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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途，墨路

作者：[美]保罗·奥斯特

译者：于是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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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 to Mouth

Hand to Mouth

三十岁上下，我碰到的每件事都以失败告终，那几年我熬得很苦。婚姻以离异告终，写作一败涂地，钱方面也是捉襟见肘。我可不是在说偶尔的亏空或是勒紧腰带撑一阵子就行，而是持续的穷困潦倒，缺钱缺到无以为继，胸闷气短，这毒害了我的灵魂，令我陷入无穷无尽的惊惶之中。

谁也怨不得，只能怪我自己。我和钱的关系始终很神秘，欲拒还迎，貌合神离，我拒绝保持明确的立场，现在的我甘愿为此付出代价。一直以来，我唯一的壮志就是写作。我十六七岁时就对此心知肚明，但从未蛊惑自己去想：我可能以此为生。当作家，并不是什么“职业选择”，和当医生或警察不是一码事。你没法选择，甚至也没法被选择，一旦你接受了这个事实——自己不适合干别的事——就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在这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上走完余生。除非事实证明你是众神的宠儿（谁若指望这个，我谨致以无限哀悼），你劳作的成果将永远无法带来足够的收益，如果实在想要安居乐业或不至于饿死，你就必须放下身段，去干些别的活儿，挣钱付账单。这些我都懂，我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毫无怨言。就这一点而言，我真是极其幸运。我没什么特殊的物质需求，当穷人的凄惨前景吓不倒我。我只想要一个机会，去做我打心眼里想要做的事。

大多数作家都过着双重生活。他们靠正职赚大钱，再尽可能挤出时间去写作：大清早、大半夜、周末和假期。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和路易—斐迪南·塞利纳是医生。华莱士·斯蒂文森在保险公司打工。T.S.艾略特曾是银行职员，后来去做出版了。在我认识的人里头，法国诗人雅克·杜宾是巴黎一家画廊的经理。美国诗人威廉·布洛克在纽约州北部经营家族产业已有四十多年，主营煤炭和木材。唐·德里罗、彼得·凯里、萨尔曼·鲁西迪和艾尔莫·莱昂纳德都在广告业干了很久。还有些作家常年执教鞭。如今，那或许是最普遍的解决方案，每家著名大学、无名学院都开设所谓创意写作课程，众多小说家和诗人争先恐后地挤上这条路，不断地抢占山头。谁又能怪他们呢？薪水高不到哪里去，但这种工作毕竟稳定，上班时间也很理想。

我的问题在于我毫无兴趣过双重生活。倒不是说我不愿意工作，可我一想到朝九晚五天天掐着表打卡度日，我就不寒而栗，全然失却热情。二十岁出头时，我觉得就此安顿下来未免太早、太年轻，太多其他事都只是为了挣钱，并非我想要或需要的，无异于浪费时间。等到财务出现问题，我只想稀里糊涂地混过去。那时候，过日子还很便宜，何况是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单身汉，我估摸着，一年收入三千美元左右就能勉强糊口了。

我在研究生院里待了一年，只是因为哥伦比亚大学给了我奖学金，学费全免，还给两千美元的生活津贴——事实上，那就是付我钱，让我读书。即便坐享如此理想的条件，我还是很快认识到那不是自己想要的。我上够学了，一想到还要当五六年的学生，我就备受打击，那简直比死还要命。我不想再谈论书了，我想写书。仅就原则而言，我觉得一个作家不该隐世躲在大学校园里，有太多想法类似的人绕在身边，也不该过得太舒坦。自满自带风险，作家一旦陷入满足感就无异于迷失。

我不想为自己的选择辩护。要说这选择不切实际，真相就是我不想变得实际。我想要崭新的历练。我想走出去，走进世界，检验自我，从一个领域跳进另一个领域，尽我可能地去探索。我坚信，只要睁大眼睛去看，遭遇任何事情都将对我有用，一定能学到闻所未闻的新事物。听来有点老派吧？大概是吧。年轻作家挥别亲朋好友，为了探索天赋所在而向未知的远方出发。不管这法子是好是坏，我怀疑也没有别的办法更适合我了。我有精力，满脑子奇思怪想，还有不出走就发痒的双脚。既然世界如此广大，我最不想要的莫过于万事求稳。

要我描绘这些事并记起当时的所感所想并不难。只有当我质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有这些感想时，难题才会出现。同班的诗人、作家都在为各自的未来做出明智的规划。我们都不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不能依赖父母的施舍，一毕业就得自力更生。我们面临同样的境遇，同样清楚现实问题，可他们走了阳关道，我上了独木桥。关于这一点，我仍然解释不清。为什么我的朋友们能慎重处世，而我却如此孟浪，不计后果？

我出身于中产家庭。童年过得很舒坦，什么也不缺，这世上大多数人所受的折磨困苦我一概全无。我从没挨过饿，从没受寒挨冻，从不觉得有失去拥有之物的危机。可想而知，我不缺安全感。小康之家虽有好运，钱却始终是谈话的主题，甚至是要担忧的问题。我的父母都经历过大萧条时代，谁都不曾从那段艰难历史中彻底解脱。曾经匮乏的体验烙印在他们心中，而他俩承受苦楚的方式也大相径庭。

我父亲吝啬，我母亲铺张。她花钱；他不花。贫穷的记忆仍然攫紧他的灵魂，境遇环境早已改变，他却不让自己去相信。而我母亲呢，刚好相反，在形势大好的新生活里深感喜悦。她享受消费主义的种种仪式感，和她之前之后的无数美国人一样，将购物培养成一种自我表现的方法，乃至时常将之抬高为一种艺术形式。走进一家商店就如同投入一场炼金术中，将物质转换的魔法赋予收银机。难以言喻的欲望、无形无体的需要，以及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渴望统统穿过钱匣子，再冒出来时，就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家伙，尽可由你捧在怀里。我母亲从不厌倦反复演绎这种奇迹，其结果无非是攒下一摞账单，再变成我父母论战的争端。她觉得我们家买得起；他觉得买不起。两种风格、两种世界观、两种道德哲学没完没了地攻击对方，最后直接捣毁他俩的婚姻基石。钱先导致断层，再力压一切，成为唯一的震源，令他俩围绕着这个字争论不休。悲剧在于他俩都是好人——都很体贴、诚实、勤劳——而且，撇开这个凶狠对峙的战场，他俩相处得挺不错。我这辈子都不会明白，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并不重要的问题怎么会导致他俩的矛盾如此难解难分。不过，当然了，钱从来都不只是钱的问题。钱总意味着别的事儿，总意味着更多问题，最后也总是钱说了算。

小时候，我夹在他俩的意识形态论战当中。母亲会带我去买衣服，她的热情和慷慨像旋风般裹挟着我，给我买这买那，一次又一次，我眼看着自己被她说服，好像真的需要那么多——总是超出我的期望值，总比我以为我需要的多很多。想要顽抗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去享受售货员对她俯首帖耳、迫不及待听命于她的姿态，不可能不跟着她亦步亦趋。我的快乐总是混杂着大剂量的焦虑，毕竟，我确信父亲接到账单时会说什么。事实上，他总是那么说。不可避免的爆发终会来临，解决方案也不可避免——我父亲会宣布：下一次我需要什么东西时，得由他带我去购物。然后就会到换季时节，给我买一件冬装或一双新鞋。某天晚餐后，父亲就会开车载我去新泽西高速路旁笼罩在夜色中的某家打折店。我记得那些霓虹灯的光芒，炉渣砖垒的墙，还有无数廉价男装货架，好像永远走不到尽头。就像电台广告歌唱的那样：“罗伯特总店本季促销，好礼自然讲公道！实惠生活超低价！嘣！嘣！嘣！实惠生活超低价！”到头来，这首广告歌俨然像《美国效忠誓言》或《主祷文》那样成了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事实上，我喜欢跟着父亲淘便宜货，就像喜欢跟着母亲无节制地狂购一样。我将忠心一掰为二献给父母二人，在谁的麾下称臣都没问题。母亲的方式更诱人，或许吧，至少就其激发的乐趣和兴奋而言，但父亲的固执也有攫住我心的魅力，能在他信仰的内核感受到来之不易的经验和知识，坚定而正直的目标性令他与众不同，哪怕顶着全世界人都看扁他的风险，他也不会改变初衷。我觉得那很可敬，恰如我崇拜美丽的母亲用无限魅力令世界眼花缭乱，我也崇拜父亲竭力抵制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看他行事处世可能会让人抓狂——他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但也会深受裨益，长远来看，我发觉自己在不经意间很在意他给我的那些教训。

还是小男孩时，我绝对是自力更生的典范。一看到雪，我就会抓着铁铲跑出门，挨家挨户摁响门铃，问邻居要不要雇我清扫车道和门前步行道。到了树叶飘零的十月，抓在我手里的就会是耙子，摁响的门铃还是那些人家的，问的是要不要打扫草坪。别的时节，地面上没啥东西可清扫，我也会动脑筋发掘些“另类行当”：清理车库，扫清地下室，剪篱笆墙——不管有什么活儿需要干，找我准没错。夏天，我在自家房前的人行道上卖柠檬水，十分钱一杯。我还把厨房餐具柜里的空瓶空罐攒起来，装进我的红色小推车，搬到废品店里换现金。小瓶子两分钱；大瓶子五分钱。大部分挣来的钱都被我拿去买棒球明星卡、体育杂志和漫画书，但凡还有剩余的分分角角，我定会勤勉地投入储蓄罐——其造型就是个缩小版的收银机。有其父母必有其子，我也从未质疑从他们的世界照搬来的生活准则。钱会说话，等你听得进去，并能服从钱的意见，你就能用生活的语言说话了。

记得有一次，我得到一枚五十分硬币——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这种面值的硬币都很稀罕——我记不清是如何得到它的，反正不管是别人给的，还是我自己挣的，我很清楚这笔巨款对我而言有何等意义。那年头，五十分可以买到十包棒球卡、五本漫画书、十条糖果棒、五十块硬糖；要是你喜欢，还能在这些选项中随意搭配组合。我把这半块钱揣在后袋里，神气活现地向商店挺进，兴奋地算来算去，盘算着要怎么花掉这笔小财富。可是，硬币就在那一路上消失了，我至今仍迷惑不解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把手探入后袋，检查它还在不在——我当然知道它在那儿，只是为了一再确认——可硬币不见了。口袋上有洞吗？还是最后一次摸的时候无意中把它带出了裤袋？我不知道。我仍然记得六七岁的自己可怜巴巴的样子。小心再小心，还紧张兮兮地加强预防，结果还是把钱丢了。我怎么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呢？既然没有合理解释，我只能认定那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很确信是万能的主探入我的口袋，亲手掏走了那枚硬币。

渐渐的，我开始不喜欢搭理父母了。倒不是说我对他们的爱减少了，而是他们所属的世界无法再吸引我驻足。十岁，十一岁，十二岁，我已经变成那个世界里的移民，在自家流放的人。这种变化大部分归因于青春期——简而言之，我长大了，开始为自己着想——但也不尽然。同时还有别的力量作用于我，每一种力量都将我推向日后我要走的路。不只是因为我不得不目睹亲生父母分崩离析的婚姻，也不只是因为不得不陷在偏远小镇而觉得困苦，也不只是因为五十年代的美国经济——总而言之，你突然会发现有了一桩反对功利主义的强有力的个案，一份针对金钱至上的正统观点的控诉书。我的父母很看重金钱，而金钱又将他们引向何方？他们苦苦挣扎，投入如许信仰，可每当一个问题被金钱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会冒出来取而代之。美国资本主义所创建的繁荣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时刻之一，生产了无以计数的汽车、冷冻蔬菜、神奇香波，总统是艾森豪威尔，整个国家卷入了声势浩大的电视广告狂潮，永不间歇的高谈阔论敦促你要买得更多、用得更多、花得更多，绕着金钱树跳舞吧，直到你再使劲也跟不上别人的速度，彻底癫狂，直至暴死。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十岁时，我在新泽西州欧文顿的糖果店里偶然发现一期《疯狂》杂志，我记得自己边读边感到强烈的、近乎茫然的喜悦。那些文章告诉我，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同类，那些人已经打开了我企图靠一己之力去开启的门。消防水枪正在转向美国南方的黑人，苏联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而我刚刚开始关注这一切。不，你不需要勉强咽下他们试图贩卖给你的教条。你可以抵制他们，取笑他们，看透虚张声势的骗局，不买他们的账。有益身心、乏味而纯正的美国生活不过是赝品，不过是虚情假意造势的噱头。一旦你开始研究这些事实，泛浮于表面的矛盾、猖獗蔓延的伪善便会昭然若揭，突然之间，以全新视角看待事物就会变得可能。我们从小就接受“人人须有自由和公正”的教育，但事实是，自由和公正常常彼此冲突。追求金钱和公正没有任何干系；其动力只是“人人都自私”的社会准则。就像在证明市场竞争的非人道的本质，他们都从动物王国中选取隐喻：狗咬狗，熊市，牛市，老鼠赛跑[1]，适者生存。金钱将世人分为成功者和失败者，将人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对赢家来说，这是最佳的分配方式，但那些失败者怎么办？基于我能找到的证据，我断定他们将被抛掷一边，被彻底忘记。那当然太糟了，但那些都是一无所有的人。如果你建造的世界太原始，以至于要让达尔文做你的哲学领袖、让伊索当你的首席诗人，那你还能指望什么？有片丛林在外面，不是吗？只需看看大摇大摆走在路中央的“华尔街之狮”德弗莱斯，你就该明白了。难道给你的暗示还不够明白吗？要么吃，要么被吃。那就是丛林法则，我的朋友，如果你没有那种胃口，那就赶紧逃，趁你还跑得动。

尚未进入丛林，我已抽身而出。刚到十几岁，我已得出结论：没了我，生意场照样运转。那时的我想必是最糟糕的，最让人难以忍受，也最让人搞不懂。新发现的理想主义炙热了我的头脑，所追求的清心寡欲的境界也令我变成少年苦行僧。我拒绝进入一心谋财的外部世界，而我父母带回家的每一样招摇摆阔的东西都遭到了我的轻蔑和不屑。生活是不公平的。我总算发现了这一点，又因为是我自己发现的，其神谕般的力量便震撼了我。几个月后，我又发现，要将我的好运和他人的霉运调和一致只会越来越难。优渥的生活条件源源不断地降临我身，而我何德何能？我父亲供得起——这才是关键，他和我母亲为钱的事争战不休只是旁枝末节，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有钱可以争来争去。每一次我坐进私家车都感到局促不安，那么明亮、崭新，而且昂贵，那么明白无误地邀请全世界来赞赏我们是多么富有。我所有的良知和同情都给了那些被社会准则打压、被逐出家园、一贫如洗的失败者，而这样一辆车只能让羞耻充溢我心——不止为我自己羞愧，也因为我生存在允许这种事发生的世界里。

第一份工不能算正式工作。父母仍在供我，我没有养活自己或分担家庭开支的义务，因而没压力可言。可一旦没压力，也就没有危如累卵的紧迫感。我很乐于自己挣钱自己攒，但从没把钱花在油盐酱醋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上，我从来不用担心餐桌上有没有面包、房租会不会拖欠。这种问题后来会出现。眼下，我只是个高中生，正在寻找能带我远走高飞的翅膀。

十六岁，我在纽约上州的夏令营里当了两个月的侍应生。十七岁的暑假，我在莫伊舅舅的工具店里帮工，那是在新泽西州的韦斯特菲尔德。那些活儿都差不多，只需体力，无须动脑。你要说端盘子刷碗没有组装空调、从四十英尺高的拖车上卸载冰箱有趣，我也不会和你争。这不是“苹果还是橘子”之类的问题，就只是两个苹果，连绿色的光泽都一模一样。尽管这种零工傻乎乎的，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两份工极其让我满意。能看到太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各种离奇古怪的事儿，还有很多新思想供我在苦差之余吸收，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为一张薪水支票打发时间。钱是很重要，但工作不只是为了钱。工作是为了明白我是谁、而我又是如何适应社会的。

夏令营里的同事都是十六七岁的高中生，但即便如此，到厨房帮工却好比迈进了迥异的另一个宇宙。落魄潦倒的穷光蛋，鲍威利酒鬼[2]，这些劣迹斑斑或有前科的男人都是夏令营老板从纽约大街上招拢来干这份低薪工作的，诱惑点在于——免费享受两个月的新鲜空气，外加包吃包住。大多数人都干不长。他们会突然消失，溜达着回城里去，连声再见都懒得说。一两天后，失踪者的空缺就会被另一个迷失的灵魂填上，而新来的这位也坚持不了几天。我记得，有个洗碗工叫弗兰克，面目狰狞，阴沉乖戾，严重酗酒。不晓得怎么搞的，我们成了朋友，晚上下班后，我们会时常坐在厨房后的门阶上聊天。原来，弗兰克颇有学识，读过很多书。他以前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做保险经纪人，一直是个生活无忧、诚实纳税的一等公民，直到沾上了酒瘾。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不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有天晚上他还是说了，把一个原本肯定很复杂的故事用干巴巴的寥寥数语勾勒出来。就在十六个月里，他说，对他有意义的每一个人都死了。说这话时，他的态度颇显超脱，仿佛在说什么别的人，即便如此，我仍能品出他的语气里的苦涩。先是父母，再是妻子，接着是两个孩子。疾病、事故，然后是葬礼，等他们都走了，他的五脏六腑也仿佛瓦解粉碎。“我只是撒手了，”他说，“什么事我都不在乎了，所以就成了酒鬼。”

次年在韦斯特菲尔德，我又认识了几个更难忘却的人。比方说，记账人卡门，块头惊人，俏皮话说不完，直到今天她仍是我见过的唯一长胡子的女人（她当真不得不剃须）。还有乔·曼斯菲尔德，患有两侧睾丸疝气的助理修理员，开一辆超级老爷克莱斯勒，里程表就用坏了三次，至今开了三万六千英里。乔要供两个女儿上大学，白天在工具店打工，还在一家大面包房当监工，每晚工作八小时，得靠在大桶大桶的生面团旁看漫画书才不会睡着。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彻底精疲力竭的人——同样，也是精力最充沛的人之一。他的日子靠抽薄荷烟、一天灌进十二到十六杯橘子苏打水顶着，我从没见过他往嘴里塞过一口食物，一次也没有。他说，他要是吃午餐，就会累得不行，就会垮掉。疝气是前些年的事，当时他和两个伙计正在把一只大得吓人的冰箱扛上窄小的阶梯。那两人没抓牢，所有重量都落在乔一人身上，他用上了吃奶的劲、不让几百磅的铁家伙把自个儿压扁，就在那当口，他的睾丸迸出了阴囊。他说，先是一只，然后另一只也跳上去了。噗——噗。照理说，他不该再干重活了，可每次有重型工具要运送，他准保站出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只为了确保我们不会被压死。

我说的“我们”，也包括十九岁的红发男孩迈克，神经质，火柴杆儿身板，少了一根食指，是我见过的最巧舌如簧的人。我和迈克都分在空调安装小组，在敞篷货车里共度了不少时光，不是在出工、就是在收工的路上。只要他一张嘴，意想不到的俏皮话、蛮不讲理的诡辩就源源不断地倾泻而出，我从没听腻过。比方说，要是他觉得某个客户太狂妄自大，他不会说“那家伙是个浑蛋”（大部分人都会这么说）或“那人牛皮烘烘的”（小部分人会这么说），而是说“那家伙以为自己拉屎不臭”。小迈克有特殊天赋，那年夏天，我不止一次发现，那种口才能帮他颠倒乾坤。我俩一次又一次走进别人家装空调，干活干到一半时（拧螺丝、量窗缝防漏带）总会有个女孩出现，一次又一次地走进我们所在的房间。这事儿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她，总是十七岁，总是很漂亮，总是很无聊，还必定是“只是到处转转”。就在她现身的那一刹那，迈克必会启动魔力。好像他早知道她会进来，好像也早把台词练得滚瓜烂熟，只待满堂喝彩。我呢，截然相反，总是在最不设防的当口被她撞见，当迈克载歌载舞开始献宝（废话连篇、天花乱坠，再加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生猛血性），我总是笨头笨脑地在一旁继续干活。迈克一张口，姑娘就微笑。迈克再侃两句，姑娘就哈哈笑。两分钟之内，他们就会打成一片，好像故友重逢，等我的活儿干得差不多了，他们就交换电话号码，商量周六晚上在哪里碰头。那感觉荒谬又离奇，叹为观止，能让我的下巴都掉下来。要是这种事仅有一两次，我大概会称其为意外的走运，但一个暑假里他屡试不爽，不下五六次。到头来，我不得不勉强承认，迈克不光是走运。他是创造运气的高手。

九月，我升入高中毕业班。那是我在家住的最后一年，同样，也是我父母婚姻的最后一年。他俩闹分手已有很久，以至于离婚的消息在圣诞假期的尾声公布时，我并没有心烦意乱，反倒如释重负。

从一开始，他俩就不般配。如果他们像以前那样凑合着住在同一屋檐下，也不过是“为了孩子好”，而非为他们自己好。我不想刨根问底，但我猜，决定性的时刻早在离婚前两三年就爆发了：我父亲从那时起接管了采买杂货食品的家务事。那是我父母金钱大战的最后一役，在我的脑海中，那是标志性的最后一根稻草，让双方弹尽粮绝、缴械停战。我母亲确实最喜欢把优买超市的推车堆满，直到重得推不动；当我和妹妹问她要零食时，她也确实乐于供给；我们在家吃得很好，食品储藏室里有相当丰沛的囤货，这是事实。但同样没错的是，我们买得起这些东西，即便我母亲在收银台结了一大笔账，我们家也不至于有经济危机。但在我父亲眼里，她的开支已达到无节制的地步。他决定要插一脚，却气势汹汹地踏错了领地，没有别的男人会这样对待妻子。事实上，他剥夺了她的分内事。从那以后，由他负责把食物带回家。一次、两次，甚至一周三次，他会在下班途中的什么地方停车采购（好像他要忙的事儿还不够多似的），再把杂货塞进汽车后备厢。我母亲以前总是买精选牛肉，父亲用牛颈肉、牛肩肉代替。名牌变成了杂牌。放学后的零食消失了。我不记得我母亲抱怨过什么，但那一定给了她致命打击。她不能再掌管自己的家了，她没抗议，也没反击，恰好证明她已经放弃了这场婚姻。等到离婚时，没有任何戏剧化的吵闹，没有谁恶狠狠叫嚣要摊牌，也没有最后关头的悔恨。这个家安安静静地解体了。我母亲搬到纽瓦克市威夸克区的一套公寓（把我和妹妹也带过去了），我父亲则独自继续住在大屋子里，直到他去世。

这些事件让我欣喜若狂，哪怕这么说有悖常理。我很高兴，真相终于袒露无遗，随之而来的巨变我也全都欣然期待。如同拨云见日，某种解放的意味让我兴奋不已。我生命中的一整个阶段正式告终，哪怕我的身体参与了完成高中学业、帮我母亲搬家这整个过程，灵魂却早已奔向前方。不仅因为我快要离家了，而是家本身已消失。不再有什么归宿能让我回头，除了离家远行，我无处可去。

我甚至懒得参加高中毕业典礼。我视其为考验，证实它的意义对我而言微乎其微。我的同学们长袍加身，冠冕堂皇地领取毕业证书时，我已身在大西洋彼岸。学校特许我提早离开，而我也早早订好船票，六月初会有一艘学生邮轮从纽约启航。为了这次旅行，我倾囊而出。生日礼金、毕业贺金、戒除酒吧开销攒下的零用钱，还有我暑假打工挣来的一些——总共一千五百美元左右，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在那个年代，日用五美元游欧洲是行得通的，只要你看紧荷包，省吃俭用。我在巴黎过了一个多月，住一晚七法郎（约1.4美元）的旅店；还去了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在那两个半月里，我的体重掉了二十多磅。每到一处，我都会拿出当年春天开头的小说仔细推敲。老天有眼，那份手稿已丢失了，烙印在我头脑里的故事细节却依然清晰，丝毫不比游历之景、偶遇之人的印象差。我有一些奇遇，尤其在巴黎，但绝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独自旅行，甚至经常是孤独得过分，足以听见自己脑袋里的声响。现在该如何解释当年那个十八岁男孩的举动，只有上帝才知道。我把自己看成一道谜题，一个无法解释的动荡的现场，一个眼神狂热、轻若无骨的生物，也许，稍有风吹草动，内心就会涌起绝望，神色陡然惊变，晕厥，浮想联翩。要是有人用适宜的方式接近我，我可以敞开心扉，开朗迷人，积极交流。否则，我就会自我封闭，缄口不言，几乎没有存在感。我大胆又羞怯，如履薄冰又笨手笨脚，一心一意又感情用事；如同一座会行走、会呼吸、献给矛盾精神的纪念碑。我的人生刚刚开始就已分裂，同时朝着两个方向。那时我还不知道，我要比别人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抵达某个地方。

