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三国不演义

三国不演义2

三国不演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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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汉帝国的黄昏

奇葩天子的鸵鸟术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昏君的立储困局

外戚与宦官的博弈

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

董卓入京：三国时代的零点

第二章 三国一哥成长史

不良少年曹阿瞒

奋斗与幻灭：曹操的年轻岁月

做能臣还是做奸雄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第三章 乱世开场

董卓迁都，群雄并起

孙坚：猛人是怎样炼成的

孤军奋战：义士的北伐

白马将军公孙瓒

远交近攻：大河南北的诸侯混战

刘备：从落魄皇族到创业草根

第四章 军阀割据

董卓之死：一盏人油路灯

长安乱：两步臭棋，一场劫难

从郡守到州牧：曹操的崛起

南讨袁术，东征陶谦

反曹同盟：陈宫和张邈的背叛

兖州争夺战：吕布与曹操的较量

第五章 挟天子以令诸侯

傀儡天子的流亡之路

战幽州：公孙瓒的崛起与衰落

基业草创：孙策入江东

天子入许都：曹操的阳谋

徐州混战：刘备、吕布与袁术

刘备投曹，袁术称帝

第六章 下一个出局者

宛城之战：曹操的悲痛和耻辱

汉室衰微，政在曹氏

东征西讨的曹司空

吕布之死：魂断白门楼

纵横江东：孙策的巅峰时刻

黯然出局的枭雄们

第七章 官渡之战

张绣投曹：从仇人到亲家

孙策复仇，割据江东

决战前夕：刘备的叛逃

可怕的关羽，忠义的关羽

对峙官渡：斗智斗勇的生死战

奇袭乌巢：致命的一击

第八章 北方的平定

袁绍阵营的窝里斗

孙权登场：自古英雄出少年

兄弟相杀：袁氏的末路

大战邺城，夺取冀州

北征乌桓：曹操统一北方

第一章 大汉帝国的黄昏

奇葩天子的鸵鸟术

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春。

三月二十一日，朝廷大赦天下。

这是汉灵帝刘宏即位的第十六个年头，也是他第十五次大赦天下。

是的，你没看错，几乎每年都来一次。纵观刘宏一生，在位二十一年，足足大赦了二十次天下。据《后汉书》记载，仅登基之初的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是例外，之后每年必赦，相当持之以恒，可以说是不死不休。

在中国古代，大赦天下本也是常事，但凡登基、改元、册封皇后什么的，通常都要赦一下，可像刘宏赦得如此频繁、如此一以贯之的，委实也不多见。

其实，刘宏也并不想把“大赦天下”当饭吃，可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自从当上大汉天子，这个将近四百岁的老大帝国就仿佛开启了末日模式——外有鲜卑年年入寇，内有叛乱此起彼伏，还有干旱、洪水、蝗灾、瘟疫、地震、山崩、海啸等自然灾害，也跟约好了似的纷至沓来，轮番肆虐，把刘宏搞得很头大。

所以，刘宏只能频频以“大赦天下”来安慰臣民，顺便自我麻醉。到后来他几乎形成了条件反射，连京城有个民妇生了一对“两头四臂”的连体婴，感觉不祥的刘宏也要赶紧大赦一下(《后汉书·孝灵帝纪》：“洛阳女子生儿，两头四臂。”)。

都说“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老话诚不欺我。若是个别妇人生一两个怪胎倒也罢了，问题是连畜生们也跟着添乱。

就拿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来说吧。这年四月间，中央官署“侍中寺”里有只母鸡竟突然变性，“雌鸡化为雄”，不但长出鸡冠还打起了鸣；六月，天子寝宫温德殿东边的院子里，突然有条十几丈长的“黑气”从天而降，目击者声称看见了一条龙；等到了冬天，洛阳坊间有匹马居然生下了一个人……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人存心恶搞，反正《后汉书》是正儿八经把它载入史册了，《后汉书·孝灵帝纪》里白纸黑字写着：“是岁……京师马生人。”

刘宏被这一系列诡异事件弄得心神不宁，就责成大臣们做出解释。议郎蔡邕上奏：“这是上天对天子的告诫和谴责，因为天子亲近宦官、女子和小人。”

刘宏一听就很不爽，加上宦官头子大长秋曹节、中常侍王甫在一旁煽风点火，便把蔡邕打入了大牢，还准备押赴闹市砍头。后来有人替蔡邕求情，才改判为流放朔方。

蔡邕说天子亲近宦官，这事天下人都知道，算不上什么秘密，但很多事就是这样——他当领导的可以做，你做下属的就是不能说，敢说就死定了。

平心而论，“宦官乱政”并非灵帝一朝的特产，而是东汉王朝由来已久的一大痼疾。若究其病因，就不得不追溯到东汉历代天子的寿命问题。

东汉共有十三任正统皇帝(在安帝和顺帝之间，还有一位北乡侯刘懿做过半年多皇帝便去世了，正史未单独为其列传，故不被视为正统)，光武帝刘秀活得最久，按周岁算，卒年62岁，之后就开始一路走下坡：明帝刘庄47岁，章帝刘炟32岁，和帝刘肇27岁。再往后的儿孙皇帝们，更是竞相刷新天子早亡的纪录：殇帝刘隆不到1岁，安帝刘祜31岁，顺帝刘保29岁，冲帝刘炳仅2岁，质帝刘缵仅8岁，桓帝刘志35岁；而我们眼前的这位灵帝刘宏，到头来也只活了32岁(一说33岁)；少帝刘辩仅24岁，最后一位亡国之君献帝刘协，尽管一辈子活得战战兢兢朝不保夕，反倒是苦撑苦熬地挨到53岁才闭眼。

如果掐头去尾来算的话，中间的十一个皇帝平均寿命才24岁半。放在今天，也就大学毕业两年多，职场的门道还没摸清呢，就莫名其妙毙了命。

没有人知道东汉的天子们为何都那么短命，仿佛被下了什么恶毒的诅咒一样。

其实，东汉皇帝早亡的原因并不重要，就历史而言，重要的是研究这个现象所导致的后果。

翻开史书，我们不难发现，“东汉诸帝皆不永年”这一事实，直接导致了两个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

一、外戚擅权；

二、宦官乱政。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恶果？

道理很简单：天子早亡，自然膝下无子或仅有幼子，结果便是幼主即位。而幼主即位，母后自然要临朝听政，然后一帮外戚就会入主中枢、独揽大权。等到小皇帝慢慢长大，必然不甘心大权旁落，于是就与最亲近的宦官联手，诛杀外戚。宦官由此立下大功，遂取代外戚掌控大权，然后迫害忠良，祸乱朝政，种种倒行逆施比起外戚有过之无不及。没过多久，宿命降临，天子年纪轻轻又驾崩了，于是新一轮的“幼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擅权、宦官乱政”的戏码便再次上演……

整个东汉中后期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毫无想象力的老套剧情中绕来绕去，求出无期。

用哲学家尼采的话说，这叫“永恒轮回”。

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这就叫“鬼打墙”。

于是，帝国政治就在这样一个令人无奈的死循环中渐渐糜烂。等交到灵帝刘宏的手上时，东汉王朝早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

不过此刻，距离这个烂摊子的最终破产还有些时日，所以刘宏尚且可以慢慢折腾。

如果给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做一个昏君排行榜，刘宏能进入前十，相信不会有太大争议。

至于上榜理由，除了前面提到的频繁大赦，其他随便列出几条，都足以令人大跌眼镜。

首先，就是公开卖官。

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卖官鬻爵”向来是一种极其恶劣的腐败行为，历代统治者无不对此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刘宏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竟然堂而皇之地在宫中设立了卖官署，明码标价地公开出售各级官职：官秩四百石的卖价四百万，官秩二千石的卖价二千万，以此类推，一石官秩卖一万钱。

除了全自费的，还有半自费的。比如那些被朝廷征辟或地方察举的官员，想要走马上任，就得先交纳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

除了固定价格，还有浮动价格。比如要当一个地方的县令，就要视此地的财政收入和经济水平来厘定价格，一线的膏腴之地卖得贵，十八线小县城就便宜得多，品种多样，任君选购。

除了一次性付款，还可以办理分期还款。买官者若无法全额付清，可以先交首付就去上任，然后分期还款，当然还要加上贷款利息。总之，规则跟我们今天的按揭买房并无二致。以后要是有人跟你说，“按揭”这种玩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发明，或者说是什么现代化的金融工具，你大可以拿这个证据去告诉他这不过是我们古代皇帝玩剩下的。

以上都是公开出售的，还有一种属于内部特惠，如果你有本事跟天子身边的人攀上关系(诸如宦官或奶妈之类)，就能享受更大的优惠：三公之位，一千万；九卿之位，五百万。

就这样，“卖官”在灵帝一朝成了一项新型经济产业，“买官”也就成了一种全新的投资方式。不论你是商人还是农民，也不管是文盲还是流氓，只要凑够本钱，就可以买个一官半职，等到了任上再去拼命搜刮。

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想而知，到头来，老百姓还是所有成本的最终承担者。

刘宏把卖官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四面八方的财富滚滚而来。不过，要是以为这些钱都进了国库，那你就错了，刘宏没那么傻。从头到尾，所有卖官收入分文不少地流入了他设在皇宫西园的小金库。

皇帝天天躺着数钱，可怜的是下面一些穷得叮当响的清官。当时，一个叫司马直的官员，按正常程序准备就任巨鹿太守，却因为两袖清风、囊中羞涩无法上任。刘宏知道他没钱，就破例给了他一个优惠价，减免三百万。可司马直还是交不出，只能仰天长叹：“为民父母，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求官，吾不忍也。”于是托病辞官。

刘宏不准，强迫他交钱上任。

司马直走投无路，被迫自杀。

除了卖官，刘宏还喜欢各种搞怪，借以丰富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

他挖空心思地在后宫开发了一条商业街，让宫女们扮成商贩和顾客，买卖货物，讨价还价，卖力吆喝，相互竞争；还让宫女扮成小偷，挤在人群里偷东西；而他本人则扮成招摇过市的大款和她们做生意，玩得不亦乐乎。

搞完了商业街，刘宏余兴未消，又把西园改造成了动物乐园，让成群结队的狗都戴上官员的冠帽，佩上官员的印绶，前呼后拥向他朝拜；刘宏则亲自驾驶四头驴拉的车子，一边在西园来回转悠，一边对着那些狗大喊“狗官”。

不知道刘宏的这声“狗官”有没有指桑骂槐的意味，反正我料想，当时的朝臣们听了，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

据史书称，天子“驾驴巡游”的行为艺术很快引发了一场时尚潮流。一时间，洛阳的官绅士民纷纷效仿，满大街都跑起了驴车。驴市行情立刻看涨，价格贵得跟马一样。

碰见这样的皇帝，我们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

这真是一个奇葩。

时至光和年间，将近四百岁的大汉帝国已经像一间破茅屋一样四面漏风、摇摇欲坠，可灵帝刘宏依旧活得轻松自在。虽然接踵而至的外患、内乱和各种天灾人祸不时也会让他心烦，但充其量就像微风掠过湖面，荡起几丝涟漪后，一切便又复归平静。

就拿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来说，夏天，多地爆发严重干旱；入秋，金城郡(今甘肃兰州市)一带的黄河暴涨，泛滥了二十多里；不久，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又发生了山崩。可想而知，一定有不少百姓受灾，而且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遍翻史书，却很少看到朝廷有什么赈灾举措，倒是在《后汉书·孝灵帝纪》中，有一条这样的记载：“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冷冰冰的十二个字，不动声色地躺在泛黄的史料中。稍不留意，你可能就错过了。

能让惜墨如金的史家愿意记录下来，想必不是个例，况且“河内”“河南”本身就表明事件在多地发生。我不敢去想象大规模的“夫妇相食”会是怎样的一幕人间惨剧，光是这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十二个字，就足以刺痛我的眼睛了。

对刘宏而言，拨款赈灾是没有的，心生忧患也是没有的。

你干旱，你涨水，你山崩，你母鸡变性，你夫妇相食……都没问题，我刘宏大赦天下了啊!

是的，任你妖孽横生四海沸腾，大汉天子刘宏有且只有大赦天下。

千百年来，无数后人读史至此，或许都会在内心深处发出一句诅咒：“大汉不亡，天理难容。”

这一年，有个名叫张角的巨鹿人想必就在发出这样的诅咒，因为时隔不久，他就喊出一句震惊天下的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不过此刻，他还躲在历史的暗处，尚未走到聚光灯下。

早在十余年前，差不多与刘宏登基同时，张角就以传道的方式开始招揽徒众了。

张角称自己是神派来的救世主——“大贤良师”。他告诉那些贫病交加的人：你之所以受苦，是因为在道德上有罪，所以要向神跪拜和忏悔。

神在哪里？

凡夫俗子们看不见。

张角说：你们被罪恶覆盖，所以看不见。不过没关系，你们可以看见神的使者，那就是我——大贤良师。

可是，您为何能做大贤良师呢？

张角微微一笑：行吧，那我露一手。

他端出一碗声称被自己祝福过的符水，让信徒喝下去。说来也怪，喝完那碗浑浊的符水，有些病人的病居然就好了。原本还半信半疑的信徒们顿时佩服得五体投地，随即奔走相告。

“太平道”迅速风靡天下。十余年间，张角的信众就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有人甚至变卖了财产前去投奔。据说，由于投奔的人实在太多，一度引起了交通堵塞。而且，来不及赶到地方就病死在半路的，有上万人之多。

当时，很多州牧郡守得知张角治病救人后，无不交口称赞，说他深受群众爱戴，还鼓励人民向善，推广教化，是个好人啊!

消息很快传到朝廷。当朝太尉杨赐听说后，第一反应不是感动，而是警惕。因为聚众传道这种事，在任何朝代都是很敏感的，何况今日汉朝正值内忧外患、四方骚然之时，这个张大师搞出这么大动静，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杨赐随即起草奏章，建议朝廷立刻捕杀张角等人，把危险扼杀在萌芽状态。可是，奏章刚刚呈上，还没等皇帝批示，杨赐就被调职了，此事遂石沉大海。他的秘书刘陶一看，这样不行，于是赶紧又写了一封递了上去。

刘宏拿到奏章，只瞄了一眼便扔到一旁：不就是个乡下神棍吗，这也值得大惊小怪？你刘陶最近是不是没有事做？那你去帮忙重新注解一下《春秋》。

然后，刘陶就被打发走了。

刘宏很淡定，他并不认为这个神棍张角比洪水、地震、瘟疫更值得关心，甚至都不认为他比某个生了连体婴的民妇更为不祥。

于是，社稷灭亡的灾难就在刘宏的淡定中悄悄降临。

当一个皇帝对天下大势麻木不仁、对社稷苍生漠不关心，只会频繁借助“大赦天下”来自我麻痹，像只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时候，历史性的灾难就注定要降临了。

凛冬将至。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在这个世界上，宗教和政治往往只有一线之隔，有时候甚至很难分清。

宗教许诺来世的天堂，政治追求今生的乐土，共同点都是对现实不满。一般而言，宗教的下手处，是消灭自己灵魂的罪恶；而政治的目标，则是要消灭这个世间的罪恶。然而在历史上，二者经常混淆不清。政治一旦披上拯救苍生的外衣，就会化身为宗教；宗教倘若丢掉爱与慈悲的精神，就会蜕变成政治。

说白了，政治利用宗教洗脑，看上去就尤其吸引人；宗教利用政治杀人，成效也会特别显著。

而东汉末年，我们中国的张角大师，显然也深谙此道。

十余年间，他利用宗教特有的魅惑力量吸引了许许多多善男信女，然后等时机渐渐成熟，就以政治化、军事化手段把万千徒众打造成一个严密的组织。他按照区域，把信众们划分为三十六方，所谓“方”，相当于分舵，也可以理解为军区。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任命一个统帅。

为了区分敌我、亮明旗号，也为了彰显“黄天”必然取代“苍天”，所有太平道信众一律以黄巾裹头，故号“黄巾军”。

作为一个政治、军事组织，特工部门或者说谍报工作自然是标配。张角手底下有一个叫马元义的分舵舵主，大概就是负责这项工作的。此人建立的谍报系统，居然渗透到了洛阳皇宫中——灵帝刘宏身边的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就被他发展成了卧底。

一切准备就绪，张角向数十万部众下达了行动口令：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岁在癸亥。甲子，就是次年，这是中国古代历法中新一轮干支的开端，在张角看来，这显然象征着新的天命。

确切的起义时间，就定在甲子年(公元184年)的三月初五。

外有建制化的几十万部众枕戈待旦，内有中常侍这样的高级间谍做内应，张角即将发动的这场起义，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可能会一举颠覆东汉王朝。

然而，墨菲定律告诉我们：如果意外会发生，不管概率多小，它总会发生。

在张角的几十万信徒中，终究还是出了一个叛徒。

此人名叫唐周，于光和七年(公元184年)春上书告发了马元义。刘宏如梦初醒，这才意识到杨赐和刘陶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赶紧下令抓捕了马元义，并处以车裂(五马分尸)之刑；同时展开大搜捕，不论官民，只要信奉太平道的，一律处死。据说，仅在京师洛阳就杀了一千多人。

眼看天机已泄，张角立刻抛弃了温情脉脉的宗教人设，由“大贤良师”摇身一变，成了霸气侧漏的“天公将军”。他的二弟张宝称“地公将军”，三弟张梁称“人公将军”。

是年二月，张角提前起兵。一声令下，三十六个军区数十万部众同时响应。

黄巾之乱就此爆发。

一个金戈铁马、征战杀伐的百年乱世就此拉开了序幕。

黄巾军起兵后，四处攻城略地，州郡官兵莫之能御，纷纷弃城而逃。旬月之间，洛阳北面的幽州(今河北北部)、冀州(今河北中南部)，西南面的帝乡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东南面紧邻的颍川(今河南禹州市)、汝南(今河南平舆县西北)等州郡相继失陷。据说，安平国(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区)、甘陵国(今山东临清市)两地的亲王甚至被当地的变民给绑了，直接送到了张角面前。

一时间，朝野震动，天下骚然。

刘宏万般惊骇，慌忙把自己的大舅子、时任河南尹的何进擢升为大将军，命他率禁军在都亭(京郊驿站)一带布防，同时分兵进驻洛阳外围的函谷、伊阙、太谷、广成、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险关要隘，共同拱卫京师；稍后，又命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兵分三路征讨黄巾军。

可是，没有钱是打不了仗的。皇甫嵩直言不讳地上奏皇帝，请他把小金库里的钱拿出来，充作军饷。

若是平时，谁敢打自己小金库的主意，刘宏一定会让他提前退休。但值此社稷存亡之秋，尽管刘宏很不情愿，可掂量一下轻重后，也只好忍痛割肉。

钱有了，皇甫嵩又说军中缺战马，要求征用皇宫马厩里那些膘肥体壮的宝马良驹。刘宏也没辙，只能照办。

是年四月，皇甫嵩、朱儁出师，兵分两路进击颍川。朱儁迎面碰上黄巾将领波才，双方展开遭遇战，朱儁失利，被迫退却；皇甫嵩遂孤军进驻颍川东北面的长社(今河南长葛市)。波才旗开得胜，自信心顿时爆棚，率部将长社团团包围。

孤军深入，又身陷重围，此乃兵家之大忌。皇甫嵩的部众人心惶惶，都觉得这回死定了。不过，皇甫嵩却很镇定。他知道，眼前的对手虽然来势汹汹、挟新胜之威，但终究只是一群不懂兵法、缺乏战争经验的暴民而已。对付他们，皇甫嵩心里还是有底的。

果然，当他登上城楼，举目朝波才的营地望去，便忍不住笑了。

这群草包!他们居然把大营扎在了一大片茅草地的边上——只要拿火把一扔，不就可以火烧连营，把他们全都烤熟吗？

当然，要火攻，还得有风。

幸运的是，此刻，皇甫嵩身旁的一杆汉军大旗正在大风中猎猎招展。

波才，是你自己蠢，那就别怪我下狠手了。

当天深夜，趁黄巾军酣睡之际，皇甫嵩派遣了一支突击队，手执火把，策马直扑波才大营。同时命部众登上城墙，配合突击队鼓噪呐喊，制造大军合围的声势。

行动开始后，一切不出所料，当睡梦中的波才及其部众猝然惊醒时，周围已是一片火海和震天的喊杀声。黄巾军瞬间溃散，争相逃命。紧接着，皇甫嵩又亲率主力杀到，早已魂飞魄散的波才根本无力抵御，只好带着残部仓皇逃窜。

就在这场歼灭战接近尾声之际，一位年轻将领恰好率一支轻骑赶到了战场。

他是得知皇甫嵩被围，拼了老命连夜赶来救援的，不料刚一到，人家就打赢了。史书没有记载这位年轻将领此刻的心情，不过我想，在庆幸官军得胜之余，他一定多少有些失落。

憋足了吃奶的劲头一拳挥出，结果却打在了棉花上——不，是连棉花都没打着。

如果只是错过一次战役，这种失落感很快就会过去，问题是，在接下来的好几年时间里，这个年轻人的满腔报国之志，却一直派不上什么大用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落感，将在不短的岁月里始终萦绕着他。

直到有一天，他把一个叫刘协的落魄天子从残破的洛阳接到了许都，属于他的时代才终于来临。

说到这，想必读者早已猜出这个未来的弄潮儿是谁了——没错，这个人就是曹操。

眼下，他的职务是骑都尉，官秩二千石。级别虽然不算低，但在此时的大汉帝国，年轻的曹都尉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当然，锥处囊中，迟早是要刺破麻袋露出锋芒的。而到了锋芒毕露的那一刻，它就不再是一把锥子了。它将成为一柄利剑，一柄令天地为之变色、历史为之改辙的倚天长剑……

当年五月，曹操与皇甫嵩、朱儁合兵一处，乘胜追击，大破黄巾，斩杀波才、彭脱及部众数万人，接连克复颍川、汝南和陈郡(今河南淮阳)，官军士气大振。

正当皇甫嵩等人扫荡河南战场时，卢植也在河北战场连战连捷，击溃了由张角亲自率领的黄巾主力。张角被迫退守广宗，发誓要在此血战到底。

卢植率部进抵广宗城下，将张角包围。他一边命部众沿城墙四周挖掘壕沟，防止张角突围，一边加紧制造攻城云梯，准备一鼓作气，彻底歼灭张角。

可就在决战前夕的节骨眼上，卢植的大营来了一位朝廷特使。

他叫左丰，是灵帝刘宏的贴身宦官(时称小黄门)，此行是奉旨前来监军的。这一幕，想必经常阅读中国历史的读者都不会陌生，甚至常看古装片的观众都能猜出下面的剧情。

左丰一到，卢植的属下就劝他赶紧给姓左的包个大红包，否则这尊瘟神肯定会搞事。可是，卢植却一口回绝。

众所周知，卢植是东汉末年一代大儒，为人正直，品行高洁，日后叱咤风云的公孙瓒、刘备早年都是他的学生。不仅如此，他下马可读书、上马可杀贼，就在不久前刚刚平定了九江、庐江一带的叛乱，可谓文武双全。所以，张角才会跟他一交手就被打得找不着北。

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低三下四去跟宦官行贿？

左丰在军营里等红包，可左等右等，最后连个红包皮都没见着，一怒之下回了洛阳，对皇帝说：“广宗那伙贼人，分分钟可以灭掉，可我们卢大指挥能打却不打，出工不出力，怕是要坐等老天爷打个雷劈死张角才算完。”(《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丰还，言于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

正直的将领在前线浴血奋战，卑鄙的宦官在背后造谣中伤，然后还有智商不在线的昏君坐在大殿上。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刘宏很生气，一纸诏书把卢植扔进囚车，拉回了洛阳，立刻判处死刑，只是念在他过去功劳的分上，“减死一等”，相当于给了死缓。

卢植进了大牢，可仗还得接着打。刘宏很快就任命了一个新的前线总指挥。

这个人就是董卓。

此时的刘宏当然不会知道，短短几年以后，这个董卓就将成为大汉帝国的掘墓人。

董卓，字仲颖，陇西郡临洮县(今甘肃岷县)人，长年在西北边陲与羌胡打交道或打仗，练就了一身过人的武艺。《三国志》就称其“有才武，膂力少比”。据说打仗的时候，这家伙经常背着两个箭囊上阵，然后左右开弓，嗖嗖连射，一副很拉风的样子，令羌胡闻风丧胆。

桓帝时期，董卓曾入朝担任羽林郎，此后辗转边境各地，历任军司马、县令、都尉等职，还当过西域的戊己校尉。黄巾起义这一年，董卓官居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刘宏任命他为东中郎将，命其出征河北。

平心而论，刘宏选中他并没什么问题，毕竟董卓也是刀尖上滚过百儿八十回的老将了，打起仗来怎么也得比文人出身的卢植给力吧？

可是，让刘宏大跌眼镜的是，董卓居然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他先是在广宗围着张角打了差不多两个月，但张角早已把该城经营得固若金汤，董卓捞不到丝毫便宜，只好放弃广宗，掉头去打据守在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北)的张宝。他可能是想拣个软柿子来捏，或者是想有枣没枣总得打一竿，否则没法跟皇帝交代。不料，人家张宝也不是吃素的，攥紧拳头给了他一个迎头痛击。

这场仗具体是怎么打的，史书无载，反正董卓就这么败了。刘宏震怒，把董卓的本兼各职全撤了，然后扔进了大牢。

有道是世事难料，谁也没想到卢植前脚刚进去，董卓后脚也来跟他做伴了。直到这一年年底，刘宏再次习惯性地大赦天下，董卓和卢植才双双出狱。

前线又没人了。刘宏看来看去，实在没什么更好的人选，只好把皇甫嵩从河南调了过去。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困守广宗的张角突发急病，没几天便撒手人寰，扔下穷途末路的黄巾余众，跟他的神“中黄太乙”做述职报告去了。

张梁接过指挥权，领导余部继续抵抗。

皇甫嵩开赴河北后，与张梁在广宗又鏖战了两个月，一直打到了冬天，仍旧不能取胜。

这支黄巾军之所以这么能打，原因不外乎两个：首先，他们是张角亲自带出来的兵，属于黄巾中的精锐，战斗力最强，不是波才那帮人可比的；其次，他们已经没有退路，只能拼死一搏，如老子所言，“抗兵相若，哀者胜矣”。当对抗的两支军队实力相当时，一定是被侵略的、心怀悲愤的那一方获胜。

俗话说“化悲痛为力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尽管这支黄巾军最为扛揍，但扛得过卢植，扛得过董卓，却终究扛不过皇甫嵩。因为，皇甫嵩一来没有小黄门索贿，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来打，二来他比董卓更有定力，也更有耐心。

虽然老子说悲愤的一方会获胜，但是如果悲愤的时间太久，人也是会麻木的。

某日，皇甫嵩与张梁在广宗城下列阵厮杀了一天，胜负难分，于是各自收兵。次日，皇甫嵩坚守营垒，故意不出兵，同时派出斥候侦察敌情。很快，探子回报：黄巾军经过昨日大战，都已疲惫不堪，且戒备松懈。

机会来了。

再能扛揍，黄巾军也是肉做的，不是铁打的。何况他们已经在这里整整坚守了半年，而时间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能消磨意志的利器之一。

皇甫嵩当机立断，连夜集结兵马，于拂晓突然发起总攻。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双方从清晨一直苦战到黄昏，最终，黄巾军全线溃败。张梁战死，部众有三万余人被杀被俘，还有五万多人投河溺毙。

当年十一月，皇甫嵩乘胜进攻，顺利克复下曲阳，斩杀张宝，击杀及俘虏十余万人。破城之后，皇甫嵩命人掘开张角的坟墓，剖棺戮尸，然后传首京师。

随着张氏三兄弟的败亡，黄巾军主力被基本荡平。此后，虽然还有残部在各地掀起余波，而且人数不少，动辄万计，但因失去了精神领袖，缺乏统一指挥，人再多也不过是各自为战的乌合之众，翻不起什么大浪了。

事实证明，皇甫嵩就是黄巾军的克星。如果没有他，黄巾之乱即使最后能平定，也一定不会如此迅速。

看到张角的头颅后，刘宏悬了快一年的心终于放回了肚子里。

还好，小金库的钱总算没白花，虽然肉疼的感觉还在，但只要天下复归太平，往后再努力挣回来就是了。

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就这么渐次消歇了，老迈的大汉帝国貌似躲过了一劫，有惊无险。然而，这只是假象。尽管这场暴乱并未颠覆大汉社稷，却彻底动摇了它的根基。换言之，正是这场暴乱，最终耗尽了东汉王朝本已所剩无几的气数。

接下来的几年，这个老大帝国还将在灵帝刘宏的花式折腾中苟延残喘，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丧钟已经敲响。

只可惜，刘宏听不见。

当然，就算听见了，他也不会知道，丧钟是为谁而鸣……

昏君的立储困局

这年年底，大汉朝廷改元“中平”，取“中兴”和“太平”之意。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此时的汉朝，既没有丝毫中兴的气象，也一点不太平。

黄巾军余党仍旧在各地作乱，光名号就令人眼花缭乱，如：黑山、黄龙、白波、青牛角、张白骑、左髭丈八、平汉、大计、雷公、浮云、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等。其中，多则两三万人，少则六七千人，而以“黑山”最众，据说势力最盛时将近一百万人。

当然，这里头包括了很多非战斗人员。黄巾军有个特点，就是行军打仗的时候，会把妻儿老小全都带上。也许是担心自己造反去了，家人没有活路，而且会遭官府报复，索性就拉着一块儿走了。因此，所谓“百万之众”云云，其中大半都是老弱妇孺。

天下乱成了一锅粥，灵帝刘宏却视而不见，依然“锲而不舍”地继续捞金。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春，皇宫中一座叫“云台”的高层建筑被火烧了。重建需要大把的钱，可小金库已经被黄巾之乱掏空了，该上哪儿赚快钱呢？

刘宏正自犯愁，大长秋赵忠和中常侍张让及时献计，建议给天下田亩增加赋税，每亩加十钱。这显然是在竭泽而渔，等于把全天下的百姓往死里逼，可刘宏不管那么多，当即批准。

不久，重建云台的工程如期启动。

只要有大工程，就有权力寻租，赵忠、张让这帮宦官自然是深谙此道。当各州郡的木材和石料运抵京城，他们就以不合规格为由百般刁难，强迫供货商打折，一直打到原价的一折才予以收购，然后一转手就以市场价卖掉。有人不肯接受敲诈，宦官们就任由他们的木材堆积腐烂。于是，一连数年都有大量建材运来，可要么被转卖掉，要么腐烂掉，总之宫殿就是营造不完。

这些猫腻，刘宏未必没有察觉，可他要靠宦官们创收，当然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他赚大头，宦官们赚小头，大家心照不宣。

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跟宦官有多么亲密，刘宏甚至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么一句话：“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身为皇帝，竟主动认宦官做爹妈，刘宏此举，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彻底刷新了人们对“昏君”二字的认知。

虽说后来的许多朝代，嚣张跋扈的大宦官也是层出不穷，如中唐权宦李辅国也曾被唐代宗尊为“尚父”，可那只是代宗麻痹他的手段，后来就把他干掉了，连头都扔进了厕所；再如明末大太监魏忠贤，同样权势滔天，可再怎么牛也只是“九千岁”，比万岁低一级，绝不可能爬到皇帝头上去当爹。

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昏君和权宦虽然都代不乏人，但像刘宏这样真心实意认阉人做爹妈、昏得如此没节操没下限的，确实是空前绝后独一份。

这年六月，刘宏又把张让等十二个中常侍全部封为列侯。封侯倒也罢了，反正是个人就知道刘宏宠幸宦官，可笑的是，刘宏给他们封侯的理由居然是“讨张角有功”。

这已经够无耻的了，但很快，更无耻的事情接踵而至。

上回，差点被宦官整死的是卢植，这次终于轮到皇甫嵩了。

皇甫嵩平定张角后，因功升任左车骑将军，随后又奉命征讨黄巾军余党，一直是戎马倥偬，照理也没空跟宦官闲扯。可事情坏就坏在，他由河南转战河北，途经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时，偶然发现赵忠在此建造了一座大宅，其奢华程度竟堪比皇宫。

这是“逾制”，在当时可是大不敬之罪，可以杀头的。皇甫嵩不平则鸣，便上书皇帝，建议把这座宅子没收充公。

如此一来，就把赵忠得罪了。

张让听说此事，就私下找到皇甫嵩，让他掏五千万出来给赵忠赔罪，然后这事就算翻篇了。皇甫嵩一听，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恨不得把张让撕成两半。  别说五千万，五毛老子都不给!

就这样，皇甫嵩把两个宦官巨头都给得罪了。赵忠和张让当然不会放过他。转过年来，因黄巾军余党甚为猖獗，一时难以平定，两人就联名上奏，称皇甫嵩“连战无功，所费者多”。言外之意，就是在暗示皇帝：皇上啊，别忘了去年皇甫嵩借平叛之名，狠狠敲了您一笔竹杠啊!

刘宏本来就在心里给皇甫嵩记着这笔账呢，现在正好顺水推舟，把这仇给报了，遂命皇甫嵩回朝，收了他的将军印绶，还削掉了六千户食邑。

这就是得罪宦官的下场。不过，皇甫嵩毕竟是名震朝野的平叛功臣，刘宏和宦官们也不敢做得太绝，没像对待卢植那样给他判个死缓。

宦官们如此倒行逆施、残害忠良，难道朝臣们都不敢说话了吗？

终于，有一个正直的人站了出来。

他就是刘陶，上回正是他提醒刘宏当心张角，现在他的职位是谏议大夫。刘陶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奏章，力陈时弊八条，而中心思想只有一条：当今天下大乱，皆由宦官所致。

这下可捅马蜂窝了，简直比皇甫嵩要没收人家宅子还要可恶!

在赵忠和张让看来，他皇甫嵩功高名显，目标太大，所以只能给点教训，不好下死手，可你刘陶算什么东西，也敢大放厥词，公然跟我们叫板？

两人立刻出手，给刘陶随便安了一个“与贼通情”的罪名，关进由宦官掌管的监狱，日夜严刑拷打。刘陶自知难逃一死，为免于受辱，在牢中绝食而亡。

临死前，他留下遗言，大意是：如今，在上位的人残杀忠良，下面的百姓困苦不堪，这样的朝廷撑不了多久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很不幸，短短几年后，刘陶的遗言就验证了。

时间转眼到了中平六年(公元189年)。

早在前一年冬天，洛阳坊间便出现了“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的流言。消息自然传到了宫中，传到了刘宏的耳朵里。

据说，流言最初是出自一个善观天象的星相师之口，所以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一则谶言。

面对这短短十个字的谶言，刘宏有些心慌。这分明是在说，京师会发生宫廷政变，而且是流血的军事政变!

谁会政变？结果怎么样？我会死吗？

刘宏忍不住在心里发出了灵魂三问。这一年，刘宏32岁，照理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可刘宏不可能没想到那个飘荡在东汉历代皇帝头上的魔咒：短命。

是的，“东汉诸帝皆不永年”这件事，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来。所以，即便预言不会成真，刘宏也不敢保证自己还能活很久。

在此情况下，有件事就更让刘宏感到纠结——尚未册立太子。

这些年，后宫给他生了好几个儿子，但都早早夭折，还好最后剩下两个：长子刘辩，时年13岁；次子刘协，时年9岁。

刘辩是何皇后所生，刘协是王美人所生。按说，刘辩是嫡长子，太子位非他莫属。可问题是刘宏不喜欢刘辩，嫌他“轻佻无威仪”，反而是庶出的次子刘协看上去更为庄重沉稳，所以刘宏更倾心于这个小的。

当然，刘宏不喜欢刘辩，不全是因为性格，还有一个原因，属于典型的宫斗剧情节：当初，刘宏宠幸王美人，令何皇后又妒又恨，不久王美人生下刘协，何皇后更是担心地位不保，遂用计毒死了王美人。可怜刘协刚出娘胎就没了妈，刘宏勃然大怒，险些废了何皇后，只因宦官们力保才悻悻作罢。

此后，刘宏对何皇后始终心存芥蒂，自然也就不喜欢刘辩。

反之，王美人无辜遇害，刘宏不免思念，由此也就爱屋及乌，对刘协疼爱有加。

刘宏有心立刘协为太子，可他也知道士大夫们是不会同意的，因为“立嫡以长”是祖宗之法。刘宏很难在这一点上挑战祖宗成法，可又不甘心立刘辩，一直矛盾纠结，这件事就这么耽搁了下来。

不过，此时已是中平六年，已经不容许他再纠结下去了，事情总得有个了结。但谁也没想到，这个了结会以如此出乎意料的方式来临。

这一年四月，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刘宏一病不起了。

朝臣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国祚的传承，于是纷纷上奏，请立太子。刘宏明知大限将至，却仍然不肯立刘辩。他思来想去，决定把年幼无依的刘协托付给一个人。

当然，此人毫无疑问是个宦官，因为除了宦官，刘宏压根就信不过别人。

这个宦官名叫蹇硕，是刘宏前一年刚刚设立的“西园八校尉”的首领，官居上军校尉。而日后叱咤风云、纵横天下的两大枭雄——袁绍和曹操，此时也都在八校尉之列，袁绍是中军校尉，曹操是典军校尉。

刘宏之所以在宫中设立八校尉，一来是为了加强中枢的警备力量，二来则是为了制衡何皇后的哥哥、当朝头号外戚——大将军何进。

当初把兵权交给何进，是为了对付黄巾军，所以要倚重这位大舅哥；现在让蹇硕制衡何进，则是为了扶刘协上位——因为何进是刘辩的亲舅舅，自然也是刘协上位的最大威胁。

弥留之际，刘宏召蹇硕入宫，把刘协郑重托付给了他。

蹇硕，人如其名，长得十分健硕。一般来讲，宦官由于缺少雄性激素，难免长得细皮嫩肉，可这个蹇硕却是宦官中的异类。史书称其“壮健，有武略”，也就是不光长得魁梧，还颇懂兵法和谋略。

是年四月十一日，灵帝刘宏在嘉德殿驾崩。一代奇葩天子终于完成了他的“昏君秀”，以贻笑万年的姿态尴尬谢幕，退出了历史舞台。

刘宏挥一挥衣袖走了，却给万千臣民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帝国，同时还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立储困局。

此刻，东汉王朝的政治死循环又一次神奇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一、天子早亡；

二、不管刘辩和刘协最终谁胜出，都是幼主即位；

三、幼主即位后，必然是母后临朝，然后就是外戚擅权；

四、幼主不甘大权旁落，联手对外戚发起反击，从而导致宦官乱政……

熟悉的画面，老套的剧情，历史仿佛又将重演。

外戚与宦官这对老冤家，在东汉中晚期的历史上斗了近百年，然而这一回，刘宏无意中留下的这个立储困局，却将成为他们最后一次对决的擂台，从而终结了上面这个死循环。

也就是说，在这场对决之后，历史就不打算再走“鬼打墙”的老路了。它准备徐徐翻过“东汉”这一章，然后以全新笔触，书写一个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百年乱世。

这个乱世的名字，就叫三国。

外戚与宦官的博弈

刘宏驾崩的当天，身负托孤重任的蹇硕就毫不犹豫地出手了。

他给何进发出了一个邀请，让他入宫共商国是。

此时的何进早已是热锅上的蚂蚁。皇帝驾崩之事他当然知道了，问题是他并不知道皇帝临终前有没有立下太子、立谁为太子。何进心急如焚，想赶紧入宫打探消息，所以接到蹇硕的邀请后，并未多想便匆匆入宫。

这一边，蹇硕已经埋伏好了刀斧手，给何进张开了一个大口袋，就等他往里钻。只要何进一出现，蹇硕一声令下，大局便可底定，然后蹇硕当天便可以拥立刘协登基。

可是，蹇硕万万没料到，他身边居然早就安插了何进的眼线。

此人名叫潘隐，是蹇硕手下的一个司马，与何进是故交。潘隐趁蹇硕不备，偷偷跑到宫门口等着，远远看到何进过来，便一个劲地朝他使眼色。

何进看到后，登时醒悟，慌忙掉头，策马从小道飞驰回营，然后立刻勒兵，火速进驻百郡邸(各州郡地方政府的驻京办)。何进选择在这个紧要关头勒兵至此，用意很明显，就是以武力胁迫天下州郡站在他这一边，共同拥立刘辩登基。

这是一场没有刀光剑影却又惊心动魄的较量。

蹇硕功亏一篑，何进先得一分。

刘宏驾崩的第三天，即四月十三日，何进便迫不及待地拥立刘辩登基了。随后，熟悉的戏码再次上演，何皇后升格为太后，临朝听政；何进作为外戚领袖，顺理成章地成为辅政大臣，与太傅袁隗共同辅政。

蹇硕失手后，自然是惶惶不安。他很清楚，何进现在一手掌控了朝政，接下来马上就会要他的项上人头。若想保命，单凭自己的力量不够，必须跟其他宦官头子联起手来，才能跟何进拼死一搏。

思虑及此，蹇硕立刻给赵忠写了封密信，大意是：何进把持朝政，欲阴谋诛杀先帝左右，扫灭我曹，但因我手握禁军，故仍迟疑，眼下应立即封锁宫门，捕杀何进及其党羽。

在蹇硕看来，他和赵忠均为宦官，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想必赵忠没有理由拒绝他的提议。

然而，不幸的是，蹇硕这回又失算了。

要怪只能怪他命不好，绕来绕去总能碰上何进的人。

这回，是赵忠手下一个叫郭胜的宦官坑了他。此人是何进的南阳同乡，想当年，何进家里只是杀猪的，身份卑贱，想让妹妹入宫比登天还难，正是重金贿赂了这个郭胜，才让妹妹被选进了宫。此后兄妹二人节节高升，郭胜也没少出力。可想而知，这个郭胜跟何进才真的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况且现在何进兄妹又成了帝国最有权势的人，郭胜正等着他们涌泉相报呢，怎么可能帮蹇硕去对付何进？

所以，郭胜便劝赵忠隔岸观火，没必要蹚这趟浑水。

赵忠也想明哲保身，就依了他，然后为了消除何进的猜忌，还把那封密信转了过去，彻底把蹇硕给卖了。

何进看完信，不由连声冷笑。

几天后，还在苦等赵忠回信的蹇硕就被捕了，旋即人头落地，在这场殊死博弈中输得一干二净。同日，何进便把蹇硕的西园军并入了自己麾下，从而将内宫和外朝的所有兵权全都牢牢握在了手中。

完美!

做完这一切，何进忍不住都想为自己鼓个掌。

可很快就有人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别高兴得太早，如今朝中阉党横行，杀一个蹇硕远远不够，要做就做绝，把所有宦官全都干掉，斩草除根才能永绝后患。

想出这个主意的人就是袁绍。

袁绍，字本初，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商水县)人。此时，身为西园的中军校尉，他名义上是蹇硕的手下，可屁股其实早就坐到了何进这边。换言之，袁绍也是何进的人。假如蹇硕不是两个回合就死，而是继续跟何进过招的话，肯定也会被袁绍坑死，迟早而已。

没办法，这就是人脉的力量。

面对这个拥有强大朋友圈的何进，蹇硕长得再健硕也没用，摆在他面前的只能是一个坑接一个坑，直到被坑死为止。

这一点，临终托孤的灵帝刘宏，是无论如何都预料不到的。

其实，袁绍与何进能够做朋友，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众所周知，他们老袁家在东汉王朝那可是神一般的存在，古今史书说起袁绍必定会提到那个如雷贯耳的词：四世三公。

所谓三公，历代所指不尽相同，周朝是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秦朝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西汉以丞相(大司徒)、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为三公，东汉则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可不管具体职务怎么变，“三公”都是位极人臣的代名词。

祖上有一两代人做过三公，就已经很牛了，而他们老袁家，居然有整整四代人位居三公：高祖父袁安在章帝时任司徒，曾叔祖袁敞在安帝时任司空，祖父袁汤在桓帝时任太尉，其父袁逢在稍后的献帝时任司空，而此时与何进同为辅政大臣的太傅袁隗正是袁绍的叔父，也算三公之一。因此，准确地说，老袁家是四代中有五个人都是三公。

这样的家世，当然是金光闪闪的存在，足以亮瞎世人的双眼。

据说，袁绍不仅家世好，颜值还很高，《三国志》就称其“有姿貌威容”。“姿貌”就是有风姿，有相貌，“威容”就是不苟言笑，看上去很酷，总之就是妥妥的霸道总裁范儿。

所以说，何进和袁绍，一个是炙手可热的国舅爷、大将军，一个是自带光环的“官五代”、高富帅，这样的两个人不玩到一块儿，那才是咄咄怪事。

何进听袁绍说要把宦官全都干掉，觉得未免太狠了，于是犹豫不决。毕竟，他们老何家本来只是杀猪的，能有今天靠的就是宦官，这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事，还真有点下不去手。

思来想去，何进找了个折中的办法：也别杀，也别留，把他们全部罢免，轰出洛阳不就行了吗？

何进找妹妹说了此事。何太后根本不听，理由很简单：宦官全轰走了，谁来伺候我？何进说找一些年轻的郎官来替补。何太后白眼一翻：你想什么呢？先帝刚走，你让我一个妇人成天面对那些男的，成何体统？

何进无言以对，想想也觉得不妥，只好退而求其次，决定先干掉几个平时比较嚣张的，杀鸡给猴看。

眼看何进磨刀霍霍，宦官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连忙找到何进的异母弟何苗，拼命用重金贿赂。何苗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就对太后说，大哥一心想除掉先帝左右的人，这是打算大权独揽，把您撇在一边，更是在危害社稷啊!

何太后深以为然，越发反对何进对付宦官。

没有太后的支持，何进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这场外戚与宦官的博弈顿时陷入了僵局，谁也奈何不了谁。

何进之所以迟迟不敢下手，表面上看是缺乏太后的支持，但真正的原因在于他对宦官始终心存忌惮。毕竟宦官跋扈已久，何进此前巴结他们都来不及，早就怕惯了，虽然现在大权在握，今非昔比，但长期养成的畏惧心理早已进入了潜意识，一时半会儿还真的难以消除。

袁绍看出了症结所在，就向何进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

事后来看，袁绍此计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馊主意，不仅间接害死了何进，还把东汉王朝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袁绍的计划是：召集四方猛将精兵，即刻入京，胁迫太后。

何进的心结就在于畏惧宦官，自己不敢动手，现在一听袁绍之计，顿时就有了底气，遂欣然赞同。

此时，何进手下的主簿陈琳(“建安七子”之一)却一眼看出，这个计划很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于是极力反对。

陈琳不愧是文豪，一张口就文采斐然。他说：“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烘炉燎毛发耳。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耳!”(《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琳这番话不仅是文采好，而且判断非常准确：正是袁绍的这个馊主意，召来了野心勃勃的董卓，才导致引狼入室、太阿倒持的混乱局面，从而引发了一连串极其严重的后果。

可是，何进还是觉得袁大公子的主意好，压根不想听陈文豪说什么。

当天他就下令，征召董卓(时任并州牧)率兵入京，同时还命驻扎在洛阳附近的丁原、王匡、乔瑁等几支兵马，从各个方向逼近京师，要给太后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兵谏。

董卓在前一年年底大赦出狱后，被朝廷派去征讨凉州的边章、韩遂叛乱。当时朝廷总共派了六路兵马，结果其他五路全被打败，唯独董卓耍了点小计谋，愣是从羌胡大军的包围中逃出生天。虽然仗没打赢，但别人都被包围歼灭，只有他全身而退，刘宏感觉还挺欣慰，就从矮个子里头拔将军，升他为前将军，稍后又迁并州牧。

以董卓的职场履历和综合素质来看，按说做到“并州牧”这样的封疆大吏就该到头了，没想到何进竟然送给他这么一个干预朝政，乃至入主中枢的机会，董卓自然是喜出望外，立刻率部直扑洛阳。

在他看来，这无异于天上掉馅饼，还准确砸中了他。

董卓不知道的是，砸在他头上的这块馅饼，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而且异常昂贵，贵到他承受不起。

洛阳这边，感觉危在旦夕的宦官们加紧了对何苗的银弹攻势。何苗拿钱拿到手软，就赶紧找到何进，劝他说：“当初咱们一起从南阳来，以贫贱之身凭借宦官而富贵，如今社稷多难，一旦发生变故，覆水难收，请大哥三思，与宦官们言和吧。”

听了这番忆苦思甜的话，何进不觉又心软了。

此刻，董卓已经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距京师仅两百多里。何进赶紧以皇帝名义下诏，命他就地驻扎，听候调遣。

董卓拒不奉诏，继续进军，兵锋直抵洛阳西郊。何进派来的使臣拼命阻拦，以死相抗。董卓考虑到眼下局势不明，贸然跟何进翻脸恐非上策，才不得不后撤了几里地，暂驻洛阳西南方的夕阳亭。

袁绍见何进又动摇了，顿时火起，指着他的鼻子大吼：“眼下交锋之势已成，对决之形已露，你还在等什么？若不早做决断，事久必定生变，你难道想做第二个窦武吗？!”

窦武是桓帝时的外戚，桓帝死后扶立刘宏即位，有定策之功，与宦官曹节、王甫等人势同水火，最后发展到兵戎相见，窦武落败身死。

把窦武都搬了出来，足见袁大公子已经忍耐到了极限。眼看友谊的小船就要打翻，何进痛下决心，马上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授以调兵符节和当机决断之权。

干吧兄弟，啥也别说了!

紧接着，何进就追发了一道军令，命董卓即刻入京，进驻洛阳的演武场，然后派人把这消息送给了太后，正式摆出了逼宫的架势。

太后一看大哥这回来真的了，顿时慌了神，只好发下懿旨，将所有中常侍和小黄门全部罢免，遣返原籍。

次日一早，所有宦官全都跪倒在了将军府门口，一个个哭天抢地，如丧考妣。袁绍一看，呵呵，这帮龟孙，居然自动送上门来了，那还等什么？

杀吧。袁绍指着门外那一大片黑压压的人头，对何进说，就地解决，一个不留!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个屠夫出身的大将军，居然在这最为紧要的关头，再次流露出了不合时宜的心软。他用沉默拒绝了袁绍，然后走到门口，语重心长地对众宦官说：“天下舆论汹汹，都认为诸君是朝廷的祸害，如今董卓大军转眼就到，诸君何不早做打算，各回故乡呢？”

这一刻，何进看上去很仁慈，周身似乎散发着人性的光辉。

可是，权力斗争从来都是铁血无情的，除非你从一开始就不碰政治，不去沾染权力这种东西，否则你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权力的游戏中，注定没有仁慈的位置，也容不下其他人性的光辉，你如果玩到一半忽然心生恻隐，那就是破坏了游戏规则，只能出局。

何进好像不明白这些道理，所以这一天，袁绍很失望。

在他看来，把这些宦官赶回老家是没有用的，他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只有让他们全部脑袋搬家，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为此，袁绍不得不亡羊补牢，连夜以何进的名义给各州郡发函，命他们将所有回到原籍的宦官全部逮捕，外加他们的家人。

至于逮捕后怎么做，袁绍相信各州郡的地方长官都懂的，无须明说。

张让有个养子，娶的老婆正是何太后的亲妹妹。到这时候，张让也顾不上这张老脸了，扑通一下跪在儿媳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求她跟太后说情。然后，儿媳妇就跑进宫里跟姐姐哭诉，捎带提醒了一下，说当初她险些被废，还不是多亏了宦官才保住富贵？

何太后一听，是啊，这种事要是传开了，天下人岂不是要戳我的脊梁骨，骂我恩将仇报？

于是，太后收回成命，让宦官们各回原职，一切照旧。

何进得知后，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

这些日子，他为了宦官的事情左右为难、大费周章，就是想在解除他们权力的同时，尽力保他们性命。结果倒好，折腾了这么久，现在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宦官们一根毛都没掉，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别说在袁绍那儿他的脸没处搁，光是这口恶气何进自己就咽不下。

这日午后，何进火急火燎地来到太后所居的长乐宫(又称南宫)，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太后：这回必须把所有中常侍全部诛杀，没商量!

此时的何进，一气之下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低级错误：他竟然忘了，太后的身边都是宦官，里头一定会有张让的耳目。

所以，他对太后发出的这个最后通牒，片刻后就进入了张让的耳中。

“抄家伙吧。”张让平静地对手下的宦官说。

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这一天，是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八月二十五日。何进并不知道，这一天便是他的忌日；而自以为胜券在握的张让同样不知道，这天也是他的忌日。

不仅如此，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竟然是身在洛阳的两千多名宦官的共同忌日!

“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

不久前在洛阳坊间流传的这则预言，将在今夜变成现实。

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

夕阳西下，暮色徐徐笼罩长乐宫。

张让带上几十个刀斧手，埋伏在了嘉德殿旁。

稍后，何进出了太后寝殿，没走多远，便有小黄门追了上来，说太后有旨，请大将军再到嘉德殿议事。

按理说，何进刚刚从太后那儿出来，太后马上又召他移步嘉德殿，这事怎么看都有些蹊跷，何进如果足够警觉的话，这会儿就该赶紧往宫外跑了。

可是，他居然毫无疑心地跟着小黄门走了，就这么无知无觉地走向了自己的终点。

脑子是个好东西，出门忘带就没办法了。饶是何大将军的朋友圈再强大，这时候也鞭长莫及救不了他了。

嘉德殿前，秋风呜咽，暮色渐浓。当何进慢慢走过来，张让的脸也从黑暗中缓缓浮现。

何进浑身一震，猛地刹住了脚步。

然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张让的声音鬼魅般飘了过来：“大将军，天下大乱，难道只是我等的罪过？想当初，皇上险些废黜皇后，是我等苦苦求情，每人拿出千万资财献给皇上，才消了皇上的气。我们这么做图什么？还不是为了把身家性命托付给大将军？而今你居然想屠灭我等，是不是欺人太甚!”

话音刚落，还没等何进做出反应，埋伏在暗处的宦官们便一拥而上，几十把刀剑同时砍了下来……

何进入宫时，其副将吴匡、张璋带着一队卫兵等在宫外，一直等到入夜，才听宫中传出何进已死的消息。两人又惊又怒，带兵要杀进去，但宦官早已关闭宫门，严阵以待。两人只好去搬救兵。

片刻后，时任虎贲中郎将的袁术率大队人马赶到，与吴匡一起火烧青琐门，准备攻进去诛杀张让。袁术是袁绍的异母弟，虽然这哥儿俩后来各自拥兵，割据一方，成了不共戴天的死对头，但目前还是一致对外的。

外面杀声震天，张让知道宫门迟早会被攻破，便挟持太后、少帝刘辩、陈留王刘协及部分官员，从复道逃往北宫。当时的洛阳有两座皇宫，一个在南，一个在北，中间以凌空飞架的双层长廊相连，类似于现在的过街天桥，当时称为“复道”。

风闻南宫生变，时任尚书的卢植立刻持戈前来救驾，恰好看见张让一行在复道上仓皇北窜，遂仰面怒斥。张让顾着逃命，觉得手里有少帝和刘协就够了，带着太后反倒累赘，便不再管她。何太后连忙从窗口跳下，被卢植等人接住，这才逃过一劫。

就在袁术进攻南宫的同时，袁绍与何苗也正率兵攻打北宫。

赵忠身在北宫，事变一起，慌忙从朱雀门出逃，恰好在此撞上袁绍，遂被乱刀砍死。稍后，吴匡赶来与袁绍会合，一看到何苗，顿时怒火中烧。他知道，这小子跟宦官一直勾勾搭搭，现在何进被宦官害死，这小子八成也有份，于是不由分说，顺手把何苗也给砍了。

何苗之前不知收了宦官多少贿赂，可惜钱都还没捂热，人头就先落地了。

钱在银行，人在天堂，人生的荒谬与悲哀莫过于此。然而，假如有机会从头来过，他就会收手吗？恐怕很难。西谚有云：财富就像海水，喝得越多就越渴。其实何止是财富，权力、地位、名望、美色，凡是这个世界上稀缺的东西，都具有让人欲罢不能的上瘾特征。拥有再多，你都不会嫌够。试问世间芸芸众生，又有几人能够看透？

袁绍占领皇宫后，下令关闭所有宫门，开始了一场地毯式搜捕，对象当然是所有人都切齿痛恨的宦官。

这场大搜捕整整持续了两天，实际变成了一场大屠杀。

士兵都杀红了眼，见到面白无须的劈头就砍，可怜许多没留胡子的年轻官员就这么成了冤死鬼。估计有些脑子比较灵光的，这种时候就只能脱下裤子“验明正身”，才能自证清白了。羞耻心固然重要，但和性命相比，还是可以退居其次的。

两天时间，袁绍一共杀了两千多人。其中虽有误杀，但绝大部分应该都是宦官。

张让一行从南宫逃出后，四处东躲西藏，到了次日黄昏，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劫持着小皇帝和陈留王从洛阳东北的谷门出逃，朝黄河渡口的方向奔窜。

京师一片混乱，公卿百官自顾不暇，只有卢植和一个叫闵贡的官员到处寻找小皇帝。他们循着蛛丝马迹一路追踪，终于在这一天深夜时分，于黄河渡口追上了张让一行。闵贡拔剑怒斥张让，命他自我了断，否则就宰了他，然后还杀了旁边的几个宦官给他看。

张让绝望了。他颤颤巍巍地跪倒在小皇帝面前，磕了几个头，说：“臣这就去死了，陛下保重。”说完，就领着剩下的几个宦官一起跳进了黄河。

宦官这个可恨又可悲的“物种”，在东汉王朝跋扈了将近一百年，至此终于灭绝。不过，这只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秀下限”，也是第一次大规模地祸乱朝政。后来的许多朝代，宦官这个特殊群体还将一次又一次卷土重来，不仅深入地干预朝政，骑在文武百官头上作威作福，而且掌握了生杀废立的大权，把许多皇帝玩弄于股掌。最典型的就是中晚唐，其次是明代的中后期。

有人说，宦官是由于生理残缺，才导致了心理变态。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宦官乱政”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绵延不绝、阴魂不散，归根结底还是制度惹的祸。在皇帝制度下，宦官作为内朝、后宫的行政和服务人员就不可或缺。既如此，这个群体就最有机会接近、染指，乃至窃取中枢大权。要防范或斩断宦官的弄权之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从历史上看，后来的宋代、清代同样少不了宦官，但宦官乱政这种现象却几乎绝迹。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朝代在立国之初，就汲取了前朝的深刻教训，对宦官这个群体从编制人数、官阶高低、权力大小等各方面进行了明确而严厉的规定，让他们即使身在内宫也没有机会觊觎中枢，更无从干预朝政；同时，把权力的天平适当朝文官倾斜，最大限度地与宦官形成制衡。

一言以蔽之，对付宦官的最好办法就是：“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宋史·宦者传序》)

说白了，宦官在历史上屡屡作妖，绝不仅仅是由于生理残缺或心理变态，根本而言，还是制度的残缺，才导致了历史的变态。

话转回来，找回小皇帝后，卢植和闵贡分工：卢植先回洛阳，去通知百官前来接驾；闵贡扶着小皇帝和陈留王，在黑夜中跌跌撞撞往回走。

一路上，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只能借助路旁草丛中萤火虫的微光。走了几里路，好不容易找到一辆牛拉的板车，累得快虚脱的三个人终于缓了口气，然后又老牛拉破车地走了大半夜，才到了邙山北麓一个叫雒舍的地方。

天亮时分，闵贡找了两匹马，一匹给小皇帝，他和陈留王共骑一匹。走了一会儿，才碰上一些惊魂未定的官员陆陆续续前来接驾。

当众人走到邙山南面的山脚下时，前方突然传来汹涌杂沓的马蹄声，滚滚黄尘中出现了一支军队。

小皇帝刘辩被折腾了两天两夜，本来就已濒临崩溃，此刻见大兵又至，顿时吓得号啕大哭——在这个飘荡着血腥味的早晨，少年天子的哭声蓦然响起，听上去就像是在给一个朝代送终。

远处，一马当先飞驰而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董卓。

数日前，董卓接到何进的最后一道军令，是让他进驻洛阳的演武场。董卓立刻发兵，可刚到城西的显阳苑，就接到情报，说京师乱套了。董卓立刻勒马，不再前进。在形势未明朗之前，他决定保持观望。毕竟这一趟，他本来就不是来拯救社稷的，而是打算鹊巢鸠占。

昨夜，情报再次传来，说何进被宦官干掉了，而宦官又被袁绍、袁术兄弟干掉了，然后张让劫持小皇帝从谷门逃出了城。

董卓笑了，这就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现在，只要把小皇帝接回来，牢牢攥在手上，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独揽朝政、号令百官了。

董卓人在城外，之所以连续得到准确情报，要归功于他的弟弟董旻。此人就在朝中，时任奉车都尉，是皇帝的侍从官，自然对宫中和整个京师的情况了如指掌。

此刻，小皇帝身边的官员们都知道，董卓来者不善，便替小皇帝发话道：“陛下有旨，让你退兵。”

董卓冷笑：“诸位身为朝廷大臣，不能匡扶王室，致使国家动荡，凭什么让我退兵？”说完，懒得再理这些人，径直走到刘辩面前，询问事变经过。

刘辩早已是惊弓之鸟，语无伦次，说了半天也说不明白。董卓翻了翻白眼，又问一旁的刘协。没想到，这小家伙比他哥镇定多了，一五一十说了变乱经过，几乎没有遗漏。

董卓颇为惊喜，不禁意味深长地看着这个年仅九岁的陈留王。

就是在这一刻，董卓内心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决定废掉刘辩，拥立刘协为帝。

于是，从这一刻起，刘协的命运就被彻底改写了。很快，他就将作为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天子，开始他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帝王生涯，从此活在悲哀和屈辱的历史中。

诡异的是，刘宏临死前最大的心愿，蹇硕没能实现，董卓却帮他实现了。

倘若九泉之下有知，刘宏想必会很欣慰。但是，假如知道刘协后来的一生会过得那么郁闷和凄惨，刘宏又该作何感想呢？

董卓入京：三国时代的零点

何进和宦官交战，然后同归于尽，最后反而让董卓摘了桃子。这个结局让很多人不爽，最不爽的非袁绍莫属。

当董卓带着他的西凉军，簇拥着少帝大摇大摆地回到洛阳时，有人就劝袁绍说，趁姓董的初来乍到，立足未稳，赶紧把他干掉。

可是，尽管恨得牙痒，袁绍却不敢动手。杀宦官他眼都不用眨，可对付董卓就另当别论了。因为京城的人都在传，说董卓这回带来的西凉兵皆为精锐，且人数众多，他袁绍岂敢轻举妄动？

可是，袁绍并不知道，他和所有人一样，都被董卓忽悠了。

董卓真正的人马，只有区区步骑三千，而袁绍等人得到的情报，不过是董卓玩的一个障眼法。他自忖这点兵力，震慑不住袁绍这帮人，于是就每隔三五天，让一部分士兵在半夜溜出城，第二天早上再大张旗鼓地进城，以此营造一种兵多将广的气氛。

结果，这么一个小伎俩，就把袁大公子和满朝文武全给蒙了。

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时间长了肯定露馅。所以很快，董卓就以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兼并了何进、何苗的部众。然后，他目光一转，又盯上了丁原。

丁原，时任武猛都尉，之前与董卓一样，也是奉何进之命来到洛阳的，麾下有一帮精兵猛将。其中有两名虎将，在日后可谓大名鼎鼎。

他们就是吕布和张辽。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市)人，弓马娴熟，英武骁勇，很早就在并州一带闯出了名头，江湖人称“飞将”。这可是西汉名将李广的称号，没有足够的江湖名望，是戴不上这顶高帽的。时任并州刺史的丁原十分赏识吕布，就将他招入麾下，引为亲信。

董卓对付丁原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暗中找到吕布，劝他反水，干掉丁原，然后带着所有人马跳槽过来。具体董卓是怎么说服吕布的，史书无载，不过，无论古今中外，挖人的套路都差不多，无非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再诱之以利。

《三国演义》走的就是这个套路。罗贯中在第三回里说，董卓有个部将叫李肃，是吕布同乡，自告奋勇去挖吕布。他牵上赤兔马，外加“黄金一千两、明珠数十颗、玉带一条”登门拜访，然后用一番“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见机不早，悔之晚矣”的老套说辞，轻而易举地策反了吕布。

这一幕写得绘声绘色，只不过是虚构的。

其实，不管什么套路，猎头要想成功挖人，后面都是要有企业实力背书的。而在当时，董卓的影响力和实力都要远远大于丁原。所以，吕布没有过多犹豫，就干掉了丁原，带着部众集体跳槽了。

张辽就是在这时候跟着吕布一块儿跳槽的。

张辽，字文远，雁门郡马邑县(今山西朔州市)人，先祖是聂壹，就是汉武帝时著名的“马邑之谋”的策划者。因躲避仇家，聂氏一族后来改姓为张。三百年后，张辽出生。他和吕布一样，勇武过人，也是在丁原当并州刺史时投效的。

转投董卓后，张辽始终无所施展，后来跟着吕布也不得志。直到吕布被曹操击败，张辽降曹后，才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日后曹操讨伐袁绍、北征乌桓、守卫合肥等战役中，张辽均立下了赫赫战功。

董卓不费吹灰之力就吞并了丁原的部众，还得到吕布这员虎将，不由大喜过望，马上封吕布为骑都尉，还认他做了义子。

说到董卓认吕布做干儿子这事，我们就要顺便为吕布说几句话。众所周知，吕布在《三国演义》里经常被骂作“三姓家奴”，意思是吕布本来是吕家人，后来做了丁原义子，其后又做了董卓义子，而且先后把两个干爹都干掉了，实在不是人。

可是，在真实的历史上，丁原从未认吕布做义子，只是对他“大见亲待”而已。既然缺了中间这一环，所谓三姓家奴就不能成立了。

当然，罗贯中给吕布起这个绰号，用意是塑造反面人物的性格特征，抨击见利忘义的丑恶行为，弘扬忠孝仁义的正能量。这都无可厚非，只是作为读者，我们还是要懂得辨别文学与历史的异同。所以，说吕布薄情寡义、轻于去就、做人没底线肯定是没错的，可把他说成“三姓家奴”就属于夸张的文学手法了。

经过一连串腹黑操作，董卓真的变得兵强马壮了。他踌躇满志，觉得是时候会会前不久那场政变的总指挥——袁绍袁大公子了。

他把袁绍请到府上，开门见山道：“天下之主，应立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慨!陈留王看上去还不错，我打算立他，想必强过刘辩吧？当然了，人总有小时候聪明，大了却变愚笨的，不知他将来如何。但姑且先立他吧，如果他也不行，那刘氏的种，就没必要留了。”

在中国古代，历来权臣废立皇帝、弄权篡位，一开始都是要扯点遮羞布的，可董卓却异常生猛，一上来就赤裸裸地亮出底牌，分明已经把大汉朝廷视为囊中之物，也分明没把眼前这位家族“四世三公”的袁大公子当回事儿。

他的意思明摆着：把刘协扶上去做傀儡，由他董卓独揽大权，必要时甚至可以把汉家的招牌换成他董家的，而你袁绍是敌是友，就看你今天怎么接这个话茬儿了。

袁绍向来自视甚高，岂能被他一介武夫摆布？于是毫不示弱，坦然接招：“汉家君临天下四百年，恩泽深厚，兆民拥戴。当今天子尚幼，未有不善宣于天下，你想废嫡立庶，也得问问天下人答不答应。”

董卓没料到袁绍敢正面硬㨃，遂手按剑柄，厉声道：“你小子竟敢如此？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你以为董卓的刀不够锋利吗？”

袁绍也拍案而起：“天下豪杰，难道只有你董卓一人？”说完拔出佩剑，横在当胸，一副跟董卓拼命的架势。

两人无声地对峙了片刻，谁也不敢贸然动手。然后，袁绍就在董卓凶悍的目光中扬长而去了。

董卓虽然骄狂，但并未失去理智。他知道，袁氏一族在洛阳叶大根深，在朝野更是一呼百应，如果今天杀了袁绍，后果恐怕难以预料。

所以，这口恶气，他只能忍了。

有道是一山不容二虎，对袁绍来讲，既然跟董卓撕破了脸，那洛阳铁定是待不住了。几天后，袁绍就把自己司隶校尉的印信挂到了洛阳东门的城楼上，然后亡奔冀州。

袁绍一走，董卓最后的顾虑就消除了。九月，他大会百官，以最高领导人的姿态发表讲话：“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何如？”(《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

百官惶恐，没人敢吱声。

董卓扫视了众人一圈，又接着说：“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剑，今日亦同。有敢抗议者，皆以军法从事!”

