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威廉·曼彻斯特（1922年生），是美国记者兼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服役，负重伤，获紫心勋章。战后先后在《俄克拉何马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等兼任采访记者。1959－1968年间任康涅狄格州韦斯莱扬大竿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67年获哈马舍尔德研究所文学奖金。他既写历史、传记，也写小说。主要著作有：《愤怒的城市》（1953年）、《季风的阴影》（1956年）、《洛克菲勒家史》（1959年）、《肯尼迪总统画像》（1962年）、《肯尼迪总统之死》（1967年）、《克虏伯的军火，1587－1968》（1968年）等。《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一书是作者的最新著作，初版发行于1973年，很快就再版，畅销一时。

本书从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一直写到1972年的水门事件，勾画了整整四十年间的美国历史，内容十分丰富。举凡这一时期美国改洽、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历届政府中统治集团的内讧和两党的勾心斗角，经济危机引起的严重社会动乱，以及工人、农场主、退伍军人和黑人的群众斗争，等等，都写得绘形绘色。对近四十年来美国人的精神风貌、社会时尚，各阶层的生活，一直到流行的衣饰发型、音乐电影，美语中的时髦词汇等，都有广泛的评述。书中还插入“美国人物画像”若干篇，是对当代美国某些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剪影。本书充分运用新闻报导的传写手法，根据大量的美国报刊资料和采访材料写成，对了解美国当代政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内幕情况，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有参考价值。

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应运而起》，从1932年在经济大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写起，包括整个“新政”时期，一直写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部：《牺牲与变化》，从1941年珍珠港事变一直写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是美国登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宝座的十年。第三部：《种下恶根》，从1951年到1960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结束的十年时间，这时美国处在新的繁荣之下。第四部：《必得恶果》，包括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总统的任期，这是越南战争和国内人民运动高涨和社会动乱激化的年代。第五部：《尼克松终于上台》，从1969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写到水门事件。作者是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来观察近四十年的美国历史的。这五部分的划分，可以看作是作者对近四十年美国历史的发展和变化的一个粗略的分期。这基本上反映了美帝国主义爬出三十年代初经济大危机的“沟底”以来，如何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登上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宝座，然后又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变故而急剧衰落的历史过程。书中通过大量事实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经济、政冶、军事的矛盾和弱点及其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窘境，以及美国社会的离心离德、精神空虚和浮游无根的丑恶面貌。但作者不可能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别是战后初期美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反动政策，甚至公然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攻击成“亚洲的灾难”，为美帝发动侵朝战争辩护。对美国的经济危机，一再用所谓消费不足的资产阶级观点来进行解释。对美国垄断财团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是讲得含混不清，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最后，作者流露出对美帝国主义的盛世茉光的怀念和对梦想消失的无限感慨，并为看不到美国今后的出路何在面感到彷徨。在全书结尾处写道：“在干预了国外冲突三分之一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转而内向，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这些话半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歌，半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幻想。实际上今天仍然是苏美两霸在争夺世界霸权，美帝也极想重圆逝去的春梦。本书采用史话体裁，结构不谨严，不少地方有过于冗杂和过分渲染低级趣味之处，也都值得引起读者注意。

原书所附的材料出处、参考书目过于琐细，均删去。原文中个别黄色下流之处，也略有删节。书后索引也略删减一些，索引中的页码为原书贡码（印在本书切口一边）。

本书从《序幕》至第21章由广州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从第22章起至全书结束由本社翻译组翻译。

序幕 沟底

1932年那个山穷水尽的夏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880年，美国国会决定，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划出一块地区，作为首都所在地，称为哥伦比亚特区也即华盛顿市。以下一般简译作华盛顿市。——译者】活象一座深陷敌围的欧洲小国京城似的。自从五月以来，大约有二万五千名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携家带口，身无分文，纷纷在市内的公园，垃圾堆积处，没主的货栈，歇业的铺子，拣个地方住下。他们时而上军操，时而唱战歌，有一回还由一位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兵率领，扛着褪色的布缝的国旗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游行，十万市民默默在两旁看着。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只是在等待，在发愁。经济萧条已经几乎整整三年了，这些退伍军人是来请求政府救济，具体地说，就是要求立即发给“退伍军人补偿金”。【补偿金是对军人在服役期间报酬太低的补偿。——译者】这笔钱是1924年的《重订补偿法》规定要发的，但是得到1945年才到期；假如现在发，他们每人就可以拿到大约五百元【本书所说多少“元”，都是美元。——译者】。这些人，报刊的编辑在标题中叫做“补偿金大军”、“补偿金游行队”，他们自称为“补偿金远征军”。【“补偿金远征军”是有意套用“美国远征军”一词的，表示是从全国各地来要补偿金的退伍军人。——译者】

“远征军”里边的人原是希望国会采取措施的，可是希望落空了。于是他们便向胡佛总统呼吁，恳求他接见由他们的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不料总统传下话来，说太忙了，不能见，接着便把自己跟市区隔绝。总统原定要去参议院的，现在改变了计划；白宫的周围加派了警察日夜巡逻；自从停战以来，总统府的大门头一回用铁链锁上了。《纽约每日新闻》报上有一条标题说：“胡佛深锁白宫中”。可是他还不止这样。街上设置了路障；总统府四周一条马路以外就封锁了交通。有一位独臂退伍军人，因为执行纠察任务，想穿过警戒线，结果被痛打一顿，捉将宫里去。

回想起来，当年政府这样如临大敌，似乎是由于心慌意乱，穷于应付，这才小题大做的。这些退伍军人手无寸铁，队伍里也不让过激分子参加；尽管明明在挨饿，也没有公开行乞。他们力量薄弱，似乎不能成为什么成胁。《巴尔的摩太阳报》有一位三十四岁的记者，名叫德鲁·皮尔逊，他描写那些退伍军人，说是“衣衫褴褛，筋疲力尽，神情木热，满脸愁容”。他们困守多日，越来越难以坚持了。卫生部门有一位检查员认为退伍军人住地的卫生情况“极端糟糕”。他们的临时食品供应大都靠捐助：得梅因市和新泽西州坎登市的支持者用卡车给他们运来了食物；一个同情他们的面包商每天用船运来一百个面包；另一个面包商送来了一千个馅饼；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捐了五百元；他们自己在格里菲思体育场举行拳击比赛，又筹得二千五百元。所有这些来西都是很靠不住的。政府实际上一点忙也没帮过。（华盛顿警察局每天给这些不速之客送了些面包，咖啡、燉菜，一天收费六分，胡佛因之大发雷霆。）到了8月中句，酷暑气温达到了全年的顶点，水源日枯，苦况更甚。

那时，英国外交部是把华盛顿市划归“亚热带气候地区”的。各国使节因为华盛顿气温高，湿气重，都讨厌这地方。这里，除了闹市里有少数几家戏院在广告上说有“冷气”外，别的房子都没有空气调节设备。一到夏天，华盛顿到处是凉篷，遮阳走廊，卖冰的手推车，乘凉用的躺椅和地席，而且，用官方游览指南的话来说，这里还是“一个研究昆虫的绝妙处所呢”。“远征军”一无凉篷，二无帘幕，饱尝酷暑之苦。先前他们的先头部队进人市区时，正是鲜花盛开，春色满园时节，而今到了7月，木兰花和杜鹃花都早已凋谢，樱桃树也只剩下秃枝了，连大地似乎也变得冷酷无情。退伍军人们的样子，活象沙漠中的流浪者。闹市的店铺老板们抱怨说：“来了这么多穷小子，生意都受影响了。”说实在的，要说他们对国家有什么威胁，充其量不过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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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远征军”危险，这是无中生有；可是说华盛顿长期以来在国际上默默无闻，一味依赖欧洲，这倒是有根据的。当时在全世界六十五个独立国家中，只有一个是超级大国：英国。那米字旗昂昂然飘扬在地球四分之一的可耕地上——在欧洲、亚洲、非洲，在北美、中美、南美，在澳大利亚、大洋洲、西印度群岛。凡有日照之处，就有英国旗在，这话是不假的。大英帝国统治着四亿八千五百万臣民。人们谈到什么东西很稳固，就说“坚固如直布罗陀，”或者“牢靠如英格兰银行。”当时一英镑兑换美元四元八角六分，所以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界信用最高。那时只有少数几个不甚出名的飞行员和一个撤了职的名叫米切尔的美国将军才梦想要发挥空军的威力：至于一般人重视的还是海军，实际上也没有一条重要国际航道不在伦敦政府的控制之下。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新加坡海峡和好望角，都直接由英国海军部控制。福克兰群岛的英国海军站掌握了麦哲伦海峡，甚至巴拿马运河也是在皇家加勒比海舰队的监视之下。结果是，美国就象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一样，完全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之下。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表示，他们愿以500对1的赔偿率担保美国不受侵犯。《幸福》月刊向读者保证，“不管军舰开得有多快，飞机飞得有多快，大西洋和太平洋永远是可靠的屏障，过去如此，将来亦复如此。”该刊认为，自美国有史以来，英国海军一直称霸海上，将来还要称霸下去。

华盛顿政府的想法也是一样：美国没有大国的地位，大国的抱负，大国应有的庞大的机构。夏天，首都沉沉欲睡恰如村野；至于其他季节，更没有人记得它了。论城市的规模，华盛顿在全国居第十四位。纽约是金融中心，国内多数重大问题都得在那里作出决定。每当要求联邦政府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曼哈顿区那些大企业的律师如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亨利·L·史汀生、伊莱休·鲁特之流就都到京城来，给在他们卵翼之下的共和党出谋画策。柯立芝总统通常到吃午餐时就办完了一天的公事。胡佛是第一位在办公桌上安起电话机的总统，因而轰动一时。他还用了五个秘书——以前历届总统谁都没有需要一个以上的秘书的——并有一套复杂的按钮系统来唤他们。

现在的国务院大厦所在地雾谷，原是黑人贫民区。五角大楼的所在地则是当时的农业试验站，因而颇具华盛顿郊区的特色。《星期六晚邮报》说过：“就在这个全国立法中心附近，竟有大片土地还在庄稼汉手中呢。”这时政府所用的外事人员，总共还不到两千名。从白宫跨过一条马路，就到了今天大家熟悉的所谓行政大楼，有数不清的栏杆、高阁和圆柱门廊，式样粗俗，外观倒还整洁。在这么个有双重坡度的大屋顶底下，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竟能都在一起办公，岂非怪事。事实上，1929年一场大火烧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以后，胡佛和总统府人员统统都搬进了行政大楼来，同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在一个楼里办公，也没有谁感到拥挤。那时是不讲究排场的。后来总统的军事顾间、社交秘书所在的白宫东翼，当时还没有兴建。特工处还不曾把行政大楼西路封锁起来，这是一条普通街道，平时在离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一箭之地就可以停放汽车。有时有人走访国务卿，国务卿就在大门口相迎。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也在行政大楼的同一层楼上办公。他和他唯一的副宫只隔着一扇木条门。将军有事需人帮忙，只要喊一声“艾森豪威尔少校”，艾克就飞跑过来了。

《幸福》月刊有一位作者（亏得没有署真名）写道：麦克阿瑟将军“生性腼腆、对于抛头露面的事，从心里就不乐意。”这是胡说。即使在当时，麦克阿瑟一谈到他自己，也已经用第三人称了，一边讲话，一边挥舞着他那长长的烟嘴。他还在办公桌背后竖着一面十五英尺高的红木框镜子，使自己的形象显得格外高大。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住事时说，只要麦克阿瑟感到有人对他不够尊重，就“发起脾气来，破口大骂人家好耍权术，不懂礼貌，乱出主意，出尔反尔，狂妄自大，违反宪法，神经迟钝，麻木不仁，如今世道真是见鬼，等等。”这也难怪。那时职业军人的日子确是不好过的。从下级军官逐级升到上校，只能靠年资：在三十年代初期，从上尉爬到少校，要整整熬二十二年呢。除了眼看着日历一张一张撕下来之外，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了。由于闷极无聊，艾森豪威尔几乎想解甲归田；就是在这些年头，他养成了阅读斯特里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惊险小说的习惯，天夭看什么《西部双枪将》、《西部故事》、《惊心动魄的西部》、《牧牛骑士短篇小说集》之类的书。在波托马克河彼岸的迈尔堡，人们还常见小乔治·S·佩顿【佩顿（1885－1945年），后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奢名美国将军。——译者】（他从1919年起就是少校了）每到星期三、六下午四点就出来打马球。他骑着自备的马参加赛马，先后赢得了四百条奖带、二百只奖杯。这时他已经以用珍珠镶在左轮手枪柄上而远近闻名了；他还搞越野赛马、猎狐、射鸟练习，还有飞行。但是佩顿少校跟艾森豪威尔少校不一样，他是个有钱人。

要想知道四十年前美国人如何眼光短浅，只须约略看看当时的军队编制，就最说明问题了。按当时的兵员计算，美军在世界上居第十六位，居捷克斯洛伐克、士耳其、西班牙、罗马尼亚、波兰等国之后。如果月饷十七元八角五分的大兵全部满员的话，也只有十三万二千零六十九人服现役。若从纸上谈兵，他们未始不能跟南斯拉夫的十三万八千九百三十四名陆军好好较量一番：但是当真两军对垒，准会一败涂地，因为麦克阿瑟手下的大部分官兵不是在做机关工作，就是在毗邻墨西哥的边境上巡逻，或是驻守着美国在海外各处的属地。参谋长手头只留三万部队，比1776年英主乔治派来镇压北美殖民地革命的兵力还少。

美国陆军的质量更是坏得惊人。当时军费仅仅约为今天的庞大开支的千分之二点五上下：果然，一分钱，一分货。《幸福》月刊说美军是世界上“装备最差的”军队，对此谁也没有不同意的。在紧急的关头，麦克阿瑟能够投入战场的只有：一千辆坦克（统统是过了时的），一千五百零九架飞机（其中最快的每小时只能飞二百三十四英里），以及唯一的机械化团（当年春天才在诺克斯堡编成，由骑兵开路，战马有防芥子毒气的护腿）。有一位作者报道说，美国军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个气喘喘地咧着大嘴，穿着不合身的军服，歪歪斜斜扛着一杆老掉牙的步枪，在广大无边的国土上没完没了地走来走去。”

麦克阿瑟是全国唯一的四星将军，下边也没有三星将军。他是参谋长，年俸一万零四百元，在迈尔堡有一座公馆，军队里唯一的一辆高级卧车供他专用。在他的副官看来，参谋长的地位真是高不可攀；那时艾森豪威尔少校的年俸是三千元，由于替参谋长在国会里游说，他经常跑国会山；但他的长官从来不让他借用车子。坐出租汽车的钱也不给，因为当时整个华盛顿官场都还没有零用费这个开支项目呢。艾森豪威尔日后常说当时他要走到门口，填一张申请表，才能领到两张电车代金币，然后站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等候从普莱森特山开来的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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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倒是不消久等。华盛顿电车道纵横交错，有近七百辆电车载客运行。除了冬天因为电流短路容易发生故障以外，电车性能良好，交通阻滞的现象还是三十年后才有的。要是开小汽车上班（时速限二十二英里），停放在办公楼前面就可以了，街边几乎总有停车的地方。当时那些汽车都是方方正正的，种类繁多，有“帕卡德”牌，“史蒂倍克”牌，“格雷厄姆”牌，“皮尔士亚罗”牌，“特拉扑兰”牌，“施图茨”牌等等。比之后来的巨型汽车厂，当时的小厂可说只是家庭工业罢了。

所有各阶层的人们，包括文职人员在内，星期六上午都照例上班。夏季的时装是：白麻布（“棕榈滩绢”）或棉布衣服，平顶宽带的硬草帽或是巴拿马帽，“软”领衬衣，薄内衣（那时暖气还是新鲜事，不是处处都有，所以薄内衣只能在热天穿）。1932年，首都的五家日报满版都是闹事断闻，却没有一件是黑人闹的。尽管首都居民有百分之二十六是黑人（在全国城市中比率最高），可是他们却一律默然忍着痛苦，这可是奇事。有一个官方导游人员解释说，“黑皮肤的南方小子”只能当用人使唤，干干“粗活”。百货店、电影院，政府机关自助食堂都不许黑人进去。黑种工人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为司法部新楼挖地基都自带午饭，否则就得挨饿；那怕要一杯水喝，也得走上两英里路，过了第七街，才能找到一家小食店肯卖给他们。霍华德大学是一所黑人大学，可是校长先生却是一位白人。胡佛总统派船送“金星母亲”【阵亡将士的母亲。——译者】到法国去，指定黑人的母亲另坐一条次等的船。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广播节目是《阿莫斯和安迪》，每晚尽是演唱种族上污辱人的东西：出场人物是黑人，却由白人扮演，他们学着黑人歌手的土腔，唱得怪声怪气的。

黑人住在华盛顿西南区的雾谷和整个乔治镇里。也许由于首都其他地方当时仍然秀丽如画，那些喜欢往日风光的人还没有看中这块地方。那时华盛顿一片青葱，比现在好看得多了；市内有一个居民，就有六棵遮阳树。最富有异国情调的地区是卡洛拉马高地和马萨诸塞大道，很有些富丽的宅邸，不过犹太人谁都知道那是“闲人免进”的地方。那时排斥犹太人风气之盛，不下于排斥黑人。因为还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排犹也没有惊动外交界。今天设在马萨诸塞大道的使馆区，当年坐落在第十六街，走几步就到白宫。那时大使们个个穿着条纹裤和燕尾礼服。由于主要商业区有许多地方还是鹅卵石铺的路，所以他们如果想去逛街就得小心翼翼地举步。这时，超级市场只是加利福尼亚州才有，在首都买食品要到食杂商店去，到两洋茶叶公司的红漆门面分销处去，到露天市场去，或者干脆到马路上去。在街上，人们可以听到讨赏钱的手摇风琴师的琴声，守着手推车的小贩的叫卖声，推着带轮石磨、到处向家庭主妇兜揽生意的磨剪子磨刀的吆喝声。闹市区的街头是卖花卖水果的摊摊，五色缤纷。码头附近，有一排排卖牡蛎的，生意十分兴隆。特区市场设在宾夕法尼亚大道，即现在国家档案馆大楼所在地。农产品市场在驰名远近的K街，熙熙攘攘，一片叫卖鲜鱼声，还摆着一架架宰好的野兔。还有一家马具店，门前摆着一匹大木马，跟真马一样大。1932年时，首都还有几千匹拉车干活的马，在K街的鹅卵石路上着实留下不少遗泽，臭气熏天，跟大市场和街角货摊的香味混在一起。不过，不久柏油马路这一伟大事物出现了，这种种气味便都消失了。

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华盛顿也是游客如云的。不过他们来首都却不是坐飞机来到国家机场的（到1970年，这机场的来往旅客每天达两万四千名之多）。现在这块人来人住、忙乱不堪的地方，那时还沉睡在波托马克河的水底，空中旅行还是很希罕的。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所以航空公司竟能要求机上所有女招待员都由注册护士【注册护士是护士学校毕业并考试及格的。——译者】充当。客机通常都是三个引擎的“福特”机，入夜或天气恶劣就不飞了。这时还没有横越全国的班机；飞行的平均时速是一百五十五英里。有人经过多次换机，在十八小时内飞越了全国，结果他的照片就登在全国各报上了。虽然当时华盛顿有一个机场，就是位于今天的第十四街桥（当时叫作公路桥）靠近弗吉尼亚州这边的胡佛机场，但是每天只有二百五十位旅客。大多数旅客（每年一千一百万）都是坐火车来的，在联邦车站下车。这时蒸汽机车的黄金时代己经到了末期。二万辆机车喘着气穿过各地乡间（1970年只剩下二百多辆了），悠长而凄厉的汽笛声把全国的青年人搞得心绪不宁。十五岁的约翰·F.肯尼迪【1961－1963年任总统】在康涅狄格州沃林福德镇的乔特中学里听到了这个声音；教授演讲术的中学老师林登·约翰逊【1963－1969年任总统】在休斯敦市也听到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惠蒂尔市，一位名叫理查德·M.尼克松【1969年起任美国总统，1974年因水门事件辞职】的大学生晚上也听到了这个声音，他不禁心里纳闷：东部地平线外的情景如何？华盛顿市又是什么样子的？

来到华盛顿的人们看到些什么呢？首先，他们要看看那火车站。联邦火车站是按照首都古典派建筑规划建立起来的第一座巨型砖石结构，气象宏伟，和国会大厦一道俯瞰全城。国会大厦朝东，外观跟今天差不多：当时有一位建筑师相信市区要朝东发展，所以这样设计。那时总统权力还没有开始扩大，国会是华盛顿的中心游客（补偿金远征军也一样）首先要到国会山瞻仰一番，有的到了国会也就算数了，因为白宫不欢迎游客，首都也没有多少别的名胜好玩。当然，有林肯纪念馆，有华盛顿纪念塔（塔里新设了电梯，不过青年人总想爬爬那八百九十八级楼梯），还有植物园和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一架由西班牙航空工程师胡安设计的旋翼飞机（直升飞机的前身）不久前曾在史密孙博物馆的草坪上安然降落，博物馆因此有好几个月游客很多。喜欢看吊桥的不妨去看看阿林顿纪念桥，这是这年1月才由胡佛总统剪采启用的。此外还有寥寥可数的几所政府办公楼：C街的农业部大楼，第十八街的内政部旧楼，第七街的文官委员会大楼，椭圆广场边上还有宽广无比的商业部大厦，这是二十年代商业部长胡佛【胡佛于1921－1928年住美国商业部长，1929－1933年当总统。】所建的美国商业圣殿，占地八英亩。

1932年的华盛顿跟现在显著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许许多多引人注目的建筑，当时都还没有：没有杰婓逊纪念馆，没有海军陆战队纪念堂，也没有最高法院大楼。法官们在国会里办公，一边是参议院，一边是众议院，他们的办公室几乎就在大圆顶下面。无名战士墓和华盛顿大教堂正在兴建，圣母无原罪堂还在筹建阶段。今天的宪法大道，那时还没有，只是由B街扩建的一段路。目前的又长又宽的林荫道还只在设计之中，原地在当年夏天只是华盛顿的一处十字街广场，树木茂密，街道纵横，而且还有不少残存下来的世界大战中的临时建筑夹杂其中，一片乱糟糟的。除了商业部大厦己经落成之外，联邦三角广场上还没盖房子。据《美国地理》月刊说，安德鲁·梅隆部长和里德·斯穆特参议员特别喜欢一项四十亿元的城建规划，他们要把“宾夕法尼亚大道南边”全部盖上“雄伟建筑”，并预告同年9月胡佛总统将为一幢新邮政大楼奠基。但是此时这幢大楼和附近各大楼——劳工部的、州际贸易委员会的、司法部的、国家档案馆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国家艺术陈列馆的——都还没有动工。那时联邦调查局还没有准人参观，《宪法》和《独立宣言》等文物也没有拿出来展览。这一带一向多半是商店，这时有些仍然是商店，但个别地方正在破土动工，一些楼房产权已归财政部，也已决定要拆除另建了。

决定拆除楼房的地段中，最有趣的是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那一片地，即现在的国家艺术陈列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特区网球场的所在地。在那里，1932年7月28日早晨还有一排难着的旧红砖楼房，其中包括几个仓库、一家廉价旅馆，一排卖汽车的样子间，一家中国餐馆和一家殡仪馆。这些房子的墙多半已经拆了，几星期前本该全部拆掉的，但是“补偿金远征军”的一些成员在6月17日晚悄悄地住了进去。特区警察局长是一位退职的陆军准将，名叫佩勒姆·D·格拉福福德。他不愿把退伍军人们赶出栖身之所，尤其看到其中好多人还带着老婆孩子更是不忍。可是，到了仲夏，格拉斯福德却伤脑筋了。国会责备他不该让退伍军人进城；白宫又公开说，胡佛总统已经忍无可忍了。总统决心撵走那些衣衫褴褛的不速之客，出动军队也在所不惜。后来他果真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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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扎营地并不是“远征军”的总部，他们的主力在华盛顿东南区，远在安纳科斯夏河彼岸，即第十一街桥的那一头。但是那些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离国会只隔三条街的退伍军人却最惹人注目。他们是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非把他们赶走不可。政府之所以下得了这个决心，正是反映出全国脑满肠肥的人对食不果腹的人是越来越狠心了。但是跟退伍军人有接触的人们却并没有采取这样不友好的态度。格拉斯福德将军喜欢他们；比利·米切尔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他曾两次荣获勋章）也喜欢他们。德鲁·皮尔逊写道，退伍军人们“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总之，他们没有工作；他们挨饿，全家挨饿，他们要求付给他们钱，别的他们就不知道了。”威尔·罗杰斯说，“在世界历史上有记载的成群结队的饥民当中，这些退伍军人是最守规矩的。”

可是，那时还没有电视新闻，尽管是明摆着的事实也可以否认。司法部长威廉·米切尔宣布，“远征军”有“行乞和其他犯罪行为”。副总统查理斯·柯蒂斯还出动过两连海军陆战队；他们奉命戴着钢盔，上着刺刀，乘电车来了；可是格拉斯福德将军指出，副总统无权指挥军队，便命令他们回营房去了。尽管如此，主张政府使用武力的呼声，在首都和全国各地已越来越响了。3月7日，三千名饥饿的男女在密执安州迪尔本市的亨利·福特汽车厂外示威，警察朝他们开枪，打死四人，打伤百人；后来，受份的还被栽上暴动的罪名，套上手铐送医院。《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咆哮如雷地发表意见说：“责任在谁，不难判定。煽动者就是威廉·Z.福斯特【美国共产觉领袖（1881－1961年）。——译者】和其他赤色党徒。”别的报纸这时也怂恿总统快动手。《华盛顿明星晚报》在社论中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竟没有一名特区警察“满怀义愤地狠狠揍那些上街游行的要求发补偿金的家伙。”《纽约时报》也报道，游行请愿的退伍军人“所领的退役金，已七八倍于其它国家所发的，但仍不满足。”其实，除了残废军人外，所有的退伍兵根本没有什么退役金。可是某些聪明人们还发表了更妙的见解呢。陆军准将乔治·莫斯利是艾森豪威尔少校的朋友（艾森豪威尔后来说他是个“才气横溢”、“生气勃勃”，“富于创见”的人）这年夏天也有好些创见，其中之一是建议把“补偿金游行队”和其他的“劣种”统统逮捕起来，送到“夏威夷群岛中人烟稀少、甘蔗都不长的孤岛”，关进集中营，好教“他们自食其果”。他还恶狠狠地补充说：“到了岛上，有的案子即使处理得慢一点，我们也不用担心了。”

夜色沉沉，大雾弥漫，可是这并没有使寄居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退伍军人感到忧虑，因为麦克阿瑟早已对他们的一位领袖说过，即便到了不能不赶走他们的时候，他还是打算让他们体面地撤出。他们是服从命令的战士，自然相信四星将军的话。往后，消息传来，说可能已经派出军队来对付他们了，可是他们还觉得那是值得欢迎的消息，因为他们以为，现役军人碰到退伍军人，双方就会拥抱起来的。退伍军人们的住处挂满了褪色的国旗，他们万万想不到，美国军队竟会向美国国旗进攻。7月28日（星期四）早上，他们最为担心的是天气。上午9时，他们便预料这天会非常闷热的。大家悠热神往地谈到那些新式的冷气电影院，那里边映着时新的有声电影：珍妮特·盖纳和查尔斯·法雷尔主演的《第一年》，威廉·鲍威尔和凯·弗朗西斯主演的《盗宝》，杰基·库珀和奇克·塞尔主演的《患难之交》。跟退伍军人们眼前的住处相比，有冷气的地方岂不是诗一般的梦境吗？先前铁路公司把他们免费运来首都，为的是腾出车站的车场；有一张火车提货单上写着，“运往华盛顿市的牲口——退伍军人五十五名”。真的，他们几乎也感到自己不过是牲畜罢了。在他们的住地，那些拆得残缺不全的楼房多半留给妇女和儿童居住，格拉斯福德将军还给他们送来了一些草垫。男人栖身的地方，用一位记者的话来说，是“许许多多的帐篷，烂木板上钉破布，再用包装箱当做柱子支起来。”在他们那里，到处都有亲手钉起的牌子，上面写着“上帝保佑，全家平安”。别以为这些是俏皮话：象他们那样出身的人，是不会拿上帝、家庭、爱国主义（如果谈到爱国问题的话）开玩笑的。

他们的出身是美国自耕农：要是当时就用上了“下层中产阶级”这个名称的话，他们也算得是下层中产阶级的成员了。如果派兵横过宾夕法尼亚大道去打他们，有五个人会首当其冲。退伍军人们的来历，可以拿这五个人为代表。在第一次大战中远征过法国，当过军官的，只有肯塔基州哈伦县的J.A.宾厄姆一人，不过也很难说他是有闲阶级的一分子，因为不久以前他还受雇去破坏罢工，被他搞得很狼狈的有著名作家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约翰·多斯帕素斯和本年3月结队前来肯塔基州、抗议侵犯矿工民权的东北部各著名大学的学生，在法国勇敢作战，得过勋章的有来自萨克拉门托市的约翰·奥尔森，还有查尔斯·P·鲁比（1931年人们向总统贺年，鲁比还因得过殊勋十字奖章，被选为第一个贺客呢）。奥克兰市的埃里克·卡尔森在战场中过瓦斯弹的毒，据当时的说法，还得了“弹震症”。威廉·鲁希卡曾在第四十一步兵团当一等兵，他的一生后来成了颇有趣味的话题。以上五人都失了业。鲁希卡当过屠户，一直寄居在芝加哥西南边姐夫家，他的住处是一个全无窗户的地下室。

※※※

大难临头，人们却往住看不出。那个闷热的早上十点钟，有两个财政部代表满头大汗地站在人行道上叫退伍军人撤出，这原来是预告要出大事了。退伍军人们不肯走，那两个代表也就跑开了。一个钟头过去了，除了温度无情地升高之外，一切平静如常。接着，十一点过后不久，格拉斯福德将军乘着蓝色摩托车来到。他到了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三街的交叉口停了下来，宣布奉命把这个地区的闲人一概赶走。首都警察手里拿着警棍，列队开进来了。

事情进展得很慢。起初很少人反抗，临到中午，住在第一幢房子里边的退伍兵被赶走了。但是出事消息已传到驻在安纳科斯夏河边的“远征军”大本营。警察这时才赶紧把第十一街桥吊起，但是太晚了。“远征军”巳经派出援军；他们一到，就向在场的警察扔砖块。格拉斯福德将军本人半边脸被打中了。他摇摇晃晃地后退，一眼看见有个警察竟迷迷糊糊地用手枪指着他，不禁毛骨悚然。他马上跳到一根柱子后面躲了起来，一边听到一个哑嗓子在大声嚎叫：“干掉他！”格拉斯福德走出来，只见一个据他说是已经“半疯狂”的警察正在朝一个退伍军人开枪。退伍军人鲁希卡心脏中了一弹，倒下死了。别的警察也在开枪。不一会，又有三个退伍军人倒下，其中卡尔森受了致命伤。格拉斯福德将军喊道：“不要开枪！”警察们停下火来了。可是，出事的消息已传到白宫。司法部长米切尔下令把退伍军人从政府的所有楼房驱逐出去。胡佛在午餐时知道了警察开枪的事。他一边叫把口头命令写成书面，一边吩咐陆军部长帕特里克·J.赫尔利出动军队。赫尔利向参谋长作了传达。

他们踌躇了好一会儿。参谋长麦克阿瑟将军这时没有穿军服。他的副官艾森豪威尔认为不该穿，一再说：“这是政治事件嘛，政治事件嘛。”副官认为，街头打架，将军犯不上插手。可是将军不同意。他宣布说：“叛乱的苗头出现了，麦克阿瑟决定亲临督战。”【这即上文所说麦克阿瑟爱用第三人称说自己怎么样。这是自高自大的表现。】于是，刚从迈尔堡开过来的士兵都集合在椭圆形广场上，胡佛从椭圆形办公室里远远望着他们。一名勤务兵冲过桥去，替麦克阿瑟将军去拿军衣、袖章、神射手徽章和英吉利斜纹布军裤。将军命令艾森豪威尔也穿上军服。他一边说，“我们要打断‘远征军’的脊梁骨，”一边把幕僚们带进小汽车。车子开到宾夕法尼亚大道和第六街的交叉点（后来这是华盛顿最大的廉价饮料店的所在地），靠人行道停下，又等了一阵子。有人问：“为什么不走啦？”麦克阿瑟回答说：“等坦克。”他打算使用坦克，车里个个人都坐着不动，捏着一把汗，——只有麦克阿瑟除外。这位将军是不会冒汗的，这件奇事头一回被人记下来了。他还是那样地冷静安详，劲头十足，因此比别人在精神上占有极大的优势，这一点使好些人十分反感。

这时白宫正在发表公报。胡佛总统宣布，部队将要“对闹事和违抗民政机关命令的人实行镇压”。几分钟后，白宫透露：跟警方冲突的人“纯属共产分子”。记者们看到麦克阿瑟坐在车里，问他打算怎么办。他回答说：“看着我吧，看着我就行了。”记者们没有看他，却看着那浩浩荡荡的大军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开了过来。第三骑兵团由佩顿少校率领，一个个挥舞着军刀，跃马而来。跟着马队行进的是一支机枪分队，接着是第十二步兵团、第十三工兵团和第三十四步兵团的士兵，他们手里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部队后面，有六辆坦克隆隆推进，履带把路上给太阳晒软了的沥青一块块翻了起来。现在是下午4点45分。在麦克阿瑟一生中，这场战斗挑选的时间最不好。十五分钟之前，首都的文职人员都已经下班，一批一批涌进各条街道，足有两万人挤在人行道上，对面就是那些不知所措，毫无组织的退伍军人。骑兵队的指挥官稍不小心，就会有人受份，可是人们都知道，民众安全不安全，佩顿少校不是太关心的。

退伍军人们以为这是为他们举行一次阅兵式，不禁喝起彩来。旁观者也在拍手，不过接着他们就第一个发现搞错了。佩顿的骑兵队猝然转身，向人群冲过去。《巴尔的摩太阳报》驻京通讯处主任，老记者J.F.艾萨利写道：“乍看起来，这样突然袭击手无寸铁的围观群众，好象只是几个骑兵自发地干的；但后来看到了，那是骑兵队长们预定的联合行动的一部分。”艾萨利报道说，那些骑兵“事前不出一声”就冲向“数千无辜的人，”；不论是男是女，“都遭到冲击。”有个男人因为不肯离开电报局门前，被两个骑兵用刀背猛打，缩进门里去了。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海勒姆·宾厄姆头戴巴拿马帽，身穿“棕榈滩”绢衣服，整齐得很，可是他因为夹在人群当中，也遭到践踏。

“滚开！”骑兵们吆喝着。围观群众们高声回骂：“不要脸！不要脸！”退伍军人们赶忙排成阵势，横断街道。他们的领队在各个聚合点挥动国旗，可是这些旗子正好成了骑兵的第二个目标。他们两边摆开，重新整队，纵马跑过宾夕法尼亚大道，直向那些褪色的国族冲去。退伍军人们先是大吃一惊，继而暴怒起来。他们有的向骑兵挑战，要他们下马对打。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兵叫道：“老天爷！要是我们有枪就好啦！”另一些退伍兵责向骑兵们说：“伙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在阿尔贡【在法国近比利时边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军和德军曾在此地血战。——译者】苦战，那时你在哪儿？”这时所有的退伍军人都在讥笑怒骂那些骑兵。有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士兵从一名当年远征欧洲的中士班长手中夺过了国旗，还吐一口唾沫，骂他说：“你这臭叫花子！”离麦克阿瑟不远，有一个男人大声叫起来。他说：“从今以后，我看美国国旗再也不值一个钱了。”麦克阿瑟大喝道：“如果那个人敢再开口，就把他逮捕起来！”

陆军部长给麦克阿瑟的书面指示明明说：“对于肇事地区所有妇孺”必须“尽量照顾”。但是照参谋长的计划办，怎么能够管什么妇孺不妇孺呢？参谋长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指示，所以早已从亚伯丁武器试脸场和埃奇伍德军工厂调来了三千枚瓦斯弹。而毒气是不管对方是男是女，是老是幼的。在场的人只有将军手下的部队有防毒面具，此刻正在戴上。警察只好用手帕蒙睑，事先得到预告的店主们也关上了门窗。有些退伍军人看到了对方蒙上面具，心知要发生什么事了，便赶快一个传一个，叫大家准备，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步兵紧随着骑兵冲上，从腰间解下一枚枚催泪弹向前扔去。刹时间，空气染毒，观者四散逃走。一股带甜熟果子味的烟雾笼罩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浓烟所至，退伍军人家属睁不开眼，透不出气来，拿着炊具，带着孩子，从房屋里踉踉跄跄地逃了出来。据美联社报道，“此情此景，就象1918年大战中的无人地带一样”。其实不完全相同。华盛顿是和平时期的国都，一场双方力量悬殊的斗争就在国会旁边进行；在场者多半不是战斗人员，那些记者们由于职业关系，当然不能参战，尽管军事当局不相信他们会守中立。有一位记者跑进汽车加油站外面的电话棚去给报馆挂电话，一个士兵扔了一枚瓦斯弹进去，把他赶出来了。

抵抗停止了。军刀砍来，刺刀捅来，那越来越猛的南风又吹来呛人的毒气，吃尽苦头的退伍军人朝着安纳科斯夏河退却了，狼狈异常。老婆抱着婴孩，丈夫提着破箱子，一路走一路还不断受到瓦斯弹的袭击。加林格医院开始涌进了大量伤员。当晚一片喧闹，十分吓人：救护车警笛声、救火车声、快马奔驰声、步兵的沉重脚步声、报童叫卖号外声，还有坦克隆隆声。坦克车开来干什么，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谁都不明白。艾森豪威尔晚年追写道：“就我所记得的来说，驱逐退伍军人，坦克车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不过据他说，退伍军人“走得很慢”，如果坦克要大显威风，本来是办得到的。不管怎样，到了当晚9时，逃难的老兵已经跑过了第十一街桥，同对岸大本营的人会合了。麦克阿瑟的部队已经把退伍军人的其他驻地一律扫清，无论是C街的，马里兰大道的，缅因大道的，码头附近的，还是国会图书馆附近的。8点钟左右，士兵们在一家煤气厂附近架起枪来，露天开饭；等待他们的首长研究下一步怎么搞法。

在麦克阿瑟看来，该怎么搞是一清二楚的。他的任务是击溃“远征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过河，不打进退伍军人的藏身之处，把他们的总部夷为平地，任务就不算完成。格拉斯福德将军激烈反对，他说如果夜袭“远征军”，那真是“蠢透了”，请参谋长千万不要这样干。麦克阿瑟坚决不答应，格拉斯福德只好服从上级，走开完事。可是美国总统直接发出的命令却不那么容易对付。胡佛总统是总司令，军队应如何便用，他自有主意，因此部队到了河边便停了下来。为了保证指示能送达麦克阿瑟将军，总统叫把命令复写两份，派莫斯利将军和总参谋部秘书B.赖特上校送去。据艾森豪威尔说，总统“禁止部队过桥进入对岸那面积最大的退伍军人营地”。话说得很清楚，要是别的将军，当然立即服从。可是麦克阿瑟却不然。他认为这是文官干涉军事，十分愤慨。他告诉莫斯利说，他的原定计划不变，别人不得干涉，这叫莫斯利吃了一惊。麦克阿瑟对艾森豪威尔强调说，他“太忙了，如果有人自称下达什么命令，别让他打扰我本人和我手下的人。”这是他第一次决心违抗一位总统的命令，但并非最后一次。【后来在侵朝战争中麦克阿瑟又违抗杜鲁门总统的命令。】

麦克阿瑟下令在桥头架起重机枪，以防对方反攻，随即率领一个步兵纵队冲过桥去，艾森豪威尔少校也跟在身边。到了对岸，他们两路分兵，对方则一片混乱。安纳科斯夏河边的退伍军人驻地乱七八糟，到处是打包箱、水果箱、鸡舍、粗麻布和柏油纸搭成的窝棚、帐幕、披屋，破旧的旅行车、暗褐色的印第安式圆锥形帐篷，破破烂烂，不堪入目，很难想象有人住得下。但“远征军”只能在这里安下家来。他们黑呼呼地挤在这里祷告上帝，但是所得的却是又一批摧泪瓦斯弹。有的人边喊边跑，有的找地方躲起来；有一大群人，大约五百左右，聚集在营地的尽头，大声嘲笑那进攻他们的部队说：“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种上莱园的退伍军人恳求步兵们不要损害他们的作物，但是一排排绿油油的菜畦还是被踩坏了。据美联社报道，到了10点14分，步兵就用火把点着了营地的所有棚舍，火焰高达五十英尺，延烧到附近的树林，因此来了六队救火人员把它扑灭。总统在白宫的窗口看到东边天空一片火光，派人来了解清况。据艾森豪威尔说，他当时也感到，“情形十分凄惨。不论退伍军人应不应来华盛顿请愿，他们毕竟是少吃缺穿的，觉得自己受尽委屈的。看到他们的住所一下子烧光，人们就更可怜他们了。”

不过，象艾森豪威尔少校这样的慈悲心肠，井非人人都有，尤金·金是一个退伍军人的儿子，年仅七岁，他想从自己的窝棚里救出心爱的兔子，可是有个步兵喝道：“滚开，你这个狗崽子！”小孩还来不及走，步兵就一刺刀把他的小腿戳穿。一辆辆的救护车又从两英里外的加林格医院赶来，因为又有一百多人伤亡了。两个婴孩被瓦斯毒死，“远征军”报纸的编辑满怀悲愤，为其中一个拟出了下面这条墓志铭：“伯纳德·迈尔斯长眠于此，他只活了三个月，是胡佛总统下令毒死的。”这个写法未免偏激，但是退伍军人确实是愤激透了。他们眼看着士兵们把汽油浇在自己的窝棚上点火烧起来，同时华盛顿还有一些有钱人驾着游艇在近岸处看热闹。当晚11点15分，他们又目睹骑兵们由小乔治·S.佩顿少校率领，进行最后一次的毁灭性攻击。那些被骑兵用马刀赶走的衣衫褴褛的人们当中，有一个叫做约瑟夫·T.安吉利诺。这人曾于1918年9月26日在法国阿尔贡森林战役中救护战友有功，获有殊勋十字奖章。那被他救出的正是青年军官小乔治·S.佩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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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少校劝参谋长避开新闻记者；他仍然认为这次战斗是政治事件，不是军事性的，应由政界人物去发表意见。麦克阿瑟摇摇头。他本来就喜欢对报界发表谈话，而且，不管他喜欢不喜欢，——看来很清楚，他是很喜欢的，——既然决定过河进攻的是他，他就不能不成为总统所采取的政治行动的中心人物。午夜后十五分钟，他跟陆军部长赫尔利一起出现在记者们的面前。他的策略是一听就明白的：自己不承担责任，却满口称赞胡佛勇于负责。他说：“要不是总统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动手的话，局面势必非常严重，可能真的发生一场战争。要是拖延一个星期，我看我国政治制度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了。”赫尔利部长补充说：“这是一个大胜利。麦克【“麦克”是麦克阿瑟的昵称。——译者】立了大功，挽回了危局。”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又说：“不过，目下我还不该说谁是这次事件的英雄。”

真正的问题是有那么多的人变成了为争取合法权利而牺牲的人。对曾经为祖国而战的人下毒手，这在政治上并非得计。同情“远征军”的人已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向他们捐献耕地。对于军队的残忍做法，亚拉巴马州参议员雨果·布莱克、爱达荷州参议员威廉·博拉、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都非常愤慨。纽约州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致电总统说：“现在经济萧条，工人失业，穷人捱饿，如要维护法律和秩序，给一盘汤比扔一颗催泪弹便宜，发面包比开枪有效。”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已非正式地对人谈了这个问题。他说“远征军”尽是些“叛乱分子”，不是退伍军人。又说，“那帮家伙，如果十个当中有一个是退伍军人，那才怪呢。”

白宫宣布总统“深夜不眠，披阅不断送来的征讨补偿金远征军的前线军情报告”；诋毁“远征军”成了官方的拿手好戏。后来胡佛私下责备麦克阿瑟将军，说他不听命令，但此刻他只宣布那些远征军“并非退伍军人”，而是“共党分子和作案累累的刑事犯”。到底“远征军”里有多少非退伍军人，各发言人的说法大有出入。麦克阿瑟说是百分之九十，赫尔利说是大约百分之三十三，胡佛写信给美国退伍军人团波士顿分团又说，凭他的“印象”，“其中服过兵役的不到半数”。格拉斯福德将军不服，他认为这种说法不合事实，因而到了10月份就被勒令提前退职了。受过诬蔑，就洗也洗不掉。出事后第二天，有一个特区法院人员向华盛顿大陪审团提起了使人诧异的公诉，他竟说：“据报在犯暴力行为罪的乱民当中，退伍军人寥寥无几，主要是一些共党分子和其他不法之徒。我想你们将会查明下面这个事实，即参与这个事件，恣意破坏法律和秩序的，没有几个人穿过军装。”

当时竟没有人想起要到退伍军人管理局那里去查一查档案，未免疏忽，这使历史家对胡佛政府没有好评。“远征军”惨遭催泪弹袭击，反而变成了“破坏法律和秩序的暴徒”。其实在此之前，管理局早己详细调查过他们各人的身分了。据该局统计，这些人百分之九十四曾在陆海军中服役，百分之六十七曾远征国外，而且百分之二十还是残废军人。格拉斯福德将军曾为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仗义执言，上面这些统计证明，无论是他还是退伍军人，都没说过半句假话，但是证据虽然有了，却无补于事。在各报新闻栏里，转载管理局的调查结果的寥寥可数，至于他们的社论，更是多数对此事只字不提。《纽约时报》把退伍军人描绘成“侵犯别人产权的一般罪犯”，又说他们“不听命令”，“闹乱子，几乎酿成暴动”。《波士顿先驱报》公然说：“美国人民……被无赖流氓任意抢劫已经受够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说，“远征军”所作所为，“不论在哪里也不会得到一点儿同情。”《克利夫兰实话报》认为，“在国会园子里安营扎寨”，这是“不值一笑的耸人听闻的行为”。尽管《时代》周刊批评了政府，可是《幸福》月刊还是说，麦克阿瑟知道“只有亮出刺刀和显示不可抗拒的威力才能防止出人命案”，（事实上出了人命案，可是这个刊物只字不提，）这就“巧妙地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出事后第二天早上，美国有钱人家一般都感到政府这回已经挫败了蓄意作乱的人们。不过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在“远征军”大吃苦头的那段时间，总统先后接见了重量级摔跤冠军、EUG女大学生联谊会【原文以希脂字母命名，叫做the Eta Upsilon Gamma Sorority。——译者】会员以及中学论文比赛的得奖学生。沃尔特·李普曼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便写道：“胡佛先生并不怕多开会，多发表谈话，为什么他不抽一点时间跟退伍军人谈谈呢？”

在纽约州奥尔巴尼市的州长公署里，气氛格外阴沉。罗斯福州长的夫人埃莉诺在看着报纸，据她后来说，“当时心里十分不好受。”罗斯福本人似乎更感到难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当时在他家住过几天，主人曾把他请进卧房。罗斯福当时在卧房里躺着，周围是一堆堆的新闻纸。他一走进去，罗斯福就用双手盖住首都出事的照片，仿佛觉得丢了美国的睑。罗斯福对教授谈起往事，说1920年自己也曾提出胡佛为总统候选人，此刻他感到错了。他生气地说：“现在看来，胡佛这个人一点胆子也没有。也许他从来就没有胆子。为什么他不请退伍军人喝咖啡，吃夹肉面包，倒要放出帕特·赫尔利和道格·麦克阿瑟那帮家伙去对付他们呢？”罗斯福没有把这事看做原则问题，重大政策问题，而把它看做一场人间的灾难，那是他的独特的着法。他告诉特格韦尔说，要是他不是觉得退伍军人和家属们太可怜，他也许会怜悯胡佛总统的。他异常感慨地说：“退伍军人们这会儿可能正在华盛顿市外的路上露宿。他们的情况一定是够惨的啦。”

※※※

退伍军人的情况的确很惨，但是也没有在路上露宿。因为由民主党人担任的弗吉尼亚州长和马里兰州长都早已设法防止这种事情了。在阿林顿县警察局长霍华德·菲尔兹封锁波托马克河上的各座桥梁之前，大约有两百名退伍军人已经窜入县境。警察局长警告他们，限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弗吉尼亚州，否则波拉德州长便要出动民兵了。马里兰州长里寄给州警察局的命令是：“如他们来本州，要沿着那通往巴尔的摩市的公路干线走，否则不准进来。”统统不让他们进来是不可能的，所以骑摩托车的警察就到州界迎上那些疲乏不堪的退伍军人，押送他们穿过正在沉睡的巴尔的摩市，直到宾夕法尼亚州边界上。在宾夕法尼亚州，少数几个退伍军人在约翰斯通市理想公园里找到了临时栖身之处，大多数却被该州的警察赶往俄亥俄州边界去了。在那里，又有穿制服的押送队在等候着他们。这样一路过去。有些人看见路边有人同情他们，便讨乞去了。有一家铁道公司开了一列专用车，把要回到大平原各州【北起加拿大边界，南至得克萨斯州的美国西部中央各州。——译者】的人一次运走。为了防止火车中途停站，堪萨斯市的居民领袖们筹集了一千五百元送给他们，好让这列棚车象载着列宁的密封车厢一样继续飞驰。【传说列宁在1917年坐密封车厢由西欧回俄国发动革命。“棚车”是没有窗户的铁棚货车。——译者】这列火车最后停在哪里，历史上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到了秋天，大部分“远征军”已跟1932年流浪全国的大量流民合在一起了。

那年约有两百万美国人到处流浪——其中有二十五万以上是在十六至二十一岁之间。《幸福》月刊称他们为大萧条时期的“漂泊无依的人”。各州警察押送退伍军人从这个州的边界到那个州的边界，都依照各县法警警长在大萧条初期早已定下了的规矩来做。由于各地方政府都有大量的人等待救济，所以贫苦的外来人就被指控为流民，解送到邻县边界上去。只有东圣路易等几个城市声誉很好，因为有救世军分站分发救济品，但是多数城市见外来人就赶，名声很坏。加利福尼亚州首先建立了强迫劳动营，随后又在通往该州的各条公路上布满岗哨，阻止穷人入境。在亚特兰大市，衣衫褴褛的外来人被判刑三十天，解往富尔顿县用铁链锁成一串，强迫劳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埃里克·塞瓦赖德才二十岁，就已经成了流浪汉。后来他回忆说：“我们当时说某个城市好不好，就是看那里的市民是否乐善好施，看铁路货车场的警察是否脾气和善。只要有一条路可走，谁都不想到怀俄明州夏延市去。那里的车场，往往不只有警察拿着棍子追，还会有手枪打过来。要是想从夏延市走到另一个车站，路又那么远。”

这些漂泊无依的人是什么人呢？基本成员是长期流浪者，他们的“丛林”（露营地）可以让别人暂时栖宿，但是多数还是头一回远走他乡的。其中有两手空空的分成佃农，有因为大旱三年，田庄被扣，只好离乡背井的农场主，还有一大批刚从中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衣裳破烂的青年人，当时叫作“走投无路”的一代。塞瓦赖德本是银行家的儿子，其他青年也有不少是中产阶级出身的。爱到各地跑跑，这本是美国人的传统。美国人喜欢说：“别嫌我们风尘仆仆，”“要发迹就得出门。”“我要到处走走。”“老子逛地方去”。失了业，就一家人挤进一辆旧汽车，乐观地漫无定向地四处找工作；可是到头来，却一贫如洗，浪迹天涯。

牛顿·D.贝克当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些人是我们邮局在信封上标着‘地址不详’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谓‘过路人’。这里边有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有大学毕业生，也有从没进过教室的儿童。临产的孕妇，生病的婴孩，还没生过孩子的年轻夫妇，一辈子干一种活、忽然失业的愁眉苦脸的中年汉子——所有这些人天天奔波、流浪。有社会情况不安定的国家，就有这种生活不安定的人，我们常常想起沙漠地区的游牧部落，而今我们也有了大萧条时期的流民了。”他说得很对。在每个城市排队领面包的人群里，都有若干衣冠楚楚的人。预审法庭的法官无法知道，那些犯了流浪罪，带到他们眼前的，是些什么人物。有一个被告承认，他在布鲁克林区空地上睡了四十六天，谁知道他竟是个科罗拉多大学毕业生，还曾先后在巴拿马、中国，智利和委内瑞拉政府工作过，当过土木工怪师呢。另一个被告是二十年代最出名的厨师之一，他一直住在规定要拆除的危房顶楼上，天天读着自己的旧菜谱，越读越伤心。

中产阶级是破落得迅速而令人痛心的。在加利福尼亚州水库工地上干粗活的工人当中，有好些先前是农场主、牧师、工程师，还有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个密苏里州某银行的前任行长。在芝加哥市，有两百名妇女在格兰达公园和林肯公园露宿。她们一无窝棚，二无铺盖，什么遮身保暖的东西也没有；到了晚上，就躺在冰凉的地上打颤，直至第二天黎明。在纽约州的巴比伦，长岛警察发现有一个注册护士在一个私人庄园的槭树丛中捱饿：整整两个星期，她都睡在一堆破布和新闻纸当中。在衣阿华州的奥斯卡卢萨市，有一个失业女教师带着两个孩子，准备在一个上头扯起帐篷的地洞里度过第二个冬天。正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夜间敲门讨饭的，“可能几个月或一年前在银行里爽快地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所谈的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大地产公司的副经理。”

1932这一年，名作家也在赤贫者之列，其中有些留下了自己的流浪生活的记载。约翰·斯坦贝克用猪油加草木灰和盐做成肥皂来洗衣服；他连寄稿件的邮费也付不起，是代理人代付了，可是稿件却没人要。后来他回忆说，那时的流民，一想到害病就不寒而栗。“生病也要有钱才生得起。看牙医我看不起，所以牙齿一颗颗烂掉了。”斯坦贝克当时是在乡间，如在城市住下等客栈那就更糟了。托马斯·沃尔夫常常上纽约市政厅前面的公厕，他看到人们在那里一边争马桶，一边从破外衣的口袋里掏出些面包皮或者粘着臭肉的骨头来啃。他说，那里的流民：

在经济总崩溃中，就象破船烂木，随处漂流。其中有的是诚实而正派的中年人，他们贫穷劳累，满脸皱纹；有的是青年男子（十几岁的不少），满头长发，从不梳洗。他们穿城过镇，到处流浪；或是搭乘铁路上的货车，或是揩油坐私人汽车。这些人都是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的美国男性公民，他们走遍了整个美国，冬天到了，才在各大城市集中起来；忍饥受饿，到处碰壁，肚子空空，前途茫茫。心烦意乱，辗转奔波，到处找工作，到处找仅能糊口的面包，可是就是没法找到。这群流离失所的人现在来到纽约，来到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挤成一团，歇一下，暖一下，暂时不再乱闯乱跑。……这种情景是那么丑恶，那么令人作呕，使你感到十分难过，简直无法形容。

多年以后，林登·约翰逊太太还记得，她丈夫在想出法子，让孩子们都“离开货车，正正经经地干工作”的时候，曾经多么得意地狂叫过。青年失业，到处乱跑，流民问题的严重性正在于此。在美国儿童福利局和全国旅客服务社的工作人员看来，有时好象全国的青年都在铁道上受折磨，一直到死。1932年，买票坐卧车的旅客只看到一两张卧铺上有人，可是躲在车厢底下和棚车里面的却数不清。平均每天有七百个无票乘车的人经过堪萨斯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报告说，在十二个月里，管车人就从货车上赶出了六十八万三千名这样的人。火车开了，还呆在车厢下面，是危险的。第七十二届国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开会，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密探长米切尔曾到会作证，他说他在本子上记下有三十八万七千三百一十三名失业的人无票乘车，其中三百三十五名因失手伤亡。人家请他讲得详细些：

科斯蒂根参议员：你看到人们在这种条件下旅行，对健康有什么不良后果吗？

米切尔先生：在冬天，健康状况……是个严重问题，衣裳单薄、体质很弱的人，天寒地冻还留在车厢外面，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看他们要不得肺炎才怪呢。

科斯蒂根参议员：危险很大吧？

米切尔先生：是的，先生。

还有别的危险呢。四十年前，男女界线是分明的。姑娘们第一次加入流民队伍，常常女扮男装。但是她们很快就让人看穿了。比方，她们首先就没有男子那种力气和胆子，不能白天躲在涵洞里，等载运农产品的卡车一过，就跳上去抢东西。为了活命，她们只得向同路人出卖肉体。然而，一场交易通常代价只有一角钱。为了这一角钱，她们不但有怀孕的危险——九个月以后也未必能够找到医生——而且最后还可能染上性病。

南方各州还有另外的危险。那时不分白人黑人，一起挤上货车。黑人跟白人性交是犯罪的，所以白种妇女如被怀疑做了“黑市买卖”，常常就推说这是强奸。这样一来，她那个顾客就得被打死。事实上，前一年在由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市开住亚位巴马州斯科茨博罗的一列敞篷慢车上就发生过这种事，在三十年代，自由派曾为被告仗义执言，使这个案子成为重大案件之一。案子是九个失学的黑人青年被两个犯案累累的南方白种幼织女工指控，说他们恣意非礼，因而被判处死刑。女工当中有一个在作证时满嘴粗话，连报纸也不敢登载。此案经过无数次上诉，最高法院还两度驳回原判，可是还是要到二十年后，关在牢里的最后一个黑人死于癌症了，才算结束。共产党把这一件“斯料茨博罗青年冤狱”公布于世，美国黑人知道了自己人这样无辜受害，愈想愈感到绝望，后来就起而斗争。

然而，在1932年，即使你不是黑人，过流浪生活也是要吃尽苦头的。坐牢常常被看作享福。正如密探长米切尔对科斯蒂根参议员所说，在警察声言要逮捕那些流民时，“他们便笑着说：‘正好。这样一来，我们倒有个睡觉和吃饭的地方了。’”为了弄清为什么他们宁愿吃牢房里的饭，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托马斯·迈尼汉特地穿上破农服混进一群青年流民当中去。他发现，要有吃的，就得排队领面包。领面包的地方或者是教会，或者是教堂，或者是慈善收养院，或者是救世军流民收容所，或者是市办救挤站。准确点说，这应该叫作施汤站，“而且所施的汤一律是——我亲自吃过——清谈如水，既不热，又无味。就给这么一点汤，那怕是隔宿面包也不给，苏打饼干当然更没有了。一碗汤只有一小杯那么多，”而且再也拿不到第二碗了。如果领过一两天，还不准你再来领呢。

迈尼汉到处都看到营养不良的症象：肋骨突出，肚皮凹陷，胳臂和腿上皮肤松松地包着骨头，饥容满面，神情焦躁。牛顿·D.贝克问道：“难道我们能让年青一代的健康这样备受催残吗？”可是人家认为他是一个多嘴多舌的政客。等到八年之后，大萧条时期的儿童都长大了，应征服兵役了，他的话才证明是对的。国民健康委员会主任约翰·B.凯利（格雷斯·凯利的父亲）发现，受体格检查的青年男子，有百分之四十不合格，不合格的应征者多半是有牙病。其他疾病最常见的是视力差，其次是心脏和循环系统有病，再其次是臂部腿部出现畸形，或者神经失常。此外还有种种看不见的创伤，那是在流民露营地里得来的。在那里，盗窃犯、吸毒犯和有痼习搞同性恋的（有一个大汉想只花二角五分钱就诱奸年青的塞瓦赖德）给了他们不少伤害。

但是亨利·福特【有名的汽车大王（1863－1947年）。】却不是这样看的。他说：“嘿，到处流浪，这才是教育青年的最好方法呢！他们只要流浪几个月，得到的经验就比在学校里读几年书还要多。”要说胡佛总统不赞成福特的话吧，他可从没吭过一声。凭他的经历，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理由要反驳福特的意见。不过胡佛倒是不忍看到别人受罪的，所以尽管威廉·艾伦·怀特再三劝他去看看穷人怎么排队领面包，怎么拿救济品，他一次也没有去。他坐着轿车出去，在绕过街角时从不回头看看那些卖苹果的失业者。自19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以后，胡佛从没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到各州走走，只有1932年秋天才出去走了一趟。只有那一次，他才在黑夜里，从戒备森严的车厢望出去，首次看到自己治下的美国人民成千上万地露宿，遍地营火。露宿的多半是青年男女，据吉恩·史密斯说，他们“白天在公路上乱跑，晚上就在路边过夜。”

胡佛曾经考虑过节约白宫的膳食，可是后来认为，总统也节衣缩食，这对美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太不利了。每天傍晚，他打好黑领结走进饭厅——他是最后一个坚持穿上礼服进晚餐的总统——向他那七道菜奋勇进攻。1928年共和党竞选总统时，有个记者曾经为他想出这么个竞选口号：“每家锅里有一只鸡，每家车房里有两辆车。”这位记者现在已经穷得要命，靠贷款来养活他那三个孩子了，但是胡佛还是认为，如果总统自己一家人也不相信美国会恢复繁荣，那全国人民更将陷于绝望了。

总统所吃的东西，往往是不合时令，难于找到的，桌上摆的鲜花也是这样。一个特制的保湿烟盒装着又长又粗的雪茄，那是按特定规格在哈瓦那用手工卷制的，总统每天要抽二十支。胡佛一家进餐时，有好些人在周围侍候着：有一名男管家，有一些仆役（身材都要一样高）。他们笔直地立正，鸦雀无声，主子不出声，他们就不得动一动。每个门口都有海军陆战队派来的值日官，穿着蓝色礼服，威凤凛凛地站在那里。还有些穿着童话世界里的制服的号手，总统每次吃晚饭，那怕只有夫人一人陪席，在入席或是退席时，号手们照例都要吹响那光闪闪的喇叭。胡佛觉得他的太太很了不起。她能流畅地讲五种语言，还是美国女童子军的司令。她的食谱据说是白宫历史上最讲究的。不过胡佛吃饭总是那么狼吞虎咽，他的夫人有时怀疑总统是否会食而不知其味。

胡佛执政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全国都觉得他是个不可理解的人了。有一个得克萨斯州人写信给一位到首都请愿的退伍军人，他这样挖苦胡佛说：“胡佛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发放救济品的人，你近在咫尺，肯定不愁没得吃了。”然而，胡佛以前确是那样的人。他拯救过大批比利时饥民的功劳，直至现在，仍是年代悠久的美国人道主义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马克西姆·高尔基写过这样的信给他：“你把三百五十万儿童、五百五十万成年人救活了。”芬兰语新添了“胡佛”这个动词，它的意思是“帮助”。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全国人民越来越恼火，脸色越来越难看，传说也越来越多：有人说胡佛在比利时办救济事业发了大财；有人说连狗都本能地讨厌胡佛；还有人说他是1932年3月把查尔斯·林白的儿子绑架并加以杀害的主谋。用破铁罐、纸板和粗麻布搭起来的棚户叫做“胡佛村”（纽约市曼哈顿区就有两个大胡佛村，一个在河边车路下方，另一个在中央公园的尖顶方碑附近）；“失业的”（原来是个形容词，这些年变成了名词）手里提着的装破烂的口袋叫做“胡佛袋”；在北卡罗来纳州，乡下的贫民把破汽车前部锯掉，套上骨瘦如柴的骡子，叫做“胡佛车”（政府想改名为“不景气车”，但没人买帐）。在公园长凳上躺着过夜的人用旧报纸裹身取暖，叫做“胡佛毯子”：衣袋翻过来，一个钱也找不到，叫做“胡佛旗”；野兔被饥饿的农民抓来吃，叫做“胡佛猪”。杂耍演员插科打浑说：“什么？你说生意好起来了吗？你的意思是说胡佛死了吧？”有的还说：胡佛向财政部长梅隆要五分钱给一个朋友打电话，梅隆回答说：“这里是一角钱，你把两个都挂了吧。”

按照二十年代的标准，胡佛本来算得是一个自由派政治家；现在让人这样挖苦，这可真是命运的捉弄。在他精神奕奕地当商业部长的时候，柯立芝总统取笑过他，说他这人是“奇迹创造者，”“了不起的人物。”胡佛规定商营广播由官方管理，无线电波不能由私人垄断，共和党内那些保守派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在宣誓就职那天，胡佛一心要做一个伟大的社会工程师。他想控制各种工业，为公众谋利益。这种政策，共和党并不太赞成。他的就职演说开头几段刚由记者用电报打到《芝加哥论坛报》社，社长麦考密克上校就拍电给华盛顿分社说：“胡佛这个人不行呀。”胡佛严厉批评过柯立芝总统和梅隆部长决定的低利货款政策，他断言这对经济不利。他继任总统以后，第一步就是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缩信货，以免美国经济遭受太大的打击。

可是，到了事情不妙时，就可以看出他毕竟不是那么离经叛道的。原来他的所谓“控制工业”，不过是指由政府加以监管和协调。他说，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创造“一种有助于私人企业健康发展的条件”。他还说，摆脱经济萧条的唯一“正当”做祛是各人自己想办法：美国人民看到“各大厂商、各铁路公司、各公用事业、各商号和各公务人员”那么尽忠竭力，应该振奋起来。但是广大民众从1932年起就看请楚，那些大工厂主和跟他们同恶相济的人都是一伙骗子，所以出现了信用差距，而且这差距还越来越大了。

可是对这一点总统装作不知道。他是一个竭力鼓吹后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08－？）。】所谓“传统的聪明办法”的人。他认为金本位制是神圣的，甚至在十八个国家（由英国带头）已废除了金本位制之后，他的看祛还是不变。他相信平衡预算是“必不可少的”，“绝对必需的”，“经济复苏的最基本的因素”，“国家的无上需要”，“一切公私财务获得稳定的基础”。虽然1932年他已经弄得联邦预算出现了四十亿元赤字，他仍然坚持这种意见。到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政府必烦想点办法了，便创立复兴金融公司来支撑那些岌岌可危的银行，并且还同意支出两千五百万元给农民买家畜饲料，不过有个附带条件，那就是拨款十二万元救济饥民的议案，国会必须把它搁置起来。

今天看来，这些主张是荒唐可笑的；但当时那些有识之士却把它当作圣经。《斯克内克塔迪明星报》争辩说：“如果联邦政府救济饥民，这就会开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这将象英国的失业救济法一样，有使工人不想干括的危险。美国总商会会长赛拉斯·斯特明说：“要是国会通过失业救济法的话，国家就一定走下坡路。”人人都知道英国是怎么变得精神萎靡的，因为《美国杂志》已报道过，在英国，那些把小酒店挤满的醉汉，都是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亨利·福特宣称，实行失业保险只会使更多的人失业，人们认为这话完全正确。《幸福》月刊聪明无比的编者说，如果让非经济性因素侵入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良好作用就会被破坏，所以工商界人士不要以为自己应对社会负什么责任。沃尔特·李普曼主张政府采取必要的行动，可是连他也坚持说，款项应由各州立法机关筹措，而不应由国会拨给。

卡尔文·柯立芝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搞实业的国家，所以需要一个为实业界服务的政府。他还进一步指出：“建一座工厂就是盖一座圣殿，在工厂干活就是在那里做礼拜。”在共和党执政的二十年代，办实业不只是赚钱的手段，它还成了教育界、出版界、乃至宗教界所崇拜的对象。这一类的虔诚的祟拜者都在读着布鲁斯·巴顿那本关于耶稣基督的畅销书，书名叫《不为人所了解的人》。书中有许多妙论，其中之一是：如果耶稣在世，他也会到广告社去当会计主任。那些自小听过收师说耶稣出身于木工家庭的人，会觉得这种说法是很惊人的。

时世越艰难，胡佛对实业界的信心就越足。他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因而在改府极端需要增加岁入的时候却缩减了税源。他任命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G.道斯为复兴金触公司的总经理，道斯就从公司里拿出九千万元借给自己的银行。不过全国性难关还是过不了，总统只得请梅隆出主意。梅隆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主张自由竞争，对于竞争失败的人不给任何帮助】，所以他回答说：“凡是破了产的，不管它是工会，是股份公司，是农场，是地产公司，一律要清算它的财产。”正如加尔布雷思后来写的那样，看来几乎每个被胡佛请来提意见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传统的聪明办法，提出不少把事情搞得更糟的建议来。”

多年以后，理查德·尼克松得出结论说，“胡佛是不幸的，他那个总统做得不得其时。”没有疑向，胡佛是竭尽全力去寻求解决办法的。他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有远见地提出缓收各国战债，甚至削减了自己的薪金。他觉得前途还是大有希望的。他以为，他那所谓“不屈不挠的个人自由主义”最后还是会得胜的。

总统反复说明，教济穷人必须靠私人捐款和地方政府或州政府自己筹款。当然，在纽约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创设公共福利部之前，哪一个州都不曾有过这么一个部门；不过后来各州都不得不照样做了。但是这时胡佛总统还坚定地说，美国政府决不仅仅为了表示自己在“想办法”，就搞什么不负责任的试验。1932年5月20日，他写信给一位提倡举办公共工程的人说：美国不可能“靠乱花钱得到繁荣”。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通过了一项二十亿元的救济法案，胡佛把它否决了，并且发表一篇措辞严厉的咨文，称之为“空前未有地滥用国家巨款”的议案。他补充说，“我们的国家不是以分肥自利为基础的，我国成为伟大的国家，也不是靠政治上互相捧场、讨好得来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当局开始发现所谓“外来的煽风点火的人”了。他们说，煽动群众胡作非为的总是些陌生人，决不是那些“值得同情的穷汉”。早在十年之前，胡佛就在他的著作中流露出藐视无知愚民的思想。他在一本名叫《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的小书中这样说：“尤其要当心群众！群众只有情感，没有头脑，不会想法子。群众容易受骗，会任意破坏，乱花乱用，怨天尤人，而且会想入非非，可就是不会建设。”他的结论是：可想而知，群众所发表的那些“破坏性批评”会引起大乱。工人在福特的迪尔伯恩汽车厂外举行过反饥饿游行，退伍军人因索取补偿金闹过事，尤其是肯塔基州哈伦县发生过动乱，所有这些他都归罪于“破坏性批评家”。共和民主两党中的“不屈不挠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们，都把参与肯塔基州事件的大学生作为攻击的靶子。邢些学生被殴打，被监禁，还被县里检察官斥为“少数大言不惭的人，亵渎神明、自命不凡、乱七八糟、离经叛道”。

现在回头翻看一下胡佛那些文件，人们有时感到奇怪：这位总统竟把当时的大萧条看作仅仅是公众关系不好所引起的问题。他相信，只要把美国实业界的形象弄得焕然一新，光彩照人，困难局面便会结束了。信仰实业界，这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对“实业界前途缺乏信心”，这是个大罪过。胡佛最初把随着股票市场崩溃而来的不景气看作一种心理现象。他亲自选用了“萧条”这个字眼，因为不象“恐慌”或“危机”那么吓人。1929年12月，他宣称“形势基本上是好的。”过了二个月，他又说最坏的情况将在六十天内结束。5月底，他预言经济将在当年秋天恢复正常。6月，市场急剧崩溃了，但是那时有个代表团前来请他举办公共工程救济失业，他竟还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来晚了六十天。萧条时期已经过去了。”

批评家们已经多次驳斥了总统的预言，但1930年12月2日，他在提交国会的咨文里（当时共和党在国会占多数的局面快要改变，民主党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了大胜，）还硬说：“经济的基本力量没有受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国际苹果装运公司因苹果过剩，决定五分钱一个，成批赊给失业者们去零卖。第二天，到处都有冷得发抖的小贩叫卖苹果。有人问胡佛这是怎么一回事，胡佛回答说：“很多人丢开本行去卖苹果，因为这更有利可图。”记者们说了些挖苦的话，总统生气了。正如他的秘书西奥多·乔斯林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胡佛此时也象别的总统那样，看得出是七窍生烟，情况不妙了。他已经认为某些批评是“不爱国的言论”。不过，他还不肯认输，考虑着用什么新方法来进行心理战。他对克里斯托弗·莫利说过：“我国现在需要的是一首好诗。”1932年春季，他又对鲁迪·瓦利说：“如果你能唱出一支使人们忘记经济萧条的歌，我便送给你一枚奖章。”可是这个奖章瓦利得不到，因为他所唱的歌是：

他们总说这是建立理想国，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干。

不论有田要犁还是有枪要扛，

我不怕出力流汗，

我们建筑一条铁路，

日夜加班，让火车快通。

如今铁路已经筑好啦，

赏一角线可以吧，老兄！

可是并非人人都叫胡佛失望。据总统派出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国家当前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法律和秩序向题”，这是说犯禁酿酒卖酒法【1929年到1933年期间，美国联邦法令禁止酿造、运输、出售酒类。】的歹徒太多是当前主要问题。胡佛说这份报告写得很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发言人又说总统的话说得很对，“所谓大萧条产生了不良后果，无非是大惊小怪，夸大其词。”实业家们被总统的乐观神气带动起来，大家也装成很乐观的样子。不过，由华盛顿至纽约那一段宾夕法尼亚铁路，倒给胡佛政府找了一点麻烦。沿线原来竖着几千个广告牌，这时有一半空了下来，看到这，火车旅客们未免迷惑不解，产生了思想问题。后来有些钦佩胡佛总统的人租下了这些广告牌，统统刷上一条标语：“早些时候经济箫条闹得很凶吧？”雄狮俱乐部国际协会认为这样提问题很对头，先前是很萧条，可是已经事过境迁了，于是就搞一个商业信心周，庆祝一番。

总统爱看的连环漫画有个主角，叫小孤儿安妮，她老是叫喊说：“老天爷！谁说生意不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博士是没有说过生意不好的，他安慰本校的师生们说“有勇气就能战胜不景气”。美国钢铁公司总经理也没说过生意不好，他说大萧条的“高峰”已经过去了。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欧文·D.扬格也没说生意不好，他公开说，“大萧条的危局”曾经出现过，但已经过去了。商业部长托马斯·拉蒙特也没说生意不好，他报告说，“我国银行一般都是稳固可靠的。”《纽约时报》早在1931年元旦就发表过高论，说先前形势坏透，今后必然好转；这也就是说，人们总会把积攒下来的钱花掉，把“破烂的衣物”更新的。

报纸上确实没有多少危言耸听的论调。扬斯敦市市长受到了本地报纸的责备，说他想要救济失业是“自找麻烦”；报纸的编者认为，大萧条时期将很快过去，用不着举办什么救济事业了。1932年7月28日，（正是那天，赴京请愿的退伍军人和家眷们象畜性一样被赶出了首都，）国际新闻社发布了头条新闻：“我国各地的发展情况表明，新的繁荣时期的太阳，正在开始穿过经济灾难的云层，冉冉升起。”国内各报在同一周内也出现了这样一些标题：

实业界脉搏加快

全国各地工厂重新开工

生意好转

新英格兰各纺织厂复苏

据报有些城市开足马力大搞生产，

失业人员都找到了工作

东部各州商业复苏方兴未艾

资方感到繁荣指日可望

马克·沙利文报告说，工商界镇静乐观

经济回升已无障碍

近数周来各州储备银行

情况十分良好

预计九十天内生意好转

繁荣好景日见增加柯蒂斯估计前景美好

可是，所有这些报纸偏偏都只字不提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那就是：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里，有一千五百万以上的人到处找工作，可是哪里也没有工作可做。

第一章 最惨的一年

1932年8月，一位替《星期六晚邮报》写文章的人问英国的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有？他回答说：“有的，那叫黑暗时代，前后共400年。”为此惊呼大难临头，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这两个历史时期至少有一点看来确实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

有人笼统地归罪于“时势”，这所谓“时势”乃是胡佛的隐讳真相的说法。有人又把大萧条同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混为一谈，往往说，“大萧条以来我还没有进过城”；或者说，“过去我常进城，不过那是大萧条以前的事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说大萧条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懒怠工造成的。他说：“很多现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时偏要罢工，便是根本不想干。他们无非想乘机替共产党鼓吹罢了。”对于这种含沙射影的指责，失业队伍里着实有不少人竟也默然忍受。他们采取这种态度，其原因在于40年前美国基督新教的道德观还很有势力。千百万人陷入绝境，当然不是咎由自取，可是社会工作者们却一再说：失业的人自觉羞愧。1932年2月，有个人被房东撵走，他对《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说：“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固定工作了，有时我真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似的。我怎么搞的，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法照顾啦？”

由于教养的关系，这样的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正如沃尔特·李普曼当时所说：“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17年后，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剖析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在陷入这种困境时是如何的痛苦：“如果他屡试屡败，前程绝望，一个人就很可能再也没有内在的力量去抵抗外界的压力，于是满心内疚，只恨自己无能。”某某人宁可自杀也不靠救济过活，这样的报道当时报纸上登过不少。埃米尔·迪尔凯姆【法国社会学家（1858～1917年）。——译者】早就创造了“利他主义的自杀者”这个术语，说这种人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成为社会的负担。

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从柯立芝总统到胡佛总统任内的所谓“新世纪”的繁荣并没有确实的基础。回顾起来，大萧条似乎是产业革命最后来了一次大动荡，由此在新的技术革命到来之前造成的一个间歇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了各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工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了40％以上。既然有了这样大量的商品生产，消费者的购买力显然也需要相应提高，这就是说，要增加工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年这一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那时有各种愚蠢想法，其中之一是以为产量突增不是什么问题，说什么“只要有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实际上是，有钱的人搞股票投机（有些并非有钱的人也做投机买卖），而掮客则提倡一种可说是群众性的投机，怂恿那些手头并不宽裕的顾客乱买东西，靠延期过长的赊账的办法来做买卖。

由于经纪人到处放账，股票市场基础不稳，终于垮台。影响所及，那些到各地推销的掮客做成了的千百万小宗交易也收不回账了，因为他们不管什么商品都一概赊给无力付款的人。“新世纪”的繁荣时期就此结束，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大恐慌，全国惶惶然不知所措。上次的长期经济危机发生在1893年，自此以后，美国已经高度工业化，想要城市人口大批回乡，已经不可能了。这次，赫伯特·胡佛恰巧在大难临头的前夕担任总统，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他只是在卸任离开白宫很久以后，对当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写道：“这边为数不过几千人……却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那边是占20％左右的人口，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

从股票市场崩溃到1932年（大萧条时期最惨的一年），经济一直在螺旋式下降，而这个下降趋势又因为采取了某些措施的缘故而更加速了。按老规矩说，这些措施本该使经济复兴的，可是事实恰好相反。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物价是不能降的，于是销售量下降了。销售量一减，只好用解雇工人的办法来降低商品成本。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人失业了，哪里有钱去买别的工业部门的产品呢？这样，销售额越下降，被解雇的工人就越多，引起购买力的全面萎缩，结果是：产业工人穷了下来，连累农民也穷；而农民的穷，又回头加深了产业工人的穷。“谁也没钱买对方的东西，”这是一个俄克拉何马州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的话，这把恶性循环这个现象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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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美国东北各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步21,974名老学长的后尘，也在拼命找工作了。那时连在纽约百货公司开电梯也要有学士学位，而且对他们当中好些人说来，这已是最好的差使了。但这年的亨特学院毕业、年刚20岁的西尔维娅·菲尔德·波特可是个例外。她“当时由于好奇”（这是她后来说的），“想弄清楚为什么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溃，为什么大家纷纷失业”，于是就把主修课由英语改为经济学；毕业之后，凭着自己的伶俐的口才，又在一家投资咨询公司里找到个职位。她一边干活，一边开始系统研究金融界的状况，希望有朝一日在这个问题上写专栏文章。【西尔维娅·波特于1935年开始为《纽约邮报》撰稿。】她发现，当时的美国已经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自从1720年英国南海公司垮台以来，“南海泡影”这个词，一直被用以形容一种没有前途的企业【“南海泡影”是南海公司的诨名。这家公司是做股票经纪生意的，1711年在英国伦敦成立，取得南海贸易的专利权。因为有利可图，股票价格飞涨，本来是100镑一股，竟涨至1,000镑一股。后来股票暴跌，希望破灭，所以人们称之为“南海泡影”。——译者】。这个“泡影”确是破灭了，它的股票行市竟跌到了只等于极盛时代的13.5％。不过，后来它还是翻过身来，继续做了80年生意。相形之下，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情况就显得更糟。波特小姐毕业时，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已经跌到1929年前的价格的8％。整个来说，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的股票价格，只等于1929年的11％；投资者的损失达740亿元，相当于世界大战全部战费的三倍。全国有五千多家银行倒闭（与胡佛家乡西布兰奇市毗邻的艾奥瓦城有五家银行，全倒闭了），8.6万家商号暂停营业。美国国民总产值从1,040亿元下降到410亿元（1973年估计为21770亿元）。1932年，有27.3万户人家被房东撵走。工人即使谋得一职，每周平均工资也只有16.21元。

不过有些行业却是分外兴隆。出售避孕药物的行业一年赚了2.5亿元（当时的青年后来做了爸爸妈妈，早把这事忘了）。在全国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每星期看一次电影（成人票价二角五分，儿童一角）。吸纸烟的人逐年增加，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习惯是有害的。“开耳温奈特”牌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牌收音机畅销一时。小型高尔夫球场和流动图书馆也很兴旺。阿尔弗雷德·C·富勒组织了一批人挨户推销刷子，成绩很好，仅在严峻的1932年8月一个月里，销售额竟由1.5万元增加到5万元，以后更逐年增加100万元之多。有一个名叫J·保罗·格蒂的天才人物，悄悄把好些廉价油井买了下来；太平洋石油公司共有100万股份，他竟在1932年2月掌握了其中的52万股。各地也有个别幸而得手的生意：例如马萨诸塞州昆西市有一家外观挺特别的餐馆，屋顶漆成鲜橙色，外表模仿殖民时代的建筑风格，这时正濒于破产。赶巧街对过来了一家戏班子（第一台戏是尤金·奥尼尔的九幕剧《奇异的插曲》），每晚8时30分中场休息，观众纷纷到这家餐馆吃饭，于是老板霍华德·约翰逊就渡过了难关。

但是以上种种都只是例外而已。重工业的关键美国钢铁公司，当时的开工率只达19.1％。美国机车公司不需要好多钢材了，在20年代，它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机车，可是1932这一整年只卖了一台。汽车制造业也不像往常那样大量买进钢材了，一些大名鼎鼎的汽车公司逐渐消失了，什么施图茨汽车公司、奥伯恩公司、科德公司、爱德华·皮列公司、皮尔斯·阿罗公司、杜森贝克公司、富兰克林公司、杜兰特公司、罗科摩比公司等等，都是如此。有个不自量力的人出了一种“罗克尼”牌廉价汽车，要跟福特公司竞争，结果损失2,100万元，本人自杀了事。1932年1月间，富于创造性的细菌学家阿瑟·G·谢尔曼用手工粗制第一辆木制拖车，在底特律市汽车展览会上展出，轰动一时，但全年只销售了80辆。航空运输业也一落千丈，当时的班机有12个座位，可是据商务部统计，平均每班有七个座位是空着的。除了新发明的有声电影外，所有其他娱乐场所都濒临破产。爵士音乐家埃迪·康登整整四年只灌了四次片子，因为唱片制造业的营业额由每年5000万元跌到了25万元。萨莉·兰德能勉强维持生活，是靠她那些著名的扇子舞。记者问她为什么要搞这样的玩意儿，她回答说：“我不脱裤子，就挣不到钱啊。”

因为觉得人穷丢脸，所以大家总是遮遮掩掩，不让邻居知道，而且常常也能瞒得过去。对门人家的底细，谁也识不透。那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时出门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拣个偏僻地方去挨户兜售杂志、便宜领带、真空吸尘器、高压锅、“二合一”牌鞋油之类的东西的。他甚至可能干脆换一套破衣服，在另一个市区向路人行乞。他也可能像千人万人那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找不到工作，眼看孩子日渐消瘦，只有彻夜同绝望交战的份儿。当然，人在街头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窍门。譬如，花五分钱要一杯咖啡，然后白要一杯开水，把柜台上的番茄酱倒一些同开水一搅和，就算是番茄汤了。冬天，报纸塞在衬衣里边是可以御寒的；如果料到在职业介绍所外面要排上几个钟头的队，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扎起来就是了。鞋可是个特殊问题。硬纸板可以衬鞋底，有些人还喜欢在鞋后跟垫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脚。但是如果一只鞋子真的完蛋了，那就什么办法也不中用了。最先磨破的是纸板，接着是袜子补丁，于是雪水渗进鞋里，糊满了脚丫子，加之鞋钉直扎脚跟，结果只好用一种特殊的姿势走路。

穷人家为了省钱度日想出的种种妙法，说来真了不起。男人的刮胡子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要不就抽“翅膀”牌（一角钱一包）；为了省电，改用25瓦灯泡。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宿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这样在邻居太太面前就不显得寒碜了——其实邻居手头一样紧，恐怕采取的办法也是一样。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朋友。有时，某人一连几个星期不露面，街坊上只听说他“有事出门”了。如果这人体贴妻子，他是不会对她透露此行实情的，因为其中的辛酸她万万想不到。

这样的“出门”人当然是找工作去的。关于找工作，1932年前后传说的可多了，有些听来离奇，却一点不假。确实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第二天好占个排头。确实有一个阿肯色州人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确实有人出钱买工作做。曼哈顿六号大街某职业介绍所招聘300人，确实有5,000人来应聘。华盛顿州确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想人家雇他当救火员（此事第72届国会的劳工问题小组委员会有证词记录在案）。《商业周刊》做过调查，证实有不少人不再喜欢美国了，有的已经离开美国，有的正设法离开。30年代初期，迁居国外的人数年年超过迁入的。俄国在纽约有个贸易机构，叫做苏美贸易公司，它平均每天收到350份申请书，要求移居俄国。有一次令人最难忘怀：他们登广告招募6,000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10万人之多，其中有管子工、油漆工、机械工、厨师、火车机师、木工、电工、售货员、印刷工、化学家、制鞋工、图书管理员、教员、牙科医生，此外还有洗染工、飞行员、殡仪工人各一人。

虽然纽约本市已经有100万人失业了，仍有无数人从邻近各州到纽约来找工作，这些异乡人中有少数加入了在曼哈顿街上擦一次鞋得五分钱的7,000“鞋童”的队伍，又有少数插手走私运煤的勾当（纽约市10％的煤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进来的）；但是大多数只是混迹在市内那82条长龙里领面包度日。如果身边还有一角钱，还可以在充满汗臭和消毒药水气味的小客栈里睡他一宿；如果身无分文，就在街上捡些报纸当做铺盖，到中央公园、地下铁道站口，或垃圾焚化场去过夜了。冬夜苦寒，焚化场的余温吸引成百成千人到那里去，睡在大堆大堆的垃圾上。

做丈夫的这样出去走了一趟之后，钻进空货车或者趴在车底下，又回到家里，不免同妻子合计，看看家底子还能维持多久。于是变卖结婚戒指，抵押家具，凭人寿保险单借钱，或者干脆向亲戚求援。下一步往往是想开个夫妻店。原先装作有钱，这时在街坊眼里可露馅了：院子可能改成小型高尔夫球场；男的可能开个“客厅杂货店”，女人可能给别家太太洗头、卷发、修指甲，每次一元。马萨诸塞州失业纺织工在房间里安上织布机；康湿狄格州有很多人家往铁丝上穿别针，全家起早摸黑，一星期只挣得五块钱。

这些都是万不得已的办法，成功的寥寥可数，因为有钱买东西的人实在太少了，最后只好承认失败。当父亲的跑到市政厅去说自己已经一无所有，请求列入贫民册。由于统计错漏很多，当日究竟有多少贫民，不得而知，总之，大约有1,500～1,700万人失业，大多数是一人养活全家的。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1,100万户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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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总统任内，美国农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2％，因此，40年前美国还有25.1％的人口靠农业或者想靠农业过活，这一点人们现在是很难想像了。这些农村人口没有分享过什么“新世纪”的繁荣；他们的处境全国早已公认为不可忍受，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只不过使他们更惨罢了。1932年，有个记者说他一看到美国农民便想起报纸的星期画刊上那些蒙古农民；饥荒就在眼前了，它的阴影笼罩着美国莽莽大平原。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1558～1603年。——译者】以来，农产品价格从来没像现在这么低过。一蒲式耳【约合36升。——译者】小麦的售价不到二角五分，一蒲式耳玉米是七分，一蒲式耳燕麦一角，一磅棉花或羊毛五分。糖每磅只值三分，猪、牛肉每磅二分半，200个一箱的苹果，如果个个完好，才卖四角。

把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按市价折算，一车燕麦还买不到四元一双的“汤姆·麦坎”牌皮鞋。一车小麦够买这双鞋了，但是每英亩土地要付三元六角的押款利息，又要付一元九角的捐税，农民每收一英亩小麦，就要亏一元五角。以棉田活来说，身体最壮、手脚最快的男工，从早干到黑，整整14个小时，摘300磅棉花，却只能拿到六角钱。用玉米棒子当燃料，比卖玉米买煤烧还合算。肉价惨跌：一只羊送到市场，运费一元一角，售价不足一元。蒙大拿州有个牧场主，赊到了一些子弹，花两个小时把一群牲口全部杀了，扔进山沟，由它烂去，原因是卖牲口的钱还抵不过饲料。他临行时嘟嘟囔囔地对一个记者说：“唉，这也算是对付萧条的一种办法吧！”

由于农业品价格惨跌，数以万计的通告出现在住户门柱上和各县的法院门口，宣布这家那家农场债务不清，不准赎回。据估计，密西西比州1/4的农场都被拍卖掉了。共和党的农村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对胡佛总统说，他应该去看看中西部的情况。怀特写道：“农民们，不管他的土地是否已经抵押出去，谁都知道农产品既然跌到今天这个价钱，他自己迟早要完蛋的。”农场主破产了，连买捆东西的绳子、修理东西的工具和作物的种子都拿不出钱了，这时放贷的银行就取得了农场的产权，一变而为遥控的地主，而那世代耕种这块土地的人却沦为佃户。乡下的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烤火；城里的千百万人却买不起那贱到使农民破产的农产品（黄油每磅三角九分，上等牛排每磅二角一分，鸡蛋每两打四角一分）。买不起的原因是失业的人太多，至于那些幸而还有工作的人，工资也低极了，叫做“饿不死人”的工资。

没有一个人出来保护他们。总统不赞成减工资，也说过话，但是又反对用法律规定每小时工资多少，因此1932年春季美国钢铁公司要再度大幅度削减工资时，工人们竟毫无办法。整个劳工运动几乎烟消云散了：劳联会员人数从1920年的410万减到220万，只占劳工总数的6％。1932年，曾发生过多起拼死斗争式的罢工，但都以失败告终。许多矿工每月工资只有十元八角八分；平常要受过磅员的卡压，还得在煤矿公司所开的商店里高价购买生活用品。他们一反抗，资方的武装狗腿子就伙同国民警卫队实行血腥镇压。联合矿工工会势单力薄，只能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别无他法。

在林恩和洛维尔这类新英格兰工业城镇里，只有1/3的工人还有工作，忍受着农奴般的待遇。有一个工人离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到纽黑文去找工作，竟在那里被捕，说是犯了“流浪”罪，送进法院，最后又勒令回到原厂。因为找工作的人太多，雇主便一再削减工资。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工资低到每周五元。芝加哥市有人做过调查，据说多数女工每小时工资不到二角五分，其中的1/4不到一角。1932年，伐木业每小时工资减到了一角，一般承包工程业是七分半，砖瓦制造业六分，锯木厂五分。在大萧条时期之前，马萨诸塞州各纺织厂很少要求熟练工人在一天八小时内看管20台织布机的，可是在采用了“加快制”和“提高劳动强度制”之后，作家路易斯·阿达米克亲眼见过，竟有些十来岁的女童工要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看管30台宽式织布机。

在布鲁克林区的“血汗工厂”里，15岁左右的童工每周只挣二元七角八分。女工每周工作50小时，报酬是二元三角九分。1932年夏天，康涅狄格州劳工局长报告说，本州有一百多个工厂里的工人，每周工作55小时，而工资只有六角。纽约市是纽约州里剥削工人最厉害的地方，而市内那个雇用5万名女工的服装工业，其剥削之凶又冠于全市。《时代》周刊写道：“无法无天的雇主”已经“把美国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了。”制帽工人钩织一打帽子，只得工资四角，一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的女工做一条挣二分半，一天只能挣两角。给拖鞋加衬里的女工，搞了72双拖鞋才得到二角一分；如果每45秒钟能加工一只拖鞋，每天工作九小时，拿回家里的也只有一元零五分。有一个做裤子的工厂，女工把一条裤子的线头清除并用海绵揩干净，只得工资半分。处理这样一条裤子要花五分钟，所以每小时的工资是六分。哪个雇主厚道一点，就无法跟这种血汗工厂竞争。领取救济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胡佛总统仍然不肯从国库拨款补助，因此在大萧条临近第四个冬天的时候，整个救济机构已是摇摇欲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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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参议员发表意见说，现在工人每周只有一两天的工资，实在无法维持他们的生活需要。可是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给工资要看工人的需要？我从来不考虑这个，我是按效率给工资的。至于社会福利之类，本人是作为宗教事务来处理的。”无疑，他认为他自己已经尽了责任了。正如《财富》杂志所说，当时的理论也同过去的一样，以为有了私人办的慈善事业和公私合办的福利机关，老弱病贫的人就都得到照顾了。

可是实际上行不通。大萧条一方面使要求救济的人数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济金的来源陷于枯竭。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只占救济金支出总额6％，于是便有三千万人左右要依靠公办福利事业照顾了。不幸得很，这副重担子，地方政府却挑不起。自从1930年以来，各州各市的预算早已出现了赤字。各市政府的收入，大约有90％来自房地产税，但是按大萧条时期的币值计算，房地产的估价实在高得荒唐。房东既然是房屋的所有者，就得纳税；房产有没有收益，法律不管，税额不能减。即使房客是靠市政府救济过活的，救济金又不包括房租，房产税还是要照缴。于是房东便千方百计要房钱，他们怒从心头起，最初是要把无钱交租的住客统统撵走。纽约市各条街道几乎天天有人撵房客；费城也一样，多家踯躅街头，因而小女孩们竟编出一种新游戏，名曰“撵房客”。

但是，赶走住户，空出房子，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只能使有产者更加不得人心，却不能使他们有钱上税。结果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萨姆纳·H·斯利希特教授对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凡是失业的人，几乎都暂缓交租了。”各市区和郊区，欠交房地产税有20％～30％。城市少了这笔收入，便削减公用事业。于是道路失修了，人行道残破不堪，冬天冰雪载途，无人清扫。由于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芝加哥市有两年全无入息，只好向银行借贷。市内那60万失业人口，更弄得它焦头烂额。

地方政府财政破产了，加之社会上又认为贫困多少咎由自取，因此要想获得公家救济，条件是极为严格的。人们为了争取请求救济的申请书获得审议的机会，也得事先变卖家产，取消保险，直至借贷无门的地步，并且证明所有亲戚全部破了产才成。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如果本人未婚，或已婚而无子女的，在很多城市还是领不到救济。接受救济是为人所不齿的。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市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领取救济金的人参加选举。这一招在马萨诸塞到俄勒冈等十个州是不需要的，因为这几个州的宪法早已规定选民必备的财产条件。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要病人保证交医疗费才收；有一个孩子需要开刀，转诊医生【这种医生设有私人门诊但没有手术室、住院部，将需动手术的病人转到别的医院治疗。——译者】竟劝外科医生，且等孩子父母答应付1,000元再说。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有两个大夫在当地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

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分娩，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特此通告。

在某些地方，纳税人协会竟想不准领救济的孩子上学；有些获得公家资助的人家，竟不获准进教堂做礼拜。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最后获准领取救济的也只是极少数人。而且，据《财富》杂志报道，在某些工业城镇、矿区和佃农分成制农场里，“所谓救济事业不过徒有其名”。城市里应得救济的人家，只有25％获得某种形式的救助。托莱多市长在1932年说过：“我见到成千上万的山穷水尽、灰心绝望的男男女女前来请求救济。他们低声下气，苦苦哀求。此情此景，真是丢尽了美国的脸。”再说，即使列入了救济名册，也并非就此万事大吉，有希望，有奔头了。有人反对办救济事业，说人们领了救济金便大吃大喝。可是以费城而言，四口之家每周只领五元五角的救济金，怎样去挥霍呢？不过此数虽小，比之纽约市（救济金二元三角九分）、密西西比州（一元五角）、底特律市（六角），已经很慷慨了。救济金顶多只够买粮食和燃料。领救济的人家，在股票市场大崩溃前往往早已衣着不全，如今又过了三冬，其衣着之褴褛就更不堪入目了。常常看到的情况是，身为一家之长，那浑身打扮竟像歌舞杂耍剧中的流浪汉：上衣缺扣子，袖子见窟窿；膝盖外露，后裆透空；头上那顶凉帽是在谁家锅炉房里挂过几年的，脚下那双破球鞋贴满橡胶补丁，手上戴的一副帆布手套左右两只不一样；除此之外，披上一张老羊皮短袄，既臭且脏。

公职人员同领救济的人往往无法区别，因为他们的财源相同。一般地说，地方士绅们总还能让本地的警察穿上像样的制服，因为那时大家都担心治安问题。可是对公立学校的教员就没有那样关怀了，由于地方政府税源不足，教师的生活比别人来得苦，大萧条初期，还在他们的工资里扣钱来资助施汤站呢。学生每年增加二十多万，学校就得进一步节约开支。教室不够，书桌就摆在走廊里，有炉子的活动房子里，甚至洋铁皮棚子里。音乐课和美术课取消了，教科书是这学期用了给下学期另一班用，弄得卷角污损，字迹模糊，残缺不全。教室越来越挤了，最后，竟连教员的工资也发不出了。

到1932年为止，只因教育经费不足，全国已经有30万儿童失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员，只得轮流到各学生家里去“吃派饭”。俄亥俄州德顿市的学校每周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三百多所学校有停课十个月以上的。在堪萨斯州，因为小麦一蒲式耳只卖二角五分，所以乡下的教师每月工资只有35元，一年又只支八个月薪水，合计280元。艾奥瓦州的教员每月薪金40元，只及华盛顿政府所说的产业工人最低生活费的一半。阿克伦市拖欠教员工资多至30万元，扬斯顿市欠50万元，底特律市80万元，而芝加哥市竟超过2,000万元。

谈到芝加哥的学校，那倒是大萧条中的一段佳话。当地的教师因为不忍眼看50万儿童失学，于是没钱坐车就搭过路便车到学校上课，没有薪水也坚持工作（至1932年为止，在13个月当中，只有五个月发过薪），市政府发的欠条规定大萧条时期过后才能兑现，银行不肯收兑，教师们也收下了。不知怎的，市政府居然还有办法筹备下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在博览会期间，色情舞星萨莉·兰德的每周进款是6,000元），可是教育局要经费，市政府却充耳不闻。有1000个教员干脆裁掉了，未被辞退的只好忍受巨大牺牲，继续工作。在全市1,400个留用教员中，有759个被房东撵走。他们拿保险单借支了112.8万元，并向高利贷商人借了23.2万元，年息是42％。尽管自己挨饥受饿，这些教员竟还从干瘪的腰包里掏出钱来养活1.1万名小学生呢。

对教员、救济工作人员和警察来说，穷困生活是近在咫尺，看得再清楚不过的了。30年代初期，还没有人骂警察为“猪猡”。即使警察被派去破坏罢工，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他们同工人一样，也是受剥削的【3月7日，官方在福特汽车厂血腥镇压“反饥饿游行”。第二天，底特律市警察局长就开除了162名警察】。纽约市的巡街警察自1930年以来就在自己执勤的那些最贫困的市区向穷人分发救济粮，赈款由本市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捐助，占他们的收入的1％。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他们这样做，是“第一次公开承认，对于那些规规矩矩可是陷于赤贫的人，官方责无旁贷。可是承认这一点的不是上层人物，而是那些在贫民区里工作的最下层公职人员”。

不过，目击那些最凄惨的情况的还是教员，因为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惨的人就在教室里。1932年这年最可怕了，当年10月，即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说：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20％营养不良。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的秘书对国会一个委员会说，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以上，他们的症状是“思睡、发懒、困倦、智力发展受阻”。有一位教员劝一个小女孩回家去吃点东西，她回答说：“不行啊，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妹妹吃。”又有一个小男孩让人看他心爱的小兔子，他姐姐悄悄地对来客说：“弟弟以为我们不会把小兔子吃掉的，可是我们就要这样做啦。”一个名叫莉莲·沃尔德的社会工作者感到十分不忍，她问道：“为了让孩子们吃饱，有些人自己一连饿几个星期，饿得直打哆嗦，你看见了没有？”有一个有儿女的人满腔怨气地说：“咱们工人再也没有养孩子的权利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牧师说：“我认得一家人，他们今年只吃小扁豆过活，买不起面包啊。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可是胡佛总统对记者们说：“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1932年9月号的《财富》杂志干脆骂总统撒谎，它说：“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了不少。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说：有29人饿死，另有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多数是儿童。胡佛总统根本没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过他卸任以后就免不了见识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区钓鱼，有个本地人把他领到一间茅屋里，看到一个孩子已经饿死，另外七个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66岁的内科医生，他临窗刮脸，往外一看，竟有“三个干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这是他后来的描述）“趴在几个垃圾桶上从里边掏东西”。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留神细看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这样的人他“早已到处看见，可是后来到了悲惨绝望的1932年，人数更是与日俱增了”。

那年头，富裕的美国人认为把吃剩的施舍给没饭吃的同胞，就算是大发善心了。纽约吉斯科山的麋鹿会【一个美国慈善机关，1876年成立。——译者】和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吩咐仆人，要把残羹剩饭送到穷人手里。《布鲁克林之鹰》报建议设立一个总站，请慈善的市民把吃剩的残汤剩菜送到那里，让穷人分享。俄克拉何马市有一个名叫约翰·B·尼科乐斯的煤气公司经理草拟了一份计划，呼吁饭馆、市民俱乐部和旅馆的厨师把残羹剩菜装进“容量五加仑的干净铁桶，标明里面有‘肉、豆、马铃薯、面包等等’”。这些铁桶由救世军收集，分饷失业者。与此同时，农民还送来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捐献柴火的偏偏又是农民！）。这位经理给陆军部长赫尔利写信说：“我们预料，有些不值得照顾的人有时会来找点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不怕麻烦，因为只有这样，那些值得照顾的人才能得到照顾。”赫尔利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力劝政府采纳。但是胡佛属下的紧急就业委员会主任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误解，便把方案否决了。

尼科乐斯、《布鲁克林之鹰》报、普林斯顿大学聚餐会会员和麋鹿会会员们似乎从没想到，更富于戏剧性的解决办法已经近在眼前。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这个鲜明对比已经有人在考虑，而且觉得未来事变的阴影已经隐约可见了。托马斯·沃尔夫时常站在纽约的公厕里同那些处境悲惨的人们交谈，谈到他再也不忍听下去，便踏着阶梯往上走20英尺，站在人行道上凝望，只见“曼哈顿的摩天大厦在冬夜寒光中闪闪发亮。伍尔沃思百货大楼就在不到50码开外，再过去不远是华尔街的几家大银行，一律是巨石和钢铁筑成的堡垒，屋顶塔尖放射着银色的光辉。人间不平事，莫过于此了：这边是悲惨万状的地狱，那边一条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灯火辉煌的高楼矗立于凄然的月色之中。这些高楼是权力的顶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就深锁在楼底坚固的地下库房里。”

※※※

逆境一来，美国人向来是要寻找替罪羊的。1932年初，沃尔夫等人就集中火力对下曼哈顿区的那些财阀攻击开了。这些替罪羊是又肥又好摆布。回想20年代，美国的金融家和工业家曾经是全国有口皆碑的英雄。不过哈佛大学教授威廉·Z·里普利早已向柯立芝总统提出过警告（虽然说也没用），他说，有这么一些东西在威胁美国的经济：“耍手段，玩把戏，甜言蜜语，胡吹瞎说，欺蒙哄骗。”可是柯立芝是不相信这种高喊大难临头的预言家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所描写的那样，足足九年之久，政府对待工商业家的态度竟好比他们已经“发现了什么点金石，能把资本主义那种很不稳定的局面一变而为永恒繁荣的局面”。梅隆当年曾经名噪一时，大家说他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89～1795年任美国商业部长，提倡保护关税，与金融家拉拢，大得资产阶级的称赞。——译者】以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美国商业》月刊说：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力量的人”。可是到了证券市场崩溃三年之后的今天，孩子们却唱起这样的歌来了：

梅隆拉响汽笛，

胡佛敲起钟，

华尔街发出信号，

美国往地狱冲。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依然鼠目寸光，盛气凌人，脱离实际。他们在《文摘》杂志里读到的文章，无非盛赞大萧条带来的好处，例如说：“现在人们做生意比以前客气了，在家里也往往比以前讲道理了，尤其是那些没头脑的女人家。她们过去不知好歹，不关心丈夫，不料理家务，现在都服服帖帖，小心谨慎了。”一位共和党的新泽西州州长候选人给选民们带来了好消息：“繁荣太过分，就会败坏人民的道德品质的。”据报道，有人建议杜邦家族的某成员出钱举办星期天下午的广播节目，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星期天下午三点钟人人都在打马球，没工夫听。”J·P·摩根说：“如果消灭了有闲阶级，那就是消灭文明。我所说的有闲阶级是指雇得起一个佣人的家庭，这种家庭全国有2,500万或3,000万个。”人们告诉他，据人口调查，全国家庭佣人总数还不到200万，他似乎感到吃惊。不过人们觉得，摩根不了解实情，本来不足为奇。正如沃尔特·李普曼所写的，美国工业界和金融界的许多领袖人物，“已经从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最有权威的高峰一落千丈，落到了最不堪的境地了。”

1932年这一年，美国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芝加哥有个人叫做塞缪尔·英萨尔，此人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长和11家公司的总经理。由他掌管的各种公用事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其中包括150家公司，有5万雇员为325万顾客服务。1932年元旦那天，他所拥有的证券实值在30亿元以上。失业的人们在瓦卡大道低处烧火取暖，仰望着那高耸入云的英萨尔大楼，对一些记者感叹说：“为什么那个老头儿不能帮我们一点忙呢？”

这个老头儿实在无法帮忙，因为他有他自己的难题。他那个由控股公司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王国快倒坍了。不消几天，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大批的教师），就要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手里那些英萨尔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只有1931年原价的4％了。英萨尔由36名保镖护卫着，日夜奔走，力图挽回颓势，可是这年4月，他那两个投资信托公司就被宣布破产了。6月，他因欠下6,000万元的债，逃往欧洲，库克县的大陪审团【陪审员在12人以上的叫大陪审团。——译者】便对他提起公诉。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却从后门偷偷溜走，搭上夜半的快车南下罗马，接着又飞往雅典。他的律师告诉过他，雅典是安全的，因为希腊跟美国没有签过引渡罪犯的条约。当时这种条约确实没有，但是到了11月初，两国的外交官们就签了这样一个条约。英萨尔急忙男扮女装，租了一条船逃到土耳其。土耳其政府把他送交美国当局，终于押回本国受审，可是结果却被判无罪，因为当时还没有管制控股公司的法规。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这时说了一句俏皮话：“控股公司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地方：警察搜你的身，你就把贼赃递给同伙，这就万事大吉了。”

罗杰斯还说：“这些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没有越出法律范围，可是已经到了边缘，跟吃官司只相去毫厘了。”为了寻找犯罪证据，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在华尔街到处调查，果然查出了一些不寻常的人物。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把本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抛空卖出，事后又撒谎骗人。因为生意不好，纽约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切尔撕毁了跟谷物交易银行合并的协定；他还硬要本银行的记账员们和出纳员们按股票市场崩溃以前的价格（每股原价200元，当时已跌到40元）继续分期付款购买花旗银行的股票，同时既不要保证也不收利息，就把股东的240万元借给本银行的高级职员做投机买卖。此外，米切尔还把证券亏本卖给家人，事后又买回来，这样来逃避联邦所得税。J·P·摩根也用类似的办法钻空子，1929、1930、1931这三年，他一文所得税也没交过。《芝加哥论坛报》老板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一年只是象征性地上了1,500元的所得税，却写了许许多多的长篇社论，敦促读者老实纳税，分文不少。

安德鲁·梅隆这时也以财政部长的资格追逼那些拖欠税款的人们，可是对自己却采用另一种标准。遵照梅隆的指示，国内收入署署长为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列举12种逃避联邦税的办法。这条新闻使全国为之震惊。于是，指派了财政部一位税收专家去审查梅隆的个人所得税申报书。结果发现梅隆竟采用了这位署长的五条建议，其中包括虚报赠款若干宗，亏损若干项，借以偷税漏税。这些事情的揭露使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气愤极了，便在1932年1月25日要求众议院弹劾梅隆部长，罪状是“品质恶劣，行为越轨”。但是对梅隆心怀敬意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公开发表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无异犯上作乱。有个仰慕梅隆的人（他的律师）尖锐地指责《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说他是“向激进分子提供炮弹”。

英萨尔使的花招是合法的，逃税同样也是合法的。但是尽管当时的税法漏洞百出，有些人还是不免越轨，陷入法网。“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罗伊格曾得过法国荣誉军团大员勋章【法国荣誉军团系于1802年由拿破仑创立，借以奖励军政界有功人员。现在勋章分五级，大员勋章是第二级。——译者】，是胡佛总统研究欧洲大萧条情况的顾问，大家都认为他诚实可靠，所以1928年波士顿的李和希金森投资公司以这位大王所发的证券为担保，发行几百万元债券，那时经理们竟听从他本人的意见，不去查一查他的账。1932年3月12日，他买了一支大型手枪，在巴黎市内的豪华公寓里关起门来自杀了。人们在对他作了一番颂扬之后，才发现这位大王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盗窃犯，多次欺诈取财，并曾伪造意大利政府的公债券。除其他罪行外，他还从对他深信不疑的投资者那里盗窃了三亿多元。

新的惊人消息每周都有。艾夫里尔·哈里曼【美国著名的外交家（1891～？）。——译者】有一个堂兄弟是银行家（或者像《纽约时报》那样，叫他做“银行匪”），叫做约瑟夫·哈里曼。因为知道自己的银行快要破产，他便逃到曼哈顿区的一个疗养院里躲起来。警察追得紧，他便化名逃到长岛的一家小旅店里住下。可是纳索市的警察还是找到了他。哈里曼拿一把刀插进自己的肋部，但自杀未遂。他终于因伪造银行账簿和滥用银行款项坐了两年牢。“美国银行”（在美国历史上，在陷于破产的银行当中，这是最大的）的常务副董事长索尔·辛格也因犯有同样罪行而入狱。不久，煤气电力联合公司的总经理霍华德·霍普森（该公司有188,576个股东）又在华盛顿乘出租汽车出逃，被警方狂追逮住，经过审讯，查明他犯了17桩欺诈敛财罪。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对于我们过去的上层人物，谁也信不过了。”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众议员评论一件操纵股票案说：“这些人搞的勾当固然肮脏，但是我相信，凡是合伙搞的股票生意情况都是一样。”约瑟夫·肯尼迪本人就是个商界巨头，可是他也说：“人家本以为掌握美国各大公司的那些人品行端正，理想高尚，可是这种信念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了。”

从上面所说的事情来看，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采用了那种经营方针，不能不认为是绝大的政治错误。1932年，国会领导人终于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复兴金融公司贷给各州政府3亿元，以供失业救济之用。可是直到年底，只有3,000万元真正交到各州政府手里，这仅仅等于道斯贷给自己的中央共和银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的总额的1/3。胡佛总统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前参议员艾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主持复兴金融公司。在接到电话时，波默林的口袋里只有九角八分钱，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职的路上，就有十个叫花子跟他要钱，这些都可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怪现象。作为政策措施，设立复兴金融公司是失败的。人们说复兴金融公司是“大企业救济所”，它确是专帮大企业的忙的。

批评复兴金融公司就像弹劾梅隆部长一样，使麦克阿瑟将军之流大为反感。他们以为，这样会威胁国家的安全。现在，有钱人真的害怕起饥民来了。有个民主党领袖在1932年春天突然遭到一位旧友的抨击【这是指下文所说的史密斯攻击罗斯福，他们都是民主党人。——译者】，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艾尔弗雷德·史密斯是在纽约市东区贫民窟出生的，15岁便在富尔顿鱼市场当收款员，后来在坦慕尼俱乐部【纽约市的民主党组织。——译者】活动，青云直上，当上了纽约州长。1928年，史密斯同胡佛竞选总统失败，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继任州长。史密斯后来说：“我离开奥尔巴尼市【纽约州的首府。——译者】以后，因为在州长官邸已经住了六年，一号大道我看不顺眼了，便搬到五号大道【一号大道是穷人住的，五号大道是有钱人住的。——译者】去住，房租每年1万元。”证券市场大崩溃后，史密斯仍然有自己雇用的司机，天天坐着一辆高级轿车在曼哈顿区跑来跑去。他是好几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董事、金融巨头们的密友、帝国大厦的董事长。他再也不是穷小子了，社会地位高了，因此得意扬扬。

谁也没想到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在全国联播节目里突然听到了一个新的声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热情、洪亮、充满信心的声音。这位州长谴责胡佛政府，说政府专门救济大银行、大企业。他嘲笑那些“肤浅的思想家”，说他们不懂得怎样去帮助农民。他说：“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定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

于是，在杰弗逊纪念日【4月13日。——译者】的宴会上，史密斯暴跳如雷。他涨红着脸，气哑了嗓门，说：“有些竞选总统的演说老手总是说我们出了什么什么毛病，这样的话美国人已经听够了，听厌了。”他还说：“我们现在再也不能让政客们妖言惑众了。谁还要蛊惑人心，煽动美国的劳动群众，弄得这个阶级斗那个阶级，有钱人斗穷人，大家自取灭亡，我就要脱掉衣服跟他拼到底！”

回想起来，这是很离奇的：史密斯大发脾气，话说得那么凶，可是引起这场风波的话却是很温和的。归根结底，罗斯福建议的无非是要为挨饿的穷人想点办法而已。

※※※

罗斯福竞选总统，总部设在纽约市麦迪逊大道331号一所不大引人注目的办公楼里。竞选运动进行得并不顺利。他自竞选州长大获全胜以来，在民主党内一直领先，但是到党代表大会快要开幕的时候，却突然失去了优势。他最忠实的竞选助理人是61岁的路易斯·麦克亨利·豪，此人当过记者，貌不惊人，小个子。他在回答电话时爱说：“这里说话的是中世纪的土地神。”在纽约州外，许多政界人士都讨厌他。不过，在某些论客看来，罗斯福出来竞选总统，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恭维之处。右派的伯纳德·巴鲁克【美国金融界和政界巨头（1876～1965年）。——译者】说罗斯福“软弱无力”；泽西城的民主党头子弗兰克·黑格预言罗斯福在11月的大选中，“不可能获胜”；支持艾尔·史密斯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各报说：“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胡佛。”

当时纵观民主共和两党的头面人物，能提出进步的、解决国家困难的建议的惟有罗斯福一人。但是自由派对他的攻击却比别人更凶。海伍德·布龙、埃尔默·戴维斯和沃尔特·李普曼都瞧不起他。《新共和》周刊说他“绝非有高超见解和过人毅力的人”。《民族》周刊的编辑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在5月11日给罗斯福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美国人向来相信，非常时期会有领袖出现，使美国制度维持下去的，可是你却使我们感到失望。”翻一翻民主党代表大会前各期的《民族》周刊，人们就会看到如下种种的反罗斯福论调：“让他当总统候选人，事情难望改善。”“他这个候选人没有引起什么真正的热情。”“没有什么证据说明人民拥护罗斯福当领袖。”“软弱无力，准备妥协。”“在这样的时刻让罗斯福这样软弱的人继赫伯特·胡佛之后当总统，后果势必十分严重，因为人们误信他是一个开明人物。”《民族》周刊还学着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腔调，这样说：“胡佛用另外一个名字还是胡佛。”

按1932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规则，想得到提名为本党总统候选人，需要2/3的票数。史密斯很快就成为反罗斯福联盟的领袖，4月底，他跟罗斯福都参加了马萨诸塞州的预选，而且击败了罗斯福，赢得了本州所有36个代表的支持，投票总数是3：1。5月，约翰·南斯·加纳（他是众议院议长，报阀赫斯特支持的候选人，素有给人乱扣“赤党”帽子的作风）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获胜，得到6万张票，其次是罗斯福，史密斯居第三，票数比罗斯福略少。现在罗斯福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在全国党代表大会获胜，那就是跟各州民主党头子讲条件。6月底，民主党人集中在芝加哥（早两个星期共和党人在这里提名胡佛连任总统，有一个代表想提名柯立芝，被芝加哥警察赶出了会议厅），豪在国会饭店第1502号套间开始为罗斯福拉票。他问前弗吉尼亚州州长哈里·伯德说：“你有什么要求？”伯德说他想当参议员。这位“中世纪土地神”追问：“这就是你的要价吗？”伯德说是的。弗吉尼亚州已经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但是豪说：“好吧，我们让格拉斯或者斯旺森改任内阁阁员吧。”那时搞政治的人，就是这样打开天窗说亮话的。

在芝加哥体育场主席台那里，约翰·麦克法官正在准备发表一篇平淡无奇的演说，提出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事先已经通过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政纲，保证把联邦政府的支出削减25％，平衡预算，维护金本位制，采取自由经济政策，只有一项是中听的，这就是废除禁酒法。这时支持罗斯福的人甚至连一首竞选主题歌也还没有选定。《纽约人行道》这首歌，史密斯已抢先采用了；罗斯福家乡海德公园是一个小镇，并无人行道，本来也用不上这首歌。为了颂扬罗斯福先前在海军部助理部长任内的贡献，豪决定用《起锚》这首歌。当麦克法官走向主席台时，豪的女秘书忽然跑进房间对豪说，《起锚》这首歌绝对不能用，因为有一家香烟公司的广播节目已经用过了。她建议改用证券市场大崩溃那年米高梅公司影片《追赶长虹》里的一首歌。这位小姐在第1502号套间的卧室里跳着走着，一边哼着歌曲，一边打着响指来凑拍子。豪没奈何，只得表示同意换主题歌，抓起话筒说了一句：“告诉他们演奏《幸福的日子又来到》！”这样就给他们那一代的民主党人定下了党歌。麦克法官讲完了话，游行开始，劣质的管风琴就奏出这样的一首歌的调子：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天空乌云尽扫了！

让我们重唱一首欢乐之歌——

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这首歌固然起了鼓舞作用，但这还不够。经过三次投票，党代表大会仍然僵持不决。有些支持罗斯福的代表动摇了。根据全州统一投票规则，在密西西比州的党核心会议里，罗斯福只要少一票，就要失去全州的党代表票数。帮罗斯福竞选的人们听了长岛的政界人物吉姆·法利【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32～1940年）。——译者】的话，对加纳说，如果他支持罗斯福，就让他当副总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担心，如果支持罗斯福的人分为两派，就会选出一个主张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人为总统候选人。加纳听了赫斯特的劝告，同意跟罗斯福做这一笔交易。加纳从华盛顿打电话通知他的竞选经理人萨姆·雷伯恩，加利福尼亚州代表便转而支持罗斯福。挤满看台的史密斯派看见这种情况，可气坏了。这一派的代表不肯让全党一致支持罗斯福，跑到各处撕毁罗斯福的竞选标语。幽默评论家威尔·罗杰斯说：“哈哈！他们今天可是真正的民主党人了。他们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一会儿携手，一会儿翻脸；他们闹得四分五裂，只好休会大吉。这才合乎民主党的传统精神啊！”别的评论家却没有那么客气。海伍德·布龙讽刺罗斯福说：“党代表大会翻来覆去，好像螺纹；罗斯福见缝就钻，好像螺丝。”门肯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写道，民主党人选出的是他们党内最软弱无能的总统候选人。《旧金山纪事报》同意这种看法。胡佛总统第二天早晨跟朋友们踢重皮球锻炼身体，也认为门肯说得对。有人对胡佛说，用不着担心，美国人还是倾向保守的；另一个又说，罗斯福是一个毫无办法的拐子【罗斯福因患过小儿麻痹症，两条腿坏了。——译者】，选民不会选他当总统的。就这样，好些闲言碎语开始流传起来了。

罗斯福坐上三引擎的福特机从奥尔巴尼飞往芝加哥，因为天气恶劣，中途停了两次，航程长达九小时。在飞机上，他写好了接受提名的演讲稿。候选人接受提名，从来没有谁的行动这样迅速。但是罗斯福认为，当前是大萧条时期，人们必须采取史无前例的行动。他把腿部的支撑套扣好，站在代表们面前，说出了自己的希望。他说，民主党应该打破“不合理的传统”。他大声说：“我为你们和我自己在这里表示决心，要为美国人民举办新政。”有些代表认为，“新政”（New Deal）这个名词，是把过去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年任美国总统。——译者】的“公道政治”（Square Deal）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译者】的“新自由”（New Freedoms）这两个口号巧妙地结合起来了。不过记者们随后发现，罗斯福是喜欢随便借用别人的话的。他用的“被遗忘的人”这个词出自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教授1883年的一篇演说。1932那年，作家斯图尔特·蔡斯【美国经济学，社会学家（1888～？）。——译者】刚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也恰好就是《新政》。一个词、一个主意、一种计划出自何处，罗斯福是不大管的。他的大政方针已见于他在奥格尔索普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说。他说：“如果我对美国人的心思没有猜错的话，美国人非但需要，而且要求进行大胆的坚持不懈的试验……最紧要的是要有所作为。”他已经开始邀请一些教授来提建议。《纽约时报》詹姆斯·基兰把这些教授叫做brains trust（智囊团），后来所有的人，包括罗斯福自己，都用了这个名词，不过去掉了S这个字母，叫做brain trust。

如果所谓天才就是极其善于利用各种人才、各种事物的人，那么，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确可算得是一个。约翰·根室把他比做“万向节、配电盘、变压器”，因为通过他，别人的聪明才智就能够得到发挥。过后不到一年，他就变成一个传奇人物了，可是在他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大家觉得他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50岁，宽肩膀，大个子，两条腿瘫痪了，可是胳臂很长，两只手又大又多毛，满是斑点；他华发稀疏，肚皮略大，两只蓝色的眼睛靠得很近，眼底下老是有些褐色的阴影，嘴边拖着两条长长的皱纹，像是一对括弧。毫无疑问，他所接受的是乡绅式的教养，指导他思想的是格罗顿学校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的旧道德观念，这给了他不少精神力量。在美国政界人物中，也许只有他把经济问题看做道德问题。罗斯福的自信心是惊人的（有人说“上帝一定是给他进行过精神分析治疗了，”【这是说去了他的思想障碍，因此他毫无顾虑。——译者】），记忆力也是惊人的。他幼年时代在意大利只见过一回的街道和建筑物，长大以后还记得清清楚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一条船在苏格兰附近沉没，不知是由于被鱼雷击中还是触礁。罗斯福说可能是触礁，接着就滔滔不绝背出当地海岸涨潮的高度，礁石在水下多深的地方。他最拿手的一个表演（他是爱表演的）是叫客人在美国草图【有符号标志，没有文字的地图。——译者】上随便画一条线，他便顺序说出这条线上有那几个县。他热心改革，一见撒哈拉大沙漠，就想引水灌溉。在当时那个停滞不前、无所作为的世界上，他早已是一个全球知名的人物了。布鲁塞尔的《明天报》上有人给他占星算命说：他有许多特点，其中包括理想主义太强烈，主张改革太急切，以及“眼光十分远大”。还说：1941年以后，他将有遭遇意外的危险。

罗斯福再三告诫美国人：“要成大事，就得既有理想，又讲实际，不能走极端。”这种话，理论家们是听不进去的。哈罗得·拉斯基【英国政治学家（1893～1950年）。——译者】嘲笑他说：罗斯福是“想用一颗药丸来解救一场地震”。李普曼说他太软弱，面面俱到，太想讨好。欧内斯特·林德利报道说：美国人渴望有个救世主，不过罗斯福先生“无论看起来听起来都不像救世主”。约翰·杜威【美国哲学家（1859～1952年）。——译者】说：人们认为提名罗斯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害了自己”。劳工组织那时每况愈下，无论是哪一个总统候选人他们都不支持。

人们对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不抱幻想了。威尔·罗杰斯的结论是：“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对所有候选人都投反对票。”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艾尔弗雷德·兰登因为有个名叫约翰·“羊腺”·布林克利博士的第三党竞选人而岌岌可危；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的地方检察官厄尔·沃伦在竞选连任时，有五六个莫名其妙的人出来跟他竞争。在民主党内，休伊·朗格是否支持罗斯福还有问题，此人乃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霸，到处随身带着手枪。罗斯福认为他是国内两个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另一个是麦克阿瑟将军）。

李普曼说：他看不出，罗斯福与胡佛之间“有什么根本原则上的分歧”，左派人士纷纷离开民主党。路易斯·芒福德表示：“如果我投票的话，我就投共产党的。只有共产主义才一心以拯救文明为己任。”芝加哥大学保罗·道格拉斯教授（他后来是民主党中有声望的人物）那时宣称：如果民主党毁灭了，倒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喜事”。约翰·张伯伦在当年9月里写道：谈到进步思想，“不是指望诺曼·托马斯【美国社会党领袖（1884～1968年）。——译者】，便只能指望威廉·福斯特，尽管这两人谁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支持托马斯的人包括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斯图尔特·蔡斯、埃尔默·戴维斯、梅里斯·厄恩斯特，以及《新共和》周刊和《民族》周刊的主笔。维拉德仍然在唱那些左派老调，关于罗斯福，他这样写道：“罗斯福谈到了‘被遗忘的人’，但是这些人究竟被剥夺了什么权利，应该为他们想些什么办法，他并没有认真、明确地加以说明。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领袖才能，也没有迹象证明他能应付当前这个非常局面。”

这种说法未免过分，但是TRB【《新共和》周刊的一个专栏作者的笔名。——译者】在《新共和》周刊上写道：“罗斯福在竞选运动中所采取的是骑墙政策。”《时代》周刊也说：罗斯福“在竞选运动中的形象，是一个精力充沛，心地善良，出身名门，但是缺乏大胆改革的信心的人。”这却没有看错。罗斯福只是在9月23日向旧金山联邦俱乐部作过一次真正有激进意味的演说，后来就再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的思想主要还是保守的，他主张维持金本位制，平衡预算，让企业界自由竞争。何况他还必须保持本党的团结。民主党左翼有一个休伊·朗格，右翼就有十个像史密斯和加纳那样的人。史密斯说：“我们应该不再谈什么‘被遗忘了的人’和阶级差别了。”加纳还让人捎话给罗斯福说，如果他“思想”太激进了，有人会“踢我们，踢得我们屁滚尿流”的。罗斯福并没有太激进。他的演说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有好些话似乎只反映出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他在匹兹堡市所作的演说更是十分错误。他的智囊团新成员里有一位休·“铁裤汉”·约翰逊将军，是巴鲁克的朋友，又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后来还在墨西哥边境上跟乔治·巴顿是战友。他在儿时爱唱这样一支歌：“别人都是坏家伙，只有休·约翰逊很不错。”目前，他仍然抱着这种态度。依他看来，智囊团里别人都是坏家伙。罗斯福坐火车到各处竞选，智囊团不在身边时，他说服了罗斯福，怂恿他接受了在民主党竞选纲领里写下一条，把联邦预算削减25％。四年以后，罗斯福又听到了这种意见。

但是，就听众来说，罗斯福在关税和动力工业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还不如他的风度那么值得注意。他们看到的是一位仪表堂堂的好领袖：狮子般的头昂起来，目光炯炯，烟嘴朝天翘起，海军大氅披在宽大的肩膀上，何等潇洒大方。他的风度极其热情、亲切、尊严；他总是微笑着，开口就是“我的朋友们”。他的演讲虽然没有充分阐明政府的政策，可是话说得很精彩。报刊的编辑们读到罗斯福这样的话，“在我国，惟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免不了要嘀咕一声。可是参加投票的人民却觉得罗斯福显然是满怀诚意的，因而深受感动。在他们看来，罗斯福的话清楚具体，比喻通俗。罗斯福关心人民，这一点人民是感觉到的。参加这次竞选运动，对他自己和美国人民都有教育作用。他在横越大平原西进的路上第一次看清楚美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到了怎样危急的地步。他对一位朋友说：“我细看了几千个美国人的脸孔……他们的神色都像迷路的孩子那样彷徨。”

胡佛总统这时回到了白宫，他觉得精神振作起来了。罗斯福的演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文摘》杂志的民意测验预言罗斯福将获胜，这可能帮了罗斯福一点忙；打赌的人认为胡佛会输，赌注为七比一，这也可能提高了罗斯福的声望。但是，最大的意外却来自缅因州。这个州当时还是照例在9月里举行选举，结果选出了一位民主党州长和两位民主党众议员。自国内战争以来，这是共和党第一次在缅因州失手。1928年竞选总统，胡佛曾在40个州获胜，如今在缅因州竟败于民主党，这使他大惑不解。他告诉秘书说：“我们必须斗争到底。”他以前说过，竞选运动进行四个月以后，罗斯福一定会失去工商界的信任，而在他的心目中，工商界是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左右选举的结果的。有些企业，例如福特汽车公司，事实上已经通知所有职工说：“为防止时局恶化，争取情况好转，你们一定要选胡佛当总统。”但是工人们显然不听老板的话。除此以外，共和党里还发生了惊人的叛党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竟都跑到对方去了。

于是，胡佛穿上短筒皮鞋，戴上硬胶领，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了。他能活着回来，算是走运。他是有心使用卑劣手法的，他曾向一位阁员说：美国人“恨”共和党政府当局，所以要取得胜利，惟一办法是“吓唬他们，让他们担心罗斯福会做坏事”。他在得梅因市谈到自己的关税政策时说：“如果保护关税取消了，成百上千的城镇就会变成一片荒芜，几百万个农庄就要长满野草。”可是听众却报之以嘲笑，还推着“胡佛车”四处游行，车上写着这样的标语：“不管胡佛说什么，我们一定要达到目的，这不是瞎吹。”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对听众说，罗斯福说的都是些“胡说八道……错话……空话……假话……破坏别人名誉的话……蠢话……血口喷人的话”，可是听众却报之以嘘声。他在克利夫兰市保证，凡是“好”公民，他都要让他有饭吃，可是听众却轰他。在圣保罗市，他提到退伍军人请愿发补偿金被赶走这件事，说：“谢天谢地，我们在华盛顿还有一个好政府，懂得怎么对付乱民。”可是听众怒吼起来。最糟糕的是在底特律市，这是个有25万人需要救济的地方。他一到车站，等着他的人就嘘嘘作声，不断怪叫。骑警挥着警棍驱散了人群，但是在胡佛的轿车驶过时，沿途几万人挥着拳头，高呼“绞死胡佛！”标语上写着：“打倒胡佛！胡佛是杀害退伍军人的凶手！胡佛把几十亿元白白送给银行家，还开枪打死退伍军人！”后来有个特工人员告诉一位记者说：“从特迪·罗斯福【即西奥多·罗斯福，特迪（Teddy）是西奥多（Theodore）的昵称。——译者】时代起，我就跟随历任总统到处旅行，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嘘总统的，这样成群结队上街来对总统作蔑视的手势的。这太难看了。”在群众示威时，特工处长斯特林望了一下胡佛，只见他面无人色，几乎说不出话来。他那列火车在情景凄惨的地区开过时，人们把鸡蛋和番茄向火车扔去。胡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打电话请教前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

柯立芝回话说他嗓子不舒服，而且，“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他感觉为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那设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市的银行也要倒闭了。最后，他同意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去作一次演说。共和党人以为柯立芝是有号召力的，花园一定会挤满人。但是不然，有2/3以上的座位空着。气急败坏的招待员们跑到街上苦劝过路行人进去听听惟一活着的卸任总统柯立芝演说。会场里共和党的忠实党徒向他热烈地鼓掌两分钟。他拿出手表，暗示这样一鼓，不免浪费了340元的广播费，于是掌声停了下来。有人喊道：“卡尔的作风就是这样的嘛！”【卡尔是对柯立芝的亲密称呼，他的全名是卡尔文·柯立芝。——译者】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风度，听众也不是他熟悉的那种听众了。他说：“共和党认为，应该促进工商业。工商业有了收益，普通人民的福利也就跟着上去了。”他等人鼓掌，可是没有反应。他接着说，“我以前当总统的时候——”人们忽然哄然大笑。他晃晃脑袋，迷惑不解。以前演说的时候，可从来没有人这样嘲笑过他啊。他结结巴巴地把稿子念完，一回到家，就说自己已经“油干灯烬”了。15个星期以后，他真的死了。

这时执政党确实是在垂死挣扎，不择手段了。农业部长大骂罗斯福，说他是“典型的骗子宣传家”。海军部长预言，如果罗斯福当选，将有1亿人的身家性命难保。胡佛叫嚷说：“同胞们！我国今后100年往哪里走，关键在于是恪守美国传统，还是乱搞什么新花样。”胡佛的胸膛挺不起来了，眼睛周围的皱纹更深了，嘴角的线条更粗了。他在最后一次的广播里预先警告选民们，不要相信“那些乔装打扮，什么都说得到做得到的神仙”。威廉·艾伦·怀特指出，胡佛的声音“乏透了”，胡佛的讲话是“空虚、绝望的哀鸣”。

拿胡佛这副模样和罗斯福一比，真是有天渊之别。罗斯福在广播里对听众说：“你们不一定都同意我的主张，但是你们都对我挺好。”“因为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就能拧成一股绳，把我们从大萧条的泥坑里吊出来。”他豁达宽宏，自信必胜，从来竞选总统的人没有谁像他那样把握十足的。大选那晚，他身穿深蓝色背心，挂着大学生联谊会会员章，闪闪发光，坐在纽约市比尔的摩饭店的民主党总部里，收听民主党不断传来的捷报，直到凌晨零点17分，胡佛承认失败。罗斯福在48州中赢得了42州的选票，只有康涅狄格、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这几个州除外，共得472张选举人票；胡佛这个“被抛弃了的总统”（《时代》周刊这样挖苦他），只得到59张。自林肯以212票对21票击败麦克莱伦以来，两党竞选史上还没有人得过这样大的胜利。不过也有人注意到，诺曼·托马斯得到的公民票数也从上次的267,240张增加到728,860张。为了庆祝胜利，路易斯·豪打开一瓶珍藏20年的雪利酒请大家喝。当晚有三个婴孩在布鲁克林区的贝思·艾尔医院呱呱坠地，都借用了罗斯福的名字，叫做富兰克林·德拉诺·梅布兰，富兰克林·德拉诺·芬克尔斯坦，富兰克林·德拉诺·拉金。

罗斯福回到了他市内的住宅东65街49号，他的母亲拥抱他，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刻。”可是罗斯福却好像有点失去了竞选时的信心。上楼之后，他儿子（25岁）把他扶上床，低头吻他，祝他晚安。罗斯福抬头对儿子说：“吉米，你知道我这辈子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失火。可是今天晚上，我好像为了一件别的事担起心来了。”年轻的儿子问他：“爸爸，你担心什么呢？”罗斯福答道：“我担心我干不了总统的工作。”

第二天早上，他在床上倚枕而坐，看看全国各报的社论，觉得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连《芝加哥论坛报》也说：罗斯福的“个性和主张都是人民所喜欢的。他们觉得他有善意，有诚心”。罗斯福是有这些品质的，但是别人不能以为这是弱点，可以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罗斯福的眼光不敏锐，看不出人家心里暗地在想什么，他是搞不到总统这个职位的。那天早上，他正好需要这种眼光。胡佛发来贺电，他必须回电。起先，他在来电背面批了几个字，说他准备在今后几个月里“与你合作”。但是他停了下来，把这句话勾掉，改写为：“我将尽力达到你我共同的目标，这就是对国家要有所贡献。”当时，新总统虽选上了，可是要到下一年3月4日才能就职，胡佛有四个月的过渡时期。罗斯福预感到胡佛是想把他缠住，使他摆不脱下台政府的那些不得人心的政策。他猜对了。

※※※

12月5日，任期将满、开会人数不足的第72届国会议员无精打采地回到国会山。有些议员原以为，先前退伍军人到首都请愿被撵走，失业者就全都吓跑，谁也不敢再到华盛顿来了，这时可不免大吃一惊。这里有二千五百多人，男女老少一大堆，在国会门前迎着他们，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饿肚子的要有饭吃，有钱的要多纳税！”新任首都警察局长奉命不得迁就这些捣蛋鬼，便严格执行起这个命令来。警察先用催泪弹和防暴枪把这些人赶出国会山，然后把他们团团围住，逼他们经新泽西大道走到设在纽约大道上的一座临时营房——梅格斯营。警察局长对报界说，他已经把受监管的人集中在一个“拘留营里”了。看守人员奚落那些被看管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不给看病，甚至不准他们挖茅坑。有一位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对他的选民说，他看见警察故意刺激这些人。被拘留的人在冰冷的地上蜷缩了48小时才得到释放。临走，他们唱起了一首新学会的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整个30年代初期，特别是第72届国会举行最后一系列会议的那几个月里，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步伐声。纽约有3.5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何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多数人还只是暗地里感到忍无可忍（自杀人数那年冬天增加了三倍），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各处集结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了。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十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这些是不用学也自然懂得的东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后来称之为“人类社会的胶合剂”），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未经主人许可就在空地种菜，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在救济事业完全停办的底特律市，还出现了分散而无目的的暴乱行为；这些也是很不妙的。有些地区的居民一溜烟全部迁走。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市已经陷于破产，卫生局没有经费，街道垃圾成堆。各地的饥民议论纷纷，想要采取暴力行动了。马萨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写道：“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北卡罗来纳州州长马克斯·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芝加哥市长安东·舍马克听说伊利诺伊州不肯拨款救济芝加哥市的60万失业者，便告诉州议会：“要是你们想停办救济站，那就先把军队派来吧。”

有钱人沉不住气了。各公司招工部门人员态度越来越粗暴无礼，银行出纳员们神经紧张，民选的市长县长动不动就出动警察，警察动不动就使用警棍。亨利·福特一向动嘴不动手的，现在也随身带枪了。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市有一个失业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团在感恩节过后几天拜访市长富尔默·布赖特，市长吩咐警长：“给我揪住他们的领子、裤裆，把他们扔出去。”宾夕法尼亚州费耶特县矿务公司的私雇警卫慌慌张张，开枪打死了四个矿工。纽约市禁止苹果贩子在人行道上摆摊子。新任市长约翰·奥布赖恩还对市民夸口说：“你们的新市长是条硬汉子，赤党队伍休想侵入纽约市。”便衣警察挥舞着警棍冲进联邦广场的集会，据《纽约时报》报道说：“妇女尖声喊叫，男子头破血流。”俄克拉何马市的警察用催泪弹驱散开会的人。有人占据了西雅图市的市政大楼，警察就用救火水龙把他们赶走。芝加哥的执勤警察用警棍对付那些要求发工资的教师。两个警察抓住一个中年女教师，另一个劈头盖脸打将下去。

劳联一位发言人在参议院某委员会作证，谈到“工业城市暴动此起彼伏的问题”。他说：“闹事的人大多数并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他们只是要面包。”可是在有产阶级看来，要实行共产主义和要面包有什么区别，无须研究。罗伯特·舍伍德写得对：“前途一片黑暗，偶然爆发几阵不祥的闪光，让人们看见令人惴惴不安的情况。”既然政府不能维持秩序，各人就只好力求自保了。许多城市里的商人们生怕铁路切断，电话不通，公路被阻，因此组织起自卫委员会来。不少人囤积蜡烛和罐头食品。好莱坞有个导演随身带着一身旧衣服，准备一旦有事可以立刻化装“挤进人群去”。纽约市各大饭店发现，那些平时一到冷天就来市内租房过冬的阔气客人，现在都在乡村别墅里躲着了。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

此辈并非神经过敏。从各种事实来看，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查尔斯·施瓦布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哈佛大学商业学院院长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耶鲁评论》、《斯克里布纳》杂志、《哈泼斯》月刊、《美国信使》月刊和《大西洋》月刊登载了好些文章，对叛乱是否迫在眉睫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诺曼·托马斯后来谈到“由普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这个期间的情况说：“无论在这以前或以后，我都没听到过那么多公开挖苦民主政体和美国制度的话。”

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这是当时人们意见很分歧的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约翰·多斯帕索斯轻视社会主义，把它比做喝不醉的淡啤酒。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月新书俱乐部选上了《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人可不止一两个。密西西比州州长西奥多·比尔博承认：“我自己也染上一点红色了。”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B·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竟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他们吧，奥尔森正在给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他就不收。”为了让人家明白他的意思，他再补充一句：“明尼苏达州是一个左翼的州。”

然而，更大的危险却在于政治上的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权力，比尔博和奥尔森也不过是政界的两个怪人。有钱有势的人以及陆军部长赫尔利都属于右翼。早在1931年，政府就不肯裁减军备，因为这样做势必“削弱维持国内治安的力量”。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美国法西斯协会和黑衣社”在亚特兰大市成立了，虽然它们名声不好。（有人问休伊·朗格，美国会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他回答说：“肯定会，但是在这里不叫做法西斯主义，要叫做‘反法西斯主义’。”）可是继黑衣社之后，又出现了什么银衣社、白衣社、褐衣社、“民兵团”、美国民族主义党等等组织。据说有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作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就动手。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对国会作证说，纽约某债券掮客出价1.8万元，想收买他为右派工作。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倘若说有什么人能代表美国的统治集团的意见，这位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为了培养出一批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的人而准备牺牲立宪政体的，还有没有别的人呢？有。除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企图收买巴特勒将军的那个债券掮客之外，很少人公开出来提倡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但是却有不少人拥护极权主义的原则。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独裁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这是影射罗斯福，他两腿瘫痪。——译者】1932年，纽约州众议员小汉密尔顿·菲什说：“如果我们不能在现制度下实行独裁，人民就要改革这个制度的。”1933年2月，他又写信给当选总统罗斯福说：“不论你需要什么权力，我和共和党其他党员都准备给你。”艾尔·史密斯认为，应该把宪法收起来，“束之高阁”，直至危机过去为止。《浮华世界》周刊（这个杂志有几个副主编，包括克莱尔·布思·布罗考，日后的卢斯夫人）竟发出这样的呼声：“任命一个独裁者吧！”沃尔特·李普曼要求削减国会权力，让总统全权处理国家大事。他说：“危险的不是我们失去自由，而是我们办事不利索，不彻底。”共和党参议员戴维·A·里德爽性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

《纽约人》周刊登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位姑娘在格林维治村【格林维治村在纽约市下曼哈顿区，是艺术家文学家聚居之处。——译者】的酒会上对一个无精打采的年轻男人说：“哦，这很简单嘛，只要我们小组把发电厂和电台夺过来就行了。”多数人认为，当前的危险是城里可能发生暴动。据说陆军部长赫尔利正把他手里为数有限的部队集结在大城市附近地区。但是造反的人总是叫当局防不胜防，暴动偏偏发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大家一向认为农民是美国人当中最保守的，可是，在共和党占优势的艾奥瓦州（胡佛总统的家乡），晒得黑黝黝的本地农民就首先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他们终于用武力来反抗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了：一夸脱牛奶，农民卖给分销商只得两分钱，可是分销商在苏城却卖八分啊！

在64岁的艾奥瓦州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米洛·雷诺的领导下，农民们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只有给医院送牛奶的卡车才能通过。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都扔到玉米地里。20号公路于是得了个新名，叫做邦克山20号公路。【邦克山是美国波士顿市附近的小山，1775年独立战争时美军在这里打败英军。——译者】有个戴着一角钱一顶的草帽的老头子眼望着《哈泼斯》月刊编辑玛丽·希顿·沃尔斯，这样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可是我说，当初波士顿人把茶叶倒进海里，也不见得合法吧？”【1773年波士顿人民抗议英国征收重税，把东印度公司进口的342箱茶叶倒进海里，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奏。——译者】

农民运动继续扩展，弄得梅因市、康斯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跟外地交通都断了。在威斯康星州，声势汹汹的农民一天之内就冲进一个牛奶场三次，把3.4万磅牛奶全都倒翻在地，还把汽油倒进牛奶桶里。国会有个小组委员会听取了俄克拉何马州人奥斯卡·阿默林格作证，叙述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是怎样跟他谈话的。牧场主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阿默林格问他打算怎么干，他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我们有吃的。我们有猪、牛、玉米，东部各州什么也没有，只有扣押我们的土地的权柄。我们要给点颜色让他们看看。”阿默林格还告诉众议院劳工委员会说：“先前有好日子过、不随便说话的人，现在有不少也发出这样的议论了。”

威尔·罗杰斯说：“保罗·里维尔【里维尔是波士顿人，1775年4月18日晚上，英军出发进攻北美洲革命军，他连夜骑马由查尔斯镇到列克星敦镇，沿途大声报警，让大家及时准备。——译者】仅仅唤醒了康科德镇上的人，但是这些家伙却唤醒了整个美国。”且听艾奥瓦州的人在20号公路上唱出了这样的歌：

让我们过个农民节，

农民节要好好地过，

我们吃我们的小麦、火腿、鸡蛋；

让他们吃他们的金子吧！

在苏城东面48英里的切洛基镇附近，米洛·雷诺的农民军营地被人用霰弹枪袭击，苏城因此很快就解围了。雷诺跑了，包围其他城市的农民也跟着撤退。但是雷诺说，“你们挡不住农民运动，正如挡不住1776年的美国革命一样。”农民们使用武力，反抗政府，这是合乎美国传统的，谁也不敢惩罚他们。康斯尔布拉夫斯镇有60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有一千个武装农民围攻监狱，当局只好赶快放人。农民们认识到直接行动有效，便决定想办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赎权的土地。

堪萨斯州一个村子外面，警察发现了一具尸体。被杀的是律师，他刚刚宣布把一个500英亩的农场的抵押回赎权取消。内布拉斯加州的夏延县有二十万农民债台高筑，于是他们的领导人宣称，如果本州立法机关不想办法帮助他们，他们就要集合起来，把州议会大楼踏平。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其中勒马斯事件特别吓人：穿着黑衬衫的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法官查尔斯·C·布雷德利从高座上拉下来，蒙上眼睛，拉进汽车，开到一个偏僻的交叉路口。自卫队头头对他说：“你肯不肯发誓，以后再也不签署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了？”法官不答应。再三问他，他还是不答应。他们便打耳光，用脚踢，把他打翻在地；还用一根绳子一头绑着他的脖子，一头绕在路标上；又把一个油污的轮毂盖盖在他的头上，旁边有人大声说：“这就是他的皇冠！”法官始终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尽管法官被剥光衣服挨了毒打，过后他却不敢对那些人提起公诉。

在法院签署了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之后，往往有好几百名农民出现在拍卖场上，大声嚷：“不准卖！”准备出价竞买的人被推到一边，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邻居们便用几块钱就把原来的土地买下，还给本主。有一次，县执法官主持拍卖，一匹马只卖得五分钱，一头荷尔斯泰因公牛也是五分，三头猪又是五分，两只小牛四分，如此等等，到全部财产转手时，总值只有一元一角八分。购买人把土地又归还原主，并由官方发给地契，确认他有99年的产权。代表东部各州保险公司派来打官司的律师们往往被绑架，受到被绞死的威胁，弄得总公司不得不软下来，同意暂缓扣押土地。1933年1月底，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约翰·A·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说：“规模最大、最美好的革命，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露头了。”美国农业服务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A·奥尼尔三世还补充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农村就要闹起革命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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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多事的冬天，许多敏感的青年渐渐懂事了，30年后，他们将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事物反应不同，但是没有谁能忘记大萧条时期的情景。他们一生中目睹美国历史多次发生危机，可是对于他们性格的形成，这个来得最早的危机影响最深。

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1932年时，罗伯特·F·肯尼迪7岁；弗兰克·丘奇和詹姆斯·鲍德温8岁；马克·哈特菲尔德和诺曼·梅勒9岁；约翰·林赛、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弗洛伊德·麦基西克10岁；惠特尼·扬和约翰·格伦11岁；詹姆斯·法默、斯图尔特·尤德尔和查尔斯·珀西12岁；爱德华·布鲁克、乔治·华莱士、麦乔治·邦迪和拉塞尔·朗13岁；比利·格雷厄姆、奥维尔·弗里曼和小阿瑟·M·施莱辛格14岁；约翰·F·肯尼迪、小罗伯特·塔夫脱、约翰·康纳利和劳伦斯·F·奥布赖恩15岁；阿瑟·米勒、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尤金·麦卡锡和约翰·托尔16岁；戴维·洛克菲勒、彼得·多米尼克、赫尔曼·沃克、索尔·贝洛、沃尔特·赫勒和白修德19岁；威廉·威斯特摩兰、坦内西·威廉斯、乔纳斯·索尔克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18岁；杰拉尔德·福特和理查德·M·尼克松19岁。

1932年秋，尼克松在惠蒂尔学院三年级读书，主修历史，同时在自己家里开的商店里卖新鲜蔬菜。每天天亮前他就赶到洛杉矶公共市场去跟菜农讲价钱买进蔬菜。他家里有饭吃（当时美国还有八千万人既不挨饿也不靠救济过活，他是其中之一），所以并无怨言。但是，他是大学生，这个身份又跟别人不同；因为当时18～22岁的青年，上大学的不到1/8，上过中学的也只有一半。对大多数人来说，正规教育仍然限于在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里读书，这样的小学在全国有143,391所之多。

如果我们能回到1932年去，便会发现典型的中产阶级多半住在城市里；郊外住宅区已经开始形成，但只占18％的人口。那时，一个人带着家小舒舒服服住在离工作地点不远的地方，还是可能的。如果一个70年代的人回到1932年的住宅区参观，他首先会发现街道上有好些东西不同于今日：“停车”的交通标志是黄的，邮箱是绿的，牛奶瓶又厚又重，房屋外表破旧。原来从1929年起，没有几所房子经过粉刷，有些房子还没有盖好就停工了。例如，在底特律市东杰弗逊街，麋鹿会原定要盖的11层楼就没有完成，34年来，那上无片瓦的屋梁一直仰对着天空。

70年代的各种用具、轻巧装置和物质享受，多数还很少见。那时还没有电动割草机、家用空气调节装置和自动洗碟机；没有干衣机、电热毯、定时自动开关收音机；没有保温玻璃窗、尼龙丝袜、易洗易干的衣服和冷藏食品；没有自动咖啡锅、配干电池的电动剃刀；没有过滤嘴香烟、电动牙刷、乙烯基塑料地板；没有圆珠笔、电动打字机、口述录音机、静电印刷复制机；没有泡沫塑料、高保真度立体声收音机、黏性胶带；没有家用电冰箱、盒式录音机、彩色的或瞬间印出的胶卷；没有玻璃纤维钓竿、垃圾处理装置、磁带录音机；没有扫雪机、电动手术刀；没有家用吹发暖风筒，没有电动罐头刀，没有公共场所的音乐播送装置。尽管吉尔伯特·塞尔德斯在《哈泼斯》杂志上曾预言过：“不久我们大概就会有简便廉价的机械装置（目前正在不断改进中），把广播中心台发射的电影放映在家用收音机旁边的小银幕上了。”可是那时还没有电视机，连黑白电视机也没有。但是虽然没有这些，中产阶级居然也度过了大萧条时期的整个30年代。简直像拓荒者的生活！

大多数美国人在家取暖都是用热空气炉，人工加煤，一天两次。一个冬天，全国大约需要4亿吨煤，由一个浑身黑黝黝的人送来，运煤的卡车开到地下室窗口，煤倒入滑槽，滚进炉子旁边的煤箱里。当时所谓“冰箱”不是电冰箱，而是装冰块的箱子，由一个送冰的人送来。家庭主妇需要多少磅冰，写在厨房窗口的一张卡片上，是100，75，50，或是25磅，一看便知。只有有钱的丈夫才能给太太买一个新式的烤面包电炉，能同时把两面烤焦（这是那一年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商品目录中所谓“特级烤面包炉”）。在大多数的家庭里，面包是放在煤气炉、煤炉或者柴炉里烤的。炉子也用来烧热大熨斗，把从洗衣店里刚拿回来的洗净了的衣服熨平；如果家里没有热水龙头，还用炉子烧热水，一大桶一大桶地拿去洗澡。

留声机得用手上发条，这叫做“维特罗拉”或者“格拉摩风”，不叫电唱机。家庭主妇开始做那繁重的清洁工作之前，先戴上防尘帽；通常只有一种机器可以帮点忙，这就是地毯清洁机。1932年12月，由亚拉巴马州电力公司供电的大小住户，总共只有185部真空吸尘器。大多数农庄的照明都靠煤油灯。在全国农家中，用得上电力的只有10％（在密西西比州只有1％）。90％的农家既没有浴缸，也没有淋浴设备。75％的农家室内没有自来水。50％的农家到井里或小河里打水，到室外洗衣服，给小孩洗澡。（有好几百万住在城市的家庭只有一块洗衣板，全家都用它，通常是星期一就把衣服晾在门外。）虫子很多，每到夏天就是个问题。滴滴涕那时还没有，不分农村城市，惟一的防虫设备是喷药器（“亨利，快点拿‘飞立脱’【指喷药枪。——译者】来呀！”）和粘蝇纸。做妈妈的给孩子弄点水果汁也得自己动手，买来“花旗”蜜橘，放进铝制挤汁盘，花上半天工夫一个一个地把果汁挤出来。

姑娘们懂得怎样用发夹夹住头发（男孩大约在同样年龄也第一次穿上长裤子）之前，妈妈就对她说清楚，有社会地位的妇女跟没有地位的有哪些差别。有地位的妇女有这些好处：男人给她开门让她走在头里，公共汽车和电车上有人起身让座；她一进电梯，男人就摘下帽子来；卖肉的听她的话，要什么肉就切什么肉；食杂商店听到电话，就送货上门；如果她生小孩，照例卧床十天（全部费用，包括请医生，共25元）。但是另一方面，她得顺从丈夫的意旨，因为在举行婚礼时她已发誓要“爱他，尊敬他，服从他”了。她在众人前一举一动都要规规矩矩。中产阶级的妇女不能在街上抽烟，不能满头都是卷头发的夹子就出去见客；手提包里可以放个带镜子的小粉盒，装些化妆品，可是只能在无人处或者女厕所里才好拿出来用；不能破口骂人，也不能讲下流笑话。（有时候她也很想知道所谓妇女同性爱是什么意思，可是去问谁呢？）广告的撰稿者们想尽办法来吓唬她，弄得她怕这怕那：怕口臭，怕狐臭，怕内衣臭，怕坐办公室把屁股坐大了，怕毛孔被堵塞了，怕刷牙流血，怕呼吸有香烟味，怕结肠功能衰竭，怕乳房下垂，怕脚癣。裙子要长过小腿肚（如果裙子不过膝，那准是个婊子）。有身份的妇女不戴上扣钟女帽就不能出门，就像丈夫没有戴上前檐下弯的呢帽就不能上街一样。她可以用“伊帕纳”牌牙膏（据说用了它就“一笑嫣然”）、“韦斯特医生”牌牙刷，甚至用“坦吉”牌口红，但是指甲油和染发水却不行。理发师那时还不懂得怎样染发，这样的事情体面的妇女们连谈都不敢谈。纽约大学化学专业有个聪明的青年学生，挨家挨户兜售自制的“克莱罗尔”牌染发剂，可是为了混饭吃，竟不能提“染发”，只能说给头发“上上色”。

中产人家做母亲的往往还要看护病人。那时病人一病就是好些天，痛苦得很。即使看一下牙科，也得吃一小时的苦。牙医一般使用的麻醉药是普鲁卡因（奴佛卡因是后来才有的），病人坐上手术椅才临时配药，打针打下去又有种种不良的副作用。成千上万的病人医牙还是用钻锥吱吱地来钻的。因为高速钻头还没有发明，所以看一次牙医不能解决多少问题。许多医院的麻醉师使用的是氯仿，其后不久改用乙醚，也不见得比氯仿好多少。当时没有磺胺药，也没有抗生素。患脑膜炎的95％要死亡，肺炎也经常致命。甚至连病毒感染（当时称为“格利普病”【即流行性感冒。——译者】）也算重病号。虽然住院花钱不多，但是没有疾病保险——美国医师协会直到1933年才同意成立蓝十字会【非营利性的保健组织。——译者】，所以多数病人只能待在家里，也就是说，让做母亲的守着。她很少有药物帮助治疗。凭处方出售的药只限少数几种巴比妥酸盐，主要是苯巴比妥。40年后的今天，人们吃药太多了，可是当时药品却销不出去。1932年至1934年间共有3,512家药房倒闭，欠下了5,900多万元的债务。

做母亲的比现在辛苦，可是母亲所能起的作用也比现在大。当时父母对儿女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还没有teenage subculture（青少年亚文化群）这回事；《韦氏大词典》给teenage这个词的定义是“用来做栅栏和树篱的灌木”。青年人叫做“小伙子”，小伙子都是忠于家庭的。现在那种令人发愁的到处出现的青少年集团，那时还没出现，所以孩子们很少感觉到朋友和父母之间有什么冲突。没有哪个孩子想到要跟别的孩子谈论自己父母之间的矛盾。如果一个中产人家要在星期天下午开车到乡下兜兜风（这是常有的事），孩子们就不参加棒球比赛，不“跳方格”【一种游戏。——译者】，跟父母出游去了。大萧条时期，家庭里的娱乐活动反而增加了。据匹兹堡市调查一百多个白领阶层和专业人员的家庭的结果，大多数家里都有了更多的娱乐活动：打乒乓球、拼板子、下跳棋、客厅游戏、打桥牌，尤其突出的是听广播。

收音机往往是起居室里最显眼的一种设备。无论是“阿特沃特·肯特”牌也好，“飞歌”牌也好，“银星”牌也好，“豪华”牌也好，都可能是目前已经不时兴的那种“大瀑布城”式的落地收音机。安排广播节目的人，考虑到家庭的生活情况，所以在白天播送让母亲们听的分段连播节目，晚上播送新闻、滑稽剧和歌舞杂耍，其间穿插一小时的儿童节目。

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冬令季节，中产阶级的少年几乎个个头戴毛线帽，身穿羊皮衬里的黄褐布上衣和灯心绒灯笼裤，脚穿系带子的高筒靴，靴边插一把大折刀（夏天穿短裤和“克兹”牌篮球鞋）。如果他走运的话，还有一部“护林”牌28英寸自行车，配上脚刹和防漏的垫式轮胎。车子闲着时，就用一元五角的挂锁锁住。在那样的年头，他不会不明白钱是多么有用，能买到多少东西。五分钱可以买到一块三色冰砖，一个“霍尔顿”牌的纸杯冰淇淋，一根棍儿糖，或者一长条面包；也可以在市内打一次电话，要一杯咖啡，买一份《星期六晚邮报》、《柯里尔》杂志或者《自由》周刊。一分钱可以买到一些糖果，一支铅笔，一张明信片，一叠纸，一颗玻璃弹子，甚至可以让你的好朋友说出心里话。

如果爸爸给零用钱（譬如说，逢星期天给五分），或者帮人家铲雪、剪草（剪一片地工资两角五分）挣得几个钱的话，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拐角上的小药房【这种街头小药房，兼营冷饮、小吃、香烟、书报之类。——译者】。在那里，你可以坐在大理石面、金属腿子的桌子旁边，喝一瓶可口可乐。不过俄亥俄州扬斯敦市的孩子们最喜欢从一个糖果商那里买冰棍吃，这人开着白色卡车，摇着铃，慢慢通过郊区，自称“快活人”。男孩子要是攒下五角钱，可以买到最近一期的《汤姆·斯威夫特》连环画。正如戴维·里斯曼所指出的，儿童文学作品里的英雄人物“都是雄心勃勃的。这些英雄有奋斗的目标，读者认为自己也同他们一样，因此极力模仿他们……英雄们获得胜利，常常是由于有善于控制自己的美德，譬如说，临危不惧。”意味深长的是，中产家庭最爱读的书是查尔斯·林白【林白1927年第一次从纽约飞渡大西洋，到达巴黎，成为当时的英雄人物，30年代时倾向纳粹。——译者】的《我辈》。

孩子们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罗·埃尔默·莫尔当时说的，有“内心的制衡”），总想有所作为，虽然大萧条时期情况不好，不可能有太远大的志向。1931年，《文摘》杂志调查了孩子们喜欢的职业：八岁的男孩希望长大以后到西部做牧牛骑士，当飞行员或者做军官；女孩希望当电影明星。到了18岁，男孩便希望当律师，电气工程师或者建筑师了；女孩想学速记，当秘书。到了青春时期，孩子们逐渐清醒起来了，可是这并不是有趣的事。多萝西·迪克斯这样解释青年的处境：“童年时代那么短，童年以后那一段生命又那么长。做母亲的最多只能让孩子们舒舒服服过几年，以后就得面对现实了。如果她不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坚强的人，却把他们弄得软弱无能，无法对付各种困难，那就要铸成大错。由于父母的错误，孩子们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价。”

孩子首先要学的是讲究仪容举止，因为这在将来找工作时大有用处。爸爸告诉他，“坐要坐得笔直”，“这里有一角五分钱，拿去理个发吧。”他心里想买的大概是“轻灵”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机，可是最先到手的却是一套价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哔叽服装，包括一件上衣、一件背心、一条灯笼裤、外加一双两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皮鞋。每逢星期天和开学日，就穿上这身服装。做母亲的都把孩子上下打量一番，就像一个上士班长在举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阅兵礼之前逐个检查班里的士兵一样（不知怎么，孩子总是忘了带白手绢）。母亲想让孩子给新老师一个好印象，可是孩子却不懂得这个。

上学时，孩子带个“杰作”牌纸本子（封面印着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画），在上面吃力地抄写作业，所用的是笔画粗、线条圆的帕尔默式字体。课室里的座位常常是按学生姓名字母排列的。学校里至少有一间课室的墙上有庞贝古城【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被毁。——译者】遗迹蚀刻画或者古罗马恺撒的半身塑像。正如里斯曼所说的，这些东西“表明学校的装饰对于儿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干的。”课本中有些课文，今天读起来倒挺有意思。少年时代的林登·约翰逊在地理课本里读过这些话：

法属印度支那的气候和居民的特性都类似暹罗。森林覆盖的山上盛产贵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则遍种稻谷。其他产品有蚕丝、棉花、茶叶和香料，还有绵延的地下煤层。

公民课有个课本这样说：

一个孩子如果不听话，一辈子都要吃亏。小时在家里不听话，长大后就不会遵守国家的法律，虽然他也参加选举，选出了制定法律的人。研究我国政体的男女青年很快就会发现：在民主国家里，服从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国家一样，都是必要的。

在托马斯·马歇尔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广泛采用的《美国史》（1930年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话：

奴隶：尽管黑人是奴隶，他们在种植园时代通常很快活。他们喜欢跟别人在一起，喜欢唱歌、跳舞、说说笑笑，喜欢鲜艳的颜色，如果头上裹上了一块红色或黄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扬扬得意。他很想得到人家的夸奖，对于仁慈的主人或监工总是忠心耿耿。他总是慢吞吞的，什么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动手。大多数种植园主认识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视奴隶，善待奴隶，奖励奴隶，这样就能博得他们的一片忠诚。

但是脱离现实的作风还不限于此。30年代的各地学校里——有几年连首都的学校也如此，老师们是不准提到苏联的。地图上的俄国所在地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标志，就像非洲那些“没勘探过”的地区一样。每天上学，首先要向国旗表忠心，并作基督教式的祈祷，信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参加。1932年的人常常意识到有个上帝，而上帝又有点像道学先生。当年10月，《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评论厄尔·卡罗尔的《虚荣》，说是有伤风化。戏剧家卡罗尔也跟小说家厄斯金·考德威尔一样可恶，使《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简直无法容忍。卢斯说：“卡罗尔先生的滑稽对话几近诲淫，在剧坛上早已首屈一指。丑角米尔顿·伯利的表演，乱喊乱闹，粗俗之至。有的观众看见了就脸红，有的却哄堂大笑。伯利模仿着不男不女的声调，谈论女演员们的屁股，对着扩音器大声说了不少下流话，似乎觉得这样才开心。”伯利特别高兴而《时代》周刊又特别生气的是，合唱队有些女演员的奶罩竟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区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夜复一夜》塑造了玛夷·韦斯特和乔治·拉斐特两个人物形象。乔治在同一个朋友谈话时说：“上帝，多么漂亮的‘宝石’啊！”玛夷回答：“亲爱的，上帝与‘它’无关。”当时，所有那些独揽大权的人，包括威尔·霍·海斯，都在观望这种变化。在巴斯拜·伯克利创作的音乐《四十二街》中，演唱这首音乐的合唱团的一个女孩说：“恐怕我要‘传播’。”第二位说：“在你左边的第一个‘门’。”前者又说：“不，在我的‘袜子里’。”这样无耻淫荡之事并不是比比皆是。对青少年来说，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像神话故事中的魔鬼和经常旷工的职员一样，每当新一年的第一天，他们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而不到一周，又会故态复萌。在性报道的处理方面，几乎是在使巨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脱。每个青春发育期的男孩都知道，手淫会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久之，会导致性无能，就如俗话所说：“手掌上长出了头发。”

姑娘们也操心得很。她们怕在学校里被称为“骚货”、“破鞋”。由于青年人的社会主要是男系中心，她们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很少人请姑娘们去骑自行车兜圈子，跟她们交换钢弹珠或者橡胶糖画片，讨论克利夫兰市的全国航空比赛，玩“插小刀”、“占山头”、“夺大旗”、“抓逃学”（除非她们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顽皮的姑娘）等等游戏。有时，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谈一下，评论伊帕纳民间歌唱团、克利科特俱乐部爱斯基摩歌唱团、两洋吉卜赛歌唱团的优劣。可是每年到了7月4日这个国庆日，男孩都在放大爆竹，往地上扔摔炮，用两英寸的天地响和“樱桃炮”把铁罐炸得飞上半空，姑娘们却多半只能在旁边瞧，炮声一响就吓得尖声叫喊。

到了夏天，中产人家要是担负得起每星期八元的费用（这不算太多），就把孩子至少送走十天半月。即使不为别的，只因每年小儿麻痹症流行，也得这样做。小儿麻痹症一来，人们就待在家里，不敢去看电影，不敢参加集会，有些人甚至不戴口罩就不敢出门。这样，城里许多中产阶级的儿童就在童子军夏令营或者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学会了游泳，逐渐爱上了忍冬花的香味和篝火周围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和六月虫。他们懂得了，8月蝈蝈儿叫，再过六个星期就霜冻了。

有时候，全家人把手提箱拴在崭新的“雪佛兰”牌汽车（在底特律市的离岸价格是445元）旁边的脚踏板上，开车去“旅行”。所谓旅行是很冒险的，路上确有发生事故的可能。装在双座跑车或者轿车背后的备用轮胎往往要拿下来派用场。30年代的轮胎，一破就爆炸。坐汽车并不舒服，“路边旅馆”的饮食质量也靠不住。过夜是件麻烦事，因为房间难找。据美国汽车协会说，旅客通常要花一个星期才能到达目的地，再花一个星期才能回到家里。看起来好像游览了不少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路上平均一天只能走234英里。一号公路穿过华盛顿、费城、纽约市和波士顿市的中心，到了特拉华河和哈得孙河（乔治·华盛顿桥还在建造中）必须坐渡船过河，而在大萧条年代，缅因州的公路一到冬季路中间多雪，两旁土又松，车一开快，就会出事。那时还没有州际公路。从东海岸驱车横过全国，惟一道路是沿着30号公路（林肯公路）进入芝加哥市中心，再沿着66号公路走。这两条公路都只有双排车道，有好几段只是泥路，没有铺柏油。66号公路爬过落基山脉，急转弯处坡度很陡。

如果这些听起来有点像是原始生活，那么我们还要补充几句。正如卡罗琳·伯德所指出的，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当然，要有钱才行，但不必很多。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甚至更少一点，就能过今天无法得到的舒适生活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比现在安静得多。那时没有超音速喷气机的震耳噪音，没有风动碎石机、强冲力钻岩机、空气压缩机，也没有链锯；没有高保真度收音机、磁带录音机、录音扩放装置；没有125分贝晶体组，也很少铆钉枪。人们彼此之间的往来也不那么多，联邦调查局只有三百多万个手指印；社会保险没有数字代号，全国没有划分邮区，自拨长途电话没有装上，也没有信用卡电脑储存银行。那时上大学相当容易，1932年只有3.5万人考大学。如果你想坐飞机的话，班机很少，但是对旅客们却招待得很殷勤，因为当时劳力过剩，航空公司可以要求那些持有护士执照的女服务员伺候得特别周到。

你完全用不着预先通知旅馆、高级餐馆、理发店或者医院给你留地方。谁也不担心污染问题，因为工厂烟囱根本不冒烟。家庭教师、理发师、女装裁缝、音乐教师，甚至内科医生都会一请就登门服务。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秘书会每天早上准时上班，绝不随便跑出去喝咖啡。她们不在办公室打私人电话，也不因为工作超时就提意见。“只要有人在工厂门口排长龙等活干，厂里工作效率就一定高。”这是塞缪尔·英萨尔的说法（他是会这样说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把这条原理说得含蓄些：经济越衰退，活儿就干得越出色。

除环境舒适外，用70年代的眼光来看，当时的生活最喜人的是外事。美国不仅不用为国外的危机操心，而且就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国外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日本人在中国胡作非为，但是谁有闲工夫去过问它呢？德国举行了总统竞选，84岁的保罗·冯·兴登堡击败了43岁的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对于他们两人，美国人同样不感兴趣。在伦敦，威尔士亲王跟一个叫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的女人谈情说爱，不久前她入宫觐见过英王【后来辛普森夫人跟丈夫离婚，和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八世结婚。辛普森夫人是平民身份，又属再嫁人，为英皇室所不许，因此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退位。这件事当时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引起种种议论。——译者】，可是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嘛。西贡当时是那么远的地方，只能做好莱坞一部电影的背景，片名《红尘》，由克拉克·加布尔主演，是逃避现实的影片。中东地区比美国中西部地区还要平静。正如《时代》周刊4月4日所报道的：“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是只占居民16.9％的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只是十年前国际联盟委任英国统治该地时，曾经给过犹太人代办处一些提出参考意见的权利罢了。”

尽管已经是30年代的第二年了，但是许多日后被认为代表30年代的著名人物当时还没有出名。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在书报上出现，只不过因为他是一本反共小册子《在暴风雨中》的作者。（1932年的其他作家有威廉·福克纳、克里斯托弗·莫利、奥尔德斯·赫克斯利、约翰·多斯帕索斯、鲁滨逊·杰弗斯、T.S.斯特里布林、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詹姆斯·M·巴里、查尔斯·诺德霍夫和詹姆斯·诺曼·霍尔。）那些出生年月为众所周知的人——例如乔治·萧伯纳、拉迪亚德·吉卜龄、乔治·M·科汉，以及约翰·高尔斯华绥——人们是把他们当做前辈人物看待的。这在文娱界尤其如此，五个最卖座的电影明星是玛丽·德雷斯勒、珍妮特·盖纳、琼·克劳福德、查尔斯·法雷尔和格里塔·嘉宝。这时艾琳·邓恩刚刚上银幕；克劳黛·考白特（与莫里斯·薛瓦利埃合演电影）也是初出茅庐。琴逑·罗杰斯只不过是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团里一名跳踢踏舞的舞女。纳尔逊·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尔一年以后才到好莱坞。四岁的雪莉·邓波儿刚在国内的标准银幕（高18英尺，宽24英尺）初露头角，她那些影片都是单盘胶卷短片，名叫《娃娃戏》。本尼·古德曼和汤米·多尔西同住在一个寓所，在纽约各剧场的乐队里工作，并在推销霍夫曼姜汁啤酒的广播节目里吹单簧管，表演许多新鲜手法。在得克萨斯州博芒特市，16岁的哈里·哈格·詹姆斯跑去找一个名叫劳伦斯·韦尔克的旅行乐团团长，问他说：“你不是要找一个喇叭手吗？”队长要他表演一下，詹姆斯便拿起喇叭拼命地吹。韦尔克摇头说：“孩子，你吹得太响了，我们乐队不好用。”

回头看来，那时美国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发展。奥古斯特·皮卡特教授坐着气球穿过了同温层，便在飞行日志里写道：“我们已经达到了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类的一切纪录！”那时人们无法知道，再过一些时候，这件事就成了明日黄花了。威廉·毕比博士坐在潜水器里，在百慕大群岛附近海里下沉到2,200英尺，人们觉得他真了不起。他们谁会相信，30年后，海底观察员能够在同样的深度生活整整一个月呢？1932年美国海军举行演习，有一艘航空母舰在瓦胡岛的东北面从几艘担任警戒的驱逐舰旁边溜过去，拂晓时“袭击”珍珠港，“炸沉”了停泊在那里的好些军舰。那时有日本人在檀香山窥探，可是没有人注意；东京还有关于这次演习中“袭击得手”的长篇官方密报，可是也没有人知道。

最可惊的是，报纸读者竟不知道剑桥大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发现了中子。这是原子裂变的关键，可是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却无人懂得。根据当时的物理学说，只有极大穿透力的冲击物才能使原子核分裂。打破原子核被认为完全是理论性问题。人们觉得，用不带电荷的中子打破原子核肯定是办不到的。拉瑟福德勋爵在一个会上说过，那些以为有朝一日能放出大量原子能的人，不过是“白日做梦”。艾伯特·爱因斯坦那时正从德国逃出，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他也说，要放出原子能，是“异想天开”。铀只有惟一的一个用途值得一提，就是涂在时钟上，使数字夜里发光。钟表原来是用镭涂的，1932年改用铀了，因为新泽西州有个钟表厂发现涂镭的工人得了不治之症。他们查出，吸收了镭积聚在骨头里，就必死无疑，因此吓坏了。改用铀做涂料之后，钟表厂的人放心了。铀是那么保险，那么无害！谁都没想到它也会使人丧生，甚至没有想到它会使人得病。

第二章 罗斯福！

大选结束不久，纽约东65街49号突然来了一帮共产党。当选总统接见了他们，他听到有个人说，“我们要你告诉胡佛总统，联邦政府必须……”罗斯福就不客气地打断了这人的话，说：“我不能叫总统干这干那，对联邦政府来说，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他说话是算数的。在没有接掌大权以前，他绝不过问政府的事，却只顾坐着文森特·阿斯特【纽约皮毛业和房地产业巨商。——译者】的游艇出去钓鱼。他挑选了一个不甚起眼的内阁班子，不论谁来见他，他似乎总是点头称是。休伊·朗格（此人当时同阿肯色州参议员约瑟夫·鲁滨逊的保守势力正闹得不可开交）在谈到罗斯福时说：“我同他谈话，他说，‘好！好！好！’可是，第二天鲁滨逊找他谈，他还是说，‘好！好！好！’大概他对谁都说‘好！好！好’！”当时美国社会上分崩离析的情况如此吃紧（连罗斯福夫人埃莉诺都怀疑，事到如今，还有谁能“有办法挽救美国”），而罗斯福却一味采取谦恭、含糊、事不关己的态度，未免不负责任。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有所作为，其中心情最迫切的莫过于那位即将离任的胡佛总统了。

11月间，胡佛打电报给罗斯福，建议面谈。于是罗斯福便在前往佐治亚州途中过访白宫。两人谈了大半个下午，却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早在这次会晤之前，罗斯福就风闻胡佛手下某阁员说过：“我们现在已经把这家伙弄进洞里来了，他再也脱身不了啦。”然而使罗斯福无法脱身的洞何尝挖成了呢？胡佛接连好几小时只想拉对方上政府这条快要没顶的船，罗斯福都搪塞回避了。这次访问后，罗斯福更感到自己表态不得了。他回到佐治亚温泉，看看全国各报，就越发感到这个做法有理。胡佛这时已向国会送去了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无非只是老调重弹，说什么要增税啦，欧洲各国应该还战债啦，又说：“我们所建立的制度是个人自由的制度。我们美国制度的基础是：让各种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都能自由发挥作用。”美国应该“对前途有信心”！

但是，美国的耐心已经快耗光了，美国的资金也快耗光了。1933年圣瓦伦丁节【2月14日。——译者】——当晚10点，胡佛正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表临别演说，美国整个银行系统终于开始总崩溃了。当天下午，密执安州州长威廉·A·康斯托克接到紧急电话，请他去底特律市商业区参加银行界会议，这一去就脱不了身了。这时底特律的联合监护信托公司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它一倒，全市银行很可能跟着纷纷倒闭。银行家们要求康斯托克下令全州银行一律暂停营业。商量到半夜，康斯托克同意了，便坐车到首府兰辛市，宣布全州550家银行一律休业八天，说是“银行放假。”

胡佛在华盛顿匆匆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只因心慌意乱，信封上连他的继任者的名字都拼错了。这一阵子罗斯福对于种种意外事情，倒习以为常了（一周前有一个失业的泥瓦工向他开枪，结果误中芝加哥市市长舍马克，因伤致命），不过这封信却不免教他分外恼火。他细读来信，不禁大骂胡佛“无耻”。事情正是如此。原来胡佛竟大言不惭地说，举国都在担心，不知新政府要干些什么。他说，他从爱国以及维护“信心”的立场出发，要求罗斯福公开表示：对于现政府的方针政策，他将不作变动。胡佛要干什么，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在给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戴维·A·里德的信里写道：“我知道，如果当选总统果然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他就认可了共和党政府全部主要的施政方针，也就是说，他那些所谓新政，便十亡其九了。”胡佛早对朋友说过，他认为罗斯福是个无能之辈，好对付，现在则更进一步，把他当傻瓜了。可是罗斯福不发表这样的声明，胡佛的看法又变了，他对亨利·史汀生【当时任国务卿。——译者】说，罗斯福是“疯子。”

倘若罗斯福当日竟然同胡佛的政策搅在一起，那就确有神经失常之嫌，因为这时已经很清楚，胡佛的政策把整个美国搞破产了。

※※※

密执安州的金融危机，由于房地产价直线下降，情况的确特别严重，但问题却是全国性的。自从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全国倒闭的银行已超过5,500家；可以想见，群众的心情是多么惶惶不安。他们的对策是囤积黄金、货币。这时银行黄金库存每天要减少2,000万元，储户搞不到黄金就要纸币。结果是：一方面，作为货币储备的黄金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财政部又不得不增发纸币。

银行挤兑，照例带着自杀意味。加之这次危机发生在通货紧缩已经三年之日，形势就更加复杂了。当时即使是情况最好的银行，手里的抵押品和各种证券，其市价也只落得原来的一个零头。全国18,569家银行，库存现金不过60亿元左右，却要应付410亿元的存款。为了准备现金应付提款，银行不得不出售抵押品和证券，因此损失惨重。

密执安州的银行垮台以后，全国各地银行每天的黄金支付总额陡然增加到3,700万元，提款数增加到1.22亿元。各银行门前无不人山人海，争提存款。纽约市布朗克斯区有一位少妇，把孩子出租给排队提款的妇女，每次收二角五分，因为抱着孩子排队，能排在前头。从2月20日开始的那一周间（这时国会两院兴高采烈地通过废止禁酒法），巴尔的摩信托公司已经付给储户1,300万元，其中将近半数是在星期五一天之内付出的。当天深夜，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C·里奇宣布全州200家银行休假。第二个州沉下去了。

为了响应胡佛总统“保持信心”的号召，有责任感的人都极力故作镇定。《底特律新闻》评曰：“我辈眼前种种经历，过后思量，当必哑然失笑。”《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口气更是轻松：“人生尽多如意事、不如意事，昔日如此，今亦如此。这倒也好，日后大家都添了一些闲谈的资料。”巴尔的摩商会主席表示，他认为没有理由不照常营业。国内收入署这时也发出措辞强硬的通知说，再过半个月又得缴所得税了。

海德公园没有出来消除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罗伯特·舍伍德所说，罗斯福知道“好戏还在后头”。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更认识到，胡佛下台下得越难看，自己上台就上得越光彩。如果说他不到桥头不同意过桥（他要过桥也难！）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那么这样做倒也符合美国政界一条老规矩。查尔斯·A·比尔德指出，当年林肯在被迫下决心以前，“也始终没有采取无条件解放黑奴的办法。他明知势在必行，却不急于表态。”话虽这么说，可是罗斯福之挑选威廉·伍丁当财政部长，却不免近于开玩笑。伍丁个子矮小，精灵，是一位铁路设备制造商，此人假发遮秃顶，好说双关语，收藏各式各样的五元金币，闲时爱弹吉他作曲。一周以后，新政府上台，人们就会领教到伍丁是怎样雷厉风行，足智多谋了，但在这之前，他的名声只限于为儿童编过这么一首歌，歌曰：

我们是蓝色小鸟，

整天笑笑闹闹；

唱个快乐的歌儿，

忘掉一切烦恼。

2月26日星期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和阿克伦市各家银行同时宣布，提款不得超过存款的5％。当晚，俄亥俄州的十来个城市也跟着照办。临到星期一——是日也，德国国会被纵火焚毁，日军在风雪中侵入满洲【指我国东北各省。——译者】——宣布限制提取存款的城市已经增加到100个。与辛辛那提市隔河相望的肯塔基州的卡温顿市，也有五家银行实行了同样的限制。星期一晚，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吉福德·平肖签署了一项法案，准许银行自行决定歇业与否。托马斯·拉蒙特让人捎口信给罗斯福说，据摩根看，“情况之紧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实情况并非“无以复加”，而是很快就进一步恶化了。3月1日星期三，已经有17个州的州长急急忙忙宣布全州银行休假。平肖州长只因宣布得过于匆促，五天后他赶到首都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时，口袋里竟只有九角五分钱。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奥斯卡·K·艾伦是预支了旅差费，口述全州银行停业的布告交别人发出，然后乘火车上华盛顿的。当选总统罗斯福在星期三坐汽车到了纽约市内第65街自己的住所，同伍丁商谈（据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报道，这时好些有地位的人要求罗斯福马上把政权接过来）。两人直到星期四下午才露面，同乘汽车，由20辆响着喇叭的摩托车前导，风驰电掣地驶过第五大道，然后朝西向哈得孙河渡口驶去。那天早上，纽约下了小雪，市民们默默站在雪地里看车队驶过。在无线电城音乐厅外，立着一块用纸板做的名叫“金刚”的大猩猩，龇牙咧嘴，对人狞笑，原来这是同名的电影在曼哈顿区首次放映。在哈得孙河码头边，静静地停泊着的法兰西轮船公司的“巴黎”号吨位已经有人定下了，要把价值900万元的黄金偷运出境，不过罗斯福一行人却不知情。渡口对岸，一列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的专车升火待发。下午，罗斯福登上专车，在寒雾中向华盛顿隆隆驶去。他在车上时而同伍丁谈银行问题，时而同法利谈宗教问题。

※※※

罗斯福一行在雨雪交加中到达华盛顿联邦车站。总统临时办公处设在五月花饭店，那里有一大叠电报等着罗斯福来处理：21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银行，不是已经停业就是停业在即；联邦储备银行的数字说明，仅在一周间，黄金库存就减少了2.26亿元；财政部缺钱，弄得联邦政府人员的薪金都发不出去，更不用说偿付3月15日到期的7亿元短期公债了。这边罗斯福行装甫卸，那边伍丁就把他请到一旁，告诉他说，胡佛政府的财政部长奥格登·米尔斯和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人尤金·迈耶尔来电话，建议宣布全国银行一律停业。胡佛总统认为还不必采取这样激烈的措施，想征求罗斯福的意见。罗斯福摇头不语，他这时仍然对谁也不提意见。据天气预报，星期六总统就职之日天晴，但是这会儿气压却还在不断下降。

3月3日星期五，《纽约时报》在最后一版登了一幅广告，主题是约翰·多伊和简·多伊【代表美国普通男女的姓名。——译者】夫妇如何称赞鲍厄里储蓄银行“经营有方”。看来广告的用意是想让储户放心。但是办不到啊。正午，中央车站前面排上了长龙。无数纽约市民拥向这家全球首屈一指的私营储蓄银行，要提现款。下午3点，银行大门关上了，可是一大群人还没有拿到钱。这时只见伊利诺伊州州长亨利·霍纳坐在芝加哥市联邦储备银行里，神色紧张，一边捻胡子，一边看统计数字：两星期以来，芝加哥各家银行已经付出了3.5亿元。这场风暴在内地各州肆虐17天之后，此刻转向纽约和芝加哥这两大金融堡垒，猛扑过来了。

当天上午，财政部的交通员凯瑟琳·谢伊小姐给赫伯特·胡佛送来一张500元的支票，这是他最后的一笔薪金。胡佛收到支票时，兴致似乎很好，因为根据午前收到的报告，金融恐慌可能正在减退。但是过午以后，就知道这不过是幻想而已。明尼苏达州和堪萨斯州已经垮了，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也快了。照例，新总统就职前夕，卸任总统是要请新总统共进晚餐的，但是胡佛这时精疲力竭，满腹烦恼，实在鼓不起劲来，便只请罗斯福全家在下午4点来出席正式的茶叙。就胡佛而言，他生罗斯福的气不是没有道理的。据他说，美国已经“处于金融恐慌和混乱的边缘”，可是这个局面却完全是由于罗斯福这个纽约佬缺乏信心所造成的。饮茶之际，他提出许多数据，要求罗斯福答应跟他一起采取两党联合行动。罗斯福还是说，他还想等一等。可不是嘛，一到明天，他就是总统了。他把病腿上的支架整了一整，准备告辞。这时他对胡佛说：“总统先生，我知道照例是要回拜的，但是你要是不想回拜，那就别麻烦了。”

胡佛从客厅那一边大踏步走来，气势汹汹地站在罗斯福面前，用极其刺耳的声音说道：“罗斯福先生，等到你像我这样在华盛顿待上四年，你就会知道，美国总统是从来不去拜访谁的。”说罢就转身要走出客厅。

罗斯福的儿子吉米瞟了父亲一眼，他从没见过罗斯福这样生气的。这时罗斯福夫人不等丈夫开口，霍地站了起来，连忙说：“谈谈很好嘛，不过此刻我们也该走了。”

不过，两位总统一交一接，要完全断绝往来是不可能的。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都已濒于崩溃，伊利诺伊州长霍纳和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认为不可能离开本州去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了。回到五月花饭店后，罗斯福同胡佛保持电话联系，直到凌晨一点才由罗斯福建议双方都睡一会儿。两位总统休息了，双方的顾问就乱糟糟地聚在财政部大楼会商，替他们两位做出各种决定。顾问面前摆着联邦储备委员会刚送来的报告，说情况不妙。过去两天，全国银行储户总共提走了5亿元现金。他们认为纽约各银行还不理解目前的灾难有多严重，应该设法保护他们才是。米尔斯和伍丁都认为，必须说服纽约州州长莱曼命令全州银行停业，霍纳州长也必须宣布伊利诺伊全州银行停止付款。凌晨2时，霍纳宣布全州银行休假，莱曼也在4时20分做出了同样决定。清早6时，胡佛接到了报告。他说：“我们已经山穷水尽，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全国金融的心脏停止跳动了。各州的银行业务有的完全停顿，有的部分停顿。华尔街街头虽然国旗飘扬，庆祝新总统就职，但证券交易所却正式关闭了。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也关了，这是85年来第一遭。曼哈顿第五大道的诺曼·文森特·皮尔牧师正在草拟他第二天上午要讲的布道辞，要求银行家和公司经理跪在上帝面前忏悔罪恶。堪萨斯州的兰登州长大骂企业家是“奸商”。阿瑟·克罗克把当时华盛顿的气氛说成无异“战时的围城”，天空一片灰色。国会东边那40英亩的园林和空地上，黑压压站着十多万群众，等候新总统就职典礼开始。负责指挥阅兵式的是麦克阿瑟，他预料有人会闹事，便在所有要害地点都派军队架上了机枪。邮政部长沃尔特·布朗虽然马上就要卸任了，只因戴着高顶礼帽坐在汽车里直不了腰，特地调来一辆新的高级轿车，由此可见胡佛政府的气派。从许多方面看，就职典礼显得很草率。新任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不耐风寒，临时借了一条围巾。新任财政部长伍丁因为人挤，没法就座，只好同摄影记者高踞在栏杆上。

国会山钟鸣正午12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

罗斯福不戴帽子，不穿大衣，挺着宽阔的胸膛，随着最高法院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宣读誓词。他把手放在家传300年的《圣经》上，翻到《新约·保罗致哥林斯人的第一封信》第13节念道：

即使我说得天花乱坠，如果没有慈心一片，那也犹如钟鸣钹响，徒有其声而已。

即使我预见未来，深通奥秘；即使我信念十足，力能移山；如果没有慈心一片，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走上了讲台。不顾欢声雷动，径从口袋里掏出手抄的讲稿，那是他上星期天在海德公园书房里写的。这里没有一句话因袭别人，纯粹是罗斯福口吻：

首先让我明确地说，我坚决相信，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一种无名的、丧失理智的、毫无道理的畏惧心理。它能把我们搞瘫痪，什么事也办不成，使我们无法由退却转为进攻。

罗斯福洪亮的声音通过广播网响遍了水深火热的美国大地：它传到血汗工厂和凄凉客店，传到“胡佛村”和流浪汉的栖身处，传到佃农们辛苦耕耘的不毛之地，传到在工厂外寒风中打哆嗦的褴褛人群。

我将要求国会授予我一件惟一足以应付目前危机的武器，这就是，让我拥有足以对紧急事态发动一场大战的广泛行政权。这种授权之大，要如同我们正遭到敌军侵犯时一样。

赫伯特·胡佛颓然无语，只是低头看自己的脚尖。但是，在三层铺的贫民窟里，吃不饱的孩子们抬起头来了，地方法院里一肚子怨气、准备斗争的农民们抬起头来了，缝补破衣服的妇女们抬起头来了。空中好像响起了一阵魔乐。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市的威尔·罗杰斯在打字机上记下了这样一句话：“就是罗斯福一把火烧了国会，我们也会大声欢呼说，‘好哇，火到底点着啦！’”

美国人民不是束手无策。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已经授权政府采取直接的、强有力的行动。他们要求在政府领导下有纪律，有方向。他们选我出来实现他们的愿望。基于这种精神，我接受他们的委托。

借用沃尔特·惠特曼【美国19世纪著名诗人。——译者】一句诗，新总统真是“声威赫赫地登上了舞台”。阿瑟·克罗克写道：“罗斯福当时神色严峻，连老朋友也感到他变了另一个人。”亨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当时的心思：“我完全给吓倒了。”新的第一夫人认为总统就职典礼进行得“非常非常严肃，不免令人生畏”，“因为富兰克林讲到他必须取得通常只在战时才授予总统的那种大权时，听众竟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不过，当时在华盛顿为《新共和》周刊采访新闻的埃德蒙·威尔逊却嗤之为“一例的哗众取宠，一例的不着边际”。他还写道：“有一点最清楚不过，这就是独裁政治快要出笼了。”这时，知识分子们仍然不了解罗斯福，有些知识分子永远也不了解他。真的，即使最接近他的人，也感到他难以捉摸。他决定竞选总统，事前竟连自己老婆也不告诉，这是很少见的。罗斯福夫人是从路易斯·豪那里才知道这件事的。罗斯福首次执政之初，美国的有识之士是怎样想的，罗斯福夫人下面这段话说得最真切了：“我们有一种盲目走下去的感觉，因为我们置身激流，谁也不知道何处是岸。”但是，总的说来，美国人民并不像她那样感到前途茫茫。他们认为罗斯福这次演说十分成功，周末，有45万人写信祝贺他。

当晚，埃莉诺去参加庆祝舞会，罗斯福留在总统府同路易斯·豪研究工作。星期天早餐后，罗斯福自己滚动轮椅经过新建的坡道来到阒无一人的椭圆形办公室，独自四下打量。桌上空空如也，除国旗和国玺外，能拿走的东西胡佛都拿走了。没有便笺，没有铅笔，没有电话，连叫人的按铃也没有。他慢慢认识到，一个人在这里，什么事也干不了。于是他大叫一声，一个秘书和一个助手急忙跑了进来。这件事值得一提，因为罗斯福只有这一回才觉得身为总统却不知怎么办是好。晚上，他动手干起来了。他一边咬着往上翘的烟嘴，一边起草文件，援用那几乎被人忘记了的大战时期定下来的《对敌通商法》，宣布全国银行一律休假四天。他要求第73届国会在星期四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将拟好的紧急法案送去讨论。这时全国再也没人搞货币兑换了，可是大家还得想办法生活下去。

这是对美国人的首创精神的挑战，而他们果然也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印发各种临时票证，赊销商品，以货易货，凭票取货，凭代用币乘车，使用加拿大和墨西哥货币代替美国货币，如此等等。道氏化学品公司用镁铸成“道氏金属代用币”，定值每枚二角。威斯康星州有一个摔跤家和人订合同，表演一场的报酬是西红柿一罐加土豆200镑。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市有一家报纸发出通告，说广告费可以免收现金，改付农产品就是了。纽约州一位州参议员到首府奥尔巴尼市开会，自带一周吃的东西：12打鸡蛋，半只猪。《纽约每日新闻》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金手套”锦标赛半决赛，卖票花样之多，最是惊人不过：票价是五角，但除五分钱娱乐税必须付现金外，其余可以用任何实物偿付。于是专雇了一个人，为形形色色的来件作价，其中有：香肠、床垫、帽子、鞋子、大衣、鱼类、面条、女睡衣、牛排、电火花插头、方盒式照相机、拼板玩具、厚运动衫、罐头食品、袋装土豆、高尔夫球裤、机工工具、涂脚药膏、《圣经新约》，以及当时青年妇女所谓“伸伸腿”的不用系带的内裤。

人们绝大多数都认为，一旦银行休假结束，就要正式宣布使用临时通货，各州、各市政府乃至某些企业都要自己发行地方性代用券了。亚特兰大、里士满、马蒂塔克和诺克斯维尔等城市，这时早已这样做了；纳什维尔市在3月6日开始的那一周结束之前也快要有价值100万元的代用券流通。费城也将发出800万元流通。新泽西州努特利市有一家造纸公司，原先一周只开工三天，这时改为一天三班，24小时给威斯康星州和田纳西州印出六吨重的代用券。然而，一想到各州各市的地方币、各公司的兑换券满天飞的情景，财政部长伍丁就不寒而栗了。3月7日星期二，他在早餐时候告诉雷·莫利【罗斯福智囊团主要成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译者】说，据他看不必使用临时通货。他说：“我们可以用各银行殷实可靠的资产作为储备来发钞票嘛。大家不会害怕的，这不是戏台上用的道具，是货真价实的钞票。”这样做，不会有什么损失。伍丁公开说：“我们已经到了沟底，再坏也坏不过这样了。”

伍丁同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在卡尔顿饭店昼夜奋战，星期四这天果然如期完成了草拟法案的工作。国会特别会议开始了，众议员们相继走进会场。这时伍丁就把写完的稿子交给国会的秘书，同时嘟囔着说：“这个法案就用我的名字好了，稿子完了，我也完了。”秘书把稿子在会上高声宣读，可是当时人声嘈杂，众议员里没有几个听得清的。法案不是人手一册，因为没有时间排印。就是秘书手里那一份，有些地方也是最后急急忙忙用铅笔涂改过的。大家一阵叫嚷，就把法案通过了，一共用了38分钟时间。这时罗斯福夫人在楼上旁听席上一边结毛线，一边点票数，活像是慈祥的德法热夫人【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双城记》一书里边的法国革命时期的一个人物。她每天编织，暗地记下她所仇恨的贵族的名字。——译者】。投完了票，众议员们便蜂拥到参议院会议厅，听格拉斯说明他们自己刚才通过的那个法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格拉斯这位小个子的弗吉尼亚州参议员是支持伍丁法案的，不过他也承认其中某些部分确实让他吃惊。根据这项法案，总统和财政部长“已经采取或今后要采取的”任何措施，议会都要一律批准，这种立法措施真是吓人。法案规定，囤积通货的要判刑，有问题的银行要派人去“维持”（受托管理），此外还授权政府以各银行的资产为储备，发行20亿元新钞。晚上8点36分，罗斯福衣衫不整，身旁堆满了从海德公园住宅运来的书籍，图片也来不及开包，就在白宫签署了这项法令。当晚国家印制局添雇了375名新职工。美国政府的印钞机器全部开动了。

一连两晚，印制局灯火辉煌，临照着哈得孙河滩。新印模来不及刻，就沿用“1929年印行”字样的旧版。联邦储备银行12个分行行长的签字也来不及去要，便从政府档案里找出旧样本来，派人送到泽西市的美国铸刻工场厂赶制印模。星期六清晨，装满一袋袋新钞票的飞机从华盛顿先后起飞。第一架在午前就把钞票送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那里又立即分送各银行。

真正精彩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囤积户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紧紧攒在手心里的黄金和货币放出来。原先此辈不到一周工夫，就已把全国15％的货币藏了起来。国会尽管横下狠心，也无法定出法律，对于那些事先囤积货币的人追加惩罚。于是，政府便改而乞灵于宣传的办法。3月8日星期三，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凡2月1日以后向银行提取过黄金，而到下星期一为限还不退回储存的，银行便公布他们的姓名。这一宣告刚在报纸登出，各家银行的电话交换台就忙得不可开交。银行对来电话的人说，如果有黄金要送回储存，银行就为他们开门办理，还不让记者知道。几小时之内，只见多少床垫为之撕裂，多少铁罐因之出土，多少秘藏宝盒得以重睹天日。各地银行都说门前又排起长龙来了，仿佛上周争先提款的情景一般，不同的是，这回男男女女都带上满载黄金和货币的旅行包、手提箱就是了。看到这种情况，联邦储备委员会大受鼓舞，于是星期五又宣布扩大涉及范围，要各银行上报过去两年内提过存款的人名。网拉得更开了，鱼也更大了。到星期六晚间为止，各州联邦储备银行已经回收了共计3亿元的黄金和黄金兑换券。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7.5亿元的新钞票了。因此，甚至在载运这批新钞票的飞机还没有离开胡佛机场之前，伍丁就批准某些储蓄银行可以让储户每户提取现金十元。商业开始活跃起来了。不出一周，就有13,500家银行（占全国总数3/4）复了业，交易所又重新响起了电锣声。纽约股票价格猛涨15％。道·琼斯【著名的研究和报导股票行情的公司。——译者】的股票行情发报机传出了这样一句话：“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

幸福的日子还没有真正回来，不过金融恐慌总算过去了，既没有发生币制混乱，也没有实行银行国有化。下的药无疑是极猛的，通货膨胀一开头，果然无法控制。但是罗斯福当时只能这样做，别无他法。有一位朋友对他说，如果成功，他将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名垂千古；如果失败，他就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罗斯福回答说：“如果我失败，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可是他不甘失败。“新政百日”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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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100天当中（从3月9日在欢呼声中制定出《紧急银行法》到6月16日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新总统顶着狂风暴雨前进，一天天显示出他有无穷的智慧和无限的精力。到国会议员们精疲力竭，宣告休会那一天，罗斯福已经发表了十次重要演说，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建立了每周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各二次的惯例；宣布了废止金本位制，向国会提出了15篇咨文；指引议员们通过了13个重要法案，其中包括对一切银行存款实行保险，对抵押住宅者发放新贷款，对华尔街金融市场进行改革，拨发40亿元作为联邦救济金，准许公开经营啤酒业，以及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农业调整管理局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等一系列法令。罗斯福也说：“有时连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受震惊。”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临时招架的办法而已。罗斯福对身边的新政派说：“挑一个办法试试看嘛。失败了，就另换一个。总之，要搞点什么试试。”他认为自己在大选中之所以取得一面倒的胜利，就是因为人民授权他进行变革，可以说怎样变都行，只要快变就是。最初，他打算先让国会通过伍丁那个“挽救银行”的法令，随后就打发议员们回家休息，由他运用总统大权来办事。要是这样做，举国上下本来也会一致支持的。保守派的《波士顿纪事晚报》就发表过社论说：“目前应由总统独揽大权。这样做势必引起史无前例的复杂问题，但是人民思变之心太切，就是任凭总统一人独断专行，他们也心甘情愿。”参议员布顿·惠勒说，为了罗斯福总统，国会议员们“就是像马戏团的动物那样跳火圈，也干”。至于美国选民们，据查尔斯·米切尔森说，即便有人说罗斯福“长着一副透视眼”，他们也会信以为真的。约翰·根室后来也说：罗斯福当时如果想搞独裁，易如反掌。“我们往往忘记，罗斯福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驾一切的啊！就是德国国会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

但是罗斯福还是主张遵循宪法来办事的。他说，他要像他的本家西奥多·罗斯福那样，做一个“热心布道的总统”。群众给白宫的大量来信启发了他，使他觉得不妨在进行立法革命——实际上是一场革命——的同时教育人民，向他们阐明新政的目标。当时还没有“美国新闻处”，也没有“美国之音”。他不需要这些。有他当教师，整个美国就成了一个大课堂。

第一堂课是在他上台后第五天开讲的，他把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召集到办公桌周围。他在任职期间，举行过空前频繁的记者招待会（共998次），这是第一炮，这第一炮登时就打响了。威尔·罗杰斯评论说，罗斯福竟能把像银行业务这样复杂的问题讲得深入浅出，人人理解，连银行家也能懂。后来，查尔斯·比尔德（此人平日并不佩服罗斯福）也写道：罗斯福所讨论的“有关美国生活和美国社会的种种根本问题，比历届总统加在一起还要多。”记者招待会结束时，记者们掌声雷动。就这样，罗斯福一下子把美国的新闻中心从纽约挪到华盛顿来了。美联社把驻华盛顿人员增加了两倍，合众社发出的新闻稿从此有1/4来自华盛顿。各大城市的报纸纷纷派记者到白宫采访，规模较小的报纸也每日采用华盛顿专栏作家的通稿了【一篇稿件分送各报同时刊载。——译者】。后来，连罗斯福夫人也加入了专栏作家的行列。

3月12日星期日，罗斯福讲授第二堂课，是直接对全国人民讲的。总统府楼下外宾接待室的壁炉前头，装上了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扩音器。总统说，他希望这次讲得亲切些，就像坐在自己家里，邻居也坐在他们的起居室里，双方随意交谈那样。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经理哈里·布彻说：既然如此，那就叫做“炉边谈话”好了，以后就真的作为正式名称叫开了。罗斯福这次谈的是全国银行暂停营业的问题。他那象牙长烟嘴点着香烟，慢慢燃烧。他说：“朋友们，我想告诉大家，过去这几天我们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下一步又打算怎么干。首先，我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们把钱存进银行，银行并不是把它锁在保险库里了事，而是用来通过各种不同的信贷方式进行投资的，譬如买公债，做押款。换句话说，银行让你们的钱发挥作用，好使整个机构转动起来……”

不知怎的，罗斯福谈话竟能谈得那么亲切，用人人懂得的词句和比喻，把工业经济的复杂结构讲得一清二楚。他的语言质朴实用，同他在白宫所选用的室内装饰具有同样风格。上届总统的那套阔气排扬，现在是一扫而光了。没有伺候吃饭的底下人了，没有饭前吹号的号手了，军旗敬礼分列式取消了，卫兵换班仪式也取消了，一顿上七道菜的盛宴也简化了。在华盛顿官场里，罗斯福那里的伙食是最不讲究的。他当不起讲究吃喝的人，他没有那份工夫。在总统府作过客的人，不论时间长短，都认为白宫的菜肴单调无味，同宿舍包伙差不多。有一位女客一连三晚吃的是同样的饭后点心：一小片菠萝、两颗樱桃，再在拌得稀稀的奶油里放上一点核桃仁。甚至这样也还算是盛情款待呢。至于总统本人的午餐呢？一角九分一份的肉末煎蛋。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这些都只是表面文章。他实权在握，再不用摆什么排场了。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得好，罗斯福是“天生当总统的”。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左右自己所处的时代。他在政府里惯唱独角戏，喜欢发号施令。他跟一位来客打趣说：“如果你有可能当总统，你难道不想当一当吗？有谁不想当的呢？”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博士【有名的瑞士心理学家（1875～1961年）。——译者】会见罗斯福后对人说：“毫无疑问，这人浑身是劲。他智力超群，却又难以捉摸，可是说干就干，厉害得很。他花样繁多，别人无法预料。”W·M·基普林格说：他从没见过有哪一位总统“像这个罗斯福这样拥有无上权威”。埃德·弗林说：罗斯福手下的助手和内阁阁员好比听差似的，“事事都是总统自己做主。”阿瑟·克罗克报告说：罗斯福“是老板，是发电机，是钟表的发条”。亨利·摩根索【1934～1945年任财政部长。——译者】写道：罗斯福“任何时候都是统治者”。摩根索好同罗斯福争论，罗斯福也乐意跟他争论，可是只在一定限度之内。过了这个限度，罗斯福就用那满布斑点的大手往桌上一拍，再不说“我认为如何如何”了，而改口说“总统认为如何如何”。争论到此结束，谁胜谁负，自然不消说得。

总统的14小时工作日是这样开始的：坐在床上，边吃早餐边浏览外事电报和乱云也似的大堆报纸。他那卧室墙上挂着海船图画，壁炉架上放着家人的照片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摆设。新政开头那100天里，他的亲信顾问往往也到床边来商谈，但是起床前这段时间他一般是不见客的。9点过后，刮脸，由男仆欧文·麦克达菲帮他穿好衣服，坐上无臂垫的小轮椅，推到办公室去。10点开始会客。要是那天国会开会，他总有1/4的时间要花在电话上。他跟人谈话，总是称名不道姓。惯戴咖啡色三角女帽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在罗斯福就职后第一周时首都政界还不熟悉她，她也不熟悉华盛顿。一天，她的助手接电话，听到对方说：“我是富兰克【富兰克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的简称。——译者】，我可以同珀金斯小姐讲话吗？”助手转告珀金斯，珀金斯回答说：“富兰克·我不认识什么富兰克。问他是在哪里工作的？”这一问，对方乐了，回答说：“在合众国工作，我是总统啊。”

总统随时都愿意接电话，甚至内阁开会时也不例外。跟总统通话那么容易，真叫人吃惊。大约有百把人可以不必向秘书通报事由就能直接请他听电话【30年后最肯接电话的高级官员是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但是能这样直接和他通话的也只有25人】。他的消息来源广泛极了，因此人们往往忘了他是一个跛腿的人。他在内阁会议上常常信口说出什么地方的人说了些什么话，包括他夫人的话。例如他会告诉人家：“内人说，那个地方伤寒病流行。”他上任以后，头一批命令里就有这么一条：凡是因有困难打电话向白宫求助的，一概不准挂断，政府里必须有个人同对方谈谈。这就使他的群众来信在美国总统史上占有最出色的地位。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总统先生：

此信只是想告诉您，现在一切都办妥了。您派来的人找到了我们家，我们便同他一道去了银行，银行答应押款可以慢一点还。上次去信，我说家具也给人拿走了，这一点您想必还记得。这些家具，您派来的那人也帮我们弄回来了。像您这样的总统，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是啊，谁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总统。罗斯福每天收到的群众来信，少则五千，多则八千，十倍于胡佛的。有个众议员把他同耶稣相比。根据在纽约小学生中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他最受欢迎，上帝其次，得票远不如他。美国人民确实感到，罗斯福把他们看做自己的朋友。当时总共有41首流行歌曲是歌颂他的。当他系好腿上支架，站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有人真的伸手去摸他那斗篷的边缘来表示敬意。纽约市演出歌剧《真是乐死人》，演员们在谢幕时唱一支歌，竟把歌词原文“让温特格林当总统”改成“罗斯福是总统”，观众听了每次都起立鼓掌。安尼·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写道：“从来没有哪个总统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叫人觉得这样满怀希望。”甚至连皮埃尔·杜邦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高兴起来了。有个金融巨头对约翰·弗林说，他认为自从耶稣去世以后，最伟大的领袖是罗斯福，并深悔自己错投了胡佛的票，请求上帝宽恕。沃尔特·李普曼也修正了原先的估计，他写道：“我们全国人原来对任何事物、任何人都不相信了，不过一周时间，我们现在对政府、对国家又恢复了信心。”

罗斯福的魅力把各大学、各机关里的大批聪明有为的青年都吸引到华盛顿来了。首都供应食宿的场所骤然成了生意鼎盛的行业。G街、R街、新罕布什尔大道和第21街一带的褐石住宅统统改成了宿舍，招待新政派里边的单身汉。首都那些墨守成规的人不禁害怕起来。日后有人同小阿瑟·施莱辛格谈起这事，说：“一批讨厌的青年律师在华盛顿住了下来。……他们得意扬扬，闯进办公室，占用桌子，索取文件，忙这忙那，没个完。我始终不明白，这些人来这里干啥，来了之后干了些什么，后来为什么又走了。”

这些人有的一来就再也不走了，有的走了又回来干别的。当日汇集在新政旗帜下的人物有迪安·艾奇逊【1949～1953年任国务卿。——译者】，财政部副部长；J·W·富布赖特【后来先后任众议员和参议员。——译者】，司法部的青年律师；休伯特·汉弗莱【后来是约翰逊政府的副总统。——译者】，他放弃了药物学研究，担任救济工作；还有亨利·福勒，他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青年律师。在办事最能干的新人当中，有一位叫林登·约翰逊的，是得克萨斯州众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的行政助理。约翰逊说服了美国政府，让得克萨斯州农民带头铲掉自己所种的一些棉花，来拥护农业调整管理局的减少剩余农产品的措施，因而引起社会的注目。

新政派中，还有一些二流的知名人士，如萨姆·罗森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阿道夫·伯利、“铁裤汉”约翰逊、哈罗德·伊克斯和雷·莫利。伊克斯有个众所周知的绰号“急躁鬼”，他暗地倒也喜欢这个诨名，却不知罗斯福背后叫他“唐纳小鸭”【美国当时流行的动画片中的主角——译者】。雷·莫利在华盛顿一家旅馆里租了一套房间，派头十足，是这班人中最有才气的。那些名声不如他的人套用圣诗，这样来挖苦他：

莫利！莫利！莫利！

我的上帝！【圣诗原文是“圣哉，圣哉，圣哉，我的上帝！”英语“圣哉”（holy）与“莫利”（moley）谐音。——译者】

农业部的劲头特别大。新到的总顾问杰罗姆·弗兰克罗致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青年律师：瑟蒙德·阿诺德、阿贝·福塔斯、艾德莱·史蒂文森、纳撒尼尔·韦尔、约翰·艾布特、内森·威特、李·普雷斯曼，以及普雷斯曼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阿尔杰·希斯。政府其他部门有些人对他们很钦佩，认为日后此辈多数是要飞黄腾达的，尤其是希斯。

希斯同普雷斯曼、威特、艾布特和韦尔是共产党一个小组的成员，常在康涅狄格大道一间音乐室里秘密碰头。这几个人对新政府进行了研究，感到颇难捉摸，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认为，莫利是一个狂热的自由派，而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却是强烈反对承认俄国的【当时美国还不承认苏联政府为合法政府。——译者】。华莱士认为共产主义制造阶级对立，这种论调跟艾尔·史密斯很相似。但是最使人迷惑不解的还是总统本人。刚就职时，罗斯福主张进行试验，可是依然倾向保守，而且他在新政初期采取的那些措施又得到中间偏右的人大力支持。他挽回银行颓势后的第一招就是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削减退伍军人退役金和政府人员（包括议员）的薪金，这也是费解的。

罗斯福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很得保守派的好评。这个队组织贫苦的青少年参加水土保持工作，让大家有活可干。共产党有个发言人说这是“强迫劳动”，劳联领导人威廉·格林更说它大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和某种苏维埃主义”的味道。但是民间资源保护队是罗斯福的得意之作，而且由于陆军的协助，一成立就办得很好。这项工作是由麦克阿瑟负责组织的。乔治·马歇尔当时还是上校，因管理南方各州17个大队卓有成效，名噪一时，因而受到罗斯福的注意。（艾森豪威尔少校却在宾夕法尼亚州碰了钉子，因为他没有考虑政党关系，把重要职务都给了共和党人。）最后总共有250万青年参加这个队，穿上了草绿色制服。他们完成了罗斯福设想的防护林带，南起得克萨斯州，北至加拿大，遍种树木2亿株。

4月19日，罗斯福废止了金本位制，这在右派当中可不那么得人心。现在看来，这是由于当时迷信黄金之故。若干世纪以来，欧美各国都死死抱住黄金不放，以为这是西方文化的标志。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金本位制成了强国的特征，银本位制成了落后国家的特征。有些共和党人把货币贬值的方案叫做“橡皮本位制方案”【“橡皮”在美国俚语指没有价值。——译者】。艾尔·史密斯说，他赞成“金本位”，反对“吹牛本位”。罗斯福的预算署长也说，废止金本位意味着“西方文明的毁灭”。不过，当美元贬值11.5％之后（同年夏天贬值17％，随后稳定了下来），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就又能同欧洲那些早已走上通货膨胀道路的国家竞争了。这一点，一般人不理解，华尔街那些大老板们却是明白的。查尔斯·G·道斯对废止金本位鼓掌赞成，共和党的领导人也一样。J·P·摩根有一个老搭档叫做罗素·莱芬威尔的，写信给罗斯福说：“你放弃金本位制，挽救了我国免于全面崩溃。”摩根本人也不准人们非议罗斯福，他在一篇罕见的公开声明中说：“据说总统放弃金本位，我表示欢迎……看来很清楚，要扭转大萧条的局势，就要驳斥并战胜那些主张收缩通货的人。”

但是不论是什么措施，只要受到华尔街23号【摩根财团所属公司所在地，这里用它来代表垄断资本集团。——译者】的欢迎，就很难说是革命的，甚至连开明也说不上。直到了3月下旬，罗斯福才真正向左转，他要求国会批准《农业调整法》和《联邦紧急救济法》。他在5月12日（也就是上任后第65天）签署了这些法律。《农业调整法》是有鉴于艾奥瓦州的农民暴动而制定的，用减少产量的办法来提高农产品价格。出钱津贴农民，叫他们少种地，这显然和常识背道而驰。华莱士下面这段话代表了当时千百万人的看法：“我希望今后再也不这样搞了。长得好好的庄稼，偏要毁掉，这有违人类的良心。”然而，四个月以后，他却不得不下令把600万头小猪宰掉。他很不得已这样做了，又说这是因为过去柯立芝和胡佛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后果（罗斯福还打趣说，对猪也要实行节制生育）。

关于联邦政府办救济会有什么长远影响，当时的争论就更多了。可是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不客气地说过：“人们不是在‘长远’以后才吃饭的，他们天天都得吃啊。”此人瘦长个子，一头蓬发，说话刻薄，在纽约搞社会福利工作，在对付大萧条的工作中出过力，到新政结束以后还一直同罗斯福保持密切关系。他是从楼梯下边进入政府的。原来最初他没法见到总统，就趁劳工部长弗兰西丝·珀金斯参加纽约一个来宾云集的晚会时，把她拉到楼梯底下一个角落谈话（那时人声嘈杂，只有在楼梯底下谈话才听得清楚）。他向她说明，由联邦政府办救济事业，是当务之急。于是珀金斯小姐把他推荐给罗斯福，罗斯福又把他提出的方案提交国会。方案一提出，共和党人无不大吃一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罗伯特·卢斯说：这就是“社会主义那一套”。缅因州参议员卡罗尔·比第大声疾呼：“上帝救救美国人民吧！”

但是共和党人的上帝既然失灵，就只好听罗斯福的了。5月22日，罗斯福把霍普金斯带到华盛顿。联邦政府的救济事业从此始，直到1942年结束，期间机构、名称换过几次（民政工程署、工程兴办署、公共工程署），领导人也换过几次（先是霍普金斯，接着是伊克斯，最后又是霍普金斯）。当时霍普金斯直截了当地说：“我来华盛顿，就是要做到谁也不挨饿。”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嘲笑反对救济的人说：“我到市场去，花两块钱买一只鹦鹉，一天就能教会它叫‘白给！白给！白给’！不过鹦鹉是一辈子也不懂经济问题的”【罗斯福的救济事业是以工代赈，反对派说这是白给，助长懒惰。——译者】。但是，反对救济的人也不示弱，他们攻击救济事业的话，比“白给”要难听得多。北方的血汗工厂老板们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们都恼火极了，因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没有来源了。上层中产阶级批评家以为，领救济金的人都是一些斜靠着铁锹或草耙的懒汉，这些批评家的绝招是把“扳倒搁”（boondoggle）这个意义不明的词儿加以曲解。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名叫罗伯特·马歇尔的手工课教师在纽约市参议会调查会上作证，他说他教过一些失业的人做“扳倒搁”。所谓“扳倒搁”是1925年一个童子军领队发明的，指的是童子军野营中有实用价值的作业，例如用绳子编带子。谁知没有几天，全国报纸的社论就都嘲笑说，办救济就是让人们“扳倒搁”，而且轰动一时，弄得成千成万的读者以为（直到今天还以为）霍普金斯和伊克斯的成绩只不过是为了救济失业的人，找点什么事给他们干干而已。

其实，两位主管救济的人都是讨厌人们吃闲饭的，尤其是霍普金斯。他认为只给救济，不给活干，会使人们丧失自尊心。只要听到妇女们说：“我们不再靠救济了，我丈夫在为政府干活，”他就十分高兴。就大多数情况来说，人们确实是在干活，而且干的是艰苦活。民政工程署、工程兴办署和公共工程署的资金，先后投入3万个以上的新办工程和事业，诸如请教师，兴水利，设邮局，筑桥梁，办监狱，修机场，打下水道和涵洞，开辟公共游泳池、运动场和儿童游乐场，兴建发电厂和火车站，等等。全国新建公路的10％，新开医院的35％，新建市府大楼、法院大厦和新设医疗设施的65％，新办学校的70％，都是霍普金斯任内那几年搞出来的。这么一来，丹佛市才有了供水系统，俄亥俄州马斯金格姆河流域才有了拦洪工程，得克萨斯州布朗施维尔市才有了港口，基韦斯特市才有了公路和桥梁，接通了市区和大陆上的佛罗里达州。

工程兴办署（以及它的前身和后继机构）投资于私人企业力所不及的各种工程，使整个美国的面貌为之一变。建成了哈得孙河下面的林肯隧道，把纽约市和新泽西州连接起来；建成了纽约三镇桥，把曼哈顿和长岛连接起来；把宾夕法尼亚铁路改为电气化。它出钱试制了第一批柴油机。由于有工程兴办署，华盛顿才有了动物园、林阴大道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大厦。如果没有工程兴办署所组织的工程队，就没有加利福尼亚州的卡马里洛精神病院，没有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金库，没有旧金山的博览会会场，没有达拉斯市的迪利广场，没有圣路易斯市的花卉馆，也没有哥伦比亚河上的波恩尼维尔水坝和科罗拉多河的博尔德水坝。为了建设博尔德水坝，有近二百名工人丧失了生命。这个水坝连共和党人也非常感兴趣，1946年他们再次控制国会时，就将它改名为胡佛水坝。兴办所有这些工程，总共开支还不到200亿元——只相当于尼克松首届政府五角大楼年度预算的1/4。

据《陆海军纪事报》日后的报道，那几年里，由于军事拨款一般极少，许多陆军兵营和海军基地也全靠工程兴办署的工人才免于失修。没有工程兴办署的各项建设工程，美国经济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就不能那样发展。没有田纳西河流域工程（这是罗斯福的百日新政期间的遐想之一），那两颗结束第二次大战的原子弹也就制造不出来。当然，原子弹有其利弊，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下面这个事实：苏联到了50年代中期肯定会掌握核武器的生产技术的。固然，制造原子弹不是兴办田纳西河工程的主要目标，它开始只是沿河建筑一系列水坝，向本流域内的居民供应和出售电力。但是结果是防止了河水侵蚀300万英亩的农田土壤，把整个流域居民的平均收入提高了九倍，而且原来投入工程的资金已以缴纳联邦税的方式全部偿还。这项建设本是参议员乔治·诺里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但是计划的实现还是靠罗斯福。罗斯福刚到白宫，各事未定，就给诺里斯写信说：“一俟目前这批紧急法案搞完”，就希望他来谈谈有关“田纳西流域的发展计划”。有这样一位总统在，人们自然会感到，无论想做什么事都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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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做不到的事。银行可以保住，农民可以得救，挨饿的人可以给饭吃，奔腾澎湃的田纳西河可以驯服，但是美国是一个工业国，工业上有许多问题却不是凭法律可以解决的。罗斯福也曾试过一下，在他的新政措施中，全国复兴总署是费了最大气力来办的。不能认为它彻底失败了，因为它鼓舞了人心，而且由于加强了劳工组织，可以说对经济最后能够复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它虽则没有达到罗斯福原来的期望（显然没有），可是确实使全国有如战时一般，暂时团结起来了。全国复兴总署的历史，有点像一场足球赛，派出的球队虽然十分出色，最后却输了球。休·约翰逊将军一开头就预测将来的结果，他打了个用语杂乱而寓意巧妙的比方：“开头是看烟火，后来是放冷箭。干这件事，好比睡在断头台上跟人打赌，希望万中得一，刀子下不来。”

约翰逊是新政派中风头最健的人物，罗斯福选中了它负责主持全国复兴总署工作。这个机构之所以没有取得多少成就，也许是由于他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态度。谁碍他的事，他就骂人，说人家是“血里带着耗子气味”，“国务院里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靠说空话、蠢话、废话吃饭的家伙”，等等。他还把商业部大厦的办公室比做联邦火车站的收小费的厕所，因此开罪了胡佛。不过，全国复兴计划之不易成功，在5月7日罗斯福的第二次炉边谈话中就可以听出来了。当时总统提到要办全国复兴总署，说他要求企业界和政府“合作，共同拟订计划”，政府在各个工业绝大多数从业人员的协助下，“有权制止不公道的做法，并强制执行所订立的协议”。

罗斯福的目的是要消除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女工童工的残酷待遇，这是正派的企业家人人都可以接受的。问题是，由资方按工业种类订立法规，当然就意味着要停止对托拉斯进行斗争，要恢复资方定价制。劳工方面很不安，于是约翰逊只好听从了铁路员工协会总顾问唐纳德·里奇伯格的劝告，在《全国复兴法》中加上第七条第一款这一历史性的条文【这一项条文的主要内容是：工人有“组织和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不得限制工人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作为受雇条件；雇主应遵守总统批准的有关工资、工时等规定。——译者】，使集体谈判合法化，从而推动了30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大企业家这时已有预感。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对这一条表示了强烈反对。于是罗斯福把赞同和反对的两派代表请到白宫开会，就条文的措辞取得了协议。会议结束时，第七条第一款条文原封未动，这并不是一个吉兆。企业家们和他们在国会里的代言人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一切自由竞争都应该停止。正如琼斯－拉姆森机械公司当时的经理拉尔夫·弗兰德斯所说，他们“完全相信，要复兴和繁荣，就非限制竞争不可”。

“铁裤汉”约翰逊的宣传工作干得很出色，所以1933年过了大半，人家还没注意到隐藏着的棘手问题。一次，亨利·华莱士跟约翰逊谈话，谈到印第安人所崇拜的一种神鸟，约翰逊就以印第安人的表意文字为蓝本，画了一只蓝鹰作为全国复兴总署的标志，在下面写上“人尽其责”这句话。他在对报界谈话时提出了严重警告：“不管个人还是团体，谁要是不尊重这只神鸟，后果自负。”凡是遵守他所制定的法规的企业，可以在厂门店门挂上蓝鹰徽。开汽车上街的消费者则在挡风玻璃贴上这个图案。《时代》周刊每期封面上也印上了蓝鹰徽。有四个女孩在背上刺了蓝鹰花纹。在旧金山垒球场上，八千个儿童排队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蓝鹰徽。巴斯比·伯克利也不落后，将《舞台大观》的最后一场改写，让鲁比·基勒、狄克·鲍威尔、琼·布隆代尔和好莱坞全体临时演员排队，先排成美国国旗图案，然后组成罗斯福像，最后排成蓝鹰徽。凡此种种无不令人眼花缭乱，兴高采烈，加之约翰逊将军又到全国四处奔走，要各行各业把法规一个个签订了下来，真是煞有介事。

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1933年仲夏，在全国复兴总署领导下，已经有一百万雇主签名表示愿意遵守全行业性劳动工资规程，有九百多万工人依照这些规程干活。但是这些雇主绝大部分是小企业主。在纺织、采煤、石油、钢铁、汽车、木材、服装、批发商业、零售商业和建筑这十个最大的行业中，只有纺织业签订了行规，而且是经过六个星期的尽力劝说以后才签下来的。新政班子里也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霍普金斯对约翰逊说：“休，你那些法规好讨厌！”不管什么蓝鹰不蓝鹰，煤矿的私雇警察照样向矿工开枪，亨利·福特也不肯“尽”他那一份“责”啊。约翰逊一气之下，把自己那辆福特公司的“林肯”牌车卖掉，另买一辆通用汽车公司的“卡迪拉克”牌。罗斯福下令，所有政府部门只许向那些跟全国复兴总署合作的企业购货。有个记者问约翰逊，如果有人拒绝遵守法规，那会怎样呢？约翰逊抹了抹嘴上的啤酒沫，恶狠狠地说：“当心他们的鼻梁给打扁！”

后来“将军”又改变了策略。他发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要求所有雇主先表示同意，让工人每周工作40小时，每周最低工资12美元，正式的法规留待以后再订。1933年7月24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里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打起仗来，如果进行夜袭，士兵们都在肩上带上个耀眼的标志，免得误伤自己人。根据这个原则，那些跟我们合作，参加全国复兴运动的人，也要彼此一望而知。”他的意思很清楚：要么“尽你那一份责任”，要么当心挨揍。全国复兴运动这时已经开始有点像教会传播福音了。波士顿市市长詹姆斯·迈克尔·柯里把10万名儿童集合在波士顿广场，带领他们宣誓说：“我要做一个美国的好公民，保证为全国复兴运动尽自己的一份义务，买东西只在蓝鹰商店里买。我一定劝家里人在9月份买东西【当时约翰逊发起了一个叫做“现在就买东西”的运动。——译者】，而且只买美国货。我决心帮助罗斯福总统，让美国重新过上好日子！”

在全国范围内，凡是有点公民荣誉感的城市居民都举行了支持复兴运动的游行，并且有许多彩车，有演奏着《幸福的日子又来了》的乐队。纽约的游行队伍，比所有其他城市的规模更大，有25万人参加，走了十个小时，观众达200万。交响乐团指挥沃尔特·达姆罗希是广播工作者的领队，查尔斯·温宁格是演员的领队，艾尔·乔尔森是电影从业人员的领队。参加游行的还有1,000名理发师，1万名银行家、经纪人和交易所职工，2万成衣工人。检阅台上放了50只信鸽，给罗斯福带去贺信。天黑了，第五大道灯光亮了，但是参加游行的人还不断地从华盛顿广场步伐整齐地走出来，其中有杂货商、珠宝商、当铺老板、屠户、消防队员、警察、图书馆员、药房老板、出版商和酒吧间的招待员等等。全国别的地方同样也可以感觉到这一股热潮。在塔尔萨市，休·约翰逊的77岁老母亲走在游行队伍前面，边走边向人们打招呼说：“大家最好服从全国复兴总署的指挥。我那小子干起来可是雷厉风行的，雷往哪儿打，谁也说不准。”海伍德·布龙报道说：各地参加游行的人都感到有希望，有信心。“人们排起队来，肩并肩地站齐，就产生一种亲密团结的感觉。”忽然之间，约翰逊将军办公室里收到了一批又一批的法规草案，总数竟达200万份。除汽车制造业和采煤业外，所有主要工业部门都支持复兴运动了。跟着，汽车制造业也参加进来了（只有福特公司除外）。最后参加的是采煤业。人们热情洋溢，连胡佛也正式表示赞助了。

但是，逆流来了。胡佛改变了主意，认为全国复兴总署那一套是极权主义的做法。工商界攻击它是“偷偷摸摸搞社会主义”，工会领袖们骂它是“工商界的法西斯主义”。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甚至说，NRA（全国复兴总署）这个略语的真实意思是“禁止复兴”（NoRecoveryAllowed）。《哈泼斯》月刊的一位撰稿人到四个州调查了一下，发现有些挂着蓝鹰徽的公司，实际在肆意违反所签订的法规。已签订的700种法规中，有568种规定由企业主们确定价格，这可能是霍普金斯原先的设想。沃尔特·李普曼对全国复兴总署作了这样的评论：“权力过度集中，个人独裁作风，使人觉得美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官僚主义统治，而大起反感。”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年的前半年，好多专栏评论家和企业家原来都曾要求罗斯福实行独裁。那时和现在不同之处，就在于罗斯福已经把美国的局面扭转了。他之所以挨骂，正是因为成绩巨大。他当总统的头四个月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过调整的工业生产指数已由59上升到100。经纪人说这是“罗斯福一手创造出来的市场”。3月份时，好多人有气无力，惊魂不定，不敢反对约翰逊；现在他们腰杆硬了，敢于说话了。《柯里尔》周刊写道：“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很满意。”《文摘》杂志欢呼说：“股票债券大涨价，增值达几百万元。小麦、玉米和其他产品的价格也都回升了，饱受大萧条折磨的农民又多了几百万元的收入。”这个刊物没有提到农业调整管理局，实际上是这个局促使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只有《纽约时报》明白指出：罗斯福已经挽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绝大危局，赢得了个人的大胜利。“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在美国人心目中，罗斯福竟有呼风唤雨的本领。那时不管总统要怎么干，全国都愿听命，甚至求之不得。罗斯福总统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勇敢的演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成就，这使他获得了千百万美国人的颂扬，异口同声称之为天赐的时代巨人。”雷·莫利说：是罗斯福挽救了资本主义。

人们对总统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也变了。罗斯福每次坐车到国会，路上的人都热烈鼓掌。从前当过胡佛总统四年的警卫的特工人员理查德·杰维斯说：“现在又听到人们向总统鼓掌了，我很开心。”8月，罗斯福轻松愉快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有个大喜讯告诉大家。”原来政府发行年息三点二五厘的5亿元公债（这是1931年9月以来财政部第一次发行的长期公债），认购总数竟超额五倍。要是在一年前，这种事情说了谁也不相信。不管赫斯特系报怎么诋毁罗斯福，这是工商界对新政充满信心的铁证。自1929年以来，这是企业界第一次给期票贴现。干吗不贴现·罗斯福同大萧条的斗争，看来势不可挡。国会听他的话，哈佛大学的宪法学教授托马斯·里德·鲍威尔也公开说：“依我看，如果最高法院根据其脚踏实地的判断，想要支持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以某种方式行使权力，这在宪法学上是有充分根据可以这样做的。”如果鲍威尔教授不懂宪法，还有谁懂呢？那就只有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了。可惜，当时竟没有人想起要去请教他【休斯后来反对新政。——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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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埃莉诺

她父亲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兄弟，母亲是出名的美人。她生于1884年，取名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太伤心了，”谁都这么说。孩子太丑了。

凡是客人来访，埃莉诺就咬着手指躲在一边，总要等母亲叫：“进来吧，老奶奶！”这才出来。母亲于是向客人解释：“这孩子真怪，古板极了，我们都叫她老奶奶。”这时埃莉诺真想钻进地里去。

她八岁时，母亲害白喉死了；九岁，父亲又因酒精中毒去世，于是就被送到外婆家寄养。外婆家教极严，埃莉诺15岁以前从没有跟年龄相仿的人做过朋友。

18岁那一年，她开始进入社交界。社交界为之哗然。她身高近六英尺，声音高亢刺耳，门牙外露，什么化妆品也不用。她有时无缘无故吃吃地笑，有时又莫名其妙地凄然泪下。家人说，这孩子准是傻了，所以远亲富兰克林·罗斯福虽然已经向她求婚，但富兰克林的母亲萨拉却竭力反对了三年才同意这门亲事。

1905年3月17日结婚，由伯父西奥多主婚。她继承了伯父的异乎常人的精力。谁都在议论，一个女人家这样子，不对头。而她的精力是怎样使用的，大家也不以为然。有人问她，为不为家务烦心·她说：“我每天用在家务上的时间很少超过15分钟。”她的工夫都花在穷人身上去了。因此，1913年她离家外出之际，她那年轻的丈夫爱上了她聘用的一位每天来帮忙一段时间的社会工作秘书露西·默塞尔。

1920年，露西同一个有钱的老头拉瑟弗德结了婚。1921年，罗斯福因小儿麻痹症两腿瘫痪。萨拉要儿子放弃社会活动，回海德公园村过残废人的生活。但是医生对埃莉诺说，罗斯福应该重返政界，她可以充当丈夫的得力助手。婆媳两人为此争执不下。埃莉诺自己参加了妇女工会联盟，后来又舍命为民主党工作。她对罗斯福说：“你一定要努力争取当州长。”在家里，本来是萨拉说了算，现在渐渐不行了。萨拉写信给兄弟说：“现在富兰克林只听埃莉诺的了。”

罗斯福果然当上了州长，随后又做了总统。

在举行总统就职典礼时，罗斯福特地安排漂亮的露西·默塞尔·拉瑟弗德坐在前排贵宾席上，还让她乘坐专用汽车。

就职典礼一结束，埃莉诺就去“补偿金远征军”的第二营地访问。她同那里的退伍军人一道唱歌。事后，这些人议论说：“胡佛派军队来打我们，罗斯福派夫人来看我们。”

罗斯福难得到各地旅行，所以这位第一夫人便年行4万英里，发表演说，巡视贫民区，参观幼儿园和青年游乐园，访问劳苦佃农。她一回来，富兰克林就不厌其详地向她打听见闻。他很风趣地给了她一个特工代号：“罗浮”（Rover）【意思是“漫游者”。——译者】。

《纽约人》周刊上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矿工瞪大了眼睛对另一个矿工说：“我的天哪，过来的不是罗斯福夫人吗？”

埃莉诺不在家时，露西就去探望罗斯福。

在华盛顿，埃莉诺每周定期在白宫二楼条约厅举行一次女记者招待会。她的专栏文章《我的一天》在135家报纸上同时发表。她为《妇女家庭良友》杂志每期写一页长的问答栏的专稿。她在广播界的地位，仅次于罗斯福本人。“甜心”牌香皂、“席梦思”牌弹簧床垫、“约翰斯·曼维尔”牌建筑材料、“塞尔比”牌皮鞋和“庞德”牌冷霜的厂商出钱请她每周作两次广告，报酬全部捐赠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某次，她在同一时间在白宫举行两个招待会，两处有门相通，她这边跑跑，那边待待，来回招呼客人。

罗斯福同露西相会，一般是在乔治城和阿林顿市郊外路上。有一次，总统的专车本来是从华盛顿开到海德公园村去的，但是为了到露西的庄园和她见面，特地绕道到新泽西州阿拉默奇地方一个很少使用的铁路支线去。

这时埃莉诺心里已经明白，她同罗斯福之间非但不可能什么深情，就连比较密切的关系也谈不上。

“平静的背后无不隐藏着压抑的痛苦。”这是埃莉诺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

在钦佩她的人眼中，她是慈母，贤妻，政界人物，女政治家，新闻记者，同时又是第一夫人，几位一体，而且往往同时一身数任。比起罗斯福来，她更能打破常规，更同情下层的人，在政治立场上总是更左一些。她曾在海德公园村同丘吉尔辩论：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丘吉尔说是英美联盟，埃莉诺说是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满埃莉诺的人（以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为首）说她“爱管闲事”、“空谈改革”、“无病呻吟”。有些漫画家竭力丑化她。有些捉弄她的笑话十分无情，例如：“尽管隔一道篱笆，埃莉诺也能咬到苹果。”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抱怨说，埃莉诺老是麻烦他，“她经常来信，要我邀请一位叫什么苏西·格洛茨小姐的难民来使馆喝茶。”

一天，埃莉诺问罗斯福，她自己那么心直口快，是否成了他的包袱（这时她正仗义执言，说美国人民应有参加共产党的权利）。罗斯福笑着回答说：“太太，我们是自由国家嘛！”

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逝世的噩耗传来之时，埃莉诺正在华盛顿参加一个妇女界活跃分子的集会。

回白宫后，她听说罗斯福弥留之际露西一直在他身边。她哭了一会儿，然后像往常一样，又安静下来了。

父母、婆婆、丈夫都刺伤了她的心，于是她便来关心全人类。她继续写专栏稿，先后出版了15本书，改革了民主党的塔马尼俱乐部，并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总统任内担任美国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她年复一年被美国妇女界选为最受敬仰的妇女，而且据盖洛普【专搞民意测验的。——译者】报道，在全世界各地，她都是最得人心的妇女。

74岁那年，埃莉诺写道：“我们必须光复我们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利用一切知识来为全人类服务。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四年以后，她逝世了。艾德莱·史蒂文森致悼词说：“她的光辉给全世界带来了温暖。”联合国大会为她肃立默哀。她跟罗斯福一道安葬在海德公园村的园地里。罗斯福之后的三任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都参加了葬礼，低头默哀。合葬墓前立着一块碑，上面刻着她自己选定的碑文：“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

露西没有来。14年前，她在纽约一家医院里去世了。

第三章 万般激荡

1934年5月，美国报摊上首次出现一种漫画杂志，叫做《滑稽名画》。可是读者中却没有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这位全国头号警察本来十分爱看滑稽连环画的人，尤其爱着《大侦探迪克·特雷西》和《特工X－9号》，但是那年春天他没有工夫看这些。他手头有好多事情要办：准备把司法部迁住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新建大厦；奉总统之命，监视法西斯组织；研究国会刚通过的防止犯罪行为的新法案；把已裁撤的禁酒局的侦缉人员收编入联邦调查局。凡是能够罗致到的人才，这位局长都要。他告诉公众，“美国的犯罪分子目前十分猖獗”，而公众也只能表示同意。人们本来指望，酒禁撤消之后，美国国民性格中好用暴力的污点可以随之消除，但事与愿违，原来的私酒贩子转而抢劫起银行来了。由于银行家的声誉本已扫地，劫匪在大众心目中反而成为罗宾汉一流的人物。约翰·迪林杰是联邦调查局所谓“头号公敌”，可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有一个人却对他十分钦佩。他写道：“迪林杰不抢穷人，专抢那些靠抢穷人发财的人。我拥护迪林杰。”

迪林杰犯案累累，十次杀人，四次抢银行，三次越狱，最后同梅尔文·珀维斯所率领的联邦调查局的一批神枪手对打失败，才算完事。由此得出的教训本应人人都懂，但是在美国历史上公众对暴行最肯容忍的却是三十年代，这是三十五年以后一个全国性委员会在经历了一个很难说是平静的时代以后才发现的。迪林杰死矣，可是比活着危害性更大。他成了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一些从来没有见过手枪的人也随便谈论什么“杆子”啊，“左蛇”啊，“一枪倒”啊，“风声紧”啊等等。农民的经验证明，采取直接行动是有效的。现在各种各样的人都主张采取直接行动了，连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也夸奖一群对黑人滥用私刑的暴徒，说是干了“一件好事”。切斯特·古尔德是连环漫画《迪克·特雷西》的作者，因此大概也是符合J.埃德加·胡佛心意的人，可是他也说：“强盗越来越猖獗了，因为一送法院就宣告无罪。我这样想过：为什么没有人见了强盗就开枪，免得送法院呢？”不过，要是可以这样的话，如果有什么大人物触犯了你，不是也可以拔枪打他吗？罗斯福夫人收到的恐吓信就多得惊人，她听从特工人员的劝告，手提袋里不带着一枝“左轮枪”，就不出白宫大门。

迪林杰吃了警方的“一枪倒”，是在走出一家放映强盗故事片的戏院的时候。这一点颇有象征意义。那时好莱坞每年摄制五十部强盗故事片，其中有不少给犯罪行为涂上一层浪漫色彩。关于胡佛这人在其他方面的本领，人们意见不一，但是他在宣传方面独具天才，却是无可置疑的。1934年联邦调查局把档案开放，让摄制《特工人员》一片的人员参考。这是一部新型影片，片中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由吸引观众的青年演员詹姆斯·贾克奈扮演。接着胡佛又转向电台。他让梅尔文·珀维斯在弗莱施曼酵母公司的广告节目里露脸，不过结果却是一团糟。珀维斯对着话筒满口粗话，弄得胡佛大惊失色，汤普森广告公司狼狈不堪。可是有个叫做《捕盗神手》的节目却非常受欢迎。在儿童节目里还可以听到迪克·特雷西的声音；几百万孩子给电台寄来了“桂格”牌麦片纸盒盖子，要求换取警探徽章。但是国内有血有肉的大侦探还是胡佛本人。他经常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开列“社会公敌”的名单，追缉不法之徒，例如“美男子”弗洛伊德，“娃娃脸”纳尔逊，巴克“大娘”，“机枪手”凯利，此外还有当时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少年罪犯邦尼·帕克和克莱德·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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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5月，造访宾夕法尼亚人道1600号里最杰出的客人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经济学家带着费利克斯·弗兰克富特的介绍信来见总统，建议实行赤字开支。他说，“与这个办法相比，其他办法都算不了什么。”后来罗斯福写道，他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精采的谈话”。实际上谈话却很冷谈。凯恩斯态度矜持，近于傲慢，而罗斯福也还不甚相信一个国家竟可以靠多花钱而走向繁荣。但是他还是让特格韦尔介绍凯恩斯跟政府中一些关健人物见了面。那时尽管新政搞得令人眼花缭乱，可是靠救济过活的美国人仍在一千八百万以上。有些州，例如阿肯色、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州，百分之九十的赈款是由联邦政府拨给的。毫无疑问，罗斯福已经把国家从混乱中救了出来，但是经济萧条依然无法消除。凯恩斯说，只有政府每年出现三亿元赤字，经济才能完全恢复。在他走了以后很久很久，华盛顿人士对他的这个意见还是记忆犹新。

这些时，新政困难重重。全国复兴总署尾大不掉，难以维特。约翰逊将军失望之余，只好从酒瓶和女秘书那里寻求安慰。他为他那位秘书的高薪开脱，对报界说她“不仅仅是个速记员”。报界发表了这句话，他又抗议说，“小伙子们，你们的拳头怎么打到裤带下面来了？”这个比喻实在欠妥。两个月前，工商界已经开始反对罗斯福了，因为他提出了管理证券市场的法案。乔治·M.汉弗莱、休厄尔·艾弗里以及汤姆·格德勒带头攻击成立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有一位共和党议员指摘说，有人阴谋“把一切好制度都搞成俄罗斯化”，这个法案就是一例。纽约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查德·惠特尼在国会作证说，他的那个交易所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机构”。他说完后，威尔·罗杰斯就嘲笑说，“华尔街那帮家伙拼命挣扎，想阻挠政府派人到场监督。”他们失败了。到了罗斯福委派约瑟夫·P.肯尼迪（他本人就是个声名狼籍的投机商）当委员会的主席的时候，他们就由失望转为暴怒。总统这么做，是照莫利的意见办的；莫利的论点是交易所有哪些漏洞，肯尼迪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他能把漏洞全部堵起来。但是，华尔街并没有因此而消了气。当惠特尼带领肯尼迪正式视察交易所市场时，四周都是警卫。他冷冷地解释说，要不是这样，有些经纪人会把这位新上任的主席揍一顿的。有些商界巨头说肯尼迪是“本阶级的叛徒”。他们还没有这样骂罗斯福，不过也快了，因为由于迪安·艾奇逊不肯签署货币贬值的命令，罗斯福已经把他撤职，这是在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之后还有意丢他们的脸啊。艾奇逊已经在考虑，自由同盟快成立了，他是否要作个发起人。

一场比这个大得多的风暴已经在天际冒头。关于新政的法令，己经弄出了一千多件官司。1934年时，任何法官都可以下令禁止当地执行联邦法律的。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早就告诉罗斯福，联邦司法人员只有百分之二十八是民主党人。这些官司最后都要上诉到最高法院，但也于事无补。最高法院法官平均年龄七十八岁，都是些保守派。历史上每一位倔强的总统几乎都同最高法院冲突，罗斯福是林肯以后最倔强的总统，如果冲突起来，可能把他毁了。

不过，有一位阁员倒有个好消息向全国报告。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看了不少柏林来电，宣布说：“德国虐待犹太人的事，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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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春季，阿尔杰·希斯跟惠特克·钱伯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一家自助餐馆里初次会面，不过钱伯斯用的不是这个名宇。介绍他们见面的是苏联特务J.彼得斯和美国共产党员哈罗德·韦尔两人。他们仅仅对希斯说，这位是“卡尔”，他在党的工作方面领导你。餐馆跟《华盛顿邮报》只隔几个门，但是即使《邮报》本市新闻编辑部知道了这件事，很可能也不会把它报道出来。那时还没有把共产党人认为是坏蛋。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刚成立了八个星期，主席是马萨诸塞州议员约翰·W.麦科马克，他操心的是美国的右派而不是左派。三年以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才奉总统指示，要监视共产党组织，可是就是那时也只注意他们有无间谍活动而已。

美国已经在1933年感恩节正式承认了苏联。俄国新任驻美大使刚刚以贵宾的身份出席了在沃尔多夫·阿斯脱里亚饭店举行的盛大宴会。宴会中较年轻的来宾有全国学生联合会前任主席爱德华·R.默罗，他写信给未来的妻子，对美国的经济制度极表愤慨。他说，这个制度“在我们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把我们送进地狱了。”（这次宴会的入场券是每位六元，贵得闻所未闻，默罗十分生气。）1934年5月距离人民阵线成立只有半年，厄尔·白劳德不久就要举起“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的大旗了。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后来称白劳德“比兰登更是个地道的堪萨斯州人。”白劳德还起草了一个失业保险法案，由明尼苏达州众议员伦丁提出。到三十年代末期，白劳德成了十分受人欢迎的人物，甚至被邀和罗伯特·A.塔夫脱同在克利夫兰市竞选会上发表演说，因为塔夫脱想尽可能争取左翼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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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14日，主持密苏里州救济事务的哈里·S.杜鲁门报名参加本州民主党预选，争取为参议员候选人。当天一早他给自己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现在是清晨四时，我就要发表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声明了。像我这样岁数的人一般都想争取的地位，我已经达到了。……我现在要竞选美国参议员了。如果万能的上帝决定要我进入参议院去，我将一如所罗门王那样，祈祷上帝赐我以智慧，便我做好这个工作。

这件事在华盛顿没有引起谁的注意。当日的要人中只有哈里·霍普金斯一人见过杜鲁门，也只见过一面，那是在早一年10月霍普金斯从芝加哥坐车到堪萨斯市的时候，在他专车的客厅里见到的。即使新政派人士当时对他更多一些的了解，也不会重视他的。因为这位候选人甚至连债也还不清。自他开的那家服饰用品店倒闭以后，法院判决他应该偿付八千九百四十四元的债，至今他还一直拖欠着呢！

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组织了进步党，厄普顿·辛克莱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获得了惊人的胜利，这才是当时引起华盛顿大吃一惊的两件事。辛克莱得到的票数，比跟他竞选的八位民主党人的总票数还多。不过，对华盛顿多数人来说，这时在政党活动上却松了一口气。过去一年中的风云变幻把他们弄得精疲力竭，因此尽管现在是中期选举前夕，他们都在谈论别的事。赫维·艾伦的小说《命运多舛的安东尼》长达一千二百二十四页，当时最为畅销；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塞斯》，这时已由曼哈顿区一位法官解除禁令，销路跟艾伦那本不相上下。欧内斯特·海明威不用复杂的渔具，就捕获了一条四百六十八磅重的马林鱼；拳击家马克斯·贝尔击败了马克斯·施麦林；格伦·坎宁安创造了四分六秒七的一英里的赛跑纪录；马尔科姆·坎贝尔爵士驾驶他那辆“蓝鸟”跑车，时速二百七十二点一英里，比客机还快。圣路易斯市流行着昏睡病；新英格兰各州的榆树染上了荷兰榆树病。影片《飞往里奥》里两个“穿插节目演员”弗雷德·阿斯泰和琴逑·罗杰斯竞使主角桃乐丝·德里奥和吉恩·雷蒙德黯然失色，使观众拍案叫绝。成年人的广播节目中最出色的滑稽演员是杰克·本尼。前两年他在加拿大苏打水公司、雪佛兰汽车公司和通用轮胎公司三家出资的节目里不曾获得听众的欢迎，现在他为果冻公司广播，终于成功了。儿童们爱收听《孤胆骑警》这个节目，自元旦以来，护音器里不断回响着这位英雄骑着战马“银驹”扬鞭飞驰的声音。

总之，现在有点工失谈谈无关重要的事情了，因为象1932年那样的绝望情绪已经消失了。人们觉得好象什么奇迹都会出现。加拿大奥利发·迪翁太太5月28日一胎生下五个婴孩；早一年秋季，华盛顿的“参议员”队还真的参加了全国职业棒球队锦标赛，以后可能再参加。那年春天晴朗宜人，樱花似锦，大多数华盛顿人都在领略这明媚的风光，但是亨利·华莱士却只盼望上帝给美国下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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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心发生混乱的恐惧消失以后，三十年代中期今人最不偷快的是天气。全国各大盆地的河流——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波托马克河、田纳西河、特拉华河、康涅狄格河、密苏里河、萨斯奎哈纳河、哥伦比亚河、阿勒格尼何、梅里麦克河——先后几乎都曾泛滥成灾，河水在城市的街道上汹涌奔流。1937年，俄亥俄河的一次洪水就冲毁了五十万人的家园，为美国史上最大的水灾。那几年洪水和风暴使三千六百七十八人丧生，冬季都冷极了，可是1936年夏天堪萨斯州人兰登竞选总统的时候，该州的气温竟高达华氏100度，而且历时近六十天。不过罗斯福总统任内头几年，最迫切的问题还是干旱加狂风，即所谓“黑色风暴”。这些风暴使亨利·华莱士日夜担心。在他的农业调整管理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还来不及改变美国的农业面貌以前，狂风己经把中西部各州的表土刮跑了不少。

许多年来，研究水土保持的专家们早已提出警告说，一场生态方面的大灾难随时会降临美国大平原区。西经100度以西的所谓矮草地区，每年降雨量还不到二十英寸。早年的探险家已经把密苏里河以西的边区叫做“美国大沙漠”，不过那时这个地方有几百万美洲野牛终年践踏，印第安人又未加耕耘，土层还比较稳定。后来移居此地的人带着“约翰·迪尔”式耕犁来到，把土地开垦了。大萧条时期以前，他们幸而碰上了特大雨量。不过，由于他们放牧过度，耕犁过度，无可逃避的灾难终于迫近。甚至在二十年代，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已经一共有一百个县被人叫做“尘土坑”。到了1934年，据全国资源委员会估计，竟有三千五百万英亩可耕地完全破坏了，另有一亿二千五百万英亩也几乎或完全失去了表土，还有一亿英亩迟早也难免破坏。忽然之间，“尘土坑”的面积扩展到十九个州、七百五十六个县。同十九世纪的爱尔兰和乌克兰一样，大平原区随时可能发生大饥荒。

1933年的停战纪念日【11月11日。——译者】，也就是新政府成立后的第九个月里，第一次大风暴从天呼啸而降。当天早晨，南达科他州农田的表层就开始吹跑了。中午，天色黑如夜，人的唾沐里也搀满了沙土。到太阳重新出现时，田野都被沙掩盖了，所有道路、树木，棚舍、篱笆、机器都理没在大沙丘之下。这时狂风已转向得克萨斯州吹去。一层高耸入云的尘幕笼罩着芝加哥的天空，从远在东边的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市也能望见。

这还仅仅是个开头。1934、1935整整两年，旱灾连绵不断，而且从达科他州的一些边远城镇如响水、乃俄比、伤膝、花马等地还吹来了怒吼的狂风。当时的农业部次长特格韦尔写道：“1934年雨量极少，造成了严重灾害。”实际上那一年的农村灾难导因于前一年的冬季：由于冬季雪少，土地太硬，吸收不了仅有的一点雨水。土地几乎光秃无草；田里小麦稀疏，特格韦尔说是好象一个老头儿下巴上的短胡子。就在凯恩斯谒见罗斯福，杜鲁门报名会加密苏里州预选的那一个月，1934年的第一次风暴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锅把地区。整整好几县沦为流动的沙漠。家庭妇女拿油布和胶纸把所有的窗台、门框、锁眼都堵上，可是细沙还是渗迸室内，在地板上活象沙滩。

得克萨斯州有个小学生说，他所见的风暴象是“滚滚黑烟”。在俄克拉何马市，内森·阿希发现连食物都有沙土味。他写道：尘沙“吹进眼里，钻进衣领；脱下衣服一看，连扣眼里也有斑斑点点的尘土；早上沙子象细雪一般聚集在窗台上，甚至更往里钻；沿着电线它也能渗进屋里；门框边上……也有一层铁锈一般的棕色斑点。”一连三个星期，俄克拉何马市的街灯昼夜不灭。人们都戴着防尘面罩，而且祸不单行，气温到了108度以后好象就再也不会下降了。

洛雷纳·希科克奉霍普金斯之命到现场调查情况，从南达科他州休伦市寄出报告如下：

我们大约早上8时30分动身，打算开车到本县北部去访问几家农户。还没走上十英里，就不得不折回了。情况越来越坏。车前一英尺远的地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确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有点象在雾里开车，只是更糟，因为风好象要把车子从路上吹跑似的。我们仿佛是被卷到了一团黑漆漆的云堆里，要把我们抛到地球之外去。

特格韦尔写道：“就全国来说，那次干旱倒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它减少了多得成灾的库存小麦。但是对受害的个人和家庭来说，这却是一场特大灾难。”而农业部又无意中加重了人祸。按照农业调整局缩小耕地面积的计划，富裕的农场主发现自己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雇工。被撵走的佃农乘着1925年的“道奇”牌、1927年的“拉萨尔”牌和1923年的T型“福特”牌破汽车到处流浪，寻求一块良田。一些小农场主也加入了佃农的队伍，他们所播的“农场出让”的牌子，是“尘土坑”居民大迁徙的开始的标志。埃里克·塞瓦赖德的父亲的麦田被早灾毁了，他老本也吃光了，只好远走他乡。得克萨斯州霍尔县的居民由四万人一下子减到一千以下。最突出的是俄克拉何马州的逃荒灾民“俄克佬”，他们在五年以后就要成为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里面的叫人无法忘记的人物。斯坦贝克这时就要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县调查统计全县共有多少只狗（这是霍普金斯所进行的毫无意义的调查之一）正好看到那些逃荒的灾民，因为加利福尼亚是他们的目的地。加利福尼亚这个天府之国在向他们招手。小说里的乔德大娘说：“我想，到了加利福尼亚，情况就会好了！那里四季如春，到处都是水果，人人都住得舒舒服服，有四面围着柑橘树的白色小房子。”事实上，加利福尼亚只会给乔德一家人带来辛苦贫困的生活，那是摘果工人逃不脱的厄运。与此同时，逃荒的俄克佬却毁了厄普顿·辛克莱本来大有希望的州长竞选。

那些住在柑橘树丛中白色小房子里的人，看见这批风尘仆仆的贫苦农户蜂拥而来，不禁大吃一惊，因为用小阿瑟·M.施莱辛格的话来说，这些人似乎会带来“一批铤而走险的破产者和穷光棍的乌合之众闹一场社会革命的威胁——一场由隐居僧彼得【隐居僧彼得是1096年领导法国农民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侵的僧侣】一样的人物领导的翻天覆地的可怕大动乱，最后必然是把一切有钱有地位的人都赶出本州。”而把辛克莱表现为隐居僧彼得式的人物的，正是电影界巨头路易斯·B.迈耶。这样就播下了操纵宣传工具的种子，在三十年后产生恶果。

辛克莱地位软弱，容易受到攻击。加利福尼亚州以怪人多而著称，而这位五十四岁的作家又是其中最古怪的一个。他在竞选一开始就印行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我若当选为州长怎样消灭贫穷：未来情况的真实描绘》。他建议在全州都建立社会主义公社，大家在一个宽翅蜜蜂的社徽和“我生产，我保卫”的口号下劳动。罗斯福喜欢辛克莱；赞成这位作家的政纲的人有西奥多·德莱塞，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多萝西·坎菲尔德·菲希尔，斯图尔特·蔡斯，莫里斯·厄恩斯特，克拉伦斯·达罗，而且奇怪得很，还有密执安州王家橡树市的查尔斯·E.库格林神父。但是诺受·托马斯说这个政纲“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看来都是荒谬的。”洛杉矶那个唱过时老调的福音会女修士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还把辛克莱叫做“赤色魔鬼”。加利福尼亚州的童子军被动员起来反对辛克莱，民主党的正规组织这时也声明与他断绝关系了。

共和党候选人弗兰克·梅里亚姆公开表示赞成“汤森计划”，这是1934年1月1日在长滩市提出的，主张凡是六十岁以上的人，政府每人每月给生活费二百元。这样一来，马上有一队队白发苍苍的加利福尼亚人上街游行，支持共和党。他们高唱：

汤森的队伍向前方，

雄纠纠好比上战场，

汤森的大旗，

在前头飘扬。

辛克莱的口号是“消灭加利福尼亚的贫穷”，简称E P I C，可是反对派利用这个简称把它的意思歪曲为“加利福尼亚的空许愿”。《时代》周刊说，洛杉矶市三家大报“乾脆只字不提‘消灭贫穷’和提出这个口号的人的新闻。”米高梅电影公司硬要职工们参加反辛克莱运动，有些明星虽然反抗（其中有贾克奈和琪恩·哈罗），但是大多数人不仅跟着走，而且乖乖地让别人利用自己的演技来伪造新闻纪录片。迈耶是该州共和觉主席，他雇请洛德和托马斯广告公司帮忙，让米高梅公司摄影棚供这家广告公司使用。他们雇用大批临时演负扮成流氓和野鸡的模样，一窝蜂地从铁路货车跳下来，米高梅的摄影师一边把镜头拍下，讲解员一边说，观众现在看到的，是大批俄克佬蜂拥而来的实况。有一个老年女演员打扮成一个慈祥的老奶奶，声称绝不能投辛克菜的票，因为他主张男女乱交。同时又有一些老年男演员戴着假胡子，打着舞台腔，大叫要支持辛充莱，（“他那一套在俄国搞得很好，为什么在这里不能搞？”）。10月间罗斯福还认为辛克莱会得胜，但是米高梅的攻势无法招架。选举结果，共和党人以二十五万票优势，赢得了加利福尼亚，辛克莱竞选失败，只好回到打字机旁另写一本新书，名为《我竞选州长怎样被击败》。【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对这场竞选运动感到兴趣而加以观察的人中有杰里·沃勒斯，他当时支持辛克莱，后来被选进国会；还有惠蒂尔学院1934毕业生理查德·M.尼克松，他后来夺去了沃勒斯在国会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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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左派都被击败了。在华盛倾州，激进派集结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旗帜之下（“消灭华盛顿州的贫穷”），选出了一位参议员和州议会的半数议员，还选出了年青的沃伦·马格纳森为金县检察官。拉福莱特兄弟俩在威斯康星州也旗开得胜，分别当选为参议员和州长；威斯康星州在众议院有十个议席，他们的支持者还占了七席。身材魁伟的弗洛伊德·B.奥尔森坐在明尼苏达州议会大楼里，向记者们不客气地说，“一点没错，我是个激进派。你们不妨说，我激进得要命！”此外还有那个作风奇特，无人可以比拟的菲奥雷洛·拉瓜迪亚现在也当上纽约市长了。

拉瓜迪亚说，“纽约的生活往往是一天接着一天，沉闷单调，而其实是可以做到生气勃勃，兴奋刺激，奇遇无穷的。”在这位身高只有五英尺二英寸，性好花样百出的市长的领导下，纽约的生活便变成了轻歌剧中的奇遇了。他头戴黑色宽边呢帽，大声发号施令，嗓音刺耳难听，办事乾脆利落，劲头赛过海盗。他宣誓就职之后才一分钟，就下令逮捕著名恶棍“幸运儿”卢西亚诺。他利用本市的建设局、消防队、卫生局的力量来支持罢工的侍役。有一次，洗衣店老板们请市长在工资过低引起的纠纷中保持中立，拉瓜迪亚不动声色，拿起电话就命令自来水厂停止向所有洗衣店供水，以示市政当局对双方不偏不倚。（于是老板们马上解决了纠纷。）他统治曼哈顿区，好象个苏格兰乡绅，警察抓人，他亲目领队；他事前不通知一声，就突如其来主持处理即决案件的夜间刑庭；电台播音，他给儿童朗读连环画故事：消防队救火，他头戴大号钢盔，站在飞驰的救火车后身。拉瓜迪亚的战歌是《谁怕大恶狼？》他好做惊人的事，甚至荒唐可笑的事，因此有时掩盖了他提倡社会主义的实质，但是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主张和取得的成效。

当选的激进派跟新政派携手合作，可是死抱住“理论”的左派却保持了距离。《新共和》周刊把马克思主义和罗斯福所做的试验对比一下，断然说“中间道路走不通”。当特格韦尔很得意地说政府厌恶“盲目的理论”时，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报纸那位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编辑詹姆斯·韦克斯勒却写道，新政派需要的正是理论！热烈赞同韦克斯勒的意见的有I.F.斯通和马克斯·勒纳。赫伯特·马库斯提出“宽容要看对象”这个口号来鼓动新左派之前三十多年，林肯·斯蒂芬斯就早已说过，“关于自由，不要有糊涂观念。……我们自己要有自由，可是不能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自由。”《新群众》杂志的语言更富于马库斯的色彩：“对于法西斯主义者、滥用私刑者和一切利用民主权利来骗取群众支持反动派的人，我们不能给予民主权利。”

汤姆·沃尔夫那时才三岁，他后来为《纽约杂志》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谈“激进派时髦”。沃尔夫写这篇东西指的是伦纳德·伯恩斯坦和黑豹党，但是这个风气在三十年代中期也很盛行。苏联特务赫蒂·马辛在国务院的社会名流中有不少热心的门徒，其中有一个竟站在林肯纪念碑石阶上用俄语向她高唱《国际歌》，使她又惊又喜。正如巴德·舒尔伯格后来在他的小说《大梦初醒》里边所说，二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连面型都改变了。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式“油头扮面、穿着箭牌衬衫的公子哥儿，眉请目秀，面型好象第二流肖像画那样对称，鼻梁笔直，下巴当中有一道沟，深色头发整整齐齐地在当中分开，向后梳上去，涂上凡士林或者司丹康发蜡，把它弄得服服帖帖”，可是现在已由另一种样子代替了：骨骼粗大，头发篷松，象个斯拉夫人，这是无产阶级的形象。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如果你在某些鸡尾酒会上留神听人家说话，“你会听到一个在极其优裕的环境中受到高贵教养的文艺评论家竟把自己说成是个无产者，坚决无比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在纽约市八十儿号街北头那些幽静雅致住宅区的宴会上，凡是最近访问过东十二号街三十五号共产党总部的人，准会成为所有艺术家最注意的目标。如果他有了几分醉意，放声唱起豪情满怀的歌来，总会有不少同志的声音跟他一起唱：

这样的一天总会到来：

USA再加上一个S，

变成美利坚苏维埃。

土地归农民所有，

工人是工厂的主人，

我们拿握了大权，

U S A变成U S S A。

左派的威胁虽然有声有色，但是有点荒诞不经；右派的威胁刚露苗头，可是潜力可能更大。在1934年中期选举即将举行的时候，批评新政最多的是工商界。本来，在罗斯福当政开头那一百天期间，工商界多数都表示同意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提出的意见，暂时不与政府为难。帕特森在他所办的《纽约每日新闻》里说，“不管罗斯福总统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们都要支持他。至少在一年以内，我们不要发表不友好的批评。”现在一年已过，他们回顾一下，觉得不太喜欢罗斯福在就职演说里根据《马太福音》第二十一节第十二段所说的一句话：“在我们这文明世界的圣殿里，银钱兑换商已经离开他们的宝座逃跑了。”第一个公开表示不满的是艾尔·史密斯。在《新展望》杂志1933年12月号的一篇社论里，他嘲笑在实施新政后各种机构的简称泛滥。他说：“看来好象是有位心不在焉的大学教授在玩字母猜谜的游戏。”他接着又说，“有些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别人没有指出民政工程署的计划有危害性呢，答案很简单，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负责官员，在年关将届，市府财政困难，等待救济的时候，当然不会开枪打死那雪中送炭的圣诞老人的。”

“他们不开枪才怪！”霍普金斯冷冷地说。“圣诞老人真的要有一件防弹背心才行。”罗斯福本人也写信给一位大使说，“果然不出所料，不可避免的狙击开始了。带头开枪的是银行界和某些垄断工业部门的人，你我两人可以管他们叫作梅隆－米尔斯集团。”国会同意了增加1934年的救济拨款，但是到了双方激烈争辩证券和交易所管理委员会问题的时候，狙击手就更多了。6月8日，总统由于顾虑很多，只好把实行社会保险和征收工资税的议案搁下，想等到冬季再提出。可是搁下这个议案也没用，休战是办不到的。两个月后，美国自由同盟在迈阿密市开会，正式宣战。罗斯福给驻苏大使威廉·C.布利特写信说，“所有大炮都开始轰击了。他们那个组织，己有人叫做‘忍无可忍同志会’”。

有时罗斯福确是叫他们忍无可忍。有一回，银行家们在芝加哥市开会，经过整顿后的复兴金融公司负责人杰西·琼斯在会上讲话，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他指出他们过去自己搞的那一套已经失败了；他叫他们别忘了在座的有一半是倒闭过的银行的负责人；他要求他们“这回要放聪明些”，“要跟政府搭伙”。罗斯福跟华尔街决裂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发生在1934年10月24日那一天，当时美国银行协会有四千会员在美国革命女儿会的宪法大厅集会，请罗斯福到场讲话。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行长杰克逊·E.雷诺兹的开会辞倒确实是充满阿谀奉承的话的。他告诉总统，金融界都抱着“认错和谅解的态度”。他并且真的向总统表示感谢，说新政大力“挽数并且复兴了我们的风雨飘摇的银行体制”。罗斯福的答辞不幸又是他常常发挥的那一套恩迪科特·皮博迪思想。他要求全国一切经济力量，包括工商界、银行界、劳方、资方和政府，大家结成联盟。他得意洋洋地说，“这么一来，这就会是一支顶瓜瓜的全美联队！”他好象不知道不久以前“铁裤汉”约翰逊就是由于组织这么一支全美联队遭到了一系列的惨败。听众鼓掌如仪，但是银行家们觉得雷诺兹当面认错，未免太过了。后来回到饭店，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被出卖了，因为在雷诺兹讲话之前，白宫就坚持要审查他的发言稿，其中有些挖苦的题外话都给删去了，例如他回想起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法学教授的日子，罗斯福当时是他的学生，功课并不太好等等。罗斯福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罗斯福对工商界的攻击，在1934年中期选举的最后阶段，越来越激烈，但是广大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没有意识到。罗斯福在有一次表演得很精彩的炉边谈话中说，“这么多年以来，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却逐渐被管制起来，只为少数特权分子服务，这样的所谓自由，我是不主张恢复的。”同时，他又赞扬“个人主动性有推动力量，合理的私人利润有刺激作用。”共和党人再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对手是无法招架的，于是他们在发表演说时有时措辞就不那么斯文了。威斯康星州有一位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咬牙切齿地说罗斯福是“一个没有拐杖便站不起来的人”。罗斯福知道他们采用这种手法会自食其果，所以相信民主党竞选会得到胜利，不过连他都没想到结果会那么好。11月7日早晨，全国一觉醒来时发现执政党比反对党在国会里优势突增，在众议院比反对党多229席，在参议院多44席。在各州中，共和党仅仅保留了七个州长职位。新当选的那十三位参议员都是民主党人，其中有密苏里州的哈里·s.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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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在选举前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对全国复兴总署规定价格的做法认为欠妥。约翰逊接着就辞职了。他把手下召集到商务部礼堂开会，流着眼泪用意大利语引述了蝴蝶夫人剖腹自杀之前所说的话。接任的是艾夫里尔·哈里曼。老“铁裤汉”走了也没多大关系，因为反正到1935年6月，《全国复兴法》就期满失效，而且在它还没有体面地寿终正寝以前，最高法院已经宣布它违反宪法了。法院这样判决只有一点不妙，就是新政的其他法令也会受到影响。取消了蓝鹰徽，从许多方面看来都叫人舒了一口气，（唯一保留下来的办法是买新车时可以拿旧车折价）。但是到这个时候，《全国复兴法》已经由1935年第二个一百天（实际上是一百七十七天）的新法案所代替了。

选举结果只能说明是人民授权政府大胆干，所以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立即开始考虑第二个一百天的工作。起草新法案的总目标是比较合理地使用国家资源，保障失业者和老年人的生活，消灭贫民窟，改善居住条件。主要受益者将是劳工和小农。这些计划的轮廓，由罗斯福在1935年I月4日向民主党占绝大多数的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勾画了出来。跟着他和助手们就着手起草法案。这些助手再也不是两年前在首都显赫一时的那些人了。莫利、特格韦尔、艾奇逊、里奇伯格、伯利、道格拉斯和约翰逊都已离职或即将离职。新政的新阶段需要一批不同的人才，在总统所罗致的新人中有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詹姆斯·M.兰迪斯、马林纳·S.埃克尔斯、汤姆·科科伦和本·科恩等等。科恩和科科伦同生一所房子，这房子不久就以“R街小红楼”著称。他们使《幸福》杂志想起了“莎士比亚喜剧里的那些小国家的谋臣策士，他们侍奉公爵，说些尖刻的俏皮话，老是为时局变化而六神不安”。

令人不安的事情的确不少，但是都在别处，特别是在自由同盟的华盛顿办事处和其他保守派堡垒那里。大企业家现在决计跟罗斯福来一场恶战，这可以拿《控股公司法》这件事作为很好的例子。这个法律适用于公用事业公司，其中规定，任何控股公司，如不能于五年内证明对公众有什么好处，就要解散，这叫做缓刑五年的“死刑”条款，各阶层都有人反时这一条。最上一层的反对派有温德尔·L.威尔基，当时是公用事业律师，他提出了一个对立方案，授权州政府管理公用事业。低一层的是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据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华盛顿办事处报道，这个集团所雇用的人员，比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还多。最下一层是伪造选民来信的那帮家伙。他们这一场攻势非同小可，几乎把议案扼杀了。各公用事业公司共花了将近二百万元，发了二十五万份电报、五百万封信，要求否决“死刑”条款。参议员杜鲁门一个人就收到三万份这样的函电。他把这些都付诸一炬，对罗斯福始终支持。众议院起初否决了这个条款，后来因为雨果·布莱克所主持的众议院委员会证明，所谓民众来信全属伪造，这才改变了主张。

社会保险法案是该届国会上争辩得最激烈的问题。共和党人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说，如果政府提出的法案得到通过，子女就将不再赡养父母，工人也将因征收工资税而心灰意懒，辞工不干，而且整个说来，采取这样的措施，将会失去“生活情趣”。罗斯福在他以后的余生中一直觉得，他为实行社会保险而努力奋斗，特别值得自豪；回顾起来，社会保险法也许是他在立法方面最大的成就。但是这一仗是好不容易才打胜的。人们挖空心思，想出种种理由来反对它。有人甚至气势汹汹地打断听证会。有一回，弗朗西丝·珀金斯在国会一个委员会里为这个法案作证，有个女人竟跳出来高声叫喊说：“主席先生，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十八页逐字逐句抄来的，我这里有原书。”

在柯立芝和胡佛两位总统任内的经济繁荣，使共和党与大企业联成一体。到了1935年春夏两季，由于共同反对罗斯福，更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四出活动，散布谣言说总统精神错乱，不少人信以为真，到7月份，各地报馆纷纷来电询问驻华盛顿记者，罗斯福是否真的疯了。国会里那寥寥可数的共和党议员，你一咀我一舌，大骂新政派阴谋要“赤化美国”。当罗斯福提议对高薪阶层提高所得税并开征遗产税时，赫斯特报系说这个方案“本质上就是共产主义”，可以叫做“斯大林·迪兰诺·罗斯福”这个“合成人物”所想出来的“杂种”办法。

参议院否决了征收遗产税的议案，并削减了高薪阶层的所得税额。但是在那一届国会上，罗斯福的多数提案还是通过了。1935年第二个一百天的成果有：通过了《土壤保持法》，规定设立全国资源委员会；加强了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了《农村电气化法》，结果使得一百万户农民用上了电；通过了《格菲－斯奈德煤矿法》，在矿业方面代替《全国复兴法》；通过了《瓦格纳－康纳里法》，代替《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一款，并设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还设立了全国青年总署，让靠救济为生的家庭中的青年有活干，让穷学生能半工半读。林登·B.约翰逊刚刚跟年青的妻子搬进华盛顿西北区卡洛拉马路1910号一个两间一套的公寓房子，睡的是折床。他被委派为全国青年总署得克萨斯州分署署长。不久他在那里遇到并雇用了一位佃农的儿子，叫做小约翰·B.康纳利，每小时出工资一角七分。（全国青年总署北卡罗来纳州分署署长对理查德·尼克松要慷慨些，他的工资是每小时三角五分。尼克松这时已离开惠蒂尔学院，到杜克大学法学院学习。）

中期选举大胜后，霍普金斯笑逐颜开地对手下工作人员说，“伙计们，这是我们的天下了。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都非做到不可。公共工程计划、社会保险法、工资工时法，不论什么事情都得现在做到，不然就休想做到了。要开动你们的脑筋，搞出一整套办法来让全国人民，不管是上下左右，生活统统都有保障。”虽然有人说霍普金斯用救济款收买选票（共和党人硬说霍普金斯说过，“我们要征税再征税，花钱再花钱，选举再选举。”）可是他是极力坚持工程兴办署超然于党争之上的。尽管如此，那些得到救济的人是不会不感恩戴德的，所以在1935年头几个月中，罗斯福能把工人、南方人、妇女、移居美国的外国人的后裔、各城市的民主党头子以及黑人都联合起来，使民主党变成了全国的多数党。

从七十年代的角度看来，罗斯福当时对黑人那么有号召力，可能令人费解。因为黑人不得参加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设工程；农业调整管理局实行了减少农产品的政策，弄得黑人在许多农场里呆不下去；在南方各州执行新政计划的南方民主党人又使他们遭到形式与前不同的歧视。1934年6月联邦住房管理局一成立，就在住房合同里定下了限制黑人的条款。在佐治亚州温泉火车站，“有色人种”另有指定的厕所、候车室甚至行李房。对于禁止私刑的法案，新政派并不热心。1934年路易斯·豪就把一份这样的法案束之高阁，他的批语是：“目前不宜提出，其他防止犯罪的法案可能因此遭到反对。”

罗斯福占了便宜，主要是与胡佛相比。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就称胡佛是“纯白种白宫的主人”。（胡佛在总统府居住的四年中从来没有跟两个黑人门房说过话。）共和党人依然口口声声说要保护黑人的经济地位，可是正如乔纳森·丹尼尔斯所说，“黑人要逃脱的正是这种经济地位。”埃莉诺·罗斯福、弗朗西丝·珀金斯和哈罗德·伊克斯为黑人仗义执言，起了不少作用：伊克斯取消了内政部大楼饭厅里实行的隔离制度，并吸收罗伯特·韦弗参加政府工作。民间资源保护队和工程兴办署是招雇黑人的，实行社会保险也无黑人白人之分。霍华德大学得到一笔三百万元的政府补助，救济事业为黑人建造了许多学校，有三十万成年黑人靠新政的推广教育紧急计划学会读书识字。也许，这些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东西，但是先前黑人连象征性的东西也得不到呢。

无论哪一个总统，如果有人崇拜他，也就有人骂他；有拥护他的集团，也就有反对他的集团。在第二个一百天将满的时候，第一个反罗斯福联盟就出现了。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有自由同盟，汤森派，威廉·达德利·佩利的反犹银衫党，赫斯特报系，给人乱扣红帽子的伊丽莎白·迪林的追随者，休伊·朗格的“分享财富”运动的参加者，朗格的主要副手杰拉尔德·L.K.史密斯牧师，以及查理·E.库格林神父在1934年11月11日成立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要花的钱多半是自由同盟出的。他们的群众来自下层中产阶级，后来往往也就是这些人在五十年代初期支待约瑟夫·R.麦卡锡参议员【后来任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主席。——译者】，在六十年代后期支持乔治·华莱士州长【歧视黑人的反动政客，多次竞选总统失败。——译者】，在七十年代初期支持斯皮罗·阿格纽【尼克松总统任内的副总统，因偷税漏税被迫辞职。——译者】。

在新政第二个一百天期间，反罗派取得了两次胜利，都是利用正在得势的孤立主义取得的。虽然总统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不愿手脚受到约束，可是反对派在国会拚命活动，结果还是通过了1935年的《中立法》，规定总统要禁止向交战国出售军火，也不准美国公民乘坐交战国的船只，除非出事由自己负责。这个法令立即应用于埃塞俄比亚战争【那时埃赛俄比亚被意大利侵略，但是不能从美国买军火。——译者】。第二件事是驳回了罗斯福向国会提出的要求美国遵守世界法庭判决的请求。在参议院里，朗格取得了海勒姆·约翰逊和博拉的支持；威尔·罗杰斯也跟赫斯特报系以及库格林神父一起参加了全国规模的人民来信运动。这位广播神父大言不惭说，国会拒绝支持世界法庭是他个人的胜利，鉴于那时估计他的听众大约有四千五百万人之多，他这话无人争议。

※※※

库格林神父建立了一个大帝国，以操纵宣传工具的本领而论，这完全是他个人的辉煌成就。他利用了当时人们还不大明白的民族性格的好些方面：美国式的天真烂漫、全国普遍想望寻求简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爱参加团体组织的心理、天生喜欢收集外表好看而其实毫无价值的东西的脾气。假如这位神父生在三十年后，他一定会成为电视讲话节目里一个非常出色的主持人，或是麦迪逊大道某一家广告行的财务主任【这所谓“财务主任”并不是管帐的，而是拉生意的：略等于“宣传科长”。】，因为他是天生的商品推销员，几乎什么东西，他都能推销出去。可惜他所要推销的偏偏是仇恨。

库格林神父当时四十五岁，是一个身材高大、油腔滑调、修饰整洁、目戴眼镜、声如风琴的加拿大人。1926年，底特律市首次听到他那悦耳的嗓音。那时三K党放火烧掉他那坐落在底特律市郊王家橡树的教堂（后来他对三K党倒很客气）。当地的WJR电台经理在震惊之下建议神父在电台上连续讲道，请听众捐款另建新教堂。到1930年底，库格林已搞起了一个广播网，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十七个电台同时厂播他的节目，叫做“小花朵的黄金时刻”，另外还在星期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下午六时至七时在地方电台穿插一些广播。各地的广大听众不仅能听到这位广播神父的华丽词藻和高谈阔论，而且只要捐一点钱，还可以得到一件神圣纪念品。钱一寄出，就收到一个镀铬的小十字架，上面印有“小花朵广播联谊会“字样，附寄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

随函奉上耶稣受难铸像作为纪念。我在广播里已经说过，这个纪念品跟真十字架接触过……

基督的虔诚信徒

查尔斯·E.库格林

再者，如有朋友想要这个纪念品，请来信通知。

库格林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了三个月之后，平均每周就收到八万封来信，附寄二万元以下的捐款。如果哪一次广播特别受欢迎，来信甚至超过一百万封，要用一百五十个办事员点钞票，叠零钱。他在1934年收到的邮件，比全国任何人（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都多，那被毁的教堂早已重建起来（雇用的是不参加工会的工人）。教堂高达七层，顶部是一个高塔，用大理石和花岗石建成、在王家橡树全区都能望见，到了晚上，好些辉煌夺目的聚光灯照射在塔面那个巨型耶稣受难浮雕像上，雕像底下只刻着一个字：“慈爱”。教堂四面石墙上刻着各种各样的铭文，有的摘自《圣经》，有的不过选用同业福利会的口号。《时代》周刊说，“这个慈爱耶稣受难塔使底特律市许多居民想起一个贮藏青饲料的筒仓”，它就把设计师叫做“筒仓查理”。库格林恶狠狠地回答说，《时代》周刊把基督受难纪念堂竟说成了‘饲料筒仓’，这是间接地侮辱了基督，饶恕不得。照《时代》周刊的说法，我们这些从十字架上的受难者那里得到精神粮食的旧教徒和新教徒岂非都是些牲畜，只要吃饱了青饲料就十分满足了吗？《时代》周刊登出了这样十分下流的文章有渎神明。”

从慈爱受难塔的边上望出去，面容痛苦的耶稣看到的景象真是无奇不有：一个汽车加油站挂的大招牌叫“圣殿超级服务站”、一个“圣殿旅店”、还有一个“小花朵夹肠面包摊”。教堂里还有其他小贩叫卖别的货品：印上筒仓查理照像的明信片、经过库格林“亲自祝福”的耶稣受难铸像、《圣经》反犹小册子、布鲁克林区的《圣训报》、在1934年以后还有一堆堆的由库格林主编的《社会正义》杂志（这个杂志在最畅销时曾在美国两千个教堂同时出售）。前来瞻仰的人都要保持肃静——你可能以为这是因为教堂是礼拜上帝的地方，不是的，这是因为在螺旋梯上面的高塔顶上，那位广播神父正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手掌抚摸着一只丹麦种大狗，煞费心思地写他那每周一篇的布道稿。他的任务十分艰巨，这是参观者全都懂得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由于他容易引起争论而不肯再广播他的节目以后，他就自己搞了个广播网，有六十多个电台，经费全由忠实信徒捐赠。他的信徒之多，在基督教历史上是空前的。《幸福》杂志说他“大概是广播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他所吸引的听众比《阿莫斯和安迪》、《傅曼珠博士》和埃德·温还多。他每周都收到大量的银币，因此成为全国最大的白银投机商。在星期天广播节目里，他把白银叫做“基督教徒的金属”。他接受拜谒，俨如教皇；有时他还赏脸接见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瑟夫·P.肯尼迪，当时肯尼迪正在尽力斡旋，看库格林和总统是否有意见一致的地方。

这是办不到的。他们俩没有意见相同之处。库格林神父起初支持过罗斯福。他在1932年提出的口号是：“要不选罗斯福就是死路一条。”迟至1934年4月，他还在纽约市希波德罗姆剧院的集会上保证，“我决不会改变我的观点！新政的政纲就是基督的政纲”。提出这个保证未免太轻率了。别的不说，只说一件事吧：他现在拥有五十万盎司的白银，可是总统对白银集团并不打算采取通融的态度。财政部长向报界宣布了白银投机商的名单，其中库格林的私人秘书名列首位，这使这位广播神父觉得十分丢脸。这个难关他本来有办法渡过，因为继伍丁之后当财政部长的亨利·摩根索是犹太人，他可以把新部长说成是“基督教徒的金属”的天生敌人。但是他若不制造新的惊人事件，广播的听众就会减少，所以这位广播神父只好走极端。这样一来，当然不能不与在政治上据中心地位的总统为敌。

库格林的力量越增长，这种敌意就越加甚。他所组织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有七百五十万盟员，那些好斗分子还组成了不少打手队，（《社会正义》杂志所谓“小队”），每队三十五人，纷纷上街向犹太人寻衅。他们最爱使用的肇事方法是，碰到已知是犹太人或看来象是犹太人的就向他兜售这本杂志，对方如不肯买，就突然动手揍他。在时报广场的内迪克橙汁分销站前面，他们已多次使用这个方法，因为那里的爱尔兰血统的警察是崇拜这位广播神父的。与此同时，库格林又向罗斯福在劳工运动中的新盟友开火。他攻击美国劳工联合会，建议政府学学意大利和德国的榜样，用命令解决劳资纠纷。雷蒙德·格拉姆·斯温指出，库格林要用的“解决劳工问题的方法是法西斯的方法。”

库格林得到了底特律主教迈克尔·加拉格尔的支持，还声称教皇庇护十一世也支持他。不错，教皇说过，“圣教的每一个教士都必须全心全意地投入为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但是教皇的喉舌《罗马观察报》特别指出，教皇所说的社会正义并不是王家橡树那位神父所鼓吹的那种社会正义。波士顿枢机主教威廉·奥康内尔还指摘库格林“向穷人散播蛊惑人心的言论”。这时这位广播神父由于势力很大，态度已经开始狂妄起来。他对教会里的上级人物说，他那个杂志是私人办的，他们无权过问。现在任何人冒犯了他，都要吃苦头。拉瓜迪亚批评希特勒，圣殿教堂就发给他“恶意奖”，说是“故意引起国际的不和”。谁要是自由派，他就说这人是共产党。他对信徒们说，美国各工会都是由莫斯科背后操纵的。忠实教徒必须“想基督教徒之所想，做基督教徒之所做，买基督教徒之所买的东西”，并且提防全世界的犹太人。“如果你要说我煽动人家，那就那样说吧。我就是要煽动。可是可以肯定，我们要战斗下去，而且要战胜。”

1935年初，库格林发表了他那个全国社会正义同盟的极权主义纲领。纲领的第一点就定下了基调：他要求“良心自由和教育自由”，但不要求言论自由——有了言论自由，他那个“广播同盟”就完蛋了——除非由他来管理国家，而这大概就是他心中的目标。同时他又同罗斯福公开决裂了。新政这时成了“犹太人的政纲”。总统成了“撒慌的人”，“反对上帝的”。有一次他在辛辛那提市演讲，还主张“用枪弹”消灭罗斯福。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是个天主教徒，又是欧洲铁腕人物的崇拜者，可是这话连他听了也觉得太过分了。佩格勒在专栏文章中写道，联邦政府调查颠覆活动的人员对待库格林，早就应该采取对待厄尔·白劳德的办法，不应该畏首畏尾，“生怕他会叫嚷要发动一场什么圣战”。

可是迪林夫人并不觉得这话太过分；在这位夫人所列的有势力的共产党人名单中，竟有博拉参议员、蒋介石、埃莉诺·罗斯福、H.L.门肯和圣雄甘地等人。这话也没有使詹姆斯·特鲁不高兴，这位先生是“灭犹棒”（专利证2，026，077）的发明者，那是一根短而圆的棍子，分大小两种，小的供妇女使用。这话也没有使街头鼓吹纳粹主义的乔·麦克威廉斯或极右派知识分子劳伦斯·丹尼斯不高兴。最耐人寻味的是赫斯特报系，他们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赫斯特公开说：“凡是你听到一位出名的美国人被人叫做‘法西斯分子’，你往往可以断定，这人不过是捍卫美国精神的忠诚公民。”自1934年11月起，赫斯特就派了好些记者伪装学生到各大学教室中去，引诱教师们发表一些不落俗套的言论。他说，并没有谁要改变美国的经济制度。要说有，那只有“少数不可救药的不满分子，没有脑筋的大学生和思想混乱的教授而已。”

经常阅读和收听煽动性的言论的人既然有好几千万，有的受了影响，闹起事来，是不足为奇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指出，自1934年6月至1935年6月，“严重侵犯公民自由的案件在种类上和数量上都多于”世界大战以后的任何一年，而且他们这个纪录还是不完整的，因为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切宪法上的保证早已被取消了。

※※※

如果说库格林神父是大萧条时期极端派的宣传部长，参议员休伊·皮尔斯·朗格则是大家公认的极端派领袖。广播神父有听众，但是他所宣讲的是虚无主义。他们的盟友汤森博士有一千万追随者，但是他不懂得如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朗格可是本领最高强的政客，他具备了一切条件：有选民，有政纲，而且本能地懂得该在何时夺权和如何夺权。只有他这个政敌使罗斯福真的害怕。

关于朗格的传说，已经写进了两本著名的小说里。一本是约翰·多斯帕素斯的《天字第一号》，一本是罗伯特·佩恩·沃伦的《普天之下莫非臣民》。至于他的生平事实，至少也跟小说同样地动人。他是在温教区一间小木头房子里出生的，家乡是贫民区，他跟其他穷小子唯一不同之处是独具天才。他以推销“烤得灵”煎油起家，顾客是那些穿背带工装裤的汉子和穿花布衫裙的女人。这些人到死都信仰他。他只花八个月的工夫就修完了杜伦大学法科三年的课程，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特许他执律师业，那时他才二十一岁，这是杜伦大学毕业生中以前或以后谁也没有能达到的成就。后来有一条关于学校教材的法律，下级法院判为不合宪法，他在美国最高法院出庭，证明了这条法律是符合宪法的，由此大露头角。他提出他的论点，事前不用请教法律专家，也不用参考什么法律书，只用一页发言大纲，因此获得了首席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赞赏。

要是不跟美孚石油公司的律师做了一番幕后交易，朗格是决不能当选为州长的。他有空子就钻，但是他不同于新奥尔良市的那些腐败政客，他知道什么是该做的。当时这个州由州外的一些大公司全部控制。全州仅有三十英里柏油路，医院不收没钱的病人，各主要河流上都没有桥梁，全州半数小孩上不了学。在任商业部长时，赫伯特·胡佛曾到过这个州，觉得怪有意思。他甚至嘲笑该州奉为至宝的关于伊万杰琳姑娘的传说①。他说，伊万杰琳来历不明，甚至名字叫得对不对也有问题，也许原名是格温多琳【格温多琳是英国传说中的仙女。——译者】。这样恣意讽刺，是不可饶恕的。1928年秋季，朗格才三十五岁，他参加竞选州长，在那些看得目瞪口呆的穷汉和老乡面前进行还击。他站在马丁维尔市棉花包上，在闪烁的火把底下发表了美国政治史上一篇最动人的演说。

“就是在这里，伊万杰琳等待她的情人加布里埃尔归来，可是他始终没有来到。朗费罗为此写了一首诗，这棵橡树的所在地因此成了名垂千古的胜地。但是在这里白等的还不止伊万杰琳一个人。你们等着学校开办，好让孩子们念书，这些学校现在在哪里呢？你们出了钱，要修筑公路，这些公路在哪里呢？救死扶伤的医院又在哪里呢？伊万杰琳在失望中流下了不少伤心的眼泪，但是她只不过哭了一辈子。你们可在这个地方，围绕这棵橡树哭了好几代了。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给在这里哭的人把眼泪填干吧。”

【①美国诗人朗费罗把这个传说写成了长诗。故事是这样的：伊万杰琳是法国女子，将与铁匠的儿子加布里埃尔结婚。他们原住加拿大，因为英法战争，英国把加拿大的法裔居民送往路易斯安那州，二人因此失散。伊万杰琳到处找加布里埃尔，最后在费城遇见他。那时他已是个身患重病的老人，不久就死了，伊万杰琳因为伤心过度，也随之死去。——译者】

他一当选州长，就打破了这些大公司的势力。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头税取消了，新定的营业税开征了，欠债的按政府规定可以延期偿还，贫民免纳普通财产税，教科书免费发给学生，学童由学校派车接送。在三年之内，他就为本州修筑了二千五百英里柏油路，六千英里碎石路。建造了十二座桥粱；特种财产税【这是为修筑下水道等等有利于业主的工程征收的。——译者】减低了百分之二十；在新办的夜校里，有十七万五千成年文盲学习读书写字。在美国南方，他是唯一的平等对待黑人的州长。有一次，三K党的头子威胁说要来本州开展反朗格运动。朗格对记者说，“告诉他们这是我的话：不准那个帝国杂种【三K党1867年选出N.B.福雷斯特将军为领导人，号称“帝国法师”，下面有“巨龙”、“巨神”、“巨人”等等大小头目，名称极其古怪。——译者】走进来半步。我说他是狗娘养的，这不是出口伤人，而是说清楚他的出身。”

他靠“人人是国王，但是没人戴王冠。”这句口号当选了。不过王冠还是有人戴的，这人就是朗格。《阿莫斯和安迪》这个广播节目所讲的是一个秘密团休，叫做海中神秘骑上，首领叫做王鱼，朗格就以王鱼自称。霍丁·卡特写道，“到了1935年春季，朗格已经成为路易斯安那州的主人了。”象卡特这样在报上批评朗格的人，白天黑夜身边都要带一支手枪。有些人挨打了，有些被绑架，有些被投进了监牢。在朗格当选为参议员的前夕，他那个女秘书的丈夫威胁说要控告他，因为他破坏了他们夫妻二人的感情。朗格派人把他带上飞机，在本州上空兜来兜去，等到投票完毕才准他降落。所有法官，包括本州最高法院的全体法官在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所有警察，不论是州辖的还是市辖的，都直接听他指挥。一切教员、税务人员、州政府人员、各银行里的人、甚至州长也不例外，都唯他之命是听，最后，那由他掌握的州议会连民主制度也取消了。是谁当选，应当担任什么职务，都由朗格决定，不是由选民。新奥尔良市民表示不满，他便召集民兵，亲自领队进城，俨如古代罗马的恺撒大将军。他说，他跟反对派讲过道理，但是“那个办法行不通，所以我现在使用炸药。谁挡住我的路，我就把他们炸掉。”

1935年初，他所操纵的州议会在二十二分钟内高呼赞成、一口气通过了四十四项议案。这时议会里还有几个老实人，其中有一个站起来说：“我不能预见未来，昨天晚上我也没有看见月亮上有什么血迹【传说在恺撒遇刺前夕，月亮上有血迹。——译者】。但是我能看见这个议事大厅的光洁地板上有一摊血。因为，如果你们这样蛮干下去，就会跟那骑着白马的死神一块走。【这是《圣经·启示录》里的故事。——译者】”因为大家轰他，他只好住嘴。就是有人要流血，也不会是朗格，因为他周围都是带着左轮和轻机枪的卫士。他那些忠实党徒们还说，不久就有联邦特工人员来保护朗格了，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的政敌也很清楚，——朗格的新住址将是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朗格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其地位仅次于罗斯福。他是全国议论最多的政客。他显然准备把活动范围扩大到路易斯安那州之外。他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得克萨斯州的政治斗争，还打算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阿肯色州的乔·鲁宾逊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的帕特·哈里森踢出去。他那种令人厌恶的粗野作风，成了各大城市报纸社论和漫画的题材。在长岛的一次宴会上，他喝醉了酒，踉踉跄跄走进男厕所，看见一个高个子青年人正在那里小便，便叫他“站开让给路易斯安那州的王鱼。”那个青年不肯让，向来不守规矩的朗格就从后面撒尿，想打青年人两腿当中射过去。尿射不准，青年一拳打肿了他的眼，他只好离开宴会。这不过是一出低级喜剧，但是他在参议院衣帽间里对同事们说下面这些话时就没有人敢笑了。他说，“伙计，不要多久，就有一群暴民拥集到这里，把参议员们一个个吊死。我得考虑考虑，是留在这里跟你们一起让人家吊死呢，还是出去当他们的领袖。”

总统写信给驻意大利大使说，美国人“正在害一种很厉害的病，叫做朗格－库格林流感。全国人人都浑身发疼。”这也包括罗斯福本人。同那位广播神父一样，朗格在1932年也支持过罗斯福。（不过王鱼可以当之无愧地这么说：如果没有他的支持，罗斯福当时是得不到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库格林可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可是现在他对整个新政感到生气。他的所得税申报书受到了审查；法利在处理联邦拨款方面不肯照顾他；工程兴办署因为路易斯安那州分署营私舞弊，又停办了当地工程。但是朗格最不满之处是他自己没有当上急统。他觉得总统应该由他来做才对。他写了一本书，名为《我在白宫的头几天》。（他在书中说，要让罗斯福当海军部长。）有人向他，1936年是否将开展提名朗格竞选总统的运动。他说，“一定会，而且我想我们会囊括全国的选票。”国会山只有几个人不怕他，其中之一是哈里·S.杜鲁门。新当选的参议员照例要主持会议，这个初出茅庐的密苏里人担任这项工作时，朗格发表了一篇十分凶恶的演说，讲完之后，他问杜鲁门有什么看法。杜鲁门尖锐地回答道，“我不得不听你的发言，因为我是会议主席，不能退出会场。”但是在新政将满两年时，象杜鲁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朗格在参议院里公开嘲笑总统，说他是“撒谎者和骗子手。”罗斯福没有办法，只好求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西奥多·比尔博帮忙，此人是南方叫得最响的种族主义者。比尔博把“疯子朗格”大骂了一顿，但是结果是自己的选民纷纷来信抗议。

1935年2月5日，在讨论联邦人事安排时，提到了路易斯安那州那个洪水猛兽。全国紧急事态委员会的议事记录记载了这些话：

总统：凡是为朗格或者他那帮子人工作的，不许任用，也不许留用！不能有半点含糊！

加纳副总统：不论是谁，全都这样！

总统：不论是谁，不论是哪个机构。谁为朗格工作，就不可能在这里工作。

赫尔国务卿：纠正得越快越好。

总统：你们什么时候要具体指示，就什么时候给你们。

可是这样也没有多大用处。正如霍丁·卡特后来所说，“我们这边唯一有利条件是联邦政府可以给点好处。从争取选票的意义上来说，这主要是由工程兴办署把成千上万的招工名额分配给那些反朗格的组织。可是这也不起多大作用。那些失业的穷鬼们对招工是欢迎不暇的，可是投起票来却不照兴办署的意思，即使选举是规规矩矩进行的，我们也很少有人能当选。”

3月5日是罗斯福就职两周年，那时政府正式承认，美国除主观上的畏惧心理外还真有可怕的事。铁裤汉约翰逊现在是纽约州工程兴办署的负责人，他在沃尔多夫－阿斯脱里亚饭店的一次宴会上攻击“路易斯安那州的大煽动家和神父政客组成的”右翼联盟。王鱼和广播神父在广播中予以还击。约翰逊再度开炮，他说，“如果你把希特勒的话和库格林神父的话并列起来，哪句话是谁说的，谁也分不出。包括反犹宣传在内。”新政派大炮这时一齐轰了起来。哈罗德·伊克斯答应记者引用他下面这些话：“朗格参议员的毛病是，他的脑子烂得发了臭。我说这话，是假定这个朗格皇帝还有个脑子。”

其实，朗格的脑子比这个老吝啬鬼还要好。他用跟伊克斯同样长的广播时间，向全国提出了“分享财富”计划。私人财产不得超过五百万元。任何人每年收人不得多于一百八十万元，也不应少于二千元。老年人有养老金，退伍军人有补偿金，廉价食品由农业调整管理局的剩余农产品拨付。孩子从幼儿园直到大学免费上学。每个家庭应得到六千元房屋津贴，还要给一架收音机、一辆汽车和一部洗衣机。朗格的“分享财富同志会”（不收会费）会员们在路易斯安那州外进行了一次出击，选出了阿肯色州的海蒂·W.卡拉韦夫人填补她亡夫在参议院的空缺。这时全国各地的贫民窟中都听到了朗格那支万人传诵的歌：

人人是国王，人人是国王。

你尽可以做到家财百万，

可是人家也有自己的财产。

有足够的财富供大家分亨。

不论是夏日炎炎还是寒冬腊月，

不论是冬天还是春天，

太平日子永远过不完。

左邻右里互相帮忙，

人人是国王，人人是国王。

朗格向《朗格真传》的作者福雷斯特·戴维斯透露，他打算取缔民主、共和两党，自己当四任“我国的独裁者”。1935年由春至夏，他的号召力象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十分惊人。《纽约时报》记者特纳·卡特利奇认为政府对他进行反击是犯了错误，因为一反击，“倒使朗格这个小丑变成了政治上的真正威协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了一次秘密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朗格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可能从罗斯福手里夺去四百万张票，有足够的举足轻重的州支持他，使1936年的选举由众议院投票决定谁当总统。【按美国宪法，总统候选人中如无人得过半数票，众议院应在得票最多的五个候选人中选举一人为总统。——译者】吉姆·法利是全国最高明的政治预言家，他在9月间对伊克斯说过，朗格的选票将会超过六百万张。对于第二期的新政，朗格及其同盟者已发生了明显的影响。提出社会保险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朗格所支持的汤森计划推动的，提高高薪阶层税额和提出《控股公司法》，主要也是由于朗格指责罗斯福是有钱人和公用事业公司的俘虏。这些情况，朗格是知道的。7月间，他指责罗斯福“抄袭我十四岁时起草的分享财富的演讲。他今天才变得象我穿童装短裤时那样聪明。”

8月下旬，国会快要休会，但是朗格仍在参议院大厅里上窜下跳，嘲弄“富兰克林亲王”、“玉米爵爷”华菜士、“坐牛”约翰逊、“芝加哥麦虱”伊克斯。可是朗格同他那留在巴吞鲁日市的泼辣太太都有好多不祥的预感。一个月前，他说他的敌人阴谋用“一个人、一枝抢，一发子弹”刺杀他，然后由总统下特赦令赦免凶手。8月下旬他又说，在下届会议中，国会就得服从他的命令了，“如果我能回到此地的话。不过我也许回不了。天知道，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次演说了。”

这果然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说。9月8日，他在巴吞鲁日的州议会，催促手下的议员们通过一些法案，有一个人拿着一支枪，躲在议会大厅的大理石圆柱背后，准备射出那一发子弹。这人叫卡尔·奥斯汀·韦斯，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医生。他的岳父是地方法院的法官，同朗格有过争执。为了报复，朗格改划法院辖区，把他排挤出去，还散布流言，说法官的血统可疑。下午9时20分，朗格趾高气扬地走过议会的圆形大厅，韦斯医生走出来，一枪打中了他的腹部。朗格的卫士立即还击，韦斯身中六十一弹，但是他们的领袖已经受了致命伤了。他在昏迷以前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向我开枪。”别人也不明白，以后两天一直议论纷纷。在那两天里，他的遗体穿上黑色燕尾服，系上白领带，停放在大厅里让人瞻仰。向他奉献的鲜花铺满了三英亩地，在议会前面的草坪上，大约有二十五万人来参加领袖的葬礼。杰位尔德·L.K.史密斯牧师在致悼辞时大声说：“他是名贵的意大利小提琴，他的琴声远出于与他争鸣的鼙鼓之上。他是未完成的交响乐曲。”接着史密斯又说，谋杀是由于报界和参议员比尔博的煽动。比尔博回敬史密斯，说他是“卑鄙龌龊、怯懦恶毒，居心不良，该入地狱的撒谎者。”可是还是人言啧啧。在河口地区，路易斯安那州的穷人们对朗格感恩戴德，他们唱道：

啊！他们说他是个坏蛋，

可是他给我们孩子免费上学，

他们杀害朗格，为的什么缘故？

现在他去世了，进了坟墓，

可是我们的公路全靠他铺。

他们杀害朗格，为的什么缘故？

三十多年以后，史密斯对伊利诺斯大学的学生说，“不能证明罗斯福总统下令暗杀朗格，但是可以证明那些策划这件事的人都相信杀死朗格会叫总统高兴。”在消息传来时，总统正同库格林神父和约瑟失·P.肯尼迪共进午餐，他吓了一跳。没有哪一个有人性的人会觉得有人这样惨死是件乐事。但是从长远看来，朗格从美国政治舞台上消失，无疑给罗斯福去了个绝大威胁。有那么很少很少的几个人，要是他们活了下来，美国的历史跟现在就会大不相同，朗格是其中之一。

罗斯福知道，无论如何，他必须对付从右边来的第三党的挑战。史密斯、库格林和汤森是决心把朗格那支交响乐奏完的。葬礼过后九个月，厂播神父就向他的广大听众——他那些联播电台已增至三十五个——宣布，一个叫做联盟党的新党已经成立了。这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克利夫兰市举行。在会上，库格林把神父的硬领扯下，跟史密斯和汤森手挽手，全场听众不禁起立欢呼。如果听众的本意只是来看看热闹的话，那么他们真的如愿以偿了。库格林的长篇演说痛诋罗斯福。他每说完一句诬蔑总统的话，听众就热狂地喝采。演说的高潮运用了最富戏剧性的煽动群众的手法：库格林的洪亮的声音忽然哑了下来，他摇摇晃晃地离开讲台，一下子倒在卫士的怀抱里，成千上万的听众不禁失惊大叫。他在电台广播时从没有发生过这样情况。但是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个广播电台上的人物了，也不仅仅是个神父了；多年以来，他讲的东西与讲道已丝毫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了。

1935年春季，总统那些最亲近的顾向们得出了给论，认为总统对社会大众所起的教育作用减少了。他们把意见告诉了总统，总统却说，“人们每天都在报纸大标题里看到同一个人的名字，每晚都在收音机里听到同一个人的声音，是要感到厌倦的。……由于人性上的弱点，长时间地听到最高音不断重复，个人心理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在这方面，群众的智慧也许比表面看来要深刻。除了政治以外历史还有其他的内容。在前十年的无关重要的小事中可能潜伏着后十年的社会风气，只不过需要适当的培养，经济情况也要有所变化。不过并不是一切小事都是这样的。1935年5月，全国来了一阵子写连锁信【一个人把一封信分寄许多人，这些人又复写分寄别人，并请他们照样复写分寄，这叫做连锁信，本身并无意义。——译者】的狂热，你要在其中寻找什么重要意义那就徒劳无益。另一方面，在恩里科·弗尔米【意大利核子物理学家（1905－1954年），1938年后住在美国，1945年参与原子弹的制造。——译者】那个设备简陋的罗马市小实验室里所引起的激动，现在回顾起来，倒是个对其意义认识不足的例子。从弗尔米的妻子劳拉所写的有趣的记述可以看出，弗尔米和他的学生们那样用中子一个又一个地轰击各种原子，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最早一批的分裂铀原子的物理学家，不过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搞出来的也是一种连锁反应。

介乎无足轻重的小事和令人咋舌的大事之间，还有许多新奇的事，使1935年成为技术发展上的分水岭，有的比同年国会中的激烈辩论还令人经久难忘。例如，星期日的听众听厌了库格林神父的广播，把收音机指针拨一下，也许会听到二十岁的奥森·韦尔斯在另一个节目里扮演一个叫做“影子”的角色，又名拉蒙特·克兰斯顿：

马戈特：啊，拉蒙特，看呀！那个茶房往厨房走去，不用推门，门就自己开了！

影子（不在意地说）：对啊。那是用光电射线把门打开的。

马戈特：啊，光电射线是什么东西？

影子：看看门的两边吧，马戈特。那地板上有铬制的东西，看见吗？那些东西顶上藏着灯泡，看见吗？两个灯泡之间，有一道光束。人走近门，身体就挡住了射线。光束一断，门就自动打开了。

马戈特：妙极了！

在1935年，这确实是巧妙的，可是这只不过是电子工业最早的雏型。到了后来，电子设备就不仅仅代替了看门的，而且代替了好多别的人，例如开电梯的，在滚木球戏场上捡木柱的，在邮局里分信的，在商店里开帐单的，给染织品配色的，给流动的东西点数的，在监牢门口守卫的，在保险公司里计算保险费的，管帐的，分派刊物的，以及做成千种熟练和非熟练性的工作的人。一句话，自动化己经开始了。

通讯革命也开始了。由于马歇尔·麦克鲁汉所谓“天下一村”的出现【麦克鲁汉（1911－？）是加拿大作家。他说，到了二十世纪末期，由于电子通讯工具发达，人们彼此联系容易，全世界的人互相了解，好象同住在一个村子里边一样。】，个人的清静给扰乱了，书面的文字被取代了。1935年6月，乔治·盖洛普第一次进行民意测验，那是为杨格和鲁比肯广告公司举办的。约翰·希尔、厄尔·纽瑟姆、卡尔·拜奥尔都办了“对外联络”机构。1935年，由米丽亚姆·霍普金斯主演的《贝基·夏普》开始在商业区一些电影院里放映，这是第一部跟一般正片一样长的彩色片，虽然当时许多电影院还没有放映彩色片的设备。除彩色电影外，还有相关的新发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古格里尔摩·马可尼发现，可以把无线电短波沿着地球表面“扭弯”，这种微波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先用于雷达，接着又用于电视广播。美联社在1935年开办了照片有线传真的服务，《生活》周刊在1936年、《展望》周刊在1937年也相继采用有线传真照片。美国人开始习惯于所谓形象的概念。有了这些，再加上1935年的另外两项新玩艺——辛辛那提市首次举行的夜间棒球赛和罐装啤酒的生产——当时十几岁的青年将来成为中年人后的各种常见的娱乐也就具备了。

阿瑟·谢尔曼的拖车制造业在1933年的百日新政期间渡过了难关，很快就成了美国发展最快的工业。一年之内，在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素塔市就集中了二千辆拖车和住房车。那时人们仍旧觉得美国青年是爱搞机械的，《机械画报》中最引人注意的东西是通用汽车公司的独立前轮悬置。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小艾尔弗雷德·P.斯隆是这祥描述这种装置的：“用最简单的话说来，这就是给汽车装上了膝关节。每个前轮都有个软弹簧，各自与底盘相连。要是路面有个墩或者有个坑，各个前轮就独自缩上去或者伸下来，就象膝关节把一条腿提起或者伸直一样，对于另一条腿或全身的平衡都没有影响。结果是受到颠簸的是车轮，不是乘客。”轮子就象膝部那样动，妙不妙！可是就是艾尔弗雷德·斯隆（或者阿瑟·谢尔曼）也不能预见美国人后来会那样开汽车到全国各地跑，也意想不到州际公路网遍布全国的情景。

1935年初次听到三十年代新音乐——摇曳音乐。一年前，吹奏单簧管的本尼·古德曼每周薪水只有四十元；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况，他组织了自己的乐队。他起初运气并不好。8月21日晚，他的乐队在洛杉矶市帕洛玛舞厅演奏合同将近期满，没有人愿意续订合同。乐师同舞客一样，听厌了那些甜蜜温柔的狐步舞曲。古德曼决计降格采用乐队在非正式演出时喜欢用的摇曳的节奏，奏起弗莱彻·亨德森改编的那支曲子来。（亨德森是黑人，白人舞厅经理不让他出场演奏。）突然间，听众听到铜管猛吹，鼓声大响，萨克斯管长鸣，再加上一些火辣辣的独奏者，包括本尼在内，轮流起立，在聚光灯下即兴狂奏，把音乐主题大事渲染。结果全场如感电震，顿时活跃起来。一夜之间，二十五岁的古德曼在娱乐业中就登上了宝座——成了摇曳音乐之王。

并不是人人都喜欢这种音乐的。有一位心理学家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摇曳音乐“有危险的催眠性”，因为演奏者“故意把拍子弄得……比人的脉搏还快”，可能“打破过去的传统”。可是三十年代的特点是各种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的摇曳音乐。古德曼、阿蒂·肖，格伦·米勒和汤米·多尔西（多尔西即将在费城由尼克松主办的大戏院音乐会第一次登台，演奏《玛丽》，这是令人难忘的表演）在帕洛玛、罗斯兰、萨伏依、好莱坞的巴拉丁、格伦岛等舞厅成了那些身披蒂勒纱、脚穿白麂皮鞋的青年舞客的偶像。可是此外还有儿童们喜爱的摇曳音乐（斯派克·琼斯），中年人喜爱的慢拍子的摇曳音乐（凯·凯泽），老年人喜爱的拍子更慢的摇曳音乐（盖伊·隆巴多、韦恩·金和文森特·洛佩兹），甚至还有知识界的摇曳音乐，这是在卡内基堂演奏的，在那里可以听到微妙复杂的、为听觉最灵敏的人而作的乐曲。那时唱片制造业已经复兴，各种形式的摇曳音乐唱片都可以买到，蓝鸟和德卡牌每张三角五分，哥伦比亚牌每张五角。趣味的多样化，或者象某些人所说，趣味的巴尔干化，是三十年以后的事。

当时所有各种表演艺术都存在着这种不分对象的情况。把电影分成X（禁止儿童观看）、R（只准家长陪同观看）、GP（一般观众都可看）三类，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所有影片都必须是人人可看，因为每星期有八千五百万美国人看电影，多数是全家去的。美国家庭着电影，每年平均要花二十五元，按大萧条时期的票价计算，这个数目是惊人的。全国有一万七千家电影院，比银行还多，等于旅馆数的两倍，百货公司数的三倍。每家电影院一年放映一百至四百部片，影院老板没有时间把它们一一审查。幸而当时有海斯检查处，后来又有布林植查处代他审查（不过这对于电影艺术却是不幸的）。天主教道德同盟在1934年开始严密监视好莱坞，影片的镜头里不得有人长时间接吻，不得有通奸行为，不得有裸体婴儿，已婚的男女也必须两床井列，各睡一床。银幕上的语言，用他们当时的话来说，要“绝对纯洁”。有一回，丹尼斯·金唱了一句“去你妈的勃根地酒”，观众大为兴奋，好象有个赤身露体的女人突然跑来。连影片名称都要洗一洗干净。“荡妇”被莫明其妙地改成“贞妇”，“好姑娘也到巴黎去”被改成“好姑娘到巴黎去”。这种审查之所以可能，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的道德标准。正如梅·蕙丝后来所说，“我们唱歌时，连屁股扭一下都不准。”她主演了一部影片，其中有这么一个场面：卡莱·格仑说，“亲爱的，你需要休息——让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吧。”她摸摸头发，用舌头舔一下牙齿，问答说：“那算得是休息吗？”布林检查处一时疏忽，让它通过，人们就布置纠察线，禁止看她的影片。《生活》周刊出了一期“婴儿的出生”专刊，竟要打一场官司才能发售。《时代》周刊严厉批评了厄斯金·考德威尔的小说《上帝的小园地》，它说“美国出版界近来有一种倾向：尽可能出版接近违禁的东西”。

对电影进行审查，还反映出当时美国人心情恶劣，不想电影描写实况，而想靠看电影来逃避现实。约翰·多斯帕索斯写道，好莱坞“一角五分廉价拍卖色情和梦想。”其实，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一角钱也买不到多少色情表演，因为那时同现在一样，黄色电影只有少数观众爱看。可是，梦是人人爱做的，所以逃避现实的东西，观众最普遍。美国人不分老少，不分信仰，都爱看“叛舰喋血记”、“马卡小姑娘”、“正月船长”，巴斯比·伯克利歌舞片，以及阿尔弗雷德·希契科克的惊险片。1935年，这些影片开始在美国出现了。

看电影在这个时期具有一种特殊的气氛，麦格那银幕上的形象和福克斯声带放出的声音（这时不再用维他风唱片配音）只是造成气氛的因素的一部分。凡是放映机放映出的东西都有助于造成这种气氛。一场连映两部正片固然是重要的，星期六分部连映影片和特选短片——例如先来一部特里吞动画片，再加上一部百代公司新闻片，一部西尔马·托德－帕齐·凯利喜剧片，一部菲茨杰拉德的旅行纪录片（“……就这样，我们向风景如画、爱好和平的德国告别了”），这也很重要。还有彩票专场，餐券专场，玩宾戈赌，弗利牌双泡口香糖，彩色包书纸，“宝宝”牌巧克力软糖，脚下踩着一地爆玉米花，在后排座位还有不少人动手动脚偷情。最重要的是，银幕上出现的脸蛋、神态、身段全都在黑暗中引起无限幻想。有了电视以后，电影的神秘气氛就开始消失了，但是在没有消失之前，它的力量极大。戈尔·维达尔借迈拉·布雷肯里奇的嘴说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于那些已经上学读书可是还没经历第二次大战的青年人，1931至1945年的电影在性格上影晌最大。他的话也许是对的。

也许我们应该说，他只说对了一半。除看电影外，三十年代另一种重要的家庭活动是收听广播。同电影一样，广播也处在严格控制之下。全国有九百个广播电台，其中七百个归入四个广播网；全国广播公司（红），全国广播公司（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当时的广播节目，也比今天的电视节目内容纯洁。今天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还有一些转圜的余地，但是在三十年代如果儿童节目的广播员以为人家听不见他的话，说了一句“那些小杂种大概会老老实实地听一会吧”，那他就完了。当时那个闪闪发光的轮状话筒收下的不论什么东西，全家都很注意。全国广播公司（红）所播放的“一个人的家庭”是长期受欢迎的节目之一，这可能有代表性。这个书目是诺曼·罗克韦尔式的典型美国故事，每星期三晚上8时有二千八百万个家庭收听。每次开始广播时，总要这样说：这个节目是“为青年一代的爸爸妈妈和他们那些彷徨徘徊的子女广播的”。

对千百万人来说，打开收音机这个动作好象是成规常例一样。听到《明月照山头》不知道是凯特·史密斯，听到《秋收月长明》不知道是鲁斯·埃廷，听到《完美的歌》不知道是艾莫斯和安迪，听到《你我有缘相逢》不知道是鲁迪·瓦利，听到《卡罗来纳之月》不知道是莫顿·唐尼，听到《一想到你》不知道是雷·诺布尔，这样的家庭是少有的，全国最奢名的电话号码是默里山8－9933号，披这个号码，是为了对“鲍威斯少校业余广播”的表演表示意见。在全国听众看来，到了过圣诞节，可是听不到莱昂内尔·巴里莫尔主演的“圣诞颂歌”是不可想象的。听到“这个西部矿区小镇的姑娘嫁给一个有钱有爵位的英国人，能得到幸福吗”这个问题，大概不会有很多人睡不着，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愚蠢，他们也没发表过意见。由于广播中的情景都留要观众想象，又由于想象出来的东西比无论哪一个二十一英寸电视屏上出现的都丰富多采，所以电视节目无法跟最好的广播节目相比。由埃德加·伯根配音的木佣人查利·麦卡锡表演得那么生动逼真，所以一经介绍，路易斯·B.梅耶，瑞典国王和温斯顿·丘吉尔都不自觉地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

广播的吸引力之所以重要，归根到底是由于通过它向着操纵消费社会迈出了第一步。做广告的先驱是美国烟草公司总经理乔治·华盛顿·希尔。正是由于希尔，美国烟草公司是最早出钱收买顾客在广播节目里当证明人的，其中有一个是歌剧演员舒曼·海因克夫人，她根本不抽烟。商品联想是“难兄难弟琼斯和哈瑞”这两个滑稽演员首创的；你听到他们的笑话发笑时也会想起袜子。听到“捕盗神手”就想起“库”牌嗽口香水；听到伯尔根和木偶麦卡锡的声音就想起蔡斯和桑伯思公司的咖啡；听到“流行乐曲选播”后面的一段讨厌的烟草拍卖人的调调就想起“幸运”牌香烟。坚持要加上这一段拍卖商的话的是希尔。有一次，为了说明这样做有效果，他在美国烟草公司董事会的光可鉴人的会议桌上吐了一口痰，然后一边用丝手绢把痰抹掉，一边说，这样做叫人恶心，可是正是因为它叫人恶心，所以你一辈子也忘不了。希尔的另一个新花样是提出LS/MFT（“幸运”牌香烟呱呱叫）这个口号，广播员三番五次地说，“‘幸运’牌香烟呱呱叫，是的，‘幸运’牌香烟呱呱叫！”弄得听众十分讨厌，简直要发疯。1946年9月13日，全国听众听到本地电台的新闻评论员在节目中途插进一条急电说，“女士们，先生们，乔治·华盛顿·希尔今天死了。是的，乔治·华盛顿·希尔今天死了。”他们大概都感到高兴，不会忘记。

“就是抽一车，也不咳一声”（“老金”牌香烟），“不信问车主”（“派克”牌汽车），“起初小声，后来大声”（“大钟”牌闹钟），“污渍不留，不用发愁”（费尔斯石脑油肥皂），“抽支‘幸运’，赛过吃糖，”如此等等的广告，人们认为不过是有点讨厌而已。用乔治·E.默利的话来说，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社会将要“把大企业同广大群众连在一起，相依共存，息息相关”。可是这个观念当时还没有提出。即使提出，也没有多少人能理解。假如当时有人说，后一代的大学生会反对一切面向消费者，也瞧不起过于为生活保障操心，人们一定会困惑不解。代替人工的机械才刚刚开始大量生产，节约劳力的新玩意儿决不会嫌它过多。至于生活保障，那是大萧条时期求之不得的东西，谁都嫌不够。罗斯福总统实行的社会保险很有限（1935年的法案只管工人本人，不管家属），到底行得通行不通，要经过1936年的大选才看出分晓。在美国人心目中，大选越来越显得重要了，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次大选无异是对新政举行一次民意向背的公民投票。

第四章 罗斯福和民意向背

在美国废止禁酒法【废止了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在三十年代初期，“废止”（Repeal）这个词只指废止禁酒法。】之前，本尼托·墨索里尼公开说过，“美国的事情，两句话就说完了：一是酒禁问题，一是林白事件【指林白的婴儿被绑票并且遭杀害事件。——译者】。”这是极权主义者定下的教条：美国是走私犯和绑匪横行的国家。接着人家问他，美国的外交政策怎么样。他回答说，“美国没有外交政策可言。”这回可惜“领袖”的话倒是近乎事实。罗斯福在首次当选总统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到国外的事情。他不准官方提出任何参加国际联盟的主张，而且第一回在国际舞台出现，就把1933年的国际货币和经济会议（这是旨在使金本位国家团结一致的会议）搞垮。在经济学家中，只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人为此高兴，他以为管理通货制比金本位制好，所以说罗斯福“做得对极了”。可是总统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受到凯恩斯的理论的影响。他要先把国内事情整理就绪，再去对付海外的威胁。他这是有意识地先处理国内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不顾对国际友好关系有无妨碍。

五年之后，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挥舞铁拳，罗斯福就改变做法了。可是世界和平岌岌可危，早已显而易见。在罗斯福竞选第二任总统之前，墨素里尼已经强占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已经战火熊熊；德国已经重整军备，占领来因区，而且尽管赫尔安慰美国人，说德国政府不再迫害犹太人了，犹太人在那里还是活不下去，1935年逃住美国的有八万之多。在东京，好战的少壮派军官加紧促使昭和天皇政府走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有个日本小兵溜过芦沟桥去逛中国窑子，日军司令就硬说中国人把他绑架，发动对北京和天津的进攻。阿米莉亚·埃尔哈特当时是美国最有名的女飞行员，她大概在飞行途中发现了日军在委任统治地马里亚纳群岛构筑工事；至于日军逼她降落，把她杀害，这看来几乎是毫无疑问了。她的惨死当时无人知道，可是各报首页屡次登载过日本人挑衅的新闻，所有这些挑衅行为的目的似乎都是想试探一下美国是否怕战争。

果然，美国是怕战争的。国务院也曾向日本提过抗议，并且不着边际地谈过什么“道义上的制裁”。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都表示，他们对“世界舆论”的作用具有信心，好象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种神秘的东西，独裁者们一碰到它就不敢动了。国会通过了几个保持中立的法案和决议，总统颇为勉强地一个个签署了。他之所以感到勉强，是因为不愿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限制，其实总统的外交方针和国会的意见很少出入。罗斯福的新政对外国没打什么主意。美国跟二十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签订了中立协约，在签订协约时，赫尔说得一清二楚：美国最希望的是不受干扰。前任总统胡佛的决定，罗斯福赞成的虽然不多，但是拒绝与英国联名谴责日本侵略满洲却是其中之一。

在大萧条时期，这样做基本上是对的，因为国内问题要政府全力以赴。可是1934年的“约翰逊拖欠战债处理法”（禁止贷款给战债未清的国家）和1935年的“皮特曼中立决议”（明白告诉世界各国，美国决不帮助被侵略的国家）可就毫无道理了。这些法案只能使德意两国独裁者横行无忌，却把美国总统的手脚绑住了。因为总统发表过意见，说上述办法有毛病，又说应该支持世界法庭，孤立主义的高级吹鼓手就大为生气。查尔斯·A.比尔德写道：“罗斯福总统相信自己有责任帮助解决欧亚两洲年深月久的争执，所以每逢美国国会和人民要限制他干预外国事务的权力，他都要抗拒。要是欧亚两洲发生大战，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很快就要把美国拖进去。可是结果会如何呢？无论美国战败也好，战胜也好，在和平会议上，美国总要上当吃亏。”

事实上，即使美国当时想立即干涉国外事务，也不可能。在罗斯福总统首任期间，美国军事建制继续削减，以致全国兵员还少于福特汽车厂的工人。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说，美军当时的真正敌人是“经费问题，或者说，经费不足的问题”。1934年总统出巡夏威夷瓦胡岛，驻军司令为他举行军事演习。这场演习本来想搞得宏伟壮观，结果却变成了笑话：军用卡车半数发生故障，十二辆旧坦克（第一次大战遗物）也有七辆在总司令【美国总统是三军总司令。——译者】面前突然抛锚，叫他大吃一惊。据1935年《幸福》月刊的报道，虽然美国步兵决定采用M－1式加仑德半自动步枪，可是总数还不够装备一个团。这个月刊估计，“照现在的采购速度，单是把这种新式步枪装备美国常备军，就大约要三十年。到了那时，这种枪早已过时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美军中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文内说，在现役军人中，竟有一个四十七岁的中尉，一个六十五岁的中士班长。上尉平均是四十三岁。

那时好多美国人竟然觉得，军队大可不设。学者们一般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大战，是上了欧洲那些坏家伙的当，普通群众（据盖洛普民意测脸占百分之七十一）这回居然也赞成这些教授的看法了。他们以为美国经济萧条咎在欧洲，因为欧洲人拖欠了美国的战债。在“三个军人”【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反战小说。——译者】、《告别干戈》【海明威的反战小说。——译者】，乃至《胜利的荣誉值几个钱？》【马克斯威尔·安德森的反战小说。——译者】里，知识分子们都竭力主张，为了和平，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要是阿米莉亚·埃尔哈特惨遭日军杀害的事传了出来，当时也无人相信，因为大战时有过关于德军惨杀比利时人的夸大宣传，美国人再也不听这一套了。有个抱理想主义的中学公民科教师对学生说，“我们有的是‘战争部’【美国的陆军部原文为“战争部”（the War Department）。——译者】。孩子们，要是我们也有个‘和平部’，岂不是好？”这句话中学生理查德·H.罗维尔【后曾任《新群众》副主编，《民族》周刊副主编等。——译者】记住了，好几百万别的中学生也记住丁。1934年，主教派教会主教会议决议，“‘和平时期要备战’，这是不值一钱的爱国主义者所提出的口号，教会决不响应。”对于这个决议，教徒们全部赞成。（希特勒也赞成，因为他说，“赞成和平主义的理想的人，到头来必然赞成彻底征服世界的事业。”）这位德国新元首，美国人谁也没注意；甚至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也开展征集二千五百万人签名运动，要说服国会必须制订更多的中立法案。不过对于北达科他州参仪员杰拉尔德·P.纳埃以及不少同事，呼吁倒是用不着的。这位先生是参议院军备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主要助理法律顾问就是阿尔杰·希斯；纳埃是最善于归罪于无辜的人，他竟说，美国参战，是由该死的华尔街银行老板和外国战争贩子一吹一唱造成的。他到全国各地演讲，大声疾呼说，“上次大战，我们的参战目标半点也没达到。我们做到的只是不惜重大的生命牺性，让银行老板不愁收不回债款罢了。”

在出身富家，敢于违反传统的大学生中，激进的和平主义蔚然成风。家境比较清贫的同学虽然通常保持沉默，也心里赞成。某次全国民意测验结果，大学生竟有百分之三十九说他们不论什么战争都拒绝参加，有百分之三十三说只有美国被侵略时他们才愿意打仗。在和平主义堡垒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只有百分之八的学生表示愿意无条件打仗。虽然哈佛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纽约市立学院的学生受到威胁阻挠，1935年全国各地仍有十五万以上的学生为参加争取和平的罢课运动而游行示威。随后又有五十万大学生联合宣誓，如国会宣战，他们将拒绝服兵役。他们当时对“现存体制”的看法，和下一代对深恶痛绝的“现有建制”【“现有建制”（the establishment）指美国统冶阶级的核心层。——译者】的看法相去不远。他们反对办强制性的后备军官训练团，反对侵犯学术自由和学生权利，反对各种法西斯活动；他们要求改革大学管理机构。激进分子参加了产业民主学生联盟【产业民主的意思是关于工人福利问题，要由资方和工人代表共同制订方针。——译者】，这是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前身。他们的经典是《产业民主学生联盟行动纲领：革命学生手册》。喜欢捣乱、使人经久难忘的学生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韦克斯勒，明尼苏达大学的埃里克·塞瓦赖德，斯沃思莫尔学院1932年届毕业生克泣克·克尔等等。

这个“运动”（这是大学生自定的名称）的性质各校不同。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说，“我们不喜欢我们看到的那些政界要人：我们也不喜欢我们的大学当局，我们觉得他们只为现存体制效劳，并非为真理奋斗。”塞瓦赖德回忆说，“我想，在当时的政治制度的支柱当中，我们最憎恶的是军事机构……我们甚至连‘爱国主义’这个字眼也讨厌起来，因为觉得它已丧失原有的祟高意义，只是沙文主义的同义词罢了。”学生示威反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塞瓦赖德参加了示威），最后明尼苏达大学只好把它停办。

普林斯顿大学生把军人看成笑骂的对象，并自称为VFW①（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的会员。最爱闹事的美国学生联合会在瓦萨女子学院召开全国大会。纽约市立学院院长接见意大利法西斯学生代表团，校内学生纷纷起而反对，嘘声四起。院长骂学生为“小流氓”，第二天他们就都在衣领上别上个徽章，上面写着“我就是小流氓”。有些造反的学生召开会议，院长竟然挥舞雨伞，把他们驱散。这种你硬我也硬的做法不多，可是不是没有。匹兹堡大学使用的方法不那么简单幼稚：大学请麦克阿瑟将军在毕业典礼会上演讲，看见有些学生集体示威反对，就请法院把他们的领导人逮捕罚款。经过上诉，上级法院撤销原判，可是到了次周，所有入学新生都被勒令宣誓遵守美国宪法、宾夕法尼亚州法令和匹兹堡大学规程。大学总务处长向报界解释说，“我们要的是思想纯正的学生。”

【①VFW本来是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的缩略语，这里学生借用VFW这个写法，却改为Veterans of Future Wars（未来战争退伍军人会）的缩略语，表示决不参加未来战争。——译者】

不过，当时大多数大学生如果不是思想纯正，至少也是行为规矩的。那时也跟现时一般，爱造反的学生只居极少数——纽约市立学院只有百分之一，全国大学只有千分之三。这些人举行示威，为工人争权利，为斯科茨博罗市黑人冤狱筹款，在戏院四周劝阻观众看赫斯特报阀的新闻纪录片，一时甚嚣尘上，可是这跟几年以后，另一些大学生生吞金鱼，弄得遍登各报首页，性质相去无几。看见小小的孤立事件就当是普遍现象，这是美国人的通病。三十年代有些大学生举行过马拉松跳舞比赛，留下个照片，1970年有一家全国性广告行把它登出，加上一个俏皮的问题，“你们当年如此，为什么对于今天的青年又要说三道四呢？”他们以为三十年代参加马拉松舞会的人是想出凤头，事实恰好相反：他们跳个不休，不辞劳苦，不过是手头太紧，想赢得一笔奖金救救急而已。

这些大学生是所谓“走投无路的一代”，多数只想学到一些能赚钱的本领。青年人受大萧条的打击最为沉重，1935年正月，靠救济过活的还有几百万十六岁至二十四岁的青年。有个大学校长对四年级生说，“今年6月得到学位的十五万大学生，将要走到社会上去，可是人家不要他们。”《幸福》月刊在二十五所大学举行过民意测验，结论是大学生都希望有个安定的长期的工作，借以安身立命。他们在唱一支满腹牢骚的歌：

我为大学唱赞歌，

硕士博士街头多，

学问越来越高深，

肚子也越来越饿！

这是开玩笑，可是意味辛酸。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家长都交不起学费，大学生要熬到毕业，就得苦战四年。上课期间每周做工四十小时，放假期间每周做工八十四小时，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的。有人在杜肯大学做过调查，不少学生在汽车加油站当服务员，在殡仪馆当助理员，在铁路当火车司炉，在钢厂当杂工，在石厂刻墓碑，有个学生在校内和附近的匹兹堡市竟然干过二十七种不同的工作。在密执安大学，阿瑟·密勒【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著有《推销员之死》等剧本。——译者】做厨房杂工挣饭钱，又为全国青年总署喂小白鼠，每月工资十五元，他就靠这过活。在明尼苏达大学，休伯特·汉弗莱买不起教科书，只好从大学图书馆借用。

勤工俭学念完大学，从来不是易事，何况经济萧条，生活艰窘，竟能完成学业，可真了不起。对于有志上进的青年，大萧条的煎熬直到珍珠港事件才算完，可是对于不在大学念书的中产阶级成员，就不一样了。罗斯福执政的第三个年头，美国已摆脱最困难的局面，乔纳森·米切尔觉得不妨在《新共和》周刊发表如下言论了：“手上又有点钱，真高兴。……幸福的日子又来到了。当然，情况还不太好。……工人还会被解雇，今天一个解雇，明天能有十个排队补缺。可是向来总有失业的人。谁也不能指望我们永远枯坐家里，为别人失业而愁眉不展。”非但如此，这些中产人家除生活费外，还有点余钱给将近成年的孩子们零花。固然，为数有限，搞不起伍德斯托克那样的音乐盛会，可是青年人弄点新鲜名堂，来点古怪花样，是足够的了。

在这些新玩艺儿中，第一个是音乐。最好是参加音乐会，亲眼看乐队演奏，可是从现场转播的好音乐，在各校校园也可以听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有个学生乐队，由哈尔·肯普领队；杜克大学有“蓝色魔鬼乐队”，由莱斯·布朗指挥。在不出名的舞厅和酒吧间里，有好些未露头角的艺人演奏，例如阿尔文诺·雷伊（他开风气之先，弹一个电吉他，这是美国人听到的第一个扩音乐器）或者年青的弗兰克·西纳特拉。1933至1937年间，西纳特拉是薪水最微薄的艺人之一。他参加业余音乐竞赛，在各地小电台临时客串，在学生联谊会上为七角钱车费放声高歌。后来他的捧场者很多，音乐会票价很高，可是那时青年人还不能出那么多的钱买票，而且除音乐之外，他们还要搞很多别的名堂：看“大型小蓝书”【青年们的故事读物。——译者】，烫“雪莉·邓波儿式”头发，穿“G人式”内衣【“G人”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简称。——译者】，看耶鲁大学出身的大侦探佛拉什·戈登连环画，买自行车把手狐尾【这是一种装饰，事实上往往是松鼠尾或飘带。——译者】，并且把装橙子的板条箱安上滑冰鞋改为踏板车。

这时那些年岁大一点的青年人逐渐搞出了一套二十年代（那时爵士音乐盛行）以后才新兴的青年生活方式。他们有俚语（keen［漂亮］，gas［扯谈］，capacetic［顶呱呱］），有秘密的滑稽语（Confucius say［“孔子曰”］，knock，knock［“吃吃喝喝”］），有显示男子雄伟气概的标志（破汽车），还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胶底白褐双色皮鞋，啤酒会茄克衫（由朋友亲笔签名在上），晴雨两用大衣（弄脏更好）。姑娘们白天的标准服式是双层式的毛衣（有钱的要穿开士米或安哥拉羊毛织品），长达小腿的方格褶裙，短统袜（后来叫做“少女袜”），俄式头巾。男青年要穿便装上衣和长裤；如果不穿双色鞋，可穿粗革厚底鞋（鞋底钉上V字钉，走起来格噔格噔响）：要是有女性密友编织的菱纹毛衣，那就更神气了。到了参加正式舞会（中学每年开一次，大学至少四次），服装就要全部换过。舞会在体育馆开，天花板挂上绉纸花，地板打了蜡，姑娘们身穿薄纱晚礼服，左肩别上兰花或者栀子花，男青年穿上租来的“德西多”【半正式的男子晚礼服，没有燕尾。当时男青年很穷，自己没有这种衣服，只能租来穿。——译者】或者深色便服和白麂皮鞋，一双双翩翩起舞。

如果只是慢吞吞地跳“狐步”或者稳稳重重地眺“卡里奥克”，那就不免沉闷，可是乐队一改用轻快的旋律来奏乐，舞步就活泼得多了，到三十年代中期，“吉特巴”已风行全国。“吉特巴”是由“查尔斯顿”、“林底跳”和“得克萨斯汤米”舞（这可以追溯到1913年达克镇杂耍团）一脉相承的，种类繁多，有如体育径赛会，动作也有时相似。在“吉特巴”中，有“查尔斯顿摇摆”、“开货车”、“啄虫子”、“追棒球”、“苏西球”、“绕目摇摆”、“赞美阿拉”、还有“踢骡子”；在跳“踢骡子”时，男女青年按着对方的背部一跃而过。因为迹近淫猥，姑娘们跳得高兴时还露出内裤，陪她们参加舞会的大娘大婶就不那么喜欢这种舞。直至1942年，杜克大学的舞会还不许跳“吉特巴”。

对于性爱问题，当时还是讳莫如深，这反映出三十年代动荡不安（无论按什么标准看都是够动荡的），人们唯恐一切老规矩都被一扫而空了。女人怀孕被当成不光采的事，甚至已婚妇女也这样看；出售孕妇专用衣服的广告，说这些是特殊设计，“有保密作用”的服装。凡是与性有关的事，都百般遮掩。最近似色情刊物的是《长统袜大展览》了，可是那里所登的青年妇女照片都是穿着整齐的，只不过跳起舞来裙子扬到膝盖以上五六英寸而已。色情图书作者这时很少有市场。清规森严的社会把他们束缚住，理由与禁止女大学生跳“吉特巴”舞相同。再看另一场合，也有同样情况：汤姆·多尔西刚用摇曳舞旋律奏起《洛曼德湖》来【这是苏格兰民歌，本来旋律很慢，汤姆·多尔西把它加快，这是违反老规矩的。】，电台经理就赶快把线路掐断。经理先生觉得，就是不搞这个，好多人已经太不尊重传统了。许许多多世代相传的老规矩正在失效。最显著的现象是，先前在胡佛总统执政末期还无力造反的工人，这时已上街游行了。劳工队伍走起来声势浩大，使美国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胆颤心惊。可是工人运动勃兴的时代已经到了。许多工会组织起来了；市街战爆发了；矿务公司和工厂门外血染通衢，而且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情况呢。

从许多方面看来，约翰·卢埃林·刘易斯都是个离奇古怪的人物。他胸圆背厚，眉毛浓密，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俨然是个巨人。读莎士比亚戏剧、《圣经》、《伊利亚德》、《奥得赛》、奥斯瓦德·斯宾格勒的著作和东方寓言集《五卷书》，这是他的消遣方法。他的父亲是个威尔斯矿工，曾被列入黑名单。他四十岁时被选为联合矿工会的主席，可是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工会人数竟减少了一半。1930年有个矿工小组批评他说，“他非但把我们工会的许多领导人弄走，连工会的灵魂也被他搞掉了。”到了三十年代，他就要变成战斗的工会的旗帜，爱他的不少，恨他的也多。可是在1930年，他还是个支持胡佛的共和党人和自由企业的拥护者，是拚命反对进步工会各种策略的人。

在私人谈话时，刘易斯谈吐风生，娓娓动听，善于为被压迫的工人们出谋画策，争取权利。在公共场合，他好象把传教士、悲剧演员和杂耍丑角三者合为一体。他出语惊人，而且为自吹自擂的习性辩护。他说，“你自己不吹，谁还替你吹？”有一次开工人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说：“听听这来自工人心底的‘救救马其顿人’的呼声吧！【这是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九段所谈的事：圣保罗做梦，梦见一个人要求他到马其顿去，救救那里的人民。——译者】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前途，我看就取决于这次大会的决议。”他在批评他的对手威廉·格林（劳联的主席）时大声嚷嚷说：“啊哟，格林这小子我还不懂得他吗？他想随大流，畏首畏尾，止步不前，同时又唉声叹气，说什么‘人心不古啊，世风日下啊！’【这里引用的是古代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公元前105－43年）的话。——译者】”他把统一的全国性工人组织分裂为两派，还洋洋得意地说：“他们对我下毒手，我对他们也痛痛快快地饱以老拳。”

这话是有意逗哏，可是没人笑。自由派认为刘易斯独具远见，反对派可觉得他是个活魔王。在某些人看来，他十分可恶，只有罗斯福能与之相比。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解职后执律师业，有一次代表矿业公司出庭，谈起自己的出身，满得意地说，“青年时代我也参加过联合矿工会啊。”刘易斯愤然起立大声说：“我这个联合矿工会会员看见有个会友投身政界，走南闯北，弄得全国知名，倒也觉得光采。”说到这里，他故意停顿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可是叫人痛心的是，这位仁兄竟然忘了本，连青年时所参加的工会也背叛了。”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下，再说，“而且他的卖身价才不过是三十块臭银元呢！”【《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中说，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元出卖了耶稣。】赫尔利朝他猛扑过去，别人只好拦住。路易斯毫不在乎地说：“那么就取消‘三十块臭银元’这几个字吧，可是‘背叛青年时代所参加的工会’，这话半个字也不能改。”

话说得太没分寸了，可是也说得够大胆。1969年，美国总统所任命的暴乱行为调查委员会在报告里说，“在全世界工业国家中，美国劳工史上流血事件最多，斗争最残酷。”这是暗指三十年代而言，那时产业工会干组织工作的人有不少被害。各州州长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闹事工人。佐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搞了一个集中营，专关工人纠察队员。宾夕法尼亚州杜肯镇（典型的媒矿城镇）的煤矿老板一年之内就花了一万七千元买军火，派人住矿工家里扔炸弹，又在山坡上烧十字架【这是恐吓人家的手段。——译者】。在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镇（全镇都是公司私有财产），市长对记者说，“世界上要是没有保卫团，”（他明说这是指公司的私家武装人员而言）“就无异于没有音乐了。”当地法院检察官再加上一句，“给我两百个武装好打手，我就把那些狗娘养的工人纠察队统统收拾掉。”在剥削惨重的纺织厂里，有些女工闹罢工，《纺织杂志》就在社论里扬言，“让他们出几百次丧，局面就会平静下来了。”

奇怪的是，各工会虽然备受迫害，竟能坚持下来。在罗斯福刚就职时，工会力量十分薄弱，刘易斯那个联合矿工会会员己减至十万人以下。劳联会员减至只占全国工人总数百分之六；交会费的工会公员，每周少了七千；1932年，劳联对资方俯首听命，连举办失业保险也反对起来了。咄咄逼人的企业老板们相信，跟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人斗争就是跟恶魔斗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1934年12月，拉福莱特所主持的公民自由委员会查明，有二千五百家以上的公司雇用打手破坏罢工，最大的打手帮会是珀尔·伯哥夫服务社跟平克顿美国侦探代办所这两家。伯哥夫这个流氓头子家财数百万；平克顿一伙是底特律市各汽车厂的宠儿，1933至1936这几年间赚了将近二百万元。这两个帮会都养着一支小小的“常备军”，什么自动手枪呀、瓦斯枪呀、棍棒呀，样样齐全，哪里罢工就开到哪里去。他们都在工人队伍里安插坐探。有个参议员问克莱斯勒公司副总经理赫尔曼·L.韦克勒，为什么要雇用密探，他回答说，“对付工人要有情报，不用密探不行啊。”数以千计的工人简直在枪口下干活；比方匹兹堡煤矿公司就在矿井口架上机枪对着矿工。众议院有个调查委员会问起此事，董事长理查德·B.梅隆回答说，“不这样，矿就休想办下去。”

情况如此恶劣，工人们仍然急于组织起来，可见已经横下一条心了。备受恫吓的矿工，曼哈顿区流血流汗的服装工人，底特律市布格里斯厂一小时工资一角的钢铁工人，底特律市商店里一小时工资五分的店员都知道，组织工会是唯一的出路。有些州曾试用立法手段保护工人，但是徒劳无效。宾夕法尼亚厂主强迫童工每周工作九十小时，依法被罚一百元，他们便硬把童工的工资一律每周扣减三角三分，以为补偿。钢铁工人因缺乏安全设备，平均每周衣服让火星烧坏一次。匹兹堡的钢厂宁可每年让二万工人因工伤事故变成残废，也不肯花钱搞必需的设备。出售五分一角杂货的伍尔沃思公司女老板巴巴拉·赫顿小姐漫游欧洲，到处跟贵族攀亲。每小时工资五分或一角的店员们听到这个消息，就一肚子怨气地唱起歌来：

赫顿小姐有的是钱，

钱打哪里来人人看见，

店员个个做牛做马，

——在伍尔沃思公司，

小姐剥削无法无天，

给了我们几文工资？！

关于《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的制订，大腹便便的威廉·格林（刘易斯嘲笑他，管他叫“坐着不动的威廉”）间接地出过力。《全国复兴法》原来规定，要按行业订立规程，格林和好些工会领导人都为此不安，他们提醒约翰逊，资方可能利用这一条来扼杀工会。约翰逊性情急躁，连忙加上了这一条，以便保证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可是格林没看出这里有什么文章可做。条文其实很笼统；它没有规定雇主要承认工会，只说如雇主愿意，可以跟本公司的工会谈判，而且工人怎么选出谈判代表也没说清楚。可是刘易斯一眼看出，细节可暂且不谈，重要的是这一条很有宣传价值，因为条文其实公开表明了政府的意图。刘易斯认为这个条文的重要性不下于林肯解放黑奴的宣言。他派出雄纠到的助手到各矿区去，用宣传车广播，散发传单，这样说：“罗斯福总统要你们参加工会。不参加就是不爱国啦。工会的人就在这里。先别忙交会费，签名参加就行啦！”

一经号召，矿工们就那么痛痛快快地响应起来，连刘易斯也不禁惊异。《全国复兴法》本来是为复兴工商业制订的，没想到倒是促进了工会的发展。在罗斯福签署这个法案以后还到不了三周，联合矿工会退会工人就有十三万五千人重新入会，1934年初，会员甚至增至四十万。跟着，西德尼·希尔曼和戴维·杜宾斯基也到纽约市用宣传车广播并散发传单，不到一年，国际女衣工会会员就增至三倍，共有二十万人，后来在1939年还超过了四十万。

罗斯福一向对政治苗头很少看不出，可是这回却很晚才注意到这事。他出身富家，并没有跟工会携手合作的思想准备。他把自己看成救世主，愿对被剥削的工人施点恩，可是这跟做工会的盟友是两码事。他想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进安全设备，可并不认为刘易斯的办法最好，甚至不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工会在经济界成为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总统就不能象他所希望的那样，超然于劳资冲突之上了。因此头几年他老是犹豫不决。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海伍德·布朗曾大声疾呼，“工人的头号公敌就是罗斯福！”这是无稽之谈。可是罗斯福确乎觉得，弗朗西丝·帕金斯和弗朗西斯·比德尔【1934－1935年任劳工关系委员会主席。——译者】二人未免太偏袒劳工了，而在为劳工说话的国会议员中，罗斯福又只佩服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一人。瓦格纳力主制订新劳工法，他慢慢地使罗斯福回心转意了。可惜当时局面太不安定，想要从容不迫地讲道理已经来不及了。

刘易斯吸收进工会的人越来越多，——格林看在眼里，忧在心里，再三劝他“约翰，慢慢来嘛！”——一场阻碍生产的大罢工也越来越有不可避免之势。资方组织了准备血战街头的队伍，甚至街垒也筑了起来。军火在国内空前畅销。1933年夏季，只在八周之内，肯塔基州那个小小的林奇镇的资方保卫团就买了四十一枝步枪，二十一枝左轮，五百发子弹，一批催泪弹。联邦法院执行官警告他们，谁使用暴力，谁就要吃官司，可是资方说，“本镇是公司私有财产，华盛顿政府无权干涉。”罗伯特和海伦·林德调查组在印第安纳州芒西镇查出，通用汽车公司在那里扩编保卫团，以便把那些被怀疑为工会组织者的人统统关起来。两洋茶叶公司资方下令克利夫兰州各地分店停业几天，却怪店员不上班，工资照扣，弄得他们莫名其妙。老板这样做的用意，是警告店员，如果他们参加工会，就要大吃苦头。1934年刘易斯号召宾夕法尼亚七万矿工全体罢工，三十年代的大工潮从此开始，延及阿勒格尼盆地各处。杜肯镇镇长发表谈话，竟把罢工工人当作是造反的印第安人，要在关口对他们迎头痛击。他说：“我们要守住桥头，这些家伙一来到，我们就把他们的狗头全都砸烂。”

1934年罢工案共有一千八百五十六起，多数是为了争取资方承认工会的。这是牺牲惨重的年代，资方的恐怖手段使这一年的劳工史血迹斑斑。在弗立克矿区，公司派出的凶手守在井口，参加工会的矿工一走出来就被枪杀。在威斯康星州的科勒镇（整个镇是资方私产），破坏罢工的暴徒向劳联纠察队开枪，死两人，伤三十五人。刚组织成立的联合汽车工会跟托列多车灯公司谈判，资方气焰嚣张，国民警卫队枪杀了二十七个工人，因罢工而惨遭杀害的，还有旧金山市的若干码头工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若干卡车司机，以及新英格兰和南方各州的纺织工人（多达十五个）。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资方有两个特派代表，其中之一是商人，也被误杀了。埃里克·塞瓦赖德当时是《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采访罢工消息的记者，他目睹寻仇报复的保卫团事前不出一声，就向赤手空拳的群众连发霰弹枪，打伤六十七人，二人伤重不救。他触目惊心，后来写道：“在一刹那间，我打心眼里明白什么叫法西斯主义了。”刘易斯也感叹说：“美国的工人象古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心里有说不尽的悲哀。他们家里的妇女为死者守灵，为生者的前途放声恸哭。”

其实，比之古代以色列人，美国工人心中还要更悲哀，哭声也更凄切，因为有那么多人好象竟然白白地牺牲了。托利多市、旧金山市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工会总算已得资方承认，可是在大企业中，如钢铁、纺织、汽车、橡胶工厂等等，拒不承认工会的厂主却占了上风。国会决议成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可是全国制造商协会马上硬要会员们不去睬它，在一次考验性的争执中，厂商果然违抗委员会的命令，结果仅仅是禁止厂商挂兰鹰徽就算了事。罗斯福政府还是三心二意，举棋不定。1935年11月底，某区级联邦法院判决《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违反宪法。这时瓦格纳参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威廉·P.小康纳里众议员立即提出法案，要设一个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确定工人有权选出某些工会作为代表（选举时由联邦政府派人监选），跟资方集体谈判，并规定什么样的劳动操作规程是不公平合理的。瓦格纳对罗斯福说，除非提高工资，让工人们买得起自己所生产的商品，大萧条的惨状就不会消失，罗斯福给他打动了心，7月5日把这个法案签署了。可是资方态度强硬如故。自由联盟散发了一个由五十八位著名律师签名的声明，说《瓦格纳法》也跟《全国复兴法》第七条第一款一样，是违反宪法的。显而易见，劳工运动距离自己的目标还远着呢。老板们仍然顽抗，1935年又有三十二个正在罢工的和赞成罢工的工人被杀。南达科他、伊利诺斯、内布拉斯加、肯塔基、佐治亚和俄亥俄各州纷纷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罢工。工人运动进展缓慢，在许多工厂里，还有大量工人没参加工会，没得到应有的工资，没获得合理的劳动条件。

从格林的行动看来，好象他从没有看过瓦格纳提出的那个法案似的。可是刘易斯是看过了。远在国会专门委员会开会讨论时，他已经把这个法案仔细研究一番，懂得工人可以仰赖政府的庇护，建立起一个新型的全国性工会来。劳联是个旧式的全国性工会，缺点太明显了。它是一个松松垮垮的联盟，所属工会都由一些互相猜忌的小头头把持，这些大多数是美洲早期移民的后裔。除矿工和纺织工会外，劳联所有下属工会都按手艺组织起来，其中有什么锅炉制造工会、木工会、机工会、家具工会、冲床操作工会、油漆工会等等。俄亥俄橡胶工厂工人想成立工会，劳联派了个代表去，马上把他们分成十九个工会，因为橡胶制造有十九种技艺。格林觉得，联合汽车工会是个怪物，只能让它暂时存在，将来要分为一百个手艺工会才行。

刘易斯那个“救救马其顿人”的呼声是在1935年10月在大西洋城召开的劳联代表大会上发出的。他要求按产业成立工会。把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按产品性质连成一气。比方钢铁工人共同组织一个工会，建筑工人又联合成立一个工会等等。他坚持说，只有这样，在大企业里举行罢工才有成功的希望。可是这话人家当是耳边风。提案被代表大会否决了。随后大会进行议会式的舌战，把持木工工会的大个子比尔·哈奇逊竟咒刘易斯为“杂种”。这一骂可未免欠考虑，刘易斯当着格林和几千代表的面，挥拳痛打这个恶语伤人的家伙，弄得他鲜血直流，人家只好把他扶下讲台。刘易斯抖抖衣服，点起雪茄，扬长而去，这一走，事实上也就是退出劳联。他写给格林声明遇出劳联的信只有一行字，而且还对新闻界说，“劳联不求进步，眼睛只会向后看。”之后，他就宣布成立一个与劳联对立的工会联合会，叫做产业工会委员会，后来经过改组，称为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

拳打哈奇逊也许稍久斯文，可是在数以百万计的非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的心目中，刘易斯更成为了不起的英雄。这些工人备受经济剥削，切盼解放，刘易斯这个器宇轩昂的悲剧演员式人物，这时眼里好象有一把火，把整个劳工运动点燃起来。产联每次开会，都歌声嘹亮。会员按《共和国战歌》【这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流行的反奴隶制度的歌曲，作者是朱利亚·瓦德·豪，1862年在《大西洋》月刊发表。——译者】的调子，齐唱那纪念被暴徒惨杀的乔·希尔的歌：

是我们开辟草原；是我们建立城市，

让大老板做买卖；

是我们开矿建厂；是我们把几千英里铁路铺起来。

如今大功告成，我们倒变成了丧家狗，

挨饥忍饿受迫害。

可是有了工会我们的腰杆就要硬起来。

大家永远一条心！

大家永远一条心！

大家永远一条心！

有了工会我们的腰杆就要硬起来！

※※※

如果说，产联是1936年在共产党外的美国左派的代表，那么，新政派有不少人逐渐觉得，在法西斯党外的美国右派的据点，大概就是最高法院那座宏伟的宝殿了。1935年秋审，就在这所新建大厦开庭。大厦与国会在华盛顿东北第二街隔街对峙，正面大理石墙上刻有几个大字：“依法审理，公正平等。”在白宫看来，什么叫做“公正”，最高法院那“九个老头子”（德鲁·皮尔逊和罗伯特·S.艾伦这样描写那九位法官）似乎自有其不可动摇的与众不同的高见。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尘土坑”的农民和刘易斯领导下的煤矿工会，也有同样感想。谁都知道，解释宪法是最高法院的职责。远在三十年前，首席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就说过，“美国政府要照宪法办事，可是什么合乎宪法，什么不符合，这由最高法院法官们决定。”据《时代》周刊说，“难就难在这一点：休斯这人早年也曾发出过自由主义的烈焰，可是如今只有一堆保守主义的热灰了。”在思想保守方面，休斯可以作为当时司法界和律师界的典型。罗斯福所提的法案，是独立战争后最有革命性的创议。对这些新法有裁判杖的下级法院法官们，都是些旧秩序的拥护者。这些在联邦地方法院审理讼案的人，大多数是为共和党效过劳，或者为大公司当过辩护士，由此出名的。他们已经都成为公司股东、受托管理人、名流俱乐部的会员。产业界的巨头都是他们的知心好友，彼此心心相印，都觉得新政派闹得天翻地覆，十分可恶。罗斯福执政还不到三年，各下级联邦法院已有一百多位法官发出大约一千六百个指令，禁止施行新法。除此之外，那些名牌律师还大写其文章，抨击他们所不欢迎的新法，无异于以私人资格作出裁定。自由联盟批驳《瓦格纳法》的声明，可以作为使用这种伎俩的典型例子。全国制造商协会把这个声明印发给会员们，怂恿他们违抗那已由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的法律，理由是法案是“违反宪法”的。

最高法院法官们地位崇高，理应不为旧时代所束缚。其实，他们内部也有不少分歧，不过好些人还没有察觉。在穿上黑袍端坐高堂时，他们好象铁板一块，可是一回到各人自己的办公室里，便分为三派了。第一派是威利斯·范·德万特、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乔治·萨瑟兰、皮尔斯·巴特勒，他们向亚当·斯密顶礼膜拜，比胡佛总统有过之无不及；如果有谁胆敢干扰自由经济的基本“定律”，他们就认为简直是犯罪。另一派是休斯和欧文·J.罗伯茨，他们处于中右，投票时一般也采取这种立场，可是因为信念不坚，人家认为他们是左右摇摆。只有第三派本杰明·卡多佐、哈伦·菲斯克·斯通、路易斯·D.布兰代斯这三位完全是二十世纪的新头脑。

罗斯福和最高法院的冲突，早在1935年春初已经开始。这时据报又发生了三百八十九宗指控新立法的官司，罗斯福认识到，所谓“违反宪法”是个不能久延不决的问题了，因而在某联邦地方法院判决《全国复兴法》违反宪法时，同意立即上诉最高法院。别的不上诉，偏偏挑上这一宗，未免失算；尽管最高法院九位法官所持理由各异，却都一致认为这个法案无效。五月二十七日，休斯宣读了他们的判决书，新政派管这一天叫做“黑暗的星期一”。其所以“黑暗”，还不是因为当时已成累赘的《全国复兴法》被判无效，而是因为休斯的意见非常激烈。他几乎斥责总统违法乱纪，甚至破例对总统和国会提出警告，说不要以宪法授权管理州际贸易为理由，乱订内容广泛的法规。

在整个美国里，最瞧不起保守派法官那种盛气凌人的指令的，莫过于罗斯福了。他自己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辩护士，到星期三他就召开记者招待会据理力争。在会上，总统夫人坐在他身边起劲地织毛衣，就象新政开头那一百天那样。总统宣布说，最高法院星期一的裁定非同小可，“自德雷德·斯科特案①以后，大概哪一个裁定都没有它那么重要。”他评论首席检察官休斯的意见书，说休斯认为做买卖基本上是地方性活动，应由各州自行管理；即使这些买卖对全国产生影响，联邦政府如出面干涉，也是违法行为。首席检察官拒不承认四十八州是一个互相依存的大集体，因而可以说，他似乎是在暗示，无论发生了多大的全国性经济危机，华盛顿政府也无权过问。总统说，“这样看待州际贸易，是‘马车时代的老黄历’”。休斯警告总统，总统也在对休斯发出警告了。

【①斯科特是南方黑奴，但是被带到伊利诺斯州住上了几年，该州没有黑奴制度，因此他向法院起诉，说自己应该是自由人了。但是1856－57年最高法院判决他仍是奴隶，原因是法官中有五个是南方人，他们要维护南方奴隶主的利益。——译者】

司法部长卡明斯认为，最高法院跟总统势成水火，难以妥协。他愤愤然说：“总统先生，我告诉你，他们就是存心把我们毁掉啊。”接着又说，“总要想个办法，把最高法院现在那班家伙搞掉。”不过，有个时期罗斯福还比较乐观。直至1935年12月，他还这样写信给伦敦海军会议的美国首席代表：“尽管最高法院多数法官反对我们，赫斯特报系和全国百分之八十五的报纸也唱反调，形势依然良好。”然而一到新年，他的看法就不得不改变了。1936年1月6日，最高法院以六对三票判决《农业调整法》违反宪法。罗伯茨法官代表多数意见，宣布农业是地方性生产事业，要是把它也当是全国性生产事业之一，那就是侵犯各州政府的权利，“中央政府势将乘机对各州都肆意干涉。”这样解释宪法，出人意表，衣阿华州艾姆斯附近的农民深感愤慨。因为同意这个解释的有六个法官，农民就照样扎六个草人处以绞刑。可是保守派法官毫不在乎，又进而废止《证券和交易所法》（六票对三票）。萨瑟兰法官说，谁调查华尔街的交易，谁就是滥用职权，这与“星法院”【这是英国封建式法院，没有陪审制度，滥用非邢，任意判案，1641年才废止。】的非法行为同样难以容忍。跟着《格菲－斯奈德煤矿法》又被推翻（五票对四票），理由是虽则煤会运销全国各地，采煤仍纯然是地方性企业。这以后，《城市破产法》也被宣布无效（五票对四票），可是论据极其薄弱。如果这样下去，全部新法，包括社会保险法和《瓦格纳法》，都大有宣布作废的危险。《城市破产法》的要求实在有限，只是说地方政府公债可由各州和中央合作加以调整，但是否要这样做，主动权仍在各州。显然，在保守派法官看来，中央政府不论帮助地方解决什么问题，都要作非法行为着待了。

最高法院打自创立以来，整整一百四十年中，所宣布废止的法令只不过六十种。现在还不过一年开外，在休斯主持下，最高法院竟一口气把罗斯福的新法取消了十一种之多，在此次秋审中，最高法院最后一次也是最惊人的得意之作，发表于两党召开代表大会的前夕。他们先废止了联邦工资工时法，然后进而审理莫尔海德对提坡尔多的讼案。这里所讨论的是纽约州关于女工最低工资的法律，法官们投票结果是五比四，予以否定。巴特勒代表多数法官撰写意见书，他一口咬定：“关于‘法定手续’的条文已经规定，就个人事务签订合同的权利，是应予保护的自由权。”“在签订雇工合同时，双方一般都已获得平等权利，能够以个人谈判的方式从对方取得最于己有利的条件。”换句话说，曼哈顿区血汗制度的纺织厂里十五岁的女工，在她跟家财百万的厂主订立每周工资二元三角九分的合同的时候，已经充分享受了这一神圣权利。无论华盛顿也好，各州也好，对于这样的神圣权利，都不应侵犯。规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这样的法权谁都没有。

宣判之夜，就有人在新英格兰各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那些俯瞰纺织厂小镇的高楼大厦里设宴庆祝，可是保守派某些政界要人却不免面面相觑。好事做过了头，显然反而不大妙了。赫伯特·胡佛说：“有些权力各州以为早在手里，应当想个办法还给他们嘛。”有六十家报纸要求国会提出修正案；连兰登州长也表示同意。这一年共和党的竞选政纲笼笼统统地说过，女工童工是要加以保护的，可是没说要采用什么办法，民主党所要求的则是一项“能澄清向题的修正案”。只有总统一声不响。他在考虑对策，可是头一件事是争取重新当选。他对雷·莫利说得好：“这次竞选，争论的中心在于怎么看待我本人。人们不是支持我，就是反对我。”他估计他会获得支持。他也预料最高法院还会再来几个五对四或六对三的否定新法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这倒是正中下怀的事情。正如伊克斯所说，“有了这些裁决，总统就可以振振有辞，越过最高法院，直接向人民申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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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美国的政治生活上还没有那些后来使大选情况完全变样的种种复杂微妙的名堂。没有电子计算机中央控制台，没有主要选区情况分析，科学性的民意测验那时也只具雏型。大选是举行了，可是不到晚上不知投票结果；既然数字没有到手，两党的拥护者就不妨任意猜测并且寻找有利的数据。到了末后，当然一切都了如指掌了，因为政治科学家事后是极其聪明的，可是那年事前能预料罗斯福大获全胜的真是寥寥无几，而且好些人还把他一笔勾销，说此人当了一任总统就要归隐田园呢。

他们这种议论，并不能说是强词夺理。罗斯福是那么一位总统，他四年以前许下大愿，说要做到预算平衡，可是结果是国库每年亏空六七十亿元。失业的美国人还有七百万之多：政府苦心设计了一些援救办法，可是却被判违宪，毫无用处。民主党当时虽然执政，过去八十年来大部分时间却在国会里占少数。在好些人心目中，一个民主党人竟能当选总统，这只是机缘凑巧，而且由于党员纷纷背叛，支持总统的已日见其少。在退党的知名人士中，有牛顿·贝克【1916－1921年曾任陆军部长。——译者】、迪安·艾奇逊、约翰·J.拉斯科布【美国资本家，杜邦财阀企业中的重要人物。——译者】；有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尔·史密斯和约翰·W.戴维斯；有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瑟夫·B.伊利，马里兰州州长艾伯特·里奇，佐治亚州州长尤金·D.塔尔梅奇。全国大报多数反对罗斯福。赫斯特报系在头版大登其社论，抨击罗斯福的“苛政”。《芝加哥论坛报》的电话员，在接电话时开头照例这样说：“早安。你如果想美国转危为安，要在……一天内下决心，知道吗？”这个报纸的大标题如“罗斯福在威斯康星州所掌握的选区都是些罪恶的温床”，新闻报道如“兰登州长今晚到洛杉矶市开展运动，争取美国原有政体确保无虞”，都显然希望读者不再支持总统。

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是反对罗斯福的，多萝西·汤普森也是。另一个著名政论作者马克·沙利文早在1935年就预言罗斯福第二次竞选要失败；同年查尔斯·A.比尔德也写道，“罗斯福领导群众的魔力确已消失了。”1932年罗斯福的竞选基金，有百分之二十五由银行老板和经纪人捐助，1936年减至百分之四。真的，民主党直至七十年代还引以为苦的经济困难，1936年已经开始了。共和党准备为兰登竞选挥霍九百万元，为罗斯福竞选募集的捐款只略多于此数的一半。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共和党之所以能大花其钱，是因为上届大选以后，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了。1933年罗斯福继任总统，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可是随后几年的繁荣程度却远远超出任何人的预料。失业人数比1932年减少了一半以上。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发表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1932年是58，1935年上升至101，1936年还将达121（1929年是125），自总统就职以来，各保险公司资产总值增加了三十亿。银行业已渡过难关。国民收入和公司利润增加了一半以上；道·琼斯的产业股票平均指数上升了八成。自股票市场大崩溃后，华尔街第一次感到为通货膨胀担心（虽然通货膨胀会叫股票涨价）。四年以前，有些投资者因为某些证券不值一钱，竟用这些证券给联盟俱乐部屋子的一间房间糊墙，这时却用蒸气把它喷湿，一张张揭下来去兑换现款了。尽管如此，联盟俱乐部的正面还支起一条光管大标语：“1936年大选，应选兰登和诺克斯。爱国至上。”

1936年初，兰登和诺克斯这两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声价比后来还要高。据当年仅有的几种测验方法来衡量，罗斯福在年初名望已降至最低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所的报道，共和党把罗斯福拉下马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直至7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认为在纽约州和伊利诺斯州败局已成，在明尼苏达，印地安纳、俄亥俄各州也只有一线希望。可是那时总统已亲自出马，把竞选事务抓起来了。早在2月里，他就吩咐农业部长华莱士说，“亨利，7月、8月、9月、10月，直至11月5日，棉花售价不准跌到一角二分以下。你怎么办，我不管。这是你的事。可是价钱最低一角二分。明白吗？”靠稳定棉价来拉选票，跟给公路铺柏油一样，是搞竞选的老办法。罗斯福的理论，新就新在搞大联合。他相信，只要民主党搞大联合，就能把共和党的坚固阵地一举摧毁，而在国会稳占多数席位。不过这里还有个政治条件必不可少，那就是运气。

结果运气好得很。他们头一遭时来运转是在1936年1月25目。那一天有两千阔人，男的穿上礼服，女的披起貂皮大衣，到华盛顿五月花饭店举行自由联盟夜宴，开展反对罗斯福连任总统的运动。在美国政党竞选史上，这大概是最豪华的盛会。《纽约时报》说，“美国的豪门巨富，大部分不是亲自光临就是派代表出席。”主要发言人是艾尔·史密斯，当时他正在狠命反对禁用童工的法案。他头戴高顶丝礼帽来到会场，发表了一篇歇斯底里的反新政演说，大声嚎叫说，“罗斯福的新政充满了共产主义俄国的臭味。”那些每年进款高达十万元的听众，个个为之眉飞色舞。皮尔·S.杜邦点头赞叹说，“讲得好极了。”民主党副总统加纳也认为是再好没有；据他说，有了这样一篇演说，民主党再也不用花一个钱，说一句话再度当选就稳有把握，因为那些完全不了解美国人的脾气的大亨已经给民主党帮了大忙了。

6月11日，共和党在克利夫兰开代表大会，提名艾尔弗雷德·兰登为总统候选人，以后人们都叫他艾尔弗。他在堪萨斯州当州长政绩不错，竞选政纲也比罗斯福四年前的政纲还要左些。不幸的是，他虽然骨子里是个自由派，那些前后左右的人却把他的主张说得含混糊涂，所以当选希望甚微。共和党主席亨利·P·弗莱彻说，他们所要争取的是建立“格守宪法的政府”。亨利·福特说，“二十年来的大选我都没投过票，这回倒要投一下，因为兰登就活象柯立芝。”仅仅因为这一句话，人家就管兰登叫做“堪萨斯州的柯立芝”，竞选标志也用上了堪萨斯的州徽——向日葵。罗斯福听见了，冷冷地说了几句：向日葵嘛，花是黄的，芯子是黑的，唯一用途是喂鹦鹉，而且还没到11月就枯死了。

还有个人给兰登找麻烦，这位仁兄就是第三十一届的前总统胡佛。胡佛跟加利福尼亚州代表团（由厄尔·沃伦率领）来到克利夫兰参加大会，本党内定谁当候选人，没有告诉过团员，他们毫不知情，所以胡佛悄悄地放出空气，说如果要再提他当候选人，他不妨勉为其难。共和党还不至那么昏头昏脑，至少在6月份不会提他，可是他一来到会场，大家还是鼓掌欢呼十五分钟。胡佛发表了俏皮的演说，他说罗斯福的专爱用字母缩写简称新政策、新机构。字母都快用完了，“不过新俄文有三十四个字母可用呢！”由6月至10月，他一个劲儿地向兰登提建议。这位堪萨斯州的柯立芝虽然避开了他的讨好，可是却逃脱不了由于胡佛支持而吃足苦头。而胡佛也只落得个静听罗斯福的广播演说，罗斯福什么时候停一下，他就向扬声器“呸”的一声。

大会休会了。代表们按《哦，苏珊娜》的调子，唱出如下的歌：

字母简称总少不了，有件事情等着看：

兰登一进总统府，新政全部要完蛋。

艾尔弗这人有一手，国家大事他会办。

总统坐镇在白宫，宪法神圣谁敢犯！

啊，艾尔弗·兰登，

咱的可心人，

拯救祖国就靠你，

堪萨斯草原的精神！

杜邦是兰登州长的后台，他本来应该给兰登安排得象点样子。这位备受尊敬的州长至少也应该有个庄严一点的节目单，现在这样搞未免太差劲了。在共和党开代表大会那几天，政治新闻记者们以为这一年的滑稽剧已经登峰造极了，没想到库格林神父和同伙又端出个新成立的联盟党向选民推荐，极端主义的一套闹得更加荒唐。联盟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北达科他州众议员威廉·莱姆基。此公怪模怪样，满脸麻子，戴上一只玻璃假眼，用尖而高的嗓音说话。他在大会出现，总是头戴灰布鸭舌帽，身穿宽大无比的衣服，连库格林也觉得很不是味儿。库格林尊称莱姆基为“自由比尔”，【比尔（Bill）是威廉（William）的昵称；bill也可作帐单、支票、议案解。】杰拉尔德·L.史密斯还策划到11月大选时派出十万汤森派青年担任警卫。广播神父夸下海口说，要是他为莱姆基拉不到九百万张选票，以后他就再也不广播了。这似乎是大言不惭，可是在6月里民主共和两党都觉得菜姆基不能小看。“啊，艾尔弗·兰登”这歌没人跟着唱，“自由比尔”这个绰号可传开了。库格林神父觉得“自由比尔”和“自由钟”词句相似，颇为欣赏。可是他后来才想起，自由钟已经有裂缝，【费城独立堂悬挂的自由钟，是有名的历史文物。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时，曾敲响此钟。1835年，这钟发生了裂缝，可是仍然继续使用，一直到1846年才不再用它。——译者】不过要另换个字眼已经来不及了。

联盟党开过代表大会，下一周民主党便到费城开他们的代表大会了。他们开着“麦考密克”牌收割机在市内大摇大摆地来回走，好让人家想起胡佛先前所说的话：“罗斯福要是当上总统，所有城市街道都杂草丛生。”他们心情欢畅；除了最高法院使人有些不快之外，四年前他们所希望的都已经一一兑现了。甚至给退伍军人发补偿金的议案，1936年春天国会也通过了。罗斯福曾予以否决，可是那不过是做做样子，不花什么工夫原案就维持住了。不过他们既然是民主党，总得斗一场才象个样子，所以代表大会请黑人牧师领祷，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棉花艾德”史密斯就愤热退席。可是甚至来这么一场小风波也对组织联合阵线有好处。在1936年，只要请个黑人牧师领祷，别的黑人就欣然投民主党的票了。

罗斯福已经交代手下对外界说：他是同自由联盟竞选，而不是同兰登竞选。所以，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艾尔本·巴克利在发表基调演说【说明本党政纲的演说。——译者】时，就抢苦华尔街老板们对《农业调整法》如何不满，博得全场起立鼓掌。巴克利说：“朋友们，他们哭眼抹泪，并非因为可怜那些小猪崽，而是因为共和党那些专吃民脂民膏的赢利肥猪已经叫人给宰了。”这样抨击对方，是够厉害的了，可是总统在接受提名发表演说时，还要直斥大企业为“国门之内的敌人”呢。

总统这篇演说是6月27日在富兰克林运动场发表的，听众在十万以上。据马奎斯·蔡尔兹的报导，“总统发言只要停一下，听众就马上齐声喝采，在那个闷热的晚上，听来好象是出于一人之口。”不过事情经过并不完全顺利。在总统等候主席请他登上讲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广播记者罗伯特·特劳特也在对听众介绍会场情况的时候，“总统腿上的支架忽然松了，他跌倒了”，弄得特劳特吓了一跳。总统手里的稿子撒了一地，人们赶快帮他拾起来，他也连忙把稿子叠好，不过每一页都已经又湿又皱，粘上泥巴。这时距离主席致介绍辞只差几分钟了。后来总统谈到这事，这样说：“我这一辈子最狼狈的就是那五分钟。在所有白人当中，最倒霉、最发急的就是我了。”（要是在七十年代，黑人听到他特别提到“白人”，就会拒绝投他的票。）

可是他一开始讲，就讲得十分精采。那天晚上他有许多名言，例如“一个仁爱为怀的政府纵使偶然措施失当，也比一个不顾人民死活的政府长期啥事不干好得多。”他还说了先知式的话：“世道循环，难以揣测。对于某一时代的人，可谓得天独厚；对于另一时代的人，要求会特别高。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应运而起。”演说完毕后，大会群众随他两度高唱《回想当年》，他坐着敞篷车绕场一周，满面春风，摘下旧呢帽向群众挥动致意，大家都站起来长时间大声欢呼。

总统准备不再管竞选事务，直到离大选只有五周才露面。他审时度势，知道一到了那时，选民就要听他的话了。目前他不妨专心处理政务，等待对方犯错误。果然正如所愿，对方犯错误了。夏天还没有过完，联盟党就由于任意妄为，搞垮了自己。杰拉尔德·史密斯对记者公然说，“我要教选民们怎么去恨人”，并且同意把这话登在报上。库格林神父也公开宣布，“我要走法西斯的道路。”不过他也开始对史密斯有了戒心，因为史密斯说过，“休伊·朗格的流血惨死，我念念不忘，”而且还说了一句惊人的话：“汤森博士和我站在铁厂谷【这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孤军困守之处，时间在1777－1778年冬季。——译者】那个历史性拱门下发过誓，非把政府接管过来不可。”可是不用多久汤森博士就什么也接管不了了，因为他己被关进哥伦比亚特区监狱，罪名是藐视国会，拒绝在听证会作证。罗斯福赦免了他，可是随后史密斯又在新奥尔良市进了监牢，因为扰乱治安，出言猥亵。【史密斯这个专搞政治的传教士，本书以后不再提他了。六十年代后期，这位牧师又在洛杉矶市出现，自称“实际上是一千七百多个右派组织的高级顾问和联络员。”】

要是兰登州长有点气魄，他还不会全盘皆输，至少能保存一点体面。不幸他给群众的印象是身材矮小，戴上眼镜，语音单调而刺耳，是个并不出色的人。他不会念讲稿，讲稿又写得很糟。他在宾夕法尼亚州作第一次竞选演说，就说了些啥时候也用得上的话。他说：“在美国，我不论到哪里，都看见美国人。”而且，他也跟罗斯福的其他竞选对手一般，觉得对方善于躲闪，打他不中，气得发昏。他在巴尔的摩对听众说，“要是罗斯福连任总统，他准会把批评他的人一个个送上断头台，”听众愕然。弗里茨·库恩所领导的德裔美国人联盟【美国亲纳粹的政治组织。——译者】（后来改名“德裔美国人同盟”）表示支持他，他明里不说，暗地同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诋毁罗斯福为“犹太人抬出的候选人”，他默不作声；他还含沙射影，说罗斯福是“共产党”呢。

这次竞选运动首次采用对全国广播争取选票的办法，也首次把总统候选人当是商品向顾客推销。共和党准备好了一百多万元广播费，《波士顿先驱报》记者罗伯特·乔特写信给兰登，建议“共和党进行宣传也采用向顾客推销商品的办法。”不在广播里正正经经地讨论什么问题；而是愚弄群众，不把他们作为说服的对象。赫斯特报系的社论大造谣言，竟说民主觉的竞选全由莫斯科出谋画策；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D.汉密尔顿也大声疾呼，说罗斯福“两手沾满了西班牙天主教士的鲜血”；【这是说罗斯福在西班牙内战时插手支持共和政府，但是他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译者】有些公司象“约翰逊和约翰逊”公司、“英格索尔·兰德”公司在发薪时还在工资袋里塞进恐吓信，说要是兰登选不上总统，他们就要被解雇。

由10月起，其他老板也在发工资时附发一纸条，暗示说社会保险基金今后恐怕只能从工人工资里扣除。“从1937年1月起，罗斯福‘新政’法令将强迫我们把你的工资扣下百分之一上缴政府。……这笔钱也许可以发还，可是要看国会是否同意拨款。……你是否甘冒蒙受损失的风险，请在11月3日大选那天自己决定。”发这样的通知，是共和党竞选手法的一种。因为兰登那些谋士真的以为，给六十五岁的退休工人发津贴，定遭一般工人的强烈反对。在厂播节目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特意雇用一些演员，大惊小怪地说，“你知道吗，政府要给每人都编上一个号码啦！”——其实不编号就没法查明谁该领社会保险津贴——还造谣惑众说，“人人都要打指印啦！”10月20日，各工厂都竖起大幅通告牌，上面写着：“政府判处你们，在你们能继续工作之年，从每周工资中扣减一部分上缴税局。11月3日将举行大选，如不反对岁斯福，你们就得接受这一惩处。”尤有甚者，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汉密尔顿竟亲自广播什么“透露”说，凡是靠工资过活的人，不分男女，政府都要他在脖子上挂上一个印上社会保险号码的钢牌，象块狗牌一样（“看，就象我手里拿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直到这时为止，罗斯福的竞选调子都很温和。据马奎斯·蔡尔兹的报道，“他那样说话，活象一个主教循例四年巡视一次教区，对教徒宣传一下教义，语气非常和善。”可是社会保险法是他的得意之作，共和党一加以诬蔑，他就心头火起了。

1936年10月31日晚上，麦迪逊广场花园挤满了听众，罗斯福发表了一篇富有故斗性的演说，真是满脸怒火。他指出他的敌人是那些“垄断性企业，金融垄断组织，投机倒把的奸商，没良心的银行老板……有组织的大财团”。听众一直站着听，一边挥舞牛铃和号角，一边高声欢呼，表示拥护。罗斯福厉声地说：“在美国历史上，这几股势力紧紧抱成一团，反对一个总统候选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大家都恨我，我欢迎嘛！”据《纽约时报》说，当时阵阵欢呼，声如潮涌。罗斯福接着说：“我希望得到的评价是，我首任总统时，那些代表自私自利、权欲的势力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他提高嗓门接着说：“我还希望人家有这样的意见——”这时欢呼声又起，他只好等一下，再往下说“我还希望人家有这样的意见：到我连任总统的时候，这些势力会遇到的是克敌制胜的强手。”这时欢呼声象暴风雨一般，直至他离开会场，还久久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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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离会场只隔几条街那么远，就有个名叫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九岁小孩唱着顺口溜：“罗斯福在总统府，坐待连任；兰登在垃极堆，等着扫除。”要是兰登听见这话，是不会同意的。他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汉密尔顿都满以为胜利在握。《文摘》周刊根据对家里有电话和汽车的住户进行的试测投票，预料共和党将获大胜，会在三十二州取胜，得选举人票三百七十张，民主党只在十六州得手，得选举人票一百六十一张。哈佛大学某统计学教授预测，兰登将得选举人票二百四十一张，罗斯福得九十九张，举棋不定的有九十一张。《瓦格纳法》的联名提案人康纳里众议员写信给民主党竞选事务负责人法利说：“看来是兰登将以六十对四十领先”。早在九月里，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就发表文章说，“无论是民众票还是选举人票，共和党今年所得的都将远远超过1932年。……罗斯福再也不能象先前那样在各州占压倒优势了。”这个估计，后来他还说是“保守”的呢。据罗斯福在六月间的推测，他自己将以三百四十对一百九十一张选举人票得胜；在竞选运动结束时，又把这数字改为三百六十对一百七十一。法利对记者说，除缅因州和弗蒙特州外，罗斯福在各州都将势如破竹。可是多数政治评论家都同意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的评语：“负责搞竞选的人，他的预言谁能相信呢？”

11月3日晚上，这些评论家发现，有好些家里没电话和汽车的人居然也去投票。结果是罗斯福夺取了美国政治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胜利，比对方多一千一百万票，这也就是说，自1932年大选后，有五百万共和党的追随者已转而拥护民主党了。法利的估计半点不差：只有缅因州和弗蒙特州支持兰登。按选举人票计算，罗斯福和兰登是五百二十三票对八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居民约瑟夫·谢克特过去曾向最高法院起诉，弄得《全国复兴法》被判无效，可是现在连他也投罗斯福的票。同样支持罗斯福的还有谢克特全家十五口人和休伊·朗格的父亲。联盟党候选人莱姆基得票不到一百万，库格林神父只好宣布退出广播界。后来他又改变主意，可是他的话已经再没人听了。《文摘》周刊同样也倒了霉，只好出盘给《时代》周刊。

民主党既然在国会两院都占了百分之七十五的席位，以后罗斯福无论提出什么法案似乎都会通过了。共和党的力量已经微不足道，只有十七个参议员，一百零三个众议员。究竟共和党是否能维持下去，还大有疑问。罗斯福这个新世界政治家，越来越为欧洲所注目。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法国国民议会都电贺罗斯福连任总统。《巴黎晚报》说，“往后民主世界有了领袖了”。“领袖”这时开心得很，他在白宫开记者招待会，彼此唇枪舌剑，谈笑风生。他有意逗乐，这样说：“我也知道该到缅因州和弗蒙特州跑一趟，可是法利不让我去嘛！”他把自己先前写下的选举人票数预测拿出，让记者们看。有个人问他，为什么他以为自己只得三百六十张票呢？他的眼珠滴溜溜转一下，回答说，“哦，这就是我出名的保守倾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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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股票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

此公有许多绰号：“贵族中的贵族”，“白甲骑士”，“华尔街的英雄”。他出身于富贵之家，大可以藐视罗斯福。什么时候有机会，他就让罗斯福过不去。

他的祖先是1630年从英国迁来塞勒姆镇【北美历史最长的海港市镇之一，1626年建立。——译者】的。

青年时代他当过格罗顿中学的垒球队长，哈佛大学的划船选手，勃塞利安俱乐部的会员。

他讨老婆要讨联盟俱乐部前任会长的女儿，找情妇也要找威尔明顿市那个红头发的、常常骑马猎狐的富孀。1916年他开经纪行，马上当了J.P.摩根的股票市场代表（他的兄弟乔治就是摩根的伙友）。

惠特尼身材魁伟，以厕身统治阶级自豪。纽约市曼哈顿区东七十三街115号是他的漂亮的住宅，在新泽西州他还有四百九十五英亩地产。在自己的庄园里，他养着十八匹良种马，好些得过奖品的艾尔夏名种牛，而且又当上艾塞克斯猎狐队队长，威风十足。他那两位小姐是社交界新明星，他的夫人是巴特勒舞会主持人。对于慈善事业，他们全家慷慨解囊，是社会上了不起的人物。

1929年10月24日有“黑星期四”之称，那一天股票市场开始大崩溃。当时别人惊慌失措，唯独惠特尼镇定如常。他以某财团的代表的身分，挤进那乱纷纷的人群，走到第二号交易台，以每股二百零五元的高价买进一万股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这虽然只能暂时把局面安定一下，可是他由此就变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了。

做过这笔买卖，他就把第二号台那个牌子拿下来，摆在自己公司的门厅作为陈列品。

在纽约股票市场，他当董事长整整当了五年。

在费城商会，他发表过“论商业道德”的演说，其中名言很多，到处有人引用。

在国会山，人们说他是“听证会上最骄傲自大的证人。”他欣然表示同意。

可是这位“白甲骑士”别的问题没有，偏偏有经济问题。股票交易所董事长是个名誉职，没有薪金，但是猎狐队长惠特尼可挥金如土。他开跳舞会，在许多公司当董事，捐款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养名马，养良种牛，猎狐，还跟特拉华州那位出身名门的马杰丽·派尔·蒙哥马利夫人搞上关系，样样都要花钱，于是入不敷出了。

禁酒法废止之后，富商约瑟夫·P.肯尼迪取得了进口海格·海格公司的威士忌酒和戈登公司杜松子酒的权利，进一步大发其财。惠特尼看见了，不免垂涎三尺。肯尼迪是个暴发户，同时又是个新政派，惠特尼难道不能比他更强吗？在禁酒期间，惠特尼庄园附近已经有些酒厂造出一种叫做“泽西闪电”【在美国俚语里，“闪电”指威士忌酒。——译者】的苹果酒，赚了不少钱。他看在眼里，以为这种酒有利可图，于是把那些酒厂买过来，成立“烧酒有限公司”，发行了十四万八千七百五十股股票（这些是不列在交易所正式股票名单上的）。股票价格陡涨，每股竟达四十五元以上，这叫他乐不可支。他认为，这回准能把肯尼迪的那个萨默塞特进口公司挤垮了。

没想到忽然间——几乎在一夜之间——他自己倒垮下来了。“泽西闪电”没有销路。为了设法补救，他买进了十万零六千加仑加拿大黑麦酒，价款用烧酒公司股票和保单偿付。可是黑麦酒也没人要。烧酒公司股票每股跌至十三元，抵不过黑麦酒价，对方要求他再交出些抵押品。

他把庄园押款押得三十万，再拚命想办法发横财。他搞一个注册专利的气压轴承，又搞金属喷射去锈法。可是这些比“泽西闪电”更无人问津。他逢人借钱还不够，最后只有动手去偷。

一个纽约市信用最好的商人，一个有摩根做后台、在布罗德街十五号又有金字招牌商号的老板，盗用大量款项是容易的。他第一次盗用的，是纽约市游艇总会交他保管的十五万零二百元的证券。这已经是犯罪的挪用行为了，可是人不知鬼不觉，纽约大学还把商业科学名誉博士学位赠授给他。（大学授衔时的赞语是：“你在金融界扶摇直上，对全国有重要作用。”）当然，他并无赖债之心，只要烧酒公司股票回升，这笔款他就要全部归还的。

可是他那个公司的股票偏偏不断跌价。他想把它稳住在每股九元之数，便到处借债。他的朋友都是些百万富翁，借点钱不难办到嘛。可是借债还不够，他只好又盗用别人的钱：哈佛大学的证券，圣保罗中学的证券，他自己老婆和小婶的托管款项，他都顺手挪用了。碰巧，那时刚设立了交易所津贴基金来救济某些经纪人的遗孀和家属，他又当上了委托管理人，于是又有机会挪用六十六万七千元。

后来基金董事会开会——惠特尼因事忙没出席——有个职员竟不加思索地和盘托出：有五十万元没有着落，因为惠特尼拿走了，尚未归还。这时威廉·O.道格拉斯作为政府管理交易所的代表，正在扬言要审查所有经纪人的帐，交易所为了抢先一步，自己马上动手查帐。会计师不看犹可，一看了惠特尼公司的帐本，不禁大吃一惊。

这时“泽西闪电”这种滞销货已经成为全国的笑柄。谁要抛售烧酒公司的股票，惠特尼就买进，总共买了十三万九千四百股，每股三元五角。四个月来，他已借了二千七百三十六万一千五百元的债，其中有五百万元没交抵押品，还有一百万干脆是盗用的。

有人把此事告诉J.P.摩根、托马斯·W.拉蒙脱和乔治·惠特尼，他们都默不作声。互相包庇，他们以为这是上流社会的规矩。

查尔斯·R.盖伊是股票交易所的继任总经理，他对惠特尼提出质问。然而这位“白甲骑士”虽然丢尽了脸，还要求撤销诉讼。他说，“我到底还是理查·惠特尼嘛！在千百万人看来，我就是股票交易所嘛！”

话说得有理。官司一打起来，那些仇恨华尔街财阀的人就会幸灾乐祸，新政派就会乐滋滋，白宫里那个笑口常开的资产阶级叛徒更将洋洋得意了。

盖伊考虑了好一会儿，这才把交易所电锣打响，宣布理查德·惠特尼公司因破产歇业，并且向法院起诉。

于是，纽约地方法院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就起草了公诉书。

惠特尼被逮到圣伊丽莎白警察所，案情是大盗窃犯。鲍厄里区那些穷汉们看见这位大亨来到，一个个肃立一旁。值勤警长对他说：“惠特尼先生，我看见你出了事，很替你难过。希望你能渡过难关。”犯人惠特尼向他道了一声谢，面容冷若冰霜。

当天他就交保释放了，可是经过审讯之后，却判决他在星星监狱服五至十年徒刑。他离开公馆，押往监狱，管家向他深深地鞠躬。来到车站的时候，有五千人鹄候相送。当天一整天，还有无数高级轿车来到公馆门口，向惠特尼夫人献花慰问。这位夫人果然也始终对他忠诚不渝。

哈佛大学宣布说，“校董会委派的经济系指导委员会委员惠特尼先生辞职了，本校深感遗憾。”

在星星监狱，囚犯们一看见惠特尼走来，马上摘下帽子。牢房里每逢打垒球，都请惠特尼参加。在那个时候，伟人是很受尊重的。

可是在把交易所第二号台牌子拍卖的时候，代价只有五元，道格拉斯看见了，也只一笑置之而已。

第五章 保守派死灰复燃

为了正确估计新政派竞选获胜的后果，应该记得，由罗斯福初任总统到珍珠港事件，1937年正好在半中腰，也就是罗斯福战前执政经历的中点。大萧条时期那种生活艰难、节衣缩食的情况，这时已成定型。美国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家，每年赖以维持生活的收入不到五千元。靠救济过活的不计算在内，平均只有一千三百四十八元。凭这点收入，一般要养活两个大人和一两个孩子，住四五间房的公寓或六间房的住宅。房子一般是租的；经过1929至1933年间的大动荡，有私人房屋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已经不多。另一方面，捐税也微不足道。多数人是不交所得悦的。就是当年那些赚钱最多的，如米高梅公司老板路易·B.迈耶，收入一百一十六万一千七百五十三元；爱德华·鲍斯少校四十二万七千八百一十七元；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老板托马斯·J.沃森四十一万九千三百九十八元；乔治·华盛顿·希尔三十八万零九百七十六元等，他们大部分的钱是花掉还是留下也悉听自便。

从1937年5、6月到1938年4月之间，阿尔杰·希斯在纽约西南区三十号街埋头打字，终日不停。他们夫妻两人只有1937年8月跟惠特克·钱伯斯一起休过一次假，开车到新罕布什尔州去看了《屈尊求爱》这出戏。理查德·N.尼克松却是联邦调查局的审查对象。这并非他有什么可疑，而是他想在局里当一名暗探，已经考过试，因而象他给母校法学院院长的信里说的，“局里在调查我的人品。”后来他未被录取，不过，和尼克松同一代的青年倒有不少已是功成名就的。乔·路易斯击败了詹姆斯·布雷多克，一跃而为世界重量级拳王。科罗拉多州的足球中卫拜伦·“飞毛腿”·怀特升充全美联队队员。颇为妖娆的拉娜·特纳在冷饮店里被人发现，从此继去世不久的琪恩·哈罗之后，成为好菜坞的“性弹明星”。玛丽·马丁不久也将登上百老汇的舞台，初唱那首《我爱爹爹》，伴唱的有吉恩·凯利和范·约翰逊等人。总之，这是艺人得意的年头，尤其是芳龄二十五的琴逑·罗杰斯，竟是全国倾倒。家庭妇女羡慕罗杰斯的纤腰，不辞劳苦地争购紧身内衣，当时所谓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橡胶园主因而乐不可支。

杜邦公司的化学技师制出了一种名为杜勃林的合成橡胶，可是要到五年后日本占领东印度橡胶园时人们才认识这种新产品的重要性。虽然实验室里惊人的发现层出不穷，例如氨苯□胺，用于治精神分裂症的胰岛素休克疗法，用煤、水、空气制成的叫做“尼龙”的聚酰胺纤维，可是整个社会还并未有所知。大老板们对新产品不敢冒然试制，他们还是二十年代的旧脑筋，以为只要努力推销就能生意兴隆，所以1937年主要是大搞“硬行推销”。在这方面，乔治·华盛顿·希尔依然是花样最新。为了跟他竞争，报上整版的广告宣传“‘骆驼’牌香烟促进内分泌，增加胃液碱性，帮助消化”；一个叫做约翰尼·罗芬提尼的小个子旅店跑堂，受雇在电台天天叫嚷“要‘非利普·莫里斯’牌”香烟，到处震耳欲聋：“老金”牌香烟也不甘落后，自称经过什么“氧气瓶式热量计”测量，香烟里含有若干英国热量单位。

不论什么行业，大体都有一批独出心裁的奸商滑贾。约翰·D.洛克菲勒（他是旧式资本主义的象征，在《美国名人录》里傲然自称为“资本家”）1937年死了，这也许有象征意义。企业现在改由经理人员管理，他们都有新的操纵推销之术，并且倚仗尼尔森的“广告成效调查”。他们大吹大擂，说什么“利斯特林牌牙膏能把口腔细菌消灭百分之八十六点七”；说妇女们担心干家务活使得“脸干皮皱手粗”，害上了“星期一忧郁症”；说男人胡子没刮净，“下午五点脸上出现阴影”，丢了饭碗；说“体重九十八磅的瘦小子”无法找女朋友；说男人要是裤子没安上“塔伦”牌拉练，将为上流社会所不齿，等等，等等。（那时男人裤子多数仍然钉扣子。如果漏扣了一个，在有妇女在场时就互说暗语：“一点钟了”。听到这话，安上拉练的处之泰然，其他的毛头小伙子就得偷偷摸一下，看是不是“出现漏洞”了。）

1937年，人们的空余时间普遍地多起来了，家庭生活自然受到影响。自从不景气时期采用非全日工作制以来，工业确立每周工作五天的制度。工余之暇，主要的娱乐还是听广播和看电影——这一年观众第一次看到《白雪公主》，并且听到纳尔逊·埃迪和珍妮特·麦克唐纳在《五月花开》里放声对歌——可是时间多了，也就向其他方面发展：业余摄影，集邮，下中国象棋，赌宾戈，打高尔夫球，骑自行车远足，滑雪，滚木球等。而打垒球则风行一时。美国足球协会正在组织进行第四届全国锦标赛，不过职业足球的黄金时代还要等到上电视才能出现。

1937年1月20日，罗斯福再次宣誓就职之后演讲说，“全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得坏，穿得坏，吃得坏”。知识分子那时主要还是批评社会制度问题，转而关心世界危机是后来的事。至于那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的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人，他们是不太会替别人担忧的。自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青年人头一回又时兴隐语：女青年们说小伙子“滑”［有趣］；男青年说姑娘“利落”［美妙的］，不过也知道自己会在她手里“吃憋”［受捉弄］。最好的赞语是“对路子”［妙透了］和“吓死人”［好极了］。1937年“吓死人”的流行歌曲，有好几首歌词晦涩，同目前最难懂的“摇摆舞曲”不相上下，例如什么“迷魂阵”，“果料冰淇淋”，“三个小傻瓜”，“姐儿老实哥儿灵”等等。那一年的情况，由此可见一般。

※※※

这一年，华盛顿的情形也挺奇怪。罗斯福竞选连任获得异乎寻常的胜利，他有政治手腕，民主党在国会里又占了压倒多数，总统要做什么，应该比四年前那开头的一百天更是得心应手。可是不然，他样样不顺心。有时他好象非但不能控制全国，甚至连那应该对他感恩戴德的民主党也控制不住，这尤其出乎他的意料。他所遇到的困难一部分可以说是由于他判断上的错误，虽然这些错误当时还不明显。他当时把击溃兰登看做是人民拥护他的领导，而对于他的领导——同时也是对于人民的意愿——横加阻挠的最大势力是最高法院，这种判断也是理所当然的。

总统先前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最高法院“陈腐”，没有得到好评，以后一年多就再也不公开谈论最高法院的事。可是就是在那个会上，他对于法院禁止规定工资工时的批评，也并没有比胡佛所说的严厉；他不过说，这个禁令造成了一个三不管的局面，国会不能过问，各州议会也管不了。可是这时候他却在琢磨着对策。他对法院存有戒心，远在遭受挑战之前：1932年竞选期间他就说过，在股票市场大崩溃时，联邦政府各部门，包括行政、立法，“还有，我不妨加上，最高法院”，都掌握在共和党手里。他显然认为最高法院也是属于党派之争的问题。他的意见也许是对的，可是美国人民，包括国会议员在内，都以为最高法院和宪法是超然于党派政治之上的。可惜罗斯福非但在战略上犯了错误，在战术上还走岔了一着。随后这一场斗争，暴露了约翰·根室所谓罗斯福的“最坏的性格”，这就是“好绕弯子”，“不够坦率”，“近乎弄虚作假”。他使人家觉得他要暗暗地给那“九个老头”来一下；就象约翰·伦道夫评论马丁·范布伦【美国第八届总统（1837－1841年）。】的那样，“悄悄无声地划桨，一下子就到达目的地”。

罗斯福暗地划船，有些耳朵尖的人在正月里总统宣誓连任那个雨天就已经有所发觉了。总统后来对朋友说，那时他跟着首席法官休斯宣读誓词，读到“维护美国宪法”这几个字，“真想说‘是的，可那是我所理解的宪法，十分灵活，能应付民主制度中的任何新问题……’”他在宣誓后的演讲中实际上也说出了类似的话，而休斯是听到了的。总统说，美国人民决心向前迈进，“要求民选政府的每个部门都用有效的手段来执行他们的意愿。”那时有个新政派留神休斯的表情，他说“休斯无疑是听懂了的。”

两周过后，总统跟首席法官又会面了。那年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答应参加司法部的年宴，出席的人觉得休斯和罗斯福两人都很兴致勃勃。休斯为什么高兴，无人知道；罗斯福的开心可为的是暗地恶作剧，这不久就传开了。原来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翻看旧档案，查出了一条建议，说如有法官已达七十高龄仍未退休，总统应加派一位来加强联邦的司法工作的活力。这个文件是1913年写的，起草人是当时的司法部长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这时此人正是最高法院里拚命反对新政的“四骑士”之一。卡明斯指出，要是对休斯所主持的最高法院也用上这一条，总统就能提任几个自由派法官使反动浪潮逆转，再不会有六对三票、五对四票的裁决了。后来这个著名的（同时也是声名狼藉的）“法院改组”的做法，就是源出于此的。

罗斯福听到卡明斯的意见之后就曾说过，“霍默，就是要这一条啊！”之后，他就坐上飞机去里约热内卢开会，把司法部长留下来起草有关的法案。卡明斯认为这个主意很好，不过在年宴上也觉得尴尬，偷偷地对同事说，“我觉得很象是在暗中捣鬼。”罗斯福也觉得是捣鬼，可是他正因此而感到开心。暗中策划，让人家自作自受，这本是他的爱好。1937年2月4日，他召集内阁部长和民主党国会领袖开会，拿出S.1392号法案来。内务部长伊克斯乐开了，可是向国会提出法案的不是他而是国会领袖，他们几乎都默不作声。会后坐车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返回国会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的哈顿·萨姆纳斯突然对别的议员说，“伙计们，这回我可要洗手不干了。”副总统加纳当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过没人知道。

不出所料，自由联盟又活跃起来，参加反对改组最高法院。他们那边阵容很强，有美国商会，有全国制造商协会，有美国革命女儿会，还有由右翼报纸发行人弗兰克·甘尼特领头的所谓“宪政委员会”。所有这些，都是意想得到的。可是，社会上也掀起了一股自发的抗议浪潮，这其中有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分团，基瓦尼俱乐部会员，也有些妇女团体。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参议院中的独立自由派——博拉、海勒姆·约翰逊、伯顿·惠勒——竟也坚决支持法院一方。罗斯福这回不客气了；他发表炉边谈话，说最高法院越权否决选民们已经同意的改革方案。在五月花饭店举行的民主党百元份餐筹款宴会上，他呼吁党员效忠，支持通过S.1932号法案。惠勒参议员起而反击说，“自由派事业的胜利，决不能靠玩弄骗局，往投票箱塞假选票，也不能靠在法院里添人，把持院务。”参议员爱德华·R.伯克最是不留情，他在纽约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宣布，美国的宪政有“濒于死亡”的危险。

自最高法院成立以来，法官们这时破题儿第一遭要破门而出了。首席法官休斯对朋友开玩笑说，“要是什么党要我主持代表大会，我也能主持。”可是他表面轻松，暗地里却憋着一肚子气。后来总统提出意见，说最高法院法宫年纪太老，人又太少，积案累累，无法清理，休斯就下定决心出面反驳。据惠勒参议员回忆，他应休斯电话邀请，去拜访休斯。一进门，休斯就严肃地说，“孩子生下来了”，随即把一封信交给他。惠勒一看，正是自己所盼望的。信里说，法院办案并无延误，法官们谁也没有负担过重，而且即使总统所说属实，多派几个法官也只有延误工作，不会加快。非但如此，法官们还是团结一致的；布兰代斯和范德万特两位都赞成这封信。惠勒告辞时，休斯说：“这件事我希望你广为宣传。”惠勒照办了。第二天，他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宣读了那信，据他后来追述，“当时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连掉下一根别针也听得见。”

最高法院的改革，就此半途而废。而有趣的是，那些老顽固的法官居然表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自由思想。3月29日，最高法院撤消了禁止规定女工童工最低工资的原判（新政派马上把这天叫做“白色的星期一”），跟着又确认《瓦格纳法》有效，而使政府感到极其宽慰的，是宣布社会保险法也有效。后来范德万特法官宣布退休，S.1392号法案也就失去意义。接着总统委任雨果·布菜克补范德万特的缺，新政派在最高法院已占了明显的多数。可是法案涉及到罗斯福的个人威信，所以他拒绝撤回原案，反而加紧利用他的人事控制大权，威逼着民主党参议院领袖乔·鲁宾逊非干不可。结果很惨：7月14日，鲁宾逊心胜病突发，手里还拿着一本《国会会议记录》就一命呜呼。

那些平时听话的民主党人，这会儿也起来造反。罗期福挑选了肯塔基州参议员艾尔本·巴克利来接替鲁宾逊的遗缺，他仅以三十八对三十七票一票的多数击败对手密西西比州参议员帕特·哈里森。副总统加纳也策划反对S.1392号法案，他在乘火车送殡时公然对总统说，“你失败了，你的票数不够。”加纳的话说得对，不过这么一造反，就意味着他再也不当罗斯福的竞选伙伴了。司法委员会举行了秘密会议，后来上报参议院反对这法案。接着参议院召开全体会议，以七十对二十票否决此案，而且一时性起，又一次通过已被总统否决了的农村贷款法。罗斯福执政五年来，在立法方面这是头一回在参议院遭受重大挫折。接着就乱了套，他的多数别的重要法案，如规定工资工时案、改组行政机构案、内容广泛的农业计划，创建某些小的地区性水利管理局的法案等，本届国会已无望通过。民主党人竞然违抗总统之命，这在1936年是不可想像的，现在竟已只得忍受却不足为奇了。

改组最高法院的法案通不过，长远后果如何，确实难以估计。不过总统眼前的目标算是达到了。对于有关州际贸易的宪法条文，已经在解释上极大地放宽；“九个老头子”年事确实已高，不久相续去世或退休，罗斯福也就另外指派了首席法官和他的八位同僚。但是他所付的代价是极高的，这一点当时新任的青年众议员林登·约翰逊也能作出正确的估计。约翰逊认为，由于罗斯福一时失算，南部的民主党人竟然跟共和党人携手合作起来，以后历任民主党总统，包括约翰逊自己，都为此大吃其苦头。

1937年2月4日，就在罗斯福向国会提出改组最高法院法案的前一天，他打长途电话到底特律市给约翰·刘易斯。他也像千千万万的中产阶级美国人一样，一听到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静坐罢工，弄得生产瘫痪，公司每天损失达一百万元，恼火极了。二十世纪历任美国总统，包括罗斯福，都是赞成集体谈判的，但是占据厂房，侵犯产权，谁也不曾认可。罗斯福还告诉刘易斯，美国已开始走向繁荣，这是政府引以自豪的，工人一罢工，繁荣就难保。1934年3月，在劳联正想把汽车工人组织起来的时候，罗斯福就提出过这一点，劳联乖乖地取消，原定要举行的罢工，使得七万五干名会员因此愤而退出劳联或者干脆把会员证撕掉。现在基层会员又要罢工了。总统据说是对他们深抱同情，可是罢工不是时候。刘易斯一百个同意，他本来就觉得汽车工人不听劝告，举行罢工，丢了他的脸。产联把煤矿工会搞起来之后，就把人力财力全都投入钢铁工会的组织工作，没打算在别的工业部门再跟雇主们较量，所以刘易斯不惜摇唇鼓舌，劝说汽车工人们暂时维持生产运转。

可是这样还不够。劳工领导人对群众的情绪没有摸准。甚至西德尼·希尔曼这位激进的立陶宛血统的工会领袖也没看出最高法院以九对零票废止《全国复兴法》会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只因布兰代斯法官也投票反对而感到丧气。他愤愤不平地说，布兰代斯先前不是力主关闭一切血汗工厂的吗？而今他却为“重开血汗工厂开辟途径”。其实，撤消《复兴法》的结果是为造反开了门。工人们受够了，现在真的是宁可豁出一条性命也不愿忍受下去了，在争论未休之时，一些工人确是这样干了。但是社会上赞成罢工的不多。通用汽车公司颇得一般人的好感，他们那些汽车很受欢迎，而且不知怎的，人们还说老板待工人满不错。其实并非如此。“通用”那二十位经理、协理年薪高达二十万，工人全年所得可还不到一千。在控制工人的密探制度方面，其恶毒也在全国首屈一指。工人一有意见，公司就借故开除；工头们控制着流水装配线的速度，一条条输送带把车架送到跟前，工人就把螺丝钉、胎环、挡板、引擎、车门、轴心什么的装上拧紧，天天如此，片刻难停，而工头们则毫不留情。有个工人一肚子气地对记者说：“说我是赤色分子？我不高兴死命赶上这鬼机器，这就成了赤色分子啦？我下班回家，累得要死，连跟老婆睡觉也没有力气了。”另一个说：“装配线害死人。拚命加快，真要命。”

1936年底，联合汽车工会写信给“通用”副总经理威廉·S.努森要求举行会谈，全面谈谈集体谈判问题。努森回答说，有什么问题应该找地方分厂的经理——好象管理各厂的总方针不是由公司上头定下来的。工会领导还在研究怎么办，工人群众就毅然罢工了。静坐罢工本来起源于欧洲，两年前威尔士和匈牙利矿工都曾经静坐井底，不加工资不上来。可是通宵静坐，坚持工人据有保持他那份工作的权利，这是美国工人的有名创举。头一起罢工发生在1936年12月23日，克利夫兰市费希尔车身一厂的工人自发地静坐，输送带虽然送来了车身，他们置之不理。运动迅速发展，恍如热病流传，先是传到密执安州弗林特市费希尔车身二厂，接着又传到了庞蒂亚克、亚特兰大、堪萨斯城、以至底特律市本身，最后十四个州，六十个厂，总共有四十八万四千七百一十一个工人卷了进去。这样的罢工，有人觉得很神奇。比方阿克伦市费尔斯通一厂1月29日清晨2时的罢工就是如此。那时有个轮胎工人原来站在输送带末尾，他向前走了三步，到安全总开关那里，工头眼睁睁望着他，莫名其妙。只见紧眼他这一行动，所有别的工人都住后退一步，动作一致（这是大规模生产养成的）。他把开关一拉，机器全停，顿时无声无息。在一片寂静中，有个工人喊道，“我们办到啦！带子不动啦！老天！我们办到了！”旁边一个工人不禁激动得流泪。

工人一静坐罢工，小公司很快就屈服了，可是那些大厂，尤其是“通用”，仍旧不肯让步。相反，他们倒是把机关枪运进了弗林特市。在迪尔本市，亨利·福特有个宠幸是个前海军拳击手，叫做哈里·贝内特，他奉命招募三千打手组成私人武装。在工会方而，临时营地里也堆满了铅头棍棒。在每个工厂里，一批坚强勇敢的青年工人把车间变成堡垒，手持棍棒和煞车部件轮番守卫着防御工事的通道，不值班的工友则打纸牌或者在没有装好的车身底盘旁边打地铺睡觉。公司财产是妥为保护的，可是资方人员不许入内。费希尔车身厂经理部把暖气截断，工人们就穿上轱辘冰鞋、唱歌、跳舞来取暖。食物由联合汽车工会派人通过警察封锁线，定期送来。

资方人员那时觉得，静坐罢工简直是滔天大罪。他们认为私人财产跟人的生命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也许比生命更甚。经理人员早就怀疑工会领导人都是共产党，现在更肯定了。要是造反的工人能把守厂门，只凭血肉之躯就叫老板进不去，使得他有厂也无用，那么“通用”干脆把这个国家还给印第安人算了。可是法律顾问们劝老板不要性急，因为工人占领厂房分明是不法行为，为什么不交由司法解决呢？公司听他们的话，法院果然马上下令工人撤出。经理乐开了，可是有些记者揭发说，法官原来是公司的大股东，于是禁令威信扫地。

这时刘易斯出场了。他已经知道，要是不出来领导，就再也得不到汽车工人的拥护，于是就走上电台，广播说，“产联坚决支持静坐罢工。”库格林神父骂刘易斯是“共产党的走狗”；西海岸纳粹头子赫尔曼·施温、墨西哥金衫党头子尼古拉斯·罗德里格兹将军表示愿为“通用”资方效劳。所有大小城镇，全国制造商协会都竖起了反劳工的标语牌。威廉·格林竟然也以劳联的名义谴责罢工工人，而罗斯福则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里和副总统加纳、劳工部长珀金斯商量，该不该发表一篇关于工潮的声明。

加纳开过会之后，觉得罗斯福会公开表态。可是罗斯福保持缄默，这意味着出面干涉的将是密执安州州长弗兰克·墨菲。“通用”的出庭律师再度上诉，判案的是另一位法宫，他不是公司的股东。这回禁令更严，限令工人在2月3日下午3时前撤出，否则判处徒刑并罚款一千五百万元。工人们发誓死守厂门。“通用”已选好战场，就在弗林特市的雪佛兰厂。墨菲州长出动了国民警卫队，整个厂给军队、市警察和手持棍棒铁撬的打手围得水泄不通。夹在工人和军警中间的是从底特律、阿克伦和托莱多远道赶来支持罢工的群众。在收邮件的小门上，罢工工人悬挂标语：“他们休想进来！”

墨菲州长准备下令警卫队上刺刀冲进去，但是临时却打电话给刘易斯，怯生生地问他打算怎么办。刘易斯大声回答说，“你要我告诉你吗，州长先生，我本人要到雪佛兰四厂去。我要叫工人坚持到底，不听你的命令，我要走到厂里最大的窗口跟前，打开窗门，脱下外衣，剥掉衬衫，尽出胸膛。你下令开枪，那第一颗子弹就打进我的胸口。我从窗口摔下去时，你会听到你爷爷的声音在你耳边悄声儿地问你：‘弗兰克，你肯定这样做是对的吗？’”

墨菲犹豫起来；他爷爷是在爱尔兰的一次起义后被绞死的。而且刘易斯说不免流血，这也不是故弄玄虚。弗林特市已经在流血了。在夜间前哨战中，十四个工人已经受伤，警察已经后撤，工人在对报界描述着一场“赶牛战”【“牛”在美国俚语中指警察。——译者】，这句俏皮话几乎肯定会引起警方的行凶报复。墨菲州长想了想，心烦意懒，把进军令撕掉了，又下令不得拦阻食物进厂。保守派因此怨气冲天，后来指责墨菲州长叫“通用”丧失了斗志。墨菲确是起了作用，还有刘易斯，还有那默不作声的总统都起了作用。可是把“通用”打垮的是联合汽车工会的战术。他们把“通用”搞瘫痪，可是在克莱斯勒、福特、纳什、帕卡德各汽车厂只是来一点象征性的示威。在理论上（这是自由联盟的理论），别的公司应该跟“通用”团结一致对付工人，可是实际上他们瓜分了“通用”的市场。2月7日，“通用”董事会宣布股息减半，大老板皮尔·杜邦损失了约二百五十万元。杜邦由家里传话给经理部说，坚持原则是对的，可是不要脑子发热，更不要叫杜邦在钱上吃亏。于是“通用”屈服了。双方对峙四十四天之后，努森同意谈判。罢工工人听到这个消息，乐得在冰冻的厂院里狂欢，跳起方阵舞来。

跟着克莱斯勒公司也让步了。到了夏季，除福特公司坚持到1941年外，各汽车公司都签了合同，承认联合汽车工会，答应按工龄提拔和照顾福利，成立调解委员会，调查提高生产速度的不良后果，规定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加班费给一倍半工资等。工人可以说是全面胜利了。一时，到处举行静坐罢工。新泽西州有个理发店不承认工会，剃头师傅就实行静坐；首都威拉德饭店的厨师坐在灭了火的炉子上；海员坐在甲板躺椅上；伍尔沃斯零售店店员坐在柜台上；餐馆女服务员约集朋友把座位全部占上，只要咖啡。芝加哥的奶妈也坐下来不给孩子喂奶，等待提高奶价；纽约有一家电影院，放映员中途停映，观众气愤，他说，“我的待遇太低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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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刘易斯领导下的产联相比，威廉·格林的劳联这时如日月之蚀，暗淡无光。就是在底特律市，产业工会也取得很大进展。罗斯福竞选连任，刘易斯曾捐助运动费二十五万元，此事一被发觉，联盟俱乐部那些会员简直不寒而栗。《纽约太阳报》说要提防刘易斯，因为“此人自私自利，不讲情面。”刘易斯似乎到处都有耳目。他打听到副总统加纳反对过他，便暴跳如雷，说“工人要求的不过是一小时二角五分臭钱。而反劳工的祖师爷不是别人，就是那个专心跟我们作难，打扑克，喝威士忌的老浑蛋加纳。他想一刀子捅进我们工人的扑扑跳动的心脏。我反对加纳，不论是代表工会，还是作为个人，也不论在具体行动上或者抽象理论上，我都反对他。”有人劝他“试探”一下，看能不能同劳联重新统一起来。刘易斯气冲冲说：“试探格林有什么想法吗？我可以保证，他什么思想也没有。”

产业界谁都知道，刘易斯的下一个对象就是美国钢铁公司，这一点他也公开承认。他说，“只要我们把那里的工人组织起来，别的公司就会跟着来。盘踞路口的狮子一赶走，躲在周围树丛里的□狗还能不四处窜逃？”产联竟要跟美钢较量一下，想起来就叫人捏一把汗。“通用”虽然大，比美钢还是小巫见大巫。美钢那些经理人员对它不用全称，就叫“公司”。1934年，尽管还处于大萧条期间，公司还赚了三千五百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九元。单是副产品一项（包括氨水和水泥等），年产就在二十五万吨以上。公司的厂矿遍布各地，北至加拿大，南至巴西；船只之多赛似美国海军，铁路也有好几千英里。在美国产业界。美钢规模之大首屈一指。可是美钢工人工作条件危险，平均每年工资只有三百六十九元，却要养活一家六口。如果说美国有谁要革命，那就是美钢的普通工人。相形之下，汽车工人要算是富裕的。底特律汽车工人斗争得手，遍登各报，美铜工人也就清楚了。人们注意到，《摩登时代》这部影片在匹兹堡放映时，工人观众看见卓别林那个以滑稽动作模仿工人在工间休息五分钟时的双手——还在赶着机器转动，好一会儿才慢下来，却刚有时间拿起一杯水——谁也没笑。这个戏剧性模仿太逼真了，工人跟着机器转，这种生活非得改变不可。

可是怎么改变呢？要取得组织起来的权利，似乎只有付出血的代价。不过事情发展出乎意外。1937年这一年确实还要流血，可是不在美钢。1月9日，星期六，天寒人懒，“通用”工人罢工是第三周，刘易斯来到华盛顿，在五月花饭店跟格菲参议员共进午餐。这时餐厅入口一陈骚动，走进来一个戴眼镜的人。此人非他，就是迈伦·查尔斯·泰勒，气派十足的美钢董事长，“公司”的总负责人。泰勒先向刘易斯二人点头招呼，等到陪太太另找桌子坐好，就缓步过来跟他们攀谈。格菲参议员先走，刘易斯坐到泰勒夫妇桌上，轻松愉快地聊了二十分钟。在五月花饭店历史上，这短短的二十分钟可不寻常，可惜没有新闻记者在场写出报道。第二天刘易斯应邀来到泰勒租下的密间再谈，饭店门厅竟也空无一人。

起先他们尽是闲扯，诸如哥特式的挂毯，中古时代的缮本，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之类。泰勒觉得刘易斯谈吐不凡，便提议在他纽约家里秘密商谈，解决美钢资方和产联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钢工组委）的争执。后来在几次会谈中，刘易斯非但是议论风生，还拿出统计数字，证明钢工组委吸收的会员很多，足以使得美钢瘫痪，叫他定单虽多也无法交货。刘易斯指出，“公司”用枪炮和打手对付工人，搞了五十年，现在难道还不该停止厮杀，正式谈判，签订合同吗？泰勒想了想，表示同意。八周之后，他草签了一个合同，答应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时，工资五元，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假期工资照发，有按工龄提级的权利。跟着他们就向报界宣布。有个工会干部一头撞进菲利普·默里【当时是产联副主席。——译者】的钢工组委办公室，说广播里有美钢跟产联谈判的消息，默里说他疯了，把他撵走。在公司方面，泰勒那些下属也是一样大吃一惊。不过，3月7日签订合同时，美钢总经理本杰明·费尔利斯居然移樽就教，告诉默里说他自己就是矿工的儿子。他说，“以后就叫我本恩好啦。”默里回答说，“对，费尔利斯先生。”

这时刘易斯已到达他个人荣耀的顶峰。“通用”和美钢屈服后，其他公司纷纷转了弯子，产联和资方签订合同达三万份，会员发展到三百万。有组织的劳工成了选举中的一股强大力量，追随附和者远远超出了工人聚居的选区。纽约有三十位牧师组织起美国教师工会第一地方分会，得到劳联承认；大学生唱起工会的新会歌来；“自由派”和“保守派”这两个词儿也取得了新的含义，前者表示亲工会，后者反工会。产联已经两度大胜，可是盘据路口的狮子虽则赶走，□狗们并没有四处窜逃。这些□狗原指的是那些小钢铁公司（“共和”、“国民”、“内陆”、“伯利恒”、“扬斯敦钢板钢管”等公司），他们都不肯跟产联谈判。共和公司总经理汤姆·M.格德勒是顽固的小钢铁公司的首领，他表示宁可辞去年薪十三万元的职务回老家种土豆，也不能顺从工人的要求。

5月26日，刘易斯下令罢工，共有二十七个厂，七万工人。各小钢铁公司的厂警和资方出钱雇用但是穿着地方警察服装的枪手，也增加了七千人。据参议院调查小组事后报告，“仅直接针对此次罢工，资方就开支四百万元以上，购存军火价值十四万一千元。”在厂内的破坏罢工的工贼，吃食都靠邮包和空投供应；地方报纸附和资方，呼吁工人复工。对于告密的好细，格德勒每周付给二十五元，同时却指摘工会领导人“干涉别人私事”。他还说：“关于这班家伙我们所知不多，可是有个不妙的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共产党。”他严禁“外来的煽动者”恐吓“忠城的工人”。他发誓，“决不跟产联这么个不负责任、敲诈勒索、使用暴力的共产组织达成口头或书面协议。除非通过法律明文规定非逼我干，我一定不干。”《瓦格纳法》其实就有明文视定，总统已经签署，最高法院儿天之前也已承认它有效，可是格德勒却有意不提。

阵亡将士纪念日【每年5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译者】那天，共和公司南芝加哥钢厂外头发生了暴力行为。当时有几千罢工工人和家属聚集在工厂东面地势平坦、居民稀少的草原上，准备举行抗议游行。自从罢工开始，工人哪怕派去象征性的纠察队，警察便出面干涉，可是这回市长爱德华·凯利倒是正式宣布准许和平示威。那天天气闷热，用冰箱车推来出售的五分一块的冰糕，抢购一空。后来一声令下，工人们排好队伍，扯起一些手写的标语，写着：“共和公司违反《劳工争议法》”“共和公司必须跟工会签订合约！”，“跟产联胜利在一起！”有两个工人高举国旗领队前进。新闻和摄影记者簇拥在队伍两旁，派拉蒙新闻电影公司还派来了摄影队拍新闻纪录片。队伍长蛇似的，拉得老长，穿越田野，高唱“大家永远一条心”那支歌。

还没走到钢厂，忽然看见有五百名芝加哥市警察全副武装，拉开了阵势，挡住去路。这是未曾料到的，实际上也直接违反了市长的明令。后来才知道，警察严阵以待，原来是因为“不知谁人”告密，说工人准备冲进大门，占据厂房。换句话说，工人的老婆孩子虽则手无寸铁，竟然下定决心，要把架着三十毫米白朗宁重机枪把着大门的大批职业打手一举击溃。反正警察相信这种事，至少嘴里说是相信的。工人队伍走近，有个警长破口大骂说：“狗娘养的，站住！”

队伍放慢了步伐，可是依热朝工厂毅然前进。警察没有再发出什么警告，他们有个小队在离厂约二百五十码处突然冲出，像一把尖刀插进工人家属队伍，把警棍乱戳她们的乳房，其他移察也举起瓦斯枪瞄准或者拔出手枪。那为首高举大旗的工人见状，高喊“别怕！守住了！我们有权利！我们依法有权进行纠察！”可是警察回嘴骂道：“你们有个屁权！”“你们这些赤匪有什么权利！”就在这一刹那间，芝加哥警局发言人所谓的“挑衅行为”发生了：不知谁扔出了几个空汽水瓶，工人们对警察大声嘲骂。警察立即甩出好些瓦斯弹，难闻的催泪瓦斯一时弥漫，笼罩着游行队伍，孩子们吓得乱叫，队伍乱了阵脚，溃乱了。接着，大屠杀就开始了。