那次旅行的最后两星期是最奇怪的。我去了都柏林，其缘由无外乎都和詹姆斯·乔伊斯、和《尤利西斯》有关。没什么计划。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到那里，然后，船到桥头自然直。旅游服务处介绍我去一家带早餐的小旅店，在多尼布鲁克，从市中心坐公车需要十五分钟。那段时间里，除了经营旅店的老夫妻和两三个游客，我几乎没有和别人说过话。我甚至鼓不起勇气走入酒吧。不知旅行到何处时，我的脚指甲开始往肉里长，尽管听起来很像搞笑片的情节，但对我来说一点儿不好笑。那感觉，就像刀尖扎进我的大脚趾。行走变成了折磨，可每天清早到傍晚，我除了走路几乎不干别的，踏着既顶脚又快磨破的旧鞋在都柏林蹒跚游走。我发现，我能够忍受痛苦，而忍受所需的努力似乎在策动我挺进更深邃的内心世界，从而抹煞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我。有个美国怪老头儿长住在那家寄宿公寓，七十岁，退休前在伊利诺伊或印第安纳州，他一听说我的情况，就把他母亲的事一股脑儿地说给我听：她也是脚趾嵌甲，多年来放任不管，只用家居疗法草率地对付对付——几朵棉花球、涂点消毒水，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你肯定想不到，她最终因“趾癌”而病倒，癌症先占领她的那只脚，再沿腿而上，扩散到整个身体，最终夺走了她的生命。他很喜欢巨细靡遗地描绘他母亲去世时那些可怖的细节（当然，那是为我好），并观望我听他所言后有什么触动，反复讲述这段故事也从未让他厌倦。我不想否认自己确实受了影响。一桩棘手而烦人的小事儿竟已上升为危及生命的祸害，我越是拖延、不采取行动，我的前景就越会凄惨。每次我搭公交车进城，路过绝症患者医院时都会掉转视线。我没法把那老头儿的话从脑袋里甩掉。噩运尾随在我身后，死到临头的标志好像无处不在。

有一两次，我的漫游有个伴儿，一个多伦多来的护士，二十六岁，叫帕特·格雷，她和我同一晚入住那个小旅店。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但那只是毫无希望的冲动迷狂，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不仅因为我比她小好几岁，也不仅因为我羞怯得不敢表白，而是她心有所属——当然了，是个爱尔兰人，她本来就是为了他来爱尔兰的。我记得，有天晚上，她和恋人约会，差不多十二点半才回来。我还醒着，在小说稿上潦草地东写西写，她看到我的门缝里泻出灯光，就敲了敲门，问我能不能进去。我已经躺在床上了，笔记本摊放在膝盖上。她突然忍不住大笑起来，喝过的酒水酿成脸颊上的红晕，激动得难以自已。还没等我说什么，她张开双臂搂住我的脖子，吻了我。我心想：真是奇迹中的奇迹，我的梦想成真了！可是，唉，那只是空欢喜一场。她抽回手臂，解释说她的爱尔兰男友刚刚向她求婚了，我甚至连回吻她一下的机会都没有，她说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孩。我不可能不为她感到高兴。如此率真、可爱的年轻姑娘，短发下有一双天真的眼睛，还带着热切的加拿大口音，她选择了和我分享喜讯。这个简短的消息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但那个吻打败了我，我的骨头都酥了，我只能藏起失望，尽全力祝贺她，以免犯下大错。如果说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充其量也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块木头。毋庸置疑，木头可以彬彬有礼，但未必匹配欢庆的场面。

除此之外，只有孤独而寂静的行走。我在芬尼克斯公园读书，沿着海滩去乔伊斯的圆堡博物馆，多少次走过丽菲河上的桥我都数不清了。我记得在奥康纳大街的书报亭里看到报纸的头条是沃茨[3]发生暴动；也记得有天晚上，人们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而一个小姑娘跟着救世军乐队歌唱——都是些悲伤哀怨的歌，唱着人间悲苦和上帝的奇迹，歌声至今仍萦绕在我耳畔，何其剔透清澈，足以让硬汉跪倒哭泣，然而最令人称奇的是，根本没人注意她。高峰时段的人流从她身边涌过，她只是站在街角，在昏暗、高耸、诡谲的灯光下唱她的歌，像只衣衫褴褛的小鸟对着破碎的心儿吟唱圣歌，他们遗忘她的存在，恰如她遗忘他们的存在。

都柏林这座城市不大，四下熟悉环境没费我多少时间。我的行走似有些强迫症倾向，贪得无厌地渴望四处巡游，如幽灵般游荡在陌生人之中，两周后，大街小巷就像变成我的了，纯然是我的私有物，是我的内心投射出的地图。之后很多年，每当我睡前闭起双眼，都能重回都柏林。睡意渐沉、半梦半醒时，我总会发现自己又身在那里，走在那些街道上。对此，我无法解释。我在那里经历了某种重要的变故，但从没能确切指出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可怕的事，我想，是催眠般地沉入自身的深处，似乎在那些形只影单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探入深深的黑暗，第一次见到了我自己。

九月，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随后的四年里，钱根本不在我的考虑范畴内。时不时地打打工，尝试各种各样的工作，但那既不是为就业做准备，也不是为将来打经济基础。那几年关心的都是书籍、越战，努力摸清门道，好去实现我的目标。至于赚生活费，我只是隔一阵子才会偶尔想一下。大多数时间里，我幻想的是自己的边缘化存在——在工作日的吧台边觅些碎面包屑，挨饿的诗人生活。

本科生时的打工好歹有些教益。就算没别的大帮助，至少能教会我一点：与其当白领，我更愿意做蓝领的工作。比方说，大二那年，我受雇于一家出版社的下属部门，负责撰写教学幻灯片材料。我这一代小孩都曾遭受“视听辅助教育”的猛攻，那极度的无聊无趣总是让我和小伙伴们不堪其扰，至今仍是记忆犹新。离开教室，在黑暗中坐上二三十分钟总是挺让人开心的（就像去看电影！），但屏幕上出现的总是沉闷的画面，单调的旁白永无起伏，时不时响起“砰”的一声，提醒老师揿下按钮、移到下一个眨眼间就让我们丧失兴趣的画面。用不了多久，放映室里就会嗡嗡响成一片，到处都有人交头接耳说闲话，还有抑制不住的疯疯癫癫的傻笑声。再过一两分钟，沾着唾沫的小纸球就会飞来飞去。

我很不情愿把这种沉闷的东西灌输给下一代，但我琢磨着自己可以尽点力，看看能不能添些智慧的火花进去。第一天去上班，上司让我看些公司以前的幻灯片，熟悉一下情况。我随手挑了一套，叫《政府》或《政府概述》之类的名字。他把幻灯片绕上机器，留我独自观看。大概放了两三个画面后，突然有一句评述文字让我警觉。字幕上说：古希腊人开创了民主思想；随之出现一群大胡子男人穿着议员袍站在一起的画面。还不错。但紧接着，字幕上又说（砰——插入国会大厦的图片）：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我关掉放映机，穿过大厅，敲响了上司办公室的门。“幻灯片里有错误，”我说，“美国不是民主国家。是共和国。区别大着呢。”

他看着我，好像我刚刚宣称自己是斯大林的孙子。“这是给小孩子看的，”他说，“不是大学生。不可能说得那么详细。”

“这不是细节问题，”我又说，“而是个重要的概念。在纯粹的民主制里，人人都可以投票决定每个议题。而我们是选举代表，替我们去做决定。我没说这样做不好。纯粹的民主制也可能很危险。少数人的权利需要被保护，共和制能帮我们做到这一点。《联邦党人文集》里全都写得一清二楚。政府必须卫护民众免受多数人的暴政。孩子们应该了解这一点。”

对话变得激烈起来。我下定决心要慷慨陈述我的立场，证明幻灯片里的解说是错误的，但他拒绝承认。从我开口的那一瞬间开始，他就认定我是个惹麻烦的家伙，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份工作干了二十分钟后，我就被炒了鱿鱼。

大一暑假时的那份工就好得多了——在凯茨基尔山的准将酒店担任场地管理员。我是通过曼哈顿中城的纽约州职业介绍处找到这份工的，那是个庞大的政府机构，专帮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或背运的家伙找工作，全都是社会底层的人。这个卑下的职位薪水少得可怜，但至少给了我出城避暑的机会。我的朋友鲍勃·佩雷尔曼和我一起签了合同，第二天早上我俩就被派到纽约州的蒙蒂赛洛，搭乘短途公交公司的车。和三年前我去夏令营打工时一样，同行者全是酒徒和落魄的流浪汉。唯一的区别在于，如今我已是他们中的一员。车费会在第一笔薪水中扣除，职业介绍处的代理费也一样，除非你在这份工上多耗些时日，否则根本赚不到钱。有些人不喜欢干这种活，没几天就辞职了。他们一无所得——全无积蓄，还离家百里，仍然一筹莫展。

准将酒店位于罗宋汤地带[4]，小楼破破烂烂的。和当地的竞争对手——诸如格罗辛格酒店、康科德酒店——根本没法比，但这地方充溢了某种渴望和怀旧气息，恍如对美好岁月的追忆。距夏日旺季还有几星期，鲍勃和我算提前到达，要负责把场地规整妥当，以便迎接七八月间拥来的游客。我们割草坪，剪树枝，捡垃圾，刷墙头，修纱窗。他们给我们一间小木屋住，其实就是个摇摇欲坠的木头盒子，占地面积还没沙滩简易浴室大，我俩用诗歌覆盖了这间房的所有墙壁，一字一句、一行一段尽是些疯狂的歪诗、下流的打油诗或是辞藻华丽的四行诗，再灌下无穷尽的百威啤酒，我们笑得肚子都快破了。我们喝啤酒，是因为没别的事好干，不过，考虑到我们不得不吃下去的那种伙食，啤酒花就成了食谱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在旺季前，只有十来个工人在干活，他们给我的超低预算中包含了供餐这项。每天的午餐和晚餐都一样：重庆牌鸡丝炒面[5]，直接从罐头里倒出来的那种。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是宁愿饿着，也不想再吃一口那玩意儿。

要不是有凯西和泰迪，这份工就不值一提。我和这两个室内维修工共事了一整个夏天。凯西和泰迪如影随形已逾十年，一对活宝，既是难分难舍的搭档，又是矛盾辩证的最佳组合。不管他们干什么，总是一个跟一个，从这儿奔波到那儿，从这份工换到那份工，好像他俩是连体人。他们是亲密的好伙伴，就像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豌豆，好哥们儿。但不是同性恋，在性方面彼此毫无兴趣，只是——好哥们儿。凯西和泰迪是经典级的美国流浪汉，酷似从斯坦贝克小说里走出来的游民，但他们活在当下，而且他俩在一起俏皮话说不完，大醉小醺不断，永远兴高采烈，太好玩了，简直令人无法抗拒。他们时常让我想到某对被遗忘的滑稽演员，或马戏团和默片里的小丑组合。虽有劳莱和哈代[6]的灵魂附体，他俩倒也不拘泥娱乐表演的条条框框。他们融于真实世界，在生活的舞台上表演他们的拿手绝活。

凯西捧哏，泰迪逗哏。凯西瘦，泰迪肥。凯西是白人，泰迪是黑人。工休日里，他们并肩踏步在小镇街道上，喝得稀里糊涂的，要么剪同一发型，要么穿一模一样的衬衫，然后回来吃中式炒面。千金难买一醉，但他们总能付诸实际，倾囊换酩酊，一分钱一分酒，公平又地道。至于衬衫，更像一场闹剧而让我难忘。穿着孪生衬衫亮相时，他俩准保大笑得收不住，双双扶着墙，指着对方，好像刚刚搞了一出全世界最了不起的恶作剧。那是你能想象出来的最花哨、最丑陋的衬衫，那是对好品位的加倍凌辱，凯西和泰迪肯定是乐呵呵地把它们抓过来套上身，再为我和鲍勃表演一番。然后，泰迪就会拖着脚步走到主楼底层的空舞厅，在钢琴前坐下来，弹一曲他所谓的《葡萄酒协奏曲》。随后的一个半小时里，他叮叮当当敲出些没调没门的即兴曲，酩酊和喧哗的风暴就会席卷整个大厅。泰迪多才多艺，但音乐不算。可他依然坐在那儿，快活得像沉默在渐暗天光里的大师，与自己、与世界和谐共处的达达派大师。

泰迪跟我说，他生于牙买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征入英国海军。出海时，他所在的军舰中了鱼雷。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被救起来（几分钟，几小时，还是几天？），但不管何时何地，救他出水的是艘美国军舰。从那以后，他说，他就效力于美国海军，战争结束时他就成了美国公民。在我看来，这故事有点可疑，但他就是这么说的，我凭什么怀疑他呢？过去的二十年里，他好像把人能干的活儿都干了一遍，扫荡了职业工种的所有领域。销售员，格林尼治村的街头艺术家，酒吧招待，贫民窟酒徒。对他来说，每个活儿都不重要。他说的每一段故事都配上一声豪放低沉的大笑，那声大笑像对他自己的荒唐滑稽的膜拜，标识了他讲这些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拿自己取乐。他在公共场所闹过事，像任性的小孩举止粗俗，却总能让别人摊牌、交底、自动投降。跟他在一起恐怕会让你筋疲力尽，但他惹麻烦的手段实在可圈可点。他像在做实验，简直有几分科学性，把万事万物撼动摇散，只待尘埃落定，他会纯粹出于愉悦去审察碎片的归宿。泰迪是无政府主义者，又因为他毫无野心，因为他不想要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所以他历来只按自己的规矩出牌，没必要照别人的规矩来。

我不知道他在何时何地遇到了凯西。这位伙伴不像他那么张扬，我记得最牢的是：他完全没有味觉和嗅觉。凯西多年前在酒吧里和人干过一仗，脑袋上被敲了一下，自此彻底丧失嗅觉。结果便是，每样东西于他都味同嚼蜡。你若蒙上他的眼睛，他就没法说出自己在吃什么。炒面或鱼子酱，土豆或布丁——全都没区别。除此困扰之外，凯西绝对健康，次中量级拳击手体形，充沛的精力，加上纽约爱尔兰口音，令他酷似“绝境小孩”[7]。他的任务是在泰迪说完笑话后大笑，还要保证他的好兄弟不会玩过头，以免把自己送进大牢。那年夏天有个晚上，泰迪差一点就进大牢了——他在一家蒙特塞洛餐馆里跳起来，一边挥舞着餐单，一边大喊大叫：“我才不吃这些日本狗粮呢！”——好在凯西让他平静下来，我们乖乖地把饭吃完了。我认为没必要再补充一句：我们根本不在日本餐馆里。

不管你用什么客观标准去看，凯西和泰迪都是无名小卒，一对怪诞愚人，但他们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也没再遇到像他们那样的人。我想，到准将酒店之类的地方打工就是为了这个。我并不打算以此为生，但在污秽的穷乡僻壤的那些小旅行总能让我收获一些有趣的发现，以超出预期的方式增进我的阅历。凯西和泰迪就是最佳范例。我遇到他们的时候才十九岁，他们在那年夏天的所作所为至今仍在滋养我的想象。

一九六七年，我申请参加哥伦比亚大学三年级海外交换生项目，去的是巴黎。高中毕业后在那里消磨的几周早就勾起了我对巴黎的向往，巴不得抓住良机再去一次。

巴黎依然是巴黎，但我不再是初次造访时的那个我了。我已经在书海中过了亢奋的两年，种种新世界倾倒进我的头脑，仿佛让我脱胎换骨。对如今的我来说意义重大的文学观、哲学观大都是在那两年里初步形成的。现在回头去看，我发现几乎不可能把那时读的书悉数吸收。我像个饕餮客，吞下了数量惊人的书本，塞下各个国家、各个大陆出产的书籍，甚至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满足。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前苏格拉底派的哲学家，俄国小说家，超现实主义诗人。我读起书来仿佛脑子着了火，仿佛性命攸关。一部著作引向另一部，一个想法导出另一个，于是，每过一个月，我对万事万物的想法都在改变。

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个项目让人大失所望。我带着各种宏伟计划去巴黎，满心以为能旁听任何心仪的讲座和课程（比如，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公学院开的课），可当我坐在项目主任对面，商讨其可能性时，他却直截了当地让我放弃。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你得先学法语，包括语法，然后通过考核，挣满学分和半学分，得在这儿那儿耗上许多课时。我觉得太荒谬了，完全是给小娃娃设计的课程。我对他说，我都过关了，我学会法文了，为什么还要走回头路呢？他说，因为那是规章制度，事情就只能这么办。

他一点儿不通融，那么蔑视我，一心要把我的热情积极视为傲慢，认定我在侮辱他，我俩话不投机，立刻成了死对头。我对他个人没有任何不满之处，但他似乎决意将我们的争议变成私人冲突。他想贬低我，用他的权力压倒我，谈得越久，我就越能感觉到自己在抵制他。到最后，我受够了。我说，好吧，如果事情只能这么办，那我就不干了。我退出这个项目，我退学，该死的所有的我都不干了。然后我从椅子里站起来，握了握他的手，走出了办公室。

这么做无异于发疯。我不担心自己得不到学士文凭，但宣称退学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大学生缓服兵役的权利。美军正在加快在越南的集结部署，突然间，我让自己成了“最宜入伍”的人。如果我是主战派，那倒也不错；可我根本不赞成这场战争。我反对越战，绝无理由让自己参战。要是他们企图吸收我入伍，我会拒绝服役。如果他们因此逮捕我，我就会坐牢。

那是铁板钉钉的决定——绝对的、不可动摇的反战立场。我不想置身于这场战争，哪怕那意味着自毁前途。

于是，我义无反顾地退了学。完全无所畏惧，哪怕一丝犹豫或怀疑都不曾有。我瞪大双眼，眼看自己冒险。我预计自己会狠狠跌倒，但没有。相反，发现自己轻若鸿毛，在空中飘荡，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我只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快乐。

我住在克莱芒路上的小旅店，正对面就是关张的圣日耳曼老市场，很久以前就被拆除了。这地方不贵，但很干净，比我两年前待的廉价住宿地高出了好几个等级，经营者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对我好得不得了。丈夫名叫加斯东（很壮，留小胡子，穿白衬衫，总扎个黑围裙），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底层咖啡室招待客人，那地方小得就像从墙里挖出的一个洞，却兼作邻人歇脚之地和旅店前台。我就是在那儿喝早咖啡、看报纸，还迷上了弹球游戏。那几个月里，我长时间游走，恰如在都柏林时那样，也在楼上的房间里花了无以计数的时间阅读和写作。那时候写的东西大都遗失了，但我记得写了诗，也翻译了诗，还为一部默片（由巴斯特·基顿的电影和具哲理性的踢踏舞合成）写了一篇很长的剧本，情节复杂得让人吃不消。过去的两年里，我不仅大量阅读，也一直在看电影，主要是在塔利亚和纽约客这两个影院，从晨曦高地沿着百老汇大街走一小段路即可到达。塔利亚有双片连映特场，每天放的片子都不同，而且学生票价只需五十美分，不知不觉间，我砸在那儿的时间和坐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室里的一样多。显然，巴黎比纽约更适合观影。我成了电影资料馆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左岸老楼区的常客，我沉迷于此，激情难耐，没过多久就开始瞎琢磨起“当个导演也不错”的念头。我甚至当真去咨询了巴黎电影学院的入学要求，可申请表实在太厚了，直让人打退堂鼓，我到底还是没填完。

不在房间里、也没坐在电影院的时候，我就在书店里看书、在廉价馆子里吃饭、广交各路神友，染了淋病（很痛苦），一言以蔽之：为我做出的决定欢欣不已。很难夸大我在那几个月里的美好感觉。我备受鼓舞，与此同时也能心平气和，哪怕明知自己的小天堂早晚要关门，我还是不惜一切地尽力延长时限，直到清算的时刻最终到来。

我成功地撑到十一月中旬。返回纽约时，哥伦比亚大学的秋季学年已过半了。我猜想，恢复学籍大约是不可能的了，但我已经向家人保证要回来和校方争取一下。毕竟，家人很担心我，我认为我也欠他们这份关怀。我打算把这档子事处理好，再去巴黎，谋生求职。我对自己说，让征兵见鬼去吧。如果我最终被判为“法外逃犯”，那也无所谓。

结果，我预想的一切都没发生。我和哥大的一位系主任约了见面，而这个人极富同情心，完全站在我这边，只用几分钟就瓦解了我的防御心。不，他说，他觉得我并没有在干傻事。他理解我的所作所为，也赞赏我的进取心。另一方面则有关战争问题，他说，哥伦比亚大学不愿意看到我违背自己的意愿参军，更不希望我因拒绝服役而蹲监狱。如果我想回学校，大门永远敞开。我明天就能去上课，并且从校方记录来看，我好像根本没落下一天课。

怎么可能和这样一个人争论？他不是那种只管分内事的公职人员。否则，他的谈吐就不会那么超然，也不会那么仔细地聆听我讲的每句话，我很快就明白了，他做这个决定的唯一动机就是诚挚的渴望，他不希望一个二十岁的孩子一失足成千古恨，一心想说服他别在尚有选择的情况下自毁前程。闯祸嘛，以后有的是机会，不是吗？他自己也不老——三十或三十五岁——尽管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却至今记得他的名字。普拉特主任。次年春天，大学因学生罢课而关门时，他辞职抗议学校行政部门处理此事的做法。后来再听到的消息便是他去联合国工作了。

哥大的学运从一九六八年初持续到次年六月我们班毕业时。正规教学活动在那个期间完全停止。校园变成了进行示威、静坐和罢课的战区。暴乱、警察奇袭、激烈斗殴和派系火拼时有发生。措辞激烈的标语俯拾皆是，意识形态的口号涂满视野，高涨的激情遍布四面八方。稍有停歇，马上就会爆出另一场事端，乱象便从头到尾再现一轮。长远来看，这段时间没有成就什么了不起的事。尚在提案中的学校体育馆改了地址，许多学术要求被搁置了，校长辞职，再由新校长接手。就这些了。纵使千百人欲以撼动，象牙塔却岿然不倒。不过，的确有一阵摇摇欲坠，还有不少砖石分崩离析，坠地粉碎。

我参与了一些事，但和别人保持了一定距离。我帮他们占领了一栋教学楼，然后遭到警察暴打，再被塞进监狱关了一夜，不过总体来说我是个旁观者、充满同情心的路人。我倒是愿意加入，但发现自己在气质上不适合集体活动。我那孤独者的本能根深蒂固，实在难以自拔，我也决不会爬上那艘叫作团结号的大船。不管是好是坏，我继续划着自个儿的独木舟——或许更多了几分绝望，对自己现在何去何从更迷惘，但我固执得不愿下船。大概，时间也不够我改弦易辙。我是在急流中行舟，光是抓牢木桨已让我精疲力竭。但凡我有所畏缩，准保覆舟溺亡。

有些人真的死了。还有些人因为自己的正义信仰和崇高理想而受伤。人的伤亡是灾难。泰德·戈尔德是我上一届的师兄，在西村一栋褐石楼里安装炸弹时意外引爆，把自己炸成了碎片。马克·鲁德是我的发小儿，也是哥大宿舍里的邻居，他加入了“地下气象员”激进组织，随后的十多年里一直隐姓埋名。戴维·吉尔伯特是SDS[8]发言人，他的演讲堪称智慧和洞见的典范，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因涉嫌“布林克运钞车抢劫案”被判七十五年监禁，至今仍在服刑。一九六九年夏，我陪一个要寄信的朋友走进马萨诸塞州西部的一家邮局。她排队的时候，我研究着贴在墙上的联邦调查局十大逃犯通缉令，数了数，我认识七个。