他说的这个典故，是当年汉昭帝早亡无子，辅政的霍光立了昌邑王刘贺为帝，没想到刘贺的品行糟糕透顶，霍光就召集百官开会，打算废了他。当时，霍光的副手田延年就在一旁拿剑恫吓，把百官吓得面无人色。

此刻，董卓搬出这个故事，虽属东施效颦，但震慑效果是一样的——群臣一听，越发震恐，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

只有卢植站了出来，说：“从前太甲在位，昏庸不明；昌邑王行事，罪过千百，这才有伊尹、霍光废立之事。而今天子尚幼，行无失德，非前事可比。”

董卓大怒，拂袖而去。

当天，董卓就放话要杀了卢植。有人赶紧替卢植说情，这个人就是蔡邕。当初他被流放朔方，之后几经波折，长期流落天涯。不久前董卓召他回京，想利用他名士的身份点缀新朝廷。蔡邕自然是婉言谢绝。董卓就让人给他捎了一句话：“我喜欢灭人九族。”蔡邕吓得一个激灵，马不停蹄就赶到了洛阳。董卓很满意，三日内给他连升了三级。

除了蔡邕，议郎彭伯也站出来劝谏：“卢尚书乃海内大儒，四方仰望，倘若今日诛之，恐令天下震骇。”

董卓觉得有理，新朝不宜给人血腥印象，何况要杀一个小小的卢植，也不急在这一时，于是收回成命，只罢了卢植的官。

卢植对朝政彻底失望，次日便告老还乡了。不久，心有不甘的董卓就派杀手一路追到了他的家乡涿郡(今河北涿州市)。可是，杀手们扑了个空，因为卢植早已偕家人逃到长城外的上谷(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隐居去了。

仅仅过了一夜，董卓就再度召集百官。这一次，大殿上多出了三个人：刘辩、刘协、何太后。公卿们心知肚明：变天的时刻到了。

董卓亲自宣布，废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

这一刻，何太后哽咽不止，群臣心中一片悲怆。然而，已经没有人敢开口说话了。

于是，年方九岁的刘协正式登基，是为汉献帝。

至此，原本就已垂垂老矣、奄奄一息的大汉帝国，终于陷入了不可逆的深度昏迷之中。此后的几十年，只是苟延残喘、名存实亡罢了。

所以，刘协登上帝座的这一刻，基本上可以视为三国时代的零点。

九月初三，也就是刘辩被废的第三天，董卓就用鸩酒毒死了何太后。

十一月，董卓自立为相国，同时享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礼遇。

这三项待遇，是历代权臣的专属特权：赞拜不名，就是大臣觐见皇帝时，赞礼官不直呼其姓名，只称官职；入朝不趋，就是上朝的时候，不必按礼制规定的那样小步快走；剑履上殿，就是可以带着佩剑、穿着鞋子上殿。

权臣也分“跋扈”和“非跋扈”两种，对前者而言，当这三道光环加身的时刻，距离篡位称帝、改朝换代也就一步之遥了。至于这一步要不要跨过去，通常取决于这个权臣想不想，而非取决于龙椅上的皇帝让不让。

这一年冬天，风雨飘摇的帝都洛阳成了董卓和西凉军的游乐场。这些长年戍边的大兵从没住过这么繁华的都市，从没见过这么多漂亮的女人。所以他们一下子就疯了，掳掠财物，强奸妇女，如入无人之境。无论是市井小民还是皇亲国戚，只要是他们看上的，无一幸免。

那些日子，洛阳的居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

在这个世界上，道德与文明从来只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而人性深处隐藏着无穷的欲望和暴力。哪一天，窗户纸被刀枪捅破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野蛮人。

所以，以文教立国的大汉王朝，到头来，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帝都沦为一座暴力与恐怖之城。

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当何进与宦官交战、董卓与袁绍撕破脸皮、整个洛阳乱成一锅粥的时候，日后的三国一哥曹操又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呢？

他当然在洛阳，不过并不显山露水。

当各色人等乱哄哄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曹操一直在观察，在思考，同时也在耐心蛰伏，在等待机会。

《周易》说“亢龙有悔”，所以何进、蹇硕、张让、赵忠等人，一个个身居高位，自吹自擂，结果一个个都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袁绍，一口气杀光了所有宦官，结果一扭头差点死于董卓刀下。

董卓后来居上，最为嚣张，但是很快，他也将死得比谁都难看。

《周易》还说“潜龙勿用”。这个阶段的曹操，大致可以用这四个字概括。他实力尚弱，人微言轻，所以只能远远站在历史舞台的边缘，冷眼旁观那些刀光剑影，静静等待一个最合适的上场时机……

第二章 三国一哥成长史

不良少年曹阿瞒

要看清三国一哥曹操这个人，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曹操，字孟德，小名吉利，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称他的祖上是西汉开国元勋、丞相曹参，其实这个说法并不靠谱。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曹操的爷爷曹腾是宦官，曹操老爸曹嵩只是曹腾的养子。所以明摆着，曹操本来不姓曹，只是跟了曹腾的姓而已，就算陈寿有证据证明曹腾是曹参的后人，可从血缘上来说，曹操跟曹参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充其量，只能说是宗法上的意义，毕竟收养关系在古代也算是延续了香火。

有人可能会说，人家陈寿的意思，可能是说曹嵩是曹参的后人，这不就对上号了？

可问题是，陈寿也不知道曹嵩的家世出身，他在《三国志》里就老实承认了：“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倒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给出了一个说法，他引用吴人所著的《曹瞒传》和郭颁《魏晋世语》里的相同记载，称曹嵩本姓夏侯——算起来，日后曹操麾下大将夏侯惇得喊曹嵩一声叔父，也就是说，曹操和夏侯惇是堂兄弟。

如果此说为真，那曹操的祖先虽然不是曹参，却是西汉另一个开国元勋、名将夏侯婴，因为夏侯惇就是夏侯婴的后人。

绕了一圈，人家曹操似乎仍然是堂堂大汉开国元勋之后。可是，裴松之的这一说法就比陈寿的靠谱吗？

当历史迷雾重重、真伪难辨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借助于科学了。

早在2009年，复旦大学人类遗传学实验室就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利用DNA技术对曹操的身世之谜展开了研究。他们首先在全国范围内，采集了包括曹姓、夏侯姓在内的超过1000例的血液样本，对其DNA进行检测，接着又在安徽亳州的曹氏宗族墓葬坑里，找到了两颗非常宝贵的牙齿——它们的主人就是曹操的叔祖父、河间相曹鼎。

然后，课题组根据现代基因和古DNA的双重验证，100%确定了曹操家族的DNA，继而又用相同方法验证了曹参和夏侯氏的家族基因。通过比对，最后在2013年得出结论：曹操家族的基因，与曹参后人的基因和夏侯氏的基因都不一致，没有明确的遗传关系。

同时，课题组认为，曹操之父曹嵩很可能来自曹腾家族的内部过继，不过可以确定该家族并非曹参那一族。

至此，困扰了史学界两千年的曹操身世之谜，终于得到了部分破解——虽然我们还是无从得知曹操的祖宗到底是谁，但起码可以认定，曹操既不是曹参的后人，也不是夏侯婴的后人。

可见，不论是陈寿的说法，还是裴松之引用的说法，都不靠谱。

至少在更有分量的考古发现和科学证据出来之前，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虽然攀不上曹参和夏侯婴这两位显赫的祖宗，但曹操的家庭背景还是相当牛的：他爷爷曹腾官居中常侍、大长秋，在宦官里职位最高，其权势未必熏天，熏人则绰绰有余；他爹曹嵩就靠着家里的权势和钱，花巨资买了三公之一的太尉。

身为高干子弟，自然是养尊处优，所以小时候的曹阿瞒就成了一个纨绔子弟，成天“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爹曹嵩可能忙于政事，没怎么管他，倒是叔叔看不过眼，经常跟曹嵩打小报告，让他管管这小子。阿瞒对此怀恨在心，决定找机会摆他叔叔一道。

有一天，阿瞒在街上闲逛，恰好看见叔叔迎面走来。他灵机一动，忽然脸一歪，嘴一斜，浑身抽搐，还口吐白沫。叔叔大惊，赶紧问他怎么了。阿瞒十分痛苦地说：“可能是中风了。”叔叔连忙跑去告诉了曹嵩。曹嵩吓坏了，赶过来一看，阿瞒一切如常，啥事儿都没有，就问他：“你叔不是说你中风了吗，这么快就好了？”

阿瞒一脸无辜：“没有啊，我一直都好好的，中什么风？”

曹嵩大为狐疑。

阿瞒佯装困惑地想了想，旋即做出恍然之状：“我知道了，一定是叔父不喜欢我，才会说我的坏话。”

曹嵩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从此以后，不管阿瞒的叔叔说什么，他都不再相信了。

这个故事，出自裴松之注所引的《曹瞒传》，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不论其真实性如何，都足以表现出曹操的性格：“少机警，有权数。”(《三国志·武帝纪》)

少年时代的曹操，还有一个好哥们儿，就是“四世三公”的袁大公子。

两人都是高干子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生活实在没什么惊喜和波澜，所以就都放荡不羁爱自由，喜欢寻找刺激。

据南朝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记载，有一次，阿瞒和袁大公子又在一块儿厮混，看到一户人家在办喜事，两个无聊的家伙就生出了恶趣味，决定把人家新娘子劫走。两人趁热闹混进人家后院，稍微做了下分工，等天黑了，袁绍突然放声大喊：“抓贼啊!”这家人不明就里，纷纷从屋里跑出来，照着袁绍叫喊的方向追了过去。这边的曹操立刻冲进洞房，扛起新娘就跑。那头的袁绍估摸着曹操得手了，就绕回来跟曹操会合。两人相视大笑，然后扛着新娘溜之大吉。

跑没多远，新娘回过神来了，就连声大叫：“非礼啊!救命啊!”那一家子人一听，赶紧又杀了回来。袁绍有点发慌，一不留神，哧溜一下掉进了路旁的灌木丛里，忙叫“阿瞒救我”。可阿瞒兄肩上扛着新娘呢，哪腾得出手来救你？

情急之下，曹操大喊一声：“贼在这里!”然后竟扔下袁绍，一溜烟跑没影了。

眼看追兵越来越近，被抓到还不得被当场打死？!袁绍又惊又怒，凭着求生本能噌地一下蹦了上来，最后总算逃走了，没被逮住。

刘义庆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交代新娘的结局，也没说袁绍后来有没有找曹操算账。如果我们脑补一下，大致可以推演出如下场景：

袁大公子指着曹操的鼻子骂：“曹阿瞒你有病吧？成心想害死我吗？”

曹操满不在乎地笑着说：“我要不喊那一嗓子，你蹦得出来吗？”

“可我要是蹦不出来呢？”

“蹦不出来……算你倒霉喽。”

总之，从二人的性格来看，袁绍一定会兴师问罪，而曹操也一定会死不认错；如果袁绍骂曹操不讲义气，曹操就会说我这叫急中生智。

《世说新语》本质上是笔记小说，所以曹操和袁绍的这段公案未必是真的，就算实有其事，一定也经过了艺术加工。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读出一个鲜活的曹操，一个既有血有肉又大致符合史实的曹操。

《三国志》就说，这个阶段的曹阿瞒“任性放荡，不治行业”，属于典型的不良少年。

很显然，日后那个雄才大略、阴狠狡诈的三国第一枭雄曹操，就是从眼下这个吊儿郎当、机变百出的不良少年曹阿瞒走过来的。

老话常说的“三岁看老”，还真是一条朴素的真理。

阿瞒虽然放荡不羁，但如果仅止于此，估计大了以后也是个废柴，不能指望他有多大出息。所幸，阿瞒还是有一个优点的。

他喜欢看杂书。

东汉的贵族子弟，一般上学从识字课本读起，然后读算术、天文、地理等。稍大一点，就要读《论语》《孝经》等儒家的入门书。到了十五岁，有条件的就要到京师去读太学了，教材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这五本儒家经典，合称“五经”。

阿瞒是高干子弟，十五岁后自然也要入太学。不过，以他那混世魔王的性格，这些循规蹈矩的书肯定满足不了他，所以他就撒开了看各种课外书，其中最感兴趣的当数兵家和法家。《三国志·武帝纪》就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申、商”就是申不害和商鞅，法家代表人物；“韩、白”就是韩信和白起，兵家代表人物。

显而易见，最合乎阿瞒胃口的，就是武力加权谋。事后来看，他显然都看对了，所以才会成为“三国”中最大的赢家。

曹操后来之所以那么牛，不仅因为早年读了很多符合自己兴趣和性情的书，更因为他有一套很厉害的读书方法。我们今天常说，要把书上的内容真正变成自己的，光靠大量“输入”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会“输出”。所谓输出，包括摘录、做笔记、写读后感、与人分享等，这样才能最有效地吸收书中的精华，并使之为我所用，变成自己能力的一部分。

而曹操恰恰就用了这种方法。

他不仅大量抄录了当时可见的诸家兵法，将其汇集成册，还给《孙子兵法》做了详细的注释。我们今天读到的《孙子兵法》，其中流传最广的版本之一，就是曹操的注本。

在太学读书期间，阿瞒发现了一件令他挺郁闷的事：周围很多人瞧不起他。因为他爷爷是宦官。东汉一朝，宦官虽然飞扬跋扈，权倾朝野，但是名声很臭。用后来陈琳帮袁绍写檄文骂曹操的话来说，就叫“赘阉遗丑”，相当难听。

除了出身不好，阿瞒自己的品行也不太检点，所以难免遭人鄙视。

在当时，名声不好可不是一件闹着玩儿的事，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仕途。

两汉的官员选拔制度是“察举制”，跟后来的科举完全不同。科举考试更像今天的高考，只要你成绩好就行，可察举制考察的却是一个人的品行和声望。所以名声不好的人，理论上就跟仕途绝缘了。虽然阿瞒家里有钱，实在不行还可以跟他老爸一样，拿钱去砸。可拿钱砸出来的官，照样会让人鄙夷，人家表面不说什么，背地里都是嗤之以鼻的。

阿瞒虽说表面上满不在乎，但胸中也是有大志的，他可不想一辈子被人瞧不起。所以，必须想办法提升知名度，打造影响力。而最有效的办法，跟今天差不多，就是找社会名流给自己站台，做品牌代言。

为此，阿瞒特意找到了一个叫宗承的名士，想跟他交个朋友，套套近乎。可到了人家府上一看，我的天，里里外外都是宾客，别说交朋友了，说上一句话都难。可阿瞒毫不气馁，今天没机会，我就明天再来。于是，一连数日，阿瞒天天来，就站在人家客厅外死等。终于有一天，宗承送客人出来，阿瞒立刻逮住机会，跑上去自报家门，然后毕恭毕敬地伸出手，心想这手一握，朋友就算交上了。

没想到，宗大名士只是淡淡地瞟了他一眼，既不握手，也不说话，然后一转身，昂着头就走了。

阿瞒的手僵在那儿，十分尴尬。

没关系，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阿瞒收拾起受伤的自尊心，然后同样一转身，昂着头找下一位名士去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找来找去，阿瞒终于碰上了一位真正赏识他的大佬。

此人名叫桥玄，曾当过太尉，也是当时的一位大名士。

不得不说，桥太尉的眼光相当毒辣。他本身也崇尚法家，所以跟阿瞒一见如故，几次攀谈过后，就郑重其事地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三国志·武帝纪》)

这句话的分量之重，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为了让更多名士给阿瞒站台，桥太尉还热心介绍他去找当时的一位评论家。

这位评论家的名头可不是一般的大，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依旧如雷贯耳。他就是“月旦评”的创始人许劭。

“月旦评”在当时的影响力，就如同今天的福布斯排行榜，区别在于“月旦评”是文人雅士排行榜，不是有钱就能上的。许劭品评褒贬当时人物，然后在每月初一公开发表，故有“月旦评”之称。无论何人，凡是经他褒奖赞扬，立刻身价百倍，名动天下。

对此，阿瞒当然求之不得。如果能得到许劭的赞扬，哪怕是只言片语，也足以让他彻底洗刷“阉宦之后”的污名，从此令世人刮目。

于是，阿瞒带上厚礼登门求见，态度十分谦卑。然后，既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许劭打心眼里鄙视他，所以只字不吐。阿瞒却不在乎，再次拿出厚脸皮的精神，死缠滥打，非让许劭开口不可。

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一阵子。最后，阿瞒只好拿出当初混社会的手段，有一天又去找许劭，突然把他逼到墙角，恶狠狠地发出威胁，估计是说些“你今天再不开口，老子就要动手了”之类的话。

许劭被逼无奈，只好用不太情愿的口气说出了那句名垂青史的评语：

“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不愧是东汉末年著名评论家，许劭这话说得相当有水平：

首先，说曹操是治世能臣，多少有恭维之嫌，这是为了不让曹操揍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说曹操是乱世奸雄，明显是偏贬义，这是为了出一口恶气，让自己心里平衡一点。

其次，话不说死，模棱两可。毕竟，将来的天下是治世还是乱世只有天知道，所以你曹操到底是能臣还是奸雄我说了不算，得看老天爷。

最后，这句话还可以理解为是给曹操出了道选择题。也就是说，“治世”的“治”和“乱世”的“乱”都可以做动词用：你曹操若想当个能臣，那就拿出本事去好好治国；可你要总是这副动不动就揍人的德行，那你迟早会成为一个祸乱天下的奸雄。

总之，最后这层意思已经有了规劝和警示的味道。

不知道阿瞒听出了几层意思，反正他听完后，什么话都没说，只发出一阵大笑，然后就昂着头扬长而去了。

曹操的反应很符合他的性格。对他而言，做能臣还是做奸雄都无所谓，因为能当得起这两个称呼的人，必定都是具有大能量的人，也是干出了一番大事业的人。这就够了。至于道德层面上的善恶忠奸，在曹操那儿根本不构成问题。

说白了，曹操这个人真正在乎的，从来都只是本事和实力，而非品格与道德。

奋斗与幻灭：曹操的年轻岁月

为了洗刷“阉宦之后”的污名，曹操不仅四处找名士站台，而且下决心要与宦官划清界限。

可如何划清界限呢？难道要宣布跟曹腾脱离祖孙关系？

阿瞒可没这么傻。曹腾虽然不是亲爷爷，但供他吃、供他穿、供他上太学，脱离关系就得去喝西北风了。何况汉朝以孝治天下，阿瞒岂敢背上不孝的骂名？

想来想去，阿瞒决定干一件既耸人听闻又能博得天下士人好感的事。

那就是刺杀宦官。

阿瞒锁定的刺杀对象，就是当时最为臭名昭著的宦官头子——张让。

凭着早几年混社会练就的武艺和胆量，阿瞒觉得杀这个老宦官就是小菜一碟。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阿瞒揣上一把锋利的手戟，潜入了张让宅邸，并且顺利摸进了张让的卧室。不过，他还是低估了张让的警惕性。这老家伙害过很多人，仇家无数，自然怕人报复，所以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

阿瞒刚要动手，张让就察觉了，连声大喊“抓刺客”。阿瞒只好夺路而逃，刚跑进庭院，便有一帮侍卫围了上来。眼看就要被瓮中捉鳖，阿瞒亮出手戟，耍了几个酷炫的招式，把那些侍卫吓得一愣。趁着侍卫愣神的工夫，他跳墙而出，溜之大吉。

虽然曹操刺杀张让失败了，但他那敢于向恶势力宣战的勇气无疑改变了很多人对他的看法。当然，这种事不可能广为传播，但只需在小范围的士人内部流传，就足以为他塑造出富有正义感的人设，也足以让众多反对宦官的人把他视为革命同志了。

人在年轻的时候往往不乏血性，无论日后的曹操成了一个多么务实理性的现实主义者，这时候的阿瞒还是颇有些不畏权势、反抗黑暗的理想主义色彩的。

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1700多年后的清朝末年，曾经有个叫汪兆铭的革命青年去刺杀当时的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在狱中写下了一首悲壮而感人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然而许多年以后，这位既爱国又热血的革命青年，却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从而以“汉奸”的千古骂名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当然，柱子上的名字，写的不是他的曾用名汪兆铭，而是后来的大名：汪精卫。

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当初那个慷慨悲歌的革命志士，与后来这个为虎作伥的卖国贼，竟然会是同一个人。可岁月这个无情的神偷，就是这么容易偷走人的理想和操守，所以由人和岁月共同书写的历史，也往往是这么吊诡并充满了戏剧性。

阿瞒刺杀张让这件事，说明他对宦官乱政的黑暗现实也是心怀不满的，并且还愿意付诸行动去改变它。虽然他的动机中含有想要扬名立万的因素，但也不乏匡正时弊的理想和激情。

很快我们就将看到，日后的“乱世奸雄”曹操，曾经也是一个充满热血的有志青年，也想通过奋斗去挽救日薄西山的东汉王朝。尽管他从不在乎世人的道德评价，但在有机会去做“治世能臣”的情况下，他当然不会乐意去做“乱世奸雄”。

二十岁那一年，阿瞒从太学毕业，被举为“孝廉”，从此踏上了仕途。

所谓孝廉，顾名思义，就是孝子廉吏。从汉武帝开始，汉朝就以此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通常是由地方官从辖下的居民中选拔道德品行良好的人，推举给朝廷，然后再由朝中的高官举荐，出任官职。

以阿瞒的昔日品行来看，貌似跟“孝子廉吏”一点都不沾边。不过这不要紧，因为察举孝廉的制度到了东汉末年，早已腐败透顶，当时民间有一首童谣是这么传唱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说是察举有学问的秀才，其实这人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筐；察举孝子廉吏，其实这人把老爹都赶出了家门。

所以，阿瞒身为高干子弟，又有桥玄、许劭等名士为他站台，走走关系，再花点钱，这事就轻松搞定了，谁管他孝不孝廉不廉呢？

曹操的第一任官职，是洛阳北部尉，也就是京师北部地区的治安长官，相当于区一级的公安分局局长。这个职位既是一条快速升迁的终南捷径，也是一块让人头痛的烫手山芋。

为什么这么说？

道理很简单：住在京城的人，不是皇亲国戚就是高官显贵，这些人犯了事你管不管？如果你识时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跟他们利益交换，那你要升官就快了；可你要是秉公执法，那很可能得吃不了兜着走，不仅前途堪忧，说不定还小命难保。

如今，这道难题就摆在了青年曹操眼前。

他会怎么做呢？

曹操一上任，就大张旗鼓地给自己衙门的四面大门都重新装修了一遍，这无异于是在对辖区居民宣布：大伙儿都瞧仔细了，这地盘现如今由我曹孟德做主，新人新气象，请诸位老少爷儿们积极配合本人的工作。

紧接着，他又别出心裁地在衙门外悬挂了十几根大棒，上面涂有五种醒目的颜色，称为“五色棒”。这就属于公开威慑了，意在警告那些作奸犯科之徒：别犯在我曹孟德手上，否则五色棒伺候!

面对新官上任这两把火，估计辖区内的许多大人物都不会当回事儿：一个官秩区区四百石的芝麻绿豆官，也敢在我们面前耍威风，搞不搞笑？

说白了，很多人都以为，这小子不过是摆摆样子、走走过场罢了，不必当真。

可是，曹操马上就将用实际行动点燃新官上任的第三把火，同时向所有人证明：你们错了!

一天夜里，曹操带着几个手下，拎着几根五色棒，正在辖区内巡逻，忽然看见前面有个人竟大摇大摆在街上溜达。

这谁啊，居然敢违犯宵禁？曹操马上命手下把这人逮住了。

汉朝实施夜禁制度，到了晚上就不能随便出门走动，除了办理公务或生病看急诊等特殊情况，夜里出门都属于违令，称为“犯夜”。

曹操把这个犯夜的家伙逮了个正着，可还没等他问明情由，此人竟十分嚣张地自报家门，然后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蹇硕。

没错，正是灵帝刘宏最宠幸的那个蹇硕——后来的西园上军校尉、托孤重臣。

而眼前这个公然犯夜的人，就是蹇硕的亲叔叔。

这下麻烦来了。若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曹操就应该当场放人，并且赔礼道歉；若是想当一个执法严明的好官，这就是个杀一儆百、树立威信的机会。

曹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于是，几根五色棒不由分说就往蹇硕叔叔的身上招呼。犯夜虽属违法行为，但也不是什么大罪，一般打个一二十棍也就行了。可是，几个手下噼噼啪啪打了好一阵子，曹操却丝毫没有喊停的意思。

所以，结果不难猜：蹇硕的叔叔死了，被曹操活活打死了。

这件事立刻成了轰动朝野的大新闻。所有人都没有料到，宦官曹腾的孙子，竟然当街杖毙了宦官蹇硕的叔叔，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吗？

是的，曹操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六亲不认，才足以显示他的刚正不阿；拿最跋扈的宦官开刀，才更能表明他严明法纪、整肃纲纪的魄力和决心。

明摆着，曹操这是铁定了心要当一个忠于职守、不畏权势的好官了。而杀戮立威也迅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据《三国志》注引《曹瞒传》记载，此事过后，一时间“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然而，这种清明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很快，曹操就被调走了。

难道是宦官打击报复，把他罢官了？

打击报复是必然的，宦官们又不是吃素的，岂能容你一个小小的曹孟德在太岁头上动土？不过如果只是简单地罢了曹操的官，那就显得宦官们太没有政治手腕了。

在他们看来，曹操终究是同为宦官的曹腾的孙子，这小子固然可以六亲不认拿自己人开刀，但宦官们却不宜直接对他进行打击报复，因为这会给外人造成一种宦官集团爆发内讧、自相残杀的错觉。所以，不能直接罢曹操的官，但也绝不能任由他坏了规矩，在宦官们眼皮底下撒野。因此，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以升迁为名，把这小子弄出洛阳，眼不见为净。

于是，曹操就在宦官们的联名举荐之下，光荣地告别了洛阳北部尉的岗位，升迁为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南)县令。

曹操在顿丘大概待了一年，应该是干出了一些政绩，只可惜所有史料都付诸阙如。不过，我们还是从《三国志·曹植传》的只言片语中，找出了一些蛛丝马迹。那是许多年后，曹操集结大军要去征讨孙权，命曹植留守邺城，临行前回忆往昔，说了几句勉励曹植的话：“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虽然惜字如金，语焉不详，但从“无悔于今”这四个字便足以看出，曹操对自己年轻时在顿丘任上的作为，还是颇有些自豪的。

既然干得不错，怎么才待了一年呢？

没办法，尽管曹操满腔雄心壮志，想要大显身手，可老天爷偏偏不给他机会。

这一次又是宦官惹的祸，不过曹操并未跟宦官直接交手，而是遭遇了一次匪夷所思的“隔山打牛”事件，被一件八竿子打不着的祸事给牵连了，纯属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事情非常绕，详细说会把人绕晕，我们就简单点说：曹操堂妹的老公叫宋奇，宋奇有个姐姐，是灵帝刘宏的第一任皇后；宋皇后的姑父得罪了宦官王甫，被王甫害死了；王甫担心宋皇后会跟皇帝吹枕头风报复他，索性以“巫蛊”的罪名诬陷宋皇后；于是，宋皇后就被灵帝废了，家里的父亲兄弟也被一锅端了，其中就有宋奇；这自然连累到了宋奇老婆，也就是曹操的堂妹，最后就波及了曹操。

很显然，在这起无比曲折的躺枪事件中，阿瞒兄是非常无辜的，他可能从来都不记得还有这么一位七拐八弯的亲戚。可是，古代的连坐法就是这么没有人性，所以躺枪之事年年有，只是这回轮到曹阿瞒，你上哪儿说理去？

认命吧。

二十四岁的曹操就这么被罢了官，废为庶民，然后默默收拾起铺盖卷儿，怀着比窦娥还冤的心情回了谯县老家。

仕途受挫，曹操就拿起了书本。

不是为了排遣无聊，而是为了补充能量。

事实证明，无论古今中外，很多牛人在人生的困顿期都会做同一件事：埋头读书。命运的打击没有成为他们荒废时光的理由，相反，他们往往能够把不幸和挫折转化为沉潜和自修的良机。通过大量读书，牛人们不断自我赋能，从而为日后的创业储备了必要的知识资本，也为将来的东山再起积蓄了足够的精神力量。

曹操就是这么做的。

在老家闲居的这段时光，他遍阅古籍，狠狠地充了一回电。

短短两年后，机会来了，而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朝廷征召通晓经史者为议郎，曹操便以“能明古学”的本事复出了。

议郎是个纯粹的闲差，没有什么实质性工作，只是发发议论，写写奏章，皇帝看不看还另说。这对混日子的人很合适，可曹操不是来混的。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再加上曹操刚读了两年书，不说一肚子学问，至少一肚子议论肯定是有的。

所以，火力十足的曹议郎一上任就开炮了，目标还是宦官。

上回被赶出洛阳，就是宦官下的黑手，此后的躺枪事件，也是间接被宦官所害。新仇加旧恨，不对宦官开炮要对谁？更何况，曹操一心想要有所作为，可如今的朝政被宦官搞得乌烟瘴气，他哪有出头之日？所以无论在公在私，他都必须跟宦官死磕到底。

曹操上的第一道奏章，讲的是桓帝一朝的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因谋除宦官而遇害的事，即后来史家所称的“党锢之祸”。曹操大胆地为窦武、陈蕃等“党人”翻案，说他们都是正直之士，却被小人陷害，导致如今“奸邪盈朝，善人壅塞”，言辞十分激切，矛头直指宦官。

然而，炮弹是射出去了，可连只蚊子都没打到。

因为刘宏压根不搭理他。

曹操不甘心，很快又上了第二道奏章，这次是骂朝廷的三公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表面是骂三公，其实还是冲着宦官去的，因为当时的太尉许戫、司空张济等人跟宦官穿的就是同一条裤子。

这回，让人意外的是，刘宏居然看了他的奏章，而且看完后还有了行动。他责备了许戫和张济，然后提拔了一个叫陈耽的人担任司徒。陈耽为人正直，跟曹操算是同一条战线的。

这一回合，曹操貌似赢了。虽然没伤到宦官分毫，但至少赢得了皇帝的表态，还让自己的一位同志上位三公，成果还是比较丰硕的。

曹操很受鼓舞，准备再接再厉。可是，宦官哪是那么好惹的？没过多久，陈耽司徒的位子都还没坐热，就遭到了宦官反扑，被诬陷下狱，很快死在了狱中。

那么曹操呢？一定也遭报复了吧？

不，什么都没发生，曹操被无视了。

宦官们觉得，一个只会吐吐槽写写奏章的议郎，根本没什么杀伤力，所以没跟他一般见识，把他当空气一样无视了。

说到底，如今这个握笔杆的曹议郎，其威胁性甚至远远不如当初那个挥舞五色棒的北部尉，宦官们连瞧他一眼都嫌多余。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曹操很是伤感。

这些年好像都白混了，甚至越混越回去了，让这个自以为战斗力爆表的有志青年情何以堪？

看来，想通过抨击朝政、匡正时弊的方式来拯救这个病入膏肓的帝国，是行不通了。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可走呢？

曹操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幻灭。

据《三国志》记载，自从陈耽惨死之后，曹操便“不复献言”，从此陷入了沉默。

当天下一团漆黑的时候，无论什么人，想擎着一支烛火去照亮这个世界，都属于痴人说梦，注定是一场徒劳。在此情况下，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小心捂住自己的这点微光，尽量不让它被无边的黑暗吞噬。

能做到这一点，或许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是，星火总是要有的，万一燎原了呢？

做能臣还是做奸雄

当“治世能臣”的理想在曹操心中逐渐幻灭的时候，黄巾起义突然爆发，一个四百年未有的大乱世拉开了序幕。

上帝关上了一扇门，然后为曹操打开了一扇窗。

不知道这时候的曹操有没有想起许劭“乱世奸雄”的话。总之，污浊的现实早把他压得喘不过气了，所以变乱一起，他立刻响应朝廷征召，以骑都尉的军职冲上了战场。

接下来的一幕在上一章我们已提过了，曹操得知皇甫嵩被黄巾军围困在长社，连夜赶去救援，结果到了地方人家仗都打完了。

不过，那次他只是小小地失落了一晚上。随后，他与皇甫嵩、朱儁合兵一处，大破黄巾军，斩首数万级，算是锋芒初露，立下了不小的战功。

不久，他就因功被朝廷任命为济南相。

济南相，就是济南国的国相，名头听上去比较唬人，其实跟郡太守是同一级别。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郡直属中央，国是分封给诸侯王的领地。从汉景帝之后，朝廷逐步削弱诸侯的势力，所以那些刘姓亲王后来基本都成了吃闲饭的，吃穿不用愁，可权力是没有的，真正的实权人物是朝廷任命的国相。

济南国的辖境，相当于今天山东济南及周边十几个市县。曹操在议郎的位子上憋屈了好几年，这回终于掌握实权了，地盘又不算小，不干出点动静还真对不住自己。

他干的头一件事是澄清吏治，把下面的一帮贪官污吏全给收拾了——大老虎也打，小苍蝇也拍，风格十分强悍，手段异常生猛。

过去这些老虎苍蝇搞腐败的时候，前几任国相都不敢管，所以他们就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可曹操一来，就拿出法家那套雷厉风行的霹雳手段，不但一一严查，还把过去的老账全给翻了出来，然后不管你上面有没有天线、背后有没有靠山，只要贪赃枉法的证据确凿，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就地免职!

济南国的老虎苍蝇们哪见过这种猛人，一个个都吓蒙了。就地免职只是开胃菜，天知道后面的主菜是不是“五色棒炒人肉”？

不行，赶紧逃跑。凡是屁股不干净的人都坐不住了，来不及收拾金银细软就纷纷逃窜。用《三国志》引《魏书》的话说，就是“奸宄遁逃，窜入他郡”，宁可流窜异地他乡去饭馆洗盘子，也好过被你曹孟德的五色棒打死。结果没过多长时间，整个济南国便“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事实证明，曹操的确是很有本事的人，给他点阳光，他就会灿烂；给他个舞台，他立马发光。怕就怕总是阴天，日头不出来；怕就怕有人拆台，让你在废墟里独舞。

收拾完贪官污吏，曹操紧接着干的第二件事就更猛了：拆庙。

整治坏人倒也罢了，连鬼神你都敢招惹？你就不怕被神明降罪，遭厉鬼索命？

曹操不怕，他一口气拆掉了济南国境内六百多座民间祠庙。可是，曹操为什么要跟鬼神过不去呢？

其实他不是跟鬼神过不去，而是跟那些打着鬼神的幌子大搞迷信活动、实则搜刮民脂民膏的权贵和豪强过不去。

这里头的逻辑很简单：一般的平头百姓是没有那个财力盖庙的，要盖一座庙，得有地皮，有资金，还得有官府的关系拿到批文，这种事只有地方豪强才玩得转。那豪强们盖庙是图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净化灵魂或追求信仰，而是为了开门做生意。

把泥塑木雕的偶像往供桌上一摆，再把香炉、签筒、功德箱等备齐，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过来求神问卜、三拜九叩，然后香火钱就会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入豪强们的腰包。这就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谁不干谁傻。当然，老百姓拿钱拜鬼神，豪强们也得拿钱去拜高官，跟高官们利益均沾、有福同享，这门生意才能长长久久做下去。

正因为相当暴利，这个行当才会在济南国及附近郡县遍地开花。惨的还是老百姓，他们被那些权贵和豪强敲骨吸髓而不自知，只能一辈子在贫穷与愚昧的圈子里打转。

可是，曹操来了。

对那些利用神庙大发其财的人来讲，他就像一尊最大的“瘟神”：“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贪官污吏全收拾了，牛鬼蛇神也绝迹了，一时间，济南的上空无比蔚蓝。

如此局面，老百姓当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地方豪强、郡国官吏一直到朝廷权贵，这一整个利益链条，就成了受害者。这些一直坐享既得利益的肉食者岂能善罢甘休？

所以，结果没有什么悬念：曹操走了。

来得轰轰烈烈，去得悄无声息。准确地说，曹操是托病主动辞官了。因为他触动的这根利益链条的最顶端，就是朝中那些权势熏天的宦官。绕来绕去，他一路死磕却永远无法战胜的对手，还是宦官。

眼看当初那个毫无杀伤力的曹议郎居然动了他们的奶酪，宦官们当然不能再无视他了，立刻让人给他捎了口信。具体是什么口信，史书没有记载，但可想而知，一定是很露骨的威胁，并很可能是拿曹操在京师的家人进行要挟。否则的话，以曹操的性子，没那么容易主动辞官。

做此推测的根据，是曹操在十几年后写的一篇自述，名字有点拗口，叫《让县自明本志令》。他在里面写了这么一句话：“故在济南……违忤诸常迕，以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恐致家祸”四个字，把曹操辞官的主要原因，以及他的悲愤、无奈和恐惧一语道尽了，说明宦官的确给了他不小的威胁。

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曹操再次回到了家乡。

这一年，他刚过而立之年。历数十余年来的仕途生涯，他已然经历了二起二落。

第一个起落，是先后担任洛阳北部尉和顿丘令，然后被罢官。

第二个起落，是先后担任议郎、骑都尉和济南相，然后被迫辞官。

文职做过，武官做过，朝廷的闲差当过，地方的一把手也当过，最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当年许劭的那句话言犹在耳，可“治世能臣”那条路几乎已经断绝，剩下的，就只有“乱世奸雄”这条道了。

曹操也看得出乱世已经来临了，莫非做奸雄注定是自己的宿命？

可奸雄也不是说做就能做的。奸，曹操不缺，打小就一肚子诡计，进了官场更是满脑子权谋；雄，他也不缺，有才干有魄力有野心，能文能武能写诗能杀人。可问题是这些都只是禀赋，不是事业。要做奸雄，得有人马，有刀枪，有地盘，有旗号，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最终才能征战杀伐逐鹿天下，闯出一番事业。

而眼下，这些东西曹操通通没有。

简言之，他还远远不具备做奸雄的资格。

所以，曹操也不想那么多了，他决定隐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让县自明本志令》)。

读读书，打打猎，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不与任何人往来，一副打算享受岁月静好的样子。而且曹操还说了，这次归隐，他打算隐二十年，等到天下清明了，再出来做官不迟。

可是，他真的能隐二十年吗？

暂且不说曹操这话本来就有些言不由衷，就算他真的这么想，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乱世也注定要把他从隐居生活里拉出来，然后大声告诉他：

别矫情了，你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短短两年后，即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朝廷再度征召他为都尉。这是曹操仕途生涯的第三起。又过了两年，朝廷设置西园军，他就成了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位在蹇硕和袁绍之下。

不久，灵帝驾崩，刘辩即位，然后何进干掉了蹇硕，袁绍提议召四方猛将入京，胁迫太后，尽诛宦官。

当时，听到袁大公子的这个馊主意后，曹操不禁笑出了声，对左右说：“用阉人做内官，不论古今都少不了。问题在于，天子宠幸并把权力交给宦官，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既然要治宦官的罪，就要诛杀元凶首恶，派一个狱吏足够了，何必召集四方将领？想把宦官一网打尽，这么大的事情必然走漏风声，我料定他们必败。”

后来，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曹操所料：何进与宦官同归于尽，董卓入京把持朝政，袁绍逃亡，京师一片大乱。

当整个洛阳乱成一锅粥的时候，曹操非常冷静，既没有选边站队，也没有介入任何斗争，而是一直躲在暗处冷眼旁观。

直到董卓废掉刘辩，另立刘协，曹操就再也躲不过去了。董卓知道他有能耐，就抛出橄榄枝，举荐他为骁骑校尉，邀他共谋大事。可曹操很清楚，董卓这厮丧心病狂，已然成为天下人的公敌，很快就会完蛋，所以别说一个区区校尉了，就算给他个太尉他都不会干。

既然不上董卓的贼船，那洛阳就别想待下去了，曹操别无选择，只能步袁绍之后尘，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九月，曹操改名换姓悄悄逃离了洛阳。

这是他早期仕途生涯的第三落。也就是说，他又一次被打回了原形。

而这一次，“治世能臣”的道路终于在他身后彻底断绝，如同夜幕降临时徐徐关上的洛阳城门。

连治世都已荡然无存，还奢谈什么能臣？

当曹操策马奔驰在逃亡路上的时候，回首往昔，心中一定充满了感慨和悲凉。

从今往后，做不做得成奸雄另说，至少这个大汉天下已经确凿无疑地变成一个乱世了。曹操并不惧怕乱世，甚至可以说，从他的秉性、才干和野心来看，乱世反而更适合他。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前路茫茫，但曹操已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关于曹操从洛阳出逃这件事，罗贯中老先生兴许是觉得太过平淡，就在《三国演义》中演绎了一个情节，说曹操拿着司徒王允给他的一把七星宝刀，以献刀为名要刺杀董卓，结果险些被董卓察觉，只好把宝刀献上，然后纵马出逃。

这么虚构一下，故事自然是生动曲折了，只是逻辑上不太靠谱。试想，当时的董卓已是大权独揽，整个洛阳的兵马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曹操就算行刺得手，能溜得掉吗？这可不像当年行刺张让那么简单，拿只手戟挥舞两下就能把人唬住。

说白了，历史上的曹操若真敢这么玩，恐怕早就死在董卓刀下了，还做哪门子的乱世奸雄？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不可能逞这种匹夫之勇，更不用说精明过人的曹操了。

逃出洛阳后，曹操一路东奔，不过他的目标并不是家乡谯县，而是距此不远的陈留郡(治今河南开封市东南)。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原因有三：

首先，他已下定创业的决心，要起兵讨伐董卓，所以不可能再回老家去当寓公；其次，陈留距洛阳仅四五百里，方便窥伺京师动向，可随时发兵进攻董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时任陈留太守的张邈是他过去的铁哥们儿，彼此知根知底，意气相投，可联手共同创业。

去往陈留的途中，曹操经过了一个地方：成皋。

这座东汉末年的十八线小县城，就是今天河南荥阳的汜水镇。曹操绝对没想到，他将在这个地方无意间制造出一桩血案。

这桩血案，就是杀吕伯奢一家。

凡是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对这个故事都很熟悉，但多数人可能不知道，这桩并不复杂的杀人案，在历史上其实有三个版本。这三个版本，陈述的杀人动机和案情经过都不尽相同，基本上就是一出“罗生门”，很值得我们玩味一番。

第一个版本，出自曹魏官员王沈所著的《魏书》：“太祖……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第二个版本，出自西晋史家郭颁的《魏晋世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第三个版本，出自东晋史家孙盛的《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三个版本的共同点，就是曹操的确杀了吕伯奢的家人。然而，曹操究竟为何杀人，这才是本案的焦点。

按照王沈的说法，是吕家人见财起意，要抢劫他的马匹和财物，曹操不得已才把他们杀了。果真如此的话，曹操属于正当防卫，顶多算是防卫过当，理应得到世人的谅解，就算把他拉上法庭，要让他负刑事责任，法官估计也会酌情从宽。

问题在于，王沈的说法可信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王沈的身份背景。实际上，史学家只是他的第二身份，王沈的第一身份其实是曹魏的大臣，在曹髦(曹丕孙子)时代官居侍中。说白了，他就是曹魏公司的高管。我们能指望他一边领着曹家的高薪，一边写史揭露公司创始人曹老板的杀人罪行吗？

恐怕很难。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一个案件中，与被告方存在利益相关的证人，其证言的真实性一向备受质疑，被法庭采信的概率也是很低的。

其次，王沈的证词，存在很大的逻辑漏洞。我们都知道，曹操本人就是练家子，身手相当了得，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叫“才武绝人，莫之能害”，所以当年刺杀张让才能全身而退。而按照王沈所言，他借宿吕伯奢家之时，身边还带了好几个骑兵侍卫。试问，吕家人的脑子得进多少水，或者事先吃了多少颗熊心豹子胆，才敢打劫曹操？况且当时曹操是在逃亡，神经高度紧绷，恐怕连睡觉都睁着眼睛，吕家人对他下手，不是找死吗？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王沈在《魏书》中的说法可信度很低，极有可能是对曹操的袒护，甚至捏造事实。

排除掉最可疑的证词，那么事实应该就在后面的两个版本中。

郭颁的《魏晋世语》和孙盛的《杂记》都认为，曹操杀吕伯奢家人并非出于正当防卫，而是怀疑对方要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但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郭颁的说法可以认定为谋杀，孙盛的说法则倾向于误杀。

郭颁说，吕家人“备宾主礼”，也就是盛情款待了曹操，可曹操却恩将仇报，在没有任何可疑迹象的情况下，仅仅出于莫须有的疑心就把人家八口人全杀了。毫无疑问，这是妥妥的谋杀，所以郭颁的证词对曹操最为不利。

而孙盛虽然同样认为曹操杀了人，却提供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案情细节：

首先，在案发前，曹操听到了“食器声”。按字面意思，是厨房里锅碗瓢盆的声音，但历代史学家基本上都认为，这里指的应该是杀猪宰羊的磨刀声。而当时的曹操正在逃命，属于典型的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肾上腺素立马飙升，何况还听见了磨刀声。可以想见，曹操当时有多么惊恐和愤怒，于是来不及多想就把吕家人干掉了。可一杀完他才明白过来，原来人家是杀猪宰羊要款待他。

这就有了案发后的第二个关键细节，曹操发现自己杀错了，便凄怆地说了一句：宁可我对不起别人，也不能让别人对不起我。

如果孙盛提供的这两个细节属实的话，那么很明显，这是误杀。虽然理无可恕，但是情有可原。因为多数人在那种情况下都有可能产生误判，进而导致错误的行动。“凄怆”二字，就足以表明曹操发现自己铸成大错之后的悲伤和愧疚之情。

上述三个版本，王沈明显是在替曹操洗地，欲盖弥彰的味道太浓，最不可信；郭颁则是把曹操写得像个冷血杀手，仿佛杀人可以不需要理由，显然走了另一个极端，同样不足采信。所以，千百年来，人们普遍采信的都是孙盛的说法，因而才有这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流传千古。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大多数人记住的其实不是孙盛《杂记》里的这句原话，而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写的那一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句其实是山寨版，是罗贯中对原版的改写。

两句话乍一看差不多，可往细了一想，尤其是放在不同的语境下时，差别还是挺大的。

孙盛的原版，是曹操发现自己铸成大错后的凄怆之语，虽然“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同样也透露了曹操性格中的自私和冷酷，但语气并不是理直气壮，而是含有很大的无奈和某种程度的自嘲。看着孙盛的描述，我们甚至可以脑补出曹操说这句话时面如死灰、失魂落魄的样子。

然而，在罗贯中那里，情形就截然不同了。

《三国演义》第四回写道：曹操先是误杀了吕家的八口人，然后和陈宫一块儿仓皇逃离，不料恰好遇见买酒回来的吕伯奢，曹操索性把吕伯奢也给杀了，理由是怕他发现家人惨死后会来追杀他们。陈宫受不了，骂曹操不义，曹操就用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回敬了他，一副理所当然、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样子。

罗贯中虚构了不同的语境，又在孙盛的基础上加了“天下”两字，口气就从凄怆无奈变成了霸道豪横，似乎为了一己私利损害全天下的人都没关系，这就很有些反社会、反人类的味道了。

很显然，罗贯中这么一写，曹操的大奸大恶就被完全坐实了，可以说是毫无人性，令人发指。任何人看到此处，都会恨不得把曹操撕了。而他说的这句话，从此就跟着《三国演义》流传天下，变得妇孺皆知了，同时也成了“奸雄曹操”自私残忍、冷酷无情的如山铁证。

然而，这是小说，不是历史。

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的确有自私残忍的一面，但并非像罗贯中刻画的这样没有人性。

我们知道，罗老先生出于维护汉室正统的立场，在小说中是把曹操当反一号、国贼来写的，所以必定要把他妖魔化。这一点我们完全理解，却不能苟同。

我们尊重罗老先生的历史观，也敬佩他的文学才华和艺术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换言之，只有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拨开文学创作的面纱和艺术虚构的油彩，我们才能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

话说曹操带着凄怆的心情离开成皋，继续东行，途经中牟县，然后差点在这里丢了性命。

他被一个亭长给逮住了。

汉代的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这位所长警惕性很高，看到一个外乡人风尘仆仆、行色匆匆，觉得十分可疑，就不由分说把他扭送到县衙了。

惨的是，这时董卓发出的通缉令，已经赶在他前头送到了中牟县。县令一看，这蓬头垢面的家伙居然是朝廷要犯，那就不啰唆了，就地处决吧。

危急时刻，一个不知名的小功曹救了他的命。

功曹相当于县里的组织部长，官不大，只是个科级干部，但对官场上的人事信息比较敏感，听说过曹操的名头，就劝县令说，现在世道已乱，就别为难天下豪杰了，能放就放了吧。言下之意，做个顺水人情，留条后路，指不定山水有相逢，日后能派上用场。

县令想想也对，就这样把曹操放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三国演义》把中牟县令安到了陈宫头上，后来还演绎出了著名的传统京剧曲目《捉放曹》，其实都是没影的事儿。历史上的陈宫，虽然不久后就投到了曹操帐下，但这会儿还不知在哪儿当群演呢，根本轮不上他来主演“捉放曹”。

曹操捡回一条命，不敢再耽搁，马不停蹄就赶到了陈留，然后跟铁哥们儿张邈一拍即合，旋即开始招兵买马，正式创业。

毕竟是高干子弟，家里有的是钱，一说要创业，他爹曹嵩二话不说，立马打来一笔巨款。此外，曹操还在陈留当地找了一个名叫卫兹的天使投资人，拉到了一笔数目不菲的风险投资。这位投资人很看好曹操，听他宣讲了创业计划后，立刻竖起大拇指，说：“平天下者，必此人也。”

如今，在风投市场上苦哈哈到处找融资的创业者们，多么希望早日碰到自己生命中的卫兹啊!瞧瞧人家多有眼光，刚一认识就给曹操投钱了，还对他那么有信心。

没错，能碰上卫兹这种天使投资人，曹操的确很幸运，可作为创业者，有时候我们也得退一步，思考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曹操？

如果答案不太肯定，那就别老是怪运气差。

有了投资，接下来就是组建创业团队了。老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听说阿瞒大哥创业了，家乡谯县的曹氏宗亲和夏侯氏的弟兄们排着队就来了，兄弟辈的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子侄辈的有曹休、曹真等。

很快，曹操就拉起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

这就是他逐鹿天下、纵横三国的最初的本钱。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十二月，曹操在陈留下辖的己吾县(今河南宁陵县西南)，正式竖起了讨伐董卓的义旗。从他仓皇逃离洛阳到现在，仅仅时隔三个月。

这一年冬天，站在朔风怒吼的己吾城头，向西遥望洛阳方向乱云飞渡的天空，曹操胸中一定激荡着澄清宇内、平定四海的豪情与壮志。

在他看来，倒行逆施的董卓就是全天下人的公敌，若四方群雄共举义旗，诛杀此贼可谓易如反掌，用他不久后对袁绍等人说的话来说，就是“一战而天下定矣”!

然而，此时刚刚创业的曹操，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他对即将到来的乱局完全估计不足，对复杂多变的世道人心更是想得过于单纯。所以很快，他就将迎来自己人生中的第二次幻灭……

说穿了，创业这件事，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第三章 乱世开场

董卓迁都，群雄并起

公元190年，正月，东汉朝廷改元初平，是为汉献帝初平元年。

这一年，普遍被史学界视为三国时代的真正开端。之前只是序幕，从这里才算正式开场。当然，名义上的三国鼎立，要直到三十年后才会出现：公元220年，曹丕在许昌篡汉称帝，史称曹魏；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史称蜀汉；同年，孙权被曹丕册封吴王，次年自立年号(正式称帝是在公元229年)，史称东吴。

虽然名义上的三分天下要从那个时候算起，但被后世熟知的大部分三国人物和精彩故事，却基本上都集中在前三十年。所以无论是正史《三国志》还是小说《三国演义》，都是从汉灵帝末年及“董卓之乱”写起。

此刻，汉献帝初平元年，三国大戏开场的第一声锣鼓，自然又是由董卓敲响的。

他派人毒杀了不久前被废的少帝刘辩。

如果说四方群雄痛恨董卓的情绪就像是一个火药桶，那么董卓此举，就是往桶里扔了一根点燃的火柴。

是年正月，天下群雄并起：河内太守王匡、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南阳太守袁术、长沙太守孙坚，当然还有陈留太守张邈，以及在己吾起兵的曹操，共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缔结成关东联军，从各个方向进逼洛阳，讨伐董卓。

袁绍袁大公子，眼下的官职是渤海郡(治今河北南皮东北)太守。

当初他跟董卓开撕，逃离了洛阳，董卓本来想追杀他，有人劝谏，说老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最好不要结这个梁子，不如赏他个一官半职，以免后患。董卓觉得有理，就给了他这个官职，还赐了个侯爵。

袁绍本来是瞧不上董卓给的官爵的，可眼下正好可以用来号令群雄，不要白不要。然后，他觉得名头还不够响，就加封自己为“车骑将军”，同时拿出盟主的派头，赏了曹操一个“行奋武将军”的头衔。“行”就是代理的意思，比起袁绍自然是矮了一截。不过这还是看在曹操是他过去死党的分上，要是别人，袁绍还不一定给呢。

眼看关东联军来势汹汹，摆开了一副群殴的架势，董卓心里就慌了。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况且对方的手还那么多，加起来都快赛过蜈蚣了，他董卓再能打，也逃不过一顿暴揍，搞不好横尸街头，死了都没人埋。

所以，此地不可久留。想来想去，还是回自己的老巢关西比较稳妥。

这一年二月十七日，董卓悍然下令：迁都长安。

上自皇帝、宗室、文武百官，下至所有士绅百姓，一个也不例外，全都得走。而且迁都之前，董卓还决定做一件事——把洛阳毁了。

他得不到的东西，也不想让任何人得到。所以，他要把洛阳变成一座废墟、一座死城、一座人间地狱!

于是，就在这一天，这座经历了一百六十五年的岁月沧桑、哺育了十二朝天子的东汉帝都，陷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董卓一声令下，西凉军倾巢而出，将一支支熊熊燃烧的火把扔进了帝国的宗庙、宫殿、官署、学校、园林、寺院、粮仓、商埠、作坊、民居……顷刻之间，洛阳方圆二百里内的所有房屋被全部焚毁，荡然无存。

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就叫“室屋荡尽，无复鸡犬”。

当然，放火之前，董卓早已用莫须有的罪名，把洛阳的有钱人全都砍了脑袋，为的就是抢劫他们的财产——房子带不走，只能烧掉，但钱是好东西，不能糟蹋了。

活人的钱董卓要，死人的钱，他也要。

他命令吕布，把皇室陵寝和文武百官的祖坟全部刨开，将一百多年来陆续埋入地下的墓葬珍宝盗挖一空。

最后，西凉军像驱赶牲口一样，把洛阳的数百万人逼上了通往长安的流亡之路。这也许是东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可怜这些百姓，一路上纷纷倒毙，而且死法多种多样：有饿死的，有冻死的，有被士兵鞭打而死的，有互相拥挤踩踏致死的，也有因饥饿互相残杀而死的……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中国老百姓很早就发出过这样无奈的叹息。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太平”往往是短暂的，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此起彼伏的灾难才是它的常态。所谓的和平岁月，经常只是两个乱世之间的过渡和间歇。时至今日，聪明的人类仍然没有办法阻止战争，相反总是在制造各种人为的灾难。所以，世界依旧动荡不安，今日如斯，明日恐怕亦复如是……

这一点，其实杜牧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看透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

为防止关东联军追击，董卓自领一支精锐断后，坐镇洛阳城南的皇家园林“毕圭苑”。此时此刻，这也许是洛阳唯一还有活人的地方。

关东联军虽然声势浩大，从北、东、南三个方向进围洛阳，但奇怪的是，董卓已经把洛阳给烧成黑炭了，袁大盟主和各路诸侯却没有半点动静——战鼓擂了大半个月，愣是没有一个人冲上战场。

此时，曹操、张邈、鲍信等人驻兵酸枣(今河南延津县)，袁绍、王匡驻兵河内(治今河南武陟西南)，袁术、孙坚驻兵鲁阳(今河南鲁山县北)。曹操觉得没人出兵不对头啊，赶紧写信给袁绍等诸位大佬，慷慨激昂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武帝纪》)

遗憾的是，曹操的唾沫星子飞了半天，大佬们却一个个装聋作哑，还是毫无反应。

这一幕很有讽刺意味——日后以奸雄著称的曹孟德，在这一刻，跟袁绍这帮各怀鬼胎的家伙比起来，纯洁得就像一朵白莲花。

他可能没搞明白，这帮所谓的英雄豪杰，表面上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实际上跟董卓一样都是军阀。他们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心里的小算盘却打得比谁都精——每个人都想保存实力，捂着自己的老本，却指望别人跟傻子一样冲上去拼命。

说到底，以袁绍为首的这帮人，并不是想平定董卓之乱，而是想在董卓之乱中分一杯羹。

眼看这帮大佬一个个雷打不动，曹操只好自己去做这个冲锋在前的“傻子”了。

各路诸侯中，只有一个人讲义气，跟他一起并肩上了战场。

此人就是济北相鲍信。当时，人人都围着袁大盟主转，只有这个鲍信，料定袁绍这种人最终难成大器。相反，他十分看好曹操，曾对曹操说：“最后能带领天下英雄拨乱反正的，只有你了。某些人现在看上去很强，可迟早完蛋。”话中所指，自然是袁大盟主了。

听说曹操要去打头阵，按兵不动的铁哥们儿张邈觉得过意不去，就让卫兹去跟随曹操，还象征性地给了一点人马。

随后，曹操和鲍信毅然拔营，向洛阳进兵。刚刚走到荥阳境内的汴水，便与董卓部将徐荣遭遇，双方开打，结果不难预料：曹操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董卓麾下，都是常年在西北边境与羌胡作战的劲旅，战斗力十分强悍。而曹操和鲍信手下，大多是招募不久的新兵蛋子，根本不是西凉铁骑的对手，自然一战即溃。

这一仗下来，鲍信负伤，其弟鲍韬阵亡，还有曹操的天使投资人卫兹，也不幸战死了。很可惜，虽然卫兹的眼光很好，投对了人，但是时运不济，刚创业就挂了，所以也就永远分享不到日后曹操给他带来的巨大红利了。

而曹操本人，也被乱箭射中，摔落马下。他的马更是被射得像刺猬一样，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危急时刻，堂弟曹洪把马给了他，然后牵着马一路拼杀，好不容易才突出了重围。

曹操初次创业募集的第一笔资本，就这样没了，一仗就拼光了。

当曹操收拾残兵败将，带着满腔的憾恨回到酸枣时，张邈等人仍旧坐在大帐中喝酒、吹牛。这帮人手里总共有十几万兵马，可就是不想出动一兵一卒。曹操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指着他们破口大骂：“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咱们打着大义的名号起兵，可你们却犹疑观望，寸步不前，让天下人大失所望，老子都替你们害臊!

当然，骂归骂，曹操还是很耐心地提出了一套对付董卓的用兵方略，希望这帮大佬能够以大局为重，多少干点正经事儿。

然而，他又一次失望了，因为张邈等人完全无动于衷，酒照喝，牛照吹，日子照样过。

曹操的满腔忠义之心和报国之志，终于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也罢，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此分道扬镳吧。曹操带上所剩无几的部众，黯然离开酸枣，往家乡谯县的方向疾驰而去。

尽管又一次被现实按在地上狠狠摩擦了一番，可曹操并未气馁，正如当初在官场上三起三落、“治世能臣”的理想一再幻灭也没有消沉一样。

创业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此失去雄心和激情。

所以，曹操决定回家乡募兵，重整旗鼓，再战江湖。

谁也没想到，曹操前脚刚走，关东联军后脚就起了内讧。

别看这些军阀天天喝酒吹牛，表面上气氛很好，其实暗地里一直互相使坏，都想乘人不备把别人吞掉。这不，兖州刺史刘岱就瞅准机会干掉了东郡太守桥瑁，旋即占了他的地盘。张邈等人见势不妙，纷纷作鸟兽散，各回各家去了。

两个月前还大义凛然、口口声声要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就以这样一种非常难看的方式散伙了。本来还惴惴不安、如临大敌的董卓，看到这出闹剧，估计牙都笑掉了。

底下的人树倒猢狲散，身为盟主的袁绍，此刻又在做什么呢？

他可没空去管这些狗屁倒灶的破事。这会儿，他正和冀州牧韩馥一起，在张罗一件正儿八经的大事——另立皇帝。

袁绍要拥立的这个人，是时任幽州牧的刘虞。

刘虞是汉室宗亲，为政宽仁，体恤百姓，在幽州颇得民心。据说黄巾之乱开始之时，青州、徐州等地的流民都跑到他那儿避难，前后竟达一百余万人。刘虞不仅来者不拒，全部予以收容，而且大力抚恤，让他们都能安居乐业，以至这些人都忘了自己是来逃难的。(《后汉书·刘虞传》：“流民皆忘其迁徙。”)

平心而论，如果是这样的人来当大汉皇帝，那当然比乳臭未干的刘协强得多。可问题在于，袁绍和韩馥处心积虑要拥立刘虞，并不是替老百姓和汉朝社稷考虑，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私心。说白了，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扯虎皮做大旗：你董卓立了个刘协独霸朝纲，我袁绍就立一个刘虞跟你分庭抗礼，看最后谁斗得过谁!

对袁绍的这点花花肠子，刘虞自然是心明眼亮，所以坚决不上当，不管他怎么忽悠都不答应。袁绍没辙，就去怂恿曹操，让他跟着一块儿劝进，横竖都要把刘虞架上天子之位。

曹操之前到家乡谯县及扬州等地又募集了几千人马，此刻已经赶到河内与袁绍会合。对曹操而言，这些日子辛辛苦苦到处奔波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打败董卓、迎回刘协吗？人家刘协又没犯什么错，凭什么你们就要另立皇帝？现在天下已经够乱了，如果人人都像你们这么干，动不动就立个皇帝，那天下岂有宁日？

所以，曹操断然拒绝了袁绍的提议，说：“诸君北面，我自西向。”意思就是你们都去拥立刘虞吧，我一个人去救西边的小皇帝。

曹操之所以二次募兵之后没有另立山头，还来投奔袁绍，就是指望他有个盟主的样子，真正挑起“讨伐董卓、匡扶汉室”的大业，可袁绍的表现再度令他大失所望。

说穿了，这个袁本初就是第二个董卓!

