不仅没有削弱他们的力量，反而适得其反。有时压制作家的思想会阻止思想运动，有时又会使其加速。但是当时对这种出版界的侦查制度不可能不使它的力量增长百倍。

作家受迫害不会造成恐惧，只会引起抱怨。他们能忍受激发斗志的折磨，却无法忍受将其摧垮的沉重束缚。对作家的攻击总是拖沓、杂乱和无效，其目的似乎不是阻止他们而是激发他们写作的热情。让出版完全自由对教会的威胁也许会相对小些。

一七六八年，狄德罗在给大卫·休谟的信中写道，“你认为我们的不宽容比你们的无限自由更有利于思想的进步。霍尔巴赫[1]、爱尔维修[2]、莫尔莱[3]和絮亚尔[4]和你的观点不同。”然而还是这位苏格兰人是正确的，生活在自由的社会中，他深有体会。狄德罗是从作家的观点出发的，而休谟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看问题的。

大卫·休谟（1711—1776），18世纪英国哲学家。他主张功利主义，认为快乐和利益是一致的。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我拦住碰到的第一个美国人，问他是否认为宗教有助于稳定法律和实现一个社会的秩序井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一个文明社会都不能没有宗教，更不用说一个自由社会了。在他看来，对宗教的尊重是国家稳定和个人安全最重要的保障。即便是最不精通执政思想的人也知道这点。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美国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最大胆的政治学说应用得更广泛。只有那些反宗教学说没能在美国问世，尽管美国有无限制的出版自由。

英国的情形是一样的。甚至在大多数启蒙运动家出生之前在英国就已经开始宣扬非宗教哲学，是博林布鲁克培养了伏尔泰。整个十八世纪，在英国有很多著名的不信仰宗教的倡导者。聪明的作家和深邃的思想家肩负起这一事业，但没能像在法国那样取得胜利，因为所有那些在革命中有所畏惧的人急忙来支持已有的信仰。即使是那些深入参与当时法国社会的人和那些认为法国哲学有道理的人，也因认为危险而拒绝了这些信仰。像在自由的国家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强大的政党发现把它们的事业与教会的事业连结在一起是有利的。博林布鲁克自己也成了主教的一个盟友。教士得到了榜样的力量，从不觉得孤立，为他们自己的事业积极地战斗。尽管教会组织有缺陷并且弊端很多，英格兰教会成功经受住了打击。教会阵营的作家和演说家，急切地投入到对基督教的守护中。多亏了社会的努力，在没有政府的干预下，反基督教的理论经过讨论、驳斥最终被拒绝了。

博林布鲁克（1678—1751），英国政治家、哲学家，英国托利党党员。主张自然神论。

但是为什么要在法国之外寻找例子呢？今天的法国有哪些人会写狄德罗和爱尔维修那样的作品呢？谁会想去读这些书呢？甚至可以说有谁知道这些书名呢？我们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获得的公共生活经验，尽管不完全，已足以破坏我们对这种危险文学的喜爱。看看对宗教的尊重是如何在国家的各个阶层中逐渐恢复其影响力的。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严酷的血腥革命中获得了经验。在一七八九年以前最反宗教的老贵族阶级在一七九三年以后变成了最虔诚的宗教徒，他们第一个被攻击，也是第一个皈依宗教。当资产阶级在胜利中感到自己遭受攻击，他们也便更靠近宗教。人们在普遍的混乱中都有所失，对宗教尊奉的形势慢慢发展，非宗教消失了或者至少是因为害怕革命的出现而掩藏起来了。

旧制度结束时的情景是不一样的。我们完全丧失了我们伟大人类事务的务实知识。我们是如此的不注意宗教在各帝国统治中的作用，以至于怀疑最初出在这些人的头脑中，他们对国家秩序事务维持和民众的服从有关乎切身利益的迫切要求。他们不仅欢迎质疑，而且在下层人民中盲目地宣传。在他们百般无聊的生活中无信仰成为一种消遣。

之前盛产伟大演说家的法国教会感到它已经被人们遗弃，这些与教会有共同利益的人本应该维护教会事业，因此陷入沉默。有一段时间，人们相信只要允许教会保留其财富和位置，它就准备承认其信仰中的错误。

那些否认基督教的人声嘶力竭，那些仍然坚持信仰的却保持沉默，这种情况不仅在涉及宗教时可以看到，涉及其他领域时也是如此。那些坚持旧信仰的人害怕没有其他保持忠心的同党，害怕孤立胜过错误，他们随波逐流，加入到群众中来。在当时只不过是一部分人的情感，就这样变成所有人的意见，从此，在那些造成这种假象的人眼里，这种情况看起来不可抗拒。

毫无疑问，上世纪末宗教信仰的这种普遍没落对我们整个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构成了革命的重要标志。法国大革命经常被描述成是恐怖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当我试图解释反宗教运动给法国带来的各种影响时，我发现导致人们走向如此极端的原因，与其说是非宗教使人心堕落、风尚败坏，还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

宗教抛弃了灵魂，但并不像通常发生的那样，使灵魂变得既空虚又疲惫不堪。有一段时间，新的感觉和观点会充溢着灵魂，这些观点会一时代替宗教以防整个社会陷入消沉。

如果说发起大革命的人在宗教上比我们更加多疑，至少他们保留了一个非常令人钦佩的信仰，那就是他们相信自己，而这一点却是我们所没有的。他们从不怀疑人类的可能完善性和力量。他们急切地宣扬人类的荣誉，并相信美德。他们支持自己的力量，虽然这种骄傲的自信经常导致错误的出现，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自信，人们只能被奴役。他们毫不怀疑自己是被召唤来改造社会、让人类再生的。对他们来说，这些观点和情感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他们摆脱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观念。这些观点很多情况下使他们心胸开阔、不计得失。

大量研究历史之后，我冒昧地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什么革命在开始能比法国大革命的参与人数更多、爱国心更真诚、情感更无私、规模更大。法兰西民族暴露了主要的缺点，但同时也体现出了重要品质：经验不足却慷慨大方。但无宗教信仰确实极大地伤害了公众。

在之前发生的很多政治革命中，那些攻击现有法令的人都很尊重信仰。在大部分的政治改革中，攻击宗教的人也没有同时试图改变所有政权的性质和秩序，并从头到尾彻底废除政府现存的法律。因此，即使在巨大的社会动乱中，也会有稳定的一方面存在。

然而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宗教法律被废除同时，民法也被颠覆，以至于人们思想失去了支柱，再也不知道该去坚持什么，要在哪里栖息。革命家似乎属于一个陌生人种，他们大胆到了疯狂的程度，毫无顾忌，积极执行任何计划，没有什么创新会令他们惊讶。不要以为这些人是一时出现的个别现象，在一定时候注定会消失。从那以后，他们形成了一个种族，保留下来并传到了世界上每一个文明的角落。这个种族在每个地方都保留了同样的面貌、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特点。我们出生时世界上就有这个民族，今天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 三人都是百科全书派哲学家。——译注

[2] 三人都是百科全书派哲学家。——译注

[3] 三人都是百科全书派哲学家。——译注

[4] 絮亚尔（1732—1817），作家，记者，1774年法兰西学院院士。——译注

第二十章 法国人为什么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为大革命铺平道路的思想和情感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和爱好最晚出现，也最早消失。

旧政府的统治很久以前就已开始动摇，摇摇欲坠，但自由的问题尚未提及。伏尔泰几乎思考到这一点，英国的三年生活让他知道了自由是什么样子，但并没有让他爱上自由。在英国自由宣传的怀疑论哲学（即无神论思想）让他很感兴趣。他对英国的法律无动于衷，因为他注意到其中的缺点比优点更多。在他关于英国的书信中，很少谈及议会。事实上，他最羡慕英国的主要是学术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好像没有政治自由，学术自由可照样可以长期存在一样。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特别关注公共行政问题的作家开始出现。因为他们提倡的一些原则相同，所以被统称为“经济学者”或“重农学派”。与哲学家相比，经济学派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比较少，也许他们对革命的发生没有做出太大贡献。但我认为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才能发现大革命的真正本质。哲学家对治理国家的看法一般都比较普通和抽象。经济学派坚持自己的观点，更能洞察事实。哲学家描述想象的东西而经济学派有时暗示要做的事情。大革命要废除的所有制度都是他们特定的攻击目标。没有一个制度能在他们眼中得到青睐。相反，所有那些可以被通过作为革命自身创造的制度都是他们提前宣布并且热烈推荐的。要引用一条并不是生根于他们作品的制度是非常难的。大革命中那些最本质的东西都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

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主义的领袖、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先驱。“重农学派”是兴起于18世纪50至70年代法国的一个经济流派，该派直接继承法国启蒙运动“自然秩序”的哲学观念，认为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都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重农主义重视农业，反对重商主义，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

另外，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辨认出我们非常熟悉的革命民主气概。他们不仅憎恨特权而且也很讨厌等级差异本身。即使是奴役中的平等，他们也没有放弃对平等的崇拜。那些阻碍他们设想的东西只能被粉碎。他们对契约很少尊重，也不尊重个人权利。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他们眼里，个人权利已经根本不存在，而只有公共事务。然而，总的来说，他们都温和、不张扬。他们中有可敬的法官，有能干的行政官。他们工作中特有的精神支撑着他们。

对于经济学派来说，过去的事物让他们无比鄙视。“几个世纪以来整个国家都被错误的原则所统治”，勒特罗纳写道，“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的”。他们的工作就是基于这一观点的。不管什么制度，不管这些制度是多么古老或有道理，如果有一点点阻碍他们的计划或是影响整体，他们就要求废除。那时他们中就有人提议重新进行行政区划并改变省份的名称，四十年后制宪议会才真正做到这些。

在理解自由制度的概念之前，他们已经设想出了大革命能够完成的所有社会行政改革。他们的确非常赞成商品自由贸易以及在商业和工业上的自由放任。但他们并没有考虑过政治自由。即使这些想法偶然在他们脑海里出现，他们的反应就是拒绝这些想法。起初，大部分人对议会制度和地方附属权力怀有敌意，对不同时期自由国家建立制度以制约中央权力的做法也表示反对。魁奈说：“在政府中建立平衡政府权力的力量是致命的错误。”他的一个朋友评论说：“引导人们去想象一个平衡力量的政治体制是不现实的。”