这就是我大学后两年的大背景。虽有各种各样的干扰和持续不断的骚乱，我还是写了一些东西，但都半途而废，不了了之。我起了两个长篇小说的头儿，然后弃之不用，又写了几个剧本，但都不喜欢，我一首接一首地写诗，其结局无非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在那个节骨眼，我是十足的眼高手低，空有勃勃野心，时常灰心丧气，强忍挫败感的折磨。唯一可堪骄傲的成果当属我译完的法文诗，但翻译只是二等追求，根本比不上萦绕在我心中的写作大梦。不管怎样，我决不能彻底抛弃勇气。我继续写，毕竟，当我的书评、影评开始在《哥伦比亚观察者报》上刊登时，我确实看到自己的文字公开发表了。我想，你必须从某个起点启程。或许我没能像希冀中那样突飞猛进，但至少我在朝前走。我已经站好、起步了，歪歪扭扭、一步一步地朝前走，但我尚不知晓该如何奔跑。

如今，当我回头去看那段时日，看到的是自己的碎片。无数战役在同时打响，我好像被抛散于辽阔的战场，用不一样的姿态、不一样的蛮劲与敌角斗，每一个我都残缺不全，就连“我是谁”的答案也不尽相同。有时候，那会导致我的行为举止完全不像自己。我会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企图暂时用他人的嘴脸披挂自我，幻想着我已把自己全新打造了一番。抑郁和冥想的外表会消弭无影，接而爆出语速飞快、愤世嫉俗的言论。热情过头的书生气知识分子会突然转身，拥抱哈勃·马克斯[9]，认其为精神之父。我能想到很多例子来说明这种滑稽而拙劣的装模作样，但最能说明那个时代精神的好例子莫过于我为大学生文化杂志《哥伦比亚评论》献上的一小篇胡言乱语。我揽下了一个重任，负责第一届年度克里斯托弗·斯玛特奖的甄选，至于初衷和原动力，现在我完全不记得了。那时候我已是高年级学生，竞赛规则刊登在秋季号的末页。容我随意摘几句：“此项嘉奖旨在表彰当代杰出的反主流人士……敢于放弃一切世俗抱负的天才，敢于拒绝富豪盛宴的人才……我们以克里斯托弗·斯玛特为楷模……押韵两行诗始创者，这位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断然舍弃唾手可得的荣耀……甘愿把一生献给醉酒、疯癫、宗教狂热和预言式写作。他沉迷于寻觅自己的正道，拒斥早年向英国正统诗坛许下的承诺，最终让自己真正的伟大之处得以实现。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他遭受了诽谤和奚落，声名沉沦于泥沼……克里斯托弗·斯玛特被归入无名者之列。现在，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们要重振他的英名。”

这项竞赛的目的就是为了奖励失败。并非普通的日常挫折和坎坷，而是具有丰碑意义的失败、蓄意自我毁灭的庞然工程。换言之，我想挑选出事倍功半的人，起步时占尽优势和天赋、满心期待世俗成功却最终一无所成的人。竞赛者需要写一篇五十字以上的散文，描述他们自己或他们认识的什么人的失败。获奖者将获赠两卷盒装的《克里斯托弗·斯玛特作品选集》。结果没有一个人报名参赛。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

当然，那是个玩笑，练习一下，开开文学的玩笑，但在我幽默的意图深处，还有些什么让人心神不宁，一点儿也不好笑。为什么如此强迫症般崇尚失败？为什么会有这种带着讥诮的傲慢腔调、无所不知的姿态？我可能弄错了，但现在我蓦然领悟到，那都是恐惧的表现——为自己预备的未卜前程深深忧虑——设置这场竞赛的真正动因是要宣称我自己才是赢家。疯癫又荒诞的表现好比两面下注，骑墙式的闪躲，为了逃避生活为我准备好的各种打击。输就是赢，赢就是输，因而，即便最糟的局面出现，我仍能声称获得精神上的胜利。也许只是微小的慰藉，但毫无疑问我已在捞救命稻草。我没有将内心的恐惧昭示于众，而是深埋在雪崩般的讽刺挖苦和俏皮话之下。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中达成的。那时的我在尝试接受预料之中的挫败，让自己更顽强地应对埋伏在前方的奋争。其后几年间，我最钟爱的英文警句出自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福尔克·格雷维尔：“我为那些被黑色公牛践踏的人写作。”

随后，我就遇见了克里斯托弗·斯玛特。不是真人，但或许是他的转世再生，文运不亨通、夙愿不成真的活生生的典范。那是在大四的春季，我毕业前的数周。有个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现身哥大校园，引起一阵骚动。起初，我只是隐约知道有这么个人，时不时会听到几句有关他的传言。我听说，他称自己为“博士”，他向陌生人散钱，完全不求回报，理由似乎牵扯到美国经济体系和人类未来，但没人说得清。那阵子，怪人多得是，我也就没放在心上。

有天晚上，两个朋友说动我一起去时报广场看意大利人塞尔吉奥·莱昂内[10]新拍的西部片。散场后我们决定再找点乐子，一伙人便去百老汇大街和四十八街交叉口的都市人咖啡馆。“都市人”以前是很有品位的爵士俱乐部，但现在成了无上装酒吧，满墙都是顶天立地的镜子，灯光频闪，还有十来个穿着闪亮丁字裤的女孩在升降台上跳舞。我们在靠后的角落里要了张桌就喝起酒来。等我们的视力完全适应了暗场，有个朋友发现了在对面角落里独坐的“博士”。我朋友走过去，邀请他加入我们。等这位胡子拉碴、仪容邋遢的神秘人在我身边坐下，嘟嘟哝哝说着什么，关于基尼·克鲁帕[11]、“这地方到底怎么回事儿”，我这才把视线从舞女们身上暂挪片刻，和传说中的、被遗忘的小说家H.L.休姆握了握手。

五十年代，他是《巴黎评论》的创始人之一，已经出版了两部成功的作品（《地下城市》和《人类死亡》），然而，正当声名鹊起时，他消失了。就那么撤离了文坛，音信全无。

来龙去脉我不知道，但根据他告诉我的只言片语，我猜想他没少吃苦，忍受了长期的背运和惨痛的折磨。电击疗法、失败的婚姻、数度住进精神病院，他都提到了，据他所言，是因身体原因——而非他的主观选择——被强制性地终止写作。他说，电击疗法摧毁了他的神经系统，只要他一拿起笔，双腿就会肿胀，疼得受不了。著书已然不可行了，现在他不得不仰仗言论，将他的“讯息”传送到这个世界。那天晚上，他就全面展示了自己已彻底掌握了这种新媒介。先是在无上装酒吧，后来又说了一路，从百老汇大街走到晨曦高地，走了将近七十个街区，这家伙的言语快如闪电，喋喋不休，以一种无法比拟、我闻所未闻的长篇独白磨碎了我们的耳根。那是揭示前卫空想新预言的激昂演说，是偏执与才情的不间断的激情宣泄，从事实跳跃到隐喻、再跃入推测，如此跳跃的精神之旅飞速进行，无法预知，足以令旁听者呆若木鸡，张口结舌。他对我们说，他来纽约有重任在身。他的口袋里揣着一万五千美元，如果他对经济和资本主义体制的研究理论确凿无疑，就能用这些钱打垮美国政府。

实际上，一切都很简单。他父亲刚刚去世，留给博士一笔遗产，钱的数目参见上段。我们的朋友觉得，与其独自浪费，不如送出去。不是将整笔钱砸出去，也不是捐给某个慈善组织或个人，而是送给每个人，一次性送给整个世界。于是，他去了银行，兑现了支票，换成一大摞五十美元面额的现钞。这三百张印有尤里西斯·格兰特总统头像的钞票就是他的名片，他打算以此向共谋者自荐，启动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革命。毕竟，金钱是虚构的，只因众人选择赋予其价值，这些一文不值的纸才有了价值。体系靠信仰运作。不是真相或现实，而是集体信仰。但如果那信仰被破除，如果众人忽然开始怀疑那套体系，会发生什么事呢？从理论上说，体系将崩溃。简而言之，那就是博士此番实验的目的。他递给陌生人的五十美元纸钞不仅仅是礼物，更是为创造新世界而战所需的武器。他挥金如土是为了以身作则，证明人类可以清醒自我、打破金钱禁锢思想的魔咒。每散出一摞钱，他都会指教收钱的人尽其可能地花光，越快越好。花掉，送掉，促进流通，他会告诉一个又一个陌生人如此照做。一夜之间，连锁反应就将启动，你还没反应过来呢，那么多五十块钱横冲直撞，庞大的体系就免不了出乱子。一石可激千层浪，来自几千乃至几百万个地方的中子像小橡皮球似的在有限空间里弹跳撞动。一旦它们积聚起足够的速度和动力，就会产生子弹般的能量，围墙就将分崩倒塌。

他到底信到什么程度，我说不上来。他可能精神错乱过，而像他这样高智商的人但凡听到一个蠢主意就理应明白那有多蠢。但他从没当众说过那是愚蠢的，我想，在内心深处，其实他很明白那是多么疯癫的胡言乱语。显然，那没法阻止他抓紧每一个机会倾诉他的宏伟计划，享受个中乐趣，与其说那是真正的政治行动，倒更像是一种疯癫的表演。H.L.休姆不是精神分裂，不是那种听从火星指挥中心命令的疯子。他是个饱受创伤、油尽灯枯的作家，搁浅在自己的知觉层，但他没有放弃，不想和生活斩断联系，故而一手打造了这出鼓舞自己士气的小闹剧。钱再次给了观众，只要人们还在看他，他就灵感大发，躁狂难耐，成为一支单人乐队。他像个小丑趾高气扬地大踏步，侧手翻，跳火圈，亲自演出人肉大炮，就我所能汇集到的一切信息来看，他热爱这场表演的每分每秒。

那天晚上，当他和我、我的朋友们沿着百老汇大街一路前行时，他推出了一场精彩表演。在瀑布般的言语、放声大笑和一阵阵宇宙音乐般的间歇之间，他会突然转身，面向陌生路人说话，话没说完又把一张五十美元塞进别人手里，催促人家赶紧花，好像没有明天了。那晚的街上喧闹一片。博士占尽风光，是引发骚动的风笛手。不被他吸引是不可能的，我必须承认，我觉得他的表演很有娱乐性。后来，我们的长途散步几近尾声，就在我准备回家时却犯了个大错。那时大概至少半夜一两点了。从我右手边传来博士的喃喃自语：“你们谁那儿有地方给我睡一下？”因为他听来那么酷，那么若无其事，仿佛深深超然于这个世界的俗事，我连想都没想就答道：“行啊。你可以睡我的沙发，只要你愿意就成。”无须多说，他接受了我的邀请。也无须再说，我根本不知道把自己卷进了什么状况。

倒不是说我不喜欢他，或我们相处得不好。事实上，头两天堪称万事无忧。博士把自个儿埋在沙发里，几乎很少动弹，甚至难得下地。除了间或去次洗手间，他什么也不做，只是坐着，吃比萨，抽大麻，说话。我买比萨回来（用他的钱），跟他说了五六次我对迷幻药不感兴趣，他才终于领会精神，不再递给我。言语是不停的，和第一晚的主旨一致，不过是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再加些之前没有的即兴片段，现在他的辩词更充沛了，更有血有肉，也更专注了。他一张嘴就是几小时，中间绝无停顿。即便我站起身、离开屋子，他也照样说，将奇思妙想灌输给墙壁、天花板和电灯，几乎没注意到我已经不在场了。

如果地方再大些，后来的问题也不会出现。我的公寓只有两间屋加一个厨房，因为卧室小到除了床再也放不下别的，写字台就被安在了起居室，同样也是沙发所在地。博士昼夜不休地占据沙发，我也就毫无可能再工作。春季学期就快结束了，我有一堆学期论文要交，否则完不成课程学分，毕不了业。但头两天我根本懒得去写，我认为总能挤出时间来，不必惊慌。博士很快就会走，只要我的书桌回到手边，我立刻就能伏案写作。可到了第三天早上，我才意识到这位房客没有要走的意思。他不是故意赖着不走，而是压根儿没想过要走。我该怎么办？我狠不下心赶他走。对他，我已经深感遗憾了，实在没勇气落井下石。

接下去的几天真的很难熬。我尽量去磨合，想尽办法，期望一些小改变能有所改善。到最后，办法总算有了——我不知道算不算好办法——我让博士住进卧室，自己接管了起居室，可三四天后，灾难临头了。那是我印象中最美好的一个周日，而事情的发生怨不得别人，只能怪我自己。有个朋友打来电话，约我出去打篮球，我想，与其把博士独自留在公寓，不如带他一起去。很顺利。我在篮球场上，他坐在球场边，听着无线电，时不时和我或我的朋友啰唆几句，对象是谁完全取决于谁在视听范围内。那天晚上回家的路上，有人认出了我们。那人对我说：“啊哈！原来他藏身在你这儿。”我从来就不喜欢那人，我告诉他别和别人说博士住我那儿，但也知道说了也白说。果不其然，公寓的门铃从第二天一清早就嗡嗡响个没完。神秘消失一周后，校园明星终于现身啦，H.L.休姆又能和他的追随者促膝谈心，岂一个乐字了得。整整一天，十九岁、二十岁的大学生踏破了我家门槛，坐在地板上，聆听博士传授另类智慧。他是哲理之王，形而上学的帕夏，波希米亚神人，能火眼金睛看透他们的教授在课堂上说的谎言，他们当然听不够他口吐莲花。

我气坏了。我的公寓成了二十四小时无休的会客室，哪怕我很想让博士负全责，心里却很清楚不该归咎于他。众僧徒听从心音而来，无需邀请或预约，只要一群人聚在一起，我就无法叫他让他们走，就像我无法不让太阳光芒万丈。他活着就是为了说话。这是他抵抗被世界湮没、被全然遗忘的最后一道阵线，现在这些孩子都来看他，因为他们坐在他脚边，渴望听尽他的金玉良言，他就能暂时蛊惑自己去相信：尚未失去一切。对此我没有意见。他尽可以一路说到下个世纪，但我在乎的是，我不想让他在我的公寓里说个没完。

同情和厌恶共同折磨着我，结果，我像个懦夫一样做了个折中决定。偶尔也有风平浪静的间歇，趁公寓里没有一个不速之客的时候，我告诉博士，他可以待下去，而我可以走。我还有一大堆作业要完成，我向他解释，我可不愿在他找到下一个住址前就把他扔到街头，因而宁愿到我母亲在纽瓦克的公寓去写论文。一星期后我就会回来，而那时，我希望看到他已经走了。我一五一十说如何打算时，博士听得很仔细。等我说完，我问他是不是听懂了。“都懂，朋友。”他用最沉稳的语气、活像最沙哑的爵士歌手的嗓音说。“很好。”事情就是这样了。我们接着又聊了些别的，那晚的谈话中，他提到很多年前在巴黎，他还很年轻，偶尔会和特里斯唐·查拉[12]下几盘国际象棋。有关他的具体事实，我记得不多，这是其中之一。白云苍狗，我从H.L.休姆口中听到的话几乎全都消散了。我还记得他的声音，但他说了些什么几乎都记不清了。那些口舌马拉松，那些被迫向真理腹地的挺进，那些听他拆解计谋、诠释大业、揭秘无数不为人知的交往时光——全都已模糊一片。现在留存在我脑海中的只剩嗡嗡作响、无法理解的虚无一团。

第二天早上，我打包准备上路时，他要给我些钱。我不要，可他坚持要给，从那一大卷钞票里剥下几张来，活像赛马场的赌徒，他要我收下，说我是听话的好孩子，说我们不得不“分享财富”，到头来我还是屈服了，收下了三百美元。那时我的感觉就很糟糕，至今仍觉得难受。我总想置身事外，不让自己参与他那可悲的游戏，可当我的原则逼近底线，我却向诱惑低了头，眼看着贪婪征服了我的意愿。三百美元在一九六九年可是一大笔钱，事实就是，钱的魅惑比我的定力更强大。我把钞票揣进口袋，和博士握手道别，就赶忙跑出了公寓。等我一周后回来，这地方整洁得很，没有任何角落留有他的痕迹。博士走了，就像他答应的那样。

之后，我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大约一年以后，我坐在4路巴士上往城北去。刚拐上一一零大街，我就隔着窗玻璃看到了他——他站在第五大街和中央公园北侧外沿相交的路口。他的样子很落魄。衣服皱巴巴的，他看起来很脏，双眼透着以前没有的迷茫、空洞的神情。他到底还是沉沦于毒品了，我在心里说。接着，巴士往前开，我看不到他了。其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一直希望能再见到他，但没有。二十五年就这么过去了，大约就在五六个月前，我翻开《纽约时报》，突然在讣告版看到他的名字，那篇小文章说他去世了。

一点一点的，我学会了如何即兴创作，把自己调教成能应付各种打击的能手。在哥大的最后两年里，任何奇怪的约稿、撰稿机会我都不放过，慢慢培养出一种对粗劣文学的鉴赏力，那让我撑到了三十岁，也最终导致了我一败涂地。我想，这其中自有一番浪漫，需要肯定自己保持圈外人的身份，证明我不必屈从于任何人对幸福生活的定义也能走我自己的路。如果我能握紧枪杆，拒绝妥协，甚至只有如此，我的人生才会美好。艺术是神圣的，追随艺术女神的呼唤意味着：要你牺牲什么，你就愿意牺牲，哪怕结局是苦涩的，也得坚持你目标的纯粹性。

懂法语帮了我不少忙。它算不上什么高超技艺，但我的法语水平足以让我找些翻译活儿来糊口。比方说，艺术写作，还有法国大使馆那些乏味之极又啰里啰唆、长达一百多页的职员重组文件。有一年春天，我还给一个高中女孩当家教，每周六上午搭车到城市的另一头，给她讲诗歌。还有一次被朋友抓差（无偿），和让·热内站在户外讲台上，将他声援黑豹党的演说翻成英语。热内的耳朵后插了一朵花，就那么走来走去，在哥大期间，他几乎一直笑眯眯的。纽约似乎让他挺开心的，那天他也怡然自得地接受着众人的关注。那之后不久，有天晚上，我在百老汇大街和第一一四街交界处的老牌学生酒吧“西区”偶遇某友。他告诉我，他刚进了一家色情读物出版公司工作，如果我想试试写本黄书，那么，每本小说能赚一千五百元。我巴不得挣这笔钱呢，可写了二三十页就没灵感了。我发现，那件事可以有许多描写方式，但我储备的同义词很快就耗光了。于是，我改写书评——为一家面向学生、内容东拼西凑的杂志写。自觉这种杂志也不会有大出息，我就用笔名发表那些东西，只为了让事情能好玩一点。奎恩，就是我给自己挑选的笔名，保罗·奎恩。至于稿酬，我记得是每篇二十五元。

一九六九年底的乐透彩公布，我刚好以297三个数字赢了一笔。瞎猫碰到死耗子，我的生计问题竟得以保全，困扰我数年之久的噩梦突然蒸发了。如此出人意料的仁慈该归功于谁呢？我得以逃脱难以计数的痛苦和麻烦，让生活又回到我的控制之下，释怀感实在难以言表。牢狱已不存在我的前景中。四面八方都辽阔无边，不管选择哪个方向，我都能自由自在地往前走。只要能轻装上阵，没什么再能阻拦我，能走多远我就想走多远。

后来，我到油轮上工作了好几个月，那纯属机缘巧合。没有海员从业证你就无法上船工作，而你不上船干活就永远得不到海员从业证。除非你认识什么人能帮你打破这种怪圈，否则想上船压根没门儿。为我打通关节的人是我母亲的第二任丈夫诺曼·希夫。我父母离婚大约一年后，母亲结了第二次婚，我和继父很快就打成一片，到一九七〇年已经快有五年的交情了。他是个相当优秀的男人，胸怀宽广而慷慨，自始至终都力挺我坚持理想，哪怕我的壮志那么模糊而不切实际。他于一九八二年过早去世（享年五十五岁）。那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悲伤的事之一，但回到当年，当我完成毕业论文、准备毕业离校时，他的身体还好得很。诺曼在法律界从业，大多数时候是劳工谈判律师，埃索公司海员工会也是他当时的客户，他是他们的法律顾问。所以，我才萌生出那个想法。我问他能不能在埃索油轮上给我谋个差事，他说他会去处理。没多费周折，他确实说到做到了。

为此，要填许多文件，要往新泽西州贝尔维尔的工会总部跑几趟，到曼哈顿体检，然后就开始等，直到进纽约港的某条船上冒出空缺职位，没人知道要等多久。等待的日子里，我到美国人口普查局接了份短工，为一九七〇年哈莱姆区的人口普查工作搜集数据。这份工的内容还包括在灯光晦暗的廉价公寓楼里爬上爬下走楼梯，敲响一户又一户家门，还要帮他们填好政府文件的复杂表格。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让我帮忙，还有不少人疑神疑鬼地看这个白人男性大学生在他们家门外的走廊里晃来晃去，不过，毕竟还有很多人将我迎进门——足以让我感觉自己不是纯粹在浪费时间。我干这份差事大约一个月，然后——远比我想象的要快——油轮来了消息。

那当口，我刚好坐在牙医诊所的椅子里，要拔一颗智齿。自打我的名字列入候选名单，每天早上我都和继父通一次话，简报行程，让他知道可以到哪里找到我。把电话直接打到牙医诊所的人正是我继父。时机巧合得太有喜剧色彩了。麻醉剂已经打进牙床，牙医刚举起钳子，准备朝我的龋齿发动进攻，就在那当口，接待员走进来说有电话找我。而且，十万火急。我从椅子里爬出来，围兜还系在脖子上，接下去就听到诺曼告诉我：你有三个小时收拾行李，赶去新泽西州伊丽莎白港的埃索·佛罗伦萨号报到。我口齿不清地向牙医道了歉，夺门而出。

那颗智齿在我嘴里又待了一星期。等它最终拔出来时，我已经在得克萨斯州的贝敦市了。

埃索·佛罗伦萨号是公司船队里最有年头的油轮之一，是遥远年代留下的无足轻重的遗物。你可以想象一下，一辆双门雪佛兰紧挨着一辆加长型豪华轿车，那能帮助你理解这艘油轮和当今新建的超级油轮的悬殊之处。我加盟的这条船在二战期间就服役了，在我踏上船身前，它已乘风破浪千万海里。船上的住宿条件能满足百人，可船上的活儿只需我们三十三人就能搞定。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能有单间——考虑到我们要共处多少时间，那可是极大的福利。干别的工作，晚上下班你可以回家，但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困在一条船上。抬头不见低头见，见来见去就是这些人。我们一起干活、一起生活、一起吃饭，要是没有真正的私人空间，这种一成不变的日子准保难以忍受。

我们往返于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装卸运输的全都是沿途各地炼油厂出品的航空燃料：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最初，我的工作是拖地和铺床，先是帮船员们干，再是帮官员们。用术语来说，这个职位叫作“公共事业部人员”，说白了就是全能打杂的，融合看门人、垃圾工和房间清理员的多重功能。我不能说自己是为了刷马桶、捡臭袜子的活儿而兴奋，但一旦上手了，这份工就简单得难以置信。不出一星期，我就改善了技能和流程，只需两个半小时就能把全天的任务干完。于是，我拥有了充足的自由时间，大部分时间我都独自待在房间里，读书，写作，干的都是以前一直在干的事儿，但更有成效，或许是因为没什么干扰，更能集中精神，事半功倍。从很多方面讲，那感觉几乎像是理想状态，堪称完美的生活。