曹操这回彻底死心了。

看来，想在这个乱世中立足，并闯出一番事业，不能指望任何人，只能靠自己。

袁绍在曹操这儿碰了一鼻子灰，却仍不死心，又鼓动了一伙离休后没事干的老干部，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份联名拥戴书，屁颠屁颠地跑到幽州去劝进。刘虞大怒，指着这伙人破口大骂，说要是再这么逼他，他宁可逃亡匈奴，让所有人都死了这条心。

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袁绍和韩馥还能把人逼死不成？没办法，他们只能相顾无言，悻悻作罢。

以袁绍为首的关东诸侯忙着打各自的小算盘，自然是便宜了董卓。

他在洛阳的御花园里悠哉乐哉，一边赏花一边看着这伙人演戏，再掐指算算自己从洛阳洗劫了多少财富回关西，感觉人生赢家不过如此，这日子过得别提有多舒坦了。

不过，天下诸侯并不都是像袁绍这帮人那样自私自利没血性。

至少还有个猛人，就从南方一路杀了过来，一直杀到了董卓的眼皮底下，并且还把他打痛了。

这个人就是孙坚。

孙坚：猛人是怎样炼成的

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区)人，相传是孙武的后人，不过世系传承并不可考，只知道祖上有数代人都在吴地为官。按史书记载，孙坚从小“容貌不凡”，且“性阔达，好奇节”(《三国志》注引《吴书》)，意思就是心胸开阔，生性豁达，喜欢奇人异事，追慕他们的风范和节操。

据说孙坚出道很早，十七岁就开始做官了，放在今天，也才高二，还在学校里苦哈哈地刷题，准备冲刺高考呢。

曹操二十岁出来做洛阳北部尉，主要还是凭借家庭背景，可孙坚比他小三岁就踏上仕途，凭的却是自己的本事。

《三国志》记载了一则故事，说孙坚十七岁那年，随父亲乘船出行，途中碰上一帮劫匪，抢了客商的财物正在岸上分赃。其他船只见状，纷纷停住不敢过去。孙坚稍微观察了一下，就对父亲说，这伙贼人没什么可怕的，我去对付他们。他爹一听就吓坏了，连声叫他不要冲动，说他一个人对付不了。孙坚不听，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就是装出一副指挥士兵进行围攻的样子。贼人一看，以为官兵到了，丢下财物抱头鼠窜。孙坚追了上去，手起刀落，砍杀了其中一个倒霉蛋，然后提着那人血淋淋的脑袋就走了回来。

他爹见状，吓得魂都快没了。

什么叫有勇有谋的猛人？孙坚用他的行动给出了回答。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十里八乡，连地方官府都惊动了，觉得这种少年英雄不可多得，就招募他当了一名武官。次年，他就参与平定了一起叛乱，因功擢升县丞——相当于你们家的孩子刚刚考上大学，人家孙坚已经是副县长了。

此后数年，孙坚历任三地县丞，皆颇有政绩，深得当地民众拥戴。黄巾起义爆发后，孙坚募集精兵一千余人，追随右中郎将朱儁转战各地，屡建奇功，旋即升任朱儁麾下的别部司马。中平三年(公元186年)，边章、韩遂在凉州叛乱，朝廷派遣司空张温出征，张温特意点名要孙坚随行。一个基层的中级军官，能得到位居三公的朝廷高官直接点名，可见当时孙坚的勇武之名已然声动朝野。

就是这次出征，让孙坚与董卓有了第一次交集，并从此结下了梁子。

当时，官居中郎将的董卓也奉命在西北征讨边、韩，却碌碌无功。张温以诏书命董卓来见，董卓却磨磨蹭蹭，拖了好长时间才到。张温不悦，责备了几句，董卓居然毫无愧色，还出言不逊，根本不把张温放在眼里。

孙坚当时在场，对董卓这种桀骜不驯、目中无人的做派十分反感，就暗劝张温，应该以军法论处，斩了董卓。可惜，张温是没有胆识之人，畏惧于董卓在关陇一带的威名，不敢下手。

不久，叛军爆发内讧，边章被韩遂所杀，部众离散。孙坚随张温班师，朝中大臣听说他曾提议斩杀董卓，无不佩服他的胆识，遂将他调入朝中，官拜议郎。

虽然这个“议郎”和曹操一样，官秩只有六百石，在京官中很不起眼，但从两人的家世出身来看，曹操当这个官自然是憋屈了，可孙坚凭自己的奋斗从基层一路打拼上来，却是一种荣耀。《三国志》作者陈寿评论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还是比较中肯的。

同年，长沙发生叛乱，孙坚被任命为长沙太守，再度出征，旬月之间便平定了叛乱。

自从出道以来，孙坚就像个“平叛专业户”，经年累月南征北讨，哪里有叛乱哪里就有他，可以说是威名远播、战功赫赫。朝廷感念其功，便封他为乌程侯。

此时的孙坚仅32岁。

曹操与孙坚同岁。这一年，曹操虽然也已当上了西园军的典军校尉，但终究没有封侯。可见在这一点上，“孤微发迹”的孙坚已经跑赢高干子弟曹操了。

正当孙坚的前程一片大好时，京师洛阳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董卓入京，独霸朝纲，天下乱成了一锅粥。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各路诸侯并起，纷纷打出讨伐董卓的旗号，身为“平叛专业户”的孙坚当然不会闲着，遂起兵响应，率部北上。

从长沙到洛阳，千里迢迢，第一站便是当时的荆州治所汉寿(今湖南常德市东北)。荆州刺史王叡与孙坚素有过节，孙坚便耍了点手段，诈称手里有诛杀王叡的朝廷公文，然后兵临城下。王叡慌慌张张登上城头，问孙坚说：“我有何罪？”

孙坚的回答颇有些莫须有的味道，说：“坐无所知!”(《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犯了无知之罪。

估计王叡当时就傻眼了：你孙坚连给人捏造罪名都懒得过脑子吗？“无知”什么时候变成一种罪了？更何况我也不无知啊，你是哪只眼睛瞎了？

不过，当时那种情况，孙坚大兵突至，王叡猝不及防，差不多是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了，所以要想让王刺史跟孙太守好好辩论一下无知和有知的问题，可能是有点奢侈了。

史称，被孙坚围困的王叡彷徨无计，只好“刮金饮之而死”，就是刮下金屑混进酒里，一口喝下，一死了之。

孙坚顺利过境，还顺势吞并了王叡的部众，然后继续北上，等进抵南阳(今河南南阳市)时，麾下已有数万人马。

人多是好事，但军粮马上不够吃了。孙坚就给南阳太守张咨发了个文，请他拨点粮食救急。没想到，张咨却一口回绝。猛人孙坚一下就火了，你张咨没听说过“无知之罪”的故事吗？是不是想当第二个王叡？

当然，孙坚猛是猛，但绝非有勇无谋，参考他十七岁那年杀贼的事就知道了。于是，孙坚就演了一出戏，谎称得了急病，让全军上下做出一副惶惶不安的样子，然后请了几名巫医来跑龙套，从早到晚在他的大帐里进进出出，还设坛作法，把山神河神各路鬼神都拜了一遍。

前戏做足之后，孙坚又暗中找了张咨的熟人，给张咨透口风，说孙坚已病危，正在考虑把麾下部众托付给他。张咨一听就乐坏了，几万人马不要白不要啊，旋即带上一支五六百人的卫队，兴冲冲来到了孙坚大营。

孙坚躺在病榻上接待了他，宾主之间免不了一番虚情假意的客套，然而客套话还没说完，孙坚突然翻身而起，一刀就把张咨给砍了。至于他带来的那支卫队，显然不够孙坚的几万人塞牙缝的，所以也乖乖缴械投降了。

随后，孙坚在南阳的地面上就基本上是横着走了，别说区区一点军粮，就算他要把当地的粮仓全都搬空，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用《三国志》说法，就叫“郡中震栗，无求不获”。

此时的孙坚，要地盘有地盘，要人马有人马，要粮草有粮草，按说未尝不可自己去讨伐董卓。可是，他还是觉得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不够，决定找一个大人物来挂靠。

孙坚放眼天下群雄，挨个看过去，最后选择了袁术。

放在几年后来看，这个选择无疑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在当时，各路诸侯中除了袁绍，恐怕也只有袁术最有资格让孙坚挂靠了。

理由很简单，还是那个如雷贯耳的词：四世三公。

众所周知，袁术是袁绍同父异母的弟弟，虽然是次子，但关键在于袁术之母才是正室，袁绍之母只是个卑微的婢女。也就是说，袁术是司空袁逢嫡出的次子，而袁绍只是庶出的长子，并且袁绍从小就过继给了伯父，所以较真了来讲，在他们袁家，“四世三公”的光环其实更应该属于袁术，因为他才是宗法意义上名正言顺的家族继承人。

仅此一点，孙坚选择袁术就完全在情理之中。

正如曹操、张邈等人拥戴袁绍当盟主一样，孙坚选择袁术，也是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虽然此时的他并不知道依附袁术的最终后果会是什么。

下面，我们就来正式认识一下这位含金量更足的袁二公子。

袁术，字公路，少年时代跟袁绍、曹操他们差不多，也是个任侠放荡、飞鹰走狗的纨绔子弟，长大后才改变了许多，被举为孝廉，出任郎中，其后历任折冲校尉、河南尹、虎贲中郎将。何进被杀当晚，就是他率先攻打南宫，迫使张让等人挟持少帝出逃的。董卓入京后，为了拉拢他，封他为后将军，但是他也跟袁绍、曹操一样，自视甚高，不愿为董卓所用，遂弃官逃出了洛阳。

孙坚从长沙北上之际，袁术就躲在南阳郡下辖的鲁阳。孙坚占领南阳后，决定依附袁术这块金招牌，为表诚意，便主动把地盘让给了他，然后和袁术对调了一下，自己率部进驻鲁阳。此地距洛阳更近，也便于进攻董卓。

袁术凭空得到了一个郡的地盘，附赠数百万人口，又收获了孙坚这员猛将，不由大喜过望，随即投桃报李，上表举荐孙坚为“行(代理)破虏将军”，兼领豫州刺史。从此，孙坚就有了“孙破虏”的名号。

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当时四方诸侯抢占地盘后，名义上都要“上表”朝廷，以获任命，实际上都是自己给自己封官，跟朝廷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因为当时朝廷已被董卓把持，小皇帝又已流亡长安，纲纪废弛，关山阻隔，所谓的“上表”能上给谁呢？但是这个形式又不能没有，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诸侯们只能玩这种把戏——虽不免自欺欺人，但好歹聊胜于无。久而久之，这也就成了东汉末年一种公开的潜规则，同时也成为有别于其他朝代的一道独特的官场景观。

在袁术得到南阳的同时，刘表也入主荆州，成了新一任刺史。为了防止袁术觊觎荆州，刘表就做了个顺水人情，上表举荐袁术为南阳太守。

就这样，孙坚北上除掉了王叡和张咨，客观上却等于是替刘表和袁术做了嫁衣。短短一年后，袁术和刘表为了争抢地盘大打出手，而孙坚的悲剧命运也就此注定……

孤军奋战：义士的北伐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二月，孙坚率部推进到了梁县(今河南汝州市)东面，此地距洛阳已不足两百里，兵锋直指董卓。

董卓万万没料到，袁绍那一大帮人围了他几个月都没敢动手，这个远在南方的孙坚却敢孤军北伐，还一口气冲到了他的眼皮底下。想当初在西北，他差点被孙坚的一句话害死，这仇一直没机会报呢，现在这小子自动送上门来，正中董卓下怀，随即派部将徐荣迎击。

双方首次交战，孙坚便领教了西凉军的战斗力，被徐荣团团围困，很快就全线溃败。孙坚带着几十骑拼死突围而出，徐荣在后面紧追不舍。

据史书记载，孙坚作战时习惯在头上裹一条红头巾，这可能是为了便于指挥，让部众在混乱的战场上能看到自己，但副作用也极其明显，比如眼下这个逃命的时刻——徐荣只要死死咬住视野中的红头巾，孙坚就别想逃出生天。

情急之下，孙坚只好摘下头巾，扔给了一旁的部将祖茂。祖茂也很机灵，二话不说就戴在了自己头上。如此一来，红头巾反倒成了诱敌的法宝。很快，孙坚就从小道逃走了，只是苦了祖茂，所有追兵全都咬住了他，怎么跑也跑不脱。

眼看身下的坐骑都快累瘫了，自己也快散架了，再这么跑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祖茂急中生智，路过一片乱坟岗时，赶紧跳了下来，把红头巾系在了一根木柱上，自己躲进了草丛。徐荣率部追至，慢慢朝木柱围了上去，到了近前才发现上当，然后四处搜索无果，只好悻然退去。祖茂这才逃过一劫。

孙坚虽初战失利，却没这么容易被打垮。他很快收拢了溃散的部众，然后继续北上，进驻阳人(今河南汝州市西北)。董卓一看，这姓孙的还挺顽强，就把猛将吕布派了出去，与胡轸共率步骑五千出战，由吕布任骑兵指挥。

用猛将去对付猛人，董卓以为这回定能得手，可他却犯了一个错误——太不了解下情了。

他并不知道，吕布和胡轸素来不和，所以把他俩凑到一块儿，其结果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减一等于零。

吕布成心要让胡轸出糗，就在军中散布假情报，说孙坚军心不稳，恐已出逃，应抓住战机攻占阳人。胡轸信以为真，率部连夜奔袭，可到了城下一看，孙军正严阵以待，哪有一丝军心不稳的样子？只好灰溜溜退了下来。

跑了大半天，人困马乏，没力气安营扎寨了，只能就地休息。可胡轸刚刚脱下铠甲，就又有情报传来，说孙坚从城中杀出来了。他慌忙命部众集合列阵，结果狼狈不堪地折腾了一宿，却连孙坚的一根毛都没见着，纯属庸人自扰。用王粲《汉末英雄记》的话说，就是“军众扰乱奔走，皆弃甲，失鞍马”。

此刻，吕布正躲在暗处一脸坏笑。

自己人在背后拼命使绊子，自然给了孙坚可乘之机。孙坚率部出城，果断进攻，大破胡轸和吕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仗中，孙坚还斩下了一个人的首级——华雄。

没错，就是《三国演义》经典情节“温酒斩华雄”里的那个华雄，绝非重名。

华雄在历史上本来寂寂无名，只是董卓帐下的一员都督，普通武将而已。他在史书上的唯一一次出场，就是这一仗，然后首秀即终场，以贡献出一颗首级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连句台词都没有。

可在罗贯中老先生的生花妙笔下，他却成了所向披靡的猛将，不但大破孙坚，斩杀祖茂，还接连砍杀了关东诸侯派出的俞涉、潘凤两员大将，直到关羽出场，他才被秒杀于青龙偃月刀下。而当关羽提着他的脑袋回营时，曹操之前替关羽斟的一杯热酒，居然尚有余温。

由于这个精彩的故事几百年来广为流传，并且被不断演绎，连京剧也有一出著名剧目《斩华雄》，因此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人物才会名垂后世，广为人知。

孙坚在前线刚刚打了一个胜仗，后方就有人给袁术进谗言了，说孙坚要是打下洛阳，主公你就掌控不了他了，到时候董卓虽败，但也跟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差不多啊!

袁术一听，顿时满腹狐疑，便不给孙坚供应粮草了。

打仗岂可一日无粮？孙坚大怒，连夜赶回南阳，对袁术发飙：“我之所以奋不顾身，还不是上为国家讨伐逆贼，下为将军报仇雪恨？我跟董卓又无仇无怨，我图什么？而将军居然听人挑唆，对我起了猜疑，到底几个意思？”

袁术自知理亏，啥话也没说，赶紧调拨军粮去了。

孙坚提到的为袁术报仇的事，指的是袁绍当了关东联军的盟主、打出讨伐董卓的旗号后，董卓一怒之下，就把袁氏兄弟的叔父、时任太傅的袁隗满门抄斩了——阖家老少五十余口，无一幸免。

“断粮风波”只是个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但从这件事中，我们却足以看出这位袁二公子的为人：心胸狭隘、浮躁浅薄，终究难成大器。

然而，遗憾的是，生性豁达的孙坚却没看出来。

生性豁达本是优点，可在人生的某些重大关节上，太过豁达，有时候就会丧失精明，模糊了对人对事的判断力，从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假如孙坚不是那么“性阔达”，而是保留一点精明，看透袁术的为人，并尽早脱离、自立门户的话，那么后来的不幸或许就能避免了。

只可惜，性格造就命运，而历史也从来没有“假如”。

董卓没想到，孙坚这家伙竟然这么能打，连吕布都不是他的对手。

看来，跟这个不要命的猛人再打下去，最好的结果也只是两败俱伤。董卓思前想后，觉得对付孙坚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办法，就是把他变成自己人。

所以，他决定放下身段，跟孙坚结成儿女亲家，大家化干戈为玉帛，做一家人多好啊!随后，他就派部将李傕去跟孙坚提亲了。为了表示诚意，还特意带话给孙坚，让他把家族子弟中所有想当官的人都列一份名单出来，不管是刺史还是郡守，只要孙坚同意这门亲事，就可以全部任用。

反正，现在的朝廷无异于董卓的私人产业，只要他愿意，再多的官帽子都可以一次性批发，绝不限购。

可是，再次出乎董卓意料的是，他出手都已经这么阔绰了，诚意也已经表达得如此充分了，却还是拿热脸去贴了人家的冷屁股。

孙坚只回了一句话：“董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我不灭你三族、不将你的头颅悬示四海都会死不瞑目，岂能与你和亲？!”

说完这句话，孙坚就带着部众直趋洛阳，一口气进抵大谷(今河南偃师市西南)，距洛阳仅剩九十里，基本上是到了董卓家门口了。

和亲被拒，董卓一张老脸正没处搁，现在孙坚又打上门来了，还有什么话好说？打吧!于是，董卓命吕布留守洛阳，然后亲自出马，在邙山南麓与孙坚展开会战。其结果，虽然是老将出马，却没有一个顶俩，被打得大败而逃，一路撤到了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

孙坚乘胜前进，挥师杀进了洛阳。吕布迎战，可依旧不是孙坚的对手，只好弃城而逃。

就这样，京师洛阳被猛人孙坚给光复了。

袁绍那帮牛皮烘烘的大佬嚷嚷了一年多没干成的事，人家孙坚一个人孤军奋战就干成了。可见，董卓远远没有传说中那么强悍，而吕布也远远没有《三国演义》中描绘的那么勇猛无敌。更重要的是，由此足以看出，“讨伐董卓”这件事对袁绍等人(曹操、鲍信除外)来讲，纯粹就是个幌子——他们的真正目的，无非就是趁着董卓之乱壮大自己的实力、抢占更多的地盘而已。

只有猛人兼实在人孙坚，才真的是言出必行，说到做到。

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坚足以称得上是一位义士。裴松之在为《三国志·孙坚传》作注时，就有一句这样的评价：“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

虽然孙坚光复了洛阳，但此刻的洛阳早已变成一座废墟、一座没有了人间烟火的死城，除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以及地缘上的战略意义，已经没有多大的实际价值了。孙坚命人将那些被盗挖开来的皇陵进行了回填修复，然后打扫了大火中残存的大汉宗庙，举行了一场祭祀活动，以尽自己的臣节。

看着满目疮痍的昔日帝京，孙坚的心中一片悲凉，乃至“惆怅流涕”。可事到如今，他能够为它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董卓败逃后，调集重兵沿渑池、华阴(今陕西华阴市)、安邑(今山西夏县)一线布防，然后拍拍屁股回了长安。对他来讲，虽然败给了孙坚，但并未妨碍他既定的战略计划——挟持天子和百官，固守关中，继续当一个为所欲为的土皇帝。

孙坚知道，以自己有限的实力，在没有其他友军配合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攻入关中的，所以讨伐董卓之事只能从长计议了。随即集合部众，准备返回鲁阳。

就在孙坚即将离开洛阳时，发生了一件令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的部下在城南一处官署的水井中，意外打捞出了一件足以令天下群雄垂涎欲滴的宝贝——传国玉玺。

众所周知，传国玉玺是秦朝李斯奉始皇之命，用名闻天下的和氏璧雕刻而成，其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正面刻有李斯所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自秦以来便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独一无二的国之重器，此后代代相传，是“皇权天授”的唯一合法证物。

可它怎么就掉进井里了呢？

据《三国志》注引《吴书》记载，在张让挟持少帝出逃的当晚，宫中大乱，掌管玉玺的官员惊慌失措，情急之下，就把它扔进了井里。

谁都不会料到，它最终竟会落入孙坚手中。或许，是上天被孙坚“讨伐董卓，匡扶汉室”的忠义之举打动，才把这个国之重器交给他保管吧。

然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手里拿着这么一个人人垂涎的宝物，不见得是件好事。每一个觊觎帝位的人，都必然会对它虎视眈眈，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它。

事实上，不久之后，有个人就真的这么干了。

他就是心怀异志的袁二公子。

据晋朝著作郎乐资所著的《山阳公载记》称，袁术因有篡逆称帝之心，听说孙坚得到了传国玉玺，就把孙坚的妻子软禁了，然后迫使孙坚把传国玉玺交给了他。

当然，孙坚入洛阳得传国玉玺之事是否确实，历史上并无定论，向来有不同说法，而袁术后来是否真的下手抢夺，也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两件事都有相关史料记载，所以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尤其是后者，以袁术的为人和一贯行径来看，可能性更大。

白马将军公孙瓒

正当孙坚辛辛苦苦讨伐董卓之时，北边的袁绍和韩馥却在忙着窝里斗。

当时的袁绍，顶着一个盟主的头衔，表面上风光十足，其实心里虚得要死。因为他根本没有自己的地盘。

眼下他驻扎在河内郡，可地盘是太守王匡的，而王匡并不是他的部众，加上所谓的关东联军又已名存实亡，所以不管是王匡还是河内郡，都不归袁绍管辖。此外，袁绍自己虽然也挂着一个渤海太守的官职，但根据相关史料分析，他很可能没有实际到任，所以也只是个虚衔，没有任何实际用处。

正因如此，袁绍眼下所需的给养，都要仰仗冀州牧韩馥供应，说白了就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

谁的钱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韩馥被袁绍这么蹭吃蹭喝，日子一久难免心疼。此外，袁绍在江湖上名头太响，远近豪杰都归心于他，这也让韩馥颇有些嫉妒。比如前不久，一个叫张杨的何进原部下，就带着几千人投奔了袁绍；跟他一块儿投奔的，还有一个叫于扶罗的南匈奴流亡单于。

韩馥真是越想越不爽——你袁大盟主吃我的、喝我的，可人全往你那儿跑，好处都归你，负担都归我，这是拿我韩某人当冤大头吗？

所以，韩馥就慢慢减少了给袁绍的军粮供应，打算让他的人饿肚子，饿久了人就跑光了，看你袁大盟主还拿什么招揽人才。

袁绍的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巴的，被韩馥这么一弄，越发捉襟见肘。

如此窘迫的局面，显然与袁绍的名望、身份很不相称，尤其与他志在天下的野心极不匹配。所以，他必须想办法搞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然后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否则不要说与天下诸侯争雄，连生存下去都很困难。

故此，谋士逢纪便一针见血地对袁绍说：“不据一州，无以自全。”

袁绍当然知道逢纪所指便是冀州，问题是冀州兵强马壮，而他的人眼下都在饿肚子，这仗怎么打？要是败了，连个立足容身之地都没有。

逢纪认为韩馥就是个庸才，不难对付，然后提出了一个计策：密邀幽州猛将公孙瓒南下进攻冀州，韩馥必然惊恐失措，到时候再派几个口才好的人忽悠两下，韩馥就会乖乖把冀州拱手相让。

袁绍深以为然，便依计而行，给公孙瓒写了封信。

信的具体内容，史书无载，不过袁绍一定是给公孙瓒开了空头支票，诸如事成之后，瓜分冀州之类的，否则公孙瓒不可能替他卖力气。

不管袁绍许诺了什么，总之公孙瓒见信后，二话不说，立刻率部南下，声称讨伐董卓，实则猛攻冀州——反正在当时，董卓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谁想干点不厚道的事，都会打出讨伐他的旗号，事实证明也挺好用的。

韩馥慌忙出兵迎战，结果自然是打不过，顿时大为惶恐。

一切果然不出逢纪所料。于是，按照计划，负责摇唇鼓舌的人就上场了。

说客是荀谌、郭图等人，都是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一带的名士，平时跟韩馥交情很好，这会儿当然已经站到了袁绍这边。

这个荀谌，就是日后曹操帐下的首席谋士荀彧的弟弟，一家子都是靠脑子和舌头吃饭的。他跟郭图等人来见韩馥，开门见山就说：“公孙瓒大军南下，锐不可当，袁绍又引兵东移，意图难测，我们都替将军担心啊。”

韩馥当然看得出这是南北夹击的架势，可打又打不过，只能问：“那该怎么办？”

等的就是这句话。荀谌淡淡一笑，反问道：“将军自己想一想，论起宽仁容众，天下豪杰归心，你比袁绍如何？”

韩馥说：“不如。”

荀谌又问：“将军再想想，临危不乱，遇事果决，智勇过人，你比袁绍如何？”

韩馥说：“不如。”

荀谌再问：“数世以来，广布恩德，天下受惠者无数，你比袁绍如何？”

韩馥说：“不如。”

三问三不如，那还有啥好说的？

于是荀谌来了段总结陈词：“袁绍是一代人杰，将军以‘三不如’的条件，却位居其上，他会甘心屈居人下吗？冀州乃天下重镇，袁绍与公孙瓒若联手取之，将军危亡立待。不过，袁绍与你毕竟是故交，且都是讨伐董卓的盟友，而今之计，将军不如把冀州让给他，他必然感激你的恩德，而公孙瓒也不敢再造次。如此一来，将军既得让贤之美名，又可安稳如泰山，何乐而不为？”

一番话，说得好像韩馥占了多大便宜似的，典型的被人家卖了还帮人数钱。

不过，即使韩馥明知如此，他又能如何？公孙瓒来势汹汹、锐不可当是真的，袁绍威望卓著、豪杰归心也是真的，这两个家伙合起伙来欺负人更是明摆着的事实，你叫韩馥计从何出？

当然，如果韩馥真有胆识和本事，也不见得就不能舍命一搏。

可惜，这位韩州牧生性怯懦，在这个铁血与权谋的时代，注定只能早早出局。

他当天就做出了决定，把冀州让给袁绍。得知此事，其帐下文武官员耿武、赵浮等人拼命劝阻，但韩馥决心已定，万牛莫挽。

几天后，韩馥就让儿子带上冀州牧的印绶，主动登门，毕恭毕敬地送给了袁绍。

袁绍终于如愿以偿，随即快马加鞭赶到冀州治所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接管了州牧大权。而他行使权力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了反对他的耿武等人的脑袋；第二件事，是给了韩馥一个“奋威将军”的头衔。

可想而知，这个头衔下面，一没兵，二没将，三没属官，纯粹就是光杆司令。

实权在手，人才便蜂拥而至了。日后袁绍雄踞北方、逐鹿天下的文官班底和主要谋士，就是在此时纷纷来到了他的麾下，如沮授、审配、田丰、许攸等人，当然还有这次立下大功的逢纪、荀谌和郭图。袁绍大喜过望，一一授予官职。

韩馥虽然拱手让出了冀州，但最后的下场却还是很不堪，丝毫没有荀谌忽悠的那样“安稳如泰山”。

事情说起来也不能全怪袁绍。当时袁绍上任后，任命了一个叫朱汉的人为治安官。此人过去一直被韩馥瞧不上，这回算是逮住报仇的机会了，就带兵包围了韩宅。韩馥吓得躲了起来，朱汉就抓了韩馥的大儿子，打断了他的双腿。事后，袁绍大怒，斩杀了朱汉，但韩馥却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只好跑去投靠了张邈。

不久，袁绍派人去跟张邈商议某事，韩馥恰好也在座。他见使者神神秘秘地跟张邈耳语，以为袁绍要赶尽杀绝了，顿时万念俱灰，就溜进了厕所，用一把小刀自杀了。

昔日堂堂的封疆大吏，最后就这么死了，实在是让人无语。

平心而论，袁绍虽然抢了他的地盘，但并没有斩草除根之意，因为韩馥这种人对袁绍根本构不成威胁，袁绍更不担心他会卷土重来，何必杀他以落人话柄呢？

说到底，韩馥还是死于自己的无能和怯懦，怪不得袁绍。

袁绍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冀州，却没给出力最多的公孙瓒什么好处，摆明了就是想赖账。

公孙瓒可不是随便能忽悠的人，这笔账他当然要跟袁绍算。

在当时，如果说黄河以南的诸侯中打仗最猛的人是孙坚，那么在黄河以北，“猛人”这个称号则非公孙瓒莫属。

公孙瓒，字伯珪，辽西郡令支县(今河北迁安市)人，出身于高官之家，但因其母身份卑微，所以仕途起点很低，年轻时只是郡里的小吏。据说，公孙瓒的颜值很高，《三国志》称其“有姿仪”，《后汉书》则称他“美姿貌”，总之就是个美男。而且他不光长得帅，智商也很高，口才还十分了得——这种条件，无论放在哪个年代，都是妥妥的国民女婿，所以当地太守十分赏识，便把女儿许配给了他。

在老丈人的资助下，公孙瓒赴京进修了一段时间，师从大儒卢植，同学中有一个日后的牛人，不过当时还很不起眼，这个人就是刘备。

不久，公孙瓒被举为孝廉，出任辽东属国长史。这个辽东属国，是东汉朝廷为了管理内附的乌桓人而专门设置的。公孙瓒的职责，无疑就是守卫边疆。有一次，他带着数十骑兵出城巡逻，恰与数百名鲜卑骑兵正面遭遇。敌众我寡，考验勇气的时候到了。公孙瓒对部众说：“今天若不冲锋，咱们全得死在这儿。”说完一马当先，一个人就杀死杀伤了数十敌军。一场混战下来，虽然手下也死了大半，但终究击退了鲜卑人。

一次小小的遭遇战，便打出了公孙瓒的威名，从此鲜卑人便不敢轻易入塞劫掠了，公孙瓒也因功擢升涿县(今河北涿州市)县令。

我们前面说过，中平年间，边章、韩遂在凉州叛乱，司空张温点名要孙坚随同出征，而巧合的是，朝廷这次也点了公孙瓒的名，命他率三千幽州突骑参与平叛。可见，这一南一北两个猛人当时就都已闻名朝野了。

不过，此次公孙瓒却未能成行，因为他刚要率军离开，蓟城(今北京大兴区西南)一带的乌桓人就发生了叛乱。公孙瓒遂率领这三千突骑进行征讨，再立战功，升任骑都尉。

此后数年，他一直在边塞与叛军作战，最后终于在石门山(今辽宁朝阳县)一战中大获全胜，迫使叛军残部远遁塞外。公孙瓒又因功升任降虏校尉，封都亭侯，仍兼辽东属国长史。

《后汉书·公孙瓒传》中有一段话，生动地描述了他在边塞与敌寇作战的情景：“职统戎马，连接边寇。每闻有警，瓒辄厉色愤怒，如赴仇敌，望尘奔逐，或继之以夜战。虏识瓒声，惮其勇，莫敢抗犯。”

如今的古装剧，为了保证观赏性，经常把上阵打仗的男主塑造得光鲜亮丽，因此没少被观众吐槽。这很自然，因为人们按照常理推断就知道了，真正打仗的时候，军人往往都是灰头土脸，甚至是满身血污的，怎么可能像荧屏上的明星那样，一根头发丝都不乱呢？

不过，这只是常理，而凡事总有例外。

美男兼猛将公孙瓒，可能就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例外之一。据史书称，公孙瓒会从部众中精心遴选出骑射本领高超的人，然后一律骑上白马，作为自己的侍卫队，还给这支精锐骑兵取名叫“白马义从”。

可以想象，当“美姿貌”的公孙瓒带着一队英俊的白马骑士从苍茫的原野上奔驰而过的时候，那幅绝美的画面会多么吸引眼球，多么摄人心魄!

当然，我们看“白马义从”会觉得很帅，可在乌桓人的眼中却很恐怖。因为公孙瓒太能打了。据说，当时乌桓人经常互相警告，打仗的时候一定要躲着那个“白马长史”。而且，他们还专门画了公孙瓒骑白马的画像，然后做成靶子练习骑射，一旦射中，众人就高呼万岁。这种情节要是放在古装剧里，肯定又得被一些观众吐槽，说编剧为了塑造主角光环，就把敌人写得这么白痴，还吹捧得这么夸张。

然而，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又帅又能打的公孙瓒，似乎天生自带主角光环，你不服还不行。

说了这么多公孙瓒的优点，为免肉麻吹捧之嫌，下面该说说他的缺点了。

他主要的缺点，首先是心高气傲；其次是过于崇尚武力；最后是心胸狭隘。

这三者加在一块儿，就注定会让他跟某个人产生非常尖锐的矛盾，并最终发展成致命的冲突。

这个人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幽州牧刘虞。

公孙瓒勇猛尚武，志在扫灭乌桓；刘虞则生性宽仁，力主怀柔政策。这两位碰到一块儿，那就是针尖对麦芒，烈火遇寒冰，免不了要奏响一曲并不悦耳的“冰与火之歌”。

按说刘虞是上司，公孙瓒本事再强、主意再大，也得收敛锋芒，低调做人，按领导的方针政策做事。何况，刘虞的招降政策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反倒是公孙瓒不太注意约束部下，不时有些侵扰百姓的行为，所以他更应该加强自身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好好配合领导开展工作。

可公孙瓒的毛病就在于心高气傲，偏偏不肯低头服软，于是跟刘虞的矛盾便难以调和。估计正是因为这一点，当袁绍请公孙瓒去打冀州时，他才会那么痛快就率部南下，其动机很可能是想脱离刘虞，到南边打一块自己的地盘。即使不是出于自立门户的考虑，至少也是打一块自留地，以备不时之需。

然而，打是打了，问题是他流血流汗打了半天，却让袁绍乘虚而入摘走了胜利果实，这口恶气他岂能吞得下？

本来这事就够让公孙瓒愤怒了，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顿时令他怒发冲冠，恨不得把袁绍撕成碎片。

这件事说来话长，涉及的人物也很多，几乎当时南北诸侯中比较冒尖的几位都牵扯进去了，头绪颇为纷繁，我们只能从头讲起。

事情起因于刘虞的儿子刘和。当时，刘虞在幽州，可刘和却在朝廷担任侍中。董卓迁都后，刘和跟着献帝和文武百官一块儿被赶到了长安。献帝刘协年纪虽小，却颇有志气，不甘被董卓摆布，便交给了刘和一项秘密任务：让他逃出长安，回幽州找刘虞，让刘虞发兵前来营救，迎圣驾回洛阳。

刘和奉命，逃出了关中，没想到途经南阳时，却被袁术给截住了。可怜刘和刚刚跑出狼窝，转眼又落入了虎口。袁术截他，目的很单纯，就是想干一票绑架勒索，不过勒索的不是刘虞的钱，而是他手下的幽州骑兵——准确地说，是战斗力十分强悍的幽州突骑。那年头，精锐骑兵在战场上的作用，不亚于二战时德国的虎式坦克，所以人人垂涎，袁术自然也不例外。

袁术软禁了刘和，命他给刘虞写信，要求刘虞派骑兵来南阳，袁术还承诺到时候一定联手进攻董卓。刘虞接信后，虽然不信袁术的鬼话，但儿子在人家手里，无可奈何，只好派了数千骑兵过去。当时公孙瓒极力阻止，说袁术这家伙包藏祸心，一定不能把兵给他，可刘虞根本不听他的。

公孙瓒觉得自己好心被当成驴肝肺，非常不爽，于是就干了一件很不厚道的事——索性跟袁术联手，报复刘虞。

他命自己的堂弟公孙越，带上一千余名骑兵，悄悄去了南阳，同时带话给袁术，让他扣下刘和，别放回去。至于刘虞派来的数千骑兵，就都交给公孙越，再让公孙越听命于袁术。

这对袁术来讲，当然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遂欣然接受。

而公孙瓒这么做，从事后来看，则是属于典型的损人不利己——没过多久，公孙越就因为替袁术打仗，死在了战场上。

公孙瓒机关算尽，反误了堂弟性命。这件事足以暴露他性格中的一大缺陷：心胸狭隘。因为刘和的事情原本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他劝刘虞不要被袁术勒索，是作为属下的义务，刘虞不听就算了，何必挖空心思去报复呢？

接下来，就该讲讲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越是怎么死的了。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公孙越纯粹是死于南北诸侯争抢地盘的混战之中，谁也怪不着。可在局中人公孙瓒看来，这笔账却要记在袁绍头上……

远交近攻：大河南北的诸侯混战

袁绍和袁术这哥儿俩，顶着他们老袁家的金字招牌，一个在黄河以北巧取豪夺抢地盘，一个在黄河以南绑架勒索做买卖。说他们是茁壮成长也好，说是猥琐发育也罢，总之本来这哥儿俩是可以各自埋头苦干，井水不犯河水的。

可是，袁绍终究还是把手伸过了黄河。

因为这哥儿俩早就已经翻脸了，所以虽属同根生，但互掐起来比外人都狠。

他们翻脸的缘由，就是不久前袁绍打算拥立刘虞那件事。当时，袁绍为了彰显“民意”，就到处拉人投赞成票，自然也给老弟袁术去了封信，让他帮着吆喝两声。没想到，袁术却一口回绝。

他表面上的理由，当然是冠冕堂皇的“家国大义”云云。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袁术自从天下大乱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动了有朝一日篡位称帝的心思了，所以他当然不乐见袁绍立一个深得民心的年长之君，这对他没任何好处。

不知袁绍是没看出老弟的心思，还是装糊涂，反正被拒绝后，还是不死心，就又写了一封信，苦口婆心地劝说。袁术不耐烦，索性回了这么一句：“慺慺赤心，志在灭卓，不识其他!”(《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对朝廷满腔赤诚，一心只想消灭董卓，别跟我废那么多话，我听不懂!

这句话差点没把袁绍噎死。

就这样，兄弟俩翻脸了。

所以，当袁绍拿下冀州后，自然就把目光投向了黄河南面的豫州。而眼下的豫州刺史，正是孙坚。换句话说，豫州是袁术的地盘。

袁绍不管那么多，刚坐上冀州牧的位子，就迫不及待地任命部将周昂为豫州刺史，让他趁孙坚讨伐董卓之机，出兵偷袭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东南)，摆明了就是想吞并豫州。孙坚闻讯，甚为痛心，不禁长叹：“大家同举义兵，只为拯救社稷，如今董卓未破，自己人却互相残杀，我还为谁去效死力呢？”

随后，孙坚回师，一战就击溃了周昂，把他赶回了河北。

就是在这一仗中，袁术派公孙越去给孙坚助阵，不料公孙越却身中流矢，一命呜呼了。

消息传回河北，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的公孙瓒彻底发飙了。他认为堂弟之死，罪魁祸首便是袁绍，于是新账老账一块儿算，立刻出兵，进驻磐河沿岸(今河北威县境内)，对袁绍发起了猛攻。

公孙瓒“白马长史”的威名可不是白来的，他一动手，冀州下辖的许多郡县都不敢抵抗，纷纷倒戈易帜，开门投降。

袁绍这下子慌了。眼下冀州刚刚到手，立足未稳，贸然跟这个威震河北的猛将开战，绝对没有胜算。再说了，之前忽悠人家来打冀州，结果没给人家任何好处，本来便是自己理亏，所以还是赶紧求和吧。于是，袁绍把他那个渤海太守的官职，送给了公孙瓒的另一个堂弟公孙范作为补偿。

公孙范也不客气，立刻走马上任，在渤海郡大肆募集兵马，然后带上这些人马继续攻击袁绍。

袁绍傻眼了：啥意思？都给你一个郡了，还不依不饶？难道你还想吞掉整个冀州不成？

公孙瓒很快就用行动给出了回答：猜对了。

而且他要的不光是冀州，他的胃口比这个大多了!接下来，公孙瓒一顿操作猛如虎，把袁绍等河北诸侯看得那叫一个眼花缭乱。

公孙瓒自己任命了一大批官员，连自欺欺人的“上表”都省了——以部下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然后把这三个州下面的郡、县官员全部封了一遍。

当然，官是全都封了，但实际上大部分地盘还在袁绍和其他诸侯的手里。公孙瓒这么做，不过是向大河南北的诸侯尤其是老仇家刘虞和新仇家袁绍宣示，从此他就自立门户、放手单干了，你们谁若不服，大可放马来战!

当公孙瓒与袁绍在河北大打出手时，河南的袁术也蠢蠢欲动了。

一个小小的豫州，远远满足不了他饕餮的欲望。

这位袁二公子，并未完全改掉早年的纨绔习性，只是暂时压抑住了而已。因为之前在朝为官，总要顾及朝廷纲纪和社会舆论，所以才比较收敛，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可眼下世道乱了，他又成了南阳的土皇帝，再没人敢对他说三道四，因此马上原形毕露了。

据《资治通鉴》称，袁术据有南阳后，根本无意经营治理，而是“奢淫肆欲，征敛无度”，导致“百姓苦之，稍稍离散”。也就是说，在他的重税盘剥之下，许多老百姓用脚投票，流亡他乡了。

众所周知，在东汉末年那个军阀割据、诸侯混战的时代，人口就是最重要也是最稀缺的资源，甚至比地盘更宝贵。首先是因为战乱频仍，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其次是因为土地不会动，但人会跑。即使打下了地盘，人口一旦流失，赋税就收不上来，然后养不起军队，仗就没法打，地盘就会跟着缩小。如此恶性循环，没两下就垮了。

所以，当南阳的人口渐渐流失时，袁术一定感到了危机。可是，他并没有丝毫反省，更没有任何改变，而是选择了扩张。

他的目标，就是南边的荆州。在他看来，只要把蛋糕做大，其他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要打仗，猛人孙坚自然就得上场了。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冬，袁术派孙坚南下，进攻刘表。刘表派部将黄祖在樊城(今湖北襄阳市)、邓县(今河南西南部)一带进行阻击。可想而知，此人根本不是孙坚的对手。很快，孙坚便大破黄祖，进围襄阳(今湖北襄阳市)。

襄阳是此时的荆州治所，刘表就在这里。如果不出意外，孙坚攻破襄阳、拿下荆州应该没有多大的悬念，无非是迟早而已。

然而，意外终究还是降临了。

孙坚包围襄阳的那天，刘表命黄祖深夜出城，准备集结外围兵马入城据守。孙坚得到情报，遂于黄祖引兵回城的路上发动袭击，再度将其击溃。黄祖带着残部，一头窜入岘山的密林之中。孙坚乘胜追击，却没料到黄祖手下的弓箭兵已然设下了埋伏。

孙坚一马当先，驰入一片竹林。藏身林中的弓箭手“咯吱”一声拉了个满弦，瞄准了目标。然后，利箭破空而出。

啸声响过，孙坚一头栽落马下……

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这个孤军奋战的讨董义士，这个在洛阳残破的宗庙前一洒男儿泪的忠烈之臣，就这样壮志未酬身先死，永远躺在了岘山这片郁郁葱葱的竹林之中。

孙坚死时，按周岁算，年仅37岁。

许多年后，孙权在父兄奠定的基业上建立了东吴政权，并于称帝之后，追谥孙坚为武烈皇帝，庙号始祖。

孙坚死后，他的侄子孙贲带领部众扶着灵柩回到了南阳，只能继续依附袁术。袁术失去了这位头号猛将，自然是唏嘘扼腕。随后，袁术便让孙贲继任了豫州刺史，让他接着替自己打天下。

不过，经此一役，袁术与刘表就进入了相持阶段，谁也别想把对方一口吞掉了。

当时，大河南北这几大诸侯不约而同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战略：黄河南边的袁术与最北边的公孙瓒联手，对袁绍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而黄河北边的袁绍则与最南边的荆州刘表结盟，同样令袁术腹背受敌。

天下才乱了没几年，老袁家这哥儿俩，俨然已成水火不容之势。用《三国志·袁术传》的话说，就叫“兄弟携贰，舍近交远”。

虽然袁术是他们老袁家的嫡子，招牌更正宗，但在此刻的三国江湖，袁绍的威望与号召力明显比他高得多，江湖上的英雄豪杰大多依附袁绍。袁术对此恨得牙根痒，怒而咆哮：“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后汉书·袁术传》)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群白痴不来跟我，却去跟我们家那个狗奴才!

光在背后骂还不解恨，袁术还给公孙瓒写信，说袁绍其实不是他们老袁家的种(绍非袁氏子)，潜台词就是骂他是野种，把袁绍原本就卑微的“庶子”身份都给剥夺了。

这哥儿俩掐得这么狠，把公孙瓒给看乐了，然后他看热闹不嫌事大，故意把袁术这话给散播了出去。

袁绍听说后，气得一口老血险些喷出来。

可他现在还腾不出手去收拾袁术，当务之急是对付公孙瓒。

在袁绍看来，公孙瓒大肆封官就是给自己下战书，如果不把这个嚣张的家伙摆平，自己在河北根本无法立足。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春，袁绍亲自率军，在界桥(今河北威县东)与公孙瓒展开会战。据袁绍掌握的情报，公孙瓒共有三万人马，其中最可怕的就是幽州突骑，在战场上几乎是一种无敌的存在。不过，“几乎”毕竟不是“绝对”，袁绍敢来迎战公孙瓒，事先当然做足了功课。

换言之，他已经找到了克制幽州突骑的办法。

双方列好阵势，袁绍命部将麹义率八百名精锐步兵打头阵，每人扛着一面又大又沉的盾牌就往上冲。公孙瓒一看，差点没笑出声：凭这几百号人，外加几块盾牌，就想对付我的幽州突骑？你们是来送死的吧？

他一声令下，麾下突骑便像潮水一样淹了过去。

麹义立刻命士兵们停下脚步，然后全都躲在各自的盾牌后面，看上去就像乌龟瞬间缩进了龟壳。见此情景，公孙瓒的骑兵们越发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旋即纵马疾驰，加速冲锋——光凭这股疾驰而来的巨大冲力，在接触盾牌兵的一瞬间，就足以把他们撞飞出去。

眼看漫山遍野的骑兵越冲越近，袁绍这八百盾牌兵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

就在骑兵距离他们只剩十几步远的时候，袁绍从容地打出了底牌——早已埋伏在战场两侧的一千名弓弩手，对着近在咫尺的幽州突骑同时射出了死亡之箭。

原来，八百盾牌兵只是诱饵，这一千张强弩才是袁绍送给公孙瓒的见面礼。

千弩齐发，其杀伤力可想而知。刚才还帅得不行的这些幽州突骑，刹那间就都被射成了刺猬，纷纷栽落马下。与此同时，刚才还扮演乌龟的那八百盾牌兵，瞬间就变成了可怕的刽子手——那些骑兵即使侥幸没被强弩射杀，也会被他们砍成肉泥。

转眼间，公孙瓒的阵脚就全乱了，不得不仓皇退却。他在撤退途中还试图稳住阵脚，组织部队反击，可惜军心早已涣散，很快又被麹义打垮。麹义一口气追到了公孙瓒的大营，砍下了他的军旗。公孙瓒无力再战，这才撤离了战场。

这一仗，袁绍一方斩获了一千多颗首级，其中就包括公孙瓒不久前刚刚任命的冀州刺史严纲。事实证明，袁绍也不是那么好惹的。而一贯自视甚高的公孙瓒，则为他的骄傲和轻敌付出了代价。

看来，不论是黄河以南的袁术与刘表，还是黄河以北的袁绍与公孙瓒，谁都没有一战消灭对手的实力，至少目前是这样。

他们只能一边缠斗，一边招兵买马，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正所谓“天下以智力相雄长”，一切竞争的本质，归根结底都是人才之争。谁有本事招揽更多的英雄豪杰，谁就能抢占更多的地盘，消灭更多的对手，从而笑到最后。

而在稍早之前，就有一个后来大名鼎鼎的牛人来到了公孙瓒的麾下。

他就是公孙瓒的老同学、日后的蜀汉昭烈皇帝——刘备。

刘备：从落魄皇族到创业草根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据说，他出生的那个小村落，长了一株五丈多高的桑树，枝繁叶茂，树冠如伞，远远望去亭亭似车盖，所以村子就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楼桑里。

三百多年后，与刘备同为涿县老乡的郦道元，在写《水经注》时，还特意提到了这个村子，告诉读者这是刘备的故里。

据陈寿在《三国志·先主传》中记载，那株古老而形状特异的桑树，就长在刘备家东南角的篱笆边上，凡是往来经过的人，都觉得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一向推崇刘备的东晋史家习凿齿，更是在《汉晋春秋》里言之凿凿地说，当时涿县有一个叫李定的风水师，看到这株十分另类的桑树，便向世人宣称：“此家必出贵人!”

从陈寿的“或谓当出贵人”，到习凿齿的“此家必出贵人”，语气从揣测变成了肯定，性质也从一般人的街谈巷议，变成了专业人士的判断和预言。文字上的这种微妙差异，绝非偶然，而是修史者刻意为之。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制造祥瑞，以渲染刘备当皇帝的必然性。

拜《三国演义》所赐，刘备在中国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习惯称他“刘皇叔”，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汉室宗亲。不过，就跟曹操的祖宗很难搞清楚一样，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到底是不是汉室宗亲，也是一个未解之谜，迄今尚无定论。

按照《三国志》的说法，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在《三国演义》里，刘备后来创业，也一直是打的这个招牌，逢人便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

说起这个中山靖王刘胜，很多人可能不认识，但说到著名的出土文物“金缕玉衣”，想必就闻名遐迩了——刘胜就是这件宝贝的主人。他是历史上出了名的逍遥王爷，一辈子花天酒地，妻妾成群，没做过什么有益于社会的事，但是对于“人类繁衍”这一永恒而壮丽的事业，还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据《汉书》记载，他一生都在专心致志地生孩子，光儿子就生了一百二十多个。

据陈寿说，在这么多儿子当中，有一个叫刘贞的，就是刘备的先祖。

有人可能就犯嘀咕了：刘胜的儿子这么多，然后子生孙、孙再生子，历代繁衍，开枝散叶，到了东汉末年，他的后人不就多如牛毛了吗？刘备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除非他拿家谱出来，否则恐怕难以证实吧？

没错，不光难以证实，同时也难以证伪，基本上就是一桩悬案。

因为刘备的确拿不出家谱，包括后来的史学家也找不出来，所以，陈寿的说法实际上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而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持论就比较客观严谨：“先主虽称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刘备虽然自称是汉景帝的后人，但时代太过久远，世系传承已经很难弄清楚了。

元代史家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注时，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刘备)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

说白了，刘备的祖宗真正可考的，只到他祖父这一代，再往上就无据可查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凡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都知道，罗贯中在第二十回里写了刘备觐见汉献帝的一幕，还让刘备拿出了家谱，然后非常详细地罗列了一长串世系传承：从汉景帝开始，一直到刘备的祖父刘雄、父亲刘弘，再到刘备，前后共十九代，并把中间每一代人的名字及爵位都写了出来，看上去像煞有介事，十分唬人。

所以汉献帝就被唬住了，按辈分掐指一算，刘备居然是自己的叔叔，赶紧把他拉到偏殿叙叔侄之礼，而“刘皇叔”这个含金量十足的招牌，也就从此在三国的业界打响了。

其实，其中绝大部分是罗老先生的杜撰。

除了前面的汉景帝、刘胜、刘贞这三代，以及后面的刘雄、刘弘、刘备这三代，中间十三代都是无史可依、无据可查的，纯属罗贯中的小说家言。读者若是把它当历史来读，那就跟误信宫斗剧一样，被人忽悠了。

既然连世系都不可考，那所谓的“刘皇叔”云云，就更是无从谈起了。若一定要较真的话，按罗贯中编的那份家谱，我们也掐指算算，刘备的辈分其实比汉献帝小得多，让人家叫叔叔那是欺负人，叫“刘皇孙”还勉强说得过去。

要真正了解刘备的家世，我们只能从他的祖父刘雄开始。

刘雄早年被举为孝廉，后来当上了东郡范县(今河南范县，一说在山东梁山县)的县令。刘备的父亲刘弘据说也当过官，什么职务史书无载，估计顶多就是个科级干部，因为再大的话史书一定会记上一笔。

虽然家世并不显赫，但刘备好歹也算个“官三代”，在那时基本是可以横着走的。可我们都知道，刘备从小是跟他妈一块儿摆地摊卖草鞋的，家里穷得叮当响。别说官三代了，连份体面的工作都没有，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属于典型的草根。

个中原因，主要是刘弘早逝，所以就家道中落了。而且我估计，刘备他爷爷肯定是个清官，否则当过县令的人，多少有些灰色收入，家里何至于那么穷？

刘备小时候，常和村里的小伙伴在他们家那棵桑树底下玩。有一天，这小子玩着玩着，忽然停了下来，仰头看着那如同车盖一样的树冠，一本正经地说：“总有一天，我要坐上这辆羽葆盖车。”(《三国志·先主传》：“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

羽葆盖车是古代皇帝的专车，唯有天子一人能坐，这种话岂能随便乱说？

然而刘备就这么说了，估计音量还不小，因为他叔叔刘子敬当时就被惊到了。

这熊孩子，脑袋是被门夹了还是被驴踢了，咋能说出这么疯狂的话呢？刘子敬气得脸都青了，冲过去指着他的鼻子骂：“汝勿妄语，灭吾门也!”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别在这胡咧咧，当心全家陪你一块儿死翘翘!

虽说童言无忌，但在古代那种社会，这种狂言要是传到官府耳朵里，灭门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官府才不管你什么小屁孩乱讲话，他会说这都是你家大人教的。

史书没有记载刘备挨叔叔臭骂后的反应，但修史者仅仅记下这一句，就足够说明未来的蜀汉昭烈皇帝是如何从小就胸怀大志的。换言之，这也是一种祥瑞，至于真实性究竟几何，我们也不必太计较了。

除了“桑树出贵人”和“小儿狂言”这两处，《三国志》还记载了第三处祥瑞，是关于刘备的体貌特征。

书中称，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

按东汉官尺算，七尺五寸，约合今天的1.8米，身材不错，比目前中国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169.7厘米(2020年统计数据)高出了十余厘米。

身高挺标准，但接下来这两处特征，就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了。

“垂手下膝”，就是说两条胳膊很长，乃至长到了膝盖以下。不知道别人对此做何理解，反正我看到这句话时，首先跳入脑海的就是一些人类表亲的形象，如猩猩、狒狒之类的。史书这么写，也许是想形容刘备身长腿短，以贴合古代相学所谓的富贵相、帝王相(如民间就有“上身长，佐君王”之说)，但问题是话说得过头了，就有适得其反之嫌。

再来看“顾自见其耳”，意思就是说刘备的耳垂很大(这也是古人常说的富贵相)，但是大到自己稍一回头就能瞥到的程度，就显得太夸张了。刘备耳垂大，的确有不少证据，如《后汉书》中，吕布就曾骂他“大耳儿”；在晋朝人写的《华阳国志》里，曹操也叫他“大耳翁”，足见刘备的耳垂确实比一般人大很多，可大到自己看得见的地步，显然是言过其实了。

十五岁那年，刘备在同族长辈刘元起的资助下，与其子刘德然一起赴京求学，师从大儒卢植。公孙瓒就是这时做了他的同学。刘备年龄比公孙瓒小，就称他兄长。

虽然老师是一代大儒，但据《三国志·先主传》称，刘备不太喜欢读书，反而“喜狗马、音乐、美衣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喜欢出入娱乐场所，而且爱打扮，颇有高消费之嫌。考虑到他从小卖草鞋的那种家庭条件，刘备的这些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明显与“草根”的身份很不相称。即使有皇族背景，但也早已落魄，“中山靖王之后”的名头又不能换钱花，所以说难听点，刘备的这些行为是比较“坑爹”的。

当然，他爹早逝，想坑也坑不了，所以刘备坑的，其实是家境比较富裕的刘元起。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刘元起的老婆就有意见了，跟老公吐槽说：“各自一家，你总给他钱花，要给到什么时候？”

刘元起算是比较有主见的人，并不惧内，就用这么一句话顶了回去：“我们宗族里，就这孩子不是一般人。”言下之意，人家将来是有大出息的，钱花在他身上，不吃亏。

如果刘元起这话不是为了搪塞他老婆，而是真心这么想，那他就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投资人，懂得做超长线的价值投资。不过，后来刘备发迹了之后有没有回报他，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据史书称，刘备的性格是寡言少语，喜怒不形于色，且善待下人。这最后一点，就是他主要的人格魅力之一，为他日后的创业助力不少。此外，他还喜欢“交结豪侠”，这也是打造创业团队、闯荡乱世江湖必不可少的条件。

正因为此，刘备读完书回到涿县，乡里的许多少年便认他当了大哥。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关羽和张飞来到了他的身边。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市)人，因犯事逃亡到涿郡。具体犯了什么事史书无载，《三国演义》说是看不惯本地豪强仗势欺人，故而杀了豪强亡命江湖，从关羽的为人和性情来看，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推测。

张飞，字益德，涿郡人，跟刘备是同乡。《三国演义》说他是“卖酒屠猪”的，家里“颇有资财”，所以刘备起家的部分资本便是他提供的。后来三人还在张飞家的桃园里结拜为兄弟，从此在后世传为美谈。

其实这些都不见于正史记载，只是罗贯中的艺术虚构，不过很感人，很热血，光是那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就不知感染了多少后人，也把中国人特有的“义气”刻画得荡气回肠。所以，虽然从理性上我们知道这不是历史，但是从情感上，我们却宁愿相信“桃园结义”这一幕真的发生过。

不论是否真的结义，历史上的刘、关、张三人的确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三国志·关羽传》就称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还说关羽和张飞自从跟随刘备后，“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寥寥数语，就把三人的感情之深，以及关、张二人对刘备的忠义都写尽了。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即刘备二十四岁的时候，黄巾之乱爆发，一个风起云涌、龙蛇争霸的大变革时代轰然降临，给很多人提供了施展平生抱负的广阔舞台。刘、关、张三兄弟自然是摩拳擦掌，胸中涌起了一股闯荡天下、建功立业的激情。

虽然他们已经有了最初的核心团队，但还是缺乏创业所需的启动资金。关键时刻，刘备的天使投资人出现了，他们是隔壁中山郡(今河北定州市)的富商张世平、苏双等人，据说是靠贩马起家的，资产上千金。他们对刘备十分赏识，便无偿给了他一笔丰厚的资金。

刘备、关羽和张飞用这笔钱拉起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追随一个叫邹靖的校尉开赴讨伐黄巾的战场，从此踏上了草根创业之路。

不久，刘备便因作战有功，被任命为中山郡的安喜(今河北定州境内)县尉。官不大，但对于草根出身的刘备而言，起点已经不算低了，毕竟高干子弟曹操刚出道时，也不过是洛阳北部尉而已。

只可惜，还没等刘备在县尉任上干出什么政绩，朝廷就颁下一道诏书，说要裁汰一部分因军功入仕的地方官员。至于为何要这么做，以及用什么标准裁汰，史书无载。不过据我估计，可能也很简单，就是把没背景的人刷掉，以便给那些有靠山有来头的人让路。而刘备一无背景二无靠山，自然在裁汰之列，不刷他刷谁？

当时，负责郡里干部督察的一名督邮来到了安喜县，准备来撤刘备的官。刘备听到风声，赶紧跑到他下榻的宾馆求见。督邮知道他是来求情的，就推说身体不适，概不见客。刘备无计可施，在门口站了半天，越想越愤怒，于是回到县尉衙门召集了一帮手下(其中肯定有关羽和张飞，只是史书无载)，然后冲进宾馆，直接把督邮从床上拽了起来，绑在了外面的树上。

督邮是郡一级官员，职位比刘备高很多，刘备敢这么干，摆明就是不打算混了。

他把自己的印绶挂在了督邮的脖子上，然后抡起鞭子抽了一百多下。本来打算抽死他，后来听他苦苦哀求，才饶了他一命。

事后，可想而知，刘备只能带着关羽、张飞等一帮铁杆弟兄，黯然离开安喜，亡命天涯去了。

据史书记载，刘备等人辗转来到丹阳(今江苏省南部)，恰逢何进派都尉毌丘毅到此募兵，他们便报名加入了。随后，他们跟着毌丘毅行军至下邳(治今江苏睢宁县北)，遭遇了黄巾军，因力战有功，刘备就又当上了下密(今山东昌邑市东南)县丞。这回官大了一点，相当于副县长。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副县长没干多久，刘备就又弃官跑了。之后，又到高唐(今山东聊城市)当了县尉，然后可能又是打黄巾立了功，旋即升迁为高唐县令。

漂泊数年，辗转多地，这下总算是干到县长了，也不枉这几年的辛苦奔波。

不过，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公务员可没那么好干，绝不是能够让你端一辈子的铁饭碗。而且，不光饭碗容易打破，有时候端着端着，还会把脑袋给端没了。

刘备一路靠打黄巾军起家，人家黄巾军自然就惦记着他。所以，他这个县长的位子还没坐热乎，黄巾军便倾巢来攻了。刘备打不过，只好再度弃官而逃……

如果说在事业草创的这几年中，“逃跑”已然成为刘备的一个习惯性动作的话，那么在此后数十年的创业生涯中，这个动作就几乎变成了他的宿命。

以后我们就将看到，刘备的一生就是不断地失败、逃跑、站起来又被打倒的一生。没办法，在大鳄林立、市场竞争空前激烈的东汉末年，一个白手起家的草根要想创业成功，太难了!有时候光是为了活下去，就已经拼尽了全力。

当然，此刻的刘备还不知道未来会有多少失败在等着他，眼下的几次小小挫折丝毫动摇不了他的雄心壮志。

尽管在当时的业界没什么人脉，可刘备至少还有个混得相当不错的老同学——公孙瓒。

于是，大约在公孙瓒与袁绍势如水火，正迫切需要人才之际，刘备带着关羽和张飞投到了他的麾下。

对于刘备的到来，公孙瓒当然欢迎之至，立刻表荐他为别部司马，并把他派到了青州，与刺史田楷一道对抗袁绍。

差不多在刘备投奔公孙瓒的同时，还有一位日后威震天下的名将也来到了公孙瓒的麾下。

这个人就是赵云。

赵云，字子龙，常山郡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县)人，史称其“身长八尺，姿颜雄伟”，也是标准的帅哥一枚。常山属冀州管辖，现在冀州的老板是袁绍，可赵云却舍近求远，不去端袁绍的饭碗，反而跑到幽州来给公孙瓒打工，让公孙瓒颇为意外。

他就问赵云：“听说你们冀州人都愿意投靠袁绍，为何只有你迷途知返呢？”

公孙瓒这么问，自然是想听到一番恭维之词，比如“公孙将军您英雄盖世、勇猛无敌，正是天下豪杰归心的明主，岂是袁绍那种徒有虚名的人可比”之类的。

只可惜，赵云这种人不会溜须拍马，而是说了大实话：“如今天下大乱，不知道谁才是明主，但黎民百姓却有倒悬之苦，所以我们家乡人都说，哪里有仁政，我们就去哪里。赵云此来，不是轻视袁公，也不是趋附将军。”

言下之意，人家似乎是冲着力行仁政的幽州牧刘虞来的，只因公孙将军你是刘虞手下的将领，所以才来你这儿打工，你可不要太自作多情。

赵云这番大实话一说，就彻底把天给聊死了。公孙瓒肯定是不太爽，可现在是用人之际，也计较不了那么多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刘备在旁边听到这话，立马对赵云生出了很强的好感。这世道，愿意说实话的人已经不多，而一心追求仁政理想的人就更少了，于是便主动与其结交。赵云也欣赏刘备的为人，随后便到了刘备帐下，专门负责带领骑兵。

不过，赵云与刘备虽然惺惺相惜，但终究是为公孙瓒打工，而没过多久，赵云就看透了公孙瓒，知道他根本无意于仁政，不值得自己追随，于是便以兄长去世为由，向公孙瓒告假，然后卷起铺盖就回老家了。

临别之际，刘备深知赵云这一走，肯定不会再回来了，心中十分不舍。最后二人握手作别时，赵云留下了一句话，说：“终不背德也。”意思是让刘备放心，不管到什么时候，他赵云都不会做出有违德操的事，其实也就是想表明：两个同样追求仁政的人，迟早有一天会再见面的。

这一别，便是七八年之久。等到赵云再次来到刘备身边时，已经是官渡之战前夕。不过，自此之后，赵云便跟随刘备南征北战，这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刘备配合田楷，与袁绍之子袁谭在青州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据史书称，双方在这场战争中都打得异常艰苦：“士卒疲困，粮食并尽，互掠百姓，野无青草。”(《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

刘备在此期间为公孙瓒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因而先是被任命为代理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南)县令，此后又被正式提拔为平原国的国相。

侯国之相，位同郡守，官秩二千石。至此，刘备算是走上了他仕途的第一个小高峰，相当于当上了市长。

从一介草根到侯国之相，跨度已经不小了，刘备的人生可以说实现了初步逆袭。不过，对于一个从小就放出狂言，说要乘坐天子“羽葆盖车”的人而言，这一切，只不过才刚刚开始……

第四章 军阀割据

董卓之死：一盏人油路灯

董卓被孙坚打败后，于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四月到了长安。

长安是西汉的帝京，曾是天下最繁华的都市，其中的未央宫更是以奢华壮丽著称。后来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短短十五年就被推翻，未央宫遂毁于战火，长安也从此繁华不再。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称长安为西京，但仅作为祭祀宗庙之用。

献帝刘协先董卓一步来到长安，刚到时连一座像样的宫殿都没有，只能暂居京兆府，稍后随行大臣草草修葺了一两处宫室，刘协才有了自己的皇宫。

董卓把刘协当成花瓶供养在宫中，然后自己当起了土皇帝。

他之前在洛阳已自封相国，现在嫌小，就自拜为太师，称“尚父”；又封他的弟弟董旻为左将军，侄子董璜为中军校尉，把兵权牢牢抓在了手中；同时，在很多重要职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的亲戚，“宗族内外并列朝廷”；此外又大肆封侯，连侍妾生的儿子，还抱在怀里就被封了侯，拿印绶给婴儿当玩具。

董卓还把自己的车驾、仪仗、服饰等，全都弄得跟皇帝一样。朝中公卿见到他的车驾，都得到车前行礼跪拜，他则连还礼的动作都懒得做，直接无视；尚书以下的官员，则必须到他府上去奏事，听候他的指示差遣。

在当时，除名号之外，董卓其实跟皇帝也没啥两样了。

原本属于天子的生杀予夺之权，现在全都捏在了董卓手上。他要是看谁不顺眼，让你三更死，你就休想活过五更。

这一年冬天，朝廷的天文台长(太史)闲来无事，仰观天象，似乎发现了某种异常，然后就上奏董卓，说“当有大臣戮死”，也就是必须有当朝大臣被诛杀，才能应和天象。

天知道这个太史是哪根筋搭错了，竟然说这种害死人的话。反正董卓听了，觉得既然如此，那就杀一个呗，给老天爷反馈一下。

于是，他在满朝文武中扫了一圈，马上点了一个人的名。

这个人就是张温，时任卫尉。当初征讨凉州时，他是董卓的领导，批评过董卓。这事董卓一直记着，如今太史说上天要收人，董卓自然就选了他。

杀人总要有个理由，不过这对董卓来讲不成问题。他随口栽赃，说张温与袁术暗中勾结，就把张温押到闹市，乱棍打死了。不知张温临死之前，有没有想起孙坚劝他杀董卓的那一幕，假如当时狠下一条心，又岂会有今日这飞来横祸？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在自己的封地郿县(今陕西眉县)建了一座大型坞堡，据说城墙高度堪与长安相比，“高厚皆七丈”，还在里面囤积了三十年的粮食。董卓宣称：“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三国志·董卓传》)

骄狂暴虐的董卓其实也知道，天下有很多人恨他，所以修建这座坞堡，就是想给自己弄一个末日来临的避难所。

进可攻，退可守，大不了就躲在这里面安度晚年，反正粮食够他吃到死，管他天下乱成什么鬼样子。

董卓想得很美，但天下人可不会这么便宜他。

董卓以为，能给他带来威胁的只有关东那些诸侯，所以就派女婿牛辅在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及函谷关一带重兵布防，可他却没想到，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真正致命的威胁，其实就藏在他的身边。

差不多就在坞堡建成的同时，一个以董卓为目标的暗杀小组也成立了。

为首的是司徒王允，成员有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等人。当然，他们也知道，董卓没那么好杀。这老家伙就是怕人刺杀，所以平时都在外衣下面多穿了一件软甲；此外，不管走到哪儿，他都会让义子吕布当贴身侍卫，寸步不离。

吕布这一关，无疑是暗杀行动的最大障碍。

不过，王允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非但不需要过吕布这一关，反而直接把吕布策反了，让他去执行刺杀任务。

如此一来，最大的障碍就成了最狠的利器，让董卓做梦都想不到。

为了策反吕布，王允很早就开始了布局。他有意对吕布非常好，一向关怀备至，让吕布感到了春风般的温暖。吕布这人本来就没什么城府，所以很快就跟王允成了好友，几乎无话不谈。正是通过这种私密的交往，王允得知了不少吕布与董卓之间的内情。

吕布说，董卓残忍好杀，麾下部将有时候一两句话说错，忤逆了他，就会被他当场砍死，所以人人自危。就连吕布自己，有一次稍拂其意，董卓就拔出手戟掷他，多亏他身手敏捷，堪堪躲过，不然小命就没了。为此，他心里其实是恨董卓的。

除此之外，吕布还向王允透露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因职务之便，他经常在董卓的内室门口守卫，一来二去，便跟董卓的一个侍妾私通了。为此，吕布惶恐不安，生怕哪天事情泄露，他会死无葬身之地。

掌握了这些情报，王允的策反行动自然就水到渠成了。他把暗杀计划告诉了吕布。吕布一听就动心了，但还是有些迟疑，说：“那父子之义怎么办？”

王允冷笑：“你姓吕，又不是董卓的骨肉，何况眼下担忧死亡都来不及，还谈什么父子？再说了，他董卓扔出手戟之时，岂有顾念父子之情？”

就这样，吕布被说服了。

或者说，他并不需要被说服，只需要王允给他一个就坡下驴的理由即可。

其实对吕布来讲，做出这个决定并没有多么困难，因为他早就有经验了——当初为了投靠董卓可以干掉丁原，如今为了自保当然也可以干掉董卓。

在利己主义者吕布这儿，从来没有什么底线是必须坚守的，也从来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衡量一件事情该不该做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对自己是否有利。至于其他东西，很少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正因为此，日后我们就将看到，吕布不管走到哪儿，都成了最不受欢迎的人。原因倒不是说当时的人都很注重道德节操，耻于与他为伍，而是多数跟他打交道的人，尤其是准备当他领导的人，都不免担心步丁原和董卓之后尘，所以避之唯恐不及。

一味利己的结果，恰恰变成最不利己。这肯定是吕布没有预料到的。就此而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句老话，还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末的一天，献帝刘协小病新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

这种场合，董卓自然不会缺席。

王允和吕布等人，就把刺杀行动定在了这一天。

当日，董卓非常谨慎，在前往皇宫的一路上都安排了严密的警戒，士兵夹道布岗，车驾左右都有骑兵和步兵护卫，前后还有吕布来回巡视。

此时，吕布早已命亲信部将李肃等十余人，伪装成皇宫侍卫，埋伏在了未央殿的北掖门，也就是入宫的必经之路上。

车驾刚一进门，李肃便按照计划冲了出来，手执长戟，以最快的速度直刺董卓前胸。不料，董卓在朝服里穿了软甲，长戟滑开，只刺伤了他的手臂。董卓吃痛，跌下马车，大喊道：“吕布何在？”

吕布不紧不慢，策马走到他的面前，淡淡道：“天子有诏，诛讨贼臣。”

董卓又惊又怒，破口大骂：“狗崽子，你敢杀我!”(《后汉书·董卓传》：“庸狗，敢如是邪!”)

