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序言

太平世界

上個世紀的學校

情竇初開

人生大學

巴黎，永遠煥發青春的城市

我的曲折道路

走出歐洲

歐洲的光輝和陰霾

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的最初時刻

為思想上的團結而奮鬥

在歐洲的心臟

重返奧地利

又回到世界上

日落西山

希特拉的崛起

和平的垂死掙扎

譯後記

序言

我從未把我個人看得如此重要，以致醉心于非把自己的生平歷史向旁人講述不可。只是因為在我鼓起勇氣開始寫這本以我為主角——或者確切他說以我為中心的書以前，所曾發生過的許許多多事，遠遠超過以往一代人所經歷過的事件、災難和考驗。我之所以讓自己站到前邊，只是作為一個幻燈報告的解說員；是時代提供了畫面，我無非是為這些畫面作些解釋，因此我所講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們當時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在以往的歷史上几乎沒有一代人有象我們這樣命運多舛。我們中間的每個人，即便是年齡極小和最無足輕重的人，在他心靈深處都曾被我們歐洲大地上几乎無休止的火山般的震撼所激蕩過；而我自己知道，在這千千萬萬人中間，沒有一個人具備象我這樣的優越條件：我，作為一個奧地利人、猶太人、作家、人道主義者、和平主義者，恰好站在地震最劇烈的地方。那劇烈的地震三次摧毀了我的家園和生活，使我和過去脫離了任何聯繫，戲劇性的激烈動盪把我拋入一片空虛，把我投入“我不知該奔向何方”——這種我已經十分熟悉的境地。但是，我對這些並不抱怨，因為恰恰是流離失所的人才會獲得一種新的意義上的自由，而且只有和一切不再保持任何聯繫的人，才不必有任何顧忌。所以，我希望我至少能滿足任何一部真實反映時代的作品所必須具備的首要條件：公正和不抱偏見。

由於我脫離了所有的根源，甚至脫離了滋養這些根源的土地——所以像我這樣的人在任何時代都是罕見的。我于一八八一年誕生在一個強大的帝國，即哈布斯堡皇朝的帝國，不過，在今天的地圖上己找不到它：它已經不留痕跡地被抹掉了。我是在維也納長大的，它是一座具有兩千年歷史、歷經各國的首都，然而在它淪為德國的一座省城以前，我卻不得不象一個罪犯似的離開了它。我用我的母語所寫的文學作品在那裡被焚為灰燼，但正是在那個國家裡，成百萬的讀者把我的書籍視為朋友——這樣，我也就不再有任何歸屬；所到之處，都不過是作為一個陌路人，或者至多是作為一個賓客；即便在我心中選擇作為自己故鄉的歐洲，自從它在同室操戈的戰爭中第二次自取滅亡地把自己撕裂得支離破碎以後，也已經在我心中消失。和我自己的意願相反，我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敗和野蠻在時代的編年史上取得最大勝利的見證人；從未有過像我們這樣一代人，道德會從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墮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指出這一點，絶非出於自豪，而是含着羞恥。在從我開始長出鬍鬚到鬍鬚開始灰白這樣短短的時間跨度之內，亦即半個世紀之內所發生的急劇變遷，大大超過平常十代人的時間。而我們中間的每個人都覺得：變遷未免太多了一點！在我的今天和昨天之間，在我的扶援直上和節節敗落之間，是何等的不同，以致我有時彷彿感到我一生所度過的生活並不僅僅是一種，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幾種，因為我常常會遇到這種情況，當我無意之中提到“我的生活”時，我就會情不自禁地問自己：“我的哪一種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生活，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生活，還是今天的生活？同樣，我也不時覺察到，當我說起“我的家”時，我並不立刻就知道我指的是從前哪一個家，是在巴特的那個家？還是在薩爾茨堡的那個家？還是在維也納的我的父母家？或者當我說起“在我們那裡”時，我就不得不惶惶然提醒自己：對我故鄉的人們來說，我早已不屬於他們中間的一員，就象我不屬於英國人或者美國人一樣，我和那裡已不再存在有機的聯繫，而在這裡，我又從未完全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分子。我曾經在那里長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於這兩者之間的世界，在我的心目中顯得愈來愈不一樣，成了完全不同的世界。每當我在談話中向年輕的朋友講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些事情時，我從他們突兀的問題中發現，有多少事對我來說還是不言而喻的現實，而對他們來說卻已成為歷史或者不可思議。但隱藏在我內心的一種本能使我覺得他們的發問是有道理的，因為在我們的今天和我們的昨天與前天之間的一切橋樑都已拆毀。連我自己今天也不得不對我們當年竟會把如此繁多龐雜的內容壓縮在一代人生活的短促時間之內而感到驚異，尤其是當我把那種生活——誠然，是一種遭到損害和極其難堪的生活——和我的祖先們的生活方式作比較時，更是如此。我的父親、我的祖父，他們見到過什麼？他們每個人都是以革一的方式度過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終過的是一種生活，沒有平步青雲，沒有式微衰落，沒有動盪，沒有危險，是一種只有小小的焦慮和令人察覺不到的漸漸轉變的生活，一種用同樣的節奏度過的生活，安逸而又平靜，是時間的波浪把他們從搖籃送到墳墓。他們從生到死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同一座城市裡，甚至几乎總是在同一幢住宅裡。至于外面世界上發生的事，僅僅停留在報紙上而已，從未降臨到他們的門前。在他們生活的日子裡，大概也在什麼地方發生過戰爭，不過用今天的規模來衡量，那只不過是一場小仗，而且是在遙遠的邊境線上進行，人們聽不見隆隆的大炮聲，再說半年之後也就煙消雲散了，被人們所忘卻，成了枯萎的一頁歷史。老一套的生活又重新開始。可是我們這一代人過的生活、一切都不會重複，已過去的生活不會留下任何痕跡，再也不會回來。我們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飽嘗了以往歷史有節制地分落到一個國家、一個世紀的一切。以往，充其量是這一代人經歷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亂，第三代人碰到了戰爭，第四代人嘗到了饑謹，第五代人遭到了國家經濟的崩潰——況且，總有一些幸運的國家，幸運的幾代人，根本什麼都沒有碰上。而我們今天六十歲的這一代人和比我們略微年長一些的一代人，什麼事情沒有見過？什麼事情沒有遭受過？什麼事情沒有經歷過？凡是能想象得出的一切災難，我們都從頭至尾一一飽嘗過（而且還沒有嘗盡）。我自己就是人類兩次最大戰爭的同代人，甚至每次是在不同的戰線上經歷，第一次大戰是站在德國這一邊，第二次大戰是站在反德國這一邊。我在戰前曾享受過最充分的個人自由，但在戰後卻嘗到了數百年來最大的不自由。我曾被人大肆讚美過，也曾被人無端排斥過，我曾自由過，也曾不自由過，我曾富有過，也曾貧窮過。《約翰啟示錄》裡那幾匹蒼白的馬【分別象徵瘟疫、戰爭、饑饉、死亡。一譯者注，下同。】全都闖入過我的生活，那就是革命和饑饉、貨幣貶值和恐怖統治、時疫疾病和政治流亡。我曾親眼目睹各種群眾性思潮——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的產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藥的瘟疫——毒害了我們歐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義。於是，我也就勢必成了一個手無寸鐵、無能為力的見證人，目擊人類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為早已被人忘卻了的野蠻之中，這是一種有它自己綱領性的自覺情條的反對人性的野蠻，使我們在經過了若干世紀之後，重又見到了不宣而戰的戰爭，見到了集中營、嚴刑拷打、大肆搶劫和對不設防城市的轟炸。所有這一切獸行是我們以前的五十代人所未曾見識過的，也但願我們的後代人再也不會容忍的。不過，與此自相矛盾的是，我在這個使我們的世界在道德方面倒退了將近一千年的同一時代裡，也看到了同樣的人類由於在技術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未曾預料到的成就而使自己大大進步，一躍超越了以往幾百萬年所取得的業績，且看：用飛機征服了太空，地面上的話可以在同一秒鐘之內傳遍全球，從而克服了世界的空間距離；原子的裂變戰勝了最險惡的潛伏疾病，這些昨天還不可能的事情，如今几乎每天都在重演。總之，在我們之前，作為整體的人類，既沒有露出過像我們所見到的那種惡魔般的猙獰面目，也沒有建樹過那種好像是神明創造的業績。我似乎覺得，為我們所經歷過的那種緊張而又富有戲劇性的生活作見證，是一種應盡的義務，因為每個人都是那些巨大轉變的見證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見證人——我再重複一遍。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不存在任何的逃避，不可能像我們先輩那樣置身于局外；由於同時性的新機制，我們始終和時代休戚相關。如果炸彈在上海摧毀房屋，在受傷的人尚未被抬出他們的房屋以前，我們在歐洲的自己房間裡就已經知道了。發生在一千海里以外大洋那邊的事，很快就會印成圖片展現在我們面前，猶如親臨其境。面對這種不斷的彼此溝通和介入，也就沒有什麼可以躲避的保險地方了。沒有一塊可以逃遁的土地；沒有一種可以用錢買到的安寧。命運之手隨時隨地會把我們攫住，把我們拽到它的永不知足的戲弄之中。再說，一個人必須始終服從國家的要求，任自己去當最最愚蠢的政治的犧牲品，讓自己去適應最最離奇的變化，使自己永遠和共同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儘管他竭力抵抗，共同的命運還是不可抗拒地把他捲進去。一個從頭至尾經歷了這樣一個時代的人，或者確切地說，一個被驅趕着、追逐着——我們很少有喘息的機會——經歷了這樣一個時代的人，就會比自己的任何一個祖先具有更多的閲歷。況且，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也仍然處在舊的結束和新的開始的轉折之中。所以，我把我的生平回憶暫時在一個特定的日期告一段落，並不是完全沒有意圖的。因為一九三九年九月的那一天標志著造就和教育我們這些六十歲人的時代的徹底結束。不過，如果我們能以自己的見證為下一代人留下我們那個時代分崩離析的真實情況，哪怕是一星半點，也算是我們沒有完全枉度一生。我清楚地意識到，我是在對我不利但又極具我們這個時代特徵的環境下來寫自己這些回憶的。即，我是在戰爭期間，在客居異鄉和缺乏任何能幫助我記憶的材料條件下來寫這些回憶的。在我的旅館房間裡，手頭沒有任何一本書、沒有任何記載、沒有一封友人的書簡。我也無處可以問訊，因為在全世界國與國之間的郵路已經中斷，或者說，由於檢查制度而受到了阻礙。我們每個人又都過着與世隔絶的生活，就像幾百年前尚未發明輪船、火車、飛機和郵電時一樣。所以，關於我自己過去的一切，僅僅是憑我自己腦子裡的記憶。至于記憶之外的其他一切，眼下無法找到，或者說已經失掉。不過，我們這一代人已完全學會了一種妙法：對失掉的一切從不緬懷。也許，文獻和細節的欠缺恰恰是我的這本書的得益之處吧。因為在我看來，我們的記憶力不是把純粹偶然的這一件事記住和把純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一種機制，而是知道整理和睿斷捨棄的一種能力。從自己一生中忘卻的一切，本來就是由一種內在的本能在此之前早已斷定認為應該忘卻的。唯有自己想要保存下來的事，才要求為他人而保存下來。所以，這裡敘述和選擇的，並不是我的回憶，而是為他人而作的回憶，但這些回憶也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進入冥府之前的一生！

斯蒂芬·茨威格

太平世界

我們在一片安謐中長大成人，

忽然被投進這大千世界，

無數波濤從四面向我們襲來，

我們對一切都感興趣，

有些我們喜歡，有些我們厭煩，

而且時時刻刻起伏着微微的不安，

我們感受着，而我們感受到的，

又被各種塵世的擾攘衝散。

——歌德

倘若要我今天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我長大成人的那個時代作一個簡明扼要的概括，那麼我希望我這樣說：那是一個太平的黃金時代——是最為精闢不過的。在我們那個几乎已有一千年歷史的奧地利君主國，好像一切都會地久天長地持續下去，而國家本身就是這種連續性的最高保證。國家賦予自己公民的權利，是由自由選舉出來的代表人民的機構——國為用書面檔案確認的，同時，每項義務也都有詳細的規定。我們的貨幣——奧地利克朗，是以閃光發亮的硬金幣的形式流通的，因而也就保證了貨幣的不變性。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錢或多少收入，能幹什麼或不能幹什麼。一切都有規範、標準和分寸。擁有財產的人能夠確切算出每年盈利多少，公職人員和軍官能夠有把握地在日曆中找到哪一年他將擢升和退休。每戶人家都有自己固定的預算，知道一家人食住要開銷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應酬要花費多少，此外還必須留出一小筆錢，以敷生病和意外的急需。自己有住房的人都把一幢房子看作是為子孫後代留下了萬無一失的家園。庭院和商號都是代代相傳；當一個乳嬰還躺在搖籃裡時，就已經為他以後的生活在儲蓄罐或儲蓄所裡存下第一筆錢，這是為未來準備的一筆小小的“儲備金”。在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裡，一切都牢牢依靠着國家和至高無上的年邁皇帝。誰都知道（或者這樣認為），一旦他去世，就會有另一位皇帝接替，原先安排好的一切絲毫不會改變。誰也不相信會有戰爭、革命和天翻地覆的變化。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動在一個理性的時代看來已不可能。

這種太平的感覺是千百萬人所夢寐以求的財富，是他們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這樣的太平世界，生活才有生活的價值，而且越來越廣泛的社會階層都渴望着從這種寶貴的財富中分享自己的一份。最初只有那些有財產的人為自己遇上這樣的太平盛世而慶幸，但是後來漸漸擴大到廣大群眾，於是，這個太平的世紀便成了保險業的黃金時代。人們為自己的房屋作了防火和防盜保險；為自己的田產作了防雹和防災保險；會防意外事故和疾病作了人身保險；為自己的晚年買好終生養老儲備券；同時在女孩子的搖籃裡放上一張保險單，作為將來的嫁奩。最後甚至連工人也都組織起來，為自己爭得了標準工資和醫療儲蓄金：傭人們為自己儲蓄了老年保險金和預先存入一筆自己身後的喪葬費。只有那些把未來看得無憂無慮的人才盡情享受眼前的生活。

在這種以為能阻止任何厄運侵入自己生活的深刻信念中，包含着一種巨大而又危險的自負，儘管對生活抱著十分克勤克儉的態度。十九世紀懷着自由派的理想主義真誠地相信自己正沿著一條萬無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們用蔑視的眼光看待從前充滿戰爭、饑饉和動亂的時代，認為那是人類尚未成熟和不夠開化的時代；而現在，一切邪惡和暴虐均已徹底消滅，這也只不過是幾十年的事。對這種不可阻擋的持續“進步”所抱的信念是那個時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們相信這種“進步”已超過聖經，而且他們這樣的神聖信條看來正在被每天每日科學技術的新奇蹟雄辯地所證實。事實上，在這個和平的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普遍的繁榮變得愈來愈明顯、愈來愈迅速、愈來愈豐富多采。照亮夜晚街道的，已經不是昏暗的燈光，而是耀眼的電燈。從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舖都散射出迷人的新的光彩。人已能用電話進行遠距離的談話。人乘坐的車輛已不再用馬匹拖拉，而是以新的速度在飛馳。人已實現了伊卡洛斯①的夢想，能在太空翱翔。舒適方便的設備已從高貴的府邸進入到市民家中；水已經不再需要從水井或者從水渠裡去提取；爐灶生火也不再那麼費勁，到處講究衛生，已不再滿目骯髒。自從用體育運動來鍛鍊自己的身體以來，人們都變得愈來愈漂亮、愈來愈強壯、愈來愈健康。畸形殘廢、甲狀腺腫大、斷肢缺腿的人在街上已日益少見，而所有這些奇蹟都是科學——進步這個天使創造的。社會方面也在不斷前進；每年都賦予個人以新的權利，司法愈來愈溫和與人道，縱然是一切問題的問題，即廣大群眾的貧困問題也不再顯得無法克服。愈來愈廣泛的社會階層獲得了選舉權，從而有可能通過合法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利益。社會學家和教授們競相為使無產者享有比較健康乃至比較幸福的生活狀況而出謀劃策——因此，這個世紀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並覺得每隔十年便標志著更上一層樓的進步，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人們不相信還會有象在歐洲各族人民之間發生戰爭這樣野蠻的倒退，就象不相信還會有女巫和幽靈一樣；我們的父輩們始終不渝地深信容忍與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約束力。他們真心實意地以為，各國和各教派之間的界線與分歧將會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漸消失，因而整個人類也將享有最寶貴的財富——安寧與太平。

那是被理想主義所迷惑的一代人，他們抱著樂觀主義的幻想，以為人類的技術進步必然會使人類的道德得到同樣迅速的提高，而在我們今天把“太平”一詞早已作為一種幻想而從自己的詞彙中抹掉的人看來，那是十分可笑的。由於我們這一代人在這個新世紀裡已學會了對任何集體獸行的爆發不再感到驚異；由於我們等待着在未來日子裡還會有比以前更加臭名昭著的一天，所以我們對人的道德的可教性是大抱懷疑態度的。我們不得不承認弗洛伊德的正確，他看出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明只是隨時都能被破壞性的罪惡慾念的力量所衝破的薄薄的一層。我們今天的人已不得不使自己漸漸習慣于生活在一個沒有立足點、沒有權利、沒有自由、沒有太平能世界。我們早已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摒棄了我們父輩們的以為人性會迅速和不斷提高的信念。鑒於一場猛一下就使我們的人性倒退近一千年的災難，在我們這些得到慘重教訓的人看來，那種輕率的樂觀主義是十分迂腐的。然而，儘管那只不過是一種幻想，卻也是我們父輩們為之獻身的高尚和美好的幻想，比今天那些惑眾的口號有人性和有益得多。所以時至今日在我內心深處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那種幻想，雖然我對此已充分認清和完全失望。一個人在童年耳濡目染的時代氣息已溶入他的血液之中，是根深蒂固的。不管現在每天在我耳邊聒噪的是什麼，不管我自己以及無數和我命運相同的人經歷過怎樣的侮辱和磨難，我仍然不能完全違背我青年時代的信仰：儘管有這樣那樣的挫折，總有一天會重新好起來。今天，我們懷着偶然若失、一籌莫展的心情，象半個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淵中摸索，但我依然從這深淵裡不斷仰望曾經照耀過我童年的昔日星辰，並且用繼承下來的信念：我們所遇到的這種倒退有朝一日終將成為僅僅是永遠前進的節奏中的一種間歇——來安慰自己。

① 伊卡洛斯，希臘神話中代達羅斯的兒子。他和父親一起被關在克里特的迷宮裡，父子兩人身上裝着用羽毛和蠟制的雙翼逃出克里特。他由於忘記父親的囑咐飛近太陽，蠟翼遇熱融化，墜海而死。

在巨大的風暴早已將世界擊得粉碎的今天，我們終於明白那個太平世界無非是夢幻中的一座宮殿。然而，我的父母生活在那座夢幻中的官殿裡，就好象住在一幢石頭房子裡一樣。從未有過什麼風暴或者僅僅是一股強烈的穿堂風闖入過他們溫馨、舒適的生活；雖然他們當時還擁有一種預防風雲的特殊手段：即他們是有錢的人，他們正在漸漸變得富有，甚至會變得非常有錢，這在那個時代是抵擋不測風雲的可靠窗戶和牆壁。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方式是那種所謂“上流猶太資產階級”的典型，這個階級曾對維也納文化作出過非常重要的貢獻，而所得到的報答，卻是自己被徹底消滅，所以我在這裡敘述我的父母的那種悠閒安適和不事聲張的生活，其實講的並不是個人的私事，因為在那個一切價值都有保障的世紀裡，在維也納有一萬或者兩萬個像我父母那樣生活的家庭。

我父親的祖籍是摩拉維亞①。在那方圓不大的鄉村地區居住着猶太人的世族。他們和當地的農民和小市民相處得非常融洽，所以他們完全沒有那種受壓抑的心情，但也沒有東方猶太人——加利西亞②猶太人的那種隨時都會顯露出來的急躁。由於生活在農村，他們體魄強壯，就象當地的農民穿越日野一般，邁着穩健、從容的步伐走自己的路。他們早就不是正統的宗教信徒，而是時代的宗教——“進步”的熱烈追隨者；在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時期，他們選出了自己的在國會裡最受尊敬的議員。當他們從自己的故鄉遷居到維也納以後，就以驚人的速度使自己適應了更高的文化生活，他們個人的發跡都是和時代的普遍繁榮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在這種轉變過程中，我們的家庭是十分典型的。我的祖父曾經銷過手工紡織品。然後，奧地利的工業在上個世紀的下半葉開始景氣。從英國進口的織布機械和紡紗機器由於使用合理而使紡織品的價格和老式手工織布機的產品相比大大降低。是猶太人率先以他們天才的商業觀察力和全球目光認識到在奧地利實行工業化生產的必要性，唯有工業化才能獲得厚利。他們用極少的資本建立起那些臨時匆匆搭造的、最初只是以水力為動力的工廠，那些工廠以後就逐漸發展成為控制整個奧地利和巴爾幹半島的強大的波希米亞紡織工業中心。如果說我祖父兄是一個經營成品中間貿易的早期典型代表，那麼我父親已決心跨入一個新的時代，他三十歲時在波希米亞北部創辦了一家小織布作坊，然後經過多年經營，小心謹慎地把它漸漸擴大成為一家規模相當大的企業。

但是，儘管當時經濟景氣得十分誘人，我父親仍然採取那種小心謹慎的擴大方式，那完全是一種時代意識。再說，它也特別符合我父親的那種剋制而絶不貪婪的性格。他牢記他那個時代的信條：“穩妥第一”。他覺得擁有一家依靠自己的資本而“紮紮實實”——那個時代最愛說的詞——的企業，比通過銀行貸款或者什麼抵押而擴建成一家大規模的企業更為重要。在他畢生的時間裡，從未有人在一張債據上、一張期票上見到過他的名字，而他在自己的銀行裡——毫無疑問是在最可靠的信貸銀行：羅思柴爾德銀行裡始終處在貸方的地位，這是他一生的唯一驕傲。他討厭任何投機買賣，哪怕要冒一點點風險也不幹。他一生從未參與過一筆不瞭解的交易。當他漸漸地有錢和愈來愈有錢時，他也從不把它歸功于大膽的投機或者特別有遠見的行動，而是把它歸功于自己適應了那個小心謹慎的時代最普遍的方法，即始終只用收入的極小一部分來作開銷，而把逐年遞增的巨額款項用來補充資本。我父親像他同輩中的絶大多數人一樣，如果看到一個人把自己收入的一半無憂無慮地花盡，而不“想一想以後”——這也是那個太平年代常說的一句話——就會把他視為一個靠不住的敗家子。其實，對一個有錢的人來說，用這種變利為本的不斷積累而使自己富起來，在那經濟騰飛的時代僅僅是一種保守的生財之道，因為當時國家還沒有想到要從巨額收益中多徵收百分之幾的稅，而國家有價證券和工業股票在當時卻能帶來很高的利息。不過，這種保守的生財之道也是值得的，因為當時還不象以後通貨膨脹時期那樣，克勤克儉的人會遭到偷盜，規矩正派的人會遇到詐騙，當時，恰恰是最有耐心的人、不搞投機的人得利最多。我父親由於順應了他那個時代的這種一般方法，因而在他五十歲時，縱然用國際標準來衡量，也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巨富了。但是，跟這種財產的驟增相比，我們家庭的生活開銷依然是非常節儉的。我們只是逐漸替自己添置一些方便生活的小設備。我們從一幢較小的住宅遷居到一幢較大的寓所。我們只是在春天的時候，到了下午才租一輛出租馬車。我們外出旅行時坐的是二等車廂。我父親到五十歲時才第一次享受了一回豪華生活：和我母親乘車到尼斯③去度了一個月的冬天。總的說來，持家的基本原則始終是：量入為出，而不是寅吃卯糧。我父親即便成了百萬富翁以後，他從未吸過一支進口雪茄，而只吸普通國產的特拉布柯牌雪茄——就象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只吸他的廉價的弗吉尼亞雪茄一樣。而且在他玩牌的時候總是隻下少量的賭注。他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這種剋制的作風，堅持過一種既舒適又不惹人注意的生活。雖然他比自己的大多數同行體面得多、有教養得多——他鋼琴彈得非常出色，書法清麗，會說法語和英語一但他卻堅決拒絶任何的榮譽和榮譽職位，在他一生中從未追求或者接受過任何頭銜和身分，而象他這樣的大工業家是完全可以經常授予那些頭銜的。他從未向人要求過什麼，也從未向人說過一聲“請求您”或者“必須道謝”這一類話，這種藏於內心的自豪感對他來說比任何外表都顯得更為重要。

① 摩拉維亞，捷克斯洛伐克中部摩拉瓦河流域一帶的舊名，當時屬奧地利。

② 加利西亞（Galicia），東歐喀爾巴阡山區的歷史地區名，在今波蘭東南部和烏克蘭西部。

③ 尼斯（Nice），法國南海岸療養勝地和旅遊中心。

大概在每個人的一生中都必然會出現一個和自己父親的性格相同的時期。我父親不願拋頭露面而願意靜悄悄地獨自生活的那種個性，現在開始在我身上變得一年比一年明顯，儘管它和我的職業原是十分矛盾的，因為我的職業在某種程度上必須宣揚自己的名字和讓自己拋頭露面。不過，出於同我父親一樣的那種內在自豪，我也一貫拒絶任何形式上的榮譽，我從未接受過一枚勛章、一個頭銜，或擔任過某個協會的會長。我也從未當過什麼研究院院士、理事，或者某個評獎委員會的委員；我覺得，就是坐在一張盛宴的餐桌旁也是受罪，一想到要給某人致祝酒辭，我在說第一句話以前嘴唇就已發乾。我知道，在一個只有通過手腕和逃避才能保持住自己自由的世界裡，在一個如歌德老人明智地所說“勛章和頭銜能使人在傾軋中免遭挨打”的世界裡，這種迂腐拘謹是多麼不合時宜。不過，既然這是父親遺傳給我的性格，是他留在我身上的一種內在自豪，我也就無法違抗；因為我之所以今天在內心還感到自由——我覺得這也許是我今天唯一可靠的財產——應該歸功于這種性格。

我的母親卻是另一種出身，她出身在一個國際性的大家族。娘家姓佈雷陶厄爾。她誕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納，所以意大利語就象德語一樣，她從小就會說。每當她和我的外祖母或者同她的姐妹說些不該讓女傭們聽懂的話時，她就改用意大利語。我從孩提時候起就已熟悉意式燴飯和當時還十分稀罕的洋薊，以及其他南式風味菜。所以我後來每當去意大利時，下車伊始，就有歸家之感。不過，我母親一家並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一個有意成為國際性的大家族；最初開設銀行的佈雷陶厄爾家族（以猶太人大銀行世家①為榜樣，但規模自然要小得多）很早就從霍海內姆斯——瑞士邊境的一個小地方——分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遷到聖加倫，另一部分遷到維也納和巴黎，我的外祖父到了意大利，還有一個舅舅到了紐約。這種國際性的聯繫使他們顯得更加體面，視野更為寬廣，同時也使他們感到某種家族的驕傲。在這個家族裡不再有小商人、掮客：而只有銀行家、經理、教授、律師、醫生。每個人都會說好幾種語言。我今天還清楚記得，在我巴黎姨媽家的餐桌上他們是怎樣輕鬆自如地從一種語言換到另一種語言。這是一個十分關心“自重”的家族。每當較窮的親戚中有一個年輕姑娘到了待嫁之年，整個家族就為她籌措好一大筆豐厚的嫁奩，目的僅僅是為了防止她“低就”成婚。我父親身為大工業家雖然備受尊敬，但是我母親卻從來不能容忍把我父親的親戚和她的親戚相提並論，儘管她和我父親的結合是非常美滿的婚姻。這種以出身于“上流”家庭為榮的自豪，在所有姓佈雷陶厄爾的人身上都是根深蒂固的。當許多年以後他們中間的一員為了表示他對我的特殊好感時，曾倨傲地這樣說：“你才是真正的佈雷陶厄爾的後代呢。”他的這句認可的話似乎是想說：“你算是投胎對了。”

這也是一種貴族——一些依靠自己的力量發跡的猶太人家族就是屬於這樣的貴族；我和我的兄弟從童年時代起就對他們一會兒覺得有趣，一會兒覺得討厭。我們老是聽到這樣的議論：這是一些“高雅”的人，那是一些“不高雅”的人；對每個朋友都要追究一番，看他是否出身于“上流”家庭，甚至對他的每一個家庭成員和親戚的出身以及財產狀況都要詳細調查。這種不斷把人分為三六九等的議論成了每次家庭和社交談話的主要話題，這在我們當時看來是極其可笑和故作高雅，因為所有猶太家族之間出現的差別，歸根結蒂也只不過是近五十年或一百年的事，猶太家族都是在那個時候先後從同一個猶太社區遷徙而來。只是到了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那種“上流”家庭的觀念——在我們男孩子們看來完全是假貴族的一種裝模作樣——表現了猶太人最內在和最令人不解的意向之一。一般人都認為發財致富是猶太人的最終和典型的生活目的。然而沒有比這種看法更錯誤的了。發財致富對猶太人來說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是達到真正目的的一種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內在目標。一個猶太人的真正願望，他的潛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使自己進入到更高的文化層次。這種把精神視為高於純粹物質利益之上的意願，早在集中反映了整個猶太民族的弱點和優點的東方正統的猶太人中間， 就已表現得一目瞭然：一個虔誠者，一個研究聖經的學者的身分，在全體猶太居民中間要比一個富翁高一千倍，就連最有錢的富豪也寧願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窮得象乞丐似的知識者為妻，而不願嫁給一個商人。這種對知識者的敬重，在猶太人的各階層中都是一致的。縱然是扛着背包、冒着日曬雨淋沿街叫賣的最窮的小販，也都願意作出最大的犧牲，想方設法至少要讓自己的一個兒子念上大學。倘若在自己的家庭成員中有一個人明顯地成了稱得上有知識的人，如當了教授、學者、音樂家，那麼就會把這種榮譽頭銜看作是屬於全家的，彷彿他通過自己的成就會使全家人都變得高貴似的。在猶太人的內心，都不知不覺地在竭力避免成為一個道德上不可靠、令人討厭、小裡小氣、把一切視為交易、只講做買賣的無知無識的人，而是努力爭取躋身于較為純潔、不計較金錢的知識者的行列，說得直率一點，彷彿他要把自己和整個猶太民族從金錢的不幸中拯救出來似的。因此，在一個猶太家族中往往是經過兩代人或至多三代人以後，追求財富的勁頭便告衰竭，而且恰恰是在家族的極盛時期遇到了一些不願接受自己父輩的銀行、工廠、規模巨大和生意興隆的商號的子孫。例如，有一個羅思柴爾德勛爵②成了鳥類學家，有一個華伯③成了藝術史家，有一個卡西雷爾④成了哲學家，有一個塞松⑤成了詩人，這些都不是偶然現象；他們都被一個無意識的相同欲皇所驅使，即：要使自己擺脫那種只知冷酷地賺錢的猶太人小天地。也許這也正表現了他們那種隱藏的渴望：通過進入知識階層，從而使自己擺脫那種純粹猶太人的氣質而獲得普遍的人性。也就是說，一個“名門”世家的涵義並不僅僅是指這種稱呼所表示的社會地位，“名門”世家是指一個猶太家族通過它對另一種文化和儘可能是一種兼容一切的文化的適應，使自己擺脫了或者開始擺脫猶太社區強加于它的一切缺陷、狹隘和小氣。不過後來由於大量的猶太人從事知識分子的職業，在猶太人中占了過多的比例，這種進入知識階層的做法，也就象以前只着眼於物質利益時一樣，又給猶太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大概這種無所適從、永遠自相矛盾的現象，是猶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① 指羅思柴爾德家族。

② 係指猶太族大銀行世家羅思柴爾德家族的後裔萊昂內爾·沃爾特·羅 思柴爾德男爵，一八九九——一九一○年為英國下院議員，著有動物學論文。

③ 係指大銀行世家華伯家族的後裔艾比·華伯（AbyWarburg），一八六 六——一九二九年，他是德國藝術史家，以研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著稱， 他是大銀行家保爾·莫里茨·華伯的哥哥。

④ 係指恩斯特·卡西雷爾（ErnstCassiter），德國哲學家。

⑤ 係指英國詩人西格弗裡德·塞松（SiegfriedSasson），他是十九世紀西 班牙猶太巨富塞松家族的後裔。

在歐洲，几乎沒有一座城市有像維也納這樣熱衷于文化生活。正因為哈布斯堡皇朝的奧地利幾個世紀以來既無政治野心又無軍事行動，從而顯得特別繁榮昌盛，所以那種國家的自豪感也就最強烈地表現在追求藝術的卓越地位上。在這個曾一度統治歐洲的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國中，那些最重要和最有價值的地區——德意志、意大利、佛蘭德、瓦龍，都早已衰落，唯有維也納這座首都——朝廷的寶地、千年傳統的保護神，始終安然無恙地閃耀着古老的光輝。羅馬人為這座城市的城牆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把它作為抵禦蠻人、保護拉丁文明的城堡和前哨；一千多年以後，奧斯曼人對西方的襲擊，摧毀了這座城牆。這裡曾經到過尼伯龍根人；七顆不朽的音樂明星——格魯克、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約翰·施特勞斯，曾在這裡生活過，向全世界放射着光輝，歐洲文化的各種潮流都在這裡彙集，在宮廷裡、在貴族中、在民間，德意志的文化傳統和斯拉夫的、匈牙利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法蘭西的、佛蘭德的文化傳統有着血肉的聯繫。這座音樂之都的真正天才是，把一切具有極大差異的文化熔于一爐，使之成為一種新的獨特的奧地利文化、維也納文化。這座城市有着博採眾長的願望和接受外來影響的特殊敏感，官把那些最不一致的人才吸引到自己身邊，使他們彼此逐漸融洽。在這種思想融洽的氛圍中生活，令人感到不勝溫暖。這座城市的每一個居民都在不知不覺中被培養成為一個超民簇主義者、一個世界主義者、一個世界的公民。

這種兼容並蓄的藝術，這種猶如音樂柔和過度的藝術，從這座城市形成的外貌中就已經可以看出。在經過幾百年的緩慢發展——從內城向外進行有機的擴大以後，這座擁有兩百萬居民的城市，在人員方面已足夠提供一座大城市的豪華消費和多方面的需要，但它還沒有大到像倫敦、紐約那樣脫離自然環境的程度。城市邊緣的房屋，有的倒映在多瑙河的巨流之中，有的面向着遼闊的平原，有的散落在園圃和闐野，有的分佈在樹木蔥鬱的阿爾卑斯山最後餘脈的不陡的山崗上；人們几乎感覺不出哪裡是自然景色，哪裡是城市的起端；兩者和諧地交融在一起。可是到了市區，人們又會覺得這座城市的平面發展宛若一棵樹的年輪似的一圈一圈層次分明；在古老的要塞圍牆的舊址上是一條環城大道，用華麗的屋宇環抱著城市最中間、最貴重的核心。裡面是朝廷和貴族的古老宮殿，訴說著已往的歷史。貝多芬曾在這裡的利希諾夫斯基侯爵府上演奏過；海頓曾在這裡的埃斯特哈齊侯爵府上作過客，當時，海頓的《創世紀》正在這裡的那所古老大學①裡舉行首次演出；這裡的胡浮堡宮②曾見過歷代的皇帝，這裡的香布倫宮③曾見過拿破崙，聯合起來的基督教世界的諸侯們曾在這裡的斯特凡大教堂④裡下跪，為歐洲從土耳其人手中拯救出來而默禱感恩；這裡的那所大學曾在它的圍牆之內見過無數科學界的名人。而在這些宮殿之間則驕傲地屹立着新的建築、閃閃發亮的商店；光彩奪目的繁華街道顯示出一派富麗堂皇。不過，這裡的舊建築並不抱怨新建築，就象被敲下來的石塊並不抱怨巋然不動的大自然一樣。生活在這座城市裡是異常舒暢的，它好客地接納所有的外來人，願意把自己的一切奉獻。這裡的氣氛是那麼輕鬆愉快，就像巴黎一樣到處充滿歡樂，只不過在這裡能享受到更自然的生活罷了。誰都知道維也納是一座享樂者的城市。而所謂文化不就是用藝術和愛情把赤裸裸的物質生活蒙上最美好、最溫情和最微妙的色彩麼？享受美食，喝一瓶上好的葡萄酒和一瓶澀味的新鮮啤灑，品嚐精美的甜食和大蛋糕，在這座城市裡是屬於一般享受，而從事音樂、跳舞、演戲、社交、講究風度儀表，才是這裡的一種特殊藝術。無論是個人生活還是社會生活，頭等重要的事，不是軍事、不是政治、不是商業。一個普通的維也納市民每天早晨看報的時候，第一眼看的不是國會的辯論或者世界大事，而是皇家劇院上演的節目——這座劇院在公眾生活中具有其他城市几乎不能理解的重要性。因為這座皇家劇院，即城堡劇院⑤，對維也納人、奧地利人來說，不僅僅是一座演員在上面演戲的舞台，而是反映大天地的小天地，是五光十色的反照，社會本身可以從中觀察到自己。這座劇院是唯一真正具有高尚情趣的“宮廷侍臣”。觀眾從皇家演員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榜樣：一個人該怎樣穿著打扮，怎樣走進房間，怎樣談吐，一個有高尚趣味的男人可以說哪些言辭而又必須避免哪些話。舞台不僅僅是使人娛樂的場所，而是一本教人正確發音、學習優雅風度的有聲有色的教科書。就連那些和皇家劇院稍稍沾點邊的人，也都好象頭上有了聖像光環似的，散射出令人敬畏的光輝。在維也納大街上，總理或者最有錢的巨富豪紳可以四處行走，而不會有人回頭仰望；但是，一個皇家男演員或者一個歌劇女演員在街上走過，每一個女售貨員和每一個馬車伕都會認出他們。當我們這些男孩親眼看到那些演員中的一個（他們的照片和簽名人人都收集）從自己的身邊走過以後，我們就會洋洋得意地互相說個沒完。這種近乎宗教式的崇拜甚至會涉及到他周圍的人。索嫩塔爾⑥的理髮師，約瑟夫·凱恩茨⑦的馬車伕都是人們暗暗羡慕的體面人物。年輕的公子哥以穿著和演員一樣款式的服裝為榮。一位著名演員的誕辰紀念或葬禮成了壓倒一切政治事件的大事。每一位維也納作家的最大夢想就是能使自己的作品在城堡劇院演出，因為這意味着他從此一生高貴和享受一系列的榮譽，例如，他終生都不再需要購買入場券，他會收到參加一切公演的請柬；他可能成為某個皇室成員的賓客。我今天還記得我自己親身經歷過的這樣一種澄重禮遇。有一天上午，城堡劇院的經理把我請到他的辦公室，在事先表示祝賀之後告訴我說，我的劇本城堡劇院已經接受；當我晚間回家時，我在自己的寓所見到他留下的名片：他對我——一個二十六歲的年輕人已進行了正式的回訪。而我，作為皇家劇院的一名作者，一舉成了一位“上流人物”，以致他需要像對待一位皇家學院院長那樣來對待我。至于皇家劇院發生的事，則和每一個人都間接有關，甚至會涉及到一個毫不相干的人。例如，我今天還清楚記得在我少年時代發生過的這樣一件事。有一天，我們家的廚娘噙着眼淚跌跌撞撞走進房間，對我們講：她剛纔聽人說夏洛特·沃爾特（城堡劇院最著名的女演員）死了。這種極度的悲傷自然會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因為這個半文盲的老廚娘從未去過那高貴的城堡劇院，也根本沒有在舞台上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見過夏洛特·沃爾特。不過話又說回來，在維也納，一位全國聞名的女演員是屬於全城的集體財富，所以她的死也會使一個毫不相干的人覺得是一種莫大的不幸。任何一個受人愛戴的歌唱家或者藝術家的去世，都會頓時成為全國的哀痛。我還記得，當曾首演過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的“老”城堡劇院拆毀時，維也納整個社交界象參加葬禮似的、神情嚴肅而又激動地聚集在劇院的大廳裡，帷幕剛剛落下，全部擁上了舞台，為的是至少能撿到一塊舞台地板的碎片——他們喜愛的藝術家們曾在這地板上演出過——作為珍貴的紀念品帶回家去。而且幾十年以後還可以看到這些不會閃光的木片在數十戶市民家中被保存在精緻的小盆子裡，就像神聖的十字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裡一樣。而當那座被稱為伯森道爾夫音樂廳的建築拆毀時，我們自己的舉動也不見得理智多少。那座專供演奏室內音樂用的小小的音樂廳原本是一座完全不起眼的非藝術性建築物——它早年是利希臘施泰因侯爵的騎術學校，後來改建時也只不過在四壁鑲上木板，以適應音樂的需要，一點都不富麗堂皇，但它卻像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似的扣人心弦，對音樂愛好者來說它是一塊聖地，用為蕭邦、勃拉姆斯、李斯特、魯賓斯坦都在那裡舉行過音樂會，許多著名的四重奏都在那裡首演。而現在，它卻要為一幢新的實用建築而讓路，這對我們在那裡度過了難忘時刻的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所以，當貝多芬樂曲（由紅玫瑰四重奏小組演奏，表演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出色）的最後旋律漸漸消失時，沒有一個人離開自己的座位。我們喝采、鼓掌，一些婦女激動得啜泣起來。誰也不願相信這是最後的告別。大廳裡的燈光熄滅了，為的是把我們趕走。可是在那四五百名音樂迷中沒有一人離開自己的座位，我們在那裡獃了半小時、一小時，彷彿我們用那種行動能夠迫使那座古老的神聖大廳得到拯救似的。而我們當大學生的時候，又是怎樣為了反對拆毀貝多芬臨終的寓所而用請願書、遊行和文章進行鬥爭的呵！在維也納，這類具有歷史意義的每一幢房屋的拆除，就象從我們身上奪取了一部分靈魂。

① 指維也納大學。

② 胡浮堡宮（Hofbrg），維也納著名皇宮。

③ 香布倫宮（Scb(nbrun），哈布斯堡皇朝的夏宮，內有希臘式建築、雕像和噴泉。

④ 指一一三七年所建的維也納著名聖斯特凡大教堂。

⑤ 維也納城堡劇院（Wiener Burgtheater），建於十九世紀，是維也納國家劇院，譯皇家劇院。

⑥ 阿道夫·馮·索嫩塔爾（Adolf von Sonnenthal），奧地利著名男演員。

⑦ 約瑟夫·凱恩茨（Josef Kainz），奧地利著名男演員。

這種對藝術尤其是對戲劇藝術的狂熱，遍及維也納的社會各階層。由於近百年的傳統，維也納本身原是一座社會、階層分明而又相處非常融洽（正如我以上所述）的城市。社會輿論還始終受皇家控制。所以，皇家的城堡不僅是空間意義上的中心，而且也是哈布斯堡帝國超越民族的文化中心。在城堡周圍是奧地利、波蘭、捷克、匈牙利的大貴族的府第——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第二道圍牆。在這道圍牆外面則是由較小的貴族、高級官吏、工業家和“名門世家”組成的“上流社會”，再外面才是小市民階級和無產階級。所有這些階層都生活在自己的社會圈子裡，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區域。大貴族住在城市核心區的自己府第裡，外交使團住在第三區，工商界人士住在環城大道附近，小市民階級住在第二區到第九區的內城區，最外面一層住着無產階級。但是所有的人都會在城堡劇院和盛大的節日裡彼此交往。譬如說，在普拉特綠化區①舉行鮮花彩車遊行時，十萬人會熱情地向坐在華麗的馬車裡的“一萬名上流人物”喝采三次。在維也納，凡事都可成為慶祝的理由，讓位給色彩和音樂，如宗教遊行、基督聖體節、軍事檢閲、“皇家音樂節”等，無不都是如此。縱使出殯，也是熱熱閙閙。任何一個講究禮俗的維也納人都追求“壯觀的葬禮”、豪華的排場和眾多的送葬人；甚至可以說，一個真正維也納人的辭世，對他人來說是一次大飽眼福的盛會。正是在這種對一切聲色和節日氣氛的愛好之中，在這種對演戲似的生活（生活的表演形式和反映形式；也不論是在舞台上還是在現實中）的樂趣之中，維也納全城的人都是一致的。

① 普拉特（Prater），位於維也納第二區內的多瑙河畔的綠化區。

維也納人的這種對“戲劇的癖好”，如果按戲迷們的可憐的生活條件來說，有時真可謂達到荒唐的程度，從而很可能遭到譏笑；和剛毅的鄰邦——德意志帝國相比，我們奧地利對政治淡漠，經濟落後，事實上，其中部分原因就在於過分講究享受。不過，這種對藝術的過分重視倒使我們在文化方面有了與眾不同之處：首先，我們對每一種藝術都抱十分崇敬的態度，其次，經過幾個世紀的藝術熏陶，我們有了一種無與倫比的鑒賞力，而且，正是由於這種鑒賞力，反過來又使我們最終在一切文化領域內達到超群的水平。藝術家總是在他備受尊重的地方感到最舒暢和最受鼓舞。藝術總是在它成為一件全民族生活大事的地方達到它的頂峰。正如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和羅馬吸引了大批畫家並把他們培養成為巨匠一樣——因為每個畫家都感到自己必須在全體市民面前與別的畫家進行競爭和不斷超越自己的水平——維也納的音樂家和演員們也都明白自己在這座城市裡的重要性。在維也納歌劇院，在城堡劇院裡，容不得一點疏忽任何一個錯音符都會被立刻發現，一旦進入合唱聲部的時間不合拍或音符縮短，都會受到指責。而且這種監督不僅僅來自首演時的專業評論家們，而是來自每天每日的全體觀眾。他們的耳朵是敏鋭的，通過不斷的比較更是越來越尖。由於政治、行政管理和社會風紀方面一切都相當安定順當，所以在這些方面有點“馬虎”，維也納人都能包涵，有點違反常規，都能寬容諒解，但另一方面，他們對藝術方面出現的差錯卻從不含糊，因為這關係到本城的榮譽。每一個歌唱家、每一個演員、每一個音樂家，都必須始終竭盡全力，不然就會被淘汰。能在維也納成為明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要始終保持明星的地位卻不容易；任何鬆懈都不能原諒。在維也納的每一位藝術家都清楚這種從不間斷、毫不留情的監督，從而迫使自己鍥而不捨，這樣也就使整個藝術水平達到卓絶的程度。我們每一個人從青年時代起就已習慣于在自己的生活中用嚴格、苛刻的標準要求藝術家的每一次演出。一個當年曾十分熟悉古斯塔夫·馬勒爾①領導的歌劇院裡一切鐵的紀律和曾把交響樂團裡團員們的幹勁和縝密聯繫起來視為理所當然的人，在今天也是很難對一次戲劇或音樂的演出感到完全滿意的。不過，我們這樣也就學會了對自己的每一件藝術品提出嚴格的要求。當時所達到的水平一直是我們的表率，在一個正在成為藝術家的人看來，那種水平在世界上只有少數城市具備。然而，那種關於正確節奏和情緒高昂的知識卻又是家喻戶曉的，因為即使是一個坐在“酒館”裡的小市民也會要求樂隊演奏出高水平的音樂，就像他要求掌柜給他上好的葡萄酒一樣。就連普拉特綠化區的居民們也都清楚地知道哪支軍樂隊演奏得“最帶動”，不論他們是“德國的音樂大師”還是匈牙利人；彷彿往在維也納的人都從那空氣中獲得了音樂節奏感似的。所以，正如我們這些作家們在一篇特別講究的散文中表現出那種優美的音樂性一樣，其他人則在社交場合和日常生活中充滿溫文爾雅的禮節意識。在所謂“上流”社會裡，一個沒有藝術感和不崇尚禮儀的維也納人是不可想象的。不過，縱然在下層社會，一個最貧窮的人也具有某種對美的本能要求，這是那種自然景色和人生物樂趣對他的生活熏陶所致。如果住在維也納的人沒有那樣一種對文化的熱愛，沒有那樣一種對安逸舒適生活的享受意識和審美意識，那麼他就不是真正的維也納人。

① 古斯塔夫·馬勒爾（GustavMahler），奧地利晚期浪漫派作曲家和傑出指揮家，一八九七——一九○七年任維也納皇家歌劇院院長。

所以，對猶太人來說，適應這樣的民族環境，或者說，適應這塊自己居住的土地，不僅是對外的一種保護措施，而且也是一種自己內心深處的需要。他們要求有自己的祖國，渴望安寧、養息、太平，渴望消除外來陌生的感覺，這就促使他們熱忱地把自己和周圍環境的文化聯繫起來。除了十五世紀的西班牙以外，几乎沒有一個國家在這樣一種聯繫方面比奧地利顯得更出色和更有成效。自從猶太人在這座皇帝的京城定居兩百多年以來，他們在這裡遇到的是逍遙自在、愛好和睦相處的人民，雖然這些人看上去不太講究繁文縟節，但在內心同樣蘊藏着那種追求精神和美的價值的深刻本能，正如猶太人認為這些價值對自己十分重要一樣。甚至可以說，猶太人在維也納碰到了更多的際遇：他們在這裡找到了自己的一項使命。在上個世紀的奧地利，藝術曾一度失去了自己傳統的老保護人和贊助者，即皇室和貴族。在十八世紀的時候，瑪麗亞·特蕾西亞①曾讓格魯黨來指導她女兒們的音樂，約瑟夫二世②曾作為一個行家和莫扎特討論過莫扎特的歌劇，利奧波德二世③自己就作過曲；但後來的皇帝——弗朗茨二世④和費迪南一世①對藝術方面的事就已不再有絲毫興趣了，而我們的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②，在他八十年的生涯中除了閲覽軍隊的花名冊以外就從未讀過一本書或者僅僅在手裡拿過一本書。他甚至還流露出對音樂的反感。同樣，大貴族也都放棄了從前那種贊助的態度。以前，埃斯特哈齊侯爵府曾把海頓留在家裡奉為賓客；洛布科維茨侯爵府、金斯基家族③、瓦爾德施泰因家族④曾競相爭取在自己的府邸首演貝多芬的作品，伯爵夫人圖恩還懇求這位偉大的精靈（貝多芬）不要把歌劇《菲岱里奧》⑤從歌劇院的保留節目中撤銷。——然而這樣的黃金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即使象瓦格納、勃拉姆斯、約翰·施特勞斯、或者胡戈·沃爾夫⑥這樣的人，也部已得不到他們的一丁點兒資助。於是，市民階層⑦為了把交響音樂會保持在原有的水平，為了讓畫家和雕塑家能夠維持生計，不得不出來代替他們進行支持。而猶太市民階層的自豪和抱負，恰恰是他們在維護維也納古老燦爛文化的光榮時站在最前列。他們一向熱愛這座城市，並且一心一意地在這裡居住，但是他們覺得只有通過自己對維也納藝術的熱愛，才真正算是成了維也納人，才不愧於這一片故土。本來，他們在公共生活中所產生的影響是極其微小的。皇室的煊赫使任何個人的私人財富顯得黯然失色。領導國家的高位都是世襲的，外交界是屬於貴族的，軍隊和高級官吏的職務均為名門世家所把持；而猶太人也從未有過想鑽進這種特權階層的奢望，他們彬彬有禮地尊重這種傳統的特權，認為這是不言而喻的。譬如說，我今天還清楚記得，我父親一生部不願到扎赫爾大飯店去用餐，況且並不是為了節約——因為和其他幾家大飯店相比，價格也只是略微貴一些——，而是出於那種天生的敬而遠之的感情：他覺得和一位施瓦岑貝格親王或者洛布科維茨侯爵鄰桌是尷尬和不得體的，在維也納，唯有對藝術，所有的人才感到有同樣的權利，因為對維也納藝術的愛護被視為是一種共同的義務，而猶太族資產階級通過自己的幫助和促進，對維也納文化所作的貢獻，則是不可估量的。他們是真正的觀眾、聽眾和讀者。他們光顧劇院和音樂會，購買圖書和繪畫，參觀各種展覽。他們受傳統束縛較少，思路靈活，成了各種場合一切新事物的促進者和先驅戰士。十九世紀藝術珍品的巨大蒐集收藏工作几乎都由他們完成，藝術方面的一切嘗試几乎只有通過他們才有可能得以進行；如果沒有猶太資產階級這種堅持不懈激勵一切的興趣，而僅僅依靠朝廷、貴族和那些寧願賽馬和打獵但不願促進藝術的信奉基督教的百萬富翁們的冷漠態度，那麼維也納在藝術方面也就會落後於柏林，就象奧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後於德國一樣。誰想在維也納作一點藝術方面的創祈，誰從外地來到維也納作客，想在這裡找到自己的知音，那麼他就得指望這樣的猶太資產階級。記得在反猶太主義時期，曾經有過這樣一次唯一的嘗試：想在維也納創立一家所謂“民族劇院”，可是這家劇院既找不到編劇，也找不到演員和魂眾，不到兒個月的工夫，這家“民族劇院”也就慘淡地垮台了，然而恰恰是通過這樣一個具體事例第一次揭開了這樣的內情：被世界人民稱頌為十九世紀維也納文化的十分之九，是由維也納的猶太人促成、哺育、甚至是由他們自己創造的文化。

① 瑪麗亞·特蕾西亞（Maria Theresia），奧地利女皇，一七四五——一七 六五年在位。

② 約瑟夫二世，奧地利皇帝，一七六五——一七九○年在位。

③ 利奧波德二世，奧地利皇帝，一七九○——一七九二年在位。

④ 弗朗茨二世，神聖羅馬帝國最後一位皇帝（一七九二——一八○六在位），一八○四——一八三五年為奧地利皇帝。

① 費迪南一世，奧地利皇帝，一八三五至一八四八年在位。

② 弗朗茨·約瑟夫一世，一八四八年後為奧地利皇帝，一八六七年後兼匈牙利國王。

③ 金斯基家族（Kinskye），波希米亞貴族世家，一六七六年起承襲奧地利伯爵封位，一七四六年起承襲侯爵封位，家族成員多在奧地利外交界。

④ 瓦爾德施泰因家族（Waldsteins），波希米亞貴族世家。

⑤ 《菲岱里奧》（Fidelio），貝多芬作三幕歌劇。

⑥ 胡戈·沃爾夫（Hugo Wolf，一八六○——一九○三），奧地利著名作曲家。

⑦ 市民階層（Burgertum），在德語中是指除了貴族和僧侶以外居住在城市裡的一切人。

因為正是在十九世紀的末年，維也納的猶太人在藝術創作方面變得相當活躍——而在西班牙的猶太人當時正面臨着藝術方面的可悲沒落——誠然，這種藝術絶不可能是以一種猶太人特有的形式出現，而是通過移花接木的奇蹟，表現出最強烈的奧地利和維也納的特點。在音樂創作方面，戈德馬克①、古斯塔夫·馬勒爾和勛柏格②成了國際性的人物，奧斯卡·施特勞斯③、萊奧·法爾④、卡爾曼⑤使圓舞曲和輕歌劇的傳統獲得新的繁榮。霍夫曼斯塔爾、阿圖爾·施尼茨勒、貝爾一霍夫曼①、彼得·阿爾滕貝格②等人使維也納文學達到歐洲的水平，這是格里爾帕策③和施蒂弗特④所代表的維也納文學從未達到過的。索嫩塔爾、馬克斯·賴因哈德⑤使這座戲劇城市再度譽滿全球。弗洛伊德和科學界的泰斗使早已聞名的維也納大學舉世矚目。——這些身為學者、藝術名流、畫家、導演、建築師和新聞工作者的猶太人，在維也納的精神生活中無可爭辯地到處享有較高和崇高的地位。由於對這座城市的熱愛和那種入鄉隨俗的願望，他們使自己完全適應了這裡的環境，並且覺得能為奧地利的榮譽效勞，不勝榮幸；他們覺得為自己的奧地利作出貢獻，是自己的世界使命，的確，應該實事求是地再次指出這一點：在現今歐美的音樂、文學、戲劇和工藝美術中被人讚譽為是奧地利文化獲得新生的相當一部分——如果不說大部分的話——是由維也納的猶太人創造的；而猶太人自己則在這種移花接木的工作中達到了千餘年以來精神追求的最高成就。幾個世紀以來無處尋找出路的智能在此和已趨式微的傳統結合在一起，以新的生氣和勃然的活力使舊的傳統獲得新的生命，煥發出新的青春。只是最近幾十年想把這座城市強行民族化和地方化的企圖，才大大褻瀆了維也納，因為這座城市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恰恰遇到最多樣化的因素，它在思想上完全是超民族的。維也納的天才——一種獨特的音樂天才，從來都是把民族和語言的一切對立因素和諧地融合在自身之中，維也納文化是西方一切文化的綜合。凡是在維也納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感覺到自己擺脫了偏狹和成見。再也沒有一個地方能比在那裡更容易當一名歐洲人。而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早早學會把歐洲共同聯合的理想作為我心中的最高理想來加以熱愛，在相當程度上應該感謝這座早在馬可·奧勒留①時代就維護着羅馬精神——兼容一切的精神的城市。

① 卡爾·戈德馬克（Karl Goldmark，一八三○——一九一五），奧地利著名作曲家，祖籍匈牙利，著名代表作有歌劇《示巴王后》、交響樂《鄉村婚禮》、交響序曲《沙恭達羅》等。

② 阿諾爾德·勛柏格（ArnoldSch6nberg，一八七四——一九五一），奧地利作曲家和音樂理比家，十二音體系寫作法的奠基人。

③ 奧斯卡·施特勞斯（Oscar Strauss，一八七○——一九五四），奧地利作曲家，以創作輕歌劇和喜歌劇的樂曲聞名于世。曾于一九三八年經巴黎前往紐約和好萊塢，一九四八年重返維也納。

④ 萊奧·法爾（LeoFal1，一八七三———九二五），奧地利作曲家，新輕歌劇作曲家的重要代表之一。

⑤ 埃梅裡希·卡爾曼（Emmerich K(im(n，一八八二，——一九五三），匈牙利作曲家，世界著名輕歌劇作曲家。

① 裡夏德·貝爾一霍夫曼（Ricliard Beer-Hofmann，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奧地利作家，曾攻讀法學，霍夫曼斯塔爾的朋友，一九三八年流亡瑞士，後移居美國，猶太復國運動的參加者，主要作品有未完成的戲劇三部曲《大衛王的 冒險故事》。

② 彼得·阿爾膝貝格（Peter Altenberg，一人五九——一九一九），奧地利 散文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維也納負有盛名。

③ 弗朗茨·格里爾帕策（Franz Grilparzer，一七九一——一八七二），十 九世紀奧地利著名劇作家，人道主義者，深得歌德和拜倫的讚賞，代表作有“命 運悲劇”《太祖母》、愛情悲劇《薩福》等。

④ 阿達爾貝爾特·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一八○五——一八六八）， 奧地利小說家，早期受德國浪漫派影響，日後傾向古典主義，擅長寫中短篇小說， 用文筆優美而獲較高評價。

⑤ 馬克斯·賴因哈德（Max Reinhardt，一八七三——一九四三），奧地利 著名演員，一九○○年任柏林德意志劇院領導人。

① 馬可·奧勒留（MarcAure1，即 Marcus Aurelius，Antoninius，一二一一一八○），一六一至一八○年的古羅馬皇帝，新斯多葛派哲學的主要代表之一，經年用兵，勢力達到多瑙河畔，相傳因瘟疫死於 Vindobona（今維也納）附近。

在那古老的維也納，人們生活得很好，生活得輕鬆愉快，無憂無慮，而北邊的德國人卻用一種略帶惱怒和藐視的目光眼望着我們這些居住在多瑙河畔的鄰居。這些鄰居並不“能幹”，也沒有緊張的秩序，而願意享受生活：吃得好、在節日和劇院裡尋找樂趣，併為此搞出了卓越超群的音樂。維也納人確實不喜歡德國人那種最終會使其他一切民族的生活變得無比痛苦和遭到徹底破壞的所謂“能幹”，不喜歡那種要凌駕于其他一切人之上的野心和拚命的追逐，他們喜歡怡然自得地聊天，習慣于相安共處，讓每一個毫無妒意的人在與人為善和或許是漫不經心的和睦氣氛中各得其所。“自己生活和讓別人生活”曾是維也納人的著名原則，在我看來，它至今仍然是一個比一切絶對的命令更富於人性的原則，而這一原則當時曾順利地被一切社會階層所遵循。窮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猶太人和基督教徒，都可以和平相處，儘管偶爾也有互相嘲弄的時候。縱然是政治和社會運動，也都不帶那種可怕的仇恨之心。仇恨之心是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餘毒才侵入到時代的血液循環中的。在從前的奧地利，人們在互相攻擊時，尚且講豪俠氣概，那些國會議員們雖然也在報紙上、國會裡互相責罵，但在經過西塞羅①式的長篇演說之後，仍然會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並且彼此以親昵的“你”相稱。就是反猶太主義政黨的黨魁盧埃格爾②當上了維也納市長的那會兒，他在私人交往方面也沒有絲毫變化，我個人必須坦白承認，我當時身為一個猶太人，無論在中學還是在大學和文學界，都沒有遇到一丁點兒麻煩和歧視。在當年的報紙上，還不是每天都充斥那種國與國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派與派之間的仇恨，它還沒有把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徹底隔離；那種在公共生活中表現出來的老百姓的情緒也還沒有像今天這樣激烈得令人討厭。那時候，個人所作所為的自由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在今天這簡直不可想象；當時的人並不像今天似的把寬容視為一種軟弱，而是把它尊為一種道德的力量。因為我出生和長大成人的那個世紀並不是一個充滿激情的世紀。它是一個階層分明、按部就班、秩序井然的世界，一個從容不迫的世界。機器、汽車、電話、無線電、飛機等的新速度尚未影響到人的生活節奏；歲月和年齡依然有着另一種尺度。人們生活得相當悠閒安逸。當我今天想儘量回憶起我童年時代那些成年人的形象時，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過早地發福。我的父親、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師們、商店裡的營業員、樂譜架旁的交響樂團演奏員，在他們四十歲的時候就都已成了大腹便便、“氣派非凡”的男子。他們舉步緩慢，談吐斯文，談話時撫摸着自己保養得很好的、常常是已經灰白的鬍子。不過，灰白的鬚髮僅僅是莊嚴的一種新標誌，而一個“穩重”的男子則要有意識地避免那些被認為是青年人不太得體的舉止和自負的神氣。我今天怎麼也記不起來，在我孩提時代曾見過父親急匆匆地上下過樓梯或者有過任何明顯的慌慌忙忙的舉動，當時他還不到四十歲呢。在那個時候，任何匆忙和慌張不僅被看作是不文雅的，而且事實上也大可不必，因為在那個憑藉自己無數的小保險和支持措施而對市民階層來說相當穩定的世界裡，從未發生過什麼突然事變；即使外面世界上發生了什麼災難，也透不過這堵“保險生活”組成的厚牆壁。英布戰爭③、日俄戰爭、即使是巴爾幹戰爭，對我父母的生活全都沒有絲毫的影響。他們把報紙上所有的戰情報道當作體育專欄似的隨隨便便一翻而過。說真的，奧地利以外發生的事和他們又有什麼相干呢？又會使他們的生活發生什麼變化呢？在他們的奧地利，那是一個風平浪靜的時代，國家沒有天翻地覆的變化，貨幣不會突然大肆貶值。那時候，要是證券交易所的股票一下子跌了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五，就被說成是“破產”了，人們就會蹙起眉頭，憂心仲仲地談起這場“災難”。那時候，也有人抱怨“高額”的稅收，但那種抱怨更多的是出於習慣，而不是真的這樣認為。因為事實上當時的稅收和第一次大戰以後的稅收相比，只不過是施給國家一點點小費。那時候，人們還時興立下最詳盡的遺囑，好象這樣就能使自己的孫子和曾孫免遭任何財產損失似的，以為用這樣一張看不見的債券就可以永遠有效地保證子孫們的安穩生活，於是他們自己也就生活得悠然自得，即使有一點小小的擔驚受怕，也無非是像撫摩聽話、好玩而根本不用害怕的家畜時的那樣一種心情。所以，每當我今天手中偶然得到一張從前的舊報紙，讀到那些關於一次小小的區議會選舉的激動文章時，每當我回想起為了城堡劇院演出中的微不足道的問題而議論紛紛時，或者回想起我們青年時代對一些根本無關緊要的事情進行不值當的激烈討論時，我就會忍俊不禁。當時的一切憂慮就是這麼一丁點兒！那是一個多麼風平浪靜的時代呵！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人有幸遇到了這樣的時代，他們平靜、順利和清白地度過了自己的一生。不過話又說回來，我不知道我是否要為此而羡慕他們。因為他們像生活在天堂裡似的，從而對人間的一切真正痛苦、對命運的種種險惡和神秘力量懵懵懂懂，對一切使人焦慮的危機和問題視而不見，然而那些危機和問題卻愈來愈嚴重！由於陶醉在安寧、富足和舒適的生活裡，他們很少知道，生活還可能成為一種負擔和變得異常緊張，生活中會不斷出現意想不到的事和天翻地覆的事；由於沉湎在自由主義和樂觀主義之中，他們很難料到，任何一個明天，在它晨光微熹之際，就會把我們的生活徹底破壞。即使是在最最黑暗的黑夜裡，他們也不可能醒悟到人會變得多麼險惡；不過他們也同樣很少知道，人有多少戰勝險惡和經受考驗的力量。而今天的我們——我們這些被驅趕着經歷了一切生活急流的人，我們這些脫離了與自己有聯繫的一切根源的人，我們這些常常被推到一個盡頭而必須重新開始的人，我們這些既是不可知的神秘勢力的犧牲品、同時又心甘情願為之效勞的人，我們這些認為安逸已成為傳說、太平已成為童年夢想的人——都已切身感受到極端對立的緊張關係和不斷出現的新恐懼。我們歲月中的每個小時都是和世界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的。我們遠遠超出了自己狹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時代與歷史的苦難和歡樂，而從前的他們只侷限于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因此，我們今天的每一個人，縱然是我們同類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也要比我們祖先中最睿智的聖賢瞭解現實勝千倍。不過，我們卻沒有從中占到什麼便宜，而是完全為此付出了代價。

① 西塞羅（Marcus Tulu Scicero，公元前一○六——一四三），古羅馬政治家，以擅長演說著稱。

② 卡爾·盧埃格爾（Karl Luegar，一八四四——一九一○），奧地利政治家，基督教社會黨人，反猶太主義者，一八九七至一九一○年任維也納市長，反對大德意志主義和社會民主黨。

③英布戰爭，又稱“布爾戰爭”，是英國對南非布爾人的戰爭。布爾人是荷蘭在南非移民的後裔。一八九九年英國發動戰爭，布爾人戰敗。一九○二年媾和，布爾人統治的德蘭土瓦和奧蘭治被英國吞併，一九一○年該兩地併入英國自治領南非聯邦。

上個世紀的學校

我在國民小學畢業以後被送進中學，這只不過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因為每戶有錢人家為了自己的社會地位都精心培養“受過教育”的兒子，要他們學習法語、英語，讓他們熟悉音樂，並先後讓家庭女教師和家庭男教師管教他們的禮貌舉止。然而，在那“開明”的自由主義時代，只有所謂“高等學府”的教育，即進入大學，才完全有真正的價值。因此，每個“上流”家庭都追慕在自己的兒子中至少有一個在名字前冠有博士學銜。但這條通往大學的道路卻是相當漫長和一點都不令人感到愉快。因為在此之前必須坐在硬板凳上唸完五年國民小學和八年中學，每天要坐五至六小時，課餘時間則完全被作業占滿，而且還要接受除了學校課程以外的“常規教育”，即，除了學習古典的希臘語和拉丁語以外還要學習“活”的語言——法語、英語、意大利語，也就是說，除了幾何、物理和學校規定的其他課程以外還要學習五種語言。學習負擔重得不能再重，几乎沒有進行體育鍛鍊和散步的時間，更談不上消遣和娛樂。

我今天還依稀記得，我們七歲的時候非得學會和合唱一首什麼“愉快、幸福的童年”的歌。那首簡單樸素的小歌的樂曲今天還在我的耳際迴響，但它的歌詞我當時就唱不利索，更沒有作為一種信念進入我的心坎。因為老實說，我對從小學到中學的整個生活始終感到無聊和厭倦，一年比一年感到不耐煩。盼望儘早擺脫那種枯燥乏味的求學生活。我記不得在當時那種單調枯燥、缺乏溫暖、毫無生氣的學校生活中曾有過什麼“愉快”和“幸福”。學校生活徹底破壞了我們一生中最美好、最無拘無束的時代。甚至可以坦白地說，當我看到本世紀的兒童比我們當時幸福、自由、獨立得多時，我還真有點妒忌哩。當我看到今天的兒童無拘無束和几乎是平等地與自己的老師閒聊時，當我看到他們不像我們似的始終懷着一種隔閡的感覺而是毫無畏懼地奔向學校時，當我看到他們可以在學校和在家裡坦率地說出自己的願望和年輕、好奇的心靈中的愛好時，我還總覺得有點難以置信。——他們是自由、獨立、自然的人，而在我們那個時候，當我們還未踏進那幢可憎的學校大樓以前，我們就得全身緊縮，免得撞上那無形的架軛。學校對我們來說，意味着強迫、荒漠、無聊，是一處不得不在那裡死記硬背那些仔細劃分好了的“毫無知識價值的科學”的場所。我們從那些經院式或者裝成經院式的內容中感覺到，它們和現實，和我們個人興趣毫無關係。那是一種無精打采、百無聊賴的學習，不是為生活而學習，而是為學習而學習，是舊教育強加於我們身上的學習。而唯一真正令人歡欣鼓舞的幸福時刻，就是我永遠離開學校的那一天——我得為它感謝學校。

這倒並不是我們奧地利的學校本身不好。恰恰相反，所謂“教學計劃”是根據近一百年的經驗認真制訂的，倘若教學方法生動活潑，也確實能夠奠定一個富有成效的相當廣博的學習基礎。但是正因為刻板的計劃性和乾巴巴的教條，使得我們的課死氣沉沉和枯燥透頂。上課成了一種冷冰冰的學習器械，從來不依靠個人進行調節，而僅僅象一具標有“良好、及格、不及格”刻度的自動裝置，以此來表示學生適應教學計劃的“要求”達到了什麼程度。

然而，恰恰是這種索然無味、缺乏個性、對人漠不關心、兵營似的生活，無意之中使我們不勝痛苦。我們必須學習規定的課程，而且凡是學過的東西都要考試。在八年之中沒有一個教師問過我們一次，我們自己希望學些什麼，更沒有鼓勵的意思，而這正是每個年輕人所悄悄盼望的。

這種死氣沉沉的樣子從我們學校那幢摟房的外表上就可以看出。那是一幢典型的實用建築，是五十年前用低廉的造價，馬馬虎虎倉促建造起來的。陰冷的走廊粉刷得十分糟糕，低矮的教室裡沒有一幅畫或者其他使人賞心悅目的裝飾。整幢樓房都能聞到廁所的氣味。兵營似的學校裡使用的是一些旅館裡的舊傢具，這些傢具以前已經有無數人使用過，而且說不定以後還會有無數人同樣漫不經心地或者湊湊合合地使用下去。一直到今天我還不能忘記樓房裡那股子在奧地利的所有官署辦公室裡比比皆有的霉味，我們當時有人把它稱為“國庫”味，凡是堆滿積物、供暖過分和空氣從不流通的房間都有那種霉味，它先沾染一個人的衣服，然後再沾染他的心靈。學生們象被判處在櫓艦上划槳的囚犯似的兩人一排地坐在一張低矮的長板凳上——長板凳矮得足以使人變成佝僂——一直坐到骨頭疼痛。到了冬季，沒有燈罩的煤氣燈發出藍幽幽的火光，在我們的書本上閃爍；到了夏季，所有的窗戶都被經心地遮上了窗帘，為的是不讓學生看到那一角藍色的天空而思想開小差。上個世紀還沒有發現：正在發育的青少年是需要空氣和活動的。因此，以為在硬板凳上坐了四五個小時以後只要在陰冷、狹窄的過道里休息十分鐘就夠了。我們一星期兩次被帶給體操房，在那裡的木板地上毫無目的地來回踏步走。體操房的窗戶關得嚴嚴實實，每踏一步，塵土揚起一米高。而這樣一來，也就算是考慮到了衛生保健措施；國家也就算對我們盡到了“智育基于體育”的“責任”。許多年以後，當我路過那幢暗淡、凋敝的樓房時，我還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我總算不必再跨進那間我青年時代的牢房了。而當那所顯赫的學校舉行五十週年校慶時，我作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請，要我在部長和市長面前致賀辭，但我婉言謝絶了。因為我對那所學校沒有什麼可感激的，所以，任何一句感謝之類的話也無非是謊言而已。

不過，那種令人沮喪的學校生活也不能怪我們的老師。對於他們，既不能說好，也不能說壞。他們既不是暴君，也不是樂於助人的夥伴，而是一些可憐虫。他們是條條框框的奴隷，束縛于官署規定的教學計劃，他們也象我們一樣必須完成自己的“課程”。我們清楚地感覺到：當中午學校的鐘聲一響，他們也像我們一樣獲得了自由，歡愉之情和我們沒有什麼兩樣。他們不愛我們，也不恨我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根本不瞭解我們。過了好幾年，他們也還只知道我們中間極少數幾個人的名字。而且，就當時的教學方法而言，他們除了批改出“學生”在上次作業中有多少錯誤以外，再也沒有什麼要關心的了。他們高高地坐在講壇上，我們坐在台底下；他們提問，我們回答，除此以外，我們之前沒有任何聯繫。因為在師生之間，在講壇和課椅之間，在可以看得見的高高在上和可以看得見的眼皮底下之間，隔着那堵看不見的“權威”之牆，它阻礙着任何的接觸。一個教員理應把學生當作一個希望對他自己的特殊個性有深入瞭解的人來看待，或者甚至象今天司空見慣的那樣，有責任為學生寫出“報告”，即把他觀察到的學生的情況寫出來，但在當時，這些是大大超出他的權限和能力的。更何況，私人談話還會降低他的權威性，因為這樣談話很容易使我們這些“學生”和身為“前輩”的他平起平坐。我覺得，最能說明我們和教員之間在思想感情上毫不沾邊的一點是，我早已把他們所有人的名字和麵貌忘得一乾二淨。在我的記憶中，只清清楚楚保留着那座講壇和那本我們始終想偷看一下的班級記事簿的形象，因為裡面記着我們的分數。我今天還記得那本教員們主要用來評分的小小的紅筆記本，記得那支用來記分的黑短鉛筆，記得自己那些被教員用紅墨水批改過的練習簿，但是我怎麼也記不得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的臉——也許因為我們站在他們面前的時候總是低着頭或者從不認真地看過他們一眼。

對學校的這種反感並不是一種個人的成見；我記不得在我的同學中有誰對這種一成不變的生活不反感的，它壓抑和磨平了我們最好的志趣。不過，只是到了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對我們它少年的教育採用這樣一種冷漠無情的方法，並不是出於國家主管部門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秘而不宣的既定意圖。我們面臨的世界，或者說，主宰我們命運的世界，它把自己的一切想法都集中在追求一個太平盛肚的偶像上，它對青年一代是不喜歡的，說得更透徹一點，它對青年一代始終抱著懷疑。

對自己有條不紊的“進步”和秩序感到沾沾自喜的市民社會宣稱，在一切生活領域中從容不迫和中庸節制是人的唯一能見成效的品德，所以，任何要把我們引導向前的急躁都應該避免。奧地利是由一位自發蒼蒼的皇帝統治着和由年邁的大臣們管理着的一個古老的國家，是一個沒有雄心壯志的國家，它只希望能防止各種激烈的變革，從而保住自己在歐洲範圍內的安然無恙的地位。而年輕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斷進行迅速、激烈的變革。因此他們也就成了一種令人憂慮的因素，這種因素必須儘可能長時間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壓制下去。所以國家根本沒有打算要使我們學生時代的生活過得愉快。我們應該通過耐心的等待才能得到任何形式的陞遷。由於這種不斷的往後推移，因此年齡也就像今天一樣完全要用另一種標準來衡量。那時候，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生就像一個孩子似地被對待，如果當場抓住他在吸煙，就要受到懲罰，如果他因要解手而想要離開課椅，就得畢恭畢敬地先舉手。不過話又要說回來，在那個時候，縱然是一個三十歲的男子漢，也還會被看作是一隻羽毛未豐的小鳥呢，而且即便到了四十歲，也還被認為不足以勝任一個負責的職位。所以，當有一次三十八歲的古斯塔夫·馬勒爾被任命力皇家歌劇院院長時，好象發生了一樁驚人的意外事件：這樣一個首屈一指的藝術機構競託付給一個“如此年輕的人”（他們完全忘記了莫扎特在三十六歲，舒伯特在三十一歲就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作品）——維也納全城的人都為之詫異，竊竊私語。這種不信任感——把每一個年輕人視為“不完全可靠”——在當時遍及所有的社會階層。我父親在他的商行裡就從未接待過一個年輕人，而且誰不幸看上去顯得特別年輕，那麼他就得到處克服那種不信任感。於是，產生了一種今天几乎不能理解的風氣：年輕，處處成為陞遷的障礙；年老卻成了有利條件。而在我們今天這個完全變了樣的時代裡，四十歲的人幹事的時候，願意讓人看上去象是三十歲似的；六十歲的人願意自己像四十歲似的。今天，到處推崇年輕、活力、幹勁、自信；而在那個太平年代，任何一個想要進取的人，為了使自己顯得年老一些而不得不想盡各種辦法打扮自己。報紙上宣傳介紹怎樣加速長鬍鬚的方法。剛剛從醫學院畢業的二十四五歲的年輕醫生都已蓄起大部鬍鬚和戴上金絲邊眼鏡，儘管他們的眼睛根本沒有這種需要，之所以這樣做，僅僅是為了給第一批病人留下“有經驗”的印象。男人們都穿長長的黑色小禮服，步履從容穩重，而且可能的話，挺起一個微微凸出的圓肚子，以體現那種刻意追求的老成持重。有虛榮心的人，都竭力裝作自己已脫離那種被人視為靠不住的青年時代，至少在外表上要這樣。我們在中學六、七年級的時候就已不願意再背中學生的書包，而願意用公文包，為的是不讓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學生。青年人的那種朝氣、自信、大膽、好奇、歡樂——這一切在我們今天看來都是令人羡慕的素質，但在那個一味追求“持重”的時代，卻被看作是靠不住的表現。

唯有瞭解這樣一種特殊的觀念，才會明白，國家就是要充分利用學校作為維護自己權威的工具。學校首先就得教育我們把現存的一切尊為完美無缺的，教師的看法是萬無一失的，父親的話是不可反駁的，國家的一切設施都是絶對有效和與世永存的。這種教育的第二個基本原則，就是不應該讓青年人太舒服。這一原則也在家庭中貫徹。在給予青年人某些權利之前，他們首先應該懂得自己要盡義務，而且主要是盡完全服從的義務。從一開始就應該讓我們牢牢記住：我們在一生中尚未有任何的貢獻，沒有絲毫的經驗，唯有對給予我們的一切永銘感激之情，而沒有資格提什麼問題或者什麼要求。在我那個時代，從孩提時候起就對人採用嚇唬的蠢辦法。女仆和愚蠢的母親們在孩子三四歲的時候就嚇唬他們，說什麼如果他們再閙的話，就去叫“警察”。當我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如果我們拿着某一門副課的一個不好分數回家，我們就會受到恫嚇，說再也不讓我們上學了，送我們去學一門手藝——這在資產階級世界裡是最可怕的恫嚇了，因為它意味着重新回到無產階級的行列。而當年輕人懷着最真誠的學習目的，要求成年人解釋一下重大的時代問題時，遇到的是盛氣凌人的訓斥：“這些事你還不懂呢。”不論在家裡，還是在學校和國家機關，到處都採用這種手段，不厭其煩地一再提醒年輕人：他還沒有“成熟”，還什麼也不懂，他應該恭恭敬敬地聽別人說話，而沒有資格插嘴或反駁。正是出於這種想法，學校裡的可憐虫——教員，便高高地坐在講壇上，始終象一尊不可接近的泥菩薩。我們的全部心思也都應該侷限在“教學計劃”之內。至於我們在學校裡是否覺得舒服，是無關緊要的。根據那個時代的意向，學校的真正使命與其說是引導我們向前，毋寧說是阻止我們向前，不是把我們培養成為有豐富內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們儘可能百依百順地去適應既定的社會結構，不是提高我們的能力，而是對我們的能力加以約束和消滅能力差異。

對青年一代的這種心理上的壓力，或者更確切些說，這種非心理性的壓力，只會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他們麻木不仁，就是使他們激奮勇進。不過，人們不妨去翻閲一下那些精神分析學家們的文獻，看看這種荒唐的教育方法究竟產生了多少“自卑情緒”。要知道，這種所謂“自卑情結”還恰恰是由那些本人經歷過我們奧地利舊學校的人士所發現的呢。或許這不是偶然的吧。我個人也要歸功于這種壓力，是它使我很早就顯露出對自由的酷愛，而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一代無法瞭解的；同時，我又對一切權威，對一切曾經伴隨我一生的“教訓口吻”的談話深惡痛絶。對一切不容置疑的說教抱著絶然的反感，多少年來，簡直成了我的一種本能。我早已忘記這種反感是從何產生的。不過我記得，當有一次演講旅行時，有人為我選用了大學裡的大講堂。我突然發現，我必須從講壇上向下說話，而坐在底下長椅上的聽眾，好像我們以前當學生似的老老實實地不許說一句話地坐在那裡，我頓時感到一陣不快。我想起了在我整個中學年代那種高高在上、非同伴式的、權威性的誇誇其談的說教是怎樣使我受罪的。於是我感到一陣害怕，我怕從這高高在上的講壇上說話，很可能就像當年我們的教員對我們說教似的，不得人心。正是由於這種思想顧慮，所以那次演講也就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

在十四五歲以前，我們還覺得學校生活相當不錯。我們開教員的玩笑，懷着新鮮的好奇心學習每一課書，但是以後學校就使我們愈來愈感到沉悶和心煩。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不知不覺地出現了：我們這些十歲進入中學的男孩在八年中學的前四年就已在知識方面超過了中學的水平。我們憑直覺感受到，我們在中學已經沒有什麼正經的東西可學了，甚至在有些我們感興趣的課程方面知道得比我們可憐的教員還要多。那些教員自從唸完專業以後由於考慮個人利益再也沒有翻過一本書。同時，我們也日益感覺到另一種矛盾現象：我們在原先坐著埋頭學習的課堂上已聽不到什麼新的內容或者我們覺得有知識價值的東西；而在課堂外面卻是一座令人產生無窮興趣的城市，是一座有劇院、博物館、書店、大學、處處都有音樂、每日每時都會給人帶來意外快樂的城市。所以我們那種被壓抑的求知慾、那種在學校裡無法滿足的對知識世界、藝術世界、人生享樂的好奇心，統統如饑似渴地轉向學校以外發生的一切。起初，我們中間只有兩三個人發現自己身上有這樣一種對藝術、文學、音樂的興趣，接着是十幾個人，到最後，几乎是全體。

因為在青年人中間熱情從來就是一種互相感染的現象。

它在一個班級裡就像麻疹或者猩紅熱一樣會從一個人身上傳到另一個人身上。由於那些新參加的人都懷着天真的虛榮心，想儘快地使自己在知識方面拔尖，所以他們往往是互相促進。

至於他們那種熱情究竟向什麼方向發展，一般說來都是偶然的。如果在一個班級裡出現了一個集郵者，那麼他很快就會使十幾個人同樣入迷；如果有三個人對女舞蹈演員羡慕不已，那麼每天就會有另外一些人站在歌劇院的舞台門旁。比我們年級晚三年的另一個班級，完全被足球所迷醉；在我們前面的那個班級是熱衷于社會主義或者托爾斯泰。而我則偶然進入到一屆對藝術發生狂熱興趣的班級，或許正是這件事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不過，就這種對戲劇、文學和藝術的熱情本身而言，它在維也納是完全自然的。維也納的報紙為文化界發生的一切騰出特別的版面。一個人不論走到哪裡，隨時都會聽到左右兩邊的成年人在談論歌劇院和城堡劇院的事；所有的證券交易所都陳列着著名演員的畫像；體育運動當時被看作是粗野的事，一個中學生羞於問津，而符合群眾理想的電影又尚未發明。所以我們這種熱情，即便在家裡也不用擔心遇到阻力，因為與打牌以及和姑娘們交朋友相反，戲劇和文學是屬於“無害”的嗜好。再說，我父親也像所有在維也納的父輩們一樣，他在青年時代也曾對戲劇如痴若狂，懷着和我們相類似的熱情去觀看裡查德·瓦格納的歌劇《羅恩格林》，就像我們去觀看裡夏德·施特勞斯和蓋爾哈特·霍普特曼的戲劇首場演出一樣。對我們中學生來說，擠着去看每一場首演，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如果誰第二天早晨不能在學校裡敘述首演的每一個細節，那麼他在比他更幸運的同學們面前不知會感到怎樣的羞辱呢。假如我們的教師不是完全漠不關心的話，那麼他們一定會發現，在每一場盛大的首演以前的那個下午就會有三分之二的學生神秘地病了——因為我們必須三點鐘就去排隊，以便買到我們唯一可能得到的站票。倘若他們注意得十分嚴密的話，那麼他們也一定會同樣發現，在我們拉丁文語法書的封皮裡夾着里爾克的詩。而我們的數學練習本則用來抄錄借來的書籍中那些最優美的詩歌。我們每天都會想出新的花招，利用學校裡無聊的上課時間，看我們自己的讀物。當教員在講台上念他的破講稿——關於席勒的《論質樸的詩和感傷的詩》時，我們就在課桌底下看尼采和斯特林堡的作品，他們兩人的名字是台上那位迂腐的老先生從未聽說過的。我們渴望着要瞭解和認識在藝術和科學的所有領域裡發生的一切。下午，我們混在大學生中間，到大學裡去聽課。我們參觀各種藝術展覽會，走進解剖學的課堂去看屍體解剖。我們用好奇的鼻孔聞嗅一切。我們偷偷溜迸交響樂隊的排練場；到舊書店去翻閲古書；每天去瀏覽一遍書店裡的陳列品，以便立刻獲悉從昨天以來又出現了什麼新書。而最主要的事是看書。凡是能到手的書，我們什麼都看。我們從各公共圖書館借書，同時把我們能借到的書互相傳閲。但是，使我們瞭解一切新鮮事物的最好的教育場所，則始終是咖啡館。

為了明白這一點，必須知道維也納的咖啡館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設施，在世界上還找不出一種類似的設施與之相比較。它實際上是一種只要花一杯咖啡錢人人都可以進去的民主俱樂部。每一位顧客只要花上這麼一點錢就可以在裡面坐上幾小時，可以在裡面討論、寫作、玩牌、閲讀自己的郵件，而最主要的是可以在裡面免費閲讀無數的報刊。在一家較好的維也納咖啡館裡，擺着維也納所有的報紙，不僅有維也納本地的報紙，而且還有全德國的報紙，以及法國的、英國的、意大利的、美國的報紙；再加上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學藝術雜誌，如《法國信使報》（Mercure de France ）、《新觀察》（Neue Rundschau）、《創作室》（Siudio）、《伯林頓雜誌》（Burlington Magazine），所以，我們可以從第一手材料——從每一冊新出版的書、從每一場演出中知道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並且把各種報紙上的評論進行比較。一個奧地利人能夠在咖啡館裡十分廣泛地瞭解到世界上發生的一切，而且能夠隨時和朋友們進行討論，也許再也沒有比這更能使他頭腦靈活和掌握國際動態的了。我們每天坐在咖啡館裡幾個小時，可是什麼都知道，因為我們依靠的：是趣味相投的集體力量，不是用兩隻眼睛去注視全球的藝術動態，而是用二十隻和四十隻眼睛。這一個人疏忽的事，另一個人就會提醒他。由於我們幼稚地愛炫耀自己，簡直就象在運功場上爭奪榮譽似地竭力要用最新的知識來超過別人，所以實際上我們始終是競相要爆出聳人聽聞的消息。譬如說，當我們在討論當時被人貶滴的尼采時，突然會從我們中間冒出一個人，帶著故作姿態的高人一籌的神氣說：“不過就自我主義思想而言，齊克加德①還超過他呢。”於是我們立刻就會變得不安起來。“某某知道而我們不知道的齊克加德是誰呢·”第二天我們就會擁進圖書館，去找這位不知所蹤的丹麥哲學家的著作。因為我們覺得別人知道的新鮮事我們不知道，這是一種自我貶低。我們的熱情所在，正是要去發現和預先知道那些尚未為人廣泛涉及的最近、最新、最怪、最不尋常的事——首先是我們一本正經的日報的官方文學批評尚未涉及的事——（這種熱情在我個人身上曾持續了許多年）。我們的特殊愛好，就是要去認識那些尚未得到普遍承認的事、那些難以理解、異想天開、新鮮和激進的事。因此，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遠離人世，隱藏得那麼好，以致我們競賽似的集體好奇心無法把它從隱藏之處發現。譬如說，斯蒂芬·格奧爾格②或者里爾克，他們在我們的中學時代總共已出版了兩百或者三百冊書，可是其中頂多只有三冊或四冊書到了維也納，沒有一個書商在自己的倉庫裡備有他們的書，官方的批評家中沒有一個人曾提到過里爾克的名字。但是我們的魯德爾卻通過自己意志的奇蹟知道他的每一節和每一行詩。實際上，我們這些尚須整天蹲在中學課堂裡、嘴上無毛、尚未完全長高的小伙子是每一位年輕詩人夢寐以求的理想讀者。我們既好奇又會鑒賞，且有傾心喜愛的熱情。因為我們那股狂熱勁是無限的。有好幾年時間，我們這些半成年的男孩子在學校裡、在上學和放學回家的路上、在咖啡館和劇院、在散步的時候，除了討論書籍、繪畫、音樂、哲學以外，沒有于別的。無論是男演員還是指揮家，誰經常登台；誰出版了一本書或者在報紙上寫了文章，都象星辰一般出現在我們的天空裡。多年以後，當我在巴爾扎克的書中讀到這樣一句描述他青年時代的話：“我總以為名人就像上帝一樣，他們不像平常人那樣說話、走路、吃飯。”我簡直大吃一驚，因為他所描述的和我們的感覺一模一樣：當我們在街上看到古斯塔夫·馬勒爾時，就像個人獲得了偉大勝利，第二天早晨就會得意洋洋地向同學們報告。當我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有一次被介紹給約翰內斯·勃拉姆斯，他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簡直受寵若驚，神魂顛倒了好幾天。雖然我這個十二歲的小男孩一點也不清楚勃拉姆斯的成就何在，但是僅憑他所享的榮譽之高、影響之大這一點，就足以使人傾倒。當蓋爾哈特·霍普特曼的戲劇準備在城堡劇院首演，在開始排練之前，我們全班的同學就會激動好幾個星期。我們悄悄地溜到演員和無台詞的小角色的身旁，為的是能在他人之前先瞭解到情節的發展和演員的陣容；我們到城堡劇院理髮師那裡去理髮，僅僅是為了探聽到一些關於沃爾特或者索嫩塔爾的秘聞（我並不羞於在這裡寫出我們當年那些荒唐事）。如果在低年級中有一個學生是歌劇院的某位燈光監督的外甥，那麼他就會得到我們這些高年級學生的特別寵愛和各種各樣的籠絡，因為我們通過他有時候就能偷偷溜到舞台上去看排練——而踏上那舞台時的誠惶誠恐的心情，比維吉爾③登上神聖的天國時還要厲害。對我們說來，演員的聲望所具的威力，真可謂無邊無沿，即便中間轉了七八個彎，仍然會使我們肅然起敬；某個貧窮的小老太婆在我們看來就象一個超脫肚俗之人，那僅僅因為她是弗朗茨·舒伯特的外孫女。縱然是約瑟夫·凱恩茨的一個男仆，一旦被我們在街上看見，也會懷着敬意注目而視，只因為他有這樣的幸運：可以獃在這樣一位最受愛戴、最富天才的演員身邊。

①索倫·齊克加德（Soren Kierkegaard ，一八一三——一八五五），一譯克爾凱戈爾，丹麥神學家和哲學家，存在主義先驅。

②斯蒂芹·格奧爾洛（Stefan George ，一八六八——一九三三），德國詩人，十九世紀末二十肚紀初德國“為藝術而藝術”文學潮流的主要代表。

③普布利烏斯·維吉爾。馬洛（Publius Vetgilius Mato），古羅馬詩人，但丁在《神曲》中以維吉爾為他的老師和引路人，歷經地獄、煉獄，天國。

我今天當然清楚地知道，在這種盲目的狂熱之中包含着多少荒唐行為；我們象猴兒似的互相模仿着演員們的舉動，想著法兒要壓他人一頭，其中又包含着多少幼稚的虛榮心。我們洋洋得意地覺得自己通過藝術活動已凌駕于周圍不懂藝術的親戚和老師之上。不過，時至今比我還始終感到驚訝：我們這些年輕小伙子當年憑藉過分的文學熱情知道了多少事呵！我們通過不斷的討論和分析競這麼早就具備了批判鑒別的能力！我十七歲時就不僅知道波德萊爾或者沃爾特·惠特曼的每一首詩，而且還能背誦重要的名篇。我覺得在我以後的全部歲月中再也沒有象我在中學和大學時代那樣讀得勤奮。不言而喻，那些通常要在十年以後才會受到人們重視的作品的名字，在我們的頭腦裡卻是十分熟悉，包括那些生命十分短暫的作品，因為我們以莫大的熱情蒐羅一切。有一次，我告訴我尊敬的朋友保爾·瓦萊裡①，我和他的文學作品打交道已經有多少年頭了，我說，我在三十年前就已經讀過和喜愛他的詩歌。瓦萊裡善意地笑着對我說：“您別瞎說了，老夥計！我的詩一九一六年才出版。”可是當我分毫不差地向他描述了我們于一八九八年在維也納第一次看到他的詩的那本文學小刊物的顏色和開本時，他不勝奇怪，說：“可是那本刊物在巴黎也几乎沒有人知道，您們在維也納又怎麼能搞到呢·”我只能這樣回答他：“正如您作為一個中學生能在自己的省會讀到馬拉梅②的那些在當時文學界鮮為人知的詩歌一樣。”他贊同地說：“是呀，年輕人總能替自己發現自己想要的詩人，因為他們要從中發現自己。”事實上，在那股風尚未越過邊界來到奧地利以前，我們就已聞到了風向，因為我們從來都是帶著靈敏的鼻孔生活。我們能夠找到新的知識，因為我們想要新的知識，因為我們如饑似渴地在尋找那些屬於我們和只屬於我們——而不是屬於我們父親那一輩和我們周圍的人——的東西。青年就象某些動物那樣對氣候的變化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所以我們青年一代比我們的教師和大學裡的師生更早地感覺到：隨着舊世紀的結束，某些藝術見解也將告結束，一場革命或者至少是價值觀念的改變業已開始，而他們當時並不知道這一點。我們覺得，我們父輩們那一代的優秀大師——文學界的戈特弗裡德·凱勒①、戲劇界的易卜生、音樂界的約翰內斯·勃拉姆斯、繪畫界的萊勃爾②、哲學界的愛德華·馮·哈特曼③——同那個太平世界一樣，深思熟慮和慢慢悠悠，儘管他們在藝術性和思想性方面都十分卓越，但已不再使我們感興趣。我們憑直覺感到他們那種冷靜、中庸的節奏和我們好動的氣質是不協調的，也是和時代已經加快了的速度不合拍的。而恰恰是在維也納，住着那位德意志青年一代中最機警的天才——赫爾曼。巴爾④，他作為一個思想界的闖將，為正在轉變和到來的一切披荊斬棘。憑藉他的幫助，在維也納開創了“直線派”⑤，這一分離派為了震驚舊的學派，展覽了來自巴黎的印象派和點畫派⑥畫家的作品，展覽了挪威的蒙克⑦、比利時的羅普斯①、以及一切想到的激迸畫家的作品，從而也為他們不受人重視的先驅格呂內瓦爾德②、格列柯③和戈雅④開闢了道路。人們突然見識到一種新的視野。同時，在音樂方面由穆索爾斯基⑤、德彪西⑥、施特勞斯、勛柏格帶來了新的節奏和音色。在文學方面由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開創了現實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帶來了斯拉夫的魔力。魏爾倫、蘭波⑦、馬拉梅賦予行情詩的語言藝術以前所未有的純粹和精煉。尼采使哲學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一種更大膽、更自由的建築藝術擯棄了裝飾繁縟的古典主義風格，提倡毫無裝飾的實用建築。舒舒服服的舊秩序突然之間遭到了破壞。向迄今為止對這種秩序來說不可缺少的“美學上的美”的規範提出了疑問。我們資產階級“正統”報紙的官方批評家們對那種常常是大膽冒失的實驗感到吃驚，並且試圖用“頽廢墮落”或“無法無天”這樣的罪名來遏止那種不可阻擋的潮流。而我們年輕人則熱烈地投身到這股潮流的洶湧激流之中。我們覺得，一個為我們而開創、青年人最終將在其中獲得自己權利的時代——我們自己的時代開始了。於是，我們那種不安地四處尋找和摸索的狂熱，一下子獲得了意義：我們這些念中學的年輕人，能夠在那些為了新藝術市進行的激烈和常常是粗暴的戰鬥中助上一臂之力。凡是進行實驗的地方，例如，一場魏德金德①戲劇的演出，一次新抒情詩的朗誦會，我們必定到場，我們不僅全神貫注，而且雙手也使儘力氣；有一次，首演阿諾爾德·勛柏格青年時代的一部十二音體系②的作品，當一位紳士使勁地吹口哨和發出噓聲時，我親眼目睛我的朋友佈施貝克同樣使勁地打了他一記耳光；我們是每一種新藝術的突擊隊，到處為它當開路先鋒，只因為它是新的，只因為它要為我們改變那個世界——現在該輪到我們過我們自己的生活了。因為我們覺得那“是和我們有關的事”。

①保爾·瓦萊裡（Paul Valory，一八七一——一九四五），法國詩人，早期詩歌創作深受象徵派詩人蘭波和馬拉梅的影響。

②斯特幾納·馬拉梅（Stophane Malarm（，一八四二——一八九八），法國著名詩人。

①戈特弗裡德·凱勒（Gotfried Keler，一八一九——一八九○），十九世紀瑞士德語文學中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代表作有自傳體長篇小說《綠衣亨利》。

②威廉，萊勃爾（Wilhelm Leibl ，一八四四——一九○○），德國畫家，畫風寫實，形象質樸，代表作有《讀報》等。

③愛德華·馮·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 ，一八四二——一九○六），德國哲學家，以其第一部著作：《無意諷的哲學》而成名。

④赫爾曼·巴爾（Hermann Bahr，一八六三———九三四），奧地利詩人、劇作家、導演、文學批評家，具有非凡的應變能力，在文學上歷經自然主義、新浪漫派，到印象主義和表現主義。

⑤直線派（Sezession ），十九世紀末德國的一個藝術流派，又稱脫離派。

⑥點畫派（Poiotilisten），亦稱點彩派，興起於印象派之後，故又稱斬印象派，亦即分色主義。

⑦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一八六三——一九四四），挪威表現主義畫家。

①費利西安·羅普斯（F （licien Rop5 ，一八三三——一八九八），比利時版畫家和畫家，所描繪的女性裸體特具肉感。

②馬蒂亞斯·格呂內瓦爾德（Mathias Gr（newald，一四五五——一五二八），德國畫家，創作清動處在德國宗教改革運動時期，他的不少宗教畫是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德國祭壇畫中的突出作品，主要代表作有《依薩漢姆祭壇畫》。

③艾爾·格列柯（El Greco），西班牙畫家。原籍希臘。受威足斯畫派和風格主義影響。所作多宗教題材，人物形象瘦削修長，色調陰冷，表現超現實的氣氛，為反對宗教改革服務。作品有《奧爾加斯伯爵的葬儀》、《尼諾·德·蓋瓦拉肖像》、《托列多風景》等。

④弗朗西斯科·何塞·戈雅（Francisco Jos （ GoYa ，一七四六——一八二八），西班牙傑出畫家，筆致豪放，構圖大膽，後期畫風由色彩明朗鮮艷轉為深沉渾厚，其畫風對歐洲十九世紀繪畫有深刻影響。拿破崙入侵西班牙時，他創作了法國士兵槍殺西班牙起義者為題材的《戰爭的災難》銅版組畫。

⑤莫台斯特·穆索爾斯基（modest Mussorgski ，一八三九——一八八一）俄羅斯作曲家，作品富於民族特色，其音調反映了俄羅斯語言和俄羅斯民歌的特點。

⑥德彪西（Claude Debussy，一八六一——一九一八），法國作曲家，和法國象徵主義派詩人馬拉梅等過從甚密，後來對爪哇等地的東方音樂很感興趣，從此開創了音樂上的印象派。

⑦阿爾圖爾·蘭波（Arthur Rimband），十九世紀法國象徵主義詩派的主將之一。

①弗蘭克·魏德金德（Frank Wedekind），德國劇作家，一八八九年開始寫作，因反對自然主義，常把霍普特曼當作諷刺對象。一八九一年發表的《青春覺醒》，打破傳統戲劇的規範，採用象徵手法，寫青年人的生理要求同成年人狹隘的道德觀念之間的矛盾。

②十二音體系（atonal）是和 tonal相對的，即是不成調的，亦稱無調性音樂。

不過，我們之所以對那種新藝術如痴若狂，其中還有一點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它們几乎毫無例外地是年輕人創造的藝術。在我們父輩們那個時代，一位詩人、一名音樂家，只有當他“經過磨煉”和適應了資產階級社會的那種四平八穩、循規蹈矩的藝術趣味之後，才能獲得聲譽。而人們教我們應該去尊敬的那些男士們，他們的舉止風度，又個個裝得十分尊嚴。他們穿著絲絨上衣，留着灰白的漂亮鬍鬚。例如，維爾布蘭特①、埃貝斯②、達恩③、保爾·海澤④、倫巴哈⑤——這些人物今天早已銷聲匿跡，但卻是那個時代的寵兒。他們拍照時總是帶著沉思的目光，擺出一副“尊貴的”、“詩人”的恣態。他們舉手投足，儼若樞密顧問和紅衣主教，而且還要象這些人似的佩戴着勛章。而年輕一代的詩人、畫家、音樂家，至多被看作是“有希望的人才”罷了，要想得到首肯的承認，暫時還得涼一會兒。在那個小心謹慎的年代，人們不喜歡在一個人尚未表明自己有多年的“卓著”成就以前就予以認可。可是新湧現出來的詩人、音樂家、畫家，又都那麼年輕。默默無聞的蓋哈爾特·霍普特曼突然嶄露頭角，三十歲時就統治了德語戲劇的舞台。斯蒂芬·格奧爾格、萊納·馬利亞·里爾克二十三歲時，也就是說比奧地利的法定成人年齡還要早，就已有了文學聲譽和狂熱的追隨者。在我們自己這座城市，一夜之間出現了一個由阿圖爾·施尼茨勒、赫爾曼·巴爾、裡夏德·貝爾一霍夫曼、彼得·阿爾滕貝格等人組成的“青年維也納”派。他們通過對各種藝術手段的精心加工，使獨特的奧地利文化第一次在歐洲範圍內發生影響。不過，使我們迷醉和不勝崇拜的，主要還是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這個非同凡響的人物。我們青年人不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抱的崇高志向，而且也在這個几乎是同齡人的身上看見了一個完美的詩人。

①阿道夫·馮·維爾布蘭特（Adolf von Wilbrandt ，一八三七——一九一一），德國作家，一八八一——一八八七任維也納城堡劇院院長。以寫影射慕尼黑藝術家的小說而著名。著有文學史、論文、詩歌、傳記多種。

②格奧爾格·埃貝斯（Georg Ebers ，一八三七——一八九八），德國的埃及學研究者和作家。

③費利克斯·達恩（Felix Dahn，一八三四——一九一二），德國作家、歷史學家、法學家，所著小說多取材于大遷徙時代的民歌和神話。

④保爾·海澤（Paul Heyse，一八三○——一九一四），德國作家，一九一○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代表作有《特雷庇的姑娘》等。

⑤弗朗茨·馮·倫巴哈（Franz von Lenbach ，一八三六——一九○四），德國寫實主義肖像畫家。

年輕的霍夫曼斯塔爾的出現、作為早熟的偉大奇蹟之一，今天和以後將始終為人們所稱道。在世界文學中，除了濟慈和蘭波以外，我不知道還有別的像他這樣了不起的天才，這麼輕的年紀就能駕馭如此完美無瑕的語言，想象力如此豐富，即便是極為偶然寫成的一行詩，也都充滿詩意。他在十六七歲時就已寫下了不朽的詩篇和一種至今尚未有人能夠企及的散文，從而使他載入德語發展的史冊。他突然出現，並且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完全的成熟，這種不尋常的現象在一代人的時間內是絶無僅有的。因而，他的出現，簡直是一件超乎自然、不可思議的事，使所有那些最早知道他的人無不為之驚嘆。

赫爾曼·巴爾常常向我講述他當時是怎樣的驚訝。有一次，他收到一篇投給他的刊物的文章，而且就是從維也納寄出的，作者是他不認識的一個名叫“洛裡斯”的人——當時不允許中學生用自己的名字公開發表作品。他在來自世界各地的稿件中還從未收到過這樣一件作品：語言是那麼典雅而富於想象，內藴是那麼豐富，落筆又是那麼嫻熟飄逸。這位不相識的“洛裡斯”是誰呢，他問自己。肯定是一位把自己的見解琢磨了多年並且在神秘的隱居中把最純正精微的語言冶煉成一種几乎是勉力無窮的享受的老人。這樣一位智者，這樣一位天才詩人，就住在同一座城市裡，而他卻從未聽說過！巴爾立刻給這位不相識的人寫了一封信，並且約定在一家咖啡館——著名的格林斯坦特爾咖啡館、青年文學的大本營——裡會面。突然，一名穿著童裝短褲、身材頎長、尚未留鬍鬚的中學生邁着輕鬆、敏捷的步履，走到他的桌旁，微微一鞠躬，簡短而又堅決地說道：“霍夫曼斯塔爾！我就是洛裡斯。”嗓子都還沒有完全變為成年男子的低音。事情雖然過去了許多年，但當巴爾說起自己的驚愕時，仍舊十分激動。他說他開始簡直不敢相信。一個中學生竟會創造出這樣的藝術，有這樣的遠見，思想這樣深刻，在自己尚未親歷過生活之前，就對生活有這樣鞭闢入裡的認識！阿圖爾·施尼茨勒也曾向我講述過類似的情況。施尼茨勒當時還是一名醫生，他自己的最初文學成就似乎還不足以保證生計，不過他已成了“青年維也納”派的領袖。而且一些比他更年輕的人歡喜來向他請教，傾聽他的建議和看法。有一次，他在偶然相識的熟人那裡認識了這位個兒高高的年輕中學生。這位中學生用自己巧妙的機智引起了他的注意。爾後，這位中學生請求能朗誦一出詩劇給他聽聽。於是，他高興地請他到自己的單身住房來，儘管不抱很大的期望。他想，無非是一出中學生寫的劇，不是感傷主義就是假古典主義，所以他只邀請了幾個朋友。霍夫曼斯塔爾穿著童裝短褲來了，顯得有點緊張和拘束，接着便開始朗誦。施尼茨勒告訴我說：“幾分鐘後我們都突然豎起耳朵仔細聆聽，同時互相交換着讚賞和近乎驚奇的目光。詩句是那樣的完美、形象，無懈可擊，音樂性是那樣的鮮明。我們還從未聽到過一個當年在世的人寫出這樣的詩句，我們甚至認為，自歌德以後几乎不可能有這樣的詩句。然而，比這種形式上的無以匹敵的（以後在德語中再也無人達到的）卓絶更為令人讚嘆的是，他對世界的認識。對一個整天坐在課堂裡的中學生來說，這種認識只能來自神秘的直覺。“當霍夫曼斯塔爾朗誦完後，大家還都默默地坐在那裡。施尼茨勒對我說：“我覺得，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一個天生的奇才，而在我以後的一生中再也沒有如此為之傾倒過。”一個在十六歲開始時就這樣——或者更確切一點，不是說開始，而是說一開始就這樣完美——的人，勢必會成為歌德和莎士比亞的一個兄弟，而實際上，這種完美也愈來愈顯得成熟：繼這第一部詩體劇《昨天》之後，便是氣勢壯觀的《提香之死》①的片斷，然後是詩歌創作，他每發表一首詩，對我們來說都是不尋常的大事，直至數十年後的今天我還能一行一行地背誦那些詩，後來他又寫作短劇和散文，他的散文把豐富的知識、對藝術的精闢見解、對世界的睫望，神奇地濃縮在數十頁空白的稿紙上。總而言之，這位中學生、這位大學生所寫的一切，如同水晶一般從內在深處散射出光彩，同時又顯得深沉和熾烈。詩歌、散文，在他手中猶如伊米托斯山上芬芳的蜂蠟，緊緊地揉合在一起。他的每一篇詩作，從來都是恰到好處，不多也不少，不落窠臼，人們總覺得在那前人足跡未至的道路上必有一種不可理解的力量在神秘地引導他。