一两个月后，这种享福的规律生活告终，我被“排挤”了。油轮在两个港口间难得航行多于五天，几乎每靠一岸就会有船员下去，再有人上来。给新来的船员分配的工作要依其资历而定。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惯例，但历来被严格执行，你为公司效力的时间越长，就越有资格要求做什么活儿。位于图腾柱底端的我毫无发言权。但凡有个老船员想要我的活儿，只需开口要，就一定是他的了。我的好运气坚持了这么久，可到了得克萨斯州某地却终于到头了。替代我的人叫艾尔默，迟钝如奶牛，是个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单身汉，他刚好是工龄最长、最有名的公共事业部员工。我用两小时干完的活儿，艾尔默得用六个小时。他是慢手里最慢的、自命不凡又沉默寡言的呆子，摇摇摆摆地走在纯然自我的世界里，完全被其他船员所漠视，而且，我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能吃的人。艾尔默可以把堆积如山的食物一扫而光，每顿饭都会要两份、三份，乃至四份加量。观赏他吃饭的妙处不仅在于看超级大胃口，更在于看他心满意足慢慢享受的过程：讲究乃至吹毛求疵，挑剔乃至一丝不苟，还带有强迫意味的规范礼仪。最精彩的是餐后的清洁步骤。只要艾尔默吃饱喝足了，就会在桌上摊开餐巾，用双手轻轻抚平那轻薄的嫩纸，极其缓慢地将其变成一方平展的白纸。接着开始叠，先以毫厘不差的精确性对半竖折，再娴熟地对半竖折，如此细致反复，直至纸巾被叠成八分之一大小。最后，方巾变成边缘齐整的细长方条，每一条边缘都刚好吻合重叠。至此，艾尔默才会小心翼翼地轻捏其边，将纸巾抬到与双唇持平的高度，再开始抹嘴。动作的关键全在于头部：缓慢地来回转运，持续约二三十秒钟。从头至尾，艾尔默的双手是静止的，稳稳固定在半空，只任他的大脑袋左转、右转、再左转；而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双眼从不会泄露哪怕一丝一毫的思绪或情绪。清洁双唇是一道固执而呆板的工序，是仪式化的净化行动。洁净近乎神圣，艾尔默曾这么对我说。你只需看他如何对待餐巾，就会理解他其实是在行使上帝的职责。

我之所以能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艾尔默的饮食习惯是因为我已被踢入伙食部。食堂勤务员的职位让我的工作时间骤升四倍，形形色色的事件充满了日常生活。现在，我的活儿包括供应船员的三餐（大约二十人）、手洗餐具、清扫食堂，还要为伙食管理员撰写菜单——他总是醉成一团，懒得管这事儿。我的休息时间很短暂——两餐之间顶多能挤出一两个小时，而且，尽管活儿比以前繁重许多，我的收入却缩水了。以前那份工，我有大把时间，尽可以在夜间拿出一两个钟头加加班，比如说，到锅炉房刷刷洗洗，磨光甲板上的锈迹，这类自愿报名的工作能将我的薪水袋撑得够满。不过，就算劣势如此多，我发现在食堂里干活还是比以前拖地板更有挑战性。可以说，那是在公共场所干活，除了要适应喧闹嘈杂的环境，我还必须密切关注他们的动态。到头来，这成了我最重要的任务：学会如何对付怨天怨地、心烦意乱的牢骚，如何躲开凌辱，以牙还牙。

抛开艾尔默不谈，整体来说，船员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够脏，够野。大部分人住在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除了少数奇卡诺人[13]、一两个黑人以及偶尔冒出来的外国怪佬，船上的中流砥柱是白人、红脖子乡下人、蓝领工人。船上盛行逗趣，到处都能听到滑稽故事、黄色笑话，还有关于枪和车的谈论，但种族歧视的暗火也深深潜伏在这帮人的内心，于是我得出结论：交友要格外谨慎。只需喝杯咖啡的工夫，你就会听到工友捍卫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那儿的人知道怎么对付黑鬼”），而那不会让你神清气爽，但如果我发现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和深肤色、说西班牙语的工友混在一起，这种种族论调就算有的放矢了。我是个纽约犹太人，还拥有大学文凭，绝对是那艘船上的罕见人种，像火星人。要想编造自己的来历当然易如反掌，但我没那兴趣。如果有人问我信什么教或从哪儿来，我就如实告之。如果他不喜欢，我认为那是他的问题。我没打算为了避免麻烦而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或假装自己是谁。事实上，整个在船上的期间，我只遇到一次棘手的交锋。有一个人，每当我走过，他都叫我萨米[14]。他好像觉得挺好玩的，但我看不出这个绰号有什么可乐的，我叫他别再那么叫。第二天，他又喊我萨米，我再告诉他别叫了。第三天他还这么叫，我明白了，好声好气是不够的。我一把抓住他的衬衫，把他狠狠甩上墙，极其镇定地对他说，他再敢这么叫，我就宰了他。说出这种话，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不是崇尚暴力的人，也从没如此威胁过任何人，但在那个瞬间，分明有个魔鬼操控了我的灵魂。走运的是，我打架的意愿看来足够强大，直接掐灭了正面交锋的火线。我的对手高高举起双手，做出和平相处的手势。“开个玩笑，”他说，“只是玩笑。”事情就这么了了。时间久了，我俩倒真的成了朋友。

我喜欢出海的感觉，四周空无一物，只有天空、日光以及浩瀚的空气。无论我们去哪里，海鸥都跟着我们，为了等待泔脚桶倒进海里而盘旋在我们头顶。一小时又一小时，它们耐心十足地在船的上方滑翔，几乎连翅膀都不动弹，可是，残羹剩饭从甲板上飞向空中的那一瞬间开始，它们都会狂暴地冲向泡沫，彼此叫唤，活像一群踢橄榄球的醉汉。坐在一艘大船的船尾，凝神俯瞰喧哗搅动着的白浪——能媲美观看海浪奇观的乐趣并不多。那有种催眠般的魔力，在风平浪静的好日子里看浪花会带给你强烈的幸福安宁之感。天气险恶也另有一番魅力。夏季渐渐消散，我们直奔深秋而去，严酷的天气更多了，狂风骤雨也来了，那种时候，油轮好像比孩子玩的纸船强不了多少，感觉极不安全。以前听说过，只需一个巨大的错浪油轮就会拦腰折断。最猛烈的一次，我记得是在九月末或十月初从哈特阿斯海岬启程后，我们在热带风暴中剧烈颠簸了足有十二乃至十五个小时。船长亲自通宵掌舵，第二天早上，最凶险的风浪已经过去，船员让我把船长的早餐端上去，可我端着盘子一踏上船桥就差点儿被大风刮下海。暴雨可能是停了，但风速依然惊人。

尽管如此，在埃索·佛罗伦萨号上的工作算不上惊心动魄的海上冒险。就本质而言，油轮就是一座漂游的工厂，不会把异国风情或虚张声势的惊险生涯送到我面前，但它教会了我界定自身：我就是产业链中的一个劳动力。此刻，我是百万劳工中的一员，和身边的无数昆虫一样，也是蝇营狗苟的小虫，而我担负的每一项重任都是伟大的美国资本主义剥削企业的一部分。石油是财富的重要来源，是让赚钱机器运转的燃料，我很高兴曾在那样的地方干活，庆幸自己钻进了这只野兽的肚子里。我们装货、卸货时去的精炼油厂全都有地狱般的庞大构造，嘶嘶作响的导管和喷火的高塔组成迷宫般的网络，夜间行走其间，会让你感到活在自己最恐怖的噩梦中。尤其是，我永远忘不了那些鱼，成百上千、色彩斑斓的死鱼漂浮在炼油厂码头附近散发恶臭、浸满油污的水里。那是标准的欢迎仪式，每次拖船拉着我们进入一个新码头，迎候我们的必定是这番景象。那种丑陋是如此普遍，与赚钱的买卖、盈利者由此获得的权力之间联系如此紧密——甚至到了摧毁地容地貌、把自然界由里到外翻转颠倒的地步——甚至让我逐渐萌生出勉强的敬意。降到最底层去看吧，我对自己说，这才是世界的真相。不管你会怎样想，这种丑陋才是真相。

无论停靠何处，我都给自己立下规矩，走下油轮，在岸上待一会儿。之前我从没到过梅森—狄克逊线[15]以南的地区，而那些脚踏实地的短途小旅行带我去到一些地方，我所遇到的种种甚至远不如我在巴黎和都柏林所遇到的那么熟悉，那么容易理解。南方是完全不同的国度，和我在北方所熟悉的美国相比，这里的美国仿佛是独立的宇宙。大多数时间里，我和一两个船员一起溜达，他们去熟悉的地方，我也跟着走。如果说得克萨斯的贝敦留下的印象格外鲜明，那是因为我们在那里逗留的时间最长。我觉得那儿是个摇摇欲坠、让人伤心的小地方。昔日沿着主街排开的优雅的电影院，如今已变成浸信会教堂；曾经张贴好莱坞最新电影海报的地方，如今醒目地写着《圣经》里措辞严厉的引言。最后，我们通常会去藏在破败街区后巷里的水手酒吧里喝几杯。那些酒吧都如出一辙：藏污纳垢，人渣出没；只管灌酒下肚的昏黑小屋，只有醉酒者的阴湿幽寒的角落。酒吧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不加修饰。墙上没有一幅画，也没有一个老板热心招呼。几乎都有一张比木板好不了多少的六袋台球桌，一台内膛塞满西部乡村歌谣的点唱机，还有一张饮料单，上面只有一项可选：啤酒。

有一次，油轮停在休斯敦的干船坞检修一些小毛病，我和一个叫弗雷迪的丹麦加油工在贫民窟酒吧消磨了一下午。弗雷迪很野，一味嘲笑鸡毛蒜皮的挑衅，说英语时口音太重，我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懂。在炙热的得克萨斯阳光下沿路走时，我们遇到一对酒鬼。刚刚日上三竿，这一男一女却已醺醺然沉入物我两忘的酩酊境界，那必定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日常习惯，必定从黎明破晓就奔赴酒池了。他俩摇摇晃晃地走在人行道上，互相搂抱着，两个脑袋懒洋洋地靠在一起，一会儿往这儿摇，一会儿往那儿摆，膝盖软绵绵的，可俩人还剩足够的气力来一场污言秽语的舌战。听着他们的言语，我断定他们沉迷于此已有多年，只是为了下一杯到哪里喝而争来吵去的笨蛋，永远冲对方重复那么几句话，永远在那么几首老歌、几支老舞中翻来覆去。结果，他们最终进了我和弗雷迪选中打发下午的那间酒吧，又因为他们坐在我十英尺之内，近水楼台，我得以观赏这出小剧。

男人俯身向前，冲着桌子对面的女人大喊。“达琳，”他有气无力、糊里糊涂地说，“再给我拿瓶啤酒。”

达琳那时刚好打了个盹，花了好半天才睁开眼睛，对焦在男人身上。又过了很久，她终于应道：“什么？”

“给我酒，”男人重复道，“赶紧啊。”

现在，达琳醒了，可爱而粗鲁的神情突然照亮了她的脸。她显然没心情被人使来唤去。“自己去拿，查理，”她疾声说道，“我可不是你的奴隶，你知道吧。”

“妈的，死女人，”查理说，“你是我老婆，是不是？我娶你到底为了啥？给我拿该死的酒来！”

达琳假模假式地大声长叹。你能猜到她要干点什么了，可她的意图尚不分明。“好吧，亲爱的，”她说着，换成恭顺温柔、皮笑肉不笑的太太嗓音，“我去给你拿。”然后站起身，脚步不稳地走向吧台。

查理露齿而笑，坐在原地，心满意足地享受当男人的小胜利。他是当家的，没错吧，没人敢说个不字。要是你想知道他们家谁穿裤子，问他就行。

过了一分钟，达琳拿了一瓶百威回来了。“给你酒，查理。”说完，手腕突然一转，将瓶中物倒在她丈夫的脑袋上。他的头发、眉毛上都是啤酒沫，琥珀色的啤酒顺着他的脸庞流下来。查理一个猛子朝她扑去，可他醉得太厉害了，瞄不准。达琳一甩头，爆出一阵大笑。“查理，喜欢你的啤酒不？你他妈的啤酒怎么样？”

在我于那些酒吧目睹的场景中，没有哪一场比得上这出查理受洗的凄凉喜剧。但要说古怪，我会把怪中之怪的头衔颁给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超级玛丽”。那是一家为迎合码头工人和水手的奇思妙想而开设的大型卖场，灯光亮堂，经营了许多年。其特色包括六张六袋桌球台，桃花心木长吧台，高得离谱的天花板，以及半裸艳舞舞女为主的现场歌舞表演。这些姑娘奠定了“超级玛丽”有别于同类场所的经营特色，你一眼就能明白，雇用她们并非因为其美貌，也不因为其舞技。唯一的标准在于尺码。“超级玛丽”告诉大家，越大越好，你的尺码越大，薪水也就越多。而视觉效果挺闹心。那就是一场怪诞肉体秀，白色鲸脂列队弹跳，四个姑娘同台献技，就在吧台后面的小舞台上舞动，堪比《白鲸》主角的竞选赛。每个姑娘都像一块独立的大陆，一大块颤动的猪油，从细带比基尼里汹涌而出，一组又一组舞女轮番上台，不间断地辣你的眼睛。我不记得怎么会去那儿的，但分明记得那晚和我同行的是船上较斯文的两个人（来自得克萨斯的家居男马丁内斯，来自巴吞鲁日的十七岁男孩汤尼），他们和我一样惶惑而狼狈。我仍清楚地记得他俩坐在我对面，嘴巴张得大大的，尽其全力别尴尬得笑出来。到了某个节骨眼上，“超级玛丽”真身露面，她走过来，坐在我们桌旁。这个如飞艇般壮观的女人穿着橘黄色短裤装，每根手指上都套着一只戒指，她想知道我们玩得开不开心。我们让她相信我们很开心，她就朝吧台那儿的一个女孩招手，“芭芭拉，”她扯开一天三包烟铸成的大嗓门招摇地喊了一声：“挪挪你的肥屁股，到这儿来！”芭芭拉来了，乐呵呵地满脸堆笑，当“超级玛丽”戳戳她的大肚腩、捏捏屁股垂下的肉墩儿时，芭芭拉就大笑一通。“一开始她骨瘦如柴，”玛丽解释说，“可我已经把她喂肥了。是不是呀，芭芭拉？”说着，她咯咯咯放声大笑，像个发疯的科学家刚刚完成一项了不起的实验，而芭芭拉显然是再赞同不过了。听她们聊天时，我突然有了一个荒唐的念头：全都弄错了，我不是在出海，而是半路逃跑，进了马戏团。

还有个朋友叫杰弗里，二厨（又名：早餐大厨），他是路易斯安那州博格拉萨人。我们碰巧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除了乳臭未干的汤尼，我俩就是船员里最年轻的。都是第一次出海，都在食堂干活，因而混得很熟。杰弗里是那种生活赢家——欢快，英俊，喜欢找乐子，是招女孩喜欢的好男人，还特别偏爱俗艳的衣服——但也非常实际，野心勃勃，能脚踏实地按计划行事，他很有心地利用船上工作的机会学习厨艺。他不想靠在油轮上干活为生，也不想成为经验丰富的老水手。他的梦想是在高级餐馆里当主厨，最好能自己开一家。我一点不怀疑，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他现在肯定在干这行。杰弗里和我相差很大，但我们相处甚笃。油轮靠岸时我们一起上岸走走，这很正常，但杰弗里是黑人，又因为他这辈子都是在南方过的，所以他知道我和别的白人船员去的地方对他而言是禁忌之地。我们第一次打算出去消遣时，他就把话挑明了。“要是你想让我跟你走，”他说，“你就必须去我能去的地方。”我想说服他，他喜欢去哪里就可以去，可杰弗里根本听不进去。“在北方或许可以，在这儿，那可大不一样。”我就没有再坚持。于是，我和杰弗里出去喝酒总是在黑人酒吧，而非白人酒吧。除了主客的肤色不同，酒吧的氛围倒是毫无二致。

有天晚上在休斯敦，杰弗里说动我跟他去夜总会跳舞。我从没跳过舞，也从没去过夜总会，可是，去一个不是低级酒馆的地方消磨几小时的念头打动了我，我决意抓住机会。所谓的夜总会，其实是个彩灯斑斓的迪斯科舞厅，几百号年轻人济济一堂，算是城里最火爆的黑人夜店。舞台上有个现场乐队，频闪的迷幻灯光在墙上反射跳跃，吧台里供应烈酒。每样东西都随着性、混乱和震耳欲聋的音乐在震荡。这就是周六夜晚的狂欢，典型的得克萨斯风味。

杰弗里盛装出行，游荡在吧台边的美女如云，他在四分钟内就和一个美女聊上了，又过了四分钟，他们就下了舞池，在舞动的人海中没了踪影。我在桌边坐下，呷几口酒，成为这栋楼里唯一的白人。没人上来找我麻烦，但我感受得到一些人投来的怪异眼光，在那种能把人穿透的眼神中喝完波旁威士忌后，我明白自己最好闪人。我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就到外面的停车坪去等。几分钟后，司机一露面就开始骂。“该死的，”他说，“真他妈的该死，要是我知道你是在这里叫车，我才不会来呢。”“干吗不？”我问他。“这儿是休斯敦最他妈烂的地方，”他说，“上个月就有六起杀人案。每个周末啊，要命的，都有人被枪击。”

我在油轮上的最后几个月可谓度日如年。一旦漂在大海上，时间就会以迥然的方式流逝，鉴于这一切对我而言是全新的体验，又考虑到我因此而时刻保持警惕，因此，我得费一番工夫才能把这些啧啧称奇的体验和记忆塞进我那相对狭小的生活片段里。就算是现在，我也没有完全明白自己当初出海打工是想证明什么。我猜想，那是为了打破自己的四平八稳。或者，只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看自己能不能在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撑下来，非常简单。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自己没有失败。我不能说自己在那几个月里功德圆满地完成了什么，但我能确定我没有失败。

在查尔斯顿，我收到了离职通知。公司提供回家的飞机票钱，但你可以把钱省下来，另作打算。我选择把钱放进腰包。搭送牛奶的火车回家需要二十四小时，我和一个纽约州的船员一起坐火车回家。他叫胡安·卡斯蒂罗，五十上下，矮壮而粗笨，大脑袋，还有像用皮肤和十九只土豆做的土豆泥拼凑起来的大脸盘。他刚下油轮，退休了，为了感激他二十五年来的效力，埃索公司奖赏他一块金表。我说不清他在漫漫归途中到底多少次从口袋里掏出金表端详，但每一次，他都会把头摇上几秒，再爆出一阵笑声。检票员时不时在车厢过道里走一遭，有一回，他停下来和我们说话。我记得，他穿着制服的样子很整洁，是个老派的黑人绅士。他是以傲慢的、甚至有点屈尊降格的姿态开启这段对话的：“你们俩是北上去炼钢厂找活儿的吧？”

我们，胡安和我，准是让人好奇的一对儿。我只记得我当时穿了一件破旧的皮夹克，除此之外就不晓得自己在外人眼里是何等尊容了。检票员的提问是我可循的唯一线索。胡安为船员们拍了合影，打算放在家庭相册里，我记得自己站在甲板上，在他摁快门的时候看着镜头。他答应给我寄一张照片，但他没寄。

我动过再去埃索油轮干活的念头，但到底还是放弃了。工资仍以邮汇的方式寄给我（在船上两天，我就能在陆地上拿一天的钱），银行户头开始生机勃勃，大有起色。之前的几个月里，我慢慢得出一个结论：下一站应该是出国，在国外住一阵子。如果需要坐船，我也很愿意，但我想知道有没有存够钱。油轮上挣到的三四千美元作为启动资金似乎很充足，我突然改了主意，决定不去商船上继续打工，而是开始谋划去巴黎。

法国是个合情合理的选择，但我不觉得自己去那里有任何符合逻辑的动机。我是会说法语，是翻译过法国诗歌，我认识也关心在法国生活的一些人——这些因素显然催化了我的决定，但并非决定性要素。我想，促使我想去的是三年前在巴黎所见所闻的回忆。我仍然忘不了，那次行程被拦腰截断是因为我以为马上就会回去，此后我四处行走时始终有种感觉，仿佛那里还有未完成的事业，我还没有满足。那时候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埋头写作。早先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又回来了，我已重获内省的灵性，因而自觉处在最佳状态，可以去完成夙愿。我没打算正式移居国外。放弃美国不在我的计划之内，也从没想过不再回来。我只是需要一点点呼吸的空间、一个探明究竟的机会，一劳永逸地去搞清楚，我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我。

回顾在纽约的最后几周，跃入我脑海的最生动一幕是告别乔·瑞利。无家可归的乔总在我西一零七街的公寓大厅里闲荡。九层楼的公寓已露颓败之势，和上西区的大多数地方一样，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杂居于此。将近二十五年过去了，可我无须费神去想就能记起几个来：波多黎各邮差，中国侍者，还有养拉萨阿普索犬、肥胖的金发歌剧歌唱家。更不用说那位成天披着黑色裘皮大衣的黑人同性恋时装设计师，以及争吵不断的木箫演奏家——他们通宵达旦的恶言相骂能穿透墙壁，毒害我的夜晚。在这栋灰砖大楼的底层，有一套公寓被一分为二，两边各住一名坐轮椅的男人。其一在百老汇大街和一一零街相交的书报亭工作，另一位则是退休的拉比。这个拉比着实迷人，一把山羊胡留得尖细，好像艺术家，还总戴一顶黑色贝雷帽，俏皮而儒雅地歪戴着，好不风流。常日里，他会把轮椅摇出自己房间，在大厅里消磨一点时间，和大楼管理员阿瑟闲聊，要不就是和进出电梯的形形色色的房客攀谈几句。有一次进楼时，我隔着门玻璃看到他待在惯常的地方，和一个裹着黑色长大衣的游民在说话。这情景让我一愣，因为二者的组合颇为古怪，但从游民的站姿、拉比仰头的姿态一望便知，他俩是老熟人了。这个游民是货真价实的破落户，是脸上带疤、衣着污垢的标准酒鬼，半秃的脑袋上割斑点点，这失魂落魄的堕落废人似乎刚从暴雨水沟里爬出来。接着，我推门而入，迈进大厅，听到他在说话。伴着激烈的、舞台剧式的肢体动作——左臂一挥，右手一根手指猛然抬起，指向天空——他猛然冒出一句话，那串语词是如此出人意料，几近不可能，以至于我先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此番偶遇岂会转瞬即逝！”华丽辞藻的每一个音节从他舌尖如落玉盘，如此陶醉，招摇炫技，高调夸张，听来恍如蹩脚的悲剧演员在念维多利亚时代情节剧中的一行台词。那绝对是W.C.菲尔兹[16]——但要降低几个八度音，压着嗓门，严控意欲制造的效果。菲尔兹和拉尔夫·理查森[17]的混合体，或许，再添些酒吧里夸夸其谈的腔调。不管你想如何界定，反正我从没听过那种嗓音制造的声效。

当我走过去和拉比打招呼时，他把我介绍给他这位朋友，我才得知那个离奇绅士的大名，他就是乔·瑞利，独一无二、无人能比的失败之王。

后来，拉比帮我补全了他的故事，据他说，乔的人生始于纽约富庶之家，原是个受宠的大少爷，最风光的时候在麦迪逊大街拥有一家画廊。拉比就是那时候认识他的——那是乔的人生还未分崩离析的旧日时光。拉比那时已退下布道坛，经营着一家音乐出版公司。乔的同性爱人是个作曲家，拉比碰巧要出版他的作品，自然而然就结识了乔。后来，他的爱人意外离世。拉比说，乔一直都有酗酒倾向，但那以后可谓一心一意想把自己喝死，生活从此陷落。他失去了画廊；家人不理睬他；朋友们纷纷走开。渐渐地，他沦落到贫民窟，世界上最低级最底层的黑洞，拉比认为他再也没法翻身了。就他所见而言，乔是不可救药的。

那以后，不管乔何时过来，我都会从口袋里掏几个钱给他。每次见到他都让我感动，因为他从不允许面具跌落。他毫不费力地用狄更斯时代的那种文绉绉的语言高声道谢，还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条件允许，他必速速还清。“年轻人，您的慷慨施舍令我感激不尽，”他会这么说，“当真是感激不尽。当然了，这只是一笔借贷，您无须为偿还问题烦恼。您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最近我的处境有点困窘，但您的慷慨将助我一臂之力，请期待我日后东山再起。”这里所说的慷慨捐助，其实只是少得可怜的几个钱——今天四毛，明天两毛五，反正是我身边碰巧有的零钱——但乔始终热情昂扬，从未显露出他清楚自己是多么卑贱的小人物。他穿着马戏团小丑装似的破布烂衫，不洗澡的身体散发出酸臭恶气，却固执地坚守精于世道的姿态，仿佛只是一个暂时背运的风流公子。那么自然地融入他言行的倨傲和自欺既有喜剧效果，又令人心碎，每次给他钱、再走一遍这样的感谢仪式，都让我意难平。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该尊敬他还是该无限怜悯他。“让我瞧瞧，年轻人，”他继续说，端详着我在他掌心刚刚放下的那几个钱，“我有，让我数数，我手里有……唔……五毛五。连同上次您给我的八毛，再加上……嗯……上上次给我的四毛钱，看来我欠您一大笔钱啦，唔，我算一下，真是一大笔……一美元十五美分。”这就是乔的算法。他只是信口说个数字，希望那听来不错。“没问题，乔，”我应声说，“一美元十五美分。你下次给我好了。”