开头只是稀稀疏疏地打了几枪。到了工人四散逃跑，警察就举枪齐射。一些警察追打个别工人。有个妇女绊倒了，四个警察上前按住，用枪托把她打得鼻塌脸肿。工人被打倒在草地上，或者四处乱爬，口吐鲜血。警宫站在跟前，开枪朝着他们的脊背打。种种惨状，都上了派拉蒙新闻片的镜头。工人被打死十人，打伤九十多人。记者说这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屠杀”，可是汤姆·格德勒却说：“对于暴徒，不能留情。艺术家又是打架行家本文努托·切利尼【意大利雕刻家（1500－1971年），他的《自传》是有名著作，生平曾多次跟人格斗。——译者】不是说过：‘打得性起，拳头就不计轻重了。’有的倒是挨了几棍，可是那是因为他们惹气了人家，拔腿便跑的缘故。几个娘儿们给碰倒了。警察执行着危险艰巨的任务，娘儿们在那里干啥？”

派拉蒙的新闻片被禁止放映，借口是怕观众看了会闹事（其实他们早已多年习惯于看强盗打斗片了）。《圣路易邮报》揭发了影片禁映的内幕，可是《芝加哥论坛报》竟说那些徒手游行的人都“蓄意行凶”。麦考密克和赫斯特这两家的报纸都说产联那些人（言外之意是包括他们的老婆孩子）都是共产党。没人受审，尽管在罢工结束前还有八个工人被杀，其中之一是个残废军人，他不过是在罢工期间为产联举行的跳舞会兜售过入场券。罢工结束，资方仍没跟工会签订合约。格德勒手段高强，工人对付不了。

可是小罗伯特·M.拉福莱特能对付他。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毅然调查此案，这是三十年代最彻底、最值得纪念的调查工作之一。他所主持的委员会报告说：

所谓引起警方反击的挑衅行为，不过是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从游行队伍后头扔出几件东西。根据调查证明，我们认为警方使用的武力，显热远远超过当时的需要。这样使用武力，若不是警方执行任务十分无能，必是蓄意恫吓罢工工人。

委员会把现场图片放大分发，本案的参与者和目由者的证词也予以公布，于是一向以为罢工的都是可疑分子的普通群众逐步弄清了本案的本末。最初伤亡名单发表时，罗斯福总统引了莎士比亚的话：“双方都该死！”【引自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一场。——译者】这大概是代表中产阶级的意见。刘易斯反驳说：“一个在工会寄过食、借过宿的人，在工人和敌人扭成一团拼死斗争时，竟然冒充公允，各打五十大板，可是不应该！”罗斯福只好解释说，他骂的是双方的极端分子。罗斯福素来是很少自觉失言出面解释的，后来查明出事那天南芝加哥全部极端分子原来都是工会的对头，他便进而站到工会这边来了。社会舆论也跟着站过来，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于是迫使格德勒低头屈服。小钢铁公司的工潮终于获胜，除伯利恒公司负隅顽抗外，各钢铁公司都成立了工会。

可是那年产联工人仍然不断有被杀害、被毒打的，劳工部长珀金斯收齐1937年各次工潮汇报之后，说这是二十世纪劳工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年。三十年代工人纠察队和资方的壮烈抗争，这时确是达到了高潮。据劳工部统计，1937年举行了四千七百二十起罢工，百分之八十二结局都是达成有利于工会的协议。到了年底，己约有八百万工人领了会员证。《幸福》月刊在年底发表评论，认为“过去四年半来，美国工潮迭起，几无宁日，真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之一。”

1941年，福特和伯利恒这两家公司也为工潮漫侵，参加工会的增至一千万人，到了四十年代后期继增至一千五百万。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刘易斯大失众望，因为他声言要阻碍运媒给军事工业，未免有讹诈总统之嫌。同时产联又发现，内部原来真的有共产党人（李·普雷斯曼有个时期曾任产联法律总顾问），感到尴尬，不得不实行清洗。可是工会原定目标已经达到，再无得而复失之忧；美国工人工作有了保障，地位也提高了，到了经济再度繁荣，他们就也都迁居郊外，挤入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

1939年2月27日，最高法院宣布静坐罢工不合法，可是当时谁也未加理睬，因为情况大异往昔，合法不合法似乎不成其为问题。自由派的论调是，要是工人在进行伟大斗争时偶尔越轨，那准是由于资方挑衅。有谁说静坐罢工是集体使用暴力的一种形式，只有受到驳斥或者蔑视。有些事件，例如田纳西州阿尔考镇美国铝公司的工潮血案，又如劳联产联纠察队争夺地盘的纠纷，劳资双方一样使用非法手段，可是有谁要是指出，也难免遭到白眼。

可是一个国家要摆脱历史的传统并非易事。成例在先，人们不会忘记。尽管工会的行动乃是顺应当时美国历史的潮流而发展的，先例依然是先例。他们确是顺潮流而动的，恰恰为此，未来的造反派就更加决心起而效尤。美国独立、解放黑奴、征服西部并予以开垦，无不是靠暴力而来，现在工人从工业最底层崛起，还是靠了暴力。工人也许事后忘怀，变得保守，可是自由派再也不能否认，别的受压迫的集团同样也有权造反。这样，尽管出于无知，甚至是出于理想主义，未来的痛苦的种子已从此播下了。

1937年夏来，总统觉得应该离开首都，到外边“走马观花”一番。9月里，他那十节调温车厢的列车从联邦车站缓缓开出，向西进发，沿途在事前选好的地点停靠，以便从车后平台发表简短的谈话，对选民谈谈自己的政绩（“你们新办的中学办得不错吧？”），感受他们的衷心爱戴。在爱达荷州博伊西镇，他对听众说，“我跟美国人民一接触，就像安泰【在希腊神话里，安泰是个摔交家。只要脚踏大地（这是他的母亲）就浑身是劲，谁也打不败他。】一样全身又来劲了。”人民的欢迎，似比上次竞选还要热烈，这一点记者注意到了，可还看到了别的问题。总统在停车靠站时请谁上车谈话，有个很有意思的格局。凡是反对改组最高法院的民主党人，如内布拉斯加州参仪员伯克，蒙大拿州参议员惠勒，怀俄明州参议员奥马奥尼，他都故意不请。在怀俄明州卡斯帕镇，总统对群众说，有些政客也高谈什么理想，可是没为实现理想出过一分力，这种人对选民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有人看出这是给那些不听话的民主党人一个警告，可是总统的行动暂且到此为止。他探讨向题，照例是几方面同时并进，既考虑新法案，又在展望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的形势，权衡可供选择的外交政策，注视正在举行的罢工，还在暗地寻思预算问题，因为他首次竞选就许愿说过要平衡预算的。直到此刻，平衡预算还是不可能，可是如有可能，他就想办到。今年似乎是有指望的。年初《时代》周刊就报道过，“上星期，大萧条已成往事，繁荣征兆到处欣然可见”。现在财政部长又不断上报，说国库节余不多，却在逐渐增加。不错，工程兴办署经济专家利昂·亨德森又在担心物价上涨，他送来个顾虑重重的备忘录，担心工商业又要倒闭。罗斯福读过这份备忘录，可是他答应过平衡预算，不想食言。在最高法院问题发生争议时，他对副总统加纳提出过保证说：“1938财政年度务要收支平衡，我已经说过五十遍了。要是你认为有必要，我就再说一遍甚至五十遍也行。”

可是平衡预算这个药方，胡佛不能用，罗斯福同样也不能用。股票又暴跌了。总统想说情况“基本上好”，——他真的这样看——可是想起他的前任胡佛也说过这话，就没开口。可是说与不说都一样，到10月19日即“黑星期二”，股票抛售一批接一批冲击着市场，行情报单比市场交易落后二十五分钟，而且新的抛售还源源而来，赶办不及，说明价格还要下降。此后整个冬季，都不时叫人想起1929到1930年的痛苦经历。

人们互相埋怨：纽约股票交易所怪证券和交易所委员会，委员会又怪交易所：工商界责怪政府丧失信心，新政派则背地嘀咕，说什么“资本家罢资”。没有疑问，那年发生的罢工，涉及一百九十五万工人，未免在经济上留下创伤。对于总统和整个国家，这一年本已不是什么好光景，如今又来个所谓“衰退”，情景就更加暗谈。这次股票暴跌，其实比1929年股票市场大崩溃后最初几个月还要厉害。到了1938年春，那在1933年以后找到工作的五百万人又陷于失业，全国百分之十四的人口只能靠救济过活。

平衡预算的想法，罗斯福不想放弃，可是他跟胡佛不一样，成百万群众的匮乏比曼彻斯特派的经济理论【即古典派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的理论。——译者】更能使得他动心。况且这已经不是1930年，民主党内高谈凯恩斯学说的与日俱增，亨德森和总统的儿子詹姆斯也在其内。罗斯福没读过凯恩斯的著作（同样的知识，如果他跟人谈一下就能得到，他是决不去读书的），1938年2月1日凯恩斯远从英国寄来长信，劝他实行大量的赤字开支，他也并不以为然。（凯恩斯说，“三年前晋谒，承惠予接见，现不揣冒昧，略陈管见如下。”）大量赤字开支是办不到的。有些目标，在学院中看来尽管令人神往，在政治上却是达不到的空想。不过，有限的赤字罗斯福倒是试过，而且行得通。1934、1935这两年，就是凭着这个方法使得局面好转，银根松动，推着股票指数也上升了。白宫的顾问既然推荐凯恩斯的对策，经济衰退又逐月加深，罗斯福只好屈从。4月2日，他由温泉乘火车回华盛顿，途中进午餐时对哈里·惠普金斯和全国青年总署署长安德鲁·威廉斯表示，决定放弃平衡预算的打算。十二天后，他发表炉边谈话，对全国说明，他计划要求国会拨款三十亿元增办公共工程、救济事业、防洪设施和兴建房屋。6月间股票市场又重新活跃，八个月后，道·琼斯的股票指数就由99激增至158。虽然好日子还没到来，好一点的日子已经在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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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则情况好转，批评总统的人并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叫嚷最厉害的那些人，早已不再认其探讨当前情况，却只管闭起眼睛专事诋毁总统。发表4月份要求拨款的炉边谈话后一周，总统对这些人士嘲弄了一番。他抨击大企业，说他们操纵“别人的钱财、别人的劳动、别人的生活”。果然这帮人唾沫四溅，立即上钩，活象巴甫洛夫那群狗一样。凯恩斯认为这样招惹对方未免孩子气。在2月1日来信中，他已经对总统就资本家的心理状态提出看法。他说，企业家不是张牙舞爪的野兽，“虽说豢养不当，也未经驯服，但他们本性还是属于家畜一类。”

凯恩斯这项劝告，罗斯福收到后连信也未回。让这个英国人坚持己见去；罗斯福自己才是熟谙舆论的头号里手，他才不打算向死敌伸出橄榄枝呢！而且不管怎么说，总统同美国企业界的争吵已经势成水火，和解无望了。双方都话说得太多，白眼相向太久，咒骂太凶了，怨毒太深了。

威拉德·M.基普林格是那时畅销企业界的每周新闻筒报的编者，他后来说，自1934年3月1日起，富豪们就对政府产生反感了。到了9月，《时代》周刊发现，“企业界对新政私下冷嘲热讽、百般指摘，几乎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可是总统人望太高，还不敢公开攻击他，更不要说诋毁他的家属了。

有产阶级这时既已从1933年初的恐慌中脱出身来，他们发现罗斯福所谓“复兴”原来并非要回复“新时代”的繁荣，于是反感更甚。罗斯福要改变局面，可是尽管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学校，来往于上层社会，他要变革的却不会有利于有钱的人，而要造福于受压迫者。企业界一致认为，罗斯福老是谈论什么“被遗忘的人”，这只有助长社会动乱。于是，《美国新闻》由戴维·劳伦斯署名，《纽约先驱论坛报》由马克·沙利文署名、《巴尔的摩太阳报》由弗兰克·K.肯特署名，先后开辟专栏载文抨击新政。《星期六晚邮报》更是专门容纳一批作者，大叫今不如昔。《晚邮报》有个主笔愤愤然写道，“说什么美国企业界领导失算，其实不如说全世界都失算了。”这个刊物还发表文章为雇用童工极力辩护，硬说“对美国孩子进行发家致富的启蒙教育，最好的办法是从小让他千活。”后来卡特·格拉斯也议论新政派说“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年），曾任美国总统（1801－1809年），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译者】是不会理睬这帮子人的！”由之可见，反对罗斯福，是个阶级路线问题，不是什么党派之争的问题。

1936年大选的结果说明，攻击罗斯福产生了反效果。可是攻击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越来越恶毒，并且转入地下，分散到韦斯切斯特县、奥林奇县、格罗斯地角、迈阿密海滩、布鲁克莱恩、隆梅多，在格林威治、谢克海茨，斯科茨代尔、凯尼尔沃思、温内特卡，在华尔街、斯台特街、栗树街、拉萨尔街等游览地、高级住宅区和工商业中心。有些攻击，采取比较轻松的形式，倒也有趣。例如有的说，有个精神病学家死后上天堂，马上被送去给上帝治病，“因为上帝害了自大狂，以为自己是罗斯福。”又有的说，“为什么工程兴办署的工作人员很象所罗门王呢？因为他随意挑选对象，遂即上床睡觉。”彼得·阿诺画了一幅漫画，画着一群衣饰过分华丽的富豪要到“穷奢戏院”，去“喝罗斯福的倒采”，罗斯福看了，批上一个“高”字。

可是三十年代后期上层和中上层人士的俱乐部和家庭里流传的反罗斯福的污言秽语，一点也不“高明”。这些人好象深知内幕，彼此相告，说什么，当然啦，华盛顿谁也知道，“那个家伙”从老婆埃莉诺那里染上了淋病。（他老婆又是从一个黑人那里染上的。）“罗斯福染上花柳病，快翘辫子了，所以埃莉诺才跑到全国各地去偷汉子。他一死，老婆就打算把美国交给俄国人，自己则到莫斯科去学那克里姆林宫秘传的房中术。罗斯福的大儿子詹姆斯大概还要留下，他惯于推销保险，敲老实商人的竹杠，吃得肥头大耳。”

1950年，约翰·根室写道：“现在人们往往忘了，当时反对罗斯福的流言蜚语反映的阴暗敌对情绪，对他造谣中伤又是多么阴险毒辣。……人们忘了，三十年代后期那些‘上流’乡村俱乐部是一种什么气氛，银行家的午餐会上有些什么骇人听闻的谈论，以及名流贵妇在宴会上怎样嘀嘀咕咕地恶毒诋毁。”当时有的陆军军官，身穿军装，居然拒绝为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在那些镶有红木板璧的市内俱乐部里，有些老头子争相诅咒，竟说：“罗斯福不过是另一个斯大林——只是比斯大林更坏。”“我们现在不如住到俄国还好些。”波士顿有个书店甚至通知总统著作的发行人贝内特·塞尔夫说，罗斯福的演讲集，“只有用他自己的皮做封面来装订，本店才能代卖。”

除此之外，有些陈词滥调也是常常听到的：“那个人”！“那个家伙”打算破坏美国的生活方式；不能靠乱花钱来度过大萧条；我们的孙子还要付出代价的；反正领救济的有一半是外国人，少发救济，扩编警察，闹翻天也不怕！刘易斯有白宫后门的钥匙。那个人的笑脸是假的，是整形外科医生安上去的；他一辈子没挣过一分钱，就靠他老娘的收入过活。他反正是个犹太人，祖先是荷兰犹太种，改了姓，还不是个纽约犹太油子！（为了证实末后这段话，还编了详尽的族谱，说罗斯福的老祖宗是什么范·罗森菲尔德上校，其实并无其人。）

马奎斯·蔡尔兹在《哈泼斯》月刊1936年5月号发表《他们恨罗斯福》一文，1938年9月14日又在《新共和》周刊发表《他们依然恨罗斯福》。在这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里，他分析了那些仇恨总统的人。第一篇文章指出，“有个砚象，未来的社会史家如果不甚惊奇至少也难理解：美国的上流社会，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今天竟这么疯狂地仇恨罗斯福？”他补充说，“只能用仇恨这个字眼，因为这是深恶痛绝，是满腔怒火，完全不讲道理的。”蔡尔兹以为，“整个美国上层社会多多少少都有所沾染，简直成了一种偏执狂。”

尤其使蔡尔兹迷惑不解的是，那些谩骂总统的人，“从1933年3月的最低点后，他们的收入恢复了，银行差额也已补足了。”有的股票价格已经增加一倍，两倍，三倍，“有的还增至十倍。”公司股息还增加了四成有余。而且富户的所得税又还很轻（每年进款一万六千元，不过上税一千元）。罗斯福的捐税，有不少是以加工税、出厂税的形式，转嫁到广大的消费者身上去的。

尽管如此，那些富家大户（蔡尔兹管他们叫“百分之二”）还是不把华盛顿政府当做自己的政府。他们争相传诵那个“罗森菲尔德”神话，其实就是逐字引述戈培尔谣言小册子。他们有的竟公然说，宁要希特勒，不要罗斯福。这话虽属无稽，也可见其仇恨之深。阿特沃特·肯特1936年6月宣布退休，说罗斯福当总统，他买卖也不愿做。杜邦公司有个副总经理，他的用人都在工程兴办署找到待遇较好的差使，向他辞职，他真气急了。罗斯福谈到伯利恒公司总经理，说：“告诉尤金·格雷斯吧”，“他再也不能一年赚一百万元啦。”罗斯福的话这次居然如实转达，伯利恒公司有个经理听到，竟然心脏病发作。蔡尔兹发现，财东们的怨气也传给中产的白领职员，因为他们对老板仍是不胜钦敬，依旧迷信二十年代那些陈规行话。这些人跟“富人们”（这是他们对那“百分之二”的称呼）不一样，工会于他们无碍，华盛顿夺去财阀巨商的权力也对他们无损，可是他们觉得，不骂罗斯福显不出自己的身分地位。

总统挨了骂，心里反应如何，不易揣测。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大会上，他曾说过欢迎这些人的仇恨，可是他这种人不会因为有谁引起众恶而高兴，更不用说被恨的就是自己本人和家属。据蔡尔兹的报道，“他好象并不在乎”，可是有些记载证明他是在乎的。雷蒙德·莫利有一篇文章说，罗斯福想发表和解性的演说谈谈美国工业界的作用，总先要听听新政派重述大老板们在家里流传的那些传说轶事，然后他就慢慢绷起险来；而那篇演说如果发表，显然也“要变成扎手的大蓟，而不会是什么橄榄技”。总统曾对诺曼·托马斯说，他在挽救资本主义，表示对资本家的批评很是不满。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不动声色地拿出某全国性通讯社分发供各报编辑参考的“内幕新闻”给大家传阅，自己不发表意见。原来这篇“新闻”说的是，总统确实得了梅毒。

在罗斯福未死之前，无论他采取多么于人无碍的措施，都从未逃过那“百分之二”和追随他们的人的指摘。1939年他建议提前一周庆祝盛恩节【十一月第四周的星期四，到圣诞节（十二月廿五日）大约还有一个月。——译者】，目的是把采购圣诞节礼物的时间拉长，这对小商人大有好处。谁知道全国竟分裂为两派：有二十五位州长赞成，二十三位反对（反对派包括缅因州州长，他吃了一罐沙丁鱼以示抗议）【美国风俗，感恩节要吃火鸡。州长不吃火鸡，改吃沙丁鱼，表示节也不过了。——译者】，最后只好由国会两院开联席会议解决。就是死后还有人骂他，《小孤女安妮》的作者哈罗德·格雷就是驾他的一个。总统1945年得病身故前不久，格雷的画中人物沃巴克斯老爹说是受不了罗斯福再连任总统的前景，跳楼自杀了。罗斯福死后，格雷又让老爹复活，因为“气候变了”，一个有家产、有教养的人又可能自由呼吸了。

沃巴克斯老爹和剧作者这一类人属于多年前西奥多·罗斯福所谓的极端分子。这样仇恨罗斯福的人三十年代后期最多，珍珠港事件后就逐渐减少。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认为，“1934、1935两年间这些人火气越来越旺，直到1938年左右还不见减退，以后似乎略有缓和，可能是连他们自己也感到有些泄气乏味。”1937年罗斯福屡遭挫折，他们幸灾乐祸，活像阅读笛福的《疫年纪实》【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1660－1731年）的《疫年纪实》描写1664－1665年伦敦鼠疫流行的情况。——译者】一般。1938年经济衰退时间不长，他们未免失望，可是到了秋天目睹罗斯福再次受挫，又不禁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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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新政，这时已是强弩之末。他创立新法的本领，在初任总统那两个百天已差不多用完，提出而尚未通过的那为数不多的法案，都是跟国内重新抬头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的。国会山进行改革的劲头已经消耗殆尽。到了1936年11月，只有罗斯福那样具有非凡领导才能的人还可以把那庞大而涣散的联合阵线保住，下一次竞选时保持统一，只是靠了战争的临近。这条阵线的薄弱环节在南方，而在最高法院争执中形成的保守集团，则月复一月，力量不断加强。

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州众议员马丁·戴斯说，认为保守集团即南方集团是不对的，因为“所有来自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议员都支持它”。至于敌视这个集团的人，他说都是“来自大城市，政治上受到外籍人和迁居城市的黑人的操纵的。正是这些势力的代表，在新政上暗中施加了影响。”

其实，这种影响从来都有，变了的不是新政，而是议员们本身。有个愤懑不平的新政派说得好，“农民们先前忍饥挨饿，水尽山穷，不亚于城市贫民，总统把这两种人都解救出来，只是农场主们却忘恩负义。”话说得对，可是于事无补。戴斯表现出来的反对城市人的思想是一股新的强大势力，他们对于城市里那些骗子手的思想行动的仇视，本质上是因为自己思想保守。据1938年的民意测验，总统虽则人望未减，他所使用的方法和所掌握的权力却受到质疑。而且，支持他的程度有所改变。据《奉福》月刊调查，选民仍约有百分之六十二支持他，可是原先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九认为美国少他不得，这时减到百分之十七点七，而认为他执政以来仅仅功大于过的则有所增加。自从《文摘》周刊预言大选结果不中之后，人们已不大相信民意测验，可是不久举行的中期竞选证明总统威信确是渐减，议员们阅谈民众来信，也感觉到有此趋势。

最后一个新政法案是《公平劳动标准法》，1937年初向国会提出之后，引起了不少风波。法案规定每小时工资最少四角，每周最多工作四十小时，加班工资加半，禁用十六岁以下的童工。雇主最初可以每小时只给工资二角五分，八年内逐步达到法定标准。这样的法案，现在看来对老板并不严峻，可是起先为了改组最高法院计划双方激辩，一时无人顾及，后来来自南方工资很低的各州的议员又设法把它搁置下来。罗斯福出巡，觉得人民拥护政府，回来后就召开国会特别会议。众议院对工资工时法案予以否决，再提还是否决。最后在1938年6月末，才获得通过，送往白宫给罗斯福签署。

这时罗斯福早已拿定主意，要向国会开刀。参加中期竞选的民主党人，好的要当选，坏的要下台。艾尔本·巴克利跟肯塔基州州长A.B.“快活人”钱德勒竞选议员，钱德勒在预选中呼声很高。罗斯福早在这年春季就给巴克利写过公开支持信，信中写道，“他的对手是休伊·朗格式的危险人物，可是能力不如朗格”。接着他又把约翰·L.刘易斯请来白宫，劝他运用工会的人力附力支持巴克利。最后——这应该是最后一着——他还宣布自己将亲到肯塔基州帮巴克利竞选。不幸当地工程兴办署的负责人太想讨好总统，竟然也出面徇私，为巴克利拉票。这一步走差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予以揭露，证据确凿，无法否认。如此开端，未免不妙。【后来国会在1939年制订《哈奇法》，由此规定，凡不属制订政策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不得插手政治斗争。】

1938年6月末，总统发表炉边谈话，全国都从他亲口说的话里知道，各地议员预选，总统决定出面干预。总统提醒选民说，先前第七十五届国会的民主党议员能够当选，都由于在竞选时支持“坚定的自由派”政纲。他追溯一年来在工资工时方面的斗争，指出“铜斑蛇之多，前所未有”。“铜斑蛇”指的是内战时期同情南方奴隶主的北方人，这个名称当然刺耳。总统阐述了自由派的原则，然后说，“作为民主党领袖”，他觉得“自己完全有权就少数个别事情发表意见，这里明摆着的问题是，某些人争取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是本着这些原则呢，还是分明滥用我的名义。”

总统说的不过这么几句话。可是报纸主笔们先前大事渲染“改组法院”的说法，很是成功，以致于弄得读者不知这是改革最高法院的一项措施，此时他们又马上说总统的新行动是什么“清党”，谋使人们联想起一年前莫斯科的流血事件。看到某些报纸，人们真的会以为总统手拿镰刀，在全国东跳西窜，如果有什么并无恶意的人偶然壮起胆子对他提一些客气的不同意见，就会被他当场削掉脑壳。

可是罗斯福到底有什么打算，确也使人摸不透。吉姆·法利懂得及时引退，他跑到阿拉斯加，唉声叹气地说，“这一回垮啦！”拿政界老例来权衡，总能这样干确乎是要垮的。关于罗斯福这样一位全国性政党的领袖，普遍都认为，在所有入主白宫的政治人物中他是门槛最精的，这时却自寻烦恼。在中期竞选运动中，重要的是当地人望，并不是全国性的政策，而且所争论的也往往是地方性问题。1938年，这类问题之多，叫人眼花缭乱：宾夕法尼亚州有官场舞弊问题，加利福尼亚州有州定退休金计划问题，密执安州有静坐罢工问题，罗德岛州有赛马场丑闻问题，马萨诸塞州有贪赃枉法问题，新泽西州有土豪把持政党问题，各地又都有工潮，而在康涅狄格州吵闹得欢的则是一项革命性倡议，要花一千五百万元筑一条有四条车道的风景公路，通过格林威治、斯坦福德、新坎南、诺沃克、韦斯特波特，费尔菲尔德、特朗布尔等大小市镇。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说得好，“总统亲自出马，到各地为竞选运动抵挡头阵，这可不是维系总统统帅地位的办法。”

可是在罗斯福看来，这次竞选运动非同寻常。自从最高法院斗争以来，他就一直计划重新划清两党阵线。保守分子多数是共和党人，让保守分子都到共和党那里去吧。民主党呢，他觉得应该成为自由主义的工具。他准备以全国拥戴的和平时期英雄人物的身分，不惜栖性自己的个人威望，去进行巨大的政治改革。在运动的初期，情况是鼓舞人心的，他的名望丝毫未减。所到各处，欢迎群众之多空前未有。俄亥俄州马里塔镇有个老妇人跪下来，用手掬起总统踩过的尘土。爱达荷州火车必经的一个幽静的湖边，有人亲手垒了一个小平台，树起两面国旗，总统座车走过，他就在国旗中间立正，举手行军礼。

“快活人”钱德勒在车站迎候总统，当场受辱。这位先生脸皮很厚，打主意想沾总统的光，人们就差把他从专列后面瞭望车的平台生踢硬拖下来。他被赶下车后，总统当着群众，还着实轻藐地瞪了他一眼，肯塔基州人民由此心里就明白总统属意谁人。总统到得克萨斯州时，对众议员林登·B约翰逊和莫里·马弗里克表示垂青。至于曾经反对改组最高法院的参议员汤姆·康纳利，罗斯福则任命他所讨厌的一个本州人为联邦州级法院法官，而且当着他的面在专列后面瞭望车的平台上公开宣布。这么一来，康纳利给气得差不多语无伦次。在俄克拉何马、科罗拉多、内华达、加利福尼亚各州，总统对他所中意的候选人表态较为慎重。内华达州参议员帕特·麦卡伦原为总统所恶，却比钱德勒高明，下死劲挤到了总统的身边。整个说来，总统这次外科手术很是成功，所以在结束旅行，登上“休斯教”号军舰时，春风满面。在重要的竞选中，包括肯塔基州的，总统所支持的候选人都取得胜利。麦卡伦仅仅勉强入选。至于那些无关重要的选举。总统没有用自己的威望表示支持过什么人。

这时他准备出马大干一场了。在佐治亚州巴恩斯维尔市，他在车后平台上当众对参议员沃尔特·乔治恶眼相加。最后说他不配留在党内。乔治当即声明：“总统先生，今天你竟利用这一机会来对我的民主思想表示怀疑，挑剔我的政治经历，我深感遗憾。我正式表示接受你的挑战。”罗斯福反而不加思素地回答说，“我们还是保持友谊吧。”在场的其他佐治亚州民主党人战战兢兢，担心这样针锋相对，怎样才能不致于殃及自身？罗斯福坐火车住北走，又把南卡罗来纳州的“棉花艾德”·史密斯和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整治一顿。在9月上旬，他花两天工夫抨击泰丁斯，直斥此人“既利用罗斯福的威望，又借助共和党保守派朋友的金钱，两边沾光”来进行竞选。到了纽约州，他痛斥众议员约翰·J.奥康纳，这人的兄弟虽然多年前跟罗斯福合伙开过律师事务所，他本人却利用众议院法规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对新政法案诸多阻难。

人民投票的结果是罗所福的灾难和耻辱；唯有这一次，可以说他在选举中惨遭挫败。他想打入政治冷宫的十个人，只有奥康纳一个垮了台，而这还由于跟他竞选的人很有个人魅力，又有拉瓜迪亚，霍普金斯、科科伦和民主党当地头目爱德华·J.弗林为其后盾。所有其他的人，包括泰丁斯、乔治和头脑陈旧的史密斯，都是以绝对优势当选，甚至大获全胜。具有其独特面貌的南方民主党，现在成为一股很大的势力。后来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叹息地评论说：“实际上从1938年以来，有些民主党人二十五年来一直是同共和党投一样的票的……所以我们每逢立法方面有争议，就很难取得实际的多数票。”

1937年11月，力保地位的民主党人和恢复青春的共和党人在大选中短兵相接。保守派击败的民主党议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乔治·厄尔，威斯康星州的菲立普·拉福莱特，密执安州的弗兰克·墨菲。【由于工会照顾自己的人，墨菲被派为最高法院法官。】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有俄亥俄州的罗伯特·A.塔夫脱和约翰·布里克，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还有纽约州的托马斯·杜威。杜威曾与莱曼竞选纽约州长，几乎得手，人们已经说他1940年大有荣任总统的可能。虽然国会两院仍由民主觉多数控制，自由派在众议院的力量已经减半（林登·约翰逊当选，可是马弗里克落了选）。总计起来，那两年前似将继辉格党之后寿终正寝的共和党，竟赢得了十二个州长和八十二个众议院席位，并增加了八个参议院的席位，原任参议员的共和党人一个也没有落选。

在选举结束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总统，“你会不会碰上两党联合的反对派？”总统说看来不会。提问题的记者说，“我看是会的”，别的记者都笑了。总统故作神秘地评论说：“有些树长得离森林太近了。”

确实如此。向自由的领袖挑战的已不在美国，而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彼岸，在德国和日本。早在1935年圣诞节，罗斯福就写信给巴鲁克说，“我为世界大事忧虑，仍远过于国内问题，包括大选问题。”现在经过两次大选，他更是忧虑倍增。美国绝大多数人还是抱孤立主义思想，要唤醒他们提防远隔重洋的威胁是件难事，难到无法形容。可是有一点看来倒是肯定了的：国会山上联合起来反对他，暂时不会发生。要是大敌当前，即使是痛恨罗斯福的人也会马上转而一致对外。这一点蔡尔兹是承认的。他在1936年就写道，“如发生大战，对罗期福的仇恨就会马上消失，正象第一次大战对威尔逊一样。”1938年他又写道，“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能叫恨罗斯福的人态度转变，这当然就是战争。……那些痛诋罗斯福对内政策的人，谈到他的对外政策也不得不表示勉强同意，这不是偶然的。”

这个现象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那些批评他的人所赞同的对外政策，此时尚未制订。当时罗斯福还没有什么对外政策。他需要制订，这他是知道的。自从首任总统，他就开始研究对外政策，可是这项研究长期未得要领，后来变得紧迫起来。1938年中期选举十一个月前，即1937年12月的一天，原来安然停泊南京上游长江中的美国炮艇“帕奈”号，被日本帝国的飞机故意炸沉了。

第六章 原始恐怖的阴影笼罩下

1937年12月12日，跟四年后另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一般，【四年后即1941年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译者】正是美国海军休假日。这天，美国炮舰“帕奈”号上的官兵都觉得他们确实该休息一下了。这艘四百五十吨的浅水炮舰，本只是用来保护保护美国商船和侨民免受长江沿岸杂牌股匪的骚扰的，可是过去两天全体人员却整日整夜地忙。原来南京快要落到日本军队手里了，蒋介石的外交部劝市内的美侨撤走，于是星期六全天炮舰不停地把一批批的美国使馆人员、驻外通讯员、摄影记者和商人接上船来。满载的“帕奈”号在日军炮火近距离轰击下，启锚往上流航行。日军炮火迫击，炮舰走了二十七英里，在比较安全的江面挨着三条美孚公司油船泊定。日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者指责说，“帕奈”号是给油船护航，的落得这个下场活该。然而这是无稽之谈。按条约规定，长江是国际航道，挂各通商国旗子的船都有，谁也不给谁护航。

不仅如此，“帕奈”号舰长J.J.休斯少校当时之毫无顾虑，更更有其特殊理由在。十二天之前，美国驻日大使已将炮舰停泊地点和大致的任务通知了日本政府。休斯把舰上的星条旗挂得高高的，极其显眼。攻打南京的日军军官自无不知之理。也正由于此，他本人、他的炮舰、美孚油船才不免遭殃。下午一点半，两批机翼上有旭日徽的三菱战斗机飞来向炮舰和油船俯冲投弹、扫射，直至它们一一沉没为止。甚至死里逃生的人坐救生艇往岸边划，也被机枪扫射。结果两名水兵死亡，十一名重伤，一个侨民死亡。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想起当年的“缅因”号的往事【1898年2月15日，美国战斗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被水雷炸沉，美国因此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译者】，以为这回美国要向日本宣战了。

可是啥事也没有。东京作了解释和道歉，华盛顿欣然接受。国务院同意，“帕奈”号之受到攻击是一场“误会”。其实不然。据后来在上海设立的法庭的调查，击沉炮舰是由日军负责军官下的命令，证据确凿，其用意极大可能是想试探美国胆量如何。果真这样，日方实在应该很开心的。这时，东京政府告诉格鲁大使说，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已经不再适用了。但是，倘若中国认真关了门，那么，破门而入的最大暴徒岂不正是日本皇军？然而日本侵略者的说法虽有内在矛盾，自己却毫不在乎，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明白美国是一只纸老虎。盖洛普曾就“帕奈”号事件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有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赞成把所有美侨，包括传教士和医生，撤出远东。塞谬尔·埃利奥特·莫里森一针见血地说：“显而易见，除格鲁先生外，美国人谁也记不得‘缅因’号事件了。”

※※※

依然记得这个事件的人或许要指出，“缅因”号炸沉地点离美国本土只有九十二英里，“帕奈”号可是在七千英里以外被炸沉的。三十年代不同于七十年代，距离远近关系可大了。事件发生后，美国信使不能随即坐班机回国，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国际班机。过一年半，泛美航空公司才开办最早的定期横越大西洋的客运班机呢。甚至从本国东海岸飞到西海岸，也要一天一夜。至于“中国飞剪”班机，只载邮件，从旧金山飞到马尼拉要五十九小时四十八分钟之久。【固然，1938年夏季霍华德·休斯不用四天工夫就环绕地球飞行了一周，可是他是豁出命来干的，好多人认为这只是为了出风头。】美国人要出国（这种人寥寥无几）就坐远洋轮船。从纽约去罗马，最快的船要十天；加利福尼亚和东京之间，即使船长能干，天气合适，也得十五天。战前横渡大洋可真费事，记住这一点，才能理解美国人在大萧条时期的孤立主义情绪。

当然，还有别的问题。对和平主义者来说，再来一场象上回那样又愚蠢又恐怖的战争，是万万不行的。他们认为1918年的欧洲盟国赖债不还，是可鄙的，英国尤其可恶。只有在东海岸和南方，亲英派才多一些。既然讨厌旧大陆，政治上必然有所表现。理查德·H.罗维尔和小阿忽·M.施莱辛格说得好：“五大洋中，美国孤立主义者向来只喜欢太平洋。道理很简单：太平洋不是大西洋。孤立派反对把‘欧洲人的思想’引进美国政治生活，可是他们从来不用反对引进‘亚洲人的思想’，因为几乎谁也没有这样做过。说真的，在特别激烈的孤立主义者当中，几乎可以闻到一种仇视欧洲的味道。”还有，他们对于东部各州那些既有钱又饱受教育的偏爱欧洲的人，更是恨之入骨。

1937年，这种仇欧情绪还因耳目不灵而进一步加深了。大萧条弄得美国人只关心自家的事，即使别国出了乱子，他们也根本没有闲工夫来过问。何况每遇国际危机加深，国内总是同时也发生引人注意的事。看看下列的排比，是颇有启发性的：

希特勒实行独裁　　　　　　1933年3月 　　　罗斯福就任总统

德国重整军备　　　　　　　1935年3月 　　　新政第二个百天

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　　　1935年10月　　　休伊·朗格遇刺身死

德国重占来因区入高潮　　　1936年3月 　　　最高法院向新政派挑战进

罗马－柏林轴心成立　　　　1936年10月　　　罗斯福竞选连任总统

中日战争开始　　　　　　　1937年7月 　　　工潮

德国并吞奥地利　　　　　　1938年3月 　　　经济衰退

随着“帕奈”号军舰沉沦水底的人，并没有被遗忘，可是为他们伸冤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总统在事发前两月就察觉了。他出外巡视回京途中，在芝加哥下车，准备为公共工程署新建的外湾桥主持落成典礼，当晚下榻芒德兰枢机主教乔治·威廉家中。主教是公开反对极权主义的第一位宗教领袖，骂过希特勒是“奥地利的裱糊匠，还是个劣等的裱糊匠”。第二天，总统在落成典礼上演说，放了一个试探气球，说：“在世界上横行霸道的瘟疫，现在蔓延开了。每当一场侵害人们健康的瘟疫初起，社会上都会赞成并实行隔离病人，借以保护本区居民的健康，防止疫症蔓延。”他说，爱好和平的国家应该同世界各国一致行动起来才好。这一番有声有色的布道，正是罗斯福的看家本领。他希望美国人注意，他们果然注意了，可是继之而起的却是震耳欲聋的叫嚣反对声。报上的评论，私人的来信，都骂他是战争贩子。把侵略者隔离起来吗？这种口吻太象威尔逊了！有一封来电很典型：“如你‘痛恨’战争，请勿发表此种言论鼓动战争。”总统一下子触到了美国人的神经极端敏感之处了。一夜之间他便被迫转为守势了。后来他暗地告诉一个朋友说，“你一心想领导人们前进，回头一看，跟着的却一个也没有。真可怕啊！”

不过有几个人还是跟着他的。芒德兰枢机主教是一个，犹太教长斯蒂芬·S.怀斯是一个，曾任胡佛政府国务卿的亨利·L.史汀生也是一个。总统放出气球被人打落之后，史汀生写道：“罗斯福先生似乎认为，美国人还吞不下太厉害的政治药剂。”总统确实变得小心多了。虽则国际联盟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动，国务院官员却在会议席上心平气和地跟日本外交官讨论远东局势，这种做法很难说是什么防疫措施。伊克斯认为，“看总统的神气，多多少少是放弃原定计划了。”

其实这是假象。罗斯福的领导工作是复杂多面的，说话确也往往前后不一致。他不是丘吉尔那样，在茫茫黑夜中独自大声疾呼。他得留在比武场上继续奋战，他的才华也正在此。他从不让群众意见跟自己距离太大。可是他没有收回那次关于“防疫”的讲话。相反，他悄悄地仍然沿着原定的路线前进。他在12月21日说：美国要孤立于二十世纪的世界之外，是不可能的；他不能为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他在安大略省金斯顿市【属加拿大。——译者】还许口说，加拿大如遭侵略，美国不能“袖手旁观”。

总统反复说明自己如何痛恨战争，甚至称赞起中立法案来，其实他是讨厌它的。自威尔逊以后的历任总统中，确立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他是第一人；当孤立主义洪流泛滥之际，是他力挽狂谰，扭转历史的。然而，不管总统要在国际上干点什么，都会有人大喊大叫起来。两党的自由派议员，——惠勒、海勒姆·约翰逊、皮特曼、博拉，——联成一气，要“坚守美国堡垒”。博拉认为，外交就是强权政治。《时代》周刊那时是死硬的孤立主义观点，就表示担心“罗斯福过于热衷于搞国际强权政治”，而极口称赞博拉。它有一阵子甚至每一期都给所有国外新闻加上一个总标题：“强权政治”。美国人如果去过西班牙参加反对佛朗哥的战争，要吊销护照；美国商人继续向日本供应它需要的石油、废铁的半数，而当时如果不是这样，日本是无法同中国打仗的；全国防止战争委员会甚至想禁映“帕奈”号被炸沉的新闻片，因为这“不免要惹动美国人大发脾气”。

就在那几个月里，戴斯领导下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发现了新政原来是“搞共产主义的”，而对于库格林神父的活动则置之不问。按此人在纽约布朗克斯区一次集会上举手行纳粹式敬礼，叫嚷说，“等到我们把美国犹太人收拾干净，那时他们就会知道，德国当年对付犹太人的办法实在算不了什么，”库格林手下的“十字军”、公民自卫联盟、基督教阵线、美国爱国团、德裔美国人同盟——所有这些组织的活动，戴斯仿佛都视而不见。右派组织吓唬国会，有时竟也获得成功；罗斯福请求拨款巩固关岛防务，众议院不同意，因为怕东京认为美国有意挑衅。此案最后以二百零九票对一百六十八票予以否决，众议员兼广告商布鲁斯·巴顿乐得高声大叫，“关岛，关岛，丢了完事了！”关岛确是丢了；珍珠港事件后一周，日军果然占领了它；1944年8月收复关岛时，海军陆战队付出了伤亡近八千人的代价。

1937年4月下旬，国会批准了延长《中立法》的有效期限。《纽约时报》评论说：“国会通过这个名为中立实不中立的法案，大概是国内孤立主义情绪达到顶点的标志了吧？”《时报》是过于乐观了，顶点要等到九个月以后呢：印第安纳州众议员路易斯·勒德洛提出一个十分荒唐的法案，说即使国会对外宣战了，也要等到全国公民投票多数赞成才生效。罗斯福总统写信给众议院议长威廉·s.班克黑德说，如果通过这样一个修正案，政府就无法办外交了。可是据头一次民意测验的报告，全国竟有百分之七十三的人表示赞成；再次测验，赞成的减到百分之六十八，于是，提案退回委员会重作审议。众议院投票结果：二百零九票赞成，一百八十八票反对。幸而赞成人数不足法定需要的三分之二，美国才没有陷入绝境，否则，正如罗斯福对班克黑德说的那样，外国就尽可以对美国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民主国家是随风而逝的散沙”，这是墨索里尼在1937年说的话。有时看来真的象是如此。国务院让中立法绑住了手脚，眼睁睁望着日本一个将军占领广西，向印度支那边界挺进，在谅山跟法军军官握手（四十至七十年代，军火源源输入越南，就是通过这个关口。）孤立主义者神经过敏，象害了妄想狂似的，总统一举一动，他们都认为别有用心。英国国王和王后决定访向美国（为的是对上流社会所说的“辛普森夫人事件”做一些弥补工作），众议员汉密尔顿·菲什竟危言耸听，说什么“美国要重新沦为英国殖民地啦”；来自波士顿的众议员乔治·霍尔登·廷罕也说，“现在的美国外交政策已被秘密谈判操纵了，很危险。”；议员博拉则提醒总统，在当他同英王、英后谈话间歇之际，不妨顺便问问两位陛下，英国在1914到1918年间欠下美国的二百一十三亿八千五百万元战债，什么时候才能还清？

应该记住反对派的这种本性。由于这种本性，也由于罗斯福深知美国处境危险，所以面临历史上一大难题。此后几个月，他不得不扩大总统的权力，从而创立了一些先例；后来别的总统借此滥用权力，不顾宣战权在国会，此是后话。但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的看法是，如果罗斯福当时不这样做，就是背弃了他就职时的誓言，应该受到弹劾。因为，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跟国会中的批评家不同，他们是看到了各驻欧使馆的来电的。他们明知捷克危机迫在眉睫，希特勒野心勃勃，而英法两国政府既无胆量，又无应变的本领。无论伦敦的白厅、巴黎的外交部，都为之栗六不安，唯恐战祸重临。当然，在罗斯福的华盛顿，也不乏失败主义者：上一个财政年度，陆军部的新军备预算只限于增购加仑式步枪一千八百七十枝。也许这只是由于将军们讲究现实，因为钱要得太多，国会是很难批准的。可是总统却看到了另一条出路。他知道，就是最顽固的孤立派，一想到要“坚守美国堡垒”也会赞成美国需要拥有强大的海军的。所以，他便在1938年1月28日前往国会，要求拨付十亿美元建立“两洋”海军。

他果然如愿以偿，国会通过了《文森海军法》。与此同时，他又派霍普金斯到太平洋沿岸各州进行调查，了解普通飞机厂改为军用机厂要花多少时间。霍普金斯后来说，总统断定美国不免一战，并且“相信有了空军就胜利在握”。1938年总统公开说，美国需要八千架军用飞机，闻者无不吃惊，包括陆海军高级将领。唯一例外是陆军航空兵的阿诺德将军。将军向总统报告，德国大概已有八千架轰炸机和战斗机，美国可只有一千六百五十名飞行员和几百架过时的飞机，订购的十三架B－17机要到1938年底才能交货。他还尖锐地指出，现代武器由设计到实际投产，时间很长。罗斯福开了绿灯，叫他动手扩建空军。战后阿诺德表示，当时如果不是罗斯福批准所请，1944年诺曼底战役就不能一举击溃德国空军，盟军也不能如期在6月6日登陆。

在那些被蝗虫吃光的年代①，美国军备又不充实，因此罗斯福只有劝说人家的份儿。讲道理从来不会有什么国家洗耳恭听的，但总无妨一试。他那一套企图以国际谅解取代侵略行为的做法，早在西班牙和中国向题上失效了。可是他不死心，又写信给英国首相张伯伦，提议召开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来修订条约而不动武，并保证各国所需的原料。张伯伦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他自有打算；他答复说：罗斯福的这个会，结果无非把英国的新政策——对德、意、日独裁者给以“某种怪度的安抚”——搞垮就是了。

【①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第五章中曾引用圣经上的一个生动的说法，意即被荒废了的年代。丘吉尔意指在这段时期内希特勒已上台，开始重整军备，而英国在这段时期内却还在大谈和平、裁军，无所作为。本书作者也引以为喻。——译者】

安抚要安抚到什么地步，张伯伦没说，但是世界各国不久就知道了。1938年春季，德国“元首”叫喊说，住在苏台德区——毗邻德国、壁垒森严的捷克山区——的日耳曼人备受虐待，宣传部长戈培尔还指控捷克私藏苏军飞机，让俄国人在境内筑机场。尽管捷克屡次愤热否认，德国仍然不断叫嚣，而且在他们骂得最凶的时候，捷克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病逝了。在为故总统治丧期间，捷克警察禁止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示威，因而来自这个山区的议员就拒不出席议会，希特勒也马上扬言要用武力解决。一时欧洲陷入了几乎绝望的危机中，美国人因为有收音机，知道得一请二楚。

利用广播从欧洲现场报道重大事件，先例不多。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全国广播公司（全广）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哥广）曾把新闻概要从英京向美国播送：英王乔治六世加冕，英国广播公司（英广）也曾用六个广播员宣传大典盛况；1938年初，伦敦和芝加哥曾交换广播内容；同年美国人还第一次听到东西两岸互送的广播节目：艾尔·古德曼乐队在纽约演奏，W.C.菲尔兹乐队在好莱坞演出。定期广播评论的人，例如洛厄尔·托马斯和快嘴子弗洛伊德·吉本斯（每分钟广播二百一十七个词），都不等看报，直接从通讯社电讯条上取材。可是哥广甚至一个固定的驻京访员也没有；什么时候要从华盛顿广播新闻，就由参议员刘易斯·B.施伟伦巴赫临时客串。直到纳粹德国突然入侵奥地利（这发生在捷克危机前六个月），欧洲所有重大事件，美国从没有认真地进行广播报道过。现在全欧鼎沸，于是哥广经理保罗·怀待便从纽约打电话给远在伦敦的威廉·L.夏勒，想组织半小时的广播，综合报道巴黎、罗马、柏林、维也纳、伦敦五处的情况。他问，“你办得到吗？”

要说办不到，理由是充分的。爱德·默罗当时在维也纳，远隔伦敦六百英里，而且德军正挺进奥国，重要线路随时有切断的可能。即使他们俩愿意勉为其难，他们还得在五个国家的首都弄一些缺乏广播经验的评论员临时上阵，又要请技术人员，租发射台，编排各地现场广播的时间，一秒钟也不能差。况且，时间也来不及了。纽约办事处要录当天晚上就来个“综合报导”，但那是个星期天，办公室关门，技术员休息，各广播机关值班人员自己不能做主，而且连本国语里那些奥妙古怪的无线电行话他们都不懂，更何况英语呢？在理论上，难关简直无法打破，想打破它是发疯。但是，夏勒说，让他们试试看。

他想办法跟默罗通了话。默罗那时正在目击赛斯·英夸特【1938年2月，希特勒为实现其并吞奥地利的阴谋，迫使奥国总理许施尼格任命奥地利纳粹党人赛斯·英夸特为保安部长。——译者】手下那些暴徒在栗树成行的大路上列队前进，边走边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元首！”这两位青年美国记者一步步搭起个架子来：罗马有国际新闻社（国新）记者弗兰克·格瓦西，巴黎有《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埃德加·安塞尔·莫勒，柏林有夏勒的一个报界朋友，伦敦还有一位女议员，她愿意放弃周末休假，在英广电台播送新闻。就这样，各地的播送问题都解决了，只有罗马除外；意大利人却想不出什么办法能把格瓦西的声音从陆路送出来，通过瑞士边境，接上日内瓦的大功率发射台。不过罗马的无线电话能通到伦敦，于是格瓦西就在罗马一个公用电话房口述新闻，夏勒在伦敦复述，转播到纽约。就这样，“世界新闻综合报道”节目算是略具雏形了。这对于将来，对于美国舆论，都有深远的影响。

早先在1914年7月，合众通讯社记者卡尔·冯·威甘德曾拍发一份一百二十八个词的电报回国，报道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奥匈帝国送交塞尔维亚政府的最后通牒，报社因此责备他浪费。现在，虽说国内孤立派得势，美国人却想知道大西洋彼岸的情况。1938年春末一切暂呈平静；捷克不肯屈服，希特勒也知难而退，说可以谈判。但是奥国一被并吞，中欧战略形势就大起变化，德国领士扩张，已经从三面威胁捷克了。然而捷克的态度仍然倔强，这未免叫英法为难。这两个国家先前跟捷克都曾订下条约，有贵任支持捷克，这时后侮了。可是整个夏季谈判不断举行，看来不会出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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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希特勒来到纽伦堡，在纳粹党年会上发表演讲。正如《剧艺报》所说，对于这件事，当时美国两大广播公司处理方法不同。全广打算广播实况录音，但是它的方针是“少谈欧洲当时焦急紧张的心理。”哥广可认为这是重大事件，要加以渲染。星期一上午，哥广广播员提醒听众说：“整个文明世界都在捏一把汗，等着听希特勒的演讲。他只要说一句什么话，整个欧洲就有陷于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下午2点15分，一个广播员又插进来说，“我们现在打断伊诺·莱克的节目，改播全世界等待着的希特勒演讲，他快要在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上谈德国外交政策了。……我们现在就转到德国纽伦堡。”这个演讲由柏林短波电台转播，字字清楚。第二天《剧艺报》评论说：“希特勒讲来有气魄，有魅力。有个时候广播给人印象深刻极了：希特勒把听讲的数以千计的纳粹党员都煽动起来，大家发狂似地高呼‘希特勒万岁！’‘胜利万岁！’”

哥广一边转播希特勒的演讲，纽约分台人员库尔特·海曼就一边口译某些段落，驻纽伦堡记者库尔特·冯·福斯特迈耶也帮着译几句。至于全广广播员，《剧艺报》对他可没有好评，说“仿佛是有意贬低这篇演说的重要性”，又没发表什么评论。在哥广发表评论的是一个默默无闻、年已六十的德裔哈佛大学毕业生，名叫汉斯·冯·卡顿伯恩。下午3点36分，希特勒演说刚完，卡顿伯恩就来一篇透彻的分析。他说：“希特勒已经说过话，全世界都听到啦。……演讲里提到了，而且通篇都明确宣布了，所谓‘捷克对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压迫’，德国再也不能‘忍受’下去，捷克政府必须跟这些人达成协议，不然德国就要动手逼他们这样做啦。”演说里边的每一个细节，卡顿伯恩都提到了；希特勒透露了一些新消息，例如说齐格菲防线上有十二万德国人昼夜不停地干活，卡顿伯恩也指出了。

美国报纸那时还要跟广播电台比比高低，每逢有重要新闻就出特刊。特刊赶印好了，报童就沿街叫卖“号外！号外！看重要新闻！”一时之间，各处都有人叫，德国动员啦！意大利动员啦！捷克动员啦！法国动员啦！英国动员啦！陆军开拔啦！舰队出海啦！飞机移驻有伪装的机场啦！登在报上的张伯伦照片面目模糊，他雨伞不离身，往来奔走于戈德斯贝格、贝希特斯加登和伦敦各地之间。英国儿童带上了小小的防毒面具，被送往乡间；法国人在公园里挖战壕；欧洲随时有变成火海的可能。

千百万美国人这时才第一次在收音机听到希特勒的声音，觉得他话里满怀仇恨，不禁失惊。他口中的德语咬牙切齿，象是毒液四溅。精通德语的人——罗斯福就是一个——能直接听懂，其余只靠翻译，尤其是靠哥广那个主要时事分析家卡顿伯恩。据《剧艺报》说，“在广播史上，除英王爱德华八世的退位演说外，卡顿伯恩的分析听者最多，也最感兴趣。”但是他已经上了年纪，干这种工作十分吃力。从星期一起，只在十八天内，他就从纽约哥广大楼十七层第九播音室连续发表了八十五篇无讲稿的广播，什么时候能松一口气，就躺在桌子旁边那张帆布床上打个盹。到了第十九天他才离开大楼，衣衫不整，形容憔悴。因为美国大众这时对德国很有反感，他连名字也改动了一下：原先叫汉斯·冯·卡顿伯恩，这时缩短为H.V.卡顿伯恩。【冯在德语指先代原是贵族。——译者】一时他成了美国最有名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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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问题摊牌阶段开始了，那个星期一晚上七点三十分，罗伯特·特劳特在哥广接班主持现场汇报：

特劳特：今天晚上，当全世界正在消化希特勒总理在纽伦堡发表的那篇等待已久的演说的时候，我们现在放送伦敦、柏林、布拉格、巴黎这四个地方相继发来的消息……报道新闻的是：本台欧洲办事处主任爱德华·默罗从伦敦播送；美联社记者梅尔文·怀特莱瑟从柏林播送；本台派驻中欧代表威廉·L.夏勒在布拉格播送；《芝加哥每日新闻》社记者约翰·T惠特克在巴黎播送。现在由默罗先生先从英国伦敦对大家讲话……

默罗；今天晚上，伦敦乐观气氛不浓……

广播的安排，听来好象十分妥当周到似的；只有报界老手才听得出，哥广访员其实很少。虽然三十岁的默罗和三十四岁的夏勒头衔很长，哥广节目仅仅有他们这两个新闻分析家，而且哥广在整个欧洲也只派出这两个访员。他们在欧洲大陆到处跑，用电话互通消息。汇报节目是由他们七拼八凑起来的，这种搞广播的方法真是异想天开。他们居然获得成功了——而且是大成功——只因欧洲人对时事所知极少。不过，要知道内幕，还需要再过一些时候呢。几个月后，哥广派埃里克·塞瓦赖德到荷兰去加强采访工作，荷兰人听说他竟要向美国播送当天新闻，吃了一惊。早先访员从荷兰向美国广播，只谈本地风光，如郁金香怎么盛开，风磨怎么多之类。欧洲人觉得广播应该只供娱乐——说真的，多数美国人过去一向也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叫新闻界保守派吃惊的是，通过电台来报道欧洲动荡不安的情况，非但不逊于登报，而且越来越觉得行之有效。卡顿伯恩稳坐第九播音室，一边吃夹馅面包，喝黑咖啡，一边就听到默罗和夏勒二人草草建成的通话网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报告准确可靠的消息。因为欧洲各国记者苦于新闻检查，而美国仍有新闻自由，所以9月里发生的危机，美国人比欧洲人所知还多。英国广播公司甚至不许丘吉尔在电台发表讲话，生怕他乘机破坏和平谈判（这一怕是有根据的）。英国有个杂志编者说，读者要是想知道捷克危机的实情，还是去听美国的短波广播吧。

不用多久，默罗就几乎跟卡顿伯恩齐名了。9月这个月里，默罗自己广播了三十五次，还组织记者分别从欧洲十八个城市口头报道共一百一十六次。作为驻欧办事处主任，他是第九广播室衔接欧洲的纽带；什么时侯无线电话发生故障或者语音不请，留神细听的美国群众就听到卡顿伯恩压低声音不耐烦地说：“叫默罗回话！叫默罗回话！”危机发生后早先那几天，这种情况不多。入春以来，驻欧记者已经大量增加，哥广安排了一位捷克女电话员，处理上百次电话联系。当时天气晴朗，欧美双方对话清晰可闻，真的能跟驻欧记者们隔着大西洋开“圆桌会议”。广播听众手里拿着哥广应索寄赠的“欧洲危机示意图”，同时就听到默罗或者夏勒跟卡顿伯恩或者特劳特彼此交谈，在图上又能看到法军开往马奇诺防线或者波军调往西里西亚。大致说来这有点象“掷采购地”的游戏。【一种在棋盘上进行的游戏，先掷骰子，赢了就取得某块地产。——译者】

到了9月15日，也就是危机发生后第四天，电台忽然出问题了。欧洲各国军队已经进入了阵地，外交官们每时每刻都在争吵，希特勒和张伯伦互相瞪眼，——谁也料不到张伯伦不消多久就瞪不下去了，——偏偏就在这时候天气变了。用短波播送不象用普通电波，极易受大气层的干扰。一天天过去了，可是哥广老是听不到欧洲来话，卡顿伯恩叫默罗回话也杳无声息，于是只好转而靠电讯新闻。忽然间，全广驻欧记者来话清晰可闻，这叫哥广人员吓得一跳。原来全广异想天开，从欧洲播往南非开普敦，经过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转送纽约。这样绕了个大弯，欧洲来话的路线延长了两倍，可是只慢了几秒钟，但字字清楚。哥广接着也依法办理了，不过他们还是觉得直通广播更好。

大西洋天气还是十分糟（洋面出了什么事啦？），可是布拉格的局面忽然急转直下。捷克倔强如故，它的伟大盟友英法两国生起气来，要对它不起，以示惩罚了。9月21日清晨2点15分，英法驻捷公使把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从床上叫了起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英法两国要弃盟背约了。虽则有约在先，可是现在他们决不出兵，捷克要么向德国独裁者屈膝投降，要么孤军抗战。那天从早到晚，贝奈斯找阁员开会，找政党领袖商量，向带兵将领征求意见，疲惫不堪，一步一拐。9月21日下午5点左右，贝奈斯政府屈服了。捷克发表公报对全世界说：“我们别无出路，因为孤立无援。”贝奈斯说，“有人卑鄙无耻，把我们出卖了。”

欧洲时间下午5点，在纽约和新英格兰各州还只是上午11点。电台技术人员照旧埋怨海上天气不好，商船水手也嘀嘀咕咕，说早一天日落时分天色好象黄铜，很怪。可是没人因此担忧。早报上的天气预报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它说：“今天有雨，气温转凉。”

说的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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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美国气象局，比之日后设备简陋得多。三十年后那些高级器材，如雷达示波器、喷气式空中观测机、装上电视录象机的天气情报卫星等等，当时一无所有。当时主要的仪器是十六世纪的温度计，十七世纪的水银气压计，中古时代的风标。最急需的是海上情报。陆地前沿气象站可以互通消息，可是海上情况神秘莫测，因此气象人员只能靠商船和班机的自动观测。大萧条时期，政府不会拨款给局里自备高价的飞机出海巡视，所以他们不是自己心里纳闷，就是随便猜测一番。他们老早知道，有朝一日会猜得大错特错的，现在果然出大岔子了。

可是倘说气象局无计可施，只有无辜挨骂的份儿，那也不对。说得直率一点，当时的气象局是个十分松懈的组织。有些新技术别人早已掌握，他们还不懂。研究风速和气压的度数，从而估计风暴是否将要来临，这是一切合格的航海人员都要会的，但是好些天气预报老手竟不知道。而且，气象人员既然急需数据，但那天在暴风突至，连电线杆也吹跑了之前，竟不打电话交换一下情报，这也是惊人的。更妙的是，9月21日《纽约时报》居然发表社论，对气象局夸奖一番。他们那平淡无奇的天气预报，就登在当天《纽约时报》第二十七版左下角上。美国史上为害最大的飓风——同时也是1815年9月23日以后第一次袭击长岛和新英格兰各州的飓风——眼看就到，可是预报里竟只字全无。

要比较有把握地标出风暴所经之路，是可以做到的。大西洋的飓风（海员们称之为热带旋风）最初只是在空气中来点小骚动，地点是撒哈拉沙漠以西、佛得角群岛以东的无风带，这是个夹在从东北和东南吹来的信风中间的平静地区。赤道旋风初起之际，有一股湿热的圆柱形空气开始上升，较冷的空气窜到它的底下，这个循环运动逐步加速，又因地球由西而东地旋转，这就把气流按反时针方向推向西半球螺旋也似地转动起来。旋风经过海面时间越长，风力就越大。9月16日下午9时30分，巴西货船“阿勒格里特”号的船长已经察觉到了，当时位于波多黎各东北三百五十英里。船长发出无线电报，说来势不妙。

那时距离最近的气象站设在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港，他们辨识飓风最有经验。可是风暴在长岛、百慕大群岛和佐治亚州这个三角形海面上，那是美国气象人员觉得最怕打交道的地区。谁都知道那里风云变幻，可是他们这时对眼下所起变化心里无数。他们留神细听有什么遇难船只发出信号没有，可是听不见。要是那里有商船，必然不是漠视公共利益，就是已经沉到水晶宫里去了。可是杰克森维尔气象站虽说情况不明，仍然采取了正确的步骤，在9月18日（星期天）19日（星期一）连续两天发出警报。佛罗里达州居民经验丰富，马上买好蜡烛，堵上窗户。新英格兰各州有好些人外出，也掉头坐上火车回家避风。这会儿风速还赶不上火车，不过回到家中这些人依然逃不过一场大难就是了。

星期一晚，飓风转向，不来迈阿密了。杰克森维尔站尽忠职守，发报说风暴“向北迅速移动”，“向东北移动”也不无可能。风眼【这是飓风中心区，平静无风，周围风力才大。——译者】估计在哈特勒斯角南二百七十五英里，即离北卡罗来纳州不远之处。到了哈特勒斯角，风暴消息就应由华盛顿气象局发布，不属于杰克森维尔站的范围了。从这里起，气象人员就糊涂起来了，不，简直可以说是犯罪。为了了解当时情祝，我们应该记得，一个完全形成、时速七十五英里的飓风，它的力量实在不亚于五百个投向长崎的原子弹，带电也超过整个美国半年的用量。平常的飓风己经如此，何况当前的旋风时速超过二百英里呢？到底超过多少，只能猜测，可是星期一哈佛大学兰山天文台虽离旋风涡流九十英里，已经测出经常时速是一百二十一英里，阵风一百八十六英里，而远处风暴中心以西的纽约市，那帝国大厦顶部的风速纪录也有一百二十英里之猛。这一点华盛顿气象局不知道，可是已经收到了丘纳德白星公司班轮“卡林西亚”号船长的报告，说气压是27.85度，那是大西洋沿岸历史上有记录的最低的数据之一。可是局里的人员虽是全国最老练的气象学家，却从预报里删去“飓风”二字。9月21日下午2点，飓风己经把大西洋城那些铺路木板一块块掀了起来，将整所房屋抛过长岛海峡，但是华盛顿还说“热带旋风”已经迅速向海面吹去了呢。

纽约和波士顿的气象人员都听信华盛顿上级的话。气象界人人知道当天海上很不平静，可是赤道旋风已有一百二十三年不曾转向内陆，谁能料到此刻居然发生这种怪事呢？旋风打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特拉华、新泽西各州一路吹过去，安居内陆的气象人员看见气压计随风眼的移动降而复升，叹了一口气：“风过去了。”可是他们的仪表警告他们，风暴还远远没完呢。从上午8点半起，飓风的等压线就拉长了，成为好多个椭圆形，全都指向北方。可是预报员口口声声说，“强风方向不定”，仿佛这一天最好是放大风筝。话固热错了，可是由于祸不单行，他们更错上加错。原来飓风快来的时候，月亮刚刚最接近地球，太阳跟月亮一起施加引力，潮水就比平时高过一英尺。恰巧在高潮时分，风也到了。

气象人员可没想到这一点；看他们那些日志的措词，分明有个假设：既然迈阿密幸免风灾，就算天下太平了。可是他们只看仪表，却没有看到，正当风暴似乎由哈特勒斯角转向东北的当儿，有个几乎横亘整个北大西洋的异常宽广的稳定高压面把去路挡住了。前头是高压，而内陆又是高压区，旋风伸展不开。于是风力不是逐渐消散，反而愈来愈大，数以倍增。

长岛和新英格兰各州四天四夜大雨不停，空气异常闷热。人们耳朵怪不舒服，因为气压越来越低了。在弗蒙特州，人们觉得连空气也有海滨那种气味。飓风最喜欢的是温暖和潮湿，这时就向那长达六百英里的宽广而潮湿的平坦地带一个劲儿冲了过来。就在大风登陆的当儿，有一条可怕的气象学原理又发生作用了，这便是，通常飓风登陆就会减弱，可是由新英格兰海岸直至加拿大，地面一片潮湿，飓风打这儿吹过，会跟在加勒比海面一样凶猛。风一边吹，一边增加速度，弄得风眼移动的速度竟如美国中部的龙卷风一样快，时速达六十英里，当晚就能到蒙特利尔。

从纽约下午1点的广播，可以略知那里有些预报员终于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他们说，风暴改变了路线，“可能袭击长岛”。这话说得不错，比新英格兰后来听到的报告更能引起人们警惕，可是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已经来不及了。何况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听到这广播，海岸警备队也没有奉命戒备。由梅角【在新泽西州。——译者】到缅因州这个全世界最富饶的海岸地区，竟毫无防备。有些惊人的事后来才知道，例如：有个长岛居民几天之前向纽约商店函购一个气压计，9月21日早上寄到，打开一看，指针指着29度以下，刻度标明：“有飓风和龙卷风”。他把气压计使劲摇晃，又往墙上磕一下。指针依然不动。他一气之下，把气压计重新包好，开车往邮局寄回原店。就在离家那一会儿，他的房子竟教风刮跑了。

事情就是发生得那么迅猛。气压计刚下降到27.95度，顷刻之间风就到了，据住在长岛南边海滨的人说，眼见“一片大雾从海上滚滚而来，又浓又高，象是一道城墙。”“可是，”（这人还补充说）“等到那道城墙来近一点的时候，就看出原来不是雾，是水。”外头狂风阵阵怒吼，屋里门框呜呜作响，到下午2点半，那高似城墙的海水就直扑由巴比伦到帕乔格的海滩。飓风初到，势头猛极了，连阿拉斯加州锡特卡镇的地震仪也标出它的冲力，而那以一百英里以上的时速往北吹去的浪花，竟打上了弗蒙特州蒙比利埃市的住家的窗户，形成一片白茫茫。一见那高达四十英尺的巨涛奔腾而来，有些长岛居民就跳进汽车，往内陆飞跑。在逃命途中被海浪卷走的不知道确数，可是幸而逃出的人后来估计，他们一路开车时速足在五十英里以上。离海面一英里的库格地方，那些绿草如茵的场地翻滚着两英尺高的海浪，有一座别墅（房顶上趴着十个人）整所浮了起来，被冲走了。

J.P.摩根有一座价值数百万元的巨厦在格连湾，给吹成一片瓦砾。西汉普敦好些有三十个房间的别墅被水冲走，而且主人无法重建，因为连地也冲跑了。有十七个人在这种楼里的二楼上挤在一块，水深齐胸，接着墙壁就轰然塌下。一百九十英尺的麦凯无线电高塔靠近蒙托克岬，被海涛卷走了。布列奇汉普顿的铁路货车站，一下子就挪到铁路的另一边。六十七吨重的卧车被打得左摇右晃，不少渔船被打成两截，长岛的渔村房屋活象海上船只，随波飘到了康涅狄格州。整条海岸线变了样，而且这分明只是个开头；现在可以看出，有一千三百万居民，从美国境内的纽黑文、哈特福德、斯普林菲尔德、北汉普顿、弗蒙特州直至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都在飓风的进军路上。要是风来早三周，准有六千人死于非命。就是如今这样，在那狂风阵阵，巨浪如山的长岛海峡沿岸一带，那些清晨还是舒服无比的山庄别院，此刻已是墙崩屋塌，尸体翻腾。

下午3点40分，在那状似油煎面圈的飓风的前沿把耶鲁大学那些有名老榆树连根拔起的时候，风眼来到了长岛。岛上幸而生存的人以为得救了。太阳出来了，天色蔚蓝，残垣断壁之间和风飘拂。之后，远处又来了一阵咆哮之声，人们知道又遭殃了。其实最坏的时刻还不曾到来，因为力量最大的是风眼后头的阵阵狂飙。这个阶段的奇闻再也不会有人讲了，因为身历其境的人没到黄昏就无一幸免。我们只知道这跟着来的风暴把外层隔水海滩西汉普顿那一段全部冲毁了，把无数沙丘卷走了，把残存房屋大部分扫平了，把梅德斯通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淹没了，把蒙托克公路和长岛纳皮格海滩铁路泡在水里，并且暂时把长岛隔为两半。在风势最猛时，真的有一对夫妇带着两只狗跟一个海岸警卫队员一起凫水过莫里奇斯海湾。上岸之后，那落汤鸡也似的妇女对旁人说，长岛已经沉下去了，他们惊异不置。他们住的那个地区真的几乎沉了下去。西汉普顿原有一百七十九所房子，竟有一百五十二所完全无影无踪，其余也破碎不堪，再也住不得人了。屋里屋外，共有二十九具尸体。

事实上，长岛起了防波堤的作用，康涅狄格州沿海一带，东至纽黑文，西至布里奇波特（这两个城市除风灾外还有其他问题），长达七十英里，都靠长岛保护。至于那没有屏障的康州海滨以及蒙托克岬以东的罗德岛州沿岸，海浪就冲得更凶，其中受打击最大的要算是纳拉甘西特湾口的普罗维登斯。有一阵大浪高达一百英尺，从海湾横扫过来，首先把普罗维登斯那些码头统统砸烂，然后落在市政厅附近，把路上行人全部淹死。除此之外，海浪还把路上汽车里的人抛出车外，当时有的正在开车，他们因此反而得救，不至在车里活活淹死。大浪打下来后，市内商业区平地水深十三英尺，警察坐摩托船在林荫道和交易所大街来回巡逻，几千辆汽车头灯在水底发亮，喇叭也因电流短路呜呜直响，那种交通阻塞，乱七八糟的样子恍如梦魇。

这时，那怒号狂啸的飓风正在横扫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两州，当天下午到处一片灰暗，好象飓风有意掩盖其凶暴似的。美以美会大学有个石头教堂，它那个尖塔已有一百年历史，也给吹倒了。新伦敦在发生火灾。康涅狄格河猛涨，哈特福德和斯普林菲尔德居民拚命赶堆沙包防洪。有不少人在等机会逃难，——谁也顾不得他们了——其中一个叫凯瑟琳·赫伯恩【电影明星。——译者】，刚从她父母的夏令别墅里淌水溜走，再过一个钟头那所别墅就叫海浪冲跑了。

晚上9点，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那里，也象耶鲁大学下午4点那样，风势更猛，急雨飘洒，大家严阵以待。不过到了第二天早上，气象局就高高兴兴地报告，说天气睛朗起来了。可是情况还不能恢复正常。纽黑文铁路局估计有一千二百裸树、七百根电线杆横卧路轨。由纽约经纽黑文到哈特福德的海岸铁路，发现一整列火车失了踪，派人四处寻找。新伦敦铁路上还有一艘长达三百英尺的汽轮横卧在路轨上，不知如何是好。美国航空公司波士顿洛根机场有一架没乘客的飞机给吹跑了，杳无踪迹。康涅狄格州公路全部通不了车。《哈特福德新闻报》认为，9月21日是康州有史以来“灾难最为深重的日子”。它的社评说，“根据不完全的报道，各大小城乡没有一个幸免于难。纽黑文仍然灯火绝灭，破碎不堪；新伦敦市中心已成废墟，烟雾弥漫。”

据红十字会报告，飓风过后，有七百人死亡，一千七百五十四人受伤，六万三千人无家可归。罗斯福总统派霍普金斯率领陆军、海岸警卫队、工程兴办署共十万人北上，不久就恢复了电力供应，可是风灾太大，有好些损失再也无法弥补。新英格兰各州树木损失惨重，单是斯普林菲尔德就损失了一万六千株；有人还计算过，被吹倒的树木足够盖二十万所房子。秋季苹果已熟，竟被一扫而光。好些海滨别墅因房屋已破，海滩又冲走了，只好廉价拍卖。当时的工厂只有百分之五投了保险，那些自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已经处境困难的工厂，这时有不少只得关门大吉。

有个时候，有个异想天开的叫化子竟在波士顿广场上大模大样地来回走，胸前挂着一块牌子：“谁给我二角五分钱，我就听他讲大风暴的故事。”最有趣的故事是，由于风狂雨骤，那高悬纽约白厅大厦顶上的美国国旗竟扯成了一缕缕的。在这国旗几英尺之外，全国气象局纽约区分局就在大厦里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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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长岛和新英格兰居民到国内别处旅行，发觉那些平时消息灵通的人有不少竟不知有风灾这么一回事，不禁惊讶。这一部分是由于风灾影响太大之故。风到后开头那二十四小时，《纽约时报》完全得不到可靠的消息。《波士顿环球报》那些编辑虽则目睹本港有不少货轮船底朝天，可是也只能在星期五，即风过后两天，才发表一篇劫后灾民访问记。同天早上《纽约时报》把若干篇零星报道拼在一起，才知道灾情之重竟超过芝加哥大火、旧金山地震和密西西比河的历次水灾，于是加上横跨八栏的大标题，说发生了大风灾。出奇的是，这些报道没有几个读者看过，看过了也没留下印象；不到一周，此事人们已置之脑后，仅仅是美国史上被人忘记的一个片段了。

有大风灾竞然记不得，这是因为美国人全神贯注在捷克问题上。当时的欧洲危机，人人都感觉到了；向整个社会报道新闻竟能有如此结果，这还是第一次。后来1954年陆军部与麦卡锡参议员对质。【麦卡锡诬告陆军部有共产党。——译者】1963年举行肯尼迪总统葬礼等等，都上了电视，可是捷克事件虽然没上电视，只有广播，影响仍然非常之大。听众觉得自己是束手无策的旁观者，明知事变进程会严重影响自己的一生，也只有眼睁睁望着。9月29日慕尼黑条约签订后，哥广说，广播事业“非但已成为传播新闻的媒介，还成为一股社会力量了。”

这是事实，可是广播不见得只有好处。听到广播，人们更是怕上加怕。由于希望结局圆满是人之常情，所以事件一结束，对于慕尼黑协定，大家都往好里看。在英国，张伯伦竟成为当代英雄，在美国也是如此。要再过好些时候，人们才看出这个家伙原来是个没骨头的老浑蛋，只因希特勒写下一句不值一文的诺言，就轻轻地把一个坚强果敢的盟国出卖了。丘吉尔一眼看穿了，他说：“英法两国要在两件事情里边挑一件：要么打仗，要么丢脸。他们宁愿丢脸，可是到底还是免不了要打仗的。”罗斯福也是明白的，他写信给驻葡大使说：“欧洲独裁者对我国的威胁越来越近了。”默罗和夏勒也是有眼光的人，他们俩在巴黎会面，一致认为下年麦收之后，难逃一战。卡顿伯恩也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在张伯伦到贝希特斯加登之前他就说过“我觉得这不过是暂时喘息一下。张伯伦此行到底是否能带来和平，大有疑问。”

美国人民开始醒悟过来了。据《幸福》月刊在某地的调查，只有百分之十一点六的人以为墓尼黑协定是可取的，却有百分之七十六点二的人相信欧洲大战一起，美国就会参加。这个百分比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幸福》月刊的编者评论说：“这可是新闻啊。一年半前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美国人以为两三年内美国会卷入国外战争，现在竟有三倍那么多的人相信，战争虽然暂时幸免，要是真的打起来，我们是会参加的。……早先我们有一种想法：“感谢上帝，美国两边都有广大无边的海洋！”这种借助海洋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思想，如今已经打破了。

总之，捷克危机已把我们从长期的沉睡中惊醒，全国人民都提心吊胆，十分着急，咬指甲，用手指敲起桌面来了。轰炸、侵略、战争，这一切在过去不久的夏季还是不可想象的，而今可凛然在望了。广播把整个美国变成了挤满心神不宁的观众的大戏院，在那里，一个二十三岁的才华出众的导演，仅在慕尼黑条约签订四周之后，就大声喊道，“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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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人员撒谎编人，这已有一段很长的历史，颇有“骗客传奇”的意味，也并非完全不光采。埃德加·爱伦坡【美国小说家（1809－1849年）。——译者】之得名，是因为写了《汉斯·福尔奇遇记》。H.L.门肯【美国记者、评论家兼小品文作家（1880－1956年）。——译者】编了个浴缸发明经过的滑稽故事，逗得全国哈哈大笑，有些百科全书编者竟当是真人真事，收入书中。最成功的是理查德·亚当斯·洛克【美国记者（1800－1871年）。他这个虚构故事使《纽约太阳报》销数激增，连耶鲁大学也上了当，信以为真。——译者】1835年凭空杜撰的月亮新闻。这位记者向《纽约太阳报》那些好奇的读者报道，说有一位“约翰·赫谢尔爵士”用“按新原理设计的大望远镜”，竟望见月亮上头有“蝙蝠人”。以上三位记者虽则说了假话，人家很快就饶恕了他们，因为报纸乃是马歇尔·麦克卢汉【加拿大作家和电迅交通专家（1911－？）。——译者】所谓“低温宣传工具”，人家看了不会头脑发热，酿成乱子。广播可是“高温”的，而温度达到最高点则在1938年万灵节【十一月一日。万灵节前夜是人们开玩笑、搞化装跳舞等等的时候。——译者】前夕。

当时摆弄这高温玩艺儿的是百老汇大街最多才多艺、成就也最大的青年人，名叫奥森·韦尔斯，他既是演员，又是导演，还是负责演出者。韦尔斯年刚二十，就在广播节目《影子》里演过拉蒙特·克兰斯顿这个角色。他上演《恺撒大帝》用现代日常服装，又让黑人以中美洲海地岛为背景演《麦克佩斯》【莎士比亚戏剧《麦克佩斯》是苏格兰历史剧。——译者】而且居然大赚其钱。他原定为工程兴办署演出《摇篮就要摇起来》，可是开演那个晚上，华盛顿由于政治原因临时下令停演。韦尔斯不听政府禁令，率领整个剧团连同大批观众走过好几条街，另找一个空戏院上演，结果竟大获成功。因此之故，哥广认为他是戏剧界的奇才，请他每逢皇期天就在下午8点从第一广播室播送一个钟头的戏。这个节日没有商人出钱主办，是电台自己搞的。哥广这样干，也并非有钱不赚，空做宣传，而是因为这个钟头的广播时间没有主顾，它的对手全广所播送的广告节目《蔡斯和桑伯恩》听众最多，又在同一时间。在全广那里，主持节目的是唐·阿米奇，歌唱的是桃乐赛·拉康，高级讽刺剧则由口技家埃德加·伯根连同红头木偶查理·麦卡锡上演。这个木偶是芝加哥一个酒吧招待员以三十五元钱代价替伯根刻的，蓝本是伯根画的一幅报童速写。它在广播界高踞王座，足有一年半长。由于他机智百出，放言无忌，星期天晚上人人爱听。

如果广播有两种不同的节目，有正经戏曲又有伯根和木偶的对白，多数美国人宁愿听伯根的。万灵节前夜那一周，克罗斯利和胡珀这两家听众意见测验所都说，大概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七的人听《蔡斯和桑伯恩》，百分之三点六听韦尔斯的水星剧团节目。（这里有一个隐蔽的因素故意不让广告商知道，怕他们泄气，往后我们就要谈到，可是平时星期天听众的比例确是如此。）当时美国居民有三千二百万户，其中二千七百五十万户有收音机。这样每逢哥广播放柴可夫斯基的小音阶降B调钢琴协奏曲前奏（水星剧团每周开场的主题曲）的时候，韦尔斯不妨设想有一百万人收听。到了十月三十日，人数还要增加呢。

9月26日，罗斯福亲自电告希特勒，请他停发最后通牒，以谈判代兵戎，马上召开一个“与目前争议有关各国全部参加的”大型会议。至于开会地点，他说最好在欧洲“一个中立国内”。这个建议没有下文，因为当时准备开的是另一些会，可是同一天韦尔斯却心血来潮。他想，为什么不把H.G.威尔斯【英国科学幻想小说家和历史家（1866－1946）。——译者】的《宇宙战争》改编为戏剧呢？他的代理人认为这个主意很蠢，负责写剧本的霍华德·科克也觉得办不到。但是韦尔斯硬要这样做。他的个性很强，别人只好顺从，于是科克就去着手把威尔斯的小说改编为韦尔斯的剧本。10月25号，星期二，也就是广播这戏之前五天，科克打电话给水星剧团总编辑约翰·豪斯曼要打退堂鼓，因为科学幻想小说无法改编成广播剧本。剧团女秘书表示同意，她嚷嚷说：“当然你办不到嘛！说什么火星人来到地球，这是梦话！我们才不当这样的大傻瓜呢！”豪斯曼想换上《洛纳·杜恩》【英国小说家R.D.布莱克默（1825－1900年）的历史小说。——译者】，可是韦尔斯认为没有讨论的余地，因此改编威尔斯原著成为集体创作。星期四晚上就要上演了——人人都说，这是一出十分沉闷的戏。

忽然间有个人——没人记得是谁了——提了个建议：整出戏都学新闻节目那个样子播出去好不好？不妨弄得十分逼真嘛！连罗斯福的口音也摆进去！这是全能办到的，包括学罗斯福的口音；肯尼思·德尔马（后来弗雷德·艾伦让他演参议员克莱霍恩，因此出名）能模仿他那种庄严的语调嘛。要在戏里演卡尔·菲利普斯（他是哥广第一个广播员）的那个演员把电台收藏的录音翻出来，再三细听这个广播评论员当时是怎么半歇斯底里地描写“兴登堡”号在莱克赫斯特肮空站【美国空军航空站，在新泽西州东部。——译者】爆炸的。演普林斯顿大学那个科学家的是韦尔斯本人。开头先来个天气报告，再放舞曲，而后播送号外新闻。演员们认为这样开头未免拉得太长，可是韦尔斯摇摇头，他说要逼真就非得这样才行呢。

这样果然逼真。捷克危机发生时，广播常常忽然打断，听众已习以为常了。每次打断，都插进一些重要新闻，这些新闻后来果然登在报上。真的，人们已经公认，宣布重要新闻最好是用广播了。此外还有种种因素增加广播的真实可靠性。据《幸福》月刊的调查，1936年大选以来，广播评论员比报纸在群众当中还有信用。说真的，有不少人已经不大能分辨什么是事实（新闻），什么是幻想（戏剧）了。韦尔斯广播完了之后，《剧艺报》发表了一篇较为深刻的分析，它说：“尽管再三说明这是一出戏，人们可能还当是真人真事”，因为“每天连播放完后，就有许多听众来信，十分关心地评论戏里的人物和事件，可见他们如何认真地对待广播剧。”

而且当时人们对于达官贵人还是十分尊重的，肯尼思·德尔马在戏里演的就是“内政部长”。为丁让纽约和新泽西州的人们听来有真实感，戏里还用了真实的街名，如普拉斯基高架公路、南街、二十三号公路等等。后来普林斯顿大学作了调查，发现还有其他因素：一是当时人们在知识上和情感上都不成熟，二是大萧条时期人人自危，（有个人这样回答调查员：“从我爷爷时起，怪事就不断发生，现在会出什么事，谁知道呢？”）但是起作用更大的是“最近担心欧洲大战爆发的恐慌心理”。

韦尔斯本人似乎也曾有点顾虑。剧本开头和结尾都有说明，指出这只是一出戏，哥广还四次打断演员的话，把这个说明再念一遍。假如听众都是由8点听起一直听完，这样做就十分妥当了。可是实际情况不是如此。就在这里，调查听众意见的人不肯说出来的那件小事就起极大的作用了。这件叫出钱搞广告节目的商人很不高兴的事情是，每逢开始介绍商品或有不受欢迎的演员出场的时候，听众就把收音机指针拨到别处去。伯根和麦卡锡的表演谁都爱听，可是在全广的杂耍节目里边，他们的表演不过是一个片段而已。

收听水星剧团节目的人数目较少，可是每天必听。那天他们先听到柴可夫斯基主题曲，广播员的导语，当天的天气报告，接着电台就说：“现在我们把大家带到纽约中心区公园广场饭店子午厅，欣赏一下拉蒙·拉奎罗乐队的演奏。”以后就不断发表简报，说卡尔·非利普斯和皮尔逊教授已经动身往新译西州格罗弗斯米尔镇去，路上情况如何，还播放警报声和人群喧闹声作为衬托。这时已是下午8点12分了，在全广电台那里，查理·麦卡锡的头一段的滑稽对白结束了，一个柔和的声音开始向听众介绍“蔡斯和桑伯恩”牌的咖啡，说它的香味如何浓郁。

于是大约有六百万听众把收音机指针从全广拨到哥广去。他们听见的是下面这些话：

广播员：……我现在把麦克风移近一点。在这儿。（小停）现在我们相隔不到二十五英尺了。大家听得到吗？哦，皮尔逊教授！

皮尔逊；菲利普斯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广播员；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东西为什么里头老是咯吱咯吱地响？

皮尔逊：也许是因为它表面冷却的时候，有的地方快，有的地方慢些。

广播员：你还认为那是掉在地球上的陨星吗，教授？

皮尔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看那个用金属做的外壳，显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球上没见过这祥的东西。不过，通常陨星掉到地上，因为跟地球的大气层磨擦，总是有些窟窿。可是这个东西却是滑溜的，而且是个圆筒。

菲利普斯：等一等！怪事发生了！先生们，女士们，这可真怪。这个东西有一头开始脱落了。顶上开始转动，就象个螺丝！一定是金属做的。

广播里人声闹哄哄的，接着那麦克风又传出声音来。

广播员：先生们，女士们，我从没见过这么吓人的东西！……等一等！有个什么人从那顶上的窟窿里爬出来了。是个人，或者……是个什么东西。我看见有两个亮晶晶的圆东西打那个黑窟窿里望出来……那是眼睛吗？也许是脸部吧。也许是……

（有人群惊叫的声音）

广播员（抽抽搭搭地哭，而且象是呕吐）：老天爷，那黑影里伸出了一条东西，它扭呀扭呀，象是灰色的蛇。又来一条，又来一条啦！大概是触手吧？呐，我看见全身啦。象一个黑熊那么大，浑身闪闪，象一张湿牛皮。可是那张脸啊……我无法形容。我简直不敢看下去。一双眼黑洞洞、亮晶晶的，好比毒蛇那样。嘴是V字形的，嘴唇没有边缘，象在颤抖，唾沐就打那儿滴下来……

广播员暂时控制不住自己，说不出话来，静默了一会儿。听见乐队演奏几小节《月光曲》。另一个广播员接上了，他声音冷静、技术熟练地说：“我们现在播送在场目击怪事的人的报道，怪事发生的地点是新泽西州格罗弗斯米尔镇威尔马斯农场。”再来几小节德彪西的乐曲，跟着那个冷静的广播员又说，“现在我们让大家再听菲利普斯由格罗弗斯来尔镇发出的报道。”据菲利普斯说，当地派了一队警察去检查那个东西，可是还没走到跟前，那里边的火星人就向他们喷射大片火焰。来了一阵警察呼痛声，还有火星人的奇异的尖叫声。有个粮仓爆炸起来，接着麦克风就没声音了。那第二个广播员又接上，他冷静地说，“先生们，女士们，因为发生了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况，格罗弗斯米尔的广播暂时停止，显然那里的送话机发生了故障。但是一修好了，我们就让大家再听现场广播。”现在战斗激烈起来了。新泽西州的警察队被火星人的火焰喷射器烧成了灰烬。本州驻特伦顿区民兵司令蒙哥马利·史密斯准将代表州长发表公报，说默塞尔和米德尔塞克斯两县，西至普林斯顿，东至詹姆斯堡（都是真实的地名），全部戒严了。可是火星派来的另几艘宇宙飞船又降落地面。皮尔逊死里逃生，说看见入侵地球的火星人使用某种武器，“没有更好的名称，只能叫做热线武器”。

现在那第二个广描员的声音也慌里慌张了：

广播员：先生们，女土们，有件严重的事情要宣布。虽然说起来人家也不信，可是根据科学观测和亲眼见证，我们无法不得出结论说，今天晚上在新泽西州农场上降落的那些怪物，就是火星入侵地球的先头部队。

他用惊慌的口气透露坏消息：新泽西州国民警卫队已经被火星人全部消灭了。本州全境和宪夕法尼亚州东部一律戒严。总统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内政部长（口音很象罗斯福，说话也用罗斯福的词句）呼吁全国人民各尽天职，并仰求上帝拯救。陆军航空兵也被火星人消灭了。有个电台工作人员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

工作人员：这是新泽西州纽瓦克市……这是新泽西州纽瓦克市！……请注意！有大量毒气从本州沼泽地区吹来。到了南街啦！戴上防毒面具也没用。居民们要跑到空旷地区去。……有汽车的走七号、二十三号、二十四号公路……避免拥挤的地方。毒气现在到了雷蒙德大道了……

唯一幸存的广播员是雷·柯林斯，他在电台中间休息之前最后来一段广播，那时他站在纽约市的一个房顶上，广播中警钟乱响，告诉全市人民要立即撤走，因为火星人就要来到了。“哈钦森河大道还能通汽车。不要经过大桥到长岛去。……那里太挤了。”听得见同时有不少人在唱圣诗。柯林斯声音哽咽，勉强把下面的新闻念下去：“火星飞来的圆筒已经落在全国各地。一个在布法罗市郊外，一个在芝加哥，一个在圣路易……”

下午8点32分，柯林斯广播快完的时候，来了个紧急电话，请哥广节目监督戴维森·泰勒离开第一播音室控制台出去一下。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发白，愁眉不展。纽约各电台已有百分之六十打断了广播，安慰听众说这不过是一出戏。本市警察已把哥广大楼团团围住，命令所有演员和技术人员在演完了戏时都不许走，有紧急问题要他们答复。泰勒回到控制台时，柯林斯正在描写那些身体高似摩天楼的火星人怎么走上普拉斯基高架公路，准备淌水过赫德森河。再过几秒钟就休息了，泰勒决计还是让柯林斯说完，所以柯林斯就装成中了瓦斯毒，勉强说话的样子说下去：

柯林斯：现在他把那金属做的手举起来了。完啦。烟放出来啦……浓黑的烟，吹到全市各处。街上的人也看到烟啦。他们往东河跑去……好几千人在路上倒下了，象一大群老鼠。烟四面铺开，越来越快。到了时报广场啦。人家想躲开它，可是没用。他们象苍蝇似的一群群倒下啦。现在烟穿过第六大道啦……到第五大道啦……到一百码外啦……只有五十码啦……第四个新闻报告员：2X2L叫CQ台……2X2L叫CQ台……2X2L叫纽约CQ台……广播台没人了吗？一个人也没有了吗……2X2L……

现在到中间休息时候了，哥广一个固定广播员接上，告诉听众说，刚才本台播送的是韦尔斯主持的水星剧团的戏。接着播送这出戏的下半部，稿子措辞审慎，一点也不危言耸听，可是怎么写都没用了。还没到休息时间，已经有几十万人叫着嚷着跑上街去；各州州长再三强调没有宣布戒严，请当地人民不要惊慌；各地礼拜堂也挤满了人，往往是一家老小哭哭啼啼，祈祷上帝在火星人来到之前赦免罪过。据普林斯顿大学的调查，约有一百七十万人相信这个节目是新闻广播，约有一百二十万人恐慌得很，要马上逃难。调查报告说：“有几个钟头真难过。全国东至缅因州，西至加利福尼亚州，都有人以为那些可怕的手持热线枪的火星怪物已经把所有迸行抵抗的美国部队都杀死了，大难临头，世界末日快要到了。”

各州电话员都应接不暇。各地广播电台说，市民打来的电话五倍于平时。在纽约市，哥广交换台和警局交换台都忙不过来，河边大道挤满了抽泣的人群，水泄不通。最糟糕的是新泽西州北部，那里据说最早“发现”了火星飞船，所以往往一家老小抱成一团，哭眼抹泪；不少人吓得失魂落魄，在野外乱跑；有汽车的也开出去四下里飞奔，免得闷死烧死。所有火车站汽车站都人山人海，一个个惊慌失措，赶买车票上车，不管开到哪里去。纽约有个妇女打电话到美国南方汽车总站问消息，她气喘吁吁地说：“快点把情况告诉我吧！世界末日到了，我还有好些事没办呢！”

事情过后，多萝西·汤普森写道，“这场广播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到了这时，那些役听过节目的无不嗤笑那些吃惊的人，说他们愚昧无知。可是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不管汤普森怎么说，广播剧《星际战争》在技术上总是极大的成就，甚至今天听听录音还叫人毛骨悚然。而且虽说产生恐惧心理跟教育水平低、经济地位低有某种关系，——最易受惊的听众是那些没念完小学，而且靠救济过活已在三年以上的——但是富裕的人也大吃一惊，这就难免人家笑话了。据普林斯顿大学的调查，当时的收听广播的大学毕业生当中竟有百分之二十八，高薪阶层当中竟有百分之三十五都信以为真。在南方某大学，女学生抱头痛哭，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跟爹妈诀别。东北某名牌大学有个四年级生，他刚从瓦萨女子学院访友后开车回校，在路上打开收音机听见广播，竟也相信“普林斯顿真的已成废墟，新泽西州全境也毒气弥漫，大火延烧了。”

韦尔斯在第一播音室轻松愉快地跟听众告别，他说：“朋友们，再见啦。明后两天，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教训。……要是门铃响了，开门又不见人，那并不是有什么火星人来到，因为这是万灵节的前夕嘛！”红灯灭了，水星剧团停止广播了。可是第一播音室的门铃倒响了，因为有人在外面等着——这不是火星人，面是纽约的警察，他们要狠狠地教训韦尔斯一顿，叫他忘不了。但是门还没开，韦尔斯和豪斯曼已经又在控制室收到了一个声势汹汹的电话。据豪斯曼后来的追述，“那是中西部某大城市的市长打来的，他大声嚷嚷要韦尔斯听电话。市长先生气得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了，因为本市街头人群蜂拥、教堂妇孺挤满、打劫行凶，同时并起。要是象韦尔斯所说，广播只不过是开开卑劣的玩笑，那么市长先生本人就要亲到纽约，把作者狠揍一顿才解恨呢！”

豪斯曼刚挂上耳机，门就被人从外头推开，整个播音室黑压压的都是穿蓝制服的警察。豪斯曼所谓“恶梦”这时开始了：审问他们两人，说弄得多少人自杀了，交通方面出了多少宗人命案了，“新泽西州还有某个娱乐场所因为人们争先逃命，踩死了不少人。”可是警察当时想不出豪斯曼二人犯了什么法，只能把他们臭骂一顿。之后就宣布释放，让他们去吃那更可怕的苦头：报界的笑骂。豪斯曼觉得报纸似乎是乘机报复，因为在捷克危机的报道工作方面，报纸比哥广的广播落后了一大截。可是记者们说：不对，这场广播节目上了报，并不是因为报界捉弄他们，而是因为本身是了不起的新闻，这话确也不错。第二天报纸有不少刺目的大标题：

电台制造战争，惊动全国

电台宣布“火星人进攻地球”

全国大惊失色

全国大恐慌，有如狂潮突起

电台进行慌唐广播，居民纷纷

向警局询问真相

豪斯曼苦笑解嘲说，“戏演得满不错哟！”确是演得不错。整整两天，这个节目在报上成为头版新闻，把希特勒也挤走了。不少人忧心忡忡，追听哥广报时信号（“布洛瓦牌手表时间下午9点”），哥广只好每个钟头都安慰他们一下，说“全篇故事以及其中情节都是凭空想出来的。”联邦电讯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广播了这么一个节目，真“令人遗憾”，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广播法规。有好一阵子有人说要向法院控告哥广犯了法，可是不久就没人再提了。那时韦尔斯已一跃而为全国名人，水星剧团也不再仰赖哥广的资助，因为已有商人出巨资请它为“坎贝尔”牌肉汤做广告了。最后白宫还请韦尔斯去参加宴会。总统把他带到一边，悄悄地说：“你知道，奥森，美国最好的演员就是你我两人！”他那副神气象是一本正经，可是韦尔斯不知怎么才好，只能鞠躬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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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心理不正常本来不易揣度，可是从《星际战争》这个广播剧的影响已经可以看出，美国人是越来越神经紧张了。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全国“都搞得人心慌乱”。《幸福》月刊说人们觉得大劫难逃，却没有说大家都绝望了。虽然人们觉得个人前途渺茫，可是还有那么一种信念，以为三十年代初期美国情况已经坏到无以复加，现在必然向历史性的高峰回升。在这方面广播也起了作用；欧洲局势发展越来越快，危机迭起，不容忽视。在这个时代，美国是生气勃勃的。弗兰克·布鲁克豪塞回顾当时的情况，这样写道：“不能否认，那个时代在许多方面是伤心惨目的，但美国人虽说受害，失望，挨过苦，流过泪，终于转败为胜。全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意气风发。”最后还要提到一点，这就是罗斯福叫人不要晕头转向、满不在乎。他深信这一代的人有其历史使命，只要有他领导，春风满面，从容指挥，最后必然会出现令人满意的局面。

在夜深炉烬，酒兴方浓之际，一般美国人往往会想起1939年所目击耳闻的种种情景。要是他那时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订户，看见老板罗伯特·R.麦考密克上校不再提倡用简化拼法（如agast[aghast]，staf[staff]，Lether[Leather]，Jaz[jazz]，fantom

联邦调查局局长J.爱德加·胡佛这时也卷进了一场斗争，他的对头不是别人，正是地方法院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杜威认为调查局偷听电话是侵犯个人自由，曼哈顿区也有个高级警官说胡佛不过是“风头迷”，“坐在巡逻车上到处跑的著名戏子”。【“著名戏子”的原文是戴维·比拉斯科（1859？－1931年），他是美国著名演员、剧作家和演出主持者。——译者】胡佛不甘挨驾，回敬了一下：“共产党昨天在纽约开会，竟唆使两个最会写文章的人诬蔑我为百老汇的明星。”他出席美国退伍军人团代表大会，在会上说：“有些知识分子肆无忌禅，蛊惑人心，这不合乎美国传统。应该有人激于义愤，把妖言惑众的人公开揭露出来嘛。”不过，虽然杜威那时已宣布竞选总统，胡佛说这话也许还不是存心在竞选运动中打击他。

当时最畅销的歌曲唱片是希尔德加德的《深紫色》。弗朗基·西纳特拉还是每周为了二十五元拉开嗓门拚命唱，可是有一天晚上，哈里·詹姆斯的太太在旅馆收音机里听到他的歌唱，便开大音量，告诉丈夫说，“亲爱的，听听这人唱得多好啊。”哈里也赏识，于是开车到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镇，在一个叫做“村店”的路边小酒店里找到他，跟他签订了灌片的合约。他们灌的第一张唱片叫做《不能半心半意》，只卖了八千张，可是西纳特拉一家从此不愁没饭吃了。《孤胆骑警》，每周由一百四十个电台联播三次，有二千万人收听，……电影演员贝蒂·黛维丝、斯本塞·屈莱塞、弗兰克·卡普拉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艾尔弗雷德·希契科克导演了《名媛失踪》。……博比·布林因为嗓子变了，不能再演童角，十二岁就退休了。

在其他方面——或者如电影业所说，在金钱方面——好莱坞到了极盛时代。童星雪莉·邓波儿那时才十岁。最卖座的三个演员是米盖·鲁尼、泰隆·鲍威尔、斯本塞·屈莱塞。在广告里，每一部影片都自称“妙绝”，“惊人”，“迷人”，“哄动一时”。格拉曼在好莱坞大道盖了个中国戏院，水泥地板还没干，看见影界名人就请他在那里踩一下留个脚印。在战前银幕上，明星们演出的都是难以置信，美好非凡的故事。【以下所说都是影片里的情节。——译者】朱迪·加兰说服了骗子手弗兰克·摩根给胆小鬼伯特·拉尔打气；劳伦斯·奥利佛，戴维·尼文和曼尔·奥伯朗三人在《呼啸山庄》的大雾迷濛的沼泽地上你追我赶（高呼“希思克利夫！希思克利夫！”）；【希思克利夫是影片《呼啸山庄》的主人公。——译者】吉恩·奥特里放声歌唱，赞美西部风光如何美好。罗伯特·唐纳特演《万世师表》，看了这部片子，人们觉得大英帝国似将永存不灭。克拉克·加布尔不讲礼貌，竟在克劳黛·考白特①小姐面前脱下衬衣，而且里边不穿汗衫，这叫棉织厂老板吃了一惊（在一周之内，棉织厂股票果然跌了八点二五元）。他后来在影片《飘》里又撒野大骂“他妈的”；这部片子在亚特兰大市初次放映时，竟吓得南方妇女联合会主席晕了过去。更糟糕的是，他还带头反叛查尔斯·劳顿，可是劳顿还口口声声叫他“克里斯琴先生”呢。

【①戏剧界这时有个有趣的特点，就是演员改名挽姓，免致人家看出祖先是外国移民。三十年后人们反对这样做，可是在三十年代，著名演员都装成英国血统的。目前这种习惯仍然存在，不过是好是坏，各人看法不同。例如多丽丝·戴原名是多丽丝·卡普尔霍夫、朱迪·加兰原名是弗朗西斯·古姆……（略）】

乔治·阿利斯仪表庄严，态度沉着，所以在影片里老是演历史人物。有一位督学说，三十年代的小学生，长大以后恐怕仍然以为历史上的大人物部是阿利斯那个样子的呢。在故事片里，他表现得比格拉德斯通【英国政界人物（1809－1898年），历任首相。——译者】还狡计多端，比达塔尼安和“三剑客”【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年）的小说《三剑客》中的人物。——译者】还足智多谋，比罗思柴尔德弟兄们【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著名犹太人财阀。——译者】还更挥金如土。不过，阿利斯所演的历史片虽是教人开心的，法国革命故事片可教人伤心。在《玛丽皇后》里，瑙玛·希拉不动声色地坐上囚车往断头台去。在《双城记》里，罗纳德·考尔门也坐囚车跟在希拉的后面。到了断头台，他便伸颈就刑。头还没落地，人们已经知道他“所干的是空前未有的好事，会得到空前未有的安息的。”【考尔门在影片里演西德尼·卡顿这个角色，卡顿因为爱露西，冒充她的丈夫代上断头台。本书原文暗用狄更斯《双城记》里的话。——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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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欧美两洲冬季都非常冷，是历史上有名的严冬。西班牙有一百万人死于内战。海因里希·希姆莱禁止美国《时代》周刊在德国发行，周刊出版商亨利·卢斯反而因此非常高兴。希特勒出过主意帮助设计售价三百九十六美元的“大众”牌小轿车，现在已经制成，他站在车前照相。（后来价钱涨了，可是式样未改。）1939这一年，美国同时开了两个世界博览会，要是你有钱的话，两处都可以去看看，有减价游览车可坐。不过虽有便宜可捞，却没有多少人这样做，多数人觉得着一个就够了，而且要看的是纽约的那个。另一个设在旧金山，叫金门博览会，设计是文雅大方的，航空表演惊险异常，采色泛光照明也别出心裁，可惜既没有新巧玩艺和华丽装饰，又没有传统派头和马戏之类的杂耍，而且更重要的是缺了格罗弗·惠伦这样的人。

惠伦那时已经五十三岁了，但是每次在社交场所出现，上衣翻领上还是带上一朵栀子花。他是博览会的纽约市官方招待员。如果哪个前来参观的外国达官贵人得不到他亲自招待，献上一个纽约市门匙徽章，就觉得挺不光采（理应有此感觉），象是美国要跟他们断绝外交关系了。这个博览会叫做“明日世界”，是惠伦精心设计的杰作。他希望，无论游客要看什么，都能看到：上自名家艺术，下至裸体跳舞；新奇的如叫做“埃莱克特罗”的会说话、会抽烟的机器人；庄严的如用三百种不同语言译出的《主祷文》，总之应有尽有。博览会闭幕那一年，西德尼·M.谢莱特在《哈泼斯》杂志上写道：“这个博览会十分不统一，不谐调。有好东西，又有坏东西；愚蠢粗俗到了极点，聪明高雅也到了顶峰。”《纽约时报》记者迈耶·伯杰给它起一个名字，叫“疯人园地”。可是这个博览会设想虽然疯狂，布局却有条理，今天看来，它本身所具有的明确目标比其中的庸俗布置更值得注意。纳粹德国没来参加（这是唯一不参加博览会的强国），可是关系不大。总而言之，这个博览会在技术上非常成功，对于战后美国社会的发展影晌很大。

博览会里最成功的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未来全景”部分，每天有二万八千人来买票参观。他们一个个坐在扶手椅上，下面有输送带托着，缓缓往前移动十五分钟之久，沿途一边看着诺曼·贝尔·格迪斯所设想的1960年的美国风光，一边听着录音解说辞。格迪斯的对于未来的估计并不是全都准确的。他预料到了1960年，美国人会个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精力充沛，玩儿的时间比干活的还多。（没有提到黑人，他显然以为那时已经没有黑人了）那时美国人对衣服家具之类已不感兴趣，所以博览会里没摆出多少这样的东西，在未来的美国的乡村，公路宽广，纵横交错。汽车都有空气调节，售价却只有二百元。全国各地多数绿树成荫，最舒服的是住在村子里的人，全村只有一家生产单一产品的工厂，粮食都是各家各户自己种的。

到了那时，发明家和工程师还要用一点原子能，可是主要的动力来源已经是液态空气了。望远镜功率极大，从地球看月亮，比现在清楚三百倍。癌病再也不是不治之症。人们平均寿命延长到七十五岁。房屋轻巧易拆，要是不喜欢，把它拆下丢掉就是了（丢到哪里去可没说）。大多数人都是中学毕业生。每个村子都有个机场，飞机不用就放进地下机库，要用就拿出来，上上下下都利用升降机。办公大楼和公寓大楼，每座高达一千五百英尺，四周有高速公路，能容十四辆车并排行驶。

约翰·布鲁克斯指出了格迪斯的设想的显著缺点，这就是他看不出三十年后在国内引起许多麻烦的城市问题。据格迪斯看，将来城市当中将有一条条高速公路穿过，全市分为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这样的城市设计是为了汽车进城更快，可是在哪里停车却没有安排。然而这恰好是格迪斯预测未来测得最准的地方，后来的实况正是如此，弄得我们无计可施。布鲁克斯说得好：“格迪斯梦想的天堂已经大致成为事实，但是糟就糟在理想实现之后，倒有点象是地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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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6月中旬参观纽约博览会的有不少外宾，其中有一位是说话结结巴巴的英国人，名为乔治六世。此人一身兼任奉天承运的大不列颠、北爱尔兰、以及其他属地的国王，印度帝国的皇帝，英联邦的元首，基督教的保卫者。陪同前来参观的还有英国王后（闺名伊丽莎白·安吉拉·玛格丽特·鲍斯·莱昂）和一大群仪仗人员、秘书人员、随从人员。惠伦一辈子最得意的大概是这一时刻了。他系着宽大的白领带，满脸堆笑，毕恭毕敬地领着英王到各处走了一圈，然后送他们上车直驶海德公园村罗斯福公馆去。

罗斯福那天尽地主之谊，亲自开车陪英国贵宾环游全县（汽车是“福特”牌特制产品，煞车用手扳，不用脚踩），请他吃红肠面包，还特意斟上英王要喝的“鲁伯特”牌啤酒。华盛顿有六十万人夹道欢迎；副总统加纳笑哈哈地说，“英国人来了！”凯特·史密斯也应贵宾的邀请，高唱《明月照山头》。没有什么铺张，可是政治意义极其重大。三个月前，希特勒已经夺取了捷克的残存国土，战争迫在眉睫，罗斯福现在想要让全世界知道，除向德国总理府拍发一些空谈原则的电报外，他还能做好些事情呢。他公开说，美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可是现在已经醒过来了，侵略者还是当心一点吧。但是德国元首照样对总统不客气，说罗斯福是“诡计百出的犹太人”，还说“罗斯福大人模样很象黑人”，可见“是个杂种”。

德国国会崇拜希特勒，美国国会可联合反对罗斯福，二者截然相反，白宫的人们想起就痛心。罗斯福要求希特勒保证不进攻弱国，据威廉·L.夏勒报道，希特勒果然在国会里严肃地保证，决不进攻美国，弄得“那些大腹便便的议员们放声大笑”。参议员奈伊是孤立派的代言人，他说这是罗斯福自讨没趣。中期选举时，罗斯福种下了恶根，这时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得到恶果：慕尼黑事件曾经震动全国，人们本以为外交委员会要提出取消中立法的，可是结果反而是以十二对十一票反对取消。投反对票的有沃尔特·乔治和盖伊·吉勒特两位参议员，罗斯福早就想叫他们退休的。

在当时的知名人物中还有个查尔斯·A.林白，他的广播听众之多，仅次于罗斯福。林白说：“有人说，我们的国境线就在欧洲，这是外国的宣传，千万不要上当。我们东有大西洋，西有太平洋，这还不够了吗？大洋是个大屏障，连现化飞机也难以飞越。”这种意见，他后来更说得振振有辞。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发誓，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决不同意派美军到国外参战。厄尔·白劳德在弗吉尼亚大学夏令政治讲习所演讲，有人问他斯大林会不会跟希特勒结成联盟，据白劳德的回忆，“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比选我当美国商会主席还难以想象”。弗里茨·库恩因伪造文件和盗窃罪判刑，他所领导的德裔美国人同盟叫嚷说，罗斯福由于政治原因把人关起来，库恩是第一个。8月20日希特勒首次要求波兰割让但泽，第二天柏林和莫斯科就联合公布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显然波兰人是陷于绝境了。可是美国军事评论家还老是说波兰怎么道路不修，“泥将军怎么妨碍进军”，好象天气既然不好，第二次大战就不会爆发似的。

美国人看问题爱简单化，所以关于外交政策和本国所受的威胁，没有运用理智来好好辩论。英国人的安全全靠捷克在苏台德区设防，张伯伦看不到；美国除海洋外还需要屏障，美国人也看不到。可是罗斯福和赫尔知道，大英帝国再也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安定力量了，因为英国的软弱性已经在慕尼黑暴露无遗。英国舰队固然还安然无恙，可是万一法国沦陷，英国人困守本岛，“地理政治”①的引力中心必然西移。希特勒已经直认不讳，最后目标是征服全世界，德国间谍在阿根廷也已大肆活动。罗斯福知道，为他自己这一代人乞求和平是做得到的，可是代价未免太高。到了下一代，美国就只能孤军作战，危乎殆哉了。林肯说过，有了舆论支持就什么都做得成，没有舆论支持就什么也办不到。如今美国的舆论情况怎样呢？据盖洛普博士的报道，经过调查，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赞成抵制德国：百分之五十七要修订中立法；百分之五十一预料1939年欧战会爆发；百分之五十八以为美国会参加欧战；百分之九十说，一旦美国被侵略，他们就参加抗战；但是只有百分之十说，即使美国不受侵略，他们也愿意打仗。

【①又译作“地缘政治学”，这种理论把国家比作为生物有机体，因此为了生长与发展，国家就要求夺取别国的领土，开拓自己的疆界和获得“生存空间”。这是一种为帝国主义扩张侵略提供理论根据的反动学说，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首先出现于欧洲，后成为德日法西斯扩张侵略的理论根据。——译者】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如果这时美国政府要采取类似宣战的行动，人们必将起而反对。罗斯福身为总统，不能不体察民情，审慎行事。这可教他为难了。但是他还有两个重要步骤可以采取：一是向参议院领导人随时汇报情况，二是加强陆军（当年夏季美国陆军兵力还不如波兰）。总统不知道——知道了也无法证实——早在5月里，希特勒已经决心先灭掉波兰，随即进攻英法。不过美国情报人员成绩不差，根据他们那些堆积如山的资料，已经得出了唯一的结论：德军要向邻国进攻了。

7月最后一周，总统请国会领导人来到二楼椭圆形办公室。他让国务卿赫尔坐在身旁，自己摆出证据说明希特勒如何野心勃勃；估计战事一起，盟国胜负未卜；他还要求国会修订中立法。希特勒当时已向罗斯福承认，美国唯一可观的力量是“地广人众，富饶无比”。为什么不拿这个唬他一下呢，现行中立法禁止出售军火，不论是卖给侵略国还是被侵略的。要是修订中立法，希特勒也许会收敛一下，和平可以保持。总统对客人说：“我连最后一发子弹都打出去了。现在得装一颗到子弹带里去。”

他其实是求助于参议员博拉。只要博拉同意，整个参议院会一致赞成。可是博拉不同意。他说，“今年不会有战争。眼前这种恐慌心理，是人为的，有意制造出来的。”

赫尔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只好说：“我请博拉参议员到我的办公室看看电报，好不好？”

博拉毫不动心，他说：“我在欧洲有情报来源，这比国务院的更可靠。”随后他又解释说，这所谓情报来源，就是外国报刊，不是别的。

赫尔气得几乎流下泪来。加纳副总统点一点人数，看在座的有多少赞成修订中立法。之后，他对罗斯福说，“首长，我们还是承认事实吧。你的票数不够，就是这么一回事。”

罗斯福冷静地对国会领袖们说，他巳经把话说完，以后有什么事，责任由他们负，祝各位晚安吧。

但是有一件事总统还要考虑，这就是国防情况。五年以来，美国海军这时才在大西洋举行头一次的演习，其借口是让官兵参观纽约博览会、可是就海军力量而言，也只能演习演习而已。1939年海军最教人难忘的事，是弗吉尼亚州朴茨茅斯港外，水深虽只有二百四十英尺，潜艇“鲨鱼”号竟然莫名其妙地在那里沉没了。众议院批准了陆军拨款四亿九千九百八十五万七千九百三十六元，其中有五千万元用于扩大陆军航空队，要把飞机由五千五百架增至六千架。可是博拉参议员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虚张声势，神经过敏。”这回他算是说对了。美国当时的飞机，没有一架可以跟英国的“喷火”式，法国的“纽波特”式或者德国的ME－109式比一比的。甚至那些开始在美国基地出现的新P－40式，也只配备了一些在推进机转动时能同时发射的机抢（这是1918年的旧设计），而且还在试验阶段呢。

5月里，总统又表现出知人善任的木领，选任乔抬·C.马歇尔准将为新的总参谋长（安排他宣誓就职的那一天恰巧正是德军入侵波兰之日）。参谋长手下兵员有二十二万七千，可是装备只够七万五千人之用，而且无非是些加仑式步枪，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二十年前制造的机关枪，1918年停战后由欧洲运来的法国七十五厘米口径炮之类。8月里，休·德拉姆中将把第一集团军集结起来，进行演习。他一本正经地向总统报告说，比之应有的战斗力量，第一集团军还缺少二十四万六千兵员，三千零六十三挺机枪，三百四十八门榴弹炮，一百八十门野炮。《时代》周刊评论说，“按欧洲标准，美国陆军只能算是拿着气枪玩的几个小把戏。”迪安·艾奇逊谈到美国怎么缺乏军事准备，也引用了一句老话：“上帝专门保佑三种人：小该，醉鬼，美国人。”J.P.摩根坐船出国到苏格兰去打松鸡，只从他的一句话就看出美国人的目光如何短浅了：“要是欧洲打起仗来，我就只得暂停打鸟了。”

9月1日波兰时间5点20分，欧洲果然打起仗来了。有一架德国军用机轰炸普克，那是但泽湾西北岸的渔村和波兰空军基地。上午5点45分，德国军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刚打出第一发炮弹，就命中了韦斯普拉特的波兰军火库。以后细雨纷纷，天色灰白，德国步兵就向波兰挺进。四个钟头以后，即华盛顿时间2点30分，总统床边的电话铃响了。来话的是驻法大使，他说：“总统先生，我是比尔·布利特。”

“说吧，比尔。”

“总统先生，托尼·比德尔刚从华沙来电话，他说德国已经有几师兵深入波兰境内，战斗激烈。他还说，据报华沙上空已有德国轰炸机。接着电话就断了……”

“啊，比尔，战争终于来了。上帝保佑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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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德军的军事进展异常迅速。德国总参谋部原先估计征服波兰要一个月，可是十一天才过，战斗已经基本上结束，没有停止的只是希姆莱新建的那些集中营里的呼号痛哭的声音。9月25日的《时代》周刊对读者介绍了一个新词：“目前这种战争不是占领土地，而是长驱直入，把对方一举歼灭；这叫做‘闪电战’”。收听欧洲短波广播的美国人，早先每半分钟就听到一个令人振奋的乐句，其中有十一个音，那是萧邦的波罗奈舞曲的起句，表示波兰各地虽已沦陷，华沙电台仍然没被占领。但是9月17日凌晨四点，俄军突然从背后攻入波兰，华沙电台跟着就停止广播了。到了它再发出声音时，却是纳粹党播送的《德国至上》的威严曲调。

在《民族》周刊里，肯尼思·克劳福德提出了一些无须答复的问题：“罗斯福政府是守中立的吗？肯定不是的。再来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能置身事外吗？实际不可能。”但白宫却不是这样说的。9月3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宣布说，“我们美国将仍然是个中立国，可是我不能要求美国人人在思想上都保持中立。”在欧战爆发后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纽约太阳报》记者菲尔普斯·亚当斯问总统说，“我们能避免参战吗？”过了一会儿，罗斯福才慢吞吞地回答说，“我非但真心诚意地想避免，而且相信能避免。我们政府将尽力这样做。”他支持拉丁美洲国家，建议美洲国家会议警告各国军舰不得在加拿大以南的西平球地区进行海战，这项建议果然被采纳，警告在巴拿马宣言中提出了。在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总统，美国的领海向欧洲方面延伸，到哪里为止。他不作正面答复，只说，“美国的利益要它延仲到哪里就到哪里。”记者又问：“会不会一直延伸到来因河呢，总统先生？”总统笑了笑，解答说：“我只指海洋而言。”

他不止是谈海洋，也真的想到海洋。如果美国和德国对抗，那只能在公海上。轮船“雅典娜”号已被德国潜艇击沉，有些人幸而生还，到了英国，驻英大使肯尼迪的二十二岁的儿子杰克【这就是六十年代初期的肯尼迪总统。——译者】跟他们谈过话。他们对德国的行为表示愤慨，杰克对他们说，“我们仍然是中立国家，中立法依旧有效。”听了这话，没有几个人满意。罗斯福也不满意。现在战争打响了，罗斯福的政策就逐步改变了。根据他那颇为特殊的看法，“中立”的定义现在只是美军不开枪打德国兵罢了。至于帮助盟国利用制海权，这不能说是不中立。所以他禁止“交战国潜艇”（这所谓潜艇自然是德国的）进入美国水域，并且请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准许外国购买军火“现购自运”的问题。罗斯福夫人在专栏文章里边也说：“尽管我们不喜欢这样做，必要时，可能要运用本半球的力量来保卫文明，直至精神力量在各处都大大增强，栽减军备为人们所接受为止。”罗斯福所谓“中立”，其真实意义也就是这样。

可是林白不同意这种看法，参议员博拉、范登堡、惠勒也不同意，而且最初大多数报纸的编者也不同意。这样，现购自运在美国就成为战时第一个引起争论的向题了。在这场争论中，林白以新面目出现了。9月10日他发表广播演讲，说：“这不是白种人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的问题，而是上次大战犯下错误因而引起争执的问题，”他的妻子安妮刚写了一本书，叫做《未来的浪潮》，似乎要论证纳粹德国必热会征服全世界。可是林白的岳母却参加了报纸编者威廉·艾伦·怀特所主持的委员会，支持现购自运。时至今日，家庭分化了，信念不同了，言语激烈了。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公开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残暴的独裁着一手抢劫和虐杀成千上万的人民，一手又向某些美国人发奖章。这样的奖章，试问有哪个美国人能接受吗？也许亨利·福特和林白上校愿意回答一下吧。”因为两人1938年都由希特勒授过奖。

伊克斯的话引起了德国代办的抗议，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严词加以驳斥。忽然之间，论争的中心又不是“中立”的定义应该怎么修改，而是怎么才算是爱国了。罗斯福破例宣布“全国处于有限的紧急状态”。律师和学者们都面面相觑，问什么叫做有限的紧急状态。这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只是罗斯福叫人提高警惕的一种手法。这个笼统含糊的宣告，只有电影院的经理们能想出法子表示遵守，这就是每晚戏院收场时奏一次国歌（以后差不多六年之久都这样做）。总统跟孤立派来了一阵舌剑唇枪，结果获得胜利，多数议员投票支持他。参众两院都通过了修正案，准许现购自运，由11月3日起，进口的英国商船便由港务局派人领港。

这以后，立法部门暂告风平浪静，可是美国人却注意到了某些事情，或者说注意到某些事情本应发生但是没有发生。不是说欧洲有战事吗？是有战事，可是唯一的叫嚣打仗的声音却来自伦敦的杂耍戏院，那里口带土音的泼辣婆娘在散场时高唱一支难听的歌曲，叫做《我们要把洗好的衣服晾在齐格菲防线上》。海上发生过战事，可是主动权在英国手里。至于西线方面，希特勒的策略是静待时机，坐等法国人的斗志自然而然地消沉下去。法军挶处马奇诺防线之内，天天坐候命令，越来越精神不振。有一位英国将军说，“世界上最强的陆军，面对着二十六个师的敌军，竟然坐着不动，龟缩在钢筋混凝土工事后面。”德国人说这是“静坐战”。范登堡参议员也说，“这所谓战争，不过大约只有二十五个人参加，此外就是宣传。”博拉参议员说这是“有名无实的战争”，这个形容词倒很确切。

这样，三十年代在美国虽以饥饿呼号开始，却以闲散厌倦告终。这次欧战不同于上次，没有马恩河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在马恩河流域向法军两次猛攻，都给顶住了。】甚至大规模的边境前哨战也没有。在美国历史上，这个时期是国际问题将要压倒国内问题，需要尽力解决的时候，可是作为时代的标志的不过是一些小事：由于德苏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格兰维尔·希克斯退出美共了，不过谁也没注意。影星泰隆·鲍威尔和妻子安娜贝拉原在里斯本，现在飞回美国了。留英公费生也奉召回国（拜伦·怀特【1962年起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宫。】因此进了耶鲁大学法学院），可是后来大家都觉得这样做很愚蠢，因为欧洲虽双方对峙，却一枪不放，本来是无须逃避的。战事初起，食杂商店卖糖论百磅地卖，罐头一卖就是一箱，面粉一卖就是五十磅。但是没有多久，那些拚命囤积的人，也觉得无所谓，因为粮食并不缺。

有好一阵子，喜欢纸上谈兵的人把带色的图钉抢购一空，兰德·麦克纳利公司的各种大型欧洲地图也脱销了。纽约交通局宣布，如有空袭，最好到地下铁道避弹，新泽西州贝荣市的美孚油公司的油船上原有德国水手，公司把他们解雇了，换上美国出生的。某毛毯厂的地毯原先叫“独裁”牌，很受欢迎，此时改为“自由”牌。可是到了厌倦情绪发生之后，大家便追悔先前不该大惊小怪了。圣诞节虽是百货畅销时节，欧洲地图却成了滞销货。据埃尔莫·罗珀的调查，美国有百分之六十七点四的人不愿参战。到了1940年元旦，全国对欧战更不关心，只想看看田纳西州那个锐气十足的小个子球队是否能在玫瑰体育场打败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彪形大汉队。（他们失败了；南加州球队以十四比零获胜，）娱乐场所播放的流行歌曲是《安妮搬家走了》；邦妮·贝克尽管口齿不清，也高唱《啊，约翰尼》，历数她的情侣如何如何的好。伊利诺斯大学有个曾获金匙奖的学生用莴苣包起五只新生小自鼠，一口吞下去。为了看贝蒂·黛维丝主演的《阴暗的胜利》和詹姆士·斯蒂华的《史密斯先生晋京记》，人们在电影院门日遮檐底下排队买票。罗斯福总统给希特勒拍了最后一个电报，劝他罢兵言和，可是所得的答复是“元首”睡着了，不过，他是睡不了多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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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诺曼·托马斯

他是美国的先知，

民族的良心，

哑子的喉舌，

无产者的辩护士，

贵族出身的造反派，

人人箝口结舌时的大无畏的预言家。

此人六次竞选总统，可是半张选举人票也没有得过。然而他不肯放弃理想，承认绝望，也不肯抛弃美国的原有制度：而且到了末了，他所赢得的并不比竞选得胜的人少——同时又保持着高尚的人格。

诺曼·托马斯是热心传道的人，这种精神是世代相传，出自天性的。他的爸爸、爷爷、外公都是长老会牧师。童年时代他在俄玄俄州卖报，派送沃伦·G.哈定主办的《马里恩城明星报》。那时他就独自不断地练习演讲术，直至声情激越，听者神迷，象布赖恩【美国著名政治人物和演说家（1860－1925年）。——译者】、德布斯【美国劳工领袖（1855－1925年）。——译者】、西奥多·罗斯福当年一样。

雄辩家的风格他学到了，现在要言之有物才行。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全班他考第一），他环游世界，目击殖民主义的罪恶，满怀义愤。回纽约后，他在曼哈顿区斯普林街一带贫民窟做社会工作。那里人穷生活苦，使他心酸，便立意要寻找解决方法。沃尔特·罗申布什【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领袖（1861－1918年）。——译者】所办的联合神学院为他提供了一些答案，后来他说：“在纽约市贫民区的生活和工作，逼得我一步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战事一发生，这条路我更走定了。这里有个重要因素，就是良心的驱使。”

他所说的战事，发生于1917年。他进行反战宣传，人家扔石头打他。他联同罗杰·N.鲍德温创建美国公民自由社，后来改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918年他写信给吉恩·德布斯，这样说：

我现在填表申请参加社会党。我要提出申请，因为我相信今天的激进派应该大胆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认为必须建立合作社制的国家，废除现存的不公平的经济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区别。

他看不惯：

到处可见的荒谬绝伦的不平等，触目惊心的浪费，漫无节制的剥削，以及纯属人为的贫困。

德布斯1926年去世了，托马斯继任社会党领袖。他这年四十二岁，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体重一百八十五磅，一双蓝眼睛常带喜色。他是个温和的说教者，蔼然可亲的清教徒。人类社会的情况，出奇地影响着他的健康。什么时候世界太平昌盛，他就精神奕奕；要是情况变坏，他的健康也差了。可是尽管有病，他从未停止工作。

1932年他竞选总统。他明知不会当选，所以预先告诫他那些青年追随者要准备失败。可是他说：“要投票争取希望实现，不要向畏惧心理屈服。你们不赞成的，就不要投票赞成。”

他竞选总统的政纲是：举办公共工程和失业保险，立法规定最低工资，兴建低价房屋，拆除贫民窟里不宜居住的房子，规定每周工作五天，禁止童工，举办老人健康保险，反对共产主义，争取公民自由和黑人公民权，实行对老人发给年金。这些建议，当时几乎每一项都被认为是激进的。

这个纲领有七十二万八千八百六十个美国公民投票赞成，当时当选为总统的罗斯福也赞成。

1936年，托马斯的票数下降到一十八万七千三百四十二票。他明白这是为什么原因：“在关税税则和贸易壁垒、劳工立法和社会立法工作，社会保险制度、……农业政策（如移垦局）等等方面，社会党长期以来早已提出的许多政策，现在民主党都一一采纳了。我们社会党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是高兴的。”

不论怎么危险，他看见工人布置纠察线就参加进去，看见有讲台就上去演讲。1935年3月，他在密西西比州伯德桑格镇演讲为黑人分成佃农抱不平。有一群醉醺醺的白种暴徒把他拉下讲台，先打得遍体鳞伤，然后抛出镇界之外。其中一个人说：“黑鬼该怎么对待，用不着你这北方狗杂种来多嘴。”

三年后，他又到泽西城演说反对市长弗兰克·黑格（此人竟说“我就是法律”）。黑格禁止开群众大会，并警告托马斯不要去参加。可是托马斯竟然到了。黑格手下那些警察狠狠揍了他一顿，把他赶过赫德森河，不许再进城。过了一个钟头，他又来了。警察又揍他，把他甩在纽约市曼哈顿区人行道上，鲜血直流。这回他到联邦法院去告状，让官发出指令，不许市长和打手干扰大会，于是托马斯便缠着绷带，挺起腰杆，在泽西城里日报广场群众大会上痛斥“黑格主义”。

共产党人是恨托马斯的，因为他在苏联举行清党公审期间到过莫斯科之后，竟然公开说：

在相信个人尊严的人看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好是坏，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人人自由，亲密共处的理想。除非你相信某种无政府主义行得通，或者有证据证明确有某个高人一等、群众拥戴的统治阶级，谁都应该自自然然、高高兴兴地服从它，除非这样，否则除了民主制度，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建立理想社会。另一条路能是专制暴政。

托洛获基嘲笑说：“托马斯居然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那是出于误会。”可是托马斯的态度是坚定的：搞社会主义，不能不维持美国的原有制度。他以为新政派应该把钢铁工业收归国有，可是他相信选罗斯福为总统是“拯救了美国，……选成了福利国家，儿乎是发功了一场革命”。

在第二次大战中，他坚决反对拘留日裔美国人，也反对罗斯福要求敌方无条件投降。他认为如果纳粹德国战胜，那就是再糟糕没有了，可是他觉得要求民主国家说明和平条件是什么，似乎更合情理。

1945年，几乎只有托马斯一个人谴责使用原子弹。他说：“使用原子弹，千百万人对美国的憎恶和仇恨将比我们所想象的更深更厉害。这是我们不能不付出的代价。”

他最后一次竞选总统是在1948年。他参加竞选，只是因为共产党利用亨利·华菜士。大选后一天，一位有名望的民主党人说：“不该落选的人落选了。”朋友向他：“你是说杜威吗？”回答说，“不，我是说托马斯。”

自此以后，托马斯再也不以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发表意见，而只作为一辈子宣传理想的人出来说话了。1960年他己预见地球上的生态危机【如环境污染等等。——译者】和裁军的必要性。他深信美国向别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最后将引起灾难，但是相信实行马歇尔的经济援助计划是明智之举。

他一边工作，一边写书，前后写了二十本。他的精力那么充沛，教人难以置信。八十岁后，他害了关节炎，行动不便，可是这个满身病态的老人竟还坐汽车、乘火车遍走全国——为了省钱。只能睡上铺——发表演说反对越南战争。有不少大学生已经发誓，说他那一辈的人，哪一个也不能相信，却挤进会堂去听他发表谴责越南战争的演讲。可是他从不劝他们采取暴力行动。

他说：“想生活过得有意义，有个秘诀，就是有正确的信仰，而且有正确的价值准则来衡量这些信仰。不同政见和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能使我们念念不忘真理，重新衡量这些价值准则。造反行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美德。如果凡是造反都是好的，那么有些英雄的水平也就是很低的了。”

有一回，有个记者向他，他觉得自己一辈子有哪些成就。他的答话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我以为，活到我这么大年纪，还觉得自己在坚持或者尽力坚持自己的信仰，这就算有一点成就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想到自己在争取公民权利，改进民族关系这些方面都出过一分力最，也就心安理得了。我还以为，在漠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的美国公众面前，竟敢不断提出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也算得是我的一点成就。”

1968年12月，他在睡眠中去世了。约翰逊总统，汉弗莱副总统，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驻联合国大使阿瑟·戈德堡，纽约市长约翰·林赛都发表悼词，对他备加赞扬。他坚守了自己的信念，这一点是人人都同意的。

可是托马斯答记者问最后还有一句话，他们可没有提到。这句话是，“要说有什么成就，只有上面听说的这么一些。至于一般人所谓成就，我可没有多少。”

是没有多少；有之，只是一线永垂不朽的光辉。

第七章 黑夜茫茫，光明在前

基础物理这门科学，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是没有的。有犹太物理学，那是违法的；有日耳曼物理学，由菩提树下大街六十九号科学、教育、民族文化部负责。但是实际上，直到1938年3月，部里最出色的学者中却有一个叫做莉泽·迈特纳的犹太妇女，她跟奥托·哈恩【德国物理化学家，1939年造成核裂变，1944年得诺贝尔奖金。——译者】、弗里茨·斯特拉斯曼二人合作，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实验室里用中子轰击铀元素，获得了难以置信的结果。对迈特纳博士不适用排犹法律，因为她是维也纳人，不是德国人。

可是德奥合并以后，全体奥国人都转为第三帝国的公民了，迈特纳既是非雅利安人【纳粹党认为雅利安人种是所谓“世界上的高等的种簇”，犹太人不在其内】，就被摈于实验室之外，随时可能关进集中营。她那些名望很高的同事去谒见元首，为她求情。他们说，科学与人种无关；物理学只有真伪之别，并无种族之分；正是因为德国有真理指引，所以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学者德国最多——三倍于美国。希特勒大怒，骂他们是“白犹”，把他们撵走。后来果然下令逮捕迈特纳。迈特纳乔装旅客，先越界逃入荷兰，然后跑到瑞典的海滨小镇孔格尔夫，离哥德堡不远。两位大物理学家，哥本哈根的尼尔斯·博尔【丹麦物理学家，1922年得诺贝尔奖金。——译者】和哈恩当时正在斯德哥尔摩，对她殷勤款待，可是她觉得自己的事业已付东流，个人生活也毁了。

事实上，他们三人，还有美国的物理学界同人，都即将踏进科学的伊丽莎白时代【即科学昌明时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第一（1533－1603年）时代，英国的音乐、建筑、文学都大有发展。——译者】。有五六个国家同时有了惊人的发现。意大利的恩里科·弗尔米因为研究中子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哈恩、斯特拉斯曼、博尔，还有剑桥的查德威克【他发现中子，1935年得诺贝尔奖金。——译者】和巴黎的约里奥·居里夫妇【1935年发现人工诱寻的放射线：得诺贝尔奖金。——译者】，他们都已经到达这项研究的临界线，正在努力突破。三十多年前，爱因斯坦就运用相对论抽象地测量了原子能。他说，运动中的物体的质量大于静止的物体，其区别由光速规定。现在已经真的用中子分裂了核子，发现了几种新元素，已经着手关于三种铀同位素的研究，而且写出了化学方程式。可以设想，爱因斯坦的理论因之而可能变为惊人的现实了。不过，核子物理学家并没有指望普通人能理解这些，因为连他们自己也难以相信自己的成就。1938年12月22日，哈恩把关于分裂原子的报告寄到《自然科学》杂志去，那时他总觉得自己大概是搞错了。他说：“论文投邮之后，我又觉得整个事情好象不大可能，如果能把稿子从邮箱里拿回来就好了。”可是博尔一读到这篇报告，就拍拍自己的脑门叫道：“我们怎么一向都没想到这一点呢？”

核物理学家们对这一成果既感到极大兴趣，又觉得神奇可畏，如何加以解释也是莫衷一是。爱因斯坦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威廉·L.劳伦斯说，核裂变是不能产生爆炸的。博尔跟一个同行争论，摆出了十条理由说明不能搞出爆炸装置。哈恩也说，“那肯定是违反上帝的意旨的。”可是在大西洋彼岸却有不同的看法。1939年二月二日，利奥·西拉德【美国核子物理学家（1898－1961年），生于匈牙利。——译者】从美国写信给约里奥·居里，这样说：

大约两周前哈恩的论文寄到我国，我们有几个人马上就想研究铀元素分解时是否会放出中子这个向题。很明显，如果放出的中子不止一个，那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在一定的情况下，这就会导致某种炸弹的制造。这种炸弹一般说来已经极其危险，如果落在某些政府手里那就更其危险了。

他没有说明“某些政府”是指的哪些政府，不过人人晓得，而且个个担心。有了这种炸弹，希特勒就能统治世界或者毁灭世界的。

由于心中忧惧不宁，欧洲物理学界的重要人物跟迈特纳一样，纷纷西去。弗尔米从法西斯意大利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金，到了瑞典他就退了回程票径住纽约，上哥伦比亚大学去搞科学研究。年轻的爱德华·特勒【1908生于匈牙利，到美国后参加制造原子弹和氢弹。——译者】到乔治·华盛顿大学。维克托·F.韦斯科普夫到纽约罗彻斯特大学任教，博尔也整装待发，要上普林斯顿大学跟爱因斯坦在一起。他向迈特纳建议，最好跟侄子O.R.弗里希博土暂留哥本哈根，搞完证实他们的理论的实脸再走。1939年1月16日，博尔到达纽约，迈特纳和弗里希的电报已经等在那里了。实验结果是肯定的，而且十分惊人；他们分裂的原子，竟放出二亿伏特的电。倘然能把铀控制利用，在理论上爆炸力会等于TNT（三硝基甲苯）炸药的二千万倍。

要是当时普通的人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必将惊异世界上竟有此奇迹，而又出自此辈之手。一般人以为科学家都是些不切实际的怪人，一些一边掇弄着蒸镏器、玻璃瓶、大型电力开关之类的东西，一边吃吃傻笑的佛兰肯斯坦博士式人物【英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1818年所著小说中的人物。这位博士创造了一个怪物，结果反而被怪物害死。】。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组织了一个班子跟这些核物理学家一起工作，就曾经告诫这个班子说，“你们的工作是不好做的，我们花了好多的钱才罗致来这么空前未有的一大批狂人。”科学家们知道人家的看法，可是并不在意。战前的核物理学家随随便便，一切都无所谓；六年之后，蘑菇云一升起，气氛就为之一变。1939年之际，连“物理学家”也不是个常用词，好些美国人都不会念。得过科学博士学位的人在大学工作，年薪不过一千五百至一千八百元。他们只得接受，因为别无他途。工厂并不需要他们。1937年整整一年，全国只招聘了四个科学研究人员；官办研究机关的经费极少，而且大都拨给了农业部。

但是这样也有好处：科学不受任何干扰。科学真的没有国界，科学家彼此之间并不保密。甚至在苏联，1939年A.I.布罗德斯基也能发表论文谈分离铀同位素的问题。他有两位同行还在莫斯科地下铁道换气竖井里进行过裂变试脸。（克里姆林宫后来下令停止实验，理由是没有实用价值。）甚至在国家安全概念进入这个领域时，科学研究者也泰然无所顾虑。他们说的行话，外人谁也不懂。说真的，就是他们的同行当中，也只有几个人知道裂变的这种新的意义。博尔在离开丹麦之前，就想到德军可能入侵这个小国，担心自己珍藏的重水（在重水里，氢的原子量是二，最宜于用以减低中子的运动速度）。可是纳粹党有多少人听说过重水呢？真是寥寥可数，所以问题不难解决：他把重水灌进一个大啤酒瓶，放进家里的冰箱，以后丹麦沦陷五年，重水居然保存得好好的。

最讲学术自由的国家大概是美国了。而原子武器竞赛的最初几着正是在美国公开进行的，但公众却漠不关心。迈特纳和弗里希二人的电报是用明码拍发的。科学情报也要用密码发电，在当时会被认为是笑话。同样，用以证实他们二人的结果的另一次试验也是因陋就简的：1月25日，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留下地方，请弗尔米来做顾问，再动手安排铀元素试验，装上一个示波器来测定能量，而后按一下电钮，就开始了。结果，指针准确地记录下二亿伏特，同上次试验真是分毫不差。为了讨论这个现象该怎么解释，大家跟着就到百老汇大街和119街路口的哥伦比亚大学普频物理实验室301号讲演厅去。连门也没关，更不用说上锁了。街上行人谁都可以走进去听听核科学界的最新发展——当然科学家的行话，黑板上那些图形、表格、公式，以及信笔写下的片言只语，他要懂得才行。

甚至在华盛顿开讨论会也可以自由参加。那年春天，美国物理学会开会，弗尔米和博尔都参加了，博尔还上讲台报告了他们的工作成果。他直截了当地说，用在慢速中子轰击下的一小块铀235装置的炮弹，就能把哥伦比亚特区大部分炸乎。他一边做报告，代表们一边就在大厅里进进出出，给本校打长途电话。有个年轻的美国人叫罗伯特·奥本海默【美国物理学家（1904－1967年），后来任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1943－1945年），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译者】也一边拿个黄色本子拚命涂写着，粗略地计算产生连锁反应的铀临界质量是多少。《纽约时报》某记者当时在场采访，可是他本人以及该报编辑都没有完全掌握当时发生的事情的全部意义。不过《时报》还是刊登了有关铀裂变试验成就的一则简讯。第二天早上，路易斯·W.阿尔瓦雷斯博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理发，他一读到这段新闻，就从理发椅一跃而起，把理发罩布裹住身体，飞步跑到放射实验室告诉别人。

除了该不该搞核爆炸的道义问题之外——甚至当时也已经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了——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答。不久就发现铀非但是稀有元素，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点六是铀238，稳定而不易裂变。要裂变，就得从大量的铀238中分离出铀235，并且把它提纯，提到美国人当时还没见过的高纯度。制造炸弹先要有个设计，这份工作后来交到名叫克劳斯·富克斯【1911年出生于德国，因反对纳粹觉逃往英国，先后在英美两国研究原子能，1950年英国说他是苏联间谍，判处十四年徒刑。】的德国难民手里，他的政治见解颇为耐人寻味。尤其重要的是，从理论物理研究发展到实际装置，所费不赀，私人谁也负担不起。既然所需不下几十亿元，全国又只有总统一人能掌握这么大的物力，也许他们原本也是要去见见罗斯福的。那时反对制造原子弹的道义观念还不强，而科学探讨的好奇心极盛。可是争论也没有意义，因为有个论据早已压倒了一切：科学家们绝对相信，希特勒正在制造原子弹，而且有种种根据证明已经远远走在前面。

纳粹党当然明白核裂变这回事，哈恩那篇登在《自然科学》杂志的文章早已告诉他们了。1939年初，两个德国物理学家来到菩提树下大街六十九号，说有可能制造“铀机”。4月，德国六个最出色的原子科学家在柏林开了两次会，同意从事制造并且保守秘密。后来反纳粹的物理学家S.弗吕格博士听到这事的详情，他没有受到保密的约束，认为世界科学界应该知道德国正在干些什么，于是便在《自然科学》杂志1939年7月号发表了关于铀连锁反应的详细报告，然后通俗扼要地告诉了《德国新闻通报》的访员（这是一家保守派报纸，戈培尔当时还没有禁止发行）。结果自然是两份报刊都通过苏黎世传到国外。文内材料很难懂，一般纳粹党员跟普通美国人一样看不明白，所以检查员也就无从扣压。可是在美国的科学家们仍然摸不清底细。他们觉得弗吕格所揭示的不过是冰山的尖顶。而如果尖顶已经那么大，整个世界的麻烦可就严重了。1939年夏季，又听到了一件惊人的事：忽然间，德国未加任何解释，就禁止铀矿从捷克运出，并且下令封锁一切有关铀的新闻。既然向来铀的用途只限于制造陶瓷和用于夜光钟表面盘，禁令的原因就不言自明。菩提树下大街六十九号那些先生们已经动手干起来了。果然，他们确实在干，而且他们既然是德国人，自然要把所干的弄得堂而皇之，于是消息也就又从苏黎世传了出来。这个工程叫做“U工程”，由上级指派铀学会某些会员指导进行，对柏林陆军武器部负责。

这个坏消息必须告诉罗斯福，可是怎么告诉他呢？美国境内懂得裂变的核物理学家大多数是新来的外国移民，他们没有掌权的朋友，有的连英语也不大会讲。西拉德和特勒到华盛顿去过，可是遭到了白眼。甚至得过诺贝尔奖金的弗尔米也受到冷遇。陆军部和海军部都忙于采购常规武器，没有工夫来过问新玩艺儿。国务院觉得无须着急。档案里明明说，铀是稀有而用处不大的元素，产地有几处，包括捷克和比利时。欧洲的安静日子不多了，各国军队已在动员，危机一触即发，那些头发象乱草，说话象叫花子、口口声声说要分裂原子的怪人，外事人员哪有工夫去应付他们呢？

可是有个乱发蓬蓬的科学家——要说不修边幅，他才是最不修边幅的——人家可不能不睬，这就是艾伯特·爱因斯坦。他是名震一时的人物，只因他头发长，所以“长头发”在美国话里就成为代表科学家的新词。7月间，也就是华盛顿的官僚最后拒绝了弗尔米的建议之后，爱因斯坦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到长岛休假。可是他一接到西拉德和尤金·威格纳的电话，说一定要见他，就答应会面。不过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他们以为，甚至连爱因斯坦也可能见不到总统，还是凭他跟比利时王太后的交情，把坏消息告诉比利时更实际些吧。不过首先要在长岛找到爱因斯坦，这也不易。他们在盛夏冒暑出发，手里只拿着从电话中得来的地址，这个地址听来好象是“帕乔格”，实际上却是“贝康尼克”。就是到了贝康尼克，他们还是心中无数。西拉德说他们应该住回走，到家里想想清楚再说，可是这时忽然有个小孩自愿领他们去找爱因斯坦的住所。

爱因斯坦拖着拖鞋出来，请他们进书房。据西拉德说，“铀可能产生连锁反应，这一点连爱因斯坦也没想到。可是我一开始讲，他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马上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必要时情愿“伸出脖子冒个险”。他们劝他写信给王太后向比利时提出警告，——要是果真那样办，整个战争的结局会大不相同，因为下一年春天希特勒就占领了布鲁塞尔。可是他们不懂外交礼仪，因此在告辞回去之后，先弄个副本送国务院，看有没有意见，正本留待两周后再送出。不过几天之内，他们又跟朋友谈起，提出了新的主意。《德国经济学家》前任编者古斯塔大·斯托尔普认识亚历山大·萨克斯，此人是金融家，又是罗斯福的顾问。为什么不直接向白宫提出呢？萨克斯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于是8月2日西拉德和特勒二人又到长岛去，请爱因斯坦用德语口授给总统的信，由特勒译成英语。信里提到德国禁运铀矿和柏林制造炸弹这两件事。最主要的那一段说明了核子连锁反应可能有的深远意义：“……力量极大的新型炸弹就可以创造出来。这样的炸弹，只要用一只小船载到港口把它爆炸，整个海港连同附近的地区就很可能全部摧毁。”

10月11日，萨克斯把信交给罗斯福，亲自念给他听，免得夹在别的文件里搞丢了。可是这样做不得其法。信写得太长，罗斯福听得不耐烦了，最后说，此时政府干预，未免为时过早。萨克斯要求第二天吃早餐时见面再谈，罗斯福点头。萨克斯一整晚睡不着，两次三番从卡尔顿饭店出来，走过两条街到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纹尽脑汁，想用个生动的方式把问题摆出来。于是他便在早餐时对罗斯福谈起一段历史：罗伯特·富尔顿【美国发明家（1765－1815年）。】发明汽船之后，去见拿破仑，拿破仑说他的设计没有实用价值。要是拿破仑采用了他的设计，用汽船运兵打英国，本来是可能获胜的。总统想了一想，便去拿出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酒和两个玻璃杯来。

总统把酒斟满，跟萨克斯碰了碰杯，然后说：“亚历斯，你想别让希特勒把我们全都炸死，对吧？”

“一点不错。”

罗斯福把军事助理埃德温·“老爹”·沃森将军叫来，把爱因斯坦的信连同萨克斯借来的各种证明资料一起交给他。总统说，“老爹这件事需要处理。”

就这样，以S－1为代号的秘密战争开始了。只有总统亲自圈定的几个人知道这事，连副总统也不内。这场战争跟在欧亚进行的那另一场战争一样，也有胜利，也有英雄，而且并非都是在实验室里出现的。例如：罗斯福和萨克斯碰杯定计之后七个月，法国的核物理学家就执行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弄得菩提树下大街六十九号那些纳粹科学家无计可施。德国人知道欧洲当时所有重水都在法国人手里——共有一百八十五公斤，装在十二个密封铝瓶里，是1940年3月从挪威的诺斯克·海德罗公司买来的。那时周围已经都是敌军，可是法国科学家在弗烈德雷克·约里奥·居里领导之下，居然把重水藏在里翁监狱的死囚牢里。纳粹党知道重水就在附近一带，四处搜查，然而法国人还是从波尔多港把重水偷运出去，装上了一条英国煤船。德国人审问约里奥·居里，他撒谎骗他们说重水装上了另一条船，他们果然上当了。

※※※

1940年1月，博拉参议员逝世，三个月后，他所谓“空头战争”也宣告结束，因为德军己经侵入了丹麦和挪威。但是这年最使美国震动的还是希特勒在西线的大举进攻，竟好象奥森·韦尔斯在万灵节前的广播节目，一个劲儿演了七周。纸上谈兵的人每日每时都要移动插在地图上的染色大头针。广播评论员也不断讲解德军装甲兵团怎样深入盟军后方，德国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怎样炸死大批难民，一望无际的金头发的雅利安青年又怎样高呼“希特勒万岁！”杀进荷兰、比利时，直捣法国，如此等等。可是除了这些穿暗灰军装的纵队猛攻猛打之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清还不清楚。欧洲来电彼此说法不同，外界如在雾中。在这场混乱中，约里奥·居里和皮埃尔·赖伐尔【1942－44年任法国维希政府的实际首脑。战后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这两类不同的人各奔前程。同时另一些人物，一些新的领袖，努力在使斗志消沉的盟军重新集结。保罗·雷诺接替了爱德华·达拉第的总理职位，马西姆·魏刚元帅也继莫里斯·甘默林之后统率三军。在伦敦，张伯伦下野了，丘吉尔继任首相，大西洋彼岸也从此领略起此公的辩才。

美国人都已经知道什么叫闪电战了，可是最大的闪电战还是这一次。5月10日德军开始进攻。四天后，荷兰投降了。第十六天，比利时退出战争。次周，英军从敦刻尔克海滩撤退，虽是拚死挣扎，却也算得英勇壮烈。以后就只剩下法国孤军作战了。法军号称是世界上最强的军队，可是在德军奇袭下的第七周，即最后一周，华盛顿的短波收音机不断收到雷诺亲自播送的呼吁，要求罗斯福出面干预，情深辞切，却未起到作用。

6月22日，法国投降，巴黎成了德国的了。亨利·非利普·贝当元帅和赖伐尔在休假胜地维希成立了法西斯新政府。【在法国那些部长、议员和文职人员离开巴黎前往维希的时候，爱丽舍田园大街放映的美国影片是《飘泊》和《这个带不走》。】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缺席审判飞往英国的坦克部队司令戴高乐将军，处以死刑。戴高乐不把这些叛徒放在眼里，安坐在伦敦切尔西区的公寓里写下头一批广播稿，向法国人民表示：既然天生同胞，必定生死与共。他当时也跟雷诺一样指望美国援助。抱着同样的希望的还有丘吉尔，不过他是个手腕高明的政客，不愿乞求。他旁敲侧击，说到了适当时候，“新世界就会拿出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不列颠之战开始了。皇家空军对德国空军奋力作战以保持英国的制空权。考文垂市被毁，数以千计的伦敦路人被炸死，这是要给倔强的英国人一个教圳，可是没有发生作用。英国人躲进了防空洞和地下铁道，——四岁的朱莉·安德鲁斯就在这里开始学唱歌的——英国首相则告诉希特勒，英国宁死不屈。他说：“……我们决不气馁，决不认输。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要在天空作战，而且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岛；我们要在海滩作战；我们要在敌人登陆地点作战；我们要在田野和街巷作战；我们要在山区作战；我们永远不会投降。”

现在，新闻广播开始发挥真正的力量了。回想起来，当时“火星人进攻地球”那个广播节目竟象是船舰的试航，好让神经紧张的人定下神来。但是眼下的战争可不是假的。美国人一面收听广播，战争一面就在欧洲进行，他们在情感上难免有所爱憎。支持纳粹党的人没有几个，德国人特别不善于争取人心。他们非但暴行累累，还要公然吹嘘。战争一开始，他们就枪杀人质，美国国内各个种族集团中，几乎都不喜欢德国人。可是这还不是极限。意大利现在是他们的盟友，不久纳粹党对他们也不惜冒犯；接着又是希腊被征服，令人难忘的时刻是：有个德国军官下令，叫一个希腊士兵把蓝白两色的希腊国旗从阿克罗波利斯城上降下来。士兵遵命办理，随即把国旗裹住身体，从城墙上纵身一跳，直下三百英尺，摔在地上，默然死去。

听见这种事情，即使不是希腊血统的美国人也会怦然心动。1940年有不少人为英国祈祷，他们并非都是亲英的。在法国投降的前夕，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美国著名诗人（1892－1950年）。】在《纽约时报》写过一首诗：

啊，制造吧，装配吧，送去吧，

这样英法才能跟我们一起活下去，

否则我们将孤军作战。

现在法国是黑夜茫茫，这年夏季英国也只剩下大约三样东西：皇家空军的勇气，丘吉尔的声音，莎士比亚的一句遗言：“我们英国从来不曾跪倒在征服者的脚下，将来也不会。”美英同文，听到莎翁名句，美国人不禁大兴同仇敌忾之感。1940年夏末，美国作家艾丽斯·杜尔·米勒在英国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诗集（诗是最不易为人欣赏的艺术形式），名为《白岩》，三个月内就重印十一次，有人能整首整首地背诵，包括最后那四行诗。作者——还有千百万美国读者——的亲英情绪在这几行里表达得可谓淋漓尽致：

我生来是美国人，

英国有不少东西我不喜欢，

英国有不少东西我忍过去了。

可是倘若世界上这英国灰飞烟灭，

我就不想活下去了。

在主张干涉欧战的广大人民看来，英国命运如何，应该举国关心。好多美国人如今才第一次认识到，英国给过美国多少好处，美国和英国如何休戚相关。美国的广播迷——那年夏天有些人竟寸步不离扩音器——听得清清楚楚，穿大皮靴的德军怎么喀嚓喀嚓踏进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法国港口，怎么高唱《我们乘长风直下英伦》。看来似乎是绝望了。这时，英国的“喷火”式和“旋风”式飞机在海峡上空作战告捷，可是美国人还无从知道。9月一个晚上，德国派了一千五百架飞机把四百四十万磅炸弹投向伦敦。伦敦受灾之惨，是1666年大火以来最大的。圣玛利·勒波教堂里无价之宝的玻璃窗被毁；上议院也为一颗炸弹命中；白金汉宫中了五颗。在地下铁道里，小朱莉·安德鲁斯跟别的小孩一起唱着：

现在来了几颗淮烧弹，

孩子们正好趁亮上床睡觉。

把沙包拿出来，盖住炸弹，把火灭掉。

三万二千多英国孩子撤到美国。按当年的规矩，他们应该有一支歌。法国沦陷时写了《我最后一次见到巴黎》；不列颠之战时有《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现在英国的小客人来了，美国的流行歌曲作家便谱写了一丈余音不尽的曲子，歌词如下：

那一天，姐姐和我还记得，

那一天，跟朋友再见，船走人消失。

他们留在家，我们舍不得。

可是大家都不说这个。

这支歌唱了又唱，弄得酒吧间的一些顾客面对名酒也无心喝下去。他们既不想听到这歌声也不愿谈论这事，可是歌声是逃避不了的。不论到那里，似乎都听见凯特·史密斯在唱《上帝保佑美国》。拍电影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所以还要过好几个月才上映“米尼弗太太”。在这部片子里，沃尔特·皮金坐着小艇到敦刻尔克去营救打败了的英国兵，聊尽薄责。另有一部较早的电影叫“纳粹间谍自供状”，爱德华·G.鲁宾逊在片中扮演联邦调查局的暗探。一个德国间谍这样声势汹汹地恫吓他：“我总有一天要跟你算帐的，侦探先生！”这种片子看了叫人浑身不自在，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啊。历史上每一个重要关头，不是都有人推销纪念品乘机发财吗？可是这场宣传运动也制造了一些不朽的片子，包括“卡萨布兰卡”，有人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影片。同时还有人想出一个百试不爽的手法，以后各种政治远动无不加以利用。

这个手法的发明人是一个逃亡英国的比利时人，名叫维克托·德拉维利。他也跟戴高乐一样，天天从英国向本国同胞进行短波广播，叫他们咬紧牙关，坚持下去。1940年末的一个晚上，他在广播里建议，用粉笔在各公共场所写上V字，表示坚信盟军最后会胜利，让那些纳粹匪徒心神不宁。自从用十字纪念耶稣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符号比v字更加家喻户晓的了。v这个字母可以简代的词意之多，真是叫人意想不到。在塞尔维亚语里，v字代表“英雄气概”；在捷克语里，代表“胜利”；在荷兰语里，代表“自由”。英国广播公司对欧洲广播，开头就用贝多芬第五交响乐起首那四个音符，嘀－嘀－嘀－哒，变为摩尔斯电码，是三短一长，恰好也是v的符号。于是一时间欧洲各沦陷国家里，无论鼓门也好，拉汽笛也好，按汽车喇叭也好，叫服务员也好，都是“滴－滴－滴－哒”。朋友见面，伸出两个手指作v字形互相招呼。餐馆刀叉也摆成v字。不走的时钟都拨到11点5分。有色粉笔写的v字到处都是，连德国军官的专用厕所里也有。戈培尔想掩人耳目，将计就计说V代表德语的Viktoria（胜利），是希特勒完全胜利的意思，可是有谁信他呢，连德国人也不信。后来美国也视为时尚。百货店里有镶人造宝石的V字别针出售；在蒂芬尼商店，你还可以买一个用真钻石镶嵌成的v字别针，标价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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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吉斯林【挪威法西斯分子。1940－1945年间德军占领挪威，吉斯林组织傀儡政府。后因犯此项叛国罪被处死刑。】有个小喽罗悦，“别以为只要在饭馆里瞎嚷嚷，就会打胜仗。”这话自然不错，希特勒的帝国已经比拿破仑帝国还大，他本人也跟拿破仑一样，拥有绝对权威。在大陆上，他力量雄厚，能同时四面出击；在海上，他那三百艘潜艇又正在掐住英国的生命线。唯一阻碍他绝对主宰全欧的，只到下英国人的誓死苦战了——除非美国出面干涉。

美国人中，这时不是孤立派，就是干涉派。虽然两派人中程度各有不同，可是凡属主张干涉的，都认为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法国投降后，干涉派一时不知所措，只能做一些收效不大的姿态，例如在衣襟上佩V字别针。宾夕法尼亚州珍尼特市有个射击俱乐部，会员们加紧练习打靶，准备收拾纳粹伞兵。华盛顿州柯克兰市有一家咖啡店，菜单上把“汉堡牛排”改称为“自由牛排”。美国退伍军人团主战最力，参议员贝内特·钱普·克拉克和众议员非什到他们那里演说，宣传孤立主义，都给轰下了台。有不少人瞎说什么“美国人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好象大萧条时期美国青年什么也没有经受过，只是躺在床上吃香蕉什锦冰淇淋。甚至爱德华·默罗也从欧洲写信给他父母说，“生活太舒服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我们不久就要付的。”在一切干涉派看来，最大的坏蛋是查尔斯·A.林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原有一条林白大道现在改为爱芬大道了。《纽约时报》说林白是“一个愚昧无知的青年”；自由派的专栏作家管他叫“冯·林白先生”。罗斯福总统对他也不太客气，说他是“铜斑蛇”。林白气不过，便辞去了后备役空军上校之职。

认为林白出卖祖国的人多得出奇，这似乎也有道理，因为早先他只身飞渡大西洋，受到人们崇敬，如今却变成个脚下没跟的家伙，未免叫人失望。至少在最初，林白还算不上一个听来刺耳的孤立派。战争开头那个月，他说，“我们不要欺骗自己。要是战时我们介入欧洲的纠纷，在和平后就要脱不了身的。”“这一场战争无非是过去在政治上屡犯错误的必然结果”。1940年纳粹德军前锋突破法国国境，他又说，“我们今天面临战争的危险，不是因为欧洲人要干涉美国，而是因为美国人要干涉欧洲内部的事务。美国的危险来自国内。只要美国内部不吵架，不干涉国外事务，就用不着担心外国入侵。”他认为千涉派正在利用“一切机会把我们推近战争边缘。”

这些话原都是公开说的；干涉派受到这类责备，不会生气，甚至大可以引以为荣。可是他自己虽不是亲德派，支持他的人中却不乏此辈，加之他跟报界又有磨擦，所以后来他的言论就越来越过分了。觉得报界仇恨自己的知名人士，过去有，以后还有，倒也不止林白一人。其实，有好几桩事人家对林白本来应该寄予一些同情心的，例如他儿子被绑架遇害，可是新闻界的作法实在令人惊讶。尽管如此，他搞的总是唇枪舌剑——他在纽约群众大会上说，他呼吁“美国人当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掌握报纸、新闻影片、电台”，可是相信孤立主义——不免言多必失。他跟奈伊参议员一起到得梅因市演说，出口不慎，几乎弄得“美国第一”运动【他们主张首先要保卫美国，欧洲事情不必管，这其实是孤立主义，见后。——译者】整个垮台。他竟然要美国犹太人免开尊口——否则对他们不起。他说，犹太人“控制和影响着电影、报刊、广播和政府”，如果美国参战，“他们就罪责难逃”。这一下子，就失去了犹太人的支持，连托马斯·E.杜威也说，林白这篇演说“不可饶恕”。

可是所有的孤立派莫不措辞过火。当时最流行的形容词乃是“实际等于”；不论罗斯福下什么命令，他们都说“实际等于宣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基·皮特曼说，英国最好放弃本岛，退到加拿大，这样希特勒就会满意了。甚至让纳粹德国控制大西洋，他觉得亦无不可。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欧内斯特·伦丁主张美国接管英法两国在西半球的全部属地。参议员范登堡以为让盟国现购自运好比“请喝第一口威士忌酒。”前驻英大使约瑟夫·P.肯尼迪也说，所谓“英国为民主而战”，全是“废话”。“铁裤汉”约翰逊责备白宫那位老上司，说他是“拿命运进行赌博，而不顾后果”。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直到1941年11月还为“美国第一”集团出力，说，“只有歇斯底里的人，才以为德意日三国中有哪个竟然想对我们作战。”伯顿·K.惠勒在参议院说，罗斯福“新的农业调整计划”是“要把美国四分之一的青年人送进坟墓”。（罗斯福说这是“卑怯的说法”，惠勒后来收回了这话）也许参议院里最有意义的言论是出自罗伯特·A.塔夫脱。他注意到白宫对日本在越南的势力越来越感到不快，便说，“为了印度支那某个连名字也念不上口的地方，叫美国的子弟去送死，美国妇女是不干的。”

“别让美国参与战争！”这是达特默斯一千名大学生联名致电总统的内容。他们从童年起深受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老师的教诲，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立场。他们跟大学教师是有分歧的：大学教师看问题跟罗斯福是大致一样；如果还对罗斯福有什么不满，那只是嫌他行动迟缓。有些抱理想主义的学生索性跑到加拿大向英军报名入伍；查尔斯·G.“查克”·博尔特在达特默斯校刊上发表过干涉派论调的社评，班里同学生他的气，于是他参加英军，结果在埃尔·阿拉曼【埃尔·阿拉曼在埃及北部，1942年10－11月，英军第八集团军在此地反击德意联军获胜。——译者】战役失去了一条腿。可是多数学生只想置身欧战之外。1940年6月间耶鲁大学举行毕业典礼，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勋爵前来演说，发现了这一点。那些最极端的孤立派以为，希特勒只要占领联合王国，便会心满意足：英国舰队何妨高高兴兴地向西开拔，改归美国指挥就是。洛西恩勋爵想对听众摆摆实际情况，他说孤立是完全办不到的。外界事务是强加到美国身上的，美国也回避不开。美国又富又强，别的国家一定把它作为目标；无论是希特勒还是什么人，只要他想称霸世界，一见美国非垂涎三尺不可，耶鲁大学那些教师们热烈鼓掌，然而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却默然以对。

罗斯福的想法跟洛西恩的路子一致，而且把这种共同点向前推进了一步。白厅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防止任何国家单独控制全欧。正因如此，马尔巴罗和威灵顿才跨过英吉利海映，1914年德皇攻陷比利时才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也正因如此，目前英国才对德作战。罗斯福认为，在历史的兴衰反复中，美国在大西洋两岸这一地区中，也必须采取相同的立场。

但是罗斯福的处境还另有一层闲难；1940年是大选之年，而美国总统从来没连任两届以上的。竞选第三次连任并不违反宪法，可是两届而止却是难以动摇的传统。他原没有打破传统的打算。他本想到了1941年1月就退休，可是如今觉得这是做不到的了。要是孤立派有人当选，那就简直是难以想象的灾难。光是既要援助英国，又要在竞选中获胜，也就不容易他觉得，——赫尔也有同感，——现在想把事情办通唯有一法：不要象先前那样事事都公诸于众。

自从欧战一发生，政府办事就有点不那么公开了。新出的绝密的道格拉斯A20型轰炸机试飞，有一架坠毁；美联社报道，受伤的人中有法国空军部的施默德林先生。此事一传，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跳了起来。此外，国务院还按总统指示，跟英国达成协议，规定公海上航行自由只限于英国船只：凡属德国货物，不论是在德国制造还是运往德国的，都可以在海上扣留。这一政策并适用于来往中立国家之间的船只。中立国家抗议，可是白厅说没有办法，要打仗嘛。还有，英国陆军从敦刻尔克撤退之后，不仅狼狈异常，而且装备尽失，于是罗斯福下令，美国新造的军火，凡有多余，一概用快船送往英国。

这时，美国的军备在世界上连三等国家也不如。自从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机床制造这门基础工业几乎全部消失。全国最大的铸造厂，只有制造浴缸和汽车骨架的能力；生产只能靠制造电车车轴的机器。德国入侵荷兰那天，赫尔请总统到国会要求每年生产五万架飞机，罗斯福听了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可是硬着头皮去了。由于连孤立派也主张美国堡垒化，国会投票同意拨款。“简直是荒唐”，赫尔曼·戈林听到之后说；可是后来美国每年生产的飞机达到六万架之多。

总统三番五次发言，都把轴心国家当作敌人——在意大利看见法国陷入绝境，向法国宣战的时候，总统说：“今天，1940年6月10日，有人手里拿着匕首，在邻国背后戳了一刀。”——他进行竞选当中，把五十艘超龄的美国驱逐舰转让英国，换取租用英国在两半球的海空军基地九十九年的权利。这次交易并不合法，使得美国虽然不是交战国，却成了英国的盟国了。可是潘兴将军【1917－1918年在第一次大战中任驻法美军总司令。——译者】和乔治·菲尔丁·埃利奥特【美国军事分析家和作家。——译者】都表示赞成。《时代》周刊也同意总统，认为自从美国买进路易斯安那地区以来，这是对美国国防意义最重大的事件。连一位孤立派参议员也说，“告诉你，这样的交易谁也不能反对。……罗斯福一揽子作成这两项交易，实在比我们大家都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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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笔交易签订合约之后两天，耶鲁大学有个学法律的学生小R.道格拉斯·斯图尔特（“老人”牌麦片公司第一副总经理的儿子）就创办了一个人数最多、财力最厚、影响最大的反战组织，名为“保卫美国第一委员会”。它的主张是美国人应该准备为保卫美国而战，不是为保卫英国而战。（这其实是要牺杜一个可贵的盟友，不过从未明说。）它的领导人后来是罗伯特·A.伍德将军，他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董事长。

不出半年，这个组织就吸收了六万会员。国会山上每一个孤立派都参加了进去。小说家卡思林·诺里斯是这个运动的主要宣传人，查尔斯·林白是最受欢迎的演讲人，而伍德、亨利·福特。罗伯特·扬、斯特林·莫顿、小爱德华·赖尔森和莱辛·罗森沃德则是资助人。委员会的宣传费好象用之不竭，有个时候竟在六十家报纸上同时登整版的广告攻击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后来又在另外七十九家报纸上再登一次。由于约瑟夫·P.肯尼迪、艾丽斯·朗沃思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都是会员，委员会也还有些声望。他们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和芝加哥两地屡次开大会，参加的人一听见丘吉尔的名字就嘘声四起，不过这倒教林白不自在起来。

为了同他们唱对台，威廉·艾伦·怀特创立了“援助盟邦保卫美国委员会”，全国各地都有分会。（最大力支持这个委员会的是东部沿海各州，这是有重要意义的）援盟保美委员会组织签名支持，寄发小册子，散发传单，同“美国第一”对着干。这个怀特委员会的发言人有约翰.J.麦克洛伊【1947年曾任世界银行行长。】，作家伊丽莎白·卡特·默罗，即林白的岳母，还有罗伯特·舍伍德【美国戏剧家（1896－1955年）。】为首的知识界。除《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外，各大报也都极力支持。

这时美国将要头一次在和平时期征兵，这大概是任何在职总统在竞选连任期间提出的争议最多的问题，双方对此显然都深深动了感情。就是乔治·华盛顿，当年也没有说服国会在和平时期批准征兵啊。1940年之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强制性军事训练，不实行的只有加拿大、古巴、少数南美洲国家和美国。千百万美国人仍然想维持老制度；他们认为征兵就等于让他们回到他们早先离开了的欧洲。可是马歇尔将军不能没有兵员；为了建立有效的国防，兵员还要马上征集，6月10日，罗斯福在一篇演说里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保证：“美国的装备和训练，将足以应付一切紧急国防任务”。这里有实际意义的词是“训练”。在众议院提出的有关议案，就叫《选募合格兵员进行训练服役的法案》。

产联领袖约翰·L.刘易斯到国会作证，说征兵“具有独裁制度和法西斯主义的味道”。诺曼·托马斯、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1908－1933年任《民族》周刊编辑。——译者】和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牧师都说征兵是不道德的行为（有个传教士预言征兵会让美国青年“染上梅毒，变成奴隶”）。劳联主席威廉·格林的发言意思不明确，他似乎说只有外国军队侵入国境他才能同意征兵。罗斯福夫人最喜爱的组织之一，“美国青年人会”，竟然代表其会员发誓拒绝入伍，这叫她很尴尬。联合神学院的学生按征兵条例是属于当然缓征的，可是也有二十多个学生公然说将不到兵役局登记。莫霍克族印第安人也不肯当兵；他们说决不参战，因为他们从来没得到过美国公民应有的待遇，这倒不无道理。

可是反对参战的院外集团运气欠佳。9月，小组委员会讨论征兵法案后，送交众议院，其时正值纳粹飞机狂炸伦敦，造成一片火海的照片遍登各报头版。6月1日，盖洛普民意测验所还说只有半数美国人赞成征兵，法国沦陷后，赞成者便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现在又增至百分之七十一。国会批准征兵一年，凡是二十一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男子都要登记应征。不过一天工夫，美国最大的结婚戒指制造商之一，纽约市J.R.伍德父子公司，生意就增加了两倍半。全国各地掀起了“抢在征募前结婚”的浪潮，以为只要结了婚就可以永远免征了。可是他们低估了对手。原来罗斯福任命了一个陆军军官为兵役局局长，他自从1926年以来就专门研究各种征兵方案，什么漏洞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此人是刘易斯·B.赫尔希。

惠勒参仪员曾经嘀嘀咕咕过一阵，说美国青年不会屈服于这种奴役性劳动的法案，一定要起来革命，等等。可是青年并没这样做。相反，到了10月16日那天，已有一千六百多万人登记应征，什么乱子也没有出，而且大家情绪似乎很高。10月29日，陆军部长给第一批征兵抽了签，过后不久成千上千的邮递员就送信上门，信的开头是这样说的：

喜报：

你向街坊委员会报名，希组接受军训并在美国陆海军中服役，现经审查中选，特此通知……

入伍人员，也叫“中选人员”——当时不叫“士兵”，以免有失敬之嫌——搬进了新建的松木营房，随后就拿着木抢，带着大硬纸箱（标上“坦克”二字）去进行野外演习。不用多久，大家就都厌偿了。因为美国并未实际参战，而且和他们打交道的是美国和平时期的军事体制，向来都是运转不灵、气氛沉闷的。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无聊的新兵们越觉度日如年。到了夏季，兵营里便出现了粉笔大字Ohio这是“十月过山”的缩略语。所谓“过山”，在军队暗语里是指开小差，“十月过山”的意思是只要等到十月征兵法满期，大家就可以恢复自由了。可是到了十月却走不了了，因为眼看战争就要爆发。然而就在那样的时候，众议院也仅仅以二百零三对二百零二票的接近票数通过延长征兵法一年半。赞成的只多一票，可见罗斯福当时真是如履薄冰啊。

希特勒当然希望罗斯福落选。据战后调查，为了1940年的美国大选，德国着实花了不少钱，不过大半是白花了的。经手花钱的是叫做汉斯·汤姆森的德国大使馆随员。这人在《纽约时报》整版整版地大登广告支持两党中的孤立派。据他向德国总理府的报告中自称，共和党政纲强调“美国第一，整军备战，争取和平”是他促成的，并且自鸣得意地说，“我们在这方面出了铁，可是一点风声也没走漏。”

这种说法当然可疑，因为民主党也有类似的政纲保证说，“除非遭受侵犯”，不派美军出国。竞选的关键在于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就连亲英派确实也挑不出更适合的人。以清除积弊闻名的纽约州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已在各地预选中获胜，塔夫脱的竞选总部也十分自信，特意选用ME－1940这个电话号码【意思是1940年舍我其谁？】，可没想到这一次代表大会竟然不受政客的操纵，因为代表们都渴望选出一位能够当选的人。罗斯福在代表大会前夕选任两位共和党人为阁员：亨利·史汀生当陆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当海军部长。这件事情使代表们十分恼火。会场不断高呼：“我们要威尔基！我们要威尔基！”大家相持不下，直到第六次投票，才选出温德尔·L.威尔基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威尔基人品很好，可是竞选功夫欠佳。他老是有些小毛病。竞选演说要大声疾呼，可是他的嗓子受不了。9月间他连续演说两天，嗓子就全哑了。他在伊利诺州罗克艾兰县硬着头皮站上讲台，声音嘶哑地说：“我有心——啊嗨——可是我的嗓子——啊嗨。”后来更加无法听清，竟象是无声电影，只见嘴巴功，听不到声音响。喉科专家叫他不要再说话了，这是唯一的治疗方法。可是总统候选人怎么能不说话呢？那嗓子尽管涂油，漱洗，仍然沙哑如故，直到竞选结束之后才恢复常态。

共和党里有些老党员不肯选威尔基，因为前不久他还登记为民主党党员。威尔基要求参议员詹姆士·E.沃森支持他，沃森老气横秋，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要是有个婊子悔过自新，想到教堂去，我个人不妨表示欢迎，亲自带她到教堂听讲。可是老天在上，我当然不会当天就请她登台领唱圣诗的。”蓝领老粗对威尔基喝倒采，威尔基太太还挨了鸡蛋。更严重的是，共和党里那些惯于臭骂对方的家伙没有吸取1936年的救训，结果反而害了威尔基。有个费城律师公开说，没有什么人支持罗斯福，只有“一些穷光蛋，一年挣不到一千二百元，却还受之有愧的小子，此外就是罗斯福家里的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反战广播也太粗鲁，弄得听众反而同情起罗斯福来了。他们说：“当你孩子快要死在欧洲战场连声叫妈的时候，可别怪罗斯福派他远征国外，只怪你自己让罗斯福回到白宫！”

在这方面，威尔基是无可非议的。战争本来是唯一可以用来攻击罗斯福的问题，可是威尔基为人正直，讲究礼貌，不屑加以利用。相反，他赞成罗斯福把军火送往英国，支持总统在和平时期征兵和用旧军舰进行交易；他批评总统说这笔交易不应该背着国会来做，说得恰如其分。共和党的顽固派说他这个竞选人是个应声虫，这是不公平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他怎能采取别的立场呢！民主党新提名的副总统竞选人亨利·华莱士骂威尔基是纳粹党看中的人，他决不应该受这样的指责。

在整个竞选过程中，罗斯福笑容可掬，照常工作，好象根本没有听到过威尔基其人。争取重新提名罗斯福，由哈里·霍普金斯一手策划，他安坐在芝加哥黑石饭店一间漆成棕黄色的房间，隔壁浴室中有一条电话线直通白宫。民主觉内被提名的还有法利、加纳和泰丁斯，这说明自从四年前的代表大会以来，党已经分化。可是这次代表大会明显是受到操纵的。芝加哥市长爱德华·J.凯利在市体育馆地下室安上了一个麦克风，直通会场广播系统。到了关键时刻，就有一个芝加哥市官员对麦克风喊一声，“我们要罗斯福！”于是大会里也跟着喊。这个官员不是别人，正是芝加哥市的下水道监督，共和党人认为，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

在罗斯福竞选期问，只有一个时候确有争议，那是选举前五天，地点是波士顿。当地的政界人士劝他重新提出保证，不派美国青年到国外打仗。他告诉他们，这种话他说过好多回，觉得腻烦了。可是最后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他说：“既然听众中尽是为人父母的，我借此机会再提出一项保证。这句话我早已说过，不过不妨再说一遍，两遍，三遍：你们的孩子是不会被送出去参加外国的战争的。”

萨姆·罗森曼提出异议，因为民主党的政纲并没有这样说。他认为总统应该补充一句，“除非遭受攻击”。罗斯福摇摇头，那样说太露骨了。他回答说，“如果我们受到攻击，当然是要战斗的。人家打我们，就不算外国的战争，对不对？难道他们要我保证，只有再来一次内战，才派兵打仗吗？”约翰·根室后来说，罗斯福这句话“不诚实”。罗伯特·舍伍德曾经主张罗斯福说那段话，但后来也说，一想起“一遍，两遍，三遍”这几个字，心里就有气，直到现在，有些崇敬罗斯福的人听见人家复述那几句话，还很不自在。但是在这以前，罗斯福对美国人民从来都是开诚布公的。他能重返白宫这也是原因之一。

选举过后一天，约翰，L.刘易斯发现有人在联合矿工会大楼前面挂上了一幅大标语：“辞职照准”。【刘易斯反对干涉欧战，见前。1940年他还反对罗斯福第二次连任总统。这里的标语表示对刘易斯不满。——译者】按选民票计算，是二千七百万对二千二百万，票数这么接近，是罗斯福从政以来第一次。可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仍然是威尔基所谓“冠军”。大选后两天，这位“冠军”又到了联邦车站，得意洋洋地乘汽车经宾夕法尼亚大道回白宫去，二十万人夹道欢呼，他笑眯眯地摘下旧呢帽致意。喜欢罗斯福的人还是千千万万，反对他的人也来看看。可玩味的是《华尔街日报》把大选结果塞在第六版不重要的地方发表。

※※※

在开党代表大会之后和开始竞选之前，罗斯福曾抽空去视察过第一集团军的九万四千名官兵。他事先传话，不要为他鸣礼炮，奏军乐，举行阅兵式和迎送仪式——不过陆军是陆军，还是行礼如仪，——他只是想看看他们的装备如何。其时没有多少装备可看。司令官向总统报告说，“我们拿扫帚把当机关枪，排水管当迫击炮。”罗斯福大笑说，大家都在冒风险，彼此一样。

可是并非人人一个样，英国人就不是。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之后，罗斯福非但把一切可以调集的东西都一一送去，连还在生产中的P40战斗机也指定拨给英国。这样决定是有道理的：英国越强，美国就越有时间作准备。不过，这虽是明智之举，对美国公众却恐怕无法说清，所以在第三任初期，随着国内外事态越来越紧张，罗斯福的办事也越来越保密。除了向国会要钱的情况外，他倾向于独立行动，指派哈里·霍普金斯一类的特使去伦敦，而不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国会只是在1946年调查珍珠港事件的时候，才知道英国参谋部人员曾经在1941年1月29日飞到华盛顿，一直住到3月27日，跟海陆军参谋长密商。美英两国当时虽然不是盟国，可是正如T.R.费伦巴赫所说，已经是有共同目标的“协作国”了。

克莱尔·布思·卢斯【美国政界人物、编辑和作家（1903－？），《时代》和《生活》杂志发行人卢斯曾任众议员和驻意大利大使。——译者】认为对希特勒应该更强硬，因此责备总统进行的是一场“软弱战”。她说，各国领袖都有其独特的风格：丘吉尔双指作V字，希特勒高举右臂，墨索里尼昂首阔步。有人问她，罗斯福呢，她舔舔手指，伸出去试探凤向。她这比喻很巧妙，也反映了真实情况，不过罗斯福这样做也是绝对必要的。身为总统，不能不了解美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国内不团结，大的战争难以取胜。他可以比群众先走一步乃至两步，可是如果离得太远，就有负他们的期望，也实现不了自己的就职誓言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写道：“既要尽忠为公众服务，又要处处讨公众喜欢，这是不可能的。”

民意测验正在成为兴旺的企业，不过测验结果有些是不言而喻的。在思想上，纽约市比全国其他地方更倾向于干涉欧战，可是得克萨斯州倒是更敌视希特勒。得克萨斯亲英派不多，可是爱国主义特强。真正热烈主战的是南方各州（佐治亚州连一次“美国第一”派大会也没开过）。南方各州白种英国血统的基督教徒，对德作战的斗志之旺，超过其他各州五倍——这也许象迪安·艾奇逊所说，因为南方的英雄人物大都是军人，就全国来说，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赞成驱逐舰的交易。祖国沦亡的民族集闭，除斯堪的纳维亚人外，个个对德国人恨之入骨，上层社会也都倾向于干涉；到1940年初夏，美国工商界和知识界领导层有三分之二以上主张增加援英物资，《美国名人录》中男女名流几乎有一半主张国会立即对德宣战。至于扩军备战，这时全国几乎人人（占百分之九十三点六）都赞成了。

可是有好些测验数字是无法理解的。1939年秋季有百分之四十的美国人相信本国会参加欧战，可是法国沦陷以后，战争危险已严重得多，这时持这种意见的反而只有百分之七点七。1940年末，百分之六十的美国人认为英国在为美国而战，然而赞成美国参战的只有百分之十三。据《幸福》月刊1941年的调查，有百分之六十七的美国人愿意追随罗斯福参加战争，然而反对战争的仍占百分之七十。正如林肯远在1862年所说，“事实上虽然我们已在交战之中，人民却还没有拿定主意。”

1940年末，《纽约时报》得出给论，说国家得了“某种精神分裂症”。但有一套数字是有一贯性的，说明了一种趋势。盖洛普提出问题：“你以为美国是应该避免参战呢，还是应该尽力帮助英国，甚至冒参战的风险呢？”回答是：

避免参战　　　　　　帮助英国

1940年5月　　　　　　　64　　　　　　　　　36

11月　　　　　　　50　　　　　　　　　50

12月　　　　　　　40　　　　　　　　　60

对于总统，处于政治光谱两头的极端分子都施加着强大的压力，这其中有国会领袖，有白宫助手们，有内阁阁员，还有总统自己的妻子。他的政策在当时不象现在回顾起来那么清楚：当时凡是能张罗得到的东西，都送到英国；动员美国工业，把国家武装到牙齿；不知不觉，不断驶近在大西洋中活动的德国潜艇，希望一旦发生事故，全国就会凝成一股好勇斗狼的力量。不过他很少考虑到太平洋，而且据人们所知，他也没有看到一次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最有意义的民意测验的结果：在西海岸，美国人对德国不甚关心，可是倒准备随时对日作战。

站在1940年末来看，上述罗斯福政策的第一个方面，最为软弱。那时英国正一败涂地，英军在各条战线都败下阵来，英镑也接近于枯竭。罗斯福竞选第二次连任刚结束，跟着得了鼻窦炎，于是乘坐巡详舰“塔斯卡洛萨”号到加勒比海晒太阳，以资休养。他一边休养，一边琢磨英国的问题。一架水上飞机翩然而降，送上一封丘吉尔的亲笔信（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说，丘吉尔一辈子所写的信，这一封也许是最重要的），信里说，英国军用物资十分短缺，却又没钱采购补充；国库存款下降，只合二十亿美元。在世界上，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国家，连希特勒也在美国大选完毕后两天公开说过，“谈到美国的产值，连天文数字也不能充分表示，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不打算出面竞争。”【1940年，慢慢警觉起来的美国生产了六千六百九十九万三千吨钢，而全面开工的德意志帝国才生产了二千八百万吨。】可是丘吉尔觉得，正是在生产方面，非要希特勒出面竞争不可。总统是否能在宪法许可范围内想个办法防止英国继续沉沦，变得“一贫如洗”呢？

丘吉尔的信送到时，霍普金斯也在军舰上。他没看见罗斯福马上有什么动心的迹象。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看出罗斯福正在大动脑筋。霍普金斯说这可以叫做“加油”，“他经常如此，表面看来似乎逍遥自在”。据丘吉尔回忆录说，霍普金斯后来告诉过他，罗斯福那时独个儿坐在躺椅上，把来信看了又看。足足两天工夫，他象是踌躇不决，沉思默想，不做一声。霍普会斯懂得他的脾气，什么也不问他。“后来有一晚上”（这也是霍普会斯的话），“他忽然拿了出来——一整套计划……没有疑问，他已经想出办法来解决了。”这套计划，这个既能解决丘吉尔的困难、又能教希特勒招架不住的法宝，碰巧叫做众议院第1776号法案【碰巧之处在于1776这个号码，1776年七月四日，英属北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发表《独立宣言》，脱离英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租借法案。

12月16日，罗斯福回到了华盛顿。第二天他召开记者招待会，先说了这么一句：“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也许这一点可能算是一条吧！”接着他就把美国史上最不平凡的新闻之一告诉他们，而且花了四十五分钟来解释他所谓租借的概念。也开头这样说：“设想我的邻居失火，而我家里有一条浇花用的水龙带，要是让邻居拿去接上水龙头，我就可能帮他把火灭掉。我怎么办呢？我不会在救火之前就对他说，‘老兄，这条管子我花了十五元，你得照价付钱。’那么我怎么办呢。我不要十五元，我要他在灭火之后还我水龙带，就是这样。要是火灭了，水龙带还是好好的，没有损坏，那么他就会送还原物，连声道谢。”要是坏了，那就用“实物”偿还就是了。

作为论证的方法，这个比喻十分高明，而且象是很有道理。罗斯福要借给英国的并不是什么水龙带，而是坦克、飞机、战舰。这些东西能在战后用“实物”偿还吗？而且，就按照这个比喻来说吧，在租借物资中，水龙带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水龙头以及许多昂贵的自来水设备也都将移交给“邻人”呢。再说，按这个方案，有权决定借什么、几时借，借给谁的，只有总统一人。众议院1776号法案的全称是《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及其他目标的法案》，这将授予罗斯福以其他总统从没要求过的大权。法案规定，“总统认为该国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就可以给它援助了。

作为先例，这个措施的影晌至深至远，最后竟深远到了东南亚丛林之中，可是当时人们认为争论所及不过是孤立和干涉两派之间的一场斗争。12月29日（当晚伦敦遭到最严重的一次燃烧弹轰炸）总统发表炉边谈话，对全国说明这个法案。他说，这个法案的意图，限于出借、出租和出售军用品。他点出敌人是柏林－罗马－东京三国轴心，同时重新保证避免参战。他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这篇演说非常成功，在各方函电中，赞成者占百分之九十九。多种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七十一的人民同总统意见一致，有百分之五十四主张立即开始租借。

可是还不能立即开始，因为国会山的孤立派深知这是他们成败的关键一战【原文是“小碧韩”，这是1876年美国政府军和苏族印第安人血战之地，结果政府军全被消灭。——译者】。汉密尔顿·菲什愤愤然说，1776号法案将使美国国会的权力变得也不比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多。“铁裤汉”约翰逊在国会作证说，租借法案无异于“大发慈悲，要向全世界施舍糖果刀”。奈伊参议员连续发言十二小时；密苏里州参议员克拉克称之为“战争法案”。可是他们已经吓唬不了人了。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法国政治家和作家（1805－1839），著有《美国民主政治》一书（1835），见解精辟，常被引用。】早已说过，“时间的推移，事态的变化，个人的思想行动，有时会无形中影响甚至全然破坏某种舆论，而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这正是孤立主义的遭遇。历史的钟摆已经摆到另一边去了，孤立派势孤力弱。有一群人自称为“反对1776号法案的母亲十字军”，来到弗吉尼亚州含议员卡特·格拉斯的办公室门前静坐示威。格拉斯通知了联邦调查局，然后对记者说：“应该调查一下她们到底是不是母亲。为了我们种族纯洁，我倒是真的希望她们没有孩子。”

帮罗斯福拉拢各派议员的人，已经把共和党温和派一个不漏地拉过来了。早先有个问题是干涉派难以回答的，这会华盛顿州参议员霍默·博恩又提出来了：“有什么比打仗更糟糕的事呢？”弗蒙特州参议员沃伦·奥斯汀回答说：“我认为听凭希特勒奴役全世界，比打仗更糟糕，比死人更糟糕。”听者一致鼓拿，博恩只得溜到休息室去，1941年2月11日，威尔基到国会作证支持租借法案，保证了法案的通过。他说，“纵观民主国家的历史，处在目前这样的灾难情况下，必须授予总统以非常的权力。”1941年3月，法案通过了，罗斯福要求国会第一步先拨款九十亿元，于是国内外购买军火的开支便增至二百六十亿元。伦敦到处飘扬着美国国旗。希特勒说，尽管有租借物资，“英国还是要陷落的。”意大利的法西斯报纸威胁说：“罗斯福搞这一手，可能会在太平洋引起一些使英美两国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可是这时有谁还注意这位法西斯“领袖”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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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局势开始急转直下。重工业为军工安装新设备，增雇了三百万工人。各条装配线上都挂上红白蓝三色大幅横标，呼吁：时间紧迫。政府设立了管理军工生产的机构，自从几年前总统跟大企业间吵架以来，第一流的企业管理人员这时才头一遭来到华盛顿工作。民用物资开始供应不足：哈罗德·伊克斯把一百五十艘油船移交英国，国内油船减少了百分之四十，造成了东海岸第一次发生油荒。

早在2月间，墨素里尼已经下令关闭了美国驻巴勒莫和那不勒斯两地的领事馆，罗斯福进行报复，也把意大利驻底特律和纽约两地的领事馆关闭，接着又宣布“全面的紧急状态”，冻结了德意两国在美国的资产，扣留了轴心国和一切陷入轴心国手中的国家的船只，包括法国维希政府的“诺曼底”号，“以防破坏。”陆军航空兵指挥部宣布，将为英国训练八千名飞行员。罗斯福把十艘海岸警卫队快艇（这是一些老古董，早先在禁酒法时期用于缉私的）移交英国，并且完全不管事实上红海有战事，宣布埃及是中立国，红海不属于战区，准许美国货轮在红海航行。4月9日，美国和格陵兰签订条约，保证保护格陵兰，免受侵略，而格陵兰则答应美国在该地建立气象站和其他基地，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发表筒短通告，宣告格陵兰岛上的德国气象人员已经“请除”。总统宣称，保卫格陵兰对西半球的安全是必需的。

然而西半球到底范围有多大？这是塔夫脱参议员几次三番提出的问题，可是白宫的回答总是含糊其词。不过那年春天国会与总统府之间争论最烈的问题还是护航问题。据盖洛普最初报告，公众的态度几乎一致是否定的。参议院私下举行了一次摸底，四十五位参议员赞成派美国舰只护送货轮到大西洋中途，可是有四十位参议员连这也反对。与此同时，英国海军部提供的令人寒心的船只损失数字表明，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战役中大占上风。要是罗斯福想把租借物资运到英国，他在海面上必烦施展妙计，而且要大胆行动，不怕塔夫脱参议员诸公的反对才行。

2、3两月，德国的军舰和潜艇姐成了所谓“狼群”，把二十二艘盟国船只打沉或者俘获（共十一万五千吨）。开放美国船厂修理损坏的英国船当然有帮助，可是还不够，因为大西洋简直快要变成德园人的内海了。总统宣布，由东海岸往东一千英里一线为美国的“安全带”，——记者们说俏皮话，称之为”贞沽带“【欧洲中古时代，丈夫在外出时用此来防止妻子不贞。——译者】——他同时还透露，美国军舰正在同英国舰队“合作”。4月11日，总统致电丘吉尔说，“美国将把‘安全区’延伸到大约西经26度，”请他命令英国海军部将护航日期，计划和目的地“极其秘密地”通知美国海军部队，“以便我们海上巡逻队能把在新界线以西活动的侵略国船只和飞机搜索出来。”正如华伦巴赫所说，“就是在这种政策、这种条件下，——也就是在秘而不宣的军令下，——美国介入了北大西洋的战争。”

6月间，赞成派美舰护航的人增至百分之五十二，百分之七十五认为，如果美舰不护航英国就会打败，那就应该护航。可是罗斯福还是闪烁其词。海军都长诺克斯和陆军部长史汀生都已经公开要求护航，可是总统对记者却说自己反对这样做，反对美国出兵海外。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他言行不一之处。沃尔特·李普曼看出他不可信的地方，于是写了一篇措辞尖刻的专栏文章，批评总统对美国人民“花言巧语，转弯抹角，甚至抱轻视和害怕的态度”。可是罗斯福认为要等到全国意见一致了领导工作才好做；同时他又知道，一旦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在公海上受到攻击，全国团结就会加强。他采用的政策，正是为了造成那种不可避免的事件。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4月10日，不过没有什么大不了。那天，有一艘荷兰货轮被鱼雷击中，美国驱逐舰“尼布拉克”号救护落海生员时，通过声音探测器发现德国潜艇，于是放出深水炸弹把它赶走。这是一件小事，连罗斯福也做不出什么文章。可是英国船只每月被击沉的达四十万吨之多，他觉得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正如他对报界所说的，“要是我们坐等德国人来到家门口，那就是自杀”。因此他把西半球的范围再扩大了一点，显然几乎到了北海了。这个新举动是海军作战部长策动的，他在6月17日送了一份备忘录给霍普金斯，建议派海军陆战队第一旅到冰岛接英军的防，淮备“作战”。备忘录批了下来：“行。罗斯福。”

7月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登陆。总统发表声明，说美国答应冰岛政府的要求派兵进驻，以防有人“利用冰岛作为海空基地，进攻西半球。”这种说法是强词夺理的。按轰炸机航程计算，雷克雅未克距纽约三千九百英里，可是距柏林只有二千八百英里。这不过是“保护”冰岛，不让他国染指罢了。这种强辞夺理的说法，纳粹党用得最多也最有成效，没想到人家也如法炮制，他们难免有气。德国海军想对美国航运发动潜艇战，可是希特勒知道罗斯福正在找寻借口，不上他的当。他下令海军上将埃里希·雷德尔，必须谨慎小心，避免攻击美舰，不过也说他知道潜艇可能无意中搞错。这种可能，罗斯福也是知道的。美军进驻冰岛，这就是公然把美国军队和舰只都投入大西洋战役。伯恩斯有一篇文章说，“帮助英国以免卷入战争跟参加战争以帮助英国，二者之间有一条界线。如果说罗斯福故意越过这条界线，大概就是在1941年7月间。”

这也正是希特勒需要克制自己的时候。两周之前，即6月22日，星期天，他孤注一掷，北起北冰洋，南迄马克兰，在长达二千英里的战线上向苏联发动进攻。此时此刻，他最不愿意的就是再树一个敌人。不过，他猜想发动这次新的侵略，未必使美国人全都不高兴。果然如此。一般美国人大概对双方都没有好感，这在《时代》周刊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评论说，“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极权主义国家象沼泽里的两个半瞎而又抓狂的史前巨兽，现在撕杀起来了。”参议员哈里·杜鲁门说，他希望纳粹党大杀俄国人，俄国人也大杀钠粹党（斯大林为这句话恨了他一辈子）。华盛顿的海陆军将领以为俄国败局已定，建议不要把军用物资送去，可是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不同意。10月1日，美苏两国外交官签署租借议定书，俄国货轮从此冒千难万险，长途跋涉来住于摩尔曼斯克与美国之间。

联邦储备委员会大楼匆匆忙忙腾出了十七个房间，霍普金斯、租借物资协调主任艾夫里尔·哈里曼以及属下人员便在这里办起公来。战争动员改变着华盛椒的面貌。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新大楼秋天落成了，林荫大道上的临时建筑不断兴起，而第一次大战留下的“临时”建筑也仍然在使用。各处都有新人出现，有些日后成名了。在美国军舰“奥古斯塔”号上，有个海军部青年助理来见总统谈劳工向题，航行日志上记下了这位来客的姓名：“艾德莱·史蒂文森【1948年曾任伊利诺斯州长，1952年曾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陆军在路易斯安那州进行演习，罗伯特·谢罗德告诉记者埃里克·塞瓦赖德说，“要去见见艾森豪威尔上校，他比别人更能说明情况。”后来照片见报，艾森豪威尔也不禁发笑，原来照片说明把他的姓名写成“D.D.厄尔森冰中校”。艾森豪威尔看了笑道，“至少两个缩写字母没有错。”【艾森豪威尔姓名是Dweight David Eisenhower，报纸排成D.D.Ersenbeing。】

霍普金斯这时的权力，在全国只在一人之下＿他的办公室在白官二楼东南角，有一套房间，就在总统家庭住区内。因为丘吉尔欣赏他，尊敬他，——丘吉尔叫他“坚实可靠爵士”——所以伦敦对他很信任。1941年7月下旬，他跟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后花园闲坐，谈到总统盼望“在一处僻静海湾”跟首相见见面。首相欣然应命，他正想亲睹这位主要盟友，而且这一出访也有头等宣传价值。选好的会面地点是世界上最少人到的纽芬兰东南部普拉森夏海湾。【这是加拿大的地方。罗斯福是到加拿大去跟丘吉尔会面的。】8月9日，总统座舰“奥古斯塔”号和护送舰队开进湾里，跟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及其护航舰队联舷而泊。两支舰队船只很多，足够进行一次大海战，大概也正是这样准备的。会谈始终在“奥古斯塔”号上举行，只有星期日那天罗斯福才跨过跳板，到英国战列舰上做过一次礼拜，英美官兵同声高唱圣诗《上帝啊，我们亘古的救星》。唱罢，丘吉尔告诉罗斯福说：“我并不笃信宗教，可是我得感谢上帝，美国政府此时此刻的领袖不是别人，是你。”当下两位领袖连同幕僚会商了三天，一起拍了照，起草了一篇阐述方针的联合声明，称作《大西洋宪章》。

罗丘二人回到华盛顿和伦敦之后，就把合拍的照片分发给报界，同时，《大西洋宪章》也以联合公报的形式发表了。公报主张，自由国家的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收复被武力强占的土地，彼此自由贸易，按均等条件取得原料，改善落后国家的状况，解除侵略国的武装，在公海上自由肮行，并享有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宪章大致以罗斯福最近提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为基础。——在咨文里他还提到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到9月间，各反轴心国家已有十五个表示支持《宪章》，包括苏联在内（这一点颇有讽刺意味）。奇怪的是，《宪章》只见于公报，作为单独文件，并未成文。有个记者就此问过罗斯福。回答是“……据我所知并无文本。我没有，英国人也没有。能找到的最近似的书面材料，是‘奥古斯塔’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电报员手里的电稿。……可是没有正式文件。”

尽管没有正式文件，他们二人却是取得了谅解的，而且还不限于和平以后的战略方针。回到白官以后，总统宣布护航问题已经解决。他是用行政命令加以解决的：美国军舰将在冰岛以西对商船护航，在海上航行途中熄灯备战，而且所护送的货轮虽则假定是美国的，海军作战计划却明白规定，“任何国家的船只”都可以搭伴。

再发生事件，很可能就是兵戎相见了，事实上也正是这样。9月4日，德国U652号潜艇艇长在冰岛附近海面发现自己受到深水炸弹的攻击，而且头顶上恰好有一艘驱逐舰。他自然以为，驱逐舰是英国的，而且是要毁掉自己的。他错了。原来深水炸弹是一架英国飞机从空中投下的，那艘驱逐舰却是美国的“格里尔”号。“格里尔”号舰舰长看见有两枚鱼雷射来，水波翻滚，就转舵避开，并发射深水炸弹进行自卫。德国潜艇和“格里尔”号，都没受伤，可是德国是先动手的，事实俱在。罗斯福斥责德国是“海盗行为”，原先下令海军“搜索前进，巡逻海面”，这时改为“搜索前进，遇敌即歼”，换句话说，见德国船就开火。这时美国和纳粹在海上已是不宣而战；对此，据民意测验，美国人三分之二是赞成的。

10月17日，冰岛以南四百英里海面德国“狼群”潜艇攻击英国护航队。护航队司令发电求救，五艘美国军舰由下水才一年的第一流驱逐舰“卡尼”号领航，高速赶去救援。“卡尼”号被鱼雷打中船侧，虽则没有下沉，美国人却在报上头一次读到第二次大战的伤亡名单：两人受伤，九人失踪，大概已经丧生。总统宣布，这不是偶发的遭遇战，而是纳粹蓄谋已久的计划，想把美国船只全部逐出公海。总统说，谁先发第一枪，历史已有明白记载，“我们美国人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进入战斗岗位。保家卫国，不容稍懈。”

不出两周，美国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在冰岛附近海面执行护航任务，又驶进了德国潜艇的鱼雷射程之内。这回驱逐舰被打沉，一百名水兵遇难。此事哄动全国报界，伍迪·格思里为此写了一首叙事诗：

他们都是谁，告诉我，他们都是谁？

亲爱的“鲁本”号可有你的朋友？

真正的战争狂热，顿时遍及全国，可是国会山上那些孤立派依然不为所动。总统提出意见，说在目前情况下，中立法有些条文已经过时，比如其中规定美国商船除船长自用手枪和捕鲸鱼炮之外，什么武器部不准带。总统认为，应该废止中立法，另定准予美国货轮配备武器，运货到各交战国港口的法规。国会两派为此展开辩论之激烈，不亚于租借法案。政府仅以比早先还要微弱的多数获胜：在参议院多十三票，众议院多十八票。除非事态急转直下，这届国会对宣战法案是通不过的。不过罗斯福也没有拿定主意要宣战。按照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协约，美国如与三国中任何一国进行全面战争，其他两国也将对美宣战。同时，罗斯福觉得，美国羽毛未丰，还难以同时对付日本。

罗斯福和顾问们越想越是摸不着头脑。十七个月来，罗斯福想尽办法激惹希特勒，本来设想会使他那条顿脾气大发作的，可是“元首”总是忍住性子，只是略加运用而已。海军上将雷德尔两次请求希特勒批堆反击，因为美国物资源源运到英国，令人担心。他写了一张清单，说美国海军已经二十次无理挑衅，一心想挑动希特勒的感情。可是希特勒却心平气和，反叫他耐心一点，等到击溃俄国，他会“严”惩罗斯福的。罗斯福下了遇敌即击的命令后，雷德尔又提出，请求攻击美舰，否则就把潜艇全部撒出大西洋。希特勒还是摇头。他说，不久“俄国战役即将决战，”那时再放出“狼群”去收拾美国海军不迟。

总统本来希望，只要美国不避开冲突的航线，由于冤家路窄，事态必然会发展到公开交战的地步的。可是希特勒果然是审度形势的老手，只见他一忍再忍，委曲求全。在东亚方面，日本人虽则屡次受到挑衅，看样子同样也不肯上当，反而派人来华盛顿谈判。可是谈判拖廷日久，轴心国更加近于席卷全球，罗斯福觉得简直无能为力。据舍伍德后来发表的意见，“罗期福那时已经技穷了。他的锦囊中曾取出过多少妙计，而今竟然一筹莫展。”华盛顿人一般都感到沉闷，舍伍德也有同感，觉得还不如赶在圣诞前夕，到纽约去看看戏剧界有些什么新戏呢。

※※※

十一月末，乔思·费勒和路斯·维尔克合办的演出公司宣布，即将在百老汇街上演《海军上将的贤内助》。这是洛厄尔·巴林顿新写的喜剧，曾在市外看过试演的观众说真是风趣横生。戏里主角是一位驻夏威夷海军军官的妻子，她野心勃勃，想凭借华盛顿一位伯父的势力让丈夫升官晋级，剧情很曲折。军界滥用私人，戏里把它揭露了，所以人家说是“对海军开了个善意的玩笑。”原定上演日期是1941年12月10日，地点是百老汇剧院。

第八章 战争边缘的美国！

1940年春天德国发动闪电战期间，凯特·史密斯不断高歌恳请上帝保佑的那个美国跟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已经有很大变化，但较之70年代初的超级大国的美国还相去很远。在美国参战之前，虽则欧战已经促使它开始兴旺，但并有没有带来真正的繁荣。1941年罗斯福第三次就任总统后的第二天早上，《下午报》（七个月前由马歇尔·菲尔德在纽约创办的一家不登广告的报纸）在头版登了一幅衣衫褴褛的失业工人群的照片。这样的惨象，当时在美国还可以看到。当时全国失业人数近900万；在工程兴办署名下以工代赈的人近300万；黑人有30％需要救济。那已经是股票市场大崩溃之后的第11个年头了。千百万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已经完全记不得什么叫经济繁荣。他们的父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则尚未降临，年轻的一代由于需要为生存而挣扎，却早已饱经锻炼，惯于忍穷吃苦了。

国家急需大量的兵员，但兵役局的军医却说应征青年约有半数体格不及格，于是罗斯福便在1941年春召开全国营养会议，想弄清楚问题所在。会议的答案是任何福利部门里做过实况调查的人都知道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十年以来的营养不良。据1940年人口普查，全国有半数以上的儿童，其家庭收入每年不到1,500元。1/4的人口仍然务农，而普通农民每年只能挣1,000元。1939年秋天，托莱多市的学校竟因经费不足停课两个月。纽约曼哈顿区不少身无一技之长的人，只好拿从惨遭轰炸的英国城市布里斯托尔运来的残砖断瓦给东河大道铺地基，去挣一年832元的工资。

尽管这样，当时从欧洲来的游客还是嘲笑美国的物质文明。当然，今天的欧洲青年就不会说战前的美国人太舒服了。当时虽然农村电气化不断进展，但是3/4的农家仍然用煤油灯照明。就全国来说，七个人才有一部电话机，五个人才有一辆汽车；1/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1/3的家庭没有卫生间。只要念完八年级，一般美国人就不上学了。参议员瓦格纳在华盛顿提出了健康保险法案，但是由于美国医师协会在国会是大肆活动的结果，提案没有通过。其时，5～15岁的儿童死于风湿性心脏病的最多。

全国人口是1.32亿。人口统计学家一致认为不会再有很大增长了。30年代中，职业妇女人数不知不觉地增长了50万，但是，已婚妇女就业的仍然只占17％。家庭主妇还是一面干家务活，一面收听电台播放推销肥皂的伤感的日间广播剧（最受欢迎的是《维克和萨德》）和推销商品的新歌曲节目。一支名叫《奇基他香蕉》的小调，每星期竟播唱2,700次。

那时国民生产总值只有900亿元，道·琼斯的工业股票指数徘徊在150左右。总之，美国的经济依然萧条。《纽约晚报》惟一的经济新闻记者西尔维娅·波特对通货紧缩的情况作过如下的生动描述：单身公寓房客每月房租25元；香肠面包每个五分；电影入场券每张两角；杂志大多每份一角；一顿客饭四角五分；手表修理费一般是一角；1/5瓶的威士忌酒卖一元二角五分；通常和朋友打赌只下五分钱的赌注。

工商界依然把问题归咎于政府的插手，工会不合作，联邦政府开支太大，工人偷懒，以及罗斯福之拒不采纳胡佛的主张，对工资和物价始终不肯进行“合理的调整”等等。但是卡罗琳·伯德提出了另一种看法，认为30年代的工商界并不真懂生意经，因为他们以为繁荣只靠华尔街的金融家和钢铁之类的所谓基础工业，而忽视了关键问题，即消费者及其所需要的低档商品和各种劳务。她指出，对“鞋子、药品、食物、肥皂、香烟、衣服，以及破汽车也不能不用的汽油等等的需求，是同人口一道增长的；汽车、卡车、汽油、电力、零售商品、洗衣、美容这些行业，总是有生意可做的”。《财富》月刊在战前的几个月里，以惊异的口气指出，有一类工业自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一直都很兴旺，这就是那些专门制造一用即扔的东西，如纸餐巾、纸杯、纸碟子、不能退钱的瓶子、月经带、避孕套等等工业。当时男人花在避孕套上的钱，多于理发。

有些商品没有放手生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家仿佛觉得，它们对人没什么好处。洗碟子原是妇女的本分，不能让她们一扔了事嘛。服务到汽车上的营业【例如服务到车上的路旁食馆、银行等。——译者】是不对头的，因为这使得干什么事都太方便了。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缺乏远见是其一），有钱人不愿意投资到超级商场、邮资总付计数器、空气调节设备、滑雪场、霓虹灯、半导体收音机、胶合板以及汽车游客旅馆这些方面。分期付款的购货方法，只有有钱人才可以用。小额账单大多数是用现金付款的，银行限制开支票来往账户，办法是要求使用支票的要有比较大的结余额。当时如果竟有银行为储户保守秘密，垫款给他们度假（“先走人，再还钱”），那就会吓坏人的，好比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在大庭广众公开出丑一样。

许多到战后使美国改变面貌的新发明，本来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有了。当时不但雷达眼看要在工程师手里完成，电视机也是如此。1939年4月30日，全国广播公司在纽约万国博览会试播电视，虽然用的是早期的“杜蒙”牌电视机，屏面很小，但曼哈顿区的人们还是接收到了图像。不过哈佛大学查尔斯·道斯教授认为电视将来不可能盛行，因为“只能在一个半黑的房间里收看，而且机器老是要有人管着。”这时荧光灯已开始使用了。正如尼龙和涤纶问世不久后纺织品就起很大变化，各种塑料很快也将代替钢、铝、锌、镍成为工业原料，制造出大至驾驶盘，小至自来水笔（后来还有圆珠笔）之类的东西。1940年春，伊戈尔·西科尔斯基【伊戈尔·西科尔斯基，美国航空工程师，因研制直升机而闻名。——译者】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机场首次驾驶直升机，有个记者说它是“稀奇古怪、状如纺锤的机器”。某杂志预测，西科尔斯基的直升机在战场上可能有用。

美国的汽车当时还没有成为后来某社会评论家所说的“令人顾盼自豪的东西”，但也离此不远了。“俄尔兹”牌车商大事宣传，说装上一个价值57元的“液压离合器”，就可以不用换挡；“林肯·泽菲”牌敞篷车宣传说，装一个奇妙的按钮，一按就可以起落篷顶。但是底特律市那些思想保守的车厂老板对这些新玩意儿却只是耸耸肩，一笑置之，正如战前最后那几个月的出版界瞧不起袖珍书店的出版计划一样。该书店的第一册平装本袖珍读物是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了的地平线》，只能摆在一些日用杂货店卖，每本两角五分。

这些新鲜事物，不管哪一项，谁只要能预测到它的发展前途，谁就能发大财。但是新的未必都好，有时缺乏先见之明倒也不是坏事。那时希特勒横行欧洲，华盛顿却在制定计划，要更广泛应用预扣税款的原则，从社会保险费到联邦所得税都在各人进款里先行扣除。1939年9月2日的《纽约时报》在第20页登出消息，说有一位名叫A·H·罗浮的研究人员向国际肿瘤会议作了报告，说把香烟里的焦油涂在小白鼠身上就会引起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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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秋天，人们出远门总是坐火车。上好的新柴油机车效率很高，正是时髦东西。车站上的红帽子搬运工多得很，路基保养得很好，卧车旅客——至少睡下铺的——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觉。乘务员给你擦鞋、拎包，到该起床的时候还会轻轻为客人拉开绿色帘子。如果临走给他五角钱，他会说一声“谢谢你啦，先生”，而且是真心话。当时餐车上吃饭是件乐事：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菜色品种齐全，人人彬彬有礼。

人们不坐飞机，可能是因为飞机上吃得不好，机场太远，或者怕不安全。民航机的服务质量的航次安排都在改进，例如泛美航空公司的“杨基”式巨型快速班机从长岛飞里斯本现在只要26.5小时了，但当时多数人并不那样赶忙要坐飞机。自己开汽车出远门也行，只是得吃点苦头。梅里特大路和宾夕法尼亚高速公路刚刚开放，其他公路还只有两股或三股的并行车道，而且沿途城镇都设有防止超速路段，对违反限制的人要罚钱，用来贴补地方警察的工资。路旁客栈不多，名声也不大好。埃德加·胡佛就领导过一个反对这种小客栈的运动。他在《美国杂志》发表文章，把这种客栈（汽车旅客旅馆的前身）说成是“疾病、贿赂、作弊、诈骗、强奸、强迫卖淫、盗窃以及谋杀的新策源地”。他还提醒人们说：住店的正式夫妇所用的褥垫，可能不久前就被“乱搞关系”的人弄脏过。

火车经过新居民区时，你看不到有什么廉价商店或者路边食品店的广告牌，因为它们正如通往这些居民区的高速公路一样，是很多年后才有的。那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需要私人汽车。他们上班，上街，上学，都搭公共汽车、电车。从那时起，各地公共汽车路线被陆续取消的，真是多得说不清了，但是市内有轨电车的变化，我们还知道一些。1940年美国有轨电车的路轨长达1.96万英里，到60年代只剩下2,049英里，而且大部分也废置不用了。

火车站附近照例至少有一家旅店，维多利亚式的，屋顶是“复折型”的。有周到的服务员，有清洁的床铺，每晚收费一元。服务员随时都有美酒供应，私娼的夜度资是三元，军人收两元。旅馆的餐厅挺安静，也便宜。如果爱热闹，不妨找个小酒家，那里总有自选唱片的唱机，还可以听听酒客谈论当地新闻。那时的俗话有些会使70年代的青年人听起来莫名其妙，如“宴会”叫bash〔狂欢〕；离开一个地方不说split〔分〕，而说scram〔滚〕。爱搞女人的叫wolf〔狼〕。要“狼”滚开，你就对他说getlost〔消失罢〕，dropdead〔死吧〕，dryup〔干掉吧〕，或者blowup〔吹掉吧〕。要是姑娘喜欢这人的话，她会夸他nobby〔有风度〕，cute〔惹人爱〕，nifty〔吸引人〕或者snazzy〔迷人〕。在单独和这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可能觉得他是个sap〔笨蛋〕；可是如果他够精灵的话，那么来一个smooch〔接吻〕，她就什么都顺从了。

以上所说的那些旅店、酒家、电影院和娼妓，是到处推销货品的人员消遣解闷之所。如果是探亲访友的，那么他们会到车站接你。要是个男人，出身富裕人家，穿的可能是一套双襟的格子花呢衣服。你的亲友可能住在城市中心，即日后所谓的“内城”【后来一般贫苦人民才住在内城，但当时则是上流人士的住宅区。——译者】。但是有比根山那样的繁华市区，就有布鲁克莱恩比根山【位于波士顿城北的高地；布鲁克莱恩是波士顿城西郊外住宅区。——译者】那样的郊区，这是必然的，你只能到这里为止。因为那时格林威治和温内特卡这样的郊区的生活，和70年代的莱维特镇和帕克·福莱斯特【这些是所谓“计划”郊区，房子千篇一律，没有特色。——译者】大不相同：战前的郊区都是有钱人住的，一般人不能问津。郊区青年都由特设中学培养，再上大学。能在郊区住，就表示社会地位高。郊区不是商业中心的延伸，而是乡下俱乐部的延伸。这里的住家都是约翰·马昆德【美国小说家（1893～1960年），主要描写上层人物。——译者】的小说中人，是约翰·奥哈拉【约翰·奥哈拉，美国小说家，善于逼真而尖刻地描写美国城市生活。——译者】所羡慕，詹姆斯·古尔德·科曾斯【詹姆斯·古尔德·科曾斯，美国小说家，以技巧细致、描写客观而闻名。——译者】所熟悉的，也就是共和党内那些白人新教徒中的上层中产阶级。为了在海恩尼斯港占一席地，只有像约瑟夫·肯尼迪这样的人才能争到手。天主教徒的他，也不过勉强做到这一点，如果换成犹太人，那就休想了。这里的人，跟他们参加的夏季野营和冬季游弋一样，都爱宣传自家的“膳食有严格的标准”。如果他们的儿子上了大学，也自以为高人一等，成立自己的学生联谊会，不跟旁人家杂处。

除非你怕同外界隔绝，否则战前的郊区生活是非常愉快的。那里的老房子宽敞，新房子漂亮。大萧条时期，花一两万元就可以买一座很大的房子了。虽然现代化设计的崭新建筑各处都有了一些，但人们还是喜欢十五六世纪都铎式的或者殖民地时期的式样。当时，剪草砍柴是杂工们的事，做父亲的只管打高尔夫球，母亲只管种花，小伙子和姑娘们星期六晚上就到俱乐部去跳舞。这里没有你争我夺的情况，衣服时兴穿灰色法兰绒。谁要是行为不端，俱乐部就会把他开除。夏天晚上，一家大小团坐在院子里，草坪上摆着各种家具，其中有一张摆动式的沙发椅，老年人坐上去很舒服，不过青年男女却受不了。参加晚会的姑娘谁也不穿蓝斜纹布长裤，那是西部各州放牧的牛仔和干粗活的人才穿的。青少年自有其流行的风尚，但是他们都希望像上一代那样有体面，有地位。看来他们是会一帆风顺的。即使发生战争，人们也还认为出身名门的青年一定会当军官。军队里也是这样看，因此特权阶层之在军界世代相传，产生形形式式的影响，当然是势在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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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美国黑人青年的前途就完全不同了。歧视黑人实际上已成为军界的规矩。1940年，美国陆军里只有两个黑人当上军官，海军一个也没有。黑人士兵通常都集中在“港口”运输大队里，为舰艇装卸军用品，只有三个团肯收黑人当战斗兵。黑人水兵只能在伙房工作，如果运气好的话，就穿起白上衣在餐厅服侍军官，一听吩咐就深深一鞠躬。1942年初，艾森豪威尔搜集了一些材料，都是关于所谓“军队中的黑人问题”的（谁也不认为这同时也是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他觉得确实难搞，但是他到底前进了一步：战地记者报道军队里种族歧视情况的稿件，他不许扣发。有些记者反对这样做，怕国内“捣乱分子”会把新闻加以渲染，可是艾森豪威尔不同意。他反问：美国打这一仗，究竟为的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们是无法回答的。但是他们当中如果有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就可能指出，那里的州议会早已声明美军作战就是为了“保持白人的优越地位”。世界大战前夕，种族偏见在美国各地农村越来越厉害。犹太人的境遇本来已经够惨的：有名的律师事务所不能插足；进医学院读书有名额限制；好些职业规定“只收基督教徒”，犹太人就没门了；密西西比州众议员约翰·兰金有一次还在国会会议厅里大骂某新闻记者是“小犹太鬼”，别的议员竟不吭一声。但是，以程度而言，反犹太主义还远不如反黑人的种族主义那么厉害。参议员西奥多·G.“大人物”·比尔博跟兰金一样，也来自密西西比州。此人颇有几句足以使会议生色的名言，如：“我们南方人必须把种族界线划得更清”；“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白人才有宣讲的权利”；“咱们就是要告诉那些同情黑鬼的北方朋友们，你们见鬼去吧！”

密西西比州某地，栅栏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复活节彩蛋游戏，白人儿童上午9时30分举行，黑人儿童下午3时30分举行。”这固然是在南方，但是北方的种族主义也同样猖獗。国会不肯做出禁止对黑人施加私刑的决议。有人说，在某一联邦工赈营里，“黑人妇女住地只是用布幕隔开，就算是屋子。”这是事实，但是自命开明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却说是造谣。在著名的莱因兰德离婚案里，男方在法庭声称不知道妻子是个混血种黑人，妻子只好当众把上半身衣服脱光，证明丈夫早该知道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很爱听《阿莫斯和安迪》这个侮辱黑人的广播节目，但是他却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黑白人种之间的纠纷，有很大部分是由共产党煽动起来的。”芝加哥有一家有名的黑人办的报纸，叫做《保卫者》，曾警告南方黑人读者不要对北方抱什么幻想，因为北方也并不欢迎他们。

留在南方又怎么样呢？不但要饱受尤金·“巡捕”·康纳（当时已是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警察头子）之流恶棍的侮辱，而且得在城里靠634元的收入混一年日子，在乡下还只有566元。黑人知道，如果搬到纽约或底特律，收入就会多一倍，因此开始陆续向北方迁移，后来总数竟达100万。但是到了北方，虽有足以糊口的工资，却还是挤在城市黑人贫民窟里。为了解决衣食和读书问题，他们就要受到社会歧视和无数挫折，其代价之高，着实可怕。60年代起而造反的黑人，就是这些年里在北方贫民窟里出生的孩子。

早期的黑人著名人物中有许多音乐家，以及像杰西·欧文斯和乔·路易斯这样优秀的运动员。体育专栏作家们说路易斯是历史上最出色的职业拳击家（当时他已经九次保持冠军头衔），而本人也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他说：“我比拳时是光明正大的。只有这样，别的黑人孩子将来才能跟我一样有个出头机会。如果我干不规矩的事，就对不起他们了。”在他的崇拜者当中，有一位名叫马尔科姆·艾克斯的，在自传中写道：“当年的黑人男孩，刚会走路，就想当褐色轰炸机的接班人。”【马尔科姆·艾克斯是黑豹党领导人。“褐色轰炸机”是乔·路易斯的绰号。——译者】

美国最优美的音乐，有些就是在这个年代灌了唱片的。但是白人对黑人音乐家却如此歧视，真是美国的一大耻辱。本尼·古德曼打破了种族界线，让黑人特迪·威尔逊参加自己的乐队，饭店经理却不让他在舞厅同乐队一起演奏。在纽约，艺术精湛的杜克·埃林顿乐队可以在百老汇大街洛氏国家剧院演出，但不能在百乐门和斯特兰德两家剧院上演。至于到各地的巡回演出，情况就更糟了，光是每天找地方吃饭睡觉就受不少气。古德曼有一回带乐队在南方演出，警察竟要扭送黑人领唱莱昂内尔·汉普顿进监狱，幸亏警察局长来了，这人是个爵士音乐迷，汉普顿才得救了。黑人女歌唱家比莉·霍利戴在旅馆出入，不能走前门，只能走后门。底特律某剧院经理觉得比莉皮肤不够黑，不便和黑人一起上台，于是她只好再把肤色弄得更黑。有一次她谈到跟阿蒂·萧乐队到南方演出的经历说：“我每次吃饭、睡觉、上厕所，几乎都要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那样斗争一番。事情竟然弄到这种地步！”

不过他们有时也能出一口气。珀尔·贝利谈过她在芝加哥某中国饭店怎么跟对方顶嘴。她说：“有个中国服务员走过来，他说的话我半句也听不懂，但是最后一句总是‘我不接待’。够了！于是我也用东方人的腔调对他说：‘你以为我到美国是来摘棉花的吧？可是我也听说你们到美国是来洗衣的。老兄，还是接待接待吧。’你猜怎么样呢？他真的接待啦！”莉娜·霍恩在第一批战俘营里也公然傲视白人，做出精彩表演。当时战俘营营长叫德国俘虏都坐在前排，而负责监视俘虏的美国黑人士兵反而坐在后排。莉娜心里冒火，于是走下舞台，慢步通过前座，背朝德国俘虏，面对黑人同胞唱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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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本想把民权法案的制定工作推迟到战后去办，但有时形势迫人，不能不采取行动。黑人领袖们眼见联邦政府虽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国防工厂，但向这些工厂申请就业的黑人总是吃闭门羹。因此，1941年春，卧车服务员兄弟会负责人菲利普·伦道夫就对总统说：政府实际上用公款来支持种族歧视，如果这样干下去，他就要搞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向华盛顿进军了。总统犹豫不决，于是伦道夫就对会员们进行动员，决定7月4日游行。罗斯福怕工人上街会打破全国团结一致的局面，终于在6月25日让步了，公布第8802号行政命令，设立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并规定各厂主、各工会“在国防工业中都要给一切工人提供充分而公平的就业机会，不得因种族、信仰、肤色和民族不同而有所歧视。”命令虽下，却没有认真贯彻。黑人领袖们本来希望颁布一个行之有效的命令，现在感到失望了。然而，这件事到底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自此以后便出现了声势浩大的黑人工人运动，向历届总统都进行挑战。

在政府内部，对美国黑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最为敏感的是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和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二人，他们的共同努力在战前美国民权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时玛丽安·安德森【玛丽安·安德森，美国黑人女低音歌唱家，最初在欧洲演唱出名，1935年回美国后更名噪一时。——译者】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歌唱家，连托斯卡尼尼【托斯卡尼尼，意大利乐队著名指挥，曾于1926～1936年指挥纽约交响乐团，后来又担任美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指挥。——译者】也对她说：“你这样的嗓子，百年才出一个啊。”但她是黑人。她刚打算在宪法大厅举行一次音乐会，却被一个名叫玛丽·约翰逊的机灵促狭的红发女记者打听到了，便想使坏。她知道宪法大厅是美国革命女儿会的产业，于是去拜访主席小亨利·罗伯特夫人，问革命女儿会对这事态度如何。罗伯特夫人断然回答说，我们有权管，这个计划休想实现。从此以后，安德森也罢，别的黑人歌手也罢，都不能在宪法大厅演出。

下一步棋该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走了。他认为，想使社会公众注意革命女儿会的种族偏见，有个好办法：让安德森在华盛顿举行一次露天音乐会，不收门票。安德森同意，协进会同人都觉得最好在林肯纪念堂举行。于是伊克斯便出而帮忙，因为未经内政部长的同意是不能在纪念堂举行音乐会的。伊克斯知道了革命女儿会的做法，就给白宫挂电话，这时总统正要动身前往温泉，伊克斯请他稍等，见面谈了再走。罗斯福了解后，就命令伊克斯安排开一次露天音乐会，规模越大越好。

这时，罗斯福夫人宣布了退出革命女儿会，并接受怀特的建议亲自和伊克斯连同好些内阁部长、最高法院法官、参议员、众议员和其他男女名流担任发起人，组成一个极其显赫的赞助委员会，促成安德森演出。这么一来，革命女儿会主席先前的所作所为，便为音乐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宣传资料，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在被邀请当发起人的名流当中，有几个借口自己所处的地位不便过问有争议的问题，没有参加，但是绝大多数都来了，包括全体外交使团在内，听众共达7.5万人。从开场的《美国颂歌》到收场的《我的烦恼谁也不知道》，听众听得着迷了，听完之后纷纷离座奔向歌唱家，霎时间全场沸腾，几乎出乱子。怀特看到一个穿着过节服装身材细长的黑人女孩也走到前面，把手伸向安德森小姐，满脸热泪。这人虽则年轻，但从她的手指看来，显然是干粗活的。怀特后来说：“看这个女孩的眼神，就知道她心里是在说：安德森做得到的，我也能做到。”

这个不平凡的事件引起了千百万人的注意，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在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国人一心只想国家大事，甚至不能认为他们经常在关心什么是非问题。大多数美国人那时都只沉溺于个人问题、身边琐事之中，或者只谈本行，不管别的。甚至在底特律市，虽则工程师们已经在研究意大利菲亚特牌轻坦克有什么弱点，可是最普遍的话题不外还是商品销路。就销路来说，这一年看来将是底特律最好的一年。汽车行已经卖出了五百万辆，各厂经理无不得意忘形，前来联系工作的英国军官看了不禁惊讶不置。亨利·福特起初宁愿工厂关门也不愿意签合同搞军工，接着又坚持不管怎样也不为加拿大造飞机，这就使英国人更加震动了。哈特福德市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负责为“驱逐机”（即现在的战斗机）生产发动机，没法完成。格伦·L·马丁公司签订了一项价值1.31亿元的合同，负责生产1000架B-26轰炸机，但据最后消息，上了装配线的只有20架。

在好莱坞，女演员桃·拉摩把她演《丛林艳史》时所穿的纱笼捐给了洛杉矶历史科学艺术博物馆。这个设在洛杉矶的博物馆，只好接受，小报作家卢韦拉·帕森和赫达·霍珀还对拉摩的慷慨行为表示赞扬。但是在市内另一个地方，刚去世的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遗体却停放在一家简陋的殡仪馆里，多萝西·帕克【多萝西·帕克（1893～1967年）美国女诗人，短篇小说家，记者。——译者】在他的跟前站了好一会，悄然叹道：“可怜的小混蛋啊！”这年是名作家相继谢世的一年，菲茨杰拉德、詹姆斯·乔伊斯、舍伍德·安德森、弗吉尼亚·伍尔芙【弗吉尼亚·伍尔芙（1882～1941年），英国女小说家。——译者】四人的死讯在半年之内先后传来。

1941年，发行历史长达110年的《波士顿实录晚报》停刊了。这是个不吉之兆：此后便有好些美国报纸陆续停刊，虽然过程很长很慢，却在逐日增多。过了20年，停刊的日报竟占总数1/4。由于《实录晚报》的编辑都是哈佛大学校友，哈佛对该报停刊特别表示惋惜。这是因为当时哈佛同所有处在变革时期的大学一样，新思潮奔腾澎湃，特别需要直言不讳的报纸。1941年，W·H·奥登【W·H·奥登（1907～1975年），是由英国移居美国的诗人。30年代是英国左翼作家的领袖，后于1946年成为美国公民。——译者】出版了诗集《不安心的时代》，威廉·巴雷特【威廉·巴雷特（1900～？），作家兼翻译家。——译者】印行了《什么是存在主义》，亨利·卢斯所著的《美国世纪》使非沙文主义者无不为之震惊，而《凯尼恩评论》所登的约翰·皮尔·毕晓普【约翰·皮尔·毕晓普（1892～1944年），美国诗人兼小说家。——译者】的文章则对“艺术”的前途表示乐观。毕晓普认为，欧洲发生危机，正是美国文化发展的大好机会；他欢迎欧洲流亡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美国，而且认为他们来了就会留下不走。他写道：“艺术在美国有发展前途，因为只有在美国，聪明人才既能进行探索，不受国家的阻挠，又能发表其探索的成果，不受权贵的干扰。”

当读者研究毕晓普这篇对美国民主满怀希望的文章之日，正是约瑟夫·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州第十区当上了民选的巡回法庭法官之时。此公原先在乡下养鸡，后来半工半读，先后当过汽车加油站雇员、厨房杂工、烤饼师傅、筑路队挖土工，一直到法学院毕业。斯皮罗·阿格纽是巴尔的摩伐木工人互助保险公司的赔偿申请审查员。惠特克·钱伯斯现在长得胖胖的，穿着一身宽大难看的蓝衣服，脸色阴郁，在《时代》周刊当一名三流书评家。阿尔杰·希斯还是住在华盛顿P街3210号，他在国务院官运亨通，如果静电复印机早在3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那么他就不必用打字机偷抄文件，钱伯斯的指控也就无法证实，支持钱伯斯的尼克松能否因此名震全国，继而进入白宫，也就难以逆料了。回想这种种往事，还是挺吓人的。

1941年对体育专栏作家来说是个淡年。当然有个斯卑士柯特球队还可以写写：鲍勃·费勒【鲍勃·费勒，美国棒球选手。——译者】投出的球叫对方无法“全垒打”，乔·狄马乔则连续比赛56场都一打就中。但是卢·格里克【卢·格里克，即亨利·路易斯·格里克，外号“铁马”，是美国著名棒球选手。——译者】在六月间去世了；芝加哥大学退出了校际足球赛；战争又弄得戴维斯杯、怀特曼杯和温布尔登国际网球赛一一取消；奥林匹克运动会原定在赫尔辛基举行，也作罢了。体育专栏编辑们报道职业足球赛的消息，但并不热心，因为足球那时还不很吃香。不过足球迷中有一位海军少尉约翰·F·肯尼迪，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那天，华盛顿红人队在该队球场比赛，他还去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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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天朗气清、金黄可爱的秋天。这阵动人秋色逝去之后，要过好久才到另一个黄叶纷飞的和平时期的秋天，到那时，当年的青年已经失去了青春，有些失去了生命。日后战争结束、远征军坐船回国时，当年的少女已近中年，体态也不那么柳腰纤细了。教人惊奇的是，那时美国女子一般是身高五英尺五英寸（比现在矮），体重可有120磅（比现在重）。也许抚今追昔，已经难以看清当日的景象，但是从装束打扮的变化上无疑也能窥见一斑。那年秋季时兴的是长发垂肩，不然就是剪短了卷起来。女学生把头发披在背后，袅袅婷婷地走过校园，就像年轻的女神一样。正如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所说的：“从背后看去，哪一个姑娘都是美人。”

大学女生平时穿着长达膝部的袜子，参加舞会时穿裸肩的蝉翼纱晚礼服。如果是史密斯学院【史密斯学院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著名女子学院。——译者】的，平时往往穿毛衣或配套毛衣，带上一串珠链（瓦萨学院【瓦萨学院设于纽约东面阿灵顿镇，也是著名的女子学院，以提倡音乐和体育而闻名。——译者】的喜欢戴三串）。鞋子是阔帮矮跟的。走读的女生往往头扎发带，衣服的腰部裸露一点，但是当众裸体是反常行为，因为这样反而大煞风景。男学生的装束不那么吸引人：上衣翻领偏宽，裤脚偏大，回头看看当年的照片，实在不太像样。白衬衫（1941年时每件售价二元）是当时的标准服。感恩节【每年11月4日。——译者】一过，那些一心惦记着情侣、忙着张罗礼物的人，看到了科蒂公司【化妆品公司】的广告文学，便可能照搬学着说：“我满怀着柯蒂公司香气袭人的遐思，祝你圣诞快乐。”

“幸运”牌香烟在电台里播放的广播节目中有现代流行歌曲比赛，《上帝保佑美国》名列第三。上了年纪的人，每当听到希尔德加德唱《多佛的白岩》时，不禁想起上次大战而喉头哽咽。但是跳摇滚舞的青年却自有其爱好。短短的五年内，他们爱听的唱片销数竟增加了100倍。他们争论谁是最好的女歌手（马撒·蒂尔顿，海伦·奥康内尔和马里恩·赫顿三人最受欢迎），一有机会，就去听乐队奏摇滚舞曲。纽约西52街被称为“摇摆音乐街”。只要在“名门”、“玛瑙俱乐部”、“凯利艺人团”等等夜总会里坐一个晚上，著名歌手如康特·巴锡、邦尼·贝里恩和巴德·弗里曼等等的演唱就全都听到了。T·多尔西在纽约饭店大厅演出，古德曼在宾夕法尼亚饭店的曼哈顿大厅。如果你跳舞要跳尽兴，爱出风头，那就不妨带舞伴上百老汇大街罗斯兰舞厅之类去，那里的墙壁全都镶上镜子，天花板满布星状电灯，舞女的装束也特别入时。

有人认为青年跳摇滚舞看来虽则天真烂漫，其实有不少鬼名堂。他们说对了。性爱与摇滚舞有关，甚至可以说是摇滚舞的一部分。如果有个姑娘听到某个英俊非凡的伴侣老在唱着“请你给我一些引起我怀念你的东西吧”，她完全懂得他所要求的是什么。林德夫妇【罗伯特·林德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夫妇二人都以所作的社会调查著名。——译者】发现，在十个调查对象中，有七个承认婚前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大学生当中这种人无疑较少，但是只是名义上“处女”的百分比确是很高。大多数大学生都不考虑结婚问题。甚至第二次大战过后很久，美国的中产阶级还认为早婚是下层社会的习惯，所以学校中人们为了避孕，就只好求助于后来金赛博士【艾尔弗雷德·金赛是研究性行为的美国生物学家，见后。——译者】所谓“发泄代用品”（避孕套）了。

可以预料，对于青年人的这些习惯，老一辈是很不悦的。原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的威廉·基尔帕特里克教授慨叹说，“旧道德的强制力量”已经全部消失了。这位教授早先在课堂上对社会传统准则曾大加抨击，现在一反故态，也不怕难为情。罗马教皇向女教徒们呼吁，不要穿那“不正派的时装”，但这种劝告毫无意义，因为她们平时所穿的服装只露小腿、双手和面部而已。也许他是说游泳衣太难看吧？《纽约时报》确是谈到了游泳衣问题，认为“海滩上男男女女简直一丝不挂”，因而颇不以为然。

洛杉矶市郊阿尔汉布拉有一所中学，那里的女生在搬进新大楼的时候发现只有一间大浴室，大家得脱光衣服，集体沐浴。16岁的女生琼·艾夫琳·劳伦斯不肯这样干，她宁肯体操不及格也不愿意在其他女生面前裸体。她父亲是工程师，看见女儿这般非礼勿动，表示百分之百支持。这位女学生向法院起诉，要求向校方发出禁令，理由是：强迫她当众裸体，是不道德的行为，又违反加利福尼亚州禁止当众脱衣的法令，还侵犯了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即个人有生活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她的主张获得了大众的支持，甚至青年们的支持。在同级学生中，就有275名联名请愿，要求设置单人淋浴室。

洛杉矶的法官感到进退两难。他觉得自己应该乖巧一点才是：学校房子早已盖好，女生不集体淋浴，就只好任脏不洗，所以他没有对该校发出禁令。但纽约州的法院可就不客气了。关于第三世的罗素伯爵（即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讼案，也许最能说明战前人们是怎么拘泥礼俗，70年代对放荡行为又是怎么地轻轻放过的。学术界早就知道罗素是个与众不同的怪人，他那些独特的见解超越于性爱和婚姻之上。而且，他在数学和哲学方面都卓有成就，英美两国作家中他的文章写得最为深入浅出，并曾任教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所以，当他答应到纽约市立学院担任教授和哲学系主任时，学院当然喜出望外。纽约的记者访问他，报道说：这位哲学家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双眼深蓝，鼻子特大，瘪下巴。有一位还写道：“英国上层人士认为罗素是个疯子。”

纽约主教派教会的主教威廉·曼宁本人就是个英国人，他认为这位爵爷是个伤风败俗的老头子。他给各报编者写了一封公开信，坦率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先引证了罗素的一些话（“人类只有欲望，并无道德标准可言……只要不生孩子，性关系全然是私人之间的事情，对国家和邻居都毫不相干”），然后提出问题：像罗素这样的人，能摆出来作为青年人的师表吗？纽约市立学院代理院长的回答是：“罗素先生应聘前来是讲授数学和逻辑学，并不讲他个人的伦理观和道德观。”

这样，罗素便赢了第一个回合。但是不出所料，这事果然引起了许多方面的愤慨，例如赫斯特报系、爱尔兰老修道会、美国天主教女儿会、路德教徒公会、浸礼会牧师联合会、美国退伍军人团等等就都通过决议，致书报馆，举行群众集会和抗议游行。但是纽约市高等教育局开会讨论的结果，还是支持这位哲学家。于是罗素又赢了第二个回合。

要是在今天，事情也许就此结束，姑且假定有什么主教会发动这样的圣战，但这是极不可能的。然而40年代初期为父母的可是要竭尽全力防止孩子们变坏的。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牙医凯先生的太太琼·凯就是这样的一位关心儿女的母亲。她这样想：假如她的小女儿长大之后进纽约市立学院，落到罗素这个恶魔的手里，怎么办？她请教约瑟夫·戈尔茨坦律师，律师替她以纳税人的资格向法院起诉【罗素讲学与她无直接关系，但是学院是市立的，经费是市拨的公款，所以纳税人有权起诉，说是滥用公款。——译者】。他们带了罗素所写的四本书来到纽约州高等法院，向法官约翰·麦克吉汉作证。戈尔茨坦说，这些书是“淫荡的、猥亵的、污秽的、色情的、刺激性欲的、色情狂的、春宫一样的、亵渎神明的、大不敬的、撒谎骗人的、极其不道德的”，也是“思想狭窄的”。

麦克吉汉法官是仰仗民主党坦慕尼俱乐部的大力才当上法官的。他一看到这案件，就知道大有文章可做。他读过一些剪下的报章，知道人们对罗素传说纷纷，有的说他在英国主办过裸体新村，有的说他不反对同性爱，有的还说他欣赏猥亵的打油诗。于是这位法官便手不停挥，一口气写了长达17页的火辣辣的判决书。麦克吉汉说：高等教育局聘请罗素讲学，实际上是在纽约市立学院开了一个“诲淫讲座”。他判断说道：不能以学术自由为名而容许教师胡说学生任意性交是正当的。何况罗素是个外国人，更不应如此放肆。他取消了纽约市立学院的聘约，把这个大逆不道的人打下地狱，结果却是，赶到哈佛大学去当正教授——这一来，哈佛大学当然高兴不过了。

罗素最初对这场官司摸不到头脑。当记者把法庭裁决告诉他时，他只是倒抽一口冷气，说：“这对我是一记闷棍，我不知道怎么看，怎么说好。我只想说明，我并不像曼宁主教那样对性的问题有那么大的兴趣。”他委托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替他应付官司。过后不久，他却很不痛快起来。又三年，他回到了英国，从此成为批评美国最厉害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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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帕特·瑞安和迪克·尼克松订婚，6月间婚后在惠蒂尔市租了一套公寓房间住下，楼下是一家汽车保养场。1941年12月6至7日是个周末，这两天尼克松在考虑怎么去向政府申请一份差事。惠蒂尔市西北12英里外有个15岁的女孩名为诺玛·琼·贝克【即玛丽琳·门罗，后来是有名的性感电影明星。——译者】，她在性方面特别早熟，上街看电影的时间比在十年级上课的还多。迪安·艾奇逊从首都加利福尼亚大街一家殡仪馆走出来，他刚刚向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的遗体告别。7日上午，艾奇逊在马里兰州他的农场招待客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美国诗人，戏剧家（1892～？）。——译者】夫妇，他们是开车到林子里来帮他收拾砍伐下来的木头的，随后一起共进野餐。罗斯福总统这时坐在椭圆形书房里，身穿一件旧毛衣，一张一张翻看自己收集的邮票。汉密尔顿·菲什【1919～1945年任众议员。——译者】这天恰好53岁，在做生日。参议员哈里·杜鲁门有大批信件要写，他想为密苏里州的小商人们多拉一点军火生意。理查德·惠特尼已经假释四个月了，在朋友家里休养。最近进行军事演习，陆军准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由于担任调度工作，弄得筋疲力尽，正在得克萨斯州萨姆豪斯敦要塞补睡一觉。唐纳德·纳尔逊【1942～1944年任美国军火生产局局长。——译者】原是一位很能干的公司经理，最近才来首都协助政府搞经济动员工作，这个星期天他到一所农场做客，这是内政部长哈洛德·伊克斯和他那位红头发的年轻太太在马里兰州经营的，三人一起吃了午餐。参议员奈伊在去匹兹堡途中，准备参加孤立派的大会。迈伦·泰勒【1939年任罗斯福驻梵蒂冈的私人代表。——译者】在纽约圣母俱乐部参加“领圣体”后的早餐【communion一词，天主教称为“领圣体”，意即分享耶稣的肉和血；新教则称为“守圣餐”。领圣体后的早餐，是天主教的一种例行集会。——译者】；他在发言中赞扬了罗马教皇和罗斯福总统如何努力争取和平。但是三天之前《芝加哥论坛报》却说罗斯福是个战争贩子，而且为证实自己的话，还刊登了一个所谓绝密计划，说罗斯福打算在1943年派500万美军进攻德国（其实为了预防事变，各国参谋部都有这一类的假想作战计划），所以在周末晚会上，司法部的律师们就认真研究应否控诉《论坛报》老板麦考密克上校犯了叛国罪。诺曼·梅勒【美国小说家（1923～？）。——译者】在哈佛大学参加候补队足球赛。爱德华·默罗因为晚上要到总统家里做客，刮胡子刮得特别小心。年已七旬的科德尔·赫尔国务卿正在前往白宫旁边那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家共用的旧大楼，只因有两位日本外交官不知道为什么要求紧急会见，时间已经安排好了。

周末的两本畅销书是玛格丽特·利奇的《华盛顿醒醒吧》和玛格丽特·斯蒂恩的《太阳是我的祸根》。

星期天各报登了马特森公司开往夏威夷旅游客船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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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清早，珍珠港上空出现了机翼带日本旭日徽的敌机。飞机投弹准极了，把美国舰队炸得落花流水，摧毁了珍珠港基地，炸死了2403名美国人。

这场袭击永远也无法解释清楚，因为它是考虑不周的刺激（准确地说是一系列的刺激）引起的丧失理性的报复。造成了这星期天的一场浩劫的长期摩擦，起因大概远在两年前：由于参议员范登堡的敦促，美国国会废止了1911年的日美贸易协定。国务卿赫尔通知东京：以后美日贸易，只能做一天算一天。当时沃尔特·李普曼强烈反对，认为这是走向战争的一步。他写道：“美国这样做，无异向一个强国挑战。”其实还不止此。因为此端一开，后边还有一系列教日本人忐忑不安的外交步骤，弄得他们一方面大丢其脸，一方面又从此得不到那些不可或缺的进口物资，最后，连他们军队的命根子——石油——也断绝进口了。

今天来回顾，这一切是一清二楚的，但当时却不那么明显。美国政府天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西洋形势的发展，对太平洋最多不过是偶尔瞟一眼。在总统看来，亚洲问题是个道义问题。日本人是侵略者，当然应该撤兵回国；不过他认为希特勒才是国际和平的主要破坏者，但美国不愿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对于日本，他始终是想谈判解决的，直到12月6日，他还致电日本裕仁天皇要求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如果电文及时到达，几乎可以肯定，历史的进程就会有所不同了。驻日大使格鲁本来希望华盛顿采取较温和的路线，但是赫尔和国务院的高级顾问们都是强硬派，而且由于国会议员，包括大多数的孤立派，甚至参议员惠勒也在内，都强烈反日，所以赫尔他们的态度是很强硬的。

但是，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一陷落，亚洲的战略形势就完全改观了。这三个国家的亚洲殖民地几乎毫无自卫能力，华盛顿觉得有义务代管起来。1940年9月4日，赫尔警告东京不要插手越南。同月下旬，总统宣布，除西半球国家外，美国对一切国家都禁运废铁废钢，只有英国例外。日本受到这个他们称之为“不友好的行动”的刺激，第二天便跟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条约》。

1941年夏天，局势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7月24日，日军正式占领包括越南在内的法属印度支那。两天后，罗斯福总统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存款，这就是说，日本再也不能从美国买石油了。英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对日本来说，局势是够严重的，但还不是山穷水尽，因为日本的主要石油来源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每年进口180万吨。可是真正的致命打击不久就来临了：荷兰派驻雅加达的殖民地总督冻结了日本的所有资金，并立即取消当时仍然有效的石油合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觉得这是个真正的危机，因为日本陆军的坦克、飞机所用的每桶汽油都是靠进口的。更糟糕的是，日本海军虽则直到目前为止还主张忍让，这时也联同陆军一起要求开战了。民用石油马上实行配给。日本大使野村9月抵达华盛顿，对新闻界垂头丧气地说：“东京全市连一辆出租汽车都没有了。”

日本只能支持几个星期，不能再多。圣诞节前，他们还能从私人方面找点门路，因为英美石油公司设在中立国的油库还有一些油。可是耽误一天都不行了。近卫首相把日本政府的要求提交格鲁：如果美国不再武装蒋介石，在太平洋方面也不再建筑新的防御工事，并且帮助天皇解决原料和市场问题，那么日本可以答应不利用印度支那为军事基地，在中国事件“解决”之后就从中国撤兵，并“保证”菲律宾中立。格鲁请华盛顿注意，日本天皇身边有一批亲信，他们比近卫还坏；要是美国让近卫下不了台，有人便会取而代之。赫尔没有理会这个意见，却送来了一份最后通牒作为答复：日本必须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宣布废除三国条约，同各邻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赫尔似乎认为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日本。单看国内政局，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向柏林也发出同样的通牒，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那时全国各地就会纷纷召开“美国第一”派的群众大会，国会也就会弹劾国务卿。但是毕竟是格鲁估计正确：近卫10月16日下台，东方最凶猛的鹰派东条英机继任首相。

受到禁运限制的日本人，现在感到再没有讨论的余地，只有诉诸战争了，否则就要从中国撤退，这是不可想像的事。于是他们把手里的武士刀磨了又磨，准备动手。美国情报机关掌握了日本的密电码，对事态的发展无不了如指掌。11月22日，东京致电留在华盛顿商谈的野村和来栖，要他们注意：一周之内，“事情会自然发生”。11月27日，近在华盛顿的来栖和远在东京的山本通话，美国通讯部队把他们的话破译了。他们用的是代号：“君子小姐”指赫尔，“梅子小姐”指罗斯福总统，“婚姻问题”指在华盛顿进行的谈判。山本问道：“今天婚姻问题谈得怎么样？”来栖回来说：“今天谈的跟昨天梅子小姐谈的没有什么不同。”接着来栖问道：“娃娃就要出世了，对吧？”山本非常肯定地说：“是的，娃娃看来马上要出世了。看来好像会是个健壮的男孩呢。”最后，11月29日，又监听了一次谈话。这回有个日本大使馆官员问道：“告诉我，什么时候是零点【即发动战争的时刻。——译者】，不然我就没法办外交了。”东京那边柔声答道：“好吧，那么我就告诉你。零点是珍珠港时间12月8日。”——这就是说，美国时间12月7日。

华盛顿这时已经明白，谈判是虚与委蛇，毫无意义，只不过拖延时间罢了。眼见日本就要进攻了，什么时候进攻美国也知道，只是不晓得进攻哪里，所以就给夏威夷、菲律宾各地的司令官分别发出了这样一份电报：

此电的目的是促使你们注意战争即将来临。旨在求得太平洋局势稳定的美日两国谈判业已停止。预料几天之内日本将有侵略行为。你们应作适当的防御部署，为执行WPL－46所规定的任务作好准备。

WPL－46是作战计划。12月6日，夏威夷陆军司令沃尔特·肖特将军又收到陆军情报处的一份电报：

美日谈判实际已陷僵局。战争可能即起，预料将有颠覆活动。

肖特断定颠覆活动是指的瓦胡岛上日本侨民的捣乱行为，于是下令把所有飞机都摆在机场中央，一架接一架。这样一来，敌机一到，这些飞机就立时全部被炸毁了。肖特将军和夏威夷海军司令赫斯本德·E·金梅尔少将一致决定不执行WPL－46号作战计划；他们认为，实行长期警戒会把士兵们弄得精疲力竭的。星期六那天官兵们还照例放周末假。太平洋舰队共有94艘军舰，包括八艘战列舰和九艘巡洋舰（这是美国目前能制止日本进一步侵略的惟一力量），可是并没有布置特别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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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是很费解的。肖特和金梅尔后来作证说，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珍珠港可能遭到袭击。然而历史上很少军事行动是像这次那样早就预料到的。美日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对，双方长期以来都已考虑到袭击珍珠港的问题。1932年美国海军在珍珠港附近举行过几次演习，日本就注意了。日本对这些演习是关心的，因为从1931年起，日本海军学院历届毕业学员照例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认为袭击珍珠港应该怎么进行？”1941年1月，格鲁大使报请华盛顿注意，日本有偷袭珍珠港的可能（他在日记中写道：“东京纷传，谈判一旦决裂，日本就要倾巢出动，袭击珍珠港。但是我认为我们驻夏威夷的弟兄们是不会睡大觉的吧。”）。秘鲁驻日大使也听到了同样的传说，好心好意通过格鲁转告华盛顿。可是美国的军事机关置若罔闻。哼，穿条子裤的官儿们！秘鲁佬！打仗的事他们懂个啥！

但是有些美国人却早看清了未来的局势。1941年7月，海军作战计划科科长里奇蒙·凯利·特纳就指出过，如果日本发动进攻，夏威夷“很可能”是进攻目标，还预言日本将进行空袭。海军部长诺克斯也写过信给陆军部长史汀生说：“战争将从突袭珍珠港开始。”战事即将爆发，迹象极多。事件发生前四天（即12月3日），美军截获了一份东京密电，打听“珍珠港上空是否有观察气球”。12月5日，驻火奴鲁鲁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向珍珠港美军司令部报告，说当地的日本领事馆已经在烧机密文件。连金梅尔少将本人也警告过所属参谋人员（后来他自己却记不得了）：“日本可能不待宣战就偷袭珍珠港。”

当时的实情究竟怎样·四年后，美国胜利了，国会也调查过金梅尔和肖特所造成的惨重损失，可是依然找不着答案。指挥官失职，这是很明显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国人由于种种因素，包括民族沙文主义，从没把日本人放在眼里。那些委琐可笑的矮子，戴着厚眼镜，一嘴龅牙，两条罗圈腿！谁都知道美国可能跟日本打仗，却没有人真的信它；一方面认为不可避免，一方面又觉得未免荒唐。8月11日，《时代》周刊还报道说：“美国海军的防御力量……是相当不错的。”11月24日又说，华盛顿官方认为，“美日两方极有可能交战。”到了12月8日，瓦胡岛一片火海之日，正是《时代》周刊赶印出版之时，这个周刊竟还反映美国人如何信心十足，说：“从仰光到檀香山，每个美国士兵都已站到战斗岗位上了。”

其实真正站到战斗岗位上的是每个日本士兵，他们的部队已经作好准备，要向马尼拉、香港和马来西亚进攻了。为了各方协同作战，几个月来他们不断草拟计划，进行演习。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外国情报人员没有一点消息，甚至连谣言也不曾听到。然而，到头来，日本佬还是弄巧成拙了。原来他们的外交花招有个重要企图，就是先对美国宣战，然后在美国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轰炸珍珠港。时至70年代的今天，由于25年来历次战争都是不宣而战的，人们觉得日本当时实在不必那么讲究宣战时间，但是1941年之际，大多数强国还是先宣后战的，否则总觉得太不讲信义了。

按照东京的原定时间表，日本派去华盛顿的两位使节应该在12月7日上午10时20分打电话给赫尔，要求下午1时会见。东京给驻美大使馆发电，内容共14点，最后部分谈到断绝外交关系，措辞虽则审慎，实质就是宣战。按计划，在赫尔接到日本大使交来文件后20分钟，日本飞机就从航空母舰起飞，满布珍珠港上空。可是这天上午10时20分，野村按照指示和赫尔商定了会谈时间之后，突然发现发生了大问题。原来早一天他离开大使馆时，负责译电的人员还在埋头搞那份很长的电报。现在已是星期六，这些人很早就下班了。现在要再花两三个钟头才能补译完电文，这叫野村大吃一惊，因为已经快上午11点了。他们拼命抢时间，但是已经来不及。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午后12时32分（即夏威夷时间上午7时零2分），瓦胡岛上的一个雷达管理员报告说：发现大队飞机向该岛飞来，即将到达。长官叫他不必担心，因为荧光屏上看到的东西大概是从美洲大陆来的美国飞机。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20分，日本开始袭击珍珠港了。下午1时48分，海军部电讯处处长接到了紧急通知，要他准备接收火奴鲁鲁直通华盛顿的紧急电报。1时50分，电报到了：

NPM1516号

发电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

分别发送：大西洋美国和盟国海军总司令，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海军作战处长办公厅

珍珠港遭受空袭，并非演习。

下午2时零5分，野村、来栖来到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共用的旧大楼，二人一副狼狈相。原来他们查密码，摸索着打字，已经一连忙了三个小时了。电文打字打错了不少，很不像样，但是没有时间重打清了。他们刚进大楼，赫尔的电话铃就响了，是总统打来的。他把刚收到的情况告诉了赫尔：不久前通讯部队破译日军密电所获得的那份情报，现在证实了。总统叫赫尔接见野村和来栖，但是不提珍珠港，只要冷冷地打发他们走便是。

下午2时21分，两位日本使节进了赫尔的办公室。野村拿出东京来电译文，表示歉意地说：“我原来奉命在下午1点把这份电文交给你的。”

赫尔气得声音都发抖了。他说：“为什么要在下午1点交给我？”

“这个我不知道，”野村回答说。【日本使节们究竟事前知道了多少情况，无法确定。人们认为，他们也和赫尔一样，除了进攻目标不知道之外，其他都早已知道了。】

赫尔看了电文一眼，气愤愤地说：“我告诉你们，过去九个月来我跟你们会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我担任政府公职已经50年了，我还没见过哪一份外交文件这样鬼话连篇，歪曲事实的。你们这些话这样无耻，不到今天我还意想不到地球上有哪个政府能说得出口。”

野村张嘴想说话，可是赫尔不客气地朝门口点头示意，把他打发走。

过后不久，美联社分设全国各地的新闻编辑室就同时从自动收录机上收到一则新闻：

急电

华盛顿——白宫宣称：日本袭击珍珠港

说也奇怪，只有一家广播公司打断了原定节目，播送了这条战争爆发的消息。共同广播公司的广播员莱恩·斯特林把马球场上的职业足球赛（捷足队对群雄队）的节目停了下来，临时加播战争消息。但是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却继续播送萨米·凯的小夜曲和电台自己安排的音乐演奏，因为原定下午二时半才播送新闻，他们认为不妨让听众再等一下。这时，又有新电讯来了：

新闻简报

美联社华盛顿12月7日电：罗斯福总统今天发表声明说，日军对夏威夷珍珠港进行了空袭。

日军同时对瓦胡岛上的海军和其他军事机构也进行了空袭。

总统的简短声明是由总统府秘书斯蒂芬·厄尔利向记者宣读的。没有马上谈到详细情况。

白宫宣读上述声明时，日本使节野村、来栖二人正在国务院。

急电

华盛顿消息——据报道，日本又向马尼拉陆海军基地进行空袭。

这条急电不确实，日军当天并没有空袭菲律宾。但是第二天他们的零式战斗机飞到菲律宾的时候，发现麦克阿瑟原来也和肖特一样，把飞机密集在克拉克机场中央，便如法炮制一齐炸光。现在各广播网都已把原定节目全部取消，一得到战争消息就播，连谣传的也照播不误。

很多美国人等到下午3点原定哥伦比亚公司播送纽约交响乐团演出音乐节目时，才知道日军已经进攻珍珠港，海军少将切斯特·尼米兹也不例外。他打开收音机，刚听到广播员头一句话（“今天日军袭击珍珠港”），就立即离家外出，后来人们才知道，是奉命接替那个倒霉的珍珠港舰队司令金梅尔的。与此同时，萨姆·豪斯敦要塞的电话机铃声大作，闹醒了艾森豪威尔准将。他的夫人只听到他说了几句：“是吗？什么时候？我马上来。”接着匆匆走向门口，边穿衣服，边回头对她说：“我上司令部，不知什么时候回家”。

战争爆发的新闻传来后，总不免有些古怪的反应。莱恩·斯特林由于打断了电台关于马球场上足球赛的报导，就收到球迷们的不少电话，一个个怒火冲天，问他球赛情况到底怎么样了。菲尼克斯市也出现同样情况，那里的人纷纷给《亚利桑那共和报》打电话，气愤地问：“芝加哥健儿队对红衣队的纪录，你们知不知道·难道除了战争你们就再也没有其他消息了吗？”丹佛市KFEL电台临时停播了一项宗教节目，就有人打电话来问，电台是否认为报道战争比传播福音更为重要。棕榈泉市有个少女说：“谁都知道战争要爆发，干吗那么忧心忡忡，把好端端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糟蹋了呢？”新泽西市有个上了年纪的人哈哈大笑道：“上次你们广播说什么火星人到了地球，把我们吓一大跳。我早就料到现在又要来这么一手的！”有个记者问参议员奈伊对战争新闻有什么看法。他似乎预感到自己在政界快要变得无声无息了，所以只是嘀咕了一声：“我觉得新闻不那么可靠！”

但是参议员惠勒的反应却跟全国人民的情绪一致。他说：“现在没有二话可说，只有狠狠揍日本人，揍得他头破血流。”回想星期六那天，全国还是意见分歧，连罗斯福总统也在上周白宫午餐会上表示，如果日本侵略菲律宾，不知能不能说服国会对日宣战。但是现在全国空前地团结起来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可是日本那两个使节居然还在华盛顿像煞有介事地谈判和平，再加上美国人向来又害怕所谓“黄祸”，由于有这么一些因素，这场战争就变成了一场圣战，大家都决心要严厉惩罚那帮阴险狡诈的东方人。

※※※

海军部长诺克斯用电话向总统报告珍珠港被袭击的消息，罗斯福一听就气得透不过气来，说：“真的吗！？”罗斯福先前的看法和诺克斯一样，以为日本要打就会先打菲律宾。所有美国将领，连马歇尔将军在内，都没有料到日本会派航空母舰进攻夏威夷，因为日本的精锐师团都在印度支那，有随时占领马来亚、新加坡以及荷属东印度的油田之势，珍珠港距离这条进攻线还很远呢。在军事演习中，珍珠港当然是个合乎逻辑的目标，但是从1941年12月的战略形势来看，它确乎不像。现在他们认清了惨痛的事实：敌人就是要一举把美国的海军打垮，以便取得战争的全盘胜利。美国舰只除已出海的几艘航空母舰外，八艘战列舰，九艘巡洋舰和许多驱逐舰也都被击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罗斯福总统和赫尔通话以后，一动也不动地坐了整整18分钟。他也许是在祈祷，也许是在盘算，或者只是定定神，以便适应新局势。他呆坐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亲自口述了第一则新闻简报。他很镇定，整个首都也出奇地镇定。不过也有例外。华盛顿开船坞附近种上了好些日本樱桃树，有个爱国心太强的人把其中一棵砍下来了。民防局局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坐在响着警笛的巡逻车上到处巡视，大声叫市民们“镇静！镇静！镇静”（但是同时通过广播器说：“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这里就不是危险区！”）。这时候日本大使馆对面聚集了一群人，瞧着烟囱冒浓烟，日本人正在烧外交文件呢。有个妇女说：“我在佐治亚州瓦尔多斯塔市见过私刑杀人，这群人很有那种神气。”

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日本大使馆人员拖出来吊死，拉瓜迪亚也镇定下来了，剩下的樱桃树也没有谁去动它。这时总统正在迅速而有效地着手工作。他召开了内阁会议，隔着大西洋和丘吉尔通了电话，向国会领导人汇报了情况，发出了要各国防工厂加强警戒的命令，通知了赫尔将新情况转告南美洲各国政府，而且还同马歇尔将军一起检查了各地陆军的部署。爱德·默罗那时正在红树高尔夫球场打球，一听到战争爆发，以为罗斯福虽则原来约他共进晚餐，现在想必要取消了。但是罗斯福夫人还是打电话给默罗太太说：“反正我们总得吃饭。不管怎样，你们还是来吧。”

默罗夫妇来吃饭了，可是总统的椅子是空着的。这时，总统的漂亮的椭圆形书房成了三军总司令部。萨姆纳·韦尔斯站在总统身旁，总统口授明天要发出的公告，办公室门偶尔打开，便听到总统的洪亮的声音：“昨天，1941年12月7日——这是个叫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可耻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突如其来但蓄谋已久的袭击。美国本来是和日本和平相处的，而且由于日本的要求，当时仍与日本政府、日本天皇进行着谈判，希望能维持和平……”

默罗觉得自己该走了，但是总统夫人几次离座去问总统，回话还是要默罗留下来。深夜11点，默罗太太先回家了。直到12点半，罗斯福才请默罗一起吃点夹馅面包，喝点啤酒，他显然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把情况都告诉了默罗，说珍珠港受了多少多少损失，还说政府负责国防的人员，包括他本人、诺克斯、史汀生，当时几乎都不相信消息是真的。他们实在不明白，这么大的一个军事基地怎么这样不堪一击，怎么会受了这样严重的损失？他还在发愣，还在生气。

“我们的飞机竟摆在地上给人家炸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边说边用拳头打桌子，“摆在地上！”

当晚，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有的唱《上帝保佑美国》，大多数只是静静地凝望白宫，其实没有什么可看的。总统府灯光黯淡，北面门廊的大灯没有亮，这种情况人们记得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总统府女管家亨里埃塔·内斯比特正在尺量各处的窗户，准备做遮光的黑帘子。总统府西街已经禁止通行了，因为太靠近总统办公室。工程人员正在白宫的地下室里用粉笔划线，准备从那里开个口子，打一条地道经过行政东街地下直通财政部大楼的旧地下库房。如果首都受到轰炸，这个地方就是全华盛顿最安全的避弹室了。

财政部摩根索部长已经下令在白宫周围加派双岗。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共同的那座大楼房顶上站了军队，他们脚下的那个房间就是赫尔不久以前会见两个狼狈不堪的日本使节的地方。士兵们在黑暗中摸索着把高射炮架好了。这座大楼的五楼改成了营房，驻扎了高射炮兵。此刻谁也不认为这些预防措施是小题大作了。

大楼楼下，马歇尔将军正从办公室走出去。白宫有个顾问问他，夏威夷方面的消息怎么出入那么大？将军答道：打仗嘛，总会有种种传闻的，有时谁都分不清真假。他还加上一句解释：“我们都在战争的云雾里。”

在芝加哥，一大群人围着一个报摊要买《论坛报》号外。有个矮胖女人问过路人，“这是干什么？”回答：“太太，我们在打仗啦！嚷的就是这事。”她说：“啊，原来是这样！跟谁打啊？”一连几天，这事传为笑柄，而且确也足以博得一笑。其实问题提得很好，因为总统的战略向来是把大西洋放在第一位的。当天下午，丘吉尔打电话问罗斯福：“总统先生，日本人来这么一手，究竟实际情形是怎样的？”总统回答说：消息没错，是打起来了。“他们袭击了我们的珍珠港。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但真的这样吗？美国之群情激昂，只是针对日本而发的。珍珠港的罪行总不能归咎纳粹德国嘛。尽管国会议员们激动极了，可是如果要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国会大概还是不会同意的。即使国会同意对德宣战，全国又会意见分歧的，现在的旺盛士气就会落下来的。

但是希特勒这时已经开始丧失理智了，这对盟国是一大幸事。由于俄国战局紧张，“元首”再也吃不住了。他越发控制不住自己，动辄发脾气，所作的决定也越来越凭直觉，即他所谓本人性格中“艺术家那一面”。12月8日，他离开东普鲁士狼窟司令部，乘火车匆匆赶回柏林，因为日本援引三国条约，要求德国对美宣战。他本可以不理会东京的要求。早先信誓旦旦，后来自食前言，这种做法在他早已习以为常，而且袭击珍珠港确实可以说是情况不同，德国要是不想介入战争，是满有口实的。按三国条约规定，只有日本本土遭受攻击，德意两国才有相助的义务。如果希特勒置日本于不顾，日本大概也无法报复，因为德国在西，日本在东，各处地球一方，中间隔着个苏联。

上面所说的也正是希特勒顾问们所提出的意见。除了里宾特洛甫态度动摇外，“元首”周围的人无不劝他说：树敌已经够多的，不要再加上美国了。可是这时“元首”却偏偏想起以前对日本外相口头提出的保证来。那时他答应过：“一旦日本跟美国打仗，德国一定随即采取必要的步骤。”他说：“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三国条约岂非在政治上失效了吗？”但是其他的纳粹头子还是不以为然。他们从12月8日起到11日止，日以继夜地整整进行了四天激辩，东京惶惶不安，苦候结果。最后希特勒终于直说，他的真正动机是进行报复。由于德军在茫茫的俄罗斯草原上受到挫折，希特勒对美国驱逐舰在大西洋方面的所作所为是越来越恼火了。一句话，罗斯福逐步升级的刺激终于弄得“元首”忍无可忍。据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所得的资料，希特勒当时说过，他要正式宣战的主要理由“是因为美国早已攻击我们的船只。对于这场战争，美国早已是个强有力的介入者；美国由于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早已造成了德美交战的局面。”于是他宣布德国同美国处于交战状态。墨索里尼这时早已是希特勒的十足的奴才了，便也跟着对美宣战。一转眼，罗斯福的问题全都解决了。国会别无他法，星期四当天就对德宣战。迪安·艾奇逊认为希特勒此举“非常愚蠢”。他日后写道：“由于敌人蠢到极点，他们终于帮我们解决了种种困难，解除了重重疑虑，使我国人民团结起来，走上了那为了国家利益不得不走的漫长而艰苦的道路。”

第九章 反攻

“日本鬼子”——麦克阿瑟是这样叫敌人的，别人则叫他们“日本佬”，这是日本人自诩为“大日本”的简称——也许是历史上最为人们估计不足的步兵了。一个日本兵，看上去活像用牛皮纸胡乱卷起来的包裹，又脏又皱，随时有可能散开来。他的绑腿不整，军衣肥大，裤筒宽松，罗圈腿短得可笑。这样一个形象使人产生错觉，而错觉一旦形成就不易消除。即使在珍珠港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海军上将威廉·F·哈尔西还预言说，1943年就可以打垮日本。在美国国内，自动电唱机也聒噪地唱着：“再见了，妈妈！我要出发去横滨了！”“我要去揍一下肮脏的日本小鬼。”随便哪个酒友都能告诉你：美国从1775年以来每战必胜，从来还没有输过。

可是日本人呢？他们是从1598年以来就没有输过的啊。那些穿着黄色军服的日本兵，看上去虽然窝囊，打起仗来却绝非等闲。他们都是神枪手，1000码内弹无虚发。他们每人带400发子弹（比美国步兵多一倍），五天的军粮，那就是鱼干和大米。他们绝对不怕死，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为天皇而死是无上光荣的。此外，他们所倚仗的武器装备，也令人生畏。珍珠港之役，他们就已击沉很多美国战列舰。华盛顿很快就知道，不但日本的军舰比美国的航速快，火力强，鱼雷性能好，就连日本空军的质量，美国也无法望其项背。袭击夏威夷时，他们出动了四种飞机：川崎式、三菱零式、中岛B5N1式，三菱G4M1式。每种都比美国当时能够升空的同类飞机强。

战争爆发后第四周，陆军部长史汀生便告诫全国说：“我们最后总会战胜日本人的，但不要带着玫瑰色眼镜来看这场战争。有的报道说日本军队……训练差劲，装备低劣。但严酷的事实表明，他们作战有经验，装备又好，他们身体粗壮，性格强悍，训练有素。”从前认为一个年壮力强的美国人可以打垮十个东方人，现在这种神话已被粉碎了。起码华盛顿已经大受震动，认识到美国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局面从未有现在这样严峻。美国军事情报部门——据称为“情报”机关——却一度认为敌人绝不会空袭珍珠港。理由很多，其中一条据说是：日军当时正在西贡集结，东条不可能同时在几处发动攻势。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云云。

这种人所共知的常识却错了。1942年元旦，“大日本”的军队不但从西贡直指南方，而且还在关岛、香港、婆罗洲、威克岛和菲律宾群岛登陆。东条的闪电战比希特勒还厉害。他切断了东京和美国西海岸的通路，控制了一大片海域，其面积竟达全球面积1/10。与此同时，德国海军上将雷德尔出动的潜艇，对东条也是莫大的支援。本来战争一开始，盟国就感船舶不足。而雷德尔为了粉碎英美同盟，凡遇飘扬星条旗或米字旗的船只，就击沉不论，以切断海外驻军的给养。1942年初，他似有可能达到目的。住在东海岸的美国人，几乎每晚都可以亲眼看到商船被鱼雷击沉。1月间，在相隔不到几小时之内，纯粹潜艇就在长岛附近击沉英国的油船“科英布拉”号（6768吨）和货船“诺尼斯”号，并在北卡罗来纳州海面附近击沉美国商船“艾伦·杰克逊”号和油船“马来”号。这一年，纳粹潜艇共击沉船舰1160艘，平均一天超过三艘。遇难的船舰中，有驱逐舰“雅各布·琼斯”号，它在新泽西州梅角海面沉没。美国战舰在自己海岸附近被敌人鱼雷击沉，这还是第一次。

在这危急存亡的岁月里，盟国屡战屡败，轴心国看来攻无不克。纳粹正在进攻斯大林格勒，重新集结部队，准备对莫斯科作最后猛扑。隆美尔则逼近开罗，开罗的英国外交官已在焚烧文件，看来德国人在印度也有兵临城下之势，和席卷东方的日本友军会师，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东条也和希特勒一样，大有锐不可当之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一瘸一拐地从缅甸逃出来，嘟囔着说：“打得我们够呛，把我们从缅甸赶了出来，真是奇耻大辱！”华盛顿有些战略家认为，打败日本可能要十年。过去认为太平洋大西洋是天然屏障，现在似乎并不是那么不可逾越了。美国人不但在东海岸看到自己的海员遇难，而且炮声在太平洋海岸也历历可闻。日本潜艇曾炮击西雅图。3月上旬，15架从舰上起飞的零式机空袭洛杉矶。虽然在军事上说这些袭击不过是骚扰性的，但对美国人的心理冲击极大。总统觉得有必要安定民心，准备广播一次炉边谈话，并要求报纸上刊登世界地图，使听众能跟上他的谈话。但是罗斯福说什么，日本人也能收听到。于是，当罗斯福用安详的语调指出没有理由悲观失望时，日本人又派一支潜艇分队袭击了圣巴巴腊。这样，在洛杉矶和旧金山都架起高射炮来了。

※※※

东条在12月7日的总攻势中，除了珍珠港之外，还有一个进攻目标，就是马来亚。华盛顿有少数几位外交官，自命深谙东方人心理，曾大胆推测，认为日本人可能入侵泰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对的。打个比方来说，就像在三年前9月份新英格兰那次历史上最大风暴到来之前，气象人员却预测可能有小雨一样。当时维希政府软弱可欺，山下奉文将军利用这弱点，把印度支那变成了日军集结整顿、准备进攻的基地。接着，他和泰国政府举行密谈。结果，12月7日那天，泰国人佯装抵抗四个小时，便向山下奉文将军投降。现在，他准备第一次大显身手，进攻马来亚了。

三支密集的日军纵队，在以越南为基地的机群掩护下，从泰国涌进马来亚半岛，迫使英军节节后退。他们本来没有必要投入这样一支大军的，但他们想牵制英国空军，诱使英国海军上钩。这个策略成功了。英国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爵士果然上钩了：他带领英国最新的主力舰、海军王牌“威尔士亲王”号和重巡洋舰“却敌”号直驶过来。他舰队里惟一的一艘航空母舰搁了浅，使舰队失去了耳目。开战后第三天，三菱式鱼雷轰炸机便把“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击沉。盟国在夏威夷海面，算这两艘舰只战斗力最强，一旦被毁，马来亚自然是在劫难逃了。敌军进展越来越快，种种难以置信的传闻不胫而走，说什么日本的“猴子兵”就像“人猿泰山”那样，能抓住树藤像荡秋千那样从一棵大树荡到另一棵（其实他们不过用自行车而已）。与此同时，温斯顿·丘吉尔得到汇报，说新加坡的大炮都是指向海面的，不能掉头，他不禁惊惶失色。

这些天皇的精锐部队势如破竹向南挺进，而本间雅晴中将的正规师团则在12月10日开始在吕宋岛登陆。是日也，菲利普斯葬身海底，而没有设防、毫无准备的关岛也陷入敌手。不足三周，本间的军队就已在九处登陆，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但话未说完，日本人便空袭马尼拉了。美军和菲律宾地方部队接着退到巴丹半岛。罗斯福想把麦克阿瑟救出来，他知道这位将军不好对付，但对他的将才还是很器重，于是命他前往澳大利亚。2月某夜，麦克阿瑟趁黑带着妻儿和家庭女教师登上一艘鱼雷快艇，仓皇出奔。被扔在巴丹半岛的士兵愤愤地唱道：

我们是奋战在巴丹的弃儿：

没爹没娘，山姆大叔也不知去向，

六亲断绝无依靠，

既少大炮又缺枪。

没人过问管他娘。

说来痛心，他们抱怨武器缺乏，这是近乎事实的。当时，防御体系已在瓦解中，巴丹半岛上惟一的美国部队是第31步兵团，只剩下636人。他们只好后撤到状似蝌蚪的科雷吉多尔海岛要塞，只有十架老式飞机，几艘鱼雷快艇。最高级的海军司令官汤姆·哈特海军中将过完了圣诞节就在第二天坐上他最大的军舰（潜艇“鲨鱼”号），挂上四星将旗，离开菲律宾。科雷吉多尔地堡里的官兵，起先还待在通讯部队的电台周围，但不用多久便走开了，因为广播的新闻实在令人丧气。香港陷落了，护士在大街上被日本兵强奸。威克岛也失守了。在詹姆斯·德弗罗少校指挥下，500名海军陆战队战士英勇地抵抗了两周，打退了敌军一次登陆冲锋，但没有援兵到来。元旦那天，海军中将哈特的潜艇在爪哇浮出水面，来到英国陆军元帅韦维尔的盟国统帅部时，日本鬼子已占领了新加坡，正准备对爪哇和苏门答腊采取行动。韦维尔把作战地图研究一番之后，就飞到印度去了。愤恨的荷兰人责备他把东印度群岛丢下不管，听天由命。

命运确是十分悲惨。盟国舰队这时由一名荷兰海军将领指挥，舰长们要通过翻译才能听懂他的命令。17艘盟国军舰，没有空军掩护，出海去阻击日军。它们寡不敌众，毫无希望。盟军最大的舰只不过是两艘巡洋舰。可是，出现在海天之际的日舰，远远望去密密麻麻，仿佛一片佛塔，共有74艘，包括四艘战列舰和五艘航空母舰。这场爪哇大海战历时七小时，荷兰海将麾下的舰只有一半葬身海底，他本人也同归于尽。剩下的也很快被日本飞机收拾一干二净。最后两艘军舰（美舰“休斯敦”号和澳舰“珀思”号）想从巽他海峡逃脱，但海峡已被敌人封锁。3月1日晚，它们终于在战斗中被击沉。被敌舰团团围住的“休斯敦”号，在沉没时依然奋战不已，大炮轰鸣，直至船尾倾斜，舰上号手才挺立其上，吹响了弃船号。

远处本土的美国人，对发生在太平洋上的战役，是难于理解的。珍珠港事件，也和阿拉莫之战【阿拉莫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得克萨斯州原为墨西哥一个省份，1835年美国人占领圣安东尼奥市。翌年，墨军围攻该城，守城美军150人全部阵亡。——译者】及“缅因”号事件【美国战舰名。1898年在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地哈瓦那港被炸沉。——译者】一样，比它们所触发的那场战争，还要脍炙人口原因之一是，当时美国除了注意西海岸以外，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希特勒身上。另一个原因是不熟悉地理。硫黄岛的官兵，收到国内亲友的“胜利”邮简，发现发信人以为他们还在“南太平洋”作战呢。欧洲战场的地名是大家从小学时代起便熟悉的。可是有谁听过有个雅浦岛呢？依奥利巴瓦岛在哪里呢？什么新不列颠、新喀里多尼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和新赫布里底斯，这些群岛谁能分辨出来呢！

可惜美国教师在教学中没有教过这些地名。但也不能责怪他们。在航空时代还未来到之前，像威克岛、中途岛和硫黄岛之类的岛屿，是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直至1941年，只有美孚石油公司或利弗兄弟公司才会对太平洋上的群岛感兴趣。战争爆发时美国海军用的还是早已过时的18世纪的海图。不少海战事实上是由于不知航路深浅而失败的。海军陆战队在进入所罗门群岛时，得一边前进，一边测量。他们在那里打的第一场仗，连地点也弄错了。他们以为那是泰纳鲁河，其后才发现原来是艾卢河。

一般人民对太平洋的印象，无非是B级影片的摄制人员所臆造出来：南海诸岛是充满异国情调的乐土，棕榈成荫，熏风时来。那里莎迪·汤普森和传教士混在一道【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短篇小说中的人物。——译者】，土著少女们穿着贴身的沙龙潜到海里采珠，就像著名电影女明星桃乐赛·拉摩演的那样。这种海外奇谈确是引人入胜，当然其中也有一星半点是符合事实的。那些少女们与其说是像桃乐赛·拉摩，不如说像李斯特饮水袋【帆布制的水袋。1947年美国军医比尔·李斯特所创制，故名。——译者】，但是，大多数参加过这场敌人称之为“大东亚战争”的老兵们，还能回忆起那里瑰丽的自然风光：比如说，瓜达尔卡纳尔岛茂密的丛林中白兰遍地，鹦鹉成群；布干维尔岛奥古斯塔皇后湾的火山硝烟时起；塞班岛上的火树红得可爱，等等。

可是美国士兵到这儿来并不是要观光，他们是来打一场残酷无比的战争的。丛林美得愈是惊人，战斗就可能愈是凶猛，有些海岛简直是无法待下来的。比如说，有一队工程兵被派赴圣克鲁斯群岛进行勘查，准备开辟临时机场，就都染上了脑膜炎，全部丧生。战斗是在难以想像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给地震震得摇摇晃晃，硫黄岛上火山的气流从山岩里喷出来，咝咝作响。在布干维尔岛，推土机陷在深不可测的海绵状的沼泽里。在佩勒柳岛，在激战最酣的时候，即使是在树阴之下气温亦高达华氏115度。有时候，天气比敌人更凶。格洛斯特角的一天雨量竟达16英寸。莱特湾大海战被一次特大的季候风所打断。一个月以后，一场台风又吹沉了三艘美国驱逐舰。

任何战争都有它使人难以忘怀的特殊声色，这场战争也是如此，多年以后，在人们的记忆中已像模糊一片的万花筒，或者像随意辑存的一些旧照片，足以勾起沉思，有时还会在人们灵魂深处，引起可怕的回忆，使人感到心有余悸。当年驻守滩头前哨的部队，栖身在活动营房里，周围都是大海，仿佛漂流在动画片般的荒岛上的弃儿，证明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称战争是“自寻烦恼”之说确实不错。还有当年舰船上那单调刺耳的广播，熏人的汗臭，空荡凄凉的兵营食堂；还有那些简易机场跑道，由大块大块孔状金属板铺成，像大型拼图玩具；还有那在榕树林里蓦地爆炸的炮弹，在赤道阳光下闪烁耀目的零式机翼的红膏药；还有因躲避敌人袭击而迂回曲折前进的军舰，使惊惶四散的含磷生物群放出光亮来；还有航空母舰飞行员在出击时争先恐后地在飞行甲板上跑，飞行帽在头上蹦跳，航程图夹在腋下的情景，如此等等。

但是，对当过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的人说来，使他们终身难忘的回忆，恐怕是一次半夜三更就开始的什么新的作战“行动”。那时的气氛简直紧张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他们从运输舰里的硬板床跌跌撞撞地爬下来，便胡乱吃一顿早餐，然后紧张地注视着被他们14英寸口径排炮猛轰的那边海岸，把重得要命的装备扛在本来已经酸痛不堪的背上，沿着货物装卸网，往下爬到那些晃荡不定的小得可怜的希金斯登陆艇上。他们紧张地盯着前面那块朦胧的大地，朝着什么一号红色滩头或二号绿色滩头全速前进，一心希望这次不要给暗礁绊着，变成日军机枪手的目标，同时又揣测着那里的地形不知是怎么样。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这个鬼地方又是一个炙热的鼓风炉，步兵又要受罪，但它也一定和所有其他海岛一样，风光绮丽，美景天成。

自然环境这样独特离奇，也造成一些异乎寻常的伤亡。在格洛斯特角战役里，有25名海军陆战队是被倒下的大树压死的；舰艇沉没了，飘浮水面的水兵却被鲨鱼吞噬；在俾斯麦海海战中泅水逃生的日军在新几内亚登了岸，却被猎取头颅的土著剁成好几块。另一部分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竟被自己人煮了吃了。对打败仗的军队来说，热带丛林是残酷无情的，而由于美国海军力量日渐强大，被切断退路的一般都是日军。要是他们身陷重围，就只有吃人或吃草根树皮，在灌木丛中与毒蛇、鳄鱼为伍。即使他们还有退路，逃生希望也微乎其微。藻利海将军指挥的日军撤过新几内亚的胡翁半岛后，还能作战的只剩下1/5。堀井将军率领的日军越过欧文·斯坦利山仓皇逃走时，连他本人也淹死了。

要是天皇没有命令，日本人是不准投降的。甚至在裕仁宣布投降以后，有些死硬派仍然躲在洞里，一直坚持到50年代，甚至50年代以后。日本人认为被敌人生俘十分丢脸。有些人随身带着自杀手枪，弹膛里只有一颗子弹。到了战争中期，战败的阴影已经隐隐出现，日本军官往往把士兵集合在一起，按照日军传统，发动一次高喊“万岁”的自杀性冲锋。没有步枪就发棍棒，不能行动的就发手榴弹或地雷，自己炸死。总之，无一可以幸免。塞班岛日军司令因为年迈体衰，不能自杀，就让副官开枪。也是在塞班岛上，年仅五岁的日本小孩围成一圈，互扔手榴弹，同归于尽。

日本人本来就对剖腹自杀极其崇敬。但在讲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统帅看来，奋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也有军事上的意义。他们所占领的大洋洲地区，已超过其需要，而且进程又比原计划快了一倍。在这情况下，他们的作战目标便是争取和平谈判。本间将军在1939年就说：“和美国作战，我们准备牺牲一千万人。”佩勒柳岛的日军墓地一块木牌上写着字迹潦草的口号：“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在太平洋筑成一道防线！”他们的宣传一直都是说要彻底战胜美国佬。但是核心人物却较为现实。陆海军将领们的计划是，如果美国对战局取得主动，他们就转而打消耗战。美国人越迫近日本本土，日本军民就会战斗得越顽强。到时东京就组织什么自杀艇、人乘鱼雷和数量极大的神风机群。一旦美军要在日本本土登陆，国民的口号将是：“1亿玉碎！”他们知道麦克阿瑟曾估计，进攻日本本土的第一天，美军的伤亡会高达5万人，接着，战争很可能会延续数年。他们推想，美国人民是不会做出这样巨大牺牲来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因此，他们打算战争末期在东京街头张贴的标语这样写道：“他们（美国人）来得越早越好。”

太平洋战况之所以这么惨烈，双方生俘的人之所以这么少，是因为日本鬼子认为，自己投降固然可耻，敌人投降也可耻，因此他们对俘虏毫不客气。在科雷吉多尔战败投降的美军，被迫作了一次“死亡行军”。这就是说，不管是病员或伤员，都被迫行军，真的是走到死了为止。美国海军陆战队袭击马京岛时被俘虏的人全部被日军砍了头。在米尔恩湾，他们丢下的澳大利亚俘虏兵都给捅了刺刀，阴茎割了下来，包皮缝在嘴唇上，在他们头上挂上一个牌子嘲笑说：“死也不让你痛快死！”

这种行为马上引起报复。自从法印战争【法印战争（1756～1763），亦称七年战争。主要是英法两国争夺北美大陆之战。法军与印第安人结成同盟，故名。时美国还未独立，但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人均曾带领美人参与这一系列战役。——译者】以来，美国军队从来没有现在那样残暴无情。当然，对妇孺还是有所区别，还没有出现像25年后在越南那样杀害平民玷辱军誉的暴行。但在战斗中，就不再有什么休战，不再讲什么侠义风度了。美国海军发动了毫无任何限制的潜艇战。日本鬼子在阿默勒尔蒂群岛上宁可饿死，也不投降，美军就让他们躲在灌木丛里，作为活靶子，让士兵练习射击。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连将军们也和普通步兵一样杀人成性。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对士兵说：“我们必须憎恨敌人，身上每一根纤维都要充满对敌人仇恨。我们要如饥似渴地想打仗，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杀敌。”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下令在图拉吉岛半山里，竖起一幅巨型标语，让过往船只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杀日本鬼子呀，杀日本鬼子！

奋勇多杀日本鬼子！

你做好本职工作，

就是帮助前方多杀黄色狗杂种。

同样，麦克阿瑟也对罗伯特·L·艾克尔伯格将军说：要是他拿不下布纳，就不要活着回来。1943年，美军司令们从间谍提供的情报中侦知日本名将海军统帅山本五十六的行踪，就派出P－38战斗机群侦察出他的座机，把他击毙。

山本五十六是个军事天才，堪称东方的纳尔逊。在他一手策划下，日本发动了四面出击的海上攻势，在短短的六个月之内，侵占了大洋洲三千平方英里的陆地面积。可是他不知道他的紫色密码已被美国通讯部队破译了。要是他知道，这场战争就会大不一样。事实上他当时几乎消灭了美国的整个武装力量。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五角大楼曾一再以他所造成的灾难为论据，提出极其惊人的庞大的年度国防预算。

山本在爪哇海大海战大获全胜之后，这个所谓旭日东升的国家确是光芒四射，令人目眩。山下奉文中将对新加坡英国珀西瓦尔中将提出：“我只要你答复一下，投不投降？”于是，新加坡在2月17日投降了。它的巨型的维克斯海岸大炮，有14门被运到吉尔伯特群岛中一个珊瑚岛，它的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叫做塔拉瓦。缅甸在新加坡投降后，很快也投降了。1941年3月的第二周，日军沿公路向曼德勒挺进，5月1日攻克，这样就把中国运输线切断了。

新加坡是个战略要冲，它的陷落引起很大震动。比不上新加坡那么著名，但实际上则更为重要的是新不列颠岛的澳军前哨拉包尔，它也于1月失守。敌人在那里驻进了10万大军，修建五个机场，把它变为一个固若金汤的要塞，拉包尔就成为新爱尔兰、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等岛屿的前哨基地群的门户。现在澳大利亚已在日本空军航程之内。北海岸的达尔文港，遭到猛烈空袭之后，已不能再使用。新西兰把65岁以下的男人，全部征召入伍，全国的驱逐机进入临战状态——总共只有九架。澳大利亚总理向全国发出警告，敌人时刻都可能入侵。有人建议把这两个英国自治领放弃，新任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不久以前还叫美国海军司令）在华盛顿极力反对。罗斯福电告丘吉尔说：“太平洋局势目前十分严重。”而“东京玫瑰”则嘲弄美国说：“美国海军陆战队躲到哪里去了？”

现在除了南所罗门群岛、莫尔兹比港（在形如鸟状的新几内亚岛的尾部）以及危在旦夕的科雷吉多尔以外，日本人已经控制中途岛以西、珊瑚海以北的整个太平洋地区。他们原先估计这场闪电战中士兵伤亡率可能达20％。但事实上，他们几乎丝毫没有被碰伤。他们有一支舰队，击沉了盟国五艘战舰、一艘航空母舰、两艘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自己却毫发无损。这时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发出豪言壮语。金命令尼米兹海军上将立即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要他“不惜任何代价”守住中途岛－萨摩亚－斐济－布里斯班一线，尼米兹连军服也未穿上就动身了。但这一切只不过是给自己打气壮胆而已。美国自爪哇海大海战以后，送去前线的力量只是七拼八凑的。太平洋上的美军，真是万难临头，连内部颠覆也出现了。在法属努美阿的美军司令部里，就尽是维希分子的法军上校，把美国舰只和军队调动情况，向敌人通风报信。

但在美国国内，因为一些使人兴奋乐观的传说，士气倒是很振奋的：什么一个名叫科林·凯利的飞行员炸沉了日本战舰“春名”号（其实并无此事）；什么美国海军在婆罗洲海岸附近望加锡海峡和日本海军碰上，结果美国海军大捷（其实并非如此）；什么威克岛的海军陆战队曾经广播说：“再派些日本鬼子来吧”（肯定他们没有那样广播）。至于东条和山本，并没有受骗上当，他们满怀信心把1938年便拟好的作战计划重新审查了一遍。下一步就是要占领所罗门群岛中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其邻近的图拉吉岛了。果然5月3日，日军轻而易举地拿下这两个岛。5月6日，科雷吉多尔也投降了。在菲律宾演出的这场悲剧就闭幕了。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写道：“科雷吉多尔不用我多言。但从那最后一发回荡的炮响和火红的硝烟中，我仿佛看见那里那些憔悴、瘦弱、枯槁而又无畏的官兵，他们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科雷吉多尔陷落后第二天，日军一支两栖作战部队又开入澳大利亚东面的珊瑚海，企图攻占莫尔兹比港。菲律宾的征服使他们勇气倍增，趾高气扬，患上了后来那位航空母舰司令海军上将原所说的“胜利病”。接着的那场战斗是历史上第一次航空母舰和航空母舰交锋，打得又有点离奇古怪。美国人要保澳大利亚，就必须作殊死战，守住莫尔兹比。他们从剩下的五艘航空母舰中派了两艘来截击敌舰。可是，在敌人眼里，这场仗不过是小插曲而已。山本还要保存实力，准备中途岛大战呢。尽管这样，在这场珊瑚海的战斗中，日本空军还是使美军损失惨重。除了击沉“列克星敦”号以外，还重创了“约克敦”号。美国海军航空兵则炸毁七艘日舰，包括一艘小型航空母舰。——飞行员发来电报说：“敌航舰一艘报销。”但是，总的说来，最多只能说打了个平手。不过莫尔兹比和澳大利亚可以苟安一时了。日舰掉头后撤。“约克敦”号则由1400名机工在珍珠港日夜抢修，不足两周后及时赶上了中途岛之战。

这时，太平洋战争中开始出现了第一场大危机。盟军手中的岛屿快丢完了，日军又拿下了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现在罗斯福也像澳大利亚人一样不得不考虑敌人入侵本土的难以置信的可能性了，美国舰队已受重创，现在日本海军舰只总数达到美国的三倍，信心空前。1942年5月27日是日本大胜俄国海军37周年纪念日。当年的低级军官山本特地选定这个日子，开始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中途岛进军。舰队向大洋驶去，由一支数达65艘的驱逐舰前导和掩护。跟着是22艘重型巡洋舰和11艘战舰，由山本大将的旗舰超级无畏舰“大和”号率领。这支舰队周围，有21艘潜艇，四艘大型快速航空母舰派700架飞机在空中掩护，另由80艘运输舰满载着作战部队。舰队破浪前进，官兵们高唱战歌，神气极了。准备第一批登陆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发啤酒喝。罗斯福在6月2日对麦克阿瑟说：“目前看来，日本舰队似乎是驶向阿留申群岛，或是中途岛、夏威夷。也有可能空袭加利福尼亚南部和西雅图，虽然这可能性不大。”

山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这样——要使对方对他在哪里下手摸不着头脑。他又派了一支特遣舰队驶向阿拉斯加（这时日本舰只多得这位海军统帅不知怎么用才好），进行佯攻，想诱骗美国人分散兵力。但是这次这位海军大将却弄巧成拙了。他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实际并非如此。他的“紫色密码”早已给美军通讯部队破译了，还被他们加上代号，称为“魔术”。他每发出一次密令，“魔术”就立即被破译，内容马上到了负责组织中途岛防务的尼米兹上将手中。岛上士兵密集，到处布防。当时能调集到的战舰，都已派出巡弋海面。那就是说，有7艘重型巡洋舰、1艘轻型巡洋舰、14艘驱逐舰、12艘潜艇，还有4艘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列克星敦”号【原文如此。——译者】、“企业”号和已经修好的“约克敦”号。

战局开始对美国人很不利。日本第一批轰炸机对中途岛进行猛烈轰炸，为数达100架，削弱了岛上的防御能力。当时美国驱逐机为数少得可怜。但是尼米兹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有“魔术”密码不断向他报告敌踪，一是山本对美国舰队的去向却毫无所知。接着，日本航空母舰司令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他把原来在飞行甲板候命的飞机清走，以便空袭中途岛的飞机飞回舰上。可是日机还未飞回，美国飞机就已在上空盘旋，这样就使自己处于毫无防御、措手不及的地位。

1942年6月4日那天上午，美国的鱼雷轰炸机首先发动攻击。它们几乎全部被敌人炮火击落。投入战斗的41架飞机中，只有6架幸免于难。没有一个鱼雷命中敌舰。这些鱼雷机陈旧过时，飞行员们就有如日本的神风队员那样，肯定是要牺牲的。他们牺牲时也认为自己是白白牺牲了。但事实上，造成一点致胜的机会的正是他们。日本那几艘航空母舰为了躲避鱼雷，拼命摆动船舵，使舰上飞机都无法起飞。升了空的寥寥可数的零式机，又要低空飞行，截击那些以身殉国的美国飞行员。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由海军少校克拉伦斯·麦克拉斯基率领由“企业”号起飞的两支“无畏”式轰炸机中队飞到了。它们立即以70度角俯冲而下，把三艘日本航空母舰全部炸毁。到了下午，又向另一艘航舰猛扑，把它也击沉。山本这次出击只带了这四艘航空母舰，现在已失却空中掩护，他不能不撤退了。他坐在舰桥上，无精打采地喝着大米粥。

八个星期之后，一直受到“东京玫瑰”嘲弄挖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斐济群岛登陆，这是美军在这次大战中第一次反攻的预习。这场战役自始至终，规模很小。由于所有现代化武器都已运往欧洲，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所用的火器，还是1903年的单发的、逐发上膛的春田式步枪。他们的绑腿还是1918年的，他们的勃朗宁机枪和迫击炮，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阿尔贡战役用过、经过涂上润滑油以后保存下来的。

如果说这次进攻有什么精彩之处的话，那就是部队的质量。海军陆战队本来就是精锐部队，而这些团队更是陆战队的精锐。1942年8月7日他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涉水登陆，马上就后悔莫及。这个岛一直被称为卡纳尔，一位前英国殖民地官员称它为一个“倒霉发臭的鬼地方”，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要占领这个岛，任何时候也不容易，但在1942年夏季，另有一层难处。日本人打下了爪哇，盟军的奎宁供应就断了，当时这是防治疟疾的惟一特效药。德国化学家在30年代发现了一种名为阿托品的代用药，但美国公司当时还在拼命试制未成。当时军令规定：发烧的士兵要高至（华氏）102度才准离开火线。尽管标准定得这样高，但到了10月份，还是有两千人因患疟疾住进了医院。

登陆那天，海军陆战队很走运，没有遇到抵抗。日本人很少，正在那里修建一条3600英尺的简易跑道。他们扔下不管，躲进丛林里去了。但到了第二天晚上，美军就遭殃了。山本还有很多舰艇和熟练的水兵，入夜以后，他从拉包尔派去一支特遣舰队，通过所罗门群岛的狭长的斯洛特海峡驶过来。那里有个萨沃岛，岛上的火山口峰，阻碍着美军视线，掩护了日舰前进。那晚称为萨沃岛海战的美日舰队交锋，在美国海军史上是损失最惨重的一役，或者可以这样说，是任何一国海军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役。有四条珍贵的巡洋舰被击沉，1000名水兵没顶。第二天清早，残余的美国舰队向南撤退，那些运输舰，只卸了一部分，便也跟着撤退走了。海军陆战队的将领说，他的部队被遗弃在岛上，“光着屁股”。他们马上要将每日定粮减半，进行自卫战的弹药只够四天用。但是日本的运输舰源源不断，海军陆战队给它们起了个“东京快车”的名字，它们将日军从拉包尔运至卡纳尔岛的另一端登陆——每晚有900人，有一晚是4500人。

海军陆战队靠着从简易长型机场取得供应，在敌人炮兵的轰击下，在密集的步兵攻击下，在那泥泞如酱的小型掩体中，拼命坚持下来。热带的暴雨向他们迎面袭击。不但疟疾，还有痢疾和各种菌藻传染病，纷至沓来，使他们的体力大为削弱。这时，世人似乎慢慢地认识到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意义。美军既已在那里登陆了，把他们撤出来是不可想像的。到了10月中，麦克阿瑟对罗斯福说：“要是我们在所罗门群岛打败了……整个西南太平洋就危乎殆哉了。”罗斯福也给丘吉尔写信说：他祈祷上帝，保佑他们守住滩头阵地。双方都把瓜达尔卡纳尔当做实力的测验。日皇在东京宣称，瓜达尔卡纳尔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战役，也到了最紧张阶段。这个丛林密布的岛屿，也和那两个大战役一样，宛如强有力的磁铁，吸来了多得同它们本身战略重要性不相称的军队，因为双方都倾力以赴，认为这一仗足以决定全局。

麦克阿瑟要求增援瓜达尔卡纳尔，话里是带刺的，他发表的公报一向如此。他要求将美国的“全部人力物力”，转到西南太平洋来。这就意味着对英国和俄国的物资装运要全部停下来，将美军载去欧洲的每艘运输舰都转到大洋洲方面来。在他看来，日本人的威胁，就是严重到这样程度的。但是，美国总统肯定不会这样看。他和战区司令官不同，对战争自有其全球观点。这当然要冒风险，但倾全力对付日本，所冒的风险就更大。即使他在那里打了胜仗，如果转过头来只剩下自己去和希特勒孤军作战，那又有什么好处呢？他需要英、俄同盟，就只能采取大西洋第一的战略。德国军队一天没有消灭，就不能说打败了纳粹德国。俄国人不断地在要求开辟第二战场，他和丘吉尔就得马上开辟一个第二战场，或者是类似那样的战场。所罗门群岛的美军处境危殆，他是知道的。他甚至亲自过问，要派援军去瓜达尔卡纳尔。除此之外，就要靠在那里血战的美军和澳军他们自己去对付了。

说麦克阿瑟想也能想像出华盛顿的动向，这是不可能的。从外表看来，这个首都仍然一派歌舞升平。汽车耀目，交通拥塞，食品充足，宴会频繁，一如往常。然而，在位居要津的高级官员中，则正倾其全力，对付当务之急。温斯顿·丘吉尔来美国访问，在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这是件头号重要的大事。但更为紧迫的，又似乎是如何把大西洋战役进行下去。第一步是要实行灯火管制。像迈阿密那样的城市，沿海六英里长的霓虹灯，一直照射到海上，把商船都照得一清二楚，给德军潜艇艇长指出了目标。于是，从1942年5月开始，实行半灯火管制（这是战时经济动员署署长吉米·伯恩斯搞的，所以又称为伯恩斯管制），这样，德军潜艇便无隙可乘。再过一年新型雷达、空中监视出现，这时驱逐舰也采用了新战术，于是德国潜艇才不再成为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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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一支有1200万人的军队，军费是庞大的。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108，903，047，923元的军事预算，在当时说来，已是史无前例的了。形势迫切需要增加军火生产。波音公司负责生产B－17空中堡垒（后来，负责生产B－29超级空中堡垒），联合公司生产B－24型“解放”式轰炸机，北美公司负责P－51型“野马”式战斗机，沃特公司负责F－4U“海盗”式战斗机。休斯、凯泽、和弗里泽等人的大名家喻户晓。哪个工厂生产成绩好，就由陆军和海军发给优良奖旗，让它在它们车间的房顶上飘扬。福特的柳树场，很快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车间。在发生珍珠港事件那个星期天，这个本是一条宁谧小河缓慢地、蜿蜒曲折地流过那些未经垦耕的地方，现在这里矗立着全世界最大的车间，里面有一条半英里长的装配线。福特计划在这里每小时生产一架30吨重的联合轰炸机。这些飞机出厂很快，根本不用他考虑仓储的问题。这些飞机由驾驶员把它滑行到附近机场，进行试飞后就飞走参加战斗。

但是柳树场的合同也和其他事情一样，最后要由华盛顿某个部门做出决定。1942年6月中，有六个能讲英语的德国间谍由潜艇送来，在长岛和佛罗里达登陆。两人自首了，其余的被逮捕了，他们秘密储藏的炸药也被破获。由华盛顿派人来审讯、结果把这六个不肯屈膝的人处以死刑了事。耶鲁大学要用沙包保护爬满常青藤的房墙，这又要由华盛顿某个官员批准。有时各种命令，决定和谈话荒谬可笑。到了初夏时节，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的队员们穿上由洛德·泰勒公司所设计的新制服。于是《妇女服装日报》大做文章，说：“束腰和乳罩现在已成为陆军妇女服务队制服的一部分，这使制造束腰和乳罩的工业增添光彩。”但是布鲁克林的《碑石报》则对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发动了攻击，说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这个概念，是有破坏性的，是有人精心炮制出来，“破坏美国人和基督教反对妇女离开家庭的传统，把消除性别、纵情肉欲、不愿养育的异教女神带回国来，辱没美国妇女的身份。”甚至带有自由派色彩的主教的《公共福利报》，也反对妇女参军。但是许多妇女还是报名参军了。大家都想服役，连原来爱养狗的人也不例外。于是陆军将有点用场的宝贝小狗组织起来，组成K－9部队，给它一个绰号，管它叫“摇尾巴”。《纽约太阳报》小狗栏编辑阿瑟·罗兰还为这个K－9部队写了一首进行曲：

我们来自祖国的狗窝，

告别了老家和炉火，

我们参加了狗的大军，

肩负起民族的命运。

菲利普·怀利大约在这个时候说过，美国人表示感情往往有独特的方式。比如一师部队在阅兵场上排成MOM（妈）字，这种事第二次大战中只有美国兵干得出来。不过鸡毛蒜皮的琐事有利于把关系重大的绝密行动掩护起来，有些机密是要利用一切伪装的。在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东北18英里的橡树岭那里，工人们正在平整山麓，安放底脚，准备兴建一些建筑群。那里的人谁都不知道他们搞什么名堂。有人问，这是干什么？工人回答说：“干每小时一元三角五分的话。”从这里再往西两千英里，就是新墨西哥州那个平静的圣菲城，其中有不少带有外国口音的游客走到东宫街109号那座房子。接着，就有船把他们载到35英里以外的一个营地。他们只知道这是Y号工地，后来就是举世闻名的洛斯阿拉莫斯城。

太平洋海岸的西北部，到处都在兴建高大的联合企业工厂。工人们问老板，他们生产什么，回答是，生产“马匹的前身，要运往华盛顿的”，或者说，“流产的轮子。”【“流产”词近马车，如此答复，意为莫名其妙。——译者】连老板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几个科学家，一个什么少将，少数几个由罗斯福总统亲自指定的文职人员，才真正掌握这机密。这个计划要动用的20亿美元，在联邦预算分散在各种项目下，看不出来的。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到这里来，到处打听情况，要看看纳税人的钱是否用得其所。白宫就叫他别管闲事。

这些科学家们知道，他们是在和时间赛跑。根据英国情报人员报告，柏林原来命令挪威的挪尔斯克氢化厂生产3000磅重水，后来又增加到1万磅。同时捷克的铀一直源源不绝地向德国那边运去。1942年10月15日，盟国在挪威空投了一支突击队，把这个氢化厂破坏了一部分。这使盟国有个喘息机会。但是毫无疑问，纳粹又会将工厂重建起来的。

这次杜鲁门参议员是白费时间。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杜鲁门所花的时间却颇有成果。罗斯福实行配给制度和物资管理制度，引起老百姓大为不满，本是早在意料之中。而且官僚主义既然又是那样严重，有些怨言就更无可厚非了。那年春天，出现了历史上最长最拗口的一个机构的缩写PWPGSJSISIACWPB（战时生产局钢铁工业咨询委员会钢管、钢索产品、电镀钢承包商小组委员会）。还有一个什么战时生产局工业生产处糕饼工业各色饼干椒盐卷饼小组委员会。12月份的头一周，物价管理局还发出这样一个通知：“凡是真正的圣诞老人，可以不受10月3日总统有关冻结工资的命令的限制。所谓真正的圣诞老人，是指那些穿红袍、挂白胡子、带着适合身份的一望而知的其他衣饰、而又具有慈祥、愉快的性格，能取得孩童们的景仰，执行他的崇高职责，传播圣诞节精神的人。”

这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头一次看到的华盛顿。他是一个教友会派教徒，对于是否该去打仗，还没有拿定主意。所以，珍珠港事件后，他就带着帕特到东部，在物价管理局工作，每周薪金61元。他大学毕业时是个自由派，但据他后来说，看到管理配给制度的人怎样工作以后，他变得“比较保守了”。到了8月，他每周工资已经有90元，但据说在看到了“上面那些靠政治关系得到官职的人们在各式各样重床叠架的庞大机构中营私自肥”以后，他就辞职不干，克服了教友会教徒的反战原则，参加了海军。但这点并不说明什么，因为当时他已是征兵对象。他本来是个律师，参军以后，可以当个海军中尉。他被派到南太平洋。那时一位叫做约翰·肯尼迪的海军中尉也在那里，指挥一艘巡逻鱼雷艇。但尼克松和肯尼迪不同，他在战争期间大都不在前线，而在南太平洋作战空运处工作，没完没了地打扑克，学会从来往船只那里把各种美味搞到手，包括烈性威士忌酒。由于他精于此道，他的宿舍就以“尼克松碎牛排小食店”著称。一天，他在布干维尔岛，哈罗德·史塔生乘飞机来了。当时史塔生还是哈尔西参谋部里的人，但尼克松知道他是政治上前途无限的人物，很有可能当选总统，于是便设法赶到舷梯旁去欢迎他。史塔生紧紧和他握手，尼克松对这一点印象很深刻，但战后他见到史塔生提到这次见面，史塔生却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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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霍普金斯在白宫二楼他那个和罗斯福的办公室不过是咫尺之遥的套间里，向一位未来总统传达欧洲战场的未来战略方针。后来盛行摇摆音乐一代的年轻人都把这战场叫做ETO。艾森豪威尔当时还藉藉无名。1941年他在路易斯安那州负责一次演习，才在军中博得一点名声。罗斯福在看了有关报告，又和马歇尔将军商谈以后，就认为要指挥这场极其艰巨的联合作战，最恰当的人选就是艾森豪威尔了。

这时华盛顿的高级官员都知道，艾森豪威尔中将要走运了，但很少人有反感。在一般美国人心目中，他是理想人物的化身，《星期六晚邮报》封面上画家诺曼·罗克威尔笔下的将军。他为人聪明大方，生气勃勃，忠厚耿直，谦虚谨慎。他爱拿方言开玩笑，将“阿卜杜尔·阿卜卜尔·阿米尔”唱个不停。他在得克萨斯州出生，在美国腹地堪萨斯州的一个小镇长大。大多数人都喜欢他，而他也喜欢大多数人。在举足轻重的共和党人物中，能让霍普金斯说句好话的不多，他却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在军事问题上，他的提纲挈领的能力，对基本要点的了解，几乎可以说是异常突出的；他是忘我地献身于加速战争早日胜利。甚至在健康很坏、医嘱全休时，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工作。”

那时已是1942年6月，早该是总统选定欧洲战场司令的时候了。罗斯福曾轻率地答应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可以指望“今年”就会出现第二战场。珍珠港事件后，美军曾派遣一支象征性部队到爱尔兰——使流行歌曲界有人写了一支比较不幸的战时小曲《美国兵约翰在爱尔兰找到了一朵玫瑰》。现在美军远渡重洋到英国本土来了。他们给送到了各种古里古怪的小地方。英国人对美国大兵就开始啧有怨言了，说美国佬的问题是“军饷太高，性欲太强，离我们太近”。显然，有必要使他们知道未来目的地是哪里。艾森豪威尔在伦敦西区五月市的格罗维斯诺广场——这个广场后来就被命名为艾森豪威尔广场——安顿下来以后，美军和英军都准备出发了。

但开去哪里呢？美国人要从英国横渡海峡出击，但英国则主张进攻丘吉尔所说的“欧洲的柔软的下腹部”。事实上，无论在这两处中那一处作战，他们实力都还不够。所以他们达成妥协，选定了法属北非。在时间上同蒙哥马利从埃及发动的进攻配合，就可以将德国人逐出非洲。这次作战代号是“火炬”。

说来蹊跷，这次作战竟以美国进攻老盟友法国开始，却不是指向它的死敌德国。在珍珠港事件整整11个月以后，即1942年11月7日的星期六晚上，进攻的军队集中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海岸附近的800艘舰艇上。要把这样大的船队掩蔽起来是不可能的。柏林和罗马都得到了消息，都在猜测这支船队开向那里，认为不是马耳他就是埃及。到了凌晨3时，这些登陆舰艇将步兵送上法属非洲的陆地时，整个欧洲为之目瞪口呆，而最震惊的莫过于贝当元帅。9万个美国士兵擅自入侵，使他深为恼火。加上罗斯福对法属非洲人民发表短波广播，说“我的朋友们……我们来到这里，是帮助你们击退侵略者……永恒的法兰西万岁”！也使他非常难堪。他于是给总统去信说：“今晚获悉你军进犯，我深感震恐与不安。你采取的行动，竟如此残酷无情。”

自然，这位美国总司令的心情恰和贝当截然不同。他正在华盛顿以北60英里卡托克廷山的一个隐蔽的别墅香格里拉和霍普金斯等几个朋友度周末。进攻开始时，当地时间还是星期六晚。总统的电话铃响了。格雷斯·塔利去接电话，这是史汀生打来的。罗斯福拿起听筒时，手有点发抖。他听了一下便说：“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祝贺您。伤亡较轻——比你估计的数字低得多。感谢上帝！”他将听筒放好，转过来对他的朋友们说：“我们已在北非登陆，开始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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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在直布罗陀指挥这次登陆，他的指挥所是在潮湿的地道深处。11月23日，他将他的总部转移到阿尔及尔这个白色山城。即使只是为了鼓舞士气，他也有必要上陆。美国人开始领教到德军不是徒有虚名的。“火炬”计划虽然使他们措手不及，但他们采取了迅速有效的行动。没有战斗经验的美军还没有前进一步，轴心国家的军队就已经占领了突尼斯，从西西里运来部队和装备加固。美军在冬雨的泥泞中举步维艰地行进，斯图加俯冲轰炸机和克虏伯88型大炮，对着他们，对着他们的坦克和掩护他们的空军猛轰。这样在1943年2月，反攻的德军把美军赶回过了卡塞林隘口。

从当时看，隘口一战似乎是盟军遭了殃。但结果相反，遭殃的反而是轴心国。巴顿将军接任了那里的军长，收复了那个隘口，同从阿拉曼一直把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赶到这里的蒙哥马利遥相呼应。在非洲的德军是必败无疑了。隆美尔飞去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报告，认为应该把他的部队撤出。因为要免于消灭，这个军团每月就至少要有14万吨的物资供应，但是盟国海军已控制了地中海，德军原来的供应早已微如涓滴，这时又从2.9万吨降为2.3万吨，再降为2000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说隆美尔是个悲观派。他们得意扬扬地说，你看看卡塞林隘口之战罢，雅利安部队碰上那些混血杂种的美军，结果就是那样。他们继续运兵到滩头阵地，使隆美尔大吃一惊。这样，到了5月初，盟军啪地一声关上了陷阱，一网打尽了接近25万德国战俘。如果包括战场上的伤亡数字，轴心国军队在法属非洲总共损失了349206人。美军在这第一场战役中伤亡不过1.85万人而已。

巴顿没有在那里待到战役结束，艾森豪威尔已将他派去制定进攻西西里岛的计划。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蒙哥马利与巴顿又一次要在这里配合作战。这场战役代号是“哈斯基”，有法军一个军参加。夏尔·戴高乐尽管受到英美冷遇，一直在后方进行工作，他运用政治策略，靠着纯粹意志力量，控制着解放了的法国人，鼓舞他们参军。后来马克·克拉克将军谈到戴高乐的部队时就说：“从来没有一个战斗组织有它那样英勇的。”到了这时，不管什么盟军，都有点使敌人望而生畏。欧洲在心理上已经起了变化。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大战丧师33万，现在既已被逐出非洲，德军看来并不是所向无敌的。到1943年夏，能使敌方丧胆的正是盟军了，特别是轴心国里那些半心半意的伙伴如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就更害怕。

西西里战役是一场政治战，其目的是要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从这个意义说，这场战役是成功的。它在军事上也是一个胜利。盟军占领了一个由25.2万人的军队把守的贫瘠多山的岛屿，只用了一个月零几天时间。在罗马，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直截了当地对瞠目无言的墨索里尼说，他已不是政府首脑了。“士兵们已无心再战。此时此刻，你大概是意大利最遭人恨的人。”他被逮捕了。在皮亚特罗·巴多利奥元帅领导下的政府开始和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秘密谈判。结果是，巴多利奥同意在9月8日广播宣布意大利投降，而盟军当晚就在意大利胫部的萨莱诺登陆。作战计划代号是“雪崩”，目的是生俘措手不及的德军，在整个意大利半岛肃清轴心国部队。

这样一个计划，他们怎么会认为可以实现呢？这是无法解释的。要把这样大的机密进行保密，是不可能的。保不住口风的意大利人把全部情况都向德国秘密警察和纳粹情报机关和盘托出。巴多利奥按照原来答应的，在9月8日无条件投降。但这时德军的精锐师团早已源源不绝涌进意大利，把他们以前的盟友解除武装。马克·克拉克的第五集团军，被钉死在萨莱诺动弹不得。美军原已知道意大利会投降，满以为这次作战将是轻而易举，因此又生气又混乱。敌人的坦克和大炮把他们圈缩在纵深不足五英里的滩头阵地上。每天晚上，一个能操英语的德国人，用广播器向陷入重围的部队大喊大叫。他看来是好莱坞西部片的爱好者，他用那种口吻叫道：“好吧，老兄。过来投降罢。你们都在我们火力控制之下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四个月。在柏林，为戈培尔进行宣传广播的一个英奸“哈哈勋爵”预言“又将出现一个敦刻尔克”。

这场意大利战役的悲剧——毫无战果的战斗，毫无必要的受罪，没完没了的包围战，就是这样开始的。但在意大利东岸，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却进展神速，同占领了塔兰托海军基地的英军空运第一师会师以后，直奔亚得里亚海的巴里港。英军兼程前进，想减轻美军所受的压力。美国空军则对俯瞰萨莱诺的群山进行轰炸。这个滩头阵地挤满了美国炮兵，一直到9月5日，德军终于开始向那不勒斯慢慢后撤。

这场意大利战役到底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如果将军们弄不清楚，连长们倒是清楚的。地形与第五集团军为敌。他们花了三个星期，伤亡近一万两千人，最后才抵达那不勒斯。阿平宁山脉仿佛脊梁骨一般直穿意大利全境。既然意大利河流都发源于这山脉，步兵们就得逾越一个又一个的河谷。而每过一谷，又总是山岭耸立，德军就在上面踞濠固守。最著名的是卡西诺山。有一千四百年历史的卡西诺寺院就在这里，这也是凯塞林将军的古斯塔夫防线的西部据点。敌人在环绕寺院的高地上依山掘壕，使用迫击炮与呼啸弹（这是美国大兵给它起的名字），迫使美国步兵付出大量伤亡。美国坦克又不断被克虏伯88型大炮所摧毁。盟军认为德军将卡西诺寺院用来做观察哨，就用飞机把它夷为瓦砾。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敌人火力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准确无情。

使那些步兵更加遭殃的是，艾森豪威尔回英国去，筹划准备横渡英伦海峡向法国的进攻。他把最优秀的将领巴顿、蒙哥马利和奥马尔·布雷德利都带走了。意大利的寒风暴雪，猛袭着那些形如锯齿的山岭。白天泥深齐腰，晚上则冻成坚块。漫画家比尔·莫尔丁认为，那里的泥土简直有如鬼神在作祟一样：“在和平时期，我认为欧洲绝不会这样泥泞。同样，我认为全世界的泥都不会像欧洲的那样深，那样黏，那样湿。它甚至连颜色也不正，不像普通泥土那样。”这场消耗战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继续下去。尸体用血污的睡袋或军用雨披包起来堆着，用通讯部队的电线像一捆捆柴也似地绑扎着。饿狗会把死人的喉咙咬断。冻疮和战壕足病到处流行。哨兵们在岗哨上冷得浑身发抖。在人们记忆里意大利冬天从未有过这样严寒难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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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陆军部通知各报社和杂志说：不要再将步兵叫做“G.I”了。理由是：“G.I”一词原意是一切统由政府发给，因此对美国士兵来说，那是“有失人格，有辱身份，有损尊严”的。在胜利的气氛中，编辑们与发行人立即同意。这个名称当时似乎荒谬可笑，但从长远来说，倒也有好处：因为正如1918年的步兵称为“炸面团”，越南战争中的步兵称为“老咕哝”，而“G.I”一词，则是专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他就是这个摇摆音乐一代的青年的象征，或者说这一代青年逐渐消失的象征。这些青少年原来是眉清目秀，穿着不称身的卡其军服离了家，回来时年已23岁，都已经变得不爱说话，眼神呆钝，逆来顺受了。在第三号大街的高架电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在上空经过，听到呼呼、呜嘘、飕飕一类啸叫声，或者听到类似帆布撕裂声，就会不知其然的紧张起来。

令人悲哀的是，现在很少有人记得美国大兵当年是什么样子了。电视台情景喜剧中常常出现演员表现的那时部队服役的情况，使儿童们看了以后认为战争是惊险紧张，好玩得很的事。欧洲战场的每个士兵都这样想，将来他们老大育子以后，孩子总有一天会问他：“爸爸，大战时你在干什么？”他从来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并不一定要他回答的。孩子们接着就会发表意见说，毫无疑问，如果当年是霍根的英雄，或者麦克黑尔【这两个是美国电视台连播喜剧的主角。——译者】的海军战士，那就棒极了。或者说得使人最不好受的，“跟着巴顿打仗该是多么好玩呀！”当然也还有其他大兵形象，但同样也不符实际。那些什么美国革命女儿会，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勇士们，都把美国兵说成是脸上刮得光光，头发修剪整齐的忘我英雄。而70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满腹狐疑，难道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年代，人们可以以身穿军服自豪，扛着步枪，开枪杀人还自认有理？

这样的年代确是有的，这些人就是这个年代的人。在欧洲战场的步兵到了1943年的冬天就已成为久经考验的战士，连亚力山大大帝和拿破仑也会认为是熟练的步兵。这些步兵不像他们那样耀武扬威（或者说，没有像人们说他们的那样耀武扬威。打过仗的人对这些名将的传说，都不大相信），如果他们有军衔的话，在前线上也不会戴上肩章，因为前线的德国兵（大家称为克劳特）是专以狙击军官为乐的。作战期间美国兵不刮胡子，不理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当花童【Flower children，嬉皮士的别称。——译者】，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剃刀、刮脸膏、镜子、热水，也没有时间。

在意大利经历了两个星期的倾盆暴雨，卧伏在满是泥浆的散兵坑内，躲避着敌人的炸弹、坦克、手榴弹、枪弹、火焰喷射器、饵雷、烈性炸药和磷光弹等等，人人看上去就活像一个流浪汉。他的行为举止就常常不怎么文明了。他会在同伴们众目睽睽之下拉屎，也有很多人对他这样做很感兴趣，在那里品评一番。他讲话下流，对未上过前线的人特别无礼（说他们是“后方梯队的杂种”）。这些兵的衣服又湿又霉，一撕即破，有时则臭气逼人。但最重要的是，他精神厌倦。有些人要很多年才从厌倦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有些则始终恢复不了。

一切过去以后，将军们相互授了勋、道了喜——这么说听起来有点挖苦，但大兵们是会这样说的，你要是不知道他们这种看穿一切的态度达到什么程度，你是无法理解他们的。这时，有一个军需总队的文职雇员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普通美国士兵每天要背84.3磅。这使他成了战争史上负重最多的步兵。这个数字会使有些人吓了一跳，包括将军们在内。将军们不知道，这是不可原谅的。但当过大兵的，对此却一点不会感到惊奇，他知道他自己等于当了驮兽。进入前线时，他穿上或者带上他的军服、盂型钢盔和盔垫、M－1步枪、匕首、水壶、掘壕工具（铲镐两用的工具）、刺刀、急救包、子弹腰带，其中每个袋都装着步枪弹盘，两条载着备用弹药的跨肩直带，系在腰带上的手榴弹，背包带上挂着背包，背包里面有雨披、百灵风雨引火条、饭盒、香烟、风雨打火机、用笺、家信、各种军用干粮——C类、K类或获得陆海军生产优秀奖旗的海因茨公司出品的罐头火腿旦。此外，他还要分担他那个战斗单位的大型武器装备，例如勃朗宁自动机枪，或机枪脚架，勃朗宁轻机枪或重机枪或其三脚架，或者是60或80毫米迫击炮或其炮座。

这些是非带不可的。本来，他还该带防毒面具，但他在离开北非前，就已经把它扔掉。他背上的重量不能再多了。陆军部只想他能更多背一些。这并不是因为有虐待狂，而是认为他需要的东西还不止这些。晚上他该有条毯子，还该有半个顶篷，这样他和另一个士兵的凑在一起，晚上就不怕雨淋了。事实上他最需要的倒是多几双袜子。没有袜子替换，污泥沾脚，久而久之，就会变为战壕足病。脚痛难忍，无法走路，只得爬到营部救急站，医生将鞋子割开，双脚已经肿到橄榄球那么大了。有时就只得截肢。冻伤的有时也有这种情况。战争后期，对一些特别照顾的师团发给了“长统皮靴”，可以保持干燥。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袜子保暖。

这些满身泥块，样子古怪的战士最担心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德国大炮。有一次，美国兵周刊《扬基》引用一个下士的话说：“这些大炮不饶人啊！有人说：听见炮弹呼啸你不必再弯下身来，因为已经太晚了。但不管怎样说，我们还是弯下身子。迫击炮弹中标几乎是无声的，但无声也吓人。因为我们得知道炮弹究竟落在那里。”在纳粹的大炮中，最可怕的是克虏伯88型。有时，这种大炮几乎好像是会拐弯似的。当时，美国大兵认为没有东西比这种“寄来邮件”（德军炮弹）再厉害的了。但是对面山头那些戴着铁十字奖章的家伙，不一定会这样看。到了1944年，美国的“寄出邮件”，就有雷达导向火箭，无线电引信炮弹和一种喷火筒喷出来的燃烧剂。这种燃烧剂是由哈佛大学化学家们和美孚石油公司技师们共同研制出来的。它把皂粉和汽油泡制在一起，称为凝固汽油。

罗斯福有一次表示很可惜，没有人为这次大战起个恰如其分的名字，这流露了他的真实思想。他本人是想名之为“暴君之战”。他又认为这次大战没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蒂佩拉利》和《在那边》这样动人心弦的歌曲，也是非常可惜。这可把底牌露出来了，原来三军统帅们和五星将军们所想的，就是这种思想。要是美军大兵听见的话，可能会起哄反对。在他们看来，给世界大战编个号就够了。如果说，既然把他们称为GIs有失他们人格，以数字为战争编号会使他们的荣誉有所减色，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这样很公道嘛！沃尔特·约翰逊曾指出：尽管艾森豪威尔所写的书名为《远征欧陆》，欧洲战场的战争却没有远征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幻灭使后来任何口号、游行都失去了号召力。“经济萧条，创痕犹在，那些在困难期间感到前途茫茫的人，在忧虑之余，又来了这一场战争，更加觉得前途渺渺。青年人追求荣誉的心理已为击败敌人的决心所代替。这个事业的正义性无可怀疑，但是，全国人民是绷着脸孔去进行战斗的。”

描写欧洲战场美国大兵的两个最有名的漫画人物却并无滑稽之处，这点倒是很有意思的。战争有时可能荒唐得难以置信，如果说欧洲战场是荒唐可笑的话，威利和乔这两个人物是用一笑置之的态度来看待的。但在多数场合下，他们是情绪忧郁的。画家当时写文章解释说：“我们不需要有人来进行思想灌输，或告诉我们，现在是在打仗。我们知道现在是在打仗，因为我们是亲眼看到的。我们一点都不喜欢战争。但并没有多少士兵开小差，因此，天花乱坠的宣传就未免多余。”

尽管这样，说来奇怪，从自愿去打仗这点说，历史上没有那一辈的青年，思想上比他们更有准备。之所以自愿，只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件工作非干不可。他们就是这样看待战争的：这是一件工作，一件肮脏、令人作呕的工作。但如果你正是少壮之年，脸色红润，营养良好而又神经反应正常的男儿，除了去打仗而外，你又能怎样呢？肯定地说，拒绝去打仗的人是有的。罗伯特·洛厄尔就是一个出于良心驱使拒绝服役的人。他在想像中可以看到空袭时受害者丧肢断腿的情景，他不愿意参与其间。但像他这样看的人不多。即使有，其中大部分人也不愿意将世界奉送给希特勒。

当时协和神学院院长亨利·科芬博士（后来他的侄儿也当了耶鲁大学牧师）说：“神学院不会成为逃避应征者的避难所。”这个说法，在这盛行摇摆音乐的青年一代中，大多数人是同意的，连那些厌恶暴力行为的人在内，也会同意。要是在越南战争时期，他肯定会采取不同的立场。因为这两种战争性质截然不同。在越南的伤亡士兵中，属于贫苦家庭出身的，其比例之大，真是使人吃惊。1972年以前，在校大学生是免役的。到了毕业时，他们又都学会钻征兵法令的种种空子。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凡是身体健康的都去了。亨利·洛奇中校在非洲沙漠中指挥坦克，威廉·诺兰是在法国的一个少校，汉克·格林伯格这个著名的底特律的职业拳击家是个陆军少尉，吉米·史蒂华和克拉克·加布尔都是空军军官，沃尔特·温切尔和约翰·福特是海军军官，约翰·休斯敦成了少校，达里尔·扎纳克和弗兰克·卡普拉是中校，杰基·柯根是个滑翔机驾驶员。保罗·道格拉斯年已四十，还是参了军，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当个二等兵。其他自愿参军的有乔·狄马乔、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道格拉斯·小范朋克、亨利·方达、路易斯·海华德、泰隆·鲍华和大卫·尼文。【亨利·洛奇，威廉·诺兰后来都是共和党参议员，吉米·史蒂华和克拉克·加布尔，都是著名电影演员，沃尔特·温切尔是著名广播员，约翰·福特是著名电影导演，约翰·休斯敦是著名电影导演，达里尔·扎纳克是电影制片商，弗兰克·卡普拉是著名电影导演。杰克·柯根原是电影童星。保罗·道格勒斯是参议员。乔·狄马乔是著名棒球运动员，雷德·斯克尔顿，罗伯特·蒙哥马利，道格拉斯·小范朋克，亨利·方达，路易斯·海华德，泰隆·鲍华和大卫·尼文都是著名电影演员。——译者】

1942年1月，乔·路易斯【乔·路易斯，黑人，当年全美拳击冠军。——译者】在拳赛中用了2分55秒6，将巴迪·贝尔击倒。他将其全部收入交给海军抚恤协会的纽约分会后，自己加入陆军服役——尽管有这样使人吃惊的事：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十字会将血分成“白人血”和“黑人血”，用不同容器分装。假如当时在战斗中也分肤色，富裕和特权阶层留在安全地区的话，乔·路易斯也许会犹豫不定了。但他们没有留在安全地区。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战中，因勇敢而获得嘉奖的就有总统的儿子富兰克林·小罗斯福上尉，当时他是一艘驱逐舰的炮兵军官。格伦·米勒少校随机殉国。阵亡人员中还包括辛克莱·刘易斯之子韦尔斯·刘易斯少尉、纽约的赫伯特·莱曼之子彼得·莱曼少尉【辛克莱·刘易斯是著名作家，赫伯特·莱曼是参议员。——译者】；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之子彼得·索尔顿斯托尔海军陆战队中士、一个外交大使的儿子约瑟夫·小肯尼迪和哈里·霍普金斯的小儿子——十八岁的斯蒂芬·霍普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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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小伙子们是在《星条旗报》《扬基》或《时代》周刊和《纽约人》的简报版（小型无广告）看到这些消息的。他们以美国的民主军队自豪，正如他们以美国的工程兵和海军工程队自豪一样，前者能够在一夜之间搭成活动便桥，后者曾在英国工程兵声称无法办到之后，将阿森松岛的群山推平，建了一英里长的长形机场。尽管这样，他们很少吹嘘本国，甚至在自己人中间也没有这样。他们采取了一种坚强的、满不在乎的姿态，把该熬的都熬过去了。他们对前方老是享受不到后方梯队那些享受——电影、鲍勃·霍普【鲍勃·霍普，电影喜剧演员。——译者】的节目、红十字会女郎——有牢骚。但是，如果牢骚发展成为叫苦，他们就会教训叫苦的人。他们就会奚落他说：“找随军牧师去吧”，或者说“讨厌鬼”，或者说“去你的，你以为军队像家里一样吗？”

凡是可以供大家一起发牢骚的话题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觉得津津有味。当然，K－9军团就是很好的目标。妇女队队员也是如此。他们告诉我，我告诉你，说这些人都和军官睡觉的。“喂，你知道哈尔西那件事吗？他给一个‘浪头’【“浪头”WAVE是缩略词，指美国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队员。——译者】冲到桥底下了。”（女海军陆战队队员没有缩略词，海军陆战队管叫她们为BAMs——意即大屁股的海军陆战队；女的也不甘示弱，予以还击，叫他们为HAMs，意即屁股毛茸茸的海军陆战队。）但最能引起大家发牢骚或哄堂大笑的，还是国内的广告。他们对报纸的简报版有意见，理由之一就是这些简报没广告，而他们就是想看广告，还特地写信回家要这些东西。麦迪逊大街【麦迪逊大街在纽约，是美国广告业中心。——译者】下一步究竟打算干什么，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先睹为快。

但是，如果麦迪逊大街的说法真的可信的话，那他们的所干的事就是为了战争得胜。一则典型的广告写着这样的标题：给母亲们的最好礼物！头两段的广告说明，这礼物是磺胺剂。但看到第三段你就知道，作广告的是个冷气设备公司。原来磺胺剂之所以能合成，是因为冷气设备使科学家们能舒舒服服地工作。这是绝妙的一着。另外一家抢生意的公司也不示弱，声称有一次用鱼雷击沉日本货船，他们也做出一份贡献。因为那艘美国潜水艇的潜望镜是在装上冷气的车间中磨光的，所以“正是这些冷气设备，使这一击才有可能”。

另一则广告又说：“化肥可以使战争得胜。”小伙子们都认为，真的那样的话，麦迪逊大道真是干得不错。一个轴承制造商叫大后方的人们不用担心，美国兵能从“公路上安全驶回家”，因为他用的还是军用轴承。食糖用去杀纳粹了。家用药箱没有蓖麻籽是因为送到安齐奥去了。幸运牌香烟的烟叶，也用到战争上去了。老人牌刀片的钢用去造刺刀了。闹钟要保证将军们按时行动。有些广告则说：“要使空战获胜，棉布可以助一臂之力”，“不管那次进攻，电线都是骨干力量”，“在清扫颓垣断壁、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世界中，重型设备正在发挥作用”。在一幅广告画里，一个士兵卧在吊床上。那个金属机件的制造商说：“他这一摇床绝不会掉下来，因为那个夹钳，比之规定强度还要强30％。”总之，广告文字越是有趣，士兵们越是爱读。但是，有些广告调子，则可以说是缺德的。例如纽约一个坟场有意选择国外发生一场激战之后播送它的广告节目。在大兵们发现这情况以后，这个广告很快也就收档了。另外一个说来难以置信的广告是，建议爸爸妈妈们买眼镜要买一副好牌子的，这样才能认出他们从前线回来的儿子。结果，一大堆愤怒抗议的“胜利”邮简，有如雪片飞来，送到这个广告商的桌上。又有一家飞机公司的广告提出问题说：“谁怕福克伍尔夫大飞机？”陆军航空队某个基地的飞行员给这公司写信说：“我们就怕。”那里每个飞行员都在下面签名，连指挥官也不例外。

战争期间最著名的广告，是“四号上铺的小伙子”。它描述一个士兵，躺在卧车的一个卧铺上，回想当年“碎牛肉排和爆玉米花的味道……驾驶一部敞篷赛车的劲儿……还有一条小狗，叫做什么呸呸，或者小斑，或者讨厌鬼比尔”。它接着说：“他喉咙哽咽，说不定泪水盈眶。不过这没关系，小伙子。没人看见你……现在太黑了……”当然，大兵们认为这也是一大堆废话。但至少这广告是做好事（要大家为外出的军人让座），这好比呼吁大家买战时公债，不要上黑市买东西，搜集废铁，或者如果知道部队调动的消息“要守口如瓶”。大兵们对这些宣传都会默然置之，不会有什么反应。但真正使他们感到好笑的还是有些人明目张胆地利用战争谋求私利。例如有的广告说，如果每人每天多嚼几块威力格利口香糖，战时生产就会增加。或者蒙星威亚服装店的妇女紧身内衣广告，画着一名陆军妇女队队员，她说：“别说鼓鼓囊囊的才爱国！”或者在中士牌灭蚤粉的广告画中，一个“老中士”立正报告“发现蚤子，已予消灭”。

另一则广告“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则独具一格。在广告画里，一个护士俯身在一个伤兵上。广告商仿佛猜透了那个士兵的心思：“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个快步如飞，笑声阵阵的姑娘……你就是我所喜欢的那种讨人喜欢的姑娘……你并不是老是穿着这些沾满泥浆的靴子的。有一次，你穿着崭新、轻快的鞋子，在夏天的草坪上奔跑……”说着说着，那个广告起草者就做起梦来：“是的，她长大了……看见她那沾满泥浆的靴子，就知道了。那些手艺高明的男女工匠……当初给她制了色泽鲜艳的各种便鞋，后来又用他们的手艺为她制成坚韧结实的靴子，使这个护士可以踏进泥浆，穿过雨水……战争爆发了，又是这些鞋匠创制了护士的北极鞋、士兵的北极鞋、丛林靴、飞行靴、在甲板上能防滑的航海靴、北极毡里靴等等……有朝一日，又会有姑娘们在阳光灿烂的草坪上跑来跑去，心里像夏天一样的明朗轻快，脚上像彩虹一样五光十色。”当然，这个广告起草人不是要她们穿什么“彩虹”的，所以他说：“穿着玩玩的鞋子又会上市的，记着这个商标罢！……”不知怎的，大家还是把这个商标忘掉了。

这个“穿着沾满泥浆靴子的天使”的广告之所以很煞风景，那就是它利用了步兵们在心灵深处对爱情生活和战后和平的憧憬这种不轻易向外人道的感情。士兵各有不同，他们的憧憬倒是异常一致的。他们都曾在密布特勒式地雷的田野上一跳一跃地前进，笨拙的样子是自古以来步兵的特点。这样，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来越相似了。威利和乔可能是一对双生子，威利的鼻子大点，乔的鼻子小点，有时连创作者本人也会把他俩弄错了。但是由于他们处境相似，忧患与共。他们对什么是理想的未来，已形成共同看法。这与头条新闻、突破敌阵、钳形攻势等等，都不相干；那是将军们所考虑的战争。另外一种战争，正像约翰·斯坦贝克所说的，是那些“想家的、厌倦的、滑稽可笑的、冲锋陷阵的普通士兵的战争。这些人在钢盔里洗袜子，抱怨吃得不好，向阿拉伯女郎吹口哨，或者说，见到什么女郎都吹口哨。他们硬着头皮把世界上这件最讨厌的勾当勉强熬过去，不失幽默、尊严和勇气。”这是比尔·莫尔丁所描绘的战争，这是厄尼·派尔【美国战时记者。——译者】所报道的战争，这是塞德·萨克【美军《星条旗报》的漫画人物。——译者】所经历的战争。这是那些把《扬基》周刊的蓓蒂·葛莱宝和丽塔·海华丝的封面女郎视同珍宝的人的战争，是邮政局长法兰克·沃克完全无法理解的战争。他竟然认为《老爷》杂志会引起大兵们的色情肉欲，因而下令禁止邮寄。

这场战争，使他们渴望温柔和爱情、美人和温暖，渴望有真人来代替封面女郎，渴望有一个真正的家，而不是以军队为家。当时刚从史密斯学院毕业的贝蒂·弗里登后来回忆说：“妇女也和男人一样追求家室儿女之乐，希望梦想成为令人慰藉的现实。我们都是脆弱的、想家的、寂寞的、心惊肉跳的。”范妮·赫斯特写道：美国女子“正在倒退……向着‘家庭’倒退”。在欧洲，美国大兵们郁郁不乐地哼着从德军防线后面播出的“李莉·玛莲娜”的旋律，那是一首最动人的战时歌曲，对哪一国的兵都具有感染力：

在兵营前，在大门边，

点着一支灯，她站在灯前。

在那儿，我们再次相见，

我们要在灯下站着，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李莉·玛莲娜呀，一如往昔。

而在国内，姑娘们都在翘首瞻望战后的世界，她们听到的歌是：

我一人走路真孤独

因为，说句实话，我感到寂寞。

寂寞，对我说来没什么，

要是我心里知道，你

也是感到寂寞。

或者是：

苹果开花时，

我俩相见相亲，

相见相亲，

你的姓换上了我的姓！

五月天，

天气晴；

太阳亮晶晶，

今天好太阳，晒得新娘子好高兴！

可能因为前线与后方之间通信频繁，不管是在欧洲战场或者是太平洋战场的青年男女不但切望同样的未来，连未来生活的细节也往往想法一致。房子要有白色的围篱，离学校不太远，可以走路上学。女的要有一箱子银餐具，而当过大兵的则要有个自己的小室。他们会一起收拾花园。他大概每天要乘车去上班，因为他们住在宁静的郊区里。当然，他们会有孩子的，这些孩子幼时惹人喜爱，上学后聪明伶俐，到了十多岁便出人头地。中学毕业后，他们就会在全国最好的大学读书，这时，他们的父母是会非常非常引为自豪的。

第十章 国内战线

1942年3月间，据当时流传全国的一则传说，有个女人在公共汽车上大声说：“现在可好啦！我丈夫的工作从来没有那么好的，挣钱比以前多。所以我倒希望战争再打下去。”这时另外一个女人站起来迎面给她一个耳光，气冲冲地说：“这一下是为我死在珍珠港的孩子打的，而这一下”……接着又是啪的一声——“是为我在巴丹的孩子打的。”

这个传说看来有点不足为信（哪里会有个母亲有个儿子在瓦胡岛又有一个在吕宋岛呢？）。可是它既然广泛流传，这就说明它反映了战时美国的一些情况。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故争繁荣的确是发财走运的好机会，大萧条时期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但是他们感到问心有愧，不过当然不是惭愧到连钱都不想要了——这样未免要求过高，违反人性，而且对前方作战部队也没有什么好处——只是惭愧到也想做些有益的事，比如帮助收集废铁，购买战时公债，参加民防队服务，或者偶然遇见一个孤独的士兵，就请他喝怀酒。

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大战，社会都会经历一场大变革。这场战争光从它的规模来说，就必然会使美国大大改观。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纽约每日新闻》真的认为：美国士兵之所以在打仗，就是“为了要回来看球赛，为了要让汽车的油箱装满汽油。”至于美国士兵们，有时却以为他们在打仗是为了亲爱的妈妈和爱吃的苹果馅饼。但历史并不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那么容易地如愿以偿。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历了美国在1941－1945年那样剧烈的变化以后还是依然故我，不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国内战场实际上是各种观念、各种习惯、经济理论、外交政策、两性关系，社会各阶级关系进行较量的战场。不但到处都有美国大兵，到处也有离开家庭当工人的女人。她们再也不会和战前一样了。

产生这些变化，有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原来国内经济捉襟见肘，而现在有了大量的游资。1942年，华盛顿每天支出三亿元，这些钱就到了男男女女的钱包里。1945年战争结束，战争总开支估计达二千四百五十亿元。这个数字，比之美国从1789年到1940年各年度预算的总和还要大，而这段期间，美国还应付了五次战争。193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就是说美国人民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务的总值是九百一十亿元。而在1945年，则高达二千一百五十亿元。生产总值这样激增，是史无前例的。失业本来是个顽固的肿瘤，到了1940年还有八百万。现在这个肿瘤消失了。就业人数已从四千五百万增加到六千六百万，其中五百多万是妇女。保罗·布尼安【保罗·布尼安：美国西北伐木场流传的民间故事中的一个伐木巨人，能用一把斧创造奇迹。——译者】回来了。美国人原来在股票市场崩溃以前固有的自信心又恢复了。1943年公司的利润，就超过1929年。

约瑟夫·保罗·戈培尔曾叫嚷说：“美国人已不可救药，他们只能一再依靠吹嘘自己物资丰富。他们大言不惭，说每天差不多生产一千架飞机和坦克，可是要用这些武器的时候，他们又没有了，结果，他们一再挨揍。”这种讲法是没头脑的，甚至是可笑的。美国能派出一支一千二百万人的军队，同时和两个可怕的帝国作战。又能建立一支比敌人和盟国的海军加起来还要大的海军，与此同时，民用开支又比1939年增加百分之二十。这样一个国家确实是使人感到有些不解的。这种现象使有些评论员们感到困惑。“我们生活轻松，比较舒适，完全有保障”，爱德华·R·歇罗说：“这次战争开始以来，生活水平还能提高的，只有我们这个国家。整个欧洲都已弄得筋疲力竭，而我们却没有。”埃里克·塞瓦赖德看到美国国内大多数人的生活因为战事反而好了，就告诫人们说：“如果说困难能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那么舒适也会有影响的。”

《时代》周刊大肆宣扬说，“美国骤然富起来了——似乎全国各地一下子都富起来。”但是，真正发财的美国人并不多。经营有术的大公司把许多小生意挤垮，这是事实。但是从税收情况看，战争繁荣的真正受惠者是在大萧条时期全无积蓄，或者积蓄很少的小家庭。这一切情况都不是事先有计划安排好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民族性。有二十世纪的托克维尔【托克维尔（1805－1859年）法国政治家、著名作家。——译者】之称的D.W.布罗根，向其他欧洲人解释说，他们的新盟国对战争的看法和他们不同。“对美国人说来，战争是一种买卖，不是艺术。他们对道义上的胜利并不感兴趣，只对战争的胜利感兴趣……美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公司，股东们都希望它不亏本，而他们的整个历史也证明这个希望是有根据的。”

甚至从事农业的人在战争景气中也兴旺发达起来，而且有个重要原因。最初，他们对于过去曾使他们倒霉的农产晶过剩存有戒心，不敢放手生产。但到了1942年秋，他们的政府领袖说服了他们，他们必须成为全世界粮食的供应者。于是他们又着手生产粮食，收成比之过去最高产量还要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上述的那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大萧条期间，发明家、化学师、工程师和农艺师都已发明了新肥料，高产种子，杀虫药和新的农业机械。这种种科学技术，改变了大地的面貌。其他方面也都是如此。战争迫使大家通力合作：科学家、军官、经济学家、公司经理和国家官员都在群策群力，不但对战时各种问题，而且对战后世界的棘手问题也要找到立即见效的解决办法。三十年代没有加以利用的发明创造，现在却对战争作出了贡献。象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副教授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那样有经营管理天才的青年人就认为，象雷达、预制构件建筑的房屋、冷藏食物、柴油机以及原油的催化分裂蒸馏等等，到了和平年代，必然会使人们生活更为富裕。战时繁荣已为大规模的市场奠定了基础，显然，胜利之后，这种大规模市场还会进一步扩大。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战争期间，肯定地发生了思想上的相互启发，使各方面受到激励。总的说来，美国的科学技术在战争期间发展非常迅速，就有如在温室里培育的植物一样。”

这种生产奇迹早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它的深远影响在三十年之后，才开始显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种极大的推动力，促进了社会的平等。确定社会地位的传统的标准，已经不再起作用。以前财富、阶级、年龄，种族、性别以及家庭出身等等，现在都己不再是使人本能地发生敬重的因素。从前人们由于“出身”受到尊敬；现在战争带来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谓“人身平等”，把这种传统破坏无遗。星星监狱再也不会把象理查德·惠特尼那样的人视为贵宾。甚至靠事业成就而取得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些曾经对美国解放生产力作出贡献，开辟了科学技术新纪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也很快就被人们称之为“书呆子”了。

这并不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社会大变革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早已在酝酿成熟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禁酒年代、大萧条以及后来的冷战和核弹头威胁的阴影下，所有的政府领袖都无能为力，这种种因素都使一切权威的象征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从国旗到十字架，从白官里的总统到每个家庭的父亲。尽管这样，从珍珠港到日本投降之间的岁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实行全国总动员，人人都一视同仁，阶级界线已经不那么明显。更重要的是，战争把经济力量转移到那些本来是无权无势的人身上。在战争未带来繁荣之前，美国是人找商品的国家。战后出现了所谓消费者社会，商品要找人。下层阶级变得富裕，那是因为四十年代初期所攒的工资。同时，大手大脚花钱被认为是不爱国，而且物资缺乏，政府又采取种种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措施，人们也不想拚命花钱。但是，银行存款不断增多，经济学家也为此担心。到1943年夏，财政部估计美国人在国内已储蓄了约七百亿元的现款、支票帐户存款以及可兑为现款的战时公债。财政部总顾问伦道夫·保罗称之为“活性炸药”。考虑到它后来对美国生活的性质和特征会产生什么影响，这种说法也并不是过甚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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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还未稳操胜券之前，这些考虑让步于当务之急。轴心国还未打败，就去盘算和平时期所面临种种难题，那未免过于冒失，甚至是危险的。1942年政府曾建议由全国资源规划局负责，研究战后问题。可是国会把这个局撤销了。这个建议也被扼杀了。总统很多时候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问题。在1943年12月28日一次记者招待会后，他就曾对逗留未走的一位记者说，他对“新政”这个提法感到腻了。他说十年之前，“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医好了。可是，这个病人康复之后，又在1941年12月7日碰到“一场严重的事故。”新政医生对这种病完全是外行，就把病人介绍给“胜利医生，一位矫形外科专家”。

社论作家们听了如获至宝。《时代》周刊在题为“新政病逝”一文中写道：“新政，年仅十岁，在长期患病以后，终于病故。死因营养不良和被人废弃。新政在1932年总统竞选运动时出生，出世后四年内身体健康。1937年开始在眼部出现黑点。后患战争休克症，始终无法完全康复。其尊翁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已在上星期宣布新政去世。”但是他真的宣布新政死亡了吗？换个名堂，继续进行改革，这对罗斯福说来，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他正准备向国会提交两项重大法案：一个是美国士兵权利法案，给退伍军人以受教育及其他种种权利，另一个是凡是军人都有投票权利的建议。

在这些日子里，他每采取一次行动，对国会都得小心冀冀。国会把他当作一个立宪制的君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新的第七十八届国会中，保守派联盟的势力有所增长。尽管这样，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孤立主义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参议员阿瑟·范登堡长期以来已开始朝着赞成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方向转变，现在他正处在这种历史性转变之中。只有加利福尼亚的海勒姆·约翰逊，坚持美国应该“单干”，但是他和他的主张一样已入垂死之年。1943年秋，约翰逊发表了他最后一篇鼓吹孤立主义的重要演说。然后，在“参议院是否决定同意美国参与建立维持和平的国际组织”这问题投票，结果是八十五票赞成，五票反对，六人缺席。众议院则已通过一项类似的决议。票数是三百六十票对二十九票。这是由阿肯色州的一位年青众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提出的。这样在华盛顿举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条件都具备了。这次会议拟订了美国参加联合国的初步草案。参议院以八十九票对二票批准了这个草案。同时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外交官们也在那里斟字酌句，拟订出一个协议，准备建立国际银行和一个世界基金，使被战争蹂躏的国家可以稳定币值，进行重建。温德尔·威尔基为他在1943年出版的书似乎取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名宇：《天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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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各大工厂的装配线日以继夜地转动，为俄国、英国、英联邦、自由法国的军队和美国自己的武装人员提供装备，准备1944年的决战。连打字机工厂也制造机关枪；汽车工厂则在制造轰炸机。在康涅狄格州，伊戈·西科尔斯基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条生产直升飞机的装配线。另外一个在康涅狄格州斯特拉特福德城的工厂，则在制造六千架以上的“海盗”式战斗机。克莱斯勒汽车厂就为陆军制造了二万五千五百零七辆坦克。

由于机器精巧复杂，谁都没有办法预言下一周民用物资又有什么东西脱销。只有专搞囤积居奇的人，既有大批助手，又有无数资金，才能抢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之前预防价格突涨。糖、牛油、酒、肉、香烟——这些东西缺少，还讲得通，因为军队或战争工业都需要。但为什么这个星期有了香烟供应，各家商店反而又没有火柴呢？为什么在汽车胎实行定量配给后，用汽车的人决定改乘自行车，而赶到城里买车时，又发现昨天刚又开始实行自行车定量配售呢，又为什么卷发夹、假发、厨房用具、剪草机、纸张、束腰，茶叶、尿布、铜棺材、烤面包的电烘炉、烤饼铁模、拌蛋器、玩具兵士和玩具电车、芦笋夹、啤酒杯、痰盂、雀笼、照相机、鸡尾酒调制器、爆玉米花器、外来皮货和龙虾叉等等也都用去打仗呢？意见很多，回答却只有一个，而且老是粗声粗气：“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是在打仗吗？”是呀，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这样讲法仍不太讲得通。主持战争动员局的吉米·贝尔纳斯是知道这点的。这个局还挤在尚在修建中的白宫东侧楼办公，贝尔纳斯的新闻收报机没地方放，只好放在男厕里。当然，在不少情况下，小商品之所以缺少，是因为这些制造商要生产凸轮和嵌齿，为战争服务。象民用游船，烤饼铁模和龙虾叉等在战争期间就再也不制造了。但这不是没有及时抛售积存的商品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象这样大规模的全国动员，必然会有些缺点和错误。对大约一亿二千二百六十万零四千美国人——占全国人口91％——发给配糖证，你总不能希望一点岔子都没有。错误总是有的，有些说来还难以置信。费城的配给办公室，就因为配给燃料忘记了配给自己一份，结果得暂时关门。凡是领略过房荒滋味的人都会听到过洛杉矶的一件谋杀案。当地一个记者名叫奇克·费尔顿到现场采访，亲眼看到被谋杀的人确已死去，便立即朝死者的住处飞奔。“我可以租他的公寓吗？”他气喘喘地对女房东说。她摇摇头说：“我已经租给那边那个警长了。”

除了做黑市买卖的人，或者所住地区确是得天独厚的人（比如底特律市的居民，就可以溜过加拿大边境，把繁荣的温莎港的商店满目琳琅的商品一扫而光），对大多数平民来说，就不得不清心寡欲，但是他们也是乐意这样做的。当时有一幅战时公债广告，画着一个垂死的美国兵，下面的标题说：“他献出了他的生命——而你不过是把钱借给国家。”站在这样的广告画下面，还敢嘟囔抱怨，确实是要有胆量的。当然，有些东西缺乏，还是较易忍受的。比如战时生产局从1942年秋起到1944年夏止，很少威士忌酒供应市面。但除了潦倒流浪的酒鬼而外，很少美国人为此感到恐慌。（喝酒成习的人只好凑合喝奥尔德斯卜德那样的代用品，这是从人们扔掉的马铃薯和皮蒸馏出来的。吸烟成瘾的人们则拚命抽着什么佛里特伍德这一类谁都没听过的牌子的香烟）。

另一个问题是交通。1942年2月1日，底特律市把最后剩下的一条汽车装配线也转入战时生产，那时宝贵的新汽车的库存还有五十万辆。物价管理局把它全部买下，放在政府仓库里，购买都要申请。谁该优先照顾，都有极其严格规定，比如乡村医生等。到了1944年7月，就只剩下三万辆汽车了。这个数字，和平时期即使是在颇为寒酸的三十年代，也只够汽车推销员三天之用。物价管理局又把每月出售定额再裁减百分之二十二。

即使有了汽车，还有汽油短缺问题。一个普通市民，没有担任国防工作，他的汽车挡风屏上就盖上了一个黑色的“A”字，一星期只能买三加仑汽油。这就等于把什么赛车场、郊外小旅店都判处死刑；他们只好关门大吉。城市里无轨电车变得很普通。当然距离不远的话，可以步行解决。但是即使走路也有一些问题，因为平民每年只配售两双鞋子。埃德加·胡佛报告说，路劫犯的目标中，鞋子列居第三位，仅次于酒和人造纤维。到了战争最后一年，美国的交通工具，真是五花八门，花样很多：什么两轮马车，改装的双人自行车，精巧的贝克电动车，以及噗噗喷汽的斯坦利牌汽车，这种汽车最新的是1925型，即斯坦利公司停业那年制造的。

政府机关办事手续繁多，官僚们盛气凌人，人们对此至感不满。在这方面，年青的理查德·尼克松曾正确地分析过当时人们的心情。男人长裤脚没有翻边，上衣没有翻领，他可以不在乎；妇女可以把丝林画在腿上，用画眉铅笔把袜筒线画下来，她们也没有意见；儿童吃不到牛油，牛肉减少，猪肉完全没有，这点他们也习惯了。但物价管理局发的那些代用币和配给票，很多人都弄不清楚，连杂货店老板也莫名其妙。后来连肉类、脂肪和乳酪也列入配给，用分数制度限制购买，他们几乎急得发疯了。使得这种情况特别不能忍受的是，几乎人人都从朋友那里听到传说，在那些舒服的战俘营中，被俘的纳粹分子吃得如何如何好。

但是政府有时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罗斯福把铁路接管过来，给铁路的经理人员们穿上上校军服：这是他使要罢工的火车司机回到火车上去唯一办法。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董事长休厄尔·艾弗里拒绝遵守战时劳动局的一条命令，就由兵士把他从办公室赶走。（于是那个星期就流行这样的笑话：“你见过蒙哥马利·沃德公司新商品目录册的封面么？‘如蒙订货，一概照办！’”）【“订货”和“命令”在英语中是一个词，故有此笑话。——译者】战时人力管理署署长保罗·麦克纳特真的把底特律市六十万名技工，西海岸十一万商船船员，一百五十万名飞机制造业工人全部“冻结”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1942年是战争最困难的一年。轴心国击毁了一千六百六十四艘船只，超过七百七十九万吨。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获当时这样计算，如果他的“狼群”战术潜艇突袭小队每个月平均能击沉七十万吨，英国就要挨饿，他的计算极其准确。他取得多次胜利以后，得意洋洋，就想把全部潜艇派到美国沿海地区去。这样做会改变整个战争进程，后果不堪设想，使人不寒而栗。可是希特勒不让他的海军上将这样做。他当时又灵机一动。他强调说，挪威才是“决定命运的地区”。什么？挪威？邓尼茨简直难以相信。他把地图摊开，说明在美国海岸附近只有十二艘德国潜艇，而在几个星期里，就已击沉船只近五十万吨，其中百分之五十七是油船。但是希特勒把眼睛一翻，转向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就是挪威”，他又重复一遍。于是德国的后备潜艇就往那边驶，盟国的海军将领们正是求之不得呢！

当然，那时盟国是不知道这个调动的。大西洋上的威胁还没有消除，德国每个星期都有新潜艇下水，被击沉的舰船吨数继续上升。英国人绷着一副苦脸。美国人叫他们鼓起勇气来。要打赢大西洋战役，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在潜艇生产上超过对方。就在这个时刻，一位六十岁的勇于创新的实业家亨利·凯译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凯泽在建筑波尔德水坝、大库利水坝、波尼维尔水坝、大沙斯塔水坝和奥克兰与旧金山之间的海湾大桥工程中，都曾经是一个关键人物。1942年3月，他刚把加利福尼亚州和奥勒冈州造船厂收购过来，在那里革新技术，用预制构件和装配的方法，大规模生产船只，而质量又不受影响。

从一开始起，凯泽在造船工业上的奇迹就使他成为传奇式人物。从安装龙骨到交货的时间原来要两百多天，他一开始就把一艘万吨级自由轮的平均生产时间减为四十天。到了9月份，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十个月，他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一万吨自由轮“约翰·菲奇”号，在安装龙骨后仅仅二十四天便下水了。而那时候，他在大西洋已建造了一百艘轮船。这还只是开始。到了1944年，他每一个星期就有一艘护航航空母舰下水——他和他的同业们可以在十七天内便把整条货船建造出来。1945年的头二百一十二天，他们完成了二百四十七艘这样的货船，一天不只完成一艘。但是这时凯泽早已在瞩目于别的方面了。他在华盛顿提出，如果他能制造自由轮，为什么就不能造运输飞机呢？他立即陷入政府的设计师和工程师的重围，他们都说他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但他的一生，干的都是被认为不可能的事。而这一次他又多了一个合伙人霍华德·休斯。凡是凯泽干过的事，休斯几乎都干过，而且还创造过一些世界飞行纪录。1942年末，他们两人达成协议：每人投资一半，获利也是两人对分。

凯泽和休斯都是天赋神佑的人才，很快就声誉雀起。但是最好还是把他们当作时代的代表。生产奇迹是由千万个干劲十足的经理人员和几百万工人造成的。他们有些是熟练的老工人，有些则是来自厨房或商店柜台的年青女人。美国的资源和美国的自由把他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一点无论是日本天皇的神威，墨索里尼的口才，或阿尔贝特·施佩尔【阿尔贝特·施佩尔，当时纳粹战时生产的负责人。——译者】的组织生产的天才都是不能比拟的。当然，对现在这些在超音速飞机轰鸣声中长大的一代人说来，有些奇迹看来似无惊人之处。比如说，七十年代的空间飞行设计人员，很容易就会把B－17飞行堡垒看成是老古董，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斯佩德”式或“德哈维兰灯蛾”式飞机一样。可是在四十年代初期，B－17就是很大的技术成就，是在那时条件下最好不过的东西。如果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的武器已经变为陈旧过时，这也无损于那时在那里辛勤劳动的人们的功绩，他们跟克鲁伯工厂，菲亚特工厂，三菱工厂里同样拼命干的工人们相互竞赛而压倒了他们。

要对美国军事生产有个正确的了解，我们就要注意下面的事实：1940年5月10日，当德国军队冲入低地国家和阿登高原【法国东北部、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译者】时，那场历史驰名的闪电战，是在三千零三十四架飞机，二千五百八十辆坦克，一万门大炮以及四千辆卡车的配合掩护下进行的。但在法国崩溃之后五年内，美国却制造出：

军用飞机　　　　　　　　　　　　　　　296，429架

坦克（包括自动炮）　　　　　　　　　　102，351辆

大炮　　　　　　　　　　　　　　　　　372，431门

卡车　　　　　　　　　　　　　　　　　2，455，964辆

军舰　　　　　　　　　　　　　　　　　87，620艘

货船　　　　　　　　　　　　　　　　　5，425艘

飞机炸弹　　　　　　　　　　　　　　　5，822，000吨

小武器　　　　　　　　　　　　　　　　20，086，061件

小武器弹药　　　　　　　　　　　　　　44，000，000，000发

1943年末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元帅举杯祝酒时说：“为美国的生产干杯，没有美国的生产，这场战争就会失败。”在这以前十二年，美国政府还发代币给总司令的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少校坐电车公出。1938年乔治·马歇尔将军还作证说，美国的军队太弱，无力击退入侵的敌人。1941年8月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说，美国是个软弱的国家，“美国人的生活态度，完全是由贪婪成性的生意经所形成的。”他应该看一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那位前辈的文件。1919年停战之后，保罗·冯·兴登堡谈及美国的战时生产时，只概括为一句话：“他们了解打仗是怎样一回事。”

但是他们却不了解美籍日人，他们对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世”和“二世”【一世、二世为日语，一世即第一代美籍日本人，二世即第一代美籍日本人的子女。——译者】的态度，只能说是我们国家的耻辱。那些爱在知名人士头上贴上标签的人应从这里得到教训，因为这次种族压制并不来自右派，而按照自由派的教条，种族压制总是来自那一方面的。但实际上这次鼓吹和执行种族压制的人，都是那些以没有种族偏见而知名的人——厄尔·沃伦、沃尔特·李普曼、亨利·史汀生、阿贝·福塔斯、米尔顿·艾森豪威尔、雨果·布莱克和约翰·麦克洛伊等。内阁里只有一个部长呼吁要采取同情的态度。那就是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而且他又得到埃德加·胡佛的支持。有一个参议员在参院发言反对，他是共和党人罗伯特·塔夫脱。受迫害的移民有十二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数是已归化的公民（其实如果不是因为移民法中有歧视的话，也许全部都已归化了），他们当中许多人还有儿子参了军。对这些移民进行迫害，就是侵犯他们的权利，就是政府推卸责任，就是对美国为之战斗的原则——如果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还有什么意义的话——的抛弃。

空袭珍珠港后，迫害就开始了，1942年日本取得一连串的胜利，在美国的白种人中激起了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有些人就是这样辩解的。要是纽伦堡的法官们当初没有作出这样的裁决：战争狂热不得作为辩解的理由，那种说法也许就会有说服力一些。德国人以种族借口惩罚老百姓，美国人也是一样。当然美籍日人还没有被拷打，被毒气杀害，被焚化或用来作残忍的医学实脸。但是美国当局朝着暴行的方向走上了这条黑暗的道路。他们同时代的人没有判决他们；历史必须判决。

为什么西海岸对美籍日人会特别不能容忍，这是极为费解的。在夏威夷，东方人占人口的比例大得多，但军队迅速采取了行动，处理得合情合理。日裔的代表们跟军事情报处和联邦调查局紧密合作，只有少数几个嫌疑分子受到了侦讯。但没有发生种族政视的情况，连这类谣言也没有。可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世”和“二世”只占人口百分之一，却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早晨，就开始出事。州长卡伯特·奥尔森和州检察长厄尔·沃伦，同各县的法警长和各地的检察官一起，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一世，二世都被开除公职，被吊销了律师和医生的开业执照，有些地区什么生意也不让他们做，有些原来以捕鱼为生的被禁止出海。州检察长沃伦满口歪理，说什么美国国内没有出现日裔的破坏活动，正好说明他们是诡计多端，阴险隐蔽。后来当他当了最高法院院长，人们也用同样的推理来对付他。他还向华盛顿汇报说：“本州执法官员的意见，都认为这里土生土长的美籍日人，比之日本侨民更为危险。”

政府官员这样掀起了人们对黄祸的仇视，并且经报界进一步煽动以后，这场仇视运动就越演越剧。1942年1月29日西海岸一个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写道：“我们这儿为什么要对这些日本鬼那么好呢？他们把我们停车的位置占了；邮局排队买邮票他们站在你前头；在公共汽车和电车上，他们占了座位。能让他们去受苦挨饿罢！让他们去碰钉子吧！我个人就恨日本人，一个也不例外。”他主张把全部美籍日裔（不管是婴儿或是年老体弱的）都要逐到内地去，一个不留。他还说：我的意思也不是让他们到内地的好地方去，而是把他们赶在一起，撵到穷山恶水的深处。”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说，加州每个日本人都应管起来，“什么人身保护！到了危险过去以后再说。”专栏作家达蒙·鲁克恩和亨利·麦克利莫都表示赞同这个意见。

羊群是跟着牧羊人走的。于是保脸公司就把一世和二世的保险单注销。送牛奶的就拒绝给他们送牛奶，杂货店商人就不卖食物给他们。沃伦把他们的存款都冻结，银行就拒绝兑付他们的支票。在1942年初一段时期内，加利福尼亚的白人对美籍日人愈来愈担心多疑。州政府向美籍日人暗示：他们是不是愿意搬到内地去。接着三个星期里，接受这个暗示的就有八千人，他们处境之困窘，可见一斑。

这并不解决问题。这只是将问题往别处转移了一部分。种族主义的病菌继续扩散。内华达州律师协会通过决议，说：“如果日本鬼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市是危险的话，那末他们来到内华达州同样也是危险的。”爱达荷州州长蔡斯·克拉克对新闻界说：“日本鬼生活象老鼠，繁殖象老鼠，所作所为也象老鼠。”阿肯色州州长霍默·艾金斯跟着也宣布“我们州的人民对日本人的风俗或怪癖都不了解。把任何日本人安置在阿肯色州是否明智，我有怀疑。”堪萨斯州州长佩恩·拉特奈命令州警察禁止日本人汽车往州内开来，他解释说“堪萨斯州不要日本鬼，不欢迎日本鬼。”

这八千人背乡离井，生活愈来愈困苦不堪。在理发店窗子挂的牌子上写着：“日本鬼来刮胡子，发生意外事故概不负责。”饭店橱窗挂的牌子上写着：“老鼠、日本鬼，本店一概毒杀无误。”加油站不肯卖汽油给他们。他们弄不到水，甚至公共厕所也不让他们进去。有五个二世到了新泽西州，一个农民把他们雇用了，当地治保委员会就把这个农民的谷仓付诸一炬，还声称要把他的幼儿杀掉。一个二世姑娘在丹佛市找到一个职业，想到教堂做礼拜。谁知牧师亲自在门口挡驾，他说：“你去你们自己的教堂不是更好些吗？”陆军中将约翰·德威特是美国西部防务司令部司令，也是个菲律宾问题的老手，他认为让美籍日人在农村里到处流浪，这办法不管怎样说也是很蠢的。“日本鬼总是日本鬼呀，”他说，“不管他是不是入了美籍，也没有什么两样！”

加利福尼亚州催促联邦政府采取行动。罗斯福给这个问题弄得厌烦了，而且他正全神灌注着各个战场的战况，就把这事交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当时陆军部长助理麦克洛伊去处理。他只提出一条，就是要他们尽可能合情合理，合乎人道。史汀生又忙着他自己的作战地图和战局进退，因此便把处理权交给麦克洛伊，后者就成了把美籍日人重新安排定居的重要的积极策划者。按照德威特将军的指示，陆军部外侨处处长卡尔·本德森少校，本来拟好了一个疏散计划。他在旧金山对这个计划进行最后修改的时候，麦克洛伊突然在2月8日打电话给他说：“我们想怎样办就可以怎样办，总统方面是不成问题的。”德威特本来已经签署了本德森的草案，听见这样就立即把计划寄到华盛顿去了。

六天之后司法部长比德尔力劝罗斯福采取谨慎态度，他说，“这件事军队方面并没有将决定告诉我！”可是在这当儿他正在和内阁实权人物史汀生斗法，后者觉得一定要支持麦克洛伊和德威特。比德尔在二十年后提及这事时说：“当时史汀生显然并不认为必须大规模疏散。如果史汀生坚决反对，总统本来会接受他的意见。再说，如果……我当时力劝这位部长顶住他的僚属对他施加的压力，结果可能也会不同。但是当时我新进内阁，不愿意对老一辈的政治家坚持我的观点。”

那个星期六，又发生一件事。沃尔特·李普曼也参与进来，后来比德尔的僚属们都认为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李普曼在2月14日发表专栏文章说：“日本人在太平洋沿岸侦察，想对美国防务进行试探，已历很长时间，这是一个事实。”华盛顿不愿采取“大规模疏散和大规模拘留的政策”，他是理解的。可是“太平洋沿岸已正式划为作战地区，有些地方随时可能成为战场。宪法上没有规定任何人可以在战场上居住和经商的权利。”德威特将军也不可能提出比这更加有力的理由来。内政部副部长福塔斯和战时安置署署长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都接到通知要配合做好这件工作。2月19日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陆军部划定“军事区”，可以不让“任何人或一切人”进入这些地区。

这不是一件值得罗斯福夸耀的事。他大笔一挥，便把一批清白无辜、莫名其妙的人们交给德威特自由摆布，这些人象其他各族大多数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一样，比以前的殖民者还更忠诚于他们入籍的国家。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年的一世种出来的水果和蔬菜，就占加利福尼亚产量一半以上。按美国的传统标准衡量，他们已奋斗成功。至于二世，还只是十多岁或二十来岁。他们土生土长、在加利福尼亚公立学校中教育长大，无论讲活、衣着、行为举止以至跳舞，都和他们的白种同学并无不同之处。

按照德威特的解释，总统第9066号行政命令规定自愿迁居于3月27日结束。日裔只有四十八小时来料理家务，结束生意和处置家产。他们到新地区定居，只准携带个人衣物，装在手提箱里。剃刀和酒都要全部充公。私人投资和银行存款都要没收。没有上诉或甚至抗议权利。这样一世就丧失了价值七千万元的农地和设备，三千五百万元的水果和蔬菜，接近五亿元的年度收入。储蓄、股票和债券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3月30日星期一，从黎明开始，德威特的第20号平民迁离战区的命令，就象防疫通知书一样，一张张钉在日裔的各家门上，这次行动有如军事行动那么迅速。对那些初学走路还不会讲话的婴儿，每人发一条标签，等于行李那样处理。不久，卡车队就在门前停下。士兵们就在人行道上喊着：“日本鬼出来！”这个命令叫起来象安·弗兰克在荷兰的人行道上听到的德国士兵叫喊“滚出去，犹太人，滚出去！”一样令人胆战心惊。卡车把他们运到十五个集中区，其中有华盛顿州亚克麦市的一个酿酒厂，加利福尼亚州帕萨丁那市的玫瑰碗体育场，以及在圣·安尼塔市和坦佛兰市的赛马场。住在赛马场的条件最差，一家家就住在马厩里。

这些集中区只是临时集中区。这点在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和福塔斯的报告中就说得很清楚。犯人们（他们现在的身份就是犯人了）都发了身份证，他们的衣物和人身都要不时受到检查。政府准备着建设十一个巨大的“安置中心”，虽然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件事。由于各州州长们对他们既然不表欢迎，安置中心就只能设置在联邦政府的土地上——那就是国内最贫瘠荒芜的地方。

总统本人从没有视察过这些阴冷荒凉的营房，但有一次他称之为“集中营”。情况确是如此。一个六口或七口之家配给的“住房”只有二十英尺宽二十五英尺长。没有一间装上煤气炉或自来水。一排营房共用一个洗衣间、一个食堂、一个厕所和露天的淋浴间，妇女在那里洗澡，哨兵完全看得见的。怕羞，是一世和二世妇女同她们的祖先共有的特点。可是当她们提出这问题时，监视她们的哨兵就说算了甭提了。她们现在不已是美国人了吗？

在内华达山脉东部的惨淡凄凉的地带，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荒凉孤寂的欧文斯山谷，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偏僻荒芜的锡斯基尤县的图利湖畔，他们要度过未来的三个年头。在铁丝网的重围内，在瞭望塔上的强光探照灯每晚照射着他们房子的情况下，他们挣扎着，尽力保留一些战前的生活习惯：教养他们的孩子，参加教堂礼拜，举行了一千一百二十次婚礼，五千九百八十一次洗礼和一千八百六十二次葬礼。

他们的事业应该是每一个相信自由的人的事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后来称之为“美国历史上大规模侵犯公民权利最严重的一次。”可是当时一般舆论并不这样看。如果联邦政府要听信加利福尼亚人的意见，这些营房也就很可能改为永久的了。别人怎样议论是一回事，那里的种族主义者可不打算让美籍日人获得自由。最高法院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甚至最高法院对维护公民自由也并不热心。1944年12月18日星期一，法院把裁决公布。这样的裁决，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想象的。法官道格拉斯对是否合乎宪法的向题，避而不谈。法官布莱克在这个现在研究法律的人都还认为很不好的决定中写道，加利福尼亚一直受到入侵的威胁，军方的权威是最高的权威，反正这些日裔并没有因为种族偏见而被驱逐！（对此，罗伯茨、墨菲和杰克逊提出不同意见）。在两个问题上法院出现了分歧意见。一方面它认为大规摸疏散是正确行使进行战争的权力，另一方面它又裁决说，继续拘留并无不忠嫌疑的美国公民是没有理由的。于是在12月19日，军方又开始把美籍日人运回太平洋沿岸，——但他们受到反日的治保队员们的围殴痛打，共有五十七起。赫斯特系报纸更火上加油，它狂热地报导图利湖营的所谓犯人暴动，以此作为这些被拘留的家庭“不忠于国”的证据。

可是图利湖并没有发生过暴动。在整个拘留期间，无论那个营里，都未有过骚乱。美籍日人不管受到怎样虐待，还是那么爱国，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他们以使人难以置信的克制精神，接受一种双重的标准。举个例说，请一个白人实习医生作一次检查和小手术要付五百元，而旁边一个有经验的美籍日人医生，做着同样工作，只得到十九元。他们种树，为发展人造橡胶做试验，为陆军招兵画宣传画，明知没有报酬。使哨兵迷惑不解的是，他们每天早晨集合，升起星条旗，行升旗礼，童子军的军鼓军号队（每一个营都有一个）还奏着美国国歌。在多巴兹营，有三千二百五十人报名学习，其中两门课程选读的人最多，就是英语和美国史。每逢星期六晚上，他们就唱“美丽的亚美利加”，在1943年1月28日之后，那些到了服役年龄的人，还做了不少事情，不只是唱唱歌而已。

就在这个星期四，史汀生宣布陆军接受二世志愿参军。立刻就有一千二百多人报了名，而到了战争结束，参加军队的日人就有一万七千六百名，在围着铁丝刺网的集中营里举行了效忠宣誓。在意大利，他们在第100步兵团和第442步兵团服役，表现非常出色。没有一个二世开过小差。在意大利战役中，单是第442步兵团，损失就已达到其原有兵员的三倍，但他们获得三千枚紫心奖章，其中有五百枚是橡叶簇紫心奖章，八百一十枚青铜星奖章，三百四十二枚银星奖章，四十七枚殊勋十字奖章和十七枚功勋勋章。部队的英勇事迹传遍欧洲，简直有点传奇色彩。比尔·莫尔丁写道：“就我个人所知，他们忠心耿耿，勤劳勇敢，勇于牺性，军队里没有那些战斗单位能出其右。很多看到海外各种部队作战的同业们也是这样看。他们的人几乎都受奖两次以上，而伤亡率则是惊人的。”

和二世并肩作战的人，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勇敢。他们认为，只要他们战绩传回加利福尼亚，人们对他们的家庭就会好些，一世在战前的财物就会还给他们。但这仅是空想而已。美籍日人的房子，农场和生意都己经被加利福尼亚州的白人占了。而在赫斯特系报纸气焰逼人的支持下，他们大多数都把掠夺所得占为己有。二世穿着军服回国时，发现理发店和饭店都拒绝接待。《旧金山考察家报》放出标题说“放任日裔士兵在海岸乱逛”，于是，一个在欧洲战场失去一条腿的二世竟然又当众挨打。这样做法，即使顽固分子也觉得太过分了，于是公开的暴行才告平息。

要是说这个州里人们都仇外成性，那也有失公允。可是很大多数的人都默不作声，视而不见。陆军部对二世遭到的事例开始关心起来，就派那些曾和他们一起服役的白人军官到西海岸去对农民和商人作巡回演讲，宣传他们的英勇事迹。一个瘦长的农民向一个中尉问道：“你们连里有多少个日本鬼给打死了？”中尉回答说：“在我排里一起作战的美籍日人士兵到战争结束时，除两个外，全部牺性了。”这个农民说：“他妈的真可惜，没把那两个也打死。”别人仰望着天花板，有些人看着地上，有些人望着膝盖。总之，没有人说一句话。

至于那位约翰·德威特中将，由于西部防务司令都任务紧迫，整个战争年代他都在远远听不到炮声、受不到战斗考验的办公室里度过。但是他这样尽忠报国，倒没有被人忽视。陆军奖给他橡叶双簇殊勋奖章，海军也授给他殊勋奖章，法国授与他荣誉军团勋位，墨西哥也授予他阿兹台克鹰勋章。到了1947年他光荣退休以后，成为日美友好协会的一名热心的会员。西方人的不可思议，他这番表演可谓是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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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以后第三个星期，农业部长克劳德·威卡德漫不经意地给美国人走漏了一个消息。他说，农民要供养军队，将忙得够呛了。老百姓如果喜欢吃新鲜蔬菜可以搞个家庭菜园——他管这叫“胜利菜园”。千千万万的城里人，本来是耙铲不分，只知道“耙”【英语rake，是长柄耙，但口语作放荡不羁的人解。——译者】这个词是指电影演员埃罗尔·弗林那样的人。现在他们见缝插针，那里有空地就把豌豆、胡萝卜、菠菜、西红柿、小萝卜、甜菜、莴苣、包心菜都种上，不管是家里的庭院、还是因为汽油要配给而空出来的停车场、运动场、芝加哥市的阿林顿跑马场、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动物园、埃利斯岛和阿尔卡特拉兹岛，都种上蔬菜。在农业部和种子公司的指导下，这些胜利菜园的农民们取得的成绩使大家既惊奇，又高兴。1943年美国的新鲜蔬菜有三分之一来自二千万个胜利菜园。

美国人对蔬菜并不那么特别爱吃，但这是找些事情做。在战争期间，整个国家好象是个中转站：人们在流动，在相互告别，或者就是在等待，那怕是等待纸手帕和发夹不再缺货。中年人把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过的钢盔涂成白色，参加民防组织，试放警报，把水箱装满砂，把桶装满水，练习急救，一夜又一夜地站岗，注视有无轴心国飞机的踪影。在政府的发动下，妇女和小孩从事收集橡胶废品、废纸、铝、白铁罐和牙膏管。主妇们把食用油脂节约下来，帮红十字会卷绷带（从珍珠港事件到对日战争胜利，就一共卷了二十五亿卷）。西雅图有个制鞋商，共捐献了六吨胶鞋跟，“棉花爱迪”史密斯有个心爱的痰盂，但是把垫痰盂的胶垫子也献出来了。在波士顿市灯塔山这个富人住宅区，也举行了一个废品收集大会，到会者都穿上晚礼服，捐赠的东西中有一支已有八十年历史的加特林机枪，一驾马车以及莱弗里特·素尔顿斯托尔州长的供练习划船用的健身器。

在这长期的等待时期，好莱坞也帮助大家消磨时间。它主要的对象是美国士兵。战争期间，一共拍了九百八十二部影片，复制了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二部拷贝送到国外。国内的老百姓也可以看到，电影院每夜都挤满了人。这些年头的流行电影有罗伯特·扬主演的“普尔汉姆先生”，蒙蒂·伍利主演的“赴晚宴的人”，凯瑟琳·赫伯恩、斯本塞·屈莱塞主演的“本年名媛”，维克多·麦丘主演的“我的赛尔”，泰隆·鲍华、琼·芳丹主演的“高于一切”，詹尼弗·琼斯主演的“伯纳戴特之歌”，宾·克劳斯贝、巴里·菲茨杰拉德主演的“我行我素”，弗雷德·麦克默里、巴巴拉·斯坦威克，爱德华·鲁宾逊主演的“双倍赔偿”，琴·拉塞尔主演的“亡命之徒”，贾莱·古柏和英格丽·伯格曼主演的“战地钟声”，和“撒拉托加铁路干线”，雷·密仑主演的“失去的周末”，所有演员都是久享盛名的“卡萨布兰卡”，希契科克导演的“疑云”和“小鹿班比”。象平常一样，电影业有时也会狼狈不堪，有一次当对外宣传员兴高采烈地报导狗演员莱西生了一窝小狗了，但是一个兽医接着就揭露说莱西原来是只雄狗。但电影的质量仍然是高的。这很不容易做到。因为我们知道那时的许多评论员，不但看电影是否优秀，而且还要看电影是否爱国。多萝西·汤普森就对“救生船”这部影片挑剔，因为她以为希契科克把纳粹分子表现得比其他船客更能干，而《纽约时报》的博斯利·克劳瑟也认为这是“一部奇怪地不讲民主的电影，即使在我们这个开明的社会里，这也是无可原谅的。”希契科克辩解说，他拍的是惊险片，并不是教育片。但他的抗辩并无人理会。甚至象《纽约人》月刊的沃尔科特·吉布斯那样精于此道、不偏不倚的批评家，也说约翰·斯坦贝克所著的《月亮下落》显示出一种“对德国人难以理解的温情”。但观众却没有那么苛求，因为他们来看电影有其他目的。有这么多的人远离家乡，远离家庭，电影比以前更能使他们逃避现实，得到暂时的宁静。

在这些岁月里，宣传工具也是一种把多年来远处异乡、远隔重洋的人联系起来的纽带。它使那些寂寞的人有了一点共同的东西，要不然他们就什么安慰也得不到了。当然有些东西听得使人发腻：象战时美国第一个最流行的歌曲《银自色的圣诞》，情调低沉，自怨自艾，而《我将回家过圣诞》就更糟。有些实在是非常讨厌的。例如，当吉米·萨沃唱起《你的面包里没有肉丸》，全国到处都跟着唱时，凡是听觉灵敏的人，几乎都感到受不了。还有《现在没关系了》和《你是我的阳光》这两支歌也是属于这一类。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歌唱家中薪水最高的竟然是纳尔逊·埃迪，这真使人泄气。但是百老汇的前途看来比较光明。象《穿灯笼裤的姑娘》，《我还记得妈妈》，《斑鸠的声音》和《哈维》等开始流行起来。1942年夏天，本来都是时运不济的两个人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开始试验把一个叫《丁香花绿》的老剧本进行改编。这个话剧本只演过六十四场早在1931年停演。《生活》杂志后来说罗猴因子【指由遗传决定的一般存在于红血球中的抗原。可使缺乏这种抗原的人在怀孕或在输血过程中，可能产生溶血的反应。这里指《俄克拉荷马州》一剧是由《丁香花绿》所改编。后者不卖座，改编后反而哄动一时，得普列策奖金。——译者】把一部失败作品变成了《俄克拉荷马州》！它在1944年3月31日圣詹姆斯剧场开演，到1948年停演，共演出了二千二百四十八场，创造了歌舞剧的新纪录。与此同时，有位二十六岁名叫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家写出了《寻欢作乐》，又是一出愉快的歌舞剧。倒卖戏票的黄牛党都在百老汇大街的小巷里进行活动，这种情况已经有十五年没出现了。

在国内的美国人看书比以前多了。克罗斯利和胡珀民意测验所说，电台广播仍是美国人娱乐的主要来源，以《费伯·麦吉和莫莉》和《广播市政会议》这两个节目最受欢迎，但广播中收听的人最多的还是新闻广播。在无线电广播方面，象在书店和图书馆里一样，由小说转到非小说的大转变已经开始。五角大楼是世界最大的出版社。光是1945年，它就印发了六千万册以上的军用版本，题材包罗万象。虽然这种双栏版面看起来很不舒服，但读的人还是如饥似渴，并且常常把书寄回家去。新书当中，有：马里恩·哈格罗夫写的《瞧这里，二等兵哈格罗夫》，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少校写的《决定胜负的是空军》，伊尔卡·蔡斯写的《过去未完成》，埃利奥特·保罗写的《我最后一次见到巴黎》，威廉·怀特写的《他们是可以牺性的》，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写的《瓜达卡纳尔岛日记》，约翰·赫西写的《阿达诺之钟》，威尔基写的《天下一家》以及厄尼·派尔写的《这就是你的战争》和《勇敢的人》。还有两本书提出了战后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理查德·赖特写的《黑孩子》和莉莲·史密斯写的《奇异的果实》。它们都畅销，但几乎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家们的注意。

销路最广的是杂志。在战争期间，美国流行期刊的销售量几乎都增加了。1944年广告商在期刊上投的广告费比1942年增加了一亿元。正如埃里克·霍普金斯当时所说，在这里也是“非小说的百分比……一直在稳步上升。其理由之一，就是自从1939年以来，事实超过了想象”。（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没有严肃的小说了。）妇女杂志特别有意思。对于无数的妇女读者来说，这场战争就是使人厌烦透顶的四年。在1941年至1945年间，应征的士兵和志愿参军的总数有一千六百万，其中女的只有二十五万。在这期间，军队的规模经常保持一千二百万男人，这是来之一亿三千一百万美国人中最健康的一千二百万人。男女比例这样不平衡，就有大批大批的妇女孤裘独宿。

姑娘们同不认识的军人订盲目约会，如果不是表明女方主动进攻，起码也有点冒险性质。她们把化妆品叫做“战争油彩”，也不完全是开玩笑。年纪较大的妇女就老练些。现在没有巴黎的权威的指点，曼哈顿的服装设计师就模仿军装，这多少说明女人们当时向往些什么。一种流行的晚礼服，以金线织成的大机翼为装饰，从臀部一边往上弯，横过胸脯到另一边的肩膀。艾森豪威尔式茄克衫，被模仿来做为女晚服的披肩，或有松紧腰带的女衬衫。仿英国突击队贝蕾帽制成很漂亮的白天戴的帽子。不准备参加陆军妇女服务队的姑娘，也戴上类似服务队员的帽子，但以金属小圆片装饰起来。衣料短缺，但也能做到物尽其用，一种名叫“迪多”的特大儿童衫连裤日间作为便服，晚上则成为睡衣。

给在海外作战的丈夫头上戴绿帽子是最得不到谅解的事，但反正她也没有什么机会。正如当时一首流行歌曲所说的：“男人们不是太小，就是太老了”。已婚妇女既然只有独守空帏，很多人就开始改穿长裤。战时国内生活对她们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至于年轻的妻子们往往疑虑重重，深感苦恼。很多婚礼都是在运兵船启航前才举行的，深感孤寂的新娘们很怀疑，这样一时冲动而结成婚姻是否能够白发偕老。性格刚强一些的便借酒消愁。到了1943年，在酗酒的人中，男女比率已经由五比一，一跃而为二比一。其它妇女则埋头阅读爱密丽·波斯特【报纸专栏女作家，专谈社交礼节。——译者】或多萝茜·迪克斯【报纸专栏女作家，专对失恋者提劝告。——译者】的作品，或者想象自己就是奥娜·奥尼尔。纽约的斯托克俱乐部把奥娜选为当年进入社交界的名媛，使她的父亲、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感到非常反感。但是，就广大妇女来说，她们又再从杂志中找寄托，她们特别喜欢战争期间创刊的三种着眼于女性神秘的杂志：斯特里特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小姐》，康德·纳斯特公司出版的《魅力》，以及沃尔特·安南伯格公司出版的《十七岁》。

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战时现象：新成长的青少年。大萧条的结柬恢复了大家对及笄少女的兴趣。与此同时，有些中学生们的母亲，白天都在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或波音飞机公司工作，他们回家时就在门口的擦鞋垫底下拿门匙开门进去。现在在外面挣点钱很容易，所以他们不是在家里拿到零用钱，就是自己出外赚点钱。《纽约时报杂志》编辑莱斯特·马克尔开始把“十几岁的”这个词写进文章里去。但全国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十分注意。中学男生一心想服兵役，似乎比较一本正经，不是那么无忧无虑。女孩子比较高兴一些，也活跃一些，因为她们都爱穿短袜子，所以人们管她们叫“短袜少女”。

摇曳音乐那一代人的风尚已经过时，或者己经快过时了。白褐双色皮鞋已为平底懒汉鞋所代替，宽松的套头毛线衫已代替了开襟毛线衫，连帽风雪大衣已代替了正反睛雨两用大衣，还跟蓝布斜纹裤一起穿，后者又是一个预兆。有一段时间，流行在蓝布斜纹裤上面穿男人白衬衫，衫尾拖在裤外。对日战争胜利之后，父兄们回来发现他们的衣橱已经空空如也。啤酒茄克衫还是有人穿，但那些上了年纪的原来爱跳吉特巴舞的人几乎都认不出来，因为短袜少女们都在这些茄克衫上绣上了她们男朋友（不论真有还是假想的）的部队的肩章。还有一种流行风尚是戴黑玉石戒指，表示她们的朋友在军队服役。放学以后，短袜少女们聚在一起闲谈（那时还没用上“闲扯”这个词），要是问她们在干什么，她们就会说：“瞎混混罢了”。

“约约”玩具、通宵舞会，穿上不配对的鞋袜和条花足球长袜——总之，她们创造流行风尚的能力和三十年代的中产阶级青年一样大，一样无聊。但有一点不同。美国变了，老一辈的美国人，多半只是在旁看着他们，听之任之。在某些问题上，两代人是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对工会组织的看法。他们都是反时的。看一看工人在战时的成绩，我们就觉得不明白这是为什么。陆军后勤部长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向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大家要明白，谁都没有感到供应不足。凡是能运到前线的，不管任何东西，都已给前线士兵运到了。”但是联合煤矿工会要求加班费和额外工资，非常不合时宜，好象蓄意破坏工人的声誉。而詹姆斯·皮特里洛这个音乐家工会的头头，也是一样不识时务。对短袜少女说来，皮特里洛更是可恶。他要求乐队的唱片在电台播送时都要付给版税，这样，他使听众听不到流行乐曲达二十七个月之久。在年青人看来似乎这是存心对他们罢工，其实真正的受害者还是那些有名的摇曳音乐乐队。由于皮特里洛的抵制，由于食物定量配给，由于旅费开支浩大，而且由于大众的兴趣变化了——短袜少女现在喜爱感情缠绵的民歌了——总之，由于这种种原因，这些大乐队解散了，士兵们原来喜爱的摇曳音乐时代，就这样静悄悄地结束了。

父母们笑逐颜开。他们本来一直都喜爱民歌的。他们不但对孩子们能收集废胶和废纸引以为荣，而且对这些青年的新风尚中的很多方面都感到高兴。1944年全国最流行的歌曲是短袜少女喜爱的一支新颖别致的歌，名为“在一颗星上摇摆”。当时大学生中几乎己经没有男的了，所以大学就难得有什么运动选手（只有西点军校是例外，它以布兰查德和戴维斯为中心组织起一个每分钟可以得一分的驰名的球队）。人们就把注意力转到中学球队上去，打球规则修改后，篮球开始成为极其吸引观众的项目。爸爸和儿子可以一起去看，正如妈妈和女儿都爱看《魅力》杂志上同一篇文章。青年人对新鲜玩意总是特别感兴趣的，1944年夏天，他们首先采用了阿根廷一个匈牙利难民所发明的用圆珠代替笔尖的笔。这种笔迸口时的商标名叫做“同温层笔”，可是人们干脆只叫它做圆珠笔。成年人觉得不错，也逐渐买来使用了。从政治问题以至写字用具，国内战场上的两代人似乎都是和睦相处。

但接着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罪在一个身体虚弱、脸色苍白、打着蝴蝶领结、体重一百三十五磅、两个耳朵一大一小、面有菜色的歌手。他的名字是弗朗西斯·艾伯特·西纳特拉。本书上次提到他时，他还是跟着哈里·詹姆斯乐队后面跑。在他的崇拜者看来，他似乎身体羸弱，天真单纯，而且才有十多岁。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他出生在新泽西州霍博肯市的一个连热水供应都没有的公寓里；父亲是西西里人，一个最轻量级职业拳击家。他是一个倔强的、出言不逊、孤独成性的人，认为自己有象漆皮做的那样肺腔，将来必会成为歌唱明星。提到任何对手，他都会粗暴地说，“我随便哪一天都可以把那个狗娘养的唱下舞台”。他早已不是中学生了，年已二十多岁。对于这种错觉，他自己的说法是：“我二十五岁，看起来也许只象十九岁。很多孩子都觉得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就象他们隔壁的朋友一样。也许这样他们感到我很亲切。我就想这样。那有啥关系，他们都是好孩子。”

西纳特拉的身体不够条件当兵，——他身体有个缺陷，就是他耳鼓穿孔——因此，他就有一个强烈的劲头来补偿这个缺陷。他的真正欲望是想成名发迹。摇曳音乐乐队队员常常善于和那些哼伤感歌曲的歌手捣蛋，一次西纳特拉唱到温情绵绵的时候，巴迪·里奇把鼓敲了又敲，寻西纳特拉的开心，结果却落得被他打得脸青嘴肿。西纳特拉念念不忘要一举成名，就不能老在一个乐队指挥的手下呆下去。他跟了詹姆斯六个月，就转到汤米·多尔西那里去。他对“蠢人们来了”、“日日夜夜”以及“银白色的圣诞节”的唱法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于是他就赔钱取消了与多尔西所订的合同，雇用一个宣传代理人，这样就准备单枪匹马地干起来了。1942年12月30日晚上，当他在纽约派拉蒙戏院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演唱时，突然坐在第十二排的一个女孩子因为中午没吃午饭昏倒了——或“晕过去”了。另外一个女孩子大吃一惊，站起来尖声大叫。霎时之间，全场都乱作一团，谁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西纳特拉继续唱下去，他这人是绝不会因尖声大叫而停下来的。等到他唱完时，整个戏院都象烧开了的锅似的，人声鼎沸，女孩子们都站在那里尖声怪叫。

这种怪叫就象瘟疫一样，一下子传遍开来。他成了有名的“歌喉”，不管“歌喉”在哪里出现，哪里就全场骚动。他每星期收到的信突然增至五千封，全国的弗朗基迷组织了两千个俱乐部。不管他走到街头小铺、饭店、百货商店和在家里，都有人追着他要他签名留念。有人爬上他的屋顶，偷看他的卧室。真的，如果他在泥地里走过，也会有人把泥土挖起来晒干，把他的脚印保存起来留为纪念的。这些人不全是小孩子，也不都是那么和善的。有两次他给顽皮的女孩子们用力拉着他的蝴蝶领结，想夺为己有，几乎把他勒死。一次她们还要把他的衣服撕脱，差不多达到了目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凶神恶煞的女人在华尔道夫饭店把他迫到无路可逃，然后扯开自己的衬衫，硬要他在她的乳罩上签名。到了1944年，他又在派拉蒙戏院演唱三星期时，听众前后有三万个尖声怪叫的青少年。为了控制这个场面，出动了四百二十一名防暴警察，二十个女警察和二十多辆警车。

“歌喉”——别名为弗兰克·“晕”纳特拉，又名为“晕厥”大王——发了财，他发财之快，比之美国士兵占领西西里岛所需的时间还少。他已签订了很多合同，每周在“幸运牌”香烟的流行歌曲选播节目中作一次演出，每年在RKO公司拍一部电影，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灌唱片，所得版税收入高得空前。他每年收入超过一百万元。尽管实行战时管制，但他似乎仍然花掉很大部分。他在好莱坞盖了一间粉红色的房子，里面现代化设备应有尽有，有些设备还是前所未闻的。他觉得起来拉窗帘麻烦，他就安装了一个小玩意儿，不用站起来就可以拉，这样就花了七千元。他定制的衣服，华丽而庸俗，尺寸都特别大，从松软的蝴蝶结领结，腰身很高的裤子到鼓鼓的垫肩，无不如此。现在他已经结识到很多朋友，他们围着他团团转，就象贵族们侍奉国王一样。他们以厕身在他的左右为荣，而他却在其他方面使他们更为高兴。他的怪脾气不少，其中之一就是把价值一百五十元的金质打火机随便分送给人，就象鲍斯少校在部队中随便散发火星牌巧克力糖块一样。他的亲密女友也是不断在换。战前他跟童年时代的伴侣南希·巴贝特结了婚。成名以后不久，有人问到他的婚姻问题，他总说：“我最爱我的妻子南希，现在如此，将来永远也是如此。”后来他遇到这类问题，他就不再置答了。往后就有了爱娃·加德纳，再往后又有迈娅·法罗。

弗朗基的天才，或者说没有天才，这已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有如佩顿将军打了一个士兵的耳光这件事一样。《时代》周刊说：“西纳特拉的嗓子比得上约斯密蒂谷，已经成了国宝。”可是《时代》周刊的姊妹刊物《生活》杂志却说，“这个使人神魂颠倒的伤感歌手”唱的“歌，每首听起来都是一个样”。因为他只懂得一个韵律：就是固定节奏的二拍二的葬礼进行曲的韵律。《纽约先驱论坛报》则引用一个国会议员的话说：“‘孤胆骑警’和弗朗克·西纳特拉是美国青少年犯罪的主要教唆者。”埃尔莎·马克斯韦尔说“歌喉”是个“乐盲”，并建议他的狂热崇拜者要服用“抗西纳特拉素”。甚至他过去的指挥哈里·詹姆斯也说弗朗基那一套新衣着使得他看起来“象给湿尿布包起来一样。”有人对宾·克劳斯贝说，“象西纳特拉那样的嗓子，一辈子也只能听到一个。”宾回答说：“是的，但为什么偏偏要在我这一辈子呢？”

做家长的又生气，又感到莫名其妙。那时的英雄人物，本该是身材魁悟，头戴钢盔、全副武装、冲过浪涛、直捣敌岸的美国兵。而弗朗基呢，用当时的话来说，就象在避孕套里包紧了的样子。从欧洲来的青年难民认为他只是一个讨厌的怪物。一个从德国集中营逃出来的女孩子只有十七岁，就提出一个问题：“难道就没有办法使这些孩子们醒过来么？他们在派位蒙戏院外面浪费掉的时间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呀！比如说，搞点战时工作。”可是，美国青少年们还是一个劲儿地继续尖声怪叫，究竟西纳特拉的魅力在哪里，越来越多人猜测。《新闻周刊》说，“从外表上看，西纳特拉成为女性崇拜的对象，真使人难以理解。”

但是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家却不认为这样。他们说中古时代就曾有过跳舞狂，他们又提到什么“乳房感觉过敏”，什么“母性想给饥者喂奶的冲动”，什么“群众性情欲得不到满足”，以及“群众性痴醉状态”。有些对弗朗基不客气的批评家，就把上述东西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好象他吸引人的不是声带而是麝香腺。”还有人说：“让我们摆开来谈罢——西纳特拉是留在国内的唯一男子。”看来最后一种说法最近乎事实。女孩子们唱歌时可以大唱她们远在新几内亚丛林里的男朋友，——“他在军队里是第一流士兵，在我心里是第一号情人”——但是身边一个抵得上远处两个。而且，这同当兵不合格的人相好不一样。那就太无情无义了。而这不过是短袜少女们的流行风气而已。

假如老一辈的人对这一点不了解，那么被西纳特拉取而代之的士兵倒是了解的。到了战争结束时，西纳特拉已成为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千夫所指的人。这样说法并不太过份。就像短袜少女一样，仇视弗朗基的士兵，也把“歌喉”当作一个象征：对他们说来，他就代表国内能够找到的男人。弗朗基只有一次到意大利作随军巡回演出，那时欧战已经胜利，轴心国的大炮已经封存起来了。他很快便跑掉，嘲笑说军队联合服务组织是完全给起码货组织演出的。《星条报》评论说，“老鼠也会把女人吓晕的”。曾在前线附近为士兵演出过的玛琳·黛德丽说，毕竟“你不能希望欧洲战场象派拉蒙剧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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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个坐在第十二排的女孩子饿晕那件事发生之前五个星期，约翰·麦克洛伊征用了洛斯阿拉莫斯牧场男童学校，供一项特别作战计划之用。罗伯特·奥本海默童年时候曾在那里读书。他现在提出在洛斯阿拉莫斯搞这项计划，是因为它比较偏僻。盟国的其他科学家们都一致认为，要赶在纳粹前头制成原子弹，就必须在一个不受干扰，不受注意的地方进行。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制成的可能性极为遥远。但现在1942年行将过去，美国科学家们和那些逃到美国避难的科学家们都在拚命赶时间。尽管罗斯福已表支持，但这个原子弹的制造仍然进展不快。艾伦·杜勒斯从瑞土发来报告说，每周都有大批的铀和重水运进德国。德国的原子物理学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美国的科学家还认为他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因为那年秋天，在田纳西州橡树岭附近的荒山里，抓住了两个德国特务。他们怎样到那里，后来情况怎样，这些问题华盛顿还是讳莫如深。但把其他迹象联系起来，物理学家们的噩梦似乎又多了一些根据，他们当时认为将来很可能希特勒有了一个原子弹武库，而盟国却没有。

有一点他们已经可以肯定，那就是：这样一种炸弹是可以制出来的。这个假设从一开始就早已成立了，但在实践上还有个问题。在理论上说，把中子导入一个U－235堆，就应该出现链式反应。中子就会分裂U－235的原子，每一个原子又会释放一至三个中子——而这些中子会又分裂更多的原子，如此类推，直至达到所谓临界质量。当然，他们不能在实验室里形成临界质量，因此他们用石墨使中子的活动缓慢下来，以便观察这个过程。但在实践中，他们发觉有些中子并不向计划方向活动，有些则被反应堆“吞掉”了。因此只有当产生出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子的数目愈来愈大，才有可能出现链式反应。这个现象叫做K系数，或者说叫做“K大帝”。这只有在下面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100个中子在100个U－235原子中，引起裂变，而产生新一代的中子，有105个中子留下来再引起裂变，那么比率就是105对100，而K系数就是1.05。第三代的系数就是105x1.05之积。如此类推，直至形成临界质量。威廉·劳伦斯说得好：“K系数大于一的时候，原子堆就会发生链式反应，因为增生率将大于死亡率”。反之，如果100中子只产生99个，K系数就是0.99，这个系数就不足。但在早期头几个月的实验中，他们用净化石墨方法，得到的增生率最好也不过是0.870。问题的关键在于铀的纯度问题。当时全世界的纯铀存量，只不过是几克。阿瑟·康普顿博士给威斯汀豪斯公司的研究室主任去电话，问他“你们什么时候可以供应三吨纯铀？”他听到电话的那一头有点张口结舌。可是，这个公司后来的反应，说明美国工业在世界第二次大战期间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很快铀的产量就从每天八盎斯增至每天五百多磅。到了1942年11月，威斯汀豪斯公司已交满三吨了。

交货的地点，可能是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那是在芝加哥埃利斯大道，在第56号街与第57号街之间，芝加哥大学的长满常春藤的哥德式的建筑物墙上有个地方凹进去，里边有一道门。过了那道门便是一个很大的软地网球场。自从战争爆发以后这个球场便没有人用过了，它恰好在斯台格运动场西边看台下面。自从大学里没有举行校际足球赛以来，几乎谁都没到这里来过。那年11月，用纯沽无比的物质在那里安装了一个大得空前的反应堆。两家碳精公司和国家标准局合作，制造出中子稳定度特别高的石墨。这个局还有些科学家则和衣阿华州立学院的弗兰克·斯佩丁教授合作，把威斯汀豪斯公司的铀再进一步加工。这个新方法是把铀加工为一块块的东西，称为“斯佩丁氏蛋”。最后，工程师们准备在反应堆中制造一个真空，那就是把它封在一个巨型的方形汽球里，把空气抽出来。这样中子就不会被氮气吸掉。康普顿博士预料，这样K系数就会“大约在1.04和1.05之间”。其他的人则认为可以高达到1.07。

成功的可能性这么大，就引起不少新问题。原子分裂以前有人搞过，可是要产生持续下去的链式反应，在历史上还没有人做到过，而且减速技术究竟成效如何，也很难以测定。这位K大帝可能把什么控制、什么阻力都抛在一边，破天而出，使整个芝加哥市，甚至使整个伊利诺州与它同归于尽。为了减少危险，又用七根镉条和三根硼钢棒穿过反应堆，镉和硼都欢喜大量消耗中子，把它们滑进滑出，就可以使这些佛兰肯斯坦式科学家们能够控制他们制造出来的怪物。但是还是没有人能肯定这样做很有把握，因此有两个年青物理学家志愿组成所谓“敢死队”。这两个人要站在脚手架上提着几桶镉溶液，俯视着反应堆。如发现其他控制都失灵，这套装置就要爆炸的话，他们就把这些溶液往反应堆上泼去。

增殖的中子一层一层加上去，中子计数管所显示的中子增殖速度随着反应堆的增大而增加，一直到12月1日寒气袭人的半夜里，第十二层加上去了。这个反应堆现在已重达一万二干四百磅，计数管的嗒、的嗒声，迅速加快，毫无疑义。“那时候我们知道”，津恩后来告诉威廉·劳伦斯说，“如果控制捧一拉出来，这玩意儿就会啪的一声爆了。”到了第二天下午3点30分，弗尔米也到场，“敢死队”也各就各位，站在上面，除了留下一根镉条，所有控制棒都拉了出来，然后连最后一根镉条也拉出来一些。计数管的嗒的嗒的响着，气氛异常紧张，使人想起那些补牙的人等待牙医钻牙时的情景。K系数不断增加：0.98，0.99，1.00，然后到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链式反应实验成功了，现在每一代新的中子数量都大于前一代的数量了。理论科学能够做到的事情现在都已做到了。现在链式反应已可不断持续下去。至于怎样把它变为可以携带投掷的炸弹，那就是生产技术的问题了。

同一天（12月2日），在三个路口之外，就有人在芝加哥大学埃克特大楼的209号房里讨论这个技术问题。同在一个城市，但两组人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就在那里。保密制度极其严密，这是罗斯福的要求。总统对这个所谓曼哈顿计划，态度是矛盾的，正如他性格中许多方面一样，这是美国民族性的反映。他在本能上信任别人，乐于做到知识公有，希望美国对世界学术宝库作出贡献。可是当他一方面谈四海之内皆兄弟，并且真正认为应该这样，另一方面他也喜欢保密。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说得好，“罗斯福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理想主义者，既是操纵者，又是说教者，既是王爷，又是军人。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他本人的思想和出身，也在于他所处的社会和这个社会的传统。美国人长期以来就有既好说教，又讲现实的传统。”

在芝加哥，总统的态度是讲究现实的。软地网球场与埃克特大楼好象远隔重洋一样。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计划的组成部分，要在三十一个月后结合在B29重型轰炸机的弹舱里。格罗弗斯将军召集这些人来，说是检查“芝加哥冶金工程”。他们都是美国工程技术界出类拔萃的人物——重工业的头子，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这位将军要求他们做的事是需要相当盲目信任的。他要求他们生产一种他们既未见过，也不知道有什么用途的东西。只有一点向他们说清楚，那就是这一工程对战争极端重要，华盛顿是多少钱也愿意出的。

他们接受了任务，从那个月起就签订了一系列合同，合同中的条款从工业法看来，可说是写得空前含糊的。格罗弗斯答应先预付四亿元；最后开支可能超过二十亿。除此而外，承包的公司就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了。对极少数几个不得不参与一定机密的人，就要求绝对保密，甚至连对自己妻子也不得提及。妻子们要和科学家谈话也很难，因为那些科学家实际上已经与世隔绝。他们家里的人只知道他们的地址：美国陆军邮政信箱1663号。

对于那些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物理学家说来，这种保密似乎是多此一举。某些方面似乎确是荒谬可笑。当时受到最严密监视的是罗伯特·奥本海默，监视他的人叫波里斯·帕什，从前是好莱坞一所中学的足球教练，现在超重了，陆军情报处就把他训练为对付“共党渗透”的专家。奥本海默战前对自由派的政治活动曾经捐助了不少钱，而且有两次几乎要和琼·塔特洛克博士结婚。她是旧金山一位精神病医生，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帕什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死盯住奥本海默。1944年奥本海默去电报山，到琼的家里，带她出去，到一家名叫“最佳”的夜总会里喝酒。他告诉她，他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能再来见她了；而且因为工作性质机密，他不能告诉她工作内容，也不能告诉她他在那里。这样他就走了。七个月后，她认为再不能见到他，绝望之余，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帕什在旧金山钉着他们的梢。对他们两人的约会完全理解为另一回事。他认为奥本海默一定是把情报秘密递送给一位共产党了。于是他向上级汇报，说他已摸到线索，知道了奥本海默的花招，要求开除这位物理学家。格罗弗斯回答说，“这办不到。不管你的关于奥本海默先生的情报如何，这次工程绝对少不了他。”

要不是由于下面这件令人不安的事，这一切原都可理解为胡闹，可以一笑置之。那就是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行事的真正的共产党间谍，正在洛斯阿拉莫斯市的周围布下了一个非常高明的间谍网。这个组织由一个名叫安纳托里·雅可夫列夫的人控制，他把苏联驻纽约的领事馆作为基地。雅可夫列夫通过哈里·哥尔德活动，后者是费城人，过去是为工业界互探情报的。雅可夫列夫间谍网又有另一条线，经过纽约的朱利叶斯和爱塞尔·罗森堡夫妇通到爱塞尔的弟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格林格拉斯在洛斯阿拉莫斯中心以军人身分工作，他的特殊地位使他几乎可以看到每一张蓝图、草图、或重要文件。而且他很聪明，知道哪些东西对想搞自己原子弹的俄国人最有价值。但是，格林格拉斯还不是雅可夫列夫最得意的人员。他还有一个无价之宝，那就是克劳斯·埃米尔·富克斯。富克斯也象奥本海默、康普顿、和弗尔米一样，是一个天赋很高的原子物理学家，是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本来是个德国人，当纳粹开始搜捕反对者时，他就逃到英国。他恨希特勒，一心协助盟国作战，这点从未有人怀疑过。作为英国的一个归化公民，他已得到官方绝对信任。当时从没有人提出，为什么纳粹要逮捕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呢？当时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一直等到战争结束，这个苏联特务组织已经瓦解，富克斯的朋友们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全心全意的共产党员。

哈里·哥尔德通常是让别人去从格林格拉斯那里拿情报资料的，但他本人常跟富克斯会面。有一次，他同时见到这两个人。后来人们记得希斯事件是通过一只南瓜，而哥尔德去见戴维·格林格拉斯和他的年轻的怀孕妻子鲁丝这件事，则是通过一个装山莓果子冻的盒子盖。朱利叶斯·罗森堡把果子冻盒的盖子撕为两半，把一半交给他的舅子戴维，并对他说，如果有人拿着那半边盒子盖来，戴维就该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为了科学目的共享情报”。所以哥尔德到格林格拉斯在阿尔伯克基市北高街209号楼上的寓所说了声“朱利叶斯叫我来的”，并拿出他那半边盒子盖时，戴维就欢迎他进去。戴维自动拿出一扎纸，里面就有能拿到手的最珍贵的情报。这些情报确是重要。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间最小的绝密技术室工作，把几张为爆炸原子弹用的扁平透镜模型试验的图解抄了下来。这种透镜，和一般门外汉所理解的透镜完全是两码事。普通的透镜是把光波集中，而这是一种烈性炸药的混合物，它可以把导炸波集中，由此触发原子弹。这份情报到了俄国人手里，就可以使苏联科学家们越过一个实验阶段，不用耗费大量金钱和大量时间。戴维·格林格拉斯把这些草图交到哈里·哥尔德手里，他这么做无形中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打开了他的妻子的眼睛。在这以前，他有点吞吞吐吐地想说服鲁丝，说他们所做的事，不过是使科学情报为大家所共有，为了全人类谋福利。但是，当哥尔德给他一个里面装有五百元现钞的信封时，她如梦大醒。来客一走后，她就大声叫道：“现在我可明白了，你传递情报，而且有人给你钱。这个，……这个还不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由洛斯阿拉莫斯中心通到莫斯科的间谍网，就出现一个薄弱环节。

哥尔德没有带钱给克劳斯·富克斯。他上次见面时，答应给他一千五百美元，但富克斯婉言拒绝了。他不是能用钱收买的人。他是根据原则信仰透露原子弹秘密的。富克斯按照原定计划在圣菲市的阿拉米达街停下车来，让哥尔德上车，然后乘着他那破烂的雪佛兰小桥车，带他到乡下兜风。到了他们分手的时候，哥尔德已经有厚厚一叠用打字机打成的笔记。里面谈的是如何把理论上的原子裂变，应用到制造原子弹问题。这当然是高度技术性的东西，不是哥尔德的头脑所能理解的；但是莫斯科高兴异常。雅可夫列夫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告诉哥尔德说，从这两方面得来的情报“特别精采而且非常有价值”。六年之后，原子能委员会的生产部主任看到格林格拉斯的草图复制本时，他就说：“啊呀，这些草图把原子弹的整个设计都表达出来了！”

这个间谍网，加上从另外两个间谍莫顿·索贝尔和阿伦·纳恩·梅那里得到的情报资料，究竟帮了苏联多大的忙，我们只能猜测，甚至科学家们也不能肯定。因为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俄国人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理论，也有技术专家。他们迟早总会发现K大帝的。所以，格林格拉斯供给他们的材料，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制造原子弹的办法实际只有一个。洛斯阿拉莫斯专家初期讨论时，爱德华·特勒就曾谈过原子弹最基本的结构：把两个半球放在一起接触，使质量达到临界点，就引起爆炸。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大堆细节问题：需要多少U－235，两个半球要多大，它们冲击时的速度如何，散射角如何控制，链式反应发射出来的中子量如何控制等等。这些细节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肯定也是很危险的。莉泽·迈特纳【奥地利物理学家】的侄子弗里希博士曾主持这项工作，在一次实险中几乎丧命。还有另外两位物理学家真是牺性了。

第一个在实验中牺牲的是哈里·达格尼安。幸好他偶然触发链式反应时只拿着小量的可裂变物质，周围的人得免于难。那次链式反应的过程只不过是一秒钟的几分之一。他立刻就被送进医院去了。他的右手已全被幅射渗透，一小时内便失去了触觉。他的皮肤已被γ射线穿透，内脏损坏，神志昏迷，头发脱落，白血球增多，他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了。这事件发生后，在弗里希的实验室里，气氛突然紧张起来。整个区域的人都如坐针毡。特别紧张的是，有一个名叫路易斯·斯洛特金的莽撞的加拿大青年人，想追求“惊险”。斯洛特金真是名副其实地在玩弄宇宙之火（他称之为“揪弄龙尾巴”）。假如他当时真的大错铸成，那就没有人可以幸免于难，这件事的经过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知了。洛斯阿拉莫斯中心可能早就疑灭，而广岛和长崎就会得以幸免。历史进程也会大大地改变了。

斯洛特金富有冒险精神、热心正义事业。他参加西班牙内战，站在共和国政府一边；在不列颠战役中，他又参加英国皇家空军作战。由于眼睛近视，停止飞行。又因为他受过对口的科学训练，经过辘转曲折参加了曼哈顿计划。在弗里希的指导下，他找到了专业，但是他的同事们有不少人倒是很希望他最好回去驾驶喷火式飞机。他竟然拾掇着两个起作用的半球，用螺丝旋钻把一根杆子上的一个半球拨向另一个，使他们相互靠近，他在那里细心察着，全神贯注。这样做就象玩俄罗斯式轮盘赌，【指在左轮手枪中装一枚枪弹，其余弹膛空膛，然后随意旋转弹膛，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译者】总有一天或然率会发生作用，而他会来不及把这两个半球及时分开的。这样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天，螺旋钻一下子滑过去，两个半球十分靠近，实验室一下子蓝光一片，使人睁不开眼睛。他赶快把两个半球拉开，链式反应中断，整个地方才幸免于难。但他知道他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了。他和挨近他一起工作的一个同事一起被送去医院。途中他对这位朋友说：“你会医好的，但我就毫无希望了。”他在受了九天的罪以后死去。被派去调查这事件，要弄清楚从这件意外中可以汲取什么经验教训的人，是克劳斯·富克斯。

大多数其他物理学家对保密措施，都有很多意见——尼尔斯·博尔对“尼古拉斯·巴特勒”这个代号总不习惯，老是记不起来。但是富克斯，知道问题的内幕，所以很少说些什么。也可以说，富克斯只知道一半内幕。德国人在干什么仍然是一个谜。希特勒不时提到秘密武器。早在1944年他就放出了三种：喷气飞机，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和V－1飞弹，这就是第一批嗡嗡弹。总之，从祖国那里得到的情报，没有一件能否定美国科学界原来的假设。他们的推断是：希特勒也许已经有了原子弹，或者是快要制成。他也许已有一批原子弹，作为他的最后防线部署起来。这个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今天要把这个德国元首当时所造成的恐怖、仇恨、害怕的情绪再现出来，是不可能了。但是，没有一点这类感觉，要我们了解为什么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搞原子弹，也是很难的。

这个问题在华盛顿和伦敦的最高领导层中讨论过（虽然没有在莫斯科讨论过，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估计很正确，斯大林是不会把苏联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与别人分享的）。在1943年秋天，盟国组成了一个特别情报组织，代号为“阿尔索斯”，即希腊文的“小丛林”，它准备随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它的成员穿的服装和士兵一样，只是佩带的徽章上有一个白色的希腊字母α，还有一条红色叉状闪电的线，以资识别。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收集资料，确定德国在研究原子武器方面进展到什么程度。这些情报资料，要由这个组织的一位高级科学家当场翻译和评定。这位科学家是荷兰的桑缪尔古茨米特博士，他是一位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他的业余癖好是研究在犯罪调查方面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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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7日星期四，美国总统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他的第十次国情咨文。他说：“轴心国家知道，他们要在1942年打赢这场战争，否则就会一败涂地。但敌人1942年没有打赢，这点不用我告诉你们了。”星期六深夜，首都已经是一片寂静。这时有一小队高级轿车从白宫南面的门廊悄悄地开走，开到第十五街时向右转，然后在国家刻印局附近一条很少人用的火车支线停下来。总统的专车在那里等着。跟着总统走进他的专用车厢“费迪南德·麦哲伦”号的，还有哈里·霍浦金斯，罗斯·麦金泰尔医生，和一批肩章领章金光闪闪的陆海军将领。有一架泛美公司“飞剪”号飞机在迈阿密市等着，把总统一行载往大西洋那边，飞到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去和温斯顿·丘吉尔会见。

这一年盟国最高级会议频繁举行。在卡萨布兰卡，这位最高统帅估量了艾森豪威尔的能力，对轴心国家提出了引起争议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接着，他又在魁北克（又是同丘吉尔）、华盛顿（同丘吉尔和联合军事参谋长们）、开罗（同丘古尔和蒋介石）、夏威夷（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德黑兰（同丘吉尔和斯大林），然后回到开罗（又再同丘吉尔）会谈。在这一年里，领导权已由英国首相转移到美国总统手中。这点两个人都心中有数。领导权易手同个人能力无关。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比英国投入更多人力物力，所以在未来的大战中美国的将军们，特别是艾森豪威尔，将指挥盟国的联合部队。

罗斯福作为最高统帅来说，并不是无可责难的。事实上在他一生中没有什么事能够不受责难。斯大林认为，罗斯福坚持要敌人无条件投降，只能迫使德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战争拖长。大多数历史学家同意他这种看法。在太平洋战场上，总统给麦克阿瑟权力可能太大，而太平洋战争主要是海战，要由尼米兹海军上将来打赢。但并没有人怀疑，罗斯福从1943年起就是盟国陆海军司令。早在1942年11月，罗斯福的一个特别助理威廉·哈西特就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总统越来越成了这场全球战争的中心人物，提出创议，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当然，所有责任都落在他身上。”路易斯·约翰逊从新德里拍出电报说：“在这里，罗斯福的名字具有魔力。”大多数职业军人都钦佩他的领袖才能。艾森豪威尔写道：“罗斯福先生的某些政治措施，我是永远不会赞同的。但是他是战时国家统帅，我完全是从他这个身份认识他的，——而且从这个身份来看，我觉得他是完全满足了大家对他的期望。”史汀生则说：“陆军从来没有一个比他更优秀的统帅。”乔治·费尔丁·埃利奥特写道：罗斯福深谙全面的、全球的战略，这使他成为“最伟大的战时总统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的伤亡，相对来说，比之其它任何国家要轻，但是总统在1944年海军节时却可以这样说，1943年美国武装部队曾经在敌人的滩头阵地前参加过二十七次登陆战，而且“这二十七次登陆战每次都取得巨大胜利。”