①提香（Titian，原名 Titiano Vecelio，一四七七——一五七六），意大利文藝復興盛期成尼斯畫派國家。

我今天几乎無法重複這樣一位非凡的人物當時是如何使我們這些已學會追求真正價值的人入迷的。因為對年輕一代的人來說，知道在自己的身旁，在自己一代人中間，就有着這樣一位卓越、純正、天才的詩人——對於他，始終只能用荷爾德林、濟慈、萊奧帕爾迪①的傳奇形式去想象，可望而不可即，一半猶如夢幻———還有什麼能比這更使人陶醉的呢·所以，時至今日，我仍能清楚記得我第一次親眼見到霍夫曼斯塔爾的那一天。當時我十六歲。由於我們悉心注意我們這位理想中的良師益友的一切行動，因此當報紙的一角登出這樣一條不起眼的簡訊：他將在“學術俱樂部”作一次關於歌德的報告，特別引起我的注意（我們簡直不能想象，這樣一位天才竟在這麼小的範圍內作報告；按照我們中學生崇拜的程度，我們原以為，當霍大曼斯塔爾公開露面時，那間大廳必然爆滿）。可是，在那次報告會上，我們再次證實，我們這些小小中學生的評判能力和對富有生命力的事物的那種已被證明是正確的直覺，都已遠遠超過廣大公眾和官方的評論；因為在那狹小的講堂裡總共只有一百三四十人，所以我為了保證坐到座位而急不可待地提前半小時出發，實屬毫無必要。我們等候了片刻。忽然，有一個不惹人注意的瘦高個青年穿過我們這一排座位，向講台走去，並且立刻開始演講，以致我几乎沒有時間把他仔細打量一番。霍夫曼斯塔爾動作靈活，蓄着還沒有完全成形的稀軟的上髭，看上去比我想象的還要年輕。一張輪廓分明、有點象意大利人的黝黑的臉，綳得緊緊的，顯然有點緊張。他的一雙漆黑、柔和而又高度近視的眼睛流露出來的不安，更加深了這種印象。他彷彿一下子就全身投入到滔滔的演講之中，就像一個游泳者投身于熟悉的洪流一般。他越往下講，舉止越自在，態度越鎮靜，一旦思路展開，開始時的那種拘束全消失了，只見他輕鬆自如，侃侃而談，就像這位靈感豐富的人平時一樣（我以後在同他私人交談時也常常發現如此）。只是在他講最初幾句話時，我就發覺他的嗓音並不悅耳，有時候簡直近乎假嗓子，很容易變得尖鋭刺耳。不過，當他的演講使我們感到十分興奮和忘乎所以時，我們也就不再去注意他的嗓門和麵孔了。他講的時候沒有講稿，也沒有提綱，甚至沒有詳細的準備。然而，由於他有一種天賦的講究形式的神奇感覺，所以每一句話都十分完美。他令人迷惆地提出那些最大膽的反命題，為的是緊接着用清楚而又出人意外的措詞來加以解答，使聽眾不禁感到，他所講的，只是他從豐富得多的內容中隨手拈來的一部分，他對內容的駕馭就像他本人一樣的輕鬆自如，倘若要深入展開，他還可以這樣滔滔不絶他講上幾個小時而不會使內容貧乏和水平降低。我在後來幾年和他私人交談時也感覺到這種魅力，誠如斯蒂芬·格奧爾格讚譽他時所說：“他的話猶如氣勢磅磷的歌詠和妙趣橫生的對談。”他性格急躁、馬虎，對什麼事都十分敏感，在私人交往中常常容易激動和怏怏不樂，不容易和他接近。不過，當他對某一問題感興趣的那一會兒，他就象一團火似的，把任何討論迅速而熱烈地引入到他自己的和只有他才能達到的領域。除了有時和考慮問題比較穩重、想法比較明朗的瓦萊裡和脾氣急躁的凱澤林②的談話以外，我還從未遇到過一次談話有象和霍夫曼斯塔爾談話時那樣的思想水平。在他真正靈感勃發的時刻，他所接觸過的一切：讀過的每一本書、見過的每一幅畫和每一處風景，都會在他的精靈一般清醒的記憶中復活。他用的比喻是那樣自然、妥貼，就像用左手比喻右手似的，他的觀點是那樣突出，就象兀立在遠方地平綫盡處的背景。——在那次演講會上，我第一次在他身上真正感到這種“氣息”，即，一種令人振奮鼓舞、難以用理性完全理解、不可捉摸的氣息；我在以後和他個人的接觸中也感到這種氣息。

①賈科莫·萊奧帕爾迪（Giacomo lecpardi，一七九八——一八三七），意大利詩人。

②赫爾曼·凱澤林（Graf Hermann Keyserling ，一八八○——一九四六），伯爵，德國哲學家。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霍夫曼斯塔爾再也沒有超過他在十六至二十四歲時所創造的無與倫比的奇蹟。儘管我同樣讚賞他後期的某些作品——優美的散文、《安德烈亞斯》①的片斷（這部未完成作品或許是德語中最美的長篇小說）和戲劇的部分段落。但是，隨着他日益束縛于現實戲劇和時代趣味，隨着他的創作具有明顯的意圖和功利目的，那些充滿稚氣的早年詩歌創作中的純粹的靈感消失了，夢遊者似的那種描繪消失了，從而也就失去了對我們這些好挑剔的青年人的勉力。我們以一種尚未成年者特有的神秘知覺預先就知道，在我們青年一代中，他這樣的奇蹟只可能出現一次，在我們一生中不會重演。

①《安德烈亞斯》（Andreas oder die Verelnigten），長篇小說片斷，一九三二年出版。

巴爾扎克曾以無可比擬的方式描述過拿破崙這個典型人物是怎樣在法國使整整一代人激奮起來的。一個小小的少尉波拿巴竟莫名其妙地登上了叱吒世界風雲的皇帝寶座，這不僅意味着是他個人的勝利，而且也是青年人這樣一種思想的勝利，一個人為了早早獲得權勢，並非生下來就必須是玉于或侯爵不可，一個人不論出身在哪種小戶人家，甚至出身在一個貧窮的家庭，同樣可以在二十四歲成為將軍，三十歲成為法國統治者和很快成為世界統治者的——這樣一種舉世無匹的成功，使數以百計的人離開了自己卑微的職業和省城：波拿巴少尉使整個一代青年人的頭腦發熱，使他們更加野心勃勃。他造就了那支偉大軍隊的將軍們與人間喜劇中的主人公和烈士。一個出類拔萃的年輕人，一旦在他自己的領域中一舉達到前人未能達到的成就，僅僅這一事實，就會永遠鼓舞他周圍和身後的所有青年。從這個意義上講，霍夫曼斯塔爾和里爾克對我們這些更年輕的人來說，是對我們尚未成熟的能力的一種不同尋常的推動。我們倒不希望我們中間會有人能再現霍夫曼斯塔爾的奇蹟；但是隻要他存在，就會給我們增添力量，因為他存在這一事實本身就清楚地說明了，縱使在我們那個時代，在我們自己的城市裡，在我們這樣的環境中，同樣可以產生詩人。他的父親是一家銀行的經理，像我們其他人一樣，出身于猶太市民階層，因此，這位天才詩人是在一幢和我們差不多的住房里長大的，裡面擺着同樣的傢具，從小接受同樣的道德教冑，進入一所同樣死氣沉沉的中學，學的是同樣的課本，要在同樣的木板凳上坐八年，像我們一樣感到不耐煩，像我們一樣熱衷于一切精神財富。然而你瞧，為他還必須坐在硬板凳上磨破褲子和在體操房裡來回踏步走的時候，卻成功地跳出了自己狹隘的小圈子——這座城市和家庭。一躍進入無涯的神遊世界。在某種程度上，通過霍夫曼斯塔爾這個實例，向我們顯示了，即使像我們這樣的年齡和在一所奧地利中學的牢籠般的氛圍中，要創作富有詩意的作品，乃至完美的詩歌，原則上是可能的。甚至有可能當他在家裡和在學校裡還屬尚未成年、無足輕重的時候，他的詩作已經出版，已經享有聲譽和出名——這對一個童心十足的人來說，具有多大的誘惑啊！

而里爾克對我們來說又是另一種類型的鼓勵，它以一種給人以安慰的方式，補充了霍夫曼斯塔爾的那種激勵。因為縱使在我們中間最膽大妄為的人看來，要和霍夫曼斯塔爾爭個高低，也屬冒天下之大不匙。我們知道：他的這種至善至美的早熟是一種舉世無雙的奇蹟。這種奇蹟是不可能再現的。當我們這些十六歲的人把自己的詩句和那些他在同樣年齡寫下的非常著名的詩句相比，都不禁汗顏。我們同樣感到，自己的知識在他面前真是相形見繼，他在念中學時就已博學多才。而里爾克則不同，他雖然也在同樣早的時間——十七歲或十八歲就開始寫作和發表詩篇，但里爾克的那些早期詩歌和霍夫曼斯塔爾的早期詩歌相比，以及從絶對意義上來說，還是不成熟、幼稚和簡單的，唯有抱著寬容的態度，才能看出其中幾分天才的光芒。這位詩人是漸漸成名的，一直到二十二、三歲才開始成為一位受到我們無限愛戴的傑出詩人。這對我們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安慰。一個人不一定非要像霍夫曼斯塔爾似的在中學時代就已完全成熟：一個人也可以像里爾克似的一步一個腳印地成才。一個人不必因為暫時寫出了一些不像樣、不成熟、缺乏責任感的作品，就立刻認為自己沒有指望了。一個人也許不能再現霍夫曼斯塔爾那樣的奇蹟，但是可以走一分像里爾克那樣比較平穩和比較尋常的成才之路。

不言而喻，我們所有的人早已開始寫作或寫詩，有的玩樂器和喜歡朗誦。自然，青年人對業餘愛好的態度都不會是消極被動的，因為青年人的本性不僅僅是要獲得若干印象，而是要對印象作出創造性的回答。譬如說，愛好戲劇，對青年人來說至少意味着希望和夢想自己能登上舞台或者為劇院做點什麼工作。他們對各種天才人物的崇拜神往，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回過頭來看看自己，能否在自己未曾查明的軀體裡或者在一半尚且模糊的心靈中發現那種特殊素質的苗頭。於是，那種藝術創作的慾望在我們班級裡十分流行，這倒是和維也納的氛圍以及當時特殊的條件相適應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自己身上尋找一種天賦，並想施展它，有四五個人想成為演員，他們摹仿城堡劇院演員們的腔調，鍥而不捨地練習台詞和朗誦，悄悄地去聽表演課，在學校休息時間裡，各自擔任一個角色，即興表演古典戲劇家們的整場片斷，而我們其他的人，則是既好奇又苛求的觀眾。還有兩三個人，是相當有素養的音樂愛好者，但是還沒有決定是否要去當作曲家、演奏家或樂隊指揮。我最初得到的關於新音樂的知識，應歸功于這幾個人，因為在交響樂團的正式音樂會上新音樂是根本看不上眼的。他們也曾不斷向我們索取他們想要的各種歌曲和合唱的歌詞。我們班上還有一個人，是當時一位非常著名的畫家的兒子，他在上課的時候替我們在作業本上畫滿各種圖畫，同時為我們班上所有那些未來的天才們都畫了肖像。不過。班上最普遍的愛好是文學。我們通過彼此的激勵，在文學方面成熟得越來越快；通過對每一首詩的互相切磋，使我們這些十七歲人所達到的水平遠遠超過業餘愛好的水平，而且使每個人真正作出有效的實際成績，這一點已經被下列的事實所證明：我們的作品不是只有被一些不知名的地方小報接受，而是被新一代創辦的主要雜誌改採納、刊載，甚至拿到了稿酬——這是最最令人情服的證明。我有一個同學 Ph.A.，我曾把他崇拜為天才，他的名字就在當時最出色的豪華刊物——《潘神》①上赫然和戴默爾、里爾克的名字一起排在最前面。我還有一個同學 A·M ·，曾用“奧古斯特·厄勒”的筆名找到了進入當時所有德語雜誌中最難入門和最古板的文藝刊物——《藝術之頁》的門徑，它是斯蒂芬·格奧爾格專為自己神聖的、成員經過嚴格挑選的文學團體而保留的園地。我的第三個同學，在霍夫曼斯塔爾的鼓勵下寫了一部關於拿破崙的劇本；我的第四個同學提出了一種新的美學理論和寫出了意味深長的十四行詩；我自己的名字則進了現代人的主要報紙《社會》和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②的《未來》周刊，後者是一份關於新德國政治和文化史的刊物。當我今天迴首往事時，我不得不十分客觀地承認，就我們當時知識的廣博、文學技巧的圓熟、藝術水平而言，對一些年僅十七歲的人來說，確實是驚人的，然而，通過霍夫曼斯塔爾那種神奇的早熟的例子，這種情況也是可以理喻的，是霍夫曼斯塔爾這個令人鼓舞的例子，促使我們奮發努力，互相不甘示弱。我們掌握各種藝術訣竅，運用語言誇張大膽，諳熟各種詩體的技巧，在無數的習作中嘗試過不同的風格——從晶達③式的悲愴到民歌的淳樸。我們每天交換自己的作品，互相指出疏忽的不足之處，討論每一個韻律的細節。當那些迂闊的教師還一無所知地在用紅墨水划出我們作文本中少了幾個逗號時，我們早已在互相展開批評，要求之嚴格，審察之細微，見解之內行，是我們那些大型日報上的官方文學評論權威對待古典大師們的作品所未曾有過的。由於我們一味熱衷于此，到了中學的最後幾年，我們在專業判斷和文采斐然的表達能力方面，甚至已超過那些著名的專業評論家。

①《潘神》（Pan ），一八九五——一九○○年在柏林出版的高級文藝刊物。

②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Maximilian Harden ，一八六一——一九二七，德國政論家和作家。早年當過演員，一八八八年成為新聞記者，一八九二年創辦自己的政治周刊《未來》（die Zukunft），獨家經營並作為個人的戰鬥喉舌。

③品達（Pindar，約公元前五一八——四四二），古希臘會唱琴歌的職業詩人。

對我們文學上的早熟，作如此真實的描述，也許會導致這樣一種看法：我們是一班特殊的神童。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當時維也納的十幾所鄰近的中學裡，同樣可以看到這種對文學的狂熱和文學上早熟的現象。這也不可能是一種偶然現象。這是由一種特別有利的環境造成的，即：這座城市的藝術沃土、非政治性的時代、在世紀之交新出現的思想和文學突飛猛進的局面——這樣的環境和我們內在的創作意志有機地聯繫了起來，這種創作意志在我們當時的年齡是必然會產生的。

每一個年輕人在他的青春期總有一種詩興或有一般想寫詩的衝動，儘管在大多數情況下只不過像心靈中泛起些微漣漪。青年人沒有經歷過這種愛好是極少見的，因為這種愛好本身也只不過是青春煥發的表現。後來，我們課堂裡的五位演員沒有一個是真正登上舞台成為演員的。在《潘神》和《藝術之頁》上登過名字的那幾個詩人，也在鋒芒初露之後當上了庸庸碌碌的律師和官員；也許他們今天會對自己當年的雄心壯志，憂傷地或自嘲地付之一笑。我是所有那些人中間唯一在自己身上保持了創作熱情的人，並使這種熱情成為我一生中的核心與本性。但是，我今天仍以感激的心情懷唸著那些同窗！他們曾給予我多少幫助呵！那種熱烈的討論、那種你追我趕的勁頭、那種相互的表揚和批評，曾是怎樣早早地鍛鍊了我的手和腦筋，使我的精神世界大大開闊。我們大家是怎樣輕鬆愉快地擺脫學校的無聊和單調的呵！今天，每當我聽到舒伯特的那首不朽之歌：“你，述人的藝術，總是在那無比空虛的時刻，使我們沉湎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時，往事又歷歷在目，我彷彿看見我們耷拉著雙肩坐在可憐的冷板凳上，然後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興奮地閃動着炯炯發亮的眼睛，評論和朗誦着詩歌，興緻之高早已把狹隘的小天地忘得一乾二淨，真的“沉湎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當然，這種對藝術的偏狂，這種對“美”的近乎荒唐的過分推崇，只有犧牲了我們那個年齡的通常興趣才能得以實現。當我今天問自己，當年我們是怎樣找到閲讀所有那些書籍的時間的——因為我們白天都已被上學的時間和必要的起居用餐樹間擠滿，我這才明白，那是以大大損失我們的睡眠，從而也損害了我們精神煥發的身體為代價的。雖然我每天早晨必須在七點起床，但是我卻從未在深夜一兩點鐘以前把我的讀物釋手，而且從那時起就永遠養成了一種壞習慣：即便到了深夜，我還要看一兩小時的書。所以我當時每天早晨都是在最後一分鐘匆匆忙忙赴往學校，兩眼惺忪，臉洗得十分馬虎，一邊疾步走路一邊嚼着抹了黃油的麵包片；我今天不記得有哪一天不足這樣的，我們這一群小學究，看上去全都臉若菜色，骨瘦如柴，就像沒有成熟的水果，此外，衣着也不修邊幅——這些都毫不奇怪。因為我們把零用錢的每個赫勒①都用在看戲、聽音樂會和購買圖書上了，再說，我們也並不在乎要讓年輕的姑娘們喜歡我們；我們只是想要給高級人物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們覺得和年輕的姑娘們一起散步是浪費時間，因為我們在學問上非常傲慢，有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認為女性在智力上就是差，我們不願意把自己寶貴的時間化在膚淺的閒扯上。我們對一切體育運動都不聞不問，甚至瞧不起。要讓今天的年輕人理解這一點可能很不容易。誠然，體育運動的浪潮在上個世紀還沒有從英國衝擊到我們歐洲大陸。當時，還沒有這樣的體育場：當一個拳擊手用拳頭向另一個拳擊手的下顎頻頻猛擊時，上萬的觀眾會興奮得狂呼亂叫。報紙還沒有派出自己的記者，讓他們用通欄的篇幅像荷馬史詩似的報道一場曲棍球比賽。在我們那個時代，摔跤、體育協會、舉重紀錄，這一切還都是郊外發生的事。參加者乃是屠夫和搬運夫之流。只有那種比較高雅、比較貴族氣的賽跑運動，才一年有幾次把所謂“上流社會”的人吸引到賽跑場上，但也不是我們這些把任何體力活動視為純粹浪費時間的人。當我十三歲開始感染到那種對學問和文學的愛好時，我也就停止了滑冰、把父母給我用來學習跳舞的錢全用來買書。我到了十八歲還不會游泳、不會跳舞、不會打網球。一直到今天我既不會騎自行車也不會開汽車。在體育運動方面任何一個十歲的男孩都可以譏笑我。即使到了今天的一九四一年，我還不大分得清棒球和足球、曲棍球和馬球。每張報紙的體育部分，我覺得都像是用中國字寫的，一點也弄不明白。我對所有那些體育運動的成績——速度和評分的記錄，就像哪位波斯的沙阿②一樣不開竅，有一次，有人鼓動那位沙阿去參加一次跑馬大賽，他卻以東方人的智慧說道：“幹嗎·我本來就知道總有一匹馬比另一匹跑得快，哪一匹跑得快，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們也同樣輕視鍛鍊自己的身體，覺得這是白白浪費時間。唯有下棋尚得我們幾分垂青，因為它需要動腦筋。而更為荒謬的是：雖然我們覺得自己正在成為詩人或者有潛力成為詩人，但是我們卻很少關心自己周圍的大自然。在我頭二十年的生涯中，我几乎沒有好好看一看維也納周圍的美麗風光。當最美、最熱的夏天來臨時，城裡空空蕩蕩，卻使我們更加迷戀這座城市，因為我們可以乘此機會在咖啡館裡讀到更多的報章雜誌，到手得快，種類也豐富。後來，我曾用了好幾年乃至數十年的時間，來彌補我身體上的那種不可避免的笨拙，來調整那種幼稚的貪多求快的過度緊張的生活。不過，總的說來，我對我中學時代的那種狂熱，對那種只用眼睛和腦子的生活從未後悔過。它曾把一種我永遠不願失去的求知熱情注入我的血液之中。我在以後所讀的書和所學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那幾年的堅實的基礎之上。一個人的肌肉缺乏殷煉，以後還是可以補償的，而智力的飛躍，即心靈中那種內在理解力則不同，它只能在形成時的決定性的那幾年裡進行鍛鍊，只有早早學會把自己的心靈大大敞開的人，以後才能夠把整個世界包容在自己心中。

①赫勒（Heler ），奧地利貨幣名，等於百分之一克朗。

②沙阿，古時波斯國王的稱呼。

我們青年時代所經歷的，正是在藝術方面醞釀著的一些新事物，即一些比我們的父母和周圍的人所曾滿足過的更為熱烈、更成問題、更有誘惑力的事物。但是，由於被生活中的這一部分內容所深深吸引，我們沒有注意到美學領域裡的這種轉變只不過是許許多多意義更為深遠的變化的波及和先兆。這些變化將動搖和最終毀滅我們父輩們的太平世界。一場令人矚目的社會結構大變革已開始在我們這個昏昏欲睡的古老的奧地利醞釀。幾十年來，心甘情願和一聲不吭地把統治地位讓給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廣大群眾，突然變得不再安分守己。他們組織起來，要求得到自己的權利。正是在上個世紀的最後十年，政治如同疾風暴雨衝進平靜、安逸的生活。這新的世紀要求有一種新的制度、一個新的時代。

在奧地利的各種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中，首先興起的是社會主義運動。在此之前，被我們錯誤地稱為“普遍”的選舉權，實際上只是賦予交納了一定稅款的有產階級。然而，從這個階級中挑選出來的律師們以及農場主們卻真誠地相信，自己在國會裡是“民眾”的代表和發言人。他們為自己是受過教育的人，甚至大部分是受過高等學府教育的人而無比自傲。

他們講究尊嚴、體面、高雅的談吐，因此國會開會時就像一家高級俱樂部的晚間討論會。這些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出於自己對自由主義的信仰，真誠地相信通過寬容和理性必然會使世界進步，他們主張用小小的妥協和逐漸的改善，來促進全體子民們的福利，並認為這是最好的辦法。但他們完全忘記了自己僅僅代表大城市裡五萬或十萬生活富裕的人，而並不代表全州兒十萬和幾百萬人。在此期間，機器生產也起到了作用，它把以往分散的工人集中到工業中來。在一位俊傑——維克托·阿德勒①博士的領導下，奧地利成立了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旨在實現無產階級的各種要求；無產階級要求有真正普遍和人人平等的選舉權。可是，這種選舉權剛一實行，或者更確切一點說，剛一被迫實行，人們就立刻發現，備受推崇的自由主義是何等的脆弱。隨着自由主義的消失，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和睦相處也就不復存在。現在處處是激烈的利害衝突。鬥爭開始了。

①維克托·阿德勒（Viktor Adlet，一八五二——一九一八），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創建人。

我今天還清楚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使奧地利的社會主義政黨發生決定性轉折的那一天。工人們為了第一次顯示自己的力量和人眾勢大，提出了這樣一個口號：宣佈五月一日是勞功人民的節日，並決定在普拉特綠化區遊行，而且遊行隊伍要進入那條主要的林蔭大道，如果在平時，那條美麗、寬闊的栗子樹大道上只有貴族和富裕市民的馬車和華麗車輛在巡禮。善良的自由派市民們一聽到工人們的這一宣佈，嚇得目瞪口獃。社會黨人這個詞，在當時的德國和奧地利是帶著一股血腥氣和恐怖主義的味道的，就像以前聽到雅各賓派和以後聽到布爾什維克這個同一樣。人們乍一聽，根本不可能相信，這群從郊區來的赤色分子在進入市區時會不焚燒房屋，不搶劫商店和幹出一切可以想象的暴行。城裡一片驚慌。全城和郊區的警察都被派到普拉特大街上值勤。軍隊處于戒備狀態。沒有一輛私人的華麗馬車或出租馬車敢駛近普拉特地區。商人們早已拉下店舖的鐵製護窗板。我記得，父母們嚴厲禁止我們這些孩子在維也納將會看到一片火海的那一天上街。可是實際上什麼也沒有發生。工人們帶著自己的妻小，列成四人一排的整齊隊伍，十分守紀律地走迸普拉特地區。每人在自己的鈕扣眼裡插了一朵紅色的了香花——黨的標記。他們一邊列隊前進一邊唱着國際歌。不過，當孩子們第一次走進那“諾貝爾林蔭大道”的美麗的綠茵地時，卻唱起無憂無慮的校園歌曲。沒有人遭罵，沒有人挨打，也沒有人揮舞拳頭。警察和士兵都向他們發出友好的笑聲。

由於這種無可指摘的態度，後來資產階級也就不好再把工人們斥之為一群“革命的歹徒”。最後，互相作了讓步——就像在古老和明智的奧地利通常處理的那樣；因為當時還沒有發明今天這種用棍棒毆打和徹底滅絶的制度，縱然在那些黨魁們身上也還保持着（雖已褪色的）人性的理想。

當這種紅色丁香花的黨徽剛露面不久，突然之間，又有人往鈕扣眼裡插上了另一種花——白色丁香花，它是基督社會黨黨員的標記（當時人們還選用花卉作為黨的徽記，而不選用翻口靴子、短劍和骷髏，這在今天看來，豈不令人感動·）。基督社會黨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原本只是作為對無產階級政黨的一種有機聯繫的對抗運動，而且從根本上來說，它也同樣是機器戰勝手工的一種產物，因為機器生產一方面把大批群眾集中到工廠，使工人們有了勢力，社會地位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機器生產又威脅着小手工業。大商店和大規模生產，使小資產階級和手工業企業的師傅們面臨着破產。卡爾·盧埃格爾博士——一位受人歡迎、機靈能幹的領袖人物，利用這種不滿和憂慮，提出了“必須幫助小人物”的口號，他把全體小市民和惱怒的小資產階級吸引到自己身邊；因為他們對自己將從有產者降為無產者的恐懼遠遠超過對有錢人物的嫉妒。正是這個優心仲仲的社會階層，後來成為希特拉周圍的第一批廣大群眾。從某種意義上講，卡爾·盧埃格爾是希特拉的榜樣，是他教會了希特拉隨心所欲地利用反猶太主義的口號。這一口號為不滿的小資產階級樹立了一個可見的敵人，同時卻又悄悄轉移了他們對大地主和封建華貴的仇恨。但是這兩個人物又有所不同，這也正反映了我們今天的政治已變得徹底的庸俗和野蠻，反映了我們這個世紀的可怕的倒退。卡爾·盧埃格爾留着金黃色的柔軟的絡腮鬍子，儀表堂堂，在維也納的老百姓中間被稱為“漂亮的卡爾”，他受過高等教育，而且不愧為在精神文化高於一切的時代上的學。他擅長言詞，性格爽氣而詼諧，即使是在最激烈的演說中——或者說在那個時代被人視為是激烈的演說——也從未失去過應有的風度，他雖擁有一把刮刀———把可以幹出殺人祭神的野蠻行徑的機械的切削刀——但他卻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他對自己的對手始終保持某種君子的雅量，他的私生活是簡樸和無可爭辯的，他的排猶主義的政治立場從未妨礙他一如既往地對自己從前的猶太朋友懷有善意和多加關照。當他領導的運動終於征服了維也納市議會和他本人被任命為市長以後（對排猶主義傾向抱有反感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曾兩度拒絶批准這一任命），他一直秉公處事，政績是無可指摘的，甚至可以說是民主的表率。在這個排猶主義政黨取得勝利以前一度膽顫心驚的猶太人，繼續生活得像從前一樣：享有平等的權利和受到尊重。仇恨的毒素和互相滅絶的意志還沒有侵入到時代的血液循環之中。

但這時又出現了第三種花——藍色的矢車菊花，它是俾斯麥最喜愛的花和德意志民族黨的標誌，該黨是一個具有激烈變革意識的政黨（只不過當時人們沒有明白這一點），它的目標是，用猛烈的衝擊徹底摧毀奧地利君主國，建立一個在普魯士和新教領導下的大德意志國家（比希特拉還要早的夢想）。當時，基督社會黨的勢力是在維也納和農村地區，社會黨紮根于工業中心，而德意志民族黨的黨員几乎全部在波希米亞和阿爾卑斯山的邊緣地區，按人數而論，勢力微弱，但他們用瘋狂的挑釁和無度的野蠻作風補償了這種不起眼的地位。該黨的若干名議員是奧地利國會的恥辱（從舊的意義上說）和暴政的代表。希特拉——一個同樣出生在奧地利邊區的人，在他們身上找到了自己思想和策略的衣鉢。他接過格奧爾格。舍納雷爾①的“脫離羅馬！”的口號——這個口號是當時講德語的數千名德意志民族黨黨員忠實遵循的——，從天主教皈依新教，為的是要激怒皇帝和天主教教士們；希特拉從他那裡搬來了反猶太主義的種族理論，那位了不起的鼻祖曾聲稱：“猶太種族是最下流骯髒的”。而最主要的是，希特拉從他那裡學會了使用一支肆無忌憚、大打出手的衝鋒隊，從而也就學會了這樣一個原理：用一小群人的恐怖行為來嚇住另一些數量比他們多得多但又老實和比較能忍氣吞聲的大多數人。希特拉的衝鋒隊員用橡皮根衝擊會場，在夜裡襲擊對手並把他們打倒在地，從而為國家社會主義效勞，舍納雷爾則利用奧地利的大學生聯合會會員為德意志民族黨出力。那幫大學生在大學豁免權的庇護下，開創了史無前例的毆打恐怖手段。每當他們採取一次政治行動時，他們總是把自己像軍人似的組織起來，高呼口號和吹着口哨，列隊遊行而過。那幫大學生把自己編成所謂“大學生團”，臉上帶著擊劍留下的傷痕，經常聚眾酗酒閙事，大學的講堂由他們統治着，只因為他們不像別的大學生僅僅戴着袖章和學生帽，而是手中拿着粗硬的棍棒，到處尋釁。他們一會兒毆打斯拉夫族大學生，一會兒猛揍猶太族大學生，一會兒又圍攻信仰天主教的大學生，一會兒大打意大利大學生，並把那些手無寸鐵的人趕出大學。只要那幫子大學生出來“閒逛”一趟（他們把每星期六的這種逞兇示威稱為“閒逛”），必然會發生流血事件。由於大學仍然享有古老的特權：警察不得進入講堂。所以警察不得不束手無策地在外面眼睜睜地看著那幫無賴學生閙騰；警察能夠儘力的，僅僅限于當流血受傷的人被那幫民族主義的流氓從樓梯口扔到街上以後，接着把這些人抬走。奧地利的德意志民族黨雖然人數極少，卻善於虛張聲勢，每逢這個黨想貫徹什麼意圖時，總是把那幫子大學生當作衝鋒隊，當巴德尼伯爵②在皇帝和帝國議會的贊同下決定頒佈一項語言法令時——他原以為這項法令將會在奧地利的各族人民間建立一種和平，看來還會延長皇朝幾十年的壽命——，那一小撮被煽動起來的大學生團的年輕團員們，佔領了環城大道，於是不得不出動騎兵，用軍刀和槍擊來鎮壓。但是，在那非常講人道和軟弱得可悲的自由主義時代。人們既憎惡任何的暴力騷動，又十分害怕任何的流血事件，以致政府只好在德意志民族黨的暴力行動面前退卻：總理下野，完全合法的語言法令被撤銷。在政治生活中採用野蠻的暴力行動，第一次顯示出它的成功。曾由那容讓的時代千方百計彌合起來的各民族和各階級之間隱藏的隔閡和縫隙，一下子全破裂了，變成了不可踰越的鴻溝和深壑。事實上，在新世紀之前的那最後十年裡，一場全面的內戰已在奧地利拉開序幕。

然而我們這些年輕人卻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學的志趣之中，對祖國的這些危險變化很少注意，在我們眼裡只有書籍和繪畫。我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絲毫不感興趣。那種刺耳的不斷爭吵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呢·當全城的人為了選舉而興奮激動時，我們卻向圖書館走去，當群眾舉行暴動時，我們正在寫作和討論詩文。我們沒有看到牆上着火的信號，而是象古時的伯沙撒國王③一樣，無憂無慮地品嚐着各種珍貴的藝術佳餚，沒有警惕地朝前看一眼，一直到幾十年以後，當屋頂和牆垣倒塌到我們頭頂上時，我們才認識到，牆基早已挖空，認識到：隨着新世紀的開始，個人自由也已在歐洲開始沒落。

①格奧爾格·合納雷爾（Georg schonrer，一八四二——一九二一），奧地利大莊園主和政治家，俾斯麥的崇拜者，奧地利的德意志民族黨的激進領袖，主張把講德語的奧地利併入德意志帝國，主張“脫離羅馬”皈依新教，兩度當選為奧地利國會議員，並從經濟上的排猶主義走向種族上的反猶主義。他的思想對奧地利的激進的農民和資產階級以及希特拉都有影響。

②卡西米爾，費利克斯·巴德尼伯爵（Kasimir Felix Graf Badeni ，一八四六——一九○九），奧地利政治家，一八八八———八九五年任加利曾（Galizien）總督，一八九五——一八九七年任奧地利總理兼內政大臣。一八九七年巴德尼向帝國議會提出語言法令，規定奧地利帝國的所有官員都要通曉捷克語，這一法令遭到操德語的議員們的激烈反對，甚至在維也納和別的城市發生了街頭抗議示威，動亂不斷加劇，終於導致奧地利皇帝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令議會暫停，免去巴德尼的職務。

③伯沙撒（Belsazar），巴比倫的最後一個國王，卒於公元前五三八年。

情竇初開

在那八年中學期間，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發生了一件純粹屬於個人的事：我們從十歲的孩子漸漸長大成為十六歲、十七歲、十八歲具有男性特徵的年輕小伙子，那種自然的本能開始要求得到滿足。看來，青春期性的成熟好象完全是個人問題，但每一個正在成長髮育的人，卻不得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這個問題鬥爭。在那情竇初開之際，是完全忌諱在公開場合談論性問題的；但對我們那一代人來說，青春發育期已超出它本身的範圍。它同時導致另一種意識的覺醒。因為性的成熟第一次教會我們以更多的批判意識去觀察那個我們曾在其中長大成人的社會世界，去觀察它的各種習俗。總的說來，兒童和年輕人都願意讓自己先體面地適應自己生活環境中的各種規範。但是，只有當他們看到，要他們遵守的那些社會習俗也被其他所有的人誠實地遵守時，他們才會去遵守。教師或父母們身上的任何虛偽行為都不可避免地會促使年輕人用懷疑的，從而也是更尖鋭的目光來觀察他環境周圍的人。

而事實上，不用很久，我們就發現我們以前一直寄於信任的各種權威——學校、家庭、社會道德，在性這個問題上的表現是極不誠實的，甚至可以說，他們要求我們在這件重要事情上也要鬼鬼祟祟、偷偷摸摸。

因為三、四十年前關於這類事情的想法和我們今天的世界完全不同。在社會生活中，或許沒有一個領域有象兩性關係那樣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內發生如此全面的變化，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婦女解放運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體育運動的發展、青年一代的自主獨立等。十九世紀的市民道德，基本上是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如果想區分它和我們今天流行的更為自由、更為無拘無柬的觀念有什麼不同，那麼也許首先應該看到這樣一個具體狀況：那個時代由於感覺到自己內部的不太平而小心翼翼地迴避性問題——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而在人們尚且真誠信奉宗教的更早時代，尤其是在嚴格的清教徒時代，性問題倒反而容易解決。中世紀的權威們曾一味深信，官能上的要求乃是魔鬼刺激所致，肉慾乃是猥褻和罪孽。他們正是本着這種信念對待性問題。他們用粗暴的禁令、殘酷的懲罰——尤其是在喀爾文教的日內瓦——貫徹自己僵化的道德觀念。而到了我們那個世紀，就不同了。那是一個早已不信魔鬼，甚至也不太信神的寬容時代，因此也就不敢再採取這樣一種極端的革出教門的嚴厲手段。不過，我們那個世紀仍然覺得性問題是一種造成不太平的亂世因素，是和當時的倫理不根容的，所以也就不可以讓性問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為除了婚姻之外的任何形式的自由愛情，都有悸于資產階級的所謂“正派作風”。鑒於這種矛盾，我們那個時代發明了一種特殊的折衷辦法。那個時代的道德規範雖不禁止年輕人過自己的性生活，但卻要求年輕人以某種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處理這種難堪的事。既然性問題已不能從這個世界上消除，那麼至少應該讓它在社會風氣範圍之內看不見。於是形成了這樣一種默契：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家庭裡，以及在公眾場合，都不談論這個令人不快的情結，把能引起想到性慾存在的一切念頭都壓抑下去。

弗洛伊德告訴我們，誰想有意識地去壓抑自然的情慾衝動；情慾並不因此而消失，只不過危險地進入潛意識罷了。所以我們今天很容易對當時那種無師自通的遮遮掩掩的愚蠢伎倆啞然失笑。但是十九世紀卻完全囿于這樣一種妄想：以為人能夠用理性主義的理智解決一切衝突；以為人把自然的本能藏得越深，自己那種令人煩躁的衝動也就越能得到緩解：以為只要對年輕人從不提起性慾的存在，他們也就會忘卻自己身上存在的性慾。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抱著這種通過不聞不問的辦法來剋制性慾的妄想，共同組成一條守口如瓶的封鎖綫。學校、教會的牧師、沙龍、司法機關、報刊、書籍、社會風氣，原則上都迴避談到任何性的問題；甚至科學——它自身的任務本來應該是對一切問題進行毫無約束的探討——也以可恥的方式參與這種“自然而然的不光彩行徑”。科學也以研究這類污穢的課題將有失科學的尊嚴為藉口而屈服了。如果我們今天翻閲一下當時的哲學、法學，甚至醫學方面的書籍，我們將會一致發現：凡是涉及性問題的地方都小心翼翼地避開了，那些研究刑法的學者們在學術會議上討論監獄中符合人道主義的措施以及牢房生活有失道義的內容時，也都害怕觸及這個本來是最中心的問題——性慾問題。同樣，那些神經科的醫生雖然在許多情況下清楚知道某些歇斯底里病狀的原因，但卻不敢說出真相。我們今天仍可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讀到，縱然像他所尊敬的老師夏爾科①這樣的人，也曾私下向他承認，他雖然知道某些病人的真正病因，卻從未公諸于世。至于當時的所謂“美”文學，更是不敢作如實的描寫，因為它是專以表現美學方面的美為己任的。在我們之前的若干世紀裡，作家們並不怯于提供一幅真實而又廣闊的時代文化風貌的畫面。我們今天仍然可以在笛福、普雷沃神甫②、菲爾丁、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③的作品中看到那種對真實情況不加歪曲的描寫。可是到了我們那個時代，只允許表現“充滿感悄”和“高尚”的事，不允許表現使人難堪而又真實的事。因此，人們在十九世紀的文學中几乎看不到對大城市青年一代的各種危險、困惑、陰暗面的反映。即使有一個作家大膽地祝到賣淫，他也必須把它精心美化一番，把女主人公打扮成“茶花女”。所以我們今天面臨這樣一種特殊情況：當今天的一個年輕人為了要瞭解上一代和上上一代的青年人是怎樣奮鬥終生而去翻閲縱然是那個時代的大師們的長篇小說，如，狄更斯、薩克雷、戈特弗裡德·凱勒、比昂遜①的作品——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除外，他們身為俄國人是站在歐洲假理想主義的對立面的——這時他就會發現，書中描寫的儘是一些經過加工、理想化的、溫和適中的事件，因為那整整一代人由於時代的壓力而不能自由表達自己的思想見解。而最能清楚說明這一點的，倒還不是文學本身的這種剋制態度，而是那個時代對祖先們的道德觀念近乎歇斯底里的迷戀，以及那種今天已難以想象的時代氣氛。要不，人們怎麼還能理解，象《包法利夫人》這樣一部完全實事求是的小說竟會被法國的一家法院視為淫書而公開加以禁止呢·怎麼還能理解。左拉的小說在我青年時的那個時代竟會被看作是色情文學；陵托瑪斯·哈代這樣一位如此平靜、古典主義的敘事文學家競會在英國和美國引起憤怒的浪潮呢·——因為這些書籍儘管寫得非常節制，還是揭露了不少現實。

①讓·馬丹·夏爾科（Jean Martin Charcot ，一八二五——一八九三），法國著名神經病學家。

② A·F ·普雷沃（Anfoine Francois Pr （vost一六九七——一七六三），十八世紀法國作家，文學史上通稱“普雷沃神甫”，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曼儂·萊斯戈》，描寫一對青年男女因熱戀而身敗名裂的故事。

③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Rotif de La Bretonne，一七三四一—一八○六），原名尼古拉·愛德姆（Nicolas Edme），十八世紀末葉法國作家，出身農民家庭，信奉啟蒙思想，鼓吹社會變革。作品甚多，近二百卷，用大眾化的語言廣泛表現下層人民的生活。其成就長期湮沒，近年來才引起法國文學界的重視，被看作是“十八世紀的巴爾扎克和左拉”。其作品中的夢魔成分和唐璜主題則從另一角度引起西方學界的研究。主要作品有《墮落的農夫》、《巴黎之夜》、《當代女流》等。

③比昂斯藤·馬丁紐斯·比昂遜（Bjornstjerne Martinius Bjornson ，一八三二——一九一○），挪威著名劇作家、小說家、詩人和社會活動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然而，我們正是在這樣一種令人窒息、不健康的空氣中，在這樣一種充滿香水味而又鬱悶得難受的空氣中長大成人的。對性一味隱藏和保持緘默，而又違反心理學的虛偽道德。簡直像一座大山壓在我們青年人的身上。而且由於步調一致的緘默伎倆，在文學和文化史中也就缺乏真正符合當時實情的文獻資料，從而也就不容易把那些不足信的事重新加以改正。當然，某種可循的線索還是有的：我們只需看一看當時的社會風氣就是了，因為一個世紀的每種社會風尚，都以它有目共睹的趣味愛好，無意之中顯露了那個世紀的道德觀念。在一九四○年的今天，當電影院的銀幕上出現一九○○年的婦女和男子穿著當時的服裝參加社交場面時，歐洲或美洲的任何一座城市或一個村莊的觀眾都會不約而同地笑個不停——這種現象的確不是偶爾發生。甚至今天最老實巴交的人也會笑話從前那種奇怪打扮，覺得他們簡直是滑稽人物，是一群穿戴不自然、不方便、不實用、不符合健康要求的丑角。就連我們這些還曾見過我們的母親、姑姨、女朋友穿著那種古怪的夜禮服和自己兒童時同樣打扮得十分可笑的人，也覺得那整整一代人競會毫無異議地順從那種愚蠢的穿戴，簡直是一場可怕的惡夢。當時男子的流行打扮是：讓人無法稍微鬆動一下的、筆直的硬高領，燕尾很長的黑札服和會使人聯想到煙囪的大禮帽，這已經夠可笑的了；可是從前的一位“女士”的打扮才令人噴飯呢！穿著那身打扮是既繁瑣又費勁，一舉一動都極不自然！腰間緊繫著一件用鯨魚須骨製成的緊胸衣，活像馬蜂的細腰；下身又穿著鼓起的一口大鐘似的肥大裙子；頸脖上的衣領扣得又緊又高，直至下顎；雙腳完全是蓋嚴的；梳成無數小曲鬈、螺鬟和辮子的頭髮高高聳起，上面是珠光寶氣、搖搖晃晃的頭飾；即便是最熱的夏天，雙手也都捂在手套裡。這種在今天早已成為歷史人物的“女士”雖然香氣撲鼻、戴着各種首飾、滿身是精細的花邊、褶襇、流蘇，但仍然是一個值得憐憫和不能自理的不幸之人。人們一眼就能看出，凡是打扮成這種像騎士一般全副武裝的女人，再也不可能生氣勃勃、輕盈而自由地行動；有了這樣一副穿戴，每一個動作、每一個姿態，以及全身裝模作樣產生的效果，都顯得矯揉造作、極不自然，且不說社交方面的教育，光是這一身“女士”穿戴：這類夜禮眼的穿上和脫下，程序就十分繁瑣，沒有別人幫助是根本不可能的。首先，得把背後的無數搭扣從腰身到頸脖全部扣上；讓侍女用盡全身力氣把緊胸衣繫上；讓每天來伺候的女理髮師用不計其數的髮針、髮夾、梳子、燙髮鉗、捲髮筒把長長的頭髮燙成寒曲、梳刷整齊、做成高聳的髮型——我想提醒今天的年輕人注意：三十年前，除了幾十名俄羅斯女大學生外，歐洲每一個婦女的頭髮都長到齊腰的地方——然後，再給“女士”像洋蔥皮似的一層一層地穿上襯裙、緊身內衣、上衣和短上衣，一直把她打扮到自己身上的最後一點女人氣息完全消失為止。然而，這種毫無意義的事，實際上是有它心照不宣的含義的：一個女人的線條應該通過這樣的加工處理完全掩飾起來，以致一個新郎在婚禮的宴會上也無法預料自己身旁的未來生活伴侶究竟是長得挺直還是佝僂，長得豐腴還是瘦癟，長的是長腿還是弓形腿；那個“講究道德”的時代根本不認為這種旨在達到欺騙和適應普遍理想美的目的而對頭髮、胸脯以及身體其他各部位進行人為的矯飾是不允許的。一個女人愈想成為一個“女士”，就愈不應該讓別人看出她的自然形態。其實，帶著這種明顯目的的社會風尚，無非是為那個時代的總的道德傾向效勞，因為那個時代主要關心的是，掩蓋和隱藏性愛。

但是，那種智慧的道德風向完全忘記了：一旦把魔鬼關在門外，十之八九，魔鬼會被迫從煙囪或者後門進來。用我們今天比較不受拘束的目光來看，那種服飾無非是要把露在外面的皮膚和真實的身材竭力掩蓋起來，我們根本看不出其中有什麼美德，恰恰相反，我們只看到那種時尚挑逗地突出了異性的存在，使人感到很不自在。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一名青年男子和一個年輕婦女，如果兩人都身材修長、留着短髮、面部沒有鬍鬚，從外貌上一看，就覺得他們結為朋友很般配，可是在從前那個時代，異性之間要儘可能保持距離。男人們為了好看，蓄着長長的鬍鬚，或者至少要不時捻捻一撮很濃的小鬍子，作為男性的明顯點綴。而女人則用那件緊胸衣把女性最主要的特徵——胸脯炫耀地讓人看得一目瞭然。此外，在舉止儀態方面也特彆強調所謂堅強的男性和軟弱的女性，要求男子豪爽、好鬥、有騎士風度，要求女人靦腆、溫柔、小心謹慎，要求男子像獵手，女人像獵物，而不是兩者毫無差別。由於儀表上的這種人為的南轅北轍，那種內在的異性吸引力，即性愛也必然更加強烈。所以，當時那個社會由於採取這種違反心理的對性保持緘默和掩蓋的方法，恰恰使自己走向反面。它唯恐在生活、文學、藝術、穿著方面出現有傷風化的事，到處去防範能引起位興奮的刺激，反而使自己的念頭始終圍繞着不道德的勾當轉。它到處尋找那些可能會出格的事，反而使自己一直處于窺探色情的狀態；在當年那個世界看來，“正派作風”始終處在發發可危之中：每一個姿態、每一句話，都會有失體面。也許，今天的人尚能理解：一個女子在運動或者打球時只穿一條褲子，在那個時代簡直是犯罪；可是又怎能理解這樣一種歇斯底里的老古板呢？——一個女子在當時根本不可以把“褲子”這個詞說出口。如果她不得已要提到這樣一件有引起性感之虞的東西，譬如說，男人的褲子，那麼她必須另找一個詞來代替，清白純潔的“下裝”這樣一個詞，或者用那個為了忌諱而專門發明的詞：“難以啟齒之物”。在當時，幾個身分地位相當而性別不同的年輕人想在無人監視下舉行一次郊遊，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或者更確切一點說，在這種情況下首先想到的是，可能會“發生那種事”。這樣一種聚會，只有當監護人——母親們或者家庭女教師——寸步不離地伴隨着年輕人，才會許可。縱然在最炎熱的夏天，年輕的姑娘們想穿著露出雙腳的衣服或者甚至裸出雙臂打網球，將被看作是駭人聽聞的醜事；一個非常有教養的女子在社交場合交叉着雙腳，將被認為是大失體統的事，因為這樣一來她的裙邊底下的節骨就會露出來；即使是那些自然的要素，如陽光、水、空氣，也不能去觸及一個女人的皮膚。婦女們在遼闊的大海上，也得穿咸着沉重的服飾，步履艱難地行走；在寄宿學校和修道院裡的年輕姑娘們，必須從脖子到腳跟全部捂得嚴嚴實實，為的是要忘卻自己還有肉體，甚至在室內洗澡還要穿著白色的長襯衣。當婦女們作為年邁的老太太死去時，除了她們的接生婆、丈夫和洗屍體的人以外，從來就沒有人見過她們的肩膀線條或膝蓋——這絶不是傳奇或誇張。在四十年後的今天看來，這一切固然像是童話或者是滑稽的誇張。然而在當時，從社會的最高階層一直到普通的黎民百姓，都得了嚴重的真正神經官能症，害怕任何的肉體和自然。要不然，今天的人怎麼還能想象下面這樣的事呢·——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當第一批婦女勇敢地騎上自行車或者甚至象男子一樣兩腿跨鞍站立踩蹬犄馬時，農民們會向她們大扔石塊；當我還在上小學的時候，維也納的幾家報紙曾連篇累犢地討論那件大大有傷風化的革新：皇家歌劇院的芭蕾舞女演員們不穿針織長襪跳舞。當伊莎多拉·鄧肯①第一次身穿古希臘式短袖齊膝白色長衣，赤着雙腳而不象通常那樣穿著綢緞小鞋舞蹈時，簡直成了轟動一時的頭號新聞。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在這樣一個時代長大成人並目睹世事的年輕人，一旦發現那件為了偷偷地掩蓋一切的體面小大衣竟有許多破綻、裂縫和漏洞時，他們一定會覺得，為那種始終受到威脅的體統而惶惶不可終日是多麼可笑。因為最終還是避免不了在五十個中學生中就有一個在昏暗的小衚衕裡遇見自己的老師乾著有傷風化的勾當，或者在家屬中愉聽到某個張三李四幹了見不得人的壞事，儘管他們在我們面前裝行非常一本正經。事實上，那種遮遮掩掩的笨拙伎倆只能引起我們更強烈的好奇心並使之達到難忍的程度。而且由於人們不願讓那自然的本能自由地、公開地流露，這種好奇心在大城市裡便替自己找到了地下的和大多不甚乾淨的發泄渠道。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感覺到，由於那種對青年人的性的壓抑，隱藏的性興奮便以一種幼稚的、無濟於事的方式宣洩。几乎沒有一座柵欄或者一個廁所沒有塗上下流的字畫的；在游泳池裡用來隔開女于游泳區的木板壁上，沒有一堵不被人捅破幾個木材節孔的。那些在今天由於道德風尚聽其自然而早已衰落的行當，在當時卻悄悄地十分興隆，其中主要是裸體人像攝影。任何一家酒肆飯館，都有小販在桌子底下向青少年兜售裸體照片。還有那種“地下”出版色情文學的行當，印行最最粗製濫造的書籍：書中語言十分蹩腳，印刷紙張質量低劣，但銷路卻非常好，那些“淫穢下流”的雜誌也無不都是如此，書刊中令人作嘔的色情描寫今天已找不到類似的例子——這是因為嚴肅文學不得不始終堅持理想主義的說教和採取小心翼翼的態度。為這種時代的理想效勞的，還有以表現高貴思想和雪白的純潔為宗旨的皇家劇院，但除此以外也有一些專門演出最粗俗下流的滑稽戲的劇場和歌舞場。凡是受到壓抑的東西，總要到處為自己尋找迂迴曲折的出路。所以，說到底，迂腐地不給予任何關於性的啟蒙和不准許與異性無拘無束相處的那一代人，實際上要比我們今天享有高度戀愛自由的青年一代好色得多。因為只有不給予的東西才會使人產生強烈的慾望，只有遭到禁止的東西才會使人如痴若狂地想得到它；耳聞目睹得愈是少，在夢幻中想得愈是多；一個人的肉體接觸空氣、光線、太陽愈是少，性慾積鬱得愈是多。總而言之，加在我們青年人身上的那種社會壓力，無非是引起我們內心對各有關當局的不信任和怨怒罷了，而並沒有提高什麼道德品質。從我們春情萌發的那一天起，我們就本能地感覺到，那種不誠實的道德觀念想以掩蓋和緘默，從我們身上奪走理該屬於我們年齡的東西，為了一種早已變得虛偽的習俗。犧牲我們希望坦誠的意志。

①伊莎多拉·鄧肯（Isadora Duncan，一八七八——一九二七），美國著名女舞蹈家，一九○○年後成為在歐洲的芭蕾舞改革派的主要代表，主張舞蹈擺脫學院式芭蕾的束縛，倡導“自然”的表演和形體美的和諧。

甚至可以說，那種一方面在私下為性的存在和性的自然宣洩創造各種條件、另一方面又在公開場合對此諱莫如深的“社會道德”，只不過是在進行兩面三刀的欺騙罷了。因為它一方面對年輕的男人睜一眼閉一眼，甚至向他們使眼色，慫恿他們“變得滑頭一些”——正如當時人們在家庭隱語中懷着善意的戲謔所說的那樣，而另一方面它對婦女則憂心忡忡地緊閉雙眼，裝成她本人始終赤着雙腳，身穿短袖自羊毛齊膝長衣跳舞，因大反當時的芭蕾傳統而名噪一時。瞎子。甚至社會習俗，也僅僅不得不預設：一個男人有性慾衝動和可以有性慾衝動。但是，如果老老實實地承認：一個女人也同樣可能被性慾征服；造物為了自身永存的目的也同樣需要陰性這一極，這就觸犯了“女人聖潔”的觀念。在弗洛伊德以前的時代，一個女人在被男人引起性的要求之前——毫無疑問，只有在正式的婚姻生活中才許可——自己是不能有任何肉體要求的。這種定約曾被當成公理貫徹。可是，即使在那些講究道德的時代，空氣中也總是充滿各種危險的能引起性愛的傳染物——維也納尤甚，因此，一個出身上流家庭的姑娘，從她出生一直到她和丈夫一起離開婚禮聖壇的那一天止，必鬚生活在一種經過徹底消毒的氣氛之中。為了保護年輕的姑娘們，絶不讓她們獨處須臾。她們都由一位家庭女教師看管着，絶不讓她們在無人保護的情況下離家門一步，無論是上學還是去上舞蹈課和音樂課，都有人接送。她們讀的每一本書都經過檢查。而最主要的是，讓年輕的姑娘們整天忙個不停，使她們無暇產生可能有的危險念頭。她們得練習鋼琴，學習唱歌、繪畫、外語、文化史和文學史。她們受到各種培養，甚至有點過分。但是，就在把她們培養成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教養的同時，人們又不安地擔心她們對於最最自然的事一竅不通，她們對於男女之間的事一無所知的程度是我們今天的人無法想象的。一個上流家庭出身的年輕姑娘不許對男性的身體結構有任何的瞭解，不許知道孩子怎樣來到人間，因為要讓這位天使在結婚之前不僅自己的肉體沒有被人接觸過，而且她的心靈也要保持絶對的“純潔”。對一個年輕姑娘來說，“受過良好教育”在當時完全成了對於生活無知的同義詞；有時候，當年的婦女們對生活一輩子都是無知透頂。我有一個姨媽，曾發生過這樣荒唐的事，時至今日還使我忍俊不禁。她在新婚之夜的凌晨一點鐘突然回到父母的寓所，大吵大嚷，說什麼她再也不願見到那個和她結婚的下流男人，說他簡直是個瘋子和壞蛋，因為他一本正經地想扒下她的衣服，她費了好大的勁才使自己擺脫了那種顯然是病態的要求。

當然，我也不能不指出：這種無知在另一方面又使當時的年輕姑娘們產生神秘的誘惑。羽毛未豐的小姐們預感到：在她們自己天地的左右和後邊還有着另外一個她們什麼也不知道和不許知道的世界。這就使得她們好奇、嚮往、熱衷，和有一種身不由己的心緒紛亂。一旦有人在街上向她們打招呼，她們就臉紅——今天還會有臉紅的年輕姑娘麼·當姑娘們單獨在一起時，她們就嘀嘀咕咕、竊竊私語、嘻嘻哈哈笑個不停，微醉了似的。她們懷着對那個和他們隔絶的未知世界的各種期待，對生活做着羅曼蒂克的夢想，但同時又羞於被人發現。她們的肉體渴望着那種連自己都不甚瞭然的溫存撫愛。稍一想入非非，就會使她們的整個舉止不斷失態。她們走路的姿勢也和今天的姑娘們不同，今天的姑娘們經過體育運動的鍛鍊，身體的動作和小伙子們一樣的輕鬆自在，而在當時，只要看一個女子走上數百步路，就能從步履和姿態上分清她是年輕姑娘還是已婚婦女。她們比今天的姑娘們還要姑娘氣十足，而不會象已婚婦女，從本質上來說，她們像是暖房裡用人工加溫培養起來的花朵；沒有經過任何的風霜，非常嬌滴：她們是用一種特定的教育和文化精心培養起來的產物。

而當時的社會就是要把年輕姑娘培養成這種樣子：既有很好的教養，可又什麼都不懂，既好奇又害羞，對男女之間的事愚昧無知，缺乏自信和不懂實際，由於那種脫離生活的教育，使她命中注定在以後的夫妻生活中任憑丈夫左右和擺佈。當時的社會風尚似乎是要把一個姑娘作為它的最密而不宣的理想的標誌，即把她作為女性的端莊、貞潔、超脫世俗的象徵來加以保護。可是當這樣一個年輕姑娘一旦耽誤了自己的光陰，到了二十五歲、三十歲還沒有結婚，又是多麼可悲呵！因為社會習俗冷酷地要求一個三十歲的姑娘為了“家庭”和“體統”始終保持那種和她的年齡早已不相稱的、沒有性經驗、沒有性要求的性盲狀態，然而這副嫻淑的形象以後往往會遭到可怕的醜化。未婚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處女，於是無聊的小報便向她們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誰今天翻開一本從前的《散頁畫報》①或當時的一份別的什麼幽默刊物，他就會可怕地發現，每一期上都有對老姑娘們的窮極無聊的嘲諷——那些老姑娘由於神經失常而已不知掩飾自己的自然性愛要求。她們曾為了家庭和自己的好名聲而不得不壓抑自己內心的自然要求——對愛情和做母親的要求，然而人們不但不體諒這種以犧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劇，反而以那種使我們今天感到厭惡的不通人情去嘲笑她們。一個以極不誠實的態度壓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會，總是最最無情地反對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並公諸于世的人。

①《散頁畫報》（“Fliegende Blater”），一八四四至一九四四年在墓尼黑由布勞恩和施奈德出版社（Verlag Braun＆Schneider ）編輯出版的帶有插圖的幽默雜誌。

如果說，當時的資產階級社會鳳尚想竭力維護這樣一種假設，一個“上流社會”的女子，只要她不結婚，她就不會有性慾和不許有性慾——不然，她就會成為一個“不道德的人”而被逐出家門——，但同時卻又不得不承認一個青年男子身上有這種性慾衝動的存在。因為根據經驗要想阻止已成年的青年男子過自己的性生活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們不求奢望，但願他們能在被奉為神聖的社會道德的大牆以外來滿足自己不體面的享樂。象大城市一樣，上面是豪華商店林立、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大街和優美的林蔭道，地底下卻隱藏着排泄污泥濁水的陰溝。青年人的全部性生活也應該在“社會”道德的表面下進行。而對青年人在這方面會遇到哪些危險和陷入哪些勢力範圍，則漠不關心。同樣，學校和家庭也由於畏首畏尾而耽誤了對青年男子進行這方面的啟蒙教育。只是到了上世紀的最後幾年，才間或有某些懂得未雨綢繆的父親，或者像當時所說的那樣，一些“思想開明”的父親，在發現自己的兒子剛開始長出鬍子的時候，就想著要幫他在這方面走上正道。於是家庭醫生被請了來；醫生便偶爾把那青年人請進房間，先慢條斯理地擦一會兒眼鏡，然後開始作關於性病危險性的講演，並勸告那青年人要節制性生活和不要忽略採取安全措施，其實，青年人到了那個年齡對此早已無師自通。另有一些父親採用一種更為奇特的手段。他們聘一個漂亮的姑娘到家裡來侍候，她的任務就是用實際行動向那個年輕公子教會這方面的事。因為那些父親們覺得：讓青年人在自己家裡干泄欲的事，在外表上仍然可以保持禮儀，而且還可以防止青年人落入某個“騙子”之手，這豈不更好。但是社會各界卻始終唾棄這樣一種公開和直率的啟蒙方法。

那麼對資產階級世界的一個年輕人來說，究竟有哪些泄欲的途徑呢·這個問題在所謂下層社會的各個圈子裡是不成其為問題的。在農村，一個長工在十七歲時就和一個侍女睡覺，而且一旦這種關係有了後代，往後也就無所謂了。在我們阿爾卑斯山的大多數村莊裡，未婚同居生的孩子遠遠超過結婚生的孩子。在無產者中間，一個工人在他能結婚以前早已和一個女工同居多次。在加利曾信奉正教的猶太人中間，一個几乎剛剛成年的十七歲小伙子就娶妻成親，四十歲就能當爺爺。只是在我們資產階級的社會圈子裡才鄙夷這種解欲的方法——早婚，因為沒有一個家庭的父親願意把自己的女兒託付給一個二十二歲或二十歲的小伙子，認為如此“年輕”的丈夫尚欠成熟。這裡也再次暴露了一種內在的虛偽，因為資產階級的年曆和自然的年曆根本不一致。從身體的自然發育來看，十六、七歲已經成年；但對社會來說，年輕男子只有當他獲得“社會地位”以後才算成年，而這在二十五六歲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於是，在身體的實際成年和在社會上的成年之間產生了六年、八年或者十年的人為間隔。在這段時間裡，一個年輕男于不得不自己為泄欲尋找“機會”或為尋求“風流”而操心。

但在這方面，當時的時代並沒有給他提供太多的可能性。只有極少數特別富有的年輕人才可能享受這種奢侈：“贍養”一個“姘頭”——也就是說，為她準備一套住宅和負擔她的生活費。和一個已婚婦女發生關係——這是當時可以在長篇小說中描寫的風流韻事的唯一文學典型，同樣只有少數特別幸運的人才能夠碰上。其他大多數人是在和小鋪子的女售貨員和飯店女招待的廝混中使自己的內心略微得到滿足。由於當時婦女解放運動尚未興起，婦女尚未獨立地參與社會生活，所以只有極貧窮的無產者出身的姑娘們一方面沒有那麼多的清規戒律，另一方面對那種萍水相逢、不打算結婚的兩性關係擁有充分的自由。她們衣着寒酸、不修邊幅（在那些時代，一間浴室尚屬富家的特權），經過十二小時的勞動之後己疲憊不堪。日工資低得可憐。這些窮苦的姑娘在一個狹窄的天地里長大，生活水平要比自己的情人低得多，以致她們大多數人自知形穢而不願和情人在公開場合露面。雖然當時的社會習俗已事先為她們的窘迫採取了特別措施：設立所謂單間餐室。在那裡和一個姑娘共用晚餐是不會被人看見的；至于其他的一切則可以在昏暗的偏僻小街旁的小旅館裡干，那些小旅館是專為讓人幹這種事而開設的；但是所有這些幽會都必須倉促進行，而且也缺乏原有美的感覺，與其說是愛情，毋寧說是為瞭解決性慾。因為幹這種事的時候從來都是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像是十一件違禁的事。此外，還有另一種可能，即和某個兩棲人——一半屬於資產階級一半又不屬於資產階級的人搞兩性關係，諸如女演員、女舞蹈演員、女藝術工作者之流，她們是當時唯一“解放”的婦女。但總的說來，構成當時婚外性生活的基礎是娼妓。似乎可以這樣說：賣淫是資產階級社會這座華麗建築的黑暗的地下室的拱頂，在它上面豎立着耀眼的無瑕門面。

關於賣淫在二次大戰前的歐洲廣泛蔓延的情況，當今的一代行年几乎已很難想象。今天，我們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已難得遇到妓女，就象難得在行車道上看到馬車一樣。可是在從前的人行道上到處都是賣笑的婦女，要躲避她們比找到她們還要難。此外，還有許多“非公開的場所”，如通宵酒店、歌舞場、備有女舞伴和歌女的舞廳、有性感姑娘應召的酒吧。當時，賣身的女人就象商品一樣，按不同的價錢論小時公開出賣；一個男人不用花多少時間和費多少勁，就能把一個女人像一包香煙或一張報紙似的買來，消受一刻鐘、一小時或一夜。但對今大的青年人來說，這種當時不可缺少的場所几乎已經自然而然地變得不必要了；而且，把賣淫從我們這個世界清除出去的，並不是警察和法律；這種由假道德造成的悲劇性產物之所以自行消亡——儘管尚有若干殘餘——是由於對它的需求日益減少的緣故。我覺得，要強調說明當今的生活方式和愛情方式更為誠實和自然，莫過于這樣的事實了。

對於當時這種不光彩的事情，國家及其道德觀念的官方立場從來都覺得十分尷尬。從社會道德的角度，誰也不敢公開承認一個女人可以有賣身的權利；但從生理需要的角度，又不能沒有這種賣淫，因為它能疏導令人煩躁的婚外性慾。於是，那些權威們便自相矛盾地試圖求助于把賣淫分為兩種的辦法：一種是被國家視為不道德和危險而要取締的暗娼，一種是有營業執照和向國家納稅的合法妓女。一個決心當妓女的姑娘將得到警方的特別許可和一本准予營業的證書。當她把肩己置幹警方的監督之下和履行每週讓醫生檢查兩次的義務，她就有營業的權利了：把自己的內體以她認為合適的任何價格出租。這種合法的妓女就像其他一切行業一樣，被認為是職業，但又並不完全承認——這裡恰恰露出了社會道德的馬腳。譬如說，一個妓女把她的商品，即自己的肉體賣給了一個男人，而這個男人事後又拒絶支付預先商定的價錢，妓女卻無法對他進行控告。她的要求突然之間變成了一種不道德的要求，得不到政府當局的保護——因為按照法律的解釋，這種案情是可恥的。

從這樣一些細節已可覺察到那種觀念的自相矛盾性：一方面把那些賣身的婦女納入國家允許的職業範圍之內；另一方面又把她們個人看作是置於普遍權利之外的棄民，而實際上的不公正是在具體掌握。也就是說，所有那些限制只是針對比較貧窮的階級。一個芭蕾舞女演員可以在維也納以兩百克朗一小時的要價把自己賣給任何一個男人，當然，她不需要任何執照；而一個流落街頭的少女只能要價兩克朗一小時。至于那些大交際花，報紙會在一篇關於跑馬或跑馬大賽的報道里把她們的名字排在顯貴人物的行列，因為她們早已躋身于“社交界”。同樣，一些為官廷、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富豪們介紹這些奢侈商品的女經紀人也往往受到法律的庇護，而法律通常對拉皮條是判以重刑的。嚴格的條例、無情的監督、社會的擯斥，只不過針對成千上萬的妓女大軍罷了，而她們卻用自己的肉體和被玷辱的心靈維護着那種反對自由和自然的愛情形式、早已腐朽了的舊的道德觀念。

這支賣淫大軍分成不同的種類——恰似一支真正的軍隊分成騎兵、炮兵、步兵、要塞炮兵各兵種一樣。最早的妓女就像要塞炮兵。她們佔據城市裡的幾條固定的街道，作為自己的大本營。那些地方大多是中世紀時代的刑場，或者痲瘋病院區、或者墓地，幾個世紀以來，資產階級早就避免在那裡居住，只有一些無業游民、劊子手和其他一些受社會歧視的人在那裡棲身。當局在那裡開闢若干條小巷作為色情市場，就象日本的吉原街①和開羅的鮮魚市場，幢幢青樓，一戶挨着一戶。到了二十世紀，那裡還有兩百或五百名婦女，一個挨着一個，在平房的窗戶前招待：這些廉價的商品分晝夜兩班營生。

①吉原街，是日本東京妓院集中的一條街道。

流動性的賣淫——無數在街上替自己尋找顧客的賣身姑娘——就象騎兵或步兵，在維也納通常把她們稱為“徘徊女郎”，因為警方給她們劃了一條無形的界線，只允許她們在某一段人行道上做自己的生意。她們穿著一套好不容易買來的冒牌時髦服裝，白天黑夜地在大街上徜徉，從深夜走到黎明，不時用化妝得很糟糕的、已經倦容滿面的臉，向每一個過路行人裝出一副賣弄風情的微笑。她們給人以歡樂，自己卻沒有歡樂，而且沒完沒了地從這個角落轉移到那個角落，最終不可避免地都要走上同一條路——走進醫院的路。我覺得，自從大街上再也沒有這樣一群忍饑挨餓、愁眉若臉的女人以來，今天所有的城市顯得漂亮和人道多了。

但是即使有了這樣一群娼妓，仍不夠滿足經常不斷的需要，有些人要過一種比在街上尋求這種飄忽不定的蝙蝠和可憐的極樂鳥更為方便和更加隱秘的生活。他們要享受一種更加歡愉的愛情：要有燈光和溫暖；要伴有音樂和跳舞；要有一副闊綽的派頭。因此，為這類嫖客另有一些“不公開的去處”——妓院，一些姑娘們聚集在院內的一間擺着假冒華貴陳設的所謂“沙龍”裡。她們有的穿著貴婦人式的長禮服，有的顯然穿的是晨服。男男女女先在那裡一起飲酒、跳舞、聊天，一邊還有一個彈鋼琴的不時奏着音樂供他們消遣，然後成雙成對地偷偷溜進一間臥室。有些高級妓院——尤其是巴黎和米蘭的一些享有國際聲譽的妓院——往往會使一個未經世面的人產生一種錯覺：他彷彿被請進了一座聚集着一群略微有點放縱的社交貴婦人的私邸。這類妓院裡的姑娘和在街上拉客的姑娘們相比，在相貌上要更好一些。她們不必冒着風雨在污泥濁水的小巷中遊蕩；她們坐在溫暖的房間裡，穿戴着漂亮的服飾，有豐富的食物，尤其是有足夠的酒可喝。但實際上她們卻因此而成了老鴇們的俘虜；老鴇們供給她們衣着，是為了抬高她們的身價，供應她們膳宿，是為了有利可圖的目的，因為這樣一來，即使是最勤勉、最有毅力的姑娘也都始終背着還不清的債，她們將永遠無法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離開這個家。

如果把某幾家這類妓院的秘史寫出來，一定會引人入勝，而且會成為當時文化的一種重要文獻，因為這類妓院隱藏着最最奇特的秘密之處；而平時非常嚴厲的官府對這些秘密無疑是十分熟悉的。那裡有秘密的後門、專用的樓梯，社會最上層的人物——正如人們私下傳說的，還有宮廷裡的人物——能夠從此進入妓院，而不會被其他該死的人看見；那裡有四面鑲着鏡子的房間；還有可以從裡面偷看隔壁房間裡的一對男女正在毫無察覺地尋歡作樂的房間；那裡有專為迷戀異性衣着的性變態者準備的最最奇特的化裝服飾，大大小小的箱子裡鎖着從尼姑的長袍到芭蕾舞女演員的穿戴。而恰恰是這樣的城市、這樣的社會、這樣的道德風尚，當年輕的姑娘們騎上自行車，就要憤懣地斥之為有損于科學的尊嚴；當弗洛伊德角他冷靜、清楚、透徹的方式說出真相時，卻不以為然。恰恰是這個慷慨激昂要維護婦女貞潔的世界，竟容忍這種可怕的賣身，甚至統籌這種賣身行業，並從中漁利。

但願今天人們不會受那個時代的多愁善感的長篇小說或中篇小說所迷惑；對青年人來說，那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時代：年輕的姑娘們在家庭的管束下，完全與現實生活隔絶，身心的自由發展受到妨礙，年輕的小伙子們又迫于那種基本上誰也不相信、誰也不遵循的社會道德，不得不背地裡去幹偷偷摸摸的事；青年男女之間很少有無拘無束、真誠的關係——按照自然法則，它恰恰意味着青春的幸福和歡樂。在那一代青年人中間，誰也記不得在他和女人的最初接觸中有多少值得他懷着真正出自肺腑的喜悅留戀的插曲。因為除了那種迫使他們不得不始終小心謹慎和藏藏掖掖的社會壓力之外，當時還有另一種給心靈蒙上陰影的因素，即使是在最充滿深情的時刻也擺脫不掉這種陰影，即害怕傳染上性病。在這一點上，當時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相比，也要吃虧得多。因為不要忘記性傳染病在四十年前流行的程度要比今天嚴重一百倍，而更主要的是，要比今天危險和可怕一百倍。這是由於當時的醫院對性傳染病實際上是束手無策，沒有像今天這樣一種又快又乾脆的科學治療方法。今天，性傳染病已不當一回事。中小型大學的校醫院用保爾·埃裡希①的療法常常只需幾個星期就把性傳染病治癒了，以致一個教授無法給他的大學生們看一種剛傳染上梅毒的初期病症。但在當時，根據軍方和大城市的統計，十個年輕人中至少有一兩個成為性傳染病的犧牲品而喪命，因此不斷有人提醒青年人要注意這種危險，當你在維也納沿街行走時，每隔六七家門面，就會看到這樣的招牌：“皮膚病和性病專科醫師”。再說，不光是害怕傳染上性病，更令人害怕的是當時那種望而生畏和有失人格尊嚴的治療方法；今天世界上的人已不再知道那種治療方法了：一個傳染上梅毒的患者得把整個身體讓人用水銀塗上好幾個星期；其副作用則是牙齒脫落、身體其他各部位受到損害。一個偶然沾上了這種惡疾的不幸犧牲者感到不僅自己的心靈而且身體也大大受到法污。再則，縱然經過這樣可怕的治療之後，患者也不能一輩子肯定，可怕的病毒是否就不會從包囊中隨時復發，以致由於脊椎麻痹而全身癱瘓，前額後面的大腦軟化。所以，當時有許多年輕人一旦發現自己被診斷患有梅毒，就立刻拿起手槍自殺是毫不奇怪的，因為他們認為，讓自己和自己的近親被人懷疑患有不治之症而討嫌，在感情上是無法忍受的。不僅如此，一種始終只能在暗地裡過的性生活還會帶來其他種種憂慮。當我今天細細回憶過去時，我几乎不知道在我青年時代的同伴中有哪一個不是帶著蒼白的面容和惘然若失的目光突然而來的，其中有一個是因為得了梅毒，或者說他怕自己已經得了梅毒；第二個是因為要讓女方墮胎而受到敲榨勒索；第三個是想背着家裡去治病，但又沒有錢，第四個是因為他不知道該如何為了一個女招待推給他的孩子支付贍養費；第五個是因為他的錢包在一家妓院裡被竊但又不敢去告發。總而言之，在那個假道德的時代，青年們的生活比那些御用文人所寫的小說和戲劇要戲劇性得多，另一方面也要不乾不淨得多，緊張得多，同時也令人沮喪得多。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家裡，就青年人的性愛而言，几乎談不上有什麼自由和幸福；而那種性愛卻是他們的年齡所決定的。

①保爾·埃裡希（paul Ehrlic ，一八五四—一九一五），德國著名醫生和化學家，由於發明治療梅毒的藥品“六○六”而聞名于世。

這一切之所以必須在一幅忠實反映時代風貌的畫面中反覆強調，是因為當我今天和第一次大戰後的年輕人聊天時，我几乎經常不得不強迫他們相信，我們當時的青年人和他們這一代青年人相比，根本不能說是幸運的。當然，從公民的意義上講，我們比今大的一代青年享有更多的自由。今天的一代青年得被迫去服兵役、服勞役，目的無非是為了讓許多國家的群眾服從某種意識形態，而主要是聽憑那種愚蠢的世界政治的專橫擺佈。而我們當時卻能不受干擾地獻身于自己的藝術和各種精神愛好，使私生活更加個性化。我們生活得更富有世界主義，全世界都向我們開放。我們不需要護照和通行證就能到處旅行，想上哪裡就上哪裡。沒有人檢查我們的思想、出身、種族和宗教信仰。我絲毫不否認，我們事實上享有比今天多得多的個人自由。我們不僅熱愛個人自由，而且充分利用這種個人自由。但是正如弗裡德里希·黑貝爾①所說的：“我們一會兒缺酒，一會兒缺酒杯。”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兩全俱美的事是很少有的。當社會風尚給人以自由時，國家卻要去束縛他。當國家給人以自由時，社會風尚卻要想法去奴役他。我們確曾有過較好的生活和見過較多的世面。但是今天的青年生活得更豐富，而且更有意識地在度過自己的青春時代。今天的年輕人，從自己的中學、大學走出來時，總是昂着頭，帶著愉快的面容，興高采烈，小伙子和姑娘們能相處在一起，在學習中結成自由的無憂無慮的友誼，而沒有虛假的羞澀靦腆。他們一起運動、一起遊戲、一起滑雪，象古希臘羅馬時代似的在游泳池裡自由自在地比賽，男女兩人乘着小轎車穿過田野，他們像兄弟姐妹似的過着各種各樣健康而又無憂無慮的生活，沒有任何內在和外界的壓力，每當我看到這種情景時，我總覺得，我們和他們之間不是相隔四十年而是一千年；當時我們為了表達愛情和接受愛情，總得找個隱蔽的角落。我非常高興地看到，有利於青年一代的社會風尚的變革有多麼巨大！他們在愛情和生活方面重又得到了那麼多的自由！並且在這種新自由中身心都變得非常健康！我覺得，自從允許婦女們舉止風度可以自由隨便以來，她們漂亮多了，走起路來挺胸直腰，眼睛顯得更加有神，談話也不再那樣裝腔作勢。這新的一代青年擺脫了父母、姑姨和教師們的監督，早已不知道那些曾妨礙我們發展的各種阻力、畏懼和緊張情緒。他們平時除了對自己和對良心負責以外，無需向任何人彙報自己的所作所為，這是他們所具有的另一種自信心。他們再也不知道我們當年為了幹一件男女之間違禁的事而必須採取拐彎抹角和偷愉摸摸的伎倆，他們理直氣壯地認為幹那種違禁之事乃是他們的權利。他們熱情洋溢、生氣勃勃、以那種和他們年齡相當的漫不經心和無憂無慮態度，幸福地享受着青春年華。不過我覺得，這種幸福之中的最大幸福，是他們不必在別人面前撒謊，而是可以把自己的自然感情和慾望誠實地披露，不必自欺欺人。今天的年輕人可以一輩子無憂無慮地生活，心中沒有我們當年青年人畏俱的各種精神壓力。由於認識到男女相愛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們當年在愛情中覺得特別珍惜和誘人的那擋子事，他們可能覺得無所謂；在他們身上沒有那種羞澀和靦腆的神秘阻力，沒有那種合情脈脈之中的多愁善感，他們甚至根本不會料到，正是那種對忌諱之事所抱的恐懼才神秘地增加了享樂的趣味。但是我覺得，所有這一切和下面這樣一種拯救人的轉變相比較，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今天的青年沒有那種戰戰兢兢和沮喪消沉的情緒，而是充分享有我們當年不曾有的東西：無拘無束的感情和自信。

①弗裡德里希·黑貝爾（Friedrich Hebbel，一八一三——一八六三），著名德語作家。

人生大學

盼望已久的時刻終於來到了——令人厭煩的中學生活在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年結束。我們勉勉強強通過了畢業考試——因為我們對於數學、物理以及那些經院式的煩瑣課程又究竟知道些什麼呢·可校長卻為此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向我們這群身穿莊重黑禮服的畢業生表示他的祝賀，說我們現在已長大成人，今後應兢兢業業為祖國增光。隨着畢業，同學之間長達八年之久的友誼也就煙消雲散了。從那以後我只再度相逢過少數幾個在中學時代風雨同舟的夥伴。我們大多數人進了大學。那些不得不尋找職業和工作的人只好用羡慕的目光看我們。

因為在那已經消逝的時代，奧地利的大學還有着一種具有浪漫色彩的特殊榮耀，當上一名大學生，就會享有某些特權，從而使年紀輕輕的大學生們覺得自己要比他們所有的同齡人都優越得多。對於這種古老的離奇現象，在德語國家之外大概是很少有人瞭解的，因此需要對這種離奇現象的荒誕性似不合時宜性作一番解釋。我們奧地利的大學大多創建於中世紀，在那個時候從事學術生涯，是被視為一種不同尋常的事。為了吸引年輕人上大學，就得給他們一定的特權。中世紀的大學生是不受一般法庭制裁的，警察也不能到大學裡來搜捕人或找麻煩。大學生穿的是特製的服裝。他們有權與人決鬥而不受懲罰。人們承認他們是一個有着自己習俗或者說惡習的幫派。後來隨着時間的流逝和社會生活的逐漸民主化，當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其他種種幫派和行會日趨式微而解體時，那些受過大學教育的學者們也早已在全歐失去了這種特權地位。然而唯有德國和這個操德語的奧地利，等級觀念依然一直凌駕於民主之上。大學生們頑固地抱著這些早已失去任何意義的特權不放，甚至還想把特權擴大，使之形成一種大學生們的特殊慣例。一個操德語的大學生覺得自己除了享有公民的和一般的榮譽之外，首先應該享有一種大學生的特殊“榮譽”。因此，要是誰侮辱了他，誰就必須答應“決鬥”。也就是說，非用武器決一雌雄不可，如果那人證明自己也“有權進行決鬥”的話。所謂“有權進行決鬥”，根據這種自鳴得意的說法本身，顯然不是指某個商人或者某個銀行家，而是指只有受過大學教育和有學位的人或者軍官才能享有這種和一個嘴上無毛的愚蠢年輕人進行擊劍的特殊“榮譽”，這種“榮譽”在幾百萬人中間也難得有第二個人能享受。而另一方面，他之所以不得不“證明”自己具有這種男子漢氣概，也無非是為了標榜啟己是一個“真正”的大學生，也就是說，他要儘可能多地參加決鬥，甚至要在臉上留下這種英雄行為的真正標記——“劍刺的傷疤”，讓人看得一目瞭然，光滑的面頰、一個沒有傷痕的鼻子，和一個真正的日耳曼大學生的身分是不相稱的。所以，屬於某個大學生聯誼會的大學生，即那些衣帽上佩帶有色標記的大學生，必須經常去尋找新的“對手”，為此他們有時互相挑戰，有時向其他一些安分守己的大學生或者軍官們不斷尋釁。每一個新來的大學生都要在這種“聯誼會”的擊劍場上如法炮製地學會這種光榮的主要活動形式。此外，他還要信守團體的各種慣例。每一個新來者被稱之為“一年級新生”，由聯誼會的某一個師兄幫帶，他得像奴隷似的聽從這位師兄。而這位師兄則要教會他去適應那種高貴的“品嚐”藝術：點滴不剩地一口氣喝盡一大杯啤酒，一直喝到嘔吐為止，從而十分光彩地證明自己不是一個“懦夫”。有時候他們聚集在一起，大吼大叫地高唱大學生歌曲，或者在夜間成群結隊喧囂着穿過街道，嘲弄警察。而所有這一切，都被認為是“男子漢氣概”，“大學生風度”，“德意志氣派”。每當星期六聯誼會的大學生們戴着五顏六色的帽子和袖章，揮舞着旗幟出去“閒逛”時，這些頭腦簡單、對自己的行為盲目引為驕傲的年輕人似乎覺得他們就是青春精神的真正代表。他們蔑視那些對這種大學生的文明和德意志的男子氣概一竅不通的“庶民”。

對一個剛從外省來的中學生———個初到維也納、未經世面的小青年來說，這種充滿活力而又“愉快的大學生時代”顯然是一切浪漫色彩的化身。甚至那些已住在自己村子裡、上了年紀的公證人和醫生們，也還會數十年如一日地懷着興奮的神情仰望着交叉地掛在屋子裡的劍和彩色袖章。他們驕傲地把自己臉上的劍擊傷痕當作“受過高等教育”的標誌。而在我們看來，這種頭腦簡單而又殘忍的舉動是令人厭惡的，所以，當我們遇到一個帶有這類標誌的貨色時，我們就會明智地退避三舍。因為對我們這些把個人自由視為至高無上的人來說，這種嗜好侵略和挑釁的本性顯然是德意志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險的東西。況且我們也知道在這種矯揉造作、生硬刻板的浪漫行為背後包藏着精心算計過的各種實際目的。因為一個大學生一旦成為一個“好鬥”的大學生聯誼會的成員，就能保證他得到這個組織的“元老們”的提攜，使他日後得到高官厚祿，飛黃騰達。對在波恩的“普魯士人”來說，這是進入德國外交界的唯一可靠途徑；對奧地利的大學生來說，參加信奉天主教的大學生聯誼會，則是在執政的基督教社會黨中謀求肥缺的途徑。所以，那些絶大多數的“英雄們”心裡都十分明白：他們的有色袖章將來會替他們補償在大學的緊張學習中所耽誤的一切。額角上的幾道劍擊傷痕在接受任命時將會比額角後面裝的知識更起作用。不過，單是那副軍國主義黨徒的粗暴神氣，那種帶著傷疤而無事尋釁的面孔，就已經使我在跨進大學的教室時興味索然。那些真正有求知慾的大學生們也都是儘量規避這一幫可悲的英雄們。他們去學校圖書館時寧願走那不引人注目的後門，而不願穿過大講堂，為的是不願碰見這一幫傢伙。

我應該上大學，這是經全家商量早已決定了的事。但究竟學哪種專業·父母讓我自己選擇。哥哥已進入父親的企業。因此，對於第二個兒子的事似乎也不那麼迫切了。只是為了家庭的榮耀，最後非要弄到博士學位不可。至于專業麼，哪一種都行。奇怪的是，我對自己學哪一種專業也無所謂。對我這個早已把心獻給了文學的人來說，哪一種專業都不會引起我的興趣。我甚至在心底里不相信任何一所學院——這種不信任的情緒至今仍未消除。我認為好的書籍勝過最好的大學，這個埃默森①的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以我至今仍然堅信：儘管一個人沒有上過大學，甚至沒有讀過中學，但他仍然可以成為一名傑出的哲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法學家或其他什麼家。我在實際生活中曾發現過無數這樣的事實：一個舊書店的店員對於書的瞭解常常勝過有關的教授：一些經營藝術品的商人總是比研究藝術的學者更懂藝術；各種領域裡的大部分重要建議和發現，通常是由外行人提出來的所以我覺得那些大學課程對於智育的普遍提高是有實際意義的、是可行的和有所裨益的。而對那些具有創造性的個人則是多餘的，甚至還可能對他們起到阻礙作用。尤其是一所象我們維也納大學這樣有六七千大學生的大學，人滿為患，教師與學生之間那種有益的個人接觸從一開始就受到妨礙，而且曲于過于因襲舊的傳統而遠遠落後於時代。在這樣一所大學裡，我看不出有哪個教授的學科會對我具有魅力。因此，讓我自己選擇的範圍也就並不存在。應該倒過來說，不是哪個專業深深吸引了我，而是哪個專業最不使我頭痛，能在我自己的特殊愛好方面給予最大限度的時間和自由。於是我最後決定選擇哲學專業，或者按照我們舊的概念範疇，不妨說我選擇了“嚴密的”哲學。然而這實在不是出自內心的愛好，因為我的純抽象思維能力實在很差。我的思想無一不是從具體的對象、事件和人物形象發展而來。一切純理論和形而上學的東西，我是學不會的。但是哲學中那種純物質的領域則畢竟極為有限，因此去聽這種“嚴密”的哲學課程或參加討論倒是最容易混過去。唯一必須做的事，就是在第八學期末交一篇論文和參加唯一的一次考試。所以我從一開始就把時間都安排好了：在前三年對大學的學習不聞不問！然後在最後一年全力以赴去摳講義，草草對付一篇論文了事！這樣，大學也就給了我想要從它那裡得到的唯一東西：在我一生中有幾年自由支配的時間和去研究文學藝術——人生大學。

當我現在回顧自己一生的時候，像我剛上大學時的那種上學而又不上課的幸福時刻是為數不多的。我當時還年輕，因而還沒有那種責任感和事業心。總的說來，我是比較自由的。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是屬於我的。我可以讀書、寫作、一切隨自己安排，無需向任何人盡責。晴朗的地平線上尚未出現大學考試的陰雲，因為三年時間在一個十九歲的青年看來，是多麼漫長！多麼充裕！在這三年中可以得到多少意外的快樂和收穫！

我開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詩作進行一次毫不惋惜的篩選（用我的話來說），編成一本集子。我今日仍不愧於承認：對我這樣一個剛剛中學畢業的十九歲的中學生來說，鉛字的油墨氣味是世界上最好聞的氣味，比設拉子①的玫瑰油還要香。不管哪一家報紙，只要發表了我的一首詩，都會自然而然地使我那脆弱的神智得到新的振奮。難道我現在不正該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出版一本詩集嗎？那些比我自己還要充滿信心的同學們的鼓勵終於促使我下了決心。我冒昧地直接將詩稿寄給舒斯特爾·勒夫勒出版社，它是當時出版德語詩歌的一家有聲望的出版社，是李林克隆、戴默爾、比爾鮑姆蒙貝爾特等整整一代詩人的出版者，同時也出版里爾克和霍夫曼斯塔爾等人的嶄新的德語抒情詩。不久，那些令人難忘的幸福時刻就接踵而來——這種幸福時刻在一個作家獲得輝煌成就之後的一生中是不會再體味到的。一封蓋着出版社印章的信送來了——這是奇蹟和吉兆！我激動地把它拿在手中，沒有勇氣把它啟封。而當我讀到出版社已決定出版我的書並提出要保留出版我今後著作的優先權的那一瞬間時，我簡直連氣都透不過來！一包第一校的印樣寄來了，我懷着無比興奮的心情拆開郵包，看著那排印的鉛字、版式和書的毛本。幾周之後，第一批樣書寄來了。我不知疲倦地察看著、撫摸着、比較着，一遍又一遍！隨後就像孩子似的到幾家書店去轉悠，看看裡面有沒有自己的書，是擺在書店中央呢，還是擺在角落裡。以後的事麼，就是期待從各方寄來的信，期待最初的評論，期待從某個不相識的人、某個料想不到的人那裡獲得最初的反應———個年輕人當他第一部著作面世時，都會有這種我曾暗暗羡慕過的緊張、激動和興奮的心情。不過，我的這種陶醉只不過是對最初時刻的迷戀，而絶非自滿。我以後不僅沒有再重印我的《銀弦集》（這是我那已一去不復返的處女之作的書名），而且也不讓其中任何一首詩選入我的《詩集》，這一簡單事實足以證明我對自己的最初詩作很快就有了不同看法。那些詩句不是出於自己的親身體驗，而是一些不確定的預感和無意識的模仿，只是一種語言上的激情。誠然，為了引起同行們的注意，這些詩篇表現了某種音樂美和形式美，因而我不能抱怨說我沒有受到足夠的鼓舞。當年著名的抒情詩人李林克隆和戴默爾象，同行似的衷心讚譽我這個年僅十九歲的年輕人。我十分崇拜的里爾克把他的新詩集的單行本寄給我，作為對我那本“如此美好的書”的回贈。以後我還把里爾克的書當作我青年時代最珍貴的紀念品從奧地利的廢墟中搶救出來帶到英國（它今天又在哪裡呢？）。儘管我最後心裡有點陰沉，覺得里爾克贈給我的這第一件禮物——也是我收到的許多禮物中的第一件——已有四十年了，而且那熟悉的字句已是來自冥府的問候。不過，最使我驚喜不已的是馬克斯·雷格爾——這位除了裡夏德·施特勞斯之外當時在世的最偉大的作曲家來徵求我的同意，允許他能從我的詩集中選出六首譜成歌曲。後來我就經常在音樂會上聽到自己的這首或那首詩———些被我自己早已忘卻和捨棄了的詩句卻由於一位大師的這種兄弟藝術而流傳下來。

①設拉子，伊門西南部城市，法爾斯省首府，以盛產玫瑰花著稱。

這些出乎意外的讚許儘管也帶著坦率友好的批評，但它們畢竟及時產生了作用，使我有勇氣採取由於自己信心不足而從來未採取過的或者說至少是沒有及時採取的步驟。早在中學時代我除了發表一些詩歌以外還在《現代》文學雜誌上發表過一些短篇小說和評論。但我卻從來不敢向一家影響極廣的大報投稿。其實，在維也納也只有一家大報，那就是《新自由報》。這家報紙格調高，無論它的文化情趣還是政治聲望，都對整個奧匈帝國有所影響，就像英語世界中的《泰晤士報》和法語世界中的《時代報》一樣。而在德意志帝國境內的德文報紙，沒有一家曾為達到如此卓越的文化水準而進行過不懈的努力。《新自由報》的發行人莫里茨·貝內狄克特是一個具有非凡組織才能和孜孜不倦的人，他為使自己的報紙能在文學和文化方面超過所有的德文報紙而竭盡全力。當他崇拜某一位著名作家時，就會不惜代價，接連給他發去十封甚至二十封電報，並且預支每一筆稿酬，聖誕節和新年的節日版都增加文學副刊，刊登當時最著名的文學家的全部著作的目錄。阿納多爾·法朗士、蓋爾哈特·霍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肖伯納就會值此機會在這家報紙上聚會。這家報紙為指導全市乃至全國的文學事業作出過不可估量的貢獻。不言而喻，這家報紙的世界觀是“進步的”和自由主義的，它的態度是有節制和謹慎的，在代表古老的奧地利的高度文化水平方面堪稱表率。

在這座“進步”的殿堂裡更有一席特別神聖之地——即所謂“副刊”。像巴黎有名的日報《時代報》和《論壇報》一樣，副刊和那些瞬息即變的政治消息和日常新聞有“明顯的”不同，它只登載有關詩歌、戲劇、音樂和藝術方面的最精闢和最優秀的文章。而且只有那些早有定評的權威人士才能在副刊上有發言權。只有當一個作者具有透徹的判斷力、多年的經驗、嫻熟的文筆，並經過幾年試用之後才能到這種神聖之地來擔任副刊的主編。就象聖伯夫①以他的《月曜日》文學評論成為巴黎的絶對權威一樣，雜技大師路德維希·斯派達爾和愛德華·漢斯利克是《新自由報》副刊上戲劇和音樂方面的權威。他們倆人的贊成或反對決定着一部作品、一齣戲劇、一本書在維也納能否獲得成功，從而也常常決定着一個人的命運。副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當時知識界的每日話題。他們討論、評議、讚賞或者持敵對態度。倘若在那些早已受人尊敬的“副刊作者”中間突然冒出一個新名字，那就簡直象發生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年輕一代的作者當中，唯有霍夫曼斯培爾曾以他的幾篇優美文章偶爾在那裡占上一角，而其他的年輕作者就必須有自知之明，把自己的文章拿到文學刊物上去發表。誰能在《新自由報》的頭版上寫文章，那就等於為自己的名字在維也納樹立了大理石豐碑。

①夏爾·奧古斯坦·聖伯夫（Charles Augnstin Sainte-Beuve ），法國文學評論家，以文學評論集《月曜日漫談》和《新月曜日》著稱。

在我父輩們的眼裡，《新自由報》簡直就懸一位聖賢，而我競把一首小詩投給該報，我今天已不明白當時怎麼會有這種勇氣。不過，我最終遇到的卻不是簡單的拒絶。該報的副刊編輯一周只有一天對外接待時間，而且是在下午二點至三點的一小時之內。他要依次接待那些固定的著名撰稿人，只有極少的時間用來處理一個局外人的投稿。我順着旋轉式的小小鐵扶梯走到他的辦公室時，心怦怦地跳着。我請人進去通報，幾分鐘之後侍役回來，說副刊編輯先生有請，於是我走進那間又擠又窄的房間。

《新自由報》的副刊編輯名叫特奧多爾·赫爾茨爾。他是我有生以來見到的第一個應當享有世界歷史地位的人物。雖然他本人並不知道，他這樣一個人在猶太族人民的命運和我們時代的歷史中發生過何等重大的轉折作用。在那個時候，他的態度還是矛盾和曖昧的。他曾以寫詩開始自己的文學生涯，然而很快就顯露出一個報人的傑出天才，他先出任駐巴黎的記者，以後才成為《新自由報》的副刊編輯——維也納讀者最喜愛的人物。他的文章富於敏鋭和常常是明智的觀察力，筆調優美，高雅而嫵媚，無論是輕鬆的還是批判性的文章均不失大家氣度。就我記憶所及，在記者們所寫的文章中，他的文章是最有文化修養的，能使我們這座城市裡的善於挑剔的人們為之傾倒。他也曾有一齣戲劇在城堡劇院演出過，並獲得成功，從而使他成為一位名人，被青年們所崇拜，為父輩們所尊敬，一直到那發生意外的一天。命運總是知道怎樣把它所需要的人去找來以完成自己神秘的日的，儘管這個人想在命運面前躲藏起來。

特奧多爾·赫爾茨爾曾在巴黎目睹過一樁令他內心震撼的事，這也是使他一生發生變化的許多時刻之一：他作為一名記者列席了公開貶黜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①的經過，他看到人們如何將德雷福斯的肩章撕下，儘管這個臉色蒼白的人大聲叫喊着：“我沒有罪！”在那一瞬間，赫爾茨爾內心深深知道德雷福斯確實是無罪的，他之所以蒙受那可怕的叛變嫌疑，僅僅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正直、見義勇為的特奧多爾·赫爾茨爾早在上大學時就為猶太人的命運而憂慮。甚至那種先知的本能使他早就預感到猶太民族的整個悲慘命運，雖然在當時好像還沒有發生什麼嚴重的事。由於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天生的領袖，自己的思想和世界知識極其豐富，一點都不比他那一副堂堂的儀表差，所以他在上大學時就提出過一個徹底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幻想計劃，甚至要通過自願的集體洗禮把猶太教和基督教統一起來，他總是沉醉于戲劇性的想象，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將領着成千上萬的奧地利猶太人走向斯特凡大教堂，用象徵性的舉動作出榜樣，一勞永逸地從歧視和仇恨的厄運中拯救出這個被驅趕和沒有祖國的民族。然而，他不久就認識到這項計劃是無法實現的。經過幾年工作之後，他終於不再去注意這個他自認為是他畢生責無旁貸要“解決”的問題。而現在，當德雷福斯受到貶黜的時刻，他想到自己的民族將要永遠受到歧視，心就像刀割一般。他想，如果種族隔離是不可避免的話，那就徹底隔離！如果我們命該遭到凌辱，那就驕傲地迎上去！如果我們因沒有祖國蒙受苦難，那我們就該自己建立一個祖國！於是他出版了《猶太國》這本小冊子。他在小冊子裡宣告：無論是寄希望于同化，還是一味的忍讓，對猶人民族來說都是行不通的，必須在自己的故鄉——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新國家。

①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一八五九——一九三五），法國軍官，出身干猶太中產階級，1894年任法軍總參謀部大尉，由於所謂把軍事秘密出賣給德國而被控，史稱“德雷福斯事件”，這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政府為擺脫內政危機而蓄意製造的一起排猶陰謀。

當這本劍拔彎張的薄薄的小冊子問世時，我還正在上中學，不過我仍能清楚記得它在維也納猶太人的資產階級圈子裡所引起的普遍震驚和惱怒。他們不快他說：這一個如此能幹、又有風趣、具有文化修養的作家想要幹什麼？他為什麼要寫出這樣的蠢話？幹這樣的蠢事？我們幹嗎到巴勒斯坦去？我們的語言是德語，而不是希伯來語，我們的祖國是美麗的奧地利！在仁慈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領導之下我們不是生活得蠻好嗎？我們不是生活得挺體面，地位挺可靠嗎？難道我們不是這個國家的享有平等權利的公民嗎？難道我們不是這個可愛的維也納的世代居住和忠實的市民嗎？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再過幾十年所有偏見都要消除的進步時代嗎？為什麼這個自稱是猶太人而且想幫助猶太教的人要把證據白白送給我們最凶惡的敵人呢？現在，每天每日都在把我們和德意志世界聯繫得更加緊密，融為一體，而他，為什麼要想把我們和這個世界隔開呢？於是猶太教的傳教士激動得離開了佈道壇：《新自由報》的領導人絶對禁止在他的“進步的”報紙上說起猶太復國主義這個詞。維也納文學界的忒耳西忒斯①、竭盡惡毒諷刺之能事的卡爾·克勞斯還寫了一本名為《錫安山上的國王》②的小冊子。所以當特奧多爾·赫爾茨爾有一次走進劇院時，全劇院的觀眾都發出喃喃低語的諷刺聲：“陛下駕到！”

起初，赫爾茨爾覺得可能是自己被人誤解了。他多年來一直受到維也納人的愛戴，因而認為維也納是他最安全的地方，維也納人怎麼會拋棄他，甚至嘲笑他呢。可是回報他的竟是如此憤怒和激昂的聲音，這種突然的變化簡直把他嚇壞了。他無非是寫了幾十頁的文字，卻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巨大、遠遠超出他意料之外的反響。而且這種反響不是來自那些在西方過着舒適安逸生活的猶太資產階級，而是來自東方的廣大群眾，來自加里西亞、波蘭和俄國的猶太無產階級。赫爾茨爾沒有料到，他用自己那本小冊子重新激起了流落異國的所有猶太人的那種快要熄滅的熱烈嚮往，實現在舊約中已談了千年之久的彌賽亞③的復國的夢想——這既是希望，也是宗教信仰，它是使那些被踐踏、被奴役的千百萬人覺得人生尚有意義的唯一寄託。在人類兩千年的歷史中，一個先知或者一個騙子的話都可能使一個民族的所有人心激奮起來，但卻從來沒有像這一次的聲勢浩大、會有如此咆哮般的反響。孤零零的一個人用他寫的幾十頁的文字把一盤散沙似的、爭吵不休的群眾團結起來了。

①忒耳西忒斯（Thersites ），荷馬史詩中的人物，希臘軍中最醜陋者，多言而好鬥，後為阿喀琉斯所殺。常暗喻尖酸刻薄者。

②錫安山（Zion），因位於耶路撒冷，轉喻為耶路撒冷城。

③彌賽亞，猶太人期望中的復國救主。

當這種構想尚處在夢幻似的沒有確定形式的最初時刻，肯定也是赫爾茨爾短暫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然而，一旦當他開始在現實生活中確定目標、積聚各種力量時，他就會立刻發現他的這種猶太民族在各族人民和各種命運中間顯得多麼不協調。這裡的猶太人信教，那裡的猶太人不信教；這裡的猶太人奉行社會主義，那裡的猶太人奉行資本主義。他們用各種語言互相爭吵着，都不願意有一個統一的權威。當一九○一年我第一次見到赫爾茨爾時，他正處在這種鬥爭中間，也許還包括着他同自己的鬥爭。他還沒有足夠的勇氣為了自己事業的成功而放棄這個維持自己生活和贍養家庭的職位。他還必須把精力分散在小小的記者生涯上，這項任務是他真正的生活。這就是當時接待我的那個副刊編輯特奧多爾·赫爾茨爾。

特奧多爾·赫爾茨爾站起身來向我問候，我不禁發現，“錫安山上的國王”這個含有諷刺意味的譯名還真說得有點道理。他那寬大的高高前額、面部線條清楚，黑得几乎發青的教士式的鬍鬚、深褐色的憂鬱眼睛，真有一副國王的神氣。他那有點戲劇性的誇張舉止一點兒都不顯得做作，因為他那副至高無上的威嚴神氣使得他的這種舉止顯得十分自然，不需要利用這種特殊場合在我面前故意擺出一副威嚴的架子。在這間狹窄得可憐、只有一扇窗戶的編輯部小房間裡擺着一張堆滿了紙張的舊寫字檯，他就在這張寫字檯後面辦公，好似一個貝督因人①的部落酋長。他身穿一件飄動着的貝督因人的白色無袖外套，穿得是那樣自然，就好象穿著自己那件按照巴黎式樣精心裁剪的燕尾服。在他有意識地作了稍稍間歇之後——正如我以後經常看到的那樣，他喜歡這種短暫的間歇所產生的小小效果，這大概是他在城堡劇院裡學來的——用那倨傲然而卻又十分友善的神情向我伸出手來。他一面指着身邊那把軟椅示意我坐下，一面問道：“我覺得我在什麼地方聽到過或者看到過您的名字。您寫過詩，對嗎·”我不得不點頭承認。於是他向後背一靠，說道：“那麼您給我帶來的是什麼大作？”

①貝督因人，在阿拉伯半島和北非沙漠地區從事遊牧的民族。

我說我很願意讓他看看我寫的一篇小散文。接着我便把手稿遞給他。他看了一下封頁，從第一頁一直翻到最後一頁，為的是要估計一下有多少篇幅。然後又把身子靠在軟椅背上，似乎比剛纔陷得更深了。使我感到驚奇的是，他已在開始閲讀我的手稿（因為我事先並未預料他會這樣）。他看得很慢，總是一頁一頁地往下翻，而不抬頭向上看一眼。當他閲完最後一頁之後，緩慢地把手稿疊好，細心地將它放進一個檔案袋，並用藍鉛筆在上面作了一個記號，卻始終沒有看我一眼。當他用這些神秘莫測的動作把我置於長時間的緊張狀態之後，他才用那深沉的目光望着我，故意用緩慢的、鄭重其事的語氣說：“我很高興能告訴您，《新自由報》的副刊將發表您的這篇漂亮散文。”那種氣氛簡直就像拿破崙在戰場上把一枚十字勛章佩戴在一個年輕的中士胸前一樣。

看起來，這好象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可是只有那個時代的維也納人才會懂得，他的這種提攜意味着一個人將從此平步青雲。我這個年僅十九歲的青年將會在一夜之間躋身于名流之列。特奧多爾·赫爾茨爾從這初次見面的時候趁就一直對我多加關照，同時他自己也利用這個與我相識的偶然機會立刻寫了一篇文章，告誡人們不要以為維也納的藝術已趨袁微。恰恰相反，在維也納，除了霍夫曼斯塔爾之外，現在還有一大批年輕的天才呢，他們當中將會出現佼佼者，這時他首先提到了我的名字。象特奧多爾·赫爾茨爾這樣著名的人物率先為我能獲得令人矚目因而也是責任重大的社會地位製造輿論，這使我感到莫大的榮幸。然而我卻沒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參加甚至共同領導他的猶太復國運動，因為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更為困難的決定——看起來，好像我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但是我確實不願和他貼在一起。主要是赫爾茨爾自己黨內的同志對他那種不尊的態度使我和他疏遠開來——那種不尊的態度今天是很難想象的。他在東方的同志責備他根本不懂猶太精神，且至連猶太人的風尚習俗都一竅不通。那些國民經濟學家說他只不過是一個副刊編輯。每個人都有自己反對他的理由，而且採用的方式也不都是十分禮貌的。我知道，當時那些完全獻身於他的事業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曾使他感到欣慰，然而那些人卻亟需教育。那個小圈子裡的爭論不休、敵對好斗的精神以及缺乏真誠、端正的組織關係使我疏遠了他的猶太復國運動，我以前出於好奇心接近過這個運動，那僅似是為了赫爾茨爾的緣故。當我們有一次談論到這個話題時，我公開承認我對他的隊伍中缺乏紀律性感到不滿。他苦笑着對我說：“請您不要忘記，我們幾個世紀以來對兒戲似地討論問題、對思想意識的無休止爭吵已習以為常了。在兩千年來的歷史中，我們猶太人實際上根本沒有為世界創造真正的東西，我們不得不現在才學習那種必要的獻身精神，而我自己至今也尚未學會這種獻身精神，因為我畢竟還要不斷地給副刊寫文章，畢竟還是《新自由報》的副刊編輯，我的職責是只能在報紙上宣揚一種思想，而不能散佈其他的想法。不過，我正處于改變自己這種現狀的過程之中，我自己要先學習完全的獻身精神，這樣，或許其他人也就跟着一起學了。”我至今仍清楚記得，他的這席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我們大家當時都不明白，為什麼赫爾茨爾久久不能下決心放棄他在《新自由報》的職位。我們都以為是為了家庭的緣故，但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他後來甚至為了自己的事業犧牲了私人財產，不過，世界上的人只是到了很晚很晚才知道這些情況。當時那一席談話，還有他的許多日記都表明，陷于內心矛盾中的他，心情是多麼痛苦。