我从埃索油轮返回纽约时，他好像正在勉强挣扎，似乎基石尽失，心无所傍。我看到他的瘀伤更多了，以前的派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灵魂的重负，乃至某种绝望的含泪哀鸣。有天下午，他想起前一天晚上在窄巷里被人群殴的场景，终于在我面前崩溃了。“他们偷了我的书，”他说，“您能想象吗？那些畜生偷走了我的书！”还有一次，外面暴风雪正强，我走出九层楼的公寓，正打算坐电梯下大厅，却发现他孤零零地坐在楼梯上，双手抱着头。

“乔，”我说，“你还好吧？”

他抬起头，眼中充满悲伤、凄凉和挫败感。“不，年轻人，”他说，“我不好，一丁点儿也不好。”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我问，“你看来很糟，糟透了。”

“是的，”他说，“既然你这么说，倒真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帮到我。”说到这儿，他突然伸出胳膊，抓住了我的手。接着，直直地盯住我的眼睛，他鼓起勇气，用激动得颤抖的嗓音说道：“你可以带我去你的公寓，躺在床上，让我和你做爱。”

这个直截了当的请求让我震惊得无以复加。我想到的无非是喝杯咖啡或热汤之类的事。“这事儿我办不到，”我说，“我喜欢女人，乔，不喜欢男人。对不起，但我真的没法做那种事。”

他的下一句话，在我看来，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好、也最一针见血的表态。一秒都没耽误，也没有哪怕一丝失望和遗憾，他一耸肩就消解了我的回答，并用轻快得像铃铛的嗓音说道：“好吧，是你问我的——我就告诉你了。”

一九七一年二月中旬我就要启程去巴黎了。楼梯上相见之后，我有好几个星期没见到乔。但在启程前的几天，我在百老汇大街撞见了他。他看起来好多了，全无先前失魂落魄的神情。我告诉他我要动身去巴黎了，他突然又开始口若悬河，恰似以前那个热情洋溢的他。“您说到了巴黎，这可真是怪透了，”他说，“说真的，这可是时机最巧的巧合啊。两三天前，我走在第五大街上，谁知刚好遇见我的老朋友安东尼，库纳德游轮公司的总裁。他说，是乔啊，你看起来不太好哦。我就说，是不太好，安东尼，一点儿没错，最近时运不济。于是，安东尼说他想为我做点什么，帮一把手，也就是说，扶助我走回正轨。就在第五大街，他当即提议让我搭他的游轮去巴黎，再把我安置在乔治五世大酒店。当然，所有费用都由他承担，外加一整套时髦行头。他说我待在那儿尽可以随心所欲，爱待多久就待多久。两星期、两个月，甚至两年也没问题。如果我想去——我认为我会去的——这个月底前就能出发。也就是说，年轻人啊，我们会同时抵达巴黎。前景喜人，不是吗？期待您能在那里和我见面。我们可以一起喝茶、吃饭。您只需在酒店里给我留个条儿就成，就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朋友啊，我们接下去就会在那儿碰头啦。在巴黎，在香榭丽舍。”说完，他和我道别，和我握手，并祝我一路顺风，旅途愉快。

我再也没见过乔·瑞利。甚至在我们那天告别之前，我已经知道那将是最后一次和他说话，几分钟后，当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他似乎已经变成了鬼魂。旅居巴黎的那些年里，每次走到香榭丽舍我都会想到他。甚至现在，每次回到那里也照样如此。

我的积蓄不像预料中那么经用。我在抵达巴黎的一周内找到了一套公寓，交掉中介佣金、房屋押金、煤电费、首月房租、终月房租和国家法定保险费之后，就没剩多少钱了。因此，从一开始我就不得不为了生存忙碌。住在巴黎的三年半里，我干过许多工作，从一份兼差跳到另一份，纯粹自由职业，直到累得脸色发青为止。我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寻找工作的路上。有了一份工，又开始琢磨怎样能多找几份。即便是情况最好的时候，我的积蓄也不足以让我有安全感，不过，虽然有一两次千钧一发的险情，我还是设法避免了灭顶之灾。就像他们说的，那是手停口停的生活。那时，我保持规律的写作，尽管大多数篇章都被弃之不用（大多是随笔），但还有一大部分被保留下来（大多是诗歌和翻译）。无论好坏，等我一九七四年七月返回纽约时，我已无法想象没有写作的人生。

我揽到的大多数兼差都是通过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介绍的。旅居国外严重限制了你能获取的机遇，除非你认识什么人愿意帮你，否则简直无法开始。且不说你敲不开那些门，就连门在哪里你都不知道。我很幸运能有几个盟友，好几次都帮我清除了障碍。比方说诗人雅克·杜宾，我翻译他的诗歌多年，后来他还成了马格画廊的出版部主任，那是欧洲顶级画廊之一。那里展出米罗、贾科梅蒂、夏加尔、考尔德等许多一流艺术家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经雅克介绍，我帮他们翻译了一些艺术书籍和展品目录，到巴黎的第二年，当我的存款几乎见底时，他又给我一房间住——免费，帮我脱离了窘境。这些善举是至关重要的，我无法想象要是没有这些帮助该怎么活。

我一度曾被介绍到《纽约时报》巴黎分社。我记不得谁引荐了我，但有位名叫约赛特·拉扎尔的编辑一有机会就把翻译部分交给我做：周日版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的文章，萨特和福柯的时评文章，诸如此类。有一年夏天，我又到了捉襟见肘的窘境，她连哄带骗地给我谋了个闲差，在时报办公室当夜班总机接线生。电话不经常响，大多数时候我都坐在桌边，埋头写诗或读书。但有天晚上，某个驻扎在欧洲某处的记者心急火燎地打来电话。“西尼亚夫斯基[18]叛国了，”她说，“我该怎么做？”我根本不知道她该怎么做，但由于那个钟点没有一个编辑在办公室，我想我必须对她说点什么。“跟进这条新闻，”我说，“该去哪儿你就去哪儿，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上天入地都要盯牢。”她千恩万谢一通，挂了电话。

有些工作开始时是一回事，到最后却成了另一回事儿，活像一锅怎么炖也不入味儿的菜，可你忍不住要手忙脚乱地多搅一点调料下去，看看味道会不会好些。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我涉足巴黎的北越反抗组织的小小历险记，那一切纯粹由一通不知情的电话而起，是玛丽·麦卡锡打给我朋友安德烈·杜·布歇的。她问他是不是认识什么人能把法语诗翻成英语诗，他便把我的名字给了她，她就打了电话，邀请我去她府上商议工作。那是一九七三年初，越战仍处在拉锯状态。多年来，玛丽·麦卡锡写了许多关于这场战争的文章，大多数我都读过，我认为她的文章是同时期这一主题的报刊文章中最好的。因工作关系，她和许多越南人有交往，北越和南越的都有。其中有一人是文学教授，编了一本越南诗选，她主动提出可以帮忙安排在美国出版英文版。诗歌都已被翻译成了法语，原计划就是根据法语译本翻成英语。所以我的名字才会被提出来，她才会想要和我谈谈。

在私生活中，玛丽·麦卡锡就是韦斯特夫人。她的丈夫是个富有的美国商人，他们在巴黎的寓所宽敞舒适，装潢考究，处处可见艺术品、古玩和豪华家具。午餐是由穿着黑白制服的女仆服侍的。一只瓷铃放在桌上，就在我这位女主人的右手边，每次她拿起它来轻轻一摇，女仆就会返回餐厅，接获最新指示。玛丽·麦卡锡掌控这些家政礼仪时有一种令人难忘的法国贵妇气质，不过，事实证明她和我期待中的一模一样：机敏，友好，谦逊。那天下午，我们谈到了很多事情，几小时过去，当我离开她的寓所时，已经抱着沉甸甸的六七本越南诗集了。我要做的第一步是熟悉这些诗歌。之后，教授会和我面谈一次，再着手翻译他的选集。

读着这些诗，我很享受，尤其是那本越南民族史诗《传翘》[19]。现在记不清细节了，但我还记得对越南古诗结构产生了浓厚兴趣，因为在西方诗歌中找不到与其对应的形式。我很高兴能得到这份工作，因为不仅能得到不错的报酬，说不定还能额外学到一些新东西。可是，那顿午餐后一周左右，玛丽·麦卡锡打来电话，说那边出了点紧急状况，她的教授朋友已经回河内了。她不确定他什么时候回巴黎，但就眼下而言，出版事宜只能暂停。

联系就这么断了。我把诗集搁到一边，希望这活儿还没彻底结束，其实心里很明白，就是结束了。又过了好几天，我突然接到一个住在巴黎的越南女人打来的电话。“某某教授给了我您的联系方式，”她说，“他告诉我们，您可以法译英，是真的吗？”我便说：“是真的。”“太好了，”她说，“我们有个工作想拜托您。”

这份工作，就是翻译北越新宪法。对工作本身我毫无疑虑，但我奇怪他们居然找我。按理说，那类文件该由政府人员来翻译——直接从越南文翻成英文，而非由法文转译，而且就算是从法文转译，也不该由一个暂居巴黎的敌对国的美国人来干。但我什么也没问。我依然期望翻译那本诗选，不想毁了这个好机会，所以答应下来。第二天晚上，越南女人来到我的公寓，留下了稿子。她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生物学家，很瘦，素颜，衣着朴实无华，举止格外拘谨。她闭口不谈报酬的事，看她如此寡言，我暗想，估计是分文不得了。考虑到政治立场的微妙纠结（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我本人对越战的态度，诸如此类），我简直无法开口和她谈钱。我转而问她我刚读的越南诗歌的问题。说到后来，我发现她竟和我并肩坐在桌边，画了一张图表，解释那激起我好奇心的传统诗韵格律。她随手勾画的图表非常有用，但当我问她是否可以留给我日后备用时，她摇了摇头，一把揉起那张纸，塞进她的口袋。我惊呆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微小的动作骤然揭开整个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何等恐惧和背叛的地下世界啊，哪怕一张纸片也是可疑的。不要相信任何人；掩饰好行踪；销毁一切证物。她并不是害怕我会拿那张图表做什么。她只是出于习惯、下意识地做出那个举动，而我也不禁为她深感遗憾，为我们俩深感遗憾。那意味着战争无所不在，战争已经玷污一切。

章程共有八九页，除了一些马列主义标准用语（“帝国主义走狗”“资产阶级奴才”），无外乎是篇干巴巴的东西。第二天我完成了译稿，打电话通知女生物学家，她听上去高兴极了，连声道谢。直到那时，她才告诉我有多少酬劳：一顿晚餐。用她的话说，“略表谢意”。餐馆刚好离我家不远，在巴黎五区，我在那儿吃过好几次。那是巴黎最简陋、最便宜但也是味道最正宗的一家越南餐馆，唯一的装饰物便是墙上的一张胡志明的黑白照片。

别的工作都直接明了，非常简单：为高中生当英语家教，为犹太学者的小型国际会议做同声传译（并参加饭局），为艺术评论家戴维·希尔维斯特翻译贾科梅蒂本人写的和关于他的资料。这些工作的报酬都不高，但都会让我有所得，虽说冰箱里不能总是囤积着丰盛食物，但口袋里总还能有一包烟。说到底，我不能靠零零碎碎的活儿维持生活。这些活儿能让我过下去，但总共加起来也只能让我撑足几个星期，顶多几个月。我还需要额外的收入支付账单，运气好像来了，我找到了一份工。更确切地说，是那份工找到了我。在巴黎的前两年里，它决定了我有得吃还是没得吃。

事情要回溯到一九六七年。上次作为学生在巴黎时，一个美国朋友把我介绍给了一位女士，我在此将称她为X夫人。她的丈夫，X先生，是位赫赫有名的老派电影制作人（史诗巨作，豪华阵容，超大手笔），通过她的引荐，我开始为他工作。我到巴黎几个月后，就有了第一次机会。当时我租的公寓里没有电话。一九七一年那会儿，大多数巴黎公寓还都这样。只有两个办法能找到我：气递速件，亦即邮电局转发的市内电报，要不就得亲自来公寓楼，敲响我的门。有天一大早，我起床没多久，X夫人就敲开了我的门，她说：“今天你想不想挣一百美元呀？”工作看似非常简单：读完一本电影剧本，写出六七页的梗概。唯一的难处在于时间紧迫。有位潜在的投资人正在地中海某处的游艇上等着，剧本梗概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送到他手里。

X夫人个性张扬，说风就是雨，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有传奇色彩的女子。她出生在墨西哥，十八九岁就结婚了，儿子比我小不了几岁，她的生活很独立自主，时不时以各种方式并入或偏离她丈夫的生活轨道，像我这样不谙世事的人至今无法领会个中奥妙。凭着天生的艺术家气质，她时而绘画，时而写作，展露出双料天赋，但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定性，难免半途而废。其实，她真正的天赋在于鼓励他人，能让各个年龄段的艺术家、准艺术家簇拥在她身边，也能以同行和赞助人的身份和知名的、不知名的创作者对酌切磋。不管去哪儿她都备受关注，美艳夺目，灵气袭人，黑色长发，连帽斗篷，还有叮当作响的墨西哥珠宝首饰——这样一位佳人，还是慷慨、仗义的性情中人，心中充满梦想。也不知怎的，我也算挤入了她的名单，大概因为我年轻，刚起步，她便认为我也是需要照应的那类朋友，那种偶尔需要别人相助、在穷困中奋斗的准艺术家。

当然，还有别人，那天清晨和我一样应邀去竞争美差的还有两个人。一百块钱，在今天来说只是零花钱，可在那时候相当于半个多月的房租呢，我可不想眼看这么一大笔钱落空。事情必须在X夫妇那栋位于十六区的豪宅内完成，那地方大得近乎辽阔，富丽堂皇，有数不清的挑高房间。开始时间定在十一点，我提前了半小时到。

两位合作者我之前都见过。一个是二十多岁的美国钢琴演奏者，有点怪，没有工作，总是脚蹬女士高跟鞋走来走去，最近又因为肺病在医院里住了一阵子。另一个是法国人，有十年电影从业经历，大多数情况下都任副导演。在他的业绩里，你能看到《宾虚》中战车追跑的场景、《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沙漠场景，但声名鹊起的好日子过去之后，他陷入了艰辛的低谷：神经衰竭，间歇性被送入精神病房封闭治疗，失业。他和钢琴家是X夫人手头“人才再造计划”的主要对象，把我混入其间只是为了证明她的计划是如何运作的。一石多鸟的想法固然好，但不管她是如何好心好意，他们都不可避免地被这等复杂的、不具可行性的策划打垮。拯救一个人就够难了，想立刻救出整个世界无异于自寻烦恼。

我们都到齐了，史上最不搭调的三重唱集结了，围坐在X氏大豪宅餐室的大桌边，议题中的手稿也同样巨大。将近三百页（相当于普通剧本的三倍长度），俨如某座大城市的电话本。因为法国人是三人中唯一具有电影专业常识的，钢琴家和我便都听从他，由他主持讨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抽出一张白纸，草草记下演员的名字。弗兰克·辛纳屈、迪恩·马汀、小萨米·戴维斯，以及其他六七个人。写完后，他心满意足地拍拍桌面，问道：“你们看到这张纸了？”钢琴家和我都点点头。“信不信由你，这小小一张纸值一千万美元呢。”他的掌心在人名表上又拍了一两下，把它推到一边。“一千万，也许一千两百万。”他的语气透出十万分的信心，丝毫没有开玩笑或反讽的意思。短促的停顿后，他翻开剧本手稿到第一页，“好了，”他说，“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话音刚落，他就兴奋起来了。看到第一页的第二行或第三行，他注意到某个人物的名字是以Z开头，“啊哈！”他说，“Z。这很重要。要格外留神啊，我的朋友们。这将是一部政治电影。记住我说的。”

《Z》，是科斯塔·加夫拉斯[20]拍摄的电影，两年前的热门片。那部电影千真万确是讲政治的，但我们正要研读的这个剧本却不是，而是有关走私犯罪的动作惊悚片。大部分场景设置在撒哈拉沙漠，有大卡车、摩托车，几个敌对的黑帮，以及好些壮观的爆炸场面。它和其他成百上千部电影的区别仅仅在于它的长度。

我们刚刚工作了将近一分半钟，钢琴家已经没兴趣了。他低头瞪着桌子发呆，当法国人絮絮叨叨在各种无稽之谈间开无轨电车时，他就在旁偷笑。接着，没有任何过渡或开场白，这个可怜人突然谈起了戴维·里恩，回想起十五年前他和这位导演有过数次哲学性的讨论。接着又戛然而止，中断了自己的怀旧，从桌边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摆正墙上的挂画。等他忙完这些重要的事，又宣布要去厨房弄杯咖啡。钢琴家也耸耸肩：“我想我还是去弹琴吧。”说到做到，他也走了。

我一边读剧本一边等他俩回来。我也想不出能干什么别的事，最后反应过来了：那两个人根本没打算回来，我才一门心思看起来。最后，X先生的某个助理走了进来。那是个很和气也很年轻的美国人，还是X夫人的特殊友人（这家人的内幕深不可测），他明示我独自完成工作，并保证：如果我能在七点前交出令人满意的功课，那三百美元就都是我的了。我对他说，我一定尽力而为。等我急匆匆冲出豪宅，回家去用打字机时，他又给了我一条金玉良言：“记住，这是电影，不是莎士比亚。尽你所能写得庸俗点吧。”

结果，我用煽情过火、最讨好莱坞喜欢的语言写完了概述。既然他们要庸俗，我就给他们庸俗。我看过无数预告片，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我挖空心思，搬出所有我能想到的陈词滥调，毫无节制地堆砌，终于炮制出七页故事梗概，动作场面一个接一个，用足使人血脉偾张的人造血液，打造出一场疯狂的浴血大屠杀。六点三十分，我打完了文章。一小时后，一辆专人驾驶的轿车抵达公寓楼下，带着我和我的女朋友去餐馆，因为X夫妇邀请我们赴宴。我们一到那里，我就该把文稿当面递交给X先生。

X先生年过半百，个头很小，高深莫测。因有俄罗斯犹太血统，他能流利地运用好几种语言，哪怕在一段对话中也常常从法语跳到英语再跳到西班牙语，但又总带有笨拙的口音，说到最后，好像他觉得哪一种语言都不顺口。他拍电影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事业起伏波折，硕果丰盛，有佳作，也有劣作；有大手笔，也有小成本制作；有艺术电影，也有商业烂片。有些电影让他赚了大钱，另一些则让他凄惨地负债累累。那天晚上之前，我偶遇过他几次，印象中的他总是故作玄奥，是那种喜欢藏藏掖掖的人，精明，神秘，令人无从认知。即便他在和你说话，你也会觉得他其实别有所思，暗中算计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可能和他正在说的事有关系，但也可能毫无干系。未必真的没干系，但话说回来，你认定有干系也可能是错了。

那晚我到达餐馆时，他明显急躁不安。一笔大交易志在必得，命数却捏在他太太的某个文艺界友人手里，他不会盲目乐观。我还没落座，他就问起梗概的事了。别人围坐餐桌闲聊，只有X先生弓着脊背、一言不发地浏览我那辞藻炫目、匆匆而就的概述。慢慢地，他的唇间透出一丝微笑。他一边翻页，一边兀自点头，还有一两次，甚至轻轻冒出“不错”二字。他只顾埋头看，眼皮都不抬一下，一口气看到最后一行，总算抬起头来，说出了对我的判决。

“棒极了，”他说，“这就是我要的。”听他的语气明显是长舒了一口气。

X夫人在一旁说，她早就让他放一百个心，他承认之前有过怀疑。“我以为会写得太文绉绉，”他说，“但这篇很好。写得恰到好处。”

随后，他话多起来。我们是在蒙马特一家豪华的大餐馆里，他立刻朝卖花女打起了响指。她急忙跑到我们桌边，X先生买了一打玫瑰，递给我女朋友，当作即兴而定的见面礼。接着又探入前胸口袋，掏出支票簿，给我开了一张三百美元的支票。那是我见过的第一张瑞士银行的支票。

重压之下得重酬，我非常高兴，乐得挣到这三百大洋，乐得被卷入那一整天的荒诞事件，但等我们离开餐馆，回到雅克·马瓦街的公寓，我认为这事儿已经了结，也根本没想过X先生可能给我安排别的工作。可是，之后一星期的一个下午，我正坐在书桌前写一首诗，突然被一声用力的敲门声打断了。门外站着X先生的一个手下，去X夫妇家那几次，我都见到他守在一边，但从未有幸和这位老绅士交谈过。他一秒钟也不浪费，直奔主题。你是保罗·奥斯特吗？他问。我告诉他我就是，他便说X先生想见我。我问，什么时候？他答，就现在。出租车已经等在楼下了。

这有点像被秘密警察逮捕。我想我可以拒绝这次邀请，但那种“斗篷下藏匕首”的诡秘气氛让我十分好奇，便决定走一遭，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坐进车里，我问伴护先生，如此召我前去是为何事？老先生只是耸耸肩。X先生让他把我带回去，他只是奉命而为。他的职责是遵从指令，而非提问题。因此，我仍被蒙在鼓里，独自思忖，能想到的唯一答案便是X先生对我的工作不满意了。等我走入他家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会让我把钱退回。

我在一间屋里等，然后才见X先生身着佩斯利螺纹图案、缎子翻领的晚间便服走了进来，我注意到他在搓着手，却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上星期，”他说，“你帮我干的活儿很漂亮。现在呢，我想给你份套餐。”

难怪他一个劲儿搓手呢。那是一个男人准备大干一场的姿态，得益于我那天为他匆忙之间半真半假地拼凑出的梗概，我已被批准列入X先生的编制，似乎能与他共事了，真是突如其来。眼下，他起码有两个活儿给我做，他也暗示，如果一切都顺利，以后还会有更多。我需要钱，便答应了，但也不无警惕。我正在踏入一个我外行的新领域，我得保持头脑清醒，否则必会有大把怪事等着我。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意识，但确实想到了。X先生谈到他可以在下一部新片里给我安排一个角色，那是一部虚张声势的冒险片，如果要去演，我得先上剑术课和马术课，所以我的立场很坚定。“这么说吧，事实上，我对当演员没太大兴趣。”

很显然，游艇上的投资人和X先生一样喜欢我写的梗概。现在他想把事情抬升到新的层面，委托我把剧本从法语翻成英语。这就是第一个活儿。第二个活儿就不那么确定了。X先生说，X夫人正在忙一出戏，他已经同意出钱安排下一季在伦敦圆屋剧院上演。这出戏是关于羽蛇神的，大部分章节都是诗体，而大部分诗文是西班牙语，他希望我能把它译成英语，并确保剧本的最终呈现能达到舞台演出的要求。我说，好的，就这么说定了。这两份工作我都干，每个人都心满意足。两三个月后，X夫人的舞台剧在伦敦上演了。当然，它制作浮夸，但评论都不错，最重要的是，这出戏广受欢迎。有位英国出版人刚好去看了演出，印象深刻，便建议X夫人把剧本改成叙述体散文，由他来出单行本。