话音未落，吕布手中长戟便已刺出。这回终于穿透软甲，刺入了董卓的胸口。董卓手下主簿田仪冲上来要保护他，也被吕布刺了个对穿；然后董卓的一个老仆人也跑了过来，又被吕布刺死……如此一连杀了三个，其他人才不敢再动弹。

吕布命人砍下了董卓的首级，然后从怀里掏出王允事先准备好的诏书，朗声道：“诏讨董卓，余皆不问!”

董卓的部众一动不动地愣了好一会儿，最后才猛然爆发出一片“万岁!万岁!”的欢呼声。

从这一幕，我们足以看出，董卓这家伙实在是不得人心。不管之前有多少人肯替他卖命，到了最后关头，真正愿意为他而死的，也就田仪等区区三人而已；剩下的，全都是欢呼雀跃、为他的死亡喝彩的。

紧接着，长安老百姓的反应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听说董卓已死，百姓们竟然跑到大街上载歌载舞，仿佛在欢度一个盛大的节日。不仅如此，很多人还把自己的珠宝首饰和贵重衣服拿到当铺去典当了，只为换钱去买酒买肉，好好庆贺一番。哪怕从明天开始喝西北风，也定要把此刻激动的心情宣泄出来。

董卓做人做到这个地步，用“失败”二字似乎已不足以形容。

当天，董卓的弟弟董旻、侄子董璜，还有宗族中的老弱妇孺，就全都死于非命了。可怜那些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来到这个世界才几天，就莫名其妙被封了侯；然后封了侯才几天，又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假如死后有知，他们一定会告诉自己：这莫名其妙的人间，不来也罢!

随后，朝廷查抄了董卓在郿县的那座坞堡，抄出黄金两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还有堆积如山的奇珍异宝和绫罗绸缎。

很显然，这座金山银山就是之前从洛阳洗劫而来的，其中既有活人的财富，也有死人的墓葬。董卓曾经以为，无论如何，抢到手就是自己的，可事实证明他只是做了一个辛勤的搬运工。

董卓死后，肥胖的尸体被扔在闹市之中。当时已是夏天，经过阳光暴晒，油脂流淌了一地。负责看守尸体的小吏灵机一动，就找了一根粗大的灯芯，插在他的肚脐眼上，然后点燃，就这样制造出了一盏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油路灯”。

据说，这盏“路灯”竟然从夜里一直燃到了天明，然后又整整燃烧了一天。

“守尸吏燃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曙，如是积日。”(《后汉书·董卓传》)

之所以这么耐烧，我们只能认为，是董卓生前“吸食”了太多民脂民膏。

长安乱：两步臭棋，一场劫难

除掉了逆贼董卓，王允和吕布就成了朝廷的功臣，自然是要论功行赏。

王允已是司徒，本来便行使着宰相职权，不好再往上升，于是兼了一个“录尚书事”的职务，相当于在总揽外朝的基础上，把内廷的机要工作也管了起来，差不多算是权倾内外了。

吕布更是赢得钵满盆满，不仅升任奋威将军，封为温侯，而且还被赐予“假节、仪比三司”的特殊待遇，并与王允“共秉朝政”，俨然成了朝廷的二号人物。

这里顺带解释一下，“假节”的意思，是持有皇帝的节杖，代表皇帝亲临，拥有诛杀之权，类似于后世戏剧舞台上经常出现的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仪比三司”，意指未任三公而享有三公的同等礼遇和待遇。

表面上看，王允和吕布一文一武，共同辅佐刘协，似乎给劫后余生的大汉朝廷带来了希望。如果二人能够勠力同心、精诚合作，还是有机会在关中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的。

然而，很多人能做到“同患难”，却往往很难做到“共富贵”。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考验人性。当王允和吕布面对同一个敌人董卓时，他们必然会为了共同的利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可董卓一死，共同的利益基础就消失了，他们也必然会因利益诉求的变化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与矛盾。

第一个分歧，如何处理董卓麾下那些悍将，如牛辅、李傕、郭汜、张济等人。吕布的意见是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可王允却不同意，他认为这些人没有罪，不该杀。

第二个分歧，如何处理董卓留下的巨额财产。吕布提议，应该把钱分了，凡朝中公卿和军中将领，大家都有份。可王允又拒绝了，这次连理由都不给，反正就是不行。

应该说，王允和吕布因身份和立场的不同，有分歧是很正常的，并没有严格的孰是孰非的问题。而且，有分歧不要紧，大家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总是能找到既顾全大局又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方法。

只可惜，他们俩并没有这么做。

主要原因在于，两个人都以诛杀董卓的首功之臣自居。尤其是王允，董卓死后，他就成了朝廷说一不二的头号人物，一手掌握了曾经属于董卓的生杀予夺之权。于是，就像董卓随随便便可以杀死张温一样，王允一旦跋扈起来，也是可以任意置人于死地的。

比如一代名士蔡邕，就在这时死在了王允手上。

事情源于董卓被杀当日。那天，蔡邕在王允府上做客，宾主正坐着聊天，然后消息传来，说董卓死了。蔡邕惊愕之余，下意识地叹了口气。就是这一叹，给他惹来了杀身之祸。王允当场就变了脸色，怒道：“董卓是国之大贼，险些倾覆汉室，你身为大汉臣子，理应疾恶如仇，可你却顾念他给你的一点私人恩惠，反而为他悲痛，岂不是同为逆贼!”

说完，就把蔡邕抓起来扔进了监狱。

凭良心说，蔡邕这一声惊叹，纯属人在突遇意外时的自然反应，可王允偏偏上纲上线，进行了一番恶意解读，这就颇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了。

蔡邕也知道自己那一叹相当不合时宜，于是在狱中主动认罪，甘愿承受“黥首刖足”(额头刺字，斩断双脚)之刑，只求王允留下他的性命，让他完成几年前就开始动笔写作的汉朝历史。朝中的士大夫也纷纷替他求情，时任太尉的马日磾亲自去找王允，说：“蔡邕是旷世奇才，熟悉我朝掌故，若能完成这部史书，将成一代巨典，而他的罪名却微不足道，杀了他，岂不令天下人失望？”

王允却不为所动，冷冷道：“昔日，武帝不杀司马迁，以致司马迁写出谤书流传后世。而今，国势衰微，战乱频仍，若是让佞臣在幼主左右执笔著史，不仅无益于主上的圣德，而且会令我们这些人受到妄议和毁谤。”

马日磾无奈，出门后仰天长叹，连声咒骂王允会断子绝孙。

不久，蔡邕便死在了狱中。

从这件事足以看出，大权在握的王允，完全有成为董卓第二的潜质，只不过他杀起人来，手段比董卓温和一些罢了。

连一代名士蔡邕，王允都没放在眼里，更何况一介武夫吕布呢？

据史书称，王允本来就是把吕布当成一名“剑客”看待的——说好听点是剑客，说难听点就是武夫。此前，他之所以表现出一副“折节下士”的样子，对吕布嘘寒问暖，无非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了，大领导的架子肯定得端起来，对吕布自然就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而吕布身为亲手诛杀董卓之人，理所当然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加上他的性格本来就比较骄矜自负，这下更是牛皮烘烘、眼高于顶，两项提议均被王允驳回，自然是一肚子不爽。

于是，吕布决定甩开王允，自己动手去对付牛辅那帮人。

此刻的吕布绝对没有料到，他这个举动，将引来一场滔天大祸。

他命亲信李肃前往陕县，声称有天子诏书，要诛杀牛辅。牛辅当然不会束手待毙，就把李肃打得大败而逃。吕布大怒，斩了李肃。

牛辅虽然赢了一仗，但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却没了主意。正忧惧不安时，某天夜里军营又发生骚乱，牛辅吓得带上几个亲兵连夜出逃。可还没跑出多远，左右亲信就砍下了他的脑袋，往长安邀功请赏去了。

牛辅的部将李傕、郭汜等人，之前被派往中牟攻击朱儁，顺便在陈留、颍川一带洗劫百姓，此刻回到陕县，才知道大老板董卓和上司牛辅都死于非命了，顿时六神无主。没办法，只好派人去长安，请求朝廷赦免。

面对这帮悍将的请求，王允只给了一句冷冰冰的答复：“朝廷今年已经赦过了，不能再赦。”

这算什么狗屁理由？!

李傕、郭汜等人一下就傻了眼：照这意思，咱哥儿几个就得伸直了脖子等着挨刀喽？

不得不说，在对待董卓旧部的问题上，吕布和王允都下了一步臭棋，都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吕布是有勇无谋，擅自行动，只想着杀人，完全没有考虑后续的应对策略。而王允作为此时的文官领袖、朝廷的一把手，在这件事上更是表现得毫无脑子，一点政治手腕都没有——非但没有设法安抚李傕等人的不安情绪，反而在激化矛盾，等于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鱼死网破的理由。

你如果想杀他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先调回朝中，来个明升暗降，夺了他们的兵权，然后再动手；而如果不想杀他们，那就直接赦免，放他们一条生路，何必找个“一岁不可再赦”的可笑理由逼他们造反呢？

所以，接下来马上就将爆发的这场祸乱，主要责任在于王允，次要责任在于吕布。说白了，这都是他们自找的。

当然，虽说王允和吕布点燃了导火索，但如果不是有人在紧要关头又加了一把火，火药桶也不会炸。

关键时刻煽风点火的这个人，就是贾诩。

贾诩，字文和，武威郡姑臧县(今甘肃武威市)人，举孝廉出身，祖上是汉初名臣贾谊。贾诩后来成了曹操帐下的著名谋士，被誉为“奇谋百出、算无遗策”，不过此刻在董卓这边，还只是个区区校尉。

正当李傕、郭汜等人惶惶不安，准备吃一顿散伙饭，然后各回老家的时候，贾诩开口了，说：“诸位若是解散了部众，单独行动，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把你们生擒。而今之计，不如率领弟兄们，西进关中，杀入长安，为董太师报仇。大事若成，则奉国家以正天下；万一不成，到时再散伙也不迟。”

李傕、郭汜等人一听，顿时豁然开朗，遂连夜拔营，引兵向西。出发之时，本来只有几千人，可他们打着为董卓报仇的旗号，一路上不断集结人马，把原本分驻各地的西凉军如樊稠、李蒙等都收拢了过来，待到兵临长安时，已经是一支十余万人的大军了。

不过，长安城墙高大坚固，李傕等人来得仓促，未及准备攻城器械，没法攻城，只能将长安团团围困。就这么围了八天，到了第九天，吕布的手下叛变，打开了城门，李傕大军像潮水般涌入，开始大肆劫掠。

吕布率部与西凉军在城中展开巷战，无奈寡不敌众，只能拼死突围，仅带数百骑从青琐门出逃。临走前，吕布难得地表现了一回义气，命人去找王允，叫他一块儿逃。可王允知道，一旦离开幼主刘协，离开这个流亡朝廷，他便什么都不是——天下再大，也很难有他的容身之处。于是，他拒绝了。

吕布一逃，偌大的长安城就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力量了。凉州兵团本来就都是军纪涣散的骄兵悍将，此刻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对长安的官员和百姓展开了无差别攻击。多位大臣如太常种拂、太仆鲁旭、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等，都在混战中被杀。短短半天时间，便有官吏百姓共一万多人死于非命，城中一片狼藉，尸体堆满了道路。

王允扶着刘协躲到了宣平门的城楼上。李傕等人带兵追至，但也不敢造次，只能下马跪拜，行人臣之礼。刘协这一年周岁才十一，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五年级，却俨然已是历经沧桑、看惯腥风血雨的小大人。他镇定地问李傕等人：“卿等放兵纵横，欲何为乎？”

李傕答：“董卓忠于陛下，而无故为吕布所杀，臣等为董卓报仇，不敢叛逆。只待大事了结，臣等自愿领罪受罚。”

话说得好听，实际上刘协和王允现在都是他们砧板上的鱼肉了。

紧接着，李傕等人便围住城楼，要求交出王允。穷途末路的王允只能乖乖下楼，束手就擒。

次日，李傕便自封为扬武将军，封郭汜为扬烈将军，封樊稠等人为中郎将。同日，参与暗杀董卓的司隶校尉黄琬被捕下狱，旋即处决。

当时，长安外围其实还有两支兵马忠于朝廷：左冯翊(今陕西高陵西南)太守宋翼、右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太守王宏。两人都是王允任命的，且都是王允同乡。李傕担心杀了王允会逼反他们，便以朝廷名义下诏，征召他们回京。

王宏料定这一去必死无疑，便劝宋翼不要奉诏，索性起兵讨伐。可宋翼却是个迂腐透顶的糊涂蛋，明知小皇帝已经被李傕等人绑架了，所谓的诏书根本就是废纸一张，却以“王命难违”为由，拒绝了王宏的提议。而这个王宏的智商虽然比宋翼略高，但也只是高了一点点而已，听他这么说，便没再反对，跟着他一块儿乖乖回了长安。

两人一到，李傕唯一的顾虑便消除了，于是当天就把王允和这两个弱智同乡以及王允的妻儿全都砍了头。

王允死后，尸体被扔在闹市，无人敢收葬。他的一个老部下、平陵(今陕西咸阳市西)县令赵戬于心不忍，便辞掉了官职，以个人身份替他收尸，王允才得以入土为安。

至此，长安就彻底成为李傕、郭汜等人的天下了。

可怜献帝刘协，刚刚摆脱董卓的魔爪，转眼就又落到了这帮军阀的手里。

董卓虽说是一个暴虐无道的权臣，但毕竟受朝廷教育多年，多少还是有底线的，对士大夫和当时名士(比如王允和蔡邕)总体上还算尊重，所以能让流亡朝廷维持正常运转，百姓基本上也活得下去。可是，他的部下李傕、郭汜等人，却几乎就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兵匪，说他们是军阀可能还抬举他们了。刘协和朝廷落入这帮肆无忌惮的流氓手里，处境自然更为不堪——此后的日子，朝廷的法令和纲纪完全废弛，各项职能随之瘫痪，整个长安的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老百姓更是在兵祸和天灾的双重打击下死亡殆尽……

王允和吕布的两步无脑臭棋，固然是造成这场劫难的主要原因，而只用短短几句话就让李傕等人改变主意的贾诩，也未尝不是造成灾难的祸首之一。

那年头，一个谋士在某个关键时刻说的一句话，往往可能改变历史的走向，并带来谁也无法预料的或好或坏的巨大结果。

《论语》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古人诚不我欺。

从郡守到州牧：曹操的崛起

自从对袁绍大盟主深感失望之后，曹操就开始铆足劲儿为自己打地盘了。

当初袁绍要拥立刘虞，曹操极力反对，为此还喊出了一句“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的口号，意思好像一个人要去救西边的小皇帝。事实上，他一步也没有西行，而是掉头往黄河南边去了。

因为黄河以北是袁绍的地盘，曹操不能与之争锋，所以只能到南边寻找机会。至于救小皇帝的事情，曹操已经不考虑了，至少暂时不会考虑。这首先是因为刘协被董卓挟持到了长安，关山阻隔，连猛人孙坚都不得不知难而退，更不用说眼下实力尚弱的曹操。其次，也是更主要的，曹操的心态变了。

年轻时在官场上与宦官频频死磕，曹操没看到任何好的结果；之后与袁绍等人一起讨伐董卓，更是不了了之，甚至以自相残杀的闹剧收场。这一桩桩严酷的现实，不能不引发曹操的反思；而反思的结果，也不可能不改变他的心态。

说白了，人总是会成长的。

当然，曹操不会从一个热血青年一下黑化成大反派，但他的确已经从一个相对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渐趋复杂的现实主义者。

这不是变好或变坏的问题，而是世上大多数人都必然要走过的一个人生轨迹。所以，曹操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匡扶汉室、救小皇帝，不是因为他变坏了，而是他首先必须考虑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直面越来越复杂而残酷的现实。

曹操做出向南发展的决定后，他的战友鲍信也力表支持。鲍信说，袁绍身为盟主，却争权夺利，迟早变成第二个董卓，咱们惹不起躲得起，索性到南边静观待变。

不久，黄巾余众黑山军的首领于毒、白绕、眭固纠集十万余人进攻东郡(治今河南濮阳市)，太守王肱力不能敌。曹操抓住这个机会，立刻率部驰援，在濮阳(今濮阳市西南)大破白绕所部。袁绍乐得让曹操赶紧离开河北，马上做了个顺水人情，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

于是，曹操总算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春，曹操驻军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南)。这里就是他早年当过县令，而且还干得不错的地方。于毒趁其不备，打算偷袭东郡治所濮阳，替去年兵败的白绕报仇。

正当麾下将领们急着要去救大本营时，曹操却说，不回去了，咱们去西边的山里，把于毒的老巢端了。

众将都愣住了：万一东武阳丢了咋办？

曹操说：“于毒一旦得知我要去端他的西山老巢，必然回头来救，东武阳之围不就解了吗？就算他不回兵，我把他老巢端了，他哪有心思再打东武阳？”

众将这才明白过来，哦，原来是战国孙膑的“围魏救赵”之策啊!

果然不出曹操所料，于毒得知曹军动向后，立即放弃进攻，回师去救老巢。而让所有人都没料到的是，这时的曹操既没去打于毒的老巢，也没回东武阳，而是虚晃一枪，掉头去打驻扎在顿丘西北的眭固所部。

眭固哪能想到曹操会突然来这一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大败而逃。曹操马不停蹄，又乘胜进攻附近的南匈奴流亡单于于扶罗(此人之前已挟持张杨，脱离袁绍)，再度将其击破。

这场仗，曹操本来是处于不利境地的。因为眭固和于扶罗都在顿丘西北面，对他虎视眈眈，而于毒又去打他东北面的大本营，曹操不管怎么做都有腹背受敌之虞，可谁也没想到，他耍了几下花枪之后，不但摆脱了不利境地，反而还将敌人各个击破，打了个大胜仗。

如此神出鬼没的用兵之道，足见曹操的军事天才，也足以说明他年轻时的那些兵书都没有白读。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谋士投到了他的帐下，令曹操顿生如虎添翼之感。

这个人就是荀彧。

荀彧，字文若，颍川郡颍阴县(今河南许昌市)人，名门望族出身，祖父荀淑曾是一代名士。荀彧年少时便有“王佐之才”的盛名，后举为孝廉，拜守宫令。董卓入京后，他料定天下将乱，遂弃官归乡。之后董卓迁都，群雄并起，天下果然乱得不可收拾，他就对家乡父老说：“颍川是四战之地，很不安全，应尽早离开。”可乡里人都安土重迁，终究没有离开。只有荀彧带着自己的宗族到了河北。不久，西凉军的李傕、郭汜大举扫荡陈留、颍川一带，那些没有听从荀彧劝告的乡人便大多死于非命了。

荀彧到河北后，袁绍非常热情，以“上宾之礼”待之，满心希望荀彧能跟他弟弟荀谌一样为自己所用。可荀彧观察了袁绍一段时间后，便预料他“终不能定大业”，反而是当时实力尚弱、刚刚据有东郡的曹操，入了荀彧的法眼。

在荀彧看来，曹操才是有雄才大略之人，于是毅然离开袁绍，南下投奔了曹操。

颍川荀氏是东汉末年著名的世家大族之一，曹操当然知道，而且荀彧的盛名他也听说过，这样的人才当然求之不得。但毕竟之前从没打过交道，其才学与盛名是否相符也还难说，所以曹操就有意面试了一下。

没想到一番攀谈之后，荀彧的见识竟远超曹操的期望值。曹操大喜，对荀彧说：“你就是我的张良啊!”旋即任命他为司马，从此引为心腹智囊。

而荀彧也没让曹操失望。此后的十数年中，他不仅为曹操制定了统一北方的战略规划和军事路线，而且在奇谋妙策、匡正辅弼、举荐人才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可以说全方位地帮助曹操奠定了霸业之基。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青州(今山东北部)的黄巾军纠集百万之众，大举进攻兖州(今山东西部及河南东部)，杀了任城相郑遂，来势颇为凶猛。兖州刺史刘岱决定率部迎战。鲍信劝他说：“黄巾有百万之众，我们则百姓震恐、兵无斗志；但黄巾的弱点也很明显：行军打仗一向不带粮草，只靠抢劫，更没有攻城武器，所以只要固守城池、坚壁清野，他们便会军心涣散，到时候出击定可获胜。”

可刘岱不听，执意出战，结果就挂了。

刘岱一死，兖州无主。曹操帐下一个谋士敏锐地发现，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一块大馅饼啊!

这个谋士就是陈宫。

我们前面说过，之前在中牟县上演“捉放曹”的人并不是他。陈宫是东郡人，所以很可能是曹操就任太守后，才来投奔了他。

东郡属兖州管辖，刘岱算是曹操的顶头上司。现在刘岱死了，陈宫觉得最有资格上位的就是曹操了，于是马上给老板打报告，说应该顺势拿下兖州，以此为资本图谋天下，成就王霸之业。然后，陈宫还自告奋勇，愿意出面去说服州里的主政官员，让他们敲锣打鼓来迎接曹老板。

这一番话正中曹操下怀，当即批准。

陈宫立刻赶到兖州治所昌邑(今山东巨野县东南)，面见兖州别驾和治中，说：“如今天下分裂而兖州无主，曹东郡是命世之才，若迎他来当州牧，必可造福百姓。”此时，曹操的好战友鲍信也赶来替他站台，说了一堆好话。兖州的官员便顺水推舟，派人去东郡恭迎曹操，推举他就任兖州牧。

东汉天下设十三个州，分别是司隶、兖州、青州、豫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扬州、荆州、益州、凉州、交州。州下面设郡(国)，郡(国)下面设县。州本是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长官称为刺史；到了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由朝廷选派重臣出任州牧。从此，州就演变成了行政区，各州或置刺史，或置州牧，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董卓之乱后，各地刺史与州牧更是由封疆大吏摇身一变，纷纷成为事实上割据自立的军阀。

所以，此时的曹操就任兖州牧，当然就是名副其实、割据一方的军阀了。这无疑是曹操创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光时刻。从此，他真正具有了与四方群雄一较短长、逐鹿天下的资本——比如说，可以跟袁绍大盟主平起平坐，再也不用看他脸色了。

新官上任，肯定得干点业绩才能服众。踌躇满志的曹操立刻出兵攻击黄巾军，在寿张(今山东阳谷县)东面与之交战，不料却吃了败仗。曹操冷静下来，寻找失败原因，发现还是吃了老兵太少、新兵蛋子太多的亏，于是开始埋头训练新兵，严格赏罚，激励士气。

很快，部队的战斗力大为改观。曹操再度发起进攻，昼夜不停，轮番上阵，终于把黄巾军逼退了。可是，几年来一直与曹操并肩战斗的鲍信，却在这场战斗中不幸阵亡。由于连日混战，战场情况异常复杂，所以连尸体都没找到。

曹操悲痛万分，重金悬赏寻找他的尸首，最后还是没有结果，只好命人雕刻了一尊鲍信的木像，隆重地将其安葬。据说在葬礼上，曹操情不自禁，放声大哭。

这年冬天，曹操化悲痛为力量，对来自青州的这支黄巾军穷追猛打，终于在济北(治今山东济南市长清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黄巾部众走投无路，只好投降。

这是曹操自起兵以来收获最大的一场胜利——整整收编了三十余万士卒，外加随军的男女老少一百余万人。

除了地盘，人口就是当时最宝贵的资源。一旦有了充足的人口，军队就有了兵源，可以不断补充生力军；剩下的人，还可以大规模开垦荒田，种植粮食，以保证军队和政府的粮草等物资供应。

事实上，曹操正是这么做的。

他从三十万降卒中精心遴选出一批青壮年，经过长期而严格的训练，最终把他们变成了一支战斗力异常强悍的精锐部队，号称“青州兵”。从此，这支劲旅就成了曹操征战天下的嫡系和王牌，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

而在稍后的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则开始实行“屯田制”，即命剩下的大部分黄巾降卒及其家属从事集体化耕作，类似于“生产建设兵团”，从而极大地保障了后勤补给。

由此可见，济北这一仗，显著壮大了曹操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他的创业之路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巧合的是，济北正是鲍信生前担任国相的地方。

也许，这是鲍信的在天之灵冥冥中保佑了曹操的胜利；反过来说，这场胜利也是曹操对这位英年早逝的挚友最好的缅怀和告慰。

南讨袁术，东征陶谦

袁术所在的豫州(今河南东部及安徽北部)，南边与刘表的荆州(今湖北、湖南大部)相邻，北边与曹操的兖州接壤，他在刘表那儿讨不着便宜，自然把目光转向了曹操。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春，袁术悍然发兵北上，进驻封丘(今河南封丘县)。封丘归属陈留郡，而陈留郡归兖州管辖。袁术此举，就是赤裸裸地入侵曹操的地盘了，丝毫不把曹操放在眼里。

之前被曹操打败的那个南匈奴的于扶罗，还有黑山军的一部，这时都跑来投靠了袁术，想借机找曹操报仇。一时间，袁术势力大盛。

曹操一看，正好，你袁二公子不来串门，我迟早也得去拜访你。

此时的曹操至少表面上还是袁绍这边的，而袁绍与袁术兄弟阋墙，这事大家都知道，所以就算袁术不打上门来，曹操早晚也会去南边打他。

之前曹操已将兖州治所移到鄄城(今山东鄄城县)，此时正驻军在此，他得到战报后，立刻挥师南下，在匡亭(今河南长垣市西南)击破袁术的前锋部队，然后进围封丘。袁术突围，退保雍丘(今河南杞县)。曹操乘胜追击，袁术不敌，又退到襄邑(今河南睢县)。曹操再进，袁术再败，又逃奔宁陵(今河南宁陵县)。

就这样，曹操一鼓作气，连战连捷，像痛打落水狗一样，撵着袁术一直往南打。袁术则毫无招架之力，夹着尾巴一路逃窜，最后一口气逃到了九江郡的寿春(今安徽寿县)。

至此，曹操才意犹未尽地勒住缰绳，凯旋。

九江郡属扬州(今安徽中部及江南地区)管辖，也是此时的扬州治所。之前袁绍曾任命一个刺史袁遗，要来接管扬州，被袁术击杀，然后袁术任命了自己人陈瑀当扬州刺史。眼下袁术惶惶若丧家之犬，本以为能在九江歇个脚缓口气，不料陈瑀竟翻脸不认人，拒而不纳。袁术大怒，只好先退到阴陵(今安徽定远县西北)，稍事休整，紧接着便在淮河北岸重新集结部队，然后攻打寿春。陈瑀恐惧，弃城而逃，亡奔下邳(今江苏徐州市睢宁县北)。

袁术遂接管了扬州，自任刺史，又兼称徐州伯。

从他自封的这个名号看，显然是在豫州方向被曹操打败后，仍然没有放弃向北扩张的野心——只不过换了一个路线，打算等时机成熟就从扬州北上，进攻徐州(今江苏北部及山东南部)。

初平四年(公元1931年)秋天，正当袁术远远望着徐州垂涎三尺时，曹操已经本着心动不如行动的原则，对徐州下手了。

曹操所在的兖州，共与五个州接壤，属于典型的四战之地：北面的冀州，袁绍与公孙瓒打得不可开交；东北面的青州，袁绍之子袁谭与公孙瓒手下的田楷、刘备也缠斗不休；南面的豫州，他刚跟袁术打完一仗；西面的司隶，即京师洛阳所在地，之前是董卓西凉军的跑马场，眼下西凉军虽然走了，但此地理论上还是东汉的政治中心，暂时不宜轻举妄动。

所以，这么一圈看下来，曹操如果要扩张地盘的话，最好的选择就只有东南面的徐州了。

这是他出兵徐州的主要动机，也是内在动机。而促成曹操在这个时候动手的直接原因，或者说外在原因，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

被害者就是曹操的父亲曹嵩、弟弟曹德，以及曹氏的一大家子。

关于这起惨案的来龙去脉，历史上有三种不同说法，就跟曹操当年路过成皋杀吕伯奢一家一样，向来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第一种说法，出自《三国志·武帝纪》，说曹嵩在董卓之乱后弃官回乡，不久又避难琅琊，被徐州牧陶谦所害。

第二种说法，出自裴松之注所引的《魏晋世语》，事件经过大致与上述说法相同，只是情节上详细了很多。该书说，曹嵩当时在泰山郡的华县，曹操命当地太守应劭护送曹嵩到兖州，可应劭还没到，陶谦便密遣数千骑兵到此，准备捕杀曹嵩。曹嵩以为是应劭来了，毫无防备，就让曹德去开门，结果曹德就被砍死在了门口。曹嵩慌忙带着小妾往后院跑，想从后墙的一个小洞钻出去，怎奈小妾太胖，出不去，曹嵩只好又拉着小妾躲进了厕所里，最后还是双双被杀。同时，家中的亲眷仆佣也全部遇害。事后，应劭自忖没法跟曹操交代，便弃官而逃，投奔了袁绍。

这两种说法，都直接点名陶谦是杀人凶手，且是性质极其恶劣的蓄意谋杀，只是没说杀人动机。而我们在《后汉书·应劭传》中，找到了这么一句话：“兴平元年……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杀人时间和经过稍有不同，暂且勿论，动机则说得很清楚，就是陶谦曾被曹操攻打了几次，故怀恨在心，杀人报复。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种说法。这个说法出自东吴史官韦曜所著的《吴书》，说曹操通知曹嵩回兖州，可曹嵩的金银细软太多，足足装了一百多辆车。陶谦出于好意，就派部将张闿率两百骑兵护送。不料，张闿见钱眼开，就在半路上杀了曹嵩，然后抢走这一百多车财物，亡奔淮南。曹操归咎于陶谦，就此发兵复仇。

《后汉书·陶谦传》也大致佐证了这一说法：“初，曹操父嵩避难琅琊，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

三个说法共同的事实是：曹嵩、曹德及一大家子都被杀了，而且是死在陶谦的地盘。不同的是，在第三种说法中，陶谦已经不是杀人凶手了，而只是管教部下不严、用人失当，顶多负有领导责任和连带责任。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今天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们不妨从常理上做个推论，看看陶谦蓄意谋杀曹操一家人的可能性有多大。

从事后曹操攻打徐州的情况来看，几乎可以说是势如破竹——陶谦被打得落花流水，完全是一副毫无防备、手足无措的样子。那么问题来了，假如陶谦真的是蓄意谋杀曹操一家人，那他就不考虑后果吗？不担心曹操报复吗？

按照常理，陶谦敢动手把人家灭门，就一定会做好被报复的准备。即使他毫无自知之明，自以为有实力跟曹操抗衡，那也应该做好各项战备工作。而事实上他几乎没有。并且，按照《后汉书·应劭传》中提及的杀人动机，陶谦恰恰是被曹操打了几次，又没有能力从战场上讨回来，才去杀曹操的家人泄愤。这就更加说明，陶谦自己也知道打不过曹操，否则你打回去就是了，何必用那么下作的手段去杀害老弱、殃及无辜呢？

明知打不过，又杀了人家的父亲和一大家子，事后还根本没有任何防范措施，这一切说得通吗？

我们只能说，这完全不合常理。所以，第三种说法应该比较接近事实，即陶谦事先并不知情，派人护送曹嵩是出于好意，完全没想到手下人会干出伤天害理之事。

不管实情到底如何，反正在曹操看来，这笔账肯定要记在陶谦头上。

本来就有扩张地盘的动机，现在又加上这笔血海深仇，曹操若是不打徐州，简直是没有天理。于是这年秋天，曹操亲自领兵东征，一口气攻陷了徐州的十几座城池，进抵彭城(今江苏徐州市)。陶谦硬着头皮迎战，大败，只好撤回徐州治所郯县(今山东郯城县)。

这是陶谦最后一道防线，其麾下的精锐和主力部队都在这里，并且已经没有退路，全军上下必然抱定死守之心；而曹操长途奔袭，连续作战，不论战斗力再强，复仇的火焰再怎么猛烈，到这儿也已是强弩之末了。

所以，曹操围着郯县连攻多日，始终无法攻克，只好率部南下，在泗水一带大肆扫荡，并连克取虑(今江苏睢宁西南)、睢陵(今江苏睢宁县)、夏丘(今安徽泗县)三城。

就是在这里，曹操干了一件令人发指、从而给他留下千古骂名的事情——屠城。

因为没攻下郯县，没杀死陶谦，复仇计划没有完成，所以，曹操就把心头的怒火全都发泄到了无辜的百姓头上。

据《后汉书·陶谦传》记载，曹操“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

这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充分暴露出他性格中残忍、嗜杀的一面，无论出于任何理由，都无法给这种罪恶的行为洗白。如果说当初杀吕伯奢一家是因多疑而导致的误杀，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如今为了报一己私仇而屠杀数十万百姓，就绝对是难以饶恕的罪行!

据史书记载，这几十万百姓都是当初因董卓之乱从洛阳一带逃难而来的，可他们万万没料到，躲过了董卓西凉铁骑的践踏，却没能躲过曹操复仇之刀的屠杀。

仅就这一点而言，曹操的残忍与暴虐，甚至超过了董卓，也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军阀。

当然，关于曹操这场屠杀的死亡人数，历史上也有不同说法。《三国志·陶谦传》说是“死者万数”，也就是数以万计的意思。

可是，不管死的是几十万人还是几万人，性质都一样，都无法因此减轻他的罪行。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曹操有这么高的道德境界，但是在征战天下的过程中尽量避免滥杀无辜，则是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然而曹操不仅没有避免，反而主动为之，这就不可原谅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曹操就活该被后人唾骂千年。而《三国演义》及后世的诸多戏剧、评书等，之所以不约而同把曹操妖魔化，或许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不完全是出于尊崇汉室的正统立场。

曹操屠城之后，由于战线拉得太长，补给跟不上，粮草告罄，只好引兵而还。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春，遭到重创的陶谦担心曹操卷土重来，连忙向青州的田楷和刘备告急求援。此时，袁绍与公孙瓒早已打得精疲力尽、两败俱伤，谁都想歇口气，于是假惺惺地结为儿女亲家，双方各自罢兵。

田楷和刘备得以抽身，一同南下。

这几年，刘备在平原相任上干出了不少政绩。史称其“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就是军事和经济两手抓，既保障了地方安全和社会秩序，又繁荣了经济，让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深得当地士民拥戴。刘备善待下人的品行，更是让他具备了一般官员少有的亲和力。他没有任何官架子，不管什么身份的人，只要是工作需要，都可以跟他同席而坐，同案而食。

由于草根出身的刘备深得人心，居然引起了当地豪强的嫉恨。

据说，有个叫刘平的人，就雇了一名刺客去杀他。刺客装成要到衙门里办事的样子，来找刘备，而刘备一贯平易近人，所以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刺客大感意外。因为自古以来，不管哪一级官府，只要是个衙门，都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刺客这辈子从没见过哪个当官的像刘备这么和蔼可亲，最后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便把受雇杀他的事和盘托出了。《三国志·先主传》在讲完这个故事后，还不忘在后面加了一句感叹：“其得人心如此!”

就这样，刘备勤政爱民的口碑迅速传播开来，自然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就是在这时听说了刘备。

这个人就是建安七子之一、时任北海相的孔融。

孔融，字文举，孔子的二十世孙，“幼有异才”，年少成名。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传诵“孔融让梨”的故事，说的就是他四岁的时候，每次和几个哥哥一块儿吃梨，他一贯挑最小的，大人问他何故，他说自己是小辈，理应吃小的。大人们都感到十分惊奇，由此传为美谈。成年后，孔融入仕，历任侍御史、司空掾、虎贲中郎将等职，后来得罪董卓，就被董卓“发配”到了黄巾军闹得最凶的地方——青州北海(治今山东寿光市东南)。

孔融这人，只适合做文学家和教育家，不适合从政，更不适合在乱世从政。

他到北海国六年，修城墙，办学校，举贤才，等等，都干得不错，另外口才也很好，平常开会讲话都是一套一套的。只可惜，他实干能力差，治不了贪官污吏，更不会打仗，所以完全保不了一方平安，先是被黄巾军的张饶打得“弃郡而去”，之后跑到都昌(今山东昌邑市西)，又被黄巾军的管亥团团围困。

眼看就快撑不住了，孔融猛然想起了刘备，就派麾下的神箭手太史慈，单人独骑突围而出，赶到平原国向刘备求援。刘备听说一代名士孔融居然知道他这号人物，还向他求救，顿时受宠若惊，忍不住道：“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三国志·太史慈传》)

这话说得有点掉价，不过却很真实，道出了世间草根渴望出人头地又难免自卑的普遍心声——天哪，名人居然知道我？太让人激动了!

激动完，刘备立刻发兵三千，随太史慈赶去救援。不料人还没到，黄巾军听说援军来了，便解围而去。结果，一仗没打，刘备便得到了“救人急难”的美名，从此刘备的招牌就在业界打响了。

陶谦之所以在危急时刻向他和田楷求援，也未尝不是因为这次驰援孔融的义举。

刘备带着关羽、张飞和数千人马到了徐州，陶谦十分感激，就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四千丹阳兵划到了他的麾下，让他和自己的部将曹豹一起驻扎在郯县东郊，以备随时策应。

这年夏天，曹操经过几个月的休整，恢复了战斗力，遂命荀彧和程昱留守大本营鄄城，然后再度出兵，二征徐州。他先是一口气连克五城，接着扫荡了琅琊郡(郡治襄贲，今山东临沂市)、东海郡(郡治郯县，今山东郯城县)，然后故伎重施，又一次屠杀了不少平民——用《三国志·武帝纪》的说法，就是“所过多所残戮”。

刘备和曹豹赶紧出兵截击，结果一战即溃，毫无招架之力。

这是刘备生平第一次与曹操交手，也是第一次领教曹操可怕的战斗力，从而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日后刘备还将一次又一次败给曹操，阴影面积也不断扩大，直到许多年后，与孙权联手打赢了赤壁之战，才算勉强扳回一局。

眼看曹操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连特意请来的帮手也被打得找不着北，陶谦大为恐慌，觉得还是保命要紧，于是打算逃回老家丹阳(治今安徽宣城市)。就在他收拾金银细软准备跑路时，突然传来一个令人十分意外的消息——曹操撤军了。

陶谦很蒙，但更多的还是庆幸。

他不知道曹操为什么会在这节骨眼儿上突然撤军了，可有一点他很确定——曹操一定会再来。

所以，必须把刘备派到前线去顶着，让他留在郯县这儿根本没用。虽然刘备明显不是曹操的对手，但好歹让他做个挡箭牌，不然这个雇佣兵就白请了。

随后，陶谦便非常殷勤地表荐刘备为豫州刺史，让他进驻小沛(今江苏沛县)。小沛位于豫州东北角的一个突出部上，正好挡在兖州和徐州之间。曹操若要三征徐州，就必须先打刘备。

刘备当然也知道陶谦的用意，可他非但没有抵触情绪，反而惊喜万分。

原因很简单，就是“豫州刺史”这个金光闪闪的头衔。

虽然眼下的豫州，大部分地盘都在别人手上，但无论如何也是堂堂刺史，名义上就是封疆大吏了啊!

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开始创业，掐指一算，到现在整整十年——从县尉起步，然后县丞、县令、国相，到刺史，相当于从一个小县城的公安局长干到了名誉省长，刘备感觉自己这个卑微的草根终于脱胎换骨，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

有了这么高的事业平台，老同学公孙瓒对刘备就不再有吸引力了。刘备随即给公孙瓒打了辞职报告，然后带着关羽、张飞等部众，意气风发地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

反曹同盟：陈宫和张邈的背叛

曹操之所以在即将拿下徐州的节骨眼上突然撤军，是因为后院起火了——吕布这个丧门星，早不来晚不来，居然在这时候打上门来了。

自从被赶出长安后，吕布就开启了漫无目的的流亡和跳槽之旅。

他先是跑到南阳投奔了袁术——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吕布觉得，当初董卓杀了袁隗满门，而他又杀了董卓，相当于是替他们老袁家报了仇，所以袁术理应厚待他。

可是，袁术根本不买他的账。

理由我们前文讲过，像吕布这种习惯拿老板的首级做进阶之礼的人，任何老板看到他都会害怕，更会犯恶心。虽然袁术自己的人品也好不到哪儿去，但他也厌恶吕布这种反复无常之人，所以就给他吃了个闭门羹。

吕布讨了个没趣，只好离开南阳，跑到河内去投靠了张杨。

这时候的张杨，跟南匈奴那个破落户于扶罗已经分道扬镳了，而原河内太守王匡，也早死于军阀混战之中。所以此时的河内，算是张杨的地盘。

但是，吕布在这里也只待了很短的时间。

因为李傕发布了悬赏令，满世界嚷嚷，要取他的项上人头。吕布担心自己被张杨给卖了，就又离开河内，北上投奔了袁绍。

恰好，一到袁绍的地盘上，就碰上袁绍跟黑山军的张燕打得不可开交。吕布就帮助袁绍，连战十多天，打得比较辛苦，算是纳了投名状。袁绍便收留了他。可是，没过多久，袁绍就感觉不对劲了。

因为吕布就不是个安分的人。虽然在人家的地盘上，可他从不拿自己当外人，时常纵容手下那帮骄兵悍将到处抢劫。

哪个老板受得了这个？再想想吕布之前干的那些烂事儿，袁绍的脸色就越发不好看了。

吕布自己也觉得待不下去，就主动提出要去洛阳。

洛阳自从被董卓一把火烧了之后，就几乎没了人烟，哪个军阀都不想去，算是一块无主之地。袁绍当然乐得打发这个丧门星，立刻以皇帝名义下达任命书(专业名词称为“承制”)，封吕布为司隶校尉。

别的军阀封官，还都举着一块“表荐”的遮羞布，这会儿袁绍连遮羞布都不要，赤裸裸地就“承制”了。

承制就承制，大家都懂的，吕布也不在乎这个。于是，大家好聚好散。袁绍很客气，还派了一队壮士给吕布送行。

送着送着，吕布心里就发毛了。因为这帮“壮士”看上去都不太面善，而且一送还送了老远，压根没有回去的意思。

吕布懂了，袁绍这不是要送他去洛阳，而是要送他去黄泉。

一天夜里，众人在野外扎营。壮士们约好了，决定当晚动手，干掉吕布。巧的是，吕布这天晚上好像很有雅兴，一直都在自己的帐篷里弹筝。壮士们耐着性子等到大半夜，听到琴声歇了，就冲进去一通乱砍，把帐幕和被子砍得稀巴烂，可点亮灯火一看，人早跑了，哪还有吕布的影子？

得到吕布逃走的消息，袁绍立刻撕掉假面，派出大队人马前去追杀，同时下令关闭城门，以防吕布杀个回马枪。

大队人马朝洛阳方向追了过去，却有意放慢速度，不敢追得太快，因为他们都怕打不过吕布。

就这样，吕布终于逃脱了袁绍的毒手。可是，天涯茫茫，他该往哪儿去呢？

站在半路上想了半天，吕布还是不知道能去投靠哪个老板，或者说还有哪个老板愿意收留他，最后实在没辙，只好又跑回河内去找张杨。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即便吕布这么差的人品，老天爷也还是给机会的。很快，一个天大的机会就掉到了吕布面前——有两个人主动来找他，要请他去当兖州牧。

这两个人，一个是曹操从小玩到大的铁哥们儿、陈留太守张邈，另一个是曹操帐下谋士、前不久让曹操当上兖州牧的陈宫。

是的，就是曹操最信任的这两个人，联手背叛了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张邈和陈宫之所以背叛曹操，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年轻的时候，张邈和曹操、袁绍都是非常要好的哥们儿，他们都崇尚游侠，追慕古人的尚武和侠义之风。然而，自从袁绍当上盟主之后，骄矜之色溢于言表，昔日的义气更是荡然无存。张邈看不惯，经常当面指责他，口气还很严厉，让袁大盟主很没面子。

袁绍因此怀恨在心，就暗中叫曹操杀了他。曹操当然不肯，说：“孟卓(张邈字)是兄弟，就算有不对的地方，也该包容。如今天下未定，怎能自相残杀？”

曹操是真的把张邈当兄弟，这话一点都不违心。比如他之前要去打陶谦，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就叮嘱家人说：“我要是回不来，你们就去投靠孟卓。”等到安全回来了，跟张邈见面，两个大男人忍不住都流了眼泪。

能把家人的性命相托付，可见曹操对张邈的信任之深。

然而，人心终究是隔着肚皮的。张邈对曹操本人没什么意见，可他还是担心有朝一日，曹操顶不住袁绍的压力，会对自己下手。毕竟现在曹操是兖州牧，而陈留郡归兖州管辖，所以张邈也算是曹操的下属。况且曹操眼下的实力比张邈强得多，假如曹操真的要杀他，张邈是无力抗拒的。

心里藏着这种疑虑和恐惧，一个人就很容易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而吕布的出现，又在客观上加剧了这种恐慌。

事情源于吕布从袁绍那儿逃出来后，路过陈留，跟张邈见面。两人不知道聊了些啥，临别时都很激动，据说还“把手共誓”了，就是拉着手一起发誓。至于发的什么誓，史书无载，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袁绍很快就听说了，顿时气得七窍生烟——这两人现在都是他的敌人，他们居然“把手共誓”，那能有什么好？

在袁绍看来，他们发的誓八成就是针对自己的。

不久，张邈也得知了袁绍暴跳如雷的事，心里越发恐惧，总怀疑曹操迟早会屈从于袁绍，把他给干掉。就在张邈神经最紧张、心理最脆弱的这个时候，陈宫的出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三国演义》里，陈宫之所以离开曹操，是因为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且毫无悔意，陈宫恨他是“狼心之徒”。而在正史中，陈宫之所以背叛曹操，同样也是因为曹操的残忍和嗜杀，只不过跟吕伯奢无关，而是因为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叫边让，兖州陈留人，也是当时的名士和大儒，与孔融齐名。他曾任九江太守，后辞官还乡，因看不惯曹操的为人，便多次放言讥讽。曹操一怒之下，就把边让和他的妻儿全都杀了。

此事引起了兖州士大夫的震恐，也引发了陈宫的义愤和不安。

据史书称，陈宫的性格是比较正直刚烈的，就这一点而言，《三国演义》写得倒是没错。所以，陈宫不免担心，以自己的性格，恐怕迟早会得罪曹操，步边让之后尘。

而有这个想法的人，远不止陈宫一个。比如同为曹操谋士的许汜、王楷，还有张邈的弟弟张超(时任广陵太守)等人。大伙经常聚在一块儿吐槽，自然越说越愤怒。恰在此时，曹操东征陶谦，兖州空虚，而四处跳槽无从落脚的吕布，也刚好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于是，陈宫等人一拍即合，决定拉张邈入伙，然后推吕布上位，大家齐心协力灭了曹操。

就这样，陈宫找到张邈，对他说：“如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你据有一郡之众，身处四战之地，抚剑四顾，足以成为人中豪杰，却反倒受制于人，岂不是没有出息？眼下大军东征，州内空虚，而吕布又是一位猛士，英勇善战，若暂且推举他，与他共分兖州，而后静观天下之变，这正是纵横捭阖之良机也。”

张邈被说服了，同意入伙，一个反曹同盟就此成立。

随后，陈宫便领着吕布偷偷地进入了兖州地界。

此时，替曹操留守大后方的谋士是荀彧和程昱，武将是夏侯惇。张邈派人到鄄城来见荀彧，堂而皇之地说，吕布将军来助曹使君(东汉时州牧、刺史的别称)攻打陶谦，赶紧准备粮草等一应军需。

所谓谋士，就是靠脑子吃饭的人，何况荀彧又是天才谋士，岂能被这种小伎俩蒙蔽？他立刻判断出，张邈和吕布来者不善，很可能要搞事，旋即命部众严密戒备，同时急召驻扎在濮阳的夏侯惇。

这时候的鄄城，形势可以说异常危急，不仅因为大军东征，留守的兵力十分薄弱，而且更要命的是，此刻鄄城中有数十名将领和官吏早已加入了陈宫他们的反曹同盟，正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拿下曹操的这座大本营。

危急时刻，考验的就是荀彧等人的忠心、定力和胆识了。

所幸，三个人都没有让曹操失望。夏侯惇连夜赶回鄄城后，便与荀彧和程昱联手，当天夜里就把那几十个叛徒全都揪了出来，并悉数砍了脑袋，鄄城的局势才算稳定下来。

可让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夏侯惇前脚刚离开濮阳，吕布和陈宫趁其空虚，后脚就把濮阳给占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这紧要关头，朝廷任命的一个名叫郭贡的豫州刺史，居然带着数万人马来到了鄄城城下。

又一个豫州刺史。这就是三国历史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豫州，肉眼可见的就有三个刺史——除了这位姓郭的，还有袁术任命的孙坚侄子孙贲，再有一个就是给陶谦当雇佣兵的刘备。

反正那年头，州牧刺史满天飞，若要问哪个是真的，只能用拳头说话。

此刻，郭贡突然兵临城下，很多人都猜测他是跟吕布一伙的，全城上下顿时人心惶惶。郭贡还点名让荀彧出城去见他。

见就见呗，荀彧二话不说，正要出城，被夏侯惇一把拦住了。夏侯惇说：“兖州现在由你镇守，出去必有危险，万万不可。”

荀彧却很淡定，说：“郭贡和张邈他们，向来没什么交情，现在来得这么急，必然还没打定主意。趁他还没想好，跟他聊聊，就算他不帮我们，至少让他保持中立。如果咱们先怀疑他是敌人，那他一怒之下，就真可能变成敌人了。”

荀彧随即出城，与郭贡见面。郭贡跟他聊了聊，见他神色从容，毫无惧意，知道鄄城一定防备甚严，恐怕没什么便宜可捞，就带兵走了。

虽然送走了这位不速之客，但兖州的局势却非常不乐观，因为陈宫之前的地下工作做得十分扎实，反曹同盟人数众多，所以吕布一到，大部分郡县就都倒戈易帜了。荀彧他们放眼一看，心都凉透了——短短几天时间，整个兖州，就只剩下鄄城、范县(今山东梁山县)、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三座城池还插着曹操的旗子。

这无疑是曹操自起兵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而此时此刻，曹操还在快马加鞭往回赶的路上。荀彧他们若保不住这最后三城，等曹操回来，见到的就是一个满地遍插“吕”字旗的兖州了……

兖州争夺战：吕布与曹操的较量

正当鄄城人心惶惶时，荀彧抓获了吕布那边的一个舌头，那人供出了一条重要情报：不日，陈宫将带兵袭取东阿，吕布部将氾嶷将谋取范县，最糟糕的是，吕布已经绑架了范县县令靳允的老母和妻儿，想逼他投降，兵不血刃拿下范县。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鄄城的官员百姓更是一片恐慌。

如果东阿和范县再沦陷的话，剩下鄄城一座孤城，“曹”字旗又能打多久？

十万火急之际，荀彧拍了拍程昱的肩膀：老兄，该你上场了。

因为程昱就是东阿人，自然责无旁贷——如果连自己的老家都守不住，那他也没脸在曹操手底下混了。

程昱随即赶回东阿，然后半道上特意去见了范县的靳允，先是就他家人被绑一事安慰了一番，紧接着便转入正题，说如今天下大乱，英雄并起，必有一位命世之才最终安定天下，所以智者要选择明主。言下之意，这位命世之才和明主当然就是曹操了。

然后，程昱又分析了一下当前的形势，说吕布和陈宫现在看上去很强大，可你瞧瞧吕布那种人品，简单粗暴，刚愎自用，对下属没爱心，对领导不尊重，纯属一介莽夫。陈宫他们只是利用他而已，迟早得散伙，必定不能成事。

最后，程昱把话题转回到曹操身上，说曹使君的雄才大略世上少有，乃上天所赐，跟着这样的老板才有前途。你只管安心守住范县，我去守东阿，咱们一起立功。千万不要违背忠义，被吕布那恶棍挟持，到时候不但娘亲和家人保不住，连你自己也得搭进去。

一番话说得靳允热血沸腾。他流下两行热泪，向程昱保证，绝不敢有二心。

这就是谋士的魅力——有时候一条三寸不烂之舌，抵得过千军万马。

此时，吕布派出的部将氾嶷已经身在范县，正等着跟靳允谈判，让他用城池换家人。靳允随即约他见面，却设下伏兵，将其砍杀，然后集结部众，固守城池。

在忠孝难以两全的情况下，靳允为了成全对曹操的忠义，牺牲了自己的母亲和妻儿。这种事情显然是违背人性的，即使是在推崇忠义的古代，也很难得到多数人的谅解。

然而，这就是乱世之人的命运——有时候你根本没法选，或者不管怎么选都是错的。

假如靳允为了保全家人，选择背叛曹操、投降吕布，那么不久之后，随着吕布的败亡，靳允及其家人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套用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我们不曾经历那种乱世，更没有被置于那种两难绝境之中，所以对靳允做任何批判，可能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在此，除了为靳允和他的家人一洒同情之泪，我们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程昱赶回东阿后，立刻着手布防，并派出一支骑兵封锁了仓亭津(今山东阳谷县北古黄河渡口)。等陈宫率部抵达时，已经无法渡河。

就这样，程昱以一人之力，保住了两座城池。不久，曹操终于回师，激动地握住程昱的手，感慨道：“若不是你拼尽全力，我就无家可归了。”

差不多在曹操回师之时，吕布发兵进攻鄄城，难以攻克，只好又缩回濮阳。

稍事休整后，曹操于这一年秋天开始反攻，亲自率军夜袭濮阳，攻破了吕布在城西的一座军营。凌晨时分，吕布出城迎击，双方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

这场战斗打得十分惨烈，从清晨一直厮杀到黄昏。双方来回拉锯，鏖战了数十会合，依然不分胜负。吕布亲自冲锋陷阵，居然有越战越勇之势。曹操见状，立刻在阵前招募敢死队。麾下悍将典韦挺身而出，愿率敢死队上阵。

此时，吕布军万箭齐发，矢如雨下。典韦连眼都不眨，迎着箭雨冲了上去，对左右的敢死队员说：“等敌人冲到面前十步时，告诉我。”然后竟然转过了身，很嚣张地以自己的虎背朝着敌军。

片刻后，手下大喊：“十步了。”

典韦动也不动，道：“五步时告诉我。”

手下大惊失色，连声大喊：“到面前了!”

典韦这才大喝一声，手持十几支铁戟，奋身冲入敌阵，以戟掷敌——每一支铁戟掷出，必有一人应声倒地，转眼便毙敌十余人。吕布的部众也是百战之兵，虽然见过勇猛的，但愣是没见过这种不要命的，无不被他的气势所震慑，吓得纷纷退却。

这时，夜幕已然降临，再打下去未必会有胜算，曹操只能收手，下令部队撤离战场。

此役过后，曹操马上擢升典韦为都尉(相当于侍卫长)，命他统率亲兵，专门负责自己的安全保卫工作。

之后的濮阳一战，让曹操见识了吕布的厉害之处。

吕布做人虽然不地道，但打仗却是一把好手。曹操寻思跟他硬拼不是办法，于是想要智取。兖州毕竟是曹操的地盘，要在背地里搞点小动作，还是办得到的。

随后，曹操就暗中联络了濮阳城内一个姓田的豪强，跟他制订了一个里应外合的行动计划。到了行动时间，曹操率部埋伏在东门外，而田氏也如约干掉了守门士兵，打开了城门。

曹军一拥而入。曹操以为这次必能得手，脑子一热，就命部众放火焚烧城门，以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

眼下濮阳另外三个城门都还在吕布手里，只有这东门是曹操唯一的退路，他现在把门烧了，等于是在告诉吕布——老子今天一定要拿下濮阳!

但是，一个人太自信了，有时候就会忘记“玩火自焚”这四个字怎么写。曹操刚把东门点着，人家吕布就打过来了。曹操赶紧迎战，结果……被打败了。

打败了就赶紧逃呗。可是，无路可逃，因为唯一的逃生出口刚刚被他自己一把火点了，现在火势正旺呢。曹操傻眼了，骑着马左冲右突，然后就跟部众跑散了。

跑散了还不要紧，关键是迎面居然杀来了一队敌军骑兵。

曹操想跑也来不及了，被逮了个正着。眼看日后的三国第一枭雄、堂堂的魏武帝就要跟孙坚一样壮志未酬身先死了，可就在这时，对方竟然朝他吼了一声：“曹操何在？”

啊？原来你们不认识我。

对自己的相貌，曹操向来是不大自信的，但他万万没料到，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刻，“其貌不扬”这个缺点竟然成了自己的保命符。假如曹操长得跟袁绍一样帅，吕布的骑兵断然不会认不出他。正因为他的长相太过普通，所以就被当成了普通人。

听对方这么一吼，曹操赶紧指着某个方向说：“快看，那边那个骑黄马的便是曹操。”

这些不长眼的敌人就这么追了过去，把已经到手的大鱼生生给放回了水里。

曹操死里逃生，再也不管东门的大火烧得多旺，硬着头皮冲进火海，然后万分侥幸地逃了出来。

估计往火里这么一冲，头发胡子肯定被烧了不少，可好歹性命是保住了。

回到大营后，惊魂甫定的曹操立刻下令制造攻城器械，这口恶气他非出不可!

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曹军围着濮阳猛攻了一百多天，却始终无法将其攻克。战事就此陷入胶着状态。紧接着，濮阳及附近地区又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蝗灾。一时饥荒四起，老百姓自己都没饭吃了，更不可能拿出粮草去供应这两支杀红了眼的军队。

这一年冬天，双方都揭不开锅了。曹操只好率部撤回鄄城，吕布也不得不放弃濮阳，进驻东面的山阳郡(治今山东金乡县西北)。

见曹操处境困难，冀州的袁绍就给他抛出了橄榄枝，让他举家搬到河北的邺城(冀州治所，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其实就是想收编他。曹操眼看兖州大部分还在吕布手上，而蝗灾又闹得厉害，粮食越发紧张，就动了心思，准备答应袁绍。

要是真去了，就意味着曹操创业失败，只好去给袁绍打工了。

见老板竟然要关门歇业，程昱赶紧劝阻，说：“我一向以为将军是临危不惧之人，没想到竟然不是!为何思虑如此不周呢？袁绍虽有吞并天下之心，但脑子不太好使，谋略也不高明，将军自问，能长久在他之下吗？将军以龙虎之威，岂可步韩信、彭越(二人均为汉初名将、开国功臣，后皆以谋反罪名被杀)之后尘？如今兖州虽然残破，但我们手上还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再加上荀彧和我，众人齐心协力，霸王之业可成也!愿将军三思。”

曹操深以为然，这才打消了投靠袁绍的念头。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春，曹操和吕布歇了一个冬天，缓过劲来了，再度开战。

双方战于定陶(今山东定陶县)城外，吕布败，撤回城中固守。

曹操吸取上次的教训，不再强攻吕布，而是回师收复了部分郡县，之后又休整了一段时间，才转攻吕布部将薛兰、李封屯驻的巨野(今山东巨野县)。吕布率军前来援救。曹操却不慌不忙，围点打援，两线作战，结果大获全胜，不仅击退了吕布，还攻克了巨野。

曹操斩杀了薛、李二人，随后进驻乘氏(今山东巨野县西南)，威逼定陶。

此处已经接近徐州地界，曹操想起前一年两度东征却被迫回师的事，忍不住又打起了徐州的主意。

不过，此时曹操想打徐州，已经与复仇无关，而是纯粹为了地盘。

因为陶谦死了。现在的徐州老大，不是别人，正是当初的雇佣兵——刘备。

陶谦死于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冬天，临终时，给他的副手、徐州别驾糜竺留下遗言：“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三国志·先主传》)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陶谦对刘备之前在平原国的政绩，自然是早有耳闻，知道他一向折节下士、勤政爱民，所以把徐州托付给刘备，也算是以大局为重。

陶谦此举，属于比较典型的让贤。当然，前提是他自己要撒手人寰了，否则刘备的口碑再好，再有仁义之名，他肯定也是不会让的。

就这样，糜竺带着陶谦的遗命，率领州里的一批官员前往小沛迎接刘备。

听他们把事情一说，刘备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本来有名无实的“豫州刺史”已经够让他惊喜了，没想到一年时间还不到，天上就又掉下来一个货真价实的“徐州牧”——幸福来得太突然，简直让他措手不及。

出于谨慎和官场惯例，刘备连连摇头，不敢答应，说：“袁术近在寿春，且袁氏一门四世三公，海内归心，你们还是把徐州交给他吧。”

与糜竺同来的官员陈登一听就急了，说：“袁术骄奢淫逸，不是能平定乱世的人。如今我们献上步骑十万，上可以救世济民，下可以割据自保，你若是不答应，我们也绝不会把徐州让给袁术。”

北海相孔融这回也一起来了，一听刘备提起袁术，便冷哼一声，道：“袁术那种人，岂能为了国家而不顾自身？还有那什么‘四世三公’，不过冢中枯骨而已，何足挂齿!今日之事，乃民心所向，上天赐给你的你不要，到时候后悔可来不及了。”

刘备哪是不要？他是被幸福撞了一下腰，感觉脑子有些飘，一时反应不过来而已。听了众人的劝说，尤其是孔融那句“冢中枯骨”，实在是一句顶一万句，相当有力道，顿时就把草根刘备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一扫而空了。

于是，刘备压抑住心中的喜悦，用他那一贯“喜怒不形于色”的沉稳表情看了众人一眼，然后才点了点头，同意接任徐州牧。

至此，刘备终于从一介草根熬成了实打实的封疆大吏。不，更准确地说，是熬成了实打实的一方诸侯——有钱、有粮、有人马、有地盘。在此后的三国业界，刘备也算是一个数得着的人物了，你或许可以打败他，但你绝不能无视他。

就比如后来的曹操，可以分分钟把刘备打得满世界乱跑，但打心眼里从没小瞧过他。

当然，此刻的曹操尚未对刘备这号人物有什么印象。在他看来，徐州就应该是他的，不管是之前姓陶还是现在姓刘，总之它必须姓曹!