從那以後我曾見過他多次，不過，在所有的相遇之中只有一次會面是值得回憶和難以忘懷的，也許因為那是最後一次見面的緣故吧。我從國外回來——我在國外時和維也納只有通信聯繫——有一天，我終於在市公園遇見了他。他顯然是從編輯部來，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着，不再象從前那種飛快的步伐。我禮貌地向他問了日安，想匆匆走過。但是他卻迅速向我迎來，一邊伸出手，說道：“您為什麼老躲着我？這根本不必要！“他說我能這樣經常到國外去很好。”這是我們唯一的辦法！我所知道的一切也都是在國外學到的。一個人只有到了國外才能自由思考問題。我相信，我在這裡永遠不會有勇氣產生建立猶太國的構想。縱然有這種設想，也早被他們毀于萌芽狀態之中。好在這種構想是從國外帶來的，一切都在國外想好了，他們也就無可奈何了。“接着他懊喪地抱怨起維也納來，他說他在本地受到的阻力最大，阻力並非來自國外。尤其是從東方，現在又從美國，得到的都是促進力量，不過他對自己的事業已感到十分厭倦了。他說：“總而言之，我的錯誤是動手太晚。維克托·阿德勒在他鬥志最旺盛的年華——三十歲時就已成為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了，還不說歷史上的那些偉大人物。您知道，我為失去的年華，為我未能早早從事自己的使命，思想上是多麼痛苦。如果我現在的健康狀況就像我的意志那樣堅強，那麼一切都好說。可是逝去的年華是再也贖不回來的。“我陪他走了好長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門口，他站在門口，向我伸出手來，說道：”您為什麼從不到我這裡來·您從未到家來看我。只要您事先給我打個電話就行，我現在已抽得出時間！“我答應以後來看望他，但我實際上是下定決心不實踐自己的諾言，因為我愈是愛戴一個人，我就愈珍惜他的時間。

不過儘管如此，我還是到他那兒去過一回，那已是幾個月以後的事了。當時他已病魔纏身，終於突然倒下，所以我到他那裡去，也只能是為了陪他上墳墓。那是七月裡的一天，凡是親身經歷過那一天情景的人都不會忘懷那個不同尋常的日子。因為突然之間到達維也納各車站的每一趟列車，不管白天黑夜，都載有從世界各地來為他送葬的人。他們是來自西方和東方，來自俄國和土耳其的猶太人；他們從各個省份和各個小城市湧到這裡，臉上還帶著聞到噩耗而驚愕的神情。過去人們由於爭吵不休和流言蜚語未曾發現的事，現在卻讓人們感到格外的清楚：此刻在這裡安葬的是一個偉大運動的領袖。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送葬隊伍。維也納驟然發現，去世的不僅僅是一位作家、一位普普通通的詩人，而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而他的思想無論是在一個國家還是在一個民族之中，只有間隔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才顯出是必將獲得勝利的思想。在公墓附近發生了一場騷動，突然之間有許多人在猛然爆發的絶望之中湧向他的靈柩，他們哭嚎着，叫喊着，簡直像山崩地裂一般；一種激烈的、令人銷魂的極度悲哀衝亂了全部秩序。我所見到的那種情景是我參加的葬禮中空前絶後的。有着千百萬人口的整個民族從內心深處迸發出如此巨大的悲痛，我從中第一次感受到這一個孤獨的人以他的思想威力能在世界上引起多麼巨大的激情與希望。

我有幸躋身于《新自由報》副刊作者行列，對我個人來說也有着深遠的意義。因為我從此獲得了家庭對我意想不到的支持。我的雙親對文學本來就不甚關心，也從來沒有自己的判斷。所以在我的父母看來，就像維也納的所有資產階級一樣，《新自由報》讚揚什麼或譴責什麼和不理睬什麼，都是重要的。他們覺得《新自由報》上刊登的文章必然具有最高的權威，因為無論是誰，只要在該報上發表過自己的看法和見解，就會引起人們的尊重。一個每天以崇敬和期待的心情注視着這份最最重要的報紙的家庭，一旦當他們在某一天的清晨難以置信地發現，坐在他們桌旁的這個在學校裡不冒尖、不完全循規蹈矩的十九歲的年輕人所寫的東西居然被當作“無害的”兒戲之作而樂意地採用了（這總要比玩牌或者和輕佻的姑娘們調情要好），在那些著名的和有經驗的人物撰文的地方居然留出一隅讓（迄今在家中並不受到十分重視）的他來發表意見。這時在這樣一個家庭中所引起的反響是可想而知的。

因為即使我能寫出像濟慈、荷爾德林、雪萊那樣最美的詩也不可能使周圍的人對我如此刮目相待；從前，當我走進劇場時，總有人對那個神秘莫測的本亞明①指指點點——他曾以不可思議的方式擠進德高望重的老人行列。現在，由於我經常、几乎是按期在《新自由報》副刊上發表文章，因此我也很快遇到了有成為一名令人尊敬的地方人物的危險。好在我及時擺脫了這種危險：一天上午，我告訴我的父母我下一學期將要到柏林去上大學，這使父母喜出望外。全家的人都尊重我的這一願望，或者確切點說，他們是對《新自由報》崇拜得五體投地，因為我有了這塊金字招牌護身，所以他們也就不好不成全我的意願。

①瓦爾特·本亞明（walter Benjamin ），德國文學理論室，一九二四年接受馬克思主義，對文藝提出了一系列與傳統觀點完全不同的看法，在當時德國的革命文學內部有很大的代表性。

當然，我並沒有想到柏林去上什麼“大學”。我在那裡和在維也納一樣，一個學期只去了兩次大學，一次是為了進行聽課註冊，第二次是為了讓教務人員在聽課證書上簽名蓋章。我在柏林尋求的既不是講座也不是教授，而是一種更徹底的自由。我總覺得在維也納受到環境的限制，和我往來的那些文學界的同行們几乎都和我一樣，來自資產階級的猶太人階層。在這座相互之間瞭解得一清二楚、天地狹小的城市裡，我必然永遠是個“優裕”家庭的少爺，然而我對這個所謂“上流”社會階層卻已十分厭惡，我甚至願意到所謂“劣等”社會階層中去尋求一種無拘無束的生活。我在柏林時，從來不去看大學的課程表，也不知道是誰在講哲學。我只知道這裡的“新”文學要比在我們那裡的“新”文學更繁榮、更充滿活力；我只知道在柏林能遇見戴默爾以及其他年輕一代的詩人，在柏林不斷有新的雜誌出版，新的曲藝場和劇院落成，總而言之，用我們維也納人的話來說，在柏林“總有點兒什麼新鮮事”。

事實上，我是在一個令人極感興趣的歷史時刻到達柏林的。自一八七○年柏林從一個相當一般、完全不富庶的普魯士王國的小小首都成為德意志帝國皇帝的京城以後，這個位於施普雷河畔的不顯眼的地方突然繁華起來，可是文化和藝術方面的領導中心卻還不在柏林。慕尼黑因其本地擁有無數的畫家和詩人，自然是藝術的中心，就音樂而言，是德累斯頓的歌劇佔據着主導地位。而那些諸侯國家的首邑也都各有文化藝術的特長。尤其是維也納，憑藉它數百年的文化傳統。精英薈萃，人才輩出，在文化藝術方面至今還遠遠超過柏林。不過，隨着近幾年德國經濟的迅猛發展，柏林也開始揭開新的一頁。規模巨大的康采恩、資財萬貫的家族紛紛雲集柏林。新的財富和伴隨而來的強大冒險精神，為該地的建築業、劇院的興建開闢了其他德國大城市所沒有的前景。在威廉皇帝的聖諭保護之下，各種博物館開始擴建；劇院找到了像奧托·布粒姆這樣傑出的領導人。恰恰由於柏林缺乏真正的傳統，缺乏幾百年的文化歷史，所以它吸引着青年人來此進行嘗試。因為傳統也往往意味着阻力。受到古老傳統的束縛、把過去的一切偶像化的維也納對青年人以及他們的大膽嘗試總是採取謹慎和觀望的態度。而在柏林卻可以進行新的探索，因為它正想迅速為自己塑造一個有個性的形象。所以，青年人從全國各地，甚至從奧地利，一起湧向柏林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之中那些賦有天才的人自然會在這裡取得成就。維也納人馬克斯·賴因哈德為了謀得一個職位，不得不在維也納耐心地等了二十年，可是在柏林他只用了兩年時間就獲得了職位。

當我到達柏林的那一會兒，恰好是這座城市由一個普通的首都變成世界名城的時期。但是由於偉大的祖先把維也納裝扮得如此美麗，所以按照它的標準來看，柏林給我的第一個印象還是令人失望的。向西方學習市容，關鍵是發展新型建築，而不是發展故意擺闊氣的動物園，然而新型建築在柏林才剛剛開始。構成市中心的還是那兩條建築造型單調、豪華得不得體的弗裡德里希大街和萊比錫大街。象維爾默村、尼克拉湖以及施特格利茨這樣一些郊區，只有乘着有軌電車，慢慢騰騰地才能到達。誰要想去欣賞一下郊外的美麗風光，在那時就象是一次探險旅行。除了那條古老的“菩提樹大街”以外，真正的市中心尚未形成。沒有像我們維也納格拉本大街上的那種“環城遊覽”。由於普魯士古老的節儉精神，柏林全然缺乏那種高雅時髦。婦女們穿著自己裁剪的、毫無風姿的服裝去劇院。不象維也納和巴黎人講究奢侈揮霍，即便錢財告罄。仍然裝得十分闊綽。在柏林處處使人感覺到普魯士國王弗裡德里希二世時代的那種近乎吝嗇的勤儉持家；咖啡是淡而無味的，因為要儘量節約咖啡豆：飯菜不可口，引不起食慾。在我們維也納到處都是音樂歌聲，可是在柏林唯有到處于乾淨淨和有條不紊的秩序。譬如說，我在維也納上大學時租住的那間房間的女房東和柏林的那位女房東截然不同，我覺得這是最典型不過的例子：維也納的女房東是個活潑、愛說話的女人，她並不是把所有的地方都打掃得于乾淨淨，粗心大意，丟三落四，但為人熱心，助人為樂。柏林的女房東倒是無可拾摘，把一切都整理得井井有條。可是當第一個月結賬時，我發現她用乾淨的斜體筆跡把賬目記得一清二楚，她做的每一件小事都要算錢。例如，她為我縫了一個褲子鈕扣要三芬尼；擦掉桌面上的一塊墨跡要二十芬尼；算到最後，一共要六十七芬尼。起初我覺得十分可笑，但是幾天之後我自己也不得不折服于這種令人不快的普魯士的一絲不苟的精神，在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詳細記錄了現金支出帳目。

我來柏林的時候曾帶了不少維也納的朋友們為我寫的介紹信，但是我沒有用過一封。因為我之所以異乎尋常地到柏林來，目的是為擺脫那種資產階級的安逸而又束縛人的環境，能獨立生活，不願再和那個階層的人打交道。我只想結識那些和我的文學情趣相投的人，而且儘可能認識一些令人感興趣的人物，我畢竟沒有自讀那些“浪漫文人”的作品，剛滿二十歲就想體驗一下浪漫文人的生活。

我不必花很長時間就找到了一個放蕩不覊、氣味相投的社交圈子。早在維也納時，我就和柏林的一家有影響的報紙《現代人》——它几乎用譏嘲的口吻自稱是“同仁團體”——合作了。該報的主編是路德維希·雅各傅夫斯基。這位年輕的詩人在他早逝之前不久建立了一個名為“後來者”的社團。社團的名稱對青年一代很有誘惑力。它每週在諾倫多夫廣場旁的一家咖啡館的二樓聚會一次。在這個巴黎“丁香園”式的盛大聚會上，各色各樣的人濟濟一堂，其中有作家、建築師、假冒風雅的半吊子、新聞記者、打扮成工藝美術家和雕刻家的年輕姑娘們、到這裡來提高德語的俄國大學生和滿頭淡黃色金髮的斯堪的那維亞女士，還有來自德國各省的人物：骨骼健壯的威斯特法倫人、憨厚的巴伐利亞人和西里西亞的猶太人。大家濟濟一堂，進行激烈的爭論，不受任何約束。間或也朗誦一些詩和劇本，但對所有的人來說，主要是在這裡彼此結識。令人感動的是，在這些自詡為“浪漫文人”的年輕人中間，還坐著一位象聖誕老人似的鬍鬚灰自的老翁，他受到大家的尊敬和愛戴，因為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詩人，真正的浪漫文人，他就是彼得希勒。這位七十歲的老人眯着他的藍色眼睛，慈祥地望着這一群與眾不同的孩子。他總是穿著一件灰色風衣，用以掩蓋身上那套蟲蛀的西服和非常邋遢的襯衫。每當我們簇擁着他，要他朗誦點什麼時，他總是興緻勃勃地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揉皺了的手稿，朗讀自己作的詩篇。那完全是別具一格的詩，是一個天才抒情詩人的即興作品，只是顯得過于鬆散和過于巧合罷了。這些詩是他在電車上或者在咖啡館裡用鉛筆寫下的，一寫完也就忘卻了，所以當他朗誦時總是費勁地從那張塗塗改改的紙條上辨認自己寫的字。他從未有過什麼錢，卻從不為錢發愁。他一會兒到這家寄宿，一會兒到那家作客。忘卻塵世，淡泊功名，好像使他懂得了一點人生真諦。誰也弄不清楚這個善良的山野樵夫是何時和怎樣來到柏林這座大城市偵，也不知道他到這裡來到底要幹什麼。其實他什麼也不想要，既不想成名，也不想煊赫。他只是想在這裡生活得更加無憂無慮和更加自由自在，這當然是出於他的那種詩人的夢想，我以後還見過像他這樣的另一個人。那些好出風頭的與會者圍在他的四周，大聲暄嘩，高談闊論，而他總是和藹地傾聽著，從不和任何人爭論，有時候舉起酒杯向某人表示友好的問候，但几乎不介入談話，給人這樣一種感覺：好像就在這樣一片喧囂混亂之中，他正在自己昏昏沉沉的頭腦中尋覓詩句，儘管此時此刻根本不可能有詩句產生。

也許是這位淳樸的詩人——他今天即使在德國也几乎已被人們忘卻——所體現的那種真摯、天真感情使我不再介意“後來者”社團所選出的那個理事會。而正是這一位詩人的思想和語言後來決定了無數人的生活方式。我在這裡第一次見到的魯道夫·施泰納，就是繼特奧多爾·赫爾茨爾之後我遇見的又一個命中注定想以充當千百萬人的指路人為己任的人。施泰納是人智學的奠基人，後來他的追隨者為發展他的學說創辦了規模宏大的學校和研究院。可是他本人卻不像赫爾茨爾那樣具有領袖氣質，而更富於魅力。他那雙眼睛好象蘊藏着催眠力，我聽他講話似乎不盯着他看注意力更集中，因為他那副精神矍鑠但卻像苦行僧似的瘦長面孔確實不僅會使婦女們着迷。當時，魯道夫·施泰納還沒有創建自己的學說，他自己只不過是一個探索者和求學者。

有時候他給我們講解歌德的顏色學。歌德的形像在他的講述中愈來愈顯得象浮士德和巴拉塞爾士①，聽施泰納講話，總是那麼引人入勝，因為他學識豐富，尤其是對我們這些僅僅限于文學方面的人來說更是顯得博大精深。聽完他講述或者有時候同他進行私下交談之後，我往往是懷着既興奮又有點陰鬱的心情回家。儘管如此，如果我今天捫心自問：我當時是否已經預感到這個年輕人以後會在哲學和倫理學方面發揮如此大的影響，我不得不慚愧地回答說：沒有。我只期待着他那種探索精神會在自然科學方面獲得巨大成就，如果我聽到他用直觀方法在生物學上有了一個偉大發現，我決不會感到奇怪！只不過當我許多年之後在多納赫看到那座雄偉的歌德大樓——“智慧學校”（這是他的學生捐贈給他的柏拉圖式的“人智學研究院”）時，真有點感到失望，他的影響竟滲透到如此廣泛的現實生活之中，甚：至在有的地方變為老生常談。我不敢對“人智學”妄加評論，因為時至今日我也弄不清楚人智學到底是研究什麼和有什麼意義。我甚至這樣想：人智學之所以有誘惑力，主要不在於這種學說的思想，而在於魯道夫·施泰納這個富有魅力的人物。具有這樣一種吸引力的人物，當他還能以友好的、不以權威自居的態度同年輕人交談時，我就有幸同他相識，這對我來說至少是不可估量的收穫。我從他的富有想象同時又十分深奧的學問中認識到：真正的淵博知識不是象我們上中學時所想象的那樣，依靠泛泛地讀書和討論就能獲得。而是要通過常年累月的刻苦鑽研。

①巴拉塞爾士（Parteelsus，一四九三——一五四一），德國醫生、自然科學家、哲學家，文藝復興時期的神學家。

不過，在那個友誼很容易結成、而政治和社會隔閡尚不十分嚴重的開明時代，一個年輕人要想學到真正的知識，最好是向願意共同進取的人學，而不是向已負盛名的人學，我再次感到，志同道合的熱情將會結出纍纍碩果，當然，現在這種感覺是在一個比中學階段更高的國際水平上體味到的，我在維也納的朋友几乎都出身資產階級，而且可以說十分之九是出身于猶太人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志趣愛好只能是大同小異，或者說千篇一律。而在柏林的這個新天地裡，年輕人都來自截然對立的社會階層。有的來自上層，有的來自下層；這一位是普魯士的貴族，那一位是漢堡船主的公子，第三位則出身于威斯特法倫的農民家庭。我突然間置身于這樣一個也有衣衫襤褸、足拖敝屣的真正窮人的社交圈子，這是我在維也納從未接觸過的社會階層。我和那些酒徒、同性戀者、吸毒者同坐一桌。我會一十分自豪地一同一個相當出名的、被判過刑的大騙子握手（他後來發表了自己的回憶錄，從而與我們這些作家為伍）。在我被帶進去的小酒館和咖啡館裡，擁擠着各種各樣的我以為在現實主義的小說裡不可能有的人物。而且一個人的名聲愈壞就愈會使我產生一種慾望，想親自和他相識。這種對危險人物的特殊愛或者說好奇曾伴隨過我的一生。即便到了該慎重選擇朋友的年歲，我的朋友還常常責備我不該同那些缺乏道德、不可信賴、真能使人喪失名譽的人交往。或許正因為我出身于一個正派體面的社會階層，我在事實上對這個“可靠”的社會階層感到某種程度的內疚，才使我覺得那些人都具有誘人的魅力。他們從不吝借和近乎蔑視自己的生命、時間、金錢、健康和名譽。他們是豪俠，他們是隻知為了生存而毫無目標的偏狂人。也許人們會在我的長篇和短篇小說中覺察到我對他們這種豪邁本性的偏愛。當然其中還有他們那種異國他鄉人的神秘色彩，他們中間几乎每一個人都對我的強烈好奇心報以一種異國世界的禮物。畫家埃·莫·利林，這個來自德羅霍畢茨地方、信奉東正教的窮旋工師傅的兒子，是我遇到的第一個真正的東方猶太人，從而使我瞭解到迄今未知的猶太精神的力量和頑強的信仰狂熱。一個年輕的俄國人為我翻譯了當時在德國尚未著名的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最精彩的章節。一名年輕的瑞典女子使我第一次見到了蒙克的繪畫；我在那些（誠然是不入流的）畫家們的畫室裡轉悠“為的是要目睹他們的畫技。一名教徒還把我帶到一間聖靈降臨的小屋裡去過呢。所有這一切都使我感到大千世界丰姿多采，從不會厭倦。我在中學時只和那些純粹的公式、詩的韻律和詩句打交道，而現在接觸的是人。我在柏林，時從早到晚和一批又一批新認識的人相處在一起。被他們所激勵或者對他們大夫所望，蒼至還受騙上當。我相信，我在柏林短促的一學期——完全自由的第一學期——中所進行的社交活動要勝過以往的十年。

這種非同一般的廣泛接觸想必會大大增加我的創作慾望，好像這樣才合乎邏輯。而事實上卻恰恰相反，我在中學時代由彼此的激勵而培養起來的高昂的創作自覺性令人憂慮地消失了。在我那本不成熟的詩集發表之後四個月，我簡直不能理解我當時怎麼會有勇氣出版它。儘管我覺得那些在形式上精雕細琢的詩句應該說是好的和熟練的藝術品，其中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相當出色，但是我總覺得它們的傷感情調是不真實的，同樣，自從我在柏林和現實有了接觸以來，我也覺得我最初發表的一些中篇小說帶有灑過香水的紙張氣味。那些作品是在全然不瞭解現實的情況下寫的，用的是當時從別人那裡學來的技巧。所以我把那部帶到柏林來討好我的出版人的已經完稿的長篇小說付之一炬。這是因為在我親眼目睹了現實主活之後，我自己那種中學生水平的判斷能力的自信心遭到了沉重打擊。那種心情就像在學校裡降了幾年級似的。事實上我在第一部詩集出版之後，間歇了六年才發表我的第二部詩集，而且在隔了三、四年之後才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在這期間，我遵照戴默爾的忠告抓緊時間從事翻譯工作。我至今仍然認為，對於一個年輕的作家來說從事文學翻譯最能使自己更深入和更有創造性地瞭解母語的底蘊，所以一直到現在我還感激戴默爾。我翻譯波德菜爾的詩；還譯過一些魏爾倫、濟慈、威廉·莫里斯的詩，夏爾·范·萊爾貝爾赫①的一個小劇本和卡米耶·勒蒙尼耶的小說《熟能主巧》②。每一種外語都有自己獨特的成語；這是翻譯詩歌首先要遇到的困難。正因為如此，翻譯詩歌要求有豐富的表達能力，而在平時卻不會注意到這一點。如何把外語中最有特色的成語譯成十分妥貼的對應母語，這種反覆推敲的思索對我來說始終是當作一個藝術家的特殊樂趣。因為這種默默無聞、無人感激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毅力，需要道德修養，而這種道德修養在我上中學時被輕率和魯莽所取代。所以我現在尤其喜愛這種工作。因為我從這種介紹顯赫的藝術珍品的平凡的工作中第一次感到我確實在做一些真正有意義的事情，沒有辜負我來世一遭。

現在，我在今後的歲月中將走怎樣的路，在我心中已變得清楚了，這就是多看、多學，然後才開始真正的創作！不要帶著倉促寫成的作品來見這個世界，而要首先瞭解這個世界的本質。柏林以它強烈的醋液使我更加如饑似渴：我看了看四周，我的暑假旅行該到哪個國家去。最後我選中了比利時。這個國家于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相交之際在藝術上有了不同尋常的飛躍。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超過了法國。象繪畫界的克諾普夫①、羅普斯；雕塑界的康斯坦丁·默尼埃、米納②；工藝美術界的范·德·韋爾德③；文學界的梅特林克④、埃克豪特⑤、勒蒙尼那⑥，都顯示出歐洲的巨大新力量。不過最使我入迷的是愛彌爾·維爾哈倫，因為他為抒情詩開拓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我發現這位在德國完全不知名的作家的——官方的文學界長期以來把他和魏爾倫相混淆，就象把羅曼·羅蘭和羅斯丹相混淆一樣——如果說，單單只愛一個人，那麼這始終意味着雙倍的愛。

①夏爾·范·萊爾貝爾赫（cbarles van Lerbergbe ，一八六一——九○七），比利時象徵主義詩人兼劇作家。

②小說原文書名是 pour me faire la main.

①費爾南·克諾普夫（Ferntnd Kbnopf，一八五人———九二一），比利時象徵主義畫家和版畫家。

②喬治·米納（George Minne，一八六六———九四一），比利時著名雕刻家和畫家。

③亨利·范·德·韋爾德（Henry van de velde，一八六三——一九五七）。比利時建築家和工藝美術家。

④莫里斯·梅特林克（Maeterlinek ，Maurice ，一八六二一一九四九）。比利時法語作家，一九一一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有《青鳥》等。

⑤喬治·埃克豪特（Georges Eekhoud ，一八五四——一九二七）比利時法語小說家、詩人、文藝評論家。

⑥卡米耶·勒蒙尼耶（Camile Lemonnier，一八八四一——一九一三），比利時法語小說家，成名作為長篇小說《男人》。

也許有必要在這裡稍稍加以一點解釋。我們這個時代經歷的事太多，瞬息萬變，所以也就沒有好記性。我不知道愛彌爾·維爾哈倫這個名字在今天是否還有意義。然而在當年。他是所有法語詩人當中第一個試圖要像沃爾特·惠特曼對美國作出的貢獻那樣對歐洲有所貢獻：即要認識時代，認識未來。他早已開始熱愛這個現代世界，並把它作為詩歌的題材。當其他人把機器視為惡魔，把城市當作醜惡，認為當時的時代缺乏一切詩意時，他卻為每一項新的發明、每一項技術成就感到歡欣鼓舞。他為自己有這種熱忱感到高興。為了使自己有更多的激情，他有意識地使自己對一切都傾心。於是從最初的一些短詩中產生出偉大的讚美詩。《相互尊重友好》①，這首詩是他對歐洲各族人民的號召。在我們今天這個極為可怕的倒退時代，已不再被人們所理解的當年整整一代人的那種樂觀主義，首先在他的詩歌中得到表現。他的一些最佳的詩篇還將一直為我們勾畫出一幅我們當年所夢寐以求的歐洲和人類的情景。

①這首詩的原文題目是：Adlmirezvous 1es uns 1es autres.

我是為了結識維爾哈倫才到布魯塞爾來的。可是卡米那·勒蒙尼那，這位今天被世人不公正地忘卻了的《男人》的作者（我曾把他的一部長篇小說譯成德文）遺憾地告訴我，維爾哈倫很少從他的小村莊到布魯塞爾來，而且現在他也不在家，為了彌補我的失望情緒，他熱情地給我引見比利時的其他藝術家。於是我見到了老畫家康斯坦丁·默尼埃①，這一位具有英雄氣概的工人和以表現勞動場面著稱的雕塑師。在他之後我見到了范·德·施塔彭②，他的名字在今天的藝術史上几乎已經消失。不過這位身材矮小、面頰豐滿紅潤的佛來米人③倒是位和藹可親的人。他和他那位身材高大、性格開朗的荷蘭夫人熱情地接待了我這個年輕人。他給我看他的作品。我們在那個天氣晴朗的上午談了好長時間文學和藝術。他們的善意很快使我的一切顧忌消失。我毫不掩飾地向他們說，我到布魯塞爾的目的是想見見維爾哈倫，恰巧他不在，真遺憾。

①康斯坦丁·默尼埃（Constantin Meunier）自 1879 年起的雕塑主要是表現勞動中的人的那種強壯和英雄氣概。一八八五年以後的銅雕和石雕几乎都是以礦工、農民、碼頭工人為題材。

②夏爾·皮埃爾·范·德：。施塔彭（Charles Piere van der Stappen ，一八四三——一九一○），比利時雕塑家，晚期作品師法康斯坦丁·默尼埃。

③住在比利時和法國北部操荷蘭語（佛來米語）的居民。

也許我這樣講有點過分？有點不太得體？反正我察覺到范·德·施塔彭和他的夫人都開始微微一笑，互相遞了一下眼色。我覺得我的話引起了他們兩人之間的一種會意的默契。我變得有點不自在了，想告辭。他們執意要留我吃午飯。他們互相傳遞着眼色，臉上又浮現出神秘的微笑。不過，我覺得即使這裡有什麼秘密，也一定是善意的秘密。於是我愉快地放棄了去滑鐵盧的打算。

很快就到了中午。我們已坐在餐室裡——像所有的比利時住房一樣，餐室是在地面一層——突然明顯感到有一個身影停在餐室的窗戶前，這時才發現透過餐室的有色玻璃可以看見臨屋的那一條街。聽見有人用手指骨節敲打彩色玻璃的聲音，同時門鈴也驀地響了起來。“他來了！”范·德·施塔彭太太說著站起身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誰，不過門已經開開，他邁着沉重有力的腳步走了進來。原來是維爾哈倫！我一眼便認出了他那張早已從照片非常熟悉的臉，維爾哈倫是常客，今天剛巧也要到這裡來，所以當施塔彭夫婦聽說我在這裡到處找他而不得相見時，他們迅速地用眼色彼此會意：什麼，也不告訴我，而是讓我在他到來之際喜出望外！現在他已經站在我的面前，對自己開的這種玩笑得意地微笑着。我第一次和他那只強健的手緊緊相握，第一次看到他那明澈、和善的目光。他像平常一樣，走進家門就好像有許多滿心高興的喜事要傾吐。他一邊一口一口地吃着飯，一邊開始講述。他剛剛去會過朋友，並且去過美術館，臉上還帶著當時那種興奮神情。他不管到哪裡，不管遇到哪一件偶然小事，都會感到不亦樂乎。這已經成為他的不可改變的習慣。他侃侃而談，眉飛色舞，用動人的感情描述着所講述的事。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會把人們的心抓住。因為他襟懷坦白，平易近人，願意和每一個新相識的人交談，而不是那種不愛答理的人。甚至可以說他會向每一個新遇見的人立刻拋出一片真心，就像那一天我和他初次見面時一樣。我以後還高興地看到過無數次他的這種為人對別人所產生的巨大反響。當時他還一點都不瞭解我，就已經一見如故，那僅僅是因為他聽說我喜愛他的作品。

午飯以後又出現了第二件令人高興的意外事。早就想為自己和維爾哈倫實現一項夙願的范·德·施塔彭幾天來一直在為維爾哈倫雕塑一具半身像，今天該是最後一次臨摹。范·德；施塔彭說，我的到來是他運氣好，因為他正需要一個和一動不動坐著的模特兒聊天的人，這樣就可以雕塑出一張正在說話和傾聽的面孔。於是我盯着這張臉看了兩個小時。這是一張令人難忘的臉：高高的前額，艱難的歲月在臉上佈滿了皺紋，慄色的捲髮耷拉在儲色的額角上，面部表情嚴肅。飽經風霜的褐色皮膚，輪廓顯明的向前突出的下顎，狹窄的嘴唇上蓄着兩撇很長的維欽傑托列克斯①式的八字須，一雙瘦削、靈巧而有力的雙手，血管在薄薄的皮膚下強烈地搏動，顯出有點緊張不安。象農民似的寬闊的雙肩，好像支撐着他的意志的全部力量，相形之下，瘦骨鱗峋然而精神矍鑠的頭卻顯得太小了一些，只有當他大步向前走的時候，人們才會看出他的力量。當我今天注視着這座半身塑像時，我才知道它是多麼逼真，完全抓住了他的特徵。——范·德·施塔彭後來的雕塑品都沒有超過這件作品。它是表現一個詩人的偉大的真實紀錄，是永不消逝的力量的紀念碑。

①維欽傑托對克斯（V ｅrcingetorix ，公元前八十二——四十六），公元前高戶地方的阿浮爾尼人，曾率領高盧人民抵抗凱撒入侵。失敗後，為使人民免遭屠殺，自願被凱撒斬首。

經過那三小時之啟我已非常喜愛這個人，就像我以後一輩子都喜愛他一樣。在他的秉性中有一種從不沾沾自喜的穩健。他不為金錢所左右，寧願在鄉下生活，不願為生計寫一行字。他對功名成就十分淡薄，從不用遷就、奉迎，或者通過熟人關係米追逐名利。自己的朋友和他們的忠實友情已使他心滿意足、他甚至擺脫了對一個人來說最危險的誘惑——榮譽。但榮譽終於在他年富力強之時降臨到他身上。他始終光明磊落，心中沒有任何芥蒂，從不為虛榮所惑，是一個知足常樂，胸襟坦蕩的人。如果誰和他在一起，就會切身感到他的那種獨特的生活理想。

這會兒，他就在我——一個年輕詩人的眼前，恰如我所想要見到的那樣，就在我初次和他見面的第一個小時裡，我就決心要為這個人和他的作品效勞。這樣的，決心確實要有膽識，因為這位歐洲的讚美詩人當時在歐洲還只有一點小小的名氣。儘管我事先知滇，翻譯他的龐大的詩集和三部詩劇要占去我自己兩年或三年的創作時間。但我卻決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時間、熱情用到翻譯一部外文作品上。我要竭盡全力完成一項道義上的任務。我以往的四處尋覓和探索現在總算找到了一件有意義的事。如果今天要我向一位尚不清楚自己道路的青年作家提出什麼忠告的話，那麼我建議，他可以首先作為一個演員或者翻譯者去啃一部較重要的大部頭作品。這類工作雖然需要作出一些犧牲，但對一個初學者來說，卻比自己的創作更有把握。因為去做一件有所成就的工作是不會徒勞的。

在我几乎專門從事翻譯維爾哈倫的詩集和為撰寫他的傳記作準備的兩年之中，我經常外出旅行。有時候是去作公開的講演。翻譯維爾哈倫的作品，看起來似乎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實際上我已經得到意想不到的報酬：他在國外的朋友們注意到了我，並且不久也就成了我的朋友。於是，有一天，埃倫。凱伊①——這位非凡的瑞典婦女到我這裡來。她曾以無比的勇敢在那個目光偏狹、阻力重重的時代為婦女的解放進行過鬥爭，並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就在自己的著作《兒童的世紀》一書中提出這樣的警告：青年人的心靈最易受到傷害。我在意大利時是她把我引見給喬瓦尼·切納②和他的詩友們的，而且也是她使挪威人約翰·伯那爾③成為我的一個重要的朋友的，蓋奧爾格·勃蘭兌斯，這位文學史上的國際大師也對我表示出了他的興趣。由於我的宣傳，維爾哈倫不久就在德國開始變得比他在自己的祖國還要出名，最著名的演員凱恩茨和莫伊西④登台朗誦由我翻譯的維爾哈倫的詩。馬克斯·賴因哈德把維爾哈倫的《修道院》⑤搬上了德國舞台。上述這些事終於使我感到欣慰。不過，現在該是我回憶另一件事的時候了，即我除了擔負著這一項對維爾哈倫的義務。我還有着另一項任務：我終於必須結束我的大學生活，必須戴着一頂哲學博士的帽子回家。也就是說，現在面臨着要在幾個月之內把那些規規矩矩的大學生几乎用了四年時間才摳會的全部教材過一遍，我和埃爾溫·吉多·科爾本海伊爾⑥——一個年輕的文學朋友在一起開夜車死記硬背。他今天也許不願意提起這些往事。因為他已經成為希特拉德國的官方作家和普魯士藝術研究院院士之一。不過，學校沒有用考試為難我。那位我的公開的文學活動中對我深為瞭解的好心腸的教授向我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他在一次私下的事先談話中微笑着對我說：“您是最怕考嚴密的邏輯學囉！”但實際上他後來有意讓我回答他知道我準能答得上來的那些部分。這是我第一次以優秀的成績通過的一門考試，而且正如我所希望的，這也是最後一次。從這時起我的外在生活是完全自由了。於是，迄至今日的全部歲月都只是為了取得內心的同樣自由而鬥爭。但這種鬥爭在我們的時代卻越來越變得艱巨。

②喬瓦尼·切納（Giovanni Cela ，一八七○——一九一七）意大利作家。

③約翰·伯那爾（Johan Bojef ，一八七二——一九五九）。挪咸小說家和劇作家。

④亞歷山大·莫伊西（Alexander Molssi. 一八八○——一九三五）奧地利著名勇演員，意大利後裔，一九○六年參加馬克斯·賴因哈德的劇團。

⑤維爾哈倫不僅是詩人，而且也是一位副作家，《修過院》是他于一九○○年創作的反教權主義的心理劇。

巴黎，永遠煥發青春的城市

在我獲得自由的第一年，我把巴黎作為禮物奉獻給自己。旱年，我曾兩次匆匆到過巴黎，對這座異常繁華的城市只有粗淺的瞭解，但我知道，誰年輕時在那裡生活過一年，他就會一輩子都帶著一種莫大的幸福回憶。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象這座城市那樣，有一種使人處處感到青春活力的氣氛。任何人都有這種感覺，但誰也沒有去探個究竟。

我此刻知道，我青年時代生活過的那個令人輕鬆愉快的：喜氣洋洋的巴黎如今是不復存在了。自從希特拉的鐵蹄踏上巴黎以來，那種令人讚嘆的怡然自得也許是一去不復返了。當我開始寫這幾行字的時候，德國軍隊、德國坦克正像白蟻一般湧向巴黎，要徹底破壞這座和諧城市的永不凋謝的繁榮、柔美、歡樂和色彩斑斕的生活。而現在終於出現這樣的局面：“卐”字旗在艾菲爾鐵塔上飄揚；身穿黑衫的衝鋒隊正在越過拿破崙的香舍麗榭大道進行挑釁性的閲兵。我從遙遠的地方：同樣可以感覺到，當佔領者的翻口皮靴踐踏巴黎市民的那些。舒適的酒吧和咖啡館時，那些從前十分好心腸的市民們是怎樣流露出屈辱的目光的，屋子裡的人是怎樣膽顫心驚的。我自己的任河不幸似乎也沒有像這座城市受到的侮辱那樣，使我如此震顫和沮喪。因為沒有一座城市有像巴黎這樣具備——種天賦的本領：能使任何一個與她接近的人感到歡欣。她曾給予我們最睿智的學說、最傑出的榜樣；同時她又給每一個人開闢了自由和創造的天地，使每一個人在美的享受方面越來越豐富——難道她今後還能把這一切賜予我們的後代嗎？

我知道，我明白，今天遭受苦難的不僅僅只有巴黎，整個歐洲在今後幾十年內部不會重新出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那一番面貌。自第一次大戰以來，某種陰影在一度十分明亮的歐洲地平線上再也沒有完全消失過。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的怨恨和不信任，就象消耗體力的毒素一樣滯留在殘疾的肌體之中。儘管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五年給社會和科學技術帶來了長足的進步，但就個別國家而論，在我們這個小小的西方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不失掉許多自己過去的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早先，意大利人即使在極度的貧困中也像孩子似的高興和相互充滿信任，他們又笑又唱，戲謔當時糟糕的“政府”——我可以用幾天的時間來描述這方面的情形。可是他們現在卻不得不昂着頭，懷着怏怏不樂的心情憂鬱地邁着行軍的步伐。昔日的奧地利，在它的一片友善氣氛中，一切都顯得自由自在、漫不經心，一味虔誠地信賴自己的皇帝和賜予他們如此安逸生活的上帝，這樣一個奧地利，難道我今天還能設想嗎？今天的俄國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他們都不再知道：“國家”——這個殘忍的饕餮怪物從他們心靈最深處的骨髓裡吸走了多少自由與歡樂。今天的各國人民只感到一片巨大的、濃重的陰影籠罩着他們的生活。但是我們這些尚能見識過個性自由世界的人卻知道，並且能夠作證：昔日的歐洲人曾無憂無慮地欣然觀望着歐洲光怪陸離的色彩變幻，而我們今天卻不得不為之心驚膽顫：我們這個世界由於自相殘殺的狂熱竟變得如此暗無天日，到處是征服和囚禁。

然而，儘管如此，我仍然覺得，能愉快地感到生活逍遙自在的地方，莫過于巴黎。巴黎以它的各種形式美與溫和宜人的氣候，以它的財富和傳統，出色地證實了生活的逍遙。當年，我們這些年輕人中，每個人都在那裡享受過這種逍遙自在，同時反過來又把我們自己的逍遙自在增添到巴黎身上。無論是中國人、斯堪的那維亞人、西班牙人、希臘人、巴西人、還是加拿大人，都感到在塞納河畔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那裡沒有任何的強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說話、思想、歡笑、責罵。你喜歡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可以合群也可以獨身自處；可以闊綽也可以節儉；可以奢華也可以像波希米亞人似的簡樸。巴黎為每種特殊需要留有餘地，考慮到各種可能性。那裡有豪華型餐廳，備有各種美味佳餚和二三百法朗的各種葡萄酒；還有馬倫哥①和滑鐵盧時代的非常昂貴的法國康涅克酒。但是，在旁邊拐角的任何一家酒店裡，也可以吃到几乎同樣豐盛的飯菜，同樣可以痛飲。在拉丁區②的十分擁擠的大學生餐廳裡，在食用滷汁煎牛排以前或之後，花上幾個銅幣就可以嘗到美味小吃，而且還可以喝到紅葡萄酒或白葡萄酒，吃上一隻扁擔形狀的精美白麵包。在穿戴方面，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愛好打扮。大學生們頭戴標緻的四角帽在聖米歇爾路上蹓躂；那些拙劣的“畫匠們”也戴這種帽子；但畫家們卻鄭重其事地打扮自己，頭上戴的是寬邊大身禮帽，身上穿的是具有浪漫色彩的黑色絲絨茄克；工人們穿著藍色上衣或者襯衫安然自得地在最幽雅的林蔭道上漫步；保姆戴着寬大的布列塔尼人的便帽；酒吧招待穿著藍色圍裙。午夜之後，就會有幾對年輕人開始在大街上跳舞，而警察則在旁邊笑着觀望：這時，任何人都可以在大街上干自己的事！當然，必須不是法國國慶七月十四日那一天。在巴黎，誰也不會在別人面前感到不自在；非常漂亮的姑娘和一個漆黑的黑人或者一個眼睛細長的中國人挎着胳膊走進最近的小旅館時一點也不感到難為情。在巴黎，誰去關心什麼種族、階級、出身？——只是到了後來這些才被吹成嚇唬人的東西。當時，誰都可以和自己喜歡的男人或者女人一起散步、聊天、同居。別人的事和自己有屁的關係。是呀，誰想真正愛上巴黎，他得先好好瞭解一下柏林。他得先帶著自己那種經過痛苦磨練的、僵硬的等級觀念體驗一下那種心甘情願的德國奴性。在德國，一個軍官夫人不會和一個教師的妻子“來往”，這個教師的妻子不會和一個商人的太太“來往”，這個商人的太太不會和一個工人的老婆“來往”。可是在巴黎，大革命時期的遺風猶存。一個無產階級的工人覺得自己和他的僱主一樣，是一個自由和舉足輕重的公民。一個飯店服務員會在咖啡館裡和一個穿金絲邊軍服的將軍像同事般地握手。勤勞、規矩、愛乾淨的小市民太太們對同一條樓道里的一個妓女不僅不會嗤之以鼻，反而每天在樓梯上和她閒聊，她們的孩子還會給她贈送鮮花哩。有一次，我親眼目睹一群諾曼第的有錢農民在參加洗禮之後走進一家高級餐棺——馬德連教堂附近的拉律餐館。他們穿著笨重的鞋，踩在地上像馬蹄似的噔噔直響，一身自己鄉村的服裝，頭髮上塗著一層厚厚的髮油，連廚房裡的人都可以聞到香味。他們高聲談話，而且酒喝得越多嗓門越大。他們一邊放聲大笑，一邊肆無忌憚地輕拍自己胖女人的臀部。他們身為真正的農民，坐在潔亮的燕尾服和濃扮盛裝之間，卻一點也不感到拘束。再說，那個鬍子颳得非常光亮的服務員也不對他們嗤之以鼻，而是以對待部長們或者閣下們的同樣禮貌和周到侍候他們，要是在德國或者英國，服務員對這些如此鄉氣的顧客早就用鼻子吭氣了。梅特爾大飯店甚至把以特別的熱情迎接這些不拘小節的顧客當作一種樂趣。巴黎人只知道對立的事物可以並存，不知道什麼上等和下等。在繁華的大街和骯髒的小巷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到處都是一樣的熱閙和歡樂。在郊區的農家庭院裡，賣唱藝人在演奏樂曲，窗外傳來年輕女縫工一邊幹活一邊唱歌的聲音；空氣中不時飄蕩着歡笑聲或親切的呼喚聲。當兩個馬車伕間或發生了“口角”，他們事後仍然會握手言好，一起喝上一杯葡萄酒，吃幾顆非常廉價的牡蠣。沒有什麼棘手或者頭痛的事。和女人的關奈，容易接上也容易脫離。每個姑娘都會找到一個和自己般配的男人，每個小伙子都可以找到一個對兩性關係比較開放的活潑女友。是呀，如果你想生活得輕鬆愉快，那麼你最好到巴黎去，尤其是當你年輕的時候！光是東遊西逛就已經是一種樂趣，同時也始終像在給你上課，因為所有的一切都向每個人開放：你可以走進一家舊書店，瀏覽一刻鐘舊書，店主人不會發出怨言和嘀咕，你可以去幾家小美術館。你可以在舊貨商店裡磨磨蹭蹭地挑選—切。你可以在德魯奧特大飯店依靠拍賣過寄生生活。你可以在庭園裡和女管家閒聊。倘若你在大街上閒逛，街道兩旁的新產品、新面貌會像磁鐵般地吸引你，使你眼花繚亂，流連忘返。當你累了的時候，你可以在上千家咖啡座中找一家有平台的地方坐下，在不花錢的紙張上寫信，一邊聽小販們兜售那些過剩的和滯銷的劣等品。唯一困難的一件事是：獃在家裡或者回家走的時候，尤其是當春暖花開之際，陽光明媚，塞納河上波光粼粼，林蔭道上的樹木吐出新綠，年輕的姑娘們每人都戴着一小束用一個銅幣買來的紫羅蘭；不過，你要想在巴黎生活得心情愉快，也確實不一定非要在春天不可。

①馬倫哥（Marengo ），意大利一地名，一八 00 年六月十四日拿破崙在此大勝奧軍。

②拉丁區，巴黎的大學區。

在我初到巴黎的那一會兒，這座城市還沒有像今天這樣似的借助地下鐵道和各種汽車聯給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在當時，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由渾身冒着熱氣、肥壯的馬匹牽拉的廂式豪華馬車。誠然，從這類寬敞的豪華馬車的第二層上，即從車頂的座位上，或者從同樣不是急駛的敞篷馬車上觀光巴黎，是最方便不過的。不過這樣一來，想從蒙馬特到蒙巴拿斯①去一趟，便是一次小小的旅行了。因此，我覺得那些關於巴黎小市民十分節儉的傳聞是完全可信的。那些傳聞講：有一些住在塞納河左岸的巴黎人卻從未到過塞納河的右岸；有一些孩子只在盧森堡公園玩過，卻從未見過圖勒裡公園和蒙梭公園。一個真正的市民或者看門人最喜歡蟄居在家，獃在自己的小圈子裡；他在大巴黎內部替自己創造了一個小巴黎。而且巴黎的每一個區域都有自己的明顯特點，甚至有不同的地方鄉土色彩。所以對一個外地人來說，選擇何處下榻，得下一番決心。拉丁區對我已不再有吸引力了。在我二十歲那年到巴黎作短暫逗留時，我一下火車就向那裡奔去。第一個晚上，我就三經坐在瓦歇特咖啡館裡，並且懷着敬意讓別人指給我看魏爾倫曾經坐過的座位，和那張他酒醉時老是用自己粗實的手杖怒氣沖沖敲打的大理石桌子，目的是給我自己增加些體面。為了向他表示尊敬，我這個不喝酒的詩壇小跟班還省喝了一杯苦艾酒，儘管我覺得那種發綠的蹩腳酒一點都不可口，但是我認為，作為一個敬仰前輩的年輕人，我有義務在這拉丁區裡恪守法國抒情詩人們的儀式。按照當年的時尚，我最願意住在梭爾邦區①的一間六層樓上的閣樓裡，以便能此我從書本上所知道的更真實地領略拉丁區的“真正”風采。可是當我到了二十五歲的時候，我卻不再覺得那裡顯得十分古樸和富有浪漫色彩。

①蒙馬特（Montm.rtre），今巴黎塞納河北面的一繁華區，聖心堂所在地；蒙已拿斯（Montptrnasse）。今巴黎塞納河南面的一繁華區。

①梭爾邦區（Scrbone ），又稱拉丁區，位於塞納河左岸，是現今巴黎的大學區。

我覺得，這個大學生居住區太國際化了，太沒有巴黎味了。再說，我替自己選擇一處長久的住所，主要的不再是按照那種文人的懷古情緒，而是儘可能有利於我自己的工作。我十分經心地四處巡視。我覺得，從有利於工作這一點講，香舍麗榭大道根本不合適，和平咖啡館附近就更不合適。——所有那些來自巴爾幹半島的有錢的外地人都在和平咖啡館約會，除招待員外，沒有一個人說法語，倒是教堂和修道院林立的聖緒爾比斯教堂周圍的清靜地區對我有吸引力，里爾克和絮阿雷斯②也曾喜歡在那裡居住；就我的願望而言，我最希望在聯結塞納河兩岸的聖路易河心島上找到住所。但是在我第一個星期的散步之中我找到了一處更美的地方。當我在羅亞爾官的畫廊裡溜躂時，我發現在由“平等”公爵③于十八世紀建造的一大片千篇一律的住房方群中有一幢當年鶴立鷄群的高雅府第現在已降為一家頗為簡陋的小旅館。我讓人給我看了看裏邊的一間房，我十分驚喜地注意到，從房間的窗戶望出去正好看到羅亞爾官的花園，在徐徐降臨的暮色中花園已變成模模糊糊的一片。城市的喧囂在這裡也只能隱隱約約地聽到，猶如遠方海邊的波濤不斷拍擊的聲音，塑像在月光下閃耀；清晨，風兒有時會把附近“廳堂”裡的濃郁的菜餚香味吹來。在羅亞爾宮的這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四方形建築中曾居住過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詩人和政治家們。在羅亞爾宮的街對面是那幢瑪塞利娜·代博爾德一瓦爾莫④居住過的房子，巴爾扎克和維克托·雨果曾經常在這幢房子裡攀上成百級的狹窄梯階，到閣樓裡去造訪這位我非常喜愛的女詩人。羅亞爾官是卡米耶·德穆蘭①號召人民群眾向巴士底獄進攻的地方，它如今仍然閃耀着冷酷無情的光輝；羅亞爾官裡那條鋪着地毯的走廊曾經是一群並不十分崇尚倫理的夫人們悠閒做步的地方，那個可憐的小小少尉波拿巴曾在這群婦人中間為自己尋找過一位女恩人②。總之，那裡的每一塊石頭都敘說著法國的歷史。此外，只隔着一條街的地方，便是國家圖書館，我可以在那裡度過整個上午。藏有繪畫的羅浮官博物院和人群川流不息的林蔭大道也都不遠。我終於住進那個最合戲意願的地方，幾個世紀以來那裡是法國的脈搏、巴黎的心臟。我今天還記得安德烈·紀德有一次來看我的情景。他對巴黎的市中心竟有這樣清靜感到驚訝，他說：“我們自己這座城市最美的地方非得由外國人來向我們指出才是。”說真的，在這座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的最熱閙的市中心，除了這一間富於浪漫色彩的書房以外，我再也無法找到另一處既具有巴黎的風格、同時又非常僻靜的地方了。

②安德烈·絮阿雷斯（Ansre Suares，一八六八———九四八），原名伊薩克·費利克斯（Lsaac Felix ），法國詩人、評論家和劇作家。他是羅曼·羅蘭、安德烈·紀德等人的朋友，他們都認為絮阿雷斯是與他們平起平坐的作家。但他自己卻禁錮在哲學之中，無論是詩集和論著，文體過于花哨，內容龐雜，使讀者疲于應接。代表作有詩集《巴黎之舟》、《影子的夢》、論著《無模特幾的肖像》等。

③“平等”公爵，即指法國波旁王族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約瑟夫（du-cd Orleans ， Louis-plilippe-Joseph，一七四七——一七九三），他在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後作為貴族代表參加三級會議，支持第三等級，將在巴黎的府邸羅亞爾宮向公眾開放，一度成為革命活動的場所。一七九一年他參加雅各賓俱樂部，次年八月以後放棄貴族稱號，更名菲力浦·平等，並被選人國民公會，投票贊成處死國王。十一月六日他本人被控犯有叛國罪而遭革命法庭處決。

④瑪塞利娜·代博爾德一瓦爾莫（Marceline Desbordes 一 Valmote，一七八六——一八五九），法國女詩人，代表作有《哀歌與小唱》、《淚》、《可憐的花朵》等詩集。她一生坎坷，詩歌多為愁苦之音，因而受到浪漫派的高度重視，也為象徵派所喜愛。《詩藝》作者魏爾蘭曾從她的詩歌中汲取不少有益營養。

①卡米耶·德穆蘭（Camile Desmoulins ，一七六○——一七九四〕，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治活動家。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他在羅亞爾宮向群眾發表演說，號召人民舉行起義，並帶領群眾向巴士底獄進發。後因反對恐怖政策而于一七九四年四月和丹東一起被處死。

②菲力浦·平等公爵在巴黎的府第羅亞爾宮在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期一度是革命黨人的沙龍。其時，嶄露頭角的拿破崙·波拿巴初到巴黎，並不完全得意，他出沒于革命黨人的沙龍，後經巴拉斯介紹，他在這裡結識了年輕寡婦約瑟芬·德·博阿爾內，並于一七九六年春結婚。據傳，約瑟芬是巴拉斯的好友；由於拿破崙和約瑟芬結婚，拿破崙才得以仰仗巴拉斯的提名而受命為意大利方面軍司令，故稱約瑟芬是拿破崙的恩人。但是歷史學家們否定這一說法。

當時，我急不可待地在大街上四處溜躂，觀看許多東西，尋找許多東西！因為我不僅要重溫一九 0四年的巴黎，而且要用自己的全部感宮、用自己的心靈體驗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拿破崙和革命的巴黎，要瞭解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巴爾扎克、左拉和夏爾一路易·菲力浦①的巴黎，要熟悉巴黎的所有街道、人物和事件。誠如我在法國始終感受到的那樣，我在巴黎也深切感受到：一種偉大的寫實文學是怎樣以它經久不衰的力量長存於民間。因為在我親眼目睹巴黎的一切以前，它們早已通過詩人們、小說家們、歷史學家們、風俗畫家們：的描繪藝術事先在我的心目中變得十分熟悉，只不過在實際接觸中顯得更加形象生動罷了。肉眼的觀察原本就是把似曾相識的東西“重新認出來”，就像希臘悲劇的劇中人重新認出自己的親朋一樣，這種樂趣，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讚譽的，它是一切藝術享受中最富於魅力和最扣人心弦的。但是有一點：你要發現一個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關鍵和最隱秘之處，卻永遠不能通過書本：同時，即使你整天四處遊逛，也永遠不能獲得；而是始終只能通過這個民族或這座城市最優秀的人物。你要瞭解民族和鄉土之間的真正關聯，唯有從你和活着的人的思想友誼中獲得，一切從外部的觀察始終是一幅不真實的粗略圖像。

①夏爾一路易·菲力浦（Cbarles 一 Louis、Phlippe ，一八七四——一九○九），法國小說家，代表作有小說《蒙帕納斯的蒲蒲》等。

這種友誼，我是具備的。其中，和萊昂·巴扎爾熱特②的友誼最為深厚。由於我和維爾哈倫的密切關係（我每週要到聖克盧大街去看望他兩次），我不必像大多數外國人那樣陷到那個由國際畫家和文人組成的華而不實的小圈子裡去。那幫子畫家和文人一般都在穹隆咖啡館聚會；而且在其他地方，例如在慕尼黑、羅馬、柏林，基本上也是那一幫子人，相反，我可以和維爾哈倫一起去看望另一些畫家和詩人，他們身居這座燈紅酒綠、喧囂城市的中心區，但每人都生活在自己創造的靜謐之中，就像住在一個孤島上，埋頭于創作。我還見到過雷諾阿的美術創作室和他的學生中的佼佼者。這些印象派畫家們的作品今天價值數萬美元，但他們當時的生活，從外表上看，卻和一個小市民的生活以及和一個領取養老金者的生活，沒有什麼兩樣。他們不像慕尼黑的藍貝赫①和其他一些著名畫、家那樣講“排場”：以自己的仿造龐貝式樣的豪華別墅來炫耀。他們只有一幢帶一間美術創作室的小房子。同畫家們一樣，那些詩人們的生活也相當簡樸。我不久就和他們十分熟悉。他們大多數人都有一個份內工作不多的小官職。在法國，從上到下對從事文學藝術工　　作是非常尊重的，於是多年來就形成了這樣一種聰明的辦法：給那些從自己的工作中得不到高收入的詩人和作家們一些不惹人注意的清閒差事做做，例如，任命他們當海軍部或者參議院的圖書館員。那是一種薪俸不多而工作極少的差使。因為參議員們只是在極難得的情況下才去借一本書，所以，佔有這樣一個閒職的幸運者就可以在那幢別具一格的古老的參議院大樓裡于工作時間寫他的詩，窗外是盧森堡公園，室內是又安靜又舒適，而且不必為稿費着忙，因為這種雖然不多的穩定收入對他們來說已經是足夠了。另一些詩人，有的身兼醫生，像後來的杜阿梅爾①和社爾丹②，有的開一爿小小的圖畫商店，像夏爾·維爾德拉克③；有的當中學教師，像儒勒·羅曼④和讓一里夏爾·布洛克⑤；有的在哈瓦斯通訊社坐著混時間，像保爾·瓦萊裡⑥：有的幫助出版商幹點事。但是沒有一個人有像他們後輩似的自命不凡：他們的後輩全被電影和大量的印數給毀了，剛一嶄露藝術的鋒芒，就立刻想過一種隨心所欲的生活。而當時的那些詩人們卻不慕虛榮，他們之所以從事這些經過選擇的卑徽的職業，無非是想使自己的物質生活略有保障，以保證自己精神勞動的獨立性。因為有了這樣一種生活保障，他們就能夠不去理睬腐敗的巴黎大報紙；他們就能夠為自己的小雜誌寫文章而不取任何稿酬——維持這些小雜誌總是要作出個人犧牲的；他們就能夠平心靜氣地接受這樣的事實：他們的劇本只有在文學家的小劇院裡演出；他們的名字起初只為少數人所知。無論是克洛代爾①、貝璣②、羅曼·羅蘭、還是絮阿雷斯、瓦萊裡，在數十年間也只有極少數的文學中堅才知道。他們是繁忙的閙市區裡唯一從容不迫的人。為了能在藝術方面進行自由和大膽的思想，對他們來說，默默無聞地生活，為一群遠離“閙市區”的安靜的人們靜悄悄地工作，比去出風頭要為重要。他們甘心過一種澹泊的小康生活而並不覺得羞澀。他們的妻子自己下廚和操持家務。晚上朋友們聚會的時候，招待都很簡單，因而顯得更加親切。大家圍着一張上面馬馬虎虎鋪了塊花格檯布的桌子，坐在廉價的草編椅子上。房間裡的陳設並不比同一層樓裡的那個安裝工闊氣。然而大家都覺得自由自在、無拘無束。他們沒有電話、沒有打字機、沒有秘書。他們避免使用一切機械器具，就像他們不願使自己成為宣傳機器的工具一樣。他們像一千年以前似的用手著書。即使是像“法國梅居爾”這樣的大出版社也不採用口授打字，沒有複雜的器具。他們不追求外表：不為追求名望和排場而浪費時間和精力。所有這樣一些年輕的法國詩人們和整個法國民族一樣，懷着對生的樂趣而生活着，誠然，是以他們最高尚的形式，即懷着對寫作的無限喜悅而生活着。

②萊昂·巴扎爾熱特（L éon Baza1gete），法國著名翻譯家，生平不詳。

①弗朗茨·馮·藍貝赫（Franz von Lenbach ，一八三六——一九○四）。德國寫實主義肖像畫家。

①喬治·杜阿梅爾（GeorgesDuhame1，一八八四——一九六六），法國著名作家，法蘭西學院院士，代表作育《烈士傳》、《文明》、《天堂生活的回憶》、《黑暗帝國的新聞》等。

②呂克·杜爾丹（Luc Durtaln ，一八八一———九五九），原名安德烈·內普弗（AndréNepveu），法國小說家、評論家，本人又是醫生。

③夏爾·維爾德拉克（Charles Vildrac ，一八八二——），原名夏爾·梅薩熱（Charles Messager），法國詩人、評論家、小說家、劇作家。他作為法國的修道院文社的成員和卓絶的一致主義詩人，對後代的許多詩人曾產生深遠的影響。

④儒勒·羅曼（Jules Romains ，原名LouisFarigou1e，一八八五——一九七二），法國著名作家，法蘭西學院院士。

⑤讓一里夏爾·布洛克（Jean一 RichardB1och.一八八四——一九四七），法國小說家、評論家、劇作家）他是羅曼·羅蘭的朋友，長期保持通信關係，一九六四年發表了他們的《通信集》。

⑥瓦萊裡于一九○○年進入哈瓦斯通訊社，任通訊社主持人勒貝的私人秘書達二十年。

①保爾·克洛代爾（PauIClaude1 ，一八六八——一九五五）。法國詩人，戲劇家。他和瓦萊裡在文學吏上都被認為是後期象徵主義的最重要的詩人。瓦萊裡在藝術上師承馬拉梅，而克洛代爾則師承蘭波。

②夏爾·貝璣（Charlespéguy ，一八七三——一九一四），法國作家，代表作有詩劇《霞娜·達克》等。一九○○年他創辦的《半月叢刊》團結了法朗士、羅曼·羅蘭等大報傾向進步的作家，該叢刊在法國思想界和文學界曾有較大影響。

我新結交的這樣一些朋友以他們清廉的為人大大修正了我心目中的法國詩人的形象。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布爾熱①以及其他一些著名時代小說家們②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後一類作家以為“沙龍”就是整個世界！我以前在家裡曾從讀物上得到過這樣的印象：一個法國女人無非是一個只知道照鏡子的交際花，滿腦子的艷遏、揮霍，可是法國詩人們的妻子卻完全糾正了我的這種有罪的錯誤印象。她們勤儉持家、謙虛樸素，即便是在最拮据的情況下，也能象變魔術般地在小爐灶上創造小小的奇蹟：她們精心照料孩子，並且在一切文學藝術方面又和自己的丈夫心心相印，我從未見過有比她們更賢慧、更嫻靜的主婦！只有作為朋友、同行，在那個圈子裡生活過的人，才瞭解真正的法國。

①保羅·布爾熱（Paul Bourget，一八五二———九三六），法國著名小說家、文學評論家。

②指專以表現某個時代為內容的小說家。

萊昂·巴扎爾熱特，是我朋友們的朋友，他的名字在法國新文學的大多數著作中被不公正地遺忘了。可是他在那一代詩人中卻佔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是他把自己充沛的精力毫無保留地傾注在翻譯外國作品上，從而為他所喜愛的人奉獻出自己全部的風茂年華。我在他這個天生的“同道”身上看到了一個活生生的自我犧牲者的卓絶典型。他是真正的獻身者。他認為自己畢生的唯一任務是：幫助他那個時代的最重要的有價值的作品發揮作用；而他自己卻從來不必作為那些重要作品的發現者和推廣者享受應得的榮耀。他的滿腔熱忱，完全是由他的思想覺悟自然促成。他看上去頗有一點軍人氣質，儘管他是一個積極的反軍國主義者。和他交往，可以感到一個真正戰友的那種誠摯。他在任何時候都樂於幫助人，給人當參謀；待人一貫誠懇；辦事像鐘錶一樣準時，他對別人遇到的一切都很關心，但卻從不考慮自己個人的好處。為了朋友，他從不吝惜自己的時間和精力、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朋友，但為數不多，而且有所選擇。他用十年時間翻譯了惠特曼的全部詩歌，並且寫了一部關於惠特曼的豐碑式的傳記，以便讓法國人瞭解這位詩人。他用惠特曼這樣一個熱愛世界的自由人作榜樣，引導國人的思想眼光越出國界，使自己的同胞變得更剛毅、更團結，這已成為他畢生奮斗的目標，即：一個最優秀的法國人，同時也是一個最熱忱的反國家主義者。

我們很快成了情投意合、親如兄弟的朋友，因為我們兩人偽思想都不是隻得到自己的國家，因為我們喜愛外國的作品，願意為介紹外國作品獻身而不謀求任何實惠的好處，因為我們兩人把思想自由看作是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事。我從他身上第一次瞭解到那個“帷幕後面”的法國。當我後來在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書中讀到，奧裡維①是怎樣反對那位德國人約翰·克利斯朵夫時，我彷彿覺得，書中的描寫簡直就是我和萊昂·巴扎爾熱特之間的親身經歷。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友誼始終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而其產主的頑強阻力在通常情況下必然會妨礙兩個作家之間誠摯、融洽的關係。這個棘手的問題是：巴扎爾熱特以他驚人的坦率態度決定不接受我當時寫作的一切。不過，我覺得，這正是我們的友誼中最美好、也是我最難以忘懷的一點。他喜歡我本人，並對我為翻譯維爾哈倫的作品所作的貢獻懷有最深切的感激之心和敬：意。每逢我到巴黎，他總是誠心誠意地到火車站來接我，總是第一個和我打招呼、表示歡迎的人。凡是他能幫助我的地方，他都願意儘力。在一切關鍵性的事情上，我們都是看法一致，關係之融洽，勝似通常的兄弟。但是他對我自己當時的作品卻抱一種堅決否定的態度。他是在昂利·吉爾波②（此人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和作為列寧的朋友，扮演過重要角色）的翻譯作品中初次讀到我的詩歌和散文的，然而卻直言不諦地表示反對，他毫不留情地指責說，我的所有那些作品都和現實沒有絲毫關係，完全是一種（他最憎惡的）玄奧文學，他還說，他之所以生氣，是因為那些作品恰恰是我寫的。他為人一貫耿直，在這一點上從不妥協，也不講什麼情面。譬如說，當他負責一家雜誌時，他曾要求我給予幫助——所謂幫助，是指他曾要求我替他從德國物色一些能幹的撰稿人，即，替他從德國組約一些比我自己的文稿更好的稿件。至于對我這個他最親近的朋友本人，卻從未要求寫一行字，也不打算發表一行字。雖然與此同時他在為一家出版社校訂我的一本書的法譯本——而他這樣做，是沒有任何稿酬的；完全是一種出於真誠友誼的犧牲。儘管我們之間的關係這樣怪異，但那種情同手足的友誼在十年時間裡卻從未削弱過，這使我更加覺得我們之間友誼的特別可貴。後來，當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宣佈我早年的作品一律作廢，並使自己的作品終於達到一種具有個性的思想內容和形式時，恰恰是巴扎爾熱特對我的讚許，使我分外高興，因為我知道他對我的新作品的肯定完全是真誠的，就像他在以往的十年裡對我的作品直爽地表示否定一樣。

①奧裡維，是《約鈞·克利斯朵夫》一書中的另一主要人物，他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朋友，但兩人性格迥異。

②昂利·吉爾波（Helri Guilbealux，一八八五——一九三八），法國社會黨人，新聞工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版和平主義的《明日》雜誌，主張恢復國際聯繫。一九一六年參加昆塔爾代表會議。從二十年代初起在德國居住，任《人道報》記者。他是法國齊美爾瓦爾德左派出席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我在這裡還要提到萊納·馬利亞·里爾克這個尊貴的名字。雖然他是一位德語詩人，但我卻在回憶巴黎生活的這一頁中提到他，這是因為我在巴黎時和他見面次數最多，和他關係最好，是因為他比其他許多人更愛巴黎；我彷彿看到在構成這座城市背景的古老人物像中，他的容貌尤其突出。當我今天回想起他和其他一些對語言藝術有着千錘百煉之功的大師們時，即，當我回想起曾象不可企及的星漢照耀過我青年時代的那些可尊敬的名字時，我的心中不禁產生這樣一個令人悲哀的問題：在我們今天這個動盪不堪和普遍驚惶失措的時代，難道還有可能再次出現當時那樣一些專心致志于抒情詩創作的單純詩人嗎？我今天懷着愛戴的心情不勝惋借的那一代詩人，難道不是再也無處尋覓了嗎？——在我們今天這些被各種命運的風暴攪得十分混亂的日子裡，那一代的詩人們是後繼無人了。那些詩人們，他們不貪圖任何的外表生活，他們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他們不羡慕榮譽、頭銜、實利，他們所追求的，無非是在安靜的環境中搜索枯腸，把一節一節的詩句完美地聯結起來，讓每一行詩都富於音樂感，光彩奪民詩意濃郁。他們所形成的社會圈子，在我們日常的塵囂生活中簡直像是一個僧侶團，他們故意疏遠日常生活。在他們看來，天底下最重要的，莫過于那些柔美的、然而比時代的轟隆聲更富有生命力的音響；當一個韻腳和另一個韻腳搭配得非常妥貼時，便會產生一種無法形容的動感，這種動感雖然比一片樹葉在風中落下來的聲音還要輕，但它卻能以自己的迴響觸及到最遙遠的心靈。不過，儘管他們離群索居，但在我們當時的年輕人看來，那樣一群如此潔身自好的人是多麼崇高，那樣一群一絲不苟的語言的守護人和獻身于語言的人（他們把自己全部的愛獻給了詩歌語言，他們的語言不迎合當年的時代和報紙，而是追求不朽的生命力）確實是我們的榜樣。我們簡直羞於看他們一眼，因為他們生活得小心謹慎，從不出頭露面，招搖過市。他們有的像農民一樣住在鄉下，有的從事一種小職業，有的作為一個熱情的漫遊者周游世界；他們所有的人只為少數人所知，卻也被那些少數人熱烈愛戴。他們有的在德國，有的在法國，有的在意大利，但又都在同一個國度，因為他們只生活在詩的王國之中。他們就是這樣棄絶一切世上曇花一現的東西，專心于藝術創作，從而也使自己的生活成了一種藝術作品。我經常覺得，在我們當時的青年一代中竟會有那樣純潔清白的詩人，簡直不可思議。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我今天不時以一種暗自優慮的心情問自己：在我們今天這樣的時代，在我們今天這樣新的生活方式之中（這種新的生活方式扼殺了人的各種內在的專心致志，就像一場森林大火把動物驅趕出自己最隱蔽的窩一樣），難道還會有那樣一群全心全意獻身于抒情詩藝的人嗎？當然，我清楚地知道，每個時代都會有一位詩人創造奇蹟，歌德在他為拜倫而寫的輓歌中所說的那句動人的安慰話始終是對的。他說：“因為世界將不斷創造他們，就像他們自古以來不斷創造世界一樣。”那樣一些詩人是天生會不斷產生的；因為即使是最失體面的時代，蒼天也總還要偶爾給它留下這種珍貴的信物。而我所說的這種時代，難道不恰恰就是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嗎？——在我們這個時代，即使是最潔身自好的人，最不問世事的人，也得不到安寧，得不到那種創作中醞釀、成熟、思考和集中思想所需要的安寧；而在戰前的歐洲，在那個比較友善和冷靜的時代，詩人們還是能得到這種安寧的。我不知道，所有那些詩人——瓦萊裡、維爾哈倫、里爾克、帕斯科裡①、弗朗西斯·雅姆②——在今天還有多少價值；不知道他們對今天這一代耳朵裡常年充滿的不是悅耳的音樂，而是宣傳機器的聯噪和兩次大戰炮轟的隆隆聲的人，還有多少影響。我只知道，並且覺得有責任，懷着感激的心情說出這樣的事實：那樣一代對神聖的詩歌藝術刻意求工的獻身者們，在一個已經愈來愈機械化的世界裡，曾使我們受到莫大的教育和感到無比的幸運。而當我今天回顧往事，我覺得我一生中最有意義的收穫，莫過於我有機會能和他們中的某些人親自交往，莫過於我和他們的持久友誼可以常常和我早年對他們的景仰聯繫在一起。

①喬瓦尼·帕斯科裡（Giovanni Pascoli，一八五五一一九一二），意大利詩人。幼年時，父親慘遭胳殺，母親和四個兄妹相繼去肚，給他的心靈留下創傷。他回憶童年，緬懷死者，寫了大量的行情詩，抒發內心的哀痛，並勻勒出一個超脫塵世的理想世界。主要作品有《怪柳集》、《最初的詩》、《卡斯忒維丘之歌》。他的詩歌莊浪漫主義基礎上接受象徵派影響而形成獨特的風格，對意大利現代詩歌有重要影響。

②弗朗西斯·雅姆（Francis Jammes，一八六八一～一九，＼、，法國詩：人和小說家。和鳥拉美、紀德等人有交往，1948年出版了他和紀藝的《通信集》。

在那些詩人們中間，也許再也沒有一個人會比里爾克生活得更隱秘、更不顯眼。但那不是一種故意的、被迫的（或者說，像牧師似的出於無奈的）孤寂——猶如斯蒂芬·格奧爾格在德國過的那種孤寂生活。而里爾克，不論他走到哪裡或在哪哩駐足，在他周圍就會產生某種安謐的氣氛。由於他規避一切喧嘩嘈雜，甚至規避對他的讚揚——正如他自己說得好：那種讚揚是“圍繞着一個人的名字積聚起來的全部誤會的總和”——因此，那種華而不實的好奇的滾滾巨浪只能沾濕他的名字，卻從未沾濕過他本人。要找到里爾克是很困難的。他沒有住宅，沒有能找到他的地址，沒有家，沒有固定的寓所，沒有辦公室。他總是在世界上漫遊。沒有人能事先知道他會轉到哪裡去——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對他那顆極其敏鋭和多愁善感的心來說，任何死板的決定、任何計劃和預告，都會使他覺得是一種壓力。所以，我和他的相遇，純屬偶然。有一次，我站在一家意大利繪畫陳列館裡，我彷彿覺得有人在向我友好地微笑，但我不知道他是誰。只是當我看到他的那雙藍眼睛時，才認出他來。他的眼睛在注視別人的時候，目光含蓄，從而使他本來並不引人注目的容貌分外有神。不過，恰恰是那種不引人注目的儀表是他性格中最深的秘密之處。他蓄着一撮下垂的金黃色小鬍子，神情略帶憂鬱。由於面部沒有明顯的線條，有點像斯拉夫人的臉形。成千上萬的人從這樣一個年輕人身邊走過，很可能不會想到他是一位詩人，而且是我們這個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的性格特點，即，內心那種不同尋常的壓抑，只有在和他的進一步交往中才會顯露出來。他的言談舉止是難以形容的斯文。當他走進一個眾人聚會的房間時，步履之輕，兒乎不會被人察覺到他的光臨。然後他會坐在一旁靜靜地聽。有時候，當他對什麼發生興趣時，就會無意識地昂起頭。在他自己開始說話時，他從不裝腔作勢或者慷慨激昂。他說話自然、簡單，就象一個母親給自己的孩子講童話那樣親切。聽他講話，讓人高興。即便是最一般的題目，到他嘴裡，就能講得生動活潑。

但是，一旦當他覺察到自己成了許多人的注意中心時，他就立刻中止，重新坐下來，悉心靜聽別人講話。他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表情，都是這樣的斯文；縱然發出笑聲，也都是表示出那麼一點意思後就立刻收斂。輕聲細語是他的一種需要。所以，再也沒有比喧嘩嘈雜和感情上的激動更使他心煩意亂。

他曾對我說過：“那些把自己的感受象嘔血一樣傾吐出來的人，使我精神非常疲勞。所以，我很少接近俄羅斯人，就像我只是淺嘗幾口自酒一樣。”除了舉止的慢條斯理，整齊、清潔、安靜，也都是他生理上的需要。每當他不得不乘一輛擁擠的電車或者坐在一家嘈雜的飯館裡時，這都是使他心緒不寧的時刻。他不堪忍受馬虎潦草。

儘管境遇不寬裕，他對衣着還是非常講究，打扮得乾淨、入時。他的一身打扮也同樣是一件不惹人注意的經過精心設計的藝術品；而且還總帶著一點不顯眼的、完全是他個人的標記，即戴一件他心中暗自得意的小小裝飾品，譬如說，在手腕上戴一隻薄薄的銀鐲。這是因為他的要求完美和對稱的美感一直滲透到他的內心深處和個人生活之中。有一次，我在他的寓所看他在出門前是怎樣裝自己的箱子的。他不要我幫忙，認為我肯定弄不好。他把每一件東西非常精心地塞進事先留出的空處，簡直就像鑲嵌瑪賽克那樣細心。我覺得，倘若我去插上一手，破壞了他的那一番繡花似的工作，豈不是罪過。他的那種愛美的秉性一直滲透到他的各種無關緊要的小事。不僅僅是他把自己的手稿非常細緻地用圓熟的書法寫在最漂亮的紙張上，行與行之間相隔的空白，就像用尺量過似的，而且當他寫一封最最普通的信函時，也要挑選一張好紙，工工整整地用書寫體把字寫在隱綫格子裡，即便是寫一張最倉促的便函，他也從不允許自己塗改一個字，而是一旦覺得一句話或者一個字不完全恰當時，就立刻以極大的耐心把整封信重抄一遍。里爾克從不讓不完全滿意的東西出手。

他的那種慢條斯理、同時又專心致志的秉性對每一個和他接近的人都具有魅力。就像我能設想里爾克本人不會激烈一樣，我也能設想，在他的安詳的氣質熏陶下，不會有人再高聲喧嚷和態度蠻橫。因為他的舉止儀態本身就是一種神秘地不斷起作用的力量，一種教育的力量，一種道德的力量，感召着人的心靈。每次和他作較長時間的談話之後，我總有幾個小時或者幾天的脫俗之感；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這種一貫注意節制的性格，即從不讓自己盡興的意願，都會及早限制任何顯得特別知心的感情。我相信，可以認為自己曾是里爾克的“朋友”並以此為榮的人，只有少數幾個。在他發表的六卷書信集中，几乎沒有和別人談心的話。而且自從離開中學以來，他几乎沒有對任何人使用過那個顯得象兄弟般親熱的稱呼——“你”。對他的特別多情善感的性格來說，某一個人或者某一件事和他過于接近，都是無法忍受的。尤其是所有剛強的男性，都會引起他不快的感覺。他倒更願意和女人們交談。他寫給女人們的信很多，也很樂意；在女人們面前他顯得舒暢多了。女人們的嗓子中是沒有喉音的，也許這種嗓音使他感到舒服。因為正是那種不悅耳的嗓音使他感到難受。我今天還清楚記得他和一個大貴族談話時的情景。他全身緊縮，雙肩耷拉，眼睛從未抬起來看一眼，為的是不致從眼神中流露出來，他聽那個貴族用假嗓子說話，渾身是多麼難受。但是，如果他對某人抱有好感，那麼和他在一起，又是多麼有意思！他事後就會感覺到里爾克內心的那種善意，雖然這種善意在他的話語和表情中流露得不多，它像一束暖人心窩、治人創傷的光芒穿透到心靈的最深處。

里爾克在這座使人心境開闊、最最開放的城市——巴黎的生活和工作，是謹小慎微的，這也許是因為他的作品和他的名字在這裡尚未為人所知，和因為他覺得自己作為一個隱姓埋名的人就始終會更自由、更得意。我去看他的地方是租來的兩間大小不同的房間。每間房裡陳設簡單，沒有任何的裝飾，但是由於他自己持有的審美感，所以你一進去就會立刻感到一種特有的氣派和寧靜。他租借的地方從來不會是某一幢鄰居嘈雜的大樓房。而寧可去找一幢老房子，即使不甚方便也罷，他都會有賓至如歸的感覺，而且不管他住在哪裡，他都會運用自己處享有條不紊的能力立刻把室內佈置得意味深長和適合自己的個性。他身邊的什物總是少得不能再少，但在一隻花瓶或在一隻碗裡始終開着鮮花，也許是女人們送的，也許是他自己深情地帶回家的，牆壁前總是放著書籍，裝訂漂亮，或者細心地包着書皮，因為他愛書籍，就像把它們當作不會吭聲的動物一般。寫字檯上筆直地並排着鉛筆和羽毛筆；沒有寫過字的自紙放在寫字檯的右角；房間裡還有一張俄羅斯的聖像和一張那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天主教圖像，——我相信，不管他旅行到哪裡，這兩張圖像一直陪伴着他；這兩張圖像給他的工作室輕輕地蒙上了一層宗教的色彩，儘管他的情仰宗教的熱忱和任何固定的教條不沾邊。

我從每一個細節中感覺到，這樣的佈置是經過精心選擇的，並且深情地保持着。如果我借他一本他沒有讀過的書，那麼當這本書歸還到我手中時，上面已平平整整地包了一層緞面封皮，並且繫了一條彩色緞帶，就像一件節日禮物似的。我今天還清楚記得，他是怎樣把《旗手克里斯多夫·里爾克的愛和死亡之歌》的手稿當作一件珍貴的禮物帶到我房間裡來的，我今天依然保存着那條包紮過這疊手稿的帶子。但是，最令人高興的事是和里爾克一起在巴黎散步，因為這也就是說，和他一起意味深長地用彷彿睜大了的眼睛去觀看最不顯眼的東西。他會注意到任何的細微末節，即使是商店的招牌，只要他覺得那些字型大小韻律和諧，就會高興地念出聲來。

據我從他身上所知，他有強烈的興趣想把一座城市的每個角落都看遍的，似乎也只有巴黎。有一次，我們在我們共同的朋友家裡相遇，我告訴他說，我昨天偶然走到皮克普斯公墓的舊“柵欄”旁——那裡埋葬着斷頭台上最後一批犧牲者的骨骸，其中有安德烈·謝尼耶①。我向他描述了那塊令人感慨的小小草地，上面到處都是亂家；外國人是難得見到那種墳塋的；我還向他描述了，我隨後在回來的路上是怎樣從道路邊一扇敞開的大門看到一座修道院裡面的情景：一群半俗尼①手中拿着一串十字架念珠，默默地繞着圓圈在漫步，口中不吭一聲。這時我看到他——這個平時非常穩重、自製的人簡直有點急不可待。這是我看到他難得着急的幾回中的一回。他對我說，他一定得去看看安德烈·謝尼耶的墳地和那座修遭院，問我是否能領他去。其實我們第二天就去了。他默默地站在那塊孤寂的墓地前出神，並稱那塊墓地是“巴黎最有詩意的地方”。但是在回來的路上，那座修道院的門卻緊閉着。這時我就能考驗他沉靜的耐心了——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和他在作品中一樣，是很有這種耐心的。他說：“讓我們等在這裡碰碰運氣吧！”說完就站在那裡，微微地低着頭，以便一旦大門開開的話就能看見。我們大約等了二十分鐘。隨後有一個修女沿著道路走來，並且拉響門鈴。

①安德烈·謝尼耶（Andre Chénier，一七六二——一七九四），法國詩人。他曾贊同法國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但很快就暴露出“溫和派”的政治立場，一七兒四年七月被判為“人民的敵人”而送上斷頭台處決，主要作品有《悲歌集》和《牧歌和闐園詩集》，在題材與格律方面受希臘文學影響。

①半俗尼（Begine），不發願的修女。

他激動地輕輕低語道：“運氣來了。”可是那位修女發覺了他在不聲不響地窺視——我是說，人們從遠處的氣息中就能感覺到他身上的一切——於是向他走去，問他在等誰。

他以笑顏相迎——他的這種特有的輕柔的微笑立刻就會博得人們的信任——並且坦率地說，他非常想看看修道院的通道。現在是那位修女對他滿面笑容地說，她感到很抱歉，她不能讓他進去。不過她給他出了一個主意：他可以到旁邊的那間園丁的小屋裡去；從那間小屋的最上邊的窗戶口同樣可以看得很清楚。於是，這麼一點小主意，好像給了他許多恩惠似的。

後來，我還和里爾克相遇過多次，但是，每當我想起他，我總是記起他在巴黎時的情景，而巴黎最最不幸的時刻他卻沒有經歷到。

對於一個初出茅廬的人來說，遇見這樣非凡的人物，真是受益匪淺。但是我還應獲得那種對我整個一生具有決定意義的教益。而這種教益卻像意外的禮物一樣降臨到我身上。有一次，我們在維爾哈倫家和一位藝術史家討論起來，那位藝術史家抱怨說、偉大的雕塑和繪畫時代已經過去。我激烈地反對說，在我們中間不是還有羅丹嗎？——他作為一位雕塑家並不比過去的偉大遜色。我開始數說羅丹的作品，並且几乎憤憤不平起來——每當我反對一種異議時總是這樣。維爾哈倫悄悄地暗自發笑。他最後說：“你那麼喜歡羅丹，就應該和他親自認識認識。我明天就要到羅丹的創作室去。如果你覺得方便，我帶你一起去。”問我是不是覺得方便？我高興得簡直不能入睡。可是到了羅丹那裡，我又嘴笨得說不出話來。我沒有對他說一句恭維的話，我站在各種雕塑之間，就像他的一具雕塑一樣。令人奇怪的是，看來我的這種窘態博得了他的喜歡，因為告辭的時候這位老人向我發出了邀請，對我說，難道我不想看看他在默東①的原來的創作室。同時，他又立刻請我一起用餐。於是我得到第一點教益：偉大的人物總是心腸最好的。

①默東（Meudon）。法國地名，羅丹晚年居住于此，並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此逝世。

我得到的第二點教益是：偉大的人物在自己的生活中几乎都是最最樸實的。我們在這位享譽世界的偉人家裡——他的作品是我們當時一代人的楷模——就像親密無間的朋友，飯菜又是如此的簡單，就像一家中等水平農民的伙食：一塊厚厚實實的肉、幾顆橄欖，和一道豐足的水果，外加本地產的原汁葡萄酒。這使我慢慢地隨便起來，到最後說話也不拘謹了，彷彿這位老人和他的妻子與我相熟多年似的。

吃完飯以後，我們走進他的創作室。那是一間大廳，裡面集中了他的最重要作品的複製品，但是其中也放著數百件珍貴的單個習作——一隻手、一隻手臂、一束馬鬃、一隻女人的耳朵，大多數隻用石膏塑成。我今天還清楚記得若干件他用來自己練習的造型草稿；關於我在他的創作室裡參觀的那一小時，我今天可以講上幾小時。最後，羅丹大師把我領到一座台基旁，上面放著他的最新的作品——一具頭上蒙着濕布的女人肖像。他用自己一雙農民似的滿是皺紋的厚實的手揭下濕布，接着退後幾步。“妙極了”，我情不自禁地從憋了半天的口中冒出這麼一個詞，同時為自己說出這樣的陳詞濫調感到慚愧。可是他卻一邊打量着自己的作品，一邊以冷靜的客觀態度——其中沒有一丁點兒自鳴得意——輕聲地附和了一句：“是嗎？”接着又躊躇了一番。“只是肩膀還有點……等一下！”他說著脫去上衣，穿上白色工作服，拿起一把刮鏟，在肩上非常熟練地一刮，把那女人的柔軟皮膚弄平滑了，看上去栩栩如生，呼之慾出。接着他又後退幾步。“喏，還有這地方，”他喃喃地說道，又在細節上作了很小的改動，然而效果卻非常明顯。過後他就再也沒有說什麼，只是一會兒走向前，一會兒退後，從一面鏡子裡端詳着那具雕塑，一邊嘀嘀咕咕，發出一些別人聽不懂的聲音，一邊修改着。他的眼神，在吃飯的時候顯得和藹可親，這會兒卻閃爍着奇異的光芒，他彷彿變得更高大、更年輕了。他用全部熱情和魁梧身軀的全部力量工作着，乾著。“每當他快步走向前或後退時，地板咯吱咯吱直響。然而他聽不見這聲音。他也沒有注意到在他身後還有一聲不響的我站着。像我這樣一個年輕人能有幸親眼目睹這樣一位舉世無雙的大師從事創作時的現場，真是使我激動萬分，可是他卻把我全忘了。對他來說，我是不存在的，對他來說，只存在那座雕塑——他的作品，以及看不見的如何精益求精的構思。

一刻鐘過去了，半小時過去了。我今天已記不清我在那裡獃了多久。就時間方面來說，那都是了不起的偉大時刻。羅丹全神貫注埋頭于自己的創作。即便是雷鳴，也不會把他驚醒。他的動作越來越粗，好像發狠似的。完全沉浸在一種狂暴或者陶醉的狀態之中，他幹得越來越快。隨後，雙手漸漸變得遲疑起來。看來，這表明兩隻手已沒有什麼可干。他朝後退了一次，兩次，三次，再也沒有修改什麼。接着他輕輕地嘟囔了幾句，便非常細心地把布蒙到塑像四周，好像把一塊圍巾搭在一個心愛的女人的肩膀上似的。他深深地鬆了一口氣。他的形象重又顯得莊嚴起來。激昂的情緒漸漸消失了。隨後出現了我不可思議由事——也是我得到的最大教益：他脫下工作服，重又穿起家中穿的上衣，轉身準備走了。他在這段精神非常集中的時間內把我全然忘卻。他不再知道，有一個年輕人激動地站在他的身後，像他的雕塑一樣一動不動，呼吸短促，而這個年輕人是他自己帶進創作室的；為的是給他看看自己的作品。

他向房門走去。當他要關上房門的時候發現了我，而且几乎惱怒地望着我，心想：這個年輕的陌主人是誰？怎麼偷偷地溜進了他的創作室？但是他隨即又記起來了，並且几乎有點不好意思地向我走來。“對不起，先生”，他開始說道。可是，我只是感激地握住他的一隻手；我甚至想親吻這隻手。因為我在那一小時內看到了一切偉大藝術的永恆的秘密，即看到了世間任何一種藝術創作的訣竅：全神貫注，不僅思想高度集中。而且要集中全身精力；每一個藝術家都得把自己置之度外，忘卻周圍整個世界。我學到了這點對我畢生有用的教益。

我原來打算五月底從巴黎赴倫敦。但是我不得不把行期提前了兩周，因為原來使我非常可心的那處住所由於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煩而使我感到不快。這麻煩是由一段奇遇般的插曲造成的；這段插曲使我覺得非常有趣，同時也使我瞭解到法國環境裡的完全不同的思想方式，頗受教益。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在聖靈降臨節的時候，我離開了巴黎兩天多時間，為的是和朋友們一起去參觀壯麗的沙特爾①大教堂——我還從未見過那大教堂呢。當我星期二上午回到旅館的房間，正要換衣服的時候，我發現幾個月來一直安放在角落裡的我的那只箱子不見了。於是我跑下樓梯去找這家小旅館的老闆，他是整天和他老婆換着班坐在那間狹小的門房裡的。他是一個紅光滿面、矮胖的馬賽人，我常常喜歡和他開開玩笑，有時甚至和他一起在對過的咖啡館裡玩玩他最喜歡的十五子遊戲。①他聽我一說；便立刻激動起來，用拳頭拍着桌子，怒氣沖沖地大聲說道：“好呀，原來如此！”——別人不明白他說的什麼意思。他急急忙忙穿起外套——他坐在門房裡總是穿著襯衫——脫下方便的拖鞋，換上鞋子，一邊向我解釋事情的經過。也許我有必要在這裡先追述一下巴黎的住房和旅館的一個特點、以便弄明白事情的原委。在巴黎，較小的一些旅館和大部分私人住宅都沒有大門鑰匙，而是由“門房”，即看門人關大門，一旦外面有人敲門，大門就會由門房室自動開開。而在這些較小的旅館和住宅裡，一般只留一個門房或者房東、老闆自己看管大門，但不是整夜蹲在門房室，而是從自己的夫妻床上按一下電鈕把大門開開——大多數還處在半睡的狀態呢。如果誰要外出，就叫一聲：“請開開門。”同樣，每一個從外面進來的人，都得報一下自己的名字，以便到了夜間陌主人無法潛進屋來——理論上是這樣。現在再回過頭來說，有一天凌晨兩點光景，我住的那家旅館的門鈴被外面的人拉響了，進來的人也報了自己的名字，聽上去像是旅館裡的某一位住客；而且那位住客還在門房裡留下了自己的房間鑰匙。本來這是守門人的責任：從窗玻璃證實一下這位晚來客人的身分，但是顯然由於守門人太因而沒有這樣做。過了一小時後，裡面又有人要外出，叫了一聲：“請開開門。”守門人在開了大門後忽然警覺起來：怎麼凌晨兩點以後還有人要外出。於是他從床上起來，看到那個從旅館出去的人拎着一隻箱子向小巷走去；守門的旅館老闆趕緊披上睡衣，穿上拖鞋，跟蹤那個可疑的人。可是當他看到那個人拐了一個彎走進小田園街一家小旅館時，他自然也就不再懷疑那個人是竊賊或小偷了。於是又安安穩穩地躺下睡覺。

①沙特爾（Chartres），位於巴黎西南的城市。

①十五子遊戲（Trick —Track ），一種雙方各有十五枚棋子，擲色子決定行棋格數的遊戲。

而現在他對他自己所犯的錯誤感到十分後悔，他帶著我急急衝衝去找最近的那個站崗警察。隨後我們立刻到小田園街那家旅館去查問，並且發現：我的箱子雖然還在那裡，但那個小偷卻不在——顯然他是出去了，為的是到附近的某家酒吧去喝早晨咖啡。於是，兩名便衣警察在小田園街的那家旅館門房裡守候着那個壞蛋：當他半小時後毫無疑慮地回來時，他立刻被逮捕了。

現在，我們兩個人——老闆和我——不得不一起去警察局履行公事。我們被帶進那間警長的房間。那位警長是一位留着小鬍子、胖得要命、和藹可親的先生，穿著一件鈕扣解開的外套，坐在寫字檯後面。寫字檯上亂七八糟地堆滿着各種檔案，滿屋都是煙味。桌子上還放著一大瓶葡萄酒，這表明這位先生完全不屬於那種敵視生活和冷酷無情的警察行列。遵照他的命令，那只箱子被送進屋來。我應該說明，箱子裡是否缺少重要東西。看來，裡面唯一值錢東西是一本總額為兩千法郎的信用存摺，但是在我住了數月之後已經用去了許多，而且誰都明白，這樣一本存摺對別人是沒有用的；再說，這本存摺事實上還一直放在箱子的底部，沒有動過。於是作了這樣的口供記錄：我承認這只箱子是我的財產，裡面沒有丟失任何東西。這以後警長命令把小偷帶進來。我倒挺想看看那種場面。

說來，看到那種場面也真是值得。兩個警士押着小偷進來，他本來就又瘦又弱，夾在兩個粗壯的警士中間，更顯得奇形怪狀，活象一個可憐鬼。他衣衫襤褸，衣領都沒有了。看得出來，由於極度的饑餓，蓄着一撮小鬍子的臉尖復得象只老鼠面孔。他是一個很不高明的小偷——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的話。下面這一點就足以證明他很不在行：他沒有在作案後的第二天一早就帶著箱子溜之乎也。他站在有權力的警長面前，兩眼低垂，全身微微顫抖，彷彿是受冷受凍所致。我不得不羞愧地說，我不僅為他感到難過，甚至感到自己對他產生了某種憐憫之心。而當一名警官鄭重其事地把各種從他身上搜來的東西一一陳放在一塊大木板上時，我的同情之心更是倍增。簡直想不出還有比它們更稀奇古怪的藏在身上的東西了：一塊非常臟、非常破的手帕；鑰匙串上掛着十二把各種大小規格的萬能鑰匙和撬鎖鈎——互相碰撞起來會象樂器似的叮噹作響；一隻破皮夾；但是幸虧裡面沒有武器。這至少可以證明這個小偷雖然以大家熟知的方式幹他的行當，但用的卻是和平的方式。

首先，當着我們的面檢查了那只皮夾。結果令人驚訝。這倒不是因為發現裡面有幾千或幾百法郎，或者發現裡面一張鈔票也沒有，而是發現裡面有二十七張袒胸露肩的女舞蹈演員和女演員的照片以及三、四張裸體照。顯而易見，這無非是說明這個細瘦、優傷的小伙子是一個美的熱烈的愛好者，巴黎劇壇的那些明星們對他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即，但他至少要把她們的照片藏在自己的心窩邊，除此以外，沒有其他不法行為。雖然警長用故意裝出嚴厲的目光，一張一張察看著那些裸體照，但卻逃不出我的觀察：一個處于這樣境遇的違法者竟會有這種收藏興趣，使他覺得很有意思。——我也和他一樣，因為當我看到這個可憐的罪犯對美有這樣的愛好時，我對他的同情也就再次明顯增加了。於是，當警長一邊鄭重其事地拿起筆，一邊問我是否“要起訴”——即對那個罪犯提出控告時，我自然立刻回答說：不。

也許為了弄明白這裡商的究竟，有必要在這裡再作一些補充說明。在我們的國家和在其他許多國家裡，凡是遇到犯罪案件，都是由官方起訴，即由國家向自己控制的司法部門公訴，但是在法國，是否要提出指控，可由受害人自由選擇。我個人覺得，這種法制觀念要比那種所謂刻板的法律更公正。因為自由選擇是否要起訴，就有可能寬恕另一個人所幹的壞事。但是在別的國家就不行，譬如說在德國，如果一個女人出於一時的嫉妒用左輪手槍傷害了自己的情人，不管你怎麼苦苦哀求，都無法使她免遭審判。國家要進行干涉，要把她從自己的男人身邊強行拽走並投入監獄——而那個在她激動之中遭到槍擊的男人說不定因為她的這種強烈感情而更愛她哩。然而在法國就不一樣，這對情人就會在道歉之後挎着胳膊一起回家，並且認為這件事情在他們之間已經解決。

當我剛剛說出一個堅決的“不”字時，就立刻出現了三種反應。那個在兩名警察之間的瘦弱傢伙忽然站起身來，用一種難以形容的感激目光望着我——那目光是我永遠不會忘卻的；警長滿意地放下他的筆，看得出來，我不再追究那小偷，也使他感到高興，因為這為他省去許多文牘工作。可是我的那位房東卻是另一種反應。他滿臉漲得通紅，開始對我大聲嚷嚷，說我不能這麼辦，這種無賴、“壞蛋”非得斬草除根不可。說我根本不會想到這類傢伙將會造成這樣的禍害。他說，一個正派高尚的人必須日夜提防這類流氓，如果你現在饒了一個，也就等於縱容了另外的一百個。一個小市民的全部誠實和耿直，同時也包含着那種心胸狹小，這時統統爆發出來了。——他覺得自己的生意受到了妨礙。為了避免那些和他有牽連的麻煩，他用威脅的態度、毫不客氣地要求我收回寬恕的成命。但是我毫不動搖。我語氣堅決地對他說，我已經找到自己的箱子，我沒有受到任何損失，對我來說一切都已解決，我沒有什麼可控告的。我說，我有生以來還從未對另一個人提出過什麼控告；而且在我今天中午口嚼一塊大牛排的時候，當我知道還有另一個人因為我的緣故不得不吃監牢裡的飯食，我的心情就會非常不愉快。我的房東一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並且越來越激動。警長申明說，這事由我而不是由他作出決定；由於我堅持不起訴，這事才算了結。這時，房東猛地一轉身，怒氣沖沖地離開了房間，砰地一聲在身後關上了房門。警長站起身來，望着這位生氣的人的背影，露出微笑，一邊和我握手，表示默默的贊同。這樣，例行公事算辦完了。我伸手去拎箱子，準備把它帶回家。但是就在這一剎那發生了一點令人驚異的事。那個小偷不好意思地迅速走到我的身邊，說道：“喔，先生，您別拿，我把它送到您的家去。”於是我在前面大步走着，那個懷着感激心情的小偷在我身後拎着箱子。我們走過四條街，重新回到了我的旅館。

看來，一件令人惱怒的事就以這樣的方式非常輕鬆愉快地結束了。但是餘波未平，這件事又很快導致了另外兩件事的發生。我對法國人心理的初步瞭解應該歸功于這兩件事。當我第二天到維爾哈倫家裡去的時候，他不懷好意地笑着迎接我，開着玩笑對我說：“你在巴黎的奇遇真是不少。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你原來是一個非常有錢的傢伙。”我一開始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意思。他遞給我一張報紙，我一瞧，上面登着一篇關於昨天發生的事的長篇報道，只不過經過浪漫主義的編造，已和原來的事實真相大不一樣，簡直使我難以相信。那篇報道以一種新聞記者的卓越技巧作了這樣的描述：一位高貴的外國人的一隻箱子在城內的一家旅館裡被竊——為了使我更加令人感興趣，我竟變得高貴起來——；箱子裡有許多最值錢的東西，其中有一本兩萬法郎的信用存摺——一夜之間，兩千馬克增加了十倍——以及其他各種無法補償的物品（實際上僅僅是一些襯衫和領帶）；開始時几乎無法找到線索，因為不僅小偷非常老練而且看來他在作案時對本地情況十分熟悉；但是警察分局的警長——某某先生以他“眾所周知的能力”和“非凡的洞察力”立刻採取了各種措施；他通過電話聯繫，只用了一個小時，巴黎所有的旅館和客棧都進行了徹底的檢查；由於他的措施一貫準確周密，所以在極短的期限內就逮住了那個壞蛋；警察局長為了表彰這位優秀警長的傑出成績及時給予了特別嘉獎，因為他用自己的能力和遠見再次為巴黎警察局的模範組織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當然，這篇報道所說的一切，沒有一條是真的。那位好警長根本就沒離開過自己的寫字檯一分鐘。是我們自己帶著箱子把小偷送到他那裡去的。不過，他卻利用這次好機會，為自己撈到了宣傳資本。

如果說，這段插曲對那個小偷和對崇高的警察當局來說都算碰上了好運氣，但對我來說卻是倒霉得很。因為從那時起那個從前對我非常隨和的房東就處處與我為難，不讓我在那家旅館繼續獃下去。我走下樓梯。向坐在門房裡的他的老婆禮貌地打招呼。而她根本就不理睬我；生氣地把那不開竅的小市民的女人腦袋撇到一邊。那個小學徒不再認認真真地收拾我的房間。我的信件莫名其妙地丟失了。縱然在隔壁的幾家膺鋪和那家專賣煙店裡，我見到的也都是一張張冰冷的面孔；而往常，由於我大量消費煙葉製品，在那家專賣煙店裡是大受歡迎的，被當作老“朋友”。那種小市民的道德觀念受到了傷害，不僅那幢房子裡的人，而且整條小巷的人，甚至全區的人，都一致起來反對，因為我曾“幫助了”那個小偷。於是，到了最後我別無出路，只得帶著那只失而復得箱子出走並且非常灰溜溜地離開那家舒適的旅館，彷彿我自己曾犯了罪似的。

到過巴黎再到倫敦，給我的感覺，就象一個人在炎熱天突然走進陰涼之中。一個人剛到倫敦，都不由得會感到一陣寒顫，但是眼睛和其他各種知覺很快就會適應……我原打算在英國好好觀光兩三個月，似乎理應如此。因為幾個世紀以來世界是沿著這個國家的軌道向前運轉，如果不瞭解這個國家，怎麼能理解我們這個世界和通過它的各種人員評價這個世界呢？我希望通過大量的會活和頻繁的社交好好練一練我的蹩腳英語（順便提一下，我的英語從未真正說得十分流利）。可惜我沒有達到目的。我象我們所有歐洲大陸去的人一樣，在英吉利海峽的彼岸，和文學界很少接觸，在各種早餐談話和在我們小小的出租公寓裡簡短的交談時，凡涉及到宮廷、比賽、娛樂會這類內容，我總覺得和我完全不相干。當他們討論政治時，我也無法插嘴，因為他們說的那個傢伙，我不知道他們指的就是官廷大臣；而且那些紳士先生們總是隻稱呼名字，而不稱呼姓。面對那些馬車伕中的倫敦佬，我的耳朵聾了似的。

所以我在英語方面的進步並沒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樣快。我曾試圖在教堂裡從傳教士身上學到一些好的措辭；我旁聽過兩三回法庭審理；為了聽到正確的英語，我到劇院去看戲。——但是我在巴黎處處可以遇到社交活動、輕鬆愉快和同伴情誼，我在倫敦卻始終必須費勁地去尋找。我找不到一個人可以和他討論討論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事情；由於我對體育、娛樂、政治以及他們平常關心的事抱著全然無所謂的態度，在那些好心的英國人看來，我大概是一個相當沒有修養和獃板的人。

我從未成功地把自己和某一個生活環境，即和某一群人從內心深處打成一片。所以，我在倫敦的十分之九的時間是在自己的房間裡寫作或在大英博物館裡度過的。

當然，起初我也曾企圖通過閒逛來好好瞭解一下倫敦。在剛到的八天，我在倫敦的大街小巷快步疾行，直至腳底灼痛。

我以一種大學生的責任感跑遍了導遊手冊介紹的所有遊覽勝地，從倫敦的塔梭滋夫人蠟像陳列館到英國國會。我學習喝英國談啤酒，並且用全英流行的煙斗代替巴黎的煙捲。我在成百件的小事上竭力去適應新環境。但無論是社交界還是文學界。我都沒有真正的接觸。而且，如果誰只是從外表上觀察英國，走馬觀花似地從那些重要的地方一掠而過，譬如說，只是從倫敦城內成百萬家公司商號門前匆匆走過，那麼他從外面除了看到擦得鋥亮的千篇一律的黃銅招牌以外，其他什麼也不會瞭解。那種吃身很深的皮製安樂椅的樣子，就象整個氛圍一樣，會使我精神上昏昏欲睡。因為我享受不了這種高明的休息，就象別人不會用全神貫注幹一件事或者體育運動來消除疲勞一樣。如果一個純粹的觀察者、即一個賦閒的人不善於把眾多的消閒活動提高到一種高尚的交遊藝術，那麼倫敦這座城市就會把他當作異己堅決排斥在外。而巴黎則會愉快地讓他參加到自己更為熱閙的生活中來。我的錯誤在於：我原本應該幹一點無論什麼工作——諸如到一家店舖去當見習生，或到一家報館去當秘書——來度過住在倫敦的兩個月時間，這樣我至少可以稍微深入一下英國人的生活，但我沒有這樣做，而認識到這一錯誤，為時已晚。作為一個從外面來的觀察者，我經歷得不多；只是到了許多年以後，在大戰期間我才得到一個關於實際的英國的概念。

在英國的詩人中，我只見到過阿瑟·西蒙斯①。他又幫助我得到葉芝的邀請。我非常喜愛葉芝的詩，而且純粹出於高興，我翻譯了他的優美的詩劇《水影》的一部分。我不知道那天是朗誦晚會。只有少數經過挑選的人受到邀請。我們坐在那間並不寬敞的房間裡，顯得相當擁擠，一部分人甚至坐在擱腳的小板凳上或者地板上。葉芝在一張黑色（或者是蒙着黑布）的斜面桌旁點燃起兩支碗口粗的巨大聖壇蠟燭之後，終於開始朗誦，房間裡的其他燈燭頓時全部熄滅。於是，在蠟燭的微弱亮光下，當梳着黑色害發的葉芝的頭做出強有力的動作時，顯得格外清楚。葉芝用抑揚頓挫的低沉聲音緩慢地朗誦着，一點也不顯得過分慷慨激昂。每行詩句都錚錚有聲，十分清亮，他朗誦得很美，確實也很莊重。我唯一感到不足的是他的那副矯揉造作的打扮。那件袈裟似的黑長袍使得葉芝有點象神甫；房間裡瀰漫著一股輕輕的香味，我想，這是粗大的蠟燭微微燃燒的結果。這一切使得一次自發的詩歌朗誦不象是文學欣賞，而更象是一次祭詩的儀式——但另一方面，這一切對我又有一種新奇的誘惑力。相比之下，我不由得回想起維爾哈倫朗誦自己詩作的情景：他只穿襯衫，為的是能用強健的雙臂更好地打出節奏，他不講排場，也不象演戲似的；我也想到了里爾克，里爾克也偶爾從一本書中吟幾行詩句，他說得簡樸、清楚，默默地為自己的措辭服務。葉芝的那次朗誦會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的“象演戲似的”詩人的自誦活動。雖然我非常喜愛他的作品，但我抱著一點懷疑的心情反對這種祭禮式的崇拜行為。儘管如此，葉芝當時曾有過我這樣一個懷着感激心情的客人。

①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 ，一八六五——一九四五），英國詩人、文藝評論家，法國象徵派詩人的支持者，著有《象徵派文學運動》（一八九九）一書。詩集有《剪影》、《倫敦之夜》等。

不過，真正稱得上我在倫敦發現的詩人，倒不是活着的人，而是一個當時尚被人們遺忘的人：威廉·布萊克①。他是一位孤寂、有爭議的天才。他的古拙和精細完美相結合的藝術品至今還令我神往。有一次，一位朋友建議我到大英博物館的印刷品陳列室——當時該陳列室由勞倫斯·比尼恩掌管——去看看那些有彩色插圖的書籍：《歐洲》、《美洲》、《約伯記》——那些書籍今天已成為古書店裡的稀世珍品；而且我也真象着了迷一般。我在那裡第一次看到了這一位富有魅力的人，他是屬於這樣一類人：他們好象長上了天使的翅膀用各種幻象在幻想的荒野上翱翔。我曾想用幾個星期的時間更深入地探究這位質樸而又非凡的人物的迷宮，並且打算把他的幾首詩譯成德文。想得到一張他的親筆畫簡直成了無法剋制的慾望，但是看來在當初只不過是一種夢想。一天，我的一位朋友阿奇博爾德·G ·B ·拉塞爾——他當時已是布萊克的最出色的鑒賞家——告訴我說，在他舉辦的展覽會上將出售一幅“夢幻式的肖像”，根據他的（也是我的）看法，這幅《約翰國王》是布萊克大師的最美的一張鉛筆畫。他對我說：“您對這張畫將會百看不厭”。事實證明他言之有理。在我的書籍和繪畫中，唯有這一張畫陪伴着我三十餘年。那位困惑的國王不時用神奇的明亮目光從牆上望着我；在我丟失和扔下的各種物品中，這幅畫是我在四處漫遊時最思念的。我曾在大街上和城市裡努力尋找過英國的天才，都沒有達到目的，而這個天才突然以布萊克這個真正星宿的形象出現在我的面前。於是，在這個世界上，又給我眾多的愛好增添了一種新的愛好。