我和X先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胶着不清的。X夫人没有能力独立著书，他认定只有我才能帮助她。搁在别的情况下，我或许会答应，但因为他希望我去墨西哥完成书稿，我才跟他说我不感兴趣。为什么必须在墨西哥写这本书，从来没有人一清二楚地解释给我听。好像无非是为了研究资料，增加地域特点，诸如此类，但我不能确定。我很喜欢X夫人，但和她单独相处，又不确定一共多久，在我看来不是个好主意。我甚至没有考虑X先生出的价。我当场就回绝了他，自以为这事就能到此为止。事实证明我错了。冷若冰霜很有力量，我学到了这一点，我拒绝接受这项工作大大惹恼了X先生。他不习惯别人对他说不，于是，他反而更坚决地要让我改主意。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不遗余力地展开颠覆运动，一心想让我放弃抵抗，他用无数信笺、电报围攻我，用越来越高的酬金诱惑我。到最后，我不情不愿地投降了。就像我生命中每次失策一样，我用行动违背了更好的自我判断力，允许一而再、再而三的权衡利弊干扰了明晰的直觉。在这件事情上，撬动杠杆的是金钱。那时候我过得很艰难，在绝望中企盼有办法解决拖欠已久的账单，X先生的价码越开越高，可以一次性解决我的众多困扰，我终于说服自己接受了，妥协也是一种明智。我还以为自己挺聪明呢。一旦放下了高姿态，我就列出了我所能想出的最苛刻的条件来谈判。我对他说，我可以去墨西哥一个月，一天不多，一天不少，而且，在我离开巴黎前就要拿到酬金，现金支付。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别人谈条件，但我决意要保护自己，每一项要求都要守住，决不让步。我如此倔头犟脑，X先生不太高兴，但他明白我是勉为其难退到了这一步，便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当天，我就动身飞往墨西哥，在银行账户里存入了二十五张百元大钞。不管下个月会发生什么，至少我回巴黎时不会破产。

我猜到事情会和计划有出入，却没想到会那么离谱。且不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插曲（威胁要杀我的男人，以为我是印度神的精神分裂症女孩，一进家门就会看到酗酒和自杀的悲剧），我在墨西哥度过的三十天是此生中最阴郁、最不安稳的一段日子。在我到达前几星期，X夫人就已经在那里了，我很快得知，她根本不在写作状态。她的男朋友刚刚和她分手，戏剧般的爱情立刻将她投入绝望的境地。我并非在责怪她有情绪，但她因此饱受折磨，如此心烦意乱，如此狂乱纠结，根本不想写书。我该怎么办呢？我费尽心机鼓励她动笔，劝她和我坐定，讨论要写的书，可她就是毫无兴趣。每次开始谈正事，对话都会迅速偏离正轨，转向别的话题。一次又一次，她控制不住情绪，痛哭流涕。一次又一次无疾而终。几番努力后，我终于明白了，她费了老大劲做这件事竟然只是为了我。她知道我是拿了钱来帮她的，她不想让我失望，不想承认我千里迢迢跑一趟只是徒劳无果。

这就是这次安排最要命的漏洞。让一个不是作家的人写出一本书，这本来就是前景不妙的假设，假设让另一个人帮忙或合作，倒还有可能写出一本可以让人接受的书。但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作家的那个人不想写这本书，那另一个人还有什么用呢？我发现自己已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我很愿意帮助X夫人成书，但前提是她想写，若她不想写，我就帮不了她，除了坐在一边干等之外什么也干不了，直到她想写为止。

所以我就坐等时机，忍受自己在特珀佐兰村白白荒废时日，期盼X夫人有朝一日醒来能发现人生有了新气象。我一直和X夫人的兄弟待在一起（他和美国太太的不幸婚姻已到崩溃的边缘），每天尽是漫无目的地在尘埃飞扬的小镇上闲逛，跨过疥癣满身的脏狗，挥走迎面而来的苍蝇，接受当地酒鬼的邀请，喝上几瓶啤酒。我的房间在她兄弟家的一栋灰泥外屋里，必须在穆斯林式蚊帐里睡觉，以免狼蛛和蚊子的侵扰。那个疯癫癫的女孩老是和她的一个朋友一起出现，那是个中美洲克利须那教派[21]成员，剃了头，穿橘色僧袍，无聊感如某种热带痼疾日日侵蚀我。我写了一两首短诗，但大多数时候灵感凋零，无法深思，被无可名状却持续的焦虑搅得一团糟。就连外界传来的新闻也糟透了。尼加拉瓜大地震令数千人丧命，我最喜欢的棒球运动员、那一代球员中最优雅迷人的表演者罗伯特·克莱蒙特，因搭乘为难民运送紧急救援物资的小飞机坠毁而身亡。要说在那个月令人昏昏的乌烟瘴气里还有什么可喜的，只有我在库埃纳瓦卡——马尔科姆·洛里在《火山下》[22]中描写过的夺目的小城——度过的几个小时。在那儿，我偶然被介绍给一个人，据说他是蒙特祖玛[23]最后一代传人，庄严尊贵、年近六十的高挑绅士，举止谈吐无可挑剔，颈项间围了一条丝质爱斯科式围巾。

等我最终返回巴黎时，X先生安排我到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酒店大堂见他。不是乔治五世大酒店，而是马路对面的那一家。我不记得他为什么选那个地方，但肯定和他行程中的前一轮会面有关，只是图个方便。不管怎样，我们并没有在酒店里会面。我一露面，他就引我走出门去，指了指他的车，车子正停在大门口等我们。全皮内装饰的棕黄色捷豹，司机穿着雪白的衬衫。“我们上车说，”X先生说，“更私密些。”我们挪进了后座，司机发动引擎，车子慢慢驶离街边。“随便开吧。”X先生对司机说。我突然有种置身于黑帮电影的错觉。

那时候，大部分情况他都已经知道了，但他想听我再完整汇报一遍，呈上夭折的墨西哥计划的尸检报告。我尽了全力，把发生的事情描述清楚，并就项目未能圆满达成而多次表达了遗憾之情，但由于X夫人的心思根本没放在书上，我没有太多激励她的办法。X先生似乎非常冷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据我的观察，他并不恼火，甚至也没有特别失望。可是，就在我以为对话到此为止的时候，他提到了给我的酬金。既然什么事儿也没办成，他说，我好像该把钱退给他才对，对吧？不对，我说，根本说不通。交易就是交易，我已经如约去了墨西哥，也坚持到了最后。没有人让我为X夫人写成那本书。我的任务是和她一起写，如果她不想干，要强迫她干并不是我的职责。这正是我要预付的原因。我就是担心会发生这种事，所以需要知道我会因为付出时间而获得回报——不管事情结果如何。

他听懂了我辩驳的逻辑，但并不意味他愿意放弃。那好吧，他说，把钱留着吧，但如果你还想继续为我工作，你必须再干点别的活儿，填上这笔钱的空。换句话说，他允许我不归还现金，却让我以工作为补偿。我对他说，我无法接受。我说，我们的交易已经两清了，我不欠他钱，如果他想雇我干别的活儿，那就得再付我和那些活儿等价的酬劳。不用说，他也无法接受。他说，我还以为你想在电影里露个脸呢。我答道，我从没说过那种话。他又说道，如果你想，我们可以把这件事一笔勾销。于是，我再一次告诉他，没什么需要一笔勾销的。好吧，他说，要是你真这么想，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话音刚落，他便不再看我，转身吩咐司机停车。

车已经沿着巴黎外围慢慢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停车时，我发现外面的景况完全是陌生的。那是一月的寒夜，我却不知身在何处，但谈话已告终，除了对他说声再见、下车，我也没别的可做了。如果我没记错，我们连手也没握。我踏上人行道，关了车门，车开走了。这就是我在电影圈打工的结局。

我在法国又待了十八个月——一半时间在巴黎，另一半在普罗旺斯，我和女友在北部的瓦尔省给一家农场当看管员。等我回纽约时，口袋里连十美元都不足，对于未来，也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我已经二十七岁，除了一本诗集、几篇晦涩的文学随笔之外一无所成，离开美国时我没有生财之道，回来时照样拮据，问题丝毫没有解决。令局面更复杂的是，我和女友决定结婚。那是冲动之举，但许多事亟待改善，我们觉得，干吗不勇往直前、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呢？

我立刻开始四处谋职。我打电话，跟进招聘信息，参加面试，尽我所能地寻找机会。我很想理智行事，毕竟，经历了这些年的起起落落，无数次陷入捉襟见肘、勒紧裤腰带过活的窘境，我下定决心不能再重蹈覆辙。吃过苦头，得到教训了，我对自己说，这一次该干点务实的事了。

但我以前没有务实，那时也没有。尽管心有高远抱负，事实却证明我无药可救。倒不是说我没有找到工作，但明明有人给我全职工作（在一家大出版社里当初级编辑），我却选择了一个半职工作，拿一半的薪水。我发誓要吃苦口良药，可药匙伸到我嘴边了，我却闭紧了口。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自己竟是如此执拗，如此顽固抵抗。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巴，我似乎还没有放弃徒劳、愚蠢的希望，依然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兼职工作是貌似不错的解决方案，但这还不够。我渴望能完全独立，所以当一些面向自由职业者的翻译工作最终出现时，我又辞了职，去忙自己的活儿了。从开始到结束，这场兼职试验只持续了七个月。尽管时间不长，却是我成年后唯一一段按时领工资的日子。

不管以哪种标准衡量，我找到的这份工都很完美。老板阿瑟·科恩兴趣多，钱也多，才智一流。身为作家，他既写小说，也写散文，以前是出版人，还热衷于收藏艺术品，刚刚创建一个小公司来发泄其过剩的精力。科恩的“藏书票”公司半是出于个人癖好，半是正经的商业投资，经营珍本书，尤其是与二十世纪艺术相关的出版物——不是关于艺术的书籍，而是那些书本身就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品。譬如达达派的期刊、包豪斯派某成员设计的书籍、斯蒂格利茨[24]的摄影集、奥维德《变形记》的毕加索插画版，诸如此类，恰如“藏书票”书目封底上所宣称的：“专收二十世纪艺术文献的原版书籍、刊物，涵盖未来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包豪斯和结构主义、德·斯太尔抽象派、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战后艺术，以及建筑、凸版印刷、摄影和设计作品。”

阿瑟雇我的时候，“藏书票”刚刚成立，只有我一个员工。我的主要任务是帮他编写目录，一年出两期，每期有一百多页。其余杂事则包括写信，为大量邮寄目录做准备，完成订单，以及制作午餐金枪鱼三明治。早上我都在家，做自己的事，到十二点钟就下楼，去河滨大道搭乘四路车到办公室。“藏书票”在东六十九街的褐石大楼里租下一套公寓，安置了办公所需物件，两间屋里堆满了上千册书籍、报刊和印刷品。这些珍贵的文献堆在桌上，沉甸甸压在书架上，壁橱里也堆得高高的，以铺天盖地之势占据了所有空间。每天下午，我就在那里待四五个小时，有点像在博物馆里工作，那里俨然是前卫艺术的圣殿。

阿瑟有间办公室，我在另一间屋工作，梳理待售物品，或在5×7大小的卡片上精益求精地制作目录索引卡时，我俩都会埋头窝在书桌旁。凡是需要法英互译的事情都归我；阿瑟负责德语和俄语的材料。印刷、设计和建筑是他的主攻领域；我掌管和文学有关的一切。这项工作讲求精确，有点刻板（量书籍尺寸，仔细检查有无瑕疵，必要时列明出处），但总体而言让人兴奋，阿瑟也让我放手去做，给予我自由评论的权限，甚至偶尔添加幽默剂量也无不可，只要我认为好就行。要说明这项工作的大致面貌，从第二本目录上节选的段落将是最佳例子：

233.《国际象棋经典残局》，马塞尔·杜尚、维塔利·哈伯斯塔特[25]合著，圣日耳曼—昂莱、布鲁塞尔：棋盘出版社1932年版。左页德英双语文本。112页。双色插图。95/8×11″。纸面印刷封皮。

杜尚撰写并设计的著名象棋书（施瓦兹《杜尚全集》，589页）。专门论述国际象棋史上一则真实难题，文字严谨，然而晦涩难懂，实则无益。施瓦兹摘引杜尚所言：“事实证明，此残局对任何一名棋手都无吸引力，而这恰是最有趣之处。世上仅有三四人对此有兴趣，其中两人便是哈伯斯塔特和我，因为我们要共探究竟并合著此书。国际象棋冠军们从不读这本书，因为棋谱上的残局在任何人的一辈子里都绝不会出现一次以上。这些均是可能出现的终局疑惑，但太少见了，简直堪比乌托邦。”（见63页）。　　　售价：1000.00美元

394.《证词：反对格特鲁德·斯泰因》，作者：乔治·布拉克、尤金·约拉斯、玛丽亚·约拉斯、亨利·马蒂斯、安德烈·萨蒙、特里斯坦·查拉。海牙：服务出版社1935年2月版。（《过渡》第一期手册；1924—1935年《过渡》别册；第23号）。16页。511/16×87/8″。纸面印刷封皮。骑马钉装订。

七十年代又兴起“斯泰因热”时，这本小册子经久不衰，其价值不容否认。它是文学自利的一帖解毒剂，又因水准很高，本身就是文学艺术界的重要文献。针对《爱丽丝·B.托克拉斯回忆录》[26]中的不实乃至歪曲的事实，《过渡》办此特辑，让该书涉及的当事人为自己辩护，更正斯泰因小姐对他们做出的错误描画。似乎是众口一词。马蒂斯写道：“简而言之，那酷似将多少是她自己炮制的丑角戏服胡乱拼凑缝在一起，毫无品位，也与现实毫无联系。尤金·约拉斯：“《爱丽丝·B.托克拉斯回忆录》以其空洞且华而不实的波希米亚主义和自我中心的畸形心态，日后必会变成盘桓于当代文学界的颓废主义之典征。”布拉克：“斯泰因小姐对身边发生之事一无所知。”查拉：“在嫉妒的间隙扭捏假笑时，满口‘宝贝儿’的文体足够可爱，但实在太容易看清那是何等粗鄙的精神、何其擅长最低级的堕落文学，我无法相信还需要我来强调这是典型的狂妄自大症。”萨蒙：“多么令人费解啊！无法理解的新纪元！幸运的是，还有别人（比她）描绘得更出色。”最后，玛丽亚·约拉斯的文章详尽回顾了《过渡》的创刊初期，此文尤其值得重视。这册书最初并不对外售卖。　　　售价：95.00美元”

437.《诺阿诺阿——大溪地之旅》，保罗·高更著。巴黎：G.克雷出版社1924年版，155页，配有22幅丹尼尔·德·蒙弗雷德依据保罗·高更画作而作的木刻画。53/4×715/16″。纸面书皮，并有彩绘纸质护封。

这是首个权威版本，包括介绍性文字和查理·莫里斯的诗作。记录了高更在大溪地的前两年生活，其精彩之处不仅在于展现了高更人生中的重要经历，也在于它用富有洞见的人类学视角触及了一种陌生的文化。高更循着波德莱尔那句打动人心的格言“说啊，您看到了什么？”，结果缔造出视觉美学的奇迹：一个法国人，在欧洲殖民风潮最盛时长途旅行，去到一处“未开发的国度”，既不为征服，也不因皈依，只是为了增长见闻。无论是对他的艺术还是对他的生活而言，大溪地之旅都是高更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另有《诺阿诺阿》英文版，O.F.泰斯译，纽约：尼古拉斯·L.布朗出版社1920年版（第五次印刷；1919年初版）。148页，附10页高更原画复印品。55/16×713/16″。纸面加布面精装。（法国版本有少量装饰革装帧。法文版和英文版的书脊处均有轻微磨损。）　　　售价：65.00美元

509.《伍德曼夫妇》，曼·雷著。尤迪纳出版社1970年版。出版地不详。页码未标注；附27张作者摄影作品及1幅曼·雷编号并签名的雕版画。101/2×117/8″。皮质护封，内页为镀金纸缘的厚纸板，配有皮质大理石纹精装套盒。

此书堪称曼·雷怪书中最怪诞之杰作。“伍德曼夫妇”是曼·雷于1947年在好莱坞创造的一对木偶式的木质人物形象，本书完成于1970年，是一系列裱装摄影，以这对诙谐机智、栩栩如生的人物的性爱姿态为主题，其体位之纠缠令人匪夷所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当被描述为木偶夫妇的性爱指南。此版仅50本，本书编号为31，由曼·雷亲笔签名。所有摄影均为艺术家原创，特有亲笔留印。另附有编号和签名的雕版画，是曼·雷为此版精装书特别设计制作的纪念品。　　　售价：2100.00美元

我和阿瑟相处得很好，没有冲突，没有争执，一直在友好的气氛中合作。但凡我是别人，肯定能数年如一日地坚守这份美差，但我不是别人，几个月后，我便厌烦起来，坐不住了。我喜欢浏览那些我必须点评概述的资料，但我压根儿没想过要当收藏家，也从未让自己领会到对我们出售的那些东西该有的敬畏和尊重。比方说吧，当你坐下来写一篇目录，介绍马塞尔·杜尚为一九四七年巴黎超现实主义艺术展设计的作品——封面上是那只著名的软橡皮乳房，还注明了“请触摸”——你会发现这本画册被数层泡沫纸呵护着，外面再包一层厚厚的棕色纸板，然后再套在塑料袋里，你就会忍不住停下片刻，琢磨自己是不是在浪费时间。“请触摸”。杜尚的提醒明显是戏仿遍布法国的告示牌：“请勿触摸”。他颠覆了它的意思，让我们尽情触摸他做出来的这个假乳房。还有比软绵绵的、造型逼真的乳房更好的东西吗？他是在说，别瞎崇拜，别太当真，别对这些轻佻的、被我们称之为艺术的行为顶礼膜拜。二十七年过去了，这句提醒又被颠覆了。裸露的乳房被包裹起来了。应该让人触摸的东西又成了不可触摸之物。玩笑变成了极端严肃的事务，最终，还是钱说了算。

我这么说，没有批评阿瑟的意思。没人比他更热爱这些东西，我们给潜在客户寄去的目录是销售工具，也是有学术价值的作品，本身就是独立的严肃文档。我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我比他内行（真要比的话，其实是他比我更懂），而在于他是生意人，我不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当老板，而我只能每小时挣几个散钱。阿瑟乐于谋求利润，喜欢推拉式行销，把生意做成功，同时，他也是个思想深刻、品位优雅的人，活在智性世界里并为之奉献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但绕不开的事实是：他还是个精明的创业者。显然，精神生活和追求金钱并不相悖。我很了解自己，知道这种事情在我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但现在我看到了，在别人身上是完全可行的。有些人用不着选择。他们不用非得把世界分成两个互不相容的阵营。他们真的可以同时踏入两条河。

共事几星期后，阿瑟把我引荐给一个朋友，那人正想找个短期工。阿瑟知道我缺钱，帮了我这个小忙，我也视其为他善待我的明证。那人便是泽西·科辛斯基[27]，短期工作的内容便是编辑他的最新作品，这段经历值得在这里多说一点。围绕科辛斯基，近年来出现了不少激烈的争论，鉴于争论大部分源自我所协助编辑的小说《战场》，我觉得应该说出我的证词。阿瑟跟我说，这份工作很简单，无非是通览手稿，确保英文正确、流畅。因为英语不是科辛斯基的母语，他想在正式交稿前再三检查文法，我觉得这很正常。我有所不知的是，在我之前已经有人改过手稿了——究竟是三个人还是四个人，那就取决于你听谁说的了。科辛斯基从没跟我提过之前的事，但手稿存在的问题并不关乎他的英文生涩别扭。毛病在根子上，相比于叙事方式，书本身的问题更大。我这儿改几句话，那儿润色几个词，照理说，书稿交到我手时应该已是完稿。如果放手让我来做，一两天之内我就能完成，但是，科辛斯基不允许别人把手稿带出他家，我就必须到他西五十七街的公寓去工作，又因为他时不时地骚扰我，每隔二十分钟准会讲些逸闻趣事，或神经质地喋喋不休，这项工作最终拖了七天。不知道为什么，科辛斯基似乎迫不及待地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事实上，他的目的达到了。他是那么亢奋，行为那么古怪疯癫，我除了惊讶也别无所感。尤其怪异而令人费解的是，每次他打断我的工作，讲述的故事都来自这本他亲笔撰写的小说——也就是他进屋时正摊在我面前的这本书。诸如他如何策划从波兰潜逃、如何在半夜两点的时报广场上扮作波多黎各裔便衣警察逡巡晃荡，或偶尔现身于高级餐厅，身着一套假军装（由他的裁缝定制，但不标明任何军阶、国籍或番号），但军装看起来很酷，因有数不清的奖章和星扣遍布上下，所以他总能得到最好的桌位，餐厅领班无不对他肃然起敬——哪怕他没有预约、不给小费，甚至不拿正眼看他们。这本书理应是虚构小说，但当科辛斯基亲口对我讲述时，那俨然是他生命中确凿的事实、真实的事件。他知道二者的区别吗？我不确定，甚至没法去猜，但如果我必须回答的话，我会说他是明白的。他太聪明了，也太了解自己，太明白他对那些不喜欢他制造的困惑的人有什么影响，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竟，贯穿这些故事的主题就是欺骗，把别人当傻子，从他讲故事时大笑的姿态——仿佛心满意足，陶醉于他自己愤世嫉俗的才华——我能感觉到，或许他只是在捉弄我，用一堆好话奉承我，只是为了试探我有多好骗。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我只能确信科辛斯基是迷宫般复杂的人物。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关于他的谣言四起，杂志文章开始谴责他剽窃、找人代笔、经历造假，我并不惊讶。几年后，他用一只塑料袋把自己闷死了，我惊了。他死在一九七四年我为他工作时的那套公寓，就在我洗手和上厕所的那个卫生间里。我只需回想片刻，便恍如亲眼所见。

不管怎样，我在“藏书票”公司的几个月过得很平静。没有横生枝节，大部分商务都通过信件来往，难得有人上门来干扰我们的工作。不过，有天下午，阿瑟外出办事了，约翰·列侬敲响了门，想瞻仰一下曼·雷的摄影作品。

“嗨，”他说着，突然伸出一只手，“我是约翰。”

“嗨，”我也招呼一声，握了握伸过来的手，“我是保罗。”

我到一只书橱里找摄影集时，列侬在罗伯特·马瑟韦尔[28]的画前停下脚步。那幅画挂在阿瑟书桌后的墙上，画面并不复杂，整片橘色底色上有两根笔直的黑线条。他审视了一会儿，转向我说道：“看起来这幅画花了不少工夫啊，唔？”艺术世界里漫浮着恭敬的颂词，听他这么说，我倒觉得挺新鲜的。

阿瑟和我好合好散，谁也没让对方难受。辞职前，我主动把找寻接替者的工作揽下来，这样我就能相对简单、轻松地离开了。我们又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偶尔通个电话，聊点新鲜事，但最终还是断了联系。好几年前，阿瑟因白血病去世，我甚至记不清最后一次和他聊天是什么时候了。接着，又得到科辛斯基自杀的消息。加上十几年前约翰·列侬遇刺身亡，和我在“藏书票”的几个月相关的人都不在了。甚至阿瑟的朋友罗伯特·马瑟韦尔——以那幅庸作引发列侬评论的优秀艺术家——也不在了。到了人生的某个时刻，你会发现，你和逝者共度的日子跟你和生者共度的一样多。

接下来的两年，我忙得要死。从一九七五年三月我离开“藏书票”到一九七七年六月我儿子出生，我又写了两本诗集、几部独幕剧，发表了十五到二十篇评论文章，又和我太太莉迪亚·戴维斯一起翻译了六七本书。翻译稿酬是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我们齐心协力，按千字挣美元，不管别人给什么活儿我们都接，挣到了些钱。除了萨特的一本访谈、随笔集《生活·境遇》，出版社让我们翻译的书都是乏善可陈的庸作，质量从不太好到极差，不一而足。报酬也很低，虽然我们的稿费标准一本比一本高，但如果不能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干，我们的报酬也就比最低工资高不了一两个钱。关键在于速度，尽可能快速地炮制译文，一口气也不能歇。当然还有更具创造性的谋生手段，但我和莉迪亚都以严格的自律对待这些翻译工作。出版社给我们一本书，我们会把书一分为二（如果我们只有一本样书，就是名副其实地从中撕开），再规定每日每人的定额字数。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完成定额。每天都必须完成那么多页的翻译，无论心情好不好，都要坐定，完成。打小工也能赚到钱，但至少我们是自由的，或者至少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我从没后悔辞了工作。不管是好是坏，这就是我选择的活法。那些年里，我在翻译挣钱和为自己写作之间忙碌，几乎无时无刻不坐在书桌前，在纸上落笔。