从外表看，他确不象一个军事天才。他每次访问部队，老是穿着他的绒布衬衫，戴着旧帽子，还有那漫不经心地打起来的蝴蝶领结。看上去，他倒更象一个衣着随便、精神饱满的老爷爷，要去度周末钓鳟鱼的样子。但话得说回来，他所统率的军队，本来也是很随便的。美国不是欧洲国家，它和欧洲国家不同，而这个国家最好的代表就是这个住在白官的美国人了。戴维·利连撒尔律师可以这么写罗斯福的“脸孔是世界上最英俊的战斗的脸孔”，艾森豪威尔将军可能对总统熟知地形、掌握和记得一个乡野的所有特点的天赋感到五体投地；然而，对于美国士兵和水兵来说，他的最大天赋还是他对人热情关怀，以一个卷起袖子实干的美国的卷起袖子实干的总统的面貌出现于世界舞台之上。乔纳森·丹尼尔斯写道：“在他那个时代里，没有谁能象他那样，在美国人惊惧之时，能唤起美国人的内在信心。由于他深信美国人的自尊感，所以他要求或者期望美国人拿出勇气来的时候从来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最能说明罗斯福的风格，说明他体贴民情的是，有一次他视察夏威夷陆军医院。他到夏威夷本来是要跟海陆空军高级将领谈话，制定计划，发动巨大攻势，迫使日本屈膝投降。但在他离开夏威夷之前，他要人用轮车推着他穿过病房，去看看那些被截除上肢或下肢的伤员。他向他们微笑，挥手致意。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他的出现就代替了他要说的一切的话。坐在这轮车上的是一个两腿早已完全瘫痪的人。他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他也有过这种心情。然而他克服了过来，当上了总统，他们没有理由感到灰心丧气，以为不再能实现战前所抱的理想。

罗斯福现在已经精疲力竭了，这也表现在他的外表上。驻白官的新闻记者都深信，他不想在1944年再竞选总统了。总统本人也写信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说：“我的心灵深处，总是对我呼唤：要我回到哈德逊河的老家去。”但是也有各种各样的压力要他继续任职。他和任何美国总统一样，在考虑将来历史如何对他评价。他对战后美国有个蓝图：他要支待联合国组织，如威尔逊总统当年要支持国际联盟一样。此外，还有那些人民来信。有一个人在信中说：“罗斯福总统，当前世界忧患重重，请不要把我们撇下不管。现在我们正需要你。我从心里相信，上帝将你放在世上这个地方，就是要你做我们的北斗星。”还有许多请愿书。其中有一份有六千多炼钢工人在上面签名：“我们知道你很劳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让你退职。”从第三帝国那面，也传来了道格拉斯·钱德勒的声音。这个家伙原来是赫斯特报系的人，后来做了美奸，为柏林电合广播，化名为保罗·利维尔。他说：“把那个人从一度是白色的白宫里赶出去！”

罗斯福是一个老练政客，决不会为这些呼声所动，哪怕是略有所动。他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温德尔·威尔基。他们俩人看法相同，暗中也互相钦佩。总统把桑姆·罗森曼叫到办公室来，要他去见威尔基。罗斯福说：“我们应当有两个党——一个自由派，一个保守派。但从现在情况看来，两个党党内都有异见派。”他认为在大选后两党都应重新组合，并要罗森曼试探一下威尔基的意见。威尔基对罗森曼说：“你告诉总统，我准备为此目的而全力以赴。”如果是在1940年，他们可能会想出某些办法来的（虽然现在很难想象有什么办法），但现在又过了四年了。威尔基刚在威土康星州共和党预选中失利，落在杜威，麦克阿瑟和史塔森之后。他也精疲力竭了。他对共和党元老派很生气，对这种选举方法不再存有幻想。他也病了，发了三次心脏病后，于10月8日逝世。

共和党自从1916年出了个休斯以后，到现在为止，最引人注目的总统候选人就是威尔基。他的逝世使共和觉中反威尔基的元老派乘机报复。他们欢喜用“天下一家派”来嘲笑威尔基。自从珍珠港事件以后就消声匿迹的极右派的代言人，在1944年又重新露面。象劳伦斯·邓尼斯、伊丽莎白·迪林夫人，和约瑟夫·麦克威廉斯这些人，提到罗斯福时，就称之为“犹太国王”。众议员费什的秘书被判犯有作伪证罪，因为他作证说，某些众议员直至1941年11月还未曾使用过议员的免费邮寄权利来邮寄纳粹宣传品。如《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每日新闻》、埃利诺·帕顿森办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等报纸以及赫斯特报系都不肯保守军事秘密。有一个《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实际上已把美国破译日本“紫色密码”的情报透露出来，但日本人没有注意到他的报导。总统认为司法部应当对这些报纸采取严厉措施。事实上政府也的确遇到过一桩严重的煽动事件，但司法部长比德尔认为，在大选年头把一些保守派的报刊出版人监禁，对争取选民不利，所以他对罗斯福敷衍了事。但这问题仍然使总统忱心忡忡。孤立主义者在一些报社和国会里，仍然地位牢固。胜利以后，他们仍可能煽动国内人民，凑够一股力量，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看来这种威胁对总统作出再次竞选的决定，是起关键性作用的。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前一星期，总统写信给汉尼根说：

“假如人民命令我继续担任这项职务，进行这场战争，我就象一个在火线不能离开岗位的士兵一样无权退下来。

就我自己来说，我不想再竞选。到明年春天，我就做了十二年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了……

我现在作为一个模范的军人，勉为其难地重申，我将接受并担任现在这个职务，如果我们大家的总司令，即拥有最高权力的美国人民要求我这样做的话。”

7月20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开会，提名罗斯福为该党总统候选人，这时罗斯福却在加利福尼亚州，坐在矗立的悬崖上，视察一场两栖作战演习，有一万名海军陆战队从希金斯艇上用铰链放下船头板在海岸登陆。在他看来，政客们在搞走过场的老一套时，他在忙着办公。然而，每四年举行一次的民主党大会，从来都不可能是走过场的老一套。对于提请罗斯福当总统候选人，对于党纲，大家没有异议。但对于副总统人选问题，他们都吵嚷不休。在这个问题上，总统也许是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或者他还拿不定主意。总之从当时迹象看来，他是举棋不定。他认为亨利·华菜士当副总统没有当好，没有尽到责任，不必要地触犯了国会的领导人。但罗斯福又不想把他抛开。华莱士本人则认为他仍然是候选人，而他这样想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罗斯福在给大会主席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他说：“我喜欢他，我尊敬他，他是我的好友。因此，如果我是大会代表的话，我个人会投票再提名他。”

但是威廉·道格拉斯和艾尔本·巴克利也同样认为，罗斯福已属意于他们，吉米·贝尔纳斯也认为已得到总统的支持。哈里·杜鲁门也同样肯定地认为贝尔纳斯可能性较大，已经同意提名他。但罗斯福既然没有表态，全国委员会就想物色一位对总统最没有什么不利影响的人。他们最后决定提名杜鲁门。他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人，在国会里他一直支持政府所提出的法案。他来自中西部边沿的一个州，他领导过一个委员会调查过军事工作。这是个艰巨任务，他的领导手腕颇为熟练得体。总统本人不认识他，几乎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当汉尼根提到杜鲁门时，罗斯福喃喃作声说：“哦，对……对，……我不是任命他主持那个军事调查委员会的么？”当然，罗斯福并没有任命过杜鲁门，可是汉尼根提出的理由，在政治上是有道理的。于是罗斯福同意了，就提杜鲁门罢。

这位密苏里州参议员听到这个消息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说“我的天哪！”他甚至没有考虑过竞选。后来他在电话中亲耳听到罗斯福对他说，他这才相信——他用一贯的口吻对他的朋友说：“他妈的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呢？”——于是他就去找贝尔纳斯进行政治交易。尽管如此，大会还是投了两次票才通过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然后罗斯福从圣地亚哥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广播演说接受提名，而美国人就互相打听究竟杜鲁门是何许人。《纽约时报》称他为“第二次密苏里妥协”。詹姆斯·哈格蒂则把这件事说成是“政界头子的胜利”。他的对手，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约翰·布里克则说：“杜鲁门——这个名字我没有记错吧？”他搔搔头，又喃喃说，“我总记不住这个名字。”《时代》周刊在7月31日那一期里，用老三老四的口吻把罗斯福这位竞选伙伴称之为“密苏里州来的、头发灰白，个子矮小的后辈参议员。”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杜威，是个有才智和勇气的人，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如当选，会成为一位很能千的总统。但民主党取得的成就太大。美国已再度繁荣起来，人民提到共和党就想起胡佛；美国武装部队天天打胜仗，而罗斯福本人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经验的政治家。他有一次对《纽约时报》说：“没有比好好地斗一场更使我高兴的事了”。随着年月的推移，他更欢喜斗了。他心目中的斗法就是把他的竞选对手放在一边，而专心致志地进攻共和党的元老派。这种战术使他击败胡佛，兰登和威尔基；而且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他又使用一种更为致命的新武器——对对方恣意嘲弄。他挑选出共和党一个对政府议案总是作梗的三人集团，即乔·马丁，布鲁斯·巴顿和汉密尔顿·菲什，来作为对象，为他就任以来的成就进行辩护说，除了“马丁……巴顿……和菲什”而外，人人都同意。到了他第三次谈到这三个人的名字时，听众早跟上了念这三个人名字的节奏，就跟他一起叫：“马丁……巴顿……和菲什。”这样搞使听众很开心，并且在政治策略上也很有效。除此之外，他更抓住共和党传播的一个小道消息，说他在阿留申群岛时忘了把他的狗斯科蒂带走，后来又派了一艘驱逐舰去把狗接回来。他用讥讽的口吻，对卡车司机工会（并通过无线电对全国广播）说：“这些共和党领导人攻击我、我的妻子、我的儿子还不够。不，他们还不满足，现在还要把我的小狗法拉也带进来。……我认为我有理由感到愤懑，对诽谤我的小狗提出抗议。”

这使杜威感到很生气。罗斯福的讽刺腔调己经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从那时起，有人说，竞选就成了“罗斯福的狗和杜威的羊”之间的竞选了。罗斯福的竞选运动，似乎一次比一次激烈，好象是由一部无形的但是恶意的发动机推动似的。这一次竞选运动越来越不留情面。至于共和党，它的一个攻击目标是西德尼·希尔曼。他是产联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组织工人投罗斯福的票。于是就有人传出消息说，当提名杜鲁门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时，罗斯福曾经说：“去征求西德尼的同意。”于是，全国各地的广告牌上，那出现这样的标语：“去征求西德尼的同意。”“西德尼·希尔曼和厄尔·白劳德的共产党员都已登记了，你登记了么？”在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杜威一再提到共产主义的问题。要是在十年以后提出来，这样的指控就会使政客们胆战心惊。但那时是1944年，俄国还是一个受欢迎的反希特勒的同盟国，这种指控当时能收什么效果，很值得怀疑。

刘易斯·赫尔希当时还是征兵局长，而且已晋升少将。有一次他公开说，让士兵继续留在军队里，和让他们退伍又成立一个机构来管理他们，两者花钱差不了多少。这使共和党人走了运。赫尔希将军的名字，本书以后还要谈到。后来几任总统的政府都因为他闯的祸而闹得狼狈不堪。但是这一次罗斯福立即制止了他。罗斯福命令史汀生封上他的嘴巴，公开阐明政府计划是要迅速复员。但不管怎样，一个将军失言是不足以把杜威送进白宫的。对小狗法拉或西德尼·希尔曼的攻击，也是如此。杜威所需要的是有一个可以展开争论的问题。而罗斯福却憋死了他。

在芝加哥军人操场上，总统坐在他的汽车里发表演说。当时坐在圆形看台上的听众有十万人，站在外面的又有十万人。总统说，这次竞选，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可说是最奇怪的一次。共和党人一方面骂民主党无能，一方面又赞扬它所通过的法案。他们一方面说“唠叨的，疲惫的老家伙”把军队建设成为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支陆海军，这一切都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又说“因此，现在该是变的时候了！”罗斯福说：“他们实际上是说：‘那些无能的、疲惫的老怪物真的为世界持久和平开始莫定了基础。如果你们选举我们，这种情况我们一点也不会改变的。但是，’他们又悄悄地低声说：‘我们会做得甚至连杰拉尔德·纳埃或杰拉尔德·史密斯也不会不支持我们——我们会使任何相信孤立主义的竞选资助者都支持我们。是的，我们甚至做到连《芝加哥论坛报》都满意！’”

但是罗斯福的对手们有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那就是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如果当初对这问题进行了认真辩论，并把所有诊断材料在选民面前都摆出来，那么结果就可能不同了。但当时这是不可能的。谁都不知道总统健康的真正状况，甚至连总统本人和总统的医生们都不知道。而且如果公开提出这个问题，必然招致手段卑劣的指责。然而那些狂热反罗斯福的报章却不顾一切，全力攻击。那年10月《纽约太阳报》在第一版社论中这样开头：“我们用不着有所忌讳，……不许公开谈论总统有可能由他的副总统接任的，不是宪法规定，而是惯例如此。我们历史上有六个总统是在任内死去的。”《纽约每日新闻》每次出版，都一成不变地提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已是六十二岁，而托马斯·杜威却只有四十二岁。《时代》周刊说：“六十二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已是一个老人了。”

白宫答复由麦金太尔医生提出来，因此他对此负有重大责任。他也象大多数总统私人医生一样，领有海军中将的军衔，是一个有资望的眼、耳、鼻、喉科医生。在治疗罗斯福的窦炎方面，他是个药到病除的神医。麦金太尔医生对报界公布罗斯福的状况如下：

“……体重略轻，比他的平常重量少八、九磅。坦率地说，我希望他会增重几磅。在他去魁北克之前就没有游泳。但他就要恢复。他游泳很有耐力，可以得到很好锻练。水的浮力使他的腿能够活动，所以他在游泳上的收效，是其它运动所得不到的。他的器官毫无毛病，完全健康。他每天担任非常繁重的工作，但他担负起来，精力惊人。在大选期间，有种种传说，说他健康很差，其理由不言而喻。但这都不确。”

这位医生以为这一番解说，应当使人满意。但罗斯福却不满意。他也许因为患有麻痹症，所以对关于他健康的谣传特别敏感，于是决定亲自经受一次体力考验来证明他的医生所说属实。第一个机会在纽约出现。他的车队要走四小时，途经五十英里，由布鲁克林区的埃比茨棒球场穿过昆斯区到布朗克斯区，然后到哈莱姆区经过曼哈顿中心，穿过百老汇大街，直到巴特利公园。那天正下着雨——倾盆秋雨下个没停，寒气袭人，没有遮挡的话，任何人都会衣服湿透，狼狈不堪。这样乘车淋雨，简直就是发疯。然而罗斯福却不肯结束这次旅怪，甚至缩短也不同意。途中他只是停下来两次，擦擦身，迅速换了衣服，一次是在布鲁克林区海岸警卫队车库，一次是在他夫人在华盛顿广场的公寓。其余时候他都是站着——面带微笑，挥动着他的软呢帽，但样子十分狼狈。

埃莉诺坐在随行的特工人员的车上，焦急万分。她乘的车是有顶的。她认为罗斯福的帕卡德牌座车有活动帆布顶篷，起码他该叫人拉起来遮雨。坐在罗斯福前面的摺坐的是拉瓜迪亚和瓦格纳也已衣服尽湿，为他担心。雨下得愈来愈猛，把罗斯福的黑色海军斗篷淋得闪闪发光。总统的头发被大雨淋得贴在头上，比起四年前显得就更疏更白了。他戴着夹鼻眼镜，几乎完全看不见东西。但几十万个美国人却打着雨伞或者顶着湿透了的报纸，打着哆嗦，想亲眼看看他那闻名全国的微笑，而罗斯福也决定让他们看到，哪怕他本人一路上要咬紧牙关。六天以后，他又在费城乘着敞篷车，冒着冰冷大雨，游行几个钟头。事后，那些白宫新闻记者团都说他似乎活力充沛，精力旺盛，连那些憎恨罗斯福的报纸记者们也不例外。

11月7日那天，他又照样和埃莉诺在海德公园村的投票站上露面，他对站里的官员们说，他的职业是“种树”，让他们认真验明了投票证251号，然后第一次给带到投票机前。可是他不会操纵这个机器。在喃喃自语，东摸西摸了一番以后，幕帷后面传出来他那与众不同的声音：“该死的机器，怎么不灵啦？”于是就有人隔着幕帷告诉他怎样使用那个机器，他就解决了他在选举那天碰到的唯一困难。因为即使不算不在国内投票的军人选票（而他们都是非常拥护罗斯福的），那天他已经获得了百分之五十四的选票。按选举人团的票数计算，他和杜威的票数对比是432对99。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康涅狄格州的麦克马洪也叨着他的光进了参议院，而海伦·盖海根·道格拉斯和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也进入这届的众议院。汉姆·菲什和吉罗德·纳埃在选举中都被击败。而且尽管约翰·刘易斯在各个矿区支持杜威，民主党还是囊括了这些选区。罗斯福高兴异常。他在竞选活动中曾一再对投票人说，这次总统选举也是对美国应否参加联合国的公民投票。这个到死一直使伍德罗·威尔逊不安的幽灵，现在永远消失了。

竞选虽然胜利，总统仍然悻悻不平。他曾说过，杜威这种给人戴赤色分子帽子的做法是“十分可鄙”的。凌晨三时，共和党宣布竞选失败以后，总统在纽约坐着轮椅到他的卧室去时，对哈西特说：“我仍然认为他是个婊子养的”。当热，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这样说。从一切表面迹象看来，美国这场战时总统竞选的难关是渡过了，没有留下任何创疤。

但是……

如果说，罗斯福在演说中提到他的小狗法拉，使杜威生气的话，那末，说罗斯福身体不行的含沙射影的攻击，就不仅触到罗斯福痛处，而且还历久不消。每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总要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饱满。当他象当年凯旋而归的凯撒那样，回到华盛顿时，首都刚巧又大雨滂沱。说来奇怪：他每次从这一个城市到那一个城市时，总是大雨如注。十年前，农民们对罗斯福每次访问带来的倾盆大雨，都雀跃欢呼，而他的部下认为这是罗斯福的运气。但现在，这就是倒运了，对于象他这样年纪的人，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总统叫人们不用担心，命令把帕卡德牌汽车的篷顶放下来。到了联邦广场，有三万淋得象落汤鸡那样的人在等着看他。他坐在杜鲁门和华莱士之间，拿天气说着玩儿。接着他的轿车缓慢地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穿过去，有三十万华盛顿人夹道欢呼。罗斯福（杜鲁门和华莱士）都象刚从水里出来一样。但到了白宫，罗斯福还是容光焕发，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好象他从没有现在这么健康。

但是……但是……

一些时间以来，那些接近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人，都颇为担心他的健康问题。那年十月《时代》周刊曾报导说，窦炎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健康的最主要问题”。但实际情况远不止此。他整个心血管系统都有病，而麦金太尔医生对于这门专业又没受过什么特殊训练。早在1937年，总统已经被确断患有收缩性高血压，过了四年，又加上更严重得多的舒张性高血压。麦金太尔还是很乐观。虽然他的病人锻练减少，操心的事增加，他仍然很乐观。但是罗斯福已不如他的医生所说的那样健康了。早在1943年，他就患过两次重病，一是流行性感冒，一是发烧，病因无法查明，他本人则认为是北非之行所引起的。由德黑兰回来以后，他又染上流感。晚上总说头痛。在很好地休息了一夜之后，过了半个上午，他就精疲力尽了。有时候，他一边谈话，一边就睡着了，而有一次，他一边签字，一边倒头便着了，钢笔掉下来，纸上都沾上了墨水。他的女儿安娜和他的秘书格雷斯·塔利怕起来，就私下把情况告诉麦金太尔医生。麦金太尔说他和他们一样，也很焦虑，主张把罗斯福送到医院检查；但一想到要向他的固执的病人提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他又似乎有点胆怯。最后安娜把情况告诉了她的母亲。埃莉诺干脆告诉总统立即到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去检查，1944年3月27日，他就乖乖的去了。这次他就不仅是由一个医生检查，而是由一大批专家来检查了。

参加检查的专家中，有海军少校霍华德·布鲁恩。他是心脏内科医生，也是贝塞斯达医院的心电图部主任。罗斯福的病情使布鲁恩吃惊。总统很疲乏，发烧，又患支气管炎。更糟糕的是，他的心脏肥大，心脏周围血管膨胀，血压高得惊人。布鲁恩大夫的检查结果是高血压，高血压心脏病，和心力衰退。其他医生都同意他的诊断。他们建议总统休息。总统是个听话的病人，就去哈布柯，到伯纳德·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那个植物园那里休养，躺着晒阳光。饭前的酒喝少了，减为一杯半鸡尾酒（后来连睡前也不喝酒了），抽烟，由每天二、三十支骆驼牌香烟，减少为每天五、六支。他写信给霍普金斯说，他假期过得非常愉快，每夜睡十二小时，每天晒太阳，修心养性，“外面的事管他娘”。露西·拉瑟弗德经常去探望他。

他对病况满不在乎，服用绿色小药丸时，他从不问那是什么。其实那是洋地黄丸。本来布鲁恩少校或任何贝塞斯达医院的内科医生都可以把他的病情说给他听的。但有谁读医科时学过该怎样把总统病情严重的消息告诉他本人呢？而且他们官阶不高，而在战时这一点倒是重要的。所有检查结果和图表都送给麦金太尔海军中将。贝塞斯达医院的医务人员认为麦金太尔会把情况告诉罗斯福的。但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曾向总统汇报过。总统离开南卡罗来纳州以后，还是日日夜夜工作，显然不象个该休息的病人。那年他旅行了五万英里，指挥两线的战事，还竞选连任总统。与此同时，他还得照顾国内战线，处理美国人民堆放在他桌上的乱七八糟的琐事。1944年他要处理的内政包括：接管芝加哥的蒙哥马利·华德百货公司；起草美国士兵权利法案；劝说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阿尔本·巴克利收回辞呈；批准按照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模式成立一个密苏里河流域管理局；劝说史汀生部长不要退休；提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那么大的预算；在纽约市长竞选期中到纽约市发表演说；研究保险公司延期偿付权问题；签署一个战后科学研究计划；跟有关原子裂变的秘密工厂中的劳资双方进行秘密协商；对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击毙一头受伤的小牛的军事法庭判决进行复审。还要由他决定是让马歇尔还是让艾森豪威尔去指挥欧洲登陆。当然要由他作决定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事情要他操心显然不合理：比如只有总统才能说服海军和陆军共用五角大楼，（海军将领们要有自己的五角大楼），而且只有他才能决定是否取消陆军和海军的球赛。史汀生后来说：“一个人不能样样事都包下来的，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做，就要了自己的命。”

到白宫访问过的人们彼此间都在议论，说总统面容如何“憔悴”。7月间，詹姆斯·罗斯福亲眼看到他第一次心胜病发作。那时海军陆战队在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快要进行演习，他们俩在总统专车厢“费迪南·麦哲伦”号上。突然，罗斯福脸色惨白，眼睛紧闭，他痛苦地扭动着，气吁吁地说，“吉米，我怕是支持不住——我疼极了。”他的儿子想把这次露面取消。但过了几分钟，罗斯福恢复过来，他儿子的意见又被否决。这件事没有报告布鲁恩大夫，因而无法知道他患的什么病。但第二次发作，则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中。他将他的儿子留在加利福尼亚州，自己应邀去西雅图市演讲。特工人员建议他坐在一艘停泊着的驱逐舰上，以舰上大炮为背景，对民众作演说。总统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一切都准备就绪，总统刚开始他讲词的第一段。忽然心脏病又发作。当时虽然没有人知道，但实际上是一次非常剧烈的心绞痛。接着那十五分钟，他感到剧痛阵阵，横扫胸膛，肋骨架和双肩各处都极度疼痛。奇怪的是，他的脚居然还能站得住（本来在倾斜甲板上，他的支架是不稳的），更不用说发表演说了。

但这次只有他本人知道。布鲁恩就站在他后面，也没有察觉到总统有什么问题，而且是在很久以后才觉察出他发生过一次心脏病。至于他的听众，则感到很失望，认为这次演说极不象样。他讲话时咬字含糊不清，平凡无奇，而且有时声音低到难以听见。内容又杂乱无章，不知说些什么。甚至声音听起来也不象罗斯福。萨姆·罗森曼在收音机里收听，搓着手干着急。现在，到处都传说罗斯福活不了多久；加上报上登了一幅用心刻毒的新闻照片，把他照成有气无力，张嘴结舌，面容憔悴，两眼深陷。特工人员迈克·雷利告诉罗斯福说，有些新闻记者硬是认为总统当时不是去了南卡罗来纳州，而是进了医院。总统显得紧张地说：“迈克，那些新闻记者都是该死的黑心鬼。”

他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不合情理的。有时候，在一个重要人物行将去世的时候，新闻界有责任加以密切注视。这次就是这样的情况。长期以来，由于他们对他感情深厚，所以很少报导他的外表如何。那个拍摄罗斯福这张可怕照片的摄影记者，已遭到了同业们的排斥摈弃。然而，总统的内阁成员和老相识却比较直言不讳多了。多年来的紧张工作已经使他积劳成疾，现在似乎要一下子总爆发出来。一个观察家写道：仅仅在一个星期里，总统仿佛“从壮年进入了老年”。劳工部长弗兰西丝·帕金斯对于有关罗斯福和对于有关她自己的闲话，历来都置之不理，关于罗斯福健康日益恶化的一切传说，她都拒不相信。但是在罗斯福第四次就职典礼之前一天所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她委实大吃一惊。他的两眼呆滞，着上去就好象挨了一拳似的；他的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他穿的衣服似乎大了一号。他的两手颤抖，双唇发青，他似乎不得不用手托住他的头。迪安·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总统的脸色使我们都大吃一惊。他消瘦、憔悴，两眼下陷，眼框发黑，只有他得意地拿起那个烟嘴，和他漠视困难的轻松愉快的态度，才使人想得起当年的罗斯福。”第二天，约翰·根室看见罗斯福后写道：“我看见他的脸孔就感到很吃惊。我感到肯定他就要死了。皮肤下面已经毫无光彩，就象在发暗的电灯泡上面的羊皮纸灯罩一样。他脸上的表情，完全变了样，看了以后使我久久准以释怀。他的面孔是灰色的，憔悴的，松垂的，他的嘴唇的控制肌似乎巳经有点不听话。”根室又写道，有时他己经精疲力尽，“连简单问题都不能回答。他讲的话已经是近乎胡说。”

两个星期后，在克里米亚举行雅尔塔会议。安东尼·艾登认为总统和他们第一晚会见时，思想模糊混乱。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看了总统一眼就肯定他是垂死的人。他们这种印象，和华盛顿方面对罗斯福健康情况的印象凑在一起，就使人们后来形成一种理论：认为罗斯福这个“雅尔塔会议上的病人”，被狡猾险诈的俄国人骗了；认为他的亲友们让他竞选第四任总统，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美国。按照共和党五十年代的说法，雅尔塔会议是一场“出卖”。

但是按照这种说法，还有一些疑点不易解答。首先，这里有个假设，以为有人可以把罗斯辐说服放弃竞选。1940竞选年埃莉诺就曾再三劝他不要竞选，但他没有同意。其次，他的病情起伏极大，变化无常。布鲁恩医生今天的检验结果可能说明总统已进入病危，明天他又显得非常有活力了。布鲁恩在他的检查结果与病者实际病情之间，简直找不出什么变化规律。显然，他在大雨滂沱中进行竞选活动使他很劳累，竞选之后他就脸色苍白，没有胃口。但是他的血压却已下降（到210/112），他的肺是清晰的，而且一切迹象也表明连他的心脏也非常正常。他在西雅图市离开了驱逐舰的甲板后，就把心绞痛的情况告诉布鲁恩。于是一小时内布鲁恩就检查了血球数值并作了心电图。结果都很正常。

他在必要时振作精神的能力是很惊人的。艾伦·德鲁利当时是合众社记者，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宴会，看着罗斯福坐着轮椅进来时，觉得他脖子骨瘦如柴，老态龙钟。但是在总统退场之前，他仍然“用大家熟悉的姿态回答记者们的欢呼，因此我们最后看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头往上一仰，顿时笑容满面，举起手来向大家挥动，姿态和过去一模一样。”1944年9月25日，他在华盛倾新建的斯秦特勒旅馆对工会领袖和民主党的工作干部发表演说。罗森曼和总统的女儿很早就到场，两人心情都紧张。那一天早上，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很差。安娜对罗森曼细声说：“爸爸会熬得过去吗？……假如讲得不好，那就很糟糕。”听众也很紧张，因为他们都听到这些小道消息，看到罗斯福在加利福尼亚时拍的新闻照片，听过他在驱逐舰上那次可怕演说。这次罗斯福坐着发言。头几个字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按照伯恩斯的说法，“仿佛总统就是只是在嚅动嘴巴。”但是后来，他恢复过来，发表了一个很好的，战斗性很强的演说，干净利落，声音宏亮，和他第一次就职演说时差不多。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的工作人员（哈里曼、贝尔纳斯、海军上将威廉·李海、爱德华·斯退丁纽斯）都认为他能有效地、熟练地代表美国利益。在会议的初期，他有夜咳，但布鲁恩进行检查后还是发现肺部清晰，心脏和血压无变化。2月8日（跟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争吵以后），罗斯福血压情况不好，医生也担心起来。于是就把他接着那两天的日程改动了一下。但两天以后，这些病状又消除了。这时，艾登对他的看法也变了，他感到他的第一个印象必然是错误无疑了。依照艾登的看法，尽管罗斯福面色不好，体重减轻，但他在谈判中判断问题时能力的卓越，实属不可多见。他不但跟丘吉尔每日工作份量一样，而且还能找出时间，和斯大林举行小型会议，就苏美在亚洲的作用问题进行会谈。

毫无疑问，克里米亚会议加速了总统的死亡。1944年他跟一个猛烈攻击他的共和党对手举行竞选，并且要精力充沛地担任直接领导作战的三军总司令，这两个因素也同样加速他的死亡。人们将来会怀念雅尔塔会议，因为总统个人在那里作出了巨大牺牲。但除此以外，他就没有牺牲什么了。

第十一章 曾是丁香满庭时①

【①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于1871年写了一首纪念林肯的挽诗，题为《曾是丁香满庭时》。作者这里引用此诗题来悼念罗斯福逝世。——译者】

我们前此谈到进攻意大利的美国大兵时，他们还在蒙特卡西诺山下褐黑的泥浆中艰难挣扎，巴望天气转暖，突破德军防线。那是1943年的事。到了1944年，情况并没有好转。德军还控制着意大利2/3，罗马也在其中。1944年1月22日，盟军企图进行一次两栖攻势，在敌军后方安齐奥登陆，由侧翼包抄敌人防线。但是这一妙着的指挥官却庸碌无能。他在出奇制胜之后，没有乘胜前进，反而在滩头上步步为营，迟迟不前，结果又陷入凯塞林元帅的重围。安齐奥反成了美军的陷阱，他们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在四个多月中，被困缩在滩头阵地上，伤亡日增，一筹莫展，而德军却把他们当做靶子，提高了枪法。有个新闻记者说：“美军在这里就像原始人那样生活，他们那副样子，挥舞木棒也许比使用机枪还更像样一些。真难想像他们是怎样挨过那个凛冽的冬天的。”

春天来临，大雨冲走了活动便桥，原来路面的车辙已经冰硬如铁，现在又是泥泞难行。然而盟军仍然毫无意义地坚持困守。不论是美军的第五集团军，还是英军的第八集团军，在意大利的靴腰部分的亚平宁山脉东西两侧，都在向敌军正面进攻，损失惨重。他们所能指望的，充其量不过是拖住一些德军师团，消耗其实力，使之不能充实希特勒大西洋沿岸防线——不久盟军就要跨过海峡朝此猛攻，以试其锋。但这种消耗战，对两方都造成损失，更糟的则是进攻一方比之防御一方代价更大。盟军伤亡增加，士气下降，盟国之间的摩擦，也在发展，而这总是危险的信号。这时在意大利，除了被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人软禁起来的墨索里尼，马克·克拉克中将要算是最不得人心的人。他把轰炸蒙特卡西诺的责任归咎于新西兰伯纳德·弗赖伯将军，后者是享有盛誉的英雄。这种做法，说得再好，无非也是不体面地推诿责任，而且在当时，看来轰炸在军事上还是必要的。

安齐奥的盟军亟待解救，而盟军统帅部只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向罗马大举进军。1944年6月4日下午7时半，克拉克亲率先头部队，指挥美国第五集团军一些部队，开进这座不朽名城的威尼斯广场。人们以鲜花、欢呼、狂吻和红酒来欢迎胜利者，使他应接不暇。面对这种场面，任何战将都难免感到扬扬得意，可是克拉克不知道适可而止。第二天，他把军团级司令官们都召来开会，原来克拉克是要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充当配角。在摄影记者的要求下，克拉克摆出各种威武的姿态，照了又照，使他手下的美国和盟国将军们都为之汗颜，甚至有些随军记者也羞红了脸。可是克拉克一概视若无睹，反而准备发表简短讲话。“今天”，他开始说，“对第五集团军说来，是个盛大的日子。”

记者们面面相觑。第五集团军！那么第八集团军呢？英国记者颇为气愤，相互嘀咕，第八集团军不是从开罗一步一步地打到罗马么？还有波兰人的部队呢，其他国家的部队呢？埃里克·塞瓦赖德认为还不止这样：难道对希特勒的每次胜利，不就是欧洲被奴役民众的胜利，不就是在纳粹杀人工厂里等候屠戮的犹太人的胜利？不就是在这战争的绞肉机中已经做出巨大牺牲而且仍在忍受折磨的人们的胜利？可是克拉克并不这样看。他充分满足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的需要，并且广开通讯电路，务使新闻图片和稿件在第二天早晨都能到达报馆编辑手里。一切都如期到了，可是克拉克倒霉。原来第二天是1944年6月6日，是盟军在诺曼底开始登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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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朴次茅斯船坞正北，有座富丽堂皇的英格兰宅第名为索思维克公馆。公馆附近榛树林里，有一部陈旧的拖车，其特殊陈设中，包括一架红色的电话机，是专供同华盛顿直接通话的变频率保密电话；还有一架直通唐宁街10号电话机则是绿色的。就在这拖车里，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攻势发起前风雨交加的一周中某一时刻，这时已佩带四颗将星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那里草拟了两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准备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时祝贺用的。这个早已成为著名的文献（《你们即将开始从事‘圣战’》）。另一份则是准备万一重演敦刻尔克撤退时，交给报界发表的公告：

我军在瑟堡－阿弗尔地区登陆，未能取得适当立足点，我已下令撤回部队。我决定在此时此地进攻，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最可靠的情报做出的。陆、海、空三军都曾恪尽职守，英勇奋战。如有任何缺点错误，全由我个人负责。

历史事件发生既久，人们就会认为这种发展似乎是势所必然的。我们回忆欧洲登陆时，总以为在法国的德军已是穷途末路——艾森豪威尔大军云集，供应源源不绝，海峡上又有英美庞大舰队掩护，空军机群在上空盘旋，这场圣战早已稳操胜券了。甚至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事后也免不了这种怪诞想法；蒙哥马利后来写道：“这场战役完全是按照进攻前各项部署进行的。”实际上并非如此。

人们说了很多天气恶劣的话，说是如何影响登陆作战。其实这倒是天赐之便。正是因为天气坏，所以战斗打响时，主要的德军将领都不在司令部里。希特勒最有才干的元帅隆美尔那天休假，去乌尔姆庆祝他妻子的诞辰。本来德军有十个高度机动的装甲师，可以把入侵的军队赶下英吉利海峡，但登陆那天，只有一个装甲师投入战斗。虽只是一个师，它也在卡昂冲破了英军战线，一直推进到海边。当然这股力量太小，要是十个装甲师中有三个投入诺曼底战役，“盟军的立足点来不及连成一片，巩固下来，就会被赶下海去。”这是英国著名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他书里说的。

如果隆美尔不是对妻子这样一往情深，他本来会留在法国，盟军也可能被消灭掉。当然，这位元帅也得先向希特勒电话请示，但元首本来就主张对越过海峡来攻的部队，应该拒之于海岸之外；而且他认为：这就使罗斯福不能重新当选，于是罗斯福就算“幸运”，也“会在什么牢狱里了却此生”。说来奇怪，希特勒从一开始就直觉地认为，登陆地点是在诺曼底。但后来他却听信他左右亲信的意见，改变了看法。“加来市，”他说，“那里才是主力登陆的地方，诺曼底不过是佯攻目标而已。”这一来，艾森豪威尔可说是交了最好的运道。本来他部队面临的任务已够艰巨。前此一年来，德国人沿着海岸线布下水雷，把防御坦克的钢筋三脚支架桩在地里，筑起了六英尺厚的混凝土碉堡群，加固水泥隧道，使各式各样的军事屏障联结交织起来，形成天然的防御工事。他们驱使各受奴役的苦工，来完成这些防御工程。英军在朱诺海滩和剑滩登陆，从一开始就能按预定进程进行。可是，美军进攻奥马哈滩与犹他滩，则是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得手的。接着，战士们向内地挺进，碰上诺曼底到处纵横的灌木树篱，这对顽固据守的一方原是非常有利的。

在大西洋彼岸，1亿美国人在收音机前坐立不安，等候法国那边的最新消息。罗斯福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对这次规模巨大的作战准备，连每一细节，都亲自过问。他了解所用登陆艇在密执安湖建成以后，沿着伊利诺伊和密西西比河顺流出海，涉洋东驶，然后在英国港内载上美国士兵。他从每天的报告中知道，在加利福尼亚州制造的坦克登陆艇（L.S.T），以及它们如何装载坦克、推土机和卡车进行试航。他对艾克推迟登陆日期和军中气象学家们种种伤透脑筋但又不得要领的天气预测，都及时掌握。艾森豪威尔如何在拖车外的煤渣路上踯躅徘徊，手中把弄着从进攻北非与西西里岛战役中带回来的表示吉祥的银币，这种情况也有人向总统汇报了。最后，这位将军喉头似乎有点哽塞地说：“我确实认为，现在该下达命令了……我不想这样做，但是，就得这么办……”接着，他把右拳往左手掌心啪地击了一下：“好吧，开动吧！”这一切，罗斯福也从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那里得到了汇报。

艾森豪威尔讲完那几句话，向希特勒占领下的欧陆大举进军随即开始。埃德·默罗当时在英国，他是个讲究实际、不爱幻想的人，但发出隆隆吼声的轰炸机群飞向法国，他站在底下，就似乎听到“共和国战歌”的调子，回荡半空。至于作为最高统帅的总统，他不像默罗那样临近现场，只好遥遥祷告祈福。是的，他那时真的就在祈祷。那个周末他在副官沃森“伯伯”在夏洛茨维尔村的家里，重读《公祷文集》【《公祷文集》是英国教会在爱德华六世时编的祷文集，供教友守“礼拜仪式”时齐声朗诵之用。——译者】，准备找一段为登陆祈祷之用。6月6日星期二晚上，他在电台上率领全国人民同声祈求上帝祝福“我们的孩子……我们祖国的精华。带领他们，使他们忠贞不渝。”他又祈求说：“让他们身体强壮，内心刚勇，信仰坚定。上帝呀，他们需要您的祝福。因为他们要走的路漫长崎岖。敌人是强大的，可能击退我军。或许不会迅即成功，但我们将反复挥戈再战。”然后他祈求上帝指引那些远处国内注视战局的人们（他本人是其中的一个）。“请赐给我们信念——对您的信念，对我们祖国的儿子们的信念，对我们国人的信念，对我们共同作战的盟友的信念……”

与此同时，决战则在诺曼底的纵横树篱间和罂粟花丛中进行。经过11天作战，布雷德利公布首批伤亡数字：死3283人，伤1.26万人。但是，他损失不小，战果不大，而伦敦却又有新的理由要求战绩；因为6月14日，韦尔纳·冯·布劳恩【布劳恩于1955年加入美国籍，成为宇宙航行规划的领导人之一。有15所美国大专院校授给他荣誉学位。】已经开始使用V－1飞弹，从法国和比利时的纳粹基地发射，屠杀了不少英国老百姓。在这一情况下，盟国领导要求取胜，前线将领要求占领较大的港口运送物资，而大家都要求结束桥头阵地的战斗。但是瑟堡港要到星期二才攻克，而德国人却已想尽办法把这个港口破坏无遗。他们破坏了防波堤，捣毁起重机，在各个码头遍布水雷和饵雷。工兵们要到8月份才能把这个乱摊子收拾好。而这时，在欧陆的远征军只能靠代号“桑葚”的人造港运输物资。这是由远征军携带来欧，在法国北部阿罗芒什村下水敷设的。

尽管这样，登陆人员和物资还是源源而来。7月4日，艾森豪威尔向华盛顿报告，在法国登陆的军队已达100万人，物资566648吨，车辆171532辆。而且，桥头阵地之役尽管旷日持久，倒也成了好事。由于战斗惨烈，把西线德军的大部分兵力都吸到科唐坦半岛上来了。为了堵塞防线的缺口，德军把装甲师打破建制分散投入战斗，结果被美军逐个歼灭。在这半岛后面的法国腹地是开阔平原，纳粹不久将最需要使用机动力量。但半岛之战却使德军机动力量尽失。同时希特勒又下达了寸土不让的命令，使前线司令官们受到钳制，无法实行战术退却。于是，英军在7月9日攻陷卡昂，美军于7月25日攻陷圣洛，后者是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区之间的交通枢纽。这时，巴顿将军亲临前线，督战甚急。7月25日，他率领强大的装甲部队奔袭阿弗朗什，冲进布列塔尼地区。至8月10日，美军已遍布布列塔尼地区，并切断同其他地区的联系。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伦敦《快报》说：“事实证明，美国人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堪居各国军队之前列。”

8月25日星期五，自由法国的勒克莱尔将军的车队进抵巴黎城郊。翌日星期六，戴高乐将军凯旋进入法都。于是，在大西洋的对岸，穿着联合服务团军装的女歌唱家莉莉·庞斯【莉莉·庞斯生于法国，后入美国籍。——译者】，在曼哈顿区的洛克菲勒广场，高唱《马赛曲》。巴黎解放了，人们这时欢喜若狂。然而在巴黎的观察家们却发现巴黎光复的余波，竟比料想的还要复杂。戴高乐派和地下法国内地军列有黑名单，说有七十万人通敌。和德军睡过觉的法国姑娘要交代，然后把头发剪掉，把头剃光。可是很多通敌的人却逃避受辱，花钱运动买得了自由。巴黎的情况使有些美国人感到很不舒服。它完全不像个惨遭蹂躏的国都，比之伦敦，巴黎简直是繁华兴旺。街道上衣服华丽的女人很多，使埃德·默罗也感到惊讶。不但法国纺织工业在战争期间一直生意兴隆，而且法国人还首先制成了可供实用的电视发射台和电视机。过去著名的服装店，如莫利诺、朗万、夏帕雷莉等，都照常营业，女顾客穿的裙子还是全幅多褶，袖子的上部还可以肥大宽阔，受到衣料配给限制的美英妇女，早就谈不上这样的时装了。一个巴黎服装设计师和英国记者谈到巴黎解放时唉声叹气，用典型的法国人姿势把两手一摊，说：“现在这样闹下去叫我怎么办？我的老主顾都在集中营，当然，都是因为他们曾为维希政府效劳的缘故。”

伦敦的处境，仍比巴黎危险。9月8日，在经历了1843个灯火管制之夜以后，英国首都的灯火又亮起来。那时年仅八岁的朱莉·安德鲁斯，在她记事以来这是第一次看见城市灯火通明。但重见光明并未持久。因为就在那天晚上，冯·布劳恩又向英国发射了V－2飞弹。英国管它叫做鲍勃·霍普弹【鲍勃·霍普（Bob Hope）本来是美国著名电影明星。但这里另有含义，见括弧内解释。——译者】（“扑倒在地，但愿别出事”）。看来还是恢复灯火管制为宜。在法国的盟军部队，在英国的老百姓，有好几个星期都是一相情愿地奔走相告，以为战争已经基本结束。重创的德军好像已经完蛋；人们认为连希特勒也一定意识到他是输定的了。9月12日美军越过边界在欧本和特里尔附近进入德境，开始向齐格菲防线的外围工事进行试探性进攻。至此德国本土的西部也已遭受进攻。那年秋天，接二连三进展较快，加拿大军把斯凯尔特河湾的德军赶走，美国第一集团军又攻克亚琛，从而突破了齐格菲防线主体。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攻占了梅斯和斯特拉斯堡，其他美军也到达了罗尔河。这是12月3日的事。但是接着不到两个星期，希特勒突然大举反攻，使盟军措手不及。一些德国精锐部队向美军猛扑过来。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亲自呐喊助威：“这是你们生命中光荣的时刻。强大的部队今天正向着英美进军。此时此际，我无须多说，你们心里都一清二楚，这是危急存亡的重要关头。为了祖国，为了元首，你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一般人力所不能及的神圣职责。”

这就是所谓“突出地带之战”【“突出地带之战”是德军投降前最后一次大举反攻的俗称。地点是比利时东部与北部，进攻方向是阿登森林，曾在英美盟军防线突破宽达60英里的缺口。于1945年1月被盟军击溃。——译者】的序幕。接着就发生了操着英语穿着美军服装的德军在比利时进行的蹂躏；第101空降师在巴斯托尼的英勇阻击；德军的最后通牒，麦考利夫准将回敬以“放屁！”；巴顿将军驰援巴斯托尼的著名战略包抄，其间第四装甲师30岁的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中校曾亲自驾驶先头坦克进攻……如此等等，都已是美国脍炙人口的军事佳话。这是美军在欧洲战场的全盛时期。有人问蒙哥马利是怎样扭转战局的，他回答说：“是由于美军骁勇善战。我向这些健儿致敬！向这些英勇的美军战士致敬！我从未想到能与比自己更优秀的军人并肩作战，我甚至想，我如能当上一名美军也感自豪。”

“突出地带之战”是希特勒最后的孤注一掷，接着就土崩瓦解了。1945年1月，俄国人开始最后总攻击。2月初，盟军完全解放荷兰，攻占了萨尔区，在雷马根夺取了一座德军来不及炸毁的桥梁，然后在莱茵河上架设便桥，比之战争初期德军临时架设的还要多出九座。然后又包围了鲁尔区，俘获了32.5万名俘虏，接着夺取了曼海姆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战局已接近尾声，这点欧洲人都意识到了。虽然伦敦还继续进行了一个月的灯火管制，巴黎在4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已经是彻夜灯火通明。柏林、汉堡、德累斯顿、埃森、杜塞尔多夫、纽伦堡和法兰克福都已炸成一片瓦砾。还有两个星期，就是希特勒的56岁生日，但没有任何庆祝计划。

1945年4月11日中午，美军第九集团军抵达易北河。12日早晨6时，罗斯福在温泉一间僻静寝室睡觉。他头天晚上睡时料想一早就能阅读到战局发展的新消息，可是邮件到迟了。他经常阅读的是《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盛顿邮报》。可是这天他只看到当地的《亚特兰大宪章报》。报章的标题是：

第九集团军距离柏林五十七英里

一日前进五十英里，

美俄两军可望早日会师

太平洋方面，

海军陆战队在冲绳取得进展

战况剧烈

一百五十架超级空中堡垒

白昼空袭东京

轰炸两小时

在佐治亚州这里，今年4月初的天气真是暖得不合时令。山朱萸和野紫罗兰都已开花；有位邻居准备为罗斯福安排一顿烤全猪的露天聚餐，在一棵老橡树下放张椅子，让他坐在那里欣赏一下这个溪谷的惊人美景。既然邮件迟误，他每天要批阅的大批文件也没有按时收到，这样，除了让人继续给他画像以外确也无事可干。两年前，露西·拉瑟弗德曾邀请画家为他画过水彩像，现在他本人又叫这位画家再画一幅，准备作为礼物送给露西的女儿。

总统移居此地，比尔·哈西特和布鲁恩医生也松了一口气。他们对总统恢复健康已经开始丧失信心。3月30日随从们把他从火车抬到温泉站的月台时，他们都听到人群中惊讶之声。把他放到轮椅上推向汽车时他有气无力地半躺着，头部随着轮椅动作俯仰已不由自主。他病情稍有缓和，得以驱车来此，但他们对这种短暂好转早有经验，不再存有信心。晚上，总统休息以后，他们面面相觑，感到极为忧虑。哈西特说罗斯福已是危在旦夕。他那强劲潇洒的签字已经大不如前，看上去比伪造笔迹的巧手还不如。他是美国总统，而连自己名字也签不了。布鲁恩作为心脏病专家，则诊断说：除非使他摆脱工作压力，否则他的病情已经无望。哈西特说这是办不到的，总统不能与世隔绝。两人无计可施，几乎掉下泪来。哈西特在日记中说：

他样子真使人吃惊——憔悴、困顿、精疲力竭。早上见他时似乎还可以。他体重不断减轻，他说轻了25磅。有气无力，没有胃口，极易疲乏。午间一过你看他那样子，情况就非常明显了。我已再将情况向布鲁恩医生反映。他认为情况是很令人担心的。

但是，他们都认为他这天早晨的气色好得多。战况顺利，这对他情绪有帮助。邮件又未到，这也是天赐之便。他们再一次互相安慰，说他也许竟然能够挨下去，尽管一切迹象完全相反。过去几个星期内，他们已经这样说过多少遍了。

在华盛顿的总统办公桌上，有待处理的文件很多，其中有艾伯特·爱因斯坦的一份急件，内附利奥·西拉德的意见书。两人都要求总统立即停止研制原子弹。他们说世界形势已经大为改观。过去他们想当然的事，现在已证实并非如此，而且这也不再能成为理由。原子武器可能会使美国取得一时的军事好处，但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所失和对美国威望的损害，将会抵消这种好处。爱因斯坦还认为，美国这样做，可能会触发一场世界性的原子军备竞赛。

显然，希特勒帝国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刚相反，该发生的事没有发生。总之，实际情况是，纳粹并没有原子武器。这情况盟国科学家们认为难以理解，最初甚至怀疑，这是德军摆出的假象。在诺曼底随同登陆的、代号为阿尔索斯（“小丛林”）情报小组负责人塞缪尔·古茨密特，认为纳粹有三位最卓越的物理学家：卡尔·冯·魏茨泽克、马克斯·冯·劳厄、维尔纳·海森贝格。后两位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德国政府支持之下，就是这三个人也可以制成原子弹。这一点古茨密特一直到70年代还是如此相信的。情报小组问德国的科学家：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时，德国人不管什么问题都归罪于希特勒。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说法是蛮有道理的。元首的排犹主义，把德国物理学家中出类拔萃的人物都逐出国外，纳粹的官僚政治对要花长时间的军事研究不感兴趣，技术设备又短缺；而且，纳粹机构重叠，不择手段地你争我夺，这也是个典型例子。原子的研究竟然并不协同，教育部、陆军部、甚至邮政部都在各搞各的。1942年6月6日，美国科学家接近突破的时候，德国人也到达了转折点。那个星期六，海森贝格向希特勒的军需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汇报了帝国关于铀的研究进展情况。他说有确凿证据，可以认为德国人在技术上可以建成铀反应堆，获得原子能，并且，从理论上说，由此可以生产原子弹爆炸原料。下一步就该是研究制造技术问题，比如说临界质量问题和链式反应有无可能的问题。那时，他和冯·魏茨泽克所谈论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将反应堆本身作为武器使用的问题，而且是以反应堆推动武器生产的问题。施佩尔表示初步同意，可以继续进行试验，但规模要小些，目标应是使反应堆用来产生原子能。施佩尔仅仅是重复希特勒的想法。元首确信胜利在望，除了在六个星期内可以用于战场的武器而外，他已下令把一切新武器的研制计划都停了下来。

施佩尔后来在纽伦堡被判为战犯，服刑20年。他说，希特勒曾对他提到制造原子弹的可能。1942年5月6日他同元首谈话的时候，曾提出全力以赴制造原子弹的问题。他建议请戈林任帝国研究委员会主席，以示重视。后来也是这样做的。

1942年6月23日，施佩尔又向希特勒汇报。这时元首对这计划还感兴趣，但他对物理基础理论毫无所知，因此规划就被暂时搁置起来。德国物理学家们向施佩尔谈到在三四年内生产原子弹的计划。但是，据他回忆：“我命令研制以铀为能源的发动机，用作舰艇推进器，海军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想用在潜艇上。”施佩尔说得很清楚，要是他当时想像得到美国在进行曼哈顿计划，他就是上天入地也要设法赶上美国人的。他后来还不时过问一下这方面情况，但希特勒已经对他泼冷水了。元首在党内的老亲信们，对美国以效率见称这一点，不断冷嘲热讽，他也人云亦云，把整个物理学叫做犹太物理学。但是假如当时这个德国独裁者让他的科学家们放手大干，像罗斯福那样做法，欧洲的版图，甚至西半球的版图，也许会大不一样。

但上述情况，直至1944年11月23日巴顿将军攻克斯特拉斯堡之前，丝毫也没有为国外所知。那个阿尔索斯情报小组当时直奔斯特拉斯堡大学，进入新建的实验室。萨姆·古茨密特的搜索对象是魏茨泽克，他是该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但这个情报对象早在三个星期之前就逃之夭夭了。古茨密特原考虑应否询问大学里的其他物理学家，但德国科学家们拒绝同敌方打交道，只得作罢。

于是在情报小组的搜索下，斯特拉斯堡一时闹得满城风雨，最后居然找到了魏茨泽克的私人文件。这时，莱茵河东岸炮声还历历可闻，古茨密特和助手凭着烛光，把文件边看边译，尽管同室内一群美国大兵玩着纸牌，他们却在那里揣摩着这个线索、那个提示，搜寻着学术性引文，或是无意留下来的但却可能有关的提法。突然他们高兴纵身叫嚷起来。旁边神经紧张的美军一时莫名其妙，慌忙伸手去拿M－1步枪和手榴弹。原来这两位科学家发现了厚厚一叠打得密麻麻的文件——这是帝国铀计划和铀学会的完整案卷。当然，其中有几张缺页，而且也没有最近三个月的记载；但从一切迹象看来，这份东西就是欧洲有关纳粹对铀研究的最完全的档案。

直到那晚上之前，盟国的科学家还以为，德国物理学家远远走在他们前面。但现在，古茨密特在摇曳的烛光下眯着眼睛读着魏茨泽克文件时，就明确知道纳粹比之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科研人员要落后两年。德国没有提炼钚－239和铀－235的工厂。看来他们连堪称铀的烧炉也还没有。他将调查结果发电向华盛顿汇报，那边提醒他，魏茨泽克文件说不定是个骗局。他回答说就文件内的论据看是真实的，文件是严肃认真的。陆军部提醒说，也许还有别的科学家在帝国其他地方制造原子弹。古茨密特尖刻地回答说：“一个使用假支票的人也许会自以为足智多谋，一夜之间竟成为军事天才。一个香槟酒的推销员也许可以冒充外交家。但是，诸如此类的门外汉却绝无可能获得真知实学来制造原子弹的。”

尽管这样，搜查还得继续进行。德国有个热衷于制作原子武器的海森贝格。如果他和其他同样热衷的科学家一起，不顾官方对裂变物质的裂变可能性所持冷漠态度，自行从事秘密试验，那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实确有过类似这样的情况。1943～1944年冬天，海森贝格及其助手们，不顾空袭，在达赫拉姆学院用三吨铀和重水制成一座小型反应堆。为了躲开盟军轰炸机的注意，他们将实验室搬到一座很高的仓库里。这个仓库属于斯图加特一家啤酒厂，在德国西南部斯威别亚区阿尔卑斯山的丘陵地区。他们把啤酒桶搬走，把仓库内部用银箔裱糊起来，然后配上一座功率强大的电厂，并在一家纺织厂的侧楼中设立了车间。

但是，在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开始土崩瓦解的情况下，连这一隅也不够偏僻。海森贝格和盟国人员一样，也担心保密问题。于是他们又搬了家，搬到蒂宾根【在斯图加特市南17英里。——译者】附近在岩石中挖出来的一个大山洞里。就在这里，德国人在1945年2月真的干起来，建造了一座大型的反应堆，其规模和盟国科学家在芝加哥斯台格运动场一个废旧软地网球场所建反应堆差不多少。到了春天，就建成了一座原子烧炉，重水、铀块和石墨降速套都已具备。德国人在积累临界质量方面，进展很快。一批批的铀块每天都从图林根森林地带运来，卡尔·迪布纳博士在那里建立了第二座原子烧炉。应该说海森贝格和奥本海默在进度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这个差距也正在迅速缩小。古茨密特主张把一切实验结果都保存下来，但阿尔索斯小组有个名义上的负责人，他是一个上校，却派了一个突击队去山洞里，命令他们破坏德国人的设备，这使古茨密特很是为难。但是派去部队还是个好主意，因为海森贝格的工作人员在忙乱中原想把铀块放在牛车的干草垛里偷运出去；而黑欣根农民原来根本不知道铀块是什么东西，但猜想必然值钱，可以卖给法国人，他们把其他的铀块偷了出来，现在都找回来了。过了不久，所有纳粹物理学家都给盟军监护起来，连那善于躲闪的海森贝格也不例外。古茨密特这时大喜过望。他对一位派出来当小组联络员的陆军少校说：“德国人没有原子弹，那不是太好了么？现在我们的原子弹也不必使用了。”少校面露诧异之色，回答说：“萨姆，你当然明白，如果我们有这样武器，我们就会使用的。”

从那时起，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军官和科学家，就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一旦制成原子弹，就投掷；另一派一想起要使用原子弹，就毛骨悚然。这种分歧不能都说成是军方和文职人员之间的分歧。比如说，爱德华·特勒就一直是主张强硬路线的；但是最初主张禁止使用原子弹的却是核物理学家。甚至在德国已有原子弹的传说还未澄清以前，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已认为美国该和各国科学界分享这方面成就。在他们促请下，尼尔斯·博尔于1944年8月26日下午4时去见总统，就是讨论这一问题。找他去并不合适。他啰嗦得很，花了半个小时才谈到正题，而罗斯福的时间又非常宝贵。不管怎样，罗斯福并不同意博尔的意见，把他送走了事。于是博尔又去见丘吉尔。这位首相听了半小时以后，就厉声问介绍他来见的彻韦尔勋爵说：“他究竟谈的是什么呢？是谈政治，还是谈物理？”

事实上他谈的是二者兼而有之。许多科学家——可能是他们中间的多数——都认为：他们在研制原子弹的问题上，对全人类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和拥有原子弹的希特勒作战是一回事，但和日本作战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人在1945年在理论物理学和技术上，都没有那么先进。反对派认为，既然日本人自己制造不了原子弹，那么用原子弹来对付他们就绝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就把政治和物理，都提高到科学的治国才能的水平。这个问题没有先例可援。这时太平洋上战事方酣，也显然不宜对这问题进行思考。特别是这方面的敌人当时曾平白无故地以毁灭性的空袭突然发动了战争。博尔见罗斯福没有结果，亚历山大·萨克斯又去见总统。他是总统的密友，在说服罗斯福方面较为有利。五年以前，就是他劝说总统开展这个耗费达20亿元的研究。现在他和博尔看法相同。于是，1944年12月，他到白宫去见总统。据说他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但内容不详。罗斯福去世以后，萨克斯说当时罗斯福曾同意说：如果试验成功，就应请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参加，再进行第二次试验，并就使用原子弹可能引起的后果做出详细书面报告，让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传阅；同时应使敌人从指定区域撤出，然后，在显示炸弹的实际威力以后，再向敌人发出最后通牒：不投降就加以消灭。

萨克斯在一年后向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送去的这份记录，乃是一份异乎寻常的文件。里面没有罗斯福的签字，谈话时又没有其他人在场。当时史汀生是陆军部长，他总把曼哈顿计划称做X计划，他也是总统这方面的联络员。但罗斯福却没有和他提及此事。当然，萨克斯为人正直，不会凭空编造。但总统最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讲他们觉得中听的话；但又留有余地，恰好避不承担责任——比如假设一些前提，或者巧妙地使用虚拟语气等等。在这次谈话中，他可能对这问题还是举棋不定。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非到万不得已，很少做出决定。萨克斯的记录似乎不如史汀生在1945年3月15日所写的日记更为可信。那一次是罗斯福和陆军部长最后一次讨论X计划。史汀生写道：“我和他讨论，如果原子弹实际可用，对战后控制原子弹研制，现在就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由当前掌握原子弹的国家，实行秘密的、不让他国参与的控制，另一派则认为应根据科学自由的原则，由国际共同控制。我对他说，在执行这个X计划之前，必须解决上述问题。他必须准备好一份声明，待这计划一执行，就向人民公布。他同意我的看法。”

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争夺和斯大林格勒的决战同时进行，从1942年8月中旬至1943年2月，在六个月内都是胜负难分。海军陆战队在人力悬殊的情况下英勇作战，深得众望，但是，实际上决定胜负的则是两国的海军。两方的海军将领在六次交战中拼力争夺制海权。19世纪的水兵，会把这种鏖战称为“猛打呀，法兰那根”的【这是英国谚语。法兰那根是人名。源出于S·华伦所著《一年一万磅》，这里引用，是猛打猛冲之意。——译者】。双方损失都极惨重，各自损失了12艘舰只。海员称瓜达尔卡纳尔、图拉吉和萨沃岛之间的海域，是“铁甲海峡”【不易通过之意。——译者】，陆战队员则称之为“不眠的咸水湖”【日夜作战之意。——译者】。以损失的舰只吨位计算，可以说是打个平手。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战役结束时，海军陆战队仍然控制着瓜达尔卡纳尔及其简易机场，而日军则阵亡2.5万人，撤离该岛。他们那时还自诩为天下无敌，并在新乔治亚岛上，把蒙达基地加固，这样，“零”式机和“塞克”式机飞向斯洛特狭道轰炸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个停留点。但是，局势已经转折，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已开始转入守势。

问题还不止此。当时在太平洋同时进行着两个战役，都是为了保卫澳大利亚，两个战役也都是成功的。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战役是在麦克阿瑟战区的新几内亚进行的。日军在珊瑚海战败后并未气馁。1942年7月，他们又在新几内亚岛尾端占领了沿巴布亚北岸的一系列村庄，想发动一个海陆钳形攻势，包抄南岸莫尔兹比港。英国的殖民官员带着无线电发报机躲在密林中对海岸情况进行密切监视。他们向美国人报告说日军的海上攻势正指向这个半岛尾端的米尔恩湾。美军舰只首先抢到那里，打退日军的海路威胁。敌人的陆路进攻则从布纳村出发。那里和莫尔兹比港的直线距离不过100英里。但是中间有个使人望而生畏的1.3万英尺高的欧文·斯坦利山脉，日军要翻越此山，只能靠两条腿。于是澳军在离莫尔兹比湾20英里的地方把日军阻截，并协同美军第32师，开始反攻。

敌人在山中节节后退，艾克尔伯格将军于1943年1月2日进入布纳村，这场苦战便告结束，但伤亡较之瓜达尔卡纳尔还大。两个星期后，澳军占领附近的圣纳南达，但日军又复纠集援军，用八艘运输舰载来反攻部队，企图登陆。3月3日，B－25机群在俾斯麦海发现日军护航舰队，就进行了低空海面轰炸，把八艘运输舰和四艘护航舰全部击沉。七千日军在海里淹没，能泅水上岸的，又被岛上土著按当地习俗砍掉脑袋。后果可称惨不堪言。东京于是郑重宣布，莫尔兹比港并无军事价值。

但是拉包尔则是有军事价值的，敌人想保住它。事实上，他们要控制南太平洋，也非把它保住不可。拉包尔固若金汤，强攻难破，于是美军就把它搁一边。1943年夏天，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开始开进新乔治亚岛，猛扑蒙达基地。他们的进攻需要通过丛林、涉过泛滥的河流，面对躲在碉堡内、穿上钢甲背心的日本鬼子。但是到了8月，他们还是把简易机场占领了，美军在斯洛特狭道上取得了立足点。他们越岛进攻，占领韦拉·拉维拉岛和科隆班格拉岛，肃清了中所罗门群岛。到了哥伦布日【即10月12日，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日子。——译者】，第三海军陆战师开进了布干维尔岛的奥古斯塔女皇湾【布干维尔岛是所罗门群岛的最大岛屿，奥古斯塔女皇湾是当时日军重要要塞。——译者】，就在新月初上第三天的晚上登陆了。从当年太平洋战局发展的情况看来，这是迈进一大步。只要海军工程兵和陆军工程兵能在这绿色黏土地上修建一个大型机场，拉包尔便在美国空军歼击机攻击范围之内了。

敌人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他们从海上和空中对美军进行阻击，但是他们总以为美军之所以利用奥古斯塔女皇湾是有其他目标，所以把最精锐的部队保存下来，暂不出动。到了圣诞节那天，美国工程兵在比瓦河岔口上游建成了大型简易机场，称之为“比瓦大叔”，由“亚美利喀”师【这支部队是在新喀里多尼亚岛组编成，故以“亚美利喀”取名。威廉·小卡利在25年后在这师任下级军官。】和第37师用重兵把守。后来日军精锐第六师团气汹汹地扑向这个机场时，竟被美军死死顶住。到了这时，拉包尔已快要陷入重围。埃米鲁和格林群岛已被美军占领；第112骑兵师已经到达阿拉瓦，第一海军陆战师已攻占新不列颠的格洛斯特角，第五骑兵师（这是支历史悠久，由内战时期美国南部邦联总司令罗伯特·E·李将军亲自建成的骑兵师）部分部队和卡斯特将军的第七骑兵师也已在阿德米勒尔提群岛登陆。规模巨大的机群从“比瓦大叔”向拉包尔频频出击，使这个基地的日军无处藏身。日军无计可施，只好把拉包尔放弃。他们把所谓“慰问团”即朝鲜妓女撤走。美国轰炸机如入无人之境，无需战斗机护航，每日飞抵拉包尔上空，把弹仓里的炸弹全部扔下，留下来的日本守备部队就只好活受罪了。

与此同时，战争的特点也在起变化。形势迫人，非变不可。至此为止，美国不过是在日本扩大了的帝国的外围进行蚕食。他们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才在中所罗门群岛中推进了250英里，而距离东京则还有五千英里。但是，新式装备这时已源源运来。原来为了优先照顾欧洲战场，这里应付急需的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种火器。现在代之以火箭、水陆两用牵引车，带轮子的汽艇（DUKW，代号称为“鸭子”【即水陆两用的，重两吨半，有六个轮子，又有推动器、有防水外壳的汽车。——译者】）和能绕射的火焰喷射器。海军的各式新装备就更多，由“埃塞克斯”级舰率领的、由巡洋舰船身改装的运输舰就有50艘，只要尼米兹指挥的舰只更靠近日本，他的潜艇就可以摧毁日本的商船队伍。这些潜艇当时已把敌人100万吨的补给物资炸沉海底。日本和英国同样是个岛国，使用潜艇攻击，和当年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战役大捷时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只要基地更加靠近，就可以空袭东京；而航程达1500海里的B－29超级空中堡垒，不久就将出击。因此，解决的办法是在中太平洋开辟一个新战场。这个任务于1943年11月20日由第二海军陆战师担任。人们早知道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吉尔伯特群岛日本守军密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人们无从意料的，则是塔拉瓦【塔拉瓦是吉尔伯特群岛的首府。——译者】之战。

这场战斗美军几乎失利。敌军指挥官曾吹嘘说：就算用一百万大军打一百年也没法把这个环形珊瑚岛群的主要岛屿贝提奥岛打下来。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历史学家。曾受罗斯福委托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战史。——译者】说：“比之贝提奥岛，科雷吉多尔简直是不设防城市。”除了敌人顽强而外，进攻的海军陆战队还有其他难题：海军炮击火力太弱，对潮汐涨退估计不准，错过了发动进攻的时刻。这样，进攻的第一天，占领了宽度仅为20英尺的滩头阵地。军官们站在深可齐腰的水里，用无线电指挥作战，并祈求上帝不要让日本人反攻。事实上日本人之所以没有反攻，只是因为通讯系统出了故障。第二天，美军海军陆战队冲杀过去，把敌人防线切成两截，但这次进攻损失了三千人。接着下个月，占领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岛和埃尼威托克岛，付出的代价小些。然而，从开辟中太平洋战区起，每次战斗都为时较短，但战况惨烈。在夸贾林岛浴血战斗的第四海军陆战师，在整个战役中作战不过61天，但伤亡人数却达全师兵员的75％。

伤亡人员骤增有几个原因。敌人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曾受到美军的突然袭击，要他们再措手不及就不可能了。另外，美军强攻的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由日本托管，他们在这里筑垒挖壕，已有1/4世纪之久。然而，太平洋战区伤亡之所以较大，最主要是由于日军战术的突然改变。这些东方人原是两栖进攻的老手，现在转而进行坚壁防御。帝国大本营电令前哨各阵地，必须作好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有个前哨做到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形如鸟状的新几内亚岛的尾部，有一个名为比阿克的小岛，驻有敌军1万人。司令官葛目直行上校觉得：葬身滩头固然不坏，但战死内陆岂非更好，于是他把岩洞和峭壁都巧加利用，这样，得以拖延时日，结果多杀了些被一个日本兵在日记里蔑视为“得天独厚的美国人”。

葛目这个做法，是逐岛战争期间迫使美军付出伤亡代价最大的一个创举。事有凑巧，比阿克岛是在麦克阿瑟向菲律宾推进的路线上，不然的话，东京倒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一做法。麦克阿瑟把新几内亚岛的尾部扫荡以后，于1944年春正向腹部跃进，采取了一种“交互跃进”式的新战术。其实这种战术不过是美军的偶然发现。在中途岛之战时，山本曾占领阿拉斯加群岛中的阿图岛【阿图岛是阿留申群岛西端一岛屿。——译者】和基斯卡岛【基斯卡岛是在阿拉斯加以西的一个岛屿。——译者】，企图以此转移尼米兹的注意力。当时美军要夺回这两个岛，但又没有力量兼顾，于是指挥作战的军官们就把基斯卡岛绕过不管。但夺回阿图岛之后发现，日军已悄悄地自动撤出了基斯卡岛。这一下使麦克阿瑟恍然大悟。4月下旬，他跳过其他岛屿，向荷兰蒂亚【荷兰蒂亚是西新几内亚的首府。——译者】跃进。一个月之后，第41师又攻下了比阿克岛。在这以前所发动的攻势，伤亡并不大。但是由葛目率领的躲在峭壁与岩洞里的守备部队，却迫使美方付出惨重代价。在完全占领该岛以前，伤亡人数已接近塔拉瓦之战的数字。

伤亡数字本来还会更大。日本海军已躲藏了一年，现在正准备升火出动，增援该地驻军。这些舰只本来早已启航。但是，6月中，海军上将小泽次三郎接到情报，说尼米兹在中太平洋发动的进攻，现正准备扑向马里亚纳群岛中的主要岛屿——塞班岛、提尼安岛、关岛。这个威胁更大，只好把舰只调向那边。接着在菲律宾海的那场战斗，又是一场双方远程战斗轰炸机的决斗。惯于舰只列队作战的老练水兵们，没有发挥到作用，未免失望。但是，美军的胜利却是了不起的。“鬼婆”式飞机把敌人以关岛为基地的空军摧毁。在八小时的连续空战中，日机四次向美国舰队进行密集攻击，都被击退。这是战争以来使用航空母舰至为壮观的一次战斗。小泽的第一线作战机群本来有430架，到了第二天日落西山时，就只剩下了35架。美国海军的飞机驾驶员称这次作战为“马里亚纳群岛活靶子大演习”。“演习”完毕，小泽只好掉头北撤，塞班岛的日军就被包围了。

日本鬼曾发誓一定要美军在塞班岛付出最大的代价。岛上守军，比美军情报部门的预料要多出一倍。美军伤亡惨重，华盛顿亦为之愕然。3000名日军发动了一次高呼“万岁”的拼死冲锋，把美军赶到惊涛骇浪的岸边。剩下来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战士最后把敌人消灭，或者更为省事，干脆等日本人自杀了事。两星期后，另外一些海军陆战队又进攻关岛，在暗礁中散开登陆。这次损失不大，伤亡只及塞班岛的一半。部分原因是“万岁，冲呀”没有那么奏效。到了进攻提尼安岛时，日军没有想到美军会在北岸登陆，美军的伤亡就更少。尽管这样，马里亚纳群岛之战，还是使美军伤亡共2.5万人。然而这个群岛却是无价之宝。B－29从此有了第一个能直飞日本本土的空军基地。美国在塞班岛指挥作战的司令官霍兰？”大声佬”史密斯，说这是太平洋战争中的决定性战斗。东京也有同样看法。德国在东京的海军武官向柏林报告说，该岛“这里认为关系生死存亡”。东条内阁倒台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役中，开始看到通向胜利的道路，现在是信心倍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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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一开始就反对海军陆战队进攻瓜达尔卡纳尔。这时，在中太平洋这样往北直插，和他本人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距离这么远，就更不合乎他的口味。他对这种战术很蔑视，称之为“跳岛战争”，认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其实，这和他自己那种“交互跃进”战术，很难说得出有什么区别。1944年夏天，他更大发雷霆。原来金海军上将建议，美军应该暂时绕过菲律宾。麦克阿瑟坚持说：美国必须对菲律宾人言而有信，这是荣誉攸关的问题。金上将反驳他说：这是他个人感情问题。两人相持不下，只得提到罗斯福那里解决。

那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在芝加哥举行，总统的党务顾问们要他亲自出席。可是，总统却去了夏威夷。他必须解决那个战略问题的争论。7月26日，关岛激战方酣，总统的座机飞抵希卡姆机场。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都从澳大利亚来到，向总统陈述自己的看法。麦克阿瑟在一次和总统私人谈话中，竟然威胁总统说，如果他的战略计划被束之高阁，他就要对总统实行政治报复。要是他本人要重返菲律宾的诺言不能实现，他说：“我敢说美国人民定必群情激昂，到了今秋大选，就会在投票中对你表露出极其不满。”这种说法是无礼的，大概也不真实。但罗斯福已经预见到这个问题会出现，在离开白宫前早就已经做出决定。他答道：“我们不准备绕开菲律宾，按你原定计划执行罢，愿上帝保佑你。”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在华盛顿争论了两个月，才同意麦克阿瑟反攻菲律宾。与此同时，哈尔西又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按照向菲律宾进军的原计划，是要先在佩勒留、雅浦岛和棉兰老岛登陆。但是哈尔西认为从空中出击的情况看来，敌人的空军已经是元气大伤。他建议干脆撇开外围，直捣莱特岛。这个建议被接纳了。但对佩勒留岛的进攻，已是万事俱备，来不及取消，则仍按原计划进行。战斗结果极其惨烈。东京已把比阿克岛战术看成是克敌制胜的妙药灵丹。他们把葛目的经验向佩勒留岛的指挥官传达，于是他也命令部队挖洞。他们藏身于天然石灰岩洞里，用隧道沟通，上面又有层层珊瑚砂和混凝土的掩护，竟把美国第一海军陆战师打得溃不成军。但这还只是美军初尝的苦头。

到了美军把佩勒留机场北面的形如锯齿的山岭的敌军都扫荡干净的时候，已有四个美军师涌上莱特湾的滩头。1944年10月20日，美军的主力登陆以后还不到一个小时，第38步兵团就升起了星条旗。又过了四天，沃尔特·克鲁格将军也在岸上设立了的第六集团军指挥部，而日军将领山下的第35军正朝他们进攻。此后，克鲁格将军似乎毫无进展，于是，就使得莱特湾成为进行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海战的战场。

山本虽然已经去世，但日本海军还是继承他的宿愿，要和美军在海上决一雌雄，而最好是趁着美国舰艇忙于掩护登陆的时候。这时，难得的机会真的到了。日本派出四支特遣舰队驶向哈尔西的正忙于掩护莱特湾登陆的主力舰队以及托马斯·金凯德将军率领的由旧式战列舰和小型航空母舰组成的较弱的舰队。日本海军将领知道，他们和美国新建成的海军力量是无法匹敌的。因为美国有战舰218艘，而日本则只有64艘。于是他们就想出一条妙计。原来通向莱特湾有两条海峡，北面是圣贝纳迪诺海峡，南面是苏里高海峡。由海军上将栗田健男率领的中路舰队准备开进圣贝纳迪诺，南面两支特遣舰队开进苏里高海峡，同时，小泽的第四支特遣舰队则把哈尔西的舰队诱到北面。这一来，金凯德的舰队就会成为瓮中之鳖。于是可以再来个“万岁，冲啊！”

南翼的两支特遣舰队运气不好。杰西·奥尔登多夫将军早把苏里高海峡堵着，并用鱼雷和炮火消灭了第一支日本特遣舰队。另一支舰队撤退中朝着荧光屏显示的图像炮轰了一阵，后来才发觉这些只是岛屿而不是敌舰。栗田最初运气似乎也不好。他在开往圣贝纳迪诺途中，就有两艘重型巡洋舰被美军潜艇击毁，最大的战列舰也给美国空军炸沉。但实际上，损失了这些舰只却给栗田带来了好运。哈尔西知道日本舰队的损失，以为栗田舰队已经完蛋，于是看见小泽舰队，就全力出动，向着这个诱饵猛追过去。这一来圣贝纳迪诺海峡就没有美国舰队防守，10月24日黑夜，栗田率舰只遂得以通过海峡潜入。翌日破晓，他就向着毫无掩护的金凯德的航空母舰猛扑过来。

这些航空母舰的惟一屏障，就是几艘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这些舰只本来一般只是用来反潜之用，防御能力很差，而且舰上人员多是婚后应征入伍的新兵。这些驱逐舰竟然向栗田的战列舰反攻，接着那些英勇的护航驱逐舰，尽管连作战队列也未演习过，却迎着日本的巨炮炮口驶去。有些护航舰已在下沉，浓烟滚滚，霎时之间，栗田的那些庞然巨物，反而陷入一片混乱，在湾内兜来转去。而美国航空母舰上的各式飞机，能飞出来的都全部飞到空中参战。于是，栗田率领的这支本来是从中途岛战役以来最强大的日本舰队，反而掉头逃跑。这一次，日本海军被彻底击溃。因为哈尔西并不知小泽的特遣分队是诱饵，全力以赴把这支舰队也全部吃掉了。总计起来，莱特湾这一役，使日军损失了三艘战列舰，四艘航空母舰，和20艘其他各种战舰。天皇的海军也就完蛋了。

美军第六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在莱特岛把敌军围拢起来，愈收愈紧。山下那时在马尼拉，在圣诞节时就认为莱特岛已经无望。实则莱特岛到了翌年圣帕特里克节【即3月17日。——译者】才告解放，而那时山下已是山穷水尽，无能为力。12月12日，美军袭击了棉兰老岛。三个星期后，又有美军四个师在吕宋的仁牙因湾登陆，几乎毫未遇到敌军的反抗。美军绕过山下防线的北部防御工事扑向巴丹，然后又进攻科雷吉多尔，最后于三月上旬解放马尼拉。

正像一个陆军军官当时苦笑地指出的，回到了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半岛，局势对美国说来，不过和战争爆发时不相上下，真可说是“从头开始”。诚然B－29已经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但这个目标还是远隔重洋，可望不可及。迫近日本本土这个任务，就要靠中太平洋美军的进攻，从塔拉瓦通过马绍尔群岛，再挺进到塞班，这是钳形攻势的另一翼。下一个目标，就是火山积沉的硫黄岛，即金海军上将所说的，“通向小笠原群岛的阶梯。”B－29从塞班岛出发，可以空袭日本首都，但也不过是刚刚够得上。超级空中堡垒的炸弹装载量，只能限于两吨，如果在空袭中被击伤，就无法飞回来。如果美军占据硫黄岛，离日本的就只有660英里。B－29就可以载七吨炸弹，而且东京就不再可能从硫黄岛获得空袭警报。

硫黄岛只有八平方英里，敌人却十分重视。进攻以前，海军对岛上进行了74天的轰击，但日军防军似乎处之泰然，因为他们在地面根本没有营房。大部分岩洞上面都有35英尺以上的覆盖物。而敌人的一切火器却可以射击到海滩上。美军登陆以后的头两个小时，还可以说比较平静无事。接着日军迫击炮就铺天盖地向滩头阵地打来。尽管如此，美军还是在战斗的头几天就占领了磨缽山和元山一号机场。如果是在战争的头一年，占领这些地方，本来也就算是得手了。美军都等候日军来个“万岁，冲啊”，让他们前来送死。但是，他们没来这一套。现在敌军都受过比阿克岛战术的全面训练，老在碉堡和峡谷里坚持。到了三月战事结束时，无情的数字说明：海军陆战队伤亡达1.9万人。

至于敌人，伤亡数字就更无情。俗话说：“倒霉就步步倒霉”。日本人有句俗话与此类似：“坏事不打一处来”。这时蜂拥而至的超级空中堡垒在日本本土上低空盘旋，对日本80个城市开始进行系统摧毁。3月9日，在对东京进行一次大空袭中，一天之内就炸死了10万人。哈尔西的航空母舰已经进入中国南海，把敌人汽油和粮食的运输线切断。昭和的商船队伍剩下寥寥无几，而美国潜艇击沉敌人的船只很快就要到一千艘了。横滨和大阪在大轰炸之后，到处搭起了简陋小屋。日本老百姓饱受肺病和疟疾的折磨。他们有配给证却买不到食物。在满洲的日军的指挥官又发来可怕的消息，说俄国部队正在边境移动。真可谓是“坏事不打一处来”了！

然而，日本人的士气，并没有瓦解迹象。老头和妇女都用竹制长枪武装起来。“来打我们罢！”“东京玫瑰”还在那里挑衅。要应战，美军还需要一个进攻基地，那就是冲绳岛。该岛指挥官牛岛光利将军早在3月份就预料到敌人在4月1日会在阳丹机场附近光临。他不但猜对了，而且对这些不速之客来了个措手不及。4月1日刚巧是复活节，但对涉水登陆的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战士说来，还好像是愚人节【4月1日，按欧美习惯，称为愚人节，可以用各种方法愚弄他人——译者】。那里好像阒无敌兵。谁都没有猜到征服这个岛屿几乎要三个月，也未想到这个岛是太平洋战争中最残酷的一场战斗。实际上，牛岛在这个岛南面1/3的地方，集中了10万大军。到了4月12日，情况摆得很清楚，冲绳岛又是像硫黄岛那样的一场艰苦血战。岛上的地下墓穴都已改装成为碉堡，山洞里安装了铁轨，重炮可以在轨上移进移出。牛岛也还想要打胜的。他的策略是让美国全部上岸，用神风机把美军舰队全部摧毁。然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就像砧上之肉，可以不慌不忙地宰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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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疗养，他衣着整齐，舒舒服服地坐在皮面扶手椅上。从这里看，世界形势要好得多。他笑容满面，信心十足，坐在那里和露西·拉瑟弗德和两位来访的表亲玛格丽特·萨克雷和劳拉·德拉诺闲谈。从战略上看，美军在各个战场上都是胜利的。德国已被切成两半，除了少数几处顽抗的被包围地区而外，德国国防军已经土崩瓦解，各地向盟军投降的往往数以万计。当然，解决日本的问题要难些。硫黄岛已经攻克，冲绳岛早晚也会解决；胜局已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截至4月12日为止，在和轴心国的战争中，已断送了196669人。伤亡总数达899669人。只是过去一个星期，就损失了6481人。情况如此，显然不能忽视。他对周围的人说过：在这样大的牺牲之后，世界和平一定会有绝对的保证。

快到中午的时候，比尔·哈西特拖来了从华盛顿来的邮件皮袋。邮件到了。他建议总统吃完午饭后再批阅，但罗斯福要立刻动手。哈西特把一份国务院要他批示的公文放在他面前，罗斯福脸露微笑，对在座的妇女说：“看，典型的国务院公文，什么都没有谈。”接着他批阅其他的文件，有一批邮政局长要任命，有些日常信件，有些向杰出的盟国政治家授勋的证书，都需要他那不再是强劲有力的签名。那时白宫仍然不喜欢用圆珠笔，认为这不过是时髦一时的小玩意。但用自来水笔又易蹭掉，会把文件弄脏。于是，总统一边签名，哈西特就一边把签好的文件摊放在长沙发、空椅子和地毯上。当他批阅到参院第298号法案，决定把农产品信贷公司法【农产品信贷公司于1933年成立，旨在支持农产品价格。——译者】延长，他对露西眨了一下眼说：“你看，这儿是我制定的一项法律。”这时，外面走廊有人声，原来是画肖像的伊丽莎白·舒马托夫夫人来了。她往里一瞧，到处铺满文件，感到进退两难。“进来吧！”罗斯福说，“比尔的东西还没晾干呢！”

哈西特很快就把东西收拾好，连瞧也不瞧她一眼。他对舒马托夫夫人并无好感，认为她对总统干扰太大，不是量他的鼻子，就是要他转过这边、侧过那边，甚至穿什么衣服也要管。今天，他穿的是一件背心，打一条哈佛领带，而哈西特对这两件都不喜欢。在哈西特看来，这是“不必要地折磨病人”。他甚至认为她也不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但露西喜欢她，罗斯福也对她有好感。哈西特把一批国务院的汇报交给罗斯福就走了。那位夫人把她的画架竖起来，帮他把海军斗篷披在肩上。他立即就专心致志地埋头于文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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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都是外交文件。整个一星期，罗斯福都对俄国表里不一感到心烦。（两个小时以前，他还给丘吉尔去电报说：“我们必须坚定。”）因此，罗斯福在他的生命最后的时刻，可能是在反省两个月前在克里米亚举行的雅尔塔会议，这样猜测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他去参加会议，是因为他的军事顾问们告诉他非去不可。无论麦克阿瑟将军，艾伯特·魏德迈将军和三军的参谋长们都异口同声，主张要苏联对日宣战，并认为付出什么代价，也是值得的。六个月以后，原子武器使得战争和地缘政治的性质，起了永久性的变化。但在此时，了解曼哈顿计划的人，都不认为值得一提。罗斯福总统的参谋长李海上将就写道：“原子弹绝对爆炸不了。我是以爆炸专家的身份说这话的。”

在雅尔塔，罗斯福和丘吉尔从斯大林方面所得，超过预料。他们以前认为，这个苏维埃独裁者是个难以对付的谈判对手。他总似是不露声色，说的又是无人理解的斯拉夫语言（他的英语语汇，只限于“那又怎样？”“那是你说的！”“盥洗室在那边！”和“这儿搞的是什么名堂？”），而就他目前的处境来说，他满可以幸灾乐祸，冷眼旁观。近三年来，他一直都是三方中最弱的，乞求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又提不出什么交换条件。这时他们则不得不移樽就教。不过，他还是老练通达的。他秘密地同意建立反日的联盟。条件是苏联要取得在“满洲”的某些特权（特别是对西伯利亚铁路东端取得一半股权）、千岛群岛、库页岛北半部（日本北方的另一个岛）、朝鲜的占领区、大国在联合国的否决权等。后来在美国国内引起很大争议的另一条秘密协议，那就是同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联合国组织中取得席位。此外，美英两国还同意外蒙古的自治。

波兰的边界要重新划定，原属于德国的部分土地要划进波兰。斯大林和盟友们一道，郑重保证东欧各国，包括波兰在内，通过自由选举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和政府。很久以后，人们还在攻击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过分天真。人们责问说：对这样一个民主制度的死敌，怎能相信他的诺言呢？实际情况则是：他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他们在和日本打仗，而俄国不是。不管苏联有无许诺，苏联红军都可以自己决定行事。当时这位俄国独裁者，看来因为在欧洲的胜利扬扬得意，心情很是慷慨。至于会议的最大受益者则似乎是蒋介石。斯大林和蒋签订条约，承认他是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并答应说服毛泽东一方的中国人，同蒋介石合作。

帕特·赫尔利和亨利·卢斯都赞扬雅尔塔协定，英美报刊也一致好评。两位老练的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艾夫里尔·哈里曼和乔治·凯南则对协定持怀疑态度。但在1945年初，这不是普遍流行的观点。丘吉尔曾经要求艾森豪威尔“同俄军会师的地点在易北河以东愈远愈好。”艾克不同意。他把原来要巴顿将军把美军开进布拉格的命令撤回，还命令易北河以东的美军撤回河西，让俄军解放捷克、东德和柏林。后来他在访问莫斯科以后，发表谈话说：“俄国政策的决定因素，首先是他们对美国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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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泉，罗斯福在静坐中活动了一下，看了看表。下午1时了。他对舒马托夫夫人说：“我们只有15分钟了。”

她这时也画不了几笔。罗斯福刚才全神贯注看文件，她不敢请他摆好姿势，只好利用这个时间在画上着色。

白宫那位上了年纪的黑人女仆利齐·麦克达菲在门口停下来，朝客厅里瞧了一眼。她见露西·拉瑟弗德面向总统。他刚讲了一句俏皮话，她听了正在微笑。后来利齐对人说：“这就是罗斯福先生给我最后的印象。我记得他最后的情景，是他注视着一位美人的笑脸。”

罗斯福把一支烟放进烟嘴儿里，把它点燃。他这时已经从给人绘像的姿势出溜下去，画家也知道再要他坐好已不可能。她看着他，见他举起左手摸摸太阳穴，按了一下。看来他想在前额捏一下，但那只手垂了下来，手指抽搐着，好像想摸索什么东西。萨克雷小姐把钩针放下，向罗斯福走过来说：“您掉了什么东西么？”他用左手在脖子后面压了一下，闭上眼睛，低声说——声音极微，只有她听到——“我头非常痛。”他的手臂垂了下来，头倒向了左边。前胸弯陷下来。那是下午1时15分。

戴西·萨克雷立即给布鲁恩去电话，并叫舒马托夫夫人把就近的特工人员找来。这位画家找到以后，就朝着她的汽车走去。露西·拉瑟弗福接着也急步跟着走出，一定不能让埃利诺·罗斯福知道她在这里。当然，他会康复的。消息在白宫里传开，大家也都觉得他会转好的。没有罗斯福在白宫掌政的美国，这怎能叫人受得了呢！国外作战的青年们在记忆中，美国总统一直就是罗斯福。他这个病况是暂时的，医生们会把他医好的。大家你安慰我，我安慰你，对他的康复都深信不疑。只有医生们看法不同。

根据麦金太尔医生的命令，布鲁恩医生这时实际已成为总统的随从。他总是在总统近旁，一呼即来。早上9时30分，在总统进早餐之前，布鲁恩医生对他进行过检查。心脏未见异常，血压则颇高——高压180，低压110～120。但这并不可虑，他的血压这样高已有一个时期。而且他精神也没有紧张。一周来，他和医生谈话时，对斯大林从雅尔塔会议以来的表现曾一再痛加批判，但这天早上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这时布鲁恩跑进别墅来，见罗斯福歪倒在椅子上，靠着扶手支托着。罗斯福的表亲们，则坐在长沙发上呆若木鸡。

总统的呼吸时而中断，并变得短促嘶哑。他的舌头阻塞着喉咙。脖子已僵硬，高压达300，左眼张得大大的。原来他的一条脑动脉可能因为老化，脆弱易破，这时出现了穿孔。血从孔里渗进大脑周围的颅腔。大脑对任何异变都很敏感，于是正发出剧烈痛苦的信号。病人双目已变形，觉得天旋地转；呼吸粗哑，似在打鼾，周围的人都可听见。在医生看来，这些病征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病人发生严重脑溢血。布鲁恩当时还不能确断严重程度，但他可以先行急救。他迅速剪开罗斯福的衣服，在总统手臂上注入罂粟碱和亚硝酸异戊酯，又给他穿上带条纹的蓝色睡衣。然后在一个男仆和每天给总统按摩的海军理疗医生协助下，轻轻地把他抬到他那槭木床上。房外的人只能听到粗哑的喘息和憋闷的鼾声。

布鲁恩立即向在华盛顿的麦金太尔医生汇报，他对他的诊断和治疗表示同意。要是在今天，医生们会不敢贸然注射亚硝酸异戊酯，因为此药降低血压，并减少流入大脑的血液。但是总统当时反正已经回生无术。他已经昏迷了50分钟。布鲁恩又报告麦金太尔说病人血管急剧收缩，出现局部瘫痪。麦金太尔向亚特兰大市的著名专家詹姆士·波林医生去电话，请他尽快赶去温泉。波林抄小路，走捷径，全速驶向温泉，不到一个半小时便赶到（后来他对人说：“随时都准备被交通警拘留。”）。他向麦金太尔汇报说：“我到达的时候，总统已经是奄奄一息，他浑身冷汗，脸色灰白，呼吸困难，胸部杂音很多……我到他的房间不到五分钟，他的生命迹象就已全部消失。那时是3时35分。”

总统的小狗法拉一直静悄悄地蹲在卧室里。这时它似乎感到发生变故，突然从角落里跳出来，冲出纱门，疯狂地汪汪大叫，窜上附近的一个山头。然后它静下来，木然不动，就像守灵似的。

在总统的寝室里，第一个向遗体告别的是他的秘书格雷斯·塔利。“对在场的人没有望上一眼，也没有吭一声，我就走进他的寝室，弯下身来，在他的前额轻轻地吻了一下。”按照礼节，应该先向总统夫人和副总统（即新总统）报告，然后向新闻界透露消息。哈西特和布鲁恩请麦金太尔医生转拨总统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的电话。史蒂夫·厄尔利强忍住悲痛，要他们在他通知到埃利诺·罗斯福之前，先不要外传。

总统夫人这时在华盛顿西北区的马萨诸塞大道1801号的萨尔格雷夫俱乐部。那里正举行年度茶会，她准备在会上讲话。下午3时刚过，那时总统已昏迷了45分钟，劳拉·德拉诺从温泉来电话，措辞谨慎地告诉她总统已经“昏迷”。几分钟后，麦金太尔又来电话。他说用不着惊慌失措，但他已通知海军派专机送夫人和他自己去佐治亚。她问要不要把原定的讲话取消。他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会引起外面传说纷纭。她接受意见，按原来计划发表了一篇关于联合国问题的演说。接着，钢琴家伊华琳·泰纳，弹奏了一些选曲。后来，罗斯福夫人又被叫去接电话。这次是史蒂夫·厄尔利打来的。用她的话说，他“很失常”，要她“马上回家”。她心烦意乱，感到“事情不妙，但是不能不注意礼节，所以又回到会场”。她等泰纳小姐一曲奏罢，就上前去告辞，说：“有电话通知我回白宫，请原谅我在这个精彩的音乐会未结束之时，提前告退。”

总统的轿车在外面等着她。她“上了车，一路上双手紧握，回到白宫。我心里明白出了什么事。不过像那样的事，非到别人说出来，你是不会让这种可怕想法具体形成的。”她回到总统府二楼的起居室，就派人叫厄尔利来。事后，他告诉新闻界，她听到消息时说：“我很难过，但我为我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更为难过。”这样讲当然很得体，但事实上她没有说过这话。这是厄尔利的主意。埃莉诺当时只是对他说，她想马上见杜鲁门。

这位60岁第34任的副总统那时正在参议院议长席位上，背后挂着镶金边蓝色厚天鹅绒的挂毯，两边是鲜红色的大理石半露柱，他正俨乎其然地主持着参议院会议。其实他却信笔写着：

亲爱的妈妈和玛丽：

今天，我是在参议院议长席位上给你们写这封信的，因为一个夸夸其谈的参议员正在发言，而他对所讲的问题可说是一窍不通。亚利桑那州一位资历不高的参议员就这个问题先发了言，他倒是言之有物的。

他希望家乡天朗气清，在华盛顿正是“雨雾迷濛”。他还说星期天早上他会飞往普罗维登斯市去。然后又说：

明晚9点半（你们当地时间）请打开收音机，你会听到哈里为纪念杰弗逊诞辰向全国发表讲话。全国各广播网大概都会转播，应该很易收听到的。我讲话后还要致介绍辞，请总统发表演说。

祝你们好并永远平安

向你们致以亲切问候

有空请来信。

参议员亚历山大·韦利发言以后，奥尔本·巴克利建议休会，次日再复会。4时56分，这位副总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完全不知道他当上第33任的美国总统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信步走到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处喝上一杯酒。他正喝着掺水威士忌时，白宫的电话总机找到了他。厄尔利说：“请你马上来这里，从宾夕法尼亚大道正门进来。”杜鲁门有点莫名其妙。他以为总统提早从温泉回来，有什么小事要找他谈。但到了楼上从埃莉诺·罗斯福脸上一眼就看出，绝不是无所谓的事。她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平静地说：“哈里，总统去世了”。杜鲁门一时茫然，问她说他可以帮她什么忙？她说：“不，我们可以帮你什么忙？现在有困难的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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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分钟以后，即下午5时47分，白宫总机通知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两社后来合并为合众国际社。】在电话里收听紧急新闻发布。这三家通讯社的记者拿起听筒，听到下列谈话：“我是史蒂夫·厄尔利。现有急电一则。总统于今天下午突然逝世，时间是……”

这就够了，赫斯特的国际新闻社第一个发出电讯说：

国际新闻社华盛顿急电（4月12日5时47分）

华盛顿——罗斯福逝世

30秒钟后合众社跟着发电：

华盛顿急电：罗斯福总统今天下午逝世。

两分钟后（即下午5时49分），美联社发电：

华盛顿急电——罗斯福总统下午在佐治亚州温泉逝世。

合众社华盛顿分社的一个新闻改写员，将厄尔利口述的消息用记者习惯用的速记法记录下来。

在佐治亚温泉——死于脑溢血——杜鲁门副总统已获通知，在白宫由罗斯福夫人面告——国务卿已获悉——已召集内阁开会——在部队的四个儿子已由母亲去电通知，内容大致是——总统下午长眠。他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尽职守责到底。上帝保佑你们。亲切致候。罗斯福夫人署名“母”。【电文实际是：亲爱的孩子，父亲下午长眠。他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能尽职守责到底。上帝保佑你们，亲切致候。母。】

罗斯福夫人、麦金太尔中将、史蒂夫·厄尔利下午乘机离京飞温泉——（史蒂夫说）我们预计明晨离温泉乘火车回华盛顿——吊唁于星期六下午在白宫东厅举行——星期天下午在海德公园安葬——具体安排及时间尚未确定。

详情向温泉询问。

纽约大道与西北第14街拐角的WRC广播电台办公室里，24岁的戴维·布林克利正在值班。他听见国际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铃声响了四下，忙把急电撕下来，持交上级。电台正在播送儿童节目，全国广播公司连续广播长篇儿童故事《轰动一时的法雷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送《茫茫大路》，美国广播公司是《米德乃特船长》，共同广播公司是《汤姆·朱克斯》。但是，到了5时49分，各个广播网和地方电台都换上了播音员。接连四天，所有商业广告都停下来。其他都不值一播了。有人问纽约布朗克斯区的一位主妇听到了广播电讯没有。她哭着说：“我要收音机干什么？看看每个人的脸色就清楚了。”人们不管相识与否，都互相转告，或打电话告知朋友，或用长途电话告知亲戚。温泉的人大都还未知道出了什么事，伦敦、莫斯科就已广播了这个急电，甚至东京和柏林也已广播。在德国，夜幕已降，艾森豪威尔和巴顿、布莱德利正在开会。会议结束后他们都已休息，巴顿突然记起手表忘记上弦，就扭开收音机对时。突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声音哽咽、悲痛地说：“我们沉痛地宣布，美国总统已经逝世。”巴顿立刻把布莱德利叫醒，然后两个人又把艾克叫起来。差不多同一时刻，在佐治亚州靠近梅肯市的公路上，露西·拉瑟弗福正同舒马托夫夫人坐在同一汽车里，问她可否把收音机打开。画家点了点头。她们先听到一阵轻音乐，然后突然中断——“我们把节目中断，向听众们报道一则特别电讯……”露西感到透不过气来，用双手把脸捂上。

埃莉诺·罗斯福给儿子们去电告诉他们，父亲鞠躬尽瘁，守职至终，“亦望你们尽职守责到底”，的确是由衷之言。她责任感很强，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她离开萨尔格雷夫俱乐部时，也是力求不打乱会场程序，不让人家为难。她认为处事必须得体，儿辈们也都了解。美国海军后备役上尉约翰·罗斯福正在冲绳岛外海域上的“黄蜂”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台上守望。这时他听到美国海军后备役少校富兰克林·罗斯福从他指挥的“乌尔维特·L·穆尔”号驱逐舰发来的报话声。在敌军海域里，要说明发话人是谁是不行的，但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毕竟用格罗顿中学和哈佛大学的口音讲话的人并不多。“伙计，你准备回去么？”来自驱逐舰的声音问道。“不，”“黄蜂”号指挥台上的人回答说，“你呢？”小罗斯福向他说：“不，把这里收拾干净再说罢。再见，伙计，我说完了。”约翰·罗斯福说：“再见，不必回话了。”

美国人听到罗斯福逝世的消息，既难以相信，又感到震动，但压倒一切的情绪是害怕。他领导那么久了，现在谁来领导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后来回忆说：罗斯福逝世究竟意味着什么？当这个问题逐渐深入到人们脑海里时，白宫的新闻记者团都不禁呆若木鸡。“我们都说，‘老天爷，杜鲁门要当总统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必要去想到杜鲁门，也确实没有这种可能。罗斯福去世的阴影还笼罩全国。后来埃莉诺承认说，直到那个时候，她才了解到罗斯福与美国人是怎样心心相连。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12年来他所担任总统的职位，他本人德高望重，两者融会一起，使别国人民，对他也以‘总统’相称，仿佛他是全世界的总统。他不亢不卑，在别人面前既不必妄自尊大，又毋庸假作谦虚，是个完全泰然自若的人。他这种伟大的素质，到他逝世时，表露得特别明显。”

有些人的反应是始料所不及的。罗伯特·A·塔夫脱倒很感情激动，他声音颤抖地说：“盖棺论定，他是个战时英雄，他为了美国人民，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纽约时报》发表的讣告式社论，作者悲痛之情，溢于言表。“正当强大、残忍的野蛮势力，威胁着要蹂躏整个西方文明的时候，幸有罗斯福坐镇白宫。百年以后，人类也会为此俯伏而感谢上帝。”纽约交响乐团取消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这是1865年林肯逝世以来的第一次。在伦敦，丘吉尔正要步入唐宁街十号书房时听到这个消息，他说：“真是晴天霹雳，我仿佛身上挨了一拳似的。”英国白金汉宫的《宫廷通报》发表讣告，外国元首而又非皇室成员的丧耗登在这报上，也是破例的事。莫斯科下了半旗，旗边围上了黑边。《纽约时报》的记者来电报道说，人们一再相告：“我们失去了一个朋友！”

在华盛顿，广大人群聚集在白宫周围。当时在隔壁政府大楼办公的迪安·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其实没什么可看的。我相信他们也并不打算看到什么。他们只是默然伫立，若有所失而已。”在柏林，俄国人的炮弹已在地下元首府邸外面落地开花，而戈培尔还喋喋不休地说：“我的元首，我向您致贺！罗斯福已一命呜呼。星相显示：4月下半月我们将时来运转。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五了。转折点已经到来了！”希特勒也颇信以为真。但是，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却出人意料，它引述首相铃木贯太郎海军上将的话说：“我得承认，罗斯福确是领导有方，美军今天优势地位莫不有赖于罗斯福之领导。因此，他的去世对美国人民是个巨大损失，这点很可理解，我也深表同情。”然后播音员接下去说：“为了对这位伟大人物的去世表示敬意，我们现在特别选播几分钟的音乐。”

至于默默无闻的人，则以其特有的方式，寄托哀思。圣地亚哥市有一位名叫佩特罗斯·普鲁托帕帕达基斯，向法庭申请改名为佩特罗斯·罗斯福·普鲁托帕帕达基斯。纽约消防局向所属消防站发出“四五长鸣”，这是消防队对因公殉职的队员志哀的信号。芝加哥一个男孩在后园里摘了一束花送去，附了一张纸条说，他不能参加葬礼，深以为憾。格罗顿中学学生，在进晚餐前获悉本校1900届毕业生总统逝世的消息，没有进食就在校长率领下，列队进入校内教堂哀祷。在海德公园村的圣詹姆士主教派教会教堂，为了悼念他们这位年长的教区委员，敲钟志哀。《纽约邮报》表示哀思的方式，简单隆重，若总统有灵，也会深为感动。该报只是在每日伤亡栏栏首，发布一则消息：

华盛顿4月16日电：最近一批部队死伤名单及其近亲的姓名：

陆军－海军阵亡

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总司令。妻：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地址：白宫。

美国军队的《扬基》周刊的编辑写道：“我们曾说过罗斯福的俏皮话，我们拿罗斯福寻过开心……但他毕竟是罗斯福，是领导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人……他不但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总司令！”佐治亚州一位老年黑人说：“就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给我们开出一条道路。”很多与罗斯福从未谋面的人都纷纷对作家约翰·根室说：“我从没有见过他，但感到好像丧失了一位挚友。”至于根室本人，他最初也难以理解这样一件举世同哀的事。“他与世长辞，似乎难以相信。他相信人的本性善良，他致力于改善各地贫贱之人的处境，他理想高尚，又有雄才大略，信任人民，而又有无比的能力去鼓动人民群众，使人尽其才——现在这一切都已成往事，实在令人一时难以接受。”众议员林登·约翰逊在国会山谈及罗斯福，真是如泣如诉：“他呀，对我一直就像父亲一样。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不管是在哪里，他是惟一无所畏惧的人。上帝呀，上帝——他是怎样把我们所有的人的担子全担起来的呀！”

当然，也有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他是个战时英雄，也没有感到有如失去挚友，肯定更没有感到他亲如生父。这些人的情绪，往往是悲喜交集的。有一位曾经拼命反对他的人悲伤地说：“现在我们得自己做主了！”但是，有些人对今后可以自己做主，倒很高兴。当有关总统的第一则急电传出来的时候，有个著名华尔街律师的妻子，在公园大道一家旅馆的电梯里听到这个消息，神经质地把一只手套捏来捏去，急不可待地想从收音机里听听消息。突然，后面有一个男人大声说：“咳，他总算是死了！可不是也到了该死的时候了！”这位妇女转过身来，用手套打了那个人一个嘴巴。

有些人感到罗斯福将永远是他们的总统。塞缪尔·格拉夫顿的悼辞，也许最能反映他们的感情。他说，“人们想到他，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司机，烟嘴翘在嘴里，每次急转弯时都听到后面惊吵之声。他们老是对他说他这样装车不行。但他知道他装载的方式，在下一个转弯时不会出问题。他知道后面人什么时候是真的惊叫，什么时候只是故意吵嚷。但他对搭客们是有感情的。他不在人间了，汽车也停了下来，离开天堂之门还很远。现在乘客彼此争辩，相持不下：究竟下一个弯该怎么转法呢！”

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那时正在康涅狄格大道4701号二楼五间一套的房间里，换衣服准备赴宴。电话铃响。她听到父亲的声音，据她后来回忆：“又紧张又特别。”但她想着当晚令人兴奋的晚会，却高兴地说，“嗨，爸爸您好！”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您回家吃晚饭么？”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我只不过说句客气话嘛！”

“玛格丽特，请你叫妈妈来听电话，好不好？”

她很委屈，眼睛湿润，回到化妆台前。几秒钟以后，她抬起头来，见妈妈站在门口望着她——或者说，从玛格丽特看来，好像妈妈视而不见，只是朝她这个方向望过来。

“妈妈，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贝丝·杜鲁门回答得很慢：“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死了？”

贝丝给一位朋友去电话，这时门铃响了。玛格丽特去开门。一位素未谋面的女人站在门外。

“杜鲁门小姐么？”

“是的，什么事呢？”

“我是美联社的，我想……”

玛格丽特这才发现她只是穿着衬裙来开门的，窘得要命，砰的一声把门关起来。那时，她意识到今后再不能过清静的日子了！她从窗子下望，见下面聚集着一群人——新闻记者、摄影记者、朋友、好奇围观的人等。这个大厦的经理还发现，原来这套就要空出来的公寓房间，宽敞宜人、交通方便，每月120元租金，而且冻结不能再涨价，现在上门求租的已不乏人！

罗斯福夫人的专机在本宁堡跑道上空盘旋，准备着陆。与此同时，比尔·哈西特则在亚特兰大市那间帕特森殡仪馆商购棺木。哈西特要一副黄铜衬里的结实红木棺材，但那里没有。黄铜是军用物资。哈西特又提出棺木要六英尺四英寸长，因为罗斯福原来个子较大。但这看来也不好找。殡仪馆老板本来有个较长的红木棺材，但已答应卖给新泽西州一家殡仪馆。于是他们扯来扯去，争执不下。最后这位来自佛蒙特州的哈西特，由于精明机敏，又有总统的威望作后盾，把这所殡仪馆里最好的棺木买了回来。上午10时45分，这副棺木随同两部灵车，到达温泉。40分钟以后，埃莉诺·罗斯福、麦金太尔医生和史蒂夫·厄尔利也乘车赶到。

罗斯福夫人同格雷斯·塔利以及在场的表亲都进行了长谈。不知道是谁把露西·拉瑟弗福当时也在温泉的事告诉了她，但是就是在这个最不适当的时刻，她才获知这事的。她显然不能自已，全身颤抖，然后镇定下来走进寝室。五分钟后，她出来了，面色庄严肃穆，但没有泪痕。这时该要计划殡葬事宜，拟定灵车的路线，确定丧礼仪式，选定牧师，确定要唱的圣诗，并按照国家仪节，确定谁该参加在白宫东厅举行的仪式，因为那里只有200个座位。这个问题是无先例可援的。在职总统的逝世，上一次是沃伦·哈丁，而国务院才刚发现有关他殡葬的档案已经遗失。这时只好一切仓促做出决定，而总统的未亡人则是其主要决策人。【有关罗斯福丧事安排的文件，有一份存于国务院档案中。18年后，即1963年11月下旬，在为肯尼迪总统进行丧礼安排时，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就曾取出参照使用。】

在总统专用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放上一座结实的佐治亚松木制成的灵台，上面铺着海军陆战队深绿色的军毯。棺中总统的遗体，下半身覆盖着他那海军斗篷。罗斯福夫人点首同意后，棺外覆盖上一面国旗。他们在星光如画的夜晚，在忍冬花花香阵阵之中忙碌了一个通宵。到了13日星期五上午9时25分，送葬行列才出发。装在炮架车上的灵柩，由本宁堡乐队敲着带减音装置的鼓为先导，从红泥道上慢步向火车站前进。在那逶迤的道路两旁，肃立着头戴钢盔的伞兵部队。他们当中许多人脸色苍白，有些则满脸泪痕，有一个士兵在炮车经过身前时，身子一晃，昏厥在地，滚进道边沟中。总统生前很欣赏的一位黑人手风琴手格雷厄姆·杰克逊，奏着《归途》乐曲。然后，士兵们把棺木抬上等候着的车厢，火车司机就利用车轨倾斜的坡度，静悄悄地让火车滑行出站。这是罗斯福总统专用列车第400次的旅程，也是最后的一次。专列最后两节的次序颠倒过来。罗斯福夫人坐在“费迪南德·麦哲伦”车厢里，现在是倒数第二节。而最后一节是总统以前用来办公的车厢，棺木安放在并不精致的柩架上。军人在两旁肃立守灵。各节车厢的窗帘大多寂然垂闭，但这节的帘子却是拉开的，在国旗覆盖着的棺木上面，亮着灯火，彻夜不灭，以供车外的人瞻仰。

铁路沿途露宿等候瞻仰灵柩的人，谁也不曾估计有多少。在亚特兰大，人们不准靠近，火车在第九号轨道隆隆前进时，两旁戴着白手套的士兵，举起上了刺刀的步枪肃立致敬。但是，对总统忠心耿耿的人还是来了，多少个街区，交通为之阻塞。车库、栈房、工厂、公寓各处屋顶上都站满了男男女女，居高眺望，一些私人飞机则在上空盘旋。那天下午离开亚特兰大以后，沿途每个交叉路口，都站着静默的人群。快到盖恩斯维尔时，在记者车厢上的梅里曼·史密斯喊道：“你们看！”原来一群头戴印花方巾的黑人女佃农，跪在一块棉田里，双手紧握，伸向火车志哀。

火车在南加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市停下来加油，换了乘务员，新上车的司机又在机车前横挂上一面国旗。铁路两旁至少有五个区段，站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睁着眼睛望着。突然，一队童子军唱起《前进、基督的战士》。梅里曼·史密斯后来回忆：“开始唱得有点参差不齐，然后唱的人多起来，歌声也渐趋洪亮。不一会，七八千人就高声齐唱，声如洪钟了。”火车续往北驰，夜幕徐临，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写道：“我彻夜躺在铺上，窗帘拉开，瞭望着他过去热爱的田园，观察着那些在车站上甚至是交叉路口上聚集的人群的脸孔。他们都是彻夜不眠，特地来向他告别的……沿途不但在车站上而且在各个交叉路口都有人群，使我感到确实惊讶。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切，因为我一直没想过这个问题。”林肯总统去世时，米勒德·兰佩尔写过一首诗，她一向都很喜爱。现在，当她凝视着黑夜，小狗法拉伏在脚边，这四句就一再在她心里萦回不止：

凄寂的列车走在凄寂的轨道上

七节车厢漆黑发亮

缓慢、肃穆的列车

载着林肯返回家乡

星期六上午6时20分，火车经过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曙光微明，又是明媚之春的一天。山茱萸遍布在森林里，像是一层淡红色的薄雾。杜鹃花和丁香花也到处盛放。不到四个小时之后，杜鲁门总统来迎接火车，于是护送遗体的队伍，沿着德拉华大道直行，然后转向西面宪法大街。罗斯福生前曾多次沿着这条路线去白宫，每次都是笑容满面，向着欢呼着的人群挥动他竞选时那顶旧呢帽。今天这里也有人群，而且人空前的多，但是寂静沉默，异乎寻常，只有24架“解放”式轰炸机从上空飞过时才把这静默打破。

这样全副武装的行列，在首都还从来未见过。头戴钢盔的士兵在两旁行人道上整队肃立，一队警察坐着闪闪发亮的摩托车导引着队伍缓慢行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奏着肖邦的《丧礼进行曲》、《前进，基督的战士》和圣乐《撒尔》【圣乐《撒尔》是著名音乐家汉德尔的长篇作品。——译者】中的《哀乐》。然后是一营海军军官学校学员的队列。还有坦克队伍，运兵车队，载着步兵的卡车，陆军妇女服务队，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海岸警备队妇女后备队。“解放”式轰炸机又在上空出现，然后，覆垂着黑丝绒、载着棺木的炮车突然出现在眼前。它由六匹白马前引，车后还有一匹乘马。马的眼睛都戴上眼罩，马蹬倒悬，指挥刀和马靴从马蹬倒垂挂着：这是阵亡战士的象征，自从成吉思汗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阿瑟·戈弗雷用无线电向全国进行实况广播。炮车经过时，他抑制不住，泣不成声。伯纳德·阿斯贝尔写道：“这样突然，它悄悄地到了你的面前。看上去那么小，只是一部轮子很大的车子，把那覆盖着国旗的长形的棺木，徐徐地拖过来。不知怎的，人们总想像它应是庞然巨物，但完全不是。它很小，像一般人的灵柩一样。”

队伍向右转入第15街，又向左转上宾夕法尼亚大道，经过一群哭声阵阵的妇女——“啊，他离开我们了。永远离开我们了！我是多么热爱他呀！但是，我永远再见不到他了！”“上帝啊，他离开我们了，永远、永远、永远见不到他了。”然后队伍进入白宫的西北门，来到北面门廊。海军乐队奏起了美国国歌，一位很矫健的人侧身离开队伍，走进总统办公室，那就是杜鲁门，已经开始视事。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人们的眼睛都盯着门口，看仪仗队抬进灵柩，走向白宫东厅，后面跟着总统的未亡人。

那也许是战争开始以来最静穆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全国各地的百货公司都挂上了黑布。伯纳和贝利兄弟马戏团把日场取消。电影院停止营业，光在纽约就有700家。报纸那天不登广告，很快就已付印。甚至食品杂货店从2时到5时都关门停业。下午4时，丧仪在东厅开始，这时整个美国简直停息下来了。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缓慢地发出：“肃静”字样。公共汽车和汽车都就地在路旁停驶。电车静止不动。空中的飞机只是盘旋，着了陆的在跑道上就地停下来，也并不驶向停机坪。无线电默然无声，电话服务也停了，连拨号声也听不见。在纽约市地下，505辆地铁火车就地停驶。到处都可以看到男人脱帽，妇女跪下来。一时全美国都肃静下来，就像在总统府邸东厅内参加仪式的200人一样。

东厅四面都摆满百合花，足有十英尺高，使墙壁都遮盖不见，芬香扑鼻。杜鲁门总统进来时，人们忘记了起立。礼仪上这点疏忽，谁都没有注意到，连杜鲁门自己也没觉察。除此之外，一切进行顺利。罗斯福用过的轮椅，就放在临时祭坛的旁边，使人们看见就联想起他克服困难的一生。接着，罗斯福夫人建议来宾齐唱海军赞美诗（“永恒的上帝呀，你是拯救我们的……”）。然后主教派教会主教安格斯·邓恩致悼词，并引用罗斯福本人演说词中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惟一可怕的只是惧怕本身。”仪式完毕，主教为大家祝福时，已是下午4时23分。罗斯福夫人首先退场，接着在楼上总统住家里和女儿安娜吵起来。总统夫人不在城里时，她的女儿曾临时充当过女主人。后来总统问她是否可以邀请一位老朋友——露西·拉瑟弗福——参加晚宴，安娜知道个中的含意，不禁迟疑，但还是同意了。这时埃莉诺觉得两个人都对她不起。但她随后镇静下来，擦干眼泪，又下楼到东厅里向遗体作最后告别。一个军官把棺盖打开，她把一束花放在里面，于是灵柩就从此封盖起来。

有两列火车在联邦车站等候，准备把乘客运往海德公园。第一列车将乘载罗斯福一家、杜鲁门一家、最高法院、内阁阁员和罗斯福的生前友好。第二列车将乘载国会议员、外交官和新闻界。9时30分，送丧行列又按早上走过的路线开回去。两旁军队肃立，行人道上的送丧的群众鸦雀无声。但是政界总是政界，火车一离开华盛顿，他们便谈起政治来。在“费迪南德·麦哲伦”专用车厢里，哈里·杜鲁门正在认真地同吉米·贝尔纳斯谈话，打量这人能否担任下任国务卿，因为贝尔纳斯参加了雅尔塔会议，对那里签订的协议了解的最为具体。哈罗德·伊克斯在车厢里声音最响，一面嘲笑杜鲁门，一面又和妻子吵嘴。华莱士独自坐着，面色严峻、表情阴郁。摩根索在星期三晚上还在温泉见过罗斯福。他说那时总统在斟酒时，手虽然比平常抖得稍微厉害一些，但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机敏、消息灵通。霍普金斯对大家说，新总统绝不是五个月前“信手拈来的”，罗斯福对他的工作早已观察了一个时期，见他对所负责的委员会领导有方，颇具人望，在参院里又享有威信，而将来的和约是要送参院批准的，所以才要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

到了布朗克斯，他们又停了下来。当他们在离开莫特港口调车场时，第二列车就调到前面，总统的列车则调往后面。这个变动立即用电报通知哈得孙河沿岸等候着向总统志哀的纽约市民。黎明时，《纽约人》的“街谈巷议”栏一名记者，驱车到西点军校对岸纽约州的加里森村车站。他问铁路岔口的看守人总统的车什么时候经过。“到这里是7时半到8时”，那人回答说，“第一列车是国会议员，然后，大概15分钟后，总统专列就该通过这里！”人群已开始聚拢。其中有个男人带着一个直打哆嗦的小男孩：“你要把今天看到的一切，都好好记在心上，”父亲说。“天气真冷得很呀！”儿子回答说。

过了一会，又开来了二三十部汽车，从福特A型到1942年卡迪拉克都有。车里的人与其说是心里哀伤，不如说是感情激动。这位记者突然意识到，这样可能更恰当一些。“也许罗斯福离开人间时，情愿人们震动一下，好过哭哭啼啼的。”这些人一边等，一边议论（“星期五那天，我不敢告诉贝尔登夫人。这消息对她打击也许太大。”“上帝要是使他活到把德国打败那才好呢！”“要是大家都在火车站上站在一起，对他表露的敬意就更大一些”）。一批格伦克列夫寺院的长须教士也到了，穿着褐色法衣和僧鞋，排成一列，差不多和军队一样整齐。一位妇女紧张不安地说：“我看不见他就糟透了。”一个男人要她放心：“他们看见我们，车子会放慢的！”

车子果然慢了下来。第一列过了以后，第二列车的机车慢慢进入车站，后面飘着一缕白烟。男人脱帽，就像80年前林肯的灵柩通过这里时一样。一个穿着红蓝条格短上衣的当地青年喊了一声，于是，他们都转眼清楚地看见那国旗覆盖着的灵柩以及守灵的仪仗队。

“我看见他了！”一个小女孩喊道，“我看见他，可真清楚呀！”

“不，你看不见他的”她的母亲不知该怎么说才好，“他是睡在美国国旗下面的！”但是那个小孩却一再说：“我看见他了！”

人群散得很慢，似乎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干什么。当那位父亲和冷得发抖的儿子离开时，男孩说：“我全看见了。”那个人说：“那就好了！要把看到的一切永远记在心头！”

※※※

马霍帕克、冷泉、霍普韦尔中转站、沃宾格尔瀑布、波基普西、阿林顿、欢乐谷——这些罗斯福本来愈走近愈熟悉的地名——一个接着一个走过了。星期日早上8时40分，机车在罗斯福庄园旁转入海德公园专用侧轨。机车一停，礼炮就鸣放。15秒钟后，又是第二响，接着第三、第四响，直到21响礼炮鸣放完毕。然后，由西点军校的乐队为前导，领着载着灵柩的炮车和骑乘蜿蜒而上，沿着坡度较大的土路走上去。1870年詹姆士·罗斯福开了这一条路，而他的儿子富兰克林老爱称之为“河边路”。那时那个小孩就是在这个河边，学会了游泳、划船。又在那阳光灿烂的高地上学会了骑马。而这时，一匹驮着空鞍，马具倒悬的马，正在缓步踏上河岸高地。

※※※

罗斯福庄园是在山顶。在那玫瑰园里，十英尺高的藩篱后面，已经挖好了一穴新坟。准备就在这里举行简短的仪式，他的亲属、高级官员、生前友好和邻居们都被护送到他的墓地上来。一队军校学员举枪致敬，六位战士把灵柩抬进玫瑰园里。罗斯福夫人跟在灵柩后面。在绿叶织成的棚架上出现了一个十字架，海德公园村主教派教会的牧师走来为吊唁的人领祷。玛格丽特·杜鲁门那晚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仪式简单，而非常感人。”当棺木慢慢降入墓穴时，牧师举起手，结束说：

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

战斗的时日已成往事；

生命的航船靠拢彼岸，

航海的人终于上岸永息。

靠上帝您的仁慈托庇，

我们在此和您的仆人告别！

一架飞机在天空孤寂地盘旋。军校学员整齐地跨上一步，向天空鸣枪三响，把小狗法拉吓得汪汪大叫，打了个滚，缩作一团。在号手吹起入息号时，小狗还在发抖，惊慌万状，不知所措。

埃莉诺·罗斯福迟缓地离开墓地。回到纽约，她在黑色丧服上戴上当年富兰克林送给她作为结婚礼物的珍珠镶成的鸢尾花形别针。她只用几个字把围拢着她的记者打发开去：“一切都已成过去。”

第十二章 新日月，新天地

1945年4月13日清晨，天气和暖。那天是星期五，《我的一天》的作者没有送出专栏文稿。【指罗斯福夫人。见第二章附文。——译者】早上6时30分，哈里·杜鲁门在西北区康涅狄格大道1701号，尚未起床，蒙胧中似乎有件特别紧急的事情使他再也睡不下去。突然，他想起他现在已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了。于是从床上一跃而起，一把抓过衣服来，好象要准备立刻行动似的。因为，他长期观察罗斯福，觉得“当了总统，正好象骑虎难下，他只能骑下去，否则就会被老虎吞噬……想停一下了也不行。”这是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的。

杜鲁门倒是一个可以不下鞍子的骑手，因为小时就是个黎明即起的密苏里州农民，具有中部边界人民那种骡子般的劲头，敏锐的头脑，而且对世界历史的理解，比之大多数美国总统都要深刻，连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比不上他。这一切当时还看不出来。《时代》周刊写道，“在上星期，他的朋友几乎一致认为，他不会是一个伟大的总统。”萨姆·雷伯恩议长认为杜鲁门是个“大事都正确，小事错误多”的人。可是在他刚刚就任总统的时刻，没有出现什么大事。《堪萨斯城明星报》的罗伊·罗伯茨说，“哈里·杜鲁门不是一个给人使坏的人。”大家也都同意这种看法。对罗伯茨和其他保守派来说，新总统是个脾气好、能力差的政客。这个衣冠楚楚，一度是男子服饰用品商店的老板，讲话不冷不热，节奏单调，他那中西部口音比之艾尔弗·兰登还要平板。他们私下议论说，这人把罗斯福总统第四次总统任期坐满，以后再没有人记得他了。

他们就是这样看新总统的，而他最初给人的印象，也的确如此。华盛顿政界认为，他当上1944年副总统候选人，只是党内力量妥协的结果。这点罗斯福从来不加否定。如果回忆录是信实可靠的，那么罗斯福在他和杜鲁门同选获胜之后，几乎没有向谁提到过杜鲁门。结果是，杜鲁门上台时，成了美国历史中最缺乏准备的总统。

本来任何过渡都有些尴尬的时刻，而且罗斯福政绩辉煌，谁也难以望其项背。但是，他的继任者给人的印象，活象个乡下佬进城，自惭形秽，似乎只是来华盛顿作短期旅行。按照他自己的回忆，他当了总统后的第一个早上，特工人员来到他的公寓带他从后楼梯下来。尽管有特工人员在场，他总是忘记自己已是总统。一个新闻记者称呼他“总统先生”，他竟不知所措说，“我希望你不必这样称呼我。”他在白宫匆忙宣誓之后，发表第一次公开讲话说，“我将按照我认为是总统的作法，努力继续做下去。”对于他和大多数美国人民一样，那位已在温泉逝世的人仍然是“总统”。

那个星期五早上，他一出大门，就和一个美联社记者打招呼说，“喂！托尼，你要是去白宫，干脆上车来罢！”特工人员露出颇伤脑筋的徉子。到了市中心区他又坚持要步行去银行，特工人员就不只是不高兴，而且紧张起来。总统走路，他们是不习惯的。新总统步行的消息很快传遍附近街区，造成前所未有的交通阻塞。杜鲁门才后悔地承认警卫是对的——总统是不能去银行的，只有银行来找总统。人们对总统表示敬意，他倒满惬意，但是，人家一提到他的新职务，他就神色不自如。他对白宫记者团说，“老朋友，如果当记者的也祈祷的话，替我祈祷祈祷吧！”

从实际情况看，他这种表现是很自然的。那个伟大领导人的去世使每个人都有点慌乱。昨天，杜鲁门在忙乱中找到一本《圣经》，就宣誓就职。慌张中来监誓的首席法官还以为新总统中间名字的“S”是指司比，其实，那个“S”本来什么也不代表。宣誓以后，杜鲁门感情激动地吻了《圣经》。那时他对指挥战争的知识，和《华盛顿邮报》的一般读者差不多——事实上，《华盛顿邮报》一直是他的主要消息来源。罗斯福什么也不告诉他。杜鲁门从来没有进过白宫的作战室。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他当上总统的第一天，还没有听说过原子弹，而约瑟夫·斯大林对曼哈顿计划，反而几乎了如指掌。史汀生曾想把新总统拉到一旁，向他作一个简要汇报，可是当时没有时间。第二天，按照杜鲁门的说法，“吉米·贝尔纳斯来看我，虽然他郑重地说，我们快要完成大得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一种炸弹，但也没有把细节告诉我。”这个来自密苏里州的杜鲁门听了只好干瞪眼。大约将近两个星期以后，他才听到关于洛斯阿拉莫斯的进展情况的全面汇报。当时，李海海军上将又一次以爆炸专家的身份愤慨地说，这个计划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金钱，说“这是最蠢不过的事。”

华盛顿阅历很多的人，都爱议论关于杜鲁门笨拙的故事传闻。这些传闻并不象攻击罗斯福的那样带有恶意，而且有时还满滑稽。新总统出席帕德列夫斯基的音乐会之后，被邀请到后台去会见那位演奏家。杜鲁门当副总统时，曾和劳伦·巴考尔【劳伦·巴考尔是四十年代著名女明星。——译者】一起拍了一张照片，杜鲁门弹琴，劳伦高坐在大钢琴上，露出长长的腿。帕德列夫斯基这时彬彬有礼地低声对杜兽门说，“总统先生，我知道您也弹钢琴。”总统却谦逊地回答，“噢，不，艺术大师，比不上你”。象这样的故事，其有趣之处在于杜鲁门总统也能够一笑置之。嘲弄使他毫无所动。他有自知之明，这点品质在华盛顿是少有的。他以自己朴实无华为荣，而这品质则更是少有。

可以肯定，他确实缺少风度，并不老练，并不英明，也缺少领袖的魅力。但是，成百万对罗斯福那种高高在上的威严气势感到畏缩的人，对于杜鲁门平易近人、朴素无华则感到高兴。罗斯福打算和胡佛竞选总统，事前连自己的妻子也没有告诉，而杜鲁门在宣誓就职后，就给住在密苏里州格兰德维乌的九十一岁的母亲去了电话。自从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从温泉传出，他在格兰德维乌市的老家一直就被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包围着，有打电话的，有按门铃的，有在窗外窥视的。杜鲁门老太太一律不予理会。但她接了儿子来的电话。“妈妈，我非常忙。”杜鲁门说。他请她放心，一切会顺利的。可是，他说，“你大概会有一段时间收不到我的信。”他带着很多文件回到家里，就跟贝丝和玛格丽特到隔壁的单元。那家很好客，用他的话说，“他们请吃火鸡，然后再弄些东西给我们吃。我从中午起一直没有吃过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上床睡觉，把那一天的一切事务都撇在脑后。”杜鲁门一家连想也没想到去麻烦白宫的厨房，也没想到打发人到外面饭店叫饭菜来。他们和经过大萧条的很多家庭一样，精打细算已经成为生活习惯。在他每周必定写给密苏里自己家里的信里，他谈到他知道罗斯福去世后自己如何感到谦慎自卑。“当我到达宾夕法尼亚（原文如此）大门口进入美国最著名的大厦时，有两个接待员迎接我，”——接着他便提到关于他在康涅狄格大道那套公寓的遗留问题——“我们的家具现在还放在那里，还会放一些时间……但是，我已付了本月房租，而且下月他们如果还没把白宫重新布置好，我还要再付一个月房租。”他最后写道：

“过去六天，真是非常紧张。我是在4月12日（东部战时暂用时间）下午7时零9分宣誓就职的，而现在是4月18日下午9时。当了六天美国总统！简直难以相信。今天也是很不寻常的一天。我要睡觉了，但是，我想还是给你们写一封信。我们在白宫一安顿下来，你们两人就来这里小住。烦恼甚多的儿子和兄弟祝您们好。

哈里”

在等待埃莉诺·罗斯福迁出白宫以前那段时间，新总统一家临时住在宾夕法尼亚大道总统府斜对面的布莱尔宾馆，衣服都没有从箱里拿出来。玛格丽特兴奋已极，她在日记里写道：“美极了，一切都那么古雅，名贵无比。来访贵宾住在这里。美国总统住在这里，爸爸是第一个。”当然，这些日子里她总是兴高采烈。她4月22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我和妈妈、爸爸今天到沃尔特·里德教堂去。然后，我们去探望潘兴将军！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呀！”在1945年，象平庸（campy）和古板（square）词义经过贬化的词儿，人们都还不知道，但粗俗（corny）这词已经流行。在宦海生涯中弄得精疲力竭的华盛顿人，也把“粗俗”这个词用在玛格丽特和她那衣着整沽的父亲身上。他总好穿一套灰色的双排扣上衣和长裤，两色的花包头皮鞋。他第一次对全国发表演说时，竟忘记让萨姆·雷伯恩先作介绍，那位议长不得不粗声打断他说，“哈里，先等我介绍一下。”《华盛顿邮报》巧妙地说“犯错误是杜鲁门的常事。”至于贝丝·杜鲁门的情况，人们知道很少。后来有个记者找到一个和她一起长大的密苏里州独立市雇员。“她是个了不起的姑娘，”亨利·P·察尔斯兴高采烈地说，“我有生以来认识的姑娘中，能够从牙缝里吹口哨的，她是第一个。”

哈里·杜鲁门对别人的指摘，通常不以为意。但损害他妻子和女儿的名誉，就是另一回事了。玛格丽特在宪法大厅以职业歌唱家身份首次演出后，发生了一件最为哄动一时的事。《华盛顿邮报》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著文说，总统的女儿“唱得不太好，”“很多时候声音不清”，“对她所演唱的曲调几乎完全表达不出来。”白宫收到《华盛顿邮报》后没有几分钟。这封亲笔信就发送给休姆：

我刚看完你对玛格丽特音乐会的蹩脚评论。……看来你是个事业很不如意的笔头。……我希望有朝一日会遇上你。到时，小心你的鼻梁会断，你将要用很多鲜牛排来贴你淤黑的眼睛【在美国，有些人被打伤了眼睛时，往往贴上鲜牛排来医治。——译者】，说不定下面还要戴上个护身腹带。

H·S·杜鲁门

玛格丽特对此感到羞愧。她对报界说，“我绝对肯定我父亲不会使用这样的语言的，”接着就含泪跑回楼上去。休姆在他第二篇音乐评论里，劈头就说“假如我可以斗胆发表意见的话……”于是，杜鲁门低声下气地承认：“我感情脆弱，有时控制不了自己。”这件事大家从此也就认为了结了。但共和党人，包括众议员理查德.M.尼克松在内，却不肯罢休，他们说当总统的应该言行十分庄重。

反对杜鲁门的人，把他看成是个笑柄，而且是个蹩脚的笑柄。罗斯福的举止，至少总象个国家元首。他总不会忘掉自己的身份去严厉指责一个音乐评论家，也不会象杜鲁门在一封怒气冲冲的文件里说海军陆战队的“宣传机器，几乎可以和斯大林的比美”。在华盛顿以外的地方，他的举止就象一个美国退伍军人团成员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那样。在佛罗里达州，他头戴白帽，身穿花色怪异的夏威夷衬衫，手里拿着特大号的手杖。他和温斯顿·丘吉尔一起去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途中，头上戴着火车司机帽，快乐地开着机车。在堪萨斯城，他走进弗兰克·斯平拿的理发店，对弗兰克说，“别用什么名贵的东西，什么带香味的我都不要”。报界把这一切都照登出来，还刊登了他登上“圣牛”号前对他母亲吻别，他母亲最后说的话：“要做个好人，又要有点刚强劲儿”。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下葬在海德公园后的若干天乃至若干周内，并没有人对新总统寄予多大的期望，只有少数的人慢慢地得出结论：认为哈里·杜鲁门按某种标准还算得上是个好人，而且是有点刚强劲的。马歇尔和李海发现，在白宫作战室里，他们向他汇报，从来不必重复再说一遍。都队番号、军舰舰名、作战计划、敌人部署、后勤供应的数字——他都记得住，而且进行扼要分析时也都能引用。就任的第一周还未结束，他已着手处理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为在旧金山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会议作准备，改组了华盛顿的官僚机构并变动了三个内阁成员。他差一点否决了艾森豪威尔的意见，而主张命令美军攻入柏林和布拉格。他一生中只有少数几次没有凭直觉预感办事，这是其中的一次。要是他当时按直觉预感办了，战后欧洲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在莫斯科的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由于对新总统几乎全不了解，坐着大使馆飞机，横渡亚洲、欧洲和大西洋回国汇报（当时是创纪录的了），以免杜鲁门会被斯大林的欺诈行为所欺骗。4月23日星期一，哈里曼被带进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晋谒新总统：

我和杜鲁门先生只谈了几分钟，就发现这个人对形势是真正了解的。我感到多么惊奇和宽慰啊！他把我和国务院之间所有来往电报和报告都看了，几个月以来的都看了。他了解当前实况，也了解发展过程，并能敏锐地领会这些事态的意义。

罗斯福试图博取俄国人的欢心。杜鲁门却对他们直言不讳。当莫洛托夫和安德烈·葛罗米柯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直接了当地指出，美国和联合王国对雅尔塔协定的每一规定都已履行，但是，信守诺言不能是单方面的。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也同样一直是守约不渝的。杜鲁门反驳说，在波兰问题上就不是。他当场立即向莫洛托夫说清楚，只要红色傀儡还在东欧当权，波兰就不会被接纳进联合国。而且，他希望莫洛托夫一字不漏地将这意见转告斯大林。莫洛托夫愤怒地回答说，“我有生以来，从没有人对我这样讲过话。”杜鲁门冷冰冰地说，“如果你们履行协议，就没有人对你这样说话了。”当时哈里曼陪同会见，后来他追述说，“他对莫洛托夫很粗暴，粗暴到连我都有点担心。但是，我确实为新总统感到很自豪。”

从海德公园回来，杜鲁门就邀请贝尔纳斯参加新阁，当国务卿。用总统的话来说，贝尔纳斯当时“几乎跳起来表示不同意。”新的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4月30日去信给他儿子时说：“新总统干得十分出色。”接着他说，在罗斯福死前两天，他偶然有机会和杜鲁门详谈过，“从此就对他有个明确的印象。他为人坦率、果断、单纯、非常老实，……我想他会很快掌握总统工作，取得人们信任。由他当总统而不是亨利·华莱士，我认为是天赐之福。”

马歇尔、李海、哈里曼和艾奇逊等人是第一批改变看法的人。其他的人经过较长的时间才佩服他，而有些人则几乎要在他们脑袋上猛击之后才转过来，而杜鲁门刚巧又长于此道。他己决定任命密苏里州一位老朋友约翰·斯奈德为联邦贷款局长。于是，他把前任局长杰西·琼斯召来，把决定告诉他，琼斯感到突然。他原以为事前会和他商量一下的。他问，“总统逝世前，就决定这个任命吗？”

“不”，杜鲁门回答说，“总统是刚刚决定这个任命的”。

4月底，《日内瓦论坛报》一条标题说：局势发展迅速，大事似乎接踵而来。确实是这样。5月1日公布了德国元首的死讯。公布那天晚上朱莉·安德鲁斯第二次看到伦敦入夜后灯火通明。5月2日攻占柏林。同一天晚一些时候，在意大利的德军投降。两天后，在荷兰，丹麦和德国西北部的德国国防军司令官们宣布投降。然后，5月7日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当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参谋长。——译者】及其属下人员在兰斯市签署无条件投降的文件，而德国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当时德国最高统帅部长官。——译者】则在柏林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面前举行同样的很不好受的投降仪式。那时是晚上11时半。在现代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三军全体官兵，都同时成了战俘。接着那一周，各军的指挥官都把部队移动到指定位置，取消战斗命令，把手表校准，以便同时实行停火。一下子欧洲胜利日到来了——1945年5月8日，正好是杜鲁门六十一岁生日。上午9时总统发表广播演说。（同一时刻，丘吉尔在伦敦，斯大林在莫斯科也向他们的人民公布这个消息。）他第一句话是：“盟军在上帝的帮助下经过牺牲和全力以赴之后……”这句以后，几乎再没有人还记得他讲了什么。人们走上街头，走到《时代》广场，从华尔街上大楼窗口抛出无数整卷的彩带，他们在芝加哥市的卢普中心区，在波士顿公园，在好莱坞和文兰城，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战士纪念碑周围，在华盛顿公园，在校园、在兵工厂到处跳起舞来。只要有地方跳舞，就跳起舞来；有时没有空地方也跳，连百货公司的橱窗，公共电话间和电梯里也有人在跳。男人想找女的接吻，女人们也想人们来吻她。人们觉得有权利暂时忘记还有一场更伤脑筋的战争。那个帝国比之德意志帝国还大，更有决心继续战斗，甚至谁备不惜毁灭自己民族每一个成员，以便迫使敌人付出尽可能高的代价。欧洲胜利日并没有使东京的土气受挫。天皇仍然是神圣的：为天皇而牺牲，仍然是不朽的保证。东京对任何和平试探都作这同一的回答：不投降，将来也永远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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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2月26日巴斯托尼解围以后，历史以飞快速度向前发展。既然一直到这年9月底，历史发展都很快，很自然，当时的幸存者对事态发展经过往往是模糊的。许多人反正已没有心思注意新闻。战士们还都留在兵员补充中心、在兵营小卖都、在医院、在飞机座舱、或在军舰上。他们正在怀念死去的同伴，经过外科手术后正在休养，正在反复阅读家里的来信，正在请同机同船的人签名留念，正在想方设法消遣无聊的时日。在国内，妻子和母亲则在欢迎残废士兵回来，或者焦虑地查看伤亡人员名单。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台评论员广播往往没有人听，大堆大堆报纸没人看便扔掉，几个月的事态在人的印象中，活象个万花筒，杂乱无章。

震撼世界的事件出现了。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便过去了。联合国宪章已经在旧金山签字。温斯顿·丘吉尔，这人在美国人眼中原是英国不屈不挠精神的化身，在大选中却被工党的压倒优势赶下了台。麦克阿瑟重新占领菲律宾群岛，疗效极好的药物（当时药物这个词，还是正面意义的词汇）【原文为drug，后来这词是指例如海洛因一类的毒物。——译者】从各个战时的实验室中制作出来。当了十一年纽约市长的非奥雷洛·拉瓜迪亚也下台了。在《时报》广场上，人们已经熟悉了的号召购买战时“公债”的牌子也拆了下来。无人驾驶的V－2型飞弹出现了。美国人还来不及详细了解，便听到纳粹集中营中有六百万犹太人遭到杀害；日本“神风”飞行员在军用飞机上装满弹药，对着美国军舰俯冲等等消息。最后还有两个日本城市完全被摧毁，而这竟是出自美国之手。这两个城市，一个和丹佛市一样大，一个则比之纽瓦克市还要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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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在欧洲结束，使东太平洋战区的人有了盼头，但还不是兴高采烈。欧洲战场是别人在那里打。对在这些岛上作战的人们说，欧洲胜利日的意义，是希望早日从欧洲得到增援。太平洋战区的老兵们都念着一些拙劣的诗句：什么“45年活着回家，”“46年重返乡下，”“47年回到天堂，”“48年抵达旧金山。”除非他们幸运地这样受伤，（就是严重到不能再参加战斗，但干其他什么事都还可以）这些和日本作战的士兵，知道45年、46年，甚至47年回家都还不是现实的。他们接受这个严酷的事实，其中大多数人认为能在48年回家，就已经满足了。随着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重伤而牺牲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同意这种看法。攻克方圆不足八平方英里的、堆积着火山灰烬的硫黄岛，就已经付出二万五千八百四十九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的生命，占登陆部队的三分之一。占领冲绳岛的代价是四万九千一百五十一人。在冲绳岛外，神风机俯冲美国军舰，炸沉了三十四艘军舰，还重创三百六十八艘舰艇。如果说日本人在他们防御圈的外围诸岛上，就已经使那么多人伤亡，那么，在日本本土的五个岛的一十四万二千零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他们会是多么可怕的敌人呢？在本土，他们将和塞班岛那样，每个拿得了手榴弹的老百姓，都会和军队一起作战。【日本由九州、本州、四国和北海道四个主要岛屿组成。东京在本州的东南部。1945年，这四个岛屿的人口共有七千二百五十九万八千零七十七人。东京电台提到一亿日本人时，他们把移住在殖民地的人也计算在内，例如根据凡尔赛条约委托日本天皇代管的塞班岛，便是这样的殖民地。】

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在雅尔塔会议所作的红军将全力支援英美部队的保证，作出一个有根据的估计。如果11月1日在九州登陆，在仲冬进攻本州，估计阵亡人数将超过欧洲战场和太平详战场所有战役中的阵亡人数总和。史汀生在1947年2月号的《哈泼斯》杂志上写道，“我得到的汇报是，这样作战光是美国部队，伤亡就可能超过一百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在太平洋突破日本外围防御圈时伤亡总数是十一七万零五百九十六人）麦克阿瑟将军估计伤亡还更大。他说，迄今为止，和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作战的是孤立无援的岛上驻军。至于为数达五、六百万的日本皇军在地洞里储备了成万吨的弹药，还没有打败过。这时他们正从中国调回来去保卫大日本的神圣领土，并掘壕固守。除非把日本诸岛全部封锁，让老百姓挨饿——当然这是最不人道的解决办法——否则，总得要对付这些部队，加以击溃。麦克阿瑟预言，这将是历史上流血最多的战斗。他预料光是在11月1日建立一个滩头阵地，就会伤亡五万人。在进攻本州之前，盟国海军还必须想出办法对付那五千三百五十架神风飞机。这些飞机正藏在地下飞机库，准备与许多舰艇同归于尽。最后，麦克阿瑟警告华盛顿说，还有可能找不到有组织的敌军作战，因为日本鬼子可能躲到山里打游击。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估计要打十年，而盟军的伤亡将无法预料。

杜鲁门总统在准备参加即将在柏林西南十七英里波茨坦的勃兰登城堡举行的会议时，对事态发展的前景就是这样估计的。他必须争取红军参战。佩顿曾对英国听众讲话说，联合王国和美国战后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因为毫无疑问，统治世界乃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史汀生知道后赶忙对报界说，那位将军说的只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美国报纸的社论劝佩顿将军发言应只限于“开步走”，“刺刀”和“射击”这类口令。马歇尔将军对报界说，假如俄国不是美国的盟国，在欧洲战场的美国军队，就得要增加一倍。艾森豪威尔将军飞到克里姆林宫，进一步加强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友谊。红军元帅们佩服他，政治委员们喜欢他，约瑟夫·斯大林也对这位贵宾赏以微笑。苏维埃独裁者把自己一张照片送给艾克，并促使授与这位美国将军苏沃洛夫勋章和胜利勋章。后者是华丽的勋章，在艾森豪威尔所获得的奖品中，可能除了荷兰女皇威廉明娜授予的镶有珍珠的金剑之外，这就是最贵重的勋章。这个星形的白金勋章，直径三英寸，镶了九十一颗大小相同重达十六克拉的钻石。历史的讽刺是：受到这个勋章的人后来当了美国总统，在他统治下的美国，一切受过苏联奖章的人，竟都因此失业，遭到国会各种委员会的威吓，乃至受到邻居的跟踪。但是，在1945年这一切还没有发生。这两个国家刚刚成为世界上新的超级大国，还在握手言欢。艾森豪威尔博得了斯大林的欢心，大为有利于他的祖国。假如那年夏季没有那两个磨菇云柱的干扰，他的这一功绩也许还会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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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那时是个忙人，他要在克里姆林官接待盟国最高统帅，要在波茨坦对美国新总统作出估量，还要研究美国那时还没有进行试验的超级武器的有关情报。这种武器英国人当时叫作“管道合金”，史汀生叫它“X”，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叫它S－1，橡树岭市那少数受命参加这计划的人叫它S－Y，而在存放这件东西的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区那为数更少的科学家却叫它“新玩意儿”。

这个科学智慧的最高成就，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昂贵的金属制品，原来设计就是要成为最有效的大规模屠杀的工具——如果能制造成功的话。但是，事前谁都没有把握。那时军事保卫部门，还不知道富克斯——戈尔德——罗森堡——格林格拉斯的泄密事件，所以不但对具体细节严格保密，连存在有这个“玩意儿”，也绝不透露消息。那年春天早些时候，七十五名飞行员被选拔派到犹他州的温多弗机场集中，组成第二十航空队第二十一轰炸指挥部第三一三飞行大队的第五零九混合大队。他们谁也不知道五零九混合大队的任务是什么。他们都是志愿人员。当他们问到他们志愿搞的是什么的时候，回答是这个队伍“将担负某种特殊任务”。

特殊任务，这点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飞行训练很独特。一架B－29机佯作高空袭击，另外两架则负责监测可能出现的异常的天气，特别是闪电风暴。那架负责袭击的单机并不携带巨型炸弹，即不携带B－29通常投掷的巨型的爆炸性能很高的爆破弹。它装载一个大的形状怪异的配有普通炸药的投射器。事实上，这个投射器是接照在洛斯阿拉莫斯制造的那个装置的外壳进行精确复制的。它是按照那个装置的蓝图制造的。与此同时，原子弹正在最后完成阶段。第五○九混合大队摸不出这是什么名堂。即使派到了提尼安岛，距离日本的轰炸里程已经很近的时候，还是一无所知。在这岛上他们继续进行飞行练习。同时一个年轻的原子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博士负责在这个岛上监建一个前线实验室。没有人向飞行员介绍这个莫里森是谁。对他们说来，这个人说不定只是在这里成立一个随军小商店。还有一点使他们更加如坠五里雾中。上级髻告他们要预防一些危险，而就他们所知，这些危险并不存在。看来华盛顿有些人认为他们都有丧失视力的危险。他们接到训令，飞行时候要戴上电焊工用的护目镜，而当投弹手打开弹仓之后，绝对不要朝轰炸目标那个方向看望。

每天黄昏，其他B－29机都飞去日本执行任务。后来莫里森博士对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作证说，“我们常常跑到珊瑚礁那里，坐在最高处，怀着钦佩的心情，观看着第三一三飞行大队的出击。第二天早上，大多数出击的飞机都飞回来，长长的单行队形，好象项链上一颗颗珍珠，从头顶一直排列到远空。你一眼看去，可以看到十架或十二架飞机，每架相隔约二英里。一架飞机着陆，另一架又马上出现天边。你一眼看去总是看到不多不少的飞机。这个原来空荡荡的机场又会停满飞机，因为在一两个小时内，所有飞机就都飞回来了。”

对莫理森来说，这景象非常壮观。但是对第五○九混合大队来说，这简直是天天使他们难堪。他们原来都是十分出色的飞行员，而现在差事太闲，反而士气低落。他们飞来提尼安岛时，“东京玫瑰”在广播中点了这个大队的番号，说不定她是了解情况的。但最难堪的还是第三一三飞行大队其他飞行员们的奚落。他们每晚都要在“帝国”（B－29的飞行员们都把日本叫作“帝国”）上空闪避高射炮火。有些一去不返，有些回来时挂了花。但是，这个五零九混合大队的任务，只不过是在这个“帝国”的荒芜地带和战略上毫无用处的地区巡航，因此，从没有受到高射炮的射击。偶然他们也接到命令投个炸弹——但只是孤零零一颗小炸弹。真是有辱他们的身份，使人迷惑不解。更使他们感到羞辱的，则是另一个混合大队中一个投弹手写了一首咖弄他们的诗：

秘字大队飞上天空，

没人知道他们行踪。

明天他们安全返航，

谁也不知到过何方？

请勿打听我们战绩，

除非你想挨顿训斥；

知情人士却会指出；

五零九在决定胜负。

“东京玫瑰”似乎什么消息都能打听到，现在她也拣起这首讽刺诗。她讥笑地说，“知情人士却会指出，五零九在决定胜负。”

5月下旬提尼安岛上这些被遗忘的人，见到新来的高个子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他们不知道，这个阿尔瓦雷斯所冒的生命危险，比他们任何人都要大；即使知道，也是不会相信的。他在荒僻的峡谷里，完成了原子弹的复杂的冲放装置。这些峡谷都距离住宅区和洛斯阿拉莫斯的技术区所在的台地很远。他把这个冲放装置称为“枪式”装置——就是说，这个炸弹内有两个半边：一个半边的铀－235，充当子弹去撞击另一半边的铀－235。这个阿尔瓦雷斯装置，精确度已达到百万分之一秒。一年半以前在芝加哥的阿隆索·斯台格运动场空旷的看台下面所提出来而得不到解决的问题，现在已有了完满的技术上的答案。

在1945年春天，那个炸弹的样子和它的秘密，是这样的：

它是黑色的，状如鲸鱼，制作异常精巧，直径二十八英寸，长十英尺。全部组装后重九千磅；但其中大部分是镇重填料，其铀芯重不过二十二磅。（如果能够达到设计的百分之百的效率，仅需二点二磅的铀就已足够。但当时还在原始阶段，能够获得百分之十的成效就已经是很可观了。）这二十二磅或者说十公斤的铀芯，不但要隔成两边，使铀无法在预定时间之前过早地结集成为“临界质量”，而且两边的铀的重量不能相等，这点也是重要的：“子弹”部分重量大概是五磅，“靶子”部分大约是十七磅。很明显，把这两半边分隔开来的隔屏是极其重要的。这个隔屏（或者叫封套）的基本要求，就是使分裂铀－235原子的快中子不能直接冲击。如果隔屏起不到这个作用，五零九混合大队就什么也做不成，因为它将被炸为乌有，连同挖苦它的人和整个提尼安岛都将荡然无存。在芝加哥的反应堆里，是使用提纯的石墨来起到防止中子冲击的作用的。但是，制造炸弹比之建立反应堆困难得多。古茨密特说，当德国核物理学家们听说美国爆炸一个核武器时，他们“认为我们投在广岛的是个完整的铀反应堆。”在可以运送的炸弹里，使用石墨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新墨西哥州的盟国科学家们花了多少个月的时间去研究其他防止中子冲击的物质。这种物质，用洛斯阿拉莫斯的技术区的说法，要起到“中子反射器”的作用。这种中子反射器必须是一种密度大的金属。黄金是一种可能，奥本海默就曾一度认真考虑要申请一些黄金。但后来有一种合金证明同样可用。于是，就用这种合金把两半边的铀一235包起来，就象一个双胞胎把两个卵子包起来一样。外面则是一层又一层的弹片，使得整个装置适合B－29机弹舱的大小。这个炸弹和人们后来的普遍想法相反，并不是用降落伞投向目标的。B－29轰炸机飞得很高很快，驾驶员和机组人员来得及躲避，所以，就象一般炸弹那样自由降落下去，但又并不要它着地。为了取得最好效果，阿尔瓦雷斯装置使炸弹在目标区上空就触发爆炸。用洛斯阿拉莫斯的行话来说，目标区叫做“零”。至于真正的引信，就是戴维·格林格拉斯给哈里·戈尔德草绘的那种透镜，这张草图现在莫斯科手里。在那神奇短暂的一瞬间，通过遥控触发，使得中子迅速聚结，在千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内，就发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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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格罗夫斯将军本人顾虑如何，他还是不得不假定，装置不会走火。他是个军人，又承担着这一重任。这项计划已花了二十亿元，而这笔钱又是分散在无数的拨款项目中，瞒着国会弄来的。现在不管有什么理由，他也不打算将这项计划放弃。早在1944年12月30日，在巴斯托尼的居民还实行着定量减半的食物配给制；太阳旗还在硫黄岛和冲绳上空飘扬的时候，格罗夫斯就已给马歇尔将军打报告说，他“有理由可以肯定”，在来年某日，这个枪式炸弹就可以用于实战。当时，格罗夫斯认为没有必要预先进行试验。他估计第一颗炸弹大约在1945年8月1日可以准备就绪，第二颗则要在1946年1月1日，第三颗还要迟一些，时间难以确定。

4月24日，杜鲁门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第一次听取史汀生和格罗夫斯关于曼哈顿计划的全面介绍。总统站着听完以后，猛然坐下来。史汀生对他说，对原方案已作了一些变动。准备在7月中旬前后在靠近洛斯阿拉莫斯的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带进行一次试验。史汀生说，要是成功的话，这个试验装置的当量是五百吨梯恩梯，而第一颗“实战”炸弹，威力将是这测试装置的二倍，当量一千吨梯恩梯。从他们提出的数字就足以说明，这些人对这个行将出世的怪物，了解得很少。因为，后来试验表明，蕴藏在第一个炸弹中的实际威力超过二万吨梯恩梯当量。尽管按当时的估计，杜鲁门还是持谨慎态度的。4月24日：听完汇报以后，杜鲁门当场对这颗炸弹作出第一项决定：要探素不使用原子弹还有无其他办法。决定交由两组人员研究，一个由军人和非军职人员联合组成的临时委员会，一个是科学家小组，5月31日和6月1日，两个组织碰头，发现他们虽然是分头研究，但得到了同样结论。

他们没有忽视道义影响问题。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史汀生、马歇尔将军、詹姆斯·贝尔纳斯、万尼瓦尔·布什、卡尔·康普顿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康南特。他们知道，原子能“不能简单地作为军事武器加以考虑”，而必须同时作为人类“对天地万物的新关系来加以研究。”同时，这些负责调查的人也了解，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有一批原子物理学家，不管美国作出什么决定，原子武器迟早要诞生的。除了把原子弹用于实战以外，临时委员会和科学家小组委员会（奥本海默、弗尔米、E.O.劳伦斯和阿瑟·康普顿）都研究过其他最可行的替代办法——或是预先就原子弹投掷的具体后果提出警告，或者在某一无人居住的地区进行爆炸来显示威力。这两个方案都被否定了，因为行不通。原子弹爆炸的性质如何，人们还不了解。即使将在洛斯阿拉莫斯进行的试验成功，也不能保证从B－29飞机投掷下来的炸弹会爆炸。沙漠上的试验是在静止状态下进行的。这个试验对于用一个复杂而又未经试验的装置在预定高度去引爆原子弹的问题，并不能给技术人员提供任何新的情况。实战中失灵是一个很现实的可能。如果美国人先对日本人发出警告，然后投下一枚哑弹，敌人士气就会顽强起来，更加负隅顽抗。还有一点，美国人没有多余的原子弹。除了要在沙漠爆炸的静态装置而外，就只有两颗，分别叫作“瘦子”和“胖子”。

因此，总统的顾问们在6月1日建议“尽快地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投向有双重意义的目标，即投向一个军事设施而其附近又有容易受到破坏的建筑物，并且“事前不提出警告”。四位科学家提出一项一致的意见：“我们不能保证仅用技术上显示威力的办法就可能结束战争；除直接用于军事外，看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史汀生接着在向杜鲁门提出的备忘录中提出：“实际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一旦开始，”——如果杜鲁门否决使用原子弹，准备进攻就得马上着手进行——“我认为我们要进行的决战，比之在德国所进行的还要惨烈。我们的攻击，将促使日本种族团结，同仇敌忾，迥异于德国的情况。”一年以后，卡尔·康普顿在《大西洋》月刊上谈及原子弹时说，“我相信，如果有这炸弹而不用，事后就无法向自己国人交代。”康普顿对广岛死了八万人这个可怕事实并非视而不见。但他建议持批评意见的人，应该回忆一下轰炸德累斯顿市和汉堡市时所引起那场火暴，和B－29两次对东京空袭投掷的燃烧弹，其中一次杀死了十二万五干名日本人，另一次则近十万人。他意思是说，如果道义这个问题可用统计数字来衡量的话，那么，决定使用核武器对付日本的人，远远不是最大的战争罪犯。

7月13日星期五，正好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温泉逝世后三个月，那试验装置的两个半边铀－235，中子反射器和引爆用雷管，从技术区的“后门”，就是说，一条秘密通往S发射场的路，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S发射场是离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五十英里的一片半沙漠地带。距离那里最近的村子叫奥布斯库罗，西班牙语是“黑暗”的意思。当地居民管发射场所在地区叫作霍尔纳达·德穆尔托，意即“死亡地带”。这种名字上的偶然巧合，对核物理学家们来说，并没引起可怕的感觉。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向人类未知的领域迈进一大步。他们向第五0九混合大队提出要注意闪电，并不是出自臆想。这是整个方程式中的一个无法估量的未知数。一场暴雷雨中的一道闪电也会使他们全部化为乌有。而且由于链锁反应的范围究有多大还是未知的，整个地球也是有可能被摧毁的。科学家大多数认为不会这样，但谁都不能肯定。他们在黑暗中驶过奥布斯库罗，没有一个人多说话。

在霍尔纳达·德穆尔托的中间地段，靠着一间旧农舍的正面，搭起了一座一百英尺高的铁架。炸弹的核心部分将在农舍中组装，但是要等到最后一刻才进行。对闪电的顾虑这时更大了。在这块荒芜的土地上，7月份是雷暴雨很多的月份。几天以前，在这里曾用普通炸弹进行一次预演，刚把炸弹吊装上，来了一道叉状闪电，击中了它，把它炸掉了。这个铁架和农舍就是绝对的“零”区。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核弹物理小组的领导人罗伯特·贝彻博士，这天在这农舍里面安装那颗真的原子弹。到了大约黄昏时分，他感到很不顺手。本来每个部件都是车磨得精度极高，但竟有一件塞不进另一件里，他停了一下，又试一试，又停一下又再试一试，终于放进去了，部件全部啮合无缝。

奥本海默和科学家小组其他领导成员，个个手里拿着表，在西南十英里以外的一个掩体里等着。同时两架B－29机在上空巡逻，用无线电向地面报告天候。奥本海默的那个掩体S－10是控制中心，也是总指挥部。在离“零”区一万码的周围其他点上，还盖了三座钢筋水泥堡垒。原来的计划，是在早上4时爆炸。但是天气恶作剧，每次上空放晴时，B－29飞机又报告地平线上出现闪光。爆炸时刻延迟到早上5时30分。这次可以了，没有暴风雨迹象了。7月16日5时29分15秒——也就是进入原子时代前的45秒——一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物理学家拨动了主导传送器的开关，每个预先收集了的电子就在预定的极其准确的微秒时间内，进入指定位置，这样，第二、第三级的链式传动器就开动了。

5时29分50秒。

有人唤道：“还差十秒！”这是第一次报时，于是在这新颖的仪式中，人人无声地用嘴唇默示——5时29分51秒，5时29分52秒，5时29分53秒，5时29分54秒，5时29分55秒，5时29分56秒，5时29分57秒，5时29分58秒，5时29分59秒——

5时30分，一刹那间一切都同时发生。当然，人们对以几百万分之一秒来计算时间是无从辨别的，所以可以说没有人看到了原子弹的第一道闪光。但是他们的确看到了在遥远群山映出来的耀眼反光。他们全都多少吓了一跳——奥本梅默紧抱着掩体里的柱子——30秒钟后，一股飓风，还有震耳欲聋的吼声，在这个沙漠中横扫过来，又把他们震动了一下。与此同时，在“零”区上空愈升愈高的放射出来的物质更使这群发明家目瞪口呆。威廉·劳伦斯写道，它就象：

人们前所未见的一次日出。一轮巨大的绿色超级太阳，在不到一秒钟里，就升到八千多英尺的高度，愈升愈高，直抵云层，光亮刺目，把大地与周围天空照得通明。一个直径大约一英里的巨大火球往上升去，颜色不断变化，从深紫色变成橙黄色，扩散了，变大了，愈往上冲扩散愈厉害，这是一种被禁锢了千万年的自热力从自身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在一眨眼之间那颜色绿得非常奇特，象人们只有在日全蚀时才看到的日冕一样。仿佛地球张了口，苍天裂开来。人们感到似乎亲眼得见开天辟地时上帝说：让世间有光罢。

它不断往上升，这个巨大气柱的内压化为一个人世所无的蘑菇云，然后再向上冲，又再形成一个蘑菇云。最后在四万一千英尺的高空中，在比埃佛勒斯峰【即珠穆朗玛峰。——译者】还要高的夜空里消失了。奥本海默想起了《薄伽梵歌》【用梵文写的印度著名史诗《摩诃婆罗》（Mahabarata）中的哲学对话，原义为“世尊歌”。——译者】的两段话：“千日齐观，照耀中天；大我之光，辉煌若此。”“夺一切之死神乃我。”人们各有各的讲法。一个高级军官叫出来：“我的老天爷，那帮头发长长的家伙定是控制失灵了！”而一个兴高采烈的物理学家则叫道：“大阳也不能望其项背呢！”那倒是千真无确的。5时半的时候，在“零”区的温度，高达华氏一亿度，等于太阳内部温度的三倍，等于太阳表面温度的一万倍。在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西部正在睡梦中的美国人被那神奇的闪光惊醒，接着那阵暴风往他们的窗户狂吹时，他们更是为之胆寒。

在“零”区里，人们什么都看不见。弗尔米坐着内部镶了一层铅的谢尔曼坦克向“零”区开进，用一个机械抓铲采集泥土样本，以供实验室检验。但是要进行彻底研究，还得推延一些时候，因为辐射太强。当科举家们可以安全进入现场时，他们发现距“零”区一英里以内所有的生物，无论植物和动物，包括响尾蛇，仙人掌和沙漠荒草全都毁灭。B－29机群原来在离爆炸点若干英里外发现的一队羚羊，也己消失。在新墨西哥州其他地区的牛群，皮上出现了灰色斑点。离“零”区八百码的一座三十二吨重的钢塔变成一堆歪歪扭扭的废铁。“零”区周围沙漠，被冲压成一个白热的盘子，直径有八百码。沙也不再是沙。高热把它化成为一种翠玉般的物质，象是一种沉甸甸打不破的塑料，人们不知它究竟是何物。农舍和铁架也不知去向，干脆没了，原来已变成气体，随风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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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平静下来的是格罗夫斯将军。他对他的副手说：“战争结束了。有一两个这样的东西，日本就完蛋了。”站在他周围的科学家们没有说什么。其中一个把两指绕在一起【按习惯，这是希望幸运之意。——译者】，因为他们就只有“一两个”这样的东西。洛斯阿拉莫斯试验的代号是“三位一体”，指的是那三个现有的“玩意儿”。要是东京知道个中真相（日本天皇的一个军阀头目，后来就曾经怀疑过），美国的处境就很困难。要再搞一个炸弹，又要多花大半年时间。但是，现在来两次爆炸说不定就会带来和平。

下一步怎么办，只有一个人能作决定。当杜鲁门启航去波茨坦时，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己迸入最后阶段。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他一直在“焦急地等待试验的消息”，因为“爆炸这个完整的原子弹结果会怎样，谁都没有把握。”7月16日晨，信使专机将两封以临时密码写成的信送到波茨坦。第一封是格罗夫斯将军向总统代表团报告的：“今早动了手术。诊断还未结束，但看来效果不错，已比原来估计更好。”第二封是陆军部长用个人专用信笺写给丘吉尔的。史汀生说：“婴儿已生下来，情况良好。”首相嘟喃道，“耶稣再降临了，人们将遭到天罚。”据杜鲁门回忆说，他曾对斯大林元帅“随便提到”，美国制成了“一种破坏力非常大的新式武器。”那个俄国人本来还可以把知道的一些细节向他补充一下的，但没有表露多大兴趣，只是回答说他听了很高兴，希望美国人会“好好地利用它来对付日本。”

杜鲁门曾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有一句座右铭：“这里要负最后责任。”现在是要由他负责决定了；他不能将责任推卸给任何人。他那临时委员会的顾问们，把最后结论用电报向他汇报：“我们提不出仅用技术上显示威力的办法来结束战争。除直接用之于军事外，看不到其他可行的办法。”所以从杜鲁门看来，他别无其他选择。他的军事顾问们已经敦促他，让他们从速执行他所谓的“对日本本土诸岛进攻的现成计划。”

八天后，即7月24日，总统初步批准使用原子弹：“第二十航空队的第五○九混合大队约在1945年8月3日以后，一遇天气条件可以进行目测轰炸时，就应携带第一颗特别炸弹，轰炸下列目标中的一个：广岛，小仓，新泻和长崎……”。这个命令白纸黑字，杜鲁门也觉不忍。史汀生也有这样感觉。早在6月19日，陆军部长就在日记写道：必须向东京发出一次“最后警告”。在总统的建议下、由杜鲁门本人、丘吉尔和蒋介石向日方广播了后来人们所称的波茨坦公告。其开头七点是详细保证给予人道待遇，不进行报复，允许日本建立“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新秩序”，给予言论、宗教和思想自由；允许日本建立新工业，“参加世界贸易”和对（日本）本土诸岛的战略要点进行有限度的占领——而且一旦局势稳定，占领就将迅速终止。第八条即最后一条号召东京宣布其全部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否则，就将遭到“迅速而彻底的毁灭。”

这个广播在东京引起各种各样的想法。有些人从公告中看出，日本人获准在美国军队撤退之后，自行决定本国政体。这是对的，那正是杜鲁门要对日本人说的。但是当时武士道影响太深。东乡外相主张待机决定，因为不予置理，总比内阁中的军人强行断然拒绝为好。但铃木首相（海军大将，男爵）犯了一大错误。他在7月2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波茨坦公告不过是老调新弹，日本人不屑理会。贝尔纳斯于是告诉记者们：这个答复是“使人失望的”。杜鲁门还希望敌人回心转意，所以直等到8月2日他回到美国军舰“奥古斯塔”号返航回国时，才对提尼安岛开放绿灯。于是，命令就译成了密码，通过无线电向远在地球对面那地方发了出去。这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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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子”由三架超级空中堡垒分载空运到提尼安岛。到了8月5日星期日下午，它已经部分地组装起来，挂在B－29机“埃诺拉·盖伊”号的弹舱里。“埃诺位·盖伊”号是第五零九混合大队的长机，是大队长保罗·蒂贝茨的座机。他很久以前就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座机。他接到通知，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他和他的座机就将名列史册。这时侯，他的部下也猜出来，他们闲得发闷的日子已告给束。载着高级军宫们的吉普车在岛上驶来驶去。格罗夫斯的副手法雷尔准将，从洛斯阿拉莫斯区到达，向明天乘着“埃诺位·盖伊”号飞往“帝国”的海军军械专家威廉·帕森斯上校讲解这个装置。帕森斯越听越皱眉头。自从他到这个岛以来，他已见过几架B－29机在起飞时撞毁。如果一架载着组装好了的这种炸弹的超级空中堡垒出事，那就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惊人的事件。法雷尔说那就只能祈求上帝不要出事。但帕森斯坚持说：“如果等飞机飞离这个岛之后，再由我来负责完成组装这颗炸弹，就不会发生这样意外。”法雷尔问他，“你以前组装过这样的炸弹玛？”帕森斯说没干过，但他还有一天时间可以学习。这个决定意味着在“埃诺拉·盖伊”号上唯一一个全面了解这个秘密装置的就是他。假如命运不巧，他可能会落在敌人手中。为了保险起见，他先向一个年青的情报军官借了一枝手抢。

当晚，第五0九混合大队奉命在会议厅集中。在那里，蒂贝茨上校第一次对他们说明任务。“我们的任务，是要去把一个你们未见过也未听说过的炸弹扔下去。这颗炸弹的破坏力是二万吨梯恩梯。”

他停了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提问。没有。看来飞行员都吓呆了。

他于是继续讲下去，特殊的武器需要我们采用特殊的战术。他们过去的练习那么异乎寻常，就是这个道理。几小时之后，在凌晨1时45分，三架超级空中堡垒将飞去“帝国”。它们将负责报回目标地区和其他代替的目标地区的上空天气情况。2时45分，第二组三架B－29机起航。他本人将驾驶“埃诺拉·盖伊”号，负责投弹。两架僚机在天亮以后十五分钟飞抵硫黄岛上空同他会合，然后一起进入日本本土上空。当晚12时，又传达了最后的行动命令。谈了洛斯阿拉莫斯区的试验情况，并说明为什么有个海军军械上校在长机里。然后，这些飞行员躺下休息，但谁都睡不着。大多数人都怀疑帕森斯上校是否真能够在机上将炸弹组装好。而帕森斯本人，恐怕比谁都更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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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切都顺利异常。他们避开小笠原群岛南面的大片云层，在闪烁着星光的天空里飞行到天亮，在硫黄岛上空约定位置上和僚机会合，然后向左转个大弯朝西北日本方向轰鸣而去。除了一簇高高的薄云之外，太空万里无云，蔚蓝一片，也没有发现敌机。飞行人员开始有点紧张，很少人说话，更没有人开玩笑。

他们的心情，在蒂贝茨的副机长罗伯特·刘易斯上尉在飞行途中所写的一封家信中可以看到一些。他在机中写道：“4时30分，我们朝东方看，月色已很朦胧。要是我们已经把炸弹扔给日本人，并在返航途中，我想大家就会感到轻松下来。当然能回到了家，那就更好。”早上5时，刚才破晓。大概一小时以后，刘易斯写道：“此刻是5时51分，看来我们将有一段较长的航程是晴朗无云的。汤姆·费雷比（投弹手）一直没有说话，我想他心里早已飞回美国中西部的老家去了。”一分钟之后，“现在是5时52分，我们离硫黄岛仅有几英里。我们开始飞上新的高度。我们将在这个高空飞行，直到距离“帝国”大概一个钟头航程的地方。”

在本州上空，帕森斯一言不发地着手安装那个装置。副机长刘易斯的字迹开始变得歪歪斜斜，难于辨认。“……帕森斯上校的组装工作已最后完成。现在我们机上已装有那个特种炸弹，时刻可以爆炸。知道它就在你背后，是很不自在的。但愿老走好运。”接着，“自动控制器己经开动。我们已到了指定的高度……亲人们，快了……”

他们在目标区的晴朗的上空顺利地作了四英里的飞行。费雷比的眼晴紧紧盯在瞄准镜的交义线上。9时15分他把拉杆压下，把那单颗炸弹放开。不到六十秒它就掉了下去——地面上各种时间，其中有些是后来在断肢上发现的手表，都证实了炸弹落下的时间——在下落中，它的精确调整的齿轮系统和机械装置，准确无误地向触发点移动。刘易斯上尉刚给他的双亲写完：“在轰炸目标的过程中，暂停一下”接着他胡乱草书：“我的天哪！”

他们透过电焊工式的护目镜首先看到的是紫红色的小火点，但还不到一毫秒的工夫，就扩大为半英里宽的紫色火球。整个沸腾翻滚着的红紫相间的大火团腾空而起，一圈一圈的灰色浓烟围着这支火柱。冲到一万英尺高空时，沸腾翻滚的火团往外卷去，形成了第一个蘑菇云。火柱的底部现在有三英里宽，它把目标“零区”周围剩下来的那部分市区全部吞没，全部可燃的物体都化为灰烬。在五万英尺高空，出现第二个蘑菇云。“埃诺拉·盖伊”号和两架僚机不断东躲西闪，快速拍了一些镜头，就飞逃而去。他们远离广岛二百七十英里时，还能够看到蘑菇云进入同温层，向着周围闪射着各色的辐射线。

9时20分蒂贝茨用无线电向提尼安岛报告：“任务胜利完成。”“胜利完成”这个词似乎不很恰当，但是确实无词可以形容的。突然间蒂贝茨意识到第五○九混合大队的飞行员们回到提尼安岛，将会象国王那样受到尊敬了。基地上再不会有谁敢于再取笑他们。而美国国内将有千千万万的人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或者已经胜利在望。但是，也有所失。广岛早上9时14分还是生机勃勃拥有三十四万四千人口，到了9时16分就损失了六万零一百七十五人，死的死，失踪的失踪。四平方英里的城市文明，化为乌有。不久，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宣布：“十六小时之前，一架美国飞机在广岛投掷了一颗炸弹。……说明我们已开始驾驭宁宙中的基本力量。这种力量——太阳也从它那里吸取力量——已被用来对付将战争带到远东的人。”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当他补记说美国“已经把二十亿美元押在历史上最大的科学赌注上，而且赢了”的时候，那就是错误的了。将这样的屠杀说成是赌博赌赢了，是很不得体的。在监押中的赫尔曼·戈林，用粗野的讽刺口吻谈论这件事，说得还更贴切些，他说：“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不愿和它发生任何联系。”

在进入原子时代的初期，有很多不得体乃至完全是粗俗的说法，可以归之于不理解。这个概念太大，人们马上掌握不了。根据爱因斯坦的公式，相当于一角镍币的十分之四的一克物质，能把一百万吨重的东西举到六英里高的山顶上，或者说，一口气就可提供充足的燃料，使威力强大的飞机日夜飞行一年。这样说说是一件事，但是要你接受已经出现的事实，那又是另外一回事。脱衣舞名舞星在广告里可以把自己标榜为“原子弹”。萨姆·戈尔德温【美国著名电影制片商。美语称戈尔德温主义，意即用词往往离奇古怪。——译者】不幸说过：“原子弹么，那是象炸药一触即发的。”但他们和阿肯色州新港市一个农场主一样，对核裂变一无所知。那个农场主以为橡树岭市真有一个“原子弹公司”，于是他写信给这个并不存在的公司说，“我地里有些树桩，想把它炸掉。请问贵公司有无这样规格的原子弹？要是有的话，请函复我并把价格告诉我。我想用原子弹该比用炸药好些。”很多人嘲笑阿肯色那个乡巴佬，其实他们对链式反应的知识，也和他一样无知。更多的人根本就不能相信或者不肯相信链式反应。《纽约时报》的威廉·劳伦斯准备随同第二颗原子弹去长崎，他好奇地看着那个“胖子”。他想，这东西“造型真精美，任何雕刻家要是能够塑造这样的东西，都会引以为荣的。”尽管他曾参观过在阿拉莫戈多沙漠上的试验，他还是怀疑，“这个看上去好好的、设计又是那么精美、操纵又是那么安全的东西，难道会在不到转瞬的工夫就把整个城市和它的人口全部消灭么？”其实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干过一回了。8月9日又再干一次，又毁灭了第二个目标城市的三万五千人。甚至就在这时，还是有人怀疑。在提尼安岛上，太平洋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中将把从新墨西哥州运来准备飞往长崎的U－235那个箱子的尺寸观察了一会，就对康耐尔大学的查尔斯·贝克博士说：“当然啰，这里面装着的物质的原子，只是起着引爆作用，引起长崎上空的原子爆炸。”“不，将军！”多贝克说，“爆炸完全是从这箱子里的物质发出来的。”斯帕茨将军瞪着眼对他说：“年青人，你可能会相信，我可不相信呢！”

第二批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机组人员从长崎回来，就听说俄国进攻满洲，而B－29机正在日本本土上空各地，撒下数以百万计的传单：

告日本人民书

美国请你们马上考虑这张传单所谈问题。我们现已拥有最大的摧毁力量，这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

传单警告说：“我们刚刚开始在你们本土上使用这种武器，”并劝告看到传单的人，停止抵抗否则将被全部消灭；还敦促他们“向天皇请愿，结束这场战争。”这些传单在西方人看来很合情理，但却使东方的日本人无所适从。裕仁是个神，不是政客。神是不理睬呼吁和民意向背的。而且，宣传这时也没有必要。全世界的大国都已对日宣战，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已到了失却理智的地步。各式各样的思想感情的浪潮，拉着它向不同的方向走。但斗争最剧烈的是在两种人之间：一些人想活下去，另一些人要以身殉国。后来过了很久，美国学者才知道，当时有人要求全民族殉难，险些儿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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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也和希特勒一样，在宫殿的底下有一个防空地堡。那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就是在这里，在情绪激昂和互相攻讦的气氛中，举行了许多最关紧要的会议。最初，政府对广岛已被彻底摧毁的情报知道很少。8月6日一整天，东京没办法和这个城市恢复正常联系，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一清早，陆军副参谋长河边中将接到一个报告，里面只有一句活，使他看后莫名其妙：“一个炸弹顷刻之间把整个广岛市摧毁了。”接着报来具体情况，他听起来有点象胡言乱语。原来广岛市并不是没有军事意义的，这和后来很多说法正好相反。日本陆军第二集团军原来驻扎在那里。8月6日早上，9时1刻整个部队在巨大的阅兵场上做体操。这时“瘦子”几乎就在头顶上爆炸，于是全军一扫而光。这就是河边中将收到的许多电报中的一份。情况突然，就有如五角大楼收到了报告，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练滚翻动作时，在不到一秒钟就全被消灭了一样。

日本人虽然自己制不出核武器，可是他们倒有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核物理学家仁科芳雄。那天早上，9时日本参谋本部把仁科芳雄召来，向他提供了有关广岛的情况概要。仁科芳雄虽然在珍珠港事件后和国外同行失去联系，但他一直担心制成核武器的可能性，甚至对这类武器的破坏力，作过粗略的估计。现在他所听到的一切和他原来的估计是一致的。当然，那些将军们从他的报告中，听不到什么安慰他们的话，于是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日本官方新闻社同盟社的记者跑到仁科芳雄的实验室采访。他说美国人正在传播消息，说他们有了原子弹。这不可能罢，可能么？科学家转过身去，没有回答。他这时几乎肯定是原子弹了。接着政府让他坐着飞机在那己成废墟的城市上空观察。后来美国军官向他提问，仁科芳雄说：“我从空中观察破坏情况，一眼就可以断定除了原子弹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破坏得那么厉害。”

8月9日星期四，天还未亮，斯大林对日宣战的消息就传到东京。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然而早晨11时零1分，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恶耗传到正在开会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第二颗原子弹刚在长崎上空爆炸。与会全体人员立即进入皇官，裕仁刚从这里向铃木首相发出密令，敦促他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首相和文职顾问看法是一致的。别的国家在这情况下，肯定就会立即实现投降。但在日本则并不如此。尽管这个国家已在火海中沦为废墟，但是按照日本人的习惯，还要十分注意保存面子，特别是裕仁的面子。当然，如果军方和全国一致行动，这也可以办到。天皇可以躲进皇宫深处，好象战争完全与他无关。

但有一个障碍。军队不跟着走。在宫中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笔直地握着镶着宝石的武士军刀，提出他们的条件。陆相阿南惟几大将，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海军参谋长丰田副武大将，坚持要华盛顿接受三个条件：日军由日本军官自行解除武装，战争罪犯由日本法庭审判，敌军占领事前事项要加以限定。要是这场战争不那么野蛮残酷，这些条件或者可以接受。但是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残酷不留情的战争，美国人这时自然也无意讨价还价。东乡外相照直说了这一情况：日本已经战败，立即恢复和平是势在必行的。阿南，梅津和丰田脸色铁青，搂着胳臂不说话，于是会议陷入僵局。

接着，内阁会议吵吵闹闹进行了七个多小时，中间打断了几次，都是由于接到从广岛、长崎和满洲前线送来的令人震惊的消息。8月9日晚9时半，铃木和东乡觐见天皇，报告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会议都争执不下，陷入僵局。他们建议让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防空地堡内作为御前会议召开，请天皇驾幸聆听。裕仁同意了。会议从11时30分开始。激烈争论持续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两个陆军大将和一名海军大将顶住文官不让。问他们有什么解决办法。他们的回答表明，麦克阿瑟是多么洞悉敌人的心理。他们顽固地坚持，战争迄今还不过是无关大局的小接触。这时候是日本的最好时机——把美国人“诱引”登陆，然后把他们“全歼”，就象1281年“神风”的始祖消灭忽必烈的军队一样。这番话很象罗斯福逝世时戈培尔给希特勒打气的话。有人要他们不要忘记，硫黄岛和冲绳岛的保卫战就是采用这种策略的；他们绷着脸说，不管情况如何，“民族的荣誉”要求“在日本本土进行一次决战”。铃木最后奏请天皇作出“圣断”。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按照传统，天子仅仅只要在场就够了。他亲临参加就已经为他们添福了。但不管怎样，这次裕仁却马上赐复。他站起来，说唯一可行的是立即结束战争，说完就离开会场。散会时，铃木宣布说“天皇陛下的决定也就是这次会议的决定。”

表面看来是军界失败。但谁也比不上军阀之顽固。从外表看，议定的细节都得到仔细遵循。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一结束，内阁就开会——那时已是8月10日星期五晨3时——一致通过在保留天皇统治地位的谅解下，接受杜鲁门的波茨坦公告，并批准向华盛顿、伦敦、莫斯科和重庆发出的一式电文。电报上午7时发出。因为怕发生政变，这个重大消急没有让日本公众知道，而日本人还以为日本在打着胜仗。这样做是有理由的。那天早晨，全帝国级别最高的将领阿南大将，把在东京的中校以上的军官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讲了事实情况。如果说，叛变的种子需要适当的土壤，这些人就是肥沃的土壤。很多种子真的生了根。到了晚上，就有报告说陆军部和舰队越来越不稳。阴谋进行叛乱的人所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华盛顿的美国人却无意中给了他们时间。杜鲁门、贝尔纳斯、史汀生、福雷斯特尔和李海还在考虑：美国人要是知道裕仁保留皇位，在政治上会有什么反响。这次，责任又一次落在杜鲁门身上，他决定让日本人保留天皇，并通过瑞士将决定告知铃木。那是8月11日星期六。但是，使人气急如焚的是，格仁似乎在拖。接着三天，东京电台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似是不祥之兆，于是总统考虑恢复大规模轰炸。有一次实际上有一千多架B－29型飞机已经腾空向帝国飞去，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撤销了原来的命令。

就我们所能解释的来看，裕仁当时的想法是下决心要使好战的阿南、梅津和丰田就范。在皇宫的防空地堡里，双方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意志对杭的斗争。与会者中，至少阿南大将一人，知道首都某地的军官们正在策划夺取政权，虽然他还没有让他们利用他的名义起事。8月14日星期二午后不久——在华盛顿时间是8月13日——裕仁行使了天皇权力。他把对臣民的广播讲话录了音——而臣民过去从来是不准听到他的声音的，——要臣民向征服者俯首，并在讲话最后说：“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一俟美国同意投降的程序，这个录音就准备在第二天中午通过东京电台播出。

杜鲁门在星期二下午3时50分获悉日本已经停止抵抗。下午7时他向全国宣布了这消息，并宣告放假两天，以示欢庆。

可是，在东京还存在着叛变的危险。8月14日晚至15日晨——在天皇已作出决定，而老百姓还未知晓以前——叛乱的煽动者仍在策划推翻政府。他们找到裕仁近卫师的师长，要他下令给部下，拒不执行即将下达的投降命令。他拒绝了，他们就杀害了他。他有两个部下参与了叛乱，伪造了天皇圣旨，以便把天皇隔离起来，并扣发投降敕令的录音。上午8时，假圣旨已准备好，并盖上了巧妙仿造的裕仁御玺。就在那时，另一个近卫师的将军赶到，把他们逮捕。

星期三整个上午，东京电台一再通知全国注意，中午有“极重要广播”。这几个小时首都动荡很激烈。头脑发热的人企图谋杀铃木和他的两个阁员。阿南大将因为丧失民族尊严，在绝望之下，剖腹自杀。有四个叛乱头子也步他后尘。那位当天早上8点钟刚平息了叛乱的将军竟也跪在地上，把剖腹刀插进自己的腹部，这是西方人很难理解的。海军中将大西淹治郎，这个神风特攻队之父，也跟着自杀了，他倒是罪有应得的。

英国人对日本人这样驯服地认输感到奇怪。其实当时千钧一发，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日本的将军们愿意堂皇自杀，但在少壮派军官中，这样那样的策划和反策划一直进行到8月28日。那天，美国军舰“密苏里”号驶进东京湾接受日本投降。武装的海军官兵和第四海军陆战队师同一天也在横须贺登陆。准备顽抗到底的叛乱者已经发誓要将登陆的部队杀尽，神风轰炸机群则已驶进厚木机场的跑道待命。座仓中的飞行员也以祖先的荣誉发誓，要俯冲炸沉“密苏里”号。当舰只下沉时，已准备好的战斗机飞行员就扫射东京湾，直到“密苏里”号上的全部人员包括海军上将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将军全部死掉为止。这个计划要是成功，美国人必然认为这是日本人最恶毒的阴谋诡计，对他们会怎样报复，想象起来也很可怕。但是，这样的事竟然几乎当真发生。在投降前最后的狂乱时刻里，裕仁把他的皇族成员派到各个要塞据点，要求保证执行天皇的诺言。他的弟弟高松亲王，及时赶到厚木机场，劝阻那些杀气腾腾的人，要他们不要起飞。整个局面一触即发。后来有人问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轰炸广岛、长崎是否必要，他说：从所有情况来看，“胜利有如摇摇欲坠的一座拱门，而原子弹则是拱门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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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举行的投降仪式，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纽约时报》说，自从1939年，9月1日以来，世界各地都没有发表战报，这还是第一次。伦敦报纸的标题中有这样一条，“这是六年来第一次未经审查的《每日快报》。”政府觉得和平来临，但人民并没有感到和平。对非职业军人说来，只有在他们真正踏上归途，战争才算结束。1944年陆军部就制定了一个合理的复员计划。欧洲胜利日前十天，陆军部己开始把那些最勇敢、最劳累的美国大兵遣送回国。

这个计划就是有名的“服役分制”。在陆军中服役一个月就记一分，在海外服役一个月加记一分。参加一次战斗记五分，战斗负伤或立功得奖的也各记五分。这样，四十个月前应征入伍的一个士兵，在海外呆了三十二个月，参加了六次不同的战斗，负过两次伤，回国时他就有一百一十二分。其他半数的美国大兵，只要达到八十五分，全体陆军妇女服务队员，只要达到四十四分，也可回国。对当了父亲的士兵，对嫁给即将复员战士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员，以及未经合法结婚而怀了孕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员还有特殊的规定。

这个制度是再公平不过了，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却气坏了，因为他们的军种没有安排。到了夏天，海军部才宣布计算服役分的方法。可是底线太高，够格的人寥寥无几。六个给国会议员写信抗议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被关了禁闭。与此同时，史汀生又把陆军服役分制底线放低，从而更得人心。到了1945年7月，经过多少文牍手续以后，大规模横渡大西徉的客运终于开始。有一天，七艘停靠纽约码头的运输船载回来三万一千四百四十五个美国大兵。“伊丽莎白皇后”号载回来一个师。“玛丽皇后”号也载回来一个师。有一次，在七十二小时之内，陆军航空兵运输总队从欧洲和地中海战区空运回来十二万五千三百七十名战士。到了复天，尽管联邦政府的预算还准备对日本长期作战，但已有五十多万人回到家里。

原子弹把形势改变了。在投掷原子弹之前，整师的增援部队还在由进攻型运输舰运往太平洋，而服役分较高的大兵则在布雷斯特和勒阿弗尔市等候什么“皇后”号或空返的C－54运输机把他们运走。现在驶向国际日界线的轮船奉命改变航线了。其中一艘是伦纳德·佐旦船长指挥的“亨利·泰勒将军”号。在庆祝对日作战胜利日后几天，这条船通过巴拿马运河，由东往西驶向夏威夷群岛。突然，前甲板的扩音器响了——“大家听着！我是船长。看看这艘船的役影罢，……”他停了一会说：“本轮现在转驶纽约。”这时从欧洲战场调往亚洲的三千人欢呼起来。现在他们相信战争真正结束了。他们在归家途中。家！虽然1945年的家和他们记忆中的家是很不同的。世界变了，美国变了，“亨利·泰勒将军”号上的人们也变了，虽然他们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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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红发佬

事有凑巧，沃尔特·鲁瑟恰好是在1907年劳动节前夕诞生的。沃尔特的祖父雅各布是个社会民主党人，1892年逃避普鲁士军国主义，从一个德国农场移居美国。雅各布的儿子瓦伦丁，后来成了美国社会党员和酿酒工会的激进领导人。瓦伦丁又把他的儿子培养成为尤金·德布斯、大比尔·海伍德【尤金·德布斯（1855－1926年）和大比尔（威廉）·海伍德（1869－1928）均为美国社会党领导人。——译者】的信徒，崇信社会正义。当红头发的沃尔特和兄弟维克托从弗吉尼亚州西部惠灵市来到底特律市时，就已经走上了要与汽车制造工业巨头们互相对立的道路了。

他们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在中学读书，毕业后考进韦恩大学。在大学里领导过一次学生运动，抗议后备军官训练队问题，获得成功。1932年诺曼·托马斯参加总统竞选，沃尔特为他演说，被福特解雇。于是，兄弟俩便拿出全部积蓄，买了统舱票去欧洲。他们在德国反抗纳粹，又在俄国一家工厂工作了两年，然后坐西伯利亚铁路来到亚洲，在“胡佛总统”号轮中当船员，横渡太平洋，回到底特律。正好赶上那里的静坐罢工。

在头一批的静坐罢工中，沃尔特就担任了领导。他当时已是产联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第一七四地方分会的主席。他借了三百美元，雇了一辆宣传车，租了一间办公室，坐在电话机旁指导工作。维克托则在凯尔西－海斯工厂开冲床，每小时挣三角六分半。在维克托的煽动下，制动器装配线的工人静坐罢工。一个人事处职员惊惶失措，哀求维克托把工人叫来开工。维克托说：“那只有求沃尔特·鲁瑟才行。”这个职员没考虑可能产生什么后果还问他：“谁是沃尔特·鲁瑟？”沃尔特接电话后来到，站在一个包装箱上，号召工人们参加第一七四分会。那个焦急不安的人事处职员说：“请你来是要叫他们复工，不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沃尔特双眼闪闪有光说：“如果不把他们组织起来，又怎能叫他们复工呢？”

最后签订了一个协议，规定最低工资为七角五分。于是六个月内，这个分会的会员一下子从七十八人激增到二千四百人。霎时到处可见这个红发佬活动，满城吸收汽车工人入会，为罢工出谋献策。这样他就成了受人注意的人。1947年5月26日他站在迪尔本市福特的红漆厂外的跨桥上散发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传单。汽车公司雇用的暴徒用橡皮管和皮包的铝棍向他袭击，把他和另一个工会领导人打瘫在地。一年之后，福特雇用的持枪歹徒又闯进鲁瑟在拉萨尔大街的公寓，威胁要他的命。

这样做唯一的结果是：红发佬在底特律工人中声望更高了。1939年他成为联合汽车工人工会通用汽车公司总部的主任，1946年他当上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两年以后，在4月的一个清爽夜晚，沃尔特在厨房和他的妻子梅伊谈话，一个受雇的凶手，站在离他几尺远的地方，拿着装有“○○”铅弹的10号双筒散弹枪向他射击。沃尔特倒在地板上，他的右臂几乎断掉，伤势十分严重。在他住院期间，一个凶手又把维克托的右眼射瞎。还有人携炸药企图把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总部炸掉。

凶手始终没有抓到，但是他们未必就是资方雇用的。沃尔特还树了不少其他敌人。他把共产党人赶出工会，把股票掮客赶出车间。在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社交场合里，他又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也得罪了顽固派。他的名字惹人攻击，有如富兰克林的避雷针引摄雷电一样。吉米·霍法说他是一个扒手；约翰·刘易斯说他是个“笨蛋，假知识分子”，亨利·华莱士说他是进步党的“最大的绊脚石”。另一方面，他在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世界联邦推进者联合会都担任领导工作，使他赢得很多自由派的爱戴。1952年他成为产联的主席，英国工党的知识界人士认为他是美国最能鼓动人的人。在鲁瑟的崇拜者中，有切斯特·鲍尔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埃莉诺·罗斯福。埃莉诺认为鲁瑟当总统也够条件。

工会领袖很容易生活腐化，但沃尔特却被公认是个真正的禁欲主义者——对寻欢作乐不沾边，有时连正常的宴乐也不参加，而且从来不好出风头。在几次几乎丧命之后，他承认该有保镖。可是工会要帕卡德汽车厂给他制造一部价值一万二千元的漂亮防弹车，供他外出时用，他却反对说“我不能让人家看见我坐小轿车。”这点他真的做到了。他到市中心去看电影，总是不顾最起码的安全警戒措施，坚持在偏街小巷下车，使保卫他的人很伤脑筋。后来他的车子在加拿大发生故障，把别人的车撞坏，他从车里跳出来，不由分辩地说：“行了，我无论如何再不乘它了。”他改坐公共汽车来完成了这次旅程，以后，再也没有坐那辆小轿车。

工会为鲁瑟一家提供安全的住宅，倒是做到了。在郊外找到一所单间的避暑用家屋，和别的房子不挨着，容易保卫。沃尔特既然是沃尔特，他马上就考虑加以改进。他的医生告诉他，要避免受伤的手成为爪形手，就有必要经常使它运动。于是他花了四年功夫，把那家屋搞得适宜居住。他首先添盖了几间：这边加个厨房，那边加间卧室和书房，又加盖一层二楼，把走廊围上纱窗。他甚至自己做家具，还自制了精致的高传真度收音机。最后，他的手全好了，他的家也应有尽有了。除了起坐间那几根用手工劈出来的横梁和屋内的水落管还可以看出是原来的房子的以外，其余都是新的。

他的精力旺盛，尽人皆知。他也以思想新颖而闻名。别人从密友，烈酒和烟中得到欢乐，他对这些却一无所好，而总是从思维活动中取得乐趣。他对任何题目都可以谈起来没完。默里·肯普顿说他认识的人中，沃尔特是唯一对未来了如指掌的人。《圣路易邮讯》的斯潘塞·麦卡洛克说：“你要是问沃尔特几点钟，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制造钟表。”有时他谈得兴起，会突然冒出一些完全乱扯在一起的隐喻。有一次，沃尔特指责霍法、戴夫·贝克和约·麦卡锡是“睡在一张床上，互相勾结”。又一次他把一个公司谈判代表说成为“他的心脏就象个计算机，喷出来的都是冰水。”

那个谈判代表自然不觉得好笑。因为在谈判桌上，红发佬喋喋不休的发言就是他的有力武器。他那工会在市内不同的地点，同时和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特公司进行谈判。这又是沃尔特的“个别对付”的策略的运用。他这个策略的根据，是三大公司之间的竞争比他们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对立不信任还要强烈。把三大公司中一家分化出来就好对付，没有哪一家愿意冒罢工的危险而让其他两家夺去它的市场的。这个策略果然奏效。当沃尔特把公文包和牙刷收起放在一张桌子下面时，就说明谈判对他有利，猎物己经到手了。他那滔滔不绝的口才，是使他致胜的一个因素。他鼓起下巴上强有力的肌肉，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说着，提出这个建议，那个建议，时而详细论述，时而愤然驳斥，时而后悔表示歉意，接着又转而谴责对方，用干巴巴的单音调告戒别人。总之，搞到对方无言以对为止。

有时，他们给他气得说不出话。工会里霍法和贝克的信徒们认为工会的任务是为工人多争点钱，至于是由股东还是由公众来付，应由资方决定。沃尔特不同意。他争辩说，如果公司提高汽车价格，刺激通货膨胀，提高生活费用，那么，就算在工资袋里增加五分钱，对工人是没有好处的。他要求三大公司在不提高产品价格的情况下增加工资。对于公司的董事会说来，这简直就是要夺老板的传统特权。而更坏的是他还要求查公司的帐簙，说这样就可以证明他的论点是对的。（用鲁瑟低音悦耳的声调说，这叫“经济领域的民主”）他没有达到目的，可是他还是把劳资关系这个概念改变了。

这是因为：尽管其他工会领袖嘲讽他是个“书呆子”，寻求“天上掉馅饼”，尽管资方的代言人嘲笑他说的尽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东西，这个来自惠灵市的红发佬却成功地指出了一个问题，工会工作决不仅仅是底特律工人所说的要卡迪亚克的钱而已。沃尔特·鲁瑟在劳资协议中取得年薪的底限，工资按生活费用升降的伸缩条款以后——在蓝领无产者已上升到中层阶级以后，他就发动他那个“团结大厦”里的工会工作人员，为意义广泛得多的问题去斗争——例如消除贫民窟，让老年人有文娱活动的权利，在广播中有定期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广播时间，工会出版报纸，组织不分种族界线的滚木球球队等等。工人们也真地跟着他这个领导人走。他们往往感到莫名其妙，有时甚至是不满，可是他们还是朝着沃尔特父亲所说的“人皆兄弟”的方向前进。

1970年5月9日沃尔特和梅伊乘坐一架包机，在密执安州佩尔逊市附近失事身死。沃尔特的灵柩上覆盖着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会旗——蓝底和一个白色齿轮。马丁·路德·金夫人致悼词。丧礼结束时，送葬人都唱起那首最扣人心弦的工会歌曲：

在每个矿山和工厂，

从缅因到圣地亚哥，

哪里劳动人民保卫自己的权利，

哪里就会找到乔·希尔。

也会找到一个红发佬。

第十三章 开始凋敝的胜利旗帜

1945年的晚秋季节。

哈里·杜鲁门每天在天还未亮以前总要打开特别放在他白宫总统卧室附近的装满食物的冰箱光顾一番，因此他在六点不到就起床，洗淋浴，刮胡子，穿上白衬衣，打上蝴蝶领结，着上一套双排扣的衣服，干净利落，不离服饰商人的本色。按惯例，总统可以有个贴身男仆照顾穿着，但他不屑这样做，还是自己照顾自己。接着他身子挺得笔直，一本正经，摆出他在小学里学写字时就养成的那种架势，坐在办公桌前，一边翻阅当天早报，一边匆匆给工作人员写几道指示。7时正，他走出白宫，在人行道上作早餐前的保健散步。陪同他的有几个特工处的保镖，几个上气不接下气的记者，而他则以每分钟一百二十步的速度，精神抖擞地穿过拉斐特广场，沿康涅狄格大道向北至K街，向东转到第十五号街，又往南到纽约大道，然后走过财政部大楼，走过约翰·斯奈德未来的办公室。前财政部长弗雷德·文森提升到最高法院以后，杜鲁门就想让斯奈德继任。他的顾问们认为斯奈德太保守，一再说他不适宜参加民主党政府的内阁。杜鲁门不以为然，说斯奈德和他的军事武官哈里·沃恩将军一样，都是老朋友。这位新总统是主张依靠老朋友，信赖老朋友的。

总统府里8时进早餐，内容有水果，烤面包片，腌熏肉，牛奶，咖啡，此外，这位一家之长还在谈话里给早餐加些胡椒粉。他会对贝丝和玛格丽特说，最好吉米·贝尔纳斯不要再把他当作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亨利·华莱士不要轻易上俄国的当，麦克阿瑟不要在东京俨然以总督自居，而那些该死的海军上将们，特别是那个婊子养的雷德福，不要让部下公然对抗政府统一武装部队的计划。

当时总统还没有谈到的话题有：爱闹事的学生、黑人权力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总统所得税申报、劫持飞机、交换老婆、吸毒风气、心脏移植、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胡说八道、太空飞船、取消种族隔离、国内动乱、赤裸裸的色情书刊、冒风险的经济计划、爆炸办公楼、中央情报局、中东问题、红色中国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克里比亚申、法律与秩序问题，音障问题、满嘴粗话的女大学生、难于管理的城市、共生派解放军，避孕丸、生态学与领袖人物的天生魅力——这两个词当时还只在《星期六评论》的字谜栏中出现——还有约翰·伯奇协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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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塞尔学院1939年毕业生，二十七岁的约翰·伯奇上尉的残缺尸体那天早上安葬在俯瞰中国苏州城的绿树成荫的山旁。他是个浸礼会圣经原义派信徒，勇敢的美国战略悄报处的军官。他所遭到的结局使那些原来了解他的许多熟人认为几乎是命定的一样。事情发生前，他的上级古斯塔夫·克芬斯少校，就在日记里写道：“伯奇是个好军官，但我担心他太卤莽，会闯祸。”1945年8月25日，这个过分热心的上尉碰上了一支中国共产党巡逻队，和他们的队长发生激烈的争吵，巡逻队就扑上前来。克劳斯事后说：“我本来指示他在遇到混乱情况时要用外交手腕处理问题。但伯奇却使那个共军少尉在部下面前丢脸。从军事上说，约翰·伯奇是自己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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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年秋天，贝蒂·戈尔特施坦对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心理学研究感到了失望。她原是史密斯女子学院1942年毕业的高材生，在校的时候就把贝蒂的名字改为贝德。她主张女性独立，如果有个男人替她开门让她先行，她就会睬他一脚。现在她回到东海岸来，嫁给一个名叫卡尔·弗里登的夏季旅行剧团的班主。这个人又做广告生意，在赫德逊河畔买了座漂亮房子，雇一批佣人，生了三个漂亮的孩子，夫妇两人都高兴异常把她们当作宝贝。在邻居们看来，照郊区太太和母亲的标准来说，贝蒂——现在不再叫自己是贝德了——可算是生活过得很美满了。在操劳家务之余，贝蒂·弗里登还开始动手为一些妇女杂志写短篇小说，都以女性为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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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金斯伯格已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同时在布鲁克林海军船坞当焊接工，半工半读，想成为市场研究专家。他很少出口骂娘，每天总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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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政治事务处处长阿尔杰·希斯，在弗吉尼亚大道新建的国务院大厦里，搬进了一间较大的办公室。他刚刚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会议完成了秘书长的工作，现在是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的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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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玛·琼·贝克，一边因为战争做了工人，获得了优异奖状；一边又让《扬基》周刊拍摄和刊登她的照片。那张照片引起了蓝皮书模特儿介绍所的注意，到对日战争胜利时，她就在所里参加模特儿训练班。她的丈夫还在海外服役，对此事一无所知。她一面保住那份战时工作，一面又每月请十天病假当女招待来赚回训练班那一百元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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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麦卡锡从海军陆战队退役，于1945年重新当选巡回法庭的法官。到任伊始，他就马上定出计划，准备第二年在州内巡回演说，竞选参议员，口号是：“威斯康星州在参议院里要有个机尾炮手”，向州里的选民们吹嘘，他怎样在太平洋作战时出生入死。其实，麦卡锡是在办公室度过大战的。他是侦察轰炸机第二三五中队的情报官，任务是在办公室听取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的汇报。战争期间他只受了一次伤，跌断一条腿，那是因为参加一次水上飞机供应舰的宴会喝醉了酒，从梯子上摔下来跌伤的。现在回到国内，他就向听众说他怎样在战壕和蔽体里，渡过难熬的长夜，给他领导下阵亡战士的家属写信，表示他一定信守对烈士作出的诺言，把一团糟的国内政局清理一新，因为这种局面使“我的战士们从内心中感到厌恶。”有时他会用那条跌断过的腿跛着走路。有时又没有留意，用那条好腿跛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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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一位曾任海军中尉的瘦削的二十八岁青年回了家。他曾以国际新闻社记者身份，在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在伦敦采访英国大选情况。可是，当记者前途渺茫，到大学教书又缺少一个学位，做生意又不感兴趣，于是约翰·肯尼迪决心在马萨诸塞州第十一选区竞选众议员。他的主要条件，就是他父亲有钱，在他童年时外祖父就当过波士顿市长。这时，他在金顶的州议会大厦拐弯处的鲍登路一百二十二号租了第三十六号公寓，作为他的正式住址。名门闺秀在这里进进出出，为数惊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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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州第十二众议员选区的议员杰里·沃勒斯任期届满，他原是受到厄普顿·辛克莱提携的自由派。共和党人急需一个象样的候选人和他竞选。该党“公民事实调查”委员会在1945年暮春在报上刊登广告征求一位合格的竞选人，但没有人应征。这时，惠蒂尔学院院长提到他们的校友理查德·尼克松。共和党就派出两个调查人员去访向他的父母。他们回来报告，说这位青年还在部队，在巴尔的魔市为海军谈判合同，等候退伍。调查委员会的另一位委员，一个名叫赫尔曼·佩里的银行家，就向马里兰州挂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长途电话。原来佩里放不下心，因为进一步调查结果发现尼克松虽然是个律师，但在廿五岁前，还没有投过票。甚至他属于哪个党还是个谜。但是尼克松在电话里说，当然他愿意竞选，佩里问道：“那你是共和党么？”尼克松停了一会才回答：“我想是罢！上次大选我投杜威的票。”佩里说那就行了，叫尼克松尽快飞向西部。共和党调查委员会总算找到一个候选人，虽然他的竞选方法还有待于提高。他当时想到的竞选的方式，就是穿上藏青军服，跑到工厂大门，等那些当过兵的人下班出来，然后就眼瞪瞪地望着他们，伸出手来，严肃地说：“我是海军少校理查德·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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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另一个前海军少校林登·约翰逊这次又代表得克萨斯州第十众议员选区。他对和平后马上就搞复员感到遗撼。他在众议院讲坛中大声疾呼：“我们必须保持强大！必须有足够军事实力来履行我们对全世界的道义责任。我们现在最崇高的职责，就是要保证未来。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警察力量，保护我们对付罪犯，有一支强大的陆，海军，足以履行我们帮助联合国为全世界担任警察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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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海军军官，本杰明·斯波克少校原是康奈尔医学院儿科讲师，现在是海军军医，正在把他写的第一本书《婴孩与儿童护理常识》进行最后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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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河内，日军刚撤出，法国殖民军就接踵而来。当地一个政界人物胡志明，背景复杂，但最近据说受到蒋介石的支持。他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要求法国正式承认他受到人民拥护的越盟（即越南独立联盟），但是戴高乐将军的代表蒂埃里·达尔让利厄海军上将不肯接见他。当时胡志明还没有依附那个大国，还主张和平解决，于是他就去巴黎提出要求。如果在那里都不能解决，他就准备命令他的拥护者炸毁河内水库，然后上山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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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志明在巴黎的住处隔开几条街，三十七岁的威廉·弗·诺兰少校是陆军部战史组的负责人。他刚按到通知，成为美国参议院中最年轻的一位参议员。加利福尼亚州长厄尔·华伦认为他条件最好，选他接替刚去世的海勒姆·约翰逊。他的优点就是年轻、服过军役，在州议会有六年经验，搞慈善事业颇有名气，夫妻和睦，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父亲约瑟夫·鲁塞尔·诺兰。华伦州长政治活动经费，主要是这人捐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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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一位性格坚强的寡妇玛格丽特·奥斯瓦德又再结婚。但到了秋天，就知道这段姻缘错配了。不管他们夫妇到那里去，这位夫人都要带上她那五岁的孩子李，于是丈夫和儿子都在她面前争宠。李本来对继父颇有好感，见到父母争吵感到惶惑不解，于是变得郁郁寡欢，落落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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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简·阿尔珀特、马克·拉德，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安吉拉·戴维斯、黛安娜·奥顿、伯纳丁·多恩、拉普·布朗、凯西·布丁、索尔达德哥儿们、比尔·艾尔斯、休伊·牛顿、杰里·鲁宾、琳达·菲茨杰拉德、威廉·卡利、汤姆·海登、凯思琳·威尔克森、和帕特里夏·坎贝尔·赫斯特等人还未成名，所以他（她）们的大名还未在报章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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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9时不到，第三十三任美国总统就从白官楼上总统寝室乘小电梯到楼下，昂然阔步走进白宫西厢的椭圆形办公室，立即投入工作。他确有干劲，作风直爽。罗斯福欢喜玩权谋耍手段。杜鲁门却欢喜作出明确的决定，愈难愈好。为了免得发生误会，一切决定都要写成书面。他从不后悔，从不因此失眠。对他说来，拖拖拉拉就是罪过，他最瞧不起。他的神气往往象个精明的店主，一切都跟做买卖一样，事实上，这位总统把每天会见的客人，从安东尼·艾登，以至全国家禽周的赞助者，都称为“顾客”。对每位来客都有力地握两下手，招呼他到总统办公桌前坐下。那时转入和平已有几个月，他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犁头的模型，换下了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前的大炮模型。他总爱请来客看看这个犁头模型。“东西虽小意义可大。”他往往语简意赅地说：“有这个新的小玩意儿放在这里，我心里感到很踏实。”

消息灵通的来客看见他那副乐观神气往往感到不安，他们心里纳闷，他在什么时候就得面对大萧条势所难免的重新出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他1940年出版的《昨天以来》写道：“什么战时景气？这种景气带来的好处决不会持久的。”伯纳德·德沃托在《哈泼斯》月刊告诫他的读者，要有思想准备，诸如迫害劳工、库格伦神父那样的人物，街垒上的肉搏战等等，随着“美国未来几年反动浪潮”的逐步高涨，都会再次出现。利奥·彻思在展望未来时，看到有一股“冷风”横扫美国。他预料捱饿的复员兵士将会结队成群，在街上徘徊游荡。“有时你会看到他们在罢工、暴动。……新成立的职业介绍机构，特别在最初一段时期，效率会很低。……为了维持生计，可能有个别兵士要在街角兜售欢迎回国的纪念章。有一些则会穿上军服，挨家挨户去推销。”有些经济学家预言，可能又会再出现一个1932年，又有一千五百万人失业。政治学家还谈到革命。H·G·威尔斯1945年在病榻上断言，人类对科学进步已经失却信心，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很快就要遭到灭亡的命运了。

企业主愈看就愈肯定：要把工业界广大的超级生产力转向和平生产而又不陷入灾难，简直绝无可能，他们对上次大萧条及其后果心中犹有余悸，但他们都忽视了胡佛时代的美国和杜鲁门时代的美国有一点很不相同。在1932年时，人们不能到商店里去，因为身上不名一文。在那艰难竭蹶的日子里，如果人们没有吸取什么教训的话，起码也懂得一条，攒点钱是很重要的。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人每周平均收入几乎增长一倍。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工资从廿四元二角增至四十四元三角九，而且杜鲁门又在联邦雇员中开了先例，工时不久将减为每周四十小时，工资不变。一方面大萧条教会他们勤俭持家，另方面是商店里的货架上商品奇缺，于是美国人在这四个战争年头，把钱花在买进自由公债，或者纷纷到银行存款。特有公债的人就有八千五百万。战争结束，美国人在储蓄银行和活期证券里，就储存了一千三百六十四亿元。现在就有一大笔钱等着花，政府的真正难题是如何防止全国人民在黑市到处抢购。而要把这个向题解决到人人满意，是绝无可能的。

因此，认为失业士兵又会冲工厂的想法，只不过是多余顾虑，不过是满目疮夷的三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余悸而已。触目惊心的岁月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失业补助和士兵权利法案都是明证。要为复员军人个个安排工作是要一段时间的，但他们可以趁机会学点手艺，做点小生意，或者进大学念书。而且职业也不是那么太难找，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不再在工厂工作，要回家生孩子了。

《纽约每日新闻》有一条头条标题：

物价飞涨，买主气涨

牛肉价高，高过月亮

美国总统在堪萨斯市参加美国退伍军人团的游行，他走在前头，大摇大摆地通过市区。他开服饰商店时的老搭档埃迪·雅各布森在行人道上大声向他叫道：“哈里，通货膨胀怎办呀？”

“我已经注意这个问题了。”杜鲁门回答说。

他要注意得眼快手快。经济情况瞬息万变，想法赶上把一对尼龙袜卖五元，一件衬衣十五元，一个再生轮胎二十元的黑市商人。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经济调整的动荡正处在最高峰。将来肯定会有人人富裕的一天，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经历一场痛苦斗争。文森预言，将来会出现要学会如何适应生活改善一半这种又愉快又难办的局面；不过他没有提到：在生活未提高之前，人们首先要对付物资短缺、暴乱、罢工、和战后通货膨胀而引起的物价飞涨。

但是，物价管制确是令人恼火。到了战争结束时，物价管理局已成为政府里的一个独立王国，专职人员就有七万三千，志愿工作人员又有二十万，从上到下直到镇的一级都有一个办事处。它跋扈专横，无可容忍，成为对自由制度的讽刺。要为这个机构辩护的话，只能说，非它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它总算把价格控制在1939年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之内。但要说句不大好听的话，1946年的经济，就象靠着那些红红绿绿的各种配给票背上的胶水把它粘合起来的。即是这样，还是混乱不堪。不管物价管理局有什么条例，逃避的方法总是不可胜数，钻空子的人样样精通。你给侍者领班二十元的小账，一盘上等的烤肉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也可以用一部汽车换一所公寓，或者用汽车电池换威士忌酒。至于那瓶威士忌的来源，可能是要买一箱葡萄酒或啤洒才搭买进来的。这种办法叫“搭配买卖”，可以千变万化，无奇不有。举个例说，在俄克拉何马市，一个汽车代销商会答应卖一部汽车给你，条件是你要用四百元的代价买下他的狗，而过后不久，那条狗又会自动跑回老家。又有一些汽车代销商答应卖给你新车，但你得要把旧车折价两元钱卖给他。在辛辛那提，有一个顾客别出心裁地对汽车代销商说：“我和你打赌，我可以停止呼吸三分钟，你输了就算欠我七百元。”除了这些以外，到处都要“酬金”——如果房东太太让你租个只有冷水供应的公寓，每月房租八十元，那你就得给酬金一百五十元，如果肉店老板从冰箱里找块厚肉的牛排给你，酬金就是三元等等。

要使黑市绝迹，靠重额罚金或从严判刑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战争已经结束，要想两党都继续支持物价管制，也不可能。现在共和党人又蠢蠢欲动了。1945年8月，他们勉强同意杜鲁门把工资与物价的管制逐步减少的“暂时坚持”的行政命令。但到了9月，两党在这个问题的尖锐对立就非常明显。这种情况是珍珠港事件以来的第一次。总统召开了国会特别会议，要求给他处理内政的广泛权力。部分的管制条例，原定是在战后六个月就自动失效，他现在要求把配给制度维持下去。此外，他还要求国会同意他的社会和经济工作纲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措施是：每小时最低工资定为六角五分，把房屋建筑工业收归国有，扩大开发自然资源，失业补助由联邦政府负责管理，和一项颇为严格的公平雇用工人的法案。共和党众议员们把这个建议搁置起来，拒不讨论。少数党领袖约·马丁，说总统“比新政还要更新政”，而查理·哈勒克则说，“现在开了球。1946年的竞选运动开始了。”

1946年1月14日，国会复会听取杜鲁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心问题是要求物价管理局继续存在一年，随着每种商品的供求关系恢复正常，就逐个商品取消管制。然而，他这一手早在上年9月就对外吹风，现在就有一股极其厉害的联合势力和他对抗，包括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和共和党的头头们。他们准备了一大套复杂的图表，想把有关委员会说服：如果国会不砸烂“套在美国工商业的枷锁”，就不再有什么自由企业了。除了在参院那个大理石的会议厅进行辩论而外，各个公司搞舆论宣传的人，又在外面动员了一批批小职员、低级企业管理人员、牧师、医生、美国退伍军人团团员、扶轮社社员、卖报报童在那里游行，争取由卖主主宰市场；这些人对约翰·斯图阿特·来尔【约翰·斯图阿特·米尔（1806－1873年）英国哲学家与经济学家。哲学上主张功利主义，经济学上主张经济自由。——译者】都赞扬备至，把卡尔·马克思视同洪水猛兽，说他是真正敌人。参加游行的甚至还有一队愁容满面的破产商人，向人们诉说从前买卖自由的年代他们怎样生意兴隆，而那作恶多端的物价管理局人员，又怎样把他们搞到倾家荡产。

双方都抓紧对议员们进行游说。物价管理局局长切斯特·鲍尔斯出动一批专家，到国会去作见证；总统与国会联系的人员也云集国会大厦，拉住国会议员们不放；各个工会、消费者组织、妇女俱乐部则高举着拥护物价管理局的牌子，在国会外面的广场上游行。4月19日游行规模最大。翌日《纽约时报》称之为消费者“十字军”游行的“最高潮”。有一千个家庭妇女，各个州都有代表，向国会山进发，要求将物价管制延续一年，而不要通过任何修正条例使它的工作瘫痪。按照《时报》的报道，这次示威：

……突出地表明，在国会内外，围绕着物价管理局的斗争，已经到了积怨成仇，口出恶言，使人困惑的程度，为多年来所未有。……全国制造商协会带头开始这场斗争……，屠宰业、零售商、地产公司和其他行业的协会也热烈响应。……战斗进行愈激烈，两方也愈信口雌黄，相互漫骂，还搞一些不够文明的小动作。

国会对这样尖锐的斗争的机械反应是折衷调和。但是，正如鲍尔斯早就指出的，工资和物价管制要不是全面实施，就等于全面取消。物价管理局就此进入奄奄一息状态，而通货膨胀也就接踵而来。不出一个月，食品价格暴涨一倍，愤怒的消费者组织了“消费者战斗协会”，对一些商店进行纠察抵制。养牛的则把牛养在牛栏，等牛肉价格上涨到每磅一元才屠宰上市。总的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三，接着又上涨到百分之七十五。到了8月份，忧心忡忡的众议员们又开会，通过对物价进行新的管制，取消了塔夫脱的修正案，但已经迟了。经济局面已如脱缰之马，物价管理局已经控制不了。物价扶摇而上，要使它降回原价已不可能。10月，杜鲁门向无法抗拒的力量屈服，物价管制开始逐一全部取消。两年以后，选民们对物价管理局的印象已经比较淡薄，他提醒他们说他当初是一直要对物价进行管制的，而共和党则站在全国制造商协会一边。不过这时，他已顺应时势了。至于目前这次塔夫脱－杜鲁门对峙的第一回合里，最多也只能说是胜负未分。在民意测验中，总统的声望已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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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杜鲁门很少把民意测验放在心上。一般说来，他的脾气适合于对困难向题作出当机立断的决定。即使他的决定对他的政治支持者不利，也是这样，而在战后那些动荡不定的牟代里，他的决定是常常伤害老朋友的。对一个民主党总统来说，同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较量，不算难事。但是要使工会就范，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年罗斯福一手奠定的政治联盟，工会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1944年劝罗斯福让杜鲁门当副总统候选人的，也有些是工会头头。要是没有工会支持，他现在不过仍是个参议员，而在白宫当总统的将是另一个人，不是吉米·贝尔纳斯，就是亨利·华莱土。但是现在在物价问题上责备资方是没用的，除非政府对工资也采取同样强硬态度。但是如果工人老是罢工，那么采取强硬态度也不解决问题。在1946年，工人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在这战后的头一个整年中，前后罢工的有近五百万人，损失了一亿零七百四十七万六千个工作日。这一来，生产屡次停顿，加深了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对立情绪。等待买第一辆汽车的新婚夫妇，看见汽车工人罢工照片就冒火。他们用两种不同尺度，对工会严对老板宽，但中产阶级的态度历来如此。甚至杜鲁门这位美国中间派的代表人物，对白领阶级也比对蓝领阶级客气些。

蓝领阶级对美国在1941年至1945年间出现的生产奇迹的贡献，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评价。工厂里能够插上陆海军的生产优异奖旗，是因为工人们和雇主们一样，都想望和平与胜利，在生产线上出汗出力，同意采取加强劳动强度的措施，自愿加班，赚了钱又买战时公债。在日军突袭夏威夷后那一周内，罗斯福要求工会保证，战争一天未结束，工人一天不罢工。工会领袖都答应了，而且除了1943年发生的两次煤矿罢工，一次铁路工人威胁要罢工而外，他们都信守诺言。即使把为数很少的自发性罢工计算在内，生产时间的损失还不到一百万分之六。但是到了对日战争胜利时，工人们不满悄绪愈积愈多，已经忍无可忍了。

1945年9月，开始出现不稳的第一个迹象。福特汽车厂因为属下零件制造厂屡次自发罢工而停产。接着，在1946年，通用汽车厂罢工之后，全国由蒙陶克角到马立布海滩都发生了罢工浪潮，石油工业、木材工业、纺织工业和电力工业都陷于瘫痪。各报开始谈起什么工人的“造反”、工会的“叛乱”了。到处都这样乱，要说这不是事先策划好的，而是艰苦的战争年月告终以后自然而来的反应，确是使人难以相信。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停产的积累起来的后果威胁到和平生产的恢复。如果有可能发生威协公共利益的罢工，总统可能觉得自己有责任采取比较长期的措施，而不仅只限于成立几个软弱无力的委员会。后来果然发生了这样情况。但这样一来，杜鲁门的总统声望就下降到最低点。

他感到生气是可以理解的。通用汽车公司工潮刚解决，七十五万的钢铁工人又停炉封火，罢起工来。过了八十天，他们才复工，可是全国人民还没舒一口气，遍布二十一个州的四十万烟煤工人又离开矿井。4月18日，矿工还未复工，两个主要铁路工会又宣布在三十天内把全部工人撤出铁路。这样，全国运输网就会陷于停顿。这两个工会的头头，长期以来都支持民主党。在他们提出的限期之前三天，杜鲁门把他们请来白宫，提出条件很宽厚的仲裁决定，以为他们会接受。但事出意外，他们固执地摇头拒绝。

“你们简直是发疯了！你以为我会坐在这里，让你们使全国交通陷于瘫痪么？”他说。

“我们必须坚持到底，总统先生，这是我们工人的要求！”一个工会头头回答说。

杜鲁门站了起来。“好吧，”他说，“我就把决定权交给你们。你们刚好还有四十八小时——也就是说到星期五这个时刻——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要不，我就要以政府名义接管铁路。”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僵局还未打破，于是他在1946年5月17日星期五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把铁路接管起来。他现在是工人们的新雇主了。他以这个身份给他们宽限五天，结果还是毫无动静。对他的宽容的报答是一封简慢的复信，最后一句说：“你的建议不能接受。”这时已是第二周的星期五了。煤矿工人罢工的后果已开始影响到各城市。为了要把手里不多的存煤节存下来，有些城市已实行每天停电几小时。如果这时再来个铁路工人罢工，就无异于全国大罢工。他绝不能听之任之。其实，问题主要不是他采取什么措施，而是他采取措施的方法。他采用的方法是令人遗憾的。

他召集内阁阁员开会，告诉他们星期六两院联席会议时他将出席，要求国会授权给他，把所有铁路人员全部征召入伍，不管其年龄如何，职位如何。司法部长说：“这样做违反宪法。”总统马上反驳说，“找们先把他们征召入伍，再考虑法律问题。”他吩咐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要所有广播公司腾出时间来，当晚他要对全国发表炉边谈话。他把写在横格稿子上长达十二页的手稿交给他，厉声说：“这就是我要讲的话。给我打印好。我要把这些狗崽子们连皮剥掉。”

罗斯回到办公室看着稿子，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白宫有史以来肝火最旺、措词最烈的一个文件，而且所谈情况与事实不尽符合，有诽谛中伤的味道，到了末段，达到煽动群众的危险程度。原来他准备对全国人民说，尽管美国青年“为了争取胜利，冒着炮火，疾病的危险，”但煤矿和铁路工会的领导人却“拿着枪恐吓政府”，那就等于“在背后狙击我们的战士。”他说，他们都撒谎。他特别点名指责约翰·刘易斯和“默里先生和他的共产党朋友”威胁那“胆小怕事的国会”。接着就来一句非常离奇的话：

每个罢工工人和妖言惑众的工会头子，都是养尊处优，高兴时才干点活，而工资收入比之战士多四倍到四十倍。

结尾说：

让我们把国家还给人民吧。让我们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绞死几个叛徒，确保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来吧，弟兄们，我们动手干吧！

这样说法不如干脆用“冲呀”来结尾。这儿有一位这样的总统，他竟然要求吊死几个工会头子来还政于民，恢复民主。即使是在情况最糟糕的1937年，住在格罗斯角那些堂皇华丽公馆里的汽车公司的经理们，也没有这样咒骂工人。罗斯认为杜鲁门并不是真想煽动群众吊死工会头子，至少不是有这样具体想法的。克拉克·克利福德也同意。他俩一起劝总统把讲话稿修改。但即使这样，讲话还是够凶的。“珍珠港危机，是外敌突袭的结果。今天晚上的危机，则是国内一小撮人造成的。他们置私人利益于国民福利之上。”他宣布，他请国会在星期天下午4时开会。如果到时火车司机和列车员还不肯上班，他就把他们交给赫尔希将军管理。

总统的顾问们心里暗想，用这种方法管理铁路，确是稀奇少有，但是总统却执意这样干下去。到了星期天下午，铁路工会还是拒不让步。总统请工会头头们到第十六号街与K街转角的斯塔特勒饭店的一个房间，关起门来，和一位政府人员谈判。后者不断施加压力，工会头头渐渐动摇。总统这时则乘车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众议院，穿过议长室，进入大厅，踏上讲坛，要求国会授权给他，让他以总司令的名义，“把所有对自己的政府罢工的工人，全部征入美国武装部队。”与此同时，克位克·克利福德则在议长雷伯恩的办公室守候电话。杜鲁门开始发言不过五分钟，电话铃响了。负责谈判的官员说：“签了字啦！”克里福德赶忙写一张纸条，“总统先生，协议已签字，罢工结束，”送到讲台。杜鲁门看了一眼，抬起头来，对大厅里坐得满满的议员笑了笑，说：“先生们，罢工已经解决了。”

议员们热烈鼓掌。总统还是继续讲下去，要求通过法案，将来如有危害公众福利的罢工，授权他把罢工工人征召入伍。议员们大声赞成，当场通过。但是，这远远不是杜香门最得意的时刻。这一下子，他使得工人运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自由派人士、每个读过总统在就职时宣誓要推护的那部宪法的有思想的保守派人士，都同他疏远了。在参议院里，罗伯特·塔夫脱本来不是支持工会的人，可是他也利用他的影响把这项议案搁置起来。他说总统这个建议，“非但违反宪法，而且也违反美国共和政体的每一条基本原则。禁止罢工就必然侵犯到我国政治制度的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由。”怨忿异常的铁路工会主席宣布他们将动用工会四千七百元的全部经费，使杜鲁门在1948年不能当选。在纽约，产联称总统为全国“第一号工贼”。约翰·刘易斯，在他西弗吉尼亚州的山区别璧里叫道，“用刺刀来采煤是绝对不行的。”

也许不行，但白宫里这位人民利益的卫士劲儿已经上来，准备一试。刘易斯是在自找麻烦。杜鲁门不怕破坏罢工这个罪名，他后来把反工会的凯斯法案和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加以否决，就重新取得工人的好感。他现在受不了的是这位矿工领导人骄横狂妄，愈来愈不择手段。他说刘易斯“在战时发动两次罢工，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自大狂”，这话衡近乎事实。刘易斯命令四十万煤矿工人始而罢工，继而复工，始终没有考虑到海外作战的士兵的利益。他们对他也是心中有数的；1943年，《星条报》中东版有一篇社论在结尾指出：“我们代表美国士兵说话——约翰·刘易斯，你的煤炭一样黑的灵魂该进地狱！”民主党不欠这个老戏子什么人情。他没有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已有十年了。因此，这两个怒气冲冲的领导人进行较量的条件已经成熟。煤矿县工，联邦政府有必要出头干预，因为美国经济还是以煤为主要动力。它供应全国电力百分之六十二，工业百分之五十五的燃料。如果煤矿工人不上班，铁路工人上班也无济于事。因为美国每二十部机车有十九部是烧煤的。

杜鲁门已下定决心要把刘易斯压倒，所以没有等铁路工会低头就范就已开始行动。在他们在斯塔特勒饭店让步之前五天，他就签署一个行政命令，把煤矿接管过来。那时刘易斯领导的罢工已进入第六周，当初看来，总统这种威胁手段注定要失败，过去历次都是如此。“杜鲁门认为我们的要求不合法？”他对一个记者咆哮说，“他在哪个问题上懂得什么叫合法？”可是这次总统却懂得要小心一些。他一边让内政部长接管资方的权力，一边和煤矿工人联合会达成妥协，使他们的要求大部得到满足（但付钱的是资方，他们暴跳如雷，可毫无办法。在这场斗争里，是否理直理亏，是否合乎宪法，似乎都没多大关系）。然后总统就等待煤矿工人联合会的这个头子采取下一步行动。刘易斯虚声张势，大叫大嚷，肯定是要找个空子，空子找不到，他就制造一个。他把假期工资这个问题小题大做，10月份就拒绝执行集体合同，并宣称合同内所有条款都要重新谈判。他要求付给工人“从口到口”的工资（即从矿场门口到矿井口的走路时间也算工资）。杜鲁门要内政部顶住，他和刘易斯一样，也想找个藉口采取行动。使他手下崇奉新政的律师们感到狼狈的是，他们发现除了动用为人所不齿的反工会的法院禁令而外，找不出任何别的办法，而这禁令的法律效力早被诺里斯－拉瓜迪亚法和瓦格纳法否定了。

但这难不倒杜鲁门。他认为上述立法只对私营企业的雇主有效，对政府无效。这种解释真是别出心裁。但既然双方决战已公开化，谁要退让就必然丢脸。甚至当法院文件送到刘易斯在第十五街和I街转角的联合矿工会大厦时，刘易斯的助手们还是往矿里传达他的指示：“不订合同，就不开工。”他本人躲在亚历山德里亚的寓邸里，而煤矿却一个接一个地停产。不到十天，各城市又缩短供电时间，工厂又再关门，机车和空煤车又在支轨上闲放。到了这个时候，这场斗争快已达到高潮。联合矿工会的律师已智穷力竭。11月21日星期四，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艾伦·戈尔茨巴勒指责刘易斯藐视法庭。11月26日星期二，戈尔茨巴勒宣判，“被告约翰·刘易斯和美国联合矿工会无疑已犯有并继续违犯民事性质与刑事性质的藐视本法庭罪。”所处罚金达三百五十一万元。

刘易斯当场目瞪口呆，颓然坐下。在美国劳工史上，从没有人被处罚过这样大的金额。他知道他没有更多的其他办法。他不能象德布斯和冈珀斯那样宁可坐牢，因为政府已撤回对他刑事性质的藐视法庭的指控。他也可以与法官为敌，当他嘶哑地说“先生，既然我已被判决为藐视你的法庭……”时，看来就是打算这样做的。但是他说到这里就停下来。他的律师把他拉回来坐下。这样一个敢于课罚为数几百万元的法官是不好惹的。提出上诉是不可免的了，但看来也只能是使判决缓期执行而已。而在这个期间，被告却纠缠在一大堆法院的命令、传票、诉状、限令等等的法律文件中间。他晕头转向，放过了他的对手。哈里·杜鲁门到哪里去了？

杜鲁门见刘易斯不准备再斗，就非常明智地暂时不再说什么话。但他是否赢得胜利还是个未知数。主动权仍在刘易斯手上，要把他的主动权夺过来，只有一个稳妥办法，就是消灭或者威胁他的力量基础。如果两人都保缄默，让刘易斯的律师搞些新的法律行动来掩饰真相，那么这场全国危机，就不只是难于理解，而且变得无法忍受。煤矿工人也许并不喜欢刘易斯，有些人可能还恨他，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他们需要他的保护。他要是不命令他们上班，那么矿井和坑道还会是空荡荡的，除非有个有同样号召力的人发出上班的命令。也许总统有足够的号召力吧！哈里·杜鲁门决心试试。在珍珠港事件五周年的星期六早上，查尔斯·罗斯向记者宣布，总统将于当晚发表广播，直接向煤矿工人呼吁，要求他们不要再理会他们的头头，马上回去上班，把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

这场赌博使人屏息凝神，总统以自己威信孤注一掷。但是，他成功了。刘易斯招架不住。清晨4时，他在联合矿工会大厦召开记者招待会。他一方面声称最高法院的审议，“不应因为人们对经济危机惊惶失措，而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另方面，他又说，“各地区的各个矿井，要立即恢复生产。……每个会员均应上班。工资与雇用条件，还是按1946年11月或这以前的规定。”说完这几句话，他就蹒跚下台，以后就寂寂无闻，他再也不能对全国人民进行勒索了。他的失败也就是杜鲁门的胜利，使得总统觉得自己当了名副其实的总统，这大概还是他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对《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说：“我可以告诉你，从那时起，老头子大不一样了，他终于自己当家作主了。”另一位总统助手说得更直接了当，“他大摇大摆回到白宫去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的两个睾丸碰得叮铛的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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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鲁瑟的得力助手艾米尔·梅齐，那年冬天不在汽车工会。他甚至连底特律的情况都一无所知。这位梅齐中士是应征入伍的。由于他是马尼位士兵闹复员的骚动的头子，就被日夕监视，不准对外通讯，也不让接见来客。可是这样监视制止不了骚动。示威游行风起云涌，蔓延到东京、关岛、中国、加尔各答、夏威夷、伦敦和维也纳。勒阿弗尔、巴黎和法兰克福也出现游行示威。到了春季，美军士气大受削弱，美国在国外威信也下降。美国陆军都受到严重打击。

士气本来已经到了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最低点。因此士兵们很容易听信手腕巧妙的煽动者。原有的计分复员制在战胜日本以后就告冻结。从那时起，服役就不算分数，不能以此争取早日复员。本来计分制就已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够公平之处，后来太平洋战事又出乎意外地提前结束，这就更不公平了。1945年夏天，陆军部发现把服役分数高的国外部队运送回国，不如让从未出国的服役分数低的部队先复员方便得多。其实那时最尖锐的问题还不是复员。最尖锐的问题是士兵普遍不满，他们感到上级存心虐待他们。

二十世纪美国最有力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人人平等的思想。军队里的等级制度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士兵们也还是反对专断独裁。现在已经和平，士兵从战壕回到兵管，上下之间的鸿沟扩大了。《纽约时报》的军事编辑汉森·鲍德温，谈不上是反对特权的人，他后来也得出结论说，“确实有理由使人不满。”他指出，将军们吃的是鱼子酱，喝的是香槟酒，确是一点不假，而士兵们吃的却是C级军用干粮。一般下级军官认为自己理应住最舒适的宿舍，和最漂亮的红十字会女郎来往，在最好的电影院里坐最好的位子，最好的房子都留给他们做俱乐部，有士兵在那里的酒吧间里给他们端美酒，又有当司机的士兵把他们安顿上床睡觉。有些指挥官保留了不必要的人员，仅仅是为了要推迟放弃他们在战时的临时军衔所享受的待遇。正当的不满日积月累，更由于最高当局特别是陆军部长罗伯待·帕特森不可原谅地不明下情和轻易动火而达到了爆发点。

但话得说回来，1946年陆军闹出近乎哗变的事来确实是有点不光彩的。上一年9月份，平均每月已复员近一百万人，复员分数起点亦已从五十降为三十八。海军士兵意见本来更大，却没有发生那么多使人难堪的事情。海军陆战队没有示威游行，因为它干脆下令禁止这种行动。如果陆军里闹复员的都是曾在前线浴血奋战过的战士，那还不至太不光彩。但闹复员的又不是这些人。到了1945年圣诞节，比尔·莫尔丁笔下的威利和乔那样的士兵，早就已回家脱下军装了。

头一个使人对陆军复员方针感到怀疑的人，竟然是麦克阿瑟将军。他没向华盛顿任何人请示，就在1945年9月17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驻日占领军将在六个月内从四十万减至二十万。记者们向杜鲁门总统问到这问题，杜鲁门软弱无力地回答说，他事前虽然没有接到报告，但麦克阿瑟既然认为不需要他原来设想的那么多部队，他听了倒是很高兴的。迪安·艾奇逊则说：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究竟要多少，应该由政府的决策人来决定，不是由那位将军来决定。这一来，他就立即和国会里拥护麦克阿瑟的人发生冲突。（后来艾奇逊就这事这样写道，要是当初政府能够预见未来的话，“我们本来可以看到，这场交锋不过是后来导致麦克阿瑟在1951年4月11日被撤职的一场大斗争的开锣戏而已”）那些等复员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就认为，如果一位五星上将可以把驻军减少一半的话，那么军阶低一些的将军，应该也可以这么做。

谁知情况的发展却刚刚相反。1946年1月6日军人报纸《太平人日报》报道说，陆军复员计划每月将从八十万人减为三十万人，原因是兵员补充困难。《太平人日报》在头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呼吁中指出，这种困难是陆军自己造成的，因为赫尔希将军把每月征兵额从八万八千人减为二万一千人。在马尼拉维持这样大量部队，特别惹人生气。按照《太平人日报》的看法，和平时期的和平军人的唯一合法用途就是要占领被征服的国家，但是菲律宾人并非敌人，他们就要在1946年7月1日宣布独立。为了使士兵减少点烦恼，军官们就让他们进行战斗训练，但这反而使他们更加担心。有些谣言说，要用他们去追剿菲律宾或者中国大陆上的共党游击队。最后还火上加油的是，陆军部长帕特森在关岛接见一个记者时竟然说，他听到战胜日本日冻结分数复员制感到“惊异”。其实这个冻结已经实行了五个月了。

和梅齐在一起的，还有产联几百名工人。这些人都在三十年代后期有过参加底特律罢工纠察队的经验。在几个小时内他们就把传单油印好，分发出去，组成一支有十五部卡车和吉普车的车队。他们把车上喇叭按响着，挥动着标语前进。上面写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我们不欢喜这样搞”。他们经过一个兵营就停下来，让那些要参加示威的士兵上车。这是第一次游行，参加的一共约有一百五十人。有几个人讲了话以后，便在街上幕款，准备在《纽约时报》登个抗议广告。然后他们就散了，看来火气也消了。但这件事引起了报界注意，他们当了士兵不满的传声筒。于是一夜之间，吕宋岛上的兵营，成了造反的据点。第二天晚上，聚集在马尼拉市政府前面开会的，已多达二千五百人，群情激昂，事态不妙。这次筹款所得，除刊登抗议广告外，还够钱再给德鲁·皮尔逊和沃尔特·温切尔发个电报。人们辗转相告，一下子整个吕宋岛就有句话传开来：“向你的选区众议员写信”。他们有的是时间，而且又没有别的事可做，所以写信的就有一万八千人。这时西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斯泰尔中将犯了一个重大战略性错误。他竟然认为，安定军心的最好办法是让这批人在马尼拉巨型的里扎尔运动场听他在扩音机上讲些安慰的话。其结果恰恰相反，群众愈聚愈众，多达十倍。《纽约时报》把这条消息刊登在第一版上：“马尼拉二万士兵把将军嘘下台——教促国会从速运送复员军人回国。”

这事产生了连锁反应。电台报纸把斯泰尔将军辖下部队的情况，加以报道，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都举行了支持他们的游行示威。在加尔各答，肇事者要求把中缅印战区撤销。陆军部长帕特森向驻横滨市的占领军讲话，想把当前局势解释，却被士兵不断起哄打断。在东京，美军抬着标语游行，标语写道：“服役可以，奴役决不行”，“日军已回国，为什么我们不回国？”。罗斯福夫人那时下榻在伦敦克拉里奇饭店，驻在伦敦的美军就聚集在旅馆窗下有几千名，他们高呼“埃莉诺！埃莉诺！埃莉诺！”要她了解一下，为什么美军新娘有轮船铺位回国，而他们反而没有。（她在阳台上出现了一会，对他们微笑，答应了解一下）驻巴黎的美军在有一天下午就开始响应，他们在哥伦比亚和虹角两个红十字会俱乐部的布告牌上，用红粉笔涂了几个字：“支持马尼拉的战友，今晚8时半在凯旋门集会。”人们到了星光广场，那里的法国警察彬彬有礼地说，凯旋门是法国的圣地，请他们改在别处集会。部份美军就从埃菲尔铁塔过塞纳河到对岸的特洛加德罗，一边大声骂不愿参加的士兵是“败类！”。另一队以四人为一列，走过爱丽舍田园大街，来到协和广场，用镁光照明弹幌来幌去，齐声高叫“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

从此这种骚乱就被称为“要回家”运动。其中最乱得不象样的一次发生在德国。巴黎的游行队伍至少还知道游行起来要步伐整齐。但在法兰克福示威的那四千名美军，则成了大吵大叫、没有头脑的乌合之众。煽动分子缘若灯柱爬上去，用手电指挥乱哄哄的人群，把他们引向法本大厦。那里美军宪兵上了刺刀，迫使抗议人群后退，于是他们大喊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胆小，不敢和他们见面。其实麦克纳尼那时在柏林。他从柏林回来就接见这些造反头头，和他们明白地谈话。当时象他这样做的司令官并不多。艾森豪威尔对外界提出的质询，都叫他们去找各战区司令官，自己只含糊其词地说“凡是军事上没需要留下的士兵”，他都赞成遣送回国。魏德迈将军几乎是对中缅印战场的土兵道歉说，他们之所以迟迟未能回国，是因为公文手续繁复。但是麦克纳尼却说明了美国在欧洲的义务。然后他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尽快让你们回家。但是那些众议员先生如果从你们的信里得出这样的印象，认为社会舆论就是‘只要孩子们回家，国际义务可以见他妈的鬼’，那么你们就是只顾回家团聚，而把美国在欧洲承担的义务置诸不顾了。”

这位将军是在说挖苦话。但事实上，他击中了这场世界规模的运动的要害。向国会申诉的信件如雪片飞来，都写上军邮的复信地址。而这不过是序幕而已。接着就是第二个浪潮，父母、妻子、爱人们都也同声叫嚷。陆军部副部长肯尼思·罗亚尔说，“这种‘我和我的孩子’高于一切的想法，掀起一股指责复员工作的洪流，使我们的议员应接不暇。”一位参议员收到了两百双婴孩穿的小鞋子，每双塞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想念爸爸”。这次运动对国会的勇气是一次考验，但国会却经受不起。宾夕法尼亚州的罗伯特·里奇说：“每个父母、每个妻子、每个孩子都想亲人回家团聚，”还补上一句“别忘了，哪儿都比不上家。”约翰·兰金提出一个议案，凡是服役满十八个月，或要赡养家属，或有升学要求的士兵，都可退役——那就是说，全部征召入伍的都可退伍了。蒙太拿州众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告诉记者说：他认为“没有理由不把海外军人尽快运送回国，遣散复员。”民主党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和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打破政党界线共同发表声朗，支持造反的士兵。参院也派了一个小组委员会飞往菲律宾，听取梅齐中士及其他肇事分子的证词。

《纽约时报》着了慌，对于“军纪荡然无存”在国外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心。它指出：示威者“还未复员，他们还是军人。”社论里不客气地点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的，应当让他们明白这点。”在《纽约时报》看来，国会有罪，不该怂恿“一个不顾我国的国际责任、鼓励在马尼拉和勒阿弗尔发生的那样丢人的事的所谓让孩子们回家的运动。”

从政府的观点来看，没有比在这个时际发生这样骚乱再糟不过的了。杜鲁门总统正要争取国会同意他把陆海空三军合并为国防部的计划。高级军官们本来已很难对付了。他们对白宫早已不信任。如果在这个新问题上政府又不支持他们，那么这整个改组计划就会趋于失败。因此，总统就宣布，说他已对陆军海军的复员措施检查过，他“深信各军种执行复员计划很有效率，值得嘉许，对各方面都不偏不倚。”他所得到的结果只是转移了国会指责的目标，从陆军部和海军部转到他自己身上。

杜鲁门本人象前任罗斯福一样，是大力支持进行普遍军事训练的。现在，一夜之间，这个希望已成泡影。不但如此，现在能否在国外保持一支空有骨千的部队，也很值得怀疑。军队实力已下降了百分之八十。曾一度是世界最强大的空军，现在已从二百三十八万五千人减至十六万五千人。海军每月遣散二十四万五千人。尼米兹提出警告，说已经没有一支舰队可以进行作战。由于征兵法将于5月15日失效，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在考虑把占领军从朝鲜全部撤走。这时，有五百万训练有素的士兵己经脱下戎装。将军们算来算去，愈算愈头痛。德国至少要有三十五万人，太平洋至少要有三十七万五千人，至于其他各地，艾森豪威尔认为至少要有七十二万五千人，杜鲁门则认为至少要有一百三十七万五千人。但志愿服役人数，现在只有四十万。延长服役的人愈来愈少，艾森豪威尔对国会领袖们说，美国“兵源枯绝”的危险是十分现实的。

这位将军是在国会图书馆后面一间平时没有用的房间和国会领袖们见面的。现在公开的听证会已经无法进行。政治火气太大了。他是从背后马路来到国会山的，心里很不安地意识到，士兵在闹事时高声叫“我们喜欢艾克”是因为他们以为艾克那句含混其词的表态就是赞成他们造反。他对国会议员们说，他无论如何得有一百五十五万人。他引用驻日的第八集团军参谋长的话说：“如果日本人认为时机成熟要造反的话，那么他们选择起事的时机，必然是他们以为美国军队内部存在不满的时候。看来有些颠复的势力在有意起作用，要破坏我军士气，原因还没有弄清。”艾森豪威尔补充说，在他看来，由于美国“自动放弃”，也许不得不让美国在欧洲的影响落在“某一其他国家手中”了。

他没有点明是哪个国家。在日本投降后那几个月里，把无论哪一个国家说成是潜在敌人，是不流行的。但有力量能与美国为敌的，只有一个国家。战争结束时，红军有一千万，这一干万人现在还在那里。俄国的驻在苏联境外的部队没有发生“要回家”的骚动。斯大林在整个东欧都可以为所欲为。由于国会偏听选民的要求，而不顾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的反对，到了1946年夏季，美国的军力只剩下两个半师，而且大部份是换防的新兵，其战斗力只达战争高潮时的一半。在丘吉尔唤起人们注意苏联的铁幕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一直廷伸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后，有很大一部分舆论却转过来狠狠地攻击杜鲁门。曾经游行示威的复员军人，曾把婴孩的小鞋子寄给国会议员的军人妻子，竟把造成国外这个局面的责任推在总统、国务院、知识分子和同路人身上。就已知情况来说，他们没有一个人照一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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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海特爵士有一次曾把同克里姆林宫谈判比做面对一台老式的自动售货机。你要的东西它总不出来，但一般你总会得到些什么东西。“有时你得把机器摇几下，出货就会快些”。可是“和它讲道理却毫无用处”。罗斯福在雅尔塔同它讲了道理，但他还未来得及向国会汇报俄国作出了什么承诺，他们就已公开不认帐。在斯大林看来，他肯和这些西方盟国打交道，就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他说，打赢德国，英国只是为战胜希特勒赢得了时间，美国提供了供应品，而俄国则有六百万人战死，“付出了血的代价”。从莫斯科看来，杜鲁门看上去象个脓包，美国正在分崩离析。苏联的经济学家向他们的这位领袖保证：美国快要陷入大萧条，行将一片混乱。因此，斯大林提出要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割占土耳其一块领土，中东石油分杯羹，割占里海一块领士做巴库油田的屏障，由铁托控制的里雅斯特，由奥国管理卡林西亚，参加占领日本，甚至要驻军鲁尔。

杜鲁门在1945年4月23日痛斥莫洛托夫。这是第一个迹象，说明这位新总统并不打算在上述任何问题作出让步。俄国人震动之下，正式邀请杜鲁门参加波茨坦会议。会议本来是要讨论如何将雅尔塔协定付诸实施。杜鲁门对参加这次会议有些顾忌，但他有很多原因要参加。后来他写道，“在我心里最迫切的一个原因是要斯大林本人重申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这也是我们军事首脑最急于要抓住的问题。”其实，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乘美国军舰“奥古斯特”号作一次远洋航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还没出过国。我们从他给“亲爱的妈妈”和玛丽那些东拉西扯的家信中，就可以看出他那副快乐高兴的情景。他身穿敞领短袖衫，头戴水手帽，在舰上到处跑，个个角落都要看看，还在水手中认个远亲，和水手们一起进餐而冷落了军官。旅程结束后就是波茨坦会议。这次会议对他颇有启发，但使他非常沮丧。现在他毫不怀疑：“俄国人只懂实力”，他们的“计划是要征服全世界”。会议以后他“很高兴走上回家的道路”了。

波茨坦会议开完以后，以前轴心国的卫星国的命运并无变化。这就是说，它们在模棱两可的纸上条文的掩盖下，被俄国占领着。会议确如杜鲁门所预料的那样毫无意义。在会议期间，他有一阵子很心灰意冷，竟然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要把白宫让给他。历史上常有这种令历史学家揣测纷纭的着迷的时刻，这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两人在巡视劫后的柏林，见到一片瓦砾，总统突然转过头来说：“将军，凡是你想要的什么东西，我无不努力帮你弄到。我具体而肯定地对你说，这包括1948年的职位。”艾森豪威尔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把总统的这个表示当作开玩笑：“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谁会是你的竞选对手，但绝不会是我。”

几个月过去了，俄国人的态度愈来愈恶劣。以奥本海默为首的美国科学家经过艰巨努力才制订了一个通情合理的控制原子武器的计划，但安德烈·葛罗米柯却随口加以拒绝。苏联的许多外围组织只要一有机会，表现尤为恶劣。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百忙中抽空去参加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苏美友好全国委员会大会。他发表讲话，希望国写国间的分歧能够和解，而不要发展到“半夜一敲门，人心尽惶惶”的地步。听众嘘声四起，尖声怪叫，使他不得不离开会场。他后来说“我常常觉得奇怪，不知是谁使共产党国家的外交部认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条基本要求是，态度一定要粗暴无礼，是马克思，还是思格斯？不管是谁，都可说是不幸之至。”【攻击艾奇逊的人，后来将他这次参加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说成是他同情共产主义的证据。】

在政府成员中，只有商务部长华莱士还对苏联存有幻想。他是个幻想家、空想家，长期以来就不相信美国的沙文主义者。亨利·卢斯称未来世界为“美国世纪”，华莱士对之反驳说，战后“只能是普通老百姓的世纪”。现在他坐在内阁会议席上，冷眼观察杜鲁门，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位总统是个地地道道的战争贩子。他认为绝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向人民提出警告，而这要由他来提出。

现在回过头看，奇怪的倒不是华菜士公开反对美国外交政策，而是他怎会在内阁里呆得那么久。由贝尔纳斯和华莱士分别主持国务院和商务部，杜鲁门的内阁中就有两个人认为总统的宝座本该是他们的。如果杜鲁门能象罗斯福那样有魅力，他也许能克服两个性格倔强的人之间的分歧。可是他全无策略，当然就一定和新政派一个个地闹翻。贝尔纳斯早就和他发生冲突。他有一次在莫斯科开完会后，就去电白宫，说他一返国内，就准备以炉边谈话的广播形式，对全国人民进行一次详尽汇报。杜鲁门提醒他说，按职责他首先是要向总统汇报。如果有发表炉边谈话的必要，那应由总统来发表。过后不久，杜鲁门又和哈罗德·伊克斯在用人问题上发生纠纷。伊克斯在1946年2月12日提出辞呈，建议于3月31日生效。杜鲁门毫不留情批复，于2月15日就生效。于是伊克斯公开攻击他在白宫收集了：“一批不三不四的政治侏儒。”记者们议论说，总统和一位内阁阁员发生这样尖锐对骂，在华盛顿极其少见。

但是，这一年还没有过完，又发生一次这样的争吵。丘吉尔为了对杜鲁门表示敬意，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小小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内发表“铁幕”演说。他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批评并未得到好评。这个人总是走在时代前头，这次也是如此。但听了这次讲话后，在华盛顿暴跳知雷的，首推商务部长。他下定决心，只要时机一到，就要使所有这些恐苏病患者都俯首贴耳。9月，时机到了。贝尔纳斯那时正在巴黎参加一次重要外长会议，9月10日华莱士把他在美苏友协的群众大会上准备发表的讲话稿呈报总统。杜鲁门没时间看，他一边翻着讲稿，一边听华菜士将内容讲给他听。华莱土说，他这次会对苏联会采取比过去更加批判的态度。总统心里惦念着别的事，随便点了一下头，并说他希望这篇演说，会使参加国会竞选的自由派和左翼人士和参加纽约州州长竞选的民主党有利。记者们在外面走廊等候，问华莱士和总统谈了些什么。他请他们好好听听他的演说。

华莱士的确批评了克里姆林宫，在这点上他是信守诺言的。但他也同样严厉地批评英国外交部，接着还激烈攻击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的外交政策。他说，华盛顿根本不应干涉苏联在东欧驻军，那是斯大林的势力范围。接着他说美国应将原子弹计划通知各国政府，不管它们的政治制度如何。最后，他要美国裁军，不管其他各国采取什么态度。他认为同英国和西欧国家签订集体安全条约，这种想法就显然存心不良。“在我看来，把英国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枢纽，真是愚不可及。”他说，“可以肯定，光是英国在近东的帝国主义政策，和俄国的报复行动，就会直接把美国引向战争。”接着那两句话，是他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以后才加进去的。“我既不反英，也不亲英；既不反俄，也不亲俄。两天前总统看到这几句话时就说，这代表我们政府的政策。”

事先看了讲稿的记者在下午4时、也就是在演说前三个小时就来到白宫，参加总统记者招持会。有人向总统是否已同意商务部长的讲话，他点点头。它准确地反映政府政策么？他也说是的。接着他就去克拉克·克里福德家里参加一个只有男宾参加的宴会，满以为华莱士会支持既定的政策。闪电发作的时候，他还在那里。第一阵隆隆雷声是下午6时传来的。当时华莱士的一份预发的发言稿传到了代理国务卿威尔·克莱顿那里。他立即用直通电话线和白宫的查尔斯·罗斯接话，提出抗议说“这必然使吉米在巴黎会议上处境困难。”他要求总统公开否认。但罗斯说杜鲁门已经批准了华莱士发言，否认已经太迟了，第二天，报纸出现令人惊惶的特大标题，说美国政策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变”。在巴黎的参议员范登堡对记者说，“我不能同时和两个国务卿一起工作。”贝尔纳斯从一位英国记者那里听到这个晴天霹雳。他憋了一肚子气有四天之久，然后打电报给总统说，“华莱士先生是您内阁的一位成员，如果您为了某种原因不能制止他在外交问题发言的话……我就只能请您立即同意我辞职。”

迪安·艾奇逊认为“杜鲁门总统简直是幼稚。这样说并非过分责难。首先，对于美国总统的繁重责任，他当时还不十分熟悉。在他看来，亨利·华莱士是个经验丰富、地位很高的政府负责官员，讲稿又经认真准备，为什么不能让他公开发表呢？”如果杜鲁门这么说了，人们就会对他谅解。可是，他却想用“一个笨拙的谎言”（《时代》周刊语）来使事件平息。他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声称要把这次来得很“自然的误解”“澄清”一下。他解释说，他一点也没有赞成这篇演说的意思，他只是想维护华莱士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已。特别是，他并没有把这篇演说当作是一篇“代表我国外交政策的声明”而予以批准过。接着就是一场尖锐的提问。记者们提醒杜鲁门，说华莱士事实上等于对听众说，他对英俄两国所持的不偏不袒的态度，是经过总统的赞许，认为是“现政府的政策”。接着的一段对答，真是狼狈异常。

总统；这话不错。

记者：想问的是，你指的光是那段，还是演说全文？

总统：整篇演说我都同意。

记者：总统先生，你认为华莱土的演说有没有背离贝尔纳斯的——

总统；没有。

记者：——对俄国的政策？

总统；他们完全一致。

第二天，詹姆斯·赖斯顿就在《纽约时报》上尖锐指出：“在首都，认为华莱士先生的建议同杜鲁门先生或贝尔纳斯先生的建议是‘一致’的，似乎只有杜鲁门先生一人。”他想讨好英国人，却激怒了记者。接着事情愈弄愈糟，因为华莱士不肯让步。他自己在白宫草坪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说，“我坚持我在纽约的演讲。我感到大多数美国人都关心和平，愿意为之努力……因此我将在不久将来，再就这问题发表演说。”

这就太过分了。国务卿下了最后通碟，商务部长又顽固到底，杜鲁门决定要把华莱士撤职。他先给华莱士写封亲笔信，把他所知道的什么骂人话都用上了。接着亲自叫人把它送到商务部。华莱士大吃一惊，就给罗斯去电话，说他认为这封信不但不宜于公开发表，即使作总统文件放在国家档案馆，也未免太不象话。接着他在电话中把信读了一遍。罗斯听完以后，也有同感。于是这位刚被免职的部长把信送回白宫，罗斯就立划把它烧掉。那晚，总统怒气消失之后，又给家里写信：

亲爱的妈妈和玛丽：

今天我不得不把亨利免职了，当然我很不愿意这样做的。如果他在1940年继续担任农业部长（本来他就该这样的），也就不会有这场争论，而我也不会到白宫来，那该多好呀！……我所接触的人中，亨利真是头号怪人。星期三下午我和他辩论了两个半小时，要他再也不要就外交政策上发表演说，或者表示同意我负责制订的政策，但他不答应……。现在，他离职了，疯子们又歇斯底里大发作了。这倒很好。这恰好证明我是对的。……

当然，他是错了。他处理得非常欠妥。本来国内已出现罢工、商品短缺、物价高涨，黑市流行，人们对和平过渡又觉得事事不如众，现在又来个华莱士事件，杜鲁门的声望就大受影响。根据盖洛普民众测验，他在1945年7月参加波茨坦会议前，同意他那样处理问题的有百分之八十七的美国人，可以说是非常信任的一种表示，因为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以后战时威望最高峰也不过是百分之八十四。现在情况变了。“华盛顿开始反对他了”，约翰·张伯伦在1945年11月26日那一期的《生活》杂志说。虽然这种想法也许是出诸张伯伦的主观愿望，但是到了1946年年内某个时候，显然已经到了转折点。

从一些小事里就可以看出。从右冀方面传来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的大声咆哮：“总统自己怕得发抖却还要吓唬大家。”左翼方面，自由派的专栏作家塞缪尔·格拉夫顿则说他是个“可怜虫。”甚至民主党的基本群众也相互议论，“只有在哈里又犯错误时你才记起他。”伊克斯请他声明不再参加1948年总统竞选，以便全国恢复团结。阿肯色州新当选的民主党众议员富布赖特说，这十八个月内杜鲁门那么笨拙无能，为了国家利益，他该自动靠边站，让共和党人来接任。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参加竞选，用什么“我的战友们和你们的亲人们，曾经为了使美国神圣传统得以世代相传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以他们的名义发誓，我一定要保卫这个神圣传统”这种陈言滥调，博得掌声雷鸣。现在美国人情绪很动荡不安。对在朝党讨厌，对在野党的讨好卖乖却很顺耳。波士顿的哈里·弗罗斯特广告公司为在野党想出了一句口号，写在全国各地的广告牌上：“受够了么？”

人民回答说受够了。选举结果，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占尽优势，这是十八年以来的头一次。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把这第八十届国会称之为二十年代富有战斗精神的第六十九届国会以来最为保守的一届。理查德·尼克松和约·麦卡锡都以很大的优势当选。《洛杉矶时报》认为史塔生的政治生涯将会吉星高照，尼克松也会和他步步高升。“尼克松先生是史塔生州长的好友，他的政治观点和史塔生的主张是一致的。”《生活》杂志对这次胜利高兴万分，认为这是“政府的权力中心已经明显地转移。”多少年来，国会一直是“白宫的橡皮图章，当它的替罪羊”，按照这份杂志的预测，今后它将能决定政治生活的方向。共和党的领袖们碰头以后，就建议把国家预算减少一百亿元，减少税收，放弃“政府可以干预工商业和劳工这样的指导思想”并把1932年以来通过的各种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律全部废除，连社会保险法和瓦格纳法也在内。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得意忘形地说：“美国现在是共和党的天下”了。

但情况并非如此。每次竞选的结果，充其量也只能反映投票那一部份人的信念。正如白修德所指出的，美国在五十年代，共和党在选举日开始总是先占上风，但到了下午五时，职工下班回家，就会决定他（她）们是否在选举站投票。如果他们投票，民主党就会获胜，也只有他们投票，民主党才有获胜可能。但在1946年这次国会选举中，这些人没有投票。投票的人很少，只有三千四百万，这意味着很大部份的民主党人，既对现状不满，又对白宫的领导失望。所以根本没有投票。但共和党人对选举结果却作了错误的理解，以为人民对新政已经悲观失望，想立即回到股票市场大崩溃以前二十年代那种不切实际地简单化的黄金时代去。他们想：既然如此，只要在未来两年不断攻击杜鲁门，那末，座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白宫，又会是他们的了。

第十四章 与哈里相处的日子

大凡美国一遇战争，便出现纷纷的历史百川汇于一的局面，这时全国各阶层无不将这个斗争看做一大整体，因为此中人人有份，人人身与其役，尽管也许是间接的。但事过境迁，各路潮流便又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了。曾记否，当年有过这么一个星期：国务院同外国签订了一份互惠贸易协定，华尔街有几家企业合并，纽约大街上举行火灾水渍货大甩卖，派恩布拉夫市竞选美女，某青年主妇记得她这时铺上了一块名贵的东方地毯，世界棒球联赛吸引着全美五千万球迷。

对于研究美国总统动态的人来说，从战胜日本到爆发朝鲜战争这四年十个月零十日，实在是多事之秋。这段时间，华盛顿总是在闹着点什么事儿，而又总是脱不了哈里·杜鲁门的干系。如某次他偶访墨西哥，墨西哥总统陪他去参观活火山，哈里便说：“比起咱美国国内的，这算得了什么！”当然，除此以外，其间也还有许多重大的事。杜鲁门看问题的角度的确不同凡响。他是总统嘛，而身居高位的人，又有谁不是只顾操心国家前途的呢！

这两次战争中的间隙，无疑是翻天覆地的时代。不错，倒是和和平平的：大炮不响，轰炸机不飞，军舰下锚停泊，海军陆战队闲得在做俯卧撑运动。对那些出生于萧条时期、成长于烽火年代的人，这是一个过渡，一个喘息机会。这段安宁的日子里，一代醉心摇滚舞音乐的大学毕业生（此辈很可能在六七十年代一跃而为美国各界的领袖人物）都回到昔年的女友、今日的少妇的怀抱中了。“你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1961年猪湾危机时的一天早上，埃尔斯佩思·罗斯托跟她丈夫说，“你们二次大战的小军官，现在可轮到你们当权了！”

后来约翰逊时代，华盛顿流行一句打趣的话，把首都说成是“住满了有权有势的男人和他们年少无知时娶下的婆娘”。这话未免挖苦，而且按它含意说战后姻缘无非是此辈得意征途中一时的歧路失足，这也并不确切。对于那些青年复员军人和新嫁娘来说，40年代后期，何尝不是他们燕尔欢愉、山盟海誓的好岁月，心灵的宝鼎中正燃着香气袅绕的希望之烟呢！年轻，又不曾残废，已经是万幸了；结婚，就是把自己献给对方，就是互赠定情物，不胜缱绻之乐；它像是为青春热情所串连起来的绚丽多彩、万花缭乱的电影镜头，流行乐曲若断若续，声、色、香、味变化无穷；又像是厕身第五大街的双层公共汽车中，从前座乘客翻起的大衣领后一瞥而过的窗外的广告画；它无非是买回塑料袋里的白色人造牛油，捏捏袋里的黄丸使之变为奶黄色；无非是自家调制涂墙的色粉，诸如此类的身边琐事；还有，两口子睡在床上不停抽烟，又是何等乐趣；而再过十年，这种乐趣就要大为失色了。

结婚这事，还意味着让同别的新夫妇玩猜谜游戏；意味着像《好心与宝冠》剧中的阿历克·基内斯一对那样轻篙泛舟；意味着等上六个月买战后第一批福特牌、雪佛兰牌汽车，选购好洗快干、挺刮漂亮的新式衬衣；意味着因她至今还把私房钱缝在大花裙里而笑谑一番；意味着她到医生那里检查后，你把她接出来在小饭馆吃中饭时她说真的有喜了，于是两人开怀庆祝起来；意味着触及她初孕的乳房而产生的神妙感；还有，周末躺在床上，你为她朗诵剧本《一个推销商之死》而哽咽；或者朗诵小说《1984年》而悚然；在电影里看玛丽·马丁洗头发，议论奎格船长这个讨厌人物，或者听伊迪丝·皮亚夫和保罗·罗伯逊唱歌，用的是那个老式落地收音电唱机，它放的地方正好把那块褪色的墙遮着；星期日下午，拿着1948年的新产品、随拍随印的黑白波拉洛德相机彼此拍照；放那年夏天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产品33.3转的10英寸或12英寸的密纹唱片；然后下一年1月份又放胜利唱片公司新产品的45转密纹唱片，然后又突然渴望听听老式的78转唱片；婚后生活也意味着在“乡村”夜总会消磨几小时之后又到“尼克斯”和“埃迪·康登”两家厮混，或是沿着阒无人影的第52大街溜达（皮特里洛淘汰摇滚舞音乐，为查利·帕克和迪西·吉莱斯皮的尖声“进步的”爵士乐“博扑”开了道、奠定基础，就是在这里）。灯火阑珊时，你在杰米·赖安夜总会的酒吧外，俯首而立。

这时，社会上逐渐崇尚个性，讲究趣味起来。素不相识的男人在袜子上绣上花样；把钱叫做“木拉”，向过路的少女喊“合巴！合巴”；每星期一玩滚球，清晨3点钟给朋友打个歌唱电报，让那个送报人唱给他听，在新婚夫妇的弹簧褥上缚些小铜铃，然后在门外偷听，模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腔调说：“我绝不要打仗，埃莉诺也绝不要打仗”；星期日穿上罗伯特·霍特牌套服，在收音机天线扎上一根狗尾草，在汽车的望后镜上吊着一双婴儿的鞋子，每星期六上午一定把汽车洗得干干净净，彼此见面打招呼时说“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这样的中国式英语，结了婚的少妇头戴着卷发夹就去上市场，口里老是嚼着口香糖；她们会把全家带去看《吉普车上四女郎》和《硫黄岛战役》之类的电影，但绝对不看《维尔杜先生》，因为《行列》杂志揭露主角却利·卓别林是个赤党。

小家伙们现在已是十几岁了（teen age这个词最初出现在《纽约时报杂志》1945年1月7日那一期里），越来越露头角。有些家庭不欢喜孩子们在外乱闯，还可以使他们循规蹈矩留在家里。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忆录《纪念品》一书中写道，人们还管她叫“‘那个杜鲁门的小女孩’——我像一般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对这种称谓很讨厌。”然而在白宫外面，这种“青年的力量”正在改变整个社会风气，往往不是吵闹过头，就是趣味低级，使老一代的美国人嘟嘟囔囔。至于再小一些的孩子，把盛橙子的木箱条板加上溜冰鞋的轮子制成踏板车，踏在上面溜着玩，乐此不倦。

这时流行歌曲比30年代多了十倍，全国自动选唱机已有50万部，给它的主人们每年赚2.5亿美元，不过都是镍币。这些歌曲本身没有什么价值，歌词也容易忘掉，但自动选唱机这种玩意却很受欢迎。青年人简直是崇拜这种机器。位于哈得孙河谷的一所名为斯卡巴勒的中学，有一班1947年的毕业班，就把一部自动选唱机作为礼物送给学校，家长和教师带笑在一旁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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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杜鲁门执政那些年，美国开始不可挽回地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1941年圣诞节，气候阴冷，丘吉尔到白宫做客，某日夜半，罗斯福灵机一动，想出了“联合国”这个名称。《时代》周刊在1942年1月10日那期里说，“联合国这个新词”已悄悄窜入世界词汇中了。在那一年前，按照《财富》杂志的调查，美国选民只有63％赞成美国加入国际组织。到1944年3月，赞成的就有68％。同年，在大学生中进行一次全面调查，赞成美国派出代表团常驻联合国的，比例为50：1。萨姆纳·韦尔斯也赞成这样做，他写了一本颇有说服力的书，名为《抉择的时刻》，主张要组织一个世界政府。每月一书协会把它推荐出来，作为1944年8月的名著，共销售了近50万册。阿肯色州众议员富布赖特建议，支持“创立一个适当的国际机构，使之拥有适当权力，以确保和维持各国间的公正与持久和平……而美利坚合众国亦应参与这种机构”。这个议案以360：20在众院通过。到了参院，这个议案亦得到两党一致支持。

费城、大西洋城、芝加哥市、旧金山市和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市都想和纽约市竞争，要把联合国设在自己市内，并免税提供地段以供它使用。只有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威治市汹汹然投了反对票，不欢迎这个新的世界组织到那里去，但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当地人反对威尔基，反对他写的那本《天下一家》，借此发泄一下怨气。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他的华德曼公园【现在叫谢拉顿公园。仍然在康涅狄格大道和伍德利路西北一段转弯的街角。现仍是一些著名议员的住宅区。】寓所认真思考了几个月，终于改变看法，认为只有通过国际相互依存，这个世界才可以生活下去。对他来说，这是个历史性的转变。战时他有一次在伦敦的地下室躲空袭，德国飞弹腾空而来，震撼大地，他对他的陪同人员说：“人类有了这样的武器，怎么还谈得上置身事外或保持孤立呢？”范登堡打破了党内孤立派的顽抗，他对鸦雀无声的参院发言说：“我一向公开表示，认为要依靠自己力量来保护美国的。我仍然相信，不管有无其他国家的合作，我们永远也不能再让我们国防力量下降到无能的程度。但我不相信今后有哪个国家光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求得安全。我认为美国要最大限度地和世界各国合作……我认为国际公法要具有它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限。我认为我们切身利益要求这样做。”

两党参议员全体起立，热烈向范登堡鼓掌。报章赞扬他的演说，认为“毫无疑问是篇伟大的演说”，是“参院八十年来最重要的演说”，是“用武力对付一切侵略的果敢的誓言”，是“保证不再出现慕尼黑的诺言”，是“震撼全世界的一炮”。在一片兴高采烈声中，世界的另一头打响的一炮，华盛顿却听而不闻。原来胡志明抑制着满腔怒火从巴黎回国，宣布越南独立，自己当总统，上山打游击。但国务院远东司对驻在当地的外交官员并无发出特别指示。叛乱者毕竟只是当地人，算不了什么，必要时几个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可以把它击溃。但估计亦无此必要，因为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有法国外籍军团在，要是真有麻烦的话，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动镇压的。

这里有个词义问题，不易弄明确。但要理解战后世界政局，对这词义就必须有一定的了解。25年前，所谓“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联合国”，都不是全球性的概念。甚至1950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提出那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计划时，从他的演说措辞中可以看出，他的所谓“世界”，还是局限于北美、西欧及其盟国和属国。那时还未有“第三世界”，或诸如此类的概念。你可能会感到惊异，但是1942年用“联合国”名义发表的元旦宣言只有26个国家签署：那就是美国、联合王国、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五个英国自治领；八个当时还受纳粹德国奴役的国家和九个南美共和国。总之，一个所谓参加联合的国家就是保证要打败希特勒的国家。1945年，非洲只有四个独立国：即英国势力仍很大的埃及、美国的奇怪傀儡利比亚、刚从意大利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的埃塞俄比亚和过去到现在都是在白人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南非。到了战胜日本时，联合国的成员国增加到51个，那是多了一些刚解放的欧洲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还有分散在各洲的小国。但是联合国还是像个上等人的俱乐部，你在那里可以拍拍手叫声“仆欧”，侍役便会应声而来，听候吩咐。你也可以表示你有充分权利，说一句“我是自主的，是白种人，又已年满21岁”也不会得罪其他会员，包括皮肤是黑色的会员。换句话说，周围的邻居还没有开始因为黑人增多而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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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市那个五光十色的曼哈顿岛，有不少繁华异常的区域，其中之一就是那豪华的东区第七十几条街。战后在这里举行宴会，通常是以鸡尾酒开始。当时最流行的是“海风”，是杜松子酒和柑橘汁的混合。你一边要酒，一边表明：第一，你从来不看电视的；第二，你认为克里斯琴·迪奥尔一定是发疯了。谈到第一点，你可能说的是真话，也可能是假话。但第二点，你是完全错了。克里斯琴·迪奥尔的神经至少和你一样正常。战争结束时他不过是个默默无闻、已到中年的巴黎服装设计师，但他很精明，估计到美国女人对巴黎时装还是盲目崇拜，而且恨不得早日撤消华盛顿那个令人讨厌的政府关于战时服装的第L－85号条例的规定，即她们的衣服折边不得超过二英寸，衬衫只能钉一个口袋，上衣袖口不能翻边，腰带宽度不能超过二英寸，外套不得缝上兜帽或围巾，裙部不得宽于72英寸。自从巴黎陷落以后，这五年来许许多多美国姑娘已经穿惯了没有口袋和没有打褶的衬衫，简朴的套服和短裙子了，不过最后一点使男人们可以一饱眼福。但迪奥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1945年底，这个出色的服装设计师设计出离地不到12英寸的宽阔的大裙，肩部不贴垫，乳罩则加垫（一般人称为“假奶”），鞋和帽的设计，也使男人们倒抽一口凉气。如果女人们流行他的服式，她们就得花一笔钱，把所有衣服重新购置。举手之间，他就把每年营业额达30亿元的服装行业和那些专供妇女阅读的杂志争取过来，赞成他的设计。《哈泼斯市场》、《时髦》和《漂亮》等杂志简直是着了狂一样。有个作家欢呼：“你的胸脯、你的肩膀和臀部都是圆圆的，你的腰部细细的，裙子这样宽大，意味着你有一双娇嫩的美腿。你这样才像是你呢！”它们在印刷精美的篇幅中大吹大擂，反对过去那些贫乏、简朴、单调的式样，提倡迪奥尔那种丰满、奢侈、多彩（当然也就是昂贵的）的“新式样”。

“新式样”，这已成了1946年时装界的战斗口号。对美国的丈夫们说来，除了再也看不见女人的裸腿而大失所望外，看来还有一个前景，就是要为老婆的新衣服付账：一件塔夫绸的下午服在阿肯色州只花17.95元，如果买巴黎制的原装货，要450元。对太太们来说，所牵涉的问题更加复杂。大多数人也觉得价钱太贵。许多人还认为，这样V形衣领、窄腰身，垂下来的肩膀、半长不短的裙，从紧扣着的裙腰上突然散开来的轻薄的蝉翼纱罩衫，实在是难看得很。不但如此，那些推销口号简直就把她们当做笨蛋。这些时装杂志中的文字本身就是狗屁不通：《时髦》傻笑着说：“在这一期里，稳重的人的优点丢了。”简直不成句子。如果她们买这种荒唐的新装，就无异于承认自己是个傻瓜，是弱者，是神经质的小笨蛋。这种人管家也靠不住，让她出门那就更危险了。

其实，妇女们又有她们的困难，她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社会还是受各种禁忌所束缚，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受自制所束缚。她们的妈妈从小就教她们处世接物总要谦谨温和，因此她们一气之下，也做了在当时时代条件的局限下能够做到的事。肯塔基州有676个职业妇女签名发表了一个反对新式样的宣言，特别攻击裙的长度，因为女孩子欢喜把腿部多露出来，不管缝纫机神通如何广大，也不能把短裙改放长。于是“刚过膝”俱乐部就在几个城市应运而生；达拉斯市有1300名“刚过膝”会员穿着刚过膝盖的短裙，在商业区游行，高举标语牌，反对跟着法国屁股后面走。迪奥尔在巴黎大声叫屈：“我的天哪，我做了什么错事呀？”——似乎他毫不知情似的。

危机于1946～1947年出现。有几百万码印花雪纺纱和花边堆积在曼哈顿区服装工业的仓库，等待着小石市、丹佛市和西雅图市的人们做出选择。顾客们也受到很大压力。姑娘们在人行道上碰上另一个姑娘时，彼此都拼命考虑究竟在服式上何去何从。有些人采取战后第三世界那种态度，搞些不完全是“新式样”的新式样，暂时把问题回避一下。比如说，英国还得处处紧缩，还在实行物资配给制。鞋跟不得高过二英寸，而贝露港路的聪明女服饰商却造出价廉美观的鞋面结实的平底高跟鞋。1946年间，美国的服装设计师又再搞裸露中腰的服装，还新设计一种无直带的横扣式的乳罩。快要到复活节时——那年是在1947年4月6日——双方的斗争还是胜负未分。不久，女人们似乎一下子就软化了。你可以说她们是软骨头，是笨蛋，但是这些中产阶级的妇女，凡是有现款或可以挂账的，谁都不愿在复活节那个星期天里穿着古老的服装，怪里怪气。当她们鱼贯走进教堂通道时，她们也就向全国——也就是说向她们叫苦连天的丈夫——表明，在所谓“上流社会”（haut monde）的风尚这问题上，她们仍是惟外国之命是从。而“上流社会”这个词来源于法国，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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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斗争过去后，女人们不但挂白旗投降了，还好像是没有斗争过似的。她们甚至穿着帆布鞋、木底鞋、软靴、尖跟“凉鞋”，戴上有面纱、羽毛、甚至鸟笼子装饰的土耳其式帽，到处走来走去。鞋匠搞这样光怪离奇的产品，倒还有道理，因为妇女们穿上那种长裙，腿部裸露有限，这样，小腿修长的妇女，就想用古里古怪的鞋、五颜六色的尼龙袜和各种各样的鞋带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那些帽子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些不切实用的手套和奇形怪状的手提包，也是如此。如果说这样搞有什么社会意义的话，那只能说是表现了女性的直觉，表现了女人有做不对的事、无聊的事、变换花样的事的权利。

在曼哈顿区的晚宴席上，客人们在浅斟细酌海风或马提尼鸡尾酒的时候就可能谈及下列话题：拉里·麦克费尔用300万元收买了扬基棒球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默里·巴特勒退休了；罗马教皇新封了四个美国人当红衣主教；丹佛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的报告说，有36％的美国人预料25年内美国又会再打仗，另外有23％则预料50年内会再打仗，但只有20％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世界大战，这时谈兴就低沉了一些。这次民意测验是在1945年末进行的，那时美国公众还不知道美国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不稳到怎样程度。

在那些年头里，在东区第七十几街一带举行的宴会都是正规的，穿什么衣服也不能随便。男的要打黑领带，女的要穿晚礼服。客人们在铺着雪白台布的餐桌上找到自己的座位。主宾坐在男主人右边，男女交错着坐，旁边那个不能是自己的配偶。按规矩，你和左右两边的客人讲话应酬，都要一视同仁。最后喝完了酒，蜡烛将尽，男女才起座分开。男客都和男主人在一起喝白兰地酒，抽哈瓦那雪茄，女客们则到楼上去，做她们在这种场合下要做的事情去。一般她们总会有些时间谈谈有特殊兴趣的流行话题。比如说，耶鲁大学的儿科专家阿诺德·格塞尔那本《生命的头五年》，当时还很畅销，在化妆室里通常会引起议论。（还有两本书《长袍》和《心情的平静》更是畅销，但在这些女客面前谈及这两本书，那等于在社交上自杀。）那时女人们都爱把手袋、帽子和服装配套，还爱把黑绸制的美人斑贴在脸上，把本人的大型半身像印在花布新衣上。女人对科技革命非常注意，和农庄里的女人一样非常感激。合成纤维的出现，使她们生活改变了，无论在曼哈顿或在艾奥瓦州都是如此。仆人几乎已经绝迹，雇佣仆人的需要也同样消失了。战胜日本后不到一年，电器商店已出现了电力干衣机。而且在40年代后期，主妇们每年买进22.5万部自动洗碟机和75万部垃圾处理机。1947年，冰冻鲜橙汁也上市了。当然，有些新玩意儿是荒唐的。比如芝加哥一位年轻的工业设计师让·奥蒂斯·赖内克领了一种电气吉他的专利权，这种吉他可以把音调提高到耳鼓吃不消的程度。人们议论说：毕竟，我们是个自由国家呀，我们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人，可是确有些人真没治。

广告行业将进入黄金时代。一个海军退伍军人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畅销小说（弗雷德里克·韦克曼1946年出版的《广告商》）使麦迪逊大道的大名，变成家喻户晓。可是，本来使广告业发达起来的那些销路很大的杂志，后来在各种宣传行业中，却竞争不过，惨遭败北。在战时，杂志的出版人和汽车制造厂的工头一样，忙个没停。从珍珠港事件到战争胜利这个期间，平均每种杂志都增加了25万个订户。战前，它们在国外顶多不过销几千本；现在美国被公认为西方头头，看这些杂志的欧洲人就有好几十万。在两年之内，它们的广告收入增加了1亿美元。但即使在这全盛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约翰·费希尔在《哈泼斯》杂志中报道说：按照广告商的调查，有文化的美国人越来越转向那些面向某种特殊读者的杂志，比如《游艇》、《假日》、《纽约人》等等。至于一般读者，都按捺不下心来。他们已不满足于消遣散心，而要求一些使人着迷的、神魂颠倒的、引人入胜的读物。一旦公众发现了电视，这些一度在报摊上畅销一时的杂志，好时光就指日可数了。

杜鲁门执政的头几年，电视成了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但只是话题而已，此外没有多大作用，而且肯定不是赚钱生意。早期流行的杜蒙牌电视机太小，价钱又贵，为数也不多，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但是从两次体育节目的实况转播，就可以看出电视的巨大潜力。一次是1946年6月19日路易斯对康恩的拳击赛，另一次是1947年世界棒球联赛。在家里看电视的人，比花50元买一张拳击赛的前座票或一张扬基体育场的主看台票还看得更清楚。但是广告商人还是犹豫不决，认为有电视机的家庭还为数太少，花大笔广告费还划不来，因为到1948年1月1日，全国才只有17.2万架电视机，电视广播台也不超过20个。因此，无线电广播行业还可以沾沾自喜。至于好莱坞就不是这样了。电影业的巨头们只好向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巨商乞援，而这些公司的营业部主任就马上在全国的广告牌、地铁和无轨电车广告上大事宣传：“为什么今晚不去看场电影呢？”并且向大家保证：“电影比以前更好了！”但这并非事实，这套宣传也没有效果。而且有消息传开来说平均每月有25万户在买电视机，这套宣传就更行不通了。但看来这并没有关系。战后做广告生意的和各公司的宣传员是对难兄难弟，他们点金有术，魔法无边，在战时搞了五花八门的广告，吹嘘商品牌子，使新的织品、电器用具、新产的罐头啤酒、双层玻璃纸包装的香烟都销路畅通。这些人无论在曼哈顿的宴会上，在底特律的新车展览厅里，或者在石油商和议会说客们当中，只要开口发言，全场就会鸦雀无声。这些人善于塑造形象，以观察敏锐著称，当然要洗耳恭听了。大家知道，民意测验与操纵宣传工具的技术还属试验阶段，就像牛顿刚看见苹果跌向地面、弗莱明在实验室里发现青霉素霉菌那样，只要再过一些时间，再过一些时间。它们是有无限前途的。有些善于想像的人，根据厄普顿·辛克莱1934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的教训，认为有朝一日，这些技术完备以后，还可以在竞选总统时加以利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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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广告宣传行业在促进战后繁荣方面究竟具体地起了什么作用，是无法确定的。但在战争期中，影响却是明显扩大，而且并不限于在市场方面。各种广告和杂志文章，都把人们内在心理塑造出来，或者反复宣传人们应该这般那样。他们再而三地向士兵宣传，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爱吃的甜馅饼而去打仗。而他们邻居的姑娘，或者留在出发港口那些活动拖卡房子里的新婚少妇，则在朝思暮想，究竟乔伊变了多少，现在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她收到他一些来信，但信件显然经过检查，而且多数士兵会把真正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于是她只好从报摊和街角日用品商店中找些报刊文章看，而这些作者们倒是热心非常，将她那位远在天涯海角，而又归期已近的亲人的情况向她介绍。

他们对她说这些士兵有个“重新适应”的问题，她最好有个思想准备。《妇女家庭杂志》提出：“你的丈夫回家时见到的是他想像中的女人么？”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们都不厌其详地分析，说这个乔伊不可能和过去一样了。《家政》杂志劝导人们要耐心。“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就不再会讲个不停了，压在心头的往事也该过去了。如果他还是讲完又讲，还是情绪激动，那你最好找个精神分析专家看看。”至于《美丽之家》杂志则认为解决之法很简单明确。它登了一幅客厅图片，那是给一位患过炮弹休克症的将军设计的，并吹嘘说：“家庭是最重要的复员中心，对所有士兵都是如此。”还有一些入门的小册子，教那些环境急剧变化的陆军妇女服务队和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的队员们，怎样治好精神郁郁。它们劝父母们把她的睡房布置一新，使她们觉得意想不到的新鲜，并说“女兵们穿上了新的打褶衬衫，精神上就适应过来”。有些不负责任的报纸大谈其什么精神错乱的复员军人到处乱闯的危险。有一条标题竟然说：“发疯的复员军人到处胡作非为。”

这些胡说八道，通过比尔·莫尔丁和其他一些作家、画家，传到国外部队那里。他们听到这些加油添醋的报道或纯属捏造的谎言，都很生气。1944年，就曾有人到处传说，罗斯福夫人建议在巴拿马设个收容站，让回国部队先在那里隔离一个时期，学习在文明社会中怎样过生活，然后让他们回家，即使复员以后，还要戴上显眼的臂章，使那些循规蹈矩的女人知道在她们跟前这个人，可能就是强奸犯。前线的士兵愤慨地说，他们完全不是这样的人。说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发泄性欲，是不符事实的。

但事实上他们确是如此。

阿拉曼战役结束，据说路透社有个记者问第八集团军一个英国兵：“战争结束以后，你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操我的老婆。”那个士兵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第二呢？”

“把这双他娘的平头钉靴扔掉。”

凡是军队差不多都是这样。而且有史以来，战士复员回家也都是如此。一旦墙上的蓓蒂·格拉布尔的半裸照片给扯了下来，他们在睡房里或公园里撩起女人的裙子以后，什么“重新适应”的议论就不再存在了。“所谓复员军人问题，”威廉·奥尼尔说，“从未成为一个问题。战后年代有种种意想不到的事，但这样不费气力就把这么一大批人员安排妥当，也许是最出乎意料之外的。”

在40年代里，美国式爱情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是在战时结婚快；第二是战火平息后离婚也频繁；第三是托儿所人满为患。在广岛市给原子弹摧毁以前，突击结婚很流行。各种各样的宣传，都鼓励他们这样做。在一部称为《时钟》的著名电影中，罗伯特·沃克在宾夕法尼亚车站认识一位女郎，尽管双方出身不同，家庭情况也不了解，除了生理上的吸引而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认识才24小时，两个人就站在教堂祭坛前，结为夫妇。有些军事基地是在城市附近，少女很多，就特别盖些小教堂，鼓励人们结婚。报章对社会名流的婚事，亦大事渲染，其中有阿蒂·肖和爱娃·加德纳；乌娜·奥尼尔和却利·卓别林；朱迪·加兰在和戴维·罗斯离婚后，又和文森特·明尼利结婚；21岁的格洛里亚·范德比尔特和58岁的利奥波德·安东尼·斯托科夫斯基；还有罗伊·罗杰斯和戴尔·埃文斯，虽然同拍了24部西部牧童片却连一个接吻镜头都没有，也宣布结婚了。接着，战士们从前线回来，罗曼史就开始破灭。原因很多，有一部名为《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年代》的电影把一个主要原因刻画出来。那是一个中产阶级人物战后归来的故事。达纳·安德鲁扮演一个青年飞行员，他在快将出发之前一时冲动下结了婚。新娘是个浅薄的金发姑娘，在他出发以后，她想像他还是过去那个样子：戴着银色空军领章，低低地扣在眉梢上的飞行员帽，如此等等。但他退伍以后，就迫不及待地脱下戎装穿上便服。而她一看到他那副样子，就下决心要立即坐火车去雷诺了。1946年，这个市批准了1.1万宗离婚案。直至现在，这还是个最高纪录。

在那些岁月里，洛杉矶市也和其他城市一样，有好几千个咖啡话会。参加这些话会的复员军人的年轻太太们，对这些话题都很感兴趣，其中有些是耐人寻味的离婚案，理由是双方缺乏感情。这些太太们都是混得不错的人。除了在大萧条期间曾经长期营养不良的人而外，那些困难年头并没有在她们外表上留下什么痕迹。（但如果她们张嘴微笑，情况就可能不同。在她们年轻时期，畸齿矫形术和整齿器还索价较高。有些人到了30岁，就要镶上假牙。）根据纽约市美国历史博物馆1945年对1.5万名女子的调查，那时美国少妇们的腿，比之她们1890年的老祖母要长些，臀部也稍微肥大些，腰部也略粗些。但比之在昔兰尼爱神阿芙罗狄蒂的形象，臀部却略小些，也没有那么妖娆。到了举行婚礼之日，她们平均高度是五英尺三英寸半（要是生在加利福尼亚则略高些），胸围33.9英寸，腰围26.4英寸，臀围37.4英寸。到了她们够条件参加洛杉矶那些早上咖啡话会时，她们已是年轻的母亲，身体某些部位已经逐步粗肥些了。但她们还是又苗条又抖擞，当时欧洲的记者对她们很欣赏赞美，说她们对于什么事情都是爱取笑，有时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也取笑——她会说：“我们在这里真像一群母牛。”或者说：“就像一个叫声不停的母鸡场。”她们有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睛。她父母那一代最惯说“亲爱的”来表示亲昵，现在已由“宝贝”所代替。在她们当中，除了那些大学毕业生或者“妇女选民同盟”的会员而外，对国家大事，都完全不感兴趣。她们属于“不表态的一代”，并对此引以为荣。她和丈夫连报纸也很少浏览。她对他只有一个期望，就是要有安定的职业。他本人也是在大萧条中度过童年的，所以要求也不过如此。总之，对生活的要求就是要有保障。

除了露天的庭廊和小小的亚热带花园以外，这样的少妇全国比比皆是。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少妇多，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一州发展更快，对准备安家落户的复员军人特别有吸引力，已成了战后美国生活方式的诞生地。在这些年头里，超级市场增加了两倍，就快要过两万大关，但是始作俑者旧金山的水晶宫市场，早在1922年就已经开门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加利福尼亚就已开风气之先，开设了一些汽车电影院、汽车餐室、汽车银行和汽车教堂，还设计了可以把车子洗净打蜡，而无需驾驶者下车的机器。战争爆发以后，什么后院烤猪窑、肾形游泳池又在私人住宅中发展起来。最初设计出有八条车道的超级公路、梅花型立体交叉和自动找零钱的公路收费器的都是加利福尼亚工程师。第一个穿着短袖敞领衬衣参加正式宴会是一个加利福尼亚人，穿上铁青色小礼服的也是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女人们带头穿半裸、后来又是全裸的游泳衣，而女人穿长裤上街，在树丛中装上彩灯、建造错层式的房屋、女人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等，都是从加利福尼亚传到全国的。用一个词概括的话，那就是他们有创造性；另外一个词，那就是不拘礼节。至于咖啡，那不用说，就是速溶的了。

咖啡话会的话题，往往是谈论孩子们的事情。人口剧增出乎意料，就是这批满脸笑容的人所造成的。政府也无意中起了促进作用。“过去在大学未毕业、事业未有成就之前只是和几个女朋友出去玩玩，”贝蒂·弗里登说，现在复员军人“靠着士兵权利法案，马上就可结婚。”当然，人口学家不会认为：新婚夫妇躺在床上，只是停留在接吻拥抱而已。但他们原来以为他们会像30年代他们的老一辈那样，在生育问题上会有所克制。但是现在这些当上了父母的人，情绪显然不同。“这些复员军人夫妇们总想把称心如意的东西马上拿到手，似乎今天拿不到就再也没有似的。”卡罗琳·伯德说：“什么房子、车子、洗衣机、孩子……他想马上样样都有。……他们要了孩子再说，而不考虑将来给孩子整齿和送他们上大学要花多少钱。”生孩子很容易，而且很好玩。如果把印第安纳大学的艾尔弗雷德·金赛博士在1944年发表的数字和40年代后期人口统计的数字比对一下，并进行简单的计算，我们就发现美国男人结了婚的有55311617人，每周性交次数高达136666060次，或者说，每千分之四点八秒全国就有人射精一次。在那些岁月里，美国每七秒钟就有一个妇女怀孕，说起来美国人口统计局也会脸红呢！

对这个局来说，这简直是拆它的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切人口估计都完全没有用了。战争的年代并不停止生育，那几年里一直有“战时小宝宝”在生下来。出生数每年多达300万。到1946年，也就是运输舰开始把部队运回国那一年，出生数字又比前一年多了50万。这还不是最高纪录，甚至连接近最高纪录也不是。第二年又从1946年这个已经是破纪录的数字再增加40万人。到了60年代中期，那些做远景规划的人发现美国多了二三千万人，而人口增长最多的就是十几岁那一代，而这一代学生命中注定事情是特别多的。即使在约翰逊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的1964年，战时小宝宝还未成年，大萧条时期的成年人在选民中还不到1/4。所以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间的某些对立，是在约翰逊第二任总统的期间才开始出现的。因为杜鲁门时期的某些看法和概念，到了父母们进入中年以后，就会对社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他们对这些变化，倒不一定是太感兴趣的。

正是在这些年代里，斯波克医生的育婴手册成了1895年出现畅销书目以来的一本最最畅销书了。斯波克书中有一节专讲他所谓的“听之任之”。他写道：“父母总是按照自己的成长方式来教养孩子的，这是人类的天性。”但是，他们应当谨记：“过去医生们总是再三要父母们不要纵容孩子，现在则劝告他们不但要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而且还要考虑他们情感上的需要。”“斯波克时代”于是开始。

从很多方面说，这个时代开始时是极其美妙的。比尔·莫尔丁在他的连载漫画《在前线》之后，又发表了漫画《归来》，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个当上爸爸的一边抱着蔬菜，一边推着孩子坐的小车，旁边一个穿着军服的中士问他：“威利，做个自由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复员军人觉得好极了。有些妇女杂志开始发现一个新现象：这些新当上爸爸的自告奋勇去调奶粉，半夜两点负责喂奶，连尿布也亲自动手洗（用完就扔的尿布，还要过15年才有）。但随着新的家庭电器设备陆续上市，这些家务就较易处理了（切肉还未有电刀，但磨刀有了电磨，切肉就不费劲了；安在墙上的吸尘器也还未出现，但真空吸尘器已经较轻便，较好使用了）。如果年轻夫妇要到餐馆去进膳，或者看一场电影，邻居的大女孩会很乐意过来照顾婴孩，给她一点钱便可以（每小时给两角五分，便算颇为大方）。总之，这些新家庭既不单调乏味，又无繁重劳动。惟一的问题是房子难找而已。

战后出现的房荒问题，是直接由于婴孩出生多和“我们要回家”运动所带来的迅速复员所引起的。1945年12月，陆军一个月复员近100万人，海军又有25万人，复员军人如此之多，简直是无法容纳。美国最低限度要有500万户房子，而且要马上解决。很显然要求建筑业解决是不可能的。战时管制刚取消，劳动力和物资就立即用到工业建设上去了。从战胜日本到圣诞节这段期间，破土动工的房子只有3.7万幢。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通过法令，规定房屋最高限价和授权他将全国建筑物资的半数用在营建廉价房子上去（每幢1万元或不到1万元）。建筑业派出得力的说客到国会游说，使法案无法通过。但参议院同意将7.5万所战时临时建筑物，转给复员军人们使用。政府也将一些集体宿舍改装修建，安置了1.1万户新婚士兵，到了冬风日益凛冽，又有1.4万户挤进了腾出来的陆军营房。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还有百万多户是和别人挤住在一起。在寒风刺骨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一对夫妇带着他们战时出生的婴孩，在汽车里过了七个晚上。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公寓登了个出租广告，要租的竟达2000人。这个市的头面人物为此不安，出钱给复员军人买了100部活动住房拖车。不论大小城市，都可以见到这些拖车密集成群，校园里面尤其如此。密苏里州大学在校园内挨家挨户去进行调查，把一切能腾出来的地方，都留给密苏里的学生住，并去函别州对申请入学的学生说：尽管他们具备入学条件，但没有房子容纳他们。北达科他州的复员军人则把粮仓改为住宅。本尼·古德曼的乐队为克利夫兰市义务演出，请听众们把房间让出来出租。尽管这样，房子还是远远不够。大家都说房东们冷漠无情，莫尔丁对此至为愤慨——他的愤懑继续是他的一代的情绪的指标。他在一幅漫画中发泄他的感情，画了一对复员军人夫妇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肥胖的声势汹汹的女房东争论。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道，“有房出租，不收孩子和狗。”那个女房东说：“看来你们这些当兵的就是不了解我们的困难。”

房荒闹得最厉害时，任何一对无家可归的复员军人夫妇都有很多难堪的遭遇。他们的代言人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个牧童歌手出身的参议员格伦·泰勒。他是靠弹得一手好班卓琴，被爱达荷州人民选进参议院的。他带着他的妻儿和孩子，站在国会山上的石阶前，如泣如诉地唱道：

噢，让我有个家靠近国会大厅，

让孩子们在院子里可以玩耍！

一两个房间、哪怕旧点也罢，

唉，我们总找不到地方安家！

美国迫切需要来个十年规划，每年要建造150万户的居住面积，在此以前看来只好暂时靠帐篷解决了。尽管建筑工业游说国会的力量强大，可以阻挠政府的庞大计划的通过，但他们用那套一块一块砖的砌法来盖房子，价钱太贵，进度太慢，单靠他们是完成不了的。总得找个办法解决。到了1949年初，有些人就创造了在工厂预制构件的方法来解决这问题了。战时有人创造生产奇迹，而他们则是在和平时期创造生产奇迹。这个建筑行业的亨利·J·凯泽，就是新创建的莱维特父子公司。威廉·莱维特在长岛的纳索县里买了一块1500英亩马铃薯地。从对战后生活的影响来说，这件事和杜蒙公司创制的七英寸电视机，和霍华德·艾肯在哈佛大学创制的第一部电子计算机，可说有同样重要意义。今天我们所谓郊区的概念，追溯起来，就是从这块土地开始的。有些人瞧不起这第一座莱维特镇。但他们无法理解当时搬进去的人是怎样感激满意的。莱维特不用出布告，也不花钱去搞广告，人们奔走相告，就已经够了。1949年3月7日，他那并不华丽的营业部在寒风萧瑟的早上开门营业时，就有一千多对夫妇在那里排队。有些人已经等了四天四夜，喝点咖啡吃些炸油饼当饭。营业部的门一开，就像俄克拉何马州1889年抢购土地时的情景一样。那些现在称为“青年夫妇”的都你挤我拥，想争先在第一批以6990元的代价，买到一座有四个房间的房子。如果包括手续费、绿化和厨房电器设备在内，还不到1万元。

莱维特盖房子，就像凯泽造船一样，是用生产线的流水作业进行的。第一批一下子就是1.75万家，每家都是同一个式样。一声号令，一排接一排的推土机就向前推进，红旗一挥，它们就拐弯。后面接踵而来的就负责铺上混凝土地面，跟着电工就来竖街灯柱，工人就来挂上路牌。接着，就把每个屋子地段划分好。一队队的汽车就在已经凝固的混凝土路面上滚滚而来。上午8时卸下预制的墙板，9时半卸下抽水马桶，10时卸下水池子和浴盆，10时3刻卸下灰泥板，11时卸下地板。就是这样流水作业。整个镇都没有一个手锯，莱维特公司的木工用的都是电动用具。他们用喷漆枪喷墙，最初一批房子的所谓“颜色设计”，不过是两种深浅不同的颜色。按照他的计算，认为建一座可供两千户用的游泳池，占用的面积和一座网球场一样。于是他就下令建八个游泳池，取消所有网球场。一切都只能是一个模样。星期一规定为洗衣日，那天在1.75万个后院内，都挂满了洗好的衣服。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在星期天挂晒衣服。哪一家都不能搞木栅栏。草坪要定期修剪齐整。这一切都在合同上写清楚。甚至那些刚刚上市的新型的机械工具，也似乎配合着莱维特这个规划。每株树的距离都是28英尺（每家门前有两棵半树），误差可以英寸计。行人道的石块略呈曲形，但角度也是划一的。哪些户要搞一些什么特点的话，那就只能在室内装饰和门铃的调子上想主意（虽然那时已有按铃或拉铃，但用的还是门铃）。建筑设计师们和社会学家们反感很大。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企业家是一个独裁者。但是买到莱维特式房子的人却没计较这点。过惯严格军事生活的复员军人，住过用波状铁皮搭成的活动房子或活动拖卡的妻子们，还记忆犹新，对他们说来，按照统一规格建造的房子，同样还是温暖的家。

比尔·莱维特一下子就成为神话般的人物，不管暴跳如雷的审美学家怎样指责，他还是个使人们有个住宅的保罗·布尼安。全国到处出现模仿他的人，他又带着他的人马，越过宾夕法尼亚州的州界，准备在特拉华河一块一直种着菠菜的八平方英里的地上动工。他的设计人员设计的市镇，具有1100条街，内有学校、教堂、棒球场、市政厅、工厂铁路支线、停车场、医生和牙医的诊所、蓄水池、商业中心区、火车站、报社、花园俱乐部，总之，具有一个拥有7万人的密度很高的城市所需要的一切，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的第十个大城市。莱维特称这个第二莱维特镇是“美国规划得最完善的市镇”。当他谈及它时，声音也哑了。“当然能够用一种产品来满足无人能够解决的需要，是使我心情激动的，”他说，“但我不只是营造和出卖房子而已。坦白地说，我也想获得点声誉，这是人的天性。我想建一个我能以此为荣的市镇。”停了一会，他又说：“当然，要这样你得要大胆，你得要从大处去想。”

说来奇怪，他自己的房子和莱维特镇的相比却有天渊之别。那是坐落在巴克斯县的一个可爱的农庄，厚厚的石砌的墙，用人工削制的椽，粗大的桁条，宽敞的房间，远望去是一片幽深的森林，阒无人烟。他认为这样的房子好，但很快又说：“大多数美国人，特别是妇女，是不会喜欢的。”他对来访的人说：“你要大家买一幢他们并不想要、而价格又超乎他们能力以外的房子，那是没理由的。”他指着那幢房子的装饰线条和容易积土堆尘的地方说：“您想一想，要现在的主妇在这样的房子搞清洁卫生，把你的妻子放在这样的乡村里，你说行么？人总欢喜有人做伴的啊。”他的口气似乎在说，他们还是不变的好。诚然，他们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第十五章 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①

【①这是艾奇逊吹捧杜鲁门的一句话。源出于莎士比亚的《亨利第五》。哈里是英王的名字亨利的昵称。莎士比亚说他在困难时乐观而坚定，使其仆从深受鼓舞。其卓越之处，“他的拙笔”仅能描述其在“黑夜里……的一点英雄形象”。杜鲁门名字也是哈里，故艾奇逊引用此语吹捧杜鲁门。——译者】

世界领导的大旗从垂死的英帝国转移到美国，其时间、地点，我们是有可能考定的。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傍午，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英弗查佩尔勋爵给国务院去电话，说有急事要和刚接替贝尔纳斯任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会晤。大使说他奉命要递交白宫“一张蓝纸”。按外交的习惯用语，那是指正式的重要函电。迪安·艾奇逊说马歇尔已离开国务院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成立200周年纪念并发表讲话。能不能等到星期一呢？

确实不行，英弗查佩尔回答说。他准备请他的一等秘书H·M·西奇尔立即把文件送来。这里就引起一个对等接待问题。艾奇逊是个副国务卿，接见一位一等秘书就会有失外交礼节。要找个级别较低的人才行。因此，他指派远东和非洲司司长洛伊·亨德森做代表。于是，这两个级别不高的外交官就在当天傍晚在行政大楼内一间阴沉的办公室会面，从此开始了世界领导权西移的第一步。

西奇尔事实上带来两份文件。按照艾奇逊后来的回忆，两份东西都是“惊人”的。希腊局势混乱，艾奇逊是知道的。据报共产党已准备接管政府，谣传说英军在撤出，亨德森还曾打过一份题为《危机与迅即崩溃的可能》的报告，提出为了要挽救希腊，惟一办法是由美国对那里的联合政府提供大规模援助。但在此之前，还没什么迹象表明希腊穷途绝路的程度。现在艾奇逊看到的这个文件说，希腊需要2亿以上的美元，作为应急的第一笔援款，否则就只得向野蛮的俄国侵略屈服。第二份文件说，土耳其亦处于困境。他们力量稍强一些，但要是得不到援助，也是会被征服的。英国已是无能为力了。反纳粹斗争进行了六年，把英国弄到筋疲力尽，财源枯竭。实际上，他们也亟需美元救急。不久之后，英弗查佩尔勋爵就将再次来找美国人亲自求援。

杜鲁门了解这情况后，不由得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形势这样恶劣。当然，丘吉尔已经警告过他，欧洲已成为“瓦砾场、骸骨堂、时疫与仇恨滋生的渊薮”，但人们多认为，这不过是丘吉尔耸人听闻的说法而已。对于欧洲的困境，报界不是置若罔闻，就是轻描淡写。《时代》周刊向来以善于发现谈话尖锐的旁观者见称，曾引用过一位捷克游击队员的遗孀（没登姓名）的话说：“我们需要不多，但却很急迫。”这种话华盛顿听来觉得有道理，因为他们认为欧洲大陆也和美国一样，经过短时期的混乱和调整，就会重建和平时期的经济。战胜日本后那一周，总统曾对同盟国提出延长租借法的请求进行研究，但没有同意。他说，按租借法提供的400亿元应已足够。租借法必须尽快结束。他坚决反对美国在1945年9月胜利以后继续充当全世界的施主。

戴高乐对此曾提出抗议，蒋介石也反对，而丘吉尔则大声叫嚷：“我不能相信这就是美国的最终决定。我不能相信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会这样简单生硬地处理问题。”事实上美国也没有这样做，只不过是放弃了一种方式，而代之以他种方式而已，其中主要的就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但是，尽管花了110亿元在信贷和赠款上，低地国家、法国、意大利、西德和巴尔干半岛诸国还是穷困异常，物资奇缺。战后两年，办事有条不紊的柏林人都在冰天雪地到来之前，在秋天就掘好数以千计的坟墓，准备埋葬那些看来再也看不到另一个春天的邻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送给希腊的物资，只够把雅典市锈蚀的水管和水泵换上新的，解决被破坏了的全市供水系统。纳粹暴虐是被打垮了，但接踵而来的不是自由，而是饥饿和混乱。从爱琴海到北海，莫不如此。经过德国人的掠夺、炸弹的轰击和抵抗运动战士们的破坏，工厂阴冷凄凉，寂然无烟。反正什么原料都没有，就算出现奇迹，有了原料，铁路网也七零八落，没法运到工厂。看来政治领导权就要转到苏联手中了：即使不为别的，而仅仅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的缘故。

国务院了解到需要进行规模巨大的救援，初时还指望英国和她的庞大帝国来负责提供。1946年7月，杜鲁门签署了一个法案，授权向英王政府提供37.5亿为期50年的贷款。他以为这样美国就可解脱对欧洲承担的义务。但现在钱已花完，却没有什么成效可言。伦敦约有1.7万家房子，占全城的1/4，还是断壁颓垣。临时搞了1万间尼森式活动房子以应燃眉之急，但粥少僧多，只能满足一小部分的需要。当美国妇女们争论采用不采用新式样时，她们的英国姊妹们每年却只能配给一件长衣，四英两毛线，两码衣料，1/3条衬裙，1/4套衣服，1/5件睡衣。胜利除了使美国这个伟大盟邦得以幸存而外，并没有带来其他什么。

但是能否生存下去还是个问题，因为1947年1月开始的严冬就威胁着英国。连续两个月内，温度一直是在零度以下，暴风带来层层积雪，其量空前，使英国陷于瘫痪。农业生产下降，低于19世纪水平；工业生产停顿，电力只在每天上午供应几个小时。失业人数增至六百万以上，配给供应比战时还要紧缩。当西奇尔带着两份文件（一份关于希腊问题，另一份关于土耳其问题），在严寒的星期五乘车到宾夕法尼亚大道时，白宫还预言“在未来的一年里，情况还可能更糟”。伦敦《泰晤士报》把这一预言说成是“英国政府发表的文件中，这是最令人不安的声明”。总统请赫伯特·胡佛周游24国，他回来以后汇报说：各国人民，特别是战争期间漂泊无依的儿童们，都已濒于饥饿边缘。只有美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解囊相助，才能得救。这时才再没有人怀疑，欧洲确是苦难深重的。

但是，胡佛自己在国会中的共和党伙伴们却还半信半疑。许多人议论纷纷，说山姆大叔又在上当受骗，说是把钱倒进老鼠洞，或是支付给一个全球性的工程兴办署，说美国理想难免以破产而终。反过来，欧洲人对这种漠然无情的议论，则感到大为激怒。

反美活动已蔓延开来。一位随军牧师说，在大陆人的眼里，美国士兵都是些可怜的年轻人，不懂得为啥打仗，也不懂得胜利的意义。他们感兴趣的只有三件事：找女人睡觉，偷白兰地酒和等下一班归国的船位。伦威克·肯尼迪牧师写到美国占领军士兵的典型形象时说：“他穿着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肥肥胖胖，饮食过度，寂寞无聊，漠然若有所思，观察力差，思想则更浅薄——是征服者，却在一个口袋装着块巧克力，一个口袋装着包香烟……巧克力和香烟，这就是征服者能给与被征服者的全部东西了。”

这种说法传到国会山，使议员们怒发冲冠。30年代以来，议员又第一次开始议论起欧洲知恩不报来。但是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可并不仅此。共产党人在那里形成真正的威胁。英国现在既已不能轻而易举把他们驱散，华盛顿就只好把重担挑起来。让欧洲在铁锤和镰刀下受奴役，似乎不堪设想。因为这意味着苏联的钢铁生产力、造船设备、熟练工人、发电量和化学工业的产量、科学技术和工厂设备都会增加一倍。在那样条件下，而且只有在那样条件下，俄国才有实力同美国抗衡。“我认为如果我们失去西欧，”福雷斯特·谢尔曼将军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

这个考虑是有道理的，虽然在1947年尚不紧迫。在人们的记忆中，俄国人还是英勇的盟邦。对她感到的失望开始深化，但尚只不过是使士气低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虽很野蛮，但谁是谁非，界线曾是清楚的；现在要是在一些新问题上引起冲突，却未免令人寒心。1946年，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在伯纳德·巴鲁克的一篇演讲词中，提出了“冷战”这个词。巴鲁克曾认为这个词含义太强烈而划掉。到了1947年4月13日，又经历了一年苏联的粗暴态度，于是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讲话时终于用了这个词。即使这样，它也不过是指“意识形态的对抗”。迟至1950年5月，也就是接近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保罗·霍夫曼【美国著名工商界领袖。——译者】还可以说：“冷战是好的战争形式，只有这种战争不发生破坏的问题。”

但即使是在1947年，人们已很清楚，只靠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是不能把马科斯将军和他的两万名共产党（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从希腊山区赶走的。希腊合法政府需要的是国务院政策计划处所谓的“巨大的非意识形态援助”，也就是说：大炮。为争取到国会中反共的共和党人的赞同票，大炮比黄油容易。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决心双管齐下。但是，根据他们的经验，用零打碎敲的方法来承担任务，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欧洲需要的是重建，不是救济。美国需要一种名副其实的外交政策。政府为了给实际对外措施寻找恰当的理论根据，终于在权威性《外交》季刊新的一期里找到一篇文章。文章题为《苏联行为的依据》。作者署名仅用了“X”。

这个“X”原来是乔治·F·凯南，他虽然未露头角，但却是才气横溢的研究俄国心理的学者。他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参赞时，就写成这篇论文。1946年斯大林向规模盛大的共产党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发表演说，表明要采取强硬路线。这个独裁者反对和民主国家共处，保证要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下去。凯南对这篇演说词进行仔细研究后，感到有必要写这篇文章。在凯南看来，苏维埃领导人在西方怀疑猜忌之下过了1/4个世纪，情绪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担惊受怕的马克思主义传教士。共产主义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他们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镇静剂。按照凯南的分析，从神学而不是政治角度观察，共产主义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条、仪式、历史使命，样样俱全。它和伊斯兰教等一样是无法摧毁的。哪里的社会不健全，人们要求改革，它也会像伊斯兰教一样会在哪里发生影响。人们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远不可能彻底取消。但是，人们可以把它遏制——就是说，把它局限在已经着了迷的国家的国界之内。

在40年代的条件下，遏制政策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对哈里·杜鲁门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他宣称，美国作为最大最富的自由国家，必须对“自由世界”承担义务。总统鼓吹凯南的观点如此卖力，人们于是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根据他的训令，这些观点都写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六十八号政策文件》中，而在迪安·艾奇逊看来，这个文件已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政策方针之一”。事实上，在凯南的文章还未成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方针之前，艾奇逊就已在一次和两院两党领袖的会议上当着总统的面对这些原则作了概括介绍。他认为这关系着土耳其和希腊的前途问题。后来他写道：“在我一生中还从未在讲话时像这次那么迫切地感到问题完全是取决于我的。”他发言完毕，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阿瑟·范登堡转向杜鲁门说：“总统先生，如果你把这个对国会和全国讲，我一定支持你。我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也都会同样支持你。”

他发表了演说，他们果然也表示支持。3月12日，杜鲁门要求两院联席会议拨款4亿元，2.5亿元给希腊，1.2亿元给土耳其。随后，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和范登堡，就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坛，向国内一切有影响的集团，传布“遏制主义”这个福音。这样一直进行到5月22日，总统在堪萨斯城的缪尔巴赫旅馆临时办公室最后签署援助希、土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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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看来，杜鲁门主义堪称杰作。反对派中吵得最厉害的是右翼头子，主张把共产党人“赶回”到他们的战前的边界内。但是，有些反对者当时温和地提出的问题，后来过了1/4世纪却仍然未曾得到答复。参议员塔夫脱提及希、土两国政府即将接受美国武器时，建议不管问题性质如何，国会都该特别谨慎，不能将发动战争的权力交给总统。艾伯特·魏德迈将军认为，遏制主义会导致愚蠢的军事行动，因为俄国人可以在其卫星国边界上进行侵略性挑衅，“用他们的丙级队对我们的甲级队”，把美国弄到筋疲力尽。使人们感到更不放心的是沃尔特·李普曼写了一篇反驳凯南的出色的文章，他除了支持魏德迈外，还加上他自己的论点。

李普曼这本薄薄的书，在1947年出版，书名是《冷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他在全书中都称凯南先生为“X先生”，一方面措辞客气，另方面又有如泰山压顶。他引述《外交》季刊的文章，并特别提到凯南的观点，“哪里出现共产党侵略的迹象”，就要在哪里进行“坚定不移的反击”。他写道：要是苏联像日本那样是个海岛的话，美国用空中和海上力量就可以把它封锁。不幸的是，它是个大陆强国。在这种情况下，要遏制，就只能靠两军对垒，或者进行永无休止的流血的游击战争。“欧亚大陆幅员广大，”他尖刻地指出，“而美国军事力量是有一定局限的。”现在，希腊游击队员已把斗争转向山区，现代化武器在那里不能发挥威力，而步兵技巧倒可决定一切。李普曼接着说：使用遏制的战略，胜负之数，将取决于本国征募的军队或仆从国的军队。但无论哪一方面，都会使美国走投无路。美国最后一定会“摆脱各个傀儡，而这样做则无异于对苏联绥靖，承认失败，丧失面子”，否则就只能“在一个并非出自我们意愿的、无法预见的也许还是相当讨厌的问题上”，被迫支持这些傀儡，并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李普曼三番五次提到亚洲问题和这个地区给那些念念不忘遏制战略的外交官们所设下的圈套。在亚洲接受挑战，就将使共产党能够选择战场、选择用什么武器打、甚至选择用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部队打。他的结论是：“我很难以明白，X先生怎么竟然会建议遏制这个怪物，作为我们的战略。”

但18个月后，希腊平定了下来，土耳其也不复处于软弱地位，而乔治·凯南也就名噪一时。华盛顿人们相互提醒说：李普曼也并不是料事如神的，毕竟，他对罗斯福就曾经估计错误。但是这次他的直觉倒是对的。没有美国的援助，希腊的中间派就多半不会掌权，这是事实。但要不是铁托和共产党情报局发生争吵，因而把南斯拉夫与希腊之间的边界封锁起来，使马科斯将军无法藏身，这次胜利也是难以设想的。后来，由于希腊与朝鲜的情况表面有点类似，那些遏制论者和“有限战争”论者就更为振振有词；但当时没有解决的避难所这个问题，最后也在导致越南战争中起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像麦克阿瑟和布雷德利这样的职业军人，在其他方面尽管截然不同，但对李普曼所估计的那种战争，却都认为会像是一场噩梦。

这是遏制主义的阴暗一面。其光明的一面，则是马歇尔计划。它始于杜鲁门主义，并成为它的伟大续篇。如果说在希腊和土耳其问题上，实际并不似人们认为那样应该感谢凯南的远见，那么，西欧对我们的感恩戴德，却是无法估量的。从后来的发展说，马歇尔计划（其正式名称是ERP，即欧洲复兴计划）受到一致的赞同，犹如社会保险一样。

要说欧洲复兴计划是由哪个个人推动起来的，那应该说是副国务卿威尔·克莱顿。他去欧洲到处考察了六个星期后，在归国途中，正式用书面提出，要在未来的十年间避免战争，这是惟一的抉择。在他访问过的各个国家中，都有颠覆活动在破坏民族团结和独立。“由于饥饿、经济困难和挫折失望”，他写道，“在一些刚解放的国家中这些颠覆活动已经奏效。”他建议总统和国务院要使美国人民震动一下，使他们行动起来。他从苏黎世飞抵华盛顿后，就立即把书面报告送给艾奇逊，由艾奇逊转呈总统。艾奇逊提醒杜鲁门说，他曾指示要他在5月8日在南方一个小型集会上代表总统讲话，如果应该震动美国人民一下的话，是不是该在那里放它一炮。

杜鲁门同意了。这样，欧洲复兴计划这个概念，就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偏僻小城克利夫兰的州立代尔特师范学院里，第一次向美国听众提出来。艾奇逊对听众们说：严冬刚过，北欧人民几乎遭到毁灭；在国外，能活下来真不容易。他说：“今天，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运用我们的经济与财政资源，使更多的人能活下来。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必须这样做。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必须这样做。同时，作为我们做人的义务和光荣，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简而言之，马歇尔计划就是如此。但是当时还未挂上马歇尔的名。密西西比州人接受了这个演说，《纽约时报》事先已打了招呼，把它登在第一版，并由詹姆斯·赖斯顿写了一篇分析文章。但各个通讯社却不大关心，因为人们认为经济报道和官僚们发表的冗长讲话差不多，都是单调无味的。但是，如果马歇尔将军发言，报界就会注意。于是准备由他发放第二个试探气球。他的演说原定6月16日在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后来提前在6月5日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同时迪安·艾奇逊则到处鼓动新闻记者们，要求他们支持。这都说明欧洲经济迅速恶化的紧迫性。艾奇逊对英国记者特别主动，他对英国广播公司的伦纳德·米阿尔、《每日电讯报》的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和《每日快报》的雷内·麦科尔说：“不用花时间写报道。你接到讲稿后，就马上用电话把全文报回伦敦。你们当中要有一位请编辑先生负责立即送一份全文给欧尼·贝文。不管是夜里什么钟点也要把欧尼叫醒，把全文交到他手里。”

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校园讲了15分钟。他首先把“欧洲经济结构”的破碎情况描述一番，并说补救之法是把“这个恶性循环打断，使欧洲人民对其本国和欧洲整体的经济前景恢复信心”。美国必须继续提供援助。他现在考虑的数字大约是170亿元。但是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那样漫无目的地乱花钱必须结束，而代之以一个新的计划。“欧洲各国对当前形势的需要，对我国政府不论采取什么行动之后本国应配合发挥作用，使之产生应有的效果，都应取得某种协调。”美国既已提出了建议，现在就轮到欧洲采取行动。

由于马格里奇行动迅速，欧洲几乎立即就采取了步骤。英国那时已过了子夜，但《每日电讯报》的一个通讯员还是蹬着脚踏车，把马格里奇的报道送往睡梦方酣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家里。马格里奇按艾奇逊的建议行事，通过远洋长途电话把全文发回伦敦。贝文和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几乎马上就在巴黎召开全欧会议。会后，英、法、意、希腊、土耳其、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奥地利、爱尔兰、冰岛、葡萄牙、瑞典、瑞士、卢森堡，后来还有西德，都向华盛顿申请经济援助。国会经过六周辩论，否决了塔夫脱提出的要削减10亿元的修正案以后，正式通过计划，并另拨款5.97亿元，作为这笔长期援助发生作用之前所需的过渡用款，即所谓的“马歇尔空白点。”

1948年4月14日，在杜鲁门总统签署欧洲复兴计划以后11天，那只名副其实的货船“约翰·H·奎克”号【奎克，原文是Quick，意即快捷之意。——译者】，就离开加尔维斯顿港，载着九千多吨小麦驶向波尔多港。装载救急粮食去法国的是由六艘船组成的船队，这是第一艘。马歇尔计划总共向欧洲提供了125亿元，比他原来预计需要的为少。还有一些由此派生的其他计划，例如“安置流离失所人员的计划”，使得33.9万名欧洲人成为美国公民。这是美国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页。自然，俄国人很不高兴。他们也宣布即将实行一项什么“莫洛托夫计划”，但以后却无下文。这时急剧向左边靠的亨利·华莱士，把欧洲复兴计划称为“战争计划”原文为martial，与马歇尔的Marshall谐音。——译者。众议院里有75名议员反对。在参议院，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则要求美国每花一美元，就应得回相当于一美元的战略物资，或者相应的国外基地。

尽管他发出这样叫嚷，欧洲各国领导人还是深受感动，兴高采烈。在英国尤其如此。丘吉尔赞扬欧洲复兴计划，称之为“历史上最慷慨的行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说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这样正直慷慨去支援别的国家”。过了两年半，当英国又重新可以立足的时候，《曼彻斯特卫报》说：“平平常常地表示感谢是不够的。在国际关系史上，这是最辉煌的成就之一。”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还说：“我们这个民族，并不轻易动感情……也不爱形之言辞。但这些特性并不应掩盖掉我们对于美国人民真挚、深切的感激。”

在英伦海峡对面的欧洲大陆，面貌已全部改观。营养不良的现象已经消失。人们可以穿上寒衣过冬，原料源源不绝运进工厂，而且是由新的铁轨上行驶的新式柴油机车拖引而来的；萨尔和鲁尔恢复了生气，工厂比之战前还要繁忙。马歇尔计划在1951年直接导致让·蒙纳特的“煤钢联营”【1951年4月，法、意、西德、荷、比、卢六国在巴黎缔结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集团条约》，在美国的支持下，试图协调各国生产与销售矛盾。——译者。】“煤钢联营”过了六年又导致罗马条约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或共同市场【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国正式签订关于建立《共同市场》的条约。——译者】。而共同市场则发展壮大，后来可以与美国和苏联相抗衡。但在40年代后期，美国还是孤峰独踞，鸡群鹤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使它失去遥遥领先的地位，只有发生某些特殊不幸事件，比如有哪个总统或哪几个总统，把美国的财富和青年人力，挥霍在遥远的奥威尔式的战争【原文是Orwellian war。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年）是英国作家，所著《1984》与《动物庄园》均是攻击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里意指反共产主义的战争。——译者】中。这种可能性当时还很少，无人能够设想。正如英国人说的，美国人的情绪就是：何必担心。美国是富足的、乐善好施的、爱好和平的，又是头号的国家。当时如此，将来还会继续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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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二号，日子则愈来愈不好过。在纳粹战争机器的全力打击下，俄国城镇残破、田园荒废，因而不可能理解也不愿意理解为什么西方盟邦等到1944年才开辟第二战场。现在德国已屈膝投降，任何复苏的迹象，俄国人都特别敏感。由于约瑟夫·斯大林的偏执，这种全民族的疑惧就更加厉害，成为西方军人和政治家们不得不忍受的可怕折磨。随着欧洲出现复兴迹象，德国也表现出活力，这种折磨也就更甚，到了1948年达到了顶峰。那年春季国会讨论马歇尔计划接近尾声的几周之中，苏联的行动愈来愈咄咄逼人。2月，斯大林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6月24日，又强行封锁柏林。

当时直接的争议是货币管理问题。自从占领德国以来，俄国人就印发纸币，这时更大量往西方占领区滥发，企图阻挠德国经济复苏。西方当局为了遏制这样造成的通货膨胀，改发行新货币；同时签订《布鲁塞尔防御条约》【英、法、荷、比、卢五国在美国支持下，于1948年3月17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签订的为期50年的条约。——译者】，并为使西德复苏起草一部宪法。俄国人对这些改革步步对抗，他们在开会时中途退场，又发行了另一种货币。他们宣布把柏林和西德之间的铁路交通停止两天，又以“维修”为名封了一条公路桥，接着就命令全面封锁，导致和西方国家全面决裂。

西方盟邦决定不采取报复行动。只要可能，杜鲁门就不想进行正面对抗。剩下的惟一希望就只有靠空中飞行。于是西柏林和外面建立空中运输，靠从两个机场，即美军占领区的坦珀尔霍夫机场和英占领区的加陶机场进进出出。当然，苏联不可能在空中搞封锁。苏机可能向西方飞机挑衅，但在这样事件中很容易推卸责任，而双方又都不会有失面子。

但是，这样大规模进行空中补给本身就很危险。西柏林住有250万人，比之洛杉矶、费城、底特律，或克利夫兰都多。谁都没用过空运去供应那么大或接近那样大的城市。光是维持柏林人活命，每天就要4000吨物资，等于整天24小时内每3分零36秒就有一架C－47型运输机起飞或着陆。而且每架去柏林的飞机都必须超载，每架十吨。这数字只解决必需品问题。尽管这意味着飞行员生命会有危险、柏林人会生活困难，但这还是可能的，在数字上是可能的。可以有足够的煤供照明之用，但没有取暖用煤。要这个城市维持正常，每日就要8000吨物资，就是每1分零48秒要有一架飞机起飞或着陆。这是办不到的，至少暂时还办不到。

德国人答应老百姓遵守纪律予以配合。美英空军制定出一个精密度以秒计的周密计划。为了训练新驾驶员，特别在蒙大拿州建了一个和柏林空中走廊一样的航道和导航设备。他们学会蒙上眼睛用地面控制雷达的新方法，驾驶四引擎运输机。机务员们频频起飞，睡眠很少。地勤人员把沾满煤灰的漆黑机身喷洗，染上了难受的皮肤病。而且时间表并不总是能够顺利执行。在1948～1949年间对柏林进行空中补给中，有28名美国人丧失了生命。

飞行员们称这空运为“粮食行动计划”。开始时，载运的食品还不够。1948年6月至7月，每日平均只空运1147吨，看来俄国人的封锁真会达到目的。但到了6月30日，当C－54型运输机中队从巴拿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到达参加空运时，就出现第一次突破。这些飞机较大，载量也较重，使得着陆和起飞间的时间间隔可以较长。卢修斯·克莱将军飞往华盛顿，要求多派这种飞机参加空运，结果批给了他160架。快到冬季的时候，空运量已能保持每天4000吨。在美国、英国还加上法国的年轻飞行员的努力下，西柏林不但可以维持生存，而且还有可能有点起色。

柏林机场原不够大，这时也扩大了。坦珀尔霍夫机场增建了两条跑道，英国机场也增建了一条。这还不够，他们需要的是修建第三个机场。9月，法国人建议在他们占领区的特吉尔兴建。起先怀疑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劳动力的需要看来就没法办到。而且他们又没有碎石机和其他重型机械设备。但是，有了美国人的发明创造，和德国人的顽强性格相配合就能成，不久就给西方盟国上了有益的一课。有2万名以上的柏林男女老幼自愿参加劳动，每天干三班。与此同时，C－54型运输机开始运来必要的装备。克莱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情况时未加渲染地说，在第一次进行规划会议时，工程师们向他提出，新机场可在3月建成。于是，“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他们，12月就要完成。”法军司令让·加内瓦尔将军敢作敢为，在他的帮助下，他们真的按期完成了。他为当时的干劲所感染，要把阻碍着新跑道的无线电发射塔也搞掉。这座塔是在苏联占领区，他请俄国人把它拆除，遭到拒绝，他就带了一个爆破队进去，干脆把它炸毁。

在法国占领区建成第三个机场后，这个“粮食行动计划”就过关了。到了12月，每日平均空运已达4500吨；到了1月和2月，更达到5500吨。现在情况很清楚，柏林不成问题了。而且还不止此，家庭和一些工业已经开始有了配给煤。克莱的C－54机队已增至224架。到了初春，空运已达每日8050吨，有一天卸下了1.3万吨。被封锁的柏林正在很快变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仓库里堆满物品，以防俄国人还不知道他们的计划已失败而仍不住手。

他们是知道失败了的。5月12日解除了封锁，空运补给已成为历史，原来似乎不可能的事已经实现了。如果从1948年初那几个星期的局部的“小封锁”算起，这次封锁持续了15个月，而这期间美国和盟国的飞机共飞行了277264班次，运输了食品、燃料、药品和衣服达2343315吨，平均每个柏林公民约有一吨。这样的战绩已脍炙人口。美国飞行员所创造的奇迹把美国大兵在休假期间丑态行为的坏影响抵消了不少。丘吉尔高兴地称赞说：“美国拯救了世界！”当然不能说是全世界，但确实可以说拯救了中欧一个关键部分。如果说空运补给不能代表美国的典型形象，至少它把美国最足以自豪的一面反映出来。美国海军工程兵和空军部队曾自夸：“困难的任务，我们可以马上完成；看来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多花些时间也可以完成。”这次美国真的说到做到，而且还干得很漂亮，很慷慨。

不但美国政府慷慨大方，连驾驶员们也是如此。美国赢得的荣誉，几乎可以说一半是由于“粮食行动计划”，一半则是由于“小食品行动计划”；后者是一个名叫卡尔·S·霍尔弗森中尉想出来的。他在坦珀尔霍夫机场飞进飞出时，柏林的孩子常在下面眺望，于是他便把一袋袋糖果用降落伞投给他们。这个办法很快就流行开了，不久，所有飞行员们都这样干。1948年12月，他们发动了一次“圣诞老人行动计划”。数以千计的小降落伞日日夜夜地飘下来。这是那些在天空翱翔的看不见的“朋友”，给那些年纪太小，不知封锁为何物的柏林人撒下来的礼物。每件玩具、每个娃娃、每块糖果都是机务人员们用自己的钱买来的。

这样，还通过其他很多方面，欧洲大陆对美国的民族性格，逐步产生好奇心理——它对解决问题的信心、技术知识、实用主义、重实际轻理论以及不那么有利的市侩作风。麦克阿瑟有一回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一位来访者说：“现在重读一下柏拉图的乌托邦，又看看我们的成就，真是极其有趣……那些老家伙生活在那样落后的条件下，却具有多么高超的理想，多么光辉的智慧呀！”他这种说法，是代表了很多美国人的。对麦克阿瑟之流说来（美国人恐怕大多如此），通畅的自来水管道和说干就干的精神，比之苏格拉底转弯抹角的推理，要重要得多。

美国人即使穿着平民衣服，还未张嘴说话，欧洲常常就能辨认出来。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进餐时的习俗、服装的式样、不拘礼节的风度和似乎每个人肩上都挂着的一个35毫米摄影机。他们的举止行动也别具一格。“征服者么？”埃里克·塞瓦赖德谈及美国大兵时曾说，“他们根本不理解征服别国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追击德国人，不得不走过大地这一具体部分来打击对手罢了。”甚至战前他住在慕尼黑时，他就注意到他和其他美国人出去散步时，总会引起德国人的注视。他得出结论说：“美国人走起路来，可说是世上最随便的了。不像英国人那样身体僵直，又不像法国人那样敦实而拘谨；他们左顾右盼，脖子转动很是自如。”有些人说他们目空一切，又有些人说他们自信心强；当然，要确切说准并不容易，但却一点不假。有人说：“英国人在地球上昂首阔步，似乎他们就是地球的主人。而美国人则在地球上来来往往，似乎根本不在乎地球谁属。”

过去，好莱坞使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形象产生错觉，好像是游乐场中哈哈镜里的人物。现在，他们印象中的美国人成了思家心切的大兵，又进而越来越成了在海外旅游的人。这比好莱坞所介绍的形象并好不了多少。来自别国的游客都是些特权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并多能运用几种语言。但是美国生活水平特殊，各阶层的公民，都能远涉重洋，而且时常带着说个不停的老婆和喧哗吵嚷的孩子。这一代美国人，可以回到祖辈的故乡，这对美国声誉自然有好处，可是也使国家的声誉受到损失。

美国这个民众文化水平比之奥韦尔所说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下层”略低，正是他们的文化面貌引起欧洲大陆的担心，怕整个世界会按照他们的样子美国化。他们从大西洋那边蜂拥而来。成批的旅游者、技术人员、交换学者、外交官员、新闻记者、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员、红十字会女职员、经济合作署的行政官员、《第四点计划》的农学家、后台食堂女服务员和美国商人——单在巴黎就有五千。他们在海关查验处分头排队，然后就分散到内陆各地，人数愈来愈多。与此同时，按照富布赖特和史密斯－蒙特计划，很快每年又有4万外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欧洲人纷纷议论，这些人究竟给欧洲带来什么？而皮埃尔和格雷岑这些普通的法国、德国男女青年横渡海洋又能学到些什么？

1945年法国改用闪闪发亮的美国新电椅，代替了可爱的断头台，使得热爱传统的法国人大为不满。这种变化多少是有象征意义的（美国人也认为如此，不过所持理由不同罢了）。过去圣诞节来临，穿着多彩的本地人在公共场所跳舞，而现在欧洲人却成了宾·克劳斯贝的俘虏。他的“银白色的圣诞”唱片到了战胜日本那一天，已经售出170万张，《宁静之夜》唱片售出150万张，而《别把我围起来》则售出125万张。在人类历史中，他竟成了最受欢迎的歌唱家。农民曾在欧洲社会中起过极其重要作用，并且世世代代引为自豪，现在发现他们的同胞竟然要“美国中西部这个世界的面包篮”供应粮食。过去喝惯了精选的葡萄酿制的美酒的人，现在改喝名为可口可乐的一种廉价棕色液体。这种简称为“可克”的臭名远扬的饮料，在40年代后期每日售出5000万瓶，其量之大可以浮起一艘轻型巡洋舰。于是法国人反击了。打破柏林封锁的空运补给才刚结束，巴黎的国民议会就以366票对202票通过，“在法国、阿尔及利亚，以及法殖民帝国范围内禁止进口、制造和销售可口可乐”。

对所谓“美国化”的厌恶，就如在过去漫长的英国霸权时代，约翰·布尔【意即普通英国人。源出于阿巴思诺特1712年所著的《法律深渊》。——译者】之不受欢迎一样，也非常普遍，而且也同样在所难免。在欧洲看来，大洋彼岸的这个巨人，实行的是新的经济帝国主义，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压制，比之老牌帝国主义更使他们感到屈辱。有同感的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泰晤士报》登出消息，说英国市场管理委员会每年派50名经理人员去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由英国政府担负费用，牛津大学的院长们作何感想呢？由于纽约证券交易所进行“技术调整”【指按市场实际情况在账面数字上进行定期校正。——译者】，意大利的里拉又要贬值，罗马人知道又有何感受呢？埃索石油公司在欧洲大陆卖出的石油比在美国售出的还多，那些独资经营加油站的比利时小商人又是怎样看的呢？美国商务部把洛桑只看做是海外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大本营，苏黎世则是谷物产品公司的海外基地，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又分别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昔兰尼人造丝公司和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欧洲分公司所在地，欧洲人对此又有何想法呢？

然而，撇开这些商业寡头们以势凌人的竞销不说，这个国家把最好的人才、最大的努力花在欧洲上面看来往往是白白糟蹋了。外援花了不止一千亿元，而大使馆竟然经常成为敌对示威的目标，迫不得已要考虑是否该安装防震玻璃窗，这点毕竟似乎是难于接受的。接受外援时倒是毫不迟疑，但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有时还不到一个月，收受礼物的人就会公开发表鄙视美元的言论。所以就在这杜鲁门时代，在欧洲颇有声望、但确非沙文主义者的美国知识分子路易斯·克罗南伯格也愤愤不平地写道：

美国人开始在美洲艰苦拓荒，征服大地，接着驾驭电波，控制太空。对这种创业传统，他们完全有权引以自豪。美国人在开国时极其艰难竭蹶，而现在则非常舒适安逸，因此对其民族理想及其独特行为方式，亦应可踌躇满志。我们这样慷慨大方和殷勤好客；这样生气蓬勃，机警活跃；贫而无告的人在别国走投无路，而在我们这里则有无限前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

其他一些人也对欧洲的批评进行回击。《时代》周刊有一期把法国称做妓女，令人久久难忘（于是法国国民议会中又出现一次很大骚动）。毫无疑问，这时如果总统在预算中把援外项目全部削去，威望必会大大提高，但他从没有认真这样考虑过。连参议员塔夫脱也知道，现在不可能再退回到孤立主义，而作为美国总统，现在再也不能只考虑国内压力问题。在热核武器时代，整个地球比之战前已大为缩小，因此对别国人民的希望和意愿能否理解，已经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正是在这方面，杜鲁门对他就任之初所定下来的规矩，一概置之脑后。他虽缺乏治国雄才，却能靠勇气和天赋的机灵，以补其不足。“杜鲁门政府站稳脚跟以后，”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其各种政策显示出一种新的气象、视野和魄力，在我国历史中都有其新颖之处，而且显然还是集中计划和领导的。”他接着引述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的一句话说，在国际危机的最黑暗的时刻，总统会成为并不好惹的对手，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因此他能够使得美国的盟国放心，敌人却无法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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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柏林进行空运补给之前，整个春天，共和党人天天看着日历，愈看愈高兴。从罗斯福上台把他们打入冷宫以来，已经过去16个年头。他们对“那个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是极不以为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还在把他当做竞选对手，但是他们认为他既已去世，他的魔力也即随之消失。共和党再也不会在那敌意的笑容、狂放的笑声、翘起的烟嘴和闪亮的夹鼻眼镜之前受到威胁了。

取代他的职位的是一个卑微得多的政客，看起来很像个纸糊草扎的人。杜鲁门外貌丝毫不像罗斯福，他身材中常，戴副普通眼镜，说话时音调很高，却又平板，缺乏他前任那种有教养的特别预科中学学生的腔调，使人一听就显得身份显赫。人们认为罗斯福本人有惊人魅力，所以能把主张塞进他的政纲。从这点出发推论，在下次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时只要美国人民表态，很明显所有这些政纲，例如宪法第18号修正案【指由1933年宪法21号修正案所废止的禁酒修正法案。——译者】，都可以全部废止。到了11月2日一切就都行了，他们简直急不可耐了。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杜鲁门已经完蛋了。”康涅狄格州选出的秀丽的金发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说。民主党人退避了，但没人出面反驳。自从1946年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获全胜以来，每次民意测验，每次政治分析家的调查分析，都是一个调子：如果哈里·杜鲁门竞选总统，就注定要失败。按照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之间，认为总统干得不错的人大大减少，比例降至36％，如果他竞选的话，无论对手是杜威、史塔生、麦克阿瑟，还是范登堡，他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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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杜鲁门被提名为候选人，”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兄弟写道，“他就会被迫进行近来最为孤立无援的竞选运动。”甚至他本人也有顾虑。1947年秋天，他又一次向艾森豪威尔试探。他请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告诉这位将军，如果艾克愿意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杜鲁门很愿意当他的竞选伙伴。艾森豪威尔请罗亚尔转告总统，表示衷心感谢，但同时又表示遗憾。也许他想的是，如果杜鲁门当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就会失败。

1947年11月中旬，总统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向总统送上一份长达35页的竞选连任方案。他指出，杜鲁门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大多数人认识所及。他使农场主得到不少好处，他把约翰·刘易斯挫败了，他热烈支持犹太人复国，犹太人是拥护他的。他任命了一些黑人军官，黑人也拥护他。他把三军改组，统一指挥，又否决了一些反劳工法案。至于大规模建筑民房的计划，那是国会山上那些共和党反动派塔夫脱、惠利、米利金、布里奇斯、乔·马丁和查利·哈勒克等人拒绝讨论的。一项社会保险法案的基本部分，即对老年人进行医药照顾，也是他们反对掉的。克利福德认为总统应在不利条件下，在第80届国会反对派占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竞选。

杜鲁门建议艾森豪威尔竞选这件事，回忆录里没有提及。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从没考虑过靠边站。事实上，直至1948年3月1日，他还是犹疑未决。那天他在基韦斯特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他自己由于“对外事务和其他情况，忙得够呛，还没空去考虑总统竞选问题”。接下去一周，产联表态坚决反对亨利·华莱士出任第三党的候选人。看来这事使他认为有可能获胜。3月9日，他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霍华德·麦格拉思请来，对他说：“好吧，霍华德，如你认为可以，那咱们就干吧。”麦格拉思给他弄得有点糊涂（他原来没有要总统竞选，他只不过是要他做出是否竞选的决定而已）。但是他在外面大厅，却勇敢地对白宫的新闻记者宣布说：“总统授权于我说，如果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提名他当候选人，他将接受提名进行竞选。”于是，杜鲁门就开始了竞选。

大多数民主党领袖们立刻要求他退出竞选。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民主党头子、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爱德·弗林，不肯在纽约和总统在同一讲台上露面，总统的一个魁梧的助手实际上把他从车里硬拉了出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当众怠慢杜鲁门。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提议他辞职，干脆马上让一位共和党接替他，以便国民恢复信心。由于杜鲁门政府要取消种族隔离而产生隔阂，一个由斯特罗姆·瑟蒙德为首的南方六州长代表团，准备退出民主党，另外支持一名来自南部的候选人。这样，这次总统竞选就成了四党竞选，其中两个是从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在纽约曼哈顿区，民主党主席麦克格拉思原定邀请党内大亨们开会，请他们捐款支持竞选，现在宣布取消，因为只有三个人肯予出席。有一次，他在洛杉矶的群众集会中提到杜鲁门的名字，嘘声竟使他讲不下去，提出责难的人原来是由詹姆斯·罗斯福及其他一些新政热情拥护者领头的。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一帮。在倒杜鲁门派的人中，还有詹姆斯的兄弟埃利奥特、利昂·亨德森、佛罗里达州的克劳德·佩珀、切斯特·鲍尔斯、沃尔特·鲁瑟、威尔逊·怀亚特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年轻市长休伯特·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头子杰克·阿维也宣布他不再支持杜鲁门，而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则提出一个《时代》周刊称之为“别出心裁的意见”。这的确是惊人的。为什么以前没想到呢？原来他们想硬拉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民主党候选人。

1948年这个民主党人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运动，富有喜剧味道。他们并不知道他已经两次拒绝总统的类似建议，也不了解艾克自认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这点连杜鲁门也不知道）。于是，期望艾克作为他们党的领袖人的，除了上述那些倒杜鲁门派的人以外，又加上泽西市的弗兰克·黑格、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贝利、肯塔基州的哈皮·钱德勒、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芝加哥市长爱德华·凯利以及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利斯特·希尔和约翰·斯帕克曼。而最滑稽的事——也是一件难以原谅的无礼行为——就是华盛顿州的民主党领袖休·米切尔给白宫一封电报，请总统担任动员艾森豪威尔当民主党候选人的行动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无艾克毋宁死”的竞选运动非常受人欢迎。只要这位将军还有可能改变态度，很明显，杜鲁门就不可能得到提名。但是，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表示拒绝考虑。他宣布：“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或任何前提下，我都拒绝接受提名。”民主党的党员群众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代表们也情绪一片消沉，他们确信11月大选会失败。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他们请先在费城的大会堂召开代表大会的共和党把他们用过的旗帜装饰就地留下，以便再用。显贵的人物总是助人为乐的，共和党人慨然答允了。民主党对此表示的感激之情，简直令人可怜。他们已在考虑尽力节约，为1952年度的总统抢先作好准备。也许到那时候，艾森豪威尔会同意出面领导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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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杜鲁门的班子则忙于修饰杜鲁门的“肖像”，这是克利福德所用的词儿（那时“形象”这个词还未通用）。总统是不屑向群众展开宣传的，他认为这是“玩弄骗术”。但他爱好斗争，一想起要对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展开进攻，他的斗志就来了。在他的宏大战略中，第一个战术行动，就是每星期一向国会提出一份受人欢迎而估计塔夫脱和他的同伙们又肯定会搁置不议的议案。杜鲁门一个接一个的提出开建圣劳伦斯河航道、扩大民权、联邦政府兴建民房、援华【指国民党政府。——译者】、延长战时管制条例、建筑公路和扩大互惠贸易法等一系列法案——这一切最终都成为11月大选时引起争论的问题。

如果民意测验果真可靠，那杜鲁门获胜的前景，在4月份时最为暗淡。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竞选班子突然异想天开，想出个好主意。后来克利福德、乔治·埃尔西和查尔斯·墨菲三人都没一个记得起究竟是谁的主意，可见当时一片混乱的情景。他们都知道，总统从来没有学会怎样念讲稿。他低着头看稿子，不知道该在哪里停顿、哪里强调，往往该是鼓掌机会，他却继续念下去。但另一方面，离开讲稿来即席发言，他却讲得非常生动，效果很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劝他在大型集会中即席发言呢？他觉得这主意不错。4月17日，他在美国报社编辑协会念了一份准备好的讲稿以后，接着临时讲了半小时美苏关系问题。和念讲稿时相比较，其效果是惊人的，也是令人鼓舞的。记者们在他结束时都纷纷喝彩，相互议论，认为他讲得很好。接着他又再来了四次不用讲稿的演说。到了5月14日他在五月花饭店对约一千名青年民主党员进行政治性的宣讲，把这一系列竞选演说推向高潮。讲话结束时，他说：“我告诉你们，未来四年高踞白宫的将是一个民主党人，就是现在对你们讲话的人。”于是全场起立鼓掌。第二天，《纽约时报》称它为“新的杜鲁门式”的“战斗性”的讲话。现在他找到适当的竞选方式，感到颇为满意，于是他和他的班子就准备在一次横贯全国的旅行中再试它一次。

但是他们遇到了经济困难，而且看来难以克服。民主党的竞选经费差不多用光了。整个竞选期间，他一再遇到经济拮据的难题。没几个财雄力厚的人对这个候选人有信心。甚至在4月份，他们就考虑削减竞选经费。在五月花饭店的聚餐会后，竞选班子想出一个高招。杜鲁门总统为什么不在他那每年达3万元的旅行津贴内开支，乘火车作一次全国旅行，使全国人民知道他在国内外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就他和国会的关系问题说上几句字斟句酌的话呢？

采用这种政治手法，说明他已是穷途末路，说明形势对杜鲁门非常不利。当然，历届进行竞选连任的总统，往往不得不到处去为纪念碑揭幕或为大桥剪彩来宣扬自己。花纳税人的钱做这种短途旅行，一般认为无可非议，因为这样做的目的，表面看来并不是追求党派利益。但他这一种旅行则是另一回事了。杜鲁门从一开始就声明，他要把每一分钟都用来抨击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正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卡罗尔·里斯说的，说这种做法“没有政治性”，就和说潘德加斯特集团【密苏里州的一个著名政治集团，杜鲁门是这个集团的一个成员。——译者】“没有政治性一样”。要不是杜鲁门的竞选看来毫无希望，要不是这次竞选旅行从远处看上去像是要彻底失败，里斯本来会在这问题上大做文章的。

6月3日下午11时5分，在国会因为两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休会之前两周，总统的专用列车拖着16节车厢，开出了华盛顿的联邦车站，朝西方开去。按惯例杜鲁门旅行爱坐飞机，但那时候人们总想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乘火车旅行。这列车中最后的一节，是豪华的“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装甲车厢，那是由美国铁路联合会为罗斯福特制的。这车厢两边车壁镶着胡桃木，能不停顿地和华盛顿保持无线电联系，而最惹人注目的特点，是在后部装有个特大平台，上有条纹的天篷，并装有扩音广播设备。那时候这个平台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但后来它在总统的政治历史中，却成了竞选闹剧的舞台。

但在人们记忆中，这舞台往往令人想起那些小小的不幸插曲。有些民主党人以为他已同意请艾森豪威尔当候选人，带着自制的牌子出来欢迎杜鲁门。牌子上写着：欢迎艾克当总统！哈里当副总统！内布拉斯加州的民主党主席威廉·里奇，想登上“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却被推下车去。他生气地对记者们说：“我肯定他不会当选，他过去干得太糟了。他对所谓老朋友似乎比对为民主党做出了贡献和捐了钱的人还要好。”在另一处，有个所谓老朋友，是个1918年退伍的军人，有人要他安排演讲会，他却以为是要搞第35师老战友们的话旧会。于是其他的人都不准参加。结果是，在一个能容纳万人的礼堂里，坐着听总统演说的不到一千人。摄影记者们兴高采烈，站在后排高处，拍摄各种镜头，借以表明他是对着大片的空位子演讲。那些照片想说明真的没有谁对总统发言感兴趣，但《时代》周刊则说总统的演讲“愈来愈引人入胜，有趣得很”。

他至少有两次是穿着睡衣和浴衣出现在火车平台上的。“我听说他们已宣布我要在这里讲话，”他对着一批瞠目结舌的听众说，“我很抱歉我已上了床，但我想即使我没穿好衣服，你们也想看看我究竟是什么样子。”在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一个女孩子望着他穿着的蓝色晨袍，问他是否着了凉。他摇摇头。她还是说：“你讲话的声音像是感冒了。”他眨了一下眼睛说：“那是因为我乘着火车，在风里张着嘴到处讲话呵。”这是实话。在俄勒冈州尤金市，他照例先向群众介绍他的妻子贝丝（“这是我的上司”）和女儿玛格丽特（“她比我上司还高”），接着信口开河谈起波茨坦问题。他忘了有记者在场，说道：“我喜欢老约【指约瑟夫·斯大林。——译者】，他是个好人。但他是受政治局控制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卢斯太太就在美国东部对他猛烈开炮。民主党终于承认了，她感到高兴。她恶毒地说：“我的好老约！他们当然喜欢他嘛！他们不是把整个东欧、满洲、千岛群岛、华北都给了他么？不是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让他建立了联合政府么？”

哈勒克在华盛顿对记者们说，杜鲁门将作为美国最坏的总统载入史册。而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克利夫·克莱文格则说，他是个“密苏里的蠢驴”。这时塔夫脱说走了嘴。本来倒不是大问题。他在费城对大学生联谊会讲话时，他对杜鲁门“在全国铁路各小站发表演说辱骂国会”感到遗憾。他创造铁路小站这个新词，从共和党人看来，这是颇为不妙的。民主党总部用电报通知了杜鲁门火车经过的大小城镇的市长。他们对这种轻蔑都感到愤怒，杜鲁门便把他们的复电愉快地发给报界。洛杉矶市人山人海，等待总统到来，他咧嘴笑道：“这大概是最大的铁路小站罢！”

6月18日，他回到华盛顿。他在外地两周，走了9504英里，在16个州发表了73次讲话。在大多数场合下他都按照克利福德的意见，“拼命引起争论”。到了旅程行将结束，他自己就已感到和群众的情绪无形中变得颇为合拍。他在伊利诺伊州就说过，11月新的国会选出来以后，“也许这个国会，会为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大财东的利益工作。”人们翘首望着他，互相咕哝表示同意。在华盛顿州布雷默顿，一个林场工人大声向他喊道：“加油干呀，哈里！”他立即回答说：“我会加油干的，我会加油干的。”在斯波坎，有个人说：“向塔夫脱扔点鸡蛋好吗？”杜鲁门回答说：“对塔夫脱，我可不扔鲜蛋！”“你们这个国会是再坏不过了。”他大声说，“如果你们选举时再让共和党控制国会，那你们就是一伙笨蛋，比我想像的还要笨！”人们大声喊叫，表示同意：“加油干呀！”和“哈里，狠狠搞他们一下！”他又赶忙粗声回答说：“对，我现在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这么干的！”

当然，塔夫脱说的是对的，这样干是卑鄙的，非常失体的，这种先例给后来的竞选运动带来丑恶的影响，而且对于像范登堡这样的共和党人也不公平。要是没有他们，便不会在巴尔干有所谓杜鲁门主义，也不会有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运。但是他是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孤军作战，这样的场面却也动人。白宫的记者们就是这样看的。他们不时地告诉在首都家里的妻子说，总统当选的可能本来微乎其微，而他的做法几乎使他们忘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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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的知名人士，用了65万元将市容装饰一新，为了依次让共和党、民主党和进步党在那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被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新闻报》的一名编辑命名为“狄克西党人”【见上。指美国南部各州中的民主党人，因在民权问题上持不同政见而分裂出来的，‘狄克西’，即美国南部各州。——译者】的，是在昔日邦联的历史圣地举行大会。他们决定选择东部一个城市，因为实况转播的高频同轴电缆，最远只能达到大西洋沿岸地段。这一点，演讲的人都清楚，而爱德华·默罗和其他著名电台评论员还坚持要用无线电广播。在费城大会堂开会，美国东部约有40万架小型电视机屏幕上可以收看，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

1948年，新闻记者们租用带浴室的房间要付12元，都埋怨通货膨胀。在那一年，他们认为旅馆的杂务，都可以廉价雇用黑人来做。杜鲁门那时已经尽力做了一些工作，稍舒黑人的困境。但是共和党的政纲委员会在衡量之后，毫不迟疑地放弃了民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引起知识界的注意。他们对威廉·福克纳1948年出版的小说《不该死的人》【该小说说黑人鲁加士·比彻姆被控谋杀白人被判死刑，暴露美国种族矛盾。——译者】中呼吁耐心还是有点半信半疑。南方议员，对一切禁止人头税的法案，都还能进行阻挠，使国会无法通过。而南方的黑人们也还像祖辈一样，生活在绞刑架的阴影之下。1947年发生过一次私刑案件，而各党代表大会召开那年，还又出现了两宗。

在共和党内，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托马斯·杜威、哈罗德·史塔生（“驾着双桨，破浪前进，最好人选，还是史塔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哈勒克、范登堡、塔夫脱（“干这工作，任命鲍勃”【即罗伯特的昵称，这是塔夫脱的名字。——译者】和“要掌好舵，选塔夫脱”）、厄尔·沃伦和小约瑟夫·马丁。威斯康星州的乔·麦卡锡和理查德·尼克松也参加了代表大会，但都还是很小的人物。史塔生在威斯康星州参加预选时，麦卡锡只是拥护史塔生的一名代表。尼克松也支持史塔生，不过那时还只是列席，地位低微，连当加利福尼亚州的代表都未够格。但是，他们后来大做文章的那个问题已在这里提了出来。史塔生要把共产党宣布为非法，在预选中俄勒冈州的选民认为没有道理。但在代表大会上，代表共和党做主旨报告的人却宣称：“我们要把联邦政府雇用人员中的赤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都清查出来，清洗出去。”

杜威自从1月15日宣布参加竞选，或更准确地说，让年轻的吉姆·哈格蒂代表他宣布这个决定以来，已吃了几场败仗。但是，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他还是领先。他往往把这些所谓粗鄙琐事留给其他人去谈，说他情愿集中精力考虑重大问题。事实上他却花了许多时间为他的外表操心。他那牙刷式的胡须，僵硬的举止，使人们想起基斯通默片里的警察【基斯通喜剧公司拍摄的默片，内容多是描写笨拙的警察和盗匪斗智的故事。——译者】，或是结婚蛋糕上的人像。在预选时，有些摄影师曾劝他戴上了一顶容积十加仑的高大帽子和曾被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在20年代访问美国时戴过的印第安人头饰，照了一些相片，简直非常离奇古怪。他为此后悔不已。对他那种不冷不热的态度，有些刻毒的流言飞语：“你很了解他，才会讨厌他。”但这种说法也欠公允。

史塔生在那年春天之所以成为杜威的劲敌，可说是事出偶然，对杜威也颇为不幸。杜威身高五英尺八，史塔生则高达六英尺三，他们在预选期间凑巧在休息时同照了一个相，看上来活像一个成年人带着他儿子。到了举行代表大会时，杜威穿上了一双特制的厚底鞋。但是，以前那种形象已经形成。加上没有预料到史塔生会在预选取得那么多票，就更使杜威头痛。人们原以为在威斯康星州，那些拥护麦克阿瑟的候选人，会大获全胜，因为拥护这位将军的人有大量竞选经费，而且该州充斥着他的速写传记：《麦克阿瑟：天赐的英雄》、《麦克阿瑟：自由的战士》和《伟大的麦克阿瑟》。3月29日，《纽约时报》头号标题猜测：“麦克阿瑟在威斯康星州胜利在即。”第二天，支持这位将军的代表们在州大会中仅得八票。于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麦格拉思对记者们说：“这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保证民主党在11月选举获胜，只要时事评论员们都一致预言失败就行了。”记者们都客气地笑起来，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先生们也有自己开心的笑料。

尽管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杜威在俄勒冈州后来居上，但一般共和党人并不属意于他。根据这时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全国登记为共和党人的，认为明尼苏达州那个巨人比杜威好，比例是37％对24％。民意测验出现这样的数字，本来值得杜威更好地研究一下。前一年夏天，两个共和党人中就有一个要选举这位短小精悍的纽约人。现在威信下降得这样厉害，他本来应该有所警惕，特别是民主党在罗斯福领导之下，已经成为全国的多数党。在他当了候选人以后，他本应该向民主党展开猛攻。谁知他接受提名的讲话，却哄得代表们打瞌睡。他说：“我们所要求的团结一致，并不只是物质方面的，并不只是具体事情和措施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精神方面的。我们的问题不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而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

他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厄尔·沃伦让摄影记者们照相以后，他就回家休息去了。他待在奥尔巴尼，直到9月19日为止，那时离选举只剩下六个星期。这样，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他的竞选在“近年来在野大党的总统候选人中，时间花得最少。”看来他把竞选不过当成是形式问题而已。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也都同意。有几个强有力的共和党人，认为他们就要成为新政府的成员，在费城开完代表大会回家，就取道华盛顿，在同僚来到之前，捷足先登，用低价买下好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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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人的行动，活像来这里参加葬礼。”美联社在7月12日报道执政党的代表大会时说。费城热浪炙人，代表们慢步走进大会堂时，就像走进蒸汽浴室一样。在三周前还是鲜艳夺目的旗帜，现在已经斑斑污点。一面高悬着的横幅写道：“有了杜鲁门，美国才宜人。”但是几乎没有谁个望它一眼。大会向人们分发了杜鲁门“胜利袋”，里面装有一本笔记簿、一支铅笔和一个哨子。有的人就说：“是为了去民主党墓园的！”在贝尔武－斯特拉福德大厅的门廊上面，装上了一个机器驴子，向过路人们闪动着蓝灯泡做的眼睛，但点缀会场欢乐气氛的也就只有这么点。代表们都绷着脸孔，好像给人拷问过似的。反杜鲁门的各州代表，刚才从动员艾森豪威尔的运动失败中喘过气来，现在正拼命挣扎，所以还有点微弱的活跃劲头，但那是为了避免第三回失败，想找一条救命稻草而已。选举前夕，19个州的代表团长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想请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担任候选人。他推辞不干，他们只好死了这条心。接着杜鲁门也给道格拉斯打电话，请他当副总统候选人，他表示也不愿干。这时，看来总统好像连副总统候选人也找不到。最后，阿尔本·巴克利，忠诚可靠的老阿尔本，说他倒乐意参加竞选。

杜鲁门真是面子丢尽。他知道多数代表不想要他，如果他这时宣布他不当总统候选人，他们定会起立鼓掌欢呼，然后迅速选出另一个人。亨利·华莱士看来肯定会拿到几百万张票，就是说，足以使他失去纽约州选票。现在，民主党大本营的南部各州也濒于分裂。年轻的（37岁）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和州长候选人道格拉斯和艾德莱·史蒂文森带头提出强烈的民权政纲，要求大会通过。在这点上，杜鲁门本来不愿多放高调。但这时北方和南方两派正要拼个你死我活。在那次关键性的对政纲唱名投票中，南方代表以651.5票对582.5票之差失败了。亚拉巴马州的汉迪·埃利斯高喊：“再见！”接着带头离开会场。

南部邦联派的人是7月14日星期三晚上离开会场的。总统那时刚到，几乎遇到他们退场。那晚大会执行主席要求大家安静下来时，他的专用列车刚离开联邦车站。他坐在“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内，两旁是克拉克·克利福德和萨姆·罗森曼。杜鲁门把他的讲话稿通读一遍，以为到达会场时就直接上台讲话的。后来不是这样，也不可能这样，因为大会正在进行提名发言。他还得在闷热的后台等上四个小时。这是他生命中最倒霉的时刻。就在这时，人们把他带到台下一间阴暗的房间，那房间有个小阳台，望下去是一条垃圾遍地的小巷，这倒合适。房间靠近铁道，他可以听到机车轰隆而过，也可以感到他的硬背椅子随之震颤。他一会儿和巴克利谈话，一会儿又和霍默·卡明斯交谈，不时朝外面望望那烟尘和垃圾，抹抹前额上的汗，修改着讲话提纲，浏览一会儿，又独自沉思一会儿，等啊等啊。

星期四零时42分，总统终于被提名为候选人，票数是947.5张，对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的362票和印第安纳州前州长保罗·麦克纳特的半票。卡贝尔·菲利普斯写道，尽管那时半夜已过，人们疲惫异常，天气又热，但对杜鲁门的表态，“似乎一下子爆发出来，欢呼之声，反对之声，似乎都出自肺腑。那些不管别人在通道上来来往往，一直没精打采地坐着的代表，现在也拿起旗帜，敲打着各种响器，参加到那无目的的长蛇舞蹈中去。新闻记者们在报界席的椅子上站起来，彼此相望，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说，‘看来倒像是真的。’”

巴克利的任命是鼓掌通过的，更显出代表大会没有把同样荣誉给予那位总统的候选人。1时45分，巴克利和杜鲁门在《欢呼我们的头头》的乐声中登上高台。一般在这样的代表大会上，这时本应该是最高潮的时刻：两位领导人手携着手，高举起来，灯光夺目，风琴急奏，男人们在折椅上站起来，妇女们激动得涕泪横流。当然，诸如此类的一切，现在也是有的。但还不止这些，还有一种滑稽的味道，似乎和大会一般气氛很配合。雷伯恩主席刚开始介绍巴克利，一个肥胖的打扮过分的女人就打断了他。整个晚上，大会主席台前都一直放着一个花砌的自由钟，准备总统在台上出现时之用。这时她就献给了他，或者说，准备献给他。突然那个自由钟下面沙沙作响——她刚来得及结结巴巴地说完“和平鸽”，一群又一群的白鸽就由这个花钟下面钻出来，带着它们自己的礼品，在代表们头上飞来飞去。设计这个戏剧性场面的人显然不知道，但熟悉鸽子的人，都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小心衣服！”人丛中的农场主大声叫道。太迟啦。人们整个开会时间都嘟囔着脏话，现在脏东西倒真来了，把他们的衬衣和长裙都弄脏了。幸而在1948年时，新闻界还认为这类事情太粗俗，不应让正经的读者阅读，所以对这个政党的形象还没多大影响，这也还算是万幸。在主席台上的萨姆·雷伯恩挽救了当时的局面。他抓住了一只刚飞过的鸽子，猛然把它向高处一掷。代表们都欢叫起来。使他们惊喜交加的是，这一下子，他们发觉紧张情绪顿然消失，人们轻松起来，低声窃笑，把弄脏了的手帕揣起，彼此开玩笑说，无论哈里·杜鲁门将来怎么搞，再肮脏也不过如此。

还有一次更大的意外。在巴克利作了简短发言后，欧文·罗斯告诉我们：“疲倦异常的听众强打起精神，准备听一套总统的例行演说。”谁知总统却只是用提纲发言，那份提纲就是他在那阴冷的窗下，对着小巷，在机车喷出一阵阵喘声中摘记下来的。他用他那即兴发言的新风格发表了一篇词锋尖锐、震颤人心、一致对敌的演说。用罗斯的话说，“他的尖锐刺耳的、音调很高的语调使全场听众像触了电一样。”他一面作着快速而又笨拙的手势，一面叫喊着说：“参议员巴克利和我会在这次选举获胜，共和党人不喜欢也得喜欢的——你们记着吧！”他吼叫说：“要是选民们不对民主党尽到职责，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忘恩负义的人！”

他接着把话题转向共和党人，列举他在医疗、住房、物价管制和教育补助等方面提出过而又被国会拒绝的计划。他说他们扼杀这些措施，然后却又用史无前例的无耻的、伪善的手法，通过竞选纲领，说是要实现所有这些计划。好吧，他会考验一下他们的诚意如何的。

于是他对共和党打出致命的一击：“7月26日，我们在密苏里州称之为‘芜菁节’的时候，我要召集国会复会，并提出一些他们在政纲中表示要为之奋斗的法案。我的朋友们，要是共和党有点真心诚意要实现它们的政纲，第80届国会就应该在为期不长的会期内采取一些行动的。如果他们愿意，在半个月内就可完成立法手续，而他们还可以有时间到各地去进行竞选。”

《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一来，“代表大会沸腾起来了。”什么天气、什么时辰、什么尖锐的派别矛盾和看来是不可避免的11月份的大选失利，暂时都被人遗忘了。杜鲁门等他们略静一下，接着又把问题说明白。“他们会设法回避这个责任，”他叫喊着，“但是，这个‘再糟不过的’第80届国会在这次特别会议的表现，将考验他们是否说话算数！”

他们站起来，向他欢呼。他一直按原计划进行，保持对共和党“绝不妥协”，而会场外的反应也肯定了这一点。撰写社论的人不知怎样说才好。利用联邦政府经费来作巡回竞选，已经是够不像话的了，现在还要召集国会特别会议来为自己的政党取得优势，这几乎够条件弹劾了。范登堡对一位记者说：“看来这像是一个行将就木政府的最后的歇斯底里喘息。”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小休·斯科特批评说：“这是行将垮台的人的最后挣扎，他已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为了党派利益，连破坏国家和政府的团结和尊严也在所不惜。”佐治亚州的沃尔特·乔治用了一串精彩绝伦、五光十色的比喻，他叫喊说：“南方不但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是带上了项枷！我们给上了足枷示众了。”

可是，各处都有人赞赏杜鲁门，虽然并不以为然。“毫无疑问，他已经使代表们不再意气消沉。”《时代》周刊写道，“他政治上的勇气，赢得了崇敬。”

7月份主要的大事是两个分裂了的政党和所谓的“芜菁节会议”。狄克西党人斗志昂扬。他们的策略是把竞选弄到相持不下，最后交由众议院投票解决。他们认为他们获得的选票会和杜鲁门一样多。7月14日他们在伯明翰市集会，一天之内，他们就把代表大会全部议程进行完毕。他们提出斯特罗姆·瑟蒙德当总统候选人，密西西比州州长菲尔·赖特当副总统候选人。但是，这些狄克西党人坚持种族隔离的战线脆弱不堪，时有瓦解之虞。拉萨尔和哈里·伯德都没有到伯明翰市参加大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白人黑人应该权利平等，而是因为他们怕自己在国会里的资望受到影响。但不管怎样，狄克西党人分裂出去，对民主党总是个打击。特别对克利福德，因为他的竞选方案，本来设想民主党南部各州是会团结一致的。

十天后，华莱士的美国进步公民联盟又到费城，组成美国进步党。12月29日，这个党的领袖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并开始建党运动，看来前途很是光明。他当时说：“我们集合了一批英雄人物。”进步党人并没有指望在1948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但他们认为1952年的竞选就会是他们的世界了。代表的平均年龄约为30岁，比之出席两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年轻20岁。美国不少大学都有代表，传统的名牌大学代表比之所谓最大的十所大学更多，头头们左转幅度较大的那些工会也有很多代表。男青年都是留平头，那是当时学生风尚之一，穿的是敞领运动衫。女青年们穿着短袜和宽幅大裙。黑人也有很多代表。会上很多人带着吉他，唱着民歌，都是皮特·西格和现在已是副总统候选人格伦·泰勒的风格。看来每个人都过得很愉快。骤然看来，进步党似乎颇为兴旺发达。

实际上这个党内部矛盾紧张。华莱士能罗致的新政派，只有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一人，但他和李·普雷斯曼老是闹矛盾。普雷斯曼是个共产党人，产联的法律顾问，后来被沃尔特·鲁瑟撵走。那时人们并不是随便给人贴上共产党的标签，特别在战后最初的十年。对知名人士尤其是不轻易这么做的。有些选民认为进步党和杜鲁门之不同，是因为进步党是自由派，现在听到里面有共产党，都觉得不知所从。然而这种思想混乱，是由共产党人有意造成的。他们能把前任美国副总统俘虏过来，真是意外的走运。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是1947年1月组成的，本来是要和共产党作斗争的，而美国进步公民联盟则是仿照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建立的。1948年选举以后三年，和共产党断绝了关系的迈克尔·奎尔，在美国产联一个委员会上作证，说明了共产党在进步党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奎尔是运输工会主席，绝不是一个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人的人。他说，1947年秋季，他还是共产党的同情者。那时共产党总书记尤金·丹尼斯，就对他和其他一些工会领导说，党组织“决定了组织一个由亨利·华莱士领导的第三党”，华莱士“几周内就会公开宣布竞选总统的”。

华莱士从事这个异乎寻常的冒险行动，看来犹如拉磨的牲口，是带上了眼罩的。后来他对朋友们说，竞选后期，他发现他是被人利用了，他周围的人几乎都公然自认是共产党人。他一定是最后才发现的。《新共和》周刊曾经提醒过他，《民族》周刊也设法要他注意，《下午报》也警告过他。《纽约邮报》要他参加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但他不听。他参加竞选，全美国只有两家报纸支持，那就是《工人日报》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日报》。记者们请他公开声明不要共产党支持他竞选，罗斯福在30年代时就曾这样做过，他也拒绝了。

结果是他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参加费城大会的有3200名颇有魅力的代表，比之两个大党代表大会的人还要多，而且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尽管这样，他的共产党助手们却处处使他失利。他在费城沙伊布公园发表接受提名的讲话，本来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政治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门票最高不过每张二元六角，最低只是六角五分——露天看台上的无产阶级。参加人数超过3万，群众对他欢呼若狂，说明他的声望不减当年。只要有稍许公允的舆论支持（本来他也不难得到），他本来不难把沃尔特·鲁瑟和吉米·罗斯福那班人争取过来。在那年7月这些人是并不难说服的，他只要和李·普雷斯曼那些人割断关系就可以了。但他拒绝了。他表示“凡是为了和平对我表示支持的人，我都不会拒绝。”一位《时代》周刊的记者说美国进步党的政纲和共产党的何其相似，请他注意。“我看他们的纲领很好嘛！”华莱士对共产党的看法就是这么谈的。他还毫无必要地加上一句，“我认为共产党人最像基督教早期那些殉道士。”

于是，华莱士竞选运动的势头就低了下来。尽管认为共产党人与基督教早期殉道士之间毫无类似之处的人纷纷责难，他还顽强地一直干到底。他依然伸着手，额头冒汗，人们熟悉的那一绺头发遮着一只眼睛。他贸然南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城镇被人扔了不少鸡蛋、西红柿和爆竹。杜鲁门对新闻界谈话，对于“违反美国公平对待的传统”表示遗憾。除此而外，总统对美国进步党的威胁不屑一顾，认为人们对华莱士感到的新鲜劲一过，进步党的威胁也就自然缩小。情况果然如此。随着竞选运动继续发展，进步党的势头果然逐步减弱。特格韦尔不动声色地撤销对他的支持，左倾的联合电工工会则拒绝支持，而进步党国会议员候选人也退出了地方竞选。政治分析家在春季曾经认为，华莱士最低限度可获得350万张票。作为第三党竞选总统，他会远远超过1912年德布斯所获的90.01万票。当时盖洛普民意测验也估计他可获7％的选票。但到了10月的第三周，盖洛普的预测，已下降到4％，而到了11月2日，实际投华莱士票的，还不到这一百分比，只有1157172人。民主党人分裂出来转而支持进步党，无疑使杜鲁门失去纽约州。但仔细分析一下选举结果，似乎很清楚地表明：在其他各地，他每失给华莱士一张票，就从独立的中间派的同情者中获得二至三票。

瑟蒙德在普选中得到1169021票。他集中力量争取旧日南方邦联各州，使他获得39张选举人票（亚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一张田纳西州的选举人票）。但我们可以认为，这比零票还要惨。民主党发现没有巩固的南方各州的支持还是可以获胜，就觉得再没有必要同他们妥协了。瑟蒙德本来想使黑人民权的拥护者失败，但结果反而使他们更快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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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杜鲁门到国会山，出席一次充满敌意的两院联席会议，提出他的所谓“采购清单”即要求通过的法案。他发言30分钟，被掌声打断只有六次，而且都来自民主党人。共和党的议员们拒不鼓掌。杜威还是和往常一样警惕，对记者们向他提出关于这个芜菁节会议的问题，避而不答。用他的话说，他不想“和杜鲁门一起失去身份”。他叫赫伯特·布劳内尔全权负责，自己则躲回到奥尔巴尼的书斋中去。布劳内尔感到不安。他向塔夫脱建议，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可以就一些没有争议的法案开绿灯，以使杜鲁门无从攻击国会的阻挠。为什么不修改《安置流离失所人员法》，把其中对犹太人及某些天主教徒有歧视的条款去掉呢？大家都认为这个法案有必要修改，如果由共和党主动提出，就会在东部各大城市地区削弱民主党在选举时的优势。塔夫脱摇头不同意，他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总统召集这次会议，是滥用职权，对那份“采购清单”必须置之不理。布劳内尔说服不了他，国会山的共和党同僚就想和塔夫脱摆道理。范登堡说：“鲍勃，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我们应该尽力表明我们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这两周时间的。那么，在公众舆论面前我们就好讲话一些。”休·斯科特当时在场，据他说，“鲍勃·塔夫脱一点也不接受。‘不，’他说，‘我们什么也不给那个家伙。’凡是了解鲍勃·塔夫脱结束谈话方式的人，就知道事情到此只得结束。”

这一来杜鲁门高兴了。他在咨文中提出的有关控制通货膨胀、扩大民权、提高最低工资限额、扩大社会保险范围和资助住房建筑计划等方面的法案——其中大部分是在杜威的竞选纲领中含糊赞同过的。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在费城时对这些模糊的提法表示过赞同，但那时做梦也没想到在总统还未选出前就要对这些政纲负责。塔夫脱的原则是有根据的，但在美国公众面前，要做到言而有信，毕竟也是个问题。共和党这样意气用事，反而证实了总统对它的看法。

8月12日，白宫发表了一份详细报告，把总统的建议和国会的抵制作了个对比。在同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对这个“无所事事”的国会所开的“无所事事”的会议，表示遗憾。他说以前他对国会的各种说法证明都是有道理的，它已自行证明是历史上“最糟的”国会。

一个华盛顿记者却想追踪另一条新闻。他在散会前问总统：大约两个星期前有一个结实而貌不惊人、35岁左右的妇女伊丽莎白·本特莉，开始在参议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作证。她和一名曾在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证人、《时代》周刊的编辑惠特克·钱伯斯，现已指控一些政府雇员充当苏联间谍。被告人包括阿尔杰·希斯、威廉·T·雷明顿和劳克林·柯里。总统是否愿意就这些间谍问题的听证会发表什么意见呢？

“这些只是转移目标的手段而已。”杜鲁门厉声说，他想的还是那第80届国会。他说：“他们利用这个问题转移目标，想为他们该做而不做的事情找借口。是的，我的话你可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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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星期天下午3时40分，“杜鲁门专列”的司机在司机室里把汽笛拉了两下，离开联邦车站去和600万选民们会面。这次由党内筹措经费的民主党的竞选运动终于动了起来了。这个计划包括有两次重要的横越全国的旅行，每次为期十天，一次去东北各州，以及到哥伦比亚特区附近各州的短程旅行。在这第一次进军中，总统要乘车走3.2万英里，发表250次演说。在当时的竞选中是创纪录的。每天从早上在农村看日出，到18小时后最后一个火车小站止，都有小镇居民集在“费迪南德·麦哲伦”号车厢周围，眼睛睁得大大的，高举电筒，来看火车平台上的这个小个子爱争论的人物，而杜鲁门也总是斗志昂扬，而且说的话都可以发表。

他按照6月份的预演如法炮制，在多数情况下总是和颜悦色，赞扬一下当地的乐队，介绍一下贝丝和玛格丽特，在结束非正式的闲谈时，要求大家：“11月2日去投票站，投民主党的票，那么，我可以再在白宫多待四年。”或者说，“做正确的选择，免得我在1949年1月20日缺房子住。”每次停车到点，火车司机就会拉一下警笛，这个江湖卖药的班子就又继续走上征途。

各城市里人群愈来愈大，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有5万，丹佛有5万，波士顿有25万，底特律有25万。“没有人跳舞、欢呼或吹口哨来欢迎杜鲁门，”理查德·罗维尔在1948年10月9日《纽约人》上写道，“大家都鼓掌。据我看，掌声强度，和一个传教士关于在北罗得西亚战胜异教的一篇差强人意的报告，所获掌声差不多少。这并不一定是说听他讲话的人准备不投他的票，虽然我个人的感觉是，其中多数人是不会投他的票的。”

杜鲁门讲的话，很多是荒谬的、不负责的，有些还是带有恶意的。他备受攻击，孤军作战，全国报纸只有15％对他支持，各方面的人都说他白浪费时间，也浪费大家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大讲煽动性台辞。“共和党人贪婪成性，”他说，“抬高物价，把美国消费者逼到走投无路。”还说他们“迷恋特权”，把杜威称做“法西斯分子”，比之于希特勒。在艾奥瓦州德克斯特市全国耕作赛会上，他对8万名听众讲话，攻击说“这届共和党国会，在农场主背后刺进了一把禾叉”。

9月过去，10月已到，白天变短，黑夜漫漫。超级市场里开始有苹果汁出售，孩子们挖空南瓜，制作鬼脸儿灯笼。初霜才现，候雁南飞，鹑鸟和檐燕接着也随之南去。松鼠开始储备橡树子过冬。杜鲁门的专列还在来往奔驰。田野上草垛棕黄，排列成行。机车蜿蜒穿进森林，只见枫树上金黄的树冠闪闪，鹿角漆树一片绯红，一声汽笛长鸣，似在呼叫人们来听那生气勃勃的人介绍他老婆和女儿，摆明他的观点，开几句玩笑，然后挥手告别。

按照克利福德的说法，临近10月中，这列竞选专车进入了低潮。当他们在中西部一个小城镇停下来时，一个工作人员跳下车来买了一份10月11日出版的《新闻周刊》。一条黑体大标题写道：“50名专业政治评论员一致预言杜威将胜。”“一致！”有人随口说了一句，引来长时间的沉默。其中一人拖着沉重脚步回来，拿给杜鲁门看。他眨了一下眼睛，笑了一下，轻松地说：“呵，这批该死的家伙！这些人总是错的。别管他们，伙计们，咱们继续干吧。”克利福德认为，那时连贝丝和玛格丽特两人都不相信总统有任何可能获胜。但是，他自己倒认为有希望，而且后来竟能证明他是正确的。10月13日下午，在德卢斯去圣保罗途中，他把一份在德卢斯的讲话稿翻过来，写上对各州票数的分析预测，交给乔治·埃尔西。埃尔西封好收起来，等到选举后第二天才拆开。原来杜鲁门预言他得340张选举人票，杜威108票，瑟蒙德42票，另有37票则列为“未定”。不能说分析完全准确，有四张选举人票没有计到。但以分析选举为职业的人，如果能像他这样预测选举结果，恐怕是付出任何代价也会在所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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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那个跟着哈里之后进行全国巡回竞选的人，却继续进行得很顺利。托马斯·E·杜威这列“胜利专车”，组织得很好，严格正点，各地都有联络人员到站接待，有各种设备可以及时把讲话稿预发给随行的98名记者，还有高度传真的扩音装置能把这位候选人的深沉的男中音声调从车后的平台传送到新闻界的酒吧车厢。专列上设有最新的通讯装备，不管他想说什么，都可以传送、播发到各地去。

但他什么也不想说。9月末，利奥·埃根在《纽约时报》报道说：“杜威州长好像已经当选，现在只是就地踏步，等候上任。他的言谈举止，显示出他认为选举只会证实早已决定了的事……杜威州长有意避免同在职的民主党总统进行任何激烈争论。”

这两部列车在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州曾先后两次只相隔一两天的路程。杜鲁门总是注意到这一点，并向他的对手提出一连串棘手的问题。杜威拒绝上钩。他宁愿畅谈落基山的“无限风光”，谈他所经过的“柔和而绵延起伏的树林茂密的乡村”，谈那些“繁华的城市”和“肥沃的平原”——总之，谈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无比壮丽”。

杜鲁门则谈论住房问题、最低工资限额、老年人的医疗和庄稼。杜威为水辩护起来。“只要充分保持土壤，”他在丹佛市响亮地说，“我们就能采取很多措施来保障我们的前途。我们对现有的水必须善加利用。河里的水，我们要用来耕作，还要用来发电……应从最大限度地保持水源、发电、航行、防洪、垦荒和灌溉的角度，来开发西部各条大河。”

杜鲁门所谓“在背后刺进一把禾叉”的讲话发表后两天，全国都在等候共和党领导人表态时，杜威在得梅因市却只说：“到了1月20日，我们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们准备在华盛顿成立的新政府，对美国人民有信心，对其需要有深切了解，并有能力予以实现。我们将重新实现我国人民不可缺少的团结以及使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那种精神力量。我们全国又将肩并肩地向着更伟大的未来前进，使每个美国人生活得更美好，卓有成效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

杜威发表的正式讲话内容这样枯燥乏味，有办法的记者就开始追求某件趣闻乐事、某个轻松的特点来点缀一下那些苍白无色的段落。10月12日在伊利诺伊州的博库普城，列车突然向后面一堆人群倒溜。倒退几英尺以后，它又刹住了，没有造成伤亡，但这位州长的情绪却受到影响，发了脾气。他当时怎样说的，那就看你听的是哪种说法了。反正他不是说“我没见过这样的白痴司机”，就是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疯子司机。他大概该在黎明时枪毙，但由于没有造成伤亡，我看可以免予追究”。也许他难得讲出什么有实质内容的话，于是这句话就不胫而走，在全国各个工会礼堂和铁路的圆形机车库内，竟成了反对杜威的口号。

其他共和党人则在战斗。休·斯科特当时是全国委员会主席，他抓住了本特利－钱伯斯的证词，认为这个问题涉及面广，不能轻易当成是“转移目标”。但是杜威对此只略提一下，又马上转而高谈阔论：“我们有时不能按我们的信仰行事，而且经常缺乏信仰。但在我们内心中，我们相信而且知道，每个人都是信神的，每个个人都是最为宝贵的。”说句公道话，在竞选运动快结束前那几周，杜威也开始怀疑自己的策略。听他讲话人少了，而他从报纸了解到，听杜鲁门讲话的则多起来了。他的策略委员会——布劳内尔，斯科特、埃利奥特·贝尔和拉塞尔·斯普拉格——决定在工业发达的西北部，来个最后攻势；至于中西部的农场主们，他们生来就是共和党人，可以不必为他们操心。杜鲁门的冷嘲热讽使他按捺不住，他要回击，于是在四个居民点放手干了起来。他说，举个例说，杜鲁门否决塔夫脱－哈特利法的咨文，乃是“160年来白宫所发出的最错误、最失策、最不符事实的文件”。群众听了觉得蛮有味道，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的顾问们则有所警惕。哈格蒂探听新闻记者们的反应，并向杜威报告说，记者们都认为相互攻击是个错误，只是承认自己软弱无能。为了保证杜威广泛听取意见，布劳内尔安排了一连串的电话会议，让杜威和共和党各州委会的委员们交换意见，96名男女委员中有90人参加。除了一人以外，大家都劝州长采取高姿态，让杜鲁门继续走他的低下的路子，失尽人心。只有堪萨斯州的哈里·达比是个例外，他警告说，农业地带现在难以驾驭。人们认为他是杞人忧天，未予理睬。于是杜威又继续他的圣战，呼吁为团结、廉洁、管好水利和维护信仰而奋斗。

一直到最后时刻，杜鲁门在列车里不断收到账单，因为服务行业的经理们生怕将来成为烂账。但是，自从《新闻周刊》那一期登了使人沮丧的消息以后，专列上的情绪已开始略有好转。在列车里晚上的漫谈中，年轻的工作人员们反复争论，究竟总统获胜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只要他们稍为乐观一些，就会有人提出，国内各种民意测验，都做出相反的预测。到了最后几天，克利福德认为有些迹象表明杜鲁门影响有所加强。杜鲁门按照传统习惯，在选举前的星期五晚，在布鲁克林音乐学院向群众大会发表讲话。人们起立，向他欢呼达12分钟。而在这些支持者中，有些人在费城代表大会之前，还曾经是“倒杜鲁门”运动的头头。克利福德于是想到，如果再有两个星期竞选时间，他们也许会有点儿希望的。

在芝加哥市，艾德莱·史蒂文森和保罗·道格拉斯并肩站在一辆敞篷车上，去体育场参加支持杜鲁门的群众集会。人行道上站满人群，有四五层之多，可是都默不作声。15年前，这些人都是在经济结构最底层的被遗忘的男女，是饿着肚子的教师和衣着褴褛的工人，英萨尔使他们陷入了困境，罗斯福则使他们得了救。史蒂文森见到人那么多感到惊讶。似乎整个芝加哥市的人都来了，但是几乎听不到什么欢呼，简直是哑然无声。道格拉斯说：“今天他们是来看看他们美梦的幻灭。”

《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总编辑汉密尔顿·欧文来到一位年轻记者的办公桌前。他说：“我已把祝贺新总统的社论写好。已经排版，准备付印。”他停了一下把眼睛一眨说：“要是杜鲁门获胜，那我就得另写一篇，不是吗？”他很欣赏自己这句俏皮话，乐呵呵地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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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刊的订户在10月最后一个星期，就收到提前出版的11月1日的一期。在第37页上，有一幅整版那么大的杜威州长和夫人的照片，图片说明是“下届总统乘渡轮在旧金山湾的开阔海面上游弋”。同时登了一篇长达八页的关于竞选的综合报道。编辑们的结论是，美国“将抛弃杜鲁门而选择杜威”，理由既涉及“感情也涉及智力问题”。威拉德·基普林格主编的《变动的时代》周刊11月1日号封面刊登一条一英寸高的大字标题，说本期透露“杜威将有何作为”。10月31日星期天，《纽约时报》登出一篇报道，那是该报庞大的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地进行长达一月之久的调查报告，反映各州选民的思想感情动向。其结论是：杜威会在29州获胜，得选举人票345张（有266张就可当选），杜鲁门则在11个州获胜，得选举人票105张，瑟蒙德4个州，选举人票38张。另有43张选举人票待决。调查报告还发现，共和党将继续控制国会两院。为了肯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时报》向报道杜威的47名最敏锐的记者征询意见。他们在一次秘密表决中一致认为这位州长将轻而易举获得胜利。

《底特律自由报》在准备11月3日（即选举后第一天）发表的社论中，请国务卿马歇尔辞职，并劝杜鲁门委任杜威的外事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取代他的职位。这家报纸编辑们的理由是：“这样就会使国内外对我们的对外政策恢复信心。”（还是那个杜鲁门主义，其时正在使希腊平静下来，马歇尔计划正在全面贯彻，而柏林的空运补给也已进入第五个月。）《自由报》承认：“这当然是对杜鲁门要求过高。然而，为了团结和国家利益，我们有时还要对千百万的美国人要求多得多呢”。这些编辑们对美国这位“落选”的总统倒是手下留情，说他“是个勇敢的小人物，从未追求过总统宝座，就任后不知所措，但却倾其全力战斗到失败”。《自由报》还对读者们说，杜鲁门生活上不成问题：“首先作为前任总统，他每年有希望得到2.5万元的退休金，还可以指望有广播电台和他签订合同、杂志约他撰文，还可以写书，这样加起来使他捞到一笔可观的收入，人们认为可以近达100万元。他的前途，还不至于是由白宫通向贫民收容所。”

但是新闻界论述这位打垮了的总统，并不都是这样宽宏大量。一位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家发表文章，提出“杜鲁门在治国中碍手碍脚，究竟杜威会容忍多久”的问题。有些作者也和《自由报》一样，星期二选民投票，但星期一就写好准备在星期三登载的专栏文章，以便星期二排版。因此，德鲁·皮尔逊在开票后一天发表的文章的第一段，不禁使数以百万的读者感到惊讶。那段文章说：“汤姆·杜威在86天内将主持白宫，我对他周围那个紧凑的班子进行了调查。”接着他就神气十足地把新总统的内阁名单全部列出来。同一个星期三，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透露说：“选举后的首要问题，是政府怎样度过未来的十个星期……事态总要发展，总不能停下来耐心地等到托马斯·杜威正式接替哈里·杜鲁门的职位。特别是在对外和国防政策方面，在华盛顿总要有些部门有些人有权做出决定，而又不致在1月20日后失效的。”艾尔索普兄弟建议杜威任命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马上以“特别助理”身份进入这两个部，以便在杜威就任以前，指导那些即将下台的前任官吏。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老成练达的观察家肯冒那么大的风险而孤注一掷？答案就是他们并不认为那是孤注，更不要说是冒风险了。他们长时间以来都在议论杜鲁门，认为他毫无希望。他们都在文章中分析为什么杜威击败杜鲁门会易如反掌，相互影响之下，更认为选举不可能有别的结果。杜鲁门在竞选时声称：“除了人民以外，大家都反对我。”这倒有那么一点儿道理：他和选民与那些权威不同，并不认为选举是给谁加冕，而是一次竞争。以研究竞选趋向为职业的人们，认为所有的迹象都指着同一方向。凡是在野党控制了国会，两年后肯定就会赢得总统职位。民主党在1930年控制了国会，后来罗斯福就当选。而且，共和党人早就该重新上台了。罗斯福连任四届，只能归因于他个人的魅力，艾尔索普兄弟和皮尔逊都是这样看的，而杜鲁门所缺少的恰好就是魅力。共和党候选人有的是钱，绝大多数的报纸又支持——当然记者们认为这点很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民意测验也都预祝其成功。

自《文摘》那次民意测验分析完全落空以来见【第四章。——译者】，已有12年了。1936年民主党在选举中占压倒优势，颇使共和党人难堪，再也不相信那种预测性投票。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当时乔治·盖洛普和埃尔莫·罗珀虽然没有《文摘》那些民意测验者那么有名气，但都不靠寄来信件而采取典型统计分析，竟而预测到罗斯福大胜。那次以后，每次选举又都证明，这些人的预测是正确的。大城市报纸，都订阅他们的资料。相反《纽约时报》花许多钱自己进行调查，人们反而觉得稀奇。要是有哪位权威反对他们的意见，人们就会说他是傻瓜。于是就开始了这样的循环：民意测验预测共和党大获全胜，专栏作家和社论作者就作为福音来传播。甚至有这种可能：那些原准备投民主党票的男女，为了想表明自己和大家看法一致，于是哄骗了民意测验人员。于是，将错就错；再加上民意测验人员已变得沾沾自喜，甚至是妄自尊大（至少有一次是如此），这样就错上又加错了。

埃尔莫·罗珀是够妄自尊大的。他在9月9日一篇专栏文章里，在选举前差不多还有八个星期，就宣称他已对美国选举人作了最后一次调查。他写道：“托马斯·杜威实际上几乎已经当选了……既然是这样，我认为如果还要像电台人员报道体育比赛实况那样，硬要说两队是不相上下，那就是再单调不过，智力上再贫乏不过了。”罗珀也和许多职业的选举分析家一样，相信当时所谓的“法利法则”。法利在1936年的选举预言一鸣惊人以后，说过，根据他的看法，选民在两党举行代表大会时就已决定选举谁了。他意思是说，以后的竞选运动，不过是热闹一番，不起作用。9月份第一周，罗珀以自己的声誉押宝，所根据的是他的工作人员在8月份所搜集的数字。可笑的是，他在选举前的最后一周，确实又作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是杜鲁门的形势略有好转。但是，杜威还是遥遥领先，因此他决定不采取两边下注。

三个全国性的民意测验——罗珀，盖洛普和克罗斯利——都错在没有问清调查对象是否真会投票和没有把只受过小学教育的选民包括在他们的典型调查之内，而这些人则多半是杜鲁门的支持者。但是他们最大的失误，还在于对杜鲁门的巨大努力的最后影响，竟然视而不见。杜鲁门专用列车还没有从联邦车站开出，罗珀就已下了结论。克罗斯利的最后报道，预计杜威获49.9％选票，杜鲁门44.8％，其余的选票则为瑟蒙德和华莱士。这是将8月中、9月中和10月中不同时间来自各州的典型统计混在一起进行分析的。三家中最认真的是盖洛普，他是应该意识到国内发生什么变化的。他9月24日的报道，估计杜威获46.5％的选票，杜鲁门则有38％。但他在选举前两天登载在星期日报纸上的最后一篇专栏中，说明杜鲁门声势猛增，达到44％，而这数字还是依据两周前进行采访得来的。克利福德说得对，美国人的态度每天都在变化，几乎是每个小时都在变化。

现在超过40岁的美国人，在记忆中有四件事特别突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逝世、1948年的选举和约翰·肯尼迪被刺。男人们也许会忘掉他21岁生日那天发生过什么事，女人们也许会忘了她怎样失去童贞，但每个人都想得起来他或她听到这四件事时是在什么地方。这些事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里程碑。正好像他们的双亲会说“我们是在停战后相遇的”，或者说“股票市场大崩溃时，我们刚搬了家”；而他们这摇摆音乐的一代则把个人生活的事情，在日期上和达拉斯的枪声、日本对夏威夷的袭击、罗斯福在温泉中风、杜鲁门竞选获胜的奇迹联系起来。

那天晚上，大家都以为可以早睡。吉姆·哈格蒂在纽约罗斯福饭店的舞厅对记者说：“午夜之前，战斗就可能结束！”杜威在东第51号街一所学校里投票后，一个办事员在上面办公室一个窗口对他喊道：“祝你顺利，总统先生！”他本人预料，他和夫人在东第93号街六号他的好朋友罗杰·斯特劳斯家里进餐时，杜鲁门就会来电，承认竞选失败。在华盛顿，民主党传统是在五月花饭店集会，而共和党人则是在斯塔特勒饭店。现在斯塔特勒饭店已把舞厅布置一新，准备好礼服上的襟花，好让夫人小姐们到场时每人戴上一朵。与此相反，五月花饭店却毫无动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肯定必然失败，连饭店的舞厅也未予包定。委员会的成员们想把钱省下来为1952年竞选时用，干脆回到他们当办公室用的套间，把电话机挂断，开两瓶威士忌酒，坐下来准备守夜。谁都没带收音机，因为这是惟一一个可以不必收听新闻的晚上（在60年代或70年代，他们准会有一人在衣袋中带一具半导体，但在1948年，手提收音机还是颇为笨重，还得要用墙上的电源插座）。这一夜，政治形势发展迅速，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远远落在后面。《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也同形势失去了联系。他报道了杜鲁门竞选消息以后，就回到曼哈顿，买了一件价值47.5元的大衣（那时算是价格高昂的了）和一张戏票去看林恩·方坦恩和艾尔弗雷德·伦特的新戏。当新罕布什尔州开始零零星星地发来选举结果时，菲利普斯正走进在第47号街的剧院大门。他坐在那里看了两场戏，对外面那一出更为精彩的戏，却毫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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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从新罕布什尔州报来的数字使杜威颇为惊讶。虽然他还是领先，但优势比不上1944年。这个州原是共和党的坚强堡垒，任何共和党候选人都料不到领先得那么少。他匆忙回到饭店的套间，和家人和几个密友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和看着给他送来的选举结果的电讯，在拍纸簿上记着数字。

杜鲁门总统则在密苏里州。在特工人员亨利·尼科尔森和吉姆·罗利【1963年11月22日，他已任特工机关的头头。】的帮助下，他早几个小时就避开了新闻界。下午4时30分，他们驱车到了离独立城30英里的风景区爱克瑟尔西奥温泉，在埃尔姆斯饭店休息。总统洗了个土耳其浴，6时30分回到房间，吃了一个火腿三明治和一杯牛奶。他把床边的收音机打开。一位广播员说，他以几千选票之差，初步领先。他就上床，几乎立刻就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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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时45分，《芝加哥论坛报》一位编辑颇为伤脑筋，因为要做出决定。该报的晨版要付印了，要准时送到街上让深夜从剧院散出来的观众买到手。这位编辑要选择一条标题，不能只说总统选举已经结束，因为这是谁都知道的。他需要一条实在的消息。杜鲁门是在领先，但在未弄清这些初步结果来自新英格兰哪个州以前，这些数字是毫无意义的。举例说，共和党候选人也许会在康涅狄格州占绝对优势，但是如果哈特福德像过去一样，先将选举结果公布，这个数字就会表明民主党获胜。但甚至康涅狄格州的评论员也说不出数字来源，他本人也不知道。因为他要抢先广播，一有纸条送来，他就在电台里读起来了。

这样《论坛报》大楼里的编辑，在还未知道具体情况之前，就要拟定他的标题。于是他只得依靠这次选举中有把握的情况，在大样上写了个通栏标题：杜威击败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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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选票累加数还不说明问题。杜鲁门初步领先是早就料到的，民主党力量主要是在城市里。城市里有选票计算机，通讯设备又较好，所以选举结果的消息到得最早。但是，排除了这个因素来进行分析，杜威似乎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获胜（但这仅仅因为华莱士在这两个州都取得大量选票）。除了马萨诸塞州和罗得岛外，他在整个东部各个工业州都占优势。这使他认为更有把握，因为这些地区在传统上是民主党势力范围。而且，瑟蒙德又使杜鲁门失去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亚拉巴马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但是尽管这样，杜威领先之少，令人不可思议。有些地区本来是共和党的坚强堡垒，但共和党却只以几票领先获胜。在一些地方，杜鲁门得到的选票比当年罗斯福还要多，在各主要城市中，他在选民票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真正使人震动的消息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各州。民主党候选人在威斯康星州、艾奥瓦州和科罗拉多州都遥遥领先，而这三个州原都是共和党的老地盘。而且当西部11个州的初步选举结果到达时，杜威似乎只在俄勒冈州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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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时30分，伦特在纽约上演的戏第二幕落幕了。卡贝尔·菲利普斯觉得口渴。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他没有离开座位，现在他想去附近一个酒吧盘桓一下。他要了苏格兰威士忌酒，这时听到收音机里的广播员念出各个州名、各个选区和分选区数以及一大堆不易理解的数字。菲利普斯已向酒吧间服务员付了钱，一口威士忌酒还未下肚，突然广播员用清晰的声音报道说：“杜鲁门领先，看来是无可争议的了。如他能在俄亥俄州又领先的话……”

菲利普斯噎住了，连威士忌酒也呛得吐了出来。他立即跑出大门，向着《时代》广场跑去。在途中，他想起他的新大衣，停了一下，决定不管它，飞奔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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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15分或20分钟，电台联播的播音员就请乔治·盖洛普博士就收到的统计数字发表意见。盖洛普解释说，民主党目前领先，但等农业地区的选票结果出来时，这种领先就会不存在了。到了11时，农业地区的选票开始报进来，仍是投民主党的。在平原地区各州的人们，都还记得哪个党帮助过他们维持粮价和解决谷物储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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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时，赫伯特·布劳内尔走进罗斯福饭店的舞厅，宣称杜威已获胜。党的工作人员欢呼起来，但他们还未来得及问清详细情况，他又急匆匆走上楼去了。看来哈格蒂对杜威的压倒优势估计过高，他们并不能在午夜前结束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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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杜鲁门醒来了，他过了一会才弄清自己是在这个陌生的饭店房间，接着他又打开收音机。那是H·V·卡尔登邦在广播，他说按选民票计算，杜鲁门虽然以120万票领先，他“无疑仍已被击败”。总统把他的播音关断，又翻身入睡。

有一个人刚来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华盛顿总部，他路上听到广播，带来消息说总统绝没有大败，在一些州他甚至还领先。当然，“农场主那边还没有消息。”有个工作人员建议派人取一架收音机来。他们耸耸肩膀，才点头同意。趁一切结束之前取乐一番也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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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理查德·罗维尔写道，“斯塔特勒饭店这座堡垒正在摇摇欲坠。共和党的夫人小姐们咬着襟花强作镇静，共和党的先生们紧张得满身大汗，连衣领也软蔫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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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过后不久，在罗斯福饭店舞厅中的庆祝气氛开始换成焦急不安，接着则是惊慌狼狈。到了这样深夜，他们才肯定杜威在他自己家乡那个州获胜，但是仅仅是以6万票领先。如果华莱士没有参加竞选，杜鲁门也会在这里击败他的。

现在，看来结果取决于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了。尽管说来难以令人置信，在现有票数基础上，杜鲁门在这三州中任何一州获胜，就可以当选。但是这三个州都是拉锯战。他一会儿在一个州里稍微领先，一会儿杜威又赶过了他。清晨1时45分，布劳内尔又到舞厅来，再一次发表杜威获胜的消息。他为什么这样做，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赢得几声微弱的欢呼。其余的人只是瞪着眼看着他。

清晨4时，特工罗利把总统唤醒，建议他再打开收音机听听。他现在已经以200万票这个惊人数字领先了。H·V·卡尔登邦还在说，他看不出杜鲁门当选有任何可能性。他那声音，杜鲁门到死也忘不了，而且老是向朋友们寻开心地模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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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把衣服穿上，叫特工们驱车把他送回堪萨斯城的缪尔巴赫饭店，因为据他说“看来我们要再待四年了。”他们上午6时到达。倦容满面的记者们都感到纳闷：他究竟上哪里去了，好像刚刚睡过觉的样子。

4时30分，总统的车子从爱克瑟尔西奥温泉的埃尔姆斯饭店开走时，哈格蒂在罗斯福饭店召集记者，说他已和杜威交换过意见。他说：“我们还在战斗。选举结果还在报来，但看来在天明以前我们不会确切知道胜负如何。”35分钟以后他又再次出现。“现在，我们不作任何估计，也不作任何断言。”他说。

黎明后不久，这位筋疲力尽的州长上床睡去了，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已被击败。正当他昏昏入睡时，他的消瘦劳累的助手们知道最后一线希望也已失掉。上午9时30分，杜鲁门以7000票领先，在俄亥俄州获胜。这样他就拿到270张选举人票，足够当选总统。一小时后，杜威睡醒，他才知道他在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也被击败。上午11时14分，他承认失败。杜鲁门总统不但竞选胜利，在选举人团中也取得出色的胜利——票数是304票【田纳西州一个原先拥护杜鲁门的选举人，后来转而支持瑟蒙德。】对189票，另有38票是狄克西党人的。不但如此，国会也与他一道取得胜利。在第80届国会中，共和党是以51席对45席控制了参议院，以246席对188席控制众议院。现在民主党以54席对42席在参院占了优势（比上届多了9席），又以263席对171席在众议院取得优势（比上届多了75席）。保罗·道格拉斯、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和埃斯蒂斯·凯弗维尔都当选参议员。门南·威廉斯当选为密执安州州长，切斯特·鲍尔斯为康涅狄格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为伊利诺伊州州长。

塔夫脱这时暴跳若狂。“我不管对这件事情怎样解释，”他说。“又把那么粗鄙的小政客送回白宫简直是违反普通常识。”但在其他各处，杜鲁门这样取得胜利，使那些有宿怨的人也为之折服。“对这样一个本已失败但又总不肯低头挨打的人，你只有对他致敬。”极端保守的纽约《太阳报》写道，“杜鲁门先生之所以取胜，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度，仍然是爱戴敢于战斗的人，仍然尊敬那些不屈不挠的人。”这次成功其实不只是个人的胜利。选举后两天，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杜鲁门先生本人的胜利、国会两院里民主党又成为多数、民主党在这样多的州中取得优势，都证明民主党有巨大生命力，这是罗斯福从1932～1944年领导和发展的党……罗斯福死了，他建立的党还存在，而且无疑还是美国政治上的支配力量。”

选举后第二天，新闻记者和社论撰稿员都互相避开视线。新闻界和向他们提供消息的人都成了全国的笑柄，他们自己也知道。艾尔索普兄弟写道：“职业政治家、民意调查人、政治记者们以及其他自作聪明的人和预言家们，现在能继续以权威姿态谈论问题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怎样烧那老乌鸦。”【烧乌鸦吃是美国俗语，是低头承认错误之意。——译者】当总统和当选副总统回到华盛顿时（杜鲁门这时高举《芝加哥论坛报》的“杜威击败杜鲁门”的通栏大标题），他们受到75万人欢呼，《华盛顿邮报》大楼正面，挂一条横幅“总统先生，你什么时候把老乌鸦端到桌上，我们就吃。”赖斯顿给他自己的报纸《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我们和别的记者们过于缺少联系了，并且我们对民意测验的大量统计数字也过分相信了。”《时代》周刊说，报纸“把报道职责委给民意测验所了”。有几位报纸发行人大怒之下，停订了民意测验报道，民意调查人也低首认罪。盖洛普只是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想起打电话给《文摘》最后一任编辑威尔弗雷德·芬克，请他发表意见。芬克回答说：“不要认为我是恶意的，但我对这件事确实觉得非常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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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密执安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对各种民意测验机构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而盖洛普和罗珀也认真地对自己工作进行了检查总结。各方面结论倒是惊人的一致。密执安大学发现，投杜鲁门票的24105000中，14％，或者说有3374800人是在竞选的最后两周才决定投他票的。盖洛普和罗珀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发现每七个选民中就有一个人（即6927000人）是在选举前最后两星期才决定选谁的。在这些人中，有75％选了杜鲁门（即5195000人），25％选了杜威（即1732000人），相差3463000人。既然杜鲁门在11月2日比杜威多2135000票，结论只能有一个。不管用密执安大学还是用盖洛普－罗珀的数字，都证明大约有330万拿不定主意的人，到了竞选行将结束时才决定了谁胜谁负。正是在这期间，杜威在本能上本来要采用杜鲁门那种不管粗鄙与否、给他致命一击的方式，但由于所有的专家顾问们都认为他不该如此，他也没有这样做。

第十六章 猜疑的年代

在杜鲁门总统离开缪尔巴赫旅馆回到华盛顿之前，他得到通知说不要到白宫去。不是发生什么政变；只是房子不安全。这座美国最著名的住宅有马上倒塌的危险。房主人听了并不觉得惊奇。根据国家档案馆资料，“杜鲁门总统因为觉察到书房的地板震动而感到不安。”其实还不止此。在没有风的时候，东厅的大型吊灯也会叮铛作响。总统用他的医生的听诊器压在墙上，可以听到格格的震裂声。

他早就派人进行检查。从后来情况发展看，可以说是颇为及时。在竞选运动最后那一周，工程师们发现那些1814年被英国人烧焦而又从未更换过的横梁就要塌下来，他们大吃一惊。彩画的天花板，每平方英尺就重达七十磅，已经下垂了六英寸。总统一家刚刚踏出前门，前往独立城，建筑工人就急急忙忙地带着支柱和脚手架从后门赶进去。修缮费用估计要五百四十万元，也许盖一座新楼还会便宜些，但是把白宫拆毁是不可想象的。修好以后，新主人就会有空气调节设备，防火装置和多频道电视线路。而在修复以前，杜鲁门一家只好在斜对面座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48号的布莱尔宾馆委屈一下了。

“公平施政”就是在布莱尔宾馆诞生的。杜鲁门在担任总统的头三年，只把自己视为罗斯福政治遗嘱的执行者。但是，这时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的人无虞温饱。经济状况的改变，需要一种新的自由主义，正如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富裕现在已快成为可以实现的现实”，这种自由主义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创造财富和实现公平分配上”。甚至在这次选举胜利以前，一群杜鲁门的得力助手，已经在联邦社会保险局局长奥斯卡·尤因在沃德曼公园公寓里，连续几个星期，每星期一晚上举行讨论会，拟定出一个规划。尤因主张搞一个全国医疗计划，不久将使美国医疗协会惊惶失色。【参加者除尤因外，还有克利福德、查尔斯·墨菲、吉拉德·戴维森、戴维·莫尔斯和利昂·凯塞林。】他们的一系列建议的雏型，当初都在总统在“芜菁节”会议期间向国会提出的建议中提到。现在加以发展后，内容包括民权、住房建筑、失业津贴、农业补助、控制通货膨胀等等方面的新措施，对低工资收入者削减三十二亿元的所得税，由联邦政府对学校进行补助，废除塔夫脱－哈特利劳工法。这些措施，加上尤因的医疗照方案，后来便成为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的施政核心。

选举结束以后，杜鲁门在基韦斯特休整了一周，接着就埋头于准备将要发表的国情咨文。这篇咨文后来确是会改变历史进程的。但在1948年最后几周所出现的新设想中，那个后来被认为和杜鲁门名字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却不是在1月5日那个国情咨文中发表的，而是等到又过两周总统就职的演说中发表的。（据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回忆说，“12月末我们在起草就职演说稿时，我们确实觉得不好办。我们的头头在选举中获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大胜，他和我们大家都认为，到了1月20日他宣誓就职时，他应该有些规摸巨大的、崭新的、吸引人的东西向全国提出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论述了国内问题，就职演说就应着眼于国外问题。困难是杜鲁门的对外政策的重大环节已经在希腊、土耳其、柏林和欧洲复兴计划方面体现出来了。于是，克利福德想起“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前，有一份国务院备忘录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当时在拉丁美洲已经在进行一个小规模的技术援助计划。这份备忘录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计划能不能运用于远东，仿佛欧洲复兴计划。在我记忆中，当时提出这问题，并不认为是完全可行的。”克利福德向总统提出这个计划，总统考虑片刻以后说，“看来可行。我们就采用这个计划吧。如何执行的细节我们以后再制订。”杜鲁门原来己决定在就职典礼时对群众说明：在和别国打交道时，美国作为后盾的将是它对联合国、马歇尔计划和新的北大西洋联盟的信念。除了这三点以外，他现在又加上了一点，就是对落后国家进行技术援助。在最后的演说稿中，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第四，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大胆的新计划，使我们科学进步与工业发展的成就可以用于改善和发展不发达地区。……

“第四点计划”轰动了世界。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于1949年3月表示赞同这个计划。这在人们心里激起了希望。有了美国的技术，就可以把原始的农业技术进行革命，提高亚洲非洲的生活水准，以及有象田纳西河流管理局那样的办法来驯服它们的江河。“尽管有人批评总统不问情由先开了枪再说”，詹姆斯·赖斯顿在华盛顿写道，“但此间普遍赞同他这个殖民地发展计划。”《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杜鲁门总统把美国的技术用来为世界上那些不够幸运的人们改善处境，打开了英国和全西欧有识之士的眼界。”可以预料，美国国会会有人持有异议而发出不满之声的。迪安·艾奇逊称他们为“原始人”。参议员肯尼思·惠利和乔·马丁就在那里抱怨，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詹纳说这都是厄尔·白劳德出的点子，参议员塔夫脱则提出他想知道钱从那里来呢？

塔夫脱知道的。钱当然只能来自国会。但许多靠着总统选入国会的民主党人，原来却是忘恩负义之辈。共和党和南部的民主党又一次联在一起反对政府。参院中十八个有权力的委员会主席都是来自南部各州，而参院的临时议长、众院议长和两党领袖都是这个联盟的人。第四点计划和它的微不足道的四千五百万美元的拨款，要到1950年6月5日才来到杜鲁门的办公桌上，而且还有很多限制性的条文，正如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大大降低了“在杜鲁门最初提出时所具有的巨大宣传价值”。

大选以后，国外问题特别紧急，都压在杜鲁门身上。马歇尔将军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切掉一个腰子；他在总统举行就职典礼之前，仍继续担任国务卿，但总统就职时他就辞职。杜鲁门再三考虑继任人选。挑一个密友、一个无籍籍名的官僚或一个捐助大选竞选经费的人都不行。后者如路易斯·约翰逊在3月份就要代替詹姆斯·福雷斯特出任国防部长。但马歇尔的继任者必须是受到各友好使节的尊敬、受到莫斯科尊重和在国会里享有令誉的人物。

在当选后三星期，总统请退职后私人开业当律师的迪安·艾奇逊来。据艾奇逊回忆，他穿过总统府，这座大厦只剩下外墙，那是为了“留为纪念”。接着他就被带进布莱尔宾馆里总统的“小型办公室”。总统请他坐下，接着笑着说：

“听到我就要对你说的话，你还是坐下来好，”他这么开场，接着马上就说，“我想请你回来任国务卿，你愿意吗？”

按照艾奇逊回忆，他当时“瞪目不知所答。”总统建议他回去和妻子商量一下。艾奇逊夫人没意见，她的丈夫就接受了。他在1月21日宣誓就职，成为第五十二任国务卿。可能除了西沃德以外，美国史上他是引起最多争议的国务卿了。

就在一批工人修缮白宫的同时，另外有很多批的工人以美国各大城为中心，在修建新郊区——诸知希伦代尔、加登维尔、诺思伍德、派克维尔、斯通利、贝思斯维尔、德鲁姆卡斯尔、安妮斯利、威尔顿代尔、邓巴顿和塞达克罗夫特等这样的小镇。莱维特镇已成为美国的特色，效法营建这样市镇的数以千计。在芝加哥市外，一群商人又破土动工，建造另一种新型住宅区，叫帕克福雷斯特。他们知道复员军人小有积蓄，工作稳定，迫切需要房子，于是他们先营建出租的“花园公寓”，中间辟个市场中心。然后，在承租人存款增加时，再由他们自己出资增建错层式住宅。结果是居民层层增加，数达三万，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就由市场中心供应，而这些商店，又是这些商人所拥有，住在那里的人知道他们是被剥削的，但也乐于如此。连那里的建筑工人也很眼热，都想捷足先登，成为这些郊区居民。

巴尔的摩城一下子就出现不下于十六个新扩建区。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中一个名为洛克·雷文村的郊区中，小学家长会的主席是第十装甲师的复员军人，名叫斯皮罗·阿格纽。他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居民区房产业主的一个典型。尽管他担任过军官，但他却是个狂热的平等主义者（“叫我特德好了”）。他参加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和基瓦尼俱乐部，颇为活跃。他虽然没有开业，但却是领有执照的律师，这样，当然热中竞选公职，但他的作风是搞新派政治的。当时巴尔的摩市的市长小托马斯·达历山德罗，还是住在小意大利区的房子里，来标榜他的美籍意人的背景。阿格纽本人也出身于市中心外裔聚居区，但他对这点却讳莫如深。他到主教派教堂做礼拜。他最喜爱的音乐家是劳伦斯·韦尔克。他的业余兴趣，都是中产阶级文化：在电视里看巴尔的摩科尔特球队比赛，收听曼托瓦尼的音乐和阅续《读者文摘》喜欢压缩的那类文章。他喜欢一切有条不紊，事事随俗从流。每逢星期六早晨，他就和洛克·雷文村的人们一起给他们的1948型雪佛利车、1949型别克车和奥尔兹莫比尔88型车冲洗上蜡。每逢星期一他就穿上他的双排扣全套衣服——后来又是单排三粒扣的——把他的呢帽方方正正地戴在头上，8点45分准时到达他的施赖伯食品商店办公室工作。9点以后到来的人都听到是这样的。阿格纽经理坚决主张行动要准时、做事要及时、干活要勤快。

如果他和比他大一岁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小威廉·怀特认识的话，他就会引起怀特的职业兴趣的。怀特是《幸福》杂志的撰稿人，他已把阿格纽这类型的人称为“组织人”。他们可能会说工作单调，或者说竞争激烈，但他们是属于公司的——属于他们的职业脐带另一头的不论什么组织的，因为住在这些新郊区的各种人物中，小经理们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类型罢了。此外，还有那些正在医院实习，准备合伙开业的年轻内科医生、牙科实习医生、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而仅拿薪金的年轻律师、在参谋学校进修的年青有为的少校、大公司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在药物实验室工作的什么哲学博士、在普拉特和惠特尼公司的见习工程师；甚至还有最后能混到一个主教职位的教区牧师。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很意识到他们彼此之间有些共同东西维系着他们的关系。正如有些人所爱说的，他们“都是在一条船上的”。这条“船”会驶到那里，他们是毫无疑问的。在四分之一的世纪内，到了他们出头的时候，他们和其他象他们那徉的人，就会左右全国的社会风尚，成为《时代》周刊后来所称的“指挥的一代”。那时他们就会忙个不了。现在呢，趁还可以享受家庭之乐的时候尽情享受一下家庭之乐，在社交场合和同辈们交际交际，参加新郊区的公共娱乐——比如玩玩坎内斯塔牌戏、乒乓球、中国象棋等。还有，在那个他们所拥护的人竞选总统失败的那一年，悄俏地低声议论一下后来以所谓“金西报告”名闻世界的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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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的彼得·阿诺的漫画中，有一个十分震骇的妻子放下那份“报告”（《男子的性行为》，八o四页，售价六元五角，1948年销售二十七万五千册以上），抬头问她的丈夫，“金西有没有太太？”有的，而且他们还有三个孩子，都是在他从事这件重要工作之前生下来的。并不是说他在这以前闲着没干活。他对自然分类学的爱好，早在他在新泽西州南奥兰奇市上学的时候就有了。当时他向一家自然杂志投了一篇记述飞禽在雨中的活动情况的文章，这家杂志登了这篇文章。从那时起，他就努力搜集详细资料。在他对印第安纳大学学生某些课外活动发生兴趣之前，和他一起工作的动物学家对他的印象是，他对中美洲东部一种无害的五倍子蚜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将使他的名声留传后代。他旅行了八万英里搜集各种标本，他测定、分类、保存了三百五十万个标本，说明他们之间的差异。他透过显微镜观察，记下了每种标本的二十八种不同的测定数据，《下午报》称之为“昆虫学史上的里程碑”。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自然是无所偏爱的。每一个五倍子蚜时他来说都是一样；他对它们的活动不作任何评价。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态度对他甚至更有用，而且也使全国为之惊奇。

直到三十年代后期，艾尔弗雷德·金西的生涯，和他的成千成万的同事们完全是一模一样。哈佛大学毕业，入研究院学习、在大学担任年青教员多年，受聘担任教授，还有那些五倍子蚜等等。在布卢明顿的校园里，人们都熟悉这个人物：身材高大，结实粗壮、黄中带红的头发，专心致志的神情。他的耐心和克制，赢得学生的钦佩。一个教授的典型癖好，他无不应有尽有，比如园艺、远足、陶器、古典音乐等等。任何丑闻都碰不到他身上，甚至传不到他的耳边。总之，如有老成持重的教务长要请一位教授讲述婚姻问题，他就是适当不过的人选。毫无疑问，印第安纳大学的教务长从来没有想到他这样的人会引起问题——而且，还使这所大学竟然成为色情作品搜集家朝拜顶礼的圣地。

金西认为，他要对婚姻上发生的困难问题有个初步看法之前，必先掌握关于人类配偶的生物学上的关系的大量材料。他到该大学图书馆去，这使他吃了一惊。无论印第安纳大学或在别处，都没有什么材料可言。令人惊奇的是，男人和女人间的互相了解，远不及他们对五倍子蚜的了解。人类对自己同一性别的成员的性行为也一无所知。因此，当然没可能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是正常的了。对于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他下定决心，要将情况扭转过来，就是这种决心在他内心燃起的火焰支持着他进行长期的透彻研究，至死方休。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金西夫人说，“自从他研究性行为问题以后，我晚上就几乎没有见到他了。”

他的友人们倒见到他，不过不是在社交场合里。在工作时他是不把他们当作朋友的。他是个客观的研究人员，把他们看作是无数样本中的一种，要进行测定，按其差异进行分类。他在他们身上工作，搞出一套历时两小时半包括三百到五百个问题的基本调查内容。它包括性生活的各个方面。

研究对象有银行家、流浪汉、罪犯、作家、外交官、诗人、拉皮条的、编辑、牧童、牧师、出租汽车司机、出版代理商、医院护理员，闲居的寓公——他们的反应都用密码录下，编档保存，后来还馈入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计算机。到了完成数千人的调查时，金西就有了一个工作班子。除了大学研究基金而外，还有国家科研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到关于男子性行为的第一卷材料达到手稿阶段时，金西和他的三个主要调查人员己花了四十个工年的工作量，编纂了一万二千个病例材料。现在，他们又对女子的材料进行分类。第一卷定于1948年1月在书店出售。