①威廉·布萊克（WiIliam Blake ，一七五七——一八二七），英國詩人，水彩畫家，版畫家。

我的曲折道路

巴黎、英國、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荷蘭，這種一些充滿好奇的漫遊和飄泊，本身是十分愉快的，而且在許多方面是非常有收穫的。但是，一個人終究還是要有一個固定的住處，以便出去漫遊有一個出發點和有一個歸宿。——當我今天周游世界已不再是出於自願，而是一種被迫流亡時，我對這一點豈不比任何時候認識得更清楚？——當時，我已有不少圖書、繪畫和紀念品，那都是在我離開中學以後的幾年中積攢起來的。我的手稿已開始成捆成堆。我終究不可能把這些令人高興的負擔一直裝在箱子裡，拖着它們周游世界。所以，我在維也納租了一小套公寓房間。但那裡並不是我的真正住所，而僅僅是一個臨時歇腳處——法國人喜歡說得這樣透徹，也就是說，我的生活在世界大戰爆發前一直有一種莫名的臨時感覺。我每做一件事總要告誡自己，這件事還不是真正算數的。譬如說，我的寫作，我只是把它們當作在我真正開始創作前的試筆。在我與之交朋友的女人方面，我也不乏這種臨時的感覺。這樣一來，我在青年時代的思想感情，還不是極端負責任的，一切憑“興趣愛好”，什麼都想體驗，無論是練習寫作和玩樂，都漫不經心。在別人早已到了結婚、有孩子和有重要身分、並且不得不集中精力進行奮斗的年紀，我卻還始終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年輕人、一個初學者、一個在自己面前還有許多時間的起步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是遲遲不為自己作最後的決定。正如我把自己的寫作只看成是“真正創作”的預習、只不過是預告我的文學生涯的一張名片一樣，我的那一套房間暫時也只不過是為自己準備一個地址罷了。因此我有意在郊區選擇一個小單元，不致由於費用昂貴而妨礙我的自由。我也不買特別好的傢具，因為我不想把房間“保養”得象我在父母家裡看到的那樣——那裡的每把扶手椅都有外套，只是在接待客人的時候才把它們取下來——。我有意避免因定住在維也納，從而也就避免了和某一個固定的地方在感情上依依不捨。多年來，我曾覺得我培養自己這種臨時觀念，是一個錯誤。但是後來，當我總是被迫離開我自己親手建設起來的家園和看到我周圍添置的一切遭到破壞時，我覺得，我的那種與己無關的神秘的生活感情對我倒是有幫助的。我早年學會的那種臨時觀念，在我遭到損失和告別家園時，能使我的心情不致過于沉重。

那時，我還不打算在我的第一套公寓房間裡添置許多值錢的東西。不過，我倒已在牆上掛起那張我在倫敦搞到的布萊克的素描和歌德的一首詩的手跡——那首詩是歌德的最優美的詩作之一。字型瀟灑；當對還是我自中學開始收藏的名人手跡中最佳珍品哩。就象我們整個文學小組熱衷于寫詩的風氣一樣，我們當時到處追着詩人、演員和歌唱家們簽名；當然，隨着中學生活的結束，我們也就放棄了那種寫歪詩和徵集簽名的業餘愛好。與此同時，我對收集天才人物遺墨的興趣卻愈來愈濃，熱情愈來愈高。

我對單純的簽名已漸漸覺得無所謂，對國際著名人物的名言或某個人的頌詞也不感興趣。我要蒐集的是詩歌或樂曲的手跡或原稿，因為我對一件藝術品產生（既從作者傳記的角度又從心理的角度）這個問題的興趣，超過其他的一切。當一節詩、一段旋律從無形之中，從一個天才的想象和直覺之中，通過字型的定形而問世時，那是最最神秘的一瞬間；而在大師們的那些反覆推敲過或者說冥思苦想過的原稿上，豈不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可以琢磨出這轉變的一瞬間？如果在我面前只有一件藝術家已經完成的作品，我還不能說對這位藝術家有了足夠的瞭解。——我相信歌德的話：倘若你想完全領悟偉大的傑作，你不僅要看到過它們的成品，而且必須瞭解到它們形成的過程——但是，一旦我親眼見到一張貝多芬的最初草稿，儘管上面塗改得亂七八糟，開始時的樂譜和刪掉的樂譜糾纏一起，兒道鉛筆綫刪去的地方卻凝聚着他的才氣橫溢的創作熱情，這時我就不勝興奮，因為從它上面會引起我思想上的無限遐想。我會象着了魔似地、愛不釋手地把這樣一張象天書似的陳舊手稿看上半天，就象別人看一幀完美的畫像一樣。巴爾扎克的一張校樣——上面的每一句話几乎都修改過，每一行字都反覆塗改多次，四周的白邊由於各種修改記號和字跡已變成了黑色——會使我欣喜若狂。某一首我喜愛了十多年的詩，一旦我第一次見到它的手稿，即它的最初問世形式，就會在我心中引起一種虔誠的崇敬感情。

我簡直不敢碰它一碰。藏有若干張這樣的手稿，使人感到自豪，而去蒐集這樣的手稿，即在拍賣時把它們弄到手或者摸清誰藏有這樣的手稿，几乎成了我的業餘愛好中最有誘惑力的一件事；在蒐集過程中我曾度過了多少緊張的時刻！曾遇到過多少令人激動的好運氣！有一次，我幸虧晚到了一天，因為那裡拍賣的一件我非常想要的手跡事後表明是假的；接着又碰到一件奇蹟般的事：我手中原本藏有一小件莫扎特的手稿，可是並不令人完全高興，因為其中的一段樂譜被人剪去了。可是突然之間這一段五十年或一百年前被某一個愛心過切的藝術摧殘者剪去的樂譜竟在斯德哥爾摩的一次拍賣時冒了出來，可是我能把那詠歎調重新拼全，就象莫扎特一百五十年前遺留下時一模一樣。當時我的稿費收入雖然還不足以大批購買別人的手稿，但是任何一個收藏家都知道，當他為了搞到一件手跡而不得不犧牲其他的樂趣時，他從那件手跡中所得到的喜悅會有多大。此外，我還要求我的所有那些作家朋友們捐獻。羅曼·羅蘭給了我一卷他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手稿，里爾克粑他的最暢銷的作品《旗手克里斯多夫·里爾克的愛和死亡之歌》①的手稿給了我，克勞代爾給我《給聖母的受胎告知》②的手稿；高爾基給了我不少草稿，弗洛伊德給了我他的一篇論文的手稿。他們都知道，沒有一家博物館會精心保存他們的手跡。我收藏的手稿中有不少今天已失散在各個角落，但別人對這類手稿的興趣，實在是微不足道的！

①《旗手克里斯多夫·里爾克的愛和死亡之歌》是里爾克于一八九九年在和他的情人、女作家魯·安德烈亞斯·薩洛美相處的日子裡開始創作，而于一九○六年出版的詩集，詩歌中借用匈牙利抗擊土耳其入侵時期一個青年旗手初戀和陣亡的故事，抒發了他對愛情和“英雄業績”的嚮往，反映了當時青年的情緒，是他的最風靡的作品。

②《給聖母的受胎告知》（I ‘Annoncefaite（ Marie），是法國詩人和劇作家保爾·克洛代爾（Paul Clundel，一八六八——一九五五）于一九一二年發表的作品，以中世紀神秘的語調頌揚了克己和犧牲。

而那件將在博物館裡成為最不尋常和最珍貴的陳列品的文學手稿，雖然不藏在我的柜子內，卻藏在我住的這同一幢郊區公寓裡，這件事是後來偶然發現的。在我的樓上，在一套和我的房間同樣簡陋的房間裡，住着一位頭髮灰白的老小姐，她的職業是鋼琴教師；有一天，她非常客氣地站在樓梯上同我說話。她說，我在工作時不得不無意之中聽她上鋼琴課，這件事使她深感不安，她希望，我不致因為她的女學生們的不完美的藝術而受到太多的干擾。

接着她在談話中說起，她的母親和她住在一起，她的母親的眼睛已經半瞎，所以几乎不離開自己的房間。她說，她的這位八十歲老太太不是別人，正是歌德的保健醫生福格爾博士的女兒，並于一八三○年由奧蒂莉·馮·歌德①當着歌德的面受洗禮。這使我的頭腦感到有點暈乎——到了一九一○年，世間居然還有一個受到過歌德的神聖目光注視過的人！由於我對一位天才人物留在世間的一切懷有一種特別崇敬的心情，所以我除了收集那些手稿之外，還收集各種我能收集到的遺物。

後來——在我的“第二次生活”期間——我家裡的一間房成了一個遺物保存室，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裡面放著貝多芬的一張寫字檯和他的那只小錢匣。在他臨終以前他還從床上伸出那只顫抖的手，從小錢匣裡為女傭取出幾小筆錢呢，裡面還有從貝多芬的家用帳簿裡遺留下來的一頁記着帳的紙，和貝多芬的一綹已經灰白的頭髮。我把歌德的一支羽毛筆放在玻璃底下保存了多年，以便能擺脫那種想用我的這只不般配的手去拿這支筆的誘惑。而現在居然還有一個被歌德的圓圓的黑眼睛悉心、愛撫地注視過的活人在世界上，這是所有那些沒有生命的東西無法比擬的。這位風燭殘年的老嫗把那個崇高的魏瑪世界和這幢我偶然碰上的廚師巷八號的樓房聯繫在一起，但這條連線是非常脆弱的，它隨時可以斷裂。於是我請求能允許我見見這位德梅麗烏斯太太。

我受到那位老太太的親切接待。我在她的斗室裡見到了若干件歌德的傢具什器，那是歌德的孫女兒——她童年時的女友贈送給她的，有歌德桌子上的一對燭台，和幾個好象是座落在魏瑪弗勞普蘭①的那幢寓宅的徽記似的東西。但是，她本人的存在，難道不就是一樁真正的奇蹟嗎？那位老太太，在已經稀少的白髮上戴着一頂樸素的小帽，嘴巴四周儘是皺紋，卻非常健談。她向我詳細敘述了，她在弗勞普蘭的那幢寓宅裡是怎樣度過青年時代最初十五年的；——那幢寓宅當時還沒有變成象今天已成為博物館的這副樣子，而自那位最偉大的德語詩人歌德永遠離開自己的家和這個世界以來，他的故居里的一切物件再也沒有動過。就象所有的老人一樣，那位老太太對她自己的那段童年生活記得最清楚。她對歌德學會泄露他人隱私的輕率之舉感到非常氣憤，這使我深受感動。她說，該學會“現已”出版了她的童年時的好友奧蒂莉·馮·歌德的情書。天哪，他說“現已”，她完全忘記了奧蒂莉死去已有半個世紀！對她來說，歌德寵愛的這位兒媳現在還活着，還相當年輕，對她來說，一切還都在眼前，但在我們看來，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在她面前，我始終感到一種幽靈般的氛圍。就在我住的那幢磚石結構的樓房裡——當人們已用電話交談，點上電燈和使用打字機寫信時——只要向上再走二十二級樓梯階，人們就進入到了另一個世紀的境界，那裡籠罩着歌德世界的神聖陰影。

後來，我還多次遇到過這種白髮蒼蒼的老太太，在她們的頭腦中一直保存着那個自己紅極一時的煊赫世界。其中有李斯特的女兒科西瑪·瓦格納①，她的姿態總是那麼哀婉、嚴峻而又雍容；尼采的妹妹伊麗莎白·弗爾斯特②，她身材矮小，纖巧窈窕，愛賣弄風情；亞歷山大·赫爾岑③的女兒奧爾加·莫諾，她幾時常常坐在托爾斯泰的膝蓋上。我還曾聽到過晚年的蓋奧爾格·勃蘭兌斯向我講述他遇見惠特曼、福樓拜、狄更斯等人的情景；我也聽到過裡夏德·斯特勞斯向我描述他是怎樣第一次見到裡查德·瓦格納的。但是所有這些人，都沒有象老態龍鍾的德梅麗烏斯那樣使我感慨萬千，她是在活着的人中間最後一個被歌德的目光注視過的人。而我自己可能也是今天能說這種話的最後一個人：我曾親眼見過一個被歌德的手輕輕撫摸過頭的人。

①奧蒂莉·馮·歌德（Otilie von Goethe ），歌德的兒媳，即，歌德的兒子奧古斯特·歌德的妻子。

①歌德在魏瑪的故居座落在弗勞普蘭（Frauenplan）。

①科西瑪·瓦格納（Cosima Wagner ，一八三七——一九三○），著名音樂家李斯特的女兒，後來成為著名作曲家和詩人裡查德·瓦格納的妻子。

②伊麗莎白·弗爾斯特—尼采（Elisabeth Forster —Nietzsche ，一八四六——一九三五），德國女作家，尼采的妹妹，一八八五年和伯恩哈德·弗爾斯特（Be- rnhardF （rster ）結婚，在她丈夫于一八八九年去世後，一直作為她哥哥尼采的助手、秘書、護士而工作，直至尼采一九○○年逝世。她寫過許多關於尼采的書。

③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cn，一八一二——一八七○），著名俄國作家，政論家。母親是德意志人，後又深受德意志文化的影響並長期流亡國外，客死巴黎。代表作有散文集《往事與隨想》等。

現在，我總算在出門旅行的相隔期間找到了一個臨時歇腳處。而更重要的是，我與此同時還找到了另一個家——即，那家三十年來一直維護和促進着我的整個事業的出版社。選擇哪家出版社，對一個作家來說，是一生中的關鍵時刻。而我在此之前並沒有面臨這種抉擇，這是最幸運不過的了，若干年以前，曾有一位非常有文化修養的喜好文學創作的人，產生過這樣一個想法：他寧願把自己的財富花在一件文藝作品上，而不願花在賽馬飼養上。他，就是阿爾弗雷德·瓦爾特·海梅爾，①他本人作為一個詩人，成績並不可觀。他決定在德國創辦一家出版社，這家出版社將不注重賺錢與否，甚至事先就打算長期虧本，它決定出板與否的標准將不是銷路如何，而是一部作品的內在價值。而當時德國的出版事業到處都一樣：主要是從商業的觀點出發。海梅爾不打算出版消遣性的讀物，即使這類讀物非常賺錢。相反，他倒願意為那些最玄奧和最艱深難懂的作品提供出版機會。收集一切純粹追求藝術形式最完美的作品，是他的這家高雅出版社的口號。因此。最初真正對它識貨的行家並不多。它卻為這種孤立感到自豪。故意把自己命名為“島嶼”和後來的“島嶼出版社”。島嶼出版什麼東西，從來都不是隻當作一般的業務，而是對每部作品的印刷裝幀都非常考究，使之外在的形式和完美的內容相稱。所以，每一部作品在出版時，無論是標題的設計、版心，還是鉛字、紙張，都會遇到特殊的具體問題，即使象廣告目錄、信紙這樣一些事情，這家注重信譽的出版社也考慮得十分周到。譬如說，我今天記不得在以往的三十年間由該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任何一本書中有一個印刷錯誤，我也記不得有哪一封信中有過一行修改過的字句。各種事情，包括最小的細節，都體現出爭當楷模的抱負。

①阿爾弗雷德·瓦爾恃·馮·海梅爾（Alfred Walter von Heymel. 一八七八——一九一○），德國詩人、戲劇家和小說家，但他在文學史上的最大貢獻是創辦了德語雜誌《島嶼》和以後的島嶼出版社，扶植了一大批年輕的文學人才。

霍夫曼斯塔爾和里爾克的抒情詩是由這家出版社編選成冊的，而且由於這兩位詩人當時還庭在，所以這家出版社從一開始就為自己定下了最高的標準。因此，人們完全可以想象，二十六歲的我被譽為這家“島嶼出版社”的固定作者之一，我會感到何等的喜悅和自豪！這種身分從外表上看，固然提高了我在文學界的地位，但從實質上說，同時也加強了我的責任感。誰躋身于這種佼佼者的行列，誰就得嚴於律已和審慎行事，絶不能粗製濫遣和象新聞體似的速成。因為要把島嶼出版社的商標印在一本書上，那真是千叮囑萬叮囑：要確保該書內容的質量和該書的第一流印刷裝幀一樣完美。

話又說回來，我年紀輕輕就碰上了這樣一家年輕的出版社，並且和它一起在事業上共同發展，對於一個作者來說沒有比這更幸運的了：因為唯有這種共同的發展才真正創造出一種作者及其作品和世界之間的有機的生活條件。不久，我和島嶼出版社社長基彭貝爾格教授①建立了誠摯的友誼，這種友誼還由於我們雙方都熱衷于私人收藏手稿而得到加強。因為在我們互相交往的三十年間，基彭貝爾格收集歌德遺物和我收藏手跡一樣，都是私人收藏家中的巨富。我常常從他那裡得到寶貴的建議和勸告，另一方面，我也能用我對外國文學的專門瞭解給他許多重要的啟發。於是，在我的建議之下，島嶼叢書誕生了。這套叢書以數以百萬計的發行量彷彿在原來的“象牙之塔”周圍築起一座巨大的世界之城，同時使島嶼出版社成為最有名望的德語出版社。三十年後，我們的處境和開始之時完全不一樣：原來是一家小企業，現己成為最大的出版社之一；開始之初，它的讀者只是一小群參與其事的。作者本人，而現在，它是德國讀者最多的出版社之一。說真的。要破壞這種對我們兩人來說都是幸運和理所當然的聯繫，只能是一場世界性的災難和最野蠻的強暴法律。我今天不得不承認：要我遠離家門和故鄉，倒還不覺得太難受，但是再也見不到我的書上那個熟悉的島嶼商標，卻使我痛苦不堪。

①安東·基彭貝爾格（Anton Kippenberg，一八七四——一九五○），德國出版家和收藏亥。一九○五年起任島嶼出版社社長，他私人收藏的歌德手稿今天陳列在杜塞爾多夫的歌德博物館。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年任歌德學會會長。

話又說回來，我前面的道路已經暢通。雖然我很早（几乎有點不太合適）就發表作品，但我自己心中有數，直到二十六歲我還沒有創作出真正的作品。我在青年時代的最大收穫，就是我和當時最傑出的具有獨創性的人物的交往和友誼，而這卻成了我在創作中的危險障礙。由於見得太多了，反倒使我不知道什麼是真正有價值的創作。這不禁使我遲疑起來。因為心中無底，所以我在二十六歲前發表的作品，除了翻譯之外，儘是規模較小的中篇小說和詩歌，這也是為了在經濟上求穩。好久以來、我一直沒有勇氣寫一部長篇小說（真要有這種勇氣，說不定還要等三十年）。我第一次敢於在形式方面作較大的嘗試，是在戲劇創作方面。而且在這第一次嘗試以後，一些良好的預兆使我很快陷入巨大的創作欲之中。我在一九○五年或一九○六年的夏天寫過一齣劇——當然，完全按照我們當時的時代風格，是一部詩劇，而且是仿古式樣。這齣劇叫《忒耳西忒斯》①，至于說到這部劇，我以後再也沒有讓它再版——我三十二歲前發表的全部著作，我几乎都沒有讓它們再版——這一事實足以說明，我今天之所以提到這齣劇，只是覺得它在形式上還可以，但儘管如此，這齣劇卻已顯示了我的創作思想的一個明顯的個性特徵，即：從來不願意去為那些所謂的“英雄人物”歌功頌德，而始終只着眼于失敗者們的悲劇。在我的中篇小說中，主人公都是一些抵抗不住命運擺佈的人物——他們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的傳記文學中，我不寫在現實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寫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譬如說，我不寫馬丁·路德，而寫伊拉斯謨②，不寫伊麗莎白一世③，而寫瑪麗。斯圖亞特①，不寫加爾文②，而寫卡斯特利奧③。所以，我當時在自己的這齣劇中，也不把阿喀琉斯當作主人公，而是把他的對手中最不起眼的忒耳西忒斯當主人公。也就是說，我的劇中的主人公是歷經苦難的人，而不是以自己的力量和堅定的目標給別人帶來痛苦的人。我沒有把完稿的劇本拿給一位——縱然是我的朋友——演員看，我在這方面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用無韻詩寫的劇本，加之要用古希臘的道具服裝，這樣的劇本，即使是出自索福克勒斯或莎士比亞之手，也很難在現實的舞台上“創出票房價值”。我只是為了走走形式，才給幾家大劇院寄去幾冊劇本，而且隨後也就完全忘卻了這件事。

①《忒耳西忒斯》（Tersitea），是茨威格于一九○七年發表的詩體悲劇，忒耳西忒斯是希臘神話特洛伊戰爭期間希臘聯軍中最醜的人。他膽子小，多嘴多舌，辱罵一切，曾遭到奧德修斯的斥責，後來被阿喀琉斯一拳打死，他是希臘神話中“非英雄人物”的典型。

②伊拉斯漠（Erasmus ，一四六九——一五三六），文藝復興時期尼德蘭的人文主義者和神學家。因出生於荷蘭的鹿特丹，故習稱鹿特丹的伊位斯謨（Erasmus von roterdam）。他是歐洲人丈主義最傑出的代表，曾將《聖經》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並確定了希臘字母的讀音。他的名著《愚人頌》（一五○九）是一部諷刺作品，以犀利的筆鋒，嘲諷教會的偽善，教士的放蕩，以及世俗貴族的窟碌。茨威格著有傳記《鹿特丹的伊拉斯謨的勝利和悲劇》（Triumph und Tragik des Erasmus von roterdam ），發表於一九三四年，借題發揮，抗議當時的法西斯主義。

③伊麗莎白一世（Elisabeth I ，一五三三——一六○三），英國都鐸王朝女王，一五五八——一六○三年在位。

①瑪麗·斯圖亞特（Mary Stuart ，一五四二——一五八七），十六世紀蘇格蘭女王，美貌出眾，善詩文音樂，但一生曲折坎坷，後為繼承英國王位的糾紛而被伊麗莎白一世處死，時年四十四歲。茨威格著有傳記《瑪麗·斯圖亞特》（Maria Stuat ，一九三五）。

②讓·加爾文（Jean Calvin ，一五○九———五六四），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家，出身法國，一五三三年改宗新教，是年法國政府迫害新教徒而逃住瑞士巴塞爾，一五四一年後長期定居日內瓦，創立加爾文教。在他的領導下，日內瓦成為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共和國。有人稱他為日內瓦的教皇，他掌權後，敵視其他教派，曾用卑劣手段，以“異端”罪名火刑處死西班牙科學家塞爾維特等五十多人。

③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Sebastian Castelio，一五一五———五六三），瑞士人文主義者和宗教改革家，法國出身。一五四○年和加爾文結成友誼，一五四一年隨加爾丈到日內瓦·在當地任中學校長。一五四五年因在宗教上意見分歧而和加爾文關係破裂，隨後遷居巴爾塞，任希臘文教授。曾將聖經譯成法文和拉丁文，一五五一年，他在聖經拉丁文譯本中就主張宗教信仰上的寬容；一五五四年，由於塞爾維特等人以“異端”罪名被加爾文用火刑處死，他用假名發表了有關文獻，從而使他成為現代寬客思想的主要代表。茨威格著有傳記文學《卡斯特利奧反對加爾文》（Casielio gegen Calvin，一九三六）。

因此，大約三個月後當我接到一封信封上印有“柏林王家劇院”字樣的信件時，我不勝驚訝。我想，普魯士國家劇院會向我要求些什麼呢。出乎意料的是，劇院經理路德維希·巴爾奈——他以前是德國最著名的演員之一——竟告訴我說，我的這齣劇給他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尤其使他高興的是，他終於找到了阿達爾貝爾特·馬特考夫斯基①長久以來一直想扮演的阿喀琉斯這個角色；因此，他請我允許他在柏林的王家劇院首演這齣劇。

①阿達爾貝爾特·馬特考夫斯基（Adalbert Matkowsky，一八五七——一九○九），德國著名話劇演員，曾演過羅密歐、哈姆雷特、威廉·退爾等角色。

我簡直驚喜得目瞪口獃。在當時，德意志民族只有兩位偉大的演員：阿達爾貝爾特·馬特考夫斯基和約瑟夫·凱恩茨。前者是北德意志人，氣質渾厚，熱情奔放，為他人所不能及；後者是我的老鄉維也納人，神態溫文爾雅，善於台詞處理。時而悠揚，時而鏗鏘，運用自如，無人能與之匹敵。而現在，將由馬特考夫斯基來再現我塑造的阿喀琉斯這個人物，由他來誦念我的詩句，我的這齣劇將得到德意志帝國首都最有名望的劇院的扶植——我覺得，這將為我的戲劇生涯開創無限美好的前景，而這是我從未想到過的。

但是，從那時起我也總算長了一智：在舞台的帷幕真正啟開以前，是絶不能為一切預計中的演出而高興的。雖然事實上已開始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排練，而且朋友們也向我保證說。馬特考夫斯基在排練我寫的那些詩句台詞時所表現的那種雄偉氣派是從未有過的。但是當我已經訂好前往柏林的臥鋪車票，卻在最後一刻鐘接到這樣一封電報：因馬特考夫斯基患病，演出延期。開始我以為這是一個藉口——當他不能遵守期限或者不能履行自己的諾言時，他對劇院通常都是採用這種藉口。可是幾天以後，報紙上登出了馬特考夫斯基逝世的消息。我的劇本中的詩句也就成了他的那張善於朗誦的嘴最後唸過的台詞。

算了，我心裡想。就此結束。雖然現在還有其他兩家宮廷劇院——德累斯頓王家劇院和卡塞爾王家劇院願意演出我的這齣劇，但我已興味索然。馬特考夫斯基去世後，我想不到還有誰能演阿喀琉斯。可是，不久我又得到一個更為令人困惑的消息：一天早晨、一位朋友把我喚醒；告訴我說，他是約瑟夫·凱恩茨讓他來的。凱恩茨碰巧也讀到過我的劇本，他覺得他適合演的角色不是馬特考夫斯基想演的阿喀琉斯，而是阿喀琉斯的對手——悲劇人物忒耳西忒斯，他將立刻為此事和城堡劇院聯繫。當時城堡劇院的經理是保爾·施倫特，①他作為一個合乎時代的現實主義者的面貌領導着維也納的這家宮廷劇院（這使維也納人非常不快）；他很快給我來信說，他也看到了我的劇本中的令人感興趣的地方，可惜除了首演以外，大概不會取得很大的成功。

①保爾·施倫特（Panl Schlentherl，一八五四——一九一六），德國著名劇評家，自然主義戲劇的促進者，為宣傳易卜生和霍普特曼起過重要作用，一八九八——一九一○年任維也納城堡劇院經理。主要著作有《蓋爾哈特·霍普特曼》（一八九八）。

算了，我心裡又這樣想。我對自己以及對我的文學作品從來都是抱懷疑的態度。可是凱恩茨卻十分憤慨。他立刻把我請到他那裡去，這是我第一次面見這位我青年時代崇拜的神明——我們當時作為中學生對他真是五體投地。他雖年己五旬，但體軀輕靈，容光煥發，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聽他講話簡直是一種享受。即使是在私下交談中，吐字也十分清楚。每一個輔音發得非常清脆，每一個元音明亮而又清晰。他吟詩時，抑揚頓挫，韻律明顯，鏗鏘有力，倘着我曾聽他吟誦過一首詩，今天如果沒有他陪我一起吟誦，我自己是朗誦不好這首詩的。聽他說德語，是我從未有過的一件快事。而現在，這位我曾奉若為神明的人物卻因他未能使我的劇本上演、而向我這樣一個年輕人表示歉意。但是我們從今以後再也不要失去聯繫——他一再強調。他說，他實在是有一件事有求於我——我几乎喜形于色：凱恩茨竟有求於我！——，他現在有許多客串演出的任務，為此他已準備了兩出獨幕劇，但他還需要第三出獨幕劇。他的初步設想是，弄一出小短劇，儘可能用詩體。最好帶有那種感情奔放的連篇台詞：我知道，他憑藉自己卓絶的台詞技巧從來能一口氣把這種連篇台詞瓢潑大雨地傾注給一群屏息聆聽的觀眾（這是德語戲劇藝術中絶無僅有的）。他問我，我能否為他寫一出這樣的獨幕劇？

我答應試試。正如歌德所說，有時候意志能“指揮詩興”。我完成了一出獨幕劇的初稿，即《粉墨登場的喜劇演員》，這是一出洛可可式的十分輕鬆的玩藝兒，有兩大段抒情的富有戲劇性的獨白。我儘量體會凱恩茨的氣質和他的念台詞的方式，以致我下筆時，能無意之中使每一句台詞都符合他的願望。所以，這篇附帶的應命文章寫起來倒很順手，不僅顯得嫻熟，而且充滿熱情。三個星期以後，我把一部已經寫上一首“詠歎調”的半成品草稿給凱恩茨看。他由衷地感到高興。他當即從手稿中把那長篇台詞吟誦了兩遍，當他念第二遍的時候已十分完美，使我難以忘懷。他問我還需要多少時間？顯然，他已急不可待。我說一個月。他說，好極了！正合適！他說，他現在要到德國去作一次為期數週的訪問演出，等他回來以後一定馬上排練我的這出短劇。因為這齣劇是屬於城堡劇院的。隨後他又向我許諾說：不管他到哪裡，他都要把這齣劇當作他的保留節目，因為這齣劇對他來說就象自己的一隻手套那樣合適。他握著我的一隻手，由衷地搖晃了三遍，把這句括也重複了三遍：“象自己的手套一樣合適！”

顯然，在他啟程以前，城堡劇院就已先下手為強，因為劇院經理親自打電話給我說，我可以把這出獨幕劇的草稿拿給他看；而且他很快就把劇本拿走，先排練了起來。圍繞凱恩茨的角色都已分配給城堡劇院的演員們練台詞。看來，我沒有下特別的賭注就又當了大贏家，贏得了城堡劇院——我們的驕傲，而且在城堡劇院裡還有當時除了女演員杜塞①以外最偉大的男演員，他將在我的一部作品裡扮演角色。現在我面臨的唯一危險，只不過是在劇本完成以前凱恩茨可能改變自己的主意，但這完全是不可能的！於是，現在反倒是我變得急不可待了。我終於在報紙上讀到凱恩茨訪問演出回來的消息。出於禮貌，我遲疑了兩天，沒有在他一到就立刻去打攪他。但是到第三天，我鼓起勇氣把我的一張名片遞給了扎赫爾大飯店的那個我相當熟悉的老看門人，我說：“請交給宮廷演員凱恩茨先生！”那老頭透過夾鼻眼鏡驚愕地望着我，說道：“您真的還不知道嗎？博士先生。”不，我一點也不知道。“他們今天早晨就把他送給了療養院。”那時我才獲悉：凱恩茨是因身患重病回來的，他在巡迴演出中面對毫無預感的觀眾，頑強地忍受着劇痛，最後一次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角色。第二天他因癌症動了手術。根據當時報紙上的報道，我們還敢希望他會康復。我曾到病榻旁去探望過他。他躺在那裡，顯得非常疲倦、憔悴、虛弱，在皮包骨頭的臉上，一對黑眼睛比平時顯得更大了。使我吃驚的是：在他的非常善於辭令、永遠充滿青春活力的嘴巴上面第一次露出灰白的鬍子。我看到的是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他苦笑着對我說：“上帝還會讓他演出我們的那齣劇嗎？那齣劇可能還會使他康復呢。”可是幾個星期以後，我們已站在他的靈柩旁。

①埃萊奧諾拉·杜塞（Eleonora Duse ，一八五八——一九二四），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享有世界聲譽的意大利悲劇女演員，演過易卜生的《娜拉》和小仲馬的《茶花女》等。

人們將會理解，我繼續堅持戲劇創作是一件多麼不快的事。而且在我還沒有把一部新劇作交給一家劇院以前，我就開始優心忡忡。德國最有名的兩位演員在他們把我的詩體台詞當作主前最後的節目排練完後就相繼去世，這使我開始迷信起來——我不羞於承認這一點。一直到若干年後，我才重新振作精神寫劇本，當城堡劇院的新經理阿爾弗雷德·貝格爾男爵——他是一位傑出的戲劇行家和演講大師一很快採納了我的劇本時，我几乎懷着一種不安的心情看著那份經過挑選的演員名單，我迷惑不解地驚嘆道：“天哪，裡面沒有一個是有名的！”誰也沒有碰到過這樣倒霉的事。然而更不堪設想的事還在後頭呢。正所謂禍不單行。我以前想到的，只是那些演員們，卻沒有想到劇院經理阿爾弗雷德·貝格爾男爵——他曾打算親自導演我寫的悲劇《大海旁的房子》，並已寫完導演手本。但事實是：十四天後，在初次排練開始以前，他就死了。看來，對我戲劇創作的咒語還一直在宜驗觀。即便到了十多年以後，當《耶利米》①和《沃爾波內》②在戰後的舞台上用各種可以想得到的語言演出時，我仍有不安之感。但我有意違背自己的興趣行事，於是在一九三一年完成了一部新劇《窮人的羔羊》。我把手稿寄給了我的朋友亞歷山大·莫伊西，有一天我接到他的電報，問我是否可以在首演時為他保留那個主角。莫伊西，他從自己意大利的故鄉把一副悅耳的優美嗓音帶到德語舞台上，而在此之前他在德語劇壇是默默無聞的。他是當時約瑟夫·凱恩茨的唯一的一個卓越繼承人，從外表上看，他非常富有魅力，思路敏捷、生氣勃勃，而且還是一個心地善良、熱心腸的人，他給每一部劇作賦予一些他個人特有的魅力；我想不出還有更理想的人可代替他演那個主角。不過儘管如此，當他向我提出那個建議時，我還是託辭拒絶了，因為我頓時想起了馬特考夫斯基和凱恩茨，但我沒有向他披露這個真正的理由。我知道，他從凱恩茨手中繼承了那枚所謂伊夫蘭德指環，③德國最偉大的演員總是把這枚戒指傳給他的最傑出的繼承人。難道他最後不會遭到和凱恩茨同樣的命運嗎？不管怎麼說，我自己再也不願為了一個當時最偉大的德語演員第三次碰上倒霉的事，於是；我出於迷信，同時也是出於對莫西伊的愛，放棄了那次對我的劇作几乎具有決定性影響的、由他主演的完美演出。然而，儘管我沒有同意讓他扮演我劇中的主角，而且從那以後再也沒有向戲劇界奉獻新作，但我仍不能由於我作了這樣的犧牲而保佑他安然無恙。雖然我沒有任何的過錯，卻總是被糾纏到莫名其妙的災禍中去。

①《耶利米》（Jeremias），是茨威格取材于《聖經》，借古諷今的一出反戰詩劇，作於一九二七年。耶利米是舊約全書上一個先知，他反對以色列窮兵黷武，預言耶路撒冷將毀滅，茨威格從人道主義與和平主義出發，預言德國軍國主義必將失敗。該劇雖未能在奧地利上演，但劇本出版後反響很大。

②《沃爾波內》（Volpone ），是茨威格于一九二七年根據英國著名戲劇家本·瓊森（Ben Jonson，一五七二——一六三七）的喜劇《沃爾波內》（通譯《狐狸》）改寫的一個劇本。劇本描寫威尼斯富翁沃爾波內（Voipone 在意大利語中意謂老狐狸）貪得無厭，和食客莫斯卡（蒼蠅）狼狽為奸，偽裝將死，以遺產為誘餌，騙取一批貪利之徒的財物以至妻子，淋漓盡致地刻劃了當時的社會面貌。

③奧古斯特·威廉·伊夫蘭德（August Wilhelm Ifiland，一七五九——一八一四）是德國十八、十九世紀著名演員、劇作家和劇院領導人。伊夫蘭德指環是指一枚鎸有伊夫蘭德頭像的指環。相傳這枚指環是由伊夫蘭德捐贈的，並要一代一代傳給最傑出的德語演員。後來，著名演員德林（Th.Doring ）把它傳給哈塞（F.Haase ）；哈塞又把它傳給巴塞爾曼（A ，Bassermann）；巴塞爾曼把他交給了在維也納的聯邦戲劇博物館。一九五四年，這枚指環被授予克勞斯（W. Krauss ），一九五九年克勞斯指定邁因拉德（J. Meinrad）為當時的指環戴主。

我心裡明白，別人會懷疑我在講一個鬼故事。馬特考夫斯基和凱恩茨的遭遇可以解釋為是意外的惡運。可是在他們以後，莫伊西的厄運又怎麼解釋呢？因為我根本沒有同意讓他扮演我劇中的角色，而且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寫過一出新劇。事情是這樣的：許多許多年以後，即一九三五年的夏天——我在這裡把自己編年史中的時間提前了——，當時我在蘇黎世，我完全沒有想到我會突然接到亞歷山大·莫伊西從米蘭打來的電報，電報說他晚上要到蘇黎世來找我，並請我無論如何要等他。我心裡想，真是怪事。他幹嗎要這麼急着找我，我又沒有寫出什麼新劇本，而且多少年來我對戲劇已變得相當冷淡。但是可想而知，我會高興地等待他的到來，因為我確實喜歡這個熱情、誠懇的人，把他視同兄弟一般。他一出車廂就向我迎來。我們按照意大利人的方式擁抱。當我們坐著小臥車離開火車站時，他就急急忙忙地對我講，我要為他做的是什麼事。他說，他有一件事求我，而且是一件大事。他說、皮蘭德婁①為了向他表示特別的敬意，決定把自己的新劇作“Nonsi sa mai”交給他來首演，而且不僅僅是在意大利舉行首演，而是要舉行一次真正世界性的首演，也就是說，首演應當在維也納舉行，並且要用德語。象皮蘭德婁這樣一位意大利大師讓自己的作品優先在外國演出，這還是第一次。以前，即使象對巴黎這樣的城市，他也從未下過這樣的決心。但是皮蘭德婁怕在翻譯過程中失去了他的語言的音樂性和感染力，因此他有一個殷切的希望，即希望不要隨隨便便找一個譯者，而是希望由我來把他的劇作譯成德語。因為他長久以來對我在語言方面的造詣就至為欽佩。他說，毫無疑問，皮蘭德婁也曾考慮過是否要親自來求我這件事，但又猶豫不決，他想他怎麼能指望我把時間浪費在翻譯上呢！所以他——莫伊西當了說客，來向我轉達皮蘭德婁的請求。雖然多年以來我事實上早已不再搞翻譯，但是出於我對皮蘭德婁的尊敬——我曾和他有過幾次高興的會面——我不好使他失望；而最主要的是，能對象莫伊西這樣知心的朋友表示我的友情，對我來說是一種莫大的愉快。於是我把自己的工作擱了一兩個星期：幾周以後，皮蘭德婁的劇本將用我的譯文準備在維也納舉行國際性首演。加之當時某些政治背景，該劇肯定會非常轟動。皮蘭德婁答應親自來參加。而且由於當時墨素里尼還是奧地利的公開的保護人，因此以首相為首的全部官方人物也都已答應出席。首演的那天晚上應當同時成為奧意友誼的一次政治性示威（所謂友誼，實際上是奧地利淪為意大利的保護國）。

①路易吉·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o ，一八六七——一九三六），意大利小說家，怪誕戲劇作家，一九三四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我本人在開始初次排練的那幾天恰巧在維也納。我將為我能再次見到皮蘭德婁而感到高興。我一直盼望着能聽到莫伊西用悅耳的嗓音道白我譯的台詞。可是真象鬼魂作怪一樣，在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以後，那可怕的怪事又重演了。當我一天清晨打開報紙時，我讀到這樣一條消息：莫伊西患着嚴重的流行性感冒從瑞士來到維也納；因他患病排練將不得不延期。我想，流行性感冒不會十分嚴重。但是當我去探望我的這位生病的朋友，走到旅館門口時，我的心卻怦怦地跳個不停。——我安慰自己說，天哪，幸虧不是扎赫爾大飯店，而是格蘭特大飯店——當年我徒勞地去探望凱恩茨的情景驟然在我腦際浮現出來。可是，恰恰是同樣的厄運，在經過四分之一世紀以後，又在一位當時最偉大的德語演員身上重演了。由於高燒他已神志昏迷，我沒有被允許再看一看莫伊西。兩天以後，我站在他的靈樞前，而不是在排練時見到他——一切都象當年的凱恩茨一樣。

我在這裡把時間提前，談到那種和我的戲劇創作嘗試聯繫在一起的神秘的魔力最後一次應驗的情況。不言而喻，在我今天看來，這種倒霉事情的重演純屬偶然。但是在當時，馬特考夫斯基和凱恩茨的相繼迅速死亡無疑對我一生的前途超過決定性的作用。假若當年馬特考夫斯基在柏林，凱恩茨在維也納，把二十六歲的我所創作的最初的劇本搬上了舞台，那麼我就會借助他們的藝術（他們的藝術能使最不成熟的劇作獲得成功）相當迅速地——或許迅速得沒有道理——在廣大公眾面前成名，我就會因此而耽誤逐漸學習和瞭解世界的歲月。剛一開始，劇壇就為我提供各種非常誘人的、我從不敢夢想的前景；可是到了最後一刻鐘，劇壇又冷酷無情地把這種前景從我手中奪走，可想而知，我當時覺得這是命中注定。但是，把偶然的事件和命運等同起來，僅僅是青年時代最初幾年的事。後來我知道，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由內在因素決定的；看來，我們的道路常常偏離我們的願望，而且非常莫名其妙和沒有道理，但它最終還是會把我們引向我們自己看不見的目標。

走出歐洲

寞非由於在我的青年時代充滿了各種徹底改變我們這個世界若干世紀的事件，所以當時的時間過得要比今天快？還是因為只埋頭于按部就班的工作，所以在我青年時代最後幾年（第一次歐洲大戰前）發生的事使我今天的記憶相當模糊？當時我寫作和發表作品。在德國，人們已知道我的名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戲的名聲也到了園外。我有自己的支持者，而且也有了反對者——如果要想更確切地說出某種變化的話。帝國的所有各家大報都可供我使用，我不必再向它們投稿，而是它們來向我約稿。但我今天心裡非常清楚，我在那些年寫的所有作品和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今天看來都是無關緊要的，我們在當年的一切抱負、優慮、失望、怨恨，在我今天看來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們這個時代所包容的一切，必然已改變了我們的眼光。倘若我是在幾年以前開始寫這本書，那麼我就會提到我和蓋爾哈特·霍普特曼、阿圖爾·施尼茨勒、見爾—霍夫曼、戴默爾、皮蘭德婁、瓦塞爾曼①、沙洛姆·阿施②、阿納托爾·法朗士等人的談話（和法朗士談話實在是輕鬆愉快的。這位老先生可以給我們講一個下午不正經的故事，但卻以一種非常嚴肅和難以形容的高雅姿態）。我可能會記述那些了不起的首演盛況，諸如古斯塔夫·馬勒爾的第十交響樂在慕尼黑的首演，《薔蔽騎士》③在德累斯頓的首演，卡爾薩溫娜④和尼任斯基⑤的首演，因為我作為一個非常熱心的客人是藝術界許多“歷史”事件的見證人。但是用我們今天對重要事情較為嚴格的標準來看，這一切都不足掛齒，這一切和我們今天的時代問題也不再有什麼內在的聯繫。在我今天看來，那些在我青年時代曾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學的人們早已沒有那些把我的目光從文學引向現實的人們來得重要。

①雅各布·瓦塞爾曼（Jakob Wassormann，一八七三———九三四），德語作家，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享有盛名，代表作有長篇小說《齊恩村的猶太人》、《良心的惰性》和文學理論著作《小說技巧》等。由於他主持正義而被納粹分子視為“傾猶”。

②沙洛姆·阿施（Schalom Asch，一八八○——一九五七），二十世紀猶太人文學的傑出代表，代表作有長篇小說《穿過黑夜的旅行》、《先知》等。

③《薔薇騎士》（Rosenkavalier ），王幕歌劇，裡夏德·施特勞斯作曲，霍夫曼斯塔爾編劇，一九一一年首演于德累斯頓。

④塔瑪拉·卡爾薩溫娜（Tamara Karsawina，一八八五——一九七八），俄國芭蕾舞女演員，一九一八年後定居英國，她和尼任斯基合作的傑出表演，有助于恢復西歐對芭蕾舞的愛好。

⑤瓦斯洛·尼任斯基（Waslaw Nijinski ，一八九○——一九五○），俄國一名盛一時的芭蕾舞蹈家，一九○七年加入瑪麗亞劇院擔任獨舞演員；至一九一七年，他的足跡已遍及歐洲、美國和南美各國，有“舞聖”之稱。

屬於後者的人們中，我首先要提到的是：瓦爾特·拉特瑙⑥。他是一個在那最最悲劇性的時代能駕馭德意志帝國命運的人，也是在希特拉攫取政權以前十一年第一個被納粹分子用槍暗殺的人。我和他的友好關係是一種誠摯的老關係了，這種關係是以奇特的方式開始的。而且還要牽連到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我在十九歲時就受到過哈爾登的扶植，他是我最早要感激的人之一，他創辦的政治周刊《未來》在威廉皇帝的德意志帝國的最後幾十年中起過決定性的作用；哈爾登是由俾斯麥親自推進政治生活之中的。他也願意當俾斯麥的喉舌或者擋箭牌①。他把當時的內閣大臣弄下台，促使奧伊倫堡②事件的爆發，使得德皇的宮殿每個星期都要在不同的攻擊和揭露面前顫抖。但是儘管如此，哈爾登的個人愛好仍然是戲劇和文學。一天，《未來》月刊發表了一組格言，作者的筆名我今天已再也想不起來，但是格言寫得特別機敏，語言也十分洗煉，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作為該周刊的固定作者，寫信給哈爾登，問他：“那位新作者是誰？我已多年沒有讀到過如此言簡意賅的格言。”

⑥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一八六七——一九二二），德國政治家和工業家，德國通用電氣公司創始人埃米耳·拉特瑙（Emil Rathenau ）的兒子。至一九○二年，擔任了約一百家企業的董事。一九○七年隨帝國殖民部長前往德屬東非洲和西非洲訪問，一九一五年夏出任通用電氣公司總經理。一九二一年進入內閣，先後任建設部長和外交部長。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被德國民族主義恐怖分子暗殺。

①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Maximilian Harden ，一八六一——一九二七）。是俾斯麥的支持者，俾斯麥下台後，他用自己創辦的政治周刊《未來》攻擊當時的帝國首相卡普里維（Leo ，Graf von Caprivi），責難威廉二世皇帝身邊的大臣們，致使普魯士總理奧伊倫堡等最終下台。

②博托·奧伊倫堡侯爵（Botho Graf zu Eulenburg ，一八三一——一九一二），一八二二年出任普魯士總理，當帝國首相卡普里維試圖放寬普魯士選舉法時，他卻建議威廉二世皇帝限制帝國國會議員的普選制，以抵制社會民主黨，雙方各執一詞，爭論下休，輿論鼎沸，致使一八九四年德皇以突然將兩人同時免職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回信不是哈爾登寫來的，而是一位署名為瓦爾特·拉特瑙的先生寫來的，從他的來信和從其他方面來看，他不是別人，正是那位全能的柏林電氣公司總經理的兒子，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業家、無數家公司的董事，他是德國“放眼世界”（借用讓·保爾①的一個詞來說）的新型商人之一。他在信中非常誠懇和懷着感激的心情對我說，我的信是他所得到的第一次對他文學嘗試的讚許。雖然他至少要比我大十歲，但他卻坦率地向我承認，他自己也沒有把握，他是否真的應該把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書出版。他說，他畢竟是一個門外漢，在此之前，他的全部活動是在經濟領域方面。而我則真誠地鼓勵他。從此我們一直保持着通信聯繫。爾後我到了柏林，我打電話給他。他在電話裡的答話顯得有點猶豫。“啊，原來是您呀，可是真不湊巧，我明早六點鐘就要到南非去……”我插進去說：“那我們就下次見面吧。”但他一邊思忖着一邊慢吞吞地說：“不，您等一下……讓我想一想……今天下午我有幾個會要參加……晚上我得到部裡去……然後還要到俱樂部去參加一次晚餐……不過，您可以在十一點一刻到我這裡來，行嗎？”我說行。我們一直聊到凌晨兩點。六點鐘他登程到南非和西非去了——後來我得悉，他此行是受德國皇帝的派遣。

我之所以在這裡講這些細節，是因為這件事充分說明拉特瑙的性格特點：這位忙碌不堪的人總是能騰出時間的。我在歐洲大戰最艱難的日子裡還見到過他，而且在洛迦諾會議之前②，即在他被暗殺之前幾天，我還和他一起乘坐一輛小臥車駛過大街，他就是在那輛小臥車裡和在那條大街上被人暗算殺害的。他從來都是把自己一天中的每一分鐘事先都安排了。但他任何時候都能毫不費勁地從這一件事轉到另一件事，因為他的大腦隨時都有應變的能力，就象一具精密而又迅速的儀器，我在其他人身上從未見到過這種情形。他說起話來口若懸河，彷彿在唸著一張看不見的講稿，然而每一句話又是說得那麼形象、清楚，只要把他的談話速記下來，便是一份立刻可以付印的完整提綱。他說法語、英語、意大利語，就象他說德語一樣清楚明白。他的記憶力從來不會使他難堪，他也從來不需要為了某份材料進行特別的準備。當我和他談話時，發現他對一切都瞭如指掌，善於冷靜地權衡利弊得失，我就感到自己的笨拙和思路不清、缺乏修養和自信，但是在感到他的這種迷人的頭腦清楚、即他的思想的清晰透徹的同時，也有一些令人不舒服感覺。譬如說，在他的宅哪裡，傢具是最最講究的；掛的畫像是最最漂亮的。他的預感能力宛如一台天才發明的儀器；他的宅邸猶如一座博物館。住的是從前路易絲女王的豪華府第，裡面秩序井然，乾淨得一塵不染，視野開闊。可是要我獃在裡面，絶不會感到溫暖。在他胸思想中，似乎把什麼都看透了，因而對什麼都覺得無所謂。儘管他頭腦非常冷靜，但仍充滿深深的不安和缺乏把握。每當我看到他的這種表現時，我就深切地感覺到這位猶太人的悲哀。我的其他一些朋友，例如維爾哈倫、埃倫·凱伊、巴扎爾熱特，雖然不及他的十分之一的聰慧，不及他的百分之一的博學和瞭解世界，但他們對自己完全充滿自信。我總覺得，儘管拉特瑙聰慧過人，但始終腳不着地。他的整個生活充滿着層出不窮的矛盾。他從自己的父親那裡繼承了各種可以想象得到的權勢，卻不願做他的繼承人；他的職業是商人，卻覺得自己是一個藝術家；他是一位百萬富翁，卻願意搞社會主義思想：他意識到自己是猶太人，卻去賣弄基督教；他用國際主義的眼光考慮問題，卻又崇拜普魯士精神；他夢想著一種人民民主；但每次受到威廉皇帝接見和詢問時，又感到莫大的榮耀；不過，他又深知這位皇帝的各種弱點和自負；因而他自己不可能被虛榮心所左右。所以說，他的從不休息的工作也許只是一種鴉片，用來掩飾內心的煩躁不安和擺脫內心生活最深處的寂寞，只是在一九一九年當德國軍隊崩潰以後歷史賦予他最艱巨的任務：從一片混亂中重建遭到破壞的國家，使之有生存的能力。只是在這種身負重任的時刻，他蘊藏的各種巨大潛力才一齊迸發出來。由於天賦的才幹，由於他獻身于唯一的理想：拯救歐洲，他使自己成了名重一時的人物。

①讓·保爾（Jean Paul ，一七六三——一八二五），德國小說家。

②據原書出版者注，此處茨威格記憶有誤。拉特瑙一九二二年被暗殺，而洛迦諾會議是一九二五年召開的。此處應為“在熱那亞會議之前”，拉特瑙參加了一九二二年熱那亞會議的談判，會後於四月十六日在拉巴洛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撤銷了德俄兩國因戰爭而引起的相互要求。兩個月後，即六月二十四日，拉特瑙被暗殺。

和他談話，使人振奮，開闊眼界；就談話的思想豐富和明確清楚而言，這種談話只能和霍夫曼斯塔爾、瓦萊裡、赫爾曼·凱澤林伯爵的談話相媲美；我的視野從文學擴大到當代的歷史，應該歸功於他；除此以外，我還應該感激拉特瑙，是他首先鼓動我走出歐洲。他對我說：“如果您只瞭解英吉利島嶼，那您就不會懂得英國。同樣，如果您從未走出過歐洲大陸，那麼您也就不會懂得我們這塊歐洲大陸。您是一個自由的人，要充分利用您的自由！搞文學是一種非常好的職業，因為你不必緊趕慢趕。要想寫出一本真正的書，早一年晚一年都無所謂。您為什麼不去一次印度和美洲呢？”這一句偶然說出來的話卻打動了我的心，於是我決定立即按他的建議辦。

印度給我的感覺，要比我想象得可怕憂鬱，那裡的人骨瘦如柴、精力衰竭，黑眼珠中流露出沒有歡樂的麻木神情。那種悲慘的生活和常常是極其單調的景色使我感到吃驚。而最使我吃驚的是，頑固地把人按照不同的階級和種族分成三六九等。這種等級觀念我在船上就嘗試到了。有兩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姑娘乘坐在我們船上，烏黑的眼睛，苗條的身材，謙虛文雅，非常有教養、有禮貌。可是我第一天就注意到，她們有意躲避別人，或者說，她們被一道我看不見的界線隔離開來。

她們不跳舞，不與人交談，而是坐在一旁，讀着英文或法文書籍。只是到了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我才發現，不是她們迴避英國人的社交圈子，而是英國人躲着這兩個“歐亞混血兒”，儘管這兩個漂亮姑娘的母親是法國人，但父親是一位波斯血統的印度大商人。當她們在洛桑上寄宿學校和在英國上女子家政學校時，曾度過了和別人完全平等的兩三年。可是一旦坐到這條開往印度的船上就立刻受到這種冷冰冰的不露痕跡的社會歧視，而且並不因為這種歧視不易被人察覺而顯得不殘酷。

我第一次看到了那種狂熱鼓吹種族純粹的偏見象瘟疫一般危害我們這個世界，其後果之嚴重不亞於上幾個世紀的真正瘟疫。

通過和這兩個姑娘的初次相遇，我的目光頓時變得敏鋭起來。所以，當我看到一個歐洲人出遠門旅行時，譬如說到錫蘭的亞當峰去①，必然要有十二至十四個傭人陪伴，宛若一個白膚色的神，其他一切均在他的“尊嚴”之下。我是帶著幾分慚愧的心情享受這種對歐洲人的敬畏的——其實，這種敬畏由於我們自己的過錯早就不存在了。我們在自己樂融融的和誤以為安全的歐洲是根本不敢想象會對歐洲人採取這種態度的。但我擺脫不掉這種可怕的感覺：未來的數十年和幾個世紀必將徹底改變這種狀況。由於我親眼目睹了上述這些景狀，所以我看到的印度，並不象皮埃爾·洛蒂①所描寫的那樣：給它塗上一層頗具“浪漫主義”的粉紅色彩，而是一個令人警覺和注目的國家。當然，這不是指那些金碧輝煌的廟宇、風雨剝蝕的宮殿、喜馬拉雅山的風光——在我這次旅行中給我感受最深的便是這些；而是指那些我新認識的人，那些另一個世界和另一種類型的人；這些人和一個作家在歐洲內地通常遇見的完全不同。當時，人們的生活部還比較節儉，還沒有組織象廚師這類人出去談游的事，所以凡是走出歐洲去旅行的人，大多是他的那種社會職業中的特殊人物，如果是商人，絶不會是一個眼界狹小的小商販，而必定是一個巨賈；如果是醫生，必定是一個真正的研究家；如果是世襲的企業家，必定是一個去從事開拓的征服者，他們敢於旨險、慷慨豪爽、毫無顧忌，縱然是作家，也是一個好奇心較強的人。當時，在旅行中還沒有收音機可供消遣，所以在我旅行的漫長的日日夜夜裡，我從和那另一種類型的人們的交往中知道了許多影響我們這個世界的各種力量和緊張關係，勝讀一百本書。我遠離了祖國，我內心評判事物的標準也隨之改變。我在國國以後開始把某些我早先認為並非目光短淺的事當作孤陋寡聞來看待，而且，我也早已不再把我們的歐洲視為是我們這個世界圍着旋轉的永恆軸心。

①錫蘭是斯里蘭卡的舊稱，亞當峰位於斯里蘭卡半島上皮杜魯塔拉加拉山西南，系宗教聖地和遊覽地。

①皮埃爾·洛蒂（PierteLoti，一人五○——一九二三），原名路易·瑪麗·朱利安·維奧（LouisMarieJulienViaud ），法國海軍軍官和小說家，几乎遊遍世界各大海洋，著有許多關於熱帶異國的小說和遊記，揚述了近東和遠東的風土人情，一八九一年起為法蘭西學院院士。

我在印度之行時遇到的各種人物中，有一個人對我們當代的歷史有着不可忽視的——儘管不是公開的、朋顯的——影響。我從加爾各答出發，前往中南半島。在一艘沿著伊洛瓦底江①向上行駛的內河輪上，我每天都要和卡爾·豪斯霍費爾②及其妻子相處好幾個小時。他當時正作為德國武官出使日本。他的細長挺直的身材、瘦削的面龐、尖尖的鷹鈞鼻，使我一眼就能看出他的非凡的素質和身為德國總參謀部軍官的內在修養。不言而喻，我在維也納的時候就已經間或與軍人們有過來往，那是一些友好、熱情和快樂的年輕人，他們大多由於家庭生活環境所迫而穿上軍裝，企圖在服役中替自己尋找最舒適的生活。而豪斯霍費爾則相反——我立刻感覺到了這一點：他出身于富裕的書香門第。其父曾發表過不少詩作，而且我相信還曾在大學裡當過教授；同時，豪斯霍費爾在軍事方面的知識也非常淵博。他當時的使命是去實地考察日俄戰爭，因此他和他的妻子事先都學習了日語和文學創作。我從他身上再次認識到：任何一門學科，即便是軍事科學，如果要想博大精深的話，必須跨出自己狹隘的專業領域，和其他的各種學科聯繫起來。豪斯霍費爾在船上整天忙個不停，用雙簡望遠鏡細細觀察着每一處地方，記日記、寫報告，查辭典。我難得見到他手裡不拿一本書。作為一個細緻的觀察者，他還善於表達。我在談話中從他那裡知道了許多關於東方之謎。在我回國之後，我仍然和豪斯霍費爾一家保持着友好的聯繫。我們互相通信，並且在薩爾茨堡和慕尼黑兩地進行互訪。因一場嚴重的肺病，豪斯霍費爾在達沃斯①或者阿洛沙②獃了一年；由於離開了軍隊，反而促使他去鑽研軍事科學；康復以後，他便又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一名指揮官。德國戰敗時，我以極大的同情想起了他。我完全能夠設想，他必定痛苦萬分，因為他在戰勝國之一的日本有許多朋友，因為他多年來一直參與建立德國強國地位的工作，說不定還以看不見的隱蔽方式參與戰爭機器的工作呢。

①伊洛瓦底江，今在緬甸境內。

②卡爾·豪斯霍費爾（KarlHaushofer ，一八六九——一九四六），德國地理政治學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出任駐日本武官，併到過印度、緬甸、西伯利亞、朝鮮和中國北部。一次大戰後重服軍役，以巴伐利亞軍少將銜退役。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九年在慕尼黑任地理政治學研究所所長。被人稱為地理政治學在德國的創始人。一九二四至一九四四年主辦《地理政治學雜誌》，主要著作有《德意志民族和它的生存空間》、《日本與日本人》、《太平洋的地理政治學》等。他和希特拉關係密切。他的思想對納粹黨徒和第三帝國的對外政策顯然發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德國法西斯垮台後，于一九四六年自殺。

①達沃斯（Davos ），瑞士東部一小鎮，居民一萬餘人，氣候溫和，為世界著名療養地。

②阿洛沙（Arosa ），瑞士東部一小鎮，居民兩千親人，療養勝地。

不久，事實證明，他是系統和全盤考慮重建德國強國地位的先行之一。他出版了一份地理政治學雜誌。但在那次新的運動開始之初，我並不懂得其中更深的意思——事情經常是這樣。我真誠地以為，地理政治學只不過是要仔細研究觀察各個國家勢力互相作用的奇特現象，即便談到各民族的“生存空間”——我相信，這個詞是他首創的——，我也只是按照施本格勒①的意思，把它理解為時輪迴轉中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喚起的一種和時代有關的、變化無常的活力。即便是豪斯霍費爾的主張：要求更仔細地研究各民族的各種個性和建立一種學術性的常設指導機構，在我看來也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我以為這種地理政治學的研究完全有助于各民族互相接近的趨勢；說不定豪斯霍費爾的原始意圖也確實根本不是政治性的——但我今天不能這樣說了。我當時總是懷着極大的興趣閲讀他的著作（再說，他在自己的書籍中還引用過我的話呢），而且從未產生過懷疑。我所聽到的各種實事求是的客觀反應，也都說他的講課非常有啟發、有教益。沒有人指責他，說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為泛德意志的舊要求提出論據，說他的思想是為一種新的強權政治和侵略政策服務。可是當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時，有人用一種不言而喻的腔調對我說：“哎，您說的不是希特拉的朋友嗎？”我當時驚異得簡直不敢相信我自己。因為第一，豪斯霍費爾的妻子的出身②，根本談不上種族純；從而使他的兩個（非常有才華和討人喜歡的）兒子也完全經不住紐倫堡的猶太人法①；此外，我也看不出在一個非常有文化教養、思想淵博的學者和一個以自己最最狹隘、最最野蠻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瘋狂煽動家之間會有什麼思想上的直接聯繫。不過，魯道夫·赫斯②曾是豪斯霍費爾的學生之一，是他在豪斯霍費爾和希特拉之間建立了聯繫；希特拉是很少採納別人的思想的，但他有一種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於他達到自己的目的的一切，都要占為己有，而他覺得，“地理政治學”完全可以融合到納粹政治之中為之效力，因此，他就充分利用地理政治學，為自己的目標服務。國家社會主義的一貫伎倆從來就是在意識形態方面把自己極端自私的強權慾望偽善地隱藏起來，而“生存空間”這一概念終於為國家社會主義的裸骨的侵略意圖提供了一件哲學上的偽裝外衣。“生存空間”這個詞，由於它的定義的模糊性，表面上看來好象是一個無害的口號，但其產生的後果之一是，它能夠為任何一種兼併——即使是那種最最霸道的兼併進行辯解，把它說成是合乎道德和在人種學上是必要的。由於希特拉在確立自己目標的時候把“生存空間”的理論進行了禍及世界的徹頭徹尾的篡改——最初還嚴格限于國家和種族純粹的目標，後來則蛻變成這樣一個口號：“今天，德國屬於我們，明天，是整個世界”——我不知道豪斯霍費爾對此是否知道和有意——於是，我的那位舊日的旅伴今天不得不承擔罪責，這一事例清楚說明：一種簡潔而又內容豐富的表述由於言詞的內在力量可以轉化為行動和災難，就象先前的百科全書派①關於“理性”統治的表述一樣，最終卻走向自己的反面，蛻變為恐怖和群眾的感情衝動。據我所知，豪斯霍費爾本人在納粹黨內從未獲得過顯要地位，也許甚至連黨員都不是。我一點也看不出他是一個躲在幕後、想出最最危險的計劃和給元首種種暗示的精靈般的“謀士”——就象今天善於耍筆桿的新聞記者似的。然而，毋容置疑的是，不管自覺不自覺，他的理論把國家社會主義的侵略政策從狹隘的國家範圍推廣到全球範圍，在這一點上，他比希特拉的十分粗暴的顧問們的影響更大。也許後世會比我們這些同代人掌握更多的文獻資料，屆時才能對他這個人物給予正確的歷史評價。

①奧斯瓦爾德·施本格勒（OswaldSpengler），德國的歷史哲學著作家，主要著作有《西方國家的沒落》，該書英譯本題為《西方的沒落》。他本人雖不是希特拉的信徒，但他的思想在客觀上為德國軍國主義辯護，有“納粹革命的導師”之稱。

②豪斯霍費爾的妻子瑪爾塔·邁爾一多斯（MarthaMayer —Doss），有部分猶太血統。他們生有兩個兒子：阿爾佈雷希特·豪斯霍費爾（AlbrechtHaush-ofer，一九○三——一九四五）博士和海因茨·康拉德·c ·豪斯霍費爾（Heing Konrad.C. Haushofer），前者繼承父業，曾在柏林任地理政治學教授。希特拉當上總理後，即宜稱豪斯霍費爾的家庭是“雅利安人”。

①紐倫堡的猶太人法，史稱“紐倫堡法”（NurnbergerGesete），是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的法律。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由希特拉在紐倫堡納粹黨代會上宣市。法律規定猶太人不再是“國家公民”，而是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國家屬民”。嚴禁“雅利安人”和猶太人通婚，等等。德國法西斯從此展開全面排猶運動。

②魯道夫·赫斯（RudolfHess，一八九四——），希特拉的秘書和侍衛長，曾筆錄希特物的《我的奮鬥》，一九三九年被希特拉任命為元首的第三代理人。一九四六年作為戰爭罪犯被紐倫堡國際法庭判處終身監禁。

①百科全書派，十八世紀下葉法國一部分啟蒙思想家在編纂百科全書時所形成的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進步思想派別，提倡理性主義和批判精神，為法國大革命作了思想準備，但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尤其是雅各賓派專政時期，曾一度採用大批處死的“恐怖”手段。

在那第一次海外旅行之後，過了一些時日，接着便是第二次到美洲去的旅行。這次旅行的意圖也無非是見識見識世界和看一看我們自己未來的一角。只有極少數的作家遠涉重洋到那裡去，不是為了掙錢或是販賣美洲的新聞，而是純粹為了把自己對這塊新大陸的相當沒有把握的想象和現實印證——下。我相信我正是這樣一位作家。

我對那塊新大陸的想象完全是浪漫主義的——我今天這樣說，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好意思。美洲對我來說就是沃爾特·惠特曼，那是一片有着新的節律的土地，是一片正在實現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土地；在我遠渡重洋以前，我再次閲讀了那偉大的《卡美拉多》的連篇累牘的長行詩句，以便使我自己在走進曼哈頓的時候不是帶著一個歐洲人通常有的那種傲慢感情，而是懷着友善、寬厚的胸襟。我今天還清楚記得：當我在旅館裡第一次問門衛我想去看一看的沃爾特·惠特曼的墓地在何處時，我的這一要求顯然使那位可憐的意大利人感到非常窘迫，因為他還從未聽到過這個名字哩。

紐約給我的最初印象相當不錯，雖然當時還沒有象今天這樣有着迷人的美麗夜景。當時，泰晤士廣場邊上還沒有燈光照射、水花四濺的人工瀑布。城市上方還沒有夢幻般的星空——這是由夜間數百萬人工星光和天空中真正的繁星相互交輝而成的。市容和交通還缺乏今天這樣大膽的宏偉設想，因為新的建築藝術還僅僅在個別的高層建築中進行嘗試，而且還相當沒有把握。陳列櫥窗和裝演方面爭奇鬥妍的局面還剛剛開始。不過，從始終在微微搖晃的布魯克林大橋向港口瞭望和在南北方向道路的石谷處徒步行走，倒也足以使人開眼和興奮。當然，兩三天之後，這種興奮便會讓位於另一種更強烈的感覺：極度的寂寞感。我在紐約無所事事。而在當時，一個沒有事幹的人可以到其他任何地方去，也千萬別去紐約。因為那裡還沒有可以讓人消磨一小時的電影院，還沒有方便的小型自助餐廳，也沒有象今天這樣眾多的藝術商店、圖書館和博物館，在文化生活方面比我們歐洲落後得多。當我在兩三天之內老老實實地看完了博物館和重要的名勝以後，我就象一條沒有舵的船在颳風、結冰的街道上打轉轉。我在街上游來蕩去，百無聊賴；那種無聊的情緒終於使我不得不用這樣的辦法來加以擺脫：想個竅門把穿街過巷的蹓躂變得更引人——些。也就是說，我發明了一種自己玩的遊戲。由於我在紐約完全是一個人到處瞎逛，我假設自己是一個出走他鄉的人——就象無數背井離鄉的人一樣，不知幹什麼好，而且身上僅有七美元。我心裡想，他們不得已干的事，我倒完全可以自覺自愿去幹。我對自己說，你就這樣設想：如果你至多三天以後就必須去掙錢來餬口，那麼你考慮一下，你作為一個舉目無親的外國人在這裡怎樣能儘快找到一個掙錢的差事！於是，我開始從一個職業介紹所轉悠到另一個職業介紹所，琢磨貼在門上的各種廣告。有的地方要找一個麵包師，有的地方要找一個必須會法語和意大利語的臨時抄寫員，有的地方要找一個書店夥計，對假設中的我來說，這最後一個位置才算第一次碰上機會。於是我爬上三層回形鐵扶梯，打聽能掙多少錢，同時把這工資額和登在報紙廣告上的租一間布朗克斯區住房的價格作比較。經過兩天的“尋找職業”，我在理論上已經找到了能夠維持我生活的五個位置。這樣一來，我比純粹的閒逛更能確切地知道在那個年輕的國家對每一個想工作的人來說有多少活動範圍、有多少機會；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我還用這樣逛大街的辦法從一個代理處到另一個代理處，通過自我介紹，親眼看到了那個國家的神聖自由亦辦事過程中是怎麼回事。沒有人問我的國籍、宗教信仰和出身。也就是說我到處走動都不必帶護照——這對我們今天這個處處要蓋手印、要有簽證和警察局證明的世界來說，簡直不可思議。然而，那裡卻有工作，並且正在等待着人，唯有這件事決定着一切。在那個已經變成傳奇般的自由的時代，簽訂一項合同在一分鐘之內即可辦成，沒有國家、貿易聯盟和繁瑣手續的干擾。借助這種“尋找職業”的方法，我在最初幾天所瞭解到的美國，要比我後來逗留的全部時間都要多——我在後來幾周作為愜意的旅遊者徒步漫遊了費城、波士頓、巴爾的摩、芝加哥。唯有在波士頓，我在查爾斯·萊夫勒①家度過了社交的幾小時——萊夫勒曾為我的幾首詩譜過曲。其他地方，我始終都是一個人。僅有一次，一件意外的事打破了我的這種完全隱姓埋名的生活。我今天還清楚記得那一剎那。那是在費城，我沿著一條南北向的寬闊大街漫步，我在一家大書店門前站住，為的是至少在那些作者的名字裡看一看有沒有我認識的和已經熟悉的。突然之間，我驚獃住了。在那家書店的櫥窗左下方陳列着六七本德文書，而其中的一本，跳入我的眼帘的，卻是我自己的名字。我象着了迷似地注視着，開始沉思起來。我在這異國的街道上躑躅，不認識路，而且似乎也沒有目的，在這星沒有人認識我，沒有人重視我。可是現在，這樣一個我竟已和原來的我相遇在一起，為了讓我的這本書用十天的時間遠渡重洋來到這裡，想必那位書商一定會把我的名字記在一張紙條上。我的孤獨感頓時消失，而且當我兩年前再次在費城行走時，我情不自禁地不時尋找着這種陳列櫥窗。

到舊金山去的心情，我是已經沒有了——當時那裡還沒有好萊塢。但是我至少能在另一個地方目睹太平洋的景色——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自我童年以來，由於那些最初的環球航行的報道，太平洋一直使我着迷。再說，我當時觀看太平洋的地方今天已經消失；那塊地方今天再也見不到了。那塊地方是當時正在開鑿的巴拿馬運河所處位置的最後幾個山丘之一。我是乘一艘小船向下行駛，繞道百慕達和海地到達那裡的。——我們那一代由維爾哈倫培養起來的詩人們對當時的科學技術奇蹟也是十分讚賞，熱情之高，正如我們的先輩對待羅馬古文化一樣，但在巴拿馬看到的一番景象是令人難忘的，由機器挖掘出來的河床，一片蒲黃，即使帶著墨鏡，仍非常刺眼；到處是成群的蚊子，密密麻麻，死於蚊子的屍體埋在公墓處，一排接着一排，沒有盡頭——開鑿巴拿馬運河可謂是一種殘忍的慾望。死於這項由歐洲開始和由美洲完成②的工程的人真不知有多少呵！這項工程經過三十年的種種災難和絶望到那時才總算成功。只剩下最後幾個月的閘門掃尾工作了，然後，只要用手指一按電鈕，相隔了千萬年的兩個大海的水便會永遠匯流在一起。不過，我是那個時代最後完完全全、清清楚楚感覺到歷史上兩個大海仍處于分離狀態的人之一。目睹了美洲這一最偉大的創造性的業績，是我向美洲的美好告別。

①查爾斯·萊夫勒（CharlesLoefler，一八六一——一九三五），美國小提琴家和作曲家，一八八三至一九○三年和波士頓交響樂團合作演出。

②巴拿馬運河一八八一年由法國公司開鑿，後因公司破產而中斷；一九○四年由美國重新開鑿，至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五日完工。

歐洲的光輝和陰霾

我在新的世紀已生活了十年，我也已看到過印度、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現在，我開始懷着一種新的、更有意識的愉快心情米看待我們的歐洲。我從來沒有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最後幾年更熱愛我們那片古老的土地，從來沒有比那個時候更希望歐洲的統一，從來沒有比那個時候更相信歐洲的前途，因為我們都以為已看到了新的曙光。但實際上，燃燒世界的戰火已在臨近，火光已經出現。

我們今天這一代人是在各種災難、毀壞和危機中成長起來的，他們覺得戰爭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几乎每天都會爆發，而我們那些當時的年輕人自世紀之交以來就一直對世界上的人充滿信任，也許向今天這一代人描述我們當時的那種樂觀主義是困難的，四十年的和平使歐洲各國的經濟充滿活力。技術設備加快了生活的節奏，科學發現使那一代人的精神狀態感到不勝自豪。在我們歐洲所有國家几乎普遍感覺到的繁榮業已開始。城市一年比一年美麗，城市人口一年比一年多。一九○五年的柏林已不能和我們一九○一年見到的柏林相比較，柏休己從一座首都變成一座世界性的城市，而一九一○年的柏林又大大超過了一九○五年的柏林。維也納、米蘭、巴黎、倫敦、阿姆斯特丹這樣一些城市，只要我每去一次，就會感到驚訝和欣喜。街道越來越寬闊、越來越漂亮，公共建築越來越有氣派，店舖越來越豪華、越來越美觀。人們從各種事物中都能感覺到財富在增長、在擴大。就連我們這些作家也能從書籍的出版量上覺察到：書籍的出版量在那世紀之初的頭十年增加了三倍、五倍、十倍。到處興建起新的劇院、圖書館和博物館。諸如浴室、電話這樣一些先前屬於少數人特權的方便設備開始進入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自從工作時間縮短以後，無產階級也發家致富起來，至少有一部分過上了小康生活。到處都在前進。誰敢做敢為，誰就能獲得成功。誰買進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珍書或一張畫，就會看到行情不斷上漲。誰愈是大膽，愈是捨得花本錢辦一家企業，誰就愈能保險賺到錢。整個世界處處呈現出一派無憂無慮的美好景象，因為又會有什麼會來打斷這種興旺呢？又會有什麼會來妨礙這種從自己的熱情中不斷產生新的力量的幹勁呢？歐洲從來沒有象當時那樣強大、富足和美麗過；歐洲從來沒有象當時那樣對更美好的未來充滿信心過。除了幾個已經老態龍鍾的自發老人以外，沒有人象從前那樣為了“美好的舊時代”而嘆惜。

而且不僅僅是城市，人本身也由於體育運動、較豐富的營養、勞動時間的縮短，以及和自然的更密切的結合而變得更漂亮、更健康。早先，一到冬天，便是荒涼蕭索的季節，人們無精打采地在客棧裡玩牌或者在暖烘烘的斗室裡無聊地打發日子。而現在，一到冬天，人們發現山上太陽光可以滋潤心肺、舒筋活血、爽身健膚。而且山區、湖泊、大海也不再象從前那樣離得那麼遙遠。自行車、汽車、有軌電車已經把距離縮短了，賦予世界以新的空間感。一到星期天，只見成千上萬的人穿著耀眼的運動衫乘着滑雪板和雪橇沿著雪坡嗖嗖地向下滑行。到處興建體育館和游泳池。而且人們恰恰在游泳池裡能夠清楚地看到那種變化；在我年輕的年代，往往以脖子粗、胸脯癟、挺出大肚子來表示長得真正健壯，而現在則互相比身材是否經過體育鍛鍊變得靈活、肌肉發達；皮膚是否被太陽曬成棕色。當然，這種比賽是文雅鳳趣的。除了極端貧窮的人以外，已沒有人在星期天獃在家裡。所有的青年人都出去徒步漫遊、爬山和比賽，去學各種體育項目。凡是度假的人都出遠門，而不象我父母親的那個時候，放了假，只到離城不遠的地方或者至多到薩爾茨喀麥爾古特①去玩。人們已經對整個世界發生興趣，想看一看是不是世界到處都這樣美，想看一看是不是還有更美的地方。從前，只有享有特權的人才見到過外國，而現在，銀行職員和小工商業者也都到意大利、法國去旅行。固然，出國旅行比以前便宜了，也方便多了，但最主要的是，人們心中的那種新的勇氣、新的敢闖精神使他們在旅遊方面更有魄力，而在生活方面不再那麼節約、那麼謹小慎微——是呀，當時人們已對自己的謹小慎微感到不好意思。整個一代人都決心使自己變得更富於青春氣息，每個人都為自己年輕而自豪，這一點和我父母親那個世界剛巧相反，首先是那些年輕人臉上的鬍子突然消失了，然後是年紀大的人倣傚他們颳去自己臉上的鬍子，為的是不願讓自己顯出老相。年輕、精神煥發，已成為當時的口號，而不再老成持重。婦女們拋棄了束胸的緊身衣，也本再用太陽傘和麵紗，因為她們不再害怕空氣和太陽。她們把裙子裁短，以便在打網球的時候兩腿能更好地活動；當她們露出長得豐滿的部位時，也不再表現出羞澀。風尚越來越變得合乎自然。男人穿著馬褲。女人敢於坐在男式馬鞍上；男人和女人不再互相遮蓋什麼和隱藏什麼。世界不僅變得更美麗，而且也變得更自由了。

①薩爾茨喀麥爾古特（Salzkammergut ），阿爾卑斯山脈在奧地利薩爾茨堡附近一帶的石灰岩區。

在我們之後出生的新的一代在風尚習俗方面也贏得了這種自由，他們生活得健康和充滿自信。人們第一次看到年輕的姑娘們沒有家庭女教師的陪伴和年輕的男朋友運動和一起出去郊遊，表現出公開的、自己能作主的友情；她們不再羞澀害怕和忸忸怩怩。她們知道自己想要幹什麼和不想要幹什麼。她們擺脫父母那種出於擔心的監督，自己去賺錢過日子。有的當女秘書，有的當女職員，她們得到了自己安排生活的權利。賣淫——舊世界唯一允許存在的色情交易，大大地減少了。由於這種新的更為健康的自由，男女授受不親的那一套玩意兒早已變得不合時宜。以前在游泳池裡強行把男女分開的厚木板已不斷拆除。女人和男人都不再羞於露出自己長得怎樣。在那十年裡重新爭得的自由、大方、無拘無束，勝過以前的一百年。

因為世界上有了另一種節律。現在，一年時間裡發生的事該有多少呵！一項發明緊趕着一項發明，一項發現緊趕着一項發現，而且，每一項發明、每一項發現，都又以飛快的速度變成普遍的財富，當人們意識到這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時，各個國家第一次感覺到彼此是息息相關的。當齊柏林飛艇第一次航行的那一天，我正前往比利時途中，而且恰巧在斯特拉斯堡稍事停留，我在那裡看到飛艇在大教堂上空盤旋，底下是熱烈歡呼的群眾，飄蕩的飛艇好象要向這千年的教堂鞠躬似的。晚上，我在比利時的維爾哈倫家得到消息說，飛艇已在艾希特了根墜毀。維爾哈倫眼裡含着淚水，非常激動。如果他僅僅作為一個比利時人，也許會對這次德國的空難抱無所謂的態度，但是，他覺得自己是一個歐洲人，是一個我們同時代的人，因此，他和我們一起分享戰勝自然的共同勝利，同樣，也為我們共同遭受到的考驗而分憂。當布萊里奧①駕駛飛機越過英吉利海峽時，我們在維也納的人也熱烈歡呼，彷彿他是我們祖國的英雄。我們大家都為我們的科學技術所取得的日新月異的進步感到自豪，於是，歐洲是一個共同體的感情，即歐洲是一個國家的意識開始形成。我們心裡想，如果任何一架飛機都象玩兒似地輕而易舉飛越過國界，那麼這些國界又有什麼意思呢！那些海關壁壘和邊防崗哨完全是偏狹和人為的！和我們的時代精神完全是矛盾的！因為我們的時代顯然熱切盼望着彼此的緊密聯繫和世界大同。這種感情的高漲就象飛機的騰飛一樣引人入勝。有些人沒有親身經歷過在歐洲互相充滿信任的那最後幾年，我今天仍為他們感到遺憾。因為我們周圍的空氣不是死的，也不會真空，空氣本身就攜帶著時代的振盪和脈搏，空氣不知不覺地會把時代的脈搏傳到我們的血液、我們的內心深處、我們的大腦，不斷地傳到每一個人。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在那幾年裡都從時代的普遍繁榮中汲取了力量，而且由於集體的信心，每個人的信心也都大大增加。也許我們當時象今天的人一樣並不知道那股把我們捲入其中的浪潮有多強大，有多保險。——最終是事與願違。不過，只要經歷過那個對世界充滿信任時代的人，今天都會知道，從那以後發生的一切其實是倒退和烏雲。

①路易·布萊里奧（Louis Bleriot ，一八七一——一九三六），法國工程師和飛行家，用重於空氣的飛行器進行世界上第一次海上飛行。一九○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他駕駛自己設計的飛機飛越英吉利海峽，從加萊到多佛。

但它當時是一個光輝燦爛的世界，它象限了補藥似的渾身是力量。那股力量從歐洲的各條海岸綫向我們的心臟襲來。然而我們卻沒有預料到，使我們不勝欣喜的事同時也包藏着危險。當時襲擊着歐洲的那種自豪和信心的風暴，本身就帶著烏雲。各方面的繁榮也許太快了，歐洲的國家和歐洲的城市也許強大得太急速了，而且那種渾身是勁的感覺總是誘發人和國家去使用或者濫用那股力量。法國已財富充溢，但它還要斂取更多的財富，還要一塊殖民地，儘管它原來的殖民地已使它根本沒有多餘的人口。為了摩洛哥它差一點大動于戈。意大利指望着昔蘭尼加①。奧地利要兼併波斯尼亞。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又把矛頭指向了土耳其。而德國，暫時還被排斥在外，但已躍躍欲試，準備大幹一場。歐洲國家到處都顯得怒氣沖沖，劍拔弩張。同時，為了有效地達到內部的鞏固，好象細菌傳染一樣，擴張的野心開始到處膨脹。賺足了錢的法國工業家向同樣養得肥肥的德國工業家攻訐，因為兩家公司——克虜伯公司和法國勒克勒佐②的施奈德公司都要推銷更多的大炮。擁有巨額股票的漢堡海運界要和南安普敦海運界對著干。匈牙利的農場主要和塞爾維亞的農場主對著干。這一幫康采恩反對另一幫康采恩。經濟的景氣使雙方所有人象發了瘋似的，想攫取更多的財富，貪得無厭。當我們今天平心靜氣地問自己：一九一四年歐洲為什麼要進行大戰，我找不出任何一個合情合理的理由，也找不出任何緣故。那次戰爭既不是為了思想上的紛爭，也說不上是為了邊境幾塊小小的地方。我今天以為那次戰爭只能用“力量過剩”來解釋，也就是說，是在戰前四十年的和平時期積聚起來的內在力所造成的悲劇性的後果，那種內在力是勢必要發泄出來的。每個國家突然之間有了要使自己強大的感情，但卻忘記了別的國家也會有同樣的情緒，每個國家都想得到更多的財富，每個國家都想從別國奪取點什麼。而最糟糕的是，恰恰是我們最喜歡的情緒：我們普遍都有的樂觀主義欺騙了我們自己，因為每個國家都相信別的國家將會在最後一分鐘嚇退。於是外交官開始玩弄起彼此恫嚇的手腕。四次，五次，在阿加迪爾③，在巴爾幹戰爭中，在阿爾巴尼亞，都是玩弄這種虛張聲勢的恫嚇手段。不過，同盟國和協約國內部的聯繫卻愈來愈密切，愈來愈軍事化。德國在和平時期實行了戰爭稅。法國延長了服役期限。多餘的力量最終必然要發泄出來；而巴爾于戰爭的徵候則表明，戰爭的烏雲已向歐洲轉移。

①昔蘭尼加（Cyrenaica ），又稱“拜爾蓋”，今利比亞東部地區。

②勒克勒佐（LeCreusot ），法國東部城市，鋼鐵中心。

③阿加迪爾（Agadir），摩洛哥西南部城市。一九一一年法國佔領摩洛哥首都非斯，德國派遣炮艦“豹”號至阿加迪爾示威，眼看戰爭一觸即發，後由於英國干預而得以避免。同年簽訂《法德協定》，德承認摩洛哥為法國保護網，但以取得法屬剛果一部分作為補償。

那時雖還沒有一片驚恐，但卻始終鬱結着一種不安。每當從巴爾幹傳來槍炮聲，我們就會感到輕微的不快。難道戰爭果真會在我們不知道其原因和目的的情況降臨到我們頭上嗎？反對戰爭的力量集合得十分緩慢——正如我們今天所知，集合得太慢了，太畏首畏尾了。反對戰爭的力量中有社全黨，有數百萬宣稱不要戰爭老——對立的雙方都有這樣的人；有教皇領導下的強大的天主教組織；有若干跨國的康采恩；有少數幾個反對秘密勾結的明智的政治家。我們這些作家也站在反對戰爭的行列，誠然，象通常一樣完全是單槍匹馬；而不是團結起來進行堅決的鬥爭。可惜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態度是漠不關心、聽之任之。因為由於我們自己的樂觀主義，我們在思想上還根本沒有看到戰爭這個問題，沒有看到戰爭帶來的各種道義上的後果。在當時社會名流撰寫的重要文章中，沒有一篇是專門談到戰爭的或者大聲疾呼地告誡人們。我們以為，當我們用歐洲的方式進行思想，在國際範圍內建立兄弟般的關係，在我們自己的領域內（對於時局我們只能發揮間接的影響）宣傳這樣的理想：不分語言和國別，以和平的方式增進諒解和思想上的團結，這就夠了。而且，恰恰是新的一代對這樣的歐洲的想法最為擁戴。我看到在巴黎有一群年輕人團結在我的朋友巴扎爾熱特的周圍，他們和老一代的人不同，他們反對任何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好侵略的帝國主義。儒勒·羅曼、喬治·杜阿梅爾、夏爾·維爾德拉克、杜爾丹、雷內·阿科斯①、讓·裡夏爾·布洛克等人先是一起組織“修道院”文社，然後是“爭取自由”文社。他們是一種正在到來的歐洲主義的熱情的先驅戰士。歐洲一露出戰爭的苗頭，他們就毫不動搖地、抱著憎惡的態度反對任何國家的軍國主義。法國以前很少產生這樣一群勇敢、思想堅定、富有才華的青年。在德國，是弗朗茨·韋爾弗爾②和他的“世界的朋友”——雷內·席克勒③一起為促進相互諒解而熱情地工作。雷內·席克勒身為阿爾薩斯人命中注定要介在兩個國家之間，他在感情上特彆強調世界各族人民的和睦。作為我們的同志從意大利向我們致意的是朱塞佩·安東尼臭·博爾傑塞。從斯堪的納維亞和斯拉夫各國也不斷傳來鼓勵。一位偉大的俄羅斯作家曾寫情給我說：“請到我們這裡來吧！給那些想煽動我們進行戰爭的泛斯拉夫主義者們看一看，你們在奧地利的人是不要戰爭的。“是呀，我們大家都熱愛那個使我們飛快發展的時代，我們熱愛歐洲！我們相信理智將會在最後時刻阻止那種錯誤的遊戲。但是我們如此相信理智本身同時也是我們唯一的過錯。當然，我們沒有抱著足夠的懷疑態度觀察眼前的徵兆，然而，不將信將疑，而是充滿信任的態度，難道不正是真正的青年一代應該有的思想嗎？我們信任饒勒斯④，我們相信社會黨國際，我們相信鐵路工人在把自己的同伴當作炮灰運到前線去以前就會把鐵軌炸燬。我們期望着婦女們將會拒絶把自己的兒子、丈夫送去當無謂的犧牲品。我們深信歐洲的精神力量、歐洲的道義力量將會在最後的關鍵時刻顯示出自己的勝利。我們共同的理想主義，我們在進步中必然產生的那種樂觀主義使得我們低估和忽視了我們共同的危險。

①雷內·阿科斯（ReneArcos ，一八八○——一九五九），法國詩人，曾和雷勒·羅曼、杜阿梅爾等詩人組織過著名的“修道院”文社，過着一種受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影響的烏托邦生活，代表作有《失去的島》、《惡》等。

②弗朗茨·韋爾弗爾（FranzWerfel ，一八九○——一九四五），奧地利著名詩人、小說家、劇作家。

③雷內·席克勒（Rene Schickele，一八八三——一九四○），阿爾薩斯作家，父親是德國葡萄園主，母親是法國人，曾先後在巴黎和柏林上大學，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萊茵河畔的遺產》，表現了阿爾薩斯一洛林這塊德法世代相爭之地的悲劇。

④讓·饒勒斯（JeanJaures，一人五九——一九一四），法國社會黨領袖，一九○四年創辦《人道報》，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進行反戰活動。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法國作戰爭動員前被人暗殺。

再則，我們所缺乏的，是一位能把隱藏在我們心中的力量有目的地集中起來的組織者。在我們中間只有一個提醒大家警惕的人，只有一個高贍遠矚的人；而最奇怪的是，他雖然生活在我們中間，我們卻長期對他這一位命運安排他要成為我們領袖的人一無所知。我也是在最後時刻才發現他——這是對我具有決定意義的機遇之一吧。再說，要發現他也很難，因為他住在巴黎遠離“閙市的地方”。倘若今天有人打算寫一部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史，那麼他將不能不注意到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在當時巴黎的各種報紙上大肆吹捧的可以想得起來的詩人和名字中間恰恰沒有那三位最重要的作家；或者在提到他們名字的時候進行錯誤的聯繫。自一九 OO 年至一九一四年，我從來沒有在《費加羅報》和《馬丁報》上看到過有人提起詩人保爾·瓦萊裡的名字。馬賽爾·普魯斯特①是作為沙龍裡的小丑。而羅曼·羅蘭則是作為知識淵博的音樂學者。他們几乎都是到了五十歲的時候才小有名氣，而他們的偉大作品卻是在這座世界上最獵奇、文學藝術最發達的城市裡悄悄完成的。

①馬賽爾·普魯斯特（MarcelProust，一八七一——一九二二），二十世紀法國小說家，“意識流”小說鼻祖之一。

我及時地發現了羅曼·羅蘭，純屬偶然。一位在佛羅倫薩的俄羅斯女雕塑家邀請我去喝茶，為的是要給我看看她的作品。同時也想給我畫一張速寫。我準時在四點到達。卻忘了她是一位俄羅斯人，對於時間和準點是十分超脫的。一位老奶奶——聽上去，是她母親的保姆——把我引進她的創作室，請我在那裡等候，創作室是一片雜亂無章的景象。總共放著四件小雕塑品；兩分鐘之內我就看完了。於是，為了不致自白浪費時間，我抓起一本書，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我抓起隨便放在那裡的幾份期刊——《半月刊》，我記得我以前在巴黎聽到過這種名稱的期刊。不過，誰會自始至終去注意這種小小的雜誌呢？——這種雜誌作為短命的理想之花，一會兒全國到處都是，一會兒又消失。我翻到羅曼·羅蘭的《黎明》①那一本，開始閲讀起來。而且越讀越感到驚訝，越讀越有興越。這位如此瞭解德國的法國人是誰呢？不一會兒，我倒真感謝那位大大咧咧的俄羅斯女士不准時。當她終於姍姍來遲時，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這位羅曼·羅蘭是誰呀？”她也說不清楚。只是當我搞到其餘各卷之後（那部作品的最後幾卷當時正在產生過程之中），我才知道：現在終於有了一部不僅為一個歐洲國家、而是為一切歐洲國家服務的書，一部為增進歐洲國家團結的書；現在終於有了這樣一個人，有了這樣一位詩人，他表現各種道義的力量：對於愛的理解以及要想得到這種理解的真誠願望、經過檢驗和甄別的正義、對藝術相互聯繫的使命的令人鼓舞的信任。當我們在為小小的聲明分散精力時，他卻默默地、鍥而不捨地表現各族人民的稟性，指出各族人民最可愛的特殊個性何在。它是在當時正在完成的第一部有意描寫歐洲的小說②，它第一次提出決定性的號召：建立歐洲的和睦關係，由於小說深入廣大群眾，因此它所起的作用勝過維爾哈倫的讚美詩，比一切傳單和抗議都更有力。我們大家在無意識之中所希望的、所渴求的，已在默默無聞之中完成。

①《黎明》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卷。

②指《約翰·克利斯朵夫》。

我到巴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聽他。我記着歌德的話：“他學習過了，他就能教我們。”我向朋友們打聽他。維爾哈倫說，他能記得起來的是那出在社會黨人的“人民劇場”演出過的《群狼》①。巴扎爾熱特也只是聽人說過，羅曼·羅蘭是一位音樂學家，並且寫過一本關於貝多芬的小書。我在國家圖書館的目錄卡片裡找到了羅曼·羅蘭寫的十二本關於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的著作、七八齣戲劇；所有這些著作都是由幾家小出版社或者由《半月刊》出版發表的。最後，為了取得和他的聯繫，我寄了一本我的書給他。他不久就來信把我請去。我們之間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除了我和弗洛伊德與維爾哈倫的友誼以外，我和羅曼·羅蘭的友誼是我一生中收益最多、在某些時候甚至是決定我的道路的友誼。

①《群狼》是羅曼·羅蘭作於一八九八年的劇本。

一生中記得住的日子要比平常的日子亮度更強。所以，我今天仍然非常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去訪問羅曼·羅蘭的情景。那是座落在蒙巴拿斯林蔭大道附近的一幢不顯眼的房子；我走上五層狹窄的盤旋扶梯，在他的寓所門前，我就已感到一種特別的寧靜，窗戶下是一座古老寺院的園子，除了聽到風兒吹拂樹葉的簌簌聲，几乎聽不見林蔭大道上的閙聲。羅曼。羅蘭替我開門，並把我引進他的那間書籍一直堆到天花板的小小斗室。我第一次看見他那雙炯炯有神的藍眼睛，是我有生以來在一個人身上看到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在談話過程中，那雙眼睛把內心最深的感情色彩和熱情表現了出來，同時又暗暗隱藏着悲哀。當他沉思的時候，目光彷彿變得更加深邃，當他激動的時候，便閃耀着光輝；由於讀書和熬夜，眼睛顯得有點過度疲勞，眼圈微微發紅，唯有那一對瞳孔在侃侃而談和興高采烈的時候能奇妙地放射出光芒。我打量着他的身材，心中有點害怕。他長得非常高，又非常瘦，走起路來屈着一點身子，好象在寫字檯旁度過的無數時日已把他的脖子彎曲了。他的臉色非常蒼自，瘦骨鱗峋，看上去體弱多病。他說話的聲音非常輕，好象他非常愛惜自己的身體似的。他几乎從不散步，吃得也很少，不抽菸，不喝酒，避免任何體力上的緊張，可是我後來發現，在他苦行主義的軀體內蘊藏着多麼巨大的耐力呵！在那似乎十分虛弱的背後具有何等的精神勞動力呵！我不得不欽羡不已。他在那張堆滿紙張書籍的小小寫字檯旁一工作就是幾小時。他躺在床上看書也是一連幾個小時。他給自己已經精疲力竭的肉體的睡眠，只有四五個小時。他允許自己鬆弛一下的唯一事情，就是音樂。他鋼琴彈得非常出色，柔和的指法撫摩着琴鍵，好象他不是要從中彈出聲音，而僅僅是要引出聲音。我以前在很小的範圍內聽到過馬克斯·雷格爾、費魯喬·布索尼①、布魯諾·瓦爾特②演奏鋼琴，但是沒有一位名家有象羅曼·羅蘭似的給我以和所熱愛的大師進行直接交流的感情。

他的知識非常淵博，使人折服。他的生活就是讀書。他精通文學、哲學、歷史，掌握一切國家和時代的問題。他知道音樂中的每一個節拍，即使象加盧皮③和特勒曼④的最最生僻的作品和三四流音樂家的作品，他也熟悉。同時，他積極參與當時發生的每一件事。那問修道士式的簡樸的斗室就象一間照相館的暗室，裡面反映着現實的世界。從人際方面講，他和他那個時代的許多偉人都很熟。他曾是喬治·勒南的學生，是瓦格納家裡的客人，是饒勒斯的朋友；托爾斯泰曾給他寫過那封著名的信，他承認自己真心地讚賞羅曼·羅蘭的文學作品。我在他的房間裡感覺到一種人性的、道義上的優勢；一種不帶驕傲情緒的、內心的自由，這種自由對一個堅強的人來說是不言而喻的。我一眼就看出，他在關鍵性的時刻將代表歐洲的良知。——時間證明我是對的。我們談論起《約翰·克利斯多夫》。羅曼·羅蘭向我解釋說，他寫這部書是想盡到三層責任：第一，向音樂表示他的感謝；第二，表白他對歐洲統一的信念；第三，喚起各民族的思考。他說，我們現在必須每一個人都發揮作用，從自己的崗位出發，從自己的國家出發，用自己的語言。現在是一個需要保持警惕的時代，而且愈來愈需要警惕。煽起仇恨的人，按照他們卑劣的本性，要比善於和解的人更激烈、更富於侵略性，在他們背後還隱藏着物質利益。他們這些人可比我們這些人沒有顧忌得多。他說，從《約翰·克利斯多夫》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那種荒謬，而對荒謬的鬥爭甚至比我們的藝術更重要。羅曼·羅蘭在他的《約翰·克利斯多夫》的整部作品中讚美了藝術的不朽，但我卻從他身上感覺到他對世界結構的脆弱充滿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說：“藝術能使我們每一個人得到滿足，但它對現實卻無濟於事。

①費魯喬·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一八六六——一九二四），意大利鋼琴家和作曲家，著有鋼琴曲《巴哈主題幻想曲》和歌劇《選新娘》等。

②布魯諾·瓦爾特（Bruno Walter，一八七六——一九六二），世界著名指揮家，莫扎特和馬勒的解釋者，曾在慕尼黑、菜比錫、維也納任指揮，一九四○年移居美國，一九四七年起任紐約交響樂團團長。

③巴爾達薩雷·加盧皮（Baldassare Galuppi，一七○六——一七八五），意大利作曲家，作有許多輕歌劇。

④格奧爾格·菲利普·特勒曼（GeorgPhilippTelemann，一六八一——一七六七），德國作曲家。

那是一九一三年。從我和羅曼·羅蘭的那第一次談話中，我清楚地認識到。我們的責任是：不是沒有準備地和無所作為地面對可能爆發一次歐洲大戰的事實。羅曼·羅蘭之所以能在關鍵性時刻在道義方面遠遠超過其他所有的人，無非是他事先早已痛苦地磨礪了情操。同樣，我們在自己的範圍內事先也能夠幹一些事情。我已經翻譯過不少東西，介紹過我們鄰邦中的詩人，一九一二年，我曾陪同維爾哈倫走遍整個德國，作旅行演講。那次旅行成了德法和睦關係的象徵：維爾哈倫——最偉大的法語抒情詩人和戴默爾——偉大的德語抒精詩人在漢堡當眾擁抱。我為賴因哈德爭取到了維爾哈倫的一部新劇本。我們彼此之間的合作從來沒有象當時那樣的誠摯、積極、感情衝動。有時候興奮起來，我們就飄飄然地以為，我們已經給世界指出了正確的拯救道路。但是世界很少關心這樣一些文學家們的表示，它依然走自己險惡的路。世界的局勢經常處于一觸即發的戰爭邊緣。——察貝恩事件①、阿爾巴尼亞危機、一次不明智的答記者問——這類摩擦引起的火花層出不窮，但任何一次火花都有可能引起堆積起來的炸葯的大爆炸。尤其是我們在奧地利的人深感到自己正處在動亂地區的中心。一九一○年，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已過了八十歲，這位早已成為象徵的自發老人是不會再長期統治下去了。一種神秘的不祥情緒開始蔓延：在他死去以後，就再也阻擋不住千年皇朝的瓦解。在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矛盾不斷增加。在國外，意大利、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在某種意義上甚至還有德國，正等待着爪分奧匈帝國。克虜伯公司和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正在巴爾幹半島用外國的“活人材料”互相試驗着自己的大炮，就象後來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內戰中試驗自己的飛機一樣。巴爾幹戰爭使我們陷于惴惴不安的急流之中。我們惶惶不可終日，但又不斷舒一口氣：“這一次，戰爭還好沒有臨到我們頭上，但願永遠不要臨到我們頭上！”

①察貝恩（Zabern），阿爾薩斯一地名，一九一三年，一普魯士軍官在該地罵阿爾薩斯人是“怪人”，從而引起阿爾薩斯居民和普魯士軍官之間的一場衝突，史稱“察貝恩事件”。

話又說回來，根據經驗，原原本本地敘述一個時代的事實，要比再現一個時代的人的心態容易得多。那種心態不是表現在官方的正式事件之中，而是最早表現在細小的個人插曲之中。我要在這裡插敘的正是這樣一些生活小故事。老實說，我當時不相信戰爭真的會爆發。但是我遇到的兩件事使我在某種程度上想到了戰爭，並且使我的心靈為之震顫。第一件事是“雷德爾事件”，這一事件就象歷史上一切重要的幕後情節一樣，鮮為人知。

這位雷德爾上校可謂是一出情節十分錯綜複雜的間諜戲劇裡的主人公。我和他只是一般認識。他和我住在同一個區，隔着一條衚衕。有一次，我的朋友——檢察官 T在咖啡館裡把他介紹給我。這位看上去和藹可親、會享受的先生當時正在咖啡館裡吸着雪茄。自那以後我們見面就互打招呼。但是後來我才發現，在生活中間有多少秘密包圍着我們，同時，我們對近在咫尺的人又是瞭解得多麼的少。這位上校從外表上看，象一名奧地利普通軍官一樣，但他卻是帝位繼承人的寵情，他被授予重要的職權，他領導着軍隊的秘密情報局和負責破壞敵人的諜報機構。一九一二年，當巴爾幹戰爭危機時期，俄國和奧地利都在作矛頭指向對方的戰爭動員，可是奧地利軍隊最最重要的密件——“進軍計劃”卻被事先出賣給了俄國，一旦真的處于戰爭狀態，勢必要給奧地利軍隊帶來無法估計的慘敗，因為俄國人事先就能知道奧地利進攻部隊每一個戰術行動的細節。這一泄密叛賣事件，使奧地利總參謀部一片驚慌。身為軍隊情報部門最高負責人的雷德爾上校受命要找出叛徒，而這個叛徒只要在最高層的極小圈子內就能找到。但是外交部並不完全信任軍事當局的能力，於是它背着總參謀部秘密發出指示，要進行獨立的調查，它授權警察局除了採取其他各種措施外，還要為此目的秘密拆開一切從外國寄來的留局待領的信件進行檢查，而不必有所顧忌。

一天，一家郵局收到從俄國邊境站波特沃羅奇斯卡寄來的一封留局待領的信件，收信人的地址是一個暗號：“奧佩爾巴爾”。當那封信被拆開後，裡面沒有信紙，而是六張或者八張簇新的奧地利一千克朗的鈔票。於是，這一可疑的發現很快報告了警察局。警察局派了一名密探到領信處的窗口，以便當那個來查問這封可疑信件的人一出現，就立即將他逮捕。

不過，眼下這出悲劇開始成為一件使維也納人啼笑皆非的事。中午時分，那位先生出現了，他要求取走那封寫有“奧佩爾巴爾”的信。那位窗口的郵局職員立刻向那個密探發出秘密的報警信號，可是那個密探剛巧出去喝上午酒。而當他回來時，他只能聽人說，那位不認識的先生僱了一輛出租馬車，不知向哪個方向馳去了。不過，維也納入很快演出了喜劇的第二幕。在當時那個時代，出租馬車是一種時髦、漂亮的兩駕馬車，馬車伕把自己視為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從來不親自動手打掃車輛。因此在每一個停車場都有一個所謂“清潔工”干餵馬和沖洗車輛的事。現在，幸虧那位清潔工記住了剛剛駛去的那輛出租馬車的號碼；於是，一刻鐘以後，所有的警察崗哨都得到緊急報告：已發現那輛馬車。那個清潔工還描述了向卡塞爾霍夫咖啡館駛去的那位先生的外貌。卡塞爾霍夫咖啡館正是我經常遇見雷德爾上校的地方。此外，還有人幸巧在車廂裡找到一把小折刀。那位陌生人就是用這把刀折開信封的。密探們迅速向卡塞爾霍夫咖啡館飛奔而去。可惜人們所描述的那位先生在此期間又離去了。不過，咖啡館的服務員們以極大的自信解釋說，那位先生除了他們的老顧客雷德爾上校外，絶不會是別人，他剛剛國到克羅姆塞爾旅館去。

那位密探驚得目瞪口獃。秘密被揭開了。雷德爾上校，這位奧地利軍隊情報部門的最高負責人，同時又是被俄國總參謀部收買的間諜。他不僅出賣了各種機密和進軍計劃，而且現在也一下子弄清楚，為什麼去年由他派往俄國的全部諜報人員都先後被捕和被判刑。一陣慌慌張張的電話聯繫開始了，最後，電話一直打到奧地利軍隊總參謀長康拉德·馮·赫岑道爾夫①那裡。這一場面的一位目擊者曾向我敘述說，赫岑道爾夫在聽到最初幾句話後臉色刷一下變得象紙一樣白。電話繼續打進皇宮，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磋商。在此期間，警察方面採取了防範措施，雷德爾上校是無法逃跑了。當他準備再次離開克羅姆塞爾旅館，向門衛交待一件什麼事的時候，一個密探出其不意地靠近他的身邊，向他出示那把小刀，禮貌地問道：“上校先生沒有把這把小刀遺忘在出租馬車裡？”就在這一剎那，雷德爾知道自己失敗了。他向外走動，只看到一張一張非常熟悉的秘密警察的臉，他們正監視着他，當他重新走進旅館時，兩名軍官跟着他走進他的房間，在他面前放下一支左輪手槍。因為在此期間皇宮內已作出決定，以不聲不響的方式了結這件對奧地利軍隊非常不光彩的事件。兩名軍官守衛在克羅姆塞爾旅館的雷德爾房間前，一直到深夜兩點。然後才從裡面傳來一響左輪手槍的槍聲。

①康拉德·馮·赫岑道爾夫（Konrad von Hotzendarf ，一八五二———九二五），奧匈帝國陸軍元帥，總參謀長。

第二天，各種晚報都登了一條簡短訃告，宣佈這位十分盡職的軍官——雷德爾上校突然死亡。但是，在追蹤雷德爾的過程中，牽涉到許多人，以致這件事無法保留。人們漸漸地瞭解到這件事的細節，這些細節揭開了雷德爾的許多心理活動。雷德爾上校曾是一一個同性戀者，可是對此他的上司或者同伴竟沒有一個人知道。他落入敲詐勒索者手中已有多年。這些敲詐勒索者最後逼得他走上這條絶望的路。現在，奧地利軍隊裡是一片驚愕。大家都知道，一旦發生戰爭，他一個人就能斷送成千上萬的生命，奧匈帝國將由於他而陷入崩潰的邊緣；只是到了那時刻，我們在奧地利的人才明白，我們在過去的一年已經到了爆發世界大戰的千鈞一髮的時刻。

第三天，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戰爭的恐懼。第二天，我偶然遇見貝爾塔·馮·蘇特納①——我們時代卓越的、大度的卡珊德拉②。她是一位出身于豪門的貴族，青年時代就在自己故鄉——波希米亞的城堡附近目睹過一八六六年戰爭的慘狀。她抱著一種佛羅倫薩夜鶯般的熱情，認為自己畢生的使命就是防止第二次戰爭，完全杜絶戰爭。她寫過一部享譽世界的長篇小說《放下武器》，她組織過無數次和平主義者的集會，她一生的勝利是，她喚醒了甘油炸葯的發明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良知，促使他設立了諾貝爾和平獎，以彌補他發明的炸葯所造成的災害。她當時非常激動的向我走來，就在大街上對我大聲嚷嚷，而她平時說話是非常安靜、鎮定自若的。她說：“人們不明白現在發生的事。這已經是戰爭。他們再一次地把一切掩蓋起來，對我們保密。為什麼你們年輕人無動于衷？這主要和你們有關！你們要起來反抗！你們要團結起來！不要什麼都讓我們幾個老太太去幹，老太太的話沒有人聽。“我告訴她我就要去巴黎。我說，也許我們真的能發表一項聯合聲明。“為什麼只說也許？”她着急地說，“形勢從來沒有這樣壞過。戰爭的機器已經在運轉。”儘管我當時自己憂心忡忡，但我還是儘量寬慰她。