我写评论不是为了挣钱，但发表的文章大部分都有报酬，某种程度上也贴补了收入。糊口很艰难，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大量工作后，我们依然没有积蓄，比家徒四壁好不了多少。接着到了一九七五年秋天，也就是走了半年多的双人钢丝后，时来运转了，我获得了一笔来自英格拉姆·梅里尔基金会的资助，共计五千美元，算是帮我们解除了随后一小段日子里最紧迫的生活压力。这笔钱来得实在出乎意料，在诸多方面都造福造利，我真觉得好像有位天使从天而降，吻了我的前额。

给我带来这项福祉的贵人当属约翰·伯纳德·迈尔斯。约翰不是自掏腰包，但是他告诉了我基金会的事，鼓励我去申请奖金。真正造福我的，当然还是诗人詹姆斯·梅里尔[29]。这么多年来，他用尽可能最低调、最审慎的姿态让别的作家和艺术家分享他家族的财富，故意只用自己中间的名字命名基金会，不让大家注意到他那惊人的慷慨。基金委员会每六个月开一次会，商讨申请者的资格，决定给谁颁发奖金。约翰是委员会的秘书，尽管他本人不参与挑选受益者，却总会出席会议，明白委员们的思路。没准儿，他说。但他觉得他们有可能支持我的创作。所以我把自己的诗集整理了一份样稿，寄给了委员会。随后的半年度会议便应验了约翰的预感。

我想不出还认识谁比约翰更风趣、更富激情了。一九七四年末我初识他时，他已是纽约近三十年来不可或缺的风云人物。五十年代，他就以蒂博尔德纳吉画廊经理的身份而广为人知，同时又是艺术家剧院的创始人之一，众多短命的文学期刊的主编，始终是年轻才俊的拥趸者和经理人。是约翰率先统领艺术家们举办展览，诸如瑞德·格鲁穆斯[30]、拉里·里维斯[31]、海伦·弗兰肯塞勒[32]、费尔菲尔德·波特[33]，也是他第一个出版了弗兰克·奥哈拉、约翰·阿什贝利[34]和其他纽约诗派作家的作品集。他制作的戏剧也是和这些诗人和画家的协力成果，譬如奥哈拉、詹姆斯·史库勒[35]，还有撰写台词、设置布景的伊莱恩·德库宁[36]。艺术家剧院的票房收益并不理想，但在约翰和合作者们的坚持下经营了许多年，在外百老汇尚未出现之前，那儿几乎是全纽约唯一的实验剧场。约翰脱离这些生意人、出版人、制片人群体的原因，据我所知并不因为他赚不到钱。归根结底，他不太像个商人，但他对艺术所能缔造的一切结果——严苛标准，自由精神，以及对于创造与众不同、富有挑战性的新事物的无限饥渴——抱有纯真的激情。他的体形很魁梧，六英尺三或六英尺四，就外表而言，他常让我想到约翰·韦恩。但这个约翰，是骄傲而公然的同性恋，乐得用夸张的姿态自嘲，尽喜欢说些冷笑话，唱傻傻的歌，最擅长孩子气的幽默感，这个约翰和那个约翰毫无干系，完全没有硬汉特质。这个约翰彻头彻尾充满了热情和善良，感情溢于言表，坦率而冲动，是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美的事物的男人[37]。

我认识他时，他刚刚创建了一本“文图并茂”的新杂志，名叫《圆括号》。我记不得是谁建议我把稿子给他的，但我确实寄给他了，从那之后，约翰立下不成文的规矩，几乎每期都刊登我的作品。后来，当他不再办杂志、开始出版图书时，书目上的第一本书就是我的一本诗集。约翰百分百地看好我的作品，在几乎没人知道我是个大活人的时候，他就力挺我。比方说第四期《圆括号》的附注，在一大堆乏味的撰稿人简述中，约翰自作主张地宣称“保罗·奥斯特以其对劳拉·莱丁·杰克逊作品才华横溢的分析、关于法国绘画的精妙随笔，以及他自己的诗歌震动了当今文坛”。这段结论是否属实，是否只有约翰一个人注意到了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在背后挺我，在那奋力搏出道路却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早期岁月里，在尚未折腾出动静的时候，他的鼓舞意义非凡。约翰就是我的第一个支持者，我一直感激他的滴水之恩。

奖金到手后，莉迪亚和我又上路了。我们把公寓转租出去，然后去了魁北克的劳伦山区，蜗居在一位画家朋友的家里，那几个月里他都不在家，然后再回纽约待一两个星期，接着又快手快脚打好包，搭上横穿美国的列车，到了旧金山。最终，我们在伯克利安顿下来，在离大学不远的地区租了一间很实用的小公寓，住了六个月。我们没有被奖金冲昏了头脑而停止翻译，只不过节奏不像以前那样疯狂了，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关注自己的写作。我继续写诗，但新的冲动和灵感也会涌现，于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竟在写戏剧了。一部写完，引发了另一部，然后又是一部，等我在秋天回到纽约时，便把这些戏剧拿给约翰看。我不知道该把写完的剧本怎么办。那是才思涌动的结果，完全出乎意料，其结果也和我之前写过的东西大相径庭。约翰告诉我，他很喜欢，我觉得自己也许摸索出了一条正道。我能想到的终极成果便是将剧本写作付诸实践。写之前，我既没想过要把它们搬上舞台，也没想过要出版。按照我的想法，那些顶多算是业余时间的低水准练笔，无非是一种起步状态，朝向可能或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当约翰说他想采用最长的一个剧本策划制作演出时，我真的太惊讶了！

后来发生的一切无法归咎于任何人。约翰照例全情投入，既兴奋又精神，但事情总是不对劲，我们千方百计想让它上演，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俨然是在努力证明墨菲定律[38]那不可颠覆的魔力。找到一个导演和三个演员后不久，朗读会也排上议程，旨在为上演招揽赞助。不管怎样，这算得上是一个计划。但计划跟不上变化，演员太年轻，毫无经验，无法担此重任，念台词时毫无自信，亦无真情实感，但再糟也糟不过参加朗读会的听众。约翰邀请了十几位最富有的艺术品收藏家朋友，而这些潜在的赞助者没一个小于六十岁，也没一个对戏剧有哪怕一丁点儿的兴趣。约翰指望着这出戏能吸引他们，打动他们的心，迷惑他们的神，用令人惊叹的结局让他们别无选择地掏腰包拽出支票簿。朗读会选在上东区一套时髦的公寓里举行，我的职责是向这些富有的赞助商施展魅力，要微笑，要闲聊，确保他们相信把钱押对了好马。问题在于，我在谈笑应酬方面缺乏天赋。一到会场，我已是极度紧张，紧张得都快犯病了，不得不快饮两杯波旁酒，压住胃里的绞痛。酒精帮了倒忙，等朗读会开始时，我已快被剧烈的头痛打垮了，痛得火烧火燎，痛得脑体欲裂，随着试演的进行有增无减。剧情干涩推进，从头到尾，富翁们全都沉默静坐，完全无动于衷。我原先设想的台词该是很好笑的，却没有制造出一丁点儿笑感。插科打诨令他们厌烦，悲天悯人让他们漠然，整出戏只是让他们费解。到最后，稀稀拉拉的掌声勉强地响了几下，我只想着怎么逃出去、藏起来。头痛欲裂。我觉得像被人捅了几刀，又羞辱了一顿，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可也不能抛下约翰，于是，随后的半小时里，我一边听他对着迷迷糊糊的朋友们品评该剧，一边想方设法克制自己，千万不能昏倒在地毯上。约翰勇于开道，但每次他转过来寻求我的声援，我却只能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子，含糊嘟哝一两句摸不着头脑的话。最后，我极不妥当地编了个牵强的借口就走了。

经过如此惨败，很少有人能坚持不懈，可大无畏的约翰不是普通人。那个可怕的夜晚没能给我们带来一分钱，但他勇往直前，着手制订新计划，通过更适度、更切实的方式为他的戏剧荣耀之梦奔走忙碌。他说，如果我们没钱租用真正的剧场，或许可以找到替代场所。把戏演出来才是当务之急，即便仅限于演出一场，即便不公开售票、让观众凭邀请函入场，那好歹也是我的剧目。他还说，就算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他这么做，至少也要为他当年夏天去世的挚友赫伯特·马奇兹。赫伯特曾在历史悠久的艺术家剧院指导戏剧，和约翰共事了整整二十五年，约翰决意重振剧院之梦，缅怀赫伯特——哪怕只有一晚的辉煌也好。

东六十九街的一个改装工作室主愿意把场地借给约翰用。说来也巧，工作室恰好在“藏书票”公司所在的街区，再往下走一点就到了。地点的巧合微不足道，挺有趣罢了，关键在于，约翰这个朋友的工作室有一段历史，曾经是马克·罗斯科[39]的画室，可以说是画家灵魂的化身。一九七〇年，罗斯科就是在那里自杀的。不到七年后，我的剧目就要在同一间房间里上演。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很迷信，但考虑到事情的结局，我不得不说，感觉像遭了诅咒，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这件事注定将以惨败收场。

准备工作开始了。导演和三位演员非常用功，渐渐地，表演有起色了。尽管还不能说他们很出色，但他们的成果至少不会再让人尴尬了。有位演员尤其出挑，随着排演继续，我开始把所有希望倾注在他身上，祈祷他独创而大胆的表演能带动整出戏，提升到能让人比较满意的水准。我们选定在三月初的一个日子上演，邀请函也悉数发出，按照预计人数，一百五十把折叠椅也将运到现场。我本该有所警惕，但确实忍不住乐观起来。接着，就在演出前的几天，那位优秀的演员因肺炎而病倒了，又因为没有后备演员（怎么可能有），演出似乎不得不取消。但是，花了数周时间、倾尽全力排练的演员不打算放弃。尽管发着高烧，尽管他在演出即将开始前几小时已有咳血症状，他还是爬下病床，用抗生素灌满身体，摇摇晃晃地准时登场了。那是崇高中最崇高之举，天生的演员才有的壮举，我被他的勇气深深打动了——不，不只是被打动，是打心底里崇敬——但事实是悲惨的，人都不成形了，他根本无力发挥演技。排演时那些生动的亮点全都失去了光彩。演出平淡无聊，良机已失，一幕又一幕都令人失望。我站在临时剧场的最后面看演出，无能为力。我眼瞅着自己的小话剧当着一百五十个观众的面死去，而我甚至不能举手喊停。

把这番悲惨的舞台体验抛在脑后之前，我坐下来，重写了剧本。演出的问题只是一部分，我不想把败局的责任统统压在导演或演员身上。这出戏太冗长了，我想明白了，太散漫，太游移了，必须动大手术。我开始大刀阔斧地删减，每一个稍显疲弱或稍显多余的地方都被无情地砍去，大功告成时，只剩了一半篇幅，有一个人物彻底消失了，连剧名也改了。我把新版本打好，现在，它叫作《劳瑞尔和哈迪去天堂》，连同另外两部剧本（《眩晕》和《捉迷藏》）一起收进了文件夹，再塞进我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我的计划是，就让它待在那里，永远再也不往里瞧一眼。

演出惨败后三个月，我的儿子降生了。看着丹尼尔来到这个世界那一刻，我愉悦无比，对我来说，那是极其重大的事件。第一眼看到他的小身体、第一次抱他在怀中，我激动得哭了，当时就意识到，整个世界变了，我已跨越了一个阶段，进入了新历程。为人父是分水岭，是矗立在青年时代和成年时代之间的一道墙，现在，我永远都在墙的这一边了。

我很高兴能在这一边。情感上说是，精神上也是，甚至生理上也是，除此之外，我哪儿也不想去，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准备接受在这个新世界里生存所需的一切。不过，从经济方面说，我却是半点储备都没有。为了爬上那堵墙，你得交通行费，等你翻墙而过，在另一边着陆时，口袋里便空空如也了。我和莉迪亚那时候已经离开纽约了，搬到了距哈德逊河两小时车程的一栋房子里，就是在那里，苦日子终于下了毒手。风暴持续了十八个月，当大风平息得差不多、能让我爬出蜗居、检查损失时，我看到一切都不在了。整片地都被夷平了。

搬离城市是一系列失算的第一步。我们以为在乡村生活可以少花些钱，但事实上根本省不下来。汽车养护费、供暖费、房屋修葺费、儿科医药费，这些加起来足以抵销迁居乡下的好处，没过多久，我们就不得不拼命工作去付清账单，根本没有时间做别的事。过去，我每天完成用来赚生活费的定额工作后，总还能挤出几个小时给自己，推敲诗作或进行别的写作计划。现在呢，我们越需要钱，留给我写作的时间就越少。先是一天不写，再是两天，接着成了一星期，没过多久，我就失去了身为写作者的节奏。而一旦挤出时间给自己了，又万分紧张，生怕自己写得不够好。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我的笔尖触及的每一张纸都被扔进了垃圾桶。

到了一九七七年底，我只觉身陷囹圄，绝望地想找到解决之道。我终己一生避开钱的问题，现在可好，突然间，除了钱我不能想别的了。我梦想奇迹发生，能让乾坤颠倒，能让乐透彩的百万奖金从天而降，能让最匪夷所思的暴发户计划得逞。就连火柴盒上的广告语“钱生钱，就在你家地下室”也开始让人做白日梦了——你别不信，我真的住在一栋有地下室的房子里，这种话都能让我胡思乱想。我以前的做事方式已经导致了一场灾难，现在得发展些新路数，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我已久的两难处境：如何让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和谐并进？换成另一个等式也可以：一边是时间，一边是金钱。我曾经像赌徒一样赌自己能平衡两边，但多年来，从养活一张嘴到两张嘴再到三张嘴，我终于认输了。其原因并不难理解。我花了太多时间去赢取自由，却没花足够的力气去挣钱，结果就是：如今我已两头落空。

十二月初，有个朋友从城里来看我们，住上几天。我俩从大学时就认识了，他和我一样，也成了一个奋斗中的写作者——不如说是又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要说不同之处，他的处境可能比我更艰苦。他的大部分创作都没发表，一直靠各种收入可怜的短期工养活自己，漫无目的地周游全国，四处寻求古怪而潦倒的冒险机会。最近，他又落脚纽约，在曼哈顿一家玩具店里打工，作为圣诞销售旺季时帮忙站柜台的后援人马之一。我到火车站接他，随后半小时的回家路上，我们差不多一直在谈论玩具和游戏，也就是他在店里卖的那些玩意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至今仍让我迷惑，这场对话仿佛扔出的一颗小石子，在我潜意识深处激起了一番涟漪，打落了一块蒙蔽记忆的小小阻石，于是，我又能顺着小小的洞口往里瞧，并发现了自己遗忘近二十年之久的事情。在我十岁或十二岁的时候，我发明了一种游戏。有天下午，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用普通的五十二张纸牌，摸索出一种打纸牌棒球的办法。现在，就在我和老友坐在车里聊天时，那个游戏又浮现在我脑海中。我清楚地记得每个细节：游戏原理、基本规则和巨细靡遗的整套设定。

搁在普通情况下，我大概又会把它忘个一干二净。但那时我是个倒霉蛋，背贴墙壁无路可退，我知道，要是自己不赶快想出招数，行刑队就会把我打得千疮百孔。能救我出绝境的唯有横财一笔。如果我能搞到一大笔现金，噩梦就会瞬间终结。我可以买通行刑队，走出死囚之境，回家再当作家。如果靠翻译、给杂志写稿不能再担此重任，那我就欠自己、更欠家人一个交待，活该去尝试别的养家糊口之道。好吧，人们愿意为游戏付钱，不是吗？如果我把小时候的纸牌棒球游戏改进一下，变成很棒的、非常棒的商品，那不就能卖大钱了吗？说不定我会走运，就此挖到第一桶金。

现在听来，那简直就是开玩笑，但当时我绝对是认真的。我知道成功的概率几近于零，但这想法一旦攫住了我，我就怎么也甩不脱了。零概率的事情也常会发生，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不愿意投入一点时间和努力去博得机会，那我算什么？没骨气的废物吗？

这款儿时游戏只需定些简单规则就能玩。投球手翻牌：从A到10的每张红色牌都算一击；从A到10的每张黑色牌都代表一个球。如果翻到脸谱牌，就代表击球手挥击。击球手就可以再翻一张牌。从A到9的任何一张牌都能表示出局，对应防守球员的位置号码：投球手=A（也就是1）；接球手=2；一垒=3；二垒=4；三垒=5；游击手=6；左侧外野手=7；中部外野手=8；右侧外野手=9。举个例子来说，投球手翻到一张5，那就是说，三垒球手击打出局。黑5牌意味着地滚球；红5牌意味着腾空球（方块5=高飞球，红心5=平直球）。若球击打至外野（7，8，9），黑色牌代表近高飞球，红色牌代表深高飞球。翻到一张10，你就得到一次一垒打。翻到一张J，得到二垒打。翻到Q，则是三垒打。翻到王牌则获取本垒打。

设定虽简陋，但符合现实逻辑，虽然从概率角度看，命中率的分布有所偏差（按理说，一垒打该比二垒打多，二垒打又该比本垒打多，本垒打又该比三垒打多），但玩儿起来却很带劲。更重要的是，最终成绩酷似真正的棒球场上的结果——3比2，7比4，8比0——而不会像足球或篮球比赛。基本规则无可挑剔。我只需将一副普通的纸牌设计成一套新牌即可。有了专供打棒球的纸牌，我就能进一步修正，加强统计学意义上的精准性，添加更多战略和决策性元素（触击、盗垒、牺牲高飞球长打），将游戏提升到更富变化的高段位。这项工作大部分是在做数学题，好在我精通错综复杂的棒球比赛，因而没费太多时间就算出了正确的公式。我一遍又一遍地玩，一局又一局地打，直到几星期过去，实在没什么漏洞需要改善了才罢手。随后，无趣的事情来了。但凡我开始设计纸牌（两沓，共九十六张牌），就不得不长久坐定，用四支削尖的铅笔（一支红、一支绿、一支黑、一支蓝）手绘。到底用了多少天才大功告成，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到最后，我感觉自己好像没干过别的事。设计本身没什么可吹嘘的，我既无经验，又非天才设计师，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争取制造出一种简洁、实用的纸面效果，玩家一看就懂，谁也不会犯愁，那么多信息必须挤进每一张牌，无论如何，我想自己至少做到了这一点吧。漂亮、雅致什么的以后再说。要是有人有兴趣大批量生产这款游戏，问题自然会转交给专业设计师。就眼下而论，在一番又一番手忙脚乱之后，我总算打出了第一垒，将自己的发明小创造付诸实体了。

继父再一次成了我的救命恩人。他刚好有个朋友在美国一家大型玩具公司工作，我把游戏演示给他看时，他大感兴趣，还认定会吸引别人的注意。那当口，我还在捣鼓个没完没了，他却鼓励我尽快搞定，还赶得及送去纽约玩具展，五六个星期后，展会就要开幕了。我从没听说过还有这种展览会，据各方人士透露，那个年展非常重要，是玩具产业举足轻重的大事件。每年二月，世界各地的厂商汇聚在二十三街和第五大道的玩具中心，展出各自的新季产品，留心竞争对手达到了什么水准，再为将来谋求良策。好比图书业的法兰克福书展、电影业的戛纳电影节，纽约玩具展就是玩具游戏业界的年度焦点。我继父的朋友帮我打点好了一切。在他的安排下，我的名字被列入了“发明者”一栏，我也因此得到一枚身份牌和一张展会出入证，好像他做得还不够多似的，甚至还安排了他公司的总裁约见我——九点整，就在展览开幕日上午。

对他的大力协助，我无限感激，但与此同时，我觉得自己像刚刚预订了飞往未知星球的机票。我不知道该期待什么景象，没有地图告诉我山高水深，也没有导游图能帮我理解即将与之对话的原住民的风土习俗。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穿件夹克，扎条领带。领带，是我仅有的一条领带，常年垂在我的衣橱里，只为了应付婚礼和葬礼这类紧急状况。现在好了，商务会谈也能被列入它的适用范围了。当天清早，当我昂首阔步迈入玩具中心取我的身份牌时，那副身姿肯定挺荒唐可笑的。我带了一只手提箱，里面啥也没有，除了我的纸牌游戏，装在一只雪茄烟盒里。我有的，统统都在这里了：纸牌，以及几张游戏法则说明书的复印件。我打算走进去和总裁谈判，谈一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生意，而且，我连一张名片都没有。

虽是一大清早，那地方已是人头攒动，水泄不通。不管你转到哪里，总能看到无边无际的公司展台，展亭里码放着洋娃娃、木偶人、消防车、恐龙和外星生物。每一种人类能想出来的哄小孩的玩具和把戏全都陈列在大厅里，没有哪一样不在呜呜鸣、当啷响、嘟嘟吹、哔哔叫或哇哇吼。行走在喧嚣的现场，我突然想到，胳膊下夹的手提箱是这栋大楼里唯一沉默的东西。那一年，电脑游戏火爆面世，大行其道，堪称自从拧发条的“盒子里的杰克”发明之后最能震撼玩具市场的超级玩物，而我则满心祈望蚍蜉撼树——用一摞老土的纸牌。或许我可以打败它们吧，但当我走进吵吵闹闹的游戏屋，我还没意识到那是多么不可能发生的事。

事实证明，我和公司总裁的面谈是该年度最短促的一场美国业务商谈。他回绝了我的发明，这并没有让我费神忧虑（我也算有备而来，准备接受最坏的消息），但他的拒绝是以那般冰冷入骨、不近人情的姿态，连起码的对他人的尊重都没有，每每回想都令我心里生疼。要说年纪，他比我大不了多少，这位企业主管金发碧眼，穿着光滑柔顺、度身定做的手工西服，面无表情，言谈举止都像纳粹间谍头头。他没怎么握我的手，没怎么问声好，甚至没有觉察到我也在房间里。没有闲聊，没有玩笑，没有疑问。“看看你有什么，”他草草地说了一句，我便打开手提箱，掏出了雪茄烟盒。他的眉目间已经显露出鄙夷二字。好像我刚刚递给他一坨狗屎，还请求他闻一下。我打开盒子，取出纸牌。那时候，我已经看得出来，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他也已经失去了兴趣，但我也没别的事可以做，只得硬着头皮往下走，开始玩牌。我洗牌，用几句话解释了玩法：怎样读懂牌面上的三层含义，接着开始发牌。第一局上半局刚开始，刚打出一两个球，他便从椅子里站起来，把手臂伸向我。由于他之前一言未发，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现在握手。我继续翻牌，描述牌面寓意的战局走向：发球，好球，挥击。“谢谢。”这个纳粹党人说着，终于握到了我的手。我仍然搞不懂事情走到了哪一步。“你是说，你不想再看了吗？”我问道，“我甚至还没告诉你具体的玩法。”“谢谢你，”他又说了一遍，“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有再多说一个字，他转过身，留下我和我的纸牌，一张张摊放在桌上。把每一张牌收进雪茄烟盒花了我一两分钟，确切地说，就在那六十、九十秒钟里，我跌到了谷底，跌到了此生最低点。

不管怎样，我振作起来，出去吃了早餐，抖擞精神，回到展馆待了一天。我一家接一家地把能找到的游戏公司都拜访了一遍，握手，微笑，敲门，向任何一个愿意给我十分钟、十五分钟的人展示能打棒球的纸牌奇迹。结果无一例外，都是拒绝。大多数大公司已停止和独立发明人合作（要打的官司太多），就连小公司也迫切需要口袋装的掌上游戏机（哔哔叫的那种），要不就是拒绝扯上运动的游戏（卖不出去）。至少，这些人是有礼貌的。经历了大清早令人寒心彻骨的待遇，我觉得被这样拒绝还算是种宽慰。

那天傍晚，颗粒无收的我精疲力尽，拖着脚步走向一家专营牌类游戏的公司展台。他们只生产一种游戏牌，但大获成功，目前正在开发第二种牌的市场。那是家低成本运作的小公司，像后院小店一样亲和，经营者只有两个人，都来自伊利诺斯州乔磊特市，他们不像展会上的其他公司那样用花里胡哨的噱头。那很像是我的理想买家，更妙的是，两位合作人都自称铁杆棒球迷。那个钟点，他俩没太多要忙的，只是闲坐在他们的小摊位旁聊着天，我说了纸牌的事儿，他们似乎很感兴趣，巴不得能看上一眼。不是瞥一眼，而是好好研究一下——那就要坐下来，玩满整整九局，玩到底。