从那以后就看腻了关于交换配偶或者关于圣路易斯市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实验室——那里的护士和医生们的妻子以科学的名义，自愿和素不相识的人性交——的书笈的美国人可能会发现，要在性的方面恢复到金西报告以前的单纯无知状态，己不再可能了。十三、四岁的青年和其他的青年低声议论性问题时，不过是互相传播愚昧无知。成年人只会对他们的配偶谈论，而他们也只是以讹传讹。金西向数以千计的婚后夫妇做过调查，他们说他们从未有过性交的经验，对那些妇女进行妇科检查，也证明她们所说属实。有一个金西的调查人员发现，有一千个已婚妇女还是处女，而她们对为什么婚后一直没有子女却不知究竟。（她们的丈夫也同样困惑不解。）对数以百万计的这样的人来说，有关生命的问题，就象尚未考察过的巴西内陆一样，同样是神秘莫测。

对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来说，除了哈夫洛克·埃利斯【埃利斯（1859－1939年）英国心理学家，专研究性行为。——译者】的不足徵信的研究结果而外，就没有其他合格的指导。而在埃利斯的对象中，有三分之一说他们是在父母家中被异性仆人诱奸的，这就说明他的调查对象的社会基础并不广泛。对其他美国人来说，根本就谈不到什么指导问题。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的奥维德时代【奥维德（公元前43－17年）罗马诗人。——译者】的那些什么结婚指南的书籍，都是谬误百出。既然知识贫乏，迷信也就到处流行。也许使人最难理解的是，社会上强有力的机构都认为，宣传这种隐秘的恐惧心理，是它们的神圣职责。教俗领袖们都认为只有把孩子吓到发呆，才有可能指望他（她）们来到祭坛举行婚礼时，还是童男处女。（至于初婚之夜他们怎样克服难以解释的恐怖，就没有提了，而且，这也象其余的事一样，是无法启齿的。）除了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在仓促中毫不解决问题地交代一下而外，大人也就不去管那些神秘害怕的事了。总的感觉有如参加秘密社团的人将要履行入会仪式那样。他们那时如坠五里雾中，自然他们的子孙们也该如此。

所有这一切都是从这一假设出发：这个办法是可行的——那些受过正当教养的男孩于把“自己留给”那些还是“纯沽”——因此新娘穿白纱礼服——的有教养的女孩子。而在婚后，他们都会彼此忠贞不二，白头偕老。搞同性关系的男人，一般称为屁精或有怪癖的，都被认为精神错乱，丧失人性。

但是这时，金西却对美国人透露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

对于金西的报告，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的。整袋整袋的邮件送到布卢明顿的古老的动物学大楼二楼那位教授的办公室里。金西立即成了社会最知名的人士之一。他的面目全非的脸部画像，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而使他大吃一惊的是，有些素未谋面的人特别要找他，向他吐露他们的性生活的隐秘——对他们来说，这固然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对他说来却不过是重叙千百万人做过的老一套事情而已。四十年代后期，青少年性俱乐部的狂热席卷全国。当这种浪潮波及印第安纳州时，一个记者请金西发表评论。这位动物学家用他讲求实际的态度指出——对那些认为性问题是神圣的人说来，这种态度最使他们恼火——根据他的研究，在印第安纳州，每周有四十五万次私通的行为。他说“因此看到报上报道三、四个青少年有这种事情，我感到毫不惊奇。”1948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报道有些人冒充金西调查人员打电话给一些正派的夫妇，骚扰她们。在金西的统计发表一年以后，人们逐渐怀疑，究竟人间还有没有羞耻事。当《纽约时报》的总机老接到纽约市妇女电话，要求和真正的金西调查人员取得联系，这个问题就更令人疑虑重重了。

关于金西这个调查和人们对它的态度，可说是有些典型美国味道。“从没有哪个民族，对自己是这样好奇的，”克菜德·克拉克洪说，“也没有哪个民族这样愿意把自己作为科学分析对象，或者那样废寝忘食地阅读国外那怕是最轻蔑和最肤浅的评论的……。这个金西调查报告最足以证明美国人认为知识，特别是科学知识，是个人与社会进步的杠杆，继续对此有一种近乎幼稚的信仰。”在一代人的二三十年时间里，这些统计数字看来已向全国提出一个挑战；如果促进性欲亢进是时髦的玩意儿，那美国是准备独占鳌头的。1970年，有两本最畅销的非小说读物就告诉读者，怎样根据金西的资料，使自己更能纵欲。真的，到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上一代的人感到性冲动太过是一种罪过，但他们的孩子则反而担心他们性欲是否还不够强烈。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写道，“美国还没有来得及摆脱性欲可耻的心理，就一变而认为性欲不足反而可耻。”在尼克松年代，新女性运动的狂热鼓吹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不断论战，究竟妇女们献身事业是使她们男子化，还是使她们得到更多的性满足。双方都认为金西的统计数字是符合事实的。更重要的是，双方都认为性欲得到满足无论对个人甚至对社会都是重要的。

这方面也象其他方面一样，杜鲁门年代和尼克松年代似乎不仅是两代人的不同。在1972年，年青妇女要有人陪同外出，或者男子见青年妇女行近时就轻触帽沿表示礼貌的现象，就会被认为不合时宜，就象1948年你如果在附近的电影院的银幕上看见超短裙和“操他娘的”这些下流话一样。回想起来也奇怪，当诺曼·梅勒那年出版《裸者与死者》时，他要表达士兵的脏话只能自己制造一个新动词“fug”（fugging，fugger，motherfugger等等）。1949年，负责决定《纽约时报》那些广告用词是否宜于刊登的约瑟夫·甘农，一共修改、删节或退回一千四百五十六份广告稿，主要理由是因为他认为它们是诲盗诲淫的。甘农真有遣词造句的天才。他的办法总是把不合适的词删掉。一份宣传女内衣广告，说这种内衣“不甚雅观，但很美丽”，就被改成“巴黎时尚，但美丽绝伦”。一所夜总会的广告稿以“五十个热情似火的女郎，人间尤物”为号召，在甘农的笔下，成了“五十个柔情似水的少女，天仙化人。”穿着内裤展览的模特儿所露出的曲线，给他涂成不男不女的怪样子，使人怀疑究竟还要这些束腰紧裤干什么。在《时报》的修改下，萨利·兰德像片，从锁骨到股骨都裹上了衣服。

对萨利说来，那可是走投无路的日子。她在密尔沃基市跳裸体舞时，不知被女警长杰拉尔丁·桑普森拘留多少次了。警长桑普森作证说，被告在嘉年华会的游艺演出中裤子也不穿，“简直是一丝不挂”。萨利愤怒抗议，说她不名一文，连一条裤子也买不起。由于没有一个保卫公民权利的律师为她辩护，她被判罪送进了牢房。警察褫夺了她的一切，连妇女们不透露年龄的权利也被褫夺了。“对不起，我就是不说”她抗议说，但警察们还是千方百计摸到她的年龄。于是全国报纸都把它登出来了。她原来已四十六岁，生不逢时，造化太早。在西海岸，有个较她年轻的爱好出卖色相的女人，在1946年把名字从诺玛·琼·贝克改为玛丽琳·门罗。她在1948年9月，首次参加拍片后，就被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解雇。（制片厂认为她“不能演戏”，“声音绷紧，尖声刺耳”、“完全没有自信”和“甚至不能藏拙”。）但诺玛·琼从此就改名玛丽琳·门罗，靠拍摄裸体照片，有了谋生之道，其中最富挑逗性的一幅，还用鲜艳的颜色印制在最畅销的阳茎套的顶端上。【这当然没在《纽约时报》登广告。】但对萨利来说，就此路不通了，在以营利为目的的色情世界中，她已人老色衰。可是，金西却看不出萨利和玛丽琳有什么差别，这不脱他的学者本色。对他来说，她们不过又是两个馈入布卢明顿市那个计算机中的数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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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行为标准都是瞎来胡搞的，”马克·沙利文读了金西报告后批评说，“不论是让孩子们管家，还是美国总统在全国各地出洋相——这都造成了稳妥可靠的传统方式的解体。”他是哈佛大学1900年毕业生，对新政尚且格格不入，更不用说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了。对他这样的人说来，战后的岁月特别不好过。这个时代和过去断然决裂，变化日新月异，移风易俗毫不留情。

要坍下来的不只是白宫而已，素负盛誉的波士顿市的银行中的银行，即布林克银行，给戴着假面具的暴徒劫走了一百万元，声誉大受影响。在泽西市一次选举中，一度势力很大、能左右政局的弗兰克·黑格【弗兰克·黑格于1917年至1947年连任八届泽西市市长。——译者】，被一个提倡社会改革的候选人击败。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医生为了减少一个病入膏肓而痛苦难熬的病人的痛苦，“慈悲杀人”，吃了官司，医务界人士都感到声誉受损。（他后来被宣判无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开始觉得前途崎岖。因为在杜鲁门就职时，载着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的车行近总统检阅台前，总统觉得有必要转过身来和人谈话，以示对他冷淡。华盛顿市里在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坚持种族隔离的旅馆，接到特区民房管理局局长的通知，毫不客气地要他们取消隔离，否则就要被征用。结果他们取消了隔离。在俄克拉荷马州，法院判令州立大学招收一名黑人女学生。接着还有无数这样的例子。美国外交官拉尔夫·本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因为他斡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订停战协定。当南部白人农民听到本奇是个黑人时，他们就要伸手拿“黑达科尔”酒瓶解气。

新英格兰北部的农民和南部农民一样，在农村小店内摆龙门阵时，对社会的发展和它的意义，或者毋宁说没有意义，在那里嘟嘴抱怨。纽约在艾德怀德建筑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场。究竟为谁方便？加利福尼亚州在帕洛马山装制成世界最大的望远镜，为了看一眼月亮吗？谁都知道这种事情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社会新风尚盛行，使人们晕头转向。欧洲的炮声刚刚停下来，德国人就在向美国输出塌鼻子的“大众”牌小型汽车了，每辆一千二百八十元。美国妇女现在爱阅读《鉴赏》杂志。她们开始使用“潮汐”牌的皂粉，这是1948年第一次上市的去污剂。但是许多乡村小酒铺的许多墨守成规的人倒赞成不惜一切代价把一个名叫伊登·阿贝兹的青年去掉。他是最早的嬉皮士——你也可以称之为嬉皮士的前身——他是在1948年开始显露头角的。他是个长发齐肩、胡子满面、腼腆害羞、文质彬彬的素食主义者。他用一首名为《大自然的孩子》的歌概括他的人生观。纳特·金·科尔【流行音乐家。——译者】把它编成为这年的流行歌曲：

从前有个男孩，

他与众不同，神情恍惚……

他的眼光有点羞怯和悲哀。

但他很聪明……他对我说：

“你知道世间最美妙的事

就是爱人和被人爱。”

1948年艾伦·金斯伯格【五十年代疲塌派诗人。——译者】因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的窗上涂写反犹太人的下流标语；被大学当局开除。不可一世的全国足球联合会突然和全美足球联合会合并，使体育界人士大为惊异。弗兰基·西纳特拉咽喉患病，大量出血，少女们于是转向佩里·科莫和弗兰基·莱恩这两个歌唱家。斯坦·肯顿一曲成名，胜过伍迪·赫尔曼，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爵士乐队领班，可是，有些音乐评论家已经怀疑是否确有所谓即兴音乐，就和他们怀疑是否有所谓摇曳音乐青年一代一样。玛丽·麦卡锡【美现代女作家。——译者】参观了格林威治村后，狠狠地抨击了一下“那些穿着双排钮衣服的衣着整齐的中年爵士乐师，在酒酣耳热之余，为那些也穿着双排钮衣服的衣着整齐的中年的爵士音乐迷狂吹乱奏”。

回顾二十世纪前半叶，布鲁斯·布利文【布鲁斯·布利文（1889－？）当时是斯坦福大学讲师。——译者】认为“美国的道德风气，过去过分乐观，而现在则濒于绝望”。他发现“在本世纪的头四十年”出现“一种趋势，人们开始脱离教会所卫护的那些信仰”。但布利文看错了地方了。上帝也好，象他那样的神也好，已经一跃跳出祭坛的栏杆，走到江湖上去了。1949年，人们在洛杉矶市一个名叫威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撑起的大帐篷附近看到了他。此公年方三十，是北卡罗来纳州一个福音派信徒。信徒们叫他“比利”【威廉的昵称。——译者】。比利·格雷厄姆把三十多万加利福尼亚州人引到他那个设在帐篷里的教坛，使他们其中六千人改了宗，其中包括一个低音歌手、一个牧牛骑士、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和一个职业运动员。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宣告独立。英国亦已撤出印度和缅甸。1949年荷兰人亦不得不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种政治体制的殖民主义、正在走向消亡。美国是持赞成态度的。从美国立国的过程来看，它不可能不采取这种态度。但是，那些因循守旧的老一代的美国人，因为又少了一个习惯了的老标记，还是感到不安。布莱尔宾馆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紧张关系，已经够使人不安的了。但除此而外有关外事的其他报道，也是令人困惑不解，忐忑不安。关干纳粹罪行的大量报道已使人听腻了。但在本国附近，又有波多黎各一个秘密组织的狂热分子，企图在布莱尔宾馆暗杀总统。尽管哈里·杜鲁门为了力求对情况深入了解不断外出，抛头露面，这个阴谋还是失败了。后来，人们也放下心来。有了无可匹敌的特工机构保护，没有人能杀害总统的。

这些消息大多数美国人是从收音机里收到的。听说过电视的人虽然多，但看过电视的人还是较少。但有些流行广播节目如《鲍斯少校的业余广播》和《电台市政会议》已经转为电视节目了。肯定地说电视需要这些节目。它的小小的七英寸荧光屏已由十二英寸甚至十四英寸屏幕所替代，图像中的所谓“下雪现像”也少了，但观众所看到的节目，没有多少是值得看的。首先是那些摔角运动员，特别是那位五光十色的乔治，他还没在台上出现，他的仆人就先上场。——一个矮小的男人，穿着一套燕尾服，用银盘放着一条有“GG”两宇的毛巾，一条跪下做祈祷时用的毯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喷发香水的喷射器，使他的主人不致受对手汗臭的侵袭。开始时总是故意拖长一些时间，使人猜测乔治那晚要穿什么衣服。（“诸位，他今晚要穿黄绿两色！不，是鲜红色！”）这位五光十色的乔治有八十八套缎子服装，又特别喜欢穿貂皮下体护身。汉尼巴尔·孔斯在1949年为《体育》杂志报导这个乔治上场时的情况说：

一条橙红色的丝围巾在他颈前松松打成领结。他的一簇金黄色的卷发，看上去好象刚在美容院化了四个小时似的。他神态十足地进入会场，轻蔑地朝仆人们笑笑，慢条斯理地把他的乔治式发夹拿下来——都是镀金的闪闪发亮的小发夹——把它们掷给人群。跟着他就摇动他的头发，象一条煞有介事的卷毛狗。

男摔角手的节目完了，接着就是女子摔角手。她们比男的更恶心——肥得象大母狗，两个乳房就象装满东西的麻袋，阴毛露在大腿上面。她们用刀片剃毛，身上总是有刮破的地方。她们的得意杰作就是把裁判员按在她们胯下，要到他尖声讨饶为止。观众对这点很感兴趣。等到电台老板自己也实在感到噁心以后，就把这些女人打发走了。于是在棒球赛和拳击赛节目之余就又有了新花样——利奥·塞尔泽的滑屣赛。这种比赛简直是无法形容。身材苗条，活泼可爱的少女穿着棍球队的运动服、护盔和四轮滑屣，围成圈子，旋转不停。你撞我，我抓你，诅咒着，流着血，叫喊着，而且，真的是把裁判员按在下面，还用她们的滑屣踢他。据说这样很好玩，接收电视的家庭会看个不厌。表演者中有一个名叫杰里·墨雷，几乎和那位五光十色的乔治一样驰名。可是，体育记者们还是过份吹毛求疵，不肯为他们捧场。1949年，乔治红极一时，收入每年达七万元，红发佬史密斯【即沃尔特·史密斯。体育记者。——译者】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谈及他时说“论漂亮不如格劳乔·马克斯【即朱利叶斯·马克斯。电视和电影喜剧演员马克斯四兄弟之一。——译者】，论演技不如索尼·塔夫茨，论摔角不如康尼·麦克，要说扮演女人的话，普林斯顿三角俱乐部还有好得多的人材呢？”约翰·拉德纳看完了杰里和她那群女伴扭作一团之后，写道“滑屣赛固然是一种体育运动。把人掷出窗外，在喜欢这样搞的人看来也是一种体育运动。”

在大西洋沿海地区中，哥伦比亚特区的电视观众，门肯称之为“呆客”，在每千个居民中占的比例最低，大概是因为在那里别的事情特别多罢！华盛顿这个城市这时已经具备大国首都那种气派了。乔治镇已经修复一新；克利夫兰公园也添了新装。在马萨诸塞大道上或不远的各国大使馆里，欧洲来的厨师们已经开始驰名。在华盛顿周围的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亚历山德里亚、阿林顿、贝塞斯达和切维蔡斯这些郊区，星期五的鸡尾酒会成了成年人的主要消遣。但是共和党人难得露面。在处理较重大的问题时，都是由民主党的自由派定调子，就象过去十六年一样。

在大华盛顿的鸡尾酒会和宴会上，除了政事以外，其他谈话内容，和其他美国大都市的郊区的宴会谈话内容一样，没有多大不同。住在波林饭店或栗子山饭店的客人，开始领略到因公外出花销实报实销的好处，较多的人开始知道，道·琼斯的工业指数已超过了二百二十五大关，而今年通用汽车公司要付四亿四干四百三十七万七千八百八十九元的税款。在华盛顿的麦库姆街上，或者在卡洛拉马广场上，人们对委员会审议中的议案能否通过了解更清楚，而妇女们则可能狂热地议论年轻的特尔福德·泰勒【美国参加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国际法庭的首席法官。——译者】在纽伦堡法庭干得出色异常的工作。但是要到四十年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其他城市富裕阶层所热中的东西，有教养的华盛顿人才同样趋之若骛。例如拉塞尔·莱因斯【拉赛尔·莱因斯（1910－？）编辑和作家。——译者】在1949年2月号的《哈泼斯》月刊上把美国人巧妙地分为高眉毛、低眉毛和中眉毛三类【即分为有教养、一般的和无教养的三类。——译者】——这本来是茶余酒后随便说着玩的，后来社会学家却极其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了。喝着马提尼酒的男人们，听到一位挪威人类学家在一百零一天内坐在木筏上横渡太平洋的报导，也蠢蠢欲动，想冒险一试。有些穿着在萨顿市或达拉斯市的高地公园里可以看到的长到腿肚的裙子的妇女们，可能在那里把结婚对象逐个议论，大富豪众议员约翰·肯尼迪名列前茅。（杰奎琳·布维尔里暂时出国去了，她一年前离开瓦萨女子学院去了巴黎大学文理学院。）

电影仍然是主要娱乐方式，谈论的人很多。它正处在盛极衰渐的时期，但是却上映丁一些最优秀的影片，约瑟夫·曼凯维奇的“夏娃”（贝蒂·黛维丝、乔治·桑德斯、安妮·巴克斯特主演）；哈里·科恩的“昨日出生”（朱迪·霍利德、布鲁德里克·克劳福德主演）；卡罗尔·里德的“第三个人”（奥森·韦尔斯，约瑟夫·科顿、特雷弗·霍华德主演）；“正午十二点”（格里戈里·皮克主演）；“落日林荫道”（格洛里亚·斯旺森主演）；“新娘的父亲”（斯本塞·屈莱塞、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米高美公司投资三百二十万元的歌唱片“安妮拿起你的枪”（贝蒂·赫顿主演）和罗伯托·罗塞利尼的“斯托罗姆博利”，它的女主角是著名的英格丽·伯格曼，由于她和罗塞利尼生了个私生子，并且毫不在乎，于是一些天主教团体的人就在戏院外对这部影片进行了抵制。

从下列一系列的背景中就可以对未来的事件有更清晰的认识：四十年代最后那几个月里，《南太平洋》一剧开始上演，后来连续演了四年，共达一千六百九十四场。埃塞尔·默尔曼在纽黑文市开始唱《称我夫人》。T·S·埃利奥特的《鸡尾酒会》，卡森·麦卡勒斯的《结婚的一方》和威廉·英奇的《回来吧，小谢巴》也连续上演、颇为卖座。那年最优秀的歌唱剧是贾恩－卡洛·梅诺蒂的《领事》。评论家们都批评欧内斯特·海明威【海明威（1899－1961），美国著名小说家。——译者】的《过河到树林里去》——有一个人谐音打趣说，这是“过了肋骨到两膝之间去”。至于海明威本人，很快就要成为《纽约人》杂志中莉莲·罗斯的恶毒讽刺的对象。在伦敦，乔治·奥韦尔已病入膏肓。前一年，他那本《1984》终于使他一举成名。现在奥韦尔迷正把他的早期作品：《落魄巴黎和伦敦》、《在缅甸的日子》和《凌空而上》都发掘出来。这位四十年代的著名人物，就要在五十年代的头一个月里逝世了。

那时正在排演中的、后来风靡一时的两出戏剧，即克利斯托弗·弗赖伊【著名英国剧作家。——译者】的《这女子不应处烙刑》和约翰·范德鲁顿的《教会的威力》都是有关女巫的事，那是有趣的巧合，因为美国就要进行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了。但这样难以逆料而又竟然出现的事，并不只限于百老汇的剧院。1949年，通俗歌曲作家也精心泡制一首名为“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中国去”的引人入胜的曲调。它在电台的最新流行歌曲节目中刚取代了另一支流行曲，即赫迪·莱德贝德的“晚安，艾琳”，局势就突然起了变化。由于亚洲大陆所发生的事件，美国人发现，他们不能再到中国去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是美国两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外交失败。华盛顿的女主人们，也和首都其余的人一样，早就知道败局即将来临。但是，甚至她们也不知道后来的追究责任的攻讦会激烈到如此程度。但是，在杜鲁门第二任的头一年中，华盛顿的重要社交宴会，很明显地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味道。大家都有大祸临头的予感；要躲也是躲不了的。怀疑一切的阴霾就要笼罩全城了。

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诸国在国务院新礼堂里在迪安·艾奇逊欣然的主持下签字结盟。与此同时，一个名叫朱德的共产党将军，开始把毛泽东的久经锻炼的百万大军，集结于长江北岸。长江是介于毛和仍忠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少数南方省份之间的最后的天然屏障。4月24日，朱德的身经百战的战士强渡长江，只遇到象征性的抵抗；蒋已把他最可靠的三十万部队撤退，在上海周围组成后卫防线。到了5月的第一周，朱德巳向上海的门户展开猛攻，而蒋则渡过海峡逃窜台湾，尽量把国民党人员带走。现在对他说来中国已经丢失了。剩下来只有一些过场形式：6月26日国民党炮舰开始封锁中国大陆的港口；9月21日毛宣布红色中国成立【原文如此。——译者】（同一天，西德也宣布成立国家）；12月8日蒋宣告在台北组成新政府。现在世界有了两个中国了。孙逸仙五十年前要建立民主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指望蒋能成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东方支柱，现在也成泡影了。

美国的反应是缓慢的。自从1931年9月以来，中国一直在打仗，不是打着这面旗帜，就是打着那面旗帜。自抗日胜利以后，美国报纸经常登载中国共产党的攻势和蒋介石国民党日益瓦解的消息。但是中国幅员广阔，它的地理对美国又是那么陌生，军队又不是机械化。行动缓慢，因此美国人对这样遥远的战争已经不感兴趣。当然，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报纸也不时登载毛的照片，夏季行军时光着上身，总是不停地抽烟或嗑瓜子。但战事非常错综复杂，而且对普通读者来说，又远在天涯。他们总认为如果有什么重要发展，政府总会向他们公布的。

它确是公布了。国民党崩溃后，艾奇逊就决定把全部真相向人民透露。1949年8月5日，国务院发表了一份长达一千零五十四页的《白皮书》，承认这个也界最大的国家已落入共产党之手，宣布停止援助国民党中国，并一一列举导致这个悲惨给局的一系列事件的经过。美国三个将军——史迪威、赫尔利和马歇尔——都曾劝说蒋削弱国民党军阀的权力，肃清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和失败情绪，但都徒劳无功。对日战争胜利以来，美国给蒋的援助已超过二十亿元。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浪费弹药。送给国民党的美国武器，有百分之七十五最后落在毛的手里。艾奇逊的白皮书的导言中，直截了当地说蒋政权力不胜任、贪污腐败，不顾人民疾苦。他说：

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非美国政府所能控制，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无可避免的。我国在合理的能力范围内已做的和可做的一切，都无法改变这个结局。……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左右这些力量，但都没有能做到。

对于熟知内情的华盛顿人来说，这话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是多余的。但是，美国公众却感到大惑不解。所有这些国民党腐败无能的说法似乎颇为突然。他们所熟悉的中国——那些赛珍殊【赛珍珠（1892－1977）美国在华传教士家庭出身的小说家，著有《大地》等书。——译者】笔下的农民，在大地上过着太平日子——一直是可靠的、民主的、热情的，而更重要的是亲美的。整个世界大战期间，联合国的四大巨头就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蒋介石。后来斯大林背信弃义，固然可叹，但也并非出人意料。但这个蒋介石！艾奇逊要遏制共产党侵略的战略似乎破产了。他在自己的《白皮书》中也承认毛的政权或会“有助于苏俄帝国主义的目标。”美国外交官在欧洲所取得的成就，诸如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等，在亚洲这个灾难事件面前，似乎都被一笔抵消了。

还不止此。8月末，社论作者们还在消化《白皮书》内容，国民党最后一批残部从大陆港口坐帆船撒到台湾时，一架B－29轰炸机从亚洲飞行回来，飞机的飞行实验室带来令人十分惊慌失措的照片。本来B－29轰炸机的常规飞行，其使命是搜集气体应力材料。它的照片本来只有低级技术人员有兴趣。可是，照片冲洗出来以后，却显示出清晰的放射性物质迹象。解释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在俄国某地发生过原子爆炸。这个震动太厉害了。他们过去对美国人说苏联如果能搞成核武器的话，也要在五十年代后期。杜鲁门总统听到这消息时，一再摇头问道“真的么？真的么？”当他知道真有其事时，他沉重地说，“这就是说我们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

杜鲁门等了三个星期才向美国人公布。9月23日，他授权发布简短声明：“我们拿握了证据表明在苏联发生了一次原子爆炸。”在白宫采访的新闻记者一接到声明，就拚命赶去打电话。他们走后，总统就躲起来，估计公众必然有很强烈的反应。他的内阁成员也都悄然避开，只有一个例外，颇为引人注目。艾奇逊本已开始怀疑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患精神病，而约翰逊星期五那天的所作所为似乎也提供了证据。他接见了报界，向他们谈论部队的部署并毫不经意地谈论俄国的原子弹。“我们对这件事要平心静气，不要把事清夸大。”大多数注意影响的编辑，担心社会可能出现歇斯底里，已经在设法压低这个声明的重要性。但这个打击太大，要减少影响是不可能的。在芝加哥的物理学家哈罗德·尤里告诉记者们说，他觉得真是“晴天霹雳。”他说：“一个国家拥有原子弹已经够糟了，要更糟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两个国家同时拥有原子弹。”

现在，政府对总统在前一年竞选时的过火行动要付出代价了。那时共和党人提出的候选人是个正人君子，却被一个职业打手所击败。11月2日以后，他们把社鲁门当时经过的城镇的小报上有关竞选的报道进行研究，发现杜鲁门确是不择手段。现在他们要毫不留情地谴责这一届政府，而这个亚洲危机和美国失却核垄断都是要害问题。人们愈来愈多地听到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的谴责，说政府“丢了”中国——说蒋的失败，责任在于华盛顿，有些狡猾的叛徒和国外共产党人勾结，使毛获得政权。人们百口一词，说这完全是共产党阴谋，罗斯福在雅尔塔时，活动就开始了。

对坚决反共的卫道士来说，这阴谋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问题，在战前就有了，而且他们还有一批忠实支持者。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自从成立以来，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一直威信很高。固然，对于什么是共产党人，意见很不一致。对有些人来说，指的是苏联间谍；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指的是缴党费的美国共产党党员，而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政治主张的无数死敌说来，共产主义是一个含混的词，一切社会改革都包括在内。

对第一个定义谁都没有争议。俄国的间谍活动显然就是威协国家安全。在这点上，美国人是团结一致的、而在这个定义上做文章，却只能破坏团结。但是，极端保守主义者【在战后的美国，“极端保守主义”和“右派”的名词，同传统的保守主义毫无关系，就象新左派同战前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毫无关系一样。他们都是不满世界现状的。谁要是为这种人重断定名，只不过是加深混乱而已。因此，作者在这里和在本书各处，不得不采用当时的习惯用法。】赖以为生的，就是对共产主义作含混其词的解释。对他们来说，任何人要把他们青年时代就熟悉的世界改变一下，就是个可疑分子。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在新政派身上贴上赤党标签，不掉下来，他们就可以一下子把中间偏左的东西全部否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这个忠诚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就象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处理的一切事情一样，所谓《美亚》杂志的案件搞得一团糟。这是一份享有声誉的学术性刊物。1945年初，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研究人员，在翻阅这杂志1月26日那期时，发现其中一篇文章载有一些情报，来源于战略情报局的内部报告，有些还是原文引用。其实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战略情报局也和许多政府机构一样，几乎所有公文一般都盖上“机密”的图章，包括这次在内，这是国务院前一时期对美国驻中国记者所作的无关重要的简况介绍。尽管这样，战略情报局一个横暴的官员突然搜查《美亚》杂志的办公室，又搜出了另一些所谓“机密”材料：如关于若干省份的水稻产量、地面水位、畜牧数字的报告等。但是大陪审团拒绝对任何人起诉，司法部的官司就打不起来。可是那些要把《美亚》杂志案起诉的人们决不会就此罢手的。有人提出这是叛国大罪，而这些保密资料又是有关中国的，从以后来看，这似乎预示凶兆。

那个“无所作为”的第八十届国会对民主党为害之大，当时谁都没有真正认识。共和党控制国会以后，它的头头们策划迸行一些重要的忠诚调查，为数不下三十五次。《美亚》杂志事件搞到舆论沸腾，杜鲁门也为之忐忑不安。1946年末，他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可能会出现的对国内安全威胁问题。1947年3月21日，在该委员会的建议下，他发布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制订《联邦雇员忠诚调查方案》。但是，人们还是议论纷纷。国务院没办法，同意众议院的调查人员来检查有关人事档案，这是很失策的。领导调查的人是个共和党人和坚决反共分子，名字颇为引人注目，叫罗伯特·E·李【与美国内战时南部名将同名。——译者】。李把一百零八名过去、现在或未来可能在国务院服务的人的档案带走。档案内容完全未经审查，包括一些没有证据的指控、未经核实的提法，恶意中伤的闲言蜚语和后来证明是伪造的材料等等。有些连材料来源也还没有注明。另一些材料则往往反映罗伯特·李的小组的偏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被列为共产党外围组织，一个工会领袖仅仅因为他搞罢工那个厂的厂主提出指控就被列为共产党人。过了一段长时间之后，另一个众院小组又要国务院把李提出的名单根据新的情况补充一下。国务院回答说，原有的一百零八名中，现仍在职的只有五十七人。于是，这份名单和有关卷宗又回到档案架上，不了了之。但是五十七名这个数字，后来又再会有人提到的。

1948年初，众院又有一个委员会向联邦政府要全国标准量具局局长爱德华·康登博士的档案，杜鲁门知道康登受到流言蜚语的中伤，就声称他对共和党这样查根问底感到厌烦透了。3月13日，他指示所有政府机关把人事档案作为绝密材料保管，对国会提出任何要求或传讯都予以拒绝。不顾上下文内容，从档案中抽出个别章节，使政府无从辩白，无形中助长了这种诽谤。这使总统的处境十分难堪。但杜鲁门的指示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现在坚决反共分子既然没有官方材料和他们对证，更加不负责任乱说了。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尼克松就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共产党阴谋之所以层出不穷”，民主党应负其责。民主党领袖人物竭力否认，但是有些民主党后座议员也和共和党一唱一和。2月21日，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约翰·肯尼迪说，在雅尔塔，“重病缠身”的罗斯福听从马歇尔将军和其他参谋长的意见，把千岛群岛和其他战路要地“给了”苏联。他说，政府曾试图迫使蒋介石和毛泽东联合。杜鲁门总统对待蒋夫人，如果不是“轻视”，也是“很冷淡”。国务院由于听信诸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欧文·拉铁摩尔之类的顾问的意见，把美国战时的收获都糟踏掉了。肯尼迪得出结论说，“中国悲剧的经过就是如此，而我们曾为了保护它的自由而战斗过的。美国青年人辛苦得来的果实，却被我们外交家和总统浪费掉了。”

肯尼迪曾一度和坚决反共分子走在一起，这个事实早已被人忘却了，这可能和他后来的历史有关。其他争论中国问题的人则更加有煽动性。旱在1947年10月，前驻法大使威廉·布利特这个坚决反共分子，在《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报告》，谴责华盛顿官僚们停止向蒋介石提供武器，束缚了蒋的手脚。卢斯报系的报刊在这问题上态度激烈。亨利·卢斯本人生于中国山东省，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现在他就成为后来所谓“院外援华集团”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些人似乎要不顾一切，对国民党极力支持，连他们对美国应有的忠诚也不顾了。1948年9月6日的《生活》周刊声称，雅尔塔会议是姑息政策的“高潮”。不久以后，攻击的水平就越来越低。共和党开始把他们在国会的对手称为“叛国党”的党员——雷伯恩认为这个诽谤出自尼克松，从此对他永远怀恨在心。南达科他州的蒙特要求总统在政府雇员中，把那些“由于有亲苏倾向从而使我们外交政策陷入一片可怕混乱”的人“清查”出来。【在共产党问题上，并始出现一些特有的用语，什么不管这些“共产民主党人”，怎样对嫌疑分子“悉心照料”对“同路人”“宽厚为怀”，也必须把“自由世界的敌人”“清查出来”。正如佐治亚大学的罗伯特·格里菲思所指出的，在麦卡锡成为风云人物之前，佐治亚州的国会议员尤金·考克斯就己就颠覆问题发表庄严声明，说“我手中掌握了……。”而他还不是唯一的一个。】伊利诺州的国会议员哈罗德·维尔德宣称，苏联间谍就象舞毒蛾一样，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议员罗伯特·里奇指控迪安·艾奇逊，说他在约瑟夫·斯大林那里领津贴。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则认为，凡是向蒋介石提出意见、而又不能收到阻遏共产党之效的美国人，几乎都可以据此列之为罪犯。詹纳称马歇尔将军是“卖国贼的头面人物”，“睁着眼睛说谎话”，他和“这伙犯罪的卖国贼和姑息共产党人的人携手合作，在杜鲁门先生和艾奇逊先生不断影响下，至今还继续把美国出卖”。

这些过激的责骂似乎一回比一回厉害。1949年12月，两院的共和党人以压倒多数作出决议说，国务卿已失去全国信任，重新取得信任已经不再可能，应该由总统免职。这时，国会里的民主党人，以为反对党已经走到头了。这份绝无仅有的决议最后送到哈里·杜鲁门的办公室，他立刻把它撕成两半。但这还不算走到了头。他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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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把共和党的坚决反共分子看成是舞台上的歹角。的确，他们中有些人不但表现得活象歹角，而且还一直感到洋洋自得。一个看热闹的人，随便在哪个下午走进参院观众席，就可以听到政府被谴责为“乳臭未干的假自由派”，发出“可怜的号叫”，“把共产党和那些怪人视若神明，”而正是他们把中国出卖成为无神论者的奴隶。至于最厉害的话，则用在“国务院里那些按莫斯科共党路线行事的跳梁小丑”上，他们“喷出克里姆林宫的恶毒诽谤”，而那个“红色教长【原文是Red Dean，当时称同情中国革命的英国坎特伯雷教长为红色教长，艾奇逊的名字是迪安（Dean）与教长一词同音，称之为红色教长，影射其同情苏联。】却在莫斯科主子脚下感激涕零”，在那里“哀鸣”，“啜泣”与“瑟缩”。有些时候，连记者们也怀疑，苏联政治局内的反美言论，是否会象国会大厦里听到的言词那样恶毒。

有些时候，在国会里也听到理智的声音，其中最使人难忘的是当国会联合委员会考虑把戴维·利连撒尔这位杰出的政府官员提名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时，田纳西州的参议员肯尼思·麦凯勒，一个民主党的坚决反共分子，硬说利连撒尔在田纳西流域管现局内包庇过共产党。麦凯勒问他是否在脑袋里也有个苏联革命的样本。这位作证人回答说：

我脑袋里确实有这么一点，参议员先生。……民主政制的原则之一，就是对这样的人深恶痛绝：这些人不管是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或者用含沙封影的方法，把莫须有的东西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窃去他最可贵的东西——他的名誉，……。而特别不幸的是，有时这竞然是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我认为，如果还是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会弄得四分五裂，全部毁灭。这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但这样的时候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对那些善良的人有鼓舞振奋作用而外，这也没有什么结果。美国的利连撒尔们弄错了，他们以为国内对颠覆活动的恐惧心理，可以用提出证据和诉之理智来加以解决。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严重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会出现。这种反共恐怖是病理性的。必须让它发个透，才能停止胡话梦呓。而在此之前，在那些善于利用反共恐怖的人的手上，它就成为一种凶狠势力。参议员塔夫脱谙于此道。他和他的共和党的同伴们的所作所为，他是知道的，而且也知道目的何在。在坚决反共分子们进行了一次口头攻击以后（什么“在我国历史上，克里姆林宫最重要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国务院内有个亲共集团，他们一有机会就在中国促进共产主义事业”），塔夫脱对记者说话就露骨了，“要把国务院内的共产党人除尽，唯一方法是更换政府首脑”。换句话说，他正在为1952年作准备，到了那时，人民就有机会选举新总统，而罗伯特·A·塔夫脱很有可能获选。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领袖汤姆·科尔曼是塔夫脱的支持者，他说得更明白，“一切归结为一点：我们是不是打算在下次竞选中得胜？”

但是民主党也是想竞选胜利的。哈里·杜鲁门很了解，猜疑的范围愈来愈多。而且，对他来说，还涉及其他重要问题。共和党确是在搞政治上的迫害，但苏联的人民内务委员会倒是从莫斯科派来真正的特务，而作为国家元首，他要对国家的安全保卫负责。杜鲁门是在1945年9月那个晚上以后，就开始怀疑到人民内务委员会在北美洲展开活动的。那晚，一个名叫伊戈·古津科的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武官处的密码员，拿了一大堆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他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在夜里逃了出来，要求政治避难。加拿大就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古津科的文件。它发现了一个分布很广的地下活动组织，有英国和加拿大公民参与，最后牵涉到两名搞“最机密”工作的英国物理学家：艾伦·纳恩·梅博士和克劳斯·富克斯博士。这个间谍网的成员都是一些死心塌地的共产党人，他们参与的计划是要偷盗华盛顿和加拿大盟友共同分享的有关原子武器及其他国防秘密，基本上进行得很为得手。

最初，总统对渥太华间谍组织，还迟迟不知道事关重大。第二年2月，埃德加·胡佛给杜鲁门送来共产党特务伊丽莎白·本特利（前纽约意大利新闻处的雇员）和惠特克·钱伯斯的供词。但这件案件的破获，很难算是联邦调查局的功绩。七年以前，钱伯斯就开始想在政府中找一个人，认真重视他所反映的情况了。而本特利小姐最初想在联邦调查局纽黑文分局自首时，也没有人重视她。后来在布下了暗探的行人道上看见一个苏联间谍塞给她二千元之后，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才相信她的话。她和钱伯斯彼此并不相识，但他们在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的供词都极其惊人，使人怀疑他们是否神经错乱。本特利小姐是曾在瓦萨女子学院毕业的中年妇女，她说她担任苏联交通员已有五年之久。她从华盛顿那里得到极密文件，把它们交给在纽约和她联系的俄国联络员，在她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三十多个前政府雇员中，有劳克林·柯里。他从1939年到1945年担任过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率领过两个代表团到过中国，现在是派克大道一所进出口商行的经理。还有亨利·德克斯特·怀特，他是前财政部部长助理，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理事。还有威廉·雷明顿，他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达特茅斯大学毕业生，是商务部里步步高升的红人。钱伯斯则提出罗斯福政府中有九名更为显赫的头面人物是共产党员，其中特别是阿尔杰·希斯。他快将离开国务院，去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组织主席了。

杜鲁门也和其他人一祥，听完他们的供词以后，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在加拿大发现的间谍网却使他震动。在那年秋季的中期选举中，几个共和党国会候选人又利用了《美亚》杂志案件的余波，提出对政府怀疑。对此，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于12月4日公布了一份共有九十个组织的名单，宣布司法部认为它们是共产党的外围。接着下一年整整一年中，这名单不断扩大，其中一天——即1948年5月27日——就增加了三十二个。尽管反法西斯主义难民委员会的最初目的只限于捐赠食物和医药给美国的盟国俄国，但谁要是参加过这个组织，就会有人怀疑到他的头上。那些曾“按共党路线办事”的政府官员们就被免职。用当时的话来说，他们被认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

当时，杜鲁门政府对这种坚决反共运动所作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支持，看来就是应用1940年的史密斯法【史密斯法于1940年通过。全名为史密斯外籍人员登记法。其内容是凡主张以暴力推翻美国各级政府的，均可判以刑事罪。——译者】，审讯十一名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但是，这种反共恐怖的实际情况，是难得见诸报刊的，因为它已经习以为常，就象1932年的失业工人一样。总统第9835号的行政命令，还鼓励了美国人去探听有关同事、朋友、邻居以至亲戚的私事。而且，这种忠城调查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行政手段。联邦调查局于1949年5月22日对从联邦政府领薪的二百万人“逐名审查”，从邮递员到部长都不例外，这样，就开始搜索所谓“不忠诚分子与颠覆分子”。此外，对每年为数五十万的申请参加政府工作的人，该局还要负责弄清他们是否忠诚。谁要是有了“不利的材料”，就会对他进行全面历史审查，有时还会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由特工们对那些认识他的人或者自称认识他的人，进行问讯，了解他的生活习惯、社会关系和政治信仰。资料搜集了以后，就由地区忠诚委员会进行审议，证据不足就撤消嫌疑，否则就要传审他，作出结论。对下了不忠诚结论的，可以向华盛顿全国忠诚复查委员会上诉，但它的裁决就是最后定论。

有什么可以作为借口，比如说，把一个善良而忠实的邮递员解雇呢？凡是犯有叛国罪、参加过间谍活动、赞成过用暴力推翻政府（哈奇法【哈奇法于1939年通过，1940年修订，禁止除制订政策以外的联邦政府工作人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译者】早已禁止）、泄露公务秘密、或参加了被司法部长定为是搞颠覆阴谋的社团的那些人，就可能接到解雇通知书。至于是否参加过上述活动中任何一项，都无需确实证据；“有相当理由相信”是颠覆活动就够了。审讯的程序是卡夫卡式的【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年）奥地利作家，所反映的世界结合了现实与梦幻，情节荒诞离奇。——译者】。只有当有关单位认为“不会影响安全”时，才会“具体地和完整地”写明控告理由。不然的话，被告人甚至无从知道他究竞是怎样和在那里犯了错误。他要是还有传统的权利来和原告进行对证的话，本来也可以知道的。但现在他连这个权利也没有。按照联邦调查局的方针，透露检举人就会有碍于今后调查，也就危害国家的安全。同样，由联邦调查局开出的而由司法部长公布的各团体名单，也是不容置疑的。这些团体也不能进行辩护说自己无罪。要是一个公务员是其中某个团体的成员——或者，在许多情况下，他仅仅是认识了某个成员——他就被通知免职。这是名副其实的与人交往而株连获罪了。

那些有幸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被解雇的受害者则会接到一份通知书，以“证据表明”开头，接下去便是下面这样的罪状——这是从当时档案里搞出来的：

自1943年以来，你曾是xxx的密友，而在我们的档案中，有证据说明他曾对共产党的原则与方针，表露过积极、同情的态度。

你的名字在1946年4月4日的《约克新闻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作为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全国争取和平委员会发起的群众大会的赞助人出现过。司法部长已说过，全国争取和平委员会是共产党的组织。

在你受雇于马萨诸塞州威廉斯镇威廉斯学院期间，你曾经发表言论，其大意是你认为“在华盛顿特区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对民权的威胁，比之共产党还大，因为它们侵犯了言论自由……”

你曾在1941年12月28日全国宪法自由权联合会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极力主张将武器迅速装运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司法部长已说过，全国宪法自由权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

该通知书最后以一项正式解职通知结尾：“上述材料表明，你过去和现在是共产党的党员、接近者，或它的同情者”。于是，这位不幸的雇员便被“只靠谣言就可起诉”——这恰恰就是韦伯斯特大词典给星法院所下的定义——的法庭免职。一个人受到全面调查，这件事本身往往就足以使这个人丢脸，使他的家庭蒙羞受辱。从开始对他进行忠诚调查那天起，他就成了嫌疑分子，在他证明自己是无辜以前，在人们心中他已经是有罪的。被公安官员讯问过的邻居们，在街上不和他打招呼，不接受他的妻子的宴请，也不让他们的孩子和他的孩子一起游戏。他的儿子可能不能参加童子军。他甚至无法拜访当政府雇员的朋友，因为这样做，他们也会受到解雇的威胁。最后，他就只有靠积蓄度日（如果他有存款的话）和靠他的家庭的支持了。

1949年6月，这位前司法部长克拉克己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他说，“由于这个忠诚调查的行政命令”，联邦官员的风纪，“从没有过”现在那么好。是什么使他这样看的，真是难以想象。几乎国内所有的律师都知道，这个忠诚调查把正当的审讯程序都弄得形同虚设。托马斯·潘因【托马斯·潘因（1737－1809年）美国政治家、政论家、作家。——译者】曾自豪地夸耀美国这个新世界，说它已变成为“欧洲各地被迫害的酷爱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人的避难所”。这句名言成了对他的嘲弄。华盛顿最受欢迎的书籍是伯特·安德鲁斯的《华盛顿的政治迫害》，这是由《先驱论坛报》华盛顿分社那位受人尊敬的主任所写的，内容叙述的是忠诚调查中那些特别肆无忌禅的胡作作为。约翰·洛德·奥布赖恩在1948年4月的《哈佛法律评论》的文章中指出，因与人交往而株连获罪所带来的后果，“有类乎刑事犯罪——诸如失掉职业，长期蒙耻受辱、谋生能力不断削弱等等。”这个忠诚调查现在已花去一千二百万元。在等侯复审的较有趣的案件中，有一个人被解职，罪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小差，而那时他才九岁。

那些以为全国忠诚复查委员会会弄清是非的人，实在只是抓着一根脆弱无力的救命草。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个委员会主席塞思·理查森是“一个杰出的保守的共和党员”，“和司法部进行密切配合。”无疑，任命理查森当主席在政治上是非常策略的——他本来是哈丁和柯立芝一手提拔的——但说到公允正直，却可怜得很。这位复审委员会主席年近七十，在首都，他以美国医学协会律师与普尔门卧车有限公司的律师知名。他是美国退伍军人团的团员、糜鹿会的会员，以及“大都会”、“燃树”与“却维·蔡斯”等俱乐部的成员——他正是那种维护现有体制派，对他说来，所谓忠诚，就得符合美国传统。他是把爱国与正统混为一谈的人。

有时，个别事件可以说明整个时代。多萝西·贝利的上诉案很能使我们了解这个时代的情况。贝利小姐是布林·玛尔女子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毕业生，1948年春四十一岁。她已在美国就业局工作十四年，被认为是模范工作人员。她唯一的社会活动是参加公务员联合会，而这又是没有被司法部长点名的组织。贝利小姐是该会地方分会的主席，虽然没有树敌，但这职位很可能会使人垂涎而制造流言蜚语的。凭着一些未经证实的控告，说她曾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曾“和一些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交往，”她就被拉到哥伦比亚特区的地区忠诚委员会。控告人提不出证据，也没有证人作出不利于她的作证。她也矢口否认有罪，并提出几个能证明她表现的证人——但不管怎样，她还是被解职了。

贝利小姐在塞思·理查森的复审委员会出庭时，她的律师保罗·波特提出，她之所以被控诉，可能因为有隐怨。主席回答说，“有五、六份材料的检举人，是经联邦调查局证明为经验丰富和完全可靠的人。”尽管在波特追向之下，理查森还是不肯说检举人姓名。后来他又说即使他想说也不可能，因为“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或在那方面有过什么活动。”理查森的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提到档案里一处指控之后，就出现下列对话：

委员会一委员：还有另一条说，大约1936开始，检举人就注意你。（你）那时是在哥伦比亚特区进行活动的所谓共产党“秘密小组”的成员。

贝利小姐：首先，我过去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有一个所谓“秘密小组”。这种术语对我是陌生的。我可以发誓也可以满有信心表示，我当时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共产党党员。

委员会一委员：又有一个检举人说你过去是一个共产党党员，因为他知道你过去七、八年都和一个人所周知的共产党员有来往，这是向我们提供的材料的一部分。

波特先生：这是片面之词。我认为不能作为证据。

理查森主席：它是证据。

波特先生：虽然我们知道没有作用，但我们再一次提出要术：应该让这个被告或她的辩护律师知道这些恶意的流言蜚语是那里来的。

理查森主席：显然，这是无补于事的。如果这证词是真的，它就不是流言蜚语或是恶意的。我们把证词公开是有困难的。

波特先生：是在宣誓之下提出的吗？理查森主席：我想不是罢？

委员会一委员：提供在哥伦比亚特区共产党活动情报的人是一个担负重要职务的人。

贝利小姐：你知道么，就是这点使我担心：如果在这里宣判我有罪，提出这些控告的人就被认为是可靠的证人了；但他们并不可靠，因为这些控告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不管说的什么都不应该增加这些控告的可靠性。

她的上诉被驳回了。被告提出委员会的复审程序是对宪法规定的各项人权保证公然蔑视，理查森只好求助于没有实际意义的废话，说什么政府任职是“不同于一般的特殊情况，不存在权利问题。”接着，他看了一下日程表，考虑下一批无头案，开始与他的同事商议对策。这就是在坚决反共分子主持下的法制。

在官僚政治的长期历史中很少有这次这样浪费时间和浪费纸张的。甚至在理查森的袋鼠法庭【这是美国口语指可以随意跳过正常法律程序而进行审讯的法庭。——译者】里，虽然被告处处被置于不利地位，但象贝利小姐那样定罪也是罕见的。在实行忠诚调查那五年期间，联邦调查局甄别了三百万以上的美国人，对一万人进行全面调查。对九千零七十七人提出初步控告，其中有二千九百六十一人由地方忠诚审查委员会传讯，有三百七十八人被解职。一个国会委员会要求理查森对他的裁决进行总结，他说：“纪录中一个案件也没有发现，一个间谍案件的证据也没有发现。联邦调查局没有发现半点证据可以说明某一案件牵涉到间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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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写道——那是“共产主义的幽灵。”现在，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年以后，同样一个幽灵的影子又笼罩着美国全国。这很难讲得通；比如理查森就一直向国会议员夸口说：没有发现过间谍。那么说，间谍一定是被这些调查人员赶跑了。这种颠倒的逻辑并不只是运用于联邦雇员身上而已。到纽约参加科学会议的艾琳·居里【法国物理华家，名物理学家居理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夫人（1897－1956年）。——译者】就被拘留在埃利斯岛【移民局检查站设在纽约港口该岛。——译者】过了一夜。有几个匿名电话报告说，她可能是敌特。《自由》杂志发表了一篇帕纳尔·托马斯写的《我们原子弹工厂里的赤色分子》，含沙射影地说，科学家们都可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于是有一个时期，政府几乎无法聘请到年轻的核物理学家。【登载该文时，帕纳尔·托马斯是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他于1949年12月3日被判犯诈骗罪，被罚款一万元，锒铛入狱。】有些医生订阅美苏医学协会发行的在美国出版的专业杂志《苏联医学评论》，只好要求该杂志用白纸包裹起来邮寄。

参加国防生产的公司都紧张起来。有一家公司为了保管政府交托的机密文件，花了三百万元买许多新保险箱。各大学既要对国家忠诚，又要保持学术自由，真是左右为难。立法机关一个接着一个要求教师们进行忠诚宣誓，其中只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有一万一千人。洛衫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把拒绝宣誓的教授解聘了一百五十七名。各地教师的忠诚宣誓则由学校董事会主席、教师协会主席和警察局长主持履行。在许多地方，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军官们还研究各校教材，看看有无鼓动颠覆活动的内容。

如果还有什么职业比之教育界还更难堪的话，那就是娱乐业了。在纽约，有三个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在美国电台艺术家联合会的坚决反共分子的怂恿下，出版了一本名为《反击》的小册子，把国会各个委员会档案里有过名字的一百五十一名演员、导演和作家都列出来。这本小册子在各广播公司的经理中传开，要求他们把榜上有名的人解雇，并在雇用新人时，先将名字进行核对。接着这三个人又出版了《红色渠道》，这是一本更厚的有可疑亲友或“关系”的演员和播音员的人名录。娱乐业被弄得胆战心惊。《反击》就曾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成是“共产党最满意的广播公司”，副总经理们只好都把《红色渠道》保存在写字台下面的抽屉里，以备应用。在麦迪逊大道和整个好莱坞，人们都把该书称为“黑名单”。

黑名单后来连续十年都成为娱乐业的一个特点。经理们靠舆论吃饭，它就成为威胁他们的赤裸裸的讹诈手段。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个“猜疑的年代”的一些触目惊心的现象，现在已经淡忘了，但是那些在威胁下屈服的公司经理们却是无可原谅的。他们往往都知道，一个明星之所以列入黑名单，只是因为他的竞争者嫉妒。而在低工资那一阶层中，他们又以“不忠诚”或“嫌疑分子”这样的荒谬罪名，轻率地把一些布景工人和化装人员解雇。要是有个经理能挺起腰杆来，那些反击者的阴谋诡计就会破产。但没人能挺起腰杆来。

琼·米尔的事件就是典型的。前一天，她还是全国广播公司最受人欢迎的连播节目《奥尔德里奇一家》中的女主角。而第二天，她的名字就被列入《红色渠道》里去。到了当天下午，公司便撕毁她的合同，把她赶了出来。全国广播公司向新闻界的解释，使这个本来已是堕落的时代更加堕落。而且先例既开，其他公司接着也就效尤。广播公司发言人圆滑地说，当然，米尔小姐并不是共产党。她对国家是忠诚的，而且一贯如此。不幸的是，她引起一些不同意见。而这些意见总会使出广告费的公司害怕，使公众骚动，而对演出是会有所损害的。简言之，她所以被解雇，是因为有人造她的谣。从那时起，“有不同意见”就几乎是“不忠诚”的同义词——而且同样能毁灭一个人的前途。最后大多数人不再为黑名单辩护了。但是如果有人要打不平而提出问题，几乎旁边总会有人摇摇头令人生气地说，“无风不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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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糕的是他说的不错，起浪的原因确是有风。这并不是说多萝西·贝利和琼·米尔和这有什么关系。她们是无辜被害者，是无知和恐惧的牺牲品，就象1692年塞勒姆村的“女巫”一样【塞勒姆村在马萨诸塞州，当年约有三十二人受宗教迫害。——译者】。但是，令人寒心的是真正的间谍已把真正的秘密弄走。斯大林一有了原子弹，很少人还会认为和平还有希望。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就不会。而俄国科学家制造第一颗核武器这样快，几乎完全是由于苏联副领事阿纳托利·A·雅科夫列夫从纽约至洛斯阿拉莫斯布下的巧妙的谍报网。

如果在渥太华的古津科没有叛变，雅科夫列夫的组织是决不会暴露的。即使已经暴露，解开这个盘根错节也还化了四年时间，而且要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伦敦的苏格兰场和联邦调查局联合进行。富克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在哈威尔市和伦敦市向苏格兰场督察的招供，暴露了纽约市的哈里·戈尔德。当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们在戈尔德的住所找到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说明他和富克斯和格林格拉斯会面时的行车路线，戈尔德就再无法否认了。朱利叶斯·罗森堡从《纽约先驱论坛报》中知道戈尔德已被逮捕，他就带着报纸去找鲁思·格林格拉斯。他说，她和戴维必须立即离开美国；戴维可能牵连到全帮人，连他的亲姊姊埃塞尔·罗森堡也在内。鲁思说，“我们哪里也不能去，我们的婴孩生下才只有十天呢！”罗森堡说，“你的婴孩不会死的。每天都有婴儿在海上和火车里诞生。我的医生说要是你带够罐头牛奶，把水烧开，婴儿就会平安无事的”。

朱利叶斯给格林格拉斯夫妇一千元钱，订了一个从墨西哥城转到瑞典，再转捷克、然后再到莫斯科的复杂的旅程计划。他说，每一段旅程都会有当地的共产党人接待他们，指点他们。于是他们准备了护照像片，但接着又犹豫。鲁思病了。无计可施的朱利叶斯又再给他们四千元，但是，他们对他说，他们打算留下来，准备坐牢。十一天后，联邦调查局把戴维逮捕。这时他不是连累妻子就是连累姊姊，他要在两人间作出选择。他决定保护鲁思。于是在一个初夏的晚上，当罗森堡一家收听《孤胆骑警》这个节目时，联邦调查局的人就敲门进来。当时只把朱利叶斯逮捕，埃塞尔被留下来，服顾他们两个孩子。但后来她得把孩子托付出去。因为她也被逮捕了。他们两人是在战争期间叛国的，其命运就是辛辛监狱和坐电椅了。

这才是真正的叛国，不是那些要幼儿园老师和电影临时演员忠诚宣誓的头等爱国分子的病态狂想。毫无疑向，罗森堡－格林格拉斯－戈尔德－富克斯－梅集团是国际间谍活动史上最成功的一个。他们在莫斯科交出许多图表、公式以及几百页密密麻麻写下的材料，从在橡树岭分离铀235和铀238的气体扩散处理到导弹的设计图都极其详尽。即使俄国人当时自始至终参与试制，他们对于核武器的了解，也不过是如此而已。美国花了二十亿元的代价，把西欧和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集中起来，动员了美国的工业，两方面结合，用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在阿拉莫戈多获得了成功，在日本上空显示了威力。到了那时，苏联情报局长已从富克斯那里获得了一份原子弹制作过程的详细报告，甚至还有在新墨西哥州沙漠第一次爆炸的现场情况的报告。这个情报是无价之宝。当时苏联物理学家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已掌握了有关的理论物理学，但在四十年代后期，俄国对这样规模巨大的试制工作，还没有足够的工业资源。这次大出卖使他们解决了核武器的差距，这些英奸美奸使冷战至少提前十八个月。

他们的罪行这样滔天，而英国和美国的反间谍网又是这样漏洞百出，当时舆论完全可以要求唐宁街10号和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换个新政府的。但当时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就选民而论，整件事也可以说是上帝的意旨。当然，保密工作太差是使人痛心的，但是，当时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没有人继续要在科学界里追踪到底，找到替罪羊为止。一般人缺乏足够科学知识，并不了解发生问题的重大意义。气体扩散的处理也很难作为竞选运动的争论问题。而且，在犯罪的人中，除了共产党员而外，没有办法证明哪一个是有什么党派关系。但共和党人所需要的，就是在泄露美国秘密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政派集团，或者至少其中有一个人是新政派。

他们终于找到他们所要求的人，这可以说是本世纪中叶美国政治的特色。也许这人还不是他们真正所要求的，但是已非常近似，足以使国家分裂、使人头落地。如果这些“政府中的共产党人”还没有泄漏原子弹计划的话，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计划而已。这些人都和实脸室里的间谍一样，是一块料。他们都是本世纪开始后不久出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还记忆犹新，而且聪明、敏感，富于理想。他们都经历过股票市场大崩溃的经济破产，接着又都看到西班牙、埃塞俄比亚、中国和中欧遭受的肆无忌惮的侵略，还看到慕尼黑事件的屈辱。他们对西方民主失去信心，把共产主义奉为改造世界的信仰。他们象宗教狂患者们一样，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不惜一切。大多数人没有物理学家那么幸运。但每个人总能作点贡献。在行政机关的可以盗窃国家机密。在总统的智囊团里，就会提出苏联那一套解决方案，（比如说，毁灭德国的鲁尔区。）甚至当老百姓的也可以当他们的通讯员。哈里·戈尔德就是一个，而惠特克·钱伯斯也是一个。

这是复杂异常的。时至今日，有些人信仰尽管不同，但都如此坚定，即使供状俱在，或者证据确凿，他们还是矢口否认。迪安·艾奇逊至死时还是认为亨利·德克斯特·怀特无罪，而希斯事件则是“不可思议”的。要了解1948年夏季开始发生的怪现象，你不妨设想自己处在一个大家庭里，孩子们言之凿凿地说有个怪物在作祟。其他的人一再对他们说，世间是没有怪物的。他们对房子反复进行搜索。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尽管孩子们还是把荒诞无稽之谈说成是确有其事，但家里的人都不予理会。一晚，全家聚在一起，一个孩子发现一个小房间的门半掩。他砰地把门打开，一个身长十尺、青面獠牙的真正怪物走出来了。在加拿大的伊戈·古津科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三年以后，在华盛顿，美好事件又再次证明确有这样的怪物。不同的是，这扇门不是小房间的门，它倒是通向主人卧室的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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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精疑的年代”的早期，自由派和知识分子对这个红色怪物，都想付诸一笑。因为十年以来，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直在想吓唬全国人民，使罗斯福的改革声誉扫地。要说现在有什么重要问题出现，似乎难于置信。当伊丽莎白·本特利开始在参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时，《纽约人》杂志的利布林对她进行了肆意嘲弄。他写道，“在希拉夫特糖的包装下，本特利小姐把废物制成合成橡胶的秘密公式（当时还未发明出来呢！），或复员日的大约日期（这是多此一举，因为同盟国的参谋长们一决定日期就会通知他们的俄国同僚的）交给了艾尔【艾尔是她的情人和主要联系人。他的真名是雅各布·戈洛斯。在1944年去世之前，他是这个间谍网中的一员。其他成员还有哈里·戈尔德和克劳斯·富克斯。】。按照她的供词，她传递了一些材料（破译俄国密码的材料），这是从一个自称从劳克林·柯里那里拿来的人给她的。柯里是前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但他本人后来又发誓说对此事毫无所知。至于她在哪里传递，那我也忘掉了。”

那年8月份，利布林对本特利小姐的讽刺嘲弄，真是没完没了。对他来说，她是“肉豆蔻马塔·哈里”，【马塔·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德国女间谍，后在法国法庭中判处死刑。——译者】后来《纽约世界电讯报》不再称她为“红色间谍皇后”，开始说她是“漂亮的”和“金发碧眼的女人”（其实她两者都不是），这样之后，这位《纽约人》的评论员，就戏称她为“金发的红色间谍皇后”。但是，后来他的评论开始尖锐起来了。开玩笑是开玩笑，但是这个女人现在却在损害好人的声誉嘛！他于是写道，这种审讯“使人想起一群智力迟钝的孩子，在那里玩侦探游戏。”利布林认为“编辑们要是对本特利小姐的秘密资料，嗅不出合成橡胶的燃烧臭味，那就是对消息非常不敏感。”如果认为他是想贬低证词，那就完全不合乎他的性格的，也违反他个人深信不疑的信念的。但是当说话结结巴巴的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说“证据越积越多了，但还不够清楚”的时候，利布林就说，“我认为报刊对审讯的低级喜剧的一面，一直都忽视了。”

随着夏去秋来，低级喜剧显得不是那么有趣了。本特利小姐和惠特克·钱伯斯经过发誓后供出，有三十七名前政府雇员参加过苏联间谍活动。在这些人中，有十七人拒绝发誓表示自己是否共产党或者是否间谍。这些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该修正案内容有一部分是：美国公民有权拒绝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见证。】保护自己的人的名字今天已不容易记起来了，就象当时保罗·罗伯逊的一张老唱片“泥炭沼的士兵”或“四个谋反的将军”那样。在1948年以前，这些人都是寂寂无闻的人，但他们都很接近权势人士。还有六个没有被传去作证。剩下那些人币，哈罗德·韦尔己在1935年去世；李·普雷斯曼和约翰·艾布特都承认他们是共产党，但否认参加间谍活动；在国务院工作了十四年之久的劳伦斯·达根，在两个证人证明他是共产党之后，从曼哈顿一所大楼的十六楼窗口跳下来或者掉下来死了。前助理国务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证据对他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也心脏病发作逝世。另外十二个人则起誓说，对他们的控告是诬告。但其中两人又被控犯了作伪证罪。一个是威廉·雷明顿，被判有罪，后来在狱中被暗杀，而另一个则是阿尔杰·希斯。

按照1948－1949年版的《美国名人录》，他的简史是这样的：

阿尔杰·希斯，律师，1904年11月11日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查尔斯·阿尔杰和玛丽（原姓休斯）之子，192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士；1929年哈佛大学法学士；1929年12月11日和普里西位·范斯勒·霍布逊始婚；孩子名蒂莫西·霍布逊（继于）和安东尼；马塞诸塞州、纽约市和美国最高法院的律师。1929－30年最高法院法官秘书兼录事，1933－35年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农业调整局总法律顾问助理，后任副总法律顾问；1934－35年参议院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法律助理，1935－36年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宫；……自1947年2月1日至今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执行秘书；1945年2月陪同罗斯福总统参加克里米亚合议；1945年任旧全山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秘书长，1946年1月至2月任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首席顾问。美国大学生联谊会和亚得斐金钥匙学会会员。家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七区，西北P街3210号。办公室在纽约州纽约市第十八区第五大道522号。

要找一位比他更引人注目的罗斯福时期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用对他起诉的人的话说，他是个“典型”。他身材修长，皮肤黝黑，穿着考究，完全是个最合乎理想的头面人物——国家的公务人员——同时也是乔特【约瑟夫·霍奇斯·乔特（1832－1917年）美国律师和外交家。——译者】律师事务所的成员，是被列入华盛顿《社交大全》的民主党改良派。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时出席各种辩论会，是著名赛跑选手，是班里最擅长于交际的人：他声誉甚高，无疵可摘。伊利诺州的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随时可以作他的证明人；另外两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美国前副司法部长约翰·戴维斯（曾是总统候选人）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同样可以。他的风度使人望而生敬。声调抑扬顿挫，是地道的哈佛口音。他随时展露笑容，而且欢快明朗，象罗斯福最讨人喜欢的时候一样。他举止随便、雍容大方，使人想起巴尔的摩交谊舞或吉布森岛的网球比赛的场面，而他又恰巧常在那些场合露面。在审讯他时，他不象是被告，反而象旁听的贵宾。说这样的人是共产党员，就象说他是个说谎者一样，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但是告发他是共产党又是说谎者的惠特克·钱伯斯，却承认自己是个为人所不齿的流氓恶棍。他在和共产党断绝关系参加《时代》周刊工作之前，就曾发假誓一千次以上。他在少年时代，就和他的兄弟迪克订约，一起自杀。迪克自杀了，可是惠特克却背约。在十七岁时，他和一个名叫独眼安妮的妓女，在新奥尔良的一个低级客栈里同居。后来，他又带一个荡妇回到长岛母亲的家里和她同居——母亲所以同意，他说，“因为她已失掉一个儿子，不想把另一个也失掉。”他因为写猥亵的剧本，被哥伦比亚大学开除。他当过小偷。把他进工程兴办署工作时宣的誓拿来同他对质，他懒洋洋地满不在乎地承认，他对誓言的每一点都违反了。现在到1948年，他已是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衣衫不整、面常愁容，脸色苍白，眼皮浮肿。

但是在这两人之间的问题中，倒是钱伯斯对问题的一个方面看得最清楚。他后来写道，“作为厉史来说，希斯这个案件，说明了普通老百胜和那些装作代表他们行动、思考和说话的人们之间，有多方面的裂痕。这些裂痕与其说是这案件所造成的，不如说是这个案件所暴露出来的。这点比之案件中的其他特点更为明显，更为使人不安。一般说来，拥护阿尔杰·希斯，准备不惜一切保护他和为他辩护的，多是些‘优秀人物’，虽然并不是总是如此。”当然，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就是对双方的党派偏见特别深的人说来，阿尔杰·希斯很快就成为一个象征。民主党自由派把他视为“新政”各项成就的代表，而这些成就现在遭到攻击。对保守的共和党人来说，他代表的就是那些可恶的东部优秀人物。自由派在这件案中首先表态，他们认为希斯很显然是清白无辜的，所以不惜一切来支持他，并使对方也同样倾力以赴。但是保守派却动得较迟。他们最初认为不适宜把钱伯斯这个人捧出来。但是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却为他们指出道路。在钱伯斯－希斯这件震动全国的事件的真正意义还未为世所知之时，也就是说，还未控告希斯犯叛国罪之前，两方就已积蓄力量，摆开阵势准备战斗了。从此，双方逐步失却理智，这案件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引起盲目的，激烈的情绪。自由派犯了错误，这是一场悲剧。而钱伯斯不但对了，而且他能提出证据。这是尼克松和他的共和党的胜利。

但是钱伯斯最初看来并不对，而希斯则作出非常漂亮的架势。别的人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或者找明显的遁词。但他不是如此。1948年8月4日，在出席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前一天，他听到钱伯斯已指控他为共产党，他从纽约给该委员会打电报请求给他权利，准他起誓否认这个罪名。第二天，他来到委员会面前，表现出义愤填胸的样子。他对所有问题都进行答复，并对钱伯斯提出的具体细节，逐点否认。最后，主席蒙特对希斯的“非常合作的态度”和“直言无隐”表示感谢。约翰·兰金还走过去和希斯握手。大家都高高兴兴。只有尼克松是例外，他一直注视着希斯的脸孔。那个月还未结束，就可以看出这位年青的加州众议员似乎确有未卜先知之才。但是事实上，他是有非常可靠的情报来源的。联邦调查局已开始对希斯进行调查。该局一个名为埃德·赫默的密探，每天将调查所得打电话告诉一个名叫约翰·克罗宁的神父，而这个神父则把它转告尼克松。尽管这样，在8月份第一周，进展还是很少。但是尼克松的毅力和洞察力可说是无与伦比。他提出来要求钱伯斯和希斯能当面对证。

但是委员会其他委员决定再次听取钱伯斯作证。他们以为他很可能认错人，而希斯却是无辜受害者。但是就在第二次不公开的听证会上，原告说明了他对希斯、希斯妻子和他们家庭情况，真是了如指掌。他记得，这对夫妻互相昵称为“希利”和“普罗斯”。他们对他们的西班牙长耳狗宠爱备至。他们在沃尔塔广场的住宅内布置有镌刻嵌金的藤垫靠背椅，有一面金边镜子，顶上有一只鹰，墙壁的上半用桑叶图案的墙纸裱糊，而下半则嵌上木板。钱伯斯对他们的了解其实远不止此，但他那时所说的己足以证明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了。——对孩子、仆人、食物、书籍、家具和嗜好的细微末节都说得出来。希斯有一种嗜好，就是观赏飞鸟。钱伯斯讲到希斯一次在波托马克河上看到一只黄鹂时那种兴奋情景。事有凑巧，一个名为约翰·麦克道尔的众议员也是一个业余鸟学家。当希斯又被召到该委员会时，麦克道尔就问他曾否见过黄鹂。希斯当即露出兴奋目光，愉快地回答说，“我看过，你知道那个地方吗，就在这里波托马克河上呢！”过一会又说，“它们飞回来就在这些沼泽中营巢。头部很美丽，真是漂亮异常的鸟。”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它给委员会的印象如此深刻，却是他想象不到的。

显然，钱伯斯对希斯家庭情况这样了解，只有交往极深，才有可能。因此，尼克松提出的两人对证，就在8月25日在纽约的“海军准将旅馆”的第400号房间举行了。这是这案件中的重要转折。在尼克松的质询下，在钱伯斯显然对他了若指掌的情况下，希斯开始狼狈起来，他揭发钱伯斯的原名是乔治·克罗斯利，是他三十年结识的一个自由投稿的作家，经常赖账不还。于是尼克松开始进攻。他要希斯提出三个人，证明钱伯斯就是克罗斯利。希斯显然心烦意乱，就回答说，“可能的话，我就提出来。为什么要向我提出这问题呢，我看着有什么办法没有。这是在1935年。我想能肯定知道他就是乔治·克罗斯利的，就是那时和我在奈伊（即军火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人。”尼克松和希斯又进行了一次尖锐交锋。然后在这两个主要人物，众议员尼克松、麦克道尔和委员会调查员路易斯·拉塞尔之间，进行了下列对话：

麦：那么，你确认他就是乔治·克罗斯利了？

希：根据他的证词，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

麦：钱伯斯先生，这个人是不是你他家里住过的共产党员阿尔杰·希斯？

尼：就是说按照你的证词所说的。麦：你肯定就是他了？钱：肯定是他。

（这时希斯先生起立向钱伯斯先生方向走去）

希：现在，我要正式声明，我请惠特克·钱伯斯先生在委员会的范围外作出同样的证词，放弃免除诽谤起诉的特权。我看你敢不敢这样干。我希望你快点。我不会碰他一下的（对拉塞尔先坐讲）。倒是你们在碰我。

拉：请坐下，希斯先生。

希；主席要我坐时我会坐下的，拉塞尔先生，在主席请我坐下时——

拉：我不希望发生任何骚乱。

希：我没有——

麦：请坐下。

希：你知道是谁挑起来的。

麦：我们暂停作证几分钟，等我回来时继续进行。

但是已经太迟了。希斯大错铸成了。直至那时为止，他进行孤注一掷还是有理由的。他是对的，1935年已经过去很久了。他和钱伯斯各执一词，两人的社会声誉相差甚远，结果如何，是不难预料的。不管怎样，做过共产党员也算不了犯罪，而且盗窃政府机密罪的起诉法律限期也已经过了。该委员会几乎已准备不打算从本特利－钱伯斯的证词中做什么文章了。可是，由于希斯估量钱伯斯没有胆量放弃在国会作证可以免除诽谤罪的特权，并声明要控告他诽谤，他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钱伯斯只能被迫摆出证据。而这件事就会挪到法庭去处理，由它判定究竟谁在说谎。诉讼失败的一方将会被判作伪证罪，还得被判坐牢。

八天以后，又在华盛顿公众面前举行一次希斯－钱伯斯公开对证会。这时，希斯的信心显然已经锐减。他带来律师，每次答辩总是先转弯抹角地说“就我记忆所及”等。甚至问他这次来作证是否是被传讯来时，他还是回答：“我是接到传讯以后自觉自愿地来到这里的，在这意义上，我是被传讯来的——我可以接受这种说法。”钱伯斯对众议员们说，希斯曾给了他一部1929A型福特牌汽车，以便共产党需要时使用。这可以在汽车登记处核对。希斯软弱无力地回答说；那是一辆旧车，是弃置在街上任其蚀烂的车，“实际上无经济价值可言”，所以他让克罗斯利拿去了，或者是他以为让他拿去了。他开始说。“就我记忆所及，我给了克罗斯利”时，尼克松就插嘴说：“噢，谈到这点，请稍等一会，我不想打断你那‘就我记忆所及’，但是，你是否给了克罗斯利一辆汽车，你完全可以答‘是’或‘不是’。希斯先生，在你一生中，你究竟送了多少辆汽车给人呢？”这句话引起的笑声并不是友好的。当希斯还是拐弯株角，坚持认为他“现在能记忆到的”就是他给了克罗斯利那辆汽车，就“象我可能让他使用我的公寓一祥而已，”这时笑声停止了，全场寂然。委员会的委员们都这样想：你不会把你的房屋和汽车给一个你明知是赖帐朋友的。至于希斯提出那三个证明人，都是无补于事：一个已去世，第二个找不到，第三个完全记不起有一个人叫做克罗斯利。

两晚以后，钱伯斯接受希斯的要求进行公开对辩，在电台《答记者问》的节目上出现。他说希斯“过去是个共产党，也许现在还是。”这时，全国都在等待希斯，看他会不会在法院控告钱伯斯诬告。他们等了又等，等了很久，终于希斯在9月27日于巴尔的摩市以破坏名誉为理由控诉钱伯斯。这件事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发展，竞选运动就在全国开展了。这本来是希斯让事情了结的好机会。后来事态证明，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共和党人被杜鲁门的胜利弄到目瞪口呆。他们已不再能控制众议院，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也不能控制。而且，该委员会里有两名共和党人在众院竞选中也落选。但是，事态发展迅速，已远远不是众议员的问题了。11月17日星期三，钱伯斯要作为被告出席在巴尔的摩市举行的法庭审讯前的听证会。那时，如果他确有真凭实据的话，他就要把以前和原告交往的证据摆出来给希斯的律师看。既然钱伯斯被迫走投无路，他就只好摆出毫不疑义的事实，结果震动了全国：原来早在十年前，阿尔杰·希斯、他的妻子普里西拉和惠特克·钱伯斯都曾是苏联间谍网的成员，都曾把国家机密向俄国人泄露。

1938年4月钱伯斯和共产党断绝关系。但从1937年5、6月至那时，阿尔杰·希斯曾把他当时能弄到手的一切机密文件、电报、报告和急电都给了钱伯斯。这些东西用三种方式传递。有些是原文，钱伯斯缩微拍摄后就还给希斯。有些则由希斯亲笔摘要。而有些则由普里西拉·希斯用她的伍德斯托克牌的打字机在家里打下来，然后，她的丈失就把文件塞回到国务院卷宗里去。这样做的还不止他，还有一个国务院的贸易协定处处长、一位美国世家后裔叫做亨利·朱利安·沃德利，亦曾向钱伯斯提供情报。沃德利这时承认了。起诉限期的法律条文使他逃避法网。但希斯曾经矢口否认。他走过头了。他已作了伪证，现在已经走进陷阱不能自拔了。

※※※

钱伯斯在1938年洗手不干之前，曾把三卷微型胶片和八十四份文件——其中有四十三份是普里西拉在打字机上打的，四十一份是阿尔杰手写的——故在一个黄色大封套里。他把这封套放在他的内侄，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律师内森·莱文那里，叫他把它保管好。现在经过十年以后，他又在1948年11月14日来到莱文那里，要他那个封套。它一直放在一个杂物柜顶，覆消灰尘。莱文要站在浴缸上才拿到它，钱伯斯拿进厨房里把灰尘掸掉，把那打出来的文件和手书的摘要带到巴尔的摩市的预审听证会来。会上突然出现这样的材料肯定是使希斯惊惶失措的。但他还能保持镇静，叫他的律师立即把文件转给司法部。这一着很聪明。如果杜鲁门政府宣布这些是机密文件，那就完全可能使钱伯斯就此住口。而且对钱伯斯来说，他还有一个危险，把文件拿出来就暴露他本人接受过机密文件了。尼克松的工作人员正苦于无计可施，怕不是希斯而是钱伯斯被逮捕。但聪明的不只是希斯，钱伯斯并没有把所有文件都带来这个预审听证会。他把一些微型胶卷藏在他在马里兰州自己那个小农场，放在一个挖空的南瓜里。12月2日晚上，众院的调查员向他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材料，他就带他们到那里去。众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下令把南瓜内藏着的文件由专人值班保管二十四小时。两天以后新闻报纸才知道其中内容。

民主党人为此事大喊大叫。这些“南瓜文件”似乎是钱伯斯这个戏剧性事件的最拙劣的表演。因为从现在向新闻界公布的文件性质看，竟然要派专人值班保管二十四小时，似乎确是可笑的。正如A.J.利布林在《纽约人》所写的，它们是“鸡毛蒜皮的东西”。即使在1938年，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更不用说现在是1948年了。有一份文件说日本人企图在哥斯达黎加一个岛上买进锰，但那里根本不出锰。另一份一本正经地提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方交换参谋。第三份则是在全世界都知道纳粹快要占领奥地利的时候所写的。它记录了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看法，说：“希特勒要争取一次外交胜利，奥地利可能成为牺牲品。”

这些都是可博一笑的。但民主党自由派在这件事上要笑的话，这算是最后一次了。其他文件陆续透露出来以后，显然有些是对莫斯科很有用场的，还有一些现在也不能对记者公布，因为根据国务院的鉴定，甚至当时在1948年它还是绝密文件，公布出去不能不危及国家安全。而且文件内容还不是主要之点。即使内容只是气象报告或交通事故也罢，但落在共产党前交通员的手上，也使人大吃一惊，也是一件应由联邦政府进行全面调查的案件。因为所有文件都是用D号密码写的，而这是国务院的绝密密码。这意味着这密码已被破译了，已危及美国外交高级机密了。别国特务已可以随意偷听，可以从美国和友好国家外交官交换情况中获得情报，诸如机密情报员名字、部队转移情况、总统指令等等。事实上在前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把南瓜文件中的放大照片进行审查时，他认为要是这些文件在1938年落在其他政府手中，特别是D号密码，那是“非常危害美国利益的。”

现在，政府别无其他办法了。尽管杜鲁门总统在各次记者招待会中，还继续说有关间谍活动的议论都是想把选举运动转移目标，但他的司法部已经动手把迄今为止还是由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所掌握的证据拿了过来。在纽约市，政府重新召集大陪审团，把微型胶片的放大照片给他们看，并对希斯、钱伯斯和希斯夫人发出传票。12月15目，对希斯所犯的两条伪证罪进行起诉。初审于1949年5月31日开始，陪审团中八人认为有罪，四人认为无罪，意见分歧，初审于7月8日结束。对于法官，那时人们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因为他一直都关心希斯的案子，老是驳回起诉一方的要求，对被告一方加以支持，拒绝让一些人出席作证，而要是这些人可以出庭的话，就会把陪审团感到困惑的问题得以澄清。那些指望希斯被判罪的人对他是失望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引起国内自由派人士的注意，并大大地触犯了他们。民主党人一直都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审讯的进行，希望大量的间接证据可以辩解过去。陪审团的这个僵局也使他们失望。竟然有八个陪审员听信了钱伯斯，这对他们是个打击，而且他们不想和一个初出茅庐、喜欢争论不休的共和党议员冲突。但尼克松确是咄咄逼人。他指责“杜鲁门政府异常关心希斯，希望他平安无事”，这无疑是事实。甚至说法庭“对起诉一方的成见显而易见”时，这也是说公道话。但他要求对该法官进行调查，就不明智了。而且当有些人认为是非分明就可以了的时候，他却说“一般美国人认为在这案件中不必研究法律程序，”致使这些人很不高兴，那就更加不明智了。因为没有法律程序的审讯就是搞私刑。忠于希斯而又有点无可奈何的利布林说，看来“如果不把不合乎尼克松口味的人判罪，那就是‘非美’了”。此外还戳了他一下说，尼克松“的处境，有点象个年青银行出纳员，把他全部积蓄在一只马上押了一注，而这匹马看来却跑不动了”。

但是钱伯斯却没有跑不动。在11月17日第二次开庭审讯时，在新法官守正不阿而代表希斯那个新律师又没有那样装模作样的情况下，钱伯斯就更为自信了。当时还有一点对被告不利。凡是重要的政治审讯必须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结合来考虑的。而整个1949年和1950年1月，即到第二次审讯结束时，冷战的气氛逐步剧烈起来。在两次审讯期间，蒋介石每天都在中国共产党进攻下节节后退。到了第二次审讯判决时，他已经把全部地盘都丢了。在东欧，红军则把民主政府逐个扼杀，西欧正在结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求自卫。在两次审讯之间，俄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在国内，司法部长开列的颠复组织，逐月增加。现在告发间谍事件已不是新鲜事情，人们不再认为难以相信。联邦凋查局已用间谍活动罪逮捕了朱迪思·科普朗【国务院雇员。——译者】。史密斯法的被告们【这是指杜鲁门引用史密斯法，控告丹尼斯等十一个美共领袖。——译者】也在审希斯那个大厅里受审。在审讯时如果会场较为平静，还可以听到共产党在外面福莱广场举行示威游行。1948年8月钱伯斯和希斯在海军准将旅馆第一次当面对证时，在那个年代，人们还可以说亨利·华莱士也许是正确的。但十七个月以后，当审判希斯的第二个陪审团退庭讨论判决结果时，人们对俄国和它在美国的崇拜者态度已经强硬起来。陪审员们在希斯两条罪状上都判他有罪。

这不是说阿尔杰·希斯是国际政治的栖牲品。当然，如果不是国际政治，他就不会发生什么麻烦，在这个意义上说，也确是牺牲品。但如果看看两次审讯的纪录，尽管当时法官有偏见，人们对第一次审讯时竟然有四个陪审员认为他无罪，只能感到奇怪。光是那些文件就足以对他判罪了。他承认备忘录是他的手迹。他说他有一个习惯，常常为他的首长弗朗西斯·塞尔把长文件进行摘录。塞尔否认这事，他的秘书也否认此事；国务院里也没有人听说过有这种习惯。在审讯希斯时质问他，钱伯斯怎样获得这些文件摘要。他说不知道；他说说不定有人在三十年代搜过他的废纸篓而把它收存起来。这时，起诉律师就无情地质向，为什么文件只是摺叠起来而不是皱成一团呢？希斯认为这确是一个谜。

美国政府对阿尔杰·希斯一案倒确是一个谜，它具有下列这样五光十色的东西：什么伍德斯托克打字机、黄鹂、用镀金材料嵌刻的藤垫靠背椅，沃尔塔广场寓所里以桑叶图案墙纸裱糊的墙、昵称“希利”和“普罗斯”、亲手写的备忘录——和四百元的“贷款”等等。在上述这些材料中，在某些意义上说，这笔贷款是最有力的证据。1937年秋，钱伯斯需要一辆新汽车。尽管用旧车折价，他还短四百元。他去希斯夫妇那里，他们就把钱给了他。

在这点上，证据是非常确凿的。希斯夫人在1937年11月14日从他们的存款中取出四百元。四天以后，钱伯斯买那部汽车。银行帐本和车商的发票都拿到法庭上来，可以作为证据。希斯夫人说她是要装饰他们的新房子，所以取出款项。但她没有支付装饰费用的任何收据，而提款以后，帐户里几乎就没有结余额了。只剩下十四元六角九分——剩下那样少的钱，希斯不得不向银行借了三百元，才交付自己那部汽车的每月分期付款。在三十年代那个萧条时期），对一个信用不佳、交往不深的朋友，是没有哪个家庭肯作出这样牺牲的。对于希斯夫人的说法，起诉律师向陪审团说，“如果你有支票帐户，又可以在商店赊购，你又还未迁入新居，你会这样做么？你会一次全部提出四百元吗？你会去买房子里的装设品，叫他们以后送来，先用现金来支付吗？”两个女陪审员笑了。当然不会的。普里西拉·希斯也不会这样做。

※※※

1950年1月，在那人声鼎沸的星期六，陪审团对希斯最后进行判决。这时众议员尼克松收到的贺电，真如雪片飞来。其中有一封来自赫伯特·胡佛。“阿尔杰·希斯的定罪，完全是由于你的耐心和毅力。我们政府中存在的这股叛国势力，终于揭露出来，而揭露的方式，亦使全国深信不疑。”胡佛是难得表示热情的，但从字里行间，他显然是兴高采烈。他在那个周末的情绪如何是不难想象的。他一开始就已对那班新政派的为人掂了斤两。现在，全国终于都清楚他一向是多么正确的了。

在感情激动的人们中，在另外一端有迪安·艾奇逊。这位国务卿在这位比他年青的人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就认识他了。希斯负责和联合国联系时，就是在艾奇逊领导下的。而在1947年艾奇逊辞去副国务卿之职，一度重操律师旧业，他的一些最亲密的同事就送给他一个玻瑞水瓶和银托盘。刻在它上面的名字有奇普·波伦、洛伊·亨德森、迪安·腊斯克和阿尔杰·希斯。在希斯定罪后的那个星期三，也就是希期被判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服五年徒刑的同一天，艾奇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霍默·比加特提出了一个必然会提出来的问题：“国务卿先生，你对阿尔杰·希斯案件有什么评论吗？”人们对审讯的其他方面也许会淡忘下来，但对艾奇逊的答复是不会忘记的：“我想清楚地向你们表明，无论希斯先生或他的律师们是否上诉，无论上诉的后果如何，我都不打算背弃阿尔杰·希斯。”他解释说，每个人应按自己的原则办事，而他的原则是什么，那是无可置疑的：“我想很久以前就为我们说过这种原则。在奥利夫斯山就有人说过【指耶稣在奥利夫斯山即橄榄山的宣教。见下一条——译者】：如果你有兴趣想看看的话，你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找到的，从第三十四节【“我没衣服穿，你就给我衣服；我病了，你来探望我；我被囚了，你来看望……你对我兄弟们中最平凡的一个做的事，你就是为我做了。”】开始就是了。”

那晚艾奇逊写信给他的女儿玛丽【威廉·P.邦迪的妻子，邦迪在六十年代成为政府的越南政策主要制订者之一。】：

……今天，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阿尔杰的案件一直不断萦回在我脑海中。正如我写给你的信所说的那样，不管合乎情理的事实可能是怎样，这完全是一幕悲剧。我知道人们必然会向我问及这事，而这是很难置答的——不是说我要回避这个问题还是正面答复这个问题这种一般意义的困难。那是不成问题的。但要讲出自己心里话，不顾跟着你后面狺狺狂吠的一群人而不多不少地说出自己个人的真正想法。这是不容易的。

跟在后面那群人中也包括尼克松，他对记者们说他认为国务卿的话是“令人作呕的”。也包括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沃尔德·周以德，他说杜鲁门应该抛开艾奇逊。在那个月，国会对奥利夫斯山的基督教侮并不感兴趣。它要的是捞点油水。战争结束还不到五年，而世界已开始分裂。中国完蛋了，斯大林拥有了原子弹，国务院窝藏了间谍——更坏的事还要出现呢！在艾奇逊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后六天，总统宣布杀伤力极大的氢弹制造工作已开始了。艾伯特·爱因斯坦在电视中出现，警告美国人说“大气层放射性污染厉害，因此，地球上所有生命都会有可能全部消灭。……人类毁灭会近在目前”，这使全国不寒而栗。四天以后，伦敦的苏格兰场逮捕了富克斯，因为他把美国的原子弹泄露给俄国。“我们究竟还要容忍到什么程度呢？”霍默·凯普哈特在参议院大声疾呼。“富克斯、艾奇逊、希斯和氢弹在外威胁我们，新政主义又蚕食着国家的生命。我的天呀，难道美国就只能这样束手无策么？”

※※※

1月7日，威斯康星州那位后辈参议员在华盛顿和一个天主教神父、一位政治学教授和一个华盛顿律师一起吃饭，地点是在白宫与杜邦广场之间的康涅狄格大道上的殖民地饭店。他对他们说，他迫切要他们给他出些主意。

过去一年除了坏消息而外，没有给约瑟夫·麦卡锡带来什么。他把两党那些德高望重的参议员都得罪了，而在自己州里也有难题。除了其他问题面外，威斯康星州的律师事务管理局因为他违反规矩，几乎要在1949年取销他当律师的资格：原因就是他担任司法职务的同时，又参加参议员竞选。局里的委员们给他一个警告便算了事。按照他的说法，裁决是这样的：“那是违法的——乔【约瑟夫的昵称。——译者】这个人太任性——但我们认为他不会再这样干的了。”

他们对此人并不了解。事到紧急关头，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现在他就到了这样的转折点了。在华盛顿，他能引起公众注意主要是因为他为一些纳粹战犯辩护。在华盛顿记者中进行过一次意见测验，他被认为是美国最糟糕的参议员。他在殖民地饭店对他的客人说，再过两年他又要竞选连任了。

他需要一个问题进行竞选。他们有什么主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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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有时候，如果风向对头，而伦敦之夜又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你就几乎可以听到高射炮吼鸣、德国机群在头上隆隆而过，而下面则哗乱一片。你略为想象一下，就似乎着到探照灯突然射向天空。这个时候，在想象中，你就会见到一个英勇年轻的美国人孑然屹立的形象。为了把他的同胞们需要知道的消息告诉他们，他不顾牺性，通过劈啪作声的短波和天电，向他们播音。

这——是伦敦……。

我现在站在屋顶上，俯瞰着伦敦全城……。我想大概不出一分钟，在我们周围附近，就会听见炮声了。探照灯现在就是向着这一边移动。你就会听到两颗炸弹的爆炸声。听，炸弹响了！……过了一会，这一带又会飞来一些弹片。弹片来了，愈来愈近了。

飞机还是飞得很高。刚才我们也能听到一些爆炸——又响了，那是在我们上空爆炸的。早些时候，我们似乎听到许多炸弹落下来，落在附近几条街上。现在在我们头顶，就是高射炮弹的爆炸声。可是附近的炮又似乎没有开火。探照灯现在几乎射向我们头顶上空了。你们马上又要听到两声爆炸，而且是在更近的地方。听，又晌了！声音是那样的冷酷无情！

他是站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大楼顶。这是德国人的主要目标。这地方这样危险，要在这里广播，是要得到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亲自批准的。默罗夜复一夜地走上这个楼顶或到其他的地方，把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特拉法加广场附近的劫后灾情报导出来。他周围的房子倒塌了，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办公室被炸了三次，可是，他那每晚出现的、权威的声调还是继续把战况带给美国的家庭，使他们几如亲临其境。他的广播之所以收效，很大程度是由于他克制的叙述，从没有哗众取宠。广播结束时他只用伦敦最近的习惯语：“再见——祝你幸运”。

默罗在本质上是个保守主义者，虽然这点很少人知道，特别是因为后来他又和乔·麦卡锡进行斗争。他相信爱国主义，相信个人荣誉感，相信西方文明的价值标准。他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时，象一般的具有雄心壮志的苦学生一样，半工半读修完大学学业。他当时是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军官候补生。他读华盛顿州立大学，因为它是在全国大学中最早开设无线电广播课程；他沉着而稳健，早就知道自己将来的事业应该是什么。他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报导准确的、客观的、传统派的新闻记者（“我想作一个采访记者；时事评论员要是个圣哲才行，而我从不那么有把握我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他倒象个传统的传教士。他从伦敦寄给他父母的一封信，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我记得你们曾希望我成为一个传道士，但我除了相信自己以外，当时没有信仰。可是我现在却是在一个极有影响的讲坛上布道。我不时会错，但我要努力象个传道士那样讲话。要讲真话不一定要当牧师。”

在学生团体和教育团体工作了五年后，他于1935年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37年他二十九岁时去英国负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办事处。当时，工作没有很多搞头，大部分工作是令人厌倦的：什么安排演讲、音乐会、文化广播等等。1938年，他为了搞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教育广播节目，启程往波兰。就在那时，希特勒进占奥地利。他租了一架专机飞抵维也纳，广播纳粹军队进城的情况。接着，他聘请了威廉·夏伊勒，组成一个班子，又继续对慕尼黑会议，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伦敦的空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各个主要战役迸行广播报导。

194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请他担任副总经理，但两年以后，他辞职了。他不懂得预算那一套，也总下不得手解雇任何人。他又继续搞广播，每晚7点45分广播时事新闻，以摩尔斯电码，播出N－E－W－S作为广播的开始。由于他在伦敦广播成功，他就用当年大家耳熟能详的措辞，稍加改变，每次广播就以“这——是新闻”这句话开始，而结尾时则说“晚安——祝你幸运”。1948年，他和弗雷德·w.弗兰德利出版第一套《现在我能听到了》的唱片集，把他们当时成为历史的报导的声音保存下来。不久以后，默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们的每年年终新闻综合广播，就和莱昂内尔·巴里摩亚扮演的《吝啬鬼》那样，简直成为圣诞节假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他不愿离开无线电广播转行搞电视，但这样转行却是大势所趋。他已成了全国最有名的新闻广播员，正如《提示》杂志所指出的，他“很漂亮，可以扮演电影随军记者”。几百万人没见过他，但从书上知道他那《最后审判日》的样子，或者读过厄尼·派尔对默罗在战争期间进行广播时的描述：他口讲指划，不时点头、满头大汗，看看时钟——又老是在口袋里摸香烟。从1951年开始，随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广播节目《现在看吧》的初次演出，美国人就能在自己起居室的屏幕上看到默罗了。当时他正处在全盛时代，由于他坚持他的节目不受广播公司的干预，因此人们也可以看到自有广播宣传历史以来一些最为精采的广播节目。

1952年12月28日，默罗带着电视摄像机到朝鲜前线，让全国知道在散兵坑里过圣诞节究竟是什么样子。对《现在看吧》和它的姐妹节目《哥广新闻采访》说来，没有什么东西是难于办到或怕引起争论的。他访问杜鲁门，请他谈对麦克阿瑟的看法；又访问麦克阿瑟，请他谈谈杜鲁门。又在克里姆林宫访问了赫鲁晓夫。他还调查了亨利·德克斯特·怀特、安妮·李·莫斯、罗伯特·奥本海默、欧文·佩雷斯和海军上尉米洛·拉杜洛维奇等案件。在《现在看吧》的节目里，第一次讨论了香烟和肺癌的关系问题，这是个默罗比之别的新闻广播员更不愿多想的题目。最值得人们回忆的是1954年3月9日那晚，《现在看吧》这节目竟和当时最有权势的参议员麦卡锡见个高低，揭露他是骗子。

默罗结束时说：“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说来，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没可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默罗在这次节目上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所引起的敌意，怎么说也不能算是夸大的。该公司晚上11时的固定新闻广播员唐·霍伦贝克，因为在结尾时说了“我支持爱德·默罗所说的每一句话”，就触发了赫斯特报系对他的迫害，使他终于以自杀了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时正要雇员宣誓效忠，用了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来审查他们。这时公司也给默罗吓呆了。（默罗那时已是该公司的董事，他说他的同事们在下次董事会议上对他的做法的反应是，“节目不错，只是你这样干我们为你婉惜。”）麦卡锡本人则轻蔑地说，他没看这节目：“我对无线电和电视的极左分子和自由派分子的广播，是从不收听的。”他不屑在广播上答复，因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只好把广播时间给了副总统尼克松。而他就利用这广播时间要求麦卡锡按共和党的路线办事。

如果当时默罗对冷战所表现的热忱没有被充分认识的话，那只是因为当时在国内的人不管参加政治活动与否，每个人态度都是如此。他和他的同胞一样，都是热烈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在希腊和士耳其的杜鲁门主义，赞成花更多的钱进行军备竞赛，赞成在欧洲派驻更强大的美军，支持总统可以无需国会批准就可以派遣军队到海外。他支持朝鲜战争——“我们已划了一条线，”他称许说，“这条线不仅在朝鲜半岛划了，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划了”——而且他还预测到在越南进行“某种形式的干涉看来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他对自由派那种威尔逊式的自决，也同样拥护。珍珠港事变以后，他曾说过，国务院“把这次战争的性质判断错误了。它既是一场世界战争，又是一场世界革命。”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肯尼迪在1960年担任总统而要物色一个美国新闻署署长时考虑默罗了。

默罗答应担任该职。既因为他要报答肯尼迪的知遇之恩，也因为他对美国广播宣传的情况感到失望。靠着播映什么情节喜剧、问答比赛节目和毫无意义的西部电影，电视业每年可以捞得十亿元利润。默罗对电视的“腐朽堕落、逃避现实和它与我们的现实世界相互隔绝”，大声疾呼，严词谴责。但这个行业的巨头们充耳不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把《现在看吧》这个每周节目砍掉了，改为临时特约节目。广告界称这种新广播为“有时看吧！”

他最后几年是很不如意的。他对做官感到很不自在，而且由于约翰逊政府决定利用美国新闻署作为对越南战争的宣传工具，该署已是名声扫地。他的《最后审判日》预言中一个最严竣的预言真的兑现了，游行示威也上了电视镜头，而摄影记者自己到场拍摄，实际就煽动了城市的人搞暴动。广播公司追求广告利润，变得愈来愈厚颜无耻。为了挤进更多的商业广告，所谓“穿插时间”已从三十二秒延长为四十二秒。《哥广新闻采访》这个默罗最后一个得意的新闻节目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节目是关于一只能说话的马。他于1965年春天去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天公布了这个消息——但紧接这个消息之后，又是香烟广告。

他的骨灰撒在纽约市波林他自己的农场上。但爱德·默罗的生命并不是至此为止。埋在该农场的六尺黄土之下的，还有一条新的电视电缆。只要它摆在那里一天，只要通讯广播事业的社会功能还保持着强大的潜力，这个人的精神就还会活着的。

这——就是默罗。

第十七章 陷入深渊

玛丽·艾奇逊·邦迪身体很差，只好把小儿子留给外祖父母照顾，自己进了纽约市萨拉纳克的一所疗养院。就在那里，在希斯定罪的那一个月，她收到父亲一封来信，里面说：

……我就要发表一篇公开演说，尽可能把远东问题、我们力量有限的问题、我们的目标与方向问题，说说请楚。过去那些愚蠢的、对国家不利的，一般来说是可耻的做法太多了，现在我希望可以摆脱这些，沿着明确的、明智的方针前进。

用艾奇逊自己的话说，“这个时候谈亚洲问题真是一触即发。”蒋介石的悲剧已经演到了头。在对日战争胜利时，他是一支人数庞大、装备优良的军队的统帅。可是他接二连三受挫，被迫踉跄后撤，最后全军崩溃，他本人也躲到中国沿海一个岛屿上去了。凡是看到他崩渍过程的人无不都很清楚，此人愚蠢无能。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主编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也对美联社说过：“蒋介石政府无力扑灭一场被错误地称为共产党性质的叛乱。”但这位上校不久要改变他的看法了，因为自从罗斯福从胡佛手中夺去白宫以来，失掉中国的问题是在政治上最可以大做文章的题目。

艾奇逊给他女儿寄这封信时，红色中国政权已经成立了四个多月。毛泽东正在莫斯科和约瑟夫·斯大林谈判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刚刚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因此和这位俄国的独裁者交朋友是很有用场的。美国人民知道这点，他们无心追究罪责谁轻谁重的问题。抨击政府的共和党人增加了大家的思想混乱，把蒋介石、富克斯、希斯、毛泽东、罗森堡夫妇、雅尔塔协定和艾奇逊等都混为一谈，贴上红色的标签。很多人都说，参议员塔夫脱在参院指控国务院，说“它是由一个左翼集团所左右。很明显，这些人想把蒋除掉，为此目的把中国送给共产党人也愿意。”

这是两党的政争。至于军事战略，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在1947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南朝鲜并不值得一战。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

我们对亚洲侵略的防御部署，过去常常从美洲大陆的西海岸来考虑。把太平洋视为是敌人进攻美国的通道。现在，太平洋成了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内湖，而我们的防线则是沿着亚洲海岸穿过一连串的岛屿。它从菲律宾开始，通过琉球群岛，其主要据点是冲绳岛，然后又弯回来穿过日本和阿留申群岛到阿拉斯加。【这位将军在那个月对英国记者华德·普赖斯的谈话，以及那年晚些时候对《亚利桑那明星日报》的威廉·马修斯的谈话，实质都与上述谈话相同。】

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物就知道，最低限度从战略上来说，麦克阿瑟觉得如果敌对力量控制了台湾或者朝鲜半岛，他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位将军比之国务卿的政治头脑要好。到了1949年底，他就知道美国舆论由于中国大陆上空红星高照所造成的震惊，如果共产党武力再有扩张，就会把它看成是美国的惨败。但艾奇逊则还是放弃了台海，听任毛去占领。1949年12月18日，他对美国驻亚洲各国使团说，台湾的重要性应尽可能不强调，因为“普遍都预料它会陷落”。两周以后，麦克阿瑟把他这份备忘录向报界透露。在一片吵嚷声中，塔夫脱和赫伯特·胡佛要求用海军保卫台湾，但杜鲁门拒绝这个要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艾奇逊于1950年1月12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那篇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提到的演说。

显然，在现在这个时候国务卿要来个即席演说是不合适的。因此他的下属们给他写了厚厚的一叠讲稿，上面标上了符号。“但最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未加进一步解释地写道，“我把讲稿放在一旁，而以一两页提纲作为根据，发表了演说。”他对听众讲的美国防御线，还是和麦克阿瑟十个月以前所描绘的一样，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到菲律宾。但现在中国的沦陷使华盛顿的政治局面改变了。“至于谈到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他补充说，——显然他指的是台湾和南朝鲜——“肯定要明确的是，没有谁能保证这些地区不受军事进攻。一旦发生这种进攻，”他说，“首先起来抵抗的”应当是“这些遭到攻击的人。”如果他们确实以行动表明自己是坚决的战士，他含糊地说，他们就有权利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向它提出呼吁。

艾奇逊至死也矢口否认，由于他把南朝鲜置于防御圈之外，就是大放绿灯，招致侵略。但是当他对新闻俱乐部说，美国正等待中国“局势明朗化”，并说，美国的防御线是“沿着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然后到琉球群岛”，共产党人就只能从这里作出结论；美国是让朝鲜海峡西北的人们自己去照顾自己了。事实上他们也是作出这样的结论的。

错误地解释美国的政策，这很不象是艾奇逊的作为。事实上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和麦克阿瑟在上一年3月时那样，排除了美国在亚洲大陆参与地面战争的可能。但是，美国的趋向是会变的。过去希特勒没能正确估计这点，结果他就一败涂地。斯大林现在又重蹈覆辙。北朝鲜的作战计划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一手决定的（那时根本没有告诉毛泽东）因为他相信艾奇逊说的是实话。国务卿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后第二天，俄国驻联合国代表雅各布·马立克退出安理会会场，因为安理会拒绝驱逐中国国民党，不肯欢迎大陆新政权的使者。斯大林是要提醒美国人注意。在他看来，他选择的时间是再好不过了。美国没有和莫斯科协商就草拟了对日和约。自从对日战争胜利以来，俄国人本来一直希望，华盛顿会让他们放手摆布朝鲜。按乔治·凯南的看法，就是：“他们看见事态发展并不如此，他们就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从日本和约中只有这么一点收获，那我们就在美国人放日本人回到朝鲜之前，快点把它抓到手。’”

与此同时，杜鲁门的全球战略正开始转变。4月，在总统主持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就放弃了防御圈的概念，转而采取一项新战略，使美国可以应付任何针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就是那次会议，通过了NSC第68号文件，除了其它问题外，这文件规定要将美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军事拨款。不管明智与否，这个决定决不应该保守秘密的。但斯大林不知道这事，就以为南朝鲜象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是个熟透的苹果，该是摘下来的时候了。后来，国会中虽然有人批评艾奇逊发出信号不对，但也不能攻击他。国务卿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后一个星期，那个一心以节约为念的众议院以一百九十三对一百九十二票之差，否决了一项拨款，即派五百名美国军官去监督南朝鲜军进行装备的预算。当晚艾奇逊就给玛丽写这样的信：

今天真不好过，主要不是工作有困难，而是因为麻烦事太多。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在众议院被击败了。在我着来，这是我们自取其咎。本来不应因一票之差而失败的。我们没有进行争辩，听之任之。现在我们又要走一段很长的回头路。

这条路的第一个交叉口就在面前。

※※※

1950年1月，约瑟夫·R.麦卡锡四十一岁，已经不止在一方面受过挫析。四年前，也就是1946年共和党选举大胜时，他当选为参议员。他极有可能给美国参议院丢尽体面——因为他是个品质低劣的政客，竟然堕落到从卢斯特隆房屋预制件公司纳贿一万元，还从百事可乐饮料公司的议院说客那里借了两万元，没有交任何抵押。他把钱都挥霍在大豆期货投机上，和马票经纪人通长途电话上了。在国会山上有些人知道，麦卡锡那个陈旧的公事包里，常常带着一瓶威士忌酒。实际上他已与酒徒无异，他在朋友中吹嘘说他每天可以“喝他一瓶五分之一加仑装的酒”。但按照他这样酗酒下去，他还可以活上六年或七年而已。

他是个恶棍，从外貌看也是如此。他目无定睛，经常暗自窃笑。讲起话来尖声刺耳，喜欢奚落别人。在参议院里，由于胡子稠密，人们很快就可以认出他来。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所谓下等爱尔兰人的典型样板：体格魁悟、肩膀宽大、眉毛隆起，是在波士顿市第八号码头和在芝加哥市南部的贫民区常常看到的那种人物。他没有休伊·朗格的天才，同时对自己也没有多大信心。他的有利条件就是他是个撒谎能手，并且一眼就看出了美国电讯广播事业的作用。就是这一些，再加上不择手段。如果他有什么信仰的话，那就是虚无主义，就是不相信任何东西。他最爱看到自己的名字见报。他最渴望的是继续担任参议员。

殖民地饭店那个约会对他没有很大帮助。但过后一段时间，他就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电话，说五星期后，也就是林肯诞辰的那个周末，他愿意出来发表一些演说，谈谈在政府任职的共产党人问题。如果说全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的话，他们并没有形诸于色。当然他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毕竟是该党当时的路线。当时反共英雄理查德·尼克松就警告美国人说，希斯案件只不过是“美国共产党骇人听闻的间谍活动的一小部分”。尼克松当时很受欢迎，但说到麦卡锡，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所知，他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工作人员能为他联系到的在林肯诞辰讲话的场合，只有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的俄亥俄县妇女俱乐部，接着就是盐湖城和雷诺市。在他坐飞机前往惠林的途中，机上一位服务周到的女服务员，从旅客名单上发现有一位参议员，就对他说：“参议员麦卡锡，您好！”看来他感到有点出乎意料，“啊，你好”，他说：“有人认出我是谁，我很高兴。”

在上机以前，他做了一些可以说是一点点的准备工作，要说是什么调查研究，那就未免言之过甚了。正如他后来对记者所说的，他那份“讲话草稿”的大部分，都是从其他共和党人的演说中“剪剪贴贴”搞出来的东西，他只不过是略加修改而已。据《惠林消息报》的报导，他从尼克松1月26日在众院的演说里偷了一段，作为自己的东西：

尼克松在国会的讲话：　　　　　　麦卡锡在惠林市的讲话：

从希斯案件中要吸取的重要教　　　　在讨论共产党问题中要记住的

训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那些　　一件事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

为了三十块银币①而窃取一件新武　　窃取一件新武器蓝图而得三十块银

器蓝图的间谍……而且是阴险得多　　币犒赏的间谍，我们要对付的是阴

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可以左右我　　险得多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左右

们的政策的制订。　　　　　　　　　我们的政策的制订。

【①据《新约》，耶稣的门徒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耶稣。】

就我们目前所知，他对颠覆问题的调查，一共只是打了一个电话。他打电话给《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办事处的威征德·爱德华兹，说他要写一篇演说稿，要他帮忙。从爱德华兹那里，他得到了两项有关国务院工作人员忠诚调查的情况，内容简略，大部份也已被人遗忘。第一项在《国会记录》中可以找到。1946年7月26日，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写了一封信给伊利诺州众议员阿道夫·萨巴思，说从战时各种机构调到国务院的约三千个职员中，进行了初步甄别，审查人员提出有二百八十四人不能长期任用。在这些人中，有七十九人已被解雇。从二百八十四人中减去七十九人，麦卡锡就象变戏法似的变出了一个二百零五的数字，就是本来已经提出来应该解雇的，但在贝尔纳斯写这信的时候还是在职员名册上的二百零五人【这里我们想说的是：当麦卡锡在惠林市发表演说的时候，这数字可能已经过时。1950年8月号的《哈泼斯》杂志上，阿尔弗雷德·弗兰德利说，到了1950年2月，这二百零五人中只有六十五人还在国务院。当然弗兰德利不象麦卡锡那样只打了一次电话。这种深入挖掘问题麦卡锡是不懂的。】。这位参议员的另一份材料，就是那些坚决反共分子所说的“李氏名单”。罗伯特·李是众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员，他曾对和《美亚》杂志案件有牵连的一百零八个国务院工作人员的档案进行审查。1948年，国务院向该委员会送了一份统计表，说在这一百零八人中，仍在国务院任职的共有五十七个——后来理查德·罗维尔就在“纽约人”杂志讽刺说，这是“海恩兹罐头食品公司的品种数目”。

这样参议员麦卡锡就有两个数字，——二百零五和五十七但这就是他的“全部材料”了。要了解他招摇撞骗到什么程度，还得记住：这时他既没有档案，也没有原始材料，更谈不上具体的材料了，哪怕是极其含糊其词的材料也没有。他知道有两份已过时的名单，但他手头上连一份也没有弄到。假如有人追问，他连一个名字也提不出来。但凭着这样一点东西，他就开始他的演说旅行。他先去西弗吉尼亚州，在科罗拉多州换乘飞机去犹他州，然后又到内华达州的雷诺市。另一方面，他大概认为不会有人提出什么怀疑。他希望在为数不多的共和党妇女面前作几场老生常谈的说教，回来以后，就看到威斯康星州的报纸对他的旅程作了报导，这样就可以提醒州里的共和党人员和经费赞助人，麦卡锡还在活动。当然，他会对民主党作两三次猛烈的攻击，但其猛烈程度也不会比那个周末其他共和党演说人所讲的更厉害。后来，偶然之间，他发现了一个出色的煽动人心的伎俩。别人是笼统地谈卖国，我麦卡锡则谈卖国贼！

惠林市的WWVA电台对他的谈话录了音，当晚进行了广播。可惜广播以后，录音带就被洗掉，对历史来说，这很不幸。除了当时在场的人的回忆而外，存下来的只有《惠林市消息报》记者弗兰克·德斯蒙德记录的一段话。根据他的记忆，这段驰名的发言是这样的：

虽然我不能花时间一一列举国务院中已被点名为共产党和间谍网里成员的全部人名，但我手上有一份二百零五人的清单。国务卿都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还是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

他手头那份清单，说不定只是一份洗衣店衣服清单，或者是采购物品清单，或者是一份准备寄送圣诞节贺片的清单罢！不管是什么，这不可能是重要的，因为过后不久，他就把它扔掉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回到华盛顿时，首都有无数的人要他摆出证明，他拼命想弄清他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可是想不起来了。他甚至向那一带的业余无线电工作者提出，看有没有谁录下了他的演说。可是一个也没有。

德斯蒙德的报导在《惠林市消息报》登了出来，还在《芝加哥论坛报》里页转裁，又在《丹佛邮报》头版刊登。过了三天以后，《纽约时报》才把这位参议员的指责刊登出来。但是美联社倒把德斯蒙特的报导的两段用第二类电讯稿发稿，国务院有个工作人员看到了。因为当这位参议员在丹佛市转乘飞机时，一个新闻记者对他说，国务院想要那些指控为共党的名单，以便立即开展调查。麦卡锡说他的话并不是这样，是引述错了，他说的不是二百零五个共产党人，而是二百零五个“危险的嫌疑分子”。记者向他，是否可以让他看看这份名单。参议员说当然可以。但又说他把名单放在飞机上的行李里面。《丹佛邮报》还保存着一幅照片，照片里麦卡锡狼狈异常地向他那个破旧的公事包里面张望，寻找他那份不知去向的名单。

※※※

2月20日下午，参议院响了三次铃声，表示已够法定人数开会。乔·麦卡锡带着他那个黄褐色的皮包，大步走向台前。这个皮包现在倒是涨得鼓鼓的。民主党人曾要求他提出证据，而他自从回到华盛顿以后，亦曾两次向记者保证，如果他拿不出证据，他就辞职。但这次他就要在参院演出一场参院历史上最荒诞不经的晚上开会的戏。这次他不只是有数字了，虽然也超过不了多少。李向他提供了两年前为众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从国务院搞来的一百零八份档案材料的影印本。在这些受审查的人中，只有四十人还在国务院工作，都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全面调查，作了审查通过的结论。但是麦卡锡仍然把这些陈旧的八十一个人的档案，放在他桌子和坐在他附近的议员的桌子上，俨乎其然地宣称，他已经穿进“杜鲁门的保密铁幕”里面去了。

接着那几分钟真是狼狈异常。他把第一批卷宗夹移来移去，声称他准备只提号码，不说具体姓名。这样做本身就已经够使人怀疑了。因为在参院讲台上发言，法律上是不能构成诽谤罪的。——但随后出现的事，更使全场震惊。在场的人发现，原来麦卡锡还是头一次看这些档案。他看每份档案时都要停下来，翻翻各页，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就会觉得困窘不堪，不知如何是好。但麦卡锡却若无其事。他在那里几乎站了六个小时，把这幕荒唐透顶的丑剧演下去，如果有什么材料难住了他，他就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膀。总之，他不肯离开讲坛。

他所提出的案件，有一些与国务院毫无关系。第一号，第二号是受雇于联合国的人员。第二十号到第二十六号都是“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第十二号一度在商务部工作，麦卡锡毫不在乎地承认，他对“他现在在那里”一点也不知道。“我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至于第六十二号，“在共产党活动这意义上说，是不重要的”。对于第四十号，他又说：“我对他并没有其他材料可讲，只是档案里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他和共产党没有牵连”。第七十二号把这位参议员难住了。他讷讷地说：“它是重要的，其重要在于它与我现在谈给大家听的材料刚刚相反。……我不会把这个人当作共产党人的，这个人有几个证人高度赞扬他，认为他是个好人，是个反对共产主义的民主的美国人。”（还有一点，第七十二号从没有在国务院工作过）。理查德·罗维尔给呆着了，他问道：“除了完全神经错乱而外，还有什么东西会使一个人在讨论八十一个共产党时说：‘这些共产党中有一个很重要，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呢？’”

但是麦卡锡还是固执地慢吞吞地说下去。第九号和第七十七号是一样的。第十五号、第廿七号、第三十七号和第五十九号都纯属乌有——这些档案袋是空的。第十三号，第七十五号只不过申请工作。至于第十四号“主要是道德品质问题”，但他的材料却误放在第四十一号里。第五十二号之所以值得注意，因为他是为第十六号工作的——而这“第十六号”，麦卡锡就象淘金者终于找到了金矿，用喜出望外的口气说，“是国务院里最危险的间谍之一。”

当然，这人并不是间谍。这些人中一个间谍也没有。但是他在这份档案中塞进一句话，在那份档案中删去一句话，用一堆伪造的调查材料把这场丑剧装饰起来。对那些看报时首先看连环画、再看体育版、然后才漫不经心地瞥一下大标题的人们说来，他就造成一种印象，好象他已发现了颠覆活动。在2月20日那天的表演中，麦卡锡篡改事实有时还不太露骨。比如“三个象俄国人名字的人”就被改为“三个俄国人”。“据报导说”“据说”这样的词就不翼而飞；“可能曾是”和“可能是”这样的词被“曾是”“是”代替了；“相当有损名誉的材料”被改成为“共产党活动的确凿证据。”至于其他的篡改，那就惊人了。联邦调查局作出可以录用的结论，不是完全不提，就是改为联邦调查局作出结论认为有问题。如果国务院人事部门拒绝录用“一个善良的美国人”，就是因为他们要用的都是共产党。有个申请工作的人年岭已近七十，这一点他就略而不提。共和党人都给麦卡锡弄得不知如何是好，该党参院领袖肯尼思·惠里在议事手续方面尽量帮了麦卡锡的忙，但是躲开不同他搞在一起。和麦卡锡几乎素不相识的塔夫脱后来告诉记者说，“这完全是乱来一通。”

到第二天早上，人们都知道这些档案材料都是过了时的，报纸也在头版透露出来。参院中喜气洋洋的民主觉人们召开核心会议，责成他们的多数党领袖——伊利诺州的斯科特·卢卡斯提出要求对那些不忠诚分子现在或过去曾否被国务院雇用一事，“展开一次全面彻底的调查。”由于共和党其他议员，不愿意与麦卡锡有关系，而且他本人也再三说过他欢迎进行调查，所以卢卡斯的参院的第231号决议案就被一致通过。惠里确曾设法把这问题提交给拨款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的主席田纳西州的肯尼思·麦凯勒是右翼分子，他既不会给民主党自由派多少帮助，也不会使他们满足的。但这动议没有得到全党支持，于是提案就转交给对外关系委员会。那里得克萨斯州的汤姆·康纳利就指定由米勒德·E.泰丁斯当主席，组织了一个不太好惹的委员会。泰丁斯是一个控制了马里兰州政治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活动积极的头面人物。在他还未指派委员会的委员（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布里恩·麦克马洪和罗德岛州的民主党人西奥多·弗朗西斯·格林；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人亨利·卡伯特·洛奇和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伯克·希肯卢珀）之前，麦卡锡就攻击它是个袋鼠法庭了。泰丁斯则声称他既不搞“政治迫害，也不会掩盖问题。”但他私下谈到威斯康星州的这位后辈参议员时，总是摆出老资格的样子称他为“那个小子”。他当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参院对麦卡锡的指控所进行的调查，将来要搞五次，而这不过是头一次。没有一次调查最后能找到什么人。有的话，就只是麦卡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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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是有人帮他忙的。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天翻地复，没有人帮忙是不行的，即使麦卡锡也不行。在国会外面没有某些联系，要在国会里干一件什么事，都是不会有什么成功希望的。麦卡锡在飞往惠林市之前就给《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打了电话。这一点就表明，他知道从哪里可以找到帮助了。那个称为李的调查员在这件事所扮的角色，也是一个迹象。从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初露头角之时起，这些人和他们的同谋者就对他进行大规模援助，搜集了大量的名单和资料，他需要时就马上可以应用。他们并没有特别看中他，只是他却看中了他们要做什么文章。任何哪个集团要在国会里搞什么名堂，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一个参议员出头的，而找到以后，也就绝不会愿意让他声名扫地。

这个集团就是所谓“院外援华集团”这个施加压力的集团。它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那些右翼报刊发行人所雇用的人物：麦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论坛报》里的威拉德，爱德华兹和沃尔特·特罗安；麦考密克所拥有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里的乔治·沃特斯；在麦考密克的共同广播公司联播网上常常出现的小富尔顿·刘易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纽约美国人日报》里的劳伦斯·克利：赫斯特报系的记者霍华德·拉什莫尔、肯·亨特和雷·理查兹；还有两位赫斯特报系的专栏作家乔治·索科尔斯基和J.B.马修斯。马修斯有一本称为“第九号附录”的册子，这本东西在反共分子手中相当于反犹主义者手中的那本《犹太父老会议录》。它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员们于1944年辑成的，共有七卷，内有两万二千人的名字。这是从那些有不忠嫌疑的团体的负责人名单，从那些告发者，以及从三十年代出版的一些极端保守派的小册子中搜集来的。甚至连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也认为这本书荒谬绝伦。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决定要收回这本书，不让发出去。可是马修斯却私下弄来一本收藏起来。有了这本书，麦卡锡就能没完没了地大谈特谈了。而且如果这本书还不够的话，他可以从艾尔弗里德·科尔伯格那里补充。此人是对华政策协会的创始人，也是院外援华集团的主要赞助人。三十年来科尔伯格都从中国大陆进口东方纺织品，获取巨利。现在蒋介石倒台，他的来源也就断了。于是他从他的巨大财产中捐献一点款项给《反击》、《自由人》，艾萨克·唐·莱文的《老实话》那样的刊物。

这股势力一直在华盛顿周围徘徊，想找个领头人。现在，他们就成为麦卡锡的势力，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对他也很能起作用。他的对手是不容轻视的：他们是国会山上的民主党领导人，杜鲁门总统（他私下谈及麦卡锡时，曾说“这个狗崽子该受到弹劾。”）还有凡是观点不如麦考密克和赫斯特那么右的所有新闻记者。在麦卡锡进行第一次攻击时，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和他斗争特别激烈。他们嘲笑麦卡锡办公室里的故弄玄虚的小动作——说他在电话中和人谈话时用一支铅笔敲打话筒，“使得窃听器的磁针失去作用，”然后在谈话——这个电话显然是故意打给来访的记者看的——快将结束之前，紧拿着听筒，喃喃地说：“是的，是的，我听到了，但我不能讲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真在那个家伙身上找到贼赃啦？真的？那么好，我告诉你。就把这一点找个机会好象很偶然地告诉第一号，看看他的反应如何。好吗？好，我以后再和你联系。”

沃尔特·李普曼谈到这位参议员蛊惑人心的伎俩对国务卿的不利影响时说，“没有哪个在国外代表我国政府处理大事的美国官员，在国内受到这样严重的损害。甚至1918年的威尔逊也未遇过这种情况。”许多老牌自由派报刊诸如《巴尔的摩太阳报》，在麦卡锡发动进攻的第一年中保持出奇的缄默。但《华盛顿邮报》却每一步都顶住他。《纽约时报》和《圣路易快报》也是如此。《时代》周刊一直揪住他不放。对在这场战斗的两方说来，可能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华盛顿邮报》的漫画家赫伯特·布洛克（笔名“赫布洛克”）的一幅作品。赫伯特·布洛克为这个时期创造了一个新的名字。他画了一幅画，十只溅满泥浆的水桶，摇摇幌幌地支撑着一大圆桶泥浆，桶上写着几个大字“麦卡锡主义”。

可是这位参议员和他的卑鄙无耻的支持者，看来好象总是取得上风。李普曼的冠冕堂皇的文章，同麦卡锡对美国多数党的攻击相比，就黯然逊色。麦卡锡说：“民主党的标签现在成了那些……听从卖国贼指使的男男女女的私产了……这些男女佩戴的那个政治标签是由一个名叫杜鲁门的白痴缝缀上去的，它已被一个名叫艾奇逊的骗子所腐蚀，被一个名叫〔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红色屎尿所败坏。”连赫布洛克那一有力的贡献，也倒过头来给他们利用了。富尔顿·刘易斯告诉他的听众说：“对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而参议员本人对威斯康星州的听众发表讲话时则说：“麦卡锡主义就是卷起袖子、准备战斗的美国主义。”【美国共产党人厄尔·白劳德在1936年说过“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

所有这些高喊口号和破口辱骂本来不会发生多大作用的，但是麦卡锡已经在美国基层中点了一把火，所以情况就不相同了。尽管他的西洋镜已经拆穿，尽管别的参议员们把他的指控一个个粉碎，把他的谎言一个个揭穿，使他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他还是咧着嘴笑），但是全国支持他的人还是与日俱增，态度更加强硬。这个迹象是不容置疑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不断地发现，有百分之五十的公众“赞同”参议员麦卡锡，认为他所做的事情对美国有利。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人不赞同他，而且还有百分之二十一根本不表示意见。那些后来随同麦卡锡到各地竞选旅行的记者，见他受到这样赞扬，感到非常惊奇。而在国会山上那些怀疑他们的报导的记者，也发现一件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这就是每天早上麦卡锡收到邮件时，也会收到一大堆折皱的钞票和零角子。

麦卡锡把这些钱进行大豆期货的买卖，而他的共和党伙伴们，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对他也改变了看法。现在惠里开始搂着乔的结实的肩膀，表示亲热。威廉·詹纳请他和自己一起拍了张照片。霍默·弗格森则把自己掌握的颠覆分子名单和他交换。欧文·布鲁斯特和卡尔·蒙特愿意把他们自己的工作班子让给他使用。泰丁斯委员会里的一个成员希肯卢珀，也开始站到这位正在酣战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这一边，大卖力气了。在众院方面，一个哥伦比亚特区小组委员会还就麦卡姆一个最荒谬无稽的指控举行听证会，那就是“同性爱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麦卡锡说这是苏联一项阴谋，目的是“引诱国务院的女职员过同性爱的生活”。最后，连共和党保守派的擎天柱也倒了下来。对罗伯特·塔夫脱说来，要是又再发现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党卖国贼，而这个人对政府制订对华政策的影响又象希斯对新政那样的影响，那怎么了得。这位守正不阿的典范人物宣布，“从国务院的亲共政策看来，乔·麦卡锡要求进行全面调查是完全有理由的。”他接着对麦卡锡说：“假如一件案子不奏效，那就再试第二件！”好象乔还要别人指点他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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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这个变戏法的魔术师的袋里似乎己经空空如也，至少表面看来是如此。但是接着麦卡锡又耍了一套前所未闻的把戏。他对泰丁斯那个委员会说，他就要把那个“苏联在美国的第一号间谍”点出来。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麦卡锡若无其事地表示，他并没有什么新东西。“这件事并无神秘可言”，他说“其实所有材料都已记录在案，还有物证。”事实上确是记录在案的。原来他讲的那个欧文·拉铁摩尔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教授，研究亚洲问题的专家。他当时在阿富汗内地。他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他曾经在远东事务方面向政府提过咨询性意见。他就蒋介石问题写了个报告，其中的冷静的现实主义态度触怒了院外援华集团的人，特别是科尔伯格。有关拉铁摩尔的一切情况，国会的人都一清二楚。尽管这样，麦卡锡还是对那个持怀疑志度的泰丁斯说，拉铁摩尔“肯定是一个间谍，”有关他的档案是“爆炸性的”。他还说：“如果你破了这个案，这将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第二天，他把这一切公诸新闻界，只不过还没点拉铁摩尔的名罢了。他说：“我想在这案上押下孤注。如果我错了，我想小组委员会就完全有理由不必认真考虑我提出的其它案件。”他说，那个人的名字就在他的口袋。这个人是个超级间谍，“在国务院的间谍网中，他是阿尔杰·希斯的上司。”

这事发生在星期二。到了那周周末，在参院记者席上，就有愈来愈多人议论拉铁摩尔了。3月26日星期天，德鲁·皮尔逊把这消息发表在报上了。与此同时，麦卡锡却突然消踪匿迹，好一会儿不露面。回来以后，他却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指控。拉铁摩尔在阿富汗接到要他回来的通知后，就发话回来说他绝不是俄国在美国的第一号间谍，他要飞回国内就这问题澄清误解。可是麦卡锡也开始说，他也被人误解了。接着那个星期四，他在参议院说：“在拉铁摩尔案件中，我也许太强调他是否是间谍这个问题了。”他的意思本来是说这个教授是“我国远东政策的总设计师。”麦卡锡说：“这个人是一个制订政策的危险人物，”然后又说：“我认为你可以向几乎任何一个学童问问，谁是远东政策的制订者呢？而他都会这样回答，‘是欧文·拉铁摩尔’。”在记音席上的记者，本来还想了解这位并不十分著名的教授的情况，这时都哄堂大笑起来。

4月6日拉铁摩尔在强弧光灯照射下在委员会作证。聚集在大理石柱的参院会议厅的人群，是九年以来最多的一次，而那次是温德尔·威尔基到这里表示同意租借法案。【当时参院以三百一十七票对七十一票，通过租借法案。孤立主义者反对这法案。威尔基当时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他反对孤立主义者，赞成这个法案。——译者】他们听到了这位作证人对每条指控都加以否认。他拿出蒋介石和蒋夫人给他的个人信件，说明他们十分感激他的工作。这时泰丁斯也宣布，委员会里有四位委员研究过拉铁摩尔的档案材料，并没有发现他有颠覆活动的罪证。听众向拉铁摩尔热烈鼓掌，他就离场了。四天以后，麦卡锡带来了一个叫路易斯·布登兹的人，他以前是《工人日报》的一位编辑主任，他依法起誓以后说，1944年党内领导他的上级人员要他“将欧文·拉铁摩尔看成是个共产党人。”

于是右翼的参议员们都大声喝采。他们洋洋得意地说你看，不是吗，乔证实他是间谍了，布登兹就是拉铁摩尔的惠特克·钱伯斯。有两个保守派的新闻记者一时也上了当。威廉·怀特报导时说，有人“正式通知”布登兹，说拉铁摩尔是个卖国贼。而阿瑟·克劳克则评论说，“许多头脑公正的人”正在改变对麦卡锡的看法。可是他们并没有让这些人改变多久，拉铁摩尔的律师阿贝·福塔斯和保罗·波特对布登兹进行了一次反诘盘问，使他原形毕露。他承认，他在联邦调查局对他审查的四年中，已把他所知道的有关共产党的一切都谈了。他承认，他从未有提到过欧文·拉铁摩尔。他承认，他在1947年时曾对国务院一位负责安全工作的官员说过拉铁摩尔并不是共产党员。他承认，他在1949年初曾为《柯里尔》杂志撰写一篇文章，否认拉铁摩尔是一个共产党。他承认，在他所写的各本有关美国共产党人的书中，没有提过欧文·拉铁摩尔的名字。那么这一切和他目前的作证怎能取得一致呢？他有气无力地回答说，“我正在写另一本书，书中拉铁摩尔先生是个十分重要人物。”他从作证人席走下来，接着又有两个前共产党人贝拉·多德和弗雷达·厄特利相继上去作证。多德小姐认为，把拉铁摩尔说成是共产党是很可笑的。厄特利小姐则没那么肯定，但她肯定地认为他从未当过间谍。谈到他是否是间谍，甚至布登兹也感到这种说法使他吃惊。但是麦卡锡毫无后侮之意。他又把目标转向另一个中国通。他肯定这个人写了“一本书，书中对亚洲问题提出的答案都是亲共的，就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关于解决欧洲问题的答案那么明确。”记者走了以后，有人问麦卡锡这是什么书，他承认没有看过。实际上，他连书名都不知道。他答应可以查一下。他这次又被驳倒了，于是他的名字又在所有报章的大字标题上出现。

但泰丁斯开始丧失信心了。他无论斗智与斗力都处于下风。作为一个老练的政客，他不会不感到这一点的。在他起草报告时（这份报告只是那些已经知道麦卡锡臭底子的美国人才会看），舆论对麦卡锡的支持与日俱增。甚至在缅因州的共和党人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和其他五个共和党自由派参议员共同签署《良心宣言》来谴责麦卡锡以后，多数党领袖卢卡斯计算一下人数，发觉只有十二个民主党参议员公开表态反对麦卡锡。无论在从道理或规矩方面来说，泰丁斯都占上风。但麦卡锡这人从来是既不讲道理，又不讲规矩的。他是个政治骗子，而他那个江湖骗术的商标，在这年春季议员竞选预选中却大为风行。委员会还在咬文嚼字，考虑调查他的报告怎样写法，而威利斯·史密斯却进行了一场麦卡锡式的竞选，把原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弗兰克·P格雷厄姆赶下合。众院议员乔治·A.斯马瑟斯击败佛罗里达州的自由派参仪员克劳德·佩珀。他是第二个进行麦卡锡式竞选的人。加里福尼亚州参议员候选人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在第三场麦卡锡式预选中受到曼彻斯特·博迪的诬蔑——而理查德·尼克松也正跃跃欲试，准备第四场麦卡锡式的竞选，后来终于在大选时把她击败。

于是委员会这份报告还未写好，就已无人相信了。它最后发表时，内容与预料的无大出入。它指责麦卡锡“搞欺诈、设骗局”有意弄虚作假。麦卡锡知道报告必然会是这样，早就说这报告“使参院丢脸”，是“向美国红色第五纵队开绿灯”。塔夫脱则称这种听证会是一出“滑稽戏”，是“粉饰掩盖”，是对“一个战斗的爱尔兰裔海军陆战队员”的侮辱，缅因州的欧文·布鲁斯特随声附和。惠里攻击艾奇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盖伊·加布里埃尔森说“美国政府中共产党间谍、密探、特务和党员充斥”，共和党正在把他们揭露出来。

到了夏天，有些乐观的人以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迹象，说明麦卡锡气数已经到了头。通讯社已把他的记者招待会的报导减至寥寥几行，而且大部份报纸都不再报导它。国外的反共斗争中出现的事件，盖过了这出过场戏。当他又跑到讲坛发言，挥舞一份所谓“联邦调查局报告”，揭露“国务院里三个共产党特务”时，埃德加·胡佛加以驳斥，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最低限度在那时看来，麦卡锡主义似乎已完蛋了。

但这仅仅是错觉。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已把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后辈参议员看成是反共的象征，尽管这是违反一切常理的。只要有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存在，他在他们心目中就是个英雄。他越来越狂妄嚣张。有人对他说他还没有回答委员会的指控，他就说：“我是不回答指控的，我是专门提出指控的。”有一位记者向他：“你看的那份文件不是机密的么？”这位参议员粗声回答说：“过去是。我已把它取消了机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有一位少女问他“麦卡锡参议员，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共产党的？”他嘲弄地看着她回敬了一句：“两个半月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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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美国政府一股劲儿调查究竟有过多少共产党人在国务院工作的时候（二百零五个？五十七个？一百零八个？四十个？六十六个？二十五个？一个？还是没有？），北朝鲜政府部署了九个装备精良的师，准备入浸几乎毫无防御能力的大韩民国。这十二万北朝鲜人民军由两万名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俄大战中，包括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饱受战火洗礼的朝鲜共产党员领导。从军事上看，无论从那个标准来衡量，都是一支精锐部队。他们配备有122毫米榴弹炮，师属76毫米榴弹炮，76毫米自行火炮，120毫米迫击炮，各式各样的苏联高射炮。各种步兵兵器，从反坦克炮到小型冲锋枪，无不应有尽有。使得这支进攻力量更加所向披靡的，还有一百五十辆苏联的T－34型坦克——这些钢铁巨物曾在库尔斯克前沿摧毁过克虏伯虎型装甲车。此外他们还有雅克式和斯多尔摩维克式战斗机群。按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小罗伯特·海纳尔上校这位专家的看法，“除了苏军而外”，北朝鲜人民军“可能是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中，最能完成原定任务的一支训练最为有素、装备最为精良的军队。”

面对这样的部队，南朝鲜李承晚总统能调动的只是比保安部队略强一点的部队。说来奇怪的是，五角大楼有意削弱李承晚的六万五千人的大韩民国部队。南朝鲜与北朝鲜都曾一再宣称，他们不惜流血牺牲，要发动进攻，统一这个半岛。尽管北朝鲜人民军经常派出巡逻队越过三八线——有些巡逻队达一千五百人——但华盛顿主要担心的还是那位七十五岁的李承晚。为了防止他蠢动，美国只让韩国部队有一些古老的日本99式毛瑟枪、近射程的M－3型105毫米榴弹炮、过时的2.36英寸火箭筒。迫击炮口径都是81毫米以下。没有无后座力炮，没有坦克，没有进攻性的炮兵部队，也没有战斗机群。这样粗心大意，华盛顿政府该负主要责任。但是国会也是从犯。杜鲁门在他的1950－51年度预算中，曾规定给南朝鲜拨款六千万美元，国会把它砍掉了。美国对南朝鲜的防御，只寄希望于美国军事顾问团上。这个希望很靠不住。在李承晚的首都汉城，这个顾向团只是把韩国的军队作为军事警察来训练。除此而外，美国人只是装璜门面而已。甚至迟至1950年6月13日，政府官员威廉·福斯特在一个国会委员会上作证时还说，“（在南朝鲜）实行严格的训练计划以后，已建立了一支人数为十万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准备好对付北朝鲜军队的挑战，还在南朝鲜各个地区先后把游击队组织扫除净尽。”就在战争爆发的前夕，顾问团那位启程回国的团长威廉·罗伯茨准将接见《时代》周刊记者时，还说在他训练下的南朝鲜部队是“除了美国以外最好的军队。”

这不是事实，而且这么说还算是客气的。最使美国人民震惊的是，美国本身的军事力量也处于软弱无力状态。自从“我们要回家去”的骚动把战后复员弄成一场溃乱以来，它就开始走下坡路。艾伯特·魏德迈将军说：“美国打这场伙就象踢一场足球，胜利之后就离场回家，庆祝胜利。”接着，统一三军指挥的争议又把士气破坏无遗。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宣布，他要“把臃肿的军队精简”，把军事预算从三百亿元减到一百四十二亿元，砍掉很多精干部队。五角大楼放弃了对付新型俄国潜艇的雷达防御网以及保护性设施的计划。到了1950年，俄国拥有的作战飞机，己和美国相等，部队是美国的四倍，坦克师是美国的三十倍。美国只有一个步兵师保持最强的作战能力。全部在役陆军人数总共才有五十九万二千人，不到珍珠港事件时在役人数的一半。还有，驻日占领罕的四个师素质下降，用威廉·迪安的话说，他们后来变成了一支松垮软弱的部队，老是“和日本女郎胡混，啤酒喝个不停，连靴子也找仆人擦亮。”

指挥官们是不能以对敌人意图毫无所知为理由来为自己开脱的。朝鲜的不幸的分裂史可以一直推溯到公元前108年。自从对日战争胜利以来，三八分界线的事端就越来越多。双方部队频繁巡逻。李承晚和他在北朝鲜首都平壤的对手金日成，都在剑拔弩张，磨刀霍霍。除此而外，中央情报局早已向华盛顿汇报说，很可能就会发生武力对杭。中央情报局在报告中说，北朝鲜人民军沿边界大量集结。认为只有策划大规模进攻，才能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如果说其他人没看到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的话，至少国务卿是看过的。他在向国会各个委员会作证时，曾把几份情报局电报宣读，有记录在案。其中有一份是1950年3月10日的电报，估计“人民军将于1950年6月迸攻南朝鲜。”在这以前三十个月，参谋长联席会议确曾向白宫报告过，“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说，”美国在朝鲜并“没有什么战略利益。”当时也许确是如此。但是现在，不管是哪位总统，在共产党国家发动新的侵略面前而不进行对抗，就有受到弹劾的危险。后来，政府方面指出，朝鲜当时只不过是许多危险地区之一。柏林问题一直都有爆发的可能，法国在印度支那面临败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军队也在南斯拉夫边界集结。为政府辩解的人们说，政府总不能在世界各地都同时紧张备战。问题正是如此。这就是采取遏制政策的问题所在。

※※※

到了1950年6月最后一个周末，热浪袭击美国，那是那年夏天的第一次，气温高达一百度，人人有气无力。能够离开家里电视屏的，都跑到有冷气设备的戏院里去。孩子们都去看罗伯特·牛顿在沃尔特·狄斯奈【狄斯奈（1901－66年），电影制片商，以制动画片驰名。——译者】监制的“金银岛”中扮演海盗约翰·西维尔大个儿。乔伊斯·卡里【乔伊斯·卡里（1888－1957年）英国小说家。——译者】著的《直接来源》成了读者在吊床上消遣的读物。在莫宁赛德高地，当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正躲在他的住宅里阅读《迷途的皇后》，这是赞恩·格雷【赞恩·格雷（1875－1939年）美国通俗小说家。——译者】写的第五十一本小说，在作者死后才出版。迪安·艾奇逊则在他的马里兰州“野兔林庄园”家里种花来消度下午时光。吃过饭后，他就看了一会书，入了梦乡。屋子外边，一些若隐若现的身影不断闪来闪去。自从麦卡锡成为风云人物以来，这位国务卿收到很多恐吓信，使他不分昼夜，都要有人进行警卫。

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正从东京乘机回国，那时还在太平洋某处上空。那天下午，杜鲁门总统也在空中飞行。星期六下午2时，他的座机“独立”号侧着翅膀穿过了风暴的云层，进入堪萨斯市机场，转入正常角度，滑行下降。两小时之前，总统主持了巴尔的摩市国际友谊机场的开幕式（还是“献给世界的和平事业”的呢！）；现在他希望把这个周末剩下来的时间和他的兄弟维维安一起处理一下家事，和一些老朋友叙叙旧谊。白宫的记者们已接到通知，周未活动将不让记者报导。星期一之前总统将没有任何政治活动。

按照惯例，总统不在华盛顿时，政府的高级人员都会松一口气，这次也是如此。国务院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约瑟夫·艾尔素普的家里休息。国务院远东事务新闻官布雷德利·康纳斯则在华盛顿的公寓里和他的孩子们玩游戏。当然，他们绝不会认为联合国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新情况的。自从1月份苏联代表雅各布·马立克拒绝参加安理会会议以来，联合国就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当时美国出席安理会的代表是华伦·奥斯汀。他现在正在佛蒙特州家中的苹果园里修剪苹果树。他的副手欧内斯特·格罗斯也没有在办公室，他在长岛曼哈萨特镇家里招待孩子的小朋友们。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正在附近的福雷斯特山上闲逛。

那时在纽约是正午，在中西部则是中午过后不久。在遥远的三八分界线是上午4时；用麦克阿瑟后来的话说来，“北朝鲜象一条眼镜蛇一样，突然猛扑过来。”

※※※

朝鲜那里，夏天雨季刚开始。大雨滂沱，倾泻到绿色的稻田和贫瘠不毛的灰褐色山坡上。就在这个时候，北朝鲜的大炮，一排接一排地摆开四十英里的阵势，突然同时轰鸣起来。开始时炮声还是稀疏的，因为那些小型排炮还等着122毫米榴弹炮发出讯号。但不久以后，突然万炮齐发，喷出一片又一片的火焰，军官们则研究打到南方的炮弹爆炸点，进行校正射程。雅克式和斯多尔摩维克式飞机腾空而过，穿过温暖湿润的天空，向着不到五十英里的汉城飞去。北朝鲜人还象中国人那样，用吹号来发出冲锋令。军号一响，步兵就突过边界线，朝着他们的第一批目标前进。尽管大雨如注，又是一团漆黑，不可避免地有些混乱，但北朝鲜人民军崔庸健将军，还是把九万名军队开进南朝鲜，没有发生任何拥拚堵塞的现象。他们又用帆船和舢板把两栖部队运到韩国防线以南登陆。被枪炮声惊醒的南朝鲜人，在慌乱中摸索自己的衣服。几小时以后，他们便仓惶出走，躲开从地平线那边打过来的隆隆的炮火。有些人从此以后就一生当难民了。

七个小时以后，也就是在东部日光节约时间下午8点，布雷德利·康纳斯成了华盛顿头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美国官员。合众社的唐纳德·冈萨雷斯打电话告诉他，说在朝鲜的合众社记者拍来了片片段段的急电，说北朝鲜军队沿三八线全线发动强大攻击。国务院知道这事吗？康纳斯回答说，就他所知，国务院还不知道。但他会立即查明实际情况。把电话挂上以后，他设法打电话到美国驻汉城的大使馆。但电话员告诉他接不通。当地这时是星期天早上，对海外一切电讯线路都已关闭。康纳斯急忙赶到C大街新国务院大楼。但在急线接通之前，国务院电讯中心已收到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穆西奥拍来的一封电报，发电时间是上午9时26分。电文如下：

北朝鲜军队今天早晨在几处入侵韩国……从进攻的性质和发动进攻的方式看来，似乎是对韩国开展全面迸攻。

他立即把腊斯克和国务院联合国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逊请来。下午10时，希克逊又把迪安·艾奇逊叫醒，并建议请联合国安理会在次日上午召开特别会议，呼吁停火。他还说，由于华伦·奥斯汀还在佛蒙特州，应该让欧内斯特·格罗斯在纽约将要求提出来。艾奇逊同意了，并指示他通过特里格夫·赖伊召开安理会会议。他同时拿起那个白色电话机，那是通白宫的专线电话。

杜鲁门一家刚在独立城吃完晚餐。这位一家之主坐在北特拉华大街家里的书房内，已开始打呵欠，快到睡觉的时候了。但艾奇逊才说了几句话，“总统先生，我要报告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北朝鲜已经入侵南朝鲜”，总统就说他马上坐飞机回来。艾奇逊建议他最好还是好好睡一觉，现在除了使联合国这个机器动起来之外，还不能采取什么措施。他们还要等更多的情报。他明晨会再打电话来。总统问他现在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艾奇逊说有是有的。事实上他可以过问一下。路易斯·约翰逊对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的联系，硬要进行无理的限制。他想直接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通气。杜鲁门说，按你的办罢！他就挂起了电话，于是国务卿就把美国行动权开始掌握在自己手里。照他看来，现在主要战场是在纽约的成功湖【当时联合国的临时会址。——译者】，它比战场还重要。

特里格夫·赖伊接到希克逊电话时就说：“我的关啊！杰克，这是对联合国开仗啊！”事实正是如此。两个朝鲜都是在联合国监护之下，美国在南朝鲜只是代表联合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强曾一致同意，朝鲜半岛的未来要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普选来决定。后来俄国人变了卦，不让联合国专员进入三八分界线以北。在艾奇逊亲自指示下，他的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份安全理事会决议，明确说“北朝鲜军队对韩国发动的武装进攻，”构成了“对和平的破坏”，必须立即实现停火，停止进攻。由于苏联还是继续抵制安理会，这个决定以九票对零票通过。

星期天上午，穆西奥发来的都是坏消息。北朝鲜人民军的一支强大坦克部队正向汉城和金浦机场开去，看来进展颇为得手。艾奇逊的结论是“南朝鲜的武器显然远远比不上敌人。”下午12时35分，他向独立城挂电话，请总统回来。杜鲁门总统上机时对记者发表了几句话：“不要大惊小怪。局面可能变得很危险，但我希望它不是。在我了解到全部事实之前，我还不能回答任何问题”。回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28号的布莱尔宾馆，他把他的外交和军事顾问们全部叫来，立即在一张红木大饭桌周围坐下来开会。他当场作出三点决定：通知麦克阿瑟使用一切必要的飞机和舰只把美国公民撤出朝鲜，必要的话，可以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将军要向韩国军队提供弹药；美国第七舰队要在福摩萨海峡【即台湾海峡。——译者】巡逻，防止对方声东击西，将朝鲜的进攻作为掩护，进攻台湾。如果毛泽东在一年前到那里追击蒋介石的话，美国人当时本来会袖手旁观的。而现在，国内政局不同了，美国已不可能采取中立态度。

星期一是联合国成立第五周年纪念日。这是个阴暗的日子。艾奇逊说“这一天从朝鲜不断传来局势恶化的消息。”朝鲜人民军对联合国发出的停火呼吁置之不理，分兵六路包围了李承晚的汉城。韩国政府已开始南迁。路上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群，韩国的士兵还在继续溃逃；本来他们要拼命死守春川，但在第一辆T－34型坦克出现时防线就瓦解了。韩国驻美大使张勉博士来到白宫。总统在办公室里把那个大型地球仪转了一下，用手指着朝鲜说：“这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坚决抵抗，就不需要考虑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了。”张博士觉得没有解决问题，含泪而去，下午9时，杜鲁门又在布莱尔宾馆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他称这次会议为“战时内阁”。会上奇普·波伦和乔治·凯南说，俄国不出席安理会，这就给美国一个极好机会。现在不必担心俄国会否决。总统根据这个想法，同意了安理会一个新的决议草案，号召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出把力，把北朝鲜人赶回去。显然，出力最多的估计是美国人，而杜鲁门是有了准备的。他取得他的顾问们的同意以后，就指示麦克阿瑟指挥下的海、空军部队，给在三八线以南的韩国士兵提供直接的战术支援。同时他又在艾奇逊的催促下，对正在印度支那作战的法国军队提供更大的援助。

汉城于星期三陷落。韩国的防御部队撤到汉江。当天中午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特里格夫·赖伊、雅可布·马立克、欧内斯特·格罗斯这三个万万没有想到会碰头的外交家碰了头——他们不过是守约来参加定期的午餐会。很自然，他们的话题是这场战争，别的事是没有什么要谈的。马立克坚持说星期天安理会的决议是“非法的”，因为没有俄国代表在场，也没有让红色中国参加。赖伊要一丝不苟地尽到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格罗斯只好紧张地等着。赖伊劝告马立克不要管是否星期天，来参加安理会下午召开的会议，听听美国的新决议。“你不来参加我们会议吗？”他问道，“在我看来，为了你们国家利益你应该出席。”可是那位俄国人摇摇头，他激昂地说，“不，我不到那里去。”在离开餐厅后，格罗斯把额上的汗擦掉，他对赖伊说：“假如他接受你的邀请来开会，情况就会不堪设想。”不堪设想的情况就是苏联否决美国的新提案，那么，美国很可能就得在没有联合国的支持下对朝鲜进行干涉——简言之，越南式的战争会发生更早一些。

※※※

那些有电视机的美国人在星期二傍晚就在电视里第一次看到联合国会议，中间还莫名共妙地插入商业广告和两个名为富丁尼和平海德的儿童木偶剧。马立克的座位仍然空着，那个强有力的美国决议被通过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国际组织决定用武力去对付侵略，第二天的社论就是这样提的，因为杜鲁门向韩国军队提供海军支援和空军掩护的决定是大得人心的。当这个决定在国会宣布时，议员们都起立欢呼鼓掌。白宫新闻团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杜威州长作为共和党的名誉领袖，热烈支持美国进行干予。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也向总统祝贺，指出舆论一致支持他的立场。

但是也不尽然。有一个人站在这股潮流的对立面。星期二整整一天，在参议院辩论这个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时，罗伯特·塔夫脱坐在一边，用手托着头，静默沉思。到了星期三，他就发言了。他指责北朝鲜人民军的进攻是杜鲁门政府自己“请来”的，因为它宣布把朝鲜放在美国的防圈之外，这就难怪北朝鲜人认为进攻南方不会受到惩罚。他说，“如果美国过去没有用军队对国民党中国进行军事援助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现在要使用军队去保护南朝鲜来对付朝鲜共产党呢？”请不要弄错，塔夫脱说，他是赞成美国用武力把侵略者赶回三八线那边的。如果政府当时把问题提到参院，他本来会投票赞成的。但政府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它“篡夺了国会的权力”，这就为将来造成一种危险的先例。宪法把宣战权只授给国会，而总统采取的行动“所带来的效果毫无疑问是一场事实上的战争。”塔夫脱的结论是，“就我所能看到的，就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而言，我认为在国会对这问题没有采取某种行动之前，没有人有权可以用武装力量来支持联合国。”

他坐了下来。共和党的右翼参议员象征性地给他鼓掌，但时候一到，他们就发表自己的观点了。在总统是否“擅自宣战”这问题上，加里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说，“我认为，美国总统所采取的旨在支持……联合国和全世界自由的人民的极其重要的步骤，应得到全体美国人的大力支持，而不管他们党派关系如何。”塔夫脱集团的人爆发出响亮的持续的掌声。由于韩国在汉江能否站得住，蒋介石提出要派三万三千名有作战经验的国民党士兵去和北朝鲜侵略者作战，还有消息说英国在太平洋的军舰都已交由美国海军指挥等等因素，美国人的心情并不想权衡宪法条文的具体而微的解释。但是哈里·杜鲁门还是同意塔夫脱的看法。他要国会作出支持政府的决议。艾奇逊则反对。在他看来，塔夫脱的讲话虽然“基本上是诚挚的”，可是带有“严重的党派偏见，而且非常不得体”。他坚持总统“不必要求国会通过决议来表示同意。宪法规定他是美国三军总司令，他可以根据这个职权去行事。”

历史上矛盾可笑的事不少，但很少比得上这一件的：迪安·艾奇逊在当权期间被人严厉谴责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但他竟然对共产主义这样势不两立，甚至认为总统可以以美国三军统帅的身份，派遣美国武装力量来进行一场反共的战争，而不必征求任何人的同意。艾奇逊这种看法始终没改变过。1962年发生导弹危机，他要求肯尼迪总统进攻古巴。到了晚年，他成为越南战争中最激烈的鹰派人物之一，他戴着红白蓝三色臂章，对华盛顿中学生发表演说，鼓吹必需坚决对付共产党。当然，到了那时，总统处理对外作战的权力，已经大得多了——而这主要又是因为1950年6月在艾奇逊再三要求下所造成的先例。

华盛顿，成功湖、东京和汉城的各式各样新闻公报，把公众完全弄糊涂了。总统星期四举行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们要他澄清一些问题：

问：总统先生，我们国家里每个人都在问，究竟我国现在是否在打仗了？

答：我们并不是在打仗。

问：总统先生，你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我们并不是在打仗”这句话，我们能否引述你这句话呢？

答：可以。我准你们引述我的原话。大韩民国是在联合国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遭受近邻北朝鲜的一伙匪徒的非法进攻。联合国举行了会议，请求它的会员国解救韩国，于是联合国会员国就去解救韩国，制止匪徒对大韩民国的袭击。就是如此而已。

问：说这是在联合国领导下的警察行动，是否对呢？

答：对的。实际就是这样。

实际情况是：在未来三年中，美国人的伤亡超过十万人。那些共和党人高兴了一会之后，愈来愈发现战争并无可取之处，从此他们就绝不会让哈里·杜鲁门忘记他曾说过这是“警察行动”。用一句平凡的话来概括政策，只有在政策奏效时这句话才起作用。如果租借法案失败的话，人们对罗斯福当年所说的“把花园浇水的管子借给邻居”的比喻，就不会客气了。不同之处在于，罗斯福当时的目标是要取得全面胜利，而在朝鲜的目标并不是要敌人无条件投降。它只是要停火，把侵略制止，这只是一种消极的目标。这点在1950年6月还没有人看得出来。

东京方面在星期四早上发出的新闻公报说，南朝鲜六万五千名守军，伤亡和被俘已近半数。显然，伤亡这样不断增加，不能长此以住。也很显然，靠美国海空军部队的战术支援也不能扭转战局。事态的发展每小时不同，愈来愈要求杜鲁门更多介入。从东京麦帅总部传来的消息说，麦克阿瑟已飞住朝鲜，对战斗情况进行实地视察。当时天气恶劣，空军气象员让飞机都停在羽田机场，不准起飞，但这位七十岁的将军不顾气象员的劝告，登上他那架“巴丹”号c－54型老飞机，对他的驾驶员说，“起飞吧！”下机时，李承晚在跑道上迎接。麦克阿瑟就说，“我们到前沿去看看部队！判断战争实况的唯一方法，就是现场看看他们怎样作战。”他冒着炮火向北驶去。到达汉江时及时看到了军队对几条桥梁进行防御，但已经是最后的绝望的挣扎。这位将军在路旁的小山岗上站了二十分钟，看着那些士兵溃退，难民们呼天抢地，北边的大炮却轰个不停。他的一位参谋后来说，他“看到了兵败如山倒的狼狈情景。”他回到日本的美军总部，就向五角大楼拍发电报：“要守住现在的防线和将来有能力夺回失地，唯一的办法是把美国地面作战部队派到朝解战场。”

这个要求终于提出来了。这一周来他们早就知道必然会提出这个要求来的，现在它终于在星期五早上3时通过五角大楼一部电传打字机的滴滴哒哒的响声传来了，当时首都的人大部分还在梦乡。接电报的是劳顿·柯林斯，因为他担任麦克阿瑟当年担任过的陆军参谋长。他回答说总统在采取这一极其重要的步骤之前，肯定要和他的顾向们商量。战况怎样？能不能再等几小时呢？绝对不行，麦克阿瑟说。现在每一分钟都关系重大。要挽救大韩民国，就必须立即把美国军队派去堵住缺口。

柯林斯将军打电话给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佩斯又向布莱尔宾馆请示。华盛顿这时还未到早上5点，可是杜鲁门已经起了床，刮了脸。他把床边电话接了，犹豫了一下，便下令派一个团投入战斗。他说他立即召集他的战时内阁成员开会，把这支远征军的规模扩大。他们一致赞成这样做，当天上午就把有关命令打好，到了6月30日下午1时22分，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七天，美国征集后备部队的工作就展开了。美国开动了军舰、军用飞机、坦克、大炮和地面部队——全面展开战争，但甚至连意见也没征求过国会呢！

接着那六个星期令人焦急万分。美国人以为，只要美军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师离开日本到达朝鲜，战况就会出现新的变化。他们以为即使北朝鲜军队不是惊慌逃跑，至少他们也会锋芒锐减。事实上，美国师团也和他们的新盟友韩国士兵那样，很快就土崩瓦解。到达战场的第一批部队，大部分是没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到百分之二十，作战状况很差，人数对比只有二十比一。他们唯一的反坦克武器是十年前的一种反坦克火箭筒，在强大的苏联T－34型坦克面前，完全不发生作用。他们被分割开来，相互失去联系，在最初的几周内就有许多士兵投降了，其中包括指挥第二十四师的一位少将。他们那时还不知道，北朝鲜人是很少受降的。他们常常把俘虏的手反绑起来，用刺刀把他们刺死。那时美国步兵都犯了“回营热”——渴望回到日本他们那舒舒服服的兵营里。麦克阿瑟使尽生平本领，一边调兵遣将，尽可能把敌人的进攻拖住，一边在釜山桥头堡周围建了一条防御线。即使这样，连高级的司令部里也染上了失败主义的情绪。

什么乌山，盈德，河东、镇东等一些陌生的名字都在报纸的大标题中出现了，因为报纸在第一版上登了一幅又一幅的地图，说明釜山防御圈的战况，但是防御圈每天越缩越小。北朝鲜人民军的猛烈进攻，在7月20日把第二十四师赶出大田并开始在大丘对第二十五师不断狠狠打击。大丘是美国的主要补给基地和通讯中心。在战况激烈的时刻，用战地记者的话来形容，就是麦克阿瑟可能会被从“大本营里赶出来”，被赶到海里去。后来到了8月6日，这种节节溃退的局面结束了。第二十七步兵团和他们韩国盟军站稳了脚，在大丘城下把这股红色巨浪遏制下来。8月底，北朝鲜军队发动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企图占领釜山。但这时守军已经有了坦克和重炮。这条弧形防线长达一百二十里，东起日本海，南至朝鲜海峡。随着夏季的消逝，防御战壕愈来愈巩固。两方都僵持下来，这是一种相持不下的局面，新闻评论员们都认为不再会有什么变化了。前线士兵都抱着听天由命的情绪。他们最流行的说法是：“球总是这样蹦跳的。”他们唱着：

老道，老蒋和老李

他们究竟要我干啥呢？

可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个天才战略家，他是不会被围在这样平平淡淡的包围圈里的。而且现在美国已动起来，派来的军队这样多，也无法容纳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地带里。国内已开始召集国民警卫队的精锐部队。征兵工作正加紧进行。征兵额增加到六十万人。这些补充队伍肯定是既不热情，又不高兴的。没有人说他们好样的；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军那种劲头是没有的。一个来自芝加哥的陆军下士史蒂芬·齐格对记者说，“为我的祖国，我是愿意打仗的；为这个鬼地方打仗，他妈的我可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他说出了在釜山的成千上万战士的心里话。但是，在国内，有组织的反战抗议不多，反战游行就更少。这些新兵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的人的弟弟那一辈。爱国主义的情绪还很浓。而前些时候被北朝鲜人打得一败徐地，也刺痛了美国人的自尊心。

在釜山战线后面，人员和武器越来越多，与日俱增。第一骑兵师从日本开来，第二步兵师从美国本土开来，然后英国第二十七旅的两千名英国兵从香港开来了，此外还有法国、土耳其、澳大利亚、荷兰和菲律宾的军队——这些只不过是十五个联合国会员国派出的支援部队的先头部队。

与此同时，北朝鲜人补给线拉长，伤亡很重，十几岁的青年在刺刀的威胁下被迫入伍，素质低劣。正当北朝鲜担忧上述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时，麦克阿瑟则在准备他生平最出色的一着棋。他不顾他人的劝告，把兵力分为几路。一部分留守釜山，另一部分则用来在汉城以西二十五英里，当时北朝鲜人民军前线后面一百五十英里的仁川港，发动一次令人迷惑不解的两栖登陆。

预定登陆前两天，有十艘军舰在港湾进行扫雷，并炮击岸上的炮兵阵地。预定登陆日9月15日早上6点，东方欲曙，晨曦微赤，舰队司令官便发出传统的两栖登陆讯号“登陆部队登陆”，于是小船排山倒海地向岸边疾驶，载着两周前秘密从旧金山开来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他们刚用了四十分钟的时间占领了仁川战略防卫要点外里岛。他们冲过一条一千英尺的堤道，就向汉城推进。这时麦克阿瑟就向全世界宣布：“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从未干过这样出色。”10月1日北朝鲜军队几乎全被击溃了。有一半军队被关在俘虏营，其余的被分割成小股部队，只在夜里偷偷摸摸行动，企图返回老家。联合国部队全部控制了三八线以南的地区。麦克阿瑟要北朝鲜人民军放下武器。在成功湖，一项有八个国家支持的决议、要求联合国大会“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以保证整个朝鲜有一个稳定的局势”——这就是说，要让部队进入北朝鲜。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再次劝麦克阿瑟小心行事。北京已传出不祥的消息。美国情报机关报告说，中国的步兵师正在满洲集结，就在与北朝鲜交界的鸭绿江对面。杜鲁门总统认为，现在是他和麦克阿瑟谈一谈的时候了。

早就应该和他谈的。早在6月份，共和党对外事务主要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曾拜会杜鲁门，建议把这位将军“拉回美国来。”杜勒斯刚从东京回来。他愤怒地说，朝鲜战争爆发时，麦克阿瑟的总部冷不及防。总部大楼里谁都不敢去把这位将军叫醒，因为“他们不敢去打扰他”，这样杜勒斯只好亲自把他叫醒。

7月尾，这位将军插手干预了一些和他毫不相干的事，又引起了白宫的注意。那时，美国正在联合国展开外交活动，要把蒋介石按捺住，麦克阿瑟却飞到福摩萨去拜会蒋介石，还对记者说，美国军舰在福摩萨海峡巡逻就是把蒋“牵制住”，应该把舰队撤走。总统被他弄得很不放心，就派艾夫里尔·哈里曼到他总部里去和麦克阿瑟谈一谈。哈里曼回来时情绪颇为低落。他觉得这位将军没有懂得他的意思，觉得他似乎“有一种想法很奇怪：即谁要是反共，我们就应该支持谁。”

接着杜鲁门发觉美联社、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都发表了麦克阿瑟发给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年度会议的信。麦克阿瑟将军在其中提出的建议，实际是要在太平洋地区采取新的外交政策，就是用美国部队来守住北起海参威南至新加坡的一条防线。显然这就要美国和蒋结盟。这位将军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说，那些认为这样就会激怒中国共产党人的人们，就是绥靖主义者，他们的论点是“错误的陈旧的论点”，而当前真正需要的，是要有个“敢作敢为、坚定有力的领导”。总统大怒之下，要求他收回这句话。麦克阿瑟遵命收回，但已无济于事，因为报纸都已登了出来。现在，面临着战争扩大的威胁，白宫决定在偏僻的威克岛，为总统安排和那位一举一动不同凡响的将军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

他们在10月15日会面。地点是在民航局外一所其貌不扬的旧木屋里。这次会议关系重大，两人都以为没有别人在场。可是有一位热心的外交家菲力普·杰塞普却布置了一个秘书，在门缝后进行速记。后来麦克阿瑟虽然说她的速记不够正确，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发生怀疑。假如速记是正确的话，他对自己给海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的信曾对总统大大方方地道了歉。他还估计战争在感思节【即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四。——译者】时可以结束。他说，那时，对日和约就可以签订，苏联参加不参加都可以。至于朝鲜，用五亿元就足以把它重建起来。杜鲁门问他俄国或中国有无可能参战，麦克阿瑟将军回答说：

“可能性很少。如果他们在战争开始后第一、二个月就进行了干预的话，那就可能有决定性意义。现在我们再也不怕他们干预了。我们再不需要乞求他们什么了。中国在满洲有三十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大概不超过十万到十二万五千人。他们只能把五万到六万人送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由于现在我们在朝鲜已有了空军基地，中国人想来到平壤，那就会伤亡惨重。”

确实会伤亡惨重。但不是麦克阿瑟心目中那样的情况。他的情报不准确。毛在满洲已集结了八十五万人。他那身经百战的第四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有十二万人在鸭绿江之南了。他们每天晚上都不动声色地渡江，还带着装甲车和重型武器，在黎明之前就已躲进北朝鲜岩石嶙峋的山里，人们后来知道这一重大行动以后，就以此为理由批评麦克阿瑟。但这是有欠公允的。固然他指挥这场秋季战争，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他没有预见到战争会扩大，所以没有向士兵发冬衣，对于这点，他是难辞其咎的。可是他的主要疏忽和错误，包括不服上级命令，那是以后的事情。在威克岛会见总统时，他还是个忠于上级的司令官，把他认为确实的情况告诉了统帅。接着那六个星期，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无可指摘的。总部大楼再没有提出有关对外政策的意见。尽管从手续上说，他要大举越过三八线，并不需要有上级命令，可是他还是等到联合国大会又再提及他这次行动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指示他向北进军时，他才行动。

现在他手上有一支以七个美国师为骨干的优秀军队，其中刚开到这里的是著名的第三师。与他们并肩作故的，还有已有战火考验的韩国六个师，还有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土耳其的部队。10月20日平壤陷落。他就在敌人的首都平壤，在他在莱伊特湾涉水登陆后的第六年，摆出一副姿势，大声叫喊说：“有什么大人物来欢迎我么？金某人在哪里？”

这位将军认为敌人已经一蹶不振。在这一点上他犯了战略错误，可说是一个悲剧。事实上，他错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可以说从那时起，同时存在着两场战争：一场是真正的朝鲜战争，而另一场则是麦克阿瑟心目中的战争。真正战场是一片荒凉的危山险岭，万丈悬崖，基本上都是渺无人烟的地方。也没有可靠的地图。那些羊肠小道上依稀有些足迹，可以看出曾有人到过这里，可是这些小径又不通什么去处。在那些风吹雨打的悬崖之间即使有什么隘口，也是人迹罕至。连绵的山脊，都是自北向南，所以任何大军要向北方全面挺进，都只能分为若干小分队，遇到紧急情况就无从相互呼应。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打游击战更为合适。坦克在这里毫无作用，重炮只能弃置后方。峡谷深翳，是伏击部队和大军隐蔽的好所在，空中侦察亦无从发现。这是最合乎敌人理想的地方，到10月份他们成功地在这里埋伏了二十五万纪律严明、长有一双飞毛腿的农民出身的步枪手。只要号角一响或铙钹猛打，他们就会向那毫无戒备的联合国军两翼猛扑过来。而在这些伏击部队后面，在辽阔的满洲地区，还有六十万穿着蓝色军装的中国士兵，随时准备支援。在世界战争史上，这是大自然所布下的规模最大的一个陷阱。

※※※

但麦克阿瑟却兴高采烈。他告诉在日本的军需长官，要他准备好他的左翼部队——联合国第八集团军的营地。又通知奥马尔·布雷德利说，他准备1月份把美国第二师调到欧洲。他又给美国人许下诺言，“让弟兄们回家过圣诞节”。他对记者说，战争基本结束，只剩下扫荡收尾而已。10月24日他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已把兵力调至平壤与元山一线。元山是在平壤东四十五英里的一个海港。接着他宣布他的作战计划——真的是向全世界宣布出来。他准备来个钳形大攻势。第八集团军从平壤向北推进，其余部队统称为X军团则从元山出发。第八集团军将是钳形攻势的西部钳臂，X军团是东部钳臂。他们之间的高地，则由少量韩国军队防御。这位将军还若无其事地对他的军官说，他将打破一条基本原则。这使那些按军事教材打仗的军官们大吃一惊。原来他有意识地把部队分别交由两位陆军司令官指挥：左翼部队由陆军中将华尔顿·H.沃尔克负责，右翼部队由他的总部负责。他因为仁川大捷而变得飘飘然。地形本来已带来不少困难，而他还偏要两翼互不通气，使他们困难更大。

10月最后一周，联合国军分兵十二路开始向北方进攻。左翼直指清川江，右翼猛扑长津水库。但他们几乎马上就碰到困难。麦克阿瑟的军事情报处处长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曾告诉他们，北朝鲜人民军已经士气瓦解。但是，北朝鲜进行一次锐利反击，把韩国第七师和其他部队割断联系，并把它切成几段。然后在10月26日，第八集团军的一支巡逻队在中朝边界以南九十英里处抓到了一个中国兵，这时从朝鲜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都皱起眉头来了：因为总统之所以批准麦克阿瑟的进军计划，是因为他实际上作出了这样保证；中国方面不会、也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干预。这位联合国部队统帅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北京和莫斯科一样，常常派遣一些愿意为理想而作战的“志愿人员”去为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作战。它甚至实际上已公开宣传过准备去朝鲜这样干的意图了。

四天以后，在朝鲜东北部咸兴以北，又俘获了十六名看来并不属于北朝鲜人民军部队的士兵。一位在檀香山唐人街长大的日裔美国军官对他们审讯，发现他们也是中国人。次日又有报告说在长津和赴战水库附近，发现一整团麦克阿瑟那种所谓志愿人员。被俘人员说，他们两星期前乘一辆弹药火车跨过鸭绿江。11月1日，一队苏联米格15式喷气机堵截美国飞机，打了一场时间不长的空战，然后它们又飞回鸭绿江中国那边。这时候，每一个师的前沿都已经发现有中国步兵。11月2日，第一骑兵师报告说，在清川江北岸侦察时，他们的一个营遭到了机枪射击，伤亡很大，对方是高声叫喊的穿着毛式上衣的士兵。那份报告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中国政府派来的，”可是那场战斗是“一场猛烈的厮杀，印第安人式的厮杀，很象在小大角河战役中打败库斯特【G.A.库斯特（1839－1876年），美国将军，在小大角何中与印第安人作战中被杀。——译者】的一场战斗。”

自然，美国军官们开始忧心忡忡，担心起黄祸来了。他们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作战，补给线很长，又很易受到攻击。他们又没有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装备。他们对中国很不了解，但他们所能听到的已够使他们志忑不安：中国的新政权把美国看成是天生敌人，他们又不把生命当作一回事。想起要对付这些东方人的轮番不停的冲锋，实在是谈虎色变。11月3日，第二十四步兵师竟将麦克阿瑟的一项指示置诸不理。原来该师接到通知说，“当天的任务是全速向鸭绿江推进”，可是他们却掉过头来后撤了十四英里。东京总部里对这种违抗军令的行为还未来得及处理，11月4日的情况报告就已送到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它的战区里发现三个中国师；第一骑兵师发现了五个中国师。

美军总部的反应是矛盾的。麦克阿瑟最初对五角大楼报告说，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已经“很明显是可能的”，但他“手头上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使他马上接受这个事实。”经过一夜考虑以后，他认为敌人有八个师在朝鲜，证据该是足够的了。他于是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共军暗中布下埋伏”，他的左翼避开了，“还不至于有在军事上遭受大挫折的可能性”。但是，他又给搞得很狼狈。联合国军在击败北朝鲜人之后，又发现“有一支新的部队面对着我们，这支部队还可能有强大的后备力量和充足的补给，都是在敌人垂手可及而我们当前军事行动范围之外的地方。”这些新来的部队是从鸭绿江那边一个“特许庇护所”出击的。他说，“这些后备力量会不会向前推进和推进到什么程度来增援正在战斗的部队，这还有待分晓，而且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他已经和“那些部署好和联合国部队作战的中国部队交锋了”。中国人能够集结这样大量的军队，使“我指挥下的部队，最后有被消灭的危险。”

在这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不准轰炸离鸭绿江五英里之内的地区的。现在，麦克阿瑟请求授权他炸毁鸭绿江上的桥粱。他还不相信中国人真会全力支援朝鲜，可是他说他毕生研究亚洲人心理，他知道“东方人的心理，是尊重和服从那些敢作敢为、坚定有力的领导。”把这些桥梁拔除，就是够敢作敢为，坚定有力了。同时还可以使敌人不敢增援。这个要求被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觉得忐忑不安。他们不喜欢他这样部署兵力，也开始怀疑这个威洛比。可是麦克阿瑟是美国部队中资历最高的军官（一位下级军官说，“他比谁都高，仅次于上帝”）。而且他远离美国本土七千英里，又是前线的总司令，不批准他的做法，就是破坏了自从1864年以来就形成的由来已久的美国军事政策。但是，他们还是不想授他全权。他们提醒他说，“要特别留意，避免侵犯满洲的领土和领空。”他的飞行员不能袭击满洲境内的目标，特别是鸭绿江大水坝和发电设备。

在东京美军总部里的电传打字机滴滴哒哒地传来这些指示时，朝鲜前线又沉静下来。巡逻队连一个中国兵都没引出来，看来他们已全部走了。威洛比将军肯定他们已离开朝鲜，并说他早知道他们会这样的，因此洋洋得意，说他是个老中国通，早就看出北京是虚张声势。我们已经拆穿了他们的手法，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但在朝鲜地面部队的指挥官们倒不那么肯定。中国人之所以突然中止军事行动，也许是象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的想法那样，确已经吃够了苦头，反之，亦有可能是在重整队伍，准备进行全面进攻。总之，他们都认为，这确是有点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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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这件事神秘，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这两个月来就一直多方努力，设法要这些西方入侵者回老家去的。8月25日，麦克阿瑟还在釜山被困时，周就照会了联合国说，华盛顿支持蒋介石留在福摩萨，这事情本身就是一种“武装侵略”的“犯罪行径”。他声言一定要把所有不属于美国侵略者的东方领土从“美国的魔爪下解放出来”。周说的就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尽管朝鲜也不是他的，但他的论点并不比门罗主义站不住脚，而且在许多方面倒很象门罗主义。

因为周的第一次表态美国人没有听得进去，周就在仁川登陆之后再说一遍。他提出警告说，中国“对邻邦北朝鲜被帝国主义者野蛮侵略，决不会坐视不救。”接着10月3日，他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周郑重地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和北朝鲜站在一起，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往北开进的话，中国会同联合国军作战。这个消息通过新德里，莫斯科和斯德哥尔摩转至国务院。世界各大报刊上都登了出来。为了使华盛顿不至于忽视他的话，周又在一个星期以后，通过北京政府的官方电台，再次重申这个态度。麦克阿瑟和威洛比认为这是“外交讹诈”，置诸不理。他们错了，但政府不能因此而责备他们。杜鲁门本人也认为潘尼迦过去“几乎总是帮中国共产党人的忙”，他得出结论，认为周的表态多半是“以介入朝鲜战争作为要胁，赤裸裸地对联合国进行讹诈”。

无论从那方面看，麦克阿瑟对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所负的责任，不会比艾森豪威尔对凸出地带之役所负的责任更大。这个类比是杜鲁门自己说的。但是他怎样处理问题以招致灾难的，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后来他谈及自己时总是说：“没有哪个穿军服的人比（我）更服从命令了”，可是至少在一个敏感的问题上，他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不能说是尊重的。就他们看来，在朝鲜北部边界附近部署白种人部队就是不必要的挑衅。9月27日，他们曾通知他，“在与苏联接壤的朝鲜东北省份或在沿满洲地区的边界上，不要使用不是朝鲜人的地面部队，这是个政策问题。”他不仅不理会这个命令。10月24日，他还告诉他的部下，“为了占领整个北朝鲜，必要时可以使用他们指挥下的任何的、一切的地面部队。”他又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中国人欺软怕硬，显示一下力量，“会使中国人头脑理智一点”。

麦克阿瑟这种种族沙文主义——因为实质就是这样——使他把自己套在自己做的圈套里。到了感恩节，中国人在战场上消踪匿迹已经快要三个星期，他就作出结论说，他的战斗架势已把他们吓跑了。中央情报局警告他说，为了和联合国军打消耗战，为了“让北朝鲜还能保持着一个国家的样子”，红色中国“最低限度”也会增加在朝鲜的部队。麦克阿瑟不顾劝告，在该月发动了第二次攻击。这次，他又在事前就向报界发表他的战略。

他对记者们说，这一次“总攻”，目的是“夺取这场战争的胜利”。他又把他在10月份所作诺言再重复一遍，让约翰·库尔特少将告诉士兵，“他们可以回家去吃圣诞晚餐”。进攻将在11月24日清晨开始，为此他将特地从东京专程飞到朝鲜。对他说来，这次最后总攻会惨遭失败是很难想象的。他在送联合国的一份特别公报中说，空军“已完全控制后方地区”。他说，他的左翼都队向前推进，只会遇到“软弱无望的抵抗”，而右冀则“在海空和地面部队”的英勇支持下充分发挥其“有利地位”。两翼会合，“从各种实际意义上说，就是战争的结束”。一位记者向他知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士兵在朝鲜。他冲口而出地回答说：“约三万正规军和三万志愿军”。损失将是“非常轻微”的。

在华盛顿，总统被弄得糊涂起来了。在他看来，这个月早些时候，这位将军在电报中发出了警号，似乎已经是大难临头。现在看来又不存在严重危险了，因为同样是这位将军，甚至在士兵还未动身出发，就已宣布胜利了。事实上士兵们还真的预祝胜利呢！进攻开始的前一天是感恩节，美国人真有办法，能使得每个士兵都吃到热的火鸡宴，还有奶油汁、华尔道夫沙拉、酸果酱、碎肉馅饼和饭后的薄荷点心。

那是星期四的事。星期五便发动进攻。星期天中国人就以三十三个师——三十万人——的兵力进行反击。

上午6点15分布雷德利将军向白宫打电话。他对总统说：“麦克阿瑟送来了一份可怕的消息，中国人两只脚都踏进来了。”

他们把联合国军战线全面突破。由韩国军队控制的中线土崩瓦解，而在中部山区，韩国第二军溃不成军。土耳其人、英国部队和第一骑兵师赶去增援。他们被赶回到离德川三十英里的地方，接着丢掉了德川，坐上两吨半的卡车南逃，边逃边向着后面追军开枪。土耳其人决定要守住阵地抵抗，但弹药耗尽，用军刀和敌人撕杀，最后被全部消灭。第二十四师被赶回清川江这边来。中国人总共突破了四十英里宽的战线，他们的右边是第八集团军，左边是X军团。他们在中间山地稍息一会，就分别向东向西迁回包抄这两支部队。沃尔克将军得在后撤和被消灭之间作一抉择。他还是聪明地后撤。X军团也接到同样的命令，可是后果就不大相同了。

沃尔克的部队虽然伤亡很大，但还保持完整。肯定地说战局一晚比一晚恶化。军号声、铙钹声一响（有时还用哨子），喊声连天的中国人就在信号弹中潮涌而至，排山倒海，无穷无尽。用麦克阿瑟的话说，敌人的人力，简直是个“无底洞”。但沃尔克最后还是站住了脚跟，并能在三八线地区重整队伍。但是，X军团就溃不成军了。他们的主力是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和过去惯例一样，陆战队都部署在每个联合国部队的前面——与后面部队距离约四十英里。当第一声军号吹响时，他们已深入敌境，在曹兴水库附近。他们比较机灵，认为现在是包抄敌人的大好时机，就迂回到正在袭击第八集团军的中国人后面，猛扑他们的后方。可是敌人已预料到这一着。等到麦克阿瑟发现，海军陆战队已被切断，陷入重围。他们是在兴南地区，距离最近的增援部队约四十英里。

他们的突围战是朝鲜战史中辉煌的一页。“后退？去他妈的！”海军陆战队的将军对一个战地记者高声喊道，“我们只是向另一个方向进攻罢了。”刘易斯·“宽胸膛”·普勒上校对他那个团的士兵说：“敌人在我们的前面，在我们后面，在我们左面，在我们右面。这一回他们跑不了了。”他们和第二师、第八师和韩国京畿师的士兵会合，组成一个纵队，在中国人层层包围之下杀出一条路来。在十四天里面，他们不断在冰雪泥泞的蜿蜒小道上向东转移。温度降至零度以下，严寒逼人，风雪纷飞，周围都是万丈深渊。有一次到了一个地方，他们被一条插翼也飞不过的峡谷挡住，似乎已是穷途末路了。这时战斗运输司令部的飞行员又在上空出现，在它们舱底下，摇摇幌幌地吊下来一座巨大的悬桥，把它架在峡谷上。又有一次，这个纵队得把一百一十七名海军陆战队的尸体埋葬在冰雪底下。另一回，在四天战斗中伤亡人数达两千六百五十一人。因为没有医院，每一个伤员都得抬着背着走。最后这个纵队终于到达兴南港，并从那里撤走。

※※※

可是部队和战土这些英勇事迹掩盖不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麦克阿瑟的军队惨遭失败。《时代》周刊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失败”。记者霍默·比加特说，“联合国军队布局不当，和麦克阿瑟将军的严重错误，都造成了敌人战略成功。”共和党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社论说这次溃败是一次“巨大的军事错误，”它表明了一点：麦克阿瑟“不能再被认为是军事问题的无上权威”。

但麦克阿瑟却不这样看。尽管他也沮丧异常——艾奇逊看到他的电传报告时认为他“已近乎惊慌失措”——但他认为不应由他负责。在中国人进行闪电攻击战的第四天，他发表的公报承认，“我们面临一场完全新的战争。”他似乎要归因于北京不守信义。他说敌人这次进攻“使我们原先抱有的巨大希望破灭了。我们原以为，中国人会象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干预不过是象征性的，不过派一些志愿人员和个别人员参战而已。”

12月的第一个周末，第八集团军还一片混乱，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还受困在曹兴水库周围，他就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他的士兵已精疲力竭了。除非联合国承担的义务有所改变，否则“这种不断消耗最终必然导致全军覆没。”他说，新的局势“要求我们政治上作出决定，战略上制定计划，而这些决定与计划，在充分贯彻以后完全能对付各种现实情况”。把这种麦克阿瑟的语言说得明白点，他所要求的其实是华盛顿和成功湖都没有人敢答应他的——也就是让他有入侵满洲的自由。从华盛顿的艾奇逊看来，这份来自东京的报告，把“麦克阿瑟描绘为情绪低沉，自怨自艾，抱怨因为种种限制不能扩大战争的人，把罗威特称之为‘留给后代的文件’送给报界和五角大楼。”毫无疑问，麦克阿瑟将军从来不会忘记，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历史人物。在美军总部看来，要求上级授权越过鸭绿江是有理由的。因为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打赢这场仗了。

不幸的是，要打赢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从1945年起，战争的实质已经变了。广岛和长崎把它改变了。有了能使千百万人死亡的武器，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战争能不再是国王和总统解决争吵的最后一着棋。如果战争蔓延成为世界大战，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毁灭。是的，麦克阿瑟在朝鲜的敌人没有铀－235弹，可是他们的莫斯科盟国是有的。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不能为所欲为了。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理由，也同样具有说服力。那些把军队交给麦克阿瑟指挥的十五个联合国会员国，不愿卷进规模更大的战争。即使美国准备不要联合国的名义而单独作战，根据它的全球战略，它也不同意在亚洲进一步卷入战争。第三世界正在崛兴，在满洲进行战争将迅速激起这些国家的反美情绪，实际上也会使美国帮助重建欧洲的计划停顿下来。

如果麦克阿瑟不渡过鸭绿江就不能取胜——显然他现在是无法取胜了——那就产生一种进退两难的新局面。让联合国吃败仗，那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两个强大的敌手在目前情况下又不能就此走开了事。那就只有一种讨厌的解决办法，一场既没有胜利也没有屈服的战争，一个长时期的、流血的僵持局面，只有参战双方都已精疲力竭，同意停战，才会结束。事实上后来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从后来在越南的教训看来，这条出路看来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当时，却令人十分恼火，对麦克阿瑟则尤其如此。他是一个浸透了十九世纪那种荣誉概念的、自尊心极强的军官。他全身的神经纤维都充满着这样的想法：“战争只能胜利，没有别的任何结果可以代替。”他不久以后就要这样对美国人说。

※※※

那年12月，圣诞节不象圣诞节。假如你是属于那摇曳音乐的一代，而又不是一个所谓“吃两次亏的人”——就是说，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又因为服后备役被卷进来再打这场仗——那你的孩子也该长大，使得这个节日别有一种快乐和痛苦了。蘑菇形的黑云也在威胁着他们。广播里的流行乐曲，最风靡一时的是一首情调哀怨的歌曲，叫《田纳西圆舞曲》。当你在那些不安而又沉默异常的人群中挤来挤去去购买圣诞节的礼物时，你甚至会怀疑1951年还会不会再有圣诞节。这时候，扩音机里就传出哀怨的声音，唱道：

我和我心爱的人跟着“田纳西圆舞曲”翩翩起舞

偶尔间我遇到一位老朋友

我把我心爱的人介绍给他让他们俩去跳舞

我的朋友却把我心爱的人偷走……

报摊里报纸的标题是古怪的，甚至是离奇的。中国兵和年轻的美国人在太平洋彼岸相互撕杀，而一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却来到成功湖为他们申辩。人们还在报上看到消息说，伍修权将军和他的十三名助手在参加会议之余，为他们的太太去买搅拌器和尼龙袜，还买有关原子弹的书，这大概是为他们自己买的。蒙大拿州征兵委员会表示，在麦克阿瑟获得核武器和它的使用权之前，它将拒绝继续征募新兵。还有消息传到华盛顿说，一位苏联外交人士曾向北京保证，如果满洲遭到轰炸，俄国将会参战。总统随后召开记者招待会，暗示可能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决定何时使用的将是麦克阿瑟。这使克里门特·艾德礼首相马上从伦敦飞来。杜鲁门叫他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没说过这样的话，这不过是讹传罢了。但是艾德礼回到英国时还是愁容不展。他了解到另外情况。杜鲁门和艾奇逊都对他透露说，朝鲜局势看来无望。总统刚刚指示麦克阿瑟说：“我们认为，怎样保存力量是你目前首先要考虑的事。我们同意把兵力固定在桥头堡中。”

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新楼里的政府显要人物，暗地里焦急万分。每天战报送到以后，总统就在早上主持战时会议。和美军总部的电传通讯联系，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国家安全委员会差不多不断地开会。但这一切似乎都无济于事。杜鲁门的备忘录上随手写满了他的感想。在那年圣诞节留下来的一页中，他写道“……会议一个接着一个，讨论我们国家面临的令人不安的局势。艾德礼、福摩萨、共产党、中国、蒋介石、日本、德国，法国、印度等等。我为和平已经工作了五年零六个月，但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又临近了。”

自从1944年凸出地带战役以来，这是最糟拐的一个年尾。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共产党人又再越过了三八线。三天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诉麦克阿瑟说，“成功地进行抵抗固然对我国利益有着重要关系”，但是不值得“蒙受重大损失”。他们告诉他，假如他被迫退到锦江，他们会命令他“开始撤回日本。”麦克阿瑟在12月30日的回答是：请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当局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状态”，他还提议在宣布之后，跟着就把“三十至五十个原子弹投到（满洲的）空军基地和其他敏感的地点”，把福摩萨一支五十万人的国民党两栖部队，在两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支援下，在中朝边界的两端实行登陆。他还说，在中国人被击败后，应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钴地带”，以防止共产党再度侵入朝鲜。【这是根据这位将军退休以后他自己同意举行的两次互相佐证的记者招待会。不过在他生前没有透露。】

同一星期六，南朝鲜人又放弃了汉城，这是春天以来的第二次。沿三八线各个地区，气温已降到零下，始终没有回升。共产党人每晚都展开进攻。麦克阿瑟的防线支撑不住，开始部分后撤。到了除夕那天，正当大家唱起《美好往日》的时候，一次最猛烈的攻击，有如巨浪一般，穿过厚厚的白雪，汹涌而来，扑向了联合国军的防线。

第十八章 分裂之家

1951年1月4日，汉城再度陷落。共产党人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在朝鲜半岛中部的原州切断美军第二师，打乱联合国军整个战线。麦克阿瑟的第八集团军新任司令马修·李奇微中将手上只有二十万人（半数为朝鲜人）要同四十万敌军较量。“灰溜溜的败仗，其恶果所及”，使华盛顿的艾奇逊也感到意气消沉。

联合国军阵线没有冲垮。李奇微投入后备部队，利用空中优势，从两翼巧妙地收缩，堵住原州的缺口。到1月中句，敌军新年前夕攻势的势头已过，到该月最后一周，联合国军转入反攻。2月底，第八集团军返回汉城郊区。李奇微在3月14日到15日的夜里重占汉城。两周后，两支大军又回到三八分界线上对峙，几乎回到三个月前的原地——单就这一点而论，也可以说是又回到九个月前战争爆发时的位置。

这一代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辉煌胜利的得意劲儿还没有消失，最近又因仁川奇迹而冲昏头脑，因此不能痛快地接受僵持局面。对很多美国人来说，遏制的主张——鼓吹有限的目标以避免无限的战争——好象异端邪说，听来令人讨厌。《生活》周刊的一篇社论拒绝接受与苏联共产主义“共存”那种“政治哄骗”和“有害谬论”。院外援华集团把政府不愿进攻满洲嘲笑为“姑息”；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则觉得国务卿艾奇逊号召克制的做法简直接近背叛。

战前的孤立主义正经历着一场独特的转变。12月间，三十三个师的中国人开始渗透过麦克阿瑟防线，两位孤立主义者曾公开表示对朝鲜的远征洗手不管。12月12日，约瑟夫·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演说，请同胞们“只管自家的事，到别人威胁到……家园时才去干预。”赫伯特·胡佛在12月17日响应肯尼迪，提出理由说，在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全球性冲突中，美国的军力永远占不了上风，但是美国的空军与海军能够控制海洋，保卫南北美洲。他劝告美国人要安于这一点，一方面养活“世界上饥饿的人”，另一方面平衡预算，这后者是胡佛提出来解决国家危机的不变良方。

但是，敏锐的孤立主义研究者注意到一些新东西。胡佛的单干假设并非起初看来那么孤立，其实也不限于西半球。他想的是“一边以不列颠为疆界，另一边以日本、福摩萨、菲律宾为疆界”，守住大西洋和太平洋。继胡佛任共和党右翼领袖的罗伯特·塔夫脱在参议院议席上亦作出同样让步。他承认，万一受到攻击而又可能作出有效的防御的话，这些“民主岛国”应予保卫。胡佛－塔夫脱主义，有人称之为美国堡垒原则，有人称之为大陆主义，到了新年元旦，已被提为代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另一种可能的选择。关于究竟哪一选择最好，这方面的争论成为国会山上传出的最主要新闻。记者们称之为“大辩论”。

当时美国面临的问题是拨款建立杜鲁门曾保证给北约的四个师的军队。1951年1月5日，塔夫脱告诉参议院说，“国会从未赞成把一支地面部队许给欧洲的方案，我们不应稀里胡涂地同意。”三天后，参议员惠利提出参议院第8号决议案，反对在制订正式国会政策之前，将美国地面部队派赴欧洲。2月15日，共和党的大多数众议员签署一份支持胡佛大陆主义的宣言。塔夫脱的对手们决意把他说成阻挠议事程序者，但是他们没有理解到，而塔夫脱也忽视阐明的是，他的整个立场依靠的是宪法规定的宣战权在国会，而不在白宫。塔夫脱并无意妨碍行政部门的工作。1月15日，他宣称他“很愿意坐下来和总统……或多数派的任何人一起，拟定可以博得美国人民一致和持久支持的计划。”但是，杜鲁门这时不打算让别人分享自从罗斯福“百日新政”以来，通过许多先例，逐渐积聚在现代总统身上的越来越大的权力。

从七十年代的观点回顾，这次辩论最突出的一点是双方都默认某些基本原则，而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些基本原则远已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行政当局的辩护士也好，国会山上的人们也好，都喜欢采用“自由世界”的说法；大家一致同意，“自由世界”还包括蒋介石的福摩萨、李承晚的南朝鲜、保大的越南，萨拉查的葡萄牙、法鲁克的埃及、佛朗哥的西班牙，巴蒂斯塔的古巴、庇隆的阿根庭、法属阿尔及利亚、军事独裁统治着的海地以及在非洲和亚洲的所有欧洲人的殖民地。大陆主义老和国际主义者都同样假定，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军事力量都是有益于人类的，而且，不管谁在辩论中获胜，美国人民都会接受其结果，不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甚至不会有所议论。所有辩论者都想当然地认为，共产生义是铁板一块——有一个中央情报组织指导着从上海到易北河所有的赤色活动，因此他们相信，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地方的任何行动都是先计算好对自由世界各国的影响，然后才动手干的。当时这种奇怪信念得到如此一致的坚持，以致后来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在印度支那和西藏看到一种模式，所安排的时间与朝鲜的进攻相吻合，都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这是共产党人单独挑起来的，旨在加强大部分亚洲人当中已经平息下去的排外情绪。我们的英国盟友和许多欧洲政治家都认为中国的行动是为了制止美国援助欧洲重建的谋略。”

辩论产生于胡佛－塔夫脱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同杜鲁门－艾奇逊为代表的民主党人之间的实质性分歧，却远非党派之争。约瑟夫·肯尼迪仍是个民主党人；参议员乔治与道格拉斯也都是民主党人，两人都认为未经国会同意总统不能把士兵派往海外。另一方面共和党参议员洛奇与诺兰则认为参议院既已原则上同意北约组织，杜鲁门就可以提供部队予以贯彻执行。托马斯·杜威、厄尔·沃伦、哈罗德·史塔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大力支持北约组织；最后，一位共和党的未来总统的证词决定了辩论的结果。

这个证人就是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将军曾雄辩地谈过当时所谓“集体安全”的必要性，但是马歇尔早就参予了罗斯福－杜鲁门的各项政策，难以超脱论战之外。艾森豪威尔则不然，他在圣诞节前一周才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去当西方欧洲防卫力量的最高统帅。他告诉国会，除了“重新武装保卫欧洲”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他报告说，在欧洲人中，反抗斯大林的意志很强烈，他建议美国出掌北大西洋联盟的领导权，并极力主张美国多派一些军事力量到欧洲，国会对将来增援力量也不应加以限制。

塔夫脱抗议说，这会把事情弄得“更加朦胧含混、难以捉摸、轮廓不清”，但是辩论随即结束，他失败了。正如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中所指出的，艾森豪威尔具有艾奇逊所缺少的“国内的政治支持”。而且，他还有“共和党的支持。自从去春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参议员麦卡锡入侵西弗吉尼亚州以来，共和党的支持成了国务院中的一件短缺的商品。”惠利的决议案被撤销了；国会于4月4日通过一项代替的法案，批准派遣四个师去欧洲。国会劝告总统，没有得到“国会进一步的同意，”不得加派军队，但其实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住杜鲁门。

对共和党人来说，这是个困难的冬天。他们在野已有十八年，又没有注意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背后所积聚起来的政治力量，因此瞻望前景，感到更是凄凉。麦卡锡现在成了共和党内最显赫的人物。11月，他跑到马里兰州去清除米勒德·泰丁斯。这是一次可耻的活动。泰丁斯的竞选对手是一个无籍籍名的共和党人约翰·马歇尔·巴特勒。麦卡锡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支持巴特勒，煞费脑筋地出版了只有一期的小报《记录在案》。在选举前一天晚上，小报出现在马里兰州每家每户的门口台阶上。麦卡锡在小报里捏造了各种卑劣的谣言来攻击民主党参议员泰丁斯，最后竟然还登了用换头术拼凑的假照片，显示泰丁斯与厄尔·白劳德在握手。泰丁斯以四万票之差落选。他曾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既然他能被打败，谁也就都不能保险。选举后第二天早上，一个资望很高的民主党参议员环顾参院中的同事们问道：“丧钟为谁而呜？”然后挖苦地自己回答说：“为君等而鸣。”

下一个月，在华盛顿的萨尔格雷弗俱乐部又发生了一桩事，显出林肯的党堕落到何等地步。在德鲁·皮尔逊五十三岁生日前夕举行的晚宴上，参议员尼克松离席，在男厕所里碰上醉酪酪的参议员麦卡锡正在殴打皮尔逊。麦卡锡用皮带抽打那位专栏作家的脸，并嘲笑说：“这一下是为你打的，迪克。”接着又说“我想证明一种理论。你要是使用膝盖用力顶撞一个人的睾丸，他眼珠就会出血。”尼克松调解说：“让一个教友会派教徒制止这场打架吧。”他拉住麦卡锡的手臂说，“来吧，乔，你该回家了。”麦卡锡答道，“不，他不走，我就不走。我可不会在狗崽子面前掉过脸去。”皮尔逊走后，麦卡锡才向尼克松承认，他记不起把汽车放在哪里了。两人在附近找了半个钟头，那位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去认车牌，那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在黑暗中东歪西倒地跟在后面。尼克松找到了汽车，麦卡锡急驰而去。对乔来说，最好是睡醒酒再开车：同样，对共和党士气来说，让别的共和党人取得千百万选民的支持要好些。但是共和党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它在相当一段时间以前就已经没有偶像可言了。

春天来了，一切随之改观。4月11日，哈里·杜鲁门为共和党人提供了一位受迫害的英雄。他解除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职务，使“大辩论”变为一场更大的辩论，从而触发从对日作战胜利到十二年后的达拉斯事件【指1963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被人杀害的事件。——译者】之间美国最动感情的震荡。

※※※

麦克阿瑟不象艾森豪威尔那样受到战士们的广泛爱戴。但是将领是不能用是否孚众望来衡量的。论功绩，麦克阿瑟使他同代的美国军事将领都为之失色，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指挥官。1918年，他被任命为驻法彩虹师师长，年方三十八岁就成为陆军中最年轻的将军。后又重新服役，率领美国地面部队抗日；继以总统代表的身份统治战后日本；到1951年，他在很多美国人眼中，简直象座尊神。他当了四十八年军官，学会了也实践了一切军人的美德，唯一的例外是他当不好副司令官。

我们永选不会知道在中国人参战以后的那个可怕的冬天里，他有什么想法。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已丧失斗志。根据当时任布雷德利将军的副官、日后又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军事助理的切斯特·克利夫倾少将的说法，早在1月份，参谋长联席会议便决定以军事的、而非政治的理由召回麦克阿瑟：“真正成问题的是麦克阿瑟对自己丧失了信心，而且开始对他属下的校级军官和部队丧失信心……。他最后犯的箱误是不服从最高统帅的领导（这一点是绝对不成其为问题的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于是就很容易决定该怎么办。”但是，多数华盛顿人士怀疑总统是否有申斥麦克阿瑟的勇气。4月11日早上的《华盛顿邮报》出现这样的标题：国会获悉，总统排除召回麦克阿瑟的可能性；但仍有可能给他申斥。

这时全国都已知道两人间的争吵。威克岛的精神早已忘却。早在12月，麦克阿瑟便开始在报上对总统放冷枪，把措词尖锐的信件寄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和合众社社长。杜鲁门后来说，“我本应当时就地把麦克阿瑟解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让参谋长联席会仪去通知将军：未经事先请示华盛顿，不许发布有关政策的“讲话、新闻稿或公开声明。”圣诞节后，总统给麦克阿瑟去信，既赞扬其才干，又温和地提醒他，“就扩大敌对行动区域而言”总统有责任“审慎行事”。为了使麦克阿瑟确实明白这个指示，科林斯与霍伊特·范登堡两位参谋长于1月12日飞往东京，在总部大厦向他递交了信件，并告诉他：如果他需要的话，他们准备作出进一步的澄清。他说他不需要。在随后两个月里，他拒见记者。然后，用国务卿艾奇逊的话来说，他有预谋地“严重破坏了政府的行动……破坏了一次向他打过招呼的行动，这是对最高统帅最粗暴的公然违抗。”

总统已经感到是进行停火与和谈的时候了。在3月20日，他起草了一个有关的声明，并将抄件送到联合国中各个盟国那里征询意见。参谋长联席合议将原文作为密件发到东京。可是麦克阿瑟竟然召见记者宣布他准备和敌人按他自己提出的条件谈判，这自然使他们不胜惊异和恐惧。他这样做，既破坏了杜鲁门的计划，而又一无所得。将军向北京提出的条件是全部被歼，正如沃尔特·李普曼直言不讳地指出的，“任何政权都不会在生死存亡问题上讨价还价的。”赤色中国人只是重申对胜利的信心。和平攻势还未开始就失败了，气得总统憋闷无言。他后来写道，“麦克阿瑟使我别无选择。我不能再容忍他的违令抗上。”然而在他采取行动以前，又发生最后一着，使总统忍无可忍。将军给众议员乔·马丁去了一封信。

马丁是众议院里的共和党领袖，是国会里把麦克阿瑟当成友好的外国君主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共和党参议员，密执安州的霍默·弗格森，他竟然建议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去东京，以便从麦克阿瑟嘴里了解美国政策的目标该是什么，以及怎样实现。马丁被认为是杜鲁门的比较凶恶的批评者之一，因此麦克阿瑟当然知道，给他去信只会引起麻烦。4月5日，马丁在众议院站起来宣称：“我有义务把我从一位伟大而可靠的人士处获悉的消息告诉美国人民。”这个消息就是麦克阿瑟对行政当局进行了全面攻击和提出了国民党中国的部队在朝鲜前线布防的要求。当天晚一些时候，从伦敦又传来消息，麦克阿瑟和英国陆军马丁中将会见时又作同样声明，并予发表。当天晚上，艾奇逊得到通知，明早紧接内阁会议后，总统想与他和马歇尔将军商谈。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对我们将要讨论什么题目我是拿得准的。”

第二天是4月7日，星期五。现在，杜鲁门周围的人谁都知道杜鲁门对麦克阿瑟最近一次违抗命令会作出什么反应。但是艾奇逊建议他推迟到周末以后，以听取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星期一，马歇尔报告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建议解除麦克阿瑟一切职务，由马修·李奇微中将接任，马歇尔还说他与布雷德利都同意这个建议。下一步就是通知麦克阿瑟，很难说这通知处理得很好。杜鲁门得悉《芝加哥论坛报》已知内情，怒气冲冲地说，“我可不能让他主动向我辞职。我要把他开除！”他命令布雷德利从速执行，越快越好。布雷德利从五角大楼传话给正在朝鲜的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通知他更换司令官的事，并让他立即飞往日本告诉麦克阿瑟。但是，对希望缓和一下对将军自尊心的打击的人来说，却很不幸。电源故障切断了和佩斯的联系，他在一场冰雹中被困在帐蓬里。同时，白官的新闻秘书却在凌晨1时匆忙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这消息，发布了杜鲁门误以为已发到东京的电报原文：

总统致麦克阿瑟将军：

作为总统和美国军队总司令，我有责任撤换你盟国最高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美国驻远东陆军司令官等职，对此深感遗憾。

你应将所任各职移交马修·李奇微中将，立即生效。你有权下达为前往你所选择的地方所需下达的命令。

撤换理由将在上述电文递交你时，同时公布。

但是，却并非同时公布；这乃是冰雹造成的。在佩斯等候冰雹稍杀之时，记者们却在白宫匆忙地抄写总统声明——“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并火速向全世界播发。在东京，正是下午3时，一位副官碰巧在收听新闻广播，他把消息告诉了麦克阿瑟夫人，然后又告诉了正在和华盛顿州的参议员沃伦·马格纳森共进午餐的将军。

※※※

麦克被撤职，伦敦的《旗帜晚报》宣布。《纽约时报》的默里·舒马赫从汉城发回电讯：“在校级军官中，普遍的感觉是东京总部与在朝鲜的第八集团军之间的关系将会更为融洽。”但这不是美国国内的反应。有一大部分公众给这场谁也赢不了的战争弄得灰心丧气，正在用实际暴力而外的一切方法来表达他们对杜鲁门的不满。从马萨诸塞州的伊撒姆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不是倒悬国旗就是下半旗。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加夫列尔和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烧掉了杜鲁门的模拟像。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庞卡城，又烧掉了艾奇逊的模拟像。到处散发请愿书。牧师们在讲坛上怒声斥责。新的反杜鲁门笑话在流传：“如果杜鲁门还活着，这件事原就不会发生。”“我要去喝一瓶杜鲁门啤酒——这种酒除了上面没有酒沫【双关语，酒沫原文为head，此字还可作“脑袋”讲。——译者】外，和其他啤酒一样。”《洛杉矶先驱考察者报》暗示总统因吸毒而发痴。《俄克拉何马日报》把解除取务称为“在夜深人静时犯的罪”，却忽视了俄克拉何马的深夜在东京却是大白天。

洛杉矶市政会议宣布休会，对麦克阿瑟遭“政治谋杀，致以悲痛的悼念”。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密执安等州立法议会通过谴责杜鲁门的决议。在马里兰州的查尔斯顿，一个妇女被告知她不能把一封称总统为白痴的电报打往白宫；她便和办事员一起查阅《罗吉特同义词典》，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词：“钝才”。其他电报局倒可以比较自由。下面是根据自豪的国会议员要求载入《国会记录》里的一些选民打来的电报：弹劾那个低能儿；我们要对白宫那个猪猡的最新暴行提出抗议；弹劾白宫那个把我们出卖给左冀和联合国的犹大；建议去布莱尔大厦再找出一个希斯来；当一个前国民警卫队上尉开除一位五星上将时，弹劾这个国民警卫队上尉是符合规程的；弹劾那个自称为总统的××；弹劾那个堪萨斯城的拉选票的小政客的愚蠢行动；弹劾那条在总统座位上的熏青鱼。【这是双关语，在英语中，熏青鱼（red herring）还有另一种意思：扯些不相干的事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译者】

白宫的收发室堆满了函电。总统的新闻办公室忧伤地承认，据统计，在首先收到的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封信件和电文中，批评解职的大大超过支持的比例，达二十比一。乔治·盖洛普发现百分之六十九的投票人支持麦克阿瑟，而支持杜鲁门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九。在格里菲思体育场，杜鲁门受到喝倒采——这是1932年胡佛以来，第一次对总统公开喝倒采。参议员詹纳说，“美国今天落在一个受苏联间谍指挥的秘密的小圈子的人手里。”参议员麦卡锡在密尔沃基的一次集会上说，总统是个“狗崽子”，周围都是些喝醉了的利欲熏心之徒。麦克阿瑟解职后第二天早上，在众议员马丁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共和党第一次干部会议，马丁告诉记者们说，会议“讨论了弹劾的问题”，暗示，不但杜鲁门，甚至整个行政当局都可能受到审判。

干部会议后，马丁邀请麦克阿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讲话。五星上将立即接受。对象他这样能说善辩的人，这真是终生难得的机会。他对自己披撵走，泰然自若，神色安详。“我刚刚离开他，”考特尼·惠特尼少将告诉记者说，“他庄严地接受了总统的解职令，声色不为稍动。他的军人品质这次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他最光辉的时刻。”4月17日，“巴丹”号降落在旧金山机场，这是他十四年前从陆军退伍以来，第一次踏上祖国乡土。当他出现在舷梯门口，他那镶金边帽子和惹人注目的军用雨衣霎时沐浴在聚光灯之下，欢呼的人群蜂拥向前。他的汽车队用了两个小时才缓慢地穿过十四英里长的欢呼人群抵达圣弗朗西斯饭店；在那里该市的警察手挽手地保护着他、他的妻子和十三岁的阿瑟·麦克阿瑟二世，以免他们被挤倒踩死。翌日，他站在旧金山市政厅的台阶上宣称，“我唯一的政见可用一句你们大家都十分熟悉的话来表达——上帝保佑美国！”这时十万加利福尼亚人又一次向他欢呼。

在华盛顿国家机场上，麦克阿瑟受到十七响礼炮和联席参谋长们的欢迎；他们送了他一套银制茶具。当时还出现了尴尬的场面，他不知道参谋长们在决定把他当牺牲品一事中所起作用，因此对他们很友好；但是对总统的代表，杜鲁门的一位国民警卫队的老朋友，他却是冷冰冰的。哈里·沃恩嘀嘀咕咕地溜走了，这才排除了障碍，使这位英雄得以凯旋似地穿过三十万夹道欢呼的华盛顿人。4月19日中午12时30分，最值得纪念的时刻来到了，全国的听众从无线电联播网中听到国会司阍的通告：“议长先生，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驾到。”

将军阔步走上讲坛，在参众两院议员欢呼到嗓门嘶哑时，他挺然直立，毫不动容。他最后才说，“我的讲话，并不带着风烛残年的积怨与苦痛，我心里想的只有一个目的：为国服务。”他们又狂热地呼叫，一而再，再而三。他的三十四分钟讲话被三十次热烈欢呼所打断。他谈到那些论证美国不能在两条战线打仗的人，“我认为这是失败主义最明显的表现。如果潜在的敌人能在两条战线分用兵力，我们也必需相应予以对抗。对亚洲共产主义的姑息甚至投降，必然会同时损害我们为了阻止它在欧洲进展所作的努力。”他压低了嗓门说：“我的官兵问我，为什么要在战场上把军事优势让给敌人，”他稍一停顿，差不多悄声地说：“我答复不了这个问题。”

最后，他含着眼泪说：“我就要结束五十二年的服役。还在本世纪开始之前，我参加陆军，就是为了实现我孩提时代的希望与梦想。自从我在西点军校宣誓效忠以来，这些希望与梦想已经烟消云散。但是我还记得当时一首最流行的军营服曲的迭句，歌词骄傲地宣称老兵不会死，只是悄然隐去。象歌中的老兵，我作为一个努力完成上帝所赋予他的那分天职的老兵，现在结束我的军事生涯，悄然隐去。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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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佩里·兰德虽已宣布麦克阿瑟参加了兰德公司董事会，但显然他不会在那里或任何其他地方悄然隐去。他演说的结束语深深打动了崇拜者的心弦，有的人竟把他视为神明。“今天我们听到上帝在这里说话，”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喊道，“是上帝现身，是上帝的声音。”麦克阿瑟曾违抗过的另一个总统赫伯特·胡佛现在把他说成是“一个从东方出现的伟大陆军五星上将，圣保罗的化身”。一个参议员说，“不同意麦克列瑟就是不忠。”他在下午晚些时候对六千名美国革命女儿会会员讲话，她们也同意这个说法。该会在宪法厅召开第六届全美大会。女士们事先通过决议一致脱帽，以免挡住大家看将军的视线。他并没有使她们失望。“当此危机时刻，所有爱国者都注视着你们，”他说，“我早就想亲自向你们表达我内心的敬意。”

第二天，美国革命女儿会记录秘书长沃伦·沙特克·柯里尔夫人在宣读会议记录时说，在宪法厅的历史中，将军的演说“大概是最重要的事件。”托马斯·思罗克莫顿夫人马上起立。她提议，而会议也一致同意，删去“大概”二字。这时，麦克阿瑟已在纽约、成为一次历史性示威的中心。为了表示支持，人们向他抛掷了各种纸屑，合计竟达二千八百五十九吨以上，为上次记录（当时是为了艾森豪威尔）的四倍。警察估计观众人数为七百五十万，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当时确实是在曼哈顿所见到的最大人群。四万码头工人放下他们的工作前去参加。学枝也关了门。将军的轿车经过时，人们在胸前画十字。妇女们用手帕捂着鼻子抽泣。十八人因歇斯底里发作被送进了医院。会做生意的小玩意商贩把麦克阿瑟1948年竞选总统运动中的麦克阿瑟纪念章、三角旗和玉米芯烟斗又拿出来卖，立即供不应求，另一种唯一兴隆的生意是流行歌曲的中心锡盘巷【作曲家与出版商聚集地，一般指流行音乐的中心。——译者】。作曲家们为下面一首歌【一首根据美国福音赞美诗《好话不会过时》而编出来的英国大兵歌曲。】录制了五种唱片：

老兵不会死，不会死，不会死，

老兵不会死，

他们只是悄然隐去。

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詹姆斯·达夫说，“全国处在感情激荡的状态中。”鲜花商在推销麦克阿瑟茶香玫瑰（“无需特殊照料”）、麦克阿瑟兰花、仙人掌、唐菖蒲、天竺葵、牡丹、蝴蝶花。麦克阿瑟一家在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住进一百三十元美金一天的套间，电话交换机一天收到了三千次电话，都是想和将军谈话的人打来的。在那里，他向胡佛致意，自己也接待了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和一系列有权势的共和党人：参议员塔夫脱、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麦考密克上校、亨利·卢斯与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显然，政治问题在将军头脑里占据相当的位置。从马萨堵塞州开始，他向各州的立法议会作了一系列的演说，攻击杜鲁门“在战场上姑息养奸”，国内外政策上“胆小怕事”。总统没有回答这些批评，直至麦克阿瑟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大会上讲话，声称他3月提出与敌人谈判的建议瓦解了美国领导人的“秘密计划”，即要把福摩萨让给中国共产党人和给北京一个联合国席位以换取朝鲜的和平。杜鲁门这时才说，这纯属撒谎，将军自己也知道。但是感情激荡的日子此时已经过去。麦克阿瑟除了烟斗和金边军帽外，已经全身陷入政治活动；大家也都很清楚，因为他己被选择在共和党1952年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主旨讲话。

麦克阿瑟被解职后十夫，民意测验表明他的名望开始有下降迹象。同时，共产党突然向朝鲜的联合国战线发起另一次进攻。李奇微并未感到意外。他在敌人工事后面己观察到预兆不祥的军队集结，下令在敌人工事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在中国人攻击前进的第一阶段，突出的楔子就陷落到中国人手里。在其后的两周内，南朝鲜部队相继溃败而逃，第八集团军再度穿过三八线踉跄后撤。但是赤色分子仍然未能突破。一个月后，他们停顿下来，筋疲力尽，于是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组织一次巧妙的反攻，扭转了战役的势头。但是，他把战线扳直后中国人马上把它扳向南方。李奇微又把它扳回原状。到1951年5月底，李奇微从南朝鲜清除了共产党部队，锯齿状的阵线横贯在朝鲜半岛的腰部，从东边的日本海到西边的黄海。两军在西部的支撑点都在偏僻的板门店村附近。

战斗是残酷、黯淡而又使人沮丧的。为了活跃气氛，李奇微的参谋们给地形地貌取上带家乡味的美国名字——“堪萨斯－怀俄明地带”，“犹他战线”，“猪排山”，“拳击场”——这种做法后来在越南战争出现了越来越怪的名称：“衫林急流战役”和“阿特尔镇战役”。再没有人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些干净利落的代号：火炬，北极犬、霸王、铁钻、龙骑兵、冰山。好象是战争的恐怖既然消除不了，于是那些军事新闻发布官却可以用委婉说法，使之全盘美国化，就能把恐怖包藏起来。象无所不在的连环漫画和感恩节时在散兵坑中供应的火鸡晚餐一样，战场上的命名可以使士兵们想起家乡。

在国内，人们停止注视战事新闻。一份俄勒冈州报纸的编辑们怀疑实际上再没有什么人阅谈这些新闻，他们接连两天登载同一战事报导——同样的内容、同样的电头、同样的标题，甚至放在同样的位置：第一版第二栏中部。他们的预感果然得到证实；没有一个订阅者注意到这次重复。埃里克·戈德曼报导说，在内布拉斯加州的黑斯廷斯镇，一名在中国第一次进攻时股部中弹的陆军下士威廉·詹森一瘸一拐地进城，凝视着第二街的繁华商店说，“我的天呀，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这个城镇简直是一片繁荣兴旺。”

是的，整个美国都是一片繁荣兴旺。美国虽在海外作战，但既没有受到侵略，也没有受到进攻，一切视为珍爱的东西均未受到威胁。不象吉卜林笔下在远地作战的十九世纪的英国兵，美国兵甚至没有感到他们是在对帝国的光荣作出贡献。他们正在打一场以异乡的和平为唯一目标的战争，参加一次其罪犯不会受到惩罚的警察行动，而且这行动还没有生效。根据詹姆斯·米切纳【美国现代作家，作品有《南太平洋故事》、《夏威夷》、《百年镇》等。——译者】后来的观点，“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在我国出现了一种令人迷惑的、败坏道德的论调，对这种论调我当时就有疑问，此后更觉其越来越不可信。这种错误的论调是：我们可以用左手进行一场战争，让少数随意挑选出来的人去送命，同时还可以用右手去保持经济不受干扰，让那些留家的幸运儿去寻欢作乐，大发其财。”

从这个角度看来，对麦克阿瑟的欢呼似乎是心灰意冷的人民找到了一个出气活门。此外，它可能刺激了行政当局去谋求和平，这原是十分需要有志于此的人为之殚精竭虑的。安排停战是一件微妙的事。从官方来说，美国政府甚至还不承认北朝鲜与共产党中国的存在。中国人继续坚持说它在三八线沿线的部队都是志愿军，因此不受其纪律约束。俄国则否认它对冲突负有任何责任。国务院对讨论一些诸如福摩萨、印度支那以及外交上承认北京和平壤等边缘问题，是小心谨慎的。正在考虑进行谈判的事实本身也会增加伤亡，因为野战指挥官们要进行厮杀来改善他们的阵地。最后，试探和平也没有可靠的中间人。慎重其事是必不可少的。经验表明，联合国中不可能保密。中立国家，特别是印度，也会走漏消息；印度驻联合国的大使克里希纳·梅农是一名仇美分子，似乎想专门提出一些使美国丢脸的条件。

乔治·凯南找到了一条出路。他离开国务院休假期中，从普林斯顿大学打电话给雅各布·马立克，建议他们会晤，用俄语作非正式交谈。5月31日，谈话在马立克的长岛避暑别墅开始。开头有点尴尬，过后，慢慢进入一系列的冗长的讨论，只有在马立克感到有必要“考虑问题”，即是说要与莫斯科对对口径时，谈话才中断。最后他建议战场上的指挥官主动谈判，这都照办了，但早期的结果令人失望。中国人仍然满腹猜疑。李奇微比他的前任机智而又圆滑些，说服了中国人于7月10日在双方战线之间的古镇开城坐下来谈判，但接着来的却是关于议程的争吵。在早秋时分，谈判移至板门店。但这不过是聊胜于无，按触仍不时中断。朝鲜的敌对行动拖满第二个战斗的年头，又拖到第三年。用艾奇逊的辛辣的话来说，美国对战争的热情己经“到了再也不能降低的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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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冷战的温度到此时也降至北极的水平。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间的紧张局势主宰着世界事务。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污染：在小说、戏剧、电影、杂志文章里；在报纸的连载文章里（如赫伯特·菲尔布里克的《我过着三重生活》，说的是曾当了九年共产党员的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在整个五十年代里有五百多家报纸都连载了这本自述）；在广播和电视里。辛辛那提棒球红队一度更换了名称。社会学教师如果不臭骂“共产主义奴役”的邪恶，就有被解雇的危险。反共的狂热分子得到最高的讲演费，那些列举自己憎恨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或粉红色分子的理由最有说服力的竞赛者被授与最高的美国方式奖。

甚至美国小姐的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而进入五十年代最受欢迎的作家是一名布鲁克林的前游泳救生员，到1951年底，他的歌颂色情与反共虐待狂的小说己售出一千三百万本。身材瘦长，留平头，声言看不起“长头发”的三十三岁的米基·斯皮兰在1947年发表了他的第一本以迈克·哈默为主角的小说《我就是陪审团》。他越来越多产，写了《枪下不留情》、《我要复仇》、《孤独之夜》、《大屠杀》，被认为是美国民族性格中那种靠民团以暴力维持治安的气质的最新表现。迈克·哈默并不仅仅是又一名坚强的私家侦探。他为了正义和民主而杀人，为他的创作者每本书捞到了五万块美元。《孤独之夜》于1951年问世，行销三百万册，其中典型的一幕是以这样的自鸣得意的沉思而结束的：

“今晚我杀的人屈指难数。我冷酷地枪杀他们，每一分钟都以为乐……他们是共党，老李。他们是一些赤色杂种，早已该死……他们从未想到在这个国家里还有象我这样的人。他们以为我们都象马粪一样，软弱而又愚钝。”

迈克背后还有一些若隐若现的人物，有时被称为“一位新麦卡锡”，有时被称为“又一位麦卡锡”或一位无名的改革者。他们能大胆揭露政府里的共产党人，因而受到不忠于国的东部名牌大学毕业生的憎恨。要前后一致的话，迈克应该是一个搜捕贵族的雅各宾党人，但是斯皮兰在多数场合是前后矛盾的。他书中有些段落晦涩难懂，连不合逻辑的推理也不易发现。在《猎女人者》里，迈克在悼念一位麦卡锡型的利奥·纳普时是这样想的：“赤色分子并不是那些顶得住强大攻势的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们仍是一帮讨厌的农民，为了取得控制而杀人，但是象我们这样的人是能够制服他们的。他们是一些吵吵闹闹的饭桶，优等人一出现就会拼命逃跑。他们的软弱无能的小脑袋对此很清楚。”作者考虑迈克与共产党农民间的鸿沟，在陷入沉思时，这种阶级优越感是随处可见的：

“他们的臭皮囊见鬼去吧。他们和他们的哲学见鬼去吧。死亡与毁灭是克里姆林宫一伙人唯一的拿手好戏。他们懂得暴力与死亡的价值，反复用之于旨在消灭他们一类以外的一切东西的疯狂的计划。”

然后，大概是为了把乾净正派的美国方式和以暴力与死亡为其要旨的死亡与毁灭的信徒加以区别，迈克告诉一名女俘虏，如果她用一根枪膛里塞满结实泥土的猎枪向他射击，就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

“枪膛就会象一个桔子那样爆裂，火药就会直往你可爱的喉咙灌下去：如果你想让警察验尸员干那制止蛆虫的活茬，这倒是个办法。他们不得不伸进去，把你的脑髓刮出来放在端菜盘里，还会用尖嘴钳子把你的头盖骨一点一点地拈出来。”

她呕吐了，他却接着说：

“最糟糕的还是颈部，因为脑袋没了，而心脏还不知道它的生命神经中枢已经完蛋，脖颈还会喷一点血——你知道血会喷多高吗？不知道吗？让我告诉你吧。”

她又呕吐了一顿，然后说，“嘿，你真下流。”但是他还没有当时的连环漫画下流。为了不致遭到改良家和儿童心理学家的反对，这些连环漫画也刊登一些一本正经的信条。“本杂志致力于防止罪恶与颠覆，”一本1951年刊行的连环漫画在封面上写道。“我们希望美国青年人能够从本刊中懂得究竟什么是罪恶与叛逆，那就是傻瓜的悲痛而阴暗的死胡同以及眼泪。”但是美国青年人却从其里页中学到比这更多得多的东西。写实的图画表现着被绑着双腕吊起来的黑人尸体，男青年们把白热的通条往不忠的女青年的双股中间插去，而女青年们也不甘示弱，用碎冰凿子往共产党罪犯的眼睛里戳（“把把……它放下！！！不！啊，啊，啊，噢……”）。

来来去去都是这些主题，还有强奸、谋杀、用脚跺在小孩脸上和喝异性的血（“当她一口咬进他脖子的时候，他感到一股热辣辣的毒液流入他的静脉里，使他的每一根肌肉都麻木了〔原文如此〕……他意识到对这一切的对策！”）女妖的特性是爱把受害者捆绑起来鞭打至死。怎样伤害人是另一种普遍的主题。解剖图表示出身体各个部位，从“眼睛——用手指戳或姆指抠”到“用脚后跟踩别入脚背”，旁附文字说明：“人体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敏感……这些供受训的政府特务用的图表说明这些确切部位在哪里以及用什么伤害这些部位。”有些生动的画面对不识字的人也能提供迈克·哈默主义，配合下面一段文字的插图就能起到这种作用：

现在你知道了吧，魔鬼！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午夜时在荒废了的市中央球场，一场球赛正在月光中进行。仔细看，看这场奇特的棒球赛：一条条长长的软瘫瘫的人肠标明球场垒线，两叶肺和一块肝表示球垒……心脏则是本垒。看看杯特医生弯着身子，用带着头发的头皮打扫心脏，还叫嚷着……“开球……击球手上场！”击球手往本垒走去，挥动着死人的胳臂和大腿，他选中一只后，把其他的扔掉，站在击球区等候投手把头颅投掷过来。接球手身前拴着死人躯干作护胸，场内球手均藏着用人手做成的手套〔原文如此〕，还有用人肚子做成的松香袋子，还有其他的设备，都是一度为市中央球队明星投手赫比·萨登的身体做成的。

连环漫画的老读者对肢解赫比·萨登的老坏蛋怀特医生是一名敌特，并不觉得奇怪。在这段插曲里，邪恶得胜。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都是描画赤色分子被用绳子吊死，用手枪砸死，活埋，喂些鱼，或是吊在忠诚美国人的汽车保险杆上——“旅途的道路很费轮胎！”“但是你可得承认，用来磨掉面孔使人无法辨认，倒是最好不过的！”“对啦，连斯大林都认不出这堆肉！”这里的说教是一清二楚的。因为有组织的社会无力对付自由世界的敌人，唯一的希望被寄托在敢于私行执法的凶残成性的人们身上，这些人虽然无可否认是粗野的，但却明显是需要他们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我不赞成麦卡锡的方法，但他的想法是对的。”

对头的想法是蔑视权威，不受约束，把共产党分子拖到煤气厂后面打断他的脖颈。普通人是相信此道的，因为他们和麦克阿瑟一样，对美国的国家政策感到腻烦。国家政策同他们儿时所学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并且有违传统。朝鲜的没有胜利的战争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过去他们学到的是，美国要避免纠缠在联盟里面。如今却希望他们忘却这一切。美国部队成了北约兵力的中坚，到1952年底，这支兵力将包括五十个师和四千架军用飞机。为了支持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正在投入空前大的一部分国民收入来制造军用装备。在华盛顿，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月月有所扩大。这还不算，几年前美国好不容易才渡过了大萧条，现在似乎又在向全世界的贫穷国家施舍它的新财富。所有这些东西的帐单正在转嫁到越来越感到不满的纳税人的身上。

他们向哪里求援好呢？他们唯一的久经考验的同盟者在于人数越来越少的战前孤立主义的行列。那些老的“美国第一”主义者对美国的新倾向抱有同样的担心。范登堡读到第一个军事援助计划时，写信给他的妻子说，“计划授予总统无限的权力，这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它实际上会使他成为世上第一号军阀。”塔夫脱投票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包含着“由我们出资来帮助武装西欧国家的义务。我认为，带有这种义务，这个计划只能促进世界上的战争，而不是和平。”密苏里州参议员福雷斯特·唐奈把集体安全的概念谴责为可能把美国拖进其他民族的战争里的“道义上的承诺”。

二十年后，这些话听来是有预见性的，但当时并不觉得这样。那些曾因为赞成慕尼黑而名誉扫地的老顽固似乎是正确的。在政界中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在1945年8月6日，整个国际政治结构己经过时了，那天扔的第一枚原子弹是一次变革性行动，而外交关系与军事联盟的全副武装——乃至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本身——如今也己可能像那七十岁老将军头脑中毫无意义的军营小调一样，既古怪而又不切题。只有大家还相信存在动用陆军与海军的威协时，陆军与海军才是有用的。如果人们认为某种行动方式已经变得不可思议，那末，基于这种行动方式的一切假设也就再没有存在的理由。在原子时代，军事解决小国之间或小国与大国之间的争端仍是可能的。但在大国之间，军事解决是没有意义的。一位英国军事分析家已经注意及此。约翰·斯莱塞爵士说，“我们最后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战争作为推行政策的实际工具——指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全面世界大战——已经自行废除了。”“伊诺拉·盖伊”号到广岛和“艺师”号到长崎的飞行表明，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比最残暴的斯皮兰小说或最令人作呕的连环漫画都要恐怖一千倍，迄今也还没有发生什么事足以驱散这可怕的蘑菇云。相反，核弹却越做越大了。

日本投降后，洛斯阿拉莫斯曾经暂时默默无闻。那些知名人士都去往大学校园，重要的技术人员则迁移到阿尔伯克基，那里一座新工厂即将开始一条生产核武器的装配线。过去技术区里的实验室装备已被拆除。修路工作停了下来。建筑物也失修朽坏。戴维·利连撒尔经过视察后向华盛顿报告说，“我们发现许多有碍健康和容易引起火灾的危险物，对士气十分有害。”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洛斯阿拉莫斯免于衰败成为一座鬼狱，然而在五十年代早期，竟有某些东西使之幸免。一夜之间街道铺上了柏油。一座医院建起来了，接着又建起几所学校和一座图书馆。围绕中央林荫路还建筑了一些商店、一座戏院和一座公共会堂。还为修建一个体育场而破土动工；运动员被吸收进一个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轰炸机”的体育俱乐部。

死亡事业的这些繁荣景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干那个黝黑、浓眉的匈牙利人爱德华·特勒。他的制造越来越大的爆炸物的热情战胜了科学界、五角大楼和联邦政府道德上的不安。人们称他为“氢弹的主要营建师”，这并不过分。

从杀人技巧来说，氢弹可谓登峰造极，一枚氢弹，其破坏力比1945年投掷的原子弹要大二十五倍乃至一千倍。原子弹的能量来自核裂变，将铀原子分裂；氢弹的能量来自核聚变，将氢原子聚合——这也就是太阳产生光的过程。只有在非常高的温度下才能产生聚变；因此氢弹被称为热核武器。人们早就从理论上认识其可能性，但在广岛惨剧以后，原子物理学家谈起这种可能性来都是敬而远之，小心谨慎的。假想中的这种新炸弹被称为“超级弹”。在《原子科学家通报》里，不时隐晦地提到它，但是编辑们从未加以释义。他们认为世界上越少人知道这个超级弹就越好。

特勒不以为然。1942年夏，有七名物理学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认真考虑人为聚变的可能性，他是其中的一个，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后来称之为令人激动的“自发表现、冒险与出其不意的精神”。使他失望的是，在1943年却停止考虑热核反应的可能性。因为所需要的温度极高，只有一枚裂交炸弹才能产生这样的温度，所以不管怎样，首先要解决裂变这一难题；这个难题一经解决，大家又认为该就此住手。大约这个时候，特勒开始把这个神话式的超级弹叫做“我的宝贝”。他的同事也很乐意把这个宝贝留给他。

对日作战胜利日以后，他说，如果他能开始热核试验，他就愿留在洛斯阿拉莫斯。答复是否定的，于是他接受了芝加哥大学核子研究所的职务。第二年，他回去参加讨论超级弹的会议，在会上争辩说那种更大的炸弹两年内便可完成，他当时是少数派。反对超级弹的物理学家以艾伯特·爱因斯坦为首。爱因斯坦认为甚至制造氢弹的想法都是错误的。特勒看不出错在哪里，他指出，广岛那枚炸弹之所以制造出来是因为人们认为纳粹科学家正在研制过程之中。如今，据信苏联物理学家正在制造热核装置。斯大林是否会比希特勒可靠些、清醒些呢？

1949年9月23日宣布俄国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这是发展新的美国核子武器库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聚变炸弹的兴起要归功于一系列的刺激因素，最终战胜了各种反对意见。首先，人们发现列宁格勒物理学家早在1932年就已探讨聚合光核子的可能性。阿尔瓦雷斯和欧内斯特·劳伦斯对此深信不疑，转而全力支持特勒，科学界称这三人为“超人”。超人的主要反对者是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美国科李界的三巨擎。因此即算别的方面势均力故，反对派应该是易操胜券的，开始时也果真如此、1949年10月25日，原子能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对于制造一种扔到大城市能立即杀害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居民的武器的赞成理由进行权衡。委员会否决了这种意见。除了道义上的异议以外，还认为氢弹过千费钱而又复杂，它会降低在阿尔伯克基成批生产原子弹的速度，而且即使氢弹是可行的，在俄国的目标中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值得使用，而这两个城市用裂变物质也能毁灭。

这是普通见识的胜利，但这仅是斗争的开始。超人们找到一位盟友，美国海军预备役少将刘易斯·斯特劳斯，他是原子能委员会五个理事中的一个（其他四个当时都反对）。他们还在争取别人改变看法，如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和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保罗·尼采。超人们坚持说，美国的威望颇有赖于美国技术的优势；如果俄国人制造了第一颗聚变炸弹，美国就会丢脸。1950年1月13日奥马尔·布雷德利决定批准制造超级弹，理由是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不能在加速军备竞赛中赞同任何使俄国人捞到那怕是暂时的好处的行动。这个月，希斯被判有罪，麦卡锡主义开始行时。布雷德利作出承诺四天后，从伦敦传来有利于制造氢弹支持者的第二个刺激因素。富克斯被控叛国。究竟富克斯知道多少东西，不可能断言，但是他出席过英美科学界最高级会议，因此华盛顿官方在心情上正适于作出过分的反应。1月31日，一个三人特别专设委员会——包括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撒尔——在行政大楼开会，再度考虑热核应急方案是否可取。利连撒尔在表决中被击败。当天下午，杜鲁门总统宣布他已命令原子能委员会发展“氢”弹或称“超级弹。”

很多科学家出于良知感到受污辱。奥本海默代表他们说，“从某种不是庸俗化、开玩笑、过甚其词等所能消除的粗浅的意义上来说，物理学家能辨别什么是犯罪，而这是他们不会丧失的知识。”每期《原子科学家通报》的封面都印了一个标明差8分钟到12点的时钟；如今封面上的时钟指针已移到差3分钟到12点了。在康奈尔大学的汉斯·贝提的领导下，十二名美国高级物理学家发表一项对杜鲁门的决定表示遗憾的声明。他们宣称：“我们认为不管一个国家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它都无权使用这种炸弹。这种炸弹己非战争中使用的一种武器，而是灭绝整个人口的手段。使用这种炸弹乃是对所有的道德标准和基督教文明本身的背叛。”他们的诚意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贝提的愤慨证明是短暂的。不到五个月，抗议者的决心受到朝鲜战争爆发和一个挑起他们科学好奇心的新方案的考验。朝鲜战争动摇了贝提；他决定：爱国主义需要他放弃反对制造氢弹，而且需要他投身于早日制成氢弹的研究，他极其卖力，以致他的贡献成为制成氢弹的主要因素。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主要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1951年6月，在北朝鲜越过三八线一周年的那一天，特勒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对几名著名的同事讲了话。原子能委员会新住主席戈登·格雷记录了讨论情况。部分记录如下：

在会上出现一些情况。爱德华·特勒把他的想法告诉会议，这是关于热核武器的一种崭新的探索途径……大家作了计算，而主要是贝提博士、特勒博士，弗尔来博士。奥本〔原文如此〕也十分积极……因为现在某种东西已经在望，所以会议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奥本海默博士，毫无例外都很热心。

同一星期里，格雷承诺由原子能委员会提供资金给美国第一间氢弹工厂。过了十三年，电影“斯特兰奇勒夫博士”【英国电影“我怎么学会不再担心而爱起原子弹来”一片中的无人性科学家主人公。——译者】才对特勒狠狠地嘲弄一番，但是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梦想的怪物那时已安放在地下发射仓库里，一按电钮就可以提用。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是一个、或者是一系列的数学问题。原子弹的方程式已经够复杂；而新的方程式则用常规办法计算不出来。对这个复杂装置的每一步骤都要求作出惊人的次数的精确运算，以测定它对炸弹内部数以百万计的细小部件的影响；由于这些步骤在一秒钟的若干分之一的时间内挨次紧接——从实际效果来着，它们实际等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人的大脑是难以应付的。1951年的计算机也帮不了多少忙。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为哈佛建造的机器虽然有五百英里长的电线、三百万个电接头，也远远不够快速。改进的型号虽在发展，但是最好的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也只能记忆二十七个字。而且令人十分恼火的是，它们还变化无常。暴风雨会使它发生故障。电子管熄灭了，电路不灵了。维修人员也找不出毛病。技术人员夜复一夜地坐在有毛病的计算机面前，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解决一个问题，而其他设计小组的专家只能束手等待。洛斯阿拉莫斯要计算机组员每周增加一个工作日，而且二十四小时日夜轮班。技术区的研究工作一直踏步不前，直至其中一名科学家约翰·冯·纽曼决定排除障碍。纽曼仔细考虑了超人们的矛盾心理；他把他们追求的目标称之为“恶魔的武器”，随即下狠心不顾一切地开始探索。三十年代，他就在数学上闻名国际。他的嗜好是制造机器人和机械玩具，现在他对制造超级弹作出的永久性贡献，又是一种超级玩具。它可容纳和记忆四万个“软件”——计算机语言对数据的叫法——一天内能完成三个月的方程式运算；他给这个东西取名叫做“数学分析器、数字积分器和计算机”。等到这个装置获得专利权而且在原子能委员会注册，无法再改换名称时，他的同事才发现这个装置的缩略语是MANIAC（“疯子”）。

于是，在“疯子”的帮助下，超人们在杜鲁门任期最后一年制成一颗六十五吨的氢弹。在那个堪萨斯－怀俄明地带和“拳击场”行时的时代里，他们把它命名为“迈克”也许是不足为奇的。迈克被用拖船载到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环形珊瑚岛，安置在埃卢盖拉布小岛上一间小屋里，和各种离子室、高速摄影机、β射线摄谱仪、装有镭与重氢的容器以及其他核子设备放在一起。七年前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附近的半沙漠地带举行过的仪式，在这里又复重演。1952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的那个夜晚，所有船只后撤四十英里，只留下一队志愿人员作最后一刻的准备工作。在他们也离开以后，在船上通过扩音系统，开始用倒数方式宣布引发。黎明时分，指针走到零时，迈克立即转变为第一颗人造星体。目瞪口呆的水手们看到一个火球升空达五英里之高，接着出现一团菜花形的巨云，紫红、青蓝、灰绿三色混成一体，上升二十五英里直达同温层。在下面，埃卢盖拉布小岛在燃烧，分裂为二后沉没海底。

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一条一英里长，一百七十五英尺深的峡谷。科学观察家计算这颗炸弹的四英里直径的火球可以把旧金山市或斯波坎市的整个商业区，圣路易斯市或匹兹堡市的大部，或是曼哈顿区从中央公园到华盛顿广场之间的一切，霎时化为灰烬。海军的安全保密当时是马虎的；书信检查员放过了描述这一情景的信件。这都使人读之不寒而栗；一位目击者写道，爆炸的亮度“至少相当于十个太阳”。有的信件为地方报纸所登载，全世界立即知道了这次试验及其可怕的结果。九个月后，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在莫斯科胜利地宣布，“美国已不再垄断氢弹。”B－29型空中实验室在亚洲上空找到的放射性痕量证实了他的说法。与此同时，英国人爆炸了他们第一颗原子装置，其特点是出现可伯的Z状云。核子俱乐部在发展。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科南特所预见到的恶梦变为现实，恐怖的不均衡开始了。爱因斯坦告诉记者说，“普遍灭绝正在向我们招手。”

新的情况出现了：必需为完美的武器提供完美的运载工具。在五十年代早期，自动化还没有取消轰炸中的人的因素。美国核武器储存的责任落在战略空军司令部身上，它雇用了二十七万人，用B－29轰炸机不停地在地球上穿梭飞行，以确保即使美国停止生存，还能进行被毁灭后的复仇。战略空军司令部很难说有什么吸引力。它的每一名驾驶员飞行时所带的炸药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历次空袭时所扔总和还要多。它的将军们在标语牌上宣称；和平是我们的事业。他们把飞机震声称为“自由的声音”，把他们一年一度的演习称为“世界轰炸冠军赛”。在演习中，塞满雷达的铁路车箱对谁击中什么目标都进行记录。但是，将军和驾驶员都是人。作为人，他们不久就会成为匆匆过客。

取代他们的偏偏来自第三帝国实验室燹烟未熄的废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中，只有德国人预见到在军事上使用火箭推进的可能性。设计过v－1和v－2武器的科学家现在成了红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略家正在上门向津。用火箭引擎推进，核弹不用半个小时就可横过大西洋或北极。战略空军司令部以前也考虑过使用火箭，但认为太不准确而放弃了。它们的误差幅度还不能减低到千分之二以下。这意味着在五千英里射程内会偏离十英里，对原子弹来说还是太大。但对氢弹来说，却不算什么一回事。埃卢盖拉布岛的沉没产生了对问题的新的然而是残酷无情的看法。按《幸福》杂志毛骨悚然的说法，“暂且不说致命的放射性尘埃所降落的广大地区，光是由于热核弹头的毁灭力量的量子飞跃，炸弹投掷在目标中心八到十英里以内的地方，在军事上是可以接受的。”

“放射性尘埃”这个不祥之词进入语言，并且暗示炸弹的死亡圈的扩大，标志着整个战争概念的改变。另一个重要的新词是“过度毁灭”。由于氢弹被精制成为“裂变－聚变－聚变”炸弹即FFF弹－即在原子弹触发和燃料聚变之外又加上弹壳的聚变－致命的放射性尘埃降落的地区可扩大到三百平方英里。

正是这一点使人们开始考虑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防计划本来就多少有点开玩笑；海洋是那么广阔，轴心国的轰炸机构成不了真正的威胁，那些头戴扁平白铁皮帽的民防队员对整个玩意儿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现在他们的长期警戒才算有点意义。他们重新活动起来，监督学校的演习。另一方面，护身符和江湖骗术也生意兴隆。江湖医生广告推销铅箔乳罩、铅制胸衣、铝制睡衣和在危险时可以往头上一套的松紧口的袋子。还有个怪人兜售什么“镭235原子震呆症特效药”，后来美国公共卫生署发现其主要配料原来是小苏打、食盐和水。另一个怪人则主张把所有玩赏动物的毛发剃光，以免带上放射性。禁止虐畜协会提出了抗议，才没有造成什么恶果。

但是，所有这些民防运动多少有些不切实际。最具有决定意义，对有积极性的承包商来说，潜力也最大的是建造掩体的计划。1951年1月，洛杉矶的一家建筑公司为它建造的第一个家庭掩体举行破土典礼，企图鼓励人们挖洞。有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鲁思·科尔豪恩太太，为电视摄影记者郑重其事地翻了第一锹土。她签合同，花费一千九百九十五元建造一所地下掩护所，内有色彩鲜艳的混凝土墙壁，草绿色的塑料地毡，用拉门巧妙隐蔽起来的储藏室和一具轻型的盖格离子测定器。“我在夏天，自制很多罐装和瓶装罐头，”她愉快地告诉电视听众说：“这将是一个好储藏室。”最后想起来，她还补充说，“它也将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地方。”

你花三千美元就可以建一座“二号小型防护罩”。这包括手提式三路收发报机、鼓风机，上发条的时钟、急救箱、斯丹诺牌取暖炉，幅射图、几身防护服、化学盥洗用品、汽油发电机和一套锹镐装置（“为爆炸后自己挖掘出来”），以及供一家五口在地下过三到五天所需的一切东西。

对大多数人来说，最伤脑筋的问题是在启用之日，怎样安排那些没有远见、未能建造自己的掩护所的邻居。你钻进了自己的防空洞以后，没有空处给邻居，那就必需把他们关在外面，可能还得要使用强力。有鉴于此，有的成套设备开始把手枪也包括在内，但是民众其实还没有准备采取那样现实的态度。后来，后院的地洞成了希奇的玩意儿。有的改成烤肉用的地坑。别的则被用来存放园艺用具、滑雪轮胎和小孩的自行车。

没有好久，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也很熟悉关于核屠杀所带来的恐怖的种种说法，几乎毫不费力地从考虑百万吨级的炸弹转到考虑百万计的死亡——每百万计的死亡指杀死一百万人，而单单在一天内就可能发生十次到十五次百万计的死亡。对那些在军事机构外面的有头脑的人来说，一次使世界陷入火海的热核屠杀的威胁仍是很现实的，但他们觉得无能为力。冷战分子对世界末日的警告充耳不闻，政界人土好象给麦卡锡主义弄得处于瘫痪状态；慕尼黑事件以来，受到历次国际性危机支配的知识分子也无法调动足够的智慧或力量来打破这次危机的控制。

同时，物换星移带来美国一代新人的成长。敏感的人们认为，中学里的防空演习含有启示意味，必然唤醒了这一代的儿童。儿童的长辈以希望的眼光期待他们，但尝到的却是无情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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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鲁门当政的最后几个月里，大学教师逐渐意识到美国知识界生活中出现一种缓慢的、蔓延开来的衰败现象，原来竟就在这年青的一代身上。现在回忆起来似乎难以理解，在那些年月里，人们责备学生们的乃是他们的麻木不仁，但他们确是受到这种责备的，而且并不冤枉；美国青年人从来也没有这样孤癖离群，谨小慎微、缺乏想象力、漠不关心、不求进取——而且沉默寡言。

沉默的一代是五十年代的一种现象，就象尾鳍型汽车后挡板和白色麂皮鞋一样，成了当时的特征。笼罩着大学的是一片沉寂。自由主义已经变得疲惫无力、枯燥乏味。除了一小摄极右的反动分子的吵吵嚷嚷以外，在大学校园里，似乎就没有愤怒的青年，没有燃眉的问题，也没有什么战斗精神。提出抗议的只限于少数“疲塌的一代分子”【一译作“垮了的一代”。——译者】，但他们也象同辈人一样，完全从理想主义和论争中退缩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取代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的是袭劫衬裤的恶作剧和所谓“硬塞”活动，大学生们尽量拚在一些窄小的空间，人数越多越好——比如说，四十人挤进一辆大众牌汽车里，或是十二人挤进一个户外电话亭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立弗里斯诺学院里，学生们把一个电话亭放进学院游泳池的深水一端，然后七名志愿者屏着呼吸，硬把自己都塞挤进去。

少数热心的社会学家企图从中找出其社会意义，他们论说道，这些搞硬塞活动的人把相互依存的关系欢剧化了。但是学生本人其实并无幻觉。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切并无意义；玩过了以后，人们会发现他们排着队等候会见美国一些最大公司的招工人员。他们如此耐心地等待一切，以致来校园的访问的人对他们的驯良开始有所议论。漫画家们把学生们描画成空心的布鲁克斯兄第公司的服装。罗伯特·弗罗斯特【美国诗人（1874－1963年）。——译者】说，学生们的“缺乏果断”使他感到不安。一位纽约市立大学的女校友返校参加一次社交集会，震惊而去。因为那些女学生们谈来谈去都是她们在市郊的未来家庭，而往年的纽约市立大学女学生却认为这类浅薄无聊的唠叨是典型的高贵奢华的女子学院学生的行为，实在不屑一顾的。从牛津来的辩论竞赛者在美国各校园里观光访向，惊奇地发现自由企业被看成不但是一种经济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戴眼镜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三年级学生问奥托·巴茨教授，“有什么事值得搞一场运动？”在哈佛大学，戴维·里斯曼描写大学生的不满时，写到：“当我问这些大学生，你们为这些事情干了些什么？他们对自己还能有所作为的想法感到惊异。当我建议说，如果事情越来越糟糕，他们可以组织纠察线，他们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默里·罗斯在1950年写道，“没有多少年青人是同一群致力于并积极献身于人类最崇高目标的人共命运的。”那年的《生活》周刊为了弄清楚什么东西才使青年人激动，请他们举出自己眼中的英雄人物。回答倒是直接了当的：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乔·狄马乔、麦克阿瑟、贝贝·鲁斯、罗伊·罗杰斯、克拉拉·巴顿、维拉·埃伦、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多丽丝·戴和伊丽莎白·肯尼修女。【这里所列举的除美国的总统、将军外，乔·狄马乔与贝贝·鲁斯为美棒球运动员，罗伊·罗杰斯、维拉·埃伦、多丽丝·戴均为美电影演员或歌唱家；克拉拉·巴顿为美红十字会的组织者，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为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女护士；伊丽莎白·肯尼为一名澳大利亚女护士。——译者】他们父母们的意见也不会有多大出入。确实这样，这新的十年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美国青年人接受老一代人的准则竟达如此程度。“美国资产阶级致力于谋求个人安全，”威斯康星大学的威廉·奥尼尔写道，这产生了“怀有强烈的中年人的准则的一代人”。过去可以有把握地假设：一个年青人的政治观点形成时在左冀，然后随着年岁的增长慢慢向右翼移动。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五十年代的青年大学生是从正中间开始，而且停留在那里。

当然，在任何一代学生当中，大多数人总是沉默的；作为特征的总是那肯讲话的少数。在二十年代里，并没有很多大学生穿浣熊皮大衣，只有少数几个人驾驶斯塔兹熊猫牌赛车；在三十年代里，一小批人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或是为和平举行罢课。但在五十年代里，很难找出任何肯讲话的人，很难找出任何称得上是领袖的人。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大学足球队同时选出两名队长，或是选出人轮换当队长。作为美国优秀大学生联盟会员章的钥匙也都悄悄地揣在口袋里。大学生们似乎蔑视领袖的概念，而宁愿代之以他们称为“面面俱到的人”。但仔细琢磨起来，所谓“面面俱到的人”其实是一个全无特点的家伙。关于人的这种美德，威廉·怀特在《有组织的人》一书中曾阐述说是，“表现决不突出，热情决不过分”。这些校园里面面俱到的人相信领导来自集体，进步要靠所谓解决问题的会议，于是认为用不着进精神神和想象力。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不相信个人主义。个人靠牺性别人来寻求声誉和成就。个人爱闹摩擦，制造麻烦，危及神圣的集体，谁也不愿与之发生联系。

根据他们的奥妙观点，好争论竟成了最严重的罪孽。沉默的一代避免承担任何任务，其实他们首先是政治上缺乏教养。这一代人的成员没有幻想，因此也不可能有幻想的破灭。他们闭口不谈什么话，避免严肃的讨论：他们把改良家称为“假善人”，敬而远之。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制度的冲突中，他们竖决站在社会制度一边。他们不求名，只求别人的赞许。他们渴望在集体行动中协作，有意克制可能脱离群众的特性。在这些年代里，富有的大学生开始装出一副寒酸相，他们身穿斜纹布衣服，以免显出与众不同。一名大学游泳运动员找着里斯曼说：“我对那些我想与之竞争的家伙感到恼火。我一定有了什么毛病。我希望我象某人那样，他真能同别人合作。从不象我这么计较输赢。”维特也注意到大学生们不再梦想自己开业做生意，他们要去给别人工作，而且企业越大，他们就越加信任。但是，对当推销员或是步步高升到当主要的经理人员，他们并不大感兴趣。推销员是竞争者；经理人员有时要严厉一些。大学四年级学生多半告诉公司招工人员说，他们想在人事部门工作，因为他们喜欢人；他们也想到宣传联络部门，维特不加渲染地指出，因为在那里，他们能够“在公司的时间内对大家讨好。”

这种观点自然同抗议行动格格不入。在教授中，和麦卡锡主义作斗争是当时一件激昂慷概的事情，但是学生们却不怎么关心。这个参议员在校园里找不到几个新的支持者，但是他也引不起人们多大的愤慨；大多数的大学生觉得这个问题令人厌烦。在各个领域——包括神学、新闻学、法学——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都显而易见，但是有重要意义的是学生们对职业的选择却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现在的热门是工商管理。在1940年到1950年之间，把人文科学放在首位的倾向已经衰退，以至于在十个大学生中主修基础学科的不到三名。职业训练得到了年青人的专爱，而工商业又是最受欢迎的职业，因为它对学生们选择的投资提供最高的利润。在四十年代的末期，美国所有大学生中只有百分之十九·四的人主修工商专业。到一九五五年，主修工商专业的成了大学生中最大的集体。

如果他们有什么理想人物的话，那便是汤姆·拉思。他是斯隆·威尔逊所写的《穿整套灰色法兰绒衣服的人》里的主人公。小说开始时，威尔逊的男主人公有个叫做贝特西的妻子、三个小孩、在韦斯特波特有座六个房间的住宅、一辆1939年出厂的福特牌汽车、一万块钱的军人人寿保险，并且在一个慈善事业基金会里任职，年俸七千元，但却是闲差。生活是愉快的，虽然比较简朴；他需要买一部新汽车，厨房里的油毡又开始磨损了，等等。后来，汤姆似乎碰到了好运气，有一份工资九千元的搞宣传联络的公共关系，工作让他干。他接受了，但却发现了难题。在他的新工作岗位上，他必须工作。再也不能吃上三个小时的午饭，再也没有长时间喝咖啡的休息，再也不能在公司时间内讨好别人；他现在必须生产，有时还要在办公桌边工作到5点钟以后，甚至还要在星期六上班，占去了他和贝特西以及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一切使他恼怒，他告诉老板应在哪里刹车。汤姆对多挣钱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作为交换条件他必须减少作为丈夫、父亲、面面俱到的老好人的作用，那他可坚决不干。这是故事的高潮，而结局就更为离奇。老板竟让了步。

“当然啦，”霍甫金斯站起来，又为自己倒了一杯酒，和气地说，“也有很多好的职位不需要干特别多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无非是为你找到适当的位子。”

沉默的一代确实相信这个。在他们的人为的同志情谊外表下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天真想法，一种安徒生式的信念：认为由于某种超自然的理由，那些看着时钟谁时下班的人将会获得大家所谓的“美好的生活”，“通情达理的美好生活”，“正当而完满的生活”。霍甫金斯辩解说，“总要有人干工作。”而汤姆也同情地回答说，“我知道。”总要有人，但不是他。他可不是被逼赶得神经病的那号人。

“我不愿意放弃时间。我是在讲老实话。我想要这笔钱。没有人比我更爱钱。但是我这种人可不能永远晚上干，周末也干，诸如此类，没完没了。我猜想工作也许还包合更多的东西。我不是那种可以全种贯注去干工作的人——我没法使自己相信我的工作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五十年代的汤姆们相信所有伟大的发现已经做完，所有伟大的梦想已经实现，全部巨大的财富已经到手，他们可以心安理得，一周上五天班，每天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拨弄一下技术和处理一些专门性的事，同时把他们大部分精力花在作职业性的兴趣上面——做礼拜、公众活动、“了解”孩子们、高尔夫球、少年棒球联赛、和贝特西一起过着满意的生活，一起在家里铺设水管子。这一切都将是他们的，只要他们在毕业前找到合适的招工人员签订合约，报名参加那竞争者的洪流，大摇大摆地沿着消费的超级公路前进。正如一位社会评论家所指出的，颇有重要意义的是大学生不再谈论“照章办事”，而是说他们“心中有数”。他们也意识到这个数会因时而变，但他们确信，到时候会有人告诉他们该怎样办的。

人们不大谈论出卖了。已经没有必要。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羁绊之中，就象中世纪的青年人受寺院约束一样，他们受着美国方式的约束。对他们来说，在他们毕业后等候着他们的世界既不冰冷，也非无情，当然更无敌意。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刊物《代达鲁斯》里，一名院士报告说：“在当前这一代大学生当中，占主导的特征是他们对眼前的日常生活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都感到无比心满意足。对他们的健康、未来职业、家庭关系、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状况、他们享受安全而幸福的生活的可能性，没有几个人感到担心。”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学生对现状准备双手拥护，必要时还要捍卫它：他们愿意守法、纳税、服兵役并且参加投票，虽然投票以后，他们也就再也不去关心政治。他们愿意在衣着、言语，信仰、择友、头发长度，而且尤为重要的，愿意在思想方面，服从社会的要求。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可以获得美好生活中的一切权利与优惠，这就是说，获得经济上的保障。

就是这样的一桩买卖，真使学生们的老师震惊。经受过贫困和法西斯考验而幸存的美国遗产似乎要被那些年青的傻大个子所背叛，他们宁可牺牲理想去换取貂皮把手的啤酒罐头刀和十四开金的赊购牌【美国商店发给有赊购帐的顾客的金属小牌，凭此标记，顾客购物时可不用付现款。——译者】，他们同意艾森豪威尔将军给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一个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人。”

在纽约的罗德夫·肖罗姆犹太寺里，刘易斯·纽曼法师把袭劫衬裤的恶作剧归咎于麦卡锡主义。他论证说，这个威斯盛星州参议员把“对重大问题的严肃讨论或发表不同意见变为危险的事，”于是学生们只好“通过愚蠢而不体面的‘偷袭’宿舍来发泄他们抑制不住的精力。”这未免言过其实，但也多少有点道理。严肃的讨论即便不是绝对的风险，但差不多在每一层有组织的社会里，都是肯定受不到鼓励的。一名喷气推进工程师被逮捕了，除了他曾经是罗森堡夫妇的朋友外，显然没有任何其他理由。欧文·拉铁摩尔在一个国会调查委员会被控犯了七次假誓罪。【拉铁摩尔于1952年和1954年两次受控告。最后一次控告于1955年被驳回。】国务院禁止到共产主义国家旅行。美国在联合国的雇员开始作为“危害安全的人物”，而被解雇。麦卡伦－沃尔特移民法的通过简直是保证到美国各大学讲学的欧洲学者都要当众受到屈辱。

麦卡锡这时得意已极，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传来蹂躏自由思想的新消息，多思善感的学生几乎难免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唯命是从受到奖赏，而信奉异端则受到惩罚。华盛顿成了麦卡锡同敌人搏斗的主要战场，而在社会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里都在进行着各种规模的有声有色的冲突。比如说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市，就有人建议公共图书馆把被称为共产党人或有同情共产党嫌疑的人所写的书都盖上红色标记，这引起了一场风波。持这种主张的人的首领是当地的家庭妇女默特尔·格拉索克·汉斯太太。《纽约时报》报导说，汉斯太太“从来不以有文学造诣和博览群书而自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对书籍里面的阴谦诡计没有一些相当肯定的看法。她提出一分有嫌疑的作者名单，并且要求处理他们的著作。她并没有要求把这些书都真地烧掉。只要标记鲜红，而且“大到一眼可以看到”，她就满意了。标记盖在封面里页，指明作者的共产党组织关系和政治感情，还加上他被“传讯”的次数。汉斯太太说，“这样读者就会认识到他在许多场合下都是阅读着共产主义宣传品。”圣安东尼奥市长自己的妻子是一名女民兵，他也认为汉斯太太的建议极好。接着事态发展超出了明眼人看到的范围。阅读盖有红标记的书的人被监视者登记下来。他们的名字被转送到联邦调查局，不然的话就在《圣安东尼奥新闻》上公布。这件事激起了市内有权势的马弗里克家族的不满，他们全体都是主张公民自由权的。这场争吵以反对盖标记者的得胜而结束，但是已经弄到许多家庭不和、友谊破裂了。

在印第安纳州，另一个家庭妇女托马斯·怀特太太，是印第安纳州教科书委员会的委员。对于盎格鲁－萨克逊的民间传说提出标新立异的解释。她宣称：“现在共产党对教育有一条指示，要强调罗宾汉的故事。他们强调它的原因是罗宾汉劫富济贫。这可是共产党的路线。简直是对法律和秩序的玷污。”但是，共和党州长却不愿表态支持或反对罗宾汉。在英国，诺丁汉郡司法长官威廉·考克斯告诉记者，他的意见是罗宾汉（1160－？）没有当过共产党人；但是印第安纳州的教育总监威尔伯·扬却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不管怎样，他还是在重读罗宾汉的故事。在五十年代早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怀疑；在有些单位，受到怀疑就等于有罪。美国的主要欢剧出版家塞缪尔·弗伦奇似乎嫌开黑名单还不够厉害，宣布组织一次剧本比赛，但在比赛中，保留“宣布任何卷入或逐步公开卷入学术、文学、政治或道德争论的作者丧失录选资格的权利。”

联邦调查局特务在校园内公开进行安全调查，校董会又要求学生作效忠宣誓，大学生们在这种情况下如不闭口无言倒是怪事。差不多一切其他的人都早已不再开口。史蒂倍克－帕卡德汽车公司董事长保罗·霍夫曼，一名开明的共和党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对自由的看法在任何别的时代，都难以说得上是大胆的，但是在当时，敢于坚持任何观点却是不寻常的事。他在美国西南部一家较大的大学里演说后，一名大学生问道，“在象我们这样的学校里，你认为应该对共产主义作任何研究吗？”霍夫曼回答道，“应该。我认为我们应该讲授什么是共产主义，这样，美国最重要的新的一代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为什么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形成这样一种威胁。”那个学生说，“我也这样想，但是在此时此地说这样的话是危险的。”事实上，霍夫曼说这样的话也并不完全安全。他受到了监视，当他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主持下，争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再度演讲时，美国退伍军人团设法使他无从使用市内战争纪念馆。其实，他这次演讲的题目却是自由企业。

反共迫害、新热核武器的恐惧、父母关于大萧条的故事，这些都是促使沉默的一代形成的力量。这一代人并不全无辩护者。普林斯顿大学的奥托·巴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著文，认为这一代人的长辈对他们判断错误。他说他的学生不过是谨慎小心。他认为，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缺乏战斗精神而贵怪他们是不对的。“未来很可能会表明：在国内和国际生活里，他们正好是我国长久以来就非常需要的那种讲求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颂扬软弱无力，没有得到什么响应，也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一位更为著名的教育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非利浦·雅各布认为，沉默的一代的准则表现出对美国传统的背离。他写道，虽然学生们也很会讲真挚、诚实、忠心等一类好话，他们自己“在学术上的老实态度方面的标准一般都很低，在很多重要院校里，有计划的欺骗并非例外，而是司空见惯的事。”他觉得他们的享乐主义与反理智主义表现出他们已抛弃清教徒的传统，并且认为：“也许这些学生是一场重大的文化和伦理革命的先驱，是一个本质上世俗的（但在名义上是宗教的），面向个人的（但又是结成集体的）社会的不自觉的引路人。”

即使还有别的人也隐约看到革命的幽灵，他们也闭口不言。但是雅各布博士描划出的轮廓，别人到时候会赋以血肉。想想这些后来人对当时的自愿缄默有些什么感觉是饶有兴趣的，因为虽则他们还太年幼，无从评价沉默的一代的神秘气氛，这种气氛必定已经对他们心灵的某些幽暗角落产生了一种非记忆力所能及、非语言所能表达的影响。在1951年盛夏，五十年代正在起步行进的时候，马克·拉德【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气象员派的领导人。——译者】新泽西州的梅普尔，年方三岁；马里奥·萨维奥【美国争取言论自由运动的一个领导人。——译者】与凯西·布丁【布丁以及后面谈到的威尔克森、奥顿均是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气象派的女成员，1970年他们在威尔克森家里制造炸弹，引起爆炸，奥顿被炸死，其他两人逃走。——译者】在曼哈顿，一个八岁，一个七岁：休伊·牛顿【美国黑豹党的一个领导人。——译者】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十岁；琳达·埃文斯在衣阿华州的道奇堡，八岁；凯思琳·普拉特·威尔克森在纽约，六岁；戴安娜·奥顿在伊利诺斯州的德怀特，则时年九岁。

※※※

六十年代早期，沉默的一代已成为历史陈迹。当时韦斯利扬大学的学生在一场篮球赛的休息时突然怀旧起来，不禁歌唱出他们都还记得起的一支支抒情小调。他们唱道：

你和眨眼小丁①，

你和眨眼小丁，

都会玩得开心，

——一起开心！

【①《眨眼小丁》与《豪第·杜第》均为当时很受儿童观众欢迎的电视节目。——译者】

然后又唱道：

现在是豪第·杜第的节目时间，

现在是豪第·杜第的节目时间，

鲍勃·史密斯和豪第

向你说声你好！

最后唱道：

米奇老鼠！米奇老鼠！

咱们永远高举大旗！

米——米——米

——愿不久就见到你！

奇——奇——奇

——为什么？因为我们喜欢你！

老——老——鼠

歌唱的学生们之间有着一种为他们父母所不曾经历过的联系纽带。他们是第一代电视观众的成员，是在宣传联络人员已经开始谈论“形象”、心理学家开始谈论“作用”，以及广告行话里的“公众”一词正在被“大规模观众”所代替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在三十年代，广播里的儿童节目时间只有四十五分钟。在别的空闲时间里，这些年青的欣赏者只能听成年人的节目，如果他们年纪小而又属于那个伟大的中产阶级，也可能听父母朗读那些从他们上一代孩提时就没有改变过的儿童文学作品片断：格林童话里的鹅妈妈，《儿童诗歌园地》、《金银岛》【英国作家史蒂文生著的海上冒险小说。——译者】、《彼得潘》【英国剧作家巴里著的儿童幻想剧。——译者】、《小妇人》【美国女作家阿尔科特著的儿童小说。——译者】、《绿野仙踪》【美国作家鲍姆写的一个儿童幻想故事，后多次改编为电影。广播剧、电视剧。——译者】。在杜鲁门时代的晚期，所有这些开始销声遁迹。这些一度绕着母亲膝盖旁坐着听讲的故事，除了被狄斯奈（如木偶匹诺曹、睡美人）或一个受欢迎的表演者（如潘彼得、绿野的仙人）加工而竟成不朽之作而外，都正在慢慢变得越来越陌生，以致提及这些故事时，除少数不以小孩阅读或聆听这些故事为怪的家庭出身的人，大家都已不知其所以。

“眨眼小丁”、“豪第·杜第”、“米奇老鼠”、“幸运的小狗”、“和斯纳凯·帕克在一起的日子”是新宣传工具中没有那么受人反对的幸存者。一般的水平就更为低下。电视节目的出资者对真正好的节目轻易抛弃。根据一本《电视指南》的调查，“魔术小屋”与“我是想象先生”是父母们推荐的节目，但却很快被尼尔森和胡珀列为不受欢迎的级别而砍掉。伯尔·蒂尔斯特朗的可爱的木偶戏“库克拉、弗兰和奥利埃”，寿命要长一点，但到最后，它也被提倡暴力的节目如“电视上尉”，“空中霸王”，“航天候补飞行员”，“半夜上尉”和“超人”等踩在脚下。就是在表演“超人”的演员乔治·里夫斯在加利福尼亚州把他的名牌汽车撞在石墙上，碰破了额头，看见自己的血就昏厥过去以后，那些年青的电视迷还继续幻想“超人”的不可毁灭。

约有三分之一为儿童编排的新节目都是鼓吹犯罪和暴力的。生产玩具枪的美国商号从十家增至三百家；双枪手威廉·博伊德【博伊德为美国西部电影演员，以演“牛仔”霍帕隆·卡西德而称著。——译者】具有远见，购买了他那些已经废弃无用的牛仔电影胶片的专利权，成为首先发电视财的一个人，到1950年光靠出售霍帕隆·卡西德服装就收入四千万元。霍帕隆用六杆枪造成的伤亡人数大大增加了电视节目中的总伤亡人数；到1954年，这个总伤亡竟超过了在朝鲜战场的死亡率。在屏幕上，有些谋杀相当恐怖。《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发起一个运动，反对用特写镜头来表现勒死少女，但是在统治电视网的人的心目中，占上风的观点是电视节目还没有“无敌杰克”那么沽满鲜血，而且显象管中的凶残帮助小观众在幻想中发泄掉打斗心，可能还会有点好处。不管怎样，鼓吹暴力的节目受欢迎，小孩要看。因此，在麦迪逊大道附近六十个方形街区，所谓“电视业”的中心里，作出了增加谋杀节目的决议。刚好在离那里只有短短一段坐车路程的一座公离里，有一名叫做李·哈维·奥斯瓦德的十一岁的逃学生正在电视中观看他所能够看到的所有暴力残害表演。

除了其本身的重要意义以外，这种新宣传工具的一切差不多都是可以有所争议的。这种本身的重要意义显然是深远的。电视的时代比收音机的时代来得更快。收音机发展到高峰的时候，美国人每个月内购买约十六万五千台收音机。但在1948年和1949年里，每月出售的电视机超过了二十万台，这还仅仅是开始。1950年1月1日，在美国共有三百万人拥有电视机。在那个摇曳音乐的年头——出现了麦卡锡和朝鲜战争的年头——在美国家庭里又多安装了七百万台电视机。然而无线电台仍然统治着电波，向四千万台收音机播放节目，但这仅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向推销术（“你的小女孩是否被漏掉……？”）和社会压力低头。在大都会里，这些力量的影响往往还要加上在报上搞的宣传。报纸曾错误地估计无线电广播的感染力，把开设电台特许权轻易让给别人，自己吃了亏。这次，报纸从一开始就参予了。巴尔的摩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以说明高明的商品推销受到报纸宣传灌输的支持，效果何等显著。胡珀在1949年春天的统计表明该市居民中百分之八十二的人收听电台广播，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看电视。随后，《巴尔的摩太阳报》、《太阳晚报》、《星期日太阳报》开始怂勇订户观看它们自己所拥有的WMAR台电视节目。结果，在1950年5月，该市成为第一个晚间电视观众（百分之五十点二）超过广播听众的城市。

但是，观众并不那么满意。新奇感一经消失，人们常常发现WMAR台电视广播出来的效果白茫茫的；而且节目也很蹩脚，有时几乎成了一种新式的空中污染。“那些年老无力，身体垮掉的摔角家怎么样啦？”巴尔的摩人在街头互相打听，回答是：“不怎么样，他们还在摔角。”《时代》周刊宣称：“在1950年，电视成为一个重要行业和文化力量”，但在那年的头几个月，演出水平仍然很差。不时亦偶有佳作，如：“达菲的酒铺”，杰克·韦布的“法网”，还有那个来自西弗吉尼亚州，名叫达格玛的象精灵般的女英雄。不过，即使是最好的节目多半也不过是二流的歌舞杂剧，而被称为“电视先生”的一时红人却是米尔顿·伯利，一个装怪样、靠讲笑话哗众取宠的杂剧演员。多数重要的表演者是老的电台广播演员。戈德堡夫妇在两年前已经转去表演电视节目（“不管是谁，都进来吧”；“如果没有人，我就回电话”），但是对多数人来说，从收音机向电视的转移还没有开始。那些想听爱德·默罗的新闻或宾·克劳斯贝的最新民歌的人只能听，不能看；而阿瑟·戈弗雷【美国无线电和电视广播演员。——译者】则继续通过电台广播和四千万群众保持联系，用弗雷德·艾伦所谓的戈弗雷“光脚轻音”去感染他们。

电视存在的问题有一部分是技术性的。摄影师还在摸素，安装人员把天线装的不对头，第一批生产的电视机不断失灵，修理人员也不在行。一直到1950年1月，芝加哥的哈利工艺公司才发明了第一个长方形的显象管。这才有可能使用整个显象管的正面，而且节省了百分之五十的机壳体积。但是组织全国性电视仍存在巨大的障碍：地球表面的弯曲。调幅的无线电波是弯曲的，但是调频的和电视的射线却是直的。在电视开创的年代，水平线以外的电视接收机收不到电视台发射的图像，所以节目主持人只限于从当地的有才干的人中去物色。在1948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工程师们七拼八凑，搞了个所谓同温层转播电视的玩意儿，他们把天线放在一架B－29飞机里，让飞机飞到二万五千英尺的高空，围着匹兹堡上空转。这一招来得绝——在二百五十英里周围地区的屏幕都收到信号——但是，需要的是更为实质性的东西。解决办法在于同轴电缆和微波中继。在不到三年之内，一个重要的电缆网埋在地下并开始运转。第一次电视全国联播是在1951年9月4日，由九十四个电视台向四千万观众播送了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的对日和约会议上的讲话。此后，电视网开始与地方台签订合同，从电台向电视的大规模转移这才开始。

在转移前夕，《无线电日报》宣布了它1950年的奖赏，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两大巨人还是势均力敌，不分上下：

电台广播　　　　　　　　　　　　电视

年度最佳男演员：杰克·本尼　　　年度最佳男演员：锡德·西泽

年度最佳女演员：伊芙·阿登　　　年度最佳女演员：费伊·埃默森

最佳戏剧表演：勒克斯广播剧团　　最佳戏剧表演：第一演播室

最佳喜剧表演：杰克·本尼　　　　最佳喜剧表演：米尔顿·伯利

在随后五年之内，商人代销经售的电视机平均每年五百万台，而且出售数一直很高，直至百分之八十八的美国家庭——四千万户——拥有电视机，有百分之十三的家庭拥有两台以上，有的还多至六台。和1949年相比，看电视的农场主在十年内增加到二十七倍。早在1950年，有一分研究报告发现，有些初中生一周内平均约在电视前花掉近三十个小时。有些调查报告准确地预言，一般美国青年人到高中毕业时有一万一千个小时花在课室，有一万五千个小时花在看电视；后来一份威斯汀豪斯的研究报告也发现，美国人在荧光屏前所花的工时比他们为了挣工资而花的工时要多。

不看电视的人——在五十年代，没有几个自重的知识分子愿意承认家里有电视——对看电视的人感到莫名其妙。诺曼·卡曾斯【《星期六文学评论》主编。——译者】给他的吃惊的读者报告说，“典型的电视晚间文娱节目的公式是放一次毒，一场歌舞杂剧与一场摔角表演。”马克斯·勒纳认为电视是“穷人的奢侈品，因为他们心理上感到有此需要”；而法官们则认为是一种必需品，因而不得为债权人所没收。1954年，让观众边看边吃的电视便餐出现了，使人们不必勉强离开电视去囫囵吞下晚饭；同年，托莱多市管理自来水的专员偶然有一奇怪的发现。他对耗水量在某些三分钟时刻内突然增加感到大惑不解，便不动声色地做了一次小调查，才发现在托莱多全市，电视观众们在电视播放商业广告节目时同时跑去浴室小解，一起抽水冲厕。

那时，一般美国家庭一天要看四至五个小时的电视；路易斯·克罗南伯格评论说，汽车曾诱惑人们离开家庭，而电视却使他们回转家庭，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却毁了家庭：

过去母亲和父亲、珍妮和约翰一起坐汽车出外旅行，说说笑笑，交换意见，现在他们并排地、而且常常并肩地坐在一起看上几个小时电视，连目光都很少交换。如果他们交谈，也是气鼓鼓的，为这个或那个节目的好坏而争吵。

他们有些什么东西可以选看呢？有些早期电视网的演出颇为不错。1950年，美国广播公司播送的“时间的步伐”里的“欧洲的十字军”是第一部获得皮博迪奖的记录片。默罗的“现在看吧”在翌年开始，再过一年，由福特基金会的提供的节目，阿利斯泰尔·库克开始把一个半小时的“时代列车”节目在每个星期六下午引进人们的起居室。在别的频道上的节目中，吉米·杜兰特虽然粗俗，倒也诙谐；那个快乐的丹麦人维克托·博吉虽然演技不高，倒还逗人喜爱；富尔顿·希恩主教虽然油腔滑调，还算有些学问。不管根据什么标准判断，全国广播公司电视播送的歌剧都是杰出的。在星期日晚上，全国广播公司的菲尔科丰年剧场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第一播送室从帕迪·查耶夫斯基的《马蒂》开始，实况转播优秀的新剧作家的戏剧。在新闻评论员当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默罗仍然高踞首位，但是观众也可以转动旋钮收听美国广播公司的约翰·查尔斯·戴利或是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卡梅伦·斯韦兹（“现在让我们周游世界，报导新闻摘要”）。戴维·布林克利也在全国广播公司，1955年，切特·亨特利加入，和他一起组成著名新闻广播小组，默罗退休后，成为首屈一指。

如果这些节目真是有代表性的，美国生活的特质原会提高。可是美国生活特质却一落千丈。谁应对电视里的淡然无味的沉渣负责？那些有足够兴趣监视电视进展、并有足够洞察力去评价它的人们为此展开了剧烈争论。实在没有人能够负责。空余的钟点之多，绝对找不到足够的人材去加以利用。而守候在电视机旁的观众数量之巨大，也只有陈腔滥调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不少家庭竟然以此为娱乐：

奥齐：哎……哦……噢，亲爱的……你……看到……报纸了吗？

哈里特：哎呀，亲爱的，里基可能看到过。

奥齐：哦……唤……哎呀，我……。

里基（闯进来）：嗨，爸爸。我把报纸给了戴夫，让他给桑利了。（离去）

奥齐：噢，唔……哎呀，亲爱的，我……我原要读……报纸呢。①

【①电视节目“奥齐与哈里特”的一个镜头。——译者】

年青的、甚至不止是年青的观众看到下面的情景，连气都透不过来：

博伊德：好运气，我们把一帮人都围起来，巴特·斯莱姆把法官的女儿绑架走了。

加比·海斯：什么，这帮下流，孬种——霍皮②，来，咱们去把歹徒逮住。

【②指威廉·博伊德主演的“牛仔”戏“霍帕德·卡西德”。——译者】

当二百○三个电视台播送下面这个场面时，四百万弯着身子熨衣服和做饭的家庭主妇竟然为之感动：

海伦：噢，保罗！手术动得很成功！

保罗；你是说小家伙能活下来，还去当棒球游击手？

海伦；对啦！我昨晚为这个祷告得多认真啊！

保罗：（温和地）：你的祷告应验了。

海伦（停顿良久）：对，保罗，我的祷告——应验啦。

“航天后补驾驶员”象“霍帕隆·卡西德”一样腐，“我喜爱的丈夫”象“奥齐与哈里特”一样空洞，“世界转动的时候”或是“黑夜的边缘”象“海伦·特伦特”一样肤浅。电视节目尤如乌鸦比黑猪，真是彼此一个样。真正的星期天晚上节目竞赛并不在第一演播室和菲尔科丰年剧场之间进行；而是哥伦比亚厂播公司的爱德·沙利文和全国广播公司的史蒂夫·艾伦之间的晚8时的决斗。沙利文取得了胜利，因为他同当时最昂贵的客串明星，年青的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签订了合约。普雷斯利以前是孟菲斯市的一名卡车司机，他的最难忘的佳句是，“去哟……寻取……爱情。”为了获得普雷斯利参加沙利文主持的三场表演的权利，哥伦比亚电视公司付了五万元，用这笔钱本来可以购买不少严肃认真的戏剧或记录片。

电视的道德标准和好莱坞的一样难以捉摸。普雷斯利的骨盆和费伊·埃默森大开的领口受到欢迎，但是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却把戈弗雷的妙语双关称为“马夫幽默”。诺埃尔·科沃德在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福特明星佳节而编排的“欢快的精灵”里保存了混蛋和该死等骂人字眼，《时代》周刊便评论说，“上星期，观众们听到了电视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最猥亵——最渎神的——语言。”电视网的监视人一再找过格劳乔·马克斯【美国的一名喜剧演员，经常主持有奖问答节目。——译者】的麻烦，杰里·莱斯特的滑稽动作（“我是一个豆布包”【里面装有干豆的小布包，人们在游戏中互相投掷以取乐。——译者】）虽然为一些人所不齿，却被监视人默然放过。在某种程度上，审查制度似乎是向谁开刀的问题。在有奖问答节目中，几乎什么样的下流话都容受得了。但是开列反共黑名单的人成立所谓“警社”的组织，并诽谤约翰·亨利·福克、一个象威尔·罗杰斯那样讲些俏皮话的演员，这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赶快把他解雇了。为了恢复原职，福克不得不向法院起诉。经过了六年他才打赢了官司，但是诽谤福克的反共分子却没有受到法律制裁，其中就有主持“赢得庄家的全部赌本”节目的克莱顿（巴德）·科利尔。

那年2月，特伦代斯的调查使人得悉一些五十年代的美国的群众趣味。最受欢迎的十大节目为：“爱德·沙利文”、“六万四千元的有奖问答”、“佩里·科莫”、“我爱露西”、“腊月新娘”、“发现人才的人”、“以生命打赌”、“雷德·斯克尔顿”、“我拿手的是什么？”、“沃尔特·狄斯奈”。整个来说，这些节目平谈无奇、华而不实，压倒一切的主题是说科打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作为新宣传工具的电视，说明民族性格乃至时代精神。艾伦·塔特认为五十年代的悲剧在于电视这种群众性宣传工其破坏了通过感清交流思想的手段。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则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电视的方镜头一经出现，保护个人生活不受干扰的墙壁随之崩塌。他说，我们已经成为爱偷看别人阴私的民族。

但是，在美国所说的话并非都是对着话筒说的，还有千百万句话根本不是说出来的。这些话是印在书刊上和盲人读物上，记录在录音带和新闻纸上，制成唱片和电影胶片，表现在雕塑和油画，甚至建筑上面。象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和六十年代的两性关系一样，交流手段在经历着一场革命。从来没有那么多消息要传送，从来没有这么多传送的方法。其分量是惊人的。从1950年开始，光是平装本书籍出版业每年在杂货店和报摊上，就以二角五分、三角五分和五角（当时的特大本）的价钱销售二亿五千万册以上。这个行业已经付印了八万一千种书，其中包括十七个版本的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布罗根论证说，“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美国的大众趣味在提高。”我们可以随便看看1952年1月的平装本书籍的销售情况：鲁恩·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的样板》卖了四十万册，《裸者与死者》【美国作家诺曼·梅勒写的一本小说。——译者】一百二十五万册，《1984年》七十五万册，《名叫欲望的公共汽车》【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译者】五十万册。《奥德赛》的译本加上了抽象派的封面也卖了三十五万册。从加拿大流向美国的宽阔河流上为浮运的木材所塞，都是运往造纸厂制成纸浆，以供美国读者消遣和受到教育，取乐和获得启发，有所激动，也能有所觉醒。长达成千平方英里的纸张送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和《纽约时报》，《评论报》和《花花公子》，《假日杂志》和大学出版社，送去印刷《大英百科全书》，和《佩顿区》、《狂热杂志》、《美国学者》，哈罗德·罗宾斯和约翰·克劳·兰塞姆的书籍，以及诺曼·卡曾斯、马克斯·勒纳、艾伦·塔特、路易斯·克罗南伯格等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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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业的兴起带来电影院票房的大衰退，使全美国有五千家电影院的门罩灯火不明。厄尼·科瓦克斯和“一日皇后”夺去曾为克拉克·加布尔和琴逑·罗杰斯倾倒一时的人的欢心。随着时间消逝，嵌在好莱坞林荫大道人行路边的电影明星名字也失去了光泽。那里的广告牌上出现了辛酸的招贴：“购买圣诞邮票，消灭电视”。制片厂要不是有海外收入，早就关门了。现在，这笔收入第一次占了电影业总收入额的百分之五十。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说，“我们将不得不正视现实：由于大众习惯驾车旅行、观看电视，电影业势必要适应较低的营业水平。”在农村的广大地区，电影院只在夏天营业；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可以坐在车内观看的露天电影场从三百五十一所增至七千所。那些设在主要街道上华丽而古老的电影宫诸如派拉蒙、首都、宝石、福克斯、乌戏场等，是经历过大萧条时期仍保持为一枝独秀的大生意，现在也已黯然失色。

全国的每周电影观众数字统计表明，约有四千五百万人己不再看电影。宽银幕立体电影的时兴使电影业稍有起色，但很快又复一蹶不振。老板们把厢座关闭。他们解聘了雇员，自己跑去小卖部卖爆玉来花。没有多久，他们只在周末才放电影；最后，很多人素性关门停业。有的电影院变成了滚木球场、超级市场、银行、公寓，甚至教堂；在曼哈顿就更令人啼笑皆非，电影院被改为电视演播室。在大城市居民区和小城市里，那些被废弃而尘封鼠聚的电影院变成火警危楼，很是有碍观瞻。电影院的出口门往往很容易撬开，于是成了流浪汉和情人约会的地点。在银幕上，保罗·牟尼曾为艾尔弗雷德·德赖弗斯进行辩护，【指美国电影“左拉传”。——译者】贾莱·古柏因为不肯泄露骑兵的位置而备受折磨，【指英国电影“孤军血战”。——译者】现在，银幕下面却到处是空的威士忌酒瓶；在电影院里，银幕上查尔斯·博育曾恳求海迪·拉玛和他一起从卡斯巴私奔【指美国电影“真主的乐园”。——译者】，扮演伯纳代特的詹尼弗·琼斯，曾迎接圣母玛利亚降临【指美国电影“修女伯纳代特”。——译者】，现在，座间通道却乱扔着烟头、卫生纸和用过的避孕用具。

不过电影仍是一股社会力量。在某些场合，它们象组织团聚一样，也能把社会重新集合到一起。迈克·托德拍摄的“环球旅行八十天”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它出动了二十九名明星、六万八千八百九十四名临时演员和七千九百五十九只动物，包括四只鸵鸟、六只鼬鼠、十五头大象、十七头公牛、五百一十二只猴子、八百匹马、九百五十头毛驴、二千四百四十八头美国野牛，三千八百只羊和一头受惊的母牛。类似的电影还有“火车上的陌生人”，“莫比·狄克”、“正午12点”、“第三者”、“金黄手臂的人”、“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危急的时刻”、“桂河桥”等。在新的明星中，朱迪·霍利戴，柯克·道格拉斯、玛丽琳·门罗、威廉·霍尔登和雪莉·麦克莱恩起码也不比战前的群星差。

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票房收入少得多了，但也还有别的因素。外国电影越来越受欢迎。战前，爱看电影的人大都从未看过欧洲电影，只有少数沉闷乏味的英国电影传到美国。阿瑟·兰克【英国的著名电影制片人。——译者】改变了这个局面。美国观众象熟悉美国演员一样熟悉亚历克·吉尼斯、杰克·霍金斯和迈克尔·雷德格雷夫。意大利人送来了安娜·玛格妮亚妮和京娜·洛洛布丽季达，奥地利人送来了玛丽亚和马欣米利安·舍尔，法国人送来了布丽吉特·巴多和伊夫·蒙唐德，日本人送来了三船敏郎，瑞典人送来了整团整团的演员，其表演使人感到巴黎其实并不算世界上最色情的地方。在四十年代末期，好莱坞的压力使这些演员不能在近郊地区电影院的银幕上出现，要看他们的电影就必需到大城市去寻找所谓“艺术剧院”。

接着，纽约的一个联邦法院于1950年2月废除了电影制片人与发行人必需与地方电影院老板互相约束的法律条款。电影院老板再不用放映未经他们看过就送给他们放映的电影。他们一部又一部地购买故事影片，而且可以向任何人购买。整个美国成了善于经营的欧洲人的开放市场。这项法院裁定产生了深远的结果。好莱坞是在保证每部电影都有机会和公众见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电影院老板要搞到雪莉·邓波儿或罗勃·泰勒主演的影片，就必需购买一定数额的二级影片和试验性影片。结果是连映两部故事片和一些“精选的短片”；不知名的和知名的一起放，碰巧一颗新星就会诞生。现在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在1950年以后，这种临时凑合太冒风险了。电影院老板可以随便拒绝放映无名的影片，使之血本无归。结果是太平洋岸边的大亨们把一切力量投入拍摄超级壮观的电影，如果失败，亏损就以百万计。

总之，这对好莱坞来说真是个悲惨的十年。电影业一度在国民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现在逐月衰退。大亨们顽固地拒绝把老电影的宝库开放给电视广播网，又还未能使电视业对使用电影制片场来生产电视片感兴趣，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电影首府好莱坞衰退，几乎沦为人弃鬼聚的城市。

电影制片人处在痛苦的过渡阶段。美国的道德规范仍然谴责放映春画，连裸体也不能上银幕。关于并无害处的“宝贝儿”，《时代》周刊说，这“大概是被允许合法放映的最淫秽的美国电影。”制片人继续适应一般化的娱乐标准。使电影专门吸引社会上某一集团的想法，当时还未形成。首获成功的是“通宵摇滚”（1954），但在当时，美国青年对它还是相当漠然的。这部电影取得突破——还有摇滚舞【又译作摇摆舞。——译者】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的出现——首先是在英国，在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动乱第一次产生了一个白发的青少年社会。1954年9月，电影触发了三千名男阿飞的骚动；十二个英国城镇的地方议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禁止放映该电影，并在那些仍然在放映的电影院周围部署了警卫线。阿飞的头发特别引人注目。在美国的青少年仍然剃平头时，阿飞们就留长头发，梳向脑后，这种发式可以追溯到战时洛杉矶。它被称为——当然不能在男女混杂的场合——DA，即Duck's Ass（鸭屁股）。当然，阿飞们还没有把头发散披在肩上；这是以后的事。

在过渡以前，电影起着统一社会的作用。由于对不同年龄的人均具有吸引力，而且也不怠慢那个阶级——除了黑人，他们自己也不重视自己——电影加强了家庭的联系，使看电影的人不忘共同遵守的社会准则。大战时拍摄的电影表现了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异教徒和美国少数民族一道工作，使这个多民族融合的集体更加温暖。此外，好莱坞还起着社会上良师益友的作用。影迷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电影明星为行为的榜样。例如，按规定电影中不能表现男女同睡在双人床上，这样，海斯检查处和后来的布林检查处改变了整个睡床行业中的产品样式；又如在电影中不准用即使是最轻微的污秽语言，这就有助于使语言保持当时所谓的纯洁。虽然当时没有为人所重视，在这过渡期以前拍摄的面向一般观众的电影还为全国提供了共同的话题。甚至在七十年代，互相不认识的中年人一提到“费城故事”，“叛舰喋血记”或是提到在三十多年以后仍然被几乎整个一代人怀念和珍惜的上百部电影中的任何一部，他们就能找到共同点，互相拉扯起来。他们的儿女们却缺乏这个；在尼克松执政的早期，没有一部电影能够和美国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

当然，这一切并不同艺术相干。按艺术标准来说，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最佳电影几乎比以前任何电影都要高明。这时已经完成了过渡，有可能去探素那些从古老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的情感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电影已臻成熟。有可能以高度严肃的态度进行电影创作；有才华的导演可以以前人无法想象的方式运用胶片。但是，有些东西仍然是一去不返了。电影起着分裂作用。幼童们去看周末日场，青少年去看青少年明星为他们拍摄的电影，成年人去看只限于他们才准看的电影。好莱坞过去那种团结的力量不复存在了。

社会标准也不同了，相互误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个使人难解的字眼是“不随俗从众”。在五十年代，有些青少年向父母预告，他们已决定不再在社会上随俗从众了。但是，在他们的亚文化群里，他们却绝对地随俗从众。欧文·豪尖锐地提出，“一个穿短袜的少女怎么能承认不喜欢沃恩·门罗呢？”而有些例子确也是无意识的，却很有趣：“参加疲塌的一代！”一本早期的《花花公子》的广告是这样呼唤的。“买一个疲塌一代的领带夹！一件疲塌一代的圆领汗衫！一只疲塌一代的指环！”这种亚文化崇拜在五十年代早期迅速形成。在伴随朝鲜战争而来的繁荣当中，搞这种崇拜的钱更多了，而在1955年，刚刚主演完“没有奋斗目标的叛逆者”就被烧死的詹姆斯·迪安【电影明星，迪安喜欢玩摩托车，1955年翻车被烧死。——译者】成了这种崇拜对象的第一个殉难者。【在美国传闻轶事里，迪安象琪恩·哈罗和玛丽琳·门罗一样重要。几乎到了二十年后，他还会收到影迷来信。除了微型胶卷以外，纽约公共图书馆无法保存迪安的资料。他的祟拜者会来偷走。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图书馆只有一本关于他的书，是法文的，里面所有照片均被剪掉。】

社会科学的声誉在提高。人们对所有的宣传工具都有很大的好奇心——它们在干什么、它们的影响、意义、潜力。哈佛大学的戴维·里斯曼和芝加哥的路埃尔·丹尼都在考察它们在塑造人民使之社会化的作用；各种宣传煤介使人们意识到当一个美国人，不管男女或老中青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多伦多大学，马歇尔·麦克卢汉在解释“凭视觉而直线反应的老年一代”和“凭听觉和触觉而多方反应的年青一代”。在巴尔的摩，门肯列举事实说明一种民族语言——“美国标准语”——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区域性语言的衰落。【十年后，有一个最新的、很好的事例说明这种衰落；林登·约翰逊刚刚搬进白宫以后，有一个休斯敦妇女议论说，“有一位没有地方口音的总统多好啊！”】

就在这些年月里，广告业从不及一张广告传单大的一小块发展到象马尔巴罗之乡【马尔巴罗原为美国一种香烟的牌子，在广告中，一名牧童以美国西部为背景拿着这种香烟，呼唤人们“到马尔巴罗之乡来”。故泛指美国西部。——译者】那么一大片。1948年美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时，全国约有一百家搞宣传联络的公共关系公司，很多公司只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在工商企业里，有公共关系部门的不及五十个。光是在曼哈顿，公共关系公司的数字很快就增长到一千家；这是一种稀有的业务——或是一个无聊乏味的政府机构——都少不了若干油印机和一些急于进行宣传和自吹自擂的态度和蔼的职员。高级的公共关系顾问，在工业里很快就升到副总经理的级别；在华盛顿，则成为总烧私人肋理一级的官负，随着他们的出现，形象常常取代了真理。他们替公司老板写开幕词，用免费搭乘公司飞机的办法来拢络新闻记者，津贴应召女郎的行当等；而随着罗伯特·蒙哥马利【美国演员，后来当了总统顾问。——译者】对艾森豪威尔的辅导，公共关系的技巧更成为政治竞选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同时广告术开始向更微妙的型式发展。在四十年代，它仍然直接了当地诉之于人们的虚荣，情趣、抱负、贪婪、恐惧——利斯特林公司【美国生产漱口剂的一家公司。——译者】的广告：“常当伴嫁娘，不当新嫁娘”，“我是一个九十八磅的弱不禁风的人”，“你最好的朋友也认不出你来”、“我坐到钢琴边，他们就笑起来”。夸张的语句使得最高级形容词也空得平庸无奇，以致梅西公司在《纽约时报》登了一幅宽达六栏的广告来嘲笑广告同业，题为：《不常用的单词和短语——广告作者描写妇女服装用语》，其中有“薄纱：近乎无，且以黑色为佳”，“肉感：凡比石头柔软的东西”，“富有魅力：任何东西加上一小块金属饰物”、“惊人的：有一个小时没有看见过类似的东西”。到进入五十年代中间的时候，麦迪逊大道的雇佣文人被更精明的能说会道的经理人员挤得靠了边。拍卖商在电视上的叫嚷以及对买主选择任意性的忧虑已被代之以：“九重天，向地球呼叫”，“本迪斯启动器把二千万妇女放在驾驶员座位上”，“一杯巴卡迪兰姆酒比一杯脱脂奶的热量还要少”，“户外有多大，钢铁有多大”等。动机广告术研究已达到其全盛时期。一度还有人作惊人之语，谈到某种所谓潜意识广告术——在电视屏幕上，口号一闪而过，使观众眼睛来不及看，但却刻印在观众的潜意识里，而在他们购买东西的关键时刻就又会呈现出来。

从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的《广告员》在战后风靡一时开始，老练的美国人就着迷地注视着麦迪逊大道的所作所为，就象他们一度给埃米尔·库埃和霍华德·斯科特所迷住一样。到了杜鲁门时代的末期，几乎每一个在温内特卡或贝尔埃尔【温内特卡是伊利诺斯州东北都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居民点；贝尔埃尔是马利兰州东北部的一个城镇。——译者】的人都能解释硬推销和软推销【指用诱劝等软办法来推销商品。——译者】的区别；都能解释罗珀、尼尔森和胡珀【这三个人都是搞民意测验的统计家，他们主要是调查电视观众对那些电视节目表示欢迎，为登电视广告提供参考。——译者】的重要性；都知道“让我们把这个送上旗杆顶”和“把它放到火车里，看它会不会在韦斯特波特下车”【这两句话意思相同，均指在商业中设法试探顾客心理和他们对商品的反映。——译者】是什么意思。

皮尔兄弟公司大概是搞软推销最受人喜爱的家伙，虽然认真研究现代广告术的人却首推亨利·摩根。他是电台广播全盛时代末期的一个奇人，摩根在广播里几乎什么都做得到。有一次，他以八十二块美元为代价拍卖了他的整个班子。他经常在电视上搞自我访问；他又假定好菜坞的预告片比正在宣扬的正片更激动人心，常用整整半个小时去播放预告片的音带。摩根为一种方便早餐——“劈！拍！砰！”——做广告宣传，自己就戴上耳套来减低那震耳欲聋的响声。激怒了的出资卖广告的老板一个接一个地把摩根解雇。最后他只能从事单调无味、毫无创造性的硬推销，成为夺取消费者金元的无休止的战争中一名被牺牲了的天才。

登广告人一年花费一百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点二——操纵社会，为越来越精巧的商品创造越来越大的需求。他们的理论是：商业广台刺激经济发展，因而是为美国方式而战斗。这样，油嘴滑舌的广告员竟得以处于大致相当于柯立芝新世纪【柯立芝当总统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曾一度缓和，出现了经济复苏扣表面繁荣。——译者】中为金融家所保留的崇高位置，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相信它们；连约瑟夫·斯大林也买了两千架发射机来干扰自由世界在电波中的扩张言辞，以免人民受其腐蚀。休育迷不加抗议地接受电视里的假休息时间、假受伤和足球赛最后半场里的“两分钟警告”，他们都知道所有这些无非是播送商业广告的借口。比利·格雷厄姆【美国福音派传教士。——译者】的十字军运动专门花钱调查地下铁里站着的乘客的习惯，好弄清楚这个运动的广告应该放在那些最好的战略位置；连上帝也相信动机广告术的研究。

二十年代的景气在1929年垮掉以后，四分之一世纪还没有过去，美国又复展开另一次哄抬价格的抢购活动。有些人把这些年称作敦实的五十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报告说，九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拥有股票，而其他人中则似乎大多数都负债。埃里克·戈德曼写道，有些百货商店广告推行一种计划，参加的顾客终其一生可以拥有一笔赊购款——比如五百块钱——然后在支付一定费用之后，顾客可以从“债务咨询所”领取生活津贴，而把工资交由“债务咨询所”分付债权人。

汽车变得又宽、又长、又矮。每年秋天的新型号汽车都装配上更多的废物、更多的铬钢、更长的尾鳍型后档板。卡迪拉克牌价值一万三千零七十四元的黄金国两门四座式轿车在仪器板上还加放了口红、擦手纸的盒子和四只镀金的平底酒杯。在底特律以外，市场为那些什么东西都有的人们提供纯金牙签，威士忌酒味牙膏，高级人士用的男女抹套。《华尔街日报》还发现一种兴旺的邮购生意：出卖著名模特儿真人大小的塑料复制品，毛发、手指甲和脚趾甲都是真的；单身汉买了它们，一起上床睡觉，还有人花上成千块钱为假人购置四季衣服。同时，活着的妇女却梳着染有各种颜色的发式从理发店里走出来，有香槟浅灰、秋天杏黄、火焰银白、肉桂金黄、苹果绿、孔雀蓝和葡萄深褐。在周末，她们的丈夫则去探索安上雷达的鱼竿的效用，这些鱼竿发出电脉冲，找到鱼后会报告它们的方位，在社交聚会上，商人们把聚餐俱乐部发出的长方塑料信用卡给好奇的友人观看。对美国中产阶级来说，使用信用卡生活的奇迹就在前头。

所有这些都是时代潮流的组成部分。在整个这十年里，在广告牌上和电视屏幕里——以及凡有推销员打开包包兜售商品的地方——到处散发出不雅和粗俗的味道。如果有一个时刻足以概括其他的话，这个时刻出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播送的“纽伦堡审判”的高潮。“纽伦堡审判”是该电视网的《90号剧院》所演出的一出精采戏剧，主题是纳粹德国法律的不公。美国法官克劳德·雷恩斯质问德国律师保罗·卢卡斯。雷恩斯向道：“你怎么能以上帝的名义要我理解把男男女女和小孩都杀绝在——？”他的嘴唇无声地颤动。漏说的词是“煤气炉”，这是因为《90号剧院》的资助者美国煤气协会的坚持而被裁剪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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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劳伦斯·韦尔克【美国乐队指挥。——译者】和苏西·柏克【美国模特儿。——译者】，拉弗连季·贝利亚和艾伯特·施韦策【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牧师和医生，长期在非洲工作。1952年曾获诺贝尔和平奖。——译者】，超级弹和索尔克【索尔克为美国医生和科学家，发现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译者】疫苗，奥韦尔式的失望与鲁瑟【参见第12章“美国人物画像”。——译者】式的希望的时代。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是一位长有顽固的下颚而很少有幽默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坐在白宫里是长有同样顽固的下颚而同样少有幽默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位胜利者。每个国家的居民都十分请楚，大概要动用武力来使另外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屈膝。两者都相信他们国家内部事务的状态已大体固定下来，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多大的变化。两者也都不信任本国的知识分子，又都对自己的下一代感到担心。华盛顿对技术加以青睐，莫斯科也是一样。传播国家赞许的信仰的正统的说教者在美国大为行时，在苏联也是如此。

新罕布什尔州坎迪亚的四十一岁的医生赫尔曼·桑德被宣判无罪，他原被控在曼彻斯特犯了一级谋杀罪，因为他用注射空气进静脉的方法，“为减少痛苦而杀害了”阿比·鲍罗托太太，一位患了不治癌症的五十九岁的病人。接着公元1951年而来的是1952年。在阿克伦，警察局长会议哀叹缺乏法律和秩序。1950年人口普查的官员们报告说，美国的新人口中心正好处在伊利诺斯州奥尔尼的外边。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的第一个自由联邦，而为八十八岁死去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人们在芝加哥无家可归家畜避风所的幼畜收容院中举行安灵弥撒以示哀悼。

希腊出生的四十八岁的船业巨头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后来他和被谋害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遗孀结婚，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译者】，在购买战后剩余船只时，因策划欺骗美国政府受到起诉。多尔·沙里【美国电影制片人，剧作家。——译者】对洛杉矶的哈佛校友俱乐部说，“美国是一个最后大团圆的国家。”在阿肯色、田纳西、密苏里、密西西比、肯塔基和亚拉巴马等州，龙卷风使二百三十六人丧生。纽约的一位社会批评家哀叹美国青年死气沉沉，他宣称，“我是个老一派的人，认为年青人应该探讨新的课题，扔石头、砸偶像，甚至造成一些显而易见的破坏。”他最后说，如果大学生“不以理智的名义去造反，也应该以赶时髦的名义去造反。”

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比弗洛吉湖，开始开采铀矿，据报导，这是北美最大的铀矿。新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访问伊利诺州的林肯墓，有人听到他反复地自言自语，“我爱美国人！”纽瓦克机场在两个月内发生了三次坠机的死亡事故后关闭了；但是英国的“德哈维兰彗尾”号却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从伦敦飞到约翰内斯堡，全程六千七百二十四英里，在世界上首创喷气式班机客远业务。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仍然忠于螺旋桨推进的飞机，他乘坐“圣牛”号，用十四小时横渡大西洋，称赞它是“上好的飞机”。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俄国人计划将一种据说可以引起古怪行为的复合麦角酸二乙基酰胺迷幻药搀在美国外交人员的鸡尾酒里，于是，路易斯·拉萨格尼亚医生在1952年把这种药开给几名波士顿的志愿服用者，证实了关于这种药的异常特性的说法。他发现，一个人的性格越不稳定，他对迷幻药就越为敏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威利·萨顿被一个服装售货员发现而被捕，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抢劫银行。他说，“因为那是放钱的地方”。

在开罗，由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校领导的军官集团废黜了国王法鲁克，宣布埃及为共和国。住在安大略省卡兰德附近的迪翁五胞胎已长到十六岁。康尼·麦克【美国棒球运动员和棒球队经理。——译者】则已活到九十二岁。在奥地利的苏联占领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远征欧陆》被当作“法西斯作品”没收。以阿肯色州众议员伊齐基尔·盖辛斯为首的一个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开始调查猥亵文学，于是装有色情作品的信件和包裹象潮水般涌来。五星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向特克斯·麦克拉里和金克斯·福尔肯伯格承认，只要踏上船，“我老是晕船。”

在马里兰州，参加公民投票的人以四对一的比数通过了在州内争议很大的新的奥伯反颠覆法，其中包括定期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条款。在拉斯维加斯，二十二岁的演员小约翰·巴里莫尔在他结婚两周年因为狂乱开车，高声吵闹而被捕。在哈瓦那，富利亨西奥·巴蒂斯塔把卡洛斯·皮罗斯政府撵下台，控制了古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宣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效忠宣誓无效，但却维持州的效忠宣誓。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纽约发布的学校时间安排【当时纽约安排学校每周有一小时空出来，让天主教和犹太教学童到教堂上教义课。——译者】，但却解除了该州对电影“奇迹”的禁令，这就使电影第一次享受宪法保证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

乔·阿唐尼斯因为策划违犯新泽西州赌博法律而被判入狱。密苏里河、密西西比河和红河水涨漫堤，淹死三人，使十万人无家可归，损失估计达到三亿元。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万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事件作调查，宣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应对此负责。在一次有两百人死亡的骚乱中，统治玻利维亚的军事集团被推翻；阿根廷政府查封了独立的《新闻报》。南非最高法院宣判把有色选民另列名单的法律无效，但总理丹尼尔·马兰却宣告最高法院非法。在巴黎，阿瑟·科伊斯特勒【匈裔英国作家（1905－）。——译者】完成了《渴望的世纪》的手稿，喝醉了酒，然后象他后来所说的，“受到了我过去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所左右”，揍了一名宪兵。一个印第安纳州的假释委员会假释了戴维·斯蒂芬森，他一度当过该州三K党的大龙头，还是二十年代的一个虐待狂杀人犯。道·琼斯工业股票价格平均指数在206与236之间摆动。人口调查局报告，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的空气调节器己经增加两倍。

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附近引发了五次原子爆炸，包括一个在半空爆炸的小型原子弹和有五千部队参加的一次原子弹军事演习。美国最高法院对1949年因图谋颠覆政府而受审判罪的十一名共产党领导人维持原判。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禁止共产党参加投票。杜鲁门总统在1951年6月19日签署延长征兵的法令。美国关闭了匈牙利在纽约的领事馆并禁止美国人到匈牙利旅行。

1951年10月3日，白宫宣布苏联进行了第二次原子爆炸。10月22日又报导了第三次。在西德，康拉德·阿登纳总理获多数票上台，而且批准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在布拉格，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其他九名被清洗的共产党人以间谍和叛国罪被绞死。美国中止了它对苏联和赤色中国的关税特许。自由欧洲电台在慕尼黑开设了一个发射台向捷克广播反共宣传，而俄国人则限制外国外交人员只能在莫斯科周围二十五英里以内旅行，他们在纽约还迫使联合国秘书长特吕韦·赖伊下台，让位给瑞典的哈马舍尔德。

所有这些事件，还有上千桩类似的事件，都是在五十年代早期流逝的岁月中发生的。随着季节的更迭，葱绿的绿叶赶走了白雪，夏日景色宜人，不久又已过去，树叶枯黄，冬天重返。五十年代长驻下来；冷战却加深了。另一次全国性选举临近，政治也更为丑恶。摇曳音乐的一代现在都是三十开外的人，成了牙牙学语儿童的父母，在他们当中产生了烦恼之感，意识到国家陷入了困境。

第十九章 向右转

反正有什么事情在走下坡路，那是无疑的；如果不是国家的福利，那就是它的道德、它的自尊。自从朝鲜战争开始以来，共产党国家的漫画家就一直把山姆大叔描写为一个冷眼相看的恶意老头儿，从日积月累的报上大字标题来看，他们不无根据。不但在政治生活中而且也在私人生活中，位据要职的美国人结果发现竟是窃贼，甚至比窃贼还坏，其人数之多，令人丧气震惊。在联邦政府工作的那些罪犯，他们的罪行似乎特别可恶。那些坏蛋叫做“卖官鬻权的人”和“收回扣的人”，“华盛顿一团糟”是他们造成的。民主党掌握了20年政权之后若要再延续四年，这个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障碍。

那正好合乎共和党人的打算。一切含沙射影的话都导向白宫的门口，到1952年春，甚至可以作这样的推理：不管怎么样，国内大部分的贪污腐化要由政府负责。当然，还没有共和党负责人士表示哈里·杜鲁门的手也不干净，而且事实恰好是，50年代第一个著名的恶棍——电视上第一个明星——却从来没有担任过政府官员。不过，他捐助过民主党竞选经费，是纽约政界的人物，而那些就足够吸引一个正在调查全国范围的罪行的野心勃勃的田纳西州参议员的注意力了。

法兰克·科斯特洛，别名弗朗西斯科·卡斯特格利亚，又别名法兰克·塞弗利奥，是当时的一个著名人物，一个有组织的犯罪行业中的一个“组织人”【指完全符合一个大公司组织的标准和要求的无个性的人。——译者】。他只被捕过一次，那是在许久以前，由于凶殴和抢劫。此后，他就由别人动手了。他在自己的行业中步步高升，从低级打手做起，贩卖私酒者，管理老虎机【放在茶馆饭店中的一种赌博机，投入镍币后扳动轮机，偶尔吐出若干镍币。——译者】，开设赌场，最后成为纽约政客的朋友和后台老板。到那时，他就试图掩饰自己过去的经历。他投资不动产和油田，并向新闻记者保证，不管他过去有过什么经历，当时他已是一个正当商人。但他并不是正当商人。他曾经当过幸运儿卢西亚诺的主要助手，当幸运儿被驱逐出境后，科斯特洛就把他的势力接过来，成为第一号大亨。他与黑社会的联系，在全国纵横交错。坦慕尼的卡迈因·德·萨皮奥全靠科斯特洛的栽培，有些人说，纽约市市长威廉·奥德怀尔也是如此。

要是埃斯蒂斯·凯弗维尔的参议院调查有组织犯罪的听证会在40年代末期或者50年代中期到全国去进行调查，只会引起最低限度的注意，因为在前一阶段还没有设立足够的电视台，而在后一阶段由于广播公司的节目已塞满了电视台白天的广播时间。但委员会是在1950年5月召开听证会的。由于没有更好的节目用来播送，外地城市的一些电视台台长就把听证会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性质的东西来广播。当那些调查的参议员们于1951年3月12日在纽约福莱广场法院大干一场时，WPIX电视台摄影记者就准备跟着干。这里的情况稍有不同。在纽约，购有电视机的人特别多，大规模的听众网已经形成。在这里这个广播业的首府那里，转播到各地的设备早已发展起来。

科斯特洛的律师想要逃避在电视镜头上出现，他要求不要把摄影机对准当事人。他解释说：“科斯特洛先生不喜欢把他当做大家看热闹的对象。”那些参议员都同意了，但是有一名技师巧妙地建议，他们都把镜头集中在科斯特洛那双手上。结果是一场极好的戏剧：话筒里是紧张的对话、镜头里是紧握着的拳头、手指不安地弹着桌面、手里握着文件和玻璃杯挥舞的手势、抖嗦的双手把一张张的纸撕成碎条。是的，科斯特洛承认，他有“一点现款”放在家里一个“小小的保险箱”内。不，他记不起那笔款的数目有多少。听到参议员查尔斯·托比扬言要搜查他的住宅，那匪徒突然想起他有5万元在家。那笔款是怎样得来的？他轻声含糊地说，他有一些手面大方的朋友。有一个是管理罗斯福赛马场的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的朋友，承认每年给科斯特洛1.5万元，连续四年，要他帮忙不要让纽约州赛马委员会因为那里的卖彩票活动而吊销赛马执照。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法律顾问鲁道夫·哈利，问科斯特洛是否真有其事。科斯特洛握着拳头说，一点儿也没有；那是有些误会了，他不过“到处宣传说”，他的朋友是一个“好人”，可不能对不起他。

科斯特洛的手开始出汗了。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委屈地问，难道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勤勉的买卖人吗？他感到喉咙疼。拍电视的强烈光线刺激他。他想回家去。凯弗维尔直率地叫他继续回答问题，但科斯特洛摇了摇头，接着：

凯弗维尔：你拒绝进一步作证吗？……

科斯特洛：参议员先生，我首先得考虑我的健康情况。如果我作证，我就要说老实话，但是我的脑筋已经不灵了。

凯弗维尔：看来你的脑筋还是很灵呢。

科斯特洛：尽管我对各位参议员怀着应有的尊敬……我对他们是十分尊敬的，可是我不打算再回答一个问题，我要退场了。

接着，他果真退场而去。结果因蔑视法庭罪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蹲了18个月。看到他的退场的有三千万电视观众。按照电视统计所的统计数字来看，纽约的电视机差不多有70％收看了凯弗维尔举办的听证会。听众之多，比上年秋季世界棒球联赛的观众还要多一倍。

在福莱广场停留了八天之后，凯弗维尔委员会便回到华盛顿去。委员会的主席现在成了总统的候选人，三千万个家庭留下了一个清楚的印象，这就是美国城市里发生了什么样腐败的事情。爱德·默罗说：“电视演出一直都极吸引人，观众多得惊人——也许由于出现在电视机上的小人都是真人实事。”杨－鲁比肯广告公司总结了总的印象，把广告登在纽约的报纸上，对社会上的罪恶表示遗憾，并问：“我们有什么该做的事情吗？”

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教导小孩如何分清是非。大概那件事已经做到了，但当凯弗维尔委员会仍在开会的时候，报纸却提出确凿证据，指控最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大学青年中——有营私舞弊。纽约市立学院篮球队一连好几个冬季曾以全国最优秀的篮球队之一上场参加比赛。现在发现，它的五个正式队员中有三个受贿——每人多达1500元，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赛球时，故意输掉。他们刚被控告，纽约大学、托莱多大学、布雷德利大学和肯塔基大学的篮球队员们也在类似的供状上签了字。

运动界的教唆犯，一个名叫萨尔瓦多·索莱佐的监禁了八年，其他人的监禁期限则短一些。把索莱佐当做替罪羊是很方便的事。只要那年秋天运动季节情况令人兴奋，大学名誉的污点会很快地被忘记了。不幸另一件丑闻又在那年8月出现。西点军校宣布有90名学员因考试作弊而被开除。

在篮球赛和考试中的作弊是有代表性的。美国当时正处在它的周期性的一次道德败坏的时期，这是自2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像这种道德败坏的年代中经常遇到的情况那样，人们对于罪恶采取了比较容忍的态度，虽然他们不肯这样承认。要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问题就需要深深地体会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说话很少有直截了当的。报纸上的关于伤风败俗的事情的报道都是用委婉的语言加以掩饰的。典型的例子如：称妓女为“应召女郎”或“接客女郎”，有时亦称她们为“玩乐女郎”。和一个男人睡觉，她们说起来总是“接了客”（“接了约翰以后，你又做些什么？”“我去浴室拿一条毛巾”）。累积起来的影响就是要使最古老的职业听起来很时髦。

50年代穿毛裘戴宝石的妓女出外卖淫大大不同于30年代初期那些沿着铁路线拉客人的一角钱一次的“野姑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六只角子【一只角子是折合一角二分五的小辅币。——译者】的“胜利女郎”。应召女郎不再在街头或汽车站拉客，她们的活动地点是高级旅馆房间，要用电话约会，就像医生那样。许多是美女竞选的获胜者和（或者）大学毕业生。有些主修经济学，在法庭上，她们几乎把自己看成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慷慨贡献者。实际上，她们所提供的服务，在商业上确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许多厂商给外地来的买主提供女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由它们的越来越活跃的广告部门充当拉皮条的角色。在会计方面得想出办法使那笔费用在申报所得税时得以扣除。只有那样以谨慎出名的女人才被吸收来做这种工作。但待遇很高，高达500元一次。一个爱挖苦的鸨母在她的名册上把她们标上“VIP”【VIP原义“特等要人”。——译者】的记号——代表“头等货”。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是对的。非职业妓女引起的麻烦对高级招待人员和行政副总经理来说是危险的。在路灯底下或在人数众多的鸡尾酒会上随便搭上的女人来历不明。她可能是有病的，或者是与你竞争的一家厂商的侦探，或者是一个存心敲诈的丈夫的老婆。一个月后她可能来到你的办公室甚至来到家里，要把偶然邂逅相逢变成长期的姘居。一切现款交易，就排除了那些可能性。玩了就算，不要拖泥带水。声名越大的人，就越有可能去找公开的职业妓女。为大明星扮演牧场雇工的小演员可以找不甘寂寞的女招待，但大明星自己却要找职业妓女。凡是职业上需要经常旅行的头面人物，包括驰名全国的政治家都是这样。当时，选民是不知道有这回事的。并不是他们对位居要职的人有任何幻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只是以为政界人物来盗窃国家财富还忙不过来呢。

哈里·沃恩少将是一个个子高大、态度和蔼的密苏里州人，稍有点像赫尔曼·戈林，打扑克是天才。在其他方面他没有显著的才能，也不是特别的精明。作为哈里·杜鲁门的侍从武官，他应该知道他会经常引人注目，但他仍是在役将级军官中最邋里邋遢的一个将官。他在重要场合不是忘记穿上军服的衬衫就是没有系上领带，并且一直在做幕后交易。当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不过是手脚稍许不大干净而已。举例说吧，1945年杜鲁门升任总统职位后，沃恩在他的第一篇演说中，曾对亚历山德里亚的威斯敏斯特长老会的妇女辅助队谈到被占领的德国的黑市价格非常厉害，为了拿出例子来说明，他透露他曾经把自己用55元买来的美国手表以500元的价码卖给一个俄国军官。

在白宫，沃恩以喜爱交际、和蔼可亲而出名。他在社交方面的精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他总是乐意光临鸡尾酒会或晚宴。他在那里结交了新朋友以后，第二天早上总是乐意发出一封信或打个电话，使政府机构运转起来更加顺利无阻。要是给恰当的地方干别的一行，这样做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干他那一行，的确是危险的事。

给那位将军惹祸的是一个以前在陆军军需军团担任过上校的名叫詹姆斯·亨特的品质卑劣的人。像亨特那一类的人不少，但他却是他们当中一个典型人物，而且也是当时卖官鬻权者的代表。付一笔手续费——在杜鲁门任总统时期是利润的5％——以后，那个能够“牵线说合”的人就可以使困难的交易顺利成交。在亨特的要求下，沃恩对管理机构、五角大楼的采购官员、国务院护照科以及农业部等都施加荒唐的压力。在被占领的欧洲，一个商人带了白宫的介绍信，为一个香水制造商收购了全部香料油。联邦贸易规章为亨特的一个委托人通融了一下，剩余物资处理办法为另一个委托人放宽了一下，公共住房建设计划为第三个委托人调整了一下。为了调整和平时期的经济，稀有的建筑钢材用于加利福尼亚的赛马场，稀有的商业用糖给了软饮料制造商。沃恩自己则做了这些受惠者捐献竞选经费的媒介。最糟糕的是他接受了其中一个受惠者送给他的一件个人礼物，后来闹得人人皆知，那就是价值520元的一个冷藏箱。

总统其他三个密苏里老伙伴是：唐纳德·道森，E·默尔·扬和威廉·博伊尔。他们的活动地盘是复兴金融公司。它是由赫伯特·胡佛建立起来支撑面临倒闭的一些厂商的，在40年代初期曾提供资金给国防工业，在战后则设法减轻经济调整的痛苦。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那公司已经没有多大必要予以保留，但是那边的业务突然活跃起来。在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赖特领导下的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往那里去看一下，无意中却发现这竟是个藏垢纳污的渊薮。政府的拨款都被用来从事各式各样的投机，包括在拉斯韦加斯和迈阿密开设附赌场的旅馆。有一些案卷找不到了，另外一些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公开偏袒的。美国利思福尔达公司向复兴金融公司申请借贷56.5万元资金，三次遭拒，就付给博伊尔8000元“手续费”，后者还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于是，那笔贷款批准了。总统特别助理道森，曾多次为缺乏担保的有政治关系的人向复兴金融公司搞到借款。扬则是复兴金融公司贷款的审查人。十年来他一直从他经手批准申请贷款的厂商那里收取“手续费”来补充他的薪金收入。经他批准一笔15万元的贷款后，为了表示感谢，那家公司送给扬夫人一件礼物，那是一件价值9540元的貂皮大衣。

那件礼物可惹了大祸。大多数美国家庭妇女所最心爱的而又做梦也不敢想得到的东西，莫过于貂皮大衣了。现在却有一个妇女得到了，只是因为她的丈夫欺骗了政府。共和党人对这件事火上加油——他们忘掉了自己党的全国主席曾出面为迦太基铁催化剂公司搞到复兴金融公司一笔大贷款，因为他自己就是那家公司的总经理——谣言逐步传开了，后来甚至有人认为在政府机构工作每人都有一个冷藏箱放在地下室，他们的妻子身上都有件貂皮大衣。布莱尔·穆迪参议员的妻子把她那件新的毛皮大衣钉上一张发票，上面标明这是染成貂皮的麝鼠皮大衣，价格只有381.25元（包括税款在内）。养貂场协会的哈罗德·里德认为有必要发表声明，说明穿着貂皮大衣的妇女未必都是嫁给骗子的，事实上她们许多都是“有鉴赏力的极受尊敬的人”。

哈里·杜鲁门说，富布赖特对复兴金融公司的调查是“愚蠢的”。事实上并不然，富布赖特证明他的调查并不愚蠢。在参议院会议室的弧光灯和扩音设备底下，富布赖特在新闻界的面前摆出了证据，证明坐在总统的右边的道森，实际上却率领一个阴谋集团，假公济私，借以自肥。一件值得注意的物证就是复兴金融公司的董事沃尔特·邓纳姆的工作日志。在那本日志里，都小心地记下由道森和其他人打来的几十次电话，为那些找到了没有德行的政客的门路的声名狼藉、名誉扫地的投机商疏通关节。自蒂波多姆事件【蒂波多姆是美国一个地区。1922年美国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非法私自把蒂波多姆油田出租。后来查出福尔受贿，被判处徒刑一年并罚款10万元。——译者】以来，华盛顿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但杜鲁门仍然装着看不见。扬被大陪审团控告犯了伪证罪，白宫没有发表评论。总统坚定地为博伊尔辩护了三个月之后，博伊尔“因健康原因”被批准辞职。道森像沃恩一样，仍然是总统顾问班子的成员，并在人事问题上有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力。那简直是可恶之极。

然而可恶的事情层出不穷。按照当时的组织情况，国内收入局是一个不断诱人犯罪的地方。这个局设64个分局，每一个分局由一名局长负责领导。那些局长，他们的副手和华盛顿总局里的高级官员全部都是按政治关系任命的。这些职位就给了在上次大选中拉票有功的民主党人。财政部长斯奈德是一个老实的密苏里人，他早就预感到要发生丑闻，因此一直在想弄清楚有关受贿的传闻。他甚至要求圣路易斯分局局长詹姆斯·芬尼根辞职，但芬尼根和杜鲁门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赖着不走。

到了这时，一切情况都变了。随着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发现了旁证，大陪审团控诉芬尼根。这样，他才退职。但后来又被判定犯有漏报103000元该付所得税的收入的罪行。接着，斯奈德又命旧金山分局局长詹斯·史密斯及其八名下属暂停职务；接着又提出了阴谋欺骗政府的起诉书。波士顿分局局长丹尼斯·德拉尼辞职，被控收受贿赂。布鲁克林分局局长约瑟夫·马赛尔被发现漏报该付所得税的3.2万元收入。他和他的助手莫迪凯·米勒由于拒绝向委员会说明他们额外收入的来源而被开除职务。国内收入局局长、前白宫的一名助理乔治·舍恩曼，以健康状况不良为理由，提出了辞呈。一共有九名民主党员都要入狱，包括马修·康纳利，他曾任杜鲁门总统安排约会的秘书。

铁证如山，最后迫使杜鲁门做出反应。总统把司法部税务司司长拉马尔·考德尔撤职后，向国会提出了改组复兴金融公司和国内收入局的计划【肯尼迪总统于1962年赦免了康纳利；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赦免了考德尔。】。以后该局改称国内收入署，它的全部人员将归属文官系统。但是那样做并不足以平息批评政府的人。当时距离下届总统的竞选时间不到一年。“华盛顿一团糟”已经成为竞选运动中一个强有力的争论点。得想出个办法来抢在共和党前面。因此他宣布成立一个总统委员会来调查联邦政府内部贪污的情况。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怀疑到底有没有一个足够诚实的民主党人来领导这个委员会。对杜鲁门来说，这绝不是开玩笑。他首先任命托马斯·墨菲，此人是阿尔杰·希斯的起诉人，现在是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墨菲接受了任命之后，却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这对总统的威望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接着，杜鲁门宣布整顿工作由他的司法部长霍华德·麦格拉思来领导。那些批评者说，那比不整顿更坏。因为丑事也涉及他的司法部，同时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就是他把那些受到起诉的人带到政府来工作的。共和党大叫说那不过是粉饰门面。同样叫喊的有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也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投票通过要自己来动手调查麦格拉思和司法部。

那场笑剧现在接近了高潮。总统逼得没有办法只好任命一个开明的共和党的律师纽博尔德·莫里斯为该委员会的主席。莫里斯接二连三地在“与报界见面”的电视节目上透露对司法部一些未经证实的怀疑，拒绝了麦格拉思给他办公的地方，自己在华盛顿商业区一幢办公大楼里设了一个办事处，要求国会授予他签发传票的权力。但他遭到了拒绝，后来自己反而被传唤——要他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面前作证，因为后者要讯问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对非法出售剩余油船给外国政府扮了什么角色。莫里斯接着得罪了政府中的每一个人，因为他竟向所有美国政府职员，包括内阁全体阁员在内，寄出详细的调查表，命令他们登记自己的资产净值和收入来源。当麦格拉思接到那份调查表时，大发脾气。他错误地以为，莫里斯是他的下属，发给他一份五个大字的通知：“即日起停职。”杜鲁门从美联社的电传打字机上得悉此事。于是，他也大发脾气——把麦格拉思撤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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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党代表大会之前最后的几个月中，杜鲁门的地位越来越不牢固。他对那年钢铁罢工的处理是仿效他在六年之前使约翰·刘易斯乖乖就范的巧妙手法的，结果却弄巧成拙。当时钢铁公司拒绝遵守工资调解委员会3月20日的仲裁，即规定对工人增加工资但不增加钢铁价格，杜鲁门便命令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接管那些工厂作为国家的财产来管理。他以为他的紧急应变权力容许他那样做，并且相信最高法院也会同意。但是最高法院却不同意，于6月2日裁定那次接管是非法的。不管怎么样，钢铁工人联合会还是罢工了，为了要使工会的六十万工人以每人增加工资一角六分回去工作，总统得同意每吨钢材的价格增加五元二角——那正是他一直想避免发生的事情。

在白宫发生这场丢脸的事的同时，共和党方面越来越不择手段了，这种情况使人震惊。由于太长的时间没有掌权，对选民失去了信心——因为在过去连续五次的总统竞选中选民都不选共和党——因而少数党下了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破坏民主党人的威信。它有权也有义务揭露在杜鲁门保护伞掩蔽下的小偷窃贼。攻击政府腐败失职是为国服务，民主制度就应该这样发挥作用的。但是共和党对迪安·艾奇逊和乔治·马歇尔的猛烈得异乎寻常的攻击却是另一回事。这两位与考德尔和芬尼根这一类的骗子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他们作为美国在国外的代言人，所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至少也该承认他们是为了崇高目标而工作的正派的人。

艾奇逊是一个出身高贵、有教养的人，对待政敌有一种冷淡的甚至傲慢的态度。马歇尔将军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战时英雄，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同两党都没有关系。他作为总统的使者前往中国，就像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登陆一样，是超乎党派政治之上的。在内阁里他避免受到党派方针的影响。他只有一次所采取的立场引起了别人的非议，那是在免了麦克阿瑟职务以后所引起的吵闹中发生的。他当时为了有限战争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毫无疑问，那激怒了在国会中拥护麦克阿瑟的人。但是奥马尔·布雷德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亦为那个主张热烈地辩护。此外，在麦克阿瑟没有被召回之前，共和党对马歇尔的对立情绪早已露了端倪。1950年9月，20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宣布反对任命马歇尔为国防部长。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称他为杜鲁门的“爪牙走卒”。乔·马丁称他为“姑息派”，要对毛接管中国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马丁曾有效地领导过一些斗争，否决了为关岛及威克岛设防的立法。他当时曾说过，为那些地方设防可能会挑惹日本的军阀。】。什么东西激发他们那样做？为什么他们要盯住一个曾被称为“现今最伟大的美国人”的杰出的军人不放？

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马歇尔是一个超乎政争的民族象征。在争夺权力的无情斗争中，任何一个无可挑剔的人对他们都是一种威胁。如果他当时不站在他们那一边，有一天他就有可能站在反对他们的一边。既然如此，他们就需要先发制人，彻底地损害他的名誉，使他将来发表的任何意见，无人再会相信。这项工作的最后一阶段由麦卡锡来干了。1951年6月14日下午，他开始在参议院作他的最长最出名的演说，控诉马歇尔“阴谋之大，声名之狼藉，使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那样的事情都相形见绌”。

自由派共和党人则在努力对杜鲁门政府形成一个明智的、负责任的反对派。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宣称，她不愿意看到她的党靠“诽谤四骑士——恐惧、愚昧、偏执和污蔑”走向胜利。埃米特·约翰·休斯主张不要用“华盛顿的一团糟”这样的话，认为这样说“小气、自以为是、过甚其词”。休斯亦以为对民主党人的爱国精神表示怀疑是危险的。但到1952年年初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元老派已听不进这样的劝告。在那整整的一年中，共和党的辩论家甚至坚持要把对方称为“The Democratic Party【民主党正式名称是The Democratic Party。——译者】”，硬说在字面上是对的，虽然实际上的意义是一种轻蔑。

共和党右派发表的演说，把民主党人分为五类：罪犯、卖国贼、懦夫、老是陷入战争的无能之辈以及没有足够魄力来侵入中国加以征服的虚弱者。意见不同的政客一般是相互容忍的，但是这一种口头攻击造成的后果使两党陷入深刻的分裂。

共和党的立场受到一般人的欢迎。大多数美国人已开始不赞同杜鲁门来当总统，即使他在总统竞选时到处旅行也不能使他像以前那样获得他们的欢心了。盖洛普民意测验所不断抽查民意，他的第一届任期最不得民心在1946年，只有32％的选民拥护他。在1950年整整的一年中，那个数字徘徊在37％与46％之间。以后——在他任职的最后两年中——赞成他的人从来没有超过32％。有时则降低至23％，那就意味着每四个美国人中不到一个才支持他。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他有作为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吸引力。看起来他充其量是一个有胆量的光靠决心来克服自己的无能的人。他就是那样来估计自己的。1952年4月在他的第300次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对记者说：“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我的一切贡献给国家。有很多很多人——我想在这个国家有100万人——能够把这项工作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既然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我就把它做好。我总是引用亚利桑那墓碑城的墓地里那一句墓志铭。它是这样写的：‘杰克·威廉斯长眠于此。他已拼了老命。’”

但是，对一个像他那样有信念的民主党人来说，共和党政府上台的前途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除了杜鲁门之外，谁能当民主党的候选人·埃斯蒂斯·凯弗维尔的名字随处都可听到。他已报名参加所有的预选，他有一批为数甚大的追随者。杜鲁门不为所动。总统是一个操纵党组织的政客，并以此自豪，他不喜欢那些弄污了自己民主党人声誉的改革者。但是大多数其他有资格的候选人不是有这种就是有那种不利条件。艾尔本·巴克利已经72岁，太老了。佐治亚州的拉塞尔是自由派死对头。哈里曼从没有参加过公职竞选。1951年秋，杜鲁门觉得在所有有条件接他班的人中已经找到最好的一个人了。他邀请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前往基韦斯特的总统别墅，向后者建议辞去法官职位来当领导人。文森嗯嗯呃呃地支吾了一阵，表示最高法院不应作为到白宫的敲门砖，但最后同意回去与他的妻子商量一下。他的妻子更不喜欢这个主张，杜鲁门在他的文件中遗憾地记下那位首席法官“坚决谢绝”。接着，总统便转注目于伊利诺伊州。在1948年11月的大选中，那里的州长候选人创造了一次显著的个人胜利，以572067票这个史无前例的优势取胜。杜鲁门自己在伊利诺伊的优势不过是33612票。无疑，靠他自己一个人，他会丢掉该州的。他对一名总统助理戴维·劳埃德说，下次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前来华盛顿访问时别忘了通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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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月里，一个共和党的州长，新罕布什尔的谢尔曼·亚当斯成为该州争取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委员会的主席。他立刻碰到一个问题。如果要把一位候选人的名字报上去参加即将举行的新罕布什尔州总统预选，按照法律他要提供证据，证明他的候选人是共和党的党员。亚当斯寄出一封查询信件给堪萨斯州艾森豪威尔的县城，下面的信就是该县文书穆尔的回信：

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先生从没有在本县参加过投票选举，预选法律是在1928年开始生效的，他从那时起从来没有投过票，自1927年1月14日以来，我一直是本县的文书，据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德怀特一直不在本市，至少他从没有参加过投票，否则我会知道，因为自预选或烙印法在1927年春通过，在1928年预选才生效以来，党员名册一向在此。

德怀特的父亲是一个共和党人，在他逝世之前总是投共和党的票，但是那对他的儿子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许多人都不跟他们的父亲，这一点我感到遗憾，很多人都相信欠债，看有多少钱可以使用，这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会使这个国家陷于破产境地。

我认为他不会有什么政治见解。

艾森豪威尔不但没有什么政治见解，而且也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明显的指导原则，对当时大部分的重大问题，甚少发表公开见解。四年之内已经是第二次向他提出担任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位，但是建议他担任那职位的人们却不知道如果他担任了那个职位又将会怎样行事。诚然，在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他曾经说过这样保守的话，如“如果美国人所需要就是生活保障的话，他们大可以去蹲监狱”。同时，他还利用了他的威望，争取舆论支持罗斯福和杜鲁门的对外政策，他的成就，包括他当前担任的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职务，是在代表民主党政府的时候所取得的。所有他的同胞都可以放心，他是一个坚强的、正派的、宽洪大量的人，赢得了欧洲政治家的敬重；他表现出来的许许多多平凡的特征，都是民主国家的人民喜欢在他们的领袖身上找到的，例如，爱好用方言开玩笑，穿衣服随便，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艾森豪威尔短上衣。

他原来是一个共和党员，虽然这个问题经过令人苦恼的几个星期才得到解决。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1952年1月6日从法国回来不久，对记者说，如果共和党人提名，将军是愿意接受的，同时他不会否认洛奇的话。但结果他几乎要否认洛奇的话。就在第二天，他在巴黎拒绝向记者说明他的党派关系，只说那位参议员对“我的政治信念的一般趋向以及关于我投共和党的票的记录作了一个准确的报道”。他避免回答接受请求出来竞选的问题。他警告说，为他进行这种活动的人这么做使他很不高兴。尽管“美国公民有权组织起来追求他们共同的信念这一点不成问题”，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他们要拥戴的人并不赞同他们的信念。他又说：“我决不会为了要想提名竞选政治职务而要求解除现在这个职务，我将不会参加那些意欲推选我的人在代表大会以前进行的活动。”

显而易见，他把门关上了。但是，接下来他又把门打开一条缝。如果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自然就会响应担任“超越我目前责任的职务”的号召。对亚当斯和洛奇来说，这一点就已足够了。于是他们便开始着手为他竞选。在当时那批深信艾森豪威尔会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并且他很快就会忘记他要留在巴黎的保证——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哈里·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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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史蒂文森州长在纽约每年一次的市区联盟宴会上发表讲话。他于次日下午4时抵达华盛顿，参加一个调查矿山的会议，但发现大都会俱乐部的房间已经人满。然而在罗杰·史密斯旅馆里，已为他定了一个房间。他在该旅馆办理登记手续时，收到一封从布莱尔宾馆来的信，通知他总统想在那天晚上和他会面。晚上11时15分，史蒂文森回到他的旅馆，感到头晕目眩。他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说：“我是艾德莱，我刚刚遇到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请你立刻到旅馆来谈一谈好吗？”他的朋友到达旅馆时，只见他脱了上衣，穿着衬衫。史蒂文森说：“我刚从布莱尔宾馆回来，总统要我把世界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手中拯救出来。”

在杜鲁门的回忆录中，他写到他告诉那位州长：

……我不会再参加总统竞选了，我认为他是最合适担当那个职位的……我告诉他我对总统职位的看法，而它怎样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有权力的、最伟大的职位。我要求他接受这个职位，并告诉他，如果他同意，就可以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他说，不！他显然吃惊得发呆了。

史蒂文森提醒杜鲁门，他已宣布竞选连任州长，而“不应把伊利诺伊州人民所给的最高职务看做是退而求其次的安慰奖”了。他对两个小儿子负有责任，因为这两个儿子实际上被爱交际的母亲所遗弃了，过于抛头露面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此外，他还怀疑自己是否已具有条件可以担当总统那个职位。在斯普林菲尔德再任一期州长以后，他可能更有条件一些，但是现在不行。当然，史蒂文森没有表示，对民主党候选人来说，当时这一年是困难的一年，但他一定想到过这一点；不像杜鲁门那样，他是知道最近的丑闻对政府的声誉有多大的损害的。

相反的是，艾森豪威尔却曾经这么想过——当他观看该年夏季电视广播中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时——要是他早知道民主党会提名一个像史蒂文森那样有人品的人，他就会留在巴黎不回国了。正如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千千万万其他的人一样，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到了艾德莱·史蒂文森的魅力的感染。从外表看，那位州长是貌不惊人的：他身材矮小，头顶光秃，面露笑容，但他可以说是个政治天才。他人品正直、一心为公的精神是大家一下子就可以感觉出来的。他的才智和妙语博得了两党的赞赏。没有一个20世纪的政治家，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在内，在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中赢得那样一批忠诚的追随者。他讲起话来，能够引起听众对美国的过去和将来的景象有一种抒情的感觉。史蒂文森向往林肯的理想，当他把听众引导到这种理想方面去时，全场肃静无声，对他党内那些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来说，他成为那年的一种宗教信仰。正如12年前的温德尔·威尔基那样，他使他的同胞停下来想一想他所代表的是什么，而八年之后，他曾举得那么高、那么久的那盏明灯又为另外一个年纪更轻的民主党候选人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杜鲁门拒绝接受他的撤退。次日早晨，1月22日，在总统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共进早餐之后不久，史蒂文森造访布莱尔宾馆的消息传遍了全国。感到惊愕的州长走到那里都被一群群的记者所包围。他的名字在所有的辛迪加专栏作家写的推测文章上出现，《时代》周刊封面刊登了他的画像，那篇报道说：“不管谣言背后的真相如何，这一点足够明显的：对民主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而艾德莱·史蒂文森在政治上却是热可炙手，哈里·杜鲁门感到需要一些温暖。”新闻界问到他是不是同意应召出来竞选，史蒂文森感到自己有思想斗争。他问接近他的一些人，一个身体健康并早已参加政治生活的人，怎么能够拒绝美国政治中最大的荣誉和最大的责任？他对记者的回答是尽可能的否定地说，“一个现代的代表大会”不可能“违背一个人一再明白表示的意愿而征召他出来竞选”。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有72年没有发生过了。1月间，史蒂文森认为要那件事情重演是不可想像的。

六个星期过后，他就没有那么肯定了。3月4日，他再次和总统会面——根据杜鲁门的回忆录所说，是应他的要求会面的；但根据史蒂文森的文件所述，是应杜鲁门的邀请的。为了避免鼓励总统竞选运动迅速发展，州长改用他的一个助手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的名字飞往华盛顿。在路易斯维尔停机加油时，他的老朋友《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的出版者巴里·宾厄姆力劝他让人民“根据他过去为大众服务的记录自己做出判断”。史蒂文森笑着说：“好呀，你真帮不了我什么忙！”他在布莱尔宾馆对杜鲁门重申，在伊利诺伊州重选连任州长是他最大的奢望。但总统也给他帮不了什么忙，后来他写道：“我发现在史蒂文森的身上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全地移交党领导的责任的人了……我确信他会把要求提名候选看成是他的责任。”

1952年3月29日，州长参加了由民主党每年举办一次的杰弗逊－杰克逊日聚餐会，当时有5300名民主党人参加，在华盛顿国民警卫队训练场举行。其他客人包括了艾奇逊夫妇，在赴宴途中，艾丽斯·艾奇逊问她的丈夫是否认为总统会在聚餐后发表的讲话中透露他的竞选计划。不可能的，国务卿干脆地回答说；对他来说，宣布他继续参加竞选为时过早，如果他决定不参加，他也不会在这些听众面前宣布，那会使许多人感到失望的。结果却是，艾丽斯·艾奇逊是杜鲁门家人以外第一个人得到消息的。她坐在总统的身旁，当发表演说的时间接近时，他把讲稿的最后一页给她看。在讲稿上，他亲笔写下他决心不参加下一届总统竞选。“在这里只有你，贝丝和我，”他说，“知道这件事。”她感到很不安，想要她的丈夫过来说服他，但他摇摇头。“过后不久”，艾奇逊写道，“他把那件事宣布，使我们大吃一惊。党完全没有作好准备来寻找一个新的领导人，而且可以挑选的人才看来是很少的。”

那是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史蒂文森在当时已改在电视台广播的“与报界见面”节目中出现在拥挤的演播室观众的面前。分量最大的问题集中在他在希斯案件的作证。证词中关键的部分是简短的：

问：你有没有认识其他认识阿尔杰·希斯先生的人？

答：有。

问：从那些人的说话中，阿尔杰·希斯在正直、忠诚和诚实方面的名声是怎样的？

答：可以。

问：具体地说明他在正直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是好的。

问：具体地说明他在忠诚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是好的。

问：具体地说明他在诚实方面的名声是好还是坏？

答：是好的。

在代表政府的律师的反诘中，他作了下面的证词：

问：在1935年一年中，直至1938年这段时间内，你有没有到过被告阿尔杰·希斯的家做客？

答：没有，我从没有到过希斯先生的家做客。

问：在1948年以前，你有没有听说过被告阿尔杰·希斯在1937年和1938年从国务院把机密文件拿出并把那些文件交给没有被批准的人来看及拿到手上？

答：没有。

问：在1948年以前，你有没有听到被告阿尔杰·希斯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

答：没有。

但是，在经过麦卡锡主义横行两年之后，像这么一些平淡无奇的材料却仍然被变成政治诽谤的材料。新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参议员的理查德·尼克松说史蒂文森“曾经给阿尔杰·希斯作人品方面的证人”并“为阿尔杰·希斯辩护”【当尼克松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说时，那位州长在伊利诺伊州之外实际上是无鼎鼎大名的，而在《国会议事录》中，他的名字误拼成“史蒂芬森”。】。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埃弗雷特·德克森在当时采取了同一的论调。（“他会说些什么呢？”史蒂文森问道，“他可会说谎吗？”）而《芝加哥论坛报》的社论评论说，州长本该避免作证的，因为出来作证“就表示他愿意和阿尔杰·希斯站在一起”。

现在在《与报界见面》的电视中，史蒂文森说：“我是一个律师，我认为在法庭上诚实地心甘情愿地作证是公民的职责，特别是律师的职责——这是律师最基本的责任。我想，如果一个从事政治生活的人，在一个刑事案件中，由于太胆怯，惟恐被告最后宣判有罪，而不敢说出他所知道或听到的关于被告的事情，这对盎格鲁－撒克逊派的司法来说，是极其不幸的。这是极端的胆怯。”

在回答其他问题的时候，他再说一遍：“我一定参加州长竞选。我希望参加州长竞选。我不谋求其他职位。我没有其他奢望。”劳伦斯·斯皮瓦克问：“州长，演播室听众这么多，有没有给你一点儿感觉，说明国内一些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史蒂文森微笑了。“这实在是太过奖了，”他说，“我想过奖的话伤不了人——那就是说，如果他听了不是飘飘然的话。”

他没有说出的话是，卡内基基金会曾投票赞成阿尔杰·希斯为该基金会主席，不同意他在受审期间提出辞职，在那基金会的理事中间，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

3月11日艾森豪威尔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获胜，以44494票胜过塔夫脱的35820票；八天以后，史塔生在明尼苏达州预选以128605票获胜，但艾克紧紧跟在他后面，获得自动投的106946票。由巴黎传来的消息说，从这两次结果已经说服了将军，使他“重新审视”他的“政治态度”。简而言之，他在收拾行李要回国了。

凯弗维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代表的拥护，使总统在一个接一个的州里丢脸；但共和党的预选，经过初期对艾森豪威尔突然激发的热情后，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塔夫脱在内布拉斯加州胜过了将军，在威斯康星州胜过了沃伦，而在伊利诺伊州又以超过70万的票打败了史塔生；自动投的票使艾森豪威尔名列第三。4月15日，将军在新泽西州击败了塔夫脱而获胜。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又取得胜利，而杜威州长的支持，保证了他在纽约州代表中得到大量的支持。他在堪萨斯州获得20名代表，但在肯塔基州却只有1名，其他19名则给了塔夫脱。塔夫脱也同样在印第安纳州取得胜利。6月3日，在最后两州预选中，沃伦在加利福尼亚州获胜，而塔夫脱则在南达科州打败了艾克。在全国范围内，塔夫脱的助手们估计在代表大会可获588票——要获提名需604票。

4月初，艾森豪威尔宣称，他“意外地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妨碍了他的军事职责，他要求解除他的职务。白宫立刻同意他的要求，任命马修·李奇微将军在巴黎接替他。艾克的竞选运动于6月2日在他的家乡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开始，那里有2万人在瓢泼大雨中站在当地的球场听他讲话。照他的看法，摆在国家面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自由乎社会主义乎”。他要求在决定对外政策时参议院能起更大的作用；他也要求减税，改进塔夫脱－哈特利法，在朝鲜实行“体面的停战”。撤消不必要的联邦机构，继续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根除”“颠覆分子”。他反对用管制的办法来对付通货膨胀，反对“社会化的医疗制度”，并且，他认为对公民权的保护应留给各个州来负责。

从那篇演说看来，塔夫脱没有多少可以挑剔。6月19日，塔夫脱在《答阿比林》的演说中，批评将军误解了塔夫脱－哈特利法，缺少农业的政策，没有指出那些“对丢失中国要负责任的人”的名字以及不愿谴责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处理不当。那些都是吹毛求疵的意见，凡是能够读报的人都知道。有人指出，惟一可以用来分清两个候选人的不同的问题，是对待麦克阿瑟将军问题。塔夫脱答应给麦克阿瑟一个政府的职务，而艾森豪威尔则答应，麦克阿瑟有什么话要说，他都愿意听。

※※※

7月7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屠宰场附近的国际圆形剧场召开，到场的人包括贝蒂·弗内斯，她是一个36岁的前女演员，曾经在电视的广告节目中以这样的广告词句出现，“如果你买的冰箱是‘威斯汀豪斯’的牌子，你就大可放心了。”贝蒂把冰箱的门打开还没有关上，就使七千万观众入了迷，其中包括一个共和党的代表，他想要把她提名竞选。

三家主要的广播公司把30吨的设备和1000多名工人运往圆形剧场。但控制大会的塔夫脱派对这种新的宣传工具几乎没有做出什么让步。除了同意在讲坛小台架上安装一个提示器（行话叫“傻瓜板”）外，他们拒绝了电视网提出的各种要求。在这周晚些时间，会党里纷传他们都要在电视屏幕中出现，届时便会做出反复的动议，要“对代表团逐个征求意见”，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肯定他家乡的人在电视上见到他。电视观众对此可头痛极了。但是，在开始时，却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当代表西席尔·德密尔告诉记者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时，他所指的是会议的进行，而不是电视播送，因为作为一个电影巨头，他曾发誓要搞垮电视的。

既然这个电视剧本是由保守派的人写的，因此其内容就带有一种清楚明了的右派色彩。主旨演说是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来发表。这对这个奇军突起的冷门竞争者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然而，使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的是，他笨拙地把那个机会弄糟了。艾克穿着便服魅力不减。麦克阿瑟只不过是一个带上假发的退职行政巨头。他一谈到上帝——那是他经常谈到的——他的声音就升高一级，使人不舒服，他并且有了一种奇怪的习惯，为了强调他的说话，声音忽高忽低。麦克阿瑟的讲话快要结束时，各代表之间都在嗡嗡讲话，结果使将军的演说都听不到了。那时，他的声音确是逐渐微弱下去。讲话以后，他回纽约的沃尔多夫大饭店去，等待大会的决定。“巴丹”号飞机在拉瓜迪亚机场的跑道上停留了三天，它的马达开动，装满汽油，准备随时把他飞送回去，如果共和党要选他的话。星期五，那架飞机又回了机库。

乔·麦卡锡发表的讲话是最受欢迎的。在这里塔夫脱的计划委员会已准确地摸清了听众的情绪。当主席沃尔特·哈拉南宣布，他要向各代表介绍“威斯康星州海军陆战队战士”，一个因致力于“揭露我国政府中的卖国贼”而受到极大损害的人发言时，乐队随即奏起《海军陆战队颂》，会党中有半数的人卷入了一场混乱疯狂的示威。标语牌上写着在他手中受害者的名字：“希斯”、“艾奇逊”、“拉铁摩尔”。乔满脸狞笑。他向麦克阿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人”）致敬以后，就用高度戏剧性的口气开始宣读他的讲稿：“我们今晚是在交战。”他庄严地列举了这场斗争的统计资料——那些“亲共的”民主党人送给克里姆林宫猛兽多少平方英里土地，数以百万计被他们投入苦海的人数，“卑鄙的叛徒”的叛变，今天仍盘踞在“红色迪安的国务院”里的“狡猾的卖国贼”的背信弃义。他说他有文件来证明这一切。大量统计曲线和图表用车推到演讲台上去。那些材料是毫无意义的，那些标度也是难以辨认的，但都没有关系。乔一面把全部都作了解释，一面挥动着教鞭，就像挥动着赶牲口的木杆一样。

那才是真正的主旨基调，接着的演出适应了乔的水平。除了电视中威斯汀豪斯的广告节目和候选人的漂亮的妻女——最令人难忘的是沃伦太太和她的姊妹——外，整个情况杀气腾腾。年轻的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大声叫道：“美国人民对我国外交代表的苦苦哀求和卑躬屈膝的态度已经受够了，他们大谈美国的弱点和美国的恐惧，而不是美国的力量和美国的勇气。”竞选纲领也是出诸同一块材料。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起草对外政策部分，严厉地指责民主党在国外每一方面的记录，从罗斯福在1939年没有能够保卫波罗的海的各个共和国直到朝鲜。一名记者提醒他说，在夺取波罗的海时，杜勒斯自己是“美国第一”派，曾经强烈要求罗斯福不要管那些要维持国家主权的“没有意义的、循环不已的斗争”；而且近在刚过去的5月19日，杜勒斯曾在《生活》杂志上写道，杜鲁门下令保卫南朝鲜是“勇敢的、正义的，而且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他现在怎么能够这样说呢？他回答说，如果作为个人来说话，他是不能那样说的。然而，作为政纲起草人，他只是提出共和党反对民主党的论点。他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论点。

尽管台上的讲话杀气腾腾，提名的斗争更加激烈。其激烈程度可以由塔夫脱的表亲、竞选运动经理人戴维·英戈尔斯提出的呼吁书看出来。这个呼吁书在那一周散发给各代表，它开始是这样说的：

搞垮杜威！！

托姆·杜威是今天美国最残酷无情、最不择手段、最自私自利的政治头子。他为了贯彻他的意志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他的诺言毫无价值，他是共和党内最大的威胁。他曾两次把我们引向失败的道路，而现在又躲在另一个人的后面再次施展同样的诡计。

但是杜威怎样能够这样做呢？木槌还没有敲下，塔夫脱似乎就已经稳操提名的胜券了。星期日那天，即7月6日，共和党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到齐，这位参议员已精神抖擞地走进了设在芝加哥的康拉德·希尔顿旅馆地下室的记者招待会，带着一大束整齐的电报，那是同心协力要把他支持到底的代表发给他的——共计530份。到星期一早上时，塔夫脱已收到了607份那样的保证了——比所需的还多三份。临时主席和常任主席都向他做出保证。在政纲委员会、代表证书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中，支持他的人都占大多数。他的助手甚至已经选好了放送什么音乐，由哪个歌唱者来唱。看来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挡他前进的。

艾森豪威尔派惟一的希望在于对代表资格提出怀疑。自南北战争以来，共和党的信仰在南部各州只有得到忠诚的党务工作者基干组织的支持。他们只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共和党总统在白宫任职时当各地的邮政局长，另一个是在四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投票。作为老牌党员，他们当时一致支持提名塔夫脱竞选。

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人对于他们参加大会的权利提出疑问。第一次席位的争夺在得克萨斯州出现，那是一个典型。参加共和党1950年沃思堡干部会议的投票者只有五人，因此，得克萨斯州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亨利·兹韦费尔，决定在他家里举行1952年5月3日的干部会议。使他丧气的是，家里的花园被成百个带着拥护艾克小徽章的生客踏坏了。兹韦费尔以在共和党内没有党龄的民主党人无权选择共和党的提名人为借口，把他们哄了出去。三周以后，在矿泉井举行的全州代表大会上，共和党老牌党员选出了派往芝加哥的代表：塔夫脱派30名，艾森豪威尔派4名，麦克阿瑟派4名。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在另外一个会堂开会，选出33名艾克派代表，5名塔夫脱派代表。这样，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克萨斯州的代表团就有了两个。

要对这两个代表团做出选择的共和党官员，自然是塔夫脱派。但是艾森豪威尔派发言人开始揭发所谓“得克萨斯的盗窃”，并要求塔夫脱本人谴责这种伎俩。这位参议员有些激动地回答说，他的一生从没有盗窃过什么东西。他说，南部各州共和党代表团是按照84年来传统的手续，而只有那些心怀盗窃之念的人才会那样说。他说得对，那个问题是伪造的。从南部来的各个艾森豪威尔派代表团并不比塔夫脱派南方人更有代表性，而塔夫脱派至少是终身的共和党员。参议员不幸不是全国感恩戴德的崇拜对象。在五星上将的斗篷庇护下，艾克的竞选运动代理人扩大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现在对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资格也提出了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他们的领袖也哄来参加他们的斗争了。

艾森豪威尔原来是反对到芝加哥去的，他认为那有失尊严。相反，他愿意和他妻子的家人在丹佛度过那一周。7月1日，他和妻子玛咪在拉斐特街750号多德斯夫妇的八个房间的灰砖房子里庆祝他们结婚36周年，他因担任军职，婚后到处漂泊，只有这个地方勉强可以算是一个家。在晚上讨论时，他的支持者终于说服了他必须前往芝加哥。次日早晨，他对记者说，他准备“向全国发出清楚的呼吁，竞选活动要规矩正派”。他要“为保持我们党的清正并能胜任国家的领导”而战斗。在代表证书委员会开展的战斗是一场“明确的是非问题”。他对“幕后密商”、“专断独行的办法”和“阴谋诡计”感到遗憾，并对全国委员会决定暂时让从南方来的亲塔夫脱代表团得到席位感到震惊。他要求“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那已成为他的拥护者战斗口号。洛奇说南方来的塔夫脱派“是我们正直诚实的党的污点”，应予以排除。当时有大量这一类的话，其中一些甚至干脆指责塔夫脱是一个窃贼，这对保守派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在政治上处于在野地位20年中，他们一肚子怨气，但这种对民主党人的不满感情比起他们在圆形剧场感到的愤怒来，要差多了。这个代表大会是想要给塔夫脱提名的。除新英格兰人外，如果它的一些成员感到可以自由根据他们的信仰去做的话，那么他们是会鼓掌欢呼来挑选他的，而且愿意连日连夜为他竞选的。甚至纽约代表团都以渴望的眼光注视着他，只有杜威紧紧地把代表团控制着。那些人——他们的电报仍在参议员手中——都一个一个地转向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运动代理人那里去，他们是偷偷摸摸地去的，但又憎恨自己那种行为。星期三晚上，大会激动的情绪达到那一周的高峰。当佐治亚州代表团名单的辩论达到高潮时，满头乱发的德克森代表塔夫脱踏上台去，指着纽约的旗帜叫道：“在你们没有采取这一行动之前，再检查一下你们的内心吧。以前我们曾跟随过你们，而你们却把我们引向了失败的道路。”他指着杜威大声地说：“不要再把我们引向那条路了！”

他们呼喊表示赞同，接着就伸出手去拿拥护艾克的小徽章。这都是出于选举胜利的考虑。尽管他们爱塔夫脱，但是他们更爱胜利，他们相信将军，而不是参议员，会带领他们前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去。大部分人在寻找一种体面的办法进入艾森豪威尔的阵营去。塔夫脱的人员无意中教了他们一个办法。由于禁止电视摄影和记者进入去采访审查代表证书，结果便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他们要想强制通过他们一派的人。“光明正大”的要求已经使人感到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班子的一个领导人、华盛顿州长阿瑟·兰利在大会提出一个动议，引起了摊牌，那个动议要求佐治亚、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三州的代表，在他们的资格没有被全体代表的大多数承认之前，仍继续不给予席位。对此，参议员派的谋士又走错了一步。俄亥俄州众议员克拉伦斯·布朗是塔夫脱班子的一个代理人，他对兰利的决议提出一项修正案。兰利的决议如获通过，会使艾克派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一切东西，虽然塔夫脱派继续控制会议。可是布朗的修正案似乎承认那场竞赛的确是不够光明正大的。他的修正案使人看来好像是一笔交易——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运动代理人就是那么说的。接着而来的唱名表决决定了整个大会的结局。布朗的修正案被击败了，票数是658对548。按照那个差数，共和党的控制权就转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手上。接着是他的提名，星期五中午前几分钟，共和党马拉松式的比赛的第五天，第一次投票结果为：艾森豪威尔595票，塔夫脱580票，沃伦81票，史塔生20票，麦克阿瑟10票。参议员爱德华·赛伊挥动明尼苏达州的旗帜，在一片喧闹中叫喊道：“明尼苏达州想要把它的选票改投艾森豪威尔！”拥护塔夫脱的布里克参议员和拥护沃伦的诺兰参议员于是提议一致通过。艾克获得了胜利，成为当选人。

他在布莱克斯通旅馆的套房里从电视机看到一切，当时他和四个兄弟一起站着，神经紧张地抚摸着两个随身带的给他带来幸运的纪念品，一个是救世军硬币，一个是童子军纪念章。明尼苏达州改投以后，赫伯特·布劳内尔过来拥抱他。将军的眼睛含满泪水，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找玛咪到他身边伴他片刻。然后，他便把电话耳机提起，要同塔夫脱通话。这样做正对头了，他，大家都认为在政治上是个外行，却想到了这一点。他问那参议员是否可以登门向他表示敬意。他一路上排开一批一批的人群，前往康拉德·希尔顿酒店塔夫脱的房间。他们两人都感到筋疲力尽，头昏眼花，不知所措。摄影师们请他们微笑，他们如请露出了笑容，尽管塔夫脱明显地处于痛苦之中。他这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对党的忠诚，他没有做出比这更大的牺牲了。虽然他的眼光由于痛苦而发暗，但他还是尽量露出了笑容。他带着沙哑的嗓子说：“我要向艾森豪威尔将军祝贺。我将尽一切可能在竞选运动中使他获选，并在他的任职期中与他合作。”

※※※

当布劳内尔告诉艾森豪威尔一般都由总统候选人指定竞选伙伴时，他表示惊奇。这是被提名者作为共和党的旗手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他本能地采取陆军参谋部门的做法，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他要求“这样的一个人，他要有特殊才干并有能力识破颠覆势力”，但在布劳内尔征得“党内各领袖的集体智慧”之前，他将不做出他的决定。

邀请保守派的人前来会谈为时过早，因此那些召集来的都是艾克的人。他们聚集在康拉德·希尔顿酒店中的一个房间内，那房间立即烟雾腾腾了。根据保罗·霍夫曼的回忆，第一个讨论到的人名是塔夫脱。但这个建议被否定了，他们想要一个较年轻的人，最好是一个西部的人。杜威一直等到所有可能的人选都已考虑过并遭到拒绝之后才说：“那么，我提尼克松作为合理的人选。”那个参议员是符合一切要求的。他39岁，受到保守派的欢迎，搞竞选运动很卖力，从未有人说他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倾向。经过简短的讨论后，对他的推荐每人都表示同意。布劳内尔用电话告知艾森豪威尔，并要求接线员去找尼克松。那位参议员把他的汽车借给了《旧金山纪事报》的厄尔·贝伦斯，自己和墨里·乔蒂纳一起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往哪里去的。参加那次代表大会的人中，他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决定的。到他打电话给他的在惠蒂尔的嫂子时，她已经知道那消息，她也是在电视中看到的。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位刚出道的参议员担任副总统候选人是天作之合。他的领袖所缺少的东西，他都具备了。艾森豪威尔是个性格外向的人，搞折中妥协有天才，在社交场合能左右逢源。而尼克松则天性怕羞，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凡事不肯马虎。对于鸡尾酒会，他可受不了。他缺乏幽默感，但诚挚认真，性情孤独，在首都以穿衣服最快出名而感到自豪：八分钟穿好正式礼服，两分半钟穿好普通衣服。他总是把要办的事务清单放在他的口袋里，随身携带。艾克则让别人给他携带那些清单，要不然，要那些人干什么？艾克擅于交际，而尼克松则喜欢沉思。在经济学说和政治品德方面来说，那位将军是墨守成规的正统派，而那位参议员却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宿命派。那个长者的力量在于对无党派的选民具有吸引力，而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那个后辈在正式共和党员中间有人员，他们大部分还都是他的前辈。

当然，尼克松有比上述更多的特点。再过20年，他一生的事情都经过详细的分析以后，他的一生的各个方面就会引起他的同胞的兴趣。他在约巴·琳达度过的穷困的童年，埋藏着他巨大的鞭策力的秘密，就是靠这种鞭策力，在一家华盛顿报纸在特写中把他说成为“首都资历最浅的国会议员”之后才五年，他就在芝加哥一举成名。他对细节的观察力，成了阿尔杰·希斯的致命伤，也可以说他自己的行为就是许许多多零星细节构成的典型。他的那种推销部经理的举止，对一般人所谓原则问题的那种不放在心上的态度，他的狼吞虎咽地马马虎虎吃一顿午饭的特别习惯，对精神病医生的厌恶，总喜欢穿一件马甲——数以百计那样的尼克松特点，每一点本身都是无关要紧的，但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案。然而，当他被提升到共和党的全国候选人名单上时，他还不过是一个单方面的政客，他的重要性只在于为艾森豪威尔的吸引力起增色或减色的作用。相信他会增色的，这看来是有理由的。作为一个曾经使希斯伏法的人，尼克松使人敬重。像民主党人所说的那样，把他说成只是一个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麦卡锡，并且说他靠牺牲他的对手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赢得了参议员的席位，这是不够的。不错，道格拉斯夫人受到了牺牲，但是伤她最甚的人却是她的民主党同党。头一个称她为共产党候选人的是一个保守派的民主党人，使她预选的胜利付出极大的代价，并且在共和党人还没有选出他们的提名者之前就注定了她的失败。

自胡佛当总统以来，尼克松是第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参加全国性公职的竞选，该州的共和党人是很愿意用具体事实来证明他们对他的信任的。有人问他们该怎么样做呢，乔蒂纳和伯纳德·布雷南回答说，最好的证据就是现金。要努力竞选就需要大量现金。接收现金的机构已经建立起来。早在两年之前尼克松和他的工作人员就已建立了一条捐款的渠道。他的朋友和拥护者给他保管一笔1.8万元的应急费用，现在捐款就送到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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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党人已经离开、民主党人还没有到达的那一周，芝加哥正如飓风的风眼中心那样平静。旅馆业是靠开会吃饭的，芝加哥闹市区各旅馆在这个空挡间歇期中安排了几次小会。在那艾克曾经光临而艾德莱不久又将驾到的旅馆走廊里暂时就被安全驾驶的训练员、人寿保险经纪人、罗尔斯顿·普林纳公司推销员挤满了。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塔夫脱似乎比打败他的将军更不易被人遗忘。俄亥俄州这位参议员前往魁北克省默里湾他父亲的古老避暑别墅去后好几天，他要随老塔夫脱之后进入白宫的那场最后的伟大斗争的场面，仍萦绕在人们的脑际。

在1952年那个仲夏，被击败的塔夫脱保守派是否仍会忠于共和党，确实没有把握。麦考密克上校主办的《芝加哥论坛报》把艾森豪威尔描写成为华尔街、欧洲、哈里·杜鲁门和托姆·杜威的候选人。《太阳时报》记者问麦考密克上校，他对共和党人在11月竞选中获胜的可能性如何看法，他说：“可能性是零。”《论坛报》一篇怨气冲天的社论把纽约州长描写成“今天共和党中最不受欢迎的人物”，同时一名威斯康星州拉辛的读者写信来说，尽管他自1916年以来就一直投共和党人的票，但是“我将不投艾森杜威的票，呸他妈的艾森杜威！”可以清楚地看到，共和党内部的分裂是严重的。

显而易见，许多问题要看早被称为第二个“贝蒂·弗内斯节目”的结果而定。自4月16日以来，当史蒂文森州长实际上放弃参加竞选时，民主党的希望就已飘忽不定了。他在前往沃尔多夫旅馆参加筹集经费的宴会的途中，感到在那里出现可能会引起误解，就发表了一个坚决的声明说，鉴于他决定参加伊利诺伊州的重选，“我在今年夏季不能接受任何其他公职竞选的提名。”看来，事情就是这样定了。《纽约时报》评论说，史蒂文森“实际上就是把提名的大门关上了”。

要是当初选了别的州开代表大会，他很可能把门仍旧关着的，但是作为州长，他得招待各个代表。那些知道他擅长演说的人相信，他一说话，代表大会就会如醉如狂的。于是拥护他的人就在康拉德·希尔顿旅馆的第15层设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拥护史蒂文森任总统委员会。不像其他候选人的前哨基地那样，这个总部没有和他本人联系，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州长继续尽他一切努力把门关死。在他的请求下，他的朋友们勉强答应不把他提名。7月20日星期日，在开会前一天，他向伊利诺伊州代表团的秘密会议提出特别的呼吁，要求该团不要参加征召他出山的活动。在外面的记者，扑在地板上，把耳朵贴近滑动拉门下面的隙缝听到他谈到总统的职位，“我没有梦想过自己是胜任这个工作的——无论在气质上、智力上或体力上都不胜任。因此，我请求你们依从我的愿望，不要把我提名，也不要投我的票，万一我被提名的话。”

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成功的候选人说过那样决绝的话。但到了第二天就有两件事情凑合起来和他作对。第一件是艾尔本·巴克利请16名工会领袖吃早餐，争取他们的支持。由于史蒂文森没有答应接受提名，副总统就有理由要求杜鲁门支持他。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上写道，要是当初这些工会领袖支持了他，巴克利本来可以成为民主党的人选的。但是那些工会领袖没有支持他，因此就把他排除出竞选之外。第二件是，不出所料，州长的大会致词激动人心。他说：“我的朋友们，在这里，在伊利诺伊州和中西部的大草原上，我们无论朝哪个方向看，都可以看得很远……这里没有……思想和抱负的任何障碍。我们不要任何这一类的东西，我们的精神或心灵不要任何枷锁，不要僵硬不变的思想方式，不要死板的一致。我们要的只是在自由和光明正大的竞赛中获胜的信仰和信念。”

他回顾了20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芝加哥第一次被提名为总统以来的那些年月，动人地谈到自从那时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然后他露出恶作剧的眼光。“但是我们的共和党朋友，”他继续说，“却说这一切全是可怜的失败。几乎有一个星期之久，他们在这里大放厥词，要想找出个办法来，而他们所找到的惟一办法就是说，这一伟大的20年的进步是施政不当、贪污腐化、社会主义、管理失调、挥霍浪费以及更糟的事等等所造成的。他们抓住那个破办法，把它死抱住不放，带到会议厅上来，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闹得不可开交。”真的：“在听到这一系列关于我们施政腐败的没完没了的辱骂以后，第二天早晨邮件还是准时送达，这叫我感到十分惊奇……但是我们民主党人绝不是这里惟一的受害者。他们首先是自相残杀，然后又来对付我们。两次都是使用了同样的词汇，因为这是再方便不过的事。也许靠近屠宰场就是说明这场大屠杀的原因吧。”

就在这个当儿，艾森豪威尔在科罗拉多州一家钓鱼的小旅舍里看着电视，有些担忧。但是民主党的代表们却有了勇气。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次日早晨《纽约时报》上写道：“在一天里面，所有混乱交错的潮流似乎都汇集到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这个矮小的人物身上，把他看成是代表大会上一个惟一的、几乎是自然的人选。只有总统采取行动才能改变这种状况，这里一般的看法是，即使总统采取行动，现在也为时已晚了。”

星期四接近傍晚时分，印第安纳州长亨利·施里克走上讲台说：“92年前，这个国家从伊利诺伊州的大草原召唤伊利诺伊州最伟大的公民亚伯拉罕·林肯出来。当时林肯也是不愿意的，但有时一个人是不得推却的。我现在把这个我们不允许推却的人提出来，摆在你们的面前，他就是伊利诺伊州的艾德莱·史蒂文森。”

15分钟前，当施里克走向讲坛的时候，史蒂文森就已屈服于不可避免的命运了。他给白宫打电话问过，如果史蒂文森同意被提名，总统是否会感到为难。杜鲁门说：“从1月份以来，我一直想要你说出那句话。为什么会使我为难呢？”

在投票进行的时候，史蒂文森坐在北阿斯特街1416号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的父亲家里的二楼卧室里，在一本黄色的划着横线的拍纸簿上起草接受提名的演讲。凯弗维尔在头两次投票中领先。在第三次的投票后，史蒂文森要达到多数尚缺两票半。犹他州突然改投它的12票，于是在7月26日，星期六的早上，那位勉为其难的州长就成为1952年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

在他一开始当上候选人的时候就遇到不祥的征兆。管风琴一次又一次无力地奏出那首竞选运动的歌曲“不要让他们把它夺去”，这是一种露骨地要想打动大众贪婪心理的呼吁。接着哈里·杜鲁门就把候选人向代表们作了介绍。四年前总统逆转了劣势，取得了胜利。自此以来，他的政治声望降低了，尽管总统大声地说：“你们已提出了一个胜利者，我要脱掉上衣、大干一场，尽我一切能力帮他获胜。”但是史蒂文森的微笑似乎有些惨淡。对七千万电视观众来说，这个情景使人回忆起杜鲁门最不吸引人的一面——他喜欢搞彭德格斯特式政治【彭德格斯特（1873～1945年），美国民主党政客，操纵密苏里州政治多年，当年杜鲁门属他门下。——译者】。因此，这个新人看上去像个彭德格斯特的门徒。几分钟后，州长又给自己的得胜机会来一个打击。他很少有说话不得体的时候，这时却说了这样的话：“我已祷告过慈父，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在这样可怕的责任面前，一个人是不能由于恐惧、自私或假装谦虚而退缩的。因此，‘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您的意旨成全’。”

对于那些虔诚信教的人来说，重复基督在客尼马西【客尼马西位于耶路撒冷东面，耶稣在那里被出卖、逮捕和受苦。参考《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译者】的祈祷就是亵渎神明。艾克关上他的电视机，对他的钓鱼伙伴说：“伙计们，听了那些话以后，我认为他比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更大的骗子。”

他错过了那篇出众的演说。史蒂文森说，在代表大会的记忆淡忘了之后，留下的将是“在国内受到内争、不和和物质至上这些憔悴可怕的幽灵的作祟，在国外遇到不择手段、不可思议、心怀敌意的强国的历史时刻，把责任承担起来这样一个冷酷的现实。20世纪是基督降世以来流血最多、动乱最盛的时代，这一时代的考验，远远还没有过去。在未来的岁月里，牺牲、忍耐、谅解和坚定的目标可能是我们的命运。让我们正视它吧——让我们对美国人民讲道理。让我们告诉他们真理，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我们正处在一个做出重大决定的前夕——这个决定可不是轻易能做出的，正如当你被攻击时进行抵抗一样，这是一场长期的、需要耐心的、代价高昂的斗争，只有它才能保证战胜人类主要的敌人——战争、穷困和暴政——战胜对人类尊严的侵犯，这是这三个敌人无论哪一个的最可悲的后果……”

“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也比带领人民走入歧途好，”史蒂文森说，“我们宁可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也比对人民管理不当好。”

史蒂文森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亚拉巴马州的约翰·斯帕克曼在讲坛亮相以后，便乘火车前往斯普林菲尔德去了。在那里他决定割断与杜鲁门的关系，塑造自己的形象。他的总部将设在那里，而不在华盛顿，甚至不在纽约。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弗兰克·麦金尼是杜鲁门的人，将由史蒂文森的朋友，一个芝加哥的律师斯蒂芬·米切尔来代替。

在宣布他政治上的独立时，他甚至对一个俄勒冈州的记者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他的一个主要目标将是清洗“华盛顿的污浊”。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点时挖苦说：“史蒂文森怎么会希望既能够说服美国的选民维持民主党继续执政，又似乎否认同民主党的有势力分子有关联，我可不知道。”

事实上，政治遗产对两个候选人都没有多大意义。艾森豪威尔和史蒂文森都是个性突出、实实在在的人，因此不能称他们是任何人的配角。尽管如此，在他们大比武前夕，他们各自的特点极不相同。正如约翰·梅森·布朗指出，艾克驰名的笑容的中心是他的嘴巴，而史蒂文森则是他的一双眼睛。将军向人群招手致意时，双臂外伸，而当他说话时，他常常说，“我听说”或“有人告诉我”。州长则往往不是那样，而是说，“我想起”或“有人提醒我”。他的手势不大，两肘总是贴在身边。他担忧国家那种沾沾自满的物质至上态度，它的“精神上的失业状态”。他的那些话本来是会使艾森豪威尔感到为难的。甚至“现状”这个词儿也使他感到困难；如果他在演说要说这话，他总会跟着一句道歉的话，“当然，我可不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候选人。”但物质的繁荣没有使他感到惊慌，他把它看成是一种幸事，并且，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为此而感到自豪。

他不像他的对手那样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需要时间来摸索他的竞选活动的自然规律——事实上，需要的时间要那么多，使他的一些助手对他能否把这个规律摸索出来失去了信心。他在结束他的钓鱼旅行时说：“美国今天最重大的问题就是走中间那条又直又窄的路。”首先，那句话就不是一句吸引人的话，而他在第二天、第三天一再重复那句话时，记者中间就有人谈论跨过三八线那句老生常谈的话了。理查德·罗维尔在9月6日报道说，他吸引了大批大批的听众，但“来听他恳求听众协助把民主党人赶下台的人却常常不多”。

在第一个月中，共和党人几乎惟一可乐观的，是他们报纸的支持。支持史蒂文森的报纸刚好有201家，每日销售量440万。对照之下，支持艾森豪威尔的报纸有993家，每日销售量达4010万份。然而，即使在这里，新闻栏由于刊登民主党候选人的谈话，往往破坏了亲艾克的社论。州长非常善于选择时机。艾克一说他将保留一些民主党的纲领，州长就说他将自豪地站在党的大部分成绩上面，“只希望……将军站开一些，多留给他一些地方。”他指责说，自从本世纪开始以来，共和党人缺乏新思想，“至于他们的讲台【英语亦即纲领。——译者】，那么，没有人能够站在一大堆滑溜溜的鳝鱼上面的。”9月12日，在结束他的6500英里的西部旅行时，他听到塔夫脱曾把一份保守的声明带到将军的纽约家中，经过两小时的会谈后，艾森豪威尔对每一项的细节都同意了。史蒂文森称此为“莫宁赛德高地的投降”。他说：“塔夫脱失去了提名，但赢得了提名人。”而当苦恼的艾克申明总统的职位可不是开玩笑的事的时候，州长再给他刺一下：“我的对手为我的滑稽骨【肘部尺骨端俗名，神经敏感，一触即麻。——译者】操心，但我则为他的脊梁骨担心。”

电视评论员约翰·克罗斯比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对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双方来说，现在相当清楚，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是一个从前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电视人物。这个人正在树立一个榜样，不但使后来的候选人几乎无法仿效，而且连史蒂文森自己要保持下去也将会相当困难。”在灰心丧气的共和党人看来，这次竞选看来颇像1948年那次的重现，只是领先的是另一个人罢了。竞选运动进行了六个星期以后，亲艾森豪威尔的斯克里普斯——霍德华报系在其系统内全部19家报纸的头一版上刊登了一篇绝望挣扎的社论。那篇社论说，“艾克的竞选情况像一条干涸的小河，”因为他没有“狠狠地出来干”。他说过他不知道马歇尔将军是否犯了错误。“如果艾克不知道的话，”那篇社论继续说，“他最好还是去查明真相。因为那是这个竞选运动中一个重大的争论点之一。问一下今天在朝鲜的任何一个士兵的母亲、父亲或者妻子吧。”那篇社论结束时说：“我们仍始终抱着希望……希望他将狠狠地打。不然的话，还不如承认失败算了。”

那就是这次选举中的转折点之一。它把竞选运动的水平导致普遍下降，令人遗憾，但同时也把艾森豪威尔的决心加强起来，使他成为一个更富有战斗性的竞选人，从共和党的立场来看，那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在大约同一时候，史蒂文森的机智风趣开始引起不利的反响。路易斯·克罗南伯格说，在重要的问题上，美国人往往是害怕幽默并且竭力避免幽默的。一些选举人开始说，将军是对的，争取白宫的斗争不是开玩笑的事。另一件在9月出现的使人惊异的事情是大家开始认识到，民主党候选人的才智也许不一定是绝对有利的条件，有些选民可能不信任。美国民族性格历来都是普遍不喜欢知识分子气味的。与希斯的垮台和麦卡锡的得势的同时，政治上使用蔑视知识分子的话的倾向也随之显著增长——“留长头发的”、“做好事的”、“高额头”、“双圆顶”、“软心肠”。现在1952年竞选运动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称呼，成了庸俗市侩的一种口头禅，这种市侩庸俗风气在今后的五年中还要大为流行。

想出这个称呼来的人是约翰·艾尔索普，即专栏作家艾尔索普兄弟的另一个弟弟，他是一家保险公司总经理，又是康涅狄格州共和党演讲约请办事处负责人。9月中旬，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打电话来问他近况如何，约翰回答说很好；在新英格兰，看来好像是共和党顺利的一年。他反过来问其他各地的情况怎样。斯图尔特说，虽然大部分著名的知识分子支持艾森豪威尔而反对塔夫脱，可是现在有许多人却支持史蒂文森了。约翰思索了一下。照他后来的解释，他当时想：“虽然史蒂文森要打动的，而且有力地打动的，是人们的理智；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男子汉又是大人物，却更加有力得多地打动多得多的人们的感情。”当他的哥哥等他说话时，约翰的心中就出现了一个搞政治的典型知识分子的容貌——一个平滑的、无名氏的、神情傲慢的、椭圆形的脑袋。“是啊，”他说，“所有的鸡蛋脑袋【鸡蛋脑袋（egghead），可意译做书呆子。——译者】都支持史蒂文森，但是鸡蛋脑袋有多少呢？”

斯图尔特把它用在他的专栏上。艾尔索普兄弟两人都没有把这个称呼看做是骂人的话，但他们很快就控制不住了。它适应了一种需要，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的骂人的话了。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一个反对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就是其中抓住这句话的一个人。还没有了解它的由来，他便写道：“看来是在人民中间自发地产生的。”在他看来，这代表“一个自命有知识的人，他往往是一名教授或是教授的门徒，”对于“任何问题都只知皮毛”，他另外又“有女人气”、“目空一切”、“过分自大”，一个“支持中欧社会主义的空谈家”，一个“妄自尊大的人”，是啊，还是“一个软心肠”。布罗姆菲尔德预言，假如史蒂文森当选的话，“鸡蛋脑袋就会回来掌权，我们就会走上糊涂经济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欺诈撞骗和精神混乱的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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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竞选运动变成一场对阵恶战。两党党徒从主要人物确立的高水平降下来，相互乱骂一气，有时含沙射影，有时夸大其词到了荒谬的程度——所有这些过度行为都是有失体统的，但是历次重大的选举中都不免出现。后来对谁究竟说过什么，也弄得稀里糊涂，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些人中间，甚至对于究竟是谁在竞选，也搞不清楚了。从哈里·杜鲁门的表现来看，好像是他在竞选的样子，而亨利·卢斯看来也同意。总统坐火车前往太平洋海岸的西北部，又经过中西部回来，一路逢站必停，发表竞选演说，花了两周的时间对艾森豪威尔的聪明才智和个性品格提出疑问。《纽约时报》的安东尼·莱维罗说，杜鲁门同将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冲突”，阿瑟·克罗克把那次旅行描写为“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正直的个人品格一次持久的攻击，对于一个处在杜鲁门先生地位的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你可以在《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中看到这方面的全部情况。但是你从那里找不到多少有关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事情。《生活》杂志有一期专门刊登总统和将军的图片，却一张也没有史蒂文森州长的。

艾克本人对这种情况是没有责任的。总的说来，他的竞选方式如史蒂文森那样是无可指责的，他的演说也是无懈可击的。毫无疑问，他后来希望能够改变其中一些措辞。（9月3日，他在小石城说“幸亏有最高法院，真是谢天谢地。”）其他所说的话都是天真的，最令人难忘的是他谈鸡蛋的演讲，在作这种演讲时他总是拿着一只鸡蛋高高举起，表示愤慨说，政府要向这种小小的自然产品征收上百种不同的税，可是自己又不做任何贡献（正如塔夫脱所指出的，将军不大懂农业政策）。然而，这谈不上是蛊惑人心，甚至连夸大其词也不是。埃米特·约翰·休斯在艾克重要的演说没有发表之前，就用一支蓝铅笔小心地检查一遍，在国内事务上划掉那些诸如“改革运动”之类的词，在对外政策上划掉那些诸如“解放”之类的词。留下的大部分就是艾森豪威尔的正直的愤怒。他提出的事实，可能不一定弄清楚，但像他的听众一样，他知道美国反正有事情不对头，这使他生气。

这时群众都站在他一边。“我们喜欢艾克”这个齐声呼叫的口号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号令，不如说是颂扬他的一首赞歌。正如约翰·艾尔索普所注意到的，史蒂文森企图说服人们，但艾森豪威尔则想感动他们。而他正在取得成功。詹姆斯·赖斯顿写道：社会大众“喜欢他对贪污腐化几声怒骂，喜欢他关于美国的一些议论。”后来，马奎斯·蔡尔兹写道，艾克代表了“力量、胜利、坚定的信心。千千万万的人都乐于只凭信任，只凭他的脸孔，只凭他的微笑，只凭他的美国男子气概的形象，只凭他的家庭生活的美德而相信他。”

这比卡尔·蒙特为了共和党制定的争取胜利方案——朝鲜、犯罪、共产主义、贪污腐化等四大问题——水平就高得多了。像蒙特那样的人，在共和党内是很多的，艾克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以后，就不得不把他们照单全收。他本来可以干脆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来讨好对他们不满的人。但那不是他的作风（再说一句公平的话，这也不是罗斯福对待弗兰克·海格或史蒂文森对待帕特·麦卡伦的作风）。我们知道将军对共和党那些极端保守的人的看法。当詹纳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讲坛上想要拥抱他时，艾森豪威尔往后退缩。后来他告诉休斯说：“一同那个人接触我就感到肮脏。”10月3日，他在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拒绝摄影师要求他和乔·麦卡锡两人合拍一张照片，他告诉听众说：“我和麦卡锡参议员的分歧，我们彼此都清楚，我们已讨论过了。”

麦卡锡气愤地走开了，尽管那件事不久就忘记了，因为候选人当天在密尔沃基又碰到那个参议员时没有公开同他决裂。当艾克在准备那篇在密尔沃基发表的演讲稿时，情绪高昂，因此对休斯说：“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就在麦卡锡的后院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马歇尔致敬？”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于是就把向马歇尔致敬的话插入预发给报社的演讲稿内。这时沃尔特·科勒州长在皮奥里亚上了火车。他使亚当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侍从武官威尔顿·“杰里”·珀森斯将军相信，那句致敬的话有可能分裂该州共和党的力量。当他们向艾克提出时，他说：“你们是想要我把有关马歇尔那段话抽出来吗？”亚当斯说：“对了，将军。”艾克说：“那么，就把那一段抽出来吧。几个星期以前我在科罗拉多已把那个问题极为详尽地谈过了。”

话虽这样说，他可没有那样详尽地谈过。在科罗拉多赞扬他的老上司并不等于在威斯康星州追击机尾炮手乔·麦卡锡。正如他自己是首先发现的那样，密尔沃基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发扬正气、打击歪风的好地方。然而，他却放弃了这个机会，而且报界又让全国人民知道为什么放弃的原因。将军先而采取大胆立场继又改变主意，这不是第一次。他曾说过他将留在巴黎不走，但接着又要求派人前来接替他的职位，他也说过不愿前往芝加哥，但后来却又去了。在他的从政岁月中，这成了他的一个使人丧气的习惯，给了他的敌手一种软弱的印象，使他的手下人员晕头转向，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害怕麦卡锡——后来他会证明他并不害怕，或者是他自己愿意用下流卑劣的手段来进行竞选。

有些民主党人说他是那样的，这大概是不可避免的。凡是有麦卡锡参加，任何选举都会成为一种肮脏的场合。麦卡锡自己是努力做到这一点的。他对11月竞选结果究竟会有什么影响，无法测定。有人是相信他的，或者认为艾森豪威尔进了白宫能够比史蒂文森更好地对待他，这些人固然投了他的票，但是也有别的人因不满他的手法而投到民主党的阵营中去。选举的结果胜负不定。有四个民主党参议员同他对垒，其中一个是泰丁斯，都被击败了。但是同时，麦卡锡本人得票也不多。艾森豪威尔以979744票对622175票赢得了威斯康星州，麦卡锡则是870444票对731402票，不单比将军的要少，而且使他在获胜的州候选人中间瞠乎其后。

但他还是一种力量，他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表演就是企图在电视上给史蒂文森扣上共产党人的帽子。“阿尔杰”，他开始说，一边又在改正他的话时装出假笑，“我是说艾德莱”。没有别的人像麦卡锡在政治上那样彻底堕落了，但是也有很多人堕落到膝部——或臀部。这大概是因为你要当选的话就非得说民主党人是卖国贼，或者至少共和党人是那样想的。即使在格林贝，艾森豪威尔已经把他自己和乔之间划清了界限的地方，他也感到不得不补充几句：“我想把一个问题说得更为清楚一些，他和我要肃清政府中的那些窝囊无能、贪污腐化，尤其是从事颠覆和不忠于国的人，这个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分歧与我们所追求的最终结果完全无关，这些分歧在于使用什么方法罢了。”

他的竞选伙伴就更为直率。尼克松一再说，如果民主党人在11月的竞选中获胜将意味着“更多的阿尔杰·希斯，更多的原子间谍，更多的危机”。他仍在鞭打已经锒铛入狱的希斯，他于10月13日在纽约向全国播送的一篇重要电视讲话中，再一次提出民主党候选人当时在审判时作的证词。他宣布俄国人从“希斯和那个集团的其他成员手中”拿到的成百上千份秘密文件，这意味着“美国男儿的生命由于那个间谍集团的活动而遭到危险，因而丧生”。他接着说：“史蒂文森先生就是被告的品格证人，或者，我是否应该说，是阿尔杰·希斯的名声、他的好名声的证人。他作证说，阿尔杰·希斯在诚实方面以及在忠诚方面的名声是好的……这个证词……是在摆出这些事实以后，是在希斯不得不拨开钱伯斯的嘴巴看看是不是认识他的这场对质以后，是在从那个南瓜里拿出那些文件以后，是在摆出所有这些事实以后做出的……是史蒂文森先生自愿做出的。”

民主党的发言人现在指责说，艾森豪威尔朝着11月竞选走着正道，他的竞选伙伴走的却是邪道。事情就是那样，尽管不是出于某人的策划。他们就是不同的两种人。艾克小心谨慎，作为一个将军来说，可说一点也不是气势汹汹的。他之所以受人爱戴也在于此。他不愿与史蒂文森对阵就像不愿与麦卡锡对阵一样。对照之下，尼克松却猛冲直撞，手持凶器，好斗成性，假如说他在那年的秋天伤害了一些好人的话，那么也要说句公道话，就是有些民主党人也是带刀伤人的。

“尼克松秘密经费！”《纽约邮报》首页大字标题叫道。刊登在第二页的两行通栏标题是：

富翁的秘密经费使尼克松过着

和他薪金很不相称的豪华生活

利奥·卡切尔报道

洛杉矶——今天揭露有一个专门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参议员谋经济利益的“百万富翁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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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切尔是好莱坞的一个电影作家，把大部分的事实搞错了，包括在那笔经费中款项的数额及其合法性。那个银行特别账目不论在字面或精神上都是合乎法律的。从政的人，很少有足够的钱来应付他们的开支。有些人把自己妻子的名字放在政府的工资名单上，或者接受过高的法律手续费，或者在100元一客的宴会上讲话。史蒂文森也设了一笔经费，以便用来津贴那些辞退高薪的工作而为伊利诺伊州服务的人。这笔经费是由其他商人捐献的，正如史蒂文森所说，“不存在不正派影响的问题，因为在捐献者与受益人之间是毫无联系的。”

在尼克松的经费中两者也没有任何联系。捐款每笔不超过500元一年，都是交付达纳·史密斯的，他是帕萨迪纳的一个律师，担任经费信托人和经理。在两年期间内，有76名捐献者平均每人捐助了240元；讲话的录音、旅行、邮资以及寄送给以前竞选运动工作人员的圣诞卡共支去了18235元。这些用途全部记得一清二楚。没有一文给过尼克松或其妻子。此外，那笔钱从来就不是“秘密”。银行账户以及史密斯对它的管理，从一开始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某一点上，尼克松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他反共宣传的狂热中，他已成为一个玩弄无关小节的大师。钱伯斯的嘴巴里有什么，或者什么东西放在那个南瓜内，这些都和希斯的名声没有关系。的确，一个间谍的名声越是没有污点，对他越不利，因为这证明他一直在利用别人对他的信任。这就是希斯的卖国行为那么骇人听闻的原因。在那个意义上，史蒂文森的作证由于证明大家对希斯的信任，反而使希斯更显得有罪了。但尼克松反过来来看，他的推理是：希斯是间谍，史蒂文森早就认识他，因此史蒂文森是有嫌疑的。诽谤他的推理则是：有些政客是接受贿赂的，尼克松拿过钱，因此尼克松也是贪污的。《邮报》对他所作的揭发产生的影响，由于他自己在竞选运动中假装神圣而扩大了。他第一次对《邮报》的揭发的反应是完全合乎他的性格的。当尼克松的列车正要离开萨克拉门托时，一名质问者叫着说：“告诉他们那1.6万元是怎么回事！”他一听马上叫道：“停车！停车！”列车停了下来，于是他对人群讲话，但没有把事实说得合情合理，却是一笔糊涂账。他说：“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为美国调查共产党人做的工作。自从我做了这种工作，共产党、左翼分子就用尽方法来污蔑我，甚至在我接受副总统提名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大家知道——我今天头一次透露这件事来——有人警告我说，如果我继续攻击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和坏蛋，他们就要污蔑我……”

全国人民不是那么容易被转移目标的。产联已经在指控尼克松被靠资本收益的共和党人收买，“他们一看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值得投资的。”加利福尼亚免税委员会宣布要调查那笔经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寄出一封信给报刊编辑，提醒他们“国会议员如有受贿或贪污”的有关刑法条款，米切尔主席想知道艾森豪威尔在什么时候抛弃他的竞选伙伴。米切尔的推测对于尼克松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在事实还没有全部收集之前，史蒂文森拒绝做出判断。但是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则是另一回事了。假如旗手认为可以对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作不利断语，那么其结果将会造成大乱。将军没有说过他相信那一点，但他也没有称之为荒谬；随着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艾克专用列车“展望”号上的沉默越来越使人难熬了。

艾克得到的意见是相互矛盾的。塔夫脱认为那笔经费没有问题。胡佛发表声明说：“假如华盛顿市的每一个人都有像参议员尼克松那样高度的勇气、正直、爱国，我国就会好得多。”阿瑟·萨默菲尔德主席估计了一下，假如艾克改换他的竞选伙伴，共和党要多花多少印刷费，但接着又说，那是不可能的。

将军本人犹豫不决。他叫布劳内尔从夏威夷请参议员诺兰回来，作为一个可能接替尼克松的人，另又指示保罗·霍夫曼监督对那笔经费进行彻底调查。遵照霍夫曼的命令，50名律师和会计师开始连续一昼夜的审计。他们发现在各个方面都是光明正大的。这时在艾克专车上的记者要求他发表意见。他正式说，他对尼克松为人诚实是信得过的，并且相信参议员为了洗清自己会把“所有的事实光明正大地摆在人民的面前”。那完全不是副总统候选人所希望他说的话。那些话听起来好像他还得要证明他是清白无辜的人。将军的心中确是那么想。当他同报道他旅行的记者一起喝啤酒的时候，记者们问他：“你是否认为尼克松的问题已经结束了？”他皱起眉来回答说：“一点也不是。”他实在不很了解尼克松，他说，他只和他会过一两次面，他想获得有关那参议员为人诚实的证据——事实、数字、姓名、日期。他反问道：“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像犬齿一样的洁白，对华盛顿的乱七八糟事情要进行肃清又有什么用处呢？”

将军的评论传到了在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尼克松处。据《先驱论坛报》厄尔·梅佐说，如果那天晚上在那里投了票，“艾森豪威尔在尼克松的工作人员中连一票也得不到。”站在副总统候选人一边的是乔蒂纳和威廉·罗杰斯【罗杰斯于1969～1973年担任尼克松的国务卿。】。“我们接到许多电话，大家都提出了主意，”罗杰斯后来说，“那天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有些把握地肯定这件事情会顺利解决的。”

大约在同一时候，有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在电台和电视上向人民说清楚。杜威向尼克松建议，要尽快这样做。尼克松同意，但他认为他有权首先对艾森豪威尔谈一次话。他同“展望”号专用列车打了直通电话。说了几句寒暄的话以后，参议员便谈了杜威向他提出的建议。他说：“我一切由你做主。”接着他又说：“我希望你知道，现在或者以后任何时候，你如决定要我退出竞选，你可以肯定，我将立刻遵从你的判断来做。”艾克说他认为不会需要他来做出这个决定的，这样尼克松就火了。他白白地受到了大家的嘲弄，他表示要为党的事业而牺牲自己，当然，旗手是可以帮一些忙的。他于是明白告诉那位五星上将，要么做出决定，要么就让位给别人。

两小时后，尼克松接到消息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参众两院竞选委员会保证付出7.5万元，供他在电台上向全国作半小时的解释。共和党的巴顿、巴东、德斯坦、奥斯本广告公司已经和全国广播公司64个电视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4个无线电台，共同无线电网560个电台全部挂上了钩。他们想要知道参议员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第二天晚上就有一个很好的空隙时间，那就是在《我爱露西》节目之后。尼克松说：“不可能。”他要回到加利福尼亚去，整理一下他的思想。不过，他可以在第三天晚上准备好。于是就决定他在米尔顿·伯利的节目之后上镜头。在联合航空公司定了下一班飞往洛杉矶的机票后，参议员就准备前往那里的大使旅馆关起门来作准备。

在途中，他从面前的坐位抽出一扎联合航空公司的纪念明信片，写下了一些粗略的笔记：

切克尔斯……

帕特的料子大衣——

林肯提到普通人的话（？）

后来他解释说他曾想起切克尔斯，那是尼克松家里的狗，因为罗斯福在1944年的竞选中曾巧妙地利用过他的狗法拉。在俄勒冈州尤金市，有一个标语牌上写着“没有貂皮大衣给尼克松”，他想，他的妻子果真没有一件。林肯那句话比较复杂一些。米切尔曾说过：“如果一个人当不起参议员，他就不应谋求那个职位。”那是一句愚蠢的话。如果那句话有什么意思的话，那就是只有富人才应该到华盛顿去。林肯不是说过上帝爱普通人，因为他创造了这么多的普通人吗？【事实上林肯说的是“相貌普通的人”。】尼克松对前来机场迎接的人群——为数甚少使人失望——表示了感谢之后，就在大使旅馆内打电话给保罗·史密斯，他在惠蒂尔学院时的历史学老教授，要求他核对林肯的引语。

竞选运动出现了怪现象。运动停顿了下来。群众把总统候选人都忘记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上。为了报道说他患了精神崩溃，电视节目也临时打断，后来又为了报道说他的健康情况良好而又打断；关于他打算说些什么话，越来越众说纷纭。甚至连艾森豪威尔也好奇起来。在他的指示下，亚当斯打电话给乔蒂纳，问他到底要说些什么。乔蒂纳说他一点儿也不知道。

亚当斯说：“哦，得啦，你一定知道的，他不是有稿子吗？”乔蒂纳说他没有。于是亚当斯问：“对报界怎么办呢？”

“我们在旅馆为他们装置了一些电视机”，乔蒂纳回答说，“我们也有一些速记记者把讲话一页一页地记录下来。”

“我说”，亚当斯说，“我们要知道他打算说些什么。”

“谢尔曼”，乔蒂纳说，“如果你想知道他要说些什么，那就跟我一样做。坐在电视机前面，等着收看。”

事实确是如此。尼克松讲话的大意已准备好，但没有底稿，而且他还没有决定怎样结束那篇讲话。杜威曾向他建议，要求选民写信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那似乎是很好的主意，但他们应该写些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压力与时俱增，而报刊的评论仍对他怀着敌意。洛杉矶《每日新闻》报道：“只要得不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将会被认为是赞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亲信所做出的决定——那就是，只要他们的候选人中有一个受到怀疑，哪怕是一点点的怀疑，贪污问题就不能继续成为竞选运动的争论点。这样，尼克松很可能被要求退出竞选。”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亲信并没有做出那样的决定，尽管将军确实关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看来是极其重要的。“有一件事情我是相信的，”将军对亚当斯说，“如果尼克松必须退出，我们就不能获胜。”那天傍晚，惟一吸引艾克的兴趣就是在电视机前面占个坐位。他那天晚上要在克利夫兰大会堂讲话，在讲话前大会堂的经理把他带上三层楼到电视机前面的一个坐位坐下。玛咪和反尼克松经费的《先驱论坛报》发行人威廉·鲁滨逊，和他坐在一起，萨默菲尔德和吉姆·哈格蒂则靠在墙边站着。

当时，尼克松正准备离开大使旅馆前往全国广播公司设在好莱坞的卡皮顿剧院演播室。那些摄影师、电机师和控制室的工作人员都已在那里整天演习；每一个人都已作好准备，只有主角一人除外，因为他还没有决定怎样结束他那篇讲话。他正在与乔蒂纳和罗杰斯谈话，讨论着用什么最好的办法使他的听众可以发表对他的意见——写信给他呢，还是写给艾森豪威尔，还是写给全国委员会——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接线员说是长途电话，是一位查普曼先生打来的。“查普曼先生”是杜威的暗号。尼克松叫乔蒂纳对电话说，无法找到参议员来听电话，但那州长仍坚决要求要和他谈。尼克松只好勉强地把话筒拿起来。

杜威对他说：“艾森豪威尔的高级顾问刚才开了一个会议，他们叫我告诉你，他们的意见是要你在广播的演说结束时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辞呈。你是知道的，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的责任是把这个建议转告你。”

尼克松吃惊之下，说不出话来。杜威摇了摇听筒，他说：“喂，喂，你听到我的话吗？”

尼克松问道：“艾森豪威尔要我怎么办？”杜威也不知道，他没有直接和那位将军谈过话。尼克松说：“他们到现在才把这样的建议转告给我，真有点儿晚了。”

杜威坚持问道：“要我怎样告诉他们你怎么办呢？”

尼克松气得爆发出来，“就这样告诉他们吧，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如果他们要知道的话，那就最好去听广播！并且告诉他们，我也懂得一点儿政治的！”

洛杉矶下午6时，在东部是下午9时——距离广播的时间还有半小时。修脸、淋浴和穿衣以后，尼克松发现杜威的电话使他激动得连发言提纲也记不住，他得拿着提纲讲话。在剧场里，安排节目的负责人把他和帕特带到里面去，问他将要做些什么动作。尼克松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就把电视摄影机对准我吧。”还有三分钟就要上电视镜头的时候，他一度想不讲话了。他对帕特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能够过这一关。”她说他当然能够，这时要另想办法已为时太晚；那时他的名片已经出现在电视上，摄影机转过来对准他。他说：“我的美国同胞们，今天晚上，我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也作为一个本人的诚实和正直受到怀疑的人来到你们的面前”。

他叙述了那笔经费的目的和使用情况。他说，那笔钱单纯用于竞选的开支。既然他连那笔钱也从未见过，因此，按照联邦法律，没有一点是应该纳税的，或者要申报的。他继续说：“有人会说：‘好吧，参议员，也许你可以捏造这种事实。怎样能使我们相信你所说的话——到底有没有可能你拿了一些现金呢？有没有可能你假公济私呢？’因此，现在我要做的——附带说一下，这在美国政治史上是空前未有的——我就要在此时给这次电视和电台的听众讲我的全部财务历史，我所挣的，我所用的，我所拥有的一点一滴。”

他从青年时期开始，说到现在，他说现在他拥有：

一辆1950年产的奥斯摩比耳牌汽车；

他父母所住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子的3000元产权；

他在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产权；

人寿保险额4000元，加上一张当兵保险单；

没有股票，没有公债，其他一切都没有。

他所欠的：

加利福尼亚州住房的1万元债务；

华盛顿住房的2万元债务；

华盛顿里格斯国家银行4500元欠款；

欠我父母3500元；

人寿保险欠款500元。

“好啦，差不多就是这么多了。”他说，“这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也是我们所欠的一切。这不算太多。但帕特和我很满意，因为我们所挣得来的每一角钱，都是我们自己正当挣来的”。

到那时，他无疑地已把听众争取过来了。在连续五次的总统竞选中同罗斯福所说的被遗忘的人对垒后，共和党终于提名了一个千千万万人能够把他看成自己人的人。尼克松谨慎地以一个普通人姿态出现。尽管在战争年代他曾到过“炸弹飞落”的地方，并且很可能有资格领到一两个星形勋章，可他并没有自称有什么英勇行为。然而，他演说的关键是详细谈了自己的经济收入情况。那毕竟是一次关于金钱的讲话，而把他所有的，曾经有过的每一分钱逐一公开出来，就像他正在讲给听众一件他们所熟悉的事的一样——用了两年的汽车、住房的抵押、为数不多的人寿保险。这里这个人显然知道他要操些什么心来矫正小孩的牙齿，改装锅炉，或者要支付电视机下期的款。他巧妙地说，一个像史蒂文森州长那样“继承了他的父亲一笔财产”的人能够参加总统竞选固然是好，但“一个收入不多的人”能够参加竞选也同样是好的，因为他们都会全部记得林肯所说过的关于普通人的话……

民主党人诽谤他固然操之过急，共和党人说要抛弃他也不免过于惊慌，现在，他却洗清了自己。但尼克松是个劲头很大的人，他不愿意到此地步就停止下来。这是他给全国留下一个不能磨灭的印象的机会——要像布赖恩【布赖恩（1860～1925年），美国政界领袖，主张铸制银币自由，曾作著名“金十字架”演说，有助于1896年民主党总统竞选。——译者】所作的金十字架演说和柯立芝对付波士顿警察罢工那样去做——他打算用尽一切办法来利用这个机会。

他对听众说：“我还应该说一说——就是帕特没有貂皮大衣。但她却有一件体面的共和党人的料子大衣，而我常常对她说，她无论穿上什么，都是好看的。

“还有一件事情，或者也应该告诉你们，因为如果我不说出来，他们也要说我一些闲话。在提名之后，我们确实拿到一件礼物。得克萨斯州有一个人在无线电中听到帕特提到我们两个孩子很喜欢要一只小狗，不管你们信不信，就在我们这次出发作竞选旅行的前一天，从巴尔的摩市的联邦车站送来一个通知说，他们那儿有一件包裹给我们。我们就前去领取。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这是一只西班牙长耳小狗，用柳条篓装着，是他们从得克萨斯州一直运来的——带有黑、白两色斑点。我们六岁的小女儿特丽西娅给它起名叫‘切克尔斯’。你们知道，这些小孩，像所有的小孩一样，喜爱那只小狗。现在我只要说这一点，不管他们说些什么，我们就是要把它留下来。”

他说，在全国的联播电视中出现，“赤裸裸地公布你的生活，像我所做的那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国家正处在危急中，而惟一的能够拯救他的国家的人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你会说，为什么我认为国家正处在危急中？我说，看看记录吧。杜鲁门－艾奇逊执政七年，发生了什么事？6亿人民丢给了共产党。”）他正在接近高峰。时钟告诉他，他在时间上落后了。

“我了解，你们极想知道我究竟是不是还参加共和党竞选，或者退出。让我这样说：我不相信我应该退出，因为我不是一个临阵逃脱的人。顺便说一句，帕特也不是一个临阵逃脱的人。到底她的名叫做帕特里夏·瑞安，她是圣帕特里克节那天出生的——你们知道爱尔兰人从来不是临阵逃脱的人。”【事实上她于1912年3月16日出生，圣帕特里克节的前一天，洗礼时命名为西尔玛·凯瑟琳·瑞安。帕特是她父亲给她的爱称。她的母亲是德国人。】

他继续说，但是决定不是由他来做的。他已决定——就在他讲话的那一时刻——“通过这次电视广播”把整个问题提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考虑。他要请他的听众协助委员会做出决定：“写信、打电报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告诉他们，你们认为我应该留下或者退出，不管他们怎样决定，我一定照办。”

一个负责安排节目的人悄悄地走入播音室，拼命做手势向他提示，给他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尼克松看来好像没有看见他。他的眼睛，继续向着电视摄影机讲下去：“……就让我说最后的一句话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要继续这场战斗。我要走遍美国进行竞选，一直到把那些骗子和那些保护他们的人赶出华盛顿为止。诸位，请记着，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伟大的人。诸位，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投艾森豪威尔一票，就是为美国的利益投一票——”

讲话结束了。在克利夫兰市，艾森豪威尔转过身来对萨墨菲尔德说：“好啦，阿瑟，你的7.5万元肯定没有白花。”

※※※

在卡皮顿剧院，尼克松对那个负责安排节目的人说：“我非常抱歉，我的讲话过了时间。我把节目弄糟了，对不起。”他一面向那些电机师致谢，一面把他的讲话笔记稿收拾起来，叠得整整齐齐——接着，一阵狂怒，把那叠东西用力地扔在地板上。乔蒂纳喜洋洋地走进来想向他致贺，但怎么也安慰不了尼克松。“不，这是一次大失败，”他说，“我不能及时结束讲话。”在更衣室里，他转身避开了他的朋友，哇地一声哭起来。

后来，他又有一次机会回忆那次事情。在他所写的书《六次危机》里，他将回忆起那些被他的雄辩口才所感动的摄影师眼里的眼泪。在他的回忆中，化妆师对他说，“这一回可把他们镇住了，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精彩的广播的。”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都抢着打电话来祝贺，使播音室的电话总机应接不暇，“电视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那次广播是出乎意外的成功。”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在紧接着演说之后，他老是想着一个念头，那就是在他刚要开始告诉他的听众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地址那句最重要的话时，镜头红灯闪烁一下就熄灭了。他的时间卡得不紧使他们没有听到那个地址。而没有通讯地址——他这样推论——他们就无法答复，委员会就根本不会收到函电。当他走近停放在外面的汽车时，一只爱尔兰大猎狗摆动着尾巴跳奔出来。他闷闷不乐地对帕特说：“好吧，我们至少在狗世界里得到了成功。”

在大使旅馆，他发现他的广播演说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当他走进门厅时，欢呼声四起。在那里他接到达雷尔·扎纳克【好莱坞著名制片人。——译者】打来的电话，告诉他那次演说是“我见过的最精彩表演”。在一小时内消息传来说，在全国各地的西方联合电报局门口都挤满了不少的人。他的工作人员开始把全国各地反应的消息一点一滴地汇集起来。按照尼尔森调查数字，在全国的电视听众中，有一半人收听了那次广播。加上无线电听众，听众共有六千万人。其中，粗略计算，就有一百万人打过电话，打过电报或寄出信件。从邮局汇来的小额捐款有6万元，几乎足够付那次广播的费用了。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个人胜利。尽管在开始时他不知道他引起的影响有多大，但到夜里他就知道，几乎每一个著名的共和党党员都发给了他赞扬的函电，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那就是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里没有传来任何信息。

事实上艾克曾致电向他祝贺，但他的来电在雪片一般飞来大批的电报中遗失了，由此而造成的误会，在尼克松和将军的顾问之间的关系中永远留下了伤痕。从克利夫兰传到大使旅馆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半小时的广播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是不够的，他要一次面谈。这一点，部分是确实的。艾森豪威尔确实感到半小时未免太短。为了面子起见，他觉得他们两人应该在次日傍晚，在惠林私下面谈一下，从此就不再提那笔经费的事了。他原来以为在向尼克松的电视演说表示敬慕的电报中，尼克松早已接到他的建议了。尼克松经过这许多难以忍受的紧张的日子之后，结果竟是这样，未免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失望，这使他大发脾气。“他还有什么可以要求我的？”他大声地说。于是，他把秘书罗斯·玛丽·伍兹叫来，口述了一封电稿，向萨默菲尔德表示辞去副总统候选人，叫他们另请高明。在那封电报没有发出之前，乔蒂纳就把稿子拿去撕毁了。尼克松自己也改变了主意，但他们两人都决定，最好是把前往惠林会面的邀请置之不理。尼克松到蒙大拿州米苏拉搭他的竞选专车继续从事竞选。一封不服从上级的电报送到艾克手上：“星期日到华盛顿，在你以后任何合适时候和你面谈。”

在这封电报仍在送发的途中就接到了萨默菲尔德打来的电话。他向乔蒂纳问道：“喂，默里，你们那边事情进行得怎么样？”

乔蒂纳答道：“不怎么好。”

“不怎么好，你这是什么意思？”

“迪克刚发了一封向将军辞职的电报。”

“什么！我的天，默里，你把电稿撕掉了吧？”

“是的，我把它撕掉了，但我不敢断定他会不会再写。”

“那么，迪克打算飞到惠林去见将军吧？”

“不，我们今晚要飞到米苏拉去。”

“什么？我的天，默里，你必须说服他到惠林来。”

“阿瑟，我们相信你。如果你能直接从将军那里给我们个人的保证，说迪克在将军的赞同之下留在候选人名单上，我想我就能够说服他。否则，我知道我办不到。”

在萨默菲尔德还没有来得及回电话之前，尼克松的一班人就已离开，前往蒙大拿州去。但是，伯特·安德鲁斯从克利夫兰打来的电话在机场找到了尼克松。安德鲁斯提醒他，不能要求艾森豪威尔——一位五星上将和党的领袖，会飞往他那儿和他会面。现在是他该把经费问题忘掉的时候了。新闻界挑剔的人已经把目标转到其他方面去了。《先驱论坛报》评论说：“真相澄清了。”【当时也有些不同意的人。沃尔特·李普曼说那些反应“由于现代电子学的扩大作用，纯粹是暴民法则。”而《剧艺报》则认为，那次电视广播是“一场狡猾的演出……利用了‘不过是个老实人比尔’和‘星期天的女朋友’这一类容易掉眼泪的人的人情味和同情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经投了票，以107票比31票赞成候选人名单保持原样。为了强调这一点，尼克松在蒙大拿州终于接到艾克发来的电报：“演说极佳……我个人决定将以个人结论为根据。如能立刻飞来见我，将十分感激。明天我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我对你的个人情谊和敬慕都极其深厚，绝未减少。”

尼克松在米苏拉经过几次象征性的出现和两小时的小睡以后就飞往西弗吉尼亚州去了。在惠林的机场上，当他仍在机舱内替帕特穿上共和党的料子大衣时，一个单独的人影离开了下面的人群，飞步走上机梯。那是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出：“你来这里干什么，将军·你用不着到这里来迎接我们。”艾克把他的手臂伸出来搂着他的竞选伙伴的双肩，说道：“我为什么不来呢？你是我的人呀。”当他们在机场候机室摆好姿势摄影时，尼克松的眼睛开始孕满了眼泪。

他现在有大批同情者了。表示良好祝愿的人送给切克尔斯一大批各式各样的狗颈圈、手织狗毯子、一个狗窝以及大量的狗粮，足够一年之用。这只长毛垂耳的小狗已成为全国最闻名的家畜了。甚至那些对那篇演说认为遗憾的人都用它作为标准，判断尼克松后来的演说。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广告报》说：“这个令人作呕的逐步扩散的邪恶祸害竟变成了一个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人。”接着，发现在他身上有些可以赞扬的地方，《广告报》的社论作者又在那句话中加上一句：“我们发现自己正在消除我们以前的想法……这个新尼克松使我们高兴。”

※※※

艾森豪威尔最重要的两篇竞选演说的第一篇是10月16日的傍晚在底特律市举行艾尔弗雷德·史密斯纪念基金会的晚飧会上发表的。他对外交政策的政治家风度的处理赢得了《纽约时报》对他竞选的支持，而该报以前是一直倾向于史蒂文森的。在他10月24日在底特律发表的第二篇演说中，将军许下诺言，说如果他当选，“我将前赴朝鲜。”杜鲁门把他那个诺言称为噱头，史蒂文森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前往白宫”，这使他的随从听了大乐，但艾森豪威尔却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弦。那场战争仍然是美国最使人烦恼的问题。毫无疑问，人们感到，随着全国最伟大的军事英雄赴前线进行访问，以后情况必有变化。“实际上，”后来美联社的杰克·贝尔写道，“那场竞赛就在那天晚上结束了。”

但是，双方相互乱骂仍一直继续到竞赛的最后一分钟。到11月第一个周末竟有谣言胡说：史蒂文森是个搞同性关系的人；玛咪是个酒鬼；“艾德莱”是个犹太人的名字；艾克已经死了，但他的随从不肯承认。自从1936年罗斯福与兰登竞选时混战一场以来，这一次竞选运动是最丑恶的了。11月2日那个星期天，一辆贴上史蒂文森特大标签的汽车被挤得从宾夕法尼亚公路掉下沟去，汽车司机被打得昏过去。在密苏里州的乔普林，一个与尼克松参议员没有关系的名叫雷蒙德·尼克松的人接到了三次恐吓电话；新奥尔良市警察局报告发生了11宗殴打案，全部都是政治问题引起的。谢尔曼和雷切尔·亚当斯夫妇在纽约度过选举日。那天傍晚，辛克莱·威克斯询问他们曾到那里去。他们说，在布朗克斯动物园，观看野兽。

“这同竞选运动相比，倒可换换口味。”他说。

“不，”雷切尔说，“变化不大。”

在伊利诺伊州利伯蒂维利，史蒂文森在选举的那一天访问了一所学校，投票站就设在那里。“我想请求你们孩子们，用举手来表明，有多少人想做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像我这样，”他说。差不多全部学童都举起手来。“好啦，差不多全体一致，”他说，“现在我想请问所有的州长，是否他们愿意做你们中的一个小孩。”他举起了自己的手。他情绪高涨，充满信心。他的工作人员每人出五元钱作赌，每人用一张纸条写上对选举人票的猜测。他在自己的纸条上预测会赢得381张选举人票，压倒的优胜。其他的人倒没有那么乐观，尽管没有人会认为他会失败。

在前一天早上《纽约时报》头版的大字标题是：据调查结果，选举结果极难确定。那条消息开始说：“既不是共和党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是民主党的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目前可以认为肯定当选。”这句话是总结《纽约时报》记者进行的第七次全面透彻的调查。那些在四年前预测错了的人，现在十分谨慎小心。民意测验所小心翼翼地记下数量极大的举棋不定的投票者，认为这些流动票可以平均分给两个候选人。结果差不多所有的流动票都投给了艾森豪威尔。那些民意测验所没有注意到或者忽视的是，这些中间派的绝大多数都是新登记的选民。以前不想投票的选民如果前来登记投票，一般都是来投抗议票的，那一次也是这样。这是1932年以来第一次大转向，全国转向了共和党。

艾森豪威尔以33936234票对27314992票取得了胜利。共和党报纸社论作者把那次胜利解释为全国人民赞同自由企业，预言在总统就职日时钟报午的时候，一个讲究效率的企业家政府会把彭得格斯特式政客全部驱走。《芝加哥论坛报》在检查从新建郊区送回的竞选结果报告时，高兴地笑道，新鲜空气对那些从城市选区迁出的人的判断制造了奇迹。那就无疑会改变他们的政见。新郊区的那些年轻夫妇原来是从倾向于罗斯福和杜鲁门一边的街道出身的，现在却转而支持艾克了。得胜的候选人在长岛的莱维特镇得到66％，在伊利诺伊州的帕克福雷斯特得到69.4％的选票。

艾德莱·史蒂文森虽败犹荣。在美国历史上，他所得到的选票比任何一个竞选失败的总统候选人为多——甚至，除1936年的罗斯福和这次的艾克以外，他也比以往任何获胜的候选人都要多。虽然艾森豪威尔在531选举人票中获得442票来结束那次竞选，但是他的胜利和最后三届共和党总统比较起来，给人的印象就没有那么深刻。他的多数低于11％。而那三位则是：28％（哈定），30％（柯立芝）和18％（胡佛）。此外，尽管他多得选票600万，但是在国会中他仅勉强得到一个共和党的多数。在新的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是十票；而在参议院则仅仅是一票。

然而，1952年的选举却像1932年的一样，是一次关键性的选举。民主党仍然是一个较大的党，在登记选民中，比例是5：3，但登记的意义不大；那些坚定的民主党人的数目——共和党人称呼他们为“机械反应的自由主义派”——已经减少了。你是“为那个人，不是为那个党”投一票，已经成为一句时髦的话，好像那些投过罗斯福的票的人不是那样似的。无党派者的登记当时已增加到超过全体选民20％。在美国国会的历史上，控制权牢固地掌握在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联盟手上。那个联盟当初是15年前成立的，当时是为了与罗斯福的法院革新法案进行斗争。它对立法改革所采取的怀疑态度适合了国民新的情绪——保守、自满，尤其是对离经叛道很有警惕。

※※※

选举日那天晚上，艾德莱·史蒂文森在斯普林菲尔德他的地下室办公室办理州务，从一个手提小收音机收听选举结果的报告。他已写好了两个声明：一个是对获得胜利表示感谢，另一个是承认失败。那晚9时，当布莱尔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还满不在乎地问道：“怎么样，比尔，是‘A’还是‘B’？”布莱尔回答：“恐怕是‘B’吧，州长。”“好吧，”史蒂文森说。

1时43分，他抵达利兰旅馆的门厅。他一边高兴地向着那些垂头丧气的义务工作人员微笑，一边走向一排话筒的面前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战时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在竞选运动中他是一个精力充沛、英勇无畏的对手。现在他将把这些品质贡献出来，领导我们度过今后的四年。”在宣读了他那封承认失败的电报后，他的眼光穿过人群看向远处。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全部都感觉到这一点。摇滚舞音乐一代的民主党人，在他们自己党的几届政府下，都已成长起来。现在，随着改革时代的过去，他们看不见前途。同样，他也看不见前途，但是作为他们的领袖，他还想说一句话。停顿一下以后，他说：“当我走到街上时，有人问我有何感受，这使我想起一个同乡经常讲的故事——那位同乡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像在黑暗处绊了一跤的小孩。他说他年纪已经不小，不能哭了，但又觉得太痛，也笑不出来。”

他离开了。千千万万的人发现，至少是当晚，他们不是由于年纪太大而没有泪。在那个灰心丧气的时刻，他们第一次感觉到共和党人20年来所体验过的那种处于在野地位的寂寞荒凉的痛苦——习惯于掌握权力的人一旦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时所感到的沮丧。

11月5日星期三那天，在白宫和在利兰旅馆的民主党人起得很晚。但艾森豪威尔将军倒不是那样。他一早起床，飞往奥古斯塔去。那位当选总统把高尔夫球放在对准第一个洞的发球点上时，天色尚早，阳光灿烂。他击出的第一个球飞出差不多有250码，一直落到那条通道。两个身材结实的青年人对他强有力的击球向他致敬，他向在一起的其余的人介绍，这两个人是保卫总统的特工处人员。

第二十章 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

那年晚秋，华盛顿还在等待罗斯福以来第一个初次当选的总统的指示，而全国各地则已赶上时代的步伐，可以说从防空洞转到烤牛架了。在五十年代早期，要实现这种生活变化还是容易的。摇滚舞还未出现。唱片商店还没有给十多岁青少年挤得不可开交，顾客主要还是二十出头的青年。他们爱好的歌曲是关于爱情的，而不是肉欲的。这些音乐是由马里奥·兰萨、朱利·伦敦、托尼·贝内特这样音色圆润的歌唱家所柔情地演唱的。一位名叫哈里·贝拉方特的海军复员军人，在五十年代早期，每年赚七十五万元。他灌的那套《卡利索普》唱片，打破密纹唱片的出售纪录，卖了一百万套。那些捷足先登的顾客，每月买十万套米奇·米勒的唱片。米勒不但是个歌唱家，而且还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流行音乐部的主任。这就是说，每笔买卖，他都可以赚两笔钱。但是大家那时都感到这些音乐柔和悦耳，舒适称心，谁也没有注意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米勒的同行佩里·科莫星期六晚上在电视上出现时说，让他回去给人家理发来维持生计也没意见，但电视演播室的观众听到以后没感到这有什么好笑。