①貝爾塔·馮·蘇特納（Bertha von Sutler ，一八四三——一九一四），奧地利女作家與和平主義者，曾任諾貝爾的女秘書，對諾貝爾的和平思想發生過影響。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放下武器》。一九○五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②卡珊德拉，希臘神話中的特洛亞公主，有預言的才能，但她的預言不為人所信。

然而，恰恰是在法國，通過我自己在那裡遇到的第二件生活小事，使我回憶起來，這位老太太是多麼有預見，她清楚地看到了未來，而在維也納，人們很少認真對待她的話。那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給我留下的印象卻特別深。一九一四年春，我和一位女友從巴黎到達都蘭，準備在那裡小住數日，為的是要憑弔達。芬奇的陵墓。我們沿著盧瓦河徒步走去，岸旁風和日麗，可是到了晚上，也真叫累。於是我們決定在那座有點昏昏欲睡的城市圖爾去看電影。我以前曾在圖爾贍仰過巴爾扎克的故居。

那是一家郊區的小電影院，不能和由鉻與閃光的玻璃裝潢起來的現代化的豪華電影院相提並論。那裡只有一間湊湊合合改建的大廳，裡面擠滿了各種小人物，工人、士兵、市場上的女小販，真正的老百姓，他們一邊無拘無束地在閒聊，一邊向污濁的空氣裡噴着斯卡費拉蒂牌和卡波拉爾牌香煙的藍煙，儘管電影院是禁止吸煙的。銀幕上最先映出的是《世界各地新聞》。有英國的划船比賽。觀眾一邊閒扯，一邊發出笑聲。接着是法國的一次閲兵式。

仍然沒有多少人注意。然後是第三幅畫面，威廉皇帝在維也納拜會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我忽然在銀幕上看到今人厭惡的維也納西火車站那個十分熟悉的站台，上面站着一些警察，正在等候駛進站的列車。接着看見年邁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沿著儀仗隊走過去，迎接他的客人。——這是列車進站的信號。年邁的老皇帝已經有點駝背，檢閲儀仗隊的時候搖搖晃晃，當老皇帝出現在銀幕時，圖爾人對這位滿臉自鬍子的老先生善意地發出笑聲。接着是列車進站的畫面，第一節車廂，第二節車廂，第三節車廂。豪華車廂的車門打開了，威廉二世皇帝從裡面走下車廂，他穿著一身奧地利的將軍服，翹着高高的八字鬍子。

就在威廉皇帝出現在畫面上的那一瞬間，昏黑的電影廳裡開始完全自發地響起一陣尖利的口哨聲和跺腳聲。所有的人都吹口哨和喊叫；男人、女人、孩子，都發出嘲笑，好象有人侮辱了他們自己似的。善良的圖爾人除了知道自己報紙上登載的消息外，並不知道關於政治和世界的更多的事。可是他們在那一秒鐘之內就象瘋了似的。我感到吃驚。我渾身不寒而慄。因為我感到經過多年來煽動仇恨的宣傳，流毒是多麼深，甚至在這裡，在一座外省的小城裡，這些毫無惡意的市民和士兵都已經對威廉皇帝、對德國抱有這樣的成見，以致銀幕上一幅匆匆而過的畫面就能引起這樣一場騷動。那只不過是一秒鐘，僅僅一秒鐘。當接着映出其他的畫面時，一切又都忘記了。觀眾對一部正在放映的喜劇電影捧腹大笑，高興得拍着膝蓋，僻僻啪啪直響。儘管那僅僅是一秒鐘，但那一秒鐘卻讓我看到了，雖然我們自己作了各種努力，想方設法要促進互相的諒解，但是到了緊急關頭，彼此雙方的人民是多麼容易煽動起來。

那天整個晚上我都心灰意懶。我無法入眠。假如說，那種場面發生在巴黎，雖然也會同樣使我感到不安，但卻不會如此激動。使我感到十分可怕的是，仇恨的心理已深入到外省，已深入到善良的、慈厚的老百姓中間。在以後的幾天裡，我把這件事講給我的朋友們聽。他們大多數人都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十分嚴重。他們說：“我們法國人以前也曾嘲笑過肥胖的維多利亞女王，可是兩年以後，我們和英國結成了同盟。你不瞭解法國人，法國人對政治不甚了了。”只有羅曼·羅蘭對這件事的看法和別人不同。他說：“老百姓愈老實，愈容易輕信。良從彭加勒①當選以來，形勢就一直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訪問。“我們還長時間地談論起那次夏天在維也納召開的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不過，對於這次大會，羅曼·羅蘭比其他人更持懷疑態度。他說：”一旦發佈動員令，究竟有多少人堅持得住，誰知道呢？我們都已陷入一個群情激憤，人人歇斯底里的時代。在戰爭中絶不能忽視這種歇斯底里的力量。“

①雷蒙·彭加勒（Raymond poincare，一八六○——一九三四），法國政治家，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七日當選為法蘭西共和國總統。一九一四年七月前往俄國訪問。

但是，我已經說過，這樣一些優愁的短暫時刻就象風中的蜘蛛網，一吹就完。我們雖然有時想到戰爭，但除了偶爾想到死以外，其他的事就想得不多。——也想到過一些可能發生的事，不過，看來那些事還都相當遙遠。這是因為當時的巴黎實在太美了，我們自己也太年輕和太幸福了。我今天還清楚記得儒勒·羅曼想出來的那出令人着迷的惡作劇：為了揶揄“詩壇的王子”，我們故意擁立一個“善於思考的王子”。讓一個老實巴交、頭腦有點簡單的人由大學生們鄭重其事地抬到巴黎偉人詞前的羅丹塑像前。到了晚上，我們象一群中學生似的在詼諧模仿的宴會上大吵大閙。繁花似錦，微風拂來，一股甜滋滋的氣息。面對這許多歡樂，誰願意去想一些不堪設想的事？朋友之間的交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深，而且在異國——在“敵對的”國家又有了新的朋友。巴黎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無憂無慮，而且人們以自己無憂無慮的心情歡喜自己的這座城市。我在法國的最後幾天，曾陪維爾哈倫去魯昂，他要在那裡作一次講演。夜裡，我們站在當地的大教堂前；教堂的尖頂在月光下泛出迷人銀輝——如此良辰美景，難道還只屬於一個“祖國”，難道不該屬於我們大家？我們在魯昂的火車站告別。兩年以後，正是在這同一個地點，一列火車——被他歌頌過的機器之一——把他輾得粉碎。他一邊擁抱我，一邊對我說：“八月一日，在我的卡佑基比克再見。”我答應了，因為我每年都到他自己的這個莊園去看他，和他一起肩並肩地翻譯他的新詩。為什麼這一年就不去呢？我也和其他的朋友們無憂無慮地告別。我向巴黎告別，那是一種漫不經心、不動感情的告別，就象一個人離開自己的家幾個星期一樣。我以後兒個月的計劃是清楚的。而現在我要先在奧地利——避居到鄉間某個地方——趕寫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篇稿子，這樣我也就可以完成《三大師》①這本書了。然後再到維爾哈淪那裡去：也許到了冬天，計劃已久的俄國之行可以實現了，為的是到那裡去組織一個團體，以增進我們思想上的互相瞭解。在我看來，在我三十二歲的那一年，一切都會順利。在那一年的陽光燦爛的夏天，世界顯得美麗而又合乎情理；就象一片可喜的莊稼。我熱愛那個世界，為了她那個時代和更偉大的未來。

可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薩拉熱窩的那一聲槍響，剎那之間把我們在其中培育生長和棲身卜居的安全而又充滿理性的世界，象一隻土製的空罐似的擊得粉碎。

①《三大師》（“Drei Meister”），是斯蒂芬·茨威格發表於一九二○年的一本書，是關於三位作家——巴爾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評傳。

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的最初時刻

一九一四年的夏天，即使不給歐洲的大地帶來災難，我們也是難以忘懷的。因為我還很少經歷過那樣的夏天，它是那樣的美麗、那樣的花木茂繁。我今天几乎可以說，那是最典型的夏天。一連數日，天氣晴朗，湛藍的天空，空氣濕潤而又不使人感到悶熱；草地上暖融融的，百花吐芳，鬱鬱蔥蔥的樹林是一片新綠。當我今天一說起夏天這個詞，我一定會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年我在維也納附近的巴登①度過的七月天。那是一座富有浪漫氣息的小鎮，貝多芬就非常歡喜把它選為自己的避暑之地。我之所以避居到那裡去，是為了在七月集中精力完成那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子，然後到我尊敬的朋友維爾哈倫在比利時的那幢小小的鄉間別墅去度過夏天的其餘時間。在巴登，不必離開那座小鎮就可以欣賞自然景色。講究實用的低矮屋舍仍然保存着貝多芬時代的簡樸和優雅的風格，零零落落地建立在小山坡上，掩映在一片美麗的樹林之中。到處都是露天的咖啡館和餐廳。人人都可以隨意和那些來休養的愉快的客人為伍，他們有的在公園裡舉行慶祝遊行；有的在小徑尋幽。

①巴登（Baden ），奧地利東部城鎮，位於維也納西南二十三公里，居民兩萬餘人。

六月二十九日一直是信奉天主教的國家奧地利為紀念“彼得和保羅”①而舉行慶祝的日子。就在這前一天的晚上，許多遊客已經從維也納來到這裡。人們穿著淺色的夏天服裝。在公園的音樂會前比肩繼踵，愉快而又無憂無慮。那一天，氣候宜人，一大片慄樹的上空，沒有雲朵，那真是喜氣洋洋的日子。大人、孩子，馬上就要放假了，夏季的第一個節日彷彿已經預示了整個夏天將無比美好；舉目望去，一片深綠、處處洋溢着歡快的氣氛，使人忘卻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憂愁。我當時坐在遠離公園人群擁擠的地方，讀着一本書。我今天還記得，那是一本梅列日科夫斯基②著的《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讀得非常專心。不過，我還同時聽得見樹林間的風聲、小鳥的啁啾和從公園那邊飄過來的音樂聲。我一直聽著那音樂的旋律，而沒有覺得被打擾，因為我們的耳朵適應能力非常強；無論是持續不斷的雜訊、還是喧囂的街道，潺潺的小河，幾分鐘之後就會使我們的知覺完全適應。恰恰相反，只有一種節奏中的冷不防的停頓倒會使我們悉心注意。

所以當演奏中的音樂戛然中止時，我不由得停住了閲讀。我不知道樂隊演奏的是哪部音樂作品。我只覺得音樂突然停止了。我下意識地抬起眼睛，目光離開了書本。在樹林中間散步的那一批穿著淺色衣服的人看來也有了變化。他們也突然停止了走動，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我站起身來，看見樂師們正在離開樂池。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因為公園音樂會平常要進行一個小時或者更長的時間。這種突如其來的中斷必然有某種緣故，我繼續向前走去，發現激動的人群在樂池前東一堆、西一堆，正在紛紛議論一條顯然令人瞠目的消息。幾分鐘之後，我打聽到，原來是傳來一份急電，說弗朗茨·費迪南皇儲陛下和他的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亞檢閲演習時，成為政治謀殺的犧牲品而喪命。

①彼得和保羅，是耶穌十二使徒中的兩人，後被羅馬皇帝尼祿在迫害基督教徒時殺害。

② E·梅列日科夫斯基（一八六六——一九四一），俄國作家，出生宮廷官吏家庭，是俄國象徵主義詩歌首倡者之一，代表作有論著《列·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創作》、長篇小說《亞歷山大一世》等。一九二○年流亡國外，所寫詩文激烈反蘇。最後死於巴黎。

圍繞着這一刺殺事件，人愈聚愈多，把這一意外的消息一個傳一個，但是說實在話：從那些人的臉上看不出特別的震驚或憤慨。因為皇儲根本不受人愛戴。我今天還記得，在我很小的時候，當有一天發現皇太子魯道爾夫——皇帝唯一的兒子在馬耶爾林被人槍殺時，全城的人悲慟萬分，大批的人湧向街頭，想看一看靈樞，充分表現了震驚和對皇帝的同情，因為人們把他的兒子和繼承人看作是哈布斯堡皇朝中一位進步和對人極富同情的皇太子，對他寄予極大的期望；但他卻在盛年之際離去了。而費朗茨·費迪南正相反，他恰恰缺少那種在奧地利認為無比重要的“和民眾打成一片”的品性，即本人討人喜歡，富有魅力，善於各種形式的交際。我曾經常在劇場裡觀察他，他坐在自己的包廂裡，顯得神氣活現，威風凜凜，一雙冷冰冰的發獃的眼睛，從來不友好地看一眼觀眾或者用真心實意的鼓掌勉勵藝術家們。從來沒有人看見他有過笑容，他的照片，沒有一張姿勢是輕鬆隨便的。他不懂音樂，缺乏幽默感，他的妻子也同樣是一副陰沉沉的面孔。在這兩個人的周圍，氣氛是冷冰冰的。大家都知道他們沒有朋友，也知道老皇帝從心眼裡討厭弗朗茨·費迪南，因為他的皇位繼承人急不可待地想得到統治權，而且還不懂得把自己的急不可待機智地隱藏起來。我几乎有一種神秘的預感：這位脖子象叭兒狗項頸，一樣粗壯、兩眼陰冷、發直的先生總有一天要帶來什麼不幸。而且這也不完全是我個人的預感，而是流傳全國的預感。因此，關於他被刺的消息並沒有引起深深的同情。兩小時以後，再也看不到真正悲哀的表示。人們又在那裡談天、歡笑，到了深夜，餐館裡重又演奏起音樂。在奧地利，有許多人在那一天暗暗地舒了一口氣，覺得老皇帝的這位繼承人的喪命對那位可愛得多的年輕的卡爾皇子十分有利。

毫無疑問，第二天各家報紙都登出了詳盡的訃告，並對刺殺事件表示了恰如其分的憤慨。但是完全沒有暗示要利用這一事件對維爾塞亞採取政治行動。對皇室來說，費迪南一死，首先引起的完全是另一種麻煩，那就是關於喪葬的禮儀問題。根據皇儲的身分，尤其是考慮到他是為帝國因公殉職的，按理說，他完全可以在維也納的方濟各會教堂墓地①——即哈布斯堡皇室的傳說陵園占一席位，可是弗朗茨·費迪南生前曾為娶他那位出身伯爵門第的肖台克，而和皇室作過長期的激烈的鬥爭。肖台克雖然出身大貴族，但根據哈布斯堡皇族四百年的秘密家法，她和費迪南不是門當戶對的，她的孩子是沒有繼承權的；在隆重的禮遇方面，其他皇子的夫人們強烈要求比這位皇儲夫人優先。宮廷的傲慢即便對一個死去的女人也絶不讓步。怎麼辦？——讓出身伯爵門第的肖台克安葬在哈布斯堡皇族的陵園？不，絶不允許這樣辦！於是，開始幕後大肆活動，皇子的夫人們川流不息地到老皇帝那裡去。當局一方面要求老百姓在正式場合表示深切的哀悼，可是另一方面又在皇宮裡玩弄一場充滿故意的權術。象通常一樣，死人總是沒有理的。負責典禮的官員們發明了一種說法：埋葬在阿爾茨台騰——奧地利外省的一個小地方，是死者自己生前的願望。找到了這樣一個假造的、尊重死者的藉口，公開向遺體告別、出殯，以及其他一切與此有關的爭執也就輕易地一筆勾銷。兩位死者的棺材被悄悄地送到了阿爾茨台騰，並排埋葬在那裡。一直好看熱閙的維也納人失去了一次大好機會，他們也已開始忘卻這一悲劇事件。再說，在奧地利的人，通過伊麗莎白皇后②和魯道爾夫皇太子的慘遭暗殺以及皇室各種成員不體面地出逃，早已習慣了這樣的想法：那位老皇帝在他的多災多難的家族歷經磨難之後，仍將寂寞而又堅強地活下去。再過幾個星期，費朗茨·費迪南的名字和形象將會從歷史上永遠消逝。

①一六二二年開始在維也納興建的方濟各會教堂墓地歷來為哈布斯堡皇室的傳統陵寢。

②伊麗莎白（Elisabeth ，一八三七——一八九八），奧地利皇后和匈牙科女王。一八五四年和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結婚，一八九八年在日內瓦被一名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暗殺。

可是，過了大約一周以後，報紙上又突然開始爭論起來；而且各報紙的調門愈來愈高，時間又完全一致，這就使人覺得絶非偶然。塞爾維亞政府受到指責，說它默許了刺殺事件。文章的一半是暗示奧地利對本國——據說十分受人愛戴——的皇儲被刺絶不會罷休。人們不能擺脫這樣的印象：正在準備某項國際法律行動。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戰爭。無論是銀行、商店、還是私人，都依然如故。這種和塞爾維亞無休止的爭吵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大家所知道的塞爾維亞，不就是因為它出口生豬而簽定了若干貿易協定嗎？我已整理好箱子，準備到比利時去看維爾哈倫，我的稿子正寫得順手；躺在石棺裡的死了的皇太子跟我的生活有什麼相干？夏天從來沒有這樣美過，而且看來還會越來越美。我們大家都無憂無慮地看望着世界。我今天還清楚記得，我在巴登的最後一天和一位朋友走過葡萄園時的情景。一位種葡萄的老農對我們說：“象今年這樣的好夏天，我們已經好長時間沒有過了。如果天氣一直這樣好下去，那麼我們今年的葡萄收成將會比任何時候都好。人們將來還會想到今年的夏天！“

不過，這位穿著藍色酒窖工作服的老頭自己不知道，他說了一句千真萬確的活。

在我每年到維爾哈倫的鄉間小別墅作客以前，我要先在奧斯坦德①附近的海濱小浴場勒科（Le Coq）度過兩個星期；當時在勒科也同樣是一片無憂無慮的氣氛，度假的人有的躺在沙灘的帳篷裡，有的在海水裡游泳；孩子們在放風箏；年輕人在咖啡館前的堤壩上跳舞。來自各國的人和平相處在一起。尤其可以聽到許多講德語的人，因為鄰近的德國萊茵蘭年年最喜歡把自己度暑假的遊客送到這比利時的沙灘上來。唯一的打擾是大聲叫喊的報童，他們喊着巴黎報紙上的嚇人標題：“奧地利向俄國挑釁”、“德國準備戰爭總動員”，以兜售報紙。我看見那些買報紙的人的臉色都是陰沉沉的，不過，那也總是幾分鐘的工夫，再說，我們多年來早已瞭解那些外交衝突，它們總是在變得嚴重的最後時刻被順利解決。為什麼這一次不會這樣呢？我看見那些買報的人半小時以後重又高高興興地劈劈啪啪踩着海水；我看見風箏在冉冉升起，海鷗在撲翅飛翔。和煦的陽光普照着那片和平的土地。

①奧斯坦德，比利時西北部城市。

可是，不好的消息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帶有危險性。先是奧地利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接着是塞爾維亞支吾搪塞的答覆，君主之間的電報往來，最後是几乎不再隱蔽的戰爭動員。我也不再整天獃在那塊偏僻、閉塞的小地方了。我每天乘電車到奧斯坦德去，以便消息靈通一些；而消息卻越來越壞。海濱依然有人遊泳，旅館裡依然客滿，堤壩上依然有許多來消暑的客人在散步、歡笑、聊天。不過，在這樣的生活中，第一次加進了新內容，人們突然看到比利時士兵的出現，而平時他們是從不到海灘上來的。安放在小車上的機槍由狗拉著走過——這是比利時軍隊的奇特之處。

當時，我和幾個比利時朋友——一位年輕的畫家和作家費爾南·克羅默林克①坐在一家咖啡館裡。下午，我們是和詹姆斯·恩索爾②一起度過的。詹姆斯·思索爾是比利時最偉大的現代畫家，一個非常古怪、離群素居、性格內向的人。飽曾為軍樂隊作過一些簡單的、不象樣的波爾卡舞曲和華爾茲舞曲，可是他為這些作品感到的自豪之情，卻遠遠超過對自己創作的油畫。他的畫富於幻想，色彩斑斕。那天他給我們看了他的作品，這本來是他很不樂意的事，因為他心中有一個怪誕的想法：希望有人願意從他那裡買走一張畫。他的美夢是：把畫高價售出，但同時又可以把一切保留在自己身邊——朋友們笑着這樣講給我聽——因為他既貪圖錢，又捨不得自己的每一件作品。每當他脫手一張畫，他總有好幾天神志恍惚。這位富有天才的阿巴貢有各種稀奇古怪的念頭，使我們覺得很開心，正當這樣一隊用狗拖着機槍的士兵從我們面前走過時，我們中間有一位站起身來，去撫摸那條狗。這使那個跟着的軍官非常生氣。他擔心對一件作戰用的傢伙表示如此的親熱很可能有損于軍隊的尊嚴。我們中間的一個嘀咕說：“部隊這樣頻繁的調動，幹嗎用？”可是另一個卻激動地回答說：“是得採取預防措施。也就是說，一旦發生戰爭，德國人要從我們這裡突破。”——“不可能！即便發生了什麼事，法國和德國互相打得只剩下最後一個人，你們比利時人也可以安安穩穩地坐著！”我非常自信地說，因為在從前那個世界裡，大家還相信條約的神聖。然而我們那位悲觀主義者卻不讓步。他說，比利時採取這樣一些措施，必然有道理，早在幾年前我們就風聞德國總參謀部有一項秘密計劃：一旦進攻法國，就從比利時突破，儘管簽訂有各種條約。不過，我也同樣不讓步。在我看來，一方面讓成千上萬的德國人到這裡來悠閒、愉快地享受這個中立小國的慇勤好客，一方面又在邊境結集軍隊準備進攻，這是完全荒謬的。我說：“無稽之談！如果德國人把軍隊開進比利時，你們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燈桿子上。”我今天還得感謝我的朋友們，他們後來沒有把我這句話當真。

①費爾南·克羅默休克（FernandCrommelync ，一八八六——一九七○），用法語寫作的比利時劇作家。

②詹姆斯·思索爾（JamesEnsor，一八六○——一九四九），比利時畫家和蝕刻版畫家。

但是，形勢危急的七月最後幾天接着來到了。每小時都傳來一個互相矛盾的消息，威廉皇帝給沙皇的電報，沙皇給威廉皇帝的電報，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饒勒斯被暗殺。大家都感到形勢越來越嚴重。一股不安的冷風突然吹到海灘，把海灘上的人一掃而光。數以千計的人離開旅館，向火車站奔去。縱然是最不容易受矇蔽的人現在也開始急急忙忙收拾箱子。連我自己也在剛一聽到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的消息以後，就趕緊訂了一張火車票，而且也正及時。因為那次奧斯坦德快車已是從比利時開往德國的最後一趟列車了。我們站在車廂的過道里，焦慮不安。每個人都在和另一個人說話。沒有一個人能安安靜靜坐在座位上或者看書。每到一站，就有人急急衝沖走下車廂，去打聽新的消息，內心卻暗暗抱著希望：能有一隻堅強的手把這脫繮的命運重新拽回來。大家還是不相信這已經是戰爭，更沒有想到會向比利時進攻。人們之所以沒有想到這一點，是因為不願相信這種瘋子開的玩笑。列車離國境綫越來越近。我們通過了比利時的邊境車站韋爾維耶。德國的列車員登上車廂。十分鐘以後，我們就在德國境內了。

但是，列車在駛向德國第一個邊境站赫爾倍施塔爾的半途中，突然停在野外。我們擠在車廂的中間過道向窗外望去。發生了什麼事？我看到一列貨車在黑暗中朝我們這個方向對開過來，敞篷的車廂用粗帆布蒙蓋着。我隱隱約約看出其中有令人不安的大炮的形狀。我的心怔住了。這一定是德國軍隊在向前方開拔。但也說不一定這僅僅是一種防護措施，僅僅磊用戰爭動員來進行威脅，而不是戰爭動員本身，我這樣安慰自己。人總是這樣，在危急時刻抱一綫希望的意志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終於傳來了“通行”的信號，我們的列車繼續向前駛去，進入赫爾倍施塔爾車站。我一步跳下車廂的踏板，打算去買一份報紙，看一看消息。當我準備走進候車室時，一個神色嚴厲的白鬍子車站職員守衛在緊閉的門前，說誰也不許走進車站的大廳。不過，我已經聽到門後面有軍刀輕輕的叮噹聲和槍托放在地上的篤篤聲。門上的玻璃被小心謹慎地擋上了布。毫無疑問，那件可怕的事：踐踏國際法的一切原則、德國進攻比利時的軍事行動——已在進行，讓人不寒而慄。我重新登上車廂，列車繼續向奧地利駛去。現在是再也不容懷疑了：我正在向戰爭駛去。

第二天早晨就到了奧地利！每個車站上都張貼著宣佈故爭總動員的告示。列車上擠滿了剛剛入伍的新兵，旗幟飄揚，音樂聲震耳欲聾。在維也納，我發現全城的人都頭腦發昏，對戰爭的最初驚恐突然變成了滿腔熱情。其實，誰也不願要戰爭，各國人民不要，政府不要；這次戰爭原來是外交家們用來虛張聲勢和作為訛詐手段的，但卻違背他們自己的意圖，從笨拙的手中弄假成真。維也納大街上走着各種隊伍，突然之間，到處是旗幟、綵帶、音樂。年輕的新兵喜氣洋洋地在行軍，臉上非常得意，因為人們在向他們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歡呼，而他們平時是沒有人尊敬和慶賀的。

說實在話，我今天不得不承認，在群眾最初爆發出來的情緒中確有一些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難以擺脫的誘人之處。儘管我非常憎惡戰爭，但我今天仍然不願在我一生的回憶中省略掉那次戰爭的最初幾天。成千上萬的人儘管在戰前的和平時期相處得比較好，但是從來沒有象戰爭剛開始時的那種感情：覺得他們屬於一個整體。一座兩百萬人口的城市，一個几乎有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在那個時刻覺得自己就是世界的歷史，覺得他們共同經歷着一個一去不復返的時刻，而且覺得每個人都得到召喚，要把渺小的“我”融化到那火熱的群眾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種私心。地位、語言、階級、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別都被那短暫的團結一致的狂熱感情所淹沒。不相識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談；多年來互相迴避的人在握手；人們到處看到精神煥發的面容，每個人都經歷着一個提高“自我”的過程；他不再是一個早先孤立的人，而是群眾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員；人民中平時不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視。一個郵局的小職員平時就是從早到晚分揀信件，從星期一分揀到星期六，從不間斷。還有抄寫員、鞋匠，他們突然之間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種富有浪漫色彩的機遇：他將來有可能成為英雄。而且婦女們已經在向每一個穿軍裝的人表示慶賀；那些留下來的人已事先懷着崇敬的心情用這個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稱——“英雄”和他們打招呼。他們承認有一種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們從日常生活中推舉出來。縱然是母親們的悲傷、女人們的害怕，在熱情洋溢的最初時刻也羞於把這種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來。不過，說不一定在那種飄飄然的感覺之中還有一種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類襲來的驚濤駭浪是那樣猛烈、那樣突然，以致把人這種動物身上暗藏的無意識的原始慾望和本能翻騰到表面上來，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稱之為“對文化的厭惡”，即要求衝破這個有法律、有條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縱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許這種暗中的力量也參與到飄飄然的感覺之中。熱烈的陶醉混雜着各種東西：犧牲精神和酒精，冒險的樂趣和純粹的信仰，投筆從戎和愛國主義言詞的古老魅力。

那種可怕的、几乎難以用言詞形容的、使千百萬人忘乎所以的情緒，霎時間為我們那個時代的最大犯罪行為起了推波助瀾，如虎添翼的作用。

只見到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今天一代人或詩會問自己：我們怎麼沒有經歷過那種事？為什麼一九三九年的群眾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群眾那樣熱情奔放？為什麼一九三九年的群眾僅僅是嚴肅地、堅決地、默默地、聽天由命地服從召喚？我們當今面臨的這場戰爭是一場有關思想意識的戰爭，並不僅僅為了邊界和殖民地，難道這樣一次戰爭不如上一次戰爭？難道這一次戰爭不比上一次戰爭更神聖、更高尚？

答案是簡單的：因為我們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世界那樣具備那麼多讓天真、老實的人信賴的東西。當時的老百姓還從不疑慮地信任自己的權威人物。在奧地利，沒有一個人敢想，最最尊敬的一國之父——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歲的時候，沒有特別的必要，會號召人民起來鬥爭；沒有人敢想，如果沒有凶殘、狡猾、罪惡的敵人威脅着帝國的和平，他會要求人民作流血犧牲。再說，德國人也都事先在報紙上看到過自己的皇帝致沙皇的電報，在那些電報中，他一再聲稱要為和平而鬥爭。當時每一個普通人還都非常尊敬“最高級人物”、大臣們、外交家、以及他們的判斷和誠實。如果發生了戰爭，那麼這只能是違背他們自己政治家的意願的事；那些政治家自己不可能有過錯。全國沒有一個人有一丁點兒過錯。也就是說，發動戰爭的罪犯必定是在別的國家。拿起武器是一種自衛，是針對卑鄙陰險的敵人的一種自衛。敵人沒有一絲一毫的理由就“突然襲擊”和平的奧地利和德國，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情況則不同，在整個歐洲已經沒有這種對自己政府的誠實或者至少是能力近乎宗教般的信任。自從人們憤怒地看到外交活動怎樣在凡爾賽背叛一種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以來，人們就瞧不起外交。外交家們怎樣無恥地用許諾裁軍、許諾不搞秘密外交來欺騙各國人民，對此各國人民記得太清楚了。從根本上來說，一九三九年的人不敬重任何政治家。沒有人把自己的命運信任地託付給他們。一個最不起眼的法國築路工人可以譏誚達拉第①。在英國，自從慕尼黑協定——提出所謂“為了我們這一代和平”——以後，沒有人再相信張伯倫的遠見。在意大利，在德國，群眾恐懼地眼皇着墨素里尼和希特拉：不知他又要把他們推向哪裡？當然，他們不能反抗，因為這是關係到祖國的事。於是，士兵們拿起槍桿，婦女們讓自己的孩子出發，但是不再象從前那樣抱著不可動搖的信念：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人們服從，但不會歡呼。人們走向前線，但不再夢想當英雄。各國人民和每一個人都已經感覺到，他們只不過是犧牲品，不是為了世界上愚蠢的政治，就是為了那不可捉摸的凶惡的命運威力。

①愛德華·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一八八四——一九七○）。法國政治家，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一九四○年三月任法國總理兼陸軍部長。一九三八年九月同張伯倫一起簽訂慕尼黑協定，對希特拉德國實行綏靖政策。

而在一九一四年，廣大群眾享受了几乎半個世紀的和平，他們對於戰爭又能知道些什麼呢？他們不知道戰爭是怎麼回事。他們事先几乎從來沒有想到過戰爭。在他們看來，戰爭是奇遇，恰恰是因為離得遙遠，從而賦予戰爭一種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他們還是始終從教科書和美術館繪畫的角度看待戰爭：穿著鋥亮戎裝的騎兵在進行眼花繚亂的交戰；致命的一槍總是擊穿心臟中央；壯烈的犧牲，而全軍在嘹喨聲中勝利前進——所以，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新兵們笑着向母親們高聲喊道：“聖誕節我們又回到家了。”當時，無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誰還記得起“真正”的戰爭是什麼樣？至多有幾個參加過一八六六年反普魯士戰爭的自發老人記得起來。不過，那是一次速戰速決、流血不多、距今遙遠的戰爭。整個戰役三個星期就結束，也沒有多少犧牲，剛剛喘口氣的工夫——而這一回，普魯士又是奧地利的同盟國。在普通人的想象中，一九一四年的戰爭被描繪成這樣：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場熱烈的、豪邁的冒險。甚至有一些年輕人真的擔心自己可能會失去一生中這件美妙和令人興奮的事。因此他們急急忙忙地跑去報名參軍，在開往葬身之地的列車上歡呼、唱歌。整個帝國的脈管裡都激蕩着鮮紅的血液，頭腦發熱，希望急切。但是一九三九年的這一代人知道戰爭是怎麼回事。他們不再自己騙自己。他們知道戰爭將延續許多年，一生中的這段時間是無法彌補的。他們知道，向敵人衝鋒的時候不會戴着橡樹葉和彩色綢帶，而是在戰壕和營地一獃就是幾個星期，全身長滿虱子，渴得要死。他們知道，還沒有見到敵人，就被遠處射來的槍炮擊得粉碎和打成殘廢。他們從報紙上、從電影裡事先就知道消滅人的殘酷的新技術、新手段。他們知道，巨大的坦克在前進的道路上會把傷員輾成肉醬，飛機會把睡在床上的婦女和兒童炸得粉身碎骨。他們知道，一九三九年的一場世界大戰由於它的滅絶人性的機械化，要比人類以往的歷次戰爭卑劣、殘忍、非人性一千倍。在一九三九年的那一代人中，已沒有一個人還會相信戰爭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義性。更糟糕的是，他們再也不相信通過戰爭而爭得的和平會有正義性和持久性。因為他們對上次戰爭所帶來的一切失望記憶太清楚了。戰爭所帶來的不是致富，而是貧困化，不是滿意，而是怨恨；帶來的是饑謹、貨幣貶值、動亂、公民自由的喪失、對別的國家的奴役、一種令人頭疼的不安全感、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

誠然，還有這樣一種區別。一九三九年的故爭具有一種思想意義。這場戰爭關係到自由，關係到保存一種精神財富，是為了一種思想而鬥爭。這就使人變得堅決、矢志不移。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則不同，它不知道要從現實中得到些什麼，它只是為一種幻想效勞，即，夢想建立一個更美好、正義與和平的世界。而且只是那種幻想，而不是知識使人覺得參加戰爭是一種幸運。當時的炮灰象喝醉酒似的歡呼着向葬身之地走去，鋼盔上戴着花環和橡樹葉，大街上人聲鼎沸、燈光明亮，象過節似的。

我自己沒有陷入那種愛國主義的一時狂熱，這絶不能歸功於我特別的冷靜或者看問題特別清楚，而應該歸功於我在此以前的那段生活。兩天前，我還在“敵國”獃過，而且我深信不疑比利時的廣大群眾和我們自己的同胞一樣生活在和平的環境裡，對戰爭毫無所知。此外，我長期過着一種世界性的生活，要我一夜之間突然憎恨另一個世界，這是做不到的，因為那個世界就象我自己的世界一樣，也是我的祖國。多年來，我就對政治表示懷疑，而且恰恰是最近幾年，在我和法國朋友、意大利朋友的無數次談話中討論過發生一次荒謬戰爭的可能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事先就打了預防針，不相信四處蔓延的那種愛國主義熱情，而且我已準備好，面對那戰爭初期的狂熱病，仍然決心絶不動搖自己的信念：經過一場由笨拙的外交家和殘忍的軍火工業家導致的兄弟之戰以後，歐洲必然會統一。

因此，在我的內心，從戰爭的最初一剎那起，就已肯定要當一個世界公民；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要堅持正確的立場是比較困難的。雖然我當時才三十二歲，但是暫時還不用服任何軍役，因為所有的服役檢查都說我不合格，對此我當時真打心眼裡感到高興。因為第一，這種落選替我省下了白白浪費在無聊地當一年兵的時間，此外，我覺得，在二十世紀去練習掌握殺人的兇器，是罪惡的時代性錯誤。對堅守自己信念的我來說，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在一次戰爭中宣佈自己為“拒服兵役者”。但這在奧地利是要受到嚴厲懲罰的（和英國的情況相反），而且敢這樣做，要求有一種真正為信仰而犧牲的堅定氣節。而我本性缺少這種英雄氣概——我今天不羞於公開承認這種缺點，在一切危險場合，我始終自然而然地採取迴避態度。而且不僅僅是由於這一點，我得受人指摘，說我不堅定。也許這種指摘有道理吧。鹿特丹的伊拉斯謨——我崇敬的師傅，在一個我們今天不熟悉的世紀裡也經常受到這種指摘。另一方面多作為一個相對年輕的人，在那樣一個時代，一直等到別人把他從自己的黑暗中挖出來，並把他扔到一個不該他去的地方，這也是不好受的。所以我四處尋找一項我多少能幹點什麼而又不是煽動性的工作。在我的朋友中有一個是軍事檔案館的較高的軍官，這使我有可能被安插到那裡去。我得干圖書館工作，我的語言知識在這方面有用，或者幫助修改某些要公佈的告示——當然，這不是什麼炫赫的差使——我今天願意這樣承認。不過，我個人覺得，這項工作要比一個俄國農民用刺刀戳進肚腸來得合適。而且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在於完這件不太緊張的工作之後，我還可以干另一件在我看來戰爭期間最最重要的工作：為今後的互相諒解工作。

我在維也納自己朋友圈子內的處境要比這職務上的處境更困難。我們作家中的大多數人很少受到關於歐洲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的視野內生活。他們以為鼓動群眾的熱情和用富有詩意的號召或者科學的意識形態來為美化戰爭打基礎，這就是他們所能做的最好的貢獻。几乎所有的德語作家，以霍普特曼和戴默爾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責任是，就象古老的日耳曼時代那樣，用詩歌和文字激勵奔赴前線的戰主要有犧牲的熱情；把必要的死亡和戰爭的勝利唱成和諧一致的詩歌，在當時層出不窮。作家們鄭重其事地發誓，他們再也不和一個法國人、一個英國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間他們拒不承認有史以來就有一種英國文化、法國文化。對德意志人的氣質、藝術、性格來說，他們的文化都是微不足道和沒有價值的。更惡劣的是學者們的活動。哲學家們突然之間除了把戰爭解釋為能振奮各國人民力量的“洗禮”以外，不知道還有別的高論。醫生們也和他們站在一邊，他們熱烈誇獎補形術的優越，好象有人喜歡把自己的一條腿截去，用假肢代替健康的腿。各種教派的教士也同樣不甘落後，參加到這大合唱中來，有時候我彷彿聽見一番神經錯亂的人在狂吼。而正是這些人，一個星期前、一個月前，我們還十分讚賞他們的理智、他們的創造力、他們的人性立場。

但是，這種瘋狂最使人震驚的是，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都是誠實正直的。大多數人有的年事太高，有的體力不支而不能服軍役，他們誠心誠意地認為臥己有責任幹一種輔助性的“工作”。他們覺得，他們以前所創作的一切，對不起語言界，因而也對不起人民。所以，他們現在要通過語言來為自己的人民效勞，讓人民聽到自己想要聽的聲音：在這場鬥爭中，正義完全在自己這一邊，非正義在別人那一邊。德國必勝，敵人慘敗——他們完全沒有想到，他們這樣幹，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類一切人性的維護者和保衛者。誠然，當最初的熱情漸漸消失後，其中有些人很快嘗到了苦頭，感到自己說的話非常噁心。但在那最初幾個月裡，聽得最多的是，說某某人喊得最凶。於是，彼此雙方都有人在一片鼓噪中吶喊和唱讚美歌。

我覺得，在這種如此真誠、同時又是十分荒唐的狂熱中，最典型、最令人震驚的事例，莫過于恩斯特·利騷①。我和他很熟。他寫一些短小精悍的詩，而且是我想得起來的心腸最好的人。我今天還記得，他第一次來看我時，我不得不咬緊嘴唇，免得笑出來。在我原來的想象中，這位抒情詩人一定是細長、瘦骨嶙峋的年輕人，就象他寫的洗煉有力的德語詩一樣。

①恩斯特·利騷（Ernst Lissauer，一八八二——一九三七），德國抒情詩人和劇作家，一九一四年以發表一首題為《憎恨英國》的詩而名噪一時。

他的詩追求非凡的簡潔。可是當他走進我的房間時，搖搖擺擺，胖得象只桶，紅光滿面，下巴不是兩層，而是四層，是一個小矮胖子，他精力充沛、充滿自信，說話結巴得厲害。他完全沉湎在詩歌之中，一再引用自己的詩句而不能自製。不過，他的所有這些可笑之處，反倒使大家喜歡他，因為他熱心、正直、友好，而且對自己的藝術有一種几乎着了魔似的獻身精神。

他出身于一個殷富的德國家庭，在柏林的弗裡德里希一威廉文科中學受過教育，也許是我認識的最普魯士化或者說被普魯士徹底同化的猶太人。他不說任何別的語言，也從未離開過德國。德國對他來說就是世界。越是德意志的國粹，他就越熱衷。約克①、馬丁·路德、施泰因②是他少目中的英雄。德國自由戰爭是他最愛寫的主題。巴哈是他音樂中的上帝。儘管他的手指又短又胖，象海綿似的，但是彈巴哈的樂曲卻非常出色。沒有人比他更瞭解德國抒情詩，沒有人比他更熱愛德國語言，為之迷醉。但是象許多猶太人一樣，他的家庭是後來才進入德國文化界的。他比最虔誠的德國人更信賴德國。

①漢斯·約克·馮·瓦登堡（Hans Yorck von Wartenbutg ，一七五九——一八三○），普魯士陸軍元帥。

②施泰因帝國男爵（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 vom und zum Stein，一七五七——一八三一），德國政治家和普魯士改革家。

當戰爭爆發以後，他于的第一件事是急急忙忙趕到兵營，報名當一名志願兵。但是我今天仍能想象，當這個胖子氣喘吁吁爬上樓梯時，那些上士和列兵會笑成怎樣。他們很快把他打發走了。利騷非常沮喪。但是正象其他人一樣，他現在至少要用詩歌為德國效勞。對他來說，德國報紙和德國戰報所報道的一切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他的國家遭到了突然襲擊，完全象威廉街導演的那樣，最壞的罪犯是那個背信棄義的英國外交大臣格雷①爵士。英國，是進攻德國和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他把這種感情表現在一首題為《憎恨英國》的詩中，這首詩——我今天手頭沒有這首詩——用簡潔明了、印象深刻的詩句煽起對英國的仇恨，發誓永遠不原諒英國的“罪行”。不久就出現一種災難性的情況，說明要煽起仇恨是多麼容易（那個肥胖、矮小、昏了頭的猶太人利騷事先學了希特拉的榜樣）。那首詩就象一枚炸彈扔進了彈葯庫。也許在德國從來沒有一首詩象那首《憎恨英國》那樣如此迅速傳遍全國——縱然是《守衛在萊茵河畔》也沒有如此迅速。德國皇帝深受感動，授予利騷一枚紅色的雄鷹勛章。各家報紙都轉載了那首詩：教師們在學校裡把它唸給孩子們聽。軍官們走到前線，把它朗誦給士兵們聽，直至每一個士兵能把那仇恨經背得滾瓜爛熟。但是這還不夠。那首小詩被配上樂曲和改編成大合唱，在劇場演出。不久，在七千萬德國人中再也沒有一個人不從頭至尾知道《憎恨英國》那首詩的。不久，全世界都知道那首詩——當然，沒有太多的熱情。一夜之間，恩斯特·利騷紅得發紫，享受到一名詩人在那次戰爭中的最高榮譽。當然，那種榮譽後來就象一件內薩斯襯衣②把他焚燬。因為戰爭剛一過去，商人們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們真誠地為促進互相諒解而努力，人們想盡一切辦法要拋棄那首要求永遠和英國為敵的詩。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大家把可憐的“仇恨的利騷”斥之為當時鼓吹瘋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其實，一九一四年的每一個人都有那種歇斯底里仇恨的份。每一個在一九一四年讚美過他的人到一九一九年都明顯地不理他了。報紙不再發表他的詩作。當他在同伴中間露面時，立刻出現難堪的沉默。後來，這位孤獨者被希特拉趕出他全心全意為之獻身的德國，並且默默無聞地死去，他是那首詩的悲慘的犧牲品，那首詩曾把他捧得很高，為的是以後把他摔得粉碎。

①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 ，一八六二——一九三三），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六年任英國外交大臣，一兒一四年竭力唆使法、俄與德開戰，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②希臘神話中染有半人半馬怪獸內薩斯的毒血的致命襯衣，後被薩拉克勒斯所誤穿，比喻帶來災難的禮物。

當時所有的人都和利騷一樣。我不否認，他們——那些作家們、教授們、當時突然冒出來的愛國者們——的感情是真誠的，並且真心實意地認為要于點什麼。但是，過了很短一段時間，就已經可以看出，他們對戰爭的讚美和放縱的仇恨心理釀成了何等可怕的惡果。所有參加戰爭的各國人民在一九一四年全都處于亢奮的狀態。最惡毒的謡言立刻就會變成真的，最荒誕的誹謗有人相信。在德國，會有幾十個人在一起發誓，說他們就在戰爭爆發前，親眼目睹裝着黃金的汽車從法國駛向俄國。在每次戰爭開始後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很快就會傳開的挖眼睛、斬手肢的童話充斥各種報紙。是呀，那些把這類謊言傳開的不知情者，他們並不知道，用各種可以想得出來的暴行來譴責敵方的士兵——這種伎倆本身也是一種戰爭手段，就象彈葯和飛機一樣。他們不知道，每次故爭開始的最初幾天通常都能從報刊上看到這種伎倆。戰爭和理性與正常的。感情是不相通的。它需要感情的衝動，它需要有為自己事業奮斗的熱情和對敵人的仇恨。

話又說回來，強烈的感情不會無限持久，這是人的本性。個人如此，一個國家和人民也是如此。這一點軍事當局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它需要人為的煽動，需要不斷地給人服“興奮劑”，而這種刺激工作應該由知識分子——詩人、作家、新聞記者來做。他們做這種工作時，有的心安理得，有的問心有愧，有的出於真誠，有的例行公事。他們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戰鼓，那麼就得使勁地一直敲到每一個不抱成見的人耳朵直響、心臟打顫。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法國、意大利、俄國、比利時，几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順從地為“戰爭宣傳”服務，以此來鼓動群眾的戰爭狂熱和戰爭仇恨，而不是與之鬥爭。

後果是嚴重的。當時，由於宣傳部門在和平時期還沒有變得聲名狼藉，各國人民儘管大失所星，但是仍然相信報上登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最初幾天那種純粹、美好、勇于犧牲的熱情漸漸轉變為一種最惡劣、最愚蠢的感情的放縱。人們在維也納和柏林、在環城大道和弗裡德里希大街和法國與英國“作鬥爭”要方便得多。商店上的法語和英語招牌必須取消，甚至“純潔的少女”（Englischen Fraulein ）修道院的名稱也不得不修改，因為人民已慷慨激昂，殊不知此處的“Englisch”（天使的、純潔的）乃是“天使”（Engel ）之意，而不是指盎格魯撒克遜人。那些老實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貼上或者蓋上“上帝懲罰英國”的字樣。社交界的婦女們發誓（並寫信給報紙），她們一輩子不再說一句法語。莎士比亞被趕出德國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納被趕出法國和英國的音樂廳。德國的教授們聲稱，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國的教授們聲稱，貝多芬曾是比利時人。他們肆無忌憚把精神文化財富象糧食和礦砂似的從敵國抄來。那些國家成千上萬的公民每天在前線互相殘殺，這還不夠。他們還互相在後方辱罵、中傷敵國已經死去的偉人——他們默默地在自己的墳墓已經躺了幾百年了。這種精神失常越來越荒唐。從未走出過自己住的城市和上完學以後再也沒有打開過地圖冊的廚房裡的廚師相信，如果沒有“桑夏克”（波斯尼亞邊境的一個小地方），奧地利就無法生存。馬車伕在大街上爭論：應該向法國提出哪些戰爭賠償，是五百億還是一千億，而他們並不知道十億究竟有多少。沒有一座城市，沒有一個社會階層不陷入那種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傳教士們從祭壇上說教，一個月前還把軍國主義譴責為最大犯罪的社會民主黨人聒噪得比其他人都厲害，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話不當“賣國賊”。那是無知的一代人的戰爭，恰恰是各國人民一味相信自己一方事業的正義性，成了戰爭的最大危險。

在一九一四年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個星期，要想和某個人進行一次理智的談話，漸漸地成為不可能了。最愛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入，也象喝醉了酒似的兩眼殺氣騰騰。我始終以為是堅定的個性主義者和甚至是思想上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朋友們一夜之間都成了狂熱的愛國者，而且從愛國主義者變成貪得無厭的兼併主義者。每次談話都是用這樣一些愚蠢的陳詞濫調結束，諸如：“誰不會恨，誰也就不會真正的愛。”或者表示無端的懷疑。多年來我從未和他們發生過爭論的同伴們很不客氣地責備我，說我不再是奧地利人，說我應該到法國或者比利時去。是呀，他們甚至審慎地暗示，他們原本應該讓當局知道我的觀點，諸如戰爭是一種罪行，因為“失敗主義者”是祖國的最嚴重的罪犯——“失敗主義者”這個漂亮的詞也同樣在法國發明。

於是出路只有一條：在別人頭腦發熱和亂嚷嚷的時候，隱居到自己的內心和保持沉默。當然，這是不容易的。因為縱使自我流亡到國外，也不見得比孤身一人生活在祖國壞多少——我對此在當時就有充分認識。在維也納，我和原來的老朋友們已經疏遠，找新朋友，當時還不是時候。只有萊納·馬利亞·里爾克有時還可以和他談談心。他也同樣在我們偏僻的軍事檔案館服役，因為他的神經是如此脆弱，任何骯髒、氣味、嘈雜都會使他的神經感到真正的難受。他是絶對不能當兵的。當我今天想起他穿著軍裝的那副樣子，我總是忍俊不禁。一天，有人敲我的門。一個士兵畏畏縮縮地站在那裡。我猛地一怔：是里爾克！穿著軍裝的萊納·馬利亞·里爾克！他看上去非常笨拙，脖子被衣領束得緊緊的，完全被這樣一個念頭弄得心慌意亂：他得隨時把靴子猛地並攏向任何一個軍官致敬。因為他從來都是一絲不苟，即使對那些微不足道的陳規陋習他也是要模範地遵守，所以他始終處于張皇失措的狀態。他輕聲地對我說：“自從上完軍事學校以後，我就一直討厭這套軍服，我想，我再也不用穿它。可是現在，到了快四十歲的時候，又把它穿上了！”幸虧肯幫忙的人保護了他，不久一次有利於他的健康檢查使他免于服役。他又來看過我一次，是來告別的，這一次重又穿起平民服裝。他走進我的房間的時候簡直象飄進來一樣（他的走步總是那樣難以形容的輕），他說，他還要向我表示感謝，因為我曾通過羅曼。羅蘭設法要把他在巴黎被沒收的圖書救出來。他第一次看上去不再年輕了，彷彿是對恐懼的思想使他精疲力竭。他說：“如果只能到國外去，那麼就到國外去！戰爭始終是監獄。”然後他就走了。我又再次成了孤獨一人。

幾個星期以後，為了躲避那種危險的群眾變態心理，我堅決地遷居到維也納的一個郊區，以便在戰爭期間開始我自己個人的戰爭：向利用當時群眾的熱情背叛理性的行為作鬥爭。

為思想上的團結而奮鬥

然而隱居到郊區也沒有用。氣氛仍然是壓抑的。從而使我意識到，在對方粗野咒罵的時候，僅僅採取消極態度、不參與其事是不夠的。再說，我畢竟是作家呀，只要在一個有審查制度的時代被允許的範圍之內，我就得說話，而且也有責任表示自己的信念。我試着這樣做了。我寫了一篇文章，題名為《致外國的朋友們》，在文章裡，我和另一些人的仇恨宣傳截然不同，公開表示，為了一有機會就與所有在外國的朋友們一起為重建歐洲文化而工作，即使現在還不可能取得聯繫，我也將保持着對他們的忠誠。我把這篇文章寄給了一家當時讀者最多的德國報紙——《柏林日報》。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它竟然不加刪節毫不猶豫地將全文刊登出來。只有那一句活——“不管勝利屬於誰”——成了審查制度的犧牲品，因為哪怕只要稍微懷疑一下德國在那次世界大戰中必然勝利，在當時也是絶不允許的。不過，即使沒有這種限制，那篇文章也已給我招來若干封超愛國者們的憤怒信件，他們說，他們不理解我怎麼能在這樣的時刻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敵人為伍。這並沒有使我非常傷心。我一生中從未有過要求別人皈依我的信念的企圖。能夠把這種信念表示出來，而且是清楚明白地表示出來，我就滿足了。

十四天之後，我几乎已經把那篇文章忘卻了，忽然收到一封貼著瑞士郵票、並蓋有經過檢查印記的信，從熟悉的筆跡來看，我就知道是羅曼·羅蘭的信。他肯定唸過了我寫的那篇文章，因為他在信中寫道：“不，我永遠不離開我的朋友們。”我立刻明自了，這寥寥幾行字是試圖證實一下，在戰爭期間和一個奧地利的朋友建立通信聯繫是不是可能。我很快給他寫了回信，從此我們就互相按時通信，這種通信後來繼續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殘暴——中斷了國與國之間的任何聯繫時為止。

看到那封信，是我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時刻之一：它象一隻白鴿從住着亂吼、亂踩、瘋狂獸群的諾亞方舟飛來。我不再感到孤獨，而終於又和相同思想的人聯繫在一起。我覺得我受到羅曼·羅蘭泰然自若的堅強意志的鼓舞。

因為我知道羅曼·羅蘭在國界的那一邊是怎樣非凡地保持着自己的人性！他找到了唯一正確的道路，這條道路是詩人在那樣的時代，一個作家應該選擇那樣的道路：不參與破壞、殘殺，而是以沃爾特·惠特曼為偉大榜樣——惠特曼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曾做過男護士——參加援助與人道工作。羅曼·羅蘭住在瑞士，由於身體時好時壞，不能參加任何戰地工作戰爭爆發時，他立刻在日內瓦參加紅十字會，每天都在紅十字會擁擠不堪的房間裡做那件了不起的工作，後來，我曾在一篇題為《歐洲的心臟》的文章裡對他所作的工作公開表示感謝。在最初幾個星期殘酷的血戰之後，任何聯繫突然中斷，各個國家的家屬們都不知道他們的兒子、兄弟、父親是陣亡、是失蹤，還是被俘；他們不知道向誰去打聽，因為從“敵人”那裡是得不到任何消息的。有的人因不知道親人的命運而備受折磨。紅十字會就在那恐怖和殘酷的時刻承擔起這項至少可以減輕人類最大痛苦的任務。紅十字會設法從敵對國家那裡把被俘人的信件帶到故鄉。當然，籌建了數十年的這個組織沒有接受過如此廣的範圍和幾百萬人的問題。每日每時都得增加來幫助工作的志願人員。因為對家屬來說，那種痛苦的等待消息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每天寄來的信函，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底已達三萬件，於是，最後竟有一千二百人一起擠在日內瓦的小小的拉特博物館裡為處理和答覆每天的郵件而工作。在他們中間就有作家中最富於人性的羅曼·羅蘭，他沒有隻顧自己去搞自己的工作但是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的另一種責任，藝術家的責任，即表示自己信念的責任，儘管這樣做，是對自己國家的一種抗拒，甚至是對正在進行俄爭的整個世界的反悖。一九一四年秋天，當大多數作家已經在仇恨中叫喊得聲嘶力竭並互相攻仟和辱罵時，他卻寫出了那篇值得記念的《超脫于混戰之上》的自白文章，他在文章中抨擊了國家之間精神上的仇恨，要求藝術家們即使在戰爭中也要主持正義與人道。當時，還沒有一篇別的文章象他這篇文章似的招來各種議論，並引起整個文學界的分裂：有的反對，有的贊成。

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同的一點好處是：當時輿論還有力量，輿論還沒有被有組織的謊言，即“宣傳”所扼殺。人們還聽寫出來的話，這也是他們期待着想聽到的話。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沒有一個作家的話會起一丁點兒作用——不管是好，是壞。時至今日，還沒有一本書、一本小冊子、一篇文章、一首詩能打動群眾的心靈或直接影響他們的思想，但在一九一四年，一首象利騷的十四行詩《憎恨英國》，一項如“九十三名德國知識界人士”的愚蠢宣言，以及象羅蘭的《超脫于混戰之上》一篇八頁的文章，或者一部如巴比塞①的長篇小說《火線》，這些都可能成為當時的大事。當時世界的道德良心也沒有象今天這樣衰竭、乾涸，它會以幾百年來傳統信念的全部力量對任何公開的謊言、對任何踐踏國際公法和破壞人道主義的行為作出強烈反應。自從希特拉把謊言變成真理、把違反人道變成法律以來，象德國向中立的比利時進攻這樣違背公理的事，在今天几乎已不會再受到嚴厲譴責，可是在那個時候還能激起全世界的憤怒。槍殺卡維爾②護士，用魚雷炸沉“盧西塔尼亞號”③，都由於激起了道義上的普遍憤慨，而使當時德國受到的打擊比一次失敗的戰役還要沉重。在那個時候，人的耳朵與心靈還沒有被那些不斷從收音機裡傳出來的胡說八道的波浪淹沒，文豪、作家的講話絶不是無濟幹事的，恰恰相反，一個偉大文豪主動發表的宣言的影響比那些政治家們所有公開演說的影響要大上千倍。人們知道，政治家們的演說是針對時局的策略，是政治的需要，至多只有一半真話。那一代人相信文豪是代表純粹思想觀點的最優秀的公民，因此對於文豪的想法寄於無限的信任——當然，以後是非常失望。正因為軍人、官方機關知道文豪的這種威望，他們便企圖把一切有道德、有威望的人當作他們煽動宣傳的工具：他們應該聲明、表態、證實與發誓，一切非正義的壞事都在別人一方，一切正義、真理都屬於自己的國家。可是羅曼·羅蘭卻沒讓他們得逞。他認為自己的任務不是去進一步毒化用一切煽動手段製造的十分鬱悶的仇恨氣氛，而是相反，去淨化它。

①昂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一八七三——一九三五），法國著名作家和社會活動家。法共黨員。以寫詩開始文學生涯，第一本詩集《哭泣的女人》，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火線》是他的名作，使他于一九一六年獲龔古爾文學獎。他在一次大戰中持反軍國主義的革命立場，此後，在二三十年代反戰、反法西斯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

②伊迪絲·卡維爾（Edith Cavel ，一八六五——一九一五），英國護士，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家喻戶曉的女英雄，由於在比利時協助協約國軍人出逃而被德國佔領當局處死。

③英國游輪，因運禁品和軍火，一九一五年五月被德國潛艇擊沉。

如果誰今天再去重讀那篇長達八頁的著名文章《超脫于混戰之上》，很可能不再理解它當時的廣泛影響：但是，如果用冷靜、清醒的頭腦去讀，那麼就會發現，羅曼·羅蘭在文章中，所說的一切其實是非常簡單的道理。然而那些話是在一個今天几乎無法再現的群眾精神發狂的時代說的。當那篇文章發表時，法國的超級愛國者們立刻叫喊起來，彷彿他們的手突然碰到了火紅的鐵塊。一夜之間，羅曼·羅蘭遭到了他最好的朋友們的抵制，書商們也不敢再把《約翰·克利斯朵夫》陳列到櫥窗裡，正需要用仇恨來刺激士兵的軍事當局已想出針對他的措施，小冊子一本接着一本出來了，提出的論點是：“在戰爭期間，祖國失去了人類所取得的一切。”不過，象往常一樣這種叫嚷無非證明了受到的打擊是沉重的。一場關於知識分子在戰爭中的態度問題的討論已無法阻擋，這個問題，已無可迴避地提到了每個知識分子的面前。

在我的這些回憶中，最使我感到遺憾的，莫過于羅曼·羅蘭在那幾年給我的信眼下不在我手裡；它們很可能在這次新的戰爭浩劫中被銷毀或者遺失，每想到此，我就覺得有一種沉重的責任感壓在身上。因為我非常喜歡他的作品，我認為，人們以後可能會把那些信件列入最美、最富人性的作品。那些作品是他當時偉大的心靈和熱情的洞察力的結晶。他是出於無限的同情和無比的憤慨給國界那邊的一位朋友——但從官方來說是“敵人”——寫那些信的。那些信件也許是在一個理智需要付出巨大代價、忠於自己的思想需要極大勇氣的時代中最深刻感人的道德紀錄。一個積極的建議不久便從我們這種友好的信札往返中產生出來：羅蘭倡議，應該將各個國家最重要的文化名人邀請到瑞士來，共同舉行一次會議，以便取得一個統一的、比較恰當的立場，甚至可以本着互相諒解的精神向全世界發表一份觀點一致的呼籲書，他說，他可以從瑞士邀請法國和外國的思想界名人參加，而我應該趁我們自己的和德國的作家和學者還沒有由於公開的仇視宣傳而喪失名譽時從奧地利進行試探。我立即開始投入工作。當時德國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蓋爾哈特·霍普特曼。為了讓他在參加不參加會議的問題上不感到為難，我不想直接和他聯繫。於是我寫信給我們都認識的朋友瓦爾特·拉特瑙，請他私下詢問一下霍普特曼的意思。可是拉特瑙拒絶了——我也從未知道霍普特曼是否知道這件事——拉特瑙說，現在不是建立文學藝術界和平的時候。這樣，我的努力也就徹底失敗了。因為當時托馬斯·曼是站在另一個陣營，並且剛剛在一篇論述弗裡德里希大帝的文章裡維護德國的官方立場。里爾克，我知道他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但他基本上不參加任何公開的聯合行動。早先是社會主義者的戴默爾抱著幼稚可笑的愛國自豪感在自己的信上用“戴默爾少尉”簽名。至于霍夫曼斯塔爾與雅各布·瓦塞爾曼，有人在私下交談時告訴我，不能算上他們。這麼說，從德國方面來看是沒有多大希望了。在法國，羅曼·羅蘭遇到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那是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為時尚早，對後方的人來說，戰爭還離得太遠。我們仍處于孤立的狀態。

孤立，但並不完全孤立。通過信件的來往我們已經有了一些收穫：初步瞭解到幾十個人的情況，從他們的心來說，可以算在我們這一邊，他們雖然身處中立國或交戰國，卻和我們有着共同的想法；我們能夠互相關注交戰雙方的書籍、文章和小冊子，在某種程度上得出一致的觀點是不成問題的，而且可能還會有新來的人讚同這種觀點——起初猶豫不決，但隨着時代的壓力越來越大，他們也就會越來越堅強。這種並不是完全生活在一片荒漠中的感覺給我以勇氣常常寫文章，以通過對事情作出回答和反應來讓一切和我們有同感的孤立的人和隱居的人站出來，我不時給德國與奧地利的大報寫稿，從而獲得了一塊重要陣地。當局原則上是反對的，但並不可怕，因為我從來不涉及敏感的政治，在自由主義的影響下，人們對所有的文學家是極其尊敬的，如果我今天瀏覽一遍我當時悄悄地塞到最廣泛的公眾手中的文章，我就不能不對奧地利軍事當局的大度表示我的故意。我竟可以在世界大戰進行之中熱烈讚譽和平主義的創始人貝爾塔·馮·蘇特納，是她把戰爭指責為犯罪的犯罪；我還把巴比塞的《火線》在奧地利的一家報紙上作了詳細的介紹。我們要想在戰爭期間把那種不適對宜的觀點介紹給各階層的廣大群眾，我們當然得想出一套辦法來。為了說明戰爭的殘酷和後方的漠不關心，自然有必要在一篇向奧地利介紹《火線》的文章中特彆強調一個“法國”步兵的痛苦。不過，幾百封從奧地利前線來的信件向我表明，我們的步兵對自己的命運也認識得十分清楚。選用的辦法還有：為了說出我們的信念，我們佯裝互相攻擊。比如我的一個法國朋友在《法蘭西信使報》①中反駁我的文章《致外國的朋友們》；他用這種所謂的論戰將我的文章全文翻譯印出，然後成功地把它傳到法國，在那裡，每個人都能讀到它（這就是目的）。我們用這種方法互相打着閃光的信號燈。後來，一件小事向我表明，我們這種信號的傳遞是多麼默契。當意大利于一九一五年向它早先的盟友奧地利宣戰時，我們那裡頓時掀起一陣仇恨的浪潮。意大利的一切都受到責罵，有一次，偶然出版了一本由一位名叫卡爾·波埃里奧的意大利青年寫的回憶錄，他是十九世紀意大利統一運動時期的人，他在回憶錄中寫到一次他去訪問歌德時的情景。為了在那仇恨的喧囂聲中證明意大利人和我們的文化早就有着最密切的聯繫，我故意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一位意大利人訪問歌德》，因為那本書是由貝內代托·克羅切②寫的序言，我便在文章中順便說了幾句向克羅切表示崇敬的話。在一個不許讚揚敵對國家的作家或學者的時代，對一位意大利人說出表示欽佩的話，這在奧地利無疑是一種明顯的示威，而它在國界以外是會被理解的。當時在意大利還是部長的克羅切③後來有一次跟我說：部裡的一位並不懂德語的職員是怎樣驚慌失措地告訴他，在戰爭對方的大報上有反對他的文章（因為那個職員想，在那個時候報上點名，只能是敵意）。克羅切叫人拿來《新自由報》，先是大吃一驚，然後便是高興異常，他看到的原來不是敵對之意，而是尊敬。

①《法蘭西信使報》：一八八九至一九六五年為法國文學雜誌。

②貝內代托·克羅切（Benedeto Croce，一八六六——一九五二），意大利著名哲學家，代表作有《精神哲學》四卷，主辦文學評論雜誌《批評》達四十一年之久。曾任參議員、教育部長、不管部長等職。一生維護意大利的國家統一，人對法西斯主義。二十年代以後經常發表文章反對馬克思主義。

③據原書出版者注，此處茨威格記憶有誤。茨威格以為克羅切一九一五年就擔任部長。其實，克羅切在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才擔任部長。

我現在完全不想低估那些小小的孤立的努力，那些努力對事件的進程自然毫無影響，但是卻幫助了我們自己和某些不相識的讀者。那些努力緩解了可怕的孤立和內心的絶望，一個真正有人的感情的二十世紀的人當時就處在那樣的絶望之中，而二十五年之後的今天，重又出現了那種情況：面對著強大的勢力無能為力，我甚至更害怕今天這種強大的勢力。我當時就已經完全意識到，我用那種小小的抗議與那樣的辦法並不能卸掉我心中的負擔。於是，寫一部作品的計劃在我心中漸漸地形成了，我的這部作品不僅僅要表現一些個別的事情，而是要表現我對時代、對人民、對災難、對戰爭的全部看法。

可是，為了能用綜合的文學手段來描述戰爭，從根本上來說，我還缺少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我沒有親眼見到戰爭。我安安靜靜坐在辦公室裡几乎快一年了，而在看不見的遙遠的地方正在進行着“實實在在的”、真正的、殘酷的戰爭。我曾經有過好幾次到前線去的機會，幾家大報曾三次向我請求，要我作為它們的隨軍記者，但是任何形式的報道都必然要承擔這樣的義務：完全本着愛國主義的和肯定的精神去描述那次戰爭，而我已經發過誓——我在一九四○年也信守了這樣的誓言——，就是永遠也不寫一句讚美戰爭或貶低別的民族的話。這時來了一個偶然的機會。奧德強大的攻勢于一九一五年春在塔爾努夫①突破了俄國人的防線，只用了一次集中兵力的進攻就佔領了加利西亞與波蘭。軍事檔案館便想在奧地利佔領區裡的所有俄國宣傳品和告示的原件被撕下或銷毀以前，趕緊把它們收集到自己的圖書館裡。檔案館的那位上校恰巧知道我有收集的才能，他徵求我的意見，問我是否能辦這件事，我自然立刻行動；我得到了一張通行證，這樣，我就可以來坐任何一輛軍用列車自由活動，想到哪裡就到哪裡，不受任何特殊部門的管轄，不直接從屬於任何一個機關或上司，這種待遇使我遇到了最離奇的事情：我並不是軍官，只是一個沒有軍銜的上士，而且穿著一套沒有特別標誌的軍服。每當我出示我的機密證件時，便會引起特別的尊敬，因為前線的軍官和公職人員都以為我一定是什麼微服私訪的總參謀部官員或者身負什麼神秘的使命。又由於我避免去軍官食堂，只是在旅館下榻，所以我又得到另一種方便：我可以置身于龐大的軍事機關之外，不用任何“嚮導”就能看到我想看的一切。

①波蘭城市。

收集宣傳告示這個基本任務並不使我感到為難，每當我來到加利西亞的一個城市，來到塔爾努夫，來到德羅戈貝奇①、倫貝格②，那裡的車站旁總有一些猶太人站着，他們是一些所謂的“代理商”，他們的職業是：你想要什麼，他們都能幫你搞到。這也不錯，我跟其中一位萬能的老手說，我想得到俄國佔領別的檔案與通告。那位老手跑得象黃鼠狼一樣敏捷，他把這個任務通過秘密渠道傳達到幾十個下屬的“代理商”；三個小時以後，我一步未邁就收集到了這方面最齊全的材料。憑藉那種傑出組織，我的時間綽綽有餘，我可以觀看不少東西，而且我也確實看了不少。我首先看到的是平民百姓可怕的貧困，對自己經歷過的生活所感到的恐懼，猶如一層陰影仍然籠罩着他們的眼睛。我還看到猶太人聚居區居民的從未想到過的困境，他們八個人或十二個人擠在平房或地下室的房間裡。而且我還第一次看到了“敵人”。在塔爾努夫，我遇到第一批押解在途中的俄國戰俘。一塊四方形的地面，四周圍着柵欄，那些戰俘就坐在地上，由二、三十個年紀較大的、絶大多數蓄着鬍鬚的蒂羅爾③人看守着。那些蒂羅爾人是戰時應急被徵入伍的，他們服役期限已滿，可是如今已無依無靠，跟那些戰俘一樣；而跟那些漂亮的、頭面修得挺光的、穿著嶄新制服的士兵卻很少有相似之處；那些漂亮的士兵在我們家鄉是經常登上畫報的。不過，奧地利那些戰時應急服役的奧地利超齡士兵對戰俘的看守沒有半點兒好鬥和苛酷的意思；他們也根本不想對那些戰俘進行嚴格的防範，他們和戰俘象同伴一般坐在一起，那些戰俘也絲毫沒有要逃跑的表示。只是他們在語言上互不相通，雙方纔閙出特別多的笑話來。他們互相敬煙，互相戲閙。有一名蒂羅爾的超齡士兵從一隻又舊又髒的皮夾子裡掏出幾張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給他的“敵人”看，“敵人”們一張一張地欣賞着，還用手指問着那個蒂羅爾人，那個孩子是三歲還是四歲。我不由得產生了這樣的感覺，那些粗野、純樸的人對戰爭的看法要比我們的大學教授和作家們正確多了：就是說，故爭是臨到他們頭上的一種不幸，對這種不幸他們柬手無策，凡是陷入這種厄運的人，都是同病相憐的兄弟。這種認識陪伴着我整個行程，使我感到寬慰。我穿過彈痕纍纍的城市，路過被搶劫一空的商店，那些商店裡的傢具就象被肢解了的胳膊、腿和被掏出來的內臟堆積在路中央。而介幹成場之間、那些長勢頗好的莊稼地又給我這樣的希望：在幾年內，一切被破壞的景象幾年以後又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當然，我那個時候還不能估計到，對戰爭恐懼的回憶會那麼迅速地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就象戰爭的痕跡能很快從大地的外表消失一樣。

①蘇聯城市。

②波蘭城市。

③奧地利州名。

在出差的最初幾天，我還沒有遇到真正可怖的戰爭景象；後來，戰爭的面目才超出我最壞的想象。由於几乎沒有載客的列車通行，有一次，我在一輛運送炮車的敞篷車上，又有一次，我坐在一輛運牲口的車廂裡，裡面發出濃烈的惡臭，許多人疲倦極了，互相挨擠着，東倒西歪地竟睡着了，好象在拉往屠宰場的途中一個個已經被宰了似的。但最最可怕的要算是運傷兵的列車了，我曾被迫乘坐過兩、三次這樣的傷員車。啊，它跟那些光亮潔淨的白色救護車哪裡有共同之處。在戰爭開始的時候，維也納社交界的公爵夫人和高貴的女士們曾扮做護理病員的護士在那種自色救護車裡讓攝影師把她們拍下照來。我看到運傷員的都是一般的貨車：沒有一扇象樣的玻璃窗戶，而只有一個窄窄的通氣小窗，車廂裡用的是被煤煙燻黑的油燈照明，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簡陋的擔架一付挨着一付放在那裡，擔架上躺着的全是不斷髮出呻吟、額角流着汗珠、臉色如死人一樣蒼白的人，他們在尿、糞及黃碘的濃烈氣味中拚命地吸着空氣。軍隊的衛生員走起路來更是搖搖晃晃，他們已經疲憊不堪。那裡也看不到那種照片上泛着白光的床上用品。躺在麥稈上或硬擔架上的人蓋着早已滲滿了血跡的毯子。在每一節車廂裡都有兩三具屍體橫臥在那些奄奄一息和不住呻吟的傷員之中。我曾和一位大夫交談過，他對我說，他本來只是匈牙利的一個小城市裡的牙科醫生，已經有不少年沒做過外科手術了。他顯得非常絶望。他說，他事先向七個車站發去電報，要求提供嗎啡，可是所有的藥品都已用光，藥棉沒有了，乾淨的包紮用品也沒有了，而到布達佩斯的醫院還要二十個小時。他請求我幫他忙，因為他手下的那些士兵已疲倦得無法支持下去了。我答應試試，可是我要多笨有多笨；不過還能有點用：每到一站，我就下車幫助提幾桶水，水質又壞又臟，本來只是機車用水，現在卻成了清涼飲料；水，至少可以把傷員擦洗一下，揩淨不停滴在地上的血跡。對來自各個民族、被一起塞進這口帶著滾動輪子的棺材裡的那些士兵來說，還有一個人際之間的困難，那就是各種語言障礙。醫生與護士都不懂魯提尼人①的語言和克羅地亞語。唯一能幫一點忙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牧師，他——象醫生沒有嗎啡一樣感到絶望——也從自己的角度忿忿地抱怨說，他設法從事他的聖職活動，因為他沒有油去作臨終塗油禮的儀式了，他說，在他漫長的一生裡，他還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在最後一個月裡“料理”這麼多的人。我永遠也忘不了他用生硬的、憤怒的聲調說出的那句話：“我是六十七歲的人了，見的東西也不少。但是我曾認為，人類犯下這樣的罪行是不可能的。”

我在國家途中乘坐的那趟傷員列車拂曉進入布達佩斯。我立即向旅館奔去，我需要先睡上一覺，因為在車廂裡，唯一的座位就是我的箱子，我一直睡到大約十一點，因為我實在太疲倦了；我趕快穿好衣服去吃早飯，可是我剛走幾步之後。就一直有這樣的感覺：我得揉一揉自己的眼睛，看看是不是在做夢。那是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早晨還象春天，中午就已經是夏天了。布達佩斯是那麼美麗，而且也從未如此無憂無慮。太太們穿著白色的衣裳，和軍官們輓着胳膊在漫步。那些突然出現在我眼前的軍官好象不是我昨天、前天才見到過的，而完全是象另一種軍隊的軍官。我看到那些衣服裡、嘴裡和鼻子裡還散髮着一股黃碘氣味——這是昨天運送傷員的緣故——的軍官們怎樣去買紫羅蘭向太太們獻慇勤。我看到那些漂亮的小汽車駛過大街，裡面坐著漂亮的、鬍子颳得淨光的、衣冠楚楚的先生們。所有這些景象離前線只不過八、九個小時的快車路程呀！可是我有權利指責他們嗎？他們生活着，而且想生活得更快樂，難道這不是很自然的事嗎？他們大概正是感覺到一切受到了威脅，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儘量享受：幾件好衣服，最後的美好時刻！恰恰是因為我看到過人是一種非常脆弱、非常容易被摧毀的生物，一個小小的鉛丸在千分之一秒的時間裡就能把人的生命連同他的回憶、認識和狂喜一起擊得粉碎，所以我才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一個如此瑰麗的上午會驅使成千上萬的人去享受太陽的光輝，去感覺自己的存在：去感覺自己的血液和說不定已增添了力量的自己的生命。我几乎已經對那些開始使我感到吃驚的事情釋然了。可是那個慇勤的餐廳招待又偏偏給我送來一份維也納的報紙，我耐着性子看起來。這才使我真正惱怒呢。報紙上登的全是一些關於不可動搖的勝利意志的廢話，說什麼我們自己部隊的損失非常少，敵人的損失非常大。看了讓人噁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恥的戰爭謊言不斷向我襲來，不！有罪的不是那些散步的人、漫不經心的人、無優無慮的人，而是那些用語言來煽動戰爭的人。倘若我們不用自己的語言去反對他們，那麼，我們也是有罪的！

現在，我才得到真正的動力：我一定要為反對戰爭而鬥爭！我心中已經有了素材，只是要動筆，還缺少能形象地證實我的直覺的最後材料。我知道我要反對的敵人——那種把他人置於痛苦與死亡的錯誤的英雄主義，那種喪失良知的預言家們的廉價的樂觀主義。那些預言家們有政治的，也有軍事的，他們侈談勝利，實際上是延長互相殘殺的時間。在這兩種主義背後，用錢收買來的合唱隊也是我的敵人。正如韋爾弗爾在他優秀的詩歌中斥貢的那樣，他們儘是“戰爭的吹鼓手”。誰表示懷疑，誰就妨礙了他們的愛國主義事業，誰提出警告，他們就嘲笑他是悲觀主義者，誰反對戰爭——反正他們自己在戰爭中不會受苦——，誰就會被打成叛徒。時代幾經變遷，但總是這一幫子人，他們把謹慎的人稱為膽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稱為軟弱的人；而在他們輕率地招惹來的災難降臨的時刻，他們自己也手足無措了還是這一幫子人，他們嘲笑特洛亞的卡桑德拉，嘲笑耶路撒冷的耶利米。在此以前，我對這兩個形象的悲劇性和偉大從未理解得有象當時那樣深，我們當時所處的時代和這兩個形象所處的時代實在太相似了。我從一開始就不相信什麼“勝利”，我只肯定地知道一點：縱然在付出巨大犧牲的條件下能取得勝利，這勝利也補償不了犧牲。我雖然這樣提醒過，但我在我所有的朋友們中間是孤立的，而且，在第一槍打響以前就發出狂亂的勝利吼聲，在第一次戰役前“就分配戰利品，這常常使我懷疑，這究竟是我自己在那些聰明人中間發了瘋，還是在他們酩酊大醉時只有我一個人保持着可怕的清醒。所以，用戲劇的形式去描寫一個”失敗主義者“一—有人發明這個詞，是為了把”失敗的意志“這種罪名強加在那些努力追求互相諒解的人的身上——的特殊的悲慘處境，對我來說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選擇了徒勞無益的告誡者耶利米這個形象作為象徵。但對我來說無論如何不是為了寫一部陳詞濫調的”和平主義“戲劇，宣傳和平比戰爭好，而是描寫一個在狂熱的時刻被人蔑視，被看成是軟弱的人、膽怯的人，但在失敗時卻又證明自己是唯一不僅能忍受失敗而且還能戰勝失敗的人。從我的第一個劇本《忒耳西忒斯》開始，失敗者心靈上的優越感這個問題一再索繞在我的腦際。我一直想表現這樣兩方面的內容：任何形式的權勢都會使一個人變得冷酷無情；任何勝利都會使全體人民思想麻木。我還想把這兩者和那種使人心靈萬分痛苦的失敗勢力對立起來。戰爭正在進行，當別人還都在不加思索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證明着自己必然勝利的時候，我卻已把自己拋進了災難的深淵，並尋找着擺脫災難的道路。

但是，當我選了聖經上的一個題目，我無意之中觸及了我身上迄今未加注意的地方：即觸及了我在血緣上或傳統上和猶太人的命運暗暗建立起來的聯繫。難道他們不是我的同胞嗎？他們曾不斷地被各個民族戰勝，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戰勝，然而，由於一種神秘的力量——即那種用意志改變失敗的力量，使他們無數次地經受住了失敗的考驗而繼續生存下來。我們的先知，難道他們預先不知道那種永遠被追逐、被驅趕的命運？那種命運今天又使我們象糠秕一樣被拋在大街上。難道他們沒有忍受屈服于暴力的失敗？甚至把失敗讚美為一條去見上帝的路？如果說考驗不是永遠對所有的人或者某一個人有益——那麼，當我在寫那部劇本時，我卻有幸感覺到了那種益處，在我看來，那部劇本才可算是我的第一本書。我今天知道：如果當時我沒有在戰爭中痛苦地體驗和預感一切，那麼我仍然會象戰前的我一樣，是一名——如音樂術語所說——“令人愉快的”作家，然而永遠不會領悟、理解和擊中內心的最深處。當時我第一次有了這樣的感情：我要說出我自己的心裡話，同時要說出時代的心聲。我曾想幫助別人，但當時是先幫助了我自己：我着手寫一部除了《伊拉斯謨》以外最富有個性、最隱晦的作品——在一九三四年希特拉統治的日子裡，我用《伊拉斯謨》這部作品使自己擺脫了類似的危機——。從我開始創作那出悲劇的那一刻起，我對時代的悲劇也就不再感到非常痛苦了。

但我從來不相信那部作品會獲得明顯的成功。由於遇到許多問題，如先知問題，和平主義問題，猶太人問題，由於最後結束場面的合唱形式——要把結束場面上升為一首歌唱失敗者命運的讚歌———從而使那部作品的內容超出一部劇本的正常容量，以致劇場從頭至尾演一遍，就得兩、三個晚上，還有——正當報紙上每天都在大喊大叫“要麼勝利，要麼毀滅！”的時候，怎麼會讓這齣戲——這出宣告失敗，甚至讚美失敗的戲登上德國舞台呢。如果那本書可以出版的話，那我一定得說出現了奇蹟，但是，即使遇到最壞的情況：劇本不讓上演，它也至少幫助我度過了最因難的時刻。我把所有在和我周圍的人交談中不能說的話，都通過劇本中詩句的對白說了出來。我把壓在我心頭的沉重負擔拋得遠遠的，我自己解脫了自己正當我對時代的一切都“不滿意”的時候，我卻找到了對自己“滿意”的東西。

在歐洲的心臟

當一九一七年復活節我寫的悲劇《耶利米》出版時，遇到的情況完全出乎意外。因為我是懷着對那個時代最強烈的對抗情緒寫作那部劇本的，所以我也必須等待對我的強烈抗拒。然而，恰恰相反。兩萬冊劇本很快銷售一空，對於一部劇本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不僅象羅曼·羅蘭這樣的朋友，而且象拉特瑙和裡夏德·戴默爾這樣一些先前站在另一邊的朋友也都公開表示支持。那些連劇本都根本沒有到手的劇院經理們寫信給我，向我請求為他們保留在天下太平之日初演這齣劇的權利，因為在戰爭期間用德語演出這齣劇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是主戰派對劇本的反對態度，也是表現得有禮貌和充滿尊重的。我曾有一切的思想準備，只是沒有想到這一點。

怎麼會這樣呢？無非是戰爭已進行了兩年半，是時間使他們猛然清醒。經過戰場上的可怕流血之後，高燒開始降溫。

和慷慨激昂的最初幾個月不同，他們現在是用相當冷漠的眼光目睹着戰爭。那種同仇敵愾的情感開始鬆懈，因為他們從現實中絲毫沒有感覺到哲學家和詩人們所大肆鼓吹的所謂偉大的“道德精神的滌淨”。整個民族存在着一道深深的裂縫；整個國家彷彿分裂成了兩個不同的世界，後方是安居在家的閒人們的世界，他們過着無憂無慮的日子，有的擠在劇院裡，有的還要乘他人之危斂取錢財。前方和後方的界線顯得越來越分明了。官廳腐敗，任人唯親，拉關係走後門的事層出不窮，誰都知道用金錢或者利用好關係可以搞到優惠的物品，而另一方面，那些瀕于斃命的農民或工人卻不斷披驅入戰壕。因此，每個人只要有可能，都開始毫無顧忌地自我門路。由於無恥的中間買賣，生活必需品越來越貴，食品逐日緊缺，群眾生活困苦，而那些靠戰爭得利的人卻過着令人羡慕的奢侈生活，猶如在荒涼的沼澤上閃爍的鬼火。老百姓憤懣地漸漸開始產生各種懷疑——他們懷疑日益貶值的貨幣，懷疑將軍、軍官和外交官們，懷疑國家和參謀部的每一個公告，懷疑所有的報紙和它們的報道，懷疑戰爭本身和它的必要性。當然，這絶不是由於我寫了那部劇本而產生這種發人深省的結果，而是這種發人深省的結果使那劇本獲得了意外的成功。我只是用那部劇本說出了別人不敢公開說的話：對那次戰爭表示憎恨，對勝利表示懷疑。

誠然，這種情緒要在舞台上用直截了當的語言表達出來，看來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這樣做，勢必會招來抗議，所以我認為必須放棄在戰爭期間看到這第一出反戰劇的演出。然而，我卻突然接到蘇黎世市劇院經理的一封信，他說他要把我的《耶利米》立即搬上舞台，並邀請我參加首演儀式。我竟然忘記了德語世界上還有一塊小小的、但卻非常珍貴的土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也同樣如此），承蒙上帝恩賜，這是一塊置身于局外的、民主之地，在那裡依然是言論自由，思想開明。毫無疑問，我立刻就表示同意。

當然，我開始只能表示原則大同意；因為我同意是有先決條件的，這就是當有關方面允許我可以離開本國和工作崗位一段時間才行。幸好當時正碰上所有的參戰國都設有一個稱為“文化宣傳部”的機構——而在現在的第二次大戰中就根本不設立了。為了說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思想環境上的區別，有必要指出，當時那些在仁愛的傳統中成長起來的國家、領袖、皇帝和國王們在潛意識中對於戰爭還是感到有愧的。所以，如果指責這個或那個國家是或者曾經是“軍國主義”，它們就會相繼進行反駁，說這

是卑鄙的誹謗；與之相反的是，每個國家都競相表白、證明、解釋以致用事實來炫耀自己是一個“文明國家”。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人們在輿論面前總是把文化說得比強權高尚，卑視諸如“神聖的利己主義”和“生存空間”這樣一些口號，認為這些口號是“不道德的”，他們認為最要緊的事情，莫過于讓輿論承認他們在精神方面作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貢獻。因此，各種文藝演出充斥所有的中立國家，德國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揮家率領的交響樂團到瑞士、荷蘭、瑞典去演出，維也納也派出自己的愛樂交響樂團：甚至還四處派出詩人、作家和學者，況且去的目的不是為了頌揚什麼軍事行動或者慶祝兼併意向，而僅僅是為了通過他們的詩句和作品來證明德國人不是“野蠻人”，來證明德國人並非只製造槍炮或烈性毒氣，而且也創造全歐性的純粹的精神財富。公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時候——我必須一再強調這一點——還有一股要博取世界民心的勢力。一個國家的道德觀念和藝術創作還被視為是戰爭中很有影響的力量，各個國家還都在爭取人們的同情，而不象一九三九年的德國那樣以非人的殘暴把這一切統統踐踏在地。所以，我以參加一齣劇的首演儀式為名申請到瑞士去度假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值得擔憂的最大困難無非是這是一出反戰劇，劇中有一個奧地利人——儘管是以象徵的形式——預言戰爭可能會失敗。我向部裡主管文化宣傳的負責人遞交了申請，陳述我的願望。使我感到十分驚異的是，他立刻答應為我安排一切，而且對批准的理由作了意味深長的說明：“感謝上帝，您從來不屬於那些愚蠢的戰爭叫囂者之列，好吧——請您在外面儘力把這一事業進行到底。”四天之後，我得到了假期和一張出國護照。

當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聽到奧地利一個部的一位高級官員這樣隨便的談話，使我感到有點奇怪。只不過由於我不瞭解政治上的那些秘密來往，所以我事先並不知道，以新皇帝卡爾為首的政府高層人物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醞釀著一場脫離德國軍事獨裁的運動——德國軍方當時正肆無忌憚地把奧地利綁在自己野蠻的兼併主義的戰車上，而不顧奧地利的內心意願，在我們參謀部裡的人都痛恨魯登道夫的殘暴專橫，在外交部裡的人都拚命反對那種必然會使美國把我們視為敵人的無限制的潛艇戰，即便是老百姓也都竊竊私語，抱怨“普魯士人的飛揚跋扈”。不過，所有這一切暫時還都只在小心翼翼的弦外之音和貌似無意識的談話中流露出來。但幾天以後，我瞭解到更多的情況，而且意外地比其他人早知道一件當時最大的政治秘密之一。

事情是這樣的：我赴瑞士途中在薩爾茨堡停留了兩天，我在那裡替自己買了一幢房子，打算戰後居住。在那座城市裡有一小群篤信天主教的人，其中兩人在戰後奧地利的歷史上還曾任過總理而起過決定性的作用，他們是海因裡希·拉馬施①和伊格納茨·賽佩爾。②前者是當時最傑出的法學家之一，曾出席過海牙會議，另一個伊格納茨·賽佩爾是一位才智驚人的天主教神父，他在奧地利君主政體崩潰以後擔負起領導小小的奧地利的責任，並在這一崗位上卓越地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幹。他們兩人都是堅定的和平主義者、虔誠的天主教徒、熱情的老派奧地利人，作為在內心深處對德意志、普魯士、基督教的軍國主義最抱反感的人，他們覺得這種軍國主義和奧地利的傳統思想與天主教的使命是格格不入的。我的詩劇《耶利米》在這個和平主義的宗教階層裡贏得了最深切的同情，樞密顧問拉馬施——賽佩爾當時正旅行在外——邀請在薩爾茨堡的我去見他。這位舉足輕重的老學者非常誠懇地向我談論了我的劇本。他說劇本充滿我們奧地利人的那種友善處世的思想，他熱望劇本將會超出文學的意義而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使我感到驚訝的是，他對我這個以前從未見過面的人非常信任，談話是那樣坦率，充分表現了他內在的勇氣，他告訴我這樣的秘密：我們在奧地利的人正處于決定性的轉折時刻。他說，俄國在軍事上遭到挫折以後，倘若它願意放棄自己的侵略意圖，那麼無論是對德國還是對奧地利都不再存在締造和平的真正障礙；眼下我們不能坐失這一時機。如果在德國的泛德意志集團繼續抵制談判，那麼奧地利就不得不肩負起領導責任和獨立行事。他向我暗示，年輕的卡爾皇帝已答應幫助實現這些意圖；或許過些時候就能看到他本人發揮的政治影響。現在一切都取決於奧地利本身是否有足夠的力量達成互相諒解的和平，而不是追隨德國的軍國主義派以輕率地繼續犧牲生命為代價而換來的“勝利的和平”。為此，不得已時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在奧地利被德國軍國主義分子推入災難的深淵以前，及時脫離德國同盟。他用堅決的語氣肯定地說：“誰都不能責備我們這是一種背信棄義，我們已經死了一百多萬人。我們已經犧牲得夠多的了，做得也夠多的了！現在，我們再也不能為德國人的世界霸權去犧牲一個人的生命，犧牲一個都不行！”

①海因裡希·拉馬施（HeinrichLammasch，一八五三——一九二○），奧地利著名國際法學者，曾任維也納大學刑法學教授，傑出的和平主義者和活動家，曾以奧匈帝國代表團技術專家身分出席一八九九年在海牙舉行的和平會議。一九一八年十月底出任奧地利內閣總理。

②伊格納茨·賽佩爾（LgnazSeipe1 ，一八七六———九三二），奧地利政治家和天主教神父。一九二二年五月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和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任奧地利總理。

我屏住氣靜聽著。這一切我們從前也都經常默想過，只是沒有人膽敢在大白天公開說出來：“讓我們及時和德國人以及他們的兼併政策一刀兩斷”，因為這樣說，會被視為是對盟友的“背叛”。而現在，這些話卻由一個——據我所知——在奧地利得到皇帝信任和由於在海牙的活動而在國外享有最高聲望的人說出來，他對我這樣一個几乎還是陌生的人說這樣話。態度又是那麼平靜和堅決，以致使我立刻感覺到奧地利的單方面行動早就不再停留在準備階段，而是已經在付諸實行了。要麼用單方面媾和的威脅來迫使德國進行談判，要麼在不得已時自己實現單獨媾和——這種想法是很有膽識的。歷史證明，這種想法是拯救當時奧地利帝國、哈布斯堡皇朝以至整個歐洲的唯一可行的最後方案。可惜後來缺乏實現原來計劃的決心。卡爾皇帝派他的內弟帕爾瑪親王去見克雷孟梭①，實際上是帶著一封密信，目的是試探在事先不取得柏林宮廷諒解的情況下媾和的可能性，並隨時準備進行和談。後來不知怎麼德國發現了這一秘密使命，我認為這一點至今也沒有完全弄清真相。糟糕的是卡爾皇帝后來沒有勇氣公開堅持自己的信念，因為正如有些人所說，德國曾以武裝入侵奧地利相威脅，而他，作為哈布斯堡皇室的成員又害怕給自己沾上歷史污點：在關鍵時刻廢除由弗蘭茨·約瑟夫締結的並用這麼多鮮血作出保證的盟約。無論如何他是不會任命拉馬施和賽佩爾——這兩位信奉天主教的國際主義者和出於自己內心的道德信念而唯一有力量來蒙受背離德國罪名的人——為總理的。而這種優柔寡斷最後則毀了自己。他們兩人是在千瘡百孔的奧地利共和國時期才成為總理的，而不是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國。但是在當時除了這兩位享有威望的重要人物之外，似乎沒有人能勝任這種貌似不義的舉動。如果拉馬施當時能公開以脫離德國相威脅或者果真脫離，那麼他不僅拯救了奧地利的生存，而且也拯救了由於無限擴張而陷于內部深刻危機的德國。如果那一位篤信宗教而又十分明智的人當時向我坦率預告的行動不是由於軟弱和笨拙而破產的話，那麼我們今天歐洲的情況可能會好得多。

①喬治·克雷孟梭（GeorgesClemenceau ，一八四一——一九二九），法國政治家，一九○六——一九○九任法國總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起再次出任總理併兼任陸軍部長，一九一九年率法國代表團出席巴黎和會，一九二○年退休。

第二天我繼續登程出發，越過了瑞士邊界。今天的人很難想象，從一個被封鎖的已處于半饑餓狀態的戰難國家進入這個中立地區在當時意味着什麼。從國界那一邊的車站到這一邊的車站只消幾分鐘的時間，然而一進入這一邊的第一秒鐘就立刻有那種好象從令人窒息的空氣中突然來到充滿白雪、爽快的空曠裡的感覺，彷彿覺得頭腦裡的暈眩正通過所有的神經和感官而漸漸消逝——幾年以後，當我從奧地利再次來到瑞士途經這個布克斯火車站時（要是在平時，這種火車站的名字是從來都記不住的），我又倏然感到那種使人沁心的新鮮空氣——我從列車上跳下來，首先使我感到吃驚的是食品柜上琳瑯滿目，擺着各種我已忘卻了的在以前是生活中的日常食品，飽滿的金黃色柑桔、香蕉和在我們那裡只有走後門才能搞到的巧克力和火腿，還有麵包和肉，麵包不要麵包票，肉不要肉票——真的，旅客們象一群餓狼似的向那些價廉物美的食品撲去。車站上還有一個郵電局，可以從那裡向世界各地寫信和發電報，而無需檢查。裡面陳列着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報紙，可以購買、瀏覽、閲讀，而不會受到懲罰。在我們那裡禁止的一切，只要往前走五分鐘的路程，全都是允許的，在這裡允許的一切，回到我們那裡，又全都是禁止的。我覺得，歐洲戰爭的全部荒謬通過這個挨得如此之近的空間變得昭然若揭；再回頭看看我們那一邊的那座邊境小鎮，各種招牌歷歷在目，在每一幢小房和每一間草屋裡都有男子被徵募走，被運到烏克蘭和阿爾巴尼亞去互相殘殺——而在這裡，只隔五分鐘路程的地方，那些同樣年齡的男子卻和他們的妻子怡然自得地坐在纏繞着常春藤的家門口，抽着煙斗。我情不自禁地問自己：在這條邊境小河裡，是否也是右邊的魚是正在進行戰爭的動物，而左邊的魚保持中立。當我剛一越過國界的那一瞬間，我就已經想到這裡和那邊不同，這裡更自由、更振奮更自尊，而到了第二天，我很快感覺到不僅我們的精神氣質，而且我們的身體機能在我們那個戰爭世界裡已衰退到了何種程度；當我應邀在親戚家作客時，飯後喝了一杯黑咖啡和抽了一支哈瓦那雪茄煙，沒有想到我突然頭暈起來，而且心跳得很厲害。我的身體、我的神經表明，在長期飲代用品和吸代用品之後己不再能適應真正的咖啡和真正的煙草了；連身體也不得不從戰爭的不自然狀態轉變到和平的自然狀態中來。

這種眩暈、這種有舒服之感的昏昏沉沉倒也產生了精神作用，我覺得每一棵樹顯得更美了，每一座山顯得更自由了，每一處風光顯得更加可愛了，因為在進行戰爭的國土上，草原的和平寧靜在混濁的目光看來就會覺得是大自然的無情冷漠，殷紅的日落會使人想起滿地的鮮血，而在這裡，在這和平的自然環境裡，天蒼蒼、地茫茫，又變得十分自然了。我喜歡瑞士，好象我以前從未愛過她似的。其實，我以前總是懷着欣喜的心情來到這個方圓不大而富饒的國家。但我從來沒有如此深切地感到它存在的意義；各民族不懷敵意地在同一個空間和睦相處，這是瑞士人的理想，為發揚兄弟情誼，通過互相尊重和真正的民主來克服語言上和民俗上的差異，這是最明智的生活原則——這對我們整個混亂的歐洲來說是多麼好的榜樣呵！她是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難所。多少世紀以來，她是和平與自由的駐地，她最忠實地保存着自己固有的特色，同時歡迎各種思想觀點——因此對我們這個世界來說，這一個超越民族的唯一國家的存在是顯得何其重要！我覺得，人們賜予這個國家以美麗和財富，是完全有道理的。人們在這裡不會覺得陌生，在那世界的不幸時刻，一個自由的、獨立的人在這裡會覺得比在他自己的祖國更有歸家之感。一直到夜裡，我還在蘇黎世的大街上和湖邊徜徉了好幾個小時。萬家燈火顯出一派和平景象，這裡的人們還在過着泰然自若的寧靜生活。我想，在那些窗戶後面不會有躺在床上失眠和想唸著自己兒子的婦女。我沒有見到傷員、殘疾人和那些明天或後天要被裝上列車的年輕士兵——我覺得，在這裡更有理由生活下去，人還沒有被扭曲，而在我那個進行戰爭的國家裡，生活已經成為一種恐懼，簡直是一種負擔。

但是我覺得，最要緊的事，不是討論我的劇本上演問題，也不是和瑞士朋友與外國朋友會面。而是要見到羅曼·羅蘭，我知道他會使我變得更堅定、更清醒、更積極，因此我要去會見他，向他表示感謝，感謝他在我心情孤獨的最痛苦的日子裡，所給予我的友誼和鼓勵。我的第一個日程安排必須是去找他，於是我立刻前往日內瓦，應該說，象我們這樣的“敵人”現在是處在相當複雜的境地。可想而知，交戰國的政府是不願意看到本國的公民在中立地區和敵國的另一些公民進行私人往來的。但是另一方面這又無法用法律禁止。從來沒有一條法律規定見個面就可以課以刑罰。唯有商業性的往來，所謂“和敵人通商”才是禁止的，並且和叛國罪相提並論，為了不致曲于最輕微地觸犯這一禁令而使自己蒙受嫌疑。我們這兩個朋友甚至在原則上避免互相敬煙，因為我們無疑是被無數的密探不斷監視着。為了避免做賊心虛或者圖謀不軌的任何嫌凝，我們這些國際友人選擇了最簡單的方法：即完全公開的方法。我們相互寫信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領的渠道，我們決不在夜裡偷偷互訪，而是一起橫穿大街，公開坐在咖啡館裡。所以我在到達日內瓦後，也就立刻向旅館樓下門房報上全名，並聲言我是來找羅曼·羅蘭先生的，因為如果德國或法國的通訊社能夠報道出我是誰和我拜訪的誰，豈不更好。而在我們看來，兩個老朋友並不因為恰巧各自屬於不同的國家而在戰爭期間偶然相遇時突然彼此迴避，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因為世界變得荒誕而自己也隨之變得乖戾。

我終於站在他的房間裡——我几乎覺得，好象就是他在巴黎的那間房間。象當年一樣，桌面上和扶手椅上堆放著各種書籍。寫字檯上攤滿雜誌、函件和紙張，那是一間簡樸的工作室，宛若修道士的隱居室，但它卻與全世界有着聯繫，不管他到哪裡，他都要按照自己的習慣把房間改成這種樣子。我霎時間忘了問候的話，只是彼此握了握手——這是我幾年來第一隻可以重新相握的法國人的手；羅曼·羅蘭是我三年以來與之交談的第一個法國人。但正是在這三年中，我們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接近。我用外語談的話要比我同自己祖國的任何人都要談得知已和坦率。我心裡完全意識到，站在我面前的這位朋友是我們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和我交談的人代表着歐洲的良知。只有在那時我才認識到他在為促進彼此諒解而獻身的偉大事業中正在做和已經做過的一切。他日日夜夜地工作，卻始終是單獨一人，沒有助手，沒有秘書；他要密切注視各國的動向，和無數向他請教公益事務的人保持通訊聯繫。他每天要寫許多頁日記，在那個時代，沒有一個人象他那樣有這種要親自記載歷史時代的責任感，並認為這是向後代應作的交代。可是那些日記今天又在哪裡呢？那些親筆寫下的無數日記本總有一天會全面揭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道德和思想上的各種矛盾衝突。他同時還要發表自己的文章，那些文章每一篇都在當時引起強烈的國際反響。他還正在創作自己的長篇小說《格萊昂波》——這一切就是他自己承擔起的巨大責任，是他一生中本着犧牲精神、不遺餘力、孜孜不倦所作的貢獻。在那人類的瘋狂年代，他處處為伸張正義和人性作出表率。他沒有一封信不答覆，沒有一本關於時代問題的小冊子不讀；這位身體虛弱、健康狀況正受到嚴重威脅的人，只能輕聲說話，同時還要不斷抑制輕微的咳嗽。當時他不戴圍巾就無法穿過通道，而稍走快一點，就得走一步停一步。可就是這樣一位體弱而又堅韌的人在當時貢獻了難以置信的巨大力量，任何攻訐都不能使他動搖。他毫無畏懼地、清醒地注視着那動亂的世界。我在一個活着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種英雄主義，即那種有思想的英雄主義有道德的英雄主義。即便在我寫的那本羅曼·羅蘭傳中我也未能把那種英雄主義充分描寫出來（因為人總是不大好意思把活着的人讚美得過分）。當我看到他住在那麼狹窄的一間斗室裡，從那裡向世界各地射出看不見的、使人振奮的光芒，我真是深為所動，好象我的靈魂受到了“淨化”——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從那以後我深感到、而且現在確實知道：當時羅曼·羅蘭通過自己單槍匹馬或者說几乎是單槍匹馬地向千百萬人的那種喪失理智的仇恨所作鬥爭而產生的使人振作的鼓舞力量是無法估計的，只有我們——那個時代的見證人才懂得他的一生和他的堪稱表率的不屈不撓在當時意味着什麼。染上了狂犬病的歐洲正是由於他才保存了自己的道義和良知。

在那天下午和後來幾天的一系列交談中，我覺得他所有的話都含着一種輕微的悲哀，就象和里爾克談到那次戰爭時就會感到悲哀一樣。他對那些政治家，對那些為了自己民族酌虛榮而不顧犧牲他國無數生命的人深感憤慨。但對那些連自己都不明自為何（實際上是毫無意義）受難和死去的蕓蕓眾生總是寄予同情。他把列寧的電報拿給我看，那封電報是列寧在離開瑞士之前從那輛遭到無數非儀的封閉的列車上發來的。列寧懇請他一起到俄國去，因為他清楚地知道，羅曼·羅蘭的道德威望對他的事業曾是多麼重要。可是羅曼·羅蘭始終堅持不參加任何組織，而只以個人身分、不受任何約束地為自己願意獻身的共同事業儘力。所以，正如他不要求別人服從他的思想一樣，他也不願意自己有任何約束。他認為，愛戴他的人自己也應該是始終不受束縛的。而他則要以這個獨一無二的例子來說明：人怎樣才能永遠保持自由和即使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情況下也能忠於自己的信念。

我在日內瓦的第一個晚上就碰上了那一小群團結在兩家獨立小報《報頁》①和《明天》周圍的法國人和其他外國人。他們是皮埃爾—讓·茹弗②，雷內·阿科斯，弗朗斯·馬塞雷爾。我們很快就成了知心朋友，速度之快在平時也只有青年人結成友誼時才會有的。不過，我們僅憑直覺也都能感到我們的生活將會有一個嶄新的開端。由於受愛國主義的迷惑，從前的老朋友，大多數中斷了關係。人是需要新朋友的。而當我們站在同一條戰線，在同一個思想塹壕裡反對共同的敵人時，那種充滿激情的同志情誼在我們中間油然而生；二十四小時以後我們互相已變得如此信任，好象我們已經認識多年似的。並且已經象通常那樣用親切的“你”來彼此相稱。我們——“為數不多、極少歡愉、象一群兄弟似的”我們——心裡都明白，這種冒着個人風險的聚會是夠大膽的；我們知道，在離我們這裡相距五小時路程的地方，每一個德國人正窺視着一個法國人，而每一個法國人也正窺視着一個德國人，隨時準備用刺刀或者用手榴彈把對方戳倒在地或炸得粉身碎骨，從而使自己得到嘉獎，雙方都有千百萬人在做着這樣的美夢：把對方從地球上徹底消滅掉：“敵對雙方”的報紙只會互相攻擊謾罵。在這千百萬人中間，僅有為數極少的人，那就是我們，不僅和和氣氣地坐在同一張桌子旁，而且懷着最誠摯的，甚至可以說懷着一種有意識熱烈的兄弟情誼交談着。我們知道，我們這樣做是完全違反官方的一切規定和命令。我們這樣直率地顯示我們的友誼，把自己和祖國對立起來，使自己陷于危險的境地；但正是這種冒險行為使我們處于一種几乎是亢奮的狀態。我們不僅甘冒風險，並且還要享受冒險的樂趣，因為這種冒險行為，就足已顯示出我們抗議的真正份量。所以我甚至和皮埃爾—讓·茹弗一起在蘇黎世舉行了一次公開朗誦會反戰立場，一九二四年皈依天主教，成為虜誠的教徒，代表作有詩集《血汗集》等。（這在戰爭期間可謂是一件奇聞）——他用法語朗誦他的詩作，我用德語朗誦我的《耶利米》中的片斷——我們正是用這種公開攤牌的方法來表示我們在這一局大膽的牌戲中是十分嚴肅認真的。我們領事館和大使館裡的那些人物對這些舉動有什麼想法，我們毫不理會，縱然我們這樣幹就象科爾特斯②似的是一種破釜沉舟的做法。因為在我們心靈深處十分清楚：“叛徒”不是我們，而是那些在這意外時刻背叛了作家的人類使命的人。而那些年輕的法國人和比利時人，他們有着何等英雄氣概呵！那個弗朗斯·馬塞雷爾向我們展示了自己創作的反對戰爭恐怖的版畫，那些令人難忘的黑自相間的版畫所表現的慷慨激昂的憤懣感情，即使和戈雅③的《戰爭的災難》相比，也毫不遜色。馬塞雷爾用他的畫筆把那次戰爭永載史冊。

①此報法語原名是 LaFeluile. ②皮埃爾一讓·茹弗（Pierre-JeanJouve，一八八七——一九七六），法國詩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旅居日內瓦，和羅曼·羅蘭交往頻繁，堅持人道主義的

②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an Cortez ，一四八五——一五四七）西班牙軍官和殖民者，一五○四年航海至聖多明各島，一五一九年在聖胡安·德·烏盧阿，（SanJuandeUltia）登陸後，焚燬所乘船隻，以示背水一戰，長驅直入，征服墨西哥。

③弗朗西斯科·何塞·戈雅（FranciscoJoseGoya ，一七四六——一八二六），西班牙傑出畫家，拿破崙入侵西班牙時創作了以法國士兵槍殺西班牙起義者為題材的《戰爭的災難》銅版組畫。

這位剛毅的男子漢孜孜不倦地日日夜夜用無聲木頭雕刻出新的人物形象和畫面，在他那間狹窄的居室和廚房裡堆滿木版，不過，每天早晨《報頁》所登載的他的版畫，控訴的並不是某個特定國家，而只控訴我們共同的敵人：戰爭。我們曾夢想：有人從飛機上把這些任何人甚至文盲都看得懂的、用悲慘的畫面憤怒譴責戰爭的版畫投向城市和軍隊，而不是投下炸彈；我甚至深信，那種譴責可能會事先撲滅戰火。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那些版畫只登在《報頁》那張小報上，而它的發行範圍几乎超不出日內瓦。我們所談論的和企圖做的一切都閉鎖在那個瑞士的狹小方圓地內，而且要想起到作用，也已為時太晚。在我們心裡，誰都明白：我們對那些軍事參謀部和政府機構所形成的龐大機器是無能為力的。他們之所以不迫害我們，也許正因為我們不會對他們構成危險。我們的言論始終是毫無聲息的，我們的影響也始終不能得以發揮。但是正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人數十分之少，處境十分孤立，所以我們才肝膽相照，緊緊地團結在一起。我在成年之後，還從未體驗過象日內瓦那個時候的熱烈的友誼。我們彼此的聯繫後來一直保持了好長時間。