正当曹操蠢蠢欲动打算三征徐州的时候，荀彧及时劝阻了他。

荀彧为此说了一段很长的话，在历史上也颇为有名，总结其中心思想，就是一句话——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所谓根本，指的当然就是兖州了。荀彧以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为例，说他们之所以最终平定天下，就在于“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所以“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而眼下吕布未破、兖州未定，若急于东进，万一打不下徐州，将失去退路。何况陶谦虽死，徐州也不见得好打。为了说明这一点，荀彧顺便婉转地批评了一下曹操此前的屠城之举。他说，徐州子弟念及父兄被杀之仇，必人人死守，不肯投降，即便攻下了城池，也得不到民心。

因此，归根结底一句话：徐州不能打，至少暂时不能打。

曹操想了想，最后听取了荀彧的意见，决定还是先摆平吕布再说。

不久，吕布就与陈宫联兵，率一万余人打过来了。这一次，吕布的时机掐得很准，而曹操的预警系统则出现了严重的纰漏。

吕布选择的这个出战时机，正是春麦成熟的季节。而曹操此前已初步开展屯田，部众这时候都到地里收割麦子去了，大营只剩下不到一千人的留守部队。此外，理应布置的外围岗哨也不知出了什么问题，直到吕布的大军长驱直入，进抵营寨，曹操才知道敌人来了。

万分危急之时，曹操超强的应变能力再次发挥了威力。

当时，曹营西边有一条大堤，堤坝后面树木幽深。曹操利用这个地形，把一半兵力埋伏在树林中，另一半兵力在堤前列阵。吕布来到，一看曹军兵力如此薄弱，立刻发起攻击。双方接战后，大堤后面的伏兵突然杀出，吕布的部众不知虚实，以为对方既然早有埋伏，兵力肯定不少，于是仓皇退却。

两军交战，兵力固然重要，但士气更为重要。一旦军心不稳，阵脚松动，那么兵力越多反而越容易引起混乱。吕布现在就陷入了这样的混乱，于是一万多人就这样被不到一千人打败了。

吕布和陈宫慌忙撤退。曹操率部紧追，一直追到了吕布的大营，并将其攻破。吕布连夜逃回定陶，曹操乘胜而进，竟然一举就把定陶攻克了。

战争从来都是变幻莫测、难以预料的。曹操绝对没想到，去年秋天他对濮阳志在必得，可整整围攻了一百多天却徒劳无功，如今被吕布偷袭，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最后不但反击得手，而且连战连捷，一不留神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随后，曹操分兵前往那些沦陷的郡县，一一将其收复。被吕布折腾了一年之后，兖州终归还是回到了曹操手上。

而吕布丢了定陶，在兖州便再无立足之地了。

天涯茫茫，总是找不到归宿的吕布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与之前不同的是，这回他的身边多出了两个难兄难弟：陈宫和张邈。

徐州与兖州距离很近。所以，吕布选择徐州，去投奔刘备。也就是说，堪称“史上最危险员工”的吕布，又一次选择了一个新的老板。

此时，刚刚当上徐州牧还没几天的刘备并不知道，曾经降临到丁原和董卓头上的命运，很快也将降临到他的头上……

第五章 挟天子以令诸侯

傀儡天子的流亡之路

长安那伙流氓军阀赶走吕布、杀了王允后，朝廷就成了他们的掌中之物。李傕自命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假节，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张济为骠骑将军。四人皆封侯。李傕、郭汜、樊稠在长安共掌朝政，张济出镇弘农(治今河南灵宝市东北)，防备关东诸侯。

见李傕等人赢得钵满盆满，凉州那边有两个军阀顿时心痒难耐，也赶紧跑了过来，准备捞点油水。

这两个人，一个是此前与边章一起作乱，后来因内讧杀了边章的韩遂；还有一个，是韩遂的新搭档，即日后蜀汉名将马超之父——马腾。

马腾，字寿成，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兴平市东北)人，据说祖上是东汉开国功臣、伏波将军马援。马腾是典型的西北汉子，身材魁梧，年少时家中贫困，以砍柴为生。稍长从军，因讨伐羌人叛乱有功，历任军司马、偏将军等职。中平年间，天下渐乱，马腾便与韩遂等人纵兵叛乱，在关中肆意劫掠。

董卓把持朝政后，将二人招安。随后董卓入关，就邀二人前来长安，共同对付关东诸侯。两人也想依傍董卓，可又不想被他当枪使，所以就磨磨蹭蹭，都一年了也没来。直到董卓被诛，李傕等人兵变成功，他们才本着利益均沾、见者有份的原则，一口气跑到了长安。

李傕也知道，不给点好处这两个家伙是不会走的，于是就封韩遂为镇西将军，让他回去驻守金城(今甘肃兰州市)；封马腾为征西将军，让他驻守郿县(今陕西眉县)，这才把他们打发了。

可是，没过多久，马腾就又不安分了，私底下有事求李傕。李傕不搭理他，马腾大怒，立即发兵，气势汹汹往长安而来。小皇帝刘协一看又要打仗了，连忙派使者去说和，可马腾根本不买小皇帝的账。

这时，韩遂也跑来凑热闹，名义上说要劝马腾和李傕和解，其实就是来帮马腾打架的。

眼瞅着这帮军阀起了内讧，几个仍忠于汉室的朝臣觉得时机来了，就暗中联络马腾，准备与他里应外合，除掉李傕等人。

这几个朝臣就是谏议大夫种邵、侍中马宇、左中郎将刘范。

马腾和韩遂见朝中有人充当内应，底气更足，马上率兵进抵长平观(今陕西泾阳县西南)。此处距长安已近在咫尺。

就在这紧要关头，种邵等人的密谋泄露，遂慌忙出逃，亡奔扶风郡的槐里县(今陕西兴平市)。李傕摆平了内鬼，便命侄子李利和樊稠、郭汜一同出战，进攻马腾和韩遂。马、韩不敌，只好逃回凉州。稍后，樊稠等人又进攻槐里县，轻而易举就攻破了城池，将种邵等三人全部斩杀。

为了不跟马、韩二人结怨，以免他们又来骚扰，李傕随后做出姿态，以皇帝名义下诏，赦免了两人的叛乱之罪，又挖空心思地杜撰了两个头衔：封马腾为安狄将军，韩遂为安降将军。

估计除了这两个新头衔，相关待遇也有提升，所以马腾和韩遂就此消停了。只是，忠于汉室的种邵等人白白赔上了性命，在军阀恶斗的滚滚浊浪中，连一点小水花都没翻起来。其实，就算他们得手了，帮马腾战胜了李傕，结果又能如何呢？恐怕也只是换一个绑匪而已。献帝刘协作为人质的命运，注定不会有丝毫改变。

虽然赶走了马腾和韩遂，但李傕等人绝非铁板一块。

事实上，自从把持朝政之后，他们之间的争权夺利就开始了，好几次险些爆发流血冲突。之所以还能压得住火，首先是因为贾诩一直从中弥缝，力劝他们要识大体、顾大局，其次是外面还有马腾和韩遂的威胁，故而李傕等人虽然内斗不止，但基本上还算一致对外。

可是现在，来自马腾和韩遂的威胁解除了，所以李傕等人的冲突立刻升级，很快就从明争暗斗发展到了自相残杀。

导火索是李傕的侄子李利。

之前，李利随樊稠一起攻打马腾和韩遂，仗着是李傕的侄子，出工不出力，对樊稠这个顶头上司也很不尊重。樊稠就骂他，说：“你知道吗，很多人都想砍了你叔叔的脑袋，你还仗什么势？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李利怀恨在心，就开始找樊稠的把柄，结果还真被他找着了。事情发生在樊稠打败马、韩二人后，追击到了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韩遂派人给樊稠传话，说咱俩是凉州老乡，本无私人恩怨，打仗是出于公事，现在我要走了，咱们还是见个面、话个别吧。

于是，两人便屏退随从，约了个地方单独见面。说什么没人知道，反正就是手拉手聊了好一阵子，然后才依依惜别。(《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三》：“交臂相加，共语良久而别。”)

而这一幕，当然被李利尽收眼底。一回长安，他便迫不及待地跟李傕打了小报告。李傕顿时大为警觉。稍后，樊稠又提出要去打关东诸侯，要求李傕给他增加兵力。李傕越发料定樊稠要反，遂起了杀心。

数日后，李傕通知樊稠来开会，然后就在会议上当众杀了他。

樊稠一死，这帮军阀就越发相互猜忌了。郭汜的老婆就跟他说，“一栖不两雄”，即一个鸡窝里容不下两只好斗的公鸡，劝他别太相信李傕。有一天，李傕宴请郭汜，郭汜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后感觉不适，怀疑是被李傕下毒，情急之下赶紧喝了一大碗粪汁。

这粪汁，可不是什么解药，真的就是粪便的汁液，目的就是催吐。结果，郭汜的确吐了，只是吐得肠子都快出来了。

次日，恼羞成怒的郭汜立刻发兵攻打李傕，双方旋即在长安城内展开混战。

可怜的小皇帝刘协赶紧又出面劝和，却再度被当成了耳旁风。郭汜杀红了眼，就想把刘协劫持到他的军营，不料有个手下叛变，跑去跟李傕告了密。结果，李傕就抢先劫持了天子和百官，然后把宫中的金银珠宝搜刮一空，最后一把火把皇宫和官署都给烧了，还殃及了附近的一大片民宅。

刘协欲哭无泪，只好派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等一大帮朝臣去找郭汜，力劝他们和解。这些大臣中，就有当初平定黄巾之乱的功臣朱儁，时任大司农。郭汜一看大臣们自动送上门，二话不说就把他们给扣了。

你劫持天子，我就劫持百官，看谁斗得过谁!

朱儁一生为官，哪里碰到过如此荒诞的事情？顿时急怒攻心，当天就去世了。可怜这位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平定黄巾的赫赫功臣，最后竟然死得如此不值。

就这样，李傕和郭汜这两个毫无底线的流氓军阀，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二月开始混战，一直打到六月，双方共战死了一万多人，却丝毫没有停手的迹象。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争并非发生在一般的战场，如山野、平原等无人之处，而是在昔日的西汉帝京长安城内。所以，最遭殃的，当然就是城里的百姓了。祸不单行的是，这一年的长安，恰好又碰上天灾，粮食歉收，饥饿难忍的百姓只好人吃人——大人吃小孩，男人吃女人，凶狠的吃老实的，青壮的吃老弱的。

据史料记载，董卓被杀时，长安城尚有数十万户百姓，但在经历了一连串战乱和饥荒之后，“二年间，民相食略尽”(《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三》)。

这年六月，李傕的部将杨奉，跟他生了嫌隙，想要刺杀他，结果事情泄露，便率部投奔了郭汜，于是李傕的势力相对削弱了一些。

不久，驻守弘农的张济赶回长安，打算调解李、郭二人，并将小皇帝刘协迎往弘农，貌似很忠心，其实真正的动机，无非也是想过一把绑架天子的瘾。

李傕之前从凉州请了一帮羌人和胡人来当雇佣兵，承诺送给他们宫女，然后这帮人就跑到刘协住的地方闹事，索要宫女。刘协彷徨无计，只好求助于贾诩。贾诩遂设宴款待羌胡头领，许诺给他们封侯和大量赏赐。羌胡头领这才引兵而去。

李傕本来还不答应和解，现在雇佣兵一走，势力更弱，只能同意，然后跟郭汜交换了女儿，互为人质。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七月，刘协和百官终于离开长安，在张济、杨奉、董承等人的护送下，踏上了东归之路。

从初平元年被董卓劫持到长安，一晃五年过去了，刘协也从一个九岁的孩子，变成了十四岁的少年。然而，人质的身份始终没有改变，只是绑匪换了一茬又一茬；悲剧命运同样没有改变，只是流亡之路变了一个方向。

长安这个地方已经待不下去了，所以李傕也只能离开，进驻池阳(今陕西泾阳县)。而郭汜仍不死心，追上天子车驾，打算劫持刘协前往高陵(今陕西高陵县)。刘协愤而以绝食相抗，整整一天水米未进，郭汜才悻悻作罢。

十月，刘协一行抵达华阴(今陕西华阴市)，当地军阀段煨很是殷勤，赶紧奉上粮食衣物等，然后郑重邀请天子前往他的军营。

此刻的刘协，很像《西游记》里的唐僧，不仅一路上要碰到无数妖魔鬼怪，而且每个妖魔鬼怪都试图绑架他。这个可怜的傀儡天子，其实手上一丁点权力都没有，但这并不妨碍军阀们打他的主意，因为他们都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利益和价值所在。

见半路上杀出个劫道的，杨奉、董承等人当然不干，旋即跟段煨打了起来。双方一打就是十多天，却难分胜负。刘协赶紧又派人劝架，双方这才罢手。

可是，谁也没想到，这边刚把战乱平息，身后那两个大流氓——李傕和郭汜便又打过来了。

自从刘协一走，李、郭二人就总觉得人生当中少了点什么，心里空落落的，后来总算想明白了——他们离不开刘协。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爱上了刘协，而是“权力的毒瘾”发作了。在这个世界上，对很多人来讲，最类似于毒瘾的，恐怕就是“权力瘾”了。从没掌握过权力的人倒也罢了，只要曾经大权在握，那么一旦权力离手，对这些人而言就无异于丢了半条命，所以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把权力再抢回来。

于是，李傕和郭汜这对冤家在这一点上又找到了共同语言，便又携手踏上了追赶天子的征程。

可笑的是，杨奉、董承刚刚跟段煨罢战，回头就又跟张济发生了冲突。张济一怒，索性又跑去跟李傕、郭汜合伙，然后掉转枪口一起对付杨奉和董承。

世界上最善变的是什么？

不是天气，也不是人心，而是东汉末年这帮反复无常、行为乖张的流氓军阀。看他们分分合合、打打闹闹，你不会觉得是在看严肃的历史，而是在看一档胡编乱造、雷死人不偿命的劣质肥皂剧。

十一月初，刘协一行走到弘农，李傕、郭汜和张济就追上来了，杨奉和董承连忙回头应战，结果被打得大败，百官和士卒死了大半，连皇室的御用物品如玉玺、符节、典籍等，也全都弄丢了。

数日后，刘协一行逃到曹阳(今河南灵宝市东北)，露宿在黄河南岸的荒野上。董承和杨奉自知兵力薄弱，难以抵挡，便一边派人去找李傕他们，假意求和，拖延时间，一边派密使渡过黄河，向昔日的黄巾白波军首领李乐、韩暹、胡才等人(均已招安)求援。

抢天子这种好事，李乐等人当然不会错过，立刻带上数千骑兵，渡河南下，与杨奉、董承联手，对李傕等人发动攻击，大破之，斩首数千。

这回，刘协又有了新的保镖，或者说又落入了新的绑匪手中，然后急急忙忙继续东行。李傕等人不甘失败，再度追了上来，又打了一仗。这一仗，死的人比弘农那一仗还多，光禄勋邓渊等一批大臣被杀，司徒赵温等人被俘。李傕本打算杀了赵温等人，因贾诩劝阻才作罢。

李乐、董承等人带着刘协跑到陕县，结营固守。李傕等人追至，将军营包围。这时，负责护卫天子的羽林军只剩下不到一百人，李乐的部众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李乐无奈，打算带刘协乘船，顺黄河东下，到洛阳附近的孟津登岸。太尉杨彪则认为，黄河风高浪急，这么做太危险，还是先渡河，到北岸再做打算。

于是这天深夜，李乐找到一艘船只，带着刘协等人仓皇登船。百官、士兵、宫女等人争相上船，秩序大乱，很多人甚至跳进水里，扒着船舷要爬上来。董承和李乐挥戈乱砍，霎时，船上出现了一幕惨烈的奇观，用《资治通鉴》的话说，就是“手指于舟中可掬”。

什么意思？就是很多人扒着船舷要上来，用刀一砍，手指头纷纷掉在船上，所以随便用手一捧，都可以捧起一堆断掉的手指头。

混乱过后，最终上船的，除了董承、李乐等人，也不过是天子刘协、皇后伏寿、太尉杨彪等几十人而已。剩下的大多数官员、宫女和士卒，就只能被无情地扔在岸上等死了。时值深冬，很多人就这样被活活冻毙。稍后，李傕追至，那些侥幸没冻死的，也都被一一砍杀了。有个当初与王允一起谋划刺杀董卓的朝臣，事后躲过了李傕的清洗，但这次却没能躲过，终究还是死在了李傕手上。

这个人就是士孙瑞，之前的职务是仆射，临死前的官职是卫尉。

如此乱世，又陪着这位倒霉天子遭逢如此厄运，死时还能留下姓名，被后人所知，或许已经是一种幸运了——至少相对于那天夜里，被扔在黄河岸边的无数具尸体而言。

经过惊魂一夜，刘协一行终于登上黄河北岸，来到了李乐位于大阳(今山西平陆县)的军营。此时的河内太守是张杨，正驻扎在野王(今河南沁阳市)，听到消息，立刻带上数千人，背着粮秣来给落难的皇帝进贡。

十二月初，刘协坐着牛车前往河东郡的治所安邑(今山西夏县)。河东太守王邑献上绢帛布匹。刘协将其赏赐给太尉杨彪等人，以示对他们这一路护驾的慰劳。当然，对于其他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刘协更是得有所表示。

可眼下的刘协穷得叮当响，真金白银断然拿不出来，唯一拿得出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就只有朝廷的官爵了。

于是，张杨、王邑、李乐、胡才等人，全都加官进爵。由于索要官爵的军阀太多，刻印都来不及，只好拿铁锥在空白官印上随便凿几下，反正拿出去能唬人就行了。

王邑献完绢帛、换取了官爵后，对天子的态度立马冷淡了，连座像样的房子都没安排，只给了几间门户残缺的破屋子。刘协没办法，也只能将就，反正别像李傕、郭汜那样穷凶极恶，他就谢天谢地了。

条件虽然简陋不堪，但朝廷总得有个朝廷的样儿，刘协还是会与杨彪等人举行朝会。由于门户无法完全关闭，所以每当君臣开会的时候，就会有一帮大兵挤在外面的篱笆上围观，还推推搡搡，不时爆出一阵哄笑。

这也许是史上“透明度”最高、最没有威仪和尊严的朝会了。不过，对于劫后余生的刘协和杨彪等君臣来说，能有个地方栖身已是万幸了，哪还敢去想“尊严”这种奢侈品？

眼下，生存是唯一的刚需，其他都是后话。

勉强安顿下来后，刘协派人去跟李傕、郭汜和解。李、郭二人虽心有不甘，但毕竟鞭长莫及，也无从折腾了，这才把此前俘虏的一批大臣和宫女给放了回来，同时交还了一些御用物品和衣服。

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吃饭的嘴。一大堆人放回来，粮食立马就不够吃了，于是很多官员和宫女只好到地里去摘些菜叶和野果，勉强糊口。

不久，上回殷勤献粮的张杨又来了，不过这回却是空手而来，什么都没带。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把天子接到洛阳去。李乐、杨奉等人一听就不乐意了。在他们看来，天子是他们拼着老命抢回来的，你张杨献了几袋米就想把天子弄走，想得倒美，门儿都没有!

张杨碰了一鼻子灰，只好阴着脸走了。

可想而知，他并不会就此作罢。因为他是军阀，而只要是军阀，骨子里就跟李傕、郭汜那帮人没啥两样——谁都想把天子攥在手中，然后号令天下诸侯。

因此，对刘协而言，这个名叫安邑的地方，就绝不是他流亡之路的终点。甚至，曾经的帝都洛阳也不是。

他真正的终点，在一个叫许都的地方，眼下的名字还叫许县。

战幽州：公孙瓒的崛起与衰落

公孙瓒与袁绍假惺惺地和亲之后，就暂时息兵罢战了。可是，这头刚刚挂起免战牌，另一头马上就有人给公孙瓒下了战书。

这个人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幽州牧刘虞。

前文说过，刘虞跟公孙瓒积怨已久，彼此都看对方很不顺眼。所以，当公孙瓒与袁绍大打出手的时候，刘虞便屡屡命他停战，可公孙瓒却充耳不闻，照打不误。刘虞身为领导，岂能容忍下属一再无视他？于是减少了他的粮秣供应，想给他点教训。

没粮怎么打仗？公孙瓒大怒，就放纵士兵从老百姓那儿抢粮。刘虞一向爱民如子，见公孙瓒如此变本加厉，气得一状告到了朝廷那里，历数公孙瓒的暴虐之罪。公孙瓒得知后，就针尖对麦芒，也奏了一本，指控刘虞克扣军饷。

远在长安的流亡朝廷本身就乱得一塌糊涂，谁还管得了地方军阀的这些破事儿？所以奏章呈上都如泥牛入海，一点回音都没有。

当然，刘虞和公孙瓒也没指望朝廷来主持公道，这么干无非是找个渠道发泄而已。反正走到这一步，双方的矛盾就彻底公开化了。公孙瓒索性连蓟县(幽州治所，今北京市)都不回去，自己在蓟县东南方修筑了一座小城，摆明了就是炒领导鱿鱼，自立山头了。

刘虞强忍怒火，多次叫他来蓟县开会，打算把事情摊开，大家有什么话当面说明白。可公孙瓒愣是不接招，每次都托病不去。

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冬，刘虞忍无可忍，终于发飙。他一口气集结了十万大军，准备一举讨平公孙瓒，给幽州各级官员来个警钟长鸣，让他们看看不尊重领导的下场。

当时，公孙瓒的部队都在外地驻防，除了少量守城部队，身边只有他的亲兵卫队白马义从，仅有区区数百人，怎么干得过人家十万大军？

事发突然，要召回部队根本来不及，公孙瓒这回真慌了，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他不敢从城门跑，怕被人家十万大军一人一口唾沫给淹死，便想在东边的城墙上凿个洞，偷偷溜出去。可是，这边墙还没凿开，刘虞就开始攻城了。

然而，刘虞不攻城还不要紧，一下令攻城，他自己的破绽就暴露无遗了。

因为刘虞一向有仁政的美名，他可不想被公孙瓒败坏了“爱护百姓”的人设，所以就给部众下令：不许伤害无辜，只杀公孙瓒一人足矣。

部众们傻眼了：公孙瓒又不是草垛子，摆在城头上让我们去砍，你要杀他不得先攻城吗？要攻城不就得先杀守城的人吗？你领导下这种不着调的命令，让我们怎么执行？

这还没完。刘虞还特意叮嘱大家：要爱护百姓的房子，不准纵火。

部众们一听，心里估计都在骂人了：敢问刘大领导，咱们到底是来打仗的，还是来演习的？打仗不就是杀人放火吗？不准杀人不准放火，那还打个什么劲？!

除了刘虞本身的命令极不靠谱，他手底下这十万大军也纯粹是一帮乌合之众。因为刘虞是地道的文官，从来不会治军，他的部众向来军纪松散，而且缺乏训练。现在一下子把他们拉出来打仗，人人都跟无头苍蝇似的，加上他那“不准杀人放火”的奇葩命令，这城能攻下来才怪了。

所以，十万人乱哄哄地围着城池打了半天，攻势却十分疲软，没有丝毫战果。

公孙瓒是身经百战之人，一下就看出了刘虞的问题所在。所以，墙也不用凿了，人也不用跑了，就咱这几百号白马义从的兄弟，足以把刘虞那十万大军干得满地找牙!

随后，公孙瓒率领这数百骑冲出城门，径直杀进了刘虞的大军中。

我们说过，打仗不是靠人多，而是靠士气，当然也靠作战经验。如果一无士气二无经验，那么人越多反而越容易混乱，也会败得越惨。公孙瓒杀入敌阵后，因风纵火，左冲右突，一下就把对方的阵脚全打乱了。

于是，十万大军瞬间溃散，光是自相践踏就不知踩死了多少人。刘虞带着属下官员仓皇逃窜，到蓟县接了自己的妻儿，然后亡奔北边的居庸(今北京延庆县)。公孙瓒率部追至，猛攻三天，将城池攻陷，生擒了刘虞及其妻儿，押回蓟县。

不久，朝廷恰好派了一个叫段训的使者前来，准备增加刘虞的封邑，并让他都督六州军事，同时擢升公孙瓒为前将军，封易侯。

朝廷估计是怕二人矛盾激化，就想以加官进爵的方式分别安抚，问题是动作太慢了，到现在才打算处理这摊烂事儿，没想到人家早已经一决雌雄了。所以，段训这一来，反倒成了公孙瓒杀人的刀。

公孙瓒给刘虞安了一个罪名，说他当初与袁绍通谋，打算当皇帝，实属大逆不道，然后胁迫段训把刘虞及其妻儿押到闹市，全部斩首，同时还杀了一批拥护刘虞的官员。

至此，公孙瓒与刘虞的这桩宿仇总算了结了。

然而，幽州百姓得知刘虞被杀，无不流泪痛惜。

事实证明，刘虞的确是一位深得民心的好官，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将领。如果在和平年代，以他的政绩和声望，一定可以入朝拜相，造福更多的百姓。只可惜，他生逢乱世—— 一个全凭武力说话的乱世。在这样一个时代，不会治军打仗，就成了一个不可原谅的缺点，并最终成为他悲剧的根源。

刘虞固然是一个很仁慈的人，这是一种很好的品质，但仁慈却不能用在错误的时间、地点和对象身上，否则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在这一点上，刘虞其实很像一千多年后的明朝建文皇帝朱允炆。他也很仁慈，跟叔叔朱棣打仗的时候，也特意叮嘱即将出征的大将耿炳文，让将士们体察他的苦衷，不要让他背上杀害亲叔叔的骂名。言下之意，就是尽量生擒，这显然令前线将士无端背上了一个心理包袱。朱允炆最终败亡，也与此不无关系。

由此可见，仁慈这种品质一旦错用，就会变成迂腐。

而刘虞和朱允炆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爱惜羽毛，很珍视自己的一贯人设。一般来讲，这其实也是一种好习惯，因为这会让人保持道德自律，但一旦用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和战场上，就会让一个人变得软弱无能。

简言之，“人设”这种东西，用得好叫作品牌，用得不好，就是包袱。

除掉了刘虞，幽州自然就成了公孙瓒的天下。然后，这位大权在握的“白马将军”就开始腐化变质了。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条铁律对谁都管用，公孙瓒当然也不例外。

公孙瓒这人原本就挺骄傲，现在成了幽州的一把手，越发变得骄横无比。《后汉书·公孙瓒传》给他罗列了一堆罪状，说他“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就是恃才傲物，不体恤百姓，别人对他的好他全忘了，但只要稍微跟他有点过节，他就一定会报复。

此外，他还嫉贤妒能。士大夫中凡是名望比他高的，他就随便给你安个罪名，让你锒铛入狱；凡是有才干的，他就百般打压，让你穷困潦倒，永无出头之日。总之自从当上大领导，公孙瓒就变态了，所作所为完全不可理喻，简直就是在自毁长城。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虐待那些优秀人才？他居然回答说：“因为这些人自认为有才，觉得富贵是天经地义的，那就算给他们富贵，他们也不知感激。”

理由如此奇葩，实在令人无语。我们只能说，一个人的官儿当大了以后，脑回路就会变得比较清奇，难以用常理揣度。

因为厌恶优秀的人，所以公孙瓒就专门跟一些下九流交朋友，比如摆摊算命的、贩卖丝绸的、开杂货铺的等。公孙瓒不仅跟他们称兄道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而这些人傍上大领导之后，就开始作威作福，令幽州百姓怨声载道。

可想而知，公孙瓒的这些行为，令他完全丧失了人心，无异于作死。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冬，一个叫鲜于辅的刘虞旧部，率先打出了为刘虞报仇的旗号，推举一个叫阎柔的地方豪强为首领，然后招募了数万汉人和胡人，大举进攻渔阳郡(治今北京密云区)，斩杀渔阳太守邹丹及部众四千余人。与此同时，乌桓人和鲜卑人也起兵响应，出动七千余骑，追随鲜于辅，并一同南下，准备迎回刘虞之子刘和。

前文讲过，刘和从长安出逃后被袁术给扣了，后来他又从袁术那儿逃了出来，投奔了冀州的袁绍。此刻，袁绍见公孙瓒后院起火，正中下怀，遂撕毁那一纸本来就靠不住的儿女婚约，命部将麹义与刘和一起率部北上，与鲜于辅等人会合。

就这样，公孙瓒的仇人们结成了统一战线，合兵十万，在鲍丘河(今潮白河，发源于河北丰宁县西北)与公孙瓒展开会战，大破之，斩首二万余。

随后，反抗公孙瓒的点点星火便汇成了燎原之势：代郡(治今山西阳高县)、广阳郡(今北京与河北部分地区)、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县)、右北平郡(治今河北唐山市丰润区)等地士民纷纷起兵，杀了公孙瓒任命的太守，然后与鲜于辅、刘和合兵一处，屡屡击破公孙瓒的军队。

转眼之间，刚刚独霸幽州没多久的“白马将军”公孙瓒，就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他知道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于是就想学董卓，找个风水宝地，建一座城堡，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很快，他就把大本营迁到了易县(今河北雄县西北)。因为据民间谣谶说，这地方最适合“避世”。

公孙瓒命人沿城墙挖掘了十道壕沟，然后在城中堆起了几座五六丈高的巨大土丘，在其上修建高楼；位于中央的一座土丘最高，足有十丈，公孙瓒便居于此处。

他这幢高楼，大门用铁打造，常年紧闭，侍从警卫都屏退于外，凡七岁以上男子皆不得入内，里面只有他和妻妾侍女。平常处理公务，都让人用绳子把文书吊上去。他要对外传达命令，就让侍女用嗓子喊，为此还进行了专门培训，“令妇人习为大言声，使闻数百步，以传宣教令”(《后汉书·公孙瓒传》)。

从此，公孙瓒就闭门不出、谢绝宾客了，更不想再上阵打仗。他麾下的谋士和将领眼看领导死心塌地要做宅男，便陆续离开了他。

有人问他：“为何甘愿就这么隐退了？”

公孙瓒答：“想当年，我驱逐胡人于塞外，扫除黄巾于孟津，以为天下很快就能平定。可时至今日，战乱才刚刚开始。看起来，我已无能为力，不如息兵罢战，休养生息。如今我的大营，外有壕沟十重，内有高楼数座，还有粮食三百万斛，等到把这些粮食吃完了，天下大事也自有分晓了。”

这口气，基本上跟董卓如出一辙，都把这个世界当成了一个进退自如、来去自由的游乐场，以为他们想进来玩的时候就可以翻云覆雨、为所欲为，而他们不想玩的时候，就可以退隐江湖、富贵终老。

然而，之前的历史已经证明：董卓错了。之后的事实还将证明：公孙瓒也错了。

即便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权力的游乐场，游戏规则也不是他们理解的那样。除非你从一开始就躲得远远的，否则一旦上了牌桌，就必须玩到底。你不能在牌面好的时候赢得钵满盆满，却在牌面变差的时候说你要金盆洗手了。这是不现实的，牌桌上的所有对手都不会答应。因为，牌桌上的每个人从一开始就都押上了自己的脑袋，你要么赢掉别人的，要么输掉自己的，二者必居其一。

所以，既然公孙瓒可以在牌面好的时候赢下刘虞的脑袋，别人当然也可以在他牌面变差的时候赢下他的脑袋，这正是这个游戏的公平之处。公孙瓒想在这个时候全身而退，就等于破坏了游戏规则，当然会有对手站出来表示反对。

就比如袁绍，他是绝不会让公孙瓒挥一挥衣袖轻轻走掉的。

你不带走一片云彩可以，但必须把脑袋留下。

短短几年后，袁绍就率领冀州大军，一路杀到了公孙瓒精心修筑的这座“铁城堡”下，不依不饶定要拿下他这颗颜值甚高的大好头颅……

基业草创：孙策入江东

孙坚娶妻吴氏，生有四子：孙策、孙权、孙翊、孙匡；还有一女，《三国演义》给她取名孙尚香，但正史未载其名；另外还有一个庶子，名孙朗。

日后与曹魏、蜀汉三国鼎立的东吴，虽然是在孙权的手上建立的，但其基业，却是长兄孙策一手奠定。

孙策，字伯符，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孙坚的优秀基因，不仅颜值高，性格还很开朗，爱开玩笑，且为人豁达，善于用人。孙坚常年在外征战，就把妻儿留在了寿春(今安徽寿县)。孙策早熟，十余岁时，便懂得结交当地名士。日后东吴的中流砥柱、一代名将周瑜，就是在这时与孙策结为了好友。

周瑜，字公瑾，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县)人，官宦世家出身，其堂祖父、堂叔父皆官至太尉，其父曾任洛阳令。周瑜在历史上也是以高颜值著称，如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描绘的那个“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儒将形象，千百年来便脍炙人口；还有南宋名臣范成大，也曾以“世间豪杰英雄士，江左风流美丈夫”誉之。

周瑜和孙策同岁，听说寿春有个少年英雄，特地前来拜会，结果一见如故。周瑜建议孙策搬到舒县，两人也好经常见面。孙策随即携母亲和弟弟妹妹搬了过去，周瑜马上把家里的一座大宅腾给了他们住。

在舒县住了几年，两人更是成了莫逆之交。可是，就在孙策十七岁这一年，孙坚战死的噩耗传来，孙策强忍悲痛，接回了父亲的灵柩，并送到曲阿(今江苏丹阳市)安葬，随即举家迁居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江都区)。

接下来的三年，孙策一边为父亲守孝，一边广交江淮一带的豪杰，立志为父报仇。

日后孙策帐下的主要谋士张纮，便是在此时结交的。张纮，字子纲，徐州广陵县(今江苏扬州市)人，年轻时游学京师，后被举为茂才(即秀才，因避光武帝刘秀之讳而改称)。何进、朱儁等当朝大员都曾慕名要征召他为掾属，可张纮看出天下将乱，便辞而不受，避乱江东。

孙策知道张纮是个胸有韬略的人物，便数度拜访，与他讨论天下大势，并提出了自己的创业构想，希望张纮能够加盟。

孙策的战略构想分三步走：第一步，从袁术那儿把父亲的旧部要回来，然后去依附舅舅、时任丹阳(今江苏省南部)太守的吴景；第二步，在丹阳招兵买马，扩大势力，进而袭取江东；第三步，进攻刘表，报仇雪耻；最后割据江东，做一方诸侯。

张纮一听，这年轻人的口气还真不小，只是不知他是真的胸怀大志还是随口吹牛，于是便以自己才疏学浅，且正为母亲居丧为由，婉拒了他。

孙策急了，登时“涕泣横流”，再三表明自己的诚意。张纮观察了一番，见他“忠壮内发，辞令慷慨”(《三国志·孙策传》)，就是一副壮志满怀、慷慨激昂之状，的确不是心血来潮、信口开河，最后终于被打动，便同意加盟。并且，张纮还给孙策描绘了一幅更加远大的愿景，说不仅要割据江东，而且要扫除群雄，割据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把扬州和荆州也全部拿下。

孙策没想到刚才还扭扭捏捏的张纮，其实野心比自己还大，不由大喜过望，同时更加坚信自己一定能闯出一番功业。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策守孝期满，便把母亲和弟弟妹妹托付给张纮照顾，然后前往寿春，找到袁术，表示愿意继承父亲遗志，继续为其效命。袁术虽然也挺赏识这个英气勃发的年轻人，但是一听要讨还孙坚旧部，就跟他打起了太极，让孙策先去他舅舅那边(吴景也是袁术部下)，说丹阳那儿有志青年很多，足以招募精兵。

孙策没办法，只能去丹阳，不久就招募了几百号人，拉起了生平第一支队伍。然而，年轻人志气虽大，却没有半点实战经验，所以刚一露头，就被附近一个叫祖郎的“大帅”给揍了。史书没有记载这个大帅是哪里的，估计就是地方上的一个豪强。

这一揍还挺狠，居然把孙策辛辛苦苦招来的几百号人给团灭了，连他本人都差点挂掉。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这才意识到：江湖险恶，不是光凭一腔血气之勇就可以打天下的，尤其是不能带着一群生瓜蛋子打天下。

痛定思痛后，孙策就又跑到寿春，再次跟袁术讨要父亲的旧部——只有那些跟随父亲南征北讨、身经百战的弟兄，才能真正帮助自己创业。

当初孙坚手下有好几万人，除了一部分由侄子孙贲(此时已改任丹阳都尉)统领，大部分早被袁术收编到自己的直属部队了。吃进嘴里的肉，怎么可能再吐出来？袁术当然不干。可是，考虑到这个年轻人毕竟有些利用价值，所以袁术最后还是拨给了孙策一千余人，同时表荐他为怀义校尉。

明明有数万部众，却只要回一千余人，连个零头都不到，孙策自然有些失望。袁术见状，便给他开了一张挺大的空头支票，说过一阵子就任命他为九江(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太守，到时候有人有地盘，事业就可以做大了。

孙策信以为真，眼巴巴地等着那一天。结果没过多久，袁术就安排了一个叫陈纪的人到九江郡走马上任了。

孙策再度失望。

当时，袁术一心准备打徐州，就命庐江(郡治舒县，今安徽庐江县)太守陆康负责供应三万斛粮食，不料却被一口回绝。袁术大怒，就命孙策去打庐江，说：“之前阴差阳错用了陈纪，实在不是我的本意，这回要是打败陆康，庐江郡就是你的了。”

孙策大喜，带上人马就打了过去。他不愧是猛人孙坚的儿子，一战就把庐江治所舒县攻克了。

这回，袁老板总该兑现承诺了吧？

很遗憾，还是没有。人家袁老板就是存心忽悠他的，回头就又让一个叫刘勋的亲信去当太守了。

孙策三度失望。

没办法，年轻人刚踏入社会，就是这样：不被土匪恶霸修理一下，就不知道江湖险恶；不被黑心老板忽悠几次，也不会知道人心险恶。

经历过这些事，孙策总算看明白了：袁老板这个人，靠不住。要想闯出一番事业，迟早得脱离他。自力更生，才能丰衣足食。

机会很快就来了。

事情源于一个叫刘繇的人，此人就是兖州前刺史刘岱的弟弟。当时，刘繇被朝廷任命为扬州刺史，要来上任，可治所寿春被袁术盘踞着，只能另觅他处。袁术便授意吴景和孙贲把刘繇迎到了曲阿。

刘繇当然知道吴、孙是袁术的人，心中不免惴惴。恰在这时，孙策奉袁术之命攻克了庐江，刘繇更担心吴景和孙贲会如法炮制，把他也吞并了。于是，刘繇便先下手为强，强行驱逐了吴、孙二人。吴景和孙贲只好退保历阳(今安徽和县)。

随后，刘繇又命部将樊能屯驻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渡口)、张英屯驻当利口(今和县金河口)，严密戒备吴景和孙贲。

袁术见刘繇竟然先动手了，不禁大怒，马上任命了一个亲信当扬州刺史，同时命吴景和孙贲进攻刘繇。

然而，尽管吴、孙二人都是孙坚的亲戚兼旧部，可打仗却不太行，跟刘繇那几个部将相持了一年多，愣是没能前进半步。

孙策一看，这不正是拿下江东的最好机会吗？于是自告奋勇，对袁术说，他愿助舅舅吴景打过横江，击败刘繇，然后招募江东勇士，辅佐袁术平定天下。

袁术老奸巨猾，当然知道孙策对之前的事心怀不满，这回是想趁机脱离他自立门户。不过，袁术也知道，江东没那么好打，因为北边有刘繇，南边有陶谦旧部、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市)太守王朗，另外还有许贡、严白虎等好几支军阀和土匪武装，你一个年轻人，能把他们全都打败？

在袁术看来，这纯属异想天开。所以，索性就让孙策去碰碰壁，否则他都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就这样，袁术又跟上回一样，只给了孙策一千余人、战马数十匹，然后就放他出去打天下了。

他以为，孙策很快就会灰溜溜地跑回来，继续端他袁老板的饭碗，却万万没想到，孙策这一去，便如猛虎归山、蛟龙入海，从此再也不回来了。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冬，孙策带着那一千余人，沿长江东下，一路不断招募兵勇，待到进抵历阳时，部众已有五六千人。恰在此时，新任丹阳太守周尚正是周瑜的伯父，所以周瑜便带了一队人马过来与孙策会合，同时还带来了一大批粮草和军需物资。

孙策大喜过望，对周瑜说：“有了你，我大事必成!”

此时的孙策，已经历了两年的军伍生涯的历练，也早把如何治军、带兵、打仗的门道都摸熟了，所以不论新兵老兵，一到他的麾下，很快就被他训练成了军纪严明、指哪儿打哪儿的精锐之师。

随后，孙策对樊能、张英发起了进攻，连克横江、当利两座大营。樊、张败逃。孙策乘胜渡江南下，所过之处，刘繇的部众无不望风披靡、弃城而逃。很快，孙策又攻破了刘繇设在牛渚山(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的一座后勤基地，缴获了大量粮秣和装备，实力又增强了不少。

当时孙策虚岁仅二十一，江东人都称他“孙郎”。百姓虽然都知道他是孙坚之子，但对他本人并不了解，以为他跟别的军阀一样，所到之处必定烧杀掳掠，所以一开始，听说孙郎要杀过来了，都吓得失魂落魄。

等到孙策率部来到，部众全都严守军纪，对百姓秋毫无犯，江东士民才转忧为喜，纷纷献上牛肉和好酒犒劳军队，大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味道。

在当时的东汉天下，能够管束部众，使其“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从而得到百姓真心拥戴的主公，实属凤毛麟角。除了孙策之外，也许就只有刘备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策能为后来的东吴开基立业，刘备能在若干年后建立蜀汉，与北方的曹操三分天下，绝非偶然。

东汉末年，天下的军阀多如牛毛，最后为什么是他们三家胜出？如果说曹操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他的雄才大略，那么在孙策和刘备的创业之路上，最主要的加分项之一，无疑就是善待百姓，从而赢得民心。

当然，在善待百姓的同时，也要善于打仗，否则就成了刘虞了。

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同样成立：在善于打仗的同时，也要善待百姓，否则就成了公孙瓒。

而此时的孙策，显然二者兼备。所以，江东注定是他的天下。

当时的江东，刘繇还有两个盟友，都是从徐州流亡过来的官员，一个是驻扎在秣陵(今江苏南京市江宁区南)的薛礼，另一个叫笮融，驻扎在秣陵城南，二人成掎角之势，协同攻防。

孙策先攻笮融。笮融出兵迎战，一下便被孙策斩首五百余级，慌忙缩回大营。因笮融大营地势险要，不易攻取，所以孙策转攻薛礼，一战便攻下了秣陵。然后，孙策回头再攻笮融。混战中，他臀部中箭，不能骑马，只好撤回牛渚山养伤。

笮融却风闻孙策中箭已死，大喜，立刻出兵，主动邀战。孙策派数百步骑迎击，但未及接战便掉头而逃。笮融以为他们怯战，遂急起直追，不料却一头闯入了孙策的伏击圈，被斩首一千余级。

从此战的结果看，很可能是孙策故意释放了“中箭身死”的假情报，从而设下了诱敌、伏击之计。

笮融吃了两次败仗，再也不敢露头，遂加强防御，凭险固守。

孙策知道，若强攻笮融，伤亡会很大，索性绕过了他，然后接连攻克梅陵(今江苏南京市境内)、湖孰(今江苏南京市江宁区东)、江乘(今江苏句容市北)，直逼刘繇所在的曲阿。

此时，刘繇有个同乡，也是个猛人，恰好从徐州过来投奔了他。

这个猛人就是当初孔融被围，然后单骑突围去跟刘备求援的太史慈。有人马上建议刘繇重用太史慈，让他去对付孙策。可刘繇有眼无珠，竟然只给了太史慈一个斥候的职务，让他出去侦察敌情。

太史慈倒也不挑肥拣瘦，带上一个随从就出城执行任务了。

没想到刚走到半路，居然迎面撞上了孙策。

孙策也是出来侦察的，没多带人，只有十几骑，不过其中却有两名虎将，都是孙坚旧部——韩当和黄盖。

狭路相逢勇者胜。太史慈还是那么猛，竟全然不顾敌众我寡的态势，拍马拧枪迎着孙策就冲了上去。孙策毫不示弱，挥着长枪也杀了过来。紧接着，当众人都还没来得及反应时，二人就已在电光石火间交了一回手。

孙策一枪刺中太史慈坐骑，并顺手夺了太史慈挂在脖子边上的手戟。而太史慈也没吃亏，同样一枪挑落了孙策的头盔，并稳稳抓在了手上。

两个猛人，各擅胜场，不相伯仲，谁都没落于下风。

眼看一场棋逢对手的精彩厮杀就要开始——按照《三国演义》的口头禅，接下来很可能要“大战三百回合”。可恰在此刻，双方的后援部队同时赶到，二人这才意犹未尽地各自撤退。

不久，孙策与刘繇的会战正式打响，结果没有什么悬念，刘繇大败，逃亡丹徒(今江苏镇江市)。其后，穷途末路的刘繇与笮融交战，笮融败亡。刘繇又亡奔彭泽(今江西湖口县东)，但没过多久就抑郁而终了。

孙策进入曲阿后，立刻发布优待俘虏的文告，说凡是刘繇、笮融的部众，只要归降，便既往不咎；愿意投效的，全家免除赋税差役；不愿投效的，也绝不勉强。

文告发出后，旬日之间，便有两万多人前来归附，还带来了一千多匹战马。

至此，孙策兵力大盛，威震江东。

出道刚刚两年、年方二十出头的这个年轻人，初露锋芒便惊艳了世人，一举在江东站稳了脚跟，从而为日后的大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此时此刻，虽然江东的大部分地盘还在别的军阀手上，但对孙策来讲，扫除群雄，最终割据整个江东，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包括为父报仇，打下荆州，甚至北上中原，匡扶汉室，在自信满满的孙策看来，同样都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此刻踌躇满志的孙策并不知道，他这辈子，缺的不是信念，不是才干，也不是机遇，而恰恰是时间。

因为这一生，老天爷只给了他短短二十六年的光阴。

五年之后，他就将步父亲孙坚之后尘，壮志未酬身先死，唯余长恨在人间……

天子入许都：曹操的阳谋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春，献帝刘协在安邑(今山西夏县)的日子开始不太安逸了。

因为他身边的那些军阀再一次爆发了内讧。

事情的起因，是围绕天子该不该回洛阳的问题，军阀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河内太守张杨为首，就是当初殷勤献粮的那位，坚持让天子回洛阳，董承站在他这一边；另一派以杨奉和李乐为首，坚决不同意。

军阀之间有分歧，解决方式肯定简单粗暴，就是直接用拳头说话。

李乐手下的韩暹率先发难，攻击董承。董承战败，跑去投奔了张杨。稍后，同一阵营的韩暹与胡才又发出了冲突。胡才准备打韩暹，刘协担心李傕和郭汜狗咬狗的那一幕重演，赶紧派人去劝，好说歹说才把胡才劝住了。

之后，可能是老大李乐出面调停，韩暹便率部离开了安邑，跑到了北边的闻喜(今山西闻喜县)；胡才则跟着杨奉一同南下，进驻坞乡(今河南偃师区南)，明显是防备张杨。

张杨这人比较狡猾，他看得出天子内心是倾向于回洛阳的，所以他才不会动用武力去硬抢，那太笨了。他的招数是“筑巢引凤”，让天子主动上钩。因为洛阳早已被董卓一把火烧成了废墟，要想把天子接回来，肯定得有地方住才行。所以，张杨随后就把董承派到洛阳去修缮皇宫了。

可是，修皇宫得花费巨资，别说张杨没那么多钱，就算有他也绝不会自掏腰包。那怎么办？

张杨的办法，是去拉赞助。当然也不是他自己出面。他找了朝中的太仆赵岐，由他出面去跟荆州牧刘表拉赞助。

天下诸侯那么多，为什么张杨选择了刘表呢？他凭什么认为刘表肯出这笔钱？

在此，我们有必要正式认识一下刘表这个人。

刘表，字景升，跟幽州牧刘虞一样，也是汉朝宗室出身，少年时代便知名于世，曾参加太学生运动，反对宦官，受党锢之祸牵连，一度逃亡。灵帝末期，当了何进手下的掾属，又担任过北军中侯。董卓把持朝政后，出任荆州刺史。不久，刘表殷勤地遣使入贡，遂被朝廷任命为荆州牧。

刘表这个人，性格比较温和，崇尚清谈，没什么野心，只求据有荆州自保，毫无征战天下之志。但他治理内政是一把好手，荆州在他治下颇为安定，百姓过得也比较太平。

荆州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三国志·刘表传》便称其“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所以刘表虽然不思进取，但自保却绰绰有余。这也是当初孙坚为何打不下荆州、反倒赔了性命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袁术后来一直与他相持却占不到便宜的主要原因。

总而言之，在当时的四方群雄中，刘表属于实力最雄厚的诸侯之一。此外，相对其他军阀，他算是对朝廷比较尊重的——毕竟汉室宗亲的身份在那儿摆着，不管心里怎么想，表面工作还是要做一做的。

所以，张杨要帮天子修皇宫，刘表就是最理想的赞助人，没有之一。

刘表也很爽快，一听这事，二话不说，立马派了一队工兵前往洛阳，把修皇宫的事给承包了。随后，大批建筑材料和所需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了过去。

五月，随着工程的进展，归心似箭的刘协等不及了，便派人去通知杨奉、李乐和韩暹，说他决定返回洛阳，请他们派兵护送。杨奉等人本来是不乐意的，可转念一想，反正到了洛阳，天子照旧攥在他们手里，好像也没什么损失，便同意了。

李乐和胡才不想离开自己的地盘，留在河东没走。几年后，胡才死于乱兵之中，李乐病卒。

六月，天子车驾启程，由杨奉和韩暹护送，东归洛阳。张杨得偿所愿，赶忙又殷勤地带上粮食，专门到半道上去进贡。

七月初一，刘协终于回到了阔别五年多的洛阳。因皇宫尚未完全竣工，便暂住当年那个大宦官赵忠的宅邸。

八月初八，刘协正式入住新修的皇宫。张杨特意为皇帝的寝殿起了个名字——杨安殿。张杨认为天子还都完全是他的功劳，所以很显然，“杨安”二字，便是“张杨安天下”的意思。

功劳这么大，加官进爵自然不在话下。仅仅两天后，张杨便被封为大司马，韩暹封大将军兼司隶校尉，杨奉封车骑将军，三人全都赐以“假节钺”的礼遇。

得了便宜之后，张杨又开始卖乖，对众将说：“天子，当与天下共之。”言下之意就是天子不能由他们哥儿几个独占着，然后说：“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我会出外镇守，作为天子和朝廷的屏障。”

说完，他果真就离开了洛阳，率部回他的基地野王(今河南沁阳市)去了。杨奉心领神会，也率部离开，屯驻在南面的梁县(今河南汝州市)。韩暹和董承则留在洛阳，担任皇宫宿卫。

张杨此举，表面上是在避嫌，似乎不想让天下人把他当成李傕、郭汜那样的军阀，其实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已。

道理很简单。首先，此时的洛阳早已没有百姓，也就没有人上交粮食，所以这么多支军队在这儿扎堆，吃饭都成问题，为了不喝西北风，他只能回自己的老巢。其次，洛阳的皇宫虽然修好了，但压根没有城防工事，万一别的军阀打过来，根本无险可守。因此，张杨屯驻洛阳北边的野王，杨奉屯驻南边的梁县，二者距离洛阳都不远，就是为了防备别的军阀来洛阳抢人。

此外，从他们四个人的分工来看，挟持天子的意味仍然很明显：张杨和董承本是一伙的，而杨奉和韩暹是一伙的，现在张杨和杨奉出外镇守，却各留了一个自己人在洛阳，这显然是双方博弈的结果。换言之，双方表面上是在合作，共同守卫天子，其实是在制约和提防对方，不让对方独占挟持天子的好处。

以张杨为首的这四个军阀，智商显然比李傕、郭汜之流高一些，不像他们那样简单粗暴、穷凶极恶，但本质上照样是绑匪，只不过方式较为温和、手段较为高明而已。说穿了，他们的所作所为，目的同样只有一个，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然而，就在张杨等人自以为得计的时候，有个实力比他们强得多、智商也比他们高得多的军阀，已经把目光瞄向了洛阳，并且锁定了天子刘协，酝酿着一个很大的阳谋。

这个人当然就是曹操。

此时的曹操驻扎在许县(今河南许昌市东)。这个原本毫不起眼的十八线小县城，很快就将因曹操实施的这个阳谋而变得举足轻重。

众所周知，曹操的这个阳谋，其实跟董卓、李傕、郭汜，乃至张杨、杨奉这些军阀都是一样的，无非也是要挟持天子，号令天下诸侯。

不过，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比较难听，而且格局太小、政治站位太低。用曹操帐下谋士毛玠的话说，应该叫“奉天子以令不臣”。

早在四年前，即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一套如何实现“霸王之业”的战略构想，核心有二：第一，奉天子以令不臣；第二，修耕植以畜(蓄)军资。前者是政治战略，后者是经济战略，其中尤以前者为重。

因为名正则言顺。虽然曹操跟四方群雄一样，大家打的都是兼并战和争霸战，但是一旦“奉迎天子”，树起匡扶汉室的旗帜，就等于占领了政治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为战争行为披上了一件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外衣。尽管人人都知道这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装”，但这并不妨碍曹操利用它去做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毕竟在当时，天下士民和四方诸侯表面上都还是尊奉汉朝天子的，所以曹操只要把自己跟天子深度绑定，那他就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朝廷，从而对天下的人才构成极大的号召力，可以吸引大批精英前来投效。此外，当曹操想打哪个诸侯时，就会以天子名义进行讨伐，既让自己师出有名，又陷对手于不义之地；同理，当曹操觉得有必要跟哪个诸侯结盟时，也会以天子名义给对方加官进爵，从而换取自己想要的利益。

说白了，这就是一桩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只要把皇帝供起来，几乎不用花费什么成本，就能在政治上、军事上、品牌经营上、团队建设上获取各种有形无形的收益，何乐而不为？

尽管好处多多，可当曹操提出这个想法时，还是遭到了大部分属下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中原未定，要做的事还很多，此事并非急务；此外，韩暹、杨奉这些军阀自恃护驾有功，骄横凶暴，恐怕不易对付。

有远见的人虽然是少数，但终究还是有的。荀彧和程昱就坚定地站在了曹操一边。为了说服众人，荀彧高屋建瓴地总结了“奉迎天子”能够带来的三大政治利益：“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三国志·荀彧传》)

奉迎天子以顺应人心，是最大的趋势；大公无私以降服群雄，是最大的战略；弘扬正义以招揽俊杰，是最大的德行。

什么叫政治站位？这就叫政治站位。

这番话虽然是荀彧说的，但恰恰说出了曹操心中想的。

毛玠提出的“奉天子以令不臣”，以及荀彧提出的这三大纲领，无疑成了曹魏集团核心的顶层设计，从而为日后的“霸王之业”奠定了他人难以超越的高起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就绝不只是一个军阀，而更是一个深谋远虑、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仅仅在这点上，那个“四世三公”的袁大盟主就远远比不上他了。

其实，袁绍帐下也并非没有能人。早在去年，也就是刘协刚刚逃到安邑的时候，谋士沮授就已经建议袁绍先下手为强了。

沮授说：“将军一族，数代皆为国之重臣，忠义无双。而今朝廷流离，宗庙残毁，四方诸侯都以大义为名，行相互吞并之实，没有人心忧社稷、体恤百姓。如今冀州已定，兵力强盛，士民拥戴，若西迎天子大驾，迁都邺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率大军以讨叛臣，天下谁人能挡？”

然而，正如在曹操那边，这个提议也遭到了多数人反对一样，袁绍的谋士郭图、部将淳于琼等人都不同意。他们说：“汉室衰弱，由来已久，要把它再扶起来太难了。且如今群雄并起，各据州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真把天子迎回来，动辄就要奏请。服从他吧，权力就没了；不服从吧，等同于抗旨。束手束脚，太麻烦了。”

所以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个馊主意。

沮授只能苦笑，最后对袁绍说了一句：“现在奉迎天子，在大义上占了先机，在时间上正合时宜，若不早定，必有人抢先下手。”

属下意见不一，最后如何拍板，当然就看袁绍的了。

很遗憾，袁绍并没有曹操那样的格局、远见和政治智慧。他的看法跟郭图等人差不多，觉得把天子供在身边就是自找麻烦，而且刘协又是董卓拥立的，这也让袁绍打心眼里排斥和反感。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否决了沮授的提议。

仅就这件事来比较，不管是曹操与袁绍的个人素质，还是两个阵营的综合水平，其实都已经高下立判了。在这件事上，沮授算是袁绍阵营里最有头脑的人了，可他提出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与曹操阵营毛玠所提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比起来，在格局、高度和气势上显然都差了一大截。

虽然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出发点是家国大义，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出发点却是个人野心，二者岂可同日而语？当然，可能有人会说，毛玠所言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口号而已，其实质还不是跟沮授说的一样？

平心而论，还真不完全一样。

其微妙的差别，就在于曹操这个人的复杂性。正如前文所言，曹操固然是一个军阀，但他又绝不只是军阀，更是一个深谋远虑、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心中就必然会有家国天下的位置，也一定会有匡扶社稷的志向和情怀。

这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不论是当年在官场上与宦官死磕，还是后来举兵讨伐董卓，曹操都是真心实意想要匡扶汉室的。而当袁绍要拥立刘虞时，曹操愤然喊出的那句“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同样也是出自真心。只是后来，面对日益复杂和残酷的现实，这颗真心才逐渐让位于争霸天下的野心而已。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他只有个人野心，丝毫没有家国情怀。

简言之，在曹操身上，个人野心和家国情怀是同时存在且纠缠在一起的，或许就连他本人也分不清何者比重更大，何者才是他做事的主要动机。

这正是曹操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所在，也是人性的矛盾和纠结所在。

不光是曹操，其实世上的所有人都一样。我们做某件事的时候，背后往往会有不止一种动机，只是有些动机比较明显，容易判断，有些动机藏得很深，连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出而已。

因此，如果说曹操奉迎刘协单纯是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那肯定是在美化和高抬他；但如果说他纯粹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再也没有别的动机或想法，那也未免把他简单化和脸谱化了。

主意打定，曹操立刻付诸行动，命曹洪去洛阳迎接天子。

可是，天子身边那些军阀可不是摆设。他们千辛万苦才把天子从长安护送到洛阳，你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就想把天子弄走？做梦吧。

承担宿卫之责的董承闻讯，马上出兵，驻守在曹洪的必经之路上，把他给挡了回去。

关键时刻，朝中有个人主动出手，帮了曹操一个大忙。

这个人就是日后曹操帐下的重要谋士董昭。

董昭之前在袁绍帐下，后被袁绍猜疑而投靠张杨。张杨迎天子回洛阳后，董昭就留在了朝中，被任命为议郎。他很有眼光，知道跟着曹操这样的老板才有前途，于是决定在这件事上立个大功。

但他只是个小小的议郎，如何能从军阀那儿虎口夺食呢？

董昭使了一个借力打力的妙招。他把天子身边的军阀挨个研究了一遍，发现来自关中的杨奉在此地最缺人脉，几乎没有外援。像这样的人，通常是不会拒绝与“地头蛇”曹操合作的。于是，董昭便以曹操名义给杨奉写了封信，先是狠狠恭维了一番，说他护驾之功“超世无畴”云云，然后抛出橄榄枝，说你有兵，我有粮，我来做你的外援，咱们“有无相通，生死与共”。

杨奉见信大喜，马上在朝中替曹操背书，说人家兖州牧有钱有粮，最适合做朝廷的后盾。然后又表荐曹操为镇东将军，并让他承袭其父曹嵩的爵位费亭侯。

有杨奉背书，在舆论上就有了铺垫。紧接着，董承和韩暹这两个死对头又发生了冲突，董承一怒之下，暗中联络曹操，主动要做他的内应。

事不宜迟，曹操亲自率军，立刻从许县出发，在董承的接应下，不费一兵一卒就进了洛阳，然后第一时间宣布了韩暹和张杨的罪状。韩暹见曹操兵强马壮，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只好单骑逃奔杨奉。刘协怕军阀们又打起来，赶紧劝阻，说他们都护驾有功，就不要追究了。

几天后，刘协下诏，任命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

曹操权力到手，就毫不客气地开始树立恩威了，先是斩杀了尚书冯硕等三名大臣(具体罪名史书无载)，接着又封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

随后，曹操去见此次立下大功的董昭，与他促膝而坐，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做。董昭的意见很明确——迁都许县。曹操说正合我意，只是杨奉近在梁县，且兵力甚强，只怕是个麻烦。董昭说，杨奉有勇无谋，只要跟他说京都缺粮，天子要暂时移驾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那儿离许县近，便于运粮，他肯定相信。

曹操听了很满意，就说了一个字：“善!”

这一年八月底，献帝刘协离开洛阳，启程前往许县；不久，进封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之前，曹操承袭的是“亭侯”，在侯爵中是最低一级；眼下的武平侯是“县侯”，在侯爵中属最高级。

随着刘协的到来，汉朝的宗庙社稷也跟着迁到了许县。从此，许县就变成了许都。东汉末年的历史，在这里掀开了新的一页。

九月初，后知后觉的杨奉才发现自己被曹操和董昭给耍了，赶紧出兵去追，但天子车驾早已远去，连扬起的尘埃都看不见了。

十月，将天子安顿在许都后，曹操立刻亲率大军进攻梁县。杨奉大败，带着韩暹一起投奔了袁术。

徐州混战：刘备、吕布与袁术

吕布被曹操赶出兖州后，跑到徐州投奔了刘备。

两人素昧平生，吕布就想套套近乎，可实在想不出跟刘备有啥共同点，只好说：“我与卿同边地人也。”吕布是五原郡人，刘备是涿郡人，其实八竿子打不着，所以这么说就跟“咱俩都是北方人”没啥区别，纯属尬聊。

然后，吕布在军营中设宴款待刘备，非常自来熟，口口声声叫他“老弟”，还跟他抱怨，说关东诸侯起兵不就是想杀董卓吗？我替他们把董卓杀了，可关东诸将非但不收留我，还都想杀我。

那还不是你抢人家曹操的地盘在先？

刘备肯定在心里这么嘀咕。不过初次见面，他当然也不好把这话说出口。

对于吕布的为人，刘备自然有所耳闻，只是本着以和为贵的原则，才勉强收留他，并且跟他嗯嗯啊啊地应酬，其实内心对他颇为反感。

此时的刘备并不知道，吕布正在跟他上演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他收留吕布的善意之举，很快就将得到巨大的“回报”。

作为“史上最危险员工”，吕布给刘备的回报，堪称一份罕见的“豪华大礼包”——其中包括偷袭张飞、占据下邳、绑架刘备及下属的妻小，最后还包括夺取徐州，并险些要了刘备的命。

当然，吕布能搞出这么大动静，得益于一个外在的助力。

这个助力就来自袁术。

袁术垂涎徐州已经好久了，为此做了很长时间的战备工作。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春，袁术悍然发兵，沿盱眙(今江苏盱眙县)、淮阴(今江苏淮安市淮阴区)一线对徐州发起了进攻。

刘备命张飞留守徐州治所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北)，然后带着关羽等人亲往前线抵御。双方相持一个多月，不分胜负，战事陷入胶着状态。

这时，生性暴躁的张飞在后方给他捅了个大娄子。事情源于陶谦的旧部曹豹，时任下邳相，相当于张飞的副手。可张飞跟这人合不来，就找了个由头把他给杀了。当时，下邳有很多陶谦的旧部，曹豹一死，自然是人心惶惶。

袁术得到这个情报，立刻给吕布写了封信，许诺要给他军粮，条件是让他袭取下邳。吕布大喜。这种背后捅人刀子的事，他最拿手了，旋即率部东下，兵锋直指下邳。

紧要关头，张飞任性杀人的恶果就呈现出来了：吕布大军刚一到，一个叫许耽的陶谦旧部就打开了城门。

张飞猝不及防，只好落荒而逃。吕布就这样兵不血刃占据了下邳，而且把刘备及属下的家眷一股脑儿全给抓了。

刘备闻讯，大惊失色，连忙回师，想夺回大本营。可刚刚走到下邳，还没开打呢，麾下部众便哗然四散了。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些人的家眷都在吕布手里，谁还有心思替你刘备打仗呢？没有当场倒戈，把你刘备捆起来交给吕布，就算他们有良心了。

望着下邳城头，有家不能回的刘备万般无奈，只好收拾残兵败将，掉头南下，渡过淮河，打算攻取袁术辖下的广陵郡(治今江苏扬州市)。可这种时候，部队的士气已经低落到了极点，怎么可能打胜仗呢？

所以，毫不意外，刘备又吃了一个败仗，只好又逃回淮河以北，撤退到了海西(今江苏灌南县和灌云县)一带。

所有人跑到这儿，就全都跑不动了，因为断粮了。饿得眼睛发绿的官兵们开始自相残杀，靠吃人肉充饥。(《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屯于海西，饥饿困踧，吏士相食。”)

一不留神就混到这步田地，刘备几乎绝望了。

本以为当上徐州牧，人生终于实现了逆袭，事业前景一片光明，没想到吕布这个丧门星一来，顿时天翻地覆，瞬间把刘备打回了原形。

当年那个草根，绕了一大圈，仿佛又回到了一穷二白的原点。

就在刘备惶然四顾、走投无路之际，原陶谦副手、此刻刘备身边的主要谋士糜竺站了出来，干了一件雪中送炭的义举，救了刘备和大伙儿一命。

糜竺是怎么办到的？

答案很简单：这位老兄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家里有的是钱。

据《三国志·糜竺传》记载，这位老兄家里“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就是说，他家世代经商，家里光仆人家丁就有上万人，是地地道道的亿万富豪。此外，糜竺的老家就在东海郡的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市)，离这儿很近，顶多不过二百里地。

于是，糜竺立刻回了趟家。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身后竟然跟着两千多名青壮家丁，还有一支满载金银和粮食的车队，外加他的一个亲妹妹。

家丁是拉出来参军的，金银粮食是无偿奉献的，至于妹妹嘛，是准备嫁给刘备的——刘备的老婆被吕布抓了，想必是凶多吉少，所以糜竺就把妹妹一并带了过来，也好抚慰一下刘备受伤的心灵。

刘备感动得眼泪哗哗的，都不知说什么好。

世上居然有这么慷慨、这么无私、这么体贴的下属，还能让刘备碰上，只能说刘备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当然，凡事都不能只从一个角度看。糜竺之所以做出如此义举，至少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他人品好，慷慨又忠义；其次是他眼光好，认定刘备这个老板最终一定能成大业，所以舍得在他身上投资；最后，则应归功于刘备的人格魅力——倘若不是平时推诚待人，仁义为先，那么走到这种穷途末路，估计手下人早跑光了，谁还肯为他雪中送炭？

虽然靠着糜竺绝处逢生，粮食暂时是够吃了，兵员也得到了适当补充，但现实依旧是严峻的——接下来该怎么办？

因为刘备当徐州牧的时间不长，根基并不稳固，下面的郡县长官几乎都是陶谦旧部。而张飞杀了曹豹，显然给这些人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所以这时候不管去哪个郡县落脚，都很危险，指不定睡到半夜就被人砍了脑袋去献给吕布了。

刘备思前想后，最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向吕布投降。

大丈夫能屈能伸，反正刘备之前已经经历了多次创业失败，这又不是第一回，大不了从头再来。虽然打心眼里厌恶吕布这个人，但眼下最要紧的是活下去，所以面子和自尊心这些奢侈品，暂时就顾不上了。

就这样，刘备带着部众灰溜溜地回到了下邳，表示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现在他心甘情愿为吕老板打工。

吕布欣然接受了刘备的投降。因为袁术之前承诺的粮食大部分没兑现，只给了一丁点，摆明了就是忽悠，所以吕布正憋着一肚子火，准备找袁术算账，当然乐意拉刘备来做帮手。

随后，吕布命刘备屯驻小沛，仍然当他从前的豫州刺史，而吕布则自命为徐州牧。当初，陶谦让刘备驻扎在这儿，是为了防备曹操，此刻，吕布显然也是这个用意。

至此，吕布终于鹊巢鸠占，完成了对徐州的窃取。他那“史上最危险员工”的履历本来就很夺目，如今无疑又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见吕布夺了徐州，袁术知道他不像刘备那么好惹，只好来个缓兵之计，主动提出跟吕布联姻，为自己的儿子向吕布女儿求婚。吕布初来乍到，立足未稳，也需要时间积蓄实力，便答应了。

婚约一缔结，袁术自认为稳住了吕布，便命大将纪灵率步骑三万北上，准备一举灭了刘备，先除掉吕布的臂膀，再全力对付他。

刘备自知不敌，赶紧向吕布求救。

有人就对吕布说：“将军不是一直想除掉刘备吗？现在正好借袁术的刀。”吕布虽说总体上是个有勇无谋之人，但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便道：“不然。袁术一旦灭了刘备，一定会跟北边泰山郡的臧霸、吴敦等人联手，到时候咱们就陷入他的包围圈了。所以，刘备不能不救。”

随后，吕布只带了步骑一千余人来到了小沛。

只带这么少的兵力，并不是吕布自恃勇猛，想以寡击众，而是他有把握不动一兵一卒，就迫使纪灵退兵。

接下来这一幕，便是吕布一生中难得的高光时刻，也是《三国演义》中最为脍炙人口的经典情节之一——辕门射戟。

在历史上，这一幕是真实发生过的，罗贯中并未虚构，只是细节上稍做修饰而已。

吕布来到小沛西南面扎营。纪灵知道来者不善，便停止了攻城，然后邀请吕布到营中聚宴，以此试探虚实。吕布随即约上刘备，来到纪灵营中。三人坐定，酒过三巡，吕布便对纪灵道：“玄德，是我吕布的老弟，现在被你们围困了，所以我要来救他。不过，我吕布向来不喜欢战斗，只喜欢解除争斗。”

说你吕布不喜欢战斗，骗鬼呢？!