要是我耍老千，我和他们游戏的结局大概就不会那么令人激动、那么栩栩如生了吧。一路较量下来，我们势均力敌，每次投球时都紧张万分，整整八局半中险象环生、反败为胜，还有两次在满垒情况下三击未中而出局，比分为2:1。乔磊特人是主场后攻，轮到他们最后一次击球时，他们需要一次跑垒才能平局，两次跑垒才能赢。前两击一无所成，很快就出局了，垒上没有跑垒员。不过，接下去的一击是一垒打，还能让他们苟延残喘撑一下。接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打出了两个坏球和两个好球，接下去的一击跑出了个本垒打，从而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我真是别无所求啊。两次出局加两次击跑的后攻队竟然在九局下半的最后一投抢到了胜券。这是一场经典的生死难卜的棒球赛，当乔磊特人翻到最后一张牌时，整张脸都被至纯的喜悦照亮了，那是装不出来的表情。

他们说，这事儿要好好琢磨一下，在给我答复前再研究研究。当然啦，他们会需要一副牌以供研究，我告诉他们，我会尽快把一份说明书的彩色复印件寄到乔磊特。然后我们就按部就班地告别：握手，交换地址，许诺对方一定会保持联系。沮丧地吃了一整天闭门羹后，突然间冒出了希望，我走出玩具展览会场时心想，我的疯狂计划大概真的会有前途吧。

那时候，彩色复印还是新兴事物，花了我一大笔钱才弄到复印件。我记不清具体的数额了，但我想肯定超过一百美元，甚至可能两百。我寄了个小包裹给他们，祈祷他们会迅速给我回复。几星期过去了，就在我挣扎着聚神于别的不得不做的工作时，我慢慢领悟到自己等待的只是失望。热情会催生速度，犹豫不决意味着拖延，他们拖延的时间越长，成功的可能性就越低。我足足等了两个月才盼来他们的回复，那时我几乎都不需要读信就知道结果了。令我惊讶的其实是那封信的简短、完全没有人情味。差不多有个把钟头，我被那封信堵得胸闷，只觉得自己娱乐了他们，唤起了他们的兴趣，但他们的拒绝只是一段干涩、笨拙的话。有一半的词有拼写错误，几乎每一句话都有语法错误。那真是一份令人尴尬的文件，只有劣等学生才写得出来，等到我的受挫感渐渐退去，我又为自己如此彻底的错看他们感到遗憾。寄希望于愚人，你只能以愚弄自己为下场。

然而，我并不打算就此放弃。我已经付出太多，不能因为一次挫败就让我死心，所以，我决意忍辱负重地继续往前走。在一切机会消失之前，我觉得有责任坚持下去，非要目睹幼稚的小生意走到尽头为止。我太太的亲戚帮我联系到了纽约公关业界赫赫有名的罗德公司的人。我展示给他看的时候，他似乎非常喜欢我的游戏，也不遗余力地帮我推销。这就是问题所在。每一个喜欢“打棒球纸牌”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鼓励我，令我没法彻底放弃这个念头，还有像他这样和善友好、社交广泛的好人代我另辟蹊径，我要放弃也委实没道理。这位新盟友叫乔治，碰巧，他是负责联合食品的主管，而联合食品是罗德公关最大的客户之一。他独创的巧计令我大开眼界：他想让联合食品公司把“打棒球纸牌”纳入麦片盒，作为特殊的促销赠品。（“嘿，孩子们！两张麦片盒的顶盖再加3.98美元即可获得不可思议的纸牌游戏！支票现金均可哦！”）乔治向他们递交了提案，一度看来极有可能实现。对新产品的促销来说，选择麦片挺合适的，他觉得这一次应该可以成功。但没有。联合食品没有看上棒球，而是选中了奥林匹克十项全能冠军，接下去的数十年间，每盒麦片上都印着布鲁斯·詹纳的微笑脸庞。你真的不能怪他们。毕竟，那是冠军吃的早餐啊，他们确实要维护一种传统形象。我从不知道乔治的计划距离成功到底有多近，但我必须老实承认（虽然不太情愿），直到今天，要我毫不心痛地看一眼联合食品麦片盒还是很难的。

乔治几乎和我一样失望，但既然是他挑的头，自然也不会就此罢休。他还认识一个人，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和贝比·鲁斯联盟[40]有关（我忘记具体职位名称了），乔治认定，只要把我引荐给那人，好事自然会来。纸牌再一次准点运抵美国中西部，也再一次石沉大海。那人最终回复我时，忙不迭地解释说，延误的责任不完全在他，“非常抱歉，我这么迟才获知您六月二十二日发来的信和您的打棒球纸牌游戏。信件迟到，是因为一场龙卷风夷平了我们的办公室。那之后我就在家工作，直到十天前才收到了给我的信”。我的霉运泛滥到了天地间，近乎神谕。那个人过了几星期再给我写信，说已把纸牌的事搁下了（伤感地，饱含遗憾，用最婉转有礼的敬语），我几乎都没有畏缩一下。“毫无疑问，您的游戏别出心裁，独一无二，也非常有趣。它应该会有市场，因为这是唯一一款桌面棒球游戏，不需要复杂的设置或装备，有利于传播，但经我处商议后一致认为，如果没有全美职业棒球大联盟明星球手及其战绩资料，就根本做不出来有竞争力的产品。”我给乔治打了电话，告知进展并感谢他的鼎力相助，但是，够了就是够了，我说，他不该在我身上再浪费时间了。

之后几个月里，这事儿被束之高阁，接着却又冒出一线生机，我也就抄家伙再次上阵。视野里只要出现风车，我就能随时应战。我早已不再心存希望，但就是无法放手，不愿意看到亲手打造的傻玩意儿寿终正寝。我继父的弟弟认识一个发明游戏的人，考虑到人家靠游戏挣了一大笔钱，我去取经求法也理所应当。我们在罗斯福酒店的大堂里碰面，距离中央车站不远。他四十上下，快言快语，独断专行，看着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有一副令人生厌的虚张声势或诡计多端的神态，但我必须承认，他的饶舌急语有几分魄力。

“要想胜券在握，”他说，“就要靠邮购。你去找一个大牌联盟主队的明星球员，签份协议，给他分一些利润，然后就拿他的招牌去所有棒球杂志做广告。等订单来得够多了，就用那笔钱去投资规模化生产。要是不够多，那就把钱寄回去好了，就说销售告罄，不再添货了。”

“这么干，需要投入多少成本？”我问。

“二万，二万五千美元，至少。”

“我凑不出这个数，”我说，“就算押上我整条命，也卖不出这个价。”

“那你就没法干了，是不？”

“没法干，干不了。我只想把这个游戏卖给一家公司。从头到尾，我只想到这条路——根据他们的销量，我挣点版税。靠我自己是没法经营的。”

“换句话说，”他总算明白了，自己在和怎样的笨蛋对话，“你拉了一泡屎，现在想要别人帮你冲厕所。”

我可不愿意这样形容自己，可也没和他争辩。显然他比我懂得多，他继续建议我去找个“游戏代理人”代表我去和公司谈判，我也不怀疑他为我指明了一条正道。在那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类高手。他给我了一个名字，那人理应是特别棒的，我第二天就打了电话。事实证明，那将是我最后一次出击，是整个乱七八糟的传奇冒险的最后一章。她在电话里像机关枪一样说了一大通，扼要的专用名词，该提的条件，佣金比例，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期待值的高低，以及该规避什么。听上去像她例行多次的演讲，也是浓缩了多年死皮赖脸上门推销和心狠手辣耍花招的经验结晶，在接通电话后的前几分钟里，我根本找不到半秒钟的缝隙插上话。接着，她总算停下来喘口气了，那时她才问起我的游戏。

“叫作——打棒球纸牌。”我说。

“你是说，棒球？”她说。

“是的，棒球。翻牌玩的。这游戏很仿真，你可以在十五分钟里打通整场九局。”

“对不起，”她说，“体育游戏不行。”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体育类的都是输家。卖不动，没人想买。打死我也不碰一下。”

一锤定音。那个女人生硬坚固的断言依然在我耳畔铮铮作响。我挂了电话，把纸牌收拾好，再也不去想它了。

就这样，我一点一点地蹭到尽头。收到乔磊特人无情又无知的信后，我意识到打棒球纸牌无异于一注高风险押赌。指望它给我带来第一桶金几乎就是一种纯粹的自欺，一番徒劳又可笑的奋斗。我又坚持不懈地守候了几个月，不过那些最后的挣扎只占用了我一小部分时间。在内心深处，我已经接受了败局——不只是游戏本身，也不只是说我半吊子水平杀入生意场，而是我所有的原则，我此生对待工作、金钱和追求时间的根本立场。时间不再有价值了。我曾为了写作而渴望时间，但既然我已经不再是作家了，写字只是为了揉起纸团、扔进垃圾桶的快感，我已经准备好放弃挣扎，像别人那样去生活了。九年贫瘠的自由写作生涯已把我耗尽。我试图发明游戏，以期拯救自己于水火，可没有人要，于是我又回到了起点——只不过境遇更糟了，比先前更加枯竭无望。至少，游戏代表一种想法，一股带着希望的短暂冲动，但现在，我连想法都没有了。事实便是，我为自己挖了一个又深又暗的地洞，爬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找份工作。

我打电话，写信，到城里去面试。教书匠、记者、编辑——什么都行，无所谓。只要这份工作能按时给我周薪支票，我就有兴趣。筛选之下，有两三个职位很有希望，最终却无疾而终。现在，我不想再重复那些令人沮丧的细节了。几个月过去了，一点靠谱的结果都没有。我陷入迷惘，愈发难以自拔，精神几乎因忧虑而麻痹。我已缴械投降，听之任之，这些年来曾捍卫的每一种坚持都已屈服，可我竟然还是无处可去，前途渺茫，每走一步都踏空。后来，纽约州政府艺术理事会突然给了我一笔三千五百美元的奖金，我总算能喘一口气了。那笔钱撑不了太久，但好歹是一大笔钱——足以在噩运来袭时抵挡片刻。

那之后没多久，有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时，突然想到一个新主意。也许还算不上真正的想法，只是一丝闪念。那一年，我读了很多侦探小说，大多数是美国冷硬派的创作，我发现它们堪称良药，对于压力和长期焦虑有绝佳的缓释慰藉作用，除此之外，我也开始真心地欣赏这一类小说中的某些代表作家。最棒的几个都是谦逊、务实的作家，不仅能比所谓的严肃作家写出更多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还经常写出更机智、犀利而俏皮的金句。这类故事的经典悬念莫过于设置一场自杀事件，但最后将被证实是谋杀。光看表象，那些主人公是一次又一次地死在自己手里，但故事讲到最后，所有隐秘纠缠的线索都将被厘清，阴谋终将暴露，读者会发现，主人公的死亡应该归咎于坏蛋。我想：为什么不把圈套颠倒过来呢，把好人坏人的位置对换一下？为什么不能让一起看似谋杀的案件归结于自杀？就我所知，还没有人这样写过。

这纯然是闲时遐想，凌晨两点的灵感，但我睡不着了，心跳得越来越快，就要跳出嗓子眼了，我再仔细琢磨，顺着这个思路努力酝酿下去，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没指望有惊天动地的结果，只想摸索出镇静的办法，好去平缓我的神经，但每块小拼图都恰好能和另一块吻合，等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已经拼出了一整幅图景：一篇悬疑小说的骨干情节。

第二天早上，我想还不如坐下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写下来。倒不是说我没别的更好的事可以做。几个月来，我连一个像样的词都没写过，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银行账户里的钱就快见底儿了。如果我能炮制出一篇像模像样的侦探小说，显然还能换回几个钱。我不再做金币满袋的美梦了，只想老实地干一天活拿一天的工资，只图生存。

我六月初动笔，到八月底就写成了三百多页的手稿。这本书是纯粹模仿的练笔，有意识地尝试写一本貌似其他书的书，虽说我动笔的初衷是为了稿费，但那不代表我没有从中获得乐趣。作为类型小说，它看似不比我读过的别人的书差，比起某些书来，甚至还要好很多。好到足够拿去出版，毕竟，那是我的目标，我唯一的野心就是把这部小说换成现金，能多付一张账单也好。

再一次，我径直奔入困境。使出浑身解数，我只求把自己卖出去，开价低得不能再低，可依然没人买。这一次，问题不尽然出在我要卖什么（譬如卖纸牌游戏那次），而在于我那笨拙得出奇的推销能力。我认识的编辑都是以前雇我翻译书稿的，要说对畅销小说有鉴赏力，他们都不够格。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从没读过或出版过我写的这类读物，甚至几乎不知道还有悬疑小说这种类型，更不用说这一类型中多姿多彩的分支了：私家侦探小说、警察小说，诸如此类。我把手稿寄给其中一位编辑，等他好不容易腾出空来看时，他的反应竟是惊喜若狂，实在出人意料。“很棒啊，”他说，“非常好。除去侦探那些东西，你将成为杰出的心理惊悚作家。”

“可那才是重点所在啊，”我说，“这是一本侦探小说。”

“大概是吧，”他说，“但我们不出版侦探小说。再改一下吧，不管怎么说，我保证我们出版社会有兴趣出版的。”

改变此书定位大概会让他有兴趣，但我没兴趣。我是出于特定的目的而用特定的手法写的，现在反要拆解，好像有点荒诞。我意识到，我需要一个经纪人了，在我处理更紧迫的事情时，得有人替我四处兜售小说。棘手的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找经纪人。毕竟，诗人是没有经纪人的。译者也不需要。每篇书评稿费两三百美元的书评作者也没有经纪人伺候。我一直蜗居在文坛最偏远的外省角落里，距离商业中心很远很远，只有在闹市区，书本和金钱才有对话的需要和机会，可我认识的只有年轻诗人，作品寥寥散见于小刊物，在小规模、非盈利的出版社印刷结集，再有，便是形形色色的怪人、不合时宜的人和流亡的人。没人能帮到我，没人能贡献片言只语，点拨我一下。要是真的有，那我也是太笨了，连门儿都不知在哪里。很偶然的，有个高中老同学提到他的前妻经营一家文学经纪公司，我和他谈及那部手稿时，他便撺掇我拿去给她看。我给了，等了将近一个月被拒了。她说，这类东西挣不到太多钱，她犯不着为薄利自找麻烦。现在没人读私家侦探小说了。它们过时了，老掉牙了，不管在哪儿都是赔钱货。这和近十天前游戏卖手对我说的话如出一辙，字字句句都一样。

后来，这本书还是出版了，但要等到四年后。就在那段时间里，各类灾祸相继爆发，剧变一场接着一场，我的脑子里根本没空去想用笔名发表通俗小说混饭吃的命数如何。婚姻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破裂的，该挣钱的小说打字稿被塞进一只塑料袋，在搬家数次、地址频繁更改的过程中险些遗失，几乎被忘了。那之后两个月，我父亲去世了——很突然，谁也没料到，因为他这辈子就没病过一天——其后几周内，我的大把时间都用在打理房产，处理他的私人遗留事务，了却未竟之事。父亲去世令我深受打击，在我内心深处引发了无限悲伤，不管写作的动力是什么，反正我都用来写他。更糟的反讽在于，他在遗嘱里给我留了点什么。遗产清算后，我得到的虽不是巨款，却比我之前有过的积蓄还要多，帮我渡过了接二连三的难关。我搬回了纽约，继续写作。后来，我又恋爱了，又结婚了。在那四年间，我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改变了。

到了一九八〇年末，或一九八一年初，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之前我和致电人只有过一面之缘。他是我朋友的朋友，而且初次见面已是八九年前了，我几乎想不起来他是谁。他说他正打算开一家出版社，很想知道我手头是不是刚好有现成的书稿能让他看看。他向我解释，这家出版社不会停留在小规模，而是要做大，真正的商业化运作。唔……我应了一声，想起压在卧室衣柜最下面的那只塑料袋。说起来，我还真有一本书稿呢。我把自己的侦探小说大致和他说了一下，等他说有意拜读时，我就复印了一份，在一周内寄给了他。没想到，他很喜欢。更没想到，他说他想立刻着手出版事宜。

我很开心，那是当然——又开心，又好笑，但也有一点不安。看起来，事情好得离奇，简直不像真的。出版一本书不该这么轻松吧，我猜想，随后肯定会有些波折吧。他的出版社开在上西区的自家公寓里，我注意到了，但我收到的合同是货真价实的商业合同。读完之后，我确定他开出的条件是我能接受的，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签字。没有预付款，这是当然的，出版前不会有稿酬，但只要第一版开始出售，我就能得到版税。我猜想，这对于一个新起步的出版商来说很正常，既然他没有投资商，也没有融资协助，他不可能在没赚钱之前就勉强先付给我。不用说，他的出版社还没算不上“商业化运作”，但他希望以后可以，难道我要对他的热望浇盆冷水吗？

九个月后，他果然带来了一本我的小说（平装复印），但大量印刷却拖延了近两年。等到终于印完时，他已经和发行人分道扬镳了，也没剩下多少资金，作为出版人的一切美好意愿都烟消云散了。只有少量书跻身于几家纽约书店，那还是他亲自上门送货的结果，余下的这版小说留在纸板箱里，躺在布鲁克林某处的仓库里积灰。据我所知，那些书至今还在那里。

事情走到了这一步，我觉得自己应该再努把力，看看能否彻底了断。既然小说已经被“出版”了，那么，就不可能再出精装版了，但还有一些平装书出版社可以考虑，我不愿意放弃那本书，除非他们有机会向我证明只有死路一条。我又开始寻找经纪人了，这一次，我找对了。她把小说寄给了艾冯出版社的编辑，三天后就被接受了。真的只有三天，绝无拖延。他们愿意付我两千美元的预付款，我同意了。没有讨价还价，没有复杂的谈判。我觉得自己扬眉吐气了，一点儿不想纠缠于细节。按照合同，我和第一个出版人分享了预付款，自己还有一千美元。扣除百分之十的经纪人佣金，最后，我挣到了整整九百美元。

写书挣钱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吧。卖文为生，莫过于此。

一九九六年

[1]比喻激烈竞争。

[2]鲍威利是美国纽约城曼哈顿南部的一个区，因酒吧、罪犯行为和流浪汉而恶名远扬。

[3]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一区。1965年是严重种族紧张和暴力地区。

[4]罗宋汤地带（Borscht Belt），是纽约凯茨基尔山区（Catskills）诸多夏季旅馆所在地，又称波希特带。

[5]“重庆”是当时美国流行的一种罐装中餐品牌。

[6]劳莱和哈代是无声和有声电影颇受欢迎的喜剧演员，世界喜剧电影史上最出名的二人组合，一胖一瘦。

[7]指出演西德尼·金斯利所著、1935年上演的百老汇歌剧《绝境小孩》（Dead End Kid）的纽约男演员。1937年，制作人萨缪尔·戈德温将他们全部带到好莱坞，将这部戏拍成了电影。

[8]SDS是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简称，一个激进的学运组织。

[9]哈勃·马克斯（Harpo Marx，1888—1964），美国百老汇著名喜剧演员。

[10]塞尔吉奥·莱昂内（Sergio Leone，1929—1989），意大利导演、演员，拍有“镖客三部曲”“美国三部曲”，影响深远。

[11]基尼·克鲁帕（Gene Krupa，1909—1973），著名爵士鼓手。

[12]特里斯唐·查拉（Tristan Tzara，1896—1963），罗马尼亚裔法国诗人，达达主义代表人物、倡导人之一。

[13]奇卡诺人意指墨西哥裔美国人。

[14]即俚语中的“蠢货”。

[15]梅森—狄克逊线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分界线，也是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南北区域分界线，约在北纬39度。这条分界线是美国历史上文化和经济的分界线。其名称是为了纪念勘测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之间地理分界线的18世纪英格兰探险者杰利米亚·狄克逊和查尔斯·梅森。

[16] W.C.菲尔兹（W.C.Fields，1880—1946），美国演员，以其刺耳的嗓音、蒜头鼻和爱讥讽的性格而知名。他的电影包括《我的小山雀》（1940）和《你不可欺侮老实人》（1941）。

[17]拉尔夫·理查森（Ralph Richardson，1902—1983），生于英国伦敦，曾出演《泰山王子》《魔幻屠龙》《时间劫匪》等60多部电影。

[18]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1925—1997），二战后的著名苏联作家、文学评论家，1966年因小说人物涉嫌颠覆国家而被判处7年徒刑，1971年释放，并于1973年被准许移民法国。其长篇小说《晚安》就是他离开苏联10多年后以笔名亚伯拉罕·特尔兹于1984年在欧洲出版的。

[19]《传翘》也称《金云翘传》，是越南诗人阮攸（1768—1820）根据中国明末清初青心才人原著小说《金云翘》用越南民族文字写成的长篇叙事诗。

[20]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1933—），生于希腊雅典，政治惊悚片导演，1952年考入法国高等电影学院。1969年以《Z》蜚声国际影坛。作品以抨击专制政府为己任，融合了惊悚片的桥段，具有强烈的政论色彩。

[21]克利须那教派是1966年在美国成立的宗教组织，全称：克利须那意识国际组织（ISKCON），其国际协会中译为“国际奎师那知觉协会”或音译为“益世康”，由信奉印度教的居士、在家修行者组成。

[22]马尔科姆·洛里（Malcolm Lowry，1909—1957），英国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火山下》（1974）被认为是现代小说经典。

[23]蒙特祖玛，一般指蒙特祖玛二世（1475—1520），古代墨西哥阿兹特克帝国君主。

[24]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z，1864—1946），美国摄影家，作品包括一系列关于其妻子乔治亚·奥齐芙的摄影。

[25]维塔利·哈伯斯塔特（V.Halberstadt，1903—1967），国际象棋大师、棋题研究家，对残局的探究最为有名。出生于乌克兰，移民法国，屡获国际冠军。

[26]爱丽丝·B.托克拉斯（Alice B.Toklas，1877—1967），美国作家，是格特鲁德·斯坦因的秘书和长期的生活伴侣。她的作品包括食谱和一卷回忆录。

[27]泽西·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1933—1991），波兰裔美国作家。1957年从波兰逃到美国，自学英语。他的作品以简洁精确的文风以及对性和暴力的生动描写而著称。

[28]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1915—1991），美国艺术家，以抽象的表现主义绘画著称，以色彩绚丽的杂乱线条为作品特征。

[29]即詹姆斯·英格拉姆·梅里尔（James Ingram Merrill，1926—1995），美国诗人，普利策奖得主。他出生于纽约，拥有家族性投资企业。

[30]瑞德·格鲁穆斯（Red Grooms，1937—），美国多媒体艺术家，以其色彩斑斓、表现现代都市生活的波普艺术闻名于世。

[31]拉里·里维斯（Larry Rivers，1923—2002），美国艺术家、音乐家、电影人，也偶尔客串电影表演。

[32]海伦·弗兰肯塞勒（Hellen Frankenthaler，1928—2011），美国抽象派油画家，以她创新意的技巧和对色彩的巧妙运用而著名。她的作品包括1952年的布面油画作品《山与海》、1967年的《人类的力量》。

[33]费尔菲尔德·波特（Fairfield Porter，1907—1975），美国画家、评论家，毕业于哈佛大学，通过大量自学创造出独特的绘画风格，是抽象表现主义运动中期的代表人物，画作主题常为风景、家庭、乡村、艺术家朋友。

[34]弗兰西斯·拉塞尔·奥哈拉（Francis Russell O’Hara，1926—1966）、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1927—2017），都是美国诗人，和詹姆斯·史库勒等人一起被称为纽约诗派。

[35]詹姆斯·史库勒（James Schuyler，1923—1991），美国诗人，纽约诗派的代表人物。

[36]伊莱恩·德库宁（Elaine Marie de Kooning，1918—1989），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是纽约派的活跃人物。

[37]欲知其人生历险的生动记述，请参阅约翰所著《循着奇迹之踪：纽约艺术界的生活录》，1983年由兰登书屋出版。——原注

[38]墨菲定律是美国工程师爱德华·墨菲作出的著名论断，已是英语中常用的俚语，主要指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多小，它总会发生。

[39]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1903—1970），俄国裔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其作品用微妙的颜色勾勒水平线条且边缘模糊不清。

[40]贝比·鲁斯联盟是美国一个青少年棒球联赛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