從心理學和歷史的角度來看（不是從藝術家的角度來看），在那一群人中間最值得注意的角色是昂利·吉爾波，在我看來，他比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都更令人信服地證實了這樣一條顛撲不破的歷史規律：在天翻地覆的突變時期，尤其是在戰爭或革命的年代，勇氣和冒險精神在短時期內往往會比一個人的內在信念和剛直不阿更起作用，比一個人的品格和堅貞更有決定性的意義。每當時代的浪潮滾滾向前和洶湧翻騰的時候，那些善於毫不猶豫地趕上時代潮流的人總是令人十分矚目。就象許多曇花一現的人物一樣，時代的浪潮曾把當時的貝拉·庫恩①和庫特·艾斯納②推舉到他們的才智不能勝任的地步！吉爾波——這個有着一雙機靈而不安的灰色眼睛和金黃色的頭髮、瘦弱而又能說會道的小個子男人，本身也並非有才華。儘管他是一個几乎早在十年前就把我的詩譯成法語的人，但是我還不得不誠實地說，他的文學才能並不佳。他的語言表達能力沒有超出一般的水平，各方面素養都不深。由於一種糟糕的稟性，他是屬於那些對無論什麼事都要“反對”一通的人。他只是覺得，如果他能象一個真正的浪人那樣到處尋釁，去碰碰任何一個比自己強的人，那就是一種樂趣。儘管從本質上來說他是一個好心腸的小伙子。在戰前的巴黎他就已經不斷和文學界的某些人物進行論戰，反對某些思潮，然後又參加激進的黨派，而他覺得沒有一個黨派稱得上激進。現在，他終於作為一個反軍國主義者，突然在戰爭中找到了一個巨大的對手：世界大戰。當大多數人恐懼和膽怯的時候，他卻以大膽與勇猛投入鬥爭，這使他在那世界性的關鍵時刻顯得十分重要，甚至不可缺少。恰恰是使別人生畏的事深深地吸引着他，那就是：冒險。別人不敢於的事他一個人卻幹了許多，這樣就使這個本來並不重要的耍弄筆墨的人突然變得非常了不起，把他的寫作和戰鬥能力誇大到超出自身的水平——這是一種不尋常的現象。這種現象同樣可以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吉倫特③派的小律師和小法學家身上看到。當其他人保持沉默，當我們自己躊躇猶豫和謹小慎微地在考慮做什麼和不做什麼的時候，他卻斷然幹了起來。而吉爾波留下的不朽功績，則是他創辦和主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唯一的一傢具有重要思想意義的反戰刊物《明日》。這是每一個要想真正瞭解那個時代各種思潮的人都必須查閲的文獻。他辦了一件我們正需要的事情：在戰爭中提供一個國際主義的、超國家的討論中心。羅曼·羅蘭給他的支持對這份刊物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因為羅曼·羅蘭憑藉自己的聲望和他的人事關係，為他從歐洲、美洲和印度請來編輯人員；另一方面，當時正在流亡的俄國革命者——列寧、托洛斯基和盧那察爾斯基對吉爾波的激進立場也寄予信任，並且定期為《明日》撰稿。所以有十二個月或者二十個月之久，世界上沒有一份比它更令人感興趣的刊物，倘若這份刊物能夠存在到戰後，說不定它會對公眾輿論起到決定性的影響呢。吉爾波在瑞士還同時代表着法國的那些激進小組，因為克雷孟梭不准他們在法國發表言論。他在著名的昆塔爾④和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⑤上，扮演了一個歷史性的角色。堅持國際主義的社會黨人在這兩次代表會議上和那些蛻變成愛國主義者的社會黨人進行了決裂。整個戰爭期間，在巴黎的政界和軍界中，沒有一個法國人，甚至連那個在俄國成為布爾什維克的沙杜爾上尉⑥也都沒有象這個矮小的金黃頭髮的小個子那樣讓人懼怕和憎恨。最後，法國情報局蓄意陷害他的陰謀終於得逞。他們在伯爾尼的一家旅館裡，從一個德國情報人員的房間裡偷走一些吸墨紙和若干份《明日》。這些東西無非說明，德國的某些地方曾訂閲了若干份《明日》，——這一事實本身是無罪的，由於德國人的一絲不苟的精神，看來這幾份《明白》是為不同的圖書館和政府機構訂閲的。然而，巴黎方面卻從此得到了足夠的藉口，把吉爾波說成是德國收買的一個煽動者，並且對他進行起訴。他被缺席判處死刑——這完全是非法的，正如後來的事實所證朗：十年之後在一次複審中被撤消了。但是在案件發生以後不久，由於他的偏激和極端行為——這種行為也漸漸地危及到羅曼·羅蘭和我們大家，——他和瑞士當局發生了衝突，他被逮捕並受到監禁。一直到列寧用筆一揮，把他改成俄國公民，乘坐第二趟封閉的列車到達莫斯科，才算把他救出來，因為列寧個人對他頗有好感並且感謝他在最困難的時候曾給予的幫助。應該說，這時他可以真正發揮自己的創造性才能了。因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所應具備的全部功績：坐牢、被缺席判處死刑——他全經歷過了，所以對他來說，莫斯科是他第二次大顯身手的地方。正如他在日內瓦是通過羅曼·羅蘭的幫助一樣，他在莫斯科是仰仗列寧對他的信任，才能在建設俄國時有革命的影響下成為共產主義思想的擁護者，加入了俄共（布）法國支部，並作為志願兵參加了紅軍。他曾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強烈抗議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對蘇維埃俄國的干涉，並在侵佔烏克蘭南部的法國軍隊中進行革命宣傳。他是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參加者。因進行革命活動被法國軍事法庭缺席宣判死刑，但返回法國後於一九二四年被宣告無罪。

①貝拉·庫恩（B élaKun ，一八八六——一九三九），匈牙利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一九一九年是匈牙利蘇維埃政府領導人之一，該政權被顛覆後，流亡奧地利，後到俄國。一九二一年起在烏位爾擔任黨的領導工作，歷任全俄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②庫特·艾斯納（KurtEisaer，一八六七——一九一九），德國新聞記者，巴伐利亞社會黨領導人。

③法國大革命時期共和主義者的溫和派。

④昆塔爾代表會議，即國際社會黨人第二次代表會議，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三十日在瑞士昆塔爾村舉行。列寧參加了這次會議。

⑤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即國際社會黨人第一次代表會議，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八日在瑞士齊美爾瓦爾得舉行。參加會議的有德、法、俄、意、荷等十一個國家的三十八名代表。列寧代表布爾什維克黨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通過的宣言，承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性質，並譴責了社會沙文主義和“保衛祖國”的口號。

⑥雅克·沙杜爾（JacguesSadoul ，一八八一——一九五六），法國軍官，法國社會黨黨員，一九一七年作為法國軍事使團成員被派住俄國。

所作為。而在其他人中間，几乎沒有一個人由於自己在戰時砌大膽立場而指望在戰後的法國議會裡和公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因為所有那些激進的小組都把他看作是一個真正有作為、有勇氣的人，一個天生的領導人。但實際證明，吉爾波根本不是一個具備領導素質的人，而且象許多戰時作家和革命政治家一樣，僅僅是一個來去匆匆的時代的產兒，而且，凡是與自己的才能不相稱的人物，在經過突然的陞遷之後，最終還是要垮台的。吉爾波，這個不可救藥的論戰者，在俄國也象在他當年的巴黎一樣，惹是生非，爭吵不休，虛擲了自己的才幹，終於漸漸地也和那些曾經尊敬過他的勇氣的人閙翻，其中首先是列寧，然後是巴比塞和羅曼·羅蘭，最後是我們大家。正如他開始時一樣，他在晚年只寫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冊子和無足輕重的爭論文章。在他被赦免以後不久，他就在巴黎的一隅無聲無息地死去了。這位在戰爭中最勇敢、最大膽的反戰爭者若能懂得充分利用時代賦予他的機遇，那麼他很可能成為我們那個時代的偉人之一，但他如今卻已全然被人忘卻，我也許是最後幾個還沒有把他完全拋之腦後的人之一，因為我們對他在戰時創辦了《明日》一事仍懷着感激之情。

幾天以後，我從日內瓦返回蘇黎世，開始商談我的劇本排演問題。這座城市位於蘇黎世湖畔和群山的濃蔭之下，由於它的優美環境，我格外喜愛它，當然也由於它的高雅而又略顯保守的文化。不過，由於和平綠洲瑞士正處于交戰國的包圍之中，所以蘇黎世也就不再那麼安寧了。它成了歐洲最重要的不夜城，是各種思想運動的會集地，當然也是所有唯利是圖曲生意人、投機商、間諜和宣傳鼓動人員最理想的集中地點。

由於他們突然之間看中了這座城市，使當地的居民對他們抱著十分正當的懷疑態度……在飯館和咖啡館裡，在有軌電車和馬路上，到處都能聽得到各種語言。到處都能碰上自己喜歡的和不喜歡的熟人，並且頓時陷入無休止的激烈爭論之中，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因為所有這些被命運衝到這裡來的人都和戰爭的結局休戚相關，這些人有的肩負着自己政府的使命，有的則是受到自己政府的迫害和斥罵。但不管是誰，每個人都脫離了自己原來的生活，被拋到這裡來碰運氣。由於他們所有的人在這裡都沒有自己的家，所以就始終和同伴們相處在一起。而且因為他們對軍事和政治事件沒有任何影響力，所以他們可以日日夜夜地爭論不停。這種紙上談兵的熱烈討論既使人興奮，也使人疲勞。當一個人在自己家里長年累月閉着嘴不說話，他就愛喋喋不休地講話。當一個人第一次重新獲得可以進行不受檢查地思考和寫作的權利以後，他就會迫不及待地去寫，去發表文章；每個人，甚至連才氣平平的人物——例如我說的那個吉爾波——也會竭盡全力。他們的興趣之濃是空前絶後的。操各種語言、抱著各色各樣觀點立場的作家和政治家，都彙集在這裡。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阿爾弗雷德·赫爾曼·弗裡德①在這裡出版他的《和平瞭望台》，前普魯士軍官弗裡茨·馮·翁魯②在這裡向我們朗誦他的劇本。萊昂哈德·弗朗克①創作了他的激動人心的短篇小說集《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②的《戰爭中的人們》在這裡轟動一時。弗朗茨·韋爾弗爾曾到這裡來朗誦他的作品；我在當年卡薩諾瓦和歌德曾經下榻過的古老的施韋德旅館裡遇到過各國人士。我見到過俄國人，他們後來在革命中都嶄露頭角，可是我從來不知道他們的真實姓名。我見到過意大利人、意大利的天主教教士和強硬派的社會黨人以及主戰的德國社會黨人。和我們站在一起的瑞士人中間，有大名鼎鼎的萊昂哈德·粒加茨神甫③和作家羅貝爾·費齊④。我在法語書店裡還遇到過我的譯者保羅·奠裡斯。我在音樂廳裡見到過指揮家奧斯卡·弗裡德⑤——在那裡什麼人都能碰上，但都來去匆匆。你在那裡可以聽到各式各樣的見解，有最荒唐的，也有最理性的。有的人唉聲嘆氣，有的人興高彩烈。各種雜誌紛紛創刊，各種論戰不斷激起。新的矛盾產主，舊的矛盾加劇。各種小團體，有的正在組織，有的正在解散；我在蘇黎世度過的那些日子裡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在那些夜晚（因為人們一直要談論到貝萊菲咖啡館或奧德翁咖啡館的燈光熄滅為止，有的人還常常在此之後走進別人的寓所去繼續談論），所見到的人是如此紛雜，所聽到的意見是如此莫衷一是，氣氛之熱烈，精神之集中，是我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過的。在這樣一個使人入迷的世界裡，再也沒有一個人會去注意湖光山色和它們的一派恬靜的和平景象。大家都在報紙、新聞、謡言和各種分歧的爭論中度過時日。奇怪的是：大家在這裡雖然只是在精神上經歷着那次戰爭，可是都覺得比在進行戰爭的祖國感受更深切，因為在這裡似乎能更客觀地看待戰爭，它完全擺脫了由勝利或失敗所帶來的民族利害關係。這裡的人已不再用政治的眼光看待戰爭，而是從全歐洲的眼光看待戰爭，把戰爭視為是殘酷的暴力事件，它所改變的，不僅僅是地圖上的幾條邊界線，而是世界的形式和未來。

①阿爾弗雷德·赫爾曼·弗裡德（Alfred Herman Fried ，一八六四——一九二一），奧地利著名新聞工作者，一九一一年獲諾貝爾和平獎，一九一四年在蘇黎世出版《和平瞭望台》（Friedenswarte ）。

②弗裡茨·馮·翁魯（FritzvonUnruh ，一八八五——一九七○），德國劇作家，出身高級軍官家庭，代表作有詩劇《決定之前》（Vor der Entscheidung）悲劇《血族》（Ein Geschlecht）等，作品強烈譴責戰爭。

①萊昂哈德·弗朗克（LeonhardFrank ，一八八二——一九六一），德國反法西斯進步作家，代表作有反戰短篇小說集《人是善良的》（DerMenschistgut ）等。

②安德雷阿斯·拉茨科（AndreasLatzko ，一八七九——一九四三），奧地利劇作家和小說家，代表作有一九一七年發表的反戰短篇小說集《戰爭中的人們》（MenscbenimKrieg）等。

③萊昂哈德·拉加茨（LeonhardRagaz ，一八六八——一九四五），瑞士新教神學家，蘇黎世教義神學教授，後從事工人居住區的教育工作，一九一三年起為社會民主黨人，一九一八年後為國際和平運動領袖之一。

④羅貝爾·費齊（RobertFsesi ，一八八三——一九七二），瑞士日耳曼學家和作家，一九二二——一九五三在蘇黎世任德語文學教授，除從事文學史研究外，著有戲劇、小說、抒情詩等。

⑤奧斯卡·弗裡德（OskarFried，一八七一——一九四一），德國作曲家和指揮家。

在這些人中間最使我感動的是那些沒有祖國的人，或者說比祖國還要不幸的人，即是說，他們不是沒有祖國，而是有兩三個祖國，他們自己心裡也不知道究竟是屬於哪個國家——彷彿當時我就已感到自己的命運似的。在奧德翁咖啡館的一角，常常有一個蓄着褐色小鬍子的青年男子獨自坐在那裡。

一雙有神的眼睛，戴着一副鏡片很厚的眼鏡，非常引人注目。有人告訴我說，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英國作家。當我幾天以後和這位詹姆斯·喬伊斯認識時，他卻非常幹脆他講他和英國沒有任何關係，他是愛爾蘭人。他雖然用英語寫作，但他的思想不是英國式的，而且也不願意有英國式的思想，——他當時對我講：“我要用一種超越一切語言的語言，即一種所有語言都為它服務的語言進行寫作。英語不能完全表達我的思想，因而我不受傳統的約束”。①這些話我沒有完在明白？因為我不知道他當時已經在寫作《尤利西斯》；他只把他的《青年藝術家的肖像》那本書借給我看過，那是他僅存的一本樣書，他還把自己的劇本《流亡者》借給我看，我當時甚至想把那劇本翻譯出來哩，為的是能對他有所幫助。我認識他的時間越長，我越對他的非凡的語言知識不勝驚奇，想必在他的電燈光下簡直象瓷器一樣光滑的圓而凸的前額後西裝着全部習語的全部語彙，他用十分嫻熟的技巧把所有的詞語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有一回，他問我，《青年藝術家的肖像》裡的一句很難的句子該怎樣譯成德語。我們一起試着用意大利語和法語才把那句子譯出來。他的小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由習語中的四五個詞隨意組成的，甚至包括方言土語，而他對於那些詞的色彩和含義輕重的細微差別都瞭如指掌。在他身上好象總有那麼一點辛茹苦酸，但我相信，正是這種多愁善感使他內心產生激情和創作力量。他對都柏林、對英國、對某些人物的厭惡情緒已成為他心中的動力能量，並且事實上已在他的創作中釋放出來。不過，看起來他好象喜歡自己那副不動感情的容貌，我從未見他笑過，或者說高興過。在他身上好象總有一股摸不透的力量，每當我在街上看見他時，他總是緊閉着狹窄的雙唇，邁着快步，好象正在向某個目標趕去似的。這時候我就會比在我們談話時更強烈地感覺到他的那種離群索居的性格內心的孤獨。所以我後來一點也不奇怪：那部充滿孤獨感和一切沒有任何聯繫、象流星似地墜入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是他寫的。

①詹姆斯·喬伊斯（JamesJoyce，一八八二——一九四一），是現代派小說的先驅，除了廣泛運用“意識流”創作手法外，在遣詞造句方面刻意求新，用他自己獨創的夢幻語言來寫夢幻文學，他不僅把英語單詞拆散，重新組成為混合詞，而且以多種方式使用多種語言，常常屏棄標點符號，用聲音來表現印象，例如在長篇小說《為芬尼根守靈》中，“雷擊”一詞是用一百個字母拼寫而成的，把十八種語言紛然雜陳，不斷進行自由組合，藉以象徵隆隆不絶之聲，這種混雜的語言使他的作品晦澀難懂。

在兩個國家之間過着兩棲生活的人中，還有另一個人，他就是費魯喬·布索尼。他在意大利出身和受教育，卻選擇了德國人的生活方式。他是我從青年時代起最喜歡的鋼琴演奏家。當他在鋼琴旁演奏時，他的眼睛就會射出那種奇妙的若有所思的光芒。而他的雙手卻在下面輕鬆地彈奏出音樂，表現出盡善盡美的技藝；上面那個全神貫注、漂亮的腦袋微微向後昂着，正在如醉若痴地傾聽自己演奏的音樂，好象完全處在出神入化的境界。我曾在音樂廳裡象着了魔似地不斷去看他的那張神采煥發的臉，同時，他的琴聲使我全身陶醉，那琴聲宛若微微泛起的波浪，但又象銀鈴般的清澈。而在這裡，我又重新看到了他，他的頭髮已經灰白，眼睛流露着悲哀的神情。他有一次問我：“我該屬於哪一方呢？當我夜間做完夢醒來時，我知道我在夢裡說的是意大利語，可是當我後來寫作時，我是用德語進行思維。”是呀，他的學生已遍佈全世界——“也許現在這一個學生正在向另一個學生開槍”——當時他不敢再去創作自己原來那部作品——歌劇《浮士德博士》，因為他覺得自己心煩意亂。他只寫了一出音樂不多的短小獨幕劇，為的是排遣自己的煩悶，不過，在戰爭時期，烏雲是不會從他頭上消散的，我再也聽不到他那洪亮、悅耳的笑聲，而那笑聲我以前是非常歡喜的。有一天深夜我在火車站飯館的餐廳裡遇見他，他已經獨自喝了兩瓶葡萄酒。當我從他身邊走過時，他喊住了我。“麻醉一下吧！”他指着酒瓶說，“不是喝酒！不過，有時候一個人也必須自我麻醉一下，否則就受不了。音樂並不能始終使人處于陶醉狀態，而創作只有在良辰美景時才會光臨。”

不過，這種內心矛盾的狀態對阿爾薩斯人來說尤為痛苦，而在他們中間最最不幸的又要數象雷內·席克勒那樣的人。他們的心向着法國，可是用德語進行寫作。在他們的故土周圍戰火瀰漫，他們的心好似被一把刀剖成了兩半。有的人要把他們拉向右方，有的人要把他們拽向左邊，強迫他們要麼承認德國要麼承認法國，進行這種他們不可能做到的“非此即彼”的抉擇。他們象我們大家一樣，希望看到德國和法國如同兄弟，希望看到彼此的諒解，而不是敵視，因此他們為了這兩個國家備受痛苦。

同時在他們周圍還有着一群無所適從的人：那些混血兒和有一半血緣的人，和德國軍官結了婚的英國婦女、奧地利外交官的法國母親。有的家庭，一個兒子在這一邊服役而另一個兒子在那一邊服役，父母親盼望着來自天涯各一方的家信；有的家庭，僅有的一點家財在這裡被查抄，原有的職位在那裡丟失。所有這些家庭被拆得東分西散的人都到瑞士來避難，為的是避嫌疑，因為他們無論是在自己原來的祖國還是在新的故鄉都一樣遭受到嫌疑。這些心靈受到嚴重摧殘和折磨的人，為了怕使彼此難堪，而避免講任何一種語言。他們猶如幽靈一般，悄悄地行走。一個住在歐洲的人，越是把整個歐洲視為自己的故鄉，就越會被這個要砸爛歐洲的拳頭擊得粉碎。

在這期間，《耶利米》上演的日子已臨近。後來，演出獲得了巨大成功，《法蘭克福報》卻象告密者似的向德國發消息說，美國公使和幾個協約自的知名人士也觀看了演出，但這事並沒有使我非常不安。我們感覺到，戰爭現已進行到第三個年頭，德國內部越來越虛弱，反對魯登道夫一意孤行的繼續戰爭的政策，已不再象當初威風凜凜的作孽時刻那樣危險。到了一九一八年秋天，戰爭的結局必然就會分曉。不過，我可不想再在蘇黎世度過那等待的時間了。因為我的目光已漸漸地變得更清醒和更警覺。在我剛剛到達蘇黎世的最初熱情時刻，我原以為在所有這些和平主義者和反軍國主義者中間能找到真正的志同道合的人，找到確有決心為歐洲的和解而奮斗的戰士。但是不久我發現，在那些裝成流亡者和堅貞的殉道者中間混雜着一些陰暗的人物。他們是為德國諜報機關效勞的人，被收買來對每一個人進行偵探和監視的。任何人都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很快作出這樣的判斷：這個平靜而又守法的瑞士已被兩個陣營的秘密諜報人員象鼴鼠打洞似地破壞了。倒字紙簍的女傭、女接線員，形跡可疑、慢慢吞吞地在身邊服務的飯店招待，都在為一個敵國服務，甚至常常是同一個人為兩邊效勞。箱子被偷偷地撬開，吸墨紙被拍成照片，信件在郵途中不翼而飛，時髦俏麗的婦女們在旅館的大廳裡令人噁心地向一個男人微笑，一些熱心得出奇的和平主義者——我們從未聽人說起過他們——會突然登門拜訪，並請求在他們的聲明上簽名或者假惺惺地來素取那些“可信賴的”朋友們的地址。有一個“社會黨人”請我給拉紹德封①的工人們作一次報告，報酬高得令人生疑，而工人們對此卻一無所知。真是處處得小心提防。沒有多久，我終於發現，那些能夠看作絶對可靠的人是何其之少，更由於我不願捲入政治，所以我的交往也就愈來愈有限。何況，即使在那些可靠的人家裡，那種毫無結果的無休止的討論，以及那種激進主義者、自由派人士、無政府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和不問政治的人混雜一起的奇特現象，也使我感到無聊；我在那裡第一次學會了如何去正確觀察一個典型的職業革命家：他將永遠對與自己無關緊要的事情一味採取反對的態度，他覺得這樣就會抬高自己的地位，他將死守教條，因為他自己沒有任何立足點。所以，要是繼續留在那種喋喋不休的混亂環境裡，也就意味着會把自己的頭腦搞亂，同流合污，對自己信仰的道義力量失去信心。於是我和他們分道揚鑣了。事實上，在咖啡館裡策劃謀反的人沒有一個敢真正造反，在那些臨時湊在一起的世界政治家中，當真正需要政治的時候，卻沒有一個懂得搞政治。好不容易到了開始戰後建設的時候——這當然應該得到肯定——可他們還是抱著那種吹毛求疵、牢騷滿腹的否定態度，正如當年的反戰作家只有很少幾個人還能在戰後寫出一部重要作品一樣。一個使他們熱衷于搞創作、搞政治和爭論不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戰爭一旦結束，反戰運動也隨之結束。由那些令人注目、有才華的人所形成的整個反戰階層也就俏然煙消雲散了，每一個小團體當然也不復存在，因為他們是由於一時相同的處境，而不是由於共同理想而組成的。

①拉紹德封（La Chaux de Fonds ），瑞士西部汝拉山中一小鎮。

我在離蘇黎世約半小時路程的呂施利孔替自己找了一個恰當的地方——一家小旅館，從呂施利孔的山丘上能眺望到整個蘇黎世湖，只是顯得又小又遠，還能望見城裡的塔樓。我在這裡只需要會見我自己請來的真正朋友，他們是羅曼·羅蘭和馬塞雷爾。我能在這裡干自己的工作，充分利用無情消逝的時間。美國的參戰，使所有那些被矇住了眼睛和耳朵被本國的大話震聾了的人頓時猛醒，感覺到德國的失敗不可避免；當德國的皇帝突然宣佈說，從現在起他要實施“民主”時，我們知道事態已非常嚴重。我坦白地承認，我們奧地利人儘管和德國人語言和思想感情相通，但也變得不耐煩起來，巴不得那已經變成不可避免的事快快到來。曾經發誓要戰鬥到最後一息的威廉皇帝終於逃亡出國了。為了自己的“勝利和平”而葬送了千百萬人生命的魯登道夫也戴上墨鏡偷偷溜到了瑞典。但那一天卻給我們帶來許多寬慰。因為我們——當時全世界的人也和我們一樣——相信隨着這次戰爭的結束，戰爭永遠結束了。蹂躪我們這個世界的野獸都已被制服或者統統被殺死了。我們相信威爾遜①的偉大綱領，就好象完全是我們自己的綱領似的。當俄國革命還在以人道和理想主義的思想歡慶自己蜜月的日子裡，我們彷彿看到了曚曚的曙光。我現在知道我們那時很傻。不過不僅是我們傻。凡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會記得：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用雷鳴般的歡呼聲來迎接威爾遜，把他當成會給全世界帶來福音的救世主；也都會記得：敵對雙方的士兵互相擁抱和親吻的情景；在那和平的最初日子裡，歐洲人表現出空前的深信不疑的心情。因為現在地球上終於有了空間去建立那個早就盼望着的正義和博愛的王國，我們夢想著當時就建立共同的歐洲，不然，就要永遠失去時機了。我們曾度過的地獄般的生活業已過去，我們還有什麼可害怕的呢？一個新的世界已經開始。而正由於我們年輕，我們心裡想：這將是我們的世界，一個我們夢想過的世界，一個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

①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 ，一八五六——一九二四），美國第二十八屆總統，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提出“十四點原則”作為對同盟國媾和的基礎。

重返奧地利

從邏輯角度看，我在德奧軍隊崩潰以後重返奧地利，是一件最愚蠢的事情。因為當時的奧地利還籠罩着早年專制皇朝的陰影，在歐洲的地圖上是一塊捉摸不定、毫無生氣、灰溜溜的地方。捷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亞人都把他們自己居住的地方分割走了；奧地利只剩下殘缺不全、好象還在淌着鮮血的軀幹。在那六七百萬不得不自稱是“德意志族奧地利人”中間就有二百萬人擁擠在首都維也納。他們在那裡挨餓受凍。早先曾使這個國家富裕的許多工廠是設在現已屬於外國的土地上。鐵路線只剩下殘缺不全的路基。國家銀行的儲備黃金已全部用來償還巨額的戰爭借款。國家四周的邊界線尚未確定，因為和平才剛剛開始，要承擔的責任還沒有最後規定。國內沒有麵粉、沒有麵包、沒有煤炭、沒有石油。看來一場革命己不可避免；要不，就是一種災難性的解決辦法。按照各種世俗的預見，這個由戰勝國人為製造的國家是無法獨立生存的——所有的政黨，各種社會主義的、教會的、民族主義的政黨，都是喊着這種腔調——看來，這個國家自己也完全不願獨立存在。就我所知，出現這種悖理的情況，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一個國家被迫獨立存在，而它自己卻竭力加以拒絶。奧地利的願望是，要麼和那些原來相鄰的國家重新合併，要麼和同一民族的德國統一，而絶不願在這種被肢解的狀態下過一種屈辱的乞丐似的生活。而那些相鄰的國家卻相反，他們再也不願意和這個奧地利繼續保持經濟同盟，一則是因為那些國家認為奧地利太窮了，二則是因為害怕哈布斯堡皇室復辟；至于和德國合併，是被協約國所禁止的，因為協約國不願看到戰敗的德國因此而變得強大。所以協約國明文規定：這個德意志奧地利共和國必須繼續存在，對一個自己不願意存在的國家竟下達這樣的命令：“你必須存在！”——這是歷史上的咄咄怪事。

在一個國家最困難的時期，究竟是什麼促使我自願回去的呢？今天我自己也無法說清楚。不過，我們這些在戰前成長的人，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我們認為，在這樣一種最最困難的時刻，我們更應該屬於自己的祖國，自己的家庭。我覺得，貪圖安逸，逃避眼前在那裡發生的悲劇，是多麼怯懦。而且我，作為《耶利米》的作者——更感到有責任，用自己的話去幫助克服戰敗帶來的困難。我覺得，在戰爭朋間自己好象是多餘的，而現在戰敗之後，倒好象適得其所，尤其是因為我曾反對過拖延戰爭，所以贏得了一定的聲望，特別是在青年中間。再說，即便我不能有所貢獻，但是我能和他們一起去共嘗我曾預言過的苦難，至少也是一種彌補。

當時，要重返奧地利，所作的準備簡直就象去北極探險，必須穿上暖和的衣服和毛衣，因為誰都知道過了國境綫的那一邊沒有煤——而冬天又即將來臨。鞋子要換好鞋底，因為那邊只有木頭鞋底，帶上瑞士允許出口數量的全部貯備食品和巧克力，為的是在拿到第一次麵包票和黃油票以前不致挨餓。行李要去保險——只要保價費高到還有能力支付，因為大多數行李車都會遭到搶劫，而丟了一隻鞋，丟了一件衣服，都是無法彌補的。只是我十年以後有一次到俄國去，我才作了類似的旅行準備。列車到了布克斯邊境火車站——一年多以前我曾懷着喜悅的心情乘車駛進這個車站——我站在那裡猶豫了片刻，問自己是否在這最後時刻，還是回頭好。我覺得這是決定我一生的關鍵時刻。但最後我還是決定去迎向困難和相當艱苦的生活。我重又登上列車。

當我一年前到達瑞士布克斯邊境火車站時，我曾經歷了那興奮激動的一分鐘。而現在，當我回國的途中，我同樣在奧地利的費爾德基爾希①邊境火車站經歷了難忘的一分鐘。我一下火車，就發覺邊境官員和警察身上那種明顯的不安。他們對我們並不特別注意，過境檢查十分草率，他們顯然是在等待更為重要的事。最後，鐘聲敲響，表示一趟從奧地利方向開來的列車就要進站，站上的警察都各就各位，全體工作人員急急忙忙從木板小屋裡出來，他們的妻子也都一齊擁向月台——顯然是事先打過招呼的；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在等待的人群中有一個身穿黑衣服、帶著兩個女兒的老婦人，從她的儀態和服飾看，大概是個貴族。她顯得很激動，不時拿手帕擦眼睛。

①費爾德基爾希（Feldkirch ），奧地利西部一邊境小鎮，和瑞士隔望。

列車徐徐地、几乎可以說是莊嚴地駛來。這是一趟特別列車，不是那種被日曬雨淋而褪了色的破舊的普通車廂，而是寬敞豪華的黑色車廂，是一趟專車。機車停住了。可以感覺到，列隊等候的人群激動起來，我還始終不知道是為了什麼。驀地我在車廂的反光鏡裡認出高高站立着的卡爾皇帝——奧地利最後一位皇帝——和他的身穿黑色服裝的夫人齊塔皇后。我簡直驚獃了，奧地利的最後一位皇帝、統治了七百年之久的哈布斯堡皇朝的繼承人要離開自己的帝國了！儘管他拒絶正式退位，奧地利共和國仍然允許他在離別時享受所有的禮遇，或者說，是他強烈要求共和國這樣做的。此刻，這位身材高大、面容嚴肅的人站在窗戶旁，最後一次看一看自己國家的山巒、房屋和人群。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卻被我親身經歷到了——我是在帝國的傳統中長大的，我在學校裡唱的第一支歌是對皇帝的頌歌；後來我又在軍隊裡服役，曾面對著這個此刻身穿庶民服裝、流露着嚴肅和沉思目光的人發過誓言：“和領土、領水、領空共存亡”，現在我目睹此情此景，更是感慨萬千，我曾多次在盛大的節慶時見過奧地利的老皇帝，那種豪華的場面今天早已成為傳奇，我曾在申布龍皇宮裡見他從台階上走下來，周圍簇擁着自己的家族和身穿閃爍發亮的制服的將軍，接受八萬名維也納學童的效忠宣誓。學童們整齊地站立在綠色的大草坪上，用童音激動地合唱着海頓的《上帝養育歌》。我也曾在宮廷舞會上、在戲劇預演時見到過老皇帝，當時他穿的是金光閃閃的禮服，我還在伊施爾溫泉看到他戴着一頂綠色的施蒂里亞人帽子驅車打獵，我曾看見他排在聖體節的行列中，虔誠地低着頭，向斯特凡教堂走去——而在那霧茫茫的一個潮濕的冬天，我終於看到他的靈車。正當大戰進行期間，人們把那個年邁的老人安葬在卡普秦陵園。“皇帝”這個詞對我們來說曾是權力和財富的縮影，是奧地利永存的象徵，我們自幼就學會用無比的敬畏來說皇帝這兩個字。而現在我卻眼望着他的繼承人——奧地利的最後一位皇帝作為被驅逐者離開這個國家。哈布斯堡皇室的光榮帝國，代代相傳了數百年，在這一分鐘裡宣告壽終正寢了。我們周圍所有的人都在這淒涼的情景中回顧着歷史，世界的歷史。憲兵、警察和士兵們都顯得很尷尬，略感羞辱地在一旁觀看著，因為他們不知道是否還可以敬老式的軍禮，婦女們都不敢舉目正視，誰都不說話，所以當突然聽到一個傷心的老婦輕輕的嗚咽聲時，都情不自禁地一怔。那一去不復返的一秒鐘開始了，機車猛一沖，好象必須這樣使勁似的，列車緩緩地離去了。鐵路工作人員恭敬地目送着它，然後又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露出那種人們在送葬時所能看到的窘迫神情，延續了几乎千年的皇朝在這一瞬間才宣告真正結束。我知道，我要回去的，已是另一個奧地利，另一個世界。

那列車剛剛在遠方消失，就有人要我們從潔亮的瑞士車廂換到奧地利車廂。而要想事先知道這個國家發生了什麼，也只有踏上奧地利車廂才會清楚。給乘客指引座位的列車員們，走起路來都慢慢吞吞，他們面容憔悴，好象沒有吃飽，衣衫已一半襤褸；穿破的舊制服在下塌的肩膀周圍晃來晃去。玻璃窗邊用來拉上拉下的皮帶已被割掉，因為每一塊皮都是寶。盜賊的匕首或刺刀把座位破壞得不成樣子；整塊軟墊皮面不知被哪個恬不知恥的人野蠻地劫走了，他為了補自己的鞋子，只要見到有皮革，就隨手取來。同樣，車廂壁上的煙灰缸也都不翼而飛，為的是煙灰缸上有那麼一點點鎳和銅。深秋的風穿過破碎的車窗，從外面呼呼吹來，夾帶著劣質褐煤的煙霧的爐灰；現在的機車燒的都是褐煤，煙霧和爐灰把車廂的地板和四壁都燻黑了，不過，煙霧的臭氣至少也減輕了一點強烈的碘酒氣味，而那種碘酒氣味會使人回想起這些只剩下骨架的車廂在大戰期間曾運送過多少傷病員。不管怎麼說，列車居然還能向前運行，這也可謂是一種奇蹟。誠然，這是一種折磨人的奇蹟；每當沒有上油的車輪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稍微有點不刺耳時，我們就擔心疲勞過度的機器要斷氣。以往一小時運行的路程，現在需要四五小時。黃昏一到，車廂裡就黑魆魆的一片。電燈泡有的被打碎，有的被偷走。要想尋找點什麼，就得點着火柴向前摸索。車廂裡的人之所以不覺得寒冷，是因為一開始就已六人一窩、八人一堆地相互擠着坐在一起。可是剛到前面第一個車站又擠上來許多人，人越擠越多，所有的人都因為等了數小時而疲憊不堪。車廂過道上擠得滿滿的。甚至連踏板上都蜷縮着人，而顧不得已象是初冬的夜裡天氣。此外，每個人還小心翼翼地緊抱著自己的行李和食品包。誰也不敢讓一件東西在黑暗之中離手，哪怕是僅僅一分鐘。我又從和平的環境乘車回到這個以為已經結束了的戰爭恐懼之中。

機車在快到因斯布魯克前突然喘息起來，儘管呼呼地鼓氣和鳴笛呼嘯，也都無法爬上一個小山坡。鐵路工作人員拿着冒煙的提燈緊張地跑來跑去。如果等一輛輔助機車氣喘吁吁地開來，需要一個小時。到薩爾茨堡又需要十七小時，而不是以往的七小時。在這車站附近沒有一個搬運夫；最後多虧幾個衣着破舊的士兵幫我把行李搬到一輛馬車上。可是那輛出租馬車的馬，是又老，又喂得極差，看上去，與其說是馬駕轅，毋寧說是馬靠着轅才站住的，我實在沒有勇氣把箱子裝到馬車上，讓那匹鬼怪似的牲口拖着走。於是我把箱于留在火車站行李房，儘管我非常擔心，怕再也見不到它們了。

戰爭期間我曾在薩爾茨堡買了一幢房子，因為我和早年的朋友由於對戰爭所持的相反態度而疏遠。這使我心裡渴望不再住在大城市和人多的地方，後來，我的工作也處處要利用這種隱居的生活方式。我覺得在奧地利的所有小城市中薩爾茨堡不僅景色優美，而且地理位置也最為理想。因為它地處奧地利的邊唾，乘兩個半小時火車即到慕尼黑，五小時火車倒維也納，十小時到蘇黎世或威尼斯，二十小時到巴黎，是通向歐洲的真正始發點。不過，它當時還沒有因為這裡舉辦各：種藝術節而成為“群芙苔萃”的名城（一到夏季，雅士淑女雲集於此），它當時還是一個古樸、沉睡和富於浪漫色彩鯽小鎮，座落在阿爾卑斯山末端的山麓，阿爾卑斯山的峻嶺和山崗到了這裡和德國平原自然相連。我居住的那座鬱鬱蔥蔥的小山崗，彷彿是阿爾卑斯山脈波浪而至的最後一個浪峰。汽車開不到那裡，只能沿著一條已有三百年之久的有一百多級台階的崎嶇山路爬上去，當你從山崗的露台上看到那座塔樓林立的城市的許多屋頂和山牆的迷人景色時，你攀登的辛苦也就得到了報償。山崗後面是氣勢雄偉的阿爾卑斯山脈的全景（當然，也能望見貝希特斯加登①附近的薩爾茨山，不久，當時毫無名氣的一個名叫阿道夫·希特拉的人就住在我的對面）。我的那幢住宅富有浪漫色彩，但不實用。它是十七世紀一個大主教的狩獵個別墅，倚着堅厚的城堡圍牆，到了十八世紀末，別墅左右兩邊又各擴建了一間房；別墅內有一幅精美的舊壁毯和一個繪有圖畫的九柱戲球。一八○七年，弗朗茨皇帝訪問薩爾茨堡時，曾在我們那幢別墅的長廊裡親手用這個球打倒了九柱戲的柱，別墅內還保持着幾張寫有各種基本權利的羊皮紙，它們是已往輝煌歷史的見證。

①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 ），德國巴伐利亞邊境城市，隔國境綫和薩爾次堡相望，一九二三年起希特拉常在此避暑。

那幢別墅——由於門面大而顯得華麗壯觀，但廳室卻不超過九間，因為它進深淺——是一座結構奇巧的古建築，後來，我們的賓客無不為之讚歎，但在當時，別墅悠久的歷史卻不是一件好事，我們發現我們那個家几乎不能安身。雨水滴滴嗒嗒漏入房內，每次降雪後，門廊裡全是積雪，而想好好修一下屋頂在當時是不可能的，罔為木匠沒有修房椽的木頭，自鐵匠沒有修天溝的鉛皮，最破的漏洞也只能用油氈勉強補一下，要是再下雪的話，也是無濟於事，除非自己爬上屋頂去把積雪掃掉。電話常常和人作對，因為電話綫不是銅製的，而是用錢絲代替；任何零星物品都要我們自己拖上山去，因為山上無人供應。然而，最令人頭痛的是寒冷，因為四周遠近都沒有煤賣。庭園裡的樹木還都太嫩，燒起來沒有火力，只是象蛇一樣地發出噝噝聲，不是在燃燒，而是在吐着泡沫，發出爆裂的聲響。我們不得不用泥煤來對付。它至少可以產生點熱，但有三個月的時間我几乎只能捂在被窩裡，用凍得發紫的手指寫我的文章。每寫完一頁，就得把手伸到被窩裡暖一暖。然而，即使是那種無法居住的房子也還得當作寶貝，因為在那災難之年，不僅食品和燃料普遍匾乏，房子也相當緊張。奧地利已經有四年不造房子，許多房屋已經倒塌，而當時大批無家可歸的退役士兵和戰俘又突然蜂擁而至，以致每間可用的房屋都得住一戶人家。管理委員會已經來過四次，我們也早已自願交出兩間房，不過我們的房子是又破又冷，當初曾使我們非常過不去，而現在卻起到了保護作用；因為沒有人願意爬上一百多級台階，到這裡來受凍。

那時候，每次下山進城，都要碰上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我第一次目睹了十分嚴重的饑饉。麵包都已發黑並且成了碎屑，味道不正。喝的咖啡是用烤糊的大麥熬的湯；啤酒就象顏色發黃的水。巧克力就象染了顏色的沙粒。土豆全是凍壞了的；為了不致把肉味全部忘卻，大多數人自己飼養家兔。一今年輕小伙子為了星期天的萊餚會到我們園子裡來打獵松鼠；養得肥壯一點的狗或貓走離得稍遠一點就很少能回來。衣服料子實際上是加工過的紙，是代用品的代用品；男人們几乎都穿舊的衣服，甚至是俄國人的制服，是從倉庫或者哪個醫院弄來的，是好幾個死人穿過的；用舊麻袋做褲子也為數不少。街上的陳列商品好象都被洗劫一空。泥灰象瘡痂似地從頽圮的房屋上剝落下來，路上行人明顯營養不良，勉強支撐着去工作，看了使人傷心。在平原地區，食品供應略好一些；在道德風氣普遍下降的情況下，沒有一個農民想到按法定的“最高價格”出售自己的黃油、鷄蛋、牛奶。凡是能貯藏的食物，他都貯藏在自己的倉庫房裡，等待買主用好價錢上門來買。因此很快出現了一種新職業，即所謂“囤積居奇”。那些無業男子帶者一、兩個背囊，到農民那裡挨家挨戶收購，甚至乘火車到特別有利可圖的地方去進行非法套購食品，然後在城裡以四、五倍的價格兜售出去。農民開始很高興，他們用自己的鷄蛋和黃油換來了這麼多鈔票，就象流水似的淌進家門，並把鈔票在自己家裡“攢起來”，但當他們帶著塞得滿滿的皮夾到城裡購買商品時，他們憤怒地發現自己要買的長柄鐮刀、鐵鎚、鍋爐的價格在這期間已上漲了二十倍或五十倍，而他們為自己的食物只多要了五倍的價錢。從這時起，他們只準備把自己的食品換成工業品，並要求等價交換，以物易物；自從人類進入戰壕從而有幸重溫洞穴生活以後，現又擺脫了流通千年之久的貨幣，回覆到原始的物物交換。一種怪誕的買賣方式開始遍及全國。城裡人把農民可能缺少的東西拖去賣給他們，諸如中國的大瓷花瓶和地毯，劍和獵槍，照相機和書籍，燈具和各種裝飾品；因此，如果你走進一戶薩爾茨堡的農家，就會看到有一尊印度菩薩正在凝視着你，使你大吃一驚，或者發現一具豎放著法國皮面精裝書的洛珂珂式書櫃，新主人對這種書櫃感到格外的自傲，洋洋得意。“真正的精裝書！法國的！”他們鼓着雙腮，炫耀他說。要物不要錢，已成為口頭禪。有些人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褪下自己的結婚指環和身上的皮帶。

最後，為了制止這種實際上只對擁有實物的人有利的黑布買賣，政府進行了干預。每一個省都設立了關卡，繳收那些鐵路上和騎自行車的“囤積居奇者”的貨物，然後分配給城市的食物供應機構。囤積居奇者用仿照美國西部的走私方式組織夜間運輸，或者賄賂那些自己家中有挨餓的孩子的檢查人員的辦法作為回答。有時候也會出現用左輪手槍和匕首進行真正搏斗的場面。那些小伙子經過在前線的四年訓練，已能熟練地使用刀和槍，在平地上逃跑時也會利用軍事上進行自身掩護的那一套。這種混亂的局面一周比一周嚴重，居民們也越來越驚恐不安。因為越來越覺得貨幣一天一天地貶值。鄰近的幾個國家已用自己的紙幣替換了奧匈帝國的紙幣，並把兌換老“克朗”的主要負擔，或多或少轉嫁給了可憐的奧地利。在居民中失去信用的第一個標誌是硬幣見不到了，因為一小塊銅或鎳對於光印幾個字的紙張來說總歸是“實物”。國家雖然開足馬力印鈔票，以便按照靡非斯特的辦法造出儘可能多的人造紙幣，但是仍然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於是，每座城市、每個小鎮，乃至每個村莊都開始為自己印刷紙幣，這種紙幣到了隔壁的村莊就會被拒絶接受，後來終於真正認，識到這樣的紙幣毫無價值，多半被乾脆扔掉了事。我覺得，如果一位國民經濟學家能把先在奧地利然後在德國的通貨膨脹的所有階段清清楚楚地描寫出來，情節之扣人心弦不難超過任何一部長篇小說，因為混亂的局面越來越新奇。不久，誰都不知道還有什麼東西是值錢的。物價任意飛漲；在一爿及時漲價的店舖裡，一盒火柴的價錢會高出另一爿店舖二十倍，只不過那爿店舖的主人老實、心腸不黑而仍按頭一天的價格出售貨物罷了；為了報答他的這種誠實、店舖在一小時之內貨物傾空，因為人們奔走相告，每個人都奔跑去購買那裡出售的貨物，也不管良己是否需要。即使一條金魚，或者一隻舊的望遠鏡，也總歸是“物”，人人都要物而不要鈔票。最荒唐的是房租收費比例與日俱增。政府為了保護租房人（他們是廣大群眾）的利益，不准提高租金，從而損害了出租人的利益。不久，在奧地利租一套公寓的中等套間，一年盼房租還不夠一頓午飯錢；所以實際上全奧地利有五年或十年時間差不多等於自住房（因為後來連解除租房契約都不准許）。由於這種混亂不堪的局面，社會風氣一周比一周荒唐和缺乏道德。出於愛國熱忱而把自己節儉了四十年的積蓄買了戰時公債的人頓時成了乞丐。借債人全都不再還債。遵守分配用糧的人都挨餓；只有那些大膽超支用糧的人才吃得飽。善於賄賂的人路路可通；搞投機倒把的人大發橫財。誰按批發價出售貨物誰就會被人竊取一空；經過仔細核算做買賣的人總是受騙上當。在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之中，再無規範價值而言。也不再存在什麼道德，唯有這樣一條準則：隨機應變、八面玲瓏、無所顧忌，跳上這匹疾馳的快馬而不是被它踩在蹄下。

此外，當奧地利人在價值發生驟變之中失去任何規範時，某些外國人也看到在我們這裡可以混水摸魚。因為通貨膨脹期間——這次通貨膨脹持續了三年，而且速度越來越快——國內唯一具有穩定價值的東西，就是外幣。由於奧地利的克朗拿在手裡就會象膠水那樣流失，所以人人都想要瑞士法朗，美元；於是相當一大批外國人便利用這種經濟形勢，吞噬奧地利克朗的疲軟軀體。奧地利“被發現了”，並且出現了“外國人蜂擁而至”的災難性季節。維也納所有的大飯店都住滿了那些吞食腐屍的禿鷲；他們什麼都購買，從牙刷一直到農莊。他們把私人收藏的和古玩店裡的古董收購一空，一直到古董的主人懊喪地發覺自己遭到的是一場搶和盜的浩劫。瑞士的旅館小看門人，荷蘭的女打字員都住進了環行大道幾家大飯店裡的貴族套間。這種事似乎難以令人相信，但我作為一個目擊者可以用下列這樣一件事實作證：薩爾茨堡那家著名的豪華賓館——歐洲飯店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是全部租給英國失業者住的，他們因為有充足的英國失業救濟金，而在這裡過着比老家貧民窟更便宜的生活。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諸如在奧地利生活費用和物品便宜之類的消息漸漸地不脛而走，於是，貪婪的新來客從瑞典和法國源源不斷而入，在維也納市區的街道上，講意大利語、法語、土耳其語和羅馬尼亞語的人比講德語的人還要多。甚至起初通貨膨脹速度慢得多的德國——當然，起初慢得多是為了後來比我們的通貨膨脹的速度還要快百萬倍——也利用自己的馬克來對付貶值的克朗。作為邊境城市的薩爾茨堡給我以最好的機會來觀察那些每天路過的搶劫隊伍。數以百計和數以千計的巴伐利亞人從相鄰的城市和村莊象潮水似的湧到這座城市。他們在這裡清人縫製套服，修理自己的汽車，採購藥品，找醫生看病，慕尼黑的大商號在奧地利寄發國際信件和拍發電報，為的是能從郵資的差價中占到便宜。後來，德國政府終於採取行動，設立邊境稽查站，以制止所有必需品不是在本地商店購買而是在價格便宜的薩爾茨堡購買。因為到最後，一馬克在薩爾茨堡頂七十奧地利克朗用。同時，海關對奧地利出產的每一件商品實行沒收。但是，有一種商品始終不受限制，那就是喝進肚子裡的啤酒。嗜好啤酒的巴伐利亞人每天拿着交易所行市表進行核算，看看是否能夠由於克朗的貶值而使自己在薩爾茨堡的酒館裡用同樣的價錢喝上比在家裡多四五立升甚至十立升的啤酒。再也想不出有比這更大的誘惑了。於是，就有成群結隊的人帶著妻兒從費賴拉辛和賴電哈爾越境過來，為的是能好好享受一下，灌滿一肚子啤酒。每天晚上，火車站成了酪酊大醉、狂呼亂叫、打着飽嗝兒、嘔吐不止的酒徒們的真正魔窟；有些喝得實在不能動彈的人只好被拖上平時用來運箱子的手推車，送進車廂，然後列車滿載着這群又吼又唱、發酒瘋的人返口他們自己的國家。當然，這些快活的巴伐利亞人沒有想到以後會有多麼可怕的報復在等待着他們。因為當克朗一旦穩定，而馬克以天文數字大幅度下跌時，奧地利人也是從同一個火車站乘卒過來，在這一邊猛喝便宜的啤酒，開始重演同樣的閙劇；只不過方向相反罷了。這種在雙方通貨膨脹之下發生的啤酒戰是值得我特別回憶的往事之一，因為它也許是從小的方面，形象而怪誕地把那幾年的整個瘋狂現象揭示得淋漓盡致。

奇怪的是，我今天怎麼也回憶不起來那幾年中我們在自己家裡是怎樣安排生活的。當時住在奧地利的每一個人單單維持一天的生活就要開銷幾萬和幾十萬克朗，後來在德國則要開銷數百萬克朗。我不記得人們怎麼弄到這麼多錢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我們確曾有過這麼多錢。我們已經習慣了，我們已適應那種混亂的局面。一個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外國人從邏輯上推理一定會這樣想：一個鷄蛋在奧地利的價錢相當於過去一輛豪華的汽車，而後來在德國竟高達四十億馬克——几乎相當於以前大柏林市全部房屋的地皮價——在這樣的年代，人們一定以為，婦女們披頭散髮，發瘋似地在街上匆匆而過，店舖裡一片荒涼，因為什麼物品都買不到了。尤其是戲院和娛樂場所全都空空蕩蕩。然而，使你不姓驚奇的是，情況恰恰相反。人們要求生活連續性的意志遠遠勝過貨幣的不穩定性。在那金融一片混亂之中，日常生活都几乎不受干擾地在繼續。但就個人來說，變化都很大。富人們變窮了，因為他們存在銀行裡的錢在大量發行紙幣中流失了；而投機家們卻變富了。不過，飛輪始終是以自己的節奏在旋轉，毫不停頓，從不關心個別人的命運。麵包師烤他的麵包，鞋匠做他的皮靴，作家寫他的書，農民耕他的地，列車正常運行，報紙在每天早晨的慣常時刻送到門口，而且恰恰是那些娛樂場所、酒巴間和戲院總是座無虛席。因為正是這種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穩定的貨幣現在天天貶值，從而使人們更看重生活——工作、愛情、友誼、藝術和自然——的真正價值。處于災難之中的整個民族生活得比以往更富有情趣、更充滿活力；小伙子和姑娘們上山遠足，回家時已曬得膚色黝黑；舞廳裡的音樂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廠和商店在四處興建；我自己都几乎不敢相信我在那幾年的生活和工作竟會比以往更朝氣蓬勃。我們以前認為重要的東西，現在變得更重要了；我們在奧地利從未有象在那混亂的幾年裡更熱愛藝術，因為由於金錢的背叛，我們覺得自己心中這種永恆的東西——藝術才真正可靠。

例如，我從未在那最艱難的日子裡忘記去看歌劇。去看歌劇的人要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摸索着走，因為由於缺煤而不得不限制照明；看一次歌劇要用一大把鈔票才能買到一張頂層樓座的票。這筆錢在從前足夠訂一年的包廂。由於劇場內沒有暖氣，觀眾得穿著大衣看戲，並且靠和鄰座的觀眾緊擠在一起來取暖；從前，場內的男人穿的是制服，女士穿的是長裙，相映成輝，而現在，場內是一片灰色，單調、暗淡！誰也不知道上演的歌劇下星期是否能夠繼續演出，如果貨幣一直貶值下去而運來的煤僅僅只夠用一個星期的話，在那座象皇家劇院那樣富麗堂皇的豪華劇院裡，一切顯得倍加淒涼，樂隊的演奏員坐在樂譜架旁，身穿破舊的燕尾服也同樣顯得暗淡無光。他們面色憔悴。由於一切匱乏而已精疲力竭。在那座變得陰森森的副院裡，我們自己也象幽靈一樣。當指揮舉起指揮棒，帷幕徐徐拉開以後，演出從未有過那樣精彩。每一個歌唱演員，每一個樂師都竭盡全力，因為大家都覺得，也許在這座可愛的劇院裡，這是最後一次演出了。我們悉心傾聽，精神之集中，是前所未有的，因為我們也覺得，這或許是最後一次了。我們大家——千百萬人在那幾個星期、那幾個月、那幾年裡部這樣生活——在崩潰前的一段時間裡都使出了最後的力量。我從未在一個民族身上和我自己心中感覺過有象當時那樣強烈的生活意志，當時最重要的事就是：生存。繼續活下去。

不過，儘管如此，當我向某個人解釋被洗劫一空、嚴重貧困、多災多難的奧地利怎麼會生存下來時，我真不知該怎麼說好。當時，在它的右邊的巴伐利亞創立了共產主義的議會共和國，左邊的匈牙利在貝拉·庫恩的領導下已變成了布爾什維克；我至今仍然無法理解為什麼革命役有蔓延到奧地利來。當時確實不缺彈葯，街道上到處遊蕩着半饑餓狀態、衣衫襤褸的複員士兵，忿忿不滿地目睹着那些靠戰爭和通貨膨脹而起家的暴發戶所過的可恥奢侈生活，兵營裡已有一個“紅色衛兵”營準備起事，而且不存在任何對立的組織。當時只要有兩百名堅決的人就可以拿下維也納和整個奧地利。可是，根本沒有發生什麼嚴重事件。唯一的動亂只是一群不守紀律的人企圖閙事，但被四五十個武裝警察輕而易舉地乎定了。所以奇蹟變成了現實；這個能源被切斷、工廠、煤井和油田處于停頓狀態的國家，這個被搶劫一空、僅僅依靠雪崩般下跌和失去任何價值的貨幣維持着的國家終於保存下來了，堅持過來了——這或許正因為它自身虛弱的緣故吧，因為人民肚子餓得太厲害了，一點力氣也沒有了，不可能再去進行什麼鬥爭；不過，這也可能是由於它自身有着那種極為神秘的、典型的奧地利的力量，即天生的和善本性吧。因為最大的兩黨，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社會黨儘管有着深刻的內部矛盾，卻在那最最困難的時刻共同組織了聯合政府。兩黨都作了妥協，以防止出現整個歐洲四分五裂的災難局面。於是局面開始慢慢地得到整頓和鞏固，並且發生了連我們自己都感到驚異的難以置信的事：這個被肢解了的國家繼續存在着，甚至以後希特拉來向這個在貧困中無比堅強的忠實民族徵募兵員時，它曾準備起來捍衛自己的獨立。

不過，這個國家終於沒有徹底顛覆，僅僅是從表面上和從政治意義上講，實際上，在戰後的最初幾年，一場巨大的革命正在內部發生。有一些東西隨着軍隊的失敗而被破壞了：即在我們自己青年時代曾一度被培養起來的對權威從不犯錯誤的誠惶誠恐的信念被破壞了。不過，難道德國人會繼續佩服他們自己那個發誓要戰鬥到“最後一息”、卻在夜霧之中逃出國的皇帝嗎？難道德國人會繼續佩服他們的軍隊首腦、政治家，或者那些只會將“戰爭”和“勝利”、“困苦”和“死亡”這些同役完沒了進行押韻的詩人們嗎？當現在硝煙在國土上消散、瘡痍滿目時，人們才覺得戰爭的可怕。在英勇精神的名義下所進行的四年殺戮，在合法徵用的名義下所進行的四年搶劫，這種道德觀念怎麼還會被看作是神聖的呢？國家把對公民應盡的一切義務視為棘手的問題而宣佈取消，那麼國民又怎麼會相信這個國家的許諾呢？而現在正是那些人，那些所謂有經驗的原班人馬于出了比戰爭這件蠢事還要愚蠢的事：他們簽訂的和約是糟糕透頂的。今天大家都知道——而當時只有我們少數人知道——當時的和平曾為歷史提供了實現正義的一種的可能性，即使不是最大的可能性。威爾遜認識到了這種可能性。他以十分豐富的想象力，為世界各國實現真正的、持久的和解提出了一項計劃。可是，原來的那些將軍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原來的利益把那項偉大的計劃付之東流了，把它撕成了毫無價值的碎紙片。曾經向千百萬人許下的偉大而又神聖的諾言：這次戰爭將是最後一次——只不過是為了從那些半絶望、半衰竭和喪失信心的士兵身上喚起最後的力量；這一諾言已經為了軍火商的利益和政客們的戰爭狂而不屑一顧地被徹底拋棄，他們表面上承諾了威爾遜的明智、人道的要求，但在幕後仍然重演着秘密談判和簽訂密約的故伎，並且獲得了成功。世界上的明眼人都發覺自己受騙了。犧牲了自己孩子的母親們受騙了，回到家鄉成了乞丐的士兵們受騙了，所有那些出於愛國熱忱認購戰爭公債的人受騙了，每一個相信國家許諾的人受騙了，我們所有那些夢想出現一個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人都受騙了；我們終於知道，那場舊的戰爭賭博已由那些原來的賭徒或者新的賭徒重新開始；而我們的生存、幸福、時間和財產都成了那場賭博中的賭注。如果整個年輕一代的人是懷着怨恨和鄙視眼看著他們自己的先是戰敗爾後得到和平的父輩，這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難道不是他們把一切都搞糟了？難道不是他們什麼都沒有預見到？難道不是做們把一切都估計錯了？如果新的一代因此而失去了任何尊嚴，他們怨恨和鄙視自己的父輩，不是很容易理解麼？整個新的一代青年都不再相信父母、政治家和教師了；他們對國家的每一項法令、每一次公告都投以懷疑的目光。

戰後的一代無情地拋棄了迄今為止的一切觀念，不受任何傳統的束縛，決心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告別舊的過去，生氣勃勃地走向未來。隨着這年輕的一代，一個嶄新的世界，一種完全不同的秩序在生活的各個領域內開始了。不言而喻，開始的時候都不免過分。凡是和這年輕一代不同齡的人或事統統都在破除之列。十一二歲的孩子不象從前那樣跟着父母外出旅行，而是以兩性為基礎組織在一起，作為“候鳥協會的成員”①集體漫遊全國，直至意大利和北海。學校裡倣傚俄國的榜樣成立了監督教師的學生會。“教學計劃”被徹底推翻，因為孩子們只應該並只願意學他們喜歡的內容。純粹出於對造反的興趣，對任何有效的形式都要造反，甚至違背自然的意志，造男女永遠有別的反。姑娘們剪去長髮，風行有劉海的“小男孩髮型”，簡直無法把她們和小男孩辨別；青年男子為了顯出女性的嬌媚始終把鬍子剃得精光，男子之間的同性戀和女子之間的同性戀，不是出於內在的慾望，而是作為一種對自古以來合法的、正常的戀愛形式的反叛而盛行。生活的每種表現形式都竭力給自己染上激進和革命的色彩。藝術當然也是如此。新的繪畫宣告林布蘭特、賀爾拜因和委拉斯開茲所創作的一切都已過時，而開始光怪陸離的立體派和超現實主義的嘗試。音樂中的旋律，肖像中的相象性，語言中的可領會性，所有這些不言自明的基本概念處處遭到唾棄。德語中的冠詞“der ，die ，das ”不用了，句子的結構顛倒過來，採用“直截了當”和“簡明扼要”的電報式風格進行寫作，再加上色彩很濃的感嘆詞。除此以外，各種沒有積極意義的文學，即缺乏政治理論的文學統統被扔進了垃圾堆。音樂固執地在尋找一種新的調性和分離節拍。在建築藝術中，蓋房的程序改成了從裡向外。在舞蹈方面，華爾茲不見了，只有古巴人和黑人的形象。時裝款式在竭力強調裸露的原則下愈來愈荒唐。劇院裡，演員穿著燕尾服演《哈姆雷特》，企圖創造標新立異的戲劇效果。在各個領域開始了一個大膽試驗的時代，期望一蹴而就，超過以往一切既成事實、變化和成就。一個人越是年輕，越是學得少，顯然和各種傳統越是沒有聯繫，因而也就越受歡迎——青年一代終於成功地對我們父輩們的世界進行了大報復。但是我覺得，在那種的瘋狂的兒戲般的變化之中，可悲而又可笑的事莫過于許多老一輩知識分子的驚慌失措，他們害怕自己被人超過而變得“無足輕重”，所以他們也絶望地趕緊裝出一副敢打敢沖的假面孔，想邁着笨拙的步履，一瘸一拐地跟在後面，走人最明顯不過的歧途。老實、惇厚、鬍鬚灰自的大學教授在他們如今已賣個出去的舊的“靜物寫生”上畫上象徵性的各種立方體和六面體，因為年輕的校長們（現在到處物色年輕人，能物色到最年輕的人更好）把所有其他的繪畫都視為太“古典主義”而從畫廊裡清除出去，送入倉庫。用完整、清楚的德語寫了幾十年的作家也跟着把句于寫得支離破碎，以“積極精神”違反語法。大腹便便的普魯士樞密顧問在講台上講授卡爾·馬克思。上了年紀的宮廷舞女裸出四分之三的肉體，“僵碑”似地扭動着，跳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和勛柏格的《昇華之夜》。老年人驚惶失措地到處追隨最時髦的風尚。使自己變得“年輕”，迅速創造出更激進和前所未有的流派，最好能隔夜翻新，這一切頓時成了唯一的虛榮心。

①候鳥協會是一九○一年由卡爾·菲舍爾創立的德國青年徒步旅行獎勵會，組織一直髮展到奧地利。

這是一個多麼狂熱、無政府主義大肆氾濫和難以置信的時代呵！因為在那幾年裡隨着貨幣的貶值，奧地利和德國的其它一切價值觀念也都在下降。那是心醉神迷和大昏地暗的時代，是焦躁和盲從的一次混合。一切奇談怪論和不可捉摸的東西，如通神學，神秘學，招魂學，夢遊症，人智學，手相術，筆相學①，印度的瑜珈和巴拉塞爾士的神秘主義都在當時經歷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一切比迄今所知的任何一種麻醉品——嗎啡、可卡因、海洛因——更富有刺激性的東西部在當時找到了令人瞠目的市場。戲劇作品中充斥亂倫和弒父的題材。在政治方面，唯一合胃口的是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這兩個極端的題目。任何正常和恰如其分的事全部遭到譴責。但是，我卻不願在自己的一生中，在藝術的發展過程中，錯過那個混亂的時代，“就象每次思想革命興起之時總是不顧一切向前猛衝那樣，那混亂的時代蕩滌了舊傳統的污濁空氣，消除了多年的緊張氣氛。不管怎麼說，時代的大膽實驗畢竟起到了寶貴的推動作用。雖然偏激和過分的做法使我們詫異，但我們覺得沒有理由去責備和鄙視地否定那個時代，因為從根本上講，那年輕的一代企圖彌補我們這一代人由於謹小慎微和袖手旁觀所貽誤的一切——縱然做得過于急躁、過于激烈，他們內心深處的直覺是正確的，他們覺得戰後的時代必須不同於戰前的時代，而且必須是一個新時代，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難道不正是我們年長一些的人在戰前和戰時所盼望的麼？只不過我們這些年長的人在戰後再次表現出自己的無能，未能及時成立一個國際組織，反對世界上新的危險的政治伎倆。雖然還在和談期間，以自己的長篇小說《火線》而贏得世界聲譽的昂利·巴比塞就曾試圖本着和解精神把歐洲所有的知識分子團結起來。那個團體將自稱”清醒社“②——意為頭腦清醒的人們。它要把所有國家的作家和藝術家團結起來，誓為反對今後任何煽動各民族之間的仇恨而鬥爭。巴比塞曾委託我和雷內·席克勒共同領導德語作家小組，這是任務中較艱巨的一部分，因為在德國還充滿着對凡爾賽和約的憤怒情緒。只要萊因蘭、薩爾和美因茲橋頭堡仍舊由外國軍隊佔領着，要想使有聲望的德國人具備超民族主義的思想，希望甚微。不過，如果巴比塞沒有在困難時丟下我們不管，那麼建立這樣一個組織還是有可能的，因為後來高爾斯華綏以筆會的形式實現了這樣一個組織。巴比塞在俄國之行中廣大群眾向他個人表現的熱情，使他堅信資產階級的國家和民主不可能導致各族人民建立真正的兄弟般的關係，唯有共產主義才有可能設想建立全世界人民之間的兄弟關係。所以他想悄悄地把“清醒社”變成階級鬥爭的一種工具。可是我們拒絶接受這種必然會削弱我們隊伍的激進化的做法。於是這項本身有意義的計劃也就提前告吹。我們在為爭取思想自由的鬥爭中，往往由於過于熱愛自身的自由和獨立，而不斷遭到失敗。

①筆相學，憑筆跡測人性格。

②昂利·巴比塞于一九一九年發起組織一個進步文學藝術家的反帝國際團體，取名“Clarte”，曾有人譯為“光明社”，據斯·茨威格的釋義，似應譯為“清醒社”。

所以只留下一件事可做：過隱居的生活，安安靜靜搞自己的創作。在表現主義者和放縱主義者——假如我可以這麼說的話——看來，我這個三十六歲的人是已經屬於業已死去的舊一代作家，因為我不會象猴似地投他們所好。我的早期作品連我自己都不再喜歡，在我“唯美主義”時期寫的書我一本都不讓再版。也就是說，我要重新開始，我還要等待，直至各種“主義”的激蕩浪潮退卻。我覺得，我的不尚虛榮有利於我的澹泊寧靜的心境。正因為此，我開始寫一套忙了多年的關於“世界的建築大師”的叢書。我抱著完全冷靜、不積極的態度寫了象《馬來亞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這樣一些中篇小說。現在，在我周圍的土地上，我周圍的世界開始漸漸恢復正常，所以我也不能再猶豫；一個我可以超脫的時期已經過去。我先前開始的一切都是權宜之計。而現在我已經到了人生的中途。純粹許諾的年齡已經過去；現在該是實現承諾和考驗自己的時候了，或者是徹底放棄的時候了。

又回到世界上

一九一九、一九二○、一九二一——奧地利戰後最艱難的三年，我是在薩爾茨堡與世隔絶的狀態下度過的。我已經放棄了有朝一日重見世界的希望。戰後的大崩潰、國外對每一個德國人或者用德語進行寫作的人所抱的仇恨、我們貨幣的貶值，都是災難性的，致使人們已經準備一輩子都獃在自己故土的狹小天地裡。然而，一切都好起來了。人們重又吃得飽，重又坐在自己的寫字檯旁不受干擾地進行工作。已經沒有搶劫活動，也沒有發生革命。我生活着，我感到自己又有了精力。難道我不該重新嘗試一下自己青年時代的愛好，出遠門去旅行？

我還沒有想到遠途旅行。但意大利就在近處，只有八小時或者十小時的路程。難道我不該試一試？我作為一個奧地利人在那裡是“世敵”，雖然我自己從未有過這種感覺。難道我可以先不友好地把自己拒之門外？難道為了不致使自己的老朋友難堪，就該從他們身邊一擦而過？不，我倒敢試一試，於是一天中午我終於越過了國界。

晚上，我到達維羅納，走進一家旅館。有人遞我一張登記表。我填寫完畢，門房把表格粗略看一下。當他在國籍欄裡看到“奧地利”這個字時感到十分驚訝。“您是奧地利人？”他問道。我正在想，他現在是不是要把我趕出門去。然而，當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後，他顯得十分高興。“啊，見到您很高興！終於來了個奧地利人！”那是第一個向我表示歡迎的人，但已再次證實了戰爭期間我曾經有過的那種感覺：所有的煽動和宣傳仇恨只會使頭腦短時間發熱，而從未涉及到歐洲的真正群眾。一刻鐘以後，那個憨厚的門房還特地到我房間裡來看一看是否招待周到。他熱情地稱讚我的意大利語，告別時我們親切地握了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蘭，我重又見到了大教堂，在畫廊裡閒逛。在米蘭，我聽到意大利可愛的聲樂。我在所有的街道上信步而行，欣賞欣賞有點熟悉的異伺風光，使人不勝愉快。當我在街上看見一幢大樓上掛着《晚郵報》的招牌時，我立刻想起我的老朋友朱·安·博爾傑塞就是那個編輯部的領導人。我在柏林和維也納時曾多次和凱澤林伯爵、本諾·蓋格爾一起，參加博爾傑塞舉辦的社交活動，度過輕鬆愉快的夜晚。他是意大利最優秀、最富熱情的作家之一，對青年人尤其具有影響。雖然他是《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譯者和德國哲學的狂熱信徒，但在大戰中卻持強烈反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立場。和墨索里尼一起推行戰爭政策，後來又和墨索里尼分道揚鑣。在整個戰爭期間，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奇怪的念頭：找一個在敵方的老朋友來當調停人，而現在我更想見一見這樣一個“敵人”。不過我不想冒吃閉門羹的險。於是我給他留下一張我的名片，並在我的名片上寫上我的旅館地址。可是當我還沒有走下樓梯，就已經有人從後面衝到我的前面，一張高興得滿面生輝的臉——正是博爾傑塞；五分鐘以後我們就談得象往常一樣誠懇，或許更加推心置腹。因為他也從那次戰爭中得到了教訓，我們分別在此岸和彼岸的人也就比以前更接近了。

這種情況到處可以遇見。在佛羅倫薩，我的老朋友、畫家阿爾貝特·斯特林加大步流星地向我走來，冷不防地緊緊將我抱住，以致和我在一起頁不認識他的妻子以為這個滿面鬍子的陌生男人要謀害我呢。一切都和從前一樣，不，比從前更真誠。我輕鬆地舒了一口氣：戰爭終於被埋葬了，戰爭已經成為過去。

然而，戰爭並沒有過去。只是我們不知道罷了。我們都在自己的善良願望之中矇蔽了自己，而且把我們個人的思想準備和世界的思想準備混為一談。不過我們不必為自己的這種過失而感到羞愧，因為那些政治家們、經濟學家們、銀行家們所受的矇蔽也並不比我們少。他們在那幾年裡同樣被經濟復甦的虛假繁榮所迷惑，而且為了國家的安定疲勞不堪。實際上，鬥爭只不過從國家之間轉到社會內部罷了；我在那最初幾天所目睹的一個場面，我是後來才懂得它的深遠意義的。我們當時在奧地利是不大瞭解意大利的政治的，只知道隨着戰後的失望情緒，社會主義的傾向，乃至布爾什維克的傾向四處蔓延。每一堵牆上都可以看到用墨炭或粉筆寫的歪七豎八的“列寧萬歲”的字樣，而且還聽說，一個名叫墨索里尼的社會黨領袖在戰爭期間和本黨脫離了關係，組織了一個對立的黨派。但是人們對這類消息只是抱著無所謂的態度聽聽罷了。這樣一個區區小黨派能成什麼大氣候呢？當時每個國家都有這類黨派；在波羅的海的沿岸土地上到處都有志願兵在列隊行走。在萊因蘭和巴伐利亞都成立了分裂主義的黨派。到處都有示威遊行和暴動，只不過每次暴動都被鎮壓下去。因而沒有人想到那些身穿黑衫的“法西斯分子”——他們穿的不是加里波第①義勇軍的赤色衣衫——在未來歐洲的發展中會成為一個重要因素。

①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Garibaldi ，一八○七——一八八二），意大利愛國者，一八六○年率領一千名身穿赤衫的義勇軍遠征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推翻了波旁工朝的專制統治。

但是，我在威尼斯卻忽然對“法西斯分子”這個詞有了感性認識。一天下午，我從米蘭來到那座瀉湖島上的可愛城市。到達之後竟沒有見到一個搬運夫和一艘威尼斯小遊艇。到處站着無所事事的工人和鐵路員工，雙手插在口袋裏，正在舉行罷工示威。由於我拖着兩隻相當重的箱子，所以我環顧四周，想求人幫忙。我向一位年紀稍大一點的先生打聽，附近何處可以找到搬運大。他遺憾地回答說：“您來的正不是時候。不過，我們現在倒是常常有這種日子。今天又是一次總罷工。”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罷工，也就不再間下去。我們在奧地利對罷工早已習以為常。每當社會民主黨人走投無路時就採用這種自以為最厲害的手段，但實際上事後並無效果。我繼續拖着我的箱子步履艱難地走着，一直到我終於看見一個劃遊艇的人從一條小河裡偷偷地慌里慌張地向我招手，接着他把我和兩隻箱子弄到船上。在船行駛時，好幾個人向我的船伕——一個罷工破壞者——揮舞着緊握的拳頭。半小時後我們回到了旅館。我不加思索地照老習慣立刻走到集市廣場去。那裡顯得非常冷冷清清。大多數商店都緊閉着門。咖啡館裡空寂無人。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兩兩站立在街面房屋的拱廊下，好象在等候什麼特別的事。我也和他們一起等着。不一會兒，等待着的事突然發生了。一隊年輕人用急促的整齊步伐從一條小巷走出來，或者說奔跑出來，隊列十分整齊，以訓練有素的節奏唱着一首歌，歌詞的內容我當時並不知道，後來才知道就是那首《青年之歌》。在百倍於他們的罷工群眾還未來得及向他們湧去以前，他們就已經揮舞着棍棒，從罷工的人群面前奔跑過去。這支組織嚴密的小隊伍懷着真正的勇氣，大膽地從罷工的人群中穿行而過。當罷工的人剛剛意識到這是一種挑釁時，那一小隊人已迅速而過，再也無法把他們抓住。現在，罷工的人氣惱地聚集在一起，緊握著拳頭，但為時已晚，再也不可能追上那支小小的衝鋒隊。

親眼目睹的事給人留下的印象始終是一些令人信服的事。那時我才第一次知道，我几乎一點都不瞭解，傳說中的法西斯主義在現實中是怎麼回事，它是一股領導得非常好的力量。法西斯主義能煽起那些堅毅、勇敢的年輕人對它產生狂熱的崇拜。從那以後，我再也不能贊同我在佛羅倫薩和羅馬的那些年紀較大的朋友們的看法了。他們總是輕蔑地聳一聳肩膀，把那些年輕人看成是一幫“僱傭來的歹徒”，並且譏笑他們的“魔鬼老頭于”，我出於好奇買了幾期《意大利人民報》，從墨索里尼尖鋭、清楚、拉丁式簡潔的文風中同樣感到那種和奔跑着衝過集市廣場的年輕人一模一樣的堅毅，我當然不會頂見到那場鬥爭一年以後達到的規模。不過，從那時起我就意識到，不僅在這裡，而且在世界各處仍然面臨着一場鬥爭，我們的和平還不是真正的和平。

那是為我敲起的第一次警鐘：我們的歐洲在似乎平靜的表面底下，到處充滿着危險的暗流。第二次警鐘的敲起也沒有等候多久。由於重新受到旅行樂趣的引誘，我決定夏天到德國北海之濱的威斯特蘭去。當時，對一個奧地利人來說，到德國去看一看，是頗為誘人的。迄今為止，馬克和我們疲軟的克朗相比，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信譽，看來，恢復工作正在那裡全面進行。列車正點到達。旅館窗明几淨。鐵路兩側林立着新蓋的住房和工廠。到處都有默契似的無可指摘的規章制度。那種規章制度在戰前招人討厭，可是在一片混亂時又受人稱讚。誠然，那裡的氣氛還是有些緊張。因為全國都在注視着，看看德國作為一個平等的國家，和昔日的敵國在熱那亞和拉巴洛舉行的最初幾輪談判中，能否實現減少戰爭賠償的希望，或者至少得到真正諒解的一般承諾。領導那幾輪在歐洲歷史上具有紀念意義的談判的人，正好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在戰爭期間就已充分表現了自己傑出的組織才能；是他最早認識到德國經濟以後會遭到致命打擊的最薄弱環節，即原料供應問題，因此他曾及時（在時間方面他也是很有預見的）把全部經濟集中到中央控制之下。而當戰爭結束之後，正需要一個能以德國外交部長身分和那些對手中最機智和最富有經驗的人進行外交談判時，這一重任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

我到了柏林之後，猶豫不決地給他打了二個電話。我怎麼可以去打擾一個正在造就時代命運的人呢？他在電話裡對我說：“是呀，很難騰出時間，我現在爾得不為了公務而犧牲友誼。”不過，他以一種充分利用每一分鐘的特殊技巧，很快找到了我們會晤的辦法。他說，他要到幾個使館去拜會，而且他是從格魯內瓦爾德出發到那些使館去，要坐半小時小轎車，所以最簡單的辦法是我到他那裡去，然後我們坐在小轎車裡聊上半小時時間。他集中思想的能力很強，他能從對一件事情的思考很快轉到對另一件事情的思考，所以他在小轎車裡和列車上談話，事實上能象他在自己辦公室裡一樣說得準確和深刻。我不想錯過這個機會，而且我相信，他能和一個不介入政治但和他本人有着多年友情的人談談心，同樣也會使他感到愉快。那是一次長時間的談話。我今天可以作證，拉特瑙這個自己無法超脫的人，完全是在心情不輕鬆、沒有多大興趣和不耐煩砌時候，接受德國外交部長這個職位的。他事先知道，他承擔的使命暫時還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使命，在最好的情況下他也只能爭回四分之一的賠償費，得到一些無關緊要的讓步，但是還不能指望真正的和平和寬宏大量的對待。他對我說：“也許要等到十年以後吧，到那時大家的身體都不行了，不僅僅是我們這些人不行了。首先是老一輩的人退出了外交界，將軍們也已經只有默默無聲的紀念塑像矗立在公共廣場上。“他完全意識到自己肩負着雙重的責任，周為他是一個猶太人，也許在歷史上難得有這樣一個人，內心充滿着無窮的憂慮，抱著十分懷疑的態度，去迎接自己的使命。他知道，這一使命不是他所能完成的，而是只有時代本身才能完成。他還認識到這一使命將會給他本人帶來危險。埃爾茨伯格爾①就是由於承擔了停戰協議中令人不炔的義務而遭暗殺的，——而魯登道夫卻由於眼看要承擔那種義務而小心翼翼地逃到了國外。從孤以後，拉特璃毫不懷疑，自己作為一個謀求和解的先驅戰士，類似的命運正等待着他。不過，他至今未婚，也沒有兒女，孤身一人，所以他說他沒有必要顧忌生命安危；況且我也沒有勇氣去提醒他應注意個人的安全。拉特瑙在拉巴洛于得很出色，在當時情況下可以說是已取得最好的成果了。這在今天來說仍然是事實。他具有迅速抓住每仍個有利時機的出色才能和世界政治家的風度，再加上他個人的聲望，使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國內已有一些小組織變得相當強大。他們知道，只要一再向自己這個戰敗國的國民聲言：他們根本沒有戰敗，任何談判和讓步都意味着對國家的背叛。這樣，他們就能招徠更多的人。這些大搞同性戀的秘密團體已比當時共和國領導人想象的要有勢力得多。共和國領導人按照自己關於自由的觀念對所有那些要把德國上地上的自由永遠消滅的人聽之任之。

①馬蒂亞斯·埃爾茨伯格爾（MathissErzberger，一八七五——一九二一），德國政治家，一次大戰後任德國政府談判代表團團長，力主接受凡爾賽和約，一九一九——一九二○任財政部長，為完成賠償要求制定了應急的稅收計劃，被狂熱的國家主義者反對而遭暗殺。

我是在市區的外交部門前向他告別的，當時我沒有料到那竟是訣別①。後來，我從照片上認出，我們一起坐車行駛過的那條街正是不久之後暗殺者伏擊我們那輛小轎車的街。僅僅是僥倖，我沒有成為那場不幸歷史事件的目擊者，所以我事後對那一悲劇事件感到更痛心、印象更深刻，隨着那一悲劇的結束，德國的不幸、歐洲的不幸也就開始了。

①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拉特瑙從家裡驅車前往外交部途中，被德國國家主義恐怖組織的青年狙擊暗殺。

那一天，我已經在威斯特蘭。數以千計的療養旅客正在海濱輕鬆地游泳洗澡。一支樂隊就象宣佈弗朗茨·費迪南被暗殺消息的那一天一樣，依舊為無憂無慮消暑的人們演奏着音樂。突然，送報人象自色的信天翁似的越過林蔭道奔來，一邊高喊着：“瓦爾特·拉特瑙被暗殺！”人們驚慌失措，全國震動。馬克一下子迅速貶值，一直跌到用數以兆計的瘋狂比例來進行計算為止。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真正混亂的局面現在方纔開始。我們奧地利先前通貨膨脹的比例在達到一比一萬五千時，就認為已經十分荒唐。而現在和德國的通貨膨脹比例一比，簡直是微不足道的兒戲。如果想把那次通貨膨脹的細節和那些難以置信的事例敘述出來，那簡直需要寫一本書。而且這本書在今天的人看來，好似童活一般。我曾經歷過那樣的日子：早晨用五萬馬克買一張報紙，晚上就得用十萬馬克。必須兌換外幣的人只好按鐘點分幾次兌換，因為四點鐘的兌換比價可能要比三點鐘多好兒倍，五點鐘的兌換比價又可能比六十分鐘以前多好兒倍。例如，我給我的出版商寄一部我寫了一年的手稿，為了保險起見，我要求立刻預付一萬冊的稿酬；可等支票匯到，面值還不夠頂一星期前寄稿件的郵資；電車票是用百萬計算的。從帝國銀行運到各銀行去的紙幣，要用卡車袋載。而且十四天以後我在排水溝裡見到面值十萬馬克的鈔票：那是一個乞丐看不上限而扔掉的。一根鞋帶比先前的一隻鞋還要貴，不，比擁有兩千雙鞋子的一爿豪華商店還要貴；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以往買整幢房子還要貴。一本書的價錢比從前一家擁有幾百台機器的印刷廠還要高。用一百美元可以買到庫爾菲爾斯滕達姆①林蔭道上一排六層高樓。幾家工廠的價值不會高出過去買一輛手推車的價錢。剛剛成年的男孩在港口檢到被人遺忘的一箱肥皂，就可以坐著小轎車兜幾個月風，因為只要每天賣出一塊肥皂，就可以生活得象貴族一樣。而他們的父母，從前是富人，現在卻成了乞丐，步履艱難地四處行走。送報紙的人現在蓋起了銀行大樓，他們在各種外匯兌換中發了橫財。他們中間的佼佼者便是那個名叫施廷內斯②的大贏家。

他利用馬克貶值的時機，擴大自己的信貸，而自己只買進礦山和輪船、工廠和股票、城堡和農莊；但實際上所有的東西都未花錢，因為每一筆錢，每一筆貸款最後都等於零。不久，四分之一的德國掌握在他的手中。德國人總是對看得見的成就洋洋自得，於是他們竟把他當成一個天才人物熱烈歡呼。這當然很不正常。成千上萬的失業者到處都是，他們舉着拳頭向黑市商人和坐在豪華小轎車裡的外國人揮舞，因為那些人會把整條街的東西買下來，連一盒火柴都不剩；凡是會識字和能寫字的人都做起買賣來，搞投機倒把和想法賺錢，而且心中都感覺到：他們大家都在互相欺騙，同時又被一隻為了使國家擺脫自己的負債和義務而蓄意製造這種混亂局面的隱蔽黑手所欺騙。我自信對歷史比較熟悉，但據我所知，歷史上從未出現過與此類似的瘋狂時代，通貨膨脹的比例會達到如此之大。一切價值都變了，不僅在物質方面是如此；國家的法令規定遭到嘲笑；沒有一種道德規範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惡淵藪。酒吧間、遊藝場、小酒館如而後春筍般地出現。相比之下，我們在奧地利見到過的那種混亂局面只不過是群魔亂舞的小小前奏，因為德國人把他們的自己全部熱情和有條不紊的作風都搞顛倒了。穿著緊身胸罩、塗脂抹粉的青年人沿著庫爾菲爾斯滕達姆林蔭道游來逛去，還不僅僅是有職業的青年人；每個中學生都想掙點錢，在昏暗的酒吧間裡，可以看到政府官員和大金融家不知羞恥地在向喝醉酒的海員獻慇勤。縱然斯韋東③的羅馬也沒有見過象柏林那種跳舞會上穿著異性服裝的瘋狂放蕩場面。成百名男人穿著女人的服裝，成百名女人穿著男人的服裝，在警察的讚許目光下跳着舞。在一切價值觀念跌落的情況下，正是那些迄今為止生活秩序沒有受到波動的市民階層遭到一種瘋狂情緒的侵襲。年輕的姑娘們把反常的兩性關係引以為榮，在當時柏林的任何一所中學裡，如果一個女孩子到了十六歲還是處女，就會輕蔑地被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每個姑娘都願意把自己的風流韻事公開張揚，而且覺得這種風流事愈帶有熱帶的異國情調就愈好。可是這種充滿激情的性愛最令人反感的是它的可怕的虛偽性。其實，這種隨着通貨膨脹而迸發的德國人的恣意縱慾無非是一味追求時髦而已；從那些出身正派的市民家庭的年輕姑娘們身上可以看出，她們本來是寧願把頭髮簡單地分兩邊梳開，而不願梳個光溜溜的男人髮型，她們原本喜歡用小勺吃奶油蘋果餡餅，而不願喝烈性白酒；可是到處使人感覺到每天令人頭痛的通貨膨脹簡直象發瘋—樣。全國人民都已無法忍受；被戰爭弄得滿目瘡痍的整個國家，實際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靜、安寧和法紀。而且整個民族都在暗中憎恨這個共和國。這倒並不是因為共和國壓制了那种放縱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國把自由放得太寬了。

①庫爾菲爾斯滕達姆（Kurfurstendamm），柏林一條主要街道。

②胡戈·施廷內斯（HugoStinnes ，一八七○——一九二四），德國礦冶工業巨頭，在一次大戰後的德國通貨膨脹期間，擴大了施廷內斯康采恩，從而成為德國最大的企業。

③斯韋東（Sueton，原名 GainsSuetoniusTranquilus ，公元七○·———四○）羅馬著名傳記作家，代表作育《凱撒生乎》，他所處的時代正是羅馬帝國安敦尼王朝的盛世。

誰經歷過那些象世界未日似的可怕歲月，都會有這種感覺：當時必然會有一種反衝、一種令人恐怖的反動產生——儘管他對此十分厭惡和憤恨。正是那些把德國人民驅向亂世的人物手裡拿着時鐘，在幕後笑吟吟地等待着，心裡想：“這個國家情況愈糟糕，形勢對我們愈有利。”他們知道，他們得勢的時刻即將到來。一般反革命勢力已經明目張膽地聚集在魯登道夫周圍，人數比聚集在當時尚未掌權的希特拉周圍要多。那些被人扯下了肩章的軍官們組織了秘密團體。那些眼看自己的積蓄被人騙走的小市民們，悄悄地互相聯絡，並準備隨時響應任何能帶來秩序的號召。對德意志共和國來說，再也沒有比這更具有災難性的了，即共和國的那種理想主義企圖：它既要給人民以自由，又要給自己的敵人以自由。由於德意志人民從來是講秩序紀律的人民，所以對自己獲得自由就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正急不可耐地巴望着那些來剝奪他們自由的人。

德國通貨膨脹結束的那一天（一九二四年）可以說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當用令人暈眩的以前一兆馬克兌換一個新馬克之時，也正是一切恢復正常之日。事實上，隨着通貨膨脹而泛起的一切污泥濁水也從此迅速退了下去。酒吧間、小酒館消失了。社會狀況日趨正常。現在，任何人都能清楚地算出自己的得失。大多數人，即廣大群眾遭到了損失。可是，這種責任沒有讓那些挑起戰爭的人去負，而是要那些本着犧牲精神挑起恢復新秩序重擔的人去負——不但得不到感謝，再也沒有象通貨膨脹那樣使德國人民變得如此慷慨激昂、如此充滿仇恨——這是要不斷記取的。因為戰爭儘管屠殺了千萬生靈，但卻曾用勝利的鐘聲和號角帶來過歡呼的時刻，作為不可救藥的軍國主義國家的德國，曾為那些一時的勝利感到過無比自豪，與之相反的是，通貨膨脹使德國感到自己是一個受到玷污、欺騙和屈辱的國家；整個一代人都不會忘記和原諒德意志共和國時期的那些歲月，他們寧願重新召口那些大肆屠殺的人。不過，這一切還是以後的事。從表面上看，到了一九二四年，那種混亂不堪的怪現象，猶如飄忽的鬼火，似乎已經過去。光明的日子重又來到，秩序得到恢復。看到秩序日益恢復，我們的心情開始釋然。我們又以為，戰爭已一去不復返。但我們象往常一樣，又當了不可救藥的傻瓜。不過話又說回來，正是這種自欺欺人的幻想給了我們十年時間的工作、希望和安全。

在今天看來，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三這短暫的十年時間，即從德國通貨膨脹結束到希特拉援取政權的十年，畢竟是作為見證人和犧牲品的我們這一代人自一九二四年以來所經歷過的一連串災難中所出現的一段空白。當然，這並不是說在這十年時間內沒有產生過任何緊張局勢、動盪不安和危機——尤其是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而是說在這十年時間內歐洲和平顯得有了保障，僅僅這一點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這十年內，德國被光榮地接納到國際聯盟；利用貸款促進自己的經濟建設（實際上是秘密地擴充軍備），英國裁減了軍備，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接管了對奧地利的保護。世界好象要重新建設自己。巴黎、維也納、柏林、紐約、羅馬，無論是戰勝國的城市還是戰敗國的城市，都變得比以往更漂亮。飛機加快了交通的速度。辦理護照的規定已放寬。貨幣比價的大幅度波動業已停止。人們知道自己可以收入和支出的數字。注意力已不再如此熱衷地集中到那些瑣碎的表面問題。人們能夠重新工作，集中心思，去考慮文學藝術方面的事情。人們甚至可以重新夢想和希望有一個統一的歐洲。好象那十年時間——世界的一瞬間，重新把一種正常生活賜予我們這一代經受磨難的人。

在我個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幾年中有一位客人來到我的家，並友好地留了下來，那是我從未期待過的客人——我的成就。不言而喻，談論我的書籍所取得的表面成就，對我自己來說並不十分愉快。在一般情況下，我也不會留下那些可能被看作為沾沾自喜或自吹自擂的最最粗略的說明。不過，我有着一種特殊的權利，甚至可以說我是被迫對我一生歷史中的這一事實不能保持緘默。因為七年以來，即自從希特拉上台以來，我的成就已成為一種歷史。我的數十方冊，甚至數百萬冊的書曾在當時的書店和無數的家庭中佔有過穩固的地位，可是在今天的德國卻連一本都買不到了；誰要是手中還石我的一本書，他就得小心謹慎地把它藏起來，而且我的書在公共圖書館裡是始終塞在所謂“毒品櫃”裡的，只有得到官方的特別許可——大多是為了辱罵的目的——，才有人為了“學術上”的需要去看那些書籍。在那些寫信給我的讀者和朋友中間，早就沒有一個人還敢把我那個已入另冊的姓名寫到信封上。不僅如此，在法國、意大利以及所有目前被奴役的國家裡，我的書籍今天也都同樣根據希特拉的命令遭到禁止。而在當年，我的書的譯本在那些國家是屬於讀者最多之列的。正如我們的格里爾帕策所說，我今犬作為一個作家，是一個“在自己的屍體後面活着行走的人”，我四十年來在國際上創建的一切，或者說几乎是一切，都被他那一隻拳頭擊得粉碎。所以，當我談論自己“成就”的時候，我說的並不是今天屬於我的東西，而是過去屬於我的東西，正如我的家、我的祖國、我的自信心、我的自由、我的沒有偏見一樣，都已屬於過去；如果我不事先指出我在被人推落以前所達到的高度，那麼我今天也就無法形象他說明我和其他無數相同的無辜音以後被人推落到有多深以及總的情況。我也無法說明我們整整一代從事文學工作的人是如何一下子被徹底滅絶的，因為我不知道歷史上還會有第二個例子。

我的成就不是突然降臨到我家的；他是緩慢地、小心翼翼地走來。但他在希特拉用法令的鞭子把他從我身邊趕走以前，一直忠實地、始終不渝地留在我的家。他的影響一年勝似一年。我在繼《耶利米》以後發表的第一本書，是我的《建造世界的大師們》三部曲的第一卷《三大師》，它很快為我開闊了道路；蒞此之前，表現主義者、唯意志論者、實驗主義者都曾產生過。對堅韌不拔的人來說，那條通向人民的路又暢通了。我的中篇小說《馬來亞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達到了平時只有長篇小說才會有的程度。那兩篇小說被改編成了戲劇；它們的片斷由人們公開朗誦，後來又被改編成電影；我的那小書《人類的群星閃耀時》，遍及所有助學校，不久它被列入“島嶼叢書”，印數很快達到二十五萬冊。沒有凡年工夫我就獲得了在我看來是一個作者最有價值的成就，那就是：擁有一個讀者群，一批可信賴的人，他們期待和購買我的每一本新書。他們信賴我，我也不可使他們的信賴失望。我的讀者群漸漸地越來越大。我的每一本書，當它第一天在德國公開發行時，就要銷售兩萬冊，而且報紙上還沒有登過任何廣告。有時候我有意識地想避開那種成就，可是它卻出人意外的固執，始終跟隨着我。所以，我寫了一本書——《富歇傳》，目的是為了自娛。然而當我把書寄給出版人之後，他寫信給我說，他將立刻印一萬冊。我隨即覆信給他，請他不要把這本書印這麼多。我說富歇是個不會給人以好感的角色，況且書裡也沒有任何描寫女人的插曲，這本書不可能吸引較多的讀者；他最好先只印五千冊。一年以後，這本書在德國銷售了五萬冊，可是就在這同一個德國，今天卻不允許讀我的一行字。我在創作悲劇《伏爾波尼》時，遇到的也是類似情況。當時我几乎有一種病態的自我懷疑。我原來的意圖是要把它寫成一部詩體劇。於是花了丸夭時間先用散文體寫下各場次，當然顯得鬆散和沒有份量。由於我的第一部劇作《忒耳西忒斯》①是在德累斯頓的官廷劇院首演的，所以我總覺得對該劇院欠着情，剛巧就在那幾天劇院偶然來信問我有什麼新的創作計劃，於是我把用散文體寫的劇本第一稿寄去，並表示歉意說：我所奉寄的僅僅是我打算改寫成詩體劇的散文底稿。

①《忒耳西忒斯》（Thersites ），是茨成格的第一部劇作，該劇為希臘式的詩體悲劇，作於一九○七年。

可是劇院立即給我回了電報，說我對劇本千萬不要再作任何修改；事實上那個劇本後來就是以散文體的形式登上世界各國舞台的（在紐約，是由以艾爾弗雷德·倫特①為首的戲劇公會演出）。總而言之，我在那幾年是不斷取得成就，而且與日俱增的德語讀者一直忠實於我。

①艾爾弗雷德·淪特（AlfredLunt，一八九三——卒年不詳），美國著名演貝。

由於我在為外國的作品或人物寫評論或傳記時始終把探求那些作品或人物在他們所處的時代發生影響或不發生影響的原因作為已任，所以有時我在沉思默想中不得不反躬自問：我的書之所以能夠取得我意想不到的成功究竟是由於哪些特點。我最終認為，那是出於一種個人的惡習，也就是說，我是一個急躁而又容易動感情的讀者。在一部小說中，一本傳記。裡，或者在一場思想意識的辯論中，任何冗長煩瑣、空泛鋪張、晦澀朦朧、含混不清、不明不自，以及一切畫蛇添足之處都會使我感到煩躁。只有每一頁都始終保持高潮、能夠讓人一口氣讀到最後一頁的書，才會使我感到完全滿足。而到我手裡的全部書籍中，有十分之九我認為描寫過多，對話囉嗦，有許多配角沒有必要，麵舖得太廣，因而使作品顯得非常不緊湊，死氣沉沉甚至一些最著名的經典作品也有許多拖泥帶水的地方，破壞我的情緒，因此我經常向出版商們闡述我的那項大膽計劃：把全部世界名著——從荷馬、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至《魔山》——進行徹底的縮寫，去掉個別累贅的部分，出版一套簡明的叢書。唯有這樣，所有這些無疑包含着超越時代內容的作品才能在我們的時代重新生氣勃勃地發揮作用。

我對一切煩瑣和冗長所抱的反感，勢必會從對外國作品的閲讀轉移到自己的寫作上來，同時使我養成一種特殊的警惕性本着這種警惕性，我的創作刻意追求輕快和流暢，書的第一稿，我總是信手寫來，把心中的構思傾瀉在紙上。同樣，在寫作一部傳記作品時，我首先把一切想到的可供我使用的文獻資料上的細節利用起來；如在《瑪麗·安托瓦肉特》這樣一部傳記中，我事實上把每一筆賬目都核對過，為了確定她個人的開銷，我研究了當時所有的報紙和小冊子，仔細查閲了訴訟的所有卷宗。不過，在印刷好的那本書裡卻再也找不到任何一行有關這方面的字句，因為一本書的第一次未定稿剛剛謄情，對我來說是真正的工作就開始了，即進行壓縮和調整結構的工作，我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各種表達方式，這是一項無止境的工作；一項不停地去蕪存精、不斷地對內部結構進行情煉的工作。當其他大多數人無法下決心對他們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緘默，而熱衷于在字裡行間表現比自己原本知道的更廣和更深的內容時，我的抱負卻在於：始終要瞭解比從表面上看到的更多的內情。

這種壓縮過程和隨之而來的使作品更富於戲劇性的過程，以後還要在校樣長條上重複一次、兩次和三次；這種過程號後就成了一種興味很濃的捕獵工作，即在不會影響作品的準確性，同時又能加快節奏的情況下，找出可以刪減的一句話，或者哪怕是一個字。在我的創作中，最使我感到有興味的就是這種刪減工作。我記得有一次，當我特別滿意地放下工作，站起來時，我的妻子說我今天看上去異乎尋常的高興，我自豪地回答她：“是的，我又刪去了一整段，這樣文氣就更順暢了。”如果說，我的書有時被人譽為節奏賢湊，那麼這一特點絶非出自天生的性急或者內心的激昂，而僅僅由於採用了那種把所有多餘的休止符和雜音一概去除的條理化方法。如果說我意識到某種藝術方法的話，那就是善於捨棄的藝術。因為倘若從寫好的一千頁稿紙中有八百頁扔進字紙簍，只留下二百頁經過篩選的精華，我是不會抱怨的。如果有什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我的書之所以有這樣的影響的話，那就是我嚴格遵守的規則：寧可在形式上緊湊一些，但內容必須是最重要的。由於我的寫作意圖從一開始就是面向歐洲，超越國界的，所以國外的出版商——法國、保加利亞、亞美尼亞、葡萄牙、阿根廷、挪威、拉脫維亞、芬蘭和中國的出版商——紛紛來同我聯繫，這是我真正值得慶幸的。不久我不得不購買一個特大的書櫃，以便把所有不同譯本樣書放鱉齊。有一天，我在日內瓦國際聯盟的《智力合作》的統計表上看到，我是當時世界上被翻譯得最多的作家（按我的稟性來說，我又認為那是一種錯誤的報道）。又有一天，那家俄國出版社再次寄來一封信，說該出版社準備出版我的俄文版全集，並問我是否同意請馬克西姆·高爾基為全集寫序言。問我是否同意？當我還是一個中學生時，我就讀過高爾基的小說，是偷愉地把書塞在長椅底下讀的，多年來我一直愛戴和欽佩他。但是，我卻從未想過他會知道我的名字，沒有想過他還會讀過我的一些作品，至于對這樣一位文學巨匠認為有必要自己動筆為我寫序，更是不敢妄想。又有一天，一位美國出版商帶著一封介紹信——好象非這樣不可似的——到我在薩爾茨堡的家裡來，提出要出版我的全部著作並獲得連續的出版權。他就是瓦伊金出版社的本亞明·許佈施，從那以詹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顧問，當其他所有一切被希特拉的鐵蹄踐踏在地的時候，是他用文字為我保存了最後一個故鄉①，因為我已失去了原來那個古老的真正的故鄉、德意志的故鄉、歐洲的故鄉。

①出版商本亞明·許佈施出版了不少茨成格的著作，茨威格把這些書籍視同自己的故鄉，因為它們引起他無限美好的回憶。

這樣一種表面上的成就，很可能產生危險：使一個人飄飄然，更多地相信自己事先美好的打算，而對自己的能力和自己作品的效果想得較少。一個人不管以什麼形式成名，本身就意味着對他的自然的平衡狀態的破壞。在正常情況下，一個人使用的名字，無非就象雪前的外層煙葉一樣，只不過是一個標記，一個表面的、几乎無關緊要的客體，它和真正的主體，即原本的我只有鬆散的聯繫。然而一旦有了成就，這個名字就會身價百倍。名字就會脫離使用這個名字的人，開始成為一種權力、一種力量、一樣自在之物、一種商品、一種資本，而且在強烈的反衝下，成為一種對使用這個名字的本人不斷產生內在影響的力量，一種左右他和使他發生變化的力量。那些走運的、充滿自信的人就會不知不覺地習慣于受這種力量影響。頭銜、地位、勛章以及到處出現的本人名字都可能在他們的內心產生一種更大的自信和自尊，使他們錯誤地認為，他們在社會、國家和時代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於是他們為了用本人的力量來達到他們那種外在影響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吹噓起來。不過，一個天性對自己持懷疑態度的人，他就會把任何一種外在的成就，看作一種恰恰要在那樣微妙的處境中儘可能使自己保持不變的責任。

我這樣講並不是說我對我的成就不感到高興。恰恰相反，我的成就使我歡欣鼓舞。不過，我的成就也僅僅限于那種脫離我自己的產物，即我所著的書以及與書聯繫在一起的我的虛名。當我偶然在德國的一家書店裡，看見一個不認識我的小小中學生走進書店，用他自己僅有的一點零花錢要買一本我的《人類的群星問耀時》，那種情景使我深受感動。當臥鋪車廂的列車員在登記姓名之後以尊敬的神態把護照交還給我財，或者當意大利的一個海關人員因為讀過我的某一本書而認出我來，然後優惠地不再對我的行李作一一檢查時，也都可能使我沾沾自喜。甚至純屬數量上的結果也會使一個作者忘乎所以。有一天，我偶然到萊比錫去，那一天正好開始發行我的一本新書。當我看到我用三四個月時間寫了三百頁的書，竟無意之中要別人花那麼多的體力勞動時，我內心無比激動。工人們用大的板條箱把書捆裝起來，另一些工人杭唷杭晴地哼着，把木箱從台階上拖下來，裝上卡車，然後卡車把木箱送到開往世界各地的火車車廂。幾十名姑娘在印刷車間分層堆放紙張；排字工、裝訂工、搬運工、批發商都從早晨一直工作到夜裡。我可以自己計算一下，那些書如果象磚塊似的排列起來，能夠建成一條相當壯觀的路。我也從不自鳴清高而不屑于談物質利益。在最初幾年，我從不敢想我的書能賺錢，或者甚至靠版稅能夠維持生計。而現在，我的書突然帶來可觀的，而且是不斷增長的收入。這些錢似乎能永遠消除我的一切憂慮——當時誰會想到我們今天的時代呢？我可以慷慨大方地縱情於我青年時代的老愛好：蒐集名人手跡，而那些令人讚嘆的聖人遺物中的某些最精美的珍品是在我這裡找到了備受細心保護的歸宿。我能夠用我自己所寫的、在更深的意義上來說是相當短命的作品，來換取那些不朽作品的手稿，如莫扎特、巴哈、貝多芬、歌德、巴爾扎克等人的手稿。所以我以為，那種意想不到的表面上的戌就竟隨隨便便或者說內心並不願意地光臨到我的身上，真是一種可笑的舉動。

不過，當我今天說，我只為我的書籍所取得的成就和我在文學上的名聲而感到高興；但如果好奇心轉移到我本人身上，那麼我所取得的成就只會引起我的反感，我說這話完全是真心實意的。從少年時代起，在我心中最強烈的本能願望是：永遠保持自由和獨立。而且我覺得：任何一個酷愛個人自由的人，一旦到處刊登照片，他身上許多最美好的東西就會遭到破壞和歪曲。除此之外，我出於愛好而開始的事，很可能有變成為一種職業或者甚至一種企業形式的危險。郵局每次送來一大疊信件、請柬、通知、要求答覆的諮詢。每當我外出旅行一個月，回來以後就得花兩三天時間來清理那些堆積如山的郵件，以便讓“企業”重新恢復正常。儘管我不願意這樣，可是由於我的書籍十分暢銷從而使我陷入一種忙碌不堪的事務。為了處理好各種事宜，要求我井井有條、通觀全局、辦事準確和熟練，這些都可以說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美德，可惜和我的稟性格格不入，而且將會嚴重影響那種無拘無束的純粹的思索和夢想。所以越是要我去大學講課，去出席各種慶典，我就越深居簡出。我不該用拋頭露面來宣揚自己的名聲。我從未能夠克服那種几乎是病態的畏縮。直到今天，我還有這種完全出於本能的習慣：在大廳裡、在音樂會上。在觀劇時坐在最不顯眼的最後一排；沒有比在台上或者在一個拋頭露面的位置，讓大家盯看我的臉看，更使我難以忍受的了。對我來說，以各種形式隱姓匿名是一種本能的需要。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我就始終不能理解，為什麼老一輩的作家和藝術家，象我尊重的朋友阿圖爾·施尼茨勒和赫爾曼·巴爾，總是喜歡穿著絲絨前克衫，燙着鬈髮，月捲曲的頭髮蓋着前額，或者以與眾不同的鬍鬚式樣和奇裝異服，在大街上招搖過市。我深信，任何想以拋頭露面來使自己遐邇聞名的人，無意之中會使自己生活着象一個“鏡中人”——用韋爾弗爾的活來說，各種姿態都要按照某種風度。而一般說來，隨着那種外表上的變化，內在的誠懇、自由和無憂無慮也就失去了。如果我今天還能從頭開始，那麼我一定會用另外一個名字，一個杜撰的名字，用一個筆名來發表自己的作品，這樣我也就能一箭雙鵰，既能享受文學成就所帶來的喜悅，叉能享受隱姓匿名所帶來的愉快生活，因為象這樣一種兩全其美的生活，本身就已充滿魅力和無窮的樂趣！

日落西山

在那個把我們這個世界攪得無法安生的人①崛起以前的十年，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三年，是歐洲相對平靜的時期每當我國憶起那十年，經常懷有一番感激之情。因為我們那一代人在此之前遭受的災難實在太深重了，所以我們把那相對的和平視為意外的禮物。我們所有的人都覺得，我們一定要在那十年中，彌補一次大戰和戰後的艱難歲月從我們生活中奪走的幸福、自由與精神財富；於是我們發憤工作，但卻帶著比較輕鬆的情緒；我們四處漫遊，進行各種嘗試，我們重又發現了自己的歐洲、自己的世界。人們從來沒有象在那十年裡似的進行那麼多的旅行——這是不是可以說，年輕人已忍耐不住，急於要彌補他們在過去彼此隔絶的狀態中失去的東西？抑或這是一個隱隱約約的預感：我們必須在再次遭到“禁錮”以前及時衝出狹窄的天地？