估计此言一出，纪灵和刘备都会在心里犯嘀咕，只是不知吕布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都困惑地看着他。

吕布笑而不语，命人取出他的长戟，远远地立在营门前。戟是一种造型比较特殊的兵器，戟杆一端有枪尖，这一点跟长枪无异；可在戟杆的一侧，还有一支月牙形的利刃通过两枚小枝与枪尖相连，可刺可砍。

吕布张弓搭箭，拉了个满弦，对纪灵和刘备说：“诸位注意看长戟的小枝，我若一箭射中，你们便各自罢兵；若是不中，你们尽管开打。”

此刻，纪灵估计会在心中暗笑，觉得这一仗打定了。而与此同时，刘备也一定在心里暗暗叫苦，认为自己死定了。

因为，要一箭射中长戟的小枝，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出现奇迹。

然而，他们万万没料到，奇迹真的发生了。但见吕布一箭射出，果然不偏不倚命中了长戟的小枝。

这一下，纪灵、刘备和在场众人无不目瞪口呆。愣了半晌，纪灵才喃喃道：“将军天威也!”

此刻，刘备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好悬!

纪灵知道有吕布拦着，他是动不了刘备的，无奈，只好于次日解围而去。

刘备投曹，袁术称帝

曹操把刘协迎到许都没几天，就以天子名义颁下了一道诏书。

诏书的内容是一通很严肃的批评，而批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曹操昔日的死党、曾经的关东联军盟主、如今的冀州牧——袁绍。

曹操在发给袁绍的诏书中说，你“地广兵多”，却从未发过一兵一卒的勤王之师，只知道培植党羽，擅自征讨杀伐，你该当何罪？

袁绍当然知道，这些话名义上来自天子，实际上都是曹阿瞒说的，可明知如此，却一点办法都没有。除非袁绍敢公然跟朝廷决裂，否则你不仅得乖乖挨骂，还得写检讨。

所以，袁绍只好“上书深自陈述”，做了一番深刻的检讨，当然也婉转地替自己辩白了一下。

估计看到袁绍的检讨书，曹操一定笑得很开心。

巴掌打过之后，就该给颗糖了。随后，曹操就以朝廷名义拜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可是，这颗糖不给还好，一给反倒把袁绍气得一跳三丈高。

因为当时曹操已拜大将军，是实打实的朝廷一号人物；太尉虽然名义上是三公，但在东汉末年早就是个虚职了，班次自然在大将军之下。所以在袁绍看来，曹操这就算骑到他脖子上了，遂破口大骂：“曹操算什么东西？若不是我救他，早死好几回了，现在竟然敢挟天子来命令我？!”于是立刻上表，推辞不受。

曹操其实早料到他不会接受，因为袁大公子的脾气他太了解了。所以，接到袁绍的辞职书后，曹操做出了一个让人始料未及的举动——把大将军一职主动让给了袁绍，自己屈居司空。

二人的心胸、气度和博弈手段，通过此事立马分出了高下。

曹操是个非常务实的人，大将军也好，司空也罢，对他来讲根本没有区别。因为天子在他手上，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理论上，曹操可以给自己任何官职，也可以给别人任何官职。所以，把大将军让给袁绍，既彰显了自己的大度，实际上又没有任何损失，客观上还把袁绍给比下去了，曹操何乐而不为？

从下诏责备，到拜太尉，到让出大将军一职，这一套花样玩下来，曹操几乎把袁绍拿捏得死死的，玩得既从容又开心，最后又以一个高风亮节的姿态，反衬出了袁绍的小肚鸡肠，实在是漂亮。而袁绍明知曹操在玩他，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按照曹操设定的游戏规则来玩，既被动又憋屈，最后虽然得到了大将军一职，但归根结底，不也跟太尉一样，只是中看不中用的虚衔吗？

从这件事，足以看出曹操把天子供在身边的好处。至于他这么做到底属于“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一点都不重要。

前文说过，把天子供在身边，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曹操就代表了朝廷，这就让他在吸纳人才方面，具有了其他诸侯难以比拟的巨大优势。

很快，就有一批堪称“人中龙凤”的一流谋士投到了他的麾下。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由荀彧推荐的荀攸和郭嘉。

荀攸，字公达，荀彧的侄子，年少成名。何进秉政时，以“海内名士”的身份被征召入朝，担任黄门侍郎。董卓乱政后，曾与议郎何颙等人谋划刺杀董卓，事败入狱。何颙忧惧自杀，荀攸则“言语饮食自若”，十分淡定。董卓死后，荀攸出狱，弃官而去，暂居荆州，直到荀彧推荐，曹操亲自写信邀请，才来到许都。

曹操与他一番攀谈后，对面试结果非常满意，不禁对荀彧道：“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三国志·荀攸传》)随即任命荀攸为军师。

郭嘉，字奉孝，荀彧的同乡，颍川郡阳翟县(今河南禹州市)人。从少年时代起就很有远见，知天下将乱，所以二十岁那年就跑到山上隐居了，只结交俊杰之士，不与俗人交往。后来，经人推荐，郭嘉到了袁绍帐下。袁绍对他礼遇甚周，可他只待了一个月，就看出袁绍不是做大事之人了。

在与袁绍谋士辛评、郭图的谈话中，郭嘉用一句非常犀利的话评价了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三国志·郭嘉传》)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袁绍这个人，面对繁杂事物，抓不住重点；喜好谋略，却不会当机立断。想跟这种人一起拯救天下，建立霸王功业，太难了。

然后，郭嘉还说自己要另投明主，并奉劝辛评和郭图也趁早跳槽。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的眼光都像他这么犀利。辛、郭二人不以为然，认为袁氏一族“有恩德于天下”，四方俊杰纷纷来附，且放眼天下诸侯，目前只有袁绍的实力最强，不跟这样的老板混，还能跟谁混？

郭嘉知道他们不会醒悟，遂不再多言，独自南下投奔了曹操。

曹操照旧面试了一下，结果给他打了不亚于荀攸的高分，大喜道：“能助我成就大业的，必是此人!”

郭嘉和老板聊完，一出来也满脸喜色地跟人说：“这才是我想要的主公。”

面试过后，曹操当天便任命郭嘉为司空祭酒。

事后来看，曹操对荀攸和郭嘉的评价丝毫没有夸张。二人在日后曹操讨吕布、征袁绍及统一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均是奇谋百出，功勋卓著。

正当曹操敞开大门、全力招揽天下英才之际，他的一个隔壁邻居，也在这时候灰头土脸地跑来投奔了他。

这个人就是刘备。

辕门射戟，刘备侥幸逃过一劫，但这种命悬一线的感觉实在令他很不好受。

万一那天吕布发挥失常，射偏了咋办？想我刘备一向自诩为英雄豪杰，小时候还夸口说要当皇帝来着，怎么就混到了这一步，竟然要把自己和弟兄们的身家性命全都悬在吕布的那支箭上呢？

痛定思痛，刘备觉得无论如何还是要赶紧扩充实力，否则永远摆脱不了任人宰割的命运。

随后，他开始拼命招兵买马，部众很快增至一万余人。照着这个速度发展，刘备相信，只要给自己一两年时间，便可建立一支足以抗衡袁术和吕布的军队。

然而，吕布现在是他的老板，怎么可能任由他坐大？

吕布得知此事后立马就怒了，二话不说，亲率大军就打了过来。刘备那一万多部众大多是新兵蛋子，还没来得及训练呢，哪是吕布的对手？于是一战即溃。

刘备带着关羽、张飞及残部仓皇逃出小沛，四顾茫然。想来想去，最后只能去投奔曹操。

之所以选择曹操，其因有三：第一，距离最近，而且实力相对较强；第二，曹操现在代表了朝廷，投奔他至少在名义上就等于投效朝廷，面子上好看一点；第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吕布之前差点夺了兖州，是曹操的死敌，所以曹操与刘备可以同仇敌忾。

见刘备来投，曹操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以朝廷名义正式任命刘备为豫州牧。

此前，刘备的豫州刺史和徐州牧都是“表荐”的，未经朝廷正式任命，所以相比之下，这回的豫州牧算是含金量比较高的，不过并未实际到任，也没有真正的地盘，所以终究也只是个虚衔。

虚衔就虚衔吧，刘备现在别无他图，但求有个容身之处就谢天谢地了。

可是，很快就有人容不下他了。

刘备才来没几天，便有人私下对曹操说：“刘备这个人，素有英雄之志，若不趁早除掉，恐怕会有后患。”

曹操一听，好像挺有道理，却又拿不定主意，便找郭嘉商量。郭嘉说：“那人说得没错。”如果郭嘉这句话就到此为止，那么世界上恐怕就不会再有蜀汉昭烈皇帝这个人了，三国鼎立的历史恐怕也将彻底改写。

不过，还没等曹操发问，郭嘉就话锋一转，道：“然而，主公起义兵，为百姓除暴，全靠推诚待人、树立威信以招揽俊杰，如今刘备有英雄之名，穷途末路之下前来投靠，若杀了他，只怕会背上‘谋害贤人’的骂名。如此，天下的才智之士，必将人人自疑，另投明主，还有谁能辅佐主公平定天下？这就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此乃安危祸福的分水岭，不可不察。”

曹操听完，豁然开朗。

刘备日后终将成为自己的对手，这一点看来是毫无疑问了。但是，为了大局，现在却不能杀他。可这样一个人，又该如何安置呢？

曹操琢磨了一下，找到了办法。随后，他调拨一部分兵力给了刘备，又给了他粮食，最后告诉他：回小沛吧。

人家给你官做，又给你兵和粮，就这一个要求，你能说不吗？刘备当然不能，所以只能照做。

吕布打跑刘备之后就回了下邳，眼下的小沛驻军不多，而此刻刘备兵精粮足，夺回小沛自然不在话下。

就这样，刘备第三次进入了小沛。

第一次，是陶谦让他防备曹操；第二次，是吕布让他既防袁术又防曹操；这一次，是曹操让他防备吕布。

兜兜转转，来来去去，刘备似乎永远摆脱不了“雇佣兵”的角色，也永远离不开这个名叫小沛的地方。

天地很大，但刘备好像只有一个小沛—— 一个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守不住又离不开，令人又爱又恨的小沛。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北边的曹操忙着奉迎天子号令诸侯，而南边的袁术则在忙着自己当天子。

做皇帝这件事，袁术其实已经想很久了。

两汉时代，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谶语，曾经在天下广为流传：“代汉者，当涂高也。”

这句谶语，预言的是某个与“当涂高”有关的人或朝代，终将取代汉朝。至于“当涂高”三个字当做何解，就没有人说得清楚了。自古以来，所有的预言都是晦涩难懂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随便附会和解释，反正也没人知道对错。

而袁术就一直坚信，“当涂高”三个字说的就是他。

因为“涂”与“途”通假，可以解释成路途。而袁术的“术”，在古汉语中是“城中道路”的意思，他的字又是“公路”，这就都跟“路途”扯上了关系。此外，据说袁氏最早是出自陈姓，而陈姓又是舜帝的后裔，按古代“五德终始”的政治神学来说，舜帝属土德，汉朝属火德，以土代火，符合五德运转的次序，所以袁术自认为他代表土德，可以取代汉朝。

这样的解释，不仅绕得人头晕，而且十分牵强附会，但这丝毫不妨碍袁术的意淫。

前文说过，孙坚讨董卓、入洛阳后，曾无意中得到传国玉玺，其后袁术软禁了孙坚的妻子，迫使他交出了玉玺。

传国玉玺到手，袁术想当皇帝的野心越发不可遏止，于是就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春，召集下属们开了一次会，直言不讳道：“如今汉室衰微，海内沸腾，我袁氏一族四世三公，百姓所归，我欲应天顺命，不知诸君意下如何？”

老板要当皇帝，按理说员工都是极力支持的，这道理就像今天的企业上市一样，凡是持有股份的员工，身家都是几十上百倍地飙涨，人人求之不得。而在古代，一般而言，袁术只要做了皇帝，下面的文官武将也会个个加官进爵，谁不想要呢？

遗憾的是，袁术的员工们就不想要。

他说出这个打算后，下面居然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响应。这就足以说明，员工们都很清楚，目前袁老板的公司，还远远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若强行上市，必会招来祸患。大家不敢明说，只好用沉默表示反对。

一时间，气氛相当尴尬。

为了不让老板太难堪，谋士阎象只好开口，说主公您虽然家世显赫，但还没到当皇帝的份上；汉朝虽然衰微，但也没到覆灭的地步。

袁术听了，十分不爽，会议遂不欢而散。

过后，袁术仍不死心，又跟一个叫张承的人说：“我地盘广大，士民众多，想效法齐桓公，追随汉高祖，你觉得如何？”

张承不是他的员工，不怕得罪他，所以很不客气道：“取天下，在德不在强。若德行施于天下，即便是一介匹夫，也能成就霸王之功。但若是为了僭越称尊，逆势而动，必将被天下人厌弃，谁会辅佐他呢？”

袁术一听，气得说不出话。

很快，孙策也听说了这件事，便写了一封长信，苦口婆心地劝他：“商汤讨夏桀，武王伐商纣，商汤和武王虽有圣德，但若非夏桀、商纣昏庸无道，他们也无法强求天子之位。如今的天子并无罪过，只因幼小而被强臣所迫，这与汤、武之时迥然不同。再来看董卓，骄横暴虐，擅自废立，还没等到他想篡位，天下已经人人切齿痛恨了，更何况要做出比董卓更危险的事？我听说，幼主聪明睿智，虽暂未有恩德及于天下，但已人人归心。阁下一族，五世为大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正应效忠守节，以报汉室，成就周公、召公那样的美德，此乃四海所望。现在很多人，迷信谶纬之言，东拉西扯，牵强附会，都只为谄媚主公，而不顾成败之计。从古到今，在称帝这种事上，无不慎之又慎，还望阁下三思。忠言逆耳，但只要于阁下有益，我就不敢保持沉默。”

袁术本以为，自己地广兵多，孙策一定会赞同并拥戴他，不料却是这种结果。

由于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袁术郁闷难当，为此还病了一场。

孙策见袁术不理会他，大有一意孤行之势，遂与之绝交。

袁术郁闷了一年，但皇帝梦并未因此消失，反而像燎原的野火一样在他心中越烧越旺。终于，在建安二年(公元197年)二月，袁术再也不顾任何人的反对，于寿春称帝，自号“仲家”(也作“仲氏”)，同时设置文武百官，到郊外祭祀天地，一切皆仿天子之制。

后来的史书，就把袁术称为“仲家皇帝”(或“仲氏皇帝”)。但是，袁术起的这个名称实在是不伦不类，看上去什么都不像，所以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有说是国号，有说是年号，也有人说是类似“朕”的自称。

无论如何，“仲家皇帝”袁术就这样成了东汉末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然而，总算过了一把皇帝瘾的袁术并不知道，很快，他就将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天底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老话常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袁术并非不懂这个道理，只是灼热的权力欲实在烧得太厉害，以致烧坏了他的脑子。用他的一位故交陈珪写信骂他的话说，袁术这么做，就叫“阴谋不轨，以身试祸”。

第六章 下一个出局者

宛城之战：曹操的悲痛和耻辱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冬，一个军阀从关中流窜到了荆州，攻击穰城(今河南邓州市)，身中流矢而死。

这个军阀就是张济。

张济之死本来只是一起很普通的事件。因为在那个乱世，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于非命，其中自然包括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但是，张济之死却引发了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后果。准确地说，这个后果主要是作用在了曹操身上，不仅令曹操始料未及，而且还将带给他巨大的悲痛和耻辱。

事情还得从刘表讲起。

按理说，张济来打荆州，却被流箭射死了，这对刘表来说当然是件好事，所以他的下属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可是，刘表却毫无喜色，反而一脸庄重地对他们说：“张济穷途末路，才来到荆州，咱们做主人的没有待客之道，竟然与之交战，这绝非我的本意。所以，我只接受吊唁，不接受道贺。”

众人本想拍马屁，不料却拍到了马腿上。

刘表之所以不让大伙拍这个马屁，自然是大有深意的。他的目的，是想收张济部众的心，让他们为己所用。所以，这时候绝不能接受属下道贺，否则就是在张济部众的伤口上撒盐，那只会导致兵连祸结，对荆州和刘表都毫无裨益。

反之，只有像他这么做，才是化敌为友的高明之举。

随后，刘表便派人前去慰问张济的部众，并表达了收留之意。此时，张济的侄子张绣已经接管了部队的指挥权，正和将士们一块儿发愁，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见刘表如此不计前嫌、宽宏大量，不禁大为感动，于是“皆归心焉”，所有人的心就这么被刘表给收了。

然后，刘表便把张绣及其部众安置在了宛城(今河南南阳市)。

刘表的这个安排，再次体现出了他的深意。

因为宛城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而是位于荆州与豫州交界处的战略要地。换言之，就是刘表地盘与曹操地盘的接壤之处，其战略意义正类似于兖州和徐州之间的小沛。刘备之所以三进小沛，正是因为陶谦、吕布和曹操都知道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同理，刘表让张绣进驻宛城，也是为了让张绣替他抵挡日益强大的曹操。

说白了，张绣此刻的角色，与刘备无异，都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雇佣兵。

而曹操接下来即将遭遇的悲痛和耻辱，正是这个张绣一手造成的。

当然，张绣只是一个军阀，如果没有高明的谋士辅佐，他是不太可能打赢曹操的，更不可能把曹操打痛。而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谋士，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奇谋百出”的贾诩。

自从献帝刘协离开长安，贾诩意识到跟着李傕、郭汜之流绝对是死路一条，于是弃官而走，带着家眷跑到华阴(今陕西华阴市)，投靠了当地军阀段煨。

段煨的部众早就听说贾诩的大名，都对他十分仰慕，段煨对他自然也很尊重。然而，贾诩才待了几天，就觉得此处不宜久留了。他把适合投奔的对象挨个想了一遍，最后选择了张绣，决定把家眷暂留此处，独自前去投奔。

有人就问他，段煨待你不薄，你为何还要走？而且还把家眷留在这儿？

贾诩说：“段煨生性多疑，对我已有戒心，礼遇虽厚，不可持久，迟早会有变数。我离开后，他一定心中暗喜，而且他也希望我能给他建立外援，所以会善待我的妻儿。而我之所以选择张绣，是因为他身边没有谋士，肯定需要我。如此，我和家人，两边都可保全。”

其实，贾诩做出这个决定，背后还有一些想法，他没有说透：

一、他之所以离开段煨，关键不是在于段煨生性多疑，而是段煨的部众太过仰慕他，这才会引起段煨的猜疑，怕兵权被他贾诩窃夺。

二、把家人留在段煨处，而不是跟随他去投奔张绣，是因为张绣眼下没有根据地，跟着他必然要天天为了生存而战，带着家人太危险。

果然，一切不出贾诩所料。他走后，段煨仍旧善待他的家人，并未为难他们。而张绣见他到来，更是大喜过望，对他异常尊敬，主动执晚辈礼。

贾诩本来建议张绣归附刘表，可陪他去见了刘表一面后，便一针见血地对张绣说：“刘表是升平之世的三公之才，却没有洞察变局的眼光，且多疑而缺乏决断，不会有什么作为。”

没办法，贾诩这双毒眼，好像看什么人都是透明的。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春，曹操终于把目光转向了荆州，决定对刘表动手。

而驻扎在宛城的张绣，无疑是他第一颗要拔掉的钉子。

曹操亲率大军，进抵淯水(今白河，流经南阳)，与张绣隔河对峙。张绣和贾诩都已看出跟着刘表这种老板没前途，自然也不想替他卖命，所以二人商量了一下，便打开城门，投降了曹操。

这原本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因为曹操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宛城，荆州已然门户洞开，吞并刘表只是时间问题；而张绣和贾诩投靠了曹操这种雄才大略的老板，前途自然也是一片光明。

然而，事情坏就坏在英雄难过美人关。

曹操犯了一个男人经常犯的错误，为一个女人葬送了大好局面，并且白白葬送了他的长子曹昂和猛将典韦的性命。

这个女人，就是张济的遗孀、张绣的婶婶邹氏。

人家张绣只是率部归附，并没把婶婶也一并献上，可曹操偏偏看上了邹氏，就把她当成战利品给笑纳了。

叔父尸骨未寒，婶婶就被曹操霸占，张绣感到自己的人格遭受了极大的侮辱。与此同时，他又听说曹操送了一笔金子给自己的麾下骁将胡车儿。

这啥意思？不会是想收买胡车儿来杀我吧？张绣越想越不对劲，索性先下手为强，对淯水河畔的曹操大营发动了突然袭击。

曹操万没料到张绣会降而复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好仓皇出逃。可还没跑出多远，他的坐骑、号称“绝影”的宝马就被流箭射死了。曹操的右臂也中了一箭。长子曹昂赶紧把自己的马让给了父亲，然后护着父亲准备杀出一条血路。

遗憾的是，他终究没能杀出去，而是死在了混战之中，把自己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宛城。同一天被杀的，还有曹操的侄子曹安民。

曹操麾下猛将典韦，守在营门前，与张绣拼死力战，左右死伤殆尽。典韦身披数十创，仍挥舞长戟死战不退，一戟砍出竟将敌军的十几把长矛齐齐砍断。最后敌军越围越多，打算冲上来抓活的。典韦用双臂夹住两名敌兵，竟生生把他们给夹死了。张绣部众吓得纷纷后退。典韦反倒冲了上去，用尽最后的力气又击杀了数人，然后才“瞋目大骂而死”。

就这样，曹操以痛失爱子和爱将为代价，狼狈不堪地逃了出来，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宛城以东百里之外的舞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

张绣也是狠角色，又亲率骑兵追至。这时曹操稍稍稳住了阵脚，便回头迎战，总算把张绣击退了。然而经此一败，曹军已然士气大挫，且各部的秩序都陷入了混乱。这种时候，如果没有临危不乱的将领来断后，那么大撤退就极有可能演变成大溃逃。

所幸，此时负责断后的于禁，有效地约束了部众，才保证了撤退的有序进行。

在撤军路上，于禁碰上了一伙青州兵，居然趁乱打劫自己人。于禁大怒，把他们狠狠收拾了一顿。

青州兵就是此前曹操从黄巾军收编过来的，打仗很猛，但是军纪很差。他们仗着曹操的器重，一向骄横，这回挨了于禁的打，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回到大营就跟曹操告了状。

于禁回营后，并没有马上去见曹操，而是命部下抓紧修筑防御工事。左右劝他，说青州兵肯定恶人先告状了，得赶紧去跟曹公解释一下。于禁却不为所动，说：“敌军就在背后，随时会追过来，不先备战，如何迎敌？而且曹公英明，不会听信诬告。”

等到工事修完，于禁才去面见曹操，说了事情经过。曹操十分欣慰，说：“淯水之败，我自己都狼狈不堪，将军却能临危不乱，约束部众，惩治暴行，巩固营垒，有不可撼动之节，就算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旋即依据于禁前后立下的功劳，封他为益寿亭侯。

随后，曹操留曹洪驻防南阳，率部回到了许都。

宛城之战的失败，从创业的角度说其实算不了什么，因为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不影响大局，便无所谓。但是，从人的情感来说，曹昂、典韦之死，却无疑让曹操痛彻心扉，可以说是他自起兵以来遭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

人死不能复生，即便后面打十场胜仗，也换不回曹昂和典韦的生命。就此而言，宛城一战，就是刻在曹操心头的一道伤痕，永远也无法抹平。

可是，就算曹操恨不得把张绣撕了，眼下也只能强行忍住，因为他现在的对手还很多，容不得他感情用事。

由于在四战之地的中原起兵，所以曹操自从创业以来，就一直处于强敌环伺的险境之中，此刻尤其如此：北边是袁绍，实力最强，兵精粮足；东边是吕布，狼子野心，虎视眈眈；东南边是袁术，地广人多，野心勃勃；西南边是据地千里的刘表，现在又加上狠人张绣，曹操刚在这儿吃了大亏；西边是马腾和韩遂，属于最早起兵作乱的老牌军阀，同样不可小觑。

而在这些人中，最让曹操心生忌惮的，无疑还是袁绍。

袁绍一向看不起曹操，但自从曹操奉迎天子、代表朝廷之后，他无形中便矮了曹操一头，所以心里极不平衡，不时便会写一两封“辞语骄慢”的信给曹操，以此刷存在感，找回失落的自尊。

曹操当然懒得跟袁绍打口水仗，但他知道自己跟袁绍终有一战，而且这一天恐怕不会太远了。然而双方实力悬殊，真到了那一天，自己凭什么取胜？

带着这个重大的疑虑，曹操找来了他最倚重的荀彧和郭嘉，询问他们的看法。

荀彧和郭嘉对这个问题早已深思熟虑，所以曹操一问，他们立刻抛出了一通长篇大论。二人先是以刘邦和项羽作比，说当初刘邦弱、项羽强，可刘邦凭着过人的谋略，最后还是战胜了项羽。接下来，他们就从十个方面，全方位论述了袁绍必然失败、曹操必然获胜的理由：

一、“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下同)

袁绍繁文缛节太多，都是花架子，太务虚了；而曹操率性、务实、不图虚名。这是做人之道胜出。

二、“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也。”

袁绍割据一方，擅自征伐，从人臣的角度讲，就是叛逆；而曹操奉迎天子，代表朝廷号令天下。这是政治站位胜出。

三、“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也。”

从桓帝、灵帝以来，汉朝政令废弛，袁绍没有吸取教训，在管理上仍旧太过松弛；而曹操纲纪严明，使上上下下都知道自己的职责。这是治理方式胜出。

四、“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此度胜也。”

袁绍表面宽厚，内心猜忌，用人而又疑人，且任人唯亲；而曹操简单朴实，内心睿智，用人不疑，唯才是举，不问关系亲疏。这是胸襟气度胜出。

五、“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

袁绍谋划很多，决断很少，抓不住时机；而曹操当机立断，善于应变。这是智谋才略胜出。

六、“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不为虚美，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也。”

袁绍喜欢高谈阔论，沽名钓誉，所以那些务虚的人都归附他；而曹操以真诚待人，不玩虚的，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乐于为他所用。这是个人修为胜出。

七、“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无不周，此仁胜也。”

袁绍看见饥寒之人，会心生体恤，且流露于外，但他却有很多大事看不见，所以考虑不到；而曹操对于眼前的小事可能有所轻忽，却能关注天下大事，所以恩泽遍于四海，就连看不见的东西也考虑到了。这是战略眼光胜出。

八、“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也。”

袁绍身边的大臣争权夺利，以谗言彼此陷害，所以一团混乱；而曹操以制度管理下属，让那些歪门邪道都行不通。这是管理智慧胜出。

九、“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也。”

袁绍做事，是非不分；而曹操对于正确的人和事，就待之以礼，对于错误的人和事，就绳之以法。这是为政之道胜出。

十、“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也。”

袁绍用兵，喜欢浩大的声势，却不懂兵法要义；而曹操以少胜多，用兵如神，令部下信赖，使敌人畏惧。这是军事才干胜出。

这一通长篇大论，从做人之道、政治站位、治理方式、胸襟气度、智谋才略、个人修为、战略眼光、管理智慧、为政之道、军事才干十个方面评价袁、曹，结果袁绍得了零分，曹操得了满分。虽然其中大部分还算符合事实，但毋庸讳言，拍领导马屁的成分也是相当明显的。

平心而论，袁绍绝非如此一无是处，而曹操也不可能如此十全十美。荀彧和郭嘉把曹操说成这样一个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神人，连曹操自己听了都不好意思，笑道：“照二位这么说，我怎么担当得起啊？”(《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务实如曹操者也是喜欢听好话的。不过，尽管荀、郭二人所言有不少水分，但总体上也不算瞎说，所以还是极大地鼓舞了曹操，增强了他必胜的信念。

一番吹捧过后，荀、郭二人开始就具体的战略发表意见。

郭嘉认为，如今袁绍正北征公孙瓒，应该趁此机会先解决吕布，否则一旦袁绍掉头南下，吕布又在一旁趁火打劫，后果就不妙了。

荀彧也赞同郭嘉的意见，认为必须先除吕布，再图河北。

曹操同意这个战略，但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顾虑，说：“我是怕袁绍抢先一步，进入关中，然后西边与羌胡勾结，南边与张鲁和刘璋联手。如此一来，我就是以区区兖州、豫州之地，对抗天下的六分之五啊，到时候怎么办？”

荀彧认为，关中的军阀大大小小十几个，却各自为政，大多不足为虑，只有马腾和韩遂实力最强，就从他们入手，设法招抚二人，哪怕不是长久之计，但先稳住他们也好。等到关东彻底平定，回头再收拾他们也不迟。

为此，荀彧又给曹操推荐了一个能人，说此人一出马，曹操必可高枕无忧。

这个人就是时任朝廷侍中的钟繇。

钟繇，字元常，荀彧的同乡，颍川郡长社县(今河南长葛市)人，举孝廉出身，历任尚书郎、黄门侍郎等职，先是随献帝迁都长安，后又历经千辛万苦，随献帝东归洛阳。钟繇日后不仅成了曹魏重臣，而且因其深厚的书法造诣享誉后世，与书圣王羲之并称“钟王”。

荀彧推荐的人，肯定靠谱。曹操旋即让钟繇兼任司隶校尉，并“持节督关中军事”，授予他便宜行事之权。钟繇到达长安后，果然不负曹操所望，仅用一封信，为马腾和韩遂分析利害祸福，就成功将其招降。马、韩二人随即各遣一子入朝为质，以表归附朝廷的决心。

马腾和韩遂归降后，曹操解除了后顾之忧，便可以全力对付吕布、袁术、袁绍这几大诸侯了。

此时的吕布和袁氏兄弟并不知道，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将成为东汉末年这场逐鹿大戏的出局者。问题只在于：谁会是下一个？

汉室衰微，政在曹氏

袁术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寿春称帝后，心里始终有点发虚。

别的人他都不怕，可唯独忌惮曹操。

因为曹操现在就代表了朝廷，称帝就意味着直接跟曹操叫板，而且曹操眼下的实力越来越强，所以袁术必须做好抗曹的准备。

之前他和吕布缔结了儿女婚约，可一直未曾履行，现在为了防备曹操，袁术当然要赶紧跟吕布缔结统一战线。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夏，袁术遣使来到下邳，专程为儿子迎娶吕布之女。

吕布听说亲家公称帝了，那么女儿嫁过去就是太子妃，日后还有可能当皇后，于是也挺高兴，就把女儿送了过去。

眼看这桩政治联姻马上就要成了，却生生被一个局外人给搅黄了。

这个人就是袁术的故交、上回写信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的陈珪。陈珪时任沛国(治今安徽淮北市)国相，他心里倾向曹操，自然不想看到袁术和吕布联手，遂亲自赶到下邳，劝吕布说：“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将军应该与曹公共谋大计，如今却与袁术结亲，必定蒙受不义的骂名，将有累卵之危啊!”

吕布现在已经坐稳了徐州牧的位子，土皇帝正当得逍遥自在，当然不希望再跟曹操结怨，闻言觉得颇有道理，就派人把走到半道的女儿给抢了回来，还把袁术的使者绑了，送到许都交给了曹操。

曹操二话不说，旋即将此人枭首弃市。然后，曹操为了麻痹吕布，还给了他一个左将军的头衔，并亲自写信给他，大加慰勉。吕布受宠若惊，马上安排了一个人去许都觐见曹操。

这个人就是陈珪之子陈登。

陈登本是陶谦旧部，当初曾与糜竺一块儿去小沛劝说刘备继任徐州牧。刘备败逃后，陈登不得不成了吕布的员工，可心里着实厌恶这个新老板，于是早就想投靠曹操了。

所以这回，他们父子俩处心积虑搅黄这桩婚事，其实就是要给曹操纳投名状。

陈登临行前，吕布还给了他一个任务，就是希望自己的徐州牧一职能得到朝廷的正式任命。陈登嘴上唯唯，可一到许都，便当面向曹操献上了灭吕布之计。他说：“吕布有勇无谋，轻于去就，这样的人早除早好。”

正合曹操心意，说：“吕布狼子野心，肯定是不能长久豢养的。”随即任命陈登为广陵太守，然后也交给了他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充当卧底，回吕布身边潜伏，以备届时里应外合。临别前，曹操还亲切地拉着陈登的手说：“东边的事情，就全都托付给你了。”

陈登回到徐州，却没有带回吕布想要的正式任命。吕布大怒，挥起长戟猛劈书案，咆哮道：“你爹劝我跟曹操联手，回绝了袁术的婚约，可今天我却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反倒是你得到了曹操的器重，你们爷儿俩这是把我卖了吧？”

想当卧底，没点过硬的心理素质是不行的。陈登看着吕布，面不改色，从容道：“我见到曹操时，是这么跟他说的：‘养将军如同养猛虎，必须用肉喂饱，否则是会吃人的。’可曹操却说：‘你错了，养吕布更像是养鹰，必须饿着才听使唤，要是喂饱了，他就飞了。’曹操原话如此，我也没办法。”

吕布一听，脾气顿时发不起来了。因为这两句对话实在很像那么回事，听上去的确是曹操的口气，好像也怪不到陈登头上。

这就是卧底陈登厉害的地方：扯谎的时候不但脸不变色心不跳，而且还把谎扯得十分精辟，让人不信都难。

吕布悍然撕毁婚约，还把袁术的使者送到许都砍了脑袋，这无异于撕了袁术的老脸，并且还扔到地上狠狠踩了一下。

袁术岂能吞下这口恶气？随即命大将张勋、桥蕤等人，与之前来投靠的韩暹、杨奉联兵，率步骑数万直扑下邳，兵分七路进攻吕布。

吕布此刻的嫡系部队只有三千人，战马也只有四百匹，显然不是袁术的对手。他惶然无计，就把陈珪叫来臭骂了一通，说：“现在袁术大兵压境，都是你惹的祸，你说该怎么办？”

陈珪很淡定，说：“韩暹和杨奉，本来就不是袁术的人，只是仓促勾结到一起罢了。既然没有共同的谋划，其关系便难以长久维持。我让犬子陈登从中策动一下，他们立马就散伙了。”

随后，陈登就以吕布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韩、杨二人，说二位救护圣驾，我手刃董卓，咱们都是大汉的功臣，何苦要跟袁术一块儿当国贼呢？不如咱们联手，一起干掉袁术，也算是为国除害了。

在信的最后，还承诺击败袁术后，缴获的所有兵器、粮秣、马匹等，全归他们。

最后面这个承诺才是重点。韩暹和杨奉才不管什么国贼不国贼，有油水可捞比什么都强。二人见信大喜，马上同意跟吕布联手。吕布当即率部出击，进逼张勋大营。韩暹和杨奉则按照约定，临阵倒戈。

张勋和桥蕤哪能料到这一出？遂被打得大败而逃。吕布追击，一连斩杀了对方的十个将领。张勋、桥蕤的部众要么被杀，要么坠河溺毙，几乎全军覆没。吕布仍不罢休，与韩、杨二人联兵，乘胜南下，一路烧杀掳掠，兵锋直指寿春。

袁术慌忙亲率精锐步骑五千，在淮河南岸列阵。吕布进军到北岸，见袁术严阵以待，知道自己未必捞得着便宜，便隔河笑骂了一阵，然后才引兵北还。

经此一败，袁术的实力削弱了不少，再也不敢像过去那么豪横了。曹操见状，便索性痛打落水狗，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九月，亲自率兵，征讨袁术。

袁术命桥蕤等人在蕲县(今安徽宿州市南)一带布防阻击。可这个桥蕤之前连吕布都打不过，现在怎么可能是曹操的对手？曹操一战便攻克了蕲县，将桥蕤等人全部斩杀。

袁术知道自己守不住寿春，只好带着余部和家眷仓皇南逃。

得知袁术遁逃，曹操没有再追。因为再往南追，战线过长，不利于后勤补给，而且吕布和张绣都还没收拾，他也无心恋战。随后，曹操班师，在路过沛国(治今安徽淮北市西北)时，有了一个意外收获，其意义甚至比打下蕲县更大。

他得到了一员虎将——许褚。

许褚，字仲康，也是谯县人，跟曹操是老乡，史称其“容貌雄毅，勇力绝人”。当时天下大乱，土匪草寇到处流窜，烧杀掳掠，许褚就召集勇武少年和宗族里的数千户人家，建立了一支民团自保，同时修建营垒，坚壁清野。

有一次，汝南一带的贼寇又纠集一万余人前来攻打。许褚率众抵御，奋力死战，但敌众我寡，箭矢都射光了，贼人还一拨接一拨地攻上来。许褚就命宗族男女去收集石头，然后搬起石头往下砸，其杀伤力顿时比弓箭大多了。贼人吓得纷纷退却，许褚就此一战成名。此后，淮河、汝水一带的贼人听到他的名字就哆嗦，要打劫也都自动绕道走了，再也不敢去谯县招惹他。

此次曹操路过家乡，许褚便率众来投。曹操听说了他的事，又见他一副虎虎生威的样子，大喜道：“你就是我的樊哙(汉朝开国元勋、长年担任刘邦贴身侍从)!”当天便任命许褚为都尉，让他接替去世的典韦，专门负责侍从和警卫工作。

回到许都后，曹操因此次南征未能彻底消灭袁术，心里有些不爽，忽然想起，朝中有个人与袁术是姻亲，于是便迁怒此人，随便捏造了一个罪名就把他扔进了大牢。

这个人就是前太尉杨彪。

他是袁术的姐夫。当初，杨彪历经九死一生才跟着献帝逃回洛阳，不料现在却因与袁术的这层亲戚关系而遭了殃。

曹操给他捏造的罪名是“欲图废立”，就是打算废黜刘协另立新君。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轻则掉脑袋，重则诛三族。

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压根是不可能的事。杨彪之前虽然是太尉，名义上贵为三公，可自从董卓乱政之后，所谓的三公早就成了摆设。何况现在连这个职位都没了，而朝政大权又被曹操一手把持，杨彪哪有那个实力和胆量去搞什么废立？

时任将作大匠的孔融得到消息，连官服都来不及换，穿着便衣就去见曹操，说：“杨公一家，四代都是清官，德高望重，海内瞻仰。《周书》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连至亲骨肉尚且不该牵连，何况袁术与杨公只是姻亲，岂能把他的罪过加到杨公头上？”

曹操对孔融这个人本来就有些反感，闻言自然不为所动，冷冷道：“这是朝廷的意思。”

眼下的朝廷，都是曹操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他这话，摆明了就是非杀杨彪不可了，谁来求情都没用。

孔融身为海内名士，一向自视甚高，所以一点都不怕曹操，当即顶了一句：“假如周成王要杀召公，周公能说他不知道吗？”

名士就喜欢掉书袋，所以这句话比较费解。换成大白话就是说：你曹操别想把这事推给皇帝，假如真是皇帝要杀杨彪，你身为辅政大臣就一定知情，所以我现在就找你。

然而曹操不想跟他多废话，说到这儿就下了逐客令，把他轰走了。

随后，曹操就把这个案子交给了一个狠角色，分明就是要把这桩冤案办成铁案。

这个狠角色，就是许都令满宠。

满宠可是当时名震朝野的酷吏。关于此人手段的狠辣，有一件事足以说明。那是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也就是满宠刚刚上任许都令没几天的时候，曹洪手下有个宾客屡屡犯事，被满宠给捉拿归案了。曹洪是曹操的堂弟，他以为满宠一定会卖他一个人情，就写了个条子给满宠，让他放人，没想到满宠根本不搭理他。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你满宠算哪根葱？!

曹洪大怒，马上去找曹操告状。曹操命人传满宠来见。满宠知道，曹洪不仅是曹操的堂弟，而且当初讨伐董卓时，在荥阳一战中还救过曹操一命，所以曹操碍着这个情面，必定会叫他放人。

于是，满宠干脆就先杀了那个宾客，然后才去向曹操复命。曹洪气得跳脚，可人都死了，他再跳也没用。

满宠秉公执法、不讲情面的做法，大可媲美当年曹操乱棍打死蹇硕叔叔的事。所以，此举很对曹操的胃口，他当即大赞满宠，说：“职责在身的人，就该像他这样。”

如今，杨彪落到这么狠的酷吏手上，还能活吗？

孔融心急如焚，只好去找荀彧。荀彧为人正直，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于是传话给满宠，说：“你如实录下口供即可，千万不能严刑逼供。”

没想到满宠这家伙，谁的账都不买，照旧严刑拷打。

孔融和荀彧都认为，杨彪这回必死无疑了。数日后，满宠去向曹操汇报，说：“杨彪在拷打之下，仍旧没有招供。此人名重海内，如果坚持不承认罪行，那杀他就难以服众，恐怕会让主公失去人心。”

曹操一想，为了区区一个杨彪，损害自己的人望，的确不太划算，于是当天就把杨彪给放了。

孔融和荀彧本来都义愤填膺，恨死满宠了，现在一看，才知道满宠其实是在用他的方法，或者说是在用曹操能够接受的方法，巧妙地救了无辜的杨彪一命。

看来，酷吏也不全都是坏蛋。从此，孔融和荀彧对满宠的印象大为改观。

经此一难，杨彪对眼下的时局有了痛彻心扉的领悟，总结起来就八个字：“汉室衰微，政在曹氏。”(《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杨彪心灰意冷，此后便以足疾为由，闭门不出，甚至十几年没有下地行走，这才躲过了曹操的屠刀。

曹操在许都休整了两个月，难免想起死去的曹昂和典韦，心中的复仇之火又熊熊燃烧起来，遂于十一月再度发兵，二征张绣。

他一战便打下了湖阳(今河南唐河县西南)，生擒刘表部将邓济，继而进围舞阴，又将其攻克。拿下这两座城池，就有了进攻张绣和刘表的桥头堡。可是，此时正值深冬，天寒地冻，大雪阻路，如果再往前打，不但行军困难，后方的补给也运不上来。曹操只好压下复仇之火，暂时按兵不动。

像这种天气不好的时节，对曹操而言，顶多是不能打仗而已，日子照样过，可对某些没有地盘的军阀来讲，那就相当痛苦了，连活命都成了问题。

比如韩暹和杨奉。这对难兄难弟自从背叛袁术、投靠吕布之后，才发现吕布这种老板比袁术还不靠谱。袁术至少还管饭，可吕布这厮居然让他们自己去找饭吃。

没办法，韩、杨二人只好在徐州和扬州到处流窜，烧杀掳掠，可尽管如此，部众还是填不饱肚子。因为自从入秋以来，徐、扬一带便发生了严重的干旱，粮食歉收，老百姓自己都纷纷饿死了，哪还有粮草供养这些兵匪？

韩暹和杨奉饿得眼冒绿光，就跟吕布打了辞职报告，说要去投奔荆州的刘表。没想到，吕布竟然毫无人性地拒绝了，不准他们跳槽。

韩、杨二人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反了!跟着这种没人性的老板，不被饿死也得被气死，索性咱们先弄死他!

可是，光凭他们两人，想弄死吕布还有点困难，因为吕布的麾下大将高顺、张辽等人一个个都很猛，没那么容易对付。

所以，必须找个帮手，一块儿打吕布。韩暹和杨奉朝四周望了一圈，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很快就锁定了一个人。

他就是刘备。

当初人家徐州牧干得好好的，硬是被吕布这厮给抢了，刘备一定恨死了吕布，所以找刘备合伙最合适。

不过，人心隔肚皮，刘备到底怎么想的谁都没把握。韩暹和杨奉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杨奉先去小沛投石问路，韩暹留在城外策应。

杨奉随即带着部众来到小沛，然后就受到了刘备的盛情款待。杨奉和手下好久没开荤了，顿时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

然而，杨奉万万没想到，这是他最后的晚餐。

宴席刚进行到一半，刘备就命人把他绑了，然后直接拉出去砍了脑袋。可怜杨奉最终连个饱死鬼都没做成，因为这顿饭他根本就没吃完。

刘备是有原则、有底线的人，当然不可能跟这些劣迹斑斑、穷凶极恶的兵匪合作。何况这些人一贯反复无常，有奶便是娘，今天可以跟你一起合伙打吕布，明天就会和吕布一块儿灭了你。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刘备都只有一个选择——杀了他们。

韩暹和部众在城外苦苦等候，最后等来的却是杨奉被砍头的消息。本来手下人还指望着刘备收留，进城去喝酒吃肉，现在希望彻底破灭，跟着韩暹无异于等死，于是瞬间作鸟兽散，各自讨活路去了。

韩暹万般无奈，只好带着剩下的十余名骑兵向西走，准备回老巢并州。可是，刚走到不远的杼秋(今安徽萧县西北)，韩暹和十来个手下就被当地的县令张宣给干掉了。

这就是乱世。当你手里头有兵(当然还得有粮)的时候，你就可以耀武扬威、称王称霸；可一旦树倒猢狲散，任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都能把你收拾了。

韩暹和杨奉当初挟持天子的时候，一度也霸气得很，可终究逃不过如此凄凉而不堪的下场。

下场同样不堪的，还有李傕和郭汜。

差不多在韩、杨二人被杀前后，郭汜也被自己的部将砍掉了脑袋。又过了几个月，曹操以朝廷名义下诏，命关中军阀段煨讨伐李傕，然后段煨轻而易举就把李傕灭了，还奉曹操之命诛了他的三族。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帮军阀当初骑在献帝刘协和文武百官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的时候，他们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东征西讨的曹司空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正月，大雪初融，道路复通，曹操率部回许都休整。两个月后，他打算再度出兵，三征张绣。

荀彧却拦住了曹操，不让他出征。荀彧认为：“张绣背靠刘表这棵大树，实力不可小觑，把张绣逼急了，刘表一定来救。反之，张绣毕竟是从外面来投靠刘表的，刘表不太可能长久养着他，日子长了两人一定闹翻。到时候用点政治手段，就可以诱降张绣。”

曹操不听，还是率领大军开拔了。

理由可想而知：心中那把复仇之火烧得太旺了，所以他等不到张绣和刘表闹翻的那天。

此时，张绣正驻军穰城，曹操将穰城团团包围，命部众日夜猛攻。可是，刚刚开打没几天，许都就传来了一个情报，令曹操惊出了一身冷汗。

情报来自袁绍的一个降卒。此人透露，袁绍帐下谋士田丰献计，让袁绍趁曹操不备，发兵攻打许都，抢夺天子。

曹操就怕袁绍来这一手，闻讯立刻解围而去，火急火燎地往许都赶。

不过，此时的曹操并不知道，他其实是虚惊一场。因为那个降卒的情报只说对了一半：田丰的确建议袁绍打许都、抢天子，可问题是袁绍根本没听田丰的。

事情的起因是：自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不时便会下一道诏书给袁绍，内容就算不是对袁绍不利的，至少也是让他不爽的。表面上，曹操只是司空，袁绍才是大将军，可事实上，只要曹司空有兴致，耍起袁大将军来是根本不用看日子的。

袁绍为此十分郁闷，就想把天子弄到离自己近一点的地方，以便对朝廷和天子也施加一些影响，便宜不能都让曹操一人给占了。

于是，袁绍就派人去忽悠曹操，说许都地势低洼，过于潮湿，对皇上的龙体不利，而旧都洛阳又残破不堪，不宜居住，所以最好还是让天子移驾鄄城。此地离袁绍所在的邺城也就二三百里地，不管他是想入朝觐见还是来抢人，都比较方便。

可是，曹操岂能被他袁绍忽悠？当然是一口回绝。

袁绍唱这么一出，除了暴露自己的后知后觉和黔驴技穷，实在达不到任何目的。当初天子在洛阳时，沮授早就劝他赶紧下手了，是他自己脑子糊涂，觉得把天子供在身边很麻烦，这才让曹操得偿所愿。

到现在，他才意识到其实挟天子的好处远远大于麻烦，可你早干吗去了呢？

就算你眼下后悔了，想分一杯羹，可用这种办法忽悠曹操，手法也实在太过拙劣，不仅徒劳，而且只能让曹操看笑话。

就在这时候，田丰上场了，对袁绍说：“既然迁都之计不成，那就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早日拿下许都，奉迎天子。如此便可随时以天子名义下诏，号令海内。这是上上之策，如果不这么做，终将成为别人的手下败将，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上回袁绍不听沮授的，让曹操占了先机，可没关系，这回听田丰的，趁现在曹操去打张绣，许都空虚，只要派一支精兵突袭，定能把天子抢到邺城。到那时，就轮到曹操郁闷了。

然而，袁绍之所以是袁绍，就在于他的脑子总在关键时刻卡壳。

他居然再次否决了这个提议。

被一块石头绊倒一次，还可以说是运气不好，或一时糊涂，可接连绊倒两次，那只能说是智商堪忧了。

可是，如果你以为袁绍在这块石头上只绊倒两次，那就错了。短短两年后，当袁绍率十万大军在官渡与曹操对峙之际，其帐下谋士许攸再次献计，劝他分兵袭取许都，奉迎天子，却又一次遭到了袁绍的拒绝。

也就是说，袁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三次!

这样的人不失败，那可真是没天理了。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眼下，曹司空以为袁大将军变聪明了，真的要来偷袭许都，于是拼命往回赶。

张绣这个狠角色，一看曹操撤兵，立刻率部尾随，在后面紧咬不放。与此同时，刘表觉得有机可乘，也亲自率军，火速赶到安众(今河南邓州市东北)，然后据守险要，一举截断了曹操的退路。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曹操顿时陷入了腹背受敌的险境。

可是，明明已经落到了如此险恶的境地，曹操却依然自信满满。当时他恰好接到荀彧从许都送来的例行报告，就在批复中顺便说了一句：“等我到了安众，必定破敌。”

当晚，曹操率部进抵安众。他知道刘表在前面堵他，所以没走大路，而是趁着夜色，命部众在山中生生开凿出了一条险道，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了安众。

刘表和张绣得到曹操遁逃的消息，立刻合兵一处，在后面拼命追赶。然而他们完全没料到，曹操只是派一支小股部队佯装奔逃，而主力部队早已设下了埋伏。待他们追至，曹操亲率精锐步骑突然杀出，顿时把他们打得丢盔弃甲，大败而逃。

后来，曹操回到许都，荀彧问他，当时情况那么危险，为何还有信心破敌？曹操说：“敌军围追堵截，就是把我军置于死地，但恰恰是这样，反而激发出我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所以我知道定能获胜。”

不过，此次班师，曹操也并不是完全没吃亏。

因为张绣背后还有一个“算无遗策”的贾诩。之前张绣要追击，贾诩便劝他别追，说追击必败，张绣不听，结果就在安众被曹操打了个措手不及。稍后，贾诩登高望远，观察了一下曹军的动向，反而告诉张绣，说现在可以追了，这次必胜。

张绣蒙了，说：“之前不听你的，才中了曹操的埋伏，现在都已经败了，哪能再追？”贾诩却胸有成竹道：“兵势有变，赶紧追。”

张绣向来相信贾诩，尽管心里没底，可还是收拢了残兵败将，硬着头皮又追了过去，没想到居然被贾诩料中了，果然大败曹军的殿后部队。

一回来，张绣便迫不及待地问贾诩：“上回我以精兵追敌，你说必败；这回我以败兵追敌，你说必胜。结果却都让你说中了，这究竟是何道理？”

贾诩答：“这很简单。首先，将军虽然善于用兵，但还不是曹操的敌手。而曹军班师，曹操必定亲自殿后，所以我知道将军必败。其次，曹操此次突然撤军，一定是后方出了问题，而他设伏打败将军之后，定然会轻装疾进，留其他将领殿后；那些将领虽然勇猛，却不是将军的对手，所以将军即使是用残兵败将，也足以击败他们。”

一番话，说得张绣心服口服。

这就是高手过招。曹操和贾诩，显然都属于这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高手。曹操之所以三征张绣都无功而返，除客观因素外，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张绣背后有贾诩这样的高人。

自从刘备投靠曹操、三进小沛之后，吕布看他就觉得很碍眼，一直想把这颗钉子拔掉，只是被袁术牵制着，腾不出手。眼下袁术丢了寿春，惶惶若丧家之犬，只好跟吕布握手言和。于是，吕布终于可以回过头来收拾刘备了。

这年夏天，吕布派出了麾下猛将高顺和张辽，大举进攻小沛。

高顺这个人，在三国这场大戏中的戏份不多，却值得一提。首先是因为，他手下有一支在当时非常出名的劲旅，称为“陷阵营”。这支部队的装备十分精良，虽然兵力不多，总共才七百余人，但在高顺的训练下，却个个有以一当百之勇，史称其“号令整齐，每战必克”，堪称精锐中的精锐。

除了作战勇猛、治军有方，高顺的忠义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道。据史书记载，高顺“为人清白，有威严，少言辞”，且从不饮酒，更不贪赃纳贿，属于乱世军阀中十分罕见的洁身自好之人。

高顺其实早已看出吕布这个老板浑身都是毛病，却始终忠心耿耿，从没想过离他而去。每当吕布举措失当时，高顺就会苦口婆心地规劝，说：“自古以来，凡破家亡国之人，并非没有忠诚明智的部下，而是不能重用。将军做事情，很少深思熟虑，总要等到错误出现，才说这回又失误了。回回言‘误’，失误岂可胜数!”

吕布也知道高顺是一片忠心，但就是不肯听从。

实际上，就算他想听也没用。因为人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习惯都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想改变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用儒家的话讲，一个人平时若没有“克己”“自省”等修身的功夫，想要真正改变心性，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吕布这种人，就算再活几辈子，恐怕也不知道何谓克己，何谓自省。

曹操得知刘备被围，立刻派遣夏侯惇前往救援，可夏侯惇跟刘备加在一块儿，也仍然不是高顺和张辽的对手。当年九月，小沛被高顺和张辽攻陷，刘备带着关羽、张飞及残部再度逃亡，而他的老婆孩子则又一次落到了吕布手上。

见吕布如此嚣张，曹操大怒，决定亲征，彻底铲除这个心腹之患。

可是，麾下众将却都反对，说刘表和张绣在西边蠢蠢欲动，这时候去东边打吕布，后方就危险了。正当众人七嘴八舌之际，荀攸站了出来，说：“不然。刘表和张绣刚被主公打败，暂时还不敢轻举妄动，而吕布骁勇异常，又与袁术勾结，若长期纵横于淮河、泗水一带，必有豪杰纷起响应。如今，趁他立足未稳、人心未定之机出兵，必可击破。”

曹操深以为然，当即率部出征。

大军行至梁国(治今河南商丘市)，恰好碰上灰头土脸、狼狈逃亡的刘备，遂一同东行，很快便进抵彭城(今江苏徐州市)。

眼见曹操来势汹汹，陈宫当即建议吕布，趁曹军长途跋涉、士马疲惫，主动出击，定能取胜。吕布却不以为然，说：“还是等曹操自动送上门吧，我把他们赶到泗水之中，让他们全都淹死。”

吕布到现在还牛皮烘烘，却不知自己的末日已经降临了。

当年十月，曹操攻克了彭城，并再次屠城，给自己的征战生涯又增添了一个污点。

此前安插的卧底陈登，这回终于派上了用场——曹操一到，他便率广陵郡的部众前往接应，并充当前锋，带着曹军一路挺进到了下邳。

兵临城下之际，吕布才率部出战。

之前吹牛皮说要把人家赶到泗水中淹死，可真的一交手，吕布却连战连败，不得不龟缩在下邳城中，再也不敢露头。

曹操知道，要彻底击败吕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即便最后能赢，也要付出很大的伤亡，于是给吕布写了封信，为他陈说祸福，劝他投降。

吕布这时已经有了恐惧之感，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终究不是曹操的对手，所以看完信后，就打算开门投降。陈宫却拦住了他，并献上了一个破曹之计：“曹操长途奔袭，补给线过长，攻势难以持久。而今之计，不如将军率精锐步骑到城外驻扎，我率余部坚守城中。他若进攻将军，我就率部攻他后背；他若攻城，将军就在外救援。顶多十天半个月，曹操粮草不继，我们再反攻，定可破敌。”

吕布也觉得此计可行，便打消了投降的念头，决定让陈宫和高顺守城，然后亲率骑兵出城，截断曹操粮道。

假如吕布真这么做了，曹操估计会很头疼，而吕布的末日很可能也不会这么快降临。只可惜，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他老婆几句话就让他改变了主意，从而断送了一切可能性。

吕布的老婆是这么说的：“陈宫和高顺向来不和，将军一走，他俩必定不会齐心协力守城，万一有个差池，将军还能在何处立足？何况，当初曹操对陈宫那么信任，陈宫尚且背叛了他，你待陈宫，远远没有曹操那么好，竟然敢把整座城池和妻儿都交给他，孤军远走，一旦有变，妾身还能再做将军的妻子吗？”

这阵枕头风一吹，陈宫的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吕布思前想后，觉得现在唯一能救自己的，恐怕只有袁术了，旋即派部下许汜、王楷前去求救。

袁术一看吕布终于求到自己头上了，便冷笑道：“当初吕布不把女儿送来，活该有今天的失败，何必又来求我？”

许汜、王楷焦急道：“明公今天不救吕布，就是坐等自己的失败。吕布一旦败亡，下一个就轮到明公了。”

唇亡齿寒的道理袁术也懂，只是当初被吕布撕了老脸，心里始终不痛快。而且袁术这个人，一直是侥幸心理比较重的，他才不信没了吕布自己就会马上完蛋。于是，他口头答应了下来，却始终不发一兵一卒，只命部众做出备战的姿态，然后散播消息说要出兵，算是给吕布声援。

一报还一报。当初你那么耍我，把我袁术的脸扔在地上踩，就该想到会有今天。所以，我现在能做出一个声援的姿态，已经很够意思了，别指望我真的去救你。

吕布意识到，不把女儿送过去，袁术这口恶气是不会消的。可如今下邳已被曹军团团包围，怎么才能把女儿送出去？

为此，吕布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他居然用锦缎把女儿裹得严严实实，绑在马上，然后在某个深夜带着女儿冲了出去。结果被曹军发现，一时间箭如雨下，吕布只好又跑了回来。

其实，即使吕布杀出重围，把女儿送过去，袁术也不会发兵救他。因为，这桩所谓的儿女姻亲本来就是政治交易。在吕布局面好的时候，袁术当然可以跟他联手，交换彼此想要的利益。可如今吕布落到了这步田地，还能拿什么跟袁术交换呢？

说到底，袁术和吕布一样，都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而且还是非常短视的那种，连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都算不上。他们做事的动机，向来都只是眼前可见的利益，从来没有什么深谋远虑。所以假如两人易地而处的话，吕布同样也不会救袁术。说白了，只要自己能够多苟活一日，他们宁可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完蛋——即使明知道曹操接下来就会把屠刀挥向自己，他们也仍然会心存侥幸。

所以，就算吕布有十个女儿，而且全都送给袁术，也还是救不了他的命。

吕布之死：魂断白门楼

在吕布被围的这些日子，也不是没有人想救他。之前曾两次收留吕布的张杨，跟他的关系算是比较铁的，就打算出兵援救。

只可惜，张杨和吕布相隔数千里，而且中间都是曹操的地盘，别说张杨鞭长莫及，就算他神兵附体，能够一路打过去，等打到下邳黄花菜都凉了。所以，张杨心有余力不足，只能在驻地野王的东郊练练兵，隔空替吕布摇旗呐喊，客观上跟袁术差不多——声援而已。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张杨发出声援没多久，就被他的一个部将杨丑给干掉了。因为杨丑一心想投奔曹操，见张杨竟然为吕布出头，索性就造了反，把他给杀了。

然而，还没等杨丑抱上曹司空的大腿，张杨的另一个部将眭固就又把杨丑给杀了。这个眭固就是之前黄巾余部黑山军的首领，后来投靠了张杨。不过，他杀杨丑，可不是为了给张杨报仇，而是因为杨丑想投奔曹司空，可他却想投奔袁大将军。

随后，眭固命一部留守野王，自己率大部进驻射犬(今河南沁阳市东北)，准备与袁绍呼应。

徐州这边，曹军围着下邳攻了一个多月，却始终打不下来，搞得全军上下都疲惫不堪。曹操见状，就动了撤军的念头。荀攸和郭嘉连忙劝阻，说：“吕布有勇无谋，而今屡屡败北，早就锐气尽丧了。三军以大将为主，主帅一旦没了斗志，部众必然士气低落。另外，陈宫虽有谋略，但行动迟缓。所以，现在应该趁吕布斗志尚未恢复、陈宫计谋未定之机，加大攻势，必能把吕布拿下。”

荀、郭二人这话，表面上是在说吕布，其实就是拐着弯在劝谏曹操，让他这个主帅千万别先丧失了斗志。曹操听懂了他们的意思，旋即重新打起精神，开始琢磨智取的方法。

很快，他就想到了办法：水攻。

下邳旁边就有两条大河，一条泗水，一条沂水，放着现成的“地利”不用，这不是傻吗？曹操立刻命部众凿渠引水，然后把两条河的大水全都灌进了下邳城。

吕布此前吹牛说要把曹操淹死在泗水里，没想到现在竟“一语成谶”，只不过不是应验在曹操身上，而是应验到了他自己头上。

就这样，吕布和他的部众在大水中浸泡了一个多月，那真叫一个苦不堪言。吕布万般无奈，只好登上城头，对曹军喊话说：“诸位不要这样困我，我会向明公自首的。”

陈宫在旁边一听，不由火起，怒道：“曹操就是个逆贼，叫什么‘明公’!今日投降，就像鸡蛋扔到石头上，哪还能活命!”

正如荀攸和郭嘉所言，主帅一旦没了斗志，就别指望下面的人卖命打仗了。吕布公然在城头上喊出要投降的话，将自己的恐惧和软弱表露无遗，将士们听了会做何感想？尽管最后吕布被陈宫骂醒，没有付诸行动，但将士们的心肯定在这一刻全都寒了。

在深冬的大水中浸泡了一个多月，也没把他们的意志击垮，但是吕布短短的一句话，却足以把他们的忠心和勇气摧毁大半!

就此而言，吕布其实不是败给了曹操，而是败给了自己。

至此，吕布的败亡基本上已成定局了，因为悲观和恐惧的情绪已在军中蔓延开来。接下来，只需要一件小事，就足以把这种情绪引爆。

很快，引爆点就出现了。

事情源于吕布的一个部将侯成。侯成有一匹宝马，不久前被盗了，现在找了回来，于是同僚纷纷向侯成道贺。侯成遂摆酒设宴，并提前送了一份酒肉给吕布。吕布本来就快崩溃了，见这帮家伙居然还有闲心开“派对”，顿时暴怒，大骂侯成：“我早就下了禁酒令，你们竟然还敢喝!这是打算用酒把我灌醉，再把我卖了吗？”

不管有没有禁酒令这回事，吕布这通大骂，显然都是情绪失控的表现。侯成又恨又怕，遂暗中与宋宪、魏续等将领联手，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天，突然发动兵变，把陈宫和高顺都给绑了，然后开门向曹操投降。

事发仓促，吕布来不及反应，只好带着少数亲兵躲到了白门楼(下邳的南门城楼)上。曹军一拥而入，把白门楼围了个水泄不通。

吕布彻底绝望，遂命左右砍下他的头，去献给曹操。左右不忍，便拥着吕布下楼投降了。

此刻，吕布仍然心存侥幸。他自恃作战勇猛，而曹操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所以很可能不会杀他。因此，见到曹操时，他便故作镇定道：“从今往后，天下便可平定了。”

听他没头没脑地来这么一句，曹操有些蒙，就问：“何出此言？”

吕布答：“明公的心腹大患便是我吕布，可今天我归顺了。往后，如果让我吕布率领骑兵，明公自己率领步兵，那天下岂非指日可定!”