“幸运”牌香烟流行歌曲选的广播节目，已经进行了十七年仍很吃香，每星期六晚上在全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网上演出，替一种当时还认为于健康无碍的商品做广告。1952年第一号流行歌是约翰尼·雷的“哭罢！”1953年代之而起的是珀西·费思的“你的心在哪里？”其他从自动选唱机那里传出来的流行歌曲，还有“葡萄牙的4月”，“在那烟雾山顶”，维拉·林恩的“再见，亲爱的”，露斯玛丽·克芦尼的“来我家罢！”和特克斯·里特的“正午”。“正午”是第一支著名电影的主题歌，它是从贾莱·古柏主演的同名电影那里来的，据说本是“迪米特里·蒂翁金的民歌”，旋律动人，容易上口，艾森豪威尔将军总是忘不了它，把它吹口哨吹了几个月。在各种反映生活的艺术中，都没有什么使人震动或神经紧张的东西，没有引起人们骚乱的东西。这是一个准备时期，一个喘息时期，是伸伸懒腰，休整一番的时期。那些通情达理的民主党人是理解这情况的，艾德莱·史蒂文森说，“我同意这种看法。现在是喘口气的时期，时代的精神是温和节制。”迪安·艾奇逊也劝朋友们“按大自然规律去做，那就是要有一个休耕时期。”

在杜鲁门政府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之间的这段过渡时期，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市有个名叫莫里·伯恩斯坦的商人兼业余心理学家，准备对一位漂亮动人的三十三岁的女人弗吉尼亚·泰伊进行催眠，在心灵学史上写上新的一页。在伯恩斯坦对她催眠之前，她不过是科罗拉多州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在他的催眠术控制下，她讲话是一口柔和的爱尔兰土腔，能跳快步舞，自称是个爱尔兰妇人，名为布里迪·墨菲。有人在爱尔兰认真调查，发现确曾有这样一个人。这人是1758年在科克市出生，并葬在那里的。接着发现，弗吉尼亚不但以布里迪身份说话，而且还对十九世纪早期的科克市有渊博的知识，了解它的人民、地理和风俗习惯。《丹佛邮报》登了一系列关于她的文章而后，弗吉尼亚就成了轰动全国的人物。伯恩斯坦写的关于她的书《寻找布里迪·墨菲》翻印了八次，她的以布里迪身份说话录成密纹唱片，卖了三万张，每张五元九角五分。

精神分析专家们虽然给她弄得目瞪口呆，但还是说弗吉尼亚很可能是把很多在下意识里的记忆片断积累在一起。果热，《芝加哥美国人报》发现，在弗吉尼亚最易形成深刻印象的儿童时期，有一位娘家姓墨菲的安东尼·科克尔夫人，就住在她家的对面。这位科克尔夫人来自科克市。在这个孩子的请求下，她曾多次向这孩子讲过她在爱尔兰的早年生活和她从妈妈口里听到的故事。

电影院的收入还是不高。布里吉特·巴多主演的“上帝创造女人”所引起的轰动，颇能说明五十年代的情况。《时代》惊叹说“布里吉特躺在那里，从头到脚有整个宽银幕那么大，屁股朝天，毫无遮掩，就象电影检查员的吃惊的眼珠一样。”于是他们执行职责，这位法国的著名尤物只能在最大城市的艺术电影院上演，而且还不是常常看得到。普罗维登斯市，沃思堡市，孟菲斯市，和费城完全禁止上映她的电影。在艾森豪威尔竞选取得压倒优势的那个月，电影院经理们以为立体电影会有些新花样。创制立体电影的人说它是继有声电影之后的又一发展。这是按照三元摄影术原理拍摄的。你戴上硬纸镜框的眼镜，那你就象坐一部滑行轨道车到处乱闯，以每小时一百五十英里的速度冲下来，或者看着一支镖枪一直从银幕飞来插向你的喉咙。1952年11月26日，第一部立体电影故事长片《布瓦那魔鬼》在洛杉矶市上演。一周内赚了九万五千美元。有人说要戴眼镜看戏，卖座力最后就会降低，派拉蒙电影公司一个巨头说，“如果你能够让他看到他想看的东西，那他就戴上马桶座圈也愿意的。”接着这种玩意儿不再是新奇了，果然，它就象维他风那样，再没有人过问了。

艾克和史蒂文森竞选时，还同时出现两种狂热。一是飞碟，另一种是号码油画。第一次发现飞碟据信是在1947年，那时华盛顿州一个飞行员报告说，他发现有九个状如浅碟的不能确定是什么东西的飞物，在雅基马的印第安人保留区上空移动，时速为每小时一千二百英里。到了艾克当选总统时，被弄得莫明其妙的空军，每个月要分析研究五十宗飞碟事件。到了五十年代末，耗费在研究飞碟上的费用将达五十万元，而这个飞碟还是和从前一样地神秘莫测。

至于号码艺术，那倒没有什么难于理解之处。那是外行冒充内行的玩艺儿，这样他们可以不必进行什么创造，就可冒充是个画家。这十年的特点是骗局层出不穷，因此这种号码油画可说是文化界的风标。想出这种以号码标明着色方法的画布的主意的，是底特律帕默油画颜料公司。顾客可以买一幅轮廓已经细致地勾描出来的静物，或者说一幅画像——米尔顿·伯利是最受人欢迎的。同时配好五十种油画颜料或水彩，每种都有号码注明。油画布或画纸上注有相应的号码。比如深棕色是十四号，那你就在注明十四号的画面上涂上深棕色，如此类推。用帕默公司的办法，你可以把利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用十一元五角（外加税款）的代价复制出来，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金框架”免费奉送。框架其实是塑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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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1月29日星期六早上五点平，晨星未褪，两个穿着厚大衣、衣领翻起来挡风的人从曼哈顿岛莫宁赛德大道六十号出来，走进停在路旁的黑色轿车。一个是特工处特工爱德华·格林，另一个则是美国当选总统。时间还早，街上还没有什么行人车辆。车子从荡然无人的街道上疾驰而过，朝东河方向，过了三区联桥，绕过来穿过长岛，来到了和米彻尔机场平行的一条小路。那里已有两架星座式飞机等着，那时喷气机还未出现，这种飞机算是最快的了。其中一架是给将军坐的。寒风刺骨，他赶忙踏上舷梯。

另一架飞机载的是艾克的工作人员。整个星期六凌晨，在整个纽约市区内，都有特工处的车辆来往行驶，和当选总统的轿车同时出动。他们采取了特别措施，做到使外界毫不注意。其他坐这架飞机的显要人物也离开家里，在指定会合的荒僻角落里踯躅徘徊。派定任国防部长的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查理斯·威尔逊，在中央车站附近走来走去，好象个错过了车的旅客，其实他是等候他的司机。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准备好一份假的艾森豪威尔的生活日程表，把接见客人的具体时间填得满满。这是向报界发表的，让他们知道总统在家里忙着工作。那些在莫宁赛德大道六十号门前留意观察总统动态的记者们，只见到显赫的政界人士不断在他的府邸进进出出，因为哈格蒂是不想露任何马脚的。共产党大概是不会暗算艾森豪威尔，但国际形势那么紧张，谁也不愿大意。

这两架飞机下午8时在汉城城外降落。马克·克拉克将军和詹姆斯·A·范佛里特将军在机场迎接。他们的老首长和未来的三军总司令在朝鲜呆了三日，研究各种形势地图，听听大炮的声音，访问一下步兵。美国人民是在12月6日星期二才开始知道他去过朝鲜。哈格蒂发布了一个声明，警告美国人民，他们下一任总统并“没有灵丹妙药，没有解决办法”，“但有不少措施是能够采取而且也必然会采取”来支援三八线上苦战的联合国部队的。这时，艾克和他的顾问们已坐着巡洋舰“海伦那”号驶向火奴鲁鲁了。一些尖酸刻薄的民主党人说他飞过太平洋，只不过是为了实现竞选诺言。他在那里七十二小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这是事实。但也不仅如此而已。美军士气迫切需要鼓舞，他到了前线的传说，就起到这作用。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冰天雪地中的散兵坑的景象，使他感到确实迫切需要实现体战的了。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在“海伦娜”号上的航行。在这旅程中，他接到了和考虑了麦克阿瑟的意见，会见和决定了下一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并和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相互增进了认识。后面这三个人都认为美国的敌手只承认赤裸裸的武力，任何其他办法都不起作用，所以这次旅行，关系就非常重大了。

将军和那个海军上将从未见过面。后者是以太平洋总司令的身份，在硫黄岛上船的。奥马尔·布雷德利第二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将于八月期满。艾森豪威尔已经得出一种看法，接替布雷德利的人，必须和查理斯·威尔逊一样，将亚洲看成是五十年代冷战的重要关键。雷德福不但是够格，而且他一直竭力主张重视太平洋战区，所以有人建议关闭西雅图的桑兹角海军基地，他连听也不愿听。他也同意采取新的战略概念。艾克认为庞大的国防预算对斯大林有利：如果新政府在全世界各地一遇到共产党侵略就都要对付的话，那就会把美国国力耗尽。在他看来，比较合理的政策还是储存大批核武器，使敌人不敢发动侵略。如果苏联知道，对抗下去并无别的出路，最后只会导致原子弹落在克里姆林宫，那么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就会大些，至少按照这个理论是如此。杜勒斯喜欢这个理论。后来他就称之为“大规模报复”政策。

当然这是危险的政策，后来对这种政策进行的辩论就成了五十年代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有些民主党人说乔治·汉弗莱，即艾克后来的财政部长应该负责。他是热中于搞预算平衡的，而五角大楼则占联邦政府经费最多。但信奉搞大规模报复的人很多，汉弗莱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另一个则是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在“海伦娜”号上读到一段消息，他的老上司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大会上说，他有“一个清楚明确的方案，可以解决朝鲜冲突，同时又不会增大世界大战的危险。”他不愿公布这个方案，但愿意告诉当选总统。舰上人多数的重要人物对麦克阿瑟已经不再认真对待了。但艾克不以为然，他去电沃尔多夫大饭店，说希望和他见面，“使我可以从你的想法和经验上充分地得到教益。”麦克阿瑟表示高兴，“特别是因为，尽管我作为个人和作为军人对这问题一直都很密切注意，但自从我回国以后，这还是官方第一次对我的意见稍为表示一点重视。”

12月9日，哈格蒂把两人交换众见的情况向报界公布哈里，杜鲁门刚参加完了岳母的葬礼回到华盛顿，第二天早上读到这消息，真是无名火起三千丈。他说，如果麦克阿瑟有结束朝鲜战争的好办法，他有责任向美国总统提出来。第二天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他怀疑麦克阿瑟是否真有切实可行的办法。他的火气还未平息下来，所以也向“海伦娜”号放了一炮。他说艾克提出保证要到朝鲜一行，这不过是竞选中不负责任的蛊感人心的言论。这样一来，谁都生气了。麦克阿瑟的想法根本不值得这样重视——原来艾克到纽约以后就去沃尔多夫大饭店拜访他，才知道他的意见不过是对北京进行恫吓，要把中国消灭。于是，新旧两任政府之间要进行顺利交接，已经再没有任何希望了。

这种希望本来从来也不是太大的。艾森豪威尔在飞往汉城之前，他和他的助手们曾访问白宫，想使两者的外交政策紧密配合起来。杜鲁门介绍他们和艾奇逊见面，他把世界上纠纷最多的各个地区都介绍了一下。他详细论述了越南问题。他说那里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法国人有没有决心和共产党战斗下去。

※※※

艾克希望头一炮要打响，而他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他对领导的概念，反映出他相信专家，相信权力下放。谢尔曼·亚当斯将是他的总参谋，头街是“总统助理”。亚当斯之下，就是内阁。选择内阁的部长们，是当选总统头一件关键性大事。很多总统都认为，作为讨论问题的机构，内阁尾大不掉，没有多大用途，情愿使用白宫的工作班子，而让部长们去管各部里的事。但艾森豪威尔则要把内阁当作国务会议，把所有重要问题都交给他们讨论。所以在就职以前的几周，他不是和杜鲁门，艾奇逊协调工作，而是在1月12日、13日在纽约市海军准将旅馆里，让他那些行将上任的部长们进行了两次预习。

他所物色的内阁人选。反映出他对工商界人士很器重。他希望他的政府将来在历史上被称为企业的政府，他也多次这样谈过。在他看来，企业家比军人能干，而这两类人又都比政界人物能干。对他说来，政界人物是才力很小的人。按照他的衡量标准，能力最强的是工业的大巨头。他的即将上任的内阁都尽是这样的人物，所以史蒂文森称之为“大亨施政”。而T.R.B在《新共和》杂志里写道，这个内阁有“八个百万富翁，一个管子工”。这个管子工就是工会领袖马丁·德尔金。他是选来领导劳工部的。

汉弗莱负责财政部，威尔逊负责五角大楼，司法部长是布劳内尔，邮政部长是萨默菲尔德，农业部长是埃兹拉·塔夫脱·本森，内政部长是道格拉斯·麦凯，商业部长是辛克莱·威克斯，4月11日新成立的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的第一位部长是奥维塔·卡尔普·霍比。和民主党的内阁相比，变动真是大得惊人。有三个新内阁部长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人；威尔逊、萨默菲尔德和麦凯，三个都是雪佛来牌汽车商。（有一次新内阁开会争论激烈，杰里·珀森斯写了一张小纸条给埃米特·约翰·休斯说：“从现在起，我买车只买普利茅斯牌汽车。”）但通用汽车公司接受五角大楼的定单达7.8％，威尔逊只好把自己的股份卖掉。艾克还要求所有提名为内阁部长的人都采取同样行动。

这些行将上任的部长们也和艾克本人一样，在某些问题上比之共和党的政客们还要更右——塔夫脱就曾对他的朋友透露，身居政府高位的工业家为数很多，使他有些疑虑。说到他们的言论，则更保守。接着那几个月，我们就可以见到一些突出的例子。绰号为“火车头查理”的威尔逊（通用电气公司的总经理也叫查理斯·威尔逊）是新政府里最爱说话的一个人物。他有时说，人们把他的话引述错了，这样说有时也是对的。他没说过“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在参院一个委员会讨论批准他的任命时，他说他只是说“对我们国家有利的，对通用汽车公司也有利，反过来说，也是这样。”这样说法就大不一样了。原来的说法是一些对新政府并不同情的自由派记者把他的话倒过来说的。但是威尔逊也会有失言：在谈到有人埋怨五角大楼花钱太多时，他说，“我来这里可不是开小杂货铺的。”

艾森豪威尔每次听到威尔逊的闯祸的话总是有气，这点休斯曾有令人难忘的描述。首先，他把“牙齿磨得格格响”，然后“把嘴闭得紧紧”，最后是“把明亮的蓝色的眼睛慢慢地痛苦地朝天一翻”。但火车头查理的同事们也有失言的时候。据说乔治·汉弗莱谈到海明威1952年的小说《老人与海》时就说，“为什么有人会对一个一事无成、潦倒终生的老头子感到那么大的兴趣呢？”商务部长威克斯承认，他从来不真的相信政府管理商业，而却正是他在艾克领导下的工作。农业部长本森喜欢谈论农产品价格的“精神的一面”。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霍比夫人，在有人提出向全国儿童免费注射萨尔克【萨尔克（1914年－）美国医生，细菌学家。萨尔克疫苗是防治脊髓灰质炎的苗浆。——译者。】疫苗时，谴责这种做法是“从后门”引进“社会化医疗制度”。而另一位政府成员、能参预内阁机密的总统副助理霍华德·派尔竟说什么“自由经济的乐趣之一是受苦的权利”。

现在回顾起来，这个行将就任的内阁，后来所取得的成就要比上面所说的话给人印象好得多。从整体说，这班子的特点是专心致志，勤劳奋发，冷静清醒，忠于祖国。他们每日都准时来到白宫的西侧楼，在那张状如棺材的桌子前就座，腰板挺直地坐在那些靠背f很高的黑皮垫椅上，认真地在放在前面的白色笔记本上写写划划，政府首脑一讲话，他们就严肃地点头。幸而这班人不是容易气馁的人，因为新担子确实是很重。在这些人中，甚至包括威尔逊在内，都未曾应付过象1953年1月美国政府那么庞大的事业。上次共和党人高踞白宫宝座时，联邦政府雇员只不过六十三万人。现在却有二百五十六万一千人，是当年的四倍。而预算则已从三十八亿六千三百万元增至八百五十四亿元，已超过二十倍有余。

从某种意义说，新政府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的人物是内阁里最年轻、最坚决的共和党人。在休斯眼里，副总统尼克松是个“干脆利落、讲究实际、头脑清楚的人。他从不提出远大目标，但在建议和改进做法方面，却很敏捷精明。我一直在想，他有点象个有能力的公堂律师，但又奇怪地对法律本身不太感兴趣。”尼克松也象其他人一样，有时使艾克愕然不知所措。他在电视里谈及艾森豪威尔早期的一些决定时说，“顺便说说，谈到国务卿杜勒斯，我们终于有了一个不上共产党的当，对他们无所畏惧的国务卿了，那不是件幸事吗？”当总统委任厄尔·沃伦代替弗雷德·文森当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时，这位副总统说沃伦是个“伟大的共和党首席法官，”【后来他说他本来想在“共和党”后面、首席法官的前面加个逗号的。但艾克并不因此而解气。】使艾克很恼火。他还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契尔·特鲁希略·莫利纳的宴会上祝酒说，“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它的杰出的统治者干杯”。这时他的脸孔在玻璃酒杯的边上展开微笑，让记者拍摄镜头。

在海军准将饭店举行的就职前的内阁会议，可以预示在艾森豪威尔年代将要出现的许多事情。从开始之日起，他们就表现出颇为虔诚。每次开会前都要默祷，或者由本森祷告几句，本森是摩门教会【基督教一派别。由约瑟夫·史密斯于1830年代所创建。——译者】的十二门徒理事会的理事。如果艾森豪威尔忘记了的话，杜勒斯就会清一清喉咙、轻声地提醒他，而艾克就会说：“噢，我的老天，我今早真的需要上帝的大力支持呢！……埃兹位，请开始罢！……。”当然，也有很多时间是用在讨论上的。那时主要的议题是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就职典礼。不管民主党人怎样嘟囔，艾克决定改戴圆顶小礼帽来代替传统的高顶大礼帽，这又是他喜欢不拘礼仪的一个例子，而这也是他在各新郊区居民中受人欢迎的原因之一。他还向这班人宣读他准备在宣誓后的讲话稿，当他们鼓掌称好时，他又谦逊地表示说，他之所以让他们听，并“不是要你们鼓掌而是要你们修改。”威尔逊说，“你把旗帜高举起来了，很好！”大家很快发现，火车头查理不管对什么问题，总爱带头发表意见。总统讲到他一条深信不疑的信条，即各国间包括共产党国家在内都要进行自由交易，威尔逊赶忙说，“不过，我思想有点陈旧。我不愿把枪卖给印第安人呢！”这使那些坚决反共的人们暗中高兴。但他有时也会使他们震动的。有一次讨论朝鲜有无可能实现停火的问题，他问道：“有没有可能来个一揽子交易？或许我们可以承认红色中国，由此解决远东问题。”

艾森豪威尔在纽约市准备就绪，就在1953年1月18日星期天离开，和他的家人一起，坐上了宾州铁路的业务专车第九十号，也就是他在1945年从欧洲回来时所用的那节车厢。首都每四年一度的庆祝话动已经开始了。旅馆的房间都住满了，《纽约时报》说，美容理发师们发明了一种“玛咪式发型”，如果顾客要卷烫自己的头发，收费二元；如果“用铺子的假发”，收费最高至十七元五角不等。当选总统太忙，没有注意这些小事。他要在海军准将饭店修改就职讲话稿，所以火车迟了一个小时才离开曼哈顿，而到了距离白宫三条街口的斯塔特勒饭店十二楼的总统套间时，他又和他的工作人员在星期一继续琢磨。可惜，插手的人太多了。星期二正午发表的这个讲话平凡冗赘。相反，讲话前的祷告，倒全部是他的主意，也是那天使人最难忘怀的时刻。它使全国人民都往意到这个新任总统的最可贵的品质，那就是他是个搞团结一致、医治创伤的人。在游行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过去时，一个卖纪念章的小贩点点他的存货，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实。他有两种饰针，一种上面写着“我爱人人”，另一种写着“我讨厌人人”。头一种全部卖光，第二种几乎完全销不出去。他对路旁一个人说：“大多数人今天都爱别人。我们那些“讨厌人”的饰针，除了卖给小孩外，都卖不出去。”

不过，民主党人没有什么理由值得高兴。艾克对杜鲁门骂人的话还感到恼火，因此这位卸任总统邀请他同在白宫进最后一次早餐时，他表示谢绝。杜勒斯已两次造访艾奇逊，后者倒希望他最好没有来。这两个人虽然都是冷战的强硬派，可是除此以外，没有哪些问题在看法上是一致的。艾奇逊怀疑这位继任他的人会屈服在麦卡锡压力之下，开除约翰·卡特·文森特。从后来发展情况看来，确是怀疑对了。文森特是个能干的外交官，当时受到了麦卡锡的攻击。

到了1月20日正午12时，麦卡锡就成了共和党的一个难题。共和党已经连续二十年不断批评政府——只有一个参议员是在共和党上次任总统以来继续任职的——而现在他们则处在挨批评的地位了。卸任的民主党人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玛格丽特·杜鲁门在乘车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去乔治城艾奇逊家里时，转过身来快活地对杜鲁门说，“喂，杜鲁门先生”，他开始感到有点愕然，然后他笑起来了。他的行止事前没有公布，但是在P街艾奇逊家的门前却聚集五百人，祝愿他快乐健康。在联邦车站，又有五千人聚集，欢送“费迪南德·麦哲伦”号专车最后一次驶向独立城。杜鲁门站在车尾站台上，对他们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这一姿态。“活到一百岁”也忘不了。然后他象竞选时那样笨拙地举手作了一个姿势，故意更大声地说，“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拉了一下长笛以后，火车就向前开。开始只有一个人唱《往昔美好的日子》，唱了几声后，人群就和唱起来，在响彻车站的歌声中杜鲁门在历史上就消声匿迹了。

1953年1月21日星期五清晨在总统府：

虽然新总统昨晚参加了两个庆祝就职的舞会，接近2点才休息，他还是象往常一样7点半便起床，独自在卧室内迸早餐。吃的是他通常惯吃的半个柚子和咖啡。在华盛顿这个城市，人们起得较晚，但由于艾克在西点军校受的早起是个美德的教育，所以艾克现在还是相信这一点。他把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两院领袖的每周早餐会定在早上8时举行，虽然他们表示极不乐意。他自己每天的工作，也不迟于8时半便开始。现在，他穿上一套深棕色的衣服，扎上了有人物画的领带，走到楼下，浑身是劲地大踏步走进西侧楼的椭圆形办公室。谢尔曼·亚当斯也是个一辈子黎明即起的人，已在那里等他来了。在总统那张红皮的办公椅子后面的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华丽的绿色大理石的气压计时钟，那是格兰特任总统时花了四百元买来的。艾克把时钟校准，他是个一切都有条不紊的人，他每天都要这样做的。

他第一个要接见的是布劳内尔，时间是8时零2分。他们讨论了一些工作程序问题。内阁宣誓将于下午5时半在东大厅举行，威尔逊不能参加，因为他还没有卖完他的价值二百五十万元的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俄勒冈州共和党参议员韦恩·莫尔斯那天将在参院发言，要求艾克撤回威尔逊的提名。在未来整整十年里，这个自由派莫尔斯将要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肉中刺。后来他终于转到民主党那边去）布劳内尔回司法部去后，接着就来了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詹姆士·布雷德肖·明特纳夫妇。他是皮尔斯伯里·米尔斯公司的法律顾向。这是个社交性拜访。去年他在明尼苏达州总统预选时，他第一个组织自发选艾森豪威尔的运动。这次接见就是对他表示感谢。

这天上午他都是忙着总统的例行公事。二十九个穿着红衣戴着白帽的骑师挤进办公室来，他们是科罗拉多州帕洛明诺的骑警巡逻队，昨天参加了就职典札的游行，今早每个人就和艾森豪威尔握握手。接着接见的就是丹佛市警察局长赫伯特·福赛思领导的少年警察乐队，跟着是邮电室带来喜讯：在咋天的大典中，共收到了一千五百封贺电。然后两位共和党州长来和总统午餐，吃的是炸鸡。直至下午，艾森豪威尔开始准备他第一个国情咨文的讨论时，这才发现他还没有钥匙开他的书桌。

钥匙的问题还是由亚当斯解决。以前由历届总统自己处理的绝大部分的文件现在都由亚当斯负责。他和珀森斯、哈格蒂三人，是总统的最亲信的助手。除了杜勒斯可以在任何时候直接晋见艾森豪威尔而外，政府各个成员必须通过这位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才能见到总统。在很多问题上，只要他签上个“OK，SA”，那就象总统的签字一样有效。一般说来，他每天要接二百五十次电话。他使一切都井井有条：白宫工作人员不得闲谈聊天，不得在走廊上吸烟，不得把脚搁在办公桌上，或在“行为举止”上有任何其他“怪习”。

在这个主要助手忙个不停的时候，艾克本人则考虑更重要的问题和搞好自己的身体。这位第三十四任美国总统年己六十有二，头部光秃，面容英俊，精神焕发，脸色红润，肩部平阔，身长五英尺十英寸，体重一百七十八磅，较之四十年前他当军校学生时仅重了六磅。他喜欢昂首挺胸，咬着牙关，闭紧嘴巴。脾气来时，他会把右拳往左掌一送，紧搓一下；平时，他的表情严肃。要是他摆起架子来，他的神态可以变得颇为冷漠。但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他的名闻遐迩的笑容。

胡佛用实心皮球来锻炼身体，罗斯福游泳，杜鲁门散步，艾克则打高尔夫球。美国高尔夫球协会在白宫玫瑰园的旁边，搞了一个球坪，设置了一个高尔夫球洞。要是天气好的话，他就在总统府南面草坪上挥动球棒。要是下雨，他可以在天花板很高的卧室里练习挥动球棒。他不久就把过道对面的客房腾空作为画室。战后那个圣诞节，他那位现在当上第一夫人的妻子，送了些油画颜料给他作为礼物，从此他就认真地把油画作为业余嗜好。现在他正画他的顾问们的画像。反对他的民主党人往往说，当亚当斯手头有半打重要问题亟待处理时，他会突然接到他头头一个电话，“你的眼睛是蓝色的么？”他们对美国人民说，自从柯立芝以来，没有谁比这位总统更为悠游自在的了。他们嘲笑说，艾森豪威尔的工作日程表仅仅是一系列他不准备采取的步骤表。T.R.B会在《新共和》杂志写道：“美国公众爱艾克。他干的愈少，他们就愈爱他。这大概就是他成功的秘密。这个人是不会惹是生非的。”【在某些问题上艾克并没有采取行动，这是值得一提的。他没有进犯满洲，没有派美军去印度支那，没有发动预防性战争，没有用“解放”政策来代替遏制政策，也没有停止美国在北约的活动——这都是共和党内和政府中一些人竭力劝他采取的措施。】

艾森豪威尔也和多数政治家那样，不爱戴眼镜。他的秘书安·惠特曼用一个有特大铅字的打字机来打他的讲稿。他不是把眼镜随身放在口袋里，而是在总统府里随处放它一打：当他思考问题时，他就会拿起一副，口里咬着眼镜臂。平装本的西部小说仍是他爱读的轻松读物。他心爱的作者是卢克·肖特，虽然他现在已把布鲁斯·卡顿的内战三部曲的《林肯的队伍》、《光辉的道路》看完，并快要开始看第三部《阿波马托克斯的寂静》。按照他的指示，他办公室里的书架上现在放有杰弗逊和林肯的选集，他准备有空时便看。在《林肯选集》第二卷（1848－1858年）里，有一段讲他本人是怎样对待总统工作的。艾克喜欢引述这段话：

政府应该达到的目标，就是为人民群众做一些他们需要做、而作为个人又完全不能做、或者做得不够那么好的事情。

凡是人民自己作为个人能够做得同样好的事，政府就不该插手。

从下一个星期三上午10时半起。他就要在旁边的行政大楼印第安人条约室定期会见白宫记者了。在这些招待会上，他往往表现出好象对重要事情毫无所知。他会承认说，是的，“你告诉了我一些关于我的政府的消息，而我还不知道。”这使他的助手感到很狼狈。他会信口开河，漫无边际，用一些不合乎语法句法的、笨拙的、零散的句子，有些聪明的记者会把一篇艾森豪威尔式的林肯“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的演说”【葛底斯堡战役是美国内战期间的重要战役，发生在1863年7月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同年11月，在此地建成国家公墓，纪念双方阵亡战士。林肯作了二分钟的著名演说。此处是说艾森豪威尔对演说辞原文没有一句不是记错的。——译者。】写成：

我没有核对过年月，但是，我想是八十七年前，有几个人在这个国家里，组成了政府组织，我想这个组织包括了某些东部区域，他们实行的这个主张是以类似某种民族独立的秩序和这样的一个纲领为根据，就是每个人都和任何其他人一样的平等……

他平常只看一份报纸，那就是共和党的《先驱论坛报》，那是事实。但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总是非常笨拙（每次在记者招待会之前遇到微妙问题、而亚当斯担心他如何应付时，他总是淘气地咧嘴微笑说，“我会使他们摸不着头脑的。”）或者说他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看电视，那就不是事实了。他经常看的电视，只是每星期日晚9时至9时半的《弗雷德·韦林的节目》。他只是很偶然地在白官地下室电影院里看看电影。他认为最愉快的消遣，就是邀请十个八个情投意合的友人，在白宫顶楼的日光浴室里举行会餐，由他亲自出马在一个活动的炭炉上烤牛排。被邀请参加这种晚会的人会收到印有艾森豪威尔姓名的请柬，一般只是写着他们的名字：

不知你在5月28日星期二有没有空来参加一个不邀请女宾的非正式宴会。我想邀请几个人，假如你能来的话，我十分希望你能参加。由于这不是一个正式宴会，我建议你大慨在7时15分到达白宫，稍为早一点吃顿晚餐，然后畅谈一个晚上……我大概会穿小礼服，但你穿一套常服也完全可以了。谨致热情的问候

你的忠实的

德·艾

谁会受到邀请呢？不是政界人士。在他看来，由于他的职务，和这些人见面己经够多的了。也不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员。他一旦为一个部或局找到一个干练的部长、局长，他就认为他已经尽了总统的职责，对他和他的单位就不再理会了。如果他晚会后要打桥牌，他就找他的老搭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艾尔弗雷德·格仑瑟将军；可口可乐饮料公司总经理威廉·鲁宾逊；或者一个名为克利福德·罗伯茨的信托投资银行家。如果是一般谈天，他邀请的对象会广泛一些，但也还是邀请这一类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总统公余的朋友”进行调查，发现只有一个人是略与政界有关系，那就是一个前科罗拉多州的州长。其他的人包括两个牧牛场场主，两个石油商，两个制酒商，两个打高尔夫球的能手，两个房地产经纪人，三个银行行长。工商界人士占绝对多数——都是旅馆业、汽水业、印刷业、保险业、家用电器业、轮胎业的巨头们。不是工商界的话，就是众所周知的保守派人物，诸如赫伯特·胡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弗朗西斯·斯佩尔曼红衣主教，伯纳德·巴鲁克。

他们谈些什么问题呢？如果这次是他们首次作客，就一定会花一些时间欣赏一下各盟国政府送给这位将军表示由衷谢意的纪念礼物。这是无法回避的。艾克把总统府那个椭圆形书房放满了玻璃柜陈列纪念品，并说这是他的“战利品陈列室”。【为了避免混乱，应该说明白宫有两个椭圆形房间。椭圆形办公家是在西侧楼，椭圆形书房是在二楼，是在总统住宅区内。】但在一个小时内，谈笑的内容可以从石山花园，谈到现代建筑艺术，帕特和迈克的笑话，法国式的烹调，威士忌名酒，土耳其浴室，汽车式样，种菜，犹太人的幽默和扑克。他聊天喜欢聊具体情况而不爱泛泛谈论。如果谈到麦卡锡蔑视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他就会心不在焉，但要是你谈到一个受诬蔑迫害的人的其体情况，他就会奉陪到底，只要你心平气和。用心不良或卑鄙的人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艾克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他希望他的朋友也是这样。只有正人君子才会被邀请来这里。其他的人就只能和谢尔曼·亚当斯打交道而已。

※※※

罗伯特·塔夫脱的政治本领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使出浑身解数，他的精力也从来没有象现在那样无穷无尽。他在国会山到处活动，组织第八十三届国会，压倒他的敌手，给他的朋友论功行赏，决定谁该担任那些职务——总之，大概除了国会大厅房顶的油漆问题而外，他什么事都过问，而且终有一天，他连这个也要管到的。塔夫脱自己当了多数党领袖，所有主要委员会主席的职位都由他的极端保守派朋友来当，有尤金·米利金，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威廉·兰格，休·巴特勒，霍默·弗格森，和威廉·诺兰，那些在举行芝加哥代表大会前就己拥护艾克的参议员，如堪萨斯州的卡尔森，纽约州的艾夫斯，宾夕法尼亚州的达夫，都发现自己担负别人不愿当的微不足道的职位。塔夫脱把参院职位进行分脏时，只有一次失算。他以为己把乔·麦卡锡搞进政府工作委员会去，那么他就会把时间花在研究行政事务管理局的数字了。塔夫脱说：“我们已把麦卡锡放在他再也闹不得事的地方去了。”

谁知刚刚作出初步决定，麦卡锡便想找岔了。他在送交参院批准提名的政府任免名单中，就找到借口。骤然看来，这些人都是无瑕可摘的。可是，麦卡锡总是可以鸡蛋里挑骨头。艾克挑选詹姆士·科南特为驻德高级专员。但这位参议员却说，科南特当哈佛大学校长时，曾持有“和美国人民的一般信仰大相径庭”的见解。艾森豪威尔想任命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当副国务卿。史密斯是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接着一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提出异议说，史密斯在一次控告麦卡锡犯诽谤罪的预审听证会中曾出席作证，而且在外交家约翰·巴顿·戴维斯受到麦卡锡和帕特·麦卡伦的指控时，他竟然还替他辩护。但参议院不愿意根据这样不充分的证据便和这位大得民心的总统公然对扰。科南特和史密斯的提名都被批准了。但麦卡锡已露了一手，给白宫敲了警钟，说明他这个人并不是好惹的。

和他认真较量的一次，是艾克任命查尔斯·波伦当驻莫斯科大使这个问题。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很看重波伦。他是国务院里苏联问题专家。他以此身份在雅尔塔会议中当罗斯福的译员。但对共和党右派说来，谁和雅尔塔这个可憎的名宇有联系，就是要不得。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关于批准波伦任命的听证会上，波伦坚决拒绝否定雅尔塔会议。他甚至在那些批评雅尔塔会议的参议员面前为之辩护，说这个会议在当时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于是，两方剑拔弩张。这是权力谁属问题，不是你胜，便是我负。

极端保守派就波伦的任命进行愈来愈厉害的攻击。布里奇斯对参院说，驻莫斯科大使该是“一个称职的共和党人”。3月20日，麦卡伦提出指责，说国务院保卫处处长斯料特·麦克劳德这个麦卡锡的人，根据“联邦调查局得来的情报，不能通过”波伦的审查，而杜勒斯又“独断地推翻了”麦克劳德的决定。国务卿立即否认。同一天，麦卡锡就骂杜勒斯撒谎，要求他起誓作证。他声称他知道波伦档案里有什么材料，把他称为“危险分子”还是“说得太轻”。但麦克劳德这时左右为难。他夹在两个互相厮杀的巨人当中，最后只好向白宫求援。他对亚当斯和珀森斯说，这其实是莫大的误会。他只不过是叫杜勒斯注意联邦调查局里波伦档案中的“有损于他声誉的材料”而己。麦克劳德提出要辞职。但亚当斯说如果他辞了职，这个己经很不愉快的局面只有变得更为糟糕而已。

杜勒斯向外交关系委员会保证，说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怀疑”波伦的忠诚问题。但是对参议院的极端保守派说来，甚至保守的国务卿也是可疑的。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由塔夫脱和亚拉巴马州的斯帕克曼（此人曾是史蒂文森的副总统候选人）组成一个两人委员会，共同对联邦调查局的波伦的档案进行研究。3月25日，塔夫脱将结果向参院汇报：

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有任何人在任何方面表示对波伦的忠诚有任何怀疑，或认为他和共产党有任何联系、或支持共产党或甚至容忍共产党。……没有住何迹象使我认为对波伦先生可以提出任何不良行为的证据确凿的案件或证据确凿的控诉。

但是，麦卡锡还是非把波伦置于死地不可。艾森豪威尔对白宫记者们说，这位外交家的任命问题仍提交参议院研究批准。任命他担任这个职务是符合美国最大利益的。总统说，问题就是这样。共和党的领袖们没有什么办法。塔夫脱本人对波伦的评价不高，但作为多数党的领袖，他很难带头反对艾克，特别是所有证据都是对艾克有利的。于是他费尽气力，以七十三票对十三票通过任命。

骤然看来，麦卡锡似乎遭到了挫折。实际上则恰巧相反。这个问题的争论，把塔夫脱力量分化了；他不想再次出现这样的争论。于是他向艾克提出要他支持必须付的代价，就是“不要再来波伦那样的事件。”总统的助手们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与此同时，那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又计划进行新的活动。看来，在整个华盛顿市，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是准备公然和约瑟夫·麦卡锡对抗的。

※※※

新政府要组成反对他的阵线，可是因为竞选期间总统对选民作了一些很不明智的诺言，因此政府的力量就削弱了。在芝加哥市通过的共和党竞选纲领是个大杂烩；它反映了这个党这廿年来并没有实现的希望、在失败中的胡思乱想和对大力资助经费的人所开下的支票。其中一个诺言就是：艾森豪威尔保证将富饶的沿海岸的海底陆地交还各州。尽管韦恩·莫尔斯发表长篇演说进行阻挠，总统还是全部兑现了这个诺言。这样他的威信就受到影响。他参加政治活动，是以保卫社会利益的战斗者姿态出现的，但潮淹区石油归谁所有的问题，并不是保卫社会利益的问题。他又在乔治·汉弗莱的极力要求下，在2月6日兑现另一个诺言：命令立即停止冻结工资，并将类别繁多的消费品，包括肉、家具、衣服、餐室的饭菜和零售店出售的各种物品，都取消价格管制。接着汉弗莱又要求将联邦信贷收缩，将国防经费拨款削减。这次，艾克又屈服了。这使消费者利益的支持者们感到失望，而从后来的发展看来，也为1953年末和1954年上半年的经济哀退铺平了道路。

共和党人的胡思乱想，莫过于在外事方面的了。台湾就是其中一个问题。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派遣舰只和飞机到朝鲜时，曾同时宣布：

共产党军队对台湾进行占领，将成为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的直接威胁，也是对在那里执行合法的必需的任务的美军的威胁。为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一切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我要求在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在空中和海上对大陆作战。第七舰队要负责使上述要求得以实现。

艾奇逊说这是使台湾“中立化”。但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并不赞成这样做。在他们看来，采取将蒋介石中立化的措施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忠于美国利益的。他们不顾一切客观事实，竟然认定蒋当时很容易就可以打败毛泽东的军队，而把他困在那个岛屿就是阴险的阴谋的一部分。作为表示他们相信国民党力量的一种姿态，麦卡锡、诺兰、布里奇斯参加了中国大使馆的一次正式晚宴，和国民党同呼口号：“反攻大陆！”他们站起来高呼，中国大使则拚命鼓掌。

他们誓称要把“蒋介石放出笼”。艾森豪威尔没有用这个词，但是在党的竞选纲领上是这样写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他的命令，给第七舰队发出电报如下：

1953年2月2日

立即执行

送中珍珠港战区太平洋总司令

抄送：日本东京远东总司令

现行指示中要求你们保证不会、（重复一遍）不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中国国民党进攻大陆的作战基地的那一都分现已取消。

但是蒋介石怎样能收回大陆呢？没有船只，他又怎样能到达大陆呢？尽管这样，艾森豪威尔还是和他们一起痴人说梦。他在起草国情咨文时写道，由于杜鲁门的命令，“美国海军己必须成为对共产党中国的防御臂助。”甚至象刘易斯·卡罗尔【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年），英童话作家，著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扣《爱丽丝从哈哈镜中看到的东西》等。——译者】，也不能把事情颠倒得比这更厉害了。而且，在中国重开内战的话是挑衅性的。这一点在报上泄露后，安东尼·艾登警告美国总统说，这样做会有“十分不幸的政治反应，又不可能取得军事好处作为补偿。”艾克因此感到不安，就在往国会途中作出决定，改用和平的调子结束这一段落：“请允许我将问题说个十分明白，这个命令并不意味着在我们方面有任何侵略的意图。”其实十分明白的倒是：蒋虽然是放出笼来了，但他并无牙齿。现在共产党中国既然不再受到第七舰队巡逻队的阻拦，就发动了几次试探性的两栖攻势，发现国民党人并没有力量控制台湾海峡，甚至做个样子也不行。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蒋就愈来愈怀念第七舰队。到了艾森豪威尔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这命令的一周年，《组约时报》就报道了结果：共有十一个沿海岛屿丢给共产党人了。但关于台湾问题的消息远不止此。政府由于考虑到在美国国内可能发生的政治影响，或者只是由于对付民主党人的嘲笑罢，又一次把第七舰队调回台湾海峡。并称之为“把蒋收回笼。”

芝加哥代表大会的纲领还声言，“一切象在雅尔塔会议所达成的那样有利于共产党奴役人民的秘密谅解，都拒绝承担责任。”杜勒斯起草这政纲时，也象其他共和党领袖一样，对国务院的有些看法，这完全是不确实的。他们认为，共产党帝国是共产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的会议中合作建立起来的。他们决定要改正这一错误。杜勒斯当了国务卿以后的第一篇演说，就向东欧国家表示，它们可以“指望我们”，他还在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写上这样一段：“我将来会要求国会同意通过一项适当的决议，明确表明我们政府对过去……容忍奴役人民的一切秘密谅解，都不承担任何责任。”这里说得很清楚，指的是雅尔塔、波茨坦和德黑兰的。艾森豪威尔直读这段咨文时，共和党人都高兴得跳起来欢呼。他们相互议论说，这样看来，确是有这种秘密协议了，他们本来早就知道的。那时杜勒斯还很自信，以为他可以在国务院某个秘密保险库里，找到这种证明民主党有罪的文件。但是，哪个保险库里都没有。哪里都没有。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文件。真相弄清以后，总统和国务卿就开始把他们的看法纠正。但是共和党在参院的大头们已在起草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如果采用他们的提法，这个决议就要拒绝承认战争期间签订的一切协定。艾森豪威尔知道，如果这个决议通过的话，美国人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位，就变得极其尴尬了。

结果就是，在白宫与国会共和党领袖之间第一次出现严重裂痕。2月16日，艾克和共和党国会领袖举行每周会谈时，就将他和杜勒斯起草的一份含混不清的草稿提出来。这文件实际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对东欧人的悲惨遭遇表示遗憾，并保证会采取“一切和平手段”来帮助他们。塔夫脱发脾气了。他所考虑的绝不是这样的东西。艾克指出，要是使用更强烈的措辞的话，那除了引起其他问题之外，还会得罪国会里的民主党人，他们会认为这是对罗斯福形象的侮辱。但是，塔夫脱考虑的正是这样。于是2月23日，总统和国会领袖们再举行每周例行会谈时，艾克又和这位共和党领袖闹开了。塔夫脱认为除了对罗斯福和共产党的所有协议直接了当地加以否认外，其他任何决议都不行。

就在这个时候，党外有一股力量插进党内这个争论来。这就是德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参议院新任的少数党领袖。约翰逊对白宫说，民主党人对东欧的状况，也和共和党一样感到不安，也乐意和他们一道对此表示遗憾。但是，对于不论民主党或者它的两位总统所没有做过的事，他们不打算承认有错。埃米特·休斯和助理国务卿思拉斯顿·莫顿同意这种看法，于是没有任何实际效力的政府的决议就到了国会。那里不满的极端保守派，就搬出罗斯福和杜鲁门“背叛”美国的各式各样的陈词滥调。塔夫脱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提出一项修止案，表明这个决议对美国与苏联之间达成的协议的“任何条款，并不构成国会对其是有效还是无效的态度。”参院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认为这修正案是对罗斯福的批评。他们拒绝通过。于是这个问题就陷入僵局。

于是，五十年代政治的一个中心事实，就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五周中出现了。这就是：艾克的外交政策会得到民主党的支持，但是在他自己的共和党内，却受到顽固派的反对。这位总统决意要忘掉过去，但极端保守分子却决心老是缠住雅尔塔协定不放。这使他感到难办。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芝加哥代表大会时的顾虑，已证明不是多余的了。他们认定艾克就是杜威和洛奇那样人物的傀儡，而这些人是否爱国，他们是极其怀疑的。他们甚至连杜勒斯（有时是连艾森豪威尔）的立场如何也不能肯定。他们对国务院任何要想挽救一下诺兰称之为“遏制政策的特格伊木马”的尝试，都心存警惕。

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民生党人，在1953年一年内，支持政府在参院通过决议，不下五十八次。但是“关于被奴役人民”的决议却不在其中。这个问题直至1955年还继续使华盛顿伤脑筋。那年，杜勒斯批准将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全部文件公布，参议院的极端保守派感到很失望，因为从中找不到可供竞选用的弹药。但早在1953年这个问题就已经到了严重关头。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早已准备在1953年3月9日艾森豪威尔和国会领袖们会谈时作为头条议题提出来。但是，他们还未来得及开会，命运之神就插手干预，使这个决议草案搁置起来。因为斯大林再也不能时任何人发号施令了。3月4日，他在莫斯科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

※※※

当莫斯科电台发表公报时，总统和他的夫人正在进晚餐。广播说，“列宁意志的杰出继承者，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总统向莫斯科发出正式唁电。第二天旱上，他对政府成员尖酸地说：“自从1946年以来，我知道所有的所谓专家们都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谈论如果斯大林死去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这个国家应采取什么行动。现在他真是死了。你们可以把我们政府的档案翻箱倒篓看看有无什么计划。但找不到的。我们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甚至不能肯定，究竟他的去世会不会带来任何变化。”

当办公室里只有他和埃来特·休斯两个人时，他在这椭圆形房间沿着一个大弧形踱来踱去。那时休斯所记下来的笔记，使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艾克究竟是怎样想的：

对苏维埃政权老是这样简单地加以谴责，我己经感到厌倦了——我想，大家也都厌倦了。如果我现在站在世界人民面前又来一次这样的谴责，我想就是错误的——事实上是愚蠢的。相反，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对世界可以作出什么贡献？我们准备怎样做，来使和平的机会更多一些？

下面就是我想说的话。

在你头上轰鸣的喷气式飞机，每架价值七十五万元，一个每年挣一万元的人，工作一生也挣不到那么多钱。我们世界怎样可以长期负担这样的东西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军备竞赛。这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搞得不好，就是原子战争。就算搞得最好。也会把每个国家自己的劳动果实剥夺于净。

但是，“我们还可以有别一条路”，他说，“就是裁军的道路。”采取这一条路，每个人就可以有“面包、牛油、衣服、住宅、医院、学校了。”怎样达到这目的呢？

让我们直率地谈罢：不要搞口是心非，不要搞舞文弄墨的政治公式，不要搞圆滑骗人的宣传花招。让我们把我们真正要提出的东西明明确确地说出来……双方在这里或那里撤军，……在别的地方在联合国监督之下进行自由选举……让我们可以不受检查地自由地对俄国人民进行广播，也让他们的领袖对我们讲活，……还有，具体地把我们希望为别的国家的经济福利要做的一切都说出来。

提到苏联政府，我们该怎样说呢？我想站起来说：我不准备谴责他们。过去的事，历史已经作出见证了。我感兴趣的是未来。他们和我们的政府都有新人上任，这完全是个新的开始。现在让我们开始相互对话吧。让我们讲出我们要说的话，使世界上每个人都能明自吧。我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如果你——苏联——有什么改进关系的建议，我们愿意听听。

这就是我要说的。如果我们确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出来，那我就不发表讲话了。

谢尔曼·亚当斯认为艾克4月16日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题为“和平的机会”的讲话，是他一生事业中最伟大的讲话。理查德·罗维尔在《纽约人》杂志里称之为“巨大的胜利”，是一个“确立他在美国的领导地位，和重新确立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的讲话”。《纽约时报》认为这篇演说是“伟大的、十分动人的”，甚至反对派的《纽约邮报》也认为这是“美国最精采的声音”。到了六十年代事过境迁之后，休斯对这事的回忆，主要就是当时经过怎样斗争才把讲话发表。杜勒斯对每一次的修改稿都反对。有一次休斯问他，在朝鲜能达成停战的话，是否符合美国利益。杜勒斯摇摇头说：“我们会后悔的。在我们把中国人打个落花流水，使我们在全亚洲面前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之前，我认为解决朝鲜问题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休斯把这话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总统马上发火说，“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的足智多谋的顾问们真的认为我们不能认真进行和平谈判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了。”后来他又说，“有时候福斯特就是太担心有人会攻击他和杜鲁门、艾奇逊同一鼻孔出气。”这篇讲话自始至终都是难产的。甚至最后发表时对他说来也是痛苦的事。那天，艾森豪威尔胃痛恶性发作，几乎抬不起头来，到了最后，几乎垮了。

这篇讲话和五十年代里这类的难以数计的讲话不同：它发动了一次有效的和平攻势。中国人对战争也厌倦了。杜勒斯那种僵硬的外交给亚洲人一种印象，以为这个新政府全无灵活可言，以为美国人就象印度一份报纸所说的那样，“是拿着枪来猎取和平的。”但是，现在，他们的总统说他们并不是这样的。于是板门店的谈判很快就出现新气氛。当然，要把这结子解开，光是有和平的愿望是不够的。谈判的双方都由于日积月果的顾虑、仇恨和相互责骂，就象被老虎钳紧紧钳着一样，摆脱不出来。而这相互责骂的高潮，就是北京指责美国人进行了细菌战。肯定地说，斯大林去世了，主张强硬路线的头号人物已不在，这是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的。接着杜勒斯又认为由于尼赫鲁向中国透露，美国计划向联合国军战地指挥查发给战术性核武器，北京必然是给这样直截了当的警告所吓倒。当时也确实向中国提出威胁，说很快就要把战争扩大到满州。艾森豪威尔后来就对亚当斯提过这件事。但是杜勒斯夸大说美国已经三次走到“全面战争的边缘”（即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危机，1954年印度支那危机，和毛在1954年末1955年初声言要进攻福摩萨所引起的严重局面），亚当斯是怀疑的。他写道：“杜勒斯自己认为他的政策已经历了三次极严重的考验，是不是这样还可以提出疑问。艾森豪威尔是否象杜勒斯所说的在那三次的任何一次中已经那么接近战争的边缘，我是怀疑的。”

不管怎样艾克要求诉诸理智的呼吁，在当时复杂的事件大合唱当中，至少是一阵清新的调子，引起对方的注意，使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在恢复和谈的头几次会议中，进展是缓慢的。到了讨论在美国手上的一十三万二千名北朝鲜战俘，谈判就出现僵局。美国决定给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回家的权利。1945年盟国当局曾把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俄国战俘交回苏军的司令官，其中很多人便被送往西伯利亚，有些人被处决，理由是他们当了俘虏。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就公开宣布，“我们不会把人交出来，让他们被屠戮和奴役，以此作为停战的代价。”艾森豪威尔也同样地下了这样决心。于是战俘的命运决定停战谈判的前途，这点就变得愈来愈明显了。

谈判在总统发表关于和平的讲话之后十一天就开始，在5月份拖了整整一个月。现在使联合国国家保持团结愈来愈难了。有些欧洲国家左派的领袖认为，毛关于细菌战的指责可能不无根据。但在另一极端，政治上极端保守派则要求美国不要理会这些怯懦的盟国，接受麦克阿瑟夺取全面胜利的呼吁。艾克不同意。“如果我们美国在一个地方单独干下去的话，”他告诉他们说，“那就在任何地方都要单独干了。”在美国这一边，沙文主义最强烈的鹰派就是李承晚。这位七十八岁的南朝鲜总统拒绝考虑让朝鲜保持分裂的任何协议。他不愿接受三八线作为边界或前线，而要在没有联合国军支持下独自向鸭绿江进军，情愿接受必然灭亡。后来亚当斯说：“要李讲道理，要他理解美国不会为了朝鲜统一而冒着打世界大战的危险，真是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费尽气力，使他们精疲力尽。”他还说，和李争论，“比和共产党讨价还价还要更为伤脑筋，更为使人灰心丧气”。

这个老头子几乎把和平破坏了。6月4日中国人和北朝鲜人己经同意这样一种安排：即战俘们如果在中立国组成的遣返委员会面前表示不愿意回家的话，可以在经过一百二十日的等候期以后，便解除军籍释放了事。6月8日，两方草签了一份议定书，似乎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但是，6月18日华盛顿清晨2时，国务院的一个值星官把杜勒斯叫醒。原来李承晚已命令士兵把战俘拘留营的铁门打开，把二万五千名反对共产党的北朝鲜人放走了。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是煞费苦心的：南朝鲜警察对这些逃出的人们都提供食物、住所和便服。杜勒斯把总统叫醒，这是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八年唯一的一次在睡梦中被叫醒。艾克大吃一惊。果然，共产党在那天早上攻击联合国和李承晚“蓄意合谋”，并要求“立即”把战俘都抓回来。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于是他们在6月20日停止谈判，并发动一次大攻势。

杜勒斯并不灰心。他对艾克说，如果对方象他所分析那样急于停火，那么只要作出新的姿态，他们是会接受的。“如果向他们提出适当保证，他们会放过李承晚这次急躁行动，愿意签订协议。”北京通过新德里证实了他的着法。剩下来就是保证的问题，而这就要向这个倔强的李承晚进一步施加压力。艾克给这个南朝鲜总统去电报，说他已使联合国军司令部陷于“狼狈处境”。他派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去和他面谈。罗伯逊到汉城坐下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听着这个怒气冲天的老头子将憋着的怨气发泄出来，最后，李的脾气发够了，罗伯逊便将美国的困难处境向他解释。过了两个星期，李承晚终于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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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行签字仪式之前两个星期所公布的停战条件，是没有谁会满意的。经过三十七个月的流血。死了二百万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平民，五万四千是美国人），朝鲜还是回到以前的原状。李承晚多得了二千三百五十平方英里，金日成则多得了八百五十平方英里，但是在其他各方面，只能说是双方不分胜负。并没有保卫什么原则。联合国想建立一个可靠的监督制度，防止金日成再次发动进攻，也没有成功。本来在杜鲁门总统任内就已开始进行谈判了，但他的条件可严厉得多。现在谈判的结果就是这样。正如保罗·道格拉斯所说的，“如果杜鲁门当初接受现在的协议，他就会在华盛顿到处受到痛斥。”

一个摄影记者问艾森豪威尔有何感觉，他只是说，“战争结束了，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快回家。”此外，白宫对这即将来临的停战就没有发表其他议论了。华盛顿的官方反应，只有国务卿是表示满意的。他说：“一个国际组织对抗侵略者，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所有自由国家，不管或大或小，现在都比以前安全。因为集体安全这个理想已经实现了。”

这也是自由派人士的解释。那时他们还是忠干罗斯福和杜鲁门的世界政府的概念，对联合国第一次为了维护和平所作的努力，总想尽可能宣传得好一些。他们认为朝鲜战争是个光辉的胜利。理查德·罗维尔对他们这种信念是这样阐明的：

美国已在朝鲜证明，它说的话和它的契约一样有效——甚至比契约还好，因为当初并没有什么契约。历史将会把朝鲜引为它是集体安全试验场的例子。到这次为止，集体安全只不过是似乎可以成立的一种理论而己。历史将会把它引为是对抗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斗争的转折点的例子。

保守派是不会这么容易相信这种说法的。沃尔特·李普曼在《先驱论坛报》说，“实际的情况是：双方和有关方面都受到相互威慑的条件的约束。”共和党元老派又有他们的看法。按汉森·鲍尔温在《纽约时报》所说，极端保守派认为“如果要阻止亚洲共产主义的蔓延，（朝鲜就是）在正确的地点，在正确的时候进行的一场正确的战争，”这是一个信念问题。他们没有忘记，共和党在纲领上曾经指责过杜鲁门，说在他的领导下，这场战争是由“一些没有胜利信念”的人所打的，而由于他们的“相互牵制的命令”，已经“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还要和敌人进行丢脸的讨价还价。”现在朝鲜也和德国一样，分成两个了。在他们看来“杜鲁门的战争”已经变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姑息”。

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和内华达州的马隆都认为即将实现的停火，是中国人的胜利。马隆在参院里发言时质问说，“我们这位尊贵的参议员先生能否记得：在杜勒斯先生任职以来……我们国务院在政策上有没有任何变化呢？”詹纳回答说：“我没有发现任何变化。”

在一次电台广播谈话中，有记者问加利福尼亚州的诺兰说：“我们将要到手的是荣誉的休战吗？”他回答说，“我并不认为这样。”他还预料，在这样休战的条件下，“我们将无可避免地在亚洲失却平衡。”马克·克拉克将军在朝鲜说，“此时此刻，我并未发现有什么可高兴的。”在签字仪式后要负责保管联合国方面协议文本的詹姆士·范佛里特将军，在记者问到他的看法时，他避开了。“我不知道，”他守口如瓶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应由上级回答。”共和党元老派是会大闹一场的，他们只是等候罗伯特·塔夫脱发出信号罢了。

可是他没有发信号。这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就象七年前的阿瑟·范登堡一样，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心理学所谓转换时期。在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他是个惹人讨厌的人，老是使政府提案在参院通不过。而现在，他就成了新政府力量的支柱。1953年4月30日，在内阁会议室里，就曾出现过危机。艾森豪威尔那时召集国会领袖们开会，向他们透露一个坏消息：和他的预期相反，他无法使他的第一个预算平衡。这个预算本来是由杜鲁门草拟的。当时预料赤字是九十九亿。艾克说，他可以把赤字削减为五十五亿，但不能再砍，否则就会危害国家安全。接着财政部长汉弗莱，预算局局长约瑟夫·道奇，和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凯斯，分别申述他们支持这个预算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把国家从静止的防御态势改为活动的态势，做到随时可以对付外国侵略，这需要花很多钱，不能再减少了。

塔夫脱听后大发雷霆。他再也控制不住。他用拳头捶着桌子，用尖锐刺耳的声音大声叫起来，说这个共和党政府变得和民主党政府没有多大区别。五角大楼还是一样贪得无厌。这个预算超过了国民收入百分之三十，未免太多了。除非政府增加税收——而这在目前又是很难想像的——这个赤字简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高声叫道，“我们对美国人民许下的最主要的诺言，就是减少开支，按照这样一个计划，到了1954年国会竞选时共和党就再不能取得优势了！你现在就是把我们引向杜鲁门走过的路子。这是把我们竞选时所许诺的东西全部否定了。”等他讲完以后，艾森豪威尔对着塔夫脱审慎地说：“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几个要点。要了解是不难的……”接着，他就简要地介绍了冷战的战略。

这是个关键时刻。如果塔夫脱退出会议，向记者们谴责总统的预算，在国会里成立影子内阁来和政府的外交政策作斗争，艾森豪威尔提交国会审议的立法计划可能就垮了。元老派本来对艾克就是不友好的，只要这位强有力的多数党领袖说一句话就行了。但是塔夫脱留了下来。他镇静下来以后，表示他只不过希望明年的预算有大量的削减——艾森豪威尔向他表示说这个希望完全是有理由的。

风暴过去了，从那时起，塔夫脱就成为支持总统的最重要的人物。在私人谈话里，他对朝鲜的停战条款讽刺挖苦，但是他压制着自己的情绪。对报界谈话时，他比诺兰、詹纳、马隆之流更为审慎。可以肯定，他是可以象以往那样直言不讳讲话的。（他有一次就说过，“讲话讲究策略就是不老实。”）他承认这个分裂的朝鲜的前景是“非常讨厌”的，因为他创造了“随时可能引起战争的条件”，并使中国人可以腾出手来进攻越南。但是，他不愿制造分裂，也不赞成悲观失望。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记者们开始注意到他的变化。这个多数党领袖六个月来为自己党的总统工作得十分出色。他们说，自从就职典礼以来，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使共和党政府取得成功。他是在孤军作战。其他右翼的参议员们对他这样忠心耿耿，感到莫名其妙。而对民主党人说来，他从来就是，而现在也是一个毫不妥协的对手。而且，他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思想负担，虽然他们还未知道。在过去几周内，他愈来愈感到自己的健康不行了。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前一年他开始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他曾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体格检查，医生们都说他的健康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到第八十三届国会开始的头三个月，他是国会里叱咤风云的人物。到了4月中，他和艾森豪威尔在奥古斯塔打高尔夫球时，他突然感到臀部剧痛难忍。接着那个星期，他总是不能入睡。吃了大量的阿士匹灵也无效，5月份在蒙太拿州白硫磺温泉休息也没好转。6月12日，他入纽约医院进行一系列检验，用的名字是“霍华德·罗伯茨”。

那里的医生建议用X光进行深度透射，并服用可的松，要他拄着拐杖走路，要他设法减少臀骨压力，并认为他必需把多数党领袖的日常事务工作放下来。6月10日，他把日常事务的处理交由诺兰负责。这是暂时性的。只要治疗条件许可，塔夫脱还要继续处理政策性问题，参加白宫的会议。他预计在下次国会例会召开之前，他就可以回来，而且身体比以前都好。最后一个见到他在国会山上的是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塔夫脱向他招手并大声叫了两次：“我一月份就会回来的，我一月份就会回来的！”

那年6月，罗伯特·塔夫脱的表现，确有点英勇过人。尽管他忍受着难以相信的剧痛，他还是和他的夫人玛撒勉强参加华盛顿的花园茶会。玛撒本人是残废的，完全要靠他扶着，而他却没有把自己的病告诉她。象政界很多显赫人士一样，一旦踏进自己家的门槛，他就放下严峻的面具。对玛撒说来，他是个忠厚体贴的丈夫。他的四个儿子叫他“戈普”，他是他们郊游露营的好伴，他爱玩“红桃”牌戏，吃橡皮糖，和他们谈吉尔伯特和沙利文【19世纪末英国著名歌剧作家，前者写词，后者谱曲，共同写作流行歌剧。——译者】的故事，他这方面知识渊博，可以谈几个小时不停。

7月初，他又进了纽约医院。健康情况据说还是“良好”。医生们估计年底他就可以回去办公，而在这以前就可以在竞争剧烈的问题上投票。他准备7月23日出院。突然，他们又宣布他要进一步治疗。在验血时发现了白血症。于是，他回华盛顿就无限期推迟了。在板门店的进展继续很顺利。中国人刚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新的高塔。7月27日早上10时零1分（即华盛顿7月26日下午8时零1分），在一个新涂上油漆的桌子上，签署了十八份停战协议的文本。签署人是代表联合国的威廉·哈里森将军，他没有戴领带，也没有佩上勋章；北朝鲜的南日将军，穿着肥大的军衣，挂满着各种勋章。没有说话，没有握手。根据李承晚的命令，南朝鲜没有代表参加。

还不到一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在电视上出现。他说：“我们怀着特殊悲痛、特殊感激的心情，怀念那些在辽远的地方献出他们生命的人们；他们又一次证明，要在地球上保持自由，就必需要有勇气和栖牲。”他提出警告说，美国“只是在一个战场上赢得停战，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和平。”他又说他希望这次可以向人们说服，用谈判来解决分歧比诉诸“毫无益处的战斗”要得策。

这是重新估价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加强国会在制订政策所起的作用的时候。但是那位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人，那位可以向美国保守派说明这道理的人，却在那个星期天晚上在纽约医院长眠不起了。星期四晚上10时半，塔夫脱己不省人事。十三个钟头以后，他就去世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去世确是难以补偿的损失。威康·怀特第二天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逝世，对共和党的影响之大，恐怕在这个党的半世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联系东部与中西部的真正桥梁由此消失了。政府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事实上，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悲剧。他是美国政治家中，真正了解国会应有无上权威、真正了解总统独揽大权就有危险的人。也只有他才有可能预见沿着釜山到美莱【越战中曾发生美军屠杀平民的一个村子。——译者】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会出现什么结果。他在国会受到政界人物的追悼。但他们的悼词本身却说明他们对他了解得很少。致悼词的是俄亥俄州的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翰·布里克。塔夫脱的棺木放在黑色的灵柩架上，这是林肯和塔夫脱的父亲用过的灵枢架。三万五千人在国会圆形大厅绕行一周向他遗体告别以后，海军陆战队的铜管乐队闷声奏出“美丽的阿美利加”。布里克说：“在要强制实行法律的时候，参议员塔夫脱从来不会犹疑。……我们已故的领袖在生前为他自己建立了一个不朽的纪念碑，他对他的政府，并且通过政府对人民所作的贡献将会永垂不朽。”

布里克能想到的最好的悼词，就是如此：塔夫脱被认为是个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人。这对艾森豪威尔可是个不祥之兆。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银发的俄亥俄人，就提出一个宪法修正案，严格限制美国与外国签订条约的范围，和总统与外国首脑商订行政协议的权利。这使政府颇伤脑筋。越南战争发生之后，人们对这个决议的看法就有点不同。但从当时来说，艾克认为这样做是不利的。他写信给诺兰说：

如果参议院……通过布里克修正案，就等于对我们国外的朋友和对我们的敌人表明：我们国家准备在世界事务中放弃领导。由此而必然发生的反应，将是很重要的。它将使我们寻求和平的希望与计划受到损害，并使现在就重要国际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受到影响。

诺兰可不这样看。他对问题的看法很少和艾克一致的。在未来五年，他使总统和国会领袖的每周会谈成为对总统的折磨；会后艾克会面露青筋，精疲力竭，不少时候还几乎语无伦次。但说来也可笑，诺兰之所以能继任多数党领袖，艾森豪威尔自己是应负其责的。塔夫脱逝世以后，按照习惯，总统是多数党的头头，应由他选择参仪院的多数党领袖。可是艾森豪威尔对总统这个职务的看法，和罗斯福、杜鲁门的看法大不一样，结果是对他自己不利。他坚定地认为行政部门不过是政府三个权力相等的部门之一。如果总统试图控制国会议员，那就是违反创建美国的先辈们的教导。他称自己是个“守宪总统”，意思就是这样的。由于他尊重国会，所以塔夫脱死后，他就拒绝插手。举行葬礼之日，他斩钉截铁地对内阁说：“我要尽我的可能强调一点：政府对谁当多数党领袖，绝对没有具体意见。我们不准备插手他们的事务。”

但是，他们倒要插手管他的事。极右派曾和过去五届政府的施政纲领进行了长期斗争，已经成为在国会里打“游击战”的能手。他们善于渗入各行政部门，使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由国会进行调查。艾克本来以为，在他就任的第一年，国会的听证会会暂时停止。他对内阁说，在他看来，美国人己经有一个长时期生活得太紧张了：在强弧光灯下进行没完没了的听证会现在不需要了。应该让他的政府有一段时间清理一下内部。只有在他失败的情况下，国会才应该插手进来。

但是布劳内尔挖苦他说，第八十三届国会早就双手插进来了。光是国务院，就有十个调查在分别进行。国务院的人几乎连看信件的时间也没有。艾克认为政府应对国会持合作态度，因为他们大概是要审查杜鲁门的人。但事实上，他们见到谁都要查根问底。甚至很多不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有些不是在政界人物过问的范围之内的，他们也要过问。麦卡锡要审查“美国之音”；詹纳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则在中学里追查共产党员；众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现在在伊利诺州的共和党人哈罗德·维尔德的控制底下，准备插手到教会里去。他在广播里说，他那个委员会就要完成戏剧界颠覆分子的清查，现在准备在基督教会内进行调查。清查对象主要是“个别教会工作人员，包括那些搞政治活动……比搞教会活动还要多的人”。

艾克认为“我们的长期利益，要求我们通过国会的党组织，对国会进行领导，”他这种看法一生都没有动摇。但是，即使一个守宪总统，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责怪国会的，在接着举行的那次记者招待会，有记者向他提问：“你是否赞成联邦政府通过美国的国会调查教会方面的共产主义活动呢？”他回容说，不，上帝的圣宅，是最没可能出现不忠诚分子的地方的。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在这方面，也许我们应该对调查者进行调查吧——就一个认为不应该插手管国会议员事务的总统来说，这些话是够重的了。

像控制国会的是共和党，而且是一批非常特殊的共和党。有时他们的极端保守主义确是教你不知如何是好。乔·麦卡锡的最后审判日快到了；参议院里开始有人联合起来反对他。很快，议员们便要表态，在他和艾森豪威尔之间作出选择。而右派就要露出面目，变为总统的敌人。除了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尔顿斯托尔以外，所有共和党老资格参议员如诺兰、德克森、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和尤金·米利金，都是拥护这个煽动家的。

麦卡锡的门徒乔治·素科尔斯基攻击艾森豪威尔说，在他领导之下，共和党“变得简直太现代化，使它简直与‘新政’无异”。麦考密克上校在艾克就职的第二天，就在《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上把艾克排斥在共和党之外。但是，大多数政论家倒是站在总统这一边的。塔夫脱死后七个月，《时代代先驱报》就被《华盛顿邮报》合并过去，而这是一份很不一样的报纸。它尖锐地指出：“参议员诺兰似乎不能区分政府的目标和他个人的憎恶。”《商业周刊》评论说，“共和党人掌握大权，究竟是否称职，这自然是人们想要知道的问题。”罗斯料·德拉蒙德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谈到出现了新的“华盛顿一团糟”时说：

现在在共和党政府内部这种不顾后果的分裂，这种派别争斗，这种相互辱骂，这种不健康地一味从事消极的激烈争论，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在政治上会带来什么结局呢？……这种新的“一团糟”的后果就是暴露出共和党政府是个吵吵闹闹的、毫无建树的、几乎是没能力制订法律的政府。

有时，首都的记者们在报章上提出怀疑，联邦政府是否已成为自我嘲弄的对象。有位参院掌舵人威廉·诺兰不断告诫总统，说现在迫切需要用海军对中国海岸进行全面封锁，并且不同意威尔逊任命保罗·尼采为管理外交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因为他在国务院任职时，曾经是“艾奇逊灾祸政策的制订者”之一。又有一位埃弗雷特·麦金利·德克森，在一项拨款法案下成功地附加上一条条款，规定如果北京获准加入联合国，美国对联合国就立刻停付一切会费。附加条款的草案在参院通过了五次，总统五次拿起笔来，又五次把笔放下，说不能既要他接受这个提案，同时又要他指导外交事务。后来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搞了一个决议，说：“国会的想法”是红色中国永远不能加入联合国，这才摆脱了这个困境。这个提案在两院一致通过，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把参院的表决记录下来时连声表示赞许。到了休伯特·汉弗莱起草一个法案，要求将参加共产党列为重界时，这种胡作胡为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这个法案非修改不可。因为它实际是破坏了麦卡伦法。按照后者的规定，共产党员是要登记的。但如果按服这个法案，登记等于是自认有罪，可以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来回避。尽管这法案后来是修改了，但最后，加入共产党还是列为非法。司法部长布劳内尔可给吓坏了。因为这个法案至少有六点是违反宪法的，而且它还会把若干现有的反对共产党活动的法令抵消了。尽管这样，在五十年代早期，在国会里还是没有人愿意投反对票，和向他本州选民说明原因。汉弗莱的荒唐绝顶的法案还是通过了。在参院的票数是七十九票对零票，众院则是二百六十五票对二票。

除了后来和麦卡锡进行的斗争而外，艾森豪威尔上任的第一年，是他在华盛顿最不好过的一年。杜勒斯在斯科特·麦克劳德的怂恿下，根据迹近莫须有的罪名，就把许多有经验的外交官解职。由弗朗西斯·奈特——和麦克劳德一样，是麦卡锡的人——领导下的国务院护照处，开始调查爱德华·默罗的忠诚问题。默罗之所以得不到极端保守分子的欢心，是因为他在1953年10月20日哥伦比亚公司的电视节目“现在看吧”所作的广播中介绍了密执安大学四年级学生米洛·拉杜罗维奇的困境。拉杜罗维奇在空军后备部队服役八年以后，突然被列为危害安全的人物。他被控违反空军条例36－52条，因为他和“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有密切来往。他的中尉军衔被剥夺，本人被空军开除，使他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实际上无法再找工作。他的案件曾由一个由三位校级军官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审查。空军并没有提出证人，亦未提出具体控告内容，又不肯透露控告人是谁，把他们自称掌握的证据放在信封里，而在审查期间，这个信封始终是漆封着。默罗了解到信封里的材料是什么东西。和拉杜罗维奇有密切来往的人原来是他自己的父亲和姊姊。至于他们的可疑行为，则是阅读一份塞尔维亚文的报纸。这报纸是南斯拉夫印行的。南斯拉夫早就在五年前和莫斯科决裂了。但是空罕还是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它不想他的军官的亲戚阅读一份外文报刊，而这种语言又是曾一度崇拜已故的约瑟夫·斯大林的人所使用的。

拉杜罗维奇的新闻广播出来以后，过了五个星期，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在“现在看吧”的电视节目出现，宣布他经过考虑以后，恢复拉杜罗维奇中尉的军衔，理由是拉杜罗维奇并不威胁国家安全。这对塔尔博特说来，是很不体面的事件，但他不体面的事情还不止此一桩。1955年夏天，有人控告他，说他和那些承接空军合同的公司有不正当的来往，于是他就在疑云之下辞职。但在1953年时，政府还是保他，反而责怪默罗。那时，报界是否可信竞成为一个大问题了。象默罗那样的人不止一个，因为象拉杜罗维奇那样的人也不止一个。

亚伯拉罕·查萨诺夫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在海军水文局里工作了二十三年的文职人员，上级对他的工作从来都很满意。他在1953年7月29日被停职停薪，人事部门负责人通知他，他已被列为危害安全的人物。两个月以后，海军一个委员会审查他的材料，发现并无实据，一致认为他应该复职。几个月过去了，却还是毫无消息。这时，查萨诺夫已经把积蓄花光，只好向他妻方亲戚借债度日。1954年4月7日，海军部长助理詹姆士·史密斯尽管没有证据，宣布解除他的职务。把这件消息和具体细节向社会公众传开来的，是《华盛顿每日新闻》的安东尼·刘易斯。这些消息的报导，使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为查萨诺夫洗雪冤情，同时也使共和党保守派和报界的关系更为恶化了。

记者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在这些忠诚调查问题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也不管自己搞的是什么。他们举出了关于沃尔夫·拉德金斯基是否爱国问题上不怎么体面的争论。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荒谬可笑，是因为他的爱国热情，是尽人皆知的。他是个反共战士，是个土地改革专家。他在麦克阿瑟领导下，在日本搞的土地改革，被认为是胜过共产党土改的范例。莱德金斯基的政治见解，实际上还受过斯科待·麦克劳德的赞扬。尽管这样，埃兹拉·塔夫脱·本森还是不让他呆在农业部。本森把他看成是危害安全的人物，开除了他，而史塔生却宣布他并非“危害安全的人物”，在总统同意下录用了他，把他送到国外，去和亚洲共产党的土改专家斗法。

用艾克常用的说法，追查那些共产党，就是追查“一罐蚯蚓”。这里的困难也和其他问题一样，要追溯到他竞选总统那个时候。共和党那时说，民主党对间谍问题不够狠。但是要搞得比1947年时杜鲁门所搞的那套国内安全措施更狠一些是很难的。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4月27日试了一下，发出行政命令10450号。按照这个命令，只要有叛国嫌疑，就可以解职。还有，凡有其他不正常行为嫌疑——诸如酗酒、吸毒、不正常的性活动、犯过重罪、神经病、参加裸体营、不卫生习惯、以说谎著称——总之，凡被认为“与国家安全的要求不一致”的，都可以解职。

这个规定确实使国家工作人员减少了不少。10月23日，白官宣布，执行第10450号行政命令才四个月，就已有一千四百五十六名联邦工作人员去职，其中只有六个是艾森豪威尔就职后才雇用的。为了说明他们和世界共产主义斗争所取得的进展，白宫还发表一个声明，指出根据史密斯法，已将四十一名共产党领袖定罪，对两名共党判间谍罪，一名判叛国罪，驱逐了八十四名外籍颠覆分子出境，司法部长发表的原来为数已经不少的颠覆活动组织名单又再加上六十二个。到了艾森豪威尔发表第二个国情咨文时，他又发表了新战果。政府工作人员中的“危害安全的人物”，被解职的已增至二千二百人。后来尼克松公布说，“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他们的同路人和‘危害安全的人物’已被驱逐出”政府，联邦雇员的数字，已经减少了六千九百二十六人。

那不是么？喜形于色的共和党人叫起来了；现在终于证明是事实了。原来政府里确是充满着红色分子和粉红色分子，艾克把他们揪了出来，赶了出去了。但是，民主党人却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他们将文职人员的档案重新再查一遍，发现第一批名单中，解职的只有八百六十三人，其他不过是自动退职或退休，这些人本来就是要走的。至于尼克松的数字，在解职的人员中，只有一千七百四十三个是被控为对国家不忠诚，而其中百分之四十一点二是艾森豪威尔政府雇进来的。史蒂文森嘲讽共和党这个忠诚调查计划，说它是个“数字游戏”。而在私下里，总统也承认是这样。杜勒斯对内阁诉苦说，他常常整晚整晚的浪费时间，复查送来的档案，只是由于一个工作人员家庭的某个人，或者甚至是他邻居某人，被人密告是个非战主义者，是个世界联邦派，或是个主张饮水氟化处理的人。

对第10450号行政命令的最无情的攻击，是由哈里·凯恩发动的。他过去是华盛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1952年中竞选失败。为了卖他在国会的老搭档的面子，他被派在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里任职。由于这些老搭档中有詹纳、麦卡锡，德克森，由于他本人也是极端保守派的观点，没有人会料到他竟然会成为民权自由的拥护者的。但是，他却是这样的人。他在一篇感情激动的演说中谴责白官，说它“向不正义的一方摆得太远了”。总统说凯恩是个忘恩负义之徒。亚当斯则对他说，他不是自己一个人，他是整个球队里的一个队员，不应做对不起本队的事。

但是这个队并没有学会打球如何相互配合。麦卡锡要找共同安全署的岔子。内政部长麦凯则把鱼类野生动物管理局的著名的局长赶走，用一个专搞宣传联络的人取代他的职位。商务部长威克斯继续和国家度量衡局勾心斗角，而这个禁区本来连哈里·沃恩和唐纳德·道森都不敢闯进去的。圣母大学前法学院院长、极右翼分子克拉伦斯·马尼恩博士，被委任为总统的政府机构协调委员会主席，但他却赞成布里克宪法修正案，使白宫为之乱作一团。【结果是，亚当斯迫使他辞职。】

布里克宪法修正案一时在保守派中间颇为吃香。有些热心支持它的人，也不知道它谈的是什么。他们之所以签字和捐款支持这修正案，只是因为那时在有些会议室和俱乐部里，都是这样做的；这和1936年在这些地方支持自由联盟是件时髦的事一样。他们感到，这肯定是对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为这个修正案活动的组织包括美国革命女儿协会、美国医师协会、守宪政府委员会、《芝加哥论坛报》、妇女支持布里克修正案委员会呢？最后一个是“海外军人的妻子和母亲的志愿组织”，她们还征集了五十万人的签名，要求国会通过这个修正案。

按同样道理，反对它的人肯定就是错误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中，包括妇女选民联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律师协会的国际法与比较法部、纽约市律师协会、美国支持联合国协会和埃利诺·罗斯福呢？

首都的记者们把这次布里克攻势称之为“1788年以来关于外交关系是否按宪法处理的最大一次的争论”。很可能确是这样。如果不是由于麦卡锡与政府之间的更为严重的斗争使之失色的话，它很可能会被认为是这十年里极端保守派的最大的一场斗争。1953年1月7日在参院提出这修正案时，联合提案人共达六十四名，己达到宪法修正案所需的参院三分之二的票数。杜勒斯提出呼吁，说这修正案“会危及我们的和平与安全”，但这些人充耳不闻。尼克松在参院共和党员中活动了六个月，请他们不要使总统难堪，但后来他只能对内阁说：“可以肯定，这个修正案确有很多人支持。”

五十年代初期，对美国宪法提出修正案己成为极端保守派的时尚。赫布洛克把它描绘为“拼字游戏”。因为在第八十三届国会里提出的、和送交各个委员会讨论的修正案草案，己经不下一百零八个。其中有一个草案不但要求将鼓吹推翻政府列为叛国罪，而且“不管是否使用暴力”、凡是“削弱”政府的，就可定为叛国罪。还有其他草案，不许美国兵到外国领土中去，除非国会己向该国宣战；不得用纳锐人的钱来从事福利救济；新的州加入联邦时每州只能有一位参议员；联郑政府对各州对其居民的“健康、道德、教育、婚姻、秩序”等的管理，不得干预；并宣称“我们这个国家虔诚地接受各国人民的救世主与统治者耶稣基督的统治与教义，并通过他获得全能的上帝的祝福。”

有六个这样的草案在参院进行了讨论，每个草案的票教都超过半数，其中有四个取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合法票数，可以将修正案草案送到众议院讨论。如果在那里也得到三分之二的票数的话，就会交给各州立法院讨论了。这是参议员们不负责任的表现。当时的诡辩可以用德克森的话概括起来：“如州的立法院说‘不行’，那伊利诺州的新参议员也没意见；如果他们说‘行’，那我也不会有意见。”诺兰也是采取同样态度，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人害怕什么呢，他问道。难道他们不相信人民的判断么？答案自然是，我们开国的先辈并没有想到国会可以象气窗一样，让那些修改宪法的图谋可以从这里通过，而且各种特殊利益的代表者在州的立法院占压倒地位，它容易受各种特殊人物的要求所左右，显然不是人民的心声。但是，很少人这样回答。马萨诸塞州的新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说“不同意修改宪法，这是我们最可贵的安全保证，也是我们保持稳定的支柱，”但是他的同事们这时对他的话，还是不大乐意听呢！

布里克修正案所针对的不过是雅尔塔会议而已。可是这个会议的阴魂还是不肯散去。现在，了解国家大事的人本来都应该知道1945年2月上半月在克里米亚里搞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所谓“秘密协定”的幻象，还继续在华盛顿徘徊，象威廉·詹纳这样的巫师总是使人觉得它还存在。因为他悄悄地对人说，反对布里克的那股势力，是由一个“秘密的革命队伍”所控制的，这些人包括欧文·拉铁摩尔、亨利·华菜士、阿尔杰·希斯（这时他已在坐牢）和哈里·霍浦金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这两人早在四十年代就逝世）。在政府里面，受这种布里克狂热形响的，还不只马尼恩一个。1954年1月29日内阁开会，那时关于修正案的讨论已吵了一年多了，查理·威尔逊就说他和修正案的支持者们抱有同感，条约不应剥夺人民的权利，应当把象雅尔塔和波茨坦那样的会议宣布为非法的。总统又一次对他进行耐心解释：即使有布里克修正案，也防止不了雅尔塔和波茨坦，因为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协议，既不是条约，也不是行政协定。

艾克回到自己办公室以后就发火，“这件事我真烦透了，简直要炸了！他妈的实在毫无意义，完全是破坏美国的威信。我们都说法国人不会管理自己，而现在我们却坐在这里，和布里克修正案纠缠不清。”自从他在就职前在海军准将饭店举行的内阁预备会议以来，他就跟这问题干上了。那时，这个意见投合他的心意。他是因为对有关罗斯福和斯大林瓜分世界（不知怎的，好象总把丘吉尔也参加会议这点忘掉了）的种种传闻感到愤慨而上钩的。他认为（布里克说他认为），人们反对这样制订条约，会转过来对联合国不利。他觉得这修正案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美国可以有了保证，如果有哪个不称职的总统和哪个懈怠的参议院要想篡夺走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和各州的权利，我们也不怕了。

接着杜勒斯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愈想愈觉得可怕。布里克的真正目的，似乎是反对一切条约和行政协定。他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把权力由白宫移到国会。在杜勒斯看来，这样一来，外国政府就会怀疑，和美国签订的条约是否算数，因为这届国会签订了，另一届国会又会否决的。【其他赞成加强总统权力的人提出这点。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政府也可以把前任各总统签订的条约否定的。】于是艾森豪威尔对修正案的看法开始改变。他后来完全转到反对布里克的立场，是在所谓“部队法律地位”协定问题上出人意外的争论所造成的。根据这些协定，美国军人在国外不值勤时犯了罪，所在国政府对他有法律上的管辖权。（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日木的一个美国兵向一群妇女放了一个空壳的迫击炮弹，杀死了一个。）极端保守分子坚决主张美国部队对所有海外部队人员有完全的管辖权。但恰巧艾森豪威尔对“部队法律地位”协定，比华盛顿任何一个人还更清楚。因为他当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司令，这些协定有些是他起草、谈判，并监督其执行的。他想把这个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对诺兰说清楚，但是这个多数党领袖突然暴跳起来。他用拳头击着桌子大声叫道，“一个在和平期间被征募的士兵，在违反他本人意愿的情况下被派到国外去执行职责——我的土帝，我认为不能把他移交给别国去受审判。他是穿着我国的军装！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受到这样处理！”

布里克也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他在对两个国务院人士进行的一次感情激动的攻击中，把他的真正动机暴露了。他们反对他的修正案，但他对他们进行攻击倒不是因为这个。他们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部队法律地位”协定作证，发表了赞同的意见，布里克就在这问题上严厉攻击他们。这是个策略错误。总统当时正在注意听着。艾克已把最优秀的宪法问题专家请来，叫他们就修正案进行分析。他们说根据这个修正案，那美国就不可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修正案具体规定，除非是宪法规定要交由国会处理的问题，参院无权就该向题进行立法。因此，按照布里克的修正案，这种条约要得到法律效力，就要每个州的立法当局都同意才行。艾森豪威尔说，这样，州立法院就有权拒绝承认美国的条约了。【布里克不同意这个解释。】要是这样，总统和国务院的工作，“就要代表四十八个政府，这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

1954年2月26日，经过难以想象的一系列的议会花招以后，布里克的修正案最后进行表决。在“部队法律地位”问题上，布里克被挫败。艾克为了顾全他的面子，提出了一个缓和的程序上的措施；即表决这些协定时，要把票数记录下来，不能简单地口头通过了事。布里克不接受这个姿态。2月21日，他的修正案表决时，五十个参议员赞成，四十二个反对，不足三分之二的票数。

但到了这个斗争的最后关头，出现了一个悲剧事件。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沃尔特·乔治，草拟了一个类似布里克修正案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倒是值得慎重对待的。支持布里克的人并不都是不负责任的。其中有一个是美国律师协会前任主席法兰克·霍尔曼。这个协会的“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与法律部”也是支持布里克的，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宪法的学者也是如此。这并不是说，因此这个法案就是好的了。这只是说在这一片吵嚷声中，有些人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自从罗斯福到了华盛顿以后，总统的权力确是已经大得惊人。象艾森豪威尔这样有顾忌的人是不会滥用总统权力的。但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来，有些白宫的主人并不是这样审慎。而且，乔治所提出的修正案，并不是将布里克修正案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一番。他用词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它比布里克的修正案温和，它取消了布里克那条臭名昭著的从属句条文，即国会在它指定的职权范围以外的问题上不能采取立法行动。艾克反对的就是这一点，也就是某些条约应由各州批准的那个规定。没有这一点，政府反对布里克的理由就不再存在了。乔治提出的法案在很多方面说来是有远见的。但是，它也在决定对外政策问题上限制了总统的行动，所以白宫还是决定反对它。【乔治修正案的主要条文的内容是，凡是一个条约或其他国际协定的条文中有和宪法相抵触的——例如，不承认宣布参战之权属于国会——就属无效。此外，国际间非条约性的协定，除了经国会立为法令而外，无国内法的效力。】

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那些还记得乔治修正案的参议员，就会对它很怀念了。在当时反对总统在越南所采取行动的一片愤怒声中，有些人就记得诺兰的意见，而那时他早由于在竞选中被挫败，回加利福尼亚州去退隐了。【他于1974年2月自杀。】诺兰当时同意乔治的修正案，因为他说他不能对“行政部门侵蚀立法部门权力的危险趋势”，视若无睹。如果当时讲话的是塔夫脱而不是诺兰，他就可能用堂而皇之的语言进行辩论。但是，在一片感情冲动的情况下，要想进行理智的考虑已经不可能。参议员不是拥护艾森豪威尔，就是反对他，情况就是这样。这样，布里克就把乔治一起拖下来了。但即使这样，政府仅仅是险胜而己。乔治的修正案，有六十票赞成，三十一票反对，比之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票数，相差只是一票。如果某第三十一名参议员当时病了，去了厕所，而众院、州立法院又通过的话，接着那二十年的美国外交史就可能很不一样。举一个例就够了：那个授权美国大规模干预越南的臭名昭著的东京湾决议案，便会被认为是违反宪法而被否决的。

※※※

就在布里克修正案被挫败的那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过他六十六岁寿辰。他是个德高望重的政治家，看上去也是那样。他一切都与众不同：狮子般的头，严峻的脸孔；“大都会”、“灰石”、“市区”、“世纪”等俱乐部的会员；卡内基基金委员会、基督教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联邦理事会的主席，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巴黎大学、乔治·华盛顿法学院学位。

杜勒斯生平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他是基督教长老会教徒。他认为他对宗教的笃信是他的重要力量，但事实上这是一个负担。对他说来，反对共产主义不过是长老会教义的必然结果。这和苏联领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福音（据乔治·凯南的看法）是一样的。因此他的外交，也和苏联人一样是僵硬的、教条的。艾森豪威尔信奉妥协与和解，但他选来执行他的外交政策的人，对这两者都极不相信。杜勒斯巧妙地挫败了史塔生的裁军计划，其理由是北大西洋条约的同盟国会将裁军看成是美国决心减弱的表现，对他说来，灵活性比之软弱性还要糟，这完全是不道德的。谁不同意他的强硬教条，谁就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1953年他第一次出国时，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名义，向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送了一支镍制的自动手枪。这是向各个中立国的政治家们提示：要赢得美国友谊，就要以武力对待诡诈的共产党人。但对中立国的领袖如印度的尼赫鲁说来，世界可没那么简单。他想在这两大敌对阵营之间表明有自己的立场。他认为有必要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殖民主义。杜勒斯则认为中立是件坏事。他理直气壮地向巴基斯坦运送军火，从而丧失了印度的友谊。

尽管杜勒斯口若悬河，五十年代亲苏政府被推翻的只有美国后院的一个小国，那就是危地马拉。这是否是个成就，也还是个问题，因为它播下了种子，使后来拉丁美洲发生种种挫折。但是杜勒斯宗教式热情中的最令人不安的一点，就是他有意识地煽动东欧国家的人民。他许下诺言，要把那里俄国的暴虐统治“推回去”。1953年7月17日，他在内阁会议上以极其喜悦的心情说，三天以前，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和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候爵同他一起，对东欧人民的“真正自由”表示关心。他说，这是“就我所知，伦敦和巴黎第一次愿意接受这条原则。”

休斯在这次会议的笔记中愤怒写道，“难道他真的相信，语言真的可以解放人民、解放任何人吗？”但杜勒斯本人相信与否倒没那么重要，重要的倒是从什切青市到的里雅斯特市那些听他讲话的人民，都轻信他的话了。他没有说明美国帮助他们解放的决心，只限于采取“一切和平手段”——这个限制是艾森豪威尔总是小心翼翼，不会忘记提出的——这就带来悲剧性的后果。东德的城市爆发了罢工，纵火和暴动。在苏军坦克把三万东柏林人发动的暴乱镇压下来以后，艾克向报界强调，美国不准备对东欧进行实际干预。但是到了11月末，杜勒斯在煽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骚乱了，因为他宣布美国不会承认俄国对这些国家的合并从而“确定了他们的被奴役地位”。

幸而杜勒斯经常不在首都，这使那些爱用较低调子进行外交的人感到松一口气。实际上他在到处旅行，象兜售人寿保险单一样，建议各国和美国结成联盟，作为对付侵略的保证，把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钢筋，将非共产主义国家紧密连结起来。除了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而外，又加上重组起来的美洲国家组织（OAS），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然后又在中东，签定巴格达条约，后来又发展为中央条约组织（CENTO）。美国没有参加，但对它大力支持。他和包围共产党国家的国家所签订的条约，每年又都加上新条款。到了后来，美国一共对八个安全条约承担责任，要保卫四十二个国家。沃尔特·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写道，“杜勒斯表明他不是个谨慎的、精打细算的外交家，而是一个赌徒，随便把我国的血汗、财富和荣誉拿来向外国开支票，比任何一个国务卿想充阔的还要阔绰得多。”

尽管在杜勒斯生前，没有哪些国家要他把支票兑现，但假如有这样要求的话，那么要负责兑现这些支票的人们倒是非常担心。有很多在国会各委员会里作证的人，都惊惶地表示，一方面美国承担的军事义务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它又在削弱自己的实力。作为一个将军，艾森豪威尔对五角大楼并不太尊重。他有一次将空军的预算削减了五十亿元，得罪了霍伊特·范登堡将军。在福摩萨出现一次周期性的紧张时，他又发出一个指示，将部队从三百二十万减为二百八十五万。他能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是个五星上将的总统。他对对方提出来的战略考虑，都说是在核时代并不实际，加以拒绝。有一次在白宫开会讨论进一步削弱部队数量时，他说“如果你冷静地从逻辑上考虑问题，那么在地面部队身上花钱，还不如建筑公路有利，因为这样做，在敌人进攻时有利于大城市疏散人口。”

总统知道他想达到什么目的，而已成为内阁里强有力人物乔治·汉弗莱又支持他。他们的目的是要纳税人减轻负担，并认为这是正确的办法。谢尔曼·亚当斯写道：“这个‘新姿态’和它的以核报复为基础的规划，显然是艾森豪威尔命令把地面部队减少的原因。”艾克是总司令；承担责任的是他。为了排除思想混乱，他指示五角大楼制订计划时，要假设美国将以核武器来进行任何未来战争。国会里的民主党人提出意见，认为美国受了哄骗，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里去，而总统这样搞，则是有其政治日的。是的，确有一部分是政治目的。政府提出的一个更为虚伪的诺言，就是“每块钱都要花得更值得，”战略上单一武器论对那些寻求简单答案的人亦确实具有吸引力。很显然，美国并不准备发动征服别人的战争。所以他们说，国防部顾名思义，就应只是搞防御。他们只要求美国不受侵略，大规模报复的威胁，目的就是保证美国不受侵略。

当然，他们的理论是达不到这样的目的的。而且在总统和国务卿各走各的路的情况下，也没有可能达到目的。一方面政府的外交政策慷慨异常，而它的军事支出则吝啬小气，这是个矛盾。但这点很少受到观察家的注意，这真使人奇怪。在两次大战之间，历届总统们努力避免卷进国外事务的时候，报复政策可能是有效威慑力量。但是美国已不再是这样的国家了。“英国式和平”己由“美国式和平”所接替。过去英国要派遣炮舰巡逻的地方，现在则由美国派出杜勒斯和他的圆珠笔。超级大国要有多种的威慑力量，才能保持和平。正是因为这点，那种所谓“每块钱都要花得值得”——似乎世界政治只是象7月4日庆祝国庆那样——实在是不切实际的空话。

年青的亨利·基辛格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954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担任哈佛大学政治系教职以后，就写了《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对美国的世界地位进行了逻辑严谨的分析。他的结论是：大规模报复是一种谬论：由于政府进行有限度战争的能力大大削弱，并且除了核弹就别无其他武器，每一次外交上发生分歧有诉诸武力的危险时候，就要把国家的安全作为赌注。迪安·艾奇逊也看出了矛盾。他在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对政府所谓大规模报复使美国取得“主动权”进行分析，认为这种谈话是荒谬的。他说，大规模报复只是别人采取主动权的反应。理查德·罗维尔对矛盾看得更清楚，他在1954年4月8日的《华盛顿来信》一文中预料，“在印度支那，原子弹和弓箭一样无用，一旦那里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就只能把地面部队恢复到原来的实力，接着还要扩大。”

※※※

华盛顿与印度支那相踞整整十二个小时——一处是半夜，另一处则是正午——艾森豪威尔总统1954年2月10日早上10时半走进印第安人条约室，举行每星期三定期记者招待会时，黑夜正好笼罩着河内法军司令部法兰西大厦。有记者向他问及远隔半个地球以外那个地区的严重的军事形势。他说：“把差国在那个地区卷进热战，我比谁都更激烈反对。因此，我命令采取的一切步骤，其目的都是，只要有可能的话，使我国不卷入。”

“总统先生，”接着一个记者问道，“你这句话能否理解为：不管印度支那战事怎样发展，你决心不卷进或者不是更深地卷进战争呢？”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无法预料未来的发展。但是，他又说：“我认为如果美国现在在任何这些地区中深深地卷入一次全面战争，我看就是没有比这更大的美国的悲剧，特别是如果要用上大部队作战。”

比之后来的发展来说，当时美国部队在越南是为数很少的。早在上一届政府时，它们就在那里了。直至四十年代末为止，印度支那的三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都是法国殖民地。1949年12月30日，他们的地位略有改变：巴黎承认它们是“法兰西联邦”内的“独立国家”。所谓“法兰西联邦”多半是做个样子，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一种象征性的姿态，目的是对付苏联所支持的胡志明的越盟叛军。1950年2月7日，华盛顿和伦敦承认了这三国，艾奇逊还强调说，美国的“根本政策，就是支持附属国家的人民，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演变，走向自治与独立”。他本来希望亚洲有些国家跟着就会承认这三国。但是，他们不愿采取行动，因为法国支持的傀儡保大亲王宁愿在里维埃拉晒太阳，当个不到职的国家元首，这使他们反感很大。艾奇逊不顾各国对保大的普遍蔑视，还是顽固地把美国的声誉押在印度支那。后来他回忆起来就很后侮，因为国务院里有个名叫约翰·奥利的同事曾警告过他，美国正在逐步采取这样的立场：“我们有取代而不是补充法国的责任的倾向。”奥利说，美国会成为法国的替罪羊，陷入直接干预的泥坑，他指出“这些情况是会象滚雪球那样的。”但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决定……既然我们干起来了，我就不再回头看了。”

到了艾森豪威尔就职时，美国已经负担法国三分之一的费用，向印度支那输送军火，向他们提供两百名空军技术人员。艾克也照样援助越南，但这样援助已显得不够了。越南危机已经深化。到了2月那个早上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越南危机己经集中到一场大战上，这场典型的交锋，比夏伊洛战役【夏伊洛位于田纳西州，是美围内战时一场重要战役的所在地，时间是1862年。——译者】和阿尔贡战役【阿尔贡在法国东北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此进行重大战役。——译者】更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和影响美国。胡志明的杰出统帅武元甲将军，七年来把法军一直弄得七晕八素。在圣西尔军校训练出来的法国军官，对武元甲的游击战术完全不知所措，彷徨无策，因此下决心要引越盟出来进行一场决战。1953年11月20日，他们在河内以西约二百英里的一个战略点，投下了一万五千人的降落伞部队。这个地方是个交通要冲，是通向中国、东京湾和老挝的枢纽，它在泰族境内，名字由三个泰文组成：奠就是“大”，边就是“边界”，而府就是“行政中心”。奠边府意思就是边界行政大中心。【这个解释似不符原意。——译者】这个名字可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了。

从地理位置来说，东南亚的这一部分是最险要的：悬崖峭壁、峰峦峥嵘，丛林深邃，谷峡险阻，大河汹涌。但是，各地区到处都有一些平坦的洼地，星罗棋布。其中较大的还可修整为跑道。奠边府就是这样的盆地。它状如长形橡树叶，枝脉都是小溪，而大河则是其中主脉。它有十一英里长，三英里阔。周围则山峦层叠，密林深翳。法国降落伞部队在这里建了一个机场，还有很多“豪猪”——即能保护这机场和出击敌人的坚固据点。自从马基雅维里时代以来，军事战略家都要指挥官们夺取高地，认为如果一方盘踞高地，就可以用炮兵摧毁对方。但是法国人没有占据俯瞰奠边府的各个高山。在游击队活动颇繁的情况下守住这些山峰是不易的。因此河内的指挥部认为没有必要。在法兰西大厦的战地记者听说，法国的大炮比武元甲能摘到的厉害得多，而且在到处都是群山重叠的情况下，越盟是没可能把大炮拉进来的。

法兰西大厦估计错了。11月份以来，九万个越南农民就把105毫米的野战炮拉过了荒林野岭，来到了奠边府。到1月份，武元甲的大部分炮兵部队已进入阵地，俯瞰着下面一片灰黄色的平原。2月10日，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白宫印第安人条约会议室回答有关越南问题时，越盟的第五十七团，在经过艰苦行军和休整以后，已经从山上那月色如洗的斜坡上看下来，俯瞰着那些保卫着已入睡乡的十二营法军的碉堡群。后来，游击队的指挥官何文贤上尉告诉别人说，机场周围火炬摇曳，使他记起他们村里有人死的时候在各家的茅舍面前点起的一堆堆柴火以悼念死者。

3月13日曙光初露，武元甲就开始炮击，展开对奠边府的围攻。法军放出烟幕掩蔽机场，但没有成功。飞行员开始称这个浅盆地为“夜壶”。三天以前，在另一个星期三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个记者向总统提到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的话。斯坦尼斯当时就提出，美国已派驻空军技术人员在越南，可能导致美国投入战争。艾克说，不会的。除非国会运用宪法权力宣战，否则美国不会对越南进行干预。

历史学家可能会提出疑问：为什么会提出美国卷进去这个问题呢？联合国并没有在印度支那承担义务，而且一直到不久以前，美国还没和这个地区发生过什么关系。过去的美国总统对这个地方真正感兴趣的，只有罗斯福，而他也只是要把它从法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艾森豪威尔在一年前，还不愿把亚洲的一场反共战争扩大。他指出即使对奠边府进行的仅仅是空袭，也是冒险的，也可能使美国空军和中国空军对抗。不管怎样，进行决战的机会是不大的。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比之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力量小得多。

但是，除了艾森豪威尔而外，大多数政府领袖们并不这样看。在他们看来，美国是自由世界里最强大的国家，是对抗世界共产主义的全球性斗争的领导力量。朝鲜停战以后，这种斗争中唯一的武力冲突就是在印度支那。主张干涉派认为，如果共产党在一条战线上取得胜利，所有战线的安全也就会有危险。知识界里也是这样看。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沃尔特·罗斯托在《代达罗斯》【代达罗斯，希腊神话中的建筑师和雕刻家。——译者】一书中提出理由说：

苏联和中国地面部队的调动，可以使美国丧失欧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同样，如果这个关键性地区里的男男女女不论由于希望或者失望而转向共产主义，这种力量平衡也会丧失……。如果我们成了集权主义的汪洋大海中一个民主的孤岛……，美国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舆论认为，只要美军还是在朝鲜战斗，那向法国人提供金钱、大炮和对策也就够了。按这道理推下去，现在这样就不够了。如果不能提供更大的帮助，自由世界就会受到威胁。

前一年9月，艾森豪威尔已批准对法国人增加援助——即1954年底以前，向他们提供三亿八千五百万元。那时杜勒斯将美国在印度支那的目标，确定为要使纳瓦尔计划取得成功。这个计划是以该地法军统帅命名的。杜勒斯解释说，这样，“就会在1955年作战季节结束之前，把有组织的共产党侵略者”击败，只剩下扫荡战，而“大部分”可以由越南部队“在1956年完成。”纳瓦尔计划失败了。但直至1954年1月4日，总统和国会领袖们研究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时，还没有考虑向印度支那运送美军问题。艾克希望取得国会同意，继续给法国军援。一个共和党参议员提出，这是否意味着把美国部队送去越南。“不，”总统为之愕然。他说“我可以加上‘物质援助’几个字。”他果然这样做了。

3月的第三周末，印度支那的情况已经恶化。杜勒斯对法军还有很大信心——3月23日他还预料他们会胜利——但是五角大楼就不那么肯定。来自奠边府的消息是凄凉惨淡的。武元甲的炮兵据着盆地的边缘，使机场实际上不能使用。用C－54型运输机向那被围的十二个营投掷物资，只能部分取得成功。如果从六千英尺至八千英尺下投，就有一半投向越南军阵地。如果在四千英尺下投，越南军的高射炮就击中了大部分的飞机。故人的阵地从四面八方逐步压向法国的据点，在好些地方安置了自动武器。巴黎通过外交途径向华盛顿提出，请美国迸行空袭来减轻被围法军的压力。3月22日，法军参谋总长保尔·伊利将军还飞到华盛顿乞援。

李奇微极力反对。他说，如果同意了出动美国空中力量，那么调派步兵就只是时间问题。他知道那里地形的一些情况：稻田、丛林、坏得难以想象的公路网，非常可怜的通讯设备。连海港也很差。美国要进行干预，那就是“悲剧性的冒险”行动，他把意见写成书面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后来又在他的回忆录《军人》一书中说，“对一个有他那样战争经验的人说来，这意味着什么，几乎是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的。”但是另一个也是有战争经验的雷德福，则认为派美国轰炸机是个好主意。至于国务卿的立场如何，到了他在3月29日星期一海外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时，就谁都不会再怀疑了。无论他的口吻和演说的内容，都同样是冷战的辞句。

在当前这样情况下，不管共产党俄国和它的盟友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手段，将他们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东南亚，都是对整个自由人民的严重威胁。美国感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不能逆来顺受，而应以联合行动来对付。这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危险。但如果我们今天不敢下决心，几年以后我们面对的危险就会比这些危险大得多。

杜勒斯星期六在国务院和国会两党领袖们开会，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对法国阵地进行集体防御——即由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派兵远征。他自己很有信心，以为他可以吓唬中国共产党，使他们放弃支持胡志明。他说，如果这个不成功，就要把越盟消灭。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就算只是在理论上妥协也不行。有个观察家对他的讲话得出的印象是：国务卿“非常怀疑，如果在印度支那建立了共产党政权，美国是否还能存在下去。”

星期日晚，杜勒斯同总统和雷德福在总统的椭圆形书房开会。那时的问题就是：应不应该干预，知果要的话，该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同时皮杜尔又在巴黎催促狄龙大使。他们竟热要求使用原子弹，可见巴黎绝望挣扎已经到了何等程度了。有两艘栽有核武器的航空母舰，和第七舰队一起在东京湾巡逻，但事实上华盛顿没有谁真正考虑要使用核武器的。【法国人的印象就不同。参看儒尔·罗伊的《奠边府战役》，巴黎版，1967年，第270页脚注。】事实上，艾森豪威尔禁止进行任何空袭。他愿意在一定情况下考虑杜勒斯的“联合行动”，由盟国共同出力。法国人一定得同意把战争进行到底。他们必须让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完全独立。必须由法国和印度支那二国请盟国（即美国和英国）介入。最后，要由国会而不是总统作出决定性的一步，因为国会有权宣战，而总统对没这权力。杜勒斯在上述条件范围内，可以尽力干去。于是，在艾克和丘吉尔电讯往返，试探了后者的意见之后（他后来的态度比之艾克更为保留），国务卿就出发，看看能否在伦敦和巴黎结成联盟。

三天之后，总统就在英语中增添了一个新隐喻。他虽然不愿意美国插手干预越南，但是他却坚信冷战的信条。杜勒斯在海外记者俱乐部的演说未发表之前，他就看过了草稿，也表示同意。他在那个星期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度支那命运攸关的远远不是法国的威信问题。共产党在那里胜利，就会扩大赤色帝国，并使美国失却重要原料。这意味着自由世界将失却整个东南亚；接着就是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线受到威胁，这就是指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福摩萨和日本。他说：“你竖起了一排多米诺骨牌，推倒了头一块，那么最后一块的命运肯定也会很快倒下来。所以这就是全面瓦解的开始，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杜勒斯从欧洲回来，觉得迅速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很大。英、法外交部对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似乎听得进去。如果说在这次危机中陷入重围的法兰西大厦有任何可能取得盟国大量援助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机会了。丘吉尔还没有倾全力反对，而法国人为了取得盟国的大量援助，几乎除了凯旋门而外，什么都愿意牺牲（事实上这时游行队伍正在凯旋门下一片沸腾，抗议扩大战争）。艾森豪威尔的态度看来虽然不可动摇，但他也会回心转意的。如果他还是不愿意，国会也可以采取行动。

正是在这出戏发展到这个阶段，理查德·尼克松进入了舞台中心。他当时的动机如何我们不清楚，而他也从没有就此澄清过。那时，他似乎是华盛顿最激烈的鹰派，但当时和现在，首都都有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为政府放出试探性气球而已。选择的场合就是4月16日星期五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年会上。他的发言本来是非正式的，但内容这样耸人听闻就无法保密了。有人问他如果法国撤出越南，放弃这个国家，美国怎么办。美军会对法军的地位取而代之吗？尼克松说，他们应该这样做。自由世界的处境困难，极为狼狈，要是再在亚洲后撤的话，就很难想象了。他但愿法国能固守下去，取得胜利。“但是，在当前情况下，如果为了要在亚洲特别是印度支那防止共产党进一步扩张——如果为了要避免这一点而我们必须冒一冒风险把美国军队投进去，那我认为行政部门就不得不采取政治上不受人欢迎的立场：即正视这个行动，采取这个行动。而我个人对这样的决定将会支持的。”

马上就有了反应了。政府某些成员可能已有准备要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但报纸舆论还没有这准备。各报社论要求艾克否认副总统所说的是政府的意见。国会也没有准备，它谴贵尼克松患有不负责任的沙文主义。在国外，有关美军军事调动的片片断断的报导，立即引起各种神经质的反应，使盟国派远征军的可能性全被打破了。英国决定等候当月要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十九个国家参加的关于亚洲问题会议，看看能在会上取得什么结果。星期一杜勒斯从奥古斯塔回来（艾森豪威尔在那里打高尔夫球），向记者宣布，美国对越南进行干预是“不大可能”的。

4月下旬，法国向美国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请求援助。那时杜勒斯和雷德福都在巴黎处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事情。皮杜尔向国务卿提出，请美国进行空袭，否则奠边府就会失守了。杜勒斯答说他会考虑这问题，但这不过是客气表示而已。艾森豪威尔已再次通知他，只有国会通过决议才能把美国军队派进越南。而且杜勒斯也看到巴黎报纸的报导。他们对被困的法国守军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现在奠边府的危局已经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编辑们都在首版刊登从越南发出的一鳞半爪的报导。读者终于知道，法国给这场战役的代号是“秃鹫”。登在第一版的地图列出这个陷入重围的堡垒的据点——取名为安妮－玛利、加布里埃尔·多米尼克、依莎贝尔、休格特、弗朗索瓦、克劳丁、比阿特丽斯的小山，还有一对小山伊利安一号和伊利安四号——外号“洛洛布里吉达姊妹”。法军指挥员克里斯蒂安·德·卡斯特里上校已被提升为准将，因为他既然是个英雄，就该有个将军的称号。一个名为热纳维埃芙·加拉尔－泰罗比的女护士拒绝乘最后一班飞机飞回河内，被人称为“奠边府天使”。还有几种传说，德·卡斯特里知道他的一部守军已经是厄运难逃，就命令他的炮兵向着他自己开炮。

关于这个围城的报导，许多其实是传闻失实。德·卡斯特里没有叫炮兵向他自己开火，因为他早没有炮兵了。美国报章的《孤军奋战》电影式的报导，和当时围城的实况，也没有任何相同之处。但这些都不能责怪战地记者，因为法军总部也有很多情况不了解。到了复活节那个星期天，法兰西大厦的满胸绶带的军官，在这每年一度的节日里，在河内大教堂唱赞美诗的时候，他们对“秃鹫”的情况就已不怎么了解了。飞到那里上空去了解情况的观察机，不是被武元甲的高射炮火打下来，就是被赶跑。整条跑道都在越南军队的机枪控制之下。最后，用C－54型运输机空投补给的尝试（包括德·卡斯特里的准将星章，庆祝他晋级的白兰地酒，成盒成盒的战斗十字奖章和荣誉军团勋章等等）也完全失败了。现在已落入越军手里的地堡里的无后座力炮，已朝着那些向着降落伞跑去的法军瞄准射击。第二天越盟电台兴高彩烈地宣布，他们已把空投补给，包括白兰地酒在内，全部缴获了。

奠边府的法军现在处境之惨难以想象。阵亡人数已达一半。他们一会受到热带酷日的无情煎熬，一会又受到倾盆大雨没头没脑的浇淋，躲在堆积如山的粪便和腐臭难闻的尸体当中。炮兵阵地丢失以后，怎么进行反击都没有奏效，使他们陷入绝望之中。相反，武元甲的一零五毫来大炮一直打个不停。越军的战壕蜿蜒曲折，逐步向法军逼过来，敌人步兵也愈靠近。有一阵子，突然传来好消息，说河内派来了援军，接着又说美国来了大队空军。不管士兵、军官、甚至德·卡斯特里自己都有点相信这种传说，因为他总不能相信，纳瓦尔是要他来这里送死的。现在到了4月，他知道了。河内命令他把军火和补给全部炸毁，以免落在敌人之手。至于部下士兵，他应让他们知道，他们挡住了越盟的大军，保卫了法兰西的荣誉，这样来动员他们进行最后决战。

5月7日，奠边府在被围五十六天之后，终于竖起白旗来代替三色旗，然后又挂上了越盟的金星红旗。法兰西的荣誉一去不复返了。亚洲问题的多边会议已在日内瓦召开。但是还是有人谈论美国是否派远征军问题。“没有作出派遣美军到越南的决定，”爱德·默罗在评论这个会议的广播中说，“但也没作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派遣军队到那里的决定。两者比较，第二句可能还更重要。如果问题归结到最后是把印度支那丢给共产党还是把它救出来的话，采取某种干预的形式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接着，杜勒斯对参加会议的国家说，虽然印度支那很重要，但从挽救东南亚使之不沦入共产党统治的意义来说，还不是必要的。这就为达成妥协铺平了道路。越南暂时以十七纬度为界分为两半，双方的谅解是要在1956年7月20日在南北两方都进行自由选举后统一起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罗伯特·多诺万写道：这宗亏本的买卖最好也只能是这样的了，多米诺骨牌不至于“一下子就全部倒下来。”

与此同时，国务卿继续努力，设法在亚洲结成联盟，因为艾森豪威尔己声明，“自由世界”知道，“对朝鲜和东南亚的侵略”是“对整个自由世界的威胁，只能通过联合行动才能对付”。杜勒斯这个任务，终于在9月在马尼拉胜利完成。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和美国的代表来到这里，提出保证要进行联合防御对付侵略。这个协议使他们结成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中第四条就是，这些国家中如果有一个遭到进攻，他们便有共同行动的义务。不但有条文规定对付外部威胁，也有条文规定对付内部颠覆活动。另有一个议定书，将这条约的保护扩大到包括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美国的外交这时似乎有点一帆风顺。至于日内瓦协定上南越或美国代表并没有签字，这点很少人认为是重要的。杜勒斯在会议上的官方身份，只是个观察员。既然没有签字，两方都没有义务来履行两年后在越南举行选举的保证。这就理下了伏笔，而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没有进行选举，就会引起内战重新爆发。所不同的是，这次越南起事会被指责为“侵略”，从而也就是对在马尼拉组成的联盟的每一个成员国的挑衅。约翰·奥利所说的“滚雪球”已经开始了。

10月，国务卿在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对内阁的部长们说：“美国从没有象现在那样受到别国的尊敬，对外关系也从没有现在那么好！”

后来在私下里谈到越南时，他又说：“我们在那里是手脚干净的，没有任何殖民主义的污点。至于奠边府失败，焉知非福。”

第二十一章 主席先生，主席先生

过后一个时期，奠边府这个幽灵在美国人心里会变得愈来愈可怕。但在当时，那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它的陷落还不算是1954年的唯一一件大事，甚至还不是头条新闻之一。那年，美国的新闻特别多。1月份，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舡鱼”号，使用核动力，从康涅狄格州格罗顿市的海军造船厂驶了出来。六个星期以后在底特律，六个密执安州的共产党领袖被判犯有阴谋推翻美国政府的罪名。总统面临着经济衰退即将来临的不容置辩的迹象，在3月12日内阁会议上，决定把经济衰退称为“循环调整”。

《麦考尔》杂志在1954年复活节那一期，提出所谓“共进共出”【指家庭成员在社交活动和文娱活动中能有很多时间是在一起，使家庭成员关系团结而稳定。——译者】，马上就风靡一时，有了一种社会改革的味道，几乎成了五十年代美国国民的共同目标。4月1日，空军学院成立，它的第一期学员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劳里空军基地宣誓入学。国防部长查理斯·威尔逊批准把华盛顿州的约瑟夫大水坝交给一家美国建筑公司承建，虽然一家英国公司投标造价还要低一些。还有两院都通过了建筑圣劳伦斯河的内河深水航道。

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于6月19日处决，在此以前在白宫外面有人示威，反对这样的判决，但是另外也有一队喧哗不堪的赞成判刑的青年示威者，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着“两份煎罗森堡肉排马上就好”。海军作战参谋长罗伯特·卡尼海军上将增加了冷战紧张气氛，因为他对记者说，他和他的参谋部认为，中国共产党将在一个月内向金门和马祖两个沿海岛屿展开进攻。总统说，“他们掌握了我所没有掌握的情报。”但是他还是警告说，要向福摩萨进攻，都“要从第七舰队身上杀出一条路过去”。内阁在7月23日会上知道经济指标不久就会上升，可以结束所谓“循环调整”，都感到高兴。8月份的卡洛尔旋风，把波士顿市那座有历史意义的“老北部教堂”的尖塔刮了下来。后来9月份，埃德娜和黑兹尔旋风，又接踵而至。

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在百慕大讨论世界和平问题。原子能委员会在10月5日批准了一个合同，由以埃德加·狄克逊和尤金·耶特斯为首的南部一家公用事业集团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西孟菲斯市建一座发电厂。艾森豪威尔总统谈到他的政府的政治态度时，最初说是“有活力的保守主义”，接着改为“进步的、有活力的保守主义”，又说是“进步的温和主义”，然后又说“温和的进步主义”，最后又是“积极的进步主义”。1954年12月21日，克利夫兰市一个整骨科医生塞缪尔·谢泼德被判犯有在7月4日谋杀妻子玛里琳之罪。攀登埃弗勒斯峰的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在中西部演说，使听众大感兴趣。有关吸烟和心脏病关系的头一批科研报告出来了，全国各地都畅销一时。

《花花公子》每份卖五角钱，在五十年代报摊上和它竞争的有《鉴赏》杂志（每份五角），《秘密》杂志标榜“未经审查，不得发表”（每份两角半），《狂热》（每份一角）和五十年代里最畅销的期刊《电视指南》，每份一角半。到了五十年代末，这已经在五十三个地区出版，订阅人数己达七百万了。

美国的吸毒风气还是很久以后的事。但是人们在一些博普音乐会上【爵士音乐发展的一个阶段，以节奏疯狂等为特征。——译者】听到如迈尔斯·戴维斯和特龙尼亚斯·蒙克等大师的演唱时，就可以听到有关吸毒文化的词根了。他们管把钱叫作面包，少女叫作小鸡。把懂得说成是flip（啪嗒），过去说fabulous（好极了），现在说crazy，它的最高级形容词则是cool，groovy，the end，far out，后来还发展为out of sight。学时髦to be hip（嬉皮），如果有人嬉皮到了心醉神迷精神恍惚时，就叫做hippy（嬉皮士）了。

广告语言当时比较流行，在整个五十年代成了知识界谈笑的资料。由于整个社会对广告商愈来愈重视，而他们也变得愈来愈聪明，于是他们所创造的流行一时的行话就在一个短暂时期内成了语言的组成部分。1954年风靡一时的词，是后缀词“wise”，意即“关于”“在……方面”或“象……那样”。用得太多就变了样，结果它就成了一个万能词。例如你不说“今年的汽车都是镀铬的”，而说“在式样方面，今年汽车都是镀铬的。”从钱方面来说，工商界巨头就是富有的。从先后次序方面来说，失败者是最后的一个。从年龄方面来说，少女就是年青。从服装方向来说，她可能是很时髦的，从性格方面来说，她是很迷人的。从痛饮方面来说，你可能痛快它一个晚上。从头方面来说，你早上就会痛得够呛；从工作方面来说，你还得赶上班。

在曼哈顿岛麦迪逊大道的另一边，就是流行音乐的中心——锡盘巷。在那里，掌握着牛耳的还是那些民歌手。1954年最流行的歌曲是基蒂·卡伦的“事小情深”。紧接着的就是佩里·科莫的“征求”，弗兰克·西纳特拉的“青春的心”，和平顶头乐队（那时不剃平顶头而留长发的，只有那些古典音乐家）的“嘘……砰”。阿尔奇·布莱亚的“赫纳多的躲藏处”也是当年令人难忘的小调。四王牌乐队的“冷饮店里的三个铜板”是由多萝西·麦圭尔，克利夫顿·韦伯和琼·彼得斯等主演的同名的高级彩色宽银幕电影的主题歌。有关纽约江边码头区营私舞弊的消息在1954年整年连续不断——4月15日艾伯特·阿纳斯塔西亚被吊销国籍——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将它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给了“在江边”。当年获奖的还有，“该隐号哗变记”，“乡村少女”，“七兄弟七新娘”，“萨布莱纳”，“经理套房”，“谋杀案件请拨M号电话”，“后窗”和狄斯奈的“海底二万海里”。电影赚钱还是不多。但至少暂时来说，有才华的人还是留在好莱坞。

被《剧艺报》亲志列为1954年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的是“我爱露西”，“拖网”和格劳乔·马克斯、爱德·沙利文这样不同的人物。电视喜剧中的真正优秀节目：锡德·凯撒和伊莫金·科卡的星期六晚的“你最爱看的节目”，经过一百六十次连续演出之后，在1954年宣告停演了。因为广播公司认为观众不感兴趣。但总的说来，1954年风靡一时的是“问答节目”：有“我有个秘密”，“把音乐停下来”，“猜猜是谁”，“猜猜是什么歌”，“我的行当”等。有些有巨额奖金的问答节目，如“二十一”，“六万四千元的问题”，正在流行一时。电视的巨片节目更令人感到兴趣，那是长达一小时半的场面豪华，成本浩大的长片。吉安卡罗·梅诺蒂1951年为电视写的供圣诞前夕演出的歌剧“阿曼尔和晚上客人”，受到各地的欢迎。但是，1954年电视主要巨片“缎子和马刺”结果却是很惨，它的主角贝蒂·赫顿只好退出剧坛。接着那年看来会好得多：玛丽·马丁的堂皇华丽的儿童剧“彼得·潘”，准备在1955年3月7日电视广播，但现在就已在各地签订合约了。

很显然，电视对美国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但要把影响明确地说出来就不容易了。有些人认为，电视广播太开放了，太听之任之了。电视节目比广播节日更多暴行，有关性问题更为明目张胆。五十年代早期的一个新发展是胸部半裸，看来女明星都是乳部丰满，而且以此为得意的。当德西·阿纳斯使他的妻子、合演者露西尔·鲍尔怀了孕，“我爱露西”节目的制片商就认为是千载一时的良机。每周节目里都插进露西的怀孕状况的筒报，甚至说她的丈夫由于她早期怀孕呕吐，自己也染上呕吐了。

事实上，电视只是指出一种趋势，而这个趋势的意义要再过十年才会显露出来。这个宣传工具本身并不能为时代定步伐。它忠实地反映五十年代的生活方式，但也和这方式一样，它本身是没有刺激的、没有害处的、不会引起争论的。它的最流行的主题都是讨人喜欢的，但与真正的问题毫不相干：比如洛丽泰·扬在每次节目之后所读的陈词滥调，戴夫·加罗维的“和平”，还有雷德·巴顿在画面外跳舞配合的“好好歌”等等。

这是商业节目吗？毫无疑问。但利润动机就和“共进共出”那个概念一样，同样神圣不可侵犯。谁要敢嘲笑它，那就几乎可以说是搞颠覆活动的确凿罪证。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兜售一点什么东西，美国人赞成这样做：妙就妙在市场的多样化。巴顿、巴东、德斯坦、奥斯本广告社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准备的一份秘密报告指出，对美国的选民说来，第一个大问题是外交政策，第二就是共产党在美国的渗透活动。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这家广告社不过是将他们的主顾愿意听的东西说给他们听罢了。美国人要的是赞荣，他们现在也正享受着繁荣，因为繁荣而胖起来，看到体重计上升还很高兴。这个市场是看涨的，而且还要继续看涨。底特律市预计雪佛莱汽车公司的黛娜·肖尔牌汽车在1955年的推销前景将会特别诱人。汽车工业有信心（而这又是有道理的）在明年推销近八百万部汽车，比之以前任何一年还要多一百万部呢。

1954年2月，有七千五百个共和党人来到华盛顿椭圆广场庆祝林肯诞辰，吃着纸盒包装的炸鸡午餐，唱“上帝保佑美国”。总统到场作了简短发言。那时，他没有卖弄什么“温和的进步主义”或者那一类的东西，他就是直截了当地用“保守主义”这个词，停了一下以后，就坚定地说：“不要怕用这个词。”他们听了热烈欢呼。共和党的中产阶级这时正十分兴高采烈。他们对自己能够做到保守、富裕、随俗从流，坚定保卫美国生活方式而感到自豪。他们对怪人、赤党、异端、名士派、激迸派、神经病、布尔什维克、疯子、左派、同路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怪物，毫不感兴趣。鸡蛋脑袋更是他们嘲笑的对象。他们绝不让那些不懂世故的大学教授们搞乱他们的摊子。1954年4月13日，詹姆士·赖斯顿在《纽约时报》报道，说原子能委员会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示下，宣布在罗伯特·奥本海默未审查清楚之前，不让他参与机密工作。他的罪名之一，就是“从1月21日起，曾竭尽全力，阻挠美国氢弹生产计划的实现”。

※※※

这个控告，是在五个月前，由两院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前执行秘书、担任参议员布里思·麦马洪的高级助手威廉·博登所提出来的。博登于1953年11月7日向埃德加·胡佛写信，说“罗伯特·奥本海默非常可能是苏联间谍。接着便是一份详细的材料，指控的内容，包括1942年4月以前，“他每月都捐一大笔钱给共产党”，“他的妻子和弟弟都是共产党，”和“他除了共产党以外，就没有其他密友”。

博登的动机如何，不得而知。但他没有什么新材料。政府早就知道奥本海默在三十年代，就是个中间偏左的无拘无束的空想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工作。最近他也没和华盛顿发生多大关系。有一个时期，他曾经是不下于三十五个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但1952年7月，他已辞退美国原子能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自从艾森豪威尔任总统以来，他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任所长，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这里。他还是政府顾问，所以保留参与极密工作的特许证，但他从没有利用这个证件。博登提出控告时，他甚至不在美国。他被聘担任英国广播公司1953年的声望很高的里思讲座。而在英国期间，牛津大学决定授给他第六个荣誉博士学位。究竟这样做是奥本海默还是牛津大学赢得荣誉，还是个问题。到了这时，这位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已是欧洲各个学会的会员。各种奖金，奖状、外国勋章都雪片飞来。而在国内，从美国文理科学院到《大众机械》的名人用物收藏馆，都有他的大名。

现在博登却说他是俄国的间谍。更加可能的是，他是科学界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美国两个著名核实脸室洛斯阿拉莫斯和利弗莫尔之间，有两种不同思想体系，双方核物理学家们正展开激烈的争论。洛斯阿拉莫斯派包括奥本海默的同事和门人，他们认为核导弹只应是美国各种武器中的一种。这就是所谓“有限遏制论”。利弗莫尔派或者说特勒派，则认为美国的安全，取决于核打击力量的无限制发展，这就是所谓“无限制遏制论”。大多数科学家是赞成前者的。但赞成“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政府，很显然是从“无限遏制”这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利弗莫尔派的人现在掌权，这实际上就是奥本海默躲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原因之一。但在他的对手看来，这还不够。这场争论使有些科学家失却清醒头脑——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决定人类将来的命运——有些爱德华·特勒的崇拜者决意要把奥本海默搞到声名狼藉。很显然，这些人是支持博登的。

但是博登只不过写了一封信，而那时在华盛顿各机关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信。除非某个官员认为信里有什么新问题，否则这样再来个涂污抹黑决不会引起他的注意的。这次情况就是如此。埃德加·胡佛长期以来就已怀疑罗伯特·奥本海默。1947年胡佛已尽他一切能事，把奥本海默打为危害安全的人物。《先锋论坛报》报导说，联邦调查局有关奥本海默的档案共有四尺六寸厚。博登寄信给他，可说是找到最会适的人了，而他很可能是早就知道这点的。

接着那三个星期，胡佛把奥本海默的档案，摘要成为一寸厚的材料。11月30日，他把材料送去白宫。同时抄送原子能委员会的刘易斯·施特芳斯和五角大楼的查理·威尔逊。威尔赴看完以后，给总统去电话，要求马上不让奥本海默到各个军事设施里面去。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使人很不安”（当然，不管你对奥本海默看法如何，你也会觉得不安的），召开紧急会议来研究这个指控。这位科学家知道这些指控吗？艾克提出问题说。当总统知道他还不知道时，他就指示要举行听证会。同时决定在奥本海默与各种政府机密之间，要筑有一道“大墙”。这是个引人注目的提法。尽管当时在场的只有威尔逊、施特劳斯、布劳内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卡特勒，但这个决定还是引起华盛顿议论纷纷，终于又传到了国会山约瑟夫·麦卡锡的耳朵里。

奥本海默从英国回来，就接到一封信，要他访问海军上将施特劳斯。施特劳斯要他马上到华盛顿一行；事情很紧迫，又不能在电话里谈。12月21日下午，这位科学家走进宪法大道原子能委员会那座亮晶晶的大理石大厅，到了第236号房间这位上将的壁上镶板的大办公室。施特劳斯正和委员会的总务处长肯尼思·尼科尔斯在商量事。他们请他在会议桌前坐下。接着寒暄了一会和谈谈熟人的情况以后，施特劳斯就尽可能有礼貌地告诉奥本海默，他已被怀疑犯了叛国罪。他把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向他解释，并提出一些体面的下台方法来和他研究。但奥本海歇拒绝接受。

圣诞节前夕，他遭到一个特别难堪的侮辱。原子能委员会的保卫工作人员光临普林斯顿研究所，把他手上所有的机密文件拿走。听证会这时已定在4月份举行。赖斯顿了解到这情况，他原来准备等作出了具体决定后才把事情公布的。但既然麦卡锡准备在参院公开这一个消息，说他迫使政府采取这个步骤，于是赖斯顿就把消息透露出来了。这是个轰动一时的新闻。而为了使它不再引起更大轰动，接着举行的听证会就有点偷偷摸摸的气氛。会议是在T－3号楼一所临时建筑物内举行，这房子是战时的物价管理局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的见证。会议不让记者和公众参加。为了不让记者们知道会场地址，奥本海默从后门走进去。这场审判——其实这就是审判——是在T－3号楼第2022号房间举行。这是个二十四英尺长，十二英尺宽的办公室，特别把桌子、椅子和一张破旧的皮沙发布置一番，以便临时象个听证会会场。奥本海默坐在沙发上，后来参加会议的人说，这位科学家“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有时好象心不在焉，而这个沙发就成了当时的被告席。”

房间的另一端设了审判席。坐在那里审讯奥本海默的法官是戈登·格雷，托马斯·摩根（已退休的工业家），沃德·埃文斯（西北大学化学系名誉教授）。代表原子能委员会的是它的人事保卫局的律师罗伯特·罗布。罗布采取起诉的检察官那样咄咄迫人的态度，使这次质询更显得有迫害的味道。他对奥本海默采取一种轻蔑的神态。要是一个陌生人走进2022号房间，他绝不会想到那个受质询的人就是完成原子弹试验的研究所所长。罗布把老掉牙的所有审判伎俩都使出来了：比如自己背着窗，让太阳直射着被告的眼睛。听证会上那九百九十二页的材料，到处都反映他那鄙夷的口气。

每过一个时期，奥本海默的神不守舍的声音，可以通过一个手提式扩音机听到。这是用战时情报部门电话录音带录下来的，这样做并没有征求他本人同意，甚至他本人都不知道。这是有意侮辱，有时甚至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程度。安德烈·马尔罗后来阅读听证会的记录时表示非常诧异：奥本海默毕竟是个自由的公民，为什么愿意坐在那里让罗布有意识地侮辱他呢？马尔罗说：“他本来应该站起来大声说：“先生们，我就是原子弹！”但奥本海默太缺乏自信，性格过于内向了。广岛被摧毁以后，他沉思得太多了。正如他对他的朋友所说的，“我们干了魔鬼所干的事。”

听了四十个证人的证词以后，这个听证会休会研究结论怎样做。把奥本海默说成是敌人间谍，这点是不成立了。“我们特别注意他的忠诚问题。我们已得出明确的结论，我国人民可以放心，他是个忠于美国的公民。”的确，调查小组认为“应该指出，奥本海默博士似乎极其审慎，这反映出他有异乎导常的能力保守重大秘密，不向别人透露。”调查小组中唯一的一名科学家埃文斯，要求恢复给奥本海默绝密工作许可证，但格雷和摩根不愿同意。他们不喜欢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他们认为“他的社会关系，反映出他对保密制度的要求极其不放在心上。”同时，还有他对发展氢弹的态度冷淡得令人不安：

我们发现他对氢弹计划的态度，确实使人颇为不安，以致使人们怀疑，如果他在国防问题上对政府的计划还是采取这样态度，那么要他继续参加这类工作，是否能符合保密的最高要求。

奥本海默就这二比一的决定，向原子能委员会进行上诉，这个委员会又以四比一的票数，维持原议。委员亨利·史密斯要求委员们注意：经过调查，奥本海默的“忠诚与可靠是毫无疑义的”，而从他本人的光辉成就看来，“他的贡献对我们国家的未来会有重要价值，”而“那种保密审查制度既……无这种义务也无这种权利对一个人的每一生活小节都加以规定。”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其他的委员们和他有不同的看法。对一个有伟大成就的人来说，在很多问题上是可以得到原谅的，而且比之格雷那个委员会来说，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们对奥本海默的对热核武器的复杂心情，也没有采取那么苛刻的态度。但是对于他不能同那些政治上相信邪说异端的亲友绝交，倒是认为一点也不能马虎的。

可笑的是，奥本海默被清洗带来的效果却和他的仇敌们所冀求的正好相反。他现在具有一个殉道者的新形象。相反，特勒却有点象被社会摒弃的人。这些玩弄权术的人本来以为他从此就可以高踞核物理学的宝座。谁知他反而被科学界人士疏远了。在著名的科学家中，反对奥本海默的只有他一个，被人认为是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是科学界而且还是科学本身的叛徒。在料学界的集会里，他受到别人的奚落。当他表白自己时，人们便走开了。到了最后人们虽然还可以和他一起开会，但他再也不受别人的真正信任。在小组讨论和漫谈中，他的同行们对他的态度都是敬而远之。他求援于恩里科·弗尔米，那时弗尔米已快死了。这位伟大的意大利科学家还是写了一篇文章，登在《科学》杂志支持他。但对反对特勒的人说来，这不过又是他一次违反做人准则的做法。他们认定他是个沽名钓誉之徒，继续对他冷淡。在科学界人士当中，他的斯特兰奇勒夫博士的形象已经形成。

与此同时，由于西太平洋地区偶然刮了一阵风，使斯特兰奇勒夫博士所象征的人类的命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使美国人略为瞥见了，他们现在所做的事，对美国和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的可怕景象。3月1日，在罗布准备奥本海默的材料时，原子能委员会又在埃尼威托克岛以东的比基尼珊瑚岛爆炸了第二个氢弹。它以相当于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二百万吨梯恩梯的爆炸力，把珊瑚礁爆裂开来——威力等于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九百至一千倍。接着，风把放射性微尘带过来了。气象学家们原来预料会出现往北刮的强烈阵风的。相反，风往南吹，吹到比基尼岛南一百二十英里，远远超乎试验人员所划为危险区的范围之外。这些放射性微尘落在一个日本拖网渔船之上。事有凑巧，这条船竟取名为“福龙丸五号”。这些日本渔民最初吓了一跳，以为他们遇上了前所未闻的热带风雪，到了他们回到他们的海港时，他们终于弄清了可怕的真相。全部二十三个渔民都病了，住进医院。接着，船上那个无线电员死了。与此同时，高度敬感的仪器装置，又在日本，澳洲、美国，欧洲的雨里甚至飞过印度上空的民航机的汽油里，发现放射性污染的迹象。

这样，有关死亡的词汇中又增加了一个：锶90，或放射性锶。这是有高度放射性的锶同位素，它在生物有机体中的半排出期是二十五年。袭击“福龙丸五号”的致命的风暴就是这种东西。这种锶90和钙一样存储在人体骨胳中，和放射性碘相结合，成了致癌物质，而这种放射性碘己在这些渔民的甲状腺内发现了。据说这对后代还会影响，虽然其影响要过很多代以后再能测量出来。施特劳斯海军上将把这些提出警告的科学家说成是“绥靖派”，“惊慌派”。他自己派出一队技术人员到世界各地调查，结果似乎证明他给这场调查起的代号叫“阳光灿烂”是有根据的。可是另一些调查人员倒是觉得颇为阴暗。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名誉教授A.H.斯特蒂文特说，“这个爆炸了的氢弹的最后结果，就是生育出很多畸形发育的人。”加州大学的遗传学教授柯特·斯特恩说：“由于过去这些氢弹试验，现在世界上每个人的体内，都已有少量的放射性物质。”而在比基尼岛进行氢弹试监的顾问、海军科研局核弹研究处负责人物理学家拉尔夫·莱普则提出预言说，到了七十年代某些时候，同温层内的放射物质的积聚，就会超过安全许可量，影响到地球上每个人的健康。

从二十年后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似乎超过当年春天的一切大事——布里克修正案所引起的激烈辩论，印度支那的危机，奥本海默的倒霉等等——然而在那时，它也和所有这些大事一样，被一个问题所盖过，这个问题荒谬绝伦、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甚至毫不重要，以致使人产生严重怀疑，究竟民主制度有无能力经得起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各种挑战。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相信，但当时整个国家在整整三十五天内，都热衷于一场争论：究竟是谁同意把一个有左倾思想的陆军牙医欧文·佩雷斯，从上尉按惯例提升为少校？

※※※

“谁提升欧文·佩雷斯的？”参议员麦卡锡反复提出质问。他始终没有弄清是谁，而事实上他对答案也不感兴趣。佩雷斯不过使他有个借口来插手军队的问题而己。事实上，这个牙医之所以当上少校，并不是因为他的上级的同意，而是因为根据“医生服役法”的规定，他可以得到自热提升，这是使军队待遇和民间收入拉平的措施，而这一条麦卡锡本人是同意的。佩雷斯于1952年10月进入陆军。一年以后，他得到了少校的铜质栎叶领章。第二年，人们发现他原来是美国劳工党的成员，这在当时就等于是个共产党了。1954年1月30日，他在新泽西州基尔默营在麦卡锡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援引了宪法第五修正案。人事行政局办公室已通知第一集团军把他解职，三天以后他被解除职务。但对那位威士康星州的新参议员说来这还不够。麦卡锡认为该把佩雷斯送交军事法庭，没有这样做，就说明陆军部已有共产党渗透进去，他就准备运用他的调查权力，来挽救这种局面。

研究麦卡锡的人认为后面还有文章，而事实上确是有的。肯定地说，作为一个虚无主义者，乔·麦卡锡是反对陆军当局的，即使没有其他理由，仅仅陆军是确立的权威这一点也就够了。在他未发现共产主义这个题目以前，他第一次在华盛顿捣乱就遇到了陆军。在突出地带战役中，有七十三名党卫军在马尔梅迪把一百五十名被俘美军杀害了。战争结束以后，他们被判处死别。但乔在1949年就为这些党卫军说话。这场争吵使这个参议员梦寐以求的在头条新闻标题上出现的宿愿得到了实现（什么“麦卡锡攻击残暴行为”；“麦卡锡暗示有神秘的证人”；“麦卞锡攻击陆军掩盖真相”等等）。结果这些德国人没有处死，而从那时到现在，并没有什么东西说明麦卡锡不再准备再和五角大楼较量一下。但是，他对陆军也没有积怨。他自己的利益和陆军的利益没有冲突。而且在1954年早期，他有更大的个人动机，要攻击其他机构。决定对陆军展开进攻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两个很不简单的年青人，麦卡锡的两名工作人员，他们可以说是五十年代的利奥波德和洛布【1924年芝加哥两少年杀人犯，他们自以为是超人。——译者】。他们的名字是罗伊·科恩和戴维·沙因。

科恩是他那一代热心政治的年青人的典型，就如马里奥·萨维奥【1964年加州大学哲学系学生、自由言论运动领袖。——译者】与马克·拉德【60年代青年激进分子。——译者】是他们那一代的典型一样。他身材矮小，一头黑发，感觉迟钝，目中无人，但记忆极好，过目不忘。他的垂下来的眼皮和他的肉感的嘴巴，使他表情显得阴郁而奸诈。他也和麦卡锡一样，只要是争吵，就都感兴越。他经常把他的黑发梳整好，这大概是能够说明他出身于较好家庭的唯一标志。他的父亲是个民主党人，是纽约最高法院上诉法庭的法官。罗伊的母亲简直崇拜她的孩子。当他还是小孩时，他的朋友的一个父亲主持一次旅行，请他参加。接着这个人便接到科恩太太的一个电话。她说：“你这次可幸运了。罗伊和你一起去。他聪明伶俐，懂得那么多事情。你一定会从他那里得到很多乐趣，而且你很可能会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

肯定他是早熟的。他在二十岁时就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只好在曼哈顿岛游游荡荡，等到二十一岁才当律师。那天，他宣誓就职，当了美国检察官助理。他成了研究所谓颠覆活动的专家，除了其他案件而外，还参预了雷明顿和罗森堡案件的审判。到了二十三岁，他就成了为沃尔特·温切尔和乔治·素科尔斯基提供内幕消息的来源，一方面他吹捧他们两人，另一方面这两个也吹捧他，给他写介绍信，使他得以爬向第二个目标：那就是，当美国司法部长詹姆·麦格雷纳里的特别助理。1952年9月，他达到了目的。科恩到了华盛顿第一天，就已露出一些征兆了：他在麦格雷纳里的私人办公室里宣誓就职，其实是不必再进行宣誓的；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他的职责，但又忘记宣布他的职称，于是又再开一次记者招待会来弥补这样的粗心大意；他还要求自己有一个私人电报挂号号码和一个通向他以前在纽约的上司的私人电话。两样都未被批准。但他还是想到办法把同用一个办公室的三个年青律师撵走，把这房间变为他的私人办公室。12月，他准备控告欧文·拉铁摩尔犯伪证罪的起诉书。这个案件没成功，但这时科恩已经不在乎了。1953年1月24日，他辞去司法部的职务，去当参议员乔·麦卡锡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

沙因比科恩漂亮。他是个长着金发的、懒洋洋的青年，脸孔和身材都象个正在发育中的希腊神。他生长于富贵之家，是安都弗学院和哈佛大学1949年的毕业生。由于他自己有个贴身仆从，和一辆巨型的有电话和无线电收发两用设备的黑色敞篷车，所以在哈佛期间就很惹人注意。哈佛的《绯红》小报描写他去参加聚会时说：

他从车里报话说：“这是戴维·沙因。我的车子现在经过科普利广场。请告知前进方向。”接着不久，又报话说“这是戴维·沙因。我现已到了肯莫尔广场。请告知我如何前进。”

他也和科恩一样，对共产主义发生兴趣。他在学校里写了一篇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后来印成了一本总共六页的小册子，题目是《共产主义的定义》。后来沙因成了名，《时代》周刊称这小册子为“出奇的简洁”。可是《纽约人》就不那么客气，说“它把俄国革命、共产党成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等等大事都写在这些大事并没有发生的那些年份里。它把列宁的名搞错了。它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搞混了。把马克思和列宁搞混了。把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和李沃夫亲王搞混了。它把十五世纪的乌托邦主义和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搞混了。”到了这时，要想找这本书就很不容易。但当《共产主义的定义》开始发行时，在沙因的旅馆业系统中，它还是和吉迪恩会【这是国际基督教徒组织，其工作是筹措款项，购买《圣经》，放在各旅店的房间里。——译者】的《圣经》放在一起；沙因旅馆业系统所属旅馆有迈阿密市的罗尼广场饭店，奥尔巴尼市的坦艾克饭店，洛杉矶市的大使饭店，阿特兰大市的里兹·卡尔顿饭店，博卡·拉顿市的博卡·拉顿饭店。有一位客人读了这本书感到很高兴，那就是本杰明·舒尔茨。这位犹太教拉比是一个“美国犹太人反对共产主义同盟”的头头。舒尔茨拉比找到这个沙因，并把他介绍给乔治·索科尔斯基。通过后者，沙因认识了科恩，而通过科恩，他又认识了麦卡锡。

把一位亿万富翁放在小组委员会的雇员名单上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如果谈到国会山里的所谓“资格”的话，沙因也没有什么资格。1953年初，科恩劝麦卡锡委派他这位新朋友为心理战的总顾问。本来这个职务根本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科恩自己别出心裁而已。但沙因很乐意义务效劳。这两个青年人在沃尔多夫饭店塔楼设立了临时总部，因为沙因在那里有长租套间。他们在那里策划对“美国之音”进行别出心裁的调查。他们悄悄地要求这个组织的雇员，秘密告发那些思想习惯异于寻常的同事。当麦卡锡谈到他有“忠实的美国地下运动”支持他时，他心里指的就是这些告密者。后来在弧光灯下进行电视实况转播的听证会后，报界普遍认为，这位参议员的这两个精力充沛的门徒，已把“美国之音”弄得人心惶惶。科恩和沙因当时才二十六岁。他们真不知会闹得伊于胡底。

他们飞去欧洲。在4月4日复活节那个星期天，他们在巴黎出现。接着十八天闹得天翻地覆，在欧洲各个首都进进出出，神气活现地摆出架势让记者们拍照，充分利用他们作为美国国会代表的权力与特权。不管走到哪里，他们后面总跟着一群兴高采烈的记者，他们一起唱：

没有错，科恩先生，

完全对，沙因先生！

或者唱：

啊，科恩沙因照东方！

啊，科恩沙因照西方！

麦卡锡心里就知道

科恩沙因指何方！

到了1953年后半年，麦卡锡周围的人很清楚，他对白宫已经是不怀好意了。感恩节前两天，他就把问题公开。11月16日，哈里·杜鲁门在广播中，曾尖锐地提到“麦卡锡主义”问题。乔要求给他同样的广播时间来就此进行答覆。一些广播公司也象政府一样，拼命想讨好他，于是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广播开始了几分钟以后，这位参议员就不是向着杜鲁门而是向着艾森豪威尔发泄他的怒气了。在前一个星期里，艾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不知道麦卡锡主义是什么。这时麦卡锡恶狠狠地说，他就会知道的。艾克曾表示他有信心能把政府里的危害安全的人物清除出来，到了下一年国会议员竞选时，政府里有无危害安全的人物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但参议员对他的无线电和电视观众说，这还差得远呢。“客观的、冷酷的、不愉快的事实”就是“共产主义还是一个问题，到了1954年，也还是问题。”

当然，他象煞有介事地说，在这方面共和党政府做得比民主党好得“不知多少”。但有“几个案件，我们打球出去，得分却是零，因为我们把球打到场外去了。”于是，他又象往常一样，举出一些案例：把姓名、日期、数字、档案都举出来——都是不对头的，虽然听众没法知道。乔说，他为此感到害羞，感到可耻，内心深处极不好受。但还不止此。虽然他已多次指点艾森豪威尔，但他还是和以前的杜鲁门那样，坚持执行和英国缔结的互助条约，尽管英国竟然和北京开展贸易，这简直是对朝鲜战场阵亡的美国男儿的侮辱。麦卡锡充满鼻音的声音这时响亮起来：

“我们难道还继续把香喷喷的钞票送给他们么？……现在是我们共和党人把这个沾有血迹的错误停下来的时候了。……我们向美国人提出过的诺言，并不是这样的。让我们实现吧——不是明年，不是下一个月——而是马上就要实现。……我们只要这样对我们的盟友和名义上的盟友说就可以了，如果你们还是运货物去红色中国……你就不能从美国拿到一分钱。”

艾森豪威尔听了大发脾气。杰克逊和保罗·霍夫曼要他在下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否认麦卡锡是共和党。哈格蒂也同意，布赖斯·哈洛和共他四位总统助手也有同样看法。但是尼克松认为这样摊牌的话，真正受害者会是共和党。最后，决定由杜勒斯在12月1日他的记者招待会中发表声明，作为对麦卡锡的答复，而这个声明又先由艾森豪威尔逐个字进行审阅。这位国务卿说，麦卡锡所攻击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我们外交政策是要把外国作为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对待，而不是替他们指定贸易伙伴，或者“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卫星国。”和麦卡锡不同，他是个真正反对共产主义的强硬路线者。他以这样的身份说，美国必须时刻准备“对俄国的要害进行摧毁性的打击，来进行报复，”而它之所以保有这种能力，“只是因为我们能利用其他友好国家的处于战略位置的基地。”

现在麦卡锡可说是得其所哉了。没有比和国务卿厮杀一番使他更高兴的了，他已经快一年没有尝到这滋味了。而且要捣乱的话，现在时机可特别好。艾森豪威尔正谁备和丘吉尔在百慕大会谈。如果他在会谈前夕向美国人民发表一次感情用事的电视广播，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破坏这次会议，使总统狼狈不堪。事实上麦卡锡下一步就是这样走的。12月3日晚，艾克出发参加会议。麦卡锡就进行广播，对英国人进行攻击，说他们和杀害美国士兵的人做生意，大发其财。他要求“每个对和不共戴天的敌人做这种血腥生意抱有同他那样看法的美国人，给美国总统去电去信，……指导他，使他有所遵循。”五天以后，白宫承认收到了五万封函电。在华盛顿，谁都不会相信什么指导不指导的废话，这完全是两个人之间的斗争。总统发言人在发表这些函电统计时，对此也毫不讳言。他说麦卡锡在发信人中占上风，而艾森豪威尔则在发电人中领先。既然白宫收到的电报较少，这不过是说明这位参议员已把总统压倒的一种巧妙说法。

就是在这个时候，华盛顿的人把麦卡锡称为全国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肯定地说，一个能够一下子引起这样社会反应的煽动家确是够可怕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情况，说明麦卡锡主义又在推向一个新高峰。下一个月，也就是1954年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说，在过去六个月内，赞同这个参议员的公众上升了百分之十六。十个美国人中，不赞成他的不到三个人。现在他左右报界的能力那么巧妙，很可能十个人当中没有一个知道他是个走江湖卖膏药的。但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把普通人的反应看作是无知而不予理会的话——其实也可以不予理会——对美国参议员的反应可不能不予理会。最知道他的可恶的就是参院了，但是到了2月，当参院要投票决定拨二十一万四千元给他那个常设小组委员会的时候，参议员们在他的淫威之下，简直成了一堆毫无骨气的汉子。有勇气反对他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不敢和富布赖特一起投反对票的有：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明尼苏达州的汉弗莱、田纳西州的凯弗维尔、蒙大拿州的曼斯菲尔德、华盛顿州的马格纳森、佐治亚州的拉塞尔、路易士安那州的朗、特拉华州的威廉斯、加利福尼亚州的库切尔、伊利诺州的道格拉斯、纽约州的莱曼和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兹·史密斯。这些都是坚定的人，性格倔强，在选民中声誉很高。但是他们都没有遇到过象麦卡锡那样的奇才。

哪些人相信他呢？他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呢？谁是麦卡锡分子的核心人物呢？他们就是美国退伍军人团的成员，女民兵队员，得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还有那些害怕把食用水塘氟化和提倡精神健康运动的人们。他们是参加美国革命女儿会，“我要回来子弟会”，“我们母亲们动员起来协会”，“民族主义行动者协会”和“警卫美国协会”的人。他们是象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约翰·张伯伦，马克斯·伊斯特曼，詹姆斯·伯纳姆和威廉·巴克利这样的反知识分子派。（这个巴克利写道，“麦卡锡主义……是一种有善良意志和有强烈道德观念的人都会团结在它的周围的运动。”）他们都是在反对罗斯福立法，反对与西欧结盟，反对联合国，反对通讯革命，反对排犹主义，反对平等主义的狂热，反对种族平等，反对四十年代美国内部大移民，反对取消阶级歧视、性别歧视的社会斗争，反对扩大两代人矛盾等等的斗争中的失败者。他们在支持麦卡锡的大会中，高声歌唱，“只有人民爱老乔”，政客们都认定那黑魆魆的大批大批困惑的选民们是支持他们的。在1953和1954年之交的冬天，国会里有人认为，参议院中有八个参议员是由于麦卡锡的支持才当选的。

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第二个年头开始时，这位威斯康星的后辈参议员叱咤一时，睥睨一切，罗伊·科恩就站在他的左右。戴维·沙因可不在那里，因为他被征召去服兵役了。华盛顿没有人认为他在与不在有什么重要。沙因并不是象科恩那样才气横溢。事实上，麦卡锡私下里己经认为沙因使他头痛。他没有对科恩这样说，因为他需要科恩。但他现在发现科恩也是需要有个人的。他需要的就是沙因。

陆军征召沙因的通知是7月间发来的。看来这对他是个意外的打击，他可能连他己进行服役登记这一点也忘掉了。他本来一直和科恩两人过着忙碌而活跃的生活——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两人住在斯塔特勒饭店毗连的房间，在曼哈顿过快活的周末，策划对庞大官僚机构发动突然袭击，一想到这些事就其乐无穷。麦卡锡是个懒惰的煽动家，他把这个小组委员会的日常事务让给他们去处理。他们也以为自己是非常保险，而且看来也确是如此。要是首都没有人敢向他们还手，谁还会在太岁头上动土呢，答案是，沙因家乡的格洛弗斯维尔的兵役局。这是有讽刺意味的：格洛弗斯维尔的公民先生们离开权力机构太远，不知道沙因有那么有权有势的人物做朋友。他们也不存在什么政治上的难题，如果说华盛顿觉得有什么东西比之麦卡锡还更可怕的话，那就是征募兵役的丑闻了。

科恩最初的想法，是认为他的朋友应当立即取得军官的委任。但这是不可能的。无论陆军、海军、空军都予拒绝，认为他不够格。科恩于是把陆军驻国会的联络官迩尔斯·雷伯准将叫去办公室。后来陆军的特别顾问约瑟夫·韦尔奇对他就此事进行过质询。

韦尔奇：你当时确已知道科恩是这个委员会的顾向么？

雷伯：是的，韦尔奇先生。

韦尔奇：他这个职位……是使你增加还是减少你对处理这个问题的兴趣呢？

雷伯：……我觉得是兴趣增加了。

韦尔奇：我们且不用“不正当”的影响和压力这样的字眼，你能否回忆到以前有过什么情况，你受对比这更大的压力呢？

雷伯：我回忆不到我以前受到过比这更大压力的情况了。

五角大楼并不曾忽视沙因的问题。事实上，对外界说来，沙因事件最令人注目之处，并不是来自科恩的压力，而是军事机构对一个富有的年青的麦卡锡门徒这样主动另眼相看，而他毕竟不过是该年征募的近五十万美国人中的一名而已。沙因的问题，经过国防部长、陆军部长、两位陆军参谋长、一位副参谋长，陆军的人事行政处处长、运输兵总监、负责和国会联系的空军少将和海军的军法官研究过的。

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他原是一个纽约纺织工业家，后来在沙因案中，他扮演了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指令两位上校和一位中校，就沙因是否是当军官的材料再次进行研究。与此同时，那个想当军官的年青人也开始对这事情发生兴趣。雷伯将军第一次接见他时，他己经准备就在那里举起右手宣誓，马上成为一个军官了。谁知雷伯向他解释说，没有那么简单，这使他颇为困窘失望。后来这位将军就此事作见证时说：“看来他以为一切填表和办理各种手续，都是不必要的例行公文手续。”

1953年11月3日，沙因开始穿上军服。在纽约执行临时任务十五天以后（“把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搞完”），就被派到新泽西州狄克斯堡K连，进行为期四周的基本训练。主要由于科恩的竖持，他的问题还未最后定局。事实上，这问题愈来愈使人感兴趣了。不能说，军队处理问题真是那么不灵活。沙因和其他新入伍的人不同，每个周末都可以准假外出。他的汽车可以驶进军营里来接送他。他在上操时间去接了不下于二百五十次的长途电话。有一天下雨，大家都在进行射击冻习，K连的连长却发现沙因在偷懒。沙因亲热地搂着连长的肩膀说他正在研究后勤问题，“想把军队向着现代化的方向改组。”这个解释竟然被接受了。他这种认为他怎样为国家服务才更有效的想法，虽然异乎寻常，但本来还会受到更认真对待。但是这时麦卡锡直接和五角大楼对话了；他向他们说明，他对沙因的看法并不如科恩那么毫无保留。在这位参议员向史蒂文斯打的录了音的电话里，他请求这位部长“作为对他个人的照顾”，不要把“戴夫……派回我的委员会”。他说沙因“这孩子不错，但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我很少看到罗伊象这次这样不讲道理。”

现在陆军部的顾问约翰·亚当斯就成了科恩发脾气的对象了。科恩和在营里的沙因进行电话通话后，就知道怎样使他的朋友在生活上可以过得舒服一点。于是他就不分昼夜，随时都会打电话给亚当斯。有一次亚当斯正在阿默斯特学院讲话，他却向学院挂电话，要他批准沙因下一天不用帮厨。如果有时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会发脾气。有一次他和亚当斯在纽约激烈争论后，他竟然要亚当斯当场离开他的车，而那时车子正在公园大道与第四十六街交叉的有三条行车道的街中心。1954年1月14日，亚当斯对科恩说，沙因可能要在海外服役，百分之九十的新兵都要去的。科恩说这就会“搞军军队”，会使史密斯“不再是陆军部长”。

到了这时，对这种怪现象已经到处都有流言蜚语了。12月中旬，德鲁·皮尔逊登了一篇关于沙因的报导。第二个星期，《巴尔的摩太阳报》刊登了一长篇报道，1月，《纽约邮报》又登了一篇。与此同时，麦卡锡对陆军的看法也愈来愈坏了。他受到科恩的挑拨，又因佩雷斯被遣散了事弄到恼火万分，也许还因为他要每天都要有些胜利消息吧，总之他在2月18日在纽约举行的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作了。这次这个不幸的作证人就是拉尔夫·兹维克准将。他是突出地带战役的英雄，是新泽西州基尔默营的指挥官。麦卡锡对他说他“不配穿军装”，他该“解除指挥官的职务”，他连“五岁小孩的脑子”也没有。当这种情况传到五角大楼时，史蒂文斯在李奇微的压力下对报界声明，不能向麦卡锡提供负责遣散佩雷斯的军官们的名字。史蒂文斯对兹维克所受到的“侮辱性的待遇”和“责骂”表示遗撼。他命令这位将军不再去小组委员会作证，而由他自己去。这位陆军部长立刻就接到麦卡锡的电话，“来吧，你试试吧，罗伯特”，这位参议员威胁他说，“谁要是保护共产党我就砸烂他的脑袋。你试试吧……我可以保证，你一辈子会后悔的。”

接着就发生2月24日在德克森参议员办公室举行的那个著名“烧鸡午宴”。这是那些老参议员们想把麦卡锡和陆军之间的裂痕弥合起来的一次努力。史蒂文斯发现他现在面对着麦卡锡、德克森、卡尔·蒙特和查尔斯·波特；而尼克松则是在隔壁那个房间。据一个记者说，这位部长“活象一条金鱼处在满缸都是梭子鱼的中间”。史蒂文斯以为自己是在这些和霭可亲、体贴同情而且又都是共和党人之中，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他就放松了警惕。他说他要求的不过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是的，我可以在类似上述意思的声明上签字。他真的这样签字了。但突然之间，门打开了，一群记者开进房间来。蒙特走到他们当中，向他们分发“两方谅解的备忘录”。这就是史蒂文斯在这些和颜悦色的参议员中由于放松警惕而刚签了字的声明。现在，他难过地发现由于没有仔细研究内容，他几乎对麦卡锡的全部要求都屈膝了。除了其他内容以外，这备忘录声称：

我们已取得完全的谅解：陆军部长……将把对佩雪斯的提升和光荣遣散的有关全部人员名单提交给委员会，而这些人将要出席委员会作证。如果委员会要求兹维克将军出席……他将负责出庭。

到了第二天早上，五角大楼的军官们都挥着手帕打招呼。其中一个人说，“全军士气高昂的，只有士兵沙因一人”。伦教《泰晤士报》说，“参议员麦卡锡今天完成了布戈尼将军【布戈尼（1722－1792）英国将军。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战败。——译者】和康沃利斯将军【康沃利斯（1738－1805）英国将军。在美国革命战争中战败。——译者】所不能完成的事业——使美国陆军投降。”赫布洛克的漫画中画着艾森豪威尔从刀鞘中拔出一根白羽毛【美谚。意即表示怯懦投降之意。——译者】对麦卡锡说，“先生，请手下留情！”《丹佛邮报》的帕默·霍伊特给谢尔曼·亚当斯去电报说，“从这里看来，由于史蒂文斯这样彻底垮下来，他玷污我们美国军队的程度，超过历次战争全部敌人所能做的。”华盛顿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史蒂文斯并不是想向各参议员们呈上他的指挥剑投降。他只以为他们想看看他的指挥剑而已。”麦卡锡在胜利之余，毫不留情地告诉记者们说，史蒂文斯投降时“的低声下气，即使跪下也不过如此”。

接着那两周，情况有了变化。共和党人在首都到处碰头研究。一个月前还称麦卡锡是重要财富的全国委员会主席伦纳德·霍尔，现在也批评他对待史蒂文斯的态度。总统在3月3日记者招待会上表扬兹维克，并说，他的政府不能让任何“官员在国会的委员会或任何地方作证时，受到任何人身的侮辱。”但是，大家对乔还是千方百计地迁就。这时对他的要求不外是要他表现出同样的和解精神。但他不肯。他反而奚落五角大楼，说佩雷斯是“某个陆军高级军官的圣牛”【意即批评不得，摸不得的人。——译者】，并说他对这案件进行调查的结果已经无可怀疑地证明，“陆军里某些成员是提拨了、掩饰了和体面地遣散了一些身份公开的共产党。”

“真是他妈的胡说八道，”国防郎长威尔逊回答说。麦卡锡这时第一次在参议院又到嘲笑，这来自佛蒙特州的拉尔夫·弗兰德斯。“他象印第安人那样涂上准备上战场的油彩，跳起战舞，嘴上发出战争的叫嚣。他上了战场，然后骄傲地拿着一个粉红色的陆军牙医的头颅回来。我们可以认为：现在我们国家里共产党渗透的深度和严重程度，就是如此。”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对弗兰德斯的发言表示祝贺。总统也给他去信说，“我读到你今天在参议院发表的意见很感兴趣。我认为美国需要听听更多的象您这样的共和党人的声音。”现在要攻击麦卡锡还需要勇气，但有人开始攻击了，陆军的情绪也开始好转。汉森·鲍尔温在《纽约时报》里写道，这个参议员对军方的冲击本来是很厉害的。“它的士气还是低落，无论纪律和效率都有很多不理想之处。”现在，它要进行反攻了，而它选择的武器就是沙因事件。麦卡锡和科恩由于陆军部要科恩的朋友服役从而要对陆军进行惩罚，这样说是会很有力量的。这大概也是事实，而且不管怎样，这是乔·麦卡锡盔甲上的致命弱点。3月11日，陆军（通过一名民主党人）把沙因事件的全部经过，包括科恩恐吓要“搞垮军队”，按月日编成资料，透露了出来。

第二天，麦卡锡反过来攻击说，陆军想把沙因作为“人质”，想要威胁他“不把共产党揭发出来。”很显然，要听取两方的意见，就要在国会举行正式的调查听证会。白宫希望由参院三军委员会来处理——因为麦卡锡在那里影响较少。但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尔顿斯托尔就要在11月份重新竞选参议员，所以对这件事不愿意插手。接着就是一阵勾心斗角的议会幕后活动。民主党人要把这听证会交给参院的政府事务委员会，那里的民主党参议员多，加上玛格丽特·蔡兹·史密斯，就会压倒麦卡锡的人。但是共和党人又不同意。而最后能够取得两党一致的解决办法，则是愚蠢不过的：那就是由麦卡锡和科恩自己那个小组委员会来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调查。麦卡锡同意在调查时不当主席。而由他的一个最狂热崇拜者蒙特来主持。根据同样理由，科恩也不能当首席顾问。但是要找一个人代替他，却似乎是难于登天。其实，只要找个能干的、到现在还未对麦卡锡发表过意见的律师就行了。德克森就提出一个公堂律师，那是田纳西州诺斯维尔人雷·詹金斯。接着就是决定程序问题。德克森不同意公开作证，但林登·约翰逊还是使大家同意举行有电视实况转播的听证会，麦卡锡则取得进行反诘的权利；而在他当主席时，他是坚决不同意作证人的反诘权的。

1954年4月22日早上10时半后不久，听证会就在参院的中心会议室举行，那里弧光灯齐照，华丽异常。看来似乎一切都秩序整然。詹金斯坐在话筒前，蒙特手里拿着主持会议用的锤子。麦卡锡则坐在他左边最远的地方、在那个形如棺材的桌子的末端。九个月以前，这小委员会里的民主党人，由于表示抗议麦卡锡所使用的手段，拒绝参加会议。现在他们带着他们的法律顾问，廿八岁的罗伯特·肯尼迪回来参加了，而他那时主要是以反对科恩闻名的。蒙特和一位资格老的民主党人阿肯色州的约翰·麦克莱伦【麦克莱伦对上兵沙因享有的各种特权的具体情况很感兴趣，掌握着很详细的材料。他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开了几声玩笑，然后就敲敲桌子请大家静下来。蒙特说，“现在，我们的律师詹金斯先生，开始提问第一个见证人。”詹金斯刚张嘴要说话——他的嘴确是大得惊人——但是还未来得及发言，就被人打断了。按照会场的纪录，情况是这样的：

麦卡锡：主席先生，我想提出一个程序问题，我可以提出个程序问题么？

按照H.M.罗伯特的《议事规程》，见证人是可以提出一个程序的问题来打断主席的，只要所提的问题是符合规程里的规定就行了。但麦卡锡心里想的可是另一回事。他的洪亮的声音大起来了。

麦卡锡：我曾听到部队的人的意见，上至有高越（原话如此）战斗纪录的将军们，下至最近入伍的普通士兵，他们对少数几个五角大楼内企图破坏我们调查听证的政客们自称为陆军部，都表示极大的遗憾。……陆军部并没有破坏我们的调查。只是陆军部里有三个非军人，应该把他们的名字提出来。

如果主席是公允的话，一听到他提的显然远远不是程序问题，而实际是发表讲话的时候，本来就该锤锤桌子，要他停下来的。但蒙特却让他说下去，还平静地同意麦卡锡那个荒谬的建议：陆军部长是否代表陆军，现在不下结论。以此开始，麦卡锡又再打断主席的话，又再来一篇讲话。“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他声带绷得紧紧地大声叫出来。蒙特垂下头来望着桌子，点头让他说下去。乔·麦卡锡又再发表他的这点意见。

麦卡锡：我认为让这几个企图、企图阻挠对共产党进行调查的人自称为陆军部，是使具有一百万卓越战士的陆军的每一名战士蒙耻丢脸的事。

麦克莱伦平静地指出，现在对陆军所提出的四十六项反控告，正是由“乔·麦卡锡主席”代表小组委员会签名的。但是蒙特还是作出有利于麦卡锡的裁定。这样听证会就形成这样一种格局了：乔还是象当主席那样控制着整个会场。他或者用“程序问题”，或者通过对见证人的反诘，就可以把他要说的话说完。蒙特是他的人，而现在看得出来，雷·詹金斯原来也是。本来选他当小组委员会的特别法律顾问，是以为他守正不阿的，而现在他却明显地鼓励麦卡锡胡作非为，让他起誓，还请他解释“共产党人的机构究竟是怎样的”。这点本来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现在乔又将钉在架子上的地图和一根教鞭拿出来了。听众感到很沮丧。讲完一课以后，他又说：“有很多人以为，我们可以和共产党人和平共处呢？”于是詹金斯就急切地问他说：“那你的意见呢，先生？”他那个答案几乎占了大半个下午。尽管这样，詹金斯还是觉得他对支持麦卡锡还未做够。于是他说：

詹金斯：参议员麦卡锡……今天的会要结束了。……现在可能有两千万或三千万美国人听你讲话……我想要你谈一谈。对美国每个男女老幼来说，他们应该怎样……做他们份内的事来消灭共产党呢？

反对麦卡锡的人感到失望极了。这个参议员似乎是打不败的。甚至连美国的陆军，也不是他的对手。他靠着自己个性的力量把每次开会搞成麦卡锡闹剧，外加一些经过处理的照片，伪造的联邦调查局报告，由所谓“美国忠诚地下组织”从五角大楼档案材料偷来的备忘录，还有他那麦卡锡式的野蛮的教诲，比如他说，他儿童时代有一个叫做印第安人查理的“导师”，曾指点他说，“如果有人向你走近而态度并不完全友善，你就要尽快朝他胯下猛跳过去，直至他无法动弹为止。”如果有什么不利于他的见证开始使会场热闹起来的话，他又会用他洪亮的声音疾呼，这样会场纪录就会写着“我提出一个程序问题”，或者是“主席先生，主席先生”。接着他就转换话题，说什么他“坐在这里，听这一大串一大串的谎言”真是使他“头痛和厌倦”。听证会上完全是一面倒，本来到这个中心会议室的听众是想看看两方决战的，现在他们能听到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的发言，尽管他只不过是有胆量敢于反驳麦卡锡，也很高兴。他说，“你谈到什么害怕。我从内心深处希望你知道一点：我对你，对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说的任何东西，我都不怕。”

但是周围的人似乎没有谁准备超过他这个限度。而所有这些人当中，看来最不可能摸麦卡锡老虎屁股的，似乎是陆军那位特别法律顾问了。他是约瑟夫·韦尔奇，六十三岁，身材高大，体格魁梧，动作轻捷，他一生都是忠实的共和党人，是非常有地位的波士顿市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他接受这个任务，不收任何律师费。记者们说这大概就是他们决定由他当特别法律顾问的原因。他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静悄悄地坐在那里，肘部靠着桌上，手掌托着面颊，手指不断地沿着前额上的皱纹摸来摸去。看上去他可能不过又是一个看热闹的人。他让麦卡锡对他的当事人史蒂文斯声势汹汹，但从不提出异议。他讲不了几句话，又讲得这样一本正经、彬彬有礼，几乎有点滑稽。他那绿色的领结，大惊小怪的神情，尖声尖气的声音，都使他活象狄更斯笔下所描述的律师，而不象一个成功的美国公堂律师。

首都很少见过象他这样貌不惊人的人。但他知道他给人造成什么印象，并且也很满足。有时他发现，让别人低估自己是有好处的。他在波士顿市灯塔和波士顿广场这样高贵的社会中过惯生活，可从来没有领教过麦卡锡这一套虚张声势、威胁恫吓、瞪着眼睛说瞎话的行径，所以他歪着头，静听着。他把手深深地插在裤袋里，把脚尖翘起来，休息时可以看到他在各个人群的旁边逛来逛去，尽可能把他们的谈话听进去。当他到时候在听证会发言时，他和麦卡锡简直就有天壤之别。迈克尔·斯特雷特在他的《电视审讯》中说，“麦卡锡总不会忘记广大的听众，而韦尔奇则似乎总记不起他们。麦卡锡轻蔑地对群众说话，而韦尔奇则好象对着个别人彬然有礼地交谈，所以他内始至终都得到群众的支持。”

这些在旁观察韦尔奇的人，逐步逐步终于发现他有钢铁一般的力量。在这里真正决个雌雄的是他和麦卡锡，他们真正重要的交锋是在听证会举行的第九天发生的。那天，韦尔奇向麦卡锡反诘一份联邦调查局秘密信件是怎样落在他手里的。在这过程中，这份文件曾被重新打过字。而从法律上说，把机密文件重新打字就是等于把它公布发表，因而这一点是重要的。乔扑在话筒前面，神态紧张，脸色阴沉。在弧光灯下，他的一撮浓眉底下那堆肉，使他的上眼皮有一种凶神恶煞的表情。韦尔奇让他等一会。这位波士顿人几乎故意装出懒洋洋的样子，肘部撑着桌子，弯着手指托着有些紫蓝色静脉的面颊，皱起眉头，似乎他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使人难以相信的怪物。现在他准备就绪了。

韦尔奇：麦卡锡参议员，当你在这里出席作证的时候，你当然知道会向你提到这封信的问题吧？

麦卡锡：我估计这会是个问题。

韦尔奇：你当然也知道会问你是从什么来源拿到手的。

麦卡锡：……我不答复这个问题。

韦尔奇：你起誓时说你要说出全部真相的时候，难道私下里有保留条件，认为应该由你来决定哪些东西你愿意作证？

麦卡锡：我的答复是，要说出全部真相是没有任何保留的。

韦尔奇：谢谢你，先生。那你就告诉我们。谁把这文件交给你的！

麦卡锡：我的答复是不。你弄不到这情况。

詹金斯这时为了解救这位参议员，就提出一个奇怪的意见，说麦卡锡这个态度是对的，因为他是个“执行法律的官员……他的任务是把罪行揭发出来”，于是，委员们就转向其他问题了。他们和听众们慢慢才体会到，韦尔奇刚才这样做为的是什么。他实际上是揭发了麦卡锡是个违法分子。这个参议员承认他手上有一封偷窃来的信，就是违反了联邦法令，而且他拒绝答复韦尔奇的问题，他犯了蔑视国会罪。不但如此，他这样蔑视这个波士顿律师，也使人觉得这种做法并不是初见。到了听证会结束，人们会后交换印象，就明白过来了。近四年来，全国都注意到，麦卡锡对那些拒绝回答他的质询的见证人，是肆意凌辱的。他当众讥讽他们是“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的共产党”，把“人权法案”变为一纸空文。而现在，他在见证会上的表现，原来也是和他们一模一样。

蛊惑人心的煽动家是特别容易成为人们嘲笑对象的，但能够技术高超地嘲弄他们的人，倒不是那么常见。自从科恩和沙因露了头角以后，人们就已纷纷猜测究竟他们的关系是否正常。但是用什么方式来提这个极其微妙的问题，还没有人想出好办法。韦尔奇倒想出一个主意。听证会开始以来，他就一直磨练他的尖锐的词锋，准备在麦卡锡的乱棍之中，插进一刀去。在关于一幅经过修改的照片问题上，机会来了。原来科恩为了要证明一个不重要问题，给了詹金斯一幅看上去是照片那样的东西。那是在马圭尔空军基地上照的，里面是史蒂文斯对着沙因微笑。现在韦尔奇把那幅真照片拿出来了。原来史蒂文斯对着微笑的是另外一个人，那个人的像被剪了下来换上了沙因。这时中心会议室顿时一片沉默，大家都在考虑。科恩拼命否认，说他不知道这张照片被剪过。他说他甚至连这张照片从哪里来的他都不知道。于是韦尔奇好象毫不经意地问一个见证人，麦卡锡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你是不是认为它是从一个屁精【原文pixie，意为小妖精，与照片谐音，又与神仙（fairy）一词同义。而神仙一词，英语又可解释为男子搞同性关系者。这里韦尔奇是暗指科恩与沙因搞同性关系。——译者】那里来的么？”

于是，桌子那头有人发出了嘟嚷声，那枝棍棒举起来了。麦卡锡问道，“请这位律师替我解释一下——我想他本人可能是这方面的专家——什么叫做屁精？”

韦尔奇的尖锐的剑锋马上一闪。“好吧，参议员先生，我可以这样说，一个屁精就是神仙的近亲！”

听众忍着没有笑出声来，但这个巨人已被刺伤了。从那时候起，麦卡锡就准备用最恶毒的语言来对付韦尔奇，想找寻报复的办法。6月9日，听证会进行到第八周，麦卡锡以为他找到机会了。科恩那时是在见证人席上。韦尔奇对他质询，问到小组委员会在新泽西州蒙默思堡的通讯部队的雇员中进行搜索颠覆分子的问题。

韦尔奇：科恩先生，如果我对你说蒙默思堡那里情况很糟，那你只要能办到就会在当天就把它解决，是吗？

科恩：是的，先生。

韦尔奇：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斗胆奉劝，先生，请你把关于颠覆分子，共产党，或者间谍的情况告诉我们，请快点。你记得我这些话么？

这时麦卡锡的声音响了起来，紧张而且高昂。

麦卡锡：主席先生，谈到这个问题……

蒙特：你是否要提出一个程序问题？

麦卡锡：不完全是这样，主席先生。既然韦尔奇先生提出这样要求说，如果我们知道有谁是为共产党服务，就应该把情况提出来，那我想我们就应该告诉他：在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中，有一位叫做费希尔的年青人……他曾当了一个组织的几年成员，而这个组织——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曾被称为共产党的法律事务的支柱……

韦尔奇好象被打了一下似的。桌子周围一片沉寂。麦卡锡微笑着，舔了一下嘴唇，继续讲下去，他的话里充满着讥讽的味道。

麦卡锡：……韦尔奇先生，我掌握这些情况以后，我感到我有责任答复你刚才这个迫切的请求。……要不要把这问题提出来，我曾迟疑过一下。但是我对你时科恩先生的假惺惺的请求，要他当天就把所有共产党赶出政府机构，实在感到有点腻烦。所以，我们就向你提供关于你那个事务所那个青年人的情况。……

他果然把情况说出来了，韦尔奇则两手捧着头，眼睛望着桌子，显然是很丧气的样子。但是到了现在，看来很显然，麦卡锡说的话有些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还坐在话筒前面的科恩往参议员这边一再张望，摇着头，似乎是恳求他什么似的。他看来似乎比韦尔奇还更难受。但是麦卡锡还是一直说下去，把一个直至现在为止还是寂然无闻的人一下子弄到名誉扫地。

麦卡锡：……你是否已知道他是个共产党，这点我不知道。我先假设你不知道，因为，韦尔奇先生，我得出一种印象：你尽管扮演得很不错，想博人一笑，但我认为你对共产党的危害性，并没有任何概念。我认为你是不会有意识地帮助共产党的事业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想在听证会上摆出事实而你则在扮演滑稽剧来取笑这个会时，你是不自觉地帮助了他们。

他得意地窃笑着。会场寂静得有点异乎寻常。人们都在等韦尔奇答复。但他迟迟不作声。麦卡锡还在讲话的时候，这位波士顿人的口唇有一次似乎动了一动，准备说“住嘴”，而现在呢，他似乎是在琢磨怎样说才好。他把身捱向前，对蒙特说：“主席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要有一种接近于个人照顾的特权。”蒙特很快就答说，“可以。在你的讲话里可以保有这个权利。”他也感到有点不安。听证会的委员席上的人们，看来都有点受影响。只有麦卡锡是例外。他正和他的助手大声谈话。韦尔奇差不多要开口三次，才引起这位参议员的注意。“我用一只耳朵就听到了”，麦卡锡对他说。这位波斯顿人说：“这次，我要你用两只耳朵一齐听。”麦卡锡叫他的助手把弗雷德里克·费希尔参加过那个查禁组织律师协会的剪报材料拿来，并说，“我认为这应正式放在记录上。”

韦尔奇：我讲完了这段话，你就不用放什么东西到纪录里去了。直至现在为止，参议员先生，我还未真正摸清楚你的残酷无情和不择手段会厉害到什么程度。弗雷德·费希尔是个年青人，曾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读书，后来参加我的事务所工作，同我们一起在开始一项看来是很有前途的事业。

于是他就对电视听众们叙述了知道听证会内情的人早已知道的情况。韦尔奇到华盛顿来本来有一个顾虑，就是怕由于他的原故，会使黑尔和多尔律师事务所有个别人受到诬陷。他本来想带两个年轻助手来首都，但和他们谈话时，发现其中一个——即弗雷德·费希尔——曾在法学院毕业后参加过“律师协会”。【另一个人是詹姆士·圣·克莱尔。在二十年后众议院举行弹劾听证会时，他是尼克松总统的法律顾问。】他后来知道这个协会更多的情况以后，就退会了。韦尔奇于是把费希尔留在波士顿。麦卡锡和科恩知道这个人，曾同意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在1954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在全国电视中被人指摘为颠覆分子，而麦卡锡为了要报仇，就这样伤害费希尔。现在韦尔奇把内情和盘托出。最后，他就转身对这个参议员说：

韦尔奇：……我几乎没想到你对这个青年竟然会这样不择手段，这样残酷无情下毒手。是的，他现在还是在黑尔和多尔事务所工作。是的，他将来也还会在黑尔和多尔事务所。但我很遗憾地说，由于你的缘故，他今后将永远会有个被你不必要加在他身上的烙痕。要是我有权力宽恕你这种残酷手段的话，我会宽恕你的。我喜欢象个正人君子那样来处世待人，但是要说宽恕的话，你只能得到别人而不是得到我的宽恕了。

后来，麦卡锡对他一个朋友说，当韦尔奇发言时，他的肚子里好象有个疙瘩。这不是说他后悔了。这个人大概是不可能悔悟的。他知道这次他又翻了个大筋斗，韦尔奇又赢了一局。他拚命想重新站着脚跟，咆哮说韦尔奇没权利谈什么残酷问题，因为他“已经在这里有几小时在引科恩上钩”。

韦尔奇：参议员，我们还是不提这个问题吧。我和你都知道他过去参加过律师协会的，你看科恩先生向我点头了。

科恩显然极不好过，他真的向韦尔奇点头，而且他还咬着嘴唇，全身颤抖。【科恩在1968年2月《绅士》杂志上揭露说，麦卡锡本已答应如果韦尔奇不追查科恩不服兵役的问题，他就不把费希尔提出来。韦尔奇信守了诺言，所以当时科恩担心他的主子违反协议，是有理由的。】他本人就曾经搞倒过很多见证人，他当然知道韦尔奇现在这样对付麦卡锡会有什么后果。韦尔奇又对科恩说：“我认为我没对你个人干什么过不去的事，科恩先生。”

科恩：没有，先生。

韦尔奇：我并不想干什么对你个人过不去的事。如果我这样干了，请原谅。

科恩又点点头，这时麦卡锡又想回答，韦尔奇又制止了他。

韦尔奇：……让我们不要再伤害那位年青人罢，参议员。你已经伤害够了。

难道你真的没有道德观念吗？难道你真的没有吗？

这位参议员低首望着大腿，又抬起头来，又想问韦尔奇，费希尔是否他的助手。而这次，这位波士顿人就用再蔑视不过的口吻制止了他。

韦尔奇：麦卡锡先生。我不再和你谈论这个问题。你坐在这里和我相踞不过六尺，而你竟然会向我提出弗雷德·费希尔的问题。你把问题公开出来了。如果天上有个上帝的话，他不会对你，对你的事业有什么好处的。我决不再向科恩提什么问题了。主席先上，如果你愿意，可以叫下一个见证人上来。

但那天不再有什么见证了。听众们都费力地站将起来，向韦尔奇鼓掌。甚至连蒙特也跟他们一起鼓掌。他把锤子放下来。本来在那里的六个警察曾接到训令，要是有谁鼓掌的话，就把他们赶走的。但现在他们站在那里，木然不动。麦卡锡的脸色阴沉，呼吸沉重。韦尔奇走向门口，那里有个妇人摸摸他的手臂，哭了起来。当他走到外面过道上时，记者们都从后面涌向他。突然之间，全场的人都向门口冲去，就好象有人大声喊说，“起火了”一样。他们都是迫不及待要出去。一会儿以后，留下来的就只有一直没离开坐位的麦卡锡和几个法警，一些搞电视的技术人员。他向周围望了一下，搔了一下头，想引起别人的注意。最初没有人望他，后来有一个向他望过来。这位参议员把手一摊，问道，“我做错了什么事呢？”

陆军和麦卡锡对垒的听证会举行了三十六天以后，便在6月17日结束。于是小组委员会就那七千四百页纸的证词进行研究，提出一份报告，对两方都进行了指摘。起初，麦卡锡究竟因此遭到多大损失还不易察觉。以前也有人揭发过他，但每次他都很快又站起来。他体力也没受到影响，还有八个至十个很重要的参议员对他很忠诚，他对国会里共和党领袖还有很大的影响。他还是野心勃勃，又宣布要对陆军、国防工业和中央情报局的共产党人进行新的调查了。

但所有这些调查，都是胎死腹中。在麦卡锡问题上，国内现在出现了新的声音，原来的一些声音现在调子也不同了。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领袖詹姆·施拉姆写信给谢尔曼·亚当斯，说共和党州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认为，经过这次听证会这样“出洋相”，共和党候选人都会受到影响。科罗拉多州的帕尔默·霍伊特说，“现在该是共和党声明与麦卡锡断绝关系的时候了，不要等到他把他们拖垮为止。”俄亥俄州共和觉保守派众议员乔治·本德，在竞选塔夫脱的参议院议席时说，“麦卡锡主义已经成为政治迫害，专横武断、剥夺民权的同义词。我国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不同于别国，正是由于有这种民权。”大家都认为科恩已经声名狼藉。小组委员会里除了麦卡锡而外，全部成员都反对他。于是他在7月19日辞积。（乔咬牙切齿地说，“这是共产党人的伟大胜利。”）自从这位参议员和陆军年初公开破裂以来，民意测验的人发现，公众对麦卡锡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8月末，成年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二，对他的看法变坏了。现在已经有二千四百万人对他印象不好。

拉尔夫·弗兰德斯没等到材料齐全就动手了。麦卡锡对费希尔的攻击惨败以后的第三天，这位弗蒙特州共和党人就提出动议，要求参议院撤销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后辈参议员的各种主席职务。麦卡锡说，“我认为他们该把他放在个网里，投放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在当时，通过这个动议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诺兰第二天匆忙开了个记者招待会，对这个动议进行谴责，南部民主党人表示，他们怕这样就会造成先例，影响到国会的资历规定。6月30日星期五，参院展开辩论。那天晚上，弗兰德斯就改变策略，提出一项简单的谴责麦卡锡的提案。内容是“参院决定，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麦卡锡先生，违反了参院的传统，对参院的声誉可能有所损害，因此这种行为应受到谴责。”诺兰提出将议案交由一个有三个共和党人和三个民主党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处理。看来这倒很保险，因为成员们都是由诺兰和林登·约翰逊所挑选的保守分子，主席是犹他州共和党阿瑟·沃特金斯。麦卡锡他们以为己经稳操胜券了。

他们把沃特金斯估计错了。这个主席决心不让公众再看热闹，禁止在新听证会进行电视转播，并定出几条严格的基本规定。甚至连吸烟也不行。乔和他的律师两人，只能有一个有权利向见证人进行反诘。既然麦卡锡本人是个蹩脚的公堂律师，这就是说，他不能再担任主角的角色。在第一次听证会上，他又试探一下沃特金斯，又来“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但这位主席把锤子一敲，就象刽子手那把用刑的大刀一样。他直截了当地说：“参议员先生不符合程序。……我们不能给引到岔道上去，我们将继续按原定路线进行下去。”麦卡锡于是冲出去走廊，正好有一群电视记者在那里等着，他就在话筒前劈啪劈啪地叫起来，“我认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前所未闻的事情。”但特别委员会不为所动，它就弗兰德斯的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作出决定，建议谴责麦卡锡，参议院全会又以六十七票对二十二票通过。而在1月份，这里只有富布赖特一个人，敢于投反对麦卡锡的票！

尼克松副总统利用他参议院议长的身份，行使特权，将决议的标题改动，删去“谴责”一词，改为“关于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先生的行为的决议。”他是想助他一臂之力的。麦卡锡的崇拜者，对决议案改动感到安慰，但麦卡锡本人则没有受骗。他对记者说：“这还不完全是信任投票，我很高兴这场马戏宣告结束，我现在又可以搞我的真正工作，去揭露共产主义、揭露罪行、揭露腐化了。”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见到部长们时就略为微笑地说，“听到最近消息么？麦卡锡主义成了过去了。”

确是这样的。没有科恩在那里推动工作，乔就变得毫无生气，软弱颓唐，轻易丧气。他的忠实的追随者组织了一个“一千万美国人争取正义委员会”，由一名退休的海军少将当“参谋长”，反对谴责乔的决议。他们用一部装甲车将有一百万零八百一十六人签名的请愿书带到首都。纽约市也有一万三千人参加了“谁提升了佩雷斯”的大会。这个大会的赞助人，有犹他州州长布雷肯·李，美国退伍军人团的阿尔文·奥斯利，美国革命女儿会的格雷斯·布罗苏夫人，一位新泽西州的前任州长，还有一位前任驻莫斯科的大使。一队中学的乐队奏着“前进呀，威斯康星州。”一个唱摇滚舞曲的歌手在歌里套上歌词说，他愿意为他的头头“颤抖不住、唱个不停、舞个痛快。”科恩还对群众说“乔·麦卡锡和我宁可要这样的美国人，也不要全世界的政客们。”但是，乔本人却没有到场。他在和一位选民握手时把手臂弄伤了。那个人无意中把他的手肘在玻璃台板上一推，有人则认为这个动作是有象征意义的。总之，这位参议员进了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出来时手臂挂在悬带上。

继麦卡锡之后，成为共和党中期竞选的主要人物是尼克松。民主党人都说这两人之间没有多大不同。尼克松指责说，民主党是“随着赤风倒”。当艾德莱·史蒂文森说美国经济似乎是停滞不前时，尼克松就说他是“散播共产党的宣传”。如果哪个民主党人得到史蒂文森的赞成和支持而获选，他就说“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开除的危害安全的人物现在又要统统被雇用了”，他要求民主党中的爱国者“抛弃他们的党，而选出一个艾森豪威尔的国会”，因为“我们了解共产党的威胁，这个政府决心要把这个威胁粉碎。”他警告说共产党正在和共和党“拚命地公开地”作战，因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民主党左翼集团的人物，他们对共产党的阴谋视若无睹，竟然让它在美国得逞。”

“我的老天，”艾森豪威尔说，“这一切吵吵闹闹，有时真令人厌烦。”尼克松也感到厌烦。“我真烦透了，从骨里烦透了，我的心根本不在这些问题上，”他有一次对一个朋友这样说。这次在全国各地作竞选旅行似乎特别使人疲倦。但是由于总统决定不积极干预竞选，尼克松就成为共和党政治活动家中地位最高的人物，而他又认为这次竞选关系重大。“要是在第八十四届国会里民主党人占了优势，”他在哥伦布对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州代表大会说，“那就意味着共和党开始垮台。问题就是这样简单。”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他作了二百零八场演说，举行了一百场以上的记者招待会，飞行了二万六千英里，访问了三十一个州的九十五个城市。这样，他就成为全国议论最多的第二号人物。史蒂文森谈到他的策略时，说他是“穿着白领的麦卡锡主义”。沃尔特·李普曼还不止这样说，他把这个副总统说成是个“不择手段的党见极深的人”，“在他的良心里没有我国人民有权利希望美国总统应该有的原则考虑。”

五十年代的特点之一，就是连艾森豪威尔的敌人，也从心里希望他完美无缺，所以尼克松这些讲话，没有人认为总统应该负有责任。至于他怎样有可能不知道这些讲话的内容，倒没有人加以解释。他最爱订阅的《先驱论坛报》把这些话都登在第一版上。但正如詹姆士·赖斯顿所写的，不知怎的，大家总觉得总统决不会说民主党对叛国阴谋是有意视而不见，“只是有人利用了他的名字，而他自己不知道而己。”肯定地说，尼克松的作风和艾森豪威尔的是很不同的。艾克自己说，他希望被人认为是“全国人民的总统，”反正骂人总不是他本人的专长。但不管怎样，他希望他的党的候选人可以获胜，而他又认为尼克松是在帮他们的忙，于是就鼓励他干去就是了。

他们两人都希望，共和党不必用竞选的花言巧语，而是靠政府的成绩进行竞选。“要动手赢得1954年竞选，就是现在现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在1953年4月告诉内阁部长们说。艾森豪威尔认为他在1954年制定的法律所取得的成就，是可以大谈特谈的。这次国会开会，尽管有参院中心会议室那场插剧，但还是开得不错。他延长了联邦建筑房屋规划，延长了相互贸易协定，放宽了原子能法案的限制，扩大了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范围，简化了海关程序，制定了新农业计划，拨了二十亿元建筑联邦公路，并且减轻了十亿元的赋税负担。这些他都已签署了，己经成了法令。他计算了一下，在制订法令方面他的“成功率”按棒球记分大概是.830，他本人也觉得高兴。《国会季刊》的计算方法不同，估计是.646。即使这样，他也还是干得不错的。民主党人预言说，共和党政府会带来大萧条——这种说法也和尼克松在共产党问题的说法一样，同样地是不负责任——现在这都证明是荒诞无稽了。

但是过去二十年来都投民主党票的趋势，曾使在野的共和党人一度处在有利地位，而现在民主党是个在野党，又转处在同样有利地位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间派的人们是倾向于投民主党人的票的。而且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还要和历史作斗争，因为执政党几乎总是会在中期选举失势的。而且，战后繁荣的趋势也已停了下来，喘一口气。1954年虽没有出现领救济粮的现象，但是农产品价格有了下降的倾向。衰退也使一些雇主们极度紧张不安。

由于未来困难重重，共和党的各个总部认为共和党还是需要一个打手。他们之所以选中了这位副总统，就是因为他本人当打手当得不错，因为这可以使这位副总统和一般党员的关系加强，而且，正如艾森豪威尔所指出的，还可以使他享有更好的声誉。尼克松是够勇敢的——他自己说过“每次竞选运动总得要有个人走上前来，格斗一番，”——但他热情也不高、1954年春，他回到惠蒂尔学院去发表毕业典礼演说，发现接待他的人排成两行，其中一行是拒绝和他握手的学生。这显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他的夫人对政治斗争比之他更不感兴趣。2月中，他们俩经过详谈之后，还研究了他1956年任职期满以后是否可以退出政治生涯的问题。根据默里·乔蒂纳的说法，尼克松在中期选举前夕飞回华盛顿去的时候，曾衡量过究竟自己是独立开业好，还是参加一所老牌的律师事务所好。当飞机转入滑行下降时，他把七页纸的笔记交给乔蒂纳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的竞选演说。你也许想留为纪念品吧。我不再搞政治了。”

选举的结果是使人难于理解的。民主党又控制国会了。现在尼克松只好说，选举的胜负并不决定共和党能否生存了。麦卡锡说这是“一次惨败”，在“我们那些想揭露共产党的人们当中出现一次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应该由政府负责。但是这并不是惨败。在第八十三届国会中，共和党原来不过是略占上风，现实派早就承认它会失败的。到了情况清楚以后，民主党在众议院夺回了二十席——他们本来以为可以有五十席的——而在参院，他们只是多了两席。《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两天以后作出结论说，“政府在这次选举中既没有胜利，也没有惨败。”

同一天，尼克松也向内阁部长们发表他对选举的看法。他认为两方“实际上不分胜负”。他认为他有办法可以使将来竞选结果好些。他说关键是有个好的宣传计划。美国人是“要兜售得法才行”。哪个党的形象最好，哪个党的选举就会胜利。要把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拿到手，关键不在于商业大街或华尔街，而是在于麦迪逊大道。各个党要寄希望于几句精辟引人的简单口号，而不是做作的竞选歌曲。一个候选人在电视屏的形象，和他所要说的话，都是同样重要的。这是有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的，尼克松说，而他可以把主要的问题告诉他们。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个玩具，那是活动的打鼓手，上了弦，于是这个打鼓手就沿着那个光滑的桌面，的的得得地打起鼓，走过那为之愕然的总统和部长们的面前。这时这位副点统说：“总之把他妈的那个鼓不断地敲响就是了。”

※※※

那年最使人注意的广告歌曲，就象麦卡锡洪亮地叫“主席先生，主席先生”那样地引起人们对听证会的记忆。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价钱不断地跌，跌

价值不停地涨，涨

罗伯特·霍尔公司在这季节

把理由向你说个明白

降低成本，降低成本

罗伯特·霍尔服装公司，是象大型体育馆一样，已在各大城市近郊或郊区商业中心里开始出现的折扣商店的前身。第一家折扣商店名为E.J.科维特，是在1948年开门营业的。它一开张，马上就顾客如云。过去打折扣出售的商品，只是在工厂附设的一些破旧狭窄的门市部销售，顾客不容易找，地方清洁整齐的也很少。商标往往都被撕下来，因为批发商不想让零售商知道他们是和他们争生意。现在对商品销售已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商人们开始了解美国所谓“汽车经济”的含义。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大部分顾客们都是坐着公共汽车和电车来买东西，因此零售商店集中到商业区的大街是有理由的。但现在公共交通业已经开始萎缩。五十年代一般购物的市民都坐着汽车前来，但找不到停车的地方。在商业区停车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路旁停车自动计时器确是安装了好几百万个，但结果还是很使人失望。商业大街的老板们不知自己利益所在，往往让自己雇员把他们的车停在商店门前，而且每小时在停车自动计时器上交纳停车费，但那些顾客们却兜来兜去，到处找地方停车。

很显然，解决办法是兴建商业中心。设计人员把它设计出来，里面有大面积的铺上沥青路面的车道，有足够的停车设备。全国著名的公司就开始建成一批以批发价零售的商业中心：什么“科维特”，“托普”，“布雷德利”，“格兰特”，“金”等等，不一而足。制造商们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就减少了零售商的一道成本费用。原来在市内商业大街经营的零售商，要是有能力的都在郊区兴建分店。而剩下那些商店，就只好慢慢衰落下去，这就是社会学家所谓“城中心区的萎谢”。

与此同时，这些折扣商店市场也带来不少问题。由于它们都实行顾客自己取货到门口付款，用结帐计算器取代了铺面的售货员，于是偷盗商品现象层出不穷。营业时间结束以后，停车场又成了那些静不下来的十几岁青年的宿营地，他们也是和他们的父母那样有汽车代步，要有个幽会的场所。不幸的是，警察们现在发现，这些庞大的场地倒成了打群架和短程高速赛车的好地方了。

在富裕生活的推动下，青少年文化在五十年代继续发展，它有它自己的风俗、地位标志、特征、习惯和风尚，有它自己的一套——男孩的头发是鸭屁股式，衬衫的袖子卷到一定的高度，少女的头发则是卷毛狗式，松紧颈链（紧至可以缠着喉咙，松至可以长达腰部）。长头发和奇装异服还是十年以后的事，但和这些同时兴起的语言现在能已开始发展了。他们也象他们所羡慕的博普派爵士乐师那祥，常爱用cool这个词，虽然他们自己又有不同的解释。它和二十年前的keen，neat，swell，snazzy或smooth有点类似。而like则成了一个万能的节奏词与修饰词。

滚开己由scram改为blast off，讨厌鬼现在不叫drip而叫drag。最讨厌的就称为spastics，turkeys，nerds和yo-yos，或者是贬词中的最流行的词square。一个少年有时会说，“她是个……”，然后模仿她的样子，并用食指在空中划个正方形。如果有本人在坐，提到她时就含糊地说是“L7”（因为这个字母加上这个数字，就凑成了一个类似正方形）。正方形中的到了极点的就是立方形了。爱说笑的人就会说，他这个人顶四方形，连自己的帽子也堵塞了。被开玩笑的人的笑声可能是颇为勉强的，但是一般说来，这个时期和少年们开玩笑是很危险的，他们往往会用猛烈的咒骂来进行回击。

每个懂得当时所谓生命的秘密的青年都知道，汽车电影院是个幽会的好去处。当然能够到这里来偷偷摸摸的，只限于那些有汽车（或者说有轮子）的人。但是现在在伟大的中产阶级中，几乎每个少年不是有轮子，就是认识一些人可以借到轮子。州际保险公司发现：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学生有汽车驾驶证，有百分之六十可以“为了交际”而使用家里的汽车。汽车已成了青少年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青少年们的黑话和所谓高速车赛车者【指把旧车不必要零件卸下减重后进行高速赛车的青少年。——译者】的俚语（或者隐语），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有些微细的区别还是可以看出来的。比如说，对爱赛高速车的人来说，所谓drag一词指的不是讨厌的人而是指经过加大马力的汽车从赛跑线开始进行的比赛。这部经过拆卸轻装的汽车又称为back，stormer，bomb，screamer，dragging wagon。要是想使同辈们羡慕，最好办法就对车子进行大改动。就是所谓chopping（砍掉，即把车篷搞下来）或raking（耙掉，即把汽车前半截搞掉一部分）。他们管把轮胎叫skins（皮），轮胎侧壁的白圈叫“snowballs（雪球）”。而为了兜兜风来驶车漫游一下，就叫做bombing或者spooking。

青少年们和他（她）们的弟弟妹妹们，现在开始成为全国广告商的主要宣传对象。他们不但自己有自己爱好的时尚，而且对父母们要买什么东西，愈来愈多地参加意见。戴维·里斯曼说，“你听听这些小家伙们讨论电视机的式样、汽车的款式，或者各种流线型车子的不同优点，你就知道他们确是很聪明的消费者。他们在家庭会议里所起的影响，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尤金·吉尔伯特那时成立了一家公司，专为商人们提供意见，教他们制定对年轻顾客的销售计划，他就对商人们这样说：

一个把青年人的心意摸中了的广告商，一般都可以认为，他们的父母亲最后会向青年人屈服，同意购买那种商品的。……如果一个年青人认为他急迫需要某种东西，象在电视里所见到的，那么在他们的要求下，父母亲们会觉得和一个已经太兴奋的小孩进行理智的辩论，不如向他“让步”容易些。

一个社会调查报告发现，在被调查的母亲中，有百分之九十四，会给她的小孩买他们在电视机上见过的商品。有人对小孩们进行测验，发现他们还未学认字，就已懂得“洗衣粉”这个词。他们在婴孩的围栏椅上已经开始看电视，又被放在电视屏前来使他们不哭叫，于是他们对这五花八门的商品世界，颇为内行熟悉。这是到了他们这一代才有的。女童子军的杂志《美国姑娘》发现，她们的读者“第一次用唇膏、穿尼龙袜、用乳罩，都比之十年前的少女要早些。”十二岁女孩用的乳罩，被命名为“留有余地”，“初试”，“小天使”和“最小天使”——这种乳罩是松紧的，“随着女孩长大而扩大”。《十七岁》杂志的商品推销顾问伯尼斯·菲茨－吉本斯对一些参加“时装‘诊疗’所”的广告商说，“你的时装部是个追求对象的场所。让那些青少年象苍蝇般来到你的陈列室吧，你那个蜘蛛网就可逐步逐步织起来的。到了这些少女们结婚了，你也没有失掉一个顾客。相反，你倒是赚得了一个金矿呢！”菲茨－吉本斯小姐要她的听众吸引“这些青少年‘大亨’，但不是用‘不久以后’这样的甜言蜜语，而是要用‘现在与当前’这样悦耳动听得多的语言。”她把年青少女们说成是“有财力的女人。”

她们往往是财力非常雄厚的女性。美国未来家庭主妇协会的杂志《青少年时代》估计，七年级学生每周花三角到八元五角。到了念高中时，每周花一元六角半到十九元五角。但有些人花的钱远不止这数字。《生活》杂志在一篇图片组文里，说郊区里有个十七岁姑娘，每年有零用费四千元。她的开支项目，包括一千三百元的卧室布置，一千五百元的服装（内有七套游泳衣），五百元娱乐费，这还不包括所谓“由于念完中学而去夏威夷作一次短途旅行的费用”。《生活》杂志说，“愈来愈多的青少年会进入象这位苏珊这一级的收入的。”结尾时它以使人鼓舞的语调说：“她的父母虽然这样不断溺爱她，但没有宠坏了苏珊。她把这一切奢华的享受都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她一生都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关于这个正在涌现出来的青年一代的有闲阶级的全国统计数字，确是有点惊人。随着战时和战后那代的婴孩成长到了青春期，新市场也就扩大了，在全国共计增加了一千八百万到两千万个消费者。他们每年购买量达到一百亿元，后来还增至二百五十亿元。吉尔伯特说，十四岁到十七岁的少女，光是“开学”的服装，就花了七亿七千三百万元。《青少年时代》发现，在五十年代里有一年，平均每个青少年“除了家庭正常供应的必需品而外，用在商品和劳务”的共达五百五十五元。

有很多行业全部改组来满足这些青年的需要。唱片业给他们准备了两种唱片：“单张唱片”（每分钟四十五转）是给未到一岁的小孩的。“唱片集”（每分钟三十三转半）是给青少年的。这两种凑在一起，就占全美国唱片销售量百分之四十三。青少年的消费额，占电影院票房价值的百分之五十三，照相机销售量的百分之四十四，新收音机销售量的百分之三十九，新汽车销售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岁至十九岁这部分的青年，每年在唇膏上花二千万元，在狐臭粉上花了二千五百万元，在家庭烫发上花了九百万元。男女青少年花在化装用品上几达三亿多元。

在严酷的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父母亲们，看见十二岁的女儿每周都去美容院，看见十四岁的孩子全神贯注地看着保险公司为他们那一代承保的退休保险的小册子，现在开始习惯起来了。这些年青的一代，还可以在一些地方设一些赊帐户，它们用的是颇为诱人的名字，如“十四到廿一岁的俱乐部”，“校园帐户”，“新星帐户”等，都没有赊借两字的。他们还可以在自己房间里打个公主牌电话要人送来商品，或者和男朋友或女朋友交换“固定关系”的戒指（每只十二元玖角伍分，“不用付现，每周付五角”）。加州有个公司建了一个造价二百五十万元的青少年商业中心，内有六个商店，一个牛奶店，一个游泳池，一个滑冰池和一所银行。

1954年12月15日晚，沃尔特·狄斯奈在儿童们中间造成了风靡一时的狂热，这对全国说明，对这些小消费者也是可以招徕生意的。“狄斯奈游乐场”本来是星期三晚电视的重要节目，有四千万观众，其中大部分是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那周的节日，第一次连播关于戴维·克罗克特【1786－1836，美国开发西部时的人物。——译者】的故事。戴维由一个迄今还是寂寂无闻的二十九岁的演员费斯·帕克扮演，确是个风度迷人的主角。他那种随和态度很易使小朋友们陶醉，所以那些贩卖克罗克特纪念品的人很易使他们上钩。接着那年的春天，各个游乐场和超级市场似乎到处都是那些戴着浣熊皮帽的五岁小孩。浣熊皮的价钱一下子上升为每八元一磅。到了下年夏天，这个销售高潮才结束，但浣熊皮已销售了一亿元，而戴维·克罗克特式的汗衫、雪橇、毯子、风雪衣、牙刷、午饭盒、秋千、儿童游乐室、沙箱玩具、小凳子、玩具枪和自行车，还未计算在内。有个商人积存有二十万个学生帐篷，印上了戴维·克罗克特的名字，在两天内就把它卖光了。有些成年人实在忍无可忍。有个百货公司迸货员说，“再有人对我谈论戴维·克罗克特，我就用克罗克特的枪迎头给他一下。”在听了上千遍的费斯·帕克唱的“戴维·克罗克特小调”以后，很少有哪个母亲不掩着自己耳朵的。这支歌独占歌坛六个月，一共销售了四百万张。

生在田纳西的一个山顶上，

这个自由乐土的最葱绿之州，

在森林中长大，他熟知一草一木，

三岁上他就杀死了一只狗熊。

戴维·克罗克特呀，戴维

他是蛮荒世界之王！

※※※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弗雷德·赫钦格担心，“占有欲”会对青年们造成精神上的残害。在这方面，1954年开始有两种娱乐形式，确是使人不安。比尔·哈莱和彗星乐队的新音乐在广告上被宣传为“最优秀的摇滚舞流行音乐”。它使人担心在这新繁荣中长大的儿童，就象二十年代的儿童一样，可能被引向一味追寻欢乐，没有头脑。除此以外，斯坦利·克雷默的影片“凶暴的人”还加上了未来野蛮暴力流行的征兆。马龙·布兰多扮演主角约翰尼，是个毫无意义的摩托车俱乐部的猩猩一般的“主席”。这些俱乐部成员都穿上紧身的蓝布裤，上身穿着黑皮茄克衫，背上漆上一个骷髅头和交叉着的大腿骨。按照电影的情节，布兰多这一伙在一个静悄悄的星期天下午，冲进一个宁静的小城，由于没有事做，便把这个地方闹得天翻地覆。显然，这电影是要揭露批判某些问题，但那是什么问题呢？是谴责那些青年吗？是谴责听之任之的态度吗？是谴责对法律和治安的不尊重吗？很多文学评论家认为克雷默要暴露的是战后富裕生活的阴暗的一面，是毫无节制的贪得无厌。有些人见到电影里的暴行有反感——在那个比较温和的时代里，那是够粗暴的了——他们认为那样来进行社会批评未免太过分了。

有一小批年青的波希米派，他们认为对物质至上主义无论怎样指责，都不会是过分的。他们认为富裕生活是骇人听闻的。他们和它搏斗过，但失败了。现在他们承认被击垮了，或者说得更简洁一点，就是垮了。这个“疲塌”的一代在五十年代早期第一次出现，是在洛杉矶市下等的威尼斯西街油漆褪色的广告板和灰泥剥落的墙头后面的。这个运动在那里的灯光昏暗的咖啡馆里酝酿成长，然后往北一跳三百五十英里，在旧全山市哥伦布大道261号找到了它的圣地。那就是那个很快就在他们中间出名的“城市之光书店”。这个书店的合伙人之一就是在巴黎出生的满面胡子的劳伦斯·弗林格蒂。他曾在海军服役，在《时代》杂志当过送信员，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得过学位。1953年他和彼得·马丁合办了这个书店，成为美国第一家全部供应平装本的书店。弗林格蒂用卓别林的电影名字给这个书店起了名。扩大以后，他又办了“城市之光丛书”，这是一家出版社。列在该店出版书目的诗人中，第一个就是他本人。他的诗中，有一首的标题是《发动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进行弹劾的宴会的初描》，这就可以使人大约知道他和五十年代的一般商人有多大的不同了。

“城市之光书店”还充作一些没有固定地址的作家的通讯地址。这些人不同寻常，即使是在本行中间也是如此。一个名叫格雷戈里·科尔索的人曾在1946年披捕，因为他和同伙们要进行一系列的精心策划的抢劫案，把纽约市夺过来。逮捕他时，他还拿着步话机统一指挥这些抢劫。他在监狱里过了三年以后，就在哈佛大学的“扩大眼界图书馆”里自学，写了一些象《结婚》那样的诗。诗中他对一个要和他的未婚妻度过一个晚上的青年说：

不要带她到电影场，要带她到坟场，

对她讲狼人的浴缸，和校正了的单簧管

然后向她下手，吻她，如此等等

我知道为什么她没发脾气，而她甚至会对你这样说：

你摸吧！摸着很舒服呢！

“疲塌”派的作者的年龄属于摇曳舞的一代，但他们则认为己经不是了。作为社会预言家，他们主张自发表现、旅行、东方的神秘主义、唱民歌、弹吉他、跳勃鲁斯舞、各式各样的性行为和他们所谓美国的梦想。有些人成了著名人物。最著名的是一个结实的法裔加拿大人，参加过哥伦比亚大学的足球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商船队的水手，在1940年末期在社会研究新学院里任教。他出世的时候名叫让－路易·克鲁瓦克，但到了1950年出版第一本书《城镇与城市》时，就将名字改为杰克。一些评论员认为他和其他新复兴时代的作家是消极的，他驳斥这种说法。他肯定地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极其积极的。本·赫克特在电视里问他，为什么不多写一点“这个国家有什么毛病”呢？克鲁瓦克后来写道：

他要我做的只不过是要我说反对人民的心里话。他轻蔑地提出了杜勒斯、艾森豪威尔、教皇，和所有这一类的人物……不，我要为一些东西说话，为了十字架，我会说话，为了以色列之星，我会说话……为了可爱的穆罕默德，我会说话，为了老子和庄子，我会说话，为了支持D.T.铃木，我会说话。为什么我要攻击我在生命里所热爱的东西昵。这就是“疲塌”派。活下去活到死的一天么？不，是爱生活爱到我们死的一天。到了他们要来象处死耶稣那样用石头把你扔死的时候，至少你没有温室，你有的只是玻璃般的身躯而己。

他的《在路上》只写了三个星期。杜鲁门·卡波特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说，“这完全不是写作，而是简单地把字打出来罢了！”但是他把人们想听到的东西说了出来，所以他们还是买了五十万册。这本书谈情说爱的情节是索然无味的，书中人物的眼界是浅薄的，尽管他们在国内东来西去到处探索，他们似乎总没有达到任何目的，也似乎什么都探索不到，甚至自己是什么也弄不清楚。但也许这就是他要说的吧。起码克鲁瓦克眼中的人们总是张开眼睛，而不是被家里的物质世界把他们围着。“疲塌”派的人是真诚的，他们对他们那一代的毫无生气的生活不满。比克鲁瓦克写得更为有力的艾伦·金斯伯格对冷战问题，是用摧枯拉朽的气慨写的。

美国呀你并不是真想打仗。

美国呀，就是那些坏俄国人、

那些俄国人、俄国人、中国人，俄国人，

俄国人要把我们活活地吞下去。他们是权力狂。他们要

把我们车库里的车拿走。

他们要把芝加哥夺去，他们要搞一份《红色读者文摘》。他

们要把我们的汽车厂放在西伯利亚。要由他们庞大的

官僚主义机构管理我们的加油站。

这不好。唔！他要使印第安人读书，要使黑鬼出名。啊，

他要我们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救命啊！

美国呀，这是严重的。

美国呀，这就是我从电视机里看到的印象。

美国呀，我说的象不象？

我还是立即动手工作吧，

是的，我不想参军，或在精密仪器工厂里开车床，反正我

是近视的，是精神病患者，

美国，但我也要担负一份不寻常的责任。

金斯伯格并不是真正神经错乱，但在进行了一年精神治疗以后，他的生活改变了。那是在1954年和1955年早期。它使他结束了初露头角的市场研究顾问的生涯离开病床以后，一口气写出了《吼叫》一书。旧金山警察认为内容淫秽，把它充公。但是法官认为这篇长诗还有“重要社会意义”，于是金斯伯格和克鲁瓦克，科索，弗林格蒂都成了这个“疲塌”派的宇宙里的红星了。

这些人一出现，那些一本正经的祟拜他们的人就想把他们圣洁化。着了迷的英国教师，对金斯伯格的同性爱和克鲁瓦克的不道德，都视若无睹。他们说，beat（疲塌）就是“beatitude”（耶稣“登山训诲”【圣经中重要一段，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至第十二节。——译者】的福音）的缩写，所以这些诗人都是受到上帝赐福的。这些“疲塌”派被惹得大怒，这是可以理解的。不管他们的工作有无内在价值（其实多半也是价值不多的），但他们使人们对那种不加思索地随俗从流的习气有所怀疑，这样，他们就达到了他们的社会目的。不承认他们这一成就，就使他们成了文坛的阉人。但当时不大可能。一个很好的证据是，他们还继续引起热烈的反应。

从二十年后看来，这个运动唯一的奇怪之点，就是为什么它会引起社会那么大的争论。它从来不是革命性的运动。这些诗人们都是易于共处的吟游诗人，而不是社会秩序的挑战者。他们不会打破门窗、埋定时弹、咒骂宗教信仰，更不是对既有体制，——这个词义当时在美国语言里还没有呢——的威胁。肯尼思·雷克斯罗斯当时五十岁，是这些人的老前辈。他曾讥讽地说，“我写诗是为了勾引女人，推倒资本主义制度。”但事实上雷克斯罗斯已结了婚，有两个孩子，荣获了几个文学奖，而且因为以前当过爆玉米的推销商，所以还有点商人的味道。事实上，克鲁瓦克也是如此。在他的《地底海》一书中，主人翁因为知道另一个“疲塌”派作家领到的预支稿费，比之他自己的多，感到失望恼恨。他对此进行了巧妙生动的描述。他在别的地方却说，“我们什么都爱——比利·格雷厄姆【比利·格雷厄姆，美国福音会牧师。——译者】、十大名牌大学、摇滚舞、禅宗、苹果馅饼、艾森豪威尔等等，我们都赞同。”当然，他们并非如此，他也不是要你认真地对待他这番话。但是，“疲塌”派并不是好斗派。要是以为他们会向五角大楼游行示威或向国民警卫队扔石块，那就是荒谬可笑的。甚至要是有谁把警察叫作“猪猡”，他们也会为之大吃一惊。如果说他们有些什么行为类乎游行示威的话，最多也不过是金斯伯格背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抽大麻烟”而己。

但对当时习俗说来，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讳了。抽大麻烟被人认为是坏至难以想像的事情。不但如此，“疲塌”派还满嘴粗话，甚至有时在公共场合也是如此。那个时代不是一个宽容的时代。奇风异俗是被人怀疑的。他们的成员说自己与众不同，光是这一事实已使他们显得越乎常规了。为了表示轻蔑，人们称他们为“疲塌尼克”【“尼克”用俄语词尾。——译者】。男的穿卡叽裤，拖鞋，长胡子（但他们的头发还是短的）。女的则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黑色的、长袖的、高领的紧身服装。虽然她们鄙视唇膏，但她们在眼圈周围化妆太浓，所以有时人们称她们为浣熊。据说他们睡地铺，周围堆满了不健康的书和唱片。他们是不搞清洁的。被褥也没有褶叠，甚至连象样的床单也没有。据说他们赤身裸体睡在弹簧褥上，甚至有时没有结婚，就在黑暗中干起那见不得人的勾当。有些人还提倡要生私生子。

艾森豪威尔的美国被他们弄得大吃一惊。父亲们告诉女儿们不要和他们来往。罗纳德·里根【罗纳德·里根，明星、广播员、足球队员、加州州长，曾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把这些人作为笑柄，说他们是穿着拖鞋的足球队员。通俗杂志的作者，还描述他们生活靡烂的情况。坐车上下班的人互相议论他们酗酒狂欢的故事。好莱坞大量编制以他们为歹角的道德剧。甚至连海伦·特伦特也来扮演这种角色。在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镇，有些坐着敞篷车的青少年想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长着胡子的人撞倒，因为他们认定这人敢于违反习俗，必然就是个“疲塌”派而无疑。其实在这一切胡闹之中，充其量只不过是有几个浪漫派诗人，他们要躲开流行的生活方式，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自称是真正的美国人，那倒是真的。他们只不过是要求与大多数人分开，他们所宣传的不过是由来已久的波希米式的生活而已。正如《在路上》一段所说的：

他们疯疯颠颠地沿着大街跳蹦下去。我在后面蹒跚地跟着，就象我一生跟着那些使我感兴趣的人一样。我欢喜的只有那些爱狂闹的人，闹着要生活下去，闹着要说话，闹着要别人挽救，又同时渴望着一切的人，那些从不打呵欠或谈论普通事物的人；他们象那些光怪离奇的黄色烟花那样烧着、烧着、烧着，爆发出象一只蜘蛛那样的烟花，交织在群星之中。而在这蓝色的烟花中心，你看到砰的一下子。于是每个人都叫“唷哟”！

当时这就是被人算作不肯随俗从流的人。但是下一次，教你吃惊的是真家伙了。

第二十二章 全速而稳健地进行

据留意搜集美国民俗资料的乔治·盖洛普博士民意测验所报道：1954年时，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为五英尺九英寸，体重为一百五十八磅；女性平均高五英尺四英寸，重一百三十二磅。做丈夫的认为好妻子的美德莫过于把家里弄得平平安安，整整齐齐的，但他们大多数——占百分之五十五——都感到美国女人全给宠坏了。

这个机构在宣布这一些和其他种种对美国生活进行深入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时还指出，“人们对历史上有些国家民族念念不忘，有时并非由于它们的政绩战功如何，而只因为它们的某些性格上的细微特点。”它说，“上边所列举的那些情况，正是千载以后‘美国人’或将因此闻名全球的几个细微特点。”事实上，仅仅过了二十年，这些情况就已经引起人们的兴趣来了，虽然其中不免有琐屑无聊之处，但是了解某些人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看待别人，他们有些什么烦恼，他们怎样生活——总是挺有意思，甚至很有意义的。不过，这项调查的某些结果，今天看来似乎已经颇有隔世之感。

对于长期存在的两性社会差异，当时倒没有听到谁提出过什么大的责难。做妻子的无非觉得男人酒喝得太多，主要毛病是“什么事都不在乎，”但并没有谈到大男子主义问题。妇女通常总是表示愿意结婚，不愿意工作。不错，她们也希望删去婚礼誓词中的“服从”二字——这个竟至今未变，真是咄咄怪事——但在其他方面，却安于那种双重标推。比如说，妇女的百分之六十一认为妻子决不应该拆看丈夫的信，即使信封上有香味，明明是女人的笔迹也罢。问她们，“妻子跟人通奸比丈夫跟人通奸罪过更大，更应受谴责，是吗？”绝大多数的妇女——五分之四——的答案说：“是，当然应该这样。”

问她们最操心什么事，大多数都说是钱，只有百分之二十一在“世界大战的威胁，保持和平”的答案栏里划了勾。对美国有信心，因美国而自豪，这种情绪挺普遍。大多数人认为美国人最突出的特点是慷慨，其次是和善、通情达理，虔诚、爱自由、求进步。被列为美国人的缺点的都属于小家子气的毛病，如浅簿、自大、放肆、财迷心窍、自私自利。

当时农民还不少，可以自成一类。每天早上数他们起身最早：百分之六十九在6点以前就起床了。一般美国人平日6点半起床，星期天要睡到8点。（出人意料的是，女的比男的起得稍晚）。上床的时间平日是夜里10点，星期六11点。早餐时间通常是7点，午餐12点，晚餐或正餐是晚上6点。战后，工作时间当中给十五分钟喝咖啡时间的风气很普通了，但美国人里边能享受这种待遇的还不到一半；问：“在你的工作地点，雇员全天工作当中有没有喝咖啡，吃点心休息一下的时间？”百分之五十一的人答“没有。”农民害名副其实的所谓大众感冒病的，比其他各类人都多。感冒发病的高溯在2月，那时全国成年人中足有百分之十五，即一千五百万人得病。低潮是7月，不过就在这时也总有百分之五，约五百万人不免要咳嗽打喷嚏，感到难受。

即使不打仗，即使没有什么陷国家于分裂的丑闻，人们的生活也是一种折磨。成年人中两个就有一个睡不着觉的。这个问题对女人比对男人，对未婚的比对己婚的严重；离婚的，丧偶的就更了不得。主要原因都说是“神经紧张”。那时大家还不大习惯用镇静剂，因此多数失眠的人就只好在床上辗转反侧。其他病号：三个美国人中一个闹脚疼，五人中一人听觉不灵，七人中两人苦于痴肥，三个人有两个戴眼镜，其中半数是终年摘不下的。

按品味家的标准来看，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未免单调。他们说，如果让美国人不考虑价钱点菜，他们准会点水果丁、菜汤、牛排配法式烤土豆、豌豆、黄油蛋卷、奶油苹果饼、咖啡这几样。有三百万美国人常年素食。十人中约有六人喝葡萄酒、啤酒或烈酒，但量不大，五人中天天喝的不到一人。他们最爱好的运动是滚木球，每周至少玩一次的竟有八百万人之多，第二三种最流行的消遣是高尔夫和乒乓球。偶尔玩玩滚木球的人比玩高尔夫球或乒乓球的多两倍。全国成年人中只有百分之五十二会游泳，这说明当时假期少，时间短，游泳的机会也就不多。全国有一千五百多万或百分之十五的成年人从来没有离家超过二百五十英里的——这在当时正是一天的汽车路程。星期天吃完午餐，半数有自备汽车的家庭都爱开车出去兜个风，但并不走远。美国人四人中有一人既没见过大西洋，也没见过太平洋。

成年人中十个有九个坐过火车，有四人至少在单间卧车里呆过一夜。当时坐飞机的人虽然逐渐多了，但是爱坐的还是少数。汽车只是短途旅行才用，交通远不如后来那么拥挤。原因之一是那时居住在郊外的人比现在大约要少五千万。除农民外，一般工人住家离工作地点不过两英里，十几分钟就能赶到。三人中一人回家吃午餐。全国不到三分之一的家庭在饭前作祷告，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认为祷告一下“或多或少”有点好处。百分之九十四的人相信上帝。百分之六十八的人相信死后有灵。在1954年6月14日举行忠诚宣誓时，百分之六十九的人都赞成加上“向上帝保证”这句话。读圣经的人，南部比例最高，最低的是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各洲。【纽约、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等三州。——译者】美国人最爱用的两句格言是：“待人如望人待己”，和“求生亦容人求生”。

当时一般家庭住房的冬季取暖温度白天都保持在华氏七十度，夜里六十度。美国普通社会四口之家每周的生活费最少要六十元。（1937年时只需要三十元。）从电视电影给人的印象，仿佛夫妇分床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了，但实际上八对夫妇中只有一对分床，剩下的仍然睡双人床。男人喜欢淋浴，不喜欢盆浴，女的四人中有三人喜欢盆浴。各家往往都喂养一只小动物，养狗的比养猫的多一倍。多数美国人都表示他们喜欢自己的邻居，也信得过人家。大萧条时期养成的节俭作风己经成了习惯。多数人说，如果忽然得到一万块钱，就去置一所新房子。次多的人或则准备用钱还债，或则存银行，买股票，只有极少数的人表示，想过个痛快日子，到处游逛，尽情挥霍一番。芝加哥一位二十三岁的速记员的回答是，得了钱，立即结婚。另一个有职业的姑娘也表示她要搬到加利福尼亚去，“那儿男人多啊。”

总的来说，当时美国仍然是一个乐天为怀的国家。尽管大家也抱怨税收重，物价高——你看，那时他们都己经嫌重嫌高了——但多数人还是说他们比上一辈己经好过一些。普通美国人都想活到百岁，抱这种心愿的男人比女人多，但女人平均寿命实际比较长，活到那样高龄的可能性更大。问他们过去岁月中最留恋哪一段，一般都答二十一岁这年。调查对象中将近一半都有一些迷信习惯。最常说到的是喜欢敲木头、走路躲开黑猫、掉下的盐粒要扔到肩后。迷信的程度，女甚于男。

多数人认为理想的家庭应该有三个孩子。做妈妈的都感到应在婚后第二年生第一个孩子。上了年纪的人对1954年那时的年轻人评价极高：认为他们比父辈懂事，稳重。但年轻人的态度却苛刻多了：五人中只有一人对父母不发怨言。几乎所有成年的美国人都觉得应该按时给孩子一些零花钱，虽然他们十分之三以上的人自己小时候并没有这份福气。青少年犯罪向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闹开了，成为众人担忧的事，但多数大人尽管不安，却都认为过错主要在父母，不在小辈。那时一般父母都认为女孩子十六岁以前不应当交男朋友。

当时所谓通婚问题（指不同教派信仰的基督徒之间的通婚），是议论纷纭的一大问题。赞成的人占半数稍多（百分之五十四），但四人中只有一人相信这种婚姻会有好结果。非犹太人和犹太人结婚的事，据统计为数极少。白人和黑人（当时叫做“尼格罗”）的结合，在广大的中产阶级中还是闻所未闻的事，连可能性也无从谈起。

当时黑人在美国社会的生活主流中仍然不算是人，群众性的游艺演出有他们，也不过是当作小玩意儿而已。斯蒂宾·费希特、海蒂·麦克丹尼尔、巴特弗莱·麦奎因和埃通·安德森这些人，叫来逗逗乐是可以的，但谁都不把他们当人看待。好莱坞如果要描写黑人的感情状态，他们不请黑人来演，却用软木烧成炭末涂在象艾尔·乔尔森这样的人脸上，来充黑人。美国白人社会眼里根本就没有黑人。“我是一个谁也看不见的人啊”，拉尔夫·埃利森1953年的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声疾呼说，“……我是看不见的，懂吗？就因为人们不愿看我。我听到你在说，‘瞧这个讨厌透顶、不负责的杂种！’你说得对……。但是你们既然不愿看我，我又对谁负责去？”

在黑人经过三百年的屈辱，奴役生涯之后，那埃利森曾一度称为“欺骗和逃避责任的积习，”现在终于接近结束了。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终于承认黑人毕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他们的白人同胞应该看到他们，无论什么场合都应该以平等相待，首先从公立学校开始。

1954年5月17日下午12点52分，最高法院宏伟的前厅的红色丝绒帷幕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撩开了，九位身穿黑袍的人，穿过辉煌的古希腊式卷花石柱，在桃花心木的长案后边皮椅上坐了下来。全世界的报纸编辑都在静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这乃是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案件以来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大的时刻。罗伯特·杰克逊法宫，原因心脏病住院养病，这天一大早也赶来法院，这样，全体法官，包括三位南方人法官，全到齐了。一反惯例，这次没有把判词抄本事先印发给报社记者，因此他们对案子究竟怎么判，一点也模不到头脑。新任首席法官厄尔·沃伦到法院视事才六个月。委任他的时候，律师们由于他毫无司法经验都感到吃惊，所以此刻华盛顿的人也料不定，在布朗控诉托皮卡地方教育局一案中，他会采取什么立场。诚然沃伦并非种族主义者，但他是一向以坚决维护各州权利出名的人。

专跑法院的电讯记者们，这时都在法官的长案下边记者席上忙着写电讯稿，由气动传送管道送出去，12点57分，美联社A线开始发报了：

首席法官沃伦今日行将宣布最高法院对公立学校种族隔离问题一案之判决，法院判词如何，此刻尚难逆料。

由首席法官来宣读判决书，这表示他赞成多数法官意见。这是沃伦宣读的第一件重要判决，可是旁听的人好一会儿都还摸不透，他不知要磨蹭多久才说出判决内容到底是什么。他先不直接宣读判词，却一味大发空论，不时引用一些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如肯尼思·克拉克和冈纳·米达尔关于黑人儿童智力发展问题的论述。1点12分，美联社记者不耐烦了，于是发出第二份电讯，说：沃伦显然原则上反对黑白人隔离制，“但尚未宣读法院的判决书，因此记者尚难肯定截止发报时，隔离制是否将因违宪而遭取缔。”

这一判决的主要依据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而各州亦不得剥夺任何人依法受保护之平等权利……”可是，要把这一条在司法上付诸实施，还没有先例可援。最高法院从未对学校里种族问题作过任何裁决。它曾在1896年就火车乘客黑白人旅客分座问题确定了一个“座位隔离，地位平等”的原刚，以后，法院还反对过住房和铁路交通方面实行种族隔离，并曾下令六所南部边境地区州立大学的研究院接纳黑人入学。下午1点20分，沃伦终于接触到判决书的核心了：

仅因种族不同，而使黑人儿童与其他年龄相若、学力相当之儿童隔离，势将使其痛感社会地位低贱，而摧折其身心至于无法弥补。本庭之结论为：公共教育事业决不容“坐位隔离、地位平等”之说存在。因教学制度既属隔离，则无平等可言。

因此，黑白人隔离制是违宪的、不合法的。判决经全体法官一致通过。这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它的学识渊博的顾问瑟古德·马歇尔来说，可是一场非比寻常的胜利。马歇尔本人就是在“吉姆·克罗”【“吉姆·克罗”原为黑人的一支流行歌曲名，后被用作出于歧视为黑人专设的学校、车厢等的代称。——译者】学校毕业的。最高法院有鉴于实际改制需要时间，便宣布秋季开学前不再发出进一步的指令，目前先由有关各方提出意见，看应该在什么时候废除隔离，应该有谁一一指定专人或由联邦地方法院一一来规定措施，加以贯彻。

南部的白人社会感到丧气。不能设想还有什么比这件事对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打击更沉重了。原来，黑白人隔离制早已在十七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为法律肯定，另四个州容许这样做。现在一和校，便要影响到一千两百万学生。各地教育当局对这事的最初反应因地而异。堪萨斯和俄克拉荷马这类南北交界州里的官方人士态度比较冷静，他们估计改变隔离制并不会引起什么乱子来。艾伦·希弗斯州长在奥斯汀表示，得克萨斯州一定照办，不过他提出，全部实现恐怕“需要好多年”。弗吉尼亚州州长托马斯·斯坦利在充分考虑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对记者宣布：“我准备召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代表一起来研究这个问题，设法制定一项既能为本州公民所接受，又符合于法院裁决精神的计划。”

极南部【极南部（Deep south）一般指美国最典型，最保守的南部地区，包括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等州的大部分地区。——译者】的对立情绪可大得多了。七十五岁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士·伯恩斯说，他“至感震惊”，不过他却不能自称对这件事感到意外。原来为了对法院进行要挟，南卡罗来纳州早已修改了本州宪法，允许废弃公立学校制，现在的问题只是要不要把这一威胁见诸行动。佐治亚州也采取了同样步骤，州里的一些领导态度更为凶狠，如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就怒气冲冲地说，种族问题属于立法部门的权限范围，不在政府的司法部门权限之内，还附和已有人提出的论调，指责沃伦的法院是“明目张胆滥用司法权力。”赫尔曼·塔尔梅奇州长竟公开遣责“美国最高法院……悍然蔑视一切法律和判例……实已堕落到庸俗政治的地步……佐治亚人民对美国宪法和佐治亚州宪法所赋与他们的自治权是坚信不移、坚持不懈的；我们将为之奋斗到底。”他还说，他们要“定出一套计划来，保证种族隔离制度永远继续下去。”

到了秋天，南部各州进行选举，各地候选人为了竞相争当白人至上主义最得力的维护者这个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类似上述的种种论调更是层出不穷。最高法院因为担心引起市民骚乱，没有规定严格的执行期限，但法官明白宣称，法律既经制定，他们有责任监督贯彻执行。这时各处的联邦地方法院和地方学区都接到了命令，要它们先就本地区的形势作出估计，对如何贯彻进行研究，然后应该“迅速而合理地开始”采取步骤，一俟“情况可行”，便“火速而稳健地”贯彻法院的决定。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一切颇感不安。他知道这多少是大势所趋——欧洲人在亚非两处的殖民政策完蛋了，必然会在美国引起反对种族歧视的日趋高涨的呼声；美国人现在日益明白，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正因其国内的种族主义而大受影响。尽管如此，他内心深处的保守思想却使他害怕剧变。他曾私下把任命沃伦的事说成是“我生平最蠢的错误。”也也相信黑白人合校是势所必然，却说：“如果你想走得太远，操之过急……那就非犯错误不可。”尼克松不同意，他强烈感到“民权问题首先是道义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但艾克对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他某次郑重其事对一位顾问说，“我敢说，最高法院这个决定至少要使南部的进步推迟十五年……。主张黑白人合校当然很好——但别忘了这也是在主张社会解体就是了。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非常容易感情用事，特别是牵涉到孩子……。这类涉及道义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要求它尽善尽美呢。我们能做到的，只是朝着一个高尚的目标前进而己。谁要叫我强制推行这种事，谁就是发疯了。”

但他这个老兵深知命令必须服从。法院对宪法规定既已作出解释，行政首脑使只有听命办事。于是在他的命令下，哥伦比亚特区各学校立即全部实行了黑白人合校。他下令那部分还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海军基地——杜鲁门早在陆军中废止了这个制度——在一夜之间（真正是一夜之间），把海军机构的饮水处、休息室门口标明“黑人”、“白人”的牌子全部取消了。波士顿黑人洛伊斯·李普曼成了白宫秘书处里的第一个黑人工作人员；几个月后，另一个黑人，弗雷德里克·莫罗担任了总统的行政助理。哈格蒂有意让这些消息见报，这样，谁也不能说总统要求别人做的事，自己没有以身作则了。

随后的几个月里，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肯塔基、西弗吉尼亚、马里兰、田纳西、阿肯色和特拉华等州据报已经有三百五十个学校区部分实行了合校，但别的地区情况却不那么令人鼓舞。弗吉尼亚和极南部各州的立法机构决议采取一系列烦琐的措施，意在进行长期曲折的法律斗争，以逃避最高法院的判决。与此同时，各州的州长们为了拒不执行联邦法律，则汹汹然大谈其“州主权”、“宣布无效权”和“干预”之类的南北战争时代的老调，这种老调自约翰·卡尔霍恩【卡尔霍恩（1782－1850年），1825－1872年任美国副总统职务。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州权主义者。——译者】死后早已无人谈起了。南部社会下层的人在头头们这种好战姿态的刺激下，竟又搞起三K党来了，还组织了白人公民委员会，抗拒实行合校。整个南部白人区全都怒气冲冲。

但这时要再走回头路已经不可能。黑人也恼火透了。一个多世纪以前，托克维尔【托克维尔（1805－1859年），法国作家，政客。——译者】曾预言：一旦黑人“加入了自由人的行列，他们想起长期以来被剥夺了几乎一切公民权利，不能与白人平起平坐定会感到无比愤怒，他们定会毫不迟疑把白人看作敌人的。”现在若不不折不扣取消种族隔离，就非出现这种局面不可。法院已经在黑人心中点燃了希望，而社会行动的动力正是希望，而不是绝望啊。埃德加·胡佛报告白宫说，整个南部小武器的销售量都在增加，有些城市已经增加了四倍以上。固然最激烈的话还都是出自白人之口，但一望而知1954－55这年冬天，那宣扬歧视白人的种族主义和以暴抗暴思想的黑色穆斯林也在蓬勃发展。

美国人感到他们正迅速陷入一个种族纷争的时代，不免大吃一惊。想到当时美国社会两极在信念上的对立是怎样深刻，这段历史插曲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好斗的白人发誉要维护种族关系的现状，而这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在它周围应运而生的许多黑人组织所决不允许的。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领导人常常干脆不起作用了。这时有一个二十六岁的黑人妇女名叫奥瑟琳·露西的以瑟古德·马歇尔为顾问，宣布她打算到亚拉巴马大学去读书，弄得大学的董事全惊慌万状。露西不顾有人用石头砸她的汽车，在同塔斯卡芦萨地方成群的暴徒周旋了三天之后，终于踏进了大学注册处。她在那里见到一份董事会给她的电报，内容说：为了你个人、本校同学和教职员的安全，决定你暂缓入学，日后如何处理另行通知。马歇尔带着她到法院控告，法院否决了停学决定。于是董事会连夜举行会议，指责露西小姐对学校当局提出了“虚假的、侮辱性的，诽谤性的，无根据的控诉”，下令将她永远开除学籍。

这类纠纷的当事双方往往都有一种骑虎难下之势。露西有联邦法院撑腰，最后肯定会胜利的，这一点大学董事们心里明白。只有给她吃一颗子弹才能阻止她入学啊——这个念头象魔影似的不断出现。不仅有枪、有枪手；而且这种枪手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很可能逍遥法外。美国宪法一方面规定取消黑白人隔离制，一方面又让被告有权由与他同等地位的公民组成陪审团参与审判，而在南部广大地区，这种陪审团就很可能判他无罪。这类事终于发生了。第一个这样的事例就在1955年8月发生在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十四岁黑人青年埃米特·蒂尔，从芝加哥到那里走亲戚，有人说他侮辱了白人妇女，于是就有三个白人把他从亲戚家拖出来，活活在水里淹死了他。许多证人帮助联邦调查人员查获了三人中的两人；但是清一色白人的陪审团却判他们无罪了。后来，这两人（是异父兄弟）又被一位联邦检察官控以拐骗罪，但大陪审团却拒不提起公诉。联邦调查局虽然费尽气力收集了如山的铁证，最后也无可奈何，只得将案卷封存了。

临到最高法院宣判一周年时，南部的种族主义简直象瘟疫似的到处蔓延。有人极力唆使暴徒去威协坚待宪法权利的黑人，往往还动手打人。最残忍的要算小学里的情况了，孩子大都还小，根本不理解为了他们而进行的那种野蛮的搏斗是怎么回事，但也免不了受惊，有的甚至还吃了苦头。按每年9月开学原是美国人心目中的一件大事。这天，妈妈给孩子换上新衣服，梳好头，把铅笔盒递到他们手里，然后送他们进新课堂。教育局凡是改变什么规章制度，如实行黑白学童合校，也都拣这个时候开始，总之自从最高法院宣判那年起直到五十年代末期，美国报刊每年秋天都不免要在头版报道满脸惶惑的小学生面前杀气腾腾的示威活动，有时甚至发生暴行。

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几乎是在1956年同一星期里爆发的。田纳西州克林顿镇的暴徒的疯狂情绪，是由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来的一个种族主义狂热分子约翰·卡斯珀煽动起来的（他恬不知耻地攻击取消隔离是“外界煽动分子”搞出来的）在卡斯珀来到以前，克林顿原是一个僻静的地方，居民约四千人，其中十二名黑人学生已经准备到当地的中学去报到。但在卡斯珀挑动下，一千多市民冲进了学校，阻绝交通，砸坏一切过往的黑人车辆，然后又跑到总共只有八名警察的警察局，叫嚷，“抓住那些给黑鬼撑腰的家伙！夺过枪来，把他们统统干掉！”经过一个恐怖之夜，出动了一百名州警察，六百三十三名国民警卫队，七辆M－41坦克，才平息了这场简直象革命乍起时的狂暴活动。人们看到在一个市镇执法就要费这么大劲，但是，这时还不清楚，狂热分子在学校里却闹得更凶。得克萨斯州的曼斯菲尔德比克林顿还小，（人口一千四百五十人），它的联邦地方法院下令让三个黑人中学生到有三百个白人学生的学校上学，注册入学之日，足有四百人拥进学校，手持“只有死黑鬼，才是好黑鬼”和“黑人耳朵两元十二只”之类的牌牌。三个黑人学生见了扭头便走。一个十四岁的白人女学生对记者说：“如果上帝要白人黑人在一个学校上学，他就不会把他们造成黑人，把我们造成白人了。”

南部以外的美国人当然很容易对南部发生反感，这倒也未必公平，因为种族主义骚乱分子固然足以破坏治安，但也不能构成多数，不过克林顿在那次暴乱之后却确实成了顽固势力的堡垒：以鼓动叛乱罪被逮捕的卡斯珀很快就释放了；白人公民委员会在当时的市政选举中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为他竞选的标语海报到处皆是。学生把南北战争时期的南部联邦的小旗子缝在汗衫上，向黑人男生扔石头，骂黑人女生“黑破鞋”、“黑婊子”，往黑人学生的书上泼墨水。选举那天早上，一位白人牧师护送黑人孩子穿过学校外面的人群，竟遭到毒打；两个给解围的人也挨了揍。这所学校的校长开除了一个十三岁的白人男生，因为他悔辱了一个黑人女生，校长本人因此便受到威胁，最后宣布“由于法纪荡然”，将学校关闭了事。正当克林顿仿佛快要丧失理智之际，风向骤然变了。联邦调查局根据司法部长布劳内尔的命令，逮捕了十六个为首的暴徒。有五十名白人中学生，在一个十七岁的足球队长的领导下，要求全体人民遵从“联邦法院的决定，使安德森县一切愿受教育的公民都能受到教育。”接着，发生了一件甚至使那些自以为深知克林顿镇内情的人也盛到意外的事。市政选举结束，选票清点完毕——竞选地方公职的隔离派候选人全部以接近三对一的比数失败落选了。

那一年，凡是发表公开演说的人，嘴里无不带着一个新词儿：“变革之风”，这原是从摩洛哥传过来的，那时从越南调来的法国军队正在打另一场势将必败的镇压反殖民主义者的战争，但这意思似乎也适用于美国，沃伦的法院恰恰就象是这场交革之风的漩涡中心。没有过多久，它重新解释宪法的范围就扩展到了废止在课堂里做祷告；增加被告聘用律师的权利（这从米兰达和亚利桑那州的讼案中可以看出）；使电影制片者也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取消对色情作品的审查；规定任命州级立法机构人员的基本原则。

保守派的死硬分子负隅顽抗起来了。南方各州到处出现弹劾厄尔·沃伦的标语牌。这位首席法官竟成了除了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外官场中引起争论最多的人物，一切乱子，一切种族冲突，件件都算到了他的账上。但是今天动手改变这个旧制度的联邦机构何止最高法院一个：国会正在制定最后合称民权五法中的第一个法案；公务员委员会正在大力提拔黑人工作人员；一些联邦机构对指责种族歧视突然发生了兴趣。这时，其中的一个机构，州际贸易委员会，正在考虑禁止在各州之间的火车、公共汽车和有关候车室中对旅客实行种族隔离。正在议而未决之际，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有一个黑人女缝工却抢先走在前面了。

她的名字叫罗莎·帕克斯，四十二岁。1955年12月1日，星期四，这天她感到很疲乏，上了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便找了个座位坐下，这时乘客满了，司机叫她站起来让位给一个白种男人。黑人给白人让座，是南部的老习惯了。再说，不听司机指挥也是犯法的，但帕克斯太大这时想了一想回答说她不让。埃尔德里奇·克利弗日后追叙这段往事说，“一刹那间，天地为之变色。”

汽车到下一站，她被捕了，罪状是行为失检；罪状成立，罚款十元。帕克斯太太的朋友熟人很多，都气忿极了；不出两天，已经有人在黑人区里散发油印传单，号召大家第二天全天对市办交通工具实行抵制。抵制活动非常成功，这使蒙哥马利黑人社会的一些领导人不禁想到了许多更深远的问题。这个地方的黑人一共二万五千，占汽车公司全部乘客的百分之七十五。他们如果继续罢乘，并提出撤消罢乘的条件，怎么样？到头来，汽车公司除了屈服，只有破产。

事情就这样闹开了。他们通知公司，如果不容许黑人按先来先占的原则就坐，那么他们的汽车就不会再有黑人乘坐了。此外，黑人领袖们还要公司命令司机必须对黑人有礼貌，要公司在黑人区的公共汽车上用黑人司机。公司答复说白人司机今后一定待人和气就是了，仅此而已。于是罢乘活动便继续下去，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这样过了几星期，双方互不相让，而黑人的意志也更坚决了。亚拉巴马州其它地方都注意起蒙哥马利的局势来了，接着在全国，然后全世界都引起注意。隔离派的头目是蒙哥马利的市长w.A.盖尔。此人和市政委员会的人竟公然加入了当地的白人公民委员会；接着，宣称市政当局决不向抵制运动投降。他说，“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一味谨慎怕事，现在该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时候了。黑人似乎有一种想法，认为他们已经把白人挤到墙角，非逼得白人屈服于他们的条件，决不罢休。”

站在盖尔对立面为首的黑人领袖是马丁·路德·金，一个不出名的二十六岁的牧师。他去年才来蒙哥马利担任德克斯特大街浸礼会教堂牧师。南部白人把黑人牧师一向不大放在眼里，但金可是黑人中崭新的人物，南部白人还是初次同这样的人打交道。其人是哈佛哲学博士，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布道时很少谈约旦河故事，却大谈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伽里略、托因比文章思想。他住在蒙哥马利的一所白色小屋，在悦耳的古典乐曲声里，埋头著书立说，熔基督教义、黑格尔主义、甘地主义于一炉，合成一种新的哲学，教人从斗争中汲取力量，于痛苦处寻求和谐。甘地的萨加罗哈思想——以消极抵抗和不合作来对抗暴政的思想——成了金的“精神力量”。他给他的信徒放映关于印度圣雄的电影，并对这次的抵制运动说了这样一些话：

“这不是黑人白人在闹紧张关系。这完全是一场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斗争。我们不仅要改善蒙哥马利黑人的地位，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整个蒙哥马利获得进步。纵然我们每天被逮捕：纵然我们每天受剥削：纵然我们每天吃败仗；也别堕落到对那些人怀恨在心的地步。”

他对德克斯特大街教堂里的信徒宣讲“以爱克敌制胜”的意义。他用鼓舞人心的浸礼会古赞美诗和野营布道会上的歌曲来激励他们，有时也加进去一些新唱词，譬如：

我的心里，

毫不怀疑：

总有一天，

我们要胜利。

死硬的隔离主义者这时对他们真是极尽讽嘲的能事。有人把金说成“只不过是共产党搞的‘全有色人协’派来煽动我们黑人朋友的又一个煽动分子罢了。”但并不是所有白人都这样想。盖尔市长逐渐发现，有些经常雇用黑人佣工的家庭现在都自己开车去接他们的厨师，佣人，不然就替他们付钱雇出租汽车。他于是愤愤然说：这些帮工的“同领导他们的黑人激进分子一样，都在拚命破坏我们的社会结构啊。”还说，“黑人正在背后笑话白人呢。他们觉得真滑稽，白人反对黑人抵制公共汽车，却甘愿为参加运动的黑人当司机。”

这样僵持了三个月之后，市检察官终于拿出了一份1921年的限制工会的反劳工法。大陪审团竟以此为根据，对金和另外一百十四名黑人领导人提出控告，控诉书说，“本州之习俗法律无不明确实行种族隔离之制，吾人必当坚守不渝。”被告一律打了手印，以三百元交保释放。3月下旬，金首先出庭受审，罪名是“毫无正当理由或合法口实”，阴谋阻挠汽车公司的正当营业。可是黑人作证的异口同声地说：不对！他们个个都有正当理由。一个说，公共汽车的司机怎样关车门夹了他瞎子丈夫的腿，踩足油门往前开。另一个叙述了一个黑人怎样因为身边没有零钱，竟被人家用手枪逼着下车去的情景。第三个说，他怀孕的妻子被迫给白人妇女让坐。第四个说，有一个司机骂她“黑猴子，丑样子。”

金放弃了由陪审团参加审判的要求。他指出抵制运动完全是自发搞起来的，只是在运动己经全面开展起来以后，他才成为它的代言人的。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罚他一千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在上诉期间准予保释。这样判决的目的，无非是想叮唬一下蒙哥马利的黑人，但效果却适得其反。黑人立即在法院外面的草坪上举行集会。一个黑人大叫道，“从此以后，我们决不坐公共汽车了。”一个中年的黑人妇女推开人群，跑过去对金说：“我的心，我的钱包都归你了。”会上决定当晚举行一次群众祈祷大会。一个男人高声问道，“你们都来吗？”人群大声回答，“来！”他又问，“你们坐公共汽车吗？”群众吼道，“不坐！”

他们硬是不坐。春去夏来，夏去秋来，黑人的斗志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市长私下对朋友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黑人会这样坚决。汽车公司负债累累，汽车司机纷纷改行，要不就离开了这个城市。显然，黑人没有那些司机也能活下去啊。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习惯步行上班了，有些买了自行车。为丁解决其余一些人的问题，金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汽车互助组，集中了二百辆车子。可是市长竟宣布这种活动是非法的，于是在罢乘进入第十二个月后，金和另一些黑人领袖便以未经许可擅自经营企业的罪名被捉了起来。正在州巡回法院审理这件案子时，忽然传来了惊人消息：最高法院，原己在公共场所和学校中推翻了“坐位隔离，地位平等”的原则，现在决定也在公共交通事业中予以取缔。这样，公共汽车上搞种族歧视就违反联邦法令了。马丁·路德·金自由了，而且成了世界名人。这场史无前例的抵制运动确实给了亚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以毁灭性的打击。关国各地的黑人从中看到了新希望。这位年轻黑人教师从此一跃而进入民权斗争最高领导层。

金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他劝导他的信徒要自重，不要骄傲。他说，“多少年来我们总是一上公共汽车就往后走。现在的危险是我们还可能本能地往后走，这样，种族隔离就永远没法消除了。”他接着说，“但是如果你们有谁坐公共汽车的时候自吹自擂说，‘我们黑人，打败了白人啦’，我就太伤心了。你们这样做，就要把整个南部的斗争都要断送掉的。再去乘车，千万要谦虚、和气啊。”

罗莎·帕克斯事件后的第三百八十一天，这场抵制运动终于结束，金他自己如果不去坐一次公共汽车，那他未免太不近人情了。他去了，司机问他，“您就是那位牧师先生吗？”牧师回答说，“不错。车票多少钱？”车费是一角五——比去年的涨了五分——他把硬币塞进了收费箱，到前排找了一个座位坐下。事后他对人说，“坐这一趟，可真美啊。”事情终于过去了，蒙哥马利大部分的白人都松了一口气，有些人兴致还挺高的。一位银行出纳对记者讽刺说，“他们祷告，他们抵制，这样搞了一年，最后争到的，还不就是咱天天腻透了的公共汽车。”某白人在车上自言自语说：“看来今年的圣诞节不会是白人的圣诞节了。”他身边的一个黑人微笑应道：“对啦，先生，这话不假。”

一件事总要在过去很久以后，人们才能逐步认清它在整个形势发展中的地位，而当时看来却往往无足轻重。毫无疑问，那天叫帕克斯太太起来让座的司机，无非只是在对付一个挺傲气的黑人罢了；如果他知道将来自己的孙子辈也会在学校课本上读到这场纠纷的话，他恐怕就会慎重一些了。身为国家总统的当然要比开公共汽车的对历史体会深一些，但他们照样对自己所做的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没有一点数。艾森豪威尔这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爱好和平，加之又尊重国会特权，因此一向颇能制止政府中人对印度支那承担什么不妥当的义务。然而就在罗莎·帕克斯一举而变革了历史之年，艾克竟把美国进一步推上了在越南采取疯狂行动的漫长道路。

当然一切并非姑自今日。任何人只要对总统从事战争之权怎样日见扩大起来的情况略加研究，一定会注意到，罗斯福早在1941、42年间已经做出先例来了。以前，国会在这方面的权力一点都没有变，其后便开始动摇；到了罗斯福，则逞其超群的政治手腕，利用与外国订立各种协定，造成了一种实际上逼得轴心国非对美国发动迸攻不可的局势。接着是朝鲜战争。卡贝尔·菲利普斯在一本杜鲁门传记里写道：“他对朝鲜进行干预的决定……接近于把宣战大权全部揽过来……此后的总统都可以援杜鲁门的先例，在他们认为国家利益需要之时，自己作主，在任何地点，动用任何必要的力量，迅速发动攻击。”

侵蚀国会权力，同时也就是提高行政权力的最终一些步骤，是日后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在东南亚问题的背景下完成的，但整个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是值得注意的。1955年关于福摩萨决议便是其中的一大关键。固然，它是冷战产生的结果之一，但它对未来的影响却极为广泛，极为严酷。

想当年迪安·艾奇逊曾经建议，等到中国“尘埃落定，局势澄清以后”再来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临到1955年，那里的局势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只是这幅图的东部边缘仍然有些模糊罢了。共产党控制整个大陆，国民党占据福摩萨，但双方隔岸据峙的福摩萨海峡的地位还没有解决。那一百一十五英里宽的海峡中，遍布着小荒岛，当此之际，这些岛屿的意义只不过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一方和以蒋介石及其美国盟友为另一方的相互争夺的焦点而已。

这些岛屿大小各异，和大陆或福摩萨的距离也不一样。由六十四个小岛组成的岛群，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译者】踞福摩萨三十英里，算是它的一部分：白宫曾明白宣称，进攻佩斯卡多尔，就是进攻福摩萨的前奏，因而就要受到第七舰队的抗击。美国出来保卫佩斯卡多尔并不需要国会批准，因为这个列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日本人手中夺过来的；按国际法，美国有权利保卫它。靠近海峡那一边的情况就不同了。那边的岛屿有金门、马祖和大陈群岛，个个岛距福摩萨超过一百英里，而离大陆却只有五英里十英里之遥。艾德莱·史蒂文森曾指出，这些岛屿“几乎象斯塔腾岛贴近纽约那样贴进中国海岸，”它们“历来归中国所有”，美国也好，福摩萨岛上的国民党也好，要想占有这些岛屿都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沃尔特·李普曼进一步突出了这句话的含意：“……如果我们对这些近海岛屿进行干预，我们得准备在中国土地上参加一次中国内战就是了。”

没有什么比这一点使杜勒斯更称心的了，原来他正是准备随时为这些近海岛屿打一仗的。他向谢尔曼·亚当斯抱怨说：英国和其他一些美国的盟国居然完全不了解“撤出金门和马祖将使东亚的自由人民感到何等的震惊。”这就是杜勒斯对世界的看法。他一厢情愿地幻想，在苏门答腊和西藏这种地方，会有大规模群众集会，成百万人的坚强的农民队伍跑到“东亚自由人民团结起来维护集体安全”这面旗帜下边来。中国共产党深知杜勒斯的那股拗劲，便存心逗它发作，1954年9月，杜勒斯在马尼拉签署东南亚条约组织议定书，他们就炮轰金门，后来又在第二年1月18日占领了大陈群岛中的一个叫一江山的小岛。由于一江山岛渺若微尘，连国务院的地图上都没有，而大陈又远在福摩萨以北二百英里，因此这件事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威胁并不大。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到会的大多数都是鹰派观点。雷德福海军上将、卡尼海军上将和内森·特文宁将军都主张应该乘此表明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来一个彻底摊牌。

这时只有李奇微将军一个人表示不同意见。他对总统说，“这种行动是会一发不可收拾的，结果我们同红色中国就要直接冲突起来，甚至还可能发展成为一场彻底的全面战争，把我们手里一切可怕的武器都用上。”李奇微接着说，即使把中国征服了，局势仍然非常难办；美国只不过是“凭借军事力量造成了一个大真空而已。那时，我们就不得几十万几十万地往那里派人，填补真空——最后呢，只剩下我们自己在茫茫七千英里的边界上同俄国人对着干了。”

由于李奇微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唯一的鸽派，所以会议还是决定了要对赤色分子采取行动。杜勒斯同意了；参议员诺兰也赞成。但艾森豪威尔的结论是：李奇微说的有道理。他又一次拒绝陷入亚洲的陆上战争；一股战争狂热终于平息下来了。但杜勒斯还是说服了艾克，要考虑面子问题。北京电台在打下一江山岛之后说，这次进攻表明了他们“为解放台湾而斗争的坚强意志。”杜勒斯提醒总统说，情况如此，如果美国毫无动静，亚洲人就只能得出美国果真是纸老虎的结论。于是总统同意采取某种行动，便要求国会作出一条决议来。

他1月24日发表的咨文，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艾克向国会提出了一种胜似批准宣战而又有所不及的要求，即请国会授权他本人决定美国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打仗。他说：

局势危急，迫使我不待联合国决定，要求国会立即通过明确决议参与有利于和平前途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必要时可以动用美国的武装力量，用于保障福摩萨与佩斯卡尔列岛的安全。

总统然后暗示，中国人如对近海岛屿发动进攻，美国报复与否，要看进攻的性质而定。如果他们只想拿下金门和马祖，他可能让他们拿去。如果他们意在跃向福摩萨，他可能就不答应了。他要求国会让他揣靡中国共产党的企图，然后采取任何他认为合适的行动。

总统这一着目的本在消除怀疑，却反使不少人大惑不解。民主党自由派的观点是，艾克不是早已有权采取他想采取的步骤了吗？这些人素来拥护罗斯福－杜鲁门外交政策，因此也就认为总统必须有强大的权力。他们一口咬定，宪法赋与总统以总司令之权，就是容许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调度美国的军事力量。那年冬天罗织出来的某些论点，今天读来实在有点离奇。按日后越南战争注定要成为无数美国政策葬身之所，这一政策更其如此。在围绕布里克修正案进行的斗争中，保守派要保留由国会作出一切重大涉外决策之权，而自由派则竭力主张这个权力应属白宫。关于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绝对主义立场，理查德·罗维尔讲得再透彻不过了，他在1955年3月19日写道：

……总统保卫福摩萨的权力，并不是从1月间国会草草拟就通过的决议得来的。作为美国总统，他有权在任何他认为同本国安全密切相关的地区，采取任何他认为必要的行动，而无论涉及的问题是保卫福摩萨，还是别的什么。

艾森豪威尔自己也弄不清他到底是在向国会让权，还是同国会争权。那份咨文送去国会之前，他改了一句。原文是，“我所要求的这种权限中，部分可能已经包括在总司令的职权之内。”他把这句划了，另外写上：“决定是否需要采取某种行动之权，是包括在总司令职权之内的。”国会对这个问题一样拿不准。当时最普遍的理解是，行政当局是在想办法在近海岛屿问题上脱钩撒手呢。

休伯特·汉弗莱曾想在决议上附加一条修正意见，防止授权在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采取行动，但没有成功。国会里的另一些人担心美国今后可能为了某一与美国安全毫无关系的穷乡僻壤而陷进一场战争。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则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说，“最高当局已经给咱们吹了风，认为阻止对方集结部队、储屯装备物资进而进攻各岛，这从军事上讲是很对的，简单来说，就是要打一场预防性战争。谨建议将其列为符合本决议精神的一项行动。”

这时参议员乔治也出来大力支持这个议案，于是反对势力就不行了。乔治说，“我可不愿意听到谁个民主党人说，美国总统一到国会来，就应该挨批。”议案在参院以八十五票对二票，在众院以四百一十票对三票，获得通过，由艾森豪威尔在1月29日签署了。那天恰逢乔治的七十七岁诞辰。他出席签署仪式时，自不免有一番奉承热闹。可是不足一月，第七舰队便从大陈群岛撤出了一万四千名国民党军队，仿佛要以此说明，那一场争论是何等的无聊。华盛顿等于在说，福摩萨决议到此为止，从今而后，便是一纸空文了。唯独一个人却不这么看，此人乃艾德菜·史蒂文森。他直率地说，总统向国会提出而终于从国会得到的，可说是一张“空白支票。”这话真是一点不假。艾森豪威尔或另一个在他职位的人，随时都可以不必再同国会商量，就拿出那张支票要求兑现的。宪法之下微妙的权力平衡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又一项对行政首脑的束缚打破了。

六个月后，艾森豪威尔在外交政策上破关而出，可说是他在争取个人威望工作上的一大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几乎要了杜勒斯的命。十年来，这位共和党的老顽固一直坚决反对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当年温斯顿·丘吉尔也曾建议举行最高一级的会谈——他称之为“首脑级”——但对美国的保守派来说，一念及美国总统竟可能端着鸡尾酒去同俄国人碰杯，就象听到巴甫洛夫的铃声一样，登时跳了起来，反对再举行那种出卖自己人的雅尔塔、波茨坦之类的会议。杜勒斯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身为正统反共家，是决不能同罪孽深重的苏联人进行任何交易的。

可是他不能站出来直截了当那么说，因为总统已经一再明白宣告，他为了和平，愿意在任何地方同任何人会谈。于是，杜勒斯便只得给这种会谈设下种种无法实现的先决条件。他说，在我们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之前，莫斯科必须用实际行动表明苏联也是一个尊重国际礼让的国家，是愿意在解决分歧问题上互相合作的。叫他举例说明所谓实际行动指的什么，他的回答照例含糊其词，不着边际。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如果俄军全部撤出东欧，如果俄国全境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他大概就满意了。有时他也间接表示苏联人应该为他们过去的种种倒行逆施着实道歉一番才行。

这时，艾森豪威尔为了安抚杜勒斯和共和党的极端分子，特意请了一些重要的参议员、众议员来，向他们保征，他决不会去搞什么“新雅尔塔会议。”他要他们放心，不得到他们的同意，他决不承担什么国际义务。杜勒斯在一旁说，他估计，俄国人是会打着世界和平的旗号大肆表演一番的。他板着面孔说，他准备睁大眼睛等着瞧就是了。

当杜勒斯以轻蔑的口气谈到所谓重大的和平建议时，艾森豪威尔什么话也没有说，但心里一定很不痛快。他自己就正想要来这么一手呢。虽然各事都还没有定局，但是裁军谈判的新方案已经草拟出来，摆在他办公桌上了。这年3月，总统委任了纳尔逊·洛克菲勒为研究军备控制和心理战的专家组的主席。他让匡蒂科的海军陆战队基地给洛克菲勒腾办公用房，并请洛克菲勒准备一份可以提交最高级会谈去讨论的新建议书。杜勒斯听说过有那么个专家工作组，但不知道任务是什么。总之他是满腹狐疑。杜勒斯在谢尔曼·亚当斯面前这样议论洛克菲勒道：“他收罗了好一大帮人马，都弄到匡蒂科去了，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研究关于欧洲舆论的调查报告。他们看出北约国家的人对这个联盟已经厌倦了，他们对美国在欧洲大陆设基地兴趣不大，都赞成禁止核武器。这个情况足令人不安的。美国没有俄国那样庞大的常备军，需要核弹和欧洲的那些基地作为威慑力量，因此必须设法既能保持这些东西，又能让欧洲人相信美国是渴望和平的。匡蒂科小组的答案是建议进行空中视察——并且用了一个很妙的词儿：“开放天空。”这个主意并不新鲜。空中视察之议，早在1946年，旨在对原子能实行国际控制的伯纳德·巴鲁克计划就已经提出过了，后来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报告里，在建议把一切武装力量和武器“向国际公开并容许国际核查”的艾奇逊计划中也一再出现过。不过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罢了。艾森豪威尔现在觉得这个建议倒也动听，又还实际，于是尽管他还没决定是否就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上提出它来，但他在上他的座机“哥伦拜恩”号出发赴会之际，毕竟把这份建议书塞进手提包里了。

“哥伦拜恩”号的目的地是日内瓦。到后，他便在共有十五个房间的简多谷堡安顿下来，这是瑞士一位化妆品巨商的太太报效他用的。这时，一群伊柳辛客机中的001号也着陆了，走下斯大林的两位继承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尼古拉·布尔加宁。第一位的模样好比一个工会头头，第二位活象七十年代初期的烧鸡大王桑德斯上校。傍晚前后，安东尼·艾登和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也到了，四巨头会谈（照瑞士人简练的说法是“四方会议”）的当事人都齐了。这时，记者笔下的所谓日内瓦精神早已发挥出了它的魅力，吸引来了大批旅游客人和一些国际名流。马丁·尼默勒牧师【马丁·尼默勒（1892－？）德国基督教牧师，因反对纳粹被浦入狱，直至大战结束。1946年他在日内瓦一次国际宗教会议上控诉了德国的罪行。——译者】准备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另一位美国牧师，比利·格雷厄姆则在大潮公园主持一个鼓动性的福音布道会。

国际联盟大厦里的杜勒斯神色沮丧，对比之下，艾克却显得精神极好。最初，他跟国务卿一个想法，认为会议可能毫无结果，因此不该在人们心中引起什么虚妄的感觉，最后归于破灭，因此他一度也曾想学杜勒斯的样，摆出一副冷面孔来。但艾森豪威尔为人过于忠厚乐观，平日高兴惯了，没法老是绷着脸见人。他对记者们情不自禁地说，“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突破。”7月18日星期一，他主持首次会议致词时竟花了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对朱可夫元帅表示欢迎。

至于这几位俄国人，似乎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赫鲁晓夫对人说，“双方谁都不希望打仗！”苏联国内的《真理报》、《消息报》也都一个调调——这说明党的路线起了重大变化。在这以前，他们原认为全世界都是死心塌地同他们作对的。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乘坐敞篷车在日内瓦到处游逛，不带警卫在街头散步。这使美国人不无难堪，因为这些日子艾森豪威尔每走一步事前必由特工人员严密防范，天上还有直升飞机不断监视地面情况。

尽管这样，四方会议中的中心人物仍然是艾克。他的笑容，他的直爽，他对整个人类前途的关怀备至，无不使欧洲人为之折服。通常反美的巴黎《世界报》也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为人长期受到误解，现在看来，他确是今天人类所需要的那种领导人物。”他在对苏联人讲话时极其真挚地说，“美国人民愿意同苏联人民交朋友。我们两国人民，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什么天然的分歧。我们没有领土问题、商务问题上的争端。回顾历史，我们两国一直是和平相处的。”接着，他便提出了加强东西方自由交往、裁减军备。建立统一的民主德国等项建议。

不过，俄国人在态度方面纵然有了改善，但一遇到关键问题，俄国人终究还是俄国人。他们对和平共处也曾讲过几句好听的话，但为了换得和平共处，他们竟要求非把北约组织解散不可。他们把在座的人早已领教过的那个计划禅掸浮土，又端了出来：什么美、俄，中三国军队各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万人啦，英国和法国各有六十五万啦；一切核武器都要禁止啦，等等。他们一把这个计划拿到桌面上，会谈就搁浅了。美国人回到简多谷堡进行了两小时碰头会以后，决定让史塔生写一份普遍裁军的建议，而由总统亲自动手草拟关于“开放天空”的计划。他这时仍然没有决定是否提出这个计划；他要听听明早布尔加宁谈些什么再说，结果布尔加宁没有谈出什么新东西。这时大家认为艾克也不会谈什么了；因为这己是会谈的第四天，他该说的话大概也都说了。他的几句开场白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话：美国“准备参加一项切实可靠的协议，以期达到裁减军备的目的。”但是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背朝俯视日内瓦湖的落地长窗，挺一挺胸，摘下眼镜，放在桌上，然后说：

现在我想主要对苏联代表团讲几句，因为谁都知道我们两个大国的确有不少可怕的新武器，这就使世界各国，也使我们两国，产生了遭受突然袭击的恐惧和实际危险。

因此，我建议我们两国采取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我们应该很快作出一项安排，首先在我们两国之间立刻就办起来，这项安排的内容包括：

把两国各自的军事设施情况，从头至尾，由东到西，统统列出，互相交底，让这些设施全部公开出来，并彼此提供有关蓝图。

下一步是，在各自国内为对方提供空中摄影的便利条件——我们将在我们国内提供这种条件，即充分的空中侦察的条件，你们可以爱拍什么就拍什么，拿到你们国内去研究！你们呢，也照样为我们提供这种条件，让我们进行同样的侦察。通过这些步骤，我们就可使以全世界相信，我们彼此之间已在设法防止发生大规模突然袭击的可能，这徉就可以降低危险，缓和紧张局势了。

当然，我们也要设法使全面有效的视察和裁军制度更易于实现才是，因为我现在所提的建议，老实说，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

美国准备对任何可靠的视察和报告制度进行研究和试验。只要这个制度的确可行，美国准备同所有其他各国一起来裁减军备，裁减多少，以足以使这个制度产生切实效果为度。

我们如果能成功地研究出这样一套制度，那么它本身就大大有助于增强我们彼此的信任，从而为我们各国人民开拓出一条宽广的前进道路。

正在翻译他的发言时，突然一阵吓人的闪电打得整个大厅刷亮，日内瓦湖上雷声隆隆，霎时间国联大厦电灯全灭了。艾克咯咯地笑着。他说，“我可没有叫灯都灭了啊。”灯猛的又亮了，照出了俄国代表团一副目瞪口呆神态。这时苏联还没有摆脱斯大林时期的怀疑狂：驻莫斯料的外交官有人盯稍，外国记者的活动受到限制，外国人的电话被窃听，谁个苏联公民如果同外国人谈过话，就要受到仔细盘问。什么向美国人提供军事基地的详图，什么让美国摄影员由上空飞过，爱拍什么就拍什么，这些想法实在把他们吓呆了，赫鲁晓夫和其他代表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们只有干瞪眼。

欧洲人却高兴极了。他们称赞这个建议真是外交上的惊人之笔。富尔总理说，“我多么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到会议厅里来听听他的声音啊，他是以自己非凡的军事经历为根据讲这番话的。如果他们能听到他的讲话，他们就一定会认为，在裁军问题上，整个世界己经发生了某种变化。我敢说，会议己经打了第一个胜仗——破了怀疑主义。”第二天早上，整个西欧的报纸的社论无不附和富尔的论调。开放天空，这话谁都懂得的。这是何等简单，何等痛快啊，只有自信本国无事不可告人的总统才提得出这样的建议。

不过，要实行这个计划，却是不可能的；美国人也跟俄国人一样，办不到。艾克的军事顾问们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事先看过那份小字的计划书的这部分内容，这些内容他在即席发言时略掉了，——在计划书里，“开放天空”只是一种提示，目的在于使裁军委员会里的美国代表执行命令时，多多研究关于视察和报告的问题”——而他们的结论是：他谈的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只有在签定不知多少别的协仪并经过考验之后，才有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能。五角大楼并没有疑神见鬼的毛病，但谁要想接触那里的机密材料，不知得闯过多少关口。一个不肯把资料提供给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政府，是不会把它送到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去的。这时麦卡锡时代的余风犹存。麦卡锡参议员本人是搞臭了，全国对给佩雷斯撑腰的人也能原谅，但这跟容许米格式飞机翱翔于洛斯阿拉莫斯上空，可不能同日而语。【那是说，假定俄国摄影员乘坐俄国飞机。他们也可以利用美国的运输工具，而让美国摄影员坐俄国飞机飞越苏联天空。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没有讲清楚，也没有人问过他。也许甚至那些欢欣鼓舞的欧洲人心里也明白，这所谓的“开放天空”实在太有点BBD&O（见前。实即作广告之意。——译者）的味道了。】

会议结束了，布尔加宁把总统拉到一边，说，“别担心——结果会好的。”艾克离开日内瓦时满以为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朱可夫，对他的一片诚意想必深有体会。在其后的几个月里，苏联人对“开放天空”问题态度很持重，也许因为看到了其它国家对它表示欢迎。直到1956年3月1日，艾森豪威尔还在给布尔加宁写信，建议把“开放天空”和另一个计划，即和平使用原子能计划，合并考虑。但那时布尔加宁实际已经受到赫鲁晓夫的排挤，而赫鲁晓夫对这种和解姿态根本不感兴趣。他只顾发表一些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讲话。总之，“日内瓦精神”已经死透了，缓和并没有出现。这次会议没有能取得什么长远意义的成果，人们今天还记得的，只剩下当时艾克的笑脸所散发的热情了，而这点子温暖终于无法消融那绝厚的冰层。

有可告慰的是，幻想破灭得还不那么快。总统飞回国时，人们还把日内瓦会谈看作一次了不得的成功呢。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百分之八十四的美国人竟想不出艾森豪威尔政府有任何值得非议之处。7月24日（星期天）凌晨，“哥伦拜恩”号载着总统回来了。其时天色未明，华盛顿国家机场被雨水冲刷着。但当他从舷梯走下飞机时，有好多人候在那里向他欢呼，通往白宫的马路两旁，也站了不少人。这可说是他总统生涯中的顶峰，也是整个五十年代中极其煊赫的一幕。当初去时，决心要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今日归来，胜利已经在握。他现在准备到丹佛好好休它几天假，玩玩高尔夫球了。

※※※

1955年9月23日这天，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早就醒了。他是在丹佛郊外拜尔斯皮克牧场上，科罗拉多银行家阿克塞尔·尼尔森家里作客，他亲自做了一顿早饭：牛肉火腿、猪肉香肠、煎玉米饼和烤饼。他先到劳里空军基地那座水泥墙面的办公楼，同助手们进行了两小时的紧张工作，然后乘车到樱桃山乡村俱乐部去打十八穴高尔夫球。他打出了八十四分。这个成绩实际并不坏，因为他玩球时两次去接紧急电话，其中一次是杜勒斯打来的，告诉他俄国人对“开放天空”问题的反应。

午餐时，总统吃的是汉堡牛排配生葱，饭后又继续打九穴高尔夫。他打到八穴，忽然停了下来，皱着眉头，用手揉抹胸口。他对俱乐部的职业高尔夫球手说，“我再也不吃生葱了，好象全堵在胸口。我还觉得有点烧心。”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他便一直在拉斐特街他岳母家的地下室里画画，临墓了7月11日那期《生活》杂志上的一张阿根廷妇女的照片。后来乔治和玛丽·艾伦来一起吃晚饭。在端来烤羊肉，土豆和各种蔬菜时，艾克还说起他早晨吃完生葱不舒服的事，但说完也就忘了。晚上10点，他回到二楼卧室休息去了。玛咪的卧室隔着走廊，同他对门。

她凌晨2点半醒来，听到他在床上折腾。于是走了过去。她看他还在睡，可是睡不踏实。“怎么啦，艾克？”她问，“做恶梦，还是怎么？”没什么，他叽哩咕噜着说，他很好；她就走了。但他很不舒服，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忽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于是下了床，通过走廊，到了她的房里。他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揉着胸口，表示那儿难受。她想起了吃生葱的事，就给了他一杯氧化镁乳浆喝了。她感到很不安，因为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他从来没有说过胸口痛。她拿起电话，找总统私人医生霍华德·麦克·斯奈德少将讲话，他住在劳里的单身军官宿舍，离这里大约有四英里。她把经过情况告诉了他，说：“你最好来一趟。”

这话对斯奈德是不值说得的。那些症状，任何大夫听到都会大吃一惊的。他在睡衣外面匆匆加上一件外衣，对司机说，“拉斐特街七十五号，赶快。”他们一路不顾红灯拦路，急驰而去。3点12分，大夫来到总统的床边。总统满脸通红、浑身出汗，非常难受。他的脉搏极快，血压也高。斯奈德拿起听诊器听了听胸部，几分钟便得出了明确的诊断。总统得的是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症。他的心脏已经受到损伤，损伤到什么程度，斯奈德这时还说不准。他给他吃亚硝酸戊脂和盐酸罂粟硷扩大血管，又加用了吗啡防止发生休克，然后又给他住射了一针肝素以免血液凝结。3点45分，又给他打了一针吗啡。艾克终于酣睡了，危险期逐渐过去了。斯奈德决定暂时对任何人，甚至对艾森豪威尔夫人，也不讲。他们帮不了忙，一家子慌慌张张，只会妨碍总统脱险。

差不多足足四小时，始终只有斯奈德大夫一人守在总统床前。快到早上7点，灰色砖房里其他人也都醒来了，他便派人找来安·惠特曼。他对这位秘书说，总统有些不舒服，是消化不良。10点35分，这句话传到报界，立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时，斯奈德认为他不能再隐瞒其象了，便冷静地把实情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夫人，并打电话给丹佛市郊菲西蒙斯综合医院心脏科主任大夫，请他带心电图描绘仪来。艾克在11点45分醒来，神志清醒，但软弱无力。描绘仪记录下来的心电图摊在杜德夫人餐厅的桌上，完全证实了斯奈德的诊断。他把夜来的情况告诉艾克，并说，“我们想送你到菲西蒙斯去，”按着又说，不必用救护车了。总统点点头，又让他通知特工人员。艾克由人扶着下了楼，坐进一辆候在路边的轿车，开了九英里路，来到那家医院。轮椅推着他住进了一套特别病房的氧气间里。

当天下午2点半，在劳里的新闻秘书人员告诉那里的白宫记者们说：“总统刚才患了一次轻微的内科的——让我们把‘内科的’几个字划掉——总统刚才犯了一次轻微的冠状动脉血栓形成。他刚才已经进了菲西蒙斯综合医院。他是坐自己汽车去的，也是自己从房间里走上车的。”

他最后那句话，却被一派惊惶混乱的气氛淹没了。

※※※

这时华盛顿，是下午4点30分。吉姆·哈格蒂是那天早上休假刚回来的。丹佛向报界宣布总统患心脏病之前不一会，他已经从电话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当即打电话到副总统尼克松家（他的家是一所白色砖房，坐落在华盛顿高级住宅区斯普林谷）。尼克松一家刚从邻家参加婚礼回来，副总统正在看《华盛顿明星晚报》上关于艾森豪威尔患消化不良症的那段简讯。哈格蒂在电话里问他，“迪克，你在休息吗？”尼克松说没有，于是总统新闻秘书便用非常平缓的口气把情况告诉了他，说，“再过半小时左右，就要向报界宣布了。”只听尼克松叫了一声，“我的天哪！”

副总统挂上电话，心神恍惚，走进起居室坐下。据他后来回忆，他在那儿至少有五分钟没有说一句话。等那阵惊恐的感觉慢慢过去后，他便同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通话，让他马上来。罗杰斯的汽车来到后，消息己在全丹佛传开了。于是尼克松家里的电话，便从此响个不停。门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有邻居，有记者，有摄影员。尼克松决定不对报界发表任何意见，尽量呆在家里不露面。晚饭后，外边吵嚷得更紧了，他便决定去贝塞斯大街罗杰斯家躲一躲。这简直象电影里的潜逃似的：由罗杰斯打电话给他妻子，让她把汽车开来停在远处街口，马达不熄火。然后，在九岁的特里西娅·尼克松跑到草坪上引开了人们注意力的当口，只见尼克松和罗杰斯两人从侧门冲了出去，穿过小巷，跳上汽车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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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苏格兰的普雷斯特韦奇地方天气微雨多寒。总统助理，谢尔曼·亚当斯，和安德鲁·古德伯斯特上校到了那里的美军基地总部。亚当斯对美国驻欧军事设施进行了四个星期的视察之后；是来找格伦瑟将军，联系乘当晚的飞机回华盛顿。他们寒喧未已，基地司令官就跑来说，刚听说总统心脏病发作，已经在丹佛住院了，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亚当斯登时一闪念：丹佛拔海五千英尺，对心脏病是好是坏呢？接着又想，艾森豪威尔如果要病，目前倒是一个好时机：国会正休会期间，艾克手头没有什么作为国家首脑该办的事，总统一年工作数此刻最清闲了，至于明年的工作计划，现在刚刚着手，暂时还不用他来过问。

可是华尔街却不知此中原委。星期一上午，正当亚当斯的飞机临近美国海岸之际，那有如哈哈镜一般惯于夸大反映美国情绪起伏的股票市场，在紧张的气氛中开盘了。倾刻间，多种股票，纷纷直线跌价。道·琼斯股票行情指数平均下降到了444.56；据估计总损失达一百二十亿美元；这是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华尔街从未经历过的最惨的一天。

亚当斯恰好赶上同尼克松、罗杰斯、杰里·帕森斯一块吃午饭，于是艾克的病成了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人人的唯一话题。吃到一半，丹佛来电话，说：波士顿的著名心脏科专家保罗·达德利·怀特大夫刚给总统作了初步检查，出乎意外，结果使他非常乐观。他说艾克的情况基本不错，精神也挺好，如果一切顺利，两星期后就可以稍稍恢复一些工作，再过几个月，也许就能完全担负起总统的重任了。怀特大夫说：的确，只要不出现什么意外，艾森豪威尔应该还是可以竞选连任总统的。在这种预断的鼓舞下，股票市场，星期二开始回升。政府的头头们又聚在一起午餐了，这次是在财政部大楼汉弗莱部长的办公室里，研究的是总统缺席期间如何进行各项工作的考虑。

整整一周，华盛顿到处流传政府最上层内部彼此不信任不和的种种传闻，实则全无根据。当艾森豪威尔远在一千五百五十一英里以外辗转病榻之际，他那备受责难的工作班子倒是一直在顺利运转。星期四，尼克松主持内阁会议，宣读了丹佛上午发布的公报——说总统昨夜第一次出了氧气间，通宵情况很好——接着在杜勒斯汇报外交情况之后，布劳内尔提请会议讨论代行职权问题。其后几天，随着工作的开展，尼克松“代表”总统签署了几份文件，而总统办公室的工作则由亚当斯负全责。从此，在艾森豪威尔养病期间，亚当斯每周飞丹佛一次，向总统汇报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情况。送到总统病榻前去的，只有一些极端紧迫的问题。当日象这徉的问题并不多，国情咨文算是一大件，那也得1月份才等用。

按亚当斯的说法，这年秋天“政府里真正关健的人物”是保罗·达德利·怀特。9月底，怀特大夫已成了全国最知名的大夫了。他那用语明确的诊断书使报界和全国人民都感到宽慰，同时在他的鼓励下——有时实际是由于他的坚持——总统的左右才消除顾虑，把公事送给病中的总统。“你听着，”怀特对哈格蒂说，“他现在躺在这里，是个病号，但毕竟还是美国总统啊。他想工作嘛。”10月14日，艾克告诉亚当斯，他见好了，又说：“真怪，要不是大夫说我有病，我真以为得心脏病的是别人呢。”

那天是他六十五岁生日，医院大厅里堆满了装着贺信的邮袋。总统再三再四对来访的客人说，这些来信实在叫人感动；又对玛咪说，“真了不得啊，你想全世界的人都在为我祈祷呢。”那一天使他高兴的莫过于白宫记者团送来的礼物：一套大红睡衣，领口每边各绣五颗小巧的金星，胸前的口袋上绣着“好多了，谢谢”几个字。为了使这身盛装配套，美联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劳伦斯·伯德还合送了一条三角九分钱的黑底银点的牛仔式领带。艾克很高兴，告诉怀特说，他从来没有穿过这样了不起的睡衣；于是怀特大夫一有机会就让他穿。怀特悄悄对总统的侍从人员说，可别小看这种事，害心脏病的人最忌的就是恢复期间情绪不好。

按那一阵情况看，艾克随后也许不至于发生什么问题的。菲西蒙斯医院给他作了透视之后，让他出院了。他在11月11日回到白宫度周末，14日，同艾森豪威尔夫人一起坐车去了他的葛底斯堡农庄。有七千宾夕法尼亚人出来欢迎他，举着“艾克，你回来我们高兴”；“欢迎艾克，玛咪还乡，”的标语牌。12月22日，他主持了病后第一次的内阁会议，地点在戴维营。全体出席人员都注意他人虽瘦了，精神看来还不错。他说，看到一篇社论，对他不在时内阁工作也挺好的情况表示惊讶。他微笑着说，这篇文章言外之意是，内阁过去的情况比这更好。亚当斯特别提到：“他很敏捷、果断、热情。我看得出，内阁里的人看到这些都挺高兴。他们有些人对总统这样快就复原了，无不表示惊讶，而感到意外地高兴。”

不过，回到了葛底斯堡，阴郁的心情却又冉冉而生。12月天，又阴、又冷、又潮；农庄里离高尔夫球洞二十米以内的场地既枯黄，又潮湿。他整天关在屋里，正如哈格蒂所说，忍受着“身非总统的悠悠烦恼，真是可怕啊。”整整五个难堪的星期，他每天拿一支高尔夫球棒当手杖，在农舍附近踱步，忍受着只有害严重忧郁症的人才能体会的那种非同寻常的痛楚。在他的冠心病发作后的那两个月里，他自己也好，同他关系密切的人也好，谁也没有认真想到他还能够争取连任总统。现在他在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怀特看不出为什么他不可以继续留在白官。总统对身边的人说，这事值得仔细琢磨琢磨。

1956年1月8日在基韦斯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艾克是为了想在这里干几天工作，运动运动，才坐飞机来到这里的。那天他到外边散步了半小时，记者围上来，问他的政治前途如何。他答道，“这类事情需要考虑的方面十分错综复杂，当然，我得同我最信任的顾问商量。”他还说，当美国总统，恐怕是世界上最累人的工作了，但是“正象我过去曾说过的，也有它令人鼓舞的一面。”会后，记者们彼此探索他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结果，他们差不多以五对一的多数断定，艾克在本届任期满了以后是要告退了。

他们中的少数人却不那么肯定：他们到处打听一些一直在流行的传闻，说总统正准备开一个会来研究这个问题。果然不错，这个会就在那个星期开了。艾克开了个玩笑，特意把会期定在1月13日星期五的晚上，而且不多不少摆了十三个座位。【按西方迷信，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星期五也不吉利。——译者】他们在这所官邸的宴会厅晚餐时，艾森豪威尔夫人也来了，随后他们回到二楼客厅，她这才离开。艾克背着壁炉坐下，提出要在座的人都坦率地谈谈他到底应不应该争取连任，理由何在。显然，风往哪边吹，可说是不用怀疑的了。亚当斯事后冷冷地说，“谁能想象，总统找那么一帮人来只是想听取正反两方意见争吵不休……如果艾森豪威尔想为自己下台找个好理由，他哪能到他一手任用的这帮人当中去找呢？！”

亚当斯、汉弗莱、杜勒斯、哈格蒂，萨默菲尔德、洛奇、帕森斯、莱恩·霍尔、布劳内尔、霍华德·派尔和汤姆·斯蒂芬斯——一个接一个对总统说：没有他可不行啊。接着，不愿乃兄再次竞选的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把两方面的意见归纳了一下。总统当时没有表态。他似乎直到2月13日还没拿定主意。13日上午他在内阁会议上提起他原定在就职演说中就说明只打算担任一任总统的，可是后来听了别人劝告没有那么做，现在不免后悔。不过，这时亚当斯已经照着大概要在白宫再呆四年的架势去办事了。总统还在基韦斯特，他这位大助手便己叫白宫的木工把总统的交际秘书的办公室缩小，隔出一间相通的小间，好放下一张行军床，一把躺椅——作为保罗·达德利·怀特建议过的让艾克午饭后可以休息休息的地方。亚当斯希望怀特大夫会始终完全支持艾森豪威尔争取连任，结果不负所望。2月14日，怀特在他的最后一份诊断书中，竟排除了对病人精力的最后一点顾虑。这次拍的心脏透视片和发病后的片子没有两样，这表明他虽然自一月以来就恢复了正常活动，但心脏并没有扩大现象。怀特说，如果总统再次参加竞选，他一定投他一票。

第二天总统坐飞机到汉弗莱部长的佐治亚农庄，又打高尔夫球，又打猎，试试体力。结果他觉得挺好，这就使他下了决心，要参加竞选。星期二下午4点，他把决定告诉了亚当斯、尼克松、帕森斯和霍尔。2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点37分，他在印第安条约厅向报界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如果问我是否参加竞选，我的回答是正面的，也就是肯定的。”

10点52分，全国各广播系统播出了关于这事的首次报道。这时，众院军事委员会正听取战后通讯工作改革的宏伟计划，由一位证人复述一长串的统计数字。议员们听得纷纷打起盹来了，记者百无聊赖，只在纸上乱画。独有主席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爱德华·林伯特一人却睁着兴奋的双眼。忽然间，他使劲用木棰一敲桌子，大声叫道，“先生们，总统刚才宣布他决定竞选了！”一阵激动的情绪慢慢安静下来之后，来自伊利诺州的同事问赫伯特是怎么知道的。电话铃一直没有响过嘛，没有人递给他什么条子，也没有人进来过。赫伯特只得红着脸承认，他根本没有留神证人说话，却只顾偷偷听他外衣口袋里的小半导体收音机；他挂着耳塞子，装作用助听器的模样。

当晚，艾克通过从椭圆形办公室发出的电视广播中，对估计不下六千五百万的观众说：“我真想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里去，因为我觉得应该同你们当面谈谈我今天作出的一个决定，这是经过好几个星期极其慎重、极其虔诚的考虑，才作出的决定……我已经决定：如果共和党提我作候选人，我就接受提名。因此，如果我国人民同意选举我，我就连续担任我现在担任的职务，为他们服务。我认为，我必须让美国人民来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电视讲话后，他和电视顾问罗伯特·蒙哥马利闲谈，这时，一位电视广播工作人员问他要不要留着他办公桌上的一块大约一英寸高的铜牌，牌上刻的是拉丁文格言Suaviter in Modo，Fortiter in Re，和英译文，意思是：“待人温良，遇事果敢。”总统笑笑说，“我还是把它藏起来好，免得让人觉得我是个书呆子。”

本国真正首屈一指的那个书呆子，这时倒也不乏风趣。有人问艾德莱·史蒂文森，对总统的决定作何感想，他答，“艾森豪威尔决定再次竞选的真正原因，是他万难忍受退居葛底斯堡农庄，而由本森担任农业部长。”

※※※

时当1956年盛夏，从拉希莫山到西弗吉尼亚州，玉米都长得很高了。美国至少暂时似乎又回到了意气轻浮的二十年代，人人沉醉于耸听的琐事，酣热的乐曲，恬静的政治，吹捧运动员，追求好汽车。通用汽车公司的重事长哈洛·柯蒂斯成了《时代》周刊选定的本年“风云人物”。精巧的“漫游”牌汽车是底特律盛极一时的杰出产品，有些共和党人此时不禁遐想起来，美国汽车公司的乔治·罗尼会不会有朝一日也当上一任总统呢？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改变美国地貌方面的一大贡献，州际公路网工程这时刚刚动工，最后要搞成四万一千英里新公路——速度高、岔道少、线路直达的干线。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破关荒的大工程，全部费用估计将在二百三十亿到四百一十亿元之间（实际花了七百六十亿元）。中西部一带内陆城市的商业从此面目一新，单说从芝加哥开车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便由六小时减到三小时。公路沿线的服务行业日后竟发展为拥资亿万的企业，客运、货运在精心施工的水泥干道上奔驰于全国各地，既迅速，又安全。

恰巧这时，吉姆·贝利在1956年俄勒冈的一英里赛跑中跑出了二分五十八秒六的记录；不足四分钟跑完一英里，这在美国还是第一回。美国人不仅向新的天地前进；他们简直有点迫不及待了。那一年，按商品和劳务折合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四千亿美元，而通货膨胀则微不足道。但2月间确也出现了一点不妙迹象：二十四年来不变的邮费变了，一级邮资由三分钱涨到四分钱，航空信由六分涨到七分。

这时工商界对生产率增长虽是沾沾自喜，教堂布道和报刊社论却不免悚然于美国生活的日趋狂乱。不过，就自杀人数而言美国在世界各国中倒并不领先，这和一般人的错觉相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美国的自杀率为每十万人中十点八人（男性十六点一，女性四点三），名次远远落后了，既低于丹麦（二十四点一），也低于奥地利、瑞士、日本、瑞典、西德、芬兰、法国、英格兰、威尔士。当然，美国人现在比较容易得到精神病科的治疗，而且1956年以后，那班神经过度紧张的大人物都可以吃氨基甲酸脂镇静药来求得片刻安宁了，这是一种神效的镇静剂，一般都叫惯了它的商标名字“眠尔通”。《时代》周刊径称眠尔通为“万事大吉丸”。这种药最初畅销于纽约的麦迪逊大道和好莱坞。好莱坞的落日大道和高尔区的一家药品杂货铺子当窗贴着一张红色广告：“注意，本店现售眠尔通！”米尔顿·伯利感慨地说，“我真想改名眠尔通·伯利了。”总之，那是兴味索然的一年。

这时，四十年代名噪一时的运动员都渐渐面临他们那一行日薄西山的晚景了：乔·狄马乔己经年过四十，重量级拳击冠军早已改属弗洛伊德·帕特森。体态臃肿，动作迟缓的乔·路易斯这时只是勉强厕身职业摔跤界，悄然无闻。杰克逊·波洛克已经去世了，继起的是利伯雷斯，每次出场总是由他的一步也离不开的妈妈陪着。格雷斯·梅塔里奥斯和弗朗索瓦兹·萨冈呢，已经崭露头角了，奈何听者藐藐。另一位新出名的青年歌手也一样，此君的歌声似乎无处无之，只听他唱，“哦哎－哎－哎－哎呢－呢”要不就是：

阿伍卜巴帕鲁巴卜！阿洛卜巴姆布姆！

土蒂弗鲁蒂！奥鲁蒂！

土蒂弗鲁蒂！奥鲁蒂！

这年秋天，埃尔维斯·艾隆·普雷斯利在《好好爱我吧》一片中进入电影界。他作为配角唱了四首歌，以摇滚音乐杂以南方民歌风格和爵士音乐变调的唱腔熔于一炉，竟博得片中最突出的地位。从此他便终年在南部、西部表演，奋力逃避那些发疯也似的追他不放的爱穿半长裤的少女，一心兜售他初次灌制的密纹唱片集——锯《公告栏》杂志每周所作统计，销路竟一下子跃居首位——象“别那么无情”和“伤心旅店”这类单张唱片，都卖出了一百万张以上。

在少女们的父母眼中，普雷斯利是可怕的。他穿着宽松的上衣，紧包的裤子，微愠的眼神醉眼朦胧，噘起的嘴唇微微开合，一手抓住扩音器，猫着腰，用屁股憧击吊在身后的吉他。主持电视节目的人是从来不肯把镜头移向他腰部以下的；他们说他太下流了，这话不假。不过，那正是他叫座的秘诀所在啊！十几岁的少女用铅笔刀把他的名字刻在自己臂上，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猛送礼物，想把他勾引走。有一次在阿马里洛，记者问他有没有意思要结婚，他回答说，“你既然能隔着禽笆挤到奶，干嘛要自己买牛呢？”

台下的普雷斯利倒是挺直爽，讨人喜欢的。他不象利伯雷斯，从不吹嘘自己的音乐才能。他记得十二岁的时候有人送给他一个吉他，“我拿它胡乱拨弄了一两年，但是从来没有认真学过。”后来他对开卡车开厌了，就带着吉他跑到一家唱片厂去，“我弹吉他的声音据说象敲水捅盖。幸好这个厂子的技师自己开得有一家太阳唱片公司，说我嗓门不寻常，过几天说不定会来找我。”普雷斯利在他的唱片开始卖的时候，雇了一位经理人，这人说，“他唱的也许并不真象南方山歌，但听众的反应是一样的。”

普雷斯利为人粗俗，人们把埃尔维斯念作“佩尔维斯”【“埃尔维斯”是普雷斯利的名，“佩尔维斯”（pelvis）是指人体的骨盆部分。这里的意思是“扭屁股的埃尔维斯”。——译者】，而这却正是他动人之处。他喜欢长时间泡在公共游乐场坐躲闪车玩。他身穿价值一万元的金丝夹织的服装，家里有好几辆五颜六色的卡迪拉克牌汽车。他非常爱护他的头发。（可惜己经看出是个少白头）。他雇了一帮身强为壮的小伙子做保镖，又陪他玩。他住在一所四周布满岗亭的趣味恶俗的大院里。他要上夜总会，就事先去电话，让人采取预防措施。他学着国王，身上从不带钱。后来，他跟戴维·沙因一样，也被征入伍了，派在德国，备受当地新闻界的注意，简直把他着作美国文化的象征。

普雷斯利真人和他在电影里扮演的那种闹剧角色没有多少差别。在这一点上，他算得是一个生得其时的杰出人物。须知在1956年那种气氛中，哪里会有真正悲剧的地位呢？许多严肃的大事不是被漠视了，就是草草一笔带过。这里，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是：1956年7月20日是美国历史上无比重要的一天，报纸上定大标题的人却只惦记着艾森豪威尔终于把预算搞平衡这件事，竟谁也没有注意到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那一天应该在越南举行自由选举。由于选举不能如期举行，便产生了越共、内战，进而引起了美国的干涉；但那时的评论家谁有功夫去考虑这些问题呢？！

至于当时博得人们注意的那些惨案祸事，却是明白易见的；无非全是市井小报赖以糊口的话题。那年头奇闻可不少：纽约的劳工问题专栏作家维克托·里塞尔被人往脸上洒镪水，两眼瞎了。赫苏斯·德加林德兹博士在曼哈顿地铁车站附近突然失踪，据推测可能是被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拉菲尔·特鲁希略派人给绑走杀害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位教练带领着七十四名新兵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巴里岛附近泅水，遇到潜流，溺死六人。联邦调查局在波士顿破获了布林克公司的一宗二百七十七万五千元大抢案。还有，匈牙利的大叛乱原来是自由欧洲电台的罪过，是他们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多方唆使，一手搞出来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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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美国研究所的一位编辑，菲利斯·布朗女士在威斯康里的银行家年会上娓娓动听地讲了女性的种种脆弱天性。她说，千万别对女人说她不合逻辑，“一般妇女的思想总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那就是，她对一件事情的直感便是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布朗小姐还劝他们要多说女人好话，少说男人好话。要记住，女人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的。

《时代》周刊以一种颇有气度的幽默感引述了这位汤姆阿姨的谈话。在该刊的另一期上，编辑们为了想教一位自以为才识过人的妇女有所收敛，报道说，“法国的西蒙娜·德博瓦尔，正如她痛心地称之为属于‘第二性’的姊妹们一样，为了谈话，是连饭都可以不吃的。”许多由男人编辑的妇女杂志对订户们也总是百般迁就。《妇女家政杂志》的一位编辑对一位作家说，“如果我们收到一篇谈女人的文章，描述这个女人进行了某种出乎常规的冒险活动，而且完全是她自己干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女人必然是出奇的莽撞，精神不正常。”作为女性业绩的最高典范，该杂志向读者介绍了得克萨斯的一位家庭妇女，说她每天早饭后一小时就梳洗停当，逢人便说，“一到8点半，我最小的孩子上学了，里里外外都收拾干净，我也打扮好了。我可以出去打桥牌，逛俱乐部了，要不就在家里看看书，听听贝多芬，纯粹自由自在地消磨时光。”

但是有心人不难看出，种种迹象表明，她的姊妹们其实未必全都象她一样满足于桥牌、俱乐部。1956年《麦科尔》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私奔的妈妈》的看来平常的小说，结果大出意外，竟比该刊发表过的任何一篇小说都引起读者的注意。不久，《红皮书》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年轻的妈妈为何自比笼中鸟》的文章。它竭力促请一切有这种感觉的年轻妈妈参加讨论——结果两万四千多人应征写了文章来。但是说妇女应该争取别当漂亮的主妇的想法，实在过于离经叛道了，很难站得住脚。因此对于单身的年轻姑娘来说，婚礼的圣坛仍然是她们唯一可行的归宿，而那些有幸伴随一位如意郎君走近圣坛的女人，一样能够变成显赫人物。1956年的名新娘中计有原为玛格丽特·杜鲁门的小克利夫顿·丹尼尔夫人，成为波菲里奥·鲁维罗萨的第五任夫人的奥迪尔·罗丹（先于她的四个是达妮埃尔·达里厄、多丽丝·杜克、巴巴拉·赫顿和拉菲尔·特鲁希略的女儿）。但那年的头彩却被一位出生费城的漂亮的女演员夺得了；她原是服装设计师奥列格·卡萨尼和男演员让－保罗·奥蒙热烈追求的对象，终于勾上了堪称欧洲首屈一指的单身汉：摩纳哥大公兰尼尔三世。若问格蕾丝·凯利究竟是怎样得手的，这个谜只好留待美国的主妇们，在她们使用自动洗衣机和替丈夫洗磨电动剃刀刀片时细细去琢磨了。凯利的父亲只是对人说，“格蕾丝是在法国的里维埃拉遇上他的。她到那儿是为了拍一部片子，叫“捉贼记”——结果瞧她捉回一个什么！”

老凯利是费城的合同商，也是个政界人士，早年曾获得单人划艇赛的冠军，所以他自己也一度是争夺对象。他回忆那位大公初次拜访他家时的情况说：“我原以为他至多呆一两小时。可是他呆着，呆着，一直呆着不走。”老凯利不由得警惕起来。（“她跟着出去玩的那些没规没矩的小伙子，我是一般都看不上的。”）然后，兰尼尔提出向格蕾丝求婚。这件事对她来说实在太重大了，于是把她支开，由男人家来商量。凯利对兰尼尔讲了一番任何一个有女长成，幸得君王宠爱的美国大亨都应牢记的话。警告兰尼尔不要忘了他那号人的地位所带来的弱点：“我对大公说，什么王族身份，我们毫不在乎。我告诉他，我恳切希望他不要象某些王公一样整天东跑西颠，如果那样，他就会失去这个了不起的好姑娘的。”凯利太太把她代女儿记述的回忆录（《我的女儿格蕾丝·凯利，她的生活和恋爱史》）的版权卖给了赫斯特报业系统。《芝加哥论坛报》为格蕾丝抱屈说，“教养如此的女子，却嫁给一个赌场的后台老饭，”分明在影射摩纳哥的蒙德卡罗赌窟。但是实际拥有蒙德卡罗的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由于只要格蕾丝能给她丈夫传种接代，他就可以照旧不向法国政府付税，因此欢呼说，“我真高兴极了，”马上给康纳哥红十字会捐了一百万法郎。

凯利和兰尼尔的婚礼是米高梅电影公司的新闻负责人渴望已久的一件大事，原因之一是米高梅公司的宣传部门曾经促成其事。4月12日，美国出口公司的班船“宪法”号开近法国海岸，把格蕾丝送上了大公的白色游艇“青年”二号的甲板，随她来的有八十位婚礼客人、二十四位专栏作家、四只大箱子、二十个帽盒、三十六件其他妆奁和新娘的一只法国卷毛狗奥利弗。天上有奥纳西斯的私人机队的一架飞机向游艇大散其红白二色的康乃馨。岸边传来阵阵电喇叭声、汽笛声、火炮声，二十一响的礼炮声，闹成一片。码头上的记者真正是黑压压的一片——从世界各地来了一千五百名记者，比上年去日内瓦采访首脑会议的人还多。兰尼尔上得岸来，和格蕾丝并肩坐上一辆绿色克莱斯勒皇家牌轿车，却发现竟被五十来个摄影记者挡住了去路。至此，似乎谁都到了摩纳哥，可是恰恰缺了新夫妇最盼望的人物；欧洲显赫的君王辈。伊丽莎白二世是早就谢绝不来了，大陆各国的王室也都学了她的样。英国派在摩纳哥的只是一位低级外交官。至于，伦道夫·丘吉尔呢，此公当时恰巧在摩纳哥，便忿然说：“我到这儿来，难道是为了结识凯利这号俗气人吗！？”

伊丽莎白避开了各国报纸拿她来做文章，但另一些大人物却满不在乎。艾森豪威尔总统派来了旅馆业巨头康拉德·希尔顿代表他参加婚礼；阿加汗偕夫人到了。率领蒙德卡罗的文学界恭与其盛的是萨莫塞特·莫姆。还有那痴肥的埃及废王法鲁克，只见他蹒蹒跚跚在爬圣尼古拉教堂居中的台阶。这可教管事的人好不心烦，因为这原是专给新郎新娘一群人走的啊。于是只得把法鲁克请到一边，让主人们上来。不久，只听得格蕾丝一声“Je veux”【法语：“我愿意”西俗婚礼中女方对牧师所提的一连串问题的答词。其实质等于女方单方面宣誓忠于其夫。——译者】，便一举取得了多少封号：两个公主封号，四个公爵夫人封号，九个男爵夫人、八个伯爵夫人、四个侯爵夫人、一个子爵夫人的封号。她收到的礼品，光算钻石就值二十五万美元，在那大喜日子里，小偷扒走的东西竟值十五万美元之多，但对包办盛典开销的奥纳西斯来说，反正不是什么亏本买卖就是了。8月，兰尼尔宣布夫人有孕，于是摩纳哥全国满街跳舞，篝火齐明，又放炮，又吹号，自是一番庆祝。于是《纽约每日镜报》这才用上了它保留了将近一年的新闻标题：摩纳哥天气预报：2月份将有一个小小多雨天。【标题原文为“A little rainier in February”有双关意。（2月份将产小兰尼尔）。兰尼尔原文为Rainier可作“多雨”解。——译者】

说起法鲁克，自从他挟其色情的珍玩秘藏逃出开罗，已经四年了；这时间，埃及早成了军人集团的据点。1956年6月，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中校一跃而为军政府的领袖。当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自以为对纳赛尔有十足把握，便给了他一顿教训。结果惹出一场小小的战争，而且，说来有趣，倒是替艾森豪威尔争取连任总统帮了一个大忙呢。

纳赛尔在冷战中是中立的，杜勒斯当然对他讨厌透顶。原先美国一直想把埃及拉进西方阵营，为此，华盛顿头年冬天告诉开罗说，美国愿意借给埃及五千六百万美元，用来修建尼罗河上跨度三英里的阿斯旺水坝。但是纳赛尔却不感恩：它承认红色中国，企图破坏巴格达条约，宣布准备访向莫斯科，以价值二亿美元的棉花交换捷克军火。这样一来，杜勒斯便在7月19日公开撤消了这项贷款决定。当时国务院中东科的职业外交官也曾警告杜勒斯说，纳赛尔可能占领苏伊士运河作为报复。纳赛尔果真这么做了。他还放言：“我要瞪着美国人说：教你们都气死吧！”又说，“我们要修大坝，我们爱怎么修就怎么修。苏伊士运河每年收入一亿美元，我们干嘛不把这笔钱自己拿过来？”还说，“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汗，自己的资金。还要由埃及人自己来管！埃及人！埃及人！”

不过，这个打击并没有落到美国头上，而是全部落到了英法头上。由于华盛顿一帮反殖民主义者的催促，英国在6月从苏伊士运河撤出了最后一批军队。这时纳赛尔却切断了英法工业的主要石油来源。按每天通过运河的一百五十万桶石油中，一百二十万桶是去西欧的：欧洲大陆取暖和生产用的全部用油，足有三分之二要靠苏伊士运河，其余三分之一则来自阿拉伯人可以很容易破坏的陆上管道。因此，这对伦敦、巴黎来说真是一大危机。这个局面就是遇到迪斯雷利般的能干人也不好对付，何况眼下唐宁街10号的主人哪里是什么迪斯雷利呢。他是安东尼·艾登爵士，此人当年是丘吉尔麾下了不起的外交大巨，现在却疲惫得不成样子了。这副首相重担，他实在无法胜任。他夜里睡不到五小时，不断吃安非他明药片【一种解乏、镇静神经药。——译者】，勉强支撑着。几年后，药物专家发现这种药可以使一个有头脑的人丧失对事物的判断力，而艾登在1956年的情况可不正是这样！

这时艾登和法国总理居伊·摩勒认为他们的困难是杜勒斯造成的，因而对华盛顿采取不理会的态度。他们决定按照他们自己的办法（更确切地说，是按照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所主张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在本－古里安看来，现在同可恨的埃及人算帐，是再好不过了。俄国正忙于应付匈牙利一天紧似一天的危机，美国正处于大选期间，英国人和法国人对纳赛尔正在气头上，力求一战。本－古里安提醒他们说：在某种情况下，英法是可以利用某种合法借口，派一支联合远征军去中东采取行动的。按1950年的三国宣言规定：如果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爆发战争，英法就可以重新占领苏伊士运河。本－古里安表示，他将欣然提供这种借口。艾登、摩勒二人称是，大计遂定。

10月末，中央情报局收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报告：以色列已在动员，十多万以军已经进入毗邻埃及的边界线，坦克也作好了西击的部署；而英法两国的外交部却越发显得沉默起来。在华盛顿看来，英法现在态度这样正经未免令人不解，好象是在故意避嫌疑，以便日后好洗刷干系。不过，没有料到他们竟会串通了耶路撒冷在搞密谋。10月28日（星期日），正在沃尔特·里德医院住院体检的艾森豪威尔就不相信这一点。他一边在医院的楼道里来回走动等待检查，一边起草写给本－古里安的文件，苦笑着说，“唉，以色列，钡餐，【钡餐（Barium），体检用的口服试剂。——译者】凑在一起真够呛。”

第二天以色列动手了。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电传打字机嘎哒嘎哒打出了第一份新闻公报：以色列军越境进入埃及国土。现在，艾登和摩勒已经拿到借口了。他们故作姿态，同时向耶路撒冷、开罗两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立即放下武器。艾登在下议院宣布，“我们已经要求埃及政府同意让英法联合部队暂时进入各重要据点。”如果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说，英法军队“就要使用必要的兵力”对苏伊士进行干涉。

这时，艾森豪威尔己经离开医院到南方竞选去了，便匆匆赶回华盛顿。星期一晚7点，首都暮霭初降时，他的汽车从西南门进了白宫大院。他同亚当斯、雷德福、杜勒斯兄弟俩商量以后，批发了哈格蒂草拟的如下声明：“会上，总统追述了本届政府和上届政府都曾保证美国要对遭受侵略的中东国家进行援助。我们将谨守诺言。”星期三，以塞浦路斯为基地的英国轰炸机群袭击了埃及机场。艾森豪威尔说：“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人犯了什么疯病。照说也算是有头脑的人嘛，竟干出这种荒唐透顶的事来，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可是：“我们总不能对弱者实行一种法律，对同我们结盟的国家实行另外一种法律啊。”他在星期三电视广播里对美国人民讲的也正是这一点。英国人、法国入认为这场乱子全部应该由杜勒斯负责，简直气极了。艾登表示，无论联合国提出什么停火建议，他一概拒绝。星期六，早已筋疲力尽，身心交瘁的杜勒斯倒下了，胃溃疡引起了胃穿孔，进了沃尔特·里德医院作了两小时半的手术。周末，全世界似乎都是大战临头了。这个星期天，白宫得到了英法军队正在塞浦路斯上船准备入侵苏伊士运河的消息。第二天一早，英国的空降部队开始在运河北端降落。当晚，布尔加宁对艾登、摩勒和本－古里安发出警告说，他们的军队如不立即撤出，行将成为装有核弹头的红色导弹的攻击目标。同时，布尔加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由美苏联合制止侵略。艾克非常恼火，对一名助手说，“这些英国人——我一向还把他们看作是我的左右手呢！”他告诉布尔加宁，俄美联合干涉是“不可思议的，”并指责这位苏联总理说：红军“这时正在残酷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基本人权，”苏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分散人们对匈牙利事件的注意罢了。

这话可不是冷战的陈词烂调。艾克说的有理：俄国人在同一星期确实也犯下了滔天大罪。事过之后，共产党总是念念不忘苏伊士问题，而西方总是念念不忘匈牙利事件；事实上两件事一样恶劣。星期三，在英国皇家空军首次袭击运河区的前一天，布达佩斯反苏的暴乱分子拥戴伊姆雷·纳吉为匈牙利总理。星期六，全国都动起来了，纳吉宣布不承认使匈牙利成为苏联卫星国的华沙条约。俄国军队先从布达佩斯撤出，随即重新集结，粉碎了叛乱。布达佩斯的街头摆满了死难者的尸体，红衣主教约瑟夫·明曾蒂跑到被包围的美国大使馆去避难。匈牙利驻联合国的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出面干涉。洛奇提出了一个进行干预的议案，俄国人给否决掉了。艾森豪威尔从共同安全基金中动用了两千万美元，向匈牙利提供粮食、医药，并下令让两万一千五百名匈牙利难民进入美国，交待手下的人一定要由政府给这些人安排住处和工作。与此同时，他向布尔加宁提出了抗议。苏联总理冷冷答道：俄国和匈牙利自有办法解决彼此的分歧，不需外来的帮助。

1956年11月6日（星期三）上午，法国步兵占领了运河的东部。同日，俄国军队抓住了纳吉，联合国大会谴责苏联入侵。同日，六千一百六十一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名美国人参加了总统选举投票；这时人人心中想着战争，而全国最出色的将军恰好列在候选人名单上。选民会把二者放在一起考虑，这是不消说的。他们这样做恐怕也是对的。的确，在那险恶的一周中，艾克始终处之泰然。一次艾登来电话，亚当斯正和总统呆在椭圆形办公室。艾森豪威尔热情地说，“啊，安东尼，你现在怎么样啊？”

亚当斯事后严肃地说：他的确向对方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当时想，要答复这个问题，真不知要费多少唇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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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情之后，总不免会引起一种政治上的一边倒的情况，这次也不例外。不过，即使纳赛尔没有动苏伊士运河，即使匈牙利当时一味服贴无事，艾森豪威尔也还是会再度当选的。任何民主党候选人都休想赶他下台，而对喜欢事后说风凉话的人来说，象艾德来·史蒂文森这等聪明人竟也没有着清这一点，未免是个怪事。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统计数字表明，十个美国人里边不下于七人是信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他在首任期间，己经取得许多在四年前看来似乎根本办不到的成就。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了，并没有引起经济萧条。麦卡锡已经彻底失败了。布里克修正案已被束之高阁，诺兰在国会里已经孤立起来了。共和党现在已经认可联合国的事业。除开斯泰尔斯·布里奇斯一人而外，再没有什么够身份的共和觉人主张入侵中国或者对俄国来一场预防性战争了。再说，艾克对国内许多问题的处理，也使人感到他确实是一位比表面看来更精明一些的政治人物。他的联邦公路修建计划已经超出了工程兴办署的预算。通货膨胀已经停止了。劳工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逐渐增加。社会保险事业已经有所扩展。本届政府已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反托拉斯计划；它的土地银行，由于为了农业界做了好事，已经使民主党人再不能用这个问题来大做文章了。

总统此外还有一些可贵之处，虽不那么具体却很有力，对他的竞选当然大有好处。只说他的为人，便是他响当当的政治资本。约瑟夫·艾尔索普写道，“艾森豪威尔最了不起的一大贡献，是使我们重新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国风格——他是通过自己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这种风格的。”理查德·罗维尔也深信不疑“艾森豪威尔每次代表我国讲话时，……总的说来，给全世界的印象是，他可以称得上是为世人所熟悉、所尊敬的少数几任美国前辈总统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

这些说法当然不全面。如果问题真是仅限于上面说到的这些，那么民主党内部就不至于拼命去争夺提名了。在民主党看来，艾森豪威尔政府似乎是一攻即破的。这个“老大党”，越发是大企业主的党了。党内的自由派同老一辈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依然如故，闹得一塌糊涂。从中东的混乱局面可以看出，杜勒斯在国外的表演实在也不高明。不过略去这些不谈，倒是有三个超过一切的重大争议问题：一是总统的健康，二是副总统尼克松其人，三是民主党候选人的辩才和丰采。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否能长寿？这个希望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说不准的事。他如果再度当选，任满之前便年过七十了。他说过，当美国总统实在是世界上最累人的工作。一年前他的心脏病就大发作过一次。何况令人担忧的还不仅是他的心脏而已呢？原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半月左右的时候，他还发过另一种病，结果不得不用救护车把他从白宫接走，在医院手术台上受两小时的折磨。

这事刚一发生，仿佛丹佛的那一幕又重演了。6月9日凌晨家住康涅狄格大道公寓里的斯奈德大夫被心神不宁的玛咪·艾森豪威尔来电话叫醒了。原来总统这时正在床上翻来复去折腾，说是胃痛。她该怎么办？喝氧化镁乳浆已经不起作用了。斯奈德大夫立即赶到了行政大楼。早餐后，哈格蒂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公报说：“总统患胃病并感头痛。今晨斯奈德大夫来诊，并侍护在侧。总统心脏无问题。”但这公报远远不能使人放心，上次丹佛发生病变时，一开始不也只是说“消化系统失调吗？”随后又发出第二份公报，具体了一些：“总统患回肠炎（小肠最下部分发炎）”，为“预防意外”拟即移沃尔特·里德医院诊治。

这一天可忙煞了哈格蒂。他不停地对记者们说，回肠炎别瞧它来势凶猛，实际上并不严重。救护车在一排喇叭齐鸣的摩托车的护送下离开了白宫大楼。保罗·达德利·怀特也来了。（说“他们要我在这儿，怕万一需要做点什么，”）南卡罗来纳州的警察半路载了另一位外科专家，匆匆用喷气式教练机以超音速度把这人送到沃尔特·里德医院。这时，十几位外科大夫正在对总统的消化系统的下部进行检查。手术是非动不可的了——否则可能引起肠痈——但哈格蒂说得不错，手术不用担心。手术后，有人问主治的外科大夫伦内德·希顿博士是否认为艾克应该放弃竞选连任？他说，“我决不认为应该这样。”关于总统的寿命问题，他说，“我们想，这次手术只会使他延年益寿。”大夫都估计总统只需一个到一个半月的休养，就可以照常工作了，于是全国报纸都刊出这样的大标题了：大夫认为艾克可以照旧参加竞选。

史蒂文森的传记作者肯尼思·戴维斯日后认为，当时艾森豪威尔健康虚弱，“决没有成为他再度当选的障碍。反之，倒是他的又一次政治资本。他濒危而不死，倒反使他更富于英雄气概，比以往更受到人民的爱戴了。”戴维斯认为，这一点应该归功于他本人的气质，“归功于他能完美地表达全国的主导情绪，归功于他本人博得的热爱。”民主党人对艾森豪威尔声望之高是了解的，因此对他一直认真对待。

至于尼克松，可是另一回事。在野党的领导层眼见他经过反复考虑，再度竞选，不免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他们满以为全国的人都跟他们一样讨厌这个副总统，于是便打定主意对他下辣手。史蒂文森说副总统“滑头”，“莽撞”，“缺乏经验”，“两面三刀”，等等。11月5号，他在明尼阿波利斯还对一群听众这样说：尼克松“现在收起了弹簧匕首，摆出一副高级童子军的模样来啦。”他还提醒大家说：这位副总统最近在本市公开说过，中东不会发生战争。史蒂文森和许多别的民主党人一样，确实感到如果尼克松日后竟然继任总统，那祸害可太大了。

反对党说什么，尼克松当然可以相应不理，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可是来自本党的批评却严重多了。说来有趣的是，“老大党”里当时被称为“倒尼运动”领袖的，竟是尼克松最崇拜的政治偶像哈罗德·史塔生。史塔生认为如果倒尼运动成功，总统是不会伤心的；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艾克曾对一位顾问说过：他对尼克松的为人是有顾虑的，又说：“说实在，我对迪克观察过很长一段时间，简直不见他有什么改进。所以我真的不能相信他是一块当总统的材料。”

这时，党内的基层党员出来说话了。共和党的选民一直是拥护尼克松的，现在亮出了他们的态度。在新罕布什尔和俄勒冈州的初选中，有五万二千二百零二人都把尼克松的名字写在艾克的名字下边。这事使尼克松大喜，史塔生则不然。4月26日，副总统要求见总统，说：他如再度竞选实在不胜荣幸。艾森豪威尔叫来了哈格蒂。哈格蒂进屋来，看到这一对1952年的竞选老搭挡正相视而笑呢。据他回忆，总统对他说，“吉姆，迪克刚才对我说他己经决定跟我一起竞选了。”这时亚当斯和帕森斯也来了，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艾克对哈格蒂说，“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宣布这个消息呢？”这位新闻秘书建议由尼克松自己立即去告诉专访的白宫记者团。艾森豪威尔点头说：“吉姆，你陪他去。等他宣布完了，你告诉大家：我本人听到副总统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很高兴。”

1956年的倒尼运动的象样的几着，就此结束了，哈罗德·史塔生的政治生涯实际上也就此结束了。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史塔生的论点始终只有一个代表信他的，那是内布拉斯加州的特里·卡彭特，此人素性乖异，是三十年代同库格林、汤森一起的偏激无知之辈。各州提名唱票时，卡彭特为了表示对尼克松的不满竞独自选一位虚构的“乔·史密斯”作副总统候选人，从而制造了这次旧金山大会上两个令人难忘的场面之一。另一次是这样的，艾森豪威尔发表接受提名的讲演时，插进一段训斥自由派专栏作家的话。这时全场都跳了起来，大声欢呼，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苦于这帮反对他们，反对共和党的论客们的挑剔中伤，现在他们的总统多少替他们出了一口气。第二天报上充满了政论家纷纷为新闻自由作辩护的激昂文字。从长远看，这不过是小事一端，但是从此政治记者的怨气公开化了；而在日后另一届共和党政府中，尼克松和他的副总统更进一步恶化了这种关系，终于酿成了一重绝大的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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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史蒂文森州长曾以竞选失败时表现的尊严和风度赢得了论坛上的好评。现在他又失败了，实在很难指望他重复上一次那种动人的表演了。果然，他没有能做到这点：他这次的表现使第一次的表演也为之失色。这位民主党的旗手，只因念念不忘1952年的决胜战术，终于失败在职业宣传家的催命符之下。原来他自己竟参与所谓“昔日”的史蒂文森和“今日”的史蒂文森优劣如何的讨论，仿佛真有两个史蒂文森似的。此外，他的左右还传出不少关于他的“形象”如何受到“损伤”之类的蠢话。

“1956年的竞选运动真是古怪又希奇啊，”一位老民主党人后来对埃米特·约翰·休斯说。“简直可说是别开生面，因为几乎谁也想不起你们有哪件事做错了的——同样，谁也想不起我们有哪些事做对了的。”最糟糕的是，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的杜鲁门忽然又露面了。他为了保纽约州州长阿夫里尔·哈里曼获得提名，竟迫使史蒂文森不得不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投入一场抵消力量的党内斗争。当他发现他控制不了代表人会时，便进而横下了心，非让史蒂文森的希望彻底破灭不可。这位前总统一怒之下，竟为共和党人提供了他们意想不到的大好炮弹。杜鲁门把史蒂文森说成是“保守分子”，奉行一条“举棋不定的路线，”根本没有那种“我们非此不能取胜的战斗精神。”

史蒂文森另有一些不利之处。照说，他本来是应该跟艾森豪威尔，而不是跟杜鲁门，尼克松之辈迸行较量的。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却采取了一种超然于斗争之外的姿态。他同罗斯福总统一样，总不让对手和他短兵相接。他在应付国外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余，只就心平气和地沿用“老大党”的那套温和的竞选口号“和平，进步，繁荣”来为自己竞选。与此同时，尼克松却发现了后来成为他一项最惯用的政治策略，这就是：当他面临抉择时，总是按照大家乐意的办法去办，同时反复强调他所选定的确实是更艰苦的一条路。他说，要让他象史蒂文森那样来支持停止氢弹试验，是再“容易”不过了。接着，这位副总统以其颤抖的声音说，但是他的良心迫使他不能不有违公共舆论而要求进行试验。其实，道路艰苦的恰恰是史蒂文森。那个年头要求制造更大更凶的核弹的人，能丢几张选票呢？这时的尼克松可谓左右逢源：既投合了大多数人的心意，又赢得了胆略出众的美誉。

史蒂文森派里党务老手提醒过史蒂文森说，核试验问题会使民主党里的许多大派别（特别是黑人和劳工）感到不满的。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他之终于决心不顾一切照样干下去，一口咬定他要说的都是该说，这恰恰才是真正好样的、有政治勇气的人呢。在这种节骨眼上，我们倒是领略到了这位1952年总统候选人的英姿犹在。当年他勇气十足，现在他也一样。他的短处在于欠圆通，不善谋——圆通、善谋也许算不上什么大德行，但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啊。

艾森豪威尔关于核试验的论点——一是：必须制造威力更大的核弹才能使美国在“讨价还价”时处于“优势，而不是劣势”；二是：“打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唯一办法，是不让它打起来”——在外行人觉得是颇为动听的。尽管时间最终证明史蒂文森是正确的，但选举却不是靠这种道义上的胜利取得的。须知冷战在1956年时还是一种可怕的现实啊。史蒂文森低估了它的影响，也不仅在核试验问题上。一次他在发言中忽然提出，现在己经到了应该对美国国防采取一种“新的观点”、考虑“结束征兵制”的时候了。而等到抗议之声四起，他却又转而改取守势。这对于一个以挑战者自居的人来说，当然是万万不足取的。

临近11月，史蒂文森的竞选运动已经变得有气无力了。精神涣散、疲惫不堪的他，在选举前夕的电视讲话中却又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他说，不管事情多么不中听，“我仍然要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所有的科学证据，历史和经验的教训，无不表明，如果明天共和党人胜利了，那么，理查德·尼克松就非常可能在未来的四年中成为我们的总统。”这话果然不假。但在向全国广播时这样讲，可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番话使史蒂文森手下的人很恼火，从此，这场以弱对强的奋战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竞选中所占的优势实在是惊人的。他在选举团投票中获得了四百五十八票，而史蒂文森只有一七十二票，也就是说，获得了超过对方一千万选票的多数。在整个四分之一世纪里，黑人破天荒投了共和党人的票。总统赢得了非工会会员劳工的三分之二的选票，工会会员百分之四于五的选票。他也囊括了各城市新郊区的选票。他的选票总数超过对方达百分之十六之多，只比1928年胡佛获选时的超额数字低百分之二。

这回艾森豪威尔是在华盛顿谢拉顿公园总统住所举行庆祝会的，晚9点，什么疑虑都打消了。谢尔曼·亚当斯席地而坐，无比兴奋地瞧着一架小电视机：里边，杰里·帕森斯操着亚拉巴马州的口音叫嚷：“大家听着，美国南部邦联的策源地——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刚才有史以来第一次地投了共和党人的票啦！”艾克带头欢呼，然后对埃米待·休斯说：“还得看看密执安州和明尼苏达州怎么样。你记得有关纳尔逊【英国海军上将（1758－1805），1895年10月英法在特拉法加的海战中，法军被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所败。纳尔逊在海战中重伤致死。——译者】的一段故事吗——他马上要死了，还四面望望，问道，‘他们还有留下的吗？’我想我也是这样。我每参加一次战斗，总是非获全胜不可……有六七个州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但我不再想丢掉什么了。不能让他们还有一个‘留下’——跟纳尔逊一样。那就是我现在的想法。”

总的说来，这是一次乏味的选举。然而民主党大会上也还有过一段兴奋的时刻。史蒂文森拒绝提出自己的竞选伙伴，明确宣称要代表们来决定。于是，一场混战随之而起，袖手旁观的全国人民遂得以略窥未来的远景。

争夺是在埃斯蒂斯·凯弗维尔、艾伯特·戈尔、罗伯特·瓦格纳、约翰·肯尼迪和休伯特·汉弗莱——唯有他来芝加哥前已经决心参加竞选副总统——这五位之间进行的。凯弗维尔最后胜利了，但险些儿击败了他的肯尼迪，却在全国的电视观众中留下了深刻得多的印象。当参议员林登·约翰逊出面为肯尼迪欢呼，激动地叫喊“得克萨斯州要以自豪的心情投票选举这个身上挂过彩的英勇的水兵”的时候，提名肯尼迪似乎已经定局了，却不料原先支持戈尔的密苏里州这时忽然转而支持凯弗纽尔了。第二天《纽约先驱论坛报》关于大会的报道一开头使说，“人所共知的”肯尼迪好运气“今关宣告结束了”。事实上，肯尼迪这次竞选副总统的提名遭到失败，毋宁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事。由于这次登台作了一次简单而又颇有风度的接受大会决定的发言，他那动人的丰采立时造就了一大批醉心于他的选民。现在全国人民都熟悉他了。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说，“肯尼迪在临近胜利之际突然失败，以及他表现的那种青年人的干净利落劲——先是全力求胜，继则恰然服输——深深打动了全国家家户户人们的心。”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既然他没有列入候选人名单，就不能把民主党最终失败诿过于他了，或者，更具体地说，诿过于他的天主教信仰。按信奉天主教这一条，自1928年胡佛彻底击败艾尔·史密斯以来，一直算是致命的政治问题。选举过后不久，有人对肯尼迪说：到1960年选举时，他一定能轻而易举取得副总统提名的。“我再也不竞选副总统了，”他毫不含糊地说，“我现在要竞选总统了。”

第二十三章 追求幸福

所谓“艾森豪威尔假寐期”是指从1953年朝鲜停战开始到1957年秋季为止的这段日子。原来美国人一向以为自己的技术优势是所向无敌的，这时得知苏联火箭专家已经悄悄抢先了一大步，不禁心慌起来，这以后，信心就大不如前了。于是为了重新恢复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耗费了几千亿美元进行星际探索的疯狂争夺战，然而年复一年地球上种种令人沮丧的事，却使美国的自尊心受到新的侵蚀。令人眷恋的1953到1957年这段喘息时间，从此成了无邪的黄金时代，好比失去的童年那样令人惋惜；好比值得怀念的往日，显得份外清明可爱。

说实话，这段“假寐”时间固然不那么美，但也不象美国知识界描绘的那样空虚无物。在知识界看来，那几年枯燥无味，苟安自得，乃是无节制的纵情物质享受的时代，整个社会是离心离德，随俗从流，个性泯灭，精神空虚；到处充满无聊的厌烦情绪和低趣味的粗鄙行为。那是一个浮游无根的时代，四万一千家汽车旅店替代了城镇旅馆。在搞得最出奇的宿处，旅客只要多花两角五分钱，就可以享用一张刺激性感的摇晃床。美国的宗教事业已经落到拨个电话听听祷词了事的地步；《现代电影》杂志；连载《电影明星怎样获得宗教信仰》之类的文章。还有现成出售的六十秒钟内解决一切心事的锦囊妙计；有些人看到达一切就深感幻灭。照这些人的看法，五十年代中期是一无可取的！这时个人地位的标志是高级职员专用厕所的钥匙；大丈夫气概的标志是参加“美身刮脸香水俱乐部”【美身为香水商标。这是意为依靠化装。——译者】谈民主，不外是投财神爷的票；比排场，无非是家里有没有好松木建造的娱乐室；而经济生活的标志则是能否照“阁下应即购车”【“阁下应即购车”（You Auto Buy Now）是一种汽车推销广告。其中Auto一词是汽车，但又是ought to（应当）的谐音双关语。——译者】这条办事。

当时也确有不少新发明的小玩意。技术上的变化从来未使美国人如此着迷过。人们惊异地谈论着晶体管，那种小得象鞋带头的锗片或硅片既可以用来开动众议员赫伯特的那种微型收音机，也可以供应小型助听器需要的动力（这种助听器小到可以装在眼镜架里），还能使战斗机的设备减轻一千五百磅。新发明的小玩意有什么不好呢？只有苦行主义的顽固怪人才会鄙视席梦思公司推广的特号大王型和女王型“佳寝”牌床垫。虽然在汽车旅店抽水马桶的座圈上覆盖着印有“为了保护您的健康，本座圈已经消毒”的纸条显得有点可笑，事实总归是，过分清洁还是比太不清洁为好。在洛斯阿拉莫斯等等从事研制核武器的活动之外，美国技术界正在使大家生活得更舒适一点，这还总是令人高兴的嘛。

新发明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其数目之多有时令人眼花缭乱。突出的就有：中心吸尘器、乙烯基塑料地板、按钮电话、立体声调频收音机、烘干洗衣机、汽车自动变速装置、乘车入场商店、有空气调节的公共汽车、电热毛毯、电动地板打光器、电动转笔刀、电动罐头刀、电动地板打蜡机。这些发明一件件问世普及，随即成为中产美国人生活必备。这样，较实用的新产品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到五十年代中期那千百万醉心摇曳音乐的一代男女渐渐发觉，在数不清的琐细方面，生活已经变得更安逸，更好过，更方便，更有趣了——一句话，更有过头了。同时，他们对大萧条也还记得。他们以喜惧交集的心情认识到：“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那种日子确实已经过去了。日趋富裕的迹象，随处可见。造成这种繁荣的原因很多：自然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性政治变化、人口情况、西欧经济的改观，以及美国人的勤奋任事。美国生产着全世界商品的一半。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到七十年代初期又翻了一番）。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从一百二十亿美元增加到八百亿美元。单是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预算就达到了波兰全国预算的规模。

凡此种种，其结果是美国生活水平提高到了世界其他地方难以理解的程度。近于百分之六十的家庭自报工资收入属于中产阶级。仅从四十年代后期起，平均家庭收入已由三千零八十三美元提高到了五千六百五十七美元；即使按照货币贬值率加以换算，仍然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用阿道夫·伯利的说法，美国那时是处于“奔驰的资本主义”的阵痛之中。无产阶级正在被改造。普通的双职工驾驶着昂贵的新汽车，认购股票。1954年5月份《幸福》杂志提出，该是“改变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旧形象的时候了。他不是，并且多年来已经不是小房产主或杂货店老板了。如果要找它的典型人物，最合适的或许就是底特律的车工了。”

大萧条时期幸存的人，才一领略新繁荣的滋味，就又变得不合时宜了。须知经济繁荣曾是此辈青年时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他的理财本能是怯懦保守的；如果他能积蓄一百元，他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可是节俭已经突然变得不时兴了。战后成年的美国人，对于拮据岁月素无体会，往往把到手的每一分钱，连同今后很长时期也挣不到的收入全数花光了事。“大手大脚”成了恭维人的话。这些挥霍的人象1929年股票市场的投机者一徉，依靠赊欠过日子，并且尽量少预付，多购买；所不同的是，他们买进的是消费品，而不是证券。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基础就是分期付款购货计划。1952至1956年间，美国消费者债务从二百七十四亿美元增长到四百二十五亿美元，即百分之五十五。分期付款的赊欠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而购买汽车的欠款几乎增加百分之百。虽然几年很繁荣，个人可以使用的收入却仅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新一代的美国人把自己抵押给了未来，却还显然过得挺美。他们掉以轻心地谈论“债务整顿”和周转性信贷计划。这时应运而生了一种新的职业，所谓债务顾问，向他们提供处理信贷的意见。

那时连新兴的近郊住户中高薪之家的积蓄也很少。在长岛的莱维特镇和伊利诺州的帕克福雷斯特地区，银行存户的平均存款额大约是三百美元。年轻夫妻由于习惯于所得税按月在工资中扣除，习惯于一揽子的抵押借款，因而对于利率大小并不在乎。他们在分期付款购货时只问每月付款多少；他们把银行贷款的圈套和载有特定付款额与债务条件的购物证，简直视为生活保障；而银行当然乐于照办。小威廉·怀特说得好，银行“并不宣传储蓄的思想”只是提供“储蓄的门路”。

为父母的惊愕之余，管年轻人叫“蚂蚱”。这些年轻人的哥哥姐姐也对他们感到吃惊。经常听到三十多岁的夫妻在议论二十多岁的夫妻时说，“我们在他们那个年龄是做梦也不肯欠债的。”不过，在过去美国还没有诸如医疗保险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现在储蓄的理由是见少了。遇有急需，新一代人总是可以弄到贷款的。这显然违背严格的个人主义的信条——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徒道德——而生活在新的发展阶段中的年轻享乐主义者却尖锐地回答说，个人主义，正是个人主义才引起大萧条的啊！人们注意到广告中新教徒道德的特殊用语巳日益减少：象“强迫”、“迫使”、“向上”、“控制”等词已不行时，年轻人振振有词地说，多花钱不仅平添乐趣，也更合乎情理；有的人认为更爱国呢。某电台录过一支五声合唱的小调，结句是：“买啊买，今日所需今日买”，如此每天反复播送七十次。

即使你买的并不是需要的东西，你也是在支持繁荣嘛。任何反潮流的趋势都不免使人惊慌。纽约某报报道说，“节约风气的抬头，使政府感到不安。”麦迪逊大道美国广告业引用了塞缪尔·巴特勒【塞谬尔·巴特勒（1815－1920年），英国小说家。——译者】的话——“进步的基础全在于人人都想要过超支的生活的普遍愿望。”——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段居然是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放纵话：“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购买和享受各种奢侈品，这岂不是对勤劳的推动力吗？……如果没有这种推动力，大家都会自然地趋向于懒散，所以奢侈岂不反而可能使得生产超过消费的需要吗？”（在引用这段话时，广告说富兰克林“看来修正了他早先为大家所更熟悉的关于节约如何重要的论述，不失为一种通达的反省。”）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所谓顾客主宰一切的说法成了一派胡说。需求是受人操纵的：社会公论也是由人安排的；人人无不生活在有组织的骗局之中。这就是消费者的地位。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正在发展中的新经济，正如必须了解杜勒斯的地位，才能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一样。在市郊成套住宅区，人们把这叫作“好生活，”意思是占有欲得到了满足——住宅是错层式的，双车车房中果然有两辆汽车；此外，海上有游艇，海边有别墅，东西坏了过时了（亏得那些有意使商品过时的设计人的奇才，东西很快过时），就去买新的；而在朦胧的未来，子女能受到大学教育，然后再由他们来重演这一过程。但是，这种繁荣心理并不仅限于近郊居民阶层，却把一天大似一天的中产阶级全都包括在内了。情况也必须如此，因为大规模生产就是以大规模消费为前提的。处于较低层的美国人，他们的收入差（也就是年收入在四千八百美元至五千二百美元以下），无缘搬到帕克福雷斯特，帕克默希德，德雷克塞尔清溪这一类住宅区去，他们之参与消费话动，在于购买其他商品：啤酒、牙膏、止痛药、洗发剂、配制好的蛋糕原料、轻泻剂、洗涤剂、刀片、润肤剂、香烟，还有——对大多数家庭属于大项开支的——新汽车，而这些都是在电视商业节目中叫卖的。在商品的扰嚷宣传声中，随时都要电视观众去留心，去买新的商品的，如有必要就去向可靠的信贷公司举债，以便分享那说得天花乱坠的美妙生活，否则就有失去他们所珍视的一切的危险，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对消费者进行愚弄和操纵的概念在五十年代中期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广泛地意识到这种作法则开始于这一时期的“顾客诱导术”的研究，及其涉及的一切内容，正在变得非常巧妙。实际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感觉到这种诱惑性的存在。广告业中玩弄花招的能手之大言不惭，有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把肥皂的香味、皂沫的结构，纺织品的洁白度，说得神乎其神，并以此自鸣得意。这些人信口开河——夹以用户意见和销售数字来证明他们的说法——什么从俄勒冈州到科德角凡是抽烟的主全改抽“马尔巴勒”牌香烟了：都丢掉原有的衬裤，去买“织机之果”公司的骑师式短裤了；都一窝蜂拥到信贷公司去借款，以便妻女们能够肯定地回答那个尽人皆知的问题（据菲利普·怀利说，一切以美国妇女为对象的广告实际都必然包含着这一问题）：“太太，你可够条件？”

斯佩克托尔斯基在谈到这些有创造性的叫卖商时说：

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这些人开风气，创时髦，宣扬全国其他人敢想而不敢为的事。他们搞点什么花样，不消几周几月，森林湖镇、圣巴巴拉和交通干线上的同业必然如法炮制。通过象《时髦》杂志上《大家都在谈论……》专栏这样小范圈的传导，他们所规定的一切，十之八九很快就会在贝弗利山、格罗斯角和休威克莱等地方被人接受下来，谈论开来。他们要叫我们买什么，我们可以向上帝发誓，照办不误。

斯佩克托尔斯基对这种生意经感到挺有趣。别的人则颇多责备之词，说这是蓄意鼓动无理性的行为和凭冲动去购买，构成对私人生活的侵犯，有损于人，说强设的需求乃是奴役别人的一种形式。这些批评家认为，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表面繁荣之下，已能察觉到深刻的动乱征兆。酗酒和服用新镇静剂因而上瘾的人数到了吓人的程度。1957年毒品销售量比战争结束时增加了七倍之多。商店行窃的事也大为增加。伊利诺州某居民区里发现的行窃顾客，并非人们所想的定是贫穷无告的人。据警察局长说，她们一般地是嫁给年收入八千美元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家庭妇女，此辈经常做礼拜，热心于小学家长会工作，参加桥牌俱乐部，是每周花销约五十美元的消费者。

加尔布雷思对于社会的双重标准感到忧虑，他说：“凡是用一定的资源能够提高生产的都是好的，也必然是重要的；凡是阻碍和减少生产的，就都在相应程度上是错误的。”那些宣扬纵情享受和积聚财富的说教者，称颂商品私有，但逃避社会服务——教育、公共卫生、消除城市公害的运动等。加尔布雷思认为，按照这种思路“纯粹拿金钱来衡量，当投机商和妓女，比当教员、传教士、警察所得报酬毫无问题要大得多。”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在一篇文章中说，年轻的一代正受到“庸俗化的预处理”，“就象衣料据说受过缩水预处理一样，”埃德蒙·威尔逊写道：“在我们祖父时代宗教所起的作用，现在已由生产、消费和利润来承但了。”他说：这些东西，甚至容不得讨论，因为“它们取代了《创世纪》和耶稣基督的神圣不可侵犯。”在某些观察家看来，广告人员似乎是推销精神病的掮客。沃尔特·李普曼嘲笑他们是“新野蛮人”。加尔布雷思在一段引人注目的文章里指责消费主义，同时为后来的作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据以衡量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那种与此大不相同的社会的基准：

在今天，即使提出温和批评意见的人，若同一般人的精神状态相比，也似乎象狮子。在今天，按照各种社会准则生活，具有各种政治信仰的人都追求安逸，顺应时尚；而好挑剔的人则被看成是捣乱分子；创造性被看成是破坏稳定性的表现。如果把《圣经》中的比喻稍加修改，在今天，可以说是一邦庸人领着一邦庸人【《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有瞎子领瞎子一语。——译者】。

人们如果对于新的繁荣所带来的五十年代生活方式没有一定的体会，就不可能理解十五年后发生的社会反抗。在这一点上，一如其他方面，时代的特征最容易从新的市郊看出来。郊区并不代表整个美国（比如说简直没有什么人死亡在那里，而且那里也几乎没有未婚的成年人），但的确代表着美国的未来。那里是中层管理人员公余燕居之所；那里是他们的妻子珍视的贝蒂·弗里丹所说的“女性的种秘”；也是在那里，这时的儿童，未来的“嬉皮士”和正派人混杂在公共游欢场跑来跑去。

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大规模国内人口迁徙，曾在战后年代以稍缓的步调继续进行。整个五十年代，每年都有百万以上的农场主离开农场——到六十年代，战后移居的总数已达一千七百万人。与此同时，一度繁华的城市中心，却被遗弃了——成为穷人的聚居区和富人的经营点。其他的人纷纷避开，搬到市外去住。甚至象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那样在战前就已定居的郊区，乘车上班的人先是增加到两倍，后来又增加到三倍，而在新兴的城市，乘车上班的人几乎包括全部男性人口。现在除星期日外每天早晨，几十万白领的工作人员乘车或开车到曼哈顿去，傍晚回家。在五十年代末期，曼哈顿岛上市政厅以南地区，白天的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夜晚大约只有两千人。在那十年中，一百多万纽约人离开城区住到战后建立的四郊居民点。约翰·布鲁克斯曾写道，郊区“吸尽商业区的夜间人口，那里只剩下一些夜间看守和无业游民；那里成了一个半日城市，汽车和铁路汽班车开到时，全城像涨潮……为人群所淹没，入夜落潮时，人群又退走——基本上只剩下小偷、警察和老鼠活动。”

全美国各都市无不如此。在1958年以前十年间在定居区新建的一千三百万座新住宅中，大约有一千一百万座——百分之八十五——都建筑在城区以外。从农场和中心城市外流的人现在都聚居在对日作战胜利日那天根本不存在的城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因之失去了生气。过去，城市对年轻有为的人吸引力很大，现在，这已转移到城市外围新兴的居民区，转移到郊区弯弯的超级街区，两户合用花园楼房、红砖迷宫和精修草坪那里去了。这里居住着一代新人，摇曳音乐的一代，以及他们的侄甥辈，在这些新开发区【新开发区（development）现在指政府出资修建的住宅区。这里用它的原意，指一片新开发出来的空地。】流行着新的生活方式。

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社交能力。农村和小城镇的美国曾经是戴维·里斯曼所谓的“内向”男女的据点。指导这些人行为的基础——他们称之为陀螺仪——是早年由他们父母给培植起来的，其后从不动摇；“内向”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即便在丛林中吃饭也要穿上礼服的英国人。现在，在郊区，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人正逐渐获得优势：一种“他向的美国人。”这种人的动力，来自一种希望博得别人喜欢的无餍欲求。里斯曼把这比作探索别人感情脉冲的雷达，其反应是去适应社会人群的要求。在希伦戴尔和加登维尔之类的地方，对人的最高褒评是“适应能力强”。

这种特征在战后的美国并不新鲜。西康·马丁·利普塞特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他说：美国人由于没有经历过独裁制度，加之一向强调平等主义，所以一直是“他向”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就己发现了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他特别提到美国人虽然喜欢高谈个人主义，但他们的特殊才能——也是他们最大的潜在弱点的根源——却在于他们互相合作的作风。他预言，美国如果一旦失去了这种动力，就一定是通过牺牲各种美德而加强社会性的美德，从而建立一种多数的专政。他说，“在平等的时代不管人们为自己制定出什么样的政治法规，你都可以有把握地预见到，对舆论的信任会象宗教信仰一样，而以群众的大多数充当先知。”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在于个人可能会“由于感到自己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而终于被压倒。”

这正是威廉·怀特等评论家相信自己在五十年代已看到出现在郊区的情况。他们认为，大力强调为集体所能接受的行为对个人起着抑制作用，这将阻挠天然领导人的成长而产生出新型的唯唯诺诺之徒。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全美各地的小企业日趋破产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受雇于公私官僚主义机构。1956年美国又越过了一个里程碑，就其本身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1890年停止圈占边区土地的决定。这年蓝领工作者（生产产品的人）的人数为白领工作者（属于中产阶级的教员、职员、店员等服务岗位）所超过，典型的工资收入者越来越多变成办事员，在为庞大的、非个人的实体而工作。在新开发的地区，有时似乎大家都受雇于一个庞大的浮动不定的合作集体。摇曳音乐的一代变成了技术人员的一代，工种可以互相调换。这一点他们自己是知道的——而且一般也乐意如此。

诚然，他们常常把生活说成是单调的折磨，但是他们表示的失望是一种虚假的失望。如果他们感到仿佛被关在监牢里，他们的这个监牢也是有史以来最舒适的监牢，而他们自己首先也会指出这一点。家长式的统治已经变成一种德政。美国广播公司给职工发公司特制的领带不过是其中浅显的一例。别的公司则更进一步。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建造了模范住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设置了乡村俱乐部；雷诺兹烟草公司聘请了公司专职牧师；柯达公司和杜邦公司雇用了为职工服务的精神病医生。对那些全部工作日都在企业内部度过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来说，他们住家地区之实行有组织的原则，当然更是很自然的事了。

约翰·斯坦贝克在谈到这类新组织起来的人时写道：“在我看来，他们瞧着我时似乎也想在我身上找到一处地方可以投入一个钱币。”这种说法并不公平。有一些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帕克默希德区雇用穿制服的服务员修整草坪；德雷克塞尔清溪的一千二百二十三座花园公寓每年圣诞节举行的装饰比赛，各个庭园之间的竞赛花样翻新，使得费城每年有十万人驾车前去参观。新开发区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比这里的居民在三十年代幼时经历的生活要好一些，而这并不只是由于现在大家都富裕了。现代企业使各种升迁的道路畅通，任何中层行政管理人员都有可能逐渐迁入韦斯切斯特、布尔谷或布卢姆菲尔德山区去。同样，这些新的郊区，除了黑人之外（他们出头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对任何人，不论出身经历如何，都是自由的，不分等级的，殷勤接待的。新住户会发现邻居都热心帮助他们安置，照看他们的小孩，在他们定居下来以前为他们备饭。甚至连威廉·怀特也承认，这些年轻的郊区居民“在态度友好和作风正派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满足了美国人响往已久的愿望。他们的集体观念在美国也有其历史渊源；当年的拓荒者就是慷慨好客的。这些新人之平易随便，不拘礼仪，近于过分的程度。运动衫和长及小腿的牛仔裤取代了硬领衫和长统丝袜。母亲一代做梦也不会想到不打扮就进城；而这女儿一代却带着满头卷发夹子就上街了。如果有人认为她们的头巾很象东欧农妇戴的三角包头巾，她们也不在乎。她关心的是邻居姑娘们的态度如何。她们都是这样的嘛，如果自己另搞一套，这些人会有意见的。

新区的儿童互相交换玩具和衣服，好象这些东西是集休财产似的，实际上也差不多真成了集体所有。小博比穿小了的童装，对门的小比利可以接下去穿。做母亲的在很久以后看到陌生的孩子穿着她很熟悉的衣服，并不是什么希罕事，自从送给别人以后，这衣服已经转手几次了。自行车和踏板车也换着用。大门不上锁；邻居不敲门就随便进去。室内的门也逐渐取消了。三十年代的那些笨重的沙发，厚实的地毯和屋内的隔墙不见了。母亲一代每天打扫而只有摆酒席时才使用的餐厅，已经代之以兼作起居室、饭斤和厨房的单一房间。这些郊区居民，即位在接待客人时，也很少有理由为失去那种餐厅盛到懊丧，因为入席围坐的晚餐已改为整锅端菜、任客自取的方式。有时是别扭些，但似乎谁也不介意。这种作法使女主人也能同大家共享游讌之乐。

男主人一般事先把酒对好，百分之七十五的住户都喝马丁尼鸡尾酒。儿童室里如果造起反来，他便赶快跑去加以镇压。郊区住的父亲们对孩子更关心了；家庭成了相互作伴共同消遣的场所。到1954年，美国做丈夫的大约有三分之二都帮着料理家务，在新区，比例还要高些。此外，使他们的父母不免感到惊讶的是，这里作父亲的年轻人还帮着洗碗、做饭和为婴儿换尿布呢。拉塞尔·莱因斯发牢骚说，年轻的妻子已开始把丈夫当作半佣工，或是当作什么最新式的工兵使用了；但对这些新式男人来说，下班回家时上超级市场去额外买点菜食，或者到自动洗衣店去洗脏衣服，或者推着婴儿车上街溜湾，却并不感到有失丈夫气概。他们相信这样做对自己好，对家庭也好。斯波克【本杰明·斯波克，1903年生，是美国小儿科医生，教育学家、著有关于抚养孩子的书籍多种。——译者】是新作父亲的人用以为手表对时的大座钟：既然斯波克赞成，这样做也就是对的。

在家人共进共出中居于先导地位的郊区母亲们，看来都很年轻，往往也确实很年轻。五十年代里，美国妇女结婚的年龄从二十二岁下降到二十岁乃至十几岁。中学时代结婚成了一种无可非议的现象。许多初中的儿童就有了固定的朋友。这时候，甚至更早，女孩子就已经开始考虑结婚的事；《纽约时报》在一则出售某种女童装的广告中说，“她也能对男人产生极大的诱惑。”

要在诱惑男人方面取得成功，自己就必须十分媚人——用怀利的话说，必须“够条件”，最理想的是“十分够条件”。为了达到这种幸福的境界，各种年龄的女人都毫不吝惜购买服装、化妆品，以及制造商声称能诱人强奸的奇妙香水。自从1939年以来，一般女人的身材都缩小了三，四号。她现在不量体购衣服，而是选中喜爱的衣服，然后节食减重，去适应这件衣服。“梅特里科尔”【一种节食减重的处方。——译者】一出笼就获得了如痴如狂的广大市场。同样受欢迎的还有“克莱罗”的一条新广告：“既然我只有一度人生，何不作一个金发美人？”，有些社会科学家和年纪较大，热心女权的人士，担心妇女的这种作法未免过早地抛弃自己得来不易的独立地位了，但是他们的呼声都被压了下去。《生活》杂志盛赞妇女回到家庭去的群众性运动。《时代》杂志配合封面画，刊登了一篇关于市郊己婚妇女的特稿，说她们“生活得很痛快……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有什么不愉快的理由。”卡尔·德格勒写道，实际情况是“整个美国社会，包括妇女在内，对于男女平权思想全都避之唯恐不及。”

五十年代的后期，美国的出生率己接近印度。二十年之内，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美国母亲增加了一倍。这种增加在大学毕业的妇女中尤其惊人；她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养育四个，五个、六个或更多的孩子。美国大学学生人口总数中妇女所占比例（百分之三十五）低于任何欧洲国家，也低于战前的美国大学（百分之四十）。注册入学的大学女生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等不到毕业就退学了，而男生却有一半以上读到毕业。不少女生离开学校去担任仆役工作来资助留在大学里的丈夫：这种作法被称为取得“Ph.T.”学位（使丈夫完成学业）【哲学博士学位简称“Ph.D.”此处戏改为“Ph.T.”实是“Putting HusbandThrough”（使丈夫完成学业）的缩写。——译者】。另一些女大学生退学是因为没有找到对象。各校教务处发现女大学生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之末退学，是由于她们看到这里可挑选的对象已不多，想换个地方再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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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暂住在莱维特镇、却无时不垂涎韦斯切斯特的雄心勃勃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来说，合适的配偶是和爽朗的笑声，朴实的领带一样重要的。大公司开办训练班，指导公司职员的妻子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幸福》杂志通过个别访问，发现这些妻子，特别是年轻的，都赞成这种安排。她们感到怕羞的妇女应该多参加集体活动，但比男人还精明的妇女，就应该学会少开口。当时有几部电影把她们的处境加以戏剧化，“办公厅”和“女人世界”就是其中的两部。影片的主题都讲的是某公司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担当某一重要职务，聪明的妻子如何能够帮助她的丈夫获得这一职位，那就是：她知道穿合适的衣裳，布置合适的室内装饰，选择合适的陪客，上司来吃饭的时候给他吃最中意的菜。

在大公司里个人是无声无嗅的，这使得依之为生的男男女女日益失去信心和独立性。他们自己生活没有根底也是其原因之一。经理部门看待被雇用人员不过是插在地图上的大头针，人事负责人可以漫不经心地任意把它移来移去。每次调动就意味着同老友告别，另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新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一个工作人员和他的家属在婚后二十六年中一共调了二十八次。流动性日益增大已成为郊区生活的一个现实。据阿特拉斯长途搬运公司说，目前一般公司经理平均一生之中要迁移十四次，合每两年半一次。对他们来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很重要，是终身定居一处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虽然新住宅区对社会化的要求有时未免过分，但是反之，教家庭的坐活完全建筑在内部的情感上，这情况却更为不妙。

郊区为满足新住户，真是万事供备。住在这里，是不会感到寂寞的。美国人的那种见到任何团体都想参加的冲动劲，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现。各种组织安排的集会把每天从早到晚的时间全都排满了。打桥牌、坎纳斯特牌、扑克牌的，玩滚木球的，不愁找不到伴儿。照相、研究野禽、射击、刺绣、射箭、乒乓俱乐部，无不生意兴旺；而小学家长会、妇女选举人同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女民兵组织，以及1958午开始成立的约翰·伯奇协会亦复如此。

许多后来在公众生活中崭露头角的美国人，在郊区这种不断相互调整适应的生活中便己开始学得了搞政治的手腕。他们在这里比在原先住处，更易于成为共和党人。从内地城市迁来具有社会进取心的夫妻，都改而依附另一个政党——就象他们抛弃掉下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一样。他们的父母原都属于支持大党民主党的城市多数人。他们自己却不是了。现在他们既然爬了上来，就要把自己爬过的梯子推倒。战后欧洲工会组织扩大，造成了富有战斗性的，有阶级觉悟的庞大力量。这里却不一样；虽然现有一千八百万美国产业工人加入了工会，但此辈对中产地位的渴望，而又易于得到满足，无非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新中间集团。他们对自己的新地位感到不安，对自由主义怀疑，对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敌视，终于成为新保守势力。它随着罗斯福联盟的解体，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

对郊区生活方式最普遍的指责是，压力太大。由于一味不拘礼节，因此谁要是想过一点消静生活，就不免为人所垢病。窗户是为了向外观景的，但别人也好朝里窥探。夫妻俩偶尔需要闭户独处一会儿，就得准备事后提出解释。这里的人人都觉得有权事事过问——如问：“你昨天来月经了吗？”“昨天在‘路边小店’前面同你说话的那个女的是谁？”“你家罗杰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干嘛那么生气？他是怎么啦？”等等。

“文雅社会”这个词已经废弃不用了，因为社会已经不复文雅。直呼其名的情况特别多。这样称呼曾经只限于家庭和好友之间，后来扩大到了同事和邻居。在单位举行的集会或在邻人相聚的鸡尾酒会上，竟很难知道同你谈话的人叫什么，姓什么。只有在介绍时才说；介绍完了以后人人都只是艾尔、戴比、查克或贝思这样互叫了【这些名字那是昵称。——译者】。最后，直呼其名的圈子扩大到几乎包括每一个仅仅知道你是谁的人：医生、商人、别人家的孩子等。一个郊区居民回家时可能发现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在使用她的洗澡间，而只对她打个招呼说“你好，多丽斯。”在郊区这类做法被看成不过是友好的表现。谁要反对，就会说你是势利眼，引起公愤。

郊区居民也有一种忌讳，那就是责骂别人家的孩子——这要用祖辈人的语言来说，叫作“管教”。任何管教工作都只能由孩子的父母去做，而他们实在做得不多。儿童在这些新的居民区是一种特殊的人。这种处境对他们到底有无好处，是一个以后可以进行全国性辩论的问题。他们肯定不是无人照管的。放任孩子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自由行动是需要时间和耐性的，居住在新区的父母属于全国行动最放任的人。还有许多别的事，得为孩子花费时间。一般认为做母亲的应该为孩子安排活动，然后开车送他去参加。有时这样做需要具有象格罗辛杰公司的社会指导员所具备的那种精力和机智才行，因为郊区儿童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社会学家对于孩子生活被组织起来的程度感到惊讶。每天放学后和星期六，旅行汽车在郊区往来穿行，运送孩子们去上舞蹈课，到少年棒球联赛会参加练习，学习网球，学习驾驶帆船，参加话剧小组，参加舞会，学钢琴，参加幼年童子军活动，上戏剧班——这些活动安排使他们回到家只能赶上吃晚饭看晚电视。他们的时间占得太多了。亨利·默里在《弋达罗斯》月刊上抗议说，孩子们个性获得发展的机会，即使没有被完全毁掉，也大大削弱了；他写道，“婴儿才刚能够蹒跚移步，父母就使他同别的婴儿在一起玩。”摇曳音乐的一代对于个性是不大感兴趣的。虽然年纪较长的经理人员口头上仍然称道个性，他们的下级更关心的却是培养自己的孩子，用他们的话说，长成后能够“同别人合得来。”他们彼此钦佩对方的这种品质，力图在自己身上发展这种品质，并且认为这种品质正在成为他们的下一代获得成功的关键。

其结果是成百万的学童在逐渐进入懂事的年龄时，都只装备了神妙的雷达，却没有陀螺仪。他们都懂得社会上需要好的精神素质，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有什么用；他们对于如何获得别人好感很有办法，但对于需要获得任何其它成就却不甚了了。一位主教曾说过：“一个男孩从小让我教养七年，他就会终生做一个天主教徒。”宣扬适应环境的改革家花的时间却不止七年，很难想象教会能做出更为彻底的成绩。从一开始母亲便对孩子灌输讨好自己的小伙伴的必要性。然后在沙坑里和秋千架上便开始实践。接着更有其它许多活动：幼年女童子军、少年棒球联赛会，等等。与人友善的宣传是无孔不入的。现代教堂的主日学教导孩子们说上帝实际也不过是一位好伙伴；宗教是有趣的，就象电影里的修女，她们也打垒球，乘坐直升飞机到处游逛。任何刚在成长的路德【马丁·路德（1483－1546年），德国的宗教改革家。——译者】要想培养自己的个性，群众性宣传工具便会对他进行劝阻，而在新的郊区学校里则热清地把良好伙伴关系的油彩最后再给他们涂上几层，使之面目全非。

美国课堂教学的性质和程度，在居民区是各不相同的。在某些学校里，麦格菲【威廉·霍姆斯·麦格菲（1800－1873年），美国教育学家和教科书编写者。】编的读本和背诵的学习方法仍然盛行。可是，只有一位教师的公立初级学校正在逐渐陶汰；这种学校的数目，已从1932年的十四万三千三百九十一所减少到1950年的五万九千六百五十二所，到艾森豪威尔时代结束时则将只剩下二万零二百十三所。凡是在教师大会上和师范院校里受到尊敬、在全国教育协会上得到表扬的教育界的领袖人物都是所谓进步教育的提倡者。而其实并不真正进步。在一开始这种教育倒是进步的，那时作为一个运动，它力求把富有想象力的儿童从不许乱走一步的教室纪律中解放出来，鼓励他们发展个性。后来由于教育学家越来越热中于发展学童的社会技能，于是教师们就放弃了原来强调智育的作法，改用一种比过去强制性更大的态度，定要把孩子教育成为格赛尔【阿诺德·格赛尔（1880－1961年），美国心理学家，以专门研究儿童行为著称。】所描绘的那样的人。

这种学校从不告诉学生必须学什么，而是让他们自己选修课程。为了避免对学生的表规定出死板的标准（说它是“枷锁”），成绩评定往往只分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家庭生活”课程代替了代数、几何、语法、外语。有时，这些新教育家对传统的教育制度简直抱着近乎敌视的态度。伊利诺州帕克福雷斯特区中学的校长埃里克·巴伯在1954年全国都市联合会举办的“全美学校”竞赛中被选为五个优胜者之一。他曾哀叹大学招生办事处死抱着入学条件不放。他说，“所谓的‘聪明学生’，离开了书本和死记的工夫，常常是最笨和最无能耐的学生。在工商业、推销业务、体育、无线电等等方面担任年薪两万到十万美元的工作的，其中许多人的智商【西方社会常用的一种智力标准，是通过某种智力测验来确定成人或儿童的“智龄”，以此数乘以一百，再除以他的实际年龄，便得出“智商”。——译者】都低于九十，这便是明证。”

学校里的教师十分警惕发生被贬为“不善适应”的表现，于是就去参与学生的择交，参加他们课间休息时的游戏，乃至学生的各种荒诞活动。不是组织班级去参观国家纪念馆所，而是去参观牛奶场或副食品商店。为了学会去做消费者，他们尽量搜集据说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会有用的这方面的知识。在家长会上，学监解释说，在这种“实践”的课程中，学生们参与了生活实际。这样他们就会放弃所谓的“人上人的意识，”不去集中注意可能使得生活发生什么变化，而是注意如何在“不打乱人与人的关系”的条件下去加以改变。巴伯博士在一个教师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重培养学生性格中外向的一面。他说，“我们的时代是集体行动的时代。”所以我们教育学生，学生也学会如何“全面发展”——成为懂得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完全一致的人。如果对于某个问题感到不明确，他们就互相请教。

有些家长反对这样做。他们要求恢复拉丁文、化学、积分学——这些大专院校也要求学的课程。校长们却都含笑摇头回答说，“我们要教的是儿童，不是哪一门课程。”他们深信，为了使学生在进入消费者世界以前具有充分准备，他们现在所采取的办法是切合实际的和从现实出发的；未来定会证明这种作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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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午10月4日，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向美国公众发布了一条令人感兴趣的新闻。该社宣布，“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己经制成，苏联已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人造地球卫星将为宇宙旅行开辟道路；看来今天的这一代人都将亲眼看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以自己解放了的自觉劳动，如何将人类最大胆的梦想变成现实。”

要充分领会这一报导的冲击力量，我们应该记得，在1957年之际，美国还被认为是科学发明之家呢。战后一段时间，莫斯科常常宣布这个或那个俄国人——一般都是从来没人听说过的伊凡或伊利亚——曾是某项成就的发明人，而这些所谓发明，苏联以外的人全都知道是美国人早就做出了的，这在当时成了道路相传的笑话。美国人从孩子时候起就相信，技术方面的才能事实上已被他们垄断了。现在，趾高气扬的人一下子摔了交。他们还受到了奚落。赫鲁晓夫哇哇叫：“全世界的人都指点着这颗卫星看，都说，美国失败了。”美国人的确是失败了。塔斯社把这宇宙飞行器称作“斯普特尼克”；按字义讲是“旅伴”，或者更恰当一点说是“同路人”。这颗卫星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对美国来说，这件事引起的震惊之强烈，竟不亚于当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

第二十四章 嘟——嘟——

一颗水球大小的俄国卫星，不停发出嘟嘟的声音，正以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的速度，每九十六点二分钟绕行地球一周，这个消息最初是在第十六号街1125号苏联大使馆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十分偶然地传到华盛顿来的。二十二个国家来的科学家当时正在举行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即他们简称为地物年的活动——也就是一般地交换交换资料——而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星期五的晚上，俄国外交官正好在招待地物年的五十位杰出人物。忽然间来宾之一，《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沙利文被叫出去接一个紧急电话。他从电话中知道了塔斯社发布的消息。于是他匆匆赶回来和美国科学家劳埃德·伯克纳博士耳语了几句，伯克纳马上敲敲放满冷食小吃的桌子，请大家安静下来。他说：“我愿意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刚才得到《纽约时报》的通知，有一颗人造卫星正在离地球九百公里的轨道上运行。我愿意为我们的苏联同行的成就向他们表示祝贺。”

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卓越的科学家对科学的国家疆界观念本来都很淡薄，在场的这些美国人对这一点更是毫不在意。美国国际地物年计划主席约瑟夫·卡普兰博士认为俄国的成就“了不起，”并说：“他们既能发射这样重的一颗卫星，他们一定能够发射更重得多的卫星。”可是，白宫暂时却哑口无言。尽管苏联对其卫星计划一直并没有十分隐讳，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现却仍使美国情报机构大为震惊。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一次计划会议上，苏联代表就曾公开地，满怀信心地谈过他们发射空间运载工具的计划。早在1954年11月，就有人问国防部长威尔逊，他是否担心苏联可能在卫星竞赛中得胜。他轻蔑地说：“他们即使得胜了，我也不放在心上。”

现在苏联人造卫星已是既成事实，共和党人的这一路线却仍然未变。政府发言人好象表示报界不应当小题大作。哈格蒂发表一项声明，把苏联发射卫星说成是一件“极有科学意义的事”，可是，他又说：“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在同苏联人竞赛。”当时已退休的威尔逊称俄国的这一成就是“一个巧妙的技术花招儿”。海军研究部主任罗森·贝内特少将表示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对“那么一块几乎人人都能发射出去的铁块”那么大惊小怪。白宫顾问克拉伦斯·兰德尔把苏联的空间载运工具说成是“一件无聊的玩艺儿”，因此激怒了总统，谢尔曼·亚当斯轻蔑地说政府对“外层空间篮球赛”不感兴趣。（亚当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自己说这句话感到后悔。他写道：“我那时只是想反映总统要保持镇静沉着姿态的愿望，但经过考虑后不得不承认，我的话似乎是在防止夸大上矫枉过正了。”）

华盛顿的其他一些人却无意把苏联的人造卫星看得那么无足轻重。特雷弗·加德纳过去担任空军部长助理，曾一直设法调解各军种间关于由谁来执行美国的外层空间计划的争吵，现在他痛心地说：“我们现在至少有九项弹道导弹计划，竞相争夺大体上相同的设备，相同的专家，相同的机器和相同的公众注意。”电子学家和导弹弹体专家提到了威尔逊对外层空间探索计划的轻率态度。一个重要的国防定货承包商说：“我们落后于俄国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全力以赴。”总统的一位最亲密的助理说，他真想“绞死”预算局长珀西瓦尔·布伦戴奇。诺兰私下警告艾克，苏联成就在全世界的影响，几乎完全抵消了美国共同安全计划的价值。有些国际法专家真的建议“乘现在还不太晚的时候”赶快同俄国人取得和平协议。

民主党人非常愤慨是可以想见的。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要总统宣布“国耻民危周”。密苏里州的赛明顿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说，“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己涉及到我国社会的根本。它涉及到我国的教育制度，这是我们的知识和文化价值的来源。在这方面政府的学术复兴计划目光短浅，令人不安。”多数党领袖约翰逊看到了俄国成就所包含的宇宙意义，他说，“罗马帝国控制整个世界，是因为它善于筑路。后来——人类向海上发展后——英帝国占据了统治地位，因为它有海船。现在共产党人己在外层空间建立了立足点。光是说明年我们将发射一颗‘更好的’卫星上天，也许是不能令人安心的。”他最后更挖苦说，“也许我们的卫星甚至还有镀铬的外壳——挡风玻璃上还有自动雨刷呢。”

这些话并不单纯是党派斗争性质的言论。每隔一段时间，美国人总感到有必要痛苦地思素一下，为什么国家越来越软弱了。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是在1940年春季，那时法国即将陷落，老一辈的人认为美国青年太热中于摇曳音乐，而听不到纳粹的皮靴咔嚓声了。现在象那时一样，新闻界已惊醒过来。波特兰《俄勒冈人报》评论说：“让苏联卫星在空中盯着我们，这实在太可怕了。”《时代》周刊说，“美国一向为自己科学技术上的能力和进步感到自豪，为自己能够走在别人头里，第一个取得成就感到自豪。可是现在不管作出多少合理的解释，由于一颗红色的月亮使美国人黯然失色，终于突然间在全国出现了强烈的沮丧情绪。”那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快要出版。不论是他还是出版社对这本书的销路都不存什么很大希望。“但是，在1957年秋”，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这一行动的时间安排，真是没有再这么巧的了。如果我再年轻些，如果我的政治观点还没有完全形成，我很可能会感激涕零，在这种心情的冲动下，到克里姆林宫城墙下去找最后的归宿。我知道我的书击中了要害。”

美国人尝到了低人一等，甚至蒙受耻辱的滋味。他们成了国际上的笑料。俄国的主要的星际科学家利奥尼德·谢多夫在巴塞罗那的一次科学会议上，嘲笑他的一位美国同行说，“你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可是，美国人就只爱自己的汽车、冰箱、房子。他不象我们俄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反美的人大肆嘲笑。曼谷《永恒报》有一条大标题是“俄国人拉下了美国人的面子”。贝鲁特的一位教授在谈到他的反美学生时挖苦地说，“你还以为是他们这帮人发射的哩”。伦孰《经济学家》的编辑们看到了俄国人在亚非世界取得了一次心理上的辉煌胜利，法国的新闻记者倒是看出了问题的核心：苏联群众所付出的代价。梯也里·莫尔尼埃在《费加罗报》上写道，“俄国人民能够……在天空中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把苏维埃政权的光芒带到地球之外去，是靠千百万人缺吃少穿的结果。”《战斗报》也评论说，“如果俄国人把他们的成就用一部分在逐步改进世界现状方面——结束那个集中营世界，那我们也会感到高兴的。”但是，在整个欧洲，只有忠于英国的老盟友的伦敦《每日快报》预言，不管怎样，美国总有办法达到目的：“其结果将是展开一番新的努力以争取在空间探索方面赶上和超过俄国人。我们丝毫也不怀疑美国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而美国人自己却有不少怀疑。他们对苏联成就的含意了解得越多，便越感到忧虑不安。在最初的几天，有关人造卫星的一切细节，几乎都是从塔斯社和《真理报》获得的。史密森研究院当时正在坎布里奇修建一所天文物理观察台，目的正是为了迫踪这类现象。可是，观察台当时还没有完工，而它甚至连各地观察卫星的人用电话报告给它的肉眼观察结果，都无法加以整理核对。俄国人透露，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一枚光亮的钢球，直径二十二英寸，重一百八十四点三磅，装有四根无线电天线。它的轨道高度是美国科学家原来认为不可能的。就是依靠这种高度，所以它能避开大气层，好几年不停地绕着地球转。这一人造卫星的重量也是十分惊人的；现仍处于理论阶段的美国“先锋”火箭发射计划的负责人一直希望能把海军供研究用的一个重二十一磅半的“海盗”式卫星发射到最远不超过三百英里的高空去。这就需要使火箭推力达到二万七千磅。俄国的发射器却使用了二十万磅的推力——这个数字令人难以置信，显然表明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能源。

在获得了新的资料，并由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加以计算之后，美国人对苏联技术的高超更是惊叹万分。卫星的运行轨道也是出人意料的。当然，轨道是椭圆形的，它离地球最远为五百八十三英里，最近为一百四十三英里，而因为这两个距离都没有包括地球的半径（三千九百六十英里），因此这个椭圆形实际几乎是个圆形，这说明俄国人不但有推力，而且还能精确地加以控制。此外，这次发射是很大胆的。使人造卫星进入轨道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沿赤道向东发射，借助地球的自转，使卫星得到约每小时一千英里的自进速度——实际上也就是利用顺风。“先锋”计划的设计人员原来就打算这样做：根据他们的计算，如果“海盗”式火箭由佛罗里达向正东发射，就能得到每小时九百一十四英里的助推力。可是最初那几天里日夜加班的“先锋”计划的火箭专家们惊奇地获悉，俄国卫星却朝另外方向偏斜65°，这表明他们有足够的燃料供火箭燃烧。这还有一个意义。“先锋”计划火箭的轨道将只通过欧洲和俄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南面。而苏联这颗人造卫星却经过地球上大部分住人的区域，这就是说世界各国大部分人都不但能听到它，读到关于它的报导，而且还能看到它——这本身就是一次宣传上的胜利。

也许是莫斯科有意开个小小的玩笑，美国人是最后一个清楚地看到它的人。他们所选择的发射时间使卫星在最初几周内经过美国时，要么是在白天由于耀眼的阳光而看不到它，要么是在夜间地球的阴影遮住了它。好奇的人——这种人在美国何止成千上万——只得在黎明和黄昏时分，衬着灰蒙蒙的天空匆匆看它几眼。这种情况是会变化的。史密森天文台的约瑟夫·海尼克博士说，卫星绕行地球的轨道角度，每天有四度偏移；大概到10月20日前后，有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镜的人都可以在自己头顶上看到这颗卫星了。但是一向缺乏耐心的美国人，恨不得马上能够什么都知道。自从那个星期五晚上全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告诉他们“现在请收听这个从此划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声音”以来，他们就一直守着自己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后来，他们终于第一次听到了从外层空间用二十兆周和四十兆周两个频率交替发来的一种奇怪的降A调的嘟嘟声。

在最开头的几天中，一般认为卫星是在用密码发回信号，于是中央情报局的密码员日夜轮班要想破译密码。幸好一个能开导他们的人正好在华盛顿；他是莫斯科派来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会议的三人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阿纳托利·阿卡吉维奇·勃拉冈拉沃夫将军。这位将军说，没有什么密码。设计人员需要嘟嘟声，是为了便于追踪卫星，使他们知道卫星仍在太空运行。在这钢球里，除了一台发报机和蓄电池外，什么也没有。卫星发信号使用的电力为一瓦——差不多仅够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业佘无线电迷互相进行通话。勃拉冈拉沃夫还说，在大约三星期之后，电池就要耗尽，嘟嘟的信号声也就要停止了。美国人不信地哼了一声说，说得倒象是那么回事似的，可是谁能相信一个俄国将军的话呢？那信号怕不那么简单。《时代》周刊不安地说，“许多人认为现在还未了解全部真相。”一般人都纷纷议论说，中央倩报局最好设法摸清这个底，要不然，美国纳税人将怀疑他们是安着什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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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一号给了福特公司销路日绌的埃德塞尔汽车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新牌子的汽车是在一个月之前才开始上市的，但现在已被广泛看成是一种不光采的象征，代表美国人必须抛弃的那种华而不实的小玩艺儿。此外，还有别的一些替罪羊。现政府就是其中之一。罗伯特·本迪纳就认为，直到现在，在共和党人看来，所谓科学家不过就是一个在电视台上剖开各种香烟一一加以比较的人罢了。国民教育是另一个明显的攻击目标，而且实际上的确应负不少责任。作父母的美国人都感到很气忿，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受到的是“适应生活”的教育，而俄国的教育制度却以功课紧、竞争性大而著称，从四年级开始就无情地淘汰掉平庸的学生，并给成绩突出的学生以最高荣誉。而这在美国是只有运动员和那些挥着指挥棒、扭着屁股的拉拉队长才能得到的。

随着当时在排印中的约翰·根室的《今日俄国内幕》的出版，那些作父母的还会更加愤怒。根室报道说，“在为升大学作准备的学校里，苏联的孩子必须在十年之内学完美国孩子要十二年，甚或更长一些时间才学完的东西。”他说，俄国的小学生一天上学六小时，一周上学六天，一年上课二百一十三天，而美国学生却只有一百八十天，而且俄国小学生在最后两年每天还要安排四小时的家庭作业。根室接着说：

……不论对男女学生都强调首先得学好科学和技术，这一点就是对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最大的挑战。每个学生，除了整整十年的数学课之外，还必须学习四年化学，五年物理，六年生物。相比之下，美国的中学只有半数左右多少有点儿物理课，只有百分之六十四多少有点儿化学课。一位美国的权威人士告诉我，苏联念完十年制学校（相当于我们的十二年制学校）的男女学生，其所受的科学教育——特别在数学方面——一般都比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还强！

苏联学校很早开始就注重科学；小学生就开始学习光学和量子理论。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美国多一倍。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一份长达六十四页的报告中估计，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可以去进行基础研究——那就是说可以进行也许有实用价值、也许没有实用价值的研究。这类工作常常在当时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正是由于好奇心永不满足的实验室工作人负，对许多问题进行废寝忘食的探索，才使下一代有可能出现技术上的奇迹。没有亨利·卡文迪什和迈克尔·法拉第，托马斯·爱迪生就不可能发明白炽灯；原子弹所以终能成为现实，是由于艾伯特·爱因斯坦在1905年出版了一本晦涩难解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完全无法实际应用的命题：能量存在于一切物质之中；氢弹是由过去研究星体的人创造出来的。在查尔斯·威尔逊看来，基础研究是荒谬可笑的。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期有一次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要探究“绿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这句话到现在科学家们都还记得，提起来都感到痛心。进行长远研究的美国人为数很少，投给他们的经费——一年约四亿五千万元——仅占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一。

现在科学家们开始说话了。诺伯特·威纳对于科学和社会都有些意见要说。威纳谴责政府自雷达研究和曼哈顿计划以来对科学研究所加的严格限制。他说，其结果是，一个科学家往往不仅不知道他所研究的问题的总目标是什么，而且更坏的是，他的科学探素精神也常常遭到打击。物理学家们指出，苏联人有一台八十三亿电子伏的粒子加速器（原子击破器），比美国的最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感应加速器还要好。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席，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卡普兰说，“在海洋学、气象学和上层空间物理学方面，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肯定不比我们落后。”

爱德华·特勒也讲话了。特勒虽然在大多数物理学家同行中仍然受到轻视，但还不失为一个高明的有预见的学者。他的五角大楼的朋友们指出，在那嘟嘟声开始发出之前六个月，他已在该年4月号《空军》杂志上忧郁地写道：“十年之前，在哪里可以找到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是不成为问题的——在我们美国……但从现在起再过十年，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就只能到俄国去找了。”他指出，在苏联，科学几乎是一种宗教；科学上最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出来，简直成了特权阶级，可是他们的美国同行工资低，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因而几乎不可能对后起之秀给予任何鼓舞。他这种要求对科学研究的尊严给以适当尊重的呼吁，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把科学家描绘成疯子的漫画的数量急剧减少。关于他们的笑话也少了。更出人意外的是，“鸡蛋脑袋”这个词很快就从人们的语言中消失了。

相当时候以来，沃尔特·李普曼就一直在激励他的同胞献身于一个民族目标。当时谁也不懂他这话指的是什么，但现在明白了：这个民族目标就是挽救教育，从而挽救美国的下一代。鲁道夫·弗勒施的《强尼为什么不识字——和你的对付办法》在1955年出版时没有造成多大影晌，而现在却突然成了人人欢迎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人对当时那样状况的学校讲过一句好话，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鲁思·斯特朗博士那样的人除外，因此她和师范学院都受到了指责。社会批评家的重炮正是对准这样一些被人嘲笑地称为“教育专家”的教育工作者的。芝加哥大学的劳伦斯·克利姆普顿校长指出，斯特朗之流和威廉·赫德·基尔帕特里克之流歪曲和曲解了约翰·杜威的教育思想。杜威认为，思维开始于兴趣或关切。但这一点却被曲解为教师必须逗引学生高兴或者使学生感到好玩。

赫伯特·胡佛说，共产党人“正在造就出在数量上两倍于或可能是三倍于美国”的科学家。他讥笑那种“到处流行的容许十三四岁的学生自由选修大部分课程的中学制度。”就在同一个星期里，另外一位著名的工程师（下面我们还会听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议论）在底特律说，发生问题的根源之一是我们“误解了”美国中学的“价值”。负责美国原子潜艇的海曼·里科弗海军少将说，“我们老是过高估计了中学的价值。”他还接着说，“总计起来，我们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比〔欧洲人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多得多，因而我们感到很自豪。但所有这些对比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欧洲中学毕业生所学到的东西比我们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学到的还多。”他还沉痛地说，“至于中学毕业文凭，那还是少说为妙。”

甚至坚定的共和党人也感到不安。艾森豪威尔时代在其他方面一直坚定地为现状进行辩护的克莱尔·布思·卢斯，也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自满了。她把苏联人造卫星业出来的嘟嘟声叫做“从外层空间传来对美国人十年来自以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民族优越性的可靠保证的嘲笑。”她的丈夫居然也有了大逆不道的念头。《时代》周刊紧张不安地说：“整个美国转向华盛顿，希望从那里得到一些安慰，而结果却只看到政府机构中一片混乱，感到领导方面存在着危机，因而要求采取行动。”在那个星期里，股票市场价格一泻千里，令人头晕目眩。随着俄国的人造月球亮晶晶地越过天空，整个美国似乎已变得万分沮丧。一种挖苦讽刺的情绪忽然到处流传——有人建议要把“先锋”计划的名称改为后卫计划；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华盛顿的记者打电话到美国宇航局，探问计划进行得怎样了，接电话的一个姑娘却问他，“先生，你是想要我们提供情报还是有什么情报要告诉我们？”

卫星一号的嘟嘟声，象布拉冈拉沃夫将军所预言的那样，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消失了。卫星仍然在太空中，并可以追踪到它，但至少你听不到它的声音了。接着，当美国人刚刚喘过气来的时候，卫星二号于11月3日又上天了。同前一个比起来，它在某些方面，是一项更为惊人的成就。新卫星重一千一百二十点二九磅——六倍于卫星一号——它的运行轨道距离地球一千零五十六英里。莫斯科广播电台宣称：“宇宙间从未探索过的自然进展现象，人类现在可以比较了解了。”这话不错：美国科学家们很羡慕。一个那样大的外层空间运载工具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仪器，通过无线电发回关于宇宙光、大气层以外的太阳辐射，大气的温度和组成、流星的危险性、地球引力、地球磁场、地球电荷、地球气候的各种云型等方面的资料。俄国人还搞了一个令人想不到的绝招儿。卫星上有一只莱卡种的小狗，它身上绑接的一些仪器装置可以提供动物在外层空间能否生存的情报。

对于极力美化政府的人们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幸的日子。按照人们的理想，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传来时，政府领导人应该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废寝忘食地力图追赶上去。可是事实是，艾森豪威尔刚刚去出席了西点军校1915届校友联欢会，并观看了回校校友的足球赛才回来，而查理·威尔逊的后任、新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也到哥伦布去观看十大名队的足球赛去了。

整个美国舆论大哗。一只狗在卫星二号上的出现，清楚地表明俄国人最终是要把一个人送到月球上去的。大多数美国人决心要在那里击败他们，因此，他们对他们的总统的那种沉着态度感到不能忍耐。《时代》周刊说：“这场风暴势将成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一场风暴。”《匹兹堡新闻报》有一条大字标题，恳求说：“艾克，发射卫星吧。”

※※※

艾克却不打算这样做。他决不让人家把他弄得惊慌失措。不象继他之后进入自宫的三位总统，他对于把国家资源投于空间探索是否明智深感怀疑。现在他又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身份思考问题了，认为他所见到的实际是一种军事威胁。他知道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正在下降，对干盖洛普提出的问题“你赞成艾森豪威尔目前处理总统工作的方式吗？”只有百分之五十七的人给予肯定的答复。而在过去，这个数字从未低过百分之七十一。这次下降得最多的是在南方，从上次1月份的百分之七十二下降到空前的最低点百分之三十六。【南方的下降大部分是小石城危机所引起的。】任何总统都不会愿意看到自己威望的下降，而艾克对个人威望的重视更是不同一般。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他却是个行家，从一开始他就把火箭技术看作是军事问题。他估计克里姆林宫也一定那样看；在10月中旬以后，主要由于《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向尼基塔·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很不寻常的访问，他对这一点更深信不疑了。

当时苏共第一书记正颇为趾高气扬。沉醉于他的科学家们所取得的胜利，他自夸说，向外层空间发射卫星不过是一系列俄国火箭奇迹的一个开端而己。他踌躇满志地说：“当初我们宣布成功地发射了一颗洲际弹道导弹时，某些美国政治家不相信我们的话，现在我们又成功地发射了一个地球卫星，只有技术上无知的人才会还有所怀疑。美国没有洲际弹道导弹；要不然它也会很容易地发射自己的地球卫星了。”他说，西方还不如把B－52飞机连同它的机场全部废弃掉吧：“如果你们研究一下我们最近的建议，你们将看到我们根本没有再提机场控制站【控制站指雷达装置。】问题……设置控制站来监视过时的飞机是没有用的。”在同一个星期里，他会见了两个来访的英国下院议员，这时他的话说得更为生动了：“轰炸机已经过时了。你们还不如把它全部烧掉吧。你们怎能让有着血肉之躯的人去跟那类东西相拼呢。”几天之后，俄国人宣布他们成功地试验了一种可以用于导弹的新型氢弹弹头。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看来，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对俄国火箭技术的进展抱怀疑态度是错误的。现在必须相信赫鲁晓夫的话。由人来驾驶的轰炸机可能尚未过时，但己快成为过时的东西了。苏联事实上已经发明了令人恐惧的洲际弹道导弹。在莫斯科按一下电纽，华盛顿就会化为灰烬。

回顾一下下列情况，就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美国面临的危险：

1957年6月5日　　　　一颗由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陆军丘辟特导弹飞行了一千五百英里，这是美国中程弹道导弹第一次成功的飞行。

1957年8月26日 　　　苏联报导说，它已成功地试验了一种多级洲际弹道导弹。

1958年11月28日　　　美国一颗阿特拉斯洲际弹道导弹完成了从卡纳维拉尔角到阿森松岛的六千三百二十五英里的飞行，这是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

这里可以看出，苏联的火箭技术危险地领先了整整十五个月的时间。当然，美国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尽管赫鲁晓夫对轰炸机百般嘲笑，高度警惕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处于戒备状态的B－52机队带着核弹头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在空中巡航，丘辟特中程弹道导弹在环绕苏联的北约基地上作好了准备，对俄国的侵略仍是一种强有力的威慑力量。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美国在生死攸关的洲际弹道导弹竞赛中已经落后，而且这种落后状态还将继续至少一年之久。

艾克这些天在总统官邸里面是完全不象前些天使白宫记者团急死人的那个头脑冷静、几乎无动于中的政府首脑的了。谢尔曼·亚当斯后来写道，“尽管艾森豪威尔表面上保持着沉着从容的神态，但在私下，由于俄国人在科学上一跃而超过美国，他也象国内每个人一样感到忧虑。”甚至在苏联卫星二号上天之前，他就已命令仅仅在头一夭才宣誓就职的麦克尔罗伊对美国的导弹计划迅即进行一次紧急审查，而且后来埃米特·约翰·休斯告诉他，目前公众的关心很可能是新计划赢得支持的一个有利条件时，他很快地回答说：“哦，肯定是。任何事情只要能使我们摆脱这种自满情绪——能使下届国会明白事态的严重性——都是好的。”

对他来说，问题显然并不这么简单。如果他把这场和俄国人的竞赛中的实际风险都透露出来，那么国会和人民可能不仅会抛掉自满情绪，而且很可能会把洞察事物的能力，甚至连理智都一并丧失了。该年春季，总统曾请当时的福特基金委员会主席小罗恩·盖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合作和指导之下，调查一下国家的防务戒备状态。调查结果是在苏联卫星二号正好进入轨道后的11月份送上来的。报告所列情况简直令人不堪设想，总统只得决定把它扣压下来。盖瑟报告表示同意在全国修建核弹掩蔽所的建议。艾克认为，掩蔽所计划从财政上考虑根本不可能实行，因而发表这样一个提不出解决办法的徒乱人心的文件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他相信解决办法是可以找到的。那就是努力超过，或者至少赶上苏联在导弹方面的成就。在他看来，这才是摆在国家当前的任务，而不是什么在外层空间创造惊人业绩。这是任何总统都不曾面临过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不受星际情况的吸引，他并没有什么困难，虽然在国内，甚至在他自己的政府中，能够抗拒这种外层空间旅行的诱惑的人并不多。诺兰就不能抗拒这种诱惑；艾克不得不干脆告诉他，他无意“在弄清倒底要花多大费用之前，就听人怂恿，全力以赴去一样接着一样的搞那些赶时髦的玩艺儿。”总统要把一切火箭计划至少暂时由国防部掌管的决心，也受到副总统尼克松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的反对，后者是艾克刚在11月7日任命为总统的科学和技术特别助理的。艾森豪威尔对他们两人说，发射外层空间火箭和发射远程导弹在技术结构上实际是一样的，花费大量财力分头去搞，他认为毫无意义。基利安对这一点表示怀疑，而尼克松却支持基利安，他争辩说，如果和平的探索外层空间的工作交由一个与国家军事当局无关的机构去处理，那美国在国外的形象就会更有利一些。但总统对美国的形象并没有象他对美国的生存那样关心，他回答说，他宁愿“要一颗装有核弹头的红石导弹，也不要一支能射中月球的火箭。”他并尖刻地说：“月球上没有我们的敌人。”

后来的一代人已见惯了地下发射台里的核武器、北极星潜艇和许多具有自动防止故障特性的机械装置——这些都是艾克一想到就害怕，但还是大胆正视的未来的可怕现实的东西——对于这后一代人来说，他的明智是显而易见的。俄国人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美国所拥有的较次的中程弹道导弹，那时还没有这样的名称。甚至最有经脸的专家也未想到过，如把氢弹弹头装在无人驾驶的导弹上，让它以比卫星一号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更高的速度飞越海洋和大陆，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所有这些，在1957年时，普通美国人是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10月28日《时代》周刊上的一段话，可以使人约略看出当时的一些熟谙内情的人也是多么无知。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在卫星上安装武器？》，这文章好象是出自儒尔·韦尔纳【儒尔·韦尔纳（1828－1905年），法科学幻想小说作家。——译者】的手笔：

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军备设计家曾经设想到一种卫星堡垒，上面装上核导弹可以向下面的地球发射。为了增大载运量，一切外层空间运载工具都必须制作得比较轻巧。因此它们会很容易被打坏，而且由于它们只能在可以测定的轨道上运行，也就不难被击落下来。有人建议一种对付敌方卫星的方法，那就是把一支中等火箭射入敌方卫星的轨通，但让它循相反的方向行进。弹头一爆炸开来，就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小粒子充满整个软道。那样，任何一颗小粒子，以两倍于原来轨道速度的速度（每小时三万六千英里）碰上那个卫星，就会产生一颗流星的作用，把它打一个洞，把一股火焰直射到它的中心去。

这是1957年的事，那时苏联已把一个物体射入了轨道，有关这一问题，每小时都有新情报传来，此后又过了五个月，《时代》周刊才报道说：“五角大楼越来用得越多的一个词是‘超杀伤力’——这是一个直率的，但很生动的词儿，意思是在摧毁一个军事目标时使用比实际需要超过好多倍的力量。”到这时，全国学到的东西真不少。但是当初在艾森豪威尔上任的时候，导弹理论本身就几乎象1939年10月爱因斯坦的那封著名的信送到罗斯福总统办公桌上时人们对原子弹的概念一样，不是一件现实的事。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以后的八年中，政府花在远程弹道导弹计划上的钱平均每年不到一百万元。1954年，美国一些物理学家向华盛顿建议说，他们现在相信他们能够设计一种氢弹头，体积之小可以装在导弹顶部发射出去。政府这才为弹道导弹的发展计划开了绿灯。但美国这时已经落后了——俄国人虽然不知道究竟是否可能携带核弹头，却早已决定加紧导弹研究工作——这差距，在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极端错误的建议之后，就变得更大了。

次年就将归化为美国公民的纳梓V－2科学家沃纳·冯·布朗在1954年说服了陆军部和海军部，在他的领导下共同进行一项研究工作。冯·布朗打算使用助推火箭来加强陆军已试验过的红石导弹的速度，把一个小卫星（五磅重）送入轨道。这项工作被命名为“轨道”计划。这个计划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到那年10月国际地球物理年研究小组在罗马开会，建议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从1957年7月至1958年12月——发射地球卫星。参加会议的美国人表示同意。他们建议美国承担一项发射卫星的计划，以作为美国对国际地球物理年的一份贡献。白宫也同意了。就在这时，政府的某些制订政策的人一再坚持一定要避免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利用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活动追求军事目的。他们的理由和三年后基利安和尼克松提出的理由一样：中立国政府可能会发生误会而不高兴。国家安全委员会觉得这话有理，因而决定把卫星研究和军用导弹工作划分开来。这个使冯·布朗的“轨道”计划宣告结束的决定，是在1955年年中作出的，当时在迪尔本，福特汽车公司正好要决定生产它那注定要倒霉的埃得赛尔汽车。

在卫星一号上天之后，费城的费尔斯天文馆馆长莱维特认为把火箭专家和导弹专家分家是“一件惊人的蠢事。”陆军推进器工程师们也同意他的说法。1955年，他们的丘辟特中程弹道导弹已获得相当进展，完全可以用以发射卫星了；1956年9月，一支改进过的丘辟特－C型导弹就己达到六百五十英里的高度，比苏联卫星一号的轨道还高，共航行了三千五百英里。不过，国家安全委员会那里并没有提出要求来。“轨道”计划的火箭专家全都调到它的后继者“先锋”计划方面去了。接着，“先锋”计划又拨归海军，理由是海军的“海盗”式和“空蜂”式火箭在高空导弹研究方面比其他军种的类似工作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一到海军那里，“先锋”计划就奄奄一息。在新的管理机构的领导下第一步是在1954年末发射一颗重二十磅——等于苏联卫星一号重量的八分之一——的卫星，那是现在负责其事的加拿大天文学家约翰·哈根所长宣布的。但是接着出现了许多意外的障碍、耽搁和延误。哈根于是发表了一项修订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只要它的“海盗”式发射器的二万七千磅推力不出向题，第一颗二十二磅半重的卫星就将在1958年春季上天。当苏联科学家已开始一个接一个向天空发射红色月亮时，哈根和他的同事们却还在进行这项工作。

在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科学研究与军事上的需要仍应加以严格区分，他在苏联卫星一号发射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提出了这种区别。他说，“先锋”计划是一项学术性工作，“仅仅是我们方面准备发射这类运载工具的一项计划。”就它本身来说，这完全是一件好事；如果这一远大目标能够实现，那就可以大大丰富人类关于“温度、辐射、电离、压力”等方面的知识，但这和任何抢登月球的竞赛毫无关系，他也不知道这种竞赛之说是从哪里来的，他倒希望有人能对他说说。

艾克说，发射卫星可是另一回事了。这表明苏联人的“火箭拥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推动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幸，他迄今所得到的数字在军事上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数字是否准确，我全然不知道。但在你弄清它们的正确性以前，你根本没法知道它在战争中有没有用处。”他承认他很忧虑：“我也很希望我们更远地走在别人前面，对正确的数据，对金属的抗蚀和抗热性，以及其他许多我们必须弄清的问题都能知道得更多一些。我希望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更多的情况。”

他解释说，他焦虑的根源是俄国的武器发展。政府在卫星计划上已花掉了一亿一千万元，今后还将再花一些。但尽管这样，导弹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仍将比它更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他几乎有些鄙夷地说：“仅就卫星本身来说，它并不使我担心，一点也不。”

另一方面，在“先锋”计划的办公室里，哈根博士和他的工作人员也同样显得非常冷静。他们承认有些困难，有些挫折，但在描图室和实验室里，这都是正常情况。说话轻声的哈根一边点着头，一边沉思地抽着烟斗，他承认他的发射装置还在试验中，但他和他的同事都决不相信会失败。他们已答应要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结束之前把一颗卫星送入轨道，现在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客气地提醒记者们说，对基础研究来说，时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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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bus[faw-bus]，vi；faubused，faubusing．1.由于恶意和无知而犯下极大错误。2.由于愚蠢或思想混乱而造成严重错误，造成过失。同义词blunder，err，bollix．

1957年10月，《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杰克·马布莱提出这一建议说，应把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布斯（Orval Faubus）的名宇这样编入英文字典中去。这一建议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方面由于福布斯的虽然声名狼藉，但传播的时间不长，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毕竟不过是一个极其平淡的人物。如果福布斯从未存在过，那也没有必要创造出这么个人来。在整个南部，白人政客们都正忙着反对最高法院三年前便已作出的取蹄“隔离也平等”的教育原则的决定。仅在亚拉巴马一州，就有四个州长候选人保证要反对黑白人合校，其中一人发誓说，他为保持隔离不怕坐牢，另一个则更进一步发誓说，他为这事命都可以不要。福布斯同他们的区别只是他是在职的，因此能通过官方的行动来吸引和集中全国的注意。在那个多事之秋，他的行动同卡纳维拉尔角和外层空间所取得的重大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的偏见歧视同这些发展可能带来的光荣极不相称。

对于福布斯的动机，人们从来没有任何疑向。在阿肯色州，他要争取蝉联，得作一番苦战。该州传统向来反对一个州长三次连任，而且他的声望早已渐趋衰落了。他批准提高公用事业和铁路的收费，本已得罪了自由派选民，他提高税收，另一些人也对他感到失望。他的战略是要把穷困白人占优势的种族主义的阿肯色州东部地区作为他的新根据地。1957年8月20日，他采取了第一个行动，在华盛顿拜访了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问他在9月间小石城的学校开学时，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暴力事件。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提示小石城可能发生暴乱。当时一切迹象都表明，黑白人合校问题将能顺利进行。在伍德罗·曼市长的带动下，该市已拟订了一个可作模范的七年合校计划，精心挑选了一些有培养前途的黑人学生先去入学。福布斯提出这个问题使罗杰斯大为惊愕，他回答说，地方上的骚乱一向都是由当地警察处理的。

为了要使联邦官员跟得上那边的形势发展，司法部副部长把该部民权司司长派到了小石城。这位司长本是阿肯色州人，他向福布斯解释说，联邦政府如果下禁令是完全能够制止任何阴谋家的活动的。他问州长为什么想到会发生麻烦。福布斯说话支支吾吾：他说，他手头得到的证据“太含糊笼统，不够肯定，对于一个执法机关还不能有什么用处。”这位官员回到华盛顿报告说，他认为这位州长打算要对小学生玩弄他的种族主义的政治。

福布斯的第二个行动证实了他的判断。8月29日，这位州长指示该州一个法庭，以可能引起流血事件为理由，阻止小石城合校计划的进行。州法庭的法官签署了一个禁令给他，但立即被属于联邦管辖的美国地方法院的法官罗纳德·戴维斯否决了。教育局于是继续进行合校的准备工作。采取的步骤实在再慎重不过了：只让九个黑人学生到小石城中心中学去和两千名白人学生一起上学。这时也仍然没有出现不安的迹象，但为了以防万一，曼市长和他的一百七十五人组成的警察部队仍拟订了对付可能出现的示威活动的办法。

这全然是白费时间。州长根本不打算征求市长的意见。他的计划是调动国民警卫队，命令它去制止九个黑人学生注册入学。9月1日，阿肯色州的最有名的公民温思罗普·洛克菲勒一听到这风声便急忙赶到州政府去，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恳求福布斯千万不要这样干。州长拒绝了。他说：“我很抱歉，但我的话已经说出了。我准备争取第三次连任州长，如果我不这样办，吉姆·约翰逊和布鲁斯·贝内特（将在预选中与他对垒的种族主义者）会把我撕得粉碎。”9月2日下午9时，学校开学的前夕，肩着刺刀上梢的M－1型步枪的国民警卫队在中心中学四周布下了防圈，他们的领导人，空中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少将，在校长办公室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一小时后，福布斯出现在小石城的KTHV电台和电视台上，宣布他己派出民兵“维持或恢复本城的和平和秩序。”他说，本城已濒于暴乱的边缘：“争吵、愤怒和怨恨的迹象已如洪水一般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

小石城一片惊愕。市长说：“根本没有任何这类迹象。我们没有理由担心发生暴力事件。”州长说，本市店铺里的刀都已卖空了（“绝大部分是卖给黑人青年的”），但联邦调查局对一百家店铺进行检查后发现，刀和枪的销售量在正常水平以下。人们能看到的武器只有国民警卫队的武器。有一切理由相信，该州的这个首府也一定会跟随着阿肯色的其他三个城市——史密斯堡、俄萨克和范布伦——在同一天平静地执行合校计划。现在，那九个一同来到中心中学的黑人孩子却被国民警卫队的人员拦住，并对他们说：“福布斯州长已下令不容任何黑人进入这所学校。”一个十五岁的黑人女孩子要想闯入防圈。警卫队员立即举起枪来对着她，而当她吓得后退时，一个旁观者大声喊道：“回家去吧，你这个黑毛丫头，”这时一位满头白发的妇女——一位教师的太太赶过去保护这个孩子，把她送到公共汽车站上去。福布斯所说的“暴力事件”也就到此为止，戴维斯法官对一份要求延缓实行合校计划的新的请求书，拒不受理。

在戴维斯法官的要求下，联邦调查局的五十个特工人员在小石城到处巡视，进一步寻找种族关系紧张的迹象。他们的长达五百页的报告表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和平已受到威胁的说法。因此，戴维斯向州长发出传票，要他于9月20日亲自到法庭，当众说明为什么不禁止他自己干预学校董事会计划的理由。福布斯这时已躲到橙红色的州长官邸去，四周布满了国民警卫队的岗哨，但是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位司法警官毫不费力就闯过了警戒线，在官邸的草坪上把传票交给了他。这位州长第一次有些不安了。他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总统，抱怨说他受到联邦特工人员的调查，他的电话也一直有人偷听，还说他知道有一个阴谋要“用武力”把他“监禁起来。”他要求总统给他一个“谅解和合作的”保证。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我能给你的唯一保证是，我将利用我所能利用的一切合法手段来维护联邦宪法。”

代表小石城的国会议员布鲁克斯·海斯认为艾森豪威尔和福布斯应该一同坐下来谈一谈。这次会谈安排在9月14日，危机的第十一天，他们俩在罗得岛新港的夏令白宫会面了。谢尔曼·亚当斯对福布斯的印象是“他不象是一个蛮不讲理或难以对付的人”，艾森豪威尔却认为福布斯似乎有些胡里胡涂，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他们两人都弄错了。这位州长仍在继续顽抗，六天之后，当戴维斯法官坐在法官席上大声宣布“3113号民事案件：申请颁发初步禁令一案”开庭时，情况丝毫没有改变。他这次开庭听审象平常一样，但这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一个州的州长要受到联邦法院的审判了。

福布斯本人没有出庭。自从他调动国民警卫队以后，他一直借口将在法庭上公开提出关于他所说的即将发生暴乱的证据，以回避别人对他的质向，但在法庭上并没有出现证据。在法庭上出现的只是三个代表他的阿肯色律师。他们提出请求，第一，要求戴维斯承认自己怀有个人偏见，取消自己审理此案资格，第二，本法庭应撤销对州长的控告，因此案应由一个由三个法官组成的法庭审理。戴维斯冷静地驳回了他们的请求。他们中为首的一个律师看着发言稿说，“被告福布斯州长和他的军官们必须采取坚定、明确、不可改变的立场：那就是，阿肯色州的州长不能也决不会承认，在这个法庭上或任何别的地方，美国能对他的审慎态度和判断能力提出疑问。”

这位律师问法官可否容他和他的同事告退，法官点点头，他们就走出去了。州长的答辩没有传唤一个证人就这样结束了。他的论据是联邦法院在阿肯色州无权审判他。这个问题在1861年就有人提出过，但一般认为在1865年已经解决了。

美国司法部原来打算传讯将近二百个证人。现在只要传讯八个人就够了。他们中包括市民、警察局长和督学。大家一致证明该市没有任何种族纠纷。后来法官总结说，这说明校董会的合校计划由于“阿肯色州州长利用国民警卫队的力量而受到了阻挠，”他还说，“今天大家在这里提出的证词也同样可以证明，实行合校计划是不会发生任何暴力事件的。”因此他发布命令说，福布斯和国民警卫队应停止他们的干涉行动。记者要福布斯发表意见，他草草写了一份声明交给他们。他在声明中说他的律师没有在场，根本不提他们是根据他的指示离开法庭的。他声称：“现在开始了残酷的迫害。他们不会让另一方面〔他自己这方面〕进行反诘，提出证据。所以，现在，只须利用几个经过小心挑选的证人，司法部的案件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结果是不问可知的。”那天晚上，他又发表了一个比较温和的声明，一方面攻击戴维斯的“没有根据的行动”，但一方面又说，在他“上诉后肯定会予以撤销”之前，他将遵守法院的命令。民兵奉命撤出中心中学，而在这支部队开出时，福布斯和他妻子阿尔塔便离开小石城，到佐治亚州的海岛去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南方州长会议。路过亚特兰大，他们停下来观看了一场佐治亚州与得克萨斯州的足球赛。后来，另外一位州长对记者说：“他可真能给自己贴金。那天观看比赛的有三万三千人，他们每次为球赛欢呼时，福布斯都站起来鞠躬致谢。”

那天晚上，在海岛的克洛伊斯特饭店的银厅里，他成了众目所向的目标，他忙着给人签名、喝酒、喝汽水、跳舞。他的舞伴中有和他们同来的詹姆斯·卡兰姆夫人。她的丈夫，在小石城闻名的“急如火吉米”卡兰姆，是州长的极亲密朋友，这次未能前来。卡兰姆过去是足球运动员和专门破坏罢工的职业工贼，现在却担任了阿肯色州体育委员会主任职务。由于他的这些经历，他对运动员拳击师和职业打手的世界是非常熟悉的。这便是他所以走不开的原因。州长已为他安排了一项特殊任务，要他在第二天黎明时开始执行。这样，当福布斯夫妇，由于银厅庆祝活动的长时间劳累，在海岛上睡得正香的时候，卡兰姆却在中心中学外边调集了一大帮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有的在交头接耳，有的在点头示意，有的在汽车加油站的公用电话间里进进出出。

上午6点钟，来了七十个作舞着警棍的小石城警察，用锯木架在学校四周设置路障。在三星期以前要是这样做，是足可以维持秩序的，但现在危机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了：福布斯的势将发生纠纷的预言，特别由于有卡兰姆在那里对一些意志不坚的人进行煽动，很快便要成为事实了。后来，市长把闹事的责任归之于“职业煽动家”；警察局的一个副局长则说，“肇事者一半是从外地来的。”警察为了颇全面子不肯指出，许多带头的人都是小石城体育界的人物，因而也是警察的朋友。有些同情他们的警察甚至为目己在场感到不好意思。有一个警察公然对旁观者说，“你们以为我愿意这样干吗？我是不得不执行任务啊。”

8点45分，中心中学的上课钟响了。紧接着，有人发出一声尖叫：“黑鬼们来了！”来的几个黑人并不是学生。他们是同时到达的四个黑人记者。当他们被迫后退时，二十来个职业打手马上追上去，把他们彼此隔开，然后动手毒打。一个警察爬上一辆汽车顶上去观阵，其他的警察上前去制止他们行凶，这时，吉来·卡兰姆却怒气冲冲地喊道，“是黑鬼们先动手的！”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人奔到他面前说，“给我五六个人，把他们派到上次那些小黑鬼来的地方去。”卡兰姆于是集合了五个个子最大的人，带领他们往那边赶去。可是他来得太晚了；就在那群暴徒围观殴打黑人记者时，九个黑人学生己坐着两辆汽车到来，走进了学校。他们一走进学校，看来就安全了。绝大多数白人学生好奇地看着他们。有几个作了友好的表示。没有一个表现出敌对情绪。

虽然如此，这几个新生的地位并未能就此确定下来。校外的情况很快急剧恶化。无线电和电视对于这场混战的报道把附近城镇里的流氓也都招引过来。人群成倍增加，到最后几乎有将近一千人围在校门外转来转去，一心想寻衅打架。黑人记者被殴打时警察反应软弱无力，使他们看到寻衅打架是不会受到惩罚的。一时找不到新的攻击对象，他们便对白人记者进攻。三个《生活》杂志的记者被他们打伤了。任何一个不带南方口音的记者都有挨打的危险。听到他们呼救前来给他们解围的警察和州骑警也同样会遭到袭击。在这一片混乱中，用锯木架支起的路障全被推到一边去。蜂拥的人群涌到了学校的门口，这时，上午11点50分，曼市长只得投降，命令黑人学生撤出了学校。闹事的流氓大笑大嚷着逐渐散去。吉米·卡兰姆于是快步冲进汽车加油站的公用电话间，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福布斯州长便在海岛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说，“小石城的暴乱证明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那天早上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华盛顿，对国际货币基金会议讲话。那一星期，他一直因为阿肯色日益增长的危机而烦恼不安。他对谢尔曼·亚当斯说，他完全了解沃伦主持下的最高法院对于布朗——教育局一案的判决是“侵犯了象小石城那样一些地方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和传统的。”并说，“你不可能用法律改变人心。”在本周内，他还将对四位比较温和的南方州长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对最高法院的判决的看法——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他接着补充说，“但是对这个问题我怎样看，是无关紧要的。必须看到这是法律，而我作为美国总统，有责任使法律贯彻执行。”在他讲完话正要离开货币基金的会议时，他接到布劳内尔的一个紧急电话。这位司法部长简明地向他汇报了中心中学外面的骚乱情况。总统于是批准了一项强硬的声明：

联邦法律和美国地方法院的命令……决不容任何个人或任何恃强行凶的暴众任意加以轻侮。本人将使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包括一切必要的力量，制止一切违法活动，使联邦法院的命令得以贯彻执行。

他原想使福布斯有所醒悟。但现在已为时过晚。他刚刚回到新港，布劳内尔通过他私人寓所的绝密电话专线又打来了第二个电话。阿肯色州的联邦法院警官的报告表明，法律的执行在州和地方一级都遭到了破坏。一群暴徒控制了中心中学。此外，小石城现在请求华盛顿进行干预；学监弗吉尔·布洛赛姆刚刚打电话给司法部说，“曼市长希望知道他应该找谁才能得到联邦政府的援助。”他后来和布劳内尔通了电话，布劳内尔在接完电话后，马上起草了一项声明，阐述了自1795年以来总统一向所具有的权力和责任，说明他完全可以使用军队来强制执行联邦法律。这项声明如经艾森豪威尔批准便可为派遣军队打开道路。艾克在电话中听完了声明的原文。他说，“我要你把这声明送上来。看来我大概不能不签字，但我还要再看一着。”

那天晚上他在他住处的阳台上反复研究了这篇声明，但是直到他上床睡觉时仍没有签字。他对亚当斯说，这件事的前景使他不寒而栗；用美国的军队去对付美国的公民决不是“我们国家里应做的事情。”但是小石城事件已经一发而不可收拾。现在甚至奥瓦尔·福布斯和吉米·卡兰姆是否能加以控制都大可怀疑了。目前，只有法院命令得到了严格服从，才能排除军队的介入，可是，一群反抗过警察居然安然无事的暴民，是谁也不会服从的。第二天早上8点前不久，艾克步行到他的新港的办公室去时，他眯眼望着远处的天际自言自语地说：“要起风了。”这是个不祥之兆。不到一小时，布劳内尔又从电话里传来了中心中学的坏消息。今天暴徒的队伍又增大了，来回的推推搡搡，公然对企图驱散他们的警察起哄。九个黑人学生呆在家里没来。按照联邦法院警官的意见，只有让他们别来，才能使学校不会受到暴徒的闯入。这次，曼市长向华盛顿发来电报，正式请求总统干预。艾森豪威尔在接完电话后，立即签署了那一声明，他当晚在全国电视节目中解释说：“我们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就在于总统和政府执行部门一定会支持和保证联邦法院的一切决定得以实施，甚至必要时，使用总统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除非总统这样做，否则必将导致无政府状态。”

那天早上，为了响应这项声明，国防部长威尔逊命令将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的统辖之下，不让福布斯州长伸手，同时，陆军参谋长马克思韦尔·泰勒将军已调遣101空降师第327战斗大队，前往中心中学平定骚乱，维持秩序。八架C－130和C－123式运输机由肯塔基州的坎贝尔要塞向阿肯色州运送了这些伞兵。在艾森豪威尔向全国讲话时，第一批军车已在校门前停了下来。自从重建时期以来，南部因在种族问题上违抗中央而导致军事管制，这还是第一次。

这些军队和民兵的区别是很显著的。他们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但这是两者唯一相同之处。国民警卫队是由过周末的军人组成的，松松垮垮，服装不整，执行命令行动迟缓。而101空降师却是一支精锐部队，各方面都正规化。经验丰富，手执指挥棒的军官一声令下，训练有素的士兵立即从卡车上一拥而下，在学校的操场上排列成阵。吉普车也那样齐齐地排成一行。在中心中学网球场外面的空地上，整齐地架起了清一色的帐棚。在校园的橡树上拉起了战地电话线，到破晓时步话机里已响起了各处通讯兵彼此用代号呼叫的声音：“喂！无畏，这里是6号十字路口，回话，阿尔发路障。”【这次部队的整个部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总负责人是101空降师的师长埃德温·沃克少将。后来因为他在他的士兵中散发约翰·伯奇协会的宣传材料被勒令退役。再后来，他还因为在一个种族事件中站在错误一方而被捕。他退役后，住在达拉斯，常倒佳着美国国旗。但这次在小石城，他的行为是无可非议的。】

那一天最富有欢剧性的一个事件便是在阿尔发路障那边发生的。这路障设置在中心中学以东的一个街口。在这儿，星期二早晨天刚朦朦亮的时候，一些闹事的头目便已开始在组织他们的队伍。一个瘦长尖下巴的少校站在一部装有扩音器的卡车边监视着他们。大喇叭里传出了他的粗哑的声音：“请你们回家去，要不，我们就要把你们轰走了。”他们一动也不动。其中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爱黑鬼的家伙，”另一个人叫道，“俄国人！”一个穿着一套肥大的棕色服装的人对他身边的人群呼喊着，“他们不过是吓唬吓唬。你们要是不想走，就别理他。”

这位少校严厉地发出命令。于是十二个伞兵，刺刀上梢，站成一排，枪托贴紧大腿，完全处于面对暴乱的警戒状态，这样他们的一排刺刀就正好对准着人群的咽喉。接着，少校又发出一个命令，士兵们便向前推进。暴徒们后退了。那个穿棕色衣服的人坚持到最后一刻；接着也转身逃跑。但他却并没有跑远。现在军队己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但这还不能算是最后的较量。黑人学生还没有到学校呢。

最后较量是在一次干净利落的行动中进行的。中心中学8点45分的铃声响了。这时公园大街和十六号街的路障同时打开，放进了一辆前导的吉普车，一辆军用的旅行车和一辆殿后的吉普车。三辆车同时在学校前面停下，一群黑人孩子便从旅行车中走了出来，这时，三排伞兵双手持枪快步跑上前去围成二个半圆圈，用刺刀给那些孩子做了一道围墙。另外还有一个排站在黑人学生的两边，保护着他们走上台阶。校外的人群目瞪口呆地望着。忽然，一个妇人发疯似地叫了一声，“啊！我的上帝！小黑鬼进去了！”别的人于是也跟着叫喊，“他们进去了！他们进去了！”另一个妇女发出一声尖叫，揪扯自己的头发。人群又骚动起来，向前推迸。

在阿尔发路障前，人群更为密集了。少校再次粗声地叫着说，“请大家马上离开这个地方。这里是最后界线！我老实告诉你们，这一回我们不会再那么慢吞吞了。”谁也不予理会，他于是命令伞兵再次向前挺进。他们一上来，人群立即后退，纷纷跳进一家私人住宅前的草坪，接着又跳上阳台，嘴里始终高声叫嚷着说，这是私人产业，伞兵无权跟着到那里去追遂他们。但那些士兵寸步不让。他们直上门廊，当那些暴徒在刺刀面前仓惶后退时，他们仍紧跟着追过去。

有些人稍一迟疑便被驱离校门前的广场，这时有一个人却进行反击。他叫布莱克，是密苏里－太平洋铁路上的一个扳道工，在过去两天中，他一直和一些最起劲的煽动分子在一起活动。布莱克抓住一个士兵的枪管，把他拖翻在地。他们两人扭成一团，这时另一个伞兵把他的M－1步枪倒转过来，用钢制的枪托向这个扳道工的头部打去。他的头部马上流血。他在地上爬着，向一些摄影师喊叫，“你们知道打我的这个狗娘养的杂种的名字吗？”伞兵们头也不回，继续前进，这时，一个两眼圆睁的中士叫道，“把刺刀举高一些——对准脖子下面。”

奥瓦尔·福布斯从海岛回来后，和新闻记者开玩笑（“我现在的感觉颇象麦克阿瑟。我被解除了职务”），并要求在电台上占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相等的时间以便回答他的问题。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给了他这个时间，另外两家广播公司，因为他拒绝在讲话后回答问题，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按照福布斯对事件的描述，布莱克是“在一家人家作客。”那些伞兵是“大规模抓人”抓红了眼。中心中学的女学生被“联邦调查局抓去，进行了数小时的隔离审讯，连她们的焦急的父母都完全不知道她们的下落。”南部白人青年妇女的安全很教州长操心；他举起一张照片幌了一幌说，“这些插进女学生背上的明晃晃的刺刀，便是联邦政府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的明证。”他又叫喊说，他从佐治亚州回来，发现伞兵“用棍捧猛击无辜的旁观者，刺刀刺进女学生的背上，爱国的美国人的鲜红的热血沾满了冰冷的赤裸裸的出鞘的刺刀。”最后他更叫喊着：“以我们大家崇敬的上帝的名义，以我们大家珍视和爱护的自由的名义，我要问，美国倒底发生了什么事啦？”

小石城实际发生的事情和他说的那些话实际毫不相干。布莱克当然不是什么谁家的客人。被逮捕的总共就只有八个人；其中四人以闲荡被处以罚金，另外四人在派出所就给释放了。联邦调查局根本没有审讯任何人；埃德加·胡佛说，州长是在“散布谎言。”至于说什么插在女学生背上的刺刀那张福布斯拿出幌了一下便马上收起的照片，实际上照的不过是一群女学生正在一群士兵的前面走过，一边还在格格笑着。

事实就是这样，它证明坎贝尔要塞的军队处理有方。但是福布斯却始终不承认这一点。两星期后，他堕落到了《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先驱报》所说的“下流肮脏的地步”，公然说什么，伞兵冲进了中心中学的女生更衣室，呆在那里看裸体的女学生。记者要求福布斯拿出目击者的报告或具体证据来。他回答说，“我现在还不想拿出来。”实际上，他提出的任何指控，他都从来没有拿出过证据来。11月，军队全部撤出学校，只留下一支象征性的部队，黑人孩子们开始在没有军队护送下到中心中学上学，到第二年5月这件事便已成为历史了；这次使用武力虽然花钱不少，但却使用得很巧妙；为了让九个黑人学生上学，联邦政府共花费了四百零五万一千元。

但是，为了那年秋天阿肯色的这一事件，国家却付出了另一笔比这更高得多的代价。小石城事件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给予南都白人的影响。关于内战及其后果的传说早已深探印入南部白人的意识之中，他们从儿童时代就听到他们的祖父母给他们讲这类故事了。而中心中学的骚乱使那一可怕的时代的殉难者的亡魂又在人们心中复活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完全不可理谕的。他们的反应是受到南方邦联的旗帜、“迪克西”的歌词、牛奔河战役的杰克逊、阿波马托克斯战役的李将军、安蒂屯田野上的阵亡将士支配的。这使他们对福布斯的明显的谎言也盲目信从。北部的士兵出现在南部的土地上在他们看来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这种可恶又可厌的事情必须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它所引起的反抗的呼喊淹没了任何头脑清醒的人的声音。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谴责艾森豪威尔“采用了从希特勒发给冲锋队军官的手册中抄袭来的手段，”【总统为此极为生气，他打电报给拉赛尔说：“我不能不说，我根本不能理解你把我国军队和希特勒冲锋队相比是什么意思。一个使用军事力量是要实现一个残暴的独裁者的野心；而另一个却是为了维护自由政府的体制。”】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说，“我要是福布斯州长，我马上就会宣布起义，把国民警卫队动员起来，然后我倒要看看在我这个州到底谁说了算。”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士·伊斯特兰指控“艾森豪威尔点燃了仇恨之火，”而佐治亚州参议员赫尔曼·塔尔梅奇说，“对匈牙利的毁灭我们犹有余痛。现在美国总统把坦克（原文如此）和军队派遣到小石城的街头，已使整个南部受到威胁。我真希望马上就能投一票来对他进行弹勃。”外号“见人就亲的吉姆”的亚拉巴马州州长詹姆士·福尔索姆声称，他要把该州的国民警卫队解散掉，也不让艾森豪威尔把它划归联邦政府统辖。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士·贝尔·蒂默曼辞去了美国海军后备队军官的委任，以免给征去服现役。