①指希特拉。

在那個時間裡，我也去過好多地方，只不過那些旅行不能跟我青年時代同日而語罷了。因為我現在在那些國家已不再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了，我到處都有朋友、有我的出版人、有一大群讀者。我是作為我的書的作者去那些國家的，我不再是從前那個隱姓埋名的獵奇者了。這給我帶來不少好處。我可以更為有效地、更加廣泛地宣傳那個多年來已經成為我自己畢生奮斗的理想：爭取歐洲的精神統一。我本着這樣的思想在瑞士、荷蘭發表演說，用法語在布魯塞爾的藝術官演講，用意大利語在那座具有十三世紀藝術風格的佛羅倫薩的歷史性大廳裡——米開朗瓊羅和萊奧納多·達·芬奇曾在那裡就座過——發表演講，用英語在美洲——從大西洋此岸到太平洋彼岸的講學途中——發表演講。這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旅行；我現在到處都可以見到那些國家的最優秀的人物，如同友人一般，而不必去尋找他們：但在我的青年時代我對他們是不勝敬畏的，我從不敢給他們寫一行字的信，而如今他們都成了我的朋友。我躋身于那些通常把陌生人傲慢地拒之門外的社會圈子，我可以觀光聖日爾曼城區①的華麗建築和意大利的高級宅邸，我可以看到私人的珍藏；我已不必站在公共圖書館的出納台旁有求於人，而是由圖書館館長親自把庫藏的善本拿給我看。我可以在擁有百萬美元資產的古董商——如，費城的羅森巴克博士②——那裡作客，每當小收藏家們走過這些古董商的店舖時，總是目光羞澀。於是我第一次見識到了所謂“上層”世界以及這個世界的奢華。而這一切無需我向別人請求，是它們自己送上門來的。然而，難道這樣一來，我就見多識廣了嗎？不，我依然經常渴望我青年時代那種無人事先等候的旅行，而且由於隻身行動，一切顯得更有魅力；所以我還不願放棄過去那種舊的旅行方式，每當我去巴黎，我就儘量避免在到達的當天通知象羅歇·馬丹·杜加爾③、儒勒·羅曼、杜阿梅爾、馬塞雷爾這樣一些最好的朋友。我要先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隨便溜躂溜躂，就象從前當學生時一樣。我重訪原來的那些咖啡館和小飯館，讓自己口味過去的青年時代；倘若我想寫作，我也是到那些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去，如布洛涅或蒂拉諾或第戎這樣一些外省的小地方。我覺得，在住過那些令人厭惡的豪華大飯店之後，住在小旅館裡，無人知道自己的行蹤，起居行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是最舒服不過的事。後來，儘管希特拉從我身上奪走了許多東西，但是唯有這種美好的回憶——我曾按照自己的意願又過了十年享有充分內心自由的歐洲式生活——是他既不能沒收，也不能從我心中磨滅的。

①聖日爾曼城區（FaubourgSt.Germain），巴黎的一個舊城區，是貴族居住之處。

②亞伯拉罕·S ·沃爾夫·羅森巴克（AbrahamS.WolfRosenbac ，一八七六——一九五二）美國書籍收藏家，著有《不能發表的回憶錄》（TheUnpublish— ableMemoirs，1917）等書。

③羅歇·馬丹·杜加爾（RogerMartinduGard ，一八八一——一九五八），法國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蒂博一家》（LesThibault ）。

在眾多的旅行中，有一次旅行曾使我特別興奮，也使我受益匪淺：那就是去往新的俄國。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的前夕，我正寫着一本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當時我就為此行作準備了；可是戰爭的流血場面打斷了我的計劃，自那之後，又有一種顧慮妨礙着我的打算。由於布爾什維克的實驗，俄國對一切有知識的人來說，成了戰後最富有烴力的國家。有的人熱情地讚美它，有的人瘋狂地與它為敵，但都沒有確切的瞭解。由於宣傳與同樣激烈的反宣傳，沒有人能清楚地知道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人們知道，那裡正在進行一些全新的嘗試，不管那些嘗試是善是惡，它們很可能決定我們這個世界的未來形式。肖伯納、威爾斯①、巴比塞、伊斯特拉蒂②、紀德以及其他許多人都去訪問過那個國家，當他們回來時，有的熱情滿懷，有的失望沮喪。要不是那種希望用親眼目睹的事實來得出自己印象的想法也同樣引誘着我，我很可能不會成為一個在思想上曾非常想瞭解那些新事物的人。我的書在那裡流傳甚廣，不僅有馬克西姆·高爾基為我撰寫了序言的全集，而且還有價值幾個戈比的廉價小版本深入到廣大群眾之中。當然，我肯定會在那裡受到很好的接待。不過，仍然有妨礙我成行的因素，那就是在當時到俄國去的任何旅行，本身就已經意味着一種表態；而且要我這個對教條主義和政治性的事情最為深惡痛絶的人，在對一個難以預測的國家進行幾個星期的一般性觀察之前就公開表示讚許或者否定，要我對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先發表自己的判斷。所以，儘管我有熱烈的好奇心，卻下不了決心到蘇維埃俄國去。

① H·G ·威爾斯（HerbertGeorgeWels ，一八六六——一九四六），英國著名科幻小說家，代表作有《隱身人》、《星際戰爭》等。他的反戰小說《勃列特林先生看穿了它》曾受到高爾基讚揚。

②帕納伊·伊斯特拉蒂（Panaitlstati，一八八四——一九三五），用法語寫作的羅馬尼亞小說家，曾受羅曼·羅蘭的讚賞，身後名聲大振。代表作有《基拉·基拉莉娜》、《安格爾舅舅》、《阿德里安·佐格拉非的故事》等。

一丸二八年初夏，我收到了一封邀請信，要我作為奧地利作家代表團的成員到莫斯科參加紀念列夫·托爾斯泰誕辰一百周年的慶祝活動，目的是要我在紀念晚會上發表賀辭。我沒有理由迴避這一次機會，因為這是一次超黨派的活動，從而使我的訪問失去政治色彩。托爾斯泰作為非暴力的信徒，不是一個布爾什維主義者。由於我寫的關於他的書已有數萬冊在那裡流傳，我顯然有權利談談作為作家的托爾斯泰。而且我覺得，如果所有國家的作家們都團結一致，共同紀念他們中間最偉大的人物，那麼按照歐洲人的思想方法，這是一次重要的示威。於是我接受了邀請，而且對我如此迅速的決定也無需後悔。因為穿過波蘭的旅程就已經使我大長見識。我看到，我們的時代治癒自己造成的創傷竟是那麼快：我在一九一五年看到的那些一片廢墟的加利西亞地區的城市，現在都已煥然一新；我再次認識到，十年時間在個人的一生中是一段頗長的旅程，而在一個民族的生存中僅僅是一瞬間。在華沙已經看不到交戰雙方的軍隊在這裡兩次、三次、四次浴血奮戰的痕跡。咖啡館裡坐著穿著時髦的婦女，十分耀眼；穿得筆挺、身材瘦長的軍官們在馬路上散步，看上去更象是扮演士兵的皇家劇院的傑出演員。到處都可以感到一種意氣風發、充滿信心和自豪的情緒，因為如此興盛的新的波蘭共和國是從幾百年的瓦礫堆上建立起來的。列車從華沙繼續向俄國的國境駛去。大地越來越平坦，沙上也越來越多，每到一個車站，全村的居民們穿著各種色彩的鄉村服裝站在一旁，因為在當時，白天只有這唯一的一趟客車通過這裡向那個禁止外人入境的封閉的國家駛去。因此，觀看一趟聯結東西方世界的特別快車的潔淨車廂，在這裡便成了一件大事。邊境車站涅戈洛爾耶終於到了。鐵軌上方高高地懸掛着一條寬寬的血紅橫幅，上面是用西里爾字母寫的一句口號，我不認識，有人給我翻譯說，那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我們從這鮮紅的橫幅下面穿過，算是踏上了無產階級的帝國——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土，進入到一個新的世界。誠然，我們乘坐的列車根本不是無產階級的，它是沙皇時代的臥車，比歐洲的豪華列車還要舒適愜意，因為車廂甚是寬敞，行駛速度也比較緩慢。我是第一次乘火車穿越俄國的國土，奇怪的是，我對這片土地並不感到陌生，覺得一切都是那樣的熟悉：遼闊、空曠、令人略感憂鬱的草原；草原上的小茅舍，矗立着蔥頭形屋頂建築的小城鎮；蓄着長鬍鬚、一半象農民一半象先知的男人，用善良、爽朗的笑聲向我們致意，頭戴花巾、身穿白色短衫的婦女們出售着克瓦撕、鷄蛋和黃瓜。我怎麼會早就知道這一切的呢？那是由於俄羅斯文學的大師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薩科夫、高爾基——曾甩卓越的現實主義手法為我們描寫了“民間”生活。那些穿著肥大的白色上衣的男人們站在那裡，顯得憨態可掬，樸實得令人感動；列車裡的年輕工人們，有的下棋，有的看書，有的交談，當他們說話的時候，我雖然不懂他們的語言，但我相信我明白他們的意思，我感覺到他們身上那種青年人具有的心神不定、不能自製的精神狀態，由於他們得到了要竭盡全力的號召，年少氣盛在他們身上奇異地復活了。如果說，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民眾”的愛憐會在一個人的心中起到回憶的作用，那麼我在列車上就已經對這些人的單純而又令人悲嘆、聰明而又尚缺教養產生了憐憫之情。

我在蘇維埃俄國度過了高度緊張的十四天。我看、我聽，有時讚賞，有時厭倦，有時歡欣，有時生氣，始終是一般介於冷與熱之間的交流電。莫斯科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那裡有壯麗的紅場，旁邊有圍牆和蔥頭形屋頂的建築，有一點兒韃靼人的、東方的、拜占庭的奇異風格，因而也是遠古俄羅斯的風格。而紅場的另一端矗立着現代化的，超現代化的高大建築，猶如一群陌生的美國巨人。兩者格格不入，被煙燻黑的古代希臘正教的聖像和鑲嵌寶石的聖壇在教堂裡影影綽綽顯現，而離教堂一百步遠的地方卻是一口水晶棺材，裡面躺着身穿黑色西服的列寧遺體，剛剛整修過（我不知是不是為了歡迎我們），一邊行駛着幾輛潔亮的小汽車，一邊都是滿臉鬍子、邋里邋遢的馬車伕輕輕吆喝着，揮動鞭子驅使駕車的瘦小馬匹。我們發表演講的大歌劇院裡燈火輝煌，在無產階級的聽眾面前仍然是一派沙皇時代的富麗景象。郊區是一片老朽的舊房屋，象骯髒的、無人照管的老人，為了不致跌倒而互相依靠着。所有的一切早已變得陳舊、衰頽、鏽蝕，可是現在卻想一下子都變得現代化、超現代化。正是由於這種怠于求成，莫斯科人滿為患，到處顯得雜亂不堪。無論是在商店裡，在劇場門口。到處都是擁擠的人群，由於機構臃腫，因而效率極低，人們不得不到處等候。那些理應訂出“制度”的新官僚們熱衷于批條子簽檔案，一切事情都被耽誤了。盛大的晚會原應該六點開始，可是到丸點半才開始，當我于深夜三點鐘精疲力盡地離開大劇院時，演說者們還在滔滔不絶他講下去；而我作為一個歐洲人在參加每次招待會和赴約時總是提前一個小時到場。時間就這樣從一個人的手中白自流去，而且又顯得每一秒鐘都十分忙碌：東張西望、注目而視、無休止的討論；對什麼事情都表現出某種熱情，我覺得，那種俄羅斯人煽動人心的神秘力量不知不覺地抓住了每一個人，使得他們那種難以抑制的興奮、感情和思想一起熾熱地迸發出來。雖然不十分清楚，這些人為什麼和為了何事如此容易激動，但無疑和那種不安寧的新氣氛有關，也許一種俄羅斯式的國魂已降臨到每個人的身上。

有許多事情確實是了不起。首先是列寧格勒，這座由具有膽識的諸侯們天才地設計的城市，佈局恢宏，宮殿壯麗。但它同時又是《白夜》中陰霾的彼得堡，是拉斯科爾尼科夫①的彼得堡。冬宮極其雄偉，而更令人難忘的是裡面的景象，我們看到成群的工人、士兵、農民穿著笨重的靴鞋，手裡拿着帽子，誠惶誠恐地穿過從前皇帝們的殿堂，就象走到聖像前去似的，一邊細看著那些繪畫，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自豪，因為他們覺得：這一切現在是屬於我們的了，我們要學會瞭解這些東西。教師們領着圓圓臉蛋的孩子們穿過大廳，管理藝術品的工作人員在向那些頗顯拘謹而又專心聽講的農民們介紹林布蘭特和提香的繪畫；當講解員指着某些繪畫的綱部時，他們總是從沉重的眼皮下抬起怯生生的眼睛。那種天真的、一本正經的努力，未免使人感到有點可笑，就象到處見到的那樣。因為要想讓目不識丁的“民眾”在一夜之間就能懂得貝多芬與維米爾②顯然是拔苗助長。無論是講解這些藝術珍品的一方，還是力求要懂得這些藝術珍品價值的另一方，起初都是那麼性急。孩子們在學校裡畫的可是最粗陋、最簡單的東西。在十二歲小姑娘的課椅上放著黑格爾的著作和素列爾③的書（當時就連我也不知道這個人），甚至連還不怎麼識字的馬車伕手裡也拿着書，那僅僅是因為那是書，而書則意味着“教育”，這是新的無產階級的光榮和義務。是呀，當他們給我們看那些中型工廠並且期待着我們的驚訝之情時——好象我們在歐洲和美洲還從未見到過那類工廠似的——，我們不得不經常袋出笑容；一個工人曾非常自豪地指着一台縫紉機對我說：“這是電動的”，然後用期待的神情望着我，似乎我應該發出讚歎之聲。因為那些民眾都是第一次看到這些技術產品，所以他們虔誠地相信，是革命和革命之父列寧與托洛斯基設想出和發明了這一切。於是我們微笑着稱讚一番，而在稱讚的同時又暗自覺得好笑。這個俄羅斯國家就是這樣一個不可思議、具有才能而又心地善良的大孩子。我們總是這樣想並且問自己：這個國家將來真的會象它打算的那樣非常迅速地改天換地嗎？宏偉的藍圖將會變得更加龐大呢，還是在俄羅斯人原有的奧勃洛摩夫④式的怠情中變成泡影？我們有時候覺得可信，有時候感到懷疑；我越看得多，心中越糊塗。

①拉斯科爾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中的主人公。

②維米爾（JanVermeer，一六三二——一六七五）荷蘭著名風俗畫家。

③喬治·索列爾（GeorgesSorel，一八四七——一九二二），法國新聞記者和社會哲學家。代表作有《暴力論》等，曾對列寧產生過影響。

④奧勃洛摩失是俄國作家岡察洛夫的小說《奧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他心地善良，很有教養，整天躺在床上懶洋洋地胡思亂想，心裡雖有種種改良計劃。但始終沒有付諸實現，用打瞌睡來打發日子。

然而，難道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只有我有？俄國人身上就沒有？甚至在我們來此紀念的托爾斯泰的心靈中就沒有？在去亞斯納亞·波爾亞納①的火車上，我跟盧那察爾斯基談論過這個問題。盧那察爾斯基對我說：“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是一個革命者還是一個反動分子？他自己知道嗎？他作為一個真正的俄國人想把數千年來世界上的一切反掌之間來個迅速改變”，他微笑着補充說道，“就象我們現在似的，想用一個唯一的方案改變一切。如果有人把我們稱為非常有耐性的人，那是他把我們俄羅斯人看錯了，我們的身體、甚至我們的心靈是有耐性的。但是我們的思想卻比任何一個民挨都沒有耐性，我們總是要想立刻知道一切真諦，即‘真理’。這位老人就是因此而使自己備受痛苦的。”確實，當我穿過在亞斯納亞·波爾亞納的托爾斯泰的故居時，我總是有這樣一種感覺：“這位偉大的老人曾是怎樣自討苦吃呵。”那裡有一張他曾寫下不朽著作的寫字檯，而他卻離開了它，為的是要到隔壁一間可憐的小房間裡去修鞋，去修理破舊的鞋子。那裡有一扇門，那裡有一座樓梯，他正是穿過這扇門，通過這座樓梯，逃離這個家，擺脫他生活中的矛盾。那裡有一支槍，他曾用它在戰爭中打死過敵人，而他又是一切戰爭的敵人。就在那幢低矮的白色莊園房子裡，他生活中的矛盾癥結，強烈地形象地呈現在我面前，可是令人奇怪的是，當我向他的最後安息地走去時，那種悲涼的感覺已漸漸淡漠。

①亞斯納亞·波爾亞納，是托爾斯泰居住的農莊所在地。

因為我在俄國所見到的一切，再也沒有比托爾斯泰的墳墓顯得更偉大、更使人感動的了。那塊高貴的朝聖地座落在偏僻、孤寂之處，被一片樹林環抱。一條狹窄的小路通往那座山丘，那山丘只不過是一個由土堆積起來的矩形土墩子，沒有人在那裡看守，也沒有人保護，只有幾棵大樹給它遮蔭。他的孫女兒在墓前對我說，那些參天大樹是列夫·托爾斯泰親手栽下的。他和他的哥哥尼古拉在童年時曾從一位村婦那裡聽到過這樣一個傳說，人們栽樹的地方將是一塊吉祥之地。因此，他們半象遊戲似地栽下了一些小樹苗。只是到了晚年，這位老人才忽然想起這個迷人的預言，於是他立刻表示這樣的願望：死後讓人把他埋在自己栽下的樹林中間。他身後的事是完全按照他的意願辦的，而且由於那座墳塋簡樸得令人心服，從而使它成為世界上給人印象最深的墓地。一個小小的矩形土丘坐落在高大繁茂的樹林之中——沒有十字架，沒有墓碑，沒有銘文。這位偉人就這樣不題自己的名字，被埋葬在這裡，再也沒有一個人有象他這樣為了自己的名字和榮譽而感到痛苦的了；他埋葬在那裡，就象一個被偶然發現的流浪漢，或者象一個不知名的士兵。誰都可以來看他這塊永眠之地，雖然周圍有稀疏的柵欄，但從來沒有封閉過。

唯有人們的敬意守護着這位永不休息的人的最後安息。通常人們總是時陵墓的壯觀感到好奇，而在這裡卻以一睹墳瑩的出奇簡樸為快。風象上帝的喃喃低語在這座沒有名字的墓地上簌簌作響，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靜，人們也許不知不覺地從這裡走過，除了知道這裡埋葬着一個人——在俄羅斯的土地上埋着某一個俄羅斯人——之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無論是巴黎榮民療養院教堂裡大理石拱門下的拿破崙墓室、君王陵寢裡的歌德靈柩①，或者是威斯敏斯特教堂②裡的墓碑，它們的氣象都不及這座處在樹林之中、非常安謐的無名墳塋感人之深，因為在官上面只有風兒在絮絮低語，而墳塋本身卻沒有留下任何文字和話語。

①歌德的靈柩和魏瑪公國奧古斯特公爵的靈柩存放在一起。

②倫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國著名人物國葬的地方。

我在俄國待了十四天，我始終感覺到他們那種急於求成的心情和那種有點盲目的飄飄然，究竟是什麼東西使他們如此激動？不久我認識到：因為他們是人，而且人都會有熱情的衝動，他們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參加到一個涉及全人類的偉大事業中來，所有的人都抱著這樣的信念：他們不得不忍受物品匱乏和短缺，都是為了一個更崇高的使命。他們從前在歐洲人面前的那種自卑感一下子變成了一種狂熱的自豪，好象他們超過了所有的人。“光明來自東方”——他們是未來的救世主，他們想的就是這樣率真、簡單；這就是他們認識到的“真理”。別人只能夢想的事情將由他們來完成。即使他們給我們看最微不足道的東西時，也會眼睛炯炯有神地說：“這是我們幹出來的。”而所謂的“我們”是指全體人民。替我們駕車的馬車伕會用鞭子指着某一幢新樓，裂着嘴笑着說：這是“我們”建造的。大學生課堂裡的韃靼人和蒙古人向我們迎面走來，驕做地給我們看他們的書，這一個說“這是達爾文的書！”那一個說“這是馬克思的書！”那副驕傲的樣子，就象那些書是他們自己著作似的。他們急切地給我們看他們的一切，給我們解釋，他們非常感激有人來觀看他們的“事業”。他們每一個人都對歐洲人表現出無限的信賴——但那是史達林以前的年代！——他們用善意的、真誠的目光望着我們，和我們象兄弟似的緊緊握手。而恰恰是這些極少數的人同時又表現出：他們雖然對我們友好，但卻缺乏“尊敬”。因為在他們看來，人本來就是兄弟，是同志。

即便是那些作家們也不例外。我們曾在過去屬於亞歷山大·赫爾岑的宅第裡聚會，不僅有歐洲的作家、俄羅斯作家，而且還有通方斯族作家、格魯吉亞的作家和高加索的作家，每一個蘇維埃加盟共和國都為紀念托爾斯泰而派出了自己的作家代表。我們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能互相交談，但都彼此明自意思。有時候，他們中的一個人站起身，朝我們的一個人走來，指着我們一位作家寫的一本書的書名，再指指自己的心，意思是說：“我們非常喜歡這本書”，然後抓住這位作家的手，使勁地握著，一邊使勁地抖動，好象他喜歡得要把人家的所有關節都抖散架似的。更令人感動的是他們每一個人都帶來了禮物。當時還是因難時期，他們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可是每人都拿出了一點東西給我們留作紀念：一幅不值錢的舊版畫；一本已經沒法念的書，一件鄉間的木刻。我更容易得到這些東西，乃是因為我可以用在俄國多少年來早已見不到的值錢的東西進行回贈，如，一把老頭牌剃胡保險刀、一支鋼筆、幾疊優質的自信紙、一雙軟皮拖鞋，以致我回家時行李少得不能再少。正是這種不用語言的激情使我們深為所動，我們在那裡感覺到的過分熱情在我們歐洲是從未見識過的，因為在我們那裡還從未達到都是“人民”的境界。每當和那些人物相聚一起，就會受到一次危險的誘惑，確實也有一些外國作家在訪問俄國時上了當，由於他們看到自己受到如此空前的歡迎和被真正的群眾所愛戴，他們議為一定得稱讚一番那個政權，因為在那個政權下的人讀了他們那麼多的作品和那麼喜歡他們。是呀，禮尚往來，以心換心，本來就是人的本性。我不得不承認，我自己在俄國有時几乎也要大咱讚歌，在一片熱情之中，自己的頭腦也几乎發昏。

我之所以沒有陷入那種魔術般的迷境，與其說我該感謝我自己的內在力量，毋寧說我更應感謝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我以後也永遠不會知道他是誰。那是在一次大學生們的慶祝會之後，他們圍住我，擁抱我，跟我握手。我完全被他們的熱情感染了，我高興地望着他們容光煥發的臉。有四五個大學生陪着我國住處，整整一群人，裡面有派給我的那位女翻譯，她也是大學生，她把什麼都翻譯給我聽。一直到我關上旅館裡自己的房門時，我才真正是一個人獨處，說實在話，那是十二天以來我第一次一個人獨處，因為在十二天中我身邊總是有人陪着我，有人圍住我，被熱情的群眾擁來擁去，我開始朋衣服，把我的上衣放在一邊。這時我發覺衣服裡有沙沙的紙聲。我把手伸進衣袋，拿出來的是一封信，一封用法文寫的信，但不是一封通過郵局寄給我的信，一定是有人在擁抱或擁擠的時候俏悄塞進了我的衣袋。

那是一封沒有署名的信，一封寫得非常巧妙、通情達理的信，它雖然不是一名“自俄”寫的情，但它是對最近幾年來對自由不斷增加限制所表示的忿懣。這位不相識的人寫道：“請您不要相信別人對您所說的一切，請您不要忘記，當您看到他們給您看的一切時，他們還有許多東西沒有給您看您得記住。跟您交談的那些人，絶大多數都沒有把他們想要告訴您的活對您講，而只是講了可以允許跟您講的話。我們所有的人都受到監視，您受到的監視也不會少。您的女翻譯要向上彙報每一句話，您的電話被竊聽，每一步都有人監督。”他給我舉了一連串我無法證實的例子和細節。我按他的要求把信燒了——“請您不要撕了它，因為有人會從您的紙簍裡把碎片取走，再把它們拼起來的。”——我這才第一次開始深省一切。我曾身處誠摯的熱情之中，在那同志式的氣氛中曾不止一次地有機會私下和某個人進行無拘無束的交談，難道這一切都是假的？由於我不懂俄語，使我無法和老百姓有真正的接觸。更何況我在這十四天裡所看到的，只不過是這個望不到頭煦帝國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我真的不想遷就我自己和遷就別人，那麼我不得不承認，雖然我得到的印象，在某些細節上今人感動和鼓舞，但在客觀上下會有什麼用處。所以當其他們歐洲作家從俄國回來後，几乎都很快出版了一本書，熱情地讚揚或者激烈地否定，而我只不過寫了幾篇文章。而且我以為這樣的保留態度很好，因為三個月以後，許多事情跟我所見的就不一樣了；一年以後，經過迅猛的變革；當時說過的每一句話都已被事實斥之為謊言。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在俄國強烈感覺到的我們那個時代那種疾風暴雨式的事情，仍然是我一生中罕見的。

當我離開莫斯科時，我的箱子基本上已經空了。我把能給掉的東西都分送掉了；他們送的東西，我只帶回兩幅聖像，後來我把它們長期裝飾在我的房間裡。不過，我給自己帶回家的最珍貴的東西，是和馬克西姆·高爾基的友誼。我是在莫斯科和他第一次相見的。兩年後，我和他在素倫托再次重逢，他是由於健康受到威脅而到那裡去療養的。我到他家做客，度過了難忘的三天。

我們那一次聚會本來就很不尋常。高爾基不會任阿一種外語，我又不懂俄語。按照各種邏輯，我們必然是默默地相對而坐，或者借助我們尊敬的朋友瑪麗亞·布德貝格男爵夫人的翻譯才能得以交談。可是高爾基真不愧為世界文學中一位最具天才的敘述家。敘述對他來說不僅僅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而且也是他全部天性本能的表現。他在敘述時，把自己置身于被敘述的事物之中，把自己變成為被敘述的對象。通過他臉上的各種表情，我雖然不懂他的語言，但卻明白他的意思。他看上去是地地道道的“俄羅斯人樣子”，——我無法用別的詞來表達。他的面貌沒有什麼引人注目的地方，人們看到這位身材瘦長、頭髮草黃、顴骨寬寬的人，很可能想到田裡的農民，馬車上的馬車伕，小鞋匠，無人管教的流浪漢——他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是俄羅斯人原型的集中表現。人們在大街上可能會漫不經心地從他身邊走過，不會注意到他的特點。只有當你坐在他的對面和他開始敘述什麼的時候，你才會認出他是誰。因為他無意之中就成了一個他所要描繪的人。今天我仍然記得，他是怎樣描述一個他在遊歷則遇到的疲倦、年邁的駝背人——在別人給我翻譯之前，我就明白了——，他很自然地把腦袋一耷拉，雙肩垂下，跟神陰鬱、倦怠，——而他開始敘述時，藍眼睛卻是明亮有神——，聲音顫抖；他不知道自己已經變成了那個駝背老人。而當他描述一些高興的事情時，他立刻就會放聲大笑。他輕輕地向後倚靠着，額角閃爍有光，聽他講話真是一件難以形容的快事，他講述的時候，一邊用熟練的形象動作描述與之有關的景色和人物。他身上的一切：無論是他的坐相和走路的姿態，還是他傾聽別人講話和十分高興的時候，都顯得樸買而又自然。有一次晚會上，他喬裝一個貴族，腰間佩着一把軍刀，眼神頓時變得威嚴極了。他眉毛飛揚，器字軒昂，在房間裡來回地踱着方步，好象正在考慮一道嚴峻的詔書，可是當他不一會兒把化裝衣服脫去時，他又笑得象一個農家少年那樣純樸。他的生命力簡直是個奇蹟，他的肺壞了，可是他依然活着，這原是違背醫學規律的。是那種不同尋常的生活意志，堅強的責任感使他繼續活下去；他每天早晨用清清楚楚的手寫體著述他的長篇小說，回答他的祖國的青年作家和工人們向他提出的千百個問題；對我來說，和他在一起，就好象見到了俄國，但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俄國，不是從前與今天的俄國，而是看到了一個永恆民族的寬厚、堅強、深沉的心靈。在那些年月，他的內心還是猶豫不決的。作為一個老革命家，他曾願意改天換地，他曾與列寧有過個人的友誼，在當時他仍然猶豫是否要完全投靠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否要成為黨的“牧師和教皇”①。他始終感到良心上的壓力，因為在那些年月，每個星期都有決定，而那些決定跟他這樣的人是不合拍的。

①教皇一詞，在歐洲人的習語中，常指某一領域的權威。

在那些日子裡，我恰巧成了那樣一種完全是新俄羅斯人的典型場面的見證人——那一場面為我揭開了他的全部矛盾。一艘俄國戰船在訓練航行中第一次駛進那不勒斯。從來沒有到過西方世界的年輕水兵們芽着漂亮的制限散步，穿過托萊多大街，他們睜大自己那對好奇的農民眼睛，對一切新鮮的東西看個沒夠。第二天，他們中有一群人決定到索倫托來，來看看“他們自己的”大作家，他們沒有事先通知他：在他們俄羅斯人的伺胞情誼的思想中，他們覺得“他們自己的”作家理該隨時為他們騰出時間。他們突然出現在他的住宅前，而且他們的想法也完全正確：高爾基沒有讓他們等候，就把他們請了進去。可是高爾基第二天笑着對我說，那些青年人一開始在他面前裝得非常嚴厲。對他們來說，“公事”高於一切，他們剛一踏進那座美麗舒適的別墅就說道：“你怎麼住這樣的房子，你生活得簡直象資產階級。你究竟為什麼不回俄國去呢？”高爾基不得不儘可能詳細地向他們解釋。不過，基本上說來，那些老實巴交的年輕人也並沒有把這件事看得非常嚴重，他們無非是想顯示一下他們的信念。接着，他們毫無拘束地坐下來，喝茶、聊天，最後告別時一個接一個地和他擁抱。照高爾基的描述，那場面是非常動人的，他對新一代人的那種輕鬆自由的方式十分喜歡，對他們的大大咧咧一點也不生氣。他一再重複說：“我們和他們是多麼的不同啊，我們不是畏首畏尾，就是激烈無比，卻從來不能把握自己。”那天晚上，他一直興高采烈。可是當我對他說：“我想您當時的想法是：最好和他們一起回國。”這時他猛地一怔，直瞪瞪地望着我。“這您怎麼知道的？說真的，一直到最後一刻鐘我還在考慮，我是否應該粑一切：書籍、紙張、手稿統統撂下，和那些年輕的小伙子們一趄乘船去航行十四天，這樣我也許文會知道俄國是什麼樣子的了。一個人在遠離祖國的地方，會把學到的最美好的東西荒疏，流亡中的我們，還沒有一個人作出過有益的貢獻。”

不過，高爾基把他在索倫托的生活稱之為流亡，是不對的。他每天都可以回國，事實上他也回過國。他不象梅列日科夫斯基似的，——我在巴黎遇見過這個悲劇性的憤世嫉俗者——書籍被禁止，本人被驅逐；他也不象今天的我們，按照格里爾帕策的美妙的說法，我們“對兩邊來說都是外國人和沒有祖國”，我們說的是他國的語言，無家可歸，隨風飄蕩。一個真正的流亡者不是象高爾基所說的那樣。我在以後幾天裡在那不勒斯拜望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流亡者，他就是貝內代托·克羅切，他曾當了數十年青年人的精神領袖，他曾作為參議員和部長在自己的國家享有各種禮儀上的榮譽，一直到他因反對法西斯主義而和墨索里尼發生衝突。他辭去各種官職。隱居起來，但這並不能使那些強硬派們滿意，他們要制限他的反抗，必要時甚至要對他進行懲戒。那些大學生們也和過去大不一樣，他們今天到處成了反動勢力的急先鋒，他們衝擊他的住宅，打碎他的住房的窗戶玻璃。但是這位有着一雙聰明的眼睛、留着一小撮山羊鬍子、外表更象一個愉快平民的矮胖人物，並沒有彼嚇倒。他沒有離開那個國家，儘管接到美國及其他國家大學的邀請，他還是待在家中，躲在書籍的大牆後面，他繼續以同樣的觀點辦《批評》雜誌，繼續出版他的著作，而且他的威望是那樣的高，以致根據墨索里尼的命令建立的毫不留情的檢查制度在他面前也執行不下去，然而另一方面，他的學生和與他信念一致的同志卻完全被瓦解了。對一個意大利人，甚至對一個外國人來說，要去看望他，是需要非凡的勇氣的，因為當局清楚地知道，他在自己的堡壘裡，即在他滿是書籍的書房裡，談話是直言不諱的。所以，他等於生活在一個空氣密封的房間裡，他在四千萬同胞當中，就象生活在一隻煤氣罐裡一樣。我覺得，在一座有幾十萬人口的城市裡，在有幾千萬人口的國家中，這種密封式的孤立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同時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當時還不知道，這種消滅一個人的思想的做法比起以後加到我們自己頭上的做法，還是要寬容得多，我不能不欽佩，這個已經年邁的老頭在每天的鬥爭中保持了怎樣清醒和旺盛的精力呵，但是他卻笑着對我說：“恰憐是那種反抗鬥爭使一個人變年輕了，要是我繼續當着議員，我在精神上也早已變得懶散和不堅定了，我就容易老了。對一個有思想的人來說，危害最大的莫過于缺乏反抗精神；自從我孤身一人和青年們不再圍着我以來，我才更需要使自己變得年輕。”

然而，我不得不過了好幾年才懂得，一旦折磨、迫害和孤立不能摧毀一個人時，它們就會不斷升級，就象生活中一切重大的事情一樣。一個人獲得這類認識，從來不是通過別人的經驗，而是始終只能從自己的命運中得來。

我從未見過意大利的那位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這要歸咎於我不願接近政治人物的毛病，即便在我的祖。國——小小的奧地利，我也未遇見過國家領導人，如，賽佩爾、多爾富斯①、舒施尼克②。——這本來就是有意這麼做的——。據我從朋友們（他們也是墨索里尼的朋友）那裡獲悉。墨索里尼是我的書在意大利的第一批和最熱心的讀者之一。但是由於他曾主動地滿足過我第一次向一位政治家提出的請求，所以我本該親自去向他道謝。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朋友從巴黎寄來的快信，說一位意大利婦女有要事要到薩爾茨堡看我，希望我馬上接待她。第二天，她就來了。她對我說的事確實讓人震驚。她的丈夫，一個窮人家庭出生的優秀醫生，是由馬泰奧蒂③出錢培養成材的。在馬泰奧蒂——那位社會黨的領導人被法西斯分子殘酷殺害時，早已交瘁的世界良心再一次對這種罪行作出了憤怒的反應。整個歐洲都被激怒了。他的這位忠實的朋友是當時敢於在羅馬的大街上公開抬着被害者的靈柩出殯的六名勇士之一，不久之後，他由於遭到刁難和威脅而流亡出走。但是，馬泰奧蒂家屬的命運仍然使他感到不安，為了報答他的恩主，他想把馬泰奧蒂的孩子偷偷地從意大利送到國外。但他在於這件事的時候落到了密探或者搗亂分子的特務手中，他被逮捕了。由於一提起馬泰奧蒂就會使意大利感到難堪，所以用這樣的理由對他進行起訴，几乎不會對他構成太大的罪名。不過，那位起訴人卻巧妙地把他同另一件同時發生的企周用炸彈殺死墨索里尼的案件聯繫起來，於是這位曾在戰地獲得過最高獎賞的醫生被判階十年重犯監禁。

①恩格爾貝特·多爾富斯（Engelbert Dolfus，一八九二——一九三四），奧地利政治家。一九三二年任奧地利總理和外交部長。一九三四年在納粹分子發動的一次未遂政變中被殺害。

②庫特·馮·舒施尼克（KurtvonSchuschnigg，一八九七——一九七七）奧地利政治家。一九三四年在多爾富斯被殺害後繼任奧地利總理，曾為奧地利的獨立和反對希特拉而進行政治鬥爭，後曾被德國納粹分子逮捕投入集中營。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七年任大學教授，著作有《反對希特拉的鬥爭》等。

③賈科莫·馬泰奧蒂（GiacomoMateoti，一八八五——一九二四），意大利社會黨人，一九一九——九二四年曾任眾議員，因斥責法西斯黨徙而被綁架殺害。

不言而喻，他的那位年輕夫人心急如焚。她在信中說，她的丈夫可能活不到這十年，我一定得為反對這個判決而做點什麼，我一定得聯合歐洲文學界的所有名人，大聲疾呼地進行抗議。她請我予以幫助。我立即寫信勸她不要搞什麼抗議。據我所知，自第一次大戰以來，所有這類輿論聲明早已沒有任何用處，我竭力向她解釋：出於民族的尊嚴，沒有一個國家會在外界的壓力下修改自己的法律，在美國的薩科一萬澤蒂案件①中，來自歐洲的抗議完全是幫了倒忙。我懇切地請求她不要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幹出什麼事來，她這樣做只會使她丈夫的處境變得更糟。因為如果有人試圖從外界給墨索里尼施加壓力，他也絶不會作出減刑的安排；即便他想這樣做，也絶不能辦到，但是我用非常誠懇的言辭答應她，我將儘量設法。正巧我再過一個星期就要去意大利，我在那裡有一些能施加影響的好友。也許他們能悄悄地為她的丈夫說好話。

①薩科—萬澤蒂案件，這是一樁以掛匠尼古拉·薩科（生於一八九一年）和魚販子巴爾托洛梅奧·萬澤蒂（生於一八八八年）命名的美國法律案件。這兩名，意大利出生的無政府主義者在此案件中被指控犯有殺人罪。儘管所引證據疑點很多，這兩人仍在二九二一年被宣判有罪並于一九二七年處死。此案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至今莫衷一是。

我到意大利的第一天，就立即去辦這件事。但是我發覺。我的那些朋友早已變得噤若寒蟬。我剛剛說出那醫生的名字，每個人都立刻顯出面有難色，都說自己沒有辦法，並且說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於是我找了這一個，又找了那一個。我回國時深感慚愧，也許那位不幸的女人以為我沒有為她儘力呢。不過，我也確有一條路沒有試一試。現在還剩下一種可能性，那是一條直截了當的路，即：給那個大權在握的人——墨索里尼本人寫信。

我這樣做了，我寫了一封真正坦誠的信給墨索里尼。我在信中寫道，我不願在信的開頭寫許多恭維話，我想開門見山他說，我不認識那個醫生，也不知他的事件的詳情。但是我見到過他的無疑是無辜的妻子，如果她的丈夫要在監獄裡度過這麼多年的話，那麼，這懲罰的枷鎖不也是加在她的身上麼。我絶不想指責判決本身，但我可以設想，要是她的丈夫不是坐牢而是送到某個允許妻兒和被流放者一起居住的島嶼上，這對那個女人來說不啻是救命之舉。

我拿起這封寫給貝尼托·墨索里尼閣下的信，把它投進薩爾茨堡的普通信簡。四天之後，駐維也納的意大利公使館貽我來信說，墨索里尼閣下向我表示感謝，並說，他已經滿足我的願望和準備縮短刑期。同時有人從意大利發來一份電損，證明我所請求的改判已執行，墨索里尼用他的大筆一揮，親自實現了我的請求，事實上，那個被判刑的醫生不久就完全被赦免了。在我一生當中，還沒有一封信有象這封信似的使我感到高興和滿足，如果說有一件文字工作曾產生過作用，那麼，我就會懷着特別感激的心情想起這封信。

在那風平浪靜的最後幾年裡旅行是十分愉快的。不過，回到家鄉看看也很有意思。在那風平浪靜之中發生的一些事很值得國味，那座擁有四萬人口的小城市薩爾茨堡，——正因為它具有浪漫色彩的偏僻，我才選擇它為自己的定居地——，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到了夏季，它不僅成了歐洲藝術家的大都會，而且也成了全世界藝術家的大都會。在第一次大戰後最艱苦的幾年裡，為了幫助那些在夏季沒有收入的演員和音樂家們擺脫困境，馬克斯·賴因哈德和霍夫曼斯塔爾曾舉辦了幾場演出，尤其是在薩爾茨堡的教堂廣場上舉行的那次稱為“為每個人”的露天演出，那些演出主要是為吸引緊鄰地區的觀眾；後來，他們又試着演出歌劇，而且越演越好，越演越完美，於是逐漸地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最優秀的指揮家、歌唱家、演員都懷着好勝心湧來，以便能有機會不僅在自己有限的國內觀眾面前，而且也在國際觀眾面前愉快地獻藝。薩爾茨堡的各種藝術節一下子吸引了世界各處的人，彷彿成了新時代的藝術表演的奧林匹克，各個國家都競相到這裡來展現他們最優秀的藝術成就，沒有誰願意錯過觀看這些精彩的演出。國王和王公們、美國的百萬富翁和電影明星、音樂愛好者、藝術家、詩人。還有假充內行的人，都在最近幾年雲集於薩爾茨堡。在長期不被人重視的小小奧地利的這座小城市裡，能這樣成功地把優秀的表演藝術家與音樂人才薈萃一堂，這在歐洲是空前的。薩爾茨堡繁榮起來了。到了夏季，在城市的街道上，人們會不時遇到來自歐洲和美洲的人，他們到這裡來尋求藝術的最高表演形式，他們穿著薩爾茨堡的民族服裝——男人身穿白色亞麻短褲和短上衣，婦女是一副阿爾卑斯山農婦打扮——身穿緊胸、褶腰的衣裙——，不起眼的薩爾茨堡一下子左右了世界服裝的時尚。在旅館裡，人們爭着訂房間。到演出大廳去的汽車道上一片喜氣洋洋的景象，就象從前去參加皇家官廷舞會的路上一樣，火車站始終是人山人海，其他城市也曾試圖吸引這股有錢可賺的人流，但沒有一座城市成功。薩爾茨堡在那十年之內一直是藝術朝拜者在歐洲的聖地。

所以說，我住在自己的城市，一下子也等於生活在歐洲脅中心。又是命運滿足了我的一個自己几乎從來不敢想的願望，我們在卡普齊納山上的那幢房子成了一所歐洲人的房子。誰沒有到我們那裡去作過客呢？我們的賓客登記簿也許比我這純粹的回憶更能說明問題，但是這本登記簿也和那所房子和其他許多東西一樣，落到了納粹分子的手裡。我們在那裡和誰有度過美好的時刻呢？我們曾從陽台上桃望美麗，靜謐的景色，不知道就在對面的貝希特斯加登山土住着一個要破壞這一切的人①。羅曼·羅蘭和托馬斯·曼曾在我們那裡住過，在作家中，我們曾友好地接待過 H.G. 威爾斯、霍夫曼斯塔爾、雅各布·瓦塞爾蔓、房龍②、詹姆斯·喬伊斯、埃米爾。路德維希③、弗朗茨·韋爾弗爾、蓋奧爾格·勃蘭兌斯、保爾·瓦萊裡、簡·亞當斯、沙洛姆·阿施、阿圖爾·施尼茨勒。在音樂家中，我們接待過拉威爾④、理夏德·施特勞斯、阿爾濱·貝爾格⑤、布魯諾·瓦爾特、巴爾托克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著名畫家、演員、學者，誰沒有到過我們家呢？每年夏季給我們帶來多少暢談文學藝術的愉快和美好時光呵！有一天，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⑦登上了我們那陡峭的台階，從此開始了我們之間的友誼，這友誼使我比以前更懂得喜愛和享受音樂。後來有好幾年時間，我是他排練時的最忠實的座上客，我曾不止一次地親眼目睹他為達到藝術上完美無缺的境地而竭盡全力，——那種藝術上的完善在以後的公開音樂會上既顯得象是奇蹟，而又覺得非常自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過他排練時的情景，他的那些排練對每一位藝術家來說都是最好的榜樣，促使他們不達完美無瑕的境地決不罷休）。我深切體會到莎士比亞說得真好：“音樂是心靈的養料”，而且，當我目睹各種藝術比賽時，我真慶幸我有和它們給下不解之緣的好運。那些夏天的日子是多麼豐富多彩呵！藝術和令人陶醉的風景交相輝映！後來，當我迴首往事，想起那座小城市的時候，我總是心情頽喪和抑鬱不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我們曾在自己的那幢房子裡冒着寒冷和從屋頂漏進來的雨水搏鬥，這時我才感到那幾年國泰民安的歲月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那就是恢復了我對這個世界、對人類的信任。

①係指希特拉。

②房龍（vanLoon ，HendrikWilem，一八八二——一九四四）美國新聞記者和作家，原籍荷蘭，代表作有《人類的歷史》、《聖經的歷史》等。

③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Ludwig，一八八一——一九四八），瑞士德語作家，一九四○年後居住美國，以撰寫不拘泥于歷史真實的傳記著稱，代表作有《拿破崙傳》、《歌德傳》、《俾斯麥傳》、《羅斯福傳》、《史達林傳》等。

④莫里斯·拉威爾（MauriceRavel，一八七五——一九三七），法國作曲家，代表作有芭蕾舞劇，《達非尼與克羅埃》、管絃樂曲《西班牙狂想曲》等。

⑤阿爾濱·貝爾格（AlbanBerg ，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奧地利作曲家，所作歌劇《沃伊采克》被西方公認為現代歌劇的代表作。

⑥貝拉·巴爾托克（BelaBart6k，一八八一——一九四五），匈牙利鋼琴家。

⑦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ArturlToecanini ，一八六七——一九四七），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指揮家。

雖然在那幾年有許多著名的受人歡迎的客人到我們家裡來，但是當我獨身自處的時候，在我周圍彷彿仍有一群高貴人物神秘地和我在一起。那就是在我上面已經提到過的名人遺墨蒐集本裡收藏着的各個時代最傑出的大師們的手跡，——我通過這種方法漸漸地把著名人物的蹤影召來了。我十五歲時就開始了這種業餘愛好，但在以後的年月裡，由於經驗的積累，辦法越來越多，更主要的是熱情越來越高人這種業餘愛好也就由單純的一般收集變成有機聯繫的彙編，我甚至可以說，變成了一項真正的藝術工作。開始之初，我象每一個新手一樣，只追求把名字——名人們的名字蒐集起來；後來才出於好奇的心理，收集更多的手稿——作品的初稿或片斷；這些手稿同時也使我瞭解到一個受人愛戴的大師的創作方法。在世界上無數不解之謎中，造物的秘密乃是最深奧和最玄妙的。大自然不讓人摸透造物的秘密。地球是怎樣產生的，一朵小花是怎樣產生的，一首詩和一個人是怎樣產生的，大自然從來不讓人掌握其中最關鍵的奧秘。大自然毫不留情地、絶不遷就地在這裡給自己蒙上一層面紗。就連詩人自己、音樂家本人事後也無法說清他靈感產生的那一瞬間。當一件作品突然變得非常成功時，那麼，就連那位藝術家本人也不再記得作品的起源和它的形成過程。他永遠或者几乎永遠也說不清楚，在他精神非常集中時，詞句是怎樣變成詩行的，個別的單音是怎樣變成千古流傳的旋律的。對這種不可捉摸的創造過程能提供少許猜測依據的唯一材料是藝術家的一頁一頁的親筆手稿，尤其是那些塗塗改改、不准備拿去付印的未定初稿。後來的改定稿就是從這些初稿中逐漸形成的。收集一切偉大的詩人、哲學家和音樂家的這些底稿——這些反覆修改的原稿，也是他們艱苦創作的見證——，是我收集名人手跡的第二階段，也是更有意識的階段。到拍賣市場去蒐羅這些底稿對我來說是一種樂趣，我也非常願意花精力到藏匿得最深的地方去尋求這些底稿，同時這也是一門科學，因為我除了收集名人手跡之外，還收集全部有關寫名人手跡的第二手書，以及業已出版的手跡本的全部目錄。從數字上講，我收集了四千多冊有關書籍，這是一筆非常大的、無人可以與之匹敵的私人藏書，因為即使是商人們也不會把那麼多的時間和熱情傾注于一個專門學科。我甚至可以說，在那三四十年的蒐集手跡的時間裡，我成了這一領域裡的第一個權威，我知道每一頁重要的手稿，知道它在什麼地方，是誰收藏着，是怎樣轉到它的收藏者手中的，我成了一個真正的鑒定家，一眼就能辨出真偽，在估價方面，我比大多數專業人員還要有經驗。——當然，在文學方面或者在生活的其他領域裡，我是從來不敢說這樣的話的。

儘管如此，我在收集手稿方面的雄心仍然有增無減。僅僅是反映成千種創作方法的一系列世界文學和音樂方面的手稿已不能使我滿足。單純擴大收集量也已不再吸引我，而是不斷地精選，我在最後十年的收集工作主要是這方面，如果說，我最初曾滿足於收集那些能反映一位詩人或者一位音樂家創作過程的手稿，那麼，我後來的努力方向就漸漸地轉到收集那些能表現一位藝術家處于創作鼎盛時期，即獲得最高成就時期的手稿。也就是說，我蒐集的不僅僅是一位詩人所寫的任何一首詩的手跡，而是他的最優美的詩篇之一的手跡，而且儘可能收集一首不朽詩篇的手跡。——在用羽毛筆或鉛筆把靈感第一次形成世間的詩篇的最初時刻起一直流傳到千古。我正是要從那些不朽之人遺下的珍貴手稿中收集他們為世界而創造的不朽之作。——這是非常苛刻的要求！

所以，我的收集工作從來都是接連不斷的；一旦我找到一頁更重要、更有特色的手稿，即一頁更有永久保留價值的手稿——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那麼我會把我收藏的任何一頁已不太符合我的那個最高要求的手稿剔除掉、賣掉或者交換掉。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在許多情況下都能成功，因為除了我之外，只有極少的人具有這樣的知識、這樣堅韌不拔的毅力，同時又有這樣的經驗去收集這些重要的手跡。所以，那些作品的最初手稿或者屬於創造性的人類最有永久意義的檔案草稿，蒐集到最後，先是一皮包，然後是用金屬和石棉加以防護的整整一箱子。由於我今天被迫過着一種漂泊不定的生活，手頭沒有那些早已失散了的收藏品的目錄，所以我只能隨便列舉幾件收藏品——從中可以窺見處于不朽時刻的世間天才。

在那些收藏中，有一張是達·芬奇工作筆記的手稿，是他用向左傾斜的筆體書寫的對素描的附註；有四頁拿破崙用几乎不能辨認的字型寫給他在黑沃利的士兵們的軍令；那裡有用大幅印刷紙印的巴爾扎克的一整部小說，每一印張上都有上千處字跡甚為清楚的校改，說明在上面進行了反覆的推敲。（幸虧因為一所美國大學需要它的照片複製品，從而把它保存了下來。）那裡有尼采的《悲劇的誕生》的鮮為人知的最初手稿，這部為他心愛的科西瑪·瓦格納而寫的手稿在《悲劇的誕生》發表之前好久就寫成了；在我的收藏中還有巴哈的一部康塔塔①、格魯克的阿爾西斯特詠歎調和一首韓德爾的詠歎調，韓德爾的音樂手稿是所有音樂手稿中最為稀世罕見的，我總是找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手稿，而且絶大部分都找到了，如勃拉姆斯的《吉普賽人之歌》、蕭邦的《巴爾卡羅勒》、舒伯特的千古流傳的《致音樂》、海頓的《皇帝四重奏》中《上帝保佑》的不朽旋律，在有些情況下，我甚至能做到：從收集一件具有獨創性的手稿開始，擴大到收集能概括一生創作個性的手稿。於是，我不僅有一張莫扎特十一歲時稚氣未脫的手稿，而且還有他為歌德的《紫羅蘭》所作的瞅曲手稿——這首不朽的歌是他歌曲藝術的標誌。在他的舞曲中，我收藏的手稿有：表現費加羅“不再受人欺凌”的小步舞曲；《費加羅的婚禮》裡的小天使詠歎調，以及那些從來沒有全文公開發表過的寫給巴斯勒②的十分粗魯的和一首輕佻的卡農③；最後還有一頁在他逝世前不久寫的《狄托的仁慈》④中的一首詠歎調的手稿。我收藏的歌德的手稿也能勾畫他一生的輪廓。從他九歲時的一篇拉丁文譯文的手稿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八十二歲時作的一首詩的手稿。在這中間有一大張他的頂峰之作的手稿，即《浮士德》的一張雙西對開頁的手稿；還有他的自然科學論文的原稿，許多詩作的手稿以及從他一生各不相同的階段中選來的繪畫手稿，從這十五件手稿中人們可以概觀歌德的一生。但我收集的我最尊敬的貝多芬的手稿卻不能全面概括他的一生。我的發行人基彭貝爾格教授是我在收集歌德和貝多芬的手槁時的對手和競爭者。他是瑞士的大富翁，他收集的貝多芬的珍貴手稿是無人可以與之匹敵的。但是我收藏的貝多芬的遺物至少可以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他一生中最淒涼的一刻——這是世界上沒有一家博物館能提供的，且不說我收藏着貝多芬青年時代的筆記本、他的歌曲《吻》的手稿和《哀格蒙特》樂譜片斷的手稿。由於碰到一次好運，我得到了貝多芬房間裡剩下的全部陳設，那些陳設是在他死後被拍賣，而由樞密顧問官布羅伊寧購得，然後轉讓給我的。主要是那張大寫字檯以及藏在寫字檯抽裡的他的兩位戀人的畫像：一幅是吉烏莉塔·古西亞爾蒂伯爵夫人，另一幅是埃爾德蒂伯爵夫人。還有那只直到他臨終前還一直保存在自己床邊的錢箱，那張斜面小寫字桌——他臥在床上還一直在這張小斜面桌上寫下最後的樂譜和書信；還有一綹從他臨終床上剪下來的白色捲髮、訃告信函；以及他用顫抖的手寫下的最後一張洗衣單，可以拍賣的傢具什物的清單，他在維也納的全體朋友為他身後無依無靠的女廚莎莉而認購遺物的字據。由於一個真正的收藏家總是經常會碰上好運氣，所以在我得到他房間裡的一切遺物之後不久，我又有機會弄到三幅他在臨終床上的素描。從那幾幅同時代人的繪畫中，我們知道，在十一月二十六日⑤貝多芬彌留之際，一位年輕的畫家和舒伯特的朋友——約瑟夫·特爾切爾想把垂死的貝多芬畫下來，但是他被那位認為這是大不恭敬的樞密顧問官布羅伊寧趕出了死者的房間。那幾幅素描銷聲匿跡了數百年，一直到那位名氣不大的畫家的好幾十本素描手稿在布爾諾⑥的一次小小拍賣中。以低得可憐的價格出售時，才突然發現在手稿中有那三幅素描。不知怎麼一回事，好運接踵而來，一天，有一個商人給我打電話，問我是否對貝多芬在臨終床上的畫像真跡有興趣。我回答說，我自己已經有了。但是後來才弄清楚，那張打算賣給我的手稿就是後來的丹豪塞⑦的非常著名的貝多芬臨終遺像的石版畫。於是我把所有那些以視覺形式保留了那個值得紀念、真正不該消失的最後時刻的畫像收藏在一起。

①康塔塔（Ksntate ），源於意大利文 cantare，意為“歌唱”：與 sotata （演奏）對稱，是多樂章聲樂曲，以詠歎調、宣敘調、重唱、合唱組成之，故一譯“大合唱”。巴哈作有康塔塔二百餘部，絶大多數為宗教性，其中世俗康塔塔僅遺留二十五部。

②巴斯勒，是莫扎特的歌劇《費加羅的婚禮》中的人物——一個愛為主人幫閒拍馬的音樂教師。

③卡農，復調音樂之一種，如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末樂章。

④《狄托的仁慈》（TheClemencyofTitus），莫扎特于一七九一年創作的二幕歌劇，劇情是關於古羅馬皇帝狄托（Titus ，約四十——八十一）的仁政。它是莫扎特的最後一部歌劇，上演後九星期作者逝世。

⑤據原書出版者注，此處茨威格記憶有誤。貝多芬死於三月二十六日。

⑥布爾諾（Brunn ），今捷克一小城鎮。

⑦約瑟夫·丹豪塞（Joseph Danhauser，一八○五——一八四五），奧地利畫家，維也納市民風俗畫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母愛》等 .

毫無疑問，我從來不認為我是那些物品的佔有者，而僅僅是那些物品在那個時期的保管者。吸引我的不是那種佔有的慾望、據為己有的慾望，商是要把那些珍品蒐集到一起的心情，是把收藏當作一項藝術性的工作。我當時就意識到，這項收集工作本身，從總的長遠的觀點來看，比我自己的作品更有價值。儘管已經收集到了許多東西，但我還是遲遲不整理出一份目錄，因為我仍然處在初創時期，工作正在進行，且不夠完臻，尚缺少某些名人和某些手稿。經過一番考慮，我當時的想法是把那些獨一無二的收藏品在我死後轉變給一所能滿足我特殊條件的研究所，也就是說、該研究所能每年撥出一定數量的款項、按照我的想法去繼續完善那些收藏。如果是這樣，那麼我的全部收藏就不會凝固僵化；而是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有機體，它會在我身後五十和一百年的時間內不斷得到補充和完善，從而成為一種越來越完美的齊全的收藏。

可是對我們那一代歷經磨難的人來說，是不可能想到自己身後的事的。隨着希特動時代的開始和我遠離家園，我的蒐集收藏品的樂趣也就沒有了。再說，把一些東西保存在某處的安全性也不具備。有一段時間，我還把一部分收藏品放在保險箱裡，放在朋友那裡，但是後來我決心按歌德說的話去——如果博物館、收藏品和兵器庫得不到繼續充實的話，還不如把它們封存起來。我寧願和我今後再也無能為力的蒐集工作告別。臨分手時，我把主要是我同時代的朋友作為禮物贈送給我的一部分收藏品送給了維也納的國家圖書館。另一部分我變賣給了別人，其餘部分，過去和現在的命運如何，我就不在乎了。我的樂起從此就一直在於自己的創作，而不再在於別人已經創作好的作品。我放棄了收藏，但我不感到後悔。因為在那些敵視一切藝術、敵視一切收藏品的時代，我們這些被追逐、被驅趕的人還必須新學會一種藝術，即捨得放棄的藝術：向我們曾經視為驕傲和熱愛過的一切訣別。

歲月就這樣隨着寫作、旅行、學習、讀書、蒐集、玩樂而年復一年地過去。當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個早晨我醒來時，我已是五十岑的人了。對薩爾茨堡那位老實巴交的白髮郵差來說，那一天可暈一個倒楣的日子。因為在德國有這樣一種庭好的習俗，一個作家到了五十歲生日的時候，報紙上要為他大大慶祝一番。所以那位老郵差不得不將大批的信件和電報從一級級陡峭的台階上拖上來。在我打開那些信件和電報之前，我就思忖，那一天對我來說意味着什麼呢？人生的第五十個年頭被看作是一個轉折；我不安地迴首過去，我已經走過了多少路程，我捫心自問，我是否還要繼續向上奮進。我細細琢磨已經度過的時光；回顧那五十年的生活歷程，我想起我是怎樣從自己的家走進這阿爾卑斯山區、然後又到了那塊緩緩傾斜的谷地①，同時我心裡又不得不這樣想，那塊谷地很可能是罪惡之藪，我沒有什麼可感激的。但出乎意料的是，人們最終給予我的，要比我期待的多得多。傳播媒介界——我正是藉助它們而得以發展，並且通過它們發表自己的詩歌、文學作品——所起的作用，遠遠超過我童年的最大膽的夢想。島嶼出版社特地發行了一本我的業已出版的各種文本著作的總目錄，作為慶祝我五十壽辰的禮物，它本身就已經象是一本書，裡面什麼語種都有了，有保加利亞文、芬蘭文、葡萄牙文、亞美尼亞文、中文和馬拉提文②。傳播媒介界還把我的話和思想用盲文、速記、各種外國的鉛字與方言傳播到人們中間，我的生存空間遠遠地超出我自己居住的範圍我和我們那個時代一些最優秀的人物給成了私人朋友，我欣賞過最完美的演出；我可以遊覽和觀瞻那些不朽的城市、不朽的繪畫、世界上最美的風景我沒有職務和職業上的覊絆，始終自由自在。我的工作就是我的樂趣，不僅如此，我的工作還給他人帶來樂趣！還會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呢？到處是我的書：難道會有人把這些書鬱毀了？（當時我就是這麼想的，完全沒有預料到後來發生的事。）那裡是我的家，——難道會有人把我從家裡趕出去？那裡有我的朋友——難道我有朝一日會失去他們？我曾經毫無畏懼地想到過死，想到過患病，但是在我的思想中卻從未想到過我目前面臨的這種處填，沒有想到我不得不背井離鄉，作為一個被趕出家門的人而被追逐；被驅趕，再次從這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浪跡天涯，我沒有想到我的那些書籍會被焚燬、被禁止、被宣佈為不受法律保護，我沒有想到我的名字在德國會那是一塊罪惡之藪。象一個罪犯的名字似的受到指責，我沒有想到原來的那一班朋友——他們的信件和電報在我生日那天全放在我的桌上——在以後的邂逅中會突然臉色變得蒼白。我沒有想到我在三四十年裡孜孜不倦所做出的一切業績竟會被一筆抹煞。我沒有想到我當時自以為在生活中十分穩固的一切竟會分崩離析。我沒有想到在我的事業即將接近頂峰的時候竟又要我以力不從心的精力和交瘁的心去重新開始一切。說真的，在我慶祝五十壽辰的那一無，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以後會發生這樣一些不可思議的荒唐事。當時，我是心滿意足，從而也熱愛生活。我無憂無慮，即使我不再進行任何寫作，我的已出版砌書籍也足夠我生活。似乎一切都已得到，萬事大吉。我早年在父母家中獲得、爾後在戰爭中失去的那種安全感，又依靠我自己的力量重新獲得。我還想得到什麼呢？

①那塊谷地是指薩爾茨堡，希特拉也曾在薩爾茨堡居住過，因此茨威格說

②馬拉提文，印度孟買省中部馬拉提人用的文字

不過，奇怪的是恰恰在我不知道還想得到什麼的時候，卻感到一種莫名的不快。在我的內心中好象有什麼東西（不是我自己）在發問：要是你的生活始終這樣下去，始終這樣一帆風順，始終這樣有條不紊，始終這樣有收穫，始終這樣舒服和沒有新的焦慮和磨難，難道果真就不錯了嗎？這種優裕的、完全有保障的生活難道不是更不符合你的本性嗎？我沉思着在房子裡走來走去。那幢房子在那幾年已完全按照我的願望變得相當漂亮了。可是，難道我就應該始終在那幢房子裡生活？始終坐在同一張寫字桌旁，一本接一本地寫書？然後坐等一筆又一筆的版稅？漸漸變成一位尊貴的先生，用禮俗端正的品行來維護自己的名聲和著作？和一切意外的事件、一切焦慮不安、一切危險隔絶？難道我就應該在筆直、平坦的大道上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一直到六七十歲？——我心中繼續這樣夢想著——，對我來說，出現一些其他的事，一些新鮮的事，一些使我感到不安、焦慮但同時又能使我變得年輕的事，豈不是更好嗎？因為這些事將會促使我去從事新的、也許是比較危險的鬥爭。是呀，在每一個藝術家的心中都隱藏着一種莫名其妙的矛盾：當生活十分坎坷的時候，他渴望安寧；可是當生活十分安寧的時候，他又渴望緊張。所以，我在五十歲生日的那一天，內心深處只有這樣一種居心不良的願望：但願會發生一些能把我再次從那充滿安全感的舒適環境中拽出來的事，但願會發生一些迫使我不象以往似的繼續生活下去、而必須重新開始的事。難道這是我害怕年老、害怕衰退、害怕變得遲鈍的表現？抑或這是一種神秘的預感，它讓當時的我為了尋求內心的發展而渴望另一種復為艱難的生活？對此，我並不知道得很清楚。

我之所以不知道，是因為在那個特殊時刻，從無意識的朦朧中產生的想法根本不是一種說得清楚的願望，也肯定不是和清醒的意志有聯繫的東西。它只是我感覺到的一種倏忽而親的念頭，大概也不完全是我自己的念頭，而是一種連我自己都不清楚的出自幽冥的念頭。可是，駕馭我生活的那種神秘力量想必已覺察到我這一念頭。——駕馭我生活的神秘力量是不可捉摸的，它曾滿足了我從來不敢大膽奢望的許多東西。擔它當時已順從我的意願，舉起自己的手準備把我生活的基不徹底粉碎，同時迫使我在生活的廢墟上重新建立一種更為艱難困苦、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生活。

希特拉的崛起

在那些決定時代命運的巨大運動剛開始的時候，恰恰是歷史本身阻礙了那些同時代人對它們的認識，這仍然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法則，所以我今天已記不得，我是什麼時候第一次聽到阿道夫，希特拉的名字的。這個名字我們當時已經聽了許多年，我們不得不每天，甚至每秒鐘都聯想到或者說出這個名字。這個傢伙給我們世界帶來的災難比一切時代的任何一個人都要多。不管怎麼說，那肯定是相當早的事了因為我們薩爾茨堡離慕尼黑只有兩個半小時的火車路程，可以說是它的鄰近城市，只要那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事，便會很快傳到我們這裡來。我只記得，有一天——我今天怎麼也想不起那個日子來了——一位熟人從那裡來，抱怨說，慕尼黑已經又閙起來了，尤其是那裡有一個名叫希特拉的煽風點火的傢伙，他用大打出手的方法擾亂會場，並用最下流的方式煽動人們反對共和國與猶太人。

當時，這個名字進入我的耳朵，是空空洞洞的、沒有份量的，後來我也沒有再去想它。因為正如今天早已消隱得無影無蹤的許多煽動家和暴亂者的名字在當時混亂的德國出現一樣，不用多長時間便又消失了。比如，帶領波羅的海部隊的上校艾哈特①的名字，卡普②將軍的名字。政治謀殺者們的名字，巴伐利亞共產主義者的名字，萊茵地區分裂主義者的名字，志願軍頭目的名字。幾百個這樣的小氣泡在發了酵的泥塘裡翻滾着，既不產生爆炸，也不留下什麼，只是化作一陣惡氣，把尚未癒合的德國傷口裡的腐爛過程清清楚楚地暴露出來。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份那個新納粹運動的名叫《米斯巴哈報》的小報（那份報紙後來發展為《人民觀察家》）。米斯巴哈只不過是一個小村莊。那份報紙也辦得粗俗鄙陋。那麼，究竟是誰這樣關心它呢？

①艾哈特（HetmannEbrkardt ，一八八一——一九七一》德國海軍軍官。志願軍頭目。曾參加卡普暴動。

②卡普（WolfgangKapp，一八五八———九二二）德國政治家。一九二○年三月發動暴動，一九二二年死於受審前的監禁中。

我几乎每星期都去國界那邊的近鎮賴興哈爾和貝希特斯加登，後來有一次我在那裡看到了穿著翻口長統靴和褐色襯衫的年輕學生隊伍——排頭是小個兒，後面是大高個——他們每個人的手臀上都佩帶著顏色顯明的卐字形袖章。他們舉行集會、遊行，趾高氣揚地唱着歌、齊聲喊着口號穿過大街，他們把巨幅標語貼在牆上，並裝飾以卐字元號，我第一次察覺到，在這些突然冒出來的烏合之眾的背後一定有有錢和有影響的人物存在。當時希特拉還只能在巴伐利亞的啤酒館裡發表演說，他一個人是不能把幾千個年輕人武裝成一支耗費如此浩大的隊伍的。必然有更強有力的人物才能推動那個新“運動”。他們的制服是簇新的，在那個真正的老兵都穿著破舊軍服走來走去的時代，從一個城市派到另一個城市的“衝鋒隊員”竟然擁有一個令人吃驚的停車場：裡面停的全是嶄新的汽車、摩托和載重車。除此以外，顯而易見的是軍隊領導人對那些年輕人進行了戰術上的訓練——或者如當時人們所說的“準軍事”訓練——而且肯定是德國國防部本身提供物質條件，來進行那種有計劃的技術訓練，希帶動一開始就是德國國防部秘密情報處的密探。恰巧不久我有機會親眼目睹那種事先訓練過的“戰鬥行動”。在邊境的門個小鎮，社會民主黨人正在以和平的方式舉行集會，突然有四輛大卡車急馳而來，每一輛車上都載滿了手持橡皮棍的年輕納粹黨徒，完全如我在咸尼斯聖馬可廣場旁邊看到的一樣。那些納粹黨徒閃電般地對毫無準備的人群進行突然襲擊。是從法西斯主義者那裡學來的同一種方法，只是在軍事上更加訓練有素，用德國的話說，對細枝未節都作了系統的準備。衝鋒隊員隨着一聲哨響，迅猛地跳下汽車，用橡皮棍向在路上遇到的每一個人掄去，警察還沒有來得及干預，或者工人們還沒能聚集在一起，他們就已經重新跳上汽車，飛馳而去。使我驚異不已的是他們那些蹦上跳下攀登汽車的準確動作，那些動作每一次都是按那幫歹徒頭目的一聲尖厲的哨聲完成的。看得出來，每一個年輕隊員事先都已知道，用怎樣的技巧、從汽車的哪一個輪子爬上去，跳到哪一個位置，以避免和下一個人碰撞，從而不致給全體造成危險，他們的肌肉和神經對此早已有所準備。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人的機敏所能做到的；手的每一個動作肯定早就在營房、在練兵場練了幾十次、幾百次了。一眼就能看出那支部隊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襲擊、暴行和恐怖活動而訓練的。

不久，人們便可聽到更多的有關在巴伐利亞州舉行的那些地下演習。當大家熟睡的時候，那些年輕的隊員便悄俏地溜出房間，集合在一起，進行夜間“野外訓練”，由國家或者黨的秘密資助人出錢，由正在服役或已經退役的國防軍的軍官們訓練那支部隊，當局對那些難得的夜間演習並不太注意。當局是真的睡着了嗎？或者只是閉上了眼睛？當局對那個運動是袖手旁觀呢，還是暗地裡助長它的氣焰？不管怎麼說，曾經暗地裡支持過這個運動的當局後來自己也被那突然出現的運動所使用的那種殘暴手段和快速行動驚駭得不知所措。當局在一天早晨醒來的時候，慕尼黑已經落入希特拉之手。一切行政部門均被佔據，報紙被手槍逼着宣告革命已經勝利完成。一籌莫展的共和國只是象做夢似地眼望着魯登道夫將軍如救星一般從那雲霧中升起，他是許多自以為能戰勝希特拉的人物中間的第一人。可是他們不但沒有如願，反而被希特劾愚弄了。那次想征服德國的著名的啤酒館暴動是上午開始的，但到中午就完蛋，這是大家知道的（我沒有必要在這裡講述世界歷史）。希特拉逃跑了，不久又被捕；那個運動也隨之消失。到了一九二三年，卐標記不見了；衝鋒隊和希特拉的名字也几乎被人遺忘了。沒有人再想到他可能會是一個掌權的人物。

若干年後，希特拉才又重新出現，是當時對現狀不滿的怒濤把他匆匆抬出來的。通貨膨脹、失業、各種政治危機，還有外國的愚羹舉動，使德意志民族人心浮動；此外，當時德國各階層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對他們來說，秩序從來就比自由和權利更重要。歌德就曾說過，沒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厭惡。所以，當時誰要是許諾建立秩序，一下子便會有幾十萬人隨着他走。

但是，我們還是一直沒有注意到危險。少數作家也真的花精力去讀希特拉的書，可是他們不去研究他的綱領，卻只顧嘲諷他的枯燥無味的散文的華而不實的風格。民主主義的大報紙——不是去提高人們的警惕——而是每天撫慰自己的讀者，說什麼依靠用重工業和冒險借來的錢勉強維持着的那種耗費巨資的宣傳運動是不可避免地要在明天、後天徹底破產的。然而在外國，人們大概永遠也不會理解那個基本道理，那就是在那些年裡德國為什麼會低估和輕視希特拉的為人和他不斷擴大的權力的，這是因為德國從來不僅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國家，而且在等級觀念裡還要加上根深蒂固的對“學歷”的頂禮膜拜。除了一些將軍以外，那個國家的高級職務都是由所謂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擔任的；而當時在英國卻有一個洛德·喬治①，在意大利有一個加里波第和一個墨索里尼，在法國有一個布里昂②，他們都是從平民走向國家最高職位的。一個還沒有讀完市立中學、更談不上讀完大學的人，一個在成年男子收容所裡度過夜、而且常年用直到今天也沒有弄清楚的手段過着不明不自生活的人③，竟也能接近一個馮·施泰因男爵。一個俾斯麥、一個比洛親王④曾經佔有過的位子，這對德國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德國的知識分子是最看重學歷的；在他們來看，希特拉只不過是一個在啤酒館裡煽風點火的小丑，這使他們上了大當。他們認為，這個小丑絶不會變得非常危險，而希特拉卻早已藉助他的幕後指使者為自己在廣泛的階層贏得了有力的支持者，不僅如此，即使當他在一九三三年的一月那一天當上了總理時，竟還有一大批人，甚至連那些把他推上那個位子的人，還只是把他看作是臨時佔據那個職位的人，把納粹的統治看作是暫時的插曲。

①洛德·喬治（LloydGeorge ，David 一八六三——一九四五）英國自由主義政治家。一八九○年起為了院議員。一九一六年為陸軍大臣。一九二二年任首相。

②布里昂（AristideBriand，一八六二——一九三二），法國政治家和外交家，主張德法親近。一九二六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③指希特拉。

希特拉的奸雄本色在那時才大量表現出來。多少年來，他向各方面許願，爭取到了各個政黨的重要代表人物；那些代表人物都以為可以利用這個“無名小卒”的神秘力量為自己的月的服務。後來，希特拉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正是採用了同樣的伎倆，以發誓和以德國人的忠心和那些他想消滅和剷除的人結盟。他的上台，說明他的這種伎倆取得了初步勝利。所以，他完全知道，怎樣用許諾來欺騙各方面的人；從而使他在掌權的那一天，即使在最對立的營壘裡也竟然會爆發出一片歡呼聲。在多倫⑤的君主政體主義者們認為，他是皇帝最可靠的開路先鋒。在慕尼黑的古老的巴伐利亞維泰爾斯巴哈⑥王族的君主政體主義者們也無不感到歡欣鼓舞，他們也把他看成是“他們的”人。德意志國家主義者們希望他為他們把木材劈小，以便添進他們自己的爐子裡。他們的領袖胡根貝爾格①根據事先的協議為自己在希特拉內閣裡弄得了最重要的職位，他相信自己因此而站住了腳跟——當然，沒過幾個星期，信譽旦旦的協議猶在，他卻被趕出了內閣。重工業家們感到，由於希特拉的出現，他們就可以從布爾什維克的恐怖中解脫出來，他們巴望着他登上權力的寶座，他是他們多年來暗暗地用錢扶植起來的，而那些日益貧困的小市民們也同樣舒了一口氣，因為希特拉曾在上百次的集會上答應他們要“打碎利息的桎梏”。小商人們想起了要關閉大商店——他們最危險的競爭者——的許諾（這個許諾從未有實現過），而特別歡迎希特拉的，要算是軍界，因為希特拉用軍事眼光考慮一切，臭罵和平主義。甚至社會民主黨人也不是如人們所想象的非常不高興看他青雲直上，因為他們希望他將扼殺他們的死敵——那些擠在他們背後的令人討厭的共產黨人。最不相同、最對立的黨都把這個對各階層、各個政黨、各種傾向的代表作過許諾並發過誓的“無名小卒”當作自己的朋友，就連德國的猶太人也並不感到十分不安，他們自欺欺人地以為一個當上“部長的雅各賓派”就不再是雅各賓派了。德意志帝國的一個總理當然一定會阻止反猶太主義煽動者的野蠻行徑。再說，在那樣一個法律已經牢牢固定下來、國會裡多數人都和他對立、每個公民按照莊嚴宣佈的憲法都享有自己的自由與平等的國家裡，希特拉怎能胡作非為呢？

⑥維泰爾斯巴哈（Witelsbach）德國中古時代巴伐利亞王族。

①胡根貝爾格（AlfredHIJgenberg，一八六五——一九五一），德國工業家和政治家。一九○八——一九一八年為克虜伯公司董事會主席。一九二○——一九四五年為帝國議會議員。

接着，國會縱火案發生了，國會消失了，戈林①撤出他的暴徒，霎時間，德國所有的法律都化為烏有，當人們知道集中營就設在和平的環境之中，秘密審訊室就設在兵營裡，無辜的人就在那裡沒有經過任何法律和手續就彼處死，都不覺毛骨諫然。有人心裡想，可能只是一開始喪失理智的狂怒表現罷，那樣的享不會在二十世紀繼續存在。然而那才僅僅是開始呢。世界上的人密切注視着事態的發展，並懷着僥倖心理。不相信那些難以置信的事。但是，就在那些日子裡，我已經看到了第一批逃難的人，他們在夜間越過薩爾茨堡山地或者游過邊界河，他們面黃肌瘦、衣衫襤褸，驚惶失措地盯着別人；躲避慘絶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就從他們開始了，後來，那種逃亡一直蔓延到整個世界。在我看見那些被驅逐的人群時，我全然不知他們蒼自的臉色已反映出我自己的命運，我們大家都會是那個人的暴行的犧牲品。

①戈林（H ｅrmann G ǒring，一八九三——一九四六）納粹德國戰犯。一九二二年加入納粹黨，不久為“衝鋒隊”頭子。一九三三年為蓋世太保的頭子。後任空軍部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制定對猶太人的種族迫害計劃，一九四六年被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服刑前自殺。

一個人想在短短的兒個星期之內就把在三四十年裡培養起來的對世界的信念徹底粉碎，這是很難的。我們依然相信德國良知、歐洲良知、世界良知的存在，我們深信，野蠻總有限度，它必將在人性面前毀滅，這一切在我們的道德觀念裡已根深蒂固。由於我試圖在這裡儘可能忠於事實，所以我必須坦白承認，當我們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待在德國和奧地利的時候，每當一件事闖入到我們生活中間，幾個星期以前我們都認為是根本不可能的。誠然，我們這些自由、獨立的作家們對某些必然會來的困難、煩惱、敵對行動事先是清楚的。國會縱火案剛發生後，我便跟我的出版者說，我的書很快就要在德國成為過去的事了。我將不會忘記他當時那副驚愕的神情。“誰會禁止您的書呢？”——他說這旬話是在一九三三年。當時還不勝驚詫——“您可從來沒寫過反對德國的一個字或干預過政治呀。”我發覺：所有那些駭人聽聞的事情，如幾個月之啟已經成為事實的焚書以及各種刑具的使用，在希特拉掌權一個月之後，對那些思想深遠的人來說也是無法理解的。因為伺家社會主義慣于用卑鄙的欺騙伎倆，在時機成熟以前，不暴露自己目標的全部激進性。所以納粹分子小心謹慎地運用自己的手法：總是先用一定的劑量，然後便是小小的間歇。總是先單獨用一粒藥丸，然後等待一會兒，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夠強，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這個劑量。由於歐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強調“與已無關”，所以藥的劑量越來越大，直至整個歐洲最後在這種劑量中徹底完蛋。歐洲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暴行是在“國界那一邊”進行——這有損於我們的文明，也是我們文明的恥辱。希特拉並沒有作出什麼天才之舉，但他卻成功地運用慢慢試探、逐步升級的戰術，來針對一個在道德上、爾後在軍事上變得越來越孱弱的歐洲。就是那個早就決定了的行動：消滅任何自由的言論和任何獨立的書籍，也是按照那種事先試探的方法在德國取得成功的。當時，沒有立即頒佈一項公然禁止我們著作的法律——那項法律是兩年之後才宣佈的——，他們開始沒有頒佈那種法律，只是先採取小心翼翼的試探，看看能走多遠，對我們著作的第一次攻擊，是推給一群不負正式責任的人，即身為納粹黨徒的大學生們去幹的。在此之前，他們為了貫徹蓄謀已久的抵制猶太人的決定，導演過一出“民眾憤怒”的丑劇，他們也以同樣的方法，暗示那些大學生們，要他們對我們的著作公開表示“憤慨”。

德國的大學生對任何能表現他們反動思想的機會都是很興奮的。他們順從地在每所大學聚眾閙事，把我們的書從書店裡取走，帶著那些獵獲品，舉着飄揚的旗幟，向一處公共場所走去。他們有時候在那裡按照德國古老的習慣，把書籍釘在恥辱柱上示眾——中古時代的風尚突然變成了時髦——，我今天自己身邊就有一本曾被釘上過恥辱柱的我自己的書，那是一個友好的大學生在執行完任務後搶救出來，並把它作為禮物送給我的；有時候他們就在那裡把書籍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唸著愛國主義的詞句，把它們燒成灰燼，可惜當時已不允許焚燒活人。雖然宣傳部長戈培爾①在經過長時間的猶豫之後最終決定贊成焚書，但是焚書一事始終還是一種半官方的措施。然而公眾卻沒有從那些大學生的焚書事件和胡作非為中得出一丁點兒的教訓仍還有什麼能比這更清楚地表明：當時的德國對這樣一些舉動是多麼無動于衷。儘管書商們受到警告；不准再把我們的書放進櫥窗，也儘管再沒有。家報紙提到那些書，但是那些真正的讀者卻絲毫不受影響。在尚未設立監獄和集中營的那會兒，我的書雖然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遇到過刁難和凌辱，然而銷售量几乎和從前一樣多。為了把幾十萬和幾百萬德國人與我們強行疏遠開，才非得把那個“保護德意志民族”的赫然規定，即那個把印刷、出售和傳播我們的著作說成是政治犯罪的規定變成法律不可，不過，那些德國人當時還是喜歡讀我們的作品，而不喜歡所有那些突然冒出來的乳臭未乾的詩人，他們願意在我們的創作中忠實地陪伴我們。

能在德國和卓越的同時代人托馬斯·曼、亨利希·曼②、韋爾弗爾、·弗洛伊德、愛因斯但②以及其他一些人——我認為他們的作品遠比我的作品重要得多———起承當那種完全被剝奪文學創作的命運，與其說感到恥辱，不如說感到光榮。不過，無論哪一種殉道者的姿態都會令我非常反感，所以，我很不願意提及那種相連在一起的共同命運。然而，奇怪的是，恰恰是我自己使納粹分子、甚至使希特拉本人處于特別尷尬的境地。在所有被剝奪了公民權的人中間，正是我創作的文學形象在貝希特斯加登別墅裡的高級人物和最高級人物中間一再成為他們最惱火和爭論不休的問題，從而使我感到一定的滿足，在我一生中又增添了一件高興事，因為我讓那個新時代一時最強有力的人物——阿道夫·希特拉不時惱怒。

①戈培爾（PauIJosephGoebbel ，一八九七——一九四五），納粹德國戰犯。早年當過新聞記者。一九二二年加入納粹黨。一九二八年起掌管該黨宣傳機構。一九三三年希特拉上台後任國民教育部長和宣傳部長，一貫造謡，鼓吹戰爭，宣傳種族主義謬論。蘇軍佔領柏林時自殺。

②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 ，一八七一—一九五○），德國近代文學中批判現實主義大師之一。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臣仆》等。

③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一八七九——一九五五）。德國物理學家。狄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的創立者。一九二一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在新政權的最初幾天，我就無辜地被安上一條搗亂的罪名。當時全德國正放映着一部根據我的中篇小說《灼人的秘密》①改編的、而且片名也叫《灼人的秘密》的電影。根本沒有人對此表示哪怕只是一丁點兒的反感。可是在國會縱火案——納粹黨徒妄圖嫁禍于共產黨人而未能得逞——之後竟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在電影院招牌和《灼人的秘密》廣告前聚集着一群人，他們互相擠眉弄眼，哄然大笑。不一會兒，蓋世太保明白了人們為什麼在這個片名前天笑的緣故。當天晚上，警察騎着摩托車在街上巡邏，並命令停映這部電影。從第二天起，我的中篇小說《灼人的秘密》的書名也就從所有的報紙廣告和一切招貼廣告的柱子上消失得無影無蹤。其實，禁止這樣一句使他們感到不安的話，甚至焚燒和撕毀我們的全部書籍，在當時是一件相當簡單的事。不過，在特定的情況下，他們對我也無可奈何；因為在關鍵性的時刻他們不能同時傷害另一個他們正極為需要用來維護他們在世界上的聲望的人，他就是德意志民族最偉大、最聞名、當時還活着的音樂家裡夏德·施特勞斯。我當時剛巧和他一起完成了一部歌劇。

①茨威格的中篇小說《灼人的秘密》（BrennendesGelieimis ），又可譯為《燃燒的秘密》，這使當時的觀眾聯想起國會縱火案的內幕，納粹對此也十分敏感。

那是我第一次和裡夏德·施特勞斯合作。在此之前，從《埃勒克特拉》和《薔蔽騎士》①開始，他的所有歌劇的歌詞都是由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寫的，而且我也從未見過裡夏德·施特勞斯本人。霍夫曼斯培爾死後，裡夏德·施特勞斯通過我的出版商跟我說，他很想開始創作一部新歌劇，問我是不是願意為他寫一部歌劇的歌詞。我對這樣一種請求感到莫大的榮幸。自從馬克斯·雷格爾為我的第一批詩歌譜曲以後，我一直生活在音樂和音樂家的圈子裡。我與布索尼、托斯卡尼尼、布魯諾·瓦爾特、阿爾濱·貝爾格結成了親密的友誼。但我不知道，在我們時代的音樂創作家中，有誰能比裡夏德·施特勞斯更使我樂意為他效夯。裡夏德·施特勞斯是純德意志血統音樂家的偉大後裔中最後一位了。這個偉大世系從韓德爾、巴哈到貝多芬、勃拉姆斯，一直延續到我們那個時代。我馬上表示願意，並在第一次會面時就向施特勞斯建議，用本·瓊生②的《沉默的女人》作一部歌劇的主題。施特勞斯對我提出的所有建議理解得非常迅速、非常清楚，對我來說，確實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我從未想到他身上會有一種如此敏捷的對藝術的理解力、一種如此驚人的對戲劇的知識。我還正在介紹那部歌劇素材的時候，他已經使它具有了戲劇的形式，更加今人驚異的是，他把那些素材和他自己最大的才能結合得珠聯壁合。他對自己能發揮所長的地方，簡直瞭如指掌。我在一生中遇到過許多偉大的藝術家，可是從來沒有一個藝術家有象他那樣如此清醒、如此客觀地看待自己。合作剛一開始，施特勞斯馬上坦誠地向我承認，一個七十高齡的音樂家不再具有音樂靈感的原始力量。他說，他也許再也創作不出如《梯爾·歐倫施皮格爾》或《死亡與神化》那樣一些交響樂作品了，因為恰恰是純音樂需要一種最高的創作活力。不過，歌詞還始終會使他產生靈感。他說，他還能夠將一種現成的、已經形成的主題用音樂戲劇性地表現出來，因為對他來說，音樂的旋津是自動從那些意境和詩歌中發展出來的，因此，他到了晚年，就專門從事歌劇創作了，他說，他雖然清楚地知道，歌劇作為藝術形式本已過時。他說，瓦格納是偉大的高峰，無人能夠超越他。“不過，”他用粗獷的巴伐利亞人的笑聲補充道，“我可以繞開他走。”

①《埃勒克特拉》和《薔薇騎士》均為裡互德·施特勞斯的歌劇作品。

②本·瓊生（BenJonson ，一五七二——一六三七）英國人文主義戲劇家，是與莎士比亞同時代的劇作家。他曾同莎士比亞進行過多次激烈爭論，批評莎士比亞。他認為，喜劇不應去表現重大曆史事件，而應象在實際生活中一樣描寫思考着與行動着的人物，代表作有諷刺喜劇《伏爾蓬涅》等。

在我們弄清劇本的基本輪廓之後，他又提醒我幾點要注意的細節，他說，他讓我有絶對的自由，因為一部預先用威爾地①的歌劇格式裁剪好的歌詞永遠也不會給他靈感，而只有一部富有詩意的作品才會令他靈感勃發。他說，如果我能構思出一些能使音色多變的形式，那他就太高興了。他說：“我不象莫扎特，能忽然產生長長的旋律。我總是先從短的主旋律開始。不過，我知道以後怎樣去變奏那個主旋律，去自由裝飾那個主旋律，把蘊藏其中的一切從主旋律中挖掘出來。我相信今天沒有人倣傚我的做法。”我對他的這種坦率真又是驚愕不已；說實在，施特勞斯的作品几乎沒有超過若干個節拍的旋律；可是那些節拍不多的旋律——如薔蔽騎士的華爾茲一一後來又是怎樣昇華，怎樣用賦格作曲法使它們變成完美絢麗的音樂的呵！

①威爾地（GiuseppeVerdi ，一八一三———九○一）意大利作曲家。歌劇作品有《茶花女》、《阿依達》等。

完全跟第一次相遇時一樣，在每次新的晤面時，我總是對他滿懷崇敬之情。讚賞那位年邁的大師在自己的創作中有這樣自信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有一次，我和他單獨坐在薩爾茨堡會演大廳裡聆聽他的《埃及的海倫娜》的內部綵排。大廳裡沒有別人，周圍是漆黑一片。他專心地傾聽著。我忽然發現他在輕輕地、不耐煥地用手指敲擊着坐椅扶手，然後小聲地跟我說：“不好，很不好！我再也想不出什麼來了。”幾分鐘之後，他又說：“我要是乾脆把它刪掉呢！哦，天哪，那完全是空洞、冗長，太冗長了！”又過了幾分鐘，他說：“您看，這不錯吧！”他評判自己的作品是那樣客觀，那樣實事求是，好象他第一次聽到那音樂似的，好象那音樂是一位完全陌生的作曲家創作的。他衡量自己的那種令人驚奇的感情從未離開過他。他對自己是怎樣一個人、有多大能耐，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不太感興趣把自己和別人比較：比別人差多少或者比別人強多少。他也同樣不感興趣：自己在別人眼裡的身價。使他感到樂趣的是創作本身。

施特勞斯的“創作”是一個非常獨特的過程。他沒有那種精靈作祟的力量，沒有藝術家的“顛狂”，沒有那些沮喪和絶望——象人們從生活傳記中所知道的貝多芬和瓦格納似的。施特勞斯創作時既實際又冷靜，他作曲的時候——象約翰·塞巴斯蒂安·巴哈一樣，象所有技藝高超的藝術大師一樣——安詳而有條不紊。上午九點，他坐到桌邊，繼續在他昨天作曲時停頓下來的地方工作，象通常一樣鉛筆寫初稿，用墨水筆寫鋼琴總譜，不停地一直寫到十二點或午後一點。下午，他玩紙牌，謄抄兩、三頁總譜。晚上，他有時還要到劇院去指揮樂隊。任何一種神經衰弱的病症與他都無緣。他的藝術智慧無論在白天還是在晚上都是同樣的光輝、明晰。當僕人敲門，給他送來指揮樂隊時穿的燕尾服時，他就放下工作，站起身來，乘車去劇院。他指揮樂隊時是同樣自信和安詳，就象他下午玩紙牌時一樣，到了第二天早晨，靈感又準確無誤地出現在同一個地方。因為施特勞斯是按歌德的話來“指揮”自己的靈感的：他認為，能力就是藝術，甚至各種能力都是藝術，誠如他用詼諧的話所說：“一個真正的音樂家該是什麼樣，他也得能為一張菜單譜曲。”困難嚇不倒他，只會給這位正在形成自己風格的巨匠帶來樂趣。我今天還高興地記得，有一次，他得意洋洋地跟我說：“我給那位女歌唱家佈下了疑團謎！她要是猜得出來，一定得費死腦筋。”當時，他的一雙藍色的小眼睛多麼炯炯有神呵！在那樣難得的時刻，他的眼睛閃閃發光，你會感覺到，好象有什麼神秘的魔力深深地隱藏在這個奇怪的人身上。他的工作方法是準時、按部就班、紮紮實實猶如手工一般、看上去心不在焉，剛開始會使人有點兒失望，恰似他的面孔一樣。他的面龐屬於一般的圓形，胖乎乎的、孩童似的臉頰，額角微微偏後，乍一看，毫無特色。可是你要是再看一下他的眼睛，那雙明亮、炯炯有神的藍眼睛，你馬上就會感覺到，在那張平凡的面孔背後隱藏着一種特別神秘的力量。那雙眼睛大概是我在一個音樂家身上看到的一雙最清澈的眼睛，不是具有魔力的眼睛，而是一雙顯出睿智的眼睛，是一雙徹底認識到自己使命的人的眼睛。

在那次令人振奮的會面以後，我回到了薩爾茨堡，接着便開始工作。自然是出於好奇，我想試一下他是否能接受我寫的詩句。兩個星期後，我就把第一幕的稿子寄給他。他很快給我寄來一張明信片，上面寫着一句歌唱大師的名言：“一鳴驚人。”作為對第二幕的更為熱烈的祝賀，他寄未了他的歌曲有開頭幾句：“啊！我找到了你，你這個可愛的孩子！”他的那種喜悅，或者悅對我的鼓勵，給我以後的創作帶來難以形容的快樂。裡夏德·施特勞斯在我寫的歌劇腳本上沒有改動一行字，只是有一次因為反向進行的聲部需要，他請我再加上三四行字。我們之間就這樣開始了最誠摯的關係。他到我們家來，我去他住的地方加米施①。他在加米施用他細長的手指在鋼琴上按照初稿斷斷續續為我演奏了整部歌劇。完全象預先商定好似的——其實，既沒有協議，也不是義務：我在完成那部歌劇之後，又立即着手寫第二部，而他也早已毫無保留地同意了那第二部歌劇的基本內容。

一九三三年一月，當阿道夫·希特拉上台之時，我們的歌刪《沉默的女人》第一幕的鋼琴總譜已全部完成。可是幾個星期後，當局下令，嚴厲禁止在德國舞台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一個猶太人以某種形式參與的那些作品這一駭人聽澗的強制措施甚至對死人也不放過，萊比錫音樂廳前的門德爾松②立像被拆除了，此舉激怒了世界上所有音樂界的朋友。這條禁令一下，對我來說，我們那部歌劇的命運也就完了。我似為裡夏德·施特勞斯自然會放棄和我繼續合作而和別人另：搞一部作品。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他給我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相反，倒是他提醒我，說我應該為他的下一部歌劇準備歌詞，因為他當時正在為第一部歌劇配樂。他表示，他並不想讓任何一個人禁止他和我合作。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認，在整個事情發展過程中，他一直對我恪守朋友的忠誠。當然，他也採取了一些預防措施，但對我來說自然是格格不入——他接近權貴，常常和希特拉、戈林、戈培爾晤面，當富爾特溫格勒③還在公開對抗希特拉的時候，他竟接受了納粹的國家音樂局總監的任命。

①加米施（Garmisch）：今西德一地名。

②門德爾松（Mendelssohn ·Bartboldy ，一八 0九———八四七，德國作曲家。猶太人。少年時即與歌德交往，受其思想影響，一八四三年創建德國第一〕所音樂學院于萊比錫。作品結構工致，旋律流暢。第三、第四交響樂及《赫布里寬島》序曲尤為著名。

③富爾特溫格勒（WilbelmFurtwangler，一八八六——一九五四），德國著名指揮家。一九二二——一九四五和一九四七——一九五四任柏林樂團總指揮……

他那種公開投靠的行動，對當時的納粹分子來說是舉足輕重的。因為當時不但最優秀的作家們，而且那些最著名的音樂家們都憤怒地對納粹分子嗤之以鼻。那些與納粹分子沈瀣一氣或投奔納粹的少數人，在那些最廣泛的藝術家圈子裡不過是無名小卒，在那樣一個難堪的時刻，這位德國最有名氣的音樂家竟公開倒向他們一邊，從粉飾現實的意義上來說，它給戈培爾和希特拉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好處。施特勞斯跟我說過，希特拉在維也納流浪的年代裡，就用自己通過某種方法辛苦掙得的錢，去格拉茨②看過《莎羅美》③的演出，希特拉很尊敬他；當時，在貝希特斯加登的所有節日晚會上，除了瓦格納的作品之外，几乎只演唱施特勞斯的歌曲。但不同的是，施特勞斯和納粹共事，是有很多重要打算的。對他任何時候都真誠、執着信奉的藝術唯我主義來說，哪一個政權對他都一樣。

②格拉茨（Graz）：奧地利地名。

③《莎羅美》是裡夏德·施特勞斯的歌劇。

他曾作為宮廷樂隊指揮為德國皇帝服務過，曾為皇帝的軍樂配曲，後來又作為維也納宮廷樂隊指揮為奧地利皇帝服務，在奧地利和德意志共和國，他也曾是受歡迎的人。他如此奉迎納粹分子，還出於和他生命攸關的利益，用納粹的話來說，他負有一筆巨債。他的兒子和一個猶太女子結了婚，他肯定擔心，他最最喜愛的孫子們會被當作廢物排斥在校門外；他的新歌劇受到了我的牽累，他早先的歌劇又受到非“純雅利安種”的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的牽累，他的出版商是一個猶太人。他覺得，給自己找一個靠山是越來越迫切了，於是堅決地邁出了那一步。他到新主子們要他去的地方去指揮樂隊，他為奧林匹克運動會詣了一曲讚歌。同時，他在給我的那些陰鬱而又直率的書信中說起他對那項委任並沒有多少興趣。事實上，在這個藝術家的神聖自我中，他所關心的只有一點：讓自己的作品發揮作用，首先是能看到那部新歌劇上演，那部歌劇跟他的心貼得特別近。

他向國家社會主義作這樣的讓步，對我來說，肯定非常尷尬。因為很容易產生這樣的印象：好象我暗地裡參與此事，或者說，在聯合抵制行動中，我只同意這一次例外。我的朋友們從各方面責難我，公開反對在納粹德國演出那部歌劇。可是第一，我原則上討厭那些公開的、感情激動的姿態，此外，我也不願意給裡夏德·施特勞斯那樣一位天才設置困難。施特勞斯畢竟是當時活着的最偉大的音樂家，而且已是七十歲的年紀了，他為那部作品花了三年時間，在那三年時間裡，他在我面前表現出來的全是友好的情誼、正直和勇氣。因此，從我這方面說，採取沉默的態度，讓事情自己發展，我以為是對的。

再說，我知道自己也沒有別的辦法。我只能以採取完全消極的態度，給德意志文化的新保護者們增添更多的因難。因為納粹的國家文化局和宣傳部只不過是在尋找一個好聽的藉口以便能夠讓一項對他們自己的那位最偉大的音樂家的禁令得以成立。譬如說，他們把那部歌劇的腳本拿到所有官員和名人。那裡去徵求意見，暗地裡卻希望找到一個藉口。要是在《沉默的女人》裡有一個類似於《薔蔽騎士》裡的場面，即有一個年輕的男子從一個已婚女人的臥室裡走出來，那事情也許就好辦。多了！這很可能給他們一個必須捍衛德意志道德這樣的藉口。然而令他們失望的是，我的劇本中沒有傷風敗俗的描寫。後來，他們把蓋世太保那裡的所有卡片索引和我過去的著作、都翻了一遍。就連這些地方也沒有發現我曾對德國（對地球上任何一個其他的畫家也一樣）說過一句貶低的話或者從事過什麼政治活動。儘管他們一直在活動、在試探。可是所作的決定又原封不動地回到了他們自己手裡。他們是否應該在全世界面前剝奪那位年邁的大師——這可是他們自己把納粹音樂的旗幟塞到那位大師手中的呵——上演自己歌劇的權利，或者，是否應該說，和裡夏德·施特勞斯的名字赫然並排在一起的詞作者的名字斯蒂芬·茨威格，象已經發生過多次那樣，再次玷污了德國劇院的節目單——那真是國家奇恥大辱的日子！——他們大操其心和他們苦不堪言的絞盡腦汁的情景多麼使我暗自高興呵，我預料到，即使我不參與，或者更確切他說，我不置可否，我的那部音樂喜劇也會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一種具有政黨色彩的刺耳音樂。

納粹黨在了結這件事以前，一直下不了決心。，可是，不管納粹黨是想違反自己的法律還是想反對那位當時最偉大的音樂家，到了一九三四年初，不得不作出最後決定。因為時間不允許再繼續拖下去。總譜、鋼奉曲部分、歌詞劇本早就印好了；道具服裝已經在德累斯頓的皇家劇院預定好了，角色也分配好了，而且還作了排練，可是各級有關部門、戈林、戈培爾、國家文化局、文化委員會、教育部以及憲兵隊都沒有取得一致意見。雖然這一切顯得十分荒唐，但《沉默的女人》事件終究成了一件轟動的國家大事。所有的部門，沒有一個敢於承擔那種打破僵局的“同意”或者“禁止”的責任，別無他法，只得將這件事交給德國的主人、黨魁——阿道夫·希特拉親自決定。我的著作在此之徹就有幸受到不少納粹分子的青睞；特別是《富歇傳》一書，他們曾把它當作政治上毫無顧忌的榜樣，一再加以研究和討論。不過，繼戈培爾和戈林之後，阿道夫·希特拉將不得不親自下功夫研究我寫的那部三幕抒情歌劇，我對此確實役有準備。作出決定對他來說是不容易的，據我私下通過各種渠道得到的消息，說他們還舉行了一連串沒完沒了的會議。最后里夏德·施特勞斯被召到那位至高無上的權力者面前。希特拉親自告訴施特勞斯，他將破例允許那部歌劇上演，儘管它違背新德意志帝國的一切法律，希特拉作出這樣一個決定，大概完全象他和史達林與莫洛托夫簽署條約一樣，不是出於本意，而是玩弄權術。

對納粹德國來說不舒服的那一天終於來到了，被納粹擯棄的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又引人注目地出現在戲劇海報上，各個劇院將再次上演他的一部歌劇。我當然沒有出席那一次演出，因為我知道觀眾大廳裡一定擠滿了穿褐色制服的人①，人們甚至估計希特拉本人也會出席其中一次演出。那部歌劇獲得了巨大成功。我必須向音樂評論家們表示敬意。因為我知道，他們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十分高興地利用了那次好機會，以便再一次，最後一次表達他們內心深處對那種種族觀的反抗。他們用盡友好的言詞未評論我的那部歌劇腳本。在柏林、漢堡、法蘭克福、慕尼黑，所有的德國劇院都立刻預告：那部歌劇下一次演出的時間。

①指希特拉的黨衛軍。

在第二次演出之後，突然晴天霹靂。一夜之間，德累斯頓和整個德國接到通知：禁止上演那部歌劇。更有甚者，我吃驚地讀到裡夏德·施特勞斯辭去“國家音樂局”總監職務的消息，每個人都清楚，肯定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情。不過，在我知道全部真相之前，還有一段時間，事情是這樣：施特勞斯又給我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敦促我馬上創作一部新的歌劇腳本，他在信中以驚人的坦率表示了他自己的態度。那封信落致了蓋世太保手中。信被擺到施特勞斯面前，然後，施特勞斯不得不立即辭職，於是那部歌劇遭到了禁演。這樣，那部德語歌劇當時只能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上演，不久又用意大利語在米蘭的斯卡拉大劇院上演，那當然是得到當時還未拜倒在種族歧視腳下的墨索里尼的特別同意的，而德國人民卻再也不能聽到他們自己的、當時活着的、最偉大的年邁音樂家的那部頗為令人銷魂的歌劇中的任何一個音符了。

當那件事頗為喧閙一陣的時候，我正在國外，因為我覺得奧地利的動盪使我無法安靜工作。我在薩爾茨堡的家離邊界是那麼近，我只要隨便一望就能看見貝希特斯加登山，阿道夫·希特拉的住所就在那座山上。那真是一個今人掃興和深感不安的鄰居。靠近德意志帝國的邊界，當然也使我有機會比我在維也納的朋友更好地判斷奧地利的危險局勢。在維也納，坐在咖啡館裡的人，甚至還有政府各部的人，都把國家社會主義看作是“那一邊”發生的事，認為它絶不會觸及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及其嚴密的組織不是還在嗎？它几乎得到半數國民的支持。自從希特拉的“德國基督教徒”公開非難基督教並公開宣稱自己的元首“比耶穌基督還偉大”的時候起，天主教黨不就已經和社會民主黨團結一致對敵了嗎？法國、英國、奧地利的民族聯盟不是奧地利的捍衛者嗎？墨素里尼不是說要堅決承擔保護人的地位嗎？他不是還說要保證奧地利的獨立嗎？就連猶大人也漠不關心，他們裝聾作啞，好象剝奪醫生、律師、學者、演員權利的事情發生在中國，而不是在三小時路程那一邊的同樣講德語的地方。他們愉快地坐在自己的家中；坐著自己的汽車行駛在馬路上。除此以外，每個人都有這樣一句口頭禪似的安慰話：“那種情況不會長時間持續下去的。”可是，我回想起了在我短暫的俄國之行時于列寧格勒和當時出版我著作的人的一次談話。他跟我說，他以前曾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人，有過非常美好的光景。我問他，為什麼不象許多人那樣在革命一爆發就立刻離去？“啊呀，”他回答我說，“那個時候誰會相信象一個委員會和士兵共和國這樣的事情會超出兩個星期的時間呢？”當時的奧地利人同他一樣，出於同樣的生活意志，自己欺騙自己。

在靠近邊界的薩爾茨堡，人們看事物比較清楚。狹窄的邊界河上開始不斷有人來往，年輕人夜裡悄悄地渡過河去接受訓練；煽動家們坐著汽車，或者持着登山杖裝作純樸的“旅遊者”越過邊界；在奧地利各地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基層組織”。他們開始招募新成員，同時威脅說，誰不及時表態，誰以後就一定得受懲罰。這使警察和國家官員都戰戰兢兢。人們開始動搖。我越來越感覺到，人們的舉止行為亂了方寸。的確，在生活中有許多親身經歷的小事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明。我在薩爾茨堡有一個青年時代的朋友，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我和他有過三十年最密切、最友好的交往。我們互相都稱你①，我們互相贈書題詞，我們每個星期都見面。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這位老朋友和一個陌生的先生在一起走，我看見他立刻在一個和他毫無關係的櫥窗旁站住，並把背朝着我站在那裡，興緻勃勃地指給那位陌生人看什麼東西。好奇怪，我想：他肯定已經看見我了。但也可能是偶然吧。第二天，他突然給我打電話，問我他是不是可以下午到我這裡來聊天。我答應了，但有些納悶，因為我們過去總是在咖啡館裡會面。結果是，他雖是緊急來訪，卻沒有跟我說些什麼特別的事情。我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想和我保持友誼，另一方面，他又不想作為我的青年時代的朋友而受到嫌疑。他在那座小城裡不想對我表現得過分親密。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不久便覺察到，平時常來的許多熟人過了一段時間都不見了。我的必境變得危險了。

①德國人之間稱“你”表示親密無間。跟客套的“您”含義有別。

我當時並設想到要徹底離開薩爾茨堡，但我終於和往常不一樣，決定到外國去度冬天，以逃避一切小小的緊張氣氛。可是我沒預料到，當我于一九三三年十月離開我美麗的家園時，竟是一種告別。

我曾打算在法國工作，以度過一月和二月。我愛那個有文化的美麗國家，我把它當作我的第二故鄉。我在那裡沒有覺得我是外國人。瓦雷裡、羅曼·羅蘭、儒勒·羅曼、安德烈）紀德、羅歇·馬丹·杜加爾、杜阿梅爾、維爾德拉克、讓·裡夏爾·布洛克，那些文學界的領袖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的書在那上擁有几乎與在德國一樣多的讀者。在那裡，沒有人把我當作外國作家，當作陌生人。我愛那裡的人民，我愛那個國家，我愛巴黎這座城市，我在那裡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它是如此之深，以致每當我乘的列車開進巴黎北站時，便會產生這樣的感情：我“回來”了。不過，那一次是由於特殊情況，我比往常提前離家，可是我又想在聖誕節後到巴黎。在這段時間裡我到哪兒去呢？我想起來了，自從我上完大學至今已過了四。分之一多的世紀，可是我還沒有重訪英國。我跟自己說，為什麼老是待在巴黎呢，為什麼不去倫敦待上十天或兩個星期呢。為什麼不用另一番眼光再去看看闊別多年的那些博物館呢？再育看那個國家和那個城市呢？就這樣，我沒有去乘到巴黎的特別快車，而是坐上了去加萊①的火車。在三十年之後的又。一個十一月的日子裡，仍然是那樣迷霧蒙蒙，我又在維多利亞車站下車了。一到倫敦我感到驚奇的第一件事是，我將不再象從前那樣坐馬車而是乘小汽車到旅館去。霧，陰涼、柔和灰色的霧，還是和從前一樣，我還沒有來得及向那座城市看上一眼，我那過了三十年的嗅覺又已聞到那種包圍在你身旁的特別嗆鼻、潮濕、鬱悶的空氣。