曹操闻言，沉吟不语。

其实这一刻，爱才的曹操也的确心动了。吕布虽然人品不咋的，但打仗确实是一把好手，这样的人杀了，未免可惜。何况，关于“人品”这个东西，曹操向来不太看重，只要有才，他就喜欢。

然而，此刻曹操身边还站着一个人——此人被吕布夺了地盘，且好几次险些命丧吕布之手，对他早已恨之入骨，岂能让他活着走出下邳城？

这个人当然就是刘备。

此时，不识相的吕布又把头转向刘备，用讨好的口吻道：“玄德，你是曹公的座上客，我是阶下囚，曹公把我绑得这么紧，你就不能说句话吗？”

毫无自知之明的吕布，到了这一刻，竟然还奢望刘备能替他说情，这种谜之自信也不知所从何来。刘备再怎么有修养，也不是那种以德报怨的圣人。别的不说，光是老婆孩子就被吕布抓了两回，刘备现在不亲手宰了他就算很有涵养了，还指望刘备替他说好话？

听吕布说绑得太紧，曹操笑了，说：“捆绑一只吃人的老虎，不得不紧。”随即命人给吕布松绑。

吕布窃喜，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活命了。

可就在这时候，刘备开口了，喊了一声“不可”，然后只说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瞬间宣判了吕布的死刑。

刘备说：“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三国志·吕布传》)

曹公难道没看过吕布当初是怎么对待丁原和董卓的吗？

这可真叫一语惊醒梦中人。尽管曹操的用人标准向来是唯才是举，可这并不等于他愿意把“史上最危险员工”养在身边。换言之，一个老板再怎么不看重员工的品行，至少还是有一条底线的，那就是忠诚。

所以，像吕布这种动不动就在老板背后捅刀子的人，曹操绝不会再留着他。

眼看自己被刘备一句话就判了死刑，吕布怒目圆睁，对刘备破口大骂：“大耳儿，最叵信!”(《后汉书·吕布传》)

你这个大耳朵的东西，最不讲信用!

吕布临死前的这句话，用来骂他自己还是比较贴切的，骂刘备就属于血口喷人了。不过对于这种将死之人，刘备就懒得跟他计较了，权当没听见。

此时，曹操把目光转向一旁的陈宫，淡淡道：“公台平生自诩谋略无穷，今日又如何？”陈宫坦然自若，指着吕布道：“是此人不用陈宫之言，才走到这个地步，如果他听我的，未必会败。”

尽管曹操痛恨背叛，可他对陈宫还是有感情的，这一点跟吕布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曹操永远忘不了，他创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光时刻——由东郡太守上位兖州牧，便是得益于陈宫的谋划和全力促成。从此，曹操才成为名副其实、割据一方的诸侯，并真正具有了与四方群雄一较短长并逐鹿天下的资本。

这份功劳，曹操始终铭记于心。所以这一刻，他是准备原谅陈宫的。为此，曹操故意抛出了一个话头，只要陈宫不想死，顺着这个话头往下说，甚至都无须服软求情，他这条命自然就保住了。

曹操说的是：“你若是死了，老母亲怎么办？”

聪明人在这种时候，一定会涕泪横流，尽力表现出不能为母尽孝的悲伤和痛苦之情，然后曹操便可以就坡下驴，以成全他的孝道为名，宣布赦免。如此一来，既可保住陈宫一命，又不会坏了曹操的规矩——毕竟汉朝是以孝治天下的，所以拿“孝道”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便能让曹操用一种可以服众的方式，来原谅陈宫曾经的不忠。

然而，令曹操万万没想到的是，陈宫的确是接过了“孝道”的话头，但却不是以此求生，而是以此求死。他说：“我听说，以孝治天下的人，不会害别人的至亲。所以，老母是存是亡，在于明公，不在于我。”

这头该死的犟驴，真是不知好歹!

这一刻，曹操估计都在心里骂人了。然而，他还是很有耐心地抛出了第二个话头，暗暗希望陈宫能抓住这最后的活命机会。

曹操说：“那你的妻子和儿女怎么办？”

很遗憾，视死如归的陈宫再次拒绝了他的好意。陈宫说：“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者，不会绝人之后。所以，我的妻儿是存是亡，在于明公，不在于我。”

完了，彻底没辙!

曹操只见过巧舌如簧以求活命的人，却从没见过雄辩滔滔只求速死的家伙。也罢，接连给了陈宫两次机会，曹操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所以听完陈宫的话，他只能沉默。

陈宫主动要求行刑，然后昂起头颅，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绞刑架。看着他决绝的背影，曹操再也没忍住，终于怆然涕下。

这一刻，那个在战场上杀伐决断、残忍无情的曹操隐去了，那个在权力斗争中阴险狡诈、不择手段的曹操隐去了。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恋旧的、讲义气的、情感丰富的人。

就是这个拥有细腻情感的曹操，才会写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样感伤的诗句；也是这个拥有充沛情感的曹操，才会写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样豪迈的诗篇。

若是没有注意到这些情感，我们就看不见一个完整的曹操。

这一天，在下邳城的白门楼下，吕布、陈宫、高顺一起被押上了绞刑架，结束了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演出。

吕布之死，天下恐怕没有几个人替他惋惜。而陈宫是自己一意赴死，也没什么话好说。三个人中，唯一值得人为之扼腕叹息的，便是为人清白、勇猛善战且忠心耿耿的高顺了。

以高顺的将才，如果他愿意归降的话，曹操一定不会杀他，并且还会给他一个光明的前程。只是，高顺却宁愿选择与吕布一同就戮，以生命为代价坚守他“不事二主”的忠诚。

作为一个惯于在背后捅老板刀子的反复无常之人，吕布死的时候，还能有一个如此忠贞的下属陪他上路，实在是他的幸运。反之，像高顺这种德才兼备的员工，却情愿给吕布这么一个不靠谱的老板陪葬，似乎可以说是他的不幸。

不过，在我看来，与其说高顺忠于的是吕布这个人，还不如说，他忠于的是自己内心的价值观。换言之，在高顺的心目中，忠义的价值很可能是比生命更高，也更值得捍卫的，所以当二者出现冲突的时候，他宁可放弃生命，保全忠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更愿意把高顺的死看成“殉道”，而不是给吕布“陪葬”。时至今日，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认同高顺的选择，觉得他这么做很傻，但是评价古人，还是应该考虑他们所处的时代。诚如有人说过：“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当然，有人放弃生命选择忠诚，也就有人会放弃忠诚选择生命。

比如张辽。他当天就投降了曹操，并很快被任命为中郎将。从此，张辽的人生就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从前的张辽跟着吕布东跑西颠、反复跳槽，不要说干出什么像样的业绩，连在史书中露面的机会都很少。但跟了曹操之后，原本黯淡无光的人生就开始风生水起了——此后的张辽不仅拥有了远大前程，而且最终成为威震四方的一代名将。

与张辽一同归降，并得到曹操重用的，还有一对父子：父亲叫陈纪，此前曾在朝中担任尚书令；儿子叫陈群，眼下还没什么知名度，不过日后却成了赫赫有名的曹魏重臣，历仕曹操、曹丕、曹叡三代。由他创建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影响了此后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历史。

陈宫死后，曹操很讲义气地把他的老母和妻儿接到了许都，一直厚待他们，不仅将陈母供养到寿终，后来还替陈宫的女儿张罗了终身大事。陈宫若地下有知，定当无憾。

比起陈宫让人宽慰的身后事，当初跟他一同背叛曹操的张邈，其结局和家人最终的命运，就堪称悲惨了。

早在三年前，即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冬，张邈跟着吕布逃奔刘备时，就让他的弟弟张超带着一家人躲到了雍丘(今河南杞县)。可能在张邈看来，自己前途未卜，带着家人一块儿逃亡太过危险，所以才做了这个安排。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没过多久，曹操就亲自率部围住了雍丘。张邈心急如焚，就想去跟袁术讨要救兵，结果刚走到半道，就被自己的部下砍了脑袋。

很快，雍丘也被攻破，张超被迫自杀。

曹操入城后，竟不顾与张邈过去的交情，将他的三族全诛杀了。

这个举动，着实让人有些意外。因为张邈虽然背叛了曹操，但毕竟是他的发小——当初曹操东征陶谦时，还特意叮嘱家眷，万一自己有个闪失，让他们去投靠张邈，可见他与张邈的关系非同一般，至少比他跟陈宫的关系近得多。

可为何同样是背叛，曹操却能善待陈宫的家人，对张邈的家人反而毫不留情，要如此赶尽杀绝呢？

也许，原因恰恰就出在曹操与张邈的关系上。因为两人过去关系太好，所以张邈的背叛对曹操情感上的打击就更大，对他的伤害就更深，所以他的愤怒也就更不可遏制。而曹操向来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而且他表达爱憎的方式，比一般人要强烈得多。所以，正如当初为父亲复仇，他不惜屠杀徐州百姓以泄愤一样，诛杀张邈三族，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愤怒。

此外，时间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他诛杀张邈三族的时候，离张邈背叛他才刚刚过了一年多，怒火正旺；而陈宫被杀时，距离当初的背叛已经将近五年了，曹操心中的愤怒或许也没有那么强烈了，所以才会对陈宫的家人网开一面。

消灭吕布之后，徐州基本上就没什么像样的抵抗力量了。

之前，泰山郡一带还盘踞着臧霸、吴敦、尹礼、孙观等割据势力，这些人也曾一度跟吕布联手，但吕布败亡后，他们就作鸟兽散了。曹操先是发布悬赏令，抓到了臧霸，然后又让臧霸去招降吴敦等人。很快，这些人便纷纷归附。曹操全部予以任用，授予了臧霸等人郡守、国相等职。

至此，徐州全境平定，彻底收入了曹操囊中。

曹操凯旋。刚回到许都没几天，就有一位江东的使者带着当地特产入朝进贡来了。

这个使者就是孙策的谋士张纮。

孙策让张纮入朝，目的很明确，就是跟曹操搞好关系，取得朝廷认可，为割据江东谋求政治上的合法性。而这几年，曹操对这个在江东攻城略地、迅速崛起的年轻人也颇感兴趣，有心想笼络他。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开启了一段政治上的蜜月期……

纵横江东：孙策的巅峰时刻

自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归取江东、占据曲阿等地后，孙策就一直按照自己的既定战略在行动。

他的目标，当然是据有整个江东。

当时，孙策的主要对手有这么几个：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太守许贡、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市)太守王朗、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市)太守华歆，以及盘踞在吴郡一带的山贼严白虎、盘踞在丹阳郡的地方豪强祖郎等人。

第一个被孙策摆平的是吴郡太守许贡。

关于许贡的结局，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出自《三国志·朱治传》。朱治是孙坚旧部，在孙坚死后与孙贲等人一起归附了袁术，但朱治早就看出袁术这个人不靠谱，后来又见孙策在袁术手底下混得很不如意，就力劝他脱离袁术、归取江东。所以，孙策最终能够自立门户，与朱治等父亲旧部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按《三国志·朱治传》的记载，孙策占据曲阿不久，即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冬，朱治便奉孙策之命征讨许贡，将其击败，攻陷了吴郡。许贡逃亡，投奔了山贼严白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采信了这一说法。

第二种说法，出自《三国志·孙策传》所引的《江表传》。该书称，孙策入据江东后，许贡惧不自安，表面上不敢与孙策为敌，背地里却使了一个阴招。

他暗地里给朝廷(实际上是曹操)上了一道奏表，说孙策骁勇，大有当年项羽的势头，这种人最好赶紧召他入朝，给他富贵尊宠(其实就是夺其兵权)，否则放在外面的话，迟早必成大患。

许贡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劝曹操在孙策羽翼未丰时把他除掉，不然等他在江东成了气候，到时候必定成为曹操的大敌。

这个借刀杀人之计十分歹毒，不过许贡也太小看孙策了。孙策其实早就安排人暗中盯住了他，所以这道奏表刚刚送出城，就被孙策的人截获了。

孙策看完奏表，不动声色，找了个借口约他见面。许贡不知奏表被截，欣然赴约。孙策当面摊牌，质问他为何在背后捅刀子。许贡极力狡辩，矢口否认这道奏表是他写的。孙策见他毫无悔意，便不再多言，当场命手下把他绞杀了。随后，孙策任命朱治为太守，兼并了吴郡。

这第二种说法，很可能才是许贡之死的真相。因为，几年后行刺孙策的三名杀手，正是许贡的门客。如果按第一种说法，许贡是在战场上被朱治打败的，后来逃奔了严白虎，那么这三个门客的复仇动机就被大大削弱了，似乎不太可能那么强烈。正因为许贡只是写了一道奏表就被孙策绞死，才会让门客觉得主子死得太冤，所以矢志为他报仇。

不管许贡是怎么死的，反正吴郡是被孙策给拿下了。半年后，即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夏，孙策便把目光转向了会稽。

当时，以严白虎为首的一众山贼势力都不小，各有部众万余人，四处盘踞，所以将领们都认为，应该先铲除眼皮底下的严白虎等人，再南下去打会稽。孙策却不以为然，说：“严白虎那帮人不过是强盗而已，并无大志，回头再收拾他们也不迟。”

随后，孙策亲自率部渡过浙江(今富春江)，兵锋直指会稽王朗。

眼见孙策来势汹汹，王朗手下的功曹虞翻劝他，说孙策善于用兵，应避其锋芒，不要与他正面开战。王朗不听，亲率重兵在固陵(今浙江杭州市萧山区)布防。孙策数度进攻，皆未能攻克，其叔父孙静献计，说：“王朗据守坚城，一时难以攻破，此去南边数十里，有个地方叫查渎(今浙江杭州市萧山区西南)，从此处切入，便可深入敌后，正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也。我自当率部作为前锋，定可一战破敌。”

绕过坚城，断敌后路，就等于把刀插在了王朗的后背上，这样固陵城便不攻自破了。此计甚好，孙策当即采纳。是日夜，孙策命部众燃起无数火把，制造要进攻固陵城的假象，同时派出一支精锐骑兵，直扑查渎，攻陷了此处的一座要塞高迁屯(今浙江诸杭州市萧山区东北)。

王朗得知后路被断，大惊失色，立刻派部将周昕去截击孙策。孙策回头迎战，将其击溃，斩杀周昕。王朗担心被包围，只好与虞翻等人弃城而逃，然后登船渡海，准备避难交州，可刚跑到东冶(今福建福州市)，就被孙策截住了。王朗又跟他打了一仗，可惜又败了，再也无处可逃，只好举手投降。跟他一块儿投降的，还有之前劝谏的虞翻。

孙策遂自领会稽太守。

至此，孙策先后占据了丹阳、吴郡、会稽三郡，江东大半已入其囊中，大体包括了今天的安徽东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和福建两省，地盘着实不小。孙策觉得是时候跟朝廷(曹操)汇报汇报工作了，便派遣张纮拎着江东的土特产入朝进贡。

曹操收下了孙策的礼物，也欣然接住了他伸过来的橄榄枝，然后投桃报李，十分慷慨地回赠了孙策一个大礼包，里面的“礼品”包括：任命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了孙策的弟弟孙匡，又让儿子曹彰娶了孙贲的女儿(即孙策堂侄女)；并征召孙权和另一个弟弟孙翊入朝为官；最后，还把张纮留在了朝中担任侍御史。

加官进爵，互相联姻，这些当然都是孙策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征召孙权、孙翊入朝这一条，却暗藏着曹操的心机——目的无非就是把孙策这两个弟弟留作人质。孙策当然不会把两个弟弟往虎口里送，所以这一条他就“选择性失明”了，权当没看见。至于把张纮留在朝中，则是利弊参半：坏处是孙策的身边暂时少了一位重要的谋士，好处是张纮可以随时了解朝廷和曹操的动向，从而获取孙策所需的各种情报。

孙策在江东势如破竹，又跟曹操打得火热，自然引起了一个人的嫉妒和不安。

这个人就是他的前老板袁术。

本以为年轻人不可靠，没想到这小子转眼间就打下了好几个郡的地盘，俨然成了跟自己平起平坐的一方诸侯。袁术感到了莫大的威胁，于是就搞了一个小动作，派人带着官员印绶前往丹阳郡，收买当地豪强祖郎等人，让他们策动当地的山越土著，一同起兵造孙策的反。

不过，这种小动作对孙策根本没用。因为还没等祖郎搞出什么花样，孙策已经带兵打过来了。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冬，孙策攻至祖郎据守的陵阳(今安徽青阳县)，一战便将其攻克，生擒了祖郎。

当年孙策刚出道时，招募的第一支部队就是被这个祖郎给团灭的，连他自己都险些丢了性命。此刻落到了孙策手里，祖郎料定自己是必死无疑了。可出乎他意料的是，孙策竟然命人打开了他的枷锁，还对他说：“当初你袭击我，用刀砍中我的马鞍，可我现在要创立大业，所以不会记仇，只要是能用之才，不管是谁，都可以跟我一块儿打天下，你不必害怕。”

祖郎感激涕零，当即叩头谢罪。孙策当天便任命他为门下贼曹，就是专门负责抓贼的治安官。

搞定了祖郎，但此刻的丹阳郡还有一个对手。

这个对手就是曾经跟孙策单挑的太史慈。

自从刘繇败逃后，太史慈就一个人单干了。他先是逃进了芜湖附近的山中，自称丹阳太守，后来又跑到了泾县(今安徽泾县)，在这里得到了山越各部落的拥戴。太史慈本以为在山里打游击，孙策一定拿他没办法。不料，孙策收拾完祖郎后，立刻把矛头对准了他，然后在勇里(今金坛市西北)一战中将他生擒了。

当太史慈被五花大绑地带到孙策面前时，孙策微笑着亲手替他松了绑，然后握着他的手道：“还记得神亭(今江苏金坛县西北，即二人单挑之处)那件事吧？假如你当时抓了我，会把我怎么样？”

太史慈淡淡道：“那可不好说。”

孙策大笑，说：“从今往后，你要跟我一起共创大业。我早就听说，你是一位刚烈忠义之士，但你以前跟错了人。我是你的知己，以后你不必担心不如意。”

当天，孙策便任命太史慈为门下督。班师之时，他又故意安排祖郎和太史慈在前面开道——这对军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荣耀，自然令二人十分感激。

通过这些举动，孙策不仅招抚了他们的人，而且收揽了他们的心。有道是“士为知己者死”，二人从此就死心塌地追随这位年轻老板了，尤其是太史慈，更是迅速成为孙策倚重的大将之一。

扫清了丹阳郡，接下来，孙策的目标自然就是南边的豫章郡了。

当时，刘繇投奔豫章不久即病故，留下了一支一万余人的部队。照理这支部队肯定会归附豫章太守华歆，而他们确实也向华歆表达了归附之意，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华歆居然拒绝了。

他的理由是：身为大汉臣子，不能在未经朝廷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吞并别人的部众。

如果在太平年代，这样的理由当然是成立的，问题是在眼下这样的乱世，居然还有人固守这些完全不合时宜的规矩，这要么是迂腐，要么就是虚伪。

为了弄清华歆到底是迂腐还是虚伪，以便制定下一步战略，同时也为了兼并这支无主的部队，孙策决定派人前去豫章。

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太史慈，说：“刘繇当初责怪我替袁术攻打他，要知道，我父亲数千人的部队，都在袁术之手，袁术有权做任何决定。我志在建立大业，怎能不向袁术低头，以换取他的支援？后来，袁术篡逆，我劝他他不听。大丈夫相交，道义为上，若是在大是大非上意见相左，就不得不绝交。我跟袁术交往的经过便是如此，遗憾的是刘繇死了，不能当面跟他解释。现在他儿子在豫章，你替我转达，然后将我的意思告诉他的部众，愿意跟我的，就带他们过来；不愿意的，就好生安抚。另外，观察一下华歆这个人，看他能力如何。此行需要多少兵马，你自己决定。”

太史慈道：“将军宽宏大量，赦免了我，我当尽死以报德。而今双方并未开战，所以不必多带人马，几十人足矣。”

此事就这么定了下来。可左右却纷纷劝阻孙策，说太史慈一旦得到刘繇余部，必定一去不回。孙策却非常自信，说：“子义(太史慈的字)若离开我，还能去投奔谁？”

随后，孙策亲自为太史慈饯行，送他到了城门口，然后握着他的手，问他何时能回来。太史慈说，顶多两个月。

太史慈走后，很多人都议论纷纷，说像太史慈这种有勇略、有胆识之人，放他走就如同放虎归山，看来孙策这回一定是失算了。孙策听到传言，有些不悦，就对众将说：“你们不要多嘴，我的判断自有根据。太史慈虽有勇略和胆识，但绝非那种纵横天下之人。他以道义为重，一诺千金。对于知己，他宁死也不会辜负，你们不必想太多。”

事实证明，孙策这帮手下的确是想多了。他们的老板虽然年轻，但看人的眼光却实在老到——两个月时间不到，太史慈便回来了，而且带回了一个极有价值的重大情报。

太史慈禀报孙策，说：“华歆虽然是一个有德之人，但胸无韬略，才干平庸，仅能自保而已。比如丹阳人僮芝就占据了庐陵(今江西泰和县)，还有番阳(今江西鄱阳县)的豪强也自立山头，声称不受豫章太守管辖。而对这些人，华歆也只能干瞪眼，一点办法没有。”

孙策听完，忍不住拊掌大笑。

看来，这个华歆还真不是虚伪，而只是一个墨守成规、毫无魄力的老古板而已。

这就好办了。摸清了华歆的底，孙策反倒不急着拿下豫章了。因为华歆根本不是对手，豫章迟早是孙策的，不论什么时候他想要，都如探囊取物那般容易。所以，眼下的孙策，决定把精力放在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上——为父报仇。

当年射杀孙坚的黄祖，时任江夏(治今湖北武汉市新洲区)太守。

孙策的下一步行动，便是挥师荆州，进攻江夏，亲手砍下黄祖的脑袋!

当然，荆州刘表的实力不可小觑，黄祖也没那么容易杀。为此，孙策必须从现在开始就着手进行战备。

此时是建安三年，孙策年仅二十四岁。放在今天，这不过就是大学刚毕业两年而已，但孙策已然纵横江东无敌手，成了名震天下的一方诸侯。

在这个人生的巅峰时刻，踌躇满志、摩拳擦掌的孙策万万不会想到，他的生命，其实只剩下短短一年多的光阴了。所以，很多他想做而且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也注定只能开一个头，永远无法完成了……

黯然出局的枭雄们

这几年，曹操在黄河以南大杀四方，可袁绍在黄河以北却没什么大的进展。

他连年发兵，频频进攻死对头公孙瓒，没想到这家伙竟十分扛揍，始终搞不定。到了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冬，被打的公孙瓒丝毫没有求饶的意思，反倒是打人的袁绍自己打累了。为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公孙瓒，说要不咱俩和好吧，我也不打你了，咱们和平共处。

袁绍本以为，自己主动示好，公孙瓒一定求之不得。不料，这个生性傲慢的家伙居然连信都懒得回，一句答复都没有。

非但如此，袁绍还得到情报，说公孙瓒一直在加强军备，拼命修筑防御工事，摆明了就是要跟他干到底。

袁绍怒了。给脸不要脸，你公孙瓒当真是活腻了吗？

至此，袁绍终于下定了彻底铲除公孙瓒的决心。这些年，曹操的势力范围在南边不断扩大，袁绍知道自己跟曹操很快就会有一场对决。倘若不把北边的公孙瓒先摆平，他的后方就始终不安全，也就难以倾尽全力对付曹操。

所以，公孙瓒必须死，否则袁绍就无法摆脱腹背受敌的窘境。

于是这年冬天，袁绍集结大军，亲自挂帅，北征公孙瓒。而此时此刻，公孙瓒却依然意识不到危险的降临，还在对他的长史关靖吹嘘，说：“当今天下，四方龙争虎斗，但还没有一个人能在我的坚城之下跟我打上几年，这很明显，袁本初能奈我何？”

公孙瓒自以为战斗力很强，所以袁绍拿他没办法。殊不知，他之前能够屡屡击退袁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袁绍尚未用尽全力，而这回袁绍亲自出征，冀州兵马必然是倾巢出动，跟过去岂可同日而语？

因此，公孙瓒的自负和轻敌就注定了他出局的命运。

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导致公孙瓒最终败亡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对待部众的态度。

之前，袁军每次来攻打，凡是有部将被围困，公孙瓒都从不发兵救援。他的理由是：只要有了救援的先例，那么后面的守将一旦被围，就会坐等援兵，从而不肯尽力死战。所以，干脆都别救。

这个理由乍一听好像有点道理，其实根本不靠谱。因为下级将领肯力战的根本原因，必然是出于对上级的忠诚和对友军的信赖，而绝不是出于对死亡和孤独的恐惧。兵法上固然也讲“置之死地而后生”，但那通常是在极端情况下不得已的办法，绝不能拿来当成惯例，更不能人为地制造“孤军作战”的困境，尤其不能成为老板对员工见死不救的借口。

所以，公孙瓒的这种奇葩做法，只能暴露出他对部众毫无体恤之情，因而非但不能催生部众的勇气，反倒是让所有人都寒了心。

恶果很快就呈现出来了。

此前袁军来攻，兵力都不是很多，所以幽州各地的守将还能勉强孤军奋战。但这回袁绍率大军亲征，他们就再也扛不住了，或者说是再也不愿替公孙瓒死扛了，于是要么投降要么溃散，幽州的大部分郡县转眼便都落入了袁绍手中。

袁绍一鼓作气，率军直抵易京(原称易县，今河北雄县西北)城下。

公孙瓒直到此刻才生出了一丝恐慌。他一边命儿子公孙续去向黑山军张燕等人求援，一边与关靖等人谋划应敌之策。公孙瓒本人的想法是：亲率一支幽州突骑，西出太行山，召集黑山军各部，然后杀入冀州，在袁绍后院“放火”，迫使他撤兵回援。

应该说，公孙瓒在最后这一刻，还是展现出了一名悍将的本色，敢于兵行险着、剑走偏锋。如果按照这个计划行动，虽然最终不一定能取胜，但一定不会那么快败亡。

然而，他的副手关靖却反对这个计划。

关靖说：“眼下，军中将士已然离心离德，之所以还愿意在此固守，是因为一家老小都在这里，只能依赖将军。他们若全力坚守，日子一长，或许可以迫使袁绍退兵。但将军若在此时离开，那么大本营便无人坐镇，易京的陷落，恐怕就在转眼之间了。”

公孙瓒觉得他说的好像更有道理，于是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屁股决定脑袋，位置决定思维。假如现在的公孙瓒还只是一名大将，那他肯定不会有这么多顾虑。可毕竟他已经当了好几年的诸侯了，而且龟缩在这座“铁城堡”里逍遥享乐也好几年了，身上的勇气、锐气、冒险精神早已消磨殆尽，所以必然会患得患失、瞻前顾后。

接下来的日子，袁绍大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公孙瓒的部众死伤惨重，他只能眼巴巴地盼着张燕的援军早日到来。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三月，公孙续终于带着张燕的十万援军，兵分三路，火速朝易京而来。

公孙瓒得到消息，大喜过望。

他一高兴，就做出了一个愚蠢的举动。大军未到，他便写了一封密信给儿子公孙续，让他抵达时在城北某处举火为号，然后他亲率五千突骑出击，夹攻袁绍。

不料，这封密信刚一送出，就被袁绍的巡逻兵截获了。

袁绍将计就计，命人在那个约定地点放火。公孙瓒以为援军到了，立刻率部出城，结果当然是中了袁绍的埋伏，被打得大败，好不容易才逃回了城里。

经此一败，公孙瓒的兵力无疑受到了更大的削弱。

事实上，公孙瓒只要继续固守，坚持到援军抵达，袁绍担心腹背受敌，大概率就退兵了，他完全没必要多此一举。

虽然公孙瓒现在局势危急，但袁绍这边也开始焦虑了。

因为张燕的十万援军很快就到，若不能在短时间内破城，袁绍只能撤军。如此一来，眼看煮熟的鸭子就飞了。

可是，易京这座铁城堡早已被公孙瓒经营得固若金汤，一味强攻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攻克的。怎么办？

绞尽脑汁后，袁绍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地道战。

他命部众挖掘了一条地道，直通易京城内，里面用木柱支撑，估摸着挖到城中心的时候，就一把火烧掉了那些支撑的木柱，于是地道轰然塌陷。然后，公孙瓒精心修筑的那些坚固的高楼就一座接一座坍塌了。

公孙瓒意识到大势已去，便拿着一条绳子，把自己的妻子、儿子、姐妹一一勒死，最后纵火自焚。

曾经威震河北、名闻塞外的白马将军公孙瓒，就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一代枭雄就此出局。

袁绍率军杀入城中，第一时间命人冲上高楼，斩下了公孙瓒的首级。

当天，一直追随公孙瓒的大将田楷力战而死。长史关靖仰天长叹：“之前若不阻止将军的计划，未必会失败。我曾听闻，君子把朋友推入险境，就一定要跟他同患难，而今我岂可独生？”遂单人独骑直冲袁军，被乱刀砍杀。

得知易京陷落，张燕的援军自然就掉头而返了。公孙续走投无路，流亡匈奴，旋即被匈奴的屠各部落所杀。

就在公孙瓒败亡的短短三个月后，另一个枭雄也紧跟着出局了。

他就是“仲家皇帝”袁术。

自从前两年被吕布和曹操先后击败，袁术的实力便大为削弱了。当时为了躲避曹操，他还曾一度逃离寿春。后来虽然偷偷溜了回去，但是骄奢淫逸的恶习却一点没改。《后汉书·袁术传》便称其“淫侈滋甚，媵御数百，无不兼罗纨、厌粱肉”，意思就是他的后宫妻妾多达几百人，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都是山珍海味。

自从他称帝以来，江淮一带连年饥荒，老百姓饿死了很多，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吃人的惨剧。《三国志》称“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后汉书》称“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虽说“江淮空尽”“相食殆尽”的说法有些夸张，但百姓大量死亡应该是事实。

这种时候，袁术却不思振作，仍旧醉生梦死，其结果自然是坐吃山空。很快，连他的部众都吃不饱了，于是纷纷逃亡。

袁术在寿春再也待不下去，只好一把火烧掉了伪皇宫，二度南逃。

此时，南边的灊山(今安徽潜山市)还有他的部将陈简和雷薄，袁术只能去投靠他们。可袁术万万没料到，落魄的凤凰不如鸡，陈简和雷薄居然紧闭城门，拒绝接纳他。本来还有少量部众跟着他，见状也都脚底抹油，溜得一干二净了。

至此，袁术终于陷入了众叛亲离的绝境。

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作死，怪不得任何人。

像袁术这种人，本事不大，人品也不行，想坐稳一方诸侯的位子就已经很勉强了，当皇帝实在是太过自不量力。可人性就是这样子，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掉泪，总是要穷途末路了，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的狂妄有多么可笑。

袁术发现天地之大，几乎已无自己的容身之处，绝望中才想起了同父异母的大哥袁绍。

当初骂人家是奴才和野种，如今却只能觍着脸求人家收留。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太难堪，袁术派人去跟袁绍求情的时候，还一并带去了自己的“诚意”，说是要把皇帝尊号让给袁绍。

当然，袁绍若是想当皇帝的话自己就当了，根本用不着袁术来“让”。袁术真正要让给袁绍的，其实就是天下所有想当皇帝的人都垂涎三尺的那个东西——传国玉玺。

混到今天这步田地，袁术身上唯一有价值、可以拿出来跟别人交换的东西，也只有这个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宝贝了。为此，袁术低声下气地给袁绍写了一封信，说：“汉室气数已尽，袁氏秉承天命，当为君王，此事预言和祥瑞都很明显。如今你拥有冀、幽、青、并四州之地，人口百万户以上，谨把天命归献，请你振兴帝王大业。”

袁绍心里是百分之百想当皇帝的，只是不像袁术表现得那么露骨而已，所以“袁氏受命当王”这种说辞，他当然乐得接受，更不用说袁术手上还有传国玉玺，袁绍岂能不动心？此外，虽说他跟袁术早已翻脸，但再怎么说也是兄弟，这种时候如果拒绝袁术，难免遭人非议，会有损于他的高大形象。

是故，袁绍决定收留袁术。随后，他便以一种既往不咎的大度姿态向袁术敞开了大门，并让驻扎在青州的长子袁谭负责接应。

然而，青州与扬州之间，还隔着一个徐州。而徐州眼下是曹操的地盘，不论是袁谭想南下还是袁术想北上，都得从徐州经过。曹操当然不会让袁术就此逃出生天，遂命刘备和部将朱灵在下邳阻截。

此时的袁术，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战斗力，敢迈入徐州地界无异于找死。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灰溜溜地掉头南行，回寿春。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六月，袁术行至距寿春八十里的江亭，在此歇脚。袁术问下人还剩多少口粮，下人说，只剩下“麦屑”三十斛。时值酷暑，袁术忽然很想喝蜂蜜，就问下人有没有。答案当然是没有。

堂堂“仲家皇帝”，却穷困潦倒至此，连喝一碗蜂蜜水都成了无法实现的奢望。

往日的种种奢靡与浮华，宛如梦幻泡影般从他的眼前一一闪过。袁术坐在一张铺着破草席的床榻上，越想越悲哀，不停地长吁短叹。忽然，他无比愤懑又无比凄凉地喊了一句：“我袁术，怎么就落到了这步田地!”然后一口老血喷出来，人就栽倒在了床榻下。

据说，那天袁术吐了很多血，仿佛要把他这些年吸食的民脂民膏全都吐出来一样——最后吐干净了，人也就一命呜呼了。

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二月称帝，至今也不过才两年多，袁术就以这样一种闹剧加悲剧的方式，十分不堪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在这场大赌局里，一开始袁术其实拿到了一把好牌。

比如他一出道就顶着“四世三公”的金字招牌，然后又有猛人孙坚帮他打天下，甚至还帮他找到了传国玉玺。此后孙坚虽然早亡，但其子孙策大有青出于蓝之势，且起先也是愿意为袁术所用的。此外如周瑜、鲁肃等人起初也都在袁术帐下，只要袁术善用这些人才，好好经营，稳扎稳打，不要骄奢淫逸，不要急着称帝，那么江东完全有可能是他的天下。倘若如此，那么日后与曹操、刘备三分天下的人就有可能是他，而不是孙权了。

只可惜，袁术却生生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最后落了个众叛亲离、吐血而亡的下场，徒然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笑柄。

在“称帝”这场闹剧中，袁术为世人形象地演绎了什么叫“过把瘾就死”。

袁术死后，他的堂弟袁胤怕曹操再打过来，不敢去寿春，便带着袁术妻儿，扶着他的棺椁，跑去投奔了袁术旧部、时任庐江太守的刘勋。

而袁术手中的传国玉玺，却不知何故落到了广陵前太守徐璆的手中。徐璆旋即把它献给了朝廷，当然也就等于献给了曹操。

不知道曹操拿到传国玉玺的那一刻，心中会不会掠过一阵“天命在我”的悸动？

我想，肯定是会的。要说曹操没有当皇帝的野心，恐怕没有人相信。但是，曹操之所以是曹操，就在于他的理智始终大于他的野心。他不仅现在不会称帝，日后也没有称帝，乃至直到生命的终点，他都没有跨过这一步。

尽管对日后的“魏王”曹操而言，要跨过这一步可谓易如反掌，而且大多数人不会也不敢反对，可曹操终于还是把野心深深地埋藏了起来，并且最终带进了坟墓。

用曹操自己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话说，这就叫“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除非天下已然一统，否则像曹操这种理性务实又深谋远虑之人，就绝对不会像袁术那样，为了一个皇帝的虚名而招来实实在在的祸患。

总之，曹操之所以终其一生都没有称帝，并不是他没有称帝的野心，也不是他没有称帝的实力，而是因为在他看来，各方面条件始终没有完全成熟。

反观袁绍、袁术这哥儿俩，在这件事上的定力就比曹操差得多——不仅袁二公子没脑子，连袁大公子也险些昏了头。

随着公孙瓒的出局，河北再无敌手，袁绍的野心便日益膨胀。袁术因称帝而加速败亡这一惨痛事实就摆在面前，可袁绍非但没有吸取教训，反倒在袁术刚死没多久，便悄然动起了称帝的念头……

第七章 官渡之战

张绣投曹：从仇人到亲家

消灭公孙瓒之后，袁绍坐拥冀、青、幽、并四州，可以说一举成为当时天下最强大的诸侯，没有之一。

原本就十分自负的袁绍，越发踌躇满志，眼中时常流露出一种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神采。他手下一个叫耿包的主簿，一看老板整天神采飞扬，觉得这是一个献殷勤的大好机会，便私下去见袁绍，建议他应天顺人，登基称帝。

袁绍本来便有此意，一听顿时心痒难耐，于是立刻召集高管们开了一个会，专门讨论称帝的事。不料，议题刚一抛出，所有文武官员异口同声表示反对，都骂耿包大逆不道，应该拉出去砍了。

袁绍暗暗吃了一惊，没想到众人的反对竟会如此强烈。

还好，袁绍比他死去的老弟有脑子，像这种没有人支持的事情，那是绝对不能干的。为了澄清自己的立场，表明不称帝的态度，袁绍二话不说，当场就命人把那个耿包拉出去砍了。

这件事告诉我们，拍马屁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要以为摸清老板的心思就够了，还得知道同僚们都在想些什么，否则心血来潮随便乱拍，那是会死人的。

袁绍很清楚，众人之所以反对自己称帝，是因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而时机之所以不成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黄河南边有一个日渐坐大的强劲对手——曹操。

早几年，他和曹操虽然各怀鬼胎，但起码还维持着表面的同盟关系，可自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两人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原本的暗中角斗便渐渐公开化。而两个月之前发生的“眭固事件”，更是让袁绍怒火中烧，仿佛挨了曹操一记火辣辣的耳光。

前文说过，眭固是原黄巾余部黑山军的首领，后来投靠了张杨。不久前，张杨被部将杨丑所杀，而眭固旋即又杀了杨丑，控制了张杨留下的部众和地盘。之后，眭固打算连人带地盘一块儿归附袁绍，这对袁绍来讲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可是，谁也没想到，曹操很快就得到了情报，遂亲自率部逼近黄河南岸，命大将曹仁、史涣渡过黄河，对驻扎在射犬(今河南沁阳市)的眭固发动攻击。眭固自知不敌，带着部众向北逃窜，却还是被曹仁和史涣追上，当场斩杀。曹操随即渡河，进围射犬，将其逼降，紧接着又拿下野王(今河南沁阳市)，就这样把张杨的部众和地盘一口气都给兼并了。

此举无疑是对袁绍赤裸裸的挑衅，袁绍岂能咽下这口恶气？

在袁绍看来，既然他与曹操迟早要有一场对决，那么时间拖得越久，曹操的实力就越强，到时候就越难铲除，所以没必要再等了，不如乘着消灭公孙瓒之余威，一举消灭曹操!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六月，即除掉公孙瓒短短三个月后，袁绍便迅速集结了十万大军，外加一万匹战马，准备渡过黄河，大举进攻许都。

然而，关于是否要在此刻与曹操决战，底下的谋士们却分成了两派，各执一词。

反对者以沮授为代表，他说：“近来讨伐公孙瓒，连年出师，百姓疲敝，仓库空虚，万不可轻动。眼下应该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同时遣使入朝，向天子奏捷。曹操若是阻拦，便上表弹劾他，然后出兵进驻黎阳(今河南浚县)，对其采取蚕食和袭扰之策，使其不得安宁，而我方则在以逸待劳的同时，修造船舶，训练水军。如此，一旦时机成熟，天下便可轻易平定。”

支持出兵的以郭图和审配为代表。他们针锋相对说：“以明公之神武，率河朔之精兵强将，讨伐曹操，可谓易如反掌，何必那么麻烦？”

沮授力争道：“平乱除暴，称为‘义兵’；凭借人多势众，称为‘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我军若南下攻击，师出无名，是为不义。而且，胜败是由政治上的谋略决定的，不在于军事上的强弱。曹操法令严明，士卒精锐，不是公孙瓒那种坐以待毙的人。而今，放弃万无一失的战略，出动没有号召力的军队，我替主公深感恐惧。”

郭图却冷笑道：“武王伐纣，能说是‘不义’吗？况且现在讨伐的是挟天子的曹操，岂能说师出无名？主公如今实力正强，将士们也都想在战场上一展身手，若不趁此机会奠定大业，正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这正是当年弱小的越国之所以最终称霸、强大的吴国之所以最终覆灭的原因(意为吴国的错误在于没有趁自身强大之时一举消灭越国)。沮授的方略，固然是沉稳持重，但完全不懂随机应变之道。”

综观双方的意见，沮授重在从政治角度评估，而郭图和审配则是纯粹从军事角度出发，二者因视角的差异自然就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很难说有什么高下对错之分。

在当时，由于曹操捷足先登掌控了天子，所以袁绍在政治上的确处于劣势，不仅号召力和影响力大打折扣，其出兵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更是先天不足。

沮授正是从这一角度才反对出兵。虽说当时的东汉天下已经是一个军阀割据、诸侯混战的乱世，有兵就是草头王，但这并不意味着单凭武力就能扫灭群雄、定鼎天下。即使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中，“道义”“人心”等无形的东西也依然在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比如一度强大的董卓、袁术、公孙瓒等，正是因为失去了道义和人心，才会昙花一现，迅速败亡。至于吕布、李傕、郭汜之流，更是“失道寡助”的典型例证——武力很强，但在政治谋略上一窍不通，在个人修为上又一塌糊涂，结果自然是死得很快。

由此可见，沮授坚持站在政治立场上看问题，总体上肯定是对的。假如袁绍只是想偏安一隅，像刘表那样做一个只求自保、不图扩张的诸侯，那他当然不必说这么多。正因为袁绍志在天下，一心想成就帝王大业，所以就必须讲究正义性与合法性，必须师出有名。换言之，只想做军阀，那你一切随意；若想做皇帝，一举一动就都要讲究“政治正确”，否则得不到人心，你也就得不到天下。

当然，话说回来，光有“政治正确”，没有枪杆子，同样不可能夺取天下。所以，像沮授说的“胜败取决于政治谋略，不在于军事上的强弱”这种话，显然是以偏概全了。人心可以靠无形的政治谋略去获取，可地盘却必须靠实实在在的武力才打得下来，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就此而言，郭图和审配认为现在我强敌弱，应该趁此机会一举消灭曹操，就是有道理的。若再给曹操几年时间去发展壮大，到时候强弱之势或许就易位了。

不过，郭图和审配却过于迷信武力，以为谁的拳头大谁就一定赢，说打曹操“易如反掌”，这显然也是失之偏颇了。曹操现在的军事实力固然比袁绍弱很多，但如果把政治谋略、用人之道、管理方法、用兵之道等软实力都加进去一起评估，那么曹操的综合实力绝不在袁绍之下。就算曹操不像荀彧和郭嘉曾经吹捧的那样是个“十项全能”选手，但综合得分略高于袁绍则是毫无疑问的。

遗憾的是，袁绍意识不到这一切。

骨子里，袁绍其实也是一个偏于迷信武力的人，当初劝何进召集四方将领进京，就是一个典型的迷信武力、不考虑政治后果的案例。按理说，在“四世三公”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政治悟性和政治敏感度应该很高才对，可不知为何，袁绍在这方面恰恰不比常人高多少。若是再跟曹操一比，那就堪称平庸和迟钝了。

所以，面对沮授与郭、审二人的争论，他内心当然是倾向于后者的。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郭图和审配的意见，下定决心要与曹操一决雌雄!

沮授之前颇受袁绍重用，担任的是“监护诸将”的职务，拥有对所有将领的监察之权，而且还单独统率了一支兵马，可以说兼有谋士和将领双重身份。

郭图本来便嫉妒他，现在又因此事生出龃龉，遂对袁绍进言道：“沮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声势越来越高，何以制约他？人臣的权威等同于人主，这是灭亡之兆啊。而且统兵于外之人，也不宜兼领内务。”

袁绍听信了郭图之言，遂将沮授的部众一分为三，只给他留了三分之一，把另外三分之二的兵力分别给了郭图和淳于琼。

袁绍即将大举进攻的情报，很快就传到了许都。

曹操麾下众将大为震恐，可曹操却很淡定，说：“我了解袁绍，他这个人志向很高，但智谋很低；表面英勇无畏，实则缺乏胆识；对人猜忌刻薄，却树立不起威信；兵力很强，但统率无方；部将骄慢，且政令不一。这样的人，土地虽广，粮食虽丰，不过都是替我储备罢了，到头来都得奉送给我。”

其实，面对马上就要到来的决战，曹操内心肯定不像他表面这么轻松。但是，身为领袖，必须拥有这种高度自信和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论对手是否真的这么一无是处，都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只有这样，才能给部众信心和勇气。倘若领导自己先㞞了，那就别指望下属们替你打胜仗了。

当然，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同时，还必须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曹操自然深谙此理。

这年八月，曹操亲自抵达黎阳前线，部署防御：命不久前归降的臧霸率精锐进驻兖、徐、青三州交界处的战略要地，防备青州的袁谭；命于禁驻守延津(今河南延津县北)，刘延驻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防备袁绍主力；命夏侯惇等人沿敖仓(今河南荥阳市东北)、孟津(今河南洛阳市孟津区东)一线布防，以备策应。

九月，他又命徐晃、张辽率兵万人进驻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

部署停当后，曹操才回到了许都坐镇。

此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曹操的境况显然比过去好多了：东边的徐州，他已经拿下；西边的马腾和韩遂，也已经招抚；东南面的袁术，自己玩完了；江东的孙策，暂时也已笼络。所以，眼下最主要的对手，除了北面的袁绍，就只剩下西南面的刘表和张绣了。

简言之，在袁曹对决的这盘大棋中，刘表和张绣这两颗棋子可谓举足轻重——他们倒向哪边，哪边就握住了更多胜利的筹码。

关键时刻，袁绍走了一步好棋。他命人前去招抚张绣，同时给贾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跟贾诩拉交情、攀关系，极力示好。因为他很清楚，贾诩就是张绣的脑子，只要搞定贾诩，张绣必然归降。

张绣一旦归附袁绍，就等于在曹操后背插了一把刀子，这对曹操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而对张绣来讲，归附袁绍似乎也是最合理的选择，毕竟在当时的天下，袁绍是最强大的诸侯，没有之一。

所以，当张绣带着贾诩一起接见袁绍的使者时，他甚至都忘了咨询贾诩的意见便准备答应了。可让他和使者都万万没想到的是，贾诩居然抢在他前面，对使者说了一句话：“尊使回去后，替我谢谢袁本初，同时我还有一言相赠——连兄弟都不能相容，还能容得下天下国士吗？”

这句话说得非常不客气，就跟把口水直接吐到人脸上差不多。

使者蒙了，张绣更蒙。

愣了半天，张绣才尴尬地打了一个圆场，说：“先生何必把话说到这份上呢？”

可想而知，被当众打脸的使者立刻就愤然离席了。张绣苦着脸问贾诩：“搞得这么僵，接下来怎么办？”

贾诩淡淡一笑，只说了五个字：“不如归曹公。”

张绣闻言，顿时又惊又疑：“袁强曹弱，况且之前咱们还跟曹操结了死仇，怎么能去归附他？”

“正因如此，才应归附曹操。”贾诩说着，伸出了三根指头，“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归附他名正言顺，此其一；袁绍兵强马壮，咱们区区这点人马，必不为他看重，而曹操兵力薄弱，必然会欢迎咱们，此其二；有霸王之志者，定乐于抛弃私怨，向四海之人展示他的胸怀，此其三。希望将军不要再犹豫了。”

这就是逆向思维，想法与常人截然相反，却往往是对的。

贾诩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对人性洞察入微，所以他不管谋划什么，都不只是简单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而是更多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找到别人关注的东西和真正的利益所在，然后投其所好，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这正是贾诩“算无遗策”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投袁还是投曹”这件事上，他十分精准地把握了袁绍和曹操的心理——袁绍强大，所以投袁充其量只是锦上添花，对袁绍而言价值不算很大；而曹操弱小，所以投曹就是雪中送炭，对曹操的意义自然就非同一般。

此外，正因为与曹操有宿仇，所以投曹反而有“故事”可以讲，足以让曹操利用此事为自己打造一个“宽容大度、不念旧恶、唯才是举、公私分明”的漂亮人设。这对一心谋求霸业、志在一统天下的曹操而言，其政治意义甚至要比得到张绣这员猛将的军事意义更大。因此，投靠曹操，张绣和贾诩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凸显。反之，投靠袁绍就没有任何故事可讲了，平淡得不值一提，袁绍最多表面上做一做欢迎的姿态，随后肯定会把张绣和贾诩撇在一边；再加上袁绍阵营中钩心斗角得那么激烈，像张绣和贾诩这种“外来户”，很可能立足未稳就被人搞死了。

而这一切，全都在贾诩的“算盘”之内，无一遗漏。

当年十一月，张绣听从贾诩之言，率部归降了曹操。

不出贾诩所料，曹操果然不计前嫌，向昔日的仇敌敞开了怀抱，当即设宴隆重款待，还在宴席上拉着张绣的手坐在一起。随后，又让儿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同时，任命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侯。

事实证明，“投曹”确实是双赢之举：张绣和贾诩不仅加官进爵，且从此有了靠山，而曹操不仅解除了后背的威胁，还博取了胸襟宽广的美名，可谓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不过在这里，有件事却值得我们玩味一下：当年，曹操老父被杀，他为了复仇狠狠地屠了徐州；如今儿子被杀，曹操却跟仇人结成了亲家。面对同样性质的事情，为何曹操前后态度的反差会如此之大呢？

其实，这与胸襟和肚量没有半毛钱关系，只与一个因素有关：时势。

当初的曹操，本来就对徐州虎视眈眈，再加上父亲被杀，他就更有理由灭陶谦吞并徐州了。后来因陶谦顽抗，曹操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只好用屠城的办法来发泄，同时也是借此瓦解徐州军民的反抗意志。可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当时袁绍便与曹操撕破脸，并有开战之势，那么曹操还敢大肆进攻徐州并屠城吗？

答案绝对是否定的。

再设想一下，假如当时陶谦像张绣一样向曹操投降，那么曹操为了集中精力对付袁绍，也一定会尽弃前嫌，与陶谦握手言和，从而安定自己的大后方。

同理，眼下曹操之所以厚待张绣，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有袁绍这个大敌存在。假如没有了袁绍这个威胁，那么曹操对张绣还会如此宽宏大量吗？

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因为一旦没有了袁绍这个威胁，那么曹操的下一个目标必定是荆州刘表。所以，他必然会大举进攻荆州，亲手宰了张绣，然后再拿下刘表。如果张绣和刘表顽抗到底，他同样有可能给荆州也来一次屠城。

其实不仅是曹操，很多政治人物做事情，经常会让人感觉前后矛盾，难以理解。其根本原因无他，只不过是由于时移势易，他们的利益点也跟着转移罢了。换言之，不管表面上的行为多么矛盾，其内在逻辑肯定都是一贯的，那就是，在对时势进行理性判断后，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动。

孙策复仇，割据江东

张绣投曹，无疑令袁绍既惊诧又愤怒。

不过，对袁绍来讲，张绣还只是一颗小棋子，能利用最好，不能利用也无关大局。他觉得更重要的一颗棋子，其实是刘表。

很快，袁绍就派人找到刘表，重申了他们之间的盟友关系，希望在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中，刘表能站在他这一边，从背后攻击曹操。

刘表满口答应，却愣是不动一兵一卒。

因为他不想选边站，只想坐山观虎斗——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反正我保持中立。

尽管凭借刘表的中立原则，荆州军民可以暂时避免战火，继续过他们的太平日子，但这种脆弱的太平显然不可能持久——不管袁绍与曹操对决的结果如何，最后的胜出者一定会来灭了他，只是迟早而已。

所以，刘表的中立原则说白了，就是苟且偷安。

可偷得了一时，却偷不了一世。

他的下属韩嵩等人看穿了这一点，便苦口婆心地劝谏他说：“如今两雄相持，天下的重心就落在将军身上了。将军若想有所作为，正好趁此机会采取行动；如若不然，就应该选择一方去归附。岂能像现在这样，拥兵十万，坐观成败，答应结盟却不肯出兵，看见贤明却不愿归附。结果，双方的怨恨都集中到将军身上，恐怕到头来也保持不了中立。曹操善于用兵，四方俊杰大多归附他，最后势必击败袁绍。到时候，曹操一定会大举南下，进攻荆州，恐怕将军难以抵御。而今之计，不如献出荆州，归附曹操，他必十分感激将军。如此方能福禄永享，传之子孙，是为万全之策也。”

刘表帐下的首席谋士蒯越也赞同这个主张，力劝他归附曹操。

可是，刘表虽然没什么雄才大略，但好歹也是颇具实力的一方诸侯，要让他拱手交出偌大一份家业，放弃老板的身份，去端曹操的饭碗，他肯定是不甘心的。

可是，看手下这帮人都这么敬畏曹操，说得好像他明天就会消灭袁绍，后天就会打过来似的，刘表心里又有些发虚。一番思想斗争后，他决定先派韩嵩到许都走一趟，刺探一下曹操的虚实再说。

韩嵩却道：“将军有命，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不过在我看来，曹公终将平定天下，将军若愿归顺朝廷和曹公，可以派我去；若并未下此决心，那么我到了许都，天子万一给我官职，辞又辞不掉，到时候我就成了天子之臣、将军之旧部了。既然成了君王的臣子，当然要效忠君王，在大义上就不能再效忠将军了。希望将军三思，不要逼我辜负将军。”

刘表觉得韩嵩是心里有鬼才不敢去，便强迫他出发。

韩嵩只好奉命前往。到了许都，曹操果然给了他侍中之职，又兼零陵(治今湖南永州市)太守。韩嵩回来后，更是盛赞曹操，还劝刘表把儿子送到朝廷去当侍从，其实就是去当人质。

刘表大怒，认为韩嵩明显是被曹操收买了，便集合文武官员，要以背叛的罪名当众斩了韩嵩。众人震恐，都劝韩嵩谢罪。韩嵩却面不改色道：“是将军辜负我，不是我辜负将军。”又把之前对刘表说的那番话说了一遍。

刘表之妻蔡氏也劝他不要杀韩嵩，说韩嵩是荆楚一带的名士，言语耿直，杀他没什么理由。刘表却余怒未消，命人严刑拷打韩嵩的随行人员，想逼问出韩嵩背叛的证据，为此甚至把人给打死了，可最后还是什么都没问出来。

刘表没辙，只好免了韩嵩的死罪，但仍然将其囚禁。

发生在荆州的这起“韩嵩事件”，还有之前贾诩和张绣拒绝袁绍、投靠曹操的事情，无不从侧面证明了在当时的东汉天下，要论政治上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显然没有任何一个诸侯可以跟曹操比肩，其中当然也包括袁绍。

为什么曹操这么牛？

除了个人领导力和用兵能力极为突出、有目共睹，“奉迎天子”从而代表朝廷，占据了名正言顺的政治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无疑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尽管袁绍与曹操的这场终极之战还未正式打响，但袁绍已然在“道义”和“人心”上先输一局了。

当然，这里说的“道义”并非伦理学意义上的，与人品和道德无关，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即政治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冬，当曹操与袁绍在黄河两岸对峙之际，孙策正沿着长江一线展开他的复仇行动。

黄祖当时驻扎在沙羡(今湖北武汉市西南)。孙策自江东出兵，兵锋西指，庐江郡是必经之地。此时的庐江太守是袁术旧部刘勋，驻扎在皖县(今安徽潜山市)，麾下部众数万，实力不可小觑。

当时，刘勋与上缭(今江西永修县)一带的豪强武装发生了冲突，正在犹豫要不要出兵讨伐。孙策得到情报，立刻抓住时机，给刘勋写了封信，说：“上缭那帮人，曾多次侵犯鄙郡，我一直想打他们，只因路途遥远，不便行动。上缭十分殷实，钱粮丰足，如果阁下讨伐，我一定出兵相助。”然后，孙策还随信给刘勋送上了一大笔金银珠宝和上等织物。

刘勋大喜过望，立刻出兵，却不知这是孙策给他挖的坑。

此时，孙策已进抵石城(今安徽马鞍山市东南)，得到刘勋出兵的消息，马上命堂兄孙贲、孙辅率八千人进驻彭泽(今江西湖口县西)，负责阻截刘勋，自己则与周瑜共率二万人奔袭皖县。

刘勋在老巢皖县还留下了三万多人，兵力其实比孙策多，但是主帅不在，群龙无首，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孙策没费多少功夫就攻克了皖县，将三万人悉数俘虏，同时抓获的，还有刘勋的家眷，以及不久前投靠刘勋的袁术妻儿。

得到老巢被袭的消息，刘勋慌忙回师，却遭到孙贲、孙辅拦腰截击，被打得大败，遂退保流沂(今湖北黄石市)，然后向黄祖求援。

刘勋虽然跟黄祖没什么交情，可黄祖很清楚，刘勋就是自己的东大门，主要作用就是阻挡孙策，一旦刘勋败亡，荆州便门户洞开，孙策就长驱直入了。

黄祖立刻命儿子黄射率水军五千驰援刘勋。孙策率部迎头痛击，大破刘、黄二人的水陆联军。刘勋带着残部亡奔曹操，黄射也仓皇遁逃。

孙策俘虏了刘勋部众两千余人，并缴获战船一千艘，旋即沿江西上，于当年十二月八日兵临沙羡。

刘表得到战报，赶紧派侄子刘虎与部将韩晞，率五千长枪兵增援黄祖。

十二月十一日，双方在沙羡城外列阵，展开会战。

孙策这一方的出战阵容很是壮观，除了他和周瑜，年仅十八岁的孙权也在其中，此外还有大将程普、韩当、黄盖(此三人皆孙坚旧部)和吕范等人。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复仇的火焰在孙策、孙权兄弟的心中熊熊燃烧，化成昂扬的斗志在他们的血管中奔涌。而周瑜、程普等人当然也知道这一战意味着什么，无不个个热血沸腾、奋勇争先。

从孙策后来写给朝廷的奏表中可以看出，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而且规模不小，战果也很丰硕。

战斗是从平旦时分，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打响的。孙策说他自己“跨马掠阵”，即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而麾下部众也都“吏士奋激，踊跃百倍”。当时的战场上，“火放上风，兵激烟下，弓弩并发，流矢雨集”。战斗进行了差不多一个多时辰，到了辰时，敌军终于崩溃。黄祖几乎全军覆没，仅带着残部突围而走。孙策一方斩杀了刘虎、韩晞及其部众两万余人，另有一万多人跳入水中溺死；此外还缴获了战船六千余艘，以及无数的财物、辎重等。

黄祖逃得很仓促也很狼狈，把妻子儿女共七人全都扔在了沙羡城中，他们理所当然成了孙策的俘虏。

虽然这一仗赢得很漂亮，但没有手刃黄祖，对孙策而言还是颇为遗憾。如果天假以年，不让孙策那么早逝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黄祖迟早得死在他手上。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所以诛杀仇人黄祖这件事，最终还是要等到九年之后，才在孙权的手上完成。

复仇行动结束后，孙策再度把目光转向了南边的豫章郡。

他挥师南下，进驻椒丘(今江西南昌市新建区东北)，然后就按兵不动了。

上回太史慈带回情报，说豫章太守华歆才具平庸，所以孙策决定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华歆主动交出地盘。他把劝降的任务交给了不久前随王朗一同归附的谋士虞翻，说：“华歆虽然是天下名士，但不是我的对手，你去告诉他，如果不开门投降，等我战鼓一响，就不得不伤及无辜了。”

虞翻随即赶到豫章，面见华歆，先是奉承了一番，说华歆与其旧主王朗都是海内名士，他虞翻仰慕已久云云。华歆赶紧客气了一下，说自己的名望不如王朗。

场面话说完，虞翻马上转入正题，问华歆道：“敢问明府，不知豫章郡的粮秣储存、武器装备，以及士民的斗志，跟鄙郡(会稽郡)比起来如何？”

华歆说：“大大不如。”

虞翻笑了，说：“明府方才说名望不如王朗，那是谦虚之词；豫章的实力不如会稽，这才是实话。孙将军智谋过人，用兵如神，之前驱逐刘繇，先生亲眼所见；后来平定鄙郡，先生亦有耳闻。如今若想困守孤城，先生也自知粮草不足，若不早做决定，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孙将军现在已到椒丘，我要回去复命，若明日中午之前还没有答复，那我就只能跟先生告辞了。”

连最后通牒都只给这么短的时间，可见孙策是吃定华歆了。

华歆是个明白人，知道跟孙策打仗就是拿鸡蛋碰石头，所以也不用等到明天中午了，当即道：“在下久在江表，常欲北归，孙将军既然来了，那我就可以离开了。”

当天夜里，华歆便写了一道降表，于次日凌晨派人送到了孙策手上，然后身着便装，在城门口毕恭毕敬地迎接孙策。

来而无往非礼也。华歆这么懂规矩，孙策当然也不能怠慢人家，便下马对他行了一个大礼，说：“府君德高望重，远近所归，在下年少，当修子弟之礼。”旋即将华歆奉为上宾，礼遇甚周。

紧接着，孙策又一鼓作气，命堂兄孙辅出兵，平定了盘踞在庐陵的僮芝，然后将豫章一分为二，另外设置了一个庐陵郡，由孙辅任太守；豫章郡则由另一个堂兄孙贲任太守。

当时，江东大部分地区都已平定，只剩下邹佗、钱铜、王晟、严白虎这几股山贼，其部众多则万余，少则数千，仍然在负隅顽抗。孙策岂能容这些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占山为王？随即亲自率部出击，将这些山贼一一平定。邹佗、钱铜等人皆死，而王晟因与孙坚有旧交，被孙策赦免。

最后，孙策大军逼近严白虎山寨，将其团团围困。严白虎惶恐不安，却又不甘心投降，便叫他弟弟严舆以求和为名来见孙策，并要求与他单独会面。孙策很清楚，这不过是严白虎的缓兵之计而已。此外，孙策也听说，这个严舆在山贼中以“有勇力”著称，严白虎派他来，并且特意提出单独见面，很可能是企图行刺。

孙策在心中冷笑，同意了他们的要求。随后，孙策屏退众人，单独接待了严舆，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一会儿天。接着，还没等严舆出手，孙策便突然掷出一把手戟，将严舆当场射杀。

那些山贼听说二当家被孙策亲手干掉了，一下就没了斗志。孙策趁机进攻，就这样剿灭了严白虎。

至此，江东全部平定。

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冬天，带着父亲的一千多旧部进入江东，到眼下的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冬天，仅用了短短四年时间，孙策便把江东的六个郡吴郡、丹阳郡、会稽郡、庐江郡、豫章郡、庐陵郡悉数收入囊中，其地盘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以及浙江、福建、江西三省全境。

除此之外，孙策又利用讨伐黄祖之机把战线推到了荆州东面的江夏郡，相当于一举敲开了荆州的东边门户。

接下来，按照孙策的既定战略，他一方面会继续向西攻打荆州，另一方面，则把目光转向北方，准备进取徐州。

也就是说，刚刚割据江东的孙策，已经把曹操锁定为他的下一个对手了。

此时此刻，人在许都的曹操得到了孙策平定江东的消息，不由眉头紧锁，然后发出了一句感慨：“猘儿难与争锋也。”(《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历》)

猘，是狂犬之意；猘儿，就是小疯狗的意思，常用来比喻年少勇猛之人。

曹操这个评语虽然不太好听，却十分传神。他显然已经预感到了，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个凶悍的年轻人很可能将成为他最强劲的对手之一。

当然，世事难料，此刻的曹操并不知道，日后成为他对手的人却不是这个“小疯狗”孙策，而是比孙策更为年轻，也更有能耐的家伙——孙权。

决战前夕：刘备的叛逃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冬，曹操展开了第二轮防御部署。这一轮主要是在外围进行布防：命河内太守魏种备战于西，命程昱派兵驻守鄄城，备战于东；又命曹仁驻守阳翟(今河南禹州市)、曹洪驻守宛城，防备刘表；命李通驻守汝南郡，防备孙策。

十二月，曹操命荀彧留守大本营许都，然后亲自率部进驻官渡前线。

至此，曹操终于构筑起了一个全面的防御体系，同时也拉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就等袁绍大军南下了。

可就在这个大战前夕的节骨眼上，曹操却接连遭遇了一场刺杀和一场政变。

刺杀发生在官渡前线，刺客有数人，为首的是曹操的一名贴身侍卫，名叫徐他。关于此人的身份背景和行刺动机，史书全都没有记载。我估计，要么是被袁绍收买，要么就是替人报仇，毕竟曹操杀过那么多人，想要他脑袋的绝不在少数。

由于徐他是曹操的贴身侍卫，这次行刺本来是很容易得手的，最后之所以刺杀未遂，主要是因为曹操的侍卫长许褚。

此次行动，徐他最忌惮的人便是顶头上司许褚，所以特地挑了许褚换班休息的时间点动手。那天，许褚本来已经下班了，回到了自己的营帐中，可人躺在了床榻上，心绪却一直不得安宁，总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

许褚辗转反侧，始终没有睡意，索性翻身下床，重新披挂齐整，又来到了曹操的大帐中。此时，徐他等人恰好也进入了大帐，正准备动手，可一看许褚竟然还在，而且神色十分警惕，顿时脸色大变。许褚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当场将徐他等人全部砍杀。

大约许褚属于直觉超强的人，所以特别适合做保镖。曹操选他当侍卫长，的确是有识人之明。

这起刺杀事件虽然有惊无险，但是紧随而来的一起未遂政变，其结果却一度让曹操落入腹背受敌的险境。

这场政变的主角有两个，一个是时任车骑将军的董承，还有一个就是刘备。

董承是汉灵帝之母董太后的侄子，论辈分相当于天子刘协的表叔。此前护送刘协回到洛阳，董承也算是主要功臣之一，所以后来不仅加官进爵，而且有一个女儿被刘协纳入了后宫，封为贵人，因此董承也算是天子的老丈人。

拥有这样的双重身份，董承与天子当然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了。自从曹操奉迎天子、迁都许县后，朝政大权被曹操一手掌控，天子和董承自然都成了摆设。面对“汉室衰微，政在曹氏”这样一个憋屈而无奈的现实，天子刘协很不甘心，国丈董承更不甘心。

既然当初王允可以发动政变，干掉大权独揽的董卓，那么今天董承凭什么就不能依样画葫芦，也来一场政变干掉曹操呢？

董承越想越觉得此事可行，于是声称拿到了天子从宫中秘密送出的衣带诏，然后暗中联络了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等人，决定发动政变诛杀曹操。

所谓衣带诏，就是刘协用血写的一道诏书，因担心被曹操的耳目发现，只好把诏书缝在衣带里，然后送到了董承手上。

这份密诏的具体内容，史书无载，甚至连密诏是否真实存在，也没有定论。按《三国志》的相关记载，只是说董承声称拿到了衣带诏，并没有说诏书就是献帝写的。《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个相对客观且适度存疑的说法。但《后汉书》的相关记载，却很肯定地说就是献帝不满曹操的专权和逼迫，故而主动写了衣带诏。

鉴于《三国志》的成书在《后汉书》之前，可信度更高，所以从严谨的角度来说，衣带诏是否真实存在应该是存疑的。不过，要是换一个角度，从献帝刘协当时的处境以及他本人的性格来看，那么密诏也完全有可能是他写的。

不论衣带诏是真是假，反正董承是紧锣密鼓开始策划了。他不仅拉上了王服等人，而且找上了刘备。毕竟，你刘备不是一直号称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吗？那么身为汉室宗亲，在“诛杀曹贼，匡扶汉室”这件事上，你当然是责无旁贷的。

刘备是志在天下之人，投靠曹操本来便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找到机会他迟早会自立门户。如今董承的这个政变计划，在公是匡扶汉室，乃人臣所当为；在私则是一个以小博大的机会，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如果政变成功，刘备就成了汉朝的大功臣，前程不可限量；万一失败，他也可以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反正他本来就是要走的，横竖也没什么损失。

所以，刘备决定赌一把，遂加入了这个“谋诛曹操”的计划。

而此时的曹操，对刘备则毫无疑心。自从刘备前来投奔，曹操对他一直十分优待，不仅拜他为左将军，而且出则同车，坐则同席。《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情节“煮酒论英雄”，便发生在这个时候。

这个故事在正史中真实存在，罗贯中只是用精彩的文字描绘了一些细节，增加了一些对话，总体上并未虚构。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有一天，曹操请刘备吃饭，貌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当今天下，真正称得上英雄的，只有你和我，至于袁绍那种人，根本排不上号。

鉴于曹操的权谋之深，他说这句话肯定不是无心的，其用意便是试探刘备，看看他做何反应。而这句话在刘备听来，不啻平地一声惊雷。首先，曹操把他当成英雄，潜台词就是当成了对手，可刘备眼下是在给曹操打工，小命在他手里头捏着，闻言岂能不胆战心惊？其次，刘备此时已经参与了董承等人的密谋，“做贼心虚”，这话听上去就更像是曹操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所以，刘备吓得一激灵，连手里的筷子都拿不住，啪的一声掉到了地上。

如此惊慌失措，就算曹操本来对他没有疑心，这下恐怕也不能不怀疑了。

所幸，老天爷恰好在刘备惊掉筷子的当口，帮了他一个大忙，突然打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响雷。刘备急中生智，忙道：“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圣人说：“急速的雷声和猛烈的风暴，足以让人脸色大变，说得一点都没错啊。”

借着这声惊雷和巧妙的解释，刘备成功掩饰了内心的惊慌。

曹操相信了他，并未起疑，估计就是大笑几声，就没再说什么了。

但是，经过这件事，刘备显然已成惊弓之鸟。在许都的每一天，都令他如坐针毡。而老天爷又在这个时候，送给了他一个逃离曹营的机会。

当时，袁术还没死，正准备通过徐州北上，与袁谭会合，然后投奔袁绍。曹操得到消息后，立刻派部将朱灵和刘备前往下邳拦截。

刘备如蒙大赦，带上关羽、张飞及部众忙不迭地跑了。

他前脚刚走，程昱、郭嘉、董昭这帮精明过人的谋士立马对曹操说：“不能派刘备去。”言下之意就是放虎归山，必成后患。

曹操这才醒悟过来，赶紧派人去追，可好不容易逃出生天的刘备哪敢耽搁？早就绝尘而去了，连个影子都看不到。

没多久，朱灵就灰溜溜地回到了许都，报告曹操说刘备造反了。

刘备干掉了曹操任命的徐州刺史车胄，让关羽留守下邳，然后带着张飞及部众第四次进驻小沛，以防曹操派兵来攻。

当时，徐州地面上还有不少变民武装不肯归附曹操，如东海郡(治今山东剡城县)的变民首领昌豨等人。可这些人却对刘备颇有好感，刘备一来，他们便纷纷归附。刘备一下子变得兵强马壮，部众足有数万人。

但是，刘备的脑子还是很清醒的。他知道光凭自己，绝对无法与曹操抗衡，必须找一个强大的盟友。

而此时此刻，显然没有任何人比袁绍更适合做刘备的盟友。刘备随即派人去跟袁绍联络，双方马上缔结了一个反曹同盟。

形势突然恶化，让曹操后悔莫及。

本来他已经打造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防御体系，足以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对抗袁绍。结果刘备这一跑，重新占领了徐州，就等于把一张苦心打造的防御网撕开了一道大口子，并且令他陷入了腹背受敌之境。

曹操不敢迟疑，立刻派部将刘岱、王忠前去小沛攻打刘备。可是，这两人却不是刘备的对手，愣是打不下来。刘备还十分嚣张地放话说：“像你们俩这样的，再来一百个，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就算是曹操自己来，谁输谁赢也还难说。”

刘备向来是比较谦逊低调的人，很少说出这么狂妄的话。这回，估计是料定曹操被袁绍牵制着，不敢亲自来打他，所以有些得意忘形。

可是，牛皮吹得太大，是很容易破的。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衣带诏事件”败露，曹操将董承、王服、种辑等人全部诛杀，并夷其三族。然后，曹操决定亲自去讨伐刘备。麾下众将一致反对，说：“跟主公争天下的人是袁绍，如今袁绍即将大举南下，主公却去东边打刘备，万一袁绍抄了咱们的后路怎么办？”

曹操说：“刘备是人杰，不尽早把他收拾掉，必为后患。”

关键时刻，郭嘉站了出来，力挺曹操，并对众将解释道：“袁绍性情多疑，行动迟缓，不会这么快就打过来。而刘备刚刚叛乱，趁他立足未稳、人心尚未完全归附之机，快速发动进攻，刘备必败。”

做通了众人的思想工作后，曹操立刻率兵，直趋小沛。

河北方面马上得到了情报。谋士田丰当即建议袁绍，说：“曹操去打刘备，战事不会很快结束。主公应抓住战机，亲率大军攻其后背，定可一战而胜。”

可是，正如郭嘉所言，袁绍果然是一个“性迟而多疑”之人，面对如此难得且稍纵即逝的战机，他却犹豫了起来。

没有人知道他为何犹豫，史书只记载了他以小儿子生病为由，否决了田丰的提议。

这就叫“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老天爷给了袁绍这么好的机会，却让他白白丢掉了。我们只能说，如此缺乏决断力和行动力的人，最后败给曹操，实在是一点都不冤。

田丰没想到袁绍会在这么重大的节骨眼儿上犯糊涂，私底下气得拿手杖在地上猛敲，捶胸顿足道：“大势已去了!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却因为一个婴儿的病而错失，可惜啊!”