他们能够考虑到的能够避免权力滥用的途径就是教育，因为正如魁奈说：“如果一个民族有知识，那么专制就不可能存在。”他的一个门徒说：“由于受到滥用权力所产生的罪恶的惊吓，人们发明了无数的毫无用处的补救措施，却忽略了唯一真正有效的那一个，即在基本司法和自然秩序方面进行普遍、持续不断的公共教育。”他们希望用这些文绉绉的说法去满足所有对政治保障的需求。

勒特罗纳强烈谴责政府对农村的忽视，使得农村没有公路，没有工厂，没有教化；却没有深刻地考虑过如果让他们自己的居民去管理乡村，可能会更好。

杜尔戈虽然心灵伟大、天赋出众，但他对政治自由并不比别人更感兴趣，至少他到了很晚，受公众的影响，才开始喜爱政治自由。对于他，和其他大多数的经济学派一样，首要的政治保护是由统治者提供的以一定方法和特定思想为依据的公共教育。正如他同时代的一个人在《一种符合原则的教育机制》中所说，杜尔戈对这种知识疗法的信心是无限的。在一本奏折中，他向国王提出这样的计划，他这样写道：“陛下，我斗胆来回答，凭借教育，良好的道德和报效国王陛下和祖国的满腔热情，在十年之内您的国家会变得让人刮目相看，您的民族将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民族。现在还是十岁的孩子们会发现他们为国家时刻准备着，为他们的祖国而奉献，他们服从权威，不是出于恐惧而是由于理性，他们对同胞热情，有认可并尊重司法的好习惯。”

法国的政治自由已经被摧毁太久了，以至于人们几乎完全忘记了它的条件和影响了。而且，那些遗留下来的不成形的残迹，以及似乎用来代替政治自由的种种制度，都使政治自由备受怀疑，并经常出现对它的种种偏见。其余尚存的大部分三级会议形式陈旧，思想仍停留在中世纪，远不是推进社会进步，而是阻碍了社会进步。唯一占据留存的政治机构位置的最高法院，也不能阻止政府做坏事，但却经常阻止政府做好事。

对于经济学派而言，他们想借助旧设备开展革命的想法是不实际的，将计划的执行寄托给目前正主宰自己命运的国民的想法并不使他们感到满意，因为要说服整个民族采取庞大且内部关系复杂的改革方案是不现实的。对于他们而言，使皇家政府服务于他们的计划似乎更容易、更合适。

这股新兴权力势力并非起源于中世纪的机构中，并且不带有中世纪的烙印。尽管其本身存在过失，但是经济学派可以从中看出其很有前途。这股新势力和他们一样都崇尚地位的平等和法规的统一。像他们一样，它也深深憎恶所有来源于封建主义或倾向贵族统治的旧权势。在欧洲其他地方寻求那些建构合理并且使人印象深刻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徒劳的。在法国，那样一个政府的存在简直是非常幸运的。如果当时和现在一样流行祈求上帝的话，他们也许会称之为天意的。就像勒特罗纳所写：“法国的形势要比英国好很多，因为在这里可以立即推行那些可以改变整个国家的状态的改革，而在英国，这样的改革总是被各个党派阻碍。”

因此，问题不是摧毁这个绝对权力而是使其改变。正如梅西埃·里维埃所写：“国家必须按照基本秩序的规则来管理，而当这样做时，国家必须是全能的。”另外一个作家曾说过：“让政府了解它的责任，然后去自由执行其责任。”从魁奈到博多修院院长，所有人心情都差不多。

他们并不仅指望皇家政府能够改革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他们也向它借鉴其中一些对建立未来政府的想法。他们看着一个政府，脑子里已勾勒出了另外一个政府的蓝图。

在经济学派看来，政府不仅有责任治理国家而且有责任以某种形式培育国民。政府有责任按照一个预先建立好的模型使其民众不断更新想法。政府有责任用某些想法填补其民众的想法，以某些感情填补其民众的心灵，这些都是必须的。在现实中，它们的特权是没有限制的，其所能做的事也是没有界限的。政府不仅使民众改邪归正，并且使其发生彻底转变。在其权力范围内，政府能够使其民众变得和从前全然不同。博多曾说过，“政府使民众成为其所期望的那样”。这句格言总结了他们所有的理论。

经济学派所想象的巨大社会力量不仅仅大于在其面前的任何力量，而且在起源和特征上也是不同的。它并不直接来源于上帝，也不是来源于传统。它是非个人的。它不再称为“国王”，而是“国家”。这不是一个家庭的遗产，而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从而确保每个个体的权力都从属于全体的意愿。

这种特殊形式的暴政，称为民主专制，在中世纪没有与它相关的任何想法，而经济学派所熟知的是不再有社会等级区分，不再有界限划分清晰的等级，不再有固定的等级划分；一个由平等个体组成的民族，一种模糊的力量被公认为唯一合法的统治，不再拥有权力统治和监督其政府，而是指定一名官员无须咨询只要以其名义指控另一行为。要控制这名官员，公众会剥夺其所属机构的权力。要阻止他，是革命而不是法律——他是从属于法律的官员但实际上是自己主人。

他们在附近没有发现符合这一理想的政府，他们去亚洲遥远的角落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不在其作品中对中国大加赞扬。当你读他们的作品时，你也一定会碰到这些内容。此外，由于对中国不太了解，他们讲的往往是胡说八道。被少数欧洲人操纵的那个无能野蛮的政府，似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应该照搬的完美典范。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一个具有绝对且公平权力的国家，人们用自己的双手耕犁土地，在那里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官位，在那里哲学是唯一的宗教，并且文人是贵族，这样一个国家使他们感到感动和欣喜。

人们认为这种消极破坏理论，即我们现在所称的“社会主义”是最近才产生的。这是个错误：这些理论与第一批经济学派同时产生。当他们想利用理想中的全能政府作为改变社会形态的工具时，另一些人也打算抓住同样的力量来破坏社会根基。

读摩莱里的《自然法则》一书时，你会发现经济学派那些关于全能的无限特权的国家学说，还有许多最近才发现的非常可怕的政治理论：财产公有、有劳动权，绝对平等，个人活动的安排整齐划一，个人一切服从上级规定。

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的著作《自然法典》。

摩莱里法则第一条：“社会中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个人所有或者作为某个人的私有财产。”第二条：“财产是万恶的，任何想恢复它的人都应以疯子和人类敌人的名义一辈子都关在监狱。公共费用应提供每个公民的吃喝，保护和工作……所有的产出都应存放在公共仓库，然后分发给公民，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应根据统一的图纸建设城市。所有的私人建筑都应完全相同。所有小孩在五岁时，都应离开家人，用统一的方式，共同用公费抚养。”你以为这本书是昨天才写的，但它距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这本书一七五五年面世，那时魁奈正在创建学派。书中证明了中央集权和社会主义是相同土壤的产物。中央集权之于社会主义就好比文明果实之于野蛮的树干。

在当时的所有人当中，经济学派似乎是我们最熟悉的人。他们对平等的热情非常明显，对自由的感受也很不确定，以至于他们给人的错觉好像是和我们同时代的人。当我读到发动革命的那些人的演讲稿和作品时，我感觉好像突然被转移到一个我很不熟悉的地方和社会中，但当我仔细阅读那些经济学派的书时，我又感觉我和那些人一起生活过，并且刚刚还和他们交谈过。

一七五○年，总的来说，整个国民对于政治自由的渴望不像经济学派那样迫切。国民们不能运用政治自由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对它的感受，甚至是对它的想象。国民迫切需要改革，需要权利，而且如果当时还有像弗雷德里克大帝那样有声望和性情的君主，我毫不怀疑他会对社会和政府进行一些最重要的改革，使革命最终胜利，他会在不仅不会丢掉皇冠，还会增加权力的情况下这样做。据说，路易十五最有能力的一位大臣德·马肖尔[1]先生曾这样想过，并且告诉了君主。但是在其他人的意见下，这种计划从未实行过。只有当人们能够想到这些计划时才可以执行这些计划。

二十年后，情况和以前很不一样。法国人自己有了政治自由的想法，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对法国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到处充满了改变的气息。外省曾一度希望能自治。总的来说很多人都有人民有权参与政府的想法。人们再次想到了三级会议。那个讨厌自己历史的法兰西民族倒是很高兴回忆起这部分内容。新浪潮席卷了经济学派，迫使他们在原本中央集权体制内加入一些自由体系。

当一七七一年最高法院被废除时，那些曾经不得不经常忍受它的判例的公众却为它的垮台而感到激动。这种情况下，制约王权专制主义的最后防线也似乎崩溃了。

民众的反对令伏尔泰吃惊，也激怒了他。“几乎整个国家都处在骚乱和惊恐中”，他对朋友这样写道：“外省也像巴黎一样民情鼎沸。但是整个法令却充满有用的改革，这震惊了我。结束政府机关的唯利是图，让司法自由，避免这些人从偏远地区来巴黎只为毁灭自己，让国王为领主法官的债买单的情况——这些不是对国家很好的服务吗？再说，最高法院不是一直是野蛮的迫害者吗？说实话，我对那些支持无礼、不听话的资产阶级的谦虚法国人感到惊讶。在我看来，国王是正确的。由于一个人必须服务，我认为在天生比我优秀国王的带领下这样做，比在像我一样的二百只鼠辈领导下强多了。”为了解释，他又说：“让国家为所有的上院议员支付他们法院的费用，想象一下我对国王所做的事情有多高兴。”

伏尔泰已经离开巴黎很久了，认为民意还和他离开时一样。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法国人不再仅限于希望别人来有效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开始希望自己负责。很明显，这场由所有因素引起的大革命不仅会在人民的认同下，而且会在人民亲自领导参与下发生。