①法國北部地名，隔海與英國相望，為歐洲大陸與英國相距最近的海口。

我帶的行李很少，同樣，我也沒有帶多少期望。在倫敦，我几乎沒有友好關係，我們歐洲大陸的作家和英國作家在文學上的接觸也不多。在他們和我們不完全相通的傳統裡，他們在自己的范周之內，過着一種獨特的生活。我今天不記得，在從世界各地寄到我家、放在我桌子上的許多書籍中，能找到一本英國作家作為禮品餽贈給我的書。我曾在赫勒勞①遇到過一次肖伯納。有一次，威爾斯在訪問薩爾茨堡時到過我家，我自己的那些書雖然都已譯成英文，但在那裡不太出名；英國還一直是我的著作發生影響最小的國家。在我和美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俄國的出版商結成私人友誼的時候，我還從未見過一位要在英國出版我的著作的公司經理。因此，我作好了思想準備，象三十年前一樣在那裡忍受陌生的感覺。

①自一九五○年起為德累斯頓城市的一部分。

可是事實卻是另一回事。幾天之後，我在倫敦感到說不出來的舒適。不是倫敦大變樣，而是我自己變了。我老了三十歲，在緊張和過度緊張的戰爭年代和戰後年代之後，我渴求再次過上平靜的生活，別再聽到那些有關政治的事情在英國自然也有政黨，輝格黨②和托利黨③，一個保守黨，一個自由黨和一個工黨，它們之間的爭論和我毫不相干。不用說，在文學中也有門戶之見與流派，各種爭吵與隱蔽的競爭，但我完全置身于外。特別使我感到舒適的我終於又感覺到在自己周圍有一種謙恭的、寧靜的、沒有仇視的市民氣氛。在前些年裡，沒有什麼再比在農村和城市裡籠罩着我的仇恨與緊張氣氛更毒害我的生活了。我必須時刻小心提防自己被拽進那種爭論中去。倫敦的居民沒有那種張皇失措的表情，倫敦和我們那裡不一樣，在倫敦的公共生活中，誠實和溫文爾雅有着較高的水準，而我們的國家由於充滿了欺騙而變得不仁不義。倫敦的居民生活安詳、滿足；他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花園、心愛的小玩意身上，他們不關心鄰國發生的事。我可以在那裡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和考慮問題，但留我在那裡的根本原因是為了一部新作品。

②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反對王權和國教而主張議會有最高權力的黨，十九世紀演變成現在的自由黨，和保守黨對立。

③一六七九年英國的保皇黨，十九世紀中葉後的英國保守黨。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我的《瑪麗·安托瓦內特》剛好已出版，我正看著我寫的《伊拉斯謨》那本書的校樣，我在那本書中試圖給一位人道主義者的精神面貌畫像，那位人道主義者雖然比專業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地理解時代的反動，可悲的卻是他不能用自己全部的理智去阻止那種反動。在完成那部影時現實的作品之後，我打算寫一部醞釀已久的長篇小說。我寫的傳記夠多的了。可是到倫敦的第三天，我馬上遇到了這樣一件事。由於我對作家的手跡感興趣，我在大英博物館的公共閲覽室裡瀏覽着展出的手跡，其中有一份關於處死蘇格蘭瑪麗亞女王的手寫報告。我情不自禁地問自己：瑪·麗亞·斯圖亞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她真的參預了謀害她的第二個丈夫？或者不是她？因為晚上沒有什麼可看的讀物，我便買了一本關於她的書。那是一首讚歌，它象保護聖靈一樣保護着她，一本膚淺而又愚蠢的書。出於無法醫治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買了另外一本，它說的几乎完全相反。我立刻開始對這件事件發生興趣。我打聽哪一本是真實可靠的書，但沒有人能說得出來。於是我尋找，摸索，不知不覺陷入了兩者的對比之中，而且在並不真正知道底細的情況下，開始寫作一本關於瑪麗亞女王的書。那本書後來使我好幾個星期離不開圖書館。當我一九三四年初重新回到奧地利時，我就已決定，我想要在安靜的環境中把那本書寫完，我得回到對我來說已變得可愛的倫敦。

用不了兩三天的工夫，我就看出奧地利的局勢在不到幾個月的時間裡已變得非常糟糕。從充滿寧靜、安穩氣氛的英國到那個瀰漫著狂熱和好鬥氣息的奧地利，就象人們在紐約的酷熱的七月天，從一間空氣涼爽、有空調的屋子裡突然走到熾熱的大街上一樣。納粹的報紙開始慢慢破壞宗教界和市民階層的神經；他們感到經濟壓力和迫不及待的德國的顛覆勢力越來越大。多爾富斯政府為維護奧地利的獨立、抵禦希特拉，一直在拚命尋找最後一根支柱。法國和英國太疏遠了，而且它們對奧地利也極為冷漠；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懷着宿怨，在跟維也納競爭——於是，只剩下意大利了，它當時正在爭取成為奧地利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保護國，為奧地利保護阿爾卑斯山的關卡和的裡雅斯特。可是墨索里尼卻為這種保護提出了苛刻的條件：奧地利應該順應法西斯主義的潮流，解散國會，從而也就結束民主。然而，如果不消滅或者剝奪社會民主黨——奧地利最有勢力、組織最嚴密的政黨——的權力，是不可能滿足這一條件的。而要摧毀這個政黨，沒有別的辦法，只有依靠殘酷的暴力。

多爾富斯的前任伊格納茨·賽佩爾已針對那些恐怖暴行建立了一個組織，即所謂“民團”。從表面上看，可以想，它是一個極可憐的組織，它由外省的小律師、退役軍官、不名身分的人、沒有工作的工程師組成；他們對自己的處境感到失望，並且互相瘋狂仇視。他們終於在那位年輕的施塔勒姆貝爾格①親王身上找到了一個所謂的領袖，那位親王曾一度拜倒在希特拉腳下，謾罵過共和國與民主，現在卻帶著自己的僱傭兵作為希特拉的敵手東遊西蕩，並許諾：“要罷許多人的官”。那些民團到底想于什麼，還不完全清楚。實際上，民團的目的，無非是想混一碗飯吃。他們的全部力量就是墨素里尼的拳頭，是墨索里尼推着他們向前走。那些看上去好象是愛國主義的奧地利人實際上是在用意大利提供的刺刀砍自己坐著的樹墩——自取滅亡，自己卻不知道。

①施塔勒姆貝爾格（F ūrstE.R.von一 Starhemberg. 一八九九———九五六），一九二三年參加希特拉的暴動。後來支持多爾富斯。一九三八至一九五五年流亡國外。

社會民主黨比較清楚地認識到真正的危險究竟在什麼地方。從本身來說，那個黨不必畏懼公開的鬥爭。它有自己的武器，並能通過總罷工使所有的鐵路、水廠、電廠陷于癱瘓。但那個黨知道，“希特拉正等着這樣一次所謂的”赤色革命“，一旦有了這樣的藉口，他就可以作為”救世主“開進奧地利。所以，對社會民主黨來說，比較恰當的做法，便是犧牲自己的大部分權利乃至國會，以達成一項可以接受的妥協。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奧地利正處在希特拉主義的威脅陰影之中，一切有理智的人都會支持這樣一種折衷方案。甚至連多爾富斯那樣一個多謀善變、雄心勃勃、但又完全是個現實主義的人，也傾向于團結一致。可是年輕的施塔勒姆貝爾格和他的同夥——法伊①少校，他後來在謀殺多爾富斯事件中扮演了一個引人注目的角色——要求保衛同盟交出它的武器，並要求消滅任何民主、平等、自由的苗頭。社會民主黨人則反對這種要求，雙方陣營接連不斷互極發出威脅。人們感覺到，一場決戰正迫在眉睫，我懷着大家都有的緊張情緒，充滿預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亞的話：”如此混濁的天氣沒有一陣暴風雨是不會晴朗的。“

①法伊（FeyE·，一八人六———九三八），一九三二———九三五年為維也納民團頭目。多次出壓多爾富斯和舒施尼克政府的部長。

我在薩爾茨堡只待了幾天，便馬上去維也納。恰恰是在二月的最初幾天，突然來了那場暴風雨。民團在林茨襲擊了工會的駐地，他們以為那裡是軍火庫，要奪走那裡的軍火。工人們以總罷工回答，多爾富斯再次命令，用武力鎮壓那次人為的被迫“革命”。正規的國防軍用機槍和大炮逼向維也納的工人住宅。進行整整三天艱苦的巷戰；那是在西班牙之前歐洲最後一次民主和法西斯的較量。工人們在裝備精良的強大優勢面前堅持了三天。

那三天我正在維也納，因而我是那次決戰的見證人，也是奧地利的獨立自殺的見證人，不過，由於我今天想成為一個誠實的見證人，所以我不得不老老實實承認這樣一件初看起來荒唐的事，即，我本人事先一點也沒有看到那次革命。一個挺身而出，想要儘可能真實而又清楚他說明當時真相的人，必須有勇氣揭穿那些浪漫主義的想象。我覺得，最能表現現代革命的技術和本質特點的，莫過于那場革命是在一座現代化的大城市發生，然而只涉及少數幾個地方，因此絶大多數居民都看不見的革命。所以看起來非常奇怪：在那一九三四年二月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日子裡，我就待在維也納，可是我絲毫沒有看到在維也納發生的那些重大事件，什麼也沒看見，就連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也毫無所知。大炮的轟擊，許多房屋被佔領，幾百具屍體被運走——我卻一具也沒看到。每一個在紐約、倫敦、巴黎的報紙讀者都比顯然是見證人的我們，更清楚地知道事件的真正經過。後來，我多次確鑿無疑地發現了那種驚人的現象：在我們這個時代，離那發生重要事件的地方只隔十條馬路的人，也遠遠不及相隔在幾千里之外的人知道得多。當幾個月之後的一個中午多爾富斯在維也納被暗殺後，當天下午五點半我就在倫敦街頭見到了那條消息。我馬上向維也納打電話；使我驚異的是電話很快就接通了，更使我吃驚的是，我獲悉，在維也納離外交部官邪只有五條街道的人競不如在倫敦每個街角的人知道得多。我也只能以我在維也納經歷的那次革命作為例子從反面來說明：與今天同時代的一個人要想看到那些改變世界和他自己生活的事件發生是多麼不容易，如果他不是恰巧處在關鍵性的位置的話。我當時經歷的全過程是：我晚上和一位歌劇院的芭蕾舞女導演瑪加蕾特·瓦爾曼相約在環城大道咖啡館見面，我是步行去環城大道的，正當我漫不經心地想橫穿馬路時，突然有幾個芽着舊軍服的人端着槍匆匆向我走來，問我到哪裡去。我告訴他們，我要去那家人咖啡館，他們才放我過去。我既不知道那些衛兵為什麼突然出現在街頭，也不知道他們究竟要幹什麼。實際上，當時市郊已進行了好幾小時的槍戰，可是在市內卻沒有人知道。因為我想第二天早晨回薩爾茨堡，當晚我國旅館結賬，那時旅館的看門人才跟我說，恐怕走不成了，鐵路不通車，鐵路工人在罷工：此外，市郊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第二天的報紙對有關社會民主黨人的一次暴動的報道相當含糊其詞，好象說它已經被平息。實際上，那天的戰鬥正處于白熱化的狀態，政府決定在機槍之後用大炮對準工人的住宅。可是我沒有聽到大炮的聲音，我想，如果當時整個奧地利被佔領的話，那麼，它不是被社會黨人、就是被納粹黨人、或者被共產黨人所佔領。我也許就象當時慕尼黑的人一樣知道得極少，他們早晨醒來，才從《慕尼黑最新消息》報上看到，他們的城市已落入希特拉的手中。當時，市內的一切都象往常一樣平靜、有條不紊，而郊區的戰鬥卻非常激烈。我們愚昧地相信了官方的說法，一切都已解決，一切都已結束。我為查閲一些資料到了國家圖書館，那裡坐著許多大學生，在看書、在學習，跟往常一樣，所有的商店都開着，人們完全沒有不安的跡象。一直到第三天，一切都過去了，人們才零零星星知道一些真相。鐵路交通几乎還未恢復，我就在第四夭的早晨啟程返回薩爾茨堡。在薩爾茨堡的街上，我遇到兩三個熟人，他們馬上向我走來問我，維也納那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作為那次革命的“見證人”的我，不得不老老實實告訴他們：“我不清楚。你們最好去買一張外國報紙看看。”

奇怪的是，在那些事件結束後的第二天，我就要為我的生活作出抉擇。我從維也納返回薩爾茨堡是下午到達家中的。家裡的桌子上堆滿了好多校樣和信件，為把那些所有拖欠的事情幹完，我一直工作到深夜。翌日早晨，我還在床上躺着，就有人敲門，是我們那位忠厚的老僕人——我要是不事先明確約定一個時間的話，他平時是從不來叫醒我的——他臉上露出驚慌失措的神色。他說，請我下去一趟，警察先生來了，要跟我談話。我有點兒吃驚，一邊穿上晨服，走下樓去。樓下站着四個便衣警察，他們通知我，他們是奉命來抄家的，說什麼我應該立即交出所有藏匿在家的共和主義者保衛同盟的武器。

我今天必須承認，開始的一剎那我驚愕得不知回答什麼是好了。在我家裡有共和主義者保衛同盟的武器？多麼荒唐！我從未屬於哪個黨派，我也從來不關心政治。我已經有好幾個月不在薩爾茨堡了，再說，這豈不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事情嗎？一個武器庫正好設在位於城外一座山上的我的家中。

別人怎麼會看不見有人把槍支或武器朝山上背運哩！我沒有什麼好回答的，只是冷冰冰地說：“請，你們搜查吧。”那四個秘密警察穿過房間，打開一些箱櫃，敲敲幾處牆壁。從他們搜查時那種馬馬虎虎的神情上看，我馬上明白了，那種搜查僅僅是一種形式而已，就連他們自己也沒有人真的相信在那所房子裡會有一個儲存武器的倉庫。半小時後，他們宣佈搜查完畢，然後走得無影無蹤。

那出閙劇在當時為什麼會使我如此憤慨、恐怕需要從歷史上加以說明。因為近幾十年來，歐洲和世界上的人已經忘記了個人的權利和公民的自由曾是多麼神聖。自一九三三年以後，搜查、隨便捕人、查抄財產、逐出家園和國土、流放以及各種形式的貶謫几乎成了司空見慣的事；在我認識的歐洲朋友中，几乎沒有一個人沒有經歷過那些遭遇。可是，一九三四年初，在奧地利搜查私人家庭還是一種莫大的侮辱。要對象我這樣完全脫離政治、多少年沒有行使過自己選舉權的人進行搜查，必須有特別的理由。事實上，那是典型的奧地利作法。薩爾茨堡的警察局長出於無奈，不得不對用炸彈和爆炸物每夜騷擾居民的納粹分子採取嚴厲措施，然而那種監視當時得有很大的勇氣，因為納粹黨已經採用恐怖手段。當局每天收到恐嚇信，信中說，如果他們仍然“迫害”納粹分子，必將為此付出代價。事實上，納粹分子關於報復的話一直是百分之百地兌現。那些忠實的奧地利官員們在希特拉進駐的第二天就被送進了集中營。可想而知，在我家裡的搜查表明，那些人會對任何人採取那種安全措施。不過，我在這個本身並不重要的插曲背後感覺到，奧地利的局勢變得多麼嚴峻，從德國來的壓力是多麼強大。自從那幾個秘密警察來過我家之後，我不再喜歡我的家了。一種直感告訴我，那樣的插曲只是更大規模侵犯人權的小小前奏而已。當天晚上，我把最重要的檔案捆成包，決定從此長期生活國外。那種離別比離開家園和祖國的意義更深遠。因為我的家庭對那所住宅的眷戀勝於對自己的故鄉，我家裡的人熱愛那片土地。但對我來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個人自由。在我的朋友與熟人中，我跟誰也沒有說我的打算，兩天後我就重返倫敦；到了倫敦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薩爾茨堡當局，我已最終決定放棄我的住地。那是我脫離自己祖國的第一步。不過，我知道，自從維也納發生事變那幾天以來，奧地利已經失敗——當然我還不能預測，我將因此失去多少。

和平的垂死掙扎

羅馬的太陽已經沉沒。

我們的白晝已經過去；

黑雲、夜露和危險正在襲來，

我們的事業已成灰燼。

莎士比亞：《裘裡斯·凱撒》

跟那個時候高爾基在索倫托①一樣，我在英國的最初幾年很少覺得是一種流亡，即使是在那次所謂“革命”和緊接着那次革命納粹企圖用突然襲擊和暗殺多爾富斯來佔領那個國家以後，奧地利依然繼續存在。我的祖國又繼續掙紮了四年。我自然每時每刻都可以國家。我沒有行動不自由。我沒有被驅逐。我的書還完好無損地在薩爾茨堡的家中。我身邊還帶著奧地利的護照，祖國還是我的祖國，我還是那裡的公民——而且是有全部權利的公民。那種可怕的、沒有親身經歷過永遠體會不到的、失去祖國的處境還沒有開始。那是一種攪亂神經的感情。睜着清醒的眼睛在一片空虛中渾渾噩噩，心裡知道，無論你在哪裡落腳，隨時都會遭到白眼。而我才處于這種境遇的最初階段。當我一九三四年二月底在維多利亞火車站下車時，我就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決心要在那里長期居住的城市，和一座只是去作客的城市，看上去就是不一樣。我不知道，我將在倫敦住多久。對我來說只有一點是重要的，那就是又可以從事自己的創作了，又可以維護我的人身自由和內心自由了。因為一切財產都已意味着累贅，所以我沒有為自己張羅住宅，而只是租了一套簡單的公寓房間，大小將夠，那些少量書籍可以藏在兩個壁櫥裡。我是離不開書籍的。房間裡還可以放一張寫字桌。這樣，我就有了一個腦力勞動者所需要的一切。要是來客人，當然是沒有地方了。我真的寧願住最狹小的房間，以便可以隨時出去旅行。我的生活無意之中已經變成臨時性的了，不能再作長遠安排。

①索倫托：意大利那不勒斯海灣之城名。

第一天晚上——天色已黑，牆壁的輪廓在昏暗中逐漸模糊起來——，我踏進那間終於整理好了的小居室，我吃了一驚。在那一瞬間，我以為走進了大約三十年前我在維也納為自己佈置的那個小房間。因為房間是同樣的小，牆上同樣貼著那句對書籍的祝辭，同樣掛着那幅布萊克的畫：《約翰國王》那張畫到處陪伴着我，國王夢幻般的眼睛一直望着我。我確實需要一點時間鎮靜一下，因為多少年來我再也沒有想起過維也納的那第一套小房間。難道那是我的生活——相隔那麼長的時間——退縮到過去的象徵？是我自己變成幽靈的象徵？當我三十年前在維也納為自己選上那間斗室時，我的命運已經開始。當時，我還沒有創作出什麼來，或者說，還沒有創作出什麼重要作品來：我的著作、我的名字還沒有在我的祖國生根。

現在——在驚人的相似環境中———我的著作從自己的語言環境中重新消失了。我所寫的一切，對德國來說已非常陌生。朋友們都已疏遠，昔日的聯繫已被破壞，貯有着收藏品、繪畫和書藉的住房也已失去，完全和當時一樣，我又被一片陌生所包圍。我當初努力幹過的、學到的、享受過的一切，看來都已飄逝，我已五十歲了，但又要從頭開始，我又要坐在寫字桌前當學生，早晨疾步走到圖書館去——只不過不再那麼虔誠，不再那麼熱情罷了，頭髮已經灰白，疲憊的心靈蒙上了薄薄的沮喪。

對更多他講述有關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年我在英國的情況，我總感到有些猶豫。因為我已踏進我們今天的時代，而且我們大家几乎都同樣經歷過那個時代，懷着同樣由廣播報紙煽動起來的不安，懷着同樣的希望和同樣的憂慮。我們今天很少會懷着驕傲的感情回想自己政治上的迷惘，而是懷着可怕的感情回想那個時代曾把我們引向何方；要想說明過去的人，他必然要控訴，可是今天，我們誰有這種權利呢！再說，我在英國生活是非常小心謹慎。我知道自己不善於剋制內心的無限惆悵，所以我在那半流亡和流亡的全部日子裡，斷絶了一切社交活動。我想，當他們討論時局。的時候，我在一個陌生的國家是不可以說三道四的。我在奧地利對那些領導人物的愚蠢舉動尚且無能為力，我怎麼可以在英國信口雌黃呢？我黨得自己在那美麗的島國只是一個客人，我非常清楚：如果我——用我們知道的比較清楚、比較可靠消息——指出希特拉紛世界帶來的危險，那麼他們就會把它看作僅僅是我個人的看法。當然，眼看著那些明顯的錯誤而緘口不語，有時候是很困難的。看到英國人的高尚道德、忠心耿耿、毫無猜忌地信賴每一個人的真誠意願，竟被事先精心策劃的宣傳所濫用，是多麼傷心的事呵。他們一再受矇蔽，說什麼希特拉只是要把邊界周圍的德國人弄到自己身邊，然後他就滿足了，為了表示感謝他會把布爾什維主義剷除，這樣的誘餌確實產生了不同尋常的效果。只要希特拉在演說中說出“和平”這個詞，報紙就會熱烈歡呼而忘記了他犯下的全部罪行，並且也就不再過問德國如此瘋狂地武裝自己到底要幹什麼。從柏林回來的旅遊者稱讚那裡的秩序和設計新秩序的大師，那是因為那些旅遊者的參觀訪問都經過預先安排，他們受到的是奉迎的款待。英國人開始漸漸預設那位新領袖“要求”建立大德意志帝國是有道理的——沒有人理解，奧地利是歐洲大牆裡的一塊基石，要是有人把它從牆上挖掉，歐洲必將崩潰。我以焦慮的目光覺察到在英國人和他們的領導人當中存在着那種被人誘騙的天真和高尚的輕信，因為我曾在自己的家鄉親眼目睹過衝鋒隊員的臉，並聽他們唱着：“今天，德國屬於我們，明天，將是整個世界。”政治局勢越緊張，我越是避免和別人談話，避免任何公開的行動。我在英國從未在一家報紙上發表過一篇和時局有關的文章，也從未在電台講過話，從未參加過公開的討論；在昨日的世界上，咱有對英國，我是這樣，我生活在那間斗室裡，比我三十年前作為大學生住在維也納的那間小屋裡，更加無聲無息。所以，我今天沒有權利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見證人去描述英國；當我後來不得不承認，我在戰前從未真正認識到英國最深沉、最內在、只有在最危險的時刻才會表現出來的力量，那時，我就覺得更沒有權利了。

我在英國也沒有見到許多作家。我剛開始接近的那兩位作家：約翰·德林克沃特和體士·沃爾波爾，又恰巧提前被死神帶走了。較為年輕的作家，我更不常遇到。由於那種不幸壓在自己身上的“外國人”的不安全感，我避免去俱樂部、宴會廳和公開場合。不過，我還是經歷了一次真正令人難忘的特別場面。我看到兩位思想最敏捷的人物——肖伯納和 H·G ·威爾斯進行了一次私下成見極深、但表面上文雅得體的爭論。我事先不知道究竟是什麼造成他們之間那麼深的隔閡；但兩位大作家之間的那種一觸即發的緊張關係，在他們互致問候時便讓人感覺出來了，彼此都象半開玩笑似的嘲弄對方。所以我當時的處境是既尷尬又極感興趣。——他們之間必然有過原則性的意見分歧，可能不久前已經消除，或者，要通過那次午宴來加以消除。那兩位在英國都享有聲譽的大人物半個世紀前均在“費邊社”①為當時尚且年輕的社會主義並肩戰鬥過，自那以後，他們都按自己非常獨特的個性發展，彼此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威爾斯堅持自己積極的理想主義，堅持對人類未來的美好憧憬。而肖伯納則相反，他越來越用懷疑、嘲諷的眼光觀察未來和當代的現實，以檢驗自己冷靜的“愉快的戲劇”②。他們的身形外貌也隨着歲月而形成對照。肖伯納，那位精神矍鑠得驚人的八旬老人，當時只吃些核桃和水果，嘴巴還發出格格的響聲。他身材高大、瘦長，從不知倦怠，在健談的嘴邊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他比以往更熱衷于自己的奇談怪論。威爾斯，那位樂天的六旬老人，比以往更追求享受、安逸，他身材矮小，面頰紅潤，在偶爾輕鬆愉快的表情背後藴有一股無情的嚴肅。肖伯納善於進攻，他迅速而又巧妙地變換着攻擊點；威爾斯在戰術上長於防衛，他不動聲色，猶如一個教徒、一個信念堅定的人。我很快得到這樣的印象：威爾斯來這裡不僅是為了一次友好的午宴談話，而是為了一場原則爭論。

正因為我不知道有關那次思想分歧的背景，我不免感到氣氛有些緊張。那兩個人的每一個表情、每一次目光、每一句話，都表現出一種傲慢而又相當認真的好鬥情緒：就象兩個擊劍手在互相激烈交鋒以前，總要先用小小的試探性碰擊來試一試自己隨機應變的能力。肖伯納思路敏捷。每當他回答一個問題或者避開一個問題時，在他濃密的眉毛下目光閃爍，他喜歡幽默和玩弄詞藻，並以此自豪，在過去的七十年裡，他在這方面可謂已登峰造極。他的濃密的白鬍子有時在輕聲的長時間的笑聲中顫動，他的頭稍微偏斜，好象總是注視着自己手裡那把劍的劍頭是否擊中了對方。面頰紅潤、有着一雙沉靜的眼睛的威爾斯，言詞更尖鋭、更直截了當；他的理解力也是敏捷非凡，但他不施展那種高深莫測的手腕，而喜歡單刀直入。那場舌戰宛若劍擊，進行得非常尖鋭、非常迅速。劍光晃晃，一來一去，你砍我擋，我擊你閃，好象其樂無窮，使得在旁觀戰的人對那場擊劍比賽、熠熠劍光以及你來我往的技藝讚歎不已。但在那場敏捷的、始終在最高水平上進行的對話背後卻藏着一種精神上的憤怒，它是以英國人高貴的風度，通過最文雅的辯論形式表現出來。那就是寓嚴肅于遊戲，寓遊戲于嚴肅。兩個極端對立的人的一場針鋒相對的爭論，似乎是由某件事引起，但實際上早就有着我不知道的原因和背景。不管怎麼說，我看到了兩位英國最優秀的人物所進行的一場十分精彩的爭論。而後來在《民族周刊》上繼續進行的幾個星期的論戰並沒有引起我百分之一的興趣。文字論戰遠不如那次激烈的對話引人入勝，因為在抽象論據的背後再也見不到活生生的人，那些實質性的問題也不再顯得那麼清楚。然而，才智很高的人和才智很高的人發生摩擦，是十分難得的。那場爭論使我大開眼界。我在那以前和那以後，也從未在喜劇裡聽到過那麼精彩的對話藝術。因為他們的對話藝術並不是有意要追求什麼戲劇效果，而是極其自然完成的。

①英國一種資產階級改良車義思潮。主要代表有悉尼·維伯、肖伯納等。

②肖伯納把自己的戲劇分為“不愉快的戲劇”、“愉快的戲劇”。詳見肖伯納生乎傳記。

可是在那幾年裡，我只是在英國占着一個空間，我的整個靈魂並沒有在英國。恰恰是對歐洲的憂慮，那種痛苦的、壓迫着神經的憂慮，促使我在從希特拉掌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幾年裡經常出去旅行，甚至兩次渡過大西洋。我出去旅行，可能是出於這樣一種預感：只要世界還向我開放，只要輪船還能在大海上平安行駛，我就應該為以後更黑暗的時代積累印象和經驗，使我下如此大的決心的，也許還有那種渴望：要想知道，當我們自己這個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壞得不成樣子的時候，大洋彼岸的世界是怎樣進行建設的，甚至還有這樣一種隱隱約約的預料：我們的未來，以及我本人的未來，是在遠離歐洲的大洋彼岸。一次橫越美國的演講旅行使我有極好的譏會看到那個強大的國家全部豐富多彩的生活，看到那個國家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內部團結一致。不過，我對南美的印象也許更強烈。我是愉快地接受國際筆會的邀請，到那裡去參加代表大會的。在那種時刻，我更覺得，強調超越國家和語言的思想團結，是多麼重要。

在那次旅行之前，我待在歐洲的最後幾個小時，用令人擔憂的警告送我上路，一九三六年夏天，西班牙內戰已經開始，從表面看，那次戰爭只不過是由那個美麗而又悲慘的國家的內部不和而引起的，但實際上卻已經是兩種意識形態的勢力集團為自己未來的衝突進行預先演習，我是從南安普敦乘一艘英國輪船啟程的，我原以為，為了避開戰爭地區，輪船要繞開往常停靠的第一站維哥①。但出乎我的意料，我們還是駛進了那個港口，甚至我們旅客還被允許上岸待幾個小時。維哥當時掌握在佛朗哥的黨徒手中，離真正的戰場還遠。就在那不多的幾個小時內，我還是看到了一些確實會令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市政廳飄揚着佛朗哥的黨旗，市政廳前站着不少年輕人，他們穿著農民的服裝，排着隊，大多數是中牧師帶領着，那些年輕人顯然是從附近農村來的，我開始還不明白，當局對那些年輕人有何打算。他們是招來應急的工人？他們是來領救濟金的失業工人？可是一刻鐘之後，我看到同那些年輕人一樣的一批年輕人從市政廳裡走出來，但己變了樣子，他們身上穿著簇新的軍服，佩着槍和刺刀；在軍官們的監視下，他們擁上同樣嶄新鋥亮的汽車，汽車疾駛過街道，出城而去。我感到一陣可怕。我不是曾在什麼地方看到過這種情景嗎？第一次是在意大利，後來是在德國：那些簇新的軍服、嶄新的汽車和機槍突然在這裡和那裡出現。我又問自己，是誰提供那些新軍服？是誰付的錢？是誰把那些一貧如洗的年輕人組織起來？是誰驅使他們反對現政權、反對選舉產生的國會、反對他們合法的人民代表機構？據我所知，國庫掌握在合法政府的手中，軍火庫同樣也在合法政府的控制下。那麼，那些汽車、那些武器肯定是從外國弄來的，毫無疑問，它們是從鄰近的葡萄牙越過邊境運進來的。那麼，到底是誰提供、是誰付的款呢？那是一般新的要想取得政權的勢力，它在這裡和那裡活動，它是一股喜歡暴力、需要暴力的勢力，我們所信仰併為之畢生奮斗的一切思想、和平、人道、友善，在那股勢力看來，都是過時的弱點。那群人詭秘地隱藏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和他們的壟斷企業裡，他們陰險地利用青年人的幼稚思想為自己的權力慾望和陰謀服務。他們信奉暴力，企圖用新的、詭譎的伎倆把古老的野蠻戰爭帶給我們不幸的歐洲。一個通過親眼目睹、自己感覺到的印象往往會比千百篇報紙文章和小冊子對心靈產生更大的力量。我看到那些無辜的年輕小伙子被那些神秘的幕後操縱者用武器武裝起來，讓他們跟自己國家的同樣無辜的年輕人作對。我突然預感到，那就是我們面臨的現實，歐洲面臨的現實。輪船停了幾個小時之後又起錨了，我趕快上船，走進艙內。要是再看一眼那個美麗的、但遭到外國罪惡蹂躪的國家，定會使我非常痛苦；我覺得，歐洲由於自己的瘋狂已瀕臨死亡。歐洲，我們神聖的故鄉，我們西方文明的搖籃和聖殿，正在走向死亡。

①西班牙西部海港城市。

這以後看到的阿根廷國土上的景象當然令人更加欣慰。那裡是另一個西班牙；西班牙的古老文化在那一片新的、遼闊的、沒有流過血、沒有彼仇恨熏染過的土地上得到了保護和保存。那裡有豐足的糧食、過剩的財富，那裡有無限的空間和未來的糧食。我感到莫大的愉快和一種新的信心。幾千年來，文化不就是從一個國度傳播到另一個國度的嗎？縱然樹木被斧頭砍倒，只要種子被保存下來，不就又會有新的繁茂、新的果實嗎？我們世世代代所創造的一切是永遠不會失去的。只是人們必須學會從更大的範圍去思考，從長遠的時間去計算。我對自己說，人們應該開始再也不要單從歐洲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而是要超出歐洲去思考問題，人們不要把自己埋葬在正在漸漸死去的過去，而是要共享歷史的再生，在那座新的百萬人口的城市裡，所有居民都對我們的大會表現出滿腔熱情。我從中感到，我們在那裡不是外人，在那裡，對思想統一的信仰——我們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東西都獻給了這種信仰——仍然具有主命力、仍然有價值、起作用，我感到，在我們那個有了新速度的時代，縱然是大洋也不能把我們分開。在那裡一個新任務代替了舊任務：那就是在更廣闊的範圍內、在更大膽的設想中建設我們夢想的共同事業。如果說，自從我看到準備戰爭的那最後一瞥以後，我對歐洲已經失去信心，那麼，我在南方的十字星座下又重新開始有了希望和信仰。

巴西給我留下同樣深刻的印象，也給了我不小的希望。那片得天獨厚的土地有着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在那片廣袤的國土上，至今還有鐵路、公路，乃至飛機未曾到過的地方。在那裡，歷史被保存得比在歐洲更加精心。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野蠻還沒有在那裡侵入民族的鳳尚和精神。人類在那裡和平地一起生活，他們懂禮貌，不象在我們歐洲，不同種族之間的交往含着一種故意。那裡的人不是由人們用荒謬的血統論、種族論和出身論來劃分。一種奇怪的預感使我事先就覺得，我可以在那裡安寧地主活，那裡的空間為未來無限的繁榮作好了準備，可是在歐洲，國家之間為了最可憐的一點兒空間就要大動干戈，並使政治家們抱怨無窮。那裡的大地期待着人們去開發官、用自己的能力去充實它。歐洲在文明方西創造的一切能夠在那裡以其他新的形式得到輝煌的延續和發展。那裡新的大自然以它的千姿百態使我賞心悅目，我已經看到了自己的未來。

但是旅行，繼續不斷地到另一個星空下、到另一個世界去。旅行，不等於擺脫了歐洲、擺脫了對歐洲的擔憂。看來，大自然對人的報復几乎都是凶狠的，當人類通過技術把大自然最秘密的威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時，所有的技術成就又會同時攪亂人類的心靈。技術帶給我們的最壞的咒語，莫過于它會阻止我們逃避哪怕只是一剎那的現實。過去的祖先們在遭受災難的時候，便逃遁到孤獨和偏僻的地方去，可是現在，我們在同一個時刻便可知道和感受到我們地球上某個地方發生的壞事。儘管我離歐洲多麼遠，但我隨時可以知道歐洲的命運。在佩爾甫布戈登岸的那一天夜裡，南方的十字星座就在頭頂，黑色皮膚的人群在我周圍的街上行走，我感到疲勞不堪，忽然我在一張報紙上讀到轟炸巴塞羅那和槍殺一位西班牙朋友的消息。那位朋友幾個月前曾和我共同度過了愉快的幾個小時。在德克薩斯州，我坐在一輛飛馳的普爾曼①式的車廂裡，行駛在休斯頓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間，我突然聽到有人發瘋似的用德語大喊大叫，原來是不知哪位旅伴把列車裡的收音機撥到了德國電台。列車的車輪正在德克薩斯的平原上滾滾向前，我卻不得不在車廂裡聚精會神地聽希特拉發表煽動性的演說。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我總一直懷着痛苦的憂慮思唸著歐洲，一直想著在歐洲的奧地利，難以擺脫。在許多令人驚駭的危險地區中——從中國到埃布羅河②和曼查那雷斯③——唯有奧地利的命運特別令我關心，這大概就是一種狹隘的愛國主義吧。但我知道，整個歐洲的命運全系在那個小國家身上——它恰巧是我的祖國。如果我今天回過頭來試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那些政治錯誤，那麼我會認識到最大的錯誤是：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家們沒有執行簡單明確的威爾遜計劃，而是歪曲了它。他的思想是給小國家以自由和獨立，不過他正確地認識到：那種自由和獨立只有在所有大國和小國參加的一個有約束力的統一組織內才能得到保證。由於人們沒有建立那種組織——真正的、全面的國際聯盟——，而只是實現了它的綱領的另一部分，即給小國家以自主權，因而人們製造出來的不是平靜，而是接連不斷的緊張局勢。因為沒有什麼再比小人的狂妄慾望更危險的了，那些小國家剛一建立起來，它們的第一件事就是你爭我奪的搞陰謀，為自己獲得小塊土地爭吵不休，波蘭人跟捷克人打仗，匈牙利人跟羅馬尼亞人作戰，保加利亞人跟塞爾維亞人開火，而在所有那些競爭中，作為最弱者的小小奧地利卻跟龐然大物的德國對抗。那個支離破碎、殘缺不全的國家——奧地利，它的統治者曾一度在歐洲頤指氣使、不可一世，現在——我今天不得不一再重複——它成了歐洲牆上的一塊基石。我知道，在我居住的那座英國百萬人口的城市——倫敦，所有人都不會覺察到，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巴爾幹，都要先後被希特拉公然併吞。他們不會覺察到納粹主義能夠用維也納——依靠維也納的特殊組織已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根槓桿把整個歐洲撬起，翻個個兒。只有我們奧地利人知道，是什麼樣的怨恨激起的慾望驅使希特拉向維也納進軍，那座城市是他最窮困潦倒的時候的見證人，他要以凱旋而歸的統帥身分進入那座城市。

①普爾曼（一八三一——一八九七）是美國鐵路工程師。此處指普爾曼公司製造的高級車廂。

②西班牙河名。

③西班牙城市。

因此，每當我匆匆去一下奧地利，然後又越過邊界回來時，我總要舒一口氣：“幸虧這一次希特拉還沒有來”，而回頭一看，好象那就是最後一次了。我看到了災難的來臨將是不可避免的；在那幾年裡，當別人早晨自信地拿起報紙時，我卻有數百次從內心害怕這樣的大寫標題：奧地利完了。唉，當我裝作我早已不關心奧地利的命運時，我是怎樣在欺騙自己呵！我每天從遙遠的地方比我那些在祖國的朋友們更為奧地利緩慢而心切的最後掙扎而痛苦，他們用愛國主義的遊行來欺騙自己，每天互相打氣：“法國和英國不會拋棄我們，而首先，墨素里尼絶不會答應。”他們相信國際聯盟、相信和平條約，就象病人相信貼有漂亮商標的藥一樣。他們無憂無慮地、幸福地過着他們的日子，而看得更加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我最後一次去奧地利，沒有別的理由，而是我內心對那越來越近的災難的態懼的自發表現。一九三七年秋，我為探望我的老母親去過維也納。因為我在倫敦有較長一段時間波有事幹；更沒有什麼急事。幾個星期以後的一天中午，——那是十一月底的時候——我橫過攝政王大街回家，在路上買了一份《旗幟晚報》。那天是哈里法克斯勛爵①飛往柏林的日子，他第一次試圖和希特拉本人談判。在那份《旗幟晚報》的第一版上——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右邊版面上的文章是黑體字——列舉了哈里法克斯想和希特拉達成諒解的幾點內容。

①哈里法克斯勛爵（Lord Edward Frederlck Llndley Wood Halifax一八八———九五九），英國政治家。一九三五年任陸軍大臣。一九三五————九三八年、一九四○年任掌空大臣。一九三八———九四○年任外交大臣。一九四一——一九四六年任駐華盛頓大使。

其中也有一條是談到奧地利的。在那些字裡行間我感覺到或者我以為我已經看到：出賣奧地利。因為和希特拉談判還能意味着別的什麼呢？我們奧地利人完全知道，希特拉在這一點上是絶不會讓步的。值得注意的是，把那次討論內容歸納為那幾點的綱領，唯獨出現在那份午間出版的《旗幟晚報》上，而在下午晚些時候開印的報紙上卻又不見了。（我後來聽到謡傳，說報紙的消息是由意大利公使館幫助弄到的，因為意大利在一九三七年最怕德國和英國背着它搞聯合。）在那份《旗幟晚報》上的消息——大概有很大一部分人沒有注意到——本身是否確實，我無從判斷。我只知道，我個人對那個想法吃驚非小，就是說，希特拉和英國已經在談判有關奧地利的問題了，我今天不羞於說，當我拿着那份報紙時，我的手顫抖着。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幾年來我還沒有那樣激動過，因為我知道，只要那條消息有一點真的話，也就意味着完蛋的開始。歐洲大牆上的那塊基石就會塌下來，歐洲也隨着崩潰。我馬上迴轉身，跳上第一輛上面寫着開往“維多利亞火車站”的公共汽車，向帝國航空公司駛去，想打聽一下是否還有明天早晨的機票。因為我還想再去看一次我年邁的母親、我的家庭、我的故鄉。巧極了，我得到了一張機票，我迅速將一些東西塞進箱子，飛往維也納。

我的朋友們對我如此迅速、如此突然回到維也納很是奇怪。但是當我說出我的憂慮時，他們是如何嘲笑我的呵；他們譏諷我，說我還是那位老“耶利米”①。說我是不是不知道，奧地利人現在是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們不厭其煩地稱讚“祖國陣線”規模巨大的遊行，而我在薩爾茨堡就已看到過，絶大多數參加遊行的人都把規定的統一徽章別在罩衫的衣領上，以便不給自己的地位造成危險，與此同時，他們又都為謹慎起見早已在慕尼黑的納粹黨那裡登了記——我學過的歷史和自己寫過的歷史太多了，我不會不知道大批群眾總是突然倒向勢力大的一邊的。我知道，他們今天高呼“舒施尼克萬歲”，明天他們會用同樣的聲音高喊“希特拉萬歲”。然而，在維也納所有我與之交談的人都表現出了真正的無憂無慮。他們互相邀請聚會，穿著燕尾服，吸着香煙（根本不知道，他們不久就要穿上集中營囚犯的衣服），他們奔忙於購買聖誕節禮品，佈置自己漂亮的家（沒有人預料：幾個月後那些東西都會被洗劫一空）。古老的維也納永遠是悠然自得，我以前非常喜歡它的逍遙自在，真的，我整個一生都夢想那種無憂無慮，維也納的民族詩人安岑格魯貝爾②曾把那種無憂無慮概括成這樣簡潔的格言：“你不會出什麼事的。”——那種無憂無慮現在第一次使我感到痛心。但最終說來，他們——所有那些在維也納的朋友——也許要比我聰明，因為他們在事情真的發生的時候才感到痛苦，而我呢，我事先在想象中就感到痛苦，當災難降臨時，我又第二次痛苦。我再也理解不了他們，我也無法使他們理解我。從第二天起，我就再也不警告任何人了，幹嗎要讓那些不想讓別人打擾的人驚恐不安呢？

①舊約中的先知。

②安岑格魯貝爾（Ludwig Anzengruber，一八三九——一八八九）奧地利作家。

不過，如果我今天說，當我在維也納的最後幾天望着我在那裡出生的那座城市的每一條熟悉的路、每一座教堂、每一座花園、每一個古老的角落時，是懷着一種“永不會再有了！”的無聲絶望，人們不會把我的話當作是事後添油加醋的說法，而認為完全是真實的。我擁抱我的母親時，就帶著那種隱藏的感情，“這是最後一次了”。我對那座城市裡的一切、那個國家裡的一切都帶著“永別了：”的感情。我意識到那是一次告別，永遠的告別。列車駛過薩爾茨堡，那裡有我在裡面工作了二十年的住宅。但是列車進了火車站，我都沒有下來一下。我雖然可以從車廂的窗戶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回憶那些消逝的歲月，可是我沒去看。看了又有什麼用呢？—我永遠也不會再住進那所房子了。在列車越過邊界的時刻，我象聖經中的老祖宗羅得一樣，知道我身後的一切都是塵土與灰燼，一切凝結成了象鹽一樣苦澀的歷史。

我以為，當希特拉將要實現自己仇恨的夢和作為凱旋而歸的統帥佔領那座曾經遺棄過他——一個窮愁潦倒、一事無成的年輕人——的那座城市維也納的時候，我預感到了一切可能發生的可怕的事。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爆發了慘無人道的事件，那一天，奧地利以及歐洲都成了赤裸裸的暴力的戰利品！但我本人對那種慘無人道的想象、以及每一個人的想象，是顯得多麼保守、多麼怯弱、多麼可憐！現在假面具撕下來了。由於其他國家公開表現出畏懼，殘暴不必再顧忌任何道德的約束了，它不再需要——英國、法國、世界還算得了什麼？——利用應該從政治上消滅“馬克思主義者”那種虛偽的藉口了。現在已不單單是擄掠搶奪，而是每個人都在恣意放縱自己的復仇私慾。大學教授必須用赤裸的雙手擦洗馬路；虔誠的白鬍子猶太人被拽進寺廟，由狂叫怒吼的年輕人逼着跪下齊聲高呼“希特拉萬歲”。那些年輕人把大街上無辜的人象兔子一樣抓在一起，押着他們走，要他們打掃衝鋒隊營房的廁所，病態的、卑劣的仇恨狂人在多少個黑夜裡所痴心妄想的一切，如今在青天白日裡發泄出來了。他們衝進居民的住宅，從發抖的女人們那裡搶走耳朵上的裝飾珠寶——類似這樣的洗劫城市在幾百年前的中世紀戰爭時期也曾發生過；不過那種公開折磨別人的無恥私慾、對心靈的摧殘、花樣翻新的侮辱都是新的。所有那一切不是由個別人、而是由千千萬萬遭到折磨的人記錄下來的，到了一個比較平靜、不象我們今天這樣道德已經淪喪的時代，人們將會毛骨悚然地讀到那些記錄：一個空前絶後的仇恨狂人在二十世紀的那座文化城裡犯下了什麼樣的罪行。因為那是希特拉在他各種軍事和政治的勝利中最最可怕的勝利，那樣一個傢伙竟然成功地運用不斷升級的作法，砸碎了每一條法律。在那種“新秩序”面前殺害一個人不需要法庭審判，而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則會令世人咋舌，拷刑在二十世紀是不堪設想的，人們當時還把沒收財產明白無誤地稱之為搶掠。可是現在，在又一個接叵而至的聖巴托羅繆①的夜晚之後，在衝鋒隊的營房裡和鐵絲網的後面每天把人拷打得死去活來，這以後，還談什麼非正義呢？還談什麼人世間的痛苦呢？一九三八年，在奧地利之後，我們的世界已經非常適應慘無人道、無法無天和野蠻粗暴的行為了，那是幾百年前所沒有的現象。要是那座不幸的城市——維也納在以前發生了那樣的事情，就足以遭到國際的唾棄，可是在一九三八年，世界的良知在忘卻和原諒那些暴行之前，就已沉默，或者只是咕噥了幾句。

①聖巴托羅繆夜晚為巴黎屠殺新教徒之夜。法國國王亨利第四未即位前為漸教徒首領，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為其在巴黎舉行婚禮之日，新教徒被誘。當日盡遭屠殺，亨利也被拘禁。

那些日子對我來說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每天都有從祖國傳來的尖叫的呼救聲；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親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為每一個我所愛的人擔驚受怕，卻又無能為力，今天，我不羞於說，當老母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時——我們當時把老母親留在維也納——，我並不感到吃驚，我沒有悲哀——時代已把我們的心變得如比反常，而是相反，我感到一種寬慰，因為我知道，她已不會再遭受各種痛苦和危險了，她已八十四歲了，雙耳几乎全聾了，她就住在我們家的住宅裡，根據新的“雅利安人法律”，她可以暫時不被驅逐，我們曾經想，再過些時候通過什麼辦法能將她接到國外。然而很快，在發佈的維也納第一批法令中有一條規定擊中了她。八十四歲的她，腿力已經不支，她每天都要作一次小小的散步，在費勁地走上五分鐘或十分鐘之後，總習慣在環城大道旁或者公園的長凳上歇一會兒。希特拉在那座城市還沒有當上八天主人，殘暴的禁令就已下達；猶太人不准坐在長凳上——這是專為那些恣意折磨人的肉體的殘酷目的而想出來的許多禁令中的一條。不管怎麼說，搶劫猶太人的財物總還有一點他們自己的邏輯，還可以理解，因為他們可以把從工廠、私人住宅、別墅裡搶來的東西、把那些已空缺的職位賜給自己人，獎賞給老部下；戈林的私人畫廊之所以富麗堂皇，要歸功于那種大規模的搶劫行動。但是不讓一位老婦或者一位精疲力盡的老頭坐在一條長凳上喘一口氣，那也只有二十世紀和那個傢伙于得出來的事，而千百萬人卻把那個傢伙敬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

幸運的是我的母親不用長期忍受那些野蠻行為和侮辱了，在維也納被佔領幾個月後，她去世了。我今天不能不把一件踉她的死有聯繫的小事寫出來；我覺得，正是那些細節對一個正在到來的時代是重要的，類似的事在今後的時代一定不會發主。一天早晨，八十四歲的老太太突然失去知覺，被請來的醫生很快就說，她可能過不了那個晚上，醫生還僱來一個女看護——一個大約四十歲的女人——守護在老太太臨終的床邊。我母親僅有的兩個兒子——我和我的兄弟——正好都不在身邊，當然是回不來了，因為即使回到一位臨終的母親的床邊，對德意志文化的維護者來說也是一種罪行。於是我們的一位堂兄決定在那屋裡過夜，這樣，在她斷氣的時候，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在場。我們那位堂兄當時已六十歲，自己身體也不太好，事實上一年之後他也死了。當他正準備在隔壁房間搭床過夜時，女看護出現了——我今天說這件事，對她是相當不光彩的——，她解釋說，遺憾得很，按照納粹的新法律，她是不能留在要死的人旁邊過夜的。她說，我的堂兄是猶太人，她作為一個不到五十歲的女人，即使是在一位要死的老太太身邊，也是不可以和他在同一個住所裡過夜的——按照那位挑剔者的心理，一個猶太人首先應該想到的是：不要給她帶來種族上的恥辱。她說，當然，我對那種規定也感到非常苦惱，但她必須遵守那些法律。於是，為了能讓女看護守留在我要死的母親身旁，我的六十歲的堂兄被迫于當晚離開了那所房子；人們也許現在能夠理解：我為什麼慶幸我的母親沒有在那些人中間長命下去。

奧地利的那種局勢也給我個人生活帶來變化，起初，我把它看作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僅僅是形式上的變化：我失去了奧地利的護照，我不得不向英國當局申請一張白卡，即一張無國籍者的身分證。我曾常常在我世界主義的夢幻裡為自己偷偷地描繪過這樣的情景：沒有國家、不用為某個國家承擔義務、從而讓所有的人沒有區別地生活在一起，該是多麼美好啊！多麼符合我自己的內心感情啊！可是，我不得不再次認識到：我們人世間的幻想是多麼有限，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只有自己親身經歷過，才會明白。十年前，我曾在巴黎遇到梅列日科夫斯基，他向我抱怨說，他的書在俄國遭到禁止，沒有經歷過那種事的我當時還心不在焉地想安慰他幾句，不過，面對那種國際上流行的世界通病，說也無濟於事。但是，當我後來自己的書從德語界消失時，我才多麼清楚地理解他的抱怨呀！因為我寫的那些書只能通過翻譯、即通過沖淡了的、改變了的媒介形式出版。同樣，我在那一瞬間——當時，我在前廳申請人的長凳上坐等了一陣子之後，正被允許進入英國官員的房間——才懂得，把自己的護照換成一張外國人身分證意味着什麼。因為以前我曾有權要求得到我的奧地利護照。每一個奧地利領事館官員或者警察局官員都有義務立即給我這個享有一切權利的公民填發護照。相反，我想得到那張英國的外國人身分證，我必須去申請。那是一種申請得來的照顧，而且還是一種隨時都可能被收回的照顧。一夜之間，我又降了一級。昨天還是一位外國客人，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一位有身分的紳士，我在那裡支付我的外匯並納稅，現在我卻成了流亡者，一名“避難者”。我被降至即使還不是不名譽的那類少數人中間。此外，從此開始，每到一個國家，那張白色身分證上的簽證都得由本人提出特別申請。因為所有國家都對我突然屬於“那類”沒有法律保護、無國籍的人表示不信任，我們那些人不象其他人，如果我們在那個國家變得令人討厭或留住時間太長，必要時，我們就會被驅逐或者被遣返自己的國家，我不得不想起幾年前一個流亡的俄國人跟我說的話：“早先，人只有一個軀體和一個靈魂，今天還得外加一個護照，不然，他就不能象人一樣被對待。”

事實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最使人感覺到世界大倒退的，大概莫過于限制人的行動啟由和減少人的自由權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屬於所有人的。每個人想到哪裡就到哪裡，想在那裡待多久就待多久。沒有什麼同意不同意，沒有什麼允許不允許。當我今天跟年輕人敘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國旅行的那些事情時，我總是高興地看著他們一再流露出驚奇的神情，那時候不用護照，或者根本沒有見過護照。人們上車下車，不用問人，也沒有人問你，今天要填的一百多張表格，你一張也不用填。那時候沒有許可證，沒有簽證，更不用說刁難；那些國境綫只不過是象徵性的邊界而已，人們可以象越過格林威治的子午綫一樣同樣無憂無慮地越過那些邊界線，而今天由於大家互相之間那種病態的不信任，海關官員、警察、憲兵隊已經把那些邊界變成了一道鐵絲網。一直到一次大戰後，由於民族主義作祟，世界才開始變得失常。而且，作為第一個看得見的現象，也是我們這個世紀的精神瘟疫，是對外國人的仇視：仇視異族人或至少是害怕異族人。人們到處抵制外國人，驅逐外國人。早先對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現在都用在每一個在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得交出左面、右面、側面、正面的照片；頭髮要剪短到看得見耳朵，還必須留下指紋，起初只需要拇指，後來是所有十個指頭，此外，還要出示許多證明，健康證明，注射防疫針證明，警察局證明，推薦信，還必須能夠出示邀請信和親戚的地址，必須有品行鑒定和經濟擔保書，還要填寫、簽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要是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張，那麼你也就丟失了自己。

看來都是些小事情。一開始我也覺得是些不值一提的瑣事。可是由於那些毫無意義的“瑣事”，我們那一代人也就毫無意義地浪費了不可輓回的寶貴時間；如果我今天總算起來，我在那幾年裡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旅行時寫了不知多少聲明、稅賦說明、外匯證明、過境和居日許可證明、申報和註銷，我在領事館和官署的前廳裡站立了不知多少小時，坐在不知多少官員面前——他們有的和藹、有的並不友春、有的無聊、有的過于熱情——，我在邊境綫經歷了不知多少搜查和盤問。後來我才感覺到，人的尊嚴在我們這個世紀裡失掉了多少呵。我們年輕時曾虔誠地夢想過我們這個世紀會成為自由的世紀，成為世界主義即將到來的時代，可是那些非生產性的、同時又侮辱人格的繁文縟節浪費了我們多少生產、多少創作、多少思想呵！因為我們每個人在那幾年裡用了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官方的規定，而不是去研究文學藝術書籍。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個陌生的國家，不再象往昔那樣，第一條路是通往那裡的博物館、風景區，而是去領事館、警察局領取“居住許可證”。過去，當我們這些人坐到一起，常常是談論波德菜爾的詩或熱烈地討論一些問題，現在，我們突然發現自己談論的是被盤問的情況、許可證的情況，打聽是否要提出申請長期簽證還是旅遊簽證；結識一個可以便你縮短等候時間的領事館的小小女官員在最近十年裡要比和一個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羅曼·羅蘭結成友誼更為重要。人們得始終憑着天性知道，人是客體而不是主體，我們沒有什麼權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賜。人們不停地受到盤問，登記，編號，檢查，蓋章。時至今日，我，作為一個出生於比較自由的時代、不接受教訓的人，作為一個夢想的世界共和國裡的公民，還一直覺得我的護照上的每一個圖章猶如犯人額上的一個烙印；每次盤問、每次檢查猶如一種侮辱。那是一些小事情，始終只是一些小事情，我知道那是在一個人的生命價值比貨幣的價值跌落得更快的時代裡的小事情。不過，只有當人們緊抓住那些小小的癥狀，往後的時代才能將正常的精神狀態和精神失常的臨床表現記錄下來，那種精神失常籠罩着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我們這個世界。

我大概從很早開始就放縱慣了。我的敏感大概也由於近幾年來激劇的變化而漸漸受到過分的刺激。任何一種流亡形式的本身都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一種平衡的破壞。如果人失去了自己立足的土地——這也必須要自已經歷過，才能理解——，人就挺不起腰板，人就變得越來越沒有把握、越來越不相信自己。我坦率承認，自從我不得不靠外國人身分證或者護照生活的那天起，我就從未覺得我是完全屬於自己的。和原來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點天性永遠被破壞了。我變得比原來的我謹小慎微多了，我——早先的一名世界主義者——今天時時有這樣的感覺，彷彿我現在一定要對每一口被我這個外國人吸走的空氣特別感恩戴德似的。我心裡自然很明白，我知道這種奇怪的想法是荒謬的，可是什麼時候理智能戰勝自己的感情呢！我几乎用了半個世紀來陶冶我的心，讓我的心作為一顆“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動，但無濟幹事。在我失去我護照的那一天，哦已經五十八歲了，我發現，一個人隨着祖國的滅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國土多。

但並非我一個人有這樣的不安全感。動亂不安開始漸漸遍及整個歐洲。自從希特拉入侵奧地利那一天起，政治局勢始終不明朗。在英國，那些曾經悄悄地為希特拉開闢道路、希望能以此來換取自己國家和平的人，現在開始變得慎重了。從一九三八年起，在倫敦、巴黎、羅馬、布魯塞爾、在所有的城市和鄉村都不再有什麼議論，不管那些議論的話題開始多麼偏僻，但最終都要說到那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即是否可以以及怎樣才能避免或至少推遲戰爭。當我今天口顧戰爭恐懼在歐洲不斷上升的那幾個月，我只記得總共只有兩三天的時間真正有信心，在那兩三天裡，人們再次、也是最後一次有這樣的感覺：陰雲總會稍散，人們又會象往常一樣和平、自由地呼吸。奇怪的是，那兩三天正是今天被認為是近代史上最糟糕的日子：那就是張伯倫和希特拉在慕尼黑會談的日子。

我知道，今天人們很不願意回憶那一次會談，在那一次會談中張伯倫和達拉第自投羅網，向希特拉和墨素里尼投降。可是由於我要在這裡忠於事實的真相，我得說，每一個在英國經歷了那三天的人當時都覺得那次會談好極了。只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最後幾天，局勢才令人絶望。張伯倫剛剛第二次從希特拉那裡飛回來。幾天之後人們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張伯倫到那裡去，是為了在戈德斯貝格①毫無保留地同意希特拉以前在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希特拉在幾個星期前還能感到滿足的事，現在已填不滿他的慾壑了。緩靖政策和“爭取再爭取”的政策可憐地失敗了。在英國的輕信時期一夜之間結束了。英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歐洲只有這樣的選擇：要麼在希特拉的無法改變的權力意志面前屈服，要麼用武器同他對抗。看來英國下決心豁出去了。人們不再對備戰保持緘默，而是公開示威。工人們忽然出現了，他們在倫敦的公園裡、在海德公園、攝政工公園，特別是在德國大使饞對面築起了防空洞，以對付轟炸的威脅。艦隊也作了戰時準備，總參謀部的軍官經常在巴黎和倫敦之間飛來飛去，以便共同制訂最後措施。開往美國的船隻擠滿了外國人，他們想及時到達安全地帶，自一九一四年以來，英國尚未有過這樣的覺醒。人們走起路來顯得更加嚴肅和沉思。大家眼望着房屋和繁華的街道，心裡暗暗想著：炸彈會不會明天就落在它們上面？人們在屋內圍着收音機，有的站着，有的坐著，收聽晚間新聞。籠罩着全國的可怕的緊張氣氛一直留駐在每個人的身上、雖然看不見，卻能感覺到。

①德國地名。白一九六九年起成為波恩城市一部分。

接着召開了那次有歷史意義的國會會議，張伯倫在會上作了報告，他說，他曾再次努力，試圖和希特拉達成協議，並且再次，即第三次向希特拉建議，為了拯救受到嚴重威脅的和平，他願意到德國任何一個地方去會見希特拉。但對他的建議的答覆尚未到達。接着，正在舉行會議期間——安排得太戲劇性了———回電來了，電報說希特拉和墨素里尼同意在慕尼黑共同舉行一次會議，在那一瞬間——在英國歷史上几乎是絶無僅有的——，英國國會失去了控制。議員們跳將起來，喊叫着，拍着手，大廳裡響徹了歡笑聲。多少年來，在那莊嚴的大廳裡，還從未象當時那樣爆發出如此歡樂的情緒。從人的感情角度說，那是一出精彩的戲，為拯救和平的那種純真熱情是怎樣戰勝英國人在一般情況下表現出來的那種老成持重的。但從政治角度說，那種歡樂情緒的爆發是否個絶大的錯誤。因為國會仍國家通過那樣無憂無慮的歡呼，暴露出它對戰爭是如何深惡痛紹，為了和平，它非常願意作出一切犧牲、放棄自己的利益、乃至自己的成信。所以，張伯倫從一開始就是那樣一個人，他去慕尼黑並不是為了贏得和平，而是為了乞求和平。但當時還沒有人預料到，面臨着怎樣的投降。所有的人——我不否認，也包括我自己——都認為，張伯倫去慕尼黑是為了談判，而不是為了投降。然後，焦急等待的兩三夭來到了，啊，三天的時間，在那三天裡，整個世界彷彿停止了呼吸。在公園裡，人們挖着壕溝，兵工廠忙個不停，有的地方架起了防衛的大炮，防毒圃具也分發完畢，疏散倫敦的孩子也已作好安排，還做了很秘密的準備，有的人不理解那些準備，但每個人都知道那些準備是針對誰的。早晨過去了，中午、晚上過去了，深夜過去了，人們等待着報紙，細聽收音機裡發出的消息。一丸一四年七月的那一剎那又重現了，人們憂心忡忡地、精神恍惚地等待着成還是不成。

接着，象突然襲來的一陣颶風把逼得人們透不過氣來的烏雲吹得四分五散，心中的石頭落地了，情緒輕鬆多了。消息傳來了，希特拉和張伯倫、達拉第和墨素里尼完全取得了一致，而且——張伯倫成功地和德國達成了一項協議，那項協議隱瞞了今後和平解決國與國之間可能產生的一切衝突的辦法。看起來，好象是一位本身並不重要、平庸的政治家用堅抓不拔的和平意志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最初的時刻，所有的人都激動地感謝他。人們在收音機裡首先聽到的是“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那篇消息，它向我們受過考驗的那一代人宣告：我們可以再次在和平中生活，可以逍遙自在，可以為建設一個更美好的新世界出力。可是，今天每一個人都不說真話，企圖否認我們當年是怎樣被那漂亮的詞句迷惑的。因為誰會相信，一個吃了敗仗的人竟要準備凱旋式呢？倘若倫敦的廣大群眾知道張伯倫從慕尼黑回來的那無早晨的準確時間，一定會有幾十萬人到克洛伊敦機場去向他表示祝賀，向他歡呼；正如我們當時所有的人相信的那樣，他拯救了歐洲的和平和英國的榮譽。接着報紙出版了，報紙上的照片表現了張伯倫神氣地大笑着在機艙門口揮動着那張具有歷史意義的檔案，它宣告了“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張伯倫是把它作為珍貴的禮物帶園來送給自己的人民的。張伯倫的面容平時是非常獃板的，一種類似痛苦的表情，顯得神經過敏。當天晚上電影院裡也已放映了那些場面；看電影的人從自己的座位上跳起來，歡呼、喊叫。他們以為世界將會開始新的和睦局面，懷着那種感情几乎互相要擁抱起來，對當時在倫敦、在英國的每一個人來說，那是空前絶後、震撼人心的一天。

我喜歡在那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裡在街上轉悠，以便更強烈、更具體地去感受那種氣氛，去真正呼吸那個時代的空氣，工人們停止了在花園裡挖防空洞的工作，人們笑着圍住他們聊天，因為有了“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那些防空洞己成為多餘的了。我聽見兩個小伙于在用流利的倫敦話嘲弄說，希望把那些防空洞改成地下公共廁所，因為倫敦的公共廁所不夠用。每個人都高興地跟着一塊兒大笑。所有的人都象雷雨後的植物，顯得更加精神飽滿、生氣勃勃。他們走路時胸脯挺得比一天以前更直了，肩膀顯得更輕鬆了。平時顯得非常冷淡的英國人的眼睛，現在也閃爍着愉快的光輝。當人們知道那些房屋再也不會受到轟炸的威脅後，這些房子也好象變得更為明亮了，公共汽車也裝飾得更漂亮了，太陽更加燦爛了，成千上萬人的生活也由於那令人陶醉的字眼而更加活躍、更加豐富。我感覺到自己也為此振奮不已。我不知疲倦地走着，越走越快，越走越輕鬆，新的信心的浪潮也有力地、歡快地把我推向前去。突然有一個人從皮克第利拐角那邊匆匆向我走來。他是一位英國政府官員。我們也只是萍水相逢。他完全是一個感情不易衝動、非常內向的人。在一般情況下，我們。也只是禮貌地互相打個招呼，他從來不歡喜和我攀談。可是現在。他的眼裡閃耀着明亮的光芒，朝我走來。他說：“您覺得張伯倫怎麼樣。沒有人相信過他，可是他做對了。他沒有讓步，他輓救了和平。”他高興得神采飛揚。

他們大家都是那種感覺，我在那一天也是那種感覺。第二天又是幸福的一天。報紙仍然一致歡呼，在交易所，行情猛漲。多少年來又從德國第一次傳來了友好的聲音，在法國有人建議給張伯倫樹立一座紀念碑。唉，可是那只是火焰最終熄滅以前的最後的熊熊燃燒。在以後幾天裡，各種令人不安的細節透露出來了，對希特拉的投降是多麼徹底啊，多麼卑鄙地出賣了自己曾鄭重答應援助和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啊。過了一個星期，形勢更加明朗。投降已不能使希特拉滿足了，條喲。上簽字的墨跡未乾，希特拉已違反了條約的全部條文。戈培爾毫無顧忌地公開吹噓，他在慕尼黑把英國逼得走投無路。偉大的希望之光幻滅了，但它曾照亮過一兩天時間，溫暖過我們的心。我不能、也不想忘掉那幾天。

從我們認識到在慕尼黑究竟發生了什麼那個時候起，荒謬的是我在英國反而看不到多少英國人。當然責任在我，因為我迴避他們，或者確切些說，避免和他們交談，儘管我不得不比以往更欽佩他們。他們對成群結隊而來的難民表現得慷慨大方，他們有高貴的同情心和樂於助人的精神。但在他們和我們德意志人之間，在這一方和那一方之間，內心上產生了隔閡：我們已經遭遇到的事情，他們還沒有遭遇到。我們懂得已經發生了什麼，還會發生什麼，而他們還不願去弄懂———部分人是違心的——他們不顧一切現實，竭力堅持自己的幻想：說出來的話是算數的，條約就是條約，只要理智地、用人性去和希特拉談話，是能夠同他進行談判的。幾個世紀以來，英國領導人物由於民主傳統而獻身于正義事業，他們不可能承認或者不願承認，一種蓄意欺世、無視道德的新伎倆正在他們身邊形成，那個新德國在和各國人民打交道時以及在法律范屈內踐踏了一切以前有效的準則，一旦它覺得那些準則礙事胸話。對那些早就把一切冒險行為棄置腦後、清醒而高瞻遠矚的英國人來說，既然那個傢伙①那麼快、那麼容易、達到了那麼多目的，竟還要鍵而走險，覺得太不可能了。他們始終相信和希望，那個傢伙①將首先針對別的國家——最好是針對俄國瞭然後在這段時間裡能夠和他達成某種諒解。而我們卻知道，最可怕的事必將發生。我們每個人都見過一個被打死的朋友的照片，一個被拷打的同伴的照片，因此我們的目光比較嚴厲、比較尖鋭，比較無情。我們這些被歧視、被驅趕、被剝奪了權利的人知道，只要事關搶掠與權力，任何藉口都不會顯得太荒：唐、太虛偽。所以，我們這些受過考驗和正準備接受考驗的人我們這些流亡者，和英國人說的話就不一樣；如果我今天說除了極少數英國人以外，我們是當時在英國唯一認識到全部：危險而不彼迷惑的人，我相信這話絶不誇大。正象當初在奧地。利一樣，我在英國也肯定會帶著一個破碎的心和痛苦的敏鋭目光相當清楚地預見到那不可避免的事，只不過我在那裡作為一個外國人、作為一個被收留的客人，不能提出警告罷了。

①指希特拉。

所以，當我們的嘴唇預先嘗到未來的苦味的時候，我們這些已被命運打上了罪犯烙印的人只能在自己人中間說說，我們為那個把我們親切收留的國家而憂慮，我們的內心是多麼痛苦呵！不過，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和一位道德高尚的知識分子談話，也會給人以無限的安慰和精神的鼓勵，我在災難來臨之前的最後幾個月有幸和西格豪特·弗洛伊德度過了美好的數小時，使我難以忘懷。幾個月來，我一直想到那位八十三歲、有病的弗洛伊德還留在希特拉佔領的維也納。後來，那位出色的瑪麗亞·波拿巴公主——他的最忠實的女學生——成功地將那位住在被奴役的維也納最重要的人物救了出來，撻到倫敦。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幸運的一天：我在報上看到，他踏上島國。我本以為我已經失去我那位最尊敬的朋友，我卻又看到他從陰間回來了。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位偉大而又嚴肅的學者，在我們那個時代還沒有人象他那樣深化和擴大過有關的精神的知識。我是在維也納認識他的，當時他在那裡被看作一個固執己見、一絲不苟、十分怪癖的人而受到敵視。他狂熱追求真理，但同時又清楚地意識到，任何真理都有侷限性——他曾對我說過：《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象很少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樣！“——他曾離開大學乃其學院式的謹小慎微的研究工作，毫不動搖地、勇往直前地向至今無人涉足和膽怯地迴避的那個人世間隱秘的性衝動世界，即當時正被莊嚴宣佈為”禁區“的領域進軍。樂觀主義的——自由世界無意之中感覺到，這位毫不妥協的學者以其潛意識學說無情地破壞了自由世界的遁過”理智“和“進步”逐漸抑制性衝動的理論，這位學者以其無情揭開面紗的手法，使自由世界迴避難堪問題的研究法岌岌可危。然而，不僅僅是大學、不僅僅是老派的神經病醫生行會——那些醫生聯合起來，一致反對這位令人討厭的“叛經離道者”——而是整個世界、整個舊世界、舊思想、倫理“常規”、還有整個時代都在這位揭開面紗者面前感到恐懼。醫生們開始慢慢地集體抵制他，他失去了自己的診所，可是由於他的論點以及他提出的那些最大膽的問題在學術上駁不倒，他們就試圖按維也納人的方式：用諷刺、挖苦，或者使之變成庸俗的笑料，來扼殺他的關於夢的理論。只有少數忠實的信徒每星期聚集到這位孤獨者的周圍，舉行討論晚會。精神分析學說這門新科學就是在那些討論晚會上初步形成的。早在我本人知道那次由弗洛伊德的最初的奠基性著作準備的思想革命的全部規模之前，那位傑出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動搖的堅強態度已經贏得了我對他的欽佩。他終究是一位科學人物，年輕人多麼夢想能把他作為自己的榜樣，在他沒有得到最後的證實和絶對的把握以前，他對每一個論斷都是小心謹慎的。但是一旦他的假設得到證實，他就會對整個世界的抵制採取堅決對抗的態度。他本人非常謙虛，但是為自己學說的每一個信條而戰鬥，卻是十分執着，他捍衛自己認識到的內在真理，至死不渝。人們恐怕想不出還有比他在思想上更無畏的人物：弗洛伊德隨時都敢講出自己的想法，即使他知道，這樣清楚、不顧情面他說出來，會使別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從未想用最小的——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一妥協來改變自己的困難處境。我今天敢肯定，如果弗洛伊德準備謹慎地把這些理論粉飾一下，把“性慾”說成“情愛”、把“慾念”說成“追求的渴望”，不要總是毫不留情地明說那些最後結論，而僅僅作出暗示，孤麼，他就不會受到學院派的任何抵制，而能把自己五分之四的理論發表出來。可是，凡是遇到他的學說和真理的地方，他從不遷就。外界的抵制愈強烈，他的決心就愈大。如果我今天要為道德勇氣——世界上唯一不要求別人犧牲的英雄主義——的概念尋找一個象徵性的人物，我始終看到弗洛伊德那副有着一雙目光坦率、安詳的深色眼睛、具有男性秀麗的容貌。

他給自己祖國增添的榮譽是世界性的和超越時代的，現在他從那個祖國逃到倫敦來，按照他的歲數，他早已是一個年 468邁、身患重病的人了。但他不是一個軟弱的人、不是一個卑躬屈膝的人。我曾有一點兒暗自擔心，他在維也納一定經歷了全部痛苦的時刻，現在再見到他，想必憤懣填胸或者心煩意亂，可是我發現，他比以往更開朗，甚至更精神飽滿。他把我領到他在倫敦一幢郊區住宅的花園裡。“我住的地方更漂亮了吧？”他問我，曾經是非常嚴肅的嘴角邊露出輕鬆的微笑。他把自己心愛的那些埃及小雕像拿給我看，那是瑪麗亞·波拿巴幫他搶救出來的。“我不是又待在家中了嗎？”寫字檯上攤着他的手稿的大張對開紙，他已八十三歲高齡，每天仍用清楚的圓形字型寫作，精神煥發，孜孜不倦，一切都象他在風華正茂的歲月時一樣；他的堅強意志戰勝了一切，戰勝了病魔、年邁、流亡，他在戰斗的漫長歲月裡沒有外露的善良本性現在第一次從他身上自由迸發出來。只是年齡使他變得更加溫和，坎坷的磨煉使他變得更加寬厚。我現在發現，他有時會做出溫柔的姿態；這是我以前在這個善於剋制的人身上從未見到過的；他把一隻胳膊諾在一個人的肩上，眼睛從光亮的眼鏡片後面熱情地望着你。在那幾年裡，我和弗洛伊德的每一次談話，對我來說，都是莫大的精神享受。我既學到不少東西，同時也對他欽佩不已，我覺得自己能理解這位毫無成見的人說的每一句話。沒有一種坦率的自白會使他吃驚；沒有一種見解會使他激動，對他來說，教育別人清楚地看和清楚地感覺的願望，早已成為他生活中的本能願望。但是使我最感激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令人憂鬱的一年——進行的那一次無法彌補的長時間談話。當我踏進他房間的一剎那，外面世界上的瘋狂彷彿消失了，斥殘酷的事也變得抽象了，最混亂的思想變得清楚了，眼前的急事願意服從全局的安排了。我第一次體會到他是一位超脫自己的真正的智者。他已不再把。痛苦和死亡看作是個人的經歷，而是看作一種超越個人的現察、研究對象：他的死和他的生命一樣，是一種精神上的偉大業績。

弗洛伊德當時已病得很重，病魔很快會從我們這裡將他奪走，看得出來，他帶著假牙齶托說話很吃力，所以聽他說話的人都感到汗顏，因為他每吐一個字，都要費很大的勁。但是拋不讓一個朋友不說話就走。他對自己鋼鐵般的精神特別重視，他要讓朋友們看到：和他身體上的小小痛苦相比，他的意志更堅強。他的嘴巴由於痛苦而扭曲了，他在寫字檯旁一直寫到他生命的最後幾天。即使他夜裡難受得睡不着覺——他平時睡得深沉、安穩，這是他八十年來力量的源泉——，他也絶不服安眠藥或注射麻醉劑。他不願用這種減輕病痛的方法來抑制自己煥發的精神——哪怕是一個小時；他寧願清醒地。讓病痛折磨，他寧願在病痛中思考，而不是被麻木。他要當精神上的英雄，直至最後時刻。這場痛苦的戰鬥延續得越長，也就越可怕、越了不起。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陰影越來越清楚地投在他的面容上，死神使他的面頰枯癟乾瘦，使太陽，穴從額角綻出來；死神扭歪了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唇無法說話；可是死神對他的眼睛卻無能為力，那是一座無法破壞的燈“塔，這位英雄的精神巨人就是從這裡觀看世界的。眼睛和思、想，直到最後時刻還是那樣明亮與清醒。有一次，那是我最辰幾次看望中的一次，我帶著薩爾瓦多·達裡①一起去——我認為他是我們新的一代中最有才能的畫家——他對弗洛伊德無限崇敬，在我和弗洛伊德談話時，他就在一旁畫速寫。我從不敢把那張畫拿給弗洛伊德看，因為達裡已經把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畫出來了。

①薩爾瓦多·達裡（Salvador dali ，一九○四——），西班牙畫家、雕刻家① 摩西（Moses ，約生於公元前一五○○年）相傳為猶太教之鼻祖，希伯來大先知。

最堅強的意志的那場鬥爭，即我們時代那位最敏感的思想家和死亡的搏鬥變得越來越殘酷；直至他自己清楚地認識到——清楚對他來說就是思想的最高境界——，他將不能再寫了、不能再工作了，他才象一位羅馬英雄似的要求醫生結束他的痛苦。那是一個偉大生命的壯麗結束，在那個殘殺的時代，在死人的大祭之中，他的死是值得紀念的。當我們這些朋友將他的靈樞埋進英國的土地時，我們知道我們把我們祖國的精華奉獻給了那片土地。

我在那些時候常常和弗洛伊德談論起戰爭和希特拉世界的恐怖。作為一個有人性的人，他深為震驚。可是，作為一個思想家，他對那些可怕的野蠻行徑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他說，有人總是責罵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因為他否認文化能戰勝本能：現在人們看到——這自然不會使他感到驕傲——他的見解得到了最驚人的證實，即野蠻殘酷、自然的毀滅本能在人的心靈中是剷除不掉的。也許在未來的世紀裡，人們會找到一種至少在各族人民的公共生活中壓制那些本能的形式；可是在平常的日子裡，那些本能作為不可根絶的和也許是必不可少的保持緊張狀態的力量而存在於最內在的本性中。在他最後的幾天，他還關心猶太人的問題和猶太人面臨的悲劇。但是這位科學人物在這方面還沒有想出什麼方案，他的清楚的頭腦還沒找到答案。不久前。他發表了一本自己對摩西①的研碗著作。他認為摩西不是猶太人，而是埃及人；他用這種在科學上几乎站不住腳的說法，既大大傷害了那些虔誠的猶太教徒，又傷害了那些有民族意識的猶太人。那本書恰恰是猶大民族面臨最險惡的時刻出版的，這使他感到內疚，他說：“現在有人奪走了猶大人的一切，我又粑他們的最優秀者奪走了。”我不得不承認他說得對：每一個猶大人現在已變得非常敏感。因為就在這次世界悲劇中，他們是真正的犧牲品，在任何地方都是犧牲品。早在遭到這次打擊以前，他們就已張皇失措，誰都知道，所有的壞事首先臨到他們頭上，而且遭殃最多。誰都知道，那位古今未有的仇恨狂人②要凌辱和驅趕的正是他們，要把他們趕到世界的盡頭，趕進地獄。

②指希特拉。

隨着一個星期接着一個星期、一個月接着一個月過去，逃到這裡來的人越來越多，後到的逃難者也比先來的逃難者越來越可憐，精神越來越頽唐。那些動作最快、最先離開德國和奧地利的人還能救出自己的衣服、箱籠和家什，有些人甚至還帶了一些錢。但是，一個人相信德國的時間越長，越是捨不得離開可愛的祖國，他受到的懲罰也就越重。納粹先是剝奪了猶太人的職業，不讓他們去劇院、電影院、博物館，不讓猶太族的研究工作者去圖書館；那些猶太人有的出於忠誠，有的出於惰性，有的出於膽小，有的出於傲慢而留在家中。他們寧願在祖國受欺凌，也不願在他鄉當乞丐受侮辱。接着，納粹不讓他們用僕人，拆走他們家中的收音機和電話機，然後沒收他們的住宅，最後強迫他。們佩帶大衛王之星①的標誌。任何人都會在街上認出他們來，把他們看作趕出門的人、無賴漢，象避開痲瘋病人似的避開他們，嘲笑他們。他們所有的權利都被剝奪了。任何摧殘心靈和身體的強暴行為都被當作取笑手段強加在他們身上。對每一個猶太人來說，那句古老的俄羅斯民間諺語突然變成了嚴酷的真理，“在討飯袋和監獄面前，沒有人是安全的。”沒有走的猶太人被送進了集中營。在裡面，德國人的管教使最傲慢的人也屈服了，然後，納粹把他們身上剝得只剩下一身衣服，口袋裏只剩下十個馬克，再把他們逐出家園而不管去向。他們站在邊界線旁，然後到領事館去苦苦哀求，可是几乎都沒有用，因為哪個國家要這些被搶得精光的人呢？要這些乞丐呢？我將永遠不會忘記，當我有一次在倫敦走進一個旅行辦公室時，我看到的是怎樣一番景象呵；那裡擠滿了逃難的人，几乎全是猶太人，他們想，隨便去哪裡、哪個國家都一樣，到北極的冰窟，或者到撒哈拉大沙漠滾燙的盆地，只要離開這裡，只要能繼續逃難，因為他們的逗留期限已滿。他們必須繼續往前走，帶著妻子、兒女走到另一個陌生的墾室下、走到陌生的語育世界，到那些他們不認識的人群中去，到那些不歡喜他們的人群中去。我在那裡遇到一個從前非常有錢的維也納工業家，同時他也是我們最有知識的藝術收藏家之一；一開始，我沒有認出他來，他的頭髮已變得那麼白，人已變得那麼老，精神已變得那麼沮喪。他顫巍巍地用雙手扶着桌子。我問他想到哪裡去。“我不知道，”他說，“誰今天還會問我們的想法？哪裡允許我們去，我們就到哪裡。有人告訴我，這裡大概可以得到去海地或者聖·多明哥的簽證。”我的心頭不禁一怔；一個帶著兒孫的精疲力盡的老頭戰戰兢兢地希望到一個他從前從未在地圖上好好看一眼的地方去，只是為了繼續到那裡去乞求，繼續過流落異鄉、得過且過的生活！在他旁邊的一個人急切地問，怎樣才能去上海，他說，他聽說中國人還會接受他們這些人。就這樣，那裡一個人挨着另一個人，擁擠不堪，他們是過去的大學教授、銀行經理、商人、地主、音樂家，每一個人都準備拖着自己生活中可憐的破爛越過大地與海洋；他們什麼都干，什麼都能忍受，只要能離開歐洲，遠遠地離開，遠遠地離開！

①大衛王之星：大衛王，公元前十世紀以色列之王，大衛王之星用以象徵以色列或優太人。這裡指後來德國法西斯強迫猶太人佩帶的六角星標誌。

那是一群面黃肌瘦象鬼一樣的人。可是最令我震驚的是這樣一個念頭：那五十個備受折磨的人僅僅是一支五百萬、八百萬、也許一千萬猶太人大軍的零星先頭部隊，那支大軍已經在他們後面出發，蜂擁而至，所有那些被搶光、接着在戰爭中彼躁瞞的幾百萬人正等待着慈善機構的遣送，等待着當局的批准和盤纏，那巨大的人流若驚弓之鳥、喪家之大，在希特拉的焦土政策面前倉皇出逃，圍在歐洲各國邊界火車站的四周。擠在監獄裡。他們是一個完全被掃地出門的民族，人們不承認他們是一個民族，而這個民族兩千多年來只要求不再流浪，只要求有一塊歇腳的安靜、和平的土地。

不過，二十世紀猶太人的悲劇中最最悲慘的是，他們再也無法找到自己遇到的悲劇有什麼意義，無法找到自己錯在哪裡。所有在中世紀被逐出門的人，他們的祖先至少知道，他們為何而受難：是為了自己的信仰，為了自己的律法。他們把對自己真神①始終不渝的信仰看作是靈魂的護身符——今天的猶太人早就把它丟掉了。他們在自豪的幻覺中生活和受難。作為世界和人類的創造者的一個優秀民族，命中注定會有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使命，聖經中預示的話對他們來說就是誡律和教規。要是有人把他們推進火堆，他們就把那本聖經貼在胸前，他們就會由於那內心燃燒的火而感覺不到殘酷火焰的的燙了，要是有人趕他們出境，對他們來說還有一個最後的故鄉，那就是真神。

①猶太教奉雅赫維為“唯一真神”。

沒有一種世間的權力、沒有一個皇帝、沒有一個國王、沒有一個宗教法庭能把他們從真神那裡趕走。在宗教把他們團結在一起的時間裡，他們仍然是一個集體，因而仍然是一種力量；倘若有人驅逐和趕走他們，那是他們為自己的過錨而受罰，因為他們通過自己的宗教信仰、通過自己的風俗習慣，有意識地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隔離開來。可是二十世紀的猶太人早已不是一個集體。他們已經沒有共同的信仰，與其說他們為自己是猶太人感到自豪，毋寧說感到一種負擔。他們不再意識到自己的使命。他們在生活中把從前自己神聖的書籍中的誡律拋在一邊，他們不再說那古老的共同語言，他們已經生活在、融合在自己周圍的各民族裡；消溶在普遍的生活之中是他們越來越迫切的願望，為的是面對種種的迫害能得到和平，在永遠的逃亡中能得到休息。所以，他們互相之間已不再理解，他們已溶化在其他的民族裡，他們已經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俄國人，而早已不再是猶太人。現在，又粑他們趕到一起來了，把他們象街上的垃圾似的掃在一起，他們有的是住在柏林華麗宅邸裡的銀行經理和正統猶太教堂的執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學教授，有的是羅馬尼亞的馬車伕，有的是出殯時僱來哭靈的婦女，有的是洗屍體的人，有的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有的是音樂會的女歌唱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釀酒工人；有的家財萬貫，有的一貧如洗，他們中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虔誠的教徒，也有思想開明的人，有高利貸者，也有哲賢之士，有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同化論者，有德意志猶太人和西班牙、葡萄牙猶太人，有正義者和非法者。在這些人後面還有一群以為早已逃脫了咒語的茫然不知所措的人，還有改宗的猶太人和混血的猶太人。現在，幾百年來第一次，又把猶太人自己早就覺得不再存在的一種共性重新強加在猶太人身上，那就是從埃及開始一再出現的共性：驅逐猶太人。可是為什麼這樣的命運會降臨到他們身上的呢？而且總是一再單單降臨到他們身上？這種毫無道理的迫害原因何在，有何意義？有何目的？把他們趕出所有的國家，卻又不給他們一塊土地。

人們說：別和我們住在一起！但又不告訴他們：他們應該住在哪裡。人們把罪責加在他們身上，可是又不讓他們用任何方法來贖罪。所以他們在逃亡的路上總是睜着焦灼的眼睛凝視着——為什麼我要逃亡？為什麼你要逃亡？為什麼我要和你一起逃亡？我既不認識你，又不懂你的語言，我也不瞭解你的思想方法，我跟你毫無關係，為什麼我要和你一起逃亡？為什麼我們大家一起逃亡？沒有人知道答案。即便是在那些日子裡我常常與之交談的弗洛伊德。——我們那個時代頭腦最清楚的天才，也不知道在這種荒謬中有什麼目的與意義。但也許這正是猶太教的最終意義：通過猶太教謎一般的長期存在，一再向上帝重複《約伯記》①中那個永恆的問題，以便這個問題在世界上不被完全忘記。

①《約伯記》，《舊約聖經》中的一卷。以書中主人公命名。以長篇詩劇形式討論善人在世受苦並非由於自己犯罪的哲理問題。主文敘述約伯之友認為約怕遭難是由於獲罪于上帝的結果，約伯反對此說，最後上帝證明禍福悉有上帝安排，世人唯當承行上帝旨意。

當人們誤以為在生活中早已死去和裝進棺材的東西，突然以同樣的形式和姿態重新向他們走去時，沒有比這更可怕怕的了。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到了，慕尼黑協定連同它的短命的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的幻想早已過去，希特拉已經違背自自己的誓言和許諾襲擊了殘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併吞並了它，梅梅爾②已經被佔領；被煽動得忘乎所以的德國報紙大囂要得到但澤③和波蘭走廊。英國突然從自己真誠的輕信中痛苦地清醒過來。就連那些未受過教育的普通人，儘管只是從直覺上厭惡戰爭，現在也開始表示異常憤怒。任何一個平時十分矜持的英國人都會和另一個人攀談起來。看守我們大公寓的門房、開電梯的服務員、打掃房間的女仆，都在談論此故事。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清楚地知道發生的事，但每一個人都仍記得那一件事，那件不可否認、公開的事：英國首相張伯倫三次飛往德國拯救和平，但是如此曲意奉迎卻沒有使希特拉感到滿意。曾經聽到英國國會裡有過強硬的聲音：”停止侵略！“人們到處感覺到英國在為將來臨的戰爭作準備（或者確切地說，為反對戰爭作準備）。淺色的防空氣球又開始在倫敦的上空飄浮①——它們看上去象孩子們的大灰象玩具，純潔無邪。人們又在修築防空掩體，對已經分發的防毒面具進行仔細的檢查。局勢變得象一年前那樣緊張，或許更緊張。因為這一次作為政府後盾的不再是老實和輕信的人民，而是堅決和憤怒的人民。

②今蘇聯地名。

③今波蘭地名。

①天空中佈滿氣球，以阻礙飛機。

我在那幾個月裡已經離開倫敦，隱居到巴斯②鄉間，在我一生中，我從未有象當時那樣感覺到自己對世界發生的事完全無能為力。我在倫敦是一個清醒的、有思想的、遠離一切政治的人，我獻身于自己的工作，默默地、鍥而不捨地把耕耘，把自己的歲月變成作品。但也有另外一些少數人，他們獃在某個看不見的地方，人們不認識他們，也從未見過他們，他們就是獃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凱道賽③、羅馬威尼斯宮以及倫敦唐寧街的人。這十個或者二十個人為人們不知道的事情談話、寫信、打電話、訂條約。其中只有權少數幾個人表現出特別的機智或才幹。他們作出沒有別人參預的決定，別人對那些決定中的細節一無所知。他們卻用那些決定來左右每一個歐洲人的生活和我本人的生活。現在，我的命運是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中。他們毀滅或者愛惜我們三這些無權無勢的人。他們賜予我們自由或者逼着我們受奴役他們為千百萬人決定戰爭或者和平。而我在那個時候就象所有的其他人一樣，坐在自己的房間裡，象一隻蒼蠅似的不能抵抗，象一隻蝸牛似的沒有力量。然而，那是關係到生死存亡仍的大事，關係到內心最深處的我和我的未來，關係到我腦子裡正在形成的想法，關係到已經產生和尚未產生的計劃，關係到我的起居和睡眠，關係到我的意志、我的財產、我所有的一切。當時，我象坐在自己小囚室裡被判了刑的犯人眼望着空室，面對四壁靜候着，陷入那毫無意義的、無能為力的等待。我左右的那些同伴們在打聽、議論、燒舌，彷彿我們中間某個人知道或者能夠知道；他們要怎樣支配我們。

②巴斯（Bath），英格蘭西南部著名療養地。有溫泉，風景幽美。居民八萬人。

③法國外交部所在地。

電話來了，一個朋友問我，我在想什麼。報紙來了，只是使我更加心煩意亂。收音機打開了，聽到的是前後矛盾的話。我走進小巷，遇到的第一個人問我這個同樣一無所知的人，是否會發生戰爭。人們在不安中打聽、議論、胡扯、討論，儘管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多年來所積累的全部知識、經驗、預見，在那十幾個不認識的人的決定面前毫無價值。他們知道，他們在二十五年之內第二次對命運感到束手無策，缺乏毅力，他們知道，那些使自己腦袋發痛的想法是沒有意義的。我終於再也忍受不了那座大城市——倫敦了，因為那裡的每一個街角都貼著海報，那些刺眼的話象瘋狗似地向我撲來；因為我無意之中從身旁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的每一個人的額角上看出，他在想什麼。原來我們想的全是同一件事。只是想戰爭會不會爆發。只是想在那決定性的賭博中是贏還是輸。在那決定性的賭博中，我的整個生命、我的最後幾年歲月、我的那些尚未寫成的書、以及我迄今感到是我的使命、我的生命意義的一切，都成了賭注。

可是在外交的賭盤上，彈子猶豫不決地滾動，慢得令人神經受不了，它滾去又滾來，滾來又滾去，一會兒黑，一會兒紅；一會兒紅，一會兒黑；希冀和絶望，好消息和壞消息，就是一直沒有最後的決定。忘掉這些吧！我對自己說：躲開這裡吧，逃避到你內心的叢林最深處，即躲進你的工作之中，躲進只有稱一個人的地方去——你在那裡不再是國家公民，不再是可拍的賭博對象，在一個變得瘋狂的世界上，你的一點智力只有在那裡還能理智地發揮作用。

我不缺工作任務。多年來，我一直在為寫一部有關巴爾扎克及其作品的兩卷集巨著積累素材。但我從未有勇氣去開始寫一部範圍如此廣泛、涉及時間又長的作品。現在，恰恰是煩惱給了我勇氣。我隱居到巴斯，為什麼偏偏去巴斯呢，那是因為英國光輝文學中的許多佼佼者，首先是菲爾丁，是在那裡寫作的。那座小鎮比英國其他任何一座城市更忠實、更強烈地反映出另一個世紀——十八世紀恬靜的面貌。但是，那種幽雅、秀美的景色和世界不斷產生的不安以及我的思想又形成多麼痛苦的對比呵！英國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和奧地利一九一四年美麗的七月完全一樣——我今天仍能記得那七月的情景：迷人的美麗。天空還是那樣湛藍、一望無際，象上帝的和平帳篷，太陽溫暖的光輝還是那樣照耀着草地和森林，盛開的鮮花還是那樣絢麗多彩——世界是一片同樣和平的景象，但世界上的人卻在準備戰爭。面對那些茁壯、繁茂、靜靜的草木，面對瀰漫在巴斯的山谷裡令人陶醉的安謐氣息，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九一四年巴登景色的嬌媚，相比之下，那種瘋狂的冒險在當時顯得多麼不可思議。

我象過去一樣，不願相信那一切是真的。我又準備作一次夏季的旅行。一九三九年九月的第一周，國際筆會代表大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由於我這個兩棲人不再代表任何國家，瑞典的同行們請我作為貴賓參加；在後來的那幾周，中午、晚上的每個小時，都披友好的東道主事先安排好了。我早就訂好了船票，但緊急動員的消息接踵而至。按常理，我現在應該迅。速把我的書籍、我的手稿捆紮好，離開那個可能成為交戰國的大不列顛島，因為我在英國是一個外國人，況且，一旦戰爭爆發，我便是一個敵對的外國人，種種可以想得到的自由限制就會臨到我的頭上。但是有一些無法解釋的情緒在我心中反對我離去。一半是固執，我不願一次又一次地逃難，因為我的命運到處都一樣；一半是已經疲乏。“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我用莎士比亞的話對自己說。如果這樣的時代要降臨到你頭上，你這個快六十歲的人就別再和它抗拒了！你盡最大的努力，你用你的生命，也掌握不了這樣的時代。所以，我依然留在英國。我要儘可能先安排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同時，由於我打算第二次結婚，我不願耽誤時間，以免一旦戰爭爆發，因為我屬於交成國的公民而被拘留或者其他意料不到的措施和我未來的生活伴侶長期分離。於是，九月一日（星期五）上午我去巴斯的民政局登記結婚。那位官員拿着我的證件，顯得分外友好和熱情。他象那個時代的每一個人一樣，理解我們要求儘快辦理願望。結婚儀式打算安排在第二天；那位官員拿起筆，開始用漂亮的圓形字型把我們的名字寫進他的登記簿。

就在那個時刻——十一點鐘左右——，裡面套間的房門突然被打開。一位年輕的官員急速走進來，一邊走一邊穿著大衣。在安靜的房間裡大聲喊道：“德國人已侵入波蘭，戰爭爆發了！”那句話象重鎚一樣擊在我的心上。可是我們那一代人的心已經習慣了各種冷酷無情的打擊。“這還不一定是戰爭吧！”我說，心裡也確實這樣想。然麗那位官員几乎怒不可遏。“不，”他高聲喊叫着，“我們已經上當夠了！我們不能每隔六個月受一次騙！現在該結束了！”

當時，那位已經開始為我們填寫結婚證書的官員又若有所思地擱下筆。他考慮了一下說，我們畢竟是外國人，在交戰的情況下自然也就成了敵對的外國人。他不知道，是否允許在這種情況下結婚。他說，他感到很抱歉，他要向倫敦請示。——接着是兩天的等待。希望、擔心，那是心情極緊張的兩天。星期天上午收音機裡宣佈了英國向德國宣戰的消息。

那是一個不尋常的上午。我默默地從收音機旁走開，收音機傳來了條將會歷經數百年的消息。這條消息肯定會全面攸變我們這個世界，改變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在默默傾聽這條消息的那些人中間，將會有成千上萬的人死去。對我們大家來說，那條消息是悲哀和不幸，絶望和危險，也許多少年後，那條消息才會有另外的意思。戰爭又降臨了，一場比以前世界上的任何一次戰爭更可怕、範圍更廣的戰爭。一個時代又結束了，一個新時代又開始了。我們默默地站在那間突然變得鴉雀無聲的房間裡，互相國避着對方的目光。外面傳來鳥兒無優無慮的啁啾聲，它們在和煦的軟風裡輕鬆愉快地作着親呢的嬙戲，樹枝在金色的陽光裡搖曳，樹葉象嘴唇一樣在輕柔地互相舔舐。可是那古老的母親——大自然又什麼也不知道，不知道她的造物的憂慮。

我走進自己的房間，把我的東西收拾進我的小箱子。如果以前一位有地位的朋友對我說的話應驗的話，那麼我們在英國的奧地利人應該算是德國人，所以等待着同樣的限制：也許當天晚上我就不能再睡在自己的床上。我又降了一級。自從消息傳來一個小時以後，我在那個國家已不僅是外國人，而且還是一個“放邦的外國人”，即一個敵對的外國人；我將被強行放逐到一個我搏動着的心不願獃的地方。因為對一個早被趕出“德國”的人來說——由於他的種族和反德意志的思想方式的緣故——現在在另一個國家，根據一項官僚主義的法令，硬把他劃在一個他身為奧地利人從來不屬於的集體裡，這種處境豈不更荒唐？大筆一揮，整個生命的意義變成了荒謬絶倫。我還一直用德語寫文章、想問題，但我腦子裡想的每一個念頭、我感覺到的每一個願望，都是屬於為世界自由而戰的國家。我的任何其他聯繫都被扯斷了，所有過去的一切，曾經有過的一切，被粉碎了。我知道，在那次戰爭之後，一切都必須重新開始。因為我內心深處的願望已成泡影，四十年來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獻給了這個願望，實現歐洲的和平統一。我害怕人類互相殘殺的戰爭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現在戰爭第二次發生了。我整個一生熱烈追求人性與精神上的團結一致，我在那個比其他任何時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團結的時刻，由於那受到嚴重排擠的處境而感到無能為力。我感到一生中從未有過的孤獨。

為了最後看一眼和平的景象，我又一次徒步下山向那座小鎮走出。它安詳地沐浴在中午的陽光下，在我看來，它與平時沒有什麼兩樣。那裡的人用自己習慣的步履走着自己習慣的路。看不出他們匆匆忙忙，他們也不聚在一起聊天。他們在星期天的表現是安詳、從容不迫。我忽然問自己：難道他們到了最後還是不知道戰爭嗎？不過，他們畢竟是英國人，他們善於剋制自己的感情，他們不需要用大張旗鼓、不需要用喧囂和音樂來增強自己堅韌、剛毅的決心。這跟奧地利一九一四年七月的那些日子那麼不同呀！但是，話又說回來，當時作為一個沒有經驗的年輕人的我和今天被這些回憶壓在心頭的我也是不大相同呀！我知道，戰爭意味着什麼。當我看到熙熙攘攘、五光十色的商店時，我在一片幻覺中重新看見了一九一八年的景象，那些商店被搶劫得空空蕩蕩，好象睜着眼睛凝視着我。我在幻覺中看到惟粹的婦女在食品店前排着長龍；哀傷的母親、傷員、殘廢者，從前在夢魘中出現的一切又都象幽靈似的回到了那天陽光燦爛的中午。我回憶起我們當年的那些老兵，他們衣衫襤樓、面容疲憊，他們是怎樣從戰場上走來的呵。我跳動着的心感覺到那次戰爭的全部過程。但今天開始的戰爭還掩蓋着它的可怕景象。而且我知道：過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業績化為烏有——歐洲、我們曾為它而活着的故鄉，遭到了徹底破壞，遠不止只是我們自己的生活。有點兒不同的是，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但是要達到這個新時代，還要經過多少地獄和煉獄呵。

驕陽普照着大地。正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注意到我前面自己的影子一樣，我也看到了在現在這次戰爭後面另一次戰爭的影子。戰爭的影子將漫延過我們那全部的時代，不會再從我這裡消失，戰爭的影子籠罩着我日日夜夜的每一個念頭，它的暗影大概也矇住了這本書的某些章頁。可是不管怎麼說，每一個影子畢竟還是光明的產兒，而且只有經歷過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戰爭、興盛和衰敗的人，他才算真正生活過。

譯後記

斯蒂芬·茨威格，這位並未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而蜚聲世界文壇、至今盛名不衰的奧地利著名作家，對中國廣大讀者來說，已經相當熟悉。他出生於一八八一年，在我們的上個世紀——十九世紀生活了十九年，度過了自己對世界最敏感、思想最活躍、接受知識最炔的青年時代；他在一九四二年悲槍地離開人世，時年六十歲，正值年富力強之際。他在我們這個人類世界生活得不算太長，但他是跨越兩個世紀的人，經歷了物質文明突飛猛進、文化藝術空前繁榮、然而社會政治十分動盪的時代。他出生在維也納，當時，這座奧匈帝國的首都是歐洲文化的搖籃，名流濟濟，人才苔萃，舉世聞名的音樂大師、各色流派的不朽詩人、傑出的小說家和戲劇家、偉大的思想家和學者，都在那裡雲集，使茨威格自幼處在濃厚的文化氛圍之中。他出身于一個富裕的家庭，這使他有條件飽讀群書、蒐集珍藏，遊歷世界——他到過印度、蘇聯、東南亞和非洲，兩次踏上美洲，橫越美國東西，最後寄居巴西，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瑞士、英國、意大利，更是常來常往，似同他的第二故鄉——因此他學識淵博，閲歷深廣。他出身于一個猶太人的家庭，猶太民族的多餌命運使他惆悵、沉思、飄泊……他是一位人道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年輕時還是一位世界主義者，他追求人性、渴望和平、夢想著成為一個世界公民。他的思想無疑耍遭到納粹的排斥，二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希特拉政權在報上首次公佈包括四十四名德語作家在內的禁書名單，其中就有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他的書籍被納粹分子從圖書館和書店裡抄走，他的家受到無端搜查。他從此流亡國外。茨威格為人正直、熱情好客、成名又早，朋友遍及世界，几乎認識歐洲所有的各界名流，不僅有文學家，還有畫家、音樂家、演員、醫生；維爾哈倫、羅曼·羅蘭、高爾基、弗洛伊德、瓦格納、托斯卡尼尼都是他的好友。茨威格聰慧過人、勤奮好學，孜孜不倦從事創作，當然，最主要的是他具有非凡的文學天才。凡此種種客觀和主觀的因素，使茨威格創作出豐富多采的文學作品。他以詩人的姿態登上文學的殿堂，卻以小說家聞名于世，以卓越的傳記作家載入史冊。

茨威格在漫長的黑夜裡焦急地先他人而去，距今已快四十五年了。在這將近半個世紀裡，他的著作已譯成十六種文字。他的書年年重印再版，而讀者仍然有增無減。據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民主德國《文學與批評》報道，《斯蒂芬·茨威格全集》在民主德國的一種新版本印了十萬冊，尚未出書即已訂購一空。在聯邦德國，他的《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几乎成了人人必讀的書目。甚至在今天的美國，不少青年知道他的另一部散文作品《昨日的世界》。如果說讀者群是最高的評判，那麼廣大讀者給茨威格戴上的桂冠所放射的光彩，絶不遜色于任何一種文學獎。茨威格的名字不僅傳遍世界，而且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來到中國。一九二五年，中國學者楊人楩在當年《民鐸雜誌》第六卷第三號上發表自己的撰文《羅曼羅蘭》，他在文中就已提到了 S·刺外格（按，即斯蒂芬·茨威格）的名字。三年以後，即一九二八年，《羅曼·羅蘭》在上海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封面題有：《羅曼羅蘭》，刺外格著，楊人楩譯。這是中國出版的第一部茨威格的作品。顯然，與其說楊人楩介紹的是茨威格，毋寧說介紹的是羅曼·羅蘭。不過，楊人楩當時已發現茨威格同樣是一位文學巨匠。他在該書的《譯者序言》中寫道：“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出羅曼羅蘭的價值，同時也可以看出作者、（按，指茨威格）本身的價值。”話雖只有一句，但這是茨威格在中國獲得的最早評價。一九囚一年，中國《現代文藝》第三卷：第一期發表了題為《褚威格及其作品》一文，這可能是在我國發表的最早評述茨威格的文章，但作者不是中國人，而是他的摯友羅曼·羅蘭，譯者陳占元。《現代文藝》是我國抗戰時期于一九四○年在福建永安創辦的文藝刊物。早在該刊的創刊號上就載有茨威格的文章：《托爾斯泰的思想》（S·褚威格著，許天虹譯）。這可能是最早介紹到中國來的茨威格的散文。就筆者所見，最早介紹到中國來的茨威格的小說，是他的中篇《馬來亞的狂人》（Amok），譯者陳占元，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現代文藝》第三卷第一至第六期上連載，爾後又作為《現代文藝叢刊》的第二輯出過單行本（改進出版社出版）。一九五一年上海海燕書店出版了茨威格的《巴爾扎克傳》（署[奧]支魏格著，吳小如、高名凱合譯）。應該說，我國大量介紹茨威格的作品，還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事。在這一時期，相繼出版的茨威格的書籍有：《斯蒂芬·茨威格小說四篇》）《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三人書簡——高爾基、羅曼·羅蘭》。《茨威格書信集》、《斯·茨威格小說選》、《同情的罪》、《麥哲倫的功績》（范信龍等譯）、《茨威格小說集》、《永不安寧的心》《愛與同情》、《麥哲倫的功績》（俞啟驤等譯）、《茨威格傳奇作品集》、《人類的群星閃耀時》等等。迄至今日，中國翻譯一位德語作家的作品，就其數量和版本之多而言，茨威格僅次於歌德。這一事實勝於一切雄辯的讚美之詞。

茨威格是心理描寫的大師，是刻劃細節的巨匠，文字雋永，行筆流暢。他以詩人的感情、小說家的技巧來再現歷史，熔哲理於抒情。因此，任何盡人皆知的歷史事實，在他的筆下便會變得栩栩如生，引人入勝。他的歷史傳記作品，不以翔實見長，而以刻劃歷史人物的心態和描繪時代的氛圍取勝。《昨日的世界》便是這類作品的典型。

《昨日的世界》寫於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是茨威格生前完成的最後一部散文作品，一九四四年出版，其時離茨威格在巴西自盡已有兩年。雖然茨威格在當年給朋友的信中說：出於絶望我正在寫我一生的歷史。”但事實上《昨日的世界》並非是他的自傳，因為書中主要不是寫他自己的生平，而是寫他所認識的人物，寫他親身經歷的社會政治事件，寫他對時代的感受、對世界的看法。《昨日的世界》副題是：一個歐洲人的回憶。但它又不同於一般的回憶錄，因為書中主觀感情的抒發，遠遠超過對客觀事實的描述。誠然，書中寫的儘是“回憶”，透過這些回憶，展示了當時歐洲文化中心維也納的時代風貌，記錄了從一次大戰前夜到二次大戰歐洲動盪的社會，披露了世界文化名人鮮為人知的生活軼事，揭示了他們各自不同的性格，描繪了他們的音容笑貌，同時穿插着茨威格自己的各種心跡：歡樂、興奮，憂愁、哀傷。但全書總的情調是悲觀的，因為茨威格是“懷着絶望的心情”回憶過去。

“也許，人們覺得，敘述自己的生平，遠不如坦陳自己的心聲更重要；把握一個時代的脈搏，不僅要知道那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更重要的是要瞭解時代的氛圍和人們的心態，即時代精 神。在當今的世界上，詳述歷史的書籍，汗牛充棟，用文學的筆觸反映時代精神的著作，卻為數不多。正因為此，《昨日的世界》不是自傳，勝似自傳，不是回憶錄，勝似回憶錄。它在廣大讀者中永遠具有魅力。

《昨日的世界》面世以來，早已譯成多種語言。它的中譯本卻在過了四十餘年後才出版，頗有姍姍來遲之感。但願這遲開的薔薇從此長駐華夏大地。

《昨日的世界》這一中文本，由劉春華、孫龍生、戴奎生、舒昌善合作譯出。全書譯稿由舒昌善統一校定並撰寫譯後記。本書沒有採用德文原版書裡的人名索引，但為方便中國廣大青年讀者起見，譯者對書中的歷史人物儘可能作了簡明的註釋。限于譯者水平，書中疏誤之處在所難免，祈望多方指教不勝盼禱！

舒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