他们这些人是出头露面的。没有官职的南部人则以各种各样方式表明，他们认为福布斯是他们的英雄，总统是他们的敌人。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北部和西部各州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认为艾森豪威尔派兵去中心中学是错误的，而南部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是正确的。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一个航空队老战士将他的四枚空军奖章和六枚战功金星寄给白宫，要求转发给去小石城的伞兵。在得克萨斯州的马歇尔市，基瓦尼俱乐部的午餐会上有人发言说，“这是自重建时期以来南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因而，该俱乐部成员拒绝效忠于国旗。在特拉华州的多佛附近，霍华特·约翰逊饭店的一个女侍者叫两个衣冠楚楚的黑人出去，对他们说，“黑人不得在这儿吃饭，”这使国务院非常难堪；因为其中一人是加纳的财政部长，他刚在自己家里招待过理查德·尼克松，另一人是他的秘书。在南部一向都是如此：种族问题总是伴随着恐怖的威胁。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一所黑人大学被夜袭者纵火焚烧了，在小石城危机高潮时期，六个亚拉巴马人在一条偏僻的乡村小路上抓住一个名叫贾奇·阿伦的黑人，把他拉到一个无人的棚子里，用剃刀阉割了他的生殖器，并在伤口倒上松节油。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识阿伦；其中一个人后来说，“我们只是随便抓一个黑鬼。”

从奥瓦尔·福布斯后来的经历，完全可以看出南部人的感情。这位州长的表演，阿肯色的选民是全都亲眼看到的。在别的地方，怀有偏见的新闻报导可能影响读者的判断，但在福布斯本人所在的这个州里却没有这种情况。美国新闻史上最勇敢的一个篇章是《阿肯色报》的哈里·斯科特·阿什莫尔写的，他由于对中心中学的骚乱进行了极出色的采访获得了普利策奖金。但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赞同他的观点。昼夜不停地有人往阿什莫尔的家打恐吓电话；福布斯谴责他是“狂热的取消隔离派”；小石城种族主义的首府公民委员会称他为本州的“第一号公敌”，全州范围的抵制使该报失去三千个订户。但他继续发表实事求是的报导，而阿肯色州的人民却以压倒优势拥护福布斯于1958年第三次任州长——他获得选票二十五万五千零八十六张；其次获票最多的仅五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张——而且在以后的选举中他仍继续以绝大多数当选。他在州长官邸住了十二年，直到在1967年退休。

在南部以外地区，更不用说在美国国外，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场九名黑人学生入中心中学的斗争在全世界产生了反响。当时曾有一位编辑写道，小石城已成为“任何地方凡能看报纸和听广播的人都熟悉的一个名字，一个在莫斯科被曲解、在新德里被误解，”而“在伦敦十分费解的”象征。渴望在外国首都得到好评的美国人都盛到很懊恼。他们认识到阿肯色事件牵涉到的原则，看到这些原则受到蔑视，不免感到羞耻。

然而，这一事件在人的角度产生的影响的问题，他们当时却什么意见也没有表示。现在看起来，那种沉默实在惊人。美国黑人的呼声仍然听不到。南部人这个词只指南部白人。指南部黑人的词儿是没有的，美国南部或其它任何地方的报纸很少逐日报导有关他们的消息。霍华特·约翰逊饭店的事件的真正意义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必须是一位外国的内阁成员才能触动美国人的良心，而即便那样，使美国人的良心感到遗憾的，不是因为这件事做错了，而是因为损害了美国的形象。

成年的黑人，从小受逆来顺受的教育，由于多少年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接受这个制度，他们一般都趋于内向，本来应该理直气壮地感到忿怒，却为绝望的心情所代替。当101空降师在阿肯色取得胜利时，如有一个美国黑人感到欢欣鼓舞，就至少有几十个黑人因此而担心——完全情有可原——这将引起白人的忿怒；他们读到有关贾奇·阿伦事件的报导，因此知道，要不是上帝慈悲为怀，他们也会遭到阿伦的下场。但是，他们的子女一代的反应就不同了。发生在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的斗争和最高法院宣告种族歧视非法的决定之后，阿肯色中心中学的对抗增强了他们的希望，使他们感到过去的陈规陋习可能会打破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1957年秋天，小石城事件在一些黑人青少年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那时十六岁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十五岁的卡修斯·克莱，十三岁的拉普·布朗和十二岁的安吉拉·戴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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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半月，以激励国人为己任的人们一面研究着密集的乌云，一面集中精力弥补苏联人造卫星对美国人精神上造成的打击，看看天边有没有一线新的希望。冯·布朗对记者说，以美国现有的装备已可以发射一颗卫星。麦克尔罗伊部长忽然宣布“先锋”计划现在重新上马，这话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奇，包括参加这项计划的人在内。《时代》周刊派人到三十三个城市进行调查，发现堪萨斯市畜牧装备公司总经理、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国会议员、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城的一些银行家和洛杉矶的一位负责供销的工程师个个都信心十足（“六个星期以前，我到一家飞机制造厂去，看到仿佛所有的人，从主任工程师到绘图员一到休息时间都去喝咖啡了。这个星期我又到那里去转了一转，发现休息室空无一人，每一个人都在工作。”）

《读者文摘》发表了贝尔尼·莱的一篇文章，用了一个鼓舞人心的题目《直上九霄》，他说，在空间探索中，美国自有“天神”在暗中相助。到这时，政府对于沸腾的舆论已开始有所响应了。火箭工作人员在卡纳维拉尔角狂热地进行工作，在尼克松的推动下，总统勉强同意，为了提高全国的情绪，他必须在这方面作出更多的安排。于是他委派基利安为负责科学与技术的特别助理（报纸改称他为“导弹总管”，这使艾克非常恼火），接着又指派了一个五角大楼的协调人，制止各军种之间的竞争。然后，他决定接连发表五次总统电视讲话。很多人都对这些讲话抱着很大的希望，第一次讲话效果很好。在讲话时他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从空间收回的丘辟特导弹的四英尺长的头壳。他解释说，“创造远程武器的一个困难是如何使导弹在从外层空间重返地面时不致象流星一样自己烧毁……现在我的办公室里的这个东西就是一枚试验性导弹的头壳。它曾在外层空间飞行数百英里，现在又回到了地面。你们看，它完全完整无缺。”他说，他确信，“直到今天，自由世界的全部军事力量仍显然比共产主义国家的力量更为强大。”洲际弹道导弹不久便可生产出来。在目前，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B－52喷气式轰炸机正日夜进行戒备。

群众来信的反应颇为令人鼓舞。第二次讲话也很成功，于是他开始起草第三次电视讲话稿，准备在克利夫兰播送。讲话稿迟迟未能拟出；他有许多事情要操心。每年从劳工节【指美国和加掌大法定的节日，时间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到圣诞节这段期间，总是总统工作最忙的季节。12月16日他要到巴黎去主持一次北约组织的会议。在去之前，他还必须拟出次年的立法计划，并向国会领导班子说明情况。下一财政年度的庞大的联邦预算需要总统加以考虑，新的国情咨文要在1月发表，而当时看来国家正进入一个大衰退时期。

尽管这样，恢复全国人民的自信心仍是总统面临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他决定讲完其余的几次电视讲话。但是他没有能够作到。1957年11月25日，在二十六个月中，总统第三次病倒在床，连最简单的公务也不能料理了。据斯奈德医师诊断，他患了“血管痉孪。”但对全国人来说，这叫做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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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前的那个星期一，总统在华盛顿国家机场光着脑袋站在凛冽的秋风中，等候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来临。回到白宫办公室以后，艾克说，他感到身上发冷。他担心可能染上了流感。实际他的病却更为严重。他在向他的秘书安·惠特曼口授一个文件时，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竟说不出话来。惠特曼含着眼泪跑去找谢尔曼·亚当斯。“总统刚才回家去了，”她说，“他想要对我讲些什么话，可是说不出他要说的话。他好象突然间出了什么毛病。他只得打消计划，回家去了。我想象不出他究竟出了什么事。”

在楼上总统住处，亚当斯进去看见总统穿着睡衣。斯奈德医生闻讯正在赶来，他先打电话来叫病人卧床休息。艾森豪威尔微笑着看了看他的助手。他说，“我想你们是在讨……。”他没有办法讲完这句话。犹豫了一下，他结结巴巴地说，“……商量今天晚上宴会的事。”他因为不能谈谈如何招待非洲国王的问题感到沮丧和恼火，勉强着说，“我没有什么，我身体很好！”但是很显然，他开口说话有困难。在他断断续续讲话时，他显然口不应心，老是说出一些和他心里想说的毫无关系的话或音节来。感到惊恐的艾森豪威尔夫人对亚当斯说，“他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让他去。”亚当斯也同意。他告诉总统，尼克松可以代表他出席宴会。艾克使劲摇了摇头。他吃力地说，“如果我不能尽到我的职责，那我就干脆辞职算了。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接着，医生来了。斯奈德听到艾森豪威尔说出一个词儿——“国际的”说成了“国志的”——就马上对他的病作出了诊断。艾克中风，影响了大脑的语言中枢。他患了失语症，也就是用言语表达思想的能力受到了损伤。谁也不知这种损伤能否愈合，即使能愈合，也不知需要多长时间。医生打电话和沃尔特·里德医院联系，亚当斯也给尼克松打了个电话，他同意由他去主持宴会。暂时还没有向新闻界发布任何消息。哈格蒂正在巴黎，安排总统对北约组织的访问。当他得知总统生病时，他哭了。

但悲痛却是一点也不必要的。艾森豪威尔的健康简直象奇迹一般很快就恢复了。病情在几小时内就有了显著好转。甚至在哈格蒂的一位助手简要地向记者们介绍四位神经科专家的结论（并发“轻微的语言困难”的“闭锁症”）时，总统已经回到白宫在电视机上观着怀亚特·厄普的节目了。第二天旱晨，他7点40分醒来，淋浴后，自己做了早餐。他拿起一直未画完的一幅英国安妮公主的画像又接着画了一阵。他感到身体已更好一些，于是接见了他的几位助手和摩洛哥国王，处理了半小时公文，在十来份文件上签了全名或简称。星期四感恩节那天，他上教堂去，推开了牧师的搀扶。在白宫进餐时，他切开了一只四十磅重的感恩节火鸡。然后，艾森豪威尔夫妇邀斯奈德医生一起驱车到葛底斯堡农场去过周末。星期六，他们观看了陆军对海军的球赛。艾克在斯奈德的同意下，打算星期一恢复全日工作，主持一次内阁会议。医生告诉新闻界，“总统的健康继续大为好转。”

在卡纳维拉尔角，“先锋”计划的科学家们准备在12月6日发射一颗美国卫星，给日见康复的总统的精神打一打气。那个星期五早晨好象已是万事俱备了。高大的、黑白相间的、分成三级的海军试验运载工具第3号（TV－3）耸立在一个有似蒙满蛛网的龙门起重架上。阳光在液态氢燃料附近凝聚的白霜上闪耀。TV－3是在华盛顿的直接命令下加速制作出来的；准备将一颗小滚木球那样大小的美国卫星送入外层空间去，当然这算不了什么，但是却可以作为一个象征，表明美国有很好的技术，也有决心参加空间竞赛和取得胜利。为了取得宣传上的效果，政府己在事先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件事。虽然马丁火箭一直从来没有试验过，但估计它的性能决无问题。五角大楼新闻发布员同一百二十七个美国和外国的新闻记者保持联系，随时告诉他们最新发展情况，包括放射时间的细节等通常属于高度保密范围的情报。《纽约时报》的一个标题是“美国即将发射地球卫星”。《匹兹堡太阳电讯报》预告说：“月球——即将发射”。美联社向各报社预发了一份报导，一等卫星进入轨道便公开发表。这报导已在无数印刷厂全部排好，准备印发：

美联社卡纳维拉尔角12月6日电——现正绕地球飞行并发出无线电信号的小月球是美国对俄国的答复，说明美国对外层空间也能占一席之地。

由于阀门漏气，多次推迟发射，最后卡纳维拉尔角终于升起一个红色气球，表明“先锋”号即将发射了。观察飞机——两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老式的B－17和一架新式的赛斯纳——随即起飞，迅速高升。他们俯视着一大批围观者。任何人都不许进入离发射台三英里以内的地方去，但大批人群聚集在栏干外面观看。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半岛所有的学校都把孩子放了假；工厂和机关也让职工暂停工作；街道上、院子里、海滩上，到处拚满了昂首翘望的美国人，等待着这历史性事件的到来。

上午10点42分，龙门起重架拉开了；五十分钟之后又拉了回来，然后又拉开了不再回来。TV－3和发射支架相连的最后一根缆绳于1点44分脱开。几秒钟内，从火箭底部开始喷射出白热化的汽体。在华盛顿，通过接到现场的电话可以听到“先锋”计划副主任保罗·沃尔什的声音。他喊着：“零！……发射！……第一次发火！……”

那庞大的火箭幌了几幌，笨重地从发射台上缓缓升起，一英尺，两英尺，三英尺。这时，离发射时间已有两秒钟，它却似乎固定不动，停在空中了。突然，沃尔什发出一声叫喊：“要爆炸！”刹时间，从那个失灵的火箭的底部并出长长一股橙黄色的火焰，向下冲射，然后向上折转，成为一股滚滚火浪，把TV－3的右侧全给包住了。在天空中，B－17飞机的一个驾驶员喊道：“起火了！爆炸了！现在整个现场到处是一片黑烟——我们看不见运载我们的卫星的火箭——火箭可能没有飞起来——只看到极大一片黑色的浓烟——在发生爆炸的地点周围只能看到黑胡胡的一大片。”

黑烟是自动灭火器喷出的水和二氧化碳造成的。黑烟飘散后，可以看到火箭的头壳倚在发射柱上。有些地方火还在继续燃烧。已烧焦的残缺的尾巴插进在发射台中。整个装置只有一部分还是完整的：那个象椰子大小的卫星滚落在一边，正按照规定的108兆周的频率不断地发出信号。

这在宣传上成了一场奇灾大祸。不管科学家们怎么说这不过是一次试验，也毫无用处。美国曾向全世界大吹大擂地进行了宣传，以为一定会听到一片赞扬声，现在就只好乖乖忍受嘲弄和讥笑。在联合国的俄国人满脸笑容地建议美国人申请苏联向落后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播送了一首顺口溜的民歌，“啊，尽管美国人的主意想得好，他们自己的小卫星就是不肯往上跑，”五大洲的爱说俏皮话的人，纷纷给TV－3另取名字，叫他：倒栽星、劈拍星、呆子星、哑炮星、走火星、泄气星、抛锚星、完蛋星。林登·约翰逊在参议院悲伤地说：“要多久，多久，上帝呀，要多久我们才能赶上俄国人的两个卫星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没精打采的记者招待会上，“先锋”计划的哈根博士只说了一句话：“扯蛋。”社论作者都在想寻找一只新的替罪羊——他们选中了新闻发布人员，后者于是和那些进步教育家一起倒了霉——匹兹堡的一位教授说，“这是自从卡斯特【卡斯特（1839－1876年），美国陆军军官，在大霍恩河与苏部落的印第安人作战时被杀。——译者】进行最后一次抵抗以来，我们所受到的最大耻辱。”

在这个电讯交通四通八达的时代，这一挫折似乎比实际还糟糕。这支坠落的火箭并不是美国军火库中唯一的一支火箭。在一个月内，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台刚一修复，海军就准备发射另一颗地球卫星。就在TV－3发射失败的那个星期，空军重新试验了“雷神”式和“阿特拉斯”式导弹，获得了成功。到3月，陆军将有八枚丘辟特C型导弹可以用于空间计划，其中的每一枚都比“先锋”号更大、更可靠。总统曾经下令，不让文职科学家参与丘辟特计划，因为军事试验有绝对优先权，但是现在他撤销了这项命令。12月6日的羞耻，人们很快就会忘掉的，但政治家们却很难忘掉它。在他们看来，再冒这样一次受到公众挖苦嘲笑的风险是不可想象的。从此开始，接连几届政府都决定要参与空间竞赛，直到获得最后胜利。要想中途退出竞赛，任何托词都是通不过的。其它方面对国家资源的需求，不论如何迫切——到六十年代后期，对某些资源的需求已到了十分迫切的程度——都必须等到星条旗牢固地插上月球之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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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埃德塞尔汽车

1948年开始设计的这种汽车，原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不是要造成一个问题。原来满足于福特车的人，由于越来越富裕，渐渐对福特公司的麦加利车不感兴趣，开始换购吏高级的毕克、庞蒂亚克和奥斯莫比尔车。福特公司的一个经理人员曾说：“我们一直是在替通用汽车公司培养顾客。”六年之后，公司计划人员决定投资二亿五千万元生产一种中等价格（二千四百元到四千元）的新车。他们知道，这车第一年至少得销售二十万辆才能有利可图，但他们相信这是可以办到的。

一时想不到合适的名称，他们暂叫它“E”车，“E”代表“Experimental”（“试验性的”）。为制作这种车，他们完全不惜工本。在五十年代中期，顾客心理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在“E”车的式样顾问中，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所，它对其他中等价格车子，作了“性格”的评定，结论是，毕克车好比是专业人员的妻子，麦加利车显得有些淫荡，等等，等等。迪尔本的福特公司一个经理人员仔细阅读了这份资料后写道：“E车的最好的性格应该是：一种正在往上爬的年轻经理人员或专业人员家庭所喜爱的车辆，”并解释说，“正在往上爬：E车对你有信心，伙计；我们将帮助你成功！”

1955年8月15目，以亨利·福特二世和欧内斯特·布里奇为首的福特公司全体经理人员亲自观看了E车的一个实际大小的泥土模型的揭幕礼，模型外表裹着锡箔以代表镀铝或镀铬。他们一致热烈鼓掌。那年夏季，股票市场繁荣，中等价格汽车的市场也是如此。E车看来适逢其时。它已有的外形将很快闻名于世：尾部如海鸥展开的双翅，椭圆形凹进的散热网板。车子内部，正象一个设计师所说，这种汽车将是“按键时代的缩影”。

顾客心理专家们共提出了六千个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起来并提出彼此参照意见，布里奇凭一时灵感，沿用亨利二世的父亲的名字，给该车命名为埃德塞尔。E车出厂日定在1957年9月4日。在E车出厂日前五十一天，第一批E车开始从装配线上开了出来，但只有经过精心挑选的少数几个人被允许前往观看。E车的宣传工作者竭力制造出一种无比神秘的气氛。广告图片上出现的是一片模糊的影子，或者是用帆布盖着的一件不成形的架子。埃德塞尔存放的房屋都安装着特殊的锁，如果有一把钥匙落入克莱斯勒或通用汽车公司密探手中，这锁可以在十五分钟之内换了样子。7月间，外面传说有一个样车曾被用一辆密封的货车运到了好莱坞，由卡斯克德制片厂在一个内部层层上锁、外边由武装的警卫人员守护的摄影棚里拍成了影片。（卡斯克德的一个发言人说“我们所采取的防范措施是和拍摄原子能委员会交拍的影片时完全一样的。”）福特厂试车道四周都围上了带刺的铁丝网和伪装起来的岗亭。在迪尔本，许多望远镜不停地注视着附近的屋顶和小山的山头，唯恐那里会潜伏着其他汽车公司派来的密探。

《商业周刊》称埃德塞尔车的出厂准备为商业史上耗资最多的一次。投下的赌注极大。福特公司的埃德塞尔分厂有它自己专用的厂房，共有八百管理人员和一万五千工人；另有六十个高工资的拟稿人专门写广告稿。同时，全国将近有一千二百个汽车代销商为要销售埃德塞尔，全放弃了销售其他有利可图的车辆的权利。如果埃德塞尔真能畅销，他们当然都会大发其财，否则，他们可能会弄得连身上的裤子都要蚀掉。

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福特花了九万元举行了一次为期三天的记者招待会，让二百五十个记者观看了能生产十八种式样的E车的四条主要生产线。这件事结果是并不＋分圆满的。冒失的司机开着高速的埃德塞尔车，把记者吓得灵魂出窍，专为此事雇用的乐队所使用的乐谱架上又都有为纪念格伦·米勒而印上的GM【原为乐队指挥格伦·米勒姓名缩写，但亦可看作通用汽车公司缩写。——译者】字样。这些虽然都是小事，却不是吉祥之兆。这新车看来命运不佳。但它毫无疑问仍然引起了公众的好奇心。到E车出厂日之后的那个周末，有将近三百万人走进了代销店的陈列室，要看看这闹得满城风雨的玩艺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在E车出厂日的当天，有六千五百多人买下了埃德塞尔车。迪尔本一片欢欣。如果剩下的车再能卖出十五分之一，那这车头一年结算时就能赚钱。

可是卖掉十五分之一的希望终于落空了。第一，中等价格车辆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消失。7月间股票市场猛跌，标志着1957－1958年的衰退时期即将来临。《汽车新闻》报导说，代销商遇上了汽车工业史上第二个最糟糕的滞销季节。更重要的是，在E车出厂日之后三十天——1957年10月4日，使福特汽车公司大为恼火丢脸的那一天——俄国人把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射入了轨道。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在参议院发表的一次激动人心的讲话充分反映了一般美国人的情绪：“很明显，现在已到了少关心一些新买的宽幅地毯有多厚或新车的尾鳍有多高的时候，而更应该准备流血、流汗和流泪了。”在这种舆论的新气氛中，《商业周刊》把迪尔本的最新产品叫做“一场恶梦。”《消费者报导》说它代表了底特律“日益使买车人退避三舍”的“许多过分作为”之一例，而《时代》周刊则称它为“在错误的时候投入错误的市场的一种错误的汽车的典型范例”，而且“示范性地说明了，尽管有那么多‘深入的访问’和关于‘顾客心理研究’的种种鬼话，对市场情况的研究终归是有限度的。”

而且不仅如此。按照其他标准来说，埃德塞尔也是一个失败。车头竖嵌的椭圆形散热网板，上面点缀着一排银光闪闪的埃德塞尔字样，这本身便不是什么成功之作。原设计者采取了当代欧洲汽车的这种式样，希望使这车子有一种华贵的气派。而结果却并不然，这大半是由于它与整个车头设计不甚协调，而公众的不利反应，是对这汽车的成功的第一个打击。一个评论家说它象一个鸡蛋。另一些人则说它象马轭，象“发疯的小兔兔”，或者——这也许是通用汽车公司或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反宣传恶意制造出来的——象一个马桶圈。

更坏的是，第一批送上市场的埃德塞尔足有一半都有毛病。刹车不灵，按纽不起作用，油盘脱出，车尾的行李箱打不开，发动机罩卡死，传动液压器冻住，喷漆剥落，轴盖脱掉，蓄电池无电，车门关不上等等——总之是说不完的毛病。

在E车出厂日后的第三天，在北费城只发生了一件盗窃埃德塞尔车案件。此外就没有别的偷车案。这说明E车已日益失去吸引力，甚至使人觉得已不值一偷了。在一阵热潮过去以后，全国的销售量急剧下降，迪尔本销售额图表上的指示线已变得象一个滑雪用的陡坡了。代销商的销售量还达不到为维持收支平衡所需最低数量的五分之一。推销的宣传己转而改取守势、近于拚命挣扎了：

1959年型的埃德塞尔。外观优美；制造精良；价格公道；合乎需要；历史创举。式样翻新，令人振奋；大小合适，买用美观。宽敞舒适：体积轻巧。设计稳妥，节约动力，定价三千，深受欢迎！

1958年1月14日，福特公司把它的埃德塞尔分厂和林肯－麦加利分厂合并在一起。这新车已使公司损失了四亿元。它己彻底完蛋，这一点全国人人都已知道。按说该是撒手认输的时候了。但不幸暂时还撒不了手。正象投产一种新车需要很长一段准备时间一样，停止生产也需要时间。一些新型式的埃德塞尔早已都设计好；钢模都已做出，1959年型的车已陆续出了装配线。最后，在大约售出了尚不及当时市场上汽车总销售量百分之一的数目以后，埃德塞尔的制造者于1959年11月19日决定不再生产该车。由埃德塞尔的广告部门主办的西部片电视节目“大车结队”的观众被邀参加一次竞赛。其目的当然仍是推销该车，但奖品却不是埃德塞尔，而是小马。

第二十五章 整顿受挫

1958年，迈克·托德的《环游世界八十天》已经接连演了三年，成了自电视问世以来在电影院票房引起最大轰动的一部影片。它所以如此叫座，部分原因是：在50年代后期，如儒尔·凡尔纳风行一时的18世纪70年代初期一样，运输变成了重大的新闻。地球明显地日益缩小，这也不仅是因为出现了人造卫星的缘故。1958年10月4日，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在飞越大西洋的航线上开始采用喷气式客机。两个月后，12月10日，美国喷气式客机也开始在全国航空公司从纽约到迈阿密的航线上出现。圣劳伦斯河的内河深水航道于1959年4月25日开始通航。在玛咪·艾森豪威尔为第一艘原子动力商船“萨凡纳”号举行命名典礼过后，美国海军的最后一艘战列舰“威斯康星”号便被封存起来。核潜艇完全超过了凡尔纳的下潜两万海里的最大胆的幻想，它能够在水下绕地球一周，在北冰洋的冰层下面越过北极区。1959年6月，价值1.1亿元的世界上最大的潜艇“乔治·华盛顿”号悄悄地倒驶进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泰晤士河，艇上装有16枚固体燃料北极星导弹，这是俄国无法以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偷袭而一举摧毁美国全部核基地的保证。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已使用的电话机达到1亿部，占世界总数的一半。1951年11月10日在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开始使用的长途直接拨号设备（长直拨）已逐渐用于海外通话。海底电话、无线电话和越地平无线电，还有随后出现的通信卫星（贝尔系统的第一个实验性通讯卫星），把美国同海外190个国家和地区全都连结起来了。马克·克罗斯鳄皮手提包制造厂宣布，要向祖鲁兰提供一笔财政援助，以繁殖各种鳄鱼，由此可以看出现代美国商业的全球性质。同时，通商航路的缩短使美国汽车商受到来自国外的新竞争。在美国市场上，外国车的销售量占10％。销售量较大的外国车有德国的大众汽车（1958年售出102035辆）、法国的雷诺汽车（售出47567辆）、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售出2.3万辆）和英国的希尔曼汽车（售出18663辆）。另外，日本、瑞典和荷兰的小型汽车眼看也要挤进美国市场。底特律采取现实态度，终于准备制造美国自己的小型汽车。为了有别于外国造的车，这种汽车取名“轻便车”。

有人问美国人登上月球后可能会在那里发现什么，爱德华·特勒严峻地回答说：“俄国人。”1959年1月初，苏联人发射了月球卫星1号，这颗重3245磅的了不起的卫星到达了距月球只有5000英里的空间。他们在空间探索方面本来已抢先一步，如今更遥遥领先，尽管美国已开始迈开步伐，企图迎头赶上。卡纳维拉尔角的工作人员终于用陆军的丘比特－C型火箭，把一颗很小的美国卫星送上了轨道。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规定，联邦须对改进科学、数学和外语教学给予补助。1958年国会还成立了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为了考验人体在空间的耐力，空军上尉乔·基廷格完成了历史上距地面最高的一次跳伞，他从7.64万英尺的高空跳出机舱，自由降落12英里后，才用伞上的气压装置把伞张开，最后安然落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上。1959年4月10日，各报在头版上向全国介绍了一批新型的名流——水星计划的宇宙航行员。这些人都是老练的试飞驾驶员，年龄在32～37岁之间。他们是艾伦·谢泼德、沃尔特·希拉、弗吉尔·格里索姆、小约翰·格伦、斯科特·卡彭特、戈登·库珀和唐纳德·斯莱顿。他们全是白人，都有孩子，都是美国小城市出生的，也都是新教徒。这七个人当中有六个人留着小平头。

美国两侧的海洋在30年代曾使孤立主义者感到可以高枕无忧，如今看来已变成为可以涉水而过的小溪了。1958年8月，对放射性尘埃的危险性进行争论的科学家都一致认为，不管世界什么地方进行核爆炸，所有美国人的骨骼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1959年7月10日，由于在西贡以北20英里的边和有两个美国军事顾问被杀、一个受伤，遥远的印度支那便立即变得不那么遥远了。这三个军官在一间餐厅里观看用一部家庭放映机放映的珍妮·克雷恩的影片《破烂衣衫》，恐怖分子包围了那所房子，趁一个中士开灯换片子的时候开了火。

现在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已成为过去的事，有些显赫一时的人物也随之销声匿迹。约·麦卡锡因饮酒过度于1957年5月2日死去。（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他泄了气，认为自己被人出卖了。他特别感到自己被原来一直十分信赖的副总统尼克松出卖了。”）他的遗孀琴·克尔·麦卡锡仍住在华盛顿，四年后，她同民用航空委员会一个委员结了婚。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活到89岁，死去时留下一个势将引起纷纷议论的定时炸弹，这就是他最后的一件主要设计——纽约市造价达300万元的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游艺界去世的有埃罗尔·弗林、马里奥·兰扎、马克斯韦尔·安德森和卢·科斯特洛。约翰·刘易斯辞去了矿工联合会主席的职务。货运司机工会的戴夫·贝克进了监狱，留下了他的继任者詹姆斯·霍法接着去和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委员约翰·肯尼迪以及该委员会首席顾问罗伯特·肯尼迪进行难分难解的斗争。35岁的玛丽亚·卡莱斯抛弃意大利的百万富翁季奥瓦尼·梅内吉尼，嫁给了船舶大王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好事者认为，年已53岁的奥纳西斯对卡莱斯来说，怕未免太老了。

有人越来越喜欢拿20年代同目前这十年相比。50年代虽然也很荒唐，但直到1958年我们还没看到可以和尤克里里琴或爬到旗杆顶上待着不下来相比的东西，而这一不足之处，1958年却由加利福尼亚州圣加夫列尔的两个年轻玩具制造商极为出色地加以弥补了。理查德·内尔和阿瑟·梅林是一家名叫惠姆－奥制造公司的合伙老板，在二次大战后，以不到一千元的资金开始制造弹弓。他们第一次赚大钱是在1957年制造弗里兹比。弗里兹比是一种轻巧的塑料盘，一个人扔给另一个人时，它会在空中慢慢飘滑过去。1958年3月，在纽约的一次玩具博览会上，有个熟人告诉他们，有一种大木圈很快在澳大利亚到处流行，孩子把它套在屁股上转着玩。回到公司后，内尔和梅林便开始制造木圈。但做了二十来个，就停下了。他们不喜欢木头的，想用塑料来试一试。到5月，他们做出了符合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用花花绿绿的聚乙烯管做成三英尺大的圈，每只售价九角三分，可得毛利16％。惠姆－奥公司的这种新玩具定名为呼拉圈。

要取得这种玩具的专利权是不可能的，到劳工节时，便已有十多家公司依样仿制，另立商标出售。即使如此，惠姆－奥公司到9月初仍售出两百万个呼拉圈，获得纯利三十多万美元。接着，成年人也开始用呼拉圈来锻炼身体。生产数量激增，惠姆－奥公司的会计忙得不可开交。工人开始实行三班制。这年秋天，若把国内外的仿制品通通计算在内，呼拉圈的总销售量估计有几千万个。使用的人多得使欧洲的医学刊物纷纷发出警告，谨防因过度激烈而损伤身体。实际受伤的例子非常多。在荷兰的莱登，有个荷兰妇女被送往外科手术室去割除阑尾，但经医生检查，发现她的病实际上是腹肌受到损伤，而这完全是因为套上呼拉圈旋转过猛引起的。在英国，呼拉圈的销售量达到25万个，英国医学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已发现有心脏病的人都不能玩呼拉圈，凡是缺乏训练的人都不能一开始就玩得太猛。”在日本，医院急诊室里挤满了因玩呼拉圈而引起腰间盘脱出和脊椎骨错位的病人。有一次，一个孩子在东京街上因追赶一个滚跑的呼拉圈被车轧死，从此就严禁在街上玩呼拉圈。尽管如此，东京呼拉圈的销售量还是超过了三百万个。而且还有许多日本人排长队等候购买呼拉圈，队伍在银座一带长达几个街口。岸信介首相62岁寿辰的时候，竟收到一个呼拉圈礼物。

约旦的扎伊奈太后旅欧返国时，行李中也装着一个呼拉圈，按说这已足以证明呼拉圈并非不正当的玩意儿。可是，有些玩具制造商仍不免心情紧张。成年人所以愿意观看别人玩呼拉圈，是因为有些人屁股的扭动颇富诱惑性。那年秋天，每当举行橄榄球赛时，常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乐事：那就是观看迷人的乐队女队长发狂般地扭动着自己的腰部，引得成千上万的观众欢叫不已。在法国，有个名叫雅克·德·圣－法尔的呼拉圈制造商，深恐会引起教会的注意和反对。他不愿丢失过去的好名声，因为在呼拉圈出现以前，他一直靠为医院和实验室制造塑料管为生。现在为了自卫，他设法让法国名流都戴上呼拉圈拍照。在芬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舞台上举办呼拉圈持久比赛，参加者要长时间同时转动环绕在颈部、臀部和膝部的三个呼拉圈。

不管看的人会有什么样下流的想法，这种美国新玩意儿在其他国家照样十分风行。在德国，使呼拉圈获得推广的是职业拳击家马克斯·施梅林和他的妻子安妮·昂德拉。没有孩子的德国人要买玩具总有点说不过去，为了避免让人看见，他们请商店把货包好，在夜间送到家里去。一支比利时探险队出发去南极时，在他们的行装里也有20个呼拉圈，这笔钱是作为文娱费用开支的。在某些国家，呼拉圈供不应求的现象很严重。在约翰内斯堡，一个呼拉圈卖六角五分，记者报道说，这只有白人顾客才买得起；当地土人未免十分眼热，后来慈善机构只好免费供应。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人民报》指出，荷兰需用塑料管的其他工业已陷于停顿；而在华沙，一家为青年办的周报竟谈到：“如果轻工业部和手工业局还不开始生产呼拉圈，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特别从国际范围来看，就将大大落后了。”这两个部门仍然拖拖拉拉，于是呼拉圈就通过东德走私进来。

呼拉圈热来得快，去得也快。到1959年夏，许多城市的垃圾场上都堆满了丢弃的呼拉圈。但不管怎样，从这种狂热完全可以看出，美国群众文化生活中即使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世界其他地方都会有多么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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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英法外交部都把苏伊士灾难归罪于杜勒斯；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政府里也有人赞同这种意见。不过，面临着苏伊士事件后的中东局势，关于华盛顿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大家的意见并无分歧。依据冷战信条，世界上每一块值得争夺的地方，都必须要么归共产主义所有，要么归自由世界所有。谢尔曼·亚当斯1961年写道：

英法两国企图以武力解决苏伊士运河争端遭受失败，这使两国在中东的威信和政治势力暂时大受挫折……据总统说，除非美国决意去填补真空，并且向全世界明白宣布此一意图，否则苏联人必将插足中东，从而使我们陷于难以忍受的境地。

总统对国会领袖说：“我就根本不相信，我们可以让中东处于真空状态。”他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要求授权在那里使用美国军队，“以确保和维护为防御国际共产主义所控制的任何国家的公开武装侵略而要求获得这种援助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政治完整和政治独立。”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和罗斯福于1940～1941年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一样，和杜鲁门总统不得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出兵朝鲜的决定以及1955年的台湾决议一样，这个主义是朝着授权总统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军队的道路上又迈开了一大步。

亚当斯指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中的一个缺点。他写道：“美国要想遏止共产主义在国外扩张的任何企图都会遇到一个困难，那就是如何设法证明以民族主义的斗争形式出现的内部动乱确实是由莫斯科指挥的。”支持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决议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但在参议院却遇上了麻烦。像在为台湾决议进行辩论时一样，持反对态度的参议员内部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白宫是要国会分担原应由行政部门做出决定的责任；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想获得发动战争的权力。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和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两人特别感到担心。拉塞尔对杜勒斯说：“这是想要我们买猪不过目，不顾后果地承担义务。”杜勒斯却回答说，这是个是否忠诚的问题。他还对拉塞尔说：“如果我们对什么事都卡得太死，如果国会不愿意信任总统……我们就无法打赢这一仗。”

但是，这一仗在哪里打呢？英法两国已经放下武器，中东仅有的危险之处就只剩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问题上的争端了。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参院以72票对19票通过了那一决议。后来亚当斯写道：“下一年，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发生了一连串爆炸性事件，全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应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问题。”事实上，这个主义对于这些事件都是不适用的。约旦事件是典型中东式的：反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大闹安曼，迫使年轻国王侯赛因的首相辞职。侯赛因于是求助于艾森豪威尔，声称危机的发生“要由国际共产主义及其追随者负责”。杜勒斯同意这种说法，总统便派出第六舰队在东地中海来一次发炮示威。侯赛因在大炮的庇护下选出一个忠于他的政府。闹事的人散去，新首相没有倒台。谁也看不出，如果没有那示威的军舰，结果会有什么两样。

接着，便发生了叙利亚事件，这事件颇带有滑稽歌剧的味道。杜勒斯急于想在大马士革显示一下力量，可是叙利亚人根本不吃那一套。叙利亚政府倾向苏联，反对派的成员是一些反美军官，他们又都希望互不相扰。沙特阿拉伯的国王沙特明确告诉艾森豪威尔，这里的长期不和跟意识形态毫无关系，没有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会成为共产党。总统回答说，这话他过去也听人说过，戴高乐就曾说过“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会成为共产党”。“很显然，骚动是共产党煽动起来的，”亚当斯写道，“不过和约旦的情形不同，叙利亚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任何援助都不感兴趣，因而在这里艾森豪威尔不可能有多大作为。这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存在着弱点的一个例证。”

1958年7月14日清晨，华盛顿一觉醒来，得知中东的周期性痉挛症又发作了。头一天夜里，伊拉克亲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占领了巴格达电台、邮局、电报局和底格里斯河上的桥梁。他们打进王宫，杀死了国王和王储。努里·赛义德首相化装成女人偷偷逃跑，但也被捉住杀掉。这样一来，杜勒斯的巴格达条约刚签订不过半年，它的中心支柱便彻底垮台了【杜勒斯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曾向条约成员国保证：美国将用一支“巨大的机动兵力”保护它们免遭颠覆。巴格达政变发生后，这个同盟少了一个伊拉克，另行组成中央条约组织，总部设在土耳其的安卡拉。——译者】。这情况也使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大为惊恐。不久前，夏蒙还曾控告阿拉伯共产党人大量渗入了他的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为此曾亲自领导一个观察小组作过调查，小组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证明夏蒙疑虑的证据。如今，他深信自己是纳赛尔要搞掉的第二个对象，于是正式要求美国派兵到贝鲁特。艾森豪威尔同意了。

这是30年代孤立主义的大倒个，走向干涉主义的极端。不管怎样想入非非，都不能说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在第六舰队的70艘军舰和42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9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黎巴嫩登陆，这是和平时期美国武装力量最大的一次集结。接着，总统发表声明，解释说：“这些军队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因为在黎巴嫩共有约2500个美国人。”可是，实际并没有任何迹象说明美国人（甚至黎巴嫩人也一样）是处在危险之中。而且，总统这样提出问题，事实上等于承认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不相干的。杜勒斯力图使国会领袖们相信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有关。这位国务卿告诫说，如果美国不按照夏蒙的请求采取行动，“我们的威信就会丧尽，也没有谁再会相信我们的话了——永远没有。只有我们先到达那里，共产党的干涉才可能避免。”他又说，如果不采取行动，自由世界不仅会失去中东地区和自由世界在那里的近3/4的石油资源，而且还会失掉非洲和非共产党统治的亚洲，这一段话后来被冷战专家们一再引用，以证明在任何一次国际危机中，使用武力都是完全正当的，包括越南问题在内。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曾加以抵制。这一次，进行抵制的却是国会的领袖们了。他们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对于在黎巴嫩的行动不愿分担任何责任。

艾森豪威尔主义事实上到此已寿终正寝。四个月后，夏蒙倒台，换上了中立主义的总统和总理，在他们的要求下，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即撤走。这个事件，亚当斯最后论断说：“对艾森豪威尔说来是使他灰心和不快的。”这件事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在当时是看不太清楚的。总统曾警告参众两院说，他有可能事先不经国会讨论就在中东冒开战的风险。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对行动方针进行公开辩论，那采取这种行动本身便会丧失意义。”——这是进一步批准扩大总统开战权力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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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的另一边进行炮舰外交对美国来说还是新鲜事儿。这使人联想到仿佛帝国又出现了，而这正是如《欧洲市场上的美国》的作者赖纳·黑尔曼和《美国的挑战》的作者塞尔旺·施赖贝尔一类的欧洲人自信已看到在他们西边的地平线上正慢慢出现的东西。大战前，在欧洲人的心目中，美国是一个富裕的、喜欢自吹的国家，每一个美国人都看上去像贾莱·古柏和琴逑·罗杰斯，他们的孩子也都像米基·鲁尼和安·拉瑟福德【这些都是当时美国著名的电影明星。——译者】。那个美国是理想主义的、天真纯洁的，是全世界无限向往和人们私心窃慕的地方。除了在遇到自然灾害时，美国人总是以大施主的面貌出现外，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几乎就不起什么作用。

如今，美国人遍布全世界。第四点计划、非洲经济委员会和各种技术援助计划派出的人员已遍及亚洲和非洲各地。国会已经批准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贷款基金、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以及同不在富布赖特计划之内的42个国家交换留学生的史密斯·蒙特计划。到国外旅行的美国人每年增长12％；50年代后期，到遥远的国土去旅游的美国人在200万以上，他们一年花掉20亿以上的美元。

这些钱并不一定都花得很明智、很漂亮。如果说有一个欧洲人和丘吉尔一样说，“我喜欢这些美国人，他们都是那么慷慨大方”，就有不止一个欧洲人会和让·保罗·萨特一样表示轻蔑地说：“那些美国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存在主义。”欧洲大陆和亚洲比较古老的文化的维护者对美国化的蔓延都深感是一种威胁。他们对美国青少年文化，特别是音乐，对全世界青年产生的诱惑感到惊惶不安。爵士音乐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年轻的泰国国王那时正在为百老汇的一出歌舞剧《拉洋片》写歌词；柬埔寨国王则在自学吹奏火辣辣的萨克斯管。再就是美国的无酒精饮料。在曼谷，泰国总理是可口可乐的代销商，警察局长是百事可乐的代销商；艾德莱·史蒂文森称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冰冷的冷战”。不论在泰国或其他国家，可口可乐总居于领先地位。它所到之处真已是永无落日。在国外，可口可乐每天的消费量达500亿瓶，足够使一艘轻巡洋舰漂浮起来。

塞尔旺·施赖贝尔写道：“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那种由征服欲所驱使的老牌帝国主义，而是由于美国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压力’不均而产生的一股剩余力量。”美国工业在海外工厂的投资已达575亿元，年产总值约为1000亿元。塞尔旺·施赖贝尔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公司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建立总部，以便协调它们在整个西欧的活动。”

随着美国大公司日益强大，欧、亚、非各洲的人便越对美国国内生活的实际情况感到好奇。他们听到的东西并不都是十分准确和可靠的。赞赏苏联和新中国的人对美国的种族歧视痛加指责，把蒙哥马利市对公共汽车的抵制行动和小石城事件说成是种族暴乱。关于美国社会的报道，大多强调美国生活水平高，但这却变成了愤愤不平的根源。美国的生活水平和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1950年，巴基斯坦总理利阿科特·阿里·汗访问美国时曾说：“我一想到这个情况，我就突然觉得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孤岛——一个难以想像的繁荣的孤岛。而在这个孤岛的周围，我看到的却是充满着苦难、贫困、肮脏的可怕海洋，亿万的人在那里挣扎着，想免遭没顶之灾。想到这里，我像为一个老朋友担心那样，颇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担心。”

在全世界发生的40次大骚乱中，美国使馆、美国新闻处的图书馆和文化中心都是攻击的目标。自发地袭击美国国旗的事已司空见惯，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原因只不过是示威者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在心头长期积压着的反美情绪最后突然爆发出来了。单是在印度尼西亚，这类骚动就发生过五起。这种事情的发生决不只限于其领导人对美国不满的国家。在中立国首都，如阿尔及尔、开罗、喀土穆，也同样出现过示威活动，甚至在美国某些盟国的首都，如里约热内卢、雅典、西贡、台北和巴拿马城，也都不例外。

美国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以为自己在对外援助计划方面是很慷慨的，然而却不知道，如利昂·凯塞林所说，美国用于国际经济合作与援助方面的款项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实际占的比例是“小得叫人提起来就脸红的”。普通的美国人认为，参加骚动的群众必是受了煽动分子的蒙蔽。他想，如果这些人明白自由企业的好处，他们也会要建立这种制度。在他天真的头脑中，完全没有想到美国所以能成为今天富强的国家，其中还有许多其他因索，其中有丰富的资源和温和的气候等。他想，如果别国的人知道美国是多么富裕，他们就只会对星条旗欢呼，而不会去践踏它。他万万想不到，宣扬美国的繁荣只会被看做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炫耀。

这一点，美国的领导人也同样没有想到。尼克松副总统在准备出国访问时，拼命地记诵一些图表和数字，以便说明美国人的生活如何比许多不那么幸运的人民的生活都要好得多。有一次，访问归来，他绘影绘声地说，在同东道国的一些人进行讨论时，他如何急切地等待开口的机会，然后有力地说明了他的论点：

我列举数字表明，美国的4400万个家庭共拥有5600万辆汽车、5000万台电视机、1.43亿架收音机，而且其中有3100万个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接着，我谈到被许多人忽略的一个论点。这些统计数字实际上非常生动地表明：从财富分配的观点来看，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最接近于一个人人富裕的无阶级社会的理想了。

到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期，海外有不少人都听到过这样的论点。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喜欢派遣尼克松夫妇出国访问。为了维护国际间的友好关系，副总统也顾不得先后在印度尼西亚、阿富汗、埃塞俄比亚患腹泻，在缅甸遭包围，在卡萨布兰卡受侮辱，在墨西哥城一架失灵的电梯中受到一个小时汗淋淋的煎熬。

在这一切之后，更有1958年春的一次历时18天的访问南美的艰苦历程，先后在乌拉圭、哥伦比亚、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停留。这次出访意在做出睦邻姿态，因而尼克松也想到一定很单调无味。他在事后写道：“在我以副总统身份进行的多次出国访问中，我最不想去的是1958年的南美之行，这并非因为我感到这次任务艰巨，而是因为同当时我在华盛顿的工作相比，这是不太重要且又缺乏趣味的。”中央情报局向他担保，这次出访一定平静无事。有些记者甚至犹豫是不是跟他出去采访，尼克松也对他们说，要是不去，他们大概也不会错过什么了不起事情的。

在访问开始阶段，的确没出什么大事。在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亚松森、拉巴斯接待尼克松夫妇的南美的一些统治阶级人物，对于北美的政策制定者不把他们当做一回事，已经习以为常了。助理国务卿亨利·霍兰是专门帮助杜勒斯注意拉美动向的，在他的领导下，国务院一直不遗余力地争取向那里的国家提供种种贷款，其理由是，如果自由派掌了权，他们可能要对企业实行管制，从而打击企业界的精神。尼克松访问的第一批国家中的头面人物完全了解而且也很重视这一情况，因而完全无意打乱目前的局面。

在街头，不时可以看到情绪激昂的年轻人举着标语牌，称美国副总统是“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狗养的”。有一块标语牌劝告尼克松：“滚回到你那以拷打黑人、屠杀印第安人为乐的美国去”。尼克松显出自己是个直爽干脆的政治家，只要可能就停下来向人们解释，他并不是种族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狗养的，也并不赞成私刑拷打或屠杀，而且事实上，他也从未参与过这类行动。不过这样的事件不多，在他最初停留的几个地方，示威的人很少，他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因为凡是在出现敌意的标语的地方，也总有人对他来一个拉丁式的abrazo，即大熊式的热烈拥抱，以表示欢迎。他听到有些大学生高唱着“Fuera Nixon”，译员告诉他，意思是“尼克松滚回去”。尼克松笑着说，他还不想回去，这里的人对他更为友好嘛。

后来谁也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那种喊声变成了“Muera Nixon”（杀死尼克松）了。在旅程的第五天，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人起哄；第六天，在亚松森听到人们的嘘叫声。不过，总的说来群众还是比较友好的。玻利维亚人向他抛洒彩纸，他没有看到这里有什么危险的迹象。但事实上，他真算走运。在附近一个矿区，许多身带炸药棒的抗议的人群已经集合起来，后来只是由于炸毁铁道，断绝了这个地区的交通，才使尼克松幸免受到一次袭击。在别的地方，由于警察保持警惕，驱散了打算进行暴力活动的人群。可是，尼克松夫妇不可能一路都那么走运，结果也确是如此。5月7日，星期三，也就是启程后的第11天，在秘鲁的利马，他们第一次隐约感到可能要出大麻烦了。

利马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是礼貌周到的，然而汽车队开进市区时，尼克松看到街上的行人不多，其中的大多数也“似乎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同车的秘鲁官员解释说，为了避免“出乱子”，车队行驶的路线事先没有公布。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是多少叫人感到不安的，因为我根本没有想到在友好的秘鲁还会出什么乱子。”

尼克松在秘鲁和随后在委内瑞拉遇到的那些暴徒的领导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一直都不大清楚。这些人面目不清，特别由于后来尼克松坚持认为，他所遇上的任何麻烦必然和统一指挥的共产党阴谋有关，因而让人更搞不清了。他在事后写道，在到达利马壮丽的玻利瓦尔大饭店时，他对这一阴谋的规模已大致有所察觉：“显而易见，共产党人由于在乌拉圭、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企图破坏我的旅行都未能得逞，所以决心全力以赴，要在圣马科斯大学使我本人和美国难堪，因为这所大学在整个拉丁美洲很有名，不论在那里发生什么事，都会成为其他地方的头条新闻的。”他望着那些示威的人，心里在想：“他们怎么能把人们煽动到这种程度呢？然后，面对着眼前的一切，我开始领悟到，我在这里看到的正是敌人随时在向我们施展的那种残暴、决心和疯狂。我从暴民的脸上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实质。”他又写道，看到人群中的年轻人，“我的直接的反应只是对那些凶恶的共产党煽动者的极大仇恨，他们竟然把孩子们弄到这般丧失理性的地步。”

尼克松的这些话基本上出于猜测。在秘鲁和委内瑞拉反对他的人群当中，无疑杂有共产党人；共产党的《人民论坛》周刊在头版刊登的一幅经过修描的口露獠牙、神态疯狂的尼克松照片，也显然在一般人心中起过煽动作用。可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拉丁美洲所有反对他的访问的示威者一概都是受共产党情报局特务的操纵和指挥，这说得客气点儿，也未免太可笑了。在那些年头，中央情报局的确还远未做到无所不知——伊拉克政变就是叫中央情报局冷不及防——可是它对这样重大的事情竟然会一无所知，这是叫人难以相信的。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那些穷苦人认为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一旦看到有机会发泄自己对富人的仇恨，于是——这是不难理解的——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共产党人和其他派别的极端分子不过是趁机火上浇油，使自发的反美怒火烧得更旺些罢了。

利马暴徒固然很凶，不过紧接着副总统一行还算得到了几天的喘息时间。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停留的四天中，他们得以恢复元气，准备应付最后的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停留地点——加拉加斯。委内瑞拉的局势令人难以捉摸，街头情绪颇为不祥，上台还不到四个月的军人政府对捣乱分子没有采取有力的镇压措施。这个新政府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对美国使馆不时提出的询问，一再肯定地答复说，它不相信副总统会遇到什么严重麻烦，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它也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只有在加拉加斯，也许可以说共产党阴谋确实是反尼克松事件所以发生的一个因素。南美共产党人一向对自己的组织能力颇为自负，等待尼克松到达的委内瑞拉暴民也确是准备得很好的。5月13日（星期二）早晨，当副总统的座机在迈克蒂亚机场上空开始向下滑行时，下面分成五批的人群便已经分别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有一批人集中在机场大楼。三批人分散在由机场到加拉加斯市中心的英雄公墓广场之间的12英里公路上，等候汽车队的到来；因为按事先的安排，尼克松要到广场上西蒙·博利瓦尔的墓前去献花圈。第五批，也是最大的一批人则全部集中在这个广场上，身上还都带着燃烧瓶。他们的头目们估计总有一个地方要把尼克松炸成粉碎，烧成灰烬。这种死法在委内瑞拉被看做是最可耻的下场。当年1月，有些出来保卫即将垮台的旧政府的警察就是这样给结果性命的，幸存的警官们对此记忆犹新，无疑这是他们不愿意挺身而出去保卫尼克松的原因。

官方的不负责任还不止于此，这里面有些问题至今叫人迷惑不解。跟随尼克松采访的美国记者先一步着陆，他们发现大约有五百个反尼克松的青少年乘公共汽车到达机场，在机场大楼观测台上摆开了阵式。这些人到那里去显然是有意要肇事的。尼克松的飞机还未降落，他们就都朝着它挥动拳头，大声叫骂。可是当美国特工人员要求委内瑞拉治安方面的负责人让那些人离开的时候，竟遭到了拒绝，对方还说：“他们不会闹事，他们有权示威。”然后，这位负责人又命令汽车队不像通常那样停在机场内固定的地点，而是到机场大楼外边的街头去列队。这样一来，尼克松夫妇就必需穿过示威人群，多走一百多码的距离。那个负责人后来说什么长列的漂亮的轿车会使仪仗队失去光彩，这个解释实在是荒诞至极。

那天，机场上的军乐队队长也是可疑人物之一，因为他知道，只要他一演奏美国国歌或委内瑞拉国歌，副总统就不得不立正站住。另外，负责沿途保卫车队安全的当局也值得怀疑。后者是最玩忽职守的。他们告诉副总统的美方警卫人员说，在尼克松到达前一小时，街上的交通便已经断绝。这纯属瞎说，因为许多车辆一直往来不停。此外，三个埋伏地点已经集中了大量伏击的人员和物资，任何人一眼就能看见。要说委内瑞拉的军人政府也参与了这一阴谋，那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它希望出现一种轰动性的事件倒是很可能的。拉丁美洲的报刊编辑早已注意到，黎巴嫩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骚乱，已经把美国的注意力和对外援助吸引了过去。如果现在使尼克松震动一下，从而使美国在对自己南方邻国的关系上不再采取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这在他们看来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尼克松后来发现这样来解释那次糟糕的保卫工作倒是可信的。他以值得称许的克制态度指出，那些负责人对暴民的情况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

尼克松在从飞机的舷梯上走下来时，仍像往常一样端详着四周的人群，看看自己可能受到怎样的接待。如他后来所说，只需对那些尖声怪叫的年轻人看上一眼，他便明白：“在这个地方，我们将遇上和我所访问过的任何国家都全然不同的一种局面。”译员告诉他：“他们不友好，副总统先生。”尼克松不懂西班牙语也能明白这一点。震耳欲聋的叫闹声使他连奏国歌和鸣放19响礼炮的声音都听不清了。105发炮弹还没有发完，他已决定免去机场的其他仪式，特别是互致欢迎词和答词。他对译员说：“喂，我们不到麦克风前去讲话了。”又转身对委内瑞拉外长奥斯卡·加西亚·卢廷说：“我们免了例行的讲话，直接上车去吧。在这伙暴民的吵闹声中谁也不可能听见我们的讲话。”

这时他才发现四周并没有汽车，他朝着应是停车的地方望去，只见到一溜红色地毯，一直铺到机场大楼，还穿过大楼，铺到大楼那一边去。他远远看到汽车在那里闪闪发亮。可是中间夹着愤怒的青少年正在组织队伍，手里挥舞着腐烂的水果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仪仗队的刺刀本来还可以起点作用，但指挥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情况正在迅速恶化时，这一行美国人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批盟友：机场上的30名机械工人，在别的人都对尼克松起哄的时候，他们却向他欢呼，这种情况很突出，弄得在场的人群一时间全愣住了。美国人趁此机会溜进了机场大楼。穿过大楼出来，尼克松和他夫人刚走到观测台下面，乐队队长这时竟重奏起了委内瑞拉国歌。尼克松夫妇只得呆呆地站住。这位副总统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只“觉得是天下起雨来了”，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全是唾沫。上面的人群一齐朝下面吐唾沫，有些人嘴里还嚼着烟草，因此尼克松夫人专为这次旅行置办的红色新装上都给染上了好些棕色污点。有一个橡皮吹笛直打在尼克松脸上。国歌演奏完毕。尼克松挽着帕特的手臂，紧跟在由特工人员和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匆匆组成的一个楔形队伍的后面，从人群中挤过，走向汽车。这支楔形队伍猛地向前一冲，把尼克松拥上第一辆汽车，让帕特进了第二辆。特工人员和译员跟着都上了车。他们赶紧把窗子摇上，擦掉自己脸上和衣服上的唾沫。这时，男主人和女主人也分别赶上车来。卢廷外长和尼克松同车，卢廷夫人和尼克松夫人同车。外长夫妇都感到很难堪。加西亚·卢廷为人和善，态度温和，他想帮着把副总统衣服上最恶心的唾沫擦掉，尼克松不客气地说：“请不必费心，我一脱下这些衣服就要马上把它烧掉的。”外长接着试图进行解释，他说：“委内瑞拉人民由于过去长期得不到自由，所以他们现在的一些激烈表现不免容易超出常规。在我们新政府内，我们不愿意做出任何事情，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压制自由。”尼克松回答说：“如果你们的新政府没有勇气而且也不想去制止像刚才机场上的那种暴民，那不要多久，委内瑞拉的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自由可言了。”

驶往加拉加斯一路上的情景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以一队护卫警察和一辆记者卡车为前导，车队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在现代化的双线公路上飞驰，可是骑着摩托车和小型摩托车的示威者却仍在车队当中往来穿行，朝着第一辆轿车大嚷大叫，吐唾沫，扔烂水果。车窗不得不一直关着。车里的空气因为没有空调，简直令人窒息。进入市区时，尼克松注意到人行道上空无一人，商店全都上了锁，还安上了窗板。他正想说这可不是好兆头，便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响。他当时以为是司机把车开过了一个坑洼的地方。但跟着他又听到第二声，接着又是第三声；这是飞来的大石块打中了汽车。就在这时，司机猛地扳动刹车，把车停住。他们已经到了市区，遇到了第一次伏击。一大帮老老少少，各种各样的衣衫褴褛的人从近处一条肮脏的小巷里一窝蜂地拥上大街来，乱扔大石块。这里的路障还没有完全搞起来，司机马上从旁边绕过去，但几分钟后，他又刹住车。这里是一个斜坡，公路由此拐进市区中心，往上直接连着苏克雷大街；这大街是一条中间有中央分车带隔开分成六行车道的大马路，它穿过加拉加斯最穷苦的一个居民区。第二个埋伏点也就在这里。有一辆大型翻斗车、几辆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停在街心，司机都不见了。这时，另一群衣服破烂的人拿着标语牌和棍棒跑出来，向着被拦住的车队大嚷大叫。这里也有人扔石头，有几个杀气腾腾的示威者直向尼克松的汽车扑过来。

这里也发现一条可以绕行的路，于是车队又沿着那条路紧张无声地全速行进。在进入市中心区，即将到达目的地时，车队又被布置得更为严密的路障拦截住。公共汽车、卡车和小汽车在路中心横排成三行，正好挡住去路。尼克松的汽车司机不可能跨过中央岛去，因为那边是和车队反方向的单行道，而且路上的车辆已很拥挤。一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寂静得叫人不寒而栗。忽然间，特工人员杰克·舍伍德低声说了：“瞧，他们来了！”

后来估计，这群暴民大约有二百到五百人。他们飞快跑过来，吐着唾沫，挥舞着斧头、棍子和铁管。《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厄尔·梅佐站在车队前面的记者卡车上看到那情景，马上想到这真“像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个场面”。这是一伙少有的狂乱的暴徒，简直要行凶杀人了。汽车挡风玻璃上唾沫直流，司机不得不开动刮水器。骑在别人肩膀上的头目高声发布命令，带领众人呼喊：“杀死尼克松！杀死尼克松！”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设法打开汽车门，如果不行，则砸碎车窗玻璃，把尼克松拖出车来。一块大石头击中一扇窗子，嵌在那特制的玻璃上，玻璃碎片飞到加西亚·卢廷的脸上，他不禁大叫：“飞进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一根铁管击中靠译员那边的一扇窗子，玻璃没有全破，可是碎渣直溅到译员的嘴上。舍伍德受伤流了血。碎玻璃也打在尼克松的脸上。同时，另一根铁管从窗子破口捅进来，朝着尼克松不停地摇晃。

那位外长几乎发了歇斯底里，哭喊道：“这太可怕，太可怕了！”尼克松朝后窗望去。根据他后来的回忆，他看到帕特在和加西亚·卢廷夫人闲聊，“仿佛这不过和有一天下午在好莱坞快车道上遇到的车辆阻塞的情况差不多，”他马上感到极大的安慰。帕特的司机也很镇定，他把自己的车子紧顶着前面的一辆，使暴民无法从后窗接近副总统。尼克松看到，示威者对帕特的车子并不感兴趣。不管怎样，这是惟一令人宽慰的。暴力行为已持续12分钟了，现在看来，只会有一种结果了。

他们在汽车里听到外面一个骑在别人肩上的头目大声发出一个命令。车子开始摇晃起来。凡是对暴徒有所了解的人——这里的人，当然都了解——谁都知道这表明事情已发展到最可怕的地步了。暴徒在无法打进汽车时，他们就来回摇动它，要想把它推翻，点火烧掉，把车里的人全都活活烧死。靠尼克松一边的窗子打开了。坐在前座的舍伍德和另一个特工人员掏出了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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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刹那间，也就是1958年5月13日中午12时45分左右，理查德·尼克松知道他已很少有逃命的机会，实际情况比他自己的估计还凶险。在相距四个街口的玻利瓦尔陵墓那边，一批美国的侦察人员，其中有一名特工人员、使馆的武官和副总统的行政助理，已先一步到达，以便了解献花圈仪式的安排情况。这几个人可都吓坏了。广场上大约聚集了六千到八千人，愤怒地在那里转来转去。这里和在机场上一样，担负保卫工作的警察已无影无踪。守候在苏克雷大街一切具有战略价值的角落上的不是警官，而是愤怒的示威者。这些人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人的敌视态度。穿着制服的使馆武官遭人脚踢，吐唾沫和推搡。使馆的一辆旅行车的窗子也给砸破了。这个先遣队惊恐之下，立即通过事先安排设在加拉加斯警察总局的无线电设备，分别发出了三个密码告警电。

尼克松一行的车队在遇到第三个路障时就已经开始散了队。后面汽车的司机只要能找到出路，都早已掉头开到横街上去溜之大吉，留下被包围的美国副总统和他的警卫人员去听天由命。当时情况已变得极其混乱，因而至今也弄不太清楚尼克松究竟是怎样逃脱的。按他本人回忆，载运采访记者的那辆卡车的司机“终于设法……把车插进从对面开来的车流中去，像给运球的球员作掩护一样给我们打开了一条路。我们的司机把车子开到马路的另一边去，尼克松夫人的那辆车也就在后面跟上来。”然而《先驱论坛报》的梅佐当时是在那辆卡车上的，他记得，当暴力活动眼看要进入行凶杀人的高潮时，“过来了几个委内瑞拉士兵。他们在堵塞的交通中间打开一个缺口。尼克松夫人的车子便紧跟在后面”。

这时，这几辆轿车还是朝着英雄公墓广场驶去。当到达接近广场的最后一个街口时，副总统告诉司机把车拐进一条小巷，朝另外一个方向开去。外交部长大叫：“我们不能离开我们的警卫！”尼克松说：“如果我们要靠那样的警卫来保护我们，那还不如没有的好。”他们一脱离险境，进入另一条大街后，尼克松立刻叫司机停车，以便和帕特交谈几句，估量一下情况。领头的一辆汽车已破烂不堪；窗子被打碎，挡泥板给砸毁，车里的每个人都多少受了伤。不过，没有谁受重伤。两位夫人都没有受到伤害，从这里往前走，路上也没有示威人群。于是，他们把车直接驶往美国大使馆的住宅区，坐落在加拉加斯高级住宅区的一个陡峭、易守的小山顶上。在这里，尼克松自从担任公职12年以来头一回睡了一次午觉，睡了极度疲劳后的一觉。其余的人则忙着把那座小山武装成一个堡垒。除使馆原有的海军陆战队一个分队和特工人员外，又调来60名美国军人，他们都是委内瑞拉军队中的美国教官。一切送到使馆的电报、信件和包裹，都须经过保安人员的严格检查。秘密做出了安排，让尼克松比原计划提前九小时，也就是在次日下午3时离开加拉加斯。在迈克蒂亚机场也安排了警卫人员，以防止副总统的座机可能受到袭击。

这时，在华盛顿，已发出了命令要执行一项异乎寻常的援救任务。艾森豪威尔总统由于对尼克松当时的处境得不到什么情报，只知会出现最不堪设想的情况，竟向委内瑞拉派出了六艘驱逐舰、一艘导弹巡洋舰以及一艘用直升机输送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在关塔那摩湾和波多黎各，一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伞兵已经整装待发，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也进入了待命状态。所有这些尼克松自己一点也不知道。杜勒斯曾打电报给他告诉他这些情况，但这份电报像那天其他一些电报一样，根本没有到达目的地。在大使馆里一个幽静的房间里，尼克松夫妇单独在一起用餐，大使忽然跑了进来。他刚刚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局势出现了令人惊异的新发展。五角大楼下午6时零5分在一项公报中宣布，“现正在调动部队，以便在委内瑞拉政府请求援助时，能够随时进行合作。”

这样做给委内瑞拉指使暴民的那些极端分子送去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宣传上的礼物。这帮人本来已受到普遍谴责，但是现在美国派出这支舰队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引起对北美帝国主义产生极大的恐惧，在大家都起来抗议的时候，那些人几乎被人遗忘了。尼克松和大使赶紧联合发表一项声明，说他们那里所有的人都安然无恙，完全不需要外部的援助。第二天早晨，电讯交通恢复正常后，总统给副总统打了电话，副总统又一次请他放心。

当尼克松在华盛顿国家机场走下舷梯时，有一万五千人向他欢呼。艾森豪威尔和全体阁员也都来了。尼克松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出门的最大乐趣在于回到了家，并谈到他在南美旅行中见到的人大多数都是友好的。

利马和加拉加斯的经历对这位副总统既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锻炼，但那个事件对尼克松的名声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很强烈，却也非常短促。一个月后，1958年6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他第一次比艾德莱·史蒂文森领先，而和肯尼迪却势均力敌。这是50年代他的最吃香的时期。到那年秋末，那便要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事了。共和党遇到了麻烦，他作为他们的领头的政治家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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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比捉到一个正人君子正在干着他谆谆教导别人千万不要干的勾当更使社会上一般人开心的事了，而那样的事情竟然像在理查德·尼克松从委内瑞拉回国后的那个月里那样突然发生，那就更为少见了。与这一丑闻有关的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是和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40年代中出现的任何象征性东西一样令人难忘。因为1958年不仅产生了呼拉圈舞、大型电视测验节目、和亚历克·吉尼斯在你家附近电影院里教日本人如何在桂河上架桥，而且也是骆马绒大衣流行的一年。在那年夏季以前，在1万个美国人中或许有一个能够告诉你，骆马是一种能捷足飞跑的四蹄哺乳类小动物，生长在从厄瓜多尔到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脉地区，人们大量捕捉它是为了弄到它那光泽的细软绒毛，织成漂亮的衣料。可是到了那年7月4日，每个纳税人都已知道，男人穿上骆马绒大衣，就和女人穿上貂皮大衣一样——温暖、美观、时髦，而且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纳税人所以会知道，如果不是由于其他原因，只是因为所有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都在谈论骆马绒大衣的事。

奇怪的是，始终也没有一个人说清楚一件骆马绒大衣里到底有多少骆马绒，虽然这是政府要审问制造商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一个原因；他一直在那料子上标着“羊毛90％，骆马毛10％”，而实际上里面还掺有尼龙。这一点，还有这个故事的其他方面后来都变得无声无色了，因为出现了这样的证词：白宫曾出面为戈德法因解围，而他则出于感激心情，设法将他的一件质量最高，价值500元的大衣挂在美国总统助理、前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的衣柜里。戈德法因的其他感激表示还有送了亚当斯一条从梅西百货公司买来的价值2400元的东方地毯，从1955年到1958年5月，当亚当斯一家人住在波士顿豪华的谢拉顿－普拉扎饭店时，曾先后21次为他们惠钞付账，总数达3096.56元。他还替亚当斯付了他在曼哈顿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下榻时的账单。当时，戈德法因把所有这些送人情的巨额花费在报税时都作为业务开支扣除了。

根据国内收入署的规定，这些花费是可以扣除的，只要戈德法因的买卖确实从中得到某种“正常和必要的”利益或好处。情况正是这样，而且他可以提出证据来。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根据法庭调阅的电话记录，戈德法因在六个月内给亚当斯打了43次长途电话，大约每四天一次。此外，亚当斯还给这位纺织品制造商或为了他的事打过无数次电话。1953年12月30日，这位总统办公厅主任就曾打电话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爱德华·豪雷——他就是依靠亚当斯获得这一职位的——询问控告戈德法因虚标纺织品原料的这股风到底从哪儿来的。1955年4月14日，当这位制造商又一次因这一问题受到审查时，亚当斯利用自己的职权在豪雷那里给戈德法因安排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在见面的时候，戈德法因公然拿着他的这位朋友的名字招摇撞骗。“请给我要谢尔曼·亚当斯的电话，”他对一个秘书命令说，声音大得连隔壁办公室里都能清楚听到。“谢尔曼，我现在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他对着话筒说，“在这里大家都对我很好。”

第二年，亚当斯还曾请白宫特别顾问杰拉尔德·摩根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要该委员会对戈德法因的东波士顿公司调查情况的机密情报，这是违犯委员会的规定的。后来，《波士顿邮报》发行人约翰·福克斯成了他的特别致命的见证人。他说戈德法因一直把他和总统助理的友情当成是他做不正当交易的护身符。福克斯的话有时也是不太令人相信的，比如他说：“他曾告诉我，只要他能把谢尔曼·亚当斯攥在他口袋里，他就可以那样做。”福克斯进一步作证说：“我问戈德法因先生出了什么……麻烦，他对我说，他们控告他虚标商品成色。”后来“纯粹出于好奇”，福克斯问他，亚当斯把联邦贸易委员会那边的事有没有管起来，戈德法因“对我说，他管起来了”。

在6月的那个罕见的下午，当第一批揭露亚当斯和戈德法因关系的精彩材料被归入众议院立法监督特别小组委员会的档案的时候，那位总统助理正在新罕布什尔州霍尔德内斯男子中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训话，大谈“《圣经》所说我们在最后审判日将被询问的问题”。长期以来，亚当斯对于有罪的人在最后审判日将会有何种遭遇的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民主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严厉的道学先生，一直对貂皮大衣、电冰箱和杜鲁门执政时期的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表示深恶痛绝。在1952年1月的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中，把当时的政府说成是：“奥吉亚斯的牛棚”【据希腊神话，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棚，养牛3000头，30年从未打扫。——译者】，声言艾森豪威尔一定会清除这种腐败现象。他还说：“这一点只有这个人能做到。只要看看他周围的那些人就可以使我们相信这一点。”

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也厌恶亚当斯。他们记得亚当斯曾指责塔夫脱在得克萨斯州窃取共和党代表的选票。“你不应该偷窃，”【此语为《圣经》十诫中的一诫。——译者】他指着他们喊叫说。在他们看来，就是这个家伙对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下了一个很不客气的评语，仅仅由于塔尔博特为他自己的办公设备公司拉过一次空军公函信笺的生意。在揭露出来的戈德法因的事件中，一件最有讽刺意味的事是，白宫的秘书（其中有一位的办公地点离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只有75英尺）中，每一个人都接受过这个纺织品制造商的赠款，为数由35～150元不等。在此以前，仅凭这一点，艾森豪威尔的这位办公厅主任就会将他们立即免职，因为他曾一直警告他们，注意不要接受任何不正当的托请。现在他要想申斥他们也不可能了。在白宫的西侧楼，总统办公室人员走起路来全都轻手轻脚，说起话来全都低声细语，好像总统家里有人患了重病一般。

这件事到底怎么会发生的呢？亚当斯的一生，正如他年已82岁的老父所说，一直是“像银元一样可靠，像砖块一样方正”。他的妻子雷切尔开玩笑地称他“铁面无私”。在白宫，如果他私人写信时用了公家的邮票一定如数付款，并坚持他为私事打的电话也应记账。直到最近，他用的还是印有“新罕布什尔州州长谢尔曼·亚当斯”的信笺，只是用打字机加上了一个“前”字。他每天早晨总在7点半到达办公室——在新罕布什尔时，也是这样，他那风雨无阻按时上班的习惯在那里是尽人皆知的——任何白宫的工作人员，如果在办公室已开门后才来到，就会听到他严厉叫喊说：“你今天上班晚了！”打电话时，他决不浪费宝贵的时间来一句“喂！”或“再见！”。对方一拿起话筒，他就立刻开始讲话，话一讲完就立即挂上，对方的话刚讲了一半他也不管。亚当斯比任何人都更受总统的信任。凡送到艾森豪威尔桌边去的每一张纸片、每一个来访者、每一个要决定的问题，他都得事先亲自检查过，给艾克提出明确的参考意见，比如他会送上一份简短的人名表，提出那些人可供选择来担任内阁的某一职务。“凡我要做的事，”总统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他都得做。”亚当斯从未辜负总统的这一巨大信任，那么他怎么竟会跟伯纳德·戈德法因这样的人搞在一起脱不了身呢？

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事实上存在着两个伯纳德·戈德法因。一个戈德法因是那个卑鄙、狡猾的操纵者，老是不断和政府发生纠纷，但极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众议院委员会感兴趣的正是这个戈德法因。而这个人亚当斯却从未见过。亚当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便很熟识的那个戈德法因，却是一个白手起家、谦逊有礼、极力讨好别人的移民，是一位热心用他的财富做好事的朴实无华的商人。用亚当斯的话来讲，他是“一位正直诚实的公民，为人忠厚可靠”。要说他会堕落到进行不可告人的勾当，那简直是荒谬。他也没有必要干那种事，他已经很有钱了。戈德法因控制的事业就有设在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六个纺织厂和两个经营房地产的公司，东波士顿公司和波士顿港口发展公司。他每年向慈善团体捐款5万元。他和他的妻子、四个孩子住在波士顿栗子山郊区一所时髦的住宅里。

当年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诺里斯·科顿向亚当斯介绍戈德法因时，曾说他是一个热心公益的百万富翁，不曾像其他一些纺织商为了追求廉价劳动力和低额税率向南部迁移。亚当斯向人打听过，也发现一般人都认为戈德法因是一个可靠的商人，在同行中名声很好；他对待职工也不错，给工人的工资较高，并从来没和纺织工会闹过纠纷。他还召开过一次劳工代表和经理人员代表参加的联谊会，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和马萨诸塞几个州的州长都出席了。除科顿外，缅因州参议员弗雷德里克·佩恩、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波士顿市长约翰·海因斯以及杜鲁门政府中的约翰·斯蒂尔曼和莫里斯·托宾也都是戈德法因的朋友和给他说好话的人。

国会对戈德法因的拉拢关系的活动的调查表明，在上述这些友谊中，有一些也不是那么光彩的。科顿住的房子是归戈德法因所有的，佩恩所以能买下一所住房，是靠戈德法因无息借给他3500元购房预付款，而且这笔钱始终也未归还。他和福克斯的关系，是在他打破常规，向《邮报》提供40万元贷款，以换取该报在社论中支持马萨诸塞州州长保罗·德弗竞选连任时开始的。最近，戈德法因和福克斯的关系已趋于恶化，这也许就是福克斯在作证时揭发他的原因。

戈德法因和亚当斯自结交以来一直来往密切。雷切尔·亚当斯和夏洛特·戈德法因两人也很要好。他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度周末——亚当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戈德法因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当年轻的所罗门·戈德法因在达特默思学院几乎要跟不上学习的时候，是“谢尔曼大叔”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教训，才使他能够走上正路。明白这些情况，送些礼物就比较可以理解了。他们经常彼此送礼，戈德法因家有雷切尔送的一幅油画，戈德法因戴的一块古尔特金表上就刻有“谢·亚·赠给伯·戈·1953.1.20.”字样。亚当斯听说戈德法因在报税时扣除了他的旅馆费用曾颇为吃惊。在他的印象中那些房间是戈德法因的一家公司长期租下的，亚当斯要是不去住，也就空在那里。至于他为戈德法因帮过的一些忙，他说，他认为丝毫没有不正当的地方。他没有给他出过主意。他也不知道由于自己给朋友提供了情报就违犯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定。不管怎么说，他为了给朋友方便最多也只做到这里。任何一个被华盛顿官僚机构弄得晕头转向的商人，如果来求他，他也同样会帮忙的。

白宫记者死盯着哈格蒂追问：“这是不是表明，政府在对待高级官员不得占人便宜的问题上已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吗？”他回避说：“我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私人朋友，要是你说的就是这个的话。”他们仍毫不留情地追问：“私人朋友就可以这样做吗？”他又一次采取回避的态度：“我只以州长发表的那封信为依据。事实就是那样。”

总统助理之所以不能理解别人对他和戈德法因的关系可能做出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不理解别人对他自己的看法。亚当斯知道亚当斯是诚实的，事情就是这样。他认为他的那个朋友也一样诚实，这也是不容怀疑的。那些和这位前州长关系密切的人都认为，他是被那个从立陶宛来的走霍雷肖·阿尔杰【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1832～1899年），美国儿童故事作家，所著小说109种，内容无不以穷孩子发迹致富为题材。——译者】的发迹道路的移民给捧糊涂了。亚当斯幼年在新英格兰所接受的教养使他对自己的钱没有挥霍的习惯，可是他却抵制不住一个挥金如土的人对他的慷慨殷勤。就这样，亚当斯不知不觉地滑进了泥坑。

※※※

在6月7日，他和戈德法因的关系已被揭发整整一个星期之后，亚当斯在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还承认自己“不够谨慎”。他说：“如果……我自己曾有过任何可以引起别人丝毫怀疑的行为，我只能说，这种错误是认识上的错误，而决不是用意上的错误。”现在的问题是，仅仅承认这一点是否够了。他做出这种让步，只是因为发现坐在白宫大门里面，发表声明攻击那些指责他的人“捕风捉影、含沙射影”已无济于事了。报纸编辑对政府官员的道德问题一贯是十分警觉的，他们提醒读者，1956年5月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说：

如果有一个人到本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来……自称因为是我家的成员、我的朋友，或因为与白宫有某种关系……因而便可以享有某种特权，他就要马上给轰出去……我不相信我的工作人员中会有人犯下行为失检的错误。但是，如果在本政府的任何部门发生任何此类事件，我一旦察觉，就得请他立即离开。

现在，在两年零55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在印第安条约厅当着257名新闻记者却反复声称：“凡是了解谢尔曼·亚当斯的人从来也没有对他的为人正直和诚实有过任何怀疑。也没人相信他可以收买。”别人指责亚当斯不够谨慎，这个词儿他自己也用过了。艾克说：“现在，白宫属下的人都必须极度谨慎……决不能再粗心大意。”但是，不能因为一次失足便失掉一个十分难得的总统助理，特别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本人喜欢亚当斯州长，我钦佩他的才干。因为他无论在对待私事和公事方面都很正直，我尊敬他，我需要他。

我承认他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那种必要的小心谨慎态度……但我完全相信他是一个宝贵的公仆，一直是有效地、勤勤恳恳地、不知疲倦地在进行着一项艰巨的工作。

艾克和哈格蒂一起研究过这个发言。哈格蒂认为很好，并相信这将可以解除亚当斯所受到的压力。只是在事后，总统的这位新闻秘书才惊愕地看到声明稿上有“我需要他”这极为失策的一句话。这样一来，总统等于给批评他的人以口实，让他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没有一个得力助手便无能治理国家的老朽，而且对他自己所定白宫规章——任何工作人员如发现行为不检便将立即撤职的规定——也允许有例外。

总统那番话实际等于为亚当斯对他的朋友和施惠者伯纳德·戈德法因的信赖作了担保。现在，主要得看亚当斯相处不够谨慎的那个人的态度了。这就接着马上看到了，结果彻底毁了亚当斯。后来在国会山举行的几次听证会简直变成了滑稽剧。会议开始时，戈德法因手里拿着一份长达25页的介绍情况的发言，大踏步走进了众院小组委员会的会议厅。戈德法因在上午7点，也就是他预定出席作证的三小时前，便把发言稿全文向报界公布，这已使众院委员会极为恼怒。现在他身穿一套深蓝衣服，系着一条标有伯·戈字样的蓝绸领带，泰然自若，扬扬得意地开始宣读发言稿。接着，他摘下他的金表，把它递给委员们传看（“希望能还给我”）并解释说：“我现在戴的这块表，后面刻有‘给伯·戈’——那就是伯纳德·戈德法因－‘谢·亚·赠’——那就是谢尔曼·亚当斯州长——日期是‘1953年1月20日’，这日子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就职典礼的日期。”这时坐在观众席上的雷切尔·亚当斯不禁愣住了。她现在才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们的这位朋友一直就是这样向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其中包括一些联邦政府的官员，作自我介绍的。

接下去的场面就更热闹了，前来给这个众目所向的百万富翁帮忙的人中，有一位崇拜他五体投地的秘书米尔德里德·佩珀曼；有罗杰·罗布为首的一批律师，此人曾在法庭上对罗伯特·奥本海默进行过无情的反证诘问；有曼哈顿的一位报界联络员特克斯·麦克拉里；有设在华盛顿的希尔顿－卡尔顿饭店一个报界联络机构，其特色是鱼子酱，免费供应的威士忌酒和“报界接待员”比亚·杜普雷伊。杜普雷伊是波士顿的一位美人，她的最突出的活动是要记者们别搞错她的胸围、腰围、臀围的尺寸（分别为35、22、35英寸）。另外，还有纽约的一个宣传人员杰克·洛托，他自称是“前国际新闻社首席记者”，而在他发布的新闻中，却把他的委托人的姓名写成了“伯纳德·戈德芬因”。一天深夜，洛托抓住两个侦探在隔壁屋子里对他的办公室进行窃听。两人中一个是一直为小组委员会工作的私人侦探巴伦·伊格内修斯·萨克莱特，他因此立即被解雇了。另一个是德鲁·皮尔逊的采访助手杰克·安德森，皮尔逊拒绝将安德森解雇。他说：“我需要他。”

在戈德法因发言稿的第一页上，麦克拉里用印刷体书写了一句话：“你一定成功！”实际上戈德法因搞得很糟糕。麦克拉里还把讲稿上应该强调的地方划了线。戈德法因在念到那些地方时过于强调，拼命大声叫喊。麦克拉里还在讲稿上每隔几段写上“此处可喝一玻璃杯的水”。很不幸，他事先忘了检查一下委员会会议厅的情况。那里根本没有玻璃杯，只有纸杯子，结果，弄得他的委托人糊里糊涂，不时偷偷四处张望。但不论是麦克拉里，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对戈德法因所造成的无比恶劣的印象负责。他那样子完全像一个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因为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下流、卑鄙、两面三刀的骗子。

他说话声音粗哑，口气蛮横，介绍了在新英格兰纺织业和房地产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他是如何爬到现在的地位的。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对这个世界是毫无所知的。在他们的脑子里，所谓企业家就是乔治·汉弗莱那样的人。戈德法因却完全是另外一类。他挥舞着那只手表，说福克斯是毁人名誉的能手。但当委员会的律师质问他关于他违反联邦企业管理机构规定的事时，他又拼命否认过去已讲过的话。不，他没有什么记录可查：“我是不管文书工作的。”这要问他的秘书：“毕竟，我又不是会计员。她是。”这时坐在离他不远的忠诚的佩珀曼小姐立即开腔要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记录，罗布却大声制止她：“不用你讲，不用你讲，不用你讲！”戈德法因请求国会议员谅解，他解释说，亚当斯不过给了他一些指点，怎样去找“那些庞大的联邦管理机构，一个小人物如没有朋友的指导，一到那里就会完全晕头转向。”

这时，小组委员会已抓住他讲的一句谎话。在他开头的讲话中他曾明确地说：“我的纺织厂第一次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生麻烦是在1953年……11月。在那以前，无论我还是我们公司里的任何人都从来没有因这类事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打过交道。”这话对于他的辩护，对于亚当斯的话是否可信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意思无非是说，只是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53年11月控告他虚标成色时，他才给弄得莫名其妙，因而需要谢尔曼·亚当斯给他解释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而现在小组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却拿上证据来，说明戈德法因在1942年，以及在其后的每一年中，都已无数次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指责，说他的货品标签所标质量高于实际质量。在听证会上，戈德法因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那也不过是文书工作方面的问题，并说那都是些“小事”，因此不太可能会让他知道。委员们没有对他进行反驳。他们知道下面还另有文章。

在戈德法因和佩珀曼以未曾入档为理由避而不谈的问题中，还有一笔总数为776879.16元的款项没有交代，这是一批银行支票和本票，开出的日期最早是1941年，可是直到1958年5月8日都还没有提取。搞黑市买卖的人都喜欢保存这种支票，因为除了其他方便外，这种票据没有时间限制。另外，这种票据上只有银行职员的名字，没有付款人的名字。最后还有一点，害怕可能露馅，不敢拿它们去兑现的政府官员，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借款的抵押品。

戈德法因拒绝回答有关他的这些支票和本票的问题，说那与本案无关。委员会律师反驳说，说无关是根本不对的，因为有30张已兑现的这类票据是给国会立法部门工作人员的。这时会议记录上就出现了跟约翰·麦科马克和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接近的一些人的名字。戈德法因回答说：“这些支票都是我们在圣诞节时，分别送给一些在圣诞节时在各个办公室里不得不加班工作的一些人的。如果这种事是不应该做的，我倒希望有人明确告诉我。”

委员会明确告诉他，通过虚设公司或冒用名义一会儿合伙一会儿退伙是不应该的，贷款转贷是不应该的，违反目的在于保护公众利益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条例规定是不应该的，送钱给大大小小的政客，以便使他们欠他人情是不应该的，给自己招来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诉讼案件（仅波士顿一地便有89起之多）是不应该的。至于窃取自己的公司里的财产，欺骗其他股东，那就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是犯罪的行为，而这样的事情却多得很。

随着审讯的进行，戈德法因越来越做戏给观众席上看，在回答问题时虚声张势，大喊大叫。他极力争辩说，他的违法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说他是死扣法律条文的牺牲品——比如有一回忘了给佛蒙特州务秘书送去年度报告，又一回没有负起作为公司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和大多数账目舞弊案一样，要查清犯罪情况有时并不那么容易，可是戈德法因所搞的那些骗局倒大都不难理解。他通过他的担任公司司库和董事要职的秘书，多次把属于股东们的巨额款项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所使用的手法是千变万化的。有时叫一笔借款，有时叫买卖佣金，有时叫偿付一笔并不存在的开支（例如，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案件中的25475元）。有时甚至什么借口也没有，一大笔钱就那么没有了。无论是戈德法因，还是佩珀曼小姐，对40年代末期支出的一笔为数8.9万元的款项，谁也无法做出交代。她若无其事地说，银行“过去常把账记错，这可能就是他们弄错了”。每一笔收支的来龙去脉都要记清很困难，因为她和她的老板每天都要经手几十万元的流动资财。但有一点对戈德法因来说不很美妙：这些细节都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很显然他对政府欠了比他在报税时所说的数字大得多的钱【在1958年的这次审问之后，戈德法因以藐视国会罪被判处徒刑一年，罚款1000元。判决暂缓执行，以观后效。】。

后来，亚当斯在谈到他与戈德法因的关系时写道：“我对他的买卖方面的详细情况，很少、甚至根本不知道。在立法监督委员会进行审讯揭露出一些事实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欠税的事；他的东波士顿公司在账务上发生问题的事，我也根本不知道。”当然，谁也没说过他是知道的。问题确实是认识上的问题。但不可避免的结论仍是：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厅主任受了骗，这有损于总统职位的荣誉。他必须辞职。这于公于私都是一个悲剧。亚当斯对白宫来说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才，令人不解的是，他怎么竟会和一个骗子长时期维持那样的社交关系。戈德法因在自己的不端行为被揭露后，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是惊人的。甚至在亚当斯给他同联邦贸易委员会主任安排了一次见面以后，他仍然什么也不管，一直到他的公司有三家都以因标签不实的违法行为受到了“勒令停业”的处分。友谊在他看来只是一种单方面有利的交易。他用一条地毯、一件大衣和三千元的旅馆费用，换来了亚当斯的名誉扫地。戈德法因的一个朋友曾说：“他满嘴标榜结交的要人名字，嗜酒如命，他的缺点是话说得太多，标榜结交的要人名字太多，送钱送礼太多。”现在他所惹起的一系列事件，只能以亚当斯的名字从白宫的花名册上除去告终。

※※※

亚当斯的名字并没有马上除掉。艾克的这位行政官员太宝贵了；他不经过一番斗争，是不会轻易放走他的。白宫的另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亚当斯从1952年起就一直跟随着总统，他比谁都更了解总统的思想情况。他和总统讨论政策问题的时候比任何其他的人都多。总统已做出过一些什么政策方面的决定，有哪些政策问题要暂时搁置下来等待适当的时候再处理，哪些问题他已加以否决等等，这位前州长全都心中有数。任何一个新人要想发挥像亚当斯一样的作用根本不可能。而且，这个新人也永远不可能获得亚当斯所有的那些知识。”

在发生这一危机——这事实际已成为一个危机了——第二周之后，艾克和亚当斯都以为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总统特意让哈格蒂发表一个声明说：“州长现已回白宫办公。”那也就是说，亚当斯仍留在白宫了。

接着就出现了戈德法因的那出闹剧。当众议院8月13日表决，确认亚当斯的朋友犯有藐视国会罪的时候，这位州长也就完了。一大批社论作者和漫画家，在一些过去在两次总统竞选中都支持过艾森豪威尔的人的带头下，对亚当斯发动了全面的进攻，随着夏去秋来，战火更越来越激烈了。这个威胁对亚当斯来说虽然是吵闹得最凶的，然而，却仍是次要的。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性的。

民主党的愤怒几乎只照例来一套——“谢尔曼·亚当斯的说教，我实在听厌了。”艾德莱·史蒂文森说。但来自共和党的指责却使艾森豪威尔和亚当斯深感意外。其实，他们是不应当感到意外的。这一年是选举年。力争获得加利福尼亚州长职务的诺兰要总统“仔细考虑考虑，亚当斯的作用是否已遭到严重损害，因而已变得有害无益了。”犹他州的阿瑟·沃特金斯则更为直言不讳了。他说：“用总统和亚当斯两人确立的较高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从现在已发生的问题中，我们似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亚当斯先生的作用，即使没有被完全破坏，也已遭到严重损害了。”

1958年第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从9月8日缅因州的选举中已可看出。在那里，民主党的口号是“缅因佩恩，败局已定。”假如这是事实，那是很重要的；其结果将被认为是反映了选民对戈德法因的道德观的态度。因为这位缅因州的参议员六年前从戈德法因那里得到过3500元，对这一问题，他始终未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他的对手，44岁的埃德蒙·马斯基州长却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最后结果使白宫里的人大吃一惊。共和党已登记的选民竟有2万人未参加选举，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马斯基不仅成了缅因州第一个深得民心选举出来的民主党参议员，而且他所得到的领先票差比他原来预期的还要多出一倍。共和党的候选人名单随同佩恩彻底失败。于是民主党赢得了州长职位，缅因州三个国会议员中的两个席位，还赢得了州议会中的12个席位。参议员马格丽特·蔡兹·史密斯说：“我们遭到了彻底失败。”哈格蒂说：“总统的看法和我一样。我们是一败涂地。”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米德·奥尔康则说，这结果应该“使我国每一个共和党人都警觉起来，紧急动员准备投入11月4日必须全力以赴的斗争。”

这主要只是使他们更加坚决地要求艾森豪威尔撤销亚当斯的职务。华盛顿的记者团预言，“缅因一完，亚当斯也就完了”。奥尔康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戈德华特说，他恐怕“危害已经造成，无法补救了”。在民意测验中迟迟没有表态的诺兰说，艾克的那位助理应“立即”辞职。正竞选参议员的纽约州国会议员肯尼思·基廷更补充说，“国家的利益”要求他辞职。

亚当斯已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越来越大的压力使他无法忍受，他只得请几天假，和雷切尔以及杰里和艾丽斯·珀森斯夫妇一道，到加拿大东南部去钓鱼。当不幸的消息向他传来时，他们正在景色秀丽的米拉米奇山谷中。

原来尼克松去见了艾克，从几乎所有参加国会竞选的共和党人那里给他带去了一个令人痛苦的信息，那就是，他们感到亚当斯仿佛是下到海里去的一个铁锚，正在把他们全部拖下海去。总统也答应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接着，奥尔康报告说，该党的主要捐款者都表示，在“亚当斯拆的烂污”得到彻底擦清之前，他们将不再捐款了。这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正要在芝加哥开会。艾森豪威尔要奥尔康再去摸一摸党内的意见。当这位主席神情沮丧地回来时——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查德·辛普森扬言，如果亚当斯再留一个星期，他就将带头去造反——总统屈服了。他说这事是他担任总统期间做出的一个“最痛苦、最困难、最伤心的决定”，而且他也不愿自己下令解除他的职务。他对奥尔康说：“这事只得由你去办了。这是你的工作，是我让你做的最不讨好的一件工作。”

与此同时，亚当斯发现，就是在那人烟稀少的米拉米奇乡间也不够偏僻，无法藏身，加拿大的记者们也老问他什么时候辞职。看来人们现在要问他的就只有这个问题了。据亚当斯回忆，这时格里·摩根从白宫给他打电话，说：“他认为，我应回到华盛顿来，因为尼克松、米德·奥尔康……想跟我谈谈。”他明白他们的意思：“所以，我就回去了。”第二天上午8时，亚当斯来到自己的办公桌边，等候着打发他走的蒙眼罩和最后一支香烟。【此处以枪毙犯人时的情况作比喻。——译者】

尼克松告诉亚当斯，共和党的大部分候选人和政治领袖为了自保一定会声明与他脱离关系，这会使他无法待下去。奥尔康讲了约一小时，主要讲共和党捐款枯竭和全国委员会内部已有人准备造反的情况。亚当斯面无表情地坐在他的大皮椅上，扬着头，眼睛盯着天花板，嘴里衔着眼镜的一支腿架。最后，他无力地点点头，同意离开白宫。

尼克松在他的《六次危机》中，追述了1958年的选举如何“在公众的心目中实际消除了我在加拉加斯获得的成就，却建立起了一个和我的名字有关的失败的形象”。朋友们劝他避开那次竞选运动，因为共和党是注定要失败的。杜威还说：“你为共和党候选人做的工作实在不少了。”但艾森豪威尔对他说：“我敢拿我一年的薪金打赌，我们不论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都不可能得到胜利。”尼克松写道，总统出于“个人和政治上的考虑”，不愿卷入可能使他以后无法同国会在工作上通力合作的政治斗争中去。因此，“如果必须有一个人来为这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承担主要责任，我是责无旁贷的。”

我决不能袖手旁观，听任我共和党的同志遭到惨败。为了尽一切可能避免那样一场灾祸，我只能不惜拿我的政治威望来冒险，虽然我非常清楚，像1954年一样，我们有可能失败，而且我将因为这失败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我最后总共在25个州进行了全程约2.5万余英里的竞选活动。

这里对共和党竞选运动的性质和总统在最后两周参加竞选时所表现的热忱都略而未谈。尼克松的进攻策略过于狭窄，极其富有党派之争的性质。他警告说，民主党是“社会主义”和“左翼极端主义分子”的避风港。他指责民主党人“采取退却和姑息的政策”，嘲笑“引起战争”的“艾奇逊外交政策”，而为共和党政府的“军事实力和坚定外交”感到欢欣鼓舞。总统一开始十分惊愕，他对白宫的记者说，他对“这类事情”感到遗憾。但因这话激起了保守派的抗议，他又忽然彻底改变立场，转而公开赞扬他的好斗的副总统：“任何人也不能干得比你更出色了。”到10月底，艾克的心情已和尼克松完全合拍。他公开保证，“只要我还是总统，就决然不容许对共产党的侵略行径姑息”，宣称“所谓的导弹差距现正迅速缩小”，并把民主党人称做“政治激进派”和“自命由由派”，“一心只想着……滥花钱——你们的钱。”

在11月4日那天，共和党人的头顶上天塌了下来。他们在参议院失掉12个席位，众议院失掉48个席位，竞选州长的21人中13人都失败了。诺兰落选了，俄亥俄州的约翰·布里克也出人意外地失败了，甚至一向坚定不移地支持共和党的佛蒙特州也给失掉了。这就使得106年以来，第一次由一个民主党人作为该州代表参加国会。尼克松在总结全国选举结果时说：“这是一个已经控制了白宫的党所遭到的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有三个人的竞选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在马萨诸塞州，约翰·肯尼迪的领先票差竟达874608票——比该州任何职位竞选时出现的任何差额都大，也比1958年任何一个参议员获得的领先票差都大。巴里·戈德华特在亚利桑那州和民主党浪潮抗衡却以决定性优势重新当选。甚至更使人有印象的是，洛克菲勒也以压倒多数获胜，领先票数高达50万。一家电视公司的评论员说：“这次选举中的最大得胜者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最大的失败者是理查德·尼克松。”11月9日，纽约的当选州长洛克菲勒乘飞机南去，到他的委内瑞拉的庄园上去休息。在迈克蒂亚机场，六个月前尼克松夫妇受到加拉加斯唾沫洗礼的那个地方，记者问他对尼克松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No tengo nada que ver con Nixon”——“我跟尼克松毫无关系。”

第二十六章 将军可以休矣

门肯曾经说过，新闻学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最后几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在民主党于中期选举大获全胜的六个星期后，阿肯色州一个特别立法委员会揭露，在小石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纠纷中“肯定地证实有共产党的影响”。该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保罗·范达尔森声称，该委员会举行的三天公开听证会，已经使阿肯色州警觉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范达尔森的一个同事满有把握地预言，美国黑人将拒绝参加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煽动的、“由共产党支持的”任何新的示威。他说，种族和平就在眼前了。

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克尔对1959年的大学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他说：“雇主们会喜爱这一代人……他们将是容易驾驭的。再不会出现什么暴乱了。”

这一年的11月，美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反对使用联邦经费在国内外提倡人工节育，认为那种说美国天主教徒会逐渐接受避孕措施的说法是可笑的。

全国广播公司要物色一名面目清秀大方的年轻美国人来抵消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声势，选中了查尔斯·范多伦。此人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名年薪4400元的教员，刚刚在长达14个星期万众注目的联播中最大的有奖问答节目《二十一》中赢得12.9万元。他应聘担任全国广播公司的顾问和《今日》节目的评论员，年薪5万元；他编辑了一本颇具启发性的集子《给母亲们的信》。在他的群众来信中，3/4是来自孩子们的父母和老师的，感激他正在为全国青年树立的光辉榜样。1958年末，当一个纽约州的县级大陪审团开始调查关于问答节目弄虚作假的控告时，记者们都跑到他在格林威治的漂亮寓所。他认为控告荒唐可笑。“我没有得到过任何暗示或帮助，”他说，“而且就我所知，参加这一节目的任何人都也没有得到过。”当记者们追问不放时，他严厉地说：“不停地问这类问题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然而，黑人、大学生、天主教徒和查尔斯·范多伦都将使那些自认为了解他们的人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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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黑人的好斗精神将会消逝的希望，在1960年2月1日突然破灭了。这天，北卡罗来纳州农业技术学院的四名黑人学生走进附近格林斯博罗镇的南埃尔姆街伍尔沃思百货公司分店，买了点零星物品，在小吃部坐下来，要喝咖啡。依照南部地区种族隔离的法律和传统，该店的负责人没有理睬他们。他们默默坐在那里直到关店时刻。第二天清早他们又来到餐台前，这一回又带来了五名黑人朋友。他们称此为“入坐”。一天又一天，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情绪平静，举止有度，不理睬那些在他们面前挥舞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旗帜和向他们弹掷香烟头、嘘声怪叫的白人青年。黑人青年们明确地让人们知道，他们将一直坐到得到他们要的咖啡为止。

如果这只牵涉到这家分店的本地店员的话，那他们是永远不会得到服务的。但是伍尔沃思是一个分店遍及各地的全国性公司，而黑人青年正是指望这一点要起作用的。在北卡罗来纳州，运动扩大到达勒姆、温斯顿塞勒姆、夏洛特、罗利和海波因特；在州外，纳什维尔、查塔努加、塔拉哈西、里士满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罗克希尔的小吃部也都被占据了。在两星期中，黑人们在15个城市的伍尔沃思公司分店进行了“入坐”，在波士顿，来自哈佛、布兰代斯、波士顿等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四百名学生在12家伍尔沃思分店外面设置了纠察线。这使得格林斯博罗的黑人很高兴。紧接着还发生了一些使他们和全国都感到惊讶的事。在沃尔格林、克雷斯、格兰特和利格特【这些都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公司，像前述伍尔沃思公司（总店在纽约）1972年销售额达31亿多元，格兰特公司年销售额也达16亿多元。——译者】的小吃部也都出现了示威者。在新泽西州的恩格尔伍德，同情这一运动的人为支持示威进行了募捐。耶鲁神学院的学生在纽黑文的闹市举行了游行以表示支持。被激怒的廉价商店的经理们，把卖给黑人的咖啡提价到一元一杯，把座位的坐板取掉，并威吓要关掉小吃部。但这都无济于事；示威者用各种新的消极抵抗的方式来对付他们的一切花招。接着运动迅速从小吃部波及社会上一切实行种族隔离的公共场所。在汽车旅店的走廊上“入睡”，在公园“入游”，在公共图书馆“入读”，在电影院“入观”，在赌场“入赌”，在土耳其式浴室“入浴”；而且，当春天来临时，还在只限白人使用的海滩“入泳”。

5月10日，黑人们获得了他们的首次胜利。纳什维尔的六家百货店的小吃部取消了种族隔离，这是除得克萨斯州以外南部各州第一次采取的普遍行动。整个春天，在南部各地都展开了消耗战，使种族界线这里后退一尺，那里后退一码，对顽固分子的压力越来越大。6月5日，黑人的南部地区委员会报告，在九个分散的南北交界城市中的小吃部取消了种族隔离；在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生暴力行动，也没有一个商人因愤怒的白人威胁进行报复性抵制而受到损失。6月23日，弗吉尼亚州的热餐店向黑人开放，这是打进该州的第一个楔子。诺克斯维尔的百货店在7月18日终止了小吃部的隔离。7月25日是黑人欢庆的日子；六个月之前就已是行动对象的格林斯博罗伍尔沃思分店和克雷斯分店，终于取消了种族隔离。同一天，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朴次茅斯区的四家百货店也终止了种族歧视。此后，局势的发展就不那么顺利，死不罢休的极南部准备寸土不让。10月19日，亚特兰大的警察拘捕了由马丁·路德·金率领的51名“入坐”示威者。他们拒绝交纳保释金，被投入了监狱。1960年的伟大的闪电式“入坐”运动过去了，黑人们停息下来巩固自己的战果。但是，甚至阿肯色州的立法当局现在也明白这只不过是暂时的间歇。拥有18871831人的黑人民族正在觉醒。美国黑人终于成了一股显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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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13日星期五下午，天气晴朗，克拉克·克尔终于看到了未来的真相。经过这些年坚持不懈地对加利福尼亚共产党人进行调查之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旧金山的洛可可式市政厅举行听证会。被传讯的人有几名公立学校教员和一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二年级学生，这些人据说都是活跃的左翼分子。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坐满了几辆公共汽车，前来给他以道义支援。他们并没有打算进行示威，在那宁静安谧的日子里，一般大学生都不知道怎样进行示威。他们只不过要求在听证厅有一个坐位。但是会场已经挤满了人。警察拦住台阶上端的大门。有人开始推。一个警察跌倒，后来据说挨了打。警察使用了警棍，接着又使用了水龙。经过半小时的混乱之后，有12人受伤，52人被捕。奥克兰的杰西卡·米特福德在《民族》周刊上报道说：“当前这新的一代大学生几乎完全去掉了整个50年代的冷漠、顺从的标签。”她预言，在未来的十年中他们将献身于“塑造世界的未来”。一个挨了打的大学生对记者说：“我是一个政治上的处女，但是我在市政厅的台阶上遭到强奸。”对全国361万大学生来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信息是一次挑战。忍无可忍的教师们长期以来一直鼓励学生们投入政治活动，现在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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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激荡动乱的几个月里，随着黑人的自尊心和大学生的政治觉悟的提高，促使社会变革的另一手段也出现了。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1960年5月9日宣布已批准使用一种安全的口服避孕药【5月10日《纽约时报》第75版刊登了此事。——译者】。这种以“伊诺菲德”为商标的女用口服避孕药片是芝加哥塞尔公司制造的。该公司声称，此药由1500名妇女进行了四年的试验，证明100％可靠。每月20片，凭处方购买，花10～11美元即可保证不孕。这种控制生育的药物，加上新的避孕器具和增加使用控制生育的外科手术，使妇女逃脱了怀孕的恐惧，从产期开始以后，怀孕的恐惧就成了阻止她们性生活的一种约束。现在她们似乎可以和男人一样随便地上床了。由于成百万的妇女需要这种避孕药，医生的诊所和药房顿时门庭若市。还未曾有过这样多的人不是为了控制疾病而定期服用特效药物。当全国天主教徒家庭生活事务所主任欧文·勒布朗大主教报告说天主教妇女同非天主教徒一样在定期服用这种避孕药时，天主教的主教们感到很是震惊。近至1959年11月，主教们还曾谴责过“某些基督教团体的代表”——指新教的牧师们——不实行节欲。现在，甚至天主教的神甫，而且还有一些任圣职的修女，按照生活中变化了的事实也在重新考虑自己修道的誓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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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查尔斯·范多伦的泥塑形象，开始碎裂。纽约市立大学市政学院的学生赫伯特·斯坦普尔，在输给范多伦以前，曾在“二十一”问答节目中得奖4.95万元，这时他向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弗兰克·霍根和《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谈了他违心的苦恼。他告诉他们，这个节目是一个骗局。他说参加节目比赛的人事先都得到答案，而到他们在观众中的名望开始衰退的时候，就得不到答案，于是只得假装被彻底击败。他曾受命输给范多伦，这个人，和他一样，也曾受过训练，让他在一个对着镜头的玻璃隔音室中，为了表现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怎样做出面部表情，咬嘴唇、擦额汗、结结巴巴。经过节目主持人的排练，范多伦竟能以这样一些绝招使两千五百万电视观众惊愕不止，比如举出仅有的三名累计击中三千五百次以上的棒球球员的姓名（“泰·科布、凯普·安森和……特里斯·斯皮克！”），说出在《茶花女》中咏叹调“我要生活在欢乐里”的歌唱者是谁（“她在由谁举办的舞会正要结束时唱的这个咏叹调……她叫什么名字！女高音。她的名字是……薇奥列塔！”），还要爽爽快快地说出“七个矮子”【童话《白雪公主》中的人物。——译者】的名字（“瞌睡、喷嚏、愚笨、快乐”——停了一下——“那个坏脾气的叫——呵，顽固——博士——呵，怕羞的那一个——叫怕羞！”）。

斯坦普尔和“二十一”问答节目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4万元的挑战”问答节目的其他一些竞赛人，都把他们知道的内情告诉了纽约大陪审团。范多伦在宣誓后加以否认，可是米切尔·施韦策法官则认为当代的民间英雄横遭诽谤，深为激怒，竟以大陪审团调查案卷中所列罪名查无实据而予以封存。在陪审团庭外，范多伦对报界宣称关于他的谎言使他感到“悲痛”和“震惊”。他重申他参加问答节目“诚实无欺……从未受过辅导或指点”。

作伪证的麻烦之处在于犯此罪的人无从知道是否有人能够证明他们是在说谎。惠特克·钱伯斯既然曾把事实真情隐藏在一个南瓜中，说明真情终会暴露，而范多伦也未能幸免。有一个名叫詹姆斯·斯诺德格拉斯的美术工作者，也是“二十一”问答节目的获奖人，他交出了他在参加节目演出前一至三天寄给自己名下收启的几封挂号信，信中装有有关节目的问题和答案。这些挂号信是由众议院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拆封的。先后使伯纳德·戈德法因和谢尔曼·亚当斯垮台的正是这个铁面无私的审讯机构。这些信件证实斯诺德格拉斯揭发属实，委员会接手处理曼哈顿大陪审团搁置下来的工作，开始布置一个圈套，要让那迷人的、落落大方、潇洒自如、出身于书香门第和名牌大学的查尔斯·范多伦自投罗网，先让他宣誓作证然后摆出物证。

他们在1959年10月开始行动。范多伦像前不久的希斯一样摆出一幅被人诬陷的贵族老爷的架势，打电报给小组委员会，断然否认对他进行诽谤的一切控告，宣称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形式的帮助”，并说无论何时小组委员会需要对他讯问，他都会“遵命”。委员会回电邀他自动来到国会议员面前作证，但是，就在这时他却失踪了。正式发了传票，可是送传票人找不到他。在整整六天中美国人都不知他死活。到了第七天，10月14日，经过预先安排，他忽然在纽约罗斯福饭店露面，接下传票，并举行了一次座无虚席的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他说，事件的发展使他非常“苦恼”，因而他请假离开哥伦比亚，同他的妻子一起到新英格兰去，“在那个地区的美丽的10月里……集中一下我的思想。”他不知道他被传讯。记者感到很吃惊。各家报纸和新闻广播都在头条报道这件事，他怎么能不知道传票的？他惨淡地笑着说，出于对美国国会的尊重，在他走上那个“适当的讨论场所”，也就是说走进听证会厅之前，他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评论。

接着11月2日他在听证会上露面，衣着朴素，看得出来并且自己也承认十分紧张。“如果能够改变我过去三年的生活道路，我是几乎不惜任何代价的……关于善与恶，我已懂得很多。但是善恶并不总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我确实是卷进去了，深深地卷进了一场骗局……我几乎使自己相信我所干的，没有什么害处，因为在全国对待教师、教育事业，以及文化生活的态度上，产生了这样好的效果。”

他接着说，后来他终于感到“万分不安”和“极为害怕”。他“多次”乞求节目主持人让他离开。他们答复说将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让我下台。最后，有一位迷人的金发女律师也来参加比赛，节目主持人之一“告诉我……我将输给她。我向他道了谢。”当公众开始获悉问答节目是个骗局时，范多伦说他简直“吓得要死……我就干脆跑掉了……而我主要是要想逃避开我自己”。存在“一条出路，这条路我当然考虑再三，那就是把真相和盘托出”。但是“从感情上说”，这是不“可能”的。后来传票发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妇女写给我的信，她在加罗韦主持的问答节目中看见过我，她说她赞赏我在那节目中做的工作。她告诉我，惟一的自处之道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以补救的方法（当然，她也并不透彻了解我干了些什么），是清楚地、坦率地、真实地承认一切。我恍然大悟她是对的。”范多伦接着说，第二天早上，他鼓起勇气给他的律师打电话。这位律师在听完范多伦所说的全部情况以后说：“上帝保佑你。”范多伦供词到此结束。他放下原稿，转向检察官，向他微笑。

这是荒谬可笑的。迫使他认罪的是传票，而不是一个不相识的妇女。而且，如果他真的对节目感到“万分不安”，那他也无须乎向节目主持人提出让他离开的请求，他只要在节目播放时答错一个问题就行了。小组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成员、纽约众议员史蒂文·德鲁尼安看穿了范多伦的欺诈行径。他对范多伦说：“我不认为有你这样头脑的成年人应当因为讲了真话，而受到赞扬。”可是其他的国会议员接下去恰恰就是这样干的。小组委员会主席奥伦·哈里斯说他要“赞扬”他的坦率；伊利诺伊州众议员威廉·斯普林杰表示希望哥伦比亚大学不要“过早地”解除他的教职；伊利诺伊州另一众议员彼得·马克则说，他相信全国广播公司会原谅他；其他一些人则说他们要为他的“坚忍不拔”以及他那“触及灵魂”的“坦率”说明表示“赞扬”。哥伦比亚大学则别有看法，在五小时后就宣布解除范多伦的职务；全国广播公司在第二天也把他辞退。但是这可不是一个得人心的反应。听证会上的群众全站在范多伦一边，为他和小组委员会中赞赏他的人鼓掌叫好，而对国会议员德鲁尼安的评论则报以冰冷的沉默。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为他被撵走举行了抗议集会。民意测验表明，四个美国人中有三个人认为如果碰到相同的情况，“大多数人”都会像他那样干的。全国广播公司收到的群众来信中，以5：1的多数对他表示支持。

在范多伦和13名其他知名人物刚在纽约被控伪证罪，哈里斯小组委员会又提出了电视节目弄虚作假的新证据。青少年文娱节目中头号唱片播送员迪克·克拉克承认他选播的唱片都使他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这一般被叫做“暗中付回扣”。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约翰·多尔弗实际上是为此事辩护的。他争辩说，这并不伤害任何人，而且如果企图加以控制，便将“破坏我们所珍爱的言论自由”。就在这时，有人发现多尔弗本人就从一个他应负责监督的广播业巨头那里接受了暗中的贿赂。艾森豪威尔接受了他的辞呈。但是，对这件事，公众似乎不以为意。电视观众既然对这类事并不关心，那他们接受1960年那些索然乏味的联播节目也就不足为怪。《剧艺报》曾说，如果说1959年是有奖问答节目年，那么1960年就是西部故事年。这一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八个这样的节目，全国广播公司有九个，美国广播公司有11个——在每周主要的放映时间中总共占了24.5个小时。

沐浴在艾森豪威尔的阳光之中七年之后，全国的舆论制造者，包括曾经支持过总统的人，逐渐感到不耐烦了。早在1958年，《芝加哥每日新闻》就曾经问道：“很多事情都在吵吵嚷嚷。艾森豪威尔在干些什么呢？你所读到的都是关于他在玩高尔夫球的报道。是谁在治理这个国家？”可是，读者们却依然无动于衷。总统在欧洲期间，副总统通过谈判结束了为时116天的钢铁罢工，获得一次个人的胜利。民意测验的结果实际上未受影响，公众也未加注意。新近获得自由的刚果正在可悲的内战中流血，由贡勒上尉领导的老挝叛军推翻了昭·萨松尼特首相的亲西方政府：而一般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两个国家在何处。在国内，报业罢工使纽约的全部报纸停版，发生了一系列监狱暴动，班机上偷带炸弹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中一起是一个财迷心窍的青年放置的，他为要得到他母亲的保险金，把他母亲连带同机的其他所有的人一起都炸死了。根据调查，报纸头几版大都没有人看，读者喜欢的是连环画和体育消息。当卡里尔·切斯曼经过八次缓刑终于在加利福尼亚处决之后，反对死刑的对此也表示反对，但是这种人为数较少，普遍的冷漠感情似乎并未为一连串极为残酷、毫无人性的凶杀所激动。这个时期凶杀事件之一是堪萨斯州的农场主赫伯特·克勒特，连同妻子儿女一家被害。《时代》周刊在1959年11月30日的一期上刊登了关于这一罪行的报道，大标题是“蓄意的谋杀”，这时读者中包括一位名叫杜鲁门·卡波特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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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流行一时的滥调是到处用“什么的”，把这个字眼当做口语中的标点符号。格林斯博罗的黑人在搞“抗议什么的”，罗曼斯就是搞“爱情什么的”，梅特里科尔就是“节食减重什么的”，艾尔弗雷德·希契科克的《精神分析》是“让人惊奇什么的”。几乎到处都可以用得上，但是对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却从没人用过。还不曾有人说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在搞点“外交的什么的”。那样说不大体面，而且也不恰当，因为杜勒斯属于老一辈，属于由身穿燕尾服和条纹裤的外交部长们形成的那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业。他那傲慢的说教和过分简单化的“大规模报复”理论，已经由于苏联火箭突飞猛进而过时。1959年的最初几个月，当他为最后致死的疾病所苦而出入于沃尔特·里德医院的时候，他似乎已认识到他曾殚精竭虑，力图使之永世长存的东西方间的僵持局面，眼看就要无法维持了。他还为之奋斗到底。在他忍着疾病痛苦离开华盛顿做最后一次欧洲之行时，他对朋友说：“如果不是癌症，我认为此行至关重要不能再推迟了。如果是癌症，那么再增加一些痛苦，也不过尔尔。”

他患的确是癌症。每天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接受百万伏X光的照射，或者在丘比特岛上将息在佛罗里达的阳光之下，这位国务卿专心致志地在与死亡进行绝望的战斗，而正在他进行斗争之际，掌管国务的缰绳终于从他手中滑脱了。从外表上看，世界的均势并没有变化。根据条约美国仍然承担着42个国家的防御义务；而杜勒斯，用另一个新出现的流行词语来说，仍然是一个大有神通的人物。美国的社论作者对这位“不可缺少的人物”的“睿智的建议”和“专心致志的力量”表示敬意。英国外交部向他致意，表示“非常难过”，法国外交部对“西方所受的最大可能的损失”表示关注。波恩对拆掉了西方制定政策的车轮上的“一根辐条”深感遗憾。但是这都不过是外交辞令，杜勒斯对此想必也是会料得到的。尽管他通过电话与白宫和国务院保持密切接触，警惕出现任何反对冷战的异端邪说，但是对那些能够察辨各种征兆的人来说（他就是一个通晓此道的人），十分清楚，只等他离开历史舞台，华盛顿和莫斯科就将采取走向缓和的行动。埃米特·约翰·休斯写道，“杜勒斯的攥得很紧的拳头”，即将被“艾森豪威尔伸出的手”所代替。

在共和党中期选举遭到失败的余波中，哈格蒂编纂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展望在1960年选举中，为共和党总统继任人竞选的艾森豪威尔，必须立足于他作为维护和平者的政绩。根据同总统的谈话，备忘录把杜勒斯在雾谷的六年中所反对的一切都当做了争取的目标。备忘录直率地设想，外交上采取灵活态度的时候已经到来。艾森豪威尔－哈格蒂备忘录认为，总统必须作为一名和平缔造者居于国际舞台的中心。接下去，备忘录宣称总统在联合国露面的各种场合，在到包括中立的印度在内的远在天涯海角的各地旅行中，以及在以热情接待的态度对待要他去参加与俄国的赫鲁晓夫的最高级会议和会谈这类建议方面，都必须扮演这种角色。

苏联的总理已准备迎合这类建议。赫鲁晓夫在1959年1月26日欢迎安纳斯塔斯·米高扬副总理访美之行回国时说，“不排除”俄美关系“解冻的可能性”。他说改进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一切可能做的事”，都必须去做，因为热核战争是不堪设想的。在西方有人说赫鲁晓夫“比谁都更害怕战争”，这种说法是绝对正确的。在过去，杜勒斯照例答复说，要举行任何会议都必须由苏联先表现出诚意，而对此他是很怀疑的，因为在他看来，苏联立意要赢得冷战，而不是要结束冷战。但是这一次，另一位政府发言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副总统尼克松说，美国也想要解冻，“因为我们认识到，如果不解冻，我们大家都终将冻结在只有靠核弹才能炸开的坚冰中。”

5月24日，沃尔特·里德医院结束了对杜勒斯临终前的守护，发表公告如下：“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于今晨7点49分（东部夏令时间）在睡眠中溘然长逝。”副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已在执掌国务院工作。他最优先处理的是关于柏林问题的令人厌烦的一连串危机的最新发展。赫鲁晓夫向西方大国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他们不在六个月内撤出柏林，红军就将撵他们出去。按杜勒斯的风格作复，原本会是回敬一份最后通牒，并且显示一下实力，在战争边缘上迫使对方摊牌。而艾森豪威尔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一个谨慎的声明，宣称如果在柏林发生开火事件，那就会是“要阻止我们履行义务。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用武力打进柏林。我们说我们只是将继续履行我们对那里人民承担的责任。因此，如果我们受到阻挠，那必定是别人在使用武力。”赫脱把这个最后通牒作为最高级会议前进行交易的策略手段，而事态的发展，也确是如此。

杜勒斯一进坟墓，事态就以简直有些过分急促的势头发展开来。五周后，6月28日，苏联副总理弗罗尔·科兹洛夫率领一个俄国官方代表团到纽约为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展览会揭幕。7月11日艾森豪威尔亲自函邀赫鲁晓夫来美国访问。在杜勒斯去世整整两个月后的7月23日，美国副总统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为美国国家展览会揭幕，以此作为艾森豪威尔所说的对苏联官员访问纽约的“回拜”。

随后发生的事很难说是对缓和东西方紧张状态的贡献，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使人看透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和理查德·尼克松两人的好斗本能。展览会上最使人感兴趣的陈列是一套有六间房的典型牧场住宅，在中央有一条参观走廊，能让观众看到里边全部陈设。那位苏联领导人对这个样板住宅不禁大为光火。它触到了他的痛处。俄国制造人造卫星是以牺牲消费品生产和对消费者的服务为代价的。展览会的开幕实况在苏联通过电视播放了，赫鲁晓夫感到他有点失策。他摩拳擦掌，而尼克松正是向他应战的人。开幕式也要在美国电视中播放。尼克松一心想当来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且不管哈格蒂对竞选策略有些什么看法，尼克松却有他自己一套计划，其中决不包括在电视上使他自己受气势汹汹的共产党人的欺负。结局便是新闻界所谓的“厨房辩论”或是“索科尔尼基最高级会议”。

辩论开始是在他们停步在样板住宅的光洁漂亮、设备新颖的厨房的时候。尼克松说这是一所典型的美国住宅，几乎任何美国工人都能住得起这样的或类似的房屋。苏联总理昂起头来表示蔑视。

赫鲁晓夫：你以为俄国人会被这个展览惊得目瞪口呆，可是事实是所有新建的俄国住宅都将有这种设备。在美国要得到这所房屋要有钱才行，而在我们这里，你只要生为苏联的公民就行了。如果美国公民没有钱，那就只有权……在人行道睡觉。而你们却说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奴隶！

尼克松：……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展览会使俄国人民惊讶，但是它会使他们感到兴趣，就像你们的展览会使我们感到兴趣一样。对我们来说，多样化，选择权，我们有上千个不同的营造商的事实，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们不愿由一个政府官员在最上头做出决定说，我们只要一种式样的房屋。这就是差别——

赫鲁晓夫（插进来）：就政治差别而言，我们永远不会一致。如果我同意你说的，我就会受到米高扬的引诱。他喜欢辣味汤，而我不喜欢。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意见分歧。

尼克松：谈谈我们的洗衣机各有什么优点，岂不比谈论我们的火箭各有什么威力更好？你想要的不也就是这种竞赛吗？

赫鲁晓夫：（把他的大拇指顶在尼克松的前胸上）：对，我们所要的就是那种竞赛，但是你们的将军说他们强大得很，能把我们摧毁掉。我们也能拿出点东西给你们看看，让你知道俄国人的精神。我们是强大的，我们能打败你们。在这方面，我们也能让你看点东西。

尼克松（用指头指点着赫鲁晓夫）：我认为，你们是强大的，我们也是强大的。在某些方面，你们比我们强大。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更强大……

在放着加利福尼亚名酒的桌子旁停留时，他们作了最后的较量。赫鲁晓夫提议为“和平和废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干杯。

尼克松（没有举杯）：咱们只为和平干杯。

一位站在一旁的俄国人：祝赫鲁晓夫总理长命百岁！

尼克松：我要为这个干杯。我们尽管不同意你的政策，但是我们愿你健康。祝你长命百岁。

赫鲁晓夫（干杯后）：到99岁的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着什么急？

尼克松（最后的话是他说的）：你是说到你99岁的时候你还会当权，还没有自由选举吗？

这是一次奇特的交锋，像是两个好斗的人之间的争吵而不像辩论，双方都力图给观众以比对方更为平和的印象。两个人都有自己造成的不利条件。这位苏联领导人在上千次演说中，塑造了一个充当华尔街走狗的典型资本主义政客的固定不变的粗野形象，而尼克松却与之并不相符。尼克松的不利之处酷似赫鲁晓夫的困难，犹如镜中对影。他心目中的邪恶的共产党头子的原型，在本质上像个稻草人，而其活力则和星期日画刊的纸上精怪一样。美国副总统在辩论上得分多一些，但是俄国总理却显得热情奔放、直截了当，而且也许显得更适合他所承担的角色。尼克松显出是一个喜欢谈思想的人，赫鲁晓夫则像是热爱自己的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维护他们的人。好像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宽容了尼克松的傲慢无礼（他显然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接受了艾森豪威尔要他在尼克松回国后，立即访美的邀请。他以他那假装坦率的态度说道：“我准备把我衣服口袋都翻转过来，让大家看看我是无害于人的。”“在古时候，人们进屋谈判和平时，总把他们的武器留在门厅里。我们现在也应该这样做，不应该磨刀霍霍。”就这样，他悄悄撤销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

※※※

杜勒斯反对这类最高级会议的一个原因，是他担心美国的盟国可能觉得他们会被抛弃。为了使他们放心，总统在8月末飞赴欧洲，以两周的时间分别同康拉德·阿登纳、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夏尔·戴高乐进行会谈。这是一次令人惊异的旅行。在华盛顿，人们很容易忘却欧洲人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所抱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对他的感情没有受到党派界限和意识形态上的侵扰。在他们看来，他是领导胜利的远征军，把他们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和蔼、正直、不唱高调的美国将军。德国人看来也像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样感激。当艾森豪威尔所乘的默塞德斯－奔驰轿车进入波恩时，估计有比该市人口还多一倍的31.5万人排列在路旁，向他欢呼，手持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我们信任你”和“我们仰仗你”。在伦敦，他的座车是一辆鸽灰色的劳斯莱斯。这里几十万人群欢呼“见到你很高兴，艾克”和“干得好，艾克”。当车队进入格罗夫纳广场时，记者们看到他的眼睛里含着泪水，从这个广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指挥联军打败了希特勒。

现在正进入困难时期的戴高乐，本来宁愿巴黎人表现得更节制一些，但那是不可能的。在布尔歇机场，这两位将军出身的总统互致颂辞，接着从人群中发出的“艾克”（在法语中叫成了“夷克”）的欢呼声淹没了一切。在“夷克”逗留巴黎的两天中甚至当他在凯旋门下的法国无名战士墓前放置粉红百合花和红玫瑰花圈时，或是当他在巴黎市政厅对持续的欢呼表示答谢时，这种欢呼声也从未完全停息。他在答谢时说：“激情满怀，舌滞口呆。一句短短的法语，可以表达我的感情——Jevousaimetous（我爱你们大家）。”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举行严肃的会谈是不切实际的。戴高乐确曾提出他的由三国理事会指导北约组织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则应许通过横越大西洋的电话保持更密切的接触，暂时搪塞过去。（“我知道他是一个顽固的人，”艾克对他的一个助理说，“但是，只要他顽固地站在我们这一边，那就一切好办。”）在苏格兰的卡尔泽安堡（他在这里住在有九间房间的一套单元，是苏格兰人民在欧战胜利日后送给他的）度过周末后，总统在9月7日乘机返国。他对欢迎的人群说：“我确信至少在目前一切令人满意。”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美国进行的巡回访问，则将是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又一阶段。9月15日，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机场，苏联大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对着飞机舷梯喊叫：“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在美国土地上向你致敬！”在美国观众惊愕莫名之际，他走下梯级，秃头，粗壮短矮的身材，在黑色上衣上佩戴着三枚小勋章，陪伴他的有腼腆的妻子尼娜·彼得洛芙娜、女儿朱莉亚和拉达、儿子谢尔盖和63名随行的俄国官僚。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们表示了正式的欢迎，随后东道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陪同他们对美国进行了为时两周的导游旅行。

整个说来旅行是成功的。美国人对坏脾气的人是偏爱的，而此公之尖锐泼辣不亚于托马斯·爱迪生和亨利·福特。在对美国企业家发表的演说中，在艾奥瓦州农村的旅行中，在同纽约市长罗伯特·瓦格纳和洛杉矶市长诺里斯·波尔森共进午餐时，赫鲁晓夫表现得机智，自以为是无所顾忌，但是很有人情味，而且决心同他的邻人和平相处。免不得也出过些事。赫鲁晓夫在同20世纪福克斯公司董事长斯皮洛斯·斯库拉斯的争论中赢了他，而在另一次争论中则输给了沃尔特·鲁瑟和他的工会的六名副主席（于是他指责他们是“资本家的代理人”，而且在鲁瑟大笑时他感到莫名其妙）。在好莱坞一个歌舞团为他表演了康康舞之后，这位总理显露出了一副道学家的神态，说这种舞蹈“下流”，而且加上一句，“一个人的面孔总比他的屁股好看。”

在戴维营，这位于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上的总统别墅，赫鲁晓夫表现得最好。他没有说一句咄咄逼人的话，事实上，他说的几乎尽是不着边际的空泛议论。他的慎重似乎就是避开对实质问题的探讨。在他们会谈的第二天的中途，艾森豪威尔向他发出个人的呼吁：“你完全可能使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从而对历史做出巨大贡献。这完全取决于你。”但是这位俄国领导人不肯受约束。他表示欣赏美国的烤牛肉，同艾克一起欣赏一部西部影片，在坐直升机到葛底斯堡访问之后，他称赞了总统的珍贵的黑色安古斯牛群。在目前，他对缓和的贡献就只到此为止。

相处三日后，两位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他们同意普遍裁军是全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应该“重开，以便获得一项符合有关各方意见、有助于维持和平的解决办法”；“一切重大国际问题不应诉诸武力而应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予以解决”；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将于来年访问苏联。

有一阵，报纸都大肆宣传“戴维营精神”。一时间，它几乎像罗斯福－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那样重要。人们认为美苏关系的转折点终于来到。这一切都是幻想。美国总统和苏联总理甚至没有触及在世界和德国前途问题上由于观点不同而产生的基本的和严重的问题。温良的情绪也难持久，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恶化，人们也就不再抱什么幻想。参与其事的人中有的认为在同俄国人举行任何新的会议之前必须打好更加坚实的基础。理查德·尼克松就是其中的一个。

但是，尼克松并不认为这次会谈结果令人失望，证明杜勒斯对举行最高级会议持死硬的反对态度是正确的。全世界各国政治家都已投身于《时代》周刊所说的“新的个人外交的全球竞技”，谁也不愿意再回到过去的冰冷状态。他们经过精心安排的纷纷出游，正在遵循一项导向圆满结局的明确计划。下一步就将是举行被人叫做“西方最高级会议”的一种半决赛会议，参加者将是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阿登纳和戴高乐。这四个人将重申他们保持柏林自由的誓言，并且为他们与赫鲁晓夫之间举行的决赛会议订出共同的方案。

这个半决赛会议12月在巴黎召开。不过，艾森豪威尔的12月之行却并不只限于法国。由于新式的波音707型喷气飞机能大大减少人的劳累，使得个人外交的冒险探索大有可为。西欧各国首都对他举行激动人心的欢迎，激起了他天真的希望，以为向车队欢呼的那股群众热情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转变为持久的友谊和更好的国际关系。抱着这种想法，再加上摆在面前的哈格蒂备忘录，总统决定，他既已出国，不妨也去访问一下意大利、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伊朗、希腊、突尼斯、西班牙和摩洛哥等国的执政者。在他出国作此为时19天、行程1.95万英里、地跨三大洲、行经11国的旅行前，他向全国发表了电视演说。他说：“在执行这次和平和友好的使命期间，我希望增进外国对美国的了解，并更多地了解我们海外的朋友。”

此行是否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值得商榷。但是，它提供了总统颇孚人望的令人惊讶的新证明。在意大利，罗马市民为一瞻他的风采而伫立在滂沱大雨中。在这里，“艾克”叫成了“夷凯”。一位记者在《晚邮报》上写道：“我们欢迎这个人，他对我们讲话，用的是那种植着海洋般广阔的麦田的堪萨斯农夫们的口音，是他出生前不久才往西部拓荒的人的口音。在紧迫的危险面前，他号召‘和平，和平’，讲起来一点也不讲究辞藻。”下一站是土耳其，艾森豪威尔自己说安卡拉对他的欢迎是“我所经历的最盛大的”。75万以上的巴基斯坦人欢迎他到卡拉奇访问。在新德里，他说他被欢迎的群众弄得“完全不知所措”，看来也确实如此：百万大喊大叫的印度人，高举着各种横幅，向他欢呼，有的人喊叫：“艾森豪威尔，和平之王！”他们向他乘坐的敞篷车投掷了大量鲜花，使得他竟站在一英尺深的花朵中。其他各国，都是如此。在德黑兰，欢呼的伊朗人达75万，他向伊朗议会两院联席会上发表了演说；当他对希腊国民议会致词时，50万热情的雅典人聚集在议会厅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元帅在马德里欢迎他时，参加欢迎的西班牙人也有50万；在卡萨布兰卡也有50万人欢迎他。

此情此景使人目瞪口呆却也使人难以理解。在西欧受到的欢呼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但是在他此行访问的国家中，惟一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是意大利，而当时意大利人是站在另一方面的。为什么印度的贱民愿意步行40英里来看看美国总统？为什么阿富汗的部族人不惜花费很多天时间编扎花环放在总统座车的轮前？部分原因似乎在于众口一词赞颂的“和平，和平”。战争到处都被认为是人类最大的灾难，即使从未听到过枪声的人民也有同感。但是这并不是这些令人望之生畏的群众场面背后的全部原因。显然美国远比美国人自己所料想的更受爱戴。反美分子吵嚷得厉害一些，但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看来是赞许和信任美国的。

艾森豪威尔于12月22日返国。这一年的圣诞节是他的总统任期和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顶峰。在一年一度向全国发表的圣诞节贺辞中（这次以28种语言向国外同时播送），他谈到这次旅行：“我的目的是要改善气氛，使外交进行得更加成功；这种外交旨在为所有的人寻求……正义的和平。”他的任务完成得如何，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见分晓。届时，他将和西欧的三位领导人一起在最高级的首脑会议上同赫鲁晓夫当面打交道。此次会议预定1960年5月16日在巴黎举行。

※※※

在50年代末期，《纽约时报》的读者们不时地读到赫伯特·马修斯写的引人入胜的署名报道：一群大胡子的年轻古巴革命者，已在古巴的马埃斯特腊山区莽莽丛林中落脚藏身。他们的领袖是一位身躯魁伟、说话噜苏、三十岁刚出头的律师，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卡斯特罗在1956年圣诞节带着仅仅12个人在古巴登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军队没来得及抓住他们，他们就进了山区，打出了7月26日运动的红黑两色旗。号召古巴热爱自由的人们参加的运动的名称，来自1953年7月26日由卡斯特罗领导对圣地亚哥巴蒂斯塔分子发动的一次冒死攻击。

在开头几年，卡斯特罗的运动在美国是颇得人心的。巴蒂斯塔统治下的古巴是由恐怖分子和腐败官僚操纵的警察国家，这些人靠卖淫业、赌场和侵吞公款大发横财。为了镇压造反的大学生，哈瓦那大学被关闭；持不同政见的人被暗杀；尸体被肢解后送还给父母，或者像垃圾一样扔进沟渠。华盛顿对出现真正民主古巴的前景感到欢欣。早在1958年3月，一切向巴蒂斯塔提供美国武器的活动便已停止。马修斯等美国新闻记者写的都是同情的报道，把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造反者，描绘成要为同胞争取自由和正义，毫无私心，罗宾汉式的人物。记者们错了，但是这种错误在当时是常见的，大部分古巴中产阶级和许许多多对巴蒂斯塔早已憎厌的有影响的古巴军官也犯了同样错误。这就是巴蒂斯塔毁灭的原因。卡斯特罗只有不到两千的大胡子兵来对付4万名装备精良的巴蒂斯塔分子，但是商人和土地所有者资助他，中产阶级也为造反者欢呼，因为造反者大部分也都出身中产阶级——年轻的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如菲德尔、他的弟弟劳尔，以及后来成为卡斯特罗的托洛茨基的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

1958年最后的几周内，在距首都150英里的拉斯维利亚斯省，格瓦拉打垮了3000政府军，攻占了省会圣克拉拉。巴蒂斯塔派遣去的一列车军队，甚至拒绝下车。旧政权末日已到，巴蒂斯塔也明白这一点。他在元旦那天乘飞机出亡。于是卡斯特罗沿着古巴中央公路长驱直下，进行了为时七天行程600英里的胜利进军。菲德尔的官兵举着手枪和冲锋枪朝天鸣放。他们亲切地把领袖称为“El Caballo”（老马）。他是“卡冈都亚”【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在1552年出版的政治讽刺小说《巨人传》的主角，此人食欲惊人，身躯硕大，武功卓绝。——译者】式的人物，在出名之前，就是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他私生活刻苦，不近女色。除了价值50美分的基督山牌雪茄以外，他没有其他个人享受。谁也难让他换掉那一身肮脏的绿军装。

“我对权力不感兴趣，我也不想要权。”卡斯特罗说，“从现在起，人民完全自由了。”他恢复了古巴失去的尊严，使之具有民族特征，铲除了腐败现象，推行了教育古巴儿童和激励他们的父母的庞大计划。有人暗中传播说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他的一般反应是嗤之以鼻。反动派总是把改革者叫做赤色分子。《纽约时报》的马修斯一类的人对20年前反动派在西班牙的做法记忆犹新，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为了表明自己是美国的友邻，菲德尔带着100箱表示友好的兰姆酒飞到华盛顿。他同代理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同吃牛排，共饮香槟——即使在这种场合，他仍穿着那身军装——并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室里同18位国会议员谈过话。他对他们说：“7月26日运动不是共产党的运动，成员大多数是天主教徒。”问到美国在古巴的投资，他回答说：“我们无意没收美国的财产，我们接管的任何产业都将付款补偿。”他是招人欢喜的。当然，也有一点刺耳的音调。在和卡斯特罗进行了三小时会议之后，副总统尼克松写了一份长达12页的机密备忘录，分送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白宫。在备忘录中，他说他确信古巴的新领导人“如不是对共产主义具有不可思议的天真态度，就是受共产党纪律约束的。”但是中央情报局将这备忘录归档了事，国务院置之不理，艾森豪威尔则不屑一顾。本届政府已有点厌烦尼克松那种遍地都是共产党妖魔的看法。

到1959年的春季，美国人才猛然醒悟，夏天美古关系也就日益恶化。当独裁者的名字换为卡斯特罗的时候，看来卡斯特罗对独裁者的憎恨也就消失。他对权力不感兴趣云云也消逝了。他以一种连巴蒂斯塔也会为之瞠目的残酷态度中止了使用人身保障法，在全岛建立起军事法庭，并下令终止已判有罪的被告者上诉的权利。到9月份，他转向左倾。他承认了红色中国，称美国为“以人类为食的……秃鹫”，废除了1952年古美军事协定，并且扬言，量美国佬也不敢侵犯古巴。

7月26日运动的理想主义者和幻想家们被出卖。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遭到挫折而发出的愤怒声震撼了整个古巴。他们有一百多人被监禁，其他人北逃到佛罗里达。其中之一是曾经领导过卡斯特罗的哈瓦那地下组织的激进的年轻工程师曼努埃尔·拉伊。另有两人是著名的自由派：曾由卡斯特罗选任新政府的第一任总理的米奥·卡多纳，以及被遴选出任该政权第一任总统的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其他感到被出卖给赤色分子的人包括一些勇敢的军官，像何塞·佩雷斯（“佩佩”）·圣罗曼、埃尔内多·奥利瓦和马埃斯特腊山区的“7.26”英雄之一乌维尔·马托斯。有些人在第一次听到卡斯特罗背叛的消息时竟然还不相信。他们说除非亲自看到，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有些人确实是亲耳得闻了。奥连特省卓越的年轻省长曼努埃尔·弗朗西斯科·阿尔廷梅博士就听到卡斯特罗亲自概述过他要在三年之内使古巴共产主义化的计划。阿尔廷梅后来说：“我那时才认识到，我是一个打进共产党政府内的民主派。”

这些人同他们视为绝对邪恶的东西是不能妥协的。如果他们不想出卖灵魂，他们就只好逃出美国记者当时所谓的“蔗幕”，以期有朝一日能收复祖国。古巴人自有他们的风格，有些人的逃亡也是很勇敢的。阿尔廷梅就是一例。他先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私函，宣布由于“从你的嘴里听到使古巴共产主义化的全盘计划”，因此决定退出运动。他装扮成神甫，随身携带一本内藏手枪的弥撒书，走进美国大使馆去。在那里他被介绍给一个名叫“威廉斯”的人，此人负责把他藏入一艘往北开的洪都拉斯货船的秘密房舱中。在坦帕码头，迎接阿尔廷梅的是一个高个子美国人，自称是“威廉斯的朋友伯内特先生”。在迈阿密（这里由于很快就麇集了许多难民，简直像个古巴城市），又有另一些威廉斯和伯内特的朋友出面，他们自我介绍为“吉米”、“桑尼”、“西比”、“唐”等等。阿尔廷梅后来发现这些人全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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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自己并没有自认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即便问他们，他们也并不承认。他们编造的说法是，他们受雇于一家决心解决古巴问题的美国大公司。他们的领导人尤其十分注意维持这种假象。他个子很高，衣着豪华，是惟一有名又有姓的特务：“弗兰克·本德”。弗兰克一再提醒阿尔廷梅：“记住，马诺洛，我不是美国政府的人员。我与美国政府毫无关系。我只是为一家要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巨大的公司工作的。”后来，这些美国人还试图给人一种印象，他们的后台是一位古巴的百万富豪。古巴人彼此挤挤眼，开玩笑说那位百万富豪的名字叫“山姆大叔”。很久以后，其中一个人说：“那时我们也真够蠢的，以为山姆大叔在支持我们。他希望秘密地干，那也无所谓，因为他是山姆大叔，而且他是强大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联邦调查局发觉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全都有坐牢的危险。特务们解释说，这就是他们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名实姓的原因。这也被说成是要用黑布蒙眼、传口令、使暗号之类的鬼把戏的原因。美国人惟恐两面特务打进来。古巴人都需要接受测谎器测验，罗沙克测验【瑞士心理学家赫尔曼·罗沙克（1884～1922年）发明的通过所谓“墨迹测验”方式进行的心理测验。被测者须对一大堆无意义的墨迹提出他认为可能的解释，从中分析他的心理活动。——译者】和一位带很重的德国口音、态度和蔼、戴眼镜的精神病学者（他叫“马克斯”）长时间的盘问。测验合格的人就派出执行神秘任务——举个典型的例子，要求他们当中某个人飞往纽约，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以“乔治·林戈”之名登记下榻，然后按照一连串别人打来的电话行事——直到美国人消除怀疑。

审查合格的人被分成两组。年纪轻一些愿意参加实际战斗的人，编成一个旅——后来一直被称做La Brigada（旅团）。年纪大一些的在迈阿密组成一个联合政治阵线，以后准备接替卡斯特罗的政府。这“阵线”的实际作用，就是把什么秘密都泄露出去了。不过，有关那些年轻战士的情况则泄露不多，因为它自己知道的也有限。其实泄露了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如果有人告诉卡斯特罗这支要去攻打他的小小部队的实际力量多小，他也不会相信。他估计这支部队大约两万多人。可是迟至1960年11月，实际只有450人，而且从未超过1200人。为了有人被俘时，欺骗敌人，军人编号是从2500开始的。有一名新兵在训练中死亡，这个旅就以他的编号2506作为自己的番号。旅徽的图案就是在一个十字架上压着2506这个数字。他们的符号和战旗也都用这种徽记。

后来，特务们的伪装被揭穿，大家才知道行动计划完全是按照华盛顿最高级命令行事的。负责日常监督工作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全面计划来自一个叫做“特别小组”的机构——由白宫、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官员组成的高级指挥机构。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他知情，而且当卡斯特罗在1960年3月17日拒绝艾森豪威尔政府为达成一项谅解所作的最后努力时，总统批准训练古巴流亡者以备用来反对卡斯特罗的意见。

“古巴旅”行动的许多细节，简直好像出自当时日益畅销的伊恩·弗莱明所写，以詹姆斯·邦德为主人公的一本离奇的间谍小说。负责监督流亡者训练的美国军官都借自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大都是一些老兵。他们往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得过勋章、勇猛有余、智谋不足的人。训练地点的选择看起来几乎是毫无计划的。起初由一个古巴人出面用中央情报局通过弗兰克·本德给他的钱租下了墨西哥湾中的名胜乌泽帕岛；古巴人舒舒服服地住在乌泽帕乡村俱乐部，其中一些高尔夫球爱好者因之提高了球艺。随后，一架C－54型运输机把他们运到了巴拿马运河区古利克堡美国陆军丛林战训练营。原本不让他们知道他们究竟在哪里，但是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教官丢下一张巴拿马市的报纸，而且从训练营地的一个小山头上看去，运河也清晰可见。

经过了八周的游击战课程之后（他们被告知，学到的这些技巧，将用以训练一支古巴解放军），他们再次转移，这次是到危地马拉。在这里，也是不想让他们知道身在何地的。在离开巴拿马时，他们只知道目的地的代号是“小农场”。在两辆大轿车把他们从危地马拉的圣何塞机场运出后不久，他们就知道代号之所指了。受训者原都是些阅历丰富的人，很多曾周游各地。鹅卵石街道，印第安人村庄中肮脏的房屋，一看就是中美洲景象；再加上大量美国势力的标志——公路两旁“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广告牌，以及许多售卖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美国石油公司或美孚石油公司石油的加油站——这只能说明是在危地马拉。不久大轿车开始爬上环绕的群山，穿过热带簇叶，这里是危地马拉濒临太平洋岸的马德里山脉。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大咖啡种植园，是危地马拉驻华盛顿大使的兄弟罗伯托·阿莱霍斯的地产。在危地马拉总统米格尔·伊迪哥拉斯同意装聋作哑之后，阿莱霍斯允许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使用种植园的一部分进行训练（作为这次行动的肮脏后果之一，伊迪哥拉斯坚持说美国曾经同意支持他在英属洪都拉斯的领土要求；华盛顿对此极力否认）。这个营地命名为特拉克斯基地。训练地点刚好在种植园里最不合适的一部分土地上，这已成为这次行动计划的特点。从基地的总部望去，可以看到仍然在活动的圣地亚吉托火山，而且营地的土地就是火山喷出的熔岩，有些地方，厚达六英尺，一下雨就变成一锅稀粥。那年的雨量又是人们记忆中最多的一年，于是那些古巴人许多时间是在烂泥中打滚。

在这个时候，他们有些人开始对中央情报局的无所不能公开表示疑惑了。另一些人把他们的意见压了下去。大多数人对他们的美国佬顾问完全信任。他们设想，这些曾打败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强大的征服者一定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也同意，“古巴旅”的力量很小，但是卡斯特罗毕竟也不过是以仅仅12个游击队员开始发动7月26日运动的。在那时，拿他们自己同卡斯特罗之间作这种类比倒还可以说得过去。中央情报局的顾问计划把他们分成一些游击小组，分别进行训练，以便渗透到古巴的六个省份去。他们准备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行动，最后期限是9月19日。这计划本来也许能成功。即使遭到挫折，后果也承担得起。被打败的丛林游击队员通常都能分散逃逸。失败也留不下什么痕迹。卡斯特罗将很难证实他们是美国支持的，而他们日后还可再回去战斗。

8月，华盛顿的特别小组开始怀疑在新古巴建立游击部队是否明智。卡斯特罗的军队比巴蒂斯塔的军队强大得多，国务院估计他拥有40万军队和民兵，十倍于巴蒂斯塔的兵力。再从马埃斯特腊山区发动一场漫长的丛林游击战看来已无可能。此外，卡斯特罗的军队已由莫斯科和北京的新朋友极好地装备起来，国务院的研究材料估计他们已送给他2.8万吨军用物资。更重要的是，卡斯特罗的海岸哨兵和航空观察员的戒备和部署表明，他已从巴蒂斯塔在这方面曾经犯过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因此现在要用空投来供应游击部队将极其困难。

如果这些理由是站得住的——次年发生的事件证明果然如此，非常正确——那么看来就应该劝阻他们别去进行任何军事远征。但又不是如此；在华盛顿指挥这项行动的人开始把宝押在两栖登陆上，由古巴人驾驶美国军用飞机对该旅登陆提供战术上的空中支援。有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从舰艇登陆进攻曾经非常有效，麦克阿瑟以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仁川登陆，便破坏了北朝鲜的供应线。似乎没有人向特别小组指出：“古巴旅”的规模只等于一个美国步兵营，而过去进行重要的两栖登陆使用的兵力从未少于九个营，而且还有炮兵、空中优势和一支舰队作后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次从舰艇登陆进攻的冲绳之战，使用舰只达1200艘。

华盛顿自信已操胜券，放弃了进行游击活动的计划，确信只要“古巴旅”建立起一个滩头阵地，全古巴就会聚集到它的旗帜之下。中央情报局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总部在发给特拉克斯基地的一封长电中，命令将丛林游击队员的数目减至60名，并让危地马拉的特务们对其余的人“都只发给常规武器并普遍和进行常规训练”。古巴人体会这道命令的用意是，等他们一上岸，一支美国军队就会跟在他们后面登陆。他们推想，只有这样，这种改变才有道理。中央情报局的顾问们不仅没有纠正他们的想法，而且领导人“弗兰克·本德”还对佩佩·圣罗曼及其同伙古巴军官说，他们“将会得到海上、空中甚至水下的掩护”。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全都对新计划热烈拥护，而且从那以后，他们表示，任何对胜利表示怀疑都是软弱的表现。弗兰克·本德竟至认为这件事比他对美国总统的忠诚都更为重要。他对佩佩·圣罗曼说，华盛顿的某些要人正试图取消这次入侵，可以相信，这类命令可能来自白宫。“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说，“你们就到这里来，做出把我们这些顾问监禁起来的样子，把我们全抓起来之后，就把整个计划执行下去。”为了让那些莫名其妙的古巴人懂得他的意思，他还作些具体指示。他解释说，有必要在每一个中央情报局顾问的房间门口配置一名“古巴旅”的武装人员，切断他们与华盛顿的通讯联络，然后自己去执行入侵计划。他会告诉他们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离开特拉克斯基地前往集结地。他大笑着说：“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

毫无疑问，弗兰克在华盛顿的上司对此毫无所知。像一切和这次行动有关的人一样，他们直到很久以后，才通过许多零星材料弄清真相。事实上，白宫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哈瓦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在弗吉尼亚的艾伦·杜勒斯、危地马拉的弗兰克·本德、五角大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迈阿密的“阵线”，以及在马德里山下的咖啡种植园受训的勇士们，全都弄得糊里糊涂，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通讯联络是不灵的。特别小组竟没有把改游击战术为两栖登陆的行动计划报告艾森豪威尔。“古巴旅”仍然相信他们只不过是一次入侵行动的先头部队，而“阵线”则一直认为美国人曾经说过，少于五千兵力是不会发动进攻的。

中央情报局力图招募尽可能多的战斗人员。每人每月薪饷175元，妻子还可得50元，每个孩子另有25元。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影响保密。消息传出，远近皆知。卡斯特罗经常预言“雇佣军”入侵迫在眉睫，但是古巴人民无须乎他来告诉他们，最下层的砍甘蔗的“瓜希罗”（古巴农民）知道反革命分子们要来了。关于“古巴旅”的文章已经在危地马拉市的《时报》上刊出，而且为大多数西班牙文报纸所转载，其中有几家还在古巴发行。新古巴的民兵们睡觉时身旁放着步枪，炮手在大炮旁边睡觉。

美国人可以从英文报纸《迈阿密先驱报》和《纽约时报》读到这方面的报道，虽然一般说来，美国人对这即将发生的战斗并不像古巴人那样关心。他们知道那边正在进行某种活动，但是别的一些事情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将要受到入侵的反正不是他们的国家。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关于民主党总统提名的戏剧性的斗争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即将来临的白宫生涯的高潮——意义重大的巴黎最高级会议和接踵而来的访苏之行。特工人员的先遣小组已在爱丽舍宫对安全措施进行检查，可是，5月1日，预定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前16天，忽然一架奇怪的飞机出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这个地方是乌拉尔山区中的一个工业综合基地，在俄国边境内大约1200英里处。像危地马拉的古巴旅一样，这次飞行也是中央情报局行动的一部分；这架飞机是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按照中央情报局的要求特制的，它的正式型号是U－2，很快全世界就都称之为“间谍飞机”。

※※※

U－2型飞机色黑，机身长，尾巴高，翅膀宽，装有一具涡轮喷气发动机，驾驶员座舱仅容一人。严格说来，它并不是军用飞机。机上没有任何炮火装置，只有透过机身下面七个舱孔对外拍照的灵敏的红外线摄影机。这些摄影机能把宽125英里长3000英里的地面景物全拍摄下来，可供洗印成4000张双幅照片。照片的清晰程度，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照片经过高倍数放大后，判读人员可以认得出飞机在九英里或十英里高空拍摄的报纸的标题。其他的装备能够从空气中测验出进行秘密核试验的证据，能够测定俄国雷达的效能。U－2飞机靠飞行高度作为防护手段。由于充分利用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学方面的成就，U－2飞机能在很高的高空保持有效的续航能力，并据信超出苏联雷达的探测范围。总之，它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精密的侦察装置。在五一节驾驶该机的驾驶员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鲍尔斯属于新的一类寻求冒险的职业军人。他从事飞行，不是出于爱国，而是为了金钱。对他来说，飞行是一种职业，而且是很好的职业。靠这差事他每年能挣3万元，而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之前，他们夫妻总收入每年才只有8400元。那已是四年前的事，那时他还是一个27岁的空军中尉。他身材粗壮，加上留个平头，看上去很像职业足球运动员——也许是个防守型的边卫，肯卖力，靠得住，可是没有什么头脑。

然而，鲍尔斯并不愚蠢。那年年初，他还曾询问一位情报官员：“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有人掉在俄国境内怎么办？那个国家那么大，要走到边境，可他妈够走的。在那里有没有接头的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几个名字和地址？”据鲍尔斯说，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虽然这种所谓的“越空飞行”当时即将进入第五个年头。鲍尔斯得到的回答是：“不成，我们提不出。”鲍尔斯还不肯罢休：“那好吧，假定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一架飞机坠落，驾驶员被俘。他应该怎么说呢？具体地讲，他应当说多少呢？”按鲍尔斯记忆，那位情报官员的原话是：“你照实全说算了，反正他们会逼得你全说出来的。”——迄今还没有人对这种说法出面更正。

这种事最荒唐的地方，还决不仅在于没有事先安排的托辞。1956年，“越空飞行”开始时，谢尔曼·亚当斯已在白宫，他完全知道，没有一次“越空飞行”不是经过总统批准的。鲍尔斯出事之后，他对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问题。艾克说：“你说得对，这个决定是我做的，过去一切这类飞行，事先我都知道，并且亲自批准。他们把这次越过俄国上空的飞行计划送来的时候，我认为不过是已经确定的情报政策之内的几个行动计划中的一项，也是批准了的。我丝毫不曾想到它对于最高级会议或对我即将进行的莫斯科之行可能会有什么影响。除非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这事原本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艾森豪威尔无疑是相信这一点的，但是这一点并不真实。有些情况是意想得到的，至少也是在应该细加考虑的可能范围之内的。鲍尔斯最后这次飞行并不是一次例行飞行。这是在长时间停止飞行之后又开始的两次“越空飞行”中的一次，而且是第一次企图飞越苏联全境。鲍尔斯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个美国基地出发，要飞行3800英里，最后到达挪威的博德。从一个国家起飞，在另一个国家降落就需要两组地勤人员。这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认为值得一试，是想到如果U－2飞机能比过去更深入俄国国境，就有可能飞越过去从未拍过照的重要目标。

U－2飞机的驾驶员们，对于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机揣测纷纭。一种推想是：俄国人当时已接近于在导弹制导方面取得突破，因而中央情报局力图抢先把尽多的目标拍摄下来。另一种推想是：艾森豪威尔在坐下来同赫鲁晓夫谈判之前，需要掌握一切能弄到手的最新资料。还有一种推想是：行将同俄国人达成的缓和协议会使得以后不宜于再进行任何隐蔽的活动。飞行员完全意识到自己参与的是见不得人的活动。猜想苏联雷达已发展到足以追踪他们的疑虑，在飞行员中一直有增无减。他们还讨论过发生各种机械故障的可能性。鲍尔斯就曾说过：“在要害的地方，一个螺丝钉松了，就能使飞机栽下去。”事实上，这种情况也发生过。前一年秋天，一架U－2飞机就曾在东京附近迫降。一位日本记者经过调查后肯定这飞机是执行间谍任务的，并在随后一期他的刊物上详细报道了这件事。

设计人员知道这种飞机要冒的风险是非同寻常的，因而给它装上了及时自毁的机械装置。后来为了进一步保险，又给装上了一种被称为“庄稼汉”的迷惑雷达侦察的装置。尽管对待鲍尔斯提出的应如何对付意外情况的问题的那个情报官员的态度颇为草率，但是对于迫降的问题，倒也不是未加考虑的。指挥“越空飞行”小组的空军军官威廉·谢尔顿上校曾告诉鲍尔斯，如果在他飞越苏联摩尔曼斯克地区的坎达拉克沙城时，发现燃料不足，可以抄近飞往芬兰和瑞典的备用机场。谢尔顿还补充说：“降落在任何地方都比降落在苏联好。”

中央情报局甚至考虑过坠机驾驶员是否自杀为好。显然，情报局那时还没拿定主意，只好由飞行员相机决定。氰化剂药片是现成的，谁愿意要都可以带一些，后来还让他们看到一种看起来很像是个吉祥锁的小玩意儿。这是一枚带有金属环的银元，可以固定在钥匙链或项链上。金属环拧下来，里面是一根直针，这针其实还是一个外鞘，拔开，便露出一枚细针。靠近针尖有一些小槽，槽里是带黏性的褐色的物质——马钱子毒剂，轻轻一刺立即致命。大多数驾驶员，包括鲍尔斯都既不想携带氰化药片也不愿要马钱子毒剂，可是鲍尔斯准备最后一次飞行时，谢尔顿上校问他：“你要那银元吗？”鲍尔斯改变了主意，他想这枚毒针也许能当武器来用。“好吧，我要。”他说着，顺手放进他飞行衣的口袋里。此外他还带上刮脸用具、便服、半包过滤嘴香烟、妻子的照片、若干德国马克、土耳其里拉和俄国卢布、若干金币、手表和戒指（以便在需要帮助时用以行贿或和人交换）、大约100元现钞、若干美国邮票、一份国防部身份证、一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证件、各种仪表检验证、美国和国际通用汽车驾驶执照、兵役卡、社会保险卡，以及印有美国国旗的招贴，上用俄文等14种文字印着“我是一个美国人”字样。很久以后，鲍尔斯回忆说，他被俘后，有人问他是不是美国人，他说：“当时要否认似乎没有意义。”

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的设施简陋得出奇。飞行员全睡折叠床，自己热军用罐头吃。好在他们不常到那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土耳其阿达纳附近的美国空军基地打扑克牌或闲逛（那时候，闲谈中一个最使人感兴趣的话题是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和会议将如何消除世界的紧张局势）。到1960年3月，他们都烦躁起来。将近两年，飞行的次数急剧减少。而飞行次数越少，对下一次飞行就越感恐惧。后来，在长时间停顿之后，1960年的两次飞行确定在4月进行。鲍尔斯是4月9日第一次飞行的后备驾驶员。这次飞行进行得很顺利，第二次飞行就该轮到鲍尔斯了。

鲍尔斯一到巴基斯坦，就发现事情很不顺心，他得知：留作这次飞行用的那架最好的U－2飞机，已停飞进行维修检查。他这次飞行只好用备用的U－2·360号。这是个坏消息。360号是一架蹩脚货，他们叫它“癞狗”，经常总好出点毛病。最近的一次是油箱故障，有时不往发动机里供油。谢尔顿上校所以授权鲍尔斯必要时在芬兰或瑞典着陆，就是因为想到油箱不可靠的缘故。

如果油箱供油正常，其他也一切顺利，鲍尔斯的整个航线就会像个大“之”字形。他从白沙瓦起飞之后，本来将横越阿富汗和喜马拉雅山的支脉兴都库什山，在斯大林纳巴德附近进入苏联。然后，他得飞越咸海、丘拉坦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阿尔汉格尔、坎达拉克沙和科拉半岛上的摩尔曼斯克；在穿过苏联之后，他还将飞越巴伦支海和挪威的北海岸，最后到达博德基地——其中包括世界上最荒凉的一些地方。这次飞行大约要九个小时。整个航程的3/4，即约2900英里，将是在苏联境内。起飞之后，他将终止与流动空勤调度官的无线电联系。此后在整个航程中也再不能发出任何声响。鲍尔斯说，那实在“令人感到寂寞”。

过了令人不安的三天，这次飞行仿佛永远也不会进行了。华盛顿对于下达最后指示一直哼哼哈哈。最后终于确定4月28日星期四为出发时间。于是谢尔顿上校、鲍尔斯同18名其他专业人员和机组人员从土耳其飞到了白沙瓦。鲍尔斯在星期三下午4点钟睡觉。星期四早晨2点钟，他被人叫醒，接到通知说起飞时间推迟24小时。第二天夜里，又是如此。这一次他已起来，在“受免费招待”——呼吸氧气，可是又传来再等24小时的命令。星期六，是第三次延期24小时。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有人下不了决心。

最后，5月1日，星期日上午5点半，鲍尔斯终于爬进飞机做飞行前的检查。可是，又继续拖延时刻，原定的起飞时间是上午6时。到了6时，没有起飞的信号。座舱里酷热如暑，谢尔顿上校跑来解释时，鲍尔斯的长衬衣裤已被汗水浸透。他们是在等待白宫的最后命令。这种事过去从来没有过。过去，驾驶员进入座舱准备出发之前，总统批准的命令早已到来。为等命令又度过了令人难熬的20分钟。最后，鲍尔斯终于得到了绿灯信号。他的飞机咆哮着离开了地面，在升入高空之后，他立即按条填写飞行日志：机号，360；架次，4154；以及起飞时间。当地时间是上午6时26分，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是1时26分，华盛顿时间下午8时26分。在莫斯科，当时是凌晨3时26分。

飞机进入苏联领空时，云层极厚。这倒没有关系，中央情报局对这地区并无兴趣。咸海上空无云，他朝下看，看到一架单引擎喷气机排出的一道白色的尾烟，在平行的航线上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过了一会，他又看到一条尾烟，这次的方向与前相反。可能仍是同一架飞机。他猜测苏联的搜索雷达已在屏幕上发现了他，派出了巡逻机。他并不惊慌。那两道尾烟在他下面很远，俄国的驾驶员不可能看得见他。

向东飞行了大约30英里，来到俄国的卡纳维拉尔角，丘拉坦发射场上空，朝下望去，可以看到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台。他拨动开关，打开各架摄影机。前面的云层又增厚，他把摄影机关掉。在车里雅宾斯克以南五十英里的上空，无云，他清晰地看到一度被视为欧亚分界线的乌拉尔山脉，顶覆冰雪。就在这时，飞机开始出了毛病，自动驾驶仪严重失灵，机身朝上倾斜。他关掉自动驾驶仪，人工操纵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动自动驾驶仪。飞机还是倾斜。他考虑要返回巴基斯坦去——在无法完成飞行任务的情况下，驾驶员有权决定。但是他已经进入苏联国境1300英里，而且往前飞能见度又极好。他决心用手操纵继续飞行。越过一片庞大的油库区和一处综合工业区，他侧转机头向苏联的鲁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方向飞去。在这里，他在6.5万英尺的高空又侧转90度向北飞去。他又逐项填写飞行日志：高度、时间、速度、废气温和引擎仪表数据等，突然感到什么东西轰的一声撞击机身。飞机猛然向前一颠，一股眩目橘色的火光冲进座舱。

那时，在白宫大约是午夜后半小时。在克里姆林宫是清晨7点半。鲍尔斯想：“老天爷，我这回是碰上了！”

一经失控，飞机开始下冲。他伸手要去打开自毁装置的开关，又改变了主意，想先取得使用弹射舱座的位置。可是他未能实现，金属座舱罩的横杆老别着他的腿。这样弹射出去，两条腿就保不住，会有膝盖上边三英寸的地方截断。这时，他已下落到3.4万英尺，而且还在迅速下降。一闪念间，又想到自毁开关，但是他首先得解开安全带，谁知解开后，重力把他半个身子拽出了机舱。而输氧管又把他拉住，他忘了把输氧管拔断。恐慌中，他连踢带滚总算挣脱了身子，飘浮在空中，正想拉开降落伞，忽然感到猛的一抖。在1.5万英尺处，降落伞已经自动张开。突然间他看到飞机从身边掠过。机身完好，疾速下落。他想到了那枚银元。他把那金属环拧开，拔出那根自杀用的细针，考虑要不要刺自己一下。但他还是把它塞进了口袋。他想要活下去。

※※※

那天是星期天。到了星期四，尼基塔·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做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报告。在报告末尾，他谈到U-2的一段话，引起了长达两个星期的轩然大波。

苏　联　　　　　　　　　　　　美国和盟国

5月5日　　赫鲁晓夫说：“我有责任　　　　　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

向大家报告美利坚合众国的…　　　局宣布，一架气象观察机在驾

…侵略行为。”宣布俄国的炮　　　驶员报告供氧设备发生故障

手在苏联上空击落一架美国飞　　　后，在土耳其上空失踪。还

机，但未说明地点。指控这一　　　说，驾驶员可能飘落越过俄土

行动的使命是“旨在破坏最高　　　边境。

级会议的侵略性挑衅。”谨慎

地避免指责艾森豪威尔本人。

5月6日　　　　　　　　　　　　　　　　　　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

说：“绝对没有——没有蓄意

侵犯苏联领空的意图，也从来

没有过这种意图。”国家航空

和宇宙航行局确认该“气象观

察机”驾驶员是弗朗西斯·鲍

尔斯。这正是赫鲁晓夫等待的

消息。

5月7日　　赫鲁晓夫告诉最高苏维　　　　　　国务院承认昨天撒了谎。

埃，鲍尔斯被俘时“活蹦乱　　　　说从苏联拒绝艾克于1955年在

跳”，俄国火箭从6.5万英尺 　　　日内瓦提出的“开放天空”建

高空把那架U－2飞机击落，当　　　议后，便已开始这种“监视”

时这架飞机已距苏联－阿富汗　　　飞行。

边境1300英里。他说，鲍尔斯

已经完全供认。

5月8日　　　　　　　　　　　　　　　　　　这次飞行时间的安排，美

国撒谎被揭穿的事实，以及关

于美国总统对如此重大之事竟

不知情的暗示等，均使盟国感

到惊愕。

5月9日　　赫鲁晓夫警告说，苏联火　　　　　国务卿赫脱说，艾克批准

箭将对允许美国间谍飞机利用　　　飞行计划，但具体的飞行无须

其本国领土的国家进行袭击。　　　总统批准。U－2飞机的飞行将

继续进行。

5月10日 　苏联对U－2飞机的行动正

式提出抗议，并声明鲍尔斯将

受审判。

5月11日 　赫鲁晓夫在U－2飞机残骸　　　　　艾森豪威尔总统承认U－2

展览会上讲话说：“我要是欢　　　飞机的飞行应由他个人负责。

迎一个向这里派遣间谍飞机的

人，俄国人民会说我是疯

子。”

5月12日 　　　　　　　　　　　　　　　　　艾森豪威尔对国会议员

说，除非邀请被撤销，他仍然

计划飞赴莫斯科。

5月14日 　赫鲁晓夫到达巴黎时保证

他将努力使最高级会议获得成

功，这使最高级会议可望如期

进行的希望有所增长。

5月15日 　赫鲁晓夫说，除非美国停　　　　　艾森豪威尔说，这类飞行

止一切U－2飞机的飞行活动，　　　活动已经停止，以后也不再恢

对过去的“侵略行为”表示道　　　复。

歉，并惩办对这类飞行活动负

有责任的人，他将不参加最高

级会谈。

5月16日 　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

戴高乐总统和哈罗德·麦克米

伦在巴黎的爱丽舍宫举行最高

级会议的开幕会。气氛冷漠。

赫鲁晓夫发言。态度傲慢　　　　　艾克面色阴沉，他说越空

粗野。他提议最高级会议延期　　　飞行的事，已经过去，但赫鲁

六个月，谴责艾克的“奸诈”　　　晓夫的“最后通牒”，美国不

和“强盗”行径，并撤销邀请　　　能接受。

艾森豪威尔回访俄国。

赫鲁晓夫傲慢地走出爱丽　　　　　艾森豪威尔返回美国驻巴

舍宫，使艾克争取缓和和世界　　　黎大使馆，气得发抖。

和解的希望成为泡影。

5月17日 　赫鲁晓夫抵制会议。他的　　　　　戴高乐和麦克米伦尽最后

一名助手打电话给爱丽舍宫，　　　努力企图挽救会议。下午3时

询问艾克是否准备为U－2事件　　　正，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和麦

道歉并惩办有关负责人。　　　　　克米伦聚会，举行大会的第一

次工作会议。

艾森豪威尔说：不道歉，

不惩办。

下午5时正：最高级会议终止。

5月18日 　在有三千人参加的嘈杂混

乱的记者招待会上，赫鲁晓夫

谴责美国“像小偷”，“像海

盗”，而且是“怯懦的”。宣

称苏联将和共产党东德单独签

订条约以解决柏林问题。

5月25日 　　　　　　　　　　　　　　　　　美国空军参谋长托马斯·

怀特将军说，U－2赌博是没有

必要的，如果他事先知道，他

一定会建议在最高级会议前中

止这种越空飞行的。

在归国途中，艾森豪威尔在里斯本着陆：他有意选择这一特殊时刻来向年逾古稀的葡萄牙独裁者安东尼奥·德·奥利韦拉·萨拉查致敬。在克洛斯宫造型美丽的花园里散步时，他看到一个美国记者，拿着一些法国钱币，懒洋洋地向喷泉里投掷。总统无精打采地问他：“你就是这样避免闲得慌吗？”

“不，总统先生！”记者回答说，“只是为了讨个吉利。”

艾森豪威尔转身走开时说：“那你最好为我们大家多投几枚吧。”

但是，总统还是摆脱不了那U－2事件引起的晦气。美国最强大的亚洲盟国日本，原定是他这次个人外交征途的最后一站。如果最高级会议进行顺利，那这次日本之行将会多么光彩。现在此行反成了为挽救总统威望的最后机会。然而连这一点也落空了。谁都知道日本是U－2越空飞行的亚洲基地。现在就有三架这类臭名昭著的间谍飞机停在那里。日本左派分子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启示，于是借此制造骚乱。6月11日，吉姆·哈格蒂为安排这次访问飞抵东京羽田机场。像尼克松在加拉加斯一样，他侥幸逃脱了性命。2万群众把他和小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大使围困在汽车中一个多小时，后来不得不用海军陆战队直升机把他们解救出来。

艾森豪威尔这时已到达马尼拉，而日本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决议请他为了个人安全避而不去日本。艾森豪威尔感到难堪，只得转而访问台湾。第七舰队出动了125艘舰艇和500架飞机护航。军舰以每小时30多海里的高速破浪前进，倒不是怕让蒋介石久候，而是担心遇上不友好的潜艇。在中国大陆上，北京电台咒骂总统是“瘟神”。为了给他点颜色看，中国人用多年来最猛烈的炮火轰击了近海岛屿金门。隆隆炮声，在第七舰队的舰只上清晰可闻。爱挖苦的记者们恭维说，从来没有哪一国的元首像他这样受到8万发礼炮致敬。

艾森豪威尔6月27日返抵华盛顿，结束了这次旅行。他为了寻求和平，仆仆风尘历时一年半，行程6万英里，结果空手归来。面对残局，追根溯源，他满面倦容地说：“归根到底，共产党人干事总像共产党人干的。”埃米特·约翰·休斯哀叹地写道：

在他那异想天开的全球旅行中，曾经指望政治收获的一线光明，现已一去不返了。他毫未吝惜自己的精力和威望，换来了人民群众的回报——成百万的人纵情放声欢呼，成百万的人彩旗挥舞。辛苦聚敛的政治资本都投在巴黎、东京两地，冀有所获，现在，却连老本也丢个精光。

※※※

冷战的乌云又开始从各条战线聚拢。到苏联去旅行变得很困难。柏林的查理检查哨一再出事。在最高级会议的瓦砾清除以后，整个春季一直进展顺利的东西方十国裁军会议，又在日内瓦复会，可是，苏联首席代表瓦列里安·佐林用了一个半小时对西方进行指摘，然后退出会场，会议也就散掉了。7月，俄国人在公海上空击落美国RB－47侦察机一架；美国提出要求联合国对此事进行公正调查的提案，又遭到俄国人的否决。

接着，在8月，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已告结束，美国稍得安宁，而这时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却在莫斯科被判处间谍罪，使美国人又重温U－2事件所带来的难堪。鲍尔斯降落的地方是个很大的国营农场，农场工人缴下他的手枪，把他看管起来，直到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即秘密警察——的官员到来，把他押送进监狱。他在苏联法庭上说，他知道由于他的飞行，最高级会议和艾森豪威尔预定对苏联的访问均被取消，并且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他说：“我不幸对此事有所影响，实在感到痛心。”他被判处十年徒刑。【17个月之后，俄国人用鲍尔斯换回被美国法院判刑的、苏联间谍鲁道夫·艾贝尔上校。洛克希德飞机公司雇用鲍尔斯担任试飞驾驶员，直至1970年把他解雇。——译者】

总统任职的最后几个月，常显得非常沉默，若有所思。本届政府的开支，使得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政府资金刺激经济的计划都显得微不足道——政府的全部开支，包括国家和地方开支，现已高达1700亿元，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他的党竟然未能把曾经支持他的无党派年轻选民争取到共和党方面来，这也使他痛心。他的前助手谢尔曼·亚当斯有一次到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来看望他，他问道：“那些在1952年为我们放气球，走访选民的优秀青年，现在怎么啦？”

第二年1月，离开白宫的前三天，他对选民讲了一席临别赠言。50年代，五角大楼，特别是空军，扶植起越来越多的大公司，这些公司领导人全都是些退休的陆海军将领。艾森豪威尔对这方面存在的危险提出警告。他在对美国人民告别的广播和电视演说中说：“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条件下实现裁军，仍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事。由于这一需要是急切而又明确的，因而在即将离职的时候，我承认心中痛感失望。”他接着说：“我但愿今天晚上能说持久和平已经在望。幸而我还可以说战争已经避免了。”然后他谈到军火公司的惊人发展，接着说：

“庞大的军事机构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相结合，这在美国是一种新的情况……我们承认这种发展的急切需要。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其严重含义……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一定要警惕军事－工业集团有意无意地要取得不恰当的势力。大权旁落形成祸害的可能性，现在存在，时刻都将存在。”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它发出的嘟——嘟——声极大地刺击了美国人脆弱的自尊和敏感的神经。这是一个月后苏联发射的第二颗卫星，它甚至将一只狗带上了天空。美国人大呼要研制自己的卫星。于是，太空竞赛的序幕拉开了。

这是一篇非同寻常的演说，但是赞成美苏之间进行军备竞赛的各种势力实在过分强大。苏美两国尽管有许多不同之处，实质上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到了1966年，美国军事－工业集团的规模，及其对国会拨款的依赖程度，都令人大吃一惊。在那一年，波音飞机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向政府出售全部产品的65％，雷锡昂飞机公司出售70％，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出售81％，共和飞机公司则是100％。六年后，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一书中告诫读者说，只举一个例子，如某一公司能够制作某种新一代的战斗机，它便处于一种可以左右这种飞机的设计和装备的十分有利的地位。进而对于这种飞机适宜担任何种任务，需要制作多少，如何部署，而且，不言而喻，这飞机应该用来对付哪一种敌人，该公司都可以有一定的发言权。”

※※※

1960年的总统选举，形成一场典型的二人决斗。两个候选人都属于摇滚舞音乐的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是年轻的海军军官，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个月内进入政界，而且都不过四十多岁，精力旺盛。理查德·尼克松从一开始，还在1960年的1月时，就认为即将到来的这场竞选将是美国大选史中最为势均力敌的。结果也确是如此；不过，当时关于这次选举所作种种预言，后来证明正确的，几乎也就只此而已。

当时的美国已不是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艾德莱·史蒂文森到处发表竞选演说时的美国，更不同于在那之前两年进入朝鲜战争时的美国。到1960年，向新开发的郊区移居的活动正处高潮。国家较前更为富足。新的人口普查表明，华盛顿已成为第一个黑人占多数的美国城市——由1950年35％变成了54％。到1960年，4000万个美国家庭，也就是全部美国家庭的88％，至少拥有一架电视机。充分意识到亿万电视观众的存在，两位候选人都设法要取得他们的欢心。后来，大都认为，得到显像管的帮助最大的是肯尼迪。马歇尔·麦克卢汉以为他了解个中缘由，他说，肯尼迪的形象颇似一个西部打斗片中“沉默寡言的年轻警长”，而尼克松却像一个“铁路公司的律师，专门签署不利于小城市居民的占地契约”。麦克卢汉没有注意到，美国人愈是富足，他们便越趋于保守；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向铁路投资，因而是站在律师一边，而不是站在警长一边的。

两个候选人各有自己的一套战略计划。肯尼迪求助于青年人，求助于蓝领阶层的选票和罗斯福在30年代拉到民主党方面来的自由派选民。肯尼迪的两大重要基地是民主党人占优势的南部——掌握这个地区是他的竞选伙伴的任务——和工业集中的东北部。他的竞选活动主要是集中在九个大州：马萨诸塞、加利福尼亚、纽约、得克萨斯、新泽西、伊利诺伊、俄亥俄、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如果在这几州能够获胜，那他就将获得当选必需的269张选举人票中的237张。他采用的手段包括对700万未登记的选民进行集体登记——新登记的选民，十人中就有七人是民主党人——由名牌大学智囊团中施莱辛格、加尔布雷思等人宣传他们的观点，并依赖以劳伦斯·奥布赖恩和肯尼迪·奥唐内为首的马萨诸塞州的青年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出色战术。

肯尼迪原有的有利条件有：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他父亲的巨大财富、他的普利策奖、对他友好的报界、他个人的魅力——当时记者们已开始称之为肯尼迪“风格”；以及他身为多数党成员的身份。

他的不利条件是：他父亲在20年前曾支持绥靖政策至今人们记忆犹新，他年纪太轻——尼克松已47岁而他却仅只43岁，经验不足；还有从1928年艾尔·史密斯被提名以来，一般人都认为，罗马天主教徒不能当选总统。

肯尼迪决意全力以赴，尽力而为，坚持到底。尼克松却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他认为一项政治竞选运动有其高潮和低潮时期，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令人生厌，因而失去选民支持。据他看来，中心目标是在选举日使竞选运动“达到顶点”——进到高潮。和肯尼迪一样，尼克松也计划集中力量于关键性各州，对他来说是七个州——纽约、加利福尼亚、密执安、得克萨斯、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伊利诺伊。他也曾保证要到所有其他43个州去竞选，后来显然后悔做出这种表示。他没有智囊团，尼克松现在一如既往，仍是一个孤家寡人，乐于自行其是，沉于内省。当时肯尼迪大肆宣扬的主题是，美国的威望正江河日下，美国人必须努力争先；而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却鼓吹自由企业的好处、个人的责任感、顽固的反共精神以及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繁荣的和平。

尼克松原有的有利条件是：工商业大亨的支持、较丰富的经验（例如，在总统生病期间解决钢铁工人罢工，他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强大的中产阶级的根基，以及艾森豪威尔当时仍在白宫。

他的不利条件是，较老的选民对胡佛身居白宫的时代记忆犹新，他在斗争中不择手段的名声——“老家伙尼克松”——是这次竞选运动中始终脱不开的噩运，以及他身为少数党成员。

美国的共和党人数每年都有所减少。“老大党”的候选人在1950年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全部票数的49％。1954年，47％；1958年，43％。1960年发表的一份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过去八年内，不同职业集团对共和党的忠诚情况下降。在回答哪个党“最能满足”他们的利益的问题时，1950年农场主中的28％的回答是：共和党。而在1960年，这样回答的则只有18％。在白领阶层中，下降的情况更为显著，从44％降到29％。所有的人都愿意艾克身居白宫，但是这种感情并不能转移到充当配角的共和党人身上。同时，这个党的较次要人物的不断减少的程度也十分惊人。

由于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副总统态度暧昧，使他对1960年的竞选运动所能发生的影响也进一步减弱。他显然喜欢尼克松，而不喜欢他认为是一个年轻的暴发户的肯尼迪（他把他称做“那孩子”），但是他对许多人讲过“迪克根本不是总统材料”，这句话已经传开。艾森豪威尔在这方面何以如此漠漠无情，令人纳闷。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看不起尼克松。在他第二任期间讨论谁可能继任时，他明确表示支持他最后一任的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他说：“哈，1960年我倒愿意为他竞选一番！”在他随口拟出的心目中的名单中，他还加上了“其他一些新起的优秀人物”，其中包括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他忠于友谊地把谢尔曼·亚当斯也列了进去，“当然到1960年他将是61岁，担任这一工作未免太老。”他只是在最后才说：“……还有迪克·尼克松。”艾森豪威尔1960年8月24日对尼克松的竞选活动给了最为沉重的打击。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在你执政期间，副总统曾经参与过一些什么重大的决定？”总统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回答竟是：“如果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可能会想起一件。”尼克松在《六次危机》一书中提到，艾森豪威尔曾打电话向他道歉，说他只不过是想“开个玩笑”。这样的辩解很奇特的，而且他也并没有做过公开的解释。

1958年中期选举之后，盖洛普进行了一次竞选预测，选民中赞成肯尼迪的人超过了尼克松，比数是59对41。到了这位副总统1959年7月访问莫斯科前夕，则变成肯尼迪占61％，尼克松占39％——比1956年艾森豪威尔对史蒂文森的优势还要大。访苏之后，比数为肯尼迪52，尼克松48。到1959年11月，尼克松第一次居于领先地位，以53对47。在3月8日第一次总统预选前夕，这个六分比差依然未变。

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和民主党洛杉矶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相隔四个月，这期间，由于肯尼迪证明自己已立于不败之地终于取得了民主党的提名。谋求获得提名的其他民主党人是：休伯特·汉弗莱、林登·约翰逊、斯图尔特·赛明顿以及此番为其最后一试的艾德莱·史蒂文森。预选时汉弗莱在和肯尼迪争夺提名的人中居于领先地位。4月5日肯尼迪在威斯康星州挫败了汉弗莱，取得了56％的选票；接着5月10日在一般认为是反天主教的西弗吉尼亚州，以3：2的优势彻底击败了汉弗莱。到此，汉弗莱退出竞选，他已无钱再干。于是，肯尼迪领先的势头越来越大，先后在马里兰、印第安纳和俄勒冈州获胜。到6月27日，肯尼迪在蒙大拿州议会发表演说寻求支持时，他已取得提名所必需的761选举人票中的550票。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已以52：48对尼克松领先。

当他搬进洛杉矶竞选总部，比尔特摩旅馆8315号的那套房间时，这个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年轻的爱尔兰裔美国参议员，已经取得了600张选举人票。像历次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样，这次也是闹哄哄的，但又颇能反映出政治才华。即将退休的芝加哥党魁杰克·阿维和他的继任者迪克·戴利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参议员尤金·麦卡锡为史蒂文森争取提名的一篇演说显得最为出色。罗斯福夫人是支持史蒂文森的，玛丽安·施莱辛格也是。（鲍勃·肯尼迪立即写了个字条给她的丈夫：“你难道管不了你的妻子——还是你也和我一样？”）史蒂文森的人马是组织得很好的。他们挤满了四周顶层楼座，楼下大厅里也到处是为他们扛标语牌的人，其中一个大腹便便的临产孕妇手执标语牌，上写：史蒂文森真能干！这未免使她的候选人都乐开了。

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是激动人心的，有时场面很有气派，但结果并无济于事。约翰·肯尼迪在第一轮投票时，以806票获得提名，威斯康星州的15票使他越过了800票大关。他选择林登·约翰逊当他的竞选伙伴——这两个人究竟怎么会搞到一起，在场的人说法不一，但是肯尼迪懂得，在11月大选时他需要南部的支持，而最有可能给他这种支持的是约翰逊。肯尼迪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讲到“新边疆——60年代的边疆——吉凶叵测、利害难卜的边疆——充满希望、遍布威胁的边疆。”他告诫说：“我所讲的新边疆，并不是一套好听的许诺，而是一系列需要应付的挑战。总而言之，并不代表我要向美国人民做出的贡献，而倒是我要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最后，他说：“现在，又一次的长途进军已经开始，使我可以遍访全美各地的城市和家庭。请你们帮助我”（群众欢呼），“请伸出你们的手来”（群众再次欢呼），“请你们提意见，请你们投票”。群众全体起立，欢呼声经久不息。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以55对45的优势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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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于下一周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提名后，根据盖洛普的报告，他以51比49对肯尼迪领先。在其后一周，他更加拉开了领先的距离，成为53比47。到8月末，两人还是并驾齐驱。9月份，犹豫未决的选民数字增多，使得两个候选人的比数都降至50％以下，不过尼克松仍然以49对46比肯尼迪领先。

这时民主党的竞选活动进入低潮。满以为自己会得到党的提名的林登·约翰逊，事先安排了一次国会特别会议，希望在那里一显身手。尼克松于8月26日兴高采烈地在亚特兰大州开始了他的第一轮旅行，而肯尼迪却让那会给纠缠住了。六天后，特别会议结束了，肯尼迪才出发到缅因州去。盖洛普的最新比数是，尼克松：50，肯尼迪：50。

也是运气作弄，尼克松南部之行的第三天，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被汽车车门撞伤右膝盖。伤处一时不愈，经沃尔特·里德医院检查，发现伤口已受到溶血性葡萄球霉菌感染。他必须留住沃尔特·里德医院两个星期，接受大剂量抗生素治疗，否则就会破坏膝关节软骨。因此，从8月29日至9月9日，他只能仰卧在床，一条腿牵引着，为平白失去的时间懊丧不已。恢复活动后，他又在圣路易斯得了感冒，嗓子嘶哑了。真是祸不单行，这时又发生了宗教问题。

尼克松曾一再指示他的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与任何人讨论肯尼迪的宗教问题。不幸的是，他却未能制止住他自己的一个朋友，全国最著名的新教牧师诺曼·文森特·皮尔博士。皮尔博士带领着一群牧师，发表了一篇声明，表示怀疑一位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总统，能够摆脱罗马教廷的影响。尼克松不便抨击皮尔博士，但他在那个星期日的“会见新闻界”节目里，几乎制止不住自己。这时，肯尼迪却抓住时机来对付这个他知道迟早必须正视的最微妙的问题。大休斯敦传教士协会恰好已邀请他9月12日到休斯敦的赖斯旅馆讲讲他的信仰问题，他接受了这个邀请。在那里他庄严、明确地宣称，他坚信政教完全分离的原则，并说如果他发现自己无能解决良心和职务之间的矛盾，他就辞职。牧师们对此报以掌声。

两个星期之后，盖洛普宣称双方选民的人数又趋于接近。尼克松是47，肯尼迪46，尚有7％未定。

竞赛的关键时刻已经临近。在9月的两个星期里，两位候选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跑遍了全国作竞选演说。这时，尼克松已在25个州里旅行了1.5万英里，对两百多万选民发表了演说，但是他发现，如他后来所说，“不管你接触的群众有多少或走过的地方多么广大，那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在9月25日以前所取得的效果，同第二天，9月26日星期一晚上举行的第一次通过全国电视网广播的面对面辩论相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

预定将举行四次辩论——其他三次是：10月7日、10月14日和10月21日，但第一次最为重要。这次辩论吸引的听众最多，大约有七千万美国人收听，比其他各次要多两千万人。这是肯尼迪的一大胜利，使尼克松十分沮丧，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本人原是辩论能手。他在电视中看到肯尼迪接受提名的演说时，不知道肯尼迪当时劳累不堪，竟以为他的对手讲话太快，声音太高，讲的内容太复杂，一般美国人不能理解。这也正是尼克松所以接受进行辩论的挑战的原因。两人都为这第一次辩论全力以赴做准备，仿佛要去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一般。就说话技巧和思想内容来说，双方打了一个平手，而这本身就是肯尼迪的胜利。因为直到举行辩论的那个晚上为止，两人中，尼克松的名气更大，担任的职位更高。现在在这里，在公断人霍华德·史密斯的面前，他们却全然不见高下，肯尼迪竟然略无逊色。更为重要的是，他更中看一些。在收音机里听到他们辩论的人，认为两人都干得不错，但是电视观众更多，却能看到参议员肤色黑红，身体健康。而另一方面，尼克松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掉了五磅肉。他显得面容憔悴，衬衣领口松松地大了半个号码。他无精打采，表情严酷，而且由于考虑不周，意欲掩盖午后初生的胡子茬，在脸上涂了一层隐须膏，弄得油光闪亮。

盖洛普最新的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已经以49对46领先，5％未定。

尼克松按医生的指示，每天喝四杯可可牛奶，恢复了体重。在以后的几次辩论中，他的健康情况看上去已和他的对手相当。他在辩论中也得分较多。但这已全然无济于事；成百万的人已经看到了自己所想要看的一切，主意也已拿定。

最后一次辩论之后，尼克松最后一分钟的进展之前，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是：肯尼迪51，尼克松45；4％未定。

随着竞选运动接近最后阶段，有两项关键事件影响了黑人的选票。洛奇未与任何人商量于10月12日在哈莱姆区发表讲话时说：“……内阁里应当有一名黑人……这是我们的既定纲领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尼克松忿怒地否认这是他的纲领的一部分——这就毫无道理地但却不可避免地激怒了黑人。一星期后，10月19日，马丁·路德·金的一次“入坐”运动再次触犯了佐治亚州的法律。在亚特兰大一家百货公司里，金由于拒绝离开该公司的餐馆被当场逮捕，被判处四个月的苦役。有记者询问尼克松对于此事的意见，他说他没有意见。私下里，他觉得金的宪法权利遭到了侵犯，打电话给司法部长罗杰斯，请司法部进行调查。罗杰斯同意，但艾森豪威尔不想介入，此事遂被搁置。肯尼迪兄弟的反应却与此不同。这位民主党候选人亲自打电话给科雷塔·金，向她表示慰问并表示愿意尽力给予可能的帮助。接着和他商量了一番之后，他的弟弟鲍勃打电话给审理金案的佐治亚州法官，第二天，这位黑人牧师就被保释出来。当时，报界对这一切倒并不知情，但是金太太却把这情况告诉了其他黑人领袖，他们把这话传扬开去，这无疑对肯尼迪11月8日在北部各城市取得席卷多数起了相当做用。临时改变主意的投票人中就有马丁·路德·金的父亲在内。他对记者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投一名天主教徒的票，但是他儿媳的电话说服了他。肯尼迪不禁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马丁·路德·金的父亲竟是一个老顽固。”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是呵，我们大家谁没有父亲啊？”

在10月的最后几天，盖洛普的结论是，这次竞选势均力敌，难以逆料。埃尔莫·罗珀、路易斯·哈里斯和克劳德·鲁滨逊等民意测验机构都一致同意这种说法。劳伦斯·奥布赖恩对肯尼迪也说是“吉凶未卜”。不过，情况也并不是始终难解难分的。双方的笔杆子和政界人物都认为在10月里双方势力互有消长。在选举之前两周，出现了倾向肯尼迪的明显趋势，紧接着又出现了一股在最后一分钟推向尼克松的浪潮。尼克松因而认为肯尼迪过早地把竞选活动推上了“顶峰”，但是还有另一种解释。形势的转折是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加入竞选活动而来的。U－2事件，或在日本受到的羞辱，都未能削弱艾克在国内的崇高威望。但是，尼克松和他的关系却仍不很和谐，副总统之所以直到10月21日（星期一）才能请求他给予帮助的原因正在于此。总统在那时突然投身竞选，使整个运动顿时改观。可以想像，再多一个星期，甚至几天，结果就可能会完全不同。

到竞选末期，选举的情况越来越模糊不清，仿佛成了许多景物和音响胡乱重叠的镜头：肯尼迪用他的冷静而简洁的腔调提醒观众说，卡斯特罗已使共产党人到了“离佛罗里达只有八分钟的喷气机航程的地方”；尼克松说，美国决不能让人利用白宫“作为一个训练基地来学当总统，而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肯尼迪几乎像念咒一般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可是我认为还可以更加伟大。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我认为我们能够使国家再度前进”；杜鲁门满口脏话，尼克松回答时发誓他在白宫决不咒骂而玷污总统的身份；艾森豪威尔反复申述共和党八年来的政绩：个人收入增加4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5％，社会保险事业的扩大，圣劳伦斯河航道的开辟，4.1万英里州际公路的修建——“朋友们，美国人从来没有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取得过这样多的成就”——在汽车队所经之处，十几岁的姑娘们，为了一瞻候选人的风采，在群众队伍中蹦蹦跳跳。副总统许诺说，尼克松政府决不容许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这个共产党政权增加光彩，大大提高它在亚洲的力量和威望，甚至不可挽回地削弱那一地区的各个非共产党政权；”当肯尼迪说到即将来临的，“充满挑战的革命的60年代”时，在大学校园里出现热烈场面；尼克松赞成恢复原子弹试验；在竞选末期肯尼迪的一位宾夕法尼亚州的拥护者和他握手时用力过猛，把他已经被捏伤的手捏得鲜血直流。尼克松指责肯尼迪说，他宣称美国威望空前低落，是在“灭自己的威风，使我们产生自卑感。”肯尼迪每一提到他怀孕的妻子，就在妇女中引起微笑；还有尼克松敦促听众的话：“你们认为在这危急时刻，美国和世界需要的是谁，就投谁的票。不论你们最后决定如何，我知道那必将是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我们大家都一定遵守，我们大家都一定支持。”

突然间，这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天朗气清，再加上竞争双方的势均力敌，使参加投票的人数创造了历史上最高水平，共达68832818票，比1956年多11％。投过票后，尼克松为求得片刻轻松，和三个朋友驱车前往加利福尼亚海岸，带他们参观墨西哥边境小城蒂华纳；肯尼迪则在海恩尼斯港自己家庭大院，玩了一天橄榄球。鲍勃·肯尼迪家的阳台上装了精巧的电子设备，当夜和星期三早晨，这位民主党候选人就是在这里观看投票结果的。

一架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子计算机，根据截至当晚7时15分的资料预告尼克松将获胜，使得当晚气氛相当活跃，它预告的双方比差简直令人难信，100：1——以尼克松的459选举人票对肯尼迪的68票。接着，随着具体的数字倾泻而来，全国看来犹如山崩似的倒向民主党一边。在一向票数统计最快的康涅狄格州，肯尼迪以9万票的多数取胜。他以巨大的优势赢得纽约市的拥护，并以33.1万票，即全部票的68.1％夺得费城。在库克县，在迪克·戴利的严密监视之下，民主党的票数大大领先，似乎使共和党占优势的伊利诺伊州南部已无法赶上。到10点30分，肯尼迪所得选民票数已领先150万张。这时，一般估计他可能将以超出对方400万或500万票的多数获胜。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计算机推算他将获得311张选举人票；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501型计算机则算出401张。美国东部的电视观众到这时纷纷关上电视准备睡觉，认为大局已定。杰奎琳·肯尼迪在她丈夫的耳边低声说：“哦，邦尼，现在你已经是总统了！”他平静地回答说：“不……不……现在还言之过早。”

确实言之尚早。肯尼迪得票的高峰出现在午夜之后不久。这时他领先的票数在200万票以上，而且洛杉矶县的报告表明，他可能以800万票在加利福尼亚州获胜。可是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选票开始出现了麻烦。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那一边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例如，在肯塔基州摇滚音乐盛行的列克星顿县，肯尼迪所获票数不及1952年的史蒂文森，更大大落后于1948年的杜鲁门。而堪萨斯州的初步报告却表明尼克松已超过或相当于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时所获得的优势。其后两小时内，情况逐渐明朗。而这却使在海恩尼斯港看电视的人继续感到不安。共和党的选票势如卷席：堪萨斯州60.4％，南达科他州58.3％，北达科他州55.4％，内布拉斯加州62.1％。在历次民意测验中都有利于肯尼迪的威斯康星州，也以6万多票的多数倒向共和党，而当洛杉矶郊区的选举结果报上来的时候，民主党在加利福尼亚的领先地位也在消失。从全国来说，肯尼迪所获选票的优势已逐步下降到170万、160万、110万。显然，它将下降到100万以下。也可能全部绝迹。

凌晨3点钟，全国已经获悉尼克松取得胜利的州将比肯尼迪多。但这并不能给共和党人多大的安慰，他们实际上无法得到能使尼克松当选所必须的269张选举人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肯尼迪是不是能够得到这个票数。四个大州胜负未定：伊利诺伊（27张选举人票），密执安（20），加利福尼亚（32），明尼苏达（11）。尼克松必须在这四个州全部获胜，才能当选为总统，而在当时看来这种可能性很是渺茫。对肯尼迪来说，在其中任何两个州获胜，都将保证他当选。但如果仅得其中一州，那他的票数也就不够。十四五个南部各州反民权派民主党选举人的阻挠就足以挫败他的胜利，而改由众议院决定谁个优胜。

黎明时，海恩尼斯港所有的人都已入睡，只有鲍勃·肯尼迪还在守望着电传打字机、电视机和电话（那一夜，肯尼迪的电话费用是1万美元）。9时半，密执安州的共和党人承认失败，认为，肯尼迪领先6.7万票的优势已无法动摇。他在明尼苏达和伊利诺伊两州也已获胜。这已足以使美国特工处处长鲍海姆认为大局已定。他从华盛顿打电话给住在海恩尼斯港度假坪旅店的16个特工人员，让他们进驻肯尼迪大院。竞选运动已成历史，肯尼迪已是当选总统。

12月正式公布的选举结果：肯尼迪得34226925票，尼克松34108662票——相差112881票，不到人民总投票数0.66％。这对尼克松，真是伤心事。如能在全国每一选区多得半张票就会使他获胜。他获得的选票比共和党国会议员候选人所得总选票数几乎多出5％，在全国八个地理区——新英格兰、中大西洋各州、南部、各农业州、落基山各州、中西部的工业区、太平洋地区五个州和边境州——除前三地区外，他都获胜。他的某些顾问建议他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有一些州，特别像伊利诺伊和得克萨斯，显然有作弊情况，如加追究，大有可能转败为胜。他原想一试，但决定不干。障碍重重难以克服。以库克县为例，如重新计票，需时一年半，而得克萨斯就根本没有重新计票的规定。这期间，国家却不能无人管理。

1月，美国宪法又对这位神情紧张、逼得要发疯的人进行了残忍的捉弄。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在总统选举人投票之后，“参议院议长，应在参众两院议员出席情况下，当众拆验各地选举报告，计算选票。”而参议院议长，向由美国副总统担任。过去，在1861年，也曾有一位副总统约翰·布雷肯里奇，不得不这样亲自宣布自己败给亚伯拉罕·林肯。尼克松庄严地宣布选举结果，303票对219票，南部反民权派民主党选举人有15票投给哈里·伯德。他借此机会作了高姿态的简短发言，向肯尼迪和约翰逊表示祝贺，并对美国政府接替程序的稳定性大加赞扬。国会报以热烈的欢呼。

就职日的午餐会是在F街俱乐部举行的，他从那里出来时，汽车司机客气地提醒他：他使用副总统专用轿车，今天已是最后一天。那天夜晚，他驱车到国会山。在黑暗中，全城一时仿佛荒无人烟。他后来写道：“我走下汽车，再一次俯视我心目中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景色——现在已为皑皑白雪所覆盖的林阴大道，远处耸立着的华盛顿纪念塔和林肯纪念堂。”

此时此地，他一如往常，从发人深思的警句中寻得了慰藉。“失败比胜利更能考验人的性格”便是其中之一。另一句见之于罗伯特·雷诺兹的亲笔信，这人原是斯坦福全美足球队和底特律雄狮足球队的明星，后来做了洛杉矶种羊足球队的一个老板。雷诺兹信中说：“有时一次战役的失败正是为了赢得整个战争。”他还引用上大学时一位教授的话解释说：

……对某些人来说，失败有如毒药。伟大的人物常因不能忍受失败而变成庸人。许多人则由于能够忍受失败而成为伟人。一个人能有所成就并在气质上超过常人，往往正在于其对待失败的态度，而失败是凡人都会经历的。

尼克松很喜欢这一段话，当他打点行装返回加利福尼亚的老家，以待东山再起时，他还把这段话牢记在心。

第二十七章 美国的一代新人

理查德·尼克松告别华盛顿的那个星期，天气严寒；临到1月19日星期四，肯尼迪就职的前一天，一场新雪纷纷下了起来。黄昏时分，政府机关下班时，路上和人行道上便都变白了。那雪花在冬日暗蓝的漫漫暮色中，洋洋洒洒，连成一片，压将下来。到晚上8点，当选总统和他的妻子出席在宪法大厅举行的音乐会时，整个哥伦比亚特区早已蜷伏在厚厚的积雪之下，甚至连那帮胆壮气粗的新边疆派也不免为之却步了。雪，不停地在下，撒在一群正用火焰喷射器在融化国会东侧就职典礼台周围冰块的士兵的冻红了的脸上；雪，一层又一层覆盖在国会周围许多方形和圆形的广场上；雪，用一条闪亮的银线给行政大楼和三角地联邦机构建筑群的屋檐一一缀上了花边。为了融化冰雪，便利交通，沿着林阴广场点起了火堆，但是由于不能烧得太旺，因此效果很小；总有阵阵狂风夹着雪花从波托马克河和潮湾公园呼啸而来，在刺骨寒气到达前，先撒来一片白色的银沙。凌晨3点45分，当选总统回到乔治敦的寓所不久，雪住了，但严寒继续在市内肆虐。华盛顿东北的黑人区的陋巷中积雪成堆，克利夫兰花园区一带用石油烧暖气的小锅炉像受了传染似的一个个都烧坏了。

星期五中午，气温达到（华氏）零上20度（注：约为摄氏零下6.7度），风势依然很猛。20分钟后，冻得发抖的人群看到新总统出现在典礼台上，立即报以欢呼，希望马上听到他的演说。但他们却没有马上听到，还得哆嗦一阵，要等枢机主教理查德·库欣在大喇叭里念完他那似乎无尽无休的祝祷词。像肯尼迪生平许多其他篇章一样，这次就职典礼也是在乱糟糟的情况下开始的。枢机主教祝祷刚完，电线又短路了，从讲台下升起一股蓝烟。特工处长惊慌万状，以为整个典礼台都要着火了。他三次想下令大家走开，又终于忍住。后来不冒烟了，跟着却发生了另一件不顺利的事。罗伯特·弗罗斯特站起来念一首诗，只因积雪反光使他睁不开眼，不得不收起诗稿，单凭记忆背诵。最后，首席法官沃伦终于在12点51分主持了宣誓仪式。宣誓后，情况便大不相同了：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总统光着脑袋，不穿大衣，声音在寒气中微微发颤，带着波士顿的拘谨口音，为这届新政府定下了调子：

让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能听到我此时此地发出的讯息：火炬已经传给了美国的一代新人……他们经历了战争的考验，艰难困苦的和平时期的锻炼，而为我国古老的传统感到自豪。

萨姆·雷伯恩后来说：“他那次发表的演说，比林肯的还好。”当然，这种场合说的话免不了总有些夸大其词。首都在艾森豪威尔治下度过一段安宁的养息岁月以后，现在目睹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第一个革新政府要开张了。现在也同当年一样，强调当政者必须年轻。第一夫人是股票市场大崩溃那一年出生的，年轻，艳色惊人。她在她丈夫讲完话以后在国会山和他站在一起，轻轻摸摸他的脸，以她那种气吁吁的声调说：“啊，杰克，今天，多好啊！”

头几个星期随后的一段日子也是挺风光的。约翰·斯瓦洛·赖特在一本描写摇滚乐一代的回忆录中，谈到肯尼迪当政时期时说：“他是我们的总统，是本世纪诞生的第一个总统，是历来当选总统中最年轻的一个，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也一定会是最好的一个。”在新边疆派看来，这种信念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从来还没有人像他这样具有充分信心来接替统帅的岗位。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是被34,221,463个美国人选为总统的，占实际投票人数的49.7％。1963年11月他死后，据全国民意测验报道，有65％的人记得他们当初投了他的票；这就是说，有1,000多万选民改变了他们在选举那天的实际想法。其实，在他去达拉斯之前，他们便开始改变原来的想法了。1963年6月的一次民意测验发现，59％的人说他们三年前投的是民主党的票。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肯尼迪就职之际，就决心扩大他在全国的支持者的队伍。他在当选后到就职前那段时间，读了理查德·诺伊施塔特的学术著作《总统的权力》一书，书中写道：公众对行政首脑的印象，“就大多数选民来说，在他们第一次看到他是总统时（这同看到他是一位总统候选人是完全另一回事）便形成了”。肯尼迪决心要让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他是总统时，看到他在岗位上努力工作。

他在就职典礼的检阅式中注意到海岸警卫队士官生中没有黑人，当场就派人进行正式调查。第二天上午，他很早就来到他那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主持了内阁的宣誓就职仪式，同哈里·杜鲁门热情握手（杜鲁门自从离开白宫以后还是第一次来），发出第一号行政命令，把四百万贫困的美国人的免费食品增加一倍。随后几星期，新总统继续前进，精力充沛。他常常一边在走廊踱步，一边迅速口授文稿，站着看文件，冲出屋去轻快地散一会儿步，接着又几乎像冲刺一般快步走回，一边还不停地用手指劈劈拍拍打榧子玩。詹姆斯·赖斯顿在谈到他早期典型的一天时写道：“今天他什么都干了，只差没有爬上华盛顿纪念塔。”

华盛顿其余的人也不得不赶上他的步伐。新任劳工部长阿瑟·戈德堡说，在肯尼迪政府里，“前天是一切事情的最后期限”。查尔斯·波伦说：“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个总统像他这样什么都想知道的。”政府某些成员只因忙于应付新首脑的催逼，弄得许多日常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了。国会某委员会的主席抱怨说：“他也许还有两小时可以自己利用，我却一点时间也没有。”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逊过去很少单独同艾森豪威尔一起待过十分钟以上，现在却跟肯尼迪进行过四次两小时的谈话。这种谈话却并非闲聊。一位参议员说：“你见了总统后，必须赶快坐上车子，赶回国会，要抢在他评论你的汇报的备忘录之前到那里。”

某日，有人计算前后共有100人到过肯尼迪的西侧厅办公室。有一次在那里举行一次会议，一共做出了17项指示。肯尼迪在宣誓后的两个月内提出了32件政府咨文和立法建议（艾森豪威尔在他任职的头两个月内只发了5件），同时发表了12次演说，颁布了22件行政命令和公告，给外国元首送出了28封函件，举行了七次记者招待会。记者简直被他迷住了：到会人数超过了以前或以后任何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华盛顿一位爱讲俏皮话的人这样说：新总统似乎不仅决心要做自己的国务卿，而且还要当自己的罗斯福夫人呢。他似乎认为任何细节都不是小事。在早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胸有成竹地回答了关于美国从古巴进口1,200万美元糖蜜的建议的问题，而这件事只是四天前有一份有关部门的报告的末尾部分才第一次提到过。他注意陆军特种部队取消了绿色贝雷帽，便命令恢复。他同将军们讨论东南亚战略时，还试了试要运往越南的卡宾枪。他在就任后的第一个春天发现白宫返青的草坪上长出了蟋蟀草，便亲自告诉园丁把它除掉。

他力图扩大他那十分重要的基础。人民是他所需要的，他们正注视着他，他要让他们看了高兴。他那种光着脑袋、不穿大衣的劲头就很有帮助。美国人一向喜欢人有主动精神。让记者报道说，这位新总统是完全当家做主的；比如说，让大家相互传说，总统只给迪安·艾奇逊四天时间草拟一份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详细报告，都是有好处的。当然，最初几次同白宫记者团在电视节目中的会见极关重要。其中一次，即第三次，有2,150万户人家，共约6,500万人看了；这类电视节目全都是实况广播。肯尼迪不仅一定要做他自己的罗斯福夫人，而且还要做他自己的罗伯特·蒙哥马利【美国电影演员，曾任艾森豪威尔演说辅导。——译者】。他也的确这样做了，麦克卢汉称他是一位表演大师。诺伊施塔特的论点的明智，现在在民意测验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肯尼迪一出手就改变了很大一部分选民的观点。这些人过去是投票支持尼克松的，现在却改变了看法，而且很快就相信自己从来就是支持肯尼迪的。这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奇迹：新总统的基础竟同艾克的一样雄厚。

道格拉斯·卡特说过：“总统这个职位，和许多法国的餐馆一样，各有各的风味。”肯尼迪的形象就是一种混合物，其中有杰奎琳·肯尼迪那山茶花般的丽色，有三岁的卡罗琳有如格里纳韦【凯特·格里纳韦（Kate Greenaway，1846～1901年），英国画家，擅长画儿童书籍插图。——译者】笔下人物的那么可爱，有总统发表演说时那种滔滔不绝的口才，有司法部长办公桌上的橄榄球，以及新的理想主义。前届政府的那些华而不实的话——“花一元钱收两元效果”，“循环不已的再调整”，“痛苦的重新估价”等等——再也听不到了。相反，全国都认识到，很快就会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行动方针。新任劳工部长在就职后24小时就解决了一次罢工，便是典型例子。新内阁的每一成员都和那位忙得不可开交的参议员一样，来回奔忙，一天工作12小时，好像都得了肯尼迪狂躁症。当然，这大都是一种错觉，有一天必然会有人感到幻灭。但是无可否认，当时却仍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有人看到一位部长一面签署文件，一面听电话，同时还用一种简单的信号在向助手传达上边的指示。据说另一位部长尽量训练自己一天只睡六小时的觉；还有一位内阁成员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每天清晨7时半就上班，使五角大楼的警卫为之愕然。

恢复特种部队的绿贝雷帽，表明肯尼迪是主张事事都要出人头地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哈伯斯塔姆，《纽约时报》记者，著有《胡志明》、《出类拔萃之辈》等书。——译者】后来在写到肯尼迪执政初期的情况时说，肯尼迪班子的成员“给人一种美国式人才主义的感觉，令人振奋”。——人才主义在当时还不是一句骂人的话——“人们感到，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人才已经集中起来了，要在一种新的美国民族主义精神中实现这一理想，并给我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历史作用增添一种新的、坚强有力的主动精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特别是许多著名学者的纷纷受聘，这些人很大一部分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等于是给“失败”下了一个新定义：耶鲁大学出身，开着埃德塞尔牌汽车，车上贴着尼克松标签。有人问奥维尔·弗里曼怎么会选中他担任农业部长的，他说，“我也说不清，不过我想这和哈佛大学没有农学院可能多少有点关系。”弗里曼的确没有哈佛的学位，但对这一届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他曾在明尼苏达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选入大学优秀生联谊会。莫尔丁在一幅漫画中把优秀生联谊会的钥匙描绘为进入首都的新钥匙。八年前在华盛顿到处感到的轻视甚至蔑视知识分子的风气现在已经一扫而光。为了树立这新风气，新边疆派对某些不甚合拍的事都尽量不说，例如，他们的总统之喜欢玩高尔夫球。此外，他最喜爱的两首歌曲《比尔·贝利》、《我心儿的心》，也不是什么古典作品。但是，把他描绘为一位名门望族的子弟，倒是恰当的。杜鲁门喜欢将军，艾森豪威尔喜欢企业巨头，肯尼迪则喜欢学士。在他的顾问中，以国务卿为首，有15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四位历史学家。国防部长、国内收入署署长、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驻印度、日本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学里教过书。总统的黄金问题专家也是一位教授。而总统的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是来自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同时，白宫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位文化顾问。

哈伯斯塔姆后来悻悻然数落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失败时，把他们叫做“出类拔萃之辈”。他的评价是11年后才做出的，而且主要是指责他们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毫无疑问，那是他们所干的最坏的事情，但这并不是他们惟一的不幸遭遇。在通观肯尼迪执政的年代时，这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一个问题。其实，新政府早就摔跤了。他们头一桩突出的失败事件，其责任绝不能完全由他们来承担，因为他们不过是执行了上届政府定出的计划而已。当然，事先他们应该对计划考虑得周到一些。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就表明，即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多么容易犯错误啊。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想像与现实。罗伯特·肯尼迪在回顾新政府最初几星期情况时若有所思地说：“那时，因为总是听说人们怎样刻苦工作，我们还以为正一步步走向胜利呢。”他们所以能发现错误，倒应该归功于美国历史上一次最荒唐的冒险，那便是以古巴的猪湾为名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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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那次惨败，哈伯斯塔姆后来是这样写的：“一位看起来是这么符合时代精神的总统居然会同意一项明摆着非失败不可的计划，一个对当前情况这么缺少了解的计划，真是令人吃惊！”肯尼迪自己后来竟也问特德·索伦森：“我当时怎么会这样轻率的呢？我一生从来不迷信专家。我怎么会这样愚蠢，竟让他们放手去干呢？”阿瑟·施莱辛格写道：悔恨不已的总统“一次再次难以相信地提到猪湾事件，简直不能理解一个有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怎么竟会卷入这样一种注定倒霉的冒险勾当中去。”

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的话。计划开始时看来倒也并不那样轻率。当选总统是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从艾伦·杜勒斯那儿听到这个计划的。总统就职后两天，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将军向新政府的主要成员——腊斯克、麦克纳马拉、罗伯特·肯尼迪——作了汇报。1月28日，总统召集第一次白宫会议，讨论古巴旅的前途问题。施莱辛格说，肯尼迪的“反应是审慎而有所保留的”。中央情报局的人告诉他们的新首脑不必担忧，他们向他保证，不会有任何漏洞，所有要注意的地方都弄严实了。

肯尼迪当时刚做了一个星期的总统。他需要时间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一下，但中央情报局说时间已很紧迫，对古巴旅来说，错过眼前的机会，就永远没有希望了。卡斯特罗就要从俄国得到一些装箱运去的米格式飞机，一到6月1日，就能装配起来足够数目的飞机编入现役，由现在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训的古巴飞行员驾驶，把古巴旅完全消灭在海滩上。此外，伊迪哥拉斯总统还说，那些受训的人到4月以后就不能再在危地马拉待下去了。因为那时是雨季，马德雷山区成了一片大沼泽，不可能再在那儿进行训练。中央情报局还报告说，古巴旅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渴望战斗。古巴的解放，就只等总统的一句话了。

他仍然犹豫，于是压力愈来愈大。艾伦·杜勒斯直率地向他提出：他要不批准这个计划，就等于不容许那些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从共产党独裁政权下解放自己的祖国，等于鼓励古巴去颠覆拉丁美洲的各民主政府，并且为1964年的总统选举运动制造一个难题，因为解散了的、感到幻灭的古巴旅，将会在共和党的资助下，周游美国，揭露肯尼迪如何背弃他们，背弃反共大业。杜勒斯问总统，他是否准备告诉那批全部要求“只不过是希望有机会在本国恢复自由政府”的“优秀的年轻人”说，他们“是得不到美国的同情、支持和援助的”？

肯尼迪问成功的机会如何。杜勒斯提醒他说，中央情报局曾在1954年6月推翻了危地马拉的马克思主义政府。他说：“当时我就站在这儿，艾克的办公桌旁边，我告诉他，我可以肯定我们的危地马拉行动计划一定会成功的。而现在，总统先生，我们这个计划的前景甚至比那个还要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一致同意这一计划。2月底，肯尼迪第二次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征询意见。他们派了一个调查小组到危地马拉基地去。兰尼兹尔将军在读过报告并研究了古巴旅的作战计划后，再次预言此举必成，而海军作战处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也是这个想法。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肯尼迪又把一位具有赫赫战功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派到危地马拉去进行调查。下边是他的估计：

我的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认为这支部队不仅能够完成初期的作战任务，而且有能力实现推翻卡斯特罗这一最终目的。旅和营的指挥官对计划的各个细节现在都已充分了解，情绪很高。【据查，中央情报局此时实际尚未向他们中的任何人说明该项计划。——译者】这些军官年轻力壮，有才智，狂热地希望战斗……

他们说，他们深知本国人民，认为只要给对方的军队一次沉重打击，那些军队就会土崩瓦解，立即抛弃他们本来无意支持的卡斯特罗。他们说，谁胜了便和谁站在一边，这是古巴的传统。不管卡斯特罗能使出多大力量，他们对胜利是有绝对把握的。

我也具有同样的信念。

这时，肯尼迪让步了。他终于也认为这样一种论点多少有点道理：政府既然准备派遣美国部队到世界另一边的老挝去攻打共产党，就不可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90英里（约合145千米）的一个咄咄逼人的共产党政权置之不理。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他仍然疑虑重重。后来施莱辛格认为，当时如果有某位高参出面反对，远征计划就肯定会取消的。可是那时只有施莱辛格和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曾经表示异议（切斯特·鲍尔斯和爱德华·默罗也知道这一计划，他们表示反对，不过他们的消息来源是非正式的，因此不能直接向白宫提出意见）。施莱辛格问肯尼迪：“对这个该死的入侵计划，你是怎样想的？”肯尼迪无可奈何地回答说：“我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乘卡车来到上船地点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星期四，全部人员都上了船。星期五，他们的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告诉他们，行动的目标是：在猪湾占领三个滩头阵地，同时由古巴旅的伞兵夺取位于古巴本岛和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据点。星期日中午，这支远征队便到了有进无退的地步。这批造反者——他们的武装船队和他们的小小的空军都已投入战斗了。

但是，这次战斗的真正性质，同总统认为他批准了的那项计划并不是一回事。总统根据汇报，完全相信古巴旅是一支拥有受过游击训练的1,400人的精锐部队。他（和古巴旅的人）听说他们在猪湾的目标是一片偏僻荒凉的海滩，那里仅有的一点人迹是一些现在闲着的避暑房屋。汇报的人还解释说，这些造反部队乘黑登陆，卡斯特罗根本不会知道。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进一步向总统保证，古巴的独裁者至少在72小时内没有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即使那时，他也会莫名其妙的，因为为了迷惑他，古巴旅的168名突击队员将在300多英里（约483千米）以外的东方省海岸作牵制性登陆。

杜勒斯、中央情报局的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理查德·比斯尔，以及他们的顾问们，包括小霍华德·亨特在内，一致坚信，对卡斯特罗感到失望的古巴人多得很，足以保证这次登陆成功。他们说，已有2,500名古巴人参加各种抵抗组织，另有2万人同情抵抗运动，而且至少有占人口总数25％的人准备给登陆的起义军以积极的支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肯尼迪在私下和公开场合一再强调，美国军队决不参与对卡斯特罗的进攻。他对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他在4月12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部队都决不介入古巴问题，而且本政府将竭尽全力——我认为它是能履行自己的责任的——保证不会有任何美国人卷入古巴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古巴的基本问题不是美国同古巴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自己之间的问题。”

他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倘若这些流亡者不能在猪湾建立并守住滩头阵地，他们就会结束这一行动，“消失在山区中”的。这样，总统就认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都已经想到了。他相信，这样一变，使这项原想大张旗鼓进行两栖作战的计划变成一种无关宏旨的渗透活动，因而感到，危害美国信用和威望的任何可能性都已经排除。

他完全错了。中央情报局干的根本是另一套。从1960年11月4日以后古巴旅（那时不过300人）就再没有接受过游击战训练。后来新招募的人大多不适合进行艰苦的丛林战争。全旅只有135人是合格的兵，其余的人过去是职员、律师、银行家、医生、地质学家、教师、养牛人、新闻记者、音乐家、描图员、工程师、艺术家、机工等等。此外，还有三名天主教神甫和一名新教牧师。一支精锐的部队，必须由20岁左右的青年组成，但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29岁，其中有的已经60开外了。最后参加的一些人根本还不会放枪。

肯尼迪的失算这时还不过刚刚开头。实际上，这支叛军在山区究竟如何活动，从未经过试验。说来难以置信，离登陆点最近的山脉是埃斯坎布拉伊山区，离岸有80英里（约129千米），同猪湾之间还隔着一片无法越过的沼泽地带。流亡者都是古巴人，他们可能早已指出这种情况。问题在于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过，他们有可能要分散渗透到那个山区或其他任何地方。中央情报局既没有请示总统，又没有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商量，竟擅自对叛军隐瞒了那个备用计划。它的理由是，倘若这些流亡者知道了这一点，他们的战斗意志就会削弱；他们就可能在很有可能取胜之际放弃滩头阵地。

中央情报局的人想尽办法来增强叛军的士气，包括做出一些不能兑现的诺言，例如，弗兰克·本德对他们说：“你们到时候会强大起来的，你们马上就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支持，所以你们根本无需等我们来援助。你们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你们只要伸出双手，向左转，直奔哈瓦那就是了。”此外，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还向流亡者保证：万一失败了，美国人会来救他们的。事后很久，流亡者的领袖何塞·佩雷斯·圣罗曼才听说原来有一个在不得已时可以逃往山区去的备用计划，不禁痛心地说：“我们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计划。当时只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失败了，我们马上就开进去’。”在迈阿密，民主革命阵线的曼努埃尔·拉伊一直相信，美国部队会紧跟着古巴旅登陆的。他后来说：“我们得到的通知是，这次登陆行动将得到一切必需的支援。他们甚至还告诉我们，已经准备了一支1万到1.5万人的兵力。”

古巴旅受到的第一个挫折来自空中，这也是决定性的挫折。中央情报局一贯瞧不起古巴的空军，对它的战斗力的估计是“几乎等于零”，认为它的飞机“大部分已经过时，不起作用了”；指挥机构“紊乱透顶”，等等。卡斯特罗共有15架B－26轰炸机、10架“海上怒涛”式机和4架快速的T－33型喷气式教练机。为了消灭这些飞机，中央情报局计划在登陆前两天即4月15日（星期六），对古巴各机场进行空袭。计划由八名流亡者驾驶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螺旋桨B－26轰炸机去，事后由其中两人在迈阿密声称自己是从古巴空军中逃出来的。这种做法当然很不妥当。卡斯特罗当然知道是不是从他那儿逃出来的，而恰恰在这个倒霉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叛逃者在杰克逊维尔着陆了，这就更增加了美国人的手忙脚乱。笨重的B－26飞机，速度慢，操纵困难，发动机经常出毛病。星期六晚上，弗兰克·本德打电报给佩佩·圣罗曼说：轰炸任务非常成功，卡斯特罗的飞机差不多全部在地面上被摧毁了——12架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机场，6～8架在自由城，8～10架在圣安东尼奥。如果这是真的，那可是太好了，可惜不是这样。古巴的空军还剩下6架B－26，两架“海上怒涛”式，4架战斗机，更重要的是还有两架T－33喷气式。令人费解的是，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认为T－33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是教练机。但是它毕竟还是喷气式，因而就可以围着叛军的B－26飞行。这种飞机还装有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可以对B－26的尾部进行射击。而B－26轰炸机又是特别经不起来自后面的射击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B－26原来是有自卫的尾炮的，现在中央情报局却把这几架的尾炮撤去了，代以备用油箱，使飞行员能在古巴飞得久一些。这样，流亡者飞行员可就注定要倒霉了，而制空权就落入卡斯特罗之手。在一场两栖行动中，制空权极为重要，而在这里，由于中央情报局犯了另一错误，就更显得重要了。原来，谁也始终没有说过到底为了什么缘故，中央情报局的人员竟命令把头十天战斗的补给品——弹药、汽油、食物、医院设备——全部装在一艘船上了。

这条船叫“里奥·埃斯孔迪托”号，是这次投入的五艘笨重的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运兵船之一。它们和两条护航舰一起参加行动，统称加西亚轮船队以掩人耳目。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条船可以说是整个行动的象征。船身没有上漆，满是铁锈，发动机经常出毛病，底舱恶臭冲天，早已属于“非洲皇后”号一类【见英国作家福斯特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非洲德国殖民地中一条破船脱险的小说。——译者】。那些流亡者们见到它不免大吃一惊。他们中有一个叫恩里克·鲁伊斯·威廉斯的迫击炮手，懂得一点航海常识，更是吓坏了——他后来追忆说，当时真是“凉了半截”。而埃尔内多·奥利瓦更觉得“这是一大骗局，我们一到船上就有这种感觉。完全出乎我们的料想之外。这不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东西啊。”选择这样一条船来执行偷袭任务，简直荒唐。它的起重机和绞盘用起来无不嘎嘎作响，它那锈成一片的装卸机闹声更大。“里奥”号早已出了毛病。当它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到达墨西哥湾时，一片螺旋桨撞上了一根木头。该旅的潜水员下去一看，发现完全打弯了。这样，它的运转便大受限制，现在只能颠簸前进，去和敌人空军进行决斗。

肯尼迪原以为，这些年轻的古巴爱国者会悄悄地在一处荒凉的海岸上登陆的，但曼哈顿的一家新闻发布公司首先就使他吃了一惊。中央情报局没有告诉白宫或任何人（包括权限已日见侵夺的古巴民主革命阵线），就聘用莱姆·琼斯联合公司以“古巴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新闻，内容由中央情报局人员用电话通知该公司设在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然后由那里分发报界。有一份“供即刻发布”的公报说：“古巴起义者反对卡斯特罗的大战将在几小时内打响。今天的行动主要是为了加强供应和支援。”电文最后呼吁：“全面配合，一起来从事破坏和叛变。”

在华盛顿，政府内部有人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在和这些流亡者捣乱，因为为他们进行的活动无不搞得一塌糊涂。拨给他们分批进攻用的登陆船只，都是一些14英尺长（约4.27米）、没有护甲的小船。船上的50毫米机枪装置不当，朝着错误的方向。这些船是由外舷的发动机推进的；后来在行动达到高潮时，一个入侵者从船上往外跳，不巧撞了一下舵手，把他撞落水中，结果那只登陆船就在水面上乱打圈圈。还有别的一些事故，例如：运输船“大西洋”号上有三个人用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练习打靶，枪身忽然从座架上脱落下来，向四处乱射，结果打死了一个同伙，伤了两个。这次行动更为不祥的一个征兆是，原定在东方省发动佯攻用以扰乱卡斯特罗对猪湾的注意力的突击队，始终也未能到达海岸边。他们两次上了登陆船，两次退到“海滩”号上去。陪同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报告说，佯攻计划“主要由于领导无方，归于失败”。而那些领导人却是中央情报局自己挑选的。

登陆东方省原是想使卡斯特罗措手不及的狡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另有一个比这更重要的打算是由反卡斯特罗的地下组织在古巴国内来个总发难。肯尼迪总统手下的人告诉他说，地下运动是这次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却令人哭笑不得。地下运动是总战略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人员一直同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保持着联系，他是地下运动的近乎传奇式的领袖，在全古巴以“弗朗西斯科”的代号闻名。他同他的手下人都已作好一切准备，只等适当时机，就通知他们动手作乱，造成总起义的气氛，然后由流亡者的宣传站天鹅电台加以传播。天鹅电台在它的广播中将告诉人们如何支援古巴旅，如何参加他们的队伍，如何炸毁发电站，等等。纸上谈兵看来倒是不错，但要具体执行就马上产生了一个谁先谁后的根本问题。时间上的配合很难安排。起义活动同消灭古巴空军的空袭就发生矛盾，不管哪个在先，都会引起卡斯特罗对另一件事的警惕。当时认为制空权更重要，因此先进行空袭，结果失败了。第二天晚间，天鹅电台播发命令让地下组织起义。命令是用暗号和霍华德·亨特式的措词华丽的抒情散文播出的：

注意！注意！好好守望着彩虹。第一道彩虹很快就要出现。奇科正在家里。去看他。天空一片蔚蓝。把通知放在那棵树里。树是绿褐色的。那些信已安然到达。信是白色的。鱼不要多久就要浮出水面。鱼是红色的。

最奇怪的事是，广播这命令的频率似乎找错了对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以及佛罗里达的几个电台都收听到了，但谁也猜不出它是什么意思。尽管一遍又一遍广播，电台心目中的听众——古巴旅、突击队、阵线、渗入小组和古巴国内的破坏者——却谁也没有听到。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倒没有多大关系。头天的空袭早已使卡斯特罗警觉起来，他已经下令搜捕古巴所有对他不忠的嫌疑分子。用一个等待起义的人——十九岁的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的话来说：顷刻之间，“大路封锁了，房屋围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被捕。我急哭了。”光是在哈瓦那，就有二十多万人被捕，关在垒球场、公共建筑、剧院和礼堂里。因此，地下组织的听众还来不及找到那个电台，就在枪口下被抓走。第二天，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即预定的登陆日，弗朗西斯科本人以叛国罪被处决。

先一天晚上7点3刻，由五艘生锈的运兵船和两艘护航舰组成的流亡者的特遣部队到达了猪湾，抛锚停泊。为支援船上的叛军而计划的一切辅助行动——东方省的佯攻、国内的破坏活动、天鹅电台的命令、地下组织的起义——已经一一失败，现在这两栖登陆活动也和当年的安齐奥之役【1944年1月，美英联合部队在意大利安齐奥登陆，遭到德军的顽强抗击。美英部队最后虽守住滩头阵地，但战斗激烈，伤亡损失重大。——译者】一样，成为一种莽撞行为了。叛军并不知道这情况。在任何战争中，总是尽量不让进攻部队了解什么的。他们全副武装着待在底舱，偶尔打个盹。晚上11点，司令官佩佩·圣罗曼到甲板上去透透气，一看可把他吓呆了。他原听说海岸是空无一人的，现在却是一片灯火。原来向他介绍情况的人所说的猪湾，是三年前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以前的猪湾。自卡斯特罗夺取政权以后，就决定把这一带建成公园。现在，在中央情报局还认为无法通行的沼泽地带，早已修起了现代化公路。三个旅游中心的修建工程接近完成，其一就高耸在古巴旅的第一个目标吉隆镇上。汽车旅馆、快餐馆和浴室，全部近两百所建筑物，都快完工，一次就能容纳一千古巴人。盛大的开幕式预定在5月20日举行，离现在不到五个星期了。从一月份的主显节以来，每逢周末总有成千游客从哈瓦那乘车来参观。这一天是星期日，当古巴旅的运兵船开始看到陆地时，最后一批游客的车子刚离开几小时。现在海滩上还有人来来往往，对新建筑物进行最后装修的工人同他们的家属就住在吉隆镇。这情况简直像是一批俄国阴谋家企图在美国的科尼岛公园【纽约布鲁克林郊区靠海的一处大规模游乐中心。——译者】或琼斯滩公园作一次敌前登陆。肯尼迪一听到这种情况，大吃一惊，他记得，计划这次行动时艾森豪威尔还在白宫。他说：“天啊，我们继承下来的这帮顾问是些什么家伙……你无法想像当总统的能让他们这种人留在这里！”

情况已经够糟的了，但事情还没有完。如果说过去二十年中美国军队在军事技术上有什么拿手好戏的话，那就是两栖登陆作战了。从北非到诺曼底，从瓜达尔卡纳尔到仁川，都能做到以熟练的技巧把战斗人员送上岸去。潮汐变化、水下障碍、潜流、激浪、峰浪——所有这些困难都依靠高明的航海术、特别的登陆艇和巧妙的两栖登陆战术加以克服了。现在中央情报局的战略专家都是当时进行那些军事行动的老手。如果他们不是过于健忘的话，就应该记得，在过去那些战斗中从来没有一个美国的指挥官会如此莽撞，执意把登陆时间定在夜里，从而使自己增加重重困难。但是，他们现在却要古巴流亡者这样干。此外，他们还忽略了猪湾一个极重要的特点：每一入口处水下都有峥嵘的珊瑚礁环绕。

第一批登陆的叛军是潜水员，他们过去是古巴海军的军官，现在的任务是设置登陆指示灯（尽管肯尼迪曾下令禁止，但带领他们的仍是美国人）。他们一发现暗礁，就知道他们只能标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航道来。午夜，潜水员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盏引导部队登陆的闪光指示灯。可是指示灯刚一打开，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头灯。这是一支民兵巡逻队。吉普车一转头停了下来，车灯直照在潜水员身上。他们向车子开火，一辆载着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开来支援吉普车，运兵船“布拉加尔”号上的炮手消灭了这一威胁。但这并不值得高兴，首批流亡者甚至还没有下船，出其不意的袭击（选择夜间登陆的惟一理由）的因素就消失了。

潜水员尽力想在珊瑚礁之间为车辆人员登陆艇和更宽的装载坦克的通用登陆艇寻找航道。有好些地方肯定是过不去的。离海岸150码（约137米）便无法前进的士兵，只好携带武器和无线电设备涉水登岸，但无线电设备一泡海水就完全失去作用了。暗礁也撞掉了一些船的推进器。有些等得不耐烦的士兵往深水里跳，装备很重，人就像石块似的往下沉，幸亏有人拉了他们出来。人们巴望天快亮，甚至为此祈祷。但是情况越来越明显，天亮了处境只会更不利。发现这一点的军官是埃尔内多·奥利瓦，他后来作证说，他在夜里2点半登上海岸，看到的第一个建筑物是一间小木房，顶上露着微波无线电台的天线。他立即占领了它，但如他后来所说：“你可以看出，他们刚才从那里发出过电报。”清晨6时，吉隆镇又发现了两处微波无线电台，发报机尚有余温。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事前竟没有提到这一点，可说是整个行动中的一大疏忽。由于有这些电台，卡斯特罗知道他们来了，现在他要来对付他们了。

※※※

凌晨3点1刻，人们叫醒了哈瓦那的那个大胡子独裁者，说敌人已经在吉隆滩和附近的长滩登陆。他担心这是一个骗局，问了详细情况。微波电台的报务员报告说，那些地方正受到来自海上的50毫米机枪、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轰击。接着，电讯忽然中断，显然是电台被占，一个滩头阵地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样，某种临时政府随时都可能登陆，得到美国的承认，造成一个政治问题。于是，卡斯特罗下决心要把叛军赶下海去。

卡斯特罗在全古巴的防御状况可以从他在这一区域的部署看出来，他在这个区域随时可以出动的兵力就有：由公共工程部长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指挥的一个营、配备有三个迫击炮连的一个民兵营、一个步兵营、守护通过沼泽地带的道路的三个后备营和若干支队武装民兵；即使登陆的敌人兵力再大一些也不难对付。总共派出2万人截断叛军从萨帕塔半岛撤出的通路。此外，卡斯特罗还有空军。日出时候，他命令他的6架B－26轰炸机，满载炸弹，从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起飞，由一架战斗机护航，前往袭击在猪湾停泊的船只。

当天上午，滩头阵地上混乱极了，这部分是由于地上的叛军糊里糊涂朝他们自己的飞机开了火。当卡斯特罗的飞行员到达海滩上空时，最容易受他们攻击的目标就是古巴旅的重炮营。潜水员在上午6点找出了一条通过珊瑚礁的路线，到6点25分，这些重武器才开始往岸上搬运。搬运工作进行得非常慢，当敌人从空中进行攻击时便完全停了下来。有一段很短时间战斗差不多完全在空中进行，因为空中也有古巴旅的飞机，但T－33式喷气教练机终于撵走了叛军飞机。于是，卡斯特罗的轰炸机便集中火力攻击那些生锈的货船。首先炸沉的是装载弹药和汽油的“休斯敦”号，淹死26名船员。接着轮到装载着十天补给品的“里奥·埃斯孔迪托”号；一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向“里奥”号发射了一枚火箭，它便在一片火光中彻底解体了。这对特遣队的指挥官来说真是够受的。他的水兵大多是些政治上并不很忠诚的古巴人，现在眼看很可能哗变。于是他通知佩佩·圣罗曼说，虽然古巴旅的军火卸下还不足10％，他同剩下的船只现在要立即全速离开了，但他答应当天晚上再来。

华盛顿对于从古巴传来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最初好像很不在意。但是，古巴消息仍然成了那天早晨最主要的新闻。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已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说，他发现叛军飞行员星期六驾驶B－26飞机进行的空袭，是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艾德莱·史蒂文森有点不安，打电报问哈伦·克利夫兰。克利夫兰打电话问美洲事务司。美洲事务司又打电话问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严肃地否认其事，于是美国在外交上最受尊敬的一位发言人就上当了。史蒂文森据此对联合国说，总统早已公开宣布，“保证没有一个美国人参加反对古巴的行动”。接着，他读了一段他本人也信以为真的一个假叛逃者在迈阿密发表的假声明。然后指出：“这些驾驶员和机上某些其他人员显然是从卡斯特罗暴政下叛逃出来的。”他又说：“没有美国的人员参加，也没有任何种类的美国飞机参加。这两架飞机，就我们所知，都是卡斯特罗空军的飞机，据驾驶员说是从卡斯特罗的机场起飞的。”

他高举一张B－26式飞机的照片说：“机尾上有卡斯特罗空军的标记，谁都可以认出来。古巴的红星和F·A·R（革命空军）这几个字，很清楚嘛。”罗亚回答说，谁都能够自己涂上这种标志，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这位美国大使还向他保证：“已经采取步骤要拘留这几架古巴飞机，不准许它们飞往古巴。”

当然不会采取这样的步骤。中央情报局的饰词越来越漏洞百出了。感到丢脸的史蒂文森只好自己想办法为撒下的谎进行开脱。正像罗伯特·肯尼迪后来说的，“事情已经要表面化了”。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况已为大家所了解。海外钦佩肯尼迪的人都不禁为之愕然。米兰《晚邮报》说：“美国威望在一天之内下降的程度，超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八年。”《法兰克福新报》宣称：“现在看来肯尼迪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失败了。”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国家的外交家还记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谴责过中立主义如何不道德，现在不禁感到分外高兴，大为活跃。史蒂文森尴尬地说，他不能肯定谁在攻击古巴，但他却知道谁在攻击美国。

《迈阿密新闻》星期一下午6点钟版的大字标题是：古巴海军起义，入侵部队在前进中。消息透露，这次海军叛变采用了一个颇富想像力的代号：“奖金”。又说，叛军正以巨大的钳形攻势分割卡斯特罗的土崩瓦解的军队。该报还引证了“各种报道”，从而断言，入侵者已经“在古巴六个省中四个省的海滩登陆，现在尚未遭到攻击的只有哈瓦那省和东部的卡马圭省”。这些报道都是毫无根据的。根本没有什么“奖金”行动，古巴的海军仍继续忠于一人，全部行动仅限于猪湾海岸一处，实际情况是，2万名卡斯特罗政权的保卫者使叛军陷入了背水的绝境。

船只逃跑后，入侵者陷入无望的境地。但是，他们打得很出色。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打退了民兵的进攻。在数量上处于1：13或更悬殊的劣势，又面对着敌人重炮和空军的战术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在头一天损失了不到100人。奥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却打退了2,100名卡斯特罗士兵和20辆坦克的进攻，自己伤亡在百人以下，却打死政府军500人和打伤1,000多人。这些是卡斯特罗的一名医生透露的。

入侵者的情绪很高。他们的总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人才知道，而这些领导人所以还抱着希望，是因为受到中央情报局人员从逃散的船上发来的无线电讯的鼓舞。（“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进去把你们撤出来的。”）后来，对于当时交谈的内容到底如何，颇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给海滩上的叛军打气的确延长了他们抵抗的时间，自然也增大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般认为，该局的战略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场如何，他决不能让这次入侵失败——他一旦发现美国的威望可能会受到损害，他就会使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的。这里，也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讲话是说了算数的。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道：“什么是威望？它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以真实的力量为依据。毫无疑问，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有人会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的，但这无关大局。”

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同情。60年代后期他们之间形成分裂的那种怨恨情绪这时还没有表现出来。国家还没有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阵营。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十三天》中所说，“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当〔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倒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82％的美国人对他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示赞赏。肯尼迪阴郁地说：“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诚然，舆论并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强硬路线派。他后来在1964年11月份的《读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然后……直接开进去”。这是意料中的事，而出人意料的却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忽然出现了一帮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莱辛格写道：“左派当中，出人意外，许多人现在感到在选举前他们对肯尼迪表示怀疑是完全有理的。”他们的标语牌要求“公平对待古巴”。他们同示威者一起挤满了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在白宫外面，一个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斥责第一夫人的标语牌：Jacqueline，vous avez perdu vos artistes．（杰奎琳，你已经失掉文学艺术家的支持了）。“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响应，特别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哈佛大学历史系成员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图尔特·休斯，带领着70名大学教师在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的趋势”。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预言要出现“一个用自由的辞藻掩盖着它的基本政策的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从医院的病床上打电报给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公平对待大会说：

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了野蛮时代，施莱辛格之流已经使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蒙受耻辱，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进行战斗，他没有这个必要。他的部属已经完全掌握了猪湾的局势，他只是站在一边旁观，看着他们无情地一步步压缩叛军的滩头阵地。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政府军所用的那种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兵连开始轰击海滩，落弹点附近的叛军被震得晕头转向。叛军坦克指挥官很勇敢，但俄制T－34坦克的火力要更强得多。到了晚上，叛军十分缺乏弹药。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海恩斯·约翰逊说：“天黑了，我们盼着船回来。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来。我们知道，如果船不来，我们就绝无成功的希望了。”午夜，仍然毫无音信。佩佩在绝望中同他的无线电发报员登上敞篷船，出海六英里，希望通过无线电同中央情报局的船取得联系。他回到指挥所，派出另一名军官到海上去设法找到一些由于船员哗变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的船长。这只敞篷船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发出如下电讯：“多洛丽丝，我是海滩。多洛丽丝，我是海滩。我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6架B－26飞机打算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上的古巴空军飞机。卡斯特罗又是好运气，机场上空浓云密布，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在吉隆滩，T－34坦克密密地并成一排，径直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滩阵地上没有一件事使人称心的。缺乏空中掩护已造成了叛军的失败，现在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他们甚至连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总统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临时被请了出来。他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站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幅地图前面（看了令人感到不协调），听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对他说，现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罗伪法庭的审判。总统让步了，批准在猪湾外边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上出动6架无标记的喷气式机。星期三早晨6点半到7点半这一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几架B－26飞机则将用以向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发动攻击。【在《要是在今天》一书中，霍华德·亨特公然厚着脸皮指摘说，由于肯尼迪没有让美国战斗机掌握制空权，因而造成了猪湾远征的失败。——译者】

猪湾这一出悲喜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离古巴有3小时又20分钟的航程。这些飞行员由于不停执行任务早已筋疲力尽，只有两个人还有气力再作飞行。可是，四名美国顾问相信从“埃塞克斯”号起飞的喷气式飞机一定能保护他们，自愿驾驶其余的几架B－26飞机。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已经犯下了无数错误，现在他们所犯的这最后一次错误则更是毫无道理的。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属于两个不同的时区，而这些飞行员却忘了校正他们的手表。他们提前一小时到达了吉隆滩上空，这时用来保护他们的喷气式飞机还一动未动地停在“埃塞克斯”号的飞行甲板上。于是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便蜂拥而上，一举歼灭了他们，使四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下最后咽气的份儿了。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已经减弱。电报都很简短：“海滩继续战斗。立派一切可用之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告罄。敌人迫近。必须在一小时内救援。”星期二深夜，开始了最后的抵抗。叛军领导人在卡斯特罗大炮和坦克的包围中于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武器战斗。决定入丛林。我不能再等你们了。”

林子里也只能暂避一时。由于原来就没有定出撤退计划，叛军最后一一落入敌手。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不到72小时就粉碎了入侵，正如海恩斯·约翰逊在其关于这次战斗的一本出色的著作中所说，使入侵变成为“也许是自从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冲入死亡的无底深渊【指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对克里木半岛巴拉克拉瓦的攻击。——译者】以来许多错误百出、计划不周的行动中最得到大肆宣扬的一次”。古巴旅的幸存者还面临着要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和长期监禁的耻辱。他们直到1962年圣诞节，由于罗伯特·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诺万发起了一次赎救他们的运动成功，才放出来。

在60年代中期，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从长远看，猪湾事件倒真是一件好事；由于这次事件，肯尼迪对专家完全失去信心，因而使他在18个月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反而更能当机立断。从70年代回头看，对于吉隆滩的溃败以及他对此事的反应，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败的第二天，总统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说，完全采取了战斗姿态。他说，这一次他决定不同卡斯特罗计较，但是他希望记录在案，“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国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如果必要，就单独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并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时，我们决不会去听那些已在布达佩斯血染的街头声名狼藉了的人来同我们谈什么对外干涉问题。”

这是最露骨的冷战语言，这无异断定说，美国的惟一危险在本国国界以外。美国的惟一敌手是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不论“在古巴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低估它的力量”。他还告诫西半球的各国政府和人民，“要对共产党从外部对古巴进行干涉和统治的威胁加以更密切的注意和更现实地对待”，因为“现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们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面临着一场无情的斗争，其范围远远超过两军对垒甚至核军备的冲突”。

60年代的转向自由主义，那时还没有开始。一旦开始，美国所受到的威胁就都会看做是来自本国国内的了，如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环境污染、技术问题、官僚机构、人口爆炸、“权势集团”等等。但是在肯尼迪执政期间，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出现。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在30年代是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是美国大兵，50年代是被母亲误解的青年人，到了60年代初期，就变成了以和平为工具同饥饿、疾病——以及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和平队队员。作为美国当代的自由主义派，肯尼迪认为，不发达国家发生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是贫穷和愚昧，而共产党则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确信，一旦由于执行第四点计划改变了那种情况，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就会完全消失。争取进步联盟之所以受人欢迎，其原因正在于此。一般认为，拉丁美洲在追求进步的事业中同美国联盟，就能排斥来自共产国际的拉拢。

这种信念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派认为人类是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不过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看法了。60年代早期理想主义的青年，用当时极为流行的语言来说，是实用主义的。下一个十年中的自由主义派典范人物拉尔夫·纳德，这时还没有登上舞台。在肯尼迪执政时期中，一如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以来一样，自由主义派人士都认为，医治社会弊端的方法是扩大政府机构和加强总统权力。后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幻灭，几乎动摇了整个共和体制的根本。

那个星期四肯尼迪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的演说，完全有可能出现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年代，甚至还可能出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口。二者在风格上可能很不一样，但实质上并无多大区别。像所有的冷战人物一样，肯尼迪最后也提到了慕尼黑会议，提醒听众说，它的意义就在于：民主国家如果不能抗拒集权主义的独裁者，是注定要灭亡的，而“可以不发一枚导弹或越过一国国境，就能使我们的安全一点一点、一国一国地丧失掉的”。他说，他决心“吸取这个教训”。最后又说：“未来的历史将载明，这一艰苦的斗争是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的。作为美国总统，我要明确宣布，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让我们的制度存在下去，获得成功，不管其代价如何，也不管会有什么风险。”

这是对未来的历史结论所作的最不高明的一种猜测。那次演说是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公开反应。回白宫后，他又采取了另一更具象征意义的步骤。麦乔治·邦迪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地位忽然被破格提升。他从西行政大街对面的比较寒碜的行政大楼搬到了白宫西侧楼，十分靠近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邦迪开始每天早晨主持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例会。除此之外，邦迪还把他的管辖权扩大到挂着巨幅地图、装着许多鲜艳的电话机的白宫作战室去。下一次共产主义世界再策划对自由世界进行攻击，美国就会有所防范了。如果它胆敢再颠覆任何一个弱小国家的反共政权，他们就会遇到坚决的抵抗。白宫已经做好了准备，邦迪已经做好了准备，作战室也已经做好了准备。热线已经接通，侵略者必将受到他们永世难忘的教训。

认真阅读关于古巴问题的报道的人中也有尼·谢·赫鲁晓夫。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对那些冷战言辞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不少。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位新总统，年轻而又缺乏经验，这一跤摔得真够呛。肯尼迪这会儿似乎还有点晕头转向，这看来是对他猛击一拳的大好时机了。

白宫知道，克里姆林宫准会这样看待美国这次的大失败的。华盛顿在估量了经过猪湾事件残存的自信心之后，感到惊惶，这是主因。本来在2月间已经安排让肯尼迪同赫鲁晓夫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在5月12日还写信说，邀请仍然有效。肯尼迪想延期，但感到这可能会被看做又一软弱表现。他说，宁攀高峰，勿近边缘【这是一句双关语，高峰指最高级会议，边缘指战争边缘。——译者】。因此他丝毫没有放松，而且是加倍努力进行维也纳会谈的准备工作。有人告诉他，苏联主席认为艾森豪威尔两次在和他进行最高级会谈之前都缺乏充分准备，因而对他很看不起。艾克每遇到一些困难问题总要问他的助手怎么回答。于是肯尼迪决定，一切重要会谈都只由他们两人和一位译员参加。

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一样，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即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压力，他们认为，要想从对方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惟一办法就是硬索强夺，咒骂恐吓。赫鲁晓夫本人就很善于搞这一手。斯大林对他这一手是赞赏的，正因如此，他显得具有一种原始的力量似的。前年秋天，他就曾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表演。这几年来，刚果使得许多地理政治学家的名誉扫地了。由于U－2事件的出现，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日内瓦最高级会议的流产，美苏缓和的希望的破灭，赫鲁晓夫早已不痛快了，现在加丹加省的新的耻辱更使他气急败坏。他原来一直责怪达格·哈马舍尔德，说他是殖民国家的工具。他要求废除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提议由一个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来代替，以代表西方、共产主义和中立国家三个国家集团。他根据俄国的一种三马并拉的车子，把这种安排叫做“troika”（三驾马车）。他当时脱下鞋子在桌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以示强调，使联合国大会为之哗然，主持大会的一位爱尔兰人为了恢复秩序，把木槌都敲断了。这样混乱使那位苏联主席很高兴，回到莫斯科后还扬扬得意地说：“联合国虚弱极了，眼看要完蛋。”

1961年1月6日，赫鲁晓夫为了反击美国自由派对不发达国家的政策——经济援助和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的双管齐下计划——提出了共产主义在整个60年代的巨大挑战：“无限支持为求解放而斗争的民族”的“正义”战争。六个星期后，他的刚果同盟者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加丹加省被谋杀。于是这位狂怒的俄国人就称这一谋杀事件为“哈马舍尔德罪恶活动的最高成就”，再次要求立即撤销他的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俄国的右派力量还有其他一些不满也由赫鲁晓夫表示出来了。原先眼看就要投入他们怀抱的老挝，现在却正在转向中立道路。红军中的强硬派要求恢复苏联在1958年秋季暂停的核试验；他们现在已经有了2,000万吨、3,000万吨、5,000万吨和1亿吨级的武器，急于要加以试验。这些冷战症候每天不断刺激人们，使外交气候保持寒冷，但又不致酿成世界危机。但是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盖过一切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有时称它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有时称它为“需要割除的一种毒瘤”，或可能导致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这个问题就是柏林的分裂。

15年来，俄国人一直把西方驻扎在前德意志首都一事看做是眼中钉。1948年斯大林力图逐出盟国军队，但被大规模的空运活动所挫败。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抬高了苏联的身价的时候，赫鲁晓夫抓住机会，要求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他当时给盟国六个月的期限，后来由于艾森豪威尔把延长期限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一个条件，才加以延长了。艾克曾经作了若干让步。他同意柏林形势是“不正常的”，提出可以就西方在该地卫戍部队的规模，以及西德利用该市作为宣传和情报活动基地的限度问题，进行商谈。

现在赫鲁晓夫又利用这一问题来偷袭肯尼迪了。他在关于解放战争的演说中大做文章，公开威吓肯尼迪。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拒不“正视实际存在的形势”，苏联就将“采取坚定措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这样，肯尼迪现在又面对着艾森豪威尔曾经驱除过的恶魔了。赫鲁晓夫明确宣称，这样一个协议要包括下述保证：任何对东德边界的“侵犯”都将认为是对华沙条约所有成员国的“侵略行动”——实际就是要西方或则放弃柏林，或则准备打仗。他真是要这样吗？夏尔·戴高乐表示怀疑。他劝总统坚决顶住（“要吃得住这一棍子”）。他说，如果肯尼迪坚决顶住并计划新的空运，那位部长会议主席就会退缩的。艾夫里尔·哈里曼一心只惦记着维也纳会议，便表示赞同这意见，不过建议采用另一策略。他预言，赫鲁晓夫一定会凶相毕露，大肆恐吓这位年轻的总统的。最好的对付办法就是不理睬他的话，但态度却要温和。而且，肯尼迪绝不要把他的对手估计过高。哈里曼说，赫鲁晓夫本人也一定神经挺紧张。那位主席惟一的另一次西方之行已经失败了，而美国的克里姆林宫学家还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自己出身卑微始终放心不下。维也纳会议上不可避免会出现紧张情况的。他一定会很无礼，因为他只会这一套。哈里曼建议，遇到这种情况，总统就必须不为所动，而付之一笑。

肯尼迪飞奥前夕在巴黎收到了哈里曼这个建议。巴黎的这一段行程对年轻的第一夫人来说，是首尝胜利。11年前，她是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现在却带着两卡车行李，满身珠光宝气，随员成群（包括欧洲头等的理发师），来到了这里。戴高乐几乎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法国报纸惊呼她是如何“动人”、“迷人”、“艳若天仙”！总统在走进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时说：“我想我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陪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来的那个男人。”

维也纳却不一样了。肯尼迪夫人也曾跟赫鲁晓夫开过玩笑，例如说：“哦，主席先生，请不要拿统计数字来烦我了。”但是阴森气氛过于沉重，甚至连她也无法付之一笑。自赫鲁晓夫的俄造黑色海鸥牌汽车一穿过铁丝网，进了美国驻奥大使馆那座石砌和拉毛水泥面的巨大建筑物，整个气氛就和当时的天气一样恶劣起来。肯尼迪对助手说，他的对手是个“滑稽其外”、“凶恶其中”的人。在两天的会谈中，他的凶恶也形之于外了。经过最后一次交锋，詹姆斯·赖斯顿要求访问总统。那天，肯尼迪一走进赖斯顿等着他的那间屋子，就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把帽子往下一拉，长叹一声。赖斯顿感到他似乎处于半震荡状态。他问总统：“很难对付吧？”肯尼迪回答说：“我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难对付的事。”

后来，赖斯顿写道：

他（总统）走进美国大使馆一间阴暗的屋子，神色沮丧，怒气冲冲。他在同赫鲁晓夫对谈时，像平常一样力持冷静，极力想同对方讲道理，要他明确表示苏联准备干什么和不准备干什么，而赫鲁晓夫却恫吓他，在柏林问题上拿战争对他进行威胁……肯尼迪在那间屋子里所说的话，使我完全相信如下事实：

赫鲁晓夫已经研究过猪湾事件。如果肯尼迪当初不去碰卡斯特罗，或干脆把他搞掉，赫鲁晓夫倒都能够理解。但是肯尼迪动手打古巴时很轻率，却又没有胆量打到底，这就使赫鲁晓夫感到，同他打交道的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领袖，他大可对他威吓讹诈一番。

肯尼迪告诉赖斯顿：赫鲁晓夫非常粗暴、野蛮，有时简直像要向肯尼迪冲过来。只在一个问题上他还讲点道理，那就是他认为无足重轻的老挝问题。讨论任何其他问题时，他始终表现出一副凶恶的、冷嘲热讽的态度。他坚决要求，哈马舍尔德必须撤换，代之以三驾马车。美苏之间的任何裁军协议，也都需要由代表世界上三大政治阵营的三方委员来监督执行。肯尼迪对他说，这种安排必然会由于一方使用否决权而陷于无效（“即使俄国的三驾马车，也只有一个赶车的嘛！”），但也无济于事。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出了最后通牒，说：这根骨头必须从苏联的喉咙里去掉，不管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他在今年年底以前一定要同东德签订和约。如果美国要在这个问题上打仗，那他也没有办法。对付企图发动战争的疯人，只能给他穿上紧身衣。

在肯尼迪的要求下，他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密谈。总统竭力劝阻赫鲁晓夫不要采取这样莽撞的步骤。赫鲁晓夫断然拒绝，说：“我要和平，但如果你要战争，那是你的事。”他签订和约的决心是不可改变的，他要在12月签订这个条约。他们分手时，肯尼迪说：“今年冬天想必会很冷的。”【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这位主席评论说：“……对于我们在维也纳的会晤，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尽管我们没有达成什么具体协议，我看得出来，他对于寻求世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是感兴趣的……他是一个讲理的人，而且我认为，他知道在柏林问题上发动一次新战争是毫无道理的。”】

肯尼迪对赖斯顿说：“我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弄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干，而且采取这样敌对的方式；二是弄清楚我们能有什么对付办法。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很容易解释的，他这样干，是由于猪湾事件。我想，他认为一个这样年轻无经验，公然给自己惹下大祸的人，是可以吓得住的；任何一个陷入这类麻烦而又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是没有胆量的。于是他便狠狠地打击我。我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他认为我既无经验又无勇气，那么除非我们能改变他的想法，我们同他就不可能谈出结果来。因此我们必须行动。”

赫鲁晓夫的话到底算不算数，人们拭目以待，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他一回莫斯科，就下令公开发表他交给总统的关于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的两件备忘录。国务院目光敏锐的人马上看出，他对柏林已不再提期限问题，但这一点现在关系已经不大。全世界都知道了俄国的最后通牒。自此以后，赫鲁晓夫使苏联的军事预算提高了31.44亿卢布，并发表了一系列沙文主义的演说。

肯尼迪也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升级。6月25日，他对美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说，“倘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发动的，不是从柏林发动的……只有苏联政府才会利用柏林边界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要求国会批准他给五角大楼拨款32.47亿元，召集预备役，提高征兵额两倍，提高战斗部队的最高限额，并修整启用封存中的飞机和船舰。迪安·艾奇逊要他宣布紧急状态，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表示同意。但是肯尼迪主张让谈判的大门继续开着。他不敢冒失进行原子讹诈，因为对方有可能逼你摊牌。他对《纽约邮报》的一位编辑说，他主要担心的是那位主席“存心要欺侮我”，如果真是那样，那就“什么都完了”。

双方的领导人都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免得柏林的德国人担心被遗弃，肯尼迪派遣他的副总统同过去的空运英雄克莱将军一起访问柏林。赫鲁晓夫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说苏联现在已经能够制造爆炸力相当于1亿吨烈性炸药的核弹，已经拥有能够运送这种核弹的火箭。他似乎为了证实这一点，果然把苏联一个宇宙航行员送入了轨道。美国国内情绪日趋紧张，肯尼迪敦促美国人修筑防空掩体。与此同时，柏林也是一片混乱。7月，有30,444名难民流入柏林西部。8月的头十天中，又有1.65万名越界过来。单在12日这一天，越界人数就有4,00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他们都是东德共产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五年计划所必需的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半小时，黑暗无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鸣，矮墩墩的T－34和T－54型坦克带领着满载德国军队的卡车直开东西柏林之间25英里（约40千米）长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四小时后日出之时，一堵墙的墙基已经形成了。四天以后，墙就完全建起来了，当时仍然留在东柏林的德国人便从此被禁锢起来。

这件事使西方国家冷不提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国务院过了四天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接着，9月1日，赫鲁晓夫把螺丝又拧紧了一点。美国的地震仪记录到无可置疑的证据，表明俄国人又恢复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主席停止试验，指出了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侦察设备记录到了第二次试验，接着又是第三次试验。在其后的那一个月里，苏联一共爆炸了30个较大的装置，几乎全部是在大气层进行的。到这一系列试验结束时，俄国放射到空气中的放射性毒物，已经比美、英、法三国加起来还要多了。他还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很快就要爆炸一枚5,000万吨级的核弹——等于过去扔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500倍，等于历史上一切战争所使用的全部烈性炸药的五倍。第二次会议上，他告诉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它比科学家们原来估计的5,000万吨还要大一点”，但他们自然决不会因为这个计算“差错”而受到处罚。这引起了代表们的哄堂大笑。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关于禁止大气层试验建议的惟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恢复试验了，虽然他仍只批准恢复不会产生放射性微尘的地下试验。他说，鉴于苏联政府的行为，“我们现在必须采取即使谨慎的人也会感到必要采取的那些步骤”。这天是9月8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柏林墙已经建成，一道由砖石和水泥组成的栅栏，穿破柏林的中心。自8月22日以后，除了一处以外，所有的通道口都不容盟国部队通行。那惟一可行之处，也有东柏林警察检查盟军士兵的证件。边界100米以内的地方禁止接近。还给巴黎、波恩和华盛顿发出照会，正式要求禁止西德领导人坐飞机进入柏林。但西方态度在这一点上很强硬。赫鲁晓夫在9月8日坚持西德进入柏林的飞行应受监督，遭到了西方的断然拒绝。十天后，当肯尼迪即将从海恩尼斯港动身返回华盛顿时，有人交给他一张不幸的便条，原来达格·哈马舍尔德乘一架刚果飞机失事死去了，原因始终不明。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战争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近过。

两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边缘缩回去了。他对访问莫斯科的比利时外交家保罗－昂利·斯巴克说，“我认识到，同我的愿望相反，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和约……我并不想使你们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我很清楚地知道，你们是不可能让人踩在脚下的。”这么说，鲠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并不是那么令人不能忍受了。他继续对比利时客人说：“你知道，柏林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共产党10亿人民中间，200万人算得什么！”而且现在事情也不那么急了。他原来给过肯尼迪一份最后通牒（“以今年年底为限”），现在却只说：“我也不受任何期限的限制。”柏林墙已经建立起来，他现在似乎想尽量争取得到西方的某些让步，使他可以保全面子。他还作了一些企图缓和紧张局势的姿态，包括大捧肯尼迪的成熟和明智。但他看到这些姿态并没有得到什么反响，便决定草草收场。10月17日，他又一次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宣称：“看来西方国家对目前局势有所了解，愿意寻求德国问题和柏林争端的解决了。”他最后说：“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们也不再坚持必须在1961年12月31日以前签订和约了。”

就这样，一场对抗终于结束。它似乎是美国的一次胜利，但真正付出的代价，到日后才表现出来。施莱辛格后来写道，由于莫斯科的态度、柏林问题以及核试验的恢复，“总统无疑感到，如果美国从亚洲撤退，就可能打乱全世界的均势。”肯尼迪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进一步让他的对手相信他的无畏和坚毅。他对詹姆斯·赖斯顿说，共产党对西方在进行热战的惟一地方是印度支那，所以“现在我们的一个问题是让人相信我们有力量，而越南看来是办这件事最合适的地方”。

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段日子是很不愉快的。前一年他还是美国参议院的权力很大的多数党领袖，现在身为副总统，在政府中虚有其位，而又事事烦心。约翰逊从各方面都愈来愈清楚地体会到自己无足轻重的地位。他在白宫的停车场只容下一辆汽车，只有一架同白宫相通的电话分机（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却有三架）。他的妻子从来没有登上过总统的专机，他本人曾上去过，但不是请上去的。肯尼迪的助手曾三次发现约翰逊一个人在机上的舱房里张张望望。他们进飞机去总是由于总统马上要使用飞机了，因而总是不得不请约翰逊离开。这种情况不免使他有些难堪，但他还是不断上去，这一实际权力的象征仿佛已使他完全入迷了。

肯尼迪手下的人把约翰逊的人都看做外人。整个副总统的班子，除沃尔特·詹金斯外，根本不为那些声名显赫的总统顾问所识得。他们之中有些人没有白宫的出入证，只是作为观光者才能进入过白宫。这种默默无闻的处境甚至对给约翰逊值勤的特工人员也不例外。从职位上说，他们同总统的警卫人员是完全平等的，但实际上，他们却被排斥在白宫警卫队之外——不能使用他们的车子、办公室，也不能参与他们的社交活动。他们大多数人对此都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对他们个人的冷落。他们之所以受到那些得势的人排斥，只因他们负责保卫的那个人并不重要——没有别的更恰当的词来说明了。

肯尼迪对这种情况是不清楚的。他和大多数总统一样，对于这个地位仅次于他的人物也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惯例，或许还由于人类的天性，美国通过选举获得第一号和第二号职位的人的关系从来就不很融洽。有些副总统早期曾同他们的行政首脑比较接近，后来也由于友谊已被冷冰冰的礼节所代替而感到伤心。他们忘记了，对于总统来说，有一个副总统在身边就等于每天提醒他随时可能死去。而且还不止于此。虽然有些人对于死亡也能泰然处之，但他们并没有一个等着继承他的地位的人老是跟在后面。那些希望总统向副总统详细介绍情况的人，大约都没有考虑到其中的含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总统这一职位的意义，那个第二号人物等着继承的遗产的意义。一个家庭的家长可能会毫不畏缩地写下自己的遗嘱，但如果有人对他说，他死后，隔壁的那个人要变成他孩子的爸爸，他妻子的丈夫，那他就会马上变得面无人色的。

除了这个来自宪法的麻烦外，还有一层麻烦。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为了“平衡”总统竞选名单，正副总统候选人必须分别来自本国两个不同的地区，各自对不同的选民具有号召力，而他们的性格等等也可能都是对立的。这就好比说，那个丈夫还必须选择一个和他的长相不同、衣着不同、谈吐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的人来等着接替他。富兰克林·罗斯福同哈里·杜鲁门彼此就很少有相似之处。艾森豪威尔同尼克松，肯尼迪同约翰逊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肯尼迪看来，约翰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未免可笑的怪才。他的自我扩张是赤裸裸、毫无忌讳的。他出国旅行期间，每天都要打电话给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询问美国报纸如何反映他的活动。他永远在进行竞选运动——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国医生惊呼：“我的天呀！他竟和一名麻风病人握手！”——他决定让卡拉奇的一个赶骆驼的人充当一名亲善使节，使得巴基斯坦全国为之高兴。他对那个受宠若惊的巴希尔·艾哈默德说：“我们是来看望你和你的骆驼的，我们的总统也想看看你的骆驼，他已有计划要使你的生活得到改善。”其实总统根本没有这种计划，这一招看来似乎肯定会起反作用。但是结果却并没有，艾哈默德的美国之行很成功，肯尼迪也满意，他说：“如果是我，我最后得让骆驼把屎拉在白宫的草坪上。”

总统知道了副总统如何不愉快之后，就想尽一切方法来对约翰逊表示尊重，给他创造许多出国访问的机会，其中有些后来却成了重大事件。意想不到的是，有两件事在先看来毫不起眼，而事后回顾，却显得无比重要。一是柏林之行。副总统在去柏林以前的心情很坏，但他在那里所作的演说却很好，同时正赶上欢迎美国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队的入城式。他的德国东道主认为他这次访问是这座围城前途的一大转折，因而他返国时情绪也深受感染。

另一次是那年5月的西贡之行。结果证明它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不过当时还看不出来。这是一次南亚地区的旅行，谁都希望副总统到那里去给非共产党政权打打气。他这一次并不像上次去柏林那样要表示美国已经决心同当地人民共同战斗，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在东南亚地区承担那样的责任。尽管如此，他对西贡提出了十分坚强的保证。他十分欣赏吴庭艳，公开称他是“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副总统一行离开越南后，《星期六晚邮报》的斯坦·卡诺问他是不是真那样想，副总统却回答说：“去你的，老兄，我们在那儿再没有别的人了。”

这位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是个黑黑胖胖、烟不离口的单身汉，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从他那巨大的黄色拉毛水泥的独立宫里走出来的人，都得先听他说有时长达六七小时、甚至12小时的从不打顿的独白。但是他的其他缺点倒不多。他已经60岁了，仍然果断坚定，具有献身精神。吴庭艳是一个当权的铁腕人物的典型。他的头衔是总统，但并不十分尊重民主。他完全是一个东方式的暴君，至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坚信人民的职责是对他服从。他把政敌都送进了集中营，在他的统治下，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和真正的改革。政府重要人选全从军官里挑，考虑的主要是忠诚而不是能力。虽然吴庭艳本人是廉洁的，但他的宫廷里却挤满了野心勃勃的贪官污吏。他严厉而固执，似乎认为，由于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应该享有特权。他大权独揽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没有他的批准，一个连队的指挥官也不能调动自己的部下；直到他快垮台以前，护照都要他亲自签署才生效。他的专断统治一月比一月更加严厉。他只同少数几个信得过的助手和家人商量，其中特别是他那跋扈的兄弟吴庭儒以及吴庭儒的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国驻外记者所说的“龙夫人”。吴庭儒夫人有一次解释吴家统治的哲学说：“如果我们打开窗子，阳光固然可以进来，但是许多坏东西也会随着飞进来的啊！”

进去的固然很少，出来的也不多。这在情报方面，特别如此。有关越南战争的两大奥秘之一是：为什么它使许多西方专家为之声誉扫地？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便是其主要原因。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竟有这样多著名人物犯下这样荒唐的错误，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于过早宣布越南战争的解决办法而大丢其脸时，许多军人和政治家对越南战争的性质和它可能的发展前途也都作过错误的判断。1954年4月6日，新英格兰的一位州【指马萨诸塞州。——译者】参议员为使他的同事们散散心，向他们引述了一些早期对越南战争的议论，如“军事形势看来正越来越对我们有利”（1952年艾奇逊语），“我们认为，印度支那的形势正在好转”（1953年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语），法国打胜仗“不但有此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1954年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语），以及“法国人正在赢得胜利”（1954年海军上将雷德福语）。结果法国却失败了。七年中，法国人死伤1.9万人。【美国在1961～1972年间，损失45,882人。法国伤亡的数字通常说是9.2万人，但那数字中包括外籍军团、非洲人和在法国指挥下作战的越南人。法国不像美国，它没有派遣应征入伍的部队到越南去。】这似乎证明了那位新英格兰的参议员的怀疑是正确的，而这位参议员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肯尼迪本人。但是肯尼迪后来却也陷了进去。他对越南的政策最后也仍是以1960年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中所作那种刘易斯·卡罗尔【见本书第三册中译本第931页译注。——译者】式的估计制定的。那个报告预言：“根据军事援越使团团长的保证……美军……将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初，肯尼迪总统批准了一项援助计划，便是以战争将在18个月内获胜为依据的。

有关越南战争的另一个不解之谜是：为什么这样多见解不同的美国人，其中包括四位总统（两个共和党总统和两个民主党总统）都认为有义务拯救西贡政府·这个国家，不管怎么说，远在亚洲，离我们有五千英里，在遥远的印度支那半岛一片到处是稻田和茂密的丛林的原始土地上，然而，十多年来，华盛顿的历届政府却一意孤行，甚至不顾美国国内的安宁，力图使一些大可怀疑的人物在越南保持统治。美国在越南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肯尼迪应该理解这一点。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出了越南势必引起的麻烦，而他正是其中之一。他在1951年（当时他是众议员）访问过越南，返国后，通过“会见新闻界”节目说：“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在任何东南亚国家中想取得胜利都是没有希望的。”后来，他却也受到冷战言论的影响。冷战派人物认为，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现在决不能再“失掉”印度支那了。

美国对西贡承担义务始于1954年，到1957年又重申前议。日内瓦协定签订后，艾森豪威尔在给吴庭艳的一封信里保证美国“帮助越南政府发展和维护一个强大的、能够生存下去的国家，自己有能力抵抗通过军事手段进行的颠覆和侵略”。艾克做出这项保证时附有条件，即“越南方面也应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同他配合。他提出这一保证的目的是，“打消任何人要想把外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你们自由人民的念头。”

林登·约翰逊主政白宫的几年中，每谈到越南问题便常说：“是艾克许下的诺言啊，我也只好遵守。”但他实际并没有遵守。这毕竟不是一项正式条约，参议院从未参与其事。它甚至作为一项行政命令的合法性都不具备。但约翰逊和肯尼迪却都认为非遵守不可。西奥多·索伦森曾写道，如果撤销美国的支持，将会使“全世界对美国保证的可靠性产生怀疑”。阿瑟·施莱辛格更进一步写道：

不管在1954年以前我们在越南有无重大利害关系，反正艾森豪威尔的信件已经产生了这种利害关系。不管我们应不应该在我们划线的地方划上一条线，反正这条线一旦划下了，就会一年比一年更有力地约束着我们。不管多米诺理论在1954年时是否有根据，反正七年以后，当各邻国政府已经把自己的安全寄托于美国有无能力信守对西贡的保证时，它已具有充分根据。肯尼迪……别无选择，只能在他承袭下来的总的形势中干下去。

白修德在《1968年总统选举纪实》一书中写道，“我们在越南的事业”就是“半世纪来美国的事业，这一事业已为全世界所共知……如果说今天已有一个尽管很脆弱的世界秩序，这一世界秩序的取得却是40万美国人在本世纪的四次战争中用生命换来的。”约翰逊总统认为“匆忙撤出”就“等于在这个问题上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不打算遵守我们所签订的条约，也不支持我们的朋友了”。《时代》周刊对那些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人解释说：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南越……如果美国不能或不愿在共产党的进攻下保住南越，那么亚洲国家就会从此不再感到信赖美国是安全的了；整个东南亚的陷落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据说这样撤退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支持派遣美国部队到越南去，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截了当说，不这样就只能眼看那一地区的情况普遍恶化。莱曼·兰尼兹尔将军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讲话，他预言说，如果越共获胜，“我们将失去全部亚洲，直到新加坡。”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坚信能战胜打游击战的敌人（他说过，北越“经不起常规轰炸的袭击”），他告诉肯尼迪总统说，派遣一支“美国军事特遣部队”是“必不可少的”。

所有这些说法都毫无道理。如果肯尼迪政府并不认为有义务把古巴旅从眼看要完蛋的海滩上撤回，那么，它对吴庭艳就更没有什么义务可言。而且，由于吴庭艳已经公开否定了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的义务，艾森豪威尔的信也已经失去了效力。吴庭艳还拒绝在1956年实行全越选举。即使美国同他的关系受着一项条约的约束，以为他会要求按条约的规定行事，那也是荒谬可笑的，何况根本也没有什么条约呢！

使华盛顿无法抛开西贡的真正压力来自国内政治方面。这时麦卡锡已死，但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无不惶惶然，深恐吴庭艳可能成为蒋介石第二。而尤其矛盾的是，他们竟重犯了当初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的美国人犯过的错误；虽然南越的核心问题也是政治性的，但他们给的却是军事援助。他们犯这种错误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会中的权势人物的态度。他们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十分信赖，却不相信国务院亚洲司的政治官员。另外一个原因则是60年代初期在越南问题上为白宫献策的两位内阁成员性格上的差异：麦克纳马拉果断有力，腊斯克却胆小怕事，模棱两可，结果当然是来自五角大楼的声音更受重视。

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越南局势还是相当稳定的。800个美国军事顾问和每年3亿美元的军援，已足以维持现状。后来，1960年12月，肯尼迪就职前的一个月，吴庭艳的敌人宣布组成了民族解放阵线。他们在独立宫里的对手却称它为“越共”。吴庭艳起初对这个阵线并不在意，上一年秋天，他就很容易地粉碎了一次政变企图，当时约翰逊副总统问他是否需要一点美国兵，他说不需要；不过，虽然不需要地面部队，他却仍然承认需要一些帮助。于是肯尼迪总统批准了400名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去担任训练工作。美国向越南派出部队从此开始了。

※※※

1961年5月初，新任美国大使弗雷德里克·瑙尔汀到达西贡。他的前任由于企图同吴庭艳讲道理，结果实际上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瑙尔汀决心不蹈前任的覆辙。这时，越共的破坏活动已经非常明显，连那位做官当老爷的总统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乡村的情况日益恶化。游击队自由来去，到处暗杀村长。美国情报方面的一份报告估计，“最严重的时期”看来“即将来临”，并警告说，西贡政权“实际上依赖寡头统治”，“容忍贪污腐败”，已使很多人“对吴庭艳在这一时期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

在华盛顿，人们敦促白宫对越南各地各种不同官僚体制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要求肯尼迪把“打败越共”作为“真正的和最终的”目标。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总统保证，只消4万名美国部队就可以“消除越共的威胁”，再加上12.8万人就足以抵挡住北越和中国共产党可能进行的干涉。麦克纳马拉的副国防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建议同吴庭艳谈判，探讨订立“防御安全同盟”的可能性；当时还在五角大楼的威廉·邦迪也敦促美国“尽早毫不留情地”对战争进行干预。邦迪估计获胜的机会为70％。

肯尼迪下令作进一步研究，同意扩大在西贡的685人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同时批准了再为吴庭艳装备2万名越南部队并承担其费用的计划（这样总数便达15万人）。像艾克一样，他也希望援助应以南越国内的改革和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反对越共为前提，但是他却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当时他正在为柏林问题和禁试问题伤脑筋。施莱辛格怀疑他从来也没有“充分注意过”越南问题。冷战派观察家继续对越南问题感到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写道：“形势几乎是一周比一周更坏。”他发现，“游击队现在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南方三角洲——以致在大白天，如果没有军队护送，我就找不到一个美国人愿意让我坐他的车子驶出西贡。”他报道说：“政治上的崩溃已达到惊人程度。”又写道：“……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在共产党那边，他们似乎总能找到一些愿为他们的事业出生入死的人。”革命精神常常使那些没有为这种精神所感染的人困惑不解。

6月间，游击队占领了一个省会，处决了省长。吴庭艳部队到处后撤。他无可奈何地召见了瑙尔汀，要求签订双边防御条约。华盛顿立即表示支持。整个夏季，援助一直是以林登·约翰逊对东南亚的理解为依据的。副总统表示了一种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他从东南亚回国后写道，越南的真正敌人是“饥饿、无知、贫困和疾病”。他认为，美国“必须——不管我们采取何种战略——始终以那些敌人为我们进攻的目标，并充分发挥我们在科学和技术上的能力”。

总统为此派出一个高级调查团前往西贡，其中包括两位最受他信任的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于是，一位将军和一位好战的文官（罗斯托自始至终是最不妥协的鹰派）便成了这个关键时刻总统在越南的耳目。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团里没有高级外交人士参加。索伦森后来曾写道，这反映了“国务院无力同五角大楼竞争”。其结果是更进一步牺牲政治上的考虑，而突出强调军事目标。

泰勒－罗斯托报告形成了越南战争的一大转折。为了挽救吴庭艳的命运，报告要求肯尼迪派出一大批美国顾问。更重要的是，立即派去八千名美国步兵，需要时再增加。作为调查团主要成员的泰勒希望总统以越南问题为主题发表一次重要的电视讲话。他要求对南越进行干预的某些论点是非常奇怪的。例如，在极力主张派遣远征军时，竟拿越南同朝鲜相比，认为在朝鲜“美国部队并没有花费很大的气力就适应了那里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实际上，朝鲜和越南根本不同：朝鲜战争是正规战，敌人的队伍越过分界线进攻，美国兵在比较熟悉的地形上同他们进行固定战线的战斗。越南战争则是在茂密的热带丛林中进行的非正规战。最重要的一点区别是，南朝鲜的当地居民希望美国人待在那儿，越南却不是这样；越南村民倾向于把美国白人部队看成是来接替法国人的，而把越共看成英雄。

政府中低于内阁一级的若干成员，其中包括切斯特·鲍尔斯、乔治·鲍尔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对这一建议很感吃惊。但是，提出疑问的惟一高级人士还只有肯尼迪本人。他拒绝在电视广播中和人民见面，因为那会把越南问题搞得和柏林问题一样。他还尖锐地指出，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一样，泰勒和罗斯托对美国进行干预的效果是乐观的，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能防止北越人向南越渗透就行，至于如何才能做到，他们根本没有提出办法。最使肯尼迪感到惊愕的是关于派遣部队的建议。索伦森写道：“所有他的越南问题的主要顾问都赞同这一建议，说它是考验我们的信用的‘试金石’，是我们的决心的象征。但是总统实际上否决了这一建议，而只有他的这一票才作数。”肯尼迪告诉一位助手说：“他们想派去美国部队。他们说，为了恢复信心和维持士气，这是必要的。但这会同柏林的情形完全一样：部队开入，高奏乐曲，群众欢呼，可是四天之后，谁都把它忘了。然后，又会有人告诉我们，必须派出更多部队。这就好像喝酒，酒劲一过，你又得再喝。”

虽然如此，他也难免为大家的意见所左右。他否决了派遣美国部队的建议，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有所让步，从1961年12月起就开始加强美国在越南的力量了。和七年前艾森豪威尔的做法一样，总统在同吴庭艳公开交换的信件中肯定了这一安排。这也不完全是单方面的，吴庭艳也同意进行改革，并且承认必须加强军队的指挥和提高士气。但是没有规定美国援助的限额，以及这一援助到何时为止，只是笼统地说直到平定了越共和逐出北越人的时候为止。泰勒并不认为这里面包含着什么巨大的危险。他从菲律宾拍电报给总统说：“通过南越卷入一场亚洲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并不十分严重。”相反，乔治·鲍尔却对此事十分不安。他说，吴庭艳在迫使我国政府派出步兵以前是不会罢休的。这正是吴庭艳的真正目的，这样他就可以让美国人去为他打仗，而由自己来巩固政权。鲍尔预言，如果答应派兵，其规模就会不断扩大。他告诉总统说，不出五年之内，就会有30万美国部队在越南。肯尼迪笑着说：“乔治，你真是疯了。”

美国后来所以加速陷入越南（这证明了鲍尔和后来一些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其中一个因素乃是美国在西贡的决策人的性格。从1962年初直到肯尼迪执政一千天的末尾，这里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是瑙尔汀大使和2月到达越南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新任团长保罗·哈金斯将军。选用这两个人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瑙尔汀出身于弗吉尼亚望族，一向因循守旧，对亚洲毫无所知。他的任命是由国务院中强硬的反共派推荐的。不论出现任何危机，他都支持吴庭艳，而当肯尼迪真正需要他时，他却会一去多日，到爱琴海上优哉游哉地度假去了。哈金斯比他还要糟糕，他是波士顿一个世家的浪子，中学也没有念完就退了学。他在军队中的晋升，只因他精于马术，是个勇敢的马球队员，乔治·巴顿需要轻松一下时陪同他骑马的伙伴。他在第二次大战中是巴顿的副参谋长，他那时的绰号是“枪通条”，是因为他贯彻巴顿的命令雷厉风行而得来的。但是和巴顿一样，他自己有时却不那么遵守命令。这一点，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向总统如实报告越南战争进展情况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肯尼迪明白指出他需要知道一切情况，不管消息好坏。但哈金斯却不喜欢把坏消息往上报，他认为这对他不利，他的一切做法让人感到仿佛他的使命就是万事只求表面上不错就行了。他一到西贡，就对美国记者说，他是乐观主义者，也喜欢看到他周围的人都是乐观派；还说，今后给华盛顿的每日情况估计汇报可以叫做“进展报告”。他要使人完全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反对越共的战斗将会不断进展。

瑙尔汀和哈金斯都同意，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吴庭艳，没有他什么事也办不了。同时，既然对他的政权进行批评只会激怒他，那就不要批评。用《纽约时报》霍默·比加特的话来说，这就变成了“与吴庭艳共存亡”的政策。吴庭艳很快就认识到，他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地来利用这两个美国人。

哈金斯到后对越共发动的第一次进攻称为“日出行动”，这倒很恰当。哈金斯告诉记者说，他计划建立一系列设防的“战略村”，由民防队防守；同他一起搞这个计划的就是越南总统的弟弟吴庭儒。紧接着华盛顿得到的报告是，战略村已获得惊人成功，农村人口的1/3以上都居住在战略村里。战局看来已开始扭转。从西贡来的报告全是好消息。怀疑哈金斯所作估计的人可以拿瑙尔汀的估计来加以核实，因为后者也是同样觉得一切如意。

实际上，战略村的试验完全失败了。除了那些居于高位的人之外，什么也没有变。他们现在是通过发布新闻在进行战争。从战地来的报告都由哈金斯重新改写，悲观和不受欢迎的消息全部删除，代之以彻底的虚构。反对这样做的校级军官——他们中的确有人表示过强烈反对，最令人难忘的是约翰·保罗·范恩中校——就调去担任不受欢迎的职务，在他们的档案上写下可能从此断送他们的军人前程的评语。另一位职位仅次于哈金斯的将军巡视了前线，发现整个形势全然不同于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亲拟的电报所作的描述，于是就写了一份报告给哈金斯，列举战争实情。哈金斯竟在报告的边上批道：“谎话”，“谎话”，“又是谎话”，然后往档案柜里一塞了事。实际撒谎的是他自己，而能够揭穿他的谎言的只有美国报纸派驻越南的记者发回国的消息。哈金斯为了替自己辩解，便说那些记者危言耸听，甚至干脆骂他们为卖国分子。他偶尔也承认受挫，那是因为他别有企图，他要借此多搞些兵、枪炮、直升机。他警告说，如果不给他补充，就是文官想拆军队的台，任何人只要还记得当年中国的往事，准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

要是越共发动春节攻势或其他攻势，这个单人新闻社可能在一开始就暴露了。但当时的情况却是游击队的活动恰好有所下降。这正是那些操纵新闻的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宣称，“日出行动”已经为战场带来了晴朗的天空。他们兴高采烈，而华盛顿也为他们的这种扬扬得意的情绪所感染。马克斯韦尔·泰勒说，他已感觉到在越南将出现粉碎越共的“一次伟大的全国性运动”。麦克纳马拉说：“一切统计数字都表明，我们正在赢得战争。”肯尼迪总统是又惊又喜，当下就批准了把西贡的司令部从2,000人扩大为1.6万人，把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升格为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

第二十八章 号角又在召唤

1961年，六十年代的动荡岁月还没有到来。国内的骚乱要到1964年夏季，肯尼迪总统去世八个月后才会发生。这情况后来引起一种离奇的说法：要是肯尼迪总统不死，一切骚乱原本不会发生的。事实上对后来的骚乱肯尼迪要负很大的责任。他所采取的有关两大步骤之一是增兵越南。另一个步骤是决定要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把人送上月球的计划。正因为肯尼迪使国家把巨额资金耗费在空间探索方面（花了五百六十多亿美元才把“阿波罗11”号送上月球，而这还不能算作结束），其后几任政府就都无力采取具有创造性和深远影响的办法，来处理从瓦兹到哈莱姆黑人区震撼全国的种族骚乱。这些动乱连同令人痛心的反对美国插手越南的示威游行，削弱了美国社会的结构，其严重程度为一百年前南北战争以来所未有。

肯尼迪对越南问题和空间问题都深感头疼。在前一个问题上，他很可能曾经打算从印度支那撤军。肯尼迪的主要助手肯尼思·奥唐奈说过，总统原打算在他的第二任内撤出越南，而在他最后一次出门飞往得克萨斯之前，他已下令撤回第一批美国军事顾问一千名。（据奥唐奈说，林登·约翰逊从达拉斯回来后，悄悄撤消了这道命令。）还有其它迹象也表明肯尼迪已着手从越南脱身。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并不能说是友好的戴维·哈伯斯塔姆也认为，肯尼迪己经下定决心，不过“不想操之过急，以免不必要地造成政府内部的分裂。时间总是来得及的”。

空间探索则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没有推脱的借口。不管这一决定带来光荣还是羞辱，全都属于肯尼迪，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到1961年，空间竞赛对国家安全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说来也怪，苏联拥有较大的火箭反倒证明他们的技术落后。美国人有办法设计一种氢弹头，其休积和重量都只是原来的若干分之一，因而根本不需要强大的火箭来发射。苏联所以需要推力达八十万磅的巨大推进器，是因为他们的氢弹仍然又笨重又庞大。这表明在空间探索的这个初级阶段，他们所用的燃料足以把重得多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但也就仅此而已，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以后的各个阶段，美国技术的优越性还会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一点，白宫的人都是心中有数的，克里姆林宫的人也全都明白。

可是普通人是不摸底的。他们只看到苏联己跑到美国前面去，于是就认为这是对自由世界的一种威胁。对普通人是解释不清的，虽然现在轨道上每四颗人造卫星中就有三顺是美国的，苏联不过发射了几颗笨拙的人造地球卫星和月球卫星，而美国却成批地发射了“前卫”、“发现者”、“探素者”、“拓荒者”、“萨莫斯”、“蒂罗斯”（气象）、“调运”（用于导航）、“迈达斯”（红外线导弹探测器）和“回波”（用于通讯）等各种类型的卫星。公众注意的只是，苏联比美国更出风头。是他们首先把卫星送入轨道；是他们的卫星首先到达月球并拍下照片；是他们首先把卫星送上环绕金星的轨道，并用它携带的无线电装置，发回有关这颗星球的资料。现在看来很清楚，他们还准备在载人的宇宙航行方面战胜美国。他们已经把狗送入了轨道，现在，第一个要把人送入太空的飞行器已在咸海附近的一座发射场上——那就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在前一年那次倒霉的飞行中试图拍照的基地——准备发射。

所有这些都与美国的安全或科学研究毫无关系。这纯粹是个面子问题，或是象有人不怎么厚道的说法，叫做天休政治的问题。以肯尼迪那种事事不甘落后的态度，大概不管怎样，美国总是要接受这种挑战的；可是冷战对此也很有关系。肯尼迪同艾奇逊和杜勒斯——还有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相信全世界都正在注视着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而且他们之间进行较量的每一回合的给果都关系着前途和命运。想到苏联也许会更受到非洲和亚洲新兴国家的仰慕，那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仿佛这与人类的自由有关。这一点从西奥多·素伦森的回忆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索伦森写道，在肯尼迪看来，新政府所继承的“宇宙探索方面的差距”表明这个国家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和活力”。

他坚信，美国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空间竞赛在众世界所产生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他担心，由于东力和西方正在力争使新兴的、尚未决定去向的国家相信，哪条路是正确的道路，走哪条路才有前途，那末，苏联的这种戏剧性的成就就很容易会造成一种危险的印象，仿佛苏联在各方面都居于不容怀疑的世界领袖地位，特别是在科学成就方面。

根据这种观点，美国更优越的武器系统算不得什么，因为它似乎并不优越：“其它国家……都认为苏联既然在空间领先也就必然在导弹方面领先；而不管这种判断正确与否，还是影响了这些国家在冷战中的态度。”这纯粹是想当然，仿佛说第三世界住在草棚和村落里的农民，都在等着要听听从外层空间传来什么最新消息，然后再决定他们应走哪条路。其言外之意其实是，如果不对苏联的火箭成就进行挑战，那对美国的威望就是最大的打击——比如说，连受压迫的美国黑人在愤怒的骚乱中捣毁许多美国城市中心也都算不了什么。

这比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幻觉玄想实际上好不了多少，索伦森还明白表示，在这方面，和越南问题不一样，肯尼迪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总统比他所有的顾问们更为坚信，在空间竞赛方面甘居二流，甘当亚军，是同国家安全的要求和‘新边疆的探索精神’不相符合的”。和古巴问题一样，这也是肯尼迪1960年谈得最多的题目之一。在曼哈顿作竞选演说时，他曾说：“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做出崭新的决定。这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际政策、威望、力量和影响方面不得不作出的关键性决定，是他们应当承认外层空间的重大意义。……现在苏联已经首先进入外层空间了。”在爱达荷州的波卡特洛，他又指贵说：“也们（其它国家）已经看到苏联首先进人空间。他们看到苏联首先围绕月球飞行，又首先围绕太阳飞行……。他们于是得出结论说：苏联在蒸蒸日上，我们则每况愈下。我认为要靠我们来扭转这种形势。”在他当选前五天，在俄克拉何马城，他更大声疾呼：“我宁可就看黑白电视。我一定要在火箭推力上超过他们。”

4月份第二周的星期一，合众国际社开始传播在莫斯科盛传的一个谣言，说苏联已经用火箭把一个人送入空间并使他安全返回地面了。尽管这个消息报得过早了些，可是星期二晚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便报告说，这一飞行已定于当晚进行。当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已在以缓慢而动人的节奏播送苏联爱国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来迎接那新的一天了。接着就播送了那一重要公告“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于4月12日由苏联发射，进入了环绕地球的轨道。”为了跟踪观看，苏联各地的孩子都走出教室，售货员走出商店，工人也走出厂房。开头，大家都惊愕不语，仪乎难以想象，在他们的头顶上，真有一个自己的同胞正以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的速度在繁星中飞翔。

这个人名叫加加林，二十七岁，空军少校，被选中为俄国第一个进入空间的“宇宙航行员”。加加林是在莫斯科时间上牛9点零7分（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零7分）起飞的。那时，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似乎显得比实际更要高大～些。世界上有些事情，其主要意义往往在于当时引起的公众反应大小。1938年奥森·韦尔斯的关于火星人的广播所引起的反应便是一例、1946年“我们要回家”的暴乱以及五十年代初期对布里克修正案的支持也是如此。现在，不仅俄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渴望英雄人物的出现。苏联拿出来一个加加林。进行了一百零八小时的宇宙航行，其中八十九个小时是实际上在轨道上运行，然后，他从一百八十八英里的高度降落下来，成为巨人的宣传资本。他站在列宁墓上，受到了二十发礼炮的欢迎。莫斯科的一个厂场以他命名，随后又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冰川。苏联艺术家们开始设计一种印有他的肖像的纪念邮票。在俄国报纸上，他的名字被印成红色。崇拜他的苏联记者们称他为加加。有人激动地写道，“他那炯炯的目光中，似乎还反射着太空星光的闪耀。”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发表讲话，把他比作哥伦布。全苏广播电台播送了赫鲁晓夫与这位宇宙航行员之间的一段谈话，这位宇航员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几句话是：“当我在外层空间时，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祖国”，以及“当我降落时，我一直唱着‘祖国在听，祖国知道’那支歌。”

美国人不禁咬牙切齿。一位空间工作负责人说：“这情况可能使肯尼迪在1964年竞选中失败。”一位宇航局的科学家说：“等着吧，苏联还会送上三个人，然后六个人，然后送上一座实验室，把他们全连接在一起，然后发回几张纽约的照片给咱们瞧瞧哩。”在卡纳维拉尔角，一个满怀怨气的宇宙航行员对记者说：“我们本来也能把人送上去的。只要两年前上面有人决定抓紧搞，我们在一个月以前就己经可以把人送上去了。”那天下午4点钟，肯尼迪出席了在国务院新礼堂举行的一次群情激昂的记者招待会。有人向他：“总统先生，有位议员今天说，他实在不愿再看到美国在空间领域方面落后于俄国了。我想他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在这个领城里，我们赶上乃至超过俄国的前景怎样呢？”肯尼迪避开了正面回答，他说：“不管别人多么不愿看到这种局面，他决不会比我更甚，但事实上（赶上苏联）的确需要时间。我希望，我们将投身到别的我们可以领先的领域里，说不定会为人类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但我们确实是落后了。”专栏作家体·赛迪评论说，这“似乎很难说是符合‘新边疆精神’的。”一家新闻杂志报道说，全国的心情是“沮丧，羞辱，有时是狂怒”，并且预言“只有拿出点特别惊人，特别困难的火箭技术，比如说，来一次环绕月球的载人飞行，才能在世界人民的眼里把苏联宇宙航行员压倒。”

事实上，那天晚上肯尼迪了解到，只有搞月球飞行，别无他途；在较低级的目标方面美国对苏联的差距太大，已无法赶上。晚上7点，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要看着有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办法。他的顾问们——杰罗姆·威斯纳、宇航局局长詹姆斯·韦布和他那出色的副手休·德赖登博士、预算署署长戴维·埃利奥特·贝尔和索伦森——个个都发了言。这些专家当然都比肯尼迪知道得多。空间不是他的专长，对这个问题他知道的比任何其它问题都少，他当时还没听到卡纳维拉尔角发射计划的汇报，也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来作出合乎科学的选择和确定轻重缓急。在威斯纳、韦布和德赖登发言后，总统沮丧地喃喃说，“我们也许永远也赶不上啦”。他说，“让我们来这么谈吧。有没有哪些方面我们能赶上他们呢？我们能干点什么呢？”他确实知道美国已有三枚半完成的火箭，造成后，每枚都能产生一百多万磅的推力，他问他们：“‘新星’和‘海盗’怎么样？‘土星’号什么时候可以造好？我们能来个飞跃吗？”

德赖登告诉他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采取一项和曼哈顿工程相似的突击计划。那我们也许在十年内能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当然这可能是一场赌博。而且至少得花费二百亿美元——或甚至两倍这个数目。总统沉默下来。随后他说，“费用，我感到难办的就是这个。”他有所期待地望着贝尔，但从他那儿没有得到宽慰。贝尔说空间探索是件非常费钱的事。肯尼迪问道。“你们诸位老兄不能发明一种就在地球上进行而对我们有利的竞赛么？”但是什么东西也没有飞上月球那样的吸引力，总统把手指头在门牙上敲了半响，然后请威斯纳和宇航局的官员们再算计算计。他站起来准备走时又说：“等我们对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我就可以决定究竟值不值得干了。就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怎样赶上他们，咱们得找出这么个人来——什么人都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三个星期后，美国人民显示出，他们的判断坚定了总统的信念。经过两年零四个月的拖延和挫折后，宇航局“水星工程”中的第一架运载火箭从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架升起。在一亿名电视观众屏息凝望之际，一枚细长白色的“红石”火箭冉冉升入云霄，放出一道越来越宽的烟雾尾带。坐在里边的是海军中校小艾伦·谢泼德。于是，全国都欢腾起来。在收税快速公路和高速干道上行车的司机都把车开到路边，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法官宣布暂时退庭，以便让法庭上的人都能利用警察从一个盗窃犯那里查获来的电视机看看发射情景。全国都在旁听“自由七号”（谢泼德空间飞行舱的代号）和佛罗里达控制站之间的对话。他在外层突间呆了十五分钟。他的飞行和加加林所经历的复杂的轨道不可同日而语，可是美国人这时并不在意。当他的飞行舱在降落伞下大辐度地摆动着，落在“钱普伦湖”号航空母舰旁边时，舰上的水兵欢呼若狂。“这一天可真太美了！”这是他回到地球上的第一句话。“真是了不起的一次兜风啊！”而他走向荣誉的道路才不过刚刚开始。在纽约，他受到在当时说来是空前盛大的抛掷采带的欢迎。伊利诺州迪尔菲尔德一所新开办的学校决定以他命名。市场上出现了专供倾慕谢泼德的人向他投寄的庆贺明信片。他的故乡，新罕布什尔州人口只有六千九百八十七人的德里镇，举行游行向他致敬，人们从新英格兰各地赶来参加。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列队走过检阅台，喷气战斗机隆隆飞过。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在一篇措辞感人的演说中，描述了新罕布什尔州为有此新英雄而引以自豪的心情。州议员们争论着要不要把德里改名为“美国空间城”。

刚刚由于猪湾事件受到巨创的白宫，对这一切当然都不会不加注意。5月25日，总统在国会发表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这是他在四个月里发表的第二个国情咨文。他要求为空间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追加七十亿到九十亿美元”。他说他知道要求的这个数额很大，然而，“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面临着不同导常的挑战。”对他来说，这是个爱国主义的问题。“我的责任是推行自由原则。”他说：“我认为我国应尽一切力量在十年之内达到这个目标：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返回地球。”

国会以极大多数口头通过了这一提案，接着扩建卡纳维拉尔角的设施以及在休斯敦修建一座飞行控制中心的工程同时开始动工。宇宙肮空工业即将发展起来。

※※※

7月，空军上尉弗吉尔·格里素姆完成了一次同谢泼德类似的飞行。俄国人8月派遣季托夫少校绕地球飞行十七圈。11月，宇航局把一只雄黑猩猩送入轨道，绕地球飞行两圈后回收。飞行中，黑猩猩通过对各种光信号的反应，扳动不同的把手，自己取得饮水或带有香蕉味的面团。随后，宇肮局宣布，美国首次载人绕地飞行的驾驶员将由海军陆战队中校小约翰·格伦担任，他是从一百一十名候选人中挑出来的七名宇航员中年龄最大的。那时，“水星计划”经过广为宣传，已为全国所注目。很明显，如果格伦能驾驶飞船往返，那他就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宇航超级明星，林白第二。成批的记者跑到俄亥俄州新康科德的一个小村子里去采访他童年生活，带回大量的使全国一时为之着迷的材料。他小时便非常爱读《巴克·罗杰斯》。他曾非常崇拜格伦·米勒，自己也在新康科德乐队里吹过大喇叭。作为严守教规的长老会教徒，格伦一家认为抽烟是罪过；新康科德是长老会势力的一个堡垒，附近城镇的孩子们都管它叫“圣徒安息所”。格伦和他的伙伴们曾发誓永不使用亵渎上帝的胜话。有一回当他们正唱着“欢迎，欢迎，众人都已来临”的时候，一个糊涂孩子把誓言抛在脑后，竟然毫无顾忌地嘟囔说“我们管它娘的！”如今，事隔四分之一个世纪，那个渎神者向热衷的记者们讲起当时那位未来的宇航员如何朝他冲过来：“约翰尼走到我面前来，脸色发白，一木正经地要我住嘴，简直就要把我的脑袋掀下来似的。1962年，他依然笃信宗教。他向记者们说，他坚信“冥冥之中自有更伟大的神力保佑着我。”

经过十次令人沮丧的延期之后，他终于在1962年2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时从发射台上起飞了。他起飞时的情况和谢泼德相似，不过在宣传上显得扩大许多倍。从阿特拉斯D火箭尾部吐出一道巨大的黄白色的火焰，使得卡纳维拉尔角的长满灌木的沙地上显露出一片光怪陆离的景象。火箭令人不可思议地悬挂在支架上空一动不动足有四秒钟之久：接着腾空而起，越来越快，直入苍穹。格伦说，“升空。运行正常。进入航道。”“水星计划控制中心”传出了宇航局联络官“矮子”约翰·鲍尔斯中校低沉、安详的声音，他在向全国解说下一步的发展，也就是火箭和飞行舱”友谊七号”按服准确的角度脱离，把格伦送入轨道。脱离发生时，格伦喊道，“飞行舱在转弯。啊，这景色妙极了！我着到推动器就在后边二百码的地方滴溜溜打着转。卡纳维拉尔角干得不错，我一切正常。”

他注意到舱内的温度已升到华氏一百琴八度，但他那装有空调的宇宙服使他仍很凉爽。事先曾指示他说出一切感受——他飞行的费用归根到底是电视观众出的——他于是开始报告说，他感觉不到自己的速度，这有点“和在三万英尺高空的民航机上观看着下面一万英尺处浮云差不多。”在大西洋上空，他看到墨西哥湾的暖流——象灰色的海洋中一条蓝色的河流。在西海岸上空，他认出了加利福利亚州的索尔顿湖和大峡谷，他还能辨识出他曾一度居住过的埃尔森特罗附近的灌渠。他度过的空间第一个黄昏很是可怕：“太阳下落时，天空雪白通亮，太阳落向地平线以下时，天空又是鲜艳的橙黄色。太阳贴近地球表面，由灰色逐渐变得发蓝，转深，然后一片漆黑。”星斗光彩夺目，蔚为壮观。“要是你曾在晴明无月的夜晚进入过沙漠，你准会看见星星好象一个个向你跳了过来，我现在看到的情景差不多正是这样。”在临近澳大利亚时，他通过无线电话说，“就在我右边，找看到了一块亮处，看来就在海边。”宇航员戈登·库珀通过地面跟踪站向他解释说，那是澳大利亚的珀思城。全城八万二千名居民灯火通明，一来欢迎他，同时也为了测验一下他的夜视能力。格伦回答说“请替我谢谢大家开灯！”

格伦自己还另作了些试验，来探索自己的失重状态。他咽下一些营养片，吃了些从管子里挤出的苹果酱。然后他报告说，这方面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一切全都由我自己作主，舌头把食物送到嗓子边，完全跟平常一样往下咽。整个过程都仍是主动的位移操作。”他尽力轻快地摇转着，看看会不会有头晕或空间晕舱感觉。任何这类感觉都没有。“失重状态对我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事实上，我感到非常轻快。视力仍然极佳，没有散光现象。没有恶心或丝毫不舒服的感觉。”格伦是业余摄影爱好者，随身带了一架照相机。他隔着舱窗拍了几张照片后，并没有把照像机放在架子上，只是住空中一撂，居然悬在空中不动。换胶卷时，一疏忽胶卷滑脱，他赶紧仲手去抓，可是结果象他向千百万入迷的听众所说，“我没有抓住它，却碰了它一下，这么一来，它绕个圈飘到仪表盘后面去，再也找不到了。”

有时候，他简直无法表达他的意思。他说，“一天里看到四次美丽的日落景象，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正在这时，他再也无心解说他的空间见闻。听众们也无心再听了。他碰到了麻烦。当他飞经墨西哥上空时，一台保持飞船平衡的小型喷气发动机运转失灵。他向控制中心报告说，飞船“正以大约每秒钟一度的速度向右偏出。要偏出二十度后才能止住。”于是试验到此中断，他得全神贯注于飞行；他得接过控制器的工作，自己来驾驶。他的麻烦可没有终止。在他第二次飞经太平洋上空时，回转仪失灵。飞船开始“翻滚”起来——环绕着水平轴旋转。格伦熟练地操纵控制器，排除了这个现象。接着，在第二轨道上飞行时，他似乎遇到了真正的麻烦。在卡纳维拉尔角的控制盘上，出现了预示不祥的闪闪灯光。这表明，“友谊七号”的玻璃纤维防热罩松开了。要是罩子在飞船重返大气层之前脱落，格伦立即就会化成灰烬。其实最后查明，防热罩并没有出事，而是警报灯出了毛病，但这情况格伦以及地面上的指导人当时都不知道。他们进行了调整，改变重返大气层的程序，保留下飞船的制动火箭——按计划本来是要甩掉的——希望火箭上的金属板带能对防热罩的固定起一点作用。然后，他们能做的就只剩下祷告了。

格伦知道这是最危急的时刻。他依次发动了制动火箭，自己也振作精种准备万一。在他承变的压力越来越大时，“友谊七号”开始颤动起来。他气喘吁吁地说，“我觉得好象直向夏威夷飞去”。地心吸力越来越大，把他的身子往刻有体形曲线的靠椅上紧压。他在往下降落，防热罩一决块开裂，迸下越来越大的碎片。后来他说：“你可以看见燃烧着的大块破片发出的火焰和炽光。”但在当时他不可能向地面观众解说，因为无线电联系己经中断。这是可以估计到的；他正处在重返大气层的微妙阶段。联系中断了七分十五秒。联系恢复时，人们听到他在嚷嚷“刚才可真象个火球！”下午2点43分，冒着火焰的飞船溅落在大西洋面上，立即被笼罩在吱吱作响的水蒸气浓雾中。3点零1分，“诺亚”号航空母舰将格伦打捞上来。舰上的服务员递给他一杯冰茶。格伦说，“那里边可真热得很。”

等待着他的是英雄崇拜。他在航空母舰甲板上的脚印被用白漆勾下，准备送往史密森学会去展览。摄影记者把他和妻子儿女重逢时眼里含着泪花的情景拍了下来，连他擦过眼泪的手帕也被专门放在一边，以便保存。在他回答新闻界的问题时，记者们注意到，在谈到他自己和“友谊七号”时，他常常说“我们”——就象三十五年前林白在巴黎的布尔歇机场降落时一样。副总统约翰逊在那里迎接他。约翰逊说，“在我的家乡，我们得说你可真是一裸拔尖儿的棉花。起飞时你非常紧张吗？”格伦回答说那总不免吧。约翰逊说，“你大概比任何人都更靠近上帝了。”

在卡纳维拉尔角，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欢迎回到地球上来”。总统刚从棕榈滩坐飞机赶来，现在由总统来欢迎他了。这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格伦想把一顶安全帽戴在肯尼迪头上，可是没能给戴上——肯尼迪曾看到过一张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戴着印地安人头饰的照片，发誓自己决不戴滑稽帽子让人拍照。接着，美国这第一位宇航员就前往国会两院联席会去发表演说。约翰逊告诉他，“通常，这是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享受到的荣誉，但在目前这个场合，是全国人民推举了你。”随后，纽约举行了盛大庆祝游行，突出地向格伦以及其他六位最初挑出的宇航员和一批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致敬。这次游行后，格伦又飞往国外，到其它各洲去访问，向美国的盟国和不结盟国家的人民宣传，表示自由社会是能够取得真正伟大的成就的。《时代》周刊评论说：“就国家威望而言，格伦这次飞行不折不扣地恢复了美国在空间竞赛中的地位，并且使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身价得到极大而又迫切需要的提高。”

“这是一个新的海洋，”肯尼迪说，“我认为美国一定得在这个海洋上航行。”在卡纳维拉尔角，美国的火箭专家们又鼓起了信心，都在热烈谈论着要在1964年发射能载两个人的飞船；用巨型固体燃料推动器，把更大的有效载荷送离地球；而目的在于把三个人送上月球并把他们回收的“阿波罗计划”，也许1968年就能实现。对空间旅行的强烈兴趣，形成全国范围的热潮。这成了那年在西雅图举办的“二十一世纪博览会”的主题。“轨道”成为麦迪逊大道的普通用语，既当名词又当动词。小男孩发射用水力推动的玩具卫星，落在树上，就象过去的风筝一样。对阿特拉斯火箭的成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沃纳·冯·布朗【纳粹德国的导弹专家，1955年入美籍，为美国空间飞行的负责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曾用他发明的飞弹袭击伦敦。——译者】成为举国知名的人物。（莫特·萨赫尔在谈到他的早年时说，“他本来是以星球为目标的，可常常打到伦敦”）。不同政治态度的欧洲人都大为叹服，甚至连绝不亲美的巴勃罗·毕加索在谈起格伦时也说：“我为他感到自豪，就象是我自己的兄弟一样。”随后，谁都开始发射起卫星来了——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就发射了电讯卫星，甚至连加拿大人也把一枚小型运载工具送上了轨道。

8月，苏联的季托夫少校绕地球飞行了十七周。于是被当作新的证据，证明美国需要动员工业和技术能力，作出巨大努力，一举超过俄国。然而到了此时，特别是在大学里和美国知识界，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9月，总统对这些人作出了回答。他在休斯敦的赖斯大学发表演说时说：

“有人说，干嘛非要登上月球？……他们也可以问，干嘛要攀登世界最高峰？三十五年前干嘛要飞越大西洋？也可以问赖斯大学队干嘛要跟得克萨斯队比高低？……许多年以前，有人向后来死在埃佛勒斯峰【我国称为珠穆朗玛峰。——译者】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干嘛要爬那座山峰？他说，‘因为那儿有那么一座山峰，’对，因为有那么个空间……有月亮和行星，因为那儿有求得知识与和平的新的希望。”

可是也存在那么一个黑人问题，而且就在眼前。回顾起来，肯尼迪对这个问题的低估，似乎有点令人惊奇。他毕竟是北部的一位自由派人士，并且一向钦佩马丁·路德·金。然而自由派人士——甚至金，这时都即将感受到好斗的北部黑人青年的重大压力。正当全国仰望着星空的时候，这些黑人青年却在想方设法转移全国的视线。令人难忘的那首次发动，是在1961年春天。在加加林的太空飞行三个星期后，5月4日，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七名黑人和六名白人成员乘公共汽车离开华盛顿，远征美国极南部。他们的目的是要蔑视当地习俗，对州际长途汽车站在候车室、餐厅和厕所实行的种族隔离进行挑战。他们自称是“自由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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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预定以曲折的路线穿越美国南部各州：向南穿过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转向两南到达亚特兰大城；再向西穿过亚拉巴马州，继续前进，跨过密西西比州直达新奥尔良市。这势必成为一趟难忘的旅行。他们对这一地区的习俗的嘲弄真是令人咋舌。小石城事件经过四年，人们差不多早已遗忘，而阿肯色毕竟是个边区州。而在这地道的南部地区，种族界限仍然分明，自北方外来户离去之后，九十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就此而言，梅森－迪克逊线【1767年由梅森和迪克逊两个英国测量员测定的北美两块殖民地的分界线，1789年扩大为蓄奴洲和自由州的分界线。——译者】以北所谓的自由派，在南方几乎就不存在。工程兴办署出版的亚拉巴马州指南（1941年由当地的新政派编写）描绘了旅客在蒙哥马利市（该州三大城市之一）可能受到的接待：

此间有礼有节间以热诚接待的气氛非亚位巴马州其它各城可比。笑容可掬的黑人孩子总是招呼旅客说：“老板，您不用自己提提包，破费不了几个钱，我替您提。”当地居民也乐于指点，或陪伴陌生人走个把街区，指引他走上正路。

然而从自由乘客所受接待来看，上述描绘并不是确实的。情况是如此明显，他们商直可以说是自寻苦恼。他们是怎么个来头，不太清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詹姆斯·法默的领导下原是一个独立的、自筹经费的组织，自1942年以来便积极活动。可是在后来的沸腾的日子里，许多南部领袖人物和报刊社论都指控政府（“那些肯尼迪们”）是他们的后台，至少曾怂恿他们南来。事实真相是，在自由乘客动身之前，政府中谁也不知道他们要旅行的事。关于这次旅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向报界发表声明之前，曾事先给司法部送去一份副本；而这个副本最后转到民权司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办公桌上，他患腮腺炎投上班。报纸上关于自由乘客启程的消息登在里页不显眼的地方。白宫是在这件事闹得变成头版新闻时才知道的，反应是愤怒——对自由乘客的愤怒。

从政府的观点看来，这件事赶在这个时候实在糟糕。不仅是在首次载人环绕地球的空间飞行竞赛中刚刚败给俄国人，一个星期后，古巴旅又在海滩上给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6月3日，肯尼迪还得去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新总统需要取得一项胜利——如果做不到的话，至少也要避免新的失败。丑恶的种族事件当然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俄国人现在还在那里利用小石城事件向第三世界进行宣传，把美国描绘成种族主义者。凡是可以被说成种族主义证据的事件都将使美国难堪。这就是白宫最初把自由乘客的活动看作是件使政府难堪的事的理由。后来，约翰·肯尼迪，特别是罗伯特·肯尼迪，认识到这场民权斗争是义不容辞的事，可是在他们开始执政的最初几个月，还不是这样看。了解他们当时的立场是重要的，因为民主党自由派人士（包括自以为十分先进的人）大都和他们观点一致。

这些人以完全消灭种族偏见为己任。这种偏见是一种错误，他们决心要加以纠正。在世界上这个民主历史最久、最伟大的民主国家里，黑人的处境居然至今如故，他们认为是不能容忍的。在整个竞选期间，约翰·肯尼迪一再提醒他的听众说：“今天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不管他出生在国内哪一地区，和同一天在同一地方出生的白人婴儿相比，读完中学的机会只有一半，读完大学或学到专业知识的机会只有三分之一，而他们失业的机会却比白人多一倍；他们每年挣得一万元的机会只有白人的七分之一，寿命要比白人短七年，而可望挣到的钱却只有白人的一半。”他曾以总统的身份保证亲自支持一切旨在纠正这种不公正现象的计划。黑人还能要求什么呢？

他们首先要求的是自由派人士不再把黑人看作统计数字。然后，他们希望结束那种慢慢来的政策。他们认识到要政府在1961年春季来处理自由乘客事件，这个时机会是很尴尬的。可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每个季节都有其令人尴尬的地方，所以他们才一等再等。他们希望他们的白人同情者能够了解的是，对今天的新黑人来说，黑人的自由要比在维也纳讨论的问题更重耍，比越南，古巴或者外层空间竞赛问题都重要。

在1961年的时候，谁要敢在南部白人听众面前，表示赞成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勇敢的表现。罗伯特·肯尼迪在担任司法部长后发表第一次重大演说时便是这样做的，他是在5月6日，自由乘客从华盛顿出发两天之后，在佐治亚州阿森斯市发表这个演说的，虽然当时他还不晓得有自由乘客事件。那天是佐治亚大学的“法科日”。他到那里去是为了向法科学生说明，维护法律是他所宣誓承担的责任。这一情况按说法科学生应该是早就知晓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在我国的这一地区，什么事都不能想当然。他对学生们说：“我们做的事情不过是在维护法院的裁决，仅此而已。如果你们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一定会这样做，因为在你宣誓就职时就得做出这种保证。你也许不愿这么做，你也许不喜欢这么做，可是你得这么做。”这段话不大象是在慷慨激昂地维护受压迫种族的权利，弦外之音反倒使人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罗伯特·肯尼迪可能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履行职责。不过在演说结尾时，他的话并不含糊：“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在维护法律……今天我在这里向你们明白表示，在这个问题——在一切问题上——倘若有人抗拒法庭的裁决，司法部就要采取措施。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漠然置之。我们会采取行动的。”

在民权问题上，亦如对第三世界向题一徉，六十年代初期的自由派认为正义迟早必胜。正是这一情况使得肯尼迪执政时期与其后的时期截然不同，并使得那段日子在今天着来有些天真可笑。只要把剩余小麦运给一个新兴国家，派遣和平队，委派切斯特·鲍尔斯当大使，再加上一番说教，那个国家就会变成一个光明的新的民主国家，为自由世界争光，并在与莫斯科黑暗势力进行的永恒斗争中，成为潜在的盟友。在国内也是一样，坚强的领导再加上美国人民固有的良知，就应能克服多少代人的愚昧所造成的固执偏见。打破种族界限是合情合理的事，而美国人最为通情达理；问题只在于向他们讲明道理就行了。如果艾森豪威尔当年持有这种态度，早在五十年代就可以完成这一使命了。

认为美国人的思想里有其黑暗的角落，这种看法是不能忍受的，因而遭到驳斥。按自由派的观点，麦卡锡主义现象，这件美国民众彻底蔑视良知和情理的最近事例，是无法解释的；不过在1961年，已没有人再提麦卡锡了。乐观主义几乎是新边疆派不可缺少的条件。哈金斯将军就想得很对，他那种伤亡统计确实很能鼓舞人心，驻西贡的那些美国记者为什么不能和他唱一个调子呢？在国内战线，正义的自由派人士一定会进行正义的斗争，直到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同白人婴儿享有同样的完成学业的机会，同样的免遭失业的机会，同样的每年挣得一万元的机会，而且寿命也跟白人一样长。可是，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他们不能指望马上就都能做到。

然而自由乘客却要求马上全部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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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满市、彼得斯堡、林奇堡——在这些地方，自由乘客都曾停下来，伸腿展腰，在挂着“白人”牌子的小吃部里吃点东西，根本不进标明“黑人用”的厕所，结果也不过惹得别人恶狠狠地瞪上几眼，咕哝几句脏话而已。随后，在他们前进途中所要到的城市，报纸开始刊登关于他们这次旅行的消息。然而还都不是什么大新闻，其重要性还不足以引起司法部长或州长的注意；这类消息至多不过在广告栏边上占上两三段。然而对于那些喜欢在报纸里页寻找趣闻的加油站服务员、长途汽车站的售票员、过路的县级司法官吏以及经常在汽车站和火车站附近闲荡，等待出事看热闹的那种人来说，却已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城。一名黑人自由乘客走进汽车站上的理发馆要理发，拒绝离开。他于是便以擅入他人房屋的罪名被逮捕，其他自由乘客甩下他继续前进。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消息立即传开；通过电话，或者通过哪个司机，或者通过警察专用的无线电，这类梢息总是会传播开的。这没关系。这是难免的，也是他们估计到的；要不然他们还不会来呢。尽管如此，长途汽车上的气氛还是紧张起来。当他们看到南卡罗来纳州罗克希尔车站上守候着的人群时，知道暴力已经开始升级了。三名自由乘客挨了打，然后罗克希尔的警察进行了干预。在该城以南三十七英里的温斯博罗，警察不等出事便出面干涉，抓走了两名乘客。然后有一段路平安无事，走过了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特和坎登以及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和亚特兰大。亚特兰大这一站十分重要。在这里，自由乘客分两路前往伯明翰：一路乘羊径公司长途汽车，一路乘猎犬公司长途汽车。在亚特兰大没发生麻烦——佐治亚州骑警林立，戒备森严。可是刚一过罗克希尔和温斯博罗，各家南方报纸的头版都出现了有关报道。那一天又赶上是星期日，看报的人特别仔细。他们料想亚拉巴马州的居民对他们的情况大约已是一清二楚。事实也确是如此。

今天，在亚特兰大和伯明翰之间往返的旅客可以很容易沿着二十号州际公路横跨东亚拉巴马，可是在1961年，那条公路还在修建中，旅客只能走弯弯曲曲的七十八号美国公路，中间经过一片穷乡僻壤，那里的村镇在战后简直毫无变化。这就是亚拉巴马州的“腹地”，到处长满矮松的荒原，地势大都颇高，在阿巴拉契亚山脉最南端的两个支脉拉孔及鲁考特，海拔几达一千八百英尺。公路沿山坡而下，来到坎伯兰高原，再往下便是种大豆的农民在遭受象鼻虫灾荒后重新开垦的田地，然后进入产煤区，一直到达黑土带。克利伯恩县和卡尔洪县一向是产生大量贫苦白人农收民的地区，也是野营布道会和福音布道会的活动中心。就是在这里，在美国七十八号公路上离安尼斯顿六英里的地方，那辆猎犬公司的长途汽车遭到一群手持铁棒、木棍和轮胎链子的三K党人的伏击。一开始一块石头从车窗外飞进来，跟着甩进来一颗燃烧弹。火焰一起，自由乘客便向外逃跑。等警察到来，朝天放空枪时，十二名自由乘客巳被狠狠打了一顿。受伤者由救护车送走。这时，伯明翰的黑人听到斗殴的消息，纷纷开车赶来，把其余的自由乘客营救出去。

在羊径公司长途汽车上的自由乘客没遭到三K党人的伏击，可是在安尼斯顿，八个年轻壮汉登上汽车，把他们拖出坐位要狠揍。幸亏安尼斯顿的警察把那些壮汉赶走了。可是在伯明翰——那路长途汽车的终点站——情况更糟。一群手持钢管的人把羊径汽车的终点站（在十九号街和北六号路路口）包围起来。有人事先已向联邦调查局报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局并未把这消息转给伯克·马歇尔负责的民权司，也没向司法部报告，却只是把这情况告诉了伯明翰警察局，该局局长“公牛”尤金康纳把这消息扣压起来。尽管警察局离那终点站只有两个街区，他却一个人也没派去。暴徒们把自由乘客拽到车站里，足足殴打了半个小时，其中有三个重伤需要住院治疗。一年以前，《纽约时报》因说伯明翰街头充满恐惧与仇恨，曾受到《伯明翰新闻》的驳斥。现在在出事后的第二天早晨，《伯明翰新闻》也承认“昨天伯明翰街头真的充满了恐惧与仇恨。”然而亚拉巴马州的官员并没有为此表示遗憾。约翰·帕特森州长说：“我不能保证这一帮惹是生非的人的安全。”而“公牛”康纳则说：“我们伯明翰人是最平和的，除非有人闯进本市故意找碴，我们这里从来不会闹事。”有人问他为什么终点站上一个警察也不见时，康纳说，他派不出人去，因为那是“母亲日”。这是扯谈。

星期天的殴打事件，第一次引起司法部对自由乘客的注意，伯克·马歇尔往鲍勃·肯尼迪【即罗伯特的昵称。——译者】家里打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件事。鲍勃以为他打个电话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他认识帕特森，在总统竞选期间，帕特森是南方州长中第一个支持约翰·肯尼迪的，而且当他的代表团转而支持林登·约翰逊时，他的态度仍然未变。星期一早晨，鲍勃打电话给州长，请他保护长途汽车。他说乘客有权跨州旅行，地方当局明确有责保证他们安全通过。帕特森当时同意了。随后他又回个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他是靠三K党人的支持当选州长的，如今，三K党人要向他索取报偿。

这是肯尼迪弟兄就种族问题同南方州长们进行的第一次奇怪的长途电话，和以后的几次一样，都是令人恼火的。鲍勃试图再同帕特森通话，回答是找不到州长来接。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他都曾给帕特森打电话。每一回，洲长的助手都表示抱歉。他们说，他们至多只能把话记下来，而且不能担保州长收得到。他们弄不太清，也猜想他“去海湾了”——反正联系不上。与此同时，伯明翰的形势却在恶化。原来那批自由乘客，挨了打，受了惊，都搭飞机去了新奥尔良，可是有一批来自纳什维尔的菲斯克大学、马丁·路得·金主持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以及一些新近姐成的民权团体的志愿人员接替了他们。新参加的人中有个从特立尼达来的移民，名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是个头脑冷静的十九岁的青年。在华盛顿，司法部长肯尼迪发表声明，要求自由乘客和反对他们的人，双方都克制一些。他说：“为了保证无辜的人不致受伤，残废，甚至被杀害，我呼吁所有以我国前途为重的人，在未来的几周或几天中，明辨是非，克制行动。”这番话给人一种不现实的感觉。他好象是要在双方同样有责，又同样强硬的对手中间充当公正的仲裁人。自由乘客郑重保证不打亚拉巴马人，亚拉巴马人却什么话也不说。接着，肯尼迪又发表声明说：“当前需要的是一段使情绪冷静的时期。”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发言人尖锐地评论说，现在需要的是结束冷静，美国黑人已经冷静了一百年了。到了星期五，新的自由乘客准备继续由别人开始的旅程时，显然他们是迎着新的麻烦而去的。肯尼迪总统根据他弟弟的请求，打电话给帕特森。接电话的人告诉他说：州长“不在城里，仍然联系不上。”他总算跟副州长通了话，副州长在几个小时后说，可以安排让总统的私人代表和州长见面。

肯尼迪兄弟选定了一个既英俊又有胆量的田纳西青年约翰·塞根塔勒，他是司法部长的挚友。一个小时之内，塞根塔勒就上了飞机。起初，看来他的使命颇为成功。他同帕特森商谈了两个小时，然后两人同鲍勃·肯尼迪通了电话。在帕特森在一旁听着并点头同意的情况下，塞根塔勒报告说，亚拉巴马州已向他保证，用帕特森的话来说，该州具有“维持治安的手段、能力和决心，并不需要外面援助”。州长说，他能保护州内一切居民和外来旅客——无论在城市内还是在公路上；并且表示他一定做到。鲍勃接着又打电话给亚拉巴马州公路巡警队长弗洛伊德·曼，他肯定了州长做出的保证。有了这样的保证，一群二十一名黑人和白人学生决定第二天早晨搭乘由伯明翰开往新奥尔良的长途汽车。但是出现了事先没料到的麻烦：找不到司机。为了弄到一名司机，司法部长不得不在电话中和猎犬公司驻伯明翰的代表乔治·克鲁特进行了长时间争执，最后克鲁特派了司机，使白由乘客得以前往蒙哥马利；但却发现那里的情况比伯明翰还要糟糕。

一路倒没有发生什么事故。曼所领导的路警倒是尽了责任，联邦六十五号及联邦三十一号公路都畅通无阻。联邦调查局事先就这趟长途汽车即将到达的事通知了蒙哥马利警察局，在车子距离该市约十四英里时，曼又一次向蒙哥马利的警察局长莱斯特·沙利文打了招呼。但是沙利文并不比康纳更乐于为不守本分的黑人和忘了本的白人出面干预。他根木不理睬这些通知，因此，车到达联合长途汽车公司终点站，陷入了估计有一千至三千人的包围中，当时那里连一名警察也没有。关于紧接着发生的殴打情景，司法部得到了实况报告，因为民权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副手约翰·多尔【1973年12月21日，多尔担任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负责对尼克松总统的违法行为以及对之进行弹劾的可能性进行调查。】那时正在车站街对面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在那辆长途汽车进站时，他刚好接通了给肯尼迪的电话。肯尼迪和司法部副部长拜伦·怀特听到他在电话里说：

“车进站了。人们只是站在那里，望着……现在乘客们下车了，他们站在站台的一角。啊，有人抡起拳头，揍起来啦！由一个脸上流着血的家伙带着，一群人正在打他们。没有一个警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一个警察也看不见。人们喊着：‘揍他们！揍他们！’真可怕……现在警察来啦。”

来的是州属骑警，不是蒙哥马利市的警察。（沙利文对记者说：“我们不打算派警察去替一帮跑到我们这里来捣乱的人站岗。”）骑警人数太少，起不了作用。曼拔出手枪，救出了一名黑人，可是对其余的自由乘客，无法教援。还有几个同自由乘客没关系的路人，也附带地遭到了袭击。一个男孩的腿给打断了。一群白人青年往另外一个孩子身上泼汽油，然后点了火。一个蒙哥马利女人举起她的孩子，以便让他用拳头揍一个黑人。还有一些女人咒骂自由乘客中的两个白人姑娘，并且用手提包抽打她们。姑娘们向一个驾着摩托车经过的人呼救。他说：“你们这是罪有应得。我希望她们狠揍你们一顿。”另外一个男人驾驶着租来的汽车开过来，向姑娘们招呼说：“来吧，我来帮你们。我是联邦政府的。”可是还没等他有什么举动，他就让人给拽到人行道上痛打了一顿。他就是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和亚拉巴马州州长谈判的约翰·塞根塔勒。他在人行道上自己的血泊中人事不省，躺了二十五分钟，才有救护车开来。警察局长沙利文后来解释说，没替塞根塔勒喊救护车，因为“市内所有白人的救护车都报告说车子坏了”。

鲍勃·肯尼迪气得面色发白，派遣拜伦·怀特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警长官吉姆·麦克沙恩一道搭乘下一班飞机飞往蒙哥马利。小石城事件后，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就对联邦法警长官和他们的助手进行了弹压骚乱的训练，以便在军队之外，建立起另一支能保证执行联邦法律的力量。这时，拜伦·怀特在蒙哥马利市外的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召集了四百名受过训练的人员——其中有税务缉私员和边境巡警以及联邦监狱的警卫——他们可以迅速派去对付目前局面。这时候，多尔己从美国地方法院取得了一份不许三K党及全国州权党（暴徒中间占人数最多的两个组织）干扰乘长途汽车跨州旅行的禁令。最后，帕特森州长终于露面了，他抗议这些措施不符合宪法。他还说，派联邦政府的官员来是多余的。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他完全错了。

那个星期六下午，全国最有名的民权运动活动家马丁·路得·金乘飞机到达蒙哥马利。他在拉尔夫·艾伯纳西牧师家里宣布，当晚他将在第一浸礼会教堂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这可是三K党人及其同伙作梦也想不到的行凶作恶机会。这时看来金的处境难保。拜伦·怀特正布置联邦法警做准备工作时，接到了告警的电话：帕特森州长已召集亚拉巴马州的治安人员开会，正在指示他们逮捕违反本州法律的联邦人员。怀特独自走进他们的会场。这会原是容许记者参加的，他们把他和州长间紧张的舌战记录了下来。帕特森要求司法部副部长把政府所了解到的关于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情况告诉他。怀特说：“不成。”接着，州长又要求让他了解自由乘客的来龙去脉。怀特仍说：“不成。”然后：

帕特森：自由乘客中有些人现在在哪儿，你是知道的，对不？

怀特：对，进医院了。

帕特森：你知道别的自由乘客的行踪吗？

怀特：不，我不知道。

帕特森：如果你知道其中一些人的行踪，你肯通知我们吗？

怀特：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的行踪。

当时，自由乘客正跟马丁·路得·金一道在第一浸礼会教堂里。天黑时，已有一千五百多名伯明翰黑人前来参加集会。会刚开始，一些凶相毕露的暴徒便开始在街对面的公园里聚集起来。怀特得悉当地的警察又不在场，就马上利用一切能弄到手的运输工具——运送邮件的卡车、私人汽车，还有一辆囚丰——把法警派到现场。他们都穿着便装，戴着臂章，带有手枪、警棍和催泪弹枪。当暴徒们抛掷着石块和破瓶子冲过来时，大约一百名法警已经在教堂外面排成了一道散兵线。这时，州长宣布戒严。法警的散兵线一直坚持到具有决定性的援军开来。弗洛伊德·曼带来骑警，国民警卫队的亨利·格雷厄姆少将也带来一队人马。即便如此，法警也还是放了几排催泪瓦斯弹才把冲过来的暴徒顶住。瓦斯飘进又热又拥挤的教堂里去。里面的黑人几度陷人惊慌。如果教堂被烧（暴徒们就是打算那么干的），肯定会死好多人。实际上，由该州和联邦的治安人员组成的混合队伍把他们保护得很是严实。

帕特森州长给司法部长肯尼迪打电话，抗议说，亚拉巴马州遭到了侵略。

鲍勃心平气和地对他说：“约翰，约翰，你说遭到了侵略，是什么意思？约翰，谁在侵略你？对这个你心里是有数的。”

帕特森指责他，说是他把自由乘客派到州里来的，并且认为发生暴力行为也应由他负责。

鲍勃说：“哎呀，约翰，你可以在电视上那么说。你可以对亚拉巴马人那么说，可是，你别对我来这一套。约翰，别对我来这一套。”

但是帕特森一字不改地又那么说了一遍。然后他说，国民警卫队可以保护教堂和教堂里的群众，可是不能担保金的安全。

肯尼迪说，“我不相信这话。你让格雷厄姆将军给我打个电话。我想要听听一位美国陆军的将军告诉我，他保护不了马丁·路得·金。”

这时，州长咆哮起来。他尖声嚷道，他讲的是他本人的意见，不是将军的意见。他大吵大叫说，由于派来了联邦法警，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局面”，并尖声喊道，“你这是要在政治上把我们毁掉！”

肯尼迪依旧心平气和地说，“约翰，保存教堂里那些人的性命比保存你我的政治生命更为重要。”

这样才结束了要对自由乘客使用暴力的威胁。在北部，人们都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帕特森遭到沉重的失败。可是南部人的看法却不如此。自从阿波马托克斯事件【阿波马托克斯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的一个市镇。南北战争中，南甲总司令李将军曾于1865年4月9日在这里向北军投降。——译者】以来，他们对败绩反而更加同情。他们现在都团结在帕特森周围，送钱给他，给他打气，答应参加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斗争。这是不祥之兆；因为他们全都宣誓应承了。而不守誓言则有碍荣誉。到同年6月，南部各州差不多每个政客都公开发了誓，其中包括次年继帕特森当选州长的乔治·科利·华莱士。

※※※

尽管如此，就事件发展情况而言，自由乘容算是取得了成功。他们没死一个人，而种族隔离政策却完全被打破。州际旅行方面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理论上早在1950年就被最高法院宣布为非法，到如今才在实际上取消。鲍勃·肯尼迪要求州际贸易委员会发出条例，规定在州间交通站，包括飞机场和火车站，一概不得实行种族隔离的措施；四个月后，9月22日，条例也照发了。有少数城市以不合当地法律为借口，拒绝执行；司法部对他们提起公诉。到1961年底，黑人可以从东岸旅行到西岸，一路上在候车室里再也看不到“白人”、“有色人”字样了。

自然，数不胜数的种族隔离的堡垒依然存在，其中，最顽固的当然都在密西西比州。1931年，门肯和查尔斯·安戈弗在《美国信使》月刊上分两期把美国各州按优与劣、“文明与野蛮”排了一下队。评比的标准包括财富、识字人数、教育程度、名列《美国名人录》的人数、交响乐团的多少、犯罪比率、选举人登记、婴儿死亡率、交通设施和医疗条件等。评比结果，密西西比州排在最末，比南部其他各州都更落后，这情况一直到1962年也未改变。事实上，十年后，1972年11月约翰·贝雷特在《生活方式》杂志上重复门肯－安戈弗的评比时，密西西比州仍居末位，倒数第二是亚拉巴马州。【在1934年的评比中，马萨诸塞州居第一位。1972年却由康涅狄格州取而代之。】密西西比人平均上学时间不到九年。按照商业部《美国统计摘要》中对贫困所下的定义，该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穷人。四个家庭中有一家没有自来水，百分之二十九的家庭没有电话，只有百分之二十四每天读报，只有百分之三订阅时事杂志。1964年，密西西比大学的詹姆士·西尔弗教授称之为“封闭的社会”。在六十年代，还有为数惊人的该州居民（包括白人和黑人）竟然从未听说有民权运动其事，足见这“封闭”的提法正确。自由乘客在密西西比之所以没有受到袭击，只是因为州警没有让他们获得足以引起暴徒围攻的行动自由。长途汽车一开到亚拉巴马州的边界，便被护送到杰克逊城，在那里的车站，自由乘客如不理睬种族歧视的区分标记，就给抓起来送进监狱。最后，联邦法院推翻了对他们的判决，但是这一否决对被关的人已没什么意义，因为那时他们都已服满刑期。

在司法部里，差不多只有伯克·马歇尔一人了解，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优势是难以动摇的。他知道该州的先知们把当前这个时期看作是第二次重建时期。他们想，只要他们能象他们曾祖辈那样坚持反抗，联邦政府对种族隔离制的挑战就会失败，问题也就会烟消云散。但是在1961年，司法部里除了多尔，其他官员大部分都不同意伯克·马歇尔的看法。年底，司法部长向他的哥哥（总统）呈递了一份关于民权问题进展的报告。报告听起来信心十足，而且鲍勃还在第一浸礼会教堂的对抗事件发生一个星期之后，在“美国之音”广播中宣称种族主义在美国已是江河日下。他干脆预言，不出本世纪，黑人就可以当选总统。

倘若他去同密西西比州的黑人詹姆士·梅雷迪思交谈几句，就足以使他不那么乐观。梅雷迪思是个曾在空军里服役九年的退伍军人，是该州中部科斯久什科城一个农户的十个子女之一。梅雷迪思听了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之后，受到鼓舞，当晚就给密西西比大学写信申请入学。在寄回填好的表格时，他附了一段说明：“我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美国公民。鉴于在这新的时代我国教育制度正在发生着的种种变化，我相信你们不会对我的人学申请感到诧异。我当然希望对我申请的处理能给密西西比大学和密西西比州增添光采。”

“老密西”（这是整个南部对这所座落于奥克斯福德城的大学的通称）以一串学术性的复杂理由拒绝了他的申请，但是梅雷迪思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给打发掉的，而且他得到了该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梅德加·埃弗斯的强有力的支持。1961年6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替梅雷迪思在联邦地方法院起诉，控告该校所以拒绝他入学，纯悴出于种族原因。这场官司在美国司法史上堪称空前。地方法院的一个法官两次判决梅雷迪思的申诉无效。1962年6月，第五巡回法院的上诉法庭否决了原判；然后，第五巡回法院的法官本·卡梅伦又否决了这个否决。上诉法庭宣布卡梅伦的命令无效，但他马上又另发一道命令。这样再三反复，直到第四个回合之后，卡梅伦还明确表示他打算这样干到底。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最高法院的法官雨果·布莱克中诉，请他主持公道。布莱克是亚拉巴马州人。9月间，他维护上诉法庭的原判，命令该大学立即准许梅雷迪思入学。该州州长罗斯·巴尼特叫道：“绝对办不到！”两天以后，他在全州电视网上宣称：“我们绝不向罪恶的和不法的暴虐势力屈服。”

罗斯·巴尼特除了年岁之外（巴尼特在1964年秋已满六十四岁），和他即将间接与之决斗的梅雷迪思实在极为相似，尽管巴尼特不会愿意加以承认。二人都是家中十子女之一，而且都是在密西西比州中部贫瘠的荒原上长大成人的，那也就是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托法县的开拓者所熟知的不毛之地，现在，在眼下发展中的这场危机中，他的侄子默里·福克纳将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巴尼特也同梅雷迪思一样，思想古板，他是一个原教旨主义信徒，对《旧约》所讲的句句信以为真，相信圣经是禁止种族“混杂”的。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情况下，这两个人很可能会交上朋友。巴尼特会很乐于这样做的，因为他生性温良，乐于济人危难，对黑人也不例外。但如果对方的肤色是黑的，就得安分守己。三年前，巴尼特就靠着发誓要让象梅雷迪思这样的密西西比黑人不越轨，才获得该州白人公民委员会的赞助，当选了州长。上届总统选举中，他中途抛弃肯尼迪和约翰逊，转而投了哈里·伯德的票。总之，他是他那一类人和他那个地区的一个典型代表：可爱，无知，友善，多疑，对早已崩溃的南部同盟仍怀着愚忠，现实使他震惊，未来使他恐惧。这种人正是作个殉道者的好材料，而巴尼特所以没变成殉道者，只是由于他还有另一特征：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遇到巨大压力时，他就会另找出路，搞搞交易。他的悲剧（那也成了密西西比州的悲剧）是他不知道该怎样找到出路，怎样搞成交易。

要是说巴尼特酷似梅雷迪思，完全把他看错了的罗伯特·肯尼迪却是和他完全相反。看到密西西比州的公路巡警己有效地把自由乘客护送到安全地点，鲍勃就认定该州当局遵守法律和秩序。他错误地以为路警从那位名姓好听但实际不然【伯德桑（Birdsong），意为“嘤鸣”。——译者】的指挥官伯德桑上校为人同弗洛伊德·曼一样。看当时的形势似乎只不过需要个计划，而鲍勃是最善于搞计划的。9月15日，星期六，他打电话给巴尼特，爽快地告诉他如何安排一切。他说他当然了解巴尼特作为一位南部的州长，总得做出抗拒的姿态。因此，梅雷迪思要由手中挥动着法院判决书的几名法警来护送。州长就可以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大学当局看到大势已去也就只好让梅雷迪思注册。肯尼迪问巴尼特是否理解，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从州长的回答中应该可以看出双方实际上有多大的差距：他说，“这样干需要一年的时间。”

而实际上只花了五天。下一个星期四，梅雷迪思在法警的护送下，来到奥克斯福德注册。他首先遇到的是巴尼特，他想掩护学校当局，因而自己以“特殊注册员”的身分出面。两千名白人学生高唱着“我们要巴尼特，我们要巴尼特”和“荣耀，荣耀，种族隔离”，州长宣谈了一项“现在以及今后永远”不许梅雷迪思进入校园的命令。然后，他把命令递给梅雷迪思说：“拿去，照办吧！”司法部派来的一个官员说：“你知道你这是犯下藐视法庭罪吗？”巴尼特说，“你讲了算数吗？还是该由一位法官来讲？”

他认为他具有无可非议的合法立场，那就是所谓“干预权”——他作为州权的代表者，可以插手过问联邦政府和密西西比州居民之间的问题。他曾要求州议会授权，得到了批准。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听到这一说法，实在难以置信。“干顶权”作为一种理论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已无人赞同。从事实上讲，1832年当约翰·卡尔霍恩【卡尔霍恩（John C.Calhoun，1782－1850年），代表南部各州奴隶主利益的州权主义者，1825－1832年间任美国副总统。——译者】试图加以引用时，当时的密西西比州议会就曾予以驳斥，说它是：“异端邪说，对联邦的存在有致命的危害……同宪法的文字和精神背道而驰，直接有害干各州的福利、安全和独立。”如今，一百三十年后，这位州长却试图要让这个死了的教条复苏回生。新奥尔良的第五巡问法院并没上巴尼特的当，拒绝承认巴尼特这个“特殊注册员”的身分，传令大学负责人于下星期一到法庭上来申诉不能定他们藐视法庭罪的理由。巴尼特向报界愤然抗议法庭这么迅速采取的行动。密西西比参议员詹姆士·伊斯特兰打电话给鲍勃·肯尼迪说：“州长认为你可以不必逼得这么紧，我也认为这样。”鲍勃回答说：“参议员，你不会真那么相信的。你在参仪院里那么多年，不会那么相信的。”

大学负责人在法庭上答应让梅雷迪思于次日下午4点入学。巴尼特仍旧不肯退让。他扬言对大学负责人的“投降”感到“震惊”，并宣布任何司法部人员要是干涉密西西比人执行自己的职责，都将予以逮捕和监禁。肯尼迪打电话向他指出，密西西比州的居民，包括州长，都是美国公民，都应遵守美国的法律。巴尼特说，“我认为密西西比州的法院不低于任何其他法院，而且更有能力……我们的法院也采取了行动，我们的议会也采取了行动。我将服从密西西比州的祛律！”然后，该州的检察长乔·帕特森发表一项声明，说自由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莫须有的宪法权利，竟无视五千多名学生的宪法权利。”

第二天，梅雷迪思到杰克逊市该大学校董会办公室再度试图注册。陪同他前往的有约翰·多尔和吉姆·麦克沙恩。在那里迎着他们的是巴尼特、伯德桑上校和一群起哄的围观者。州长说，大学负责人不能履行他们昨天在新奥尔良所做的诺言，因为他们给一个州议会的调查非密西西比活动的委员会传去了。多尔想把法院的判决交给州长，巴尼特却把手揣进了衣兜。多尔问道：“你不让我们进这道门吗？”州长仍是那样彬彬有礼地说：“是的，先生，我有礼貌地不让你们进去。”多尔说：“那我们就礼貌地走吧。”那帮群众却不那么有礼貌。当梅雷迪思随同护送他的人离开的时候，他们大叫“黑鬼，滚回家去！”“共产党！”

鲍勃·肯尼迪本来一直尽量避免在法律诉讼程序中牵涉到巴尼特的名字，因为他记得过去福布斯如何曾借小石城事件大捞政治资本，但现在的情况实在太过分了。梅雷迪思一而再、再而三入学不成，这至少在密西西比州造成一种白人至上主义者正在取胜的印象。肯尼迪决定要求第五巡回法院做出决定，表明州长犯下藐视法庭罪。他打电话给巴尼特，说明他要采取这一行动。他还通知他，梅雷迪思给二天早晨将去奥克斯福德，准备上课。巴尼特大为恼火。他说，那小子干嘛这么不知趣？他是州长，还有许多别的事要干，不能整天为粉一个密西西比人——而且还是个黑人——“满密西西比州到处奔走”。肯尼迪估计梅雷迪思注册不成问题。他说：“你为什么不让他试上半年，看看结果到底怎样？”

巴尼特说，“他最好不要进‘老密西’。”

鲍勃温和地说，“可是他就看中了‘老密西’。”

大学教师不安地注意到校园里来自南部各地的客人越来越多，这些横眉竖眼，气势汹汹的家伙一般都带着武器，见人就问：“黑鬼等会儿从哪儿进来？”领头的是埃德温·沃克将军，此人现住在达拉斯。9月26日星期三，在杰克逊市发生对抗的前一天，这位将军通过无线电广播对那些和他抱有同样看法的人发出了一番有点语无伦次的呼吁：“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说也说了，听也听了，让那个反基督的最高法院把咱们摆布得也够可以了。起来，让我们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站在巴尼特州长一边。现在该听咱们的了。联邦各州来一万人。共和国的战斗口号是：要巴尼特，不要卡斯特罗。把你们的旗子、帐篷和煎锅都带来……上回出现这类问题时，我站在错误的一边。……这回我已脱下军装，我可以站在正确的一边了。我一定到。”

那一天，巴尼特暂时躲了起来，当梅雷迪思和护送他的人走近奥克斯福德校园时，副州长保罗·约翰逊在一批州警和县警的簇拥下，把他们挡回去了。联邦人员打算从约翰逊旁边抄过去，希望他在抵抗一阵之后，会无可奈何地表示认输，这时发生了一些冲撞。约翰逊没有认输。看来除了动武是休想过去了。法警事先得到的指示是以不要动武为限，而且他们的力量也实在太小。于是梅雷迪思又给挡了回去。

※※※

到这时，美国所有的民权运动领袖以及华盛顿大部分的官员都认为司法部未免过于姑息，有损于联邦政府的威望。罗伯特·肯尼迪了解这一点，但是他盛到罗斯·巴尼特已有所畏惧。因而他认为这位州长会欢迎有个保全面子的机会；他看来已意识到继续同联邦法院对抗是危险的。第二天（星期四）早晨，鲍勃在电话里建议探讨一项摆脱困境的办法。他的估计果然不差；州长立即表示同意。倘若巴尼特是个象乔治·华莱士那样高明的政治家，这个危机也许当时就解决了。可是他并不高明。他对时机的掌握（或者说，鲍勃等待了这么久才去和他接触的时机）失当；现在种族隔离主义的死硬派可望获得全胜的气焰已经太高了，人们的感情已经太激动了，叫嚷着“不惜牺性性命”——到处流行的一句话——煽动起来反抗的密西西比人已经太多了。最糟糕的还是这位州长不晓得怎样达成一项妥协。他知道要讲和，他不得不有所牺牲；但是他拿不准该做出多大的让步，也拿不准为了面子上过得去，他可以抵抗到何种程度而仍不至于动武。

他们第一欢试图达成的谅解是极为可笑的。他们谈到由巴尼特和副州长约翰逊守在校园大门口，两边站着徒手的州警，以挡住麦克沙恩和他带领的三十名法警的去路。然后，麦克沙恩拔出一支没装子弹的手枪。这时，密西西比人就朝两边让开，梅雷迪思就可以从大门走进去注册。巴尼特说，一支手枪还不够。他要三十名法警都拔出枪来；这样，他就可以说为了避免流血他不得不屈服。鲍勃建议其他法警只把手按在手枪的皮套上就成了，可是州长认为那还不够真切，因此，就决定三十支手枪统统拔出来。

如果在这个星期的头几天，这样也许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要这么做是很危险的。州警带不带武器其实倒无关紧要：而沃克将军在奥克斯福德的追随者所带的武器就足以对付他们；何况在巴尼特那方面，只有他自己了解有此协议。也许只有他一个人会让开路。他是已站在校园大门等候梅雷迪思的时候才想到这一点的。那位黑人退伍空军军人已在十三辆汽车的车队（车队有无线电同华盛顿保持着直接联系）的护送下，已朝他走过来了。在密西西比时间下午3点35分，华盛顿时间5点35分的时候，巴尼特给肯尼迪打电话，说他无法控制住在场的群众，他们人数太多，情绪也太激烈。预先布置下的这出摊牌好戏，就这么收场了。护送的车队只好开回去。梅雷迪思这是第四回没注上册。当晚，该大学的白人学生举行了狂热的示威。

然而，决不能容许再出现这种情况了。鲍勃·肯尼迪已在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思韦尔·泰勒将军以及他下面几个主要司令官厄尔·惠勒将军和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少将开会商议对策。司法部的一位部长助理正在起草文件，准备由肯尼迪总统签署后，将密西西比州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直接指挥之下，命令驻本宁堡的美国步兵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并告诫奥克斯福德街上的市民立即回家，不要出来。另一位部长助理则飞往出事地点去指挥人数在不断增加的法警队伍。从新奥尔良传来消息说，第五巡回法院已宣判巴尼特犯下藐视法庭罪，并规定如果梅雷迪思于下星期二——这时已经是星期五了——不能注册入学，则州长每日要罚款一万元；如由副州长约翰逊出面负责，则需每位罚款五千元。

政府唯一未动用的一张牌只有总统的威望，而在是期六下午白宫接通杰克逊市州政府的电话时，这张牌也打了出去。肯尼迪总统事先已订下晚上8点钟的电视时间，准备把整个事件向美国人民公布。当巴尼特提出星期一由他在奥克斯福德稳住暴徒，而让梅雷迪思在杰克逊秘密注册时，总统便取消了那次电视讲话。但巴尼特的态度不能使人十分放心；总统挂上电话，朝大家转过身来，有点不解地问大家，“你们知道那家伙刚才说什么吗？他说：‘对你在发展家禽计划上给予的协助，我要向你道谢。’”

当晚十点钟，情况证明巴尼特确实是不可靠的。巴尼特给司法部打来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原来的协议无效；他不准备履行他答应承担的任务。总统又订下第二天（9月30日，星期天）晚上7点半的电视时间。星期天早晨，州长给鲍勃·肯尼迪打来了电话，谈话仍是扯来扯去，毫无结果。在交谈中，鲍勃发火了。他说，他哥哥就要通过电视向全国宣布，巴尼特如何在“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后又自食其言。

州长听了大为震惊，就尖声尖气地叫嚷：“那可不成。”

“你对他说话不算话嘛。”

“你是说总统今天晚上要公布这件事吗？”

“对。”

巴尼特上气不接下气地建议“当夫下午”就把梅雷迪思用飞机送进学校去。

看来事情可以了结了。梅雷迪思可以不经过流血，当天就能注册。他将在州警维持秩序的情况下，悄悄地被准予入学。事后，巴尼特则将发表一项愤慨的声明，说这件事是背着他干的，说他在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只好屈服，但是他仍将在法庭上继续斗争等等。司法部副部长尼克·卡曾巴赫【尼克是尼古拉斯的昵你。——译者】飞到现场去进行具体布置。在密西西比时间下午5点，他偕同伯德桑上校带领四百名法警，穿过不大使用的西门，进入了当时几乎无人的“老密西”校园。梅雷迪思被悄悄地带到校园一头的巴克斯特楼，而卡曾巴赫和法警队伍则在另一头的那座用红砖砌成的古老精致的大会堂（大学办公楼）里建立了指挥所。总统把电视演说时间推迟到晚上10点，以为到那时候危机就可以过去了。可是这个星期天，就象梅雷迪思问题发生以来的每一天一样，看来也是倒楣的。几乎正在这时与华盛顿之间的电讯联系竟然断绝了，直到星期一早晨才恢复。甚至在部队到达现场之后，通讯兵也无法同白宫取得联系。在整个这个危机的高潮时期，当全国以至大部分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老密西”时，美国总统和他的弟弟司法部长从卡曾巴赫接到了情势严重的报告，这却是卡曾巴赫在校园中一个公用电话亭子里，不停地往自动通话器里丢着硬币打来的。

及至日落密西西比河西时，很显然校园里的消息己透露出去，传遍了奥克斯福德市。大会堂外面很快就聚集了大约一千人。他们不知道梅雷迪思在哪里；在即将来临的那段恶梦般时间里，他始终由二十四名法警保护着，隐藏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法警们也摘下他们的白盔，脱下了桔黄色背心，免得显眼。谁也不怀疑，倘若暴徒们得知梅雷迪思呆在巴克斯特楼，那他，甚至还有法警们，将会遭到什么样的结果。就象理查德·尼克松当年在加拉加斯一样，他真有被撕成几块的危险。暴徒恶声威胁若那些法警（他们自己也都是南部白人）：“打死这些爱黑鬼的杂种！”“爱黑鬼的家伙们，滚到古巴去！”又一起叫着“二一四一一一三，我们痛恨肯尼迪！”夜深了，暴徒人数成倍增加，骂得也越来越难听。他们先朝法警投石子，按着扔大块石头，接着扔烟头。一名得克萨斯的记者和他的妻子被抡着铁管子的暴徒殴打了。在场的许多州警未起作用，有的完全袖手旁观，一动也不动。

密西西比时间下午7点半，联邦调查局监听到一个无线电信号，命令州警全部撤退，把梅雷迪思和法警留下来，听任暴徒摆布。事后调查，始终也未追究出是谁发的那个信号。卡曾巴赫用电话把情况报告给鲍勃·肯尼迪。鲍勃从电话中也可以听到现场骚乱的声音。接着，在7点58分，他听到瓦斯手榴弹的砰砰响声。卡曾巴赫说，“鲍勃，很遗憾，我不得不向你报告，我们非使用催泪弹不可了，没有旁的办法。”

在华盛顿，总统还没有了解到形势的最新发展就开始电视广播了。当时，据他所知，巴尼特信守自己的诺言，正让州警在维持治安。他向全国的电视观众说明梅雷迪思现在己进入了大学的校园，阐述贯彻执行法院判决的必要性，赞扬密西西比人在美国参加的历次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并向“老密西”的在校学生呼吁说：“事关你们大学和你们州的声誉。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会起来维护这一声誉的。”

在奥克斯福德，学生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讥笑。沃克将军有意在学生中串来串去。有人夺来一辆救火车和一台推土机，要用来闯过法警的警卫线，冲进大会堂；被几枚投掷得很准的手榴弹击退了。进攻者于是用可口可乐瓶子做的土炸弹还击。校园里的长凳被拆开做成带齿的水泥投枪，建筑工地上的铁条、砖块也被抛来抛去，混乱中有时还可以听到清脆的枪声——这是隐蔽着的狙击手在朝大会堂放枪。两个人被打死了：一名法国驻美记者和一个奥克斯福德的围观者。法警受伤的超过三分之一——达一百六十六人——其中有二十八名是狙击手的子弹击伤的。他们都带有短枪；既然受到射击，看来是可以还击的。他们再三请求准予还击，卡曾巴赫把他们的要求转告华盛顿。肯尼迪兄弟驳回了请求。他们规定，除非梅雷迪思有性命危险，否则联邦政府方面不得动用实弹。法警们筋疲力竭，头破血流，只能完全依靠那些黑色短粗的催泪瓦斯枪来保卫自己。【九年后，格思曼写道：“人们会记得他们的；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发生的种族骚乱和校园里的狂热示威中，以及1970年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发生的事件中，警察所遇到的挑衅和伤害远没有这些法警所遇的这么严重，他们却开枪打死了许多人。”】埃德温·格思曼那时也在大会堂里，他在和鲍勃·肯尼迪通电话。鲍勃向他，“那边情况怎样啊？”埃德温回答说：“够呛！同阿拉莫发生的情况差不多。”鲍勃说，“呃，你当然记得那些人的下场的。”

在奥克斯福德时间10点钟，卡曾巴赫无可奈何地向华盛顿报告说，非使用军队不可了。三刻钟后，第一批部队到达了。这是第108装甲骑兵团E连的六十名国民警卫队员，由默里·福克纳上尉率领。这些人中间，在天明之前将有十六名受伤，其中包括福克纳上尉本人，他被砖头打断了两根骨头。事先接到通知处于待命状态的正规军队几乎在五个小时以后才到达现场，使得肯尼迪兄弟感到无比气恼。法警的催泪弹有三次都差点儿接济不上。军队最后赶来时，也不得不一路打进校园。他们有四十人被砸伤或被鸟枪打伤。发动进攻的人在天亮之前大都溜掉了。第503宪兵营从孟菲斯城同主力部队一道开到，他们一共逮捕了两百多名暴徒，沃克将军也在内。其中只有二十四名是学生，其余则来自南部各州——佐治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田纳西、得克萨斯以及密西西比。黎明时分，只见校园里到处都是混凝土块，催泪瓦斯弹壳，击毁的车辆，大石块，砸烂的窗玻璃，以及成千只炸碎的可口可乐瓶的绿色碎片。巴尼特州长把这场骚乱归咎于“毫无经验、神经过敏、动辄开枪”的法警。

星期一早晨快到8点钟的时候，吉姆·麦克沙恩和另外两名法警陪同梅雷迪思步入被打得破烂不堪的大会堂。在那里，板着面孔的注册员罗伯特·拜伦·埃利斯终于让他入学了。当时在办公楼里没有任何抵抗行为，只有无可奈何的神色和假作出来的礼貌。梅雷迪思在填表时写明他的目的是要获得政治学学位。加上他在函授班已经得到的学分，三个学期后他就可以毕业。当他走出大会堂的时候，另一个学生嚷道，“黑鬼，这就值得送掉两条人命吗？”

埃德温·沃克少将被控犯了殴打官员、拒捕、对抗政府和进行阴谋活动等罪名，登记入册并取了指纹。三个月后，由达拉斯派克兰纪念医院对他进行一次精神病检查后，撤消了对他的控告，自那以后又过了三个月，在4月份的一个傍晚，有人偷偷站在他家的草坪上，用一支函购来的廉价步枪向他瞄准，企图枪杀他。1963年12月，经过枪械专家的鉴定，发现那支枪的主人是李·哈维·奥斯瓦德——估计开枪的也就是他。此人除其他问题外，后来还变成为“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的积极赞助者，并是杀害约翰·肯尼迪的刺客。我们如不理解肯尼迪总统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中间派人物，因而遭到激进的左派与激进的右派两方面的憎恨，我们就会对这两派之间的混淆不清感到难以捉摸。猪湾事件发生时，他们对他开始产生反感，极端左派痛斥他支持对卡斯特罗古巴的入侵，而极端右派则谴责他没有一鼓作气地把卡斯特罗消灭掉。在他任期的第二年结束时，很明显，肯尼迪在极左派和极右派眼里，己变成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为可鄙的一位总统。

1962年6月，新左派已开始组织起来准备进行长期斗争，于是四十五名举止安祥、衣冠楚楚的年轻人在密执安州休伦港产联——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旧有的一座夏令营里集会，创立了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这个新成立的学生组织规模很小，和它后来的发展简直无法相比。集会的主要活动是讨论了一份长达六十二页的温和宣言。起草这个宣言的是密执安大学的一个瘦弱有麻子的二十二岁的学生，名叫托姆·海登。海登举出了当前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威胁：种族主义和“以核弹的存在为其象征的日益咄咄逼人的冷战现实”。他建议：“我们作为个人应负起准备直接对抗和解决问题的责任来。”宣言对社会弊端也并未提出新的诊断或治疗方案，只是说，“我们将用以仁爱、深思、理智及独创性为基础的力量及卓绝品质来代替由占有、特权及偶然际遇产生出来的力量。”海登特别反对后来成为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主要标志的、以暴力作为改革的催化剂的做法，其理由是那样就“要把改革的目标——不论它是个人还是一个社会集团——变成为一种非人的憎恨的对象。”

右派势力却早已走在前面。作为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对立物，约翰·伯奇协会已有四年历史并且很是兴旺。沃克将军就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协会而被除去军籍的，而肯尼迪兄弟对它的斥责却反使它名气更大了；司法部长说它“荒唐可笑”，总统则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笨拙对立面。自诩为该协会“创建人”的罗伯特·韦尔奇，继续从波士顿近郊贝尔蒙特一幢砖砌的两层楼楼房里策划该会的活动。看来他喜欢出头露面，而且无疑懂得这将有助于招募新会员。该会的基层组织是分支——乃是公然以共产党支部为蓝本的。（韦尔奇对共产主义十分着迷，因面一味盲目地仿效。）每个分支有一、二十名会员。到六十年代初期，据说该会在三十四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都有分支，共拥有约十万名会员。伯奇协会依靠“创建人”所谓的“外围组织”——如“帕特里克·亨利协会”、“美国革命之子”、“男女民兵会”——更扩大了自己的队伍。许多地区都认为伯奇协会纯属是开玩笑，可是在诸如施里夫波特、坦帕、休斯敦和达拉斯等地，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在那些地区，据《纽约时报》报道，“许多工商业家、经理人员、医生、律师以及其他‘殷实可靠’的人都参加了分支。”

到六十年代后期，新左派将成为民主制度的更大威胁，但在肯尼迪当政的日子里，这情况还不显著。右派的财力比左派雄厚得多；在肯尼迪当政期间，极端保守派组织的经费支出，从每年的五百万元增至一千四百万元以上，而自由派组织如美国人民争取民主行动协会的全国预算却仅只十五万元而己。当时左派所能做的充其是不过偶尔发几句牢骚——据说赖特·米尔斯在临终之前曾说，他“以自己身为美国人为耻，以有约翰·肯尼迪为其总统为耻。”而据富布赖特揭发，极端保守派组织同正规军中的职业军官之间却有一种在政治方面进行协作的安排。当富布赖特举行意见听取会来调查此事时，他几乎为指责声所压倒，说他“是想封住军人的嘴”。

那年头极端派比较引人注目的活动之一是达拉斯的全国声讨大会，该会1961年第一次召开，1963年又举行过一次。在第一次大会上，当一个代表发言抗议主席变得越来越温和时——“他只主张弹劫沃伦，面我认为应该把他绞死”——到会的一千八百名代表全大声欢呼，表示赞成。两年后，该会发起了“美国日”用以抵制“联合国日”——这一行动得到了约翰·康纳利州长公开发表声明的支持。

在极端派的保护伞下，还聚集着诸如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牧师的“基督教十字军”和弗雷德·施瓦茨博士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等团体。最极端的右派组级被认为是一帮无所作为的疯子的渊薮。乔治·林肯·罗克韦尔所领导的美国纳粹党的确从来也威胁不到美国的自由，然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极端派却受到尊敬，而且是颇有影响的。《生活》杂志的发行人杰克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无可奈何的见证人。由于他那杂志有一期对施瓦茨有所不敬，他竟立即遭到强有力的广告公司的猛烈攻击，使得杰克逊不得不乘飞机赶到施瓦茨在好莱坞圆形体育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去陪礼道歉：“我认为敝刊说得不对，深感抱歉。我今晚来到这里感到十分荣幸。《生活》杂志今后一定站在多德参议员、贾德众议员、施瓦茨博士以及其他各位坚定的反共战士们一边，共同奋斗。”

左右两翼的极端派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本杰明·德莫特所谓的“超杀精神”。苏珊·桑塔格在《党派评论》中写道：“白种人是历史的毒瘤。”《伯克利讽刺报》干脆宣称：“教授根本没什么东西可教……我们在任何监狱都能比在大学学得多。”一群前百老汇演员唱道，“中产阶级，同猪一样……中产阶级，同猪一样。”1961年，伯特兰·罗素说，“我们曾管希特勒叫坏蛋，因为他要杀光犹太人。但是肯尼迪和麦克米伦要比希特勒坏得多——他们是人类历史中最邪恶的败类，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去反对他们。”在另一极端，伯奇协会的“创建人”则声称美国“全国是一所巨大的疯人院，管理权掌握在最疯的病人手里。”基督教十字军的先知迪安·诺贝尔则坚决认为处于克里姆林宫核心的特务们已经制订了一项“共党－披头士协议”——“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一种复杂的狡猾的科学技术，能通过神经干扰、脑力衰竭和迟钝，使一代美国青年变成废物……披头土乐队的破坏性音乐……加速着……精神崩溃。”

约翰·肯尼迪对这两种势不两立的极端派系都十分了解。1961年11月，他在西雅图大学演讲时表示，正由于当前许多问题十分难以解决，使得许多人急于寻求简单的答案。他说，“这类灰心丧气的公民分成了两派。奇怪的是这一派……和那一派颇为相似。两派都认为我们只能有两种选择：不是姑息就是战争，不是自杀就是投降，不是屈辱就是浩劫，不是赤化，就是死亡。”一有机会他就用俏皮话来刺他们一下。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晨报《达拉斯新闻》的记者“特德”·迪利对他说，“我们需要一位骑马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而在得克萨斯城以及整个西南部，许多人认为你骑的是卡罗琳【肯尼迪的女儿。——译者】的三轮脚踏车。”达拉斯晚报《时代先驱报》的主编写信给肯尼迪说，迪利的话并不能代表得克萨斯。总统回信说，“我可以断定达拉斯的居民每到下午就会高兴起来。”【意为晚报代表了达拉斯居民的意见。——译者】

温和的幽默是无伤大雅的。过火的幽默却会变成恶意。佐治亚一所剧院入口处画着一幅表示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勇事迹——109号侦察鱼留艇——的画，上面写着，“看日本鬼子怎样差点搞掉肯尼迪的。”有一道谜语说：“倘若杰克、鲍勃和特迪【肯尼迪三弟兄的昵称名字。——译者】同在一条即将沉没的船上，谁会得救？”答案是：“国家。”一份广为流传的油印传单，说计划要给肯尼迪在华盛顿修建一座纪念碑：“把它建在弄治·华盛顿纪念塔旁边是不妥的，因为华盛顿一生没说过一句假话；把它建在罗斯福纪念碑旁边也不妥，因为他一生没说过一句真话，而约翰·肯尼迪却根本分辨不出假话和真话。”【许多憎恨罗斯福的人都以为首都有一座惹人注目的罗斯福纪念碑。其实，罗斯福仅只要求他死后在宾夕法尼亚大街国家档案馆外面的一块石头上钉上一块小铜牌，上面写上他的姓名和生卒年月。这牌子1965年才钉上，铜牌并不显眼，过往行人很少注意到。】传单接着写道：

五千年前，摩西对以色列的儿女们说：“拿起你们的铁锹，骑上你们的驴子和骆驼，我领你们到幸福之国去。”大约五千年后，罗斯福说：“放下你们的铁锹，一屁股【英语“驴”（ass）与俚语“屁股”是一个字。——译者】坐下来，点上一支驼骆牌香烟，这里就是幸福之国。”如今，肯尼迪却正在偷盗你们的铁锹，踢着你们的屁股，提高骆驼牌香烟的价洛，把幸福之国据为己有。

从这类话开始，向着两极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而过火的玩笑也就越来越使人觉得难以见诸笔墨。一如在罗斯福时代一样，这类玩笑往往在不正常的性行为上做文章，不但涉及肯尼迪家族的男女，还扯到他们的子女，甚至所养的猫狗。当年学着罗斯福的上层社会口音说话的那些人的儿子如今都学着肯尼迪的口音信口胡诌，说什么有几根热线从教皇的厕所里穿过罗马的阴沟直通白宫【讽刺肯尼迪是个天主教徒。——译者】，说他采用种种稀奇古怪的方法挥霍他老子的钱，还说有一个女人自称是他的元配——说乔·肯尼迪是花钱私自了结了这一婚事的——甚至他生什么病也成了取笑的材料。阿瑟·施莱辛格曾指出，肯尼迪几乎变得无处不招人厌恶：“他的长相，他的宗教信仰，他的财富，他的智慧，他上过的大学，他的家乡，他的妻子、弟兄、顾问，他对黑人的支持，他决心不那么意气用事地搞冷战，他拒绝投原子弹”。极端派无论读到什么关于总统的报道，无不切齿痛恨。

这类报道可够多的。有关第一家庭及其许多有关人员的报道有时好象把整个通讯事业全包了下来。肯尼迪故事被拍成了电影，编入了电视节目，搬上了百老汇舞台，还谱成了赞美的乐曲。每家书店都设有肯尼迪图书专柜，截至1962年，此种书籍已超过一百种，藏书家们为要要到有作者签名的《英勇的人们》【肯尼迪写的一本书。——译者】，不得不额外多掏点钱。仅仅由于总统喜欢读戴维·塞西尔勋爵所写的一本梅尔本【威廉·兰姆·梅尔本（melbourne，1779－1848），英国自由党政客，曾任首相。】的传记，这一部本来只会使少数人感兴趣的书，一下子成了畅销书。有人报道说总统很喜爱伊恩·弗莱明【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年），英国惊险小说作家。】的《从俄国寄回的家书》，弗莱明立即就成了百万富翁。《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刊登了卡罗琳·肯尼迪的照片，而三家电影刊物决定：每一期的封面和封底都要有卡罗琳的母亲的照片。

人们一听说总统通过一种快速阅读的函授教程学会了每分钟读一千二百字，于是教这种教程的机构就增加了十倍。美容学校专门教授如何模仿第一夫人的那种蓬松的发式。由干她的丈夫通常不带帽子，于是，康涅狄格州的制帽业中心丹伯里城的生意一度大为萧条。采访白宫的记者透露说，总统最喜欢喝的鸡尾洒是代基里，转眼之间，卖瓶酒的店铺货架上就摆出了一瓶瓶代基里鸡尾酒配料。杰基【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的昵称。——译者】认为举行小型的家宴更时髦。于是，那些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以举办大型宴会闻名的主妇，如珀尔·梅斯塔和格温·卡弗里兹等等就显得黯然失色了。有人传出，肯尼迪政府中的要员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泰勒将军等尽管公务繁忙，还腾出时间到“胡桃山大学”（罗伯特·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私邸所举办的晚间及周末学术讨论会）去进修。这消息传到了亚历山德里亚和阿林顿，传到了乔治敦和克利夫兰公园，于是，象约翰逊兄弟公司那样的企业也开始为其经理人员开办了进修班。

肯尼迪家的人酷爱室外活动。自从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白宫里还从没有过如此热中于提倡锻炼的总统。锻炼项目包括简易足球，在海恩尼斯港外泛舟，以及杰基的摩托牵引滑水。把他们弟兄算在一块儿，他们几乎对一切运动都盛兴越：网球、游泳、骑马、羽毛球、高尔夫球、垒球，肌肉锻炼，去阿斯彭滑雪，以及早餐前长途步行，体型本来矮胖的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越来越发胖，这简直使他成了叛逆，迹近非美活动，于是总统为了挽救他，提出同他比赛俯卧撑。由于想到皮埃尔的情况，肯尼迪曾经一度要求他的工作人员都把体重减轻五磅。总统本人则总是认真地按时在白宫的小型体育馆里，外出旅行时在旅馆的房间里，以及在“空军一号”的地板上，做一套特别设计的背部锻炼。

有时候这种对健康的重视简直象是着了魔似的。海恩尼斯港式的简易足球是很粗野的运动；在蔷薇丛中接球常会伤人；杰基是在一条腿骨折断以后，才不再玩了。雷德·费伊是肯尼迪当年在侦察鱼雷艇上时就相识的一个秃了顶的老朋友，被肯尼迪任命为海军部副部长后，他巡视各海军基地，到处同水兵们比赛俯卧撑。在胡桃山下榻的客人早餐前最好打一盘网球：总统在看到他那些戴绿色贝雷帽的游击战士在布雷格堡能够熟练地通过一套难度惊人的障碍训练教程之后，就要他的三位已届中年的军事助理也照样去练。

当时最令人难忘的体育锻炼是后来大家所说的“大远足运动”。这是甚得肯尼迪欢心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戴维·肖普将军首先发起的。他从档案堆里找出了西奥多·罗斯福在1908年发布的一道训令，要求海军陆战队的连长都能在二十个小时内行军五十英里，最后的七百码还要快步完成。他就此事给总统写了个备忘录。总统查了查有关资料后给他批示说：“罗斯福总统当年不只是对海军陆战队的军官提出的这些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也适用于他自己的家人。他的工作人员以及内阁阁员——甚至也适用于倒楣碰上的外国外交官员。”接着，肯尼迪就问海军陆战队敢不敢试试看。他问肖普今天的海军陆战队是否能够比得上1908年的海军陆战队。他们能赶得上，而且也实际赶上了，但这还仅仅是个开始。罗伯特·肯尼迪徒步走完了沿切萨皮克－俄亥俄运河一线的全程；司法部部长肋理和秘书们全都追随其后。消息见报以后，立刻引起了一阵狂潮。长途步行成了最时髦的事。一向最多只肯从安乐椅边走到鸡尾酒柜前面去的人，现在也全上路了。着慌的医生们指出过火的运动是危险的。在他们的要求之下，总统告诫大家别做过了头；而曾经冒失地同意率白宫记者团步行五十英里的塞林格，这时也就极为乐意地打消了计划。

在胡桃山草坪上举行的一次热闹的聚会结束时，塞林格穿着全身礼服被扔进游泳池里。特德·肯尼迪一时兴起，也跟着跳下水去。这个消息在报纸上披露以后，那些憎恨肯尼迪的人们把眉头皱得更紧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在他们看来特别显得腐朽。本来私人游泳池就是对新教伦理的触犯；除了游泳衣，穿着任何其他衣服下水，那简直成了离经叛道。可是持这种看法的人，还有更加令他们震惊的事。1962年6月17日是司法部长结婚十二周年。他和艾塞尔在家举行庆祝宴会。桌子是围着游泳池摆着的；艾塞尔坐的那张桌子晃晃悠悠地摆在一条临时搭在游泳池上的狭窄的过道上。在等着下一道莱的时候，阿瑟·施莱辛格和一位女伴决定跳跳舞。这下于可槽了。他们俩一踩，那条过道的板子翘了起来。女主人坐的椅子一滑，噗通一声，艾塞尔喝了水。施莱辛格大吃一惊，跟着也跳了下去。后来他们换上干衣服，晚宴继续进行，但憎恨肯尼迪的人说法可不一样。按照他们的说法，围着游泳池的胡闹简直迹近巴比伦【古伊位克的首都。《旧约》中把它描成淫乱的罪恶之城。——译者】。此后一年当中，艾塞尔不得不向新来的客人解释事实真相，有时候她还很不安地感到他们并不相信她的话。

象罗斯福一样，肯尼迪渐渐感觉到，那些人肆无忌惮地对他和他的家人散布种种恶意的谣言，倒变成了他的政治资本。这种谣言使正派的美国人听了反感，因此反而对他有利。他估计巴里·戈德华特将于1964年成为他在大选中的对手。他要确保全国都解他的中央集权同戈德华特的极端主义是不同的。在一篇他生前未来得及发表的演说中——他死时这篇演讲稿还装在他的衣袋里——他申斥了那些把“空论与现实”混为一谈、并认为“谩骂即等于胜利”的人。在这之前，关于那帮人他曾说过：

他们以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们周围的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他们需要“骑马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在我们的教堂里，在我们的最高法院里，在我们对饮水的处理上……他们都发现有背叛行为，〔他们〕不肯正视外来的危险，于是坚信真正的危险来自内部。

不管赖特·米尔斯和斯图尔特·休斯怎么说，共产主义当时的确是美国安全的威胁。也不管罗伯特·韦尔奇和基督教十字军如何作为，威胁是来自苏联，而不是来自对自来水进行氟处理。冷战造成的紧张局势仍然严重到足以再次引起巨大的恐怖情绪。这种恐怖终于把美国以及全世界推向核毁灭的边缘。这情况，说也奇怪，竟发生在1962年10月那灿烂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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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参议员肯尼斯·基廷通常并不是个多疑的人，但是那年夏天，从佛罗里达古巴难民嘴里传来的消息却使他感到不安。大家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古巴的武装部长）7月2日曾到过莫斯科。同月下旬，古巴港口活动明显增繁；从黑海开来的大批苏联货船开始驶抵比那尔德里奥省北岸的深水港马里埃尔。般上所载货物不详，但却令人生疑。这些船吃水很浅，而特点是舱口非常宽。同样奇怪的是，每条船上都乘有大批苏联技术人员。

及至8月底，在古巴的俄国人已经有五千多名。据在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查询站受讯问的难民说，他们目睹成队的卡车拖着用防水帆布包裹着的长形管状物件。有个从古巴来到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曾看到其中之一的尾部，并且画下一张简图。同一星期内，卡斯特罗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在哈瓦那一家酒吧间里夸口说，古巴现在已经有了装着核弹头的远程导弹。10月3日，奥帕洛卡接到消息说，比那尔德里奥出现了“多半与导弹有关”的活动。这些情报，参议员基廷究竟知道多少，不得而知；可是那个月，他在一连串的演说中提出警告说，苏联正在集结军力。10月10日，他说，他从“百分之百可靠的”消息来源获悉，那个岛上正在建造六个远中程导弹发射场。

政府表示怀疑。苏联人从不曾在其他国家设置过导弹，即便在通过《华沙条约》受他们控制的邻邦东欧卫星国里，也没设置过。在铁幕的两边谁都认为卡斯特罗是个不稳定的领导人，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很难想象，赫鲁晓夫会把足以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这样一个人。当时克里姆林宫还没有承认古巴是苏联集团的一员，尽管卡斯特罗自己已经这么说了。古巴离苏联遥远；美国能够迅速地截断它们之间的交通运输线。还有一点：俄国人肯定知道，这样的行动必然会引起华盛顿的强烈反应。

10月14日（星期日）下午3点，麦乔治·邦迪在电视中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爱德华·摩根和约翰·斯卡利的采访。他们要求他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就基廷所指控的问题发表评论。他回答说：“据我所知，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古巴人及古巴政府会同苏联政府联合起来试图安装大规模进攻性设施、而且我认为目前这样做的可能性也不大。”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差不多也都抱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基廷受了骗。古巴人的情报是著名不可靠的。毫无疑问，那些管形物件是萨姆导弹——就是曾在苏联境内一千二百英里的地方击落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的那种地对空导弹。俄国人曾向埃及和印度尼西亚提供过这种导弹，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同样一些正在运送给卡斯特罗。但这是防御性武器，用不着担心。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不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那就是中央情报长约翰·麦科恩。麦科恩在蜜月旅行后回到首都，得悉一个月以来没有对古巴西部进行空中侦察，原因是由于在那里发现了萨姆导弹设施。谁也不愿意冒险让萨姆导弹再打下一架U－2飞机来。麦科恩说，这个险非冒不可。10月4日，他下令立即对整个岛屿进行拍照，对岛屿西端尤要特别警惕。由于目标地区上空有云，也为了训练新的U－2飞机驾驶员，耽搁了几天。10月14日清晨晴朗无云，两名空军少校起飞，前往古巴西部。事先告诉他们地面可能会有炮火，可是萨姆导弹的射手要么离开了岗位，要么睡着了；他们竟一路平安无事。回来后，他们的底片盒立即送往华盛顿，并由洗印室冲洗出来。在五角大楼的分析中心，熟练的专家们开始研究每一张放大的照片。

到星期一下午，他们所看到的已足证明基廷的话甚为可信。圣克里斯托瓦尔附近已经修起一片梯形的场地，而这种场地到当时为止，还只是在U－2飞机拍摄的苏联照片中看到过。场地的四角都有萨姆导弹发射场，保卫着一座发射台。照片中看不到弹道导弹，然而分析人员却能认出有导弹转运、装配和发射装置。证据还不够确凿，但肯定应该立即报告美国政府最高当局予以注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那天比平时早一些离开了五角大楼——去参加胡桃山大学的讨论会——因而国防情报局长不得不通过热线往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在华盛顿的寓所打了个电话。那是1962年10月15日（星期一）下午7点钟稍过一点。

吉尔帕特里克正在换装，准备到泰勒将军在麦克奈尔堡的住所去赴宴，他本来就已经晚了，现在也只好决定索性更迟到一会儿。他说他要看看照片。两名分析员把照片送去。他看完照片，下达了必要的命令，然后仍去赴宴。席上，几位主要客人全一个个被叫去接电话，被机密地告知一些情况，并叮嘱他们连对自己妻子也不能泄漏。给总统的报告将由麦乔治·邦迪转呈，他那时正在设宴为新任驻法大使查尔斯·波伦饯行。8点半钟，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给邦迪打来了电话。他决定等第二天再向总统报告。凡是肯尼迪所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去报告只不过害他一夜失眠而已。邦迪在后来交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考虑到你在今后若干天内即将面临的一切，我决定你当时应做的最好谁备，莫过于度过一个宁静的晚上并好好睡上一夜。”

在国务院八楼的餐厅里主持着第三个正式宴会的迪安·腊斯克，正在跟主宾西德外交部长格哈德·施罗德交谈，这时被叫到配膳室去听电话。打电话给他的是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腊斯克听了一会儿之后说，“你个人认为是这么回事吗？”希尔斯曼回答说，“现在还只是一个初步分析，不过，根据我从电话中可以了解到的情况来判断，好象没有多大疑问。”国务卿的举止如稍稍有点失常，就很可能会马上引起满城风雨的谣言。腊斯克尽管心情恶劣已极，似乎只能仍按外交礼节行事，回去招待宾客。到第二天早晨，为期十三天的危机才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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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

分析人员通宵达且地重新检查了圣克里斯托瓦尔的照片。早晨7点半，麦克纳马拉看了这些照片，邦迪是在8点钟看到的。肯尼迪正在卧室里阅读当关早晨的报纸。邦迪径直走进去，向他报告：“总统先生，现在根据一些确凿的照片证据，这您一会儿就能看到，俄国人在古巴设置了进攻性导弹。”总统吩咐郑迪召集政府主要成员上午11点3刻到内阁会议厅开会。接着，他给他的兄弟打了个电话。

参加11点3刻的会议以及随后召开的一系列续会的，除了肯尼迪兄弟外，还有吉尔帕特里克、邦迪、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奥唐奈、林登·约翰逊、麦科恩、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央情报局的马歇尔·卡特将军、索伦森、乔治·鲍尔——国务院里与吉尔帕特里克处干同等地位的人——财政都长狄龙、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马丁、大使波伦、卢埃林·汤普森和艾德莱·史蒂文森；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和保罗·尽采，以及三个业已不在政府里供职的人：迪安·艾奇逊、约翰·麦克洛伊和罗伯特·洛维特。这些人将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或简称作“执委会”）的成员载入史册。

技术专家送来的报告表明，再过十来天，圣克里斯托瓦尔发射场便可供使用，而这一工程完成后，美国在遭到袭击时的报警时间便将从一刻钟缩短到两三分钟。罗伯特·肯尼迪记述当时最突出的感觉是：“震惊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当时普遍认为，美国作出任何反应都可能使局势恶化；但总比听任赫鲁晓夫干下去要好一些。

总统下令大大增加U－2飞机的监视。执委会其他成员将研究可供选择的途径——用腊斯克的话来说，他们将“从各个方面提出意见”。国务院将探索争取拉丁美洲以及美国在欧洲盟国支持的可能：国防部要研究一下各种可供选择的军事方案，以及各方案中的时间因素，部队军种和所需兵力。这时候，大多数人还都感到只有一个对策：对导弹发射场进行一次空袭。罗伯特·肯尼迪递给他哥哥一张字条：“我现在才知道东条在策划偷袭珍珠港时是何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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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星期三

为了继续保持外表的镇定，总统仍按原定计划前往康涅狄格州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直到午夜才返回首都。整个白天以及大半个晚上，执委会都在国务院七楼乔治·鲍尔的会议室里开会。U－2飞机获得的新证据，令人不寒而栗。苏联技术专家昼夜不停地工作。现在，从照片上已可看到导弹。一周之内，十六个——也许三十二个发射场就可供发射之用。除了有确凿证据表明，圣克里斯托瓦尔确有中程导弹（射程一千英里）发射场外，还发现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和哈瓦那之间的瓜纳哈伊地区以及古巴东部的雷梅迪奥斯，设有远中程导弹（二千二百英里）发射场。远中程武器的准备工作将于12月1日完成。这就是军界所说的“第一次打击”武器。据美国情报委员会估计，苏联用这些武器可以向美国本土（西至蒙大拿州）的目标一次集中发射四十枚核弹头。

鲍勃·肯尼迪在其兄外出期间，主持了执委会的讨论。大多数人的意见依然赞成进行空袭——当时委婉的说法叫作动一次“外科手术”。邦迪和艾奇逊是这种意见的主要鼓吹者。麦克纳马拉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轰炸和封锁都是战争行为，但封锁的好处在于，至少在最初阶段，可以避免流血。空袭会炸死大约两万五千名古巴人以及数目难以估计的苏联技术人员。炸死了俄国人，就几乎难免要同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

这一天，大家考虑了六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或“途径”。途径甲是目前什么行动也不采取。途径乙是派个使节去见赫鲁晓夫，试图悄悄地解决此事。途径丙是把俄国人拉到联合国安理会去解决。（不凑巧，本月份是苏联的瓦列里安·佐林担任理事会土席。）途径丁（执委会称之为“缓慢途径”）是封锁。途径戊是空袭。途径己是入侵古巴。最后这一途径暂时搁置留待以后研究；因为这需要在事先做好大量准备工作，目前无法予以考虑。不过，这些准备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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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星期四

据美国情报界估计，当前在古巴的武器大约相当于苏联全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能力的一半。对照片的分析表明，它们是对准着一批特定的美国城市的。如果发射出来，几分钟之内八百万美国人就会丧命。据情报委员会在执委会上午11点钟会议上所提出的最新的报告，第一批导弹在十八个小时之内就能做好发射准备。总统对艾奇逊说：“这个星期我得对得起我那薪水。”当他同执委会开会时，肖普将军说，“总统先生，您的处境可是相当不妙啊。”肯尼迪立即回答说，“你也在内。”

总统老早就答应了要接见安德烈·葛罗米柯。他和葛罗米柯谈了两个多小时，尽量引导他谈导弹的事，但葛罗米柯就是不搭腔。（后来人们怀疑，葛罗米柯大概根本不知道在古巴发生的事。）就在这时，腊斯克在执委会提出建议，应把10月23日（星期二）作为采取行动的最后限期。他说，假若届时导弹发射台仍在建造的话，就应使用武力予以拔除。

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也参加了会议，强烈主张非发动军事进攻不可。总统问李梅，俄国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李梅保证说，不会有任何反应。肯尼迪表示怀疑：“他们也跟咱们一样，决不会无所作为地了事。他们发表了那么多声明，现在决不会听任咱们把他们的导弹搞掉，杀掉一大批俄国人，就那么算了。他们不在古巴采取行动，肯定也会在柏林下手。”麦克纳马拉继续为他的封锁政策辩护。国务院的一位法律顾问回顾到富兰克林·罗斯福“隔离侵略者的讲话”，建议把封锁叫作“隔离”可能会更好一些。于是大家的意见遥渐倾向于这一办法。罗伯特·肯尼迪更是极力赞成。他说，大家对珍珠港事件记忆犹新，美国不能进行突然空袭，杀害成千的无辜的人。他说，一百七十五年以来，我们从来也不是那样的国家，突然袭击是不符合美国的传统的。

那天晚上执委会举行会议，正好楼上腊斯克设宴招待葛罗米柯（国务院八楼）。新闻记者看到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来到，觉察出大概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当时还故意让记者们以为麦克纳马拉和麦科恩是赴宴来的。为了避免再一次和记者见面，会议结束后，执委会的九名成员（他们的汽车都有易于辨认的牌照）全挤进了司法部长的高级轿车。他们来到了白宫，在那里总统了解到大家的意见还是趋向于封锁。司法部副部长卡曾巴赫曾任国际法教授，他奉命为封锁古巴寻找法律上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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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星期五

由于保密的盖子仍然盖得很严，总统又一次按照原来的约定离开华盛顿，这回是到芝加哥去帮助竞选。在首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大西洋司令部和加勒比海司令部于下午1点20分进人戒备状态。五角大楼宣布，麦克纳马拉己要求三军参谋长在华盛顿暂留六个星期，以便商谈“编制预算问题”。卡曾巴赫报告说，照他看来，在当前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封锁在法律上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总统决定在星期一傍晚通过电视向美国人民报告情况——因为事先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不可能把这讲话更加提前。

星期五，执委会的会议开了一天一夜。如今大多数人明确都己赞成封锁，艾奇逊不再参加会议。其他人分成几组，各自把建议写下来，然后互相交换研究。具体计划的大致轮廓就这样初步形成了。星期五最重要的进展是决定要求美洲国家组织对封锁表示赞同。为此，必须在有投票权的二十个美洲共和国之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克里姆林学家们相信，若能做到这一点，其效果是不可估量的，因为俄国人很重视合法性。附带办的一件事，是由鲍尔把危机的简单事实告诉了唐·威尔逊——他是在病中的美国新闻署长爱德华·默罗的副手。威尔逊通知贝尔电话公司经理让西班牙语广播电台随时准备转播，但不要告诉电台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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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星期六

罗伯特·肯尼迪往芝加哥谢拉顿－黑石饭店给他哥哥打电话，告诉他执委会已经准备好了行动计划。总统把塞林格叫到谢拉顿·黑石饭店的总统专用套房去，递给他一张字条“轻微上呼吸道（感染）。体温上升一度。天气恶劣多雨。建议返回华盛顿。”芝加哥时间9点35分，塞林格向报界宣布了这个消息。在空军一号座机里，他问肯尼迪，“总统先生，您的身体并没什么问题吧？”肯尼迪回答说，“要是你一无所闻，那你算运气。”

总统的座机在东部标准时间1点37分抵达安德鲁机场；罗伯特·肯尼迪前往迎接。执委会下午的会议从2点半起在行政大楼二楼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总统最后决定同意封锁。美国战术空军指挥部的司令官告诉他说，大规模空中偷袭也未必能够消灭古巴的全部导弹发射场和核武器，这使他对封锁的决定就不再有丝毫犹豫。

艾德莱·史蒂文森那天来到华盛顿，提出一个办法。他建议总统告诉俄国人，如果他们从古巴撤除导弹，美国也把设在土耳其的导弹撤掉，并放弃美国在关塔那摩湾的海军基地。当时普遍的反应是一致强烈反对，那难堪的滋味恐怕史蒂文森到死都难忘掉。

其他方面，事情开展得都很顺利。阿历克西斯·约翰逊对于在星期一下午7点总统发表演说之前应作的事都有一套巧妙的安排——向美国驻外使馆发出指示，向国会领袖介绍情况等等。艾奇逊被召了回来，他同意去通知麦克米伦、戴高乐和阿登纳。爱德华·马丁则为召开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做准备。为了做好细节安排和整理法律根据，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参预了问题的讨论。结果，即将发生某种重大事件的消息开始泄露出去。许许多多原定的旅行取消了，许许多多声明令人莫明其妙，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地方直到很晚还灯火通明，许许多多应邀赴宴的政府高级官员要么中途托辞退席，要么根本没有露面。《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和《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艾尔弗雷德·弗兰德利开始摸到了一些情况，赖斯顿更掌握了大部分基本事实。两人都在总统亲自请求之下，同意在星期二以前，不把他们所知道的全都发表出去。

海军在加勒比海上部署了一百八十艘舰艇。B－52轰炸机部队受命满载原子武器在空中飞行，一架飞机着陆后，它在空中的岗位立即由另一架接替。星期六深夜，第一装甲师从得克萨斯开拔，前往佐治亚的港口准备上船。另外五个师也处于戒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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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星期日

这一天秋高气爽。在国务院，致各国政府首脑和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的四十三封公函已经写好，等待总统签名。此外，总统正在给赫鲁晓夫写信，这信将连同他的演说稿副本一道送去。美国驻外使领馆都已得到通知，要准备应付示威游行和暴力行动。第二天下午6点钟，在肯尼迪发表演说前的一小时，美国驻各国的大使将会收到说明情况的电报。美国护照处在星期日专门为一位旅客办公——给迪安·艾奇逊办理护照签证。

秘密保守不了多久了。华盛顿笼罩着危机的气氛。现在整个新闻界都知道有什么事即将发生。在麦克纳马拉的请求下，《纽约先驱论坛报》抽掉了有关消息报道，但是其他报社随时都可能把它捅出去。英国使馆已经探听到了正在发生的事，其他外交使团则开始对种种传闻进行查核。星期日傍晚，迪安·腊斯克劝他手下的人都去睡一会儿。他说：“诸位，明天这个时候咱们都将处在一场烈火般的危机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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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星期一

中午，塞林格宣布，总统将在下午7点钟作电视演说，内容关系到“最为紧迫的问题”。

劳伦斯·奥布赖恩给两党的二十位国会领袖打电话，通知他们总统要在下午5点钟会见他们。凡来不及搭民航机前来的，都由军用飞机——有的还使用了喷气式战斗机——接来。对肯尼迪来说，这次会见变成了他在整个危机中最棘手的问题。国会领袖们斥责隔离－封锁的办法过于软弱。他于是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后来跟他弟弟谈起这事，他就冷静多了，因为他回想起尽管现在国会方面的反应比他激烈得多，可是在六天前他最初听到导弹消息时不也和他们差不多吗？

外交方面的全面安排没有发生差错。按照事先巧加安排的计划，分别向四十六个盟国使节、拉美各国驻美大使以及新兴国家的外交使节做了情况简介。戴高乐对艾奇逊说，“这正是我会采取的措施。”下午6点钟，腊斯克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会晤，二十五分钟后，多勃雷宁从屋子里走出来时，绷着脸，惊慌失措。（美国官员们后来相信，多勃雷宁事先并不知道古巴导弹的事）在法国，艾奇逊向北约领导层摆出了这个问题。艾德莱·史蒂文森向苏联的佐林提出申请，要求召开安理会特别会议，来处理“由于在古巴秘密设置了能够向北美和南美大部地区发射热核弹头”的导弹，“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的严重威胁。”

这些行动引起的初步反应是令人鼓舞的，甚至连中立国政府的反应也是这样。俄国人看来有点惊呆了。只有一个盟国的首脑对美国人表示怀疑：那就是加拿大的约翰·迪芬贝克。

肯尼迪的演说是下午7点钟开始的。所有的电视台和西班牙语广播网都同时播送：

“同胞们，晚安。政府遵守自己的诺言，一直对苏联在古巴岛上的军事集结情况保持着极为严密的监视。在过去的一周里，已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在那个被禁锢的岛上，正在修建一系列进攻性导弹的发射场。修建这些基地的目的，只可能是为了提供向西半球进攻的核打击能力。”

他引述了俄国人的一再许诺，如今看来己显然是“蓄意欺骗”，并郑重保证说，清除这一核威胁将是他“坚定不移的目标”。他说，隔离措施仅仅是第一步；必要时还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美洲国家组织正召开紧急会议考虑应付这个威胁的对策，U－2飞机在古巴上空的飞行正在加强。他警告赫鲁晓夫：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都将被认为是苏联向美国的袭击，必将招致美国对苏联的全面的报复。企图闯越封锁钱的任何船只，都将被美国海军击沉。

演说完毕后，他收到麦克纳马拉写的一份机密报告，详细开列了为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所准备下的力量：足够向古巴的目标发动两千架次攻击的军用飞机，由九万名海军陆战队和伞兵组成的一支入侵队伍，以及二十五万名增援部队。估计在入侵活动中，美国伤亡人数将达两万五千名。

出乎意料之外，这里还有一段轻松的插曲。五角大楼向总统报告说，俄国人和古巴人莫名其妙地把他们的飞机一字摆开停放在机场上，象二十一年前在珍珠港的美国飞机一样等着被击毁。肯尼迪要求泰勒将军派U－2飞机对佛罗里达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高空摄影。他说，“如果咱们也是那么着，那倒很有趣啦。”我们的飞机果然也是那样。空军部迅速让这些飞机疏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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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星期二

在办公室的躺椅上整夜都没睡稳的乔治·鲍尔，醒来发现迪安·腊斯克站在他面前，而且是一周来第一次脸上带着笑容。腊斯克说，“咱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你我还都活着。”事实上，他们所最担心的并没有成为事实。俄国人并没有轰炸中东的美国基地，也没有封锁柏林，或是采取封闭达达尼尔海峡的行动。苏联的战略不管原来进攻意图如何，现在已被总统的挑战制止住了。

在莫期科，足足十三个钟头没有任何反应。然后，美国驻苏大使接到一份照会，指责美国的“海盗行为”，并否认设在古巴的导弹意在用于军事目的。这份照会被理解为苏联还在举棋不定；赫鲁晓夫措手不及，看来正在拖延时间，以便考虑对策。即便如此，容他调兵遗将的时间也不多了。肯尼迪总统己经签署了封锁的公告；明晨即将生效。公告上，被列入禁止通过的项目中包括进攻性导弹（及其核弹头和电子装置）和轰炸机。海军已经在加勒比海上跟踪俄国潜艇了。驶往古巴的二十五艘苏联商船并没有改变航线。这些商船正在接收着发自俄国的特大数量的密码电报。

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午9点钟开始举行，坐在美国席位上的是迪安·腊斯克。支持隔离行动的议案必须获得十四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同意，才能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爱德华·马丁认为恰好可以获得十四票。国务卿希望由于他本人出席，票数还可能多一点。确实多了一些——5点稍过，会议以十八票对零票一致通过了这项议案——只有乌拉圭弃权。据报道俄国人大为震惊。同时，美国驻牙买加、特立尼达、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的大使们报告说，他们阻止苏联弹头空运进人古巴的努力已获得成功：他们驻在国的政府都同意不准苏联集团的飞机在飞往古巴的途中过境着陆。联合国也传来了鼓舞人心的消息：在安理会的十一个国家中，史蒂文森获得七国的支特。

根据总统要求，罗伯特·肯尼迪到俄国使馆去拜访多勃雷宁大使，多勃雷宁把两手一摊；据他所知，在古巴没有导弹。回到白官后，鲍勃知道总统已经把隔离的截击线由八百英里缩短为五百英里，以便给俄国人更多的时间。麦克纳马拉从五角大楼打电话给总统说，U－2飞机新拍摄的照片表明，古巴的发射场的修建工程仍在继续进行。

肯尼迪总统开始紧张起来。他讲话快起来，断断续续，而且老是紧锁着眉头，好象在瞟着太阳。罗素拍来了一封电报说：“你的行动是孤注一掷……找不出任何正当的理由。我们不要大规模的屠杀……终止这种疯狂行为。”肯尼迪回电说：“我认为你应该更多地注意强盗，不应专注意抓强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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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星期三

上午10点钟：封锁线已展开。一支以“特遗－136”为番号的舰队从星期一下午就以每小时二十七海里的全速前进，以便把由中大西洋通往古巴的五条航道全部封锁起来。现在它们己分别到达各自的岗位，在距古巴东端五百英里的一条巨大的弧线上摆开。位于纠察线前哨的是十三艘驱逐舰，然后是两艘巡洋舰，每艘侧翼各另有两艘巡洋舰——总共十九艘。朝它们驶来的是二十五条俄国商船，都已为海军侦察机所发现。其中两条——“加加林”号和“科米尔斯”号——距纠察线只差几英里了。一艘俄国潜艇进入两条商船之间随同前迸。在华盛顿，执委会等待着第一次阻截的发生——大概就在中午以前。

由辅助U－2飞机对古巴进行特殊低空侦察的飞机所拍回的照片表明，地面上的工程仍继续在加速进行。八个至十个导弹基地设在圣克里斯托瓦尔、雷梅迪奥斯、瓜纳哈伊和大萨瓜达几个城市附近。每个基地约莫有四个发射架。在古巴，至少有三十枚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还有二十架以上尚未拆箱的，能够向美国或拉丁美洲城市投掷核弹的伊柳辛－28轻型喷气轰炸机。在新拍摄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射台、导弹以及核弹仓库掩体。几天之内，有几座发射台就可以用来作战了。

在联合国，吴丹秘书长给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发出了内容相同的信，敦促双方在两三个星期内停止封锁和运送武器。在俄国人同意拆除并迁走导弹基地之前，肯尼迪拒绝谈判。在莫斯科，美国实业家威廉·诺克斯被邀到克里姆林宫去，他发现赫鲁晓夫几乎处于疲惫不堪的状态。苏联总理说有个信息托他转达给华盛顿。看上去他象是整宿没睡似的，说话有时几乎是前言不接后语；那个信息的内容并无关紧要。

肯尼迪总统在朝执委会开会的房间走去时对他兄弟说，“看来确是太狠毒一些，是不是？可是的确也没有别的办法。在咱们这个半球上如果让他们来这么狠毒的一着，下一次他们不知该做些什么了？”鲍勃对他说：“我的确看不出还能有什么旁的办法。不仅如此，如果你没有采取行动，你就会受到弹劾的。”总统说：“我也这么想——我会受到弹劾的。”①

第一线希望出现在上午10点32分。二十条俄国货船在海上停了下来。其中的六条——然后是十二条，掉头了。腊斯克用臂肘轻轻碰了邦迪一下，细声说：“咱们同他们眼对眼瞪着，看来他们是眨眼了。”

【①在《十三天》一书里，罗伯特·肯尼迪说这个星期三和紧接着的星期六是整个危饥中最难挨的两天。星期三有一个时刻，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海上发生对抗行动，关于那时的情景，鲍勃写道：“我认为对总统来说，那几分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世界面临着毁灭的边缘了吗？这是我们的过失吗？是我们错了吗？……他把手伸向脸部，捂住了嘴。他的脸好象拉长了，眼睛露着痛苦的神色，脸色苍白。我们隔着桌面直愣愣地对望着。刹那间，仿佛那里已再没有任何人，他也不再是总统了。不知怎地，我想起了他病得几乎死去时的情景；想起他失掉他那个孩子时的情景；想起我们听说大哥遇害时的情景；想起了个人生话中的一些忧伤愁苦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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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星期四

上午8点钟，在公布隔离后二十二个小时，在海面上第一次拦截住一艘俄国船——“布加勒斯特”号油轮。通过无线电说明了自己名称标志，声明船上所载全部只是石油之后，该船获准穿过美国军舰的封锁线继续前进。上午8点35分，东德的客轮“人民之友”号载着二十名学生开来，也获得放行。总统训令一定要给各船船长充裕的时间向莫斯科请示。

局势依然是险恶的。在古巴，导弹发射场的修建工程仍以异乎寻常的速度继续进行着。伊柳辛－28型轰炸机正在拆箱、组装。肯尼迪继续施加压力。对一切妥协性的建议，他都回答说，导弹和轰炸机必须撤除，否则说什么也不成。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瓦列里安·佐林极其错误地质同艾德莱·史蒂文森能拿出什么关于导弹的证据来。那时刚好是晚饭的时候，千百万美国人在电视中看到，史蒂文森立即以鄙夷的神情转脸对着佐林。史蒂文森说他拿得出证据来，可是他先问佐林敢不敢否认古巴有导弹。“有还是没有？”他疾言厉色地说，“不要等翻译，有还是没有？”佐林说，他现在不是在美国法庭上受审。史蒂文森说，“现在你是在世界舆论的法庭上受审。你可以回答，究竟是有还是没有。”佐林退缩了，他说：“到时候你就会得到答复的。”史蒂文森逼近一步说：“我准备等待你的答复，即使你要让我一直等到地狱都冻上一层冰的时候也行。我也准备就在这间屋子里把证据拿给你看。”说着，他就把蒙在画架上的布一撩，顿时露出了导弹发射场的放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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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星期五

早上7点钟，美国驱逐舰“小约瑟·肯尼迪”号在拿骚东北方约一百八十英里的公海上跟“马卢克拉”号货船通话。“肯尼迪”号发出国际信号“奥斯卡11月”，意思是让它“停车”，“马卢克拉”号照办了。在不到一个钟头之后，由美国水兵组成的一个武装检查组便上船对它进行了搜查。没有违禁品，该船随即放行。这件事很使人感到鼓舞，因为它表明莫斯科已指示苏联船长接受检查。

尽管如此，执委会的委员们仍十分不安。在古巴，俄国人仍在拚命继续地干着。几小时之内，第一批导弹就将做好发射准备。在白宫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塞林格提到这一情况，进而评论说，苏联技术专家显然是竭力要“尽快取得作战的完全效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警告说，这一情况如继续下去，总统就有“理由”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罗伯特·肯尼迪通知多勃雷宁大使说，总统的克制最多超不过四十八小时。

危机第一次真正的突破是在下午1点半钟。事情的经过完全出乎常规。美国广播公司负责采访国务院的电视评论员约翰·斯卡利接到苏联大使馆的一个熟人打来的电话。那人叫亚历山大·福明，他是大使馆参赞，但据信也是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的上校。斯卡利说他没有空。福明十分激动地说，“事情非常重要。请在十分钟之内，到西方饭店来碰头。”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西方饭店里，福明说他想知道国务院愿不愿意考虑就三项条款达成协议：在联合国监督下从古巴撤除导弹；让卡斯特罗作出保证，今后不再接受进攻性武器；羌国保证不侵略古巴。斯卡利说他去了解一下。7点35分，这两个人又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的咖啡厅里碰头。斯卡利已经同腊斯克谈过，他告诉这个俄国人，美国政府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福明赶紧就走了。

下午6点钟（莫斯科凌晨1点钟），赫鲁晓夫的一封感情激动的长信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专线电传打字机开始传送过来。苏联总理第一次承认在古巴有俄国导弹。他说，他建议不再往古巴运送武器；只要肯尼迪答应不进攻古巴，可以把古巴境内的武器撤除或毁掉。这基本上就是福明所提的条件。下午10点钟，执委会召开会议，考虑这个建议。会上决定把它当作正式照会予以接受，并于次日晨答复，国务院的克里姆林学家们将连夜予以缜密研究。福明提出的条件也同时进行研究。十天以来，这是总统在就寝时第一次感到大概可以找到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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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星期六

危机的高峰。致赫鲁晓夫的回信草拟未毕，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是无法接受的。作为撤出导弹的条件，他要求撤除北约组织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执委会已经考虑过他提出这个作为交换条件的可能性，并决定予以拒绝。尽管在土耳其的基地如今己经没有什么军事价值（而且事实上不久即将逐步撤消），土耳其人却视之为美国对土耳其承担义务的象征。他们认为，以撤消一个盟国的武器作为条件以换取美国的安全，会动摇，乃至搞垮西方联盟。这第二封信不仅在内容上与第一封有所不同，文风也不似赫鲁晓夫，读起来象是由一个委员会集体草似的。联邦调查局报告说，驻纽约的苏联外交官正在准备销毁文件。通向理智的桥梁看来已临于崩塌。除此之外，还遭到另一个打击。一名美国U－2飞机驾驶员在古巴上空被打了下来。这说明导弹发射场的萨姆导弹基地己经投入使用，下一步就该发射导弹了。三军参谋长参加了执委会的会议。他们建议星期一发动空袭，紧接着就进攻古巴。执委会里，除一人外，都认为舍此之外别无他途，而那个人就是总统本人。他说：“我所关心的不是这第一步……而是双方相继升级到第四步、第五步的时候——我怕我们那会儿已不能升到第六步，因为已经没有人去干了。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罗伯特·肯尼迪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提议不理睬那第二封信，只就第一封信作答。按照这个办法，迪安·腊斯克、乔治·鲍尔、麦乔治·邦迪和卢埃林·汤普森分别起草了几种信稿。鲍勃全都不满意。他哥哥对他说，“要是你觉得全要不得，那你自己去拟一封吧。”鲍勃和特德·索伦森立即退席去起草那封信。他们从那两封信和福明的建议中挑选自己最可接受的条件，对赫鲁晓夫并未提出的提议表示了同意。总统批准了这封信，在晚上8点零5分发给赫鲁晓夫——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他己接受了俄国条件。然后鲍勃给多勃雷宁打电话，要他到司法部去。他告诉苏联大使，时间己经不多了。只有几个钟头了。总统必须在第二天得到答复。多勃雷宁很悲观。他说，克里姆林宫很难摆脱对卡斯特罗承担的义务。

在白宫，总统说，在他看来，后果如何，吉凶难卜，“两方面”的可能性都存在。麦克纳马拉在回五角大楼的途中望着天空，不由得说了一声，也不知道还能再看到几次日落。汤普森告诉妻子，如果他不回家，而首都又要疏散，他会通知她和孩子们应到哪里去和他相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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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星期日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上午9点（在俄国首都是下午4点钟）前几分钟，莫斯科电台宣布，9点正将广播重要声明。这是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赫鲁晓夫拒绝肯尼迪的条件，美国就将发动进攻。麦克纳马拉这时估计美国的伤亡将达四万至五万人。

苏联广播员开始宣读俄国的答复。关键在第三段：

为了尽快消除危害和平事业的冲突……苏联政府……已发出一道新的命令，撤除你们所谓进攻性的武器，把它们装箱运回苏联。

俄国人事先没有征求过卡斯特罗的意见，他因而宣称他被出卖了，并表示对这个协议将不予理睬。然而他虽能拖延时日，却不能制止危机的结束。导弹尽管设在古巴的土地上，却是掌握在俄国人手里，而且也没有一个古巴人懂得如何发射导弹。下午1点30分，三军参谋长向特遣136舰队发出信号：不要再上别国的船，不要再显示武力了。执委会兴高采烈，但是总统说，赫鲁晓夫这次退让必然是极为困难的；并告诫他们切不可声称美国取得了胜利。他字斟句酌地给苏联总理写了一封信，结尾是：

我认为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有关地面和外层空间核武器的扩散问题，并为争取禁止核试验做出巨大的努力。

当天傍晚，肯尼迪兄弟回顾了十三天来的危机。最后总统说：“也许今天晚上我该去看场戏了。”兄弟俩纵声大笑起来。然后鲍勃说：“你要是去，我陪你一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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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彼得·卡尔·戈德马克

他干1906年12月2日出生于布达佩斯。他和爱德华·特勒、约翰·冯·纽曼和尤金·波尔·威格纳等人属于同一代杰出的匈牙利科学家。但在那几个人把自己的才能用于杀人技术时，他却成为通讯革命中的领先人物。那几位给美国造出了原子弹，而他却为美国发明了慢转密纹唱片和彩色电视，并展现出即将提供一个在声和色两方面都完全崭新的世界的前景。

彼得·卡尔·戈德马克的家庭原是富于发明创造的。他的叔祖父卡尔·戈德马克是十九世纪最使人感兴趣的歌剧作曲家之一。叔祖父约瑟·戈德马克发现了制做红头火柴的主要原料——红磷。约瑟因反抗奥匈帝国政府，逃到美国，参加了南北战争，并给联邦军队发明雷管，对打败李将军作出了贡献。

彼得是个早慧的孩子，他承袭了约瑟的气质，把家里的浴室完全占用下来作实验室，惹得他的父母大为恼火。在他还未成年以前，他已组装了一架大型的电影放映机。后来，仍在青年时代，他就告诉老师们，说他在英国最有声望的物理学家欧纳斯特·拉瑟福德的一篇论文里发现了错误。他们都觉得好笑——最后他为老师们重作了拉瑟福德的试验，证明他自己是对的。

彼得在一份杂志里看到一位古怪的苏格兰袜子推销员约翰洛吉·贝尔德写的文章。这人在二十年代初期设计出一套原始的电视系统，竟使皇家学会相信他这设计可行，还说服英国广播公司同意让他试行播放。文章介绍了如何装配接收设备，并附有出售成套零件的广告。彼得定购了一套。若干年后，彼得描绘他所看到的结果说：“接收到的图像只有邮票那么大，跳动得非常厉害，你简直着不出是什么。而且有颜色——全是红的。但那却是我一生中最感兴奋的事。”

那兴奋的情景久久难忘。他在柏林理工学院获得了工程学学位，又在维也纳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大学时期，彼得曾在一系列音乐会上表演钢琴和大提琴，表明他也承袭了卡尔·戈德马克的才能。然而，还是贝尔德的发明吸引住了他的想象力。他在维也纳科学院宣读的一篇题为《离子速率新检测法》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为电视播放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系里一些同事劝他继续留下研究物理学时，他婉言谢绝了；他收拾起他的大提琴，搭船去了英国。

他受雇于剑桥的派氏无线电有限公司，制作了一部机械的电视播放机。这部机器虽然能够使用，可是公司的播音部门却并不关心它的发展，两年过后，彼得带着二百五十美元的储蓄，离开剑桥，搭船来到了纽约。在这里，他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并向美国无线电公司求职。后来使戴维·萨尔诺夫大为苦恼的是，他的全国广播公司的下属竟没有雇用这位干瘦的匈牙利科学家。结果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雇用了他。

不久，彼得的新上司就了解到他已在克里斯勒大厦的屋顶上安装电视天线。接着过了四个相对清闲的年头，1940年春，他去加拿大时，偶然走进影院，那儿正放映彩色影片《飘》。那绚丽的色彩使他看呆了，事后他说，他在离开那家影院时，想着“黑白电视，感到一种自卑”。仅仅过了三个月，他就发明了彩色电视。

彼得的彩色系统是以一个透明的绿、蓝、红三色转盘为基础的。转盘在电视摄像管前转动着。比方说，要播送表现一个场面中的绿色的图像，那绿色透明部分就对着镜头；而在检视器的机器上也有一个转盘，它和摄像管前的转盘同步旋转，这就使图像的颜色和原来的颜色一致起来。不同的颜色迅速交替变换，观众的眼睛也就自然把各种颜色融混在一起。1940年8月，彼得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经理人员做了一次表演。他们看到一台试脸机器连续地放映出一株可爱的百日草、黑眼睛的苏珊、夕照中的红帆、披着红围巾的棕发姑娘、追逐着彩色的水球进入巨浪中去的金发女郎，最后——象歌舞杂耍表演一样——还有美国国旗在劲风中飘扬。

战争打乱了一切。彼得领导一批工程师研制用来干扰纳粹雷达的装置。1945年，他又回去研制彩色电视。联邦电讯委员会在四十年代末对彩色电视装置进行检定，彼得放映的图像极为美丽，美国广播公司放映的电视，却是绿色的猴子在吃着蓝色的香蕉，这不免使得戴维·萨尔诺夫颇为难堪。联邦电讯委员会采用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装置。于是萨尔诺夫就用高薪雇用了一百名技术人员，拨给他们一亿三千万美元的经费，要他们搞出更好的色彩。这期间，彼得又改进了他原来的装置，做出了一种所谓遮蔽屏。联邦电讯委员会批准了美国广播公司的色彩，但是美国广播公司却需要使用遮蔽屏使播送的图像保持正确的色影——因而不得不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交纳专利权税。后来，苏联及美国宇航局的“阿波罗”在飞行时都使用了彼得最早发明的那一系统。

战后的一天晚上，彼得和几个朋友正在听由霍罗威茨演奏的布拉姆斯作品的唱片。彼得后来回忆道，“突然，唱片咔嗒响了一声，就在那音乐演奏中间，出现了人类自己发明的最可怕的声音。有人赶快跑去换唱片，可是欣赏的情绪已被破坏。就在当时当地我已明确，必须设法终止这种情况。”

三年后，彼得发明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每分钟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转的密纹唱片，这种唱片敷了一层乙烯系树脂来减少摩擦噪音。每分钟七十八转的旧式唱片，每英寸有八十五到一百道纹路，彼得把这个纹路数目提高到二百二十四到三百。这就是说，一张十二英寸的唱片，正反两面就可以放四十五分钟的音乐——从一首完整的协奏曲或一整部交晌乐。萨尔诺夫宣称，美国广播公司已经有一种每分钟四十五转的唱片，他认为需要比这再放慢速度的想法是可笑的。然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密纹唱片集第一集大受欢迎，从巴赫到哈里·詹姆斯的各种乐曲应有尽有，价格从每张二点八五美元的十英寸的流行歌曲唱片到每张四点八五美元的十二英寸的大乐章唱片。美国广播公司的挑战又失败了。

到彼得度过五十岁生日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委派了一位经理人员作他的总管（大家都称他是“照料彼得的副总经理”）。这时，彼得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实验室主任。这家广播公司在离彼得家不远、俯瞰斯坦福德主要街道的芳草如茵的山丘上，为他修建了实验室。弗兰克·斯坦顿说，“我们所做的最明智的事，莫过于在乡村为彼得建了实验室供他解闷儿”。从这座实验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靠彼得的发明获得了一百多项专利权。其中之一是一种回响装置，它能再现大音乐厅里出现的颤音以增强音响的深度。此外，还有一种供盲人使用的电唱机和一种能把胃里的情况向外科医生播放出来的微型彩色电视录相机——这是彼得在其身兼数职中，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用电子学教授的身分发明的。也许，他那最不寻常的发明要算是电磁录相设备了，观众只靠一个极小的装置，就可以在自己家的电视机上放映节目，而不用接收商业广告。一卷七英寸的微型影片就能放映半个小时的彩色电视或一个小时的黑自电视，这影片可以象唱片那样自动落在盘上，而且放完之后还会自动卷回去。

在康涅狄格州郊区，有关彼得的传说越来越多：他晚上如何同邻居本尼·古德曼一同举办音乐晚会；他如何和别人下棋；他收藏了多少慢转密纹唱片；他的住宅如何象一座教堂，因为屋里到处是巧妙隐蔽的喇叭，从各个角落传出唱诗班的歌声。如果有位秘书上班来迟，说她的车子出了毛病，彼得当场就能替她修好。他对自己的那辆麦塞德斯·奔驰牌轿车的保洁十分在意，在加油站服务员擦过之后，他马上还得自己再擦一次。彼得不分昼夜地工作，他有时会在凌晨3点或5点给助手打电话说：“刚刚又想到点什么，到实验室找我来吧。”说毕就挂上电话。

关于他的脾气也有一些传说。然而他却是他那一代少数几个关心社会的科学家之一。他替失业的黑人找工作，担任斯坦福德反贫困办公室的领导人，花费很多时间宣传在公立学校里采用电视教学。他捐赠给斯坦福德江滨小学一间设备齐全的电视广播室。部分是由于彼得的努力，到1971年他退休时，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学校里，教师们都采用了影片、幻灯放映机或其它直观教具。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彼得的退休问题十分不安，这一点也充分表现出了彼得的非凡的才能。这家公司向彼得提出，十年内每年付给他七万五千美元，而不需要他作任何工作。彼得拒绝了。相反，他却投入大量的精力把美国的卫星和海底电视电缆联接起来，一共建立了多达四十个横贯美国东西的电视渠道。在他对未来的设想中，将来会有全国通联的空中影院；参加竞选的政治家们可以不必花钱就能在电视中和选民见面；学生可以在家里上课，以及通过电视播送的全国性传真报纸。

六十年代后期，有一次有一个广播电台的记者问他，是否认为有一天精神交感作用会被用来代替电视。他沉吟了一会儿，正了正眼镜说，可以设想，尚未被发现的脑电波，有朝一日可能会被利用起来。他又补充说，“不过，那可是许多年以后的事。”

播音室里寂静了好一阵。彼得的事可是谁也说不准的。

第二十九章 牢记勿忘

现在到肯尼迪任总统的第三年头，民权运动的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从1955年蒙哥马利市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开始，中间经过小石城事件、自由乘客运动和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德事件，争取种族平等运动仿佛象一出连台本戏一样，在这出戏中白人扮演恶棍，黑人则扮演烈士的角色。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白人的良心已被唤醒，他们的愤慨逐步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律和习俗所追成的障碍。但是，那个时代就要结束了。更为愤怒、激烈、不顾一切的黑人就要杀上舞台的中心。地位已经确立的黑人领袖越来越发现，黑人青年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以眼还眼的趋势的出现，预示着在争取取消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将出现一个更为危险的新时期，但是这出连合本戏中还有几幕插曲先要演出。最突出地使黑人成为烈士的恶棍是伯明翰的那个外号叫“公牛”的警察局长尤金·康纳，此人最初是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引起全国的注意的。两年过去了，他现在要扮演主要的角色了。

马丁·路德·金曾称伯明翰为“美国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城市。”康纳非常喜欢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这句话。他对自己的顽固感到骄傲。二十三年来，他一贯使用恐怖和残暴的手段来恐吓黑人领袖，无不获得成功。不仅伯明翰的学校完全实行种族隔离；这里的公共厕所、饮水站、剧场、公园、运动场、饭馆、甚至连教堂也全是如此。联邦政府禁止种族歧视的规定，“公牛”康纳根本不放在眼里。在他看来，那些规定无非是破坏伯明翰法律和治安的奸计，因此是一种必须无情地加以摧毁的反对力量。直到1963年春，民权运动的领袖们一直尽量不去招惹他；那时，康纳正在竞选市长，而种族问题的示威运动只会使他获得更多的白人选票。4月份，竞选结束。康纳遭到失败，这使他更卑劣了。但黑人领袖们却已对他作好了战斗准备。

马丁·路德·金的运动以“入座”和游行的方式于4月2日开始。康纳迅速反击，他以未获许可擅自结队游行、到处游荡或侵越私人产业等罪名，逮捕了四百多名黑人。金接着派遣一群群黑人到白人教堂去作礼拜，看警察敢不敢到那里去抓人。康纳不肯上那个圈套。他等着伯明翰的白人基督教徒自己在种族隔离问题上采取立场。他们中大部分人都那样做了：只有四个教堂容许黑人进去做礼拜，另外十七个教堂都不让黑人进去。金号召黑人在4月12日耶稣受难日举行抗议游行，康纳却从市政府弄到了禁止游行的命令。伯克·马歇尔劝告黑人领袖且等温和派的新当选的市长艾伯特·鲍特韦尔就职后再说。对即将卸在的市长阿瑟·哈尼斯是不能抱任何希望的，此人在谈到罗伯特·肯尼迪时曾说，“我希望这里流的每一滴血都流进他的喉咙，把他呛死，”并说金“这个黑鬼的后台是司法部长和白宫。”但是，黑人领袖己无选择余地。即使没有他们参加，黑人群众也准备游行了。他们违抗禁令进行了示威，结果，继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逮捕，后来连金本人也被逮捕了。