从那时起，我认为这场激进彻底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将同时摧毁旧制度的一切坏事物和一切好事物。几乎未充分准备去为自己战斗的人民很难期待在不摧毁一切的情况下能立刻变革这一切。一位专制君主本应该是一位不太危险的改革者。当我认为这场革命，毁掉许多与自由相抵触的体制、思想和习惯，同时也毁掉行使自由的必要因素时，我常常这样想：如果这场革命由一位暴君发起，而不是现在这样由人民以自己的主权名义发起，可能不至于让我们如此毫无准备地走向那个不自由的国家。

任何想了解这场革命的人一定不能忽视这一点。

当法国人重新发现了他们对政治自由的热爱时，他们已经构想了一些关于政府的想法，不仅不容易与存在的自由机构协调，而且几乎与它们对立。

他们已经接受了那个理想的社会，即上层社会只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和一个独有的、全能的行政机构掌控全国，守护着人民。尽管他们也希望自由，但他们没有打算抛弃这个最基本的思想。他们仅仅希望与自由思想相协调。

因此，他们企图将无限行政集权和立法机构相结合，将官僚机构和代议制政府相结合，国民作为整体享受一切主权权利，但是单个的人民则笼罩在紧密的依靠附属关系中。对前者，要求只有自由人的经验和品德，而后者，则要求有忠顺、仆役的品质。

正是这种愿望将政治自由引进与之不符合或者相对的体系和思想中的，但是对于那些我们已经习惯的或者倾向于自由政府的设想，在过去六十年发生了很多努力，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悲剧性的革命，最终，耗尽过多精力，直到心灰意懒，很多法国人放弃了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只为了重新回到刚开始的状态，思想后退到想平等地生活在有君主的时代，毕竟那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而且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更接近一七五○年的经济学派，而不是一七八九年我们的祖辈。

我经常问自己，那些从古至今引导人们获得最伟大成就的对政治自由的激情的源泉是什么？它是基于怎样的情感？又是从哪里吸取的营养？

我清楚地意识到，当一个民族被糟糕地领导着走向歧路，人们更乐意设想自治。但是这种关于独立的热爱，只是根源于专制政治所发生的一些特殊的、暂时的弊端，无法持续。它会随着这些偶发事件一起消失。人们似乎热爱自由，但其实他们只是讨厌君主。为自由而生的民族真正厌恶的是依赖本身的坏处。

我也从不认为对自由的真正热爱仅仅源于对物质回报的希望，因为这样的希望常常是很难感知的。从长远来看，自由确实经常能够给保护它的人带来舒适、幸福，甚至经常会带来财富。但有时，自由也会暂时妨碍这些物质的使用。通常，只有专制可以保证他们转瞬即逝的享受。那些只看到自由带来物质利益的人从未能长久地拥有自由。

能激起这些人内心对自由如此强烈热爱的，是自由本身的吸引力，固有的魅力，与它所带来的利益无关。能够摆脱像神一样的政府和法律的约束，自由地言论、行动和呼吸是件很高兴的事。不论是谁，如果他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东西，那这个人只配受奴役。

有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阻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所钟爱的不是自由带给他们的物质利益。他们认为自由本身就是一件特别珍贵和必需的好事，而且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弥补它的损失。当享受自由时，能安慰其他一切的不足。还有些民族满足富足的生活，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生怕稍有反抗，就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样的人到底需要什么来保持自由呢？是什么？就是对自由的渴望。不要让我来解释这崇高的愿望，你必须亲自去感受。它会按照上帝的意指自动进入伟大的心灵中，它填满这些心灵，使它们燃烧发光。对于那些从未感受过它的平庸灵魂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

[1] 即马肖尔·达尔努维尔（1701—1794），1743年任财政总监，推行改革遭到贵族和教士的反对。——译注

第二十一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为什么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无可置疑，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虽然在欧洲已经称霸，但已明显在衰退，在其统治最繁华时期这种现象早已显露。早在停止战争以前，法国已被掏空。谁没有读过沃邦那篇关于行政统计的文章？十七世纪末期，甚至在西班牙那场不幸的王位继承战争之前，总督们在致博甘迪公爵奏折中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暗示了法国的日渐衰退，且不作为新现象谈论。一位总督说在一段时期内法国人口数急剧下降，有报道称曾富足繁荣的某城市今天却没有工业。另一位总督写道，说他们省原来有制造业，而如今工厂已被荒废。另一份报道写道，比起现在，以前的农民可以从土地中获得的更多，二十年前，农业兴盛。同期的一位奥尔良总督察觉到大约在三十年间人口数和产出减少了五分之一。拥护专制政府的市民们和酷爱战争的国君们应该好好读读这类奏折。

1701年，英、法、荷、奥等国围绕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争夺战结束了法国在西欧的霸权地位。

政体的漏洞是滋养这些灾难的主要根源，即使是路易十四的灭亡或和平时代的归来都已无法复苏曾经的繁盛。十八世纪上半叶，写过政府行政或社会经济的作家都很清楚外省并没有恢复，甚至很多人坚信外省仍在继续衰退。他们说只有巴黎变得富足，人口也增加了。关于这一点，总督、前任大臣、企业家无不赞同。

我承认我不相信法国在十八世纪上半期仍在衰退，但是那么多有识之士都这样认为，这至少证明，当时没有明显的进步。我仔细研读了有关这一时期的各类行政文件，所有资料都表明社会已毫无生机可言，政府部门只是一味地守护旧制度，无任何新意。城市未做任何努力使居民环境更舒适健康，个人也不去做任何重大的事情。

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情况有一些变化，先前很隐蔽的内乱迹象此时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似乎都有被发现。起初只有非常耐心考察的人才能发觉，但慢慢地变得更突出和明确。几年间，此成果不断传播，加速成长，终于全国上下都有所醒悟，重生即将到来。请记住这并不是旧生命在复苏，支撑这个躯体的精神是一种新精神，它使躯体稍作复苏，最终是为了使之解体。

人人都变得焦躁不安，不满现状、急于改变，进步的要求随处可见。但这是一种缺乏耐心、急功近利的追求，长此以往的话，人们就会咒骂过去，沉浸于完全脱离现状的幻想中。

苏利（1560—1641），亨利四世重臣。

不久这种力量影响了政府，就在外部原封不动时，内部发生了巨变。法律并未更新，具体执行起来不同了。

我在别处说过，一七八○年的总监和总督已不再是一七四○年时的总监和总督。这一点在政府通信中得到详细证明。一七八○年的总督和他们的前任一样仍有相同的权力，原班属下人马，相同的权威，但他们的目标已有改变。前者在其管辖范围内，官员除了保持顺从，能做的很少，招募民兵，最重要的是征收租税。后者则有其他事要关心。他们满脑子想着要增长公共财富，街道、运河、工厂、商业都是他们关注的要点。农业居于首要地位。苏利成为了那个时期紧跟潮流的总督。

那个时候，总督开始组织我先前提到过的农业社团，组织比赛，颁发奖品。有些总监的一些通告看起来没有官方信件的样子，更像农业方面的论文。

在收集各类税款上缴国库这一点上，政府对人民态度的转变最为明显，同过去相比，税法仍像过去那样不公平、随意、严酷，但在执法时让人产生的厌恶有所缓解。

莫里安[1]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开始研究税法时，我惊讶地发现，即使一些小事，特别法庭就有权处以罚款、监禁、体罚，收税官完全控制几乎所有财产和个人。幸运的是，除了阅读法典，我还看了其他资料。在法律文本和执法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不亚于旧金融家和新金融家在习俗上的差异。法学家总是倾向于减罪缓刑。”

“加收税收会引起无数的咒骂和愤怒”，一七八七年下诺曼底省议会指出，“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近些年征税中的温和、仁慈”。

通过对文献的认真学习，可以全面地更加清晰地证明尊重生命权和自由权已经常可见这一断言。尤其是有了对穷人苦难的明显的真挚的考虑，而早些年对这些现象是看不到的。税务机关极少使用暴力征税，减轻重税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各种帮助措施也随处可见。国王不仅增加了用于乡村地带慈善作坊的基金数，通常也会建立新基金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帮助。一七七九年，为实现这些措施，政府在吉耶纳省发放了八万里弗，一七八四年在图尔财政区发放了四万里弗，一七八七年在诺曼底发放四万八千里弗。路易十六并不希望将这个任务交给大臣去办，有时他也会亲自负责。一七七六年，御前会议判决国王狩猎破坏了这些农民的土地庄园，应当赔偿。国王亲自撰写了赔偿的各项理由。杜尔戈给我们讲述了这位善良而不幸的君主亲手把写好的东西交给他时，国王和杜尔戈说：“你看我也一直在我这方做工作。”如果按照旧制度最后的样子去描绘旧制度，那么绘出的将比真容更美，但却失真了。

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精神中有了变化时，国家的繁荣会以一种迄今为止都从所未有的步调前进，当然人口激增和财富垄断都是进步的标志，北美战争也不会影响其增长速度。国家严重赤字，个人却更富有、更勤奋、更有事业心、更有创造性。

《沃尔夫将军之死》。北美战争又称七年战争，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中，英国和英国资助的普鲁士，向整个欧洲开战，最终彻底击败了法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将法国赶出了印度和北美。沃尔夫将军（James P.Wolfe，1727—1759）是北美战场上牺牲的英国将领，年仅32岁。

同一时期的一位官员讲道：“自一七七四年起各类工业蓬勃发展，全部消费税基点随之增长。”对比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签署的文件，尤其是国家与收税的金融机构签订的协约，可以发现地租价格不断上涨。一七八六年的总税收要比一七八○年多一千四百万。内克尔在一七八一年的报告中写道：“消费税总和每年会增长两百万里弗。”

亚瑟·扬向我们断言一七八八年波尔多的贸易总额远大于利物浦。他还说，近些年，法国航海业的发展要比英国更快，二十年之内翻了一倍。

与不同时期相比，大革命以前的二十年里，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就此而言，三十七年的立宪君主制时代[2]，一个和平快速发展的时代，可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相媲美。

考虑到政府方面的瑕疵和工业发展面临的困难，法国已经呈现出的这种繁荣景象使人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惊奇。可能许多政治家否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这个现象，他们如同莫里哀剧中的医生那样断言，病人不按规则，就不能痊愈。确实如此，在税务系统不平等中，在多项海关税、印花税、封建高利贷、行业管事会、腐败的政府及一些其他的因素的压榨剥削之下，法国居然能够复兴和繁荣？尽管面对这些不利因素，各地仍在不断进步，在所有那些制造低劣、似乎是要减速而不能推动社会机器的齿轮之外，还有两种推动社会进步的简单、有力的动力。一个是政府，依旧强大有力，但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循序；另一个是从上层阶级看是欧洲最开明、自由的民族，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的发财致富，能够保住自己财富。

国王名义上仍是主宰，可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得不听从人民的意见，平日受民意的影响而不断咨询它，敬畏它。王权在法律上是绝对的，但在法律实施中却无实权。早在一七八四年，内克尔在一份公开文件中举出一个公认的事实：“大多数外国人很难设想民意在法国发挥的权威，他们很难理解这股甚至对国王宫廷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然而事实就是事实。”

把人民的伟大强盛简单归功于法律机制的说法太过肤浅。制造产品的与其说是因为工具完善，还不如说主要在于发动机的力量。以英国为例，那里的行政法至今仍显得比我们更复杂、多样、不规则。但在欧洲范围内，有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更富有、私人财产更加安全、种类更加丰富、社会更富有更完善呢？原因不在于这套法律本身，而在于推动整个英国立法的精神。某些器官也许不完善，但不影响整个机体的功能，因为生命力是无比强大的。

如同我已描述的法国的大繁荣，法国人民似乎有些躁动不安，不满程度日渐增加，对旧机构的仇恨度也在增长，很明显整个国家都朝着革命进军。

再者，革命的中心地区正是那些变化最大的地区。人们若研究法兰西岛地区档案馆所存历史记录就会发现，巴黎周边地区是最早进行革命也是变革最深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此地农民的自由权和财产权会得到更有效的保障。在一七八九年之前，私人徭役已停止。此地征收军役税更加规律、更加节制，也更公平。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当时总督对整个地区的繁荣和衰退的影响力，可以读一下一七七二年修改的赋税收集体系的章程。该法规对税收的方方面面都具有重大影响。政府每次都会派专员到各个郡县将民众集合起来，一起来确定每件物品的价值，个人的财产都会备录在案。在纳税人出席的会议上制定征税点。官僚滥用权力、无意义的暴力运动都已消失。当然任何税收系统中的赋税本质的缺陷依然存在。这些缺陷也只压在一个纳税阶层上，当然对工业和财产一视同仁。但它已与邻近财政区同名的税收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相比而言，旧制度在卢瓦河及其河口地区、普瓦图沼泽地区、布列塔尼荒原地区仍完好保存。也正是在那儿，内战突然爆发、传播。也正是在那儿，爆发了对大革命的长期暴力反抗运动。

甚至可以这样讲，法国的处境越好，人民就更加不能忍受。革命的发生并不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常见的是，一个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的长期忍受法律体系压迫的民族，会在重负减轻时，发起暴力反抗运动。被革命摧毁的旧制度应该是优于先前的制度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坏政府的最危险时段是其准备开始改革的时候。只有伟大的天才可以拯救开始进行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一旦看似注定但却一直在默默忍受的苦难不能再被忍受时，灭亡即将来临。揭穿了的每一个谎言似乎都在预示其他仍未被揭露的，人们情绪更加激烈。苦难在减少，但对其敏感性却在不断增加，与封建制度在全盛时期相比，似乎濒临灭亡时激起的愤怒更大。路易十六的相对轻微的专横做法似乎比路易十四的所有专制统治更让人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引起更大的民愤。

无人宣称一七八○年时法国仍在衰退，相反，人们认为，人们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对法国未来长期发展的所有限制都已不复存在。就是那时开始出现了人能够无限持续完善的理论。早在二十年前，未来远无希望可言，如今人民很满足于已拥有的现状和追求新事物的紧迫感。

除了已阐述的一般原因，当然还有更有说服力的具体原因。像其他事物一样，财政管理也有了进步，但仍还存在一些集权政府本身解决不了的弊端。由于财政管理制定的隐秘性，实施过程无保证等特点，一些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就制定的形式政策仍在继续贯彻。为了促进繁荣，政府采取的努力措施是分发救济，增加公共劳动，实施公共工程，但却没达到预期效果。因此，现任国王每天都在处理比历任国王更严重的财政拮据。像前任国王一样，现任国王也在一次一次的抵赖不认账；没有公开招标或竞标，国王却四处借款，当然债主也本没打算收取利息，有时甚至他们的本金也尽在国王的掌控之中。

一位值得信赖、比其他任何人都有发言权的目击者声称，那时，“法国人和政府的关系充满了风险，倘若人民以借款的方式将资金投给政府，就根本别指望定期回收利息。他们为政府建造军舰，护养道路，为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像搞冒险贷款一样去权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感慨颇多的目击者补充道：“工业的飞速发展培育了人民对财产和金钱的渴求。当任何本应小心翼翼维护债务关系的债主触动法律时，那些将大量财富捐给政府的债主会极度恼火。”

实际上人们对政府的怒骂指责都很常见，新鲜的是他们所产生的印象。诚然，早期经济体系的弊端更加明显，但从那时起，社会与政府的改良更加凸显了人们对弊端的厌恶感。

二十年来，政府异常活跃，积极参与到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务中去，终于成为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成为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做生意、放贷款、靠俸禄生活、签订合同的人数都在急速上涨，公共和私人利益从未如此紧密结合。从前政府的长期劣迹，即财政的不善分配，目前已成为无数家庭的灾难。一七八九年，国家欠债六亿里弗，那些债权人本身又是债务人，正如当时的一位经济学家所说，所有人都在承受无能政府带给他们的苦痛，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这种不满的数量不断增长，恼怒也在不断积聚，三十年前人民毫无怨言地承受着，可随着暴富心理急迫、财富增长带来的舒适感使得人民已不能忍受这些苦痛。

结果，手艺人、商人、工业家、企业家、银行家由此产生，以往这类人憎恨政治革新，无视其本质，安于政府现状，即便对其一直鄙视的法律也是无条件服从，而如今却成为最迫不及待、最忠诚的改革者。他们叫嚣着对财政系统的彻底变革，却没能深思政府财政系统的全面变革可能带来其他部门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怎么才能避免一场灾难呢？一方面，一个民族的发财欲望每天都在加速膨胀；另一方面，政府频繁刺激这种欲望，却未能妥善解决，既鼓励又打击，这两方面加速了其自身的灭亡。

[1] 莫里安（1758—1850），法国政治家。——译注

[2] 君主制时代指1815—1852年这段时期。——译注

第二十二章 为什么本想减轻人民负担，却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一百四十年里，政治舞台上完全没有人民的身影。因此，人们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永远也没有在政治舞台上露面的机会。看到人民如此麻木，人们就认为他们是聋子。而当人民的命运出现改变时，有些人总会在他们面前道貌岸然地高谈阔论，似乎人民不在场。显然，他们是给那些高居人民头上的人说着听的，他们唯一担心的是那些人会不会听懂。

那些最应害怕人民暴怒的人总会在其常出没的场所里大声叫嚣、谈论人民承受的不公正。他们指出最压迫人民的是体系中一些丑恶的漏洞。他们也总在用华丽的辞藻描绘人民的苦难和廉价的劳作。用这样的方式来解放人民，无疑使人民更加愤怒。我所指的并不是作家，而是政府，是其主要机构官员，是特权阶级本身。

在大革命的前十三年，国王致力于废除劳役制，他在敕令的序言中说道：“除了极少数省份，几乎全国的街道都由我们下层人民免费修造，尽管他们只是街道的次要受益者。但他们出尽全力、担起整个重担。真正受益者，一些特权阶级，通过修路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强迫穷人尽心尽力修建，富人收益。可我们却剥夺了他们用来抵抗灾难和饥饿的唯一保障，还命令他们为富人的利益不断卖命工作。”

同一时期，当人们努力解除由行会强加于工人的枷锁时，一份以国王名义签署的公告声明中强调：“劳动权是所有财富形式中最神圣的权力，违背这项权力就是在违背自然法律。那么那些法律将无任何效力。另外，已存的行会是一些古怪、专横的机构，是自私、贪婪和暴力的产物。”这些字眼很危险，更危险的是它毫无意义。几个月之后，行会和私人劳役死灰复燃。

据说，其实是杜尔戈建议国王这样说的，当然杜尔戈的继任者也都秉承了这种进谏的做法。一七八○年，国王向臣民承诺，从今以后如要增加军役税定会当众宣布，他也假惺惺地谈到：“长期以来被税款的收集方式折磨的纳税人对税收的随意增长很反感，结果最贫穷的人们纳的税最多。”尽管此时国王还不敢平均税款，但却在努力实现征税平等。国王讲道：“我希望富人们不要认为自己在受剥削，他们被纳入共同水准，其实富人们也只是在承担长久以来他们本应承担的一部分。”

尤其是在饥荒时代，特权阶级似乎要激发人民的愤怒而不是满足人民的需求。一位总督为了激发有钱人发善心说道：“这些所有者极不公正、为富不仁，他们所占有的一切应归功于穷人的劳动，但是在穷人筋疲力尽时，他们袖手旁观，任穷人饿死。”国王在类似情况下也说过：“我想保卫人民免遭缺吃少穿的痛苦，有钱人强迫他们劳动，想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我不能容忍一部分人随心所欲地摆布他人。”

君权没落时代，不同派系的争斗常会引起各种冲突，都指责对方是带给人民苦难的元凶。一七七二年因粮食流通问题，在图卢兹高等法院与国王之间引起的那场争论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特点。法院的说法是：“政府错误的政策饿死穷人。”国王回应道：“法院的野心膨胀和富人的贪得无厌都是公众贫苦的根本原因。”争论双方客观上向人民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上层是人民苦难的根源。

这些说法在秘密信件中找不到，在公开文件中却提到，政府和高等法院特意不辞辛劳地将这些文件大量印刷、分发。与此同时，这样做的时候，国王其实向他的先辈和他自己道出了残酷的事实真相。一天他说：“国库已因历代挥霍而负担过重。我们的许多不得转让的领地已经廉价转出去。”还有一次国王索性说得更准确：“行会首先是国王贪财的产物”，稍后他又补充道：“如果出现频繁的大笔花销、无节制地增加税收，原因在于财政管理工作要依靠这些进行，管理者发现税收是最易积聚财富的捷径，贪婪的管理者以为秘密进行就不为人所知，虽然还有许多其他使人民负担较轻的办法。”

这些话都是讲给国民中有知识的人听的，以让他们相信政府针对某些利益集团的措施是得力的。至于人民呢，即使听到了，也不懂。

不得不承认，这种仁爱中包含了对不幸之人的蔑视，当然任何人都衷心希望他们可以少受些灾难。据伏尔泰秘书回忆，夏特莱夫人[1]毫不在乎地当着仆从的面脱衣，因为她并不认为仆人也是人。

不要以为刚才我转述的耸人听闻的话只出自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之口，那些即将成为人民众矢之的的特权者在人民面前也这样讲。应当承认，法国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命运时，穷人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恐惧。他们关心穷人时，还不知道穷人的苦难最终会葬送他们。一七八九年前十年里，上述事实更加明显。那时人们经常同情农民，谈论农民，探讨救济农民的方法，揭露使农民受苦的主要流弊，谴责特别危害农民的财政法规；但与此同时，人们依然没有预见性，依然麻木。

读读一七七九年在法国部分地区以及后来又在整个王国召开的省议会记录，研究研究留给后人的其他相应的文件，你定会为其中内容的善意所感动，也会对文件中不慎重的语言感到惊讶。

一七八七年下诺曼底省议会评论道：“政府投到街道上的资金会使富人的生活更加舒适化，与人民毫无益处。那都只是为了改进通往城堡的道路，并不是修缮村镇的入口。”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在公然抨击修道路的义务工作后，贵族和神职人员居然自发地为改善乡间的道路工程捐献了五万里弗，这样道路畅通了，也没给人们增加负担。对这些特权者来说，用普遍捐税代替劳役制并缴付应纳捐税，也许更少费钱些；当他们准备放弃不平等税制带来的利益时，却还想保持其外表。当他们愿意放弃特权的有利部分时，却仍在细心保留令人生厌的部分。

还有的省议会完全由免纳军役税的地产主组成，他们当然想继续免纳人头税，但却同样用最暗淡的色彩描绘这种军役税使人民蒙受的苦难。他们以一幅令人可怕的图画的形式，说明军役税的弊端，还花心思大量印制。他们的话中有对人民有益的部分，有时也会有一些蔑视公众的表述。人民既是他们同情的对象，又是他们轻视的对象。

上基耶纳省议会虽然为农民的事业展开了激烈辩论，但却说农民粗俗、无知、粗鲁、好闹事、没修养。杜尔戈虽然曾为人民做了不少事，但他表达对农民的看法时也会使用这些词。

这些文件中的不友好的措辞在那些准备公布于众让农民亲自阅读的法令上可以见到。这就像生活在欧洲加利西亚地区一样，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有不同的语言，因此下层人民听不懂上层人的话。十八世纪的法学家对农民拥有一些先人所不曾拥有的仁慈、温和、正义感。当然在某些场合中他们也仍会说“肮脏的农民”。显然，这些对农民带有侮辱性的字眼俨然是自古使然。

随着一七八九年临近，对人民悲苦的怜悯感也日渐敏锐、轻率。我手中拿着一七八八年早期省议会发给各区人民的通告，在这些通告里可以详细地找到他们可能提出的一切申诉。

这份通告由一位教士、一位大领主、三个贵族、一个资产者签订，并以议会名义执行。议会给各教区的理事下达命令，要求聚拢农民并强迫性地征求他们有关收税的途径和方法的意见。“我们大致知道农民讨厌盐税和印花税，可不是很具体。”省级会议的好奇心并不止于此，也想清楚地知道每个教区有多少人享有特权及内容，其中包括贵族、牧师、平民百姓，甚至是精确的特权内容。享有免税权的人的财产价值是多少？住在自己还是别人土地之上？教会财产有多少？或者用当时的话说：有多少不打算出售的产业？值多少钱？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足以达到他们的满意度。协会仍想知道假使存在捐税平等，特权阶级应承担的税额的价值，包括印花税、人头税、劳力服务和其他的税是多少。

这都在通过讲出带给他们痛苦和灾难的罪魁祸首，进而揭露出小部分人的不幸以此鼓励受害者进行进一步的反抗，让贪婪、嫉妒、仇恨的欲火尽情燃烧。人们似乎彻底忘记扎克雷起义（一三五八年法国北部农民暴动）、铅锤党人和十六人委员会，就好像没有人意识到身在安宁之地的法国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绅士、最善良的人种，但一有暴力冲突，他们会成为最野蛮的民族。

扎克雷起义。1358年法国北部爆发的反贵族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扎克雷，意即“乡下佬”，是贵族对农民的蔑称，起义由此得名。

很不幸的是，我没能拿到记载当时所有人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的文件，但我确实找到一些足以了解支配这些文件的一般精神。

铅锤党人起义。1382年，巴黎人民为抵抗政府的重税政策而爆发的市民起义。

在这些文件中，有对每个特权者、贵族、地主名字的详细记录，也有对他们生活方式的描述和批判。人们下功夫评估这些人财产的价值。有许多关于他们特权本质和数量以及他们对同村居民所欠下的债的深层次的讨论。欠下的地租用庄稼抵押，人们统计他们的收入时总会心生羡慕，这些收入没人可以分享。而牧师的酬劳，也叫“工资”，总以受益人少、总量惊人而闻名。人们总在抱怨教会的每项服务都在收费，就连穷人安葬也得交钱。不公平的税制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在他们眼中，税收冰冷残酷，所以他们总会愤怒地用恶劣的字眼咒骂。

“间接税太可恶了”，他们说道，“收税人彻底清查家产，毫无尊严可言。印花税糟糕，收税人更是残暴，总会用其贪婪本质抓住一切能利用的来折磨穷人。就连执达员也好不到哪去，复仇心极强的他们总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善良的农民。收税员无奈地砸毁邻居家，用此来摧毁可能会对其他压迫者的苦难而产生的同情心”。

这份调查不仅预示着革命的到来，其实其本身就自带一定的革命性。它早已使用革命语言、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在十六世纪的宗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诸多不同点中，其中一点很突出。十六世纪，大部分贵族出于野心或贪婪，都加入到了宗教改革中，而人民只是出于信仰，所以参加宗教改革并不图什么利益。十八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正是无私的信仰和宽宏大量感动了有识之士阶层，使他们也踏上了革命的道路。而激起人民反抗的是急于改变受苦受难现状的愿望。最终前者的热情点燃和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欲望。

[1] 夏特莱夫人（1706—1749），伏尔泰的情人。——译注

第二十三章 帮助政府完成人民革命教育的一些做法

政府长期致力于向人们的大脑中灌输那些革命思想，这些思想对于个人和平民权利来说是充满敌意的，同时它又提倡暴力。

国王是第一个向人们表明人们可以用何等轻蔑态度对待最古老而且外表上最根深蒂固的制度的。革新与陋习并存，活力与懒惰同在，路易十五靠这些动摇了君主制的根基，加速了革命的进程。当人们亲眼目睹了和君主制一样古老的高等法院的衰落与灭亡，原来看似那样的不可动摇，他们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要来临了，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事都成为可能，没有什么事因为古老而被崇拜，同样，也没有什么事因为是新生的而不被尝试。

路易十六在他统治整个时期都极力倡导改革。大革命后果然推翻了一切旧制度。实际上在大革命席卷之前，路易十六曾预见大多数制度已临近毁灭。在把这些中最糟糕的一部分从立法机构中移除之后，很快又予以回复。就像是他的意图只是在于将它连根拔起，把剩下的留给他人去推翻。

在他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些缺乏足够的准备，意外地动摇了那些古老受人尊重的传统，有时甚至破坏了既得利益。这些措施因此为革命奠定了基础，与其说是通过推倒前进路上的障碍物，不如说是通过向人们说明靠自己他们能做什么。为害更甚的是王公大臣们纯洁无私的意图，因为除了心地善良的人满怀好意地采取的暴力措施之外再无危险的榜样了。

更早之前，路易十四颁布了敕令，宣告全国的领土收归国有，土地有条件地租用，因此国家成为了唯一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其余所有人只不过是占有者，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仍不完善，随时都会受到威胁。这项声明植根于封建法律，但在法国只是到了在封建制度将要灭亡时才被传授，并且法院并不接受它。现代社会主义正是从这一中心思想中演变而来，人们会很好奇地发现，它竟然根源于王室的专制统治。

在接下来的几任统治时期里，政府每天都会用更实用的、人人都很容易掌握的说法来教给人们可以鄙视私有财产。在十八世纪的后半叶，那时对公共工程，尤其是对筑路的热衷开始蔓延，政府毫不犹豫地掠取各项工程所需的土地，拆毁了路上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那时和今天一样，喜欢笔直线条的几何美，如果现有道路哪怕有一点点弯曲，它都会谨慎地将它拆除，而不会做一个小小的绕道，这将会穿过上千处不动产。以这种方式被破坏甚至摧毁的财产大多数要么迟迟得不到赔偿，要么随意赔偿点儿，甚至分文不赔也是常有的事儿。

当下诺曼底的省议会从总督手中接管政府时，发现在过去二十年里所有被冠以各种显赫名义征收修路的土地都未得到补偿。国家积攒下来的未还的债务在这个法国的小角落高达二十五万里弗之多。从这项措施中受损的大地主的数量有限，但因为土地被四分五裂而苦于这项措施的小地主们的数量却很多。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学到，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微不足道。他们时刻小心不要忘记这个教训，等待着那一刻——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把它应用在别人身上。

在很多教区，曾经有许多慈善基金会，它们的目的正如被它们的创始人期望的那样，以创始者的意愿去帮助教区的居民们。大多数的这些基金会在君主制末期被摧毁，或是由于御前会议的裁定而偏离了初衷，也就是说，是因为政府随心所欲的决定。在一些村庄里以这种方式募集资金然后捐给附近的医院，这很常见。与此同时，这些医院的财产以一种它们的建立者从未设想过的，很有可能不会采取的方式发生着转变。一份一七八○年的法令批准了所有这些机构可以变卖那些先前在要被永久保存条件下捐赠给它们的资产；这次出售的收益归国家，国家支付年金。这一做法据说是能更好地利用先前几代人的慈善行为，至少比捐赠者他们自己曾经做得好。人们忘记了，教唆人们破坏活人的个人权利的最好方法，就是丝毫不顾死人的意志。旧制度政府的行政当局对死去的人表现出的那种蔑视还未被它的继承者所超越。还有，这些当局者们从没表现出英国人的那种谨慎的顾虑，英国人给予每位公民社会的全部权利来帮助他们完成最后心愿，造成的结果是英国人对死人比对活人还尊敬。

征集制、主要产品的强制买卖、最高限价，这些政府措施在旧制度下都能找到先例。在物资短缺时期，我发现，管理者们提前对那些农民希望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设定价格，当农民们因为害怕以这种价格强制出售商品而不敢在赶集的日子露面时，官员立刻会发布命令强迫他们上街或是接受罚款。

但是没有一种教育形式比刑事法庭中对人民的这种判决形式更具毁灭性。穷人已经能够超出我们想象的享有更好的保障以应对富人们及更有权势公民的侵害，但在他与国家的较量中，正如我先前所说的，他别无选择只能与特殊法庭、有偏见的法官、仓促而虚假的诉讼程序和不得上诉的假执行判决作斗争：“委派骑警队队长及其副官因此被召集起来，以防发生与粮食问题有关的动乱或集会。以此方式注定了案件的审判和裁决的宣判无效，都由院长决定，没有一点上诉的可能。国王的权威禁止了其他任何法院对这个案子进行司法干涉。”这条御前会议判决在整个十八世纪具有了法律的权威。从骑警队的记录中我们了解到在这种情况下，被怀疑的村庄在晚上会被包围，在天亮之前会有人闯进家门，被诬陷的农民们在没有任何搜查证的情况下被拘留。这些被拘留的农民们常常要在监狱里呆上很长一段时间而不被允许与法官见面，尽管当时有法令明文规定，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要在二十四小时内被询问。这条法律规定和今天一样是不正规的，也得不到人们的遵循。

一个温和而又为大家所认可的政府就是这样每天在向人们教授非常适合革命时代、便于专制的刑事诉讼法。政府经常这样做，为此旧制度就让下层人民接受到了这种危险的教育。甚至杜尔戈在这方面都忠实地仿效他的前辈。在一七七五年，当他的新谷物法遭到来自高等法院的抵制并在乡下引发骚乱时，他说服国王颁布一项命令，剥夺普通法庭的司法权，把叛乱者交给重罪法庭，法令说：“重罪法庭的初衷主要用来镇压民间动乱，迅速处理，杀鸡儆猴。”另外，任何在没有得到牧师或市政官员允许的情况下擅自离开所属行政区域的农民将会被追踪、逮捕，并像流浪汉一样在院长法庭接受审判。无上诉权，也无特赦权。

我们可以确定，在十八世纪的君主制中，惩罚的形式是可怕的，但刑罚还是比较适中的。这个政体与伤害别人比起来更倾向于恐吓，或者说，人们出于习惯和冷漠而专横，由于性情而温和。但是对这种速决司法的爱好只会增长。惩罚越轻，人们越容易忘记审判宣判的方式。审判的温和隐藏了程序的恐怖。

掌握了事实之后，我能够大胆地说，被当时革命政府采用的许多程序都是从先例中演变而来的，措施中的很多实例在君主制的最后两个世纪针对下层民众的措施中找到。旧制度为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增加的只是它的残忍而已。

第二十四章 一场伟大的行政革命怎么引起了政治革命，其结果如何

政府的形式没有发生丝毫变化，但大多数规定个人生活和行政事务的附属法律已经被废除或重新修订。

行会的破坏，紧接着又是它们局部不完全的恢复，深刻地改变了现存的工人和雇主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是不同以往，而且是不确定的、不自然的。主日警察遭到毁灭；国家监督还未坚实建立，手工业者在政府和雇主之间处于一种艰难、模糊不清的为难境地，他们不知道这两者中谁会保护他，谁来监督他。整个城市下层阶级猛地落入这种令人不安的无政府状态中，这在人们开始返回政治舞台时产生了巨大后果。

大革命的前一年，一份皇室法令扰乱了司法系统，创建了一些新的法庭，废止了许多原有的法庭，更新了所有的管辖权规程。现在，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在法国很多人参与审判或强化司法决议。实际上，整个资产阶级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靠法庭。因此法律的直接影响就在于打乱了千万家庭的地位和财富，这些家庭突然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一种全新的、更危险的境地中。这项法令却对诉讼当事人造成不便，他们在这场司法革命中，很难辨别出哪项法律适用于他们，哪个法庭会进行审判。

但是，首先来说是政府在一七八七年自身提出的激进的改革，第一次使公共事务变得混乱，然后在公民中引发动乱，甚至扰乱了他们的私人生活。

我说过，在各财政区，法国四分之三的领土上，整个政府通常是由一个人来管辖，即总督的行为不仅不受监督，还可以独断专行。

一七八七年，人们在这位总督身边设置了省议会，总督成为真正的地方行政官员。每个村子里，经选举产生的镇政府同样取代了旧教区议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取代了行会理事。

这项与以往截然相反的法律，改变的不仅是社会事务的正常秩序，还有个体之间的相互位置，人们认为它会立刻以同样的方式应用于全国各地，不用考虑先前的实践或每个省的不同情形。大革命这种中央集权的精神已经控制了那个古老的政府，这个政府很快就要被大革命推翻。

然后这就变得很明显，一个习俗在政治机构的交流合作中是多么重要，对于人们来说，与全新的法律相比，跟那长久以来熟悉的晦涩复杂的法律打交道又是多么容易。

旧制度统治下的法国存在各种各样的权力，省与省不同，权力既不固定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权力范围往往相互重叠。尽管这样，一个有规律的极其简单的秩序最终还是建立起来了，然而，那些新的权力数量不多，虽然仔细进行界定，但仍然大同小异，因此很快就卷入了巨大的混乱中而形同虚设。

还有就是，这项新法律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它的实行变得举步维艰：它的所有权力都是集体的。

在古老的君主制的统治下，人们从来只知道两种治理方法。有些地方行政被委托给一个人，他的一举一动无需任何议会协助。在存在议会的地区，就如在三级会议省和一些大城市里，行政权并不专门委托给某个人，议会不仅管理、监督行政机关，还以自身的名义或通过它任命的临时委员会进行管理。

由于人们只知这两种方法，所以当其中一种被抛弃，人们就得采纳另一种。很奇怪在这样一个开明的、公共管理长久以来发挥了主导作用的社会，没有人想过把这两个系统集合起来，从未想过将执行权与监督解除权相区分而不是拆开。这个思想，看起来如此简单，却从未出现。直到本世纪才被人们发现。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在公共管理领域我们能够称之为是我们自己的唯一的主要发现。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截然相反的实践带来的后果：把行政习惯带进政治，遵守古政权的传统，同时厌倦它，国民会议实行了这项三级会议省和城市议会遵守的制度，它曾经对于官方事务来说是一个负担，一夜之间成为了恐怖的滋生地。

因此，一七八七年的省议会被授权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自行管理，而在此之前是总督单独行使权力的。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他们忙于分摊租税，监督它的征收，决定要承担哪些公共工程，管理这些工程的执行。省议会直接统辖公路与桥梁工程局全体官员，上到监察员下到劳工们。议会要告诉这些下属们要做什么，把他们的工作上报给大臣，告诉他他们该得到什么样的补偿。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几乎全由这些议会负责。例如，他们在所有的诉讼中享有初审权，而这些权力过去只在总督的手中。上述职权中，有许多不适宜于一个集体的、不负责任的政权，况且即将行使职权的又是一些首次执政的人。

使这些问题更加迷惑不清的是，尽管总督已经毫无实权，但他还被允许保留他的位置。他被剥夺了统揽一切的绝对权力，只被赋予帮助议会和监督的权利，就仿佛一个被免职的官员有朝一日竟能理解剥夺他官职的立法精神，并且协助它的实施！

发生在总督身上的同样也出现在总督代理身上。在他旁边，就是他原来所在的位置，一个地区议会建立起来了，它的职权范围由省议会引导，也是基于相似的原则行事。

一七八七年的立法法案和省议会的会议记录告诉我们，省议会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陷入了与总督的明争暗斗中，总督们反过来用他们级别较高的经验来阻碍继任者的工作。在这儿我们发现了一个区议会在抱怨，他们要用好大力气才能把必要文件从总督手中夺过来。另一处是总督在指控区议会成员，说他们企图篡夺在他看来是法令赋予他的权力。他上诉至大臣，大臣通常不作回答或者吱唔了事，因为这个问题不论是对他还是别人都是新问题，说不清楚。一些情况下，区议会下结论说，总督没有认真把工作做好，他建造的道路布局混乱、保养不善，他允许管辖的社区村社衰落。区议会还常常为一些很少听说的法律所困，他们和附近的人商议只得到一点建议。总督声称他有权利质疑省议会，尽管省议会授权公社来确定自己的税收。省议会宣称在这个问题上，总督今后的权力只是提出建议，而不是下达命令，同时它征求法兰西岛省议会的意见。

在这些相互指责和磋商中，行政工作的步子慢了下来，有时甚至完全停了下来。公共生活看起来毫无保障。“事务停滞不前”，洛林省议会说，这样做恰恰呼应了其他议会成员的抱怨声，“所有满怀好意的公民都觉得这很令人苦恼”。

在一些其他的情况下，新的管理机构由于过于勤勉和自信而犯错。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令人不安和突发的热情，以致他们想立刻改变旧的方式，一下匡正积年沉疴，以免继续遭受那长久存在的谩骂声。今后他们的工作是监督村庄，他们试图自己管理公社事务。简而言之，他们试图改善一切却造成了一片混乱。

假如人们今天愿意冷静思考长期以来政府在法国占据的重要位置，想一下那每天它所影响的巨大的利益群，他们或是依靠它或是需要它的合作。想一下那种方式，个人是如何更多地依靠它而不是自己去冒险而取得成功，促进工业发展，维持生计，规划保养道路，维护安定，为他们的幸福提供保障。人们一定会明白，政府受到损害会使无数人自身受到损伤。

但首先是在村庄里新的组织的弊病被人感觉出来。在那儿，它不仅打乱了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还突然地改变了个体之间的相对地位，把所有的阶级都对立冲突起来。

一七七五年，当杜尔戈向国王建议改革乡村的管理方式时，正如他告诉我们的，他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来自捐税摊派不平等。由于教区事务中的主要问题涉及税收的评定、征收、使用，而人们缴纳税款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还享有豁免权，因此他怎么能够把一个教区的人们全都召集起来商讨这个问题并采取一致行动呢？在每一个教区都有不用交税的贵族和牧师、交部分税额或全免的农民，其余的人要全额交税。这些构成了三个明显不同的区域，每一个都需要自己的管理机构，因而解决问题困难重重。

实际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征税差别比在乡村更明显。没有哪个地方人员群组划分更分散，并且相互之间是敌对的。要是给与村镇一个集体管理机构和他们自己的自由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使每个人缴纳同样的税额，缩小阶级差别。

一七八七年开始改革，但当时人们并非如此做的。在地方范围内，原先对等级的划分仍被保留着，税收的不平等就是主要的标志，但管理机构的全部工作被移交给选举团。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些极其离奇的后果。

就拿选举大会来说，它被认为是用来挑选市政官员的。不准牧师和领主参加，因为他们属于贵族或牧师等级。而在这里，主要由第三等级来选择它的代表。

然而只要市政委员会选举成立，牧师和领主就成为在席成员，因为在地区政府里排除这两类显赫的公民看起来并不合适。领主虽无权参加市政会议的选举工作，却可以主持会议，只是不能参与决策而已。例如，当制定和摊派军役税时，牧师和领主不允许投票。他们不是都被免除税收了吗？同样的原因，市政委员会与他们的人头税无关。这还要由总督决定，总督为了某种目的要根据特殊程序去做。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担心主持会议的领主会发挥间接影响，而这些影响是对不包含他的那个等级的利益不利的，所以有人要求受领主管理的农民的选票不计数。通过在这个问题上的商议，州议会认为这个请求完全合理并且与他们的原则一致。地区里的其他贵族们不被允许参加平民市政委员会，除非他们被农户通过选举同意，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被提名，就像章程中注明的那样，只代表第三等级。

因此，领主在议会中出现只是为了完全服从他旧日的臣属，他原来的仆人们已经一夜之间成为了主人，他是他们的囚犯而不是领导者。以这种方式将他们召集到一起与其说是为了相互接近，还不如说是让他们更清晰地看到彼此的差别有多大，利益有多对立。

行会理事还是一个只有在被强迫时才会去履行职责的不足信的官员吗？还是他的地位已经随着他仍是主要代理人的社区得到提升了？没人知道确切答案。我找到了一封日期是一七八八年来自某个地区行政官的信件，他生气地发现他被选为行会理事：“这是违反行会理事职务享有的所有特权的。”总监回应道，有必要改变这个人的思想，“让他明白被他的公民们选为行会理事是一种荣耀，无论如何，新的行会理事绝不会像原来那个叫行会理事的那样，他将会赢得政府的尊敬”。

我们还发现，一旦农民们成为一种势力时，教区里的一些重要居民甚至是贵族们突然开始与农民们寻求建立亲密关系。巴黎郊区一个村镇的领主兼高级法官抱怨，法令在教区议会的运作过程中，阻止了他作为一名普通公民的话语权。另一些人赞同让他“出于对公共事业的忠诚，甘心在行会理事职位上服务”。

这一切都太晚了。正当来自富有阶级的人们慢慢向乡下人群靠拢并和他们厮混在一起的时候，农民却退回到他们一向的孤立状态，据守不出。有些教区的市议会拒绝接纳领主参加；另一些市议会则十分挑剔，不愿接受已致富的平民。下诺曼底州议会评论道：“我们了解到，一些市政议会拒绝承认那些在本地区内拥有土地但不在那儿定居的人为议员，尽管毫无疑问这些人有资格参加议会，其他的议会甚至拒绝接受在他们的领域内没有财产的农民。”

结果是，甚至还在人们改动那些处理地方内部事务的主要法律之前，新颖、晦涩、冲突已经充满了次要法律。那些长久保留的从根基上开始动摇，一切规章制度都被中央政府宣布废除或即将修订。

这个对所有规则和行政惯例巨大而又突然的大规模检验，在法国先于政治革命而今天已很少被提及，然而在当时，却已经是这个伟大国家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事件之一了。这第一次革命对第二次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第二次革命与之前或之后的同类事件不同。

第一次英国革命，震动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甚至废除了君主制，但它对次要法律只是产生了一些表面上的影响，对习俗和惯例几乎没产生作用。司法和行政机关形式上没变，一如既往地做他们自己的事情。据报道，在内战的高潮期，英国的十二位法官们仍保持着一年两次的巡回刑事法庭。革命的效果受到限制，英国社会虽然上层受到影响，但还保留着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英国革命指1642—164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42年至1649年在英国议会派与保皇派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武装冲突及政治斗争。内战中，克伦威尔募集了一支主要由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组成的骑兵，在马斯顿荒原战役（1644）、纳西比战役（1645）等战役中屡次击溃王党军。内战结束后，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处死。后英国宣布建立共和国。

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在法国我们亲眼见证了一系列从上至下改变我们政府结构的革命。大多数都很突然，通过暴力公开反对现有法律。然而，接下来的动乱并没持续多久，也未蔓延。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几乎没受到影响，有时几乎意识不到一场革命正在发生。

原因就在于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政治结构被一个接一个地废除，而行政结构得以完整保留。国家换了统治者，或改变中央政府的形式，但处理事务的日常流程不变。在涉及到自己的一些小事上，个人仍要服从于熟悉的规定和习惯。他们依赖于长时间习惯打交道的次级政府，通常他们会和同一些官员交涉，尽管每一次革命都废除了政府的名头，但其实质仍完好无损。同样的官员来实施同样的职能。这些官员们通过政治法律传达他们的精神和经验。他们首先以国王的名义进行判断和管理，然后是以共和国的名义，最后以君主的名义执政。然后，风水轮流转，他们又开始为国王、为共和国、为君主进行审判和执政，还是同样的人，用着同样的方式。那么他们的主人的称谓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的职责与其说是做一名公民，不如说是做合格的行政官和法官。因此，只要最初的动荡过去了，看起来国家里几乎没什么变化。

政府结构虽然不是革命的主要内容，却与每个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人民的福祉发挥着最持久、最明显的影响，大革命爆发时这些政府结构被彻底推翻了。公共管理机构一夜之间换了官员，之前的原则也随之都发生了改变。起初，这次巨大的改革对国家的影响并不大，但在每个法国人都经历了一次小小的个人动荡。每个人的处境都受到了影响，习惯被打乱，工作受到阻碍。宏观上，那些重要的事务保持了一定的规律性，但在一些日常社会事务问题上，没有人知道该听从谁的，该转向哪边，该如何做。

既然整个国家没有一部分来确保它的根基，只要最后一根稻草就足以摧毁这座巨大的建筑物，并掀起历史上最激烈的动荡和最可怕的革命。

第二十五章 大革命是如何自然而然爆发的

本书结束部分，我想把到目前为止分别描述的一些特点综合起来，来看看大革命是如何在我所描述的旧制度下自然而然爆发的。

在法国，封建专制制度没有能力在不带来危害或激起愤怒的基础上，进行自我保护和自我服务。如果我们以此来思考的话，就不会对摧毁欧洲古老旧制度的大革命会在法国而不是其他地方爆发感到惊奇了。

当我们注意到贵族阶级，失去了先前的政治权力，无法像封建欧洲其他地方一样管理领导人民，然而却不仅被保留了下来，还极大地增加了金钱上的豁免权和个人优势。尽管虽然成了下属阶级，但仍旧享有特权，或者就像我先前所说的，他们越来越不像贵族，越来越像种姓。毫不吃惊，它的特权对于法国人民来说是如此的无法解释，令人憎恨。难怪民主嫉妒之火在法国人心中燃烧得如此强烈，一直延续至今天。

最后，如果人们想到，这个贵族阶级从内部排除中产阶级并与之分离，对人民漠不关心，因而脱离人民，在民族中完全陷于孤立，表面上是军队首领，但实际上这是一群没有士兵的军官，我们也就能理解它是如何在存在了一千年之后突然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我已经说明，皇室政府是如何在废除了州自由，取代了法国四分之三的地方权力之后，操控了所有的公共事务，不论大小。其他的地方我也说过，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巴黎是如何从国家的首都变成了国家的主宰，或者说巴黎是如何成为整个国家的代名词的。这两个法国所特有的事实，自己就足以证明为什么一次暴乱就能完全摧毁能够经受几个世纪动乱的君主制，在它衰落的前夜，在那些想要推翻它的人看起来还是那么的不可动摇。

由于法国是欧洲国家中政治生活完全被扼杀最长时间的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民是如何在没有任何预见的情况下陷入一场可怕的运动中去的。那些受到革命威胁最大的人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忙于开拓那条注定要把他们带入革命的道路。

由于没有了任何自由制度，也就没有了政治阶级、发挥政治作用的代表、组织有序纪律严谨的政党，再由于缺少了这些日常政治力量，公共舆论只要一苏醒，就感觉自己置于了哲学家的领导之下，人们应当预见，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一些抽象的原则和普遍理论所引导。人们看到，革命者们不是去一个接一个地抨击不良法律，而是去抨击所有的法律，作家们设想的政府的新制度将要取代法国古老的旧组织形式。