曹操大兵压境之时，刘备仍然在小沛优哉游哉。直到探子来报，刘备虽然大惊失色，但还是不愿相信。然后，他亲自带着张飞等数十骑出城查探，果然看见了曹操的大旗。

这下牛皮吹破了。刘备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慌忙带着张飞等人掉头就跑。

不过，他并不是跑回小沛，而是一溜烟往北边跑了。北边是青州，即袁绍长子袁谭的地盘。此时此刻，除了袁绍，刘备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投奔了。

就这样，刘备再一次丢掉了小沛，同时也再一次丢掉了老婆孩子。

从出道到现在整整十六年了，草根创业者刘备已经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变成了年届不惑的中年大叔，可他仍然还在“失败、跑路，再失败、再跑路”的怪圈中苦苦挣扎。人家曹操和袁绍已经在角逐北方霸主的地位，马上要打响一场争夺天下的战争了，可他却连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都还没有。

此刻的刘备，完全可以用“惶惶若丧家之犬”来形容，其内心的悲凉和无奈可想而知。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命大。不论遭遇什么样的失败，刘备每一次都能绝处逢生。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他始终奉行一条非常现实的生存原则——打不过就跑，跑不掉就降，所以活命的概率很大；其次，运气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从屡战屡败的角度讲，他的运气并不好；可从“打不死的小强”这个角度讲，他的运气其实一直都不算差。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除了能力和机遇，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活下去，并且活得足够久。如果像孙坚那样，一支冷箭就夺了性命，那你能力再强、打仗再猛都没有用。

所以，不管刘备失败多少次，只要他还活着，一切就都还有希望。

活下去。

对于任何一个创业者，这三个字都是最朴素也最根本的一条真理。

只要能活下去，打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强大!

袁绍听说刘备前来投奔，立刻出城两百里迎接，给足了他面子，算是让备受挫折的刘备感到了些许安慰。

曹操兵不血刃地拿下小沛后，生擒了刘备的老婆孩子，紧接着便又马不停蹄地杀到了下邳。孤立无援的关羽抵抗了几天，终于还是城破被俘。

速战速决后，曹操立刻回师官渡。从他出兵到大胜回师，前后可能也就十几天，感觉根本就不是在打仗，更像是兜了一圈就回来了一样。

这就是曹操可怕的行动力，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相比之下，袁绍的效率就让人很无语了。直到曹操回到官渡，袁绍才开始跟幕僚们正式讨论进攻许都的事。

田丰觉得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现在进攻许都毫无胜算，便劝谏袁绍道：“曹操既已打败刘备，现在的许都就不像之前那么空虚了。而且曹操善于用兵，机变无穷，虽然兵力少，但绝不可轻视。而今之计，不如采取持久战的战略。以将军目前的实力而言，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只要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遴选一批精锐，分为几路奇兵，不断袭扰河南。敌若救右，我军则击左；敌若救左，我军则击右。使敌军疲于奔命，百姓不得安生，我大军未动，其已陷入困窘，不出三年，便可坐收胜利之果。倘若放弃这个谋略，与曹操一战决成败，万一达不到预期目的，后悔就来不及了。”

此时的袁绍自恃兵强马壮，丝毫不把曹操放在眼里，坚信一战便可定乾坤，自然看不上田丰这种拖拖拉拉的战略，直接就否决了。

田丰心急如焚，仍然竭力劝阻。袁绍大怒，认为他在扰乱军心，就把他抓起来扔进了大牢。随后，袁绍便把帐下最牛的一个文士找了过来，命他起草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

这个人就是文豪陈琳。

陈琳不负所望，大笔一挥，一篇洋洋洒洒、战斗力爆表的千古名作——《为袁绍檄豫州文》就新鲜出炉了。

就是在这篇极富煽动力的檄文中，陈琳把曹操祖孙三代都骂了个狗血喷头：从他祖父曹腾开始骂起，说曹腾跟其他几个臭名昭著的宦官“并作妖孽”，伤天害理，残虐百姓；接着骂他爹曹嵩贪赃枉法，窃位弄权；然后顺理成章地骂曹操是“赘阉遗丑”，且人品很差，“好乱乐祸”；又骂他挟持天子，“败法乱纪，专制朝政”，以致朝中“百僚钳口，道路以目”，总之就是一个有着“豺狼野心”的祸国殃民的大恶棍。

最后，陈琳还总结了一句话，说：“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

骂完了曹操，就开始夸老板，说袁绍“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麾下有“长戟百万，胡骑千群”，一旦挟着“良弓劲弩”，迈着“雷霆虎步”，打过黄河去，那就像举起烈火焚烧蓬草、倾覆沧海冲刷污垢一样，没有任何东西消灭不了。

在檄文的最后，陈琳秉袁绍之旨发布了对曹操的巨额悬赏令，说凡砍下曹操首级者，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琳还在檄文中说到了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盗墓。

拜近年来十分火爆的盗墓小说及相关影视所赐，“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这两个词已经变得广为人知，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们的出处正是陈琳的这篇檄文。

据说，曹操当年为了拓宽财源，以弥补军饷的不足，就打起了盗墓的主意，为此专门设立了“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这两个职位，堂而皇之地把“盗墓”这种原本见不得光的犯罪勾当变成了由军队主导的合法行为。

按照陈琳的说法，曹操不仅为此设立了专门机构和人员，甚至本人还身体力行，“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

当然，也有人说这是陈琳给曹操扣的一个黑锅——曹操派人盗墓或许实有其事，但更有可能是偷偷地干，只做不说，不太可能明目张胆地设立官职专司其务；至于说曹操亲自上阵去挖墓开棺，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可怕的关羽，忠义的关羽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亲率十万大军进抵黎阳前线。

三国历史上第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会战，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官渡之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决战在即，袁绍阵营中却有一些大佬充满了悲观情绪，比如沮授。大军出发前，沮授召集宗族的人，把自己的家产给分掉了，还对他弟弟说：“曹操雄才大略，又挟持天子作为政治资本，我们虽然消灭了公孙瓒，但部众实已疲惫。而且，主公骄傲，将领自大，我军的溃败，恐怕就在此一行了。”

相反，曹操这边的人却显得胆气十足，比如程昱。当时他奉命驻守鄄城，可兵力却少得可怜，只有区区七百人。曹操过意不去，就打算再拨两千人给他。程昱却拒绝了，说：“袁绍拥兵十万，自认为所向无敌，看我兵少，必然轻视我，可能都懒得来攻打。若是多给我兵力，袁绍经过此地，就非打不可了，到时候鄄城定会陷落。”

不出程昱所料，袁绍得知他兵少，果然不予理会。

当时，为了迎战袁绍，曹操在正面战场上由北向南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刘延驻守的白马；第二道，是于禁驻守的延津；第三道，是曹操亲自坐镇的官渡。

从官渡往南约两百里，便是曹操的大本营许都了。

虽然曹操的防御部署很严密，但他最大的软肋还是兵力少。关于双方投入此战的总兵力，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至今没有定论。袁绍方面，公认的看法是不少于十万，大致是十一二万，其中骑兵一万多；而曹操方面的兵力则说法不一，且差距很大。

《三国志·武帝纪》认为曹操的兵力不到一万人，其中还有两三千是伤兵。这种说法显然不靠谱。曹操若只有这点兵力，很难想象能与袁绍的十万大军相持半年之久，最终还能大获全胜。裴松之便对此提出了异议，但他只是列举了几条理由说曹操的兵不可能这么少，可具体到底是多少他也说不上来。

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中猜测曹军兵力是五万到七万，但也只是一笔带过，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时至今日，有研究者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推测说曹操在官渡之战前的总兵力可能达到了十万余人，但为了防备马腾、刘表、孙策等人，同时还要分兵据守外围的一些战略要地，所以真正投入官渡之战的兵力，可能是在三万到四万之间。这个数字，相当于在陈寿的说法(偏少)与黎东方的说法(偏多)之间取一个中间值，应该是比较可信、相对合理的。

不论曹操的具体兵力是多少，反正跟袁绍比起来肯定是众寡悬殊，这一点毫无疑问。

袁绍进驻黎阳不久，便派遣大将颜良率部渡过黄河(古黄河，在今黄河北面)，对曹军的第一道防线白马城发起了进攻。

四月，曹操带着张辽、关羽诸将，亲自率军前去救援。临行前，荀攸献上一计，说：“敌众我寡，必须分散敌军的兵力。主公到了延津渡口，就做出要渡河北上、抄袁军后路的样子。袁绍得到消息，一定分兵向西阻截，然后主公率轻骑突袭白马，攻其不备，定可生擒颜良。”

曹操依计而行。袁绍果然上当，立刻派兵在西线阻击，而曹操则率部昼夜急行，直扑白马。此时颜良正在埋头攻城，等得到情报时，曹军离他只有十余里了。颜良大惊，立刻掉头迎战。曹操命张辽和关羽率先冲锋。

此时的关羽，已被曹操拜为偏将军，且受到了优厚的礼遇。按《三国演义》的说法，叫作“封侯赐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宴请和馈赠当属实情，但“封侯赐爵”则是稍后的事。

在《三国演义》中，关羽作为主要角色之一，早已出场无数回了，可在正史的记载中，这却是关羽在战场上第一次比较正式的亮相。

虽然他的正式亮相比很多人都晚，但一出场就是高光时刻，不仅惊艳了曹操，也惊艳了世人。据《三国志》记载，关羽一马当先朝袁军冲过去时，遥遥望见颜良的帅旗和车盖，便策马直取颜良，然后“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

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信息量却大得惊人。要知道，颜良麾下的“万众”可不是虚数。因为颜良是袁绍最倚重的大将之一，况且进攻白马又是本次大战的首场战役，袁绍志在必得，给颜良的兵力绝对不少于万人，而且肯定都是精锐。

关羽要想杀到颜良面前，首先得问这一万名精锐部众答不答应吧？而颜良作为主将，身边必然有不少副将和亲兵护卫，这些人肯定也不是纸糊的吧？最后来看颜良，虽然正史关于他的记载很少，但孔融对他和文丑曾有一句评价，说二人“勇冠三军”；沮授也说过颜良“骁勇”。由此可见，颜良本人的战斗力绝对是不可小觑的。

所以，关羽的可怕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他要完成“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的任务，首先必须突破层层阻碍，杀到帅旗之下，然后与颜良及其左右交手，继而在短时间内将颜良斩杀，接着又要在那么多袁军将士的包围中砍下颜良首级，最后还要杀开一条血路全身而退。

什么叫“如入无人之境”？

什么叫“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

关羽用他的行动为我们做出了最完美的诠释。

如果在影视作品中看到这样的情节，我们一定又会说这是“主角光环”，是编导为了塑造人物，不惜违背客观现实硬扯出来的。然而，这却是正史，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并非出自任何人的想象和杜撰。

就此而言，关羽被后人尊称为“武圣”，确属实至名归。

见主将的脑袋被人轻而易举地拿走了，颜良的部众顿时六神无主，再也抵挡不住曹军的攻势，当即溃败。

白马之围遂解，袁绍输了第一局。

虽然把刘延及部众解救出来了，但曹操并不想死守白马。当初在这里设置防御，本来便是为了迟滞袁绍的进攻而已，并非要与袁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所以，解围之后，曹操立刻将白马城中的百姓，以及囤积在此的军需物资、辎重等都迁了出来，然后主动撤退，沿着黄河南岸往西南方向的延津急行。

得知颜良被斩，袁绍又惊又怒，立刻下令大军渡河南下，追击曹操。此时，“悲观主义者”沮授又站了出来，劝阻说：“战场上的胜负，变化无常，不可不静心思量。而今之计，应先攻克延津，然后分兵进击官渡，若能夺取，再南下也不迟。若是轻率南下，一旦失利，我军便无退路了。”

袁绍本来就对沮授的悲观态度很是不满，现在又痛失颜良，正在气头上，巴不得马上杀了曹操以泄心头之恨，怎么可能听得进他的建议？

眼看袁绍一意孤行地朝着那个失败的结局而去，沮授的悲观情绪顿时达到了顶点。跟着大军一起渡河时，沮授望着浊浪滚滚的黄河水，忍不住悲叹道：“上面的人狂妄自大，下面的人急着邀功，黄河悠悠啊，我还能不能北返？”

随后，沮授便以生病为由，给袁绍递交了辞呈。

袁绍当然不准他辞职。大敌当前，你却给我撂挑子，这不是扰乱军心吗？迟早会让你滚蛋的，但不是现在!

虽然不准沮授拍屁股走人，但袁绍肯定也不会再让他带兵了，随即剥夺了沮授的兵权，把他的部众全都拨给了郭图。

在延津南面渡河后，袁绍命郭图进驻已然成为一座空城的白马，然后命文丑、刘备率六千骑兵先行追击曹操。

此时，令人意外的是，曹操并未一路向南撤到官渡，而是让主力回防，自己则带着不足六百人的骑兵停在了延津南面一个叫南阪的地方，并在此扎营，准备阻击袁军。

这就是曹操与袁绍不同的地方。袁绍只会坐在后方的大帐中遥控指挥，而曹操不仅会亲临一线战场，而且关键时刻还可以作为将领上阵。

比如现在，他就亲自承担了断后的艰巨任务。可让人捏一把汗的是，他只给自己留了不到六百人的一支小部队，却要抵挡文丑、刘备的六千骑兵，这仗怎么打？

可是，曹操却气定神闲，好像对这一仗很有把握。

他命哨兵在高处瞭望，有敌情随时禀报。很快，哨兵来报，说：“敌人来了，有五六百名骑兵。”稍顷，又报告说：“骑兵更多了，步兵不计其数。”

此处的骑兵应该就是文丑、刘备的先头部队，而步兵可能是袁军的别部，数量不详。可见，这一仗，曹操与敌军的兵力对比还不止是一比十，很可能更为悬殊。

听完哨兵的两次报告后，曹操居然回了一句：“行了，不用再报了。”然后命部众一起出营，并叫大伙解下马鞍，让马儿吃吃草，放松放松，同时把从白马带来的辎重随意堆放在了道路上。

麾下诸将全都蒙了：这唱的是哪出？

众人纷纷说：“敌人太多了，还是赶紧撤回大营固守吧。”

曹操却不说话。这时候，一旁的荀攸心领神会，对众将说：“这正是诱敌之法，为何要撤？”

曹操闻言，看着荀攸，呵呵一笑。

片刻后，文丑、刘备带着骑兵追到了。众将大为紧张，都说该上马了。曹操却道：“还不到时候。”

又过了一会儿，袁军骑兵越来越多，一部分人被那些辎重吸引，开始动手抢夺战利品。

曹操一声令下：“时候到了!”众人立刻上马，迅速对袁军发起了攻击。

袁军本来便因辎重挡路而乱了队形，加上争抢战利品，整支队伍更是乱成一团，完全没有防备。

史书虽然没有记载曹军是从什么地方杀出来的，但按照常理推测，极有可能是从路边的树林里，否则之前他们一个个“解鞍放马”，袁军不可能没有发现。正因为道路上只有辎重不见曹军，所以在文丑、刘备及部众看来，曹操很可能是带着辎重跑不快，所以才放弃辎重，轻装撤退了。

这是任何人都会得出的显而易见的结论，无人意识到这是曹操的障眼法和诱敌之计。

曹军突然杀出后，袁军猝不及防，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大将文丑当场被斩杀；刘备见势不妙，马上拿出他作为一名“常败将军”的看家本领——三十六计走为上，掉转马头一溜烟跑了。袁军彻底溃败。

第二局，袁绍又输了，而且输得比之前那一仗还要难看。

白马之战或许双方兵力差不太多，输了就输了，也说不上多没面子，可这一仗，袁军投入的是超过曹军十倍绝对优势兵力，却还是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让袁绍的一张老脸往哪儿搁？

决战还远远没有到来，白马和延津这两仗只是前哨战，可袁绍却已经接连失去了两位“勇冠三军”的大将。这不仅是惨痛的失败，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对袁军的士气无疑构成了沉重的打击。

关羽在白马之战中神一般的表现令曹操大为激赏，回师官渡后立刻封他为汉寿亭侯。

然而，曹操其实很清楚，关羽为人忠义，心心念念都是他那个誓同生死的大哥刘备，所以迟早会离开自己。

之前，为了刺探关羽的心思，曹操曾经让张辽去跟他谈心。关羽长叹道：“我深知曹公待我很好，然而我受刘将军之恩，发誓同生共死，不能背弃他。我终究不会久留于此，不过我会立功报效曹公，然后才走。”

张辽把关羽的话对曹操说了。曹操十分感慨，对关羽的义气深感敬佩。这回关羽于万军之中斩杀颜良，已为曹操立下大功，兑现了承诺，所以随时都可能走人。曹操明知这一点，却又舍不得让他走，只能重加赏赐。

可是，不管是侯爵之位还是金银珠宝，都不可能留住关羽的心。

关羽把曹操赏赐给他的所有东西，包括汉寿亭侯的印绶，全都归置齐整，原封不动地留在寝帐中，同时留下了一封告别信，然后就带着刘备的两位夫人甘氏、糜氏离开了曹营，北上寻找刘备去了。

得知关羽跑了，曹操麾下众将纷纷表示要去追杀他。曹操叹了口气，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三国志·关羽传》)

一个不忘旧主，义薄云天；一个爱才惜才，胸襟宽广。

关羽和曹操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从此传为千古佳话，被后人广为赞颂。

“义”是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几千年来一直流淌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尽管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种精神早已式微，在现实中已经很难看到，可只要我们没有忘却历史，只要中国人还在传颂和崇拜关羽的人格精神，那么“义”这个字就永远留存于天地之间，也永远不会从我们的血脉中消失。

关羽离开曹营后，《三国演义》用了不小的篇幅浓墨重彩地演绎了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典情节。这个故事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几乎已是妇孺皆知，只可惜，它是罗老先生虚构的。

在真实的历史上，关羽要去袁绍那边找刘备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因为当时袁绍大军已经推进到延津以南，与曹营所在的官渡，距离不过一百多里而已。查看现在的地图，两地相距也才六十多公里，自驾游的话一个小时足矣。就算当时的路不好走，多拐几个弯什么的，也绝对不会超过一百公里，何须关公“千里走单骑”？还要“过五关斩六将”那么辛苦？

当然，也不能排除前线曹军没有接到曹操“勿追也”的命令，所以对关羽进行了拦截，可最多就是一些小规模战斗，不会像书中描述的那么精彩。

另外，顺便提一下，《三国演义》把斩杀文丑的功劳也一并给了关羽，这基本上也是虚构的。史书中并未记载文丑是谁人所杀，只说他死于延津一战，也没有记载关羽是否参与了这场战斗。更有可能的是，关羽已经跟随主力先行一步回到了官渡。

我们之所以如此推测，理由很简单——假如关羽参加了这场战斗，并且斩杀了文丑，那史书一定会记载，就像记载他之前斩杀颜良一样。既然史书只字未提，那只能说明关羽并未参加这场战斗，更没有斩杀文丑。

关羽来到袁绍大营后，估计袁绍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他可是杀死颜良的凶手啊!

袁绍当时肯定很想杀了关羽祭旗，以告慰颜良的在天之灵。然而，就算他想，也不可能这么做。

毕竟，刘备眼下是他袁绍的人，而关羽投奔刘备，也就等于投奔了他，所以不管心里再怎么咬牙切齿，袁绍也只能装出一副笑容予以收留。

蓦然见到关羽和两位夫人，刘备顿时百感交集。还好，虽然颠沛流离到处跑，而且总是打败仗，但至少老婆没丢，兄弟们也都团聚了，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此时刘备身边的兄弟，不仅有张飞和刚团聚的关羽，还有一个人，就是赵云。

自从七八年前一别，赵云就回到了家乡，几乎处于隐居的状态。直到不久前听说刘备投奔了袁绍，赵云才赶到邺城，重新回到了刘备麾下。

赵云一来，就暗中帮刘备招募了数百名精壮士卒，为了避免引起袁绍的警觉，对外则声称这些人都是刘备旧部。

对此刻的刘备而言，只要弟兄们都在，就还有翻盘的资本。他是不可能永远替袁绍打工的，尽管袁绍待他不薄，一来就给了他一个“左将军”的高位，但刘备迟早是要走的。

只要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刘备立马会带着弟兄们远走高飞……

对峙官渡：斗智斗勇的生死战

虽然接连打了两场胜仗，斩杀了对方两员大将，但曹操并未从根本上削弱袁绍，只是挡住了他的兵锋，挫伤了他的锐气而已，仍旧未能改变双方兵力悬殊这一事实。

为此，当袁绍大军渡过黄河，向延津以南挺进时，曹操便主动进行了战略收缩，命于禁撤出延津，以免陷入孤军被围的困境。

于禁奉命撤离后，并未直接返回官渡，而是与乐进共率步骑五千，沿着黄河南岸一路袭击袁军的别营——从延津西南一直打到了汲县(今河南卫辉市)、获嘉(今河南获嘉县)，沿途焚毁了袁军三十余座营垒，斩首数千级，另外还生擒了数千人，其中仅将领就有二十余名。

连撤退都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战果，足见曹军的战斗力有多么强悍，显然远在袁军之上。

于禁本来的军衔是平虏校尉，回到官渡后，因功立刻被曹操火线提拔为裨将军。

至此，白马和延津两道防线均已不存，就剩下官渡这最后一道屏障了。曹操已经退无可退，只能在此与袁绍决一死战。

当年七月，正当曹操全神贯注地盯着面前的强敌思忖御敌之策时，让他万万没料到的是，自家后院居然在这危急关头起火了。

袁绍的谋略虽然不及曹操，但他也不是笨蛋。在正面战场接连输掉两局之后，他就把目光瞄向了曹操的后背，派使者前往汝南郡一带活动，居然成功招降了此地的黄巾余部刘辟。

刘辟当即起兵响应袁绍。使者再接再厉，又去游说驻守在此的曹操部将李通，说只要他肯叛曹，就拜他为征南将军。李通身边的人也不看好曹操，就劝他归附袁绍。李通手按佩剑，厉声怒斥道：“曹公明哲，必能平定天下；袁绍虽然强盛，终究会成为曹公的俘虏。我就算是死，也绝不会有二心。”随即斩杀了袁绍的使者，并派人把“征南将军”的印绶送到了官渡前线，交给了曹操。

尽管收买李通失败了，可刘辟的归降已经是在曹操后院烧起了一把火，袁绍决定派人前去支援刘辟，将这把火烧旺，让它形成燎原之势!

而他选择的人，正是刘备。

史书没有记载此次任命是袁绍的决定还是刘备的毛遂自荐，不过依照刘备此时的心境来看，自荐的可能性很大。这显然是脱离袁绍的绝佳机会，他肯定不会放过。此时的袁绍似乎也没有更好的人选，所以就把任务交给了刘备。

刘备这些年虽然老打败仗，但好歹也算是在业界闯出了名头，其号召力自然比“黄巾贼”刘辟强得多，所以一到汝南，四周郡县便纷纷起兵响应。一时间，“曹”字旗便从豫州大大小小的城头上被扯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迎风招展的“袁”字旗。

刘备一鼓作气，率部在汝水、颍水一带四处出击，把曹操后方的官吏百姓搅得惶惶不安，甚至兵锋一度逼近许都南面六十里外的濦强县(今河南临颍县)，对曹操的大本营构成了严重威胁。

与此同时，袁绍率大军继续南下，直抵阳武(今河南原阳县)。此处距官渡仅有百里之遥，显然对曹操形成了泰山压顶之势。

眼前大兵压境，背后还有刘备不断捅刀，此刻的曹操彻底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面对这样的局面，一向充满乐观精神的曹操也被巨大的忧虑和压力完全笼罩了。

因前线吃紧，原本驻守在阳翟、防备刘表的曹仁不久前已回到了官渡。见曹操愁眉紧锁，曹仁便安慰道：“南边那些郡县，都知道大军在前线御敌，势必无法救援，而刘备又突然以重兵压境，所以他们背叛也是情有可原的。”

如果曹仁只会说这话，估计只能给曹操添堵，好在他真正要说的是后面的提议：“刘备手下大多是袁绍的兵，未必能死心为他所用，我军若迅速出击，必可将其击破。”

此时集结在官渡的兵力本来就不多，对抗袁绍主力已经有些吃力，若再分兵去打刘备，势必更加捉襟见肘。万一曹仁不能在短时间内结束战斗，而袁绍又大举来攻，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曹仁这个提议，无疑是兵行险着。

可是，不这么做又能怎么办呢？

兵力少，就只能通过快速机动来弥补，以运动战来化解劣势，若是固守一处，也极有可能被敌人围而歼之。既然不管怎么做都是冒险，那还不如主动出击，或许胜算更大。

深谙兵法的曹操最后还是同意了曹仁的策略，旋即命他率领一支精锐骑兵，火速南下，进攻刘备。

此刻的刘备，正在曹操的地盘上享受着纵横驰骋的快感。出道这么久，他还很少有过这种所向披靡的感觉，仿佛自己的战斗力突然就提升了一大截似的。

然而，这终究只是错觉。

刘备之所以能够闹得这么欢，原因不是他的战斗力提升了，而是曹操后方的这些郡县根本没有战斗力。比如程昱驻守的鄄城，已经算是兖州的战略要地了，可兵力也才区区七百人，更不用说许都以南的这些郡县，战略价值都不大，估计兵力只会更少，不会更多。换言之，不论是鄄城还是许都以南的郡县，其留守兵力基本上都只够维持城内治安，根本不足以抵御外敌。

所以，刘备其实是乘虚而入，捡了一个大便宜。

可是，当曹仁带着曹军的精锐骑兵一到，作为“常败将军”的刘备就只能无奈地现出原形了—— 一战即溃，只好又一次撒丫子跑路。

虽然刘备麾下有关羽、张飞、赵云这些不世出的猛将，但正如曹仁所言，他们自己的嫡系部众很少，手下几乎都是袁绍的兵，彼此间既没有牢固的情义，也没有足够的默契和信任，只是暂时拼凑到一起的，说是乌合之众也不为过。这样一支部队，欺负地方上的治安兵可能绰绰有余，要想跟曹仁麾下这些身经百战的精锐交手，却无异于以卵击石。

紧接着，曹仁又消灭了刘辟，并乘胜将许都以南的郡县一一收复，然后迅速回师。

值得一提的是，在曹仁回师官渡途经许都时，突然接到情报，说袁绍派出一支偏师，将领叫韩荀，正由西面而来，准备偷袭许都。于是曹仁马不停蹄，又迅速率部赶了过去，在鸡洛山打了一场伏击战，大破韩荀，之后才从容回到官渡。

平心而论，袁绍这个分兵合围的战略本来是很高明的：自己率主力在北面进攻，由刘备和韩荀分别从南面和西面杀向许都，这样的计划是很有可能成功的。遗憾的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他的对手是曹操。而曹操不仅本人深谙兵法，其麾下将领和士兵的战斗力也比袁军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就以曹仁此番作战为例，简直是把“运动战”的奥义诠释得淋漓尽致。当然，要让运动战发挥作用，将领和士兵的素质必须过硬，能够在长途奔袭和连续作战的情况下保持体力和战斗力。如果没有这样的素质，那一切都是空谈。

据史书记载，分兵合围的计划被曹仁粉碎之后，袁绍颇为无奈，“由是绍不敢复分兵出”(《三国志·曹仁传》)，只能按部就班在官渡与曹操打硬仗了。

见袁绍求胜心切，有些急躁，沮授忍不住又站了出来，劝谏说：“我军兵力虽多，但战斗力不如曹军；曹军缺粮，给养不如我军。所以，曹军希望速战，我军则应该缓战。而今之计，最好是拖时间，尽量消耗对方。”

可是，接连遭遇败绩的袁绍急于雪耻，根本没有耐心打持久战，自然不肯听从。

为此，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八月，袁绍又把主力向南推进了一大步，在沙丘上筑起营垒，并向东西两翼延伸开去，连营数十里，摆开了决战的架势。

曹操虽然兵力薄弱，但为了防止被袁军包围，也只能如法炮制，命部队两翼展开，构筑起“一字长蛇阵”与袁军对峙。

双方的大营距离很近，已经在弓箭的射程之内。

刘备带着败绩回到了袁绍大营，想要脱离袁绍的心情更为迫切。因为在这场袁曹对决的大战中，不管他刘备再怎么折腾，也只能是替袁绍做炮灰，不可能捞到任何好处。

为了光明正大地跑路，刘备想了一个妙招——装出一副将功补过的样子，建议袁绍派人去跟刘表联络，说服刘表从背后攻击曹操。

当然，刘备还自告奋勇说，自己愿意辛苦为袁公跑这一趟。

南联刘表，这事袁绍并不是没做过，只是刘表那个老滑头总是口惠而实不至，就算这回换你刘备出马，就能说动他了吗？

袁绍不可能不产生类似疑问。而且往深了一想，他也完全有理由怀疑刘备是想借机跑路。可不知为何，袁绍居然就答应了。

在此，袁绍犯了一个曹操曾经犯过的错误。

当初曹操派刘备去截击袁术，事实证明是纵虎归山，后患无穷；而此刻袁绍放刘备走，后果无疑也是蛟龙入海，一去不回头。

可刘备的幸运就在于，在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上，曹操和袁绍这两大枭雄接连犯错，仿佛脑子突然间短路了一样，从而成全了他这个若干年后的蜀汉皇帝。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运气。

历史从来都不是按照一套理性的逻辑演绎出来的，而是充满了各种偶然、非理性、巧合与运气。我们常常说历史有时候比小说更精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小说家总是尽量按照逻辑去塑造人物、编织情节，生怕被读者骂胡编乱造；可吊诡的是，真实的历史反而往往不讲逻辑，历史上的人物也经常不按常理出牌，结果就有了许许多多出人意料的故事。

总之，刘备就这样脱离了袁绍，往荆州去了。不过，从官渡前线去往荆州，必然还要经过豫州。曹操得到情报，马上派部将蔡杨前去截击。

可刘备这次有人接应，是当地一个叫龚都的起义军首领。此人可能是刘备之前跟刘辟合作时结识的新朋友，手下有数千部众。有了这个地头蛇保护，刘备就不怕蔡杨了。他和龚都联手，跟蔡杨打了一仗，大获全胜，将蔡杨斩杀，顺利通过了豫州。

曹操深知，两军对峙，时间越久对自己越不利，便多少也生出了急躁心理，遂于九月初主动对袁营发动了一次进攻，结果失利，只好回营固守。

袁绍虽然没有听从沮授打持久战的谏言，但想要一口吞掉曹操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论内心多么不情愿，也不得不跟曹操打起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为了取胜，双方都使尽了浑身解数。

袁绍命部众堆起了一座土山，然后在山上修筑了一排箭楼，天天放箭，居高临下对曹营进行“空对地”的压制性打击，相当于一举掌握了制空权。这可苦了曹军将士，只好人人都拿着一块盾牌防身，在营里走动时都要弓着身子，稍不留神就被一箭放倒了。

曹操很恼火，就命人拉来了一批攻城用的抛石车，并进行技术改良，增加了抛石的重量，还提高了射程，对准袁军的那些箭楼一顿猛轰，就跟地对空导弹似的，很快就将土山上的箭楼一一摧毁。由于巨石抛出声如霹雳，心惊胆战的袁军士兵纷纷称其为“霹雳车”。

袁绍见空中打击失效，就想起了当初打公孙瓒用的那一招——地道战，遂命部众挖掘隧道，一条接一条地挖到了曹营之中。

曹操针锋相对，马上命部众横向挖掘壕沟，与袁军地道呈垂直状，所以每当地道一挖进曹营，立马就暴露了，里头的袁军自然是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

双方就这样斗智斗勇、来回拉锯，谁也奈何不了谁。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流逝，曹营的米袋子也在一天一天地瘪下去。

袁绍坐拥四州之地，人口众多，赋税丰足，有的是粮食，再打一年也不在乎。可曹操不行。他虽然地盘不小，横跨兖、豫、徐等六州之地，却都处于中原腹地，这些年兵荒马乱、征战不休，老百姓死了很多，还好他在许都展开了“屯田”，军粮才有了保障。可那是在平时，部分士兵会参与耕作，眼下却天天在消耗，坐吃山空，根本难以长久维持。

此外，对于袁、曹这场生死之战，曹操这边的很多官吏百姓其实是悲观的，甚至包括一部分文官武将，所以随着战事的胶着，当局面越来越不利于曹操时，后方的许多郡县就再度背叛，投靠了袁绍。许多文官武将甚至偷偷给袁绍写信，表露了“身在曹营心在袁”的立场，给自己留后路，曹操一旦失败他们还可以跟着袁老板混。

形势如此严峻，自然是令曹操忧心忡忡。

一贯内心强大的曹操，此刻也不由得打起了退堂鼓。可这个决心委实难下，他只好写了一封信给留守许都的荀彧，说出了退军的打算，想听听荀彧的意见。

如果曹操真的退军，那么大概率会被袁绍围困在许都，到时候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就只有死路一条。若如此，三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就要改写了。

荀彧一看到信就吓坏了，赶紧回信道：“袁绍在官渡集结了强大兵力，欲与主公一决胜负。主公以最弱面对最强，若不能克敌，必受制于人，这正是天下兴亡的转折关头。袁绍不过是一个虚有其表的枭雄，能聚人却不能用人。以主公之英明神武，又有奉天子以令不臣之大义，何愁不能取胜？眼下虽然缺少粮秣，但也还没到楚汉在荥阳、成皋对峙那种程度。当时的刘邦和项羽，谁都不肯先退一步，正因为先退的一方会输掉气势。如今，主公以寡敌众，却能固守战略要地达半年之久，形势到了这一步，必将迎来转机，此乃出奇制胜之时，切不可失。”

荀彧这些话，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更没有提出什么出奇制胜的策略，但这时候的曹操真正需要的，其实也不是什么锦囊妙计，而是信心与勇气。

再坚强的人也有脆弱之时，再乐观的人也有消沉之日。这时候，能够给予他们恰到好处的鼓励，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人在面对巨大的困难时，缺的往往不是克服困难的办法，而是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念。

当然，有信念的人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丧失信念的人一定会失败。

收到荀彧的信后，原本垂头丧气的曹操立刻“满血复活”，决定继续在官渡战斗下去。

当时，除了前线作战的将士，最辛苦的莫过于负责运粮的后勤部队了。因为仗打到这个地步，双方在正面战场上能用的招数几乎都已用尽，剩下的，也就是尽量搜集情报，然后派出奇兵插入敌后，去袭击对方的运粮队了。

由于此时暗中投靠袁绍的人不少，所以袁绍得到的情报也更多，在这方面明显占了上风，经常偷袭曹军的运粮队，令曹军的后勤部队苦不堪言。

曹操只好拼命给他们打气，说：“只要再给我半个月，我一定为你们击败袁绍，让你们不用再这么辛苦了。”

说半个月内击败袁绍，其实也就是给大伙画画饼、给自己打打鸡血而已，估计没人会信，恐怕连曹操自己都不信。

虽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败敌人，但在袭击运粮队这件事上多加把劲，还是办得到的。很快，曹操这边也收到了一份情报，说袁绍有一支几千辆车的运粮队不日将抵达官渡，带队的将领名叫韩猛。荀攸立刻禀报曹操，说此人虽然勇猛，但自负轻敌，一击可破。

曹操问何人可担当此任，荀攸推荐了徐晃。

徐晃本是杨奉的部将，归降曹操后屡建战功，官至偏将军。曹操对他也很赏识，遂命他和史涣一起去执行这项任务。二人不负所望，率领一支轻骑绕过袁军大营，成功地伏击了韩猛的运粮队。

只可惜，几千车的粮食无法运回曹营，只能付之一炬。

奇袭乌巢：致命的一击

几千车粮食被曹军一把火烧成灰烬，对袁绍当然是不小的打击。不过，不必担心袁军士兵们会饿肚子，因为袁绍财大气粗，有的是粮食，烧了就烧了，他再从后方运上来就是了。

当年十月，又一批数量更庞大的军粮运抵前线，带队的将领是淳于琼，负责护送的部队足有一万多人。

这回，袁绍怕又被曹军给烧了，不敢再让他们把粮食运到官渡，而是命淳于琼前往大营东北面四十里外的乌巢扎营，将粮草屯在那儿。

沮授觉得这样还是不太保险，就建议再派一支部队在外围巡逻，以防被曹操偷袭。

虽然早已被袁绍晾在一旁，可沮授还是本着打一天工尽一天责任的原则，三番五次给袁绍提建议。可是，每一回都被袁绍否决，这一次也不例外。

也许在袁绍看来，让淳于琼带着一万多人守乌巢，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再派兵过去完全是多此一举。

其实，袁绍这么想也是合乎情理的。乌巢离官渡大营足有四十里，除非曹操是千里眼，否则怎么可能知道袁军的粮草在哪儿？

然而，令袁绍万万没想到的是，曹操虽然不是千里眼，却很快就知道了。

因为有人叛逃，泄露了情报。

这个人就是袁绍帐下的谋士许攸。

许攸之所以叛逃，说起来也很偶然。起因是他向袁绍献计，建议分兵奇袭许都，说一旦成功，便可奉天子讨曹操，到时候曹操就成了瓮中之鳖；即便暂时攻不下许都，也可令曹操首尾难顾，疲于奔命，最后还是可以击败他。

这个计策本身肯定是对的，问题是袁绍之前已经让刘备和韩荀试过了，然而并没什么用，所以袁绍早就死了这条心，也就否决了许攸的提议。

其实对于“偷袭许都”这个提议，袁绍之所以否决，归根结底，还是他对“奉天子以令不臣”这套说辞打心眼里并不认同，故而稍遇挫折就放弃了。倘若他能真正认识到掌控天子所带来的政治利益和各种各样的好处，那么绕过官渡去偷袭许都，在眼下仍然是非常值得一试的策略。

许攸的建议被老板否了，按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顶多心里有些失落罢了，反正工资照领、活照干，也不至于这样就叛逃了。促使他走这一步的是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他的家人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儿，被留守邺城的审配给抓了。

许攸顿时又惊又怒。

不看僧面看佛面，老子辛辛苦苦在前线打仗，你审配却趁机在背后搞我的家人，这是几个意思？!

许攸的家人到底所犯何事，史书无载，不过我们不妨从审配平时的为人，来判断此事究竟孰是孰非。按史书记载，审配为人正直刚烈，常追慕古人节操，所以逮捕许攸家人这件事，很可能是秉公办理，并非出于个人恩怨。

当然，袁绍手下这帮人彼此不和，经常窝里斗，这是事实。但就算审配与许攸之间真有什么私怨，想搞许攸，前提也是你许攸的屁股不干净，让审配抓住了把柄，否则身正不怕影子歪，许攸大可以让袁绍主持公道，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何至于家人一被捕就叛逃呢？

可见，许攸大概率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且性质很严重，一旦被审配挖出来很可能得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

许攸的叛逃，对此刻的曹操而言，不啻于大旱之年碰上一场甘霖，也无异于在即将冻死的雪地里遇见一堆篝火。

当时曹操正在大帐里洗脚，正准备洗洗睡了，天大的烦心事也只能等到明天再说，突然听到侍卫来报，说有一位自称是故人的许攸求见。

曹操立马跳了起来，光着脚就冲了出去，看见来人果然是许攸，不禁拍掌大笑，喜不自胜道：“子远(许攸字)，你来了，我的大事就成了!”

许攸年轻的时候，跟袁绍、曹操都很熟，彼此早就知根知底，所以曹操很清楚，许攸在这个节骨眼上从袁营跑过来，一定是在袁绍那儿混不下去了。而他这一来，也必定会带来此刻曹操最急需的绝密情报。

虽然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情报，但曹操在这一刻已经预见到了胜利的曙光。

他笑容满面地拉着许攸入座。还没等他开口寒暄，许攸便开门见山道：“袁绍兵力强盛，你打算如何应对？眼下还剩多少粮食？”

不愧是袁绍帐下的主要谋士，眼光真毒，一句话就击中了要害。

“不多。”曹操道，“还可以吃一年。”

曹操虽然心情很激动，但并未失去应有的警惕。在没有摸清许攸的来意之前，当然不会泄露自己的老底。

许攸一听，不由冷然一笑：“不对，重新说。”

曹操无奈，只好说：“还可以吃半年。”

许攸顿时不乐意了，脸色一沉，道：“足下是不想打败袁绍了吗？何必如此言之不实？”

大家都是老江湖了，玩虚的看来没有多大意义。曹操这才苦笑着说：“方才是玩笑而已。实不相瞒，只能吃一个月了，你说该怎么办？”

其实曹营的军粮到底还能不能撑一个月，也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不过许攸已经没必要再追问下去，只要确认眼下的曹操迫切需要自己的情报就够了。

“您孤军独守，外无援兵而粮谷已尽，此乃危急存亡之时也。”许攸缓缓道，“袁绍有一万多车粮草辎重，就屯放在乌巢，守军的防备不太严密，若派一支轻骑前去突袭，出其不意，把粮草辎重全烧了，不出三天，袁绍必自行溃败。”

曹操一听，内心的狂喜已无法用语言形容。

这一刻，想必他的眼前已经浮现出袁绍授首、北方平定的画面了。

许攸这份情报，其价值比起十万雄兵或许有过之无不及。我们今天看谍战题材的影视剧，不难发现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对于战争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许攸虽然不是曹操的卧底，但他在这个重大关头提供的这份绝密情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官渡之战的胜负，从而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曹操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连夜召集谋士和将领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讨论突袭乌巢的行动。然而，大部分人都对这份情报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认为许攸不一定是真的投诚，也可能是袁绍的反间计。

也难怪众人怀疑，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戏剧性、太不真实了。如果说这是上天所赐的好运的话，那么运气好到这种程度，委实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曹操却坚信许攸的情报是真的，也坚持要亲自带兵去奇袭乌巢。

关键时刻，荀攸和贾诩站在了曹操这边。有这两个最精明的谋士支持，曹操的底气更足了。事不宜迟，他果断下令：由曹洪和荀攸留守大营，命乐进、许褚等人集合五千精锐步骑，全部换上袁军的旗帜和军装，人衔枚(嘴里衔上小木棍，以防出声)，马缚口，而且每个士兵都要带上一捆木柴。然后，曹操还特意命许攸同行。

让许攸跟着走这一趟，显然是很聪明的做法。此举目的有二：首先，许攸在袁军中地位甚高，而他叛逃的消息不会这么快便传开来，所以有他挡在前面，路上若遇袁军盘查，可轻松应对。其次，这也不失为验证情报真实性的一个办法——若情报为真，许攸便会坦然前往，若是假的，他定会心生恐惧，而曹操也定会察觉出来。

当天深夜，曹操亲自率领这支部队，从小道出发，往乌巢方向疾速前进。

从曹营到乌巢，中间基本上都是袁绍的防区，一路上自然是碰到了不少敌军的巡逻队。曹军的说辞是：“袁公担心曹操偷袭后方，派我部来加强守备。”

这个理由说得过去，而且他们全都穿着袁军军装，加之还有许攸在场，所以对方没有怀疑，就放他们过去了。此外，如果袁军有口令之类的防渗透手段，许攸一定知道，所以同样拦不住他们。

天还没亮，曹军就赶到了乌巢，悄悄围住淳于琼的军营，在四周乘风纵火，袁军军营顿时陷入火海，一片大乱。天明，惊魂未定的淳于琼才发现曹军人数不多，立刻带上人马出营反击。

双方展开激战，淳于琼不敌，只好退回营中，固守待援。

很快，袁绍接到了淳于琼派人送来的急报，又惊又怒，赶紧把长子袁谭和谋士郭图及大将张郃、高览等人找来，商议对策。袁绍本人的意见是：你曹操去打乌巢，我就打你的官渡大营，就算你攻破了乌巢，只要我把你的大营拔掉，你就没有退路了。

他决定派张郃和高览率重兵去攻打曹营。

很显然，这就是“围魏救赵”的招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迫使你回师。

这一招当初曹操也用过，而且还用得挺溜。可问题是，同样的计策，在不同的情况下，由不同的人用，效果不见得就是一样的，甚至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兵法得活用，不能生搬硬套。倘若在帷幄之中套用一些兵法就能决胜千里，那当年纸上谈兵的赵括早就是千古名将了。

袁绍这个对策有一个很明显的误区：他以绝对优势兵力跟曹操对峙了这么久，如果曹营那么好攻克的话，他早就攻克了，何必等到今天？之所以迟迟打不下来，正是因为曹营的防守异常坚固，且曹军的战斗力十分强悍。尽管眼下曹操不在，可曹营的防守难道立马就变薄弱了吗？虽然曹操带走了一部分兵力，可如果防守得当的话，其战斗力不见得就会削弱多少，你袁绍凭什么认为现在去打就一定能打下来？

张郃身为久经战阵的将领，一听就觉得老板这个策略不靠谱，赶紧道：“曹操率领的全是精锐，一定会攻破淳于琼。他一旦失败，便大势已去，请让我们先去援救乌巢。”

可是，郭图为了迎合老板，却坚持认为应该去攻曹营。

张郃据理力争道：“曹操的大营固若金汤，就算强攻也无法攻克，而淳于琼一旦失守，所有的粮草辎重被毁，我们就都要成为曹操的俘虏了。”

然而，袁绍听不进去，仍然命令张郃与高览率主力去攻曹营，同时另外派一支轻骑去援救淳于琼。

至此，袁绍败局已定，再也无法挽回。

如果说曹操奇袭乌巢是把袁绍朝深渊推了一把，那么袁绍此举就等于是自己闭着眼睛纵身一跳!

张郃和高览无可奈何，只好率部对曹营发起了不计代价的强攻。

与此同时，曹操与淳于琼也在乌巢陷入了苦战，一时竟难分胜负。

说起来，淳于琼也算是资历很深的一员老将了，他和曹操曾经还是同僚——当年，汉灵帝组建西园军，淳于琼也是著名的西园八校尉之一。

所以，此人的作战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加之兵力是曹操的两倍多，故而令曹操打得异常艰苦。

就在这时，斥候来报，说袁绍的援军到了。左右大为紧张，对曹操说：“等敌军接近，我们就分兵御敌。”

曹操正打得心头火起，闻言怒道：“等敌人到了背后，再来报告!”

这就叫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将士们闻言，都意识到若不能在短时间内击败淳于琼，他们这些人包括老板曹操在内就都要被袁军团灭了，今天必定命丧于此!

人到了这个时候，就会激发出超常的勇气。众将士拼尽全力，殊死一搏，终于攻破袁军营寨，生擒了淳于琼，斩杀了眭元进、韩莒子、吕威璜、赵叡等多名将领，然后一把火将袁军的粮草辎重全都烧成了灰烬。

为了震慑袁军，曹军割下了淳于琼及一千多名俘虏的鼻子，还割了许多牛马的舌头，随即回头去迎战袁绍派来的援军，并把这些血淋淋的“肉块”扔到了袁军阵前。

虽然袁军将士也看惯了战场上的尸体，但从未见过这么残忍血腥的做法，见状无不大为惊骇。曹军遂轻松将这支援军击退。

淳于琼被乐进砍掉了鼻子，然后血流满面地被带到了曹操面前。

当时战场上十分混乱，曹操可能没料到乐进会对淳于琼下这个狠手，见状有些吃惊，忙道：“怎么会弄成这样？”

淳于琼愤然道：“胜负自有天意，何必问这么多？”

念在同僚一场，曹操有意留淳于琼一命。可就在这时，身旁的许攸却阴恻恻地说了一句：“来日他若照镜子，定然不会忘记今天。”言下之意，淳于琼遭遇了“割鼻”这种奇耻大辱，肯定不会心甘情愿归顺你曹操，万一哪天找你报仇怎么办？

曹操一想也有道理，只好把淳于琼杀了。

许攸和淳于琼好歹也是老同事，可在人家性命攸关的时候，非但没说半句好话，反而落井下石，可见许攸这个人的人品实在不咋的，也可见袁绍阵营内部相互倾轧的现象有多么严重。

官渡这边，张郃与高览硬着头皮猛攻曹军大营，部下死伤无数，却丝毫没有进展。

郭图之前是力主用重兵攻曹营的，现在眼看着就要落败，担心袁绍会怪罪于他，便决意让张郃当“背锅侠”，赶紧向袁绍汇报说：“张郃攻不下曹营，却出言不逊，想把责任往您身上推。”

这话很快就传到了身在前线的张郃耳朵里。

张郃气得差点吐血——老子提着脑袋在前线跟敌人拼刀子，你姓郭的居然在背后给我捅刀子？!

除了愤怒，张郃更感到恐惧。

曹营攻不下来，必然得有人来背锅。现在郭图这厮把自己择干净了，那袁绍一定会拿他张郃当替罪羊，所以回袁军大营只有死路一条。

既然袁营回不去了，那还有什么路可走？

答案只有一个——投奔曹营!

张郃跟高览一合计，索性把攻打曹营用的那些器械烧了个精光，然后就到曹营投降了。留守的大将曹洪深感疑惑：刚才不是还杀得昏天暗地吗，怎么突然说降就降了？不会是想使诈吧？

荀攸劝他不要想太多，说：“张郃的计划不被袁绍所用，在那边已经待不下去了，所以怒而来奔，有什么好怀疑的？”随即以礼节接待了张郃跟高览。

张郃这一“怒而来奔”，纯粹是被郭图逼反的。换言之，在曹操与袁绍展开终极对决的这个赛场上，最后曹操大获全胜的临门一脚，完全可以说是郭图帮着踢的。

这一踢，就彻底把袁绍踢进了人亡政息的万丈深渊。

郭图甩锅这件事，加上之前许攸落井下石的事，还有更早之前郭图算计沮授等事，足以让我们看出一个可悲的事实——袁绍阵营的窝里斗是何等贻害无穷!

其实这一点，荀彧和郭嘉早就一语道破了：“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

像这些“谗言惑乱”、背后插刀的事，对袁绍集团的“高管”们来讲，可能早就习惯成自然了，可长期内斗、内耗的结果，就是把他们共同乘坐的这条船弄得千疮百孔。而当这条船最终沉没的时候，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同时也都是施害者。

下面的人成天窝里斗，原因到底出在哪里？除了一部分员工的人品的确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出在老板袁绍身上。

曹操、荀彧、郭嘉都曾经给袁绍下过断语，总结起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

“志大而智小”(曹操语)，就是志大才疏；

“多谋少决”(荀彧、郭嘉语)，就是谋划很多，决断很少；

“外宽内忌”(荀彧、郭嘉语)，就是表面宽厚，内心猜忌；

“好为虚势，不知兵要”(荀彧、郭嘉语)，就是务虚，喜欢讲排场，却不懂真正的兵法；

“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曹操语)，就是兵力很强，但统率无方，部将骄慢，且政令不一。

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袁绍身上存在这些致命的缺点，就导致他的集团内部很难形成真正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很难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因为对集团有益的意见，比如奉迎天子、与曹操打持久战等，仅仅由于不合老板口味，就总是得不到采纳；而那些精于算计的人就会曲意逢迎，说一些让老板觉得顺耳的话，从而踩着别人往上爬，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久而久之，必然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有公心的人全都靠边站，如沮授和田丰；善于钻营的人却站到了台前，如郭图。

这样的“企业”，破产倒闭是必然的。

当然，话说回来，袁绍最终落败，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比如“许攸叛逃”就是一起偶发事件。谁能料到，留守邺城的审配会在前线战事最胶着的时候逮捕许攸的家人呢？又有谁能想到，许攸的反应会那么激烈，一下就投奔了曹操呢？

但凡审配有一点大局观，做事更理性一些，先别急着抓人，一切等到战事结束再说，也不至于把许攸逼得狗急跳墙。可见，审配的一念之差，就影响了整个官渡之战的大局，不能不说带有很强的偶然性。

第八章 北方的平定

袁绍阵营的窝里斗

乌巢被烧，淳于琼被杀，张郃、高览降曹，这一连串噩耗传回袁军大营后，全军上下立马炸锅，个个斗志全无，旋即崩溃，四散逃命。

袁绍无力回天，只好与袁谭、郭图等人带着仅剩的八百名侍卫骑兵，来不及穿戴齐整就逃过了黄河。曹操派人追击，没撵上，却擒获了七万多溃散的袁军士兵，还缴获了袁绍大营中的大量辎重、图书、珍宝等。

随后，曹操又干了一件很残忍的事，把七万多降卒全部坑杀了。

《后汉书》谈到这件事时，不知是有意回护，还是随口一说，反正就是替曹操找了一个杀降卒的理由，说这些人是“伪降”(即诈降)，才被曹操给杀了。其实只要稍微想一下，就知道这个理由很扯。当时袁绍已经跑了，连大将张郃、高览都降曹了，这些大头兵何苦要诈降呢？他们图什么？在袁绍手底下当兵打仗，跟在曹操手底下当兵打仗，对他们来讲有什么区别吗？既然袁绍已经彻底败了，那跟着曹操不是照样可以混口饭吃？

总之，如果曹操肯收留，他们绝对会谢天谢地，对曹操感恩戴德，根本不可能诈降。

既然不是这些人的问题，那曹操为何还要杀他们呢？

当年在徐州屠城，的确是出于曹操残暴的性情，但这一次，虽然行为同样残忍，但曹操的动机却与当初完全不同——他是出于不得已。

原因很简单：这七万多人，就是七万多张吃饭的嘴，曹操眼下连自己的兵都快养不活了，哪来那么多粮食养他们？

假如乌巢的粮食还没烧掉，我相信曹操一定不会杀他们，因为这些人都是作战经验丰富的精锐士卒，收编过来就是一支劲旅，曹操求之不得，何必要杀？

只可惜，为了击败袁绍，那些粮食非烧不可，而粮食既然烧掉了，那这七万多降卒就注定是死路一条。

袁绍跑路时，沮授没来得及跟上，被曹军抓获了。当士兵押着他来见曹操时，沮授大叫：“我是被抓的，不是投降!”

曹操跟沮授也是旧交，知道他的本事，有心要招揽他，便道：“咱俩分处大河南北，这些年音信断绝，没想到今日重逢，竟然是把你抓了。”

沮授苦笑道：“袁绍失策，自取其辱，我的才智和能力无从施展，被抓也是理所当然。”

曹操劝他：“本初无谋，不用你的计策，如今天下未定，正当与你共图大业。”

沮授却摇摇头道：“我的叔父和弟弟，性命都捏在袁绍手上。若承蒙您看重，那就早点杀了我，才是我的福气。”

曹操叹了口气：“孤若是早得到你，天下事就不足虑了。”随即便把沮授放了，并礼遇有加。

然而，沮授终归还是思念留在冀州的亲人，不久后试图逃回去，却再度被抓。曹操无奈，只好把他杀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曹军在清缴战利品的时候，从袁绍的大帐中抄出了一批信件，正是许都和军中的一些官员、将领之前与袁绍暗通款曲的书信。

很多人都以为，这些铁证握在手中，曹操一定会对这些叛徒展开一场大清洗。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曹操居然一把火将这些信件全都烧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当初面对强大的袁绍，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能够保全，更何况别人？”

曹操此举，赢得了后世史家众口一词的称赞，都夸他宽容大度。

事实上，曹操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大度，还不如说是出于权谋。换言之，这是曹操收揽人心的一个妙招。

理由就是当时的天下大势：袁绍虽然败了，但还没彻底消灭，会不会卷土重来还不好说；而除袁绍之外，北方还有乌桓，南边还有刘表和孙策，西边还有马腾和韩遂，大西南还有张鲁和刘璋，此外还有一个到处乱窜的刘备……天下仍然四分五裂，曹操要打的仗还很多，正是用人之际，怎么可能在这个关键时刻对自己内部展开大清洗呢？那无异于自毁长城，只会令周遭的所有敌人拍手叫好。

所以，不论曹操内心多么痛恨这些意志不坚定的叛徒，他都必须强忍着做出既往不咎的高姿态，以便安抚这些人，同时向天下人展示自己宽广的胸怀。

如此一来，就可以让手下的老员工们继续安心工作，同时吸引更多仰慕他这个好老板的新人前来加盟。何乐而不为？

反过来想一想，假如袁绍已经是曹操的最后一个对手，消灭他之后天下就统一了，你猜曹操还会不会把这些背叛的铁证付之一炬？还会不会以如此宽容大度的姿态原谅这些叛徒？

我想，以曹操爱憎分明的性格，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袁绍在官渡完败，几近全军覆没，冀州下面的郡县便纷纷倒向了曹操，其情形正与之前曹操形势危急、豫州下面各郡县都纷纷倒向袁绍一样。

没办法，这就是人性——有福大伙可以同享，有难你就自己担吧。

而比之更为可悲的是，袁绍这条船眼看就快沉了，他手底下那帮人却还在忙着窝里斗。

当袁绍大败的消息传回邺城时，有人告诉牢里的田丰，说这回他一定能官复原职，甚至很可能被袁绍重用。因为田丰之前反对袁绍出兵，如今果然言中，说明田丰很有先见之明，那老板当然要重用他了。

可是，这只是按照正常的理性来判断，而袁绍这种老板却不见得具备这样的理性。

田丰就很了解袁绍。

他苦笑着说：“主公表面宽厚，内心猜忌，他是不会体察我的一片忠心的，只会记得我曾经多次忤逆过他。这回如果仗打赢了，他心里高兴，可能还会赦免我；但如今战败，他一定会心怀愤恨，恼羞成怒，我不指望自己能活下去。”

果然不出田丰所料，就在他做出这个悲观判断的同时，袁绍正与谋士逢纪聊起田丰，说：“冀州上下人等，听到我打了败仗，多数人都会同情我。只有田丰，之前便反对我出兵，和别人都不一样，让我很是惭愧啊。”

逢纪一听袁绍这口气，就知道他并不是真的愧疚，而是对此深感羞恼。于是逢纪就顺着老板的心思，断然把田丰推向了死地，说：“我听说，田丰得知主公战败，便拍手大笑，很高兴事情被他言中了。”

此言纯属胡扯，且十分阴险恶毒。逢纪与田丰究竟有何私怨，我们不得而知，但仅从这句话便足以看出，逢纪这是摆明了把田丰往死里整——此言一出，田丰就算有几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随后，袁绍便对左右的人说：“我不用田丰之言，果然为他所笑。”没过多久，就下令把田丰杀了。

田丰死后，袁绍阵营的内斗依然在继续。

这回倒霉的是审配。

他有两个儿子跟着袁绍上前线，结果都被曹军俘虏了，于是归降了曹操。这本来也是没办法的事，人家审配肯送儿子去打仗，而且一送还送了俩，说明人家还是很忠心的，至于战败被俘，那叫覆巢之下无完卵，谁也没辙。可偏偏就有人借机发难，想搞死审配。

为首的是一个叫孟岱的武将。他私下对袁绍说：“审配身居高位，专权独断，而且他的家族人丁兴旺，麾下部众的战斗力也很强。如今，他两个儿子又在曹操那边，迟早必定反叛。”

这话跟逢纪陷害田丰那句话有得一拼，都是见血封喉，一招致命。

更惨的是，不仅孟岱想搞死审配，连袁绍最倚重的谋士郭图也跳出来帮腔，还有另外一个谋士辛评，都异口同声说审配必反。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审配这回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袁绍基本上已经信了他们的话，想除掉审配，却又下不了决心。于是在采取行动前，他又特意问了一下逢纪，想知道他对这事怎么看。

其实，袁绍这一问，并不是想从逢纪嘴里听见什么对审配有利的话，而是想让逢纪帮他下定决心，因为袁绍知道，逢纪和审配素来不睦，绝对不可能帮审配说话。

可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逢纪居然说：“审配生性刚烈，为人正直，经常追慕古人节操，虽然两个儿子在曹操那边，但他必无二心，望主公不要怀疑。”

袁绍闻言，颇为惊讶，问：“你不是一向厌恶审配吗？”

逢纪答：“之前跟他争执，是出于私事；如今我这么说，是为了国事。”

袁绍听得频频点头，连声称善，旋即打消了杀审配的念头。

就这样，在宿敌逢纪的“秉公直言”之下，审配逃过了一场灭顶之灾