5月2日，大约五百名黑人被抓走——大部分是中学学生——用校车装看送进了监狱。第二天，其他学生游行抗议。围观的白人向他们扔碎砖和瓶子。马丁·路德·金在新朝圣浸礼会教堂召开群众大会表示抗议；有一千名黑人参加，康纳在教堂四周布满了警察。那天倒没有发坐什么事情。但第二天，当两千五百名黑人的游行队伍向伯明翰商业区行进时，康纳却对他们使用了警犬和水龙头。受过训练的警犬用牙齿撕开黑人的衣服，而有七百磅压力的水龙头则把黑人冲得紧贴着建筑物不能动弹，或把他们冲倒在地上。5月4日世界各地的报纸读者看到一张一只巨大的警犬张牙舞爪地扑向一个受惊的黑人妇女的照片，无不感到震惊。肯尼迪总统说，这张照片真使他感到“恶心”。他说，“我现在完全理解，为什么伯明翰的黑人对任何要他们忍耐的话决不愿听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一位代表请他出面干涉，然而，在那种情况下，根据宪法他几乎完全无能为力。他确曾派遗伯克·马歇尔前去打开谈判的渠道。马歇尔同伯明翰的企业界人士私下谈判，结果达成了一项脆弱的休战协议，只维持了五天的功夫。5月11日有人朝一个黑人领袖的住宅和一家取消种族隔离的旅馆扔了炸弹。第二天是母亲节，忿怒的黑人又蜂拥到街头，这一次人数之多，使警察、警犬和水龙头也全都失去了作用。经过一夜的暴动和纵火活动，康纳要求新州长乔治·华莱士派人增援。

这是全国其它地方的人第一次听到华莱士的名字。他预料要发生这一类的事，他已准备好了一支七拚八凑的队伍——其中包括七百名村警，禁猎着守，酒税稽查和公路巡警。他们在城里大街上横冲直撞，骂不绝口，把黑人朝门洞里猛推，还气势汹汹地来回推拨着枪上的保险栓。黑人并没感到意外。他们一向不信任华莱士，而且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他曾对新闻界说过，他要使用他的职位赋与他的一切力量对金进行镇压。关于马歇尔的休战协议。他说，他决不参与任何“种族隔离问题上的妥协”。破坏马歇尔的计划是他的既定的目的，仅仅是由于肯尼迪总统已决定将三千名军队空运到伯明翰附近的一处空军基地，才使他没有下手。总统说，“本届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以维持秩序，保护公民的生命，维护国家的法律。”现在，州长的任何官员要是滥用武力，就会遭到强大力量的反击。哈尼斯市长斥责这是“用刺刀强制的友爱”。华莱士大发雷霆，向最高法院起诉，控告总统的行动“违宪无效”。这位州长还说，“这种军事独裁必须在它的萌芽状态时就把它掐死。”司法部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作为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总统有权将军队调到他想调的任何基地去。

马歇尔再次使黑人和白人领袖和解，这一次伯明翰疮夷满目的大街取消了种族隔离，恢复了长时期的和平。这结果显然又是马丁·路德·金的一次胜利。可以看出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伯明翰；全国白人中产阶级的良心又被激发起来，在别的地方，如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马里兰州的坎布里奇、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和格林斯博罗、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和克林顿、路易斯安那州的施里夫波特、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和费城以及北部的芝加哥，抗议的黑人都在示威游行。总统说，“没有现成的合法的解决办法的……每一座城市中，失望和不和的怒火都在燃烧。”肯·奥唐内预言将有“一个漫长的炎热的夏天”，这句话将长时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秋天结束以前，将有一万四千名示威的人被投入南部的监狱。

华莱士的州长生涯刚初展宏图，下一步就要同司法部长肯尼迪发生冲突。罗伯特·肯尼迪并不想引起冲突，开始时他总还以为是可以避免的。他己开始相信，如果他早点儿作罗斯·巴尼特的工作，密西西比的危机是可以不致闹到那种地步的。他希望与华莱士的关系能搞得更好些，尽管看来前景实在并不美妙。不仅华莱士当选是因为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而且种族歧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唯一关心的事。他在竞选时一再起誓，他要站在亚拉巴马州每一座白人学校门口将黑人儿童赶走，他的卖弄辞藻的就职演说便是用这种煽动性的辞句结束的：“我以我国最伟大的人物的名义，在这里划定最后的界限，向暴政决一死战。我说：现在要隔离！明天要隔离！永远要隔离！”但鲍勃·肯尼迪仍认为同他坦率地谈一谈，可能避免以后的不幸。他这样想实在未免奇怪。蛊惑人心的野心家是从来也不会为理智的呼声所打动的，而鲍勃的态度也不会促使那些与他意见不同的人有所克制。但他从来不能象别人那样看消楚他自己。他总以为他能够劝使乔治·华莱士接受他自己的想法。

他的追求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华莱士也和蒙哥马利州长官邸中的前任一样，从华盛顿打电话来几乎总是无法找到他。中间人为他们布置了一次会见，鲍勃尽力使这次会见看来只是一次无意中的相遇，他甚至还在亚拉巴马州有意安排了其他约会使他们的相见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但华莱士却有他的打算。他要让他的选民充分了解他为维护白人优越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为了这一目的，他除了在飞机场欢迎司法部长时没有叫乐队奏《迪克西》【迪克西（Dixie）意指美国南部各州，此处指艾梅特于1859年作的一首由白人扮演黑人演唱的歌曲，后变成美国内战时南部的军歌。——译者】外，什么都干了。州政府大楼四周布满了州警察。示威的人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基督徒快觉醒起来，‘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开’”，“清一色班子：肯尼迪、卡斯特罗、赫鲁晓夫”。在以前杰斐逊·戴维斯宣誓就任南部同盟总统职位的地方特意放上了一个新鲜的花圈，一个身穿白袍的南部同盟女儿双手交叉着守在那里，大概是表示不容肯尼迪亵渎。大楼里面，华莱士欢迎肯尼迪时，“为谨慎起见”打开了磁带录音机。这其实是瞎费电；因为没有谈任何实质性问题。鲍勃希望和华莱士取得一致看法的是，亚拉巴马州现在亟需解决的种族问题起因于法院作出的州立大学必须接受黑人学生的裁决。他一再对华菜士说，这条法津必须加以实施，这是他们宣誓信守的职责；华莱士则一再申说，这将引起暴乱，为此引起的流血事件将由肯尼迪负责。会谈结束时，华莱士州长把记者叫进来宜布，谈话丝毫没有改变他将守卫在学校门口的誓言。肯尼迪说，他希望地方当局能设法劝阻群众闹事。同肯尼迪一起参加谈话的埃德温·格思曼认为“华莱士的态度使鲍勃惊得目瞪口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绝望认输。”

肯尼迪兄弟决意避免另一次奥克斯福德事件。他们使用了曾在古巴上空使用过的侦察机把校园拍摄下来，军队指挥官便利用这些照片来部署兵力。总统飞到马瑟肖尔斯，在华莱士讲话的讲台上发言，简单地警告他不要违抗法律。华莱士则冉次告诉记者，他没有改变主意。这样他们两人就迅速走向直按对抗。根据法院的命令，有三名黑人学生被宣布有资格在6月10日开始的大学夏季学期入学。一个进塔斯卡卢萨分校。另外两名要进塔斯卡卢萨的大学本部，这两人，维维安·马隆和吉米·胡德，完全同一年又八个月前的詹姆斯·梅雷迪思的处境一样。华莱士比巴尼特更为放肆，他宣布，他不但不准胡德和马隆小姐进塔斯卡卢萨的校园，他还要迫使联邦政府的官员逮捕他这位亚拉巴马州州长。在美国地方法院禁止他干预他们入学后，他宣布：“我准备采取的行动甚至会影响我个人的自由，但不管冒什么风险，我打算将它进行到底。”

作为鲍勃·肯尼迪的副手，尼克·卡曾巴赫再次扮演了他在奥克斯福德事件中的困难角色，在塔斯卡卢萨领导联邦政府的官员。华莱士在维护本州权利的名义下，动员了他的七百名乡警、禁猎着守、酒税稽查和州警察，再加上几连国民警卫队。华莱士不象巴尼特，他不信任大学当局。他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打算封锁学校，分发枪支还是怎么的。事情显得滑稽稚。大学当局向卡曾巴赫报告：亚拉巴马州的巡警长艾尔·林戈在学生注册的福斯特礼堂前的大路上划了一道白线。华莱士在礼堂入口处占据了一间办公室。他装了两架空气调节器，而当汗流浃背的副司法部长还在猜测他的葫芦里卖什么药的时候，这位好斗的亚拉巴马州州长却冷静地坐着在着《蒙哥马利广告报》。总统和他的弟弟在白宫用接在电话线上的喇叭，听着卡曾巴赫对情况的分析，在电视上注视着事件的发展。

他们决定让华莱士充分表演。他们采纳了卡曾巴赫的计划，那就是使州长堵住门口一事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极其可笑的举动。卡曾巴赫要亲自用汽车把马隆小姐和胡德送到学校。他把车停下来以后，让他们留在车内，由他单独去见华莱士，对这位州长说，进不进门无关重要，政府认为这两名大学生已经注册入学，他们就要在上午开始上课。如果华莱士继续阻挡他们，总统将把第三十一国民警卫师置于联邦政府统辖之下。

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大体就是如此。卡曾巴赫对记者说，两名黑人将于上午10时到达。华莱士于9时53分到场，由作好战斗谁备——头戴钢盔，腰悬手枪、瓦斯枪、警棍的魁悟的州警察护卫着。当卡曾巴赫和两名黑人由穿便衣的法警陪同驱车来到时，华莱士的一个宣传人员搬着一张小讲台跑了出来，把小讲台摆在白线前面。当时的气温几乎有华氏一百度。人行道仿佛喷出一阵阵热浪，新闻记者和州警察尽力想挤在礼堂的阴影下，这时华莱士站了出来。他象交通警似的举起右手。卡曾巴赫由两名法警一左一右护卫着，走到华莱士面前停下来。卡曾巴赫说，“我奉美国总统之命，命令你务必停止这种违法的阻挠行动。”华莱士宣读他自己的一份声明作为回答，厉声斥责“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受欢迎地、毫无理由地用武力侵犯亚拉巴马州立大学。”他最后说：“因此，我，乔治·华莱士，作为州长……在这里对中央政府这种不合法、无理由的行动严加斥责并予以阻止。”

卡曾巴赫双手交叉，温和地同答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两名大学生想入学就读——“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实在不值得如此重视。”他请求州长考虑，而当华莱士拒绝四答时，他就回到他停车的地方，用车将那两名黑人送到大学当局已分配给他们的宿合去。四小时后，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准将驱车到达。他向华莱士敬礼，华莱士也回了礼；他告诉他，国民警卫队已经划归联邦政府统辖，因此“请你走开，让我们可以执行法院的命令。”华莱士对美国的司法制度痛骂一通后也就走了。

肯尼迪弟兄俩以为，现在已经使华莱士显得荒唐可笑，全国人也一定会看到他那一套作为只不过徒使自己丢丑。千百万美国人的确也都这样想，而且在胡德和马隆之后已有三百多名黑人在大学注册人学，并未发生事故——的确，州政府什么话也没说，甚至连理也没理——看来，州长已经没什么招儿了。可是，乔治·华莱士，以及拥护他的一帮人，却并不那样想。他公然说，“我和他们彼此瞪眼儿，最后是他们回头走了。”在电视上，他们确是回头走了。这场新闻的观众所看到的仅是他和卡曾巴赫互相发表声明以及卡曾巴赫的退场。两名黑人的注册的情景没有在镜头上出现。华莱士，这个在当时被人低估的政客，已经看到，在易受操纵的群众眼里，他要是能使他们看到一名联邦政府官员好象在他的目光瞪视下低头了，这就比什么都更有效果。马歇尔·弗拉迪在他的《华莱士》一书里写道：亚拉巴马州州长“当时发现了在暗处有一批无声的、深思的群众，而他们除了华莱士以外，再没有任何人——包括新闻界、政治领袖、知识分子——曾想到他们在那里看着。”

种族问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了一个重大问题。有人己把民权运动说成是革命的运动了。6月10日，就是华莱士和卡曾巴赫较量的那天晚上，肯尼迪总统在电视讲话中称它是“一个道德问题”——“《圣经》一样古老……象美国宪法一样明白”。他说，“一个重大的变化马上就要发生了，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责任是使这一革命，这一变化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和平的和建设性的。”为了这一目标，他要求国会通过一个广泛而彻底的民权法案，保证要做到“在美国人的生活或法律中，没有种族问题的地位。”

梅德加·埃弗斯在一所教堂中参加了民权大会后，于那天夜晚回到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他的家里去。埃弗斯作为该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外勤干事，成了詹姆斯·梅雷迪思的朋友和顾问，因此他就被三K党人和该州的白人公民委员会所注意。他下车的时候，被一个躲藏在附近的凶手暗杀了。总统为此非常气恼，他对阿瑟·施莱辛格说，“我不了解南部。我现在开始相信，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史蒂文森（1792－1868年）美国政治家，曾极力主张废除奴隶制。——译者】是对的。长期以来谁都说他是一个很有偏见的人。但当我看到这类事情的时候，我不免想，除此之外，你能怎样看待他们呢。”

当民权运动的领袖们告诉他，他们计划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时，他大吃一惊。“我们需要在国会中获得胜利，”他说，“而不是显一显什么声势。”他担心这样会弄得不可收拾，或者造成“一种威胁的气氛。”卧车服务员兄弟会的负责人菲利普·伦道失回答了他的疑向。这次游行原是伦道夫的主意。他曾经在二十年前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过这一建议，可是罗斯福也同样感到担心，所以他答应只要伦道夫取消这个计划，他便成立一个联邦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当时这事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这一回伦道夫决心要干下去。“黑人己经上街了，”他说，“现在要他们离开，很可能是办不到的。”他并且说，由负责任的领导人来领导他们要比由那些只会利用他们和鼓动暴乱的人来领导他们好得多。

8月28日举行的这次向华盛顿的进军，对于那些相信在现体制范围内进行活动就可以为黑人伸张正义的人来说，是事关重大的。马丁·路德·金说，“我们求助于国家的良心。”象这样的事在美国是从来不曾见过的——二十多万美国人集中在一起，首都从来没有集合过这么多的群众，而且全都秩序井然。他们中大多数是黑人，但是，在沃尔特·鲁瑟的领导下，也有成千上万的白人前来参加。他们唱着赞美诗和黑人圣歌，高喊，“我们一定得胜，”手持标语牌，上面写着：“立即通过有效的民权法案！”，“立即取消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立即改善住房条件！”

他们自觉遵守纪律，令人钦佩。哥伦比亚特区的五千九百名警察除了指挥交通，无事可干；待命的四千名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始终也未调入。游行队伍还在行进中，总统便接见了他们的领袖，其中包括金、伦道大、鲁毖、罗伊·威尔金斯、惠特尼·扬、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弗洛伊德·麦基西克。肯尼迪说，他对示威队伍的“巨大的热情和严肃的纪律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离开以后，总统继续在电视中观看游行。接着便是最令人难忘的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塔前讲话：“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觉醒起来，真正信守它的箴言：‘我们坚信这条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来平等。’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的山丘上，从前的奴隶的儿子和从前的奴隶主的儿子将会象兄弟般地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狂热情绪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州也会变成一块自由和公正的绿洲。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我的四个孩子生活的这个国家，有一天将不再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来评定他们的为人。”

“再说说你还有什么希望！”高兴的听众喊道。然而，另有一些美国人是不高兴的。那些罗斯福所创立的民主联盟的柱石，北部城市里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选区的领袖人物，现在感到不高兴。波兰人、爱尔兰人和意人利人，他们在三年以前的选举中使肯尼迪获得巨大胜利，全是在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力量从下层爬上来的。他们因而认为黑人也应如此。他们指出，有一些国会议员主张取消种族隔离，却使自己的孩子从华盛顿的学校退学，转入私立学校去，而加利福尼亚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有一些叫得很响的自由派私下却在反对他们那个学校或地区的黑人。路·哈里斯的一项调查表明，政府对种族问题的处理引起四百多万民主党人的不满。自然，在南部，情况更坏。“踢开肯尼迪弟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政治口号。稳健的北卡罗来纳州长说，如果当时举行一次选举，肯尼迪将会落选。在伯明翰，卢贝尔民意测验发现，那里投肯尼迪票的白人选举人只有一个，他也没有后悔。

可悲的是，总的说来，这恰恰是对黑人的模范行为的反应。那些对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本领感到反感，又认为詹姆士·梅雷迪思是傲慢无礼的美国白人，马上碰到有一件要使他们感到震惊的事了。原来那些他们认为傲慢无礼的黑人，却被某些黑人群众叫作汤姆叔叙【美国女作家斯托所著小说《汤姆大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后被用作为软弱的黑人的代称。——译者】。在哈莱姆，青年黑人向金投掷鸡蛋，在芝加哥，他们对梅雷迪思起哄。他们的新英雄是穆斯林领袖杰里迈亚·艾克斯、马尔科姆·艾克斯和伊莱贾·穆汉默德，因为这些人鼓吹白种人生来就坏，斥责非暴力主义是件蠢事。“非暴力反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使三K党不用易力，那我也赞成非暴力。如果他们能使白人公民员会不用暴力，那我也赞成非暴力。但是只要有人不是非暴力的，那任何人也不用来对我讲什么非暴力那一套。”

第一个和这种新黑人打交道的政府人物是罗伯特·肯尼迪。詹姆士·鲍德温在《纽约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使他留下很深刻印象，在那篇文章中，鲍德温写到黑人过去所遭受的：

……绞杀、火烧、拷打、阉割、杀婴、强奸；死亡和耻辱；日日夜夜的担惊受怕，深透骨髓的恐惧；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活下去，因为周围的人都认为他不值得，为自己妻子、亲属和子女悲伤，因为他们需要他的保护，但是他却不能保护她们；狂怒、仇恨和谋杀，他对白人的仇恨深到常常转而仇恨自己和自己的亲人，因而使一切爱情、一切信任、一切欢乐都成为不可能。

鲍德温相信，“白人解放的代价是黑人的解放，”同时，他引证一段黑人圣歌：“上帝向诺亚显示了彩虹：不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将是大火！”

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向伯克·马歇尔建议，司法部长应该见一见鲍德温。马歇尔转达了他的建议，于是他们两人在核桃山共进早餐。他们谈话不多，但颇为亲切，肯尼迪建议第二天在纽约他父亲的曼哈顿公寓里继续商谈，让伯克·马歇尔也参加。他们希望知道关于政府应该采取一些什么行动的意见，并且希望其他一些黑人也来参加会谈。鲍德温说，他将要把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作家洛兰·汉斯伯利、歌唱家莉娜·霍恩、演员哈里·贝拉方特和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曾经挨过打，坐过牢的二十四岁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主席杰罗姆·史密斯都带来一起会谈。肯尼迪打算进行一次严肃的讨论，象他和罗伊·威尔金斯和马丁·路德·金进行过的讨论一样。可是一上来他便听到了史密斯的长篇激烈演说，他还说和罗伯特·肯尼迪一起呆在同一个房间里就使他感到作呕。自此以后，会谈的气氛便开始恶化了。

肯尼迪试图说明，政府已经作了些什么，现在正在作什么，新法案将起什么作用。他们一点也不在乎这一些。鲍德温甚至不知道总统的民权法案咨文已经送交国会了。他说，总统所以在亚拉巴马州采取行动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白人被刀子扎死了，马歇尔争辩说，他曾经和马丁·路德·金商量过，他们听了却哄堂大笑。这样持续了三个小时。后来罗伯特说，“都是感情用事，歇斯底里。”他们一个个站起来，大发议论，痛骂一顿。有些人哭着走出了房间。在会议结束时，一个青年黑人说，他将不再为美国打仗了，鲍勃质问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那青年人还坚持他原来的说法。

巧的是，鲍勃到纽约来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和几家大百货店老板商量如何结束他们的南部分店的种族歧视。而这一点那些忿怒的黑人也不感兴趣，要是换一个司法部长可能从此不再管他们了。而这位司法部长却不是这样。当时他很生气；回到华盛顿后，他重复念叨着关于拒绝保卫国家的那句话，他深为不解地自问，“怎么会有人说这样的话呢？”但是在那一周周末，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如果我有过他的经历，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也可能就完全另一样了。”他开始真心转变过来支持这个运动，他认识到，这样的深仇大恨必有共深刻的根源，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种情况，其后果真的会是“下一次将是大火”了。

※※※

5月29日总统满四十六岁了。他的手下人员计划好为他举行一次意外的生日宴会，借口是情况汇报室有一个保密电话在等着他，但是总统并没有感列很大意外，当麦克·邦迪引着他住白宫餐厅走去时，他早已满脸是笑容了。司仪皮埃尔·塞林格递给他一篇发言稿。“我们知道你通常是自己写发官稿的，总统先生，”他说，“但这里是一位代笔写的发言稿，我们希望听你照着讲一讲。”稿子的开头是，“四十六年以前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生了一个孩子……”肯尼迪按过一个卫星模型，上面附的一张卡片上写着，“希望你一路顺风，巴里。”由于肯尼迪一直对他办公室外面的新花园感到非常得意，杰基存心戏弄她的丈夫，特意赠给他一大筐枯草，并在一张卡片上写着，“古玫瑰园的真正占草，白宫历史学会赠。”那天晚上过得很愉快。他们乘坐总统的游艇“霍尼·菲茨”号在波托马克河巡弋。

这是肯尼迪政权的极盛时期，但是他们当时并不如道这一点。他们以为他们还要在白宫呆五年，到总统离开白宫时，他计划在华盛顿创办一份报纸。它将是不同一般的报纸；全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都会愿意参加这份报纸的工作。但是，这还是很遥远的事，他们那时都还不到为将来作打算的年龄。年轻仍然是政府中人员谈得最多的一个向题。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正是当时所谓“已婚青年人”的生活方式。青尼迪三弟兄的妻子，杰基、艾塞尔和琼，那年春天都怀孕了。婴儿车和婴儿围栏在高级政府官员的家中成了常见的家具，而在其它年代，这些高级官员却都是一些年近花甲或六十开外的人。而这却是肯尼迪时代的一部分，它象和平队一样使年轻的美国人想到这位总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总统。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些拥护他的选民，其中有知识界。在他担任哈佛大学董事会董事六年任期届满时，他在行政大楼邀请知名的哈佛人士举行了一次不请女客的庆祝宴会。但是，即使在那种场合，他也没忘掉自己的年龄。他说，“请你们来白宫赴宴很不容易，因为你们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在这里参加不请女客的宴会的次数都比我要多。”

象任何一位总统一样，他的威望也是时高时低的。1962年导弹危机以后，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人民拥护他；在后来的十个月中，这个数字先降到百分之六十一，后来又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九。1963年9月，当参议院批准和俄国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时，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曲线又上升了。他事先预见到这一点。他相信，右派势力错误地理解了国民情绪。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所谓的大学生转向保守的情况。他们认为，海军上将刘易斯·斯特劳斯在禁试向题意见听取会上的发言代表了千百万人的声音，他说，“我不能肯定说缓和紧张局势一定是件好事；”他们还认为，爱德华·特勒在那次意见听取会上的发言反映了整个中产阶级的惊恐情绪：“如果你们批准了这项条约……你们就是放弃了国家未来的安全。”肯尼迪不接受这种观点。在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在盐湖城——这被认为是戈德华特家乡的中心地区——当他在演说中间，丢开讲稿，谈到他因签订了禁试条约感到骄傲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他对朋友们说，这个条约是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即使因此他在明年竞选中输给戈德华特，他也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即将出现的缓和，现在已明确无疑地看到了迹象。由于俄国人已在古巴终于接受了检查导弹发射场的原则，禁试条约才有了签订的可能，在它签订后，肯尼迪也才有可能听到全国表示赞同的呼声。全世界早已不再听到苏联的三驾马车的主张了。赫鲁晓夫在东柏林说，柏林墙已经减少了单独签订一项对德和约的需要。他已经习惯于忍受卡在喉咙里的骨头了。后来，肯尼迪于6月20日在美国大学讲演时，向俄国人伸出了一束橄榄枝：“我们的问题是人为的；所以，可以通过人来解决……有人说……在苏联的领导人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以前，谈论世界和平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希望他们那样作。我相信我们能够帮助他们那样做。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必须重新审查我们自己的态度。”

这一篇讲演，美国新闻界大都未予重视——他在次日晚上发表的关于民权问题的讲演抢先吸引住了报社编辑部的注意力——但《曼彻斯特卫报》却称之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国家文件之一，”赫鲁晓夫读后也深有所感，他后来对哈里曼说，“这是自罗斯福以来的美国总统发表的最伟大的演说。”

8月30日，国防部宣布，连接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热线在当天已经接通。10月，俄国和中国的分歧公开化，赫鲁晓夫说，他不同意毛的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西方进行一场核决战的主张。后来，肯尼迪批准向苏联出售剩余小麦，以此作为”又一个可喜的迹象，表明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界既是可能的，也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的。”

极右派大为震怒，但他对他们的忿怒却很感高兴。他很高兴自己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派的总统载入史册。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凯恩斯的经济学感到不解，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华盛顿的那些人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存心对我们的国家干这样的事？”肯尼迪却不禁在那里暗笑。现在在道格拉斯·狄龙和沃尔特·赫勒的帮助下，肯尼迪在经济方面对这个国家干的事是创造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的繁荣，其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六。而且他相信，如果国会同意他的减税的建议，1964年也是不会发生衰退的。

这是一点也没有把握的。第八十八届国会很顽固。总统提出的那些要求实行医疗计划、大量拨款补助改建城市贫民窟、实施比较合理的农业计划、开发和保护国家资源、改善社会保险，通过他的内容广泛的民权法案以及对“争取进步联盟”承担更多的义务等等的自由主义纲领，使他已远远走在国会的保守倾向的前面了。在当时，批评家认为他在争取立法方面成绩不佳。现在回顾起来，他居然能作出那种成绩来实在令人惊奇。他送交第八十七届国会的一百零七件建议，有七十三件已制订为法律，他的继任者早期在立法方面的胜利也是肯尼迪送交第八十八届国会的提案。

6月间在爱尔兰议会讲演时，他引证了萧伯纳的《回到玛士撒拉的时代》【见《旧约》中《创世记》第五章，以诺之子玛士撒拉活了九百六十九岁。是圣经中提到的寿命最长者。萧伯纳此书在解放前有中译本，书名译为《千岁人》。——译者】中的一段话：“你见到一件东西；你说‘为什么有？’但是我梦见了从未有过的东西；我说‘为什么不会有？’”【后来，这话被认为是他说的，更后又被认为是罗伯特·肯尼迪说的。但是，这是萧伯纳说的。】这就是肯尼迪最出色的观点，它把社会预言和政治远见融合在一起了。但是他并不是总是在这样高的水平上的。有时候，他也似乎完全弄错了方向。十年以后，他保证支持载人宇宙飞行和超音速运输机的建造就会被看成是一种不适当的冒险行动。但是，甚至他这种精力充沛所造成的错误，似乎也比五十年代的停滞状态好。象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是利用政治力量在国内和国外突破客观可能性的界限。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到他在去世前五个月所作的十天胜利的欧洲之行，包括对爱尔兰的访问，对于了解他的为人是十分重要的。他极象欧洲的左派政治家，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认为他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化的形象。德国的维利·勃兰特，法国的加斯顿·德费尔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意大利的皮特罗·南尼——他们一致赞扬他，引用他的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他的政治风格。“南尼这位老造反派社会主义者现在也禁不住赞扬肯尼迪了，”阿瑟·桑普森在伦敦《观察家》报上写道，“……除了极右派外，几乎没有一句反美的话。”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肯尼迪对于有些人认为人应当蒙上眼睛才能避免学坏的想法特别感到不能容忍。在他看来，把那些希望去看看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的学生关押起来是荒唐的。“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去？”他问道。“如果我现在还只有二十一岁，今年夏天我想做的就是这件事。”1963年10月26日，他在阿默斯特讲了当代历史学家后来十分重视的话：“在别的地方也许不是这样。但是在民主社会中，作家、作曲家、艺术家的最高职责是不论后果如何始终忠实于自己。艺术家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就是最好地为他的国家服务。”

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约翰·肯尼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还有另一个方面。天文学家都熟悉暗星的现象。一颗星由于发光极微几乎看不见，它跟在另一颗星后面常把那颗星给遮住。肯尼迪也有一颗暗星，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的悲剧的阴影追随着他，它始终离他和他的亲人不远，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而遮掩了他们的最灿烂的时刻的光芒。这种现象现在就发生了。8月初，杰奎琳·肯尼迪生下第二个儿子，这孩子早产了五个半星期，肺部有病。这个命名为帕特里克·布维尔·肯尼迪的孩子，挣扎着三十九个小时就停止呼吸了。悲伤的总统在葬仪完毕后搬起小棺材打算把它放进墓穴去；这时，红衣主教库欣轻轻把他拉开了。

肯尼迪为了给他妻子散心，建议她接受希腊航运业巨头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的邀请，乘坐他的大型游艇“克里斯蒂安娜”号到爱琴海上巡游一番。后来她回忆起那10月上半月，也就是帕特里克的死和11月即将发生的大灾祸之间那阳光绚烂的两周，一定觉得仿佛如在梦中一样。她从地中海拍出的电报的踪迹是从伊斯坦布尔到莱斯博斯岛、克里特岛、德尔法、马拉喀什，一直到爱奥尼亚海中奥纳西斯所有的一个岛上。从希腊国王和王后开始，许多王亲贵族都设宴招待她和她的姐姐李·拉齐维尔；他们向她祝酒，赞美她，赠给她许多珍奇的礼物。当她于10月17日回到白宫时，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杰奎琳眼里闪灼着星光——希腊的星光。”总统问她是否愿意陪他作一次短期的竞选旅行。她说很好，她问去哪里，他说去得克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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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一年年初有一个地方对肯尼迪来说似平事情进展得特别顺利的话，那就是西贡。总统在1963年1月14日的国情咨文中，一开头就说：“侵略的矛头已在越南受挫。”一位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宣称，“在越南，我们已经开始有了转机，”哈金斯将军说，战争“在一年内”便将取得胜利了。4月22日，腊斯克说，美国在西贡的努力正在“产生非常良好的效果”，吴庭艳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已“胜利在望。”腊斯克的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由于看到在越南“政府和人民无形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和战略村计划的实施特别受到鼓舞，他称战略村是“可以抱谨慎的乐观态度的最重要的根据。”

后来，这似乎令人无法理解。这些预言家的预言完全错了，这件事本身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他们为什么如此急于公开表示自己的看法昵？答案是，他们力图压倒政府中深信吴庭艳总统及其追随者已经注定完蛋的另一派人。当时鹰派和鸽派的说法还不很流行，但是，政府就是那样分成两派的。主要的鹰派人物，也就是说，主张美国卷入这场战争的一些人是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在内的一些将领和中央情报局的麦科恩，还有腊斯克、罗斯托，驻西贡大使瑞尔汀，在这骨节眼上还有麦克纳马拉，他是被从西责送来的报告的有力的和精确的内容给骗住了。与他们相对立的是罗伯特·肯尼迪、乔治·鲍尔、艾夫里尔·哈里曼、罗杰·希尔斯曼、迈克尔·福雷斯特尔，中央情报局的里查德·赫尔姆斯、在越南军队中参战的美国校级军官和美国战地记者，这些记者曾用“闪闪的小星星”的调子唱道：

我们正在得胜，这个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这样告诉我们。

三角洲中，战火逼人，

群山丛里，寸步难进。

但我们正在得胜，这个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这样告诉我们。

如果你对他的话有所怀疑，

麦克纳马拉也可以作证。

当肯尼迪总统任期第三年开始的时候，谁也不能说是在赢得这场战争，因为几乎没有人在进行战斗。越共是在积蓄力量，伺机猛攻，越南共和国的胆小的司令官们也不想去撩拨他们。但是这种平静是表面现象。忿恨的情绪在全国沸腾，批评吴庭艳的人也并非全是越共。因为他代表着可以称为越南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的上层官僚阶级，说的是法语，信奉的是罗马天主教，因此在不拥护共产党的人中，他的天然敌人是年轻的佛教徒和和尚，他们贫穷、激进、好战，属于中下层阶级，对任何带有西方味道的东西都持怀疑态度。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大多数群众的信仰，他们对天主教徒所获得的特权十分不满。双方都一直剑拔弩张，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在他们之间引起争斗。

斗争在1963年5月初终于发生了。佛教徒在古都顺化市举行集会，纪念佛的第二千五百八十七年诞辰，而带领政府军的一些军官却命令他们散开。他们拒不服从，于是军队就向人群开枪，打死了九人。吴庭艳拒绝道歉，他私下对人说，这样作太丢脸。6月11日，一位广德和尚，用一种惊人的示威方式——自我牺牲——来表示抗议。他坐在大街上，安静地等待着另外几个和尚往他身上浇汽油；然后，他划燃一根火柴，使自己顿时化为一阵烈焰。还有几个和尚也仿照他的榜样自焚，为新闻界（报社每次都是事前得到通知的）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照片。看报的美国公众大吃一惊，但西贡政府却无动于衷。这时，吴庭艳总统几乎已完全为他的弟弟吴庭儒所左右，而吴庭儒则经常是处于鸦片烟的影响之下。吴庭儒夫人真称得上是这个统治家族中联络报界的天才，她对记者说，每次这些“所谓的圣人”进行“烧烤表演”时，她都高兴得为他们鼓掌。

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吴庭艳于6月15日勉强同意满足佛教徒的某些要求。但很快谁都看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打算实行。6月30日，佛教徒的示威又重新爆发了。学生在越南的学校里闹事，报道这次骚乱的美国记者在街上受到袭击，被人殴打。这使肯尼迪总统无法忍受了。冷战的解冻给他一种新的推力，希望停下越南的战火。首先必须停战，然后他才能把他在美国大学所说的“和平的战略”向全世界提出：“不是用美国的战争武器强加于世界的美国式和平……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是全人类的和平；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是永久的和平。”

除其他方面的考虑——诸如腐败和无能——外，在这个新的外交政策计划中，吴庭艳和吴庭儒夫妇的顽固的反共立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肯尼迪打算对他们采用高压手段，当他7月初发现瑙尔丁己到遥远的爱琴海去作两个月的海上游览时，他决定第一步必须派遣一位新的使节到西贡去。腊斯克挑选了亨利·卡伯特·洛奇。他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人选。一开始政府中的自由派感到不安，担心洛奇自己出身名门望族，可能会偏袒南越的贵族。他们不了解，作为波士顿的一个世家子弟，洛奇认为出身好的人都应该是君子人，而吴庭艳和吴庭儒却肯定不是君子人。所谓君子人，有一条就是不出卖朋友。瑙尔丁在任职期间，不管功过如何，他总算是吴庭艳的好朋友，而他们却准备以惊人的背叛行为来报答他。

瑙尔丁在机场发表的告别演说中，说到把两国密切地连系在一起的是：“谦让和容忍，相互尊重和深刻的社会正义感。”记者们认为，在越南说这些话完全文不对理，但是瑙尔丁却认为他应该那样说；南越总统已刚刚向他保证，不再打击佛教徒了。六天以后，吴庭艳派遗他的秘密警察夜袭佛寺，逮捕了居士和和尚，威吓他们的信徒。这些袭击者为了掩饰身份都穿着正规陆军制服，但是在四十八小时以后，真象便已透露出去，因为吴庭儒夫人在谈到几年前已被肃清的一股土匪时说，这次袭击是“自从我们1955年摧毁平川教以来我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洛奇于第二天傍晚到达西贡，他看到这次袭击佛教徒是有意给美国人难堪。事实上，这已使吴庭艳进一步失势，使他从此在其他越南保守派中也陷于孤立了。他的外交部长辞职表示抗议，并且自己也剃成和尚的光头。在华盛顿，吴庭儒夫人的父亲，南越驻美大使，声明和他女儿断绝关系。“美国之音”毫不含糊地把袭击佛寺的罪责全归之于吴庭孺夫妇。吴庭艳手下的不愿参与这类暴行的将领们于是开始密谋反对他。洛奇向华盛顿拍发电报说，这些密谋者希望知道，如果政变成功，美国抱什么态度。他应该怎样对他们说？

给他的回答很足以说明肯尼迪政府在越南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那一天是8月24日，星期六。总统在梅恩尼斯港。麦克纳马拉和麦科恩在休假。腊斯克不在华盛顿，而泰勒将军又不知上哪里去了。他们的主要副手在五角大楼是吉尔帕特里克、在中央情报局是赫尔姆斯，在国务院是鲍尔，他们都是对西贡政权极为不满的。他们所通过的一份电文是由鲍尔、哈里曼、希尔斯曼和福雷斯特尔起草的，内容坦率地告诉美国大使，吴庭儒夫妇必须搞掉。后来，当所有的人都回到华盛顿时，马上争吵得不可开交；可是，当总统决定要每一个人明确表明自己的意见时，又谁也不肯承担否定原电的责任了。

现在，洛奇向南越的将军们开了绿灯。8月29日，他给腊斯克打电报说，“我们已经走上了推翻吴庭艳改府的道路，要再回头就有失体面。”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好了。可是，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政变并没有发生。那些密谋者似乎丧失了勇气。由于对和尚们的镇压，使他们的力量受到了限制，一些带头的人物巳被外调，吴庭艳已经加强了对西贡周围的军队的控制。国务院询问洛奇，那些将军们倒底想干不干。他说，“也许他们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都贪生怕死。”

看到吴庭艳安然无事，政府中的鹰派又大大活跃起来。麦克纳马拉在8月31日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说，现在需要重新和吴庭艳对话。腊斯克表示赞同，说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军队必须留在南越一直到战胜越共为止，美国不能赞成政变。泰勒将军说他们俩的意见很对。乔治·鲍尔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则认为这是很荒谬的。秋天已快到来了，华盛顿两派之间的分政一天大似一天。到9月，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派遣另一个调查团去西贡时，这种分歧已变成了一条鸿沟。调查团成员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凶种”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和国务院的约瑟失·门登霍尔，后者是一位对南越有相当丰富经验的比较高级的外交官。他们回来后，肯尼迪总统再次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由他们两人分别作报告。克鲁拉克将军说，战争正在取得胜利，吴庭艳干得再好也没有了。门登霍尔说，吴庭艳政权已临近崩溃的边缘了。全场沉默。然后，总统问，“你们两位先生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在这段时期中，在越南的洛奇和哈金斯将军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他们二人都是波士顿人，两家原是世交，而现在，他们彼此几乎连话都不讲了。9月下旬，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到达西贡，企图再一次了解局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在机场上，洛奇企图抢先会见麦克纳马拉，因而派出他手下的两个人去挡住哈金斯的路。（“对不起，先生们！请让我过去会见部长！”）尽管如此，哈金斯仍象以前一样兴高采烈。他的乐观情绪后来反映在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联合报告的开头一段中。报告说，吴庭艳的军队“己经取得很大进展，并在继续取得进展。”报告接着说，因为吴庭艳的军队在各条战场都获得了胜利，第一批一千名美国士兵可以在圣诞节以前撤出，全部美国军队将在1965年年底撤离同国。同时报告还附带攻击了罗伯特·肯尼迪要立即将美国人撤出越南的荒谬建议。麦克纳马拉和泰勒不遗余力地推行着后来的五角大楼的路线：

南越的安全对于美国的安全仍然极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力求实现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把这个国家丢给共产党，及时镇压越共的叛乱。

但是现在这种观点在政府内部己肯定得不到支持了。总统本人就越来越不同意这种观点。9月2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接见沃尔特·克朗凯特时，他明确地说，如果越南共和国要在反对越共的斗争中得胜，那就必需“改变政策，也许还要改换人马。”他过去曾经说过：“我认为除非得到人民的支持，这场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而在我看来，最近两个月以来，该政府已完全脱离人民了……归根结蒂，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或者接受失败。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给他们装备，我们可以派遣美国人去作顾向，但是要赢得这场战争却只能靠他们，越南人民。”

10月初，给吴庭艳的每月一干万美元的援助计划不声不响停止了。吴庭艳和吴庭儒夫妇忿怒地谴责肯尼迪，吴庭儒夫人到了加利福尼亚，准备到美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说，在右派集团的支持下，谴责肯尼迪。这次旅行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失败。华盛顿官方抵制了她。她企图去看望已不愿理她的父亲陈文章，却发现大门上了锁，插了栓；这位前驻美大使当时在曼哈顿演说，谈他女儿所过之处一路留下的“熏天恶臭”。她还想到那边去找他。在拉瓜迪亚机场，她见到了纽约市的一位官员，他直率地告诉她，他不是来欢迎她的。他说，“我只是来看看夫人有没有足够的警察保护。”吴庭儒夫人厉声说，她不需要人保护。“上帝会保护我，”她说。她始终也没有见到陈文章。她在哈佛大学讲演时，大约有五百名学生向她示威，他们举着的标话牌上写着：“吴庭儒干的全是为吴庭儒吴庭艳谋私利。”她一边讲演，他们一边敲打讲演斤的大门，向大斤的两侧投掷鸡蛋，把窗子摇得嘎拉嘎拉响。到坎布里奇以后，她的群众就不多了。除了有些极端保守派的人出面捧场外，前来见她的几乎只有一些记者了。

在西贡，政府似乎己越来越失去了现实感。吴庭儒扬言要同河内结盟，把美国人逐出越南。吴庭艳的秘密警察在清除了佛教徒之后，转而向学校进攻。在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搜查中，他们先把大学生关进了监狱，接着把中学生，最后把小学生也关进了监狱。甚至天主教徒也同样受到迫害。这时，所有越南人，不分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全都向在军队中最有威信的军官杨文明将军，即“大”明呼吁，请求他搞掉吴庭艳和吴庭儒。杨文明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越南站的头头约翰·理查森联系，征求他的意见。理查森避开哈金斯将军为杨文明和洛奇安排了一次会见。达位大使告诉杨文明，美国人决不阻止政变，如果政变成功，美国的援助将给另一个反共政府。他把这情况报告白宫，得到了批准。似乎除了吴庭艳、昊庭儒和哈金斯将军，华盛顿和西贡的人谁都知道即将发生叛乱了，哈金斯还向总统保证，不会发生政变，说政变的说法都是谣言，他已经查核过，这些谣言都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是可能的。《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另一个记者已经收到了暗传消息的纸条：“请在随军商店替我买一瓶威士忌”——这就是即将起事的信号。

11月1日，星期五，万圣节日，越南时间午后1点（华盛顿时间是半夜1点），吴庭艳的丧钟敲响了。在西贡那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里，这正是午睡时间。总统和他的兄弟已经回到嘉隆宫的卧室，在那里他们应该有卫兵和顶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七英尺高的围墙保卫。但是，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几卡车叛变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头围红色方巾，向着他们的防御工事发动了进攻，同时另一些士兵在重要的交通路口也设置下路障了。叛军迅速占领了机场、警察局、在西贡河岸边的海军总部和政府的广播电台，立即广播了以十四位将军和七位上校的名义发表的宣言：“陆军、公安部队、民防部队和人民武装的士兵们！吴庭艳政府滥用职权，只追求个人的野心，置祖国的利益于不顾……”

那天傍晚，迫击炮和大炮对嘉隆宫的围攻开始了。次日凌晨，十八辆坦克开始打开缺口。上午6点15分，一位叛将命令停火五分钟，通知吴庭艳和吴庭儒投降。楼上的一个窗口扯出了白旗，但是吴庭艳和吴庭儒不在那里。他们已通过秘密地道逃住华人聚居的郊区堤岸去，从那儿他们传话给夺权的军政府说，他们准备谈判。后来的情况究竟怎样谁也不知道。据说，他们接受了安全护送他们出国的建议，但这是一个诡计，这两个人不知曾欺骗过多少人，现在自己被骗了。他们被叛变的士兵抓住后装在一辆装甲运输车的后面，根据将军们的命令给干掉了。后来在那车里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满身弹痕，却穿着天主教神甫的长袍，他们原想在没有别的办法时，便靠这身衣服逃走的。吴庭艳的尸体上还被用刀戳了好几个窟窿。

吴庭儒夫人住在贝弗利山的贝弗利－威尔希尔旅馆，一早被人叫醒告诉她这个消息，她哭着把一切责任都归于肯尼迪总统。事实上总统自猪湾事件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安；他说，不论吴庭艳有多大错误，他也不应该被杀掉。政府其他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默不作声地接受了，甚至感到宽慰。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副总统约翰逊很不高兴。副总统曾向吴庭艳伸出援助之手，是他的朋友，在约翰逊看来，这种友谊是美国对吴庭艳承担责任的象征。政府中对吴庭艳不满的那些官员，对副总统也很不满，他知道这一点，也知道他们是谁，长期以来，他早已开始鄙视他们和他们干的一切事情，包括他们的卡丁牌衬衣和巡逻舰109号领带别针。在别的问题上，约翰逊是很佩服肯尼迪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不然。

西贡的人却和约翰逊的着法不同。他们把那一天当作节日来欢庆，在大街上跳舞；吴庭艳和他弟弟、弟媳的塑像都被打得粉碎，他们的画像也全被扯下来，最后，在首都只有在一角钱的硬币上还能看得到前总统的肖像了。获胜的将军们无论到哪里都有人投撒五彩碎纸，洛奇成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第一个在公共场所受到欢呼的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人都认为前途大有希望；为反对这个统治家族而联合起来的各个派系似乎很得人心，足以使这个国家有一个稳定的政府。

一个星期过去了，第二个星期又过去了；秋天的白昼越来越短，而肯尼迪总统的情绪却高涨起来了。麦克纳马拉－泰勒10月2日的报告仍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但他觉得没有必要急着去处理它了。正如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所说：

他知道越南的情况不佳，并且日益在恶化，知道他马上要去处理一个头等重要的外交政策向题，但他觉得他能够处理得了，有时间处理它，而且时间是对他有利的。他完全可以不慌不忙地来推动他手下的人；推得太猛就会引起反推力。当时是1963年的年底，而既然1964年是一个选举年，对任何重大问题暂时不作出决定是有好处的；如果越南人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他也能。

11月3日，他召集他的主要战略家为即将来临的竞选运动开了一次会。那个星期三傍晚在内阁会议室开会时，他们一致认为大有希望取得对戈德华特的压倒的胜利。经济日益繁荣。从他就职以来，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已增长了一千亿美元；这增长率大于俄国或欧洲。巨大的土星火箭将于下月发射，终于使美国在载人星际飞行竞赛方面赶在苏联前头。除越南外，世界平静无事，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那边的情况，总统打电报给洛奇大使要他回国作一次长谈，洛奇回答说，他正在作准备，尽快离开西贡。可能在11月21日星期四那天动身。

1963年11月22日上午9点零5分，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是代表百事可乐公司的一个律师，离开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登上了美国肮空公司82次班机去纽约，这和肯尼迪总统乘坐空军一号飞机到达那里只相差两个半小时。尼克松先生两天来一直在参加百事可乐装瓶商联合会召开的会议。他刚刚开始在学习如何充当大公司法律顾问的窍门。在上星期五他还刚刚提出申请加入纽约州律师公会，他的律师牌子也还没有挂在事务所门上，因为他要到1964年元且才能成为马奇、斯特恩、鲍德温、托德律师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

估计他可能要比较长期地留在那个事务所里。在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一次电视谈话中曾谈到尼克松当选为下一届总统的可能性，但是他的话所以还有人记得主要是因为这是典型的艾森豪威尔式口气的话，他说：“如果出现这种僵局，我认为他是我们可以考虑，可以接洽的可能人选之一，因为他毕竟还算得上是很有知识，很有勇气的一种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艾克的话。美国广播公司就肯定不同意。该公司不仅把一篇关于他的广播称作《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讣告》；而且这个一年前便已录制成的节目所穿插的内容中还有记者访问阿尔杰·希斯的谈话。有两个公司因此想取消它们与美国广播公司订的广告合同，但联邦电讯委员会的主席牛顿·米诺冷冷地驳回了它们，他说广播必须摆脱“少数那些力图影响广播记者的专业判断能力的可怕的广告商”的检查。肯尼迪总统说他同意这个说法。那时正是已趋衰微的贵族派的黄金时代。

在82次班机上，一个女乘务员递给她的贵客一批期刊，如果有人能够从七十年代中期回到那个不幸的星期五去，他一定会注意到美国当时情况和现在不同的地方有一点是：可看的杂志比现在多，那时《展望》杂志、《生活》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都还颇有生气，办得不错，在报摊上都有出售（不过，在报纸方面，销路己经开始减退了，刚在四个星期之前，10月16日那天，《纽约镜报》就停刊了。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有一百六十三种杂志和一百六十份日报，包括《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报》、《旧金山呼声报》、《波士顿旅行家》、《波特兰记者报》和《休斯顿新闻报》，全部停刊。）

尼克松很可能会选择《时代》杂志来看着，因为他知道其中必有关于他的报道。第一版新闻中就刊有他的一张姿态随便的照片——当时他已经五十岁了，可是看上去不过四十来岁——在随同照片刊出的访问记中，记者引述了他关于西贡政变的政治后果的谈话：“如果越南战争打得不好，明年越南便可能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一切顺利，那就不会如此。我觉得奇怪，我们就会奉承铁托，讨好卡达尔，迁就赫鲁晓夫，可是对真正与共产主义为敌的一家人，我们竟连表示同情的起码礼节都不懂。”

从不奉承共产党人的巴里·戈德华特在争取196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运动中居于领先地位，纳尔逊·洛克菲勒由于5月间与哈佩·墨菲结婚而喊少了获胜的机会。戈德华特在那个11月的第三周里，由于他在芝加哥商业改进局的一次宴会上的一番话，而在他的一个当然选区里赢得了一次新的胜利，他说，新边疆派已取得的成就是“一千零二十六天的浪费的开支、一厢情愿的空想、无理的干涉、不切实际的理论和日益低落的信心。”

每当这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向肯尼迪凶猛进攻时，记者们就要求总统给予回答。他总是笑嘻嘻地说：“还不到时候，还不到时候，”但是很显然他对将来同戈德华特竞选的前景感到高兴。

这次为他竞选的重要人物中将有总统夫人在内。特工人员希望肯尼迪夫人能戏说她的丈夫在稠密的人群中要小心一些。在去得克萨斯之前的那个星期，他就不顾特工人员的劝告，吩咐他的司机离开护卫他的摩托车队，绕进了拥挤的曼哈顿闹市区。当总统的轿车在红灯前停下来时，一个业余摄影者突然冲过来，向肯尼迪车座这边拍了一张镁光照。一位纽约警官告诉记者们说，“要是她是一个刺客，那怎么办？”

这是一个技术革新年。柯达公司开始出售快速自动摄影机，波拉罗依德公司研制出了彩色胶卷。聚乙烯已经出现。底特律秋季汽车式样的特色是漂充的斜顶后窗——所谓的“斜背式”；鱼型汽车上的斜顶后窗，特别惹人注目。1963年7月1日，邮政部宣布一类邮资从四分涨至五分，并忽然提出用号码代表邮区的制度使大家感到莫名其妙，十分不满。白宫的电话号码从“国家8－1414”改为456－1414，是数码取得的又一次胜利。在贝尔系统的电话线路图上，已改为长途电话直接拨号区域象一个大肿瘤在迅速扩散。1963年，贝尔系统使用长途直拨电话的用户已达百分之四十四点二。文科院校的大学生展出了人像纸样，上面有这样的词句：“我是一个人——请不要摺叠、拉长或截短。”

“巴比”玩偶的销售额在1963年又达到了最初达到的高峰，巴比在两年前已经有了一位名叫肯的男朋友，现在又有了她的“最好的好朋友”米奇。（巴比的“黑美人”朋友克里斯蒂在1968年以前还不会在马泰尔玩具店里出现。在1963年黑美人和黑人权力一样，还有待于发现。）真人大小的女玩偶究竟应该做成什么样子，还是当时玩具制造商们热烈争论的问题。有相当多的父母反对巴比的结实的小乳房。公众对这类事的态度仍然是相当保守的。关于婚前与人性交问题，一般人仍然认为“好姑娘都不干的”，尽管加尔·格林在1963年对“大学女生性活动”进行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姑娘都是干的。

美国大学生的母亲们很少知道她们的有些女儿是多么随便就跟人睡觉。后来做父母的将会义愤填膺地起来反对男女合用的宿舍楼，而结果却为大学校园生活中更意想不到的事实吓回去了。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务室报告了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它说，花柳病现己严重地危害着女大学生的健康。混合宿舍是对一个问题的解答，但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此一解决办法。而在1963年这还是属子未来的事。《花花公子》那时平均每周收到五十封年轻妇女的申请书，希望把她们的裸体照片刊登在它的折叠扉试里，而根据编辑们的判断，她们也确有资格入选，然而，即使《花花公子》在公众舆论面前，也不得不注意看看风色。比如说，它不敢公开拍出那些游伴的阴毛。（可是，1963年它刊出一张赤裸上身的照片确实掀起一场极大的风波，因为那模特儿几乎非常逼真地就是第一夫人的翻版。）赤裸裸的色情文学当时还不流行，也不合法。1963年11月，曼哈顿一个由三个法官组成的法庭裁决《范尼·希尔》内容诲淫而加以禁止了。法庭的裁判说，“虽然这本书写得很好，但决不能因此就可以容许它散播淫秽。肮脏的东西即使用最漂亮的东西包裹起来也仍是肮脏的。”回想到十年后一跃而成为影片“咽喉深处”中的超级影星的琳达·洛夫莱斯在当时还只不过是得克萨斯州布赖恩地方的一个最爱咂棒糖的十二岁的女孩子，真令人吃惊。

尚未见之于新闻报道的人还有格济里亚·斯坦内姆、凯特·米利特、杰曼·格里尔【都是后来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家。——译者】和当时全国照像公司的一位经理人员博比·里格斯。贝蒂·弗里登的《女性的神秘》那时才刚刚出版，但妇女解放运动才刚刚在子宫中受孕——这是打比方来说。那年11月22日的一期《时代》报道说，“目前，没有谁比那稳定的象任——那些孩子已经十来岁，丈夫混得相当不错的四十多岁的主妇们——更大喊大叫地表示不满了。”但是用七十年代初期的噪音计来测量，她们的声音几乎低得测不到了。七女大联合会决定为一些“准备参加家庭以外活动”的念过大学的妇女开办一些职业训练班，结果仅有五十个妇女参加。她们谁也没有说男人是猪。所学职业范围主要限于教育、图书馆学、社会工作和宣传联络——这最后一项被视为是一个突破——等方面的工作。七女大联合会的干事安妮·克罗宁实际调查了男人们对于女学者们自克拉夫林姊妹失败后表现出来的自卫态度如何想法的问题。她对一个记者说，“只有一两个丈夫对自己的妻子又去从事职业生涯感到有些恼火。而他们绝大多数是很严肃而且通情达理的。我们并没有折散自己能够维持下去的任何家庭。”

妇女服装的式样并不是很大胆，或很先进的。那时还没有配长裤的妇女服装，甚至飞机上的女服务员也无此装束。时髦式样是看杰奎琳·肯尼迪而定的——圆顶帽，尖头细高跟鞋，头发的长度仅及耳下，微微卷曲蓬起。裙子刚过膝盖；没有腰身的紧身套衣很流行。这一切都是非常女性气。男人至上的风气极盛。没有人对卡莱·格伦和默娜·洛伊在晚场成人电形“布兰丁斯先生修建他的梦中金屋”中的表演表示抗议——也没有人想知道布兰丁斯夫人在她的梦中金屋中可能要些什么——而一位作者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多萝西·基尔加伦的人物特写中却把她1936年绕世界一周之举说成是新闻界的噱头，竟公然说：“多萝西倒底是个女人，是后来才参加的。”1963年夏，伊恩·弗莱明的《那个爱我的间谍》出版了平装本。

1963年11月的第三周，《纽约时报杂志》刊载了一篇关于大学校园气氛的报道。报道中谈到学生报纸编辑们普通感到他们的同学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一心只想事业成就，他们对当时的重大问题远不如对生活保障和他们的个人生活关心。在他们休息的时间里，最流行的东西是“人猿泰山”电影。芝加哥大学正设法想恢复足球游戏。康纳尔大学的两个兄弟队刚进行过一次三十小时的触身法足球赛；最后的比分是664比538。路昌斯安那州立大学女学生对男生宿舍进行了一次“抢裤衩行动”——当然，所有大学宿舍都是男女分开的。在两性关系问题上一向带头的伯克利的大学生曾要求学校医务室出售避孕药物。可是他们也并未为此坚持到底；这要求当然可以商谈，但结果实际上未予理睬。

“卡姆洛特”1963年1月在百老汇结束演出。“汤姆·琼斯”作为本年度最佳影片获得电影学会奖。西德尼·波伊蒂尔以其在“野百合花”中的表演被评为最佳演员；帕特里夏·尼尔以她在“赫德”中的表演被评为最佳女演员。1963年11月对观众有吸引力的影片是“玛丽，玛丽“和”这是一个疯狂，疯狂，疯狂，疯狂的世界”。为观众所欢迎的电视节目是“基尔德尔博士”、“安迪·格里菲思”、“我的三个儿子”、“佩里·梅森”、“黑兹尔”、“露西”、“贝佛利的乡下佬”和“朦胧地带”。全国广播公司排在11月25日播放的星期一电影（后来没有播放）是“雨中歌唱”。

据《广告时代》的哈里·麦克马汉说，那一年最行时的是埃杰克斯的白骑士和白龙卷凤（洗刷得象经过白龙卷风一样干净！）的广告节目。皮尔斯啤酒公司的广告节目是“伯特和哈里的归来”。马克斯韦尔速溶咖啡的节目是“一杯和半杯”。雪佛莱汽车的广告节目中有一辆汽车行驶在威尼斯运河水面上，赫茨公司的广告节目中则出现了把人抛进篷车里去的场面。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是“走开，小姑娘！”“多来尼克”、“如果我有一把锤子”、“吹起神龙”和“在风中狂吹”。

畅销小说有玛丽·麦卡锡的《群像》、莫里斯·韦斯特的《渔夫的鞋》、危姆斯·米切纳的《大车队》和海伦·麦金尼斯的《威尼斯事件》。畅销的非小说作品有詹姆斯·鲍德温的《下一次是大火》、引起生态学运动的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和两部将受到即将到来的那个周未的事件的影响的作品，杰西卡·米特福特的《美国死亡方式》和维克托·拉斯基的《肯尼迪：其人与其神话》。其中前面的一部由于读过该书的罗伯特·肯尼迪按照该书为他哥哥选择棺材而具有某种历史意义。至于居于非小说类畅销书首位的拉斯基的那本书完全是诽谤性作品，所以后来被出版商从书店里抽回去了。

在体育方面，得克萨斯名列大学足球队的首位。那个季节达雷尔·罗亚尔球队的奇迹是一个名叫托尼·克罗斯比的光脚的射门手。肯尼迪总统飞到达拉斯去之前的那个周末，克罗斯比在离球门四十二码处射入一球，击败了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队。在职业球员中，克利夫兰布朗队的吉米·布朗正处于最盛时期，在全国足球联赛结束时，纽约巨人队和芝加哥熊队正准备决一雌雄。芝加哥队后来以十四比十赢得冠军。在美国足球联赛的决赛中，圣地亚哥冲锋队以五十一比十击败波士顿爱国者队。那时还没有超级大赛。在曲棍球方面，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底特律红翼队中的戈尔蒂·豪。他在参加过一千一百三十二次曲棍球赛，打掉牙齿十二只，因受伤共缝过三百针之后，于1963年11月，在与蒙特利尔的加拿大人队比赛中又射进了他的第五百四十五个球；这可是创纪录的。在篮球方面，波士顿的凯尔特队的鲍勃·库西在1962年球赛季节结束后已不再参加比赛了，因此，凯尔特队已被看作是不堪一击了，但肯尼迪最后一次离开白宫时，1963年的球赛季节开始已有两个月了，而凯尔特队却仅仅输了一次——只差一分。最大原因是依靠中锋比尔·拉塞尔（身高六英尺十英寸）。

尚未在那年的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地方有伍德斯托克、瓦兹、东村、格兰特公园、伤膝、人民公园，美莱、溪山、肯特州立大学、比夫拉，林肯公园、孟加拉、阿蒂卡、胡志明小道、查帕奎迪克岛、比米尼岛、博茨瓦纳、卡塔尔和水门，虽然水门的办公住家两用建筑在华盛顿国务院旁已在修建之中；肯尼迪总统的出殡队伍也要在它前面经过。梣树岭是旧金山的一个单调乏味的工人居住区。当时住在这个后来人们称之为哈特的人谁也不熟悉这样一些“嬉皮士”用语：如freak out（吸毒避世）、superstar（超级明星）、mind-blowing（动人心弦）、bummer（瘾游）、joints（大麻香烟）、turnon（刺激）、turn in（上床）、rip off（偷窃）、drop out（退学）、commune（群居村）、horse（恶作剧）、crash（临时睡觉处）、steam（气力）、zonked（陶醉的）、be-in（聚游会）、flower power（鼓吹爱情与和平的嬉皮士）、trash（捣毁）、guerrila theater（游击活动）……（略）。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它的伦敦分社发来的消息，谈到“现在英国有四个流行歌曲男歌手组成的合唱队极受欢迎，是青少年闹事起哄的原因。”他们就是披头士乐队。1963年11月，他们取道前来美国，而他们的头三支流行歌曲的唱片：“她爱你”，“我要捏你的手”和“站在那边”，却已先在美国流传开了。

戴维·哈伯斯塔姆报道说，发动西贡政变的越南将领希望撤换哈金斯将军，但五角大楼表示深信哈金斯会实现他的打败越共的诺言的。任何人认为美国不可能在越南找到军事解决办法的看法，都受到了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的反驳。他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地方举行的一次商会会议上说，美国拥有无比的杀伤力量，任何人敢于和它抗衡都将是自取灭亡。

法国大使夫人尼古尔·阿尔芳德的照片刊在11月22日《时代》的封面。吉米·霍法己受到控告。夏尔·戴高乐投票否决英国进入共同市场。罗斯·巴尼特州长签署了一个大陪审团的裁决，认为最近由于詹姆斯·梅雷迪思被批准进入奥克斯福德的州立大学而引起的骚乱应由联邦政府负责。在摄制影片“克利奥帕特拉”时互相爱上的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正设法摆脱各自原来的配偶，计划早日结婚。名画《蒙娜·丽莎》在重重警卫下在美国展出。

1963年，美国人口有一亿八千九百二十四万二千人（到1973年将有二亿零九百万人），其中就业的为七千万人（1973年将为八千零六十二万七千人）。百分之五是失业者。美国的人口中心五十年代向西移动了五十七英里，到了位于伊利诺州的萨勒姆以东四英里之处，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西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再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最重要的经历了。由于有大量战时出生的婴儿，平均年龄为二十九岁半。

有组织的劳工数字的变化颇令人吃惊：从1960年到1962年，工会会员减少了五十万左右。参加工会的工人由1955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降到1962年的二十二点二，一向并不反对工会组织的默里·肯普顿已开始在议论说，工会运动已是“日薄西山”了。

时间的推进是发生这个变化的一个原因。还能记得三十年代那些英勇的罢工活动的工人己越来越少了。同时，劳动力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在战胜日本以后的年代里，蓝领工人的人数己减少了四百万，而白领工人——经理、专业人员、推销员、办事员——的人数增加了将近一千万。

而且，1963年11月时的蓝领工人，在他的三十年代受压迫的父辈眼里，几乎不可能看作是自己的同类工人了。1963年6月，每周工作稍多于四十小时的普通生产工人的周工资超过一百元——等于萧条时期同类工作的工资的四倍。现在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每年收入在七千元以上。约翰·布鲁克斯指出，“无产者”这个词几乎己从语言中消失了。卡罗琳·伯德写道：“人们认为物价在上升，但实际上升的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

衡量繁荣的长远影响的最好场所是教室。爱德华·丹尼森在其对经济发展的全面研究中，把教育看作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从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到肯尼迪总统末期，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增加了十倍，达一年三百九十亿元。

这一情况在社会学方面的含义是无法估量的。1900年时，适龄的美国青年只有百分之四能进人高等院校肆业。1957年时，这个数字为百分之三十二；在肯尼迪就任总统时，为百分之四十，而在他逝世时则为百分之五十。据安德会·哈克计算，现在全部美国人中约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属于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正迅速地成为美国唯一的阶级，它的价值观、就是一度属于一个人数不多、颇有教养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一个欧洲国家的外交官说：“美国经济已变得如此庞大，使人几乎无法想像。”美国的社论作家对西德的“经济奇迹”感到吃惊，但是一个更大得多的经济奇迹正在国内出现。有些数字足以说明其规模。现在美国百万富翁有将近九万人——而五十年代初期只有二万七千人——这个数字现在正以每年五千人的速度在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海外投资已从一百二十亿元跃增至八百亿元。通用汽车公司这一家公司的年销售额能达一百七十亿元。几乎等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仅仅美国在六十年代最初四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部分就大于西德1964年一年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前者为一千二百二十亿元，后者为一千亿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投资额己从四百六十亿元增至四千一百一十亿元；华尔街的宣传联络人员热烈地谈到“人民的资本主义”，他们这话实在不无道理——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所列的各种股票是属于大约二千万美国人的。

当时的社会预言家们把这看作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幸事。有些人，例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也认为利润的分配应予改变，但是实际上也不否认经济上的富足只会是好事。伦尼·布鲁斯在1963年不过是一个走在法律放宽之前一步的猥亵的滑稽演员；拉尔夫·纳德当时不过是哈特福特大学一个无籍籍名的历史和政治学讲师。新左派认为美国所受威胁并非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而是来自工业技术和美国一切机构的过于庞大——认为美国各大公司和华盛顿官僚机构的无比庞大纯粹是一种肥胖症——这种看法当时还未成熟。自由主义派仍然极其相信政府机构越大越好。

詹姆斯·赖斯顿196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最火的新闻是变革。”这一点再没有任何地方比流动性日剧的美国社会更明显的了。由于南部黑人普遍相信在北部城市中有更好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同时由于技术上的革新，自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国内大移民在战后年代中仍然继续着。美国农业在1963年所生产的食物比1940年多百分之六十，而全国农业劳动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却从两干万小时减至九百万小时。因此，住在城市和城市近郊区的美国人到1963年时已达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农业集团”已不再在议员们的心中引起恐惧。“农业福利促进社”已丧失其政治力量。

甚至推动变革的载运工具也在变化之中。铁道车站正在成为美国都市中最冷清的地方；每有一个旅客坐一英里火车，就有三个旅客坐一英里飞机。（到1973年，这一比率将为一比十三。）短途交通百分之九十依靠汽车；1963年，汽车总里程几达八千亿英里。美国商业部估计现在美国有一万七千处废车场，而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不停，少叉，高速州际公路系统的完成，美国交通大拥挤现象已开始向各州蔓延了。

在破旧的火车站对过，那些盖着旧式复折屋顶的城市旅馆里，灯光越来越少了。自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这些旅馆已有四千家关门。不经过那里的旅客，都住到从战前破旧的“旅游客栈”演变成的汽车旅馆里去，那里的豪华的平房里，旅客们也能得到各种传统服务和一些新的服务项目。黑白电视已几乎成为一切汽车旅馆的标准设备（彩色电视当时还是一种新奇玩艺儿）。这时美国已有五千六百四十万台电视机。这一情况，加上1960年人口普查人员发现的全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八点五的人没有收音机的事实，说明美国已拥有一个规模空前的通讯系统，可以随时报道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新闻。11月22日中午刚过不久，一切消息的来源集中在达拉斯的派克兰纪念医院里占用着两台电话的两个通讯社记者。而当年冬季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在达拉斯时间下午1点钟，即枪击事件发生后半小时，美国成年人中已有百分之六十八——超过七千五百万人——知道了这件事。到那天晚上，知道的人已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即使那些没有电视机或收音机的人，也很容易在别人家听到了。

1963年9月2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它的“晚上新闻”节目增加到每次三十分钟，全国广播公司于9月9日也跟着那样办了，这对越南战争将会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为了填满额外增加的时间，它们后来放映有美国兵割越共耳朵的镜头的影片。在1963年11月，这种情况还没发生。那时，西贡甚至连一个电视评论员都还没有。那一年美国人在越南被杀死的仅有十七人，受伤的二百十八人。1963年11月的第三周来自西贡的最使人感兴趣的消息，是一篇关于考尔特军火公司新产品M16型步枪的报道。这枪比M14型更小和更轻一些。一个军方发言人说，这就是反共部队所以能在游击战中如此毫不费劲地歼灭越共的原因之一。

由美国新闻署在外国迸行的民意测验表明，1963年美国的威望是很高的。另外两则来自国外的消息，一则来自加丹加，它即将结束对刚果的两年脱离状态，一则是对英国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党新政府的一篇评论。这个新政府是不稳定的；丹宁勋爵关于普罗富莫丑闻的报告使英国人大吃一惊，这件丑闻的明星人物是那一年英国最著名的妓女克里斯丁·基勒。

在国内，道·琼斯公司统计的工业平均数徘徊于732左右。一个天主教主教把不服从教会取消种族隔离的新奥尔良的种族隔离主义者逐出了教会。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个人听到过关于贝里根兄弟俩神父的事。另一些在新闻报道中还没有出现的名字有：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克利福德·欧文，威廉·卡利、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姆斯·厄尔·雷、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安吉拉·戴维斯、安迪·沃霍尔、阿瑟·布雷默、维达·布鲁、阿奇·本克、迈拉·布里根里奇，还有当时在巴尔的摩县任职的斯皮罗·阿格纽——这一职务任期四年，而他当时还不过在他的第二年任上。当时谁也没有听说过什么耶稣颓废派、“尘世总录”、“爹”、“螺丝钉”、“金钱”、热裤、水床、“芝麻街”、“恋爱故事”、黑人解放军或同性恋爱自由解放运动等。

1963年11月号《读者文摘》转载《家政》杂志的一篇文章，预示了未来：“安眠药丸和兴奋药丸——便用时要极度小心！”在《纽约时报杂志》1963年11月24日那注定很少有人阅读的一期上，玛丽·安妮·吉塔分析了十来岁孩子的俚语中的某些新词：ratfink（讨厌的人）、triple rat fink（特别讨厌的人）、real blast（一个出色的社交会）、fake out（骗取）、the straight skinnies（赤身裸体）、hung up（不自在）、hairy（粗鲁）、gasser（滔滔不绝）……（略）。吉塔小姐在谈到这批到1973年便是大学生一代的十岁以下的孩子时说，他们新造的词并不比大人坏，有时甚至比大人还更有想象力：“据可靠的报道，‘terrific’（了不起）一词已出现在新边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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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活着的人，除肯尼迪总统外，有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玛丽·乔·科佩钦、弗雷德·汉普倾、马尔科姆·艾克斯、乔治·林肯·罗克韦尔以及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个将在今后的九年内横死在越南的美国青年。

1963年11月12日，约翰·肯尼迪夫人在白宫草坪上招待了两千个穷苦孩子，这是自8月间帕特里克死后她第一次公开露面，当她让人向她的小客人分送两百加仑可可和一万个小甜饼时，苏格兰黑色警卫团的一个小分队为他们表演了歌舞。总统听到了乐曲声非常喜欢，他也走出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来观看表演。十天之后，她会记得他当时高兴的情景，要求他们在他的殡礼中再演奏一次。

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许多经历深深印入她的记忆中，要在达拉斯事件之后让她回忆、让她沉思、让她重温、让她玩味或悲痛。在黑色警卫团为孩子们演奏的前一天，总统带了未满三周岁的小约翰去参加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退伍军人节仪式。有些人认为这种场合应该非常严肃，让那小孩子蹒跚地闯入队伍妨碍行进，使他们很有反感。但他的父亲却很高兴，当他满脸含笑望着那孩子时，摄影师摄下了这个镜头。有人认为肯尼迪就是抱着这个目的把孩子带来的。《展望》杂志刊登了一整版小约翰的照片；这好象是总统有意为摄影记者提供几个镜头以免他们感到无用武之地。

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表示赞赏的观众中，有华盛顿军区司令菲利普·韦利少将。十二天以后，他将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的验尸台旁，俯视着肯尼迪的躯体，回忆起豪斯曼《致一个夭折的运动员》的诗句：

今天，所有的赛跑者都来到这条路上，

我们却抬着你送你回家，

把你在你家门口放下，

全市都寂静无声追悼你这个市民……

肯尼迪夫人还有许多近事的记忆，可以联想那件惨剧；韦利将军则只有这一件。但大多数美国人却什么也没有。在他们看来，达拉斯的惨剧简直是从天而降。他们甚至不知道总统那时在达拉斯。他的访问只是一件使当地感兴越的事，他是去为两个内争的民主党人进行调解去的，他们一个是自由派拉尔夫·亚巴勒，一个是非正统派约翰·康纳利州长。得克萨斯州以外的人，直到总统在他的车队经过闹市区时被一个伏击刺客击毙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后，才知道有这次旅行。

后来美国人为了使自己的悲痛有所依据，才去弄清楚当时的情况。他们这才知道达拉斯市闹市区各条街道的方位，发出枪弹的得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和火速地把总统和同时受份的康纳利州长送去的派克兰纪念医院在哪里，惨案发生时在场的每个人是谁和他们扮演的角色。很快全国的人都忘记了他们在这个刺杀案刚发生后的几小时内对什么都全然一无所知，忘了他们是事后才熟悉这件事的。

合众国际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当时正坐在新闻公用汽车里，和总统座车相隔四辆车子。在华盛顿时间下午1点30分听到枪声后几秒钟，他就通过新闻记者公用汽车上的无线电话给达拉斯分社口授了第一份新闻简报：“三颗子弹射向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闹市区的汽车队。”下午1点34分，在总统座车到达医院之前两分钟，这份新闻简报就在合众国际社印字机上发排了。1点36分，美国广播公司的唐·加德纳在本市新闻节目中插入这一消息。1点40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临时中断了电视节目广摇剧“当世界转向的时候”，观众看到神情沮丧的沃尔特·克朗凯特转播了史密斯关于三颗子弹的报道，并补充说，“根据第一批报道，总统‘受了重伤’。”1点45分，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又打断了另一个广播剧“独身的父亲”，让切特·亨特利出现在屏幕上。这样三家广播公司都广播了这一新闻，连续三天三夜，中间从未插入任何商业广告节目，直到总统葬入阿灵顿国家公墓为止。

有些人最初是从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中听到枪击事件的消息的。在沃思堡看电视的人中有刺客的母亲玛格丽特·奥斯瓦德；她当时收看的是WFAA电视台。在达拉斯近郊区的欧文，另外一个看电视的是她的儿媳妇玛琳娜。一个政府官员的妻子伊丽莎白·波曾当时在华盛顿她的汽车上的收音机里收听WGMS电台。她车子里的一个乘客是卡罗琳·肯尼迪，准备在那天和波曾的一个孩子一起过夜，当波曾夫人听到广播员说“……子弹射进头部，他的妻子杰基……”时，她立刻关上了收音机。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是那样直接就听到这个消息的。一般都是从过路人、电话、大喇叭，或是饭馆侍者那里听到的，那己是弟二手，第四手的消息了。消息来源这样不可靠，因此一般反应都是全然不信。为了证实这消息是假的，他们围到半导体收音机，汽车收音机和酒吧间电视机——总而言之，不论是什么——旁边去，可是最后他们获悉，这竟是真的。

（可是，有些报道确实是不够准确或引起误传的，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18分，美联社发出一则未经证实的俏息说，林登·约翰逊也“受了轻伤”，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14分，美联社的电传打字机传出消息说，“今天在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现场附近。一个特工人员和一个达拉斯警察也遭枪杀。”这看来证明了刺杀是预谋的阴谋之说。在下午4点33分之前还没有得到纠正。）

到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钟，宣布肯尼迪已死。这公告一直拖延到林登·约翰逊能够离开医院时才发表。在最初的一个小时里，普遍认为，凶手背后有一个大阴谋。新总统在下午2点26分离开医院前往机场。六分钟后，合众国际社援引主持最后仪式的达拉斯天主教神父奥斯卡·休伯的话说，“他已经死了，没有错。”总统的代理新闻秘书接着加以证实，到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35分——在达拉斯则要早一个小时——合众国际社的电传打字机才向全世界敲起丧钟：

特急

肯尼迪总统死了

这时人们的注意力已转移到了达拉斯的另一部分。李·哈维·奥斯瓦德把他的步枪留在教科书仓库第六层楼上狙击的地方，到外面搭上一辆公共汽车，过了七个街口，然后又换乘了一辆出租汽车。他在他的住处门前停下来迸去取了一支手枪。下午2点15分钟，他在不到一小时时间内犯下了第二件杀人案，枪杀了达拉斯的一个前来查问他的警察蒂皮特。三十五分钟之后，奥斯瓦德在附近的一个电影院里被捕。警察局凶杀科这才知道这名刚逮到的罪犯是教科书仓库的一个保管员，而且是当时不在仓库的唯一雇员。慢慢许多旁证都被搜集起来。

下午3点38分，林登·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上宣誓就住总统之职，站在他身旁的是身上还沽有血渍的惊得发呆的杰奎琳·肯尼迪。九分钟后，飞机起飞前住华盛顿的安德鲁斯机场。这次飞行一共不到二小时半，约翰逊在安德鲁斯机场发表了他任总统后的第一次电视演说，然后乘直升飞机去白宫。肯尼迪的随行人员跟着灵柩到了贝塞斯达医院，等着进行了大半夜的尸体解剖。第二天清晨4点34分，覆盖着一面美国国旗的灵柩运进了白宫，停放在东厅的灵柩架上。肯尼迪夫人跪在它的旁边，她的脸深埋在星条旗上的星群中。

以后的三天是在昏昏沉沉中过去的。星期六首都下着瓢泼大雨，刮着大风。晕头转向的全国人民日后已记不得星期五令人震惊的暗杀事件和星期日刺客被杀之间究竟还发生过什么事了，仿佛是一个空白一般。芝加哥大学的研究指出，星期六那天一般成年人守在电视机前有十个小时，达到了周末看电视时间的顶峰，但他们并未能了解到多少情况。遗体仍然停放在东厅；肯尼迪的家属，朋友和政府的高级官员都到那里去吊唁。星期日，灵柩放在马拉的炮车上走上宾夕法尼亚大道，前面走着一匹没有人乘的马，马镫里放着一双倒悬的皮靴，象征着一位死去的首领。同时，从达拉斯又传来了一起不能令人相信的新暴行的消息。李·哈雄·奥斯瓦德在转移到另一个监狱去时，受到一个名叫杰克·鲁比的达拉斯夜总会老板枪击，伤重致命。这一凶杀案是当着七十个穿着制服的达拉斯警察的面干下的。由于当时全国广播公司正在转播递解罪犯时的实况，因此它也就成为电视节目中第一次谋杀场面的实况广播。总统的寡妻回到白宫时，有人把这一凶杀案告诉了她。她把它叫做“一件更可怕的事”。

星期一，灵柩用炮车载到圣马太大教堂去举行葬仪弥撒，然后从那里运到阿灵顿国家公墓。由戴高乐为首的九十二个国家的代表团前来参加葬札。后来他们出席了两个招待合，一次在国务院举行，另一次规模要小得多，是在白宫举行的，肯尼迪夫人去那里接待了他们。这件事就算到此结束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一个周末始终没有结束；若干年后，人们仍竭力想探索其深远的意义。这在美国历史上或任何其他国家历史上都是一件最重大的事件。很久以后，美国人还会互相告诉，他们最初是怎样听到达拉斯传来的消息的，他们对于肯尼迪夫人要求在坟前安置万年火种，以及在小约翰向他父亲的灵柩行礼时有何感想等等。戴维·布林克利最后说，这一刺杀案件是无法理解的：“那时发生的事件不合乎那时的精神，你把它放在任何地方都不合适，它不属于我们时代的文明。这件事太大，太突然，太可怕；意义也太大。它只能是件孤立的单独的事件。”

虽然如此，人们还是不能不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最明显的办法是用总统的名字来命名。卡纳维拉尔角被改名为肯尼迪角。艾德威尔德国际机场也改名了。全国文化中心改名为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财政部开始铸造五千万枚肯尼迪半元硬币——但因为大家要把它作为纪念品珍藏起来、无法在市面上保持经常流通。全国各地的各种委员会都一致赞成改变当地的地名来向总统表示敬意。很快，杰奎琳·肯尼迪就发现她是不是有一天会坐车“驶过一条肯尼迪公路，前往肯尼迪机场去参观一所肯尼迪中学。”这情况一直影响到国外。加拿大有它的肯尼迪山——攀登该山的第一个人是罗伯特·肯尼迪。最为突出的是英国，它竞把伦尼米德地方签订大宪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片草地划出三英亩来作为肯尼迪圣坛。1965年5月，伊丽莎白女王主持了这个典礼，把这片土地献给“生前为我们的人民所爱戴，死后为我们的人民所悼念的”总统。肯尼迪夫人回答说，“得知您也怀有这非眼泪所能表达的哀思，使我深深感到安慰。”

当时美国人写给肯尼迪夫人的千千万万封信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们都是出于真情的流露。戴维·贝尔把这位死去的总统看作是“一位身兼战士的国王”；纳塔利·海明威称他是一位“敬爱的教父”；约翰·斯坦贝克在写给总统的寡妻的信中写道：“他是他的人民中最优秀的人，”他“通过他的生以及通过他的死，把他的人民的最优秀的一切还给了人民。”

深藏在成堆函件中的另一封值得纪念的信是在很久以后才发现和写复信的

理查德尼克松

第五号大街810号

纽约市，纽约州，10021

11月23日亲爱的杰基：

在这悲痛的时刻，帕特和我愿意让你知道，我们一直在同你一起思念和祈祷。

虽然命运之神使杰克和我成了政治上的对手，但我从来也来忘记我们从1947年一同进入国会时起，便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这种友谊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证明，包括我们接到邀我们出席你们的婚礼的请柬。

我现在能说的任何话都不足以增添来自全世界的对他的颂词的光采。

但我希望你知道，全国人民也会永远感谢你作为第一夫人所作的贡献。你以美国官方女主人的身份，把风采、美丽和文雅的风格带进了白宫，而你特有的年轻心情的魅力在美国人的心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果将来我们在任何方面能为你效劳，我们将感到非常荣幸。

您的忠诚的

迪克·尼克松

第三十章 手伸得很长

1964年8月的一天下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本书作者描述了肯尼迪被刺的第二天那个愁云凄雨的星期六，他在行政大楼见到林登·约翰逊的情景：

“我早就认识他了。那天他和平时一样，显得有点神经质——走来走去，到处给人打电话……我在谈话中提到某人，他就会一把抓起听筒，打电话找他。他向我征询关于许多问题的意见，包括减税问题。我对他说，他得先说清楚他自己的预算打算怎么定。我们也讨论了外交事务。就我当时理解，林登·约翰逊惟一的意图只是要弄清楚当前情况和如何贯彻政策。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或与过去不同的想法。他希望谈谈老挝、古巴等问题。关于对外政策他所知道的似乎的确不如他对国内政策知道的多。”

“林登嘛，”新总统夫人说，“干起工作来好像不会再有明天了似的。”约翰逊自己却用他最喜欢的《圣经》中的一段话来概括他的领导哲学，那段话出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相互切磋。”但他自己承认，他这样做时往往喜欢“摩拳擦掌”，事实上，他劝别人同意他所谓的“一致意见”时，并不是和人切磋，而是央求、威吓或恳请；就是赤裸裸地歪曲别人的意见，他也不是干不出来的。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的手腕、权术，是国会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个；他耍手腕的能力令人侧目。身为总统，有一个问题是他始终不知他这种擅权专断的名声是不利于他的白宫生涯的。埃里克·戈德曼说他是“戴牛仔帽的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N.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以玩弄权术著称的政治家，后被用作权术家的代称。——译者】。公众可以拥护他提出的法案的最终目的，但对他达到这种目的的方式却无法赞同。民意调查者塞缪尔·卢贝尔发现，1964年打算投票选举约翰逊的许多美国人也都不免对他有所怀疑。他们感觉到，他是个擅权专断的人，得随时提防他；他是个熟练的政客，无疑有时候很有用处，但却不完全可靠。崇拜他的人也为数不少，他们抗辩说，这样说是不公道的。虽然这一点的确也有道理，但这种怀疑却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直到1966年初，在美国陷入越南的深度这个问题上，他蓄意不让美国人民了解真相；又如，当他执政期间，他三位最亲密的同事——博比·贝克、沃尔特·詹金斯和阿贝·福塔斯——都卷入某种丑闻中去，对这一类事情，人们是不能视而不见的。

但约翰逊本人却没有干过什么不名誉的事，或卑鄙的勾当。在第一年总统任期内，有时候你仿佛在哪里都能见到他。赶走白宫的头面人物，削减肯尼迪的预算以显示节约精神，向贫穷宣战，为通过老年人免费医疗制度亲自向议员游说，同美洲六个盟国的首脑（他对一个记者所说的“我的总理们”）会谈，解决美国同柬埔寨的纠纷（即使只是暂时解决），提出可以销毁480架B－47轰炸机，如果俄国人同意销毁同样数目的图－16，安排美苏同时削减对外提供原子材料，巡视阿巴拉契亚山区，劝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1964年竞选时和他一起声明暂时不提种族问题，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在1964年10月31日的一次讲演中，描绘了未来的“伟大的社会”等等。总之，关于他的一切，都有点声势浩大的劲头。有一次他刚在国会两院联席会上致辞过后，一位参议员向他祝贺。约翰逊说：“对，大家鼓了80次掌。”这位参议员去核对记录，证实总统完全没有说错；显然他一面讲演，一面记着会场上鼓掌的次数。

在他的椭圆办公室和卧室里，各并排放着三台电视机，以便同时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节目。他的电话控制盘共有42颗按钮；他可以让42个打来电话的人拿着话筒，等他逐个同他们谈话，或他同时跟大家交谈。有一次他签署三件议案，共用了169枝笔，这是创纪录的。他喜欢开快车。他曾在得克萨斯带着四名女记者以每小时90英里叫人毛骨悚然的速度开着车，一面还有声有色地描述公牛的性生活。其中一位看看速度计，吓得喘不出气，总统却一把摘下头上的牛仔帽来把仪表盘盖上。他对爱国主义的号召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他有一次参加会谈，企图用压服的办法解决铁路罢工问题，有人问一个工会领袖当时的经过情况，他说：“林登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面旗子，他拿起那面旗子在屋子里来回奔跑。”他总是说：“我的军队”，“我的政府”，“我的税收”。为了不让人忘了他是谁，他在衬衫袖口的链扣上、皮靴上、牧人打扮的斜纹短上衣上，甚至在他的塑料茶杯上，都刻印上了总统的徽记。他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下令制作了一幅高44英尺的他本人的画像，而且把会议的日期安排在8月27日他过生日的那一周，好让忠于他的党徒们可以送给他一块空前大的祝寿蛋糕。他为了想在那年11月获得美国选举史上最大的胜利，真是无所禁忌。他深夜进入一个城市，开着车子四处巡行，用喇叭筒叫喊：“喂，老乡们！你们好！快来开会！快来听我讲话！”《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称他是“Y·A·蒂特尔式的握手专家”。有一次在洛杉矶，一个扒手把手朝着一个人的口袋伸去，结果发现自己竟和美国总统握上了手。

那一年，白宫记者团为了解闷开列一个书单，看所有出版过的书哪些最短。列在最前面的三本是《意大利战时英雄》、《波兰名人录》和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我犯的错误》。许多深知这位总统的人都认为，他从来也没有对自己的内心深处进行过探索，因为他总觉得那样做难免要担风险。他的问题当然不在于才智不足。约翰逊的一名助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戈德曼曾写道：“经过多年来同大学内外的第一流有才识之士的接触，我敢断定，我从未遇到一个人比林登·约翰逊更为聪明——我说的是纯粹以智商为衡量标准的聪明，一个清醒明快、富于洞察能力的头脑，同时也有其独特的丰富的幻想和精细之处。”他的麻烦似乎来自于他自己深感年轻时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他就读的那个中学，按当地并不严格的标准来看也是不入流的。

他有一次对《时代》周刊的休·赛迪发牢骚，泄露了他的这种心情，他说：“在对外事务方面，不管我做出什么成绩，我相信也不会得到任何赞赏，因为我没有进过哈佛大学。”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但他对知识界人物的猜疑却不无理由。他们对他的蔑视——实在只能说是蔑视——是60年代中颇为令人吃惊的现象。他们因为他扯扯猎狗的耳朵也对他加以嘲弄，仿佛这也是什么大事。大学校园里学生们戴着各种徽章标识，写着：“林登王一世”，“让林登·约翰逊绝育，别再生出丑八怪来”，“希特勒还活着——在白宫”，以及——最叫人无法原谅的——“李·哈维·奥斯瓦德，你在哪里·我们需要你。”他们赞赏《麦克伯德》【“MacBird”，因约翰逊之妻有伯德（Bird）夫人之称，此一书名显系套用苏格兰历史上麦克伯思（也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伯思》的主角）的故事，称约翰逊为“麦克伯德”，暗示其弑王夺位之意。——译者】（这本书把他描绘成一个刺客，其趣味之低，比他失言时的表现更甚），而他们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肯尼迪的悼念。他们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够理解，肯尼迪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正因为约翰逊很有能力。白修德曾经提到：“早在赫伯特·胡佛时代就出现过的政治笑话现在也搬出来加在约翰逊身上；有关总统和伯德夫人卧室的笑谈，也具有色情文字的味道，不亚于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之间的私生活的描绘。”特工人员报告，攻击总统的荒唐信件从每月一百封一跃而增至一千多封。

约翰逊讲话的神态也不能对他有什么帮助。他有意抑制自己本来的热情和朴实劲头，力图表现出严肃、谦恭的神情。结果在电视上却显得虚伪、假装正经。人们本能地认为，不管真正的林登·约翰逊是什么样子，他们在电视中见到的肯定是个骗子。由于他不能抛弃南方政客的那种放肆作风，更使人觉得他像个卖假药的。大家已习惯于肯尼迪那种说话留有余地的作风，对他那一套实在感到格格不入。约翰逊被人戏称为“玉米饼大叔”，在某种程度上说，倒真有点像。铁路罢工问题解决后他在电视上向全国讲话时，宣读了一封伊利诺伊州帕克福雷斯特一个叫卡西·梅·贝克的七岁孩子的来信。卡西在信里说：“我姥姥住在纽约，她要来看我给我做第一次圣餐。请你让铁路畅通，好让她能来看我。”总统说：“现在卡西的姥姥可以去看望卡西了。”做参议员时，这类事是不会有人追究的，可是现在不行了，仅在24小时内全国就都已知道，这封信是十天以前寄来的。卡西的外祖母早已去看过卡西，参加了圣餐礼，而且又回到纽约去了。约翰逊怎么也不肯抛弃这类策略。后来，在越南问题上，他这种牵强附会的习惯就带来了更大的危害。

他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崇拜者，莉兹·卡彭特曾经写道：“我一想到林登·约翰逊，就似乎马上看到了一只伸得长长的手——伸出去要拿起电话听筒，要抓住一扎文件，要握手，要拥抱，要给人安慰，对人进行劝导，有时甚至是推搡一下——但对人总是容纳包含的——是的，总是容纳包含的。”但不是对一切人都像这样。约翰逊就排斥了罗伯特·肯尼迪。这两个人都使对方丢尽了脸。这是两个骄傲、敏感的人之间不可理喻的互相厌恶，这种情况在达拉斯悲剧之前便早已明显存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反对过他哥哥选择约翰逊做副总统，而约翰逊有时似乎根本反对肯尼迪这位弟弟的存在。约翰逊派的人可能对他们的前任都极为怨恨。莉兹·卡彭特曾希望她的总统“在肯尼迪被刺后从他居丧的家族那里听到几句公开的表示支持的话……他自己从未提过这一点，而我作为一个女人和他的一个信徒，却深为这种沉默不安……肯尼迪一家眼睛盯着活人，心里怀念着死者，并不采取任何行动去安慰全国人民”。

无疑，人们对被刺总统的哀悼更增加了约翰逊的困难，而这并不仅限于肯尼迪一家。肯尼迪被刺后不久，密苏里州众议员克拉伦斯·坎农曾预言：“暂时是一切都离不开肯尼迪的。然后人们就会忘掉他了。”但人们并没有忘掉他。杂志发行肯尼迪纪念专刊，很快销售一空。有关肯尼迪的作品的需要量有增无减。美国史料收藏家发现，肯尼迪的亲笔信同林肯的一样宝贵。一本经肯尼迪签过名的《英勇的人们》可以卖到375元。为了强调从肯尼迪到约翰逊的过渡，总统的侍从人员在约翰逊旅行期间到处分送两位总统的相片，但很快就终止了，因为有一个愿意要约翰逊照片的人，就有十个要肯尼迪照片的。新总统斥责一个特工人员佩戴肯尼迪鱼雷快艇式领带别针，惹怒了整个特工处。约翰逊的愤懑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阴魂竟夺去了他的光彩。

约翰逊有时一定会觉得，不论他走到哪里，总会碰上肯尼迪家族的人。他派遣鲍勃和艾塞尔·肯尼迪到远东访问，各报的头版上都争着报道访问情况。特德·肯尼迪在飞机事故中受伤，关于这事的新闻报道竟压过了约翰逊宣称美国军事力量超出了全世界有史以来陆军和海军力量的总和的声明。尤其还有一个杰奎琳·肯尼迪，她的一句极不相干的话或举动都能比总统声明显得更为重要。盖洛普报道，与过去的传统相反，现在的第一夫人只是美国第二位最受敬慕的女人，她的前任仍保持第一位。1964年7月，肯尼迪夫人迁居纽约，白宫因此希望全国对她的崇拜可能会有所减弱。实际并没有，光是因为她仍愿意露着蓬松的头发而不愿戴帽子，就仍能大大影响女帽工业的买卖，一如她丈夫对男帽工业的影响一样。

主教派华盛顿大教堂教长、肯尼迪的朋友弗朗西斯·塞尔从布道坛上站起来说，约翰逊“这个人，他的公馆的外表从各方面看都很华贵，但由于他私心中缺乏道德观念，这就不可避免地吸引白蚁去侵蚀房基”。《华盛顿明星报》评论说，塞尔的“严厉批评，我们觉得，概括了大部分选民的真正心情”。而使新总统更难以忍受的，是有恶毒的谣言，说他同他前任被刺有所牵连。以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首的委员会查明，肯尼迪是被李·哈维·奥斯瓦德独自杀害的，肯尼迪一家也尽可能促使大家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对沃伦报告的不负责任的攻击，在约翰逊主持白宫期间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甚至也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纽约世界新闻论坛报》评论说：“出于对殉难的总统的尊敬，我们认为，目前应该是请那些玩弄死人、借机牟利、哗众取宠、恶意中伤的家伙们洗手不干的时候了——他们至少应该暂时闭上嘴，到能拿出点真东西来时再说，直到现在，大家分明知道他们什么也拿不出。”但这只是浪费笔墨，对报告的攻击始终未停，而当英国广播公司花4万元创纪录的高价租用一个名誉扫地的评论家的一部什么也没有证明的长达两小时的影片时，这种攻击更达到了高潮。

在白宫内所说的“鲍勃问题”成了使约翰逊最头痛的事。新总统就任不到半年，华盛顿就已知道，前任总统的弟弟正在组织一个流亡政府。这些肯尼迪派的人物，包括离开政府的新边疆派人士，那年春天在杰奎琳·肯尼迪的乔治敦寓所聚会，杰奎琳离开华盛顿后，他们就改在胡桃山司法部长的家里会商。对约翰逊的共同的敌意，团结着这一批人。当然，他们谁也不相信约翰逊应对达拉斯发生的悲剧负责，但他们深深感到肯尼迪的弟弟有权成为约翰逊的副总统。他们完全脱离了现实，这样两个人来联合竞选是绝无可能的事。约翰逊有一次在比较温和的批评鲍勃·肯尼迪时曾说：“那个新贵一下子爬得太高太快了，他跳过了人们学习生活规律的层层阶梯。他从来都不喜欢我，但我对他还要更甚。”约翰逊派的人称鲍勃是前麦卡锡分子，是“自由派法西斯分子”；他们说他是“未进行节育的广告社的年轻经理”，又说他的忠诚“先是对上帝，其次是对国家——但最先还是对肯尼迪家族”。

1964年7月29日，星期三下午1点，总统把司法部长肯尼迪叫到他的椭圆办公室里，告诉他，他不是他的竞选伙伴。约翰逊说，他很欣赏这位年轻的肯尼迪的雄心壮志，并且很希望有一天由鲍勃来治理这个国家，但目前还不是时候。他让他挑选政府中的任何其他职务，并问他是否愿意像对待他哥哥那样，主持约翰逊下一届总统竞选的事务。鲍勃拒绝了。至于肯尼迪今年已没有希望竞选副总统的事应如何宣布，却并未决定下来。肯尼迪在离开时，以为这次会见是保密的。但显然，约翰逊并不那么想，第二天他邀请三个华盛顿记者吃午饭，把这事告诉了他们。这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的是他竟情不自禁地利用他善于模仿的天才，对他们表演了肯尼迪听后的神情。总统说，鲍勃听后半天一句话没说，他只是完全愣住了。约翰逊向他们表演了肯尼迪愣住的样子。这事传到肯尼迪耳里，他不禁大怒，便去见总统，责怪他不守信用。约翰逊说他并未将会见的事告诉任何人，但当鲍勃毫不客气地骂他撒谎时，他又说，啊，也许有一次什么谈话他已经忘记了，他得去查一下他的记录和日程表。

总统想要肯尼迪自己宣布不参加竞选，鲍勃不肯，这使得约翰逊进退两难。他不想得罪遍布全国的肯尼迪支持者。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他不能冒着风险让这个问题长时期悬而不决；到大西洋城参加即将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肯尼迪的人，很可能他们自己会提名鲍勃。他解决的办法真是极其可笑而又是典型的约翰逊式的。他在7月30日宣布：“关于选择民主党候选人名单中的副总统候选人问题，我已判定，内阁中任何成员或经常参与内阁会议的任何人是不适宜推荐给代表大会的。”他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这使人完全莫名其妙。他这一下，不仅使罗伯特·肯尼迪，而且使麦克纳马拉、史蒂文森、施赖弗、腊斯克、奥维尔·弗里曼等人全无竞选副总统希望了。约翰逊说：“现在我总算赶走了落在我脖子上的那只该死的信天翁。”鲍勃说：“真抱歉，我把这样多优秀人物全带到我这边来了。”

白修德在《1964年总统的产生》一书中曾写到那年夏天出现的历史性冲突：“美国飞机对北越鱼雷艇在东京湾进攻的敏捷反应达到了勇敢与精确之间的最理想的平衡。”在当时看来好像如此。但后来，对越南战争的失望情绪在全国蔓延开以后，东京湾事件却变成了一件暧昧的、不精确的、极为令人不安的事，成了美国蓄意挑衅的结果。

要了解1964年8月第一个星期在北越附近水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最关键的是先要知道一个代号为34A的美国针对越南共产党部队的秘密行动计划。那时白修德从没听说过34A，美国人民也没听说过，国会也没听说过。国会，由于它必须对已经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被提请同意，也竟然同意，使国家在这场亚洲战争中去实行一次灾难性的升级。东京湾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出于一时的误会或无意的曲解，可是，如果华盛顿的当政者当时没有进行一种更隐蔽的阴谋，那些错误也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问题。这项阴谋的主谋者就是约翰逊总统。固然，他自己也可能是受了五角大楼高级官员的欺骗和摆布，但可以肯定的是，国会确实是在受人操纵下才转而支持敌对行动的。

34A计划是在1963年12月，即肯尼迪总统被刺后的下一个月提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他多次去西贡的视察中，有一次听到一个对北越人采取秘密行动的计划，颇为中意。他于是让克鲁拉克将军负责这件事。回到华盛顿，他便对约翰逊总统叙述了一番，总统对此事也同样热衷。可是，在执行的时候，34A计划却令人颇为失望。南越的游击队、伞兵和蛙人发动的进攻者组织得很好。但北越的人民喜欢河内的政权，这些破坏分子都一一被搞掉。对34A主要负责的哈金斯将军和麦乔治·邦迪于是转而使用南越鱼雷艇去突袭共党的沿岸设施。河内认为这不过只是一种骚扰，算不得什么威胁，但截听到的无线电报却表明那些遭到袭击的北越基地的共军海军指挥官们要求进行报复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1964年7月30日，星期四，即约翰逊剥夺司法部长肯尼迪和其他内阁成员竞选副总统权利的那天，一小队南越鱼雷艇为执行34A计划从岘港出航。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也向同一水域进发，任务是挑起沿岸设施使用雷达，然后测定它们的位置——这和陆军诱使敌人炮兵开火以便测定其阵地并加以摧毁是一样的做法。8月1日，这艘驱逐舰驶过了迎面开来的南越鱼雷艇，它们刚完成一次鱼雷攻击，正在返航。驱逐舰驶入作战区，开始执行挑动沿岸雷达员开动雷达的任务。那里的北越军官们以为，“马多克斯”号是和鱼雷艇执行同一任务的。北越派出了三艘鱼雷艇来侦查“马多克斯”号驱逐舰，监听着它们的无线电联系的美国人对于对方的错误的假定是完全清楚的，他们还把这情况如实报告了五角大楼。但五角大楼对这报告未作任何评论便往档案柜深处一塞了事。五角大楼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却只是说：三艘共军鱼雷艇袭击了“马多克斯”号，“马多克斯”号当即回击，打沉其中一艘。

向公众发表的经过炮制的声明说，“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在离海岸30英里的公海上和平地航行。没有提它的任务，更没有提南越的鱼雷艇。约翰逊总统命令“马多克斯”号继续活动，并命令另一艘驱逐舰“特纳·乔伊”号前往会合。这样就给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准备了条件。8月4日夜里，一个水兵后来说：“黑得比地狱中心还黑。”指挥这次驱逐舰斥候的约翰·赫里克上校发回无线电报说，根据截听到的北越人的无线电讯，很显然，他们仍然认为这些美国船参加了34A的袭击活动。这一报告，也和前次的报告一样，被五角大楼压下了。而向公众的报道，则说美国船未有任何挑衅行为，却受到第二次攻击，这一次是在远离海岸65英里处。

从后来采取行动的严重性来说，这第二次事件的证据是十分无力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直至三年半后才得悉全部真相。使这些参议员吃惊的是，他们这时才知道，当时可能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特纳·乔伊”号驱逐舰的雷达荧光屏上出现了光点，它就开了火。“马多克斯”号也开了火，虽然在它的雷达荧光屏上什么也看不见。两艘驱逐舰都立即采取曲折航线前进。“马多克斯”号舰长注意到，每当他的驱逐舰急转弯时，他的信号员都报告说有鱼雷打来。三小时之后，赫里克又用无线电报报告说：“检查后发现，所记录的接触及发射鱼雷事均甚可疑。天气反常的影响和声纳兵缺乏冷静可能是许多误报的原因。‘马多克斯’号并未确见任何目标。建议全面考虑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那附近却肯定有北越的鱼雷艇——驱逐舰的炮火和舰载飞机曾击沉其中两艘——但美国舰只却未受到损伤，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炮倒确实可疑。在接到第一次战报后的14个小时，五角大楼还在向两艘驱逐舰询问目击者的姓名，他们的可靠性，以及北越进攻舰队的规模、类型和数量。

林登·约翰逊却不等待这些材料，便下令美国军用飞机从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上起飞，目标是四个北越鱼雷艇基地和一个油库。第二天早晨，全国得知35艘北越船和那油库的90％已被炸坏或炸毁。约翰逊在电视上宣告“原来对南越和平村庄的恐怖性侵犯现在竟然已发展成在公海上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公开侵略了”。他说，我们的反应是“有限制的，恰如其分的。尽管别人似乎已经忘记，我们美国人却知道扩大冲突的危险性。我们不想扩大战争”。

如果他在这个选举年遇到的是另一个对手，他对这些小型舰艇之间的短暂冲突也可能就不会这样对待。三星期前，共和党人在旧金山的牛宫提名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正指责政府在“共产主义面前胆小害怕”。他的责难使得崇拜者起立欢呼，大喊大叫，他说：“仁慈的上帝使这个强大的共和国成长壮大，是要它成为勇敢无畏的人的家园……不是要它在强横的共产党人面前缩成一团……是我们的无所作为筑起了柏林的耻辱之墙。无所作为染污了猪湾的羞辱的沙滩。无所作为使得老挝的自由在逐渐死亡。无所作为在危害着越南的丛林。”

利用东京湾事件，约翰逊可以把戈德华特的这一论点彻底粉碎。他需要做的只是拉着国家的大旗，要求国会让他放手对付北越的那些海盗。为了这一目标，他将国会的领袖们召到白宫，要他们通过决议，授权他果断地对付这类挑衅行为。他说他所要求的只是一项两院联合决议，类似1955年在中国台湾问题上、1957年在中东问题上国会授予艾森豪威尔的抗击共产党威胁的权力。比尔·邦迪已经替他起草了决议草案，总统要求他的老友，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负责为这一议案奔走。富布赖特当时竟然同意，这事他后来很感悔恨。

1964年冷战还很严峻，国会山上没有什么人会主张对共产党的“狂乱”给予温和对待。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则是例外。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的那个夜晚，莫尔斯接到从五角大楼来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听说这位参议员将反对总统提出的议案。他建议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他应坚持要求查看“马多克斯”号的航海日志，这样就可以发现这艘驱逐舰离北越海岸比一般人所了解到的要近得多。第二，他应该要求知道这船是派出去执行什么任务的：这可决不是光明正大的事。

第二天清晨，莫尔斯研究了决议案的措辞，认为它是违宪的。他向富布赖特指出，只有国会才能宣战。而这一决定将是同意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宣而战。富布赖特提醒他有关中国台湾和中东的决议。莫尔斯说，那两个决议也是违宪的，但比起这个来，多少还有点理由。当时危机严重，必须立即做出决定，这一次并不是那样。越南的斗争看来不知何日才能了结，这样给予总统一种没有时间限制的权力就将是允许总统在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进行干涉。莫尔斯说，决议案的措辞太笼统。他要求富布赖特举行意见听取会。富布赖特说，不可能，这是非常时期。莫尔斯不同意这一点，他是完全对的。但富布赖特已决定要求立即通过，把它说成是关系到参议员是否爱国的问题。这就孤立了莫尔斯和支持他的惟一同僚、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欧内斯特·格里宁。议案在众议院只讨论了40分钟，就以414票对0票通过。参议院讨论的时间长一些，辩论了八个小时——但正如一位观察员后来所批评的，这“比参议院平常修订渔业法案花的时间还少。”

当时表示不满的评论寥寥无几。这一行动被看做是慕尼黑后决不再姑息侵略者而要依赖集体安全的思想路线的必然延伸。按照这种推理，如果我们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其他签字国现在去援救南越，那将来加利福尼亚如受到胡志明或胡加上毛的威胁时，别人就会来帮助我们。迪安·腊斯克干脆说：不如此行动就会使美国陷于“致命的危险”。后来这种说法会遭到哄笑，但在当时却没有人觉得可笑。腊斯克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当时两党中一切政界人物所共有的。投票赞成这一决议的参议员中就有：尤金·麦卡锡、乔治·麦戈文、伯奇·贝赫、艾伯特·戈尔、雅各布·贾维茨、约翰·谢尔曼·库珀、弗兰克·卡尔森、乔治·艾肯和弗兰克·丘奇。《纽约时报》评论说：“全国对总统的一致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华盛顿邮报》说：“约翰逊总统赢得了自由世界的感激。”卢·哈里斯民意测验报道：约翰逊7月对战事的处理，全国有58％的人表示不满，但这时却有72％都表示赞同了。哈里斯写道：“仅此一举，约翰逊先生就把他在对外政策中最大的政治弱点变成了最雄厚的资本。”连沃尔特·李普曼也表示支持，相信总统已向全国表明，美国卷入越南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轰炸，他决不会派遣军队。支持政府的人兴高采烈，而政府在1964年是得到国内大多数人支持的。要在很久以后，他们才会回想到莫尔斯的预言：

我相信，历史将载明，由于这一决议，我们犯下了破坏和无视美国的宪法的严重错误……正如我今天竭力详加阐述的，我们事实上是要赋予总统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便能发动战争的权力。我相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约翰逊于8月7日该决议通过的当天便签署了。八个月后，他对一群访问者龇牙一笑说：“就我所知，我们的海军只是在那儿炮打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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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夏，报业辛迪加经济专栏作者埃利奥特·詹韦曾思量过，如果黑种工人和白种工人发现他们正在争夺同一工作，不知将发生什么情况。他认为，白种工人可能会因此对民权运动不满，他并把这种反应叫做“强烈反应”。在达拉斯事件后的那个冬天，“强烈反应”产生了政治上的含义，特别指的是：种族主义者支持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参加总统预选一事。华莱士在印第安纳州和马里兰州显示力量后（他5月5日在印第安纳州赢得30％，5月19日在马里兰州赢得43％的选票），全国拥护他的人日渐减少。他的声望似乎由于大多数黑人对不公正现象仍然逆来顺受的高尚姿态而受到损害。7月，华莱士退出竞选。可是，就在他决定放弃竞选时，纽约的黑人却在创造着历史，不愿再容忍下去。因此报刊的头版头条便开始出现了一些消息，而这又必然会刺激强烈反应。

7月26日，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旧金山接受本党提名的那一天，曼哈顿一个看门人在靠近哈莱姆边沿地方的东76号街215号一座豪华的公寓外用水管子冲洗人行道。他看见三个年轻黑人踱过马路，他一时冲动，把水管子对着他们冲去。他这样做可是太蠢了，水龙头使那些年轻人记起了“公牛”康纳尔和伯明翰的情景。他们勃然大怒，一面拿垃圾箱盖子挡住水，一面用东西向那人砸去。一个瓶子打中了他，他开始逃跑。他们中一个叫詹姆斯·鲍威尔的15岁的孩子，拿着一把刀追他。就在这时，一个叫托马斯·吉利根的下班路过的警官刚好来到那里。吉利根拔出手枪，命令鲍威尔放下刀。那孩子不但没有放下刀，反而举刀向那警官扎去，划伤了他的右臂。吉利根朝天放了一枪，随即连开几枪，当场打死了鲍威尔。

年轻的鲍威尔之死使全哈莱姆都激动起来。黑人的愤怒郁积了三天。在第三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西123号街举行抗议集会。在一个激动的演讲人的鼓动下，一群黑人列队涌向附近的第29警察分局，要求立即将吉利根停职。看到他们的要求无法实现，他们就开始暴动，拿瓶子和碎砖向警察扔去。暴动在全市蔓延，持续了五个夜晚。等这边逐渐平息的时候，暴动又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斯泰弗森特区爆发开来，而布鲁克林的暴力行动和缓下来时，300英里之外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却又发作。8月2日，星期天，泽西城的黑人开始闹事。接下去是帕特孙和伊丽莎白，再下去是芝加哥一个郊区迪克穆尔，最后是费城。成百的人受伤，近千人被捕；上千家商店被捣毁，损失据估计高达数百万元。

联邦调查局声言，这次暴乱活动并无一定的模式，纯系“对一切合法的权力机构发动的一无目的、二无目标的盲目攻击”。该报告说：“尽管城市里种族关系紧张起了作用……但发生的事件……按一般所谓‘种族暴动’来衡量，都还说不上。”骚乱活动基本上是混乱的，但也决不能说一无形式，二无内容。美国不同种族之间的重大动乱，本世纪初以来已出现过33次，而直至1964年以前，白人总是挑衅的一方。现在，情况反转过来了，主动已落到黑人手中。60年代的种族暴乱还有另外一些共同的特性。它们一般发生在夏天，发生在黑人聚居区，特别是那里的贫民和为贫民区制定决策的人之间从无接触的地区，而一般又都是由黑人和白种警察之间的互相仇视引起的。

“你们等着瞧吧。”黑人众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说，他的聪敏机智常常超出他的批评者——白人或黑人——的估计。他说，他所谓的“黑色革命”将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南部，中心是一些“中产阶级的要求”：在公共汽车上和小吃店里入坐，使用公共厕所，进白人进的学校——总之，涉及社会地位的问题。第二阶段发生在北部。它才刚刚开始，它和第一阶段将迥然不同。鲍威尔称这一阶段是“无产阶级的”，而且，他预言，将是“真刀真枪的”。北部黑人一直是享有南部黑人所追求的权利的。他们所关心的，鲍威尔称之为“钱应该归谁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充满了叛乱情绪，是不会理睬马丁·路德·金的那一套非暴力呼吁的。他们的战斗口号是：“用火烧，孩子们，用火烧！”

1964年是在三年内全面破坏北部城市的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是没有人料得到的。除纽约州的暴乱之外，那年夏天在新泽西州、费城、芝加哥和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都有零星的骚乱。种族正在成为压倒一切的国内问题。在北部学校的问题上，那是个抵制之年；纽约和克里夫兰的黑人父母不满于自己孩子所受的待遇，都不让孩子上学。马尔科姆·爱克斯在1964年成立了黑人民族党。北部人的良心终于被南部的非正义行为所激发。那年春天，马萨诸塞州州长的72岁的老母亲马尔科姆·皮博迪夫人由于参加圣奥古斯丁的抗议活动而被捕。而有关梅德加·埃弗斯刺杀案的审判被宣布无效一事，仅在几年前，黑人将只会驯顺地接受，而这时却激励着大批的人参加了那一年最重要的民权行动计划——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之夏”。

密西西比州事件的直接作用在于对北部黑人区居民发生的影响。直到1940年，美国大约75％的黑人定居在南部。由于长时期南部黑人向北部移居的活动以及由于在新住处出生的孩子已经成年，这就产生了一代新的好斗的黑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纽瓦克现在是黑人占多数，而克利夫兰、巴尔的摩、圣路易和底特律，黑人也占1/3以上。美国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一向是外来移民，而现在却由黑人的出生率——几比白人高40％——所替代了。北部城市里的贫民区挤满了黑人青年。全国黑人有一半以上不到22岁，他们绝大多数又都没有父母管教。在大城市中，有30％的黑人家庭户主是没有丈夫的妇女。仅在纽约市，到1964年黑人私生子已不下10万人。通讯方面的革命使得这批活泼易变的观众通过电视新闻节目看到了南部民权运动发展情况的生动报道。伦敦的《经济学家》提醒欧洲读者说：“在一切有关黑人聚居区的可悲的统计资料中，我们最好别忘了……美国的黑人家庭约88％都有电视机。”

“自由之夏”是由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主办的，而主要是依靠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参加的人谁也不准备受到密西西比州白人的礼遇。对詹姆斯·梅雷迪思和梅德加·埃弗斯事件，他们记忆犹新，而且谁都知道南部的农业工人和小农场主是不满意1964年民权法的。这一法案，由约翰·肯尼迪提出，经林登·约翰逊争取在国会通过，把反对种族歧视的禁令扩展到了许多新的地区。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把吸收新成员的网撒到北部的大专院校里，主要是想吸收那些由于看到黑人遭受歧视而感到良心不安的白人大学生。他们中有一千人自愿参加在密西西比州九十万黑人中尽可能争取最多的选民登记的运动。他们先集中在俄亥俄州的奥克斯福德受训。6月19日，第一批两百人出发往南部去，6月21日，到达杰克逊。

有三个人几乎立即——在到达杰克逊的第二天——失踪了。他们是布鲁克林人24岁的迈克尔·施韦纳、纽约州人20岁的安德鲁·古德曼和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人21岁的詹姆斯·钱尼。施韦纳和古德曼是白人，钱尼是黑人。三人乘坐着一辆1964年出厂的福特旅行汽车，他们在密西西比州中部偏东的内肖巴县曾因开车超速被捕。县警长劳伦斯·雷尼和副警长塞西尔·普赖斯说，三名青年在县政府所在地费城付了罚金后就失踪了。旅行汽车第二天在费城东北15英里处发现，已被焚毁。

联邦调查局、当地的检察长和驻在密西西比州的海军人员出动大批人马寻找三名失踪青年。江河小溪都用拖网打捞过，直升机和用照相侦察的喷气机在头顶上盘旋。在总统的要求下，艾伦·杜勒斯飞往密西西比与州长小保罗·约翰逊进行会谈。密西西比州不少白人相信那三个人已去了古巴，要不然，就是像某一报道所说，他们正在芝加哥某个酒吧间里喝着啤酒，嘲笑那些到处搜寻他们给弄得狼狈不堪的警察。该州白人的普遍看法是，搜寻的人并不真的希望找到那三名青年。按这种说法，他们不过是在为约翰逊总统争取北部的黑人选票。

这期间，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其余志愿人员也遇到了其他困难。他们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召集当地黑人开会，遭到空中三K党的轰炸：私人飞机在头上飞过，扔下一个个炸药包。密西西比州西南麦科姆的几处黑人住宅被炸毁，几个白人因此被捕；前往逮捕的警官还发现，他们有四支高功率步枪，几支卡宾枪和手枪，15枚烈性炸弹，一个五加仑桶的炸药，一箱手榴弹，几千发子弹。

联合委员会的志愿人员在密西西比州贝尔佐尼散发传单时被捕了，说是犯了“工联主义罪”，被拘留在市监狱。纳齐兹市市长答应黑人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他的住宅的一面墙被一枚炸弹炸倒。一位巡回法官斥责了焚毁教堂的人，马上就有人去他家的草坪上焚烧了一个十字架焚烧【十字架是三K党暴徒们常采取的一种威胁信号。——译者】。“自由之夏”的领导人在夏末的时候开出了一份伤亡名单。有80个志愿人员挨了打，3人受枪伤（前后共有人开枪35次），1,000多人被捕，37座黑人教堂和31所住宅被焚或被炸。此外，还有几起未查清的黑人被杀案件，这些案件据信也和仇视民权运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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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肯尼迪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说，联邦政府不可能在该州采取预防性警察行动；这在现实上有困难，大概还是违宪的。埃德加·胡佛则更进了一步。他跑到杰克逊去，公然对他所谓的“过分强调”民权运动一事表示遗憾，并说，他的人“绝对肯定”不会对志愿人员提供保护。但不管怎样，在艾伦·杜勒斯的建议下，总统派遣了更多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前往密西西比。杰克逊一座新建的办公大楼——联邦调查局在密西西比州的总部所在地——顶上两层灯火彻夜通明。约翰逊州长呼吁公众协助寻觅三名失踪的民权运动工作人员。可以想到，这项呼吁是没有人理睬的，但联邦调查局提出的近3万元的赏金却使两人前来告密。这样，根据他们的说法，特工人员租来一台挖土机，到费城西南六英里左右一所农场去挖开新筑的土坝。这红黏土的土坝有25英尺高，250英尺长，最后在中间近底层的地方找到了那三名失踪人员的尸体。他们是被枪打死的，黑人钱尼在被害前还曾遭到毒打。

12月4日，联邦调查局逮捕了21名内肖巴县人，其中有县警长雷尼和副警长普赖斯。普赖斯的罪名是逮捕那三名青年并把他们交给了一伙私刑暴徒，而且他本人也参加了私刑活动。他们大多数是三K党，当地三K党的头目也在内。民权运动的领导人不信他们中有谁会被判罪，从最初一段时间看也显然如此。州长约翰逊和密西西比州检察长乔·帕特森宣告，州当局不会提出控告，他们认为证据不足。在密西西比州梅里迪安的联邦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却对其中18人提出起诉，控告他们因共谋侵犯被害人的宪法权利而违反了一条1870年通过的不引人注目的法令，但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是哈罗德·考克斯，此人在詹姆斯·梅雷迪思一案中就曾参与推迟正常的起诉手续。不久前，他还把申请选民登记的黑人叫做黑猩猩。自然不能指望他会跟被告过不去。

一开头他果然没那样做。1965年2月，他批驳了对被告的犯重罪行为的起诉书，改为行为不检。有一个时候，当地的一个陪审团似乎甚至将判由政府付给县警长、副警长和费城的一个治安推事一笔诬告损失赔偿。在一些记者看来，被告好像被广泛地看做是英雄。南部同盟的旗子在联邦政府的大楼外面飘扬，一面巨大的同盟旗每天早晨都在大街正对面的理发店门前升起。电视和通讯社摄影记者遭到愤怒的围观者的殴打。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考克斯法官的判决，重申被告必须按司法部提出的共谋罪受审，但大多数观察家相信，这个案件其实已经了结。至少被告们是这样想的。在受审期间被保释出来，他们显然感到在当地出了名而自鸣得意。12名被告律师找来了114个证人，他们大多数前来为被告当时不在场作证，或证明他们品行良好。一个律师竟称告发人是“叛徒”。组成陪审团的7名妇女、5名男子全是白人；原名单上的18个黑人由于被告方面的反对全部被排除在外。

代表司法部起诉的约翰·多尔召来41名证人。他们揭露，这种谋杀决非出于一时感情冲动。在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的大队志愿人员出发前先行的施韦纳，由于在黑人家里食宿，在他被害前九天，三K党便已决定把他杀害。他和他的两个伙伴在被疯狂的追逐后终被抓住，弄到一条荒僻的小路上去。一个三K党人把施韦纳一把拉过来，问他：“你就是那个爱黑鬼的家伙吗？”施韦纳还回答说：“先生，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这就是他最后说出的话了。古德曼也很快被杀害。一个三K党人甚至因为那两名白人志愿人员没等到他开枪便已被人杀害而感到遗憾。他开枪打死了钱尼，自己还说：“至少我亲手杀了一个黑鬼。”

一天，陪审团退席考虑证据后报告说，两派意见相持不下。法官考克斯拒绝接受这种僵局。他发布一些新的指令，其中包括1898年为联邦最高法院所承认，可以用来迫使僵持的陪审团做出判决的所谓“爆破命令”。根据这一指令，居于少数的陪审团员必须“仔细研究和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思量一下多数人的感情。法官还对他们说，他可以接受混合不同意见的裁决。接着在一次停审休息时间，副警长普赖斯和另一名被告韦恩·罗伯茨（一个汽车拖车推销员）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们在联邦大楼的走廊上对听审的人说，他们将要收拾这个法官。人们听见罗伯茨说：“考克斯法官给陪审团下了爆破命令。哼，我们也给他准备下了一些炸药呢。”这话传到了考克斯的耳朵里。他命令他们回到被告席上，说：“如果你们以为能对本法院进行恐吓，你们可是犯下了一个可悲的错误，我不打算把任何野人放到文明社会中去任其胡作非为。”说完，就下令把他们关入监狱，不准保释。10月20日，陪审团裁决其中七人，包括普赖斯和罗伯茨有罪。警长雷尼和其他七人宣告无罪。这时离犯案已有三年多，但司法部仍无比高兴。这次判决具有历史意义，密西西比州联邦白人陪审团在民权的案件中有史以来第一次裁决白人被告有罪。12月29日，法官考克斯分别判处七人三年到最高十年徒刑。

这一年是戈德华特年。自1936年提名兰登为总统候选人以来，在过去接连七次的共和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该党保守派一直压抑着从自己的队伍中提名候选人的热望。这一次他们没有再压抑。他们瞩望于Au+H2O=1964【这是文字游戏：Au是元素金（Gold）的符号，H2O是水（Water）的符号。Au+H2O即为Goldwater（戈德华特）。——译者】。如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的那样，他们要“选自己的人，不要人云亦云”。于是在7月15日，他们提名亚利桑那州老资格参议员、极右派的归化外侨巴里·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

事实是，共和党觉得必须孤注一掷了。乔治·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在过去25年中，共和党党员已减少了1/3；自认是共和党的美国人的数目减少了13％，而民主党人的数目却增加了11％。戈德华特和他那一派人对此有个解释。他们争辩说，共和党一直挑选的是一些“我也这样想”的候选人——只知道重复民主党选举诺言的那些温和的共和党人。他们的结论是，因为民主党人是原件，而共和党温和派只是复写的副本，所以共和党就一再失败；投票人总是喜欢真货色的。

这可要碰运气冒险。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投票人喜欢中间道路。共和党右翼却不承认。他们坚信，在广大农村，隐藏着一个持保守观点的多数尚未露面。他们强调，那才是美国政治的关键所在。这些满腹怨气的保守派，由于自己没个地盘，对两党一样地认为不屑一顾。在选举的日子，他们出去钓鱼，或是待在家里。对他们说来，结果如何无关紧要。不论哪一党得胜，他们都得忍受一帮子自由派、左派、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忧国忧民派”。戈德华特的理论家们说，只要提出一位真正的保守派候选人，这一隐藏着的多数派就会全部拥上街头，选举出一位真正的美国人。

虽然肯尼迪总统早已相信巴里·戈德华特将是1964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戈德华特自己却并无把握，而共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也迟迟没有认真考虑到他。关于谁来做旗手的斗争变得很是离奇。这位亚利桑那人于1月3日从亚利桑那的斯科茨代尔他那充满阳光的庭院里宣布竞选。第二个宣布参加角逐的共和党人是一位妇女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获胜的是被补写在选票上的亨利·卡伯特·洛奇，他从来也没宣布过要参加竞选。随后纳尔逊·洛克菲勒声称他也要参加竞选，接着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斯克兰顿说他也参加。

直到6月2日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最后一次初选以前，几乎所有的人似乎都相信，戈德华特一定会被什么人击败的，最有可能的是洛克菲勒。接着，5月30日，星期六，第二位洛克菲勒夫人生下了小纳尔逊·洛克菲勒——使得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人想起来纽约州州长不久前离过婚。一夜之间，在哈里斯的民意测验中，他失去7％的支持者。星期二初选时，戈德华特得票51％，洛克菲勒49％。在代表大会上，亚利桑那的有组织的选举队伍使所有反对派全倒过来，在第一轮投票中便获得833张代表选票的优势而取胜。于是这位候选人，由于他对温和派出言不逊，更加深了共和党的分裂；他有两句令人难忘的话：“为了维护自由，极端主义并非罪恶！在追求正义时采取温和态度也决非美德！”

巴里·戈德华特当时55岁，为人非常正直，也是历来竞选总统职位的最有魅力的政界人物之一。面目英俊、身材魁伟，一头银发，戴着一副作为他的特殊标志的黑色角质架的眼镜，他早已成为全国最受称颂的政界人士之一，而且肯定是最为出名的保守派。戈德华特代表着一种热爱过去美好事物和仇视当今一切坏事的感情。他用他那西南方干脆而低沉的口音经常对全国人民引述一些已经失去时效但仍颇为感人的美国格言和伦理信念。只是靠了他的特殊口才，才使那些东西显得既大有道理，而又切合实际。

在参议院之外，他却被看成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大杂烩。尽管他动辄引述过去的传说，他本人却是空军后备役少将，杰出的喷气机驾驶员，并是尖端技术的热烈爱好者（在旧金山，在他被提名之时，他却稳坐在他私人的喷气式飞机的座舱里，驾着直上高空，在牛宫上空轰然飞来飞去）。他还是一位业余无线电收发报员，在他菲尼克斯郊区的家里和华盛顿的公寓里都装有昂贵的收发报设备，他还专门带了一套设备去参加旧金山全国代表大会。他还是一个出色的摄影师，出版过一册沙漠习作。他的最有意义的一件杰作也许是他在亚利桑那的家里安装的那根25英尺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套光电装置，一接受到曙光便自动升旗，到暮色苍茫时，则自动降旗，因而即使家里没人，也能表现出他的爱国情绪。

“呱呱叫！万岁！呱呱叫！万岁！”他的忠实的追随者一再欢呼。他们非常激动，高兴万分，有时甚至令人生畏。当纳尔逊·洛克菲勒登上讲坛，主张采纳纲领委员会起草的少数派决议案时，牛宫出现了令人难忘的时刻。这时，挤满楼座的戈德华特分子向他发出嘘声，并大声叫喊：“我们要巴里！”换个别人，也许会被吓住，但洛克菲勒反觉有趣。他嘲弄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里现在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当他们火气上来，气得大叫不已的时候，他却对他们讲述在加利福尼亚州初选时有人用来对付他的一些手法：“这种事在美国是不应该有的，但我能亲自证明的确存在，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都能证明，他们也经历过在半夜或清晨接到电话，收到过匿名恐吓信、诽谤和充满仇恨的材料，暴徒打手的威胁，炸弹恫吓和实际爆炸，见到过使用共产党和纳粹手段渗入或接管已成立的政治组织等等。”

楼座里有的人几乎躺在地上，用鞋后跟狠敲地板。主席思拉斯顿·莫顿敲着小槌要大家遵守秩序也全然无用，这时正式出席会议的戈德华特派的代表——感到这种蛮横的表演在电视观众的眼里只会给戈德华特抹黑——也让他们安静下来。狂乱的风暴仍不平息，于是洛克菲勒微笑着，进一步讥讽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有些人不愿意听这话，但这些却是事实。”

这只是部分的事实。戈德华特和他的干事从不让一些穿网球鞋的小老太太加入他们的组织。说实在的，他们的竞选运动的弱点之一就是太守纪律，太缺乏主动性。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戈德华特派遣两名很正派的年轻人，迪安·伯奇和约翰·格里尼尔去接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伯奇任主席，格里尼尔任执行理事。两人费了整整五个星期来进行整顿——这五个星期，他们是本该用来搞竞选的。11月选举后第二天，戈德华特的司库得意扬扬地宣布，他的账簿上没有赤字。

更机灵一些的政客本来会利用自己接受提名的演说来争取失败的一方。甚至还可以去拜访被他击败的人，像艾森豪威尔1952年拜访塔夫脱那样。但戈德华特也被一些卑鄙的手法激怒了，而且，尽管他为人慷慨大度，却不是一个愿意主动和人讲和的人。直到8月，已经太晚的时候，他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尔希和党内的元老们——洛克菲勒、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威廉·斯克兰顿以及乔治·罗姆尼——坐在一起，试图释嫌修好，共同制定最好的竞选策略。但结果只是白白浪费了一天时间。他们都缺乏和解精神，而且谁也提不出任何有效的竞选计划，最多是彼此埋怨一通。正是在这次会议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由于这次会议，竞选其他公职的共和党人才全都避开这位竞选总统的旗手，甚至不愿宣传和他相同的政纲。

为戈德华特宣传的标语牌上、饰针上和无数的张贴广告上全写着：“你心里明白他是对的。”这句话有几分对。在他的三本书和报上的八百篇专栏文章中，他触犯了许多完全应该触犯的“神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联邦政府中的官僚机构已比原来扩大了五六十倍。官员一般都专横跋扈，而政府自己仍在采取或鼓励别人采取的某些做法显然已再不适用了——其中如雇用多余工人、资源耗竭津贴、维持农产品价格补贴和对种植花生补助等等都是。在这类问题上，戈德华特参议员态度非常强硬，千百万美国人心里明白——或至少相信——他是对的。

麻烦的是，他还说过、做过、写过许多其他的东西，其中有些就非常可笑。他曾提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可以以一块钱的价格卖掉。他还说过他真希望能锯掉东部海滨，让它漂出海去。他把美国的大城市都说成是罪孽深重的巴比伦。他还在不同的场合鼓吹过废除农村电气化，取消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设立新的美国最高法院。而这些，美国人心里明白，他是不对的。

他的对手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精明的政客之一。因此，戈德华特披挂的盔甲上的裂纹很快就被巧妙地揭露出来，弄得他只得退居守势，从此一蹶不振。主张原子战争是个特别具有毁灭性的问题。1963年10月24日，戈德华特在哈特福德演讲时曾说，他相信，如果北约组织的“司令员们”被授权在发生危机时使用战术核武器，那美国在那边的军事力量可以减少1/3。这样他就使核弹成了个竞选中争论的问题，一直到竞选结束也争论不清。

在竞选中提出这一问题原无不可，洛克菲勒1月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运动中就曾加以利用。民主党人在后来闻名的他们的所谓“雏菊姑娘”电视节目中，可能是宣扬得太过分了点儿。这一节目于9月7日第一次放映。全国广播公司“星期一之夜的电影”节目中，格雷戈里·皮克和苏珊·海沃德主演的《戴维和巴思谢巴》在播映中忽然中断，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一个小女孩，一面扯下一朵雏菊的花瓣，一面数着它们；而在她这么做着的时候，她的形象渐隐，随后被一团蘑菇云所代替了。共和党人看了很生气是可以理解的，但戈德华特过去未能，现在也仍然不能澄清他在哈特福德的发言到底是什么意思。至少他提到核武器时的那种态度是颇为使人不安的。一位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不应该说什么“往克里姆林宫的男厕所里抛进一个”这类的话。有一次戈德华特看来是想要消除核弹的威胁，而《纽约时报》的查尔斯·莫尔在他的发言中却发现他使用“按电钮”、“原子大屠杀”、“核毁灭”这样的字句竟不下三十次。这样是不能使人民放心的。民主党人恶意地讥讽说：“你心里明白，他是会那么干的……”

为共和党人得胜希望掘墓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保险问题。这一宗麻烦在1月6日在新罕布什尔州便开始了。戈德华特在回答问题时说，他赞成用自动捐献办法来改进社会保险工作。第二天，新罕布什尔州康克德的《箴言报》的标题是：“戈德华特定下的目标：结束社会保险事业”。这位参议员提出了抗议，但自愿参加捐献的结果显然就会是那样；付给退休工人的钱只能取自年轻工人，可是，如果他们可以不付这种税，他们对于付税也决不会比任何别的人更为热心。针对这一问题，民主党的电视节目中出现了两只手撕掉一张社会保险卡的镜头。社会保险问题影响到1亿美国人，要找到一个比它更使人关心的问题怕是很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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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华特还有别的问题；他曾投票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在头年6月反对过肯尼迪－约翰逊的民权法案。在保守派的报纸一家接一家转而支持约翰逊的时候，他过去的投票经历所产生的结果也越来越清楚，最后连这位共和党候选人自己也能看清了。民意测验的数字还很少这样一面倒的；按盖洛普的统计，约翰逊的支持者占65％，而支持戈德华特的仅占29％。在选举之后这位亚利桑那人说，他早就应该看到，甚至在竞选开始前，在旧金山时一切就已经无望了。而实际情况，他说，是在8月他才看到毫无希望。这未免有点事后聪明的味道。迟至10月，他至少在口头上还表示相信他能取胜。但不管他对前景的料想怎样，他却从未企图用卑劣手段增加获胜的机会。他劝告那些嘘约翰逊的观众（“不要对当今总统不敬”）。当他的一个顾问克利夫顿·怀特利用黑人区暴动时黑人到处抢劫的惊人场面摄制出一部名曰《选择》的纪录片时，戈德华特说这部片子是种族主义的，不让上演。关于约翰逊竞选运动中出现的一件丑闻的报道——总统的主要助手因在公共厕所中犯鸡奸罪而被捕——他也拒绝加以利用，甚至拒绝讨论。

这位助理是沃尔特·詹金斯。由于工作过度疲劳不堪，他才那样经不起诱惑，要不然还是不会的。10月7日，詹金斯离开白宫数小时，前去参加《新闻周刊》华盛顿分社因迁入新楼举行的鸡尾酒会。他喝下几杯酒后，就离席前往相隔两个街区的华盛顿基督教青年会去。他知道那里地下室的男厕所是搞同性关系的人的幽会场所。不幸的是，华盛顿的警察也知道这情况。大约在下午7点半的时候，詹金斯和一个年纪已不小的退伍军人被一个一直在外面偷看他们的警官当场逮捕了。他们被带到警察局，到那里后发现，詹金斯五年前曾因同样的案情被捕过。新闻记者们不愿报道这事，可是，等到迪安·伯奇要大家注意“一件轰动华盛顿的新闻：白宫正拼命扣压一条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消息”（这是共和党右翼轻率使用这种说法的一个较早的例子），这时，新闻记者们也只好报道了。消息一传出，詹金斯就被诊断为“极度疲劳”住进了医院。伯奇和戈德华特的许多别的顾问都请求戈德华特利用这一机会，大事渲染这一所谓政府上层人物伤风败俗的惊人事例。他拒绝了。

约翰逊焦急地任命奥利弗·奎尔组织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看看这件倒霉的事会使他损失多少选票。奎尔得出的出人意外结论是：根本不值一提；而这个不幸事件很快也就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戈德华特的宽恕、怜悯只是部分原因。另外的部分原因是，正当人们开始谈论詹金斯事件的时候，国外事务方面出现了三件使人震惊的大事。在10月15～16日的48小时之内，赫鲁晓夫被夺去一切权力，赶下了台；共产党中国宣布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党政府垮了台。白宫记者团谈论到约翰逊的好运，他运气确实不坏。当伯德·约翰逊夫人带着一群南部政府官员的夫人们乘着一列共有16节车厢被称为“伯德夫人专列”的火车往南部开去的时候，她们受到敌意的诘难——这种待遇肯定会在其他地方获得同情和更多的选票。

约翰逊在新奥尔良迎接伯德夫人专列，并在那里做了竞选的第一次演讲。这是一次冒险——他不听参议员拉塞尔·朗的劝告，强烈地为民权呼吁——单单这一点就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发言的最后几句，则更使人永远难忘。他在呼吁停止偏执的行为后，接着说，他要实施并遵守1964年的民权法（“我不能让他们制造仇恨，利用我的人民的偏见来收买他们”），然后他讲到，在萨姆·雷伯恩第一次进入国会的时候，他曾和一位多病的南部参议员做过一次长谈，这位参议员说，他希望他身体好起来让他能再回家乡去看看。约翰逊引述这位参议员的话说：“我真希望回到故乡，再向他们发表一次民主党演说。我感觉到我还有一篇演说要发表。我的可怜的州人，他们三十年来就没有听到过一次真正的民主党演说。他们在选举时所听到的永远就是黑鬼，黑鬼，黑鬼。”听众起先愣住了，接着清醒过来，站起来向他热烈欢呼达五分钟之久。

约翰逊竞选时另一些精彩场面的记录看起来并非都那么有利，在有关越南问题上尤其如此。谴责戈德华特对核武器随便乱说和不负责任的瞎想是一剂强有力的政治药方，民主党人对这一药方禁不住不时地增加药味。继“雏菊姑娘”电视节目之后，9月17日又播放了另一个节目，但因为太不近情理，只播放了一次；这一节目的画面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正在吃冰激凌，画外却有一个声音讲说，锶90已使空气毒化，并提醒观众，戈德华特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戈德华特参议员提出的可以用原子弹使胡志明小道“树木落叶”的建议，被说成是他不负责任和搞军国主义的例证。可是，对约翰逊说来，这可是一个危险的话题。它会使投票人想到，美国人正在越南进行热战，而把美国人送去打仗的并不是戈德华特。于是，为了保持和平问题的势头，总统向全国作了一些人们后来未曾忘却的保证。

9月25日，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尤福拉说：“我们并不想让我们的美国孩子去替亚洲的孩子打仗。我们并不想卷入……给拴在亚洲地面战争中脱不了身。”

随后他又于9月28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说：“我从不认为我们准备让美国人去替亚洲人打仗。按照我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我一直尽力想让越南人按照我们的意见和用我们提供的装备自己去打……目前已有190个美国人牺牲了……我常常深夜醒来，扪心自问，如果我走错一步，将会造成多少美国人的生命损失……这不是发动战争的问题……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要发动一场战争是很容易的。但要制止一场战争对我们来说可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这正是我们目前力求做到的。”

10月21日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说：“……我们不准备派遣美国人到九千或万里之遥的亚洲去替亚洲人打一场应该由他们自己去打的仗。”

10月27日在匹兹堡他又说：“只要我是总统，美国人就能有和平，就会有和平。”

一年之后有个尖刻的笑话：一位姑娘说：“有人对我说，如果我投了戈德华特的票，我们在六个月内就会发生战争。我投了他的票——我们果真在打仗了。”的确，一个选举人，如果他惟一动机就是保持和平，而他又仔细阅读过报上发表的演讲，在1964年11月，他一定会投票选举约翰逊，反对戈德华特，到后来他就会感到自己是受骗了，许多人都如此。竞选期间总统在埃尔帕索说：“今天我在这儿向你们保证，为了促进自由和和平，我愿意在任何时候到世界任何遥远的角落去同任何人会谈。”可是事实呢，只要他相信美国还能用武力对共产党人强加军事解决的时候，他对越共和北越的一切表示，包括某些大有和解希望的表示，根本不予理会。在竞选运动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似乎是黑白分明的。戈德华特主张派遣美国兵和飞机去支援南越，而约翰逊则斥责他是不负责任的战争贩子。总统当时看来是真诚的。然而，到了第二年夏天，很难想出有哪一件戈德华特提出的军事计划，约翰逊没有付诸实行的，尽管他曾经向全国人民发誓加以反对。

11月3日，林登·约翰逊赢得选举，得以在白宫再留一个完整的任期。他和休伯特·汉弗莱在4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获胜，总计获得486张选举人票。戈德华特和众议员威廉·米勒赢得亚利桑那、密西西比、亚拉巴马、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佐治亚六个州，仅获选举人票52张。民主党人在国会选举中也大获全胜。改选的35个参议员席位中他们赢得28个，使他们共有68席，而共和党仅有32席。在众议院又获得了41席，现在他们在众议院已占有2/3以上的多数（295：140），居支配地位。共和党人总算赢得一个州长职务，但他们仍然仅只有17名州长，而民主党人却有33名。

“选戈德华特参加万灵节前夕”【见本书第6章第270页注⑤。——译者】，一条在华盛顿流传很广的贴在汽车上的竞选招贴嘲弄说。张贴这条招贴的汽车也并非都属于民主党人所有。在选举那天，本书作者正在厄尔·沃伦的住所和他同进午餐。那天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是，首席法官希望戈德华特会遭到惨败的强烈情绪。沃伦像共和党的许多其他的温和派一样，极希望看到戈德华特保守派被彻底击败。当灾难落到他们头上的时候，共和党人进一步肯定了一种早就存在的理论：他们之间的争执不和可比民主党人之间的争执不和要厉害得多。保守派不仅在选举中失败了，他们还发现，在许多场合，本党的党员竟也把他们视若路人。

在正宗的共和党人中，也许理查德·尼克松最充分表现了这种挫折和混乱情况。选举后两天，他就严厉责备纳尔逊·洛克菲勒，说洛克菲勒不肯帮戈德华特竞选，使他们失去了许多选票。他把纽约州州长称为“分裂分子”。但到了下一星期的星期二，尼克松已另有一种想法。他一面敦促共和党同人抵制“右翼极端主义”，一面又支持一切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的“认真负责的观点”。可是，这时尼克松的话，即使在共和党同人之中，也已不再有很大影响。同洛克菲勒不一样，他曾孜孜不倦地为竞选出力，但显然全是白费。他收到一大堆领情的话，却很难证明有什么实际价值。

对尼克松说来，那几年是很平静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说是好年月。他挣到很多钱，他有时间阅读和思索，除了出去演讲以外，在私生活中，他像普通老百姓一样经常有时间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见面。竞选开始的那一周的星期日，他在1952年曾用来作为政治资本的那只黑白花色西班牙长耳小狗切克尔斯死了，活了12年。他当时也在场，安慰了自己的女儿。（10月他在艾奥瓦州竞选时，有人又送给他一只西班牙长耳小狗，并让他叫它切克尔斯第二，但他把它转送了别人；只能有一个切克尔斯啊！）选举后八星期，他的女儿特里西娅在纽约州新进社交界的少女国际舞会的游行队伍中走在最前面。他陪伴着她。第二天，1964年除夕前一天，他在切克尔斯坟上安了一块墓石。许多人认为，这是有象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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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4年11月，林登·约翰逊是在肯尼迪总统的余荫下治理国家，而现在他却是全靠自己当选为总统了。关于肯尼迪的传说在美国人的思想中仍然有极大的影响——国会山两个最有吸引力的人是现任纽约州新选出的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和马萨诸塞州以九十多万张选票的极大优势重新当选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可是现在约翰逊成了第一号人物，华盛顿也开始对这情况有所反映了。酒吧间最经常听到的歌曲是《得克萨斯的眼睛》和《得克萨斯的黄玫瑰》。中年男子穿着牛仔靴，配上牛仔帽，穿上便装成群地在15号街财政大楼旁边华盛顿饭店的门厅里转来转去。华盛顿开始让外来的客人感觉到像是一座边疆城市，其实全国也出现了这种情景；一切开放、怎么都行的60年代已经来临。

1964年，加利福尼亚设计师鲁迪·根赖希推广一种裸胸游泳衣，于是引出来许多新的花招。在某些高级夜总会余兴节目里，雇用“裸胸”妇女表演成了招引顾客的手段，但很快也就成为家常便饭；国家档案局附近的那些华盛顿庸俗游乐餐馆，像在美国其他大都市一样，女招待露着胸摆动着乳房走来走去。接着玛丽·匡特在伦敦制作了超短裙。于是年轻姑娘和许多妇女穿的裙子，到了60年代后期，一英寸又一英寸逗弄人地越缩越短，直到超短裙出现，人们早也就见惯；至此，除了最漂亮的大腿，全都失去了诱惑性。

在舞台上裸体已经成风，在60年代中期慢慢度过的时候，半裸体已成了时髦社会的风尚。透明的或称为“全透亮”的衣服最为时新，艾夫斯·圣劳伦特生产了一种仅有几个金属小圆片半遮着乳头和大腿跟处的薄纱衬裙。在意大利，时式女服商福克特创造了一种松松地吊在胯骨上的南海裙；他还用一串珠子代替了上衣。羞怯的妇女则或在下身穿一种名为紧身袜裤的肉色内裤，或穿一种“滑稽内衣”——一种透过外面的纱罩可以清楚看见的色彩鲜艳的内衣——但更大胆的（以及天生较为美观的）女人则不惜让人一览无遗。上腹部的裸露也是上下扩展越来越宽。当史密森学会也吸取一些较为古怪的新式礼服时，艾奥瓦州共和党众议员格罗斯在众议院里提出了抗议。

新生的一代男女青年都坚持认为他们有权讲他们认为“切合”的一切，“切合”一词，像“承诺”一样，成了一个时髦词汇。伯克利是“言论自由运动”发源地——加利福尼亚称之为“言运”，这一运动转而造成60年代大学生与政府的第一次大对抗。言论自由运动是由大学本科生、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于1964年夏末组织的联合团体，从思想体系方面来讲，从戈德华特主义者到毛主义者应有尽有。他们一致反对大学当局不准校内要求政治权利或公民权利的示威运动扩大到校外去的禁令。在哲学系学生、22岁的纽约人马里奥·萨维奥的领导下，言论自由运动加强活动，最后竟引人注目地提出：大学董事会正在把校园变成集中营。他们认为，这一阴谋的目的是把整个伯克利变成一个为现体制（即企业、银行、出版社、军队和保守的工会等）培养白领技术人员的职业学校。萨维奥大声疾呼：“现在是我们躺在机器上使它停止转动的时候了！”

1964年9月14日，秋季开学的前一星期，动乱开始了，从此无论是伯克利还是美国任何其他大学都再也恢复不了原样。把言论自由运动叫做共产主义运动是毫无根据的。它是无政府主义的，并蔑视一切辩证法。一位支持这一运动的研究人员说：“一切旧的名目都过时了；如果这里有正统共产党人，那倒是一种温和的影响。”运动对理性主义的轻视有时到了荒谬的地步。当警察把萨维奥和他的八百名追随者从他们的造反中心斯普劳尔厅拉出去的时候，萨维奥大叫着说：“太好了！我们可以让校方接受我们的条件了！”

次年3月的一天，天气懒洋洋的，一个赤脚长发的青年在伯克利校园的正门前示威，手里举着一块标语牌，上面是蓝色衬底，就写着一个四个字母的下流字。他并非学生，他的名字叫约翰·汤姆森，是一个没有出版过作品的诗人，是伯克利的所谓“隐蔽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由一些无名的作家和政治上的激进派组成的，60年代后期发生的骚乱据说不少都是他们挑起的。第二天，又有十来个青年也举着写有同样字样的牌子出现；有一个人还对着校园里的扩音器大声念着他标榜的那个字，另一个人则向要逮捕他们的警官朗诵了《查特利夫人的情人》【英国作家D.H.劳伦斯（1885～1930年）的名作，一度被视为色情文学。——译者】中的一段。言论自由运动中的成员谁也不去保释汤姆森和他的朋友。校刊反对这一“肮脏言论运动”。用当时新出现的话来说，他们怀疑，那些古怪的闹事是在耍弄他们。

然而，他们的示威以及他们重新使用一些禁忌的字眼，看来却是60年代所特有的反对一切束缚的总反抗运动的组成部分。汤姆森和他的朋友可能有点像是拿言论自由运动寻开心，但不少严肃的作家却认真坚持自己有权使用那些一直遭到禁止的语言。他们相信，最高法院也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并没有看错），往长远看，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可能会比萨维奥的文明的反抗更为持久。那些更衣室里的语言，先见于出版物，随后舞台上也使用了——例如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一剧中，该剧在百老汇共上演664场，后于1966年又拍成了电影——再后在两性杂处的社交活动中也听得到了（先是在一些年岁较大的人群中，很快在青年人中也流行开了）。在一度称之为上流的社会中，人们常常从一些最可爱的美人嘴里听到过去只是在无异性参加的场合中才会有人使用的盎格鲁－撒克逊短字【盎格鲁－撒克逊语中许多不雅的字都较短，上文所谓“四个字母”的字，亦属此类。——译者】。较有克制的老一代的人在听到这些话时常感到万分惊愕。

和避孕药丸和新的裸体装扮一样，这也反映了一种演化中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新的道德观。在老一代的许多人看来，这似乎根本谈不上道德，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和留长发、建立嬉皮士聚居点一样的玩意儿。但是，禁果对于“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中的戈德华特的崇拜者也同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的成员从不参加反战游行，也不读《堡垒》杂志，但在熄灯的时间，他们也和大多数最色情的嬉皮士一样活跃。对偶尔和人通奸的男人的一次调查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是蓄短发和政治上保守的人。专门同一个保守的享乐主义团体打交道的洛杉矶某一企业家对记者说：“那是你从未听说过的美国的一部分。那些人不穿拖鞋，不留胡子，一切规规矩矩——是一群过着极其正常生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那里的美国味道之浓厚，简直难以想像。”

大学早就提供适合于男女成双捉对交往的场所，但直到60年代中期，要在校外找一个动人、可喜而又风流的异性可是既费时间，又颇为费钱的。现在，这种情况也在改变。在约翰逊－戈德华特竞选前两年，卡茨基尔斯的格罗辛格饭店第一次在周末只接纳单身男女。虽然当时没有人想到，这却是另一个运动的开始。1964年，驻扎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海军少尉迈克尔·奥哈罗感到孤身寂寞，于是为其他未婚男女青年——军官、专业人员、飞机上的女招待、教员、模特儿、秘书和职业妇女——举行舞会，开创了一种新的生财之道和新的生活方式。三年后，奥哈罗退役，成为一个名为“下级军官和专业人员联谊会”的主席，该会拥有会员3万名，12个地方分会，并有由50人组成的一个管理人员的班子。到这时，它已能为单身男女安排到名胜处度假，能组织只限于未婚男女参加的巴哈马游艇游弋或欧洲旅行，并能让阅读只供单身人阅读的奥哈罗的联谊会《夜信》。而且，奥哈罗也有人同他竞争了。在旧金山，孤单的人可以在“保利之家”会面；在芝加哥，有所谓的“商店”，在达拉斯，有“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会所，在曼哈顿，则有“拉夫先生之家”和“星期五聚会”。

所有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便是建造综合公寓，未婚男女可以租用单元，以便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彼此来往；这类公寓也就出现了。从某方面来看，这可以说是不同辈的人发生分化的一种反映——年龄相近的男女离群自行其是，这样也就引起了彼此间的误会和不久后就会出现的所谓的“鸿沟”。最先这样做的是年老的人，并不是青年。第一座“退休城”是1960年德尔·韦布在亚利桑那州兴建起来的。和奥哈罗搞的那一套一样，他也获得很大的成功，引得别人跟着模仿，到1965年，便有了第一个单身男女居民点，洛杉矶托朗斯郊区的南湾俱乐部。南湾俱乐部还在建筑的时候，它所有的248套单元便已全都租出。最后该公司共盖了13座这样的综合公寓（其中一座在菲尼克斯），共有8,000户房客，他们可以在一起玩桥牌、参加圆桌讨论、举行烤肉宴、组织化装舞会和评酒会，谁愿和谁同居也用不着怕谁的丈夫或妻子来干扰。

可以理解，单身男女圆桌讨论会上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避孕。另一个题目是婚姻，而且常常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婚姻本身有什么道理吗？”婚姻不过是60年代中期遭到攻击的许多社会制度之一而已。再没有任何东西被看做是神圣的了。1966年复活节前一周，《时代》杂志在它的封面上提出一个问题：“上帝死了吗？”于是引起一场神学上的激烈辩论。另外有一条引人注目的张贴在汽车上的标语：“上帝活着，躲藏在阿根廷。”阅读《时代》杂志——或任何其他报刊——的人，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谷登堡群星：印刷工作者的成长》（1962年出版）【谷登堡（1397～1468年），德印刷工作者，1454年发明活版印刷，是与其他技工合作的结果。——译者】和《了解新闻媒介：人的扩展》（1964年出版）中，被贬为老古董和“正统”。

60年代中期的打倒一切传统观念的活动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的。拉尔夫·金兹伯格在1962年出版了他的《性爱》；邮局认为该书淫秽，结果他被判处五年徒刑。1964年他出版了《事实》，其中有关于巴里·戈德华特的并非属实的材料，戈德华特提出控诉，最后被判得到7.5万元赔偿费。1967年，金兹伯格发行《先锋》，结果根本无人购买。另一个在一开头谁也没想到，而最后也因此吃亏的是卡修斯·克莱。他在重量级比赛史上以最快的速度，仅仅一分钟便击倒桑尼·利斯顿，取得世界冠军之后，却加入黑色穆斯林，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以良心不容为理由拒不接受征调入伍，而使一切拳斗迷们都感到莫名其妙，最后，他也和金兹伯格一样，进了监牢。

但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什么人都是会栽跟头的。监护美国核打击力量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本该是十分谨慎的，而它的一架B－52轰炸机却同一架喷气式运油机相撞，在西班牙水域抛下四枚氢弹，吓坏了美国，更不用提欧洲了。诺曼·梅勒一般人都认为是很懂得怎么写小说的，但1965年，他在十年沉默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梦》一出版，却遭到了无情的批评。林登·约翰逊据说是为了维护总统的尊严，决意克制一切庸俗的倾向，但他在动过一次手术后，却撩开衬衣让摄影记者拍摄他的伤疤。加利福尼亚主教派教会主教詹姆斯·派克因被控宣扬异端，辞去了主教职务，转而搞招魂术，还写了一本有关的书《阴间世界》，后来在朱迪亚沙漠失踪，被人找到时他已跪着死去。蓓蒂·格拉布尔和哈里·詹姆斯被认为是贝弗利山区最幸福的一对，结婚22年后却在拉斯韦加斯离了婚。

看来，一切事物的外表都全不可信。亚拉巴马人在选举州长时竟投票“选举勒利恩”，以便“让乔治干干”。好斗的黑人把黑人的非法行动归咎于种族间紧张关系，而1964年，在布鲁克林的克朗高地地区的最坚强的法律维护者却是马卡比秘密社团，一个中产阶级黑人保安组织。许多美国人相信进大学是为了多挣钱，这种信念也受了打击。《华尔街日报》就抱怨说，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很少人从事工商业，大都跑到教堂、工会、和平队和一些争取民权的组织中去任职了。甚至连冷战都不是从前的样子。1966年，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和纽约之间开辟了直达航线，泛美航空公司和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每周往返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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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斯特兰奇洛夫博士》逐渐从舞台上消失，1965年，由《日瓦戈医生》代替了它，日瓦戈医生的形象使得大型皮帽、高到大腿根儿的长统靴和长得拖地的大衣变成了风行一时的装束。1965年，呼拉圈已为滑板所代替，它的制造商马上也获利达1亿元；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举行的一次滑板大会，三家广播公司的电视网都进行了实况转播；《滑板季刊》的发行量达到了5万份。接着，另一种轰动一时的玩具超大皮球跳上了舞台，于是那疯狂一时的滑板又消失不见了。这一年自行车又开始行时，而且持续时间颇长；该年销售达六百万辆，长岛铁路的火车还特地为远程上班的乘客预备下了自行车架。

一个美联社记者注意到，1965年，“许多越是过时的东西，越是又变成了时髦的东西。”在许多意想不到的货品中，有人要买有流苏的吊灯和水手装。喇叭裤很快到处流行。一个25岁的商品美术设计师彼得·马克斯预见到会出现“一股重大的青年人的巨浪——要出现一次青年革命”，因此为了欢迎它的来临，他创作了一种幻觉艺术。五年之内，他的装饰画、招贴画和头巾图案等的设计，使他每年收入达二百万元。流行艺术的杰作中，有一种是女人用的腰带，后背部分画着一只极大的眼睛。“丑得出奇”一词开始在语言中出现，人们常用它来形容，如羽毛围巾、沙发垫巾、泡泡糖画片、雪莉·邓波儿的照片以及大西洋城的纪念品等商品。汉弗莱·博加德和琪恩·哈罗主演的电影重新上映，于是姑娘们有一阵又都打扮成哈罗的样子。最叫座的影片有《吉姆爷爷》、《痛苦和狂欢》和两部含义很深的笑剧：《猫咪巴卢》、《有什么新闻，小猫咪？》

哈里斯民意测验报道说：“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成年人对电视越来越不感兴趣了。”三个电视广播网似乎全都在极力寻找观众最低级的共同趣味，它们实际上脱不出尼尔森的评价。（“这是不可避免的，”《纽约人》评论说，“它和数学定律一样清楚明白。”）联播节目质量越趋越下的情况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来说特别令人痛心，这家公司在爱德华·默罗主持其事的时候曾是颇受知识界观众欢迎的。而现在，在小詹姆斯·奥布里的主持下，却尽播放一些神秘戏剧、乡野喜剧和春宫画片似的场面。

艾德莱·史蒂文森和温斯顿·丘吉尔于1965年相继去世。埃德加·胡佛还活着，还掌管着联邦调查局，但已开始衰老。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国犯罪率一年增加11％，而总统的推行法令伸张正义委员会断定，实际犯罪案件的数目可能是报案的三倍。社会上抗议行动成了犯法行为中日益增多的一类。1965年3月24日在密执安大学开始的通宵12小时的反对越南战争宣讲会，是完全合法的，但接着出现的什么裸体会、睡觉会、相爱会就不一定合法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决定在1964年4月22日开幕，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布鲁克林分会的领导人威胁着要来一次抛锚会——使成千辆汽车因油尽而中途停车——造成交通堵塞，来加以破坏。结果他们竟使参加开幕日的群众从25万左右减少到92,646人。最后将近300人被捕，其中有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负责人詹姆斯·法默。

全国暴力活动的严重性仍然骇人听闻。1966年夏，一个叫理查德·斯佩克的打零工的工人在芝加哥谋杀了八名护士学校的学生。两星期以后，得克萨斯大学优等生查尔斯·惠特曼，爬上该校在奥斯汀的27层高的水塔顶上，向下面过路的行人开枪，打死14人，打伤30人；又过了三个月后，一个18岁的大学生跑进亚利桑那州梅萨市的罗斯－马尔美容学院用手枪打死4个妇女和1个孩子。他对警察说，他是受了芝加哥和奥斯汀的杀人事件的启发。同斯佩克和惠特曼一样，他说他想“出名”。

在思想意识领域内处于两极端的两名议员都出了麻烦。亚当·克莱顿·鲍威尔骂哈莱姆一个寡妇“是警察局的狗腿子”；法院判给她一笔损害赔偿金，但鲍威尔不予理睬，躲离了纽约。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汤姆·多德的同事指责他滥用竞选基金，并在和西德某商行的代理人打交道时受贿。纽约一名警察秘密打入一个企图炸毁自由女神像、自由钟和华盛顿纪念碑的阴谋集团；这些参加阴谋活动的人动机各不相同，从魁北克独立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崇拜者、黑人权利拥护者直到北越的支持者应有尽有。在纽约，有一家假期换房社，专为愿在假期中交换住房的人办理联系工作；从马萨诸塞州东部一个小城市里第一次传出了年轻夫妇彼此交换配偶的事。一家旅行社登广告组织日本柔道参观团：两周中汗流浃背，只收费1,396元。瓦萨大学的萨拉·吉布森·布兰丁校长对她的1,450名女生说，她希望她们别再跟人胡搞，否则就离开学校。杰克·瓦伦蒂对一群广告设计师说：“我一天比一天睡得好一些，更有信心一些，因为林登·约翰逊是我的总统。”

达拉斯对杰克·鲁比的审讯于1964年2月17日开庭，3月14日结束，判决有罪。他的律师梅尔文·贝利大声吵嚷说：“这是一个非法的法庭，一个迫害法庭，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鲁比后来于1967年1月3日因癌症死在狱中。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发表了一个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说，警告说，除非美国“立即抛弃各种老一套的神话”，他将同政府决裂。教皇保罗六世10月间在纽约待了一天，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致辞。新任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看来决心对约翰逊表示绝对忠诚，他模仿阿维斯汽车出租广告的腔调说：“我是第二号人物，我必须更加倍努力。”某些观察家怀疑，获胜的民主党两总统之间是否正在发展着一种以彼此虐待为乐的关系。总统似乎以能羞辱副总统为最开心的事。他对记者说：“小伙子们，我刚才还对休伯特说，他有短处捏在我手里。”

1966年，《音乐之声》成为电影史上最受欢迎的影片之一。人们奔走相告：“你最好相信这全是真的。”电视这时在观众多的钟点，几乎百分之百是彩色节目。两个职业足球联队合并了。《玩偶的山谷》和《逃避审查之道》两书最为畅销。《娱乐酒店》和《妈姆》成了百老汇的热门。戴维·梅里克为“在蒂法尼家早餐”投资50万元，最后完全失败。一家服装公司出售一种可以随手丢掉的纸衣服，一盒只要一两元，穿脏了便可以丢掉。新的男用化妆品中有假睫毛，叫做“经理睫毛”，和一种刮脸后的粉扑——“铜拳”。1966年的夏天，由于航空公司出现有史以来为期最长、代价最高的罢工，使许多旅游者未能成行；五条重要航线停飞了43天。那年秋天，在世界棒球联赛中，躲闪队接连四次输给了巴尔的摩队。加利福尼亚的汽车上出现了一条古怪的标语：玛丽·波平斯贩卖毒品。

60年代中期，劳资纠纷使纽约人有279天看不到报纸。《世界电讯报》、《美国人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合并成一家，称为《世界论坛报》（简称Wijit），出了九个月就停刊了。经过了190年，一种迷信终于完全取消掉两元的纸币；财政部于1966年8月10日停印这种纸币，说是：“公众不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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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秋季选举是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对黑人区暴乱活动和民权运动示威活动的反感终于结合起来，使白人的强烈反应第一次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加上通货膨胀、利率高涨、抵押贷款短缺、生活费用上涨，这种强烈反应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强有力的跳板。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很大优势重新当选。进入参议院的共和党新人中有田纳西州的霍华德·贝克、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布鲁克、俄勒冈州的马克·哈特菲尔德和伊利诺伊州的查尔斯·珀西；新的共和党州长中则有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和马里兰州的斯皮罗·阿格纽。共和党总共在参议院新增了3席，新州长8名，众议院47席，比他们1964年失去的还要多一些。

但到这时，约翰逊对立法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他越来越一心只顾越南战争，相信它的结局将决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据他的弟弟萨姆·埃利·约翰逊说，他几乎每天夜里3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困乏地穿上晨衣和拖鞋，到白宫地下室的情况汇报室去听取西贡来的最新报告”。

他日益孤立。从肯尼迪到本届政府一直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已越来越不相信凭轰炸就能使敌人屈膝。麦克纳马拉现在整天想入非非，计划要在越南的中部筑上一道电子屏障以阻止北越的渗透。等到他感到这一计划不行时，他对军事技术的信心也就彻底消失了。白宫在越南问题上的主要顾问不久就成了沃尔特·罗斯托，他同这位躲在白宫的寂寞的战时总统之间的关系，据约翰逊的另一位助手说，“完全和拉斯普金【拉斯普金（1871～1916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宫廷中的有势力的僧侣，曾影响尼古拉二世许多政策的制定。——译者】和受包围的沙皇一样”。保守的90届国会将同罗斯托一起扇动约翰逊干下去，通过巨额的军事拨款法案，使他在越南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到了这时，这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约翰逊击败戈德华特后，人们对他的赞许是真诚的。全国都支持他，他的目标正是全国人民的目标。那时，对他和对美国人民都显得大有希望，很少人正确地估计到那个“露着屁股的四等小国”（约翰逊有一次曾这样称呼越南）的威胁。可是，总统家里却有人焦虑不安。“我只希望，”约翰逊夫人在1965年年中说过，“外交问题别不断增加。这不是林登式的总统的特长啊。”

第三十一章 伟大的梦——和梦的破灭

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集中谈外交问题，而约翰逊总统的四千字的就职演说（他在发表这篇演说时讲得那样缓慢和字斟句酌，以致一位观察家说听起来好像这位总统是在向一个石匠进行口授），却几乎完全没有提到国外的事情。他的第二份国情咨文也是如此，越南问题一共只用了131个字。想到即将出现的情势，他那样强调经济问题是很奇怪的（“去年我们消除联邦政府的浪费，节约了将近35亿美元。〔鼓掌〕今年我打算还要节约得更多一些。〔热烈鼓掌〕”）。约翰逊说他希望将来人们会永远记得，他是一个“热心教育的总统和关心健康的总统”。他打算要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的未竟事业。

他也打算忠于肯尼迪的事业。他从“新边疆”继承下来了四大法案：民权法案、减税建议、医疗补贴和联邦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补贴。前两项得到优先的处理，但在他的诱导下，全部法案都在国会获得通过。医疗补贴之战是作为议会老手的总统和美国医师协会在国会的神通广大的游说集团之间的一次引人注目的交锋。1945年，杜鲁门总统曾经亲自出席了一次国会联席会议，要求制定一项全面的医疗保险计划，美医协狠狠地打败了他，使他耿耿于怀。此刻，在五届总统和16届国会之后，美医协的医生们提出了由私营保险业来主办的所谓“更好医疗”的自愿参加的计划，而这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为从杜鲁门年代以来，65岁以上的美国人的数目已增加了一倍多。

为了与约翰逊战斗，美医协雇用了23名专职在国会进行游说活动的人员，每天花费五千美元作为活动经费。总统则以亲自打电话和邀请到白宫做客的方式来回击。他威胁利诱，软硬兼施。就在约翰逊要求制订医疗补贴计划后的204天，1965年7月30日，他在杜鲁门故乡独立城签署了这个法案，签署时，81岁高龄的哈里·杜鲁门伫立在侧，喜形于色。1966年7月1日，美国16万名在医院就诊的年老病人得到了医疗补贴的资格。一位名叫尤金·施奈德的新泽西州65岁的刺绣工人，在那个星期五的12点零1分到纽约医院治眼病，费用便是由社会保险署支付的，他和伊利诺伊州内皮尔维尔的罗伯特·艾弗里太太，成为第一批享受医疗补贴计划的病人。美联社的一项调查表明，该计划使到医院的住院病人增加了3％——一个星期大约有十万新病人。

在他要求批准医疗补贴计划五天之后，约翰逊向国会致送了另一有历史意义的咨文：“实观充分受教育机会”，要求为公立和教区学校拨款10亿美元。为天主教教育事业提供联邦款项是彻底改变旧传统的做法，在众议院必然要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但是约翰逊深知，四千万美国学童，有大约六百万是在拥挤不堪的教区学校中就读的；如果教会把它们推开不管，那就非得依靠公共经费来维持不可。再者，排斥它们已经开罪国会中的天主教徒议员，他们为了报复，已投票反对用联邦经费资助公立学校。因此约翰逊决定一视同仁，而且他让人们知道，他拒绝任何修正案，连一个逗点也不能改动。在第89届国会，他要怎么办就能够怎么办——戈德华特已开始把它叫做“静电复印国会”——关于教育的这个议案于87天内在国会两院均获通过。总统把它叫做“我所签署的最重要的法案”，签字仪式是在他童年就读过的得克萨斯州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中举行的，他的年已72岁的退休老师站在他身旁。

下一个是选举权法案，这是对越来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回答。8月6日议案已准备就绪，只等他签字了。到这时候，“伟大社会”的立法正接二连三地在国会通过——单是教育方面就已通过了四十多件法案，包括以24亿美元补助高等学校，这比截至当时美国历史上制定的全部教育立法还多。约翰逊提出的计划还有：与心脏病、中风、癌症、水源污染、空气污染、公路广告牌、废弃汽车场作斗争。国会建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事务部、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组织和老年事务局等机构。高速地面运输法为研究大规模交通问题打开了道路，移民局做了改革，大额削减货物税（达47亿元）已经获得批准。农业立法和市政工程与经济发展法，使联邦政府从30年代以来，第一次能够在改变大地面貌的工作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拨出九亿多美元用于美国历史最久的农村贫民窟阿帕拉契亚山区。新的经济机会局在曾任和平队首任负责人的萨金特·施赖弗的大力领导下，向贫穷宣战。经济机会局的一些计划包括：“企业部门就业机会”，这个计划是给长期失业者在谋职方面提供特别帮助的；“善始”计划，是以贫穷家庭学龄前儿童为对象的，在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年，就使其中的130万名儿童的前途有了光明；“为美国服务志愿队”，这事实上就是国内和平队；“街道青年队”，给十几岁的青少年提供了50万个半天工作的职位；“跳班”，招收还未到上大学年龄的青年到大学上课；“地方行动计划”，协调地方上的保健、住房和就业计划，并为穷人免费提供法律上的咨询；“抚育孤儿”计划，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以及设立安置印第安人、农业移民工、季节工等的机构等。

经济机会局在华盛顿租赁了七层的办公大楼，不满的人称为“贫穷宫”。共和党明尼苏达州众议员艾伯特·奎伊说，经济机会局干的事情“可能不仅会成为一种国耻，而且会成为国祸。”理查德·尼克松说：“向贫穷宣战可说是许愿第一，政治第一，新闻报道第一，但成绩最末。”甚至连施赖弗也只得承认经济机会局计划中搞得最成功的“善始”计划，在一个州（密西西比）里已被开后门、公私不分、滥用政府汽车和把补助款给甚至不在本州的人等等弄糟了。

但是时间对经济机会局将是有利的，就像过去对罗斯福的工程兴办署那样。在五年之内，向贫穷宣战计划就会起关键作用，使1,300万人民脱出贫困的境遇。另外，约翰逊任内的经济繁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伟大社会”看来是快要来到了，美国人也似乎都表示领情；约翰逊在职的第二年末，民意调查的报告说，在他们三十年来的民意测验中，还没有一个总统在全国各处得到过如此坚强有力的支持。

他压倒戈德华特的胜利，会诱使别的总统对国会采取粗暴的态度。约翰逊却不是这样的。他还清楚地记得，罗斯福在1936年获得巨大胜利后，由于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遭到失败，使他的威信大损。约翰逊在1964年选举之后说：“我里里外外，从小到大，观察国会已有四十多年了，还没有见过一届国会最后没有掂了当时与之打交道的总统的斤两的。”他不要追求轰动一时的“一百天”，他说他宁愿在议员们已有思想准备时才把每个法案送到国会去。他解释说：“那就像一瓶威士忌酒。如果你一次只喝一杯，那很舒服。可是如果你在一个晚上把整瓶一饮而尽，那你就有麻烦了。我计划一次斟一口，好好享受一番。”

最后结果极其惊人。当第89届国会第一次会期在10月23日休会时，它已通过了政府提出的89件重要法案，只否决了2案：改哥伦比亚特区为自治区和取消塔夫脱－哈特莱法第14条第2款，此款规定各州有权禁止订限期入工会制的合同【主要指工会限制厂方雇用非工会会员的合同，厂方如雇用非工会会员则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让他加入工会。——译者】——而这是因为国会方面根本没有搞清楚总统是否真希望改变塔夫脱－哈特莱法。他满可以为已有的这些成就沾沾自喜，但是他却不然，永远不以为满足，他不停地想方设法要独占新闻界的注意，使非议他的人转变态度。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是同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在霍利布什举行的一次最高级会议，霍利布什是新泽西州格拉斯博罗州立大学校长的石砌塔楼式住宅。所以选择格拉斯博罗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恰好在华盛顿和纽约联合国总部（柯西金那时正在这里）的半道上。两个领导人谁也不打算登门求教，那小小的校园就代表着一种妥协。两位领导人没有会谈议程——实在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商谈的事情。事后，约翰逊说：“它有助于我们彼此采取说理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去霍利布什的原因。彼此讲道理就是霍利布什精神。”这种“交换意见只是再一次暴露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深刻分歧”，此外也无甚可谈。尽管如此，总统的威望仍有增无已。就凭这两位拥有可由他们支配的核武器库的领导人曾坐在一起谈话这一事实，似乎就可以使人民感到放心。

但是也还有许多人感到不放心，这些人则以奚落的，甚至常常是蔑视的态度看待着约翰逊。在大城市的富有创造性的各界中和大学的教学人员中，憎恶约翰逊的人比比皆是。英国新闻记者亨利·费尔利在1965年访问美国后写道：“美国知识分子以辱骂约翰逊总统为乐事，使我感到不胜怪异和厌恶。”费尔利指出那些苛责是“人身方面的”，反映出一种“对这个人的过分挑剔的轻蔑……有一个人对我说，他是一个大饭桶……别的人说的也差不多，至多是没这么干脆。”

他们中的一位最刻薄的批评者德怀特·麦克唐纳，用“低级、粗野”来描述林登·约翰逊，而且造出“中庸崇拜”这个词来嘲笑总统的浅薄趣味。麦克唐纳和像他那样的另外一些人还因为约翰逊夫人喜欢看电视节目《枪烟》而嘲笑她。他们还看不起约翰逊的许多方面：爱看新克里斯蒂演唱团【表演一个名叫埃德温·克里斯蒂的人在1842年成立第一个模仿黑人的演唱团，此后这类表演就沿用克里斯蒂之名。——译者】；要摄影师“照我的左侧面”；不喜欢彼得·赫德给他画的肖像；有一位把自己的名字露西改为露喜的女儿；把严肃的艺术家的作品称之为“艺术化的”等等。他们的不满蔓延到了为数要多得多的美国人中，后者原来只是模模糊糊地讨厌约翰逊的江湖气。另外有成百万的人产生这种情绪是由于他们爱戴约翰·肯尼迪，至今还悼念他，毫无道理地认为约翰逊是一个篡位者。最后，除这些人之外，还要加上美国的广大群众，他们则是为大城市中黑人贫民区中日益升级的暴力行为和大学校园中日益增长的骚乱感到不安，甚或是感到受威胁。约翰逊坚持要包揽一切，自必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因此他们才集中火力轰他。

在1965年里他在国会获得空前的一连串立法胜利告一结束时，他住进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做了一次胆囊结石手术。在恢复期中，他琢磨那些一直在折磨他的报纸和奚落他的人，“在那里的那些人，”在恼怒中他脱口问道，“他们要什么——他们到底要什么？我给他们带来了好光景，我给他们的好立法比谁都多，而他们在干些什么呢——攻击和嘲笑！罗斯福能干得更好吗？还有人能干得更好吗？他们要什么？”

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后来在使约翰逊得不到国会一致支持方面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他当时认为约翰逊是一位有点弄错时代的总统，给一个国家开出了“新政”的药方——社会福利立法，可是这个国家的困难却不在此，他提出的这种看法，对上述这个谜提出了一半答案。但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说什么60年代国内最大的挑战不是贫困而是富裕。麦卡锡说约翰逊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情绪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老对他们谈他已获通过多少多少法案——一篇流水账，却不知道他们对此已不再有多大兴趣。”

约翰逊大为冒火，“他们知不知道只能得到我这样的一个总统？”有时他还加上一句，“他们知不知道现在还在打仗？”

他们知道。这就是那个谜的另一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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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湾事件之后，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活动暂停了一个时期，直到1964年11月1日西贡以北20英里的边和机场遭到越共的一次厉害的炮轰为止。在这次攻击中，美国军事顾问5人死亡，76人受伤。在圣诞节前夕，游击队再度袭击，在西贡布林克饭店放置了一枚炸弹，在那里美国人死2人，伤58人。林登·约翰逊的爱国本能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他在白宫跨着大步走着说，决不让他们杀害我们在那里的小伙子们，他说他们是对着美国国旗开火，他要让他们知道他不是个“拿着雨伞的张伯伦式的人物”。显然，北越人犯有侵略罪行。（“侵略就是一国不让另一国安静。当此种情况发生时每个人都能识别。”）但是指望联合国采取行动将是一个错误。（“如果尽是些马后炮的决议，顶个屁用。”）他不想被当做丢失越南的总统载入史册。美国有力量教训这些小瘦鸡般的、衣着褴褛的共产党人。关于东京湾事件的决议给了他使用力量的权力，假使越共不退回去，他就要那么办了。

困难在于决定究竟应怎么办。对这个不同一般的新的敌人，不能采取一般的军事解决办法。威力巨大的美国军事建制，对他们那种打了就跑的战术是根本用不上的。肯尼迪总统派了一支拥有四百人的特种部队到越南去，这些人都是反游击战专家，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这些精选出来的彪形大汉没有多大热情。有一个时期，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里有美国将军百名以上，其中就没有一个人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雷格堡受过反叛乱训练。而所有这些将军，谁也比不上驻越军援司令部新司令威廉·蔡尔兹·威斯特摩兰更是一个传统军人。

三军参谋长要求的是猛烈轰炸北越。他们对白宫说，这样会使敌人屈服，而且还会迫使他们走到谈判桌边来。显然，约翰逊政府是极其主张轰炸的。为什么会如此，那可不太清楚。两个有影响的民主党人乔治·鲍尔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参加过美国战略轰炸效果调查组。这次调查发现盟国的轰炸不仅未能削弱德国的战争生产，反而加强了德国人民的同仇敌忾心。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果空军在那里没有达到目的，那么，用以对付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其成功机会最起码也是十分可疑的。

约翰逊的顾问们也并不都那么相信轰炸。鲍尔和加尔布雷思就不相信，也远不是只有他们几个人。早在1964年，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关于轰炸问题进行了一次详尽调查。结论是：轰炸北越不会有效果，甚至起不到给南越打气的作用。继约翰·理查森任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的皮尔·德席尔瓦认为炸弹是无济于事的，威斯特摩兰也是这种看法。这两位西点军校出身的人都知道，你如果派进飞机，你就需要派军队保护机场，因此决定轰炸就会使美国全面介入。早在1965年，西贡的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就这一问题又写了两份长篇报告。报告的中心思想是，放出轰炸机，结果将会不仅是枉费心机，它极可能引起北越军队经胡志明小道大规模渗透从而使我们自食恶果。

这总该促使白宫再斟酌一番吧。至少，总统也应该认真地听听劝他谨慎从事的意见。但是在反对战争升级的一些人的鸽派称号开始传开以后，他们却发生了神秘的变化。在权力中心的会议厅里，他们的人越来越少了。1964年10月间乔治·鲍尔在国务院提出他的第一份反对美国进一步卷入越南战争的备忘录时，他有很多同伙。后来，他的同盟者一个一个地被从关键性职位上调走或解职。到约翰逊就职时，罗杰·希尔斯曼、艾夫里尔·哈里曼、迈克尔·福雷斯特尔、保罗·卡顿伯格、威廉·特鲁哈特都已离去。鲍尔孑然一身。曾经同意过鲍尔关于轰炸观点的马克斯威尔·泰勒仍在领导核心中，但是他已改变观点。他现在也希望给空军开绿灯。他认为在越南的美军人数可以控制得住，而且不需要超过10万人。

现在主要的白宫特别助理中只有一位仍然没有表态。他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1965年1月27日，邦迪提议让他作为总统的耳目去访问一次越南。麦克纳马拉表示同意，约翰逊的安全事务助理在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飞往亚洲。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旅行。邦迪才华横溢，阅历丰富，但是他从未经历戎马生活。他对战争的了解是来自文件、报告和电影。污秽不堪、恶臭难忍的沙场生活，他是完全陌生的，而当他一接触到这些，他就感到恶心。更重要的是，他见不得流血场面，而这是有决定意义的。

2月5日傍晚，当邦迪正在西贡参加洗尘宴会时，特种部队第五分队的杰西·派尔（加利福尼亚州马里纳人）正在波来古一个美国据点外的散兵坑中放哨，波来古是越南中部高原上的一个山城。到凌晨2时他还没下班，那时，他却看到穿黑衣服的黑影穿过矮树丛朝着他在移动。派尔开枪射击，越共游击队立即扔出了大批手榴弹，附近兵营中的美国人惊醒过来，也参加了战斗。波来古之战激烈地进行了15分钟。结果，游击队击毁击伤直升机16架、飞机6架。包括派尔在内的8名美国兵被打死，另外126人受伤。

关于波来古战况的第一份报道于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38分送达总统。在举行了四小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他命令三艘航空母舰上的海军喷气式战斗轰炸机攻击17度线以北40英里的越共补给转运基地洞海。他宣称，美国在战斗中起的作用是否会升级，应由“北越侵略者来做出”决定。麦克纳马拉说：“我认为十分显然这是对意志的一次考验。”但是波来古之战最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它对在那里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所发生的影响，他在探视伤员后临走时感情非常激动。到他飞回国时已是一个鹰派了。总统对他说：“咳，他们使你相信了，是不是这样·一点点炮火就能做到。”

鲍尔仍然反对轰炸。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也极力反对，而且他力陈自己的观点，使得约翰逊现在把这种怀疑看做是怯懦，把他排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外。美国已进入要做出决定的关键时刻。麦克纳马拉后来承认美国在越南犯的错误不少，他指出，这种错误都是在1965年春末犯下的；在那时以后，美国便已再无法脱身了。在华盛顿，人们似乎认为越共一心要挑逗美国进行大规模干涉。波来古战斗后不到三天，穿黑衣服的游击队又炸了安南港口归仁的一个美国兵营越刚饭店，炸死美国兵23人，炸伤21人。约翰逊因此火冒三丈，命令对北越的军事补给基地正和与执礼进行三小时的轰炸。

2月11日，越共再度袭击归仁。这一次，约翰逊48小时没有动手。但是，他一动起手来，那就是在战争升级道路上跨一大步。自那以后，美国的空中报复就不仅限于一对一、你来我往了。约翰逊命令对北越进行持续的轰炸，不管对方有没有什么挑衅行为。这一行动的代号叫做“滚雷行动”。在64页的白皮书《来自北方的侵略》中，提出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国务院说，这个白皮书已经证实“毫无疑问，是北越在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南越的侵略”。为了保卫顺化东南50英里的岘港空军基地（“滚雷行动”将从此地发动），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海军陆战队派出两个营。这3,500名海军陆战队是美国投入越南战争的第一批地面部队。3月8日，他们在阴暗的天色下，在距岘港三英里的南窝滩涉水登陆。十个手持鲜花面带笑容的越南姑娘在恭候他们光临。

这次登陆在世界各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莫斯科，两千名示威者向美国大使馆扔砖块和石头，两个西方记者在那里挨了痛打。在美国，各大学到处举行宣讲会，在华盛顿更达到了高潮，因为邦迪同意在向一百多个大学播送的一个广播节目中同他的批评者们进行辩论（在最后一分钟他不得不退出辩论，因为总统要他去处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另一场国外危机事件）。政府当局派出一个“事实宣讲团”到各大学访问，并回答鸽派教员的指责。迪安·腊斯克挖苦地对美国国际法学会说：“我有时不免为我们的有文化的人的轻信和一些人的昧于明显事实的冥顽态度感到惊异，而这些人却被认为是应该帮助我们的青年人学习——特别是学习如何思考的。”

但是战争的批评者听到的关于南越盟友的事越多，他们就越发强烈地持保留意见。他们听说，美国援助的一半流入了西贡黑市。有钱人家庭的青年人靠花钱就能逃避兵役。南越军队开小差的比率达15％。西贡的政客们似乎有一种专干不合时宜之事的天赋才能。看起来，每到一个战斗的关键时刻，不管当权的是什么样的政府都将被一个新政权所推翻。约翰逊大为震怒，对他手下的人说，他“再也不要这种乌七八糟的政变了”，但是他得到的还是同样的东西。1965年，2月21日，阮庆中将被撵走，由一位医生潘辉括继任（潘辉括的后台人物是这个班子的秘书长阮文绍少将，从此以后，他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潘辉括政府存在了整整111天，它被推翻（自吴庭艳被暗杀以来，政府的第九次更迭）后，新总理是一举一动常常引人注目的南越空军司令阮高其，阮文绍任副总理。

西贡每次新的动荡都增加了鸽派阵容，他们很快取代共和党人，变成为林登·约翰逊最有力的政治上的反对派。前陆军部长赛勒斯·万斯说关于战争的疑虑不安，“已使美国遭到分崩离析的威胁”，参议员中的最早的鸽派人物之一，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警告说：“在帮助任何政府制服共产党暴乱方面，我们所能做的是有限度的。如果人民本身不支持当政的政府，我们是无法挽救它的……西贡政府所以在战争中失败，不是由于缺乏装备，而是由于缺乏任何内部的黏合力量。”

然而这还不是普遍持有的立场。当约翰逊要求战争升级所需的7,000亿【原文如此，疑有误。——译者】元的补充拨款时，众议院在24小时内以408票对7票通过；参议院在另外的24小时内以88票对3票批准。在流行的报刊中对不赞成美国参战是颇有微词的。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对参议院忧心忡忡地说，战争可能要“进行四年、五年，或者十年”，美联社的一位撰稿者称之为“极端的看法”（结果是打了八年）。通常以公正著称的美联社在它的回顾该年重大新闻的年度专稿中，也认为反战是给美国的敌人以帮助和安慰。富布赖特参议员4月间主持越南问题听证会，给批评政府政策的著名人物如乔治·凯南和詹姆斯·加文将军提供讲坛，全国广播公司的24个电视台拒绝在它们的电视联播中加以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之进行全部封锁。

战争对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是越来越激烈了。3月30日一个越南司机开了一辆黑色雪铁龙牌汽车停在西贡美国大使馆前面，随即跳到他的同伙开的摩托车上逃走。汽车里装的是250磅炸药，在上午10点55分爆炸，把大使馆大楼一侧炸了一个洞，炸死17名大使馆雇员。次日，美国飞机轰炸了6处北越雷达设施。这是波来古事件以来美国飞机第15次越过两个越南的分界线进行空袭。越共则以更多的爆炸还击。一天傍晚，一辆自行车载着硝化甘油爆炸物停在西贡河岸边一家外国人常去的水上饭店美景旁边。当它爆炸时，44人被炸死，其中有12名美国人。美国军队仍不停地增强力量。那年年初在越南的美国军人为2.5万人，至当年春末，人数已三倍于此。

白宫在6月9日声明已授权威斯特摩兰将军“在没有其他有效手段可资利用，以及根据他的判断为总的军事形势所急需时”，可以派遣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参加战斗。四天之后，威斯特摩兰认为，由于在西贡以北60英里的一个县城同帅出现的情况，美国进行干预是完全有理由的。在一场夜战之后，美国第173空降旅的1,200名伞兵随着1,600名越南人和澳大利亚人一起对游击队进行穷追。威斯特摩兰把这叫做一次“搜索和摧毁”的任务，这个词儿在这以后，便一直被用来描述在那几个月中逐渐形成的搜索和歼灭越共的战略。这种战略代价颇大而且常常遇到挫折。同帅的混战颇能说明越南战争的特色，战场上的硝烟消散之后，说不出哪一方是胜利者。173旅旅长所能确定下来的就是他丧失了19个人。死伤名单迅速地加长，因为越共已进入他们的春季攻势的第二个月的战斗了。很久以后威斯特摩兰方始承认这场攻势开始时，敌人已赢得这场战争了。但这一点在当时是谁也不知道的。同一月，威斯特摩兰要求华盛顿增派44个营并授权他在他认为适当时使用他们，而且即使得到了这些，他也不能保证就能完成任务。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林登·约翰逊的狡黠诡谲的作风开始使公众对他的信任减退。《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编辑在5月23日点到这一点，他在该报白宫记者戴维·怀斯写的一篇报道作的标题中用了“信用差距”这句话。后来《华盛顿邮报》的默里·马德在一篇分析当时华盛顿普遍感到总统有时闭眼不看事实的文章中写道：“这个问题可以称之为信用差距。”人们忆及约翰逊在1964年竞选中哗众取宠，大许和平愿，并拿它来同他当前的好战态度相对照。马德还着重指出：“在华盛顿政府发表的公告已日益引起人们的怀疑和讽刺。”新闻记者对此更特别敏感。因为总统现在奉行的正是他谴责过的参议员戈德华特建议奉行的那些政策、新闻界对白宫伸出新橄榄枝是抱怀疑态度的。

4月7日，总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宣称，美国准备进行“无条件的商谈”以求导致和平谈判。这篇演讲由美国新闻署传播全世界，而且它的一些细节听起来是新的和使人鼓舞的。他提议包括北越的东南亚国家参加进一个应急的马歇尔计划中，他还说：“就我们这方面来说，一俟这个计划付诸实施，我就要向国会要求10亿美元作为美国参加此项努力的投资。”美国剩余农产品将送给饥饿的亚洲人。他将在“短期内任命一些杰出的、富有爱国心的美国知名人士组成一个特别班子”来指导美国所有这方面的工作。结束越南战争当然是争取这个计划的“最后胜利所必需的。但是我们不能，也决不等待和平到来才开始此项工作”。这一切说得都合情合理，它使人觉得亚洲简直听起来同得克萨斯州中部一样亲切。

戴维·怀斯表示怀疑的那篇文章是在约翰逊这次演说后写的，总统提出的计划中的许多缺陷已变得显而易见。他的关于商谈停战的提议毕竟还是附有一个条件的，他排除越共参加，而这一点必然会受到河内的反对。至于美国承担10亿美元或是提供美国的剩余农产品云云，再也没有听到下文，美国知名人士的特别小组也从未见选派。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曾经看起来像是一个解决东南亚问题的富有创见的做法，已变成了一个宣传噱头。总统不仅没有贯彻这个计划的任何一部分，而且他表明他的真正的亚洲政策是更为积极地加速使越南战争成为美国打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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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雷行动”的头六个星期遭到彻底失败。轰炸没有使敌人屈服，没有迫使他到谈判桌旁来，甚或也没有如约翰逊政府所设想的那样使其醒悟过来，越共对美国国旗的不尊敬依然如故。总统决定再次增加赌注。在4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他飞往檀香山同阮高其和阮文绍举行一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会后麦克纳马拉宣称美国1965年对西贡的援助，将从2.07亿元跃增到3.3亿元。另外4万名美国兵——他们开始自称为“怨气兵”——将被派往越南。参议员格里宁问约翰逊要多长时间能打赢这一仗，总统回答说六个月。他说，河内支持不了比六个月更长的轰炸，越共也会在圣诞节前向美国驻越司令部乞和。

乔治·鲍尔深感不安。他知道，根据情报只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约翰·麦科恩报告说，中央情报局断定轰炸既未使河内瘫痪，也未使它害怕。相反，空袭加强了那里的强硬路线派的力量。已判明有一个北越团在南越，第二个团已在分界线上进行装备。麦科恩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增加美国军队，会招致北越的规模更大的渗透；运送美国军队去西贡的运输机所起的作用甚至在那些士兵被运到以前就已被抵消了。五角大楼回答说，空军已经准备拿原设计用以携带核武器的八引擎的B－52来对付，没有人能够经受得起B－52、鬼怪式和F－111式飞机的打击。

但是空中战争对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不再是惟一的大事，甚至不是主要值得关心的事情了。在那里美国的军事作用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现在美国军队的目标已不仅限于保护机场。怨气兵将用来恐吓游击队，让他们懂得山姆大叔不是闹着玩的。在国内的美国人没有察觉这个转变。后来，詹姆斯·赖斯顿评论说，总统偷偷摸摸地把战争升了级。戴维·哈伯斯塔姆好几年后写道，在约翰逊的领导下，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已慢慢地越过了有去无回的界线，还不肯承认”，而他们的发布新闻的官员们的任务变成了“向公众谎报而不是实报”。

7月，华盛顿决定使驻越南军援司令部所承担的义务再次迅速升格。麦克纳马拉从他的第六次赴越实地调查回来后，报告说局势“恶化”，建议做出提供更多的人和钱的保证。7月17日，约翰逊召集他的将领们和顾问们到戴维营去度周末，以取得一致意见，虽然他所用的一致意见这个词已经失却它的原义，因为对他来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走走形式，让大家全同意他已经做出的决定——把驻越南的美国军队增加到5万人。参谋长联席会勉强地予以同意。他们原来希望的要多得多，他们最害怕的是卷入局部性战争。在戴维营，有一些人表示碍难从命。克拉克·克利福德预言式地说到共产党的反应，“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措施，他们一定也会跟上。”迈克·曼斯菲尔德也表示反对，他对总统说他认为越南战争会使美国分裂，因此他反对再派遣军队去。其他的人同意总统的判断，多米诺骨牌论、共同安全、遏制以及慕尼黑的教训等等仍然超过他们对战争的疑虑不安。

在他的这一决定已被确定下来以后，约翰逊变得诡秘起来。他不愿再让人进行辩论。麦克纳马拉提议征召预备役23.5万人。总统提出的代替办法是用行政命令把征兵的人数增加一倍，每月从1.7万人增至3.5万人，理由是这个办法比一次征召更不显眼。他还决定不再向国会开口要更多的钱，新的费用可以隐藏在国防部庞大的预算中。他说他不愿让任何人担心受怕，因而有一个时候他曾考虑不全部公布新增加的驻越美军人数。《先驱论坛报》的道格拉斯·凯克问他传说关于增加驻越美军的消息。约翰逊向他保证，那是谣言，纯属谣言；他只不过是补充少数几个单位的缺额而已，而且驻越美军将穷追越共的报道也是不确实的。7月28日，他忽然改变主意，宣布了全部数字，以及驻越军援司令部担任的拥有巨大权力的新使命，这一来就得罪了凯克，扩大了信用差距。总统在中午播放的电视节目中对估计达两千八百万的观众说：“我们并不想当把守大门的警卫，但是又没有别的人干这种差事。”

不信任是他在那年夏天播下的一颗不幸的种子，另一颗则是在他迫使一致同意的那些人中终于产生的误解。参谋长联席会以为他所以把数字保持得很低，是为了让他等到有机会说服老百姓，说明他必须增加更多的兵员；他们指望最终将达到100万人。威斯特摩兰看到河内以谁都梦想不到的速度向南方增援，把这情况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根据他的计划最终他手下的美国军队将达到60～64.8万人之间，他确信一旦需要，他就会及时得到这些兵力。他的参谋人员有一项应急计划，使驻越军援司令部指挥的兵力可以达到75万人，并认为这个数字是切合实际、无可非议的。但是最不可思议的却是国防部长的设想。事情过去了好几年，仍只有了解麦克纳马拉的十分有条理的头脑、了解他认为能使无条理的客观事物适应他的有条理的头脑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毫无根据地断定，战争将在1967年6月30日，那一财政年度终了时结束。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合适的日期，可以使他的预算获得平衡，甚至在威斯特摩兰已对他说不可能之后，他还是坚持这一点。

但是，从一个方面来说，麦克纳马拉和五角大楼比白宫还更为现实一些。参谋长联席会敦促总统增税，他们所持的理由和经济学理论无关。他们希望国家处于总体战状态，对于公众的冷漠态度，按照他们从课本上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赋税。实际上，政府中的经济学家都衷心地表示同意。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领导人，密执安大学教授加德纳·阿克利对总统说，如果不采取增税办法，就做不到下面三件事：把战争进行下去，继续执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制止通货膨胀。

但这正是约翰逊提交国会通过大量社会立法的时期。他担心，如果战争的真正耗费为人所知，立法程序就会令人寒心地停止下来。他对他周围的人说：“我不懂得经济学，但是我深知国会。”他们有些入后来认为这个自白应该铭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现在能把‘伟大社会’计划付诸实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们掌握着一个听话的国会，我又是个有心的总统，我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谈战争的花费问题，那‘伟大社会’计划就搞不下去，增税法案也通过不了。老威尔伯·米尔斯【民主党国会议员，从1958年起曾任国会筹款委员会主席多年。——译者】将稳坐在那里，向我热烈致谢，退还我的‘伟大社会’计划，然后，他会对我说，他们将乐于开销我们为战争所需的任何费用。”

在这一点上，他终于铸成大错。他欺骗了他自己。他盘算如果能廉价买得胜利，就会万事如意。或许会天从人愿，或许河内和越共游击队会土崩瓦解。如果真是那样，五角大楼的估计就将是过高了。这种主观愿望立即变成了他的思想的基础，因而当阿克利及其同事坚持需要增税3％～4％时，总统以玩弄一套特别的猜字谜游戏为答。他把重要的国会议员和企业界领袖请到白宫，征询他们对增税的意见。他们反过来询问战争费用。他告诉他们假的数字。一听这个数字，他们就反对增税的主张。约翰逊然后对经济顾问委员会说，增税是不可能的，他无法使国会通过。后来，《纽约时报》经济记者小埃德温·戴尔说，他在华盛顿采访15年，还从未见过一个总统采取如此不负责任的行动。

约翰逊1966年初做出的反对增税的决定，是对财政稳定的一个沉重打击。那一年的联邦赤字达98亿元。更大的赤字摆在前头，因为到那时每月的战费将高达20亿～30亿元之巨。白宫估计的每月战费是8亿元，当企业委员会的拉尔夫·拉扎勒斯认为政府估计的数字太低时，他接到阿贝·福塔斯打来一个激愤的电话，说他的计算是错误的，使得总统心烦意乱。实际上拉扎勒斯是说中了。那年的战费达270亿元，赤字高达230亿元。约翰逊耍的花招招致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开始。

从这次战争的各个方面来看，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也许是缺乏真正的计划。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发现，“不管是作战任务还是军队人数，主要官员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回顾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确系事实。战略究应如何，从来也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和明确的表示。”1965年惟一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是军队人数越来越多。8月，美军如潮水般涌进越南；到9月军队人数显然已快突破20万大关了。

为了核实西贡附近的一次战斗的报道，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内特驱车出首都看到了三种颜色烟尘，这是南越军队在作战，但是对面并没有敌人。有人对他说，士兵们是在为美国新闻处拍一部彩色电影，“以便说明此间真相”。那里的真相究竟如何，各方包括国内，争论得不可开交。林登·约翰逊有时候说起话来好像他在回答胡志明个人的挑战，好像他同胡志明是像电影“正午”中场面那样怒目对峙。西贡接近事实真相的情况，倒似乎是一起起的炸弹恐怖事件，这类暴行事件还正有增无减。12月4日拂晓，发生了另一起卡车装载的250磅炸药爆炸事件，这一次是发生在供美军使用的大都会饭店外面，死7人，伤137人。

威斯特摩兰的发言人常常只发表每日“尸体计数”，这是用来描述越共伤亡的麻木不仁的用语。在随军记者尼尔·希恩看来，越南战争的特点是不分青红皂白狂轰滥炸造成无辜平民大量伤亡。希恩问威斯特摩兰，这种情况是否使他感到烦恼，这位将军回答说：“是有点，可是那也减少了敌人的人口，是不是？”

在1965年，美国人的反战示威在全国大部分地方看来还是比较怪异的事。只有少数人愿意被认为是赞成美军立即无条件地从印度支那撤走的。甚至国内最具有鸽派观点的集团之一的大学教员，迟至1967年在这个问题上还分裂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尽管如此，和平运动的气势已不同一般了。在10月15～16日的周末，估计有1.4万人的一支群众队伍在曼哈顿第五号大道举行了游行。同时，另外还有1万人向奥克兰陆军基地进军——他们在市区的边界线上被警察拦回来了——在伯克利有2,000人游行示威。在各地举行的这次被宣布为“周末抗议”期间，威斯康星大学的50名学生打算把特劳克斯空军基地的司令官当做“战争罪犯”拘捕起来，抗议者们在安阿伯的征兵局办事处举行了一次“静卧”。

第五号大道争取越南和平游行示威委员会宣称：

我们要求不再把美国青年送到一场对他们、对越南人民都没有好处的战争中去打仗。我们已从纳粹德国吸取了教训，决不同意任何政府的侵略性的好战政策，即使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也是这样。

这话合情合理，但是许多地方的示威者所使用的语言，像战争本身一样，越来越充满仇恨。就在华盛顿感恩节后的星期六，2万名示威者首次喊出：“喂！喂！约翰逊！你今天杀死了多少青年？”以1964年5月2日他们首次上街抗议美国卷入战争的日子命名的“五二运动”的成员们，带着越共旗帜在白宫周围游行，为了给北越士兵收集血液而大张旗鼓地搞“输血”活动，在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已为越南日委员会所接替，它曾两度以占据车辆和坐轨的方式企图使运送部队的车辆无法开过。

1965年10月15日，示威运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式，这是由22岁的戴维·米勒开始的，他是义务救济工作者，他在纽约爬上一辆宣传车，宣布说：“我原准备讲话，现在我打算让行动本身来说话了”——他划着一根火柴烧掉了征兵卡。几周后，米勒被捕，尽管在8月31日国会把烧毁征兵证定为可罚金1万元和监禁五年的触犯联邦刑律的罪行，但仍风靡一时。自我牺牲的行动继续是一种最后抗议的形式，一名教友派教徒在五角大楼外面、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救济工作者在联合国外面举火自焚。

进行反示威的美国纳粹党人则带着汽油罐，举着“为乞求和平的小爬虫们免费供应汽油”的标语牌。照例是没有人赞成他们。大多数针对着抗议运动举行的反抗议的调门都比较温和。在纽约有一个大姑娘拿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道，“我希望我有一张兵役卡”。一些认真的示威是由“青年美国人争取自由组织”、“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标语反映出的最好战的情绪是“轰炸河内”。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一次有代表性的游行中有这样一些标语：“我们爱美国”，“爱我们的国家”，“美国是我的祖国——对也罢，错也罢”，“我们能让他们把美国埋葬掉吗”·以及“没有比美国国旗更光荣的旗帜”等等。鲍勃·霍普对一批听众说：“如果我们让共产党获胜，我们就有需要冒终生进行战斗和牺牲一百万青年的大危险。”这是一个夸张其辞的说法，但是这和谴责总统杀害青年的说法可是完全不属于一类的。

那些赞成这次战争的人对反战的一方提出的最严厉的指控，是说他们不忠。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警察局长说：“我们决不像这些叛徒所做的那样，拿着蜡烛在黑暗中匍匐爬行，我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军，让自由的人民立即参加进来，在我们的后面齐步前进。”一些报纸在关于1965年和平运动各种活动的报道中，普遍倾向于暗示有共产党参与其事。联邦调查局，也像鲍勃·霍普那样，已逐步抛弃了它的超党派的名声，实际上认为所有这些反战抗议都是克里姆林宫指挥的。政府的一份报告说：“反对越战运动的控制权，显然已经从可能一度控制着运动的温和分子手中转到了共产党和极端分子手中，他们公开同情越共，公开敌视美国。”

事实上，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尽管个别的反战战士使用了煽动性语言和表现出挑衅性的举止，但是那些示威游行一次比一次更无可非议。政治上保守的中产阶级主妇，甚至穿着军服的军人也参加了运动。参加的著名人士也越来越多，他们被吸引到和鲍勃·霍普相反的方向去。11月27日在晴空如洗的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止轰炸的游行队伍中，除诺曼·托马斯和詹姆斯·法默之外，还有一些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物，如本杰明·斯波克医生、漫画家朱尔斯·菲弗、小说家索尔·贝洛、雕刻家亚历山大·考尔德和作家迈克尔·哈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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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来自越南的消息报道，美国的一些著名的部队已在越南战场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有9月份在安溪惨败的第101空降旅，10月份在波来梅惨败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11月份在德浪河谷惨败的第一骑兵师。在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炸游行前一周发生的德浪遭遇战，有着特别的意义。像越共前次的春季攻势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势一样，德浪之战是越南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第一骑兵师的空降兵在波来梅交战后穷追敌人的小股部队，在德浪河谷遭到顽强抵抗，此处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边境七英里，位于西贡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这次美国人面对的不是越共游击队，而是北越第66团。

北越的精锐部队66团，面临着一次严峻考验。从军事史上说，第一骑兵师可算是一种新部队，它是一个用美国最优越的火力装备起来的直升机空降师。共产党军队，对有发明才能的美国人所研制的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都颇为熟悉，他们现在的战术则要求士兵们在近距离和那些怨气兵交锋，如果可能的话就打肉搏战，但至多不超过34码的距离，这样就可以使美国的炮兵和战术空中支援全部失去作用。

德浪之战的含义肯定是极大的。在7月举行戴维营会议之际，在南方还只有两个北越团。现在驻越军援司令部已经查明有六个来自北方的团，此外大概还有两个团，可能甚至三个团。还有一些正在南来途中。胡志明的司令官武元甲将军一直在把他的营分散成连和排，以比美国运入军队快得多的速度经小道源源而来。

双方都把援兵投入河谷，尽管第一骑兵师投入的一个营遭到伏击损失惨重，德浪之战结束后，威斯特摩兰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将军却声称获得一次胜利。数字似乎支持了他们的说法，敌军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人那样采取波浪式的攻击，用英语大叫：“杀死美国兵！”他们被打死1,200人，而美国人仅死200。但是另外一些观察家，其中包括以文职人员身份回到越南的约翰·保罗·范恩，则做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共产党已准备好无限期地接受这样的损耗。（一个越共士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天职。”）而美国在德浪之战中的伤亡，尽管小得多，仍是威斯特摩兰部队的一个新纪录，它使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达到了死1,335人，伤6,131人。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却认为威斯特摩兰已找到获胜的战略秘诀，迫不及待地在筹划更多的德浪战役，而武元甲却完全同意范恩的观点。这位北越将军确信（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他是对的），美国人民不会接受这样重大的伤亡，容许美国承担没有尽头的义务。武元甲认为这场战争的新阶段是他的人力与威斯特摩兰的技术装备之间的抗争，充当评判员的是美国公众舆论。

12月间，麦克纳马拉劝请约翰逊暂停轰炸。腊斯克表示反对，现在他已经是最强硬的鹰派人物之一了。但是总统停止了B－52的出动，并向世界一些重要的首都派出外交人员，散布华盛顿准备谋和的消息。两位意大利教授抵达河内试探胡志明的态度。一开头，谈判似乎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共产党准备采取和解态度的话刚传到腊斯克那里的时候，河内却忽然谴责一切都是“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捏造”。美国人吃了一惊。在德浪之战以后，美国人认为胡志明应该清楚他面临着失败。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想起了他们的一个老笑话的结尾的一句话：“总有哪个狗娘养的没有得到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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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约翰逊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要求制定1965年选举权法时，他在演说结尾处的一句话，由于新的一代美国黑人为社会正义流出的血和泪，而有了光辉的意义。他说他们的事业“只能也是我们的事业。因为不仅黑人，而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克服祖辈传下来的偏执和不公正的缺陷。我们也一定会克服掉的”。

这是自由派说得很漂亮的空话，但是在那一年中这句话有时似乎不过是很可怀疑的预言。最高法院关于布朗对教育局一案的裁决，在5月17日刚度过它的11周年，而种族主义现象却似乎比过去更甚了。耶鲁大学的斯蒂林讲座历史学教授范恩·伍德沃德说：“在学校里，现在黑人与白人比他们上一代更少接触。”从1964年年中到1965年年中，三K党获得了空前众多的党徒，即使在南北战争后的南部重建时期，也没有这么多过。1965年10月，据报道，伯明翰的一个黑人由于一个白人救护车司机拒绝送他上医院而流血致死。一个亚拉巴马州的商人在谈到民权运动时，信口对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等这股风过去了，这些黑鬼在这里不用想过好日子”。在北部城市中，种族方面的气候也好不了多少。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区的马克特公园发表演讲说：“我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都没有看到过像在芝加哥看到的这样深刻的仇恨。”达拉斯县警长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尔马事件时佩戴的一个小徽章似乎象征着千百万白人的态度，那上面就简单两个字：“决不”。意思是，不论在北部或南部，像克拉克这样的人，决不会承认黑人的平等地位。

面对着这种不公正的境遇，黑人的态度继续发生变化。他们不断分裂成许多小派别，相互十分敌视。马尔科姆·艾克斯正在他快要掌握领导权力之际，于1965年2月21日在上曼哈顿区的奥杜邦舞厅被他的黑人同胞刺杀，这反映了在黑人好斗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黑人绝望心情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些团体提倡“返回故里”——“回到非洲故乡去”。在黑人地带大约五十个居民区中组织起了“防卫执事团”与三K党战斗。其他的人则相信李·罗伊·琼斯的话，他告诉他们“美国白人大多数是坏蛋”；或相信詹姆斯·福尔曼的话，他发表一个“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堂和犹太教堂（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恰恰都是极为热情地支持民权运动的）付给黑人5亿元的“赔偿费”。

鼓吹分离主义的集团中最著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在奥克兰出现了第一小批黑豹党人。1965年11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提出了莫伊尼汉报告，这是一个说理严谨的文件，它论证说，解决黑人社会内部的问题的最现实的做法是首先消灭奴隶制度留下的最坏的遗产：黑人依赖福利救济过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以及骇人听闻的私生子数量，每四个黑人婴儿中就有一个是非婚生的。莫伊尼汉报告谈到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但是那一年正是黑人痛苦已极的一年，许多事都对黑人的自尊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以致他们不能正视这些事实。黑人领袖因此给这个报告扣上种族主义宣传的帽子，并且指责报告的作者是一个“法西斯分子”。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写道，“就联邦法律有能力处理”种族隔离和不公正现象而言，“国会刚刚能完成它的任务”。这类立法的最主要的一项是该年的选举法。马丁·路德·金在1月份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指出南部500万黑人适龄选民中有300万人没有进行选民登记，他宣布要发动一次全面登记选民的活动。这一活动将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开始，在这里，1.5万名可以登记的黑人选民中，只有325人登记了，而1.4万名可以登记的白人选民，登记的却达到9,300人。金博士照例带领第一批黑人要住进塞尔马过去只供白人使用的艾伯特旅社，当他在旅社办理登记手续时他照例被一个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拳打脚踢打了一顿。殴打他的那个人被课以100元罚款和60天监禁，在金看来这是尊重法律的一个良好开端，可是选民登记运动很快就停顿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塞尔马的大多数黑人对选举权不感兴趣。需要某种剧烈的行动才能使他们觉醒起来。这类行动果然——这是富有典型意义的——出现了：在附近的佩里县，一个准备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被一伙白人杀害了。当地的民权运动领袖们指望利用这件事，利用县警长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气，利用华莱士州长炫耀权势的作风，来使他们的运动得到复兴。

他们宣布要在3月7日举行一次抗议游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将从塞尔马到54英里外的蒙哥马利市，沿杰弗逊－戴维斯公路系统第80号公路中段往南走。华莱士立即以威胁商业和公安为理由禁止此次游行示威，并派遣100名州警察增援克拉克警长；后者为了表示他忠于过去的传统，还纠集了一批骑马的自警团。3月7日（这一天将作为“黑色的星期日”载人亚拉巴马州的历史和成为民间传说），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他们事业的白人不顾禁令，从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布朗教堂出发走到了横跨亚拉巴马河的埃德蒙－皮特斯桥。在这里，他们与克拉克的骑马的自警团和戴有防毒面具的州警相遇了。由于他们不理睬限两分钟内散开的警告，自警团于是挥动警棍和湿皮鞭猛烈攻击他们。催泪瓦斯的黄烟从州警的队伍中喷射出来。被轰散的黑人狼狈退回教堂。伴随着他们的是电视摄影记者，他们拍摄的影片将保证塞尔马在一夜之间变成镇压的象征。

在“黑色的星期日”这一天，金博士正在亚特兰大布道。他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飞赴塞尔马，宣布他要在星期二领导第二次进军，并号召黑人和白人的教士都来参加。三百多白人神甫、牧师和犹太教教士都同意参加。在北部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同情示威游行。黑人运动活动家在司法部和白宫举行了静坐抗议，约翰逊总统发表一项声明谴责亚拉巴马的官员“对待一些黑人公民的粗暴行径”。他派遣约翰·多尔和佛罗里达前州长勒鲁瓦·柯林斯去塞尔马，他们成功地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的进军，在那桥上走一个来回。克拉克警长和金博士虽然极不乐意，都勉强同意了。从金这方面来说，他不乐意是有道理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好斗的黑人青年，指责他是“汤姆大叔”主义者。在离开那座桥时，他们唱着民权运动的歌曲嘲弄他：“我们不能随便让人使我们回头。”

在同一天晚上，塞尔马危机中发生的三起谋杀事件中的第一起，便使金不得不暂时回头了，这三起谋杀案的受害者都是同情民权运动的白人。波士顿惟一神教派牧师詹姆斯·里布，在他离开一家黑人饭馆时，遭到一群农村恶棍的猛烈攻击而被打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詹姆斯·福尔曼和他的500名追随者威吓说，如果金博士不采取更大胆的方针，他们就要造反。1,500名愤怒的黑人在蒙哥马利市以色列浸礼会教堂举行群众大会。金有令人鼓舞的消息要向他们报告。蒙哥马利市联邦法官小弗兰克·约翰逊同意允许举行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市的游行，虽然这样的游行“已达到了为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他裁决说，对待示威者的做法显然也已超越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

华莱士州长在由电视转播的亚拉巴马州两院联席会议上，谴责即将举行的进军，可比之为共产党的“街头战”，就是这种战争“把古巴毁掉，把越南的吴庭艳断送，把中国强占——它把这个世界的文明和既有的制度撕成了血淋淋的碎片”。他说该州当局不能向所有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提供保护，他打电报给白宫，要联邦政府派人来执行联邦法官的决定。而这正中林登·约翰逊的下怀。总统现在有了华莱士提出的保护示威者的正式请求，他于是派遣了1,863名拨归联邦统辖的国民警卫队，250名联邦法院法警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两营正规陆军军事警察，一些爆破专家，检查游行队伍前方的道路和桥梁，直升机在头顶上空盘旋巡视。此外，还为游行队伍提供过夜休憩用的巨大帐篷、一辆600加仑的饮水车、一些厕所车、救护车、垃圾车和事先安排宿营地用的先行车。约翰逊其实也做得太过一点了。

进军本身是一次胜利。民权运动的老手已能很巧妙地为电视摄影记者提供丰富多彩的镜头。走在进军队伍前列的是金博士、拉尔夫·本奇、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一个穿工装裤的佃农、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个基督教牧师、一个修女和一个架着拐杖的一条腿的人（沿路站着的亚拉巴马白人，他们完全不知道为自己留点脸面，竟冲着修女做出淫猥的动作；在进军者唱歌时，哄笑着给一条腿的那个人叫拍子，“左，左，左”）。尽管亚拉巴马州的立法当局义愤填膺地——而且一致地——谴责“有证据在进军者宿营地发生大量私通行为”，但是大家一路上态度和平，秩序良好，考虑到参加的人是如此之多，应该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3月21日从塞尔马整队出发时是3,200人，四天后到达蒙哥马利市时已增加到2.5万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广场上向群众发表演说，一百年以前，这个地方是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演说结束时连呼四次“光荣归于上帝！”队伍解散后，大批汽车在80号公路上把他们拉回塞尔马。一伙满脸不高兴的三K党徒盯着他们离去。汽车的洪流稀薄下来，这伙三K党徒要动手进行第二件谋杀了。

受害者是一位红头发的底特律人，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妇女维奥拉·格雷格·柳佐。她的丈夫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对他说：“我一定得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在州议会大楼外面草地上举行的集会胜利结束后，她自愿运送亚拉巴马的进军者回家。最后一趟，她的乘客只有一个19岁的黑人理发师，他们俩正一起唱着“我们将一定胜利”时，在公路的一段寂静的地段，一辆满载三K党徒的汽车逼近并行。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个汽车机工，用三八口径手枪对准她的头部开了一枪。她立时歪倒，鲜血从太阳穴喷涌而出，汽车也栽进道旁沟中。吓坏了的青年理发师搭乘便车到塞尔马报警。

第三件凶杀案是一个从新罕布什尔来的主教派教会神学院学生，在一间杂货店中被枪杀。凶手是一个兼职的副警长，他申辩开枪是为了自卫，可是在这个神学院学生身上并未发现武器，证人们也说他没有任何武器，尽管如此，由12名亚拉巴马州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还是宣判凶手无罪。在里布牧师被殴致死后几个小时，有三人被控。他们也被宣判无罪，陪审团对他们的审议只用了95分钟。对谋杀柳佐太太的凶手们的审判，是三个案件中最有意思的。在行凶的汽车上的三K党徒中，有一人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他指认了他的每一个同伙，他们用的武器，以及他们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在第一审中，由一个祖传三代的三K党徒小马特·墨菲替他们辩护。墨菲在法庭上的总结发言是地地道道种族主义的：“白人一经同黑人搞在一起，他们也就变成了白色的黑杂种……上帝是不想要我们同黑种人混在一起的，我不管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怎么说。”墨菲说那个联邦调查局人员，违背了他加入三K党的誓词，“像一条响尾蛇一样奸诈……他真是枉称自己是个白人，而实际上比一个白色的黑杂种还坏。”陪审团还未能做出判决（以10票对2票认为被告犯有误杀罪），而墨菲却离开了舞台：在第二审前死于车祸。主持审判的是一个偏心的法官，以宣判无罪了结，但是这时联邦政府插手进来，以侵犯柳佐太太的民权的罪名审判那些三K党徒。这条奇特的法律曾经使密西西比州三K党杀人者在“自由之夏”活动中落入法网，也使在佐治亚杀害一名黑人陆军军官的杀人犯受到制裁，这次也居然再度发挥作用，在另一个由12个南部人组成的陪审团的陪审下，法官判处被告以十年最高刑期。

塞尔马事件激励了选举权法的制定——约翰逊在3月15日向国会要求通过此法时就这么说——全国都把这件事归功于金博士。事实证明这是他的盛誉的顶峰。前几年在密西西比州发生的事件，开始引起了对非暴力行动的严重怀疑，亚拉巴马的杀人犯使新一代黑人积极分子的疑虑得到了证实。这些持怀疑论者离开塞尔马时，确信从金那里已经得不到什么教益了。广大黑人群众却并不这样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随后举行的一次不记名民意测验表明，只有4％的人表示他们愿意积极支持斯托克利·卡迈克尔，2％支持更好斗的拉普·布朗，支持三人中最为好斗的罗恩·卡伦加的则只有1％，而40％的人却支持金博士的观点。尽管如此，那些积极活动分子却也正确地看出了那种情绪的变化。大多数人渴望和平——大多数人总是要和平的，但是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暴力的向往。现在回想起来，肯尼迪总统之死和暗杀他的凶手的被谋杀，看来就是前兆。在宇宙的某个地方又另换了一次排挡。1965年同期在越南出现的追而歼之的方针，是新露头的那一情绪的一个表现，塞尔马的谋杀事件等是另一个表现。在今后的岁月里，由于黑人被压抑了一百年的愤怒和失望现在已迸发出来，类似的表现必将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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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那种新的城市情绪在洛杉矶的一个破破烂烂的黑人区冒出头来了，这个黑人区地处洛杉矶国际机场进口处的南面，房屋矮小，灰泥剥落，使人联想起波多黎各的一些贫民窟。垃圾似乎从来无人管，到处是一堆堆破烂东西——碎玻璃、锈罐头盒、腐烂的鸡骨头、空酒瓶等等，而由于这里还有许多在当地被叫做“那家伙”的具有代表性的白人警察，他们随便可以拉住一个黑人公民，对他说：“我要检查你的身份证，”而使得那里的生活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8月的那天傍晚，加利福尼亚公路巡逻队的一名警官李·米尼库斯，要检查一个名叫马克特·弗赖伊的年轻黑人的身份证，他打算以酒醉开车的嫌疑拘留他。一群人围住他们，向米尼库斯和他的嫌疑犯起哄。这看来似乎关系不大，无关紧要，却不料在表面的平静下面酝酿着紧张情绪。洛杉矶正连续第四天处于酷暑热浪中。人们都在户外乘凉，很容易聚集起来看热闹。弗赖伊被抓起来的地方在阿瓦隆大道和特级公路的拐角处，此处是洛杉矶的一个繁忙的交通要道，白人司机驾驶的豪华的小汽车如流水般不断通过这里。最不祥的是这一带居民的情况。98％是黑人，人口密度每英亩达27.3人（整个洛杉矶县则是7.4人）。从40年代初开始，黑人移民大批来到此地，那时每月平均有2,000人投入战争工业中工作。现在这个城市的273.1万居民中，黑人有42万。可是这个黑人居住区的205名警察中，却只有5名黑人。1965年每月仍有1,000名黑人涌进这个密集拥挤的地区寻求已不再有的工作。毒品和酒精的诱惑在等待着他们的孩子，只要他们的孩子偶一失足，“那家伙”就会来把他们抓走。在这个本地人叫做瓦兹的地区，真正的罪犯不是这里的居民，而是这些引人跌入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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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星期三的下午7点45分，加利福尼亚公路警官米尼库斯把弗赖伊这个小伙子抓了起来。他几乎马上就遭到了麻烦。他的警车上的一闪一闪的红灯招来了很多人，其中就有被捕者的母亲。开头她训斥她的儿子，接着她指责那位警官。由于她的情绪变得很激动，旁观的人叽叽喳喳，也表示出不满，米尼库斯一时神经紧张，通过无线电要求增援。接着他又犯了两个错误。他企图强使弗赖伊进到他的警车中去，并且转过脸去不理睬弗赖伊的母亲。她于是朝他背上扑过去。另外一些警官赶到，才把她拉开，而这时人群越发表现出愤愤不平，这些警官靠手枪使他们不敢动手。米尼库斯同他抓起来的人终于走了，但是这代价实在太高了。由于使用武力，大家在叙述事情经过时就不免歪曲，添枝加叶的结果，就越来越走样。有两个说法传播很广。一说是一个警察用警棍猛击一个孕妇的肚子。另一说是，一个警察把一个妇女朝着巡逻车猛推，而且想掐死她。这一来，群情激愤，于是拿石块和玻璃瓶向警察砸去。到晚上10点，看热闹的人群已变成一伙暴徒，他们攻击过路的人，推倒汽车，打破商店橱窗。人们所熟悉的暴乱升级的各个阶段现在已一一出现。警察在晚上11点封锁了附近的八个街区。两小时以后，约两千暴乱者冲破封锁线，在瓦兹横冲直撞，攻打外来的人，砸烂一切能砸烂的东西，抢劫商店。

凌晨3时，暴乱程度略有下降，那些闹事的人也该睡觉了；警察的巡逻使这个黑人居民区从外表上看来恢复了秩序。清晨，商店老板们把保险公司的人叫了来，伙计们动手打扫，那些对暴乱活动毫无经验的人认为这次事件已经过去了。那个星期四的晚上7点45分，也就是年轻的弗赖伊被捕后24小时，这些人的幻想破灭了。开始还只是重复星期三晚上的一切活动：青年们袭击过路车辆，扔砖头打警察，打破窗户。到清晨4点情况发生了变化。先一天到4点钟的时候，因为大家太累，这个居民区倒安静下来了，现在却是另一批闹事的人涌上了街头。这些人年龄比较大，也更凶恶，他们还都有武器。迪克·格雷戈里带着话筒到瓦兹来到处叫喊着，要大家遵守秩序，结果在腿上挨了一枪。暴力行为已几乎接近一场叛乱的程度，但是有关当局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队担任快速突击行动的警察从瓦兹的黑暗的街道上把人驱散，他们就宣布已控制住局势了。

上午10点，发生了第一起白日暴行事件，两个白人推销员受到了攻击，这时他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上午11点，一个警察打伤了一个黑人抢劫者。埃德蒙·布朗州长原在希腊度假，读到秩序日益混乱的报告后，急忙赶了回来。他的副州长已同意了洛杉矶警察局长调遣国民警卫队的请求。星期五下午第一批国民警卫队抵达瓦兹。那个居民区势态发展很快，当他们集合在一所小学里听情况介绍时，听到的已都是些过时的情况了。在包括150个街区的一个地区内，有五千多暴徒来回冲撞，用自制燃烧瓶放火烧屋，伏击闻警前来救火的消防队。晚上9点40分，瓦兹发生了第一起伤亡事件，一名县副警长腹部受伤致死。很快又死了三人。国民警卫队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进入这个居民区，他们在到处的大火中清清楚楚地看到抢劫者拿着枪支、各种家庭用具、酒、珠宝等一切值钱的东西从商店出来。有一些商店外面涂写着粗大的字迹：“黑人兄弟”、“亲兄弟”、“黑人所有”、“一位兄弟所有”，可是其中有些仍不免遭劫。有一伙人打算焚烧橡树公园公共医院，那里实际挤满了骚乱中受伤的黑人。《洛杉矶时报》的一个黑人记者罗伯特·理查森写道：“那些闹事的人现在是在焚烧他们自己的城市，就像有时疯人会自己断肢一样。”

星期六，在屋顶上的狙击手开始把目标对准士兵和警察。消防队员领到了防弹背心。国民警卫队先增加到1万人，后又增至1.4万人。星期六在40平方英里的地区实行戒严，星期日则扩大到46平方英里。一直到8月18日，星期三凌晨还断断续续有人出击，那时在一所黑色穆斯林清真寺经过一场枪战后，抓住了35个黑人，这才算使这一事件告一结束。在一场为时达六天的疯狂行动中，死34人，伤898人，4,000多人被捕，损失达4,500万元。

瓦兹的破坏被认为是1943年底特律事件以来最糟糕的一次种族骚乱，但实际上这次事件应该说是自成一类。死亡人数一样，可是底特律事件的损失不到100万元，这一次到处都出了问题。和瓦兹同时，8月12日，芝加哥湖西区因一辆救火车驰往西加菲尔德公园去救火，路上却撞死了一个黑人妇女。黑人于是同警察和两千名国民警卫队员激战了两夜，发生抢劫活动，并用瓶子扔打白人。结果100人被捕，67人受伤。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这不是在大城市中的黑人居民区），由于在一家夜总会外面逮捕了18名黑人，于是群起指责7个警察行为残暴；白人商店遭到黑人自制燃烧瓶的攻击，引起了大规模的逮捕，因而再次征召国民警卫队。四千名斯普林菲尔德的黑人举行了抗议游行，最后聚集在市政厅前，在那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大会副理事长乔治·威利对他们说，“北部的民权斗争”将比在南部进行过的斗争“更长期，更血腥，更剧烈”。

每次发生暴行事件之后即继之以指派一个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研究，这是60年代的特点。布朗州长遴选了以约翰·麦科恩为首的由知名人士组成的一个专门小组来调查瓦兹事件。他们发表了题为《城市暴乱活动：是结束还是开始》的调查报告。从这以后人人都知道瓦兹事件只不过是开始，但是寻求解决办法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麦科恩报告大谈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必要。黑人好斗分子则抗议说，反对镇压黑人的法律正是瓦兹事件的导因。贝阿德·拉斯廷称瓦兹事件是“黑人对他们本身逆来顺受的习性进行的第一次重大的反叛行为。”白修德认为电视和广播的报道应负一定责任。白修德指责它已“越出报道的范围，而且本身成了一个因素”，他问道，“为了国内安宁的最高利益，能不能对这种利用电子传播的报道加以限制呢？”马丁·路德·金巡视弥漫着劫后硝烟的瓦兹时，并没有受到一律欢迎。这情况他也逐渐习惯了。斗争的火炬已传给了新一代的黑人领袖，而且它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火炬了。

1965年夏天种族骚乱炽烈而短暂。在8月份的第二周爆发瓦兹事件之前，那年国内本来还有希望不致发生重大骚乱事件的。可是第二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洛杉矶又一次响起警钟，这次是在3月间，一伙黑人学生向一个白人教员的汽车扔石头，攻击其他白人，后来发展成抢劫。洛杉矶的警察从去年发生的事件中已得到不少经验了，一夜之间就把这场新的威胁镇压下去，只有两人死亡。但是，洛杉矶虽以微小的创伤为代价得免遭浩劫，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这样走运了，似乎美国的每个黑人区都在造社会的反。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黑人在4月份开始行动。到5月，加利福尼亚州的三个城市已进入战争状态。克利夫兰在6月下旬开始暴乱，两周后继之以奥马哈、得梅因和芝加哥。接下去是克利夫兰，然后紧跟着布鲁克林、巴尔的摩、珀思安博伊、普罗维登斯、明尼阿波利斯、密尔沃基、底特律、戴顿、亚特兰大、旧金山、圣路易，佛罗里达州的庞帕诺滩、佐治亚州的科迪尔、伊利诺伊州的锡塞罗和密执安州的兰辛、马斯克冈、本顿港和杰克逊。截至夏末，七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大约三千人被捕，因破坏、抢劫和纵火而招致的损失达五百万美元以上。到1966年底，美国在这年蒙受了43次种族骚乱的创伤。

在锡塞罗，一次为要求住房不受歧视而举行的黑人游行，与充满敌意的白人的反游行相遇，这伙白人一再企图冲过警察去伤害黑人。12人受伤；6名警官被投掷物击中，32名白人被捕。锡塞罗事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特殊兴趣，是因为它表明警察远不是去惹是生非，而常是努力维持脆弱的和平的。黑人之所以老是以他们为目标，是因为警察代表着政府当局，而且往往是视野中仅有的白人。在工人阶级集中区中，白人的愤懑往往同黑人的愤愤不平不相上下，甚或过之。双方都感到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在1966年，这种冲突情绪充分表现出来了。

最初要求住房开放的示威是由马丁·路德·金领导，在锡塞罗的马克特公园举行的。当他被一块石头击中，打得他屈膝跪下时，他宣布取消这次集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芝加哥分会主席罗伯特·卢卡斯挑战性地发起新的游行，理由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需要保持住压力”。卢卡斯是新的好斗分子的一员，1966年正是这些人逐渐当令的一年。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取代比较温和的詹姆斯·法默成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头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继约翰·刘易斯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运动的发展并不像他们所预想的那样顺利。卡迈克尔上任刚一个月，发生了一件民权运动领导者们不以为意的一件事，而这件事却显示出了领导层中的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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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梅雷迪思在6月5日宣布，他要离开孟菲斯徒步225英里到密西西比州设在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去。他的动机是要证明，美国的黑人是无所畏惧的。但麦基西克和卡迈克尔一类的人却认为他这种主意不切实际，纯属空想——一位运动领导人说：“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愚蠢的主意。”——他们决定不理睬梅雷迪思。梅雷迪思并不气馁。他依然受着“神圣责任”的思想支配（这是他在《在密西西比的三年》一书中的说法，这本书叙述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学校园中经受过的严峻考验），他相信命运正在他出生的那个州等待着他，而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代表着命运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中年的失业白人，名叫奥布里·詹姆斯·诺维尔。在这次旅行的第二天下午4时15分，梅雷迪思在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人员的护送下沿着密西西比州埃尔南多正南的美国第51号公路大步行进的时候，诺维尔从路边的灌木丛中站了出来。“詹姆斯·梅雷迪思！”他高声地叫喊着。“詹姆斯·梅雷迪思！我只要梅雷迪思！”他连续对他开了三枪。在孟菲斯的一家医院里，医生们发现梅雷迪思满身都是鸟枪弹砂。

所有的伤都不严重。诺维尔所起的真正的作用，是彻底推翻了那种认为无须认真对待梅雷迪思徒步旅行的说法。这一阵枪击立即形成一场运动，为民权运动奔走的每一个人全都参加进来。迪克·格雷戈里飞赴孟菲斯沿着和梅雷迪思相反的方向前进，麦基西克、卡迈克尔和马丁·路德·金则从梅雷迪思被击倒的地方向南方步行前进。金博士借了2,000元投入他所说的“争取自由的梅雷迪思进军”，并命令他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为另一个塞尔马运动动员各种力量。

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塞尔马的成就是使黑人领导人在非暴力问题上团结起来。现在，批评金的一些人，特别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的那些人都已公开站了出来。在诺维尔狙击事件后的第二天，卡迈克尔对孟菲斯的一个群众大会说：“现在黑人要从白人手中夺过他们应该占有的一切。”金对这样煽动暴乱的行径表示痛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惠特尼和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扬却表示同意。而这些年轻的好斗分子的言论变得更加激烈好斗了。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在1964年举行“自由之夏”时，运动的成员曾有三人死亡——其中两人为白人——一名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在黑夜里被猎枪击伤，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拉尔夫·费瑟斯通对于这一事件丝毫不以为憾，他反而高兴地认为黑人已不再那么好欺负了，并说“他们的反应是以枪对枪”。卡迈克尔讲的完全是黑豹党的语言。在亚佐市，年轻的黑人们欢唱着：“哎嗨！哎嗨！你知道！白人必须走开——必须走开！”而且，那天夜里，在亚佐市的游乐场，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23岁的成员威利·里克（由于他的福音派的风格被称为“教士”）登上一辆平板卡车发表了一番使老一代黑人领袖为之发抖的宣讲仇恨的说教。他讲到白人流血的情况，并且反复用两个爆炸性字眼：“黑人权力！”来说明他的目标。

在离亚佐市45英里的格林伍德，卡迈克尔在被拘留七个小时后出狱。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困境是由于他的好斗态度所造成。对这种态度感到灰心的自由派白人，已远不如塞尔马事件时期那样慷慨捐助了。吃和住都是一个问题，卡迈克尔原来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操场搭建帐篷的时候被逮捕的。在他爬上另一辆平板卡车要去对格林伍德的群众发表演说时，他听到了关于里克发表演说的情况。卡迈克尔使用民权运动领袖们从黑人布道者那里卓有成效地学来的一再重复和问答的方法，提醒他的听众们：他那次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校园里被警察逮捕的。“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街坊住所为所欲为……现在，我们将要夺取某种东西，我们要夺得某种代表性的东西。不管它是不是属于白人的——也许是黑人的。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求——黑人——权力！”

人们喊叫起来：“说得对！”他也就抓住了这个主题：“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对——这就是我们的要求……现在，从今以后，当他们问你们要求什么时，你们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们了。你们要求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要求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要求什么？再说一遍！”

“黑人权力！”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罗伊·威尔金斯是毫不怀疑的。“‘黑人权力’意思就是反对白人权力……那必然也就是自己单独干。必然也就是分离主义。而这和我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张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威尔金斯把它叫做：“仇恨之父，暴力之母。”马丁·路德·金最初对这一件事也讲了类似的话，虽然后来他看到各民权团体之间的联合由于这个问题的争执而走向分裂，他就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把它解释成为“对于种族自尊心的呼吁，对于黑人不以身为黑人为耻的呼吁，意在变黑人的无权地位为握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权力”。麦基西克认为这是呼吁采取联合行动：“除非我们能够设法把黑人的力量联合起来，否则我们就会处在一蹶不振的状态。”但是已殉身的梅德加·埃弗斯的兄弟查尔斯·埃弗斯这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密西西比州的领袖人物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沿着这些道路向黑人至上的目标进发，我们注定是要失败的。”菲利普·伦道夫哀叹这种好战的叫喊乃是“种族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他说：“为民权而战的每一个黑人，都不可能拥护黑人权力之说，因为它是与民权和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相对立的。”

《纽约时报》在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中说，密西西比州民权运动领导人之间的不和使公众对这一运动的支持减少了。一次民意测验发现，77％的白人感到黑人权力的信条正在损害黑人的事业。詹姆斯·梅雷迪思也同意这种观点。当时他正在纽约疗养，他说：“在那里似乎正在搞哗众取宠。”他在完全康复之后，重新参加了进军活动，并且受到金和其他人的拥抱。不过，他的疑虑仍未消除，他说：“我认为有些事情不对头。”他还讲到“某些胡闹的举动还在继续，我是不喜欢这种搞法的。”

在新老两代领导人之间的公开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在6月23日，地点是靠近梅雷迪思进军终点的地方——坎顿。在这里，警察不同意他们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搭建帐篷。2,500名黑人拒不散开，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卡迈克尔喊叫起来：“我们不再逃来逃去了。”但情况并非真正如此，当警察用警棍和催泪瓦斯弹进行袭击的时候，人们逃散了。但是，当金拒绝了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搭起帐篷的提议时，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抛弃了他。其中一人说：“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干自己的。”接着，他们提议，由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积极支持这次进军，应当将其排除在杰克逊市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之外。金和在进军途中提供了医护服务的一个医护人员志愿组织反对这个决议，但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和代表年轻黑人的另外两个组织形成了多数，决议获得通过。查尔斯·埃弗斯说：“这很好。等他们全都走了，我仍在这里”。他挖苦地说，进军完全没有注意登记黑人选民的工作。当队伍到达设在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庭院时，乐队演奏着：“当圣徒们开始进军的时候”，这时参加其他民权运动示威活动的老战士们都注意到，以往多年曾与金共同进军的许多白人，现在都没有来。

这当然并不表示自由派从此不再关心黑人的正义事业。这也不可能从此终止已在实施中的争取黑人进步的种种计划。在那同一个月，在密西西比州费耶特进行了六个月的抵制白人商业的运动，以费耶特的各商店雇用黑人职工而胜利结束，同时还关闭了专供有色人种使用的加油站厕所，并录用了一批黑人警察和副警长。在12个月里三次被选入佐治亚州议会的朱利安·邦德，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命令，终于就职了。在塞尔马，吉姆·克拉克县警长由于他的职务需要经过选举，悄悄收起了他的刻着“决不”字样的小圆徽章。但这也无补于事，当根据他反对过的选举法令登记的黑人选民参加投票时，他落选了。

过去，几个黑人得志，全体黑人都感到心满意足。整个种族会因为这少数人的成就而自豪。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卡迈克尔引用的一位黑人妇女那年9月讲的一句话，是颇有代表性的：“拉尔夫·本奇吃的饭，饱不了我的肚子。”开电梯的工人和日挣三元的棉花采摘工也要求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激进分子进行斗争的方法，是绝对不现实的。黑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1％。侈谈黑人革命——1966年已经谈得不少了——是愚蠢的，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提出要求黑人抵制取消种族隔离，则更属荒谬。

菲利普·伦道夫，震惊于贫民窟的黑人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对抗，在9月竟说：“街头的进军和示威活动已成强弩之末，现在应该结束了。”他提出一个新的办法：“从街头转到会议桌上去。”10月，他本人、威金斯、扬、拉斯廷和从事民权斗争的三名其他的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声明，批判了暴力、暴乱和哗众取宠，并做出结论说：“我们不仅欢迎，而且我们要求美国白人的充分合作。”马丁·路德·金一方面在原则上表示赞同，同时又不肯签字，因为他不想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认为，那些争取黑人权力的发言人，是“肯定地和不可挽回地犯了错误”。

卡迈克尔一度采取调和的路线，把黑人权力重新解释为：“黑人团结起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来选出自己的代表，或迫使他们的代表说出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说：‘瞧，伙计，除非你向我们提供多少学校、医院、操场和职业，我们就不会投你的票。’”但他并没有坚持下去。不久，他就不停地告诉他的听众，“如果我们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我们就要把这个国家搞得稀巴烂。”他还号召黑人“用任何必要的武器为解放而战。”在亚拉巴马州的普拉特维尔，他说：“我们来到这里要把这个城镇搞个稀巴烂，我们一定要把它搞个稀巴烂。”他把约翰逊总统叫做“蛮子”、“小丑”、“说谎的人”。他愈益强烈地表明，他和黑豹党人是完全一致的，黑豹党的口号——“权力属于人民”意味着权力属于黑人，而不是属于别的任何人。接着，就像丹东被罗伯斯庇尔接替了职务一样，卡迈克尔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被一名更加激烈的种族主义分子拉普·布朗所代替。当辛辛那提的大部分商业区在恐怖的五天五夜里，被自制燃烧瓶搞得烈焰四起的时候，布朗对记者说，“在这些野蛮的白狗子警察滚开之前”，这里决不会出现和平的局面。接着他说：“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宣了战。”

在1966年的选举中，起着强烈的反作用的投票是对于要求黑人权力的一个反应。另一个反应是诸如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之流敏感的政客转变立场。德克森在1964年和1965年，曾经把民权立法作为“合乎时宜的主张”加以支持，但是，他却以1966年法案包含有第四条（“住房不受歧视”条款），而嘲笑它是“一包祸害”，因此使它未能通过。令人奇怪的是，对这些新的好斗分子采取极力批判态度的，却是一家英国的期刊——伦敦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说：“这些‘领袖’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可怕的法西斯式的人物。”这家期刊嘲笑“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些人“令人感到侮辱地互相转告，美国黑人中间普遍存在的反对白人的情绪，与1943年法国人反对德国人的情绪是相似的。”并说：“抢劫和侮辱白人妇女在过去一直被某些积极分子视为一种‘黑人革命的近乎高尚的行为’。”这杂志还预言说：“美国人民对于这种放肆的暴行所采取的暂时的很不平常的容忍态度，几乎必然要变成白人严厉的不容忍态度。”

与此同时，黑人种族主义分子越来越耀武扬威。黑豹党人在富裕的城市自由派人士中，越来越获得汤姆·沃尔夫尖刻地称之为“激进时髦”的声誉，而那些劣迹昭著的罪犯过去只在警方的案卷中出现，现在却被当做对人类困境具有新见解的观察家加以认真研讨。他们全都是贫民区的产物，而某些人的发迹还可以追溯到近来的暴动事件。罗恩·卡伦加出身于瓦兹地区的下层社会，虽然他否认他的黑人民族主义的组织曾从事暴乱活动，该组织有四个成员已受到此项控告。卡伦加所以名声大噪也是瓦兹的骚乱造成的。关于那次骚动的损失，现在越来越清楚，是无法计算的。某些重大损失几年内也不会看到。这次暴乱的遗产之一是狮鼻似的55－SA型八发22口径艾弗－约翰逊牌的左轮手枪。这支手枪原是一个害怕的洛杉矶人在骚乱发生之后于1965年8月末用31.95元买来自卫的。后来，他把枪给了他的女儿，她又把它给了帕萨迪纳地方的邻居，这位邻居又把它卖给纳什百货商店的一个叫穆尼尔·“乔”·锡尔汗的雇员。最后，乔把它转给他的小弟弟锡尔汗——比沙拉·“索尔”·锡尔汗。在瓦兹骚乱之后的第三年，锡尔汗就是用这支手枪在洛杉矶杀害了罗伯特·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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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年一轮的越南历法中，蛇年（1965）让位给马年（1966），随即又进入羊年（1967年）。马年被认为是幸福之年，仅次于大吉大利的龙年，但是，美国在越南的死亡人数，几近一半——2,559人——是在1966年的头十周里丧生的，他们就在那十周之内死于共产党人的炮火和炸弹之下，而且情况表明，这还只不过是开始。那一年美国兵阵亡总数达4,800人。到第二年的5月，美国死亡总数超过了1万人，而且随着战争的延长，死伤数也越来越大。在羊年中，每周平均伤亡人数，较之马年增多33％。1967年死亡人数，则比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一年为多。在这同一时期，有5.3万名平民死亡，这是使国内的战争的批评者日益为之忧虑的事。

重大伤亡并没有阻止五角大楼提出变本加厉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对麦克纳马拉施加压力，要他敦促总统下令轰炸北越的燃油和润滑油供应设施（这被称之为油源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格兰特·夏普海军上将预言说，此举将“使敌人走到谈判桌边来，或使叛乱平息”。麦克纳马拉终于在1966年3月表示同意，虽然中央情报局预先打招呼说，油源袭击并不会使兵员和物资的渗透停止下来。中央情报局是正确的，尽管在战斗中伤亡惨重，沿长达1,000英里的胡志明小道南下的北越士兵的人数，从每月1,500人增为3,500人，接着又增为4,000人。到这一年的年底，武元甲平均每月向南方派去8,800人。不久，年度兵员补充率已高达10万人。

国防部的各研究小组向麦克纳马拉汇报说，虽然不断进行轰炸，游击队流入南方的情况“有增无减”，而且各种袭击对于河内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作战的能力“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位国防部长亲自飞往前线视察，这是他第八次亲临现场视察。他返国之后，对总统说：“和解的前景，如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过去更渺茫了。”他还说：“空袭既没有显著影响渗透活动，也没有粉碎河内的士气。”他劝告总统重新估计轰炸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极力反对任何减少空袭的建议。他们在致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争论说，军事局势“在过去的一年里已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并把轰炸称为“一张王牌”。威斯特摩兰将军飞返美国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讲话时说：“在我驻留越南的四年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鼓舞……我们已经到了即将看到尽头的重要时刻了。”

麦克纳马拉却并不感到鼓舞。到那时为止，一闪即逝的乐观估计他已经看得太多了。在西贡，他曾同驻在那里的一名部下度过一段使人灰心丧气的日子，这个人告诉他说，官方的充满愉快的调子是骗人的，前途是一个无尽头的黑胡同，根本无光明可言。提供这一情报的人，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实际上，威斯特摩兰来到华盛顿并不是要报告胜利，而是要求派更多的军队。1966年终了时他已拥有37.5万人。到1967年的4月，他已拥有48万人，超过了朝鲜战争的顶峰时期。他要求到1968年6月增为68万人，或至少增为56.5万人。他对约翰逊说，有68万人，他能够在两年内结束战争；如只拥有后一个较小的数字，就需要用三年的时间了。这位总统不高兴地指出，在南方的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已达到最高纪录。他质问这位将军说：“我们增兵，难道敌人就不能增兵吗？这样下去，到哪儿才算尽头呢？”威斯特摩兰说，如果武元甲的渗透率再提高，他的供应将发生困难。无论如何，美国在南越的怨气兵杀死北越人的速度总比他们能补充的速度快。约翰逊问他，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国派遣志愿军，情况会怎么样。这位将军回答说：“那倒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人卷入越南战争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这场冲突看来已完全成了一场白人与亚洲人之间的斗争。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给这里的大小战役取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名字，它们使人想起丛林中的苦难生活和美国国内日益分裂的人民中的与日俱增的痛苦。其中有阿托巴罗行动、陆战队广场行动，以及马希尔行动、双鹰行动和白翼行动。然后还有达多行动、881高地北坡行动、禄宁行动、疯马行动、霍索恩行动和从德浪河战役之后代价最高的一次行动——黑斯廷斯行动。接着是881高地南坡行动、溪山行动、昆天的三个红色高地行动，以及阿速坡行动。在西贡河和西贡以北20英里的13号公路之间，由已放弃的橡胶种植园和热带多雨森林组成的一个三角形地区——铁三角，作为共产党人的据点已达20年之久。1967年1月以3万名怨气兵对铁三角发动的攻击，即所谓的雪松瀑布行动，是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以来发动的最大的一次攻击。但是，在一个月之后发动的江克欣城行动规模就更大了。参加这一行动的4.5万名美国军队挺进到接近柬埔寨边境的C区内，扫荡越共的一处根据地。他们如愿以偿，但以后又不得不让敌人重新收复它，因为越南共和国的军队甚至连充当守备部队来守住它的能力都没有。

在此同时，国会已开始使得不同意约翰逊战争政策这种事情成为一桩体面的事了。按后来的标准来看，这种反对态度是低调的。16名反对政府战争行动的参议员警告河内说，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是有限度的，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的撤退美军”。但是，美国国会越来越不易控制了。应总统的要求，以迈克·曼斯菲尔德为首的五名参议员，在越南度过了35天。他们发表的报告使约翰逊大为沮丧，他们发现美国在越南一年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改变这场战争的进程，他们还发现，美国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一场“无止境”的冲突：“其无止境的程度完全取决于北越及其支持者将以增兵对增兵的意愿和能力。”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指责说，现政府已“转变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以致现在“我们正在屠杀无辜的人民……而这只是因为离我们1.2万英里的［共产党人］，而现在他们可能离我们只有1.1万英里了。”

这是最高阶层的反对意见。参议院中的鸽派也许反对约翰逊在印度支那的方针，但是他们投票同意拨款以便继续进行这场战争，而且他们的语言也是彬彬有礼的。鸽派中最直言不讳的富布赖特，是从来不失礼的。威斯特摩兰对纽约的听众说，他“为近来在国内的一些非爱国的行为，搞得十分伤心”，并指责了那种犯有助长敌人威风的罪行的人。富布赖特仅仅回答说：威斯特摩兰之行是政府有意安排，为“逐步升级铺平道路”，这自然是千真万确的。下一层的抗议者是马丁·路德·金，他把美国称之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暴行承包商”，他还把美国在越南屠杀农民的种种新武器试验，比之为纳粹分子“在欧洲的集中营搞的新药和新刑”试验。埃尔莎·基特在约翰逊夫人于白宫举行的午餐会上抨击这场战争时也使用了差不多的语言。斯波克医生在对和平示威者说，“林登·约翰逊是敌人”时，也是如此。民歌演唱家皮特·西格也是这样，他的一支歌《泥深及腰》曾受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抵制，而这支歌把总统的战争政策完全说得一钱不值（“那个老糊涂虫还在说：‘干下去’”）。还有霍华德·布雷特·利维上尉，他是布鲁克林的一个医生，他拒绝训练派去为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服务的医疗队人员，理由是根据纽伦堡审判原则，他将因此而成为战犯的一名帮凶。1967年6月对利维医生的进行军法审判时提出的罪名之一，是他把这场战争称为“凶暴的罪恶”。他被判有罪，判处三年徒刑，当即给带上了手铐。

各高等院校依然是激烈的反战中心。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道氏化学公司——凝固汽油（一种能燃烧的黏液）的制造商——和武装部队招募工作人员的人都受到粗暴的对待，有时被撵出大学校园。代表三百多所大学学生会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每年接受中央情报局20万元津贴一事，于1967年的圣瓦伦丁节被揭露，使全国学联工作陷于瘫痪。1967年10月，大学生们发动了“停止征兵周”，并组织了五万多名示威者进军到五角大楼的台阶前去示威。他们进行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有时是令人震惊的反征兵活动——把八张征兵卡糊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门口，与奥克兰的警察持续进行了五天战斗，力图阻止从征兵站运载应征人员前往军事基地的大轿车，占据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达三天之久为了使大家注意反战行动。

这并不完全是无私的理想主义。大学生们正好是在适龄入伍的年岁。1966年每月征召人数几乎提高到1965年平均人数五千人的十倍，大学生缓役的表格发得越来越少了。对于征兵的抵制以标语、小徽章和巨幅招贴等方式公开地表达出来。1967年流行歌曲是阿尔洛·格思里的《艾丽斯饭店》，这首歌曲是歌唱逃避兵役的。几乎每一所大学的宿舍里都有一大套传单，提供如何设法使自己通不过征兵局体格检查的窍门。（“去时先吸足毒品，飘飘然。如果你想真正扮演成一个吸毒老手，你可以在几个星期前用普通针来回刺你的胳膊。”）赫尔希将军对此进行回击，他向全国4,088个征兵站发出指令，要他们把抗议者重新列为一等合格。国会议员表示反对，说赫尔希越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指控说，利用征兵惩罚持不同意见的人是“蛮横的”。但是赫尔希不肯让步。后果之一是流入加拿大的逃避兵役的人激增，最后在那里年轻的美国逃亡者竟达万人左右，他们在多伦多的大学生和平行动联盟之类团体的协助之下，安居下来。

随着国家两极化的发展，鹰派变得更为好斗了。为了回答俄勒冈州的莫尔斯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宁不约而同的反战演说（前者说，“美国正在把人类引入决无胜利可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者把新的战争拨款提案叫做“供无限升级使用的空白支票”），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扯起国旗来抨击“鼓励共产党人拖长战争”的人。朗说：“每逢我看到美国国旗飘扬在国会大厦上就豪情满怀……我衷心祈祷投降者的白旗永远不要在这里升起来。”埃弗雷特·德克森预言说，如果越南失陷，美国的“整个太平洋沿岸”就将“暴露无遗”。曼哈顿的鹰派在巴特里公园发动了一次为期两天的感恩节守夜行动，同时要求，对这场战争持赞同态度的人开灯行车——霎时间每一条公路都鲜明显示出全国人民陷于何等严重的分裂状态。

林登·约翰逊一如往日，嘴里说的全然不是他心中所想的。1966年6月他戴着他那顶白帽子宣称：“每一个美国人，不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必须享有表示不同意见的权利。即便是少数人，也决不应禁止他们说话。提出意见和表示异议都是民主制度维持生命的呼吸，即使气粗一点也不要紧。”他的内心的感觉却是，凡是在这战争问题上与他争吵不休的人都是非美的，因而他有责任使用他所能使用的任何武器与他们斗争。总统发动的宣传是卓著成效的，他还在不同的时间，在关岛、檀香山、马尼拉和墨尔本与各盟国交换意见，他把他出国旅行的时间安排在国内发动反战活动的时候，这样来使那类反战活动不致成为头版新闻。这并不总是成功的。在澳大利亚，他发现并不只是美国的大学生能够召集反战示威游行；在墨尔本跟他为难的人，突然向他的轿车投掷了两个装满颜料的塑料气球，使他的车染上了红绿两种颜色——越共的旗色。

他对于反战分子的真实感情，于1966年5月17日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民主党筹措基金晚餐会上爆发了出来，他斥责了那些“胆小鬼”，说他们“打算反对他们的领导人，反对他们的国家，反对我们自己的战士”。到那年的夏末，他一直避免使用“伟大社会”这个词。他已经转变，宁可与那伙政治上的保守分子打交道，而不喜欢那伙“抽风似的自由派”，因为他们是一些“制造麻烦的人，迫使政治家们向右转”。在白宫的私人谈话中，他会直截了当地说，参加反战运动的美国人不忠于国家，“俄国人”是“这整个活动的后台”。他还对他的幕僚人员透露，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向他汇报“事态的真相”。他说，参议院中的鸽派与苏联代理人是有接触的，他们同苏联人一起吃午饭，参加苏联大使馆的宴会，并鼓励他们的助手的孩子们与驻华盛顿和联合国的苏联外交官员约会。他肯定地说：“俄国人想出许多话来让那些参议员去讲。我常常在他们讲话之前就知道他们要说些什么。”1966年6月，总统奖学金获得者之一，有一名很有天资的17岁的姑娘，她的父母原来是这场战争的批评者。总统为此向有关人员发出一项指示，要收回这位姑娘的奖牌。埃里克·戈德曼表示不同意，这项命令才又撤消了，但是，戈德曼被告知，在将来总统奖学金获得者确定提名之前，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都要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审查。

鹰派以约翰逊为榜样，到处任意给人贴上不忠于国家的标签。196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放映了“吉波队”——海军陆战队自己的称呼——中的海军陆战队员放火烧农民的茅舍的情景，五角大楼几乎指责广播员叛国。麦克纳马拉在蒙特利尔发表演说反对轰炸河内，指出每周对北越投掷炸弹的吨数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投掷的全部炸弹，他也因此而遭到怀疑。他在1967年11月辞去职务，约翰逊的亲信顾问离开华盛顿的还有麦克·邦迪、乔治·鲍尔、杰克·瓦伦蒂、乔治·里迪、理查德·古德温，以及霍勒斯·巴斯比。比尔·莫耶斯的离去，特别刺伤总统的心，而使莫耶斯的新闻秘书工作干不下去的正是约翰逊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赖斯顿写道，莫耶斯已经受到了信用差距的伤害，而莫耶斯本人更说，这种信用差距已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我们也不相信我们自己透露出去的东西了。”莫耶斯的辞职使这位总统大为光火，他指责莫耶斯要讨好肯尼迪家族，利用白宫，用牺牲政府声誉为代价来谋求私利。约翰逊大发雷霆说，他读了剪报资料，他并不愚蠢，他看清了在发生的事情，当约翰逊的处境每况愈下的时候，这位新闻秘书却一直在获得报界的好评。

他对他的公众形象的估计是正确的。到1967年，那形象可说是十分糟糕。特工处透露，从达拉斯事件以来，由于威胁总统的生命而被逮捕的人数，已增加了500％。认为林登·约翰逊应对约翰·肯尼迪之死负责的人数一直在增长。据《绅士》杂志估计，到1967年5月，关于达拉斯悲剧有六十来种不同说法的著作在销行。那一年的年初，新奥尔良州的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对报界说：“我的工作人员和我已在数周之前解决了这件刺杀案。”后来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加里森实际是疯人院里的人物，不是法院中人，但是5月份的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却表明，怀疑沃伦报告的美国人，已从44％跃为66％。许多人认为加里森“不无道理”；另外一些人对约翰逊总统的任何事，包括他进入白宫的途径，反正都表示怀疑。

他的威望日益下降，到1968年3月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数字表明：全国只有36％的人支持他行使总统职权所采取的行动。像五年后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约翰逊退缩到自我孤立中去。三年前，当他与戈德华特进行竞选角逐时，他兴高采烈地走到人海中去，使特工人员十分担心。现在他公开露面只限于对可靠的听众——会见企业界的负责人或住在军事基地的军人家属，在这些地方，他可以相信他的听众是尊敬他的。白宫已成了壁垒森严的地方。要进白宫的大门更加困难了，证明文件要求非常明确，而且随身公文皮包也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总统的幕僚人员敦促他走出去到人民中去。即便人群怀有敌意，全国也会同情和赞赏他的勇气，任何一种举动都比这种闭门索居的情况强。特工处不同意这些意见。他们感到，全国情绪敌对，那么在未经审查过的人群面前露面，将是十分危险的，这一次，约翰逊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他越来越留神地注意他的幕僚和内阁，警惕着进一步的背叛。那些想要继续供职的人，或那些现在需要约翰逊的同意而得到提拔和为了今后的仕途需要他的保证的那些人，感到他们必须对他表示狂热支持和不贰忠贞。休伯特·汉弗莱成了一个超级鹰派。拉里·奥布赖恩抬出一个死人来支持这场战争，他在维吉尼亚州列克星敦对听众们说，如果乔治·马歇尔将军还活着的话，他“无疑”会支持约翰逊越南政策的每一点。被任命为司法部长的尼克·卡曾巴赫，1967年8月17日对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三年前通过东京湾决议时，国会实际已授权总统“以任何必要的方式使用美国的武装力量”，并说，这一点便足以使总统可以在印度支那承担任何军事义务，包括轰炸接近中国边境的目标。接下去会上出现了这样一段对话。

参议员富布赖特：你认为宣战一举已经过时了吗？

卡曾巴赫先生：从目前的具体环境来看，我认为，宣战之说在国际舞台上就是已经过时了。

卡曾巴赫说，参议院已批准美国参加区域性防御条约（这指的是东南亚条约组织），那就够了。他表示，一位总统不必与国会磋商，就可以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做他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在他说到这一点时，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怒不可遏地离席而去，他嘟囔说：“惟一的办法是——诉诸全国舆论。”这位参议员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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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是黑人暴乱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情况最坏的一年，而正是在这一年的5月，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辞去名不副实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飞赴古巴和北越旅行。他把他的继任人拉普·布朗说成是“一个坏人”，他说：“有一天我再回来，你们会高兴的。”布朗的崛起，是反对黑人白人联合行动和主张排除白人自由派的好斗分子的胜利。7月26日，他说：“如果你们给我一支枪，我可能就用它打死约翰逊夫人。”他还对底特律的黑人说：“白鬼就是你们的敌人。”

7月20～23日的这一周末，白人被排斥在纽瓦克举行的关于黑人权力问题的全国会议之外。会议的代表接过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发出的口号：“非暴力抵抗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他们赞同的一些措施当中，竟有这样一些决议，如号召建立一支“黑人民兵”，“举行全国性的对话，讨论把美国划分为一白一黑两个分立国家是否适宜”，承认“黑人在认为必要和符合他们的利益时造反的权利”等。取消种族隔离的主张已完全过时，几近一千名与会代表宣称：绝对的种族隔离是新的目标。

布朗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刊物《新闻信札》，在8月14日的一期上载文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猛烈抨击美籍犹太人，指责以色列“使用恐怖手段、暴力和屠杀”摧残阿拉伯人。这一举动迫使像哈里·戈尔登、西奥多·比克尔这些自由派人士离开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并引起布内·布里茨反诽谤同盟【布内·布里茨（B'nai B'rith）原意为忠于誓约的子孙。这一同盟是德国犹太人为提高成员“道德水平”于1843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团体。——译者】的猛烈批评。这些好斗分子是无所顾忌的。白人同情分子还真的收到了他们不受欢迎的信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它的会章成员资格一条中取消了“多种族”字样。弗洛伊德·麦基西克代表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发表了一份黑人宣言书，明确申明入坐、抵制和和平示威均属于过去的做法。他说：“民权斗争时代的战略和哲学已不可能再使我们在争取全面平等的道路上前进。应当寻找到新的方法，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他说，这几个漫长而酷热的暴乱的夏天，将来也许要作为“黑人革命的起点”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有些白鬼似乎患有自我虐待狂，善于克制自己。也许一个最生动的例子是1967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新政治大会（全新会）。这次大会有三千名代表参加，代表着二百多个具有不同目标的团体，这些目标有结束越南战争、改善贫民待遇、争取美国黑人的平等，等等。每一个代表的表决权的大小决定于其所属的团体在当地拥有的活动分子的多少。例如，妇女争取和平罢工组织代表1,000票，坎顿市争取越南和平公民大会31票。黑人各团体共拥有5,000票表决权，他们还要求有更多的票数。麦基西克说：“黑人不能作别人的讲台的一块砖石，他们得建立自己的讲台。”黑人代表组织了一个黑人领导核心，联合发表了一个包括13点要求的最后通牒。其中包括，在各委员会中黑人都要求拥有50％的代表权，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的帝国战争”以及赞成纽瓦克会议通过的一切措施等。他们要求大会在那个星期六下午1点之前一字不改地全部加以接受。《壁垒》的一位编辑建议在文字上做一些修改，黑人领导核心的一个成员却对他吼叫说：“一个白人有什么权力修改黑人的决议？”他只得赶忙收回了他的建议。

一位上了年岁的白人妇女解释说，这件事不过是对全国新政治大会的“社会晴雨表”的一次考验，这个共有13点的纲领终于以三对一的票数获得通过。代表们于是以长时间欢呼表示庆贺。接着，他们又不禁一惊。黑人领导核心仍不满意。黑人集团不肯接受已分派到的5,000票的表决权，他们要求拥有28,498票——以便绝对控制这次大会。黑人的发言人在讲台上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信任的问题，白人应当采纳这一提议以表明他们信任黑人。一位白人代表后来说：“出现了一件非常的事情，派尔默大楼的四壁都开始浸透了自觉有罪的意识。”这一提议以二对一的多数获得通过。此后，提交这次代表大会的每一项决议的命运都是由一名黑人青年所掌握，他坐在黑人领导核心的前排，举着一块代表28,498票表决权的粉红色的大牌子。实际上，这次大会的成就十分有限。相当数量的白人曾经希望提出总统候选人名单：由马丁·路德·金竞选总统，斯波克医生竞选副总统。这个希望也告流产。黑人领导核心认为金博士是黑色的白鬼，而斯波克医生仍按他那过时的方式，使用“尼格罗”这个字眼。

尽管布朗－麦基西克能言善辩，黑人流入中等阶级的情况始终有增无减。后来的人口普查数字表明，在60年代期间，一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黑人家庭已从11％增为28％。这条道路对有才能的黑人一直畅通无阻。1965年，小本杰明·戴维斯成为陆军中将。住宅和城市发展事务部长罗伯特·韦弗、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天主教的罗伯特·佩里主教、联邦法院的法官康士坦斯·贝克尔·莫特利，都是在1966年担任显赫公职的。两家私人团体作的一项调查表明，有1,469名黑人担任了公职。1967年，瑟古德·马歇尔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空军少校罗伯特·劳伦斯于6月30日成为第一个黑人宇宙航行员（在12月进行的一次训练中，机毁身亡）。伊丽莎白·孔茨被选为全国教育协会主席，迪安·腊斯克的女儿嫁给一位名叫盖伊·吉布森·史密斯的黑人。克里夫兰和加里两个城市都由黑人出任市长。此外，华尔特·华盛顿被任命为哥伦比亚特区的专员。黑人好斗分子的十分过火的行为，似乎给某些温和派的黑人带来一定的方便；詹姆斯·梅雷迪思在1967年又重新开始了他的密西西比进军，而再去打扰他的却只有一些请他签名或给他拍照的白人了。

但是，强烈反应在别的地方却继续强烈表现出来。在波士顿，一位44岁的祖母路易丝·戴·希克斯由于坚决反对纠正学校中种族不平等现象变成为一名知名人物，而且后来当上了国会女议员。在底特律的阿尔及尔汽车旅店，一名黑人青年在受警察盘问时被杀害。杀害他的警官发誓说他是为了自卫，于是由一个全是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告他无罪。这些事表明，此类情况并不仅限于极南部地区。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被剥夺了国会议员的席位。关于他的渎职行为是绝无疑问的，但是有人指出，托马斯·多德则只是受到了参议院的批评。詹姆斯·格罗皮神甫在密尔沃基争取住房“开放”（取消种族隔离）的运动宣告失败。莱斯特·马多克斯宣誓就任佐治亚州州长，而密西西比州州长竞选获胜者是另一个种族主义分子约翰·贝尔·威廉斯。

但是，这些发展都由于在大城市黑人居住区发生的夏季骚乱而显得逊色，这类骚乱使在两年前于瓦兹地区发生的黑人造反达到一个高峰。从其疯狂程度及其破坏所造成的废墟来看，这简直就像是一场战争，确实也有些人认为这就是现在晚饭时刻人们在起居室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越南暴行的一种反映。在卡迈克尔之前担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约翰·刘易斯说：“政府一方面要受压迫的黑人不要在街头使用暴力，可同时它却在越南进行恐怖的屠杀，而且把本应用于国内使人民受益的钱拿去支持这个战争，这本身便是极大的矛盾。”

那一年，最初的火炬是在4月8日点燃的。这一天的傍晚，纳什维尔的警察把一名黑人赶出费斯克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接着发生了两天的骚乱，到了下一个月，克利夫兰、华盛顿、路易斯维尔、蒙哥马利和奥马哈也都爆发了骚乱。5月已来到，接着是6月，自制燃烧瓶、抢劫者的棍棒、狙击者的来复枪出现得越来越多了。波及到的大城市有纽约、明尼阿波利斯、坦帕、亚特兰大、伯明翰、辛辛那提、旧金山、布法罗、代顿和威奇塔。接着进入7月的第一个周末，出现了1967年黑人居住区第一场真正的灾难。

这场灾难也是由和警察发生纠纷开始的，这现在已成为老规矩了。那个星期五下午较晚的时候，警车奉命向波士顿东南的黑人区罗克斯伯里的格罗夫大楼福利事业办事处集中。一个靠救济过活的妇女的组织正在举行反对福利政策的示威游行。她们要求更多的钱，她们要求得到更有礼貌的待遇。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但是这些妇女仍不离开，她们手臂挽着手臂拦在门口，不让工作人员离开。警察从窗户进入办公室。一群黑人聚集起来，瓶子石头一阵乱扔。又来了一批头带防护盔手持警棍的警察，他们快速插进当时已变得极为混乱的人群。群众被冲散了，但这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黑人三五成群，在罗克斯伯里到处乱窜，砸玻璃窗，抢劫东西，放火烧屋，殴打白人。破晓之前，已有一千名警察在与一千名黑人格斗。到星期天的傍晚，暴动暂时平息下来，有70人受伤，波士顿商业区和郊区之间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兰山大道的15个街区成了一大片瓦砾场。

罗克斯伯里事件一个星期之后，情况似很平静，但空气十分紧张。过去的两个夏季当中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能使人可以麻痹大意。城市居民一直格外警惕地注视着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动向。甚至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人们还认为纽瓦克是充满爆炸性危险的地区。为求得模范城市的补贴，这个城市的当局过去曾经坦率地说，这个城市是“对穷人进行基本训练的营地”。该城人口拥挤，贫民窟遍地，空气受到本地许多工厂的有害气体的污染。纽瓦克有着全国最高的性病发病率，最高的犯罪率，不堪居住的房屋的百分比也是全国最高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个城市曾先后作为新教徒、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的居住区，现在则是仅次于华盛顿的黑人占多数的大城市。在1960年，纽瓦克的人口62％是白人。现在，黑人占52％，波多黎各人占10％。20.8万名黑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住在破旧不堪的中心区。这里的失业数字是全国失业数字的两倍，而黑人的失业率又是这个城市失业率的两倍。在华盛顿，住宅和城市发展事务部里从事研究这类情况的人，长期以来一直为纽瓦克的问题焦虑不安。他们认为，这个城市只要有一次警察事件就能引起爆发性局面。这个局面在7月12日（星期三）来临了。

这一天下午9时45分，一名因违反交通规则而被拘捕的出租汽车黑人司机，被带进中心区的第四警察派出所。他与两名警官激烈地争辩起来，接着又互相殴打起来。有流言传出来说，这个出租汽车司机已被打死。喜欢看热闹的人聚集起来，但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这些人走开之后，那里的警官向商业区警察局报告说，那些人只不过是“一伙无事到处游荡的小孩子”。第二天薄暮时分，另一伙人举行集会，他们举着标语牌，不过情绪显然都很正常。接着有人扔出第一个酒瓶和第一块砖头。警察用警棍驱散了人群。黑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开——开始抢劫商店。到夜里11点，抢劫活动开始大规模进行着，狙击手在房顶上不停地射击，多处大火熊熊。纽瓦克的1,400名警察无法控制局面。直到破晓，2,600名国民警卫队和300名州警察开到了，此时阳光已普照理查德·休斯州长所说的“一座处于公开叛乱的城市”。纽瓦克的24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几近一半在暴乱者的手中，一直到7月17日（星期一），秩序才恢复。到此时为止，已有27人死亡。损失估计达1,000万元。这是从瓦兹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骚乱。

底特律在下一个星期天陷于骚动之中，因为一名警察搜查设在第12街的一处黑人夜总会（这家夜总会在法定的停止营业时间，凌晨2时之后还一直在卖酒）。人群到处游荡，关于警察暴行的流言四处传播——这一次是说，有一个被带上手铐的小男孩，被从楼梯上踢了下去——被警察驱散的人群，散开以后开始抢劫。就某些方面来说，这次暴乱的爆发是不寻常的。与纽瓦克不同，底特律在过去并没有被看做是一个有潜在麻烦的地区。由于黑人的支持而当选的市长，曾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再加上十分景气的汽车业）帮助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小的黑人中等阶级。实际上这正是麻烦产生的部分原因。没有能够进入中产阶级的暴乱者对黑人中等阶级也和对白人一样仇恨。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在底特律抢劫不分种族，黑人和白人一起洗劫商店。纵火的情况几乎令人无法相信——在11天之内，发生1,600起火警。但是，底特律暴乱的最突出的方面，还是它的规模。亨利·福特说它“是南北战争以后最大规模的国内暴乱”。死亡总数达43人，7,000多人被捕。第12街的18个街区和大河路的三英里之内，是一片焦土。这座城市的空中摄影照片与1945年的柏林相类似。5,000人无家可归。许多人像疯子一样兴高采烈。一位底特律的暴乱者说：“那些建筑物大火冲天，真是好看极了。”他还说：“我就坐在这里看着它们烧掉。那些白鬼除了拼命救火，别无办法。”自然，他是在说被烧的黑人的家。

约翰逊总统任命了一个以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为首的委员会研究暴乱问题，并寻求防止发生更多暴乱的途径。参议院的调查小组委员会和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已安排了举行听证会的计划——后者一直认为颠覆分子应对骚动负责。那个夏季黑人居住区的风暴一直未能平息。暴乱者在全国的32个州共袭击了114个城市。总的死亡人数数字可能是永远也无法知道了，但至少有88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1.2万多人被捕。属于最激烈的骚乱区的，有威尔明顿、托莱多、南本德、大瀑布城、庞蒂亚克、密尔沃基、纽黑文、普罗维登斯、萨吉诺、弗林特、波特兰（俄勒冈州）和坎布里奇（马里兰州）。

坎布里奇的暴乱是特别有趣味的。这次暴乱是可以证明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怀疑有理的为数不多的事件之一，而且这次暴乱对于全国政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左右马里兰州1966年州长竞选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这类事件的反作用。在一个种族主义分子候选人赢得民主党预选时，黑人选民却已决心支持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温和派的斯皮洛·阿格纽。但是，阿格纽对于法律和秩序的感情超过了他对于种族问题的观点。当拉普·布朗，一位外来的煽动家（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的话），对东岸区黑人的一次集会说，“现在是坎布里奇爆炸的时候了，”阿格纽却感到十分气愤。布朗把一所黑人学校叫做“早应一把火烧掉的”废物。他敦促黑人们“想法为自己弄到些枪支”。他说：“暴动是革命的排演。”他接着又说：“暴乱是美国人的家常便饭。”

于是坎布里奇发生了暴乱，这所学校被焚毁了。阿格纽签发了一份逮捕令，以煽动暴乱和纵火的罪名逮捕了布朗。这位州长说：“像他这样的人，绝不能让他带着破坏意图跑进一个州，然后任他溜之大吉，让那些穷人承受由于他的罪恶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两天后，布朗在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大里亚被捕。后来他又受到另一项指控：在被起诉期间，携带武器跨越州界。同时，阿格纽州长坚决处理这一事件的态度，引起共和党全国领导机构的重视，赢得了大家的钦佩，这其中就有理查德·尼克松。

第三十二章 走投无路

在1967年出版的《新的工业国》一书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特别提到“近年来一种有趣的和被广泛注意的现象，”一种“特别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对公认的各种社会思想形态表现出的不很明确的不满。”这些形态，加尔布雷思写道，“不论其鼓吹者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被认为是代表‘既成体制’”的观点。

实际上，黑人、激进分子、女权主义者，以至几乎所有其他感觉一贯受到既经组成的社会的欺骗的人，都喜欢把这个社会及其一切机能统称之为“既成体制”。这个词往往用得很随便以至变得毫无意义——顾客行窃被说成是对既成体制的打击；电视广播节目安排不好也归罪于既成体制——但是这个词的某些应用表明对这个社会的机能却存在一种深刻的直觉。这种直觉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一次，莫过于在那难忘的1965年11月9日（星期二）夜晚发生的停电——社会的主要公用事业之一竟然发生这样异乎寻常的大故障，使许多人感到惊愕，而反既成体制的人却感到恰好证明自己言之不谬。

这天下午4点44分，美国东部太阳就逐渐落山了，电力的需求这时开始逐渐加大，接近每日高峰。住宅和办公室里的电灯开关拧开了。霓虹灯广告牌亮起来了。工商业办公大楼里正当工作人员下班，电梯的使用达到高峰。地下铁道为远程上班持有长期车票的人增加了班次，城市远郊的乡村农场主的乳牛都接上了挤奶器，灯塔也开始闪光了。儿童们停止了游戏，赶着跑回家拧开了电视机，而他们的妈妈开始准备晚餐。由于季节是秋天，气温是华氏46度，自动调温装置启动了数以百万计的家用暖气炉。蔬菜温室供暖系统开动起来；动物园里的爬虫馆得到了额外的热度，不然的话，馆里的毒蛇和鳄鱼都将死亡。酒吧间的制冰机开始制作为职员们每天回家前停下来喝一杯酒所需要的小方冰块。林荫大道和公路两方的电动加油泵，正给归途汽车的油箱里加足汽油。

所有这一切，对于六十二岁、身材修长、头顶渐秃、为纽约联合爱迪生公司工作了四十一年的老雇员爱德华·内利斯说来都是常规。内利斯正坐在靠近六十五街的曼哈顿西区大道一百二十八号联合爱迪生公司电力控制中心控制员的座位上。这个中心——该公司电子控制系统的中枢——是一间天花扳很高，异常整沽、有点奥韦尔式的房间，其中的各种仪表盘和开关沐浴在耀眼的荧光灯光之下，都在内利斯视线之内。他警惕地扫视着仪表，可以确信联合爱迪生公司不但对本市发挥其作用，同时也完成着作为安大略省，纽约州和新英格兰（这一地区共八万平方英里，居民三千万人）电力供应网的主要组成部分应起的作用。至少理论上是如此。在下午大约5点16分时，内利斯从座位上惊跳起来，看到所有仪表盘上的指针都开始大幅度摆动；从这时起，控制中心引起了激烈争论。

当时他和别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尽管联合爱迪生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曾经不时讨论过发生巨大电力故障的可能。他们——正确地——预言可能发生所谓“串联效应”，也就是由于电力供应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需用电力过大，便会把其他组成部分的电量吸尽。如果发生这一情况，该电力供应网，即通常叫作“东北电力网”中的每一座发电机，都会自动断电以避免设备损坏。整个八万千方英里的地区便会立即陷入黑暗。

西区大道一百二十八号摆动的指针就是由于发生了这样的串联效应。毛病出在曼哈顿以北三百一十五英里，尼亚加拉瀑布城以西四英里，叫做亚当·贝克爵士第二号站的加拿大水力发电设备。这里有一架继电器——一个不比家用面包箱大的装置——是按照1963年的用电量调定的；虽然自从那时起，电力负荷不断稳步增长，却一直没有再调整过。那天下午，5点钟对多伦多供电通过亚当·贝克电厂的六条线路向北输送。后来仪器表明，在5点16分11秒的时候，电力负荷稍微增加了一点——刚刚足以使调得不对的继电器出问题。这样，又开动了一个断路器，使六条线路中的一条停止供电。这条线路的负荷便立即被加到其他五条线路上，但那五条也负担不了。由于负荷过大，那五条也都由其各自的继电器切断。于是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灾难。原来供应多伦多，也是未能通过失效的亚当·贝克站的一百六十万千瓦左右的能量，在供电网的超级电路上向南冲进纽约州北部和新英格兰，一路上使各个发电厂相继失去效能。这就造成了电力真空。受到影响的地区都向曼哈顿要电——超过了曼哈顿所能提供的。第二大灾难接踵而来。整个“东北电力网”上的保护装置都开动起来。这串联效应，也就是有些人所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便自动地使各个地区停电。这一效应到下午5点38分完成，这时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南部也已同南面各州一样停了电。于是除了自己发电的医院和其他一些机构之外，从尼亚加拉湖到赫德森河之间几乎没有一盏亮着的灯。这就开始了大面积的黑灯闭火。

纽约市的灯火在下午5点27分熄灭。内利斯刚刚决定揿动八个按纽，使这座大都市中断同电力网的连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是可以原谅的过错：自从托马斯·爱迪生在1879年发明了第一盏实用的白炽灯以来，关于电力消耗方面没有改变的很少几项事物之一，就是电流仍然是按照光的速度传导的。但这后果实在令人目瞪口呆。除了斯特顿岛和布鲁克林一个街道而外，电力全停——统统停了：照明、电动器械、地下铁道以及工厂。在没有受到影响的新泽西州蒙特克莱，一个妇女正从画框般的大玻璃窗向外瞧，欣赏着仙境般的曼哈顿万家灯火。她要去叫她那十几岁的儿子也来看看，可是当她再转身回来瞧时，整座城市却己经不见了。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罗思·乔治机长在肯尼迪国际机场上空准备着陆。他朝下看了看跑道，转眼又看了看仪表，再回过头看时——只看到冥河般的一片黑暗。机场也消失了。

灯火熄灭最初的时刻，人们的反应各有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各自原来的惧怕。“中国人来啦，”住在曼哈顿东区的一个妇女这样想。“外层空间有人打来了！”住在东河边的一所公寓里第二十层楼的一个小男孩这样喊。有两个报纸记者不约而同地想到——反战运动这会儿真干成了。别的人忙于对付意想不到的麻烦，顾不上去琢磨事故该由谁去负责。医院里外科医生在等待转换到应急发电所需的九十秒钟的同时，依靠手电筒继续进行着手术。施拉夫特公司的经理部门担心着他们价值约二十万美元的冰淇淋（全化了）。洛克菲勒州长正在爬着十五层的楼梯回到自己的单元寓所。八十多万人被困在地下铁道列车中。共中有六十人将在东河之下第六十街铁道隧道里阿斯托里亚线的一辆布鲁克林——曼哈顿区间列车上度过难熬的一夜。在他们头顶上，横跨东河的威廉斯伯格桥上，一千七百名郊区乘客滞留在四列火车里。五个小时之后他们才得以安全离去。

在大百货商店里，游动店员用手电筒把顾客引出店门，或是把顾客安顿在商店的家具部休息。农场主们重又学习着用手挤奶的技巧。儿童没有电视可看，学着自己做游戏。动物园饲养员用毛毯维护哺乳动物的生命，又用轻便式丙烷取暖炉为爬虫馆加温。但是，需要用电操纵的加油泵来添加燃料的驾车人，以及面对着冰冷电炉的家庭主妇，却都一筹莫展。许多突然无所事事的人，就给亲友们打打电话。电话还通，当晚市内通话次数增加了八倍。还有别的人却在干着别的事。整整九个月后，所有的医院都报告说婴儿出生猛增。

因为有晶体管收音机，无线电广播仍收得到，不过，对于心慌意乱的听众也说不上有多大的帮助。上气不接下气的广播员谈到“加拿人在黑暗中……原因不明……全世界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电力故障……约翰逊总统召集了应急计划委员会……立即进行调查……担心是破坏。”也曾有些话暗示战争和核浩劫，后来设立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战略空军司令部才报道说“情况绿灯”，意思是指情况正常。曾经出现了一些局部地区骚乱——马萨褚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发生了抢劫，沃波尔的马萨诸塞州监狱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暴乱——以及几起惨祸。纽约一家旅馆的电梯升降机井的底部发现一具男尸，手中握住一根熄灭了的蜡烛。

那天刚刚进入晚间，这一地带仅有的光亮基本上只是由蜡烛、手电筒、汽车灯和一轮明月发出来的。后来电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开始逐渐恢复。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南部，在灯火熄灭三十分钟到两小时之后恢复了光亮，康涅狄格州的灯火是5点30分熄灭的，恢复得比较慢，但是到了11点30分，除了十二个城镇之外也都灯火通明。大纽约市恢复得最慢。布鲁克林是星期三清晨两点钟才恢复的，这里成千上万入睡的人得知来电的方式，后来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出现；他们上床之前，墙上和灯头的开关都没有关掉，因此，他们的卧室突然充满亮光，他们就被照醒了。昆斯是上午4点20分恢复供电的，曼哈顿和韦斯切斯特是上午6点58分，布朗克斯是上午7点钟。有些顽固的小地块一直没有恢复供电。在富豪聚居的韦斯切斯特县境的佩勒姆庄园，直到星期四早晨才重新接通了电力网。佩勒姆庄园的一个妇女事后说，她“点了许多蜡烛，”“维持着炉火，”“一直想着早年没有电时，佩勒姆庄园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1965年11月15日，电力故障发生六天之后的星期一，电机工程师们把电力熄灭的起因追查到贝克电厂。加拿大人感到很尴尬；他们曾经坚持说毛病不可能发生在他们国境之内。美国公用事业的发言人认为这证明了美国方面是没有过错的。但大多数公众并不偏倚。他们谁都责怪，加拿大人和美国人都一样。同时，人们关于在灯火熄灭时的奇遇故事，随着传述而不断有所发展。到了后来，许多人都忘掉了他们当时的忧虑，却高兴地去回忆那破除常规的自由。《组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组写道：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反抗机器的情绪。我们都为重新发现不需使用电源插头的东西而高兴——这些东西我们几乎都忘掉了——特别是那妙不可言的蜡烛。得知那些我们实在不喜爱，并且恐怕实在也不喜爱我们的巨大电子计算机全都成堆放着，闲置无用，而古老的转笔刀却照常能使，我们感到一种胜利的喜悦。

就象《纽约时报》记者组也承认的，这一切不过是幻觉。到头来，一切都还是“重新被拴住，给乖乖地带回到现代工程技术的监狱农场里去。”在几个小时的间歇中，蜡烛和转笔刀确实不错，但是再长一点时间就不会显得那么美妙。它们不可能运送远程上班的乘客，不能为家庭供暖，不能为阅读提供照明，也不能代替人们已习惯于依赖工程技术来解决的无数的服务和生活的必需。早年没有电力供应的佩勒姆庄园的生活方式可会使他们大为震惊。不少人可能就无法生存下去。有些人把《纽约时报》撰稿人所谓的“接通电源的社会”着作是监狱农场，有些人对此还有更难听的说法，但是真正强烈反感，准备砸毁巨大的计算机的人还是不多的。不过，确也还有少数人想这样干。

由于工业革命而失业的英国手工业工人，以一代之前曾经捣毁一架机器的累斯特郡的一个糊涂工人的名字为名，于1811年对剪毛机和动力织机宣战。他们从舍伍德森林一处神秘的隐蔽处发出了不容商量的要求如下：

我们永远不会放下武器，[直到]下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取缔一切有害于老百姓的机器，并撤消对捣毁剪毛机的人执行绞刑的命令。……我们不再请愿——那是无用的——必须战斗才成

签署者：伸冤军司令　　内德·卢德　　执事

从此，凡是牢骚满腹反对采用节省劳力措施的人一直被称为卢德派。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批评美国越来越成为技术统治的社会的人，常常被指责为卢德主义。在某些学生闹事的场合下，这样说有时也是对的。教授的讲义被毁，设备被破坏，坎布里奇有一台电子计算机上贴了一张招贴，控诉计算机领取高薪和津贴，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这同内德最光益的行动一样可笑，但是反对技术统治的论点并不完全是荒谬的。有理智的男男女女己经厌烦收到经由自动穿孔机分发的信件，乘坐按钮自动电梯，排队等候购物付款，阅读按杀戮人数多少计算的战争报道，在电话中听到的录了音的话，而在竞选运动中又被当作民意测脸的百分数字。尼古拉斯·冯·霍夫曼曾经指出，示威的学生是对“用电子计算机来录取、测验和刷掉”学生的作法造反。由某航天公司一位前经理人员主持的一所拥有六千客户的洛杉矶婚姻介绍所，“男女库存有限公司”，听来未免令人寒心。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关于计算机的可怕的故事，有些是很精彩的。奥尔巴尼一所医院竞给一个妇女寄去了一份“割礼”手术费的帐单。1966年，波士顿市长约翰·科林斯一直处于可以重新当选的有利地位，但是在初选的前三天，市政府的计算机忽然自己行动，算好并按址投寄出三万份下水道税款催欠帐单。这位市长于是落了选。

埃里奇·弗罗姆警告说：“一个幽灵在我们之间徘徊……。这是一个新的幽灵：一个全部机械化的社会……由计算机控制着；在这个社会进程中，人类自己被转变成为整个机器的一个部件。”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千百万美国人的皮夹子里得装着不下二十个复杂号码，有些是证明他们的各种身份的，有些是日常工作所必需的，它们简直要把人分成杂乱的小件——邮区代号、居住区代号、血型号、驾驶执照号、汽车牌照号、社会保险登记号、入伍编号、赊购帐户和支票户头号，以及读书会会员证、人寿保险单、护照、出生证和结婚证、抵押契据、退伍军人管理局所发的权利证明书等的号码。《企业畜牲》一书的作者建议玩一种“计算机卡轮盘赌”。其方法是用胶带把卡片上的孔眼封住，另外用刀片开一些新孔，然后把后码暴露到电磁体上。当加利福尼亚一个看门人收到五千美元的支票作为他两个星期的工资时，大家都欢呼祝贺，除了气体弹性研究人员、惯性系统工程师、超导性研究专家和数字线路设计专家——总之，这个伟大的时代正是属于他们的。

美国最早的商用电子计算机的制造者约翰·莫奇利曾经预言，“只有四五家巨型企业能够有效地利用这种机器。”他低估了他自己的这些奇妙东西。1955年关国有一千台计算机。美国政府的工程师在1960年曾经认为五年之内，使用的计算机可能达到一万五千台。五年之后，实际使用的是二万五千台。到1967年共有四万台——单是联邦政府就拥有大约二千台。

这一切使美国的人文主义者很是不安。这些人在政治方面属于自由派，而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却越来越守旧。在四十年代的后期，《1984年》一书使他们感到惊恐。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一种假斯文的落后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标志，因为使他们特别不安的是随着技术进展的浪潮而来的见物不见人的文化。在他们看来，全国的人都正逐渐受到操纵消费者爱好的人的奴役。新出的电子计算机提供的数字也包括分析操纵群众的结果如何增加了消费者负债的资料。消费者负债从1956年到1967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三，达到九百九十一亿美元。单是汽车欠款一项就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达到三百一十二亿美元。看来威尔·罗杰斯的话果然不错；全国正乘坐着汽车走向贫民收容所。

汽车的情况本来就够糟的了——一些善于思考的美国人已开始认识到底特律对于环境起着什么作用——但是对于普遍富有日益被当作人类祸害，知识分子的担忧，远远超过这一点。全国贩卖机器的贪婪似乎是永远无法满足的。自从艾森豪威尔时代以来，可以自由使用的个人收人几乎翻了一番，但是那种在三十年代极为强烈的信心，说什么人只要有钱就会慎重使用的信心，已经全部粉碎了。此外，埃得蒙·威尔逊曾以轻蔑的口气写到过“不能滋补的食品，不能灭菌的杀菌剂，”写到“对皮肤有毒的化妆品，腐蚀汽车的润滑油，”还有“毒死树木的杀虫剂”。而在繁荣的六十年代，正是这份货色在畅销。至少在大萧条时期，你可以不至于被迫在自己的起居室里看到这些东西。电视商业广告现在以无比庸俗的方式——再加上令人作呕的彩色——大肆推销这些东西，使人简直不知道全国将拿这一切废物怎么办。1969年美国棒球联赛决赛之际，一份富有灵感的莫比尔石油公司广告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顾客每购买三美元的汽汕，就赠送一只能装“二十二磅，四立方英尺”废物的塑料袋。广告节目里说，“你一定会高兴把它扔掉的。”确实如此。

电视中的体育节目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不满的事。它把原来——即使单单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应当在户外活动的千百万人变成了整天喝啤洒、肚子胀气的观众，瞧着年轻的运动员在花哨的运动场上兴高采烈地蹦蹦跳跳。这种运动场中最华丽的要算休斯顿造价三千二百万美元、有空气调节的透明圆顶体育馆，它设有四万六千只软席座位、可容三万辆汽水的停车场，并且有钢架圆顶，因而不需要发给因雨延期的票根。这个超级体育馆的设计师们一心要在有雾、下雨和黑暗中都能使用，竟然忽视了一种可能的情况：阳光可能照耀。遇有大太阳的时候，他们愕然发现棒球外野手在耀眼的圆顶馆之内接不到飞球。最初棒球比赛只在阴天举行，而即使这样，外野手仍然必须带上击球头盔。后来顶上涂上了灰漆——于是不论天气好坏，一切比赛都得使用灯光。

对于新的繁荣抱怀疑态度的人说来，透明圆顶体育馆是庸俗和过分消费的神殿。它那五十三套包厢座，租期五年，每个球赛季节租金自一万五千美元至三万四千美元不等。对在下面场内看球赛看得厌烦的人，还开设了非公开的俱乐部，内有酒吧间和电视，室内装饰图案全是“塔希提岛的假日”或“法国式游猎”一类的主题。根据透明圆顶体育馆工作人员不同的任务，共设计了五十多种制服（地勤人员着航天服）；每一个工作人员都送去学习过三个星期，学习如何突出表现透明体育馆特有的景象。这座体育馆内最惊人的奇观是本馆棒球队的一次本垒打。球迷们永远忘不掉，一些参观的投球手一直恢复不了平静。当时电子计分牌发疯似地乱闪。又是火箭放射，又是炸弹爆发。角上插着美国国旗和得克萨斯州州旗的电牛彼此猛冲。电动牛仔们对它们发射电子枪弹。乐队以猛烈的声响穿插演奏着《得克萨斯州的眼睛》。

“如果拿不定主意，”那年有一条广告口号说，“那就买经过考验的产品吧。”但是怀疑派根本不犹疑。只要是大量倾销的商品，他们都不购买。对他们来说，市场是罪恶之地。他们年轻时代所学的经济课程完全不适用了。“群众的中心向题已经转变了，”埃里克·戈德曼写道，向题“不再是衣、食、住，而是在令人感到不安的富裕中如何生活。”戈德曼描述了“全人口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不再肯按受的一种分配不当现象。”这一部分人的声音很响亮。任何一家书店里都有他们反对分配不当现象的论战著作。这些著作的共同主题是，大众文化必然导致警察－监狱国家。

某些有洞察力的作者指出，知识分子的论点并非总是合乎逻辑的。小威廉·怀特评论说，这是“一种倒退的观点”，它认识不到市侩作风的增长是“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文明的好处的后果”。卡罗琳·伯德提到，“一般具有同情心的人，有时却看不到六十年代的充分就业怎样促成了他们现在所感受到的道德、能力、礼貌、精力、纪律等方面的衰退。”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提醒自由派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不能对技术方面的种种进展进行挑挑拣拣。如果他们想要其中的一些，他们就得容忍其他的一切。他们也不能只接受应用科学的奇迹般的产品，而又否定使之成为可能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每一个生来自由的人都可以厌恶这种妥协凑合。但是他抨击的应当是事情的根源。他不能期望由无固定价格和无能操纵市场需求的公司去生产喷气式飞机，核动力厂和象今天这样大量生产的现代汽车。他只能要求停止生产这一切。”加尔布雷斯仍然是更高生活水平的有说服力的提倡者，但是他告诉评论界的同行，在他们全盘否定这种数字社会之前，自己应当想到这样的社会给了他们许多他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享受着的东西，例如，“电话如没有自动接线装置，按目前通话的数量，大约会需要全国整个的妇女劳动大军才能处理得了。”

上面是1967年说的。加尔布雷思没有料想到在四年之后，他认为所有接线员都是妇女的假设，会成为引起争端的话。昨天的明明白白的道理成了今天的邪说。这恐怕就是科学技术对美国影响中最突出的事实。这种变化是痉挛性的和势不可挡的。六十年代美国生活震荡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专业技能很快就过时，使得年轻人的职业选择计划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例如，在1967年，化学工业计算出他们的营业额有一半来自十年之前还根本不存在的产品。这新产品之一是避孕丸，它对美国妇女前途的戏剧性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白人妇女的平均寿命正接近八十岁（白人男子是七十五岁）。科学和技术不断改变着未来的模式。1968年赫尔曼·卡恩和赫德森研究所发表了关于到2000年时美国生活将是怎样的一份一千页的研究报告。他们预测到那时，美国平均每人的年收入将是七千五百美元。研究所报道，七小时的工作日和每周工作四天将是典型的；同样的，每年将普遍有十三个星期的休假。到那时男男女女均以享乐而不是以成就作为人生的目标，看来生存的理由，甚至生存本身都将以现在无法想象的方式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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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展望未来并不需要理解技术革命已经对美国产生的作用。稍稍回顾一下过去就使人感到惊心动魄。在三十年代初期（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摇曳音乐一代当时才刚刚十几岁），美国没有按触到技术进步的最大的人群是农业集团——人数超过三千万。那时他们甚至缺乏水土保持的最起码的知识，这也正是当时产生破坏性尘暴的原因之一。由于农村没有电气化，农民阅读必须用油灯。由于没有电力，典型的农场主的妻子每年要从水井或水泉住家里提回二十八吨水。她的黄油搅制器是用手转动的。她洗衣服用的是白铁皮水盆。用木桶装盐卤腌肉。她丈夫的工作更加是累断了腰。早起挤完了牛奶之后，他得用两小时照料马匹，然后才能开始从事他计划当天要做的事。马和骡是动力的主要来源——当时全国一共有二千多万匹——他到市镇上去是驾车走土路去的。后来，当时的农民生活受到对实际情况毫无所知的人所缅怀。关于农场饭食曾写过一些传布很广的胡说，而实际上，正如克莱德·布里翁·戴维斯在《轻率的时代》一书里指出的，“烹调大部分都是油煎——甚至不能油炸。传统的美国农场主……由于消化不良而气胀，全都是细脖子、平胸脯、大肚子。”

如果一代之后，农场主的儿子仍然留在农场上，他的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种植的树木保持了土壤；带状播种和循等高线开沟使得产量提高，作物茁壮。一百五十亿美元价值的农业机械终止了挥汗的苦役的统治，原来留作种植动物饲料的六千五百万英亩土地现在也己改种农产品。杂交玉米的发展，在没有增加耕地面积的情况下，使全国玉米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由于三十年代棉桃象鼻虫的威胁，南部的农民被迫放弃棉花而学会了种植其它作物——这使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两倍。从富饶的新农村，新的农场主开着汽车走碎石路去市场，他的妻子的厨房用具闪闪发光，宽敞的冷藏库代替了盐卤木桶；家里伙食也比较适宜。下午她也有时间进城。她能按时去理发店理发，她同城市姐妹们一样穿用的是合成纤维，而不是她妈妈穿的原纱染色的方格花布衣服和棉纱长袜。

城市里的劳苦工作也改变了。无产阶级正在消失。诺伯特·威纳在《控制论：动物与机器的控制与交流》（1948）一书中说道，“不论多么低的工资也竞争不过蒸汽挖掘机和电铲。”早在二十世纪前半世纪里，自动化已经使壮工人数从一千一百万减少到六百万人。其后的十三年里，全国的劳动大军增加了一千万人——达到七千零六十万人——但是壮工的人数继续减少。蓝领劳动者成了日益缩减的少数。在艾森豪威尔年代里，汽车工业的生产工人减少了十七万二千人，而每年却反而多生产五十万辆汽车。一度强大的工会的权势削弱了；机器是不会罢工的。工会领导人变得保守，不相信进步，有时甚至成了自己的宿敌——公司——的同盟者。同时，对男人膂力需要的减少，为现在加入劳动大军的妇女开辟了广大的领域，并且随着工作目的改变，这种趋势更扩大了。工人不是去制造产品，却是去参加不断扩大的服务、娱乐和消遣行业。在这个“新的大众消费的社会里，”乔治·莫里写道，“人以材料为对象并用以制造新东西的旧公式，改变成了人以人为对象并促使之行动的公式。”

有一个男性堡垒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经理的套间办公室。赫德森研究所没有提出经理人员可以盼望到2000年时工作会轻些，闲暇会多些。他们是闲不了的；太多的问题须依仗他们。这同罗斯福年代的情况恰好相反。1941年，詹姆斯·伯纳姆的一本被广为评介的书，《经营管理的革命》中，就已经预见到经理人员的卓越作用，但是关于经济大危机的民间传说一般是蔑视老板的，关于经济大危机的小说和戏剧也都把他们描绘成恶棍和蠢才。（电影观众可能还记得扮演这类角色非常成功的性格演员。那就是爱德华·阿诺德。）但是到了六十年代，他们可是趾高气扬。当然，他们同过去那种海盗式企业主很少有什么相同之处。“大亨”《幸福》杂志说，“已经死亡了。”《时代》杂志把新的工商业家描绘成“专业化的经理、有工程师训练基础的技术专家，”他们“负责的企业机构十分庞大，一般的老板们”——股票持有者——“通常只能够行使理论上的控制权。”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他们的管理不是由个人和依靠命令来进行，而是由委员会进行的，这种委员会有不同的名称，如：行政小组，特别工作组、突击队，以及，按时髦的平等主义精神，叫作“工作组”等，由它们来集中情报资料和专门知识。在《新的工业国》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把这些分担权力的人叫作专家体制。

专家体制中的技术专家虽然都很聪明、受过很高的教育、目标明确，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他们非常重视的方面，即公共关系方面，他们却吃到了苦头。这个问题是制度上的，难于医治的。美国工商企业在其其实性质的问题上向来是自欺欺人的。随着担任的职务公开表示信奉赫伯特·斯宾塞的学说【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社会学上是所谓“社会有机论”的创始人之一。根据这种理论，人类社会就像动物机体一样（如经理部门有如人的大脑、神经中枢），服从生物学规律，因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阶级关系似乎带有“自然的”和“永恒的”性质。——译者】，就好象有了高级管理人员专用盥洗室的钥匙和共和党的党籍一样。经理人员都坚持说利润动机如何有效，尽管他们自己的经历经常证明这种说法的虚伪性；他们不断拼命工作，尽管税收使他们失去了薪金的很大部分。他们一听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字就象遵守教仪似的嘘声反对，同时，他们却背弃了由衷地批评凯恩斯的巴里·戈德华特。他们鼓励股东们去想象公司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其实，历来影响很小的公司投资人，到了六十年代更不起作用了。参加他们年度会议的任何人，很快就能看出赴会的一些人所通过的决议，都是根据专家体制所选定提供他们的情报资料作出的。

经济学家曾经指出这种伪装现象。一般是认为不必强调这种两面性，因为并无害处。不过在这种名存实亡的局面中毕竟经常都还是遵守政治道德的。然而，专家体制的欺骗性比外表看来要严重得多。随着约翰逊政权日渐老朽而越南冲突一直得不到解决，工商业家对于示威者把他们当作攻击的目标，谴责他们制造象凝固汽油弹一类产品面犯下了滔天大罪，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对此不能够理解：难道这些愤怒的人不知道企业主同政府天然是对抗者而不是同谋者吗？他们相信这一点，因而认为对任何人都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这种想法当然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是，到了六十年代后期，艾森豪威尔在六十年代初感到惊恐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一直不断地发展，以至美国已经有了——别无其他名称——计划经济。

在1967年，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曾以率直的断言使美国读者大为吃惊，他说“自从大战结束以来，联邦机构一直同美国大公司合作发展尖端技术，”还说“几乎所有美国的主要工业都得到了联邦的大量补助。”这些话似乎很难令人置信。罗斯福的继承者们仍然盘据在华盛顿，他们蔑视经济方面的保守派和货币兑换商；而全国制造商协会中的董事长们谴责华盛顿的政治上的干涉；美国商会的发言人继续解说，政府由于它从来都不制造什么，基本上是寄生性的，而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为了谋利而不惜用资金冒风险的企业家。

对于为了歌颂自由企业不惜用报纸上整版广告加以赞扬的儿童摆设的柠檬水摊子，这一切可能都是正确的——可是摆摊子儿童没有父母资助行不行，这一点却没有加以说明——但是对于象到了六十年代占全国工业产量三分之二的五百家大公司，这种说法就完全不适用了。兰德公司的整个预算都由美国空军保了险，它有什么风险可冒？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投资五十亿美元来改进其第三代计算机上的集成电路，既知道每一元开支都有五角大楼作后盾，它又能算冒了什么风险？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为电子仪器小型化进行的工作，在国家航空和宇宙肮行局明知道没有这些仪器，载人飞行到月球就不可能的情况下，又怎能够叫作冒险呢？随着技术的日益复杂和新产品从设计到投产所需时间越来越长，受委托进行创新的公司都要求订立长期合同。企业经理人员和政府官僚目标一致，实际是一起制订预算，作出决定。如果完成的产品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什么也限制不住让公司大捞一笔。他们也往往是大捞一笔的。集成电路——即免除了一连串互相联系的电子部件：晶体管、电阻、电容器、电子管等的微型电路——便是一个例子。没有集成电路，巨大的宇宙火箭就不能从发射台上起飞。集成电路使北极星导弹和折翼式F－111型歼击机的制造成为可能。波音飞机公司的超音速运输机需要集成电路。欧洲制造的协和式的原型样机也需要。欧洲国家的政府不象美国政府那么合作，当欧洲的制造厂需要这种微型电路时，他们只好同制造这种电路的仅有的三家厂商做交易，三家都是美国的：费尔柴尔德公司、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他们发现这种装置是昂贵的。

那种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纳税人受到欺骗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政府承担了发展宇宙航行的义务；电子计算机成了国家战略机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改进运输方法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这一切对国家的威望也有好处。塞尔旺－施赖贝尔就曾不胜欣羡地赞扬美国佬的机灵：“他们近来的革新大都有联邦的金库作后盾，政府资金资助了任何民族从未迸行过的最有利的投资。”光是空间探索的副产品就使我们了解到在真空中工作时所需要的耐熔金属和设备，这本身就是巨大而极其宝贯的收获。由于联邦保证大量支付资金，五角大楼、国家肮空和宇宙航行局、原子能委员会和联邦肮空署才有可能创造出不少奇迹，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奇迹可能还得等待一代之久。从发明摄影术到照相机投产经历了一百一十二年（自1727年至1839年）。电话的这种间隔是五十六年，无线电是三十五年。用支付研制费用和保证成果有市场的方法，华盛顿把原子弹所需的这种间隔缩短到六年，晶体管缩短到五年，集成电路三年。对于这种作法可以有理由加以反对，但这种理由是反对进步的。若说这理由能使许多美国人信服，恐怕未必。

但是，要说工业始终拥有自己的主权——说它可以自由反对华盛顿所做出的决定——那是不可能的。由于政府每年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工作的费用达一百五十亿美元，与之对比，企业和私营机构每年此项费用仅只六十亿美元，那么政府居专横的支配地位也就是不可避免了。1929年时，联邦、州、市政府负责美国全部经济活动的百分之八。到六十年代时，这项比例达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之间，远远超过印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比例。按照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计算，联邦资金支付了航空与航天方面研究费用的百分之九十，电气和电子设备方面的百分之六十五，科学仪器方面的百分之四十二，机械方面的百分之三十一，合金方面的百分之二十八，汽车方面的百分之二十四，化学工业方面的百分之二十。华盛顿处于握大公司的存亡于手中的地位。当然这种情况从没有发生过，也没有谁如此粗暴，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提到过。然而，大企业确实已交出了一大部分自主权。

在另一个时候，这种情况可能只关系到很少的一些美国人，关心它的人就更少。社会各阶层都享受着约翰逊富裕时代的生活。除非在严重危机的时代，美国很少担心示威者涌上街头，咒骂政府。大多数的人都同现行的制度有利害关系：各种激进运动在美国扩大影响向来都会遭到挫折。但是约翰逊的年代中还经历着另一种重大的新变化。自从大战以来，全国增加了大量的学生人口。珍珠港事件的时候，达到大学年龄的美园人中只有百分之十五在念大学。到了1965年秋季，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在念大学——即五百多万年龄在十八岁至二十一岁的大学生。四年之内这一数字将达到六百七十万。这时每年颁发的学士学位几达五十万个。每年用于正规教育的费用超过三百亿美元。事实上，上学成了美国最大的企业，学生成了国内最大的单一的共同利益集团。

这种情况，在美国人口中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引以自豪的——教育几乎成了一种世俗的宗教，成了被提出能包医一切社会弊病的良方——但是大学生却日益不满和烦躁不安。他们的未来受到越南战争乌云的遮盖，这场战争越来越变得可憎，而且令人感到灰心丧气。他们对进行战争的方式的不满得到全国十五万终身教授——这些人不受外界纪律的约束，他们的职位只有因死亡和个人丑闻才能解除——中成千上万人的支持。最后，许多学生由于觉悟到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很大一部分热情来自其市场价值而感到苦恼。正如其他联邦计划通过创造微型电路推动了工业技术迸步一样，对教育的大批拨款也起了培养未来的技术专家、管理人员和顾客的作用。大学生发现他们获得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在大学的最大收获——之后，人们又要求他们窒息这种怀疑态度而成为企业和政府官僚制度中的齿轮。千千万万的父母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但是他们的子女中有很多人却开始采取另一种看法。他们互相转告：“他们是在用花言巧语蒙骗我们。他们在埋葬我们。我们再不能忍受了。我们要推翻它。”

美国技术一向都是美国的一种力量，是使人惊异而又有时担忧的根源。1853年一份叫《合众国评论》的期刊曾经预言，五十年之内，“机器将从事一切劳动，自助装置将指挥一切，”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情说爱、学习和享福。”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校园震颤在动乱的边缘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却没有这么乐观。他意识到“我们教育制度有一种过于为经济目标服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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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来，六十年代的学生大动乱，比当时看来意义要更加深远一些。象1848年横扫西欧的革命热潮一样，这种学生大动乱可能永远没有被人充分了解。它们超越了长期以来前辈的人不敢触犯的民族秩序和文化壁垒。海洋和甚至铁幕都阻挡不住；当哥伦比亚大学发出爆炸性事件，而伯克利的大学处于沸腾中的时候，英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瑞典、西班牙、比利时、日本、台湾、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校园也都火山似地爆发起来。当时美国人关心的是国内的骚动，但至少在两个外国的首都，布拉格和华沙，其破坏程度比起美国任何事件要广泛得多。

这种连锁反应的部分原因，无疑在于现代通讯的速度和高超天下一家的观念是现实的，而且越来越如此。新出现的大陆对其他大陆上发生的事情，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知晓的。“既成体制”这个词的新义已翻译成所有工业国家的语言。而后来暴乱表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却不怎么用得上它。这种感觉是全球性的。亚洲和东欧的这种反感同老沃巴什大学榆树下的情况是一样强烈的。

然而，美国的地位是特殊的。骚乱发端于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具有最明确的青年亚文化群的国家。国外的大学生对美国大学校园发生的事件是非常注意的（“哥伦比亚大学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1968年索邦【泛指巴黎大学——译者】的示威学生这样问美国的驻外记者），而美国学生大都对于国外的狂乱并不关心。再者，在美国可能找出激动青年人的强大潮流。正如托克维尔曾经提到的，美国人向来对青年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几乎是卢骚主义式的看法，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求助于教育来解决一切问题，不论是个人的问题还是公众的问题。

但是现在青年本身成了一个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令人担忧的一个重大根源是那种新的政治战斗性。一个保守的教育工作者断言校园成了容纳“毛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格瓦拉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之间的松散联盟”的渊薮。斯皮罗·阿格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令人难忘的评语。他在圣路易斯把示威的学生叫作“不满于现状者、激进分子、煽动者、和平的和不和平的不合作主义者”，并说“我愿意用他妈的全部这批畜生换取我在越南看到的那样的一个排的美国人。”另外有一次，他把大学说成是“容纳富裕而酒色过度的纵容主义者的特权过多、纪律过少、没有责任心的子女的马戏帐篷精神病院。”

父母们不承认他们是酒色过度或纵容子女；而不赞成示威的父母则说这些示威只是少数人搞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全部学生中有百分之七十二没有参加过任何示威行动；《幸福》杂志的一次民意测验断言，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五的大学生抱有“革命的”或“激进的反政府”观点；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只吸收到百分之七的大学生成为会员。但是格劳乔·马克斯所说的话却代表了千百万老一辈的美国人的着法，他说：“只说你在报上读到的只是少数是没有好处的。他们绝不是什么少数，如果他们全是你的自家人，并且你得等到汽车回家来才能得知你的女儿未曾怀孕或染上麻疯病。”

那些数宇，不管怎样，是容易使人受骗的。极端主义者总是只能吸引少数人。1861年北部只有少数人是废奴主义者；1776年真正要求独立的殖民地居民可能也是少数。要了解一个集团的趋向，最好的指针是它所获得的同情，而不在于有多少人参加；从这个角度来看，学生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一对大学院校的行政当局不满。另一个民意测验报告说，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大学生对美国国内外政策表示了重大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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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斯瓦多斯谈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大专院校时说，“怕被指责为激进分子、左派分子、颠覆分子的恐惧心理似乎己经消失殆尽。许多人甚至欢迎这类称号。”来到大学校园的学生往往正是麦卡锡时代那些饱受凌辱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受害最深的——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子女。这些人的子女决心不受恐吓和压制。他们参加了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琼·贝兹争取非暴力学会、杜波依斯俱乐部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等组织的分会，他们十分认真，但又几乎完全不懂政治。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他们的“新左派”手法将会触怒几乎所有的潜在的同盟者，包括他们目已的父母——这一点，有人认为，可能正是要害所在。

不过，在某些领域内，他们的本领却是很高明的。他们的示威游行往往是为电视摄影师而安排，很知道如何着眼于戏剧效果。1964年设置纠察线包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来支持密西西比自由党就是一个例子；1967年10月向五角大楼进军是又一个例子。同样确实的是，他们常常似乎是为了使人震惊而使全国震惊。1965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废除不许共产党员和伯奇协会会员加人该组织的禁令。新左派声称他们的神圣三位一体包括马克思、毛和赫伯特·马库塞【赫伯特·马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年－1979年），现代西方哲学社会学中影响很大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而且他们热烈信奉马库塞的“有区别的宽容”学说，也就是压制那些被新左派认为谬误和危险的观点。他们反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征兵和凝固汽油弹，那是合乎逻辑的，在毕业典礼上退席也是一种正当的抗议，但是他们提倡炸毁公共建筑时，连马库塞本人也表示了异议。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某些领导人几乎是醉心于暴力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伯纳丁·多恩谈到沙伦·塔特凶杀案时说：“瞧！他们先把那些猪猡杀掉，然后就在死尸躺着的同一间屋里吃饭，后来他们甚至用叉子戳进一个死者的肚子！多带劲啊！”

新左派对社会的看法基本上是具有密谋性质的。他们认为社会是由一个本身受企业家、军事领袖、公司巨头等“权势上层人物”操纵的既成体制所统治。他们隐约地谈论革命，但是真正的革命是要从巩固国家政权开始的——而这又是他们极力反对的。同所有的运动一样，他们的运动也有一批特殊用语：“对话”、“创造性的紧张”、“无商量余地的要求”、“非暴力的”以及其他等等。但是这些用语的含义往往是模糊的。例如，无商量余地的要求可以成为可以商量的；对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被算作是非暴力的。

表现为蔑视传统职业、衣着和政治的年轻斗士的叛逆心理，1964年在伯克利就已经开始了。第二年春季，当这个校园又开始震颤的时候，克尔校长曾说，“这所大学及其伯克利校园经不起再面临这样一次对抗了。”实际上接下去是长达四年之久的骚乱。伯克利不过是许多骚乱的校园之一。1965年伯克利的事件首先震动了堪萨斯大学，那里因为学生进入校长办公室举行静坐抗议，反对大学生联谊会有男女之分而有一百一十四名学生被捕。这以后，几天之内，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大专院校都已摆好阵势。

耶鲁大学学生因为一位受欢迎的哲学讲师没有得到续聘而举行了示威。旧金山州立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大会之后，有五个人进了医院。在费尔菲尔德大学——康涅狄格州耶稣会办的一所学校——学生破门进入一个锁着的书库，把里面的禁书全摆到供大家阅读的书架上去。布鲁克林学院的学生把他们的校长从讲合上嘘了下来。在纽约的圣约翰大学——全国最大的天主教学院——学生要求取消对他们的出版物的审查。密执安大学的学生示威反对提高电影票价；斯坦福大学三位系主任抗议在课堂中朗读色情诗而辞职。新泽西州的费尔利·迪金森大学的学生为“表达学生的普遍不满”而组织了纠察线。从1966到1967两年间骚乱继续不断，其中主要的暴乱发生在圣何塞州立学院，威斯康星大学、衣阿华大学、科内尔大学、长滩州立大学，还有已发生过一次骚乱的旧金山州立大学。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大动荡的1968年之前的集给力量。亨特学院的校长说：“昨天的象牙之塔成了今天的散兵坑。”

这些富于战斗性的大学生虽然充满热情，但却收获很小。学生天然都是过客；他们一毕业，新学生就又进来，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新来者不采取不同的路线——象这次运动中的新学生实际上所做的那样。向来不稳定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在六十年代末期分裂成为两部分：革命青年运动甲派，又称“气象员派”，以及谴责“气象员派”是“冒险主义者”的革命青年运动乙派。学生们还有其他的困难。他们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荒谬的。“其荒唐之处，”本杰明·德莫特写道，在于“他们认为如果你对越南战争、种族主义、贫困和一般生活水平感到不满，那么你把大学这个桥梁炸毁就行了。”

学生们的第二个不利方面，是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1966年他们很有信心地反对罗纳德·里根竞选州长，结果出乎他们意料之外，里根以差不多一百万票的多数获得胜利。同一天，共和党在国会增加了五十个议席。“1966年选举中最明显的灾难之一，”亨特·汤普森指出，“是新左派对自己的影响的错误估计。激进派和嬉皮士联盟原来指望选民们会抛弃国会中的‘右派，战争贩子’，但是结果却是‘自由派’的民主党人受到了打击。”不仅如此，分析家还断定，在加利福尼亚，新左派反对里根，反而在实际上帮他增加了选票。既然找到这么一个大众关心的问题，里根便尽力加以利用。他以对学生中的反叛分子过分宽大为理由，迫使克尔辞职，而另行任命主张强硬路线的塞缪尔·早川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

对搞政治的学生抱敌对态度的，不限于加利福尼亚州。中西部一个州的议会把州立大学预算削减了三千八百万美元，并且提高了学费。其他各州的议会也大都提出旨在扑灭学生中的不满情绪的议案，并通过了八项。俄勒冈州长汤姆·麦考尔在谈到示威者时说，“美国人已经感到厌烦得无以复加。”卢·哈里斯报道学生家长中的百分之六十二认为，大学校里维持纪律比鼓励求知欲更为重要。“简而言之，”《生活》杂志评论说，“不同辈的人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个问题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当然，在其他问题上、不同辈的人也有交锋。示威是六十年代青年亚文化最容易看得到的表现之一，但是他们的亚文化并不限于此。整个六十年代中，时事评论员谈论得多的是关于通讯、性关系和麻醉品等方面的“革命”。青年在这些方面的“革命”中都是很活跃的，而这些“革命，”也部分地塑造了他们，这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断定选举结果是亨特·汤普森所谓的“进一步残酷地证明按既成体制的条件而与之斗争确实是无益的。”不同辈之间已经出现了鸿沟，而这个鸿沟是深不见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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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狂妄的那些人炫示着写有“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的横幅和徽章；这是令人痛苦的；多少三十岁以上的美国人想要再度变得年轻，想要分享青年们的风尚和热衷的东西。他们也放着唱片，大跳其瓦图西舞、滑行舞和村舍乳酪舞，蹦蹦跳跳掷飞盘游戏，冒着生命危险去骑摩托车，观看“毕业生”也哄堂大笑，甚至还玩巨型球。披头士乐队首倡留长发之后，青少年跟着学他们的样；不久之后，中年人也开始仿效起来。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轻一点，男女都戴上了假发。往往是嬉皮士给成年人创立新式样。鲁迪·根赖希说：“我瞧青少年自己是怎么个装扮的，我把它加以定型，也许再掺进点我自己的设想，这就成了新式样。”年龄大一点的美国人对流行歌曲舞也着了迷，向少年们打听哪里可以跳这种舞；一些轻狂的年轻人就告诉他们到“文森特·凡·高－高”或“从前又从前”去。妇女们则去找整容外科医生做提眼皮手术（三百五十美元）、鼻子手术（五百美元）、面部修整手术（六百美元）、面部剥皮手术（五百美元）、割除粉刺丘疹手术（二百七十五美元）、充实胸脯手术（一百六十五美元）、腹部去油手术（五百美元）和大腿去油手术（六百五十美元）。“年轻就是好”，《生活》杂志在有关六十年代的一期专号上说，“正如人们一度都想要有钱一样，现在人人都想变得年轻或显得年轻。服装式样、电影、书籍、音乐，甚至政治，都是倾向青年的。”

六十年代初期，美国人口的半数都在三十岁以下。随后半数都在二十七岁以下。再后则半数都在二十五岁以下，并且其中十七岁和十七岁以下的占百分之四十，其中十八岁以下的增长速度四倍于其他人口的增长速度。虽然如此，仍然有不少人对有人称之为青年的“乙烯基塑料－小型－可膨胀的狄斯奈幻境【美国动画片制片人沃尔特·狄斯奈在洛杉矶附近办有一个充满幻境的游乐场。——译者】式的流行文化，”抱着严肃的看法。青年的辩护者提醒他们，苏格拉底曾经写道：“我们的青年现在喜爱享受。他们没有礼貌，蔑视权威，不尊敬长者。当今的儿童成了霸道的人。”这种说法的言外之意是，既然希腊人那么早以前就为青年问题所苦恼，今天为此而发愁的人也就是无事生非了。格雷斯·赫钦格和弗雷德·赫钦格则反驳说，真正的向题应该是：“希腊后来怎样了？罗马后来又怎样了？或者，任何由约束自己而变成放纵自己的文化后来都怎样了？”

六十年代里有时看来美国几乎要变成一种由儿女统治的政体。赫钦格夫妇写道，青春已“形成为一种崇拜对象，人们立意加以延长、享受它，而且从商业上空前地加以迎合。”特别是在新的市郊，青年们看来是在马上得到满足这样一种哲学的指导下抚养成长的。阿格纽、比利·格雷厄姆、艾尔·卡普把问题歪曲了，但是问题确实存在，并且是可以争辩的。“自我表现”和“儿童中心”是这种纵容主张的部分说辞；在学校里这一倾向往往引向一种“选修”科目的制度，而其实学生年龄太小并不知道如何选择。老师应该被看成是一个伙伴，而不是什么更高级的人。要求初等学校的教师使用有限的词汇，有时只是无限制地重复那么二十个或更少的词。（其结果被概括为据说是某一位教师在她的汽车撞了一颗树时所讲的一句不朽名言：“瞧瞧瞧、哦哦哦，糟糟糟。”）

儿童听说自己同父母一切平等，就认为家庭里的种种决定都应当付诸表决。这就叫做“民主式的生活”。往往却意味着混乱的生活。戴维·里斯曼在《代达鲁斯》月刊上提到这给一个陌生人的印象时说：“象在穷苦农民家里，人和山羊，鸡和其他家畜同处一样，这里的客人可能受到儿童骚扰，因为儿童被当作心爱的玩物，有客人来也不由看管的人带开。”

《代达鲁斯》季刊另一位哈佛大学撰稿人亨利·默里，指出一项意外的后果。他说，大多数十几岁的青少年集团都是“由一种反权威、反父亲的默契连系起来的。”只有强硬的人，才能在家里受到尊敬。社会似乎也在阴谋反对作父亲的人。触犯他最厉害的事物之一是电视。电视节目里的父亲都是些可怜虫。“给爸爸让个地方”中说话没有人听的爸爸，仅仅因为他妻子讲话的声音比他大，只得听她摆布。“单身汉爸爸”中的本特利舅舅，受到他外甥女和仆人的有意的羞辱。还有挖苦地称作“爸爸最明白”的一组节目中，一反传统的主角安德森先生，对他的孩子们种种奇特恶作剧的反应永远是这样一句话：“咱们躲着，看看结果会怎样。”

广告商小心翼冀，生怕得罪青年；全国十几岁的青少年每年要花费二百五十亿美元。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生斗士竟然如此强烈地反对实利主义；他们自己就是历史上占有意识最强的一代。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写道，在美国，“儿童开始被当作消费者来对待的年龄越来越小了，”又说“中产阶级的儿童在四五岁时就有了固定的零用钱，”并且这零用钱“是打算要用掉的，而在早一些的年代里，零用钱是作为鼓励节俭的。”

讨好十几岁青少年的广告商把他们叫做“现时的一代”、“新人”、“百事可乐的一代”以及“随意去哪里、随意干什么的一代”。约翰·布鲁克斯指出，他们是约翰逊繁荣时代最明显的受益者：“美国青少年，象其他人一样日益有钱了，只是更引人注目一些。国民财富的日益增长加上已成为民族习惯的对青年纵容，使他们手中的钱的数目空前增大了。”但使他们能偿付一切开销可并不容易。1964年，哈佛大学不能算是贫穷的1939届毕业班报告说，他们之中百分之七十八感到供给子女钱花成了他们做父母的人的主要问题。其中只有百分之六的人说，给他们的子女灌输道德价值观念也同样是件难事。这些子女可并不都是那么有道德。一个男青年只要花十二元五角钱就可以给一个女青年买一只“关系稳定”的指环，看起来完全象一只结婚戒指一样；至少决没有一个汽车旅店的经理能辨别出来。如果第二天他们自觉有罪，他们可以到某处专为青少年设立的教堂去祈祷赦罪。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伊曼纽尔医院甚至附设了一个十几岁青少年住院部。弗兰克·泰勒在《星期六晚邮报》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怎样在医院里玩乐》的文章描写了这种住院部的情况。其中的病人享受着“无限制的小吃、爵士乐即席演奏联欢会，以及病人轮椅赛跑。”古板的营养专家远远地躲在一边，听凭十几岁的青少年“每天午饭和晚饭顿顿都吃面包夹小红肠和汉堡包。”

给青年的读物包括一个叫威廉·门宁格写的《怎样做一个成功的青少年》。书中“怎样同父母一起生活”的一章里叙述了对付企图发号施令的父母的技巧：“维持家庭和睦和保证合作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讨论重大事情。”给青年出主意的也不乏其他来源。《芝加哥每日新闻》辟了一个青少年闲话专栏《优秀的青少年》；《妇女家庭杂志》上设有《青年写照》专版。供青少年阅读的廉价期刊包括《不为人知的青少年爱情故事》、《青少年时代》、《好莱坞的青少年》、《十六岁杂志》、《青少年世界》、《青少年大军》、《现代青少年》、《青少年电影》等。他们阅读的杂志则有《天真姑娘》、《向姑娘们召唤》和《十七岁》，后者在1961年庆祝创刊十七年，在一篇耸人听闻的社论《这是我们的生日》中写道，“《十七岁》已经十七岁了……大家不都是吗？”

“我曾是一个少年佛兰肯斯坦”是为青少年摄制的较为令人难忘的影片之一。《青少年》杂志的编者查尔斯·劳弗说，“音乐市场有史以来首次完全由青少年所左右。”他们是历来最爱好音乐的一代，他们的鉴赏力，有时是非常高的；摇曳音乐的一代简直没有可能越出披头士乐队、琼·贝兹、鲍勃·迪伦和四十四岁的B.B.金。后者是被他的同代人不屑一顾达二十一年之久以后，由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发现的。不幸的是青少年另有一些崇拜对象在艺术上是属于安迪·沃霍尔的布利洛假发和坎贝尔牌汤罐头式音乐一流的，其中也有淫秽的普雷斯利。普雷斯利的嗓音和外表至少还是独具一格的。而大多数摇滚音乐明星却并非如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是一模一样的——矮个子青年，眼着要发胖；这些人靠艰苦的饮食控制、鼻子整容手术、无形眼镜，精美的发型装扮起来供公众消遣。而他们其实并不会唱。大多数歌喉甚至在剧院后座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是在同声室里加以放大，制成录音带然后拼拼凑凑去掉走调的音。他们出现在听众面前时，只是装作唱歌的样子，而由扩音器播放唱片。他们扭着屁股，弹指劈啪作响，脸部做出一副愁眉不展的表情，却去糟蹋一些好歌，如《我曾经默默地爱过你、爱过你、爱过你》，或《是的！雨水主要留在平原上》。贾尼丝·乔普林在她因饮用威士忌和毒品伤身致死之前不久曾说，“我对于青少年的意义，是使他们可以不失童心，却仍能赢得胜利。”披头士乐队中的约翰·伦农说，“我们现在比耶稣还吃香。”他们的听众也许会对这类话感到厌恶。他们毕竟已经习惯了毫无意义的词句——一个作者在《喇蛄》杂志上写道，“要学会忘却，”这是对该颓废派青少年杂志的读者讲的比较明智的一句话。珀杜对二千个青少年进行了民意测验，问他们什么是美国青少年面临的最严重的向题。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说是粉刺。

警察却不会同意这种说法。过去的十年间，青少年被捕的人数猛增了百分之八十六。在“从加利福尼亚到缅因的一些中学”里发生了仅仅一个星期的暴力行为之后，《时代》杂志的一条大标题就宣告《青少年作乱了》。鲁思·肖恩勒·卡文教授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少年犯罪，其中包括她所说的“酒精－汽车－性行为”的社会学教科书。在一些原来很安宁的居民区，重罪案几乎已是常见的事。联邦调查局报告，美国因凶杀、强奸、抢劫、严重殴打、盗窃、偷汽车等罪行而被捕的人，年龄十八和十八岁以下的几乎占了一半——而在郊区则在一半以上。1960年许多郊区开始订立青少年行为守则，但是这些守则没有法律地位，遵守全在自愿；它们的主要价值只是证明父母的权威已经破产。《酗酒少年》连环画中的警察说，“在这些小子们看来，社会不值一个屁，”而情况往住确是这徉。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念有惊人的差异。盖洛普测验报告说，四分之三的青少年说他们知道考试中作弊是很平常的事。他们对此并不感到什么不安。

在富裕人家嵌有护板墙的娱乐室里普遍存在的青少年吸毒会的最早的证明，是1960年韦斯切斯特县的警察缉捕队发现的。震惊过去了以后，父母说还好不是酗酒。接着，加里福尼亚南部旅游地圣卡塔利纳岛的警察宣布说，富裕人家十三四岁的儿童酗酒已成为平常的事，还说今后要向酗酒儿童的父母收取每小时二元五角美金的照看费，直到父母领回为止。从全国的范围来说，青少年中经常喝酒的，估计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六。在纽约州的扬克斯，高中学生经常喝酒的占百分之五十八，其中百分之六十四说他们是驾驶着家里汽车出去喝酒的。在费城郊区的玫瑰谷，父母允许孩子带着成瓶的酒去参加聚会。他们的父亲充当酒吧招待员。这不由得使人们纳闷，克拉伦斯·戴【美国当代作家，著有《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改编话剧后，卖座历史不衰。书中的父亲是个比较老派的父亲。——译者】的父亲对此会怎么想。

六十年代一再出现的新闻报道，除了城市少数民族集居区的骚乱、一年一度的达拉斯市事件周年纪念、战争的暂时停火外，还涉及到新港爵士音乐节和洛德代尔堡青少年饮酒发生的骚乱。然而，青少年喝酒的普遍程度是不应当使人感到惊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在表现他们的社会身分。富裕、缺乏真诚的责任感，以及置身于失业人群之外的地位，使他们具有有闲阶级的一切特征。

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在他们感到无聊和喝醉了的时候，往往破坏性很大。密苏里州汉尼巴尔一条简短的新闻，使人凄伤地感到人们所珍爱的一个美国神话已应更改了。在汉尼巴尔的卡迪夫山脚下树立着一座有名的汤姆·素亚和哈克贝利·费思【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作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塑像，两人都光着脚，肩上扛着钓鱼杆；一块牌子上刻的字说明，这里就是汤姆和哈克两人“随心所欲地游戏和闲逛”的地方。可是，任何男孩子在六十年代后期，如果天黑以后学他们的样，就要冒被逮捕的危险。因为青少年破坏他人财产行为的增长，年轻人晚上10点钟以后在卡迪夫山一带——实际上在汉尼巴尔的任何地方——游荡，都是禁止的。

这是一条严峻但又必要的法律；在密苏里和其他地方，破坏财产确实是个实际的问题。1968年2月，在自助食堂里发生多次起哄摔碎餐具的事件之后，纽黑文中学的学生，在一个星期之内，有三十人被捕。芝加哥的梅伍德郊区有五百个学生因抗议返校节上选出美女而同警察发生了武斗。还有芝加哥的邓巴中学的将近三千名学生跑出课堂去投掷石头砸汽车。在一次典型的郊区事件中，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一伙青少年——政府官员的儿女——用垒球棒击碎汽车挡风玻璃，造成了七千到八千美元的损失。当他们被捕以后，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好玩”。还有一种流转颇广的暴力的表现方式是，强行闯入他人的聚会。有一个时期，每一个周末，在韦斯切斯特、费尔菲尔德、罗克兰、巴克斯等县——都是围绕纽约的一些高级的郊区——都发生大批这一类事件。典型的情况是，六个或八个青少年不速之客，在别人的宴会进行得最热闹的时候闯进去，砸开这家家长的酒柜，砸毁玻璃器皿和家具。

有时请来的客人更厉害。他们互相比赛看谁能把主人家破坏得最厉害。一次令人难忘的舞会是为了庆祝金发姑娘费尔南达·沃纳梅克初进社交界，在她继父母在长岛的南安普顿三十间房的大宅邸里举行的。被请去参加的有八百多当时《时尚》杂志称之为“漂亮朋友”的儿童。当乐队离开以后，他们之中一百二十七个人把那大厦破坏得一塌胡涂，砸碎了窗户玻璃、扯下窗帘，在吊灯上打秋千、拆毁电话机，砸坏电灯、装走用具并把大部分家具丢弃到海滩上。这场恶作剧的损失，据估计约在三千至一万美元之间。

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往往破坏得最凶，不过，无论在哪里都可能发生骚乱。有一次美国独立纪念日，在衣阿华州的阿诺兹公园里有五百个喝醉了的青少年向警察猛掷石头、啤酒瓶和混凝土碎块；骚乱是由他们中的一个人向警长挑衅开始的，他喊道，“嗨，兔崽子，这地方我们要接管了。”在芝加哥，一个摇滚舞音乐会——为了促进同青少年的友好关系而由市政官员安排的——不得不中途取消。在第一次演出中，观众站了起来挥舞轮胎链条和木棒；受伤的有一百三十五人，包括六十五名警察。

北达料他州大学直到该校学生刊物《学生》提仪在附近札普镇举行一次欢乐的周末之前，是国内最安宁和最守规矩的校园之一。札普镇长诺曼·富克斯很高兴，他写信给附近的各大学，保证供应“特殊风味的札普肉饼”和“愉快、纯洁、大吃大喝、令人笑得肚子疼、流眼泪的大量欢快。”他搞了一件印有“北达科他州札普即欢闹”字样的圆领汗衫，并且宣布这次盛会叫做“札普集会。”大家谈论着札普有可能成为北方的洛德代尔堡。达位镇长根本不理解这一切的含意。他管辖的全镇，人口才只三百。到了1969年5月9日星期五的傍晚，有差不多一千个学生——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男生——从五个州来到了札普。三家酒馆挤满了人。当气温表降到冰点以下时，学生们在街中心点起了篝火，他们把酒馆的桌子和座椅拔下来当柴火。随后他们又开始破门闯进店铺和人家。拳斗开始了。一辆救火车开到；他们夺取了车子，把它拆毁。在五百名国民警卫队员到达之前，来宾们已经造成了一万美元的损失。

南方的洛德代尔堡从来没有面临过同这完全一样的问题，因为在那里5月份从来没有出现过结冰的温度。但是佛罗里达州那一年同样也受到年轻的纵火犯之害。在为时十五个月的一段时间内，根斯维尔的佛罗里达大学校园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之多的（一百二十起）、起因不明的火灾。消防队长们认为整个校园建筑有被夷为平地的危险。在休姆宿舍楼的寄宿生供认纵火之后，这危机才算得到解决。住在宿舍楼东西两侧楼的学生比赛那一侧楼能够引来更多的救火车。这一事件的特别惊人之处是，这是前几代的人决不可能想象的事。休姆楼竟是一座女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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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求斯文的机构里的男厕所很久以来都在小便池上悬挂“离开盥洗室之前务请服装整齐”的提示牌。有教养的年轻男子是不需提醒的；早有人教导他们不要当众系裤子上的钮扣。因此，当弗朗索瓦兹·多莱亚克在1966年电影“间谍所在之处”里从盥洗室走出来，当着她的合演男明星戴维·尼文的面伸手到大腿分叉处，毫不在乎地拉上裤子的拉链时，他们不免吃惊。正是这种时刻使人想到两性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改变，并可能永远地改变了。妇女越来越多的参加了一向被认为是男子的职业：电话线务员、采矿机工人、沟渠挖掘工、卡车司机、特工人员。也有更多的妇女染上了男人的恶习：当众酗洒、少年犯罪、聚众殴打。妇女解放运动领袖泰－格雷斯·阿特金森把婚姻叫做“奴役”、“合法的强奸”和“无偿劳动”，并且不同意“为依赖感所束缚”的异性间的爱情。妇女解放运动不限于美国；1970年伯纳代特·德夫林被她的崇拜者称为“爱尔兰当年的红人”，而挪威一千一百六十二名在远渡重洋中怀了孕的女水手，向她们的政府要求并得到了补贴。但是，在六十年代末期妇女大规模上街的却是在美国：芝加哥是三千人，印第安纳波利斯两干人，波士倾两千人，而在曼哈顿有五万妇女，大步走过第五号大道，去掉乳罩的束缚，任其胸部明显地摇来晃去。

参加妇女解放运动的人抛弃乳罩不过是流行式样中许多变化之一。当迈娅·法罗把头发剪短以后，姑娘们全涌向理发馆，好让自己也可以象个小伙子。她们挤到陆海军商店去购买水手粗呢上装、海军军士衬衫和喇叭裤。方头，低腰的笨重皮鞋也深受她们的欢迎。许多女学生使用刮脸后润肤剂代替香水，以至于使商业杂志《福布斯》抗议说男人女人开始都是一个味儿了。1966年，伦敦东区出生的模特儿特维吉体重才九十一磅，于是妇女们节制饮食以便能够象她一样，尽管瘦骨嶙嶙原被看作是反女性的。她们的意思是要看起来坚强些。发亮的尼龙织品变得时髦了，还有硬邦邦的金属纺织品。上衣与长裤相配的一种女子服装也出现了——不是那种漂亮的松散便裤，而是男人式的、按身材定制的长裤。这种裤子的拉链或扣子不在侧面，而是象弗朗素瓦兹·多莱亚克一样在正中拉上拉下的。而且据说有些女孩子的裤子前后都可以拉开，这样她们便可以站在小便池前撒尿。巴巴拉·塔克曼【美国当代女史学家，著有《八月炮声》。——译者】不满地说，太多的女人开始象洛丽塔【美国当代作家纳布科阿夫同名小说女主人公。——译者】或者说象驯狮人了。一个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把她叫汤姆大婶。【当系借用“汤姆大叔”。——译者】

在这一运动的最上层既有搞同性关系妇女，也有搞两性关系妇女；凯特·米利特说，她有时就跟妇女睡觉，琼·贝兹也承认她干过一次同性关系活动。参加这一运动的人都很讨厌被看作是“性玩物”；女孩子们都反对男人对她们吹口哨，也不愿意做意在挑逗男性的淫荡的广告。而且，参加该运动的大多数女孩子仍愿找男孩子；一位两性关系的解放运动领导人格罗丽亚·斯坦纳姆说：“男人都以为妇女一获得解放，她们对男人来说便失去性感了。但他们不知道，如果妇女获得了解放，她们只会反而有更强、更好的性感。”贝蒂·弗里登证实“美国妇女的性饥渴已越来越严重。”戴维·里斯曼发现“数百万妇女”己变成“自觉的性的消费者”，并“同男人一起成为性生活的拓荒者。”过去称行为放肆的妇女为“野”或“浪”的年纪较大的美国人对目前发生的情况简直无法理解。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67年参加他孙女的毕业典礼时对那些穿着超短裙的女孩子们说：“脚腕子上下差不多看来总是很干净、很漂亮的，到了膝头就差不多总不好看了。”但那些女孩子当然都知道，男孩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还要高。

无疑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在到处找机会，她们常常结成对儿去街头闲逛或在周末跑到大学校园里去。单身汉跑到芝加哥拉什街一带幽会酒店——如“狱中”、“内库”、“76精神”——去喝一杯酒，马上就会有些女孩子自动上前提出愿意“陪伴”他们，并作出新姿势来挑逗他们。纽约大学女生三分之一的人都参加过和全然陌生的人做一夜夫妻的活动。据1960年全国性调查，婚前与人性交的女孩子的数目不止增加了一倍；在五年的时间中，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在欧洲，调查人员发现自愿描述自己的性经历的男孩子比女孩子多一倍；在美国情况可恰恰相反。中学生也全都摆出一副淫浪的神态。《十七岁》杂志发现，为了这一目的，它的订户中使用涂眉油的人数从四十年代后期的五人中有一人，现在激增到了十分之九。鲁迪·根赖希说，二十年前，女孩子都尽量让人看上去显得温柔、天真；可现在，“她们还不到十七岁便练出了一副放浪的、有意显得淫荡的神情。”外表端庄的妇女几乎已经绝迹了。任何下流话也不再使她们感到吃惊了；她们自己也说。她们要是想男人，她们会自己说。

一度控制极严的电影，现在是尽一切可能去探素性交大观。离开白宫职务去就任美国电影协会会长的杰克·瓦伦蒂领导之下，好莱坞于1968年采用了一项影片分级制度。G级影片全家可看；共他的为M级（指供成年观众看），R级（限制十六岁和十六岁以下的人观看，除非有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和X级（十六岁以下的不论什么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允许看）。

在六十年代后期，每个电影季节的X级影片都比前一季节的更有发展。甚至报纸上的电影广告都成了不应当让儿童看到的东西。“我很好奇（嫉妒）”放映时被认为是可怕的，……但新出的影片很快地就使它过时了。“调皮姑娘”一片的广告说，该片“使好奇的嫉妒显得失色，”事实确也如此。

达拉斯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说，“若是在科顿圆形竞技场看到性杂技表演，我也不会感到太奇怪的。”在曼哈顿四十二号街上第七大道和第八大道之间的街区上，一个警察说：“知果一位矮小的老太太想要买一份《纽约时报》，她就得爬过三排的《操屄》杂志才能拿到。”——所有的淫秽杂志为了竞争发行量而竞相刊载比别家杂志姿态更淫荡和肉体露得更多的模特儿照片。……

性在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也成了问题。教皇保罗对避孕问题反复思考达五年之久，最后于1969年7月29日以题为《关于人类的生命》的一篇七千五百字的通谕中加以否定。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天主教徒群情愤激。旧金山大学（属耶稣会）的城市生活研究所，公布说他们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是赞成避孕的。年轻教士的绝大多数是同意的（但是年纪大一点的教士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同意）。在华盛顿有几位教士举行了一次静坐抗议；另外有一百四十二人给他们的大主教管区为首的枢机主教巾帕特里克·奥博伊尔送去了一份抗议书。当这位枢机主教在圣马太总教堂里开始宣讲论服从时，教堂会众有二百人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傲然阔步走了出去。布法罗有七位教士因反抗性的言论被一所神学院开除。但是造反仍继续蔓延。第二年，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大主教管区的前助理主教同纽约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了婚。很快，教士结婚——往往是同跳墙出来的修女结婚——的消息就不新奇了。

很多性欲知识是从实验室得到的，由穿着白外套、拿着记秒表以及其他东西的科学家加以观察。其中最有名的是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他俩最后也结婚了。他俩在圣路易市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的机构的发现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对交配的测量和摄影却把爱挑剔的评论家吓坏了。马斯特斯－约翰逊设备的最精采部分是一个通电的塑料阴茎，里边有一个小照相机和冷光照明，以便观察和记录阴道中发生的情况。

所有这一切过去对于年轻人是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前几代的人因为社会风气，怕丢脸、担心可能染上性病或怀孕——这对于女子来说是灾难——而对过早的性关系存有戒心。现在社会风气已经大大改变；社会对于婚前的性关系采取了宽容的看法。性病的传染已经消灭。（这十年的后期，由于乱搞男女关系重新风行，性病再次出现，并成为全国性的流行病。）“只要这事舒服，我就愿意干，”一幅在大学生中流行的墙画公开这样写着。性交很舒服，他们也就经常干。现在反正有药丸，避孕套和各种用于子宫内的子宫环，子宫帽等作保护。

六十年代后期，打胎已极容易，女孩子于是感到更安全了。但避孕方法的改善对于失足者人数的增长并无责任。这情况早己出现。在1940年到1960年期间，非婚生育的数目增加了一倍，而这些妈妈中有百分之四十全是十几岁的女孩子。据赫钦格夫妇调查，在某些特殊的社会中，一个女孩子在她过十六岁生日的那天就一定得和她的男朋友性交，如果她拒绝，她就会被人看不起。奥克兰有一所中学，女生怀孕的太多，学技只得同意她们都回去生完孩子再来上课。纽约东部阔人区的一家医院报道说：未婚母亲的数字在六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一，《纽约时报》更引述玛格丽特·麦科马克博士的话，说女孩子怀孕“一度是大学里的间题，现在在高中或初中也成向题了。”纽约一个初级中学在一年里发现了二百四十起怀孕事件。1961－1962年的冬天开始普遮使用避孕药，到了1967年女学生生下私生子的数目才逐渐下降了。但是决没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性交活动不那么流行了。

色情充斥的美国文化现状无疑应对婚前和婚外乱交活动的增加负责。色情无处不存在——平装书的书架上，电视屏幕上、广告中、杂志里、流行歌曲里、戏剧，音乐以及日常谈话中都有。据贝蒂·弗里登说，某一心理研究机构发视在六十年代期间，各种大众宣传工具中涉及到性向题的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纽约时报书评》注意到兽与人的“爱情”故事已十分流行。邮局因递送色情作品而收到的抗议信在六年中增加了一倍，1965年是十三万封。

“应先作好准备！”在一张招贴画上一个穿童子军制服的女孩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大笑着说。童子军总部要求赔偿名誉，法院对这个案件根本不受理。“使用避孕药物：这样就不用怕贴得太近了”，这是一份“计划做父母”的广告中的话。曼哈饭最大的旅馆，纽约希尔顿旅馆按小时出租房间。性生活失意的人（或夫妻）拿着《星期六评论》或地下报纸中的个人广告到处去寻求新的对手。谁都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夫妻交换会的主要活动地点；男人们把他们的房间的钥匙扔在一张桌子上，妻子们便过去随便抓一个，抓着谁的钥匙便和谁一块儿去睡觉。

年轻人说，如果中年人可以互换老婆玩玩，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先试试老婆的好坏？有些地区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安，考虑到有些诱惑的可怕作用，便试图依靠地方自作的规定来防止这种性泛滥。有一个时候，在公共海滩上游泳的妇女所穿的游泳裤必须把两边屁股各包二英寸。不久，肯尼迪的寡妻在一张照片中却只穿一身三点游泳衣，这规定便立即被打破了。此外还有一些挑逗性的歌曲。

密执安大学的一个女生说：“从没有一个人说‘不干’的。”那么多人一说就行，大学女生却还有三分之一是处女，这也真是怪事。在有些情况下，父母实际把女儿没有性经验着作一件麻烦事，要是其他方面无问题，他们当然愿意他们的女儿保持处女身份。但在这一代人中，什么事都成问题。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如果对性缺乏正常兴趣，就很可能是已堕入了另一种为青年人预备的圈套。她可能——在某些地方还十分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吸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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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中期化学疗法的最初发展是有益的。三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磺胺药物。接着出现了青霉素（1943年）、链霉素（1945年）、可的松（1946年）、促肾上腺皮质激素（1949年）、土霉素和金霉素（1950年）、脊髓灰质炎菌苗（1955年）、萨宾菌苗（1960年）。以眠尔通与利眠宁为前驱的各种镇静剂，把精神病患者通常住院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所有这些药物初问世的时候都叫做“神效药”。有了这些药物，自从人类史早期就折磨人类的一些病害被制服了，有些还被消灭了。1959一年里，医生开的镇静剂处方超过五百七十九吨，让人多少可以看出这些药物适应的需要。近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当夏季几个月，小儿麻痹症就使父母们感到惊恐；1952年一年，发现的病例有五万七千起。这种情况现在仅仅存在于记忆之中了。

药物革命有其阴暗的一面的最初迹象是在1962年出现的；当时有八千欧洲妇女因服用一种叫瑟利多迈德的新产品镇静剂而生出缺四肢的婴儿。幸亏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弗朗西丝·凯尔西医生反对，瑟利多迈德没有获得许可在美国通用。然而，一些为了调查的目的试服这种蓝色药片的孕妇，也生出了畸形的婴儿。如果一种药物能够产生这样的作用，那么什么是不可能的呢？美国人药柜里的药物之多是空前的。医生们这时一年要开出价值差不多二十亿美元的药丸的处方，其中包括新的巴比土酸盐剂和安非他明，催眠药和抗抑郁剂。此外，还有一个巨大兴旺的黑市。每年制造的八十亿粒安非他明或叫它兴奋药九，其中约有四十亿是非法出售的。外行常把兴奋药丸和巴比土酸盐叫做“软”毒品，而把海洛英、吗啡和可卡因叫做“硬”毒品，但是药物学家深知叫法正好应当相反；旧的那些毒品使有瘾的人镇静，而新的毒品使人产生危险的和难于预料的情绪。有些已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为大家所熟悉，以至于有了流行的外号。其中有“兰坚鸟”（阿米妥钠）、“红鸟”（速可眠）、“黄胡蜂”（宁眠泰尔）和“兴奋丸”（巴比土酸盐加安非他明）。

新合成药中受到最广泛讨论的，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简称LSD。这东酉最初是由瑞士巴塞尔的桑道兹制药厂的艾伯特·霍夫曼博士于1938年离析出来的，但性能尚待发规，在实脸室里搁置了五年，没有受到重视。发现它的性能是在1943年4月16日。霍夫曼的手指皮肤吸收了一点LSD，他开始产生各种幻觉。这引起了他的科学好奇心，于是有意地服了二百五十微克——约一粒细盐大小的量。他在日记里说明了药的作用：“我的眼晴闭着，五颜六色的、变化不定的、奇异的幻象把我惊呆了……声音被转换成了视觉感，以至于每个声调每个音响都引起相应的彩色图景，象万花筒似地变化着形态和色彩。”简单地说，他经历了一次幻游。

新泽西州神经与精神病研究所的汉弗莱·奥斯蒙德医生给LSD创造了一个新名称。他称之为psychedelic，意思是“精神扩张”。六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公众还不知道有这么一种无色、无臭、无味的毒品。后来哈佛大学两位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和理查德·阿尔珀特开始给他们的同事、作家、艺术家、教士和自愿的囚犯做实验。利里和阿尔珀特两人于1963年被哈佛大学辞退了，但是到这时，LSD已经有了声价。经厉一次幻游或叫入境，在大学校园里成了身份的标志。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此颇感不安，于是警告大学校长说，服用这种药剂是一项“有害的和危险”的行为。桑道兹制药厂停止制造这种药物。密执安州、新泽西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通过法令禁止生产任何形式的这种药物。但是完全不起作用；服用的人仍然越来越多。

1966年，LSD已经家喻户晓。就连离群索居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幻游、经历幻境和精神扩张。教士和牧师举行会议，讨论LSD在宗教方面的作用。流行音乐厅——还有美术馆和博物馆——用电影、幻灯片和彩色闪光灯来使人联想到服用LSD时所产生的效果。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其中有些是伪造的——被用来吓唬那些想试试幻游的人。据说有一个服LSD过量的青年在一辆卡车以每小时七十英里速度驶过来的时候，用燕式跳水法跳到它的前面去。据说十几岁青少年在LSD影响之下，躺在原野上，眼睛凝视着太阳，弄得双目失明。这个说法后来有人揭发是谎言。但是美联社证实，有一个年轻人到警察局去自首，他说他进入LSD的幻境已经三天了。他问道，“我是不是杀了我的老婆？我是不是强奸了什么人？”结果是他被控告杀死了丈母娘。

服用者描述他们感到沮丧，甚至感到想杀人，有的则说他们是怎样变成了大乌鸦，或是变成了耶鱿基督，或是变成了六英寸高的小人。心情不安的父母向人述说他们儿女的遭遇：“我的儿子服用毒品。他跑到圣路易斯去，那里是宇宙的星占学中心。他遇见了希特勒和林肯。”还有，“我的儿子回家来过圣诞节。他的样子可怕极了。他光着脚在雪地里骑他小妹妹的自行车。邻居们都把孩子们叫回家。人家都怕他。”

但是服LSD的人——他们叫它“酸剂”——描写他们的幻游却是令人心醉神迷。一个向《纽约时报杂志》投稿的人写道：“当一个人可以就坐在马路边沿上，吞下一丸药就可以一连几小时在头脑里听到奇异的音乐时，谁还需要什么爵士音乐或甚至什么啤酒？一粒优质的酸剂，价钱是五美元，花上这点钱你就能够听到上帝领唱、圣灵打鼓的宇宙交响乐。”

披头士乐队唱过“黄色的潜水艇”，意思不过是游幻境的委婉说法，另外还有一支含有LSD味道的歌曲叫“草莓田”。小学的学童回家反复唱着按“雅克兄”曲调配的词，使他们的妈妈听了感到惊讶。歌词是：

大麻叶，大麻叶，

LSD，LSD，

大学生在制造它，

中学生在服用它，

我们为什么不行？

我们为什么不行？

有时侯，好象整个一代人都在服用麻醉剂了。事实上，自己服用药品和麻醉荆引起的嬉皮士运动，或反文化运动，开头的规模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五十年代“疲塌的一代”的延续。六十年代初期，疲塌的一代移居到旧金山的梣树岭地区。一个叫做“杰斐逊飞机”的爵士乐队正在一个叫做“模式”的偏僻不出名的夜总会里演奏着最早的酸剂摇滚音乐。他们一伙以及“感激的死者”正在拉翁达受到肯·克西和他那帮“快乐的恶作剧者”的款待。拉翁达是克西的住宅，位于旧金山南五十英里的一片森林里。在这里，克西和他的“恶作剧者”请来宾们喝搀LSD的凉饮；也是在这里，克西写出了“有人飞过杜鹃巢”（1962年）和“有时有个好念头”（1964年）等歌曲。

“恶作剧者”一面听着猛冲的、压过其他声音的酸剂摇滚舞曲，一面进行光线和色彩的试验，池们穿着奇特的服装，并且形成了后来在美国每一处居民点和世界上许多地方广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当时还未风行。去参加由“飞机”和“死者”乐队伴奏的舞会的人很少。大多数舞客仍然比较喜欢查理·帕克型的爵士乐。这些新音乐家画出一些招贴画，描绘LSD幻游的视觉影响。但是很少有什么人欣赏。最初他们把这些早期的精神扩张艺术的样品免费赠送，后来以一美元一张发售。《壁垒》杂志的编者曾说这些画的印刷是“大半看不清”的，但是到了1967年，某些原画在旧金山最高级的画廊里要卖到二千美元一张。

那时，《旧金山纪事报》的一个记者已经把这些新的放荡不羁的人命名为“嬉皮士”，这运动也己先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后来更成为国际性的现象。嬉皮士聚居点在纽约、波斯顿、芝加哥、洛杉矶、亚特兰大等地都大为兴旺起来，嬉皮士飞地在墨西哥、加拿大、伦敦、罗马、东京等地——甚至在老挝也建立起来。到这时，嬉皮士运动的许多创始成员都已经退出了；他们讨厌那些风头主义者卖弄花哨地接见新闻记者和电视评论员。“当嬉皮士的最好的年头是1965年，”这个运动的著名的采访记者亨特·汤姆森说，“但是那时没有多少东西可写，因为各种情况在社会公众面前显露得不多，而私下里发生的又都是非法的。尽管外面知道的不多，真正的嬉皮士之年是1966年，到1967年关于它的宣传已经席卷全国了。”

1967年的“爱情之夏”，有些人靠贩卖DMT、墨斯卡灵、迈瑟德林、LSD以及更受普遍欢迎——也更安全的——大麻叶发了财，这些毒品是售给那些中产阶级及其上层中感到幻灭的子女的，那些人离开了自己认为是令人窒息的端正生活，“去干他们自己的事”而涌向嬉皮士群居村去。波特、布、玛丽简、草、玛丽·沃纳——他们所知的大麻的一些别名——在墨西哥每公斤（二点二磅）卖二十五美元，走私到了美国，每公斤可卖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分成了三十四袋一英两装的小袋零售，每英两可以卖到二十五美元，即每公斤八百五十元。“乔烟特”——大麻烟卷——街头上每支卖一美元。海洛英的非法买卖更是有大利可图。马赛的地下药剂师把每一公斤的吗啡改制成海洛英可以赚得七百美元。曼哈顿的经营者用一万美元购进一公斤的海洛英，然后分装入塑料袋，每袋只含有百分之五的海洛英，其余是白糖或奎宁粉。用这种方式卖，原来的二点二磅可以赚到二万元。这项买卖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联邦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估计，单单一年之内美国就有六万八千人吸毒上瘾。

的的确确有几十座城市都建立起共享会、共在会和共爱会。就象十年前“疲塌的一代”一样，旧金山也是这个运动的焦点。主要的地下报纸《神谶》就是在旧金山出版的；也是在旧金山，最初的一伙“挖掘者”——以十七世纪英国为穷苦人在生荒地上种粮食的一个兄弟会的名称命名——为了使贫困的嬉皮士能够吃上饭而自己倾家荡产。食物分配工作在一个“乞讨公园”里进行；这种作法被称为“白给政治”。

参加反文化运动的青少年人数究竟有多少，完全看你对这个词如何定义了。如果把吸大麻香烟的人全计算在内，那人数就大得惊人。美国医学会毒瘾调查会主席亨利·布里尔医生估计试吸大麻的美国人从六十年代初期的几十万人，到六十年代末增加到八百万人，其中多数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这还远远是最保守的估计；美国公共卫生署估计的数字是两千万人。《花花公子》杂志的一次调查报告说，全国百分之四十七的大学生承认吸大麻烟卷，不过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大学生说他们经常吸用。高收入家庭的成员吸得最经常。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承认他们直接把迈瑟德林式“来的快”——液状安非他明——注射入血管，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服用其他毒品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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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皮士最兴盛的一年可以说是始于1967年3月26日的复活节礼拜日，那一天有一万男女青少年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的牧羊草地上对爱情致敬。他们放风筝，掷飞盘，手位手连成“爱之圈”，互相在脸上涂抹色采，单调重复地喊着：“香蕉！香蕉！”这是由于当时流传一种荒谬的说法，说香蕉皮碎片具有引起幻觉的性能。同一星期天，国土的另一边，有一万五千青少年在旧金山欢呼利里博士象花衣吹笛人似的号召：“转向热闹的现场，听听当前发生的事情，离开高中、大学和小学……跟我走，这是艰苦的道路。”

接着发生的是数以万计的父母经历的一场恶梦。六十年代的父母对自己童年时代的大萧条记忆犹新，他们不能理解国家己经变得如此富裕以至能够养得起流浪汉，也不能理解他们自己的儿女会要参加流浪者的行列。“这些年轻人的样子看起来象游民，举止也象游民，”美联社报道说，“但他们不是普通的游民。他们大多数都曾在中产阶级的环境里生活过，读完了高中，并往往是达到了美国人的梦想——大学毕业。”现在，由他们的父母寄出的照片和附有悲份的寻人启事登上了警察派出所的公告牌。这些照片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照片都是这些年轻人还是规规矩矩的时候拍摄的，同他们现在新的生活方式毫无相似之处。

警察能够做到的都做了。救世军在东村设立了叫做“响应”的咖啡馆，在这里，十几岁嬉皮士少年都被规劝回家去。流浪到梣树岭的少年逃亡者由教会办的“美洲越桔”之家收容下来，然后设法同他们的父母联系。一位医生在旧金山为嬉皮土设立了一个免费诊所。他几乎立刻就被孕妇、性病病人和因使用不洁净的针管而染上肝炎的病人弄得门限欲穿。在梣树岭几乎每一个嬉皮士都患有伤风或流行性感冒。很多人都试图在金门公园睡觉过夜，没有想到，一套隐藏着的喷灌系统拂晓时便自动开始喷灌。

最有害于健康的当然是各类毒品。嬉皮士无法知道他们买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路易斯·拉萨格纳医生发现很多人买到手的是兽医用的麻醉剂或者干脆就是尿水。那年夏天有不少人试服STP，这是“地狱天使”牌摩托车燃料中使用的一种新合成的添加剂。约有五千至一万只胶囊装的STP被分送出去。嬉皮士少年很欢迎这东西，给它命名为“精神扩张的珍品”。医生们发现这东西危害极大；如果同LSD的一种解毒药氯普马嗪同服的话，STP是可以致命的。被别的嬉皮上叫做“来得快”或“迈瑟鬼”的服用的是迈瑟德林；当他们陷人沉醉状态的时候几乎什么都干得出来。与此同时，步法罗的梅门·科恩医生宣布，对LSD和氯普马嗪的初步研究表明，两者混合服用会产生染色体的损份、自发性流产，或造成畸形婴儿。

这年夏天，长途游览汽车安排了穿过梣树岭的路线以便使游客能够看一看那里的奇特景象。（有时会有一个嬉皮士举着一面镜子在汽车旁跟随着跑。）在这里，还有在东村，还有一些客串的嬉皮士，或称作“逢场作戏者”——他们实际是特意来逛逛的规炬人——前来度一个周末，到星期一早晨又衣冠整齐地去上班工作。新左派对嬉皮士的态度是有矛盾心理的。最初，当利里继马里奥·萨维奥之后成为年轻人的崇拜对象时，新左派的作家赞扬了嬉皮士的坦率和自发性。里根竞选取得压倒的优胜后，情况就转变了。许多幻想破灭的斗士承认失败，放弃了希望，宁愿一连几天沉醉不醒。他们说嬉皮士的力量是非政治性的。新左派感到刺痛，反驳说嬉皮士缺乏“稳定性”和“劲头”，说他们“理智上无能”，并说他们实际上是“虚无主义者”，说他们对爱情的观念是“笼统、不具体，到了毫无意义的地步。”当然喽，嬉皮士回答：这是他们的事，他们仍将这样做下去，你们管你们自己事去吧。

嬉皮士少年的最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父母、警察、旅客或新左派，而是来自他们寄居地区的下层少数民族集团。梣树岭是一个工人区；纽约的东村居住的是意大利人、黑人、波兰人、犹太人、波多黎各人和乌克兰人，他们全都想爬到下层中产阶级去。那些游手好闲的青少年藐视自己阶级地位的情况，使当地的少数民族甚为恼火，因为那种地位正是他们渴望为自己的子女求之不得的。美联社援引了一位刚被解雇的二十岁的搬运工的话：“这些猫儿想退出来。想一想这对于努力想进入的人是怎么个滋味？”

一个吹笛子的抗议说：“我们嬉皮士是爱人的；我们决不是顽固派。”他感到惊讶地说，少数民族把他们的聚居区看成是“他们的地盘”。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一个黑人抱怨嬉皮士“按管”了汤普金斯广场公园。这个公园原是属于他和他们同族的；属他们所有的东西不多，但至少这公园是他们的，而现在这些令人恼火的不请自来的年轻人却硬要同他们分享这个公园。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本来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现在冲向不能自卫的嬉皮士。那一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少数民族的小伙子们在汤普金斯广场袭击了一个二十九岁的嬉皮士姑娘并把她的衣服剥光。在中央公园一个十五岁的嬉皮士姑娘和她十七岁的情郎（很典型的，她不知道他的名字，对她说来，他旧叫“诗人”）受到黑人的袭击，女的被强奸了，男的被打得不省人事。在加利福尼亚，一个贩卖毒品的人被杀死并且右臂被砍掉。几天之后，又有一个贩毒人被杀，尸体装在一个睡袋里，悬挂在峭壁上。

很显然，那一年的夏季发生着可怕的情况。骗子和窃贼也到处追踪年轻人。在《家庭》杂志上埃德·桑德斯把嬉皮士运动比作“被受伤的豺狼包围在山谷中的肥胖兔子。”他写道：“想要了解1967年春季和夏季旧金山的梣树岭地区的狂乱，几乎不得不住在那里才行。当时全美国到处都有人说，要寻求爱情和鲜花的快到旧金山去吧。”但是在梣树岭等待他们的却不止这个。“那山岭吸引了留着长发的邪恶犯罪分子。骑摩托车的人用粗暴的虐待狂的手法要把LSD的市场夺过去。满脸粉刺的服用迈瑟德林的年轻恶棍出卖着劣等的麻醉药。恶魔般的和恶魔加强奸犯双料的嗜杀成性分子充斥纷乱的临时免费寄居处。人们开始在公园里遭到抢劫。种族纠纷也发生了。”在这一切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去阿弗朗舞厅听“感激的死者”乐队表演的长满胡子的小个子精神病患者，他喜欢卷缩得象胎儿的样子躺在舞池的地上。他的秘密野心是劝诱女孩子和狗作下流动作，把一位美丽的女演员的眼球挖出来，然后涂抹在墙上。后来在梣树岭人人都记得此人。他的名宇就是查尔斯·曼森。

象“疲塌的一代”的思想一样，嬉皮士风也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留下去——放荡不羁的气质在美国是有宽阔深厚的基础的——但是作为这一年人们所着到的那种形式的运动，却是注定要消亡。所缺的只是最后的结尾。这一结尾发生在1967年10月8日的夜间。在一代人之前，1931年6月8日那天，一个名字富有诗意的纽约姑娘斯塔尔·费思富尔之死，象征了那行将结束的那一时代的不可思议和腐败堕落；约翰·奥哈位的《巴特菲尔翻8》就是根据这个事件写的。现在另一个上流社会的姑娘在曼哈顿被惨杀，结束了1967年的嬉皮士之夏。她的名字叫琳达·雷·菲茨帕特里克。她刚十八岁，白肤金发，是一个有钱的调料和茶叶进口商的女儿。她登记的家庭住址是她父母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座邸宅，但是10月9日星期天，在纽约的下东端，一百六十九B大道一座褐色沙石建筑的公寓的锅炉房里发现了她的裸着的尸体。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地点。左右两侧是一家破落污秽的废旧品商店和一家黑暗的酒食铺子。那锅炉房里散发着狗屎和垃圾的异味。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泡照着剥落的油漆、塌坏的涂墙灰泥、粉刷过的砖墙上爬着蟑螂，地上放着一个肮脏的床垫。琳达是同一个名叫詹姆斯“可爱的”哈钦森，身上刺着花纹的流浪汉来到这个恶臭的幽会场所的。按照侦探和警察局外科医生拼凑起来的情况，经过如下：琳达己脱光衣服爬卧在床垫上，这时她和“可爱的”发现室内还有别人。这地方常被用来作为贩毒品的交货地点。有四个“来得快”正处于兴奋麻醉状态，他们决心要和“可爱的”共享他的女友。她拒绝了。“可爱的”企图保护她，自己的脸部被人用一块砖给砸扁了。琳达被强奸了四次之后，她的睑部也给砸扁了。两具死尸脸朝上被留在那里；在一个墙角里发现了琳达的黑色抽纱裤衩。

三个黑人男子很快被逮捕了，但是公众对琳达比对害死她的人更为关心。琳达显然过着双重生活。在格林威治她是上层社会的家庭里受到庇护的有教养的孩子。同她的父母一样，她也是一个主教派教会教徒；她最喜爱的消遣是在高级的“圆丘马厩”的布满红叶的骑马道上骑马，她父亲回想起在当年8月里自己曾表示过对嬉皮士的憎恶，而琳达的评论是“同我的差不多”。她母亲回想起：“琳达从来不是很迷恋男子的。她非常腼腆。”过了劳动节周末之后，琳达告诉她母亲她不想回到她在马里兰上学的高贵住宿学校奥德菲尔兹去，她想搬到纽约去画画。她母亲后来说：“归根到底，琳达的整个生命就是艺术。她的热烈欲望是要在艺术界搞出一点名堂来。”她告诉她父母，她在格林威治村一家高尚的旅馆里有一间房间，同她合住的是一位来自好人家的二十二岁的名叫波拉·布什的接待员。这样，父母就同意了她的计划。

“波拉·布什？”旅馆的职员说。“当然啦，我记得琳达，但是并没有什么波拉·布什，只有一个保罗·布什。”琳达的家里后来得知她在东村曾和许多男人来住，她还用格休威治家里寄来的钱为他们和自己购买毒品。9月下旬，她以为自己怀孕了，她向另一位姑娘吐露她担心不知LSD对婴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星期六晚上，在她死去之前三小时，她曾告诉一个朋友，她刚注射了一些“来的快”并陷人沉醉兴奋的状态中。事后使她父母最痛心的是，他们发现琳达在东村认识的人对她的死漠不关心。一个女嬉皮士说她们虽然哀念“可爱的”，“那丫头死不死不值什么。”

同一个星期里，嬉皮士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里烧掉了一具标有“爱情之夏”字样的灰色棺材。棺材里装了橙子皮、孔雀毛、吉样饰物、旗帜、十字架和一块大麻味的饼干。这次仪式叫做“嬉皮士之死”。送葬者一面唱着《上帝保佑美国》和《诃利黑天》，一面看着燃烧，之后，他们大声喊道，“嬉皮士已经死了！现在自由人将会获得成功！”暴力行为使这个运动丧失了活动能力，商业主义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游客们涌到梣树岭和东村两地的手工艺品商店。渴望得到一点钱的嬉皮士参加拍摄了一部大型的西部幻觉影片“印第安施舍者”，戏中扮演县警长的不是别人，却是蒂莫西·利里博士。旧金山的精神扩张商店的老扳罗恩·西林哀叹道，“那种精神已一去不复返了，”接着，他的商店就停业了。“集休形象”组织的一个老成员罗杰·里科说道：“情况再也不象从前了。嬉皮士都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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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卡尔·赫斯三世

非此／即彼。

按照卡尔·赫斯的看法，每一个认真的人必须在两个极端之间选定一个坚强的立场。

他要么是一个“民兵”，要么是一个“气象员”派；要么是一个宁死不红的铁杆保守派，要么是一个新左派斗士；要么是一个三K党人，要么是一个黑豹党人；要么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要么是一个互助共生解放军的持枪成员。如果你不赞成战略空军司令部向克里姆林宫的男子盥洗室扔一枚炸弹，那你就应该赞成把泛美航空公司大楼炸掉。不存在什么中间地带，只有一种信念和这种信念的敌人；只有一种方法来挽救世界，一种方法来毁灭世界。社会并非复杂得不可思议，而是简单异常。人们只需要在两种绝对之间，黑与白之间，善与恶之间作出选择罢了。

1954年他作为极端保守的右派一个报酬很高的油滑的代言人在《美国信使》杂志上写道：

如果美国不产生那种突然厌恶扯谈生活而伸手取下墙上挂的枪自己使用，或者交给需要使用它的受迫害者的话，那就不成其为真正的美国了。

1970年，作为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和黑豹党的满脸胡须和满身破烂的圣哲，他骄傲地展示了一份他将亲临得克萨斯大学校园的通告：

学生会发言人委员会（就是给你们带来过阿比·霍夫曼的那些人）介绍：卡尔·赫斯——走得很远的幻游人、斗士、共党、无政府主义者、精神反常者！！现任《壁垒》杂志的副主编。

他从来没有认识到两极实在是同一的。表面上看来他是从一极摆到了另一极。实际上他一动也没有动。到头来他还是站在他原来的起点——还是同政治中心点保持最远的距离。

他在1923年出生于菲律宾一个大庄园里。他的性格不是由他父亲——一个浮夸的百万富翁——而是由他母亲——过去华盛顿特区的一个职业妇女——所塑造的。性格坚强的西尔玛·赫斯发现她丈夫是一个拈花惹草的人，就离开了他，带着小卡尔回到华盛顿，宁愿担任电话接线员而不接受赡养费。她定了一条规矩：她那小小的儿子必须读完一本书才能得到一件玩具。在他进入幼儿园之前，已经通读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

年轻结实的赫斯到十多岁时读过的书比他的老师都多；因而对他们不感兴趣。在他看来，教育还是一种有组织的官僚制度。他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认定现存制度是他的敌人。为了表示反抗，他这时进入两所高极中学，又分别向两校申请转学到另一校去。赫斯虚报年龄——他看起来要比他的年龄大——在共同广播公司网找到了一个工作。在他担任编写新闻节目期间，有一天他借用了他上司的汽车。一个警察交给他一份违犯交通规则的传票，这才发现他的真实年龄，于是他被解雇了。现存制度获得了胜利。现存制度总是会获胜的，但是他永远也不会停止与之斗争。

接着，他作为《亚历山大报》编辑部的稿件传送员，开始对党派政治着了迷；这同样也将成为他终身摆脱不掉的念头。民主党拒绝了他。由于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支持个人自由，他成了一个右翼共和党员。不论他的见解有无可取之处，他的才干是无可置疑的。他满二十岁时，已经是《华盛顿每日新闻》的一颗正在上升的明星。不久后主编打电话到他家告诉他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指定他负责这方面的新闻。赫斯回答说，为了罗斯福的死亡新闻不值得他起床出去，于是被解雇了。

他先后担任了《航空周刊》的新闻编辑，一本儿童自然科学读物的作者、《捕鱼者杂志》的主编，并且自1950年至1955年间担任了《新闻周刊》的版面编辑。如果他摆脱得掉束缚他的思想枷锁，他本来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的。可是实际上，他越来越全神贯注于右翼理论，为保守的《探路者》周刊编写反共专栏，主编《反攻》杂志和H.L.亨特的《事实论坛》，并同其他一些人——包括小威廉·巴克利——共同创办了《国民评论》。同时，他还定期为《美国信使》月刊撰稿。在这个月刊里，他抨击了罗伯特·奥本海默、联合国，以及他本人就是一名终身会员的全国来福枪协会的批评者。（“如果拉丁美洲人人都有手枪，他们就会有民主。”）他宣称，国民警卫队是反对联邦政府独裁的最强大的保障。他赞成秩序，赞成军队中下级服从上级，以及“由尊重权威的服从而产生的纪律”。

到了1960年，赫斯对朴实的个人主义的抒情般的赞扬，为他在俄亥俄州庞大的钱皮恩纸张与纤维公司获得了担任董事长助理的闲差。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郊区一所华贵的住宅，有十七套定做的服装。他在钱皮恩公司的任务是劝阻敢作敢为的工会组织者，并对雇员灌输忠城公司的思想。该公司不时把他外借给右翼智囊班子。他为众议员梅尔文·莱尔德汇编了《保守派文件》。1960年他为理查德·尼克松撰写政策性论文；1964年他作为巴里·戈德华特的首席顾问，替这位参议员匆忙赶写了接受党的提名的演说稿。他说戈德华特提供了“难得的人选，而不是应声虫。”

接着事情突然发生问题。林登·约翰逊不但获得选举胜利，而且是依靠赫斯所崇拜的英雄，大企业主的资助而获得的。赫斯发现他的一份右翼刊物的后台老板因得到联邦农业补助而发了财。但最大的创伤，是戈德华特的惨败使赫斯在“老大党”的各种圈子里完全不受欢迎了。按照惯例，曾经为一次失败的竞选很好出过力的人是可以指望在党的其他仍然在职的成员手下获得一个职位的。他在国会山上挨门挨户，希望通过共和党找到受雇的机会，但是毫无所得。谁也不要他担任任何职务。到了第二年春季，他已是穷途末路，愿意去充当国会大厦的电梯司机。就连这样一个职位对于他也是求之而不可得。最后他落得在华盛顿一家机器厂上夜班焊接推土机。

这年是约翰逊为越南战争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军事集结的一年。赫斯大为吃惊。这说明现存社会体制已失去控制。他看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得出结论，“我的大敌不是哪一个特定的国家——比如，不是古巴，也不是北越——而是国家本身。”在他看来，极端保守派的反共狂热把他们引到一种灾难性的错误。他们曾经信赖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果使官僚制度得到胜利。他崇拜的新英雄是主张权力归于人民的黑豹党，以及“气象员”派嬉皮士：“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正在提出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警察为此正在对他们镇压。”他开始阅读无政府主义的作品，并且宣传反对权威——藐视法律、抵制征兵、隐藏政治犯，如果政府宣布没收你的住房，要拒绝迁出。

他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了。他遗弃了他的妻子，留起一脸胡须。他把那些定做的服装留在衣橱里，现在，头戴卡斯特罗式的帽子，赤脚穿上网球鞋，身穿一件破烂的野外茄克衫和褪了色的绿色工装裤。由于他拒不交税，因此不得拥有财产。他住在阿纳斯科希阿河上一个女友的一艘可供住家的船上。他对一个记者说，“我捻接绳索，油漆甲板，并且密谋反对国家。”他的密谋限于在校园里演讲，在黑豹党集会上激励听众，以及为《壁垒》和《艰难时世》杂志写稿子，但是联邦调查局在密切地注视着他。

他的一些现在在尼克松领导之下管理政府的老朋友为他惊讶得发呆。在通往权力的走廊里，他们低声讲说着关于他的故事。他侵占着联邦的土地。他曾参加一次摩托车竞赛而折断了一条腿。人们见他背着旅行背包和一些人所共知的罪犯一起在特区闲逛。他曾经鼓吹没收一切公共财产和大公司财产，身上带着一张世界工人党的党证，曾经在一次反战暴乱中被捕，曾经在一次向迪克斯堡进军中受到瓦斯弹侵袭，曾经在一次激进的大会的高耸着一面大黑旗的讲台上讲过话，曾经获得《花花公子》杂志当年度最佳非小说性文章奖——一篇对意志自由论的赞歌。

声调柔和、肌肉发达、长的漂亮的赫斯，在那可供住家的《平静号》船上继续在密谋策划着。他的前舱璧上安放着自己心爱的来福枪，象征着他认为一个人有权保护自己不受官僚们奴役的持久信念。他的周围堆集着文稿：有讲演草稿，自传的笔记、小册子、一本论资本主义国家邪恶的书的手稿。他哀叹“戈德华特现在站到既成权力机构一边”是“可悲的，非常可悲的”事实。他听说这位参议员曾拒绝谈论他，但是他对此是能够理解的。他沉思地说道，“如果巴里认为我疯了，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第三十三章 毛病百出的一年

这一年是香港流感和发型流行的一年。有121年历史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同有114年历史的纽约中心铁路合并，服务质量则加倍地变坏。第一类邮资每盎司由五美分涨到六美分，海伦·凯勒、埃德娜·费伯、约翰·斯坦贝克【以上三人均系美国作家。——译者】相继去世，迈娅·法罗和弗兰克·西纳特拉离了婚，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遭到了暗杀。

华盛顿的威拉德饭店宣告破产。自富兰克林·皮尔斯起，至少有七位总统曾在这家饭店住过。红色中国（当时人们还是如此称之）爆炸了第七颗原子弹。法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希特勒的骸骨在俄国出现。在格陵兰的图勒附近，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一架B－52坠毁，其残骸中的钚－235污染了若干平方英里的冰原。这是第13起此类事故。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地方遭到饥荒。

有的事情倒也顺利。巴布拉·斯特赖桑在《滑稽女郎》中表演出色。朱莉·尼克松嫁了戴维·艾森豪威尔。电视审查员从斯马瑟斯兄弟节目中把唱反战歌曲的皮特·西格镜头删去，但半年后又改变主意，允许他演唱反战歌曲。人体器官移植在这一年大为盛行，虽然四个病人里只有一个活到半年以上。据《华盛顿每日新闻》报道，八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人获得社会保险的好处。小蒂姆悄悄地走上了舞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决定支持逃避兵役的人。《大家笑》提供了几个有趣的墙头标语：“小孤儿安妮——打个电话给‘眼库’【眼库意为储存人的眼睛以备为他人移值之用的库藏。——译者】”，“这是你们的贫民窟——你们来保持清洁”，“森林之火可以防熊”，“乔治·华莱士——你的罪行档案已准备好了”等等。出版商出版了约翰·厄普代克《成对成双》、查尔斯·波提斯《真正的勇气》，以及彼得·德夫里斯的《猫的睡衣和女巫奶》。艾伦·德鲁利的《保存与保护》也在这一年问世。《时代》周刊问道：“德鲁利何时才能停笔和歇手呢？”

国防部这一年的预算据透露将高达720亿元，数目空前，令人不安，由此可看到局势的一般动向。（罗斯福当年曾被指摘把国家变成了济贫院，而那时他整个国家的预算才不过88亿元。）新泽西州众议员查尔斯·乔尔森得悉武器控制法案的措辞已经冲淡，他不得不安于那新规定的数字了，他回答说：“但数十万美国人可能因此丧生。”美国人口调查局和公共道路管理局宣布，全国登记的汽车已达9,990万辆，有78.6％的家庭至少有一辆汽车，每四个家庭中有一家拥有两辆或两辆以上。这样一来，美国交通拥挤的严重情况就更加剧了。年纪不到21岁的男人，大都留着连鬓胡子，穿着喇叭裤。年轻人对某件事表示赞许时，称之为“真棒”，或是说有“气魄”或“没边儿”，要是你表示不同意，那你要么是庸人，要么是糊涂。

这一年，赛马“舞影”在肯塔基州赛马会上获胜，后因有人指控事先打了兴奋剂被取消比赛资格；接着，弄得谁也莫名其妙，又正式宣布它是冠军，而奖金则让给了亚军。

在西弗吉尼亚，统一煤炭公司第九号矿井爆炸，活埋了78人。美国潜艇“蝎子”号失事，99人罹难，这本是当年海军最大祸事，却由于另一艘美国船在北朝鲜的海域的惊人遭遇，显得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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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船“普韦布洛”号，按五角大楼的说法，是一般“技术调查船”，其实是一艘电子搜索船，船上布满天线和复杂的雷达装置，使它可以在缓慢驶经日本海时，监听北朝鲜陆地上电子装置发生的各种情况。只要它停留在12英里以外，那本来是完全合法的。北朝鲜人也充分了解这艘船的情况。在它1968年第一次执行任务的头两周间，北朝鲜人曾派出巡逻艇和低空掠过的米格式飞机，力图对它进行干扰。因此1月23日，当一队鱼雷快艇驶来，开始包围“普韦布洛”号时，船员们并不感到意外。接着，其中一条小船发出信号：“停船，不然我要开火了！”这可是新鲜事儿。船长劳埃德·布克中校回答说：“我是在国际水域内。”那艘鱼雷艇说：“跟在我后面行驶。”布克置之不理，但另一般小船开始向他的船倒退驶来。看那条船的护舷上装有防冲撞的绳垫和橡皮管，布克马上打电报给在日本的基地说：“这帮家伙要真动手了。”在对方的人登舰之前，他命令船员尽力毁掉这艘情报船上的秘密设备，扯碎了密码，用大锤、斧头、手榴弹等破坏了船只的装置。

美国海军的一艘舰只被俘的消息传出来后，震惊了整个美国。自从1807年英国人俘获美国船“切萨皮克”号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迪安·腊斯克说，这是“极端严重的事件”，是一种“战争行为”。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华莱士·贝内特要求派美国军舰强攻元山港，夺回“普韦布洛”号，救出船员。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多德要海军劫持“凡在海上行驶的”任何挂着北朝鲜旗的船只。不过，华盛顿大多数人还是赞同腊斯克的意见，保持冷静态度。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他不是绥靖主义者）指出：“我们眼下战争的烦恼事已经够多了，何必再找麻烦。”国会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开战只会使得“普韦布洛”号的船员遭殃。两次请求苏联居间调停，都碰了壁。前最高法院法官、此时任驻联合国大使的阿瑟·戈德堡试图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过问，也未成功。

最后，还是由美国和北朝鲜的代表在板门店铅皮顶棚屋里谈判解决。15年前双方军队就是在这里达成停战协议的。同时，北朝鲜中央通讯社广播了布克中校所谓的供词，承认犯有“罪行”，干了“赤裸裸的侵略行为”，承认这样做“毫无道理”。中校和船员还写了一封公开信，讲到他们“得到了一切生活必需品”，然而读起来夸大其词，文字几乎全是洋泾浜英语，叫人难以放心。在美国汽车上出现一些标语，呼吁“勿忘‘普韦布洛’号”，好像有谁会忘记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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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韦布洛”号被劫持一个星期后，北越人在相去三千英里的南方发动了他们最为壮观的攻势。威斯特摩兰将军预见到这一着，并且认为自己知道其攻击目标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巨大基地溪山。溪山在许多方面都很像奠边府，位于布满弹坑的红黏土小山之间的盆地底部，横亘在共产党“敌人”向南渗透的主要通道上。一位美国少校向记者们解释说：“这里是瓶塞子，如果能越过这里，他们就会把直到海岸边的这一片农村全部占去。”

盆地的确是敌人进攻的一个目标，北越投进了2万人的兵力。这里被围76天，然后才由3万美军参加的飞马行动打破包围。但是溪山并非武元甲将军的主要目标，他的计划是攻打南越的几乎全部的大小居民点。

1月30日（星期二）晚，南越各个城市的人以听天由命的态度，照旧欢度阴历除夕。第二天是猴年元旦，是这一年最不吉利的一天，比人们设想的还要更加不妙。如果人们善于观察，本来到处都是征兆。例如，有许多年轻力壮的陌生人乘坐舢板、小型摩托车或自行车进入各个城镇。还有，出殡的行列多得惊人，都是按照旧俗敲着锣，吹着笛子，燃放爆竹，抬着棺材（后来才知道，棺材里装的并不是尸体）。午夜刚过，庆祝新年的人们已经熟睡，那些陌生人（全是越共精锐部队的成员）集合起来，在首都和从南到北的其他一百个城市，同时攻击了各个要害地点：警察局、军事基地、政府办公楼、广播电台和电站，以及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外国大使馆等。美国使馆在不久前遭到恐怖分子袭击之后，刚才花费了250万元重建起来。

参加春节攻势的越共部队总共约有六万人。经过25天的进攻，他们控制了包括湄公河三角洲大部分的广大农村地区。美军和南越军队后来一步一步地把他们从大的人口集中地赶开。在旧京城顺化，进行了最激烈的战斗，民房有70％被毁。在槟椥，经过空袭和炮击之后，才打垮了那里的共产党军队。一位美军官事后对槟椥战斗作了令人难忘的评语：“为了挽救该城，不得不把该城毁掉。”清点死亡人数，发现敌人的尸体比美军和南越军队多得多，于是美军指挥官们便扬扬得意地宣称，他们打胜了。约翰逊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从军事观点看，越共的攻势是“一次彻底的失败”。麦克纳马拉部长在电视讲话中讲道：“很显然，没有达到……其军事目标。”

“如果这叫失败，”佛蒙特州参议员乔治·艾肯说，“我希望越共永远不会取得重大胜利。”纽约州的罗伯特·肯尼迪警告不要作“欺人之谈”，应把敌人的春节战役看做“某种胜利”。明尼苏达州的尤金·麦卡锡说：“如果占领美国大使馆的一部分和几个大城市算做彻底失败，按照这种逻辑，我想如果越共占领了整个南越，政府一定会宣称他们已彻底垮台。”还有一个参议员大概是说出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心情，他感到难以理解地问道：“是怎么回事？不是说我们正在打胜这场战争吗？”的确，政府早先就是这样告诉全国人民的。只是两个月以前，威斯特摩兰将军还报告说，隧道尽头，光明在望。而现在情况却是如此。

正如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指出的，春节攻势真正的伤亡是“美国消耗战略到底是否可信”；威斯特摩兰，“当今约翰逊最重要的政治盟友的这个人是否可信”。如果在这战争问题上威斯特摩兰已不再可信，即约翰逊也就不可信。约翰逊政府已经开始散掉，约翰·加德纳辞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职务，戈德堡辞去联合国的职务，麦克纳马拉离开了五角大楼，换上了克拉克·克利福德。

到1968年4月19日，美国在越南的兵力已增至54.9万人，阵亡的人数达到22,951人，到6月23日（星期日），这场战争已超过独立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拖得最长的一次战争。约翰逊总统的两个女婿都在越南战场上，在别的时候，这本来会使人对他产生同情心的，但现在对战争的怨恨实在太深了。逃避兵役的人和陆军部队的逃兵在加拿大和瑞典建立了侨居区。后来，夏季将临，1968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时，有两件事促使抗议者的队伍扩大起来。一是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再增兵20.6万人，二是他的司令部宣布，“广治省的溪山基地已经停止使用。”为了这个瓶塞牺牲太大了。使海军陆战队遭受那么多的伤亡，白白浪费那种勇敢精神，现在这位将军根本不想要它了。

4月10日，白宫宣布美国驻越南军队的司令官易人。从6月30日起，新领导人就将是威斯特摩兰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据《时代》周刊说：“这位新英格兰将军个性坚强、直言不讳。……他甚至能够使秋海棠都鼓起劲头来。”）当时需要的是能够主持有秩序的撤退的人，因为事情越来越清楚，迟早是要那么办的。一度还曾希望很快实现。5月里，河内提出在巴黎举行和谈，已定于5月10日在古老的美琪饭店开始，对手是艾夫里尔·哈里曼和春水。春水原是胡志明的外交部长，于三年前退休。

但是，没有出现任何变化。经过六个星期曲折的外交谈判，双方代表好客易出现在同一间房里，而接着彼此又就会议桌的形状争论起来。与此同时，敌人在加紧进攻，把5月变成为流血最多的一个月，美军死亡两千人。约翰逊总统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大会上讲话时说，如果越共不表现出某种“克制”，就谈不到停火。哈里曼向他提出意见说，这似乎未必可能。克拉克·克利福德赴越南视察，报告说，共产党人正在“重新装配，重新集结，重新武装”，准备新的闪电战。艾布拉姆斯将军研究了威斯特摩兰制定的新战役计划，其代号是“全胜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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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对尼克·卡曾巴赫鲁莽地声称东京湾决议便可作为在越南开战的法律根据原就颇为恼怒，1967年10月听到迪安·腊斯克说，“10亿中国人”才是对美国安全的真正威胁，就更加光火。他后来说：“在这时刻，我想我应该呼吁停战了。”受到正在物色总统候选人的反战运动领袖阿拉德·洛温斯坦的鼓动，这位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便正式提出参加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预选。民意测验预告，麦卡锡最多能得20％的民主党选票，不过有两个对他有利的因素，一是北越人的春节攻势，二是成千志愿为之工作的大学生的支持，这些人剃掉胡子，擦洗干净，穿戴起来“为了尤金而清清爽爽”。

3月12日进行预选，麦卡锡出人意料，获得42％的选票，约翰逊的票数是48％。如果把共和党转向的票数也计算在内，他得票28,791张，约翰逊是29,201张，几乎要击败总统。马上大家都感到约翰逊是可以击败的了，这次投票引起的最重要的直接结果，是对罗伯特·肯尼迪的影响。肯尼迪没有参加预选，他在1月20日还宣布说：“在任何可以预见到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同林登·约翰逊对抗的。”当时他说明，他之所以踌躇，是因为他参加竞选会“十分有害地”分裂党。这时，他却说他正在“重新估计”自己的地位。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后的那个星期六，使拥戴他的人无比兴奋——同时也激怒了麦卡锡——他声明：“我今天宣布参加竞选美国总统。”

接着是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大规模预选，结果对约翰逊很不利。他的组织在瓦解，连那里忠于他的民主党政客的儿女们都倒向麦卡锡。肯尼迪没有参加那里的预选，但是报纸天天都报道，说他的力量在增强。西奥多·索伦森、肯尼思·奥唐内、阿瑟·施莱辛格都参加了他的竞选班子，劳伦斯·奥布赖恩为了替他总管竞选工作，辞去邮政管理局局长职务。约翰逊总统考虑到这种情况，3月31日发表了电视演讲。他说，他已下令减少在越南的轰炸，并谈到国内的竞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全部恶果”。他说国家需要团结一致。然后又说：

我已最后决定，我不应让总统的职位同这个选举年里不断发展的党派分裂牵扯在一起……我认为我不应该为了个人党派的原因而耗费自己一天乃至一小时的时间……为此，我将不争取也不会接受我党提名而去参加竞选下届总统。

约翰逊退出竞选所产生的冲击消失之后，很清楚，民主党提名的竞争将会在麦卡锡、肯尼迪和副总统汉弗莱（只要他乐于宣布）三人之间展开。这三个人，只有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州参加了预选，同总统对抗过。由于为时太晚，已无法把总统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去掉。麦卡锡在民主党预选中得票57.6％，尼克松获得共和党预选票数的81.3％。尼克松最严重的对手是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

汉弗莱在4月27日宣布参加竞选。麦卡锡在俄勒冈勉强领先，在其他各州一概是肯尼迪取胜。肯尼迪最有力的主张是反战和维护贫而无权者的利益。黑人运动领袖都是他的天然盟友，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马丁·路德·金。金已看到，越南是妨碍黑人进步的最大障碍。黑人在作战部队中的数目超过了应有的比例，而本应用于黑人区的钱也花在战争上了。金声称：“谁都不能妄谈战争的存在不在严重影响民权运动的命运。”

1968年4月间，金正在孟菲斯，支持由1,300个垃圾清运工人（多数是黑人）发动的已为时两个月的罢工。他先住在每天29元的豪华假日饭店里，招来报纸的嘲弄，于是搬到黑人经营的洛林汽车旅店去，房钱一天13元。4月4日晚饭前，他靠在二楼300号房间外面的铁栏杆上，正和楼下的几个同事谈话。这时候，在街对过一幢普通的公寓里，蹲伏着一个狙击手，端着一支装有观测镜的30.06口径的雷明顿气步枪。他放了一枪，子弹穿进金的脖子，在他的颚后爆炸，炸断了脖颈骨。他由栏杆往后倒去，靠在旅店墙上，两只僵硬了的手伸向头部。

马丁·路德·金是继甘地之后最伟大的主张非暴力主义者，可是他一生最后的富有讽刺意味的事，是他的死却引起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放火、抢劫以及其他刑事犯罪活动。遭受破坏的城镇有168个，华盛顿受到的打击最甚，纵火事件达711起之多。“拿起枪来！”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对黑人说，他们许多人真就照办了。单在首都，被杀死的就有十人，其中一个白人是从汽车里被拖出来，用刀戳死的。约翰逊总统命令在所有联邦的建筑物上一律下半旗志哀，这对一个黑人是从未有过的一种礼遇，但恐怖行为照旧不断。有些距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的建筑物，也被放火点燃。全国统计，纵火事件共2,600起，被抓2,600人，受伤的达21,270名。为了恢复秩序，政府派出5.5万名士兵，等于保卫溪山的海军陆战队的人数的十倍。

在黑人圣歌和教堂丧钟声中，由两头骡子拉的一辆老式农村板车载着马丁·路德·金的棺材，送往墓地。估计有1.2亿美国人在电视荧屏上观看了送殡行列。送殡的有5～10万人，包括大多数全国性领袖人物，如罗伯特·肯尼迪、尤金·麦卡锡、纳尔逊·洛克菲勒、休伯特·汉弗莱等。葬礼是在佐治亚州举行的，但州长莱斯特·马多克斯却没有参加。马多克斯不让学校停课，反对下半旗志哀。但是，他不愿纪念的那个人是再也不会因为这种顽固态度而受到伤害了。在佐治亚特产大理石碑上镌刻着纪念他的墓志，摘自一首古老的奴隶赞歌；这诗句，在五年前向华盛顿进军时，金本人曾经用来作为他演讲的结束语：

到底解放了，到底解放了；

感谢上帝，我到底获得了解放。

那个狙击手租用开枪杀人的房间时，自称约翰·威拉德，原来是埃里克·斯塔沃·高尔特的化名，而高尔特也是个化名。当时在场的人曾亲眼看到他驾驶一辆带有亚拉巴马州牌照和墨西哥旅游标签的白色野马牌汽车逃跑，这辆汽车后来被丢在佐治卫州亚特兰大市。中央情报局了解到，此人花了2,000元（现金）买了那辆汽车，用的名字是高尔特。现在，世界各地警察都在缉拿这个逃犯。他逃往多伦多，又改用新化名拉蒙·乔治·斯奈德。他通过最起码的手续（发誓说那是他的名字）取得一张加拿大护照。他用345元购买一张去欧洲的游览票，先在葡萄牙待了两天，然后飞往伦敦。到伦敦后，他突然失踪，无疑他自以为从此就不会有什么事了。

然而，他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他在孟菲斯公寓里留下了指纹。中央情报局在司法部里花费半个月时间，调查了5.3万个被通缉人的指纹之后，终于查出此人名叫詹姆斯·厄尔·雷。他是个惯犯，多次因伪造证件、偷窃汽车和持枪抢劫等罪判刑。1967年4月，他从密西西比州州监狱越狱。现在，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从中央情报局那里了解到此人的行踪，于是通知欧洲各地海关注意斯奈德这个人。6月8日，他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捕。戴着手铐引渡时，给他穿上了防弹背心，套上防护裤子，飞回美国，因为谁也不想再重演奥斯瓦德故事。他被装在一辆六吨半的卡车里，送往孟菲斯监狱。他的牢房窗子挡上了厚钢板。他伏罪，被判处99年徒刑。但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始终没有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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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被刺几乎整整两个月后，也就是在雷被捕的那个星期里，发生了另一起愚蠢的暴行，干掉了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一个最重要人物。“暗杀从不曾改变过历史的进程，”罗伯特·肯尼迪在他哥哥死于达拉斯后曾经说过，但这话并不确实。他哥哥的死，以及他本人的死，都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他在印第安纳州预选中击败了尤金·麦卡锡，得票比数是42％对27％；在内布拉斯加州比数则是51％对31％。在1968年6月4日（星期二）他死的那天，他在汉弗莱的故乡南达科他州击败了汉弗莱，并在最大的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击败了麦卡锡。

那一天，肯尼迪同他十个孩子中的六个和妻子艾塞尔（正怀着第11个孩子）一起在洛杉矶附近的海滩上消磨了一个早晨。随后在城里大使饭店的第512号套房，收听选举消息。夜半时候，他乘电梯下到他自己设在饭店使馆厅里的总部去，同欢欣鼓舞的自动前来帮忙的人谈了一会儿话。末了，他说：“我谢谢诸位，下一步是到芝加哥去，咱们在那里取胜吧。”朋友和他最接近的随从们都学着他的腔调说：“下一步是到‘工厂’去。”这是一家热闹的夜总会，他们打算和他一起去欢庆胜利的地方。但是，他还得先到记者室去说几句话。从讲台到使馆厅大门人挤得水泄不通，因此有个参加晚会的人建议他们从后面通道出去。肯尼迪的保镖、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比尔·巴里表示反对，他不赞成这个主意。但是，参议员说：“没有关系。”于是他们迈步走进一条闷热的、有气味的走廊。肯尼迪停下来同一位17岁的餐厅小服务员杰塞斯·佩雷握手，回答了一个有关汉弗莱的问题：“这要追溯到那次斗争，因为……”

他再不能说完这句话。帕萨迪纳地方的一个记者看到有一只手臂和一支手枪从一群旁观者中间伸了出来。刺客是把右手肘部支在柜台上，向肯尼迪开枪的，距离只有四英尺远。他把装在塌鼻子艾弗－约翰逊式左轮枪里的八颗子弹全射出来以后，肯尼迪的朋友、奥林匹克冠军雷夫·约翰逊才把他手里的枪打掉。有六个人躺在大厅的地板上，流着血，五人轻伤，第六个是肯尼迪，他的伤势是致命的。他中弹两发，一发关系不太大，另一发打穿头盖骨，进入脑部。艾塞尔跪在他身旁。鲍勃要喝水，他随后问道：“大家都平安吗？”那个服务员给了他一个十字架，鲍勃用手指捏住念珠，艾塞尔祷告。这时，体重300磅的洛杉矶橄榄球公羊队前锋罗斯福·格里尔抱住了那个瘦小的、黑发的刺客。

“你为什么干这个？”有个人对他吼道。刺客尖叫着：“我有理由，让我说明理由！”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领袖杰西·昂鲁高声问他：“为什么杀他？为什么杀他？”行刺的歹徒回答说：“我是为了我的国家才这样干的。”这话听起来很荒谬，但接着慢慢弄清了真相。从他那精神不正常的想法看来，他确实相信自己是出于爱国心。对洛杉矶所有其他的人说来，这一天是加利福尼亚州预选的日子，而在暗杀肯尼迪的凶手看来，它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六天战争的周年纪念日。这个人的名字是锡尔汗·比沙拉·锡尔汗，出生在约旦，他痛恨肯尼迪所喜欢的以色列。从表面看，这似乎就是那黑瘦的阿拉伯人杀死肯尼迪的惟一动机。

奄奄一息的肯尼迪先被送往中央收容医院，跟着转到规模较大的慈善医院。依靠注射肾上腺素和进行心脏按摩维持生命，同时急速给他动了手术。然而已无法挽救。经过几次挣扎，他终于在1时44分死去。林登·约翰逊痛斥国内枪支的“疯狂买卖”，随后派出总统的一架喷气式飞机把肯尼迪的尸体运回家乡。肯尼迪家族及其朋友再一次伴送一口棺材搭乘波音707飞返东部。联合国下半旗志哀。对于一位从未当过国家元首的人如此表示敬意，这是前所未有的。飞机抵达纽约时，已有一万人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外面排成行列等候向遗体告别。在灵台的每个角上都点着蜡烛，朋友们轮流守灵。肯尼迪兄弟中仅存的特德·肯尼迪作为男性家长，用颤抖的声音发表了挽词。

仪式由理查德·库欣枢机主教主持，安迪·威廉斯唱《共和国战斗赞歌》，圣诗班合唱《上帝赞美歌》。然后，汽车队驶往宾夕法尼亚车站，这里一列由两辆黑色机车牵引的专列在等候着，目的地是华盛顿。可是，因为铁路沿线两侧站立的人群太密，这一行程竟用了八个小时。到达首都时，夜已深了。在只有路灯照明的情况下，车队绕过市内巨大、黑暗的政府办公楼群，越过波托马克河，来到阿灵顿。这里已准备好鲍勃的坟墓，木莲树下的一块黑色孤石，离他哥哥的墓碑只有几英尺远。在这里举行了简短的葬仪，然后把覆盖的国旗叠成三角形献给艾塞尔。这时，乐队演奏：

美国啊，美国！

上帝赐福予你！

还为你的善良冠以兄弟情谊，

从海洋到光辉的海洋！

※※※

在1968年，从元月1日到6月15日，共发生221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遍及101所美国大学校园，参加的学生近3.9万人。建筑物被炸毁，校长和院长受到粗暴对待，猥亵话被涂在墙壁上，或用以责骂警察，有时竟是幽静雅致的贵族化七姊妹女子学院里高尚家庭出身的有教养的女孩子干的。这几个月里，遭受学生暴行破坏的高等院校计有：费拉德尔菲亚的坦普尔大学、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奥伯林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杜克大学、芝加哥的罗斯福大学、南伊利诺伊大学、波士顿大学、马凯特大学、塔夫茨大学、斯坦福大学、科尔盖特大学、霍华德大学、俄勒冈大学、西北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巴纳德学院、米尔斯学院、康涅狄格大学、三一学院、特斯基吉学院、芝加哥大学、马里兰的布伊州立学院、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迈阿密大学等——

当然，还有哥伦比亚大学。

在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的第三个星期，有关莫宁赛德高地校园的报道中最引人注意的事件，是它改变了头一年做出的决定，不再接受工业化学家罗伯特·斯特里克曼的一项馈赠——他所发明的一种香烟过滤纸的专利权租用金。那事传出曾很受社会上的非议，可是1968年4月哥伦比亚暴动的社会影响就更糟糕得多。这是四年前伯克利学潮以来最大的一次大学反抗行动，而且从一个方面说是更加富有意义的，因为它标志着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出现。在此之前，该会在公众心目中也不过是又一个政治性的学生组织罢了。八年后，该会会员发展到5,500人，在200个学院设有分会，并表现了学生厌恶集中制的特点。然而到60年代中期，该会已经表现出好斗的精神，它的领袖公开宣称，要与该会曾明确提出的压迫、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敌。它认为，美国大学已为这三者所败坏，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则尤其恶劣。

在平日欢快的日子里，莫宁赛德高地校园的学生中间流行着这样一首大学生进行曲：

谁是纽约的主人？

谁是纽约的主人？

嗨，我们是纽约的主人！

嗨，我们是纽约的主人！

谁呀？

哥－伦－比－亚！

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提醒同学们说，哥伦比亚大学确实拥有价值2.3亿元的曼哈顿不动产（包括洛克菲勒中心占用的土地在内），附近每况愈下的哈菜姆公寓楼群占了大部分，因而实际上哥伦比亚大学成了贫民窟的大房东。六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又从纽约市租得靠近莫宁赛德高地公园的30英亩土地中的2.1英亩，因而无意中为未来发生的爆炸性事件提供了燃料。学校原打算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一所价值1,160万元的宏伟体育馆。住在邻近的遍地都是酒瓶的哈莱姆贫民区的黑人可以免费使用底层的体育场和游泳池，大学体育系则使用上面的几层。大学董事会的董事们设想，既然附近居民区当前充满了娼妓和吸毒的瘾君子，成为全市犯罪率最高的区域之一，那么凡是有一点公民自尊心的居民都会欢迎这个计划。但是他们错了。

持反对意见的房客们把这个计划叫做“土地掠夺”，并说是对“公园的玷污”。这时候，大学行政当局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一位建筑师关于体育馆的构图公布出来，其中体育馆面向学校的大门，是精心设计、造价昂贵的，另一面朝着哈莱姆区开的门，则小而简陋。于是，居民区组织的领袖们便痛斥这是“隔离的不平等的”安排。哈莱姆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主席愤怒地指责说：“本居民区受到劫夺。”于是150个示威者向体育馆工地进军，高喊“种族歧视的体育馆必须拆除”！并拆毁了一段栅栏。参加示威的白人当中有哥伦比亚大学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主席马克·拉德，以及他所尽力召集来的追随者。

拉德这人正是埃德加·胡佛想像的那类新左派分子。前此不久，胡佛刚谈到过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是“一个得到共产党支持的好斗的青年组织，而它反过来又支持共产党的斗争目标和策略”。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则讽刺说：“共产党人不能把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接管过去，因为他们找不到它。”该会在哥伦比亚的确也只有很少的会员，但由于他们喜欢讲蛮话，自己又喜欢蛮干，因而按当时的说法，他们就显得很了不起。拉德尤其吵嚷得凶。在莫宁赛德高地上空升起气球的那一天，他刚好对卡斯特罗的古巴进行了三周访问后回到学校。好像特意要证实胡佛的看法似的，他满口称颂古巴是一个“特别人道主义的社会”。

拉德的对立面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他68岁，超脱冷漠，行政工作能力不强。后来，以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在柯克领导下的行政当局“独裁专断，招致不信任”。4月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曾征集1,500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哥伦比亚大学退出防务分析研究所（有12个大学研究人员参加的为五角大楼工作的机构），柯克当时对此未予置理。该学生会指摘防务分析研究所的研究项目“目的在于压迫越南人民”，而且包括“防暴设备，为了（在美国）对黑人进行大规模种族灭绝”。

星期二把那个体育馆工地上一段栅栏推倒之后，拉德率领他的一伙人游行到常春藤盘绕的汉密尔顿大楼（哥伦比亚大学领导机构所在地）进行示威。他们在这里出乎意料，见到了持和解态度的代理教务长，他说，虽然他“在当前这样的形势下无意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成员资格都是可以商量的问题。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现在对这些已不感兴趣。造反者尝到了胜利的甜头，便乘势把代理教务长和另外两个职员拘留了26个小时。围攻哥伦比亚的行动于是开始了。

头一天夜里，白人学生还发现另一种情况：黑人的力量。他们中间的60名黑人学生，要求白人学生离开。他们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在他们看来战斗性不太足。有一种说法是，黑人当时都带着枪，打算要同警察干一场。他们的白人兄弟并不认为修体育馆的事值得动枪。有的白人学生感到痛心。其中有人说：“为什么要他们管这事？国家的分裂和两极分化已经够呛了。”不管怎样，第二天（4月24日，星期三）早上6时，拉德宣布汉密尔顿大楼已不需要白人学生。他们把大楼交给黑人，自己接管了洛楼图书馆，贴出通告说：“解放区，可以自由参加进来。”柯克校长的办公室就在这座楼里。他们破门而入，进行了搜查，把有些信函和文件照了相，有的给乱扔一气；他们吸了柯克的雪茄烟，把他的雪利酒也给喝了。而这才不过是个开始。他们对记者说，他们认为破坏学校的行为是对的。他们援引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时所确立的一些原则。他们声称，柯克领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当局和纳粹一样坏。

现在，他们已增加到七百人。星期四，有一百人夺取了费耶韦瑟社会科学大楼；另一百人接管了建筑设计中心艾弗里大楼。星期五，第五栋大楼也被占领。他们在这座楼的阳台上挂出一条横幅：“拉德大楼，第五解放区。”他们建立了指挥所，并且油印了各种声明。其中之一是要求赦免他们全体，柯克不同意，说如不采取惩戒行动，就会“毁掉大学集体的整个结构”。另一批学生（运动员们）一度看来有可能把造反者赶走。（一个摔跤运动员说：“如果这是野蛮社会，那就是适者生存——而我们正是适者。”）可是柯克不愿再出现暴力，所以对他们进行了约束。他还作了让步：暂停体育馆的修建。示威者在那些楼里大喊大叫，这不够！他们要求退出防务分析研究所，同时提出他们刚刚才想到的许多其他要求。跑腿的给他们运来食品、毛毯和成瓶的凡士林。所以要凡士林，是因为他们听说可以用它来防御催泪瓦斯。他们估计警察可能使用催泪瓦斯。

他们没有想错，警察果然来了。当第一队警察开到莫宁赛德高地时，有30名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教职员把住洛楼的大门不让进入。事情陷入僵局。但是跟着大学董事议决“坚决指示”柯克“对学生的行为实行果断的纪律措施”。这样，他便做出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毕生“最痛苦的”决定，必要时用武力夺回那些大楼——动用了组成快速楔形队伍的一千名警察。首先解决的是汉密尔顿大楼。黑人学生都很听话，黑人律师出场为他们辩护，黑人警官监督他们撤出。黑人学生安静地离去以后，经过察看，大楼各处整洁如常。

白人学生占据的大楼的情形则大不相同。在这里只要看到学生有任何反抗表现就动用棍子，拳打脚踢，把他们从混凝土楼梯上推下去。围观者有几千人，警察告诉他们，只要他们站在警察组成的人墙后面，就可以安然无事，可是后来看出，他们都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于是警察同样向他们冲打过去。总共逮捕了698人。拉德和另外72名学生被勒令停学一年。考克斯应邀对这些骚乱进行调查。经过21天对79名目击者进行查证之后，考克斯和四位同事公布了一份222页的报告，对大学当局和警方都有不少批评之辞。报告虽然没有为带头闹事的学生辩护，但认为学生的行动“同（警察的）残暴程度并不相称，警察的残暴造成令人痛心的暴行。”调查人发现柯克和他的部下“一贯把学生放在”他们轻重缓急考虑的“最后位置”。其结论是：体育馆和防务分析研究所问题其实只是表面现象，根源在于学生们对越南战争和美国的种族歧视深为不满。

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学校学潮中好斗的白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大多出身郊区的富有家庭，父母在政治上开明，他们都是学文科而不是学理科的，成绩都很突出，而且以犹太人居多。21岁的特德·戈尔德就是典型，他和拉德都是哥伦比亚风潮中的头头和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一名分会主席。戈尔德对记者说：“我们斗争的目标，不仅要争取一个革命化的哥伦比亚大学，而且还要争取一个革命化的美国。”

※※※

在60年代的某个时候，一个从来不违反停车信号的人也开始违反了。他是小心翼翼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于是他推而认为那种法规是愚蠢的，只有机器人才会服从它。他又违反了一次，在一个月以后，他就心安理得地不断干下去了。而又过了一个月，只要他到达十字路口，即使红灯亮了，他也直闯过去。虽然他不理会这些交通联系手段，他还是感到生气，因为在他喜爱的加油站，他要是不提出要求，服务员就不再像过去那样替他检查机油和擦净挡风玻璃。他改到别的加油站去，情况也都一样。大约就在这同时，他的新汽车的一扇门发出了讨厌的响声，拆开来一瞧，原来不知是底特律装配线上的哪位工人在门里面留下了一只可口可乐瓶子。

这都是些小事，但还有别的。比如一天早上，你在自己的牛奶箱里发现一张通告条，说不再送奶了；公司已经停止送货，你得到商店去买。邮政也不像话，谁都有关于邮政方面的可怕经历可谈。在饭馆里，女招待把别人点的菜端到你的面前来。出租汽车的司机找不到你要去的地点。你订的晚报没有送到。药剂师把药给拿错了。新买的洗衣烘干机是次品。送货人把车停在与人行道平行停靠的车子外面，还不肯挪。约翰逊任期的最后阶段出现了全国性的大笑话。人们到处挂出小牌子：

不停地计划下去

建筑业的工作很糟，一项工程如果超期半年完成，就算你走运。班机不按时起飞。因为班机不能准时到达你的目的地，你必须等待，在目的地上空盘旋，而一旦着陆后，你又发现自己的行李被送往别的航空站去了。由于这种情形屡见不鲜，经常出门的旅客都购置可以放在座位下面的特制皮箱。公共汽车和火车时刻表都完全靠不住。几乎每个人都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人来向他催讨已经偿清了的账款。看来什么事都越出了常轨。从装水管道到电视机到F－111折翼喷气式飞机，全都乱了套。有一个纽约妇女得到通知，要她交付她从来未打过的越大西洋通话的电话费，她拿起话筒要抗议，却听到电话里有小提琴演奏的声音，原来一家唱片公司的电线和她家的串线了。作家雷克斯·里德想要使用信用卡，竟遭逮捕，理由是雷克斯·里德此人已经去世。据《时代》周刊报道，有一个人对着一架自动售货机开枪，把手枪里的子弹都打光了。

修理工人和售货员也很坏，甚至更糟。差错责任难以确定，然而却无处不有。人们对于事物是否还能正常进行下去似乎已不在意。把一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纪律不断在削弱，在某些方面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一概是繁荣造成的。理查德·尼克松把这种种都归咎于过于宽容。

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把示威的学生比做越南的武元甲将军，认为他们都是同一现象的不同反映。战争显然有一定的关系。出身于美国上层社会的年轻人逃避征兵不算犯罪，他们得到自己父母的支持，往往还备有医生谎报健康状况的证明信（医生这样做也不算犯罪）。许多逃避征兵的人和逃兵到多伦多和斯德哥尔摩去建立新生活，受到千百万人的同情。因为头四个到达瑞典的人是乘“无畏”号飞机突然逃离美国的，所以大家都叫他们“无畏四勇士”。那里的人谁都清楚地知道这个称号的含义。这些侨居国外的人中有一个19岁的南卡罗来纳人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人分成两类。一类相信美国将会炸掉整个世界，另一类认为在这个灾难发生之前，美国是可以得救的。”

战争只是部分原因。自从禁酒法颁布以来，还从没有这么多的人认为有些法律毫无意义，就开始加以违抗。大麻叶就是一个例子。它不同于其他麻醉品，并不会成瘾；又不同于烟草，对吸者无害；也不同于酒，不致危及社会。年轻人往往认为吸大麻烟是一种社会身份问题，大家都知道出身于较上层家庭的青年是吸大麻烟的，1969年有一段时间，警察局曾经专门设法“拘捕”（“busting”又是一个新字眼）名门子女。

参加夏天骚乱的抢劫者没有被逮捕，你在电视新闻节目里可以看到他们自由攫取，警察眼瞧他们，却不采取任何措施。黑人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说：“在我看来，好像已做出一项重大决策，要拿货物和设备去换取人命。”的确，看起来逮捕什么人，不仅看其行为，还要看他是谁，和在什么地方犯罪。5月中旬，马丁·路德·金的继任人拉尔夫·艾伯纳西按照金原先的计划，在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塔之间的圣地上建立了一个“复活城”，他率领一千个穷人进驻那地方。政府非但没有拘捕他们任何人，反而向他们提供了可移动的厕所、公用电话亭、电力线路、淋浴设备，乃至投递邮件的地区代号：20013。6月下旬，这个临时营地的治安负责人阿尔文·约翰逊忿怒地辞了职，他说：“这里天天都发生强奸、抢劫、凶杀等案件，而我们完全无能为力。”维护首都国家公园的警察局照旧是不闻不问。

在上一代，卡尔文·柯立芝由于粉碎了1919年波士顿的警察罢工，在全国赢得了威信，最后并被选为总统。他曾说：“无论任何人在何时何地都无权不顾公安而举行罢工。”1937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把公务人员的罢工称为“不可思议和无法容忍的”。自那以后，这种原则已写进了塔夫脱－哈特利法，在有些州还写进了像纽约的康登－沃德林法一类的法律。尽管如此，迈克尔·奎尔在1966年元月1日还是领导运输工人工会举行罢工，使该市165英里的地下铁路和530英里的公共汽车线路失去作用，使曼哈顿商业区陷于瘫痪状态。当他接到法院命令要他把罢工者带回去上工的时候，他竟在电视摄影机前当众把命令撕毁。纽约市终于不得不接受调停，对他妥协。

在1968年有损公共利益的罢工事件中也包括孟菲斯的清洁工人的罢工在内。这次罢工是马丁·路德·金在他临死前不久曾经支持过的。同一年，纽约还发生一起垃圾工人的罢工，结果10万吨发臭的垃圾遍布街道，洛克菲勒州长到底只得屈服，同意给垃圾工人增加原来林赛市长拒绝的425元的工资。接着，纽约的警察设纠察线包围了市政府，高呼“警察权力”！他们随便以假想的疾病请“病”假，懒洋洋地看着驾车人把车子停在公共汽车站或其他不准停车的地方。消防队员工会的首领为了讨价还价，通知工人不再干检查楼房和消防龙头等日常工作。1968年秋，纽约市的5.8万名教员中的大部分曾前后三次分别举行罢课。还有空中交通调度员，他们对于头顶上待降落的飞机堆虽然感到不安，却串通一气故意减慢降落速度。

到60年代末，这种不顾社会服务工作的风气发展到了顶点。全国75万邮递员中有20多万人决定停止递送邮件，原因是年工资由6,176元开头，经过21年才达到8,442元。尽管他们的领导人劝告说，按照联邦法律，他们会被罚款1,000元，监禁一年，失掉养老金，还会被列入黑名单，再不可能受雇于其他政府部门，但是属于美国劳联－产联的全国邮递员联合会所属哈顿－布朗克斯地方分会的6,700人还是投票决定罢工。很快大纽约市的其他邮递员也纷纷响应。这次罢工后来蔓延到阿克伦、布法罗、克利夫兰、芝加哥、丹佛、圣保罗和旧金山等地。

这次罢工在美国邮政史上是破天荒头一遭，而且破坏性很大。纽约邮局平日每天收发的信件和包裹共约2,500万件，全国的平均数是2.7亿件。许多企业被迫中断业务。纽约各家银行不能收到每天平均达3亿元的存款，40万领取救济金的人收不到支票，证券交易公司不得不雇用装甲卡车在华尔街上来回送证券。到第六天，国民警卫队出来处理纽约的邮件，到第八天，邮递员才恢复了各自指定路线的投递工作。这些邮递员像其他罢工的公务员一样，也从非法罢工中得到好处。国会决定给他们增加8％的工资，从前一个月开始补发，并且建立了独立的美国邮政总局，其作用，除其他工作外，也包括进一步照顾邮递员的苦处。

遴选最高法院新的首席法官一事也是1968年许多纰漏中的一个。厄尔·沃伦依然精力充沛，但因年龄关系决定退休。到3月19日，他已年满77。6月19日早晨，他打电话给约翰逊总统，说明了自己的决定。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以前还从来未有过哪届最高法院在决定时代发展方向上起过更大的作用。在沃伦领导下，最高法院已经为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学校祈祷方式、共产党人的权利、色情文学、被告的逮捕与定罪，以及关于重新分配立法权的“一人一票”决议等引了路。沃伦曾主持过15次最高法院开庭期。而现在，想要行使总统一切职责的林登·约翰逊也有机会遴选一位新的首席法官。他任命法官阿贝·福塔斯为首席法官，同时挑选得克萨斯州会议员霍默·索恩伯里接替福塔斯的职务。

这两位都是总统的老友。福塔斯同总统十分接近，三年前才由总统安插在最高法院。约翰逊毕竟是约翰逊，他非得把这两项新任命搞得复杂化不可。他要等参议院认可他对福塔斯的提名，然后才接受沃伦辞职；于是在福塔斯牢靠地就任后，索恩伯里也就可以去接替福塔斯原来的位置。但是，相信会在11月里占有白宫的共和党人却很执拗。他们把福塔斯和索恩伯里称做“落选官员”的提名，并且故意嘲笑福塔斯是总统的“老友”。

密执安州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是17个持反对意见的共和党人的首领。一开始，看来他们是不能成事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把“任人唯亲”和“落选官员”的说法中叫做“轻率之谈”。他说：“你决不会偏偏去找来一个敌人，把他安插在最高法院里。”他还谈到林肯、杜鲁门、肯尼迪等总统，都曾任命过各自的朋友。为驳斥格里芬，德克森说：“现在我们该是对自己使用的语言多加点小心的时候了。”正是在参院司法委员会决定举行意见听取会时（为首席法官职位的提名而举行听取会在以前是没有过的），福塔斯看来还是拿得稳的。第一个证人，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指出，在福塔斯的任命被确认以前，总统让沃伦继续留任，这种情况是有不少先例的，有许多较低的联邦法官都是在他们的前任仍在工作的情况下被任命的。

现在问题在于福塔斯本人。他被严加盘问了四整天，真不是滋味。根据宪法，他处在证人地位，不能讨论有关个人的决定，否则就会公然破坏分权的原则。可是，反对派参议员却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朗读福塔斯曾经参与做出的那些自由派的决定。接着，他们还就他作为法官时的某些行为方面提出了若干问题。这也属分权的问题，但他在这方面却被刺痛了，作为最高法院的成员之一，他不应该干预行政部门的工作，然而他没有做到。他承认自己曾经参加过白宫有关战争和黑人区暴乱问题的会议，还曾给哥伦布百货商店巨头拉尔夫·拉扎勒斯打过电话，对他进行申斥，因为拉扎勒斯说过越南战争有损经济的话。福塔斯申辩说，法官对总统提建议的事是有许多先例可循的，可是像通常涉及约翰逊的问题那样，这里有着一种令人讨厌的感觉，总感到其中有点见不得人的事在进行着。现在只需再加一根稻草就会压断骆驼的脊梁骨了，而这根稻草居然有了。该委员会了解到，福塔斯曾经因在一系列暑期班讲课得到了1.5万元的酬金，这笔钱是估计自己即将因某些案件到最高法院受审的商人提供的。

司法委员会以17票对6票通过了任命，但是共和党和南方参议员却开始来阻挠议事进程。参议院要有2/3的人投票才能停止阻挠议事，这时候，德克森不再帮福塔斯的忙了。他不肯支持停止阻挠议事的行动，甚至说他也还不一定投票赞成任命，因为最高法院推翻了芝加哥杀害警察罪犯的死刑的裁决激怒了他。关于结束辩论表决结果，是45票赞成，43票反对，远远不到所需要的2/3的票数。福塔斯请约翰逊撤销提名。总统“十分遗憾地”同意，并说他根本不打算再提名了。接着5月份的《生活》杂志揭露，福塔斯还从路易斯·沃尔夫森的家族基金会中获得过2万元酬金，而沃尔夫森操纵股票的罪行曾经送交最高法院审理过。虽然福塔斯后来把这笔钱退了回去，华盛顿还是感到震惊；眼看还会有其他的揭发提出，他便辞了职。福塔斯和戈德堡离去，一位共和党人住进了白宫，未来的最高法院显然不会再那么开明了。

※※※

美国人美化和崇拜英雄人物自有一套做法，先对他们捧得过高，然后又一脚踢开。1968年秋天，轮到了一位女英雄：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她实在既不要过去的崇敬，也不要现在的轻蔑，所要的只是不受干扰的独处。她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女人。在美国历史上的那个可怕的周末，国家需要的正是一位具有这些天赋外加表演才能的总统遗孀。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更伟大的第一夫人，但她做不到这一点。杰基·肯尼迪曾经使举国的悲戚分外庄严崇高，没有哪个妇女能做得比她更为出色。但是后来她需要安静的生活，而只要她还是个寡妇，这似乎就不可能。在华盛顿，旅游家汽车不时在她家的外面停靠；搬到纽约后，汽车司机都认识她，一见她就揿喇叭。

为了避免闲话，她只和婚姻美满的知名男子一道外出。小阿瑟·施莱辛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伦纳德·伯恩斯坦经常陪伴她。哈莱克勋爵，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尚未授勋，曾以其原名戴维·奥姆斯比－戈尔的身份担任英国驻美大使，这时是个鳏夫。新闻界暗示，他可能成为杰基的新丈夫。电影杂志则提出一个上了年纪的希腊船舶大王，影迷们一笑置之。

1968年10月17日，他们不再发笑了。杰基的母亲那一天宣布：“我的女儿约翰·肯尼迪夫人打算嫁给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先生”——就是那位上了年纪的船舶大王。奥纳西斯是一个士麦拿烟草商的儿子，他积累起来的财产估计有5亿美元，其中有100艘船、奥林匹克航空公司、几家公司、一艘长325英尺的游艇“克里斯蒂娜”号，以及希腊的斯科皮奥斯岛。那些相信这个消息的人（他们并不认为是新娘的母亲发了疯，也不认为她所宣布的实际是个荒谬的笑话而已）纷纷议论送什么东西给这对新人。纽约证券交易所、泰姬陵、“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和德·比尔斯钻石矿等都在建议之内。