由于教会和所有将要被摧毁的旧的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毫无疑问，大革命在推翻旧的政府的过程中也将要扰乱宗教。从这一点上看，无法说出当革命者的思想从宗教、习俗、法律对人们想象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这些革命者能做出什么惊人的鲁莽之举。

只要是一个认真研究过国家现状的人就能预见到，没有什么行为能如此鲁莽而不被尝试，没有哪种暴力不能让人接受。

伯克在他的一篇强有力的小册子中说道：“人们竟找不到一个人能替最小的区抗辩；而且，看不到一个人能替他人担保。每个人都在家里束手就擒，无论是由于倾向王权主义、温和主义，还是所有别的什么东西。”伯克没有意识到他所哀悼的君主制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新的统治者。旧制度的行政机关已经提前剥夺了法国帮助别人的能力和愿望。当大革命来临的时候，人们在法国寻找十个能够纪律严明的一致作战、保卫自己的人，全是徒劳。中央政府被认为能够保卫自己，所以当皇室政府把中央政府交给至高无上而又不负责任的议会时，这个曾经温厚的机构开始变得可怕，没有什么能阻止或放缓它的步伐。君主制灭亡后，议会似乎无所不能。

在十八世纪，在权力的施展过程中，宗教的宽容、温和、人性甚至是仁慈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宣扬，看起来也更易被人接受。作为暴力最后栖息之所的战争权，本身已被缩小，变得缓和。但在这如此温和的风俗中最残忍的革命即将发生。然而，这所有的温和风俗都不是幌子，因为大革命的怒火刚一减弱，人们就发现同样的温和之举就立刻席卷法律界，渗透于整个政治习惯。

温和的理论与行动的暴力之间的差别，曾是法国大革命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只要是观察到，大革命的根基是由国家最文明的阶级铺垫的，却是由最粗鲁和野蛮的阶级付诸实践的，就不会为此感到吃惊。由于前者的人相互之间先前并没有任何联系，没有达成过共识，与人民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当旧政权一旦被摧毁，人民几乎立即掌握了领导权力。在那些人们没有自己掌权的地方，他们就把他们的思想灌输给政府。还有，假如我们考虑人民在旧制度统治下的生活，就不难想象人民会怎样做。

人民处境的特殊性使他们具备了一些罕见的美德。人民脱离了先前依赖的农奴制成为了土地的主人，不再依靠任何人，因而他们显得有节制和自负。他们习惯于遭受苦难，不注意礼节，在困难面前坚定不移。他们构成了一个单纯强健的种族，很快就要成为使整个欧洲屈服的强大军队。但同样的原因使他们成为一个危险的主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肩负耻辱，他们过着隔离生活，默默忍受偏见、嫉妒、仇恨，由于命运的残酷而更加艰难，他们能够忍受一切，也能把这一切强加于他人。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控制了政府，试图自己来完成大革命的任务。书籍提供了理论。人们付诸实践，他们改变作家的思想来适应自己的愤怒。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那些仔细研究过十八世纪法国的人，将会见证两种不同时代产生、从未指向同一目标的从人民内部发展出来的激情。

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是对不平等的强烈而又无法平息的仇恨。只要看见不平等它就会被激发，带着源源不断的力量，它带领法国人民试图去摧毁根基——中世纪残留物，只要道路清理干净了，就在上面建立一个彼此相像的人人平等的社会。

另一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较浅，它促使人民不仅要生活的平等，还要自由。

在旧制度的后期，这两种激情都很真诚，同样富有生命力。在大革命的开始，两种激情撞到一起，暂时融合，相互借给对方能量，最终点燃了所有法国人的心中之火。这就是一七八九年，这是一个虽缺乏经验，但充满慷慨、热情、气魄、恢宏的时代，这是一个不朽的记忆。经历革命的人以及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在地球上消失以后，人们依然会对一七八九年那段历史报以长久的钦佩和尊敬。那时，法国人以他们的事业和自己为骄傲，他们相信他们能自由平等地生活。伴随着民主机构，他们在各地建立了许多自由制度，他们不仅清除了把人们分成不同阶层、集团、等级，使他们的权利比自身处境更加不平等的过时的立法；他们还一下子废除了更多的最近的法律，那些君主制的成就，这些成就剥夺了整个国家的自由，使每个法国人处于政府的监视下，充当他们的老师、监护人、压迫者。中央集权制和专制政府一起垮台了。

但当这发起革命的年轻有为的一代被打倒时，正如通常发生在试图做出同样事业的那些人一样，当对自由的热爱随着类似事件的自然顺序前行时，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憔悴下去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1]轻而易举地发现的，后来他既是大革命的继续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

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实行独裁政治。1804年5月18日，拿破仑称帝，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史称法兰西第一帝国。

旧制度实际上已拥有了许多现代机构，它们不与平等违背，在新社会能够找到它的位置，但它对专制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人们在其他制度的残骸中寻找这些机构，会发现它们就在那儿。他们先前培育了各种把人们分割开来，并使他们服从的习惯、感情、思想。他们现在得到重生，被付诸实践。中央集权主义从废墟中被挽救出来，因为它被重新恢复，曾经限制它运转的所有东西还未复苏，因此，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的是一种比我们的列王曾经实行的更庞大的、更完备的、更绝对的权力。这一实践如此大胆，它的成功史无前例，因为人们只记得眼前的，而忘记了曾经见过的。统治者倒了，但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还在。他的政府垮了，但他的管理机关还在。从那以后，无论谁试图推倒绝对权力，他只不过都是把自由的头颅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

在大革命开始到现在，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消失又重燃，又消失，又重燃。所以它会反复多次，永远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被吓倒，被打败，肤浅而易逝。在同一个时期内，对平等的酷爱则一如既往地存在于人民心中，它最先征服人心，始终与我们最珍贵的情感连在一起。对自由的热情随着不同的事件发生着变化，时而强烈时而舒缓，对平等的追求却始终如一，可谓到了固执、盲目、狂热的程度，随时准备为此付出一切，随时为支持和讨好它的政府提供专制制度统治所需要的习惯、思想和法律。

法国大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没有对先前社会的法律、弊病、偏见、苦难和辉煌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人们就不会理解旧制度灭亡六十年来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理解这些还不够，还需把握法兰西民族的本质。

当我想到法兰西这个民族本身的时候，我觉得这次革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事件都惊人。这个民族如此充满对立，又如此爱走极端；这个民族做事受感情驱动而不是由原则指导，总是超乎人们的预期，时而在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出水准；这个民族，天性不可动摇，两三千年后我们依然能认知它的特点，同时他的思想和品位如此善变，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做过的事情可能自己也好像忘记了一样；这个民族喜欢深居简出，因循守旧，但是如果非要他们出来做事，他们愿意勇闯天涯、无所畏惧；这个民族性情桀骜不驯，有时为了目标宁可忍受专制强权，也不愿接受自由的政府；这个民族时而逆来顺受，时而俯首帖耳，就连长期受奴役压迫的民族都为之感叹；这个民族没有反抗时，一个线就可以牵着他们走，有人反抗时他们就会无法控制，因此他们的主人经常被表象所蒙蔽，要么过分重视他们，要么低估他们；这个民族从没有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从自由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这个民族适合做一切事，但最出色的是战争；这个民族对机遇、力量、成功、辉煌和喧闹的崇拜胜过真正的光荣；这个民族对英雄主义的尊敬胜过对美德的钦佩；这个民族对天才的仰慕胜过对常识的认可；这个民族更擅长规划宏伟蓝图，而非亲自去实践完成它；这个民族是欧洲各民族中最辉煌、最危险的民族，天生适于变化，也最有可能是人们钦佩、仇恨、同情和感到恐怖的民族。因此，我想问：世界上除了法兰西民族，还有这样的民族吗？

只有这个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激进、如此猛烈，又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大革命。如果没有上述原因，法国人民不可能做到。但必须说明，这只适用于法国大革命，这些原因即使加在一起也不能完全解释发生在法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的类似革命。

至此，我已到了这场值得记忆的大革命的门槛处，不过现在我还不想走进去。也许以后我会那么做，那时我会把大革命的原因抛在一边，去仔细考察大革命本身，而且最后会大胆地对大革命爆发的社会进行评判。

[1] 指拿破仑。——译注

主要术语与专有名词索引

1.亚瑟·扬Arthur Young

2.艾德姆·德·弗雷曼维尔 Edme de Fréminville

3.伯克 Burke

4.陈情书 grievance books

5.达让森 M.d' Argenson

6.地产主 landowner

7.狄德罗 Diderot

8.杜尔戈 Turgot

9.二十分之一税（农民向国王政府缴纳的一种税）vingtièmes

10.《法兰西报》，1789 年更为此名，并改为日刊，1761 年时称作《公报》，由泰·勒诺多于1631 年在巴黎创刊， the Gazette de France

11.封地获取税 the droit de franc-fief

12.福尔勃奈 Forbonnais

13.弗雷德里克大帝 Frederick the Great

14.寡头政治（一种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政治形式）oligarchy

15.教士clergy

16.科明尼斯 Commynes

17.拉瓦锡（法国著名化学家1743-1794）Lavoisier.

18.朗贝尔维尔 Lamberville

19.里弗（古时法国货币单位及其银币）livres

20.黎氏留 Richelieu

21.卢梭Rousseau

22.玛丽亚·特雷莎Maria Teresa

23.米拉波Mirabeau

24.内克尔Necker

25.派出专员seconded commissioner

26.圣安托万区与唐普尔区 the Saint-Antoine and Temple Districts

27.十一税（一种宗教捐税）tithe

28.四行诗（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的一种诗体）quatrains

29.收税员the collector

30.土地赋税清册terriers

31.席勒Schiller

32.约翰·劳John Law

33.御前议会the King' s Council

34.总督intendant

35.总督代理subdelegate

36.总监the comptroller general

37.种姓（印度等地的一种等级制度）caste

38.自治市制度Municipal institu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