“杰基，你怎么能这样呢？”《斯德哥尔摩快报》的标题这样问道。奥纳西斯比她矮两英寸，比她大23岁或29岁（看你相信一般所说他的两个生日中的哪一个了），完全可以当她的父亲。此人离过婚，这就是说杰基不能指望得到教堂的祝福。尤其糟糕的是，这位新郎完全缺乏社会善恶感，而这恰恰是肯尼迪信念的核心。他有一次讲过，他关于完美家庭的想法就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里。他的确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不同类型的国家里都欠税。“她是宁为丑恶财东而抛弃如意情郎了。”一位肯尼迪任命的官员评论说。鲍勃·霍普说：“尼克松有一位希腊籍竞选伙伴，于是人人都想要找一位。”人们普通都说，要是鲍勃还活着，她是不会这么干的。

婚礼是10月20日在斯科皮奥斯岛上一个名叫小贞女的小教堂里举行的。郁金香花是由这位巨头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从荷兰运去的。新娘穿的是真正法国瓦郎西安刺绣。她的两个孩子充当小伴童。新郎的子女们则是证婚人。希腊东正教婚礼仪式进行了45分钟，接着新人从一只圣餐杯中取用了圣餐，戴上了象征多子与纯洁的柠檬花花环。吻过《新约全书》后，他们按照宗教仪式围绕圣坛舞蹈一圈。随后，在那艘白色游艇上举行了宴会。希腊海军和奥纳西斯自己的巡逻艇把守住岛屿，不让记者上岸。新郎送给新娘的礼物是一只镶着大红宝石、周围衬着一些大颗钻石的戒指，以及配套耳环，价值120万元。

这只是刚刚开始。据老资格的记者弗雷德·斯帕克斯说，这对夫妇头一年一起花掉约两千万元，随后他们每周的开支仍然保持在38.4万元上下。单是奥纳西斯送给新娘的珠宝就值五百万元。因为他一年赚的钱约达五千万元，所以并没有动他的老本。至于避开新闻界，可不那么容易。当时这位肯尼迪夫人曾经同意在结婚前夕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说：“我们希望在斯科皮奥斯岛柏树林中的小教堂里安安静静地举行婚礼，参加的只是家里人和孩子们。大家都明白，即使是有名的人，在出生、结婚、死亡这些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他们内心的感情也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记者们还是悄悄地追踪他们。他们是新闻，必须报道。摄影记者就更糟糕，有位意大利摄影师竟设法利用望远镜头照了她一张日光浴时的裸体像。但是，她受到的最大打击还不是来自世俗的新闻界，而是来自梵蒂冈的《主日观察家》周刊。这家杂志说她是“社会罪人”，并报道说将要禁止她参加教堂礼拜。在波士顿，枢机主教库欣提出不同意见，说“只有上帝才知道”谁有罪，谁没有罪，他为“爱情、相互景仰和尊重”辩护。但是，梵蒂冈的教堂法学家却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们裁定，美国的第一个天主教总统的妻子同奥纳西斯同床，这在上帝看来是亵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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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尼克松的第二次总统竞选运动是2月间的新罕布什尔州纳休阿开始的，当时他化名本杰旺·查普曼住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店。随后不久，他的相片重又登上报纸头版，假名不能再用；而当他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中获得79％的票数时，他更成了共和党竞选的领先人物。此后，他竞选接连取胜。乔治·罗姆尼说他自己是“硬被说服”去支持越南战争的，因而早就被击败。纳尔逊·洛克菲勒先退出了竞选，然而在约翰逊宣布不参加竞选后，他又回来了，但他这种反反复复的做法却得罪了早先支持他的马里兰州州长斯波罗·阿格纽。

在尼克松选定阿格纽和他一道参加竞选之前，阿格纽在他的本州外并不为人所知。他自己承认，他的名字“不是家喻户晓的”。在他的名字被提到代表大会上以后几小时，有个记者在亚特兰大商业区把过往行人叫住，对他们说：“我要对诸位说出两个词，请你们告诉我是什么意思。这两个词就是斯皮罗·阿格纽。”一个亚特兰大人回答说：“那是一种病的名称。”另一位说：“那是一种什么蛋。”第三个人的回答有一点沾边：“他是拥有那家造船厂的希腊人。”

《时代》周刊说阿格纽的鉴定书“不足以服人”，可是，尼克松却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尼克松需要一个甘居人下的竞选伙伴，去起到他自己对艾森豪威尔所起的那种作用。阿格纽在竞选中的对手，结果不是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埃德蒙·马斯基（缅因州参议员），而是一个第三党候选人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因而很难估计他对选民产生的影响。阿格纽痛斥“那些不懂得我们所说勤奋工作和爱国主义是什么意思的冒牌知识分子”；华莱士则攻击“削尖脑袋的”新闻记者、“下流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假知识分子”。华莱士说，如果警察“能够把这个国家管上两年左右，他们是能整顿好的”。与此同时，阿格纽在底特律大讲：“如果你见过一个黑人居民区，那么你就见到了所有的。”阿格纽把一个美籍日本记者叫做“笨日本鬼子”，把波兰人叫做“波兰佬”。他的态度如此无礼，以致有个示威的人举着这样的标语牌来欢迎他：“现在就道歉吧，斯皮罗，免得以后麻烦。”有些示威的人拿来欢迎华莱士的标语是：“如果你曾喜欢希特勒，你就会爱上华莱士，华莱士是罗斯玛丽的小宝贝。”

竞选失败的人在运动开始的几个星期所以那么引人注目，原因之一是先行召开的共和党代表大会气氛十分沉闷。美联社评论说：“理查德·尼克松在迈阿密海滩的冗长乏味的仪式中取得了胜利。”白修德写道：“浓厚的厌烦情绪笼罩着整个代表大会。”合唱队在歌唱，乐队在演奏。约翰·韦恩兴致勃勃地朗读了“我为什么因做一个美国人而自豪”。支持尼克松的其他名人，阿尔特·林克莱特、康尼·弗朗西斯、帕特·布恩、劳伦斯·韦尔麦等，也都同样打不起精神。那些政客的枯燥讲话似乎没有个完。惟一有意义的事情是在会外发生的。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据说因是黑人受阻不能参加一次招待会。迈阿密的黑人骚动起来，电视广播员说，有70名携带机枪的警察开进了骚动地点，后来有消息说打死了四个黑人。尼克松在黄色的便笺上潦草地写成一篇不久他便将使之闻名全国的演讲，其中号召恢复到美国过去那种“为梦想所鼓舞的上进精神”。

根据美联社报道，共和党人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在参加大会者的记忆中是最严密的”。第二个肯尼迪遭到暗杀吓坏了特工处，因为约翰逊当时曾经指示要该处负责一切重要候选人的安全。有的特工人员乘坐直升机在代表大会所在的城市上空飞来飞去。还有的带着步枪和望远镜从屋顶上监视着熙来攘往的人群。由30人组成的一支防暴小队在随时待命。1,333名代表每次进入会场时，他们所携纸袋和钱包都要受到检查。有些民主党人认为这做得太过分了。两周后，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

后来在芝加哥发生的暴力行为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过那里确实存在着形成暴力行为的各种因素。结束越南战争委员会前来嘲弄芝加哥警察，这个在戴维·德林杰领导下的庞大的组织负责协调八十多个和平团体的活动。嬉皮士、易皮士【原文Yippie头三个字母是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青年国际党）的词头字母，后面的pie是袭用Hippies（嬉皮士）一词的后面部分。易皮士是1968年开始的美国青少年中的一部分人的松散组织，也可以说是持较激进观点的嬉皮士。——译者】、和平哨兵、麦卡锡的工作人员、幻想破灭的自由派，各色人等无不齐备，他们自己预言其总数将达到10万人，要在代表大会会址国际圆形剧场外举行示威游行。市长理查德·戴利认真予以对待。他把整个芝加哥变成了兵营。圆形剧场周围的下水道入口处都用沥青封闭。会场四周树起了七英尺高、顶端装有刺铁丝网的活动铁栅栏。全市1.15万名警察分两班值勤，每班12小时，5,5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整装待发，按照白宫命令由得克萨斯州的胡德堡空运来的7,500名美国陆军部队严阵以待。事先的估计和准备是过分了，结果前来同他们对峙的示威者只有大约1万～1.2万人。

在代表大会上（所有这一切全都为此），汉弗莱在第一次投票时就得到提名：麦卡锡和南达科他州的乔治·麦戈文远远落后于他。惟一真正的争论仅仅是如何在党的政纲里处理和平问题。两者中，代表政府观点的、有鹰派味道的政纲以15643/4票对10411/4票胜过带鸽派味道的另一政纲。从这些数目字不难看出在战争问题上党内意见分歧之深刻。四年前，林登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提名，并且以压倒优势获胜。这次芝加哥大会原是安排在他的60岁诞辰的那一周召开的（他的生日在星期二），而现在他连去都去不成了。特工处告诉他，那太危险。

“停止战争！”顶层楼座上的年轻人高声喊叫。（第二天，发生了可笑的变化，市政府的雇员们占据了全部座位，他们挥动着写有“我们热爱戴利”的旗子。）不过，这一周最精彩的一幕，还是会议大厅内对于外面发生的事情的反应。代表们正从电视屏幕上观看闹市区发生的事，参议员阿贝·里比科夫从主席台上看着下面离他15英尺远的伊利诺伊州代表团，责备说：“在芝加哥街头出现了盖世太保的做法。”戴利和他的助手们一齐站起来，挥动着拳头，对他破口大骂（看电视的人从他们的口形能看出他们骂的什么话），里比科夫冷静地说：“承认事实真不易啊。”

当时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实况弄不太清楚。如果这里的警察像老密西校园里的法警一样勇敢和遵守纪律，那他们的行为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同时，应该公平地指出，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是弄得有点忍无可忍。后来，他们展示了从被捕人身上搜出来的一百多件武器，其中有大折刀、带钉子的高尔夫球、嵌有钉子的短棍、头上装有刀片的球棒、混凝土块和普通石头。

事情是8月3日也就是在大会开幕前的那个星期四开始发生的，地点就在主要候选人住的旅馆的窗子下面。这一天，青年国际党（易皮士）到达芝加哥，他们带来一头取名比加瑟少年的重125磅的猪，说这就是他们打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这些易皮士和嬉皮士戴着念珠，穿着便鞋，留着胡子，招摇得很，他们在芝加哥北城的占地1,185英亩的林肯公园安顿下来。整个周末，他们弹奏吉他，朗诵诗歌，发表演说。在星期六晚上11时宵禁的时候，有12人被捕，都没有反抗。星期天，他们的人数已达两千。下午5时，他们要求警察允许他们开一部卡车到公园里，作音乐台使用，警察拒不同意。接着，警察把易皮士首领杰里·鲁宾抓了起来。群众给激怒了，他们高喊：“混蛋，不，我们决不走！”他们学猪叫，又一齐喊“胡——胡——胡志明”。新左派的汤姆·海登向警官们解释，说这后一句没有任何意思，不过是学生们从德国开始的一种国际性的念诵罢了。警官们没有理睬他。到宵禁时候，警官们挥舞着警棍冲过公园。星期一夜里，他们又冲过一回，不过这次更凶猛一些。被赶出公园的示威者从北边的马路上跑掉了。

星期二，有70个教士和牧师竖起一个十英尺高的十字架。示威者高唱《我们将战胜》和《共和国战斗赞歌》等歌曲。这天晚上，有三百名警察向他们施放催泪瓦斯。那些呼吸困难的年轻人扔石头，扔瓶子，大喊：“用枪打吧，猪猡！”“打死我吧，猪猡！”星期三达到了高潮。示威的领导人曾宣布，他们的游行队伍将从格兰特公园的音乐台出发，开往圆形剧场，以表示他们是团结一致反对战争的。“这是非暴力游行，”德林杰告诉八千名听众说，“如果你觉得自己难以做出非暴力的反应，就请离开我们。”许多人离去了。尽管这样，仍有一位芝加哥官员宣称：“今天不允许游行。”

游行也的确没有举行。出现的却是后来一个调查委员会称之为“警察暴动的事件”。警察通过手提扩音器喊道：“这是最后的警告，现在就撤走。”人群果真撤走了，他们撤到康拉德·希尔顿饭店对面，隔着密执安大道相望的格兰特公园里的一个狭长地带。他们一边后撤，一边学猪叫，学着德国法西斯腔调喊“欢呼胜利”，念诵其他粗鲁话来嘲笑警察。在密执安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的交叉路口，排成双列的警察队伍在等候着他们。由于卡车上的和那三位候选人的总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的屋檐上电视灯光，现场照得很明亮。人群挤在一起，随后又时而后退，时而前拥，逗弄警察，问他们敢不敢动手，这时候，警察排成两个楔形队伍，挥舞着警棍向他们猛扑过去，把单个的示威者拖向候在一旁的囚车。好几百个女孩子在拥挤的人群中尖声呼叫。这种故意伤人的行为疯狂地持续了18分钟。真正说来，这一切只不过是中产阶级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一场战斗罢了。有一位记者说，“街上的那些人是我们的孩子，而警察却在袭击他们。”可是，警察当然也是有父母的。

除去这些大冲突之外，整个一周里，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一直不断发生小冲突，在警察和非示威者之间也曾发生过。单是在星期一晚上，就有21个记者受伤。在不同的时刻，旁观者、教士以及至少一个跛子，都挨了棍子。《花花公子》的发行人休·赫夫纳遭到痛打，英国工党党员安妮·克尔夫人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外面受到毒气的喷射，并被关进了牢房。饭店门廊里的旅客也挨了打和被捕。饭店的空调通风管道里吸进了催泪性毒气，吹送到2525A号那套房间里，休伯特·汉弗莱正在那里从电视上观看自己被提名的情况。星期五，警察说有人从楼上窗口扔东西打他们，有沙丁鱼、鲱鱼、啤酒罐头、烟灰缸、鸡尾酒杯、冰块等。他们认为——但也说不准——这都是从15楼拐角上1505A和1506A号那套房间（麦卡锡的指挥所）扔下来的。他们没有任何命令或逮捕状，公然冲进饭店，登上电梯，把待在那套房间的人揍了一顿。

示威群众提出要住在林肯公园的草地上和峡谷里，戴利市长要是应许下来，那么芝加哥的流血事件就有可能避免。那样，警察只需守卫在公园周围，等示威群众慢慢厌烦，自己离去也就完事了。但事实上，由于强制实行宵禁，市长就造成了必不可免的对抗，而且使之在最不堪设想的情况下发生。“整个世界都在看着！”那些青年在密执安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路口曾齐声叫过。虽然不是整个世界，但也是全国大多数人（估计有八千九百万）都在看着，其中就有在比斯坎岛的得意扬扬的理查德·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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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白修德星期三晚上8时55分在笔记本上写道：“民主党完了。”看起来确乎如此，而当汉弗莱的竞选一开始就显得是令人讨厌的蹒跚而行时，他的支持者都大为失望。他碰到的主要困难是民主党人疏远开去，他们的心已归向麦卡锡，这时戴上了无字白牌的竞选纪念章；另外就是，他没有钱，组织机构缺乏效率，而他自己无法挣脱林登·约翰逊的罗网。约翰逊也不给他帮助，对他持轻蔑态度，似乎看他是不足挂齿的。有人问约翰逊对汉弗莱有什么看法，他漫不经心地说：“他叫喊得太多了。”

在初秋的那几个星期，汉弗莱确有他值得叫喊的事。在没有充分准备情况下，他巡回旅行新泽西州、特拉华州、密执安州、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科罗拉多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一天发表演说有时竟达九次之多。这虽表明他精力充沛，但同时也反映出他的工作人员缺乏判断。先遣人员为他做的准备工作很差，听众不多，情绪半冷不热。在费城，陪伴汉弗莱的当地的一个少年乔埃·毕晓普倒比汉弗莱还更受人欢迎。几乎在每一站都有人提出诘问，在波士顿，有一群反战的人把汉弗莱和爱德华·肯尼迪轰下了讲坛。汉弗莱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到芝加哥去时带着一个信天翁【信天翁，一种海上水鸟，按美国迷信传说，伤之不祥。——译者】”，指的是林登·约翰逊；“而从那里离开时就带上了两个”，指约翰逊以外，又加上了戴利。

他的财源差不多已经枯竭。他的口才，有时也颇高明，这时却尽夹杂着陈腔滥调。有一次，他竟然说：“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像苹果排一样带有美国风味。”约翰逊像是在拆他的台。9月间汉弗莱说，美军可以在年底开始撤退，而总统却说，“谁都不能预言”撤退在什么时候开始。不算华莱士的票数，根据8月间盖洛普民意测验，尼克松以16分领先，哈里斯的测验是尼克松40对31领先。这时连汉弗莱自己也丧气了。他说：“我过去曾追求无法实现的梦想，现在或许我又在这么干。”

尼克松参加竞选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他有的是钱，情绪十分乐观。他的日程表同电视网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限配合得很协调，甚至使他们能有充分时间去冲洗影片。他避开辩论的挑战，同时共和党参议员们阻挠通过在没有华莱士参加的情况下利用公用电视进行辩论的一项措施。尼克松求助于“被遗忘的美国人”，这种人照章纳税，不捣乱，不犯法，按时做礼拜，把自己的孩子抚育成为“合格的美国人”，使他们能自豪地穿上本国军服，充当“世界各地自由墙上的守卫者”。

乔·麦金尼斯在《1968年总统的叫卖》一书中叙述了尼克松工作人员使用的广告术。有一个作者评论说，对尼克松说来，政治就是“按照折扣和市场状况向大众推销的……产品——今天是这种货色，明天是那种货色”。尼克松的一个助手小弗兰克·谢克斯皮尔看到俄国镇压捷克斯洛伐克而极为兴奋。“运气真好！”麦金尼斯引述他的话说，“这个捷克事件真是再好没有了！使得主张温和路线的人陷进鬼也不如的困境！”

尼克松说他有结束战争的计划，但现在不便公布，因为公布有可能妨碍在巴黎进行的和平谈判。他答应任命新的司法部长，以恢复法律和秩序，同时攻击最高法院，说它根据法律上的细节而释放被告是“明目张胆地犯罪”。他赞成批准禁止核扩散条约，但现在不行，因为苏联不应那样对待捷克人。他说，工商业会改善，因为他会对企业家减轻赋税和给予其他鼓励，从而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并减少依靠救济的人数。他说，美国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政府为人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人民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

10月里，汉弗莱的竞选开始有了转机。

他把芝加哥丢到一边，他忘掉了，他的听众也都忘掉了。他把嘲笑他的人说成是“该死的傻瓜”，不加理会，而把小丑埃米特·凯利说成是“尼克松的经济顾问”，还指摘尼克松回避问题。他支持最高法院和禁止核扩散条约。他提醒工会听众不要忘记民主党历届政府曾经为他们做出的努力。尼克松是“胆小如鼠的理查德”；华莱士和他的竞选伙伴柯蒂斯·李梅将军是“一对炮筒子”。汉弗莱在演讲中创造出一种手法，就是一一列举民主党总统竞选得胜者的姓名：罗斯福、杜鲁门、史蒂文森、肯尼迪，而当听众鼓掌刚开始热烈的时候，就顺便塞进林登·约翰逊的名字。同时，他的竞选伙伴则猛攻阿格纽。马斯基会先说：“阿格纽先生说，我们缺乏幽默感。”然后再挖苦地加上一句：“我想他是在尽力恢复幽默感的。”

盐湖城是一个关键地点。汉弗莱在这里宣布，他要停止在越南的轰炸，作为“为了和平可以接受的冒险”；于是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根据10月21日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汉弗莱已经把尼克松的领先地位削弱了一半。这一来是因为对芝加哥事件逐渐淡忘，另外也因为30年来人们已习惯于投民主党人的票。那年6月间盖洛普曾经发现，46％的人认为自己属民主党，27％的人是无党派，另外27％的人属共和党。（1940年的比例是42％，20％和38％；1950年是45％，22％和33％）眷恋罗伯特·肯尼迪和麦卡锡的自由派突然意识到事实上是在汉弗莱和20年来他们视为怪物的尼克松之间进行选择。一直不开心地待在里维埃拉的麦卡锡本人，在选举前五天宣布，他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名单。最后还有一点，两个候选人在举止上也很不一样：汉弗莱正处在最好的竞技状态；而尼克松则开始像托马斯·杜威一样听起来不可思议了。

在选举前一天的下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拥护尼克松的人占42％，汉弗莱40％，华莱士14％，剩下的4％未定。9月以来，在华莱士逐渐失势的情况下，汉弗莱多得了12％，尼克松则只多得了1％。在那同一个星期一，哈里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汉弗莱以43％领先，尼克松是40％，华莱士是14％，其余4％未定。

星期二夜晚真是紧张万分。尼克松要求选民“授予管理之权”。他得到的却是汉弗莱票数的激增，这在许多分析家看来，如果竞选再持续一两天，汉弗莱就会取胜的，民主党人懊丧地想到林登·约翰逊生日的那一周，原是可以多出一两天来的。从电视网电子记分牌上闪耀的数字可以看出，领先地位几次易手。有时看起来，正如美联社所说，这两位领袖是在“一个州一个州地进行较量”。刚过午夜，汉弗莱以3.3万票领先。黎明时，看上去汉弗莱虽然不能在选举人团上取胜，但有可能获得民选票的多数，那样他就显然可能在选举人票上阻挠尼克松取得多数，而把选举移到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去进行。

选举人最后投票的结果是，尼克松301票，汉弗莱191，华莱士45。选民投票的结果是，尼克松得票31,770,222张（占43.4％），汉弗莱31,267,744张（占42.7％），华莱士9,897,141张（占13.5％）。尼克松和汉弗莱的票数相差还不到0.7％。而且，民主党仍然控制着国会。这样，尼克松就将成为120年来在开始执政时国会山两院却都归反对党把持的第一个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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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亥俄州竞选时，尼克松看到一个13岁的女学生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让我们团结起来吧”。他在取得胜利的时刻说，那是“使我最受感动的”。他真是这样想吗？对他这样一个难以捉摸的人，谁也不能肯定。尚未上任的新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对30名南部黑人领袖说：“不要听我们说些什么，要看我们怎么做！”后来在水门丑闻发展过程中，詹姆斯·赖斯顿是这样描写尼克松的：“简直没有哪一条美国宪法的崇高原则是他没有在理论上加以维护而在实践中加以违反的。”不过，在他当选后尚未就任的时期，他的声望很高。大部分美国人都想信任他，都想说服自己相信他是知道如何脱离60年代的泥沼爬到高地上去的。他曾应许从越南撤出军队。1961年以来，阵亡的美国人已达24,291名，因而知道死亡很快会停止，是叫人深感宽慰的。国家需要喘息一下，党派政治现在可以搁置一下了。

当选总统站在曼哈顿皮埃尔饭店第39层楼的窗子前远望，可以越过中央公园长满树木的平原，看到在远处闪闪发光的美国。自走出大萧条的深渊以来，美国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分裂过。一些人的口号是“热爱它否则就离开”，另一些人的口号则是“不改变就会失掉它”，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在目前怎样也无法弥合的鸿沟；要找出共同的基础，只能等到那些突出的问题获得解决之后，而其中的头一个就是战争问题。在社会问题方面，连埃里克·塞瓦赖德这样的自由派评论家也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向右靠。他看到黑豹党人被判犯有的长长的罪名单子，不觉心惊胆寒。他从电视上看到有七个私生子的巴尔的摩姑娘狂怒地咒骂社会使她走投无路，不由得摇头叹息。他看到黑人妇女急急忙忙要在日落前赶回家去，情不自禁地说：“除对少数人外，我真不相信‘法律和秩序’是什么法律准则的字眼。这个问题就在于生存本身。”

对于站在分水岭左边那些觉醒起来的年轻理想家说来，世上似乎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东西，美国国旗、上帝、母性、知识、荣誉、谦虚、贞洁以及诚实等，全都说不上。据说，1968年保险统计员发现，社会上欠债不还最多的人是那些欠学费贷款的年轻大学生。有一次，一位学院院长给刚毕业的一个欠债者写信，得到的答复竟是这位校友裸体待在山洞里的一张相片。人们几乎可以相信，对于某些中产阶级的青年说来，他们父辈过去背诵过的童子军誓言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他们现在极力要做到的是不可信赖、不忠诚、不助人、与人为敌、不讲礼貌、不宽厚、不服从、不开朗、不节约、怯懦、卑鄙和傲慢。

某些有悠久历史的学府的校园往往变成讨厌乃至危险的地方。康涅狄格州的威斯莱安本来是一所小的名牌学院，这里彻夜都得用泛光灯照明，夜里走过校园是不安全的，行凶抢劫曾猖獗一时。大学都面临着新的纪律问题，即如何妥善处理那些依靠贩卖麻醉品给吸毒成瘾的同学而维持上大学的本科学生。在某些特殊地方犯罪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很体面的医生，他对邀来晚餐的客人大讲：他和他的妻子从做孩子时候开始，一直在商店行窃，现在也还这么做，事实上那餐桌中央的花饰就是三天以前才偷到手的。有一位学院院长助理详细说明他曾对一个刚刚应征去坦克部队的学生讲述如何最巧妙地破坏坦克。1967年7月号的《纽约图书评论》在头版上刊登了很大一幅绘图，教给读者制造燃烧瓶的办法：用一块浸透汽油的破布做塞子，一段晒衣绳子做导火线，燃料则是把2/3的汽油和1/3的肥皂粉与尘土混合起来就成了。

理查德·尼克松之所以当选总统就是对这一切的反应，而且是一种健康的反应。国家目前已不再需要什么空想家，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保守的政府，另一个艾森豪威尔时代。这个政府将会抵制削减赋税的诱惑，尽可能设法平衡预算，保证美元稳定，制止通货膨胀。印度支那的敌对行动要尽快地结束，一切对外政策都将只根据美国国家的利益来评价。在国内，联邦政府的作用将受到明确的限制，国会的特权则将恢复，两代人之间、种族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各种宗教之间的相互联系将得到加强。

1968年美国精疲力竭的情况在黑人区表现得最明显不过，这些居民区在这一年里比任何人所预言的都要平静得多。林登·约翰逊在春天说过：“我们将有一个不好过的夏天，我们在消除缺陷之前将会有好几个不好过的夏天。”尼克松预言会有“街头战争”。司法部在处理市中心区骚动问题上已经变得如此老练，以致制定了什么叫大骚乱的标准。那就是必须有暴力行动，参加人数必须在三百名以上，至少得持续12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还一定得出现开枪、枪劫、放火和破坏公共财产等情况（150人参加、持续时间是三个小时的只能叫做“严重扰乱”）。陆军已经训练了共有1.5万人的七支特种部队来对付市民的骚乱，黑人领袖们预言，它们到春天就能用得上，因为空前的大爆发就在眼前。

这些领袖的确做出了样子。他们讲授关于游击战和逐屋作战的课程。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向左转的战斗姿态参加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马丁·路德·金的南部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主张强制性的种族分离。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人》是1968年的一部畅销书，书中把克利弗描写为“美国争取黑人解放斗争的一位职业革命家”。詹姆斯·鲍德温把美国称做“第四帝国”，马尔科姆·艾克斯的信徒在纪念他逝世三周年时，采取了绝非他所主张的一种毫不克制的态度。就连知名黑人也都采取了强硬路线。黑人短跑运动员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墨西哥城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为祝贺他们的胜利演奏美国国歌时，两人都低下头去，并且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紧握的拳头表示对抗，而使美国胜利的荣光大为减色。当7月间克利夫兰出事的时候，普通的反应是“又来啦”。有一辆因交通事故被派去的牵引车遭到狙击手射击。被调到现场的警察变成了枪手的靶子。不到30分钟，就死掉3个警官、4个黑人，另有8个警察受伤。国民警卫队出动了，结果因抢劫和纵火造成了约达150万元的损失。在其他黑人区的狭巷里，警察加倍警惕着看来无法避免的骚乱。

骚乱并没有发生。实际发生的骚乱不及人们预料的一半，其他大城市都没有出现过去三年中发现过的破坏事件。美联社报道：“就种族斗争来说，这是五年来最冷清的夏天。”只有19人死亡，按照瓦兹事件前的标准来看固然惊人，但和头一年的87人死亡相比就算不了什么。其原因之一，是那些煽动的闹事者都不在街头了。他们有的坐了牢，有的逃亡他地。拉普·布朗被关了起来。克利弗11月下旬在他的假释撤销时不见了踪迹。休伊·牛顿因为杀死一个警察在奥克兰受审，由一个黑人领头的陪审团裁定他犯了罪。“如果休伊回不来，就闹到天边！”休伊的黑衫党党徒叫嚷着，威胁着要对所有的白人采取恐怖行动，但是当他因杀人罪被判处2～15年徒刑而被送走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所以产生这种比较平静状态的另一个原因，是黑人看清正是他们自己成了骚乱的主要受害者。他们的商店被抢劫，他们的汽车被毁坏，他们的住房被焚烧，他们的子女遭遇危险。瓦兹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希亚瓦塔·哈里斯说：“我们在自己的区域烧毁商店的那种暴动阶段已经过去。整个运动已转到另一个方向，就是运用黑人的权力，谋求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按照教育程度、工资和担任公职情况来看，也就是如白修德所说，“按照每一种传统的进步标志来看”，美国黑人已经在前进了。从小处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电视屏幕就是一例。取消种族隔离在电视中已成为现实。如今几乎每一套连播戏剧节目中都有一个黑人演员。“巴顿地方”里的神经外科医生就是一个黑人，而且黑人“朱莉娅”是女主角之一。

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抗议办法由一个黑人牧师杰西·杰克逊在芝加哥提倡起来，他通过号召自己的会众联合抵制某些白人商人的产品的办法，来迫使这些商人雇用黑人。大西洋－太平洋联合茶叶公司就使970个黑人有了工作，朱厄尔茶叶公司雇用了661人。杰克逊所谓的“面包篮行动”还说服商人们在两家黑人银行开立了账户，使他们所收存款由500万元增加到2,200万元。黑人现在有了经济实力了。人口调查局后来了解到，每年存钱在1万元以上的黑人家庭在60年代已从11％上升到28％。他们终于开始步入中产阶级了。

第三十四章 沉默的多数派的崛起

尼克松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中有一位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听说当选总统威尔逊在1913年一次就把他的内阁人选全部宣布出来，这位1968年的当选总统也决定要在电视上这样做。这一典礼是1968年12月11日在华盛顿肖哈姆饭店的雅典娜神像厅举行的。尼克松要求每位指定的阁员由各自的妻子陪伴着出席；他解释说，忠城的伴侣应该分享这种光荣——这却激怒了女权运动者，她们说这种恩赐态度完全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新阁员的夫人们看来都对参加典礼感到高兴，但全国观众却并非如此。电视观众们觉得这三十分钟的演出十分无味——一个批评者极无礼地把它称为“政治上的‘我干什么？’节目”——多人都注意到那颗明星重复地谈到他自己。这十二位指定的内阁阁员，尼克松都说是不但了解自己的特长而且也了解自己的心理活动。这情况被称作是“额外一个方面的广度”，这个词儿这位当选总统用了不下十次之多。

事实上，这个即将上任的内阁显然缺乏这种广度。它的成员全是富裕的、白种、男性、中产阶级、共和党人，其中七人住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过去一直是共和党选票主要来源的地区。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企业界人士，有三位——沃尔特·希克尔（内政部长）、温顿·布朗特（邮政总局局长）和约翰·沃尔普（运输部长）——从事建筑业。缺乏广度这一点并非全是尼克松的过错。他也曾争取多样化一些。在此以前，他还保证要组织“一个由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政府”，其成员将包括“我能在国内，从政府中、从劳工界中、从所有各方面找到的最优秀的男女”。但民主党力量所在的一些主要地区不响应他的建议。例如，三个黑人，小惠特尼·扬、爱德华·布鲁克参议员和纽约公务员委员会主席厄萨·波斯顿夫人，就直率地拒绝了他。因此，他组成的是一个清一色的班子，而不是代表各个方面的。一个期刊作者评论说，尼克松的内阁“看来是用灰色的石块而不是用闪闪发光的钢和玻璃建成的”。但它的建筑师却是如此。《时代》说，“那些人着来是冷静而有能力的，但缺乏热情和才华。”然而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缺点，没有人怀疑他们的正直。

由于象威廉·罗杰斯（国务院）、约翰·米切尔（司法部）和罗伯特·芬奇（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等尼克松的亲密朋友出现在内阁里，人们都认为这说明尼克松有意要使他的内阁具有比约翰逊时代更大的权力。一些当时还不知道谁是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的专栏作家，就曾预言过作为总统工作机构的厨房内阁不会再存在下去了。当然，对总统冷眼旁观的人承认，总也会有一些例外情况的。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正以主要顾问的身分显露头角，据说罗杰斯正在阅读基辛格的著作。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的是，尼克松的首任国务卿必须阅读基辛格记者招待会的记录才能跟上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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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白宫六个月之后，新总统在心理上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因为那时，字肮局根据约翰·肯尼迪的命令在八年前开始的漫长的飞向月球的航行现在达到了日的地。执行这项任务的是阿波罗十一号。它是一项非常惊人的努力的顶点——为此作出了贡献的有二万个承包商和三十万个工人——虽然人们可以无休止地谈论它是否值得花这么多钱，但它的成功不可否认是美国的一项胜利。理查德·尼克松发表声明指出，虽然探险在过去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但“今天，宇宙空间旅行的奇迹已有宇宙空间通信的奇迹作伴；电视甚至能够越过与月球之间的巨大的距离把极重要的发现立刻传达到我们家里来，使我们大家都成为直接参加者，”他所说的“大家”指的不仅仅是美国人，而是更多的人。看到在月球上着陆实况的是历来电视最大数量的观众，约有五亿二千八百万人。

失败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美国的宇宙空间科学，自其十二年前的最初几次失败以来，已有长足的进展。1961年至1966年间“水星”号和“双子星座”号的十六次载人飞行已证明人能在字宙空间生活和活动，而“巡航”导弹、“月球飞船”和“观测者”号所送回的资料，证明月球表面对宇宙飞行员来说是安全的。曾经遇到过一次可怕的挫折。1967年1月，阿波罗一号在其发射台上爆炸了，三个飞行员全部殉难。可是，在延搁了二十一个月之后，载人的阿波罗号的指挥舱却飞上去了，在1968年末和1969年初，宇航局按照一张严格的时间表办事，每两个半月发射一艘阿波罗号飞船，以期在肯尼迪于1961年5月规定的最后限期之前完成任务：“在六十年代终了之前”有一个人在月球上着陆，并使他安全地返回地球。

1969年7月16日早晨9点32分，阿波罗11号飞船连同它的三十六层楼房高的土星5号火箭在肯尼迪角的39A综合发射台发射了。在飞船上的是民航机长尼尔·阿姆斯特朗和两个空军军官小埃德温·“嗡嗡叫”奥尔德林上校和迈克尔·科林斯中校。土星号的第三级把他们送进了一条一百一十八英里高的轨道。把一切工作系统检查了两个半小时之后，他们再度发动了第三级火箭，这使他们获得了每小时二万四千二百四十五英里的速度，脱离地球大气层向二十五万英里外的月球前进。

在离地球五万英里处，科林斯操纵名为“哥伦比亚”的指挥舱，使它与称为“鹰”或简称L.M.的脆弱的登月舱正面相对。“哥伦比亚”和“鹰”互相一钩住，土星号的第三级就被抛弃了。航行的第二天，星期四，他们开动了“哥伦比亚”的发动机，使他们进人到星期六就可以在月球背面六十九英里之内的一条轨道上。在肯尼迪角时间星期五下午，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爬过两个运载工具之间的管道，进人了登月舱“鹰”号，那天黄昏，宁航员们就进人了月球的重力场。这时他们离月球已不到四万四千英里，速度越来越快了。

星期六下午，他们把速度减低到每小时三千七百三十六英里，进入了绕行月球的轨道。航控台（它们与设在休斯敦的国家宇航局载人宇宙飞船中心联系的无线电报机）于7月20日星期日上午7点零2分钟叫醒他们，因为这一天是预定在月球上着陆的一天。在“鹰”舱里，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把登月舱着陆用的四条难看的腿伸展出去。航控台告诉他们说“你们完全可以驶离船坞了。”于是，登月舱就和“哥伦比亚”分开，这时阿姆斯特朗说，“‘鹰’已经长了翅膀了！”下午3点零8分，他发动了字宙飞船的引擎，于是他们朝着月球上的静海飞去。

他们在离月球表面九点八英里处进人了一条低轨道，在一片可怕的满是高山和火山坑的月球荒野上飞行。这时，休斯顿的一部计算机开始在他们的仪表盘上闪光，向他们发出警报。现在已如此接近目的地，他们当然不能回头，于是他们就根据在休斯顿的一个青年指导官员的指示向前飞去，阿姆斯特朗掌握着操纵器，“嗡嗡叫”奥尔德林不停大声读出仪器上显示出的航行速度和高度。他们在下降的最后时刻，遇到了一些麻烦。当阿姆斯特朗发现他们将落在广阔的不可接近的西火山坑（因处于他们的目标之西四英里处，故有此称）时，“鹰”舱与月球之间的距离已不到五百英尺了。他向那火山坑外面飞去，但这计划外的延长旅程，意味着他快要用完燃料了；他必须立即作出决定，萝么转向那边去，要么冒坠毁的危险。就在这一刹那，他前面的仪表盘上发出了两道白光，显出接触月球字样。“鹰”舱己经着陆了。

他说：“休斯顿，这里是静海基地，‘鹰’舱已经着陆。”这时是1969年7月20日，星期日，东部日光节约时间下午4点17分42秒。

把仪器检查了三个小时之后，两个宇肮员向休斯顿，他们可否省去预定的四个小时休息时间而就在现在下机。休斯顿回答说，“我们支持你们这一行动。”他们穿上了价值三十万美元的太空衣，降低了登月舱内的压力。接着，阿姆斯特朗背朝外，开始从九级的梯子上慢慢下去。在第二级阶梯上他拉了一根绳子，打开了电视照相机的镜头，让五亿人着到他小心地下降到荒凉的月球表面上去。

他的九号半B的靴子按触到了月球表面，他说：“对一个人来说，这是小小的一步，但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这时是下午10点56分20秒。他拖着脚步在地上走来走去。他说，“月球表面是纤细的粉末状的，它象木炭粉似的一层一层地粘满了我的鞋底和鞋帮。我一步睬下去不到一英寸深，也许只有八分之一英寸，但我能在细沙似的地面上看出自己的脚印来。”

阿姆斯特朗把那细粉放一些在他太空衣的裤袋里。接着，在他下舱后十九分钟，奥尔德林走到他身旁来说，“美呵，美呵，壮丽的凄凉景色。”阿姆斯特朗把一根标桩打入土里，把电视摄影机架在上面。样子象蜘蛛的“鹰”舱离镜头六十英尺远，正处于电视图象的中央，它后面就是外层空间的永恒的夜。这里的重力是六分之一个G，仅及地球上重力的百分之十六点六。电视现众们看到这两人象羚羊似的跳来跳去，并听到奥尔德林说，“当我要失去平衡的时候，我发现恢复平衡是十分自然而又非常容易的事。”他们树起了一面三英尺长五英尺宽的美国旗，它是用铁丝缚在旗杆上的；奥尔德林向它行礼。他们还存放了一个盛有七十六国领导人拍来的电报的容器和一块不锈钢的饰板，上面标着下列字样：“来自行星地球的人于纪元1969年7月第一次在这里踏上月球。我们是代表全人类和平地来到这里的。”

他们一面采集五十来磅石块供科学研究之用，一面测量他们太空衣外面的气温：阳光下是华氏234度，阴处是零下279度。他们摆出一长条金属箔来收集太阳拉子，架起测震仪来记录月球震动，还架起反射镜来把结果送给地球上的望远镜。他们在半夜里回到“鹰”舱，总共在月球上停留了二十一小时又三十七分钟之后，发动引擎离开了月球。（航控台说：“你们可以起飞了。”奥尔德林说：“对！我们是这条航道上的一号机。”）返回轨道之后，他们就和呆在“哥伦比亚”里的柯林斯会合。柯林斯把两个飞行工具重新钩在一起。他们就从管道里爬过去和他呆在一起，“鹰”舱则被放走而飘入太空，最后将坠毁在月球上。

上午1点56分，柯林斯使“哥伦比亚”朝向地球，就发动引擎，使指挥舱摆脱了月球的引力。回程需要六十个小时。那天晚上，宇航员们通过电视送到地球上来一幅摄自十七万五千英里外的地球本身的照片。奥尔德林说：“坐在这里看着地球变得越来越大而月亮变得越来越小，这情景多美呵。”阿姆斯特朗说：“不管你航行到哪里，回家总是好事。”星期四，他们以每小时二万四千六百零二英里的速度航行，在太平洋上空七百五十七英里高处重新进入了地球的大气层。在这一阶段的最关键时刻，宇宙飞船的挡板被四千度的高温烤焦了。云把指挥舱包围起来，因此无线电联系中断了三分钟。

守候着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的雷达已探测到正降落的“哥伦比亚”在十三点八英里外，在三个八十三英尺的橙色和白色的降落伞下疾降。接着，这指挥舱就溅落在海面上，激起六英尺高的大浪，并倾翻了。但经舱内三人努力把舷边的气袋充了气，就立即使它恢复了平衡。“大黄蜂”号上起飞的直升飞机在头顶盘旋，引导这只飞船开往目的地。尼克松总统在舰桥上挥动双筒望远镜。舰上的乐队吹奏起了“哥伦比亚，你是海上明珠”，在整个美国加许多外国城市里，教堂钟声四起，气笛长鸣，汽车驾驶人都按响了车上的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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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尼克松给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们的贺电是在总统开始他的为期九天的环球旅行时发来的。在这次旅行中，他访问了六个亚洲国家：非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南越、印度和巴基斯坦。他到那边去的中心目的是要表明他的决心，决不容许再有越南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在去马尼拉的中途，他在关岛停下来过夜的时候，对记者们提出了尼克松主义：“亚洲的和平不能来自美国。它只能来自亚洲。亚洲的人民，亚洲的各国政府——它们必然是起主导作用的。”在曼谷时他说他愿坦白地说：“知果侵略者的统治能摧毁一个民族的自由，那么过多地依靠一个保护人，最后也将完全腐蚀掉这个民族的尊严。”

这话听起来非常明确，但记者们懂得，每当这位新总统答应把某件事说得非常明确时，那便是这件事快变得难以理解的时候了。这次亚洲之行也正是如此。甚至当他悲叹美国在越南承担了过多的义务时，他还对那边的美国军队说，他认为“历史将标明现在也许是美国的黄金时代之一。”他还向泰国人保证说：“美国将自豪地支持泰国反对那些想从外部或内部威胁它的人。”把自己认为别人要听的话告诉别人是尼克松的一个老弱点；如果他的东道主听到他保证说他将送给他们几块月球上的石块而不感到高兴，那看来他马上会暗示他可能派几师兵去。

还有另一种解释。这是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的一个转变时期。他有一半仍然是那个随时准备按受住何赤色分子的挑战的冷战战士，而他的另一半则认为全球的稳定有赖于以华盛顿为一方，莫斯科和北京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的和解。在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存在着一个新的尼克松。在他这次旅行快要结束时，他的灵活性能突然出现，他在布加勒斯特停留下来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起过了一天，为证明他的友谊，他的座车在倾盆大雨下敞开顶篷在街上驶过。群众的反应是惊人的；沿途的人不仅起劲地欢呼，还互相抢着去捡拾落在人行道上的美国小纸旗，而不去捡本国的旗子。

在英国，尼克松为了和哈罗德·威尔逊首相会谈作了短暂的停留。这是他五个月中第二次访问欣洲。他就职还只有十七天，就宣布要去比利时、英国，西德，意大利和法国这几个他所说的“热门股票一样的国家”旅行。他一向认为自己在外交方面有特殊的才能。他的确也和一些其他国家的元首交上了朋友，虽然其中最重要的，如威尔逊、库尔特·基辛格总理和戴高乐总统的在职时间不会太长了。新总统在那第一年里故意对许多国内外人士，包括他过去曾经非常冷谈的某些人，表示亲热。他飞到独立市去把一架曾一度放在白宫里的大钢琴送给哈里·杜鲁门，并在这架钢琴上弹奏了“密苏里圆舞曲”——杜鲁门由于礼貌没有告诉他自己是一向厌恶这支曲子的——他还吹捧即将退休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公平、正直和尊严的象征”。

虽然那时尼克松对新闻界采取回避的态度，但记者们对他却很热情。《生活》杂志的休·赛迪写道，总统是“按照自己的形像——规规矩矩、考虑周到、能干胜任、小心谨慎——在设计一个政府。”虽然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们都感觉到他在公开场合的露面是勉强的，但他们仍相当钦佩他勉为共难，深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不自在的，他们很欣赏他为了避免显得颚下有垂肉而注意饮食，很欣赏他为了在电视中露面坚持晒得黑一些，也很理解他为了要在服装上给人以高雅大方的印象而不借花费时间来选择衣服。

在他的总统形象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显得象一个沉思的、很孤寂的人，常常花费许多时间在白宫的一些密室里，特别是林肯卧室旁的一个书房和街对面行政大楼中一个密室，俯身在一堆颜色已发黄的法律文献上面。他比林登·约翰逊更爱日常的公文，不爱接近人。那有四十二个按纽的电话机己搬出了椭圆形办公室；尼克松只需要六个按纽。他对新闻，甚至关于自己的新闻的兴趣，看来也比约翰逊淡薄。前届政府的电传打字电报机和电视机被移到了外面一间办公室去。他喜爱的电视节目是秋冬两季星期六下午的足球赛，他几乎总能找到时间来观看它们。他说，“我知道我所担任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但对我来说，它还没有成为某些人所描述的那种令人畏惧的巨大负担。”

“中部美国”是新闻界目前流行的一个用语，而新元首则是中部美国的最高代表。他喜欢文斯·隆巴迪【隆巴迪（1913－1970年），美国足球教练员，曾使其带领的足球队获胜和取得足球赛冠军。——译者】的竞争精神、盖伊·隆巴多的乐曲，艾伦·德鲁利的小说、比利·格雷厄姆的虔诚、鲍勃·霍普的机智和沃尔特·汤普森的销售术。虽然他大半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公务上，他对联邦官僚机构却怀有中产阶级的那种不信任感。他的第一条法令是取消遴选邮政局长的酬谢制度（下一年在他的请求之下，议会设置了一个独立的美国邮政机构）。作为一个中部美国人，他相信专家的意见。他最爱听的是约翰·米切尔、亨利·基辛格、约翰·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的意见。赛迪指出，虽然总统的一些计划在字面上显得中间偏左一点，但“他给高级职位配备的人却都偏向其他一面——而在华盛顿，经验表明，归根到底主宰行动计划的是人。”对尼克松自己来说，主义说来说去似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有中部美国的那种爱好，总想各种方法都试试，从一个中心曲曲折折绕出去希望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1969年，他几次提议过改革赋税，调整了最高法院的思想均势，降低了在越南的军队数字，把冲绳归还给了日本，设法要改变福利制度，取缔细菌战，并想了各种办法抑制通货膨胀。在那第一年里，他也表现了中部美国人节制的精神。他刚从他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回来，他的顾问们围着他向他祝贺的时候，他却制止了他们。他说“还太早、还太早，得到一年之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是不是一次胜利哩。”

在花钱方面他可不太节制的。象千百个获得成功的其他美国行政首脑一样，这位总统为维持一种讲究的新的生活方式，未免做得太过一些。他一年赚的薪金和经费补贴为二十九万美元。他在办公处附近有一所住宅，在戴维营还有一个休养地，但他还是尽量抵押购置房产。最初，他在佛罗里达的比斯坎湾买下了两座砖砌抹灰的平房，共价值估计在二十五万美元以上。总统在那里可以和老朋友“贝贝”雷博佐——一位靠经营房地产发大财的司机和汽车加油站管理员——一起在雷博佐的精美的游艇“科科洛博号”上消磨他的闲暇时间。然而即使那样，尼克松还认为不够。当花匠们还在比斯坎湾住宅的四周植上作围篱用的十英尺高的树木时，总统又在加里福尼亚的圣克里门蒂买了一所价值三十四万美元的有十四间房间的别墅，修一个价值十万美元的游泳池，还打算在附近修建一片有四个穴的高尔夫球场，每个球座上都标上小小的总统玺徽。

虽然这情况当时人们还不知道，雷博佐和尼克松的另一个亲密朋友，喷雾器阀门的发明人罗伯特·阿普拉纳尔普，对这两处产业拥有约五十万美元的抵押权。同时，政府为这两处总统的产业和阿普拉纳尔普在巴哈马群岛的岛屿上那些尼克松家属常去的房屋，花上了一千零五十万美元惊人巨款。固然大部分的钱是花在象直升飞机机场和军用电讯等必需品上，但也有数以十万计的钱是花在美化自然，家具设备和暖气系统上。

事情还不止于此。实际上，单从花销上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四年后，《幸福》杂志就引用预算局一位前官员的话，估计尼克松总统的家庭开支，到当时为止，已接近一亿美元。林登·约翰逊并不节俭，备有三架喷气式客机；但伯德夫人要去纽约购物还常乘东方航空公司的来回班机。尼克松的全部亲属，包括他的女婿在内，旅行时都乘政府的飞机。完全归总统专用的有五架波音707，十一架洛克希德公司的星式喷气机和十六架直升飞机。他在戴维营设有一个射箭场，一个游泳池和玩滚木球的场地。戴维营每年的管理费用从约翰逊时代的每年十四万七千美元增加到六十四万美元。此外，在总统的各个住宅里伺候总统的有七十五个男管家、侍女、厨师和看管人，二十一个园林工人和维修工人，一百个特工人员，三百个警卫员、总统游艇工作人员和一队轿车的司机。在理查德·尼克松治下，总统的气派只能称作是王侯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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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任职总统之初，是以救世者的角色出现的。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历史所能给予的最大的荣誉是和平缔造者这个称号，”他还明白表示，他讲的并非仅仅是越南。“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物质方面很富裕，但在精神方面却很贫乏；非常精确地到达了月球，但在地球上却陷人一片可怕的混乱中。……我们四分五裂，缺乏一致性。我们看到周围都是空虚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我们看到许多需要做的工作，等着人去做。对于精神方面的危机，我们就需要一种精神方面的解决办法。而要找到那种解决办法，我们只需向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搜寻就行了。我们只有停止互相大声叫嚷——只有十分平心静气地说话，使我们的话也象我们的声音一样能让人听见，我们才能互相学习。至于政府，它是会倾听人们的意见的。”

这是对美国的困境作出的明智的评价，尼克松进人白官后最初的八个月里，正是循着这种路线在寻求各种解决办法。他压抑了自己强烈的好斗天性，压低自己的声音，不突出自己的形象，倾听下面的意见。在征求意见时，他竭力使自己有一种刻意求工的气派。他在竞选中曾保证白宫班子要“小”，在竞选获胜后他又说，他将组织一个“公开的”政府，从“独立思考者”那里征求有朝气的意见。作为共和党人，他和他的政府成员不象约翰逊那样深信美国麻烦的权源在于有的人无权和贫困，但他们自有他们的指路明灯。在他们看来，全国性的苦恼所以产生是由于丧失了对宗教、家庭、睦邻和麦克加菲识字课本中所讲的爱国主义的信仰。这些都是美国小城镇的信念，共和党的最强固的堡垒。大多数美国人己不住在小城镇里，对国家最神圣的习俗制度（从国旗到母性）的反叛已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势头，这些都不是他们的过错。六十年代的怒火还没有熄灭。这时期仍然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

然而1969年的某些选举结果，说明强烈的反应正在使国家向右转，共和党人八十多年来第一次掌握了弗吉尼亚州的政权，并在民主党人掌握了十六年州政权的新泽西州赢得了州长的职位。小巴里·戈德华特已被加里福尼亚州第二十七个选区选到国会去。自由派的拉尔夫·亚巴勒在得克萨斯州处境很困难，下一年年初他在民主党的预选中将被一个保守的挑战者所推翻。在明尼阿波利斯，查尔斯·斯坦维格（一个以前无藉藉名的警探）由于鼓吹在黑人居住区实行强硬的法律竟获得多得惊人的百分之六十二的选票，成为市长，而洛杉矶还让在南部以外地区少有的一位种族主义的市长萨姆·约蒂连任第三任市长，虽然他在旷工、放任自流，与人争吵等方面都有骇人听闻的经历，同时他所任命的三个市政专员都以受贿而被定罪。

右倾的潮流并不能说明尼克松在国会里所遇到的某些困难。在真正保守的气侯里，五角大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1969年国防部的预算二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危机。自从北朝鲜人越过了三八线以来，每年就有天文数字般的拨款用于军事，甚至常常连唱名表决的手续都没有。五角大楼的开支已从一百一十亿美元增加到八百一十亿美元，但现在，将军们遇到了一个不听话的国会。对越南战局感到失望是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陆军老士官靠陆军消费合作社的回扣发财的丑闻，对洛克希德C－5A运输机生产成本过高的不满，和发现陆军的化学战争处越过本国上空把七千吨神经毒气运出去抛弃在大西洋里。可是，直接引起国会勃然大怒的争端是关于导弹的问题。国防部要求开始设置一个巨人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而这事到最后可能会花费国家上千万亿美元。

五角大楼争辩说，为了使苏联丧失先动手——一举使美国的洲际弹道异弹设施丧失活动能力从而防止美国进行报复——的力量，反弹道导弹系统是必要的。参议院里以爱德华·肯尼迪为首的批评家们回答说，反弹道导弹系统会使武器竞赛升级，浪费的钱本来可以更好地用于防止污染，用于贫民区，同时它的雷达和计算机都过于复杂，难以使用。一个技术证人冷然说，“历史上充满了许多无用的马其诺防线。”结果，参议院仅以一票领先通过了反弹道导弹系统拨款案，但这次胜利是付出了极大代价而赢得的。它为将来在国防计划方面的争吵打卜了基础，并在国会与新政府之间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尼克松总统6月4日在空军学院演说时抨击四十九名反对弹道导弹系统的参议员，说他们是“新孤立主义者”。富布赖特参议员回答说：“对和平和国内安宁的最大威胁不在河内、莫斯科和北京，而在我们的大学和全国各地大城市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总统和他在国会里的对手们之间的裂痕，在环绕着最高法院提名问题进行的两次残酷斗争中更加深了。尼克松选沃伦·伯格继厄尔·沃伦为首席法官，在参议院顺利地通过了，但当他提名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法官小克莱门持·海恩斯沃思接替阿贝·福塔斯时却激起了参议院的强烈反对。美国劳联－产联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把海恩斯沃思斥为反劳工分子和种族主义者。这攻击，他也许还能顶过去的，但不料印第安纳州的伯奇·贝赫却提出证据，证明这位法官曾作出过有利于他持有股票的一些公司的裁决。这次提名以五十五票对四十五票被否决了，有十七个共和党人，包括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也投了反对票。尼克松把对海恩斯沃思的攻击称为“残酷，恶毒而……不公正的”。两个月之后，他宣布了他的第二次选择：佛罗里达州的联邦法官哈罗德·卡斯韦尔。

卡斯韦尔的主要条件似乎是他并不富裕，因此他不会象海恩斯沃思一样，被指责在公司案件的裁决中，牵涉到个人利害冲突。不幸他有其他一些不利条件。一个记者在卡斯韦尔1948年的一篇演说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种族隔离是正当的，而且是我国唯一切实可行而正确的生活方式。”一听到这句引言，被提名者就说这话是“可恶而应受谴责的”。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管怎样仍然反对他。接着，查明卡斯韦尔曾积极参与不让黑人参加塔拉哈西高尔夫俱乐部的运动，曾在自己的法庭上侮辱过维护民权运动的律师，而且他的判决在上诉时常被推翻。这最后一件事激发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罗曼·鲁斯卡的善意的批评。他对电视记者说，“即使他是一个中庸之才，但中庸的法官、中庸的人和中庸的律师实在到处都有。难道他们就无权有一个小小的代表，小小的机会吗？我们不能要求永远请到布兰代斯、卡多萨、弗兰克福特那样的人【布兰代斯（1856－1941年）、卡多萨（1870－1938年）和弗兰克福特（1882－1965年）都是美国最高法院著名的法官。——译者】，我不相信我们能那样要求，我也不相信我们需要那样做。”

后来有人问鲁斯卡，他说这句话是否感到抱歉。他说，“我的确感到抱歉，我的确感到抱歉。”一个共和党议会领袖后来说，“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总听到中庸这个词儿，不管什么，总是那么说。你可以看到选票大批大批地跑掉了。”在鲁斯卡说这句话之前，参议员肯尼迪预测反对卡斯韦尔的最多有二十五票，斯科特则预言反对派所能纠集的最多可能有“三十多”票。结果，赞成票是四十五张，反对票是五十一张；主持会议的副总统阿格纽说，“这次提名没有通过。”两天之后，生气的尼克松总统告诉记者说，只要民主党人控制着参议院，“我就不能成功地提名任何一个南部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充任最高法院法官，即使他象我一样严格信奉完法的条文。”

这话离他在就职演说中所说，让我们团结起来的主题是很远的，但他是有意这么说的。尼克松已放弃了超党派态度，开始进行反击了。这种战略上的特变己在他对全国人民的一次电视演说中开始，这次演说是他为了回答一系列突出要求停止越战的新的反战示威而作的。总统说，这些示威是不必要的，因为他有“一个完全撤出美国地面战斗部队并代以南越部队的……计划”。他称这个为“越南化计划”。他说他相信这个计划会成功，并要求“我的同胞中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他在对他的批评者的一次攻击中说：“让我们为和平而团结起来吧。还让我们为防止失败而团结起来吧，因为我们必须知道：北越是不能打败或羞辱美国的。只有美国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他的听众中百分之七十七赞成他的演说——不赞成的只有百分之六。尼克松受到鼓舞，立即派他的副总统甚至以更生动的辞令去打头阵。这就是后来阿格纽自己所说的“两极化政治”，蓄意要使总统的批评者陷于孤立。他把一些持不同意见者攻击为“一批自称为知识分子的虚弱而无耻的势利小人”，把他们的政治上的支持者称为“情欲的寄生虫”和“思想上的阉人”，因而赢得了尼克松热烈的祝贺。因为七千万美国人收看了电视广播的新闻节目，因为白宫正为关于总统的电视报道愁眉苦睑，阿格纽就以电视作为他的首要目标。

11月13日在得梅因演说时，他大肆攻击“为数不多的一小撮人，不超过一打的新闻广播员、评论员和影片摄制人”，他们“独断地决定影片或新闻评论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同公众见＿面。”这些“未经人民选举的特权人物”是“一个严密的小帮会……享受着经政府认可并发给执照的垄断权。”他谴责他们曲解了“我们国家寻求国内和平和稳定的努力”。一星期后，他把抨击的火力对准新闻界，点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名，悲叹“传达公众消息的伟大工具被人垄断，控制舆论的力量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广播网和报纸都连续报道了大量支持阿格纽和谴责“东部自由主义权势集团”的来信。华盛顿怀疑，阿格纽究竟是在为自己说话，还是在为尼克松说话。休伯特·汉弗莱说，“任何人如果认为副总统能够采取不同干总统或其政府的立场，那他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或政府。你既然被选中和他在政治上结合起来，那他就希望你对他绝对忠诚。”

斯皮罗·阿格纽的夸夸其谈使他成为一个合乎潮流的人物，因为那时正是一个言过共实、虚张声势、装腔作势、夸夸其谈成风的时代，任何事物，从吃葡萄、吃莴苣到戴（或不戴）乳罩，都带有政治色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解雇了斯莫泽斯弟兄组成的一个喜剧班子，就因为他们鼓励特约演员们讲了些关于爱国主义和越南战争的轻率的话。

许多法院都全被用来进行政治审讯。正在对刺杀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詹姆斯·厄尔·雷和锡尔汗·锡尔汗定罪，而美国司法史上最希奇古怪的一个行动要算是新奥尔良的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力图使一个陪审团确信，路易斯安那州一个歇业的商人克莱·肖策划了谋杀约翰·肯尼迪的活动。主要证人，一个是以前做过出租汽车司机的人，他在催眠状态下含糊地控告了肖，一个是吸毒上了瘾的人，一个是患妄想狂的会计，另外一个是伪证人，他最后供认他的证词是他杜撰出来的。审讯经历了三十四天。陪审团不到一小时就投票决定宣判肖无界。

诺曼·梅勒竞选纽约市长，蒂莫西·利里博士竞选加里福尼亚州长。尼克松总统任命现已四十一岁的雪莉·邓波儿·布莱克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员（有人说“因为他要世人得到一个幸福的结局”）。伯纳代特·德夫林从爱尔兰来到这里向纽约人要钱用来屠杀英国兵。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十九岁的黑人蒂莫西·皮布尔斯在安放一颗自制的定时炸弹时炸瞎了自己的眼睛。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内公开宣誓要“要把战争移到国内来打”的“气象员派”在芝加哥举行暴动；结果被逮捕了六十人，击毙了三人。1969年，在五个月里，曼哈顿的恐怖分子向马林·米德兰·格雷斯信托公司，武装部队入伍中心、联邦政府办公大楼，梅西百货公司、联合果品公司码头、美国广播公司、大通曼哈顿银行和通用汽车公司大楼投掷了炸弹。11月13日晚上，警察逮捕了三个年轻人和一个二十二岁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斯沃斯莫尔大学漂亮的女生简·劳伦·阿尔珀特，指控他们密谋向联邦产业投掷炸弹。阿尔珀特的父母为她缴纳了二万美元的保证金，当她突然不见时，这笔钱就作为罚款被没收了。

保护环境派对巨型喷气式新客机表示愤慨，纳税人对教师罢工很生气，卷烟制造商也有反感，因为1970年底以后禁止他们在电视上作广告。蜜月旅行者也在生气，因为尼加拉瀑布的水流暂时改道了。相信有飞碟的人对空军反感也很大，因为后者对一万一千个据说看到过飞碟的处所，调查了两年之后，作出结论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飞碟。戏迷生了气，因为1969年的纽约剧本奖授予了反战剧本《和平》。这个剧本中战争之神把许多国家冲下了一个大马桶。

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全国有腐蚀作用的新的精神状态似乎可以用这作一件事来代表：当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看完了“我好奇（妒忌）”的表演离开曼哈顿一家剧院，《纽约每日新闻》的摄影记者梅尔·芬克斯坦在给她摄影时，竟四肢朝天跌倒在剧院外面的人行道上。他说，她用一种柔术的动作把他从她的大腿上摔下去的；她却说是他自己滑交的。不管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另一个摄影记者却抢下了肯尼迪总统的寡妇大步跨开芬克尔斯坦和这家瑞典色情电影院的镜头。她穿着一条绷紧的黑色超短裙。背景是一面宣传“各种名酒”的厂告牌。“卡姆洛特”【百老汇演出的一个剧本，写英国传说亚瑟王的宫廷，此处喻肯尼迪当政的时代。——译者】似乎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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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是大学校园里风浪最大的一年。虽然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全国六百七十万大学生中百分之七十二的学生都没有参加过一次示威游行，同时《幸福》杂志的调查报道说，只有百分之十二点八的学生是“革命的”或“激烈的异议派”，这些少数人使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弄得四分五裂或整个瘫痪了。旧金山州立大学已关闭了三个星期。圣马特奥初级大学校长的家里被人丢了燃烧弹。有一千学生和二百教师参加一个群众大会，迫使赖斯大学校长辞了职，圣·费尔南多州立大学、霍华德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等大学当局搞得走投无路只好请警察来维持秩序。在芝加哥大学里，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说，“这些孩子中有许多是精神十分不健全的患妄想狂的人，”他把他们比之于支持希特勒的德国学生。学生们的要求仍然如旧。黑人学生要求在黑人研究方面开更多的课，白人学生则要求结束后备军官训练队和结束道氏化学公司招墓新人的工作。不管黑人学生或白人学生全都要求结束越南战争。

校园内的冲突很容易迅速升级，往往在当局——甚至某些参加者——还没弄清中心问题是什么的时候，局势便己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在威斯康星大学里，一个黑人学生组织黑人联盟号召举行罢课。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中的保守派学生决定冲破黑人的纠察线。双方开始打起来，州长调来了一千九百个国民警卫队员，对黑人使用了刺刀和催泪瓦斯，五千多白人列队开向州政府抗议使用武力，教职员团体支持黑人的要求，威斯康星立法机构进行反击，削减了大学的预算。

在纽约市立大学——“穷人的哈佛大学”——里，波多黎各学生和黑人学生一起据守在南校园里，发表了一份宣言，要求大学的入学人数应反映纽约黑白人数的比率，还要求采用研究黑人问题的教学计划，并由他们来控制这一计划的执行。面临着这种对学术水平、从而对他们毕业文凭的价值的威胁，白人学生们动员起来了。在随此发生的斗争中，一所大礼堂被焚毁了。比尔·加拉格尔校长把学校关闭过两次，后来就辞职不干了。干是，教职员评议会批准了一项几乎不能相信的建议，根据这项建议，下一届一年级学生的百分之四十将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们可以不必符合纽约市立大学学业上的要求，因此该校也不再能称为穷人的哈佛了。

哈佛大学本身也于4月9日出现大风潮，学生们拥入学校的办公大楼，逐出了院长和系主任，并开始查抄机密档案文件。内森·普西校长只得向州警察局呼吁，于是四百名警察通过奋战排除了种种障碍进入学校大楼，逮捕了一百九十七个学生。他们的同学——一共六千人——在哈佛的露天运动场开会，投票通过举行罢课以示抗议。全体教职员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撤销对一百九十七人的控告。普西同意，但法官不同意，他以非法侵入罪判处他们每人罚金二十美元，并以殴打系主任罪判处一位二十五岁的研究生徒刑一年。于是该大学正式同意了全体教职员的一项决议：同意原来的示威者的主要要求——结束哈佛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队。

康奈尔大学那年春季的风潮并不比其他十几所大学厉害，但是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图片却是伊萨卡的当地特色。二百五十名黑人大学生于4月19日占领了学生会所在的威拉德·斯特雷特大楼，要求单独成立一所非裔美人大学。威拉德·斯特雷特大楼内一时盛传一队带枪的白人正在开来，于是黑人们自己也弄来了武器。詹姆斯·珀金斯校长说，这“就完全成了另外一回事了”。他屈服于黑人所提出的每一项要求，于是占领这座大楼的黑人们都走出了大楼——从报纸上的图片着来，武装到了牙齿，手里拿着枪，子弹带交叉在胸前。教职员评议会否决了校长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后来又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校董们宣布要进行调查，于是珀金斯就辞了职。

所有这一切，华盛顿方面都密切地注视着，可以预料，那边的尼克松政府是除了造反的学生以外，对什么人都表同情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芬奇部长写信给全国各大专院校的领导人指出，一百多万接受助学金的学生如果滥用他们的特权，就停止发给助学金。圣母大学校长西奥多·赫斯伯格牧师警告其学生说，任何一个动武的人都要开除并依非法侵入罪起诉，尼克松接着也表了态。尼克松写信给赫斯伯格，称他为“亲爱的特迪”他说，“我要称赞你所采取的直率的立场，”并要求他把他对学潮的意见转给即将和州长们举行会议的阿格纽副总统。赫斯伯格劝告要谨慎从事。他说，“甚至最极端的学生也有一些话要对社会说，这些话在今天来说也许颇有研究价值的。”他的论点对州长们起了作用，他们拒不按受罗纳德·里根提出的由联邦政府对学生风潮进行调查的建议。

如果说黑人积极分子在大学校园里活动很频繁，那么他们在大多数城市中心却蛰居不动。接连第二个夏天，各地黑人居住区都相当安静。在那里，人们的心境都在变化。六十年代中期的动乱已经打开了与各城市的市政厅之间通话的新渠道，而各大城市现在都能派出训练有素、配备精良的防暴警察。黑人现在偏重搞选举活功。由于黑人选民登记人数迅速猛增，在许多地区，选举黑人候选人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办法，可以用以代替对社会的公开反抗。霍华德·李于1969年成为北卡罗来纳州查佩尔希尔市的第一个黑人市长。查尔斯·埃弗斯以“不要投票选一个黑人。不要投票选一个白人。要投票选一个好人”，这一口号赢得了密西西比州费耶特市市长的职位。

尼克松把新政府在种族关系方面起的作用叫做一种“中间道路”。无论怎么说，它放慢了取消种族隔离的速度。约翰逊的政策是对不实行黑白人同校的学校停止发给联邦津贴。尼克松抛弃了这项政策，并说，“如果联邦政府削减了一个学校的经费，从而使该校的黑白人学生未能受到应受的教育，我认为这决不是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的一个胜利。”他在进人白宫初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尽管有其早期的经历，黑人们不信任他，认为他现在不关心他们的事业了。他在竞选中曾作出过许多关于扶助“黑人资本主义”的诺言。但现在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此事的下文了。而相反地，1968年8月，芬奇却建议让密西西比州各校延期实行黑白人合校。

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向南部白人选民献媚的一种策略。它在十月下旬遭到挫败，当时最高法院一致裁定“每个学区的责任是立即终止二元的学校制度，今后只办一元化的学校。”这是沃伦·伯格就任首席法官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尼克松回答说，他将以“充分尊重法律的精神”，尽最大的努力来执行这一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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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学生闹风潮是少数人搞的，但人数更为众多的美国青年却不断地在服饰、讲话和作凤方面异于成年人社会，以表现他们的独特个性。他们所以引人注意，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那种有意惹人注目，甚至荒乎其唐的生活方式。但是还有更多后来居上的。这是战后婴儿大增的必然结果。1960年时，十四岁到二十四岁的美国人有二千七百万人。现在，这样年龄的人有四千万，整整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他们的人数和他们的富裕处境保证青年人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规模得以日益壮大，同时如果他们中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集中到某一件事上去，那这事马上就会流行一时。1969年8月15－17日这个周末，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个摇滚舞音乐节，人们称之为“伍德斯托克”节。

实际上这个名称并不副实。设计并发起这个节日的两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原来打算把音乐节安排在纽约州赫德逊河旁伍德斯托克村去举行，而且已经登出了广告。可是分区规章和当地的反对意见阻挠了他们的计划，于是他们就只得移到纽约市西北七十英里左右白湖上一个叫贝瑟尔的卡特斯基尔山镇上去举行，在那里他们借用了马克斯·亚斯格的一所占地六百英亩的牛奶场。发起人希望青年们能找到那个地方。他们希望能拉到五万个左右顾客，门票七美元一张。

他们大大地低估了这节日的号召力。马克斯·亚斯格的牛奶场一下子受到了四十万人的猛烈冲击。贝瑟尔暂时成了本州的第三大城市。周围的各条道路上喧喧嚷嚷，挤满了被丢下的汽车、摩托车和装饰着幻境图画的微型公共汽车。所有附近通往卡特斯基尔公路的通道都被车辆堵塞了。向如此拥挤的人群收费是不切实际的，发起人只得放弃原来的主意，因而损失了两百万美元。这是在伍德斯托克音乐会出毛病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事是天气。两场惊人的大暴雨使牛奶场成为一片沼泽。青年们在塑料帐篷和用毯子和衣服搭成的披屋下面，蜷缩在湿透的睡袋里。缺乏食物和水的正常供应，甚至卫生设备也没有，本来会使伍德斯托克节成为一场灾难。

但相反，它却获得了大成功。一个最初的演奏者不安地看着广大的人群说，“如果我们希望这次演奏会获得成功，那你们最好都牢牢记住，在你身边的小伙子是你的兄弟。”他们真这么做了。一个警官把那次参加音乐会的听众称为“我在二十四年治安工作中接触过的最有礼貌、最能体谅人而且行动最规矩的一群小伙子。”

最好的帮助来自他们自己的队伍。从俄勒冈兼程赶来的一个名叫肯·克西的“愉快的玩笑者”乐队的车队施舍了一份高蛋白的葡萄干肉汤、燕麦粥和花生米，并设置了医疗帐篷；新墨西哥的道斯的一个名叫猪庄的群居村里的一百个社员提供了必要的服务。然而真正使这次集会成功的是那对许许多多人具有磁铁般吸力的酸性【指麻醉药物。——译者】摇滚舞。杰弗逊飞机、克里登斯·克利尔沃特复兴会、斯通家族、吉米·亨德里克斯、琼·贝兹和贾尼斯·乔普林——这些都是他们的崇拜偶像。他们都亲自来到了，即使人们不能看到他们，也至少能从放在舞台四周八十英尺高的脚手架上的喇叭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因此，虽然下着大雨并经常有令人恼火的事发生，但是束着束发带、穿着喇叭裤、拿着念珠、穿着粗布蜡染村衫的青年人却使这节日成为一代人的团结的强有力的象征，以致他们未来的代言人，在谈到他们时，称他们是伍德斯托克民族。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加强同辈之间的团结是不可避免的事。伍德斯托克是1969年最盛大的一次摇滚舞音乐会，但决不是独一无二的。那年在华盛顿州高级法院批驳了约翰·伯奇协会的一些反对意见之后，在坦尼诺附近的一个大牧场上也举行过，此外还有在得克萨斯州刘易斯维尔（一个治安官员说，“这群人比达拉斯看足球比赛的那群人好得多。”刘易斯维尔市长告诉记者们说，唯一的问题是一些年纪大一些的得克萨斯人造成的，他们跑来看在加尔扎小榆树水库里游泳的裸体青年。）和在路易斯安那州普雷里维尔，那边吸引人的有“可喜的死者”，“罐装的热气”，“乡下佬乔伊和鱼”和“铁蝴蝶”等乐队。

举行音乐节这种现象，并非只有美国才有。它既然是美国的一种现象，同时当时既然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摇滚舞的声音就会在西欧回响，特别是在英国。于是在英吉利海峡怀特岛便出现了“请帮助鲍勃·迪伦压沉这个怀特岛吧”的旗帜。响应这个号召的有当地警察所说十五万个“服饰古怪的非男非女的青年”。迪伦本人在音乐开始演奏后三十六小时到达，他穿着一套白衣服，黄衬衫和绿鞋子。一个青年妇女崇拜者脱下衣服，光着身子跳舞，并尖声叫道：“我要的就是解放。”怀特岛的音乐会不象伍德斯托克，最后赚了一笔钱。

这里有些异常的东西。发起人和表演者都发了很大的财，然而支持他们的反主流文化却越来越反对物质至上了。不象摇曳音乐，摇滚舞带来了思想上的紧张。这是许多老一辈的美国人对它十分反感的原因之一。在他们看来，摇滚舞的那种生活方式和社会信念是没有爱国心的、荒唐的、不道德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还不止于此。这是可能的；当一群胡作非为的嬉皮士犯下了1969年那件最丑恶的凶杀案时，他们担心的事终于变成了现实。那些对“现在这一代”起反感的人把这件事着作是他们的最可怕的预言得到证实的证据，而那些长发青年未能对此事承担责任徒然更加深了他们的愤怒。

这件谋杀案的受害者是怀了孕的金发女演员沙伦·塔特和她的四个熟人。他们的尸体被无比残暴地加以肢解后又摆成荒诞不经的样子，这是在8月的一个早晨，在洛衫矶市仙乐大道10050号一座俯视祝福峡谷的大宅里被人发现的。四个月之后，查明凶手都是死谷边上一个嬉皮士群居村的人，他们还犯过另外两件凶杀案，他们的头子名叫查尔斯·曼森，是一个三十五岁的惯犯，而且根据各方面的报道，是一个强壮的色鬼。凶手们都是他的门徒：一个神经错乱的得克萨斯州青年和三个漂亮的、愿意为曼森做任何事情——真正是任何事情——的姑娘。他们白天忙于驾着用偷来的大众牌汽车改装的架有机关枪的汽车东奔西走。（曼森相信将会有种族战争）夜里他们就探索不寻常的性的活动——当然，除非因他们忙着要把陌生人刺死而没有空。

如果曼森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是嬉皮士浪漫主义的黑暗面，那么其光明面就是青年人的社会良心。美国的优秀青年都由于人与人之间和人对环境的损害而深感不安。生态学的问题是最少引起争论的问题；这问题需要考虑已再明显不过——污染已发展到肆无忌惮的程度。盖洛普民意测验衷明，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已把环境问题列为国内问题中的首要问题。不仅年轻一代，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团体都深深感到这一威胁。联合国已宣布召开人类环境会仪的计划，总统已设置了一个环境保护特别委员会。各州州长和市长都委派人组成了生态委员会。路易斯维尔一家设备陈旧的工厂每天向城市空中倾吐的污物达十一吨之多，市民们戴着防毒面具，带着一份有一万三千人签各的抗议性请愿书，列队游行到市政厅去；这家工厂于是装置了新的锅炉，使煤烟的日产量减少到一百磅。

这件事帮助了路易斯维尔，但在全国看来，它几乎算不得什么、在全国范围内，这个问题的规模大到压倒一切的程度。内燃机每年在美国把一亿四千万吨烟灰吐入空中。光是洛杉矶的汽车，每天就要散发出一万吨一氧化碳，二千吨碳氢化合物和五百三十吨氧化氮。升腾到美国上空这个大阴沟里去的其他污染物质有氧化硫，硫酸烟雾，飞灰，煤烟，以及砷、铁、镉、铅、铬和锰的微粒。每年光是在财产方面造成的损失就达一百一十亿美元。烟雾使尼龙袜子分解，剥蚀房子上涂的油漆，使有些建筑物褪色发黄，使人行道蒙上一层绿色的粘液，使橡皮发脆而碎裂，使衣服变色，浸蚀窗玻璃，侵袭牙齿表面的珐琅质，引起肺病，或在其它方面腐蚀、败坏、污染、侵蚀、磨损人的躯体及其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早已存在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许许多多事件结合起来迫使生态问题受到全国人的严重注意却是1969年才有的事。人们发现，东海岸赫德逊河、康涅狄格河和西部哥伦比亚河上的一些核动力工厂正在用热核污染物质大量杀死鱼类。滴滴涕也在夺去一部分海味，并使秃鹰这个美国的象征有绝种的危险。据报道，曼哈顿步行者所呼吸的空气中的一氧化碳两倍于联邦政府规定的危险水平。佛罗里达州埃弗格莱兹国家公园和加利福尼亚州塞库亚国家公园分别由于有计划要在那边兴建巨型飞机场和修筑通往滑雪胜地去的通道而受到了威胁。

飞机场的建筑工程由于十九个被激怒的资源保护团体的起诉而暂时停止下来。塞拉俱乐部也从法院弄到一个制止由沃尔待·狄斯奈公司筑路的命令，但这命令只是临时性的，而在其他方面，对这个黄金州来说，1969年是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的一年。一部分也应该责怪天气，三次暴风雨倾下五十二英寸雨量，接二连三地冲洗了圣加布列尔山的山坡。桥梁都被水冲毁了，数以百计的家宅整个儿滑到山脚下去——光是在卡彭特里亚就有二百九十一家，七千二百人口。圣安德烈斯断层一带，人的生命也是经常处于紧张不安之中，这个断层横贯旧金山市的一角一直到洛杉矶之东二十英里处。自从1906年的大灾难以来，断层一带就一直很紧张；另一次地震已过了预报日期而尚末爆发。加利福尼亚人都不在乎地等者这一可能发生的事。汽车上出现标语说，“加利福尼亚该好好地跳一下，”而1969年当地的一本畅销书名叫《伟大的加州的末日》，这是一本描写地震情况的小说。实际上，现在记录到的较大的震动只有4月28日的一次，而其中心则在无人居住的荒野里。

然而，那一年加利福尼亚人在地质断层方面的经历还不仅止于此。另一条断层带的紧张情况，加上人的愚蠢，造成了1969年国内生态学方面的恐怖。1月下旬，一个已经钻进了太平洋底以下三千四百八十六英尺的高压油气层的油钻，为了要调换磨损的钻头撤了下来。突然间发生了井喷，在钻台附近升起了直径二百英尺的油泡。这时，失去控制的油井所制造出来的压力沿着海底砂石和页岩未经勘侧的裂缝放出去，后果不堪设想，钻井工人花了十一天时间终于把原来的钻孔覆盖住，但油仍继续在一片广大的地区里象沸水一样喷出来。

井台以东六英里处就是圣巴巴拉洁白的海滨，那边的地产售价不下于二千元一平方英尺。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圣巴巴拉人所珍爱的白色的沙滩——四十英里长最高级的海滨——开始变黑。几十万加仑粘性的原油使游艇和渔船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浮垢，只有滚烫的蒸气才能把它们擦掉。《体育画报》的一个作者报道说，水面上浮油的“厚度使得波浪都失去了原来的形态；它们不断发出咕嘟声……石油的气味跟着我穿过峡谷一直到离海一英里的家中都不消散……海潮线从空中看起来好象是用黑铅笔在地图上画出的一条宽宽的黑线”。

这个灾祸的最惊人的一个方面是海洋生物的毁灭。淡菜和龙虾立即就死亡了。海豚和海狮也不见了。鹈鹕俯冲到油里去，接着就由于不能展开缠结的翅膀而沉没下去。海滩上密布着死的矶鹞、鸬鹚、海鸥、和潜鸟，它们的眼珠可怕地鼓着，它们的内脏都被石油烧毁了。奥杜邦学会说，“令人看了非常悲痛”；另一个旁观者说“这景象令人作呕。”居民们举行了群众抗议大会，在政府机关的四周插满了要求“取缔污染”的标语牌，并组织了一个叫做“清除石油”的生态学团体。要求赔偿的诉讼案总计达十亿美元。清理费用估计为三百万美元。

发给华盛顿的电报和信件超过一万二千件。起初政府似乎还很在意。内政部宣布，今后在打到二百三十九英尺以下时，钻头外面一定附上管道，这是以前规定的必要条件。最重要的是圣巴巴拉海峡的钻探租约被暂时吊销了。于是，石油工业开始施加压力。因为巨大投资要受到威胁。把太平洋上将近一千平方英里水域的钻探权让出去的租约，是在一年前和十二家公司签订的，它们为取得此项权利己付出六亿零三百万美元。他们要求发回此项权利，9月间，尼克松政府就把它给了他们——尽管地质学家发出了严重警告，还有另一些裂缝存在，同时原来失去控制的钻井仍继续在漏油。

在一切反对环境污染运动中，年轻的参加者十分受人注目，他们在佛罗里达州递送请愿书，大批大批地游行到路易斯维尔市政厅去，并设立“洗刷间”来洗刷和拯教加利福尼亚的鸟类。可是他们的信念到底有多么坚定——还是只不过一时兴起提出抗议——那却是另一个问题。在某些方面，他们似乎是极其自相矛盾的。例如，他们虽然激烈反对环境污染，但由于他们的光顾却热烈地支持另一种形式的污染：廉价饮食业。

售卖空有热量没有营养的食物的快餐摊自二十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路旁的一项特色，到了六十年代，它们才成为获得特许经营权的联号营业活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因而几乎使所有美国城市的郊外景色变得千篇一律了。获得特许经营权的联号营业——用一同名商号营业——已成为当时的一个特殊标记。由此而产生的有假日旅馆、米达斯消音器商店、西特哥站和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店。可是，如果同烤肉快餐馆和冰淇淋店比较起来，这些还算是合于传统和比较固定的。1969年转让联营权的最高价格是：一个卖麦克唐纳汉堡包的铺子（“供应已超过五十亿份”）九万六千美元，一个A&W摊三万七千美元，一个桑德斯上校的肯塔基炸子鸡摊二万四千五百美元，一个奶房皇后冰淇淋摊七千五百美元到三万美元（视所在地段而定）。另一些吸引着成百万青少年的快餐店都挂着这样一些招牌：邓金炸油饼，博南扎、哈迪、牛排王、明尼·珀尔子鸡、巴斯金一罗宾斯冰淇淋、罗伊·罗杰斯烤牛肉、国际煎饼店。

如果青年人赞成这些，那他们也可能会赞成当时金融界另一种重大现象，即大联合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它的旗号下，经营着许多旅馆、汽车出租行、人寿保险公司、面包房、通信设备制造厂。但对一些热心政治的青年来说，大联合企业是一个肮脏的字眼，它是和政府合同，从而也和越南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越南战争是甚至比污染更大的敌人。在这里，反战示威者和批评他们的人双方的情绪都极为高涨，而在这里，新生的一代采取了后来以此著名的立场。

那一年抗议的中心是停战。第一个动员日定于5月15日。理查德·尼克松事先就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它丝毫影响。”从而引起了大批的人去敲打教堂里的钟、佩戴黑臂章、举着标语牌和蜡烛，尤其是，在成千的美国市镇举行游行，表示一致反对卷入印度支那战争。那个星期三，在波士顿广场集中了九万名抗议者，在纽约有两万，在华盛顿有二万二千。据报道，有些大学有半数学生都参加了游行。代理校长的夫人在惠蒂尔大学点燃的火炬，要到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才熄灭，该大学的最著名的男校友就是白宫的主人。

11月15日恰逢周末，称为新动员的活动已持续了三天了。这次，焦点是华盛顿。警察局估计群众有二十五万人，新动员委员会则说参加的人有八十万，确实没有办法作出精确的估计，但在美国历史上肯定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活动。由于白宫宣布尼克松总统将留在白宫通过电视看足球赛，于是头一批四万个游行者，每人身上都背着一张写有一个越南阵亡的美国人的名字的字牌或被毁于战火的越南城镇的名单，在白宫外面走过。游行的人从阿灵顿走了四英里路到国会山来把这些名单放在几只巨大的覆盖着国旗的棺材里。

一切进行得秩序井然。陆军原来准备了九千人来控制难以驾驭的示威者，但并没有用到他们。总统助手赫伯特·克莱因和共和党参议员休·斯科特、约翰·谢尔曼·库拍等人都表杨了群众的克制精神。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则表达了少数人的意见。使这个周末美中不足的有两件很小的暴力行动：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一群人袭击了南越大使馆；一群易皮士试图冲进司法部去。两起人都被催泪瓦斯击退了。看到这种情况，米切尔说，虽然新动员中大多数参加者都是“守法的”，但游行带来了“如此广泛的人体损伤、财产损害和街头对抗，以致我不能认为——总的说来——这些集会可以说成是和平的集会。”

斯皮罗·阿格纽同意这个说法。华盛顿并不感到意外。但现在已经十分明白，不管政府的其他人员怎么说，司法部长和副总统对破坏法律的美国人是不会客气的。

后来将成为美国的利迪策【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村庄，1942年德国法西斯强盗屠杀了该村全部居民并加以烧毁。——译者】的美莱是越南的一个座落在南海之滨的广义省的很小的村庄，它在1968年3月16日星期六那个热而潮湿的早晨成为五百六十七个老人、妇女和孩子的坟墓之前，外省人几乎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即使在当时，这个名字也是它的大多数进攻者，小威廉·卡利中尉指挥的一排人所不熟悉的。他们把它叫做粉红村，因为这个地区在头天晚上排长情况简介会上发的军事地图上染成粉红色。

卡利和他属下的人都是以小弗兰克·巴克中校之名命名的巴克特遣队的成员。巴克中校在三个月之后因所乘直升飞机坠毁而死，使他在3月16日事变中所负的责任永远弄不明白。对方有什么挑衅活动也弄不太清，这在军事法庭上得提出来。这个小队所属的美国师第十一步兵旅的查利连在越南已经呆了三个半月了。在这段时间里，连队的一百九十个人中几乎半数已丧生于饵雷和狙击手的射击。在情况简介会上，中尉获悉美莱已被越共第四十八营所占领。连长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后来说，他不知道那边有妇女和孩子。他叫卡利中尉去把村子扫荡掉。卡利便把这话传达给他的所属人员。黎明时，他们搭上了直升飞机，他们的M－16型自动步枪装好了子弹，作好了准备。

着陆后，他们发现那边并没有越共，只有手无寸铁的平民，据二等兵保鲁·戴维·米德洛说，他们被美国兵赶到“象一个小岛似的”村中心来的。那是在两条小路交叉的地方，中尉命令他的部下射击居民。米德洛是照着做的一个。后来他说：“我向他们射出了四夹子弹——68发。我可能射死了他们十到十五个人。”站在他旁边的卡利举起自动步枪近距离射击那些已被包围的人。接着，士兵们把七八个越南人使劲推迸了一个棚屋，即怨气兵所说的“窝棚”里去，随即扔进了一颗手榴弹。

第三件事是在一个L形排水沟里发生的，在佐洽亚州本宁堡的军事法庭上，这就要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那里的屠杀是以装配线上的操作方式进行的。一个步兵在本宁堡作证说：“那边有各式各样的人——男人，妇女和孩子们。他们被一小批一小批地带上来，然后被推进沟里，按着卡利中尉就向着沟里扫射。”另一个目击者说了排长对付一个和尚和一个婴儿的情况。这个穿着白色僧衣的和尚象在祈祷似的伸展着求乞的双手，不断地重复着说“不是越共，不是越共。”据证词说，卡利用M－16型步枪的枪托猛击和尚的嘴，接着就倒转枪“向着和尚的脸扳机射击。他的半个头都给打掉了。”至于那个婴儿，“卡利抓住他一只手臂把他夺过来，丢进那道水构，就一枪把他射死。”

据一个名叫赫伯特·卡特的休斯敦士兵说，当时“我们走遍全村，看不到一个越共。后来人们陆续从棚屋里走出来，咱们的人就把他们射倒井把棚屋焚毁，或是先放火烧棚屋，等人们逃出来时再开抢打他们。有时候他们把一群人围起来，一起把他们射死。我们整天就这样干着。”

迈克尔·伯恩哈特中士把这种勾当叫做“无故谋杀”，他的同伴们说，他拒绝参与此事。他说，“我们中间只有少数几个人不肯参加。我告诉他们说，见鬼去吧，我才不干这个哩。我认为这不是一项合法的命令。”在二等兵理查德·彭德尔顿到达美莱之前，枪杀平民的勾当绝大部分已经止息，“但是，”他后来说，“有些人仍然在枪杀平民……在场地上、溪谷里和稻田里躺着大堆大堆的尸体。”只有一个美国人是伤员——他是故意开枪打伤自己的脚而拒不参加屠杀勾当的一个土兵。

在目击者中有两个军人，他们对这事的回忆将在今后产生特殊的影响。陆军摄影师罗纳德·黑伯利用三部摄影机把美莱的大屠杀拍摄了下来。一部摄影机是公家的；他把它所拍摄的交了公。其他两部是他的私人财产，因而把它们保留着。第二个军人是直升飞机驾驶员小休·汤普森准尉。他从空中看到了L形的水沟并提醒他的司令官注意。他后来说，“我想那里准定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无法设想怎么会有那么多尸体倒在那么个水沟里。”汤普森回到那村子里，从那里救出了十六个孩子。陆军部以其“不顾自己的安危”而奖给他一颗“卓越飞行十字勋章”。

这是唯一的迹象，说明官方警觉到美莱发生了不正常的事。十二天之后，巴克中校提出了一份战斗行动报告，把这次进攻说成是“设计周密、执行良好而且是成功的”一次进攻。用其后的国会报告的话来说，“可以合情合理地断定，美莱问题在美国师内部被掩盖起来了。”后来隔了很久，当一切掩盖手段都失败时，该师师长塞缪尔·科斯特少将（他已任西点军校校长）降了级，而且他和副师长都受到了训斥，被褫夺了服务优异勋章。可是这在当时或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是很难预见到的。那天早晨，第一个对美莱向题采取行动的人不在美莱，而且他直到一个月之后才听到这件事。他是罗纳德·赖德诺尔，从前在夏威夷时他曾在查利连；他是从他过去的战友们那里闻悉这作屠杀案的。一年之后，赖德诺尔退伍回国，写出了一篇关于这一事件的传闻的报道，打成二十三份，分别邮寄给尼克松总统、主要的国会议员以及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官员。他控告说，“1968年3月的某一天，在越南共和国的一个名叫‘粉红村’的村庄里，确实发生过某种相当黑暗的血腥事件。”

这信是在1969年3月29日写出的。陆军部在四星期之内对这件屠杀案展开了全面的调查。证据于8月4日被送交宪兵总监；同月，五角大楼收到了摄影师黑伯利的幻灯片。9月5日，即卡利预定退役的前一天，他被控杀死了一百零九个越南平民。被控告的还有另外一些人，包括梅迪纳，但是经过四个月的使全国人为之骇然的审讯之后被判有罪的只有卡利一个人。在该案败露之初，尼克松总统在某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这一事件时说，这“肯定是一次大屠杀”，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没有理由的”。他接着还说：“我们在越南争取的目标之一就是不让把一个以对平民施加暴行为政策的政府强加给越南人民。”

可是，正当卡利于1971年被宣判犯有谋杀二十二个越南人的罪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时，全国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而总统敏锐的政治触觉很快就感觉到了。大多数美国人似乎认为这个裁决是不公平的，他们或是认为这个中尉是无辜的，或是认为他只是一只替罪羊。一个评论员挖苦地说，一般人的心情是，“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而且，他们也活该。”维京出版社宣称，它已经付出十万美元买下卡利的回忆录的版权，而在他宣判后最初三天中，大农场牌的唱片“卡利中尉的战歌”就卖出了二十万零二千张。唱片前面有一段甜蜜之极的配音，说到“有个孩子希望长大后成为一个军人，尽力为国效劳，”按下去便是歌词：

我的名字叫威廉·卡利，我是祖国的一个军人，

我宣了誓要尽我的职责，力争上游，

但他们把我说成是一个坏蛋，

在我身上打下了烙痕，

当我们列队向前行进的时候。

白宫报道说，人民来信百分之九十九都反对这个裁决和判刑。尼克松总统下令把卡利从本宁兵营的监牢里释放出来，移送到他住的部队公寓里软禁起来。两天之后，自宫宣布说，“昨天总统作出决定，在卡利中尉案最后判决执行之前，总统要亲自复审并最后定案。”后来，尼克松改变了他的主意，但当时他似乎是要利用一个战争罪行玩弄政治手腕，中尉的起诉人奥布里·丹尼尔三世上尉愤慨地写信给总统说，他“听到你在公众一片吵嚷声中决定要干预这件诉讼案，感到十分震惊和沮丧。”

※※※

五星期后，约翰·查菲海军都长宣布政府插手过问另一作战军官——“普韦布洛”号的劳埃德·布克海军中校——的案件。布克在北朝鲜代表美国正式承认进行间谍活动、表示道歉、并答应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以此作为交换系件他才和他船上的全体人员获得释放，一起回到美国。甚至在他在扳门店交出这份材料时，吉尔伯特·伍德沃德少将己说过这一承认是不真实的，他是“为了使船上的人员获得自由，仅仅是为了使船上的人员获得自由才签字的。”可是这个声明仍然在五角大楼里引起不快，海军建议对布克进行军法审判。查菲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中校和他手下的人“已经吃够苦了。”

以后几年虽然总统换了人，但对军方来说，仍然是多事之年。1968年竞选中，理查德·尼克松还在谈布克丢失一条船的事，他说，“除非美国对这类侮慢事件作出反应，否则你就必然会促使别人更欺负你，那也就会出现更多的“普韦布洛”号事件。在我们的新政府里，我们一定要坚决制止这类事件……根本不容有这种可能。”他进人白宫后不到三个月就遇到了一件类似的屈辱事件，而他在作出反应方面也不过象林登·约翰逊一样的束手无策。这次受辱的是一艘空中的“普韦布洛”号，海军方面叫做EC121的一种改装过的洛克希德超级星座机。EC121没有武装，能载三十一个工作人员和六吨可以用来盗听假想敌的通讯电子设备。4月15日，北朝鲜人把它击落了下来，所有人员全部丧生。这一次出事地点根本不成问题。俄国船只也同意此事发生在离海岸100至120英里的国际水域。

尼克松的第一个冲动是要报复，但他越是考虑应如何报复，就越觉得怎么都不行。除了冒核战的风险，他简直毫无办法。结果他只能说，“今天我已发布命令，继续进行这种飞行。并对它们进行保护。这并不是威胁，而只是说明事实。”

这也是说明无可奈何，而且由于这年在越南发生的事更显得如此。在巴黎，美国谈判者正对北越人说，美国已经打消了在印度支那找到一种军事解决办法的希望；在西贡，阮文绍总统被告知，不论是美国单方面撤军，或是接受一种无异于承认美国战败的条款，都是不能接受的。处在两者之间的办法则是一筹莫展。

以人肉炸弹——把炸药捆在自己身上去炸开铁丝网的越共——打头阵进攻拉塞尔发射基地（那是非军事区正南一个海军陆战队阵地），同时在离西贡十五英里处的美军主要基地边和周围也爆发了残酷的战斗。这年最引起争论的行动是美军对怨气兵称为碎牛肉排山的邑碑山的突袭。陆军继续执行约翰逊年代的战略，使越共经受五角大楼所说的“最大压力”。碎牛肉排山战役开始时是作为一个典型的一面搜索一面歼灭的战斗任务来进行的。在阿绍山谷，这条从老挝方面进行渗透的走廊，由直升飞机运去了九个营。在其后的扫荡中，101空降师第187团的第3营捅了该师师长梅尔文·蔡斯少将所说的敌方的“马蜂窝”。后撤后，该营一面挖壕固守，一面派出一个连去猛攻那座山。

攻势没有得手。于是两个连又去袭击山顶。它们也被击退了。第二天，整个营向守军冲峰，但仍被击退下来。于是调来了另外的二个营。同时美国的大炮和飞机也向山顶轰出二千颗炮弹和一百五十五架次飞机把它完全打成一个秃山。但越共仍然固守阵地，使美国进击部队每次都在步枪射击和手榴弹爆炸的火浪面前退下来。美军连续的十次冲锋都被击退了。第八天，一千名怨气兵和四百名南越人攻下了山头。蔡斯将军把它称为“一帮玩命的小伙子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一星期后，一个美国发言人宣称，碎牛肉排山已被放弃。他说，“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这山已没有什么油水了。”

看过伤亡表——美军四十六人阵亡于邑碑山坡上，伤三百零八人——的参议员们都作常生气。爱德华·肯尼迪把这种进攻叫做“毫无意义而又不负责任的”迸攻。他问道，“我们有什么理由十几次命令士兵冲山去，直到士兵们自己都怀疑采取这种行动是否是发疯？”有些共和党人也被激怒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少数党领导成员佛蒙特州的艾肯建议白宫应“立即”开始“有秩序的撤退”，把战争交给“它的合法的所有人”——越南人。共和党议员领袖宾夕法尼亚州的斯科特极力主张撒出“大量”美军。

这话尼克松一直在听着。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中，他对国会里的情绪是十分敏感的。在言论上，他仍然是不可调和的冷战战士，坚持他对自由亚洲和多米诺理论等等的信念，但是他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他的一个助手承认，“越南也许可能使我们成功，也许不可能使我们成功，但是没有问题，它一定能把我们搞垮。”约翰逊的战略显然已经破产。到1969年3月，美军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死于朝鲜战争的三万三千六百三十九人。战争的费用每年仍在二百五十亿元以上，不断地造成不可抗拒的通货膨胀压力：1958年的一美元现在只值七十五美分了。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已在提出政治家听来象梦魇的预言：将出现“由通货膨胀引起的衰退”。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尼克松在外交政策方面最有影响的顾问不是罗杰斯而是基辛格。基辛格在《外交季刊》上以普通公民身分写文章，建议执行两条平行的谈判路线。他建议说，一面让越共和南越人努力寻求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一面华盛顿和河内可以安排共同撤军的日程表。现在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访问西贡回来，总统的新战争政策就有了另外一些新成分。莱尔德认为阮文绍军队的战斗能力可以提高到能单独作战的程度。白宫抓住这一见解作为完成越南化的一种方法。尼克松于6月8日在中途岛把这个消息告诉阮文绍后，宣布第一次撤军二万五千人。

同月，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外交季刊》上建议说，政府应“降低战斗的水平”，于1969年底撤军十万人，1970年底撤出“全部地面战斗部队”。克利福德写道：“除了开始撤军，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如此有利于或有助于使南越问题在政治上趋于成熟。况且，我认为，我们要指望通过我们的军事力量达到任何目的，是完全不现实的，我们已到了只有设法脱身的时候了。”尼克松感到有些恼火，他对全国电视观众说，“我希望我们能够打破克利福德先生的时间表，因为我认为我们现在做得比他负责国防部时做得稍为好一些。”他的助手们急忙解释说，这并不是一个许诺，但在9月间，总统宣布说，他希望“在1970年底或1971年年中以前”把全部战斗人员撤回。那年年底，《生活》杂志的一位作者说，“从政治上说，尼克松似乎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他必须把美国从越南摆脱出来，否则在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几乎可以肯定会遇到失败。”

在越南，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采用的战术是要降低美国伤亡人数。这种战术和执行大规模的一面搜索一面歼灭的任务不同，以一个有代表性的日子为例，一次派出不下于一千个巡逻队，每队一百到二百人；他们的职责是尽可能歼灭故方的部队和给养，但要避免流血。“最大的压力”已为“保护性的反应”所取代；进攻性姿态已变成防御性姿态。可是，这在华盛顿听来比实际更为动人。两支大军仍然留在战场上，每支都能重创对方，并且各由爱寻衅的司令员领导着。在7月5日结束的这个有代表性的一周中，公布的小规模战斗只有四十六次，美国兵被杀的却有155人。但艾布拉姆斯的保守姿态并不能排除随时爆发大战的可能性。

这场大战终于在8月下旬在著名产米区岘港西南的岗峦起伏的山区爆发了。一架直升飞机在那里坠毁，机上的八个人全都丧命：第196轻步兵旅的两个连奉命去寻回他们的尸体。就在这时候，有一千个北越人正在那里集结起来准备袭击协德的首府。两军无意中突然相遇，共军撤进密布地堡和战壕的迷宫中去。当美军追踪进击时，碎牛肉排山的局面又重演了。经过不断的增援，最后与北越的第二师相对抗的美军和南越军达三千人。双方都争取占领一个叫做102山的沼泽中的高地。这场战斗直到第196步兵旅的怨气兵到达高地顶上时才结束——但故军已全部撤出了。一个美军军官说，“这可是老一套了，五天异常猛烈的战斗，到第六天上，他们轻轻松松把一块地方扔给你。”但是在产米区方面却出现了新的一套，那可是大为不详的。第196轻步兵旅的A连不肯服从上级的命今进入迷宫去把坠毁的直升机上的死者带回来。最后，A连的士兵们还是去了，但抗命的幽灵却就此出现，这使得为越南问题引起的喧嚣又添了一个刺耳的调子。

※※※

总统在谈到国内的犯罪率时，把自己的手抬到脖子的高度对记者们说，现在人们“的厌恶情绪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在美国，当时的确已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联邦调查局报告说，重罪比上年增多了百分之十点六，偷窃罪增加了百分之十九，强奸罪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点八，抢劫罪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五，还有一种犯罪行为更是一日千里：空中劫持飞机。在1950年到1967年之间，据报各条航线平均每年发生二点三次空中劫持飞机案件。1969年，发生了71组（其中58起都是飞往古巴的飞机）——为上一年的三倍。约翰尼·卡森在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今夜的节目》上说，“空中劫持飞机案件层出不穷，所以有一家航空公司把它的口号改为‘飞啊，飞啊，好啊。’”

各航空公司也的确尝试过各种办法。在机场设立标语牌，警告说，空中劫持飞机可以判处死刑，旅客持武器上飞机者将判处徒刑，对旅客可以搜查等等。还要求公众提出建议。于是有人提出了下列的一些令人难忘的建议：把女服务员训练来勾引空中劫持飞机者；要求旅客不穿衣服上机；在空中劫持飞机者站立的地方装上活板门；机上人员通过扩音器演奏古巴国歌，然后把每一个站立起来的人逮捕起来。只有一个发明创造起了作用。虽然没有一家美国的航空公司有去古巴的定期班机，但每个南行的驾驶员都带有进入哈瓦那何塞·马非机场的地图。它们经常收到古巴通过瑞士政府送来索取着陆费以及其它各项杂费的帐单。

那一年空中劫持飞机的活动在11月间达到了最高峰，当时环球航空公司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八十五次班机的唐纳德·库克机长接通与地面联系的电话说：“这里有一个人要到某个地方去，他为自己包了一架飞机。饮料是免费的。”此人是二十岁的前驻越南海军陆战队退伍兵拉斐尔·米尼奇洛，他拿手抢对准驾驶员的脑袋。米尼奇洛不肯痛快说出自己要上哪里去。库克后来说，“我马上想到我们大概得往南飞去买几支雪茄了【意谓飞住古巴的以产雪茄著称的哈瓦那。——译者】，但结果并非如此。”飞机劫持者命令他飞向东去。

在班戈和爱尔兰的香农加油之后，他们最后来到罗马的达芬奇机场上空。看来米尼奇洛这个出生于意大利的人现在是想家了。他命令指挥塔让他们在机场远远的一个角落上停下机来，接着他说他要一个没有武装的警察作为人质。罗马警察局长自告奋勇。飞机劫持者就叫警察局长开车送他到乡下，然后把他放了。几小时之后，米尼奇洛在一个教堂里被逮捕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干这件事。”他的姐姐说，“我想是战争伤了我弟弟的脑子。”意大利公众似乎把他看做一个英雄——他毕竟开创了飞机劫持的新纪录：在空中经过了十七个小时和六千九百英里——但是他们的政府却抱有另一种看法。他被判处六年零五个月的徒刑。

虽然这个有点儿发疯的米尼奇洛可算得犯罪世界中的一颗彗星，但他还不是那年最著名的犯罪分子。此项殊荣要属一个没有透露身份就离开出事地点，因而遭到控告的汽车驾驶人。这一失检行为后来所以弄得臭名昭著，是因为此人是美国一个出身名门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同时因为这一事故产生了很可悲的后果。在1969年7月18－19日夜间以前，特德·肯尼迪在民主党下届总统候选人提名中一直是领先的，并且可能胜过尼克松和他的少数党。特德在他哥哥鲍勃的葬礼上的那篇悼词感动了全国的人，而他在1月间由于在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一举击败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代替他担任了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显示了他家传的善于争取人心的手段。这位年轻的肯尼迪似乎马上便将直上青云了。但这时发生了查帕奎迪克事件。

特德从他哥哥们那里承袭下来的许多责任之一是要提高那些忠实地为他家进行竞选活动的人们的士气。7月18日那次野餐就是为此目的而特意举行的。东道主是特德和儿个朋友；他们的客人是六个姑娘，她们上年在罗伯特·肯尼迪的流产的总统竞选中曾自愿在“锅炉房”（慕后）中担任单调而乏味的工作。请客的地点是查帕奎迪克岛，该岛离科德角南塔克特海湾里另一个名叫马撒氏葡萄园的岛只有二百五十码。

根据六个月后肯尼迪在审讯时所作的证词，他和其中一个名叫玛丽·乔·科佩卿的姑娘一起坐着他的克莱斯勒汽车离开大伙儿时大约是下午11点15分。玛丽·乔是一个很动人的二十八岁的姑娘，她的朋友们都称她为“M.J.”。这位参议员后来说，当时他们驶往那里的双车渡船码头，以便回到马撒氏葡萄园去，那边他们已在不同的旅馆里登记了房间，但提审的法官不相信他，许多别的人也不相信。玛丽·乔把皮夹子忘在野餐的地方了。她既没有告诉那边任何一个人说她走了，也没有向她的同房间的女伴要旅馆房门的钥匙。她和特德开车离去时，他们把十个人（包括克莱斯勒车的司机）丢在那里，这些人都是不打算在野餐的地方过夜的，而在大车开走后留给他们的就只有一辆显然装不下他们那么多人的小型出租汽车。最后，最令人不能相信的，还有一个肯尼迪的车子的方向问题。

从野餐处到渡口的那条黑色路面的路是查帕奎迪克岛上唯一的有路面的路。特德没走这条路而走上了一条通往海滨去的崎岖的石子路。他后来说，这是他走错了。但是这个转弯处是一个向右折回的急转弯，其入口处又被灌木丛掩盖着，因此你要不是有意寻找，几乎不知道那边有路，法官坚持说，这位参议员一定是明白这一差异的：他那天已经在这两条路上行车不止一次了。

特德和玛丽·乔所进择的那条崎岖的路叫做戴克路，离它半英里处就是那座狭窄的拱形木结构的戴克桥。这桥在泥路左边，与泥路构成二十五度角，然后升高上去越过坝下一条细长的水渠，它右边海湾里的海水就是通过这条水渠流入和流出波查池的。这座桥正是他们的祸根。特德没有作二十五度的转弯，因此他所驾驶的克莱斯勒车就向桥的右侧猛冲下去，落入十英尺深的渠底，翻了个个儿。在审讯中，肯尼迪作证说，直到“我在桥边翻下去的那个瞬间”我才知道走错了路。

……我能记起的第二件事是旁边的玛丽·乔的活动，她挣扎着，也许是在打我踢我，这时我张开眼睛，才明白我已头朝下，水正向我冲过来，四周是漆黑一团……我记得最后完全被窒息的感觉，而且显然是半个肺里吸满了水，感到我就要淹死了，并且完全明白，那天夜里到黎明以前决没有人会去寻找我们，因此我决不可能活着走出车去了，后来，我记得自己尽最后一点力量推呀、挤呀，终于挣扎到水面上来。

被潮水冲到岸边后，他又跳水回去，潜入十英尺深的水底去找玛丽·乔。他作证说，他作了七八次拯救她的尝试，但到后来他已弄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能把头埋在水下两三秒钟了。他在河滩上躺了十五到二十分钟，把水呕出来。他说，接着他就“尽我所能地快快地走着、跑着，跌跌撞撞地”回到举行野餐的地方去。到了那边之后，他就把经过告诉了两个人，表弟约瑟夫·加尔甘和协助肯尼迪竞选的保罗·马卡姆。加尔甘和马卡姆同他一起回到了出事地点，潜下水去找玛丽·乔，但无法找到。这两人也象他一样是律师，因此他们对他说，这事必须报告。他们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心情非常不安。他一直叨叨着“我简直不能相信竟发生了这样的事。”

在他的请求下，他们驾车把他进到渡口的船台上。水道那边可以看到马撒氏葡萄园岛上埃德加镇的灯光。他叫他们回到举行野餐的地方去，但不要告诉姑娘们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于是他“突然跳下水去，冲动地游到对岸。”当他游过这条狭窄的海峡时，“水比早先更冷了，潮水在那个晚上第二次又要把我拉走了，我知道我马上要淹死了。”但最后他又爬了上来，在沙滩上歇了一会儿，最后步行到他居住的郡城旅馆去。

在旅馆里，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了。据他自己后来说，“在后来的几个小时里，我的行为和谈话，就我记得的而论，我自己也觉得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我认为我没有把这件事立刻报告警察局这一点是不可原谅的。”他作证说，他“怎么也没有那股力量，那种精神上的力量，在清晨两点钟的时候去叫醒科佩卿夫人，告诉她，她的女儿死了。”

他当时只是换上干衣服，向旅馆老板之一抱怨隔壁房间的聚会使他没法睡觉。早晨，他和两对夫妇讨论周末的快艇竞赛。接着，加尔甘和马卡姆来了，他们听说他并没有把翻车的事报告警察局都吓呆了。在审讯时他解释说：“我把我游过那海峡时的思想和感受告诉了他们，并说我如何老是希望玛丽·乔仍然活着。”他还说，他要打一个电话，但埃德加镇上的电话显然都不行；他走过两处电话机，两处都在户外，而且都是公用的。他由加尔甘和马卡姆陪伴着搭渡船回到查帕奎迪克时，在对岸的渡船码头上打了一个电话。渡船上的工人问他们有没有听到过翻车的事。他们中一个人回答说。“我们刚听到。”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即出事后将近十一个小时，特德才准备和埃德加镇的警察局联系。

这时那辆克莱斯勒车己被发现。清早7点钟，有两个青年人走过桥去到岸边捕鱼。回来时他们看到潮水退落后有车轮在水面上露出来。他们就跑去告诉了住在五十码外的皮埃尔·马姆太太；她于8点20分钟打电话给警察局长多米尼克·阿伦纳。这位魁梧的阿伦纳便借了游泳衣来了，他先潜下水去，后来用无线电话把那辆汽车牌照的号码告诉局里，以便查出车的所有人，同时要求救火员约翰·法勒把他的水下呼吸器带来。后来是法勒在车里发现了玛丽·乔。

阿伦纳的局里打无线电话回来说，这辆汽车登记薄上的车主是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当这位局长回到埃德加镇上时，他看到这位参议员已经在等候他了。特德说：“那车是我开的，您要我怎么办？这事得办得稳妥才行。”阿伦纳说，他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打个正式的报告。特德便和马卡姆走到后面一间房间里去，写出了一个报告。报告写得很草率；他只说死者是“一位玛丽小姐——我哥哥罗伯特·肯尼迪的早先的秘书，”略而不提她名字的其余部分，他说因为他不知道她名字的其余部分是怎样拼写的。（马卡姆也不知道）马卡姆要求警察局长在特德打电话给伯克·马歇尔，让他提出法律上的意见之前，不要把这消息告诉新闻界。阿伦纳同意照办。他等候了三个小时。从肯尼迪那里仍听不到任何消息，他于是把这事的真相告诉了新闻界，并控告肯尼迪不该离开出事地点。这位警察局长谈到那天早上这位参议员奇怪地跋涉到查帕奎迪克去打电话时说，“假如他有时间搭渡船往返，那他就有时间来看我。”

验尸员在报告中说“确诊为意外的溺毙。”他相信其间并无其它问题，便不作尸体解剖，这个姑娘的尸体，空运到她的原籍宾夕法尼亚去殡葬——这一行动后来引起了对当局的批评。特德到海尼斯港深居不出。七天之后，他在埃德加镇的古老的法院里露面，自认有罪。詹姆斯·博伊尔法官判了他最低的两个月徒刑缓期执行，同时吊销了他的驾驶执照。那天晚上，肯尼迪在全国范围的电视节目里解释这一费解的事件。这一演说并不成功。他回答了并没有人提出的问题，说他并没有“喝醉了酒驾车”，关于他和玛丽·乔的“不道德行为”的含沙射影之谈“没有丝毫真实性”。他说，出事后的那一夜，他产生了许多想法，其中之一是“肯尼迪全家是不是真的犯了尅星，”意思之间似乎表示，他事业上的损失比她的死亡更为重大。这些话使某些人想起了1952年尼克松关于他的小狗的话，象尼克松一样，特德也要求他的选民帮助他决定他是否应该继续参加政治生活。马萨诸塞州人是热烈拥护肯尼迪的，所以仍赞成他这样做，一星期之后，他便回到了他的参议员的工作岗位上去。

在审讯之后，记者们问他，法官的意见认为有“某种可能的理由相信爱德华·肯尼迪驾车十分粗心大意，以致着来促成了玛丽·乔·科佩卿的死亡，”同时他觉得特德坚持说他和玛丽·乔那时前往渡口这一点是不可信的，他对此有何意见。肯尼迪说：“在我个人看来，法官报告中的推断和最后裁决都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拒不接受。……审讯中我已诚实地答复了问到我的一切问题。”

他还说：“我希望在1972年仍能是美国参议员的候选人。我还希望在整个六年任期中服务到底。”白宫不愿冒险，如果他改变主意仍竞选总统的话，准备借这件事破坏他的声誉。在发现玛丽·乔的尸体后六个小时之内，总统的助手们已派了一个退职的纽约警察到查帕奎迪克去，这人，据约翰·迪安说，“假装着新闻记者的样子，在每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都提出一些最令人难堪的问题。”这是不必要的。至少暂时是不必要的。特德在全国各地的拥护者的人数已大为减少。他在国会里已不再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的人物。下一年他在那边的威望降到了最低点，因为那时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参议员对他继续担任党内领袖的权利提出了挑战。肯尼迪曾以三十一票对二十六票战胜了朗，现在他以二十四票对三十一票败给了伯德。接着，在白宫的一次会议后，他作为肯尼迪家族的一员又受到一次新的羞辱：来白理查德·尼克松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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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医学博士本杰明·麦克莱思·斯波克

他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的母亲不愿请保姆而愿意亲自来喂养他，因此他渐渐爱上了扮演父母的游戏，拿食物喂别的孩子，甚至给他们换尿布。他自然而然地渐渐认为孩子们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一点得之于他的双亲——富有一种新英格兰的不惜自我折磨的精神。他们告诉他，找个严峻的道德问题，不顾一切困难条件为它战斗下去。但他不愿意这样做。他决定起来造反。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认为他即将成功了。

哈姆登·霍尔农村走读学校。安多佛中学。耶鲁大学。获得奖状和奖品并在192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参加划船比赛，出过一阵风头。曾一度想当建筑师，但有一个暑假，他在哈特福德附近纽因顿残废儿童教养院举办的夏令营里担任管理员，又变成他父母的清教徒模子。他看着外科矫形医生为患小儿麻痹症的孩子们矫形。后来他说，“我发现他给他们帮了多么大的忙呵，因此我决定要成为一个医生。”

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长老会医院里实习。小儿科住院大夫，精神病住院大夫。在精神分析学方面又受了六年的训练。他对孩子们的爱越来越深厚，孩子们也敬仰他。他被称为“面容慈祥眼光和蔼的人”他的诊室里到处都是玩具。他为一些怕羞的孩子制造了一个玩艺儿——通过一个暗门走到检查桌边去的一段阶梯。他希望他们自己主动要接受检查，结果果然如此。几年之后他说：“我作为小儿科医师的一个过错是我老是把孩子们哄得太过分了。”但他从来不曾真心想加以改变。

约翰·沃森医生的《婴孩和儿童抚育心理》。一书是婴孩抚育方面的一本标准手册。该书出版于斯波克和简·切尼结婚的第二年，那时斯波克还是一个医科二年级的学生。沃森说：“切勿，切勿和你的孩子接吻。切勿把他抱在膝上。切勿摇他的摇篮。”

年轻的斯波克医生坚决反对所有这一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军中服役时，写出了《婴孩和儿童抚育常识》一书。此书在一开头就定下一个调子：“你实际上知道的比你自以为知道的要多。”简把他的手稿用打字机打出，他又亲自为此书编了索引，按字母顺序从“脓肿”这个字一直到“烤面包片”这个字。他解释说，他知道他“比较了解母亲们要在索引中找的是哪些字。”

此书出版后在二十三年中共销售了二千二百万册，并被译成三十种语言。他为《主妇家政杂志》写专栏，后来又为《红书》写专栏。星期日下午在全国广播公司所属五十二个电视台上可以看到他半个小时的电视节目。斯波克医生在教授医学这一要求最严格的职业上声望日高。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教精神病学，在皮特大学教儿童精神病学与发育，在克利夫兰的西部后备军学院精神病学系教儿童发育。他的反沃森的立场使他显得象是一味主张纵容。这有点趋向另一极端，使他很不安，他于1956年只得又重写了《婴孩和儿童抚育常识》中的若干章节，他解释说，“我发觉有些父母以为我是在提倡极端的宽容放任，因此我在修订版中不得不强调了宽容放任的限度。”

接着，一种更深刻的挑战激动了斯波克的良心。他从小被培养为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结果却由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影响而改信了民主党的自由主义，1960年他支持约翰·肯尼迪。但1962年3月，肯尼迪恢复了核试验。斯波克震惊之下，参加了拥护稳健核政策全国委员会。他全力地为约翰逊竞选总统，反对戈德华特。而到1965年2月约翰逊使越南战争逐步升级时，他又感到自己被出卖了。斯波克写了抗议书送到白宫去，而当此举证明无效时，他就走上街头去示威。

他后来说到这件事时说，“我当时感到极度的难堪，仿佛一个人在一场恶梦中突然发觉自己一丝不挂地站在闹市区的街头了。”他的确是一位异常惹人注目的老爷爷似的人物——身高六英尺四，满脸皱纹，老是穿着一套带坎肩和表链的衣服，一口美国腔，指手划脚地说些其他年轻示威者认为已老掉牙的陈旧的道德标准。但是他的斗志却越来越强，毫未减弱。批评他的人在那几年里人数很多而且都很严厉，他们嘲笑他的关心不过是宽容放任的一种新的表现。而宽容放任，他们现在简直认为是一种全国性的祸害了。而在他看来，这完全是一个道德和正义的问题。

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动员委员会。实现新政治全国会议。将992份退回的征兵证交给了司法部的一位生气的职员。越过曼哈顿区白厅街入伍站的警戒线，因此以破坏治安受到逮捕。坐在他的制图桌旁的长腿凳上用一支圆珠笔写作——象往常一样缓慢而费力地——“抵抗非法当局呼吁书”。

当局为了挽救赫尔希将军的面子，最后进行了反击（他所发出的征召反战示威者入伍的命令被司法部批驳了）。五个反战领导人，互不相识，被控密谋破坏征兵法。他们并未受到犯罪的控告，只是说他们密谋要进行犯罪活动。换句话说，他们的罪过就是持不同意见。其中最杰出的领导人——的确比别人高出一头——是本杰明·斯波克医学博士。

审讯于1968年5月和6月在波士顿地方法院进行。法官是八十五岁的弗朗西斯·福特——粗暴，虚荣，成见很深。审讯结果的裁决是犯了罪——一位陪审员后来向一位记者解释说，“犯了象法官所指控的那样的罪。”被告都被判处两年徒刑，其中两人，斯波克和耶鲁大学的牧师威廉·斯隆·科芬各罚款五千美元。

斯波克说：“这场战争是丝毫不合法，也不合宪法的；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日内瓦协议和美国关于遵守国际上的行事准则的诺言。它完全是极端不合法的……我要继续为反战进行工作。”

他的确这样做了。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以福特法官有偏见为理由，推翻了原来的宣判。斯波克继续进行他的工作。他们仍然在越南的无尽的黑夜里杀害他的孩子们，谋杀年轻的一代人，而这一代人的母亲在抚育他们时都曾经听取过他的意见，他在童年时代被灌输到头脑中去的责任感，使他片刻不得安宁。有时他几乎感觉到他能够听到半个地球之外死去的人要求上帝怜悯的呼声。沃森医生可能不愿去听这种声音。（“切勿，切勿和你的孩子亲吻。”）可是斯波克医生却不能不听。但是慢慢的，当美国由于精疲力竭而不得不痛苦地从愚蠢的反共滥调转向和平时，他的这种悲天悯人之心就越来越显得明智了。

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吧，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

但是尼克松总统却把斯波克医生叫做一个不务正业的游民。

第三十五章 吹毛求疵的头儿脑儿

当美国进入70年代的时候，摇滚爵士乐的一代已经是五十多岁或即将上五十岁的人了。这种年龄是人们开始发现他们所爱的世界正在崩溃的年龄。这一年这种印象特别强烈，因为似乎有非常多的理由使人感到受了亏待，其中包括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犯罪、战争、证券市场、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道德败坏、暴乱、有副作用的药物、交通拥挤、汽车上的侮辱性张贴和图案、对社会不利的罢工、种族主义以及新兴的飞机劫持。过去的一切现在都不行了。“不但上帝没有了，”伍迪·艾伦说，“你要想在周末找一个水暖工也没处去找。”

进入1970年还不到三个星期，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就为今后要发生的情况开了张。这艘军舰在大风中脱了锚，竟把切萨皮克湾大桥冲开了一个375英尺的大口子。对于迷信的人来说，新的70年代似乎是一开始就不吉利。

大自然在别处看来似乎也是抱着故意与人作对的情绪。加利福尼亚州南部连续200天大旱之后，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这些火灾显然由于自燃，烧光了5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这面积几乎等于罗得岛一州。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一座85年历史的公寓楼房，一场不知起因的火灾烧死了11个人。全世界到处发生天灾：威尼斯一次旋风有四个人死亡，东巴基斯坦一次海啸有20万人死亡，还有秘鲁、土耳其、伊朗的地震使数以万计的人死亡。上帝也许是由于像伍迪·艾伦这样的人不信神而发怒，或是由于像一些傲慢的大学生那样对他不敬而生气，他们戴的徽章上竟写着：“上帝没有死——他只是不愿管闲事。”

宗教肯定已经不再是原来那样安稳的磐石。不把上帝看成老顽固的那些基督教徒，对摩门教会新会长的话感到震惊，他说：“为什么有人生来是黑的并有种种不利条件，而另外有人生来是白的并有种种很大的有利条件，这是有道理的。黑人显然是受到了他们应得的赏罚。”主教派教会教友对放弃已使用了三个半世纪的英王詹姆斯版《圣经》，改用《新英语圣经》感到不安。从上帝的角度看来，还有更糟糕的是反基督教势力的增长——有人崇拜奇怪的图腾，甚至崇拜撒旦本身。

根据可靠的资料，美国人供养着1万个专职的和17.5万个兼职的占星术家。电子计算机被用来制作十美元一张的天宫图，纽约一家理发馆老板雇用了一个占星术家为职员，一家百货商店开办一年取费50元的电话算命服务，还有总发行量达三千万份的三百家报纸辟有长期固定的占星术专栏。读书会发给会员算命图片作为赠品。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有250名学生报名学习巫术课程。杂志上的广告问道：“你是否因为自己对巫术是门外汉感到厌烦了？那你就自己参加巫术的活动吧。参加我们颁发文凭的巫术学习班，学习这古老的秘密，包括招魂术、入定法、预知未来术、生子术和秘传仪式。”休斯敦一位女巫西比尔·利克夫人，肩上栖息着一只名叫“急如火”杰克逊的寒鸦，她能用它去迷人，据她估计“全世界大约有八百万正式女巫。我指的是真正的女巫，而不是说好莱坞的那种开无遮大会的女人。我本人知道在美国大约有四百个正式的女巫小组。非正式的恐怕有千千万万”。

如果说天府已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地上的官方也同样如此。在一次伯克利的人民公园暴乱中，有一个人被杀死，105人受了伤，而联邦起诉书控告的却不是暴徒，而是县执法官的十名助手和两个前助手，他们被控侵犯了示威者的人权。（县执法官大发脾气说：“任何一级政府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令人懊丧的事。”）黑豹党人简直就是杀了人而可以不受处分。旧金山、纽黑文和纽约的陪审团或上诉法院拒绝受理对于他们犯有杀人罪的控告；另外，芝加哥的一个联邦特别大陪审团反批评警方在进行一次搜捕中造成了两个黑豹党人弗雷德·汉普顿和马克·克拉克的死亡。甚至自立国以来一直处于社会最低层的美国印第安人也在跃跃欲试了。参议院没有把整个国家归还给他们，但是的确通过了一项法案，把新墨西哥州的蓝湖及其周围4.8万英亩土地交还给了普韦布洛人部落。

对于美国将军们，这一时期也是极不好过的，这不仅指在越南的而言。俄国人以侵犯苏联领空的罪名逮捕了两名美国将军。指挥欧洲轮换制度的一名将军因下属行为不检被剥夺了军衔，还有以陆军中将衔——黑人中军衔最高的——退休的小本杰明·戴维斯，辞去了克利夫兰社会安全局局长的职务，因为据他说，该市的黑人市长“支持和鼓励了执法机构的敌人”。任何一个着军装的人都有可能受到反权威的人的责骂，然而尼克松总统却给他的白宫警卫人员一种特别碍事的装束。他对罗马尼亚警卫人员花哨的制服印象很深，于是委托华盛顿一个裁缝吉米·马斯卡罗为行政大楼的警卫人员设计一套新的华丽制服。结果这场笑话白白浪费了1.6万元——双排纽扣的金边白色上衣，嵌有总统徽玺的铜纽扣，加上鲁里坦尼亚式【轻歌剧中虚构的一个欧洲小王国。——译者】的黑色塑料帽子。有一个警卫人员嘀咕说，如果他必须穿上这样的制服，他就需要配上一只铜鼓。一位设计师说：“现在不是白宫搞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十九世纪末英国写作轻歌剧的两位合作者。——译者】那一套的时候。”马斯卡洛说：“要使人人都满意是做不到的。”可是他没有使任何一个人满意，连总统也不满意；上衣是用上了，但是帽子却悄悄地束之高阁了。

纽约掘墓工人在1月里举行了罢工。航空交通控制员于4月里举行了罢工。乘客因飞机停飞而抱怨，但他们可能因此得了福；重于空气的航空运输在1970年可不是最可靠的。空中劫持仍然没有停止。一个名字叫巴克利的亚利桑那人出了一个新招。他带了一支手枪、一把剃刀和一罐汽油，登上了一架环球航空公司飞机的机舱，宣布要求给他1亿元。经过了一场枪斗之后，此人被捕了，但驾驶员肚子受了伤。波音公司的2100万元的庞大的747型喷气式飞机一开始就未能按时起飞，比原定时间竟晚了六个小时。甚至向月球飞行的阿波罗13号在离地球20万英里的时候也发生了故障，机中的三位宇宙航行员也不得不折回。

可笑的是，1970年最成功的航行之一却是远渡3200英里海洋的纸莎草制的太阳神2号船。这艘船是挪威探险家索尔·海耶尔达尔制造并驾驶的，他要证明古代埃及人可能曾经航海越过大西洋。太阳神2号至少已达到了目的地巴巴多斯，至于说它没有赚到钱，许多营利性的运输行业也都没有赚到钱，其中包括最突出的、美国最大的铁路运输线。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因负债26亿元而走上破产法庭，是许多收支无法平衡的美国企业之一。情况相同的，还有电影企业；好莱坞五家主要的电影制片公司负债累累，总数达1亿美元以上。60年代的大繁荣，看来随着这十年的终了也已经终止了，最好的证据在华尔街，那里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在1968年12月几乎达到1000大关，到了5月27日却跌到了631。

股票行情看涨的约翰逊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游廊里曾经挤满了热心的观望者。1970年5月的长期大暴跌之后，那里变得冷冷清清了。纽约这个现在被该市尖酸的市民称之为“欢乐市”的城市，已经不那么受到游客欢迎了。街道上常出现犯罪活动，同时还有其他种种危险。该市于6月1日把违法停车的牵引费从25元提高到50元。这一天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母亲带着儿女到纽约来看一场电影。当她从电影院出来，汽车不见了，她欠下了市政当局50元和一笔罚款。他们看的电影叫《乡下人》，内容是有关到曼哈顿来做客的种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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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当加利福尼亚州大多数电影制片厂气息奄奄的时候，一个名叫拉斯·迈耶的导演在这一年完成了他连续获得成功的第21部影片。他一开始就知道这部片子的票房价值必然很高。它前面的那些影片没有一部亏本，也没有一部赚的钱不达到六位数字的。他的影片之一《狐狸精》，摄制费用7.2万元，但是赚了600多万元。迈耶说：“我对观众是不耍花招的。我的影片在15秒钟之内——一开始的15秒钟之内——你就知道你将看到什么了。”你在片中将看到的是电影业所说的“性爱片”，或一般人所说的色情片。贩卖色情在美国已成了一项大企业，每年获利5亿多元，而这市场似乎是永无止境的。

色情商品有各式各样的包装。市内大街的电影院里放映Ｘ级【关于影片分级参看本书第32章。——译者】的影片；1970年最轰动的电影包括《丹麦的性自由》、《调皮姑娘》（“使得《好奇嫉妒》都显得暗淡失色”——《纽约每日新闻》），还有艾伦·芬特的《面对一位裸体的太太你会说什么呢？》（“你能说什么呢？”广告问道。“我们说‘喔唷’”），这部影片在旧金山一家电影院中整天整夜连续放映，每周为该电影院净赚七千元。曼哈顿有二百家“成人书店”，那些坐落在第七和第八号大道之间的一天24小时开放的“成人书店”，像超级市场陈列商品那样，货架上面都挂着分门别类的广告牌——异性交、同性交（男）、人兽交、狂交、女同性交、乱伦交、口交和舌交。路旁的放映机放映二角五一看的黄色影片。《八种美妙姿态》的图片两元一份。有九个裸体女演员的影片《一笑置之》，被美联社剧评家威廉·格洛佛叫做“在这艺术上日益容忍的时代前所未见的最为直率和满不在乎的同性爱实录”的《乐队男儿》，以及表现一个乡下人专喜欢和一头母猪性交情景的《佛兹》等影片曾在纽约引起普遍愤怒。但百老汇之外还存在着无比广阔的市场。乡间的一个单身汉可以买回黄色密纹唱片来聊以解除寂寞之苦。正像南卡罗来纳大学莫尔斯·佩卡姆教授所说，在街角杂货店里，顾客现在可以“用极少的代价买到不久之前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淫秽作品”。

这种变化在年龄在三十以上的美国人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在他们童年时代，有异性在场时，是不许说“屁股”的。摇滚乐的一代人还记得当海斯电影检查处允许克拉克·加布尔在影片《飘》中说“坦率地说，亲爱的，我他妈的才不在乎呢”竟引起轩然大波的情景。现在的杰克·瓦伦蒂却把使用“马粪球儿”和“冲你一泡尿”一类语言的电影定为可供全家人观看的一级。电影制片公司现在所以如此放任，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最高法院1957年对罗思与美国诉讼案件所做的裁决，居然认为所谓淫秽作品必须具有挑逗作用，违反社会一般准则，并“全然无有社会教化价值”。社会风气放肆的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有了新的避孕药物，大加放宽的堕胎法，因而使妇女不必再怕怀胎了。威廉·格洛弗曾说过，这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代造成的，扎根于这个性生活革命和女人裤衩越来越短、上无边、下无底的时代气息之中。对性的好奇似乎是永不会满足的。“行为失检”这个词用于性关系方面的意义现在几乎从语言中消失了，因为几乎不再有人在性活动方面是很检点的了。宾夕法尼亚一位反对堕胎法的州议员被揭露是一个伪善者，因为有一个年轻妇女出面告诉新闻记者这个州议员曾经是她的情夫，她堕胎的费用就是他支付的。过去曾经有一个时期，像这样的事，女方是会秘而不宣的。

所有这些事对儿童是为害极大的，他们接触到这一切，他们男女约会的年岁比他们的父母更早了，达到成熟的年龄也比他们的父母早。最常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在学校里进行性教育。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同意这种办法的占国民的71％，有55％赞成设立讲解节育的课程。赞同教学性知识的团体有美国医师协会、全国教育学会、性教育协会、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等。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的执行主席玛丽·考尔德伦医生说，性知识“不应当做为人的行为而是应当做为人的本能来讲解”。

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不印发任何材料，它只给学校提供行家意见。这一点却被能表达自己意见的少数人完全给搅混了，他们一听说男女生殖问题将可以在教室里进行讨论便怒火冲天。在极右派对性教育发动进攻中开第一炮的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的基督教改革运动问道：“学校是讲解性交知识的适当场所吗？”比利牧师把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叫做“开明教育的一个淫秽助手”。俄克拉荷马、加利福尼亚、犹他三州的教育厅，对一些健康的影片，由于曾得到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的批准，也拒绝放映。

反性教育联盟的组织中还有伯奇协会领导下的恢复正派生活运动、争取负责任的教育的父母联合会、争取道德稳定的母亲组织、正性会、反对性教育父母会，以及反对违宪性教育的父母组织。“我怀疑在一年前一千个父母中曾有一人听到过性教育这个词，”伯奇协会的一位干事说，“现在他们听到了，他们对听到的很不高兴。”有一个组织指责学校计划“对儿童揭示性交与手淫的全部细节”；新泽西州帕西帕尼地方的一所学校被叫做“学府式妓院”；反对违宪性教育的父母组织的一位领导人指控学校“破坏了应该在家庭里进行教导的事”。一个八年级数学教师因散发淫秽材料而被判入狱；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学校的负责人被解雇了。威斯康星州雷辛城的极右派指控性教育是共产党人损害学童品行的一项阴谋，最后也获得了胜利。比较荒唐的战斗之一是在旧金山，围绕一本叫《一位医生同五至八岁儿童的谈话》的无害的书引起的。该地的极右派在印发的传单中，复制了书中一只癞蛤蟆趴在另一只背上的插图。书中原说明是，一只母蛤蟆背着自己的小蛤蟆。但是传单把它改成了“交尾的癞蛤蟆”，因此使性教育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在争论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性教育在27个州都引起了争吵。1970年年终时候，理智占了上风，学校里增设了性教育课程，但学童们全弄得莫名其妙，他们不知道原来闹得那么凶究竟是为了什么。接着，在学校负责人和校董会正以为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其他事务上去时，他们的性教育课程却受到从完全不同的方面——妇女解放运动——发起的攻击。解放了的妇女认为她们的信条之一就是：除了肉体方面的差异之外，男女之间的其他一切差异全都是教出来的，不是天生的。她们相信妇女愿做妈妈和愿培养家政技能全是训练出来的，并认为公立中小学校是主要的训练场所。她们要求对教科书进行修改，并改变教师的态度，于是同她们的对手开始交战。这场将成为70年代一个主要问题的斗争是肯定要旷日持久的。

当罗宾·摩根——此前人们仅知她是“我记得妈妈”节目中的电视剧女演员——提着一长串引人注目的胸罩步入1968年“美国小姐”美女竞赛会时，千千万万美国人才了解到有一种新的女权运动。她告诉惊讶的记者们说，她是以国际妇女地狱阴谋恐怖分子组织（女巫）【此一组织名称各字的第一字母相连，即成“女巫”（WITCH）一词。——译者】创办人的身份而来的。1970年8月26日，宪法第19项修正案【规定妇女具有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译者】通过的50周年纪念日，女权运动者全到各大城市商店区去举行游行。整个这一年，获得解放的妇女表明她们同其他抗议运动的成员一样熟悉宣传的作用。她们中有一个人对一个建筑工人喊道：“去掉它！”当有人问她是否是指工人的硬保护帽，她说：“不是，是指他的下体护身。”一个名叫琼·康兰的妇女为了当一名挖沟渠的散工，在法庭里打了十年官司，终于获胜。马琳·狄克森写道：“在一切阶段和集团中，各种组织机构及其制度都或多或少地起着压迫妇女的作用；不同阶级妇女的团结取决于我们对共同受到的压迫的了解。”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约翰·D【即美孚石油帝国的“创业人”，老洛克菲勒。——译者】的曾孙女——把男女之间的浪漫主义的爱情斥之为“反革命的”。

对民主党的政治活动非常积极的一位医生埃德加·伯曼说：“关于妇女解放运动我算受够了。”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国会女议员帕齐·明克立即指控伯曼是一个妇女歧视主义者，具有“对妇女的最卑鄙的偏见”。随着这一年时间的消逝，讲话的火气越来越大。玛格丽特·米德说：“妇女解放运动必须特别警惕引起男人杀女人的危险。你们已实际把他们逼疯了。”妇女在纽约游行时，一个旁观的男人对她们大声叫嚷：“你们这些猪都是搞不到男人的！”而这时他身旁却站着一个戴着胸罩的男人，一声不响。休·赫夫纳在他给自己的属员的一件备忘录里说：“这些娘儿们是我们的天然的敌人。是该同她们进行战斗的时候了。她们对《花花公子》杂志所提倡的那种浪漫主义的青年男女社会是决心反对到底的。”

有些妇女的话听起来同休·赫夫纳的一样无聊。她们用了很大的精力辩论自己该被称呼为夫人、小姐还是Ms，要求把chairman（主席）改为chairperson【因chairman后半man为“男人”，故主张改为person，无性别之分的“人”。——译者】，并攻击全国航空公司的广告让漂亮的女服务员说：“我叫多丽丝，请坐我的飞机我们一同飞吧。”但是她们提出的较深刻的问题却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有二千三百万个美国妇女这时全日工作；另外还有八百万妇女从事临时工。每十个已婚妇女中有四个已被雇用，她们中有一千二百万人家里都有18岁以下的孩子。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以男人为主的职业市场的挑战，但是工作职位的性质和工资的多少，仍然反映出一个由男人而不是由女人来养家糊口的社会。男人仍然占据着工资最高的职业，带回家的钱仍然更多。美国30万医生中只有7.6％，外科医生中只有1％是妇女，而电话接线员和速记员的90％都是女性。同样的工作，男人可挣五元的，女人一般只能挣到三元。《生活》杂志发现，一个妇女需要有大学学士的学位才能同一个到八年级就退学的男人挣得一样多。典型的男推销员的工资是8549元，典型的女推销员是3460元。

到1970年，妇女解放运动争取就业和教育平等的论点得到了许多男人的支持。关于免费堕胎和儿童免费日托的要求则争论较多。男性人口中对拟议保证妇女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的第27宪法修正案——平等权利修正案——看来赞成与反对的各占一半。而仅在两年之内，参议院就将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并分送到各州的立法机构去。根据这项修正案，妇女结婚后不需再改变自己的姓氏；对于应在什么地方住家的问题她们有同等的发言权；如果丈夫的工作使他不得不转到别处去，而他妻子在原地留下，他不能因此控告妻子遗弃了他。另一方面，如果婚姻破裂，妻方有可能须付赡养费。保护妇女在工作上不受危险和过于劳累，以及保护她们不受某些性方面的凌辱的（强奸例外）一些法律就都将无效了。此外，妇女也可能被征召入伍并且被命令投入战斗。《耶鲁法律杂志》的一位拥护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撰稿人论证说：

……现代军人的有效作用有赖于装备和训练多过依靠个人气力。妇女在体力方面同男人一样能够担任许多被称为战斗的任务，例如驾驶飞机和参加海军作战……没有理由假定在危急的情况下妇女不能够像男人一样严肃认真和训练有素的。

不敢说会有许多家庭妇女想要当机枪手或白朗宁自动步枪手，或是愿意让人把她们同1970年6月成为美国第一个女将军的陆军妇女队队长伊丽莎白·霍伊辛顿一样看待。尽管如此，以百万计的美国妇女——特别是年轻妇女——确由于运动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她们身上有了一种新的勇武的气质，一种对那些为私利而摆布她们的人的大胆对抗，这情况从《妇女服装日报》读者称为“过膝裙”和全国其他人称做半长裙的新式样所遭到的灾难中便可看出。差不多1/4个世纪之前，独立自主的妇女就曾企图领导一场对“新式样”长裙的反抗运动，她们搞宣言签名，组织“刚过膝”俱乐部，并且示威反对时髦女服商店。当时她们是完全失败了。现在女子时装家又在制造较长的裙子。詹姆斯·加兰诺斯说：“加长是方向。”阿黛尔·辛普森说：“再会吧，大腿。”利奥·纳杜奇说：“妇女现在已肯定准备改换时样了。”他们都深信妇女群一定会为之倾倒，争着购买他们供应的服装的。

最早发出的反抗声来自洛杉矶，那里有一个叫做朱莉·亨特纳的什么“维护妇女女性气质和财权组织”的主席对一位记者说：“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既蒙住我们的眼睛又遮住我们的腿了。我知道有一些女人只要加兰诺斯一说是时髦的，她们连铁皮盒子都肯穿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病态，我们要求的只是可以有所选择。”反长裙少女会的成员游行时扛的标语牌上写着“市场必须连续供应超短裙”和“大腿！大腿！大腿”！她们中有些人认为，半长裙是反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阴谋，服装设计师企图用恢复女性气质的办法来孤立女权运动者；另一些人则指责那些大腿已失去性感的年长妇女不该想要把二八少女的腿也遮掩起来。社会历史学家吉尔曼·奥斯特兰德尔把半长裙归因于证券行市的下跌，说它肯定还将流行下去：“喜欢长裙的中年人，在萧条和衰退时期，决定社会的各种标准。而喜欢短裙的年轻人在繁荣时期决定各种标准。”

到这年冬天，证券行市回升了，时装工业对半长裙的热情也急剧下降了。《纽约时报》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虽然有少数店家气势豪迈地对略长式样表示有信心（“现在该它行时了！大家都欢迎它、爱它、买它！”），但大多数人承认这种式样已遭到了惨败：“去年秋天说自己购进大批半长裙的商店，现在则说它们实际并没有那样做。它们买进的一些货根本销不出去。妇女的膝盖还没有过时。”诚然，刚过膝的裙子是多了一些。但是时装设计家曾为半长裙规定了具体的长度，从肩部量到裙边是44～45英寸，这对大多数妇女来说，裙边将长到小腿肚。《纽约时报》发现这种尺寸只占售出的裙子的20％，而到了年底穿这种裙子的妇女则仅只5％了。另外那些不是拿回去改短了，就是留在衣柜里了。

倒霉的零售商说这种式样“大大失败”或“完全失败”了。有一位说它“确实损害了时装业，根本没有受到任何人欢迎”；还有一位告诉一个女记者，“我们的顾客不要这种式样……我们从来就无法把它推销出去。”然而，大规模推行长到小腿肚式样的企图，倒是引起了一种未曾预料的时装上的转变。“半长裙，”《纽约时报》说，“实际上消灭了女式整套衣裙……一转眼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裤子，裤子、裤子、裤子。”年龄较大的妇女购买整套衣裤，她们的女儿则穿起特别短的短裤，照样把膝盖露出来。伯格多夫·古德曼把这种短裤叫做“凉裤”。《妇女服装日报》对于新女性的心情更为了解，称这种短裤为“热裤”，这名字就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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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约翰逊政府受到折磨的暴力风气，在尼克松政府下仍然继续着，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险恶了。大都市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保持着相对的安静，但是在小城市的黑人区仍有暗中杀人放火的活动。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有六名黑人被枪杀。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次种族事件中，有一个男少年被戳死。密西西比州卡西奇的一个教堂因曾用来开人权运动的会，被人投炸弹。而东洛杉矶、迈阿密、休斯敦、密执安州高原公园、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新泽西州阿斯伯里公园、佛罗里达州南墨尔本、宾夕法尼亚州阿里奎帕、北卡罗来纳州奥克斯福德、阿肯色州温泉城、密执安州鲁兹河城、伊利诺伊州凯罗，以及佐治亚州佩里、梅肯、阿森斯三个小市镇，都发生了暴动。

在纽约，爆炸的恐吓每个月达到一千次。在为时15个月的期间，该城实际有368处发生了爆炸，其中一次是在警察局二楼男厕所里爆炸的。警察局长霍华德·利里对参院一个小组委员会说，他不能保证到他属下派出所来的人的安全。有些时候看来简直像已宣布到了打猎季节，林区开放一样，可以对美国警察公开放枪。联邦调查局报告说，1970年对警察的袭击有35202起——几乎是1960年的四倍——这一年的九个月之内有15名警察被打死，其中大多数都是被伏击者打死的。

小石城警察局长说，对警察的袭击成了“实际是无日不有的事……好像从入学年龄起的每个人都在袭击警察”。费拉德尔菲亚警察局长弗兰克·里佐说：“我们对付的是一群神经病——一群精神变态者。”奥马哈的社会治安领导人认为，“全国警察部门遭遇的问题完全表明存在着一种阴谋活动，时间的选择也是一项迹象。我们正在把所有的情报集中起来研究，希望证明确有阴谋存在。”他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大多数执法官认为这不大可能——“我们认为这些袭击是互不相关和单独发生的事。”利里说。但是一般都同意当政权受到广泛攻击时，警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袭击目标。照国际警察局长协会的奎因·塔姆的说法：“由于激进集团鼓励它们的成员‘打死那些猪’，对警察的袭击也就越来越厉害……那套蓝制服使穿它的人成了现存权力体制的最显眼的代表。”

对现存秩序的敌视是这些爆炸事件发生的原因。在某些案件中，进行爆炸的人公然夸耀自己的行为。当爆炸损坏了曼哈顿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话电子器材公司和飞马牌石油公司的时候，一个自称为九号革命势力的团体承认炸药是他们所放，并指责那些公司正在靠越南战争大发其财。还有些爆炸案，由于恐怖分子技术不熟，结果连自己一起炸掉了。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通用电话公司和飞马牌石油公司被炸后一个月之内，在纽约下东区一座公寓楼里私设的炸弹制造厂爆炸了，一个革命者丧了命，另一个受了重伤。在巴尔的摩，拉普·布朗的追随者，两个黑人斗士，由于一枚炸弹在他们的汽车里过早爆炸而死掉。3月6日这一天，格林威治村被1970年最轰动的一次爆炸灾祸所震动，死了三个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并且牵涉到几个富有的家族的姓名。

凯思琳·普拉特·威尔克森是斯沃思莫尔女子大学新近的毕业生，黛安娜·奥顿和凯西·博丁是布林·莫尔女子大学的校友，三人都是气象员派的女成员。黛安娜是一位极端保守主义的、非常有体面的伊利诺伊州数百万家财的大富豪的女儿，在一个世纪之前，当时还只是威尔士亲王的英王爱德华七世曾驾临过这个不寻常的家族的宅第。凯西是I.F.斯通的外甥女。她父亲伦纳德·博丁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他的主顾中包括保罗·罗伯逊、朱迪思·科普朗和朱利安·邦德一类人物；他后来还担任过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辩护律师。凯思琳的父亲拥有一连串的广播电台。这个月他和他第二个妻子正在加勒比海地区度假。他不在家的时候，凯思琳在威尔克森家在曼哈顿西11街18号一座价值10万元的讲究的市内住宅里款待黛安娜和凯西，另外还有一个哥伦比亚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分会中的活跃分子特德·戈尔德和另一个年轻男子——他的姓名和身份一直是一个谜。

在那个不幸的一天的中午，纽约天朗气清，阳光明媚，空气中微有一点即将来临的春意。隔壁属于演员达斯廷·霍夫曼的房子里没有人。18号看来静悄悄，但是屋里年轻的革命者却忙碌着。当时气象员派的两个流行口号是，“如果你不相信枪支和暴力，你就不是革命者”和“把战争移到本国来打”。星期一，年轻男子之一打扮成一个教士，曾开车去新罕布什尔州买了两箱炸药。现在地下室里的临时车间到处放置着57只梯恩梯棒，另外还有摩擦带、屋顶用钉、定时装置、门铃金属线、30条爆炸引线，以及准备装炸药用的一节节铅管。

可能永远不会有人能够确切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肯定有某一个人闯了祸，引起了全部的爆炸。这人可能是黛安娜；她的肢体全部四分五裂了——她的头、双手和一只脚都被炸掉了，她的躯干被屋顶用钉扎得尽是窟窿。戈尔德和那个身份未查明的青年也死了。第一次爆炸冲穿了霍夫曼房屋起居室的墙，把对街的许多玻璃窗都震碎了，并使相隔16座门的一个厨房都受到震动。接着，煤气总管着火了，又引起两次爆炸，楼板开始坍塌。

房子里剩下惊呆了和流着血的凯思琳和凯西，一个全裸着，一个还穿着一点衣服。两名警察和一个退休的消防队员（约翰·尼亚里在《生活》杂志上挖苦地写道：“这两个姑娘原会叫他们‘猪’的。”）前来救出了她们，一个邻居让她们使用了她家的淋浴设备，并借给她们衣服穿。然后她们就不知去向了。最初消防队认为煤气漏气是这次灾害的起因。后来他们发现了炸药和爆炸雷管，以及成堆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宣传小册子。这一来，他们就急于要讯问那两个幸存者。纽约当局得知凯西和凯思琳于去年10月里在芝加哥参加“气象员狂怒日”活动已受到控告，后来是被保释出来的。3月16日她们没有出庭接受审判，于是联邦调查局也参加了对她们的搜捕。她们家里人说两个姑娘曾捎信回来说她们还活着，但没有谈任何其他情况。

在美国的另一边，加利福尼亚州自曼森屠杀案以来所发生的最厉害的大规模凶杀案，被归咎于激进派政治与巫术的离奇的结合。县执法官的助手们在一次例行的巡逻中，看见蒙特雷湾上眼外科医生维克托·奥塔的价值25万元的房屋冒着火焰。他们叫来了消防队，消防队员到奥塔的游泳池去找水，却在那里发现了外科医生、他的妻子、他们的两个儿子和医生的秘书的尸体。他们都被用艳丽的围巾捆着，用枪从脑后射杀。警察在这位外科医生的汽车挡风玻璃的刮水器下发现了一张草草书写的字条：“自本日起，不论何人……凡是滥用自然环境或加以破坏的人，均将受到处死的惩罚……我和我的同志们，自本日起将战斗至死或至不再有不维护这个星球上的自然生物的任何事物和任何人时为止。物质至上主义必须死亡，不然人类就将灭绝。”签名是塔罗特算命纸牌上的词儿：“持杖骑士、持杯骑士、持符骑士、持剑骑士。”签名者被发现是居住在半英里外的一个破棚子里的一个留着胡子的青年约翰·弗雷泽。弗雷泽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在一次汽车事故中撞伤了头，那以后就“完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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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最出名的革命行动鼓吹者是一位黝黑的26岁的黑人美女安吉拉·戴维斯。安吉拉是黑人中产阶段家庭的女儿，她曾经是伯明翰的一个女童子军，一直到1963年9月该地一教堂被炸以致她的四个黑人女友都被炸死以前，她看来对社会并无不满。在布兰代斯大学她被选进了大学优秀生联谊会，热心钻研马克思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作品，接着在巴黎大学和德国当研究生，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成了马尔库塞的门徒。在这里她参加了黑豹党和共产党。在一次演讲中她对大学班的学生说：“政府必须推翻。”在另一次演说中她又说：“革命现在必须全力处理具体问题，不能空喊革命口号，而是要解决真正的根本性问题。”她参加了冲进圣迭戈校园一座大楼的行动，并因拒绝离开一个警察局而被捕。

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助教教哲学的时候，里根州长的校董会按照校董会禁止共产党员担任教职员的决议，于1970年4月议决将她解雇。但因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都认为不能仅以共产党员为理由解雇教授，不容在州立大学教学，校董会于是把辞退她的理由改为不能胜任。学生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职员大多数都站在安吉拉一边。她的教授同事们做出决议，对她的解职表示了“我们的震惊，我们的沮丧，我们的愤慨”。他们决定抗拒校董会，仍把她留在教职员中，这一问题一直尚未解决，而另一个新问题的出现却使她的问题完全改变性质了。

作为一个参加战斗的黑人，安吉拉也曾参加要求释放“索尔达德兄弟”的鼓动活动——这三个黑人囚犯实际彼此并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他们被控于1月16日在索尔达德监狱杀害了一个白人看守。三人中最有趣的是27岁的乔治·杰克逊，他因1961年一件加油站的抢劫案而正在服五年至无期的徒刑。作为《索尔达德兄弟》（杰克逊的狱中书信集）一书的作者，这年秋天他将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囚犯。书中最动人的信件的一部分是写给安吉拉的，她是这年5月在萨利纳斯法庭上一次审讯中首次见到他的。在她自己给杰克逊的信中以及在一本日记中，她表明她“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杰克逊。她自称她是杰克逊的“终身的妻子”，并说将把自己一生献给营救他的事业。她还说，她将不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这段话后来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

8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人们常看到安吉拉同乔纳森·杰克逊——乔治的17岁的弟弟——在一起。属于她所有的三支枪到了乔纳森手中，另外还有她于8月5日买下的一支12号锯短的猎枪。那一天是星期三。星期四她同乔纳森开着他前一天租来的一辆嫩黄色的小型密闭式福特牌有挡板的运货汽车到处活动。星期五这辆货车停在距旧金山西北13英里的圣拉斐尔法院外面的停车处。几分钟之后，身材细长、精神紧张的乔纳森，穿着一件雨衣，手提着一只小包，走进了一间审判室。

当时在证人席上的是鲁切尔·马吉，一个监禁在圣昆廷监狱的囚犯，他是在为被控刺杀一个看守的同狱囚犯詹姆斯·麦克莱恩的案子作证。另一个黑人同狱犯人，威廉·克里斯马斯，正等待传唤。马吉、麦克莱因、克里斯马斯都是体格强壮的年轻人，其中坐在辩护律师桌旁的麦克莱因是在圣昆廷谁都知道的一个善于闹事和煽动的黑豹党人。高级法院的哈罗德·哈利法官主持审判。代理地方检察官是加里·托马斯，他的妻子是法官的侄女。法院里有一个陪审团，但年轻的杰克逊是惟一的旁听者。这案件很单调乏味。

当乔纳森拉开提包上的拉链，取出安吉拉的一支左轮手枪，并从雨衣下亮出一支30毫米口径的卡宾枪时，法庭上马上变得活跃起来了。“你们瞧瞧！”他喊叫着。“我手里是自动武器。谁也不许动！”他命令没有带武器的法警解开麦克莱恩、马吉、克里斯马斯的手铐，他又分给三个解脱了手铐的犯人每人一支枪。他把猎枪给了麦克莱恩，麦克莱恩把枪带套在法官的脖子上，所以枪口离哈利的下巴只有几英寸。其他的犯人把托巴斯和三个女陪审员用钢琴弦捆绑在一起。麦克莱恩命令法官打电话给执法官办公室，指示他让同狱犯安全退出。“我现在在审判室里，”哈利对着法官席上的电话机里说，“这里有几个带枪的犯人。”麦克莱恩把电话机抢过来，对着里面大声喊叫：“你得把你们那些猪调开去，我们要离开这里，把他们全叫走！”

黑人赶着那群人质往前走，到离大厅约五十英尺的记者室前停了下来，但是门是锁着的。当他们沿着走廊走下去时，麦克莱恩叫道：“我们要索尔达德兄弟在今天12点30分之前得到释放！”在停车处他们把五个人质推进福特运货汽车。麦克莱恩斜身坐到驾驶盘前去，乔纳森把钥匙交给他，马吉接过了看守法官的任务，然后他们向约二百码外的美国第101号公路驶去。瞧着他们的是躲在别的车辆和房屋后面的数百名司法人员。忽然，一个圣昆廷看守飞快冲到有挡板的运货汽车前面，大声叫道：“停下来！”

紧接着是一片疯狂景象，车内外子弹横飞。这当中，货车后部发出了猎枪的轰鸣声。法官也就立即了结了，他的下颚和一部分面孔被炸掉了。托马斯脊骨上中了一枪，此后从腰部以下将终身瘫痪。一个陪审团员的臂膀受了伤。马吉胸部中了枪，但是仍然活着。麦克莱恩、克里斯马斯和乔纳森·杰克逊都死了。

三小时之后，安吉拉·戴维斯在旧金山航空站购买了一张飞机票，就此销声匿迹。

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在凶杀案之前，任何人给杀人者以支持的，同样犯杀人罪，于是对她发出了逮捕状。黑豹党领袖休伊·牛顿说，他相信法庭射击事件是安吉拉筹划的，为她感到骄傲，并且希望其他的人学习她的“英勇榜样”。一个为黑豹党人辩护的白人律师查尔斯·加里大声喊叫：“愿安吉拉·戴维斯发挥更大的力量！愿她平安长寿。”实际上安吉拉逍遥法外只两个多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于10月13日在曼哈顿逮捕了她，那时她同一个有钱的黑人小戴维·鲁道夫·波恩德克斯特一起登记住在一所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里。波因德克斯特被控藏匿逃犯，安吉拉被引渡关进了圣拉斐尔的一所监狱，距离乔治·杰克逊在圣昆廷监狱的牢房不到五英里。

差不多一年之后，于1971年一个酷热的8月，杰克逊见了他的律师斯蒂芬·米切尔·宾厄姆。宾厄姆是白人，耶鲁大学毕业，是曾经担任过康涅狄格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的海勒姆·宾厄姆的孙子。监狱里的官员后来确信，一直热心于少数民族事业的年轻的宾厄姆这一天负有私运违禁品进监狱的任务。他带着未经看守检查的两只小包：一个装得很满的牛皮纸信封和一只小型手提式录音机。在他同杰克逊进行了一小时会谈离去之后，一个看守注意到这个在押犯的非洲型的发式有点异样。当他问到此事时，这个黑人拉下假发，从中取出了一支小型自动手枪。

接着是一片恐怖和死亡的场面。按照杰克逊的命令，27个囚犯，包括正在逐渐恢复健康的鲁切尔·马吉，被释放了。然后三个白人看守和两个受优待的白人犯人被杀死，其中两人是在脑后开枪打死的，其他几个人被一把钝剃刀割断了喉咙。死尸像血染的地毯堆放在杰克逊单人牢房的一个墙角里。这时圣昆廷监狱的警报器已经在刺耳地尖叫着。杰克逊一手仍然握着手枪，他突然夺门而出，全速奔跑过一片空旷的场院约75英尺，才被瞭望塔上的射手开枪打死。

斯蒂芬·宾厄姆被控谋杀看守和受优待的罪犯——县里的检察官说：“除了利用与宾厄姆会见的机会外，杰克逊是无法弄到那把杀人的手枪的。”但是他毫未留下踪迹，就此不见了。第二年，当局说他可能已经死了；可能那些好斗的黑人在利用过他之后，就把他弄死了。司法人员对于8月21日的凶杀事件感到愤恨。黑人活动分子也义愤填膺，杰克逊在他们心目中成了一位烈士。他的遗体给穿上了黑豹党人的制服——黑皮夹克、黑贝雷帽、黑衬衫——埋葬在乔纳森的墓旁。朱利安·邦德谈到他被“暗杀”，谈到“他不断进攻一个在精神或肉体上都无法战胜他的那一邪恶制度使他终于遭到了这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众议员威利·布朗说：“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对他执行死刑，认为说杰克逊头发里藏着枪是荒谬可笑的。”安吉拉·戴维斯则在文章中说到“失去了不可弥补的爱情”。

1972年暮春对安吉拉的审判是国际上一项大事。她那优美的侧面形态、高颧骨和非洲式发型——她在逃亡时曾经剪掉头发，但是后来又已长出来——曾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招贴画上。战斗性的标语把她叫做“政治犯”，要求“释放安吉拉”！检察当局声称，该案与政治和种族问题全然无关，纯属刑事案件，并拿出了201件物证和95个证人的证词。有三个人证明她在那次企图逃跑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曾伴同乔纳森到过法院对过的加油站，还有其他一些人证明前三天每天都有人看到她同他在一起。

被告辩护律师提出12个证人的证词（安吉拉自己决定不作证），并且嘲笑那种认为“一位出色的大学教授”会卷入这种轻率的阴谋的想法。她的律师们说，她与乔纳森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经常。他们不否认安吉拉是把猎枪交给了他，但他只能用这枪来保卫索尔达德兄弟辩护委员会的总部。其他的枪安吉拉都放在她家里的枪架上，是备格瓦拉－卢蒙巴俱乐部的成员练习打靶用的。乔纳森在法院惨案发生之前六天曾到她家看她，可能是那时他把枪偷走了。

被告方面作总结发言的律师说，现在要定她的罪的仅有的证据只是“安吉拉同乔纳森·杰克逊关系密切，使用的是她的枪支，她曾表示要求释放索尔达德兄弟，她曾表示过自己对乔治·杰克逊的爱情，以及她于8月7日没有让当局找到她”。这位律师断言，在座的陪审员，如果他是黑人，如果他发现自己所有的四支枪曾被用于法院的企图逃跑事件，那他们也是会逃亡的。“我对你们说，如果你们通过一个黑人的眼睛来看这形势，你们就不会奇怪她为什么逃掉了。你们只会奇怪她为什么会让自己被人抓住。”

陪审团经过了13个小时的审议之后，裁决她无罪。安吉拉对陪审团背过脸去，她离开审判室，到外面去向她的崇拜者讲话。一个记者问她是否认为她受到了公平的审判。她说没有。“宣判无罪本身，”她说，“就说明不曾有公平审判，因为如真公平就根本不应当有什么审判。”在她出发进行胜利的全国旅行的时候，她告诉她的拥护者，“从今以后，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解放我国和全世界的每一个政治犯和每一个受压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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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达德屠杀案引起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最后以安吉拉的大出风头而告终，在此四个星期之后，芝加哥的另一件异乎寻常的审判也宣告结束了。这次审判开庭时有八个被告：他们是易皮士杰里·鲁宾和阿比·霍夫曼；把反战运动示威者带到芝加哥来的全国运动委员会的三位领导人：伦尼·戴维斯、戴维·德林杰和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托姆·海登；黑豹党人博比·西尔；还有李·韦纳和约翰·弗罗因斯。在他们被捕之前，这些被告有些人彼此并不认识，并且事实上控诉他们的主要罪状不是搞阴谋，而是指控他们各自进入伊利诺伊州来煽动暴乱——“怀着某种思想跨过了州界。”首席辩护律师维廉·孔斯特勒说。他们的另一位律师伦纳德·魏因格拉斯把法院援用的法令——作为1968年公民权利法案的附加条款而通过的——叫做“政府可以对没有明显犯法行为的人进行处分的惟一的联邦法律”。他们是第一批以这条法律为据遭到控告的被告，虽然这个事实和其他许多事实在诉讼程序越来越胡闹的情况中早被人忘掉了。

孔斯特勒由于认为朱利叶斯·霍夫曼法官向陪审团宣读控告书的口气不当而提议宣告审讯无效，这样他就在审讯的第一天为这次审讯定下了调子。这位律师说：“阁下让人听起来好像奥森·韦尔斯在朗诵《独立宣言》。”

“还从来没有人拿我同奥森·韦尔斯这位伟大的演员相比过，”法官说，“但是我拒绝接受你的提议。”

总共说来，被告律师前后提出了二十多次审讯无效的动议，而这次审讯所以如此骚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孔斯特勒、魏因格拉斯和他们的主雇为一方，同霍夫曼法官和州律师等为另一方之间的巨大分歧引起的。美联社芝加哥分社的理查德·西科恩写道：“这次审讯，表现了两代人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霍夫曼法官穿了一件坎肩；阿比·霍夫曼挂着博爱珠项圈，穿着麂皮衣裤，而在一次群起哄笑的审讯中，他和鲁宾两人又都穿上了法官的长袍出庭。鲁宾和霍夫曼都留着胡须。被告们和他们的几位律师都留着长发，对此，头发理得十分整洁的两位检察官托马斯·福伦和理查德·舒尔茨还特别挖苦地提到了这一点。

在艾伦·金斯伯格为被告方面作证时，有一次他表演了他于1968年如何用长达十秒钟的一声“啊——喔姆！”使反战的芝加哥示威者静下来的情况。孔斯特勒抗议法官不应发笑，法官阁下又对此否认。他说：“我只是不懂他叫的是什么语言。”金斯伯格解释说：“这是梵语。”法官说：“这是一种我不懂的语言。”记录说明法庭方面不懂的事很多，但是霍夫曼对于在他的法庭内应当遵守礼仪可是一点不含糊的。自从他于74年前在芝加哥一个卑贱的居民区出生以来，他已习惯于要到他面前来的人尊敬他，但现在这芝加哥八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都没有给予他这种尊敬。在一次开庭前的预审中就出现了最初征兆，预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要求询问陪审团候选人对抗议示威、美国贫民窟和越南战争的看法如何。霍夫曼法官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说他们甚至也不能询问未来的陪审团员对嬉皮士和易皮士有什么看法。被告方面紧接着的另一个要求是，推迟审讯，等到西尔的律师查尔斯·加里手术后康复再举行。这项要求霍夫曼也拒绝了，他接着拒绝西尔要求自己对法庭讲话的权利，但告诉西尔，他将允许孔斯特勒代表他讲话，这样一来，法庭上的一片混乱就开始了。

西尔说：“我只能认为这位法官是一个铁杆种族主义者。”矮个子的法官跳了起来。“你听到他说的话吗？”他难以置信地问一个办事员。这个黑豹党领导人当时和以后一而再地受到警告，扰乱审讯的行为将“在未来某一时候要予以适当的处理”。西尔回嘴说：“你能对我使出三百年来你们没有对黑人使用过的什么新招儿呢？”审讯进行到第八周时，法官对西尔的许多带火气的话进行反击：“注意，年轻人，你如果继续如此——”西尔回答：“注意，老头子，你如果一再剥夺我的宪法权利，你就将被暴露在全世界面前——”霍夫曼说：“西尔先生，你是愿意住口呢，还是要我叫法警——”西尔说：“我要对此事进行争辩，好让你对事实有所了解。”

法官忍无可忍，他对法警说：“把这被告带到那边屋里去，按规矩教训他一番。”暂停片刻，重新开庭时，这位黑豹党人嘴被塞住，手铐连在一把金属折叠椅上被抬了进来。这样也没有能够使他不说话。他用脚镣撞击椅子，用听不太清的声音喊道：“这表示我抗议。”他被移到一只木椅子上，嘴被塞得更紧了。在再次开庭时，他不知怎么吐出了嘴里的东西，对法官大声骂道：“你这法西斯狗，你这臭婊子养的！”阿比·霍夫曼和鲁宾跳起来喊叫着，孔斯特勒向法官问道：“阁下，我们什么时候才停止这种中世纪的酷刑呢？这是对法律的一件肮脏的耻辱……此时此刻，我作为一个美国律师感到极端羞愧。”霍夫曼法官一再说他认为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的雇主的错误举动都是他们两人造成的，这时他怒冲冲地打断了他说：“你才是该感到羞愧的。”下一个星期他命令去掉了塞在西尔嘴里的东西，而当西尔仍一再不断打岔时，他以藐视法庭罪被判了四年徒刑。这样一来，那些剩下来的便称做芝加哥七被告了。

他们也没有被驯服。戴维斯在证人席上的时候指责法官睡着了——法官大人警告他，他的无礼态度“在未来某一时候要予以适当的处理”。阿比·霍夫曼以双手代脚倒走着进入法庭，同时把霍夫曼法官叫做“暴君”，“纳粹分子”，“犹太人的耻辱”，闹得法庭一片混乱。

最尖刻的交锋是在法庭和被告首席律师之间进行的。法官明确地指示孔斯特勒不要在陪审团在场的情况下要求把戴利市长——他曾不顾司法部的疑虑，坚持要举行审讯——宣布为怀敌意的证人。这位律师还是照旧做了。而且他直截了当指着戴利，问他在党代表大会上是否用下流的脏话骂了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弄得法官差一点没中风了。有一次，阿比·霍夫曼掀开了自己的衬衫。法官说：“让记录记下来，这人在法庭上公然露出自己的身体。”孔斯特勒说：“阁下，我记得约翰逊总统曾在电视上把自己肚子上的伤痕露出来给全国人看过。”“这也许正是他为什么不再是总统的原因。”法官大人回答说。当这位律师笑了几声因而又受到训斥时，他说：“得啦，阁下，笑笑有什么大不了的？有时候我们忍不住要笑。”法官说：“噢，对啦，我看你是忍不住。”

到了审讯的后期，法庭对被告方面的敌对态度变得非常露骨。有两天，霍夫曼不让他们使用大厅里的厕所，他说监狱里的公共厕所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有一天他说，第二天开庭要提早半个小时。孔斯特勒问他为什么，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明天要在9点半开庭。”那律师评论说：“这完全像小孩说话，‘因为，因为。’”法官说：“让记录记下，当着陪审团的面，孔斯特勒先生把我比做小孩儿。”这律师在法庭上感情非常激动，常常大笑大闹，或满面流泪。有时他紧紧拥抱别人，他还吻了魏因格拉斯和一位证人拉尔夫·艾伯纳西教士。每一次霍夫曼法官都尖刻地说：“记录下来，孔斯特勒先生吻了那个人。”后来审讯的结果表明，他要求把这些插曲都写进记录并非毫无意义的。

被告的证人包括皮特·西格、维廉·斯蒂伦、朱迪·柯林斯、诺曼·梅勒、朱利安·邦德、杰西·杰克逊教士、特里·萨瑟恩和金斯伯格【这里有些人，如诺曼·梅勒、金斯伯格等都是美国颇有名气的作家。——译者】，在检察官福伦的坚持下，金斯伯格朗读了他作的一些关于同性爱和手淫的诗，显然是由于福伦认为这样会触怒十位女陪审员。孔斯特勒和魏因格拉斯辩论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暴力行动是由戴利和芝加哥的警察挑起的。

对“七被告”控诉的证据，大部分来自告密者，他们混在林肯公园和格兰特公园的反战游行示威中，把听到的一切都按字面加以理解。一个便衣女警察作证说，阿比·霍夫曼曾大喊：“我们需要很多武器。弄些石块、砖头、石头来。把砖头一块打成两块——这样比较容易隐藏，妇女们也能拿得动。”一个便衣警察说，被告们蓄意制造暴力事件以作为“革命的第一步”。一个芝加哥的官员告诉法庭，阿比曾对他说：“市政当局如果机灵的话，应该拿出10万块钱来资助我们这次节日。更好的办法是，给我10万块钱，我就离开本市。”这位官员把这一番话理解为企图敲诈。

经过了差不多五个月的作证和辩论之后，陪审团退庭；法官显然颇感快意地开始一个一个宣判藐视法庭罪。这件事共费了他两天时间，其中不少时间由被告方面的大喊大叫占去。当孔斯特勒听到他的主雇和他的合作律师被带走的时候——魏因格拉斯被判了两个月徒刑——他摇摇晃晃地在法庭里来回走着，最后无力地坐下，呜咽地说：“法官啊，我这一生就葬送在你的手下了。说我的问题吧。说我的问题吧。马上就判我罪吧，我实在不要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法官到最后才判他。他说：“从来还没有哪一位律师对我说过你在这次审讯中对我说的那些话。”他判了孔斯特勒4年零13天的监禁。

陪审团否定了所有被告的阴谋罪，但宣判戴维斯、德林杰、海登、霍夫曼和鲁宾都犯了越过州境煽动暴乱的罪行。法官判决他们每人五年徒刑，每人罚款5000元，并要他们交付诉讼费用——额外的5万元。但是这些判决没有完全生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一所美国上诉法院推翻了原判。上诉法院以二比一的表决结果承认有争议的反暴乱法——所谓的拉普·布朗法案——符合宪法，但仍然撤销了原判，理由是霍夫曼法官表现了“敌对性”行为，因为“从一开始的记录就明显看出”他对被告方面持“反对”态度。

芝加哥七被告案结果远远没有能够证明起诉有理，而它却成了对政府说来空前的一系列司法方面的灾难的先导。紧接在这个案件之后，便出现了哈里斯堡七被告、坎登十七被告、西雅图七被告、堪萨斯城四被告、埃文斯顿四被告、五角大楼泄密案，以及盖恩斯维尔八被告的审判。所有这些案件中的被告，从既成秩序的眼光来看都是异端分子，而这每一个案件中的被告最后又都由一个陪审团、一个法官或是一个上诉法院宣判无罪。对告密者的敌视和司法方面的偏见，是贯串各个案件的共同的两条线。此外，如马丁·阿诺德在《纽约时报》上所指出：“尽管一切证据都证明相反，人们一般都相信政府是有能力的，而当政府把理由不足，并且常常是措词无力的案子送进法院时，人们就对它生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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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罪于七被告的暴乱活动之所以发生的真正根源，是由于越南战争，它在1970年继续分裂和挫伤着整个国家。在这一年的开始阶段曾经有过情况好转的希望。头四个月西贡来的消息多少有一点令人鼓舞。艾布拉姆斯将军指挥下的美国部队避免同越共和北越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尼克松正在把美国驻军从54.3万人减到34万人，并且向全国保证到5月1日之前将再撤走另一批6万怨气兵。但是战事的结束看来仍旧遥遥无期。在巴黎，共产党人摈斥了尼克松的五点和平建议，并说：“我们的拒绝是坚决的、彻底的、绝对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拒绝了共产党人的一个方案，称它是：“新瓶装旧酒。”

美国阵亡人数在两年前芝加哥抗议示威期间还只2.5万人，这时已经超过4.4万大关。阻碍谈判突破的，是华盛顿公开宣布有20万美国军队还得多年留驻越南。在美国，在南越人中，在战斗部队里，厌战情绪已越来越明显。美国第四师的怨气兵除非走投无路的军官们进行威逼，拒绝投入战斗；另一个师的士兵辱骂尼克松，只要发现一位战地记者，他们就大喊大叫，用脏话咒骂尼克松；士兵们把要求和平的徽章和身份识别牌戴在一块儿；据估计美国军人中吸大麻叶的人数高达80％，而过量使用猛烈毒品致死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使这一切显得更糟的是美国军方最高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无能。美国伞兵对离河内23英里的山西地方一所战俘营——据信有70～100个美国空军飞行员关押在这里——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袭击。这次袭击本来应该是成功的，但是情报工做出了毛病——所有的战俘都先被撤走了。在这同一个星期里，美国空军飞机对北越进行了24小时的猛烈轰炸。五角大楼起先说这些出击是一项“防护性反应”行动的一部分，是为了保护没有武装的美国飞机。后来却又改口承认是对一些供应基地进行攻击。实际上，大吃一惊的全国人民后来得知，轰炸员的轰炸目标，是包括医院在内的。

白宫宣称，抛弃西贡政府是根本谈不上的，因为据说共产党人有一份三百万越南人的名单，要用“血浴”加以“处理”。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份名单，是大可怀疑的，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准备抛弃阮文绍将军的政权了。南越人对他们的美国盟友似乎也并不欣赏，甚至怀有敌意。西贡的闹事者烧掉了一具尼克松的模拟像，高喊“打倒美国人”，并指责美国在拖延战争。一个不祥之兆是，一些佛教徒像在吴庭艳被推翻之前一些和尚所做的那样，使用煤油和火柴进行自焚。一位南越政治家的儿子戴维·张，在美国巡回演说，他告诉听众，美国怨气兵同与他们并肩作战的南越兵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互相憎恨。

与此同时，美国人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亚洲的一个民主国家的说法，已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戴维的父亲与阮文绍作对而被捕入狱，成了南越政府的八万多名政治犯之一。战场上的美国人报道了私刑法庭对政府的批评者所用的酷刑和所定的罪名；尽管西贡最高法院宣判这些私刑法庭违反宪法，它们仍然继续开庭。而且阮文绍对美国财富的要求似乎永无止境。在华盛顿对西贡慷慨的支持几达十年之后，他仍不断地说他需要更多的美国装备，需要更长的时间训练他的军队，还需要更多更多的钱。他说如果他不能够得到这一切，一切后果他将全不能负责。

这一年美国人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莫过于再在另外一个东南亚国家发生战争，但是南越政府偏偏让这件事发生了。实际上美国空军对柬埔寨东部的共产党基地进行轰炸已经一年多了，不过很少有人知道此事。根据白宫来的命令，B－52型飞机对那里的丛林庇护所进行了3630次轰炸。参谋长联席会议很久以前就想把陆军派进去。尼克松却感到犹豫，他知道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会抗议对他的国家的中立地位的破坏。借助于搞两本账和严格保密，B－52飞机出击的消息完全可加以封锁。如果美国部队一旦跨过了边界，保密可就难了。

可是3月18日这一天，柬埔寨的局势由于发生了一次政变而起了戏剧性的变化。西哈努克意识到他的政府受到威胁，这时正在苏联要求苏联协助他设法使4万名越共和北越军队撤出他的国家，而柬埔寨朗诺将军就在此时接管了政权。朗诺是一个右派，他决不会谴责美国和南越联合进军去赶走进入柬埔寨的共产党的。政变之后六个星期，尼克松在电视上向美国人说，这一行动已经在进行中了。这种行动的目的是要破坏西贡西北面“鹦鹉嘴”上的越南的神经中枢、兵营基地和地下兵工厂。“五年以来，”总统说，“美国和南越都没有对这些庇护所进行攻击，因为我们不愿意侵犯一个中立国家的领土。”他没有提到，到那时为止，对柬埔寨已经私下里进行了14个月之久的轰炸。

入侵柬埔寨的军事价值是有争议的。当入侵仍在进行中时，尼克松把它叫做“一项巨大的成就——远远超过了预期的效果”。五角大楼声称越共将需要六个月至九个月的时间恢复这次所伤的元气，有人就此事问阮文绍，他却说：“我说他们永远也无法恢复了。柬埔寨从1964～1969年一直是第二个北越，是一片巨大的后方。”西贡的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宣称这次共缴获1500万发枪弹、7250万吨食物和2.5万支枪；敌方士兵死亡11285人，被俘2156人。同盟军方面死伤人数是，1138人死亡，4911人受伤。

但是现在柬埔寨被拖入了战争。原来潜伏在鹦鹉嘴的共产党军队对这次进攻做出反应，向西追赶朗诺的军队，占领了半个柬埔寨，威胁着首都金边，并在湄公河流域建立了一个新的安全供应路线。这样一来，华盛顿是和另外一个比阮文绍政权更无防御能力的政权纠缠在一起了。这次征伐中柬埔寨的一些目标所以没有实现，完全是由于这些目标的不现实。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里写道：“美国官员们谈论着为南越占领敌方指挥司令部的计划，仿佛在那丛林中也存在着一个反面的五角大楼，其中海军陆战队警卫人员、大小将军、绿呢台面会议桌等一应俱全。”这样的一个指挥所没有找到，因为，当然，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指挥所。

对柬埔寨进行的冒险行动造成的最大损害，是对美国国内的影响。公众反对这次新的卷入的抗议声是如此强烈，以致参议院最后吵嚷着只有国会才有宣战权，通过一项议案，要美国部队在7月之前撤出柬埔寨，并在同时停止对那里的空中支援。大学校园里反应之强烈，超过了过去所有的抗议行动。到了5月底，共有415所大专院校停过课。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学生总罢课，并且完全是自发的。到学期终了还有286所学校仍然处于瘫痪状态，而43个州的另外129所学校虽然宣称复课了，但有很多教室都空无一人。

5月9日至10日的周末，有十万多学生直捣华盛顿。白宫变成了一个武装兵营，前面是由市区公共汽车一辆挨一辆并排起来的屏障。总统最初的反应是傲慢的，在和五角大楼一些部长们的闲谈中，他把抗议者叫做“游民”。后来他决定摆出和解的姿态。那个星期的星期五晚上，他带了他的贴身仆从和一批秘密特工人员来到林肯纪念堂，要想同睡在那里的学生们谈话。“我对此事的感觉同你们一样深切。”他对他们说。为了能谈到一块儿，他大谈美国的足球活动，并问其中一个学生（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人）他是否喜爱冲浪运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个记者小组写道：“两个美国会晤了，但马上便在一种互不理解的状态中彼此越离越远了。”

使总统同样迷惑不解的，是内政部长沃尔特·希克尔给他写的一封信。希克尔曾经是一位保守的企业家，但他又是一位有六个儿子的父亲。他抗议政府在疏远青年。他对副总统阿格纽对青年的攻击特别感到愤怒。尼克松的公开反应是表示安抚，他向这位部长保证政府官员将不再用那种激烈口气讲话。但是希克尔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的信在到达椭圆形办公室之前，已由各报发表了。感恩节的前夕，尼克松把他叫到了白宫，以缺乏“相互信任”的理由将他撤职。几个小时之内，霍尔德曼的一位助手，带着一份应予清洗的人的名单来到内政部。六位高级官员被告知：“我们要你们辞职，我们要你们在5点钟之前离开这座大楼。”

如果这样算是粗暴，有些校园里的行动却更为粗暴。一个革命者的炸弹把威斯康星大学的陆军数学研究中心的边墙炸开了，炸死了一位物理学家，炸伤了四人，造成了600万元的损失【1973年11月，27岁的卡尔顿·刘易斯·阿姆斯特朗被宣判为这次爆炸案的罪犯，判徒刑23年。他的辩护律师是威廉·孔斯特勒。】。在学生主要是黑人的密西西比州立杰克逊大学里，学生同警察在一座宿舍楼前进行对抗，最后警察人员开火，使用大量铅弹枪、机关枪、步枪和穿甲枪，造成打死两个学生、伤九人的悲惨结果。由前宾夕法尼亚州长威廉·斯克兰顿负责的一个总统委员会，把这28秒钟的连续射击叫做“一次超出常情的、无理的过火反应”，但是当地的一个大陪审团却责备学生，声称“有人要去……参加社会骚扰和暴乱活动，当执法官员奉命前来恢复秩序时，他们就应该准备受伤或被打死”。

在多事的那一年，美国人中也不仅密西西比人认为学生活该受到攻击，而且受害的也并非仅是黑人。这年5月，扛着旗的曼哈顿硬帽建筑工人直接冲进一群反战示威游行者中，成了极得人心的事；白宫对他们加以表扬，也被认为是一种漂亮的策略行动。对青年的敌视具有很深的根源。年纪较大的美国人对年轻的亚文化群的几乎各个方面都看不惯：他们那长头发、印染的工装裤、喧噪的音乐，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姿态，以及那些摇滚舞集会的名称本身，什么“奶油”、“石头”、“惊恐万状铁路”等等。其中最令人反感的是烈性毒品。大学生（十几岁的青少年也盲目地模仿他们）张贴出渗开的彩色和变形的图像的使人憎厌的幻境画；他们若无其事地谈说麻醉剂如何使他们超脱、受到激发、感到谐调、上劲、过瘾、心惊、思想异常和忧郁；他们以举办摇滚舞音乐会的名义使刚成年的青少年离开他们的父母，这种集会表面上是跳舞，有时实际完全是进行罪恶活动。

伍德斯托克成了摇滚舞狂欢会的最高水准。据《滚石》周刊助理编辑约翰·莫思兰报道，预告下一年度要举行的48个主要大型音乐节，只有18个举办了。“主要的原因，”莫思兰说，“是政治性的。每当宣布要在某地举办一次音乐节的第二天，该地的市参议会和警察局就设法搞出个什么紧急法令，使举行大会成为不可能。”行政当局所以采取这种步骤是得到居民的赞许的——常常由于他们的恳求；有些地方的居民对于这一亚文化群的表现听到和见到的已经够多了，他们肯定不希望这种庆祝会在自己的后院内举行。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有些人是因为听到了关于1970年臭名昭著的摇滚舞音乐会——康涅狄格州米德尔菲尔德市粉末岭音乐节——的一些情况。

实际上，粉末岭音乐会远非一次盛会，它没有按照原计划进行。发起者签约邀请了25个乐队来参加在这个300英亩的滑雪地区的表演。但开幕日之前四天，一个市民委员会说服了一位法官，说他们这小小的居民点没有必要忍受那喧闹声、大麻烟卷、裸着身子的青少年，以及越共的旗子。法官颁发了禁令。这样乐队演员是给打发走了，但是已经来不及阻止前来参加的听众；这次集会的广告远至洛杉矶的许多地下报刊都登了出来，大批人群已经在旅途上，到8月第一个周末的星期五，便已有3.5万人到达。没有表演会等待他们，也没有饮食，没有足够的卫生设备。粉末岭成了一场等待发生的灾难，而这灾难也终于发生了。

天热得使人发昏，青少年们搭好了他们颜色丰富的帐篷之后，都把衣服脱光了。他们第一天在滑雪的休息棚屋附近的一个小池塘里裸着身子游泳，但是有太多的人在里面大小便，以至于到了星期日，这个池塘被宣布为有害健康区。自愿前来服务的长着胡须的秃顶的威廉·阿布鲁齐医生，对环境卫生十分关心，但这还不是他最担心的事；他最关心的事是麻醉剂。毒品贩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兜售大麻烟卷、可卡因、海洛因（“只要花一块五毛就可以享受不可思议的魔力”）、巴比土酸盐、“来得快”、LSD幻觉剂（“谁要买·先讲货色，后扬牌子”）。州警逮捕了70个离开人群的毒品贩子，其中有一个人口袋里装着1.3万元，但是他们大多数还是逃掉了。因小贩要价甚高，自己买不起的少年可以免费喝大桶里装的“电水”，那里面什么都有，任何人走过这里总有人求他把不论什么毒品扔些在里面。阿布鲁齐把他诊治的上千的服麻醉剂发生的事故都归咎于这种混账杂烩，这种服毒品人数比伍德斯托克还多，而那里参加的总人数却是这里的十倍以上。每一个米德尔菲德的居民都能讲出一些服麻醉剂的年轻人胡闹的故事。

显然，粉末岭同反战的抗议运动是毫不相干的，但是批评此事的人却认为，青年亚文化群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它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使人想到它的另一些方面。尼克松宣布入侵柬埔寨后不久，大学强烈反应中最令人难忘的强烈象征，是州立肯特大学惨案，而这事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表示抗议。从各方面来看，那里的骚乱的最初几个阶段，不管怎样都是会发生的。同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不一样，俄亥俄州立肯特大学一向没有闹事的传统。足球赛在肯特大学仍然是大事；每当获得一次球赛胜利时，学生们会在校内广场上鸣胜利之钟。学校有同学舞会，市镇上有闲聊喝啤酒的小酒店。说实在的，那个闷热的星期五夜晚的动乱就是由一场狂饮啤酒的活动发端的。

学生从一家酒吧间涌了出来，他们要在街道上跳舞。一个发怒的驾驶汽车的人开大油门，似乎是要向他们冲去。几个喝醉了的学生爬上汽车，打碎了汽车的玻璃，放火烧了一些垃圾桶，并且敲碎了一些商店橱窗玻璃。肯特的警察根据勒鲁瓦·萨特朗市长的命令，把闹事的学生从小酒馆里赶了出来。在把学生向校园赶去时，他们用催泪弹轰走一群死硬分子。第二天，州立肯特大学少数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得到校方同意晚上举行一次群众会。在注册入学的将近两万名学生中，约有八百名来参加了大会。他们对教职员和校警喊着：“一二三四，我们不要你们那个屌战争！”群众把大会转变成为一场示威。他们的行动失去了控制，冲散了一个舞会，又把点着的铁路照明用火把从窗口投进广场对面单层的后备军官训练队的房屋。消防队来到现场时，示威学生用石块砸他们，又用大砍刀把水龙软管剁断。那房屋竟被完全烧光。

萨特朗市长没有通知学校当局，就向国民警卫队求救。詹姆斯·罗兹州长立即派出了一支配备M－1型步枪、科尔特左轮手枪和催泪弹的500人的队伍。学生用汽油喷到树上燃起大火来阻止他们，但是到星期日午夜，火灭了，一切都似乎被控制住了。这时，罗兹州长来到了校园。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于星期二将要对参议员候选人进行初选，而罗兹是候选人之一。他可能得到的票显然大大落后——最后他仍失败了——但他仍在做最后的努力企图扭转局势。肯特大学的形势看来可以利用一下。他召集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关于学生他说：“我们将采用执行法律的一切手段把他们从肯特大学赶出去……他们比褐衫党、共产党、夜间骑士和自卫团【褐衫党指德国纳粹党；夜间骑士（见前）和自卫团为美国民间反动组织。——译者】都更坏。他们是我们在美国包庇的最坏的一类人。”

为罗兹州长说一句公道话，应当指出国民警卫队听到的恣意攻击学生的话也并非仅仅来自罗兹。司法部长米切尔攻击校园里的好斗分子，把他们叫做匪帮；尼克松总统和阿格纽副总统也是如此，阿格纽的被广泛引用的一句话是：“年轻的一代中的闹事者只是一伙流氓，他们不配享有美国青年的称号。”萨特朗市长在肯特大学发表了不少刺激性的讲话，而国民警卫队的罗伯特·坎特伯里准将则简直就是有意煽动暴乱。既然种下恶根，他们在星期一中午就不免难逃恶果。这一天已恢复上课，校园里起初看来似乎是很平静。有几个学生于正午时敲打胜利之钟，大约一千名学生聚集到校内广场上举行和平示威，另外有大约两千人在旁观看。这时来了两辆吉普车，车里的国民警卫队员用扩音器喊叫：“撤出广场区。你们无权集会。”学生们做出侮辱性的手势，向他们扔石头，并大声叫喊：“猪滚出校园去！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坎特伯里准将对记者说：“得让这些学生认识认识法律和秩序是怎么回事。”国民警卫队的西尔威斯特·德尔科尔索少将在他的部队的众目睽睽之下，捡起了几块石头，向学生们砸去。

这时大约是12点15分。国民警卫队的两个战斗班对密集的学生放催泪弹，有几个学生把催泪弹扔了回去，但都达不到目标。另外一部分学生开始逃跑，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队伍在两座楼之间追赶他们。这些国民警卫队员忽然发现他们在这里已被包围了，前面有一排栅栏挡住，两边全是向他们扔石块的学生。他们的处境其实并不真是很严重；石块砸不到他们，许多旁观者还在哈哈大笑。这时候警卫队的催泪弹用完了，他们开始向一个小山坡上撤退，不安地回头望着。这情况是很可怕的。国民警卫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上周周末他们就曾用刺刀刺了三个学生——他们的M－1型步枪里都装着实弹。据以宾夕法尼亚前州长威廉·斯克兰顿为首的一个总统委员会后来所说：“警卫队只差用拇指拨一下保险栓和用食指扳一下扳机了。”

后来有人提出，有一批警卫队员有心要对触犯他们的人开火。一些照片显示，有十来个警卫队员挤在一起，形成证人所说的“一团”。另有一件奇怪的证据，是当场录音的一份录音带。从上面可以听出在那可悲的13秒钟的乱射之前，曾有一声单响。这一枪是特伦斯·诺曼放的，可能是一个讯号，也可能是出于惊恐。诺曼是一个挂名的“自由摄影师”，实际上是受中央情报局雇用的告密者（此外他还很可能是受雇于该大学，该大学也拥有秘密特工人员）。诺曼携带着一把手枪，有些旁观者说看到他拔出手枪并放了一枪，时间不是在关键时刻之前，就是在那关键时刻之后。可以肯定的情况是，警卫队于下午12点24分到达小山坡顶上时便跪下来用枪瞄准学生——学生离开他们好几百英尺，不可能有办法伤害他们——好像是接到命令开枪的（同警卫队在一起的坎特伯里准将却正把头转向另一面）。射击之后是一片可怕的寂静。一个姑娘在这寂静中尖声叫出：“我的上帝啊，他们要打死我们！”

13个学生被枪打中，其中四个——没有一个是好斗分子，而有一个还是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学员——被打死。一股鲜血从一个青年的头部涌出，浸透了他携带的课本；另一个男青年用一块布堵着一个朋友的肚子，徒劳无益地设法堵住流血。警卫队没有做任何事来帮助被他们打伤的人。

事件以后，警卫队里没有一个人为这场杀人事件而被检举。虽然司法部长米切尔宣称美国教育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悲痛的一个学期”，他说：“社会骚乱的最显著的标志莫过于大学校园里的枪声。”虽然由三百名联邦调查局人员进行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警卫队当时并无任何被伤害的危险，事后警卫队只是共同策划把事件归罪于一群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性的暴徒，司法部却公然拒绝组成联邦大陪审团。就这样一直拖了很久，直到1974年3月才发出了八份起诉书。

当时，俄亥俄州的一个大陪审团宣布警卫队无罪，反而对另外25个人起诉，其中包括学生会的主席。最后虽然没有一个人被宣判有罪，但是造成一种广泛的看法，认为这些受害者罪有应得。由于尼克松总统暗示，暴力的抗议结果引起了暴力，因而更加强了这种看法；这次事件，他说：“应当再一次提醒我们，当不满发展成为暴力时，就会引起悲剧。”斯克兰顿委员会说：“警卫队开的61枪肯定不能说是有道理的。”阿格纽副总统把他们的报告称之为“纵容的精神食粮”，又说事件发生的责任在于“大学行政大楼台阶上和教师休息室门前”的学生。任何其他的解释，他说，将是“最不负责任地拿别人来做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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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尼克松宣布对柬埔寨的军事冒险而引起的校园骚动，是接连发生的一连串事件的主要环节，这些事件终于在两年之后，产生了对华盛顿水门大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楼进行窃听的问题。第一个环节是刊载于1969年5月19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由威廉·比彻署名的报道，他是该报负责国防部的采访记者。这篇报道是这样开始的：“根据尼克松政府方面的消息，美国B－52型轰炸机近几个星期以来，首次轰炸了设在柬埔寨的越共和北越的供应库，但是柬埔寨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尼克松很惊慌。他感到他最担忧的东部权势集团报刊的不负责任的行径现已得到证实了，而当《纽约时报》刊载出在同俄国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美方进行准备的技术细节时，他感到他的担忧再度得到了证实。按照宪法，对比彻和他代表的报纸，他不能有多少办法，但是他至少可以设法从他自己的政府中清查出是谁把这保密资料透露给新闻界的。他同基辛格进行磋商，基辛格草拟了一个13人的名单，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五名助手，因为他们也知道秘密轰炸柬埔寨的内幕。遵照总统的命令，联邦调查局对他们的电话进行窃听；四个发表了泄密材料的新闻记者的电话也给安上了窃听设备，这四人是：比彻、《纽约时报》派驻国务院的赫德里克·史密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文·卡尔布和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亨利·布兰登。这是白宫首次进入可疑活动的半明不暗地区，但结果毫无所得，比彻的消息来源始终没有被发现。

总统对胡佛的联邦调查局和里查德·赫尔姆斯的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效率开始有怀疑。在1970年5月发生的一些事件之后，他的怀疑更加深了。尼克松坚信大学风潮是外国煽动者策划的，很可能是古巴人、埃及人和东欧人。他要中央情报局把他们查出来。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之后，该局报告说，所有的煽动者都是美国本国人。总统把同样的任务交给联邦调查局，该局所得结果仍完全相同。椭圆形办公室仍然不满，于是命令增加更多的电话窃听装置，并且采取新招儿，闯入可疑的办公室和住宅进行搜查。这些活动由一个新的国内安全小组来指挥，这小组包括全国最高级的情报人员：胡佛、赫尔姆斯、国防情报署和国家安全局的两位领导人。他们的行动命令要由29岁的印第安纳州律师、总统演说撰稿人汤姆·查尔斯·休斯敦来草拟。

四位情报单位的领导人于1970年6月5日在总统办公室里集会，同总统一起照了相。总统告诉他们，他要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监督国家安全，由胡佛担任主席。他们得在8月1日开始行动。这期间，休斯敦当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草拟行动计划。在他们两人开头的一次会晤中，胡佛向休斯敦解释客观情报工作的历史发展情况，企图使这位年轻律师别那么热心于非法的计谋。休斯敦不耐烦地回答说：“我们谈的不是已死亡的过去，而是活生生的现在。”除了电子侦察和秘密入户搜查之外，他的计划还包括要拆查信件、在各校园里吸收更多的人充当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要求中央情报局对居住国外的学生和其他美国人进行侦察。

作为一个律师，这个印第安纳人完全知道，入户搜查以及他称之为“邮件采访”等行为都是严重罪行，但他不管怎样还是要照样干。他曾写道：“这些技术的使用显然是非法的，等于是盗窃行为。这种做法也是非常冒险的，如果被揭露出来，将会弄得非常难堪。不过，这也是最有成效的办法，这样就能够获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获得的情报。”他辩论说，这样它带来的好处的价值，“便超过了所冒的风险”。胡佛对此不同意。在休斯敦的报告上，这位局长批注说，他不愿意担任小组的主席，甚至也不愿充当小组的成员。休斯敦感到难堪。他于7月初给霍尔德曼送去一份备忘录，对联邦调查局长的批注加以评论说：“他的反对意见一般是前后矛盾和毫无意义的——大多不过是表示担心事情被公众知道后使情报界（也就是胡佛）感到难堪。”尼克松于7月23日在这个年轻律师起草的一份“决策备忘录”上签字，批准了他的计划，但是胡佛看到以后，向米切尔提出抗议，米切尔于是同总统进行了讨论，总统就把整个这件事搁置下来。休斯敦十分不满，于这年秋季辞职回家，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去操律师业。他的情报工作任务委派给了白宫的一位新手，总统顾问约翰·韦斯利·迪安三世。

下一年春季，《纽约时报》开始刊载新泄露的五角大楼的消息，尼克松断定他的政府已守不住秘密，决定采取措施，并决定越过胡佛。于是，总统设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小组的任务——照他自己后来的解释——是“在有关安全的泄密问题上堵塞漏洞和对其他有关国家安全的敏感事件进行调查”。

日后将使总统布置的潜入窃听事件成为本世纪以来美国最大的一件丑闻的一批人，原来还互不相识，这时已开始脱离政府的工作，可以接受新的任务了。霍华德·亨特由于美国驻马德里大使认为他是一个阴谋家，不同意任命他担任那里的副站长，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官运已在走下坡路，到州立肯特大学惨案发生的时候，他已经辞职了。四个月之后，小詹姆斯·麦科德辞掉了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职务，而在这之后八个月，财政部辞退了戈登·利迪，理由是他在全国步枪协会一次大会上未经批准发表了一篇赞扬私人拥有枪支的演说。

来自基辛格班子的一位32岁的律师戴维·扬，在总统办公大楼地下室16号房间成立了特别调查组总部。《纽约时报》刊载了一段简明新闻，报道扬同他的一位同事小埃吉尔·克罗在从事泄密的堵漏工作。扬的一位亲戚看了报纸后对他说：“你为白宫搞堵漏工作，你祖父在世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他就是一个专门堵漏的管子工。”戴维于是在他的新办公室门上钉了一块牌子：“扬先生——管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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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领导1970年进行的中期选举是在按照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竞选运动的总顾问默里·乔蒂纳定下的原则进行的。这个原则很简单，那就是，美国人投票只是为了反对某个候选人，而不是拥护哪个候选人。有心追求总统职位的人，按照乔蒂纳的教导，对自己的竞选纲领满可以不必认真考虑，而对他的竞选对手的经历、观点、作风和私生活中的最见不得人的方面，要尽量予以猛烈抨击。如果他找不出对手有什么事情，那就捏造一些。对总统持批评态度的人在谈到“那个老兄尼克松”时，就是指的这种策略。这年秋季，共和党的策略是要把所有党提名的竞选人，都变成“那个老兄尼克松”。这将是第一次花费1亿美元竞选费的国会选举，而共和党主要的急先锋将由总统顾问布赖斯·哈洛称之为“充满了电的阿格纽”的副总统来担任。

的确共和党需要拥有某种推动力才行。上一年11月，盖洛普民意测验赞成尼克松的人数达到68％，但是自从那时以来，由于通货膨胀日益恶化、柬埔寨问题、卡利案件和失业人数继续增长，赞成他的人数已不断下降。年初时候，尼克松就告诉共和党的领导人，如果失业率达到5.5％，那他们在11月的选举中就将失败。失业率后来上升到5.8％，年底之前达到了6％。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得不错，3月里签订了禁止核扩散条约，然而，这些成就和政府关于岁入的分享计划，都没有在选民中引起多大兴趣。政府的福利改革计划也缺乏吸引力。尼克松保证要保留学童就近上学不开汽车接送，在南部深受欢迎，但是却激怒了北部的黑人，而随着黑人中产阶级的出现，黑人选票已越来越举足轻重了。到11月，美国将有13位黑人国会议员、81位黑人市长和镇长、198位黑人州议员和1567位黑人地方政府官员。

白宫认为让副总统按照乔蒂纳教导进行竞选可再适合不过了。他刚到华盛顿的头一年，在讲坛上特别活跃，一共发表了77次重要演讲，他的听众人数很多而且对他的讲话表示欣赏。1970年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在最受人敬重的美国人中他被排在第三位，仅次于总统和比利·格雷厄姆。固然，明尼苏达大学11位教师曾向他呼吁，不要“把温和主义者赶到极端主义者一边去”。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曾经把他叫做“制造分裂的有害影响”，共和党的弗朗西斯·萨金特州长曾公开宣布他为马萨诸塞州所不欢迎的人。但是大学教授和麦戈文都已被认为是政府的天然仇敌，而居民中有三十万大学生的萨金特的那个州，一向被看成是联邦中最自由主义的一个州。不论怎样，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呼吁美国人“停止互相大声对骂”，政府成员中很早就有人不理会这呼吁，其中就有阿格纽。（“我打算在一片喧闹声中让人听到我的讲话，”这位副总统曾说，“即使我必须提高嗓门也行。”）而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对阿格纽式的装腔作势，有意哗众取宠的腔调却大为欣赏：

有些报纸清除垃圾的方法，是把它印出来。

要求参议员富布赖特提出关于外交政策的意见，等于要求“波士顿掐脖子暗杀犯”为你按摩一下脖子。

如果说表示异议就会使美国人民两极分化，那我说，现在正该是来一个积极的两极分化的时刻了。

暴力行动得逞，就会滋长进一步的暴力行动，而永久不停的暴力行动，最终将产生极残酷的对抗。

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在于一种矫揉造作和自我虐待狂的复杂的思想状况——认为我们的社会准则是虚假的而模糊地感到心神不安，认为爱国、诚实、美德、勤勉等似乎都出了点什么问题。

阿格纽于1970年秋季到32个州去游历演说，行程共3.2万英里。他于9月1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号召选民们把民主党人作为“激进的自由派”加以抵制，从而为自己的竞选运动定下调子。后来，他把“激进的自由派”一词压缩成为“激自派”，并解释说他所指的这种政治家可以肯定“几乎每次投票都会违反法律和秩序以及代议制社会的利益、都会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对自己本党内跃跃欲试的人并不都表赞同——“我不得不把争取获选的一位共和党人归入上述的一类，那就是纽约州的参议员古德尔”；对反对党提名的人则一概加以谴责：“民主党的候选人是一批纵容一切的候选人，他们倾向于迁就混乱局面，讨好不法分子。”他那满篇长字的无聊议论，还由总统的两位演说撰稿人——威廉·萨菲尔和帕特·布坎南——加以润色。依靠这两位的生花妙笔，他把参院的鸽派斥为“搞叛卖的议员”和“被娇惯的奇才”。民主党提名的全部候选人被统统称之为“否定一切的吹毛求疵的头儿脑儿”、“卑怯的骑墙派”、“动摇的代理人”、“遁世的左派”和迎合“以知识分子相标榜的愚蠢时尚”的“绝望的、歇斯底里的历史多疑病患者”。说到他那浮夸的词句，他说自己喜爱用隐喻和押头韵，“但是我并不需要什么花招来使我的话为人所理解。我只是简单说明美国当前的问题是什么事”。

总统同他是一致的，在历时23天、先后到过22个州的17240英里的巡回竞选演说中，唱的是差不多完全相同的调子。每次演说，他都采取攻势。同阿格纽一样，总统不为自己的政绩辩护，不谈任何目标，不提出任何理想，那都是违背乔蒂纳规定的原则的。他只是一味攻击学生、麻醉毒品、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暴乱者、逃避兵役的人、烧国旗者、搞同性关系者、罪犯、男女乱交和淫书淫画等，而把所有这些，都同民主党人联系在一起。投票的前夕，共和党把总统最刺耳的演说之一在电视上重播出来而使情况达到了高潮。前一个星期四晚上，在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示威者曾用鸡蛋和石块打他的轿车，企图砸碎窗玻璃，还敲打汽车车门。“你不能不看到他们的面容，”当时跟随他的一个助手后来说，“看到他们脸上的仇恨——他也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了。”《时代》杂志特别提到这次事件受到了“一切负责和半负责方面人士的谴责”。然而事过之后，总统在菲尼克斯的讲话中，似乎把这个事件归罪于所有批评他的人。他发誓，“任何一伙暴力恶棍都不能阻止我出去同美国人民谈话”——言外之意是，民主党人正设法要阻止他——而关于持异议者，他说：“他们不是什么浪漫派的革命者。他们同样是一些一向为害善良人民的恶棍和土匪。”他最后说：“我们的处理方法，新的处理方法是，要求制定新的强硬的法律，使和平势力能有新的力量以对付美国的罪恶势力。”

选举前夕重播的这篇演说的质量，同演说的基本思想一样，是杂乱粗糙的，有时简直是语无伦次。这次重播历时15分钟。接着的一刻钟由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自己付费使用，他的讲话是为另一党所作答辩。马斯基态度平静，说话极有分寸——也具有毁灭性力量。谈到尼克松和阿格纽恶意诽谤民主党，指责该党不忠于国家，他说：“这是撒谎，美国人民也知道这是撒谎……竞选政纲只有两种……恐惧性的政纲和表示信任的政纲。一种政纲说：你们已被种种可怕的危险包围着……另一种说：世界是一个令人困惑和变化莫测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按照人的意愿来对它加以塑造……因此，明天你们投民主党的票，就是为表示信任而投票……表示信任你们的同胞……尤其是表示对你们自己的信任。”

马斯基指出，人人都是相信法律和秩序的；民主党对政府提出的控制犯罪的议案在表决时完全赞成。但是，关于种族间的紧张关系、环境污染和经济问题怎么样？关于全国的团结又怎样呢？他说：“有些人设法利用我们共同的不幸，来为党派利益服务，但他们不是靠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而是靠使用空洞的恫吓和恶意的造谣中伤。”他号召选民们拒绝支持他们。

选民们真这样做了。民主党人在众议院里增加了12个席位，把他们与共和党的差数扩大到253对180。共和党失去了11个州长职位。他们原来在州政权方面是以32对18领先；现在削减到29比21。和1968年相比，民主党候选人的平均票数增加了3％。共和党于选举运动初期，原希望多赢得参议院8个席位，以便重新获得参议院的控制权。那时看起来，这似乎是可能的，因为民主党在参议院里拿不准的席位两倍于此数。等情况澄清以后，大家看到共和党不过只得到其中两席，有一席有无价值还十分可疑；在康涅狄格州，一位保守的民主党人托马斯·多德被一位开明的共和党人小洛厄尔·韦克取代了。

为了给选举的结果尽可能的涂脂抹粉，尼克松声称获得了“思想上的胜利”，他指出艾伯特·戈尔在田纳西州、约瑟夫·泰丁斯在马里兰州和查尔斯·古德尔在纽约州的失败；在纽约州，保守党候选人詹姆斯·巴克利已经以仅仅39％的选票，获得了一次具有三重意义的胜利。但是所有这些由于艾德莱·史蒂文森三世在伊利诺伊州和约翰·滕尼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胜利，以及政府大力支持的乔治·布什在得克萨斯州的失败全部抵消了。最使白宫感到沮丧的，是已出现对1972年大选不利的恶兆。除在田纳西州外，著名的共和党的南部策略结果一无所成。在南部以外共和党也失去了一些关键性的州议院。尼克松－阿格纽的特殊努力在新泽西州、威斯康星州、北达科他州、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和新墨西哥州都遭到失败，在对下一届总统竞选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几个大州——加利福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密执安州——也都搞得很糟。

开明的共和党里彭协会的主席，把这次结果总结为共和党“自1964年以来最糟糕的一次表演”，而且对于尼克松所作的解释，他说：“尼克松愈是声明说他现在拥有了一个起作用的思想方面的多数，他就愈不可能在1972年拿国会做替罪羊了。”选举之后，共和党的州长们在爱达荷州太阳谷集会时常说的一个笑话是，他们其实是应当在死谷集会的。两年之前曾经使总统获得大量超额票数的印第安纳州的州长说，连他在该州的处境也很不妙了。新墨西哥州长警告他的共和党同志，共和党“在选举中之所以失败了，是因为它的策略完全是消极的。”专栏作家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写道：“理查德·尼克松的总统的威望，于1970年秋季……降低到了最低点。”事实上后来还继续下降了。这年冬季，盖洛普民意测验说明美国人赞成总统的比例，从56％降到51％，又降到50％，又降到49％。在哈里斯民意测验中，马斯基赶过尼克松，领先了3％；随后的几个月里，这个差数扩大到5％，继而又扩大到8％——47％比39％。《新闻周刊》提出了尼克松可能只能做一任总统说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尼克松同他的一些主要顾问们聚集到比斯坎岛来进行一次事后检查——其中一位反映出主人对体育运动行话的爱好，把这次聚会叫做“对比赛计划的审查”。感到特别忧虑的米切尔说，总统的行径让人觉得他好像是在“竞选县执法官”。大家都同意两年之后，决不能再重复这次的表演。从现在起，尼克松必须显得是超然于党派斗争之上，作为总统进行他的工作。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新主席将由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担任，他是共和党的一位铁杆干将。

但这还不是这次聚会所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如一位参加会议的人事后所说：“我们知道自己是处于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中，所以我们决不能把这项任务委托给委员会里的那批小心翼翼的老油子们去干。”稍后，另一位又说：“所作的决定是把党派政治从他妈的白宫里清扫出来弄到街对面去搞”——街对面就是离白宫150码的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的一座钢铁和玻璃结构的高楼。在那里，独立的“总统竞选连任公民委员会”于1971年3月在这座高楼的二层楼上开设了备有全新家具、时髦室内装饰和深橙色丝绒地毯的办事处。在约翰·米切尔辞掉司法部长来接管这个办事处之前，它一直由霍尔德曼的亲信杰布·斯图尔德·马格鲁德负责。马格鲁德的保卫科长将是小詹姆斯·麦科德。他的顾问是戈登·利迪。这个委员会后来所有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叫它“克里普”。【原文CREEP，本为“总统竞选连任公民委员会”的英文名称的缩写。但creep本身作为一词又有“爬行”或“令人厌恶的人”等意。——译者】

第三十六章 美利坚分裂国

那年冬季，怀往忆旧成了一大生意经。雪茄烟店门前摆设的大雕印第安人像每个卖价达4000元之多，1938年发行的《超人》连环画报则售价400元。一位意大利设计师重新推广了丽塔·海沃思的服装式样，让他的模特儿穿着这种上身是衬衫下身是张开的裙子的服装，合着管乐演奏的摇滚乐的节奏漫步。大学女生甚至倒退得更远，穿上了1900年前后的长及踝骨的大衣，戴上了老奶奶戴的钢架眼镜。箭牌衬衫展出了1906年的设计式样，赫兹广告公司的广告采用了古铜色的油墨和早已过时的维多利亚式字模。嬉皮士们戴上了米老鼠牌手表。300多家电台重播了奥森·韦尔斯的《星球大战》，来庆祝万灵节的前夕。百老汇演出的一个最吸引人的——也是最赚钱的——剧目，是把20年代的歌舞剧《不，不，南尼特》重新搬上舞台。演出的第一个星期，收入达3.5万元；票价高到每张25元；该剧主题歌《我要过得愉快》又流行起来。舞蹈由巴斯比·伯克利设计。主角是60岁的鲁比·基勒。当她和着“二人茶会”的曲调跳起踢舞时，观看首场演出的观众全都跳起来，向她欢呼。

1971年重新印行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1897年的商品目录第104期，并由佩雷尔曼和理查德·罗维尔另写了一篇再版序言，这也是以旧取胜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例子。出版者原想只有图书馆会购买来充实参考书架，但结果出乎意料之外，以每册14.95元的价格，竟售出20万册之多。很快，一家“怀旧读书会”也到处开设分会，提供各种旧电影广告合订本、黄色杂志故事汇编以及迪克·特雷西、小孤儿安妮和巴克·罗杰斯的传奇小说。南希·德鲁和哈迪·博伊斯的侦探小说也畅销一时。郎金交响乐唱片社出售题为“想起那无线电广播的黄金时代”、“大乐队时代的伟大歌手”、“承蒙记忆”、“难忘的岁月”、“记忆中的岁月”和“大乐队时代的主题歌”等30年代歌曲和广播剧目唱片集，获利数百万美元。在这方面，最为野心勃勃的计划是时代－生活公司发行的一大批唱片集，以立体声重录了许多摇滚舞名乐队的演奏，其中包括格伦·米勒、哈里·詹姆斯、阿蒂·肖、汤米·多尔西、莱斯·布朗、伍迪·赫尔曼、查利·巴尼特、吉米·伦斯福特、克劳德、索恩希尔、莱昂内尔·汉普顿等，当然还有本尼·古德曼。

这种时代的心声是很明确的：美国人由于厌恶现时而向往过去。尽管1971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但是这些事件的性质并未能使1971年的情况比1970年有所改善。后来的通货膨胀使得1971年的通货膨胀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当时人们却感到简直难以想像。2月份批发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为17年来所未有。总的来说，生活费用在五年内增长了25％。同时，联邦调查局的数字表明，重大犯罪活动在60年代增加了176％。在前一年中，美国共发生犯罪案件550万起；在1960年，1/3的犯罪活动能够破案，现在的破案率却只有1/5。性病的传播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淋病变成了全国范围的流行病，但却没有预防感染的疫苗。

各种变化继续以惊人的步调改变着美国的面貌。现在可以得到的新的人口调查数字，除说明其他许多问题外，还表明由于60年代农场主大量外迁，农业人口再次下降了40％。无固定住址的人再一次增加，现在有600万美国人居住在汽车拖车里。改变城市生活模式的一项有效措施，是发展居民区商场。第一个这样的商场1959年在缅因州波特兰市外建成，在其后的十年里，市中心的零售营业额下降了71％。截至尼克松政府的第二年，全国已有1.3万多个居民区商场，对美国闹市区商店造成更加毁灭性的打击。另一些含有不祥征兆的数字——尼克松政府是并不以为然的——已预示能源危机。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汽油消费量已增加了四倍，用电量则增加了六倍。

那年对传统而言真是个凶年。劳斯莱斯汽车公司宣告破产。陆军部宣布，此后，已婚的陆军妇女服务队队员和护士可以在生孩子后，继续服役。气象员派的一颗炸弹在一间男厕所爆炸，厕所就在参议院会议室的下边，使得整个国会山为之震动。罗马天主教教会宣布，过去五年中，有一千四百所教会学校关闭。《展望》以停刊来纪念全国杂志周。以制作高级羹汤闻名的美食公司，由于被新泽西州卫生当局发现其商品引起食物中毒，而宣告倒闭，一百二十多万罐奶油土豆汤不得不全部销毁。在伯克利市参议会，激进派获得了四个空缺中的三个席位。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不能因为被告付不起罚款而加以监禁，此后，“缴付罚款30元或坐监30天”的判决就再也听不到了。

1971年，高等院校的校园比较平静。肯特州立大学的影响明显可见。《花花公子》杂志对学生的意见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只有36％的学生讲“我现在是要抗议的”，不过即使这些人也还要加上一句“但不使用暴力”。《加利福尼亚日报》的一位投稿人写道：“伯克利市的生活堕落了，吸毒者的绝望感弥漫了大半个社会。我们坐在一起不是吸毒，便是喝酒，或冥想着新型的立体音乐……而太多的人只是在期待生活，却不是过着自己的生活。”密执安大学社会工作教授约翰·厄利奇说：“许多学生都悲观失望，离心离德。”然而，厄利奇也说：“更多的学生则仍准备献身于社会变革。”和过去相比，主要的差别是，积极分子不再在校园里进行示威了。狂热分子（他们仍然为数不少）现在愈来愈集中到华盛顿去。使他们发出最响亮的呼声的原因——战争——仍然一成未变。如果说1970年是印度支那的柬埔寨年，那么，1971年便是老挝年。此外，这一年还打消了任何认为阮文绍总统统治下的南越正在走向民主的残存幻想。

※※※

1971年南越总统竞选出现具有吉尔伯特－沙利文滑稽歌剧式的情况可以一直追溯到1967年的选举。那一次，阮文绍－阮高其这一搭档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有11个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只获得35％的选票。阮文绍不喜欢那个结局。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觉得丢了面子。这次可不能再那样了。于是在他的指示下，越南国民议会要求以后希望提名的候选人必须先征得4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100名省、市议员表示支持的签名（如选择后者，每个地方议会议员的签名还必须由本省省长连署）。

阮文绍有两个需要认真对付的对手：一个是阮高其，一个是有人望的杨文明将军。阮高其和杨文明有个君子协定：彼此互不妨碍。杨文明还说，如果察觉选举有舞弊情况，他就退出选举。舞弊的事果然出现：阮文绍的最高法院利用技术细节，取消了阮高其的候选人资格。杨文明一怒之下，带着证明阮文绍总统操纵选举的其他有关措施的证据，访问了美国大使馆，这些材料中有阮文绍通知各省省长收买选票，调动“那些不友好公务人员的工作”，以及投假选票的书面指示。杨文明于是退出了总统竞选，并且解释说，他不能“容忍这出令人作呕的滑稽剧，其结果会剥夺全体人民实现民主政权的希望并阻碍整个越南民族的重新和解”。

这样一来，阮文绍就没有竞选对手了，这局面使他高兴，却使华盛顿感到惊慌。在美国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提出抗议之后，越南最高法院顺从地推翻了自己的裁决，承认阮高其的提名有效，他的名字可列入候选人名单。但是阮高其也有自尊心。此外，他还怀疑阮文绍给各省省长的命令，实际上已使竞选成了定局。因此，他也退出了竞选，把总统称为“滑稽剧的主角”。选举如期举行，这位滑稽剧主角获得94.3％的选票，其余为废票。阮文绍宣称，人民对他的领导表示如此“令人震惊的”信任，使他深感满意。但是，现在取得这种代价极高的胜利实在并不是时候。到了年底，美国驻南越部队的数目将下降到15.8万人，而阮文绍军队独立作战的能力却大可怀疑。

最可笑的是南越在老挝的一次军事行动更加深了这种怀疑，因为南越原想借此来大振军威的。为了证明越南化做法切实可行，1.6万名越南共和国部队奉命越过非军事化地区，沿九号公路进入老挝，切断了胡志明小道。这条神话般的像蜘蛛网一样的供应通道，那时在某些地段已宽达50英里。在军事史上，策划行动的人还很少有如此不知保守机密的。在这次军事行动前的几个星期中，自负的驻西贡美国军官就对新闻界说明敌人只有两种选择余地：北越人要么必须放弃在老挝的基地，要么坚持战斗，而如果战斗，就会被消灭。为了宣扬这次行动只有本地人参加，在离老挝边界200码的九号公路上竖起“美国人员到此止步”的牌子。当记者指出这次行动的代号“杜威峡谷Ⅱ”是个美国名字时，这个代号很快换成了“兰山719”。

一直伴随着大张旗鼓的宣传，“兰山719”号行动于1971年2月8日发动。第一批报道宣称取得胜利。军事记者只知道部队在缓慢前进，没有遇到明显抵抗。一支装甲部队在两周内只前进了11英里。接着就灾难临头。敌人用坦克、重型火箭、密集的大炮和北越四个最精锐的师发起了攻击。在西贡，美国副司令官弗雷德里克·韦兰德少将承认，南越的损失“比春节攻势时还要大”。阮文绍的所谓王牌军第一师的营指挥官们由于无法前进，请求撤退，但是遭到了拒绝，因为如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一书里所说的：“美国司令部和白宫曾经宣称，越南共和国军在5月份旱季结束以前将留在老挝并占据胡志明小道，越南共和国军的高级军官不敢违背美国人的话。”

第一师的步兵惊慌失措，他们放弃了阵地，炸毁了自己的大炮，奋不顾身地披荆斩棘穿过丛林跑到美国直升机能够营救他们的林中空地。那一周，美国人在晚间电视新闻节目里，都看到越南共和国惊慌的士兵紧紧抓着直升机的滑橇。只是美国空中力量进行干预才避免了全军覆灭的灾难。这场为时45天的战役结束时，南越部队的伤亡超过了半数——3800人阵亡，5200人受伤。有八个营失去了战斗力。而胡志明小道的运输量实际上更增加了。尼克松于4月上旬，对全国公众说：“今晚我可以向各位报告，越南化成功了。”批评他的人，指责他侮辱了全国人民的智力。

美国的反战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对此做出反应。4月18日，越南战争退伍军人反战协会于国会山下扎营，并且在最高法院前设置了纠察线。总统顾问查尔斯·科尔森慌忙组织了退伍军人争取公正和平协会；卡尔·麦金太尔牧师又组织了另一个对立面团体——争取胜利爱国者协会——要求尼克松抛弃他那畏首畏尾的越南政策，“按上帝的意志使用刀剑”。政府官员们责备新闻评论员没有为退伍军人争取公正和平协会和争取胜利爱国者协会进行大力宣传，因而暴露了他们的左倾情绪，但是，局势发展得实在太快，弄得政府和新闻界全都跟不上。4月24日，约有二十万名抗议者在华盛顿举行和平游行。下一周中，一个“人民院外活动集团”云集国会山和征兵司令部，拉住国会议员和兵役当局讲述他们的意见。到月底，由于“五一民众”组织的来临而使首都的示威行动达到了高潮。这个组织，为了实现其公开宣称的目标——“阻止政府行动”，动用了国际公认的遇险信号。

“五一民众”究竟打算使用暴力到何种程度，后来说法不一。该组织的领导人指出，甘地的形象就是他们的理想象征。甘地肖像印在他们的小册子、标语、徽章和战术手册的封面上，这战术手册阐述了进行有组织的和平对抗原则。但是，他们的一些做法比甘地要粗暴些。他们使用的手段包括在马路上扔破烂，在交通要道弃置汽车，或躺在汽车前面等等。一向以最为宽和在全国闻名的华盛顿警察，决定采用以温和的态度使抗议者反而为难，然而这种策略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总统从圣克利门蒂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政府做出更富于进攻性的反应。

尼克松选择司法部长米切尔作为他维护法律的战术协调人。在1969年11月示威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米切尔曾对他的妻子马莎说过，和平进军分子使他想起了俄国革命党人。后来，他在一次律师集会上，又争辩说，政府保护自身的权利必须高于人民保护个人秘密的权利。他当时选择的例子是说，他认为，政府在必要时得以不经法院的命令窃听私人电话。“五一民众”的骚乱，提供了在发生政治分歧的情况下米切尔如何执行法律的又一个例子。根据正常程序，警察要捕人必须先填写一个表格，写明被告的姓名、罪行、执行逮捕的警官姓名，以及被控罪行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面对1.2万～1.5万名青年人的闯入首都，其中许多人存心要中断华盛顿的交通，米切尔决定省去他认为烦琐的公事程序。

5月1日晚上，“五一民众”的前锋正在靠近林肯纪念堂的西波托马克公园听摇滚舞音乐会，忽然750名警官，头戴钢盔，挥舞警棒，将他们撵到大街上。两天后，开始了大搏斗。执法官员接到一项压倒一切的任务：保持交通畅通无阻。警察、国民警卫队和正规陆军部队用催泪弹和警棍驱散大规模集聚的示威群众。突击队乘军用直升机在头顶上盘旋，随时准备袭击。第一天的大搜捕，有7200人被捕，其中有许多人是和平的纠察队员和旁观者。这是创纪录的。四天当中，总共有12614人被拘留。监狱里容纳不下，关不下的人就被置于罗伯特·肯尼迪纪念体育场中用栅栏围起的露天牢营里。

被拘留的人用嘲笑的调子，按着披头士乐队《黄色的潜艇》的曲调高唱“上帝保佑美国”，以及“我们都住在集——中——营里”。仅穿着一件薄雨衣，冷得发抖的斯波克医师也和他们在一起。阿比·霍夫曼在纽约被捕，罪名是“五一群众”的同谋者。他说：“我和华盛顿示威活动的关系，和我同国会爆炸或洛杉矶地震的关系差不多，对这些事我大概也会受到控告。”他在一阵扭打之后，才被抓了起来，鼻子受了伤，贴着胶布。他说：“伙计，简直玷污了国家纪念场所。”

国会的鸽派被示威吓破了胆。加利福尼亚州的滕尼对记者说：“愚蠢，无用的‘骚乱’非常可能已使真正的和平拥护者几个月的艰苦劳动付诸东流。”结果，法院批驳了这次逮捕，认为明显侵犯了被拘留人的公民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曾预料到这种结果，但当时也全然不敢肯定。政府认为执法官员十分出色地履行了职责。尼克松从加利福尼亚返回首都后，对共和党的领袖们说，他认为华盛顿的警察局长干了“一件出色的工作”。他说：“约翰·米切尔和司法部工作也干得很漂亮。我希望在你们离开这里之前，全同意这个看法。”米切尔说：“我为华盛顿市的警察感到自豪。我所以感到自豪，是因为他们阻止住了一群蛮不讲理的暴徒，不容他们剥夺掉别人的权利。”接着，他把那些和平示威者比做希特勒的纳粹褐衫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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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逮捕“五一民众”之后六个星期，6月13日星期日版《纽约时报》的头版上出现了一条不很醒目的标题：《越南问题档案：五角大楼研究报告回顾美国三十年来不断加深的卷入》。报道内容占内页六版的篇幅，一栏一栏的密排小字重新印出了美国的公报、建议、阐述立场的文件、电报、总统命令，全都涉及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活动。这大概是各国政府有史以来最突出的泄露机密文件事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头。编辑们表示，以后连续发表的部分还将透露更多的东西。

《纽约时报》得到的东西，原来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辞去国防部长不久前，由他委托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研究的文件副本。报纸称之为“五角大楼文件”的这些档案，是由35位学者编纂的，这些学者中包括兰德公司智囊班子里的分析家，编纂工作就是在麦克纳马拉办公室的隔壁完成的。文件共有47卷打字稿——4000页记录，3000页说明，总共250万字。内容全属机密，但不是军事性的，因此不致危害现仍待在越南的美国部队；也不包括尼克松执政时期的材料。麦克纳马拉的初意是想弄清楚美国是怎样陷入越南的沼泽的。文件也的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有些文件还回溯到杜鲁门执政的年代。这些文件显出很多官员极为无能、愚蠢，甚或更糟糕。据文件揭露，在所谓东京湾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前，林登·约翰逊就下令起草了关于东京湾问题的决议。更糟的是，就在1965年约翰逊决定在越南投入美国步兵的那一天，他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据他所知，“没有人提出或公布什么具有长远影响的战略”。

接替麦克纳马拉担任国防部长的克拉克·克利福德一直还没有时间阅读过这份研究报告。亨利·基辛格曾参加这一研究工作，但他没有看到全面的研究项目。在《纽约时报》开始发表这份研究报告的那个要命的星期日早上以前，尼克松总统甚至不知道有这份材料存在。尽管这并不影响尼克松本人和他对这场战争的指导，但他十分恼火。他觉得政府能否保守机密是关系重大的。他认为，这次没有涉及他自己的机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下一次就难说了。况且，在他和基辛格正小心翼翼地制定自己的越南政策时，这些文件却揭开了旧的疮疤，再度提出了令人难堪的政府信用问题。

6月14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发表了这批文件的第二部分。米切尔打电话给白宫，建议政府通过法院对付《纽约时报》。尼克松同意。米切尔给报社打电报，“客气地”建议不要再刊载了。他警告说，如果编辑们继续干下去，法院可以根据间谍法判他们的罪，罚款1万元，并判处十年监禁。而政府是要提出公诉的；因为这一泄密事件“对美国国防的利益”正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有关司法部长进行威胁的报道，还并排连续刊登了这批文件的第三部分。

接连两星期，报纸的本地新闻编辑部和法庭都忙乱不堪。一批政府律师在助理司法部长罗伯特·马迪安的领导下，于星期二来到纽约联邦法院，要求对报社编辑发出禁令。一位上任刚好五天的法官，安排于星期五进行审讯，并发布了一项临时限制命令。《纽约时报》顺从地停止刊登，但星期五《华盛顿邮报》却开始刊登该报关于文件的报道。很清楚，《华盛顿邮报》编辑们也有同一的消息来源。四天后，《波士顿环球报》也开始刊登这些文件。同时，美联社开始往世界各地播发《华盛顿邮报》所发表的文件。刊登该项文件的报纸也有《纽约时报》。

马迪安到法院去对《华盛顿邮报》起诉，但是，华盛顿联邦法院的法官连个临时性命令也不肯发布。他认为，政府不能“事先限制发表本质上属于历史性的资料”。美国上诉法院以二比一的多数通过对《华盛顿邮报》发出禁令。纽约市法院法官拒绝对《纽约时报》发出永久性禁令，但决定把临时禁令延长以等待上诉法院做出判决。最后，在下一个星期五，1873号和1875号两案交到了美国最高法院，该院以六比三的票数做出有利于报界的裁决。接着，九位法官提出多至六种的不同意见。尼克松提名的伯格和哈利·布莱克门，同约翰·哈伦一起，构成少数。

马迪安的主张是，司法部不过是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试图收回被盗文件。可疑的盗窃者是谁，当时没有指明，但联邦调查局是知道的。此人就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哈佛大学的优等毕业生，写过一篇论决策过程的博士论文，曾在兰德公司工作，后成为麦克纳马拉的亲信，协助编纂过“五角大楼文件”。他最初属于鹰派，后来由于事态的变化，和其他许多鹰派一样，变成了鸽派。因为他成了使公司难堪的人物，便辞去兰德公司的工作，在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任研究员。对于是否公布这批文件，他长期犹豫不决。美国入侵柬埔寨终于使他下定了决心。

6月23日，还在躲藏着的埃尔斯伯格，在一个没有宣布的地点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自认就是提供这批文件的人。他宣称，美国应为越南悲剧受到谴责，“在印度支那，没有美国的钱，哪一年也发生不了战争。”他说：“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我感到再也不能参与对美国人民隐瞒这种情况了。我是自己决定采取这个行动的，我准备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6月28日，他向波士顿当局自首，并以5万元的保释金获释。而就在当天，他在洛杉矶被控犯了盗窃政府财产和违反间谍法的罪行。六个月之后，又对他提出12项刑事控告，其中包括谋叛。他以前在兰德公司的一位同事，小安东尼·拉索也遭到控告，此外还有一位从事广告工作的洛杉矶妇女和前南越驻美国大使。埃尔斯伯格说：“我什么也没有偷，也没有犯间谍罪。我没有犯法，也从没想危害我的国家。”

一批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于1973年观察调查水门事件之后，得出结论说：“这批五角大楼的文件，是使尼克松政府倒台的最后一击。”白宫特别调查小组——管子工——罗致了两名纽约前警察，这两个人是杰克·考尔菲尔德和托尼·乌拉塞维奇，一对伦尼扬【伦尼扬（Damon Runyon，1884～1946年），美国短篇小说家和新闻记者，擅长写有关纽约市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的幽默小说。——译者】笔下的人物。他们两年前曾在约翰·埃利希曼的雇用下进行过政治调查；他们的任务，先是由埃利希曼分派，后来由约翰·迪安安排，包括调查查帕奎迪克爱德华·肯尼迪车祸案，批评南越美莱屠杀案的人的情况，反尼克松的参议员的饮酒习惯，华盛顿一位专栏作家的私生活，一位著名民主党人的兄弟是否搞同性关系等等。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件发生后，他们第一次接受了“管子工”的任务。

那时候，任何曾和埃尔斯伯格在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得对许多问题做出交代，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认为最可能的同谋者是莫顿·霍尔珀林，因为他曾指导过五角大楼文件的编纂工作。霍尔珀林曾是埃尔斯伯格的朋友，后来做了基辛格的助手。他离开政府后，便到了华盛顿自由主义派的智囊班子布鲁金斯学会。查尔斯·科尔森认为，霍尔珀林是泄密的一个根源，他那里也许还存有机密材料。如果真是这样，这批材料可能就存放在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的办公室里。科尔森于是派乌拉塞维奇承担这项侦察任务：这个前警察回来报告说，根本没有办法闯入布鲁金斯学会。根据约翰·迪安后来的交代，科尔森这个不肯轻易罢休的人，曾对考尔菲尔德说：“必要的话，他应该在那座楼内放上一枚燃烧弹，趁着火起混乱的时候，把那批文件取回。”

这在那两个纽约前警察看来，未免太过分。他们感到，应该有人对科尔森的感情用事进行约制。他们把情况反映给迪安，他马上就赶乘下一班飞机到了圣克利门蒂。迪安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打电话给华盛顿，关于燃烧弹的事，就未再提起。但是，对考尔菲尔德和乌拉塞维奇来说，这胜利的代价却是很大的。白宫对他们两人的能耐突然不感兴趣了。过去一般都会分派给他们的工作，现在却交给管子工里两个新升起的明星——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考尔菲尔德被冷落了三个月之后，决定制定一项进行政治侦查的高超计划，并希望把这计划卖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这计划的代号是“沙地楔子活动”。11月24日，迪安安排他去见米切尔。但是面谈并不成功。考尔菲尔德预感到会找别人去搞这项工作，而在他离开时，他知道，他没有估计错——坐在司法部长外间办公室里的就有戈登·利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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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春夏，理查德·尼克松正秘密地在他的白宫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装置时，民意测验表明他的声望在继续下降。总统的助理们由于越南战争无法控制深感苦恼，而这仍然是美国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他们彼此争论着如何最有效地扭转前一年秋季中期选举表现出的那种令人沮丧的选民政治情绪。有一点是他们全都非常清楚的：他们需要大笔的钱。幸而他们的情况要比债务累累的民主党好得很多。总统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掌管着1968年未曾用掉的竞选经费近二百万美元。1971年1月，卡姆巴克在美洲银行加利福尼亚州纽波特滩支行存入1972年第一笔竞选资金50万元。有趣的是，这笔款是以银行本票存入的，而这本票是他用现金在街对面的太平洋保证国民银行支行买来的。即使在当时，他已在采取措施，使人不容易搞清楚捐款的来源，因为即使在当时，他就知道在未来竞选运动中使用的款项，许多都将是来路可疑的。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有一些款项的来路相继出现了。最早在3月份出现的是奶制品工业。3月初，农业部长克利福德·哈丁宣布，“加工牛奶”——用来制作乳酪和黄油的牛奶——价格补贴和前一年一样，100磅仍为4.66元。奶制品工厂主采取措施要改变这一决定。3月22日，他们组织了一个名为农业政治发展金库的向共和党行贿的运动费，并投入1万美元。第二天，奶制品合作机构的16名领导人被邀请到椭圆形办公室去与尼克松和哈丁相见。他们对总统和哈丁部长讲，他们要求联邦政府给予更高的价格补贴。第二天，他们又为尼克松拨了2.5万元的竞选资金。第三天，哈丁就改变主意，把奶制品价格补贴改为4.93元。于是在共和党的银行账目上，这些奶制品工业的领导人总共添进了52.75万元。

几星期后，又开辟了一个财源。自从尼克松政府上台初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总经理哈罗德·吉宁一直在设法阻挠司法部一个特别工作组，该组的任务是阻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实行合并。司法部的专职律师决心要证实一个原则问题：企业竞争被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一些任意扩张的巨型集团非法地破坏了。负责指导政府这一行动的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司司长理查德·麦克拉伦。麦克拉伦则向司法部副部长克兰丁斯特负责；一般认为米切尔对这一案件完全不予过问，因为他在纽约的法律事务所曾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所雇用。1971年4月19日，麦克拉伦和克兰丁斯特经过商讨，同意向最高法院上诉。克兰丁斯特打电话给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律师，把这一决定告诉了他。

当天，克兰丁斯特接到约翰·埃利希曼的电话，告诉他尼克松总统“指示”他完全撤销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个案件。这位司法部副部长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和麦克拉伦和检察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都已过问此事。“哦？”埃利希曼不高兴地回答说，“我们再考虑考虑吧。”几分钟后，克兰丁斯特的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尼克松，他一开始就说：“你这狗杂种，难道你不懂英语吗？”他命令克兰丁斯特不要上诉。这位副部长感到恼火，他告诉米切尔说，他宁愿辞职不干，也不屈服；他还认为麦克拉伦和格里斯沃尔德也会跟他一起辞职的。过了不久，米切尔告诉他的副手，说他已和尼克松谈过了，“他说，在反托拉斯案件上，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总统和司法部长对克兰丁斯特的态度是不够老实的。科尔森后来在给霍尔德曼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他正竭力要切断白宫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一切函件往还，因为那将“会使总统和这个案件牵连在一起”。而米切尔虽然嘴上说已把整个事情交给他的副手办理，却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和吉宁定期会晤。早在1970年9月，埃利希曼就曾写信给米切尔，批评麦克拉伦的态度，并提到和吉宁的“谅解”。

在克兰丁斯特和麦克拉伦认为他们已使政府对最高法院一桩诉讼案表态之后的下一个月，肯塔基州长在肯塔基赛马会中举行了一次午宴，在午宴上，政府和那个企业集团看来已经成交。居中调停的就是米切尔和迪塔·比尔德——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驻华盛顿的老练说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同意付出40万元，政府则同意不再提那桩反托拉斯诉讼。在一份写于1971年6月25日的罪嫌严重的备忘录中，比尔德夫人告诉她的顶头上司，共和党人中知道“这40万元来自何处的”只有尼克松、米切尔、霍尔德曼和加利福尼亚州副州长。她说：“我深信我们这项高尚的许诺对于我们有关合并的谈判，最后能够按照哈尔（吉宁）的愿望办理，起了很大的作用。总统肯定已经告诉过米切尔，要他保证公平地解决问题。我们现在不得不忍受的，仍不过是麦克拉伦的小动作……米切尔肯定在帮助我们，但是不能让人知道。”

她在备忘录的末尾写道：“请把这销毁，好吗？”但是，备忘录并没有销毁，次年2月29日当它在杰克·安德森的专栏里出现时，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反应是销毁掉同合并案有关的一切其他文件，并且声称此件纯属伪造。然而迪塔·比尔德夫人的备忘录并非一份孤立材料。埃利希曼的信件提供了旁证，其中有5月5日给米切尔的一信，谈到总统和司法部长在一次谈话中，如何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达到“一致的目的”。当时，发生的某些事件也表明确有其事。5月15日，吉宁向共和党保证提供40万元，7月底，司法部和政府没有通过最高法院，便解决了他们的分歧。允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吞并掉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很清楚，”《财富》杂志评论说，“哈罗德·吉宁取得了某种胜利。”

在政府和试图解决法律问题的人之间还有第三桩交易，其中心人物是罗伯特·维斯科——一个同尼克松家庭有着各种关系而又遭人非议的金融家。维斯科通过总统的兄弟唐纳德·尼克松，为1968年共和党的竞选运动提供了5万元。他同总统的另一个兄弟爱德华的关系也很密切，并于1971年夏季开始雇用总统的侄子小唐纳德做他的私人助手。小唐纳德在有一次谈到维斯科时说：“他是从未对我说过谎话的惟一的一个人。”一个有着如此高贵本家的青年人竟会说这种话未免奇怪，大多数人是不会这么说的。再过不到两年，维斯科便将成为逃脱美国法网的一名逃犯，住到哥斯达黎加，以逃避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对他的控告。他被指控侵吞海外投资公司资金达2.24亿元。

1971年夏初，维斯科便已经出了问题，根据控告材料，他当时便设法让米切尔和尼克松的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帮忙，买通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撤销对他的控告。他们的谅解是维斯科付给斯坦斯25万元的现金，而米切尔，按照控诉的说法，则“为了维斯科，对证券交易委员会施加影响”。后来爱德华·尼克松扮演了代送贿款的角色，他用棕色公文包给斯坦斯送去了20万元（第二次又送去其余的5万元）。米切尔安排维斯科、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会总顾问进行了会谈。但不知怎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还是继续起诉。

1971年，当共和党的竞选资金正开始源源而来的时候，白宫也在忙于1971年的各种辅助性的政治活动，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来年的总统选举。比如，他们编集了一份政敌名单，这份名单在科尔森的指导下，编成一本厚达四英寸的档案材料。杰克·安德森、詹姆斯·赖斯顿、简·方达、巴布拉·斯特赖桑、保罗·纽曼、格里戈里·佩克、卡罗尔·钱宁等人都在名单之内。奥蒂斯电梯公司的总经理也包括在内——看来是因为尼克松圣克利门蒂住宅的电梯不好使——此外还有底特律黑人议员约翰·科尼尔斯。在科尼尔斯的名字后写着这么一句批语：“以具有喜爱白种女人的弱点闻名。”1971年9月9日，科尔森选出20个人作为“打击目标”，然而，总统的工作人员中谁也想不出有效的攻击办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尼尔·肖尔（科尔森称他是“宣传上的一个真正敌人”），在这年夏季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审查，但结果只是使白宫感到难堪。罗纳德·齐格勒解释说，肖尔受到审查是由于正在考虑给他安排一项政府工作。

尼克松的几个助手——休斯敦、迪安、考尔菲尔德——想说动国内收入署给他们挑出的纳税人制造麻烦，但都没有成功。署长伦道夫·思罗尔辞职，至于辞职理由，据他当时说，“是我和总统之间的事。”白宫竟荒唐到给国内收入署写了一些匿名信，暗示科尔森名单上的人有逃税行为。也许正是这种恶毒的蠢事，最后不可避免地致使搞阴谋的人到一定时候就会断定某个人在对他们搞阴谋。他们心目中的那个人就是埃德加·胡佛，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存有他按白宫的命令取得的电话窃听记录。罗伯特·马迪安说服胡佛的一名助理偷来了这些记录，把它们锁到埃利希曼的保险箱里。胡佛在1971年7月发现丢了这些记录，十分愤怒。

敢于对联邦调查局局长行窃的人，当然感到对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粗暴一点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也正是在这几个月里，后来众所周知的共和党“卑劣伎俩”便已开始露头。攻击特德·肯尼迪的邮件是装在伪造的马斯基信封里发出的。一个冒充马斯基助手的人，给美联社波士顿分社打电话，指责肯尼迪是一种“分裂势力”；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受骗发表了伪造的马斯基备忘录，其中似乎暗示他正在进行一些可疑的活动。1972年12月1日，唐纳德·西格雷梯付给坦巴青年共和党员俱乐部主席50元，说明是要让他用这笔钱在佛罗里达州预选中破坏马斯基和杰克森两位参议员的声誉。这是计划中的第一笔付款，后来由于这个计划的暴露，西格雷梯被取消律师资格，并被判罪入狱。

有些手段是很复杂的。由于设想华莱士以第三党资格参加竞选，对尼克松的危害将会超过任何民主党候选人，因此，采取了许多办法去破坏华莱士的美国独立党。其中最荒唐的办法之一是米切尔和杰布·马格鲁德策划的，要求付给美国纳粹党1万元，用以劝说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独立党的选民改变党籍登记。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如果有足够的选民转变立场，那么华莱士就会因登记党员人数的不足而失去候选人资格。这一着没有成功，美国独立党在这一时期内实际上增加了六千五百名党员。

另一个阴谋是针对特德·肯尼迪的，在可能和尼克松总统争夺选票的人中，他是一个最强大的对手。在这个问题上的设想是，既然这位年轻的肯尼迪的威望是约翰·肯尼迪的非凡才能的反映，只要贬低那位故总统，就能打击特德·肯尼迪。在1971年9月16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记者询问尼克松对亨利·杰克逊参议员最近声明的看法，声明的大意是说，如果西贡政权更民主一些，那它的地位就会巩固一些。尼克松回答说：“如果这位参议员的意思是，美国现在应当利用自己的影响去推翻阮文绍，那我将提醒各方有关人士：我们原来进入越南的办法就是推翻吴庭艳政权，并与人合谋杀害了吴庭艳，但是，美国要从越南战争脱身，按我的意见，却不能靠推翻阮文绍。”这是政府中的人第一次指责肯尼迪政府暗中纵容了对吴庭艳的杀害，霍华德·亨特于是从中有所领悟。

亨特一直在仔细地研究五角大楼文件。他对科尔森讲，肯尼迪政府在谋杀吴庭艳一案中的作用，也许可以从当时国务院的电报中“推论”出来。据亨特说，科尔森当时建议他，“对电报加以修改”——篡改电报。亨特用刮脸刀片和照相复印机，伪造了两份电报。一份电报的日期是吴庭艳遇刺的前三天，开头就说，在今天的最高级会议上，不得已做出决定，万一吴庭艳或吴庭儒要求政治避难，你或哈金斯都不要进行有利于他们的干预。科尔森让《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去找亨特，谈到尼克松的谴责，说“这里面大有文章”。但是，这位记者怀疑其中有鬼，没有上钩。

这一阴谋的失败使亨特在这个月内第二次感到失望。另一次更苦恼的失望起因于前一年的4月份。在猪湾事件十周年那一天，亨特飞往迈阿密去同伯纳德·巴克共进午餐。巴克是个美籍古巴人，十年前曾是亨特的主要助手，现在佛罗里达州经营不动产，生意兴隆。这是一连串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最早的一个环节。接下去就是埃尔斯伯格大量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第三个环节是四个人——尼克松、基辛格、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由洛杉矶乘直升机到圣克利门蒂的途中开始的。这四个领导人对泄密大发雷霆，尼克松认为同阿尔杰·希斯案件相类似，他们商议如何撇开联邦调查局，采取秘密行动，进一步调查。最后决定把戴维·扬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班子里调出来，让他全部时间同“管子工”一起工作。扬后来把埃尔斯伯格这个球踢给了亨特，亨特又把它踢给了巴克。

但并没有马上就那么做。刚开始，“管子工”在当时看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地方进行了探索。接近7月底时，他们从联邦调查局按常规传送到他们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发现埃尔斯伯格由贝弗利山的刘易斯·菲尔丁大夫给他作过精神分析已达两年之久。胡佛手下的两名工作人员打算盘问这位精神病大夫，但大夫不同意，提出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亨特想起来，中央情报局有个精神病科，专门编写那些性格使政府特别感兴趣的人物分析材料。根据国会给中央情报局的任务，工作对象是外国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在肯尼迪总统去维也纳同尼基塔·赫鲁晓夫举行最高级会晤之前，关于赫鲁晓夫的分析——但也曾有过一个例外：就是关于“普韦布洛”号船长劳埃德·布克的材料。扬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把埃尔斯伯格作为第二个例外人物。赫尔姆斯同意了。8月初，关于埃尔斯伯格介绍写好，送到了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谁也对它不满意，它完全不符合“管子工”的想法。中央情报局的精神病专家们似乎对埃尔斯伯格十分敬慕。（“无从发现，此人感到自己行动中有任何叛国性质。相反，他倒似乎是在按照自己认为是更高级的爱国主义要求行事！”）8月11日，扬和埃吉尔·克罗给埃利希曼送去一份关于这材料的意见，说它“相当浅薄”，毫无用处，强调他们相信中央情报局可以写出更好的材料。他们写道：“我们明天同首席精神病专家伯纳德·马洛伊大夫见面，将设法让他明白我们期望的细节和深度。”随后，他们就越过了界限，考虑到进行犯罪活动。他们接着说：“在这方面，我们准备建议采取秘密行动，检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大夫仍然保存的对他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两年的全部病历。”意见书最下边写着“同意——反对——”字样。在同意一词后面，埃利曼草签了自己的姓名字母，还附了一句话：“如果你们保证此事将来不致被追查出来的话。”

正是由于这一条件，限制“管子工”必须使用同白宫没有任何联系的秘密工作人员，才促使亨特吸收了巴克，又通过他吸收了另外两个古巴人——费利佩·德迪戈和欧亨尼奥·马丁内斯。亨特对巴克只是讲，需要他帮着查清一件“关系国家安全的事”，授权的官员“地位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两者之上”。他说，这项任务涉及一个向苏联使馆递送情报的叛国分子。除了俄国人订阅《纽约时报》外，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真实的。后来，巴克在狱中发觉这种欺骗，认为是不能宽恕的。撇开道德问题不谈（这里边的主要人物当时似乎谁也没有考虑到有什么道德问题），亨特的粗心大意也实在惊人。他没有告诉巴克不要随身携带亨特的电话号码和缩写地址（“W·H”与“W·House”），从而使他自己同亨特联系起来。他甚至也没有确实查清巴克的人是否同政府毫无牵连。其实，他们当中的马丁内斯就是在中央情报局领薪金的古巴密探。

同时，亨特和他在这次奇怪冒险中的伙伴利迪都是由中央情报局装备的——这又是违犯该局规章中不得在国内进行活动的条款的。埃利希曼打电话给赫尔姆斯的副手海军陆战队罗伯特·库什曼将军要他全力帮助亨特，但他只说这人“是个忠实可靠的雇员，是有关安全问题的一个顾问”。至于这项任务的性质，埃利希曼也没有具体说明。在他们后来会面时，亨特对库什曼说：“白宫责令他执行一项非常敏感的任务，要他访问一个我们对其思想倾向不甚有把握的人，并从他那里取得情报。”还说，他需要“临时的假名证件”，“某种随身杂物”和“从事一次特种活动用的某种程度的化装”。

在赫尔姆斯批准后，中央情报局技术处向亨特提供了一张社会保险卡和驾驶执照，名字却写成“爱德华·约瑟夫·沃伦”。利迪证件上的名字是“乔治·伦纳德”。还发给亨特一副红棕色的假发和一个类似假牙的装置，以便在打电话时改变原来的嗓音。此外，利迪还得到一架装在烟丝袋里的微型照相机。1971年8月25日，这两个“管子工”飞往加利福尼亚，执行初步侦察任务。这次成就不大。亨特在贝弗利山的北贝德福大道450号菲尔丁大夫的办公室外面为利迪拍了一张全身照片，然后就走进办公室，告诉一位女清洁工说，他是医生，并且给那间房间拍了照。他们两人测定了从那里开车到菲尔丁大夫家，计算了所需的时间，然后就飞回华盛顿。在那里，中央情报局派人赶到机场，把亨特的胶卷取去冲洗。到了白宫，这两名“管子工”说服他们的上司，闯入那位精神病大夫的办公室去行窃是可行的。扬把最新情况报告给埃利希曼，并在一份新的书面意见中建议，说服国会的某个委员会去调查五角大楼的泄密问题。他写道：“我们已经着手在报上宣传埃尔斯伯格的消极形象。如果利迪和亨利的计划进行顺利，十分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行动计划，用来配合国会的调查。”

闯入贝弗利山住所的预定日期是1971年9月3日，行动的时间是晚上9点。整个行动计划在细节上都是经过精心筹划的，完全和亨特参加猪湾事件时的做法一样，其成果也大致差不多。动手前不久，这几个古巴人用假名登记住进贝弗利希尔顿旅馆。他们中两人穿上送货人的服装，把一个大型衣箱送到北贝德福大道，衣箱上面贴着几条标签都写着“急送菲尔丁大夫”。那位女清洁工让他们进去，他们把箱子搬进去，出门时把门锁打开。利迪在房子外面周围开车打转，注视着爱多疑的警察。亨特带着一架步话机在菲尔丁家周围守望，如果精神病大夫出现而且前往办公室，他便立即发出警报。

午夜前后，古巴人再到医生办公室去，却发现——这对以后出现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水门大楼办公室的情况显然是个恶兆——那位女清洁工还是把门又锁上了。他们撬门进去，从送去的箱子里拿出一架照相机和一台聚光灯。他们的计划是要拍下埃尔斯伯格的病历，很不幸，他们找不到它。他们把菲尔丁大夫的文件摊在地板上，但没有发现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找到的惟一的东西只是一本写有埃尔斯伯格姓名的通讯地址簿。他们把这个地址簿和扔散了的文件都拍了照，证明他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白白地折腾了四个小时之后，这几个人返回旅馆。利迪马上从那里打电话给华盛顿，告诉克罗说，干得“干净利索”——菲尔丁大夫肯定不同意这种说法，但利迪的意思只是说，他们没有被抓住，尽可能说得体面些。回到首都后，亨特不得不告诉白宫，他们的任务已完全失败。根据埃利希曼后来的证词，他当时不打算让他们再试一次。埃利希曼还有一个对亨特不利的消息，库什曼将军根据赫尔姆斯的指示，已经打电话来说，虽然中央情报局很愿意帮忙，但再干一次是不能考虑的。“管子工”现在完全得靠自己干了，而干出点什么名堂以表明他们并非白拿钱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

白宫策划的第一次行窃行动以后的那个星期，一个悲剧性的插曲强调说明了尼克松执政时期使美国人陷入深刻分裂的一个问题。争执中的一方，持有一套价值观念，认为批评他们的人不开明，不近人情，另一方是批评他们的人，嘲笑开明人士是“纵容主义者”。这个悲剧性事件便是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监狱暴动。它发生在纽约州西部的怀俄明县，四周都是装有白护墙板的住宅，红色的谷仓和银白色的高大的青饲料贮存塔的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占地55英亩，四周围以30英尺高带岗楼的灰色混凝土墙的监狱。监狱四周都是茂密的玉米和黄花菜地。反省院以附近的城镇命名，使用了古代雅典平原的古典名字——阿提卡。

纽约州把阿提卡叫做“改造机构”，但是并没有做出多少改造工作。在院长文森特·曼库西的严厉管理下，院里没有什么职业训练，对犯人更少恻隐之心。稍微违反规章就给关进单身囚室——“包厢”。去囚室的途中在电梯里便会遭到刻意的毒打。一个月只发给他们一块肥皂，一卷手纸。如果他们在一百度高温，他们通常叫做“加尔各答黑洞”【指加尔各答的一所拥挤的监狱，据说1956年由于暴动，监狱里的英国囚犯一夜之间有123人被杀死。——译者】的金工车间干活，一天也只给25美分的报酬。最丑恶的莫过于监狱当局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2254名犯人当中，75％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而383名狱卒则全是白人。看守人员公开偏袒白人犯人，嘲弄黑人，把自己的警棍叫做“黑鬼棒”。

监狱长曼库西对鼓吹民权的人士的回答是，他管理的是一所对安全至关重要的机构，阿提卡监狱的犯人中，有一些是全国最冥顽不化的。这是事实。另一个事实，并且是个凶兆，则是其中有不少属于一种新的犯人品种，即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社会受害者的好斗的黑人。事实上，其他监狱的狱长常常把闹事的自称革命者的犯人送到阿提卡监狱来。他们来时，就偷偷带进了乔治·杰克逊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著作，利用进行体育活动或做礼拜的时间，举行秘密集会，散发自己在牢房里写出的煽动性小册子。一个名叫“楞哥儿”查理斯·克劳利的犯人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像人一样活着，至少也得像男子汉那样死去。”有一首暗中传观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如果我们非死不可——也别死得像猪猡，

我们被追捕并关在耻辱的笼牢，

发疯的饿狗在四周狂吠，

拿我们的不幸命运开玩笑。

1971年7月，一个自称阿提卡解放派的好斗的犯人组织，给纽约州教养专员拉塞尔·奥斯瓦德递送了一份要求改革的声明。这是一个明智的行动。奥斯瓦德曾彻底改革威斯康星州的监狱制度，赢得了刑罚学家的广泛称赞，洛克菲勒因此任命他出任现职。他任职才只六个月，已和曼库西在几乎每个管理问题上都有争执。劳工节【美国及加拿大法定的劳工节日，时间是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过后，奥斯瓦德给犯人放了讲话录音，要求给他时间，以便进行深刻改革。除其他问题外，他保证采用“有意义的通过职业训练恢复就业资格的办法，办职业教育夜校，和提供更完备的法律书刊”。

奥斯瓦德的表示也许失之过迟。暴动发生后狱警发现牢房的日历上9月9日这个日子全划上了大圈。7月，好斗的犯人已告诉奥斯瓦德，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我们的要求加以戏剧化”，但是过了一个月他们改变了主意。起决定性作用的似乎是8月21日乔治·杰克逊死在圣昆廷。8月22日清晨吃早饭时，阿提卡监狱的黑人绝食表示抗议。“那情景不可思议已极，”一个看守事后说，“没有人拿起饭盘或调羹，没有人吃东西。他们只是一个个列队走过，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他们凝视着前方，一声不吭……我们还注意到，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戴了点什么黑色的东西……这使我们惊恐异常，因为像这样的事情，要做许多组织工作，要有很强的团结力量，我们没有想到他们组织得这样好。”

两个革命者（后来查明为主要领导人）赫伯特·布莱登和“理查德兄弟”克拉克传播福音式的讲话，变得愈加刺耳了。他们都是纽约人，都是黑人穆斯林，都被判有武装抢劫罪。布莱登和乔治·杰克逊一样，是自修的，学的是历史和哲学，由于在曼哈顿的“坟场”拘留所领导了一次暴动，被送来阿提卡。克拉克是从一所中等严格的监狱转送到阿提卡来的。那里看守说他曾鼓吹“用暴力打翻这所牢狱”。他的家人注意到，到阿提卡后他仇恨情绪越来越大。有一次，他的妻子来看他，他说：“喂畜生，喂畜生，这里就是把我们当成畜生的。”

9月8日，星期三，杰克逊远在国家的另一头被杀害18天以后，阿提卡监狱的一名警卫在犯人运动场上制止一场殴斗中被一个犯人打了一拳。当晚，两名斗殴的犯人被关进了“包厢”。其他犯人说，他两人被拖走时受到了侮辱。一名波多黎各犯人朝一名看守砸去一只玻璃杯，划破了看守的脸。次日早晨爆发了骚乱。确切地说，究竟是什么引起骚乱，已弄不清楚。一种说法是，一伙干活的人拒绝听看守的棍棒指挥，不肯排队。另一种说法把责任归之于看守，说他们为了对头一天的事报复，武断地取消了犯人的体操时间。第三种说法则是，“理查德兄弟”带了五名去吃早饭的犯人一路横冲直撞，放出了正在金工车间干活的布莱登。

不管事情是怎么闹起来的，其后果实在惊人。值勤看守不到一百人，寡不敌众，许多人被捉住。监狱学校、礼拜堂和机器厂，被纵火焚烧。这些房屋化为灰烬的时候，犯人的袭击队就冲出了四个长方形囚室区中的B、C和D三个区的走廊、大门和狭窄的过道。据怀俄明县副执法官说，犯人们拿着管子当武器，这些东西是他们藏在食堂托盘里的面包下面的。这种说法不一定可信。不等骚乱结束，阿提卡监狱当局早已威信扫地。但是，即使犯人在开始时没有武器，他们还是很快武装了自己。他们有些人使用从车间抢来的砂轮，有些犯人马上用剪刀刃和扫帚把做成了投枪。另一些犯人做了棍棒和刀子，在监狱看守救火时，他们就用来扎破消防水龙。看守使用催泪弹，重新控制了C区和B区的一部分，但是犯人们坚守着其余部分，把门全锁上，甚至用工厂的设备把一些门给焊死。

暴动发生后四小时，各条战线便稳定下来，在以后的四天中基本上没有变化。D区离管理大楼最远，离车间最近，是布莱登和克拉克指挥暴动的主要据点。他们共有1280人，头戴橄榄球员的防护帽或裹着穆斯林缠头巾，分散在D区院里临时搭起的许多帐篷里。院子的一端有一张粗糙的工作台，就是暴动的中心。暴动书记处——人民中央委员会，一直在这里开会，确定各种工作安排，决定防御措施，甚至把不听指挥的犯人关进“人民监狱”。犯人和纽约州当局，就在那工作台处或是在A区的走廊里称做非军事区的无人地带进行联系，开会谈判。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监狱的地理中心“时报广场”，这里是通往四个囚室区的各条通道的汇合点。暴动者控制着这个地点。他们是从一个28岁的看守手里夺过来的，此人名叫威廉·奎恩，他用警棍同暴动分子搏斗，直到头骨两处被打得破碎才被制服。后来有些看守发誓说亲眼看见奎恩被从一条高处的过道上给野蛮地扔下来。无疑他是伤得很重的。克拉克看到这个失去知觉的看守耳朵里淌血，就命令把他通过非军事区，送给管理当局。奎恩的情况双方都十分关注，他要是死了，每个参加暴乱的囚犯都有可能因谋杀罪受审。

正午前后，州警察局亨利·威廉斯上尉集合了250名带有防暴装备的警察，告诉他们说，“如果对方有人被打死，那也是不得不如此；你们谁的废话也别听。不要丢掉武器，也不要丢掉伙伴。”这番话很强硬，但一个事实却使它大失分量，那就是轻率的行动可能会使他们损失39名伙伴——那些看守已被暴动分子抓住当做人质。这些被俘的看守给穿上了囚衣，蒙着眼睛，捆绑在D区。一个犯人用话筒警告说，如果警察发起进攻，首先遭殃的将是人质。任何一个负责人，甚至监狱长曼库西，都不大愿意说那是吓唬人的话。

对处理这个局势负有法律责任的人，是奥斯瓦德专员，下午2点乘飞机来到。他不顾曼库西的劝告，决定和赫尔曼·施瓦茨一起进入D区和暴动分子当面谈判，施瓦茨是暴动分子的领袖所信任的一位布法罗大学的法律教授。他打算告诉暴动分子，在释放人质以前，他不能同他们讨论他们的要求，这是司法当局不能违背的规定。他也的确提出了释放人质的要求，但是也倾听了布莱登口述了15项要求。暴动分子的要求包括“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举行政治集会；容许穆斯林的“宗教自由”；停止邮件检查；同任何人通信的权利；要有正规的控诉手续；增加娱乐，减少待在牢房里的时间；增设体育活动场所；要有专职医生；学校要办得好一些；多给水果，少给猪肉；撤换狱长沃登·曼库西；成立一个局外人委员会，以“监察”在造反期间监狱当局的作为；由联邦法院发布禁令，禁止对犯人在造反期间的行为进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报复”。最后布莱登又补充说，至少有一部分犯人坚持把他们“迅速而安全地由监狱转送到一个非帝国主义国家里去”。他说：“我们是人，不是畜生，我们不打算任人鞭打或驱使。这里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被压迫的人们的愤怒的先声而已。”

奥斯瓦德进入D区的勇气实在不小。就在他和暴动领袖的书记处对坐时，某些暴动领袖就建议把他也留作人质。站在墙头的纽约州警察狙击手，虽然逐个瞄准了奥斯瓦德周围的犯人，但要是真动起手来，他能逃生的机会也是很小的。他此行是否明智则又当别论。既然听完了他们的意见，并且承认其中有许多是合理的，自然也就几乎无法抗拒他们要举行谈判的压力。他向压力让了步。为了表明他的诚意，他同意任命一个监察委员会，并派施瓦茨去找正在参加佛蒙特州司法会议的联邦法官约翰·柯廷，请求他发出那份禁令。奥斯瓦德还干了一件使曼库西和他的部下极为恼火的事，他签署了“不对参与1971年9月9日行动的犯人进行行政上报复”的保证。暴动分子把这理解为宽大处理的保证。州长办公室迅速指出，免罪是根本不可能的，专员无此权力。但误解的种子已经种下，肯定会结出仇恨之果。

当天晚上，奥斯瓦德回到了被探照灯光照得通明，而又为犯人的营火照得更亮的监狱大院。他带来了一批记者——这也是对暴动者要求的让步。大部分时间花在监察委员会的人选上。犯人们提出的人选有威廉·孔斯特勒、休伊·牛顿、博比·西尔、州参议员约翰·邓恩、写过对乔治·杰克逊同情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汤姆·威克、第一个当选国会议员的波多黎各人赫尔曼·巴迪洛和发行曼哈顿《阿姆斯特丹新闻》的黑人克拉伦斯·琼斯。后来，洛克菲勒又增加了一些他自己挑选的人：他的秘书、一位学监、一位退休将军和几位立法委员和刑罚学家。一时监察委员达到30人。人数过多，无法执行任务；思想不一致，更削弱了这个委员会。

施瓦茨带回了柯廷法官签署的禁令，这是一名杀害警察的白人犯人、布鲁克林的杰罗姆·罗森堡起草的。但是暴动者这时认为它不充分，拒绝接受。监察工作一开始就吵吵嚷嚷很不顺利。威克、琼斯和全国法律协助和辩护者协会的朱利安·泰珀三人去同怀俄明县地方检察官刘易斯·詹姆斯共进早餐，但从他那里他们仅仅只能弄到一份不对犯人进行“不加区别的集体起诉”的书面保证，这种保证看来是不大可能消除那个焦急不安的犯人书记处的恐惧心理的。另一项不牢靠的协议于星期六凌晨4点钟，暴动的第二个24小时接近结束时，也被撕毁了，当时记者团被阻于监狱门外。警察对记者越来越敌视，这是一个不祥征兆，往往预示着警察将要采取不让局外人看到的行动。

然而，那天早晨奥斯瓦德还是乐观的。犯人的要求增加到了30项，但他已同意了28项，其余两项，一是完全赦免问题，他说这是“不能谈判的”，一是撤换曼库西。就在他表示有信心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时，新的发展使和平解决暴动的希望大为缩小。奎恩死了，于是排除了对暴动领袖实行宽大的任何可能。接着，博比·西尔来到。他进入监狱以前，对站在墙外向他欢呼的50名激进派的示威者说：“如果那些看守出了什么事，纽约州及其州长就应被控谋杀。”接着，他的随从散发了一份黑豹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声明说：“被叫做‘人质’的监狱看守，实际上是由1280名犯人逮捕的，他们由于惯常遭受折磨人的、残忍和非人的待遇，完全有理由这样来为自己申诉……为了开始谈判犯人……的要求，保证赦免是必要的第一步。根据黑豹党的分析，这是被拘留的看守能够得到保释的惟一办法。”

西尔对解决这场危机显然不感兴趣。他在监狱里对犯人说，他们同奥斯瓦德打交道一定要自己拿主意。犯人们激动地表示信任他，请求他提供建议。西尔回答说，在未得到休伊·牛顿的同意前，他不能提任何意见。他参加了一会儿监察委员会的会议以后，就离开了，告诉记者说，他们的问题和武装的州警使他很不愉快。孔斯特勒火上加油，采取了一个极不负责的行动，他对暴动书记处说：“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就在街对面等着你们。”他指的可能是那50名示威者，但他没有解释，弄得那些犯人以为可望取得彻底胜利，因而无意再同奥斯瓦德讨价还价。

※※※

星期日双方都进行了动员。整个下午，成卡车地运来国民警卫队，粗大的消防水龙、成箱的瓦斯罐和防毒面罩。监察委员会发表声明警告说，他们“现在深信有可能在这座监狱里发生一场对犯人和看守的大屠杀”。威克、琼斯、巴迪洛、邓恩等人给洛克菲勒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请求他到阿提卡监狱来一趟，但是洛克菲勒州长发表一项声明说：“鉴于关键问题是全面赦免……我感到我亲临现场去也无助于和平解决。”他和奥斯瓦德已经同意，如果犯人领袖对最后通牒不予理睬，那他们就不得不使用武力。他们并不乐观。显然犯人的情绪正变得越来越坏了。铁门正在通上电流加热，水沟里倒满了汽油，泥炭和油脂做成的饵雷按上了定时引信。粗糙的火箭发射器也都安装起来，长矛打磨得更加锋利。从A区通往“时报广场”的主要通道，进攻警察的必由之路安置了用铁案子堆成的路障。那天下午，暴动者为报旧仇，刺死了两名白人犯人。

星期一早晨，局势已经无可挽回。7点钟，一队队警察被分派了具体任务：或狙击、或救护、或炸除路障、或作为后备力量。两架直升机在上空盘旋，向地面报告犯人力量的部署和人质的情况。8点35分，奥斯瓦德和理查德·克拉克在非军事区会面。“理查德兄弟”坚持，必须保证对犯人进行“安全、彻底、不折不扣的赦免”，并且把“曼库西那家伙”撤职。他说他需要半小时同书记处其他成员会商。奥斯瓦德同意给他时间。9点零5分，一名犯人用话筒喊话说，如果暴动阵地受到进攻，囚犯“行刑队”就要把人质全部杀死。奥斯瓦德的一名助手回话说：“现在释放俘虏，然后专员就同你们会谈。”那犯人叫嚷说：“不。”那实际上就成了商谈中的最后一句话。剩下的只有蛮干了。

几分钟后，一架直升机用无线电报告说：“‘时报广场’的四角各有一个人质，各有刀子对着他们的喉咙。”那景象令人毛骨悚然，每个人质的头被人拽着头发往后拉着，让脖子弯出来，用手紧握着的尖刀已在慢慢刺进肉里去。实际上，外表比真情显得更加可怕。官员们不知道，他们所目睹的乃是好战的夸大手法的典型实例。那些人质并不会死在暴动分子手里。像要求定居在“非帝国主义国家”（奥斯瓦德第一次一皱眉头，这个要求便被撤回了）一样，这种用土造的匕首做出的可怕的姿态不过是一种夸张手法，目的在于耸人听闻，也许还为了给犯人自己壮胆的。总有人不惜为虚张声势的行为而死去，其中有些人就要在此时此地倒下，还打算拉几个身不由己的牺牲者同归于尽。

奥斯瓦德这时已肯定，人质的处境非常危险，他们可能总不免遭到屠杀。事情已非常急迫，刻不容缓。他于是对助手们说：“现在没有疑问了，我们必须打进去。”这时五百多名地方法警和穿黄制服的州警，都在各通道的门边潜伏着，一架CH－34型直升机“赌盘二号”突然在“时报广场”降落，放了一通催泪瓦斯、胡椒瓦斯和芥子瓦斯。无线电广播员哇里哇啦地叫着：“往里冲！往里冲！空降已成功！指挥所通知各个岗位——往里冲。发起进攻！”

警察炸开了铁门，摧毁了路障，站在灰墙上的狙击手开始瞄准犯人开枪。清除过道的障碍用了90分钟，然后主攻力量向前挺进。“时报广场”和D区，瓦斯烟雾弥漫，很难看清情况，人质都穿着囚衣，更难辨别。后来警察坚持说，强烈的抵抗持续了大约两分半钟。一个警察说：“他们挥舞着刀子和长矛，像日本敢死队冲锋一样向我们攻过来。对这些人，我们不得不开枪。”另一警察说：“进行抵抗的人，向我们投掷长矛和自制燃烧瓶，都给干掉了。我们击中一些挥臂正要投掷武器的人。凡是进行抵抗的，都给打死了。”

然而，有些人并没有抵抗，也被杀死了。零星的射击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纽约州阿提卡问题特别委员会（麦凯委员会）后来查明，警察的进攻“具有过分的缺点”，包括“大量不必要的射击”。某些不必要的暴行是出于轻率，甚至可能出于忽视人命。洛克菲勒特令禁止监狱看守参与进攻，但是他们还是参加了，并且至少对两起凶杀负有罪责。特别委员会调查发现，有些警察使用猎枪和“”号铅弹扫射，其散射范围超过30码，打中了一些“无意攻击的目标”，因而“给不抵抗的犯人和人质造成严重的伤亡威胁”。当时在场的一位医生——布法罗的莱昂内尔·西丰泰斯大夫事后报告说：“许多暴动领袖是看守存心挑出而开枪打死的，有些是已经举手表示要投降的，有些已经躺倒在地上。”

120多人受伤，或已气息奄奄。算上奎恩和在暴动中被罪犯杀害的另一些犯人，阿提卡监狱事件的死亡人数是：32名犯人、11名看守或管理人员，总共43人。关于人质究竟是怎么死的，报道极不准确，使得重新夺回监狱后几小时内的实际情况，更为混乱不清。奥斯瓦德的一个助手说，有一个看守被阉割了，他的生殖器被塞在他的嘴里。另一个助手对记者说：“有几个人质的咽喉被割断。沾有血污的蒙眼布落在脖子上，从这一事实来看，被俘的看守是被看管他们的人杀害的说法是可信的。事实上，三名生还的看守的喉部确有伤痕。但是，次日上午法医发表报告说，他没有发现死者遭到阉割和被截肢的情况。所有的死者都是被枪弹打死的，而当时只有警察有枪。”

洛克菲勒州长说，人质“是在交火中打死的”。奥斯瓦德自己也不大相信地暗示，他们“很可能是被推在前面当盾牌使用”。得救的人质强烈支持警察的进攻。在华盛顿，尼克松总统说，进攻阿提卡监狱的“可悲和痛苦的”决定，是政府当局惟一“可行的”做法。对于事件的不同意见争论，很快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那些不相信自由派人士、刑律改革、“悲天悯人”和“行善”的人，反对一切对警察的批评。他们怪罪犯人——《亚特兰大宪法报》在一篇措词激烈的社论中，谴责“阿提卡的畜生”企图对人质“强行非法审判”；还有不少人怪罪监督人员。筋疲力尽的威克离开阿提卡时，门口有个看守嘘他说：“以后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会再让你们这些人进这个地方了。”

另一方面的反应同样激烈。纽瓦克市长肯尼思·吉布森说这次粉碎监狱暴动是，“据认为属于文明社会从未采取过的一次最残暴、最明目张胆的镇压行动”。威克后来指出，虽然有60名犯人被控犯了共1300条之多的罪状，却没有一个法警受到控告，尽管“有证据证明，官方人员玩忽职守、残暴凶狠、违反纪律、任意妄为——甚至公然谋杀”。这次暴动镇压下去以后，麦凯委员会查明，“打人、刺人、踢人的现象很普遍”。犯人们被剥光衣服，被迫在两排看守乱棒打击中间走过。受伤的看守迅速得到治疗，并立即通知了他们的家属。受伤的犯人则四个小时得不到治疗，身上拴着“囚1、囚2、囚3”字样的小牌牌。四天以后，某些犯人的家属还在急得发疯似地打听他们丈夫、儿子的死活。阿提卡监狱往往连这情况都不告诉他们。得到消息的人则只是接到一份也是粗率简略的电报：“遗憾地通知你，你的丈夫雷蒙德·里维拉，编号29533，已经死亡，尸体停放在本监狱内。”

约翰·多斯帕索斯曾在写到大萧条时期美国富人同饥民间鸿沟时气愤地说：“一点不错，我们是两个国家！”现在这种裂痕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一样地深邃。三年前白宫的新主人发誓要“把咱们联合在一起”。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人民的分裂一如既往，在正义与宽恕、战争与和平、是与非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也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在离新总统选举还有一年的时候，美国人开始通过民意测验重新估价理查德·尼克松的地位。从这里是可以看出变化的。迟至8月初，民意测验组织人阿伯特·辛德林格发现，只有27％的选民希望看到尼克松重新当选。但是没出8月，尼克松的群众威望曲线不再下降，而渐趋平稳，接着又缓慢回升。决定性的因素是政府在国内外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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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同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美国乒乓球队的组成，表明这个体育项目的广泛吸引力。一个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人事负责人、杜邦公司的一位化学家、一名《体育画报》编辑、一名大学教授、一名黑人联邦工作人员、一名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程序编制员、一名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一名华尔街银行职员、两名十几岁的少女、两名家庭妇女和两名大学生。圣·莫尼卡大学的格伦·科恩，是美国球队最出风头的队员。他穿一条紫色印花的喇叭裤和印着和平象征的衬衫，打球时用头带扎住齐肩的长发。也许由于科恩的头带的颜色是红的，也许由于他机灵、性格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运动员选中他来提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建议：他和他的队友愿意去红色中国做一次免费旅行吗？

队友们都很乐意——科恩同队友们商量后说：“用毛主席的话说，我好像点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宋中很快送来正式请柬。华盛顿没有反对。仅在几星期前，国务院才刚对要去人民中国旅行的美国人取消了一切限制。一切有关人士，包括乒乓球员在内，都知道这两件事的关系并非偶合。一般认为，这是走向缓和的起步，反映了北京的新的自信，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年激烈的权力斗争，两年前已经以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获得最后胜利而结束。当七名西方记者获准进入中国报道球队此行时，世界显然已经到达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显然中国人像俄国人以往的做法一样，是在把体育用于外交目的。一夜之间，乒乓球获得了新的地位。连尼克松也告诉部下说：“我在法学院念书时，就是个相当不错的乒乓球运动员。可以说，我打得相当好。”莫斯科闷闷不乐，克里姆林宫说北京对美国的建议“没有原则”。

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从香港穿过一座短的钢架桥到达边境的罗湖车站，接着再通过一座上覆铅铁皮顶的桥，到达中国城镇深圳。面带笑容的中国官员，把他们领上了一列乳白色和蓝色相间的火车。他们的第一个终点是广州。21年前，华盛顿和北京断绝关系后，这地名的英文名称已由Canton改为Kwangchow。在这23英里的途中，可以看到香蕉林、荔枝树和稻田，在重要的地方，还有挂着毛主席肖像的巨大的宣传牌。在广州新机场，他们登上一架苏制伊柳辛－18型客机，扩音器里播放着军乐和毛主席语录。停机坪前悬挂煽动性标语：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这并不是故意对来访者的污辱。其时，毛的政府把美国人民及其政府作了明确的区别。它需要美国人民的友谊，但对美国政府北京广播电台则不断责骂为“嗜血成性的强盗”的阴谋集团。

经过25年的对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于1972年重新开始对话。图为尼克松和周恩来共同庆祝“上海公报”签署。

北京的4月天气，仍有冬天的寒意，但除此以外，首都对美国乒乓球队的接待是极尽地主之谊的。他们下榻在华贵的新侨饭店，他们受到多次设宴招待，游览了19世纪满洲皇帝的颐和园，并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他们观看了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表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他们到北京体育馆同中国球队进行表演赛时，受到1.8万名球迷兴高采烈的欢迎，巨大的横幅上写着“欢迎美国乒乓球队”。乐队奏起了激昂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科恩跳了摇滚舞。

在乒乓球比赛中，中国人依然使用原来的策略。他们不让能够彻底打败美国队的一流球队出场，只派二流运动员参加比赛，男队和女队分别以5：3，5：4获胜。东道主把比赛叫做“友谊赛”。不过，这还不是最动人的友好之举。第二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铺着红地毯的客厅里会见了中国的这些乒乓球客人。美国队并不是那个星期惟一来访的乒乓球队，按照中国仪礼，会见严格按照字母顺序进行，所以周恩来会见美国运动员之前，先会见了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的运动员。但是周恩来用大部分时间——1小时45分钟——会见美国运动员，他告诉他们：“我们翻开了中国和美国人民关系方面的新的一页。”他对美国记者说，现在美国记者可以“分批来”。

在美国球队离京去香港的当天，尼克松总统宣布放宽已有20年之久的美国对华贸易禁运，北京则恢复同华盛顿和伦敦的电话联系。可谈的事实在不少；又过了不到两星期，以亨利·卡伯特·洛奇为首的一个总统专门委员会建议，如果能够找到保留国民党席位的办法，就可以接纳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计划已在着手制定，访问时，会谈的主要问题是总统本人前往进行国事访问。

7月初，基辛格飞往亚洲，官方宣布是前往西贡、泰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地举行会谈。基辛格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了90分钟会谈后，宣布改变日程，说他要到拉瓦尔品第以北38英里的山区休养地纳蒂亚加利去度几天工作假日。基辛格此行并没有特殊的报道价值，因此，叶海亚政府宣布基辛格因稍感不适将在休养地多住一天时，对此事进行采访的记者也没有产生什么好奇心。基辛格被认为得了亚洲痢疾——“德里肚子疼”——美国大使馆为了鼓励这种说法，还放出空气说，已经派了医生去给他诊治。一个记者提出，总统顾问住在拉瓦尔品第有空调设备的旅馆里岂不更舒适一些。大使馆发言人回答说，基辛格不愿由于自己生病去麻烦首都的什么人。

实际上，基辛格和三名助手已驱车到拉瓦尔品第机场，登上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北京去了。7月9日中午，他们在中国首都郊外一个荒凉的机场上着陆。他们由汽车送到靠近湖边的一座宾馆，在那里吃了午饭，到下午三四点钟，周恩来便来会面。星期五夜、星期六晚和星期天早上，他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由于中国人殷勤招待，这位总统顾问体重增加了五磅，之后，在他仍然被认为因肠胃病卧床时，他又飞回巴基斯坦，在别去两天半后，重新和代表团其他人汇合。再也听不到北京广播电台咒骂美国官员是强盗和走狗了。基辛格的中国之行五天以后，尼克松总统乘直升机从圣克利门蒂飞到洛杉矶郊外的伯班克电视台，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四分钟讲话。他宣布，他已被邀访问红色中国，而且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他说：“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在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减少紧张局势、改善关系，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至于国民党，总统说，同北京“争取新的关系”，不会“牺牲我们的老朋友”。

这是他无法实践的诺言。他想让“两个中国”同时参加联合国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联合国一年比一年更接近于驱逐台湾代表团，就这一点就足以使它最后做出断然处置。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接纳北京，驱逐了蒋介石的代表。美国保守人士当天从电视上看到的丢脸情景，这在艾奇逊、杜勒斯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阿尔及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互相拥抱，坦桑尼亚人在会场通道里跳起舞来。华盛顿反应强烈，恼怒万分。巴里·戈德华特要求美国退出联合国，把联合国大会送到“莫斯科或北京之类的地方”。宾夕法尼亚州的休·斯科特轻蔑地谈到像坦桑尼亚那样的“赶时髦热裤的小国”。总统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谴责了“某些代表在投票后令人震惊的表演和不加掩饰的狂欢劲头”。但这些不过是政治上的仪式而已。事实是，蒋介石一直以“大国”自居的地位，从中国人在名古屋对格伦·科恩做出和解姿态时起，就已注定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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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克松通过电视广播，宣布他要访问北京正好一个月之后，他又在广播中宣布了有关另一重大措施的消息，这一回是拯救美国经济。的确需要想想办法了。美国已开始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货币危机。那时，由于胡佛总统顽固地相信亚当·斯密和约翰·司图亚特·穆勒的经济学说，使得已经步履蹒跚的美国金融更加寸步难行。尼克松对这两个人的学说也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在实践中他却绝非不肯灵活。《时代》周刊的休·赛迪评论说：“直到最后关头，总统总是墨守陈规。而当具体情况使他不知所措，或他自己改变了主意时，他便决定采取行动，那时什么东西也不用想长期阻碍住他。他会抛弃自己的哲学、诺言、说教、朋友和顾问。他走出一种生活进入新的世界，不作任何解释，连头也不回。”这种做法有时使人很为难，但是在1971年的8月，美元摇晃在灾难的边缘，却是使人为之振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成了文明史上最富的国家，当时世界上400多亿美元的货币黄金，美国就握有350亿。战后金融结构，在大战结束的前一年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立下来，规定黄金和美元将作为共产党集团以外的一切主要国家货币的储备。由于没有充足的黄金支持预期的外贸流量，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美元——就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之间支付债务两者均可使用。美国保证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率回收现有的全部美元，其他国家也以美元表示自己货币的价值。当时这是行得通的。贸易繁荣起来。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使自己同美国的贸易变成出超——向美国出口的货物超过从美国的进口——这个国家的剩余美元就可以用作储备，再发行新的货币。

由于美国富，世界其他国家都比较穷，于是大量美元就流往海外，帮助匮乏的国家。这没有关系，因为美元有的是。接着，发生了朝鲜战争和欧洲商业的复兴。到1961年，共同市场成立后的第一年的年终，美国的黄金储备已下降到170亿美元；1962年，降到160亿；到1963年，更降到150亿。到70年代初期，黄金储备一直停留在110亿美元——几乎到了最低限度，因为美国法律要求每四个流通中的美元必须在诺克斯堡保存价值一美元的黄金，美国的企业则需要400亿美元的纸币和银元。此时，贸易差额越来越对美国不利。1960年，美国进口价值150亿美元的货物，出口达200亿美元，有50亿美元顺差。到1970年，这个差额下降到20亿美元；1971年5月，便完全消失。美国的贸易出现了赤字，由于五角大楼仍然在越南消耗大量财富，迅速扭转这种局面的希望是没有的。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警告说，美国自1893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贸易赤字。

1971年5月，经济学家们从德国收到令人担心的信号。经济奇迹已经把联邦共和国变成大量出口的国家。过去十年里，德国马克两次增值，改变了同美元的比价，使囤积马克的投机家发了财。现在要求再次增值的压力又在增加。波恩作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有义务维持美元和马克的关系，在马克增值时收买美元，出售马克。因为美国存在贸易逆差，投机者握有大量美元——即“欧洲美元”，这是一般对外国拥有的美元的称呼——可供投资。1971年头四个月，欧洲的欧洲美元储存额惊人地跃升，从50亿上升到五六百亿，德国中央银行出现了美元泛滥。

德国中央银行不停地收购，收购，直到波恩看出了通货膨胀的初期迹象，于是在5月9日通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管有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规定，它不再继续收购美元了。作为代替办法，德国人提出，让他们的货币按照供求规律决定自己的价值。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他们要让马克“浮动”。马克从25美分“浮动”到27美分，就停在那儿不动，减轻了对德国中央银行的压力，附带改善了美国同联邦共和国的贸易平衡关系，因为这时在德国的美国货比较便宜了。然而喘息的时间是很短的。由于美联社记者拉里·斯顿茨听说的“欧洲美元的巨大水塘正在欧洲泛滥”——总数相当于美国流通的全部货币，投机者必然得转向别的地方。他们准备开始对法国法郎加热，但是一直注视着德国的苦恼的巴黎，迅速摆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限制了美元交易。投机者接着向瑞士法郎打主意。伯尔尼也效法巴黎。要想脱手美元越来越困难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正趋向于不起作用。《巴伦》周刊预测，秋季会出现世界范围的恐慌。8月初，又出现权威性预测说：美国第二季度的贸易逆差会超过70亿美元。紧接着国会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发表报告说，美元比价过高，其他货币应当增值，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应当停止购买黄金。于是股票行情猛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从4月份的高峰下降了100点。这时欧洲美元几乎已没有市场。美国在欧洲旅游的人发现，一度坚挺的美元，成了没有人肯接受的货币。世界贸易停顿下来；商人们再也不知道他们手中的货币在下星期，甚至在明天能够买到些什么了。

美国人也不断得到国内经济方面的坏消息。尼克松断言，1971年是个好年头，1972年是个坏年头，他的预算是以预计国民生产总值为10650亿元作为基础的。国民生产总值结果达到10500亿元，而其增长的半数来自通货膨胀。生产下降，失业率达6％，接近衰退时期的水平。6月底，财政年度结束时，政府的赤字惊人，达到232亿元，比约翰逊政府1968年创纪录的亏空仅少20亿元，收入竟比尼克松的预计令人难以相信地少了245亿元。总统在讲话中使用了“充分就业平衡”一词，使得他的保守的支持者大为吃惊。这是凯恩斯的一种概念，主张只要支出总额不超过在人人都有工作的条件下的税收总额，预算就是“平衡”的。但是，即使用这个尺度衡量，政府也还有80亿元的赤字。前景也是阴暗的。新的劳工合同保证铁路工人42个月里增加工资42％，钢铁工人三年内增加工资30％。这必然会引起相应的通货膨胀。

国会曾经批准1970年的经济稳定法案，授权总统“发布他认为有利于稳定物价、租金、工资和薪金的命令”。尼克松过去反对过这个法案，但是现在不得不签署了，因为这法案不把国防所需要的资源包括在内，但他发誓决不使用这个法案。他的计划是排除任何控制。他甚至不相信自觉遵守的指导方针或说服办法，即利用总统威信说服劳资双方放弃提高工资或物价的要求。

尼克松和他的经济顾问在戴维营度了一个短暂的周末后，一切都改变了。经济顾问们接到必须于24小时内到达的通知，共同起草了一份经济咨文，使用了尼克松曾拒绝使用的权力。8月15日，星期天，尼克松便带上它在电视中出现。他把咨文中的方案叫做他的新经济政策。在他提出或者请求国会采取的措施中，有一项是关闭“黄金窗口”——美国不再让用美元兑换黄金。大多数进口货物必须付10％的附加税，目的在于使美国货在国内市场上比外国货有更大的竞争能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人如果购买美国货，还可以受到减税待遇。工业的新投资可以得到纳税贷款。汽车的7％出厂税也将废除，这样每辆汽车平均可节省200美元。除极少数例外，美国的物价、工资、租金、红利，都要在当前的水平上冻结90天。以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为首的生活费用委员会，将主管冻结工作。

尼克松已使美元浮动，其效果和贬值一样。开头两周，在货币市场上，美元贬值2％。外国银行家是同情的，他们表明，如果美国取消附加税，他们准备重新让他们的货币调价。同时，外国也没有采取报复性措施。丹麦人的确规定了自己的附加税，法国人也嘟囔着要征收，但是，并没有出现多少要抵制突然变得便宜的美国货的关税壁垒威胁。康纳利在外交界威望有限，他坚持美国在国际收支中迅速增收130亿元的提法，引起一片抗议，说这样迅速的逆转会毁灭共同市场。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月份会议上，最富的“十国集团”的财界人士，仍对美国立场表示同情。康纳利也暗示，美国有可能重开“黄金窗口”，提高黄金价格，即直接贬值。随后在罗马会议上达成了由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公布的协议，美国取消附加税，其他货币增值，黄金价格暂时上涨到每盎司38元。

在尼克松宣布实行冻结——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第一阶段”——的第二天，华尔街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其历史上最繁忙的一天中，从32.93跃升到888.95；共有3172万股股票成交。9月，第一阶段的第一个整月，美国生活费用的上涨保持为2.4％，批发价格指数记录了五年来最大幅度的下跌。在工资和物价的最高限额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例外，在某些工业部门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的混乱现象，但就绝大部分情况来说，那办法是有效的。遗憾的是，按照定义，这只是第一步，到11月13日就将满期。在此之前，政府必须在纠正陷于冻结中的一些不公正现象的同时，找出有希望保持相对稳定的指导方针。

10月8日，尼克松再次向全国发表讲话，这次是建立起第二阶段的机构。这次，反对的意见较为强烈。新阶段的主要设计人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尼克松发表第一次讲话时已料到将遇到的困难。他说：“我当时就想到，问题不在于冻结，而在于取消冻结，或解冻。”第二个计划的目标，是把通货膨胀控制在每年2％～3％之内。控制工作由7人组成的物价委员会和15人组成的工资委员会来掌握。总统说，对利润没有限制，计划的成败取决于“美国人民的自愿合作”。

由于担心劳资双方都可能从监督机构撤出代表，使得把通货膨胀保持在3％以下的希望成了泡影。米尼在迈阿密海滩告诉劳联－产联大会的代表们说：“如果总统不愿按照我们的条件让我们参加工资委员会，那他知道他该怎么做。”尼克松大胆地飞到代表大会的会议大厅，回答说：“我确实知道我该怎么做，而且马上就准备要做。”尽管如此，工资委员会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周，还是接受了米尼的条件，宣布完全承认延期未加的工资增长，确定每年增加工资的标准为5.5％。即使这条界线也没有维持住，工资委员会在第二阶段的第一个决定中，便同意煤矿工人增加工资15％。物价委员会也同样不起作用。一开始它就批准两家钢铁公司生产的白铁皮提价7％。不到三星期，全国15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1/3申请批准提价，他们的要求被批准和被否决的比例竟达20：1。

12月，股票市场再次猛跌。工资委员会对劳工继续采取和解姿态，但是三个月后，米尼和其他两名工会最高领导人仍然退出，指责多数委员都怀有偏见。第二天，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罗纳德·伍德科克也退出了。这样工资委员会里只剩下一名劳工委员，运输工会主席弗兰克·费兹蒙斯。自从尼克松在圣诞周赦免吉米·霍法以来，运输工会一直听从尼克松摆布。那一宽大措施普遍认为出于政治考虑，但是很少有人责备尼克松。尽管夏季他在民意测验中的低落地位已经有所改善，一般人都相信，他要想重新当选，非设法得到他所能够得到的一切帮助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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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物画像：拉尔夫·纳德

拉尔夫·纳德的父亲是黎巴嫩移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制造业中心文斯特德，是人们所熟悉的美国式的地方平民主义者。纳德拉·纳德的高原甜食店是一家饭馆兼面包点心店，顾客们抱怨说，店老板从来不让他们安静地吃饭。纳德经常给他们演讲现制度的弊端及其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情况。和许多移民一样，他比土生的美国人更是个热诚的民主党人。他没完没了地责骂财团的罪行，老是威胁着要控告他们。到最后，他差不多和谁也谈不到一块，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他的幼子拉尔夫。

1938年，拉尔夫·纳德年仅四岁，当律师们在地方法院向着陪审团发表长篇辩词时，他就是个小小的听众。14岁时，他就天天阅读《国会记录》。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在该大学，他拒绝和其他学生一样穿麂皮马裤或其他相应的服装象征；校园的树木喷射滴滴涕，他也提出抗议。学校图书馆闭馆后，他经常被锁在馆里，结果管理人给了他一把钥匙；而他的反应倒符合他的性格，反而指责学校当局不应对其他学生的合法权利漠不关心。1955年，他被选为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毕业时成绩优异，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而他却把这个学院称为培育权势仆役的“高价的工具工厂”。

他的清教徒名声传播开来。他发誓不看小说，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看电影也是一样，他限制自己一年只看两部。他藐视戏剧、烟、酒、女人、晚会等等。在哈佛大学，他也不开汽车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另有动机。他开始研究汽车事故。他到附近的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研究了一阵汽车技术之后，给《哈佛法学记录》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汽车：为死亡而设计》。

这个问题一直使他烦恼。他的整个生涯都是同人身保护工作相联系的——从不安全的天然煤气管道、食品的附加剂、变质肉类、污染问题、矿井健康条件、除草剂、不卫生的家禽、条件不足的私人医院，一直到彩色电视的辐射问题，但是汽车威胁的问题是最基本的。他在哈特福德开设了一家私人法律事务所（很快成了为穷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的地方），继续敦促各地方政府制定更加严格的汽车安全条例。1964年初，他把这一运动带到华盛顿，劳工部部长助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聘用他为劳工部日薪50元的顾问。

在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的合作下，纳德搞了一份200页厚的呼吁书，呼吁制定强制性汽车安全法令。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向他指出，雪佛莱厂的科维尔牌汽车容易翻车，因而成了他在工业界内第一个秘密联系人。1965年11月，纳德的第一部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中包含的危险》，其中把科维尔牌汽车叫做“最难驾驶的汽车之一”，并且指责汽车工业在“这种型号已经用了四年，共生产了1124076辆科维尔之后，才决定采取措施”。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中包含的危险》一书的精装本和平装本共出售45万册，终使作者以证实汽车危害的专家身份于1966年2月10日出席了里比科夫委员会。三星期后，纳德指控通用汽车公司利用私人侦探跟他找麻烦，打电话对他进行谩骂，以及企图用女人勾引他来败坏他的名誉，于是使他成了全国知名人物。一个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宣誓下承认，他的上司曾指示他：“不论在什么地方设法抓住这家伙的一点把柄……使他不敢再跟他们捣蛋……封住他的嘴。”纳德提出控告，要求赔偿2600万元，结果得到了28万元。这钱和他写书的版税一样，都用在他的事业上。那年夏天，“全国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获得通过时，《华盛顿邮报》宣称：“这项重要立法所以成为可能，大部分功劳应该属于一个人——拉尔夫·纳德……这个为公众利益进行活动的单人院外说客，战胜了全国力量最强大的工业。”

纳德自己承担起全国交通安全署监督人的责任后，又插手过问肉类包装业，其结果是使得1967年肉类卫生法得以通过。他的攻击范围原来还限于消费者的剥削者，后来更扩大到包括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烟囱、智囊机构、不安全的卡车、纸浆和造纸工厂、财产税、官僚主义者、消费信贷、银行和超级市场。一个评论家说：“纳德并不是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人，他只是一味反对消费。”

纳德不同于林肯·斯特芬斯时代那些揭发丑事的人，他得到保守选民的支持。在充满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的时代，他仍然相信能在这个制度内部进行改革。他是个直线式的思想家，提倡守法和工业秩序。股票经纪人赞助他的事业，波特女士的学校给他派去志愿工作者。现在，他已有一些助手——一个记者称他们是“纳德袭击者”，这些人大多数是毕业于上流学校的上层中产阶级的白人，他们的姓名颇像普尔门卧车车厢的名称：罗维尔·道奇、威廉·哈里逊·韦尔福德、鲁本·罗伯逊三世、霍华德·塔夫脱四世等。其中有个叫爱德华·考克斯的，后来成了尼克松的女婿。

纳德把他的助手们安置在全国报业大楼的几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旧桌椅是从残缺物品拍卖会上买来的，装档案用的是苹果箱，书架是用木板和砖头搭的。他让这些人一周工作100小时，工资之低接近贫穷标准。他们编写的书籍所得版税，全部用于运动。但是他们没有怨言。纳德本人一年挣20万元，自己只用5000元。

他住的带家具的房间，靠近杜邦大厦，每月租金80元，办公室租金每月97元，也不用个秘书。别人送给他的公文包，他都用来做档案袋，自己旅行时却把文件装在一扎扎牛皮纸大封套里。他的黑皮鞋已经磨损，鞋带断了又接起来。他穿一套满是皱褶的灰衣服，白衬衫起了毛边，系着过时多年的窄领带。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一头波浪式的黑发，一副年轻人的面孔，《新闻周刊》把他比做“弗兰克·卡普拉影片里的吉米·斯蒂华式的英雄人物”。他的惟一特殊开支是电话费。这笔费用很大。工业界的志愿侦探给他打电话的费用，都由他付。

纳德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讲演费。他每周接到50份请他讲演的邀请，他一年只接受150次，每次收费多达2000元。继沃尔特·鲁瑟之后，他成为最擅长长篇大论的演说家，一次上台演说，时间很少在1小时45分钟以下。演说结束时，从来不加上点儿什么华丽辞藻。他说完停下来，转身就走。大学的听众对他报以狂热的欢呼，但他从不回身表示谢意。如果有人请他签名留念，他会粗率地回答：“不签。”一位朋友说：“纳德怕被当成电影明星，把他的私生活浪漫化，所以他干脆抛弃了私生活。”

他是个无法对付的顾客。在饭馆点菜叫饭时，他会对女服务员说：“三明治里的火腿是单切的吗？这乳酪是真正的，还是人造的？你吃糖吗？你吃？那你听我告诉你——那东西绝无用处，毫无食用价值。”他对班机上的女服务员说：“在整个飞机上，你可以感到自豪地供应的惟一东西就是那小包花生。而且你还应当去掉它上边的盐。”阿勒根尼航空公司竟敢把他预订的座位让给别人，使他没有坐上飞机，他于是提出控诉，判得损失赔偿费5万元，这笔钱一半给他本人，一半付给由于他误了飞机而未能听到他演说的消费者集体。

罗伯特·肯尼迪问他为什么“干这一套”，他回答说：“如果我从事防止虐待动物的活动，就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的最终目的“不亚于为工业革命进行质量改革”，任何诱惑也不能使他偏离这个目标。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和戈尔·维达尔提议他竞选总统。他说：“我对公职不感兴趣。国内最伟大的事，是公民活动。政治也要居于其后。”

尽管他散布福音，致力于公益事业，过着修道士的生活，他对社会的影响还是成问题的。这一点他有时似乎也知道。有一次他说：“我们总是失败。”“整个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失败的程度。”听众似乎把他看成是个演员。他们给他鼓掌好像是赞扬演出一样。很少人感到自己必须参与其事，必须仿效他的榜样，或听从他的建议。他们照旧驾驶底特律的大型汽车，买加过工的食品吃，脸上抹一层昂贵的化妆品，抽着有毒的香烟。

他有一次沉思时想到：“两千年前在雅典，一个人可以一早起床，在城里闲逛，调查和他个人以及本市同乡福利攸关的事。没有人会问他：‘你和谁一伙？’”70年代的美国人不需探问关于他的情况，他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们对他的活动并不表示支持。使他感到极为痛苦的是，不管他们对他喝彩声多么强烈，不管他们多么经常说他们赞成他，但在这物质至上的黄金盛世，他们并非真正同他是一伙的。

第三十七章 自尊丧尽

路易斯·克罗南伯格所说的爱出风头的时代也许可以说是从20年代爬坐旗杆顶和弗罗依德·柯林斯所经受的折磨开始。科林斯这个倒霉的青年，在肯塔基州因矿井塌方陷在里面最后死去，于是成了1925年头版新闻达两星期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一些爱表现自己的人的出现，大吹大擂的宣传活动愈加突出了。这些人有的在狂欢节的旋转木马上举行婚礼，有的在百货商店的橱窗里度蜜月，有的在弧光灯下生孩子，更有的租礼堂庆贺离婚。克罗南伯格在1954年写道：“我们美国人的毛病，不是生活的诗意变成了散文，而是变成了广告稿。”他指出，继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后，对美国生活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乃是菲尼亚斯·泰洛·巴纳姆【1810～1891年，美国著名马戏团创办人。——译者】。

随着美国影响在国外的传播，巴纳姆精神也传播到了国外。海外最离奇的一些表演、最后使作案人成为1972年头版新闻人物的事情有：有人打电话，威胁要炸毁豪华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号邮船；澳大利亚一个地质学家手持12磅大锤，砸坏了圣彼得教堂大殿内米开朗琪罗的圣母哭耶稣的画像，他这样做出于一种反常的出风头的欲望，他坚信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这些人全是荒唐达于极点，但至少他们没有杀人，而许多国外爱出风头的人可大都不能这么说。1972年可以称为是死神喧嚣之年。国外为了出风头而作案的谋杀事件有：土耳其左翼分子处死北约组织的三名电子专家，一伙日本恐怖分子在特拉维夫的利达机场杀害了26位旅客，“黑九月”团体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慕尼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干掉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还有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残杀，死了469人。此外，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日本的川端康成，效法三岛由纪夫自杀身亡。三岛由纪夫是他的一位年轻同行，为了抗议西方对日本的影响，按照古老的切腹仪式自杀，取出内脏，并由一位密友割下他的首级。

对于海外这种不光彩事件的日益增长，美国人并没有理由感到欣慰。达拉斯的李·哈维·奥斯瓦德在60年代便首先向他的同胞们表明，像他那样胆大包天的杀人犯，才是引人注目的。在美国，步其后尘的人中，有洛杉矶的锡尔汗·锡尔汗、奥斯汀钟楼的查尔斯·惠特曼，以及在亚利桑那州梅萨美容学校杀人肢解的罗伯特·本杰明·史密斯。1972年，另一些怀有类似动机的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暴徒“疯狂的乔”·盖洛，在纽约的小意大利被人枪杀。他的妹妹告诉记者说：“他改变了他的形象，这便是发生这件事的原因。”乔治·杰克逊在索尔代德监狱的两个同伴，在一名看守死亡的案件中被宣判无罪，安吉拉·戴维斯也设法将此事搞成宣传上的一次胜利；她说：“这件事妙极了。”12月29日，《生活》杂志停刊，关闭了一条巨大的宣传渠道，这在某些政客看来简直是如丧考妣。四星空军上将约翰·拉维尔，因擅自下令轰炸北越而受到申斥，并受到降级处分，因而他的名字曾累见于报纸上，而现在他的名字却开始出现在参考书上了。最令人难忘的是阿瑟·赫尔曼·布雷默，他于总统预选前夕，在马里兰州劳雷尔的市场中心枪击乔治·华莱士。在押往监狱的途中，布雷默竟问警官：“我要写出回忆录来，你看能捞多少钱？”

当这类犯罪行为已变得平淡无奇时，一些美国人在那一年又另辟了耸人听闻的新途径。有两起有关治安的案件很值得注意，因为它们与索尔代德、盖洛和华莱士案件不同，显示出作案人或起诉人均具有非凡的想像力。一件是一伙强盗在空中劫持了南方航空公司的DC9喷气机，他们采取了极其不同寻常的勒索办法，威胁说，若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便将让飞机直撞进橡树岭核研究工厂里去。虽然飞机的轮胎已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开枪打瘪了，空中强盗在查塔努加机场还是把200万元拿到手，最后降落在哈瓦那。一到那里，他们便同他们的许多先辈一样，大失所望地发现他们被古巴人逮捕，全部赃款都被没收了。另一事件是埃德加·胡佛引起的，他控告和平人士正在策划绑架亨利·基辛格和炸毁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地下给首都所有联邦建筑物供暖的热气管道。六名天主教徒和一名穆斯林被控密谋肇事而受审讯。政府最后败诉，九个月后，两名被告，神父菲利普·贝里根和修女伊丽莎白·麦卡利斯特结婚，而使他们各自所属的圣约瑟夫协会和圣玛利圣心会的教友们大为震惊。

在传统的教会工作者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在虔敬行为方面表现得更荒唐的，是“耶稣的子民”，也被称做“耶稣迷”或“马路基督徒”。实际上，他们代表着青年运动的最新阶段，这一运动经过垮掉的一代演化到了嬉皮士，现在又在追求新的刺激了。“耶稣，我可曾为耶稣沉醉！”是他们用作号召的口号之一。三年前，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一种反文化的形成》一书中，称青年运动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宗教倾向。他指的是禅宗和一些更加古怪的教派；那时，基督教被认为是不可救药地墨守成规和拥护既有权力体制的宗教。可是，现在这些信徒们都挂着基督受难像，穿着基督受难式的短袖圆领汗衫——模仿百事可乐广告上的打油诗，他们有一个口号是：“耶稣的恩情没有底，你自会越活越有趣。”他们建立了一些名叫“上帝之爱”、“天国旅店”和“灵魂旅店”的群居村，参加耶稣摇滚舞音乐会和基督徒夜总会，致使有些父母甚至怀念过去孩子沉溺于老式大麻的时代。

由于各大学在1972年几乎继续保持平静的局面，和平战士谈到宣传方面的失败，而州立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则颇为欣慰；纳税人以一边倒的票数否决了发行学校公债。尼克松总统的新闻办公室宣布，总统用色彩鲜明的词句“赢得了”选民的支持。他曾说，他计划在戴维营多待一些时候，因为“我觉得在这里的高山顶上，能使我更易于高屋建瓴地工作”。11月1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引人注目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在收盘时达到1006.6，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一千（虽然当时没有一个人懂得，这正是抛出的好时机）。纽约联邦法官宣判一个名叫罗纳德·加勒拉的自由职业摄影师“不择手段侵犯了”奥纳西斯太太的私生活，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在公众中的形象更加辉煌了，而打扰她的这个人的形象却更加暗淡了。法院裁决，加勒拉今后必得同她保持50码的距离，同她的孩子保持75码以及同她家族的住宅和学校保持100码的距离。

爱出风头时代的这些离奇的事件，尽管不同寻常，然而却由于这个时代的两位巨人的成就而黯然失色。这两个都是美国人，都狂热地一心想使自己大出风头，并且都于1972年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一个是亡命之徒，一个仅仅是易动肝火。

性情暴躁的那个，名叫罗伯特·詹姆斯·费希尔，是下国际象棋的。在凡是提到此人的报道中，除了侮辱他的对手，不按规定的比赛时间到场，得罪给他捧场的人，贪婪，食言，动不动给人下最后通牒，大发脾气，在关键时刻忽然不知去向，以及后来，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同俄国的鲍里斯·斯帕斯基进行了一场第一流的比赛，赢得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外，就没有别的了。他的同胞一致认为，决不可能有比他更坏的人能得到冠军了。他怒冲冲地点着创纪录的15.6万元的奖金，傲然地阔步离去。

那个亡命之徒名叫克利福德·欧文。

1971年圣诞节将临之际，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向纽约各大报主编、新闻评论员和通讯社办事处发了一份特别令人感兴趣的550字的新闻特写。美国隐身埋名的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14年来一直拒绝报界人员的采访和摄影，甚至连面也不肯一露，如今显然在一名合作者的襄助下，完成了他的23万字的一本传记。这书的布面精装版将在1972年3月27日发行，《生活》杂志将连载三期，每期从中选登1万字。这预告援引休斯的话说：“你可以把这书叫做自传。也可以叫做我的回忆录。不论叫它什么都行。这是用我自己的话讲述的我的生平。”预告中对他这项工作的助手克利福德·欧文讲了不少恭维话，也说是出自休斯之口。据称这位亿万富翁曾说，之所以选中欧文，是因为“他有同情心，有眼力，谨慎，而且，据我所知，他为人正直”。

休斯的回忆录好像是录了音的：“本书里的话——除那些引起我说这些话的问题外——都是出自我自己之口的话。”一开始编辑们以为，他是在他去年隐居的巴哈马饭店录的音，但后来看来实际情况似乎要比这曲折得多；他们两人“在遍及西半球的各种各样的汽车旅店和汽车里”会晤了一百多次。

这都是出版者的预告中所说的。公众相信这种说法只有一个月，又过了一个月，这份预告就得撤销了。但在当时，这成了出版业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一个故事。它一度把总统游览中国长城的新闻都从小报的头版上挤掉了。采访休斯和欧文的新闻记者比采访越南战争的还要多——单是《洛杉矶时报》就派出了9名记者。30名邮政检查员在邮件中寻找线索。派拉蒙公司重新发行了《外来政客》，故事内容一眼就能看出是编造出来的休斯的生平。一部名叫《赫尔加与霍华德》的X类影片正在曼哈顿上演，休斯式的短袖圆领汗衫销路很畅，两元一件，人们还佩戴徽章，上面刻有“这是一枚真正的霍华德·休斯徽章”。

在12月的新闻预告发布之后不久便有人首先对自传的真伪问题提出怀疑。休斯器械公司的一位代言人否认“有休斯的自传存在”。但是，这位隐身埋名的富翁，甚至对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也以行动诡秘著称；那些最了解他的人们认为，不承认有这部自传，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事实上这也是该书的编辑们意料中的事。《生活》杂志编辑主任拉尔夫·格雷夫斯拿出休斯同意连载该书的亲笔信给他的工作人员看，其中有一个人问他：“我们怎能判定这封信不是伪造的呢？”格雷夫斯回答说：“这是真迹，没错。我们请一位专家鉴定过了。”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一名副总经理艾伯特·利文撒尔对《纽约时报》说：“我们费了很大的劲，确定这确实是休斯的自传。”《生活》杂志的副总经理唐纳德·威尔逊也告诉另一位新闻记者：“喔，我们是绝对有把握的。请注意，我们是同麦格劳－希尔这样的人打交道，而且你也知道，我们并不是一家电影杂志！别忘了这是时代公司和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我们已经查过。我们有证据。”

威尔逊对另一个提出疑问的人说：“我们从来没有直接与休斯器械公司打过交道。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并不使我们感到诧异，因为休斯先生对这项计划是完全保密的。”威尔逊他们与之打交道的人是欧文，12年来，他一直是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作者。他写过四本不成功的小说，前不久又写了一本《赝品》，写的是埃尔米·德·霍里的生活，此人系欧文在西班牙伊维萨岛上的邻居，专门从事艺术品的伪造。如今回想起来，出版商似乎应当仔细考虑一下这位作者专门注意骗术的偏好，以及他自称休斯不愿同别人只愿同他交谈的说法。事实上，这本书纯属捏造。欧文从来没有见到过休斯，更谈不上给他录音了，而休斯对这个自称是他的代笔的人，更是毫无所知。乍看之下，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和《生活》杂志仿佛过于轻信，令人不可原谅。不过说实在的，这个骗子手法相当狡猾，而且也相当走运。

这个骗局的策划，始于一年前《新闻周刊》影印一张休斯手书的11行字的便笺的时候。一个月以后，《生活》杂志又将此件彩色套印刊登。欧文是一个漫画家的儿子，得其父遗传，双手极为灵巧，他发现，稍事练习，便能写出整页整页酷似休斯的笔迹的文字来。那时节，报纸上正有许多关于这位企业界巨头的报道，特别谈了许多关于他行动诡秘的消息。一些作者提出，他甚至可能已经死了，而外界的人无从知道。这便使欧文想到，搞一本自称得到休斯许可出版的回忆录或许不会被休斯戳穿，特别是他可能已经入土了。他说服了住在邻近马略尔卡岛上同样以卖文为生的理查德·萨斯坎德同他合作。后来，这两人的姓名变得家喻户晓，他们的相片登在全世界报刊的头版上——欧文，身材高大、健壮漂亮；萨斯坎德，如一友人所说，“是个脑袋长得奇形怪状的大肉堆”。他们的模样终于成为文字骗术达到登峰造极的象征。可是，开初他们两人在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编辑们的眼里，一个是虽无才华却可信赖的作者，另一个是他的勤奋的研究人员。编辑们无从知道欧文已说好同他的合作者分赃，75％归他本人，25％归萨斯坎德。第三个参与密谋的人，是欧文的妻子伊迪丝，她是一个漂亮的瑞士画家，是欧文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欧文对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耍了一个极为巧妙的花招，先转给他们几封看来像霍华德·休斯手迹的亲笔信，在信中这位亿万富翁表示对合作写书的兴趣越来越大。后来，到了适当的时候，更寄去了一份有休斯签名的合同，其中第22款规定：“出版者同意，在他接受符合要求的全书手稿后30天内，对该书不做广告、不推销、不出售。”以25万元的代价取得最先连载权的《生活》杂志，也同意不声张此事。出版者为小心起见也采取了看来很合理的措施，他把那所谓休斯手迹的一部分交给一位专家鉴定，专家拿它和真迹的样品比较后，写出鉴定报告说：“此种手迹由旁人模拟欲达近似的可能性不及百万分之一。”后来，另一家分析公司也表示同意，并断言“根据我们在鉴定可疑手迹和签名方面的多年经验”，欧文交来的材料，除霍华德·休斯外，“不可能”出自任何其他人之手。

欧文最妙的一招，是告诉他的出版者，那位古怪的工业界巨头坚持在开给他的支票上只填缩写姓名：“H·R·休斯”。欧文取到这些支票后，便转交给他的妻子伊迪丝，她戴上假发，带一张改写过的护照和一张偷来的身份证，飞到苏黎世，在瑞士信贷银行用“赫尔加·R·休斯”的名义开立账户。在这个账号320496的户头里，她最后共存进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将近一百万美元，随后她又将这笔款子提出，存放到马路对面的瑞士银行去。这期间，她的丈夫和萨斯坎德也在旅行，到纽约公共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加利福尼亚的棕榈泉、《休斯敦纪事报》和《休斯敦邮报》资料室以及《时代－生活》档案室（这一着是最不客气的）去调查休斯的生平。他们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休斯已经退休的主要助手未发表的回忆录手稿。欧文从此人的一个合伙者手里借来拍了照。他和萨斯坎德一边把材料集中，一边轮流假充“休斯”在录音机上彼此采访。录音随后抄出，欧文还在这长一千页的稿子上，用那位亿万富翁的笔迹写下边注。搞出的这成果看来十分逼真，竟然把若干年前曾和休斯很接近的人也愚弄了。

骗局开始败露的时间是1972年1月7日下午，那天休斯在巴哈马饭店用电话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同七名于他隐身埋名前对他进行过采访的记者谈了两个半小时。他申斥欧文的书纯是骗局，并且趁此机会否认以前那些说他的指甲长达六英寸，说他已憔悴不堪，说他的头发长达腰部等类的报道。听他讲话的七名记者，一致断定是休斯的声音。欧文却说这是一个骗局，但是他已快完了。整个密谋在伊迪丝那一头也开始败露。休斯的一名律师要求他的雇主填写一张问题单，盖上手印以示确凿可靠。其中一个问题是：“您最后一次，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在支票上背签是在什么时候？”休斯的亲笔答复是：“十多年以前。”这些骗子以为，瑞士银行账号户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侵犯的。其实并非如此。在有犯罪嫌疑的情况下，银行方面可以将一切细节都透露出来的，并且，当瑞士方面了解到开给霍华德·R·休斯的支票，被一个自称赫尔加·R·休斯的讲德语的女人兑成了现款，他们知道在苏黎世有人作案了。于是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搜索这个神秘的赫尔加。

1月20日，星期四，有关此事新发展的动人消息传到了纽约的那一天，欧文参加了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和《生活》杂志负责人的一次会议。他镇静自若，对这件消息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释：一、他给一个装扮成休斯的骗子录了音；二、休斯派了一个“忠实的仆人”去存支票；三、他欧文，是个江湖骗子。他盯着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眼睛，用一种无比诚恳的声音说：“最后一个可能性，我打算排除掉，我希望在座诸位也是这样。”他表演得十分高超，在座的都点头表示同意。会后，他飞回伊维萨岛——这引起《生活》杂志编辑们的愤慨，他们本以为他会一直待在纽约等待危机解决。有记者指出，伊迪丝同瑞士方面形容的那个赫尔加很相像时，欧文回答说：“你们真认为，我会让我家的人卷进像这样的一种活动吗？”在曼哈顿，欧文的律师还未对他产生任何怀疑，他向记者透露，他认为自己的主顾上了一伙骗子的当，其中两个是专门模仿签字的老手，第三个是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很像霍华德·休斯的瘦高个儿。

这是这一阴谋的关键时刻，要了解克利福德·欧文后来的结局，必须抓住这一时机。他已将大部分存款兑换成了现款，他仍然自由自在，他本来是有可能既保住钱财又保住自由之身的。在伊维萨和马略卡岛上逍遥自在的有的是其他逃犯。他同伊迪丝以及萨斯坎德可以留在他们原来住的岛上，也可以逃到某一南美国家中去，因为有好几个南美国家对他们这种罪犯是不会引渡的。钱是完全不成问题的：几乎没有他们买不起的东西。另一条路是极其可怕的，彻底暴露已迫在眼前了。欧文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飞回纽约，自投罗网呢？根据接近他的人的意见，原因是他无法抗拒大出风头的诱惑。此人一辈子就一心想出风头。他写了几本书，全没引起人注意，但是，这一鬼招却使他如愿以偿，在他知道有一批记者在肯尼迪机场眼巴巴地等候着他的时候，他便仿佛着了魔似的非去不行了。这完全像飞蛾抵不住火的诱惑一样。他下飞机时，他竟不能回答记者们的问题——这对他整个故事是一个可悲的嘲弄。他患了喉头炎，他哑着嗓子对记者说：“先生们，这真难受。”至少这一次，人们都相信了他。

另一次命运的嘲弄接踵而至。有两名记者以为，欧文曾同休斯从前的一个助手——约翰·迈耶（Meier）——接触过。他们要求在欧文的律师的办事处见他，并对律师说：“请告诉克利夫，迈耶的情况我们全都了解。”欧文从未听说过迈耶这个人，但是，当信息传给他时，他可慌了手脚。他以为他们说的是另一个拼法不同的迈耶（Meyer），因为这两个姓听起来完全相同。把休斯已退休的助手未发表的回忆录偷偷给他的人，名叫斯坦利·迈耶。如果记者们打听到了斯坦利·迈耶的这段情节，他们的阴谋就彻底暴露了，欧文还不如照实坦白好。他跑到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作了部分的交待，随后回去见那两位等候着他的记者。他说：“伙计们，我有些事要告诉你们，不过不供发表，行吗？”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吐露秘密而不供发表，是不可能的，但是，记者却点头表示同意。欧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好吧，你们也可能已经猜到了，也可能没有猜到。赫尔加·休斯就是伊迪丝，伊迪丝就是赫尔加。”

这场骗局该到此结束了，却又不然。他临时又编了一套，说他的妻子一直是按休斯的指示办事的，而由于那部书稿（以及鉴定笔迹的专家的意见）是如此令人深信不疑，这骗局竟又苟延了一些日子。接着两次新的打击，使它彻底垮台了。休斯已退休的那个助手的未发表的回忆录问了世，欧文在各种离奇的场合给休斯录音的谎言就此戳穿。他确实也曾去过这些地方，一路上还给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寄去风景明信片，可是，他不该一边办事，一边还寻欢作乐。他的游伴之一是个使用水下呼吸器潜水的教练，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她陪同欧文到维尔京群岛的圣·克罗伊克斯去玩。她告诉《芝加哥论坛报》说，她愈来愈钟情于欧文，她以为，他同他的妻子已分居了，但他们两个谁也没有和休斯见过面。这个骗子的第二个游伴更要他的命，她是一个漂亮的贵族出身的丹麦演员，名叫妮娜·万·帕兰特。欧文对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的一个编辑吹嘘过关于妮娜的事，还透露了她的姓名，这件事干得实在失策。通过邮政人员查到了妮娜的地址，她承认自己曾同欧文一起旅行，并说，他们实际上在墨西哥是一路同居的。她说，由于克利夫和她寸步不离，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同休斯会过面。

这一来，欧文就完了。但对妮娜来说却不然，这对她来说还不过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么说，对于出风头——出不论什么风头——的好处也只是略举一端而已。多年来她一直是个极不得意的无名的民歌手。现在，顿时间，她成了到处被邀请的红人。她两次在“戴维·弗罗斯特节目”中出现，两次在“迈克·道格拉斯节目”中出现，两次在“迪克·卡维特节目”中出现，一次在“今日节目”中出现，一次在“约翰尼·卡森节目”中出现，还有一次为她安排了特别电视节目。曼哈顿的圣·里吉斯饭店邀她出场表演三个星期，她还签下合同要去迈阿密、达拉斯、圣胡安和旧金山演唱。她的经理人说，欧文事件“的价值，相当于五张畅销唱片和一次金像奖”。毫无疑问，她是1972年最出名的情妇。

霍华德·休斯却不那么走运。事情愈闹愈大，巴哈马政府开始调查他的工作人员是否没有工作许可证和移民证的问题，因此，休斯便避到尼加拉瓜去，他随身带着六架电视、几箱波兰矿泉水、一台文件销毁器、血浆、一个冰箱、一张病床、一些褥垫、办公用具、瓶瓶罐罐、几箱影片、几百码电线、一个老式电炉、一个加热器，以及一张廉价的乙烯基睡椅。

《生活》杂志由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退款，因为该公司已从欧文夫妇和萨斯坎德那里取回了它付出的大部分的款子，欧文等三人都暂时进了监狱。但是，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那一年倒霉的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这家出版公司的运气连续不好。欧文被送进监狱之后，那家出版公司刚刚靠一本关于印第安人的书《红狐酋长回忆录》取得成功，稍微挽回了他们的一些声誉。不料又出现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红狐酋长回忆录》是从1940年出版的一部书里剽窃抄袭而来的。接着，欧文一书的编辑被控有失职业道德：他向另外两个作者借钱，数目达到他们从出版公司预支款项的10％。最后还有一件事，使这家出版公司的可悲处境成了那一年纽约出版界的笑柄。在那次骗局发生以前，坐落在美洲大道新建的麦格劳－希尔大厦的一楼已言定租给一家银行开分行。那时，银行的人正往里搬。出版公司经理人员看到橱窗大玻璃上在涂金字招牌，那招牌是：欧文信托公司。因为租约早已生效并已备案，自己全然束手无策，简直气得发疯。

※※※

1972年2月21日寒冷的早晨，尼克松称为“76年精神”号的总统座机的银、蓝、白三色的机身，掠过混浊的扬子江，向北飞去，到了北京上空，准备滑翔下降。1/4世纪前采访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对地面上景物的变化深感惊讶：柏油路面的道路、灌溉渠道、庞大的集体农庄以及公路两侧整齐的树木（“中国居然有树木！”白修德这么写道）。在这历史性的一天，红色中国的主人们将又一次友好地紧握住美国领导人的手。美国将停止再以反对共产主义作为它的外交政策的基调了。这是一个吉祥的时刻，因为在美国是乔治·华盛顿诞辰的前夕，在北京，是鼠年第七天，中国农历上的吉利的日子。

总统的喷气机于11时30分着陆。所有的人立即感到惊愕万状。除去美国记者和电视技术人员外，机场上几乎空无一人。那里也有一些大标语，不过同尼克松无关——“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在场的有不足四百人的军队，他们在唱着30年代的一首红军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位好周游列国的美国第37届总统过去见过罗马尼亚、巴基斯坦、南斯拉夫、西班牙、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爱尔兰、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奥地利以及梵蒂冈的统治者，所到之处，总有大群人在场。这里却阒无一人。惊慌失措的助手们想到如果总统给弄得下不来台，他们真不知该怎么办好了。他们能够原机飞回家去对大家说这是一场误会吗？直到最后一刻，大家才明白不可思议的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周恩来总理率领着为数不多的官员出现了。尼克松伸出他的手，此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周握住了他的手。

中国人民可没有在看电视，这些客人来访的消息根本没让他们知道。总统的军队驶过寂静的街道进入城市。所有的居民仿佛都到别处去了。但是五个小时以后，尼克松刚在一所黄砖砌的二层楼宾馆里安顿下来，却出乎意料地被请到新中国的传奇式的人物、78岁高龄的毛泽东的书房去。总统和主席交谈了整整一小时，在座作陪的只有周恩来和亨利·基辛格。会谈的内容至今仍严格保密，但显然是很融洽的。有一次，“头号国际匪徒”隔着茶几伸过手去，温柔地握了“头号帝国主义走狗”的手，次日早晨，一张主要人物都在微笑的会见照片，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这个信息是很清楚的：这次访问得到了主席的赞许。如今街道上的人群开始有反应了。尼克松一露面，人们就鼓掌——当然是合着一个拍子，不过，这里的规矩都是这样的。毛指定他的第四个妻子——革命煽动者江青，作为接待总统的官方女主人。

接连五天，尼克松和周恩来每天对坐在一张铺着绿桌布的长桌两边，谈判四个钟头。从最后公布的含混的公报可以看出，双方意见没有完全取得一致；公报主要谈的是中美两国人民需要有更多的友谊，总统所做出的惟一真正的让步是答应从台湾撤出美军。不过，会谈真正的重要意义在于终于举行了这些会谈。总统和第一夫人打定主意要表示友好。他们这样做了，并且得到了赞赏。每天晚上，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历时三小时的隆重宴会，硬着头皮用象牙筷子把八道菜馔对付下去，用茅台酒干杯，一边听着中国乐队演奏《小伙子比雷》和《她将绕过山边来》之类的曲子。他们观看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表演。一天晚上，江青陪他们去观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内容主要是讲残忍凶狠的地主的。尽管尼克松正打算在美国削减地主应交的税款，他还是极其热情地鼓掌称颂。次日清晨，他的夫人兴致勃勃地继续参观了一些幼儿园、饭店厨房、农业公社和针灸诊所，虽然她看见针就害怕。

尼克松夫妇参观了北京的紫禁城，攀登了具有2200年历史的中国长城之后，把“76年精神”号留在北京，自己和周恩来同乘一架白色的伊柳辛客机飞往杭州。在那个700年前马可·波罗称之为世界最伟大的城市里，总统与总理游览园林，泛舟于历史悠久的西子湖上。然后总统一行从杭州飞抵上海，到达他们最后的一站，在那里发表了公报，然后回国向美国人民报告。

总的来说，尼克松的同胞对他的表演评价很高，虽然有些人认为，他有时过于卑躬屈膝。他在北京的几次讲话中，曾提出中美两国“一起开始长征”，并且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多少事，从来急”，还向他的听众提议，要“只争朝夕”。他也说了一些陈词滥调的话。看到明朝历代皇帝从太和殿到紫禁城大红门时乘坐的精雕细刻的轿子，总统议论说：“老坐轿子，就得不到太多的锻炼。”他在说到长城时说：“能够建造这样一道城墙的人民，肯定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伟大的过去；有这样的过去的人民，也必定有伟大的未来。”随后又说：“我们看着这道城墙，不禁想到我们决不要任何这类城墙存在于各国人民之间。”

在这道城墙那一边的人，就有俄国人，他们对这次访问所可能有的含意是感到不安的。自从19年前斯大林逝世以来，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上一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指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乘一架军用飞机企图逃奔苏联，这架飞机掉下来了。这时，紧张关系达到顶点。现在，苏联人又疑心中国人和美国人没安好心。莫斯科电台用普通话对毛泽东的国民广播，说再没有比上海公报“更无耻、更虚伪”的东西了。莫斯科的评论员说，中国正在“同美国的统治集团搞危险的阴谋”。

这与其说是反美的标志，不如说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矛盾加剧的表现。俄国人妒忌万分——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三个月后，尼克松夫妇就要到他们那里去访问。这次最高级会议的前景反过来又使河内电台按捺不住了，它称这次会议是“卑鄙龌龊的”。不过，情况也有所不同。河内同北京和莫斯科不一样，它对缓和不感兴趣。相反，北越人准备破坏华盛顿同越南北边两个共产党首都之间的友好关系。他们没有成功，但是，他们仍尽力要这样干，有一阵子他们似乎几乎快要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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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会谈的消息，通过当时南越军队都有的日本造小型半导体收音机，传到了驻扎在非军事区以南的南越第三师。当时那个地区比较平静，在美国人同共产党人坐在一起谈判的时候，阮文绍的部队却放松了警惕。使他们松劲自满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尼克松向北越人提出了八点和平新计划，似乎和平真的有点苗头了。因此，报告传来，说17度线北面越南（北方）民主共和国部队正在集结时，第三师并不以为受到了威胁。3月间，冬季东北季风刮来的阴云开始消散时，北边打来的炮火有可观的增加，可是南越人并未感到吃惊。他们照旧待在钢筋水泥掩体里，只派出少数的巡逻队。如果是较好的部队，本来是会更加警惕的，但第三师可不是精锐部队，正因为如此，北越的武元甲将军才把他们当做一次新攻势，也是四年前的春节攻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强大攻势的第一个目标。

武元甲的第304师的步兵，在坦克掩护下，于3月30日越过非军事区发动了残酷的猛攻，这一次同春节攻势截然相反，是一次炫耀武力的表现，一场闪电战，旨在用苏联的尖端武器，加上巨大的优势兵力，压倒西贡部队。突击部队迅速攻占了15个边界前哨基地。五周之内，他们在激烈战斗中推进了22英里，夺取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浴血奋战成功地守卫过的地盘。第三师几乎全歼，省会广治也告失陷。国防部长莱尔德说的不错，这是一次“大规模入侵”，而这只不过是北越人插入南越领土的四次进攻中的一次而已。

4月6日，复活节后四天，北越一支坦克纵队从柬埔寨出击，把南越部队赶出了禄宁。不到一周的时间，进攻部队包围了西贡以北60英里的省会安禄，南越第五师全部陷入重围，这个师是保卫阮文绍的首都的关键部队之一。4月18日，红色攻势击溃了滨海的平定省的守军，南越已面临被从狭窄的腰部截成两段的危险。末了，4月22日，北越四个师突然攻入中部高地，占领达多，实际上已使省会昆嵩陷于包围中。

尼克松做出反应，派B－52猛炸北方的河内和海防，这是三年多来第一次空袭这两个城市。反战的参议员立刻反对；缅因州的马斯基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当即结束美国在北越的任何军事活动。莱尔德不予理会，警告河内说，B－52出击要继续到北越部队从南越撤出为止。他说，政府认为，这次攻势“公然”违犯了1954年日内瓦协议，华盛顿决心不遗余力把入侵者赶回去。事实上，白宫当时的心情是既愤怒，又同样难堪。三年来，总统一再宣称越南化已获得成功，而从西贡传来的报告却有力地表明，那一政策已完全失败了。

由于害怕可能丢脸出丑，使尼克松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对手。5月8日，他采取了他称之为“拦回行动”的一个极其惊险的步骤。为了削弱北越军队的作战能力，他下令实行大规模海空封锁，由美国海军在海防和北越其他港口的水域布雷，美国空军出击，轰炸通往中国南部的铁路。此举使他面临同北京和莫斯科发生对抗的危险，而他与基辛格那时又正是在向北京和莫斯科求爱，他不隐讳同俄国人的冲突。他在电视讲话中说：“今天晚上我要专门对苏联讲几句话。我们尊重苏联这个大国，我们承认苏联在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有保卫自己的利益的权利。苏联反过来也必须承认我们有保卫我们的利益的权利……让我们，让所有的大国都来帮助我们的盟友进行防御，不要帮它们侵犯自己的邻国。”

总统对武元甲攻势做出的有力反应，使反战运动得到了新生命，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则花费了许多的钱制造实际并不存在的对总统这一反应的支持。大批伪造的电报源源送来，使白宫可以问心无愧地宣布，支持这次行动的人和反对的相比是五对一。此外，《纽约时报》抨击此事的一篇社论，却受到一篇题为《人民对纽约时报》的假广告的驳斥，而这所谓的“人民”，不过是查尔斯·科尔森和他的几个助手而已。这是非法的，最后事实证明，也是不必要的。到该月底，北越的攻势开始受到挫折了。平定省75％的地方受到蹂躏，成为废墟，但北越军队却又销声匿迹了。安禄和昆嵩守住了，武元甲大肆宣扬要占领顺化的打算始终未实现。河内的威胁似乎突然减弱。除了在训练中的两个师外，共产党投入了全部兵力来发动这次进攻，结果损失了10万人，从战略意义上讲，收效甚微。他们孤注一掷的赌博，终归失败了。北越政治局委员、河内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传话给基辛格，说他已经准备好在巴黎重开谈判。他仍然坚持停火要以撤换阮文绍为条件，但是，看来他们真正求和的时刻已经临近了。

这事和莫斯科有关。5月初，封锁的行动似乎使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会谈暂时已无可能，但是俄国人决心不让缓和的事业中断。这一点在苏联外贸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访问白宫就世界贸易问题交换意见时便已显而易见了。被请进椭圆形办公室的记者不胜惊讶，万万想不到尼克松、帕托利切夫和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谈笑风生，在谈“友谊”一词在英俄两种语言中如何讲法。一位记者问外贸部长，总统5月22日访问莫斯科是否还在日程上。帕托利切夫回答说：“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同时，俄国人力劝河内停止敌对行动，还把克里姆林宫里一处原属沙皇的寓所布置就绪，准备供总统下榻。武元甲的阵亡士兵尸骨未寒，苏美领导人便将大摆鱼子酱和香槟酒的筵席，这样的前景不免使北越人义愤填膺，但是世界上两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搞交易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加以阻止的——苏联人要使人明白的就有这一点。

凡是了解既往20年历史的人似乎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76年精神”号从奥地利起飞，越过克里姆林大教堂闪闪发光的圆顶降落下来，滑行到迎候的苏维埃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和外交部长等人近旁停下的时候，只看到无数美国国旗在锤子镰刀旗的旁边招展。勃列日涅夫没有在场，同毛泽东一样，他等总统安顿下来以后再同尼克松会见。当天晚上，美国人是在大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贵宾。次日晨，第一夫人出外参观苏联的学校，红场，著名的莫斯科地下铁道，国营百货商店。她丈夫的照片登在《真理报》头版上；在一周的会谈期间，天天如此。尼克松在“蓝色屏幕”（俄国人对电视的叫法）上露面，他一上来就用俄语“多勃雷维切尔”（晚安）向观众致意，结束时又说了声“斯帕西巴〓衣多斯维达尼亚”（谢谢，再见）。中间，由旁人翻译他的热诚的演说，演说中大量用了俄国人所喜欢听的朴实的格言。

与北京之行不同，这次最高级会谈不只是象征性的。宴会、祝酒、芭蕾舞演出都极其丰盛豪华，但是，这次访问的真正意义，只是在于克里姆林宫圣·弗拉季米尔大厅巨大的镀金枝形吊灯下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才显露出来。白宫形容会谈是“坦率和实事求是的”；整个那一星期都显得坦率、热诚的勃列日涅夫称会谈是“实事求是和讲究现实的”。后来慢慢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两国领导人最后不是达成一项协议，就是就某个可能已经谈判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问题，达成俄美间的谅解。细节问题则由基辛格和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去解决。然后礼宾人员则拿着蓝色和红色的皮面文件夹出场，由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文件上签字。他们同意在星际探索方面进行合作，预定于1975年实现两国载人宇宙飞行器在外层空间对接。同意两国共同研究公共卫生、癌症、心脏病和污染等问题。双方都同意停止骚扰对方在公海上的船只。双方承认需要在中欧削减兵力，有必要召开一次欧洲安全会议。最重要的是他们一致同意控制导弹。两国将限制反弹道导弹的部署，在五年内把进攻性导弹冻结在目前的水平上。

也有一些令人失望的事。在有关中东的问题上彼此分歧较大。尼克松要求俄国人劝说河内停火，俄国人不肯。勃列日涅夫热切希望搞一个贸易协定，这个问题不得不提交给一个委员会进一步讨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根据租借法案借的108亿元的债务未得解决；他们提出还3亿，尼克松要求8亿，一切妥协的尝试均告失败。另一方面，会谈结果的收获是，产生了一项确立大国外交准则的12点原则宣言，这是国际法方面的一次突破。基辛格说，“我们设计出了一份路线图。我们是否将按这条路线走下去·我不知道，这不是绝对的。”但只要不是所有的苗头都不对，这宣言对于未来的意义是巨大的。两大政府制度之间的分歧，现在有可能在条约中加以表现，而不必形成意识形态的圣战。通过即将举行的欧洲安全会议，俄国将会更接近欧洲大陆而离开亚洲。贸易和技术会继续使两个超级大国更加接近，它们之间的谅解，而不是许多人预言过的一个多极世界的分裂局面，将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政治现实。冷战已经过去，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位美国总统的努力，尽管这位总统，曾是最坚决的一位冷战专家。

这一切发生在一个选举年里当然使尼克松更增添了不少吸引力。为了今后能在白宫再多待上四年，他先后在北京和克里姆林宫采取了两大步骤。现在看来，每过一天，都使他和11月的胜利更接近一步了。给他的历史地位造成不幸的，是他身边的一些人对此还感到不满足。他们要求有绝对把握，结果造成尼克松的悲剧的是，他们尽力为确保尼克松的二次连任准备什么都干。这些人的态度可以用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查尔斯·科尔森的话来概括。此人在自己家里的酒柜上贴了一条标语：“你只要抓住了他们的睾丸也就抓住了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还说：“为了总统，必要时，连我奶奶我都可以踩在脚下。”对于他们在追逐自己的目的时的不择手段，还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犯罪。这个词快要有一个同义词了，那就是：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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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的竞选在1月已开始酝酿，当时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表明，爱德华·马斯基在得到公众支持方面同总统并驾齐驱——42％支持他，42％支持尼克松，11％支持乔治·华莱士。这位缅因州参议员显然是最强大的民主党候选人；同月，盖洛普报道说，在一次自由表态的民意测验中，32％支持马斯基，27％支持爱德华·肯尼迪，17％支持汉弗莱，3％支持麦戈文。不管他们的对手是谁，共和党人准备大张旗鼓地搞。霍尔德曼在“今日节目”中露面，他说，对战争进行指责的人都是“有意识地在帮助敌人”。同时，白宫迅速采取行动，利用郊区居民对联邦法官小罗伯特·梅里奇在1月间的决定产生的愤怒情绪，因为他下令安排汽车接送弗吉尼亚州里士满郊区两个县的白人学童到城里上学，使城里黑人学生占70％的学校达到种族平衡。梅里奇法官的此项命令到6月就会撤销了，不过到那时，马斯基的潜在敌手对他支持使用汽车一事已会充分加以利用了。

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狂热分子正在给一封伪造的致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联合导报》的信作最后的润色，指责马斯基在南方竞选时，极为失礼地把法裔加拿大人叫做“加纳克人”；这将使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便无取胜希望。尼克松手下的另一些人，则采取类似的步骤来破坏这位参议员的竞选运动，或者由霍华德·亨特夜间去盗窃拉斯韦加斯报纸一个编辑的保险柜，因为据说那里有许多不利于马斯基的黑材料。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正在扩充班底。约翰·米切尔将在一个月内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去担任他实际上早已承担着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与此同时，共和党的竞选经费正迅速得到充实，而民主党却仍然负债600万元。民主党一向指责共和党是大企业的党，这话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一年则更是肯定无疑了。4月10日要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公布两党主要捐款人姓名。共和党的两个主要的资金筹集人，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和总统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正在国内四处奔走，在最后期限来临之前向有钱人征募捐款，取得了很大成功。尼克松的人越干越起劲，最后不免有失检点，有时甚至完全出了格。总共11.4万元的赠款都存在迈阿密银行伯纳德·巴克的户头里，那人是亨特那次派去盗取文件时的主要窃犯。虽然从各公司募集竞选捐款即使根据过去的法律也是非法的，资金筹集人却公然仍去征募并且募到不少——阿希兰石油公司10万元，海湾石油公司10万元，菲利普斯石油公司10万元，美国航空公司5.5万元，固特异公司4万元，明尼苏达采矿机械制造公司3万元。最后，数目在10万美元以下的捐款，他们干脆不要，因为几万块钱值不得麻烦一趟。在白宫，总统秘书罗斯·玛丽·伍兹的办公桌里保存着一份2000名秘密捐款人的名单，白宫的人把它叫做“罗斯·玛丽的小乖乖”。

募集的款项达到几千万元，于是，怎样使用这笔捐款，使许多人煞费苦心。最大胆的主意，都是戈登·利迪头脑中的产物，他于1972年1月27日下午4时，在司法部部长办公室里说出了他的种种设想。当时听他讲话的有米切尔、马格鲁德和总统特别顾问约翰·迪安。利迪摆出许多标着“靶子”和“宝石”一类代号的彩色图表，花了半个小时讲了他的开支100万元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窃听民主党的电话，威胁反尼克松的示威者，绑架反战领袖，打算在共和党于圣地亚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把这些人关进墨西哥兵营去。这个计划中一个比较想入非非的项目，是要在民主党在迈阿密海滩召开代表大会期间，在那里租一艘游艇，雇用一些妓女（利迪保证这些姑娘都将是“这个行当中最出色的”）从贪色的民主党人那里骗取重要情报，勾引他们去干淫秽勾当，随即用隐藏的照相机把他们拍摄下来。

所有这些对听到利迪建议的那些头面人物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我们无法知道。利迪本人后来宁可蹲监牢，也不愿向联邦检察官交代此事。米切尔后来对国会调查人员说，这项建议“出了范围”；马格鲁德说，他听了“大惊失色”；迪安则称之为“莫名其妙”。可以肯定的只是，第二周内又请利迪回去另搞一套办法。2月4日下午，他提出一项花费较少，约需50万元的新计划，重点是偷偷拍照和窃听。他拿出一张长十英寸宽八英寸的图表给大家传阅，提出了潜入迈阿密海滩枫丹白露饭店、华盛顿西南一号街麦戈文竞选办公室和水门大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华盛顿总部的行动方案。据马格鲁德说，司法部长对这些计划也“感到不安”，他要利迪再搞一个方案试试。

冬天一天天过去，尼克松飞往中国又回来，而利迪却一直没有得到批准他的计划的绿灯。3月初，他和亨特去找科尔森，求他向共和党最高当局说说这件事。科尔森打电话给马格鲁德说：“戈登·利迪很不安。他很想开始搞情报活动，但他似乎谁也见不着。”他敦促马格鲁德“高抬贵手，批准利迪计划的预算”。现在，这计划的预算是25万元。殴打、绑架或雇用妓女等项都取消了，但对潜入民主党和麦戈文总部和安装窃听器的项目仍旧保留着。3月30日，米切尔正在比斯坎岛的阳光下度假，马格鲁德乘飞机赶到那里把这最后的方案交给了他。当时在场的有三个人——马格鲁德、米切尔和南方的共和党战略家弗雷德·拉鲁，而后来各人对当时发生的事的记忆却全不一样。不管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反正这项计划是被接受了，而当时只有米切尔有权这样做。利迪获得了放行的绿灯。

在紧接着的一周内，马格鲁德批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小休·斯隆付给利迪8.3万元。其中6.5万元于4月12日转交给了麦科德，他把这钱大部分在纽约花在电子监听设备上了。5月1日，麦科德和一个名叫艾尔弗雷德·鲍德温三世的人接触，把他拉进正在拼凑中的水门班底，这个人是麦科德在联邦调查局退职特工协会会员名册中发现的。对所有新招募来的人员都说是要他们充当马莎·米切尔的临时保镖——鲍德温后来发现，没有额外的收入，不过他获得保证，如果他干得好，他可能“通过这一工作获得一个固定职业”。马莎却认为她的新保镖不怎么样。后来她说，他故意领她到敌对的示威人群中去，还告诉她所有的朋友说他是个民主党，并“在纽约大庭广众之下光着脚到处溜达”。她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不善交际的人”。但是麦科德却喜欢鲍德温。他提拔他，让他搬到华盛顿的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里隔着弗吉尼亚大街正对着水门大楼的419号房间去住，并且告诉他，在那里他得对首都的激进分子进行一些暗中监视。5月26日星期五下午，这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回到那个房间时出乎意外地发现麦科德已在屋里拨弄着一架精制的无线电接收机的度盘。“我们准备今天晚上到那边去按装一点设备，”麦科德边说边用手指着大街对面，“由你来监听了。”为了给他看看窃听器如何使用，他把那旅馆房间里的电话拆开，接上一个装置，然后拨号接个本地的电话把要说的话录下音来，以试验窃听器的功能。他对鲍德温说，如果他能把这件工作做好，他们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给他安排一个类似的差事。

四天前，一批古巴流亡者在巴克的带领下从迈阿密飞来华盛顿，在另一家旅馆化名住下。现在，他们搬进了水门饭店。鲍德温的汽车旅馆房间的优点，是能看到水门大楼六层楼上的民主党总部，而古巴人新搬的房间则靠近这个目标。更为靠近的是水门饭店的大陆厅，那天晚上，亨特、利迪和那些古巴人在那个大厅里揭开了后来成为一出典型的错中错喜剧的第一幕。反正有富有的共和党竞选经费捐款人付账，他们要了236元的酒菜——差不多一人合30元。餐后，除亨特和维吉利奥·冈萨雷斯（巴克的锁匠）外，一个个都离开大陆厅走了。这两个人藏在旁边一个房间里，等到侍者们把门锁上的时候，冈萨雷斯便出来想打开大厅那一头的一扇门，从那里他们便可到通往六层楼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楼梯。但是，那个门锁很紧，冈萨雷斯打不开。使他们惊愕的是，餐厅另一头他们要脱身的那扇门的锁也很紧。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坐下来度过一个不愉快的漫漫长夜，让自己的胃液把宴会上吃下的酒菜慢慢消化掉。

其余的人并没有闲着，不过也同样只是空忙一场。在利迪带领下，他们离开弗吉尼亚大道，前往一号街和麦戈文的总部。入口处被邻近的一盏街灯照得通明。利迪打开一个公文包，掏出一支裹在毛巾里的高效能的珠弹手枪。他指着那盏明亮的街灯问道：“要我把它揍灭吗？”他有这种本领；几天前，他在白宫对面，隔着拉斐德广场的老派的海－亚当斯饭店厕所里曾打灭过一盏灯。这一回，麦科德阻止了他。这次任务反正完成不了了。一个醉汉在楼前入口处闲逛。他老也不离开，到5点天亮时，他们只好作罢，回到弗吉尼亚大道睡觉去了。

第二天傍晚，亨特乘电梯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又从楼梯上走下来，一路把门锁都打开，用胶布粘住，这一来，麦科德和那些古巴人就可以从水门大楼底层的车库上楼，到他们的目的地。那伙人，戴着橡皮手套，携带着步话机、照相机和闪光灯，于午夜1点半到达指定地点。两小时以后，麦科德在劳伦斯·奥布赖恩的秘书和民主党官员斯潘塞·奥利弗的电话机上装上了窃听器。巴克当时以为他们是在寻找卡斯特罗资助民主党的证据，但他没有找到。事实上，这一夜同前一夜一样，毫无所获。他们又不能破门进入麦戈文的办公室。窃听器也都令人非常失望。一个完全失灵，而另一部电话，鲍德温发现，都是些女秘书用来和已婚的政客安排幽会的。据马格鲁德讲，米切尔检查了鲍德温所监听的大约两百次谈话以后说，那些情报“毫无价值”，钱都白白浪费了，但他要求他们再试试看。

这出喜剧的第二幕和最后一幕，是在6月17日星期六夜间演出的。开幕的戏是古巴人住进水门饭店214号和314号房间，又坐下来大吃一顿。麦科德打开车库的门锁，用胶布粘住，然后穿过大街到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鲍德温的房间，在那里检查了他白天买下的新设备——焊接用铁器、电池、电线和螺旋钻。夜里12点45分，一名重要的新演员登场了。他名叫弗兰克·威尔斯，是水门大楼守夜的黑人。他发现了卡住锁簧的胶布，以为是维修工留下的，他就把它扯掉，然后穿过大街到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喝咖啡去。大约在同一时候，麦科德从鲍德温房间的窗户往外瞧，看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的电灯熄灭了。他打电话给正同利迪一起待在水门214号房间的亨特，告诉他，可以下手了。麦科德拍了拍无线电接收机对鲍德温说：“你见到街对面有什么动静，马上就用这机子告诉我们。”接着，他就到车库去和那几个古巴人——巴克、冈萨雷斯、弗兰克·斯特吉斯，以及欧亨尼奥·马丁内斯——会合。当他们发现门又锁上时，都吃惊不小，只得再求助于冈萨雷斯，这一回，这个锁匠倒是把门锁打开了。他们议论了一下，再继续干下去是否风险太大。他们最后仍打定主意干下去，从楼梯上爬上六层楼，一路把撞锁都打开粘住了。夜里1点50分，守夜的威尔斯喝完咖啡回来，发现车库的门锁再一次被人打开粘上了。他给警察局打电话，1点52分，他的电话转到727号警车上去。这是一辆没有标记的巡逻车。车里是三名身穿短袖汗衫、皮夹克和廉价裤的巡逻队便衣。

这时已是2点，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巡逻队停下汽车进入水门大楼，鲍德温全看在眼里，他那时站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房间的小阳台上，用他后来的话说，正在欣赏“美丽的夜色”。由于这三名警察身穿便服，未引起他的警惕，但是，当街对面的灯都亮起来时，他马上用无线电叫话：“基地总部，一号基地，听到我的话了吗？”在水门饭店214号房间里的亨特回话说：“听到了，说吧，有什么动静？”鲍德温说：“整个八楼上的灯都亮了。”亨特说：“这我们知道，那是2点钟的警卫检查。要是有别的什么事，就马上告诉我们。”此时，在听他们对话的巴克，为了省电却把步话机关掉了。几分钟以后，六层楼上的灯开始这里灭了那里又亮了，鲍德温看见有两个便衣在那里。其中之一拿着手枪。鲍德温叫话说：“一号基地，一号分队，我们的人穿着整套衣服还是穿着随便？”亨特回话说：“我们的人都穿着整套衣服。怎么啦？”鲍德温说：“事情不太妙，那边有几个人，穿着随便，已经掏出了手枪。”亨特——据鲍德温讲，“颇有点发慌地”——想警告那伙闯入的人注意，嚷道：“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但因为那个巴克过于节约，他们那边没有任何回答。反正为时大概已经太晚了。麦科德正在拆卸奥布赖恩的电话机的时候，警官中有一个看见了一条胳膊。他喊道：“住手！站住！出来！”鲍德温和亨特听到步话机开关打开了，一个嘶哑的嗓子低声说：“他们把我们逮住了。”接着，警官们看见五双戴橡皮手套的手举了起来。麦科德问：“诸位是市警局的长官吗？”便衣人员给了肯定的答复，于是“水门五犯”便被拘捕了。

亨特向霍华德·约翰逊旅馆叫话：“你还在街对面吗？”鲍德温答道：“我还在。”亨特便对他说：“好，我们就过来。”鲍德温从阳台上俯视，看到亨特和利迪出来。不一会儿，亨特闯进了他的房间。他急急问道：“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鲍德温说：“你过来瞧吧！”下面大街上满是穿制服的巡警、摩托车和警察局的巡逻车；他们正把麦科德、巴克、冈萨雷斯、斯特吉斯及马丁内斯铐上带走。亨特唉声叹气说：“我得去一下厕所。”他跑进去用了厕所后又跑了出来，给一个律师打电话，还向鲍德温打听麦科德的住址。他们环顾一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子设备。原来截听到的谈话记录扔了一地；麦科德的钱包和钥匙也扔在床上。“把这些东西全都给弄走，连你自己一块儿离开这里！”亨特说。“我们回头再联系，我们会通知你下一步怎么做的。”他向门口冲去时，鲍德温在后面叫着问道：“这是不是说，我就不必去迈阿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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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关于闯入事件的报道，刊登在该报星期日版的头版上，但是很少几家报纸给它那样突出的地位。《纽约时报》在里页上登了占版面13英寸的一篇报道，题为《五人被控夜间潜入民主党总部》，大多数其他报纸编辑甚至对此事更未加以重视。然而，对美国政府和共和党的某些高级官员来说，这是报纸上所发表的使他们最为关怀的事，在这些官员中有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约翰·米切尔、莫里斯·斯坦斯、查尔斯·科尔森、戈登·斯特罗恩、约翰·迪安、杰布·马格鲁德和弗雷德·拉鲁，而且大概还有合众国总统。

一年以后，在由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萨姆·欧文主持的参议院总统竞选活动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期间，有人问马格鲁德，这伙违法的头面人物是什么时候决定要掩盖他们的罪行的，他有点感到莫名其妙地回答说：“我认为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掩盖不掩盖的问题。”这就无意中露了馅，掩盖活动是于6月18日那天早晨在洛杉矶开始的。那时他们之中的几个人在那里开会讨论竞选策略。他们在贝弗利山饭店吃早饭，大约上午8点半，马格鲁德在餐室接到利迪打来的电话。利迪问：“你能找一个保险的电话通话吗？”马格鲁德说找不到，并问他出了什么纰漏。利迪说：“出问题了。”马格鲁德问：“什么样的问题？”利迪告诉他：“我们搞完全工作的头头在水门被抓了。”“你是说吉姆·麦科德？”“是的。”马格鲁德一边挂断电话，一边咕哝着对拉鲁说，“你也知道，昨天夜里是他们要到民主党总部去的日子。”拉鲁告诉了米切尔，米切尔说：“这简直不可信。”

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设法保护麦科德，在那五个在押的人中，他们只认识麦科德。据马格鲁德说，米切尔提出，由利迪去同新任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联系，要求他准许把麦科德保释出来。米切尔否认有此事，然而有人于加利福尼亚时间上午9点——在华盛顿是正午——在贝弗利山饭店打电话给利迪，叫他去干的正是这件事。利迪在火树乡下俱乐部找到了克兰丁斯特，在更衣室里向他提出此事。克兰丁斯特不仅当即加以拒绝，还下逐客令，要利迪立即离开俱乐部，并随即打电话给司法部刑事司司长亨利·彼得森，指示他对水门五犯绝不可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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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了这桩案件，案情也越来越离奇了。在巴克的口袋里找到了牵连到亨特的文件。犯人身上带着票面100元的钞票13张，在水门饭店古巴人住的房间里又发现100元的钞票32张。利迪企图销毁牵连到他的全部证据，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部用文件销毁机处理掉了他手头所有的全部材料，包括他的票面100元的一些钞票。斯特罗恩根据霍尔德曼的指示，清查了他在白宫的档案，抽走了他和那潜入案有关的一切材料。马格鲁德打电话给他的一名助手，指示他把一份关于“宝石”计划的卷宗拿回家去，他说，原因是他怕民主党人进行报复也到他的办公室进行窃盗。另外，霍华德·亨特已逃跑了。

迪安、科尔森和埃利希曼匆促地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讨论他们应该给亨特出些什么点子。据迪安说，埃利希曼提出，应该叫亨特出国去。迪安打了电话，随后又担心起来。他问另外两人，由白宫发出这样的命令，是否得策？“为什么不得策？”埃利希曼答道，“他又不是逃犯。”但是科尔森同意迪安的意见，又打个电话，撤销那个指示。不过亨特反正已决定要逃跑。他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一空，只留下一个空酒瓶和几片利眠宁，然后飞往加利福尼亚，躲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一直到他再也顶不住压力出来投案为止。联邦调查局一直在追踪他。他们已经找到了利迪，他因拒绝同他们谈话而引起怀疑。米切尔也就因此把他解雇了，他这样做好像是耍两面派，但是利迪心里当然明白；他对马格鲁德和迪安讲过，他“闯了大祸”，并说：“我是个好兵，永远不会招供的。”还说：“如果有人要在街上枪杀我，我是有思想准备的。”

同时，总统的一些部下却伤透了脑筋，他们要洗刷亨特与自己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亨特一直还列在白宫雇员名单上。迪安安排人把行政办公大楼552号房间里亨特的保险柜给清出来。一名助手把柜里的东西交给他：一个黑色公事包和一个纸箱子，纸箱内除别的东西外，还有四个步话机，一个催泪性毒气罐，四副手枪带，伪造的国务院1963年发到越南的电报（这是他试图说服《生活》杂志使它相信这些伪造电文的证据），一个装着五角大楼文件的公文夹，中央情报局搞的埃尔斯伯格简介，以及亨特关于查帕奎迪克岛的报告。迪安看了一眼这堆离奇古怪的东西，倒抽了一口冷气说：“真是一堆破垃圾！”

同时，米切尔在加利福尼亚州匆匆发表了一项声明，想把麦科德的事解释过去，他说麦科德：

……是一家私营搞保卫工作的机构的老板，几个月前受我们委员会的雇用，协助装置我们的安全系统。据我们了解，他同不少主顾有来往，其中的关系我们并不了解。我们需要着重讲明的是，此人以及其他那几个人的活动既不是为我们干的，也不是经我们同意的。那些报道使我感到震惊。在我们的竞选运动和选举过程中，是没有这类活动的地位的，我们决不会容许或纵容这类活动。

知道这是说谎的人中，有米切尔的妻子。米切尔星期一回华盛顿时，劝说他的妻子待在洛杉矶，在那里，她后来说，她受到接替鲍德温做她保镖的人的监视，活像一名“政治犯”。据她说，她有一次给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通电话，说“他们不让我讲话”时，这个保镖把电话线从墙上拉断了，还将她按倒，让另一人个在她屁股上打了一针镇静剂。尽管如此，他们仍无法使马莎·米切尔保持沉默。三天以后，她再次给记者打电话说：“我不能容忍这一切卑鄙事情。”马莎的话可以写条很精彩的消息，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信她的，倒是接受了官方的说法，那就是说，政府对这些卑鄙事情是一无所知的。星期二上午，前广告商、现任理查德·尼克松的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就提出了官方的说法。他满脸轻蔑的神态，甚至拒绝对米切尔的声明再作任何补充。齐格勒说：“我不打算代表白宫就一件三等窃案发表评论。这不是什么属于政治范围内的事。”可是，《华盛顿邮报》少数几个记者一个劲儿地抓住这件事，齐格勒却又终于代表白宫发表评论了。他说：“我瞧不起《华盛顿邮报》搞的那种新闻报道，那种下等的新闻报道。”米切尔在提到这家报纸的发行人时，对该报的一名记者说：“卡蒂·格雷厄姆看来会让人把她的奶头塞进挤奶器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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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接下去的竞选运动中，尼克松越来越稳操胜券。初期的预测曾表明胜负不分。后来，到了夏末，总统一路领先，最后所有的民意测验都表明他将得到60％左右的选票。从那以后，便谁也远远追不上他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经费充足的有利条件——它有6000万元，而民主党只有2500万——对选举结果实际并未起什么作用。水门窃听更无关紧要。四年前，他在抗议越南战争的浪潮高涨时当选。此后他便似乎全力去结束战争，而在他这样做时，那里已有大约1.7万个美国人丧了命，但是到1972年初，他已将投入越南的美军从54.95万人裁减到13.9万人；五角大楼的每周伤亡人数表，在他进入白宫时，一般在三百名左右，到1972年9月21日，表上的数字便将是零，而且一直维持在近于零的数字上。尼克松是个政治动物，他自会抓紧时机利用这一点以及出现的其他机会。例如，在佛罗里达州民主党预选中，乔治·华莱士提出这个口号来竞选，“给他们捎个信”，如果佛罗里达州人投他的票，“尼克松总统在30天之内就会想办法制止使用公共汽车接送儿童”。华莱士深知尼克松其人。这位总统没有等30天。那边的选举结果报告刚送来两天，他就要求暂停使用公共汽车。

尼克松的全部本领就是由一位不管过去的经历如何、现在以主张和平与缓和为标榜的被提名的候选人来领导一个统一的党。在共和党内和他争取提名的只有两个对手，比他偏左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保罗·麦克洛斯基和比他更右的俄亥俄州的约翰·阿什布鲁克。他们的作用仅仅是突出了总统独占着共和党内中间派的地位。由于迪塔·比尔德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已使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无法在圣地亚哥召开，它便迁到迈阿密海滩来，这时麦克洛斯基带着他仅有的一票来到了。这一票按照新墨西哥州预选法是只能归他的。他希望会在代表大会上得到提名，这样就使一些对尼克松的种族政策和军事政策进行抨击的人有机会在会上发言，但是规章委员会规定，候选人至少得控制三个州的代表才能被提名。第一次投票的最后结果是：尼克松1347票，麦克洛斯基1票。这位孑然一身的新墨西哥人向大会表示抱歉。

这件事的舞台效果令人肃然起敬。总统宣布打算仍把阿格纽的名字保留在候选人名单上，这样就打消了一切犹豫顾虑。党内人人都似乎愿意听从他的吩咐。罗纳德·里根主持大会，纳尔逊·洛克菲勒提名尼克松。大会工作人员知道总统喜欢一切秩序井然，便有意把拥护他的示威的时间限定为整整20分钟，为了驳斥民主党代表年轻的美国的论调，把3000名衣着规矩的青年用租来的大轿车载到了迈阿密海滩。这些青年头发都剪得很短，看来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要使人明白的当然就是这一点。

当然，到那里去的美国青年并不仅是他们这些人。5000多名衣着随便的反战战士也在该城火鸟公园安营扎寨。在民主党开会的那一周内，他们比较安静，但是，共和党人一到，他们就大发作了，1200人因刺破车轮、阻塞交通、砸商店橱窗、在大街上点篝火、阻挠代表参加会议而被捕。共和党人大为高兴。他们好像是在对那些反对他们有条不紊地进行会议的人讲，如果你允许在竞选活动中任意乱来，其结果就必然如此。在其后的竞选运动期间（尼克松本人很少参与，他把大多数的竞选活动交给他的代理人去办，并且从不提及他的对手的名字），共和党发言人自豪地谈到他们的团结一致，反复强调对方是混乱不堪。

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民主党于四年前在芝加哥分裂以来，一直陷于残酷内争。这次总统角逐，不仅唤起他们之间所有的旧怨，而且也造成了无数新仇。在初选的数月内，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想争得该党的提名，他们是马斯基、麦戈文、汉弗莱、乔治·华莱士、尤金·麦卡锡、俄克拉何马州的弗雷德·哈里斯、印第安纳州的万斯·哈特基、华盛顿州的亨利·杰克逊、纽约市的约翰·林赛、洛杉矶市的萨姆·约蒂、阿肯色州的威尔伯·米尔斯、纽约州的雪莉·奇泽姆，还有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年轻的社会工作者爱德华·科尔。这人在一场电视辩论中，拿一只橡皮耗子在一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女委员面前晃着，把她给吓得灵魂出窍。这次夺魁之争成了一场混战，哈里·杜鲁门曾把预选叫做是“全然瞎胡闹”，他倒是完全说对了。像1964年共和党的斗争一样，民主党的这一场混战把有前途的候选人全都搞垮了，剩下来获得提名的人完全缺乏竞争能力，在大选中无法获胜。事实上，在这场他赢得提名的斗争过程中，已充分表明了他的弱点。

巴里·戈德华特在参加那次时运不济的竞选活动的那一年年初，曾在新罕布什尔州发表演讲，由于他实际上等于提倡要结束社会保险，而使自己失去了获胜的希望。八年以后，几乎是同一天，在1972年的1月13日，乔治·麦戈文对艾奥瓦州艾姆斯的一所大学的听众讲，他赞成从国库里拿出钱来，给每个美国人1000元，并且把遗产继承权限制在每人不得超过50万元。这次演讲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注意，因为麦戈文那时还是个次要人物；在数月前一次民意测验中，支持他的仅不过2％。但是后来，那次讲话却一再使他后悔莫及，因为不论是那些认为政府已经过于慷慨大方的人或者梦想有朝一日能中头彩或者发一笔大财的人，都对他不满，而那两种人为数甚多，何止成千上万。

麦戈文所以有实力，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组织巧妙地利用他的默默无闻这一点。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时，他们成功地宣传了这样一种看法：既然马斯基是领头的候选人，而又是从邻州来的，他所得票数只要低于50％，这就意味着他的失败和麦戈文的胜利。这就使得马斯基这位缅因州参议员感到极大的压力，那伪造的所谓“加纳克”的字以及《曼彻斯特联合导报》说他的夫人喜欢讲黄色笑话的无聊的攻击，本来已使人受到很大打击。在这家报纸的办公室外举行的一次电视讲话中，马斯基称该报发行人威廉·洛布是一个“没骨气的胆小鬼”，又说“他很幸运没有在这个讲台上站在我身边，”并且哭了——这也许是一位政界人物流出的代价最高的眼泪了。虽然如此，3月7日，马斯基仍赢得46.4％的选票，而麦戈文仅只37％。这样的差距虽不能说是压倒的胜利，也算是极大的优势了，然而这位南达科他州参议员的助手们却无比巧妙地把他描绘成一头冷门黑马，使他处于人们注意的中心。

预选之争的下一个回合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参加角逐者共11名。麦戈文明智地说，在这个州他不存“有多大成功的希望”，结果也很不理想，仅得到6.1％的选票。华莱士大获全胜，人人都感到惊讶，包括他本人在内——他吹嘘道：“我们打败了民主党的头面人物。”抛在他后面的是汉弗莱、杰克逊和马斯基。在随后一周内，马斯基在伊利诺伊州获胜，他以63％对37％挫败麦卡锡。接下去是威斯康星州，麦戈文的队伍在那里组织得极好，在12名候选人中，他以30％的票数领先，抛在他后面的是华莱士、汉弗莱和马斯基。麦戈文在自由派的马萨诸塞州获胜；汉弗莱在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领先；在内布拉斯加州，麦戈文以多得6％的选票击败汉弗莱；在西弗吉尼亚州，汉弗莱以67％比33％，击溃了华莱士，而华莱士又在北卡罗来纳州获胜。

5月中旬，马斯基退出战场，这场马拉松竞赛最后成为华莱士、汉弗莱与麦戈文三方面的角逐。普遍认为，对这位亚拉巴马州人华莱士的支持是一种抗议性投票。他说，他将利用这种支持去争取全国代表大会的让步。接着便是马里兰州的5月15日。华莱士接连在弗雷德里克挨了一块石头，在黑格斯敦挨了臭鸡蛋，在索尔兹伯里挨了冰棍砸，最后在劳雷尔挨了六颗枪子。次日，他赢得了马里兰州和密执安州的预选胜利，但是由于他受伤并已瘫痪，一切也就全完了。实际上，全部民主党候选人也就此完结了。再没有华莱士的偏右的第三党吸走选票的威胁，尼克松的胜利已肯定无疑了。但是当时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因而6月6日决战性质的加利福尼亚州的预选，成了剩下的两名民主党候选人之间的一场恶战。选举结果，麦戈文得票1527392张，占47.1％；汉弗莱得票1352379张，占41.7％。打这以后，这位南达科他州人便一天比一天走运，他来到迈阿密海滩时，已有149275个代表将投他的票——实际上，提名已稳操胜券了。

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竞选影响了麦戈文的名望。在那以前，还没有一个人苛刻地剖析过他的竞选纲领。他在人们眼里是一个英俊的、正派的、直言不讳的、被越南战争所激怒的人。但在三次电视辩论中，汉弗莱毁掉了他的这种形象，指出在以色列、国防开支、福利、劳工法、失业救济、税收等问题，甚至初期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上，麦戈文有时出尔反尔，或往往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态度。民意调查人罗伯特·蒂特事后说：“搞垮麦戈文的是休伯特·汉弗莱，民主党内任何其他的人都不可能做到像休伯特那样。不仅如此，而且这也是麦戈文第一次受到敌对的待遇。”

第二次是在迈阿密海滩，当时全国都看到了民主党内发生的情况。四年以前，在1968年8月27日那个闷热的夜里，芝加哥代表大会用口头表决通过了代表证书审查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要求改革挑选大会代表的程序。改革委员会在乔治·麦戈文的主持下，以十对九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了一定数额的黑人代表，接着，又规定了——委员会一个成员提议说：“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理由不应有50％的妇女，和10％～15％的年轻人”——一定数额的妇女和青年代表。委员会的多数人认为这样做很有道理，但其实不然。这种限额分配的规定，等于全盘否定了代表制的原则。更糟的是，其实际效果是使对所有未获得分配定额的其他类别的人——例如，民主党实力的三个传统的来源：中年以上的人、种族集团和有组织的劳工——的歧视合法化了。

佛罗里达州州长鲁宾·艾斯丘在他的基调发言中说：“看到这群人，你不可能不感到见到了美国的面貌。”他眼里看到的那群人当然是那些进入政界的新手。每十名代表中有八名是初次参加代表大会的；15％的代表是黑人，36％是妇女，22％是30岁以下的青年人。一位总统候选人说，“对要求搭便车的人可一个也别拒绝，他们可能是大会代表。”代表中有搭便车来的，也还有另外一些人。加利福尼亚代表团，由于急切地要保证穷人获得代表资格，代表中竟有89名是靠福利救济生活的。麦戈文打定主意不得罪一个少数派，因此他对在电视节目中高唱“二、四、六、八，我们不搞人口过剩”和“三、五、七、九，搞同性恋的女人顶呱呱”，对“欢乐解放运动者”【搞同性关系的男人的别称。——译者】也百般殷勤相待。同时，数目惊人的被选出的民主党人被拒之于大会之外：其中有该党255名国会议员中的225名，以及费城、底特律、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地的民主党市长。

这些业余政客必然会犯下职业政客们知道避免的种种错误。少数还能参加大会的职业政客痛心地觉察到了这些错误。在伊利诺伊州选出的代表团被麦戈文的狂热拥护者逐出会场时，弗兰克·曼凯维奇闷闷不乐地说：“我看今晚我们可能就已失去了伊利诺伊州的选票。”在政纲委员会上，本·沃顿伯格叹一口气说：“他们搞的那汽车接送学童一条，今天就把密执安州断送给共和党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去年秋天，马科姆县的一次公民投票，以14票对1票反对汽车接送学童。”休·斯科特斥责麦戈文是提倡“吸毒、大赦和流产”的“头号”鼓吹者。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不过在有些场合，有些麦戈文的支持者确实为这三件事说过好话，尽管像戴维·里斯曼一类的观察家不安地指出，在全国性的政治代表大会上是不宜于讨论流产这类敏感的问题的。所有这一切究竟对全国电视观众产生何种影响现在很难确定，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由于要求在种族、性别和年龄等方面“合理地”反映选民比例而被争取到的黑人、妇女及青年的数目，远远不及因看到迈阿密海滩的场面而不高兴的选民群众。这三方面的人中，只有黑人在11月间还支持麦戈文，而他们是本来早就支持他的。

到麦戈文最后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或许已不存在多大意义了。凌晨3点，绝大多数选民犹在梦乡，麦戈文发表了他的接受提名的演说，这就进一步降低了此事的意义。此后不到12个小时，他在枫丹白露饭店的枫丹厅会晤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一系列灾难中的第一桩于是便发生了。麦戈文一上来就宣布劳伦斯·奥布赖恩已经“决定不愿继续担任党的主席了”。这并不确实，奥布赖恩是愿意继续留任的，在场的许多人都知道这一点。琼·韦斯特伍德夫人被挑选出来当新主席。麦戈文提名皮埃尔·塞林格任副主席。查尔斯·埃弗斯站起身来说：“既然我们要按麦戈文规定办事，我要……强烈主张，我们既有妇女担任主席，那我愿意提名一位黑人来担任联合主席或者副主席。”他于是就提名一个不知名的黑人——麦戈文接着说他对此并不反对，这样就当众把塞林格给否定了。

倒霉的皮埃尔随后又被耍了一回。同一天的晚些时候，麦戈文要他充任自己的代表，去巴黎同北越人会谈。塞林格便飞往法国，不料此事泄漏出去让合众国际社知道了，于是麦戈文向报界发表声明说：“皮埃尔·塞林格并没有得到我的任何指示。他告诉我，他要去巴黎，他还说，他在那里的时候，可能对谈判情况做出一些判断。但是，我压根儿就没有给过他什么指示。”吃过这亏的人不止一个，其中之一便是充当过麦戈文与河内之间的联络员的戴维·德林杰。指责尼克松不诚实的候选人，自己也在迅速地丧失掉自己的信誉。

接着，伊格尔顿事件爆发了。麦戈文正开始在黑山饭店度竞选前的假期时，记者们获悉他的竞选伙伴，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伊格尔顿因精神病曾两度住院治疗，并用电休克疗法。到那时为止，谁也还不能说要这位候选人对这一不幸事件负责。他在挑选伊格尔顿做竞选伙伴时，并不知道此人有这种病史，而且，曼凯维奇曾经问过伊格尔顿有无不可外扬的丑事，答复是没有。这位密苏里州人这一点是不对的。美国人对精神健康状况非常无知，一个从政的人只要有轻微的忧郁症病史，就被剥夺竞选全国性公职的资格，而一个要接受电休克疗法的人，他的病情是不会轻的。解决办法显然只有让伊格尔顿体面地自己退出竞选。麦戈文却没有这么办。

相反，他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百分之一千支持汤姆·伊格尔顿”，并且“无意让他退出竞选”。黑山饭店的油印机余温未散，国内最开明的报纸：《纽约邮报》、《华盛顿邮报》及《纽约时报》都表示伊格尔顿非下台不可。一位知名的纽约民主党人马修·特罗伊，本来是一贯坚决支持麦戈文的，现在报上引用他的话说：“我有九个孩子，我不愿见到他们，因为有个精神状态靠不住的人有可能当总统而被毁掉。”民主党总部，信件、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副总统候选人退出竞选，这时总统候选人决定不再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他，同意让韦斯特伍德夫人在“会见报界”节目上说，如果这位密苏里州人退出竞选，实属“高尚之举”。但是麦戈文在见到伊格尔顿时却又对他说：“汤姆，相信我，她当时要去讲些什么，我可完全不知道。”他的竞选伙伴回答说：“别糊弄我了，乔治。”据伊格尔顿说：“乔治假笑了一下。不是暗自心喜的微笑。不是稍感恼怒而皱眉头，就是假笑，就是那么一个表情。”7月31日，伊格尔顿的名字从选票上划去。后来在包括马斯基在内的五位民主党人都拒绝出来顶替他后，萨金特·施赖弗终于答应下来。这一插曲在总统竞选史上可说是具有灾难性的事件之一。麦戈文再也无法挽回此事所造成的影响了。

民主党的竞选运动从此开始江河日下。总统候选人这时才极力讨好林登·约翰逊、戴利市长、有组织的劳工和犹太人，希望得到他们的选票。但为时已晚，他们都会极为冷淡。他设在华盛顿的总部已四分五裂，重要信件无人回复，演讲约会一一取消。有名望的民主党人前来帮忙，却遭到粗鲁的青年志愿人员的侮辱，全被打发走。曾经有一度（在5月），在民意测验中麦戈文与尼克松相差不出5％。到了7月，民主党举行代表大会的那个月，麦戈文落后了20％。伊格尔顿事件发生后，他更落在后面了。10月间，他在全国来回奔忙，飞行航程6.5万英里，稍有进展。但也不过昙花一现。大选前夜，盖洛普和哈里斯两家的民意测验，预言尼克松将得61％的选票，麦戈文39％。实际结果是60.7％比37.5％，其他候选人的零星选票占1.8％。

尼克松赢得了49个州；仅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倒向麦戈文。但这还不是全部情况。参加投票的选民是24年来人数最低的。在全国登记的选民中，只有55％投了票；其余的人，大概对这两位候选人都表示反对。总统虽然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可是他的党却干得不好。民主党国会候选人在众议院中比共和党多12个席位——不是他们为控制众议院所需要的41个席位——在参议院中增加2个席位，两党相比成为57对47，同时另外多得了1个州议会的领导权。

麦戈文说，他并不泄气。他的中心问题一直是越南战争，他相信他为结束这场战争已做了不少工作。他在承认失败的同时，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我希望诸位人人都记住，如果我们把和平的日子哪怕只推近了一天，那么，在这次竞选中花费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和所作每一个艰苦的努力，对于我们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有价值的。”这是在尽可能地为自己的失败贴金。当然并非人人都同意这种看法。马奎斯·蔡尔兹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令人不快的选举运动之一”。不难理解，尼克松是不会这样看的。他在华盛顿的肖尔哈姆饭店会见他的支持者时说：“我还从来没有在一次全国性选举后这么早上床睡觉。”当他转身离去就寝时，他们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齐声高叫“再来四年”！在场的全是共和党内第一流的人物，修饰入时、衣着讲究。电视观众当时无从知道这些头面人物中有一些实际是重罪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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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谈及水门事件时，麦戈文曾称尼克松政府为“历史上最腐败的”，但是盖洛普民意测验在10月报道说，仅有半数选民听到过潜入水门事件。在这些人中，五个里有四个人并不认为因此就应投民主党的票。蒂特的测验发现仅有6％的人认为总统曾参与其事。其他人则倾向于责备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由此可见共和党领导在白宫以外建立一个争取总统连任总部是何等明智。这是一种错觉，重大的竞选决策都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做出的。尼克松周围的人继续更深地卷入水门事件的掩盖活动，根据后来在欧文委员会上所作的证词，这一活动的过程如下：

约翰·迪安在见过亨特保险柜里存放的东西后，他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他同埃利希曼商量此事，后者建议他“销毁文件和沉掉公文包”。埃利希曼说：“你夜里开车回家时不是要过河吗？你过桥的时候把公文包扔进河去好了。”迪安指出，这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白宫雇员中，看到过保险柜里一部分东西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助手。埃利希曼的解决办法是，把帕特里克·格雷叫到他的办公室来。从埃德加·胡佛5月去世以来，格雷便是联邦调查局代局长。6月28日，水门窃案发生后11天，迪安便在他办公室把这些碰不得的材料交给了他，他称它为“政治炸药”，“永远别让它再见天日了”。格雷一直把它保存到年底——可能有意留着等万一总统不推荐他正式任局长，就可用来对白宫讹诈，后来同圣诞节扫除去的废物一起烧掉了，这就注定他最后只能落得个不光彩辞职的下场。

白宫在同一周内力图用“国家安全”这件外衣掩盖水门事件的部分情节。总统本人也参与了这一活动；后来为了表明他有理由应过问其事，他说：“我得知，中央情报局有可能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件事。”他担心的还有，亨特在“管子工”里扮演的角色有可能暴露，这样另外一些微妙的“国家安全问题”，很可能包括夜间潜入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一事在内，会全给揭露出来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及其新任副手弗农·沃尔特斯将军被叫到白宫去，在那里，霍尔德曼对他们讲，民主党总部的闯入事件，使尼克松感到为难。他说，“总统的意思”希望沃尔特斯向格雷建议，拘捕五名闯入者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调查，“尤其是在墨西哥”——这指的是竞选捐款在存入巴克在银行里的户头时所经过的路线。

在6月26日和6月28日的会上，迪安向沃尔特斯提议，要中央情报局给五个在押者出保释金和付工资。将军说，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这样做会有损于该局“超政治”的声誉。沃尔特斯去找了格雷，但是没有照白宫的建议办；相反他警告格雷，总统的助手们为了某种可疑的目的想同时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格雷已经知道此事。除了亲身经历以外，他并开始觉察到从下面来的压力，联邦调查局里下属人员都在对他说，已有掩盖活动在进行之中，要求他去警告总统。7月6日，格雷打电话给总统，请他注意：“您的部下在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并且把中央情报局对联邦调查局想要调查的人有无关系问题搅乱，这会对您造成致命的伤害。”在沉默片刻以后，总统说：“帕特，你继续放手进行你的彻底的调查吧。”便将电话挂断了。

水门捕人至今已将近三星期了，掩盖闯入事件的遗留痕迹的活动正在全力进行。格雷放了一炮但并未看到什么结果，竟让自己受了迪安的骗。这位总统的助理竟得到允许在联邦调查局调查八名白宫助手时参加进去，联邦调查局关于水门事件的报告大约有八十来种都给过他一份。此外，他还劝说彼特森，不要叫白宫班子里的五个成员——科尔森、扬、克罗、斯特罗恩和德怀特·蔡平——出席正在调查水门事件的联邦大陪审团的审讯。他们可以另外在一间屋子里提出证词，这样陪审团就不能问他们问题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彼特森的上司克兰丁斯特向公众保证说，司法部对闯入事件真情的追查，是“自肯尼迪总统被刺案以来所进行的一次最广泛、最彻底、最全面的调查”。

8月29日，尼克松自己也提出了一些保证。他告诉全国人民，除了给予联邦调查局所需要的一切协助外，他自己也在进行调查：“在我们自己的班子内部，在我的指导下，总统顾问迪安先生已在对一切线索进行全面调查，看看任何白宫的成员或任何政府官员有无卷入的可能。我可以明白无误地说，他的调查表明，白宫班子中，本届政府中没有一个现在受雇用的人卷入这一荒唐事件。”迪安在广播中听到这话，大为震惊。他只不过执行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指示。他根本没有进行什么调查，没写过任何报告，甚至也没有见过总统（一年以后，白宫承认此事，说尼克松是由于得到了埃利希曼的“保证”才有这样的信心的）。

总统在上述那份声明中说：“在这类事中，真正令人痛心的，不在于发生了这类事，因为在竞选中一些过于热心的人总会做些错事的。如果你企图把这类事掩盖起来，那才是令人痛心的。”当然，这恰恰是他们正在干的事情。约翰·米切尔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如何掩盖的战略，开会地点先是在他的办公室里，7月1日以后，他在马莎的要求之下辞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职务，便改在他的水门公寓的套间里。在与会的人中间，有拉鲁，司法部助理部长马迪安和杰布·马格鲁德。有一次，马格鲁德自愿替他们所有的人承担罪责。大家对此事作了认真的考虑，但是最后认为，由于他无权批准利迪所花的大笔款项，他的自称有罪只会把米切尔牵连进去从而危及尼克松重新当选。

因而他们决定，把利迪以后的线索掐断。这个人虽然脾气很古怪，却很可靠；他不会随便讲话，他们可以围绕他编出一套能自圆其说的遁辞来，交给他的正当用途的款项的数目加以夸大，说他自作主张把这笔钱用于搞潜窃活动。马格鲁德的一名助手，巴特·波特同意出面作伪证。他将说明，他曾交给利迪10万元，用于打入反战激进分子的组织。但有一件事不好办。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休·斯隆是个诚实人。4月间，他曾问过斯坦斯关于利迪的大笔预算的用途。（斯坦斯回答说：“我不想知道，你也不必过问。”）现在，马格鲁德告诉他，他们要改动钱数，说利迪只拿过7.5万或8万元，这时，斯隆回答说：“我可不打算作伪证。”马格鲁德说：“你可能非做不可。”

斯隆以为在争取总统连任运动的领导人中，做事谨严认真的人不止他一个，因此多次试图警告总统的几位助手说，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701号有些事情非常不对头。他先去找蔡平，蔡平劝他去休假，并说：“重要的是必须保护总统。”接着，斯隆去见埃利希曼，建议让一个局外人来调查这个委员会。同斯坦斯一样，埃利希曼说：“别把详情告诉我，我不想知道。”末了，在联邦调查局人员已守候在他的办公室里要询问他时，他跑去求米切尔给他出主意。这位前司法部长说：“事情难弄的时候，难弄的人得走。”斯隆得走，他没有选择的余地。斯坦斯对联邦调查局人员说，他已经辞职了。

9月15日，大陪审团对亨特、利迪以及在民主党总部被逮住的五个人起诉，此外再无别人。追查就到他们为止，因此，总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那天下午稍晚一些时候，迪安被召到椭圆形办公室，尼克松和霍尔德曼对他颇为热情。迪安后来在欧文委员会前作证说，尼克松说，他希望在选举前不会进行审讯，并且要求迪安搞出一份找政府麻烦的人的名单，因为他打算在选举后让他们日子不好过。主要的眼中钉依旧是《华盛顿邮报》，该报于10月10日报道说，水门窃案是“在白宫官员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指挥下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侦探和破坏活动”的一部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总部迅速而愤怒地做出了反应。米切尔的继任者克拉克·麦格雷戈说这篇报道“恶意可鄙”。另一位委员会发言人称它为“集荒谬之大成”。斯坦斯认为，那是“一堆毫无意义的谎话”；罗纳德·齐格勒则说，这是“最荒谬的新闻报道”。普遍认为，他们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在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公众对第四等级【指新闻界。——译者】的尊重一落千丈。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那年夏天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多数票中四个人是这届政府委任的——做出裁决，法官和大陪审团可以要求新闻记者讲出他们的消息的秘密来源。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宣称：“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美国的新闻界从许多人认为是极为安全的地位转移到了极为软弱的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人们，现在受到了有力的报道的威胁。他们的反应是煽动他们自己在公众思想中造成的对“舆论界”的怀疑。他们所得到的是暂时的胜利，最后却丢尽脸面。

一件意外事使他们更接近于彻底败露了：在12月8日那个多雾的下午，2点27分，美国航空公司的553次班机抵达芝加哥米德韦机场，它在离跑道一英里半的地方坠毁，45位乘客中有30人死亡。死者中恰好有霍华德·亨特太太，事故调查人员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1万元的现款。她的家人说，她携带现款专程去买下一家假日旅店的营业权的。当局感到奇怪的是，她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亨特家一向很拮据。亨特自己曾经非常想要买下华盛顿一家广告公司的合伙权，始终未能凑足所需的2000元的现款。现在在他妻子尸体上却发现了不算太小的一笔财富，全是100元一张的钞票——正好同水门事件那五个人的一样。

这笔钱是买人缄口的钱，而且不止这一笔。水门捕人事件后11天，米切尔主持对策会议，决定筹一笔经费，用迪安的话说：“以换取在狱的那几个人的缄默。”赫伯特·卡姆巴克是第一个被分派这项任务的人，虽然并没有把全部事实真相告诉给他。他从洛杉矶乘夜航机于第二天一早到达华盛顿，在拉斐特公园里一个接头地点，听迪安简要地向他交代了一番之后，他便打电话给斯坦斯，让他送来从竞选基金中提出的7.51万元，全都是现在到处发现的百元钞票。在此后的两个月内，卡姆巴克共拿到21～23万元，其中15.4万元给了多萝西·亨特。这位加利福尼亚人对这种做法是否正当感到不安，便于7月26日去找埃利希曼。他一上来就说：“约翰，我要看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他说，他想知道，迪安是否有权给他作那些指示，以及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据他讲，埃利希曼的回答是：“赫布，约翰·迪安有这个权力，这样做是正当的，你干下去吧。”

8月底，卡姆巴克无论如何也不干了，拉鲁成了新的财神爷。付给水门事件被告的钱总共在42.3～54.8万元之间，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通过亨特太太的手转交的。实际送款，或者照他自己的说法，送“该洗的衣服”的人，托尼·乌拉塞维奇说他已肯定感到“这里有些事是不干不净的”。说句老实话，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正在被人敲诈勒索。亨特在出事后不久，给迪安送去过一封黑信：“作者有一部剧本的手稿要出售。”后来，据麦科德讲，亨特说，除非他妻子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就要“让白宫全部暴露出去”，提出“可以使总统遭到弹劾的材料”。他不但要钱，而且还坚持要得到总统给以特赦的保证。科尔森通过亨特的律师对他作了“一般保证”。作为交换，亨特同意伏罪，并向报界宣布，他不知道“更上面”有任何人卷入此事。

掩盖策略看来似乎已奏效。而实际上却已快拆穿了。即将拆穿的关键是麦科德，他感到应继续忠于他的老机构——中央情报局，或者如他和其他内部的人所称的——“公司”。6月30日，在总统的助手开始试图使中央情报局陷入掩盖策略的罗网的那一周内，麦科德寄给赫尔姆斯一封未署名的信，答应随时跟他通消息，在信的收尾处写道：“我将不时告诉你会感兴趣的情况。”这是他寄给这位局长的七封匿名信中的第一封。紧跟着他于12月22日又写了一封，警告中央情报局保安处一位老朋友说：“有很大的压力企图将全部活动的责任推给公司。”他又于同一周内写信给约翰·考尔菲尔德：

亲爱的杰克：

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白宫已决意要让中央情报局承担水门事件的罪责。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干下去的话，怕不免火烧城门殃及池鱼的。整个事情现已面临千钧一发之际。告诉他们，如果要把事情搞糟的话，他们现在这样干倒是对的。很抱歉，你也会遭殃的。

信上没有署名，但署名是不必要的。考尔菲尔德到处散布说，麦科德打算把真情全都供认出来，但有人作了疯狂的努力要让他改变主意——保证给他的家庭经济上的帮助，总统特赦，出狱后为他恢复名誉，给他安排工作等，甚至使麦科德认为是受到考尔菲尔德的生命威胁：“你明白，如果政府被逼入绝境的话，它是要采取自卫措施的。”麦科德回答说：“各种风险我都已经想过了，到时候，我准备冒一切风险。我这一辈子已经活够了，我的遗嘱都已经写好了。”考尔菲尔德说：“除你以外，谁都非常听话。你没有按计划行事。你保持缄默吧。”但是这个老特务不想再管它什么计划不计划了。他主意已定。他在法院审讯结束时写给约翰·赛里卡法官的一封信（这封信在该案审讯即将结束时曾在法庭上宣读）说，“审讯期间并没有指明其他卷入水门行动的人”，“审讯期间，有人作伪证”，“有人使用政治压力迫使被告服罪并保持缄默”。此事轰动一时，是美国司法史上最重大的时刻之一。尼克松的总统职位随之开始崩溃。

※※※

总统争取连任的竞选运动在最后几天内由于从亨利·基辛格那里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而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同河内的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在巴黎会谈中已取得了突破。10月8日，北越人不再坚持罢免阮文绍和在西贡设立联合政府了。18天以后，基辛格在一次电视记者招待会上说，再开一次会，便能达成最后的协议。他说：“和平在望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10月23日，白宫宣布，停战协定的签字要延期，因需要举行新的会议，以“澄清”某些问题。发生困难的原因看来至少一部分来自西贡方面，南越外交部长陈文林抨击即将达成的协定是“不能接受的”。阮文绍说，这等于“让南越人民向共产党投降”。阮文绍发誓说，如果有必要，他的国家将单独继续作战。

当基辛格试图重新谈判某些敏感问题时，河内谴责华盛顿言而无信，要求按原来谈妥的条款签署协议。美国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黎德寿盛怒之下开始就诸如国际停战监督小组的规模和——对于美国来说至为重要的——遣返美国战俘等问题提出反建议。基辛格宣称，对方是有意“一个接一个提出琐碎的问题”，河内派出的小组试图“在改动文字的掩饰下”做出实质性的改动。

据报道，总统对越南两方都很恼火；怨西贡执拗顽固，认为河内说过的话不算话。12月14日，基辛格绝望之下离开巴黎，尼克松给北越总理范文同发电报，警告他除非在72小时内恢复认真的谈判，他将重新在海防港外布雷，并使用包括B－52、F04鬼怪式和海军战斗轰炸机在内的美国空军威力。柯蒂斯·李梅将军曾经建议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时代去，而总统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这可不是没分量的威胁。总统的空军将领们向他保证，在两星期内他们可以对敌方本土进行饱和轰炸，投掷炸弹的总吨数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乎全部大规模空袭中的投弹吨数还多。此外，在其规模上这将是前所未闻的最大的恐怖轰炸。B－52就能确保这一点。这种飞机根本不可能进行定点轰炸。每一架B－52机腹内载有40吨炸弹。飞行时以三架为一“小组”，每一小组向一个一英里半长、半英里宽的“方格”内投掷它的炸弹。到目前为止，这种飞机还没有用来袭击过城市。如果它们在河内上空投弹的话，使平民遭受大量伤亡将是不可避免的。

72个小时过去了。范文同没有答复，尼克松向关岛和泰国的美国空军基地和东京湾里的美国航空母舰发布命令：开始闪电攻击。结果是美国卷入越南的漫长历史上的最残酷的一章。河内遭到了各种类型的美国飞机在各种气候条件下进行的昼夜不停的连续轰炸。美国飞行员使用了100架巨大的绿、棕两色的B－52，仅在第一周内就出动了1400架次以上。美国人全惊呆了。仅在几天之前——实际上直到12月中旬——他们还一直在盼望着美国完全摆脱印度支那，期待着美国战俘（其中有些人已经被俘将近十年了）能够回家过圣诞节。现在他们见到的却是这种令人目瞪口呆的180度转变。总统也没有对他们进行解释。过去，尼克松同他的前任约翰逊一样，总是出现在电视上，宣布他在越南采取的新的行动。现在他根本无意为自己的行为申述理由了。惟一出来表明态度的白宫官员是齐格勒。他对记者说，轰炸“将继续到达成解决办法的时候”。

五角大楼提出许多军事目标：停车场、交通塔、发电厂、仓库、桥梁、铁路、船坞、工厂、公路、兵营、供给站、飞机着陆场以及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阵地。但是大部分目标都是北越城市中人口稠密的地区。例如河内热电厂就在距市中心仅仅一千码的地方。驻河内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发出报告，详细描述了这个遭浩劫的城市。城里没有电，并经常缺水。周围一大片地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学校变成了冒着烟的大坑。瓦砾堆里到处是炸碎的练习本。父母拼命地在碎裂的水泥板间寻找他们的子女。

在河内郊区太原，几乎有一千平民死伤，棺材堆置在街角上。白太肺结核医院被夷为平地。白梅医院也是如此，医生从废墟里把病人背出来。一家药房被炸毁。一个炸弹落在一所战俘营里——此事激怒了尼克松，据报道说，他责骂北越人不该把战俘安置在导弹会落下来的地方。波兰货船约瑟夫·康拉德号被炸沉在河内港口内，炸死水手三人；还炸坏了一艘俄国船和一艘中国船。为这些违法行为道歉的国务院人员都非常生气。一位美国外交官忧郁地说：“照这样干下去，到圣诞节前夜我们该去炸河内的天主教堂了。”

实际上，尼克松宣布圣诞节前后停战36小时，但是这段时间一过，死神又光临了。墙上依旧有北越人用白垩写的：“我们要替被美国人屠杀的同胞报仇”和“尼克松，你必须偿还这笔血债”。这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而已。白宫远在7000英里外，最后一批美国地面部队不久便将撤离印度支那了。北越惟一可以用来抵制暴行的人质是被他们抓住的美国飞行员。在这次闪电轰炸之前七年内，B－52出动过10万架次，被敌人炮火击落的仅一架。而现在河内已拥有世界最强大的高射炮防空能力，仅在1972年的最后这两个星期内，他们的愤怒的炮火便击落了16架这种空中无畏战舰，一架就值1500万元。更重要的是，98名飞行员被俘。美国在东京湾地区上空的猛烈轰炸，增加了在巴黎的赌注。无论基辛格还是黎德寿，他们身上的压力都更大了。

另外还出现了一些和平的因素。尼克松（这还不是最后一次）错误地判断了公众在道义上愤慨的限度。詹姆斯·赖斯顿把大规模轰炸称做“抽风的战争”。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萨克斯比原曾支持尼克松的越南政策，现在也出来反对，说他“作为一个美国人”感到不安，并且认为他的同胞都会有“同感”。在欧洲，反应更为尖锐。伦敦的《每日镜报》说：“美国恢复轰炸北越，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在巴黎，《世界报》把这次空中进攻比做纳粹在西班牙内战时夷平格尔尼卡的罪行。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更不留情，把它与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行为相比。这激怒了美国政府，它把瑞典大使召来提抗议，但是所有西方国家的政府，反应都几乎同样强烈。

如果说华盛顿低估了盟国的不满情绪的话，河内则是高估了共产党世界的愤怒程度。莫斯科和北京的评论都是敷衍了事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苏联50周年国庆的讲话中，对于B－52的轰炸的态度真是再温和不过了，他还很显眼地派他的孩子们参加美国大使馆的招待会，去与特里西娅·尼克松·考克斯和她的丈夫相见。俄国人与中国人都力劝北越人同美国人取得谅解。美国已失去了反对“解放战争”的热情，苏联和中国对这些战争的支持也不如从前热心了。与其说是轰炸，也许反倒不如说是这一原因，使河内发出了要求重新会谈的紧急信号。12月30日，白宫宣布暂停轰炸，再度安排基辛格和黎德寿在1月8日会谈。阮文绍派了两名外交官到华盛顿，扬言要反对任何不符合他的要求的条约，此时，尼克松的反应是派出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带了一封致阮文绍的信前去西贡，内容实际是要他免开尊口，这一点已足以表明美国谋求解决问题的决心了。

基辛格随即挟着装有新建议的公事包奔波于巴黎和比斯开湾之间。1月底，当两个谈判者在42个月中举行第24轮会谈时，他们终于取得了突破。大家原估计将还需两天的讨价还价，但是最后的谅解仅在四小时内便达成了。在巴黎古老的美琪饭店墙上挂着丝绒的大会议厅里，宣告了战争的正式结束；华盛顿、河内和西贡同时广播了这一消息（基辛格说，光是完成那一套程序，“便使我们大家都老了几岁”）。尼克松总统带领全国做祷告，大力赞扬“在各国历史上最无私的事业之一中”在越南服役的250万美国人。他宣称，他取得了“光荣的和平”。

但光荣二字实在无从说起。基辛格很明白这一点。在向报界发表的经过深思的简单谈话中，他说：“到现在，看来已很清楚，在这场战争中，谁也不能说只有他痛苦，或者说只有他最有远见。”他根本没提什么光荣，或英勇，或荣誉或任何其他与这场冲突毫不相干的有关武功的辞藻。他说：“在医治印度支那的创伤的同时，我们可以着手医治美国的创伤。”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因为那正是当时美国的问题。美国在阵亡大约4.6万人、受伤30万人和花费了1100亿元之后，作为战争的直接结果，他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国内问题，一种精神上的沉疴。在麦克卢汉式的全球村【加拿大作家，由于电视的发达，他称世界是个小村庄。——译者】里，要使一个遥远的国度成为废墟，而又不使美国遭受严重创伤，那是不可能的事。除去人力物力的损失以外，受伤的还有：美国公众对总统职位的尊重，因为它使美国进入了这场战争；美国公众对国会的尊重，因为它曾继续不断为这场战争拨出巨额款项；美国公众对法院的尊重，因为它没有裁决这场战争为不合宪法；美国公众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尊重，因为，事实证明在影响决策者方面，它实际不起作用，因而已经堕落成街头的混乱了。赖斯顿就停火一事写道：“由于这场战争的影响，美国人对权威的尊重已是一落千丈了，这不仅包括对政府行政权威的尊重，而且包括对学校、大学、报界、教会，甚至家庭的权威的尊重……美国生活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些变化现在还没有为人所理解，或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这变化是前所未有的，重要的，也或许将永远持续下去。”

在停战的一周内，麦迪逊广场花园发生了一场丢人的争吵，争吵的问题是在体育比赛前是否演奏乐曲《星条旗歌》。同一时候，教师罢教像新发生的流行病传遍全国，使教学活动全部停顿。这在上一次美国精神大考验的大萧条期间，都是不能想像的。当时，星条旗飘扬在一个比现在要穷得多的国土上空，当时的美国存在着许多物质上的苦难。教师在那场经济危机中属于受害最深的一部分人。付给他们的报酬往往是不值钱的临时通货，或甚至分文不给，有些人只能同挨饿的孩子分食极少的一点食物。但是在那个纪律严格的社会里，教师罢教，犹如不尊重国歌一样，是不能想像的。这并不是说那时的美国是一个比较好的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这只表明，当时的美国是另一个国家，住着与今天不同的另一些人民，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与70年代的挑战全然不一样的。

或许这正是亨利·亚当斯在本世纪初所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20世纪的美国人要经受的考验，将是他们的适应能力。变化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国家，为变化本身而崇拜变化，把变化和进步看做是同一回事。林登·约翰逊在1965年曾说：“我们需要变化。我们需要进步。这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如果说这是美国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它也还有另一个方面，与此完全针锋相对的一面，这一方面在越南战争结束时又重新抬头了。那就是渴望抛弃现在，恢复那尚未完成的过去。约翰·布鲁克斯曾说：“美国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喜欢留恋刚刚失去的好梦，决意下一次要把它追回来。”这是在美国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最容易想到的是威拉·卡瑟的迷失的小姐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没走的一条路》。托马斯·沃尔夫写道：“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忆着，一边寻求已被遗忘的伟大的语言，已迷失的通往天堂的路口，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个未找到的门。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呵，迷失的，因风而悲伤的幽灵，回来吧。”因此，在干预了国外冲突1/3世纪之后，美国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转到国内来了，他们要在与世隔绝中寻求安慰，在孤立中寻求复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他最优秀的小说的结尾中写道：“所以我们掉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

尾声 余音

理查德·尼克松在一群兴高采烈的作伪证的人的包围中，为他第二次就任总统进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为期三天，耗资四百万元，由少年得志的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导演。1月20日他的那篇就职演说，基本精神仍是不再对广大世界作出承诺，与其说是答应本届政府打算做些什么，不如说是它将不做些什么。十二年前，同属这一代的另一位总统曾发誓说：“我们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承受任何困难来支持我们的朋友，反对我们的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性。”如今，尼克松则宣称：“当年美国把其他各国的冲突都看作是自己的冲突，或者指点其他国家应如何处理其内部事务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他套用肯尼迪总统的一句名言，打算以此来结束过去自由派的政府所推行的国内政策。尼克松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问，政府将为我做些什么，却问问我能为自己做些什么。”

他为了说话效果，在这里停顿了一下，这时，从几个街区以外传来一阵微弱的声音。一群青年在齐声喊着：“杀人凶手！”“马上滚蛋！”“结束种族主义！”

一个来自衣阿华州的妇女对《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说，“恶心，真叫人恶心！我就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治治这些小伙子。”这样做确是很不合礼节。可是反示威活动也和反文化运动一样，表明美国仍处于分裂状态中，对这类行动也只能加以容忍。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的确找不到有效办法能制止不同政见。倘若有的话，马格鲁德和他的主子一定会首先使用了。当时呐喊的那些人——总共有五百到一千人，由易皮士、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激烈分子和毛派进步劳工党的成员组成——是该周周末在华盛顿活动的示威群众中人数最少而又最粗暴的一批抗议者。他们扛着一具极为难着的模拟像——一只纸糊的十尺长的耗子，头象是尼克松，嘴里叼着一个血迹斑斑的布娃娃。这使得平常不轻易干涉的特区警察也难以容忍了。他们把模拟像没收了去。然而除这批人外，在那次就职话动中唯一真正令人难堪的事是把华盛顿纪念塔周围的国旗都降了下来，升起越共的旗子。

最庄严的抗议是头一天晚上9点，在威斯康星大道的华盛顿大教堂里举行的。教长弗朗西斯·塞尔和前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分别作了简短的讲话之后，伦纳德·伯恩斯坦指挥一个在当地拼凑起来的管弦乐队，以安详、深沉的调子演奏了海顿的《战时弥撒》，铜鼓声频，结尾呼吁：《给我们和平》与之唱对台戏的是，尤金·奥曼迪和他所指挥的费城管弦乐队正在华盛顿另一头演奏柴可夫斯基雄伟奔放的《一八一二年前奏曲》，向总统致敬。奥曼迪的管弦乐队中有十六位乐师请了假，因为他们认为在这样的听众面前演奏有失身分。也许由于他们的不在，倒是减少了对尼克松的生命的威胁。尽管如此，在特工人员的请求下，前奏曲高潮的鸣空炮仍然取消了。这是尼克松执政以来，特工人员提出的一次不那么费钱的建议。

当晚，对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的做法持批评态度的人向白宫一名警卫递交了一份请愿书，阐述了他们的见解。菲利普·贝里根神甫在白宫外面人行道上演了一出粗糙的活报剧，以表明当局如何虐待那些敢于说出反对意见的人。贝里根假装以粗暴手段来对付一个举着和平标语牌的妇女。他唯恐有人不能领会这出戏的含意，这位神甫还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了一个写着“警察”二字的大牌子。第二天，由于公布五角大楼文件而临被定罪并判总共达一百一十五年徒刑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在全国和平行动联合会举办的聚餐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讽刺总统在就职典礼上所许诺的一代的和平，说“他结束这场战争就象结束对我的诉讼案一样，”并把为越战提供军火的制造商比作纳粹奥斯维辛死亡营的设计师。

见到贝里根和埃尔斯伯格的人当然不多，但是大多数反对就职典礼的集会，参加者都很踊跃。在大教堂举行的伯恩斯坦音乐会参加者三千人，另外还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人夜里站在外面听大喇叭里的广播。五万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象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进军一样，把时间安排在总统在国会山作演说的时候，吸引了七万五千到十万人，开始时由越战复员军人反战协会的二千五百名会员从阿灵顿国家公墓向华盛顿纪念塔进军，然后在那里举行了一次虚拟的签订和约的仪式，最后是纽约的女国会议员贝拉·阿布朱格作的一次演说。她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尼克松的演说，于是在这里对之大加斥责。

听众中有一些年轻人扛着已经过了时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停止轰炸”。这是可笑的。三个星期以前，闪电轰炸就已停下来了。另一些抗议方式也近乎荒唐可笑。有些同越战完全不相干；正当尼克松发表演说时，由一位心怀不满的百万富翁租来的小型双翼飞机在警察和空军直升飞机的密切监视下掠空而过，挂着一条“批准金币流通”的标语。然而举行抗议这个作法并不荒谬。那远比就职演说、柴可夫斯基的没有炮声的前奏曲以及那些打扮漂亮的弗吉尼亚中学一千九百七十六名列队从白宫门前走过的乐队要来得更符合美国精神。这个乐队是杰布·马格鲁德所设计的第二个百年纪念日计划的产物。

在约瑟夫·麦卡锡时期最黑暗的年月里，当西弗吉尼亚一所大学校长为一位受到围攻的自由主义者辩护出庭作证时，一位律师曾问他：对他来说，美国象征着什么。他回答说，象征着“可以有不同意见的权利”。他的意思当然并不仅是指那些怪物和一些兴之所至随便胡来的人，尽管在美国什么时候也会容许占星学家，相信天空会出现飞碟的人存在，容许1948年在华盛顿买下华屋广厦，准备等到杜威当政时居住的共和党政客存在。但是倘若要使自由其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那也就得扩大到可以容忍的最大限度，而且在它的广大的保护伞下，使那些不受大众欢迎的，热心宣扬为大多数人认为错误的事业的人得以存在下去。为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约翰·格伦、尼尔·阿姆斯特朗欢呼容易：然而要能够容忍憎恨约翰逊的气象员派、跟约翰·肯尼迪捣乱的伯奇会员，以及跟罗斯福为难的自由联盟盟员，那可是需要点气量的。

那些在尼克松任职时期年逾五十的美国人的记忆中，这个国家的宽容耐性的确经受了极大的考验。有时简直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以致那些失去耐心的地方的名称全变成了美国历史上可耻的污点。其中有：阿蒂卡、肯特州立大学、美莱、伯明翰、奥克斯福德、芝加哥的共和钢铁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拘留日裔美国人的加利福尼亚州集中营以及本书一开头就述及的安纳科斯夏河边地被夷为平地的补偿金军人的营地。

但这些仍不过是例外。如果把那些表现出容忍精神的事例开列出来，那肯定比这个名单要长许多倍，并可着作是全国自由战士的光荣榜。其中要包括安吉拉·戴维斯、贝里根兄弟、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斯波克大夫、芝加哥七被告、伍德斯托克、泰－格雷斯·阿特金森、举着“为和平运动者免费供应毒气”标语牌的美国纳粹分子、“普韦布洛”号的舰长、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埃德温·沃克、化学家莱纳斯·波林、罗莎·帕克斯、“美国第一”派、厄尔·白劳德、小花神坛，威廉·达德利·佩利、休伊·朗格、杰拉德·斯密斯和唱着《国际歌》欢迎1932年12月回到华盛顿的第七十二届国会的干枯的幽灵。

那些敢于违抗民众意志的人固然象表达民众意志的人一样值得我们怀念；但那些仅以自己的存在而使国家中坚保持警惕、忠城并使国家的民主制度得以加强的那些无言的见证人，也应受到我们的尊敬。每到危机时刻，他们总默默无声聚集在宾夕祛尼亚大道对面和白宫相对的拉斐特公园里：总统只要拍头望望窗外便可看到他们，让他注意到他的雇主们正在注视着他。在考验国家意志、并常常决定国家政策的国会大型听证会上，他们总是出席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越南战争、谢尔曼·亚当斯和伯纳德·戈德法因案件、布里克修正案，陆军与麦卡锡的争执、被埃斯蒂斯·凯弗维尔揭露的匪帮、希斯和钱伯斯案、拿佣金的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以及对大萧条时期华尔街应负何种责任等问题都曾在这里加以考虑。他们这些人观看过塔夫脱钟楼的落成典礼，他们瞻仰过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的遗体，1963年11月25日他们曾含着无限悲伤默立着目视一辆灵车载运约翰·肯尼迪的遗体越过纪念桥向阿灵顿公墓不灭的火焰行去。

※※※

有一派历史学家认为，在帮助我们了解过去方面，重大事件也许还并不如——几封信、压在旧书里的几朵花、几张过时的舞会节目单、曾为人所喜爱因而不忍抛弃特意加以珍藏的玩具之类——一些普通人无众留下的小物品。建筑下人常会偶然发现埋截在大邸宅下的这类东西的窖藏。有时他们甚至可能找到象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埋截在会址下的韦斯汀豪斯文物窖藏那样精致的东西。这类发现常常引起极大的好奇心，年代更久远的则更会引起许多人纷纷猜测这件或那件东西对当时的人有什么意义。由于美国人愈来愈流徙不定，留下这类窖藏的可能性愈来愈小了，但如果摇曳音乐的一代留下那么一个——比如在一个仓库里藏下象菲伯·麦吉童话中所说那么大小一个橱柜——那也许就可以让我们看出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忍受过什么痛苦，他们曾有些什么梦想，哪些梦想已经实现，哪些破灭了。

如假想有那么一个橱柜，我们将在最上一层里看到一把钢架网球拍子，几本讲饮食卫生的书，一条宽领带和屁股特肥的女式衣裤。在这些东西后面是一幅“欢迎战俘回国”的标语，一幅为下落不明的军人写的标语（“只有河内知道”），和一枚和平徽章；然后是一枚古铜色的鱼雷艇领带别针，几盘录有“卡姆洛特”、阿尔洛·古斯瑞的“艾利斯的饭店”和卡洛尔·钱宁的“你好，达莉”的录音带在这些东西后面，压在一个角落里一堆蜡染蓝布裤子下面，还有几本看得很旧的《范妮·希尔》和《一个跳蚤的自传》。

柜子的第二层几乎放满了各种衣服：一件紧身女服、一套灰法兰绒衣服、一顶窄边男呢帽、几条窄得不象样的领带、一顶熊皮儿童帽和一顶帽带上印着“我爱艾克”标语的硬草帽。藏在这些衣服下面有一件过时的妇女用品：装在一个白塑料盒里的子宫帽。再往里有一根奇特的小银别针。那针样子很象一只在脚跟处有一个窟窿的男鞋鞋底。在它旁边是一套“窈窕淑女”唱片、一张艾迪斯·皮艾弗唱的“他哭了”的唱片、一个涅基·丁克工具箱、一顶军帽和一个已坏了的贝比－坦达。一本《救火队员斯康尔》和一本《佩顿地方》放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文件上面：其中有教人如何戒烟的小册子、一本渔家蜜酒酿造法、一份《八十天环游世界》小册子、一叠尿布供应处的帐单和一个从未拆开的封套，里面装着家庭防空掩体计划。

在第三格靠前放着一件迪奥尔新式样裙子、一件看来曾由一个瘦高个儿穿过的艾森豪威尔茄克、几双早期的尼龙袜、一顶大学生毕尼帽。一本《北回归线》，下面放着一包三个特洛伊。（当时时价一美元。）还有各种证明文件：陆军退役证、结婚证、大学毕业文凭等。一只破旧的滚球柱。一个陆军番号袖章。一些配给票。一些已变色的海军挂牌。儿张v字信笺。一顶纳粹兵钢盔；一把日本武士剑。一张哥伦比亚公司的凯特·史密斯唱片“上帝保佑美国”。一只水晶的表示胜利的v字形别针。

更下一格东西装得很乱。一双极脏的桑姆·麦克安鞋子放在一件同样脏污的正反都能穿的雨衣上面，雨衣下面是一件背上有腰带的便服上衣。两张每分钟78转唱片中夹着一个已枯姜的花束——这两张唱片是“深紫色”和“星尘”。在它们旁边是一些竞选别针，上面的字是“我们要威尔基”和“罗斯福”。另有一个别针做成一朵向日葵的样子。此外还有：一架做成拱门形式的蹩脚的飞歌收音机、一本已翻得破碎不堪的《飘》、一本仿佛只有最后四十页有人谈过的《尤利西斯》、男女童军手册和几本方形的《大小书》。那里还有一个满是尘士的里昂内尔变压器、一根跳绳用的绳子、几颗石弹子和一个钢珠，一只已裂开的曲棍球棒、一只满是油泥的第一垒垒球手的手套、一个仿雪莉·邓波儿的娃娃、一副泡沫胶纸牌、一支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的纸炮枪。两个波斯特·托斯蒂斯黄杨木陀螺。一盒红皮炮仗。一个用塑料绳连结在一只桨上的波洛球。一条棕色灯芯绒灯笼裤。一条发带。一台旧的台式电话机。

最后在橱柜的底层是一堆用布朗尼箱式照相机拍下的快照。照片里照了一些汽车：一辆摇下挡风玻璃的A式福特车、一辆雪佛来运动游览车；在一些较老的颜色已发黄的照片上，有一辆T式车，许多人排在那车的踏脚板边，当时是在夏天，但成年人的样子都很规矩。男人都戴着硬领，妇女戴着大帽子，穿着没有体型的布衣裙。但着来样子最奇特的倒是那些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也打扮得很古板。当然还有些别的东西。你一时还弄不清他们为什么看来那么奇怪。然后你明白了。他们的神态非常紧张。他们向前微微探着身子，仿佛要想展望到未来的情景。他们还在微笑着。

大事年表

1932年　华盛顿发生补助金远征军暴乱

一千五百万人失业

罗斯福当选总统

关于革命的谣言四起

1933年　本国银行纷纷倒闭

罗斯福的一百天

转危为安

1934年　埃德加·胡佛和《滑稽名画》

黑色风暴

汤森医生、库格林神父和休伊·朗格

1935年　第二个一百天

摇曳音乐的诞生

约翰·刘易斯的得势

最高法院抗拒罗斯福

1936年　自由同盟：“拯救宪法！”

《乘风飘去》

罗斯福击败兰登和《文摘》

1937年　最高法院“改组”计划

国会保守联盟的产生

底特律的静坐罢工

日本击沉美舰“帕奈号”

孤立主义的极盛时期

1938年　慕尼黑和H.V.卡顿博恩

新英格兰风暴

奥森·韦尔斯的火星人广播剧

1939年　纽约世界博览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林白说：“不要参与！”

1940年　法国陷落

“美国第一”；“上帝保佑美国”

爱因斯坦致函罗斯福

威尔基与冠军

杜鲁门击败杜威

1941年　众议院议案1776号：租借法案

纳粹潜艇击沉“鲁本·詹姆斯”号

纽约市学院解雇伯特兰·罗素

玛丽安·安德森在林肯纪念堂歌唱

珍珠港事件：“这决不是演习！”

1942年　太平洋上的撤退；中途岛；瓜达卡纳尔岛

陆军进攻北非

在国内：“我一个人走路真孤独”

日裔美国人的痛苦

1943年　萨莱诺、卡西诺和塔拉瓦

在国内：弗兰克·西纳特拉和亨利·凯泽

1944年　安齐奥、诺曼第、突出地带之战

塞班岛和莱特湾

1945年　硫黄岛和冲绳

联合国宪章

罗斯福逝世；杜鲁门继任总统

德国投降

广岛和长崎

日本投降

1946年　战后通货膨胀和罢工

“我要回家”骚动

丘吉尔在密苏里使用“铁幕”一词

1947年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

时装新式样

1948年　金西报告

柏林空运

狄克西民主党和亨利·华莱士的进步党

匈牙利事件、苏伊士运河事件和艾克重新当选

蒙哥马利城抵制公共汽车

1949年　威廉·莱维特的第一个莱维特镇

关于飞碟的第一次报道

电视：五光十色的乔治和滑屣比赛

中国成为红色中国

俄国拥有原子弹

1950年　阿尔杰·希斯被判罪

麦卡锡的兴起

朝鲜战争；仁川；红色中国的进攻

1951年　长途直拨电话开始使用

大辩论

麦克阿瑟被解职

米基·斯皮兰时代

沉默的一代的出现

电视取代收音机成为一般人消闲工具

凯弗维尔调查犯罪听取会

1952年　氢弹

有关杜鲁门的丑闻四起

尼克松关于“切克尔斯”的谈话

艾克击败史蒂文森，他“年纪已经不小，不能哭了”

1953年　大规模报复

斯大林去世；朝鲜停战

塔夫脱去世

1954年　麦考可尔的新词“共进共出”

布里克修正案

陆军－麦卡锡纠纷听证会

罗伯特·奥本海默受审查

最高法院取缔学校中的种族隔离

1955年　“达维·克罗克特”的狂热

进入疲塌的一代

福摩萨（台湾）决议案

日内瓦首脑会议

艾克心脏病发作

1956年　格蕾丝·凯利成为王妃

伯明翰和“公牛”康纳尔

华莱士守住学校大门

向华盛顿进军

吴庭艳弟兄在西贡被刺

达拉斯行刺案

1957年　小石城事件

俄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埃德塞尔汽车的惨痛失败

美国在卡纳维尔角发射火箭失败

1958年　呼啦圈狂

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中东

尼克松在加拉加斯受困

谢尔曼·亚当斯的骆马绒大衣

约翰·伯奇协会成立

1959年　查尔斯·范多伦终被揭露

尼克松在莫斯科；赫鲁晓夫在美国

1960年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使用“伊诺菲德”——避孕药丸

黑人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发动入坐运动

U－2事件；日内瓦首脑会议流产

肯尼迪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

1961年　艾伦·谢帕德十五分钟的太空之游

自由乘客在狄克西

猪湾事件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遇

约翰逊访问西贡，保证给予支持

泰勒·罗斯托的越南之行

1962年　格罗幸格的第一个单身男女周末集会

约翰·格伦绕地球飞行

詹姆斯·梅雷迪思在老密西大学

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组成

古巴导弹危机

1963年　《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

杰奎琳·肯尼迪再嫁

美莱

尼克松竞选险胜

1964年　东京湾

第一个酷热长夏

马里奥·萨维奥和自由言论运动

披头士乐队周游美国

密西西比民权运动者凶杀案

约翰逊对戈德瓦特

斯特兰奇勒夫博士

1965年　日瓦戈医生

免费医疗；“静电复印国会”（戈德华特语）

约翰逊把美国地面部队投入越南

《先驱论坛报》造出“信用差距”一词

塞尔马进军；瓦兹

东北部普遍断电

1966年　以裸为美

四十三起种族暴乱使美国百孔千创

“黑色权力！”——和强烈反应

1967年　嬉皮士大兴之年

雪松瀑布行动和江克欣城行动（越战）

黑人区暴乱高潮

1968年　美国船只“普韦布洛”号被扣

春节攻势

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死

哥伦比亚大学中的战斗

1969年　阿波罗十一号登上月球

伍德斯托克

查帕奎迪克

查尔斯·曼森

开展和平运动

芝加哥七被告审判

1970年　妇女解放运动和“热裤”

柬埔寨和肯特州立大学

卡斯维尔法官被拒

X级电影风行全国

安吉拉·戴维斯和乔治·杰克逊

邮局罢工

白宫雇用“管子工”

1971年　美国乒乓球访问中国

华盛顿的“五一民众”

五角大楼密件外泄

对菲尔丁大夫黑夜行窃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维斯科和奶制品工业行贿运动费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阿提卡

1972年　巴比·费希尔和克利福德·欧文

尼克松在北京和莫斯科访问

武元甲大反攻

水门事件和掩盖行动

麦戈文：民主党的灾难

基辛格：“和平已经在望”

饱和轰炸和停火

穷追不舍：水门事件终被揭露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出版说明

序幕 沟底

第一章 最惨的一年

第二章 罗斯福！

第三章 万般激荡

第四章 罗斯福和民意向背

第五章 保守派死灰复燃

第六章 原始恐怖的阴影笼罩下

第七章 黑夜茫茫，光明在前

第八章 战争边缘的美国！

第九章 反攻

第十章 国内战线

第十一章 曾是丁香满庭时①

第十二章 新日月，新天地

第十三章 开始凋敝的胜利旗帜

第十四章 与哈里相处的日子

第十五章 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①

第十六章 猜疑的年代

第十七章 陷入深渊

第十八章 分裂之家

第十九章 向右转

第二十章 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

第二十一章 主席先生，主席先生

第二十二章 全速而稳健地进行

第二十三章 追求幸福

第二十四章 嘟——嘟——

第二十五章 整顿受挫

第二十六章 将军可以休矣

第二十七章 美国的一代新人

第二十八章 号角又在召唤

第二十九章 牢记勿忘

第三十章 手伸得很长

第三十一章 伟大的梦——和梦的破灭

第三十二章 走投无路

第三十三章 毛病百出的一年

第三十四章 沉默的多数派的崛起

第三十五章 吹毛求疵的头儿脑儿

第三十六章 美利坚分裂国

第三十七章 自尊丧尽

尾声 余音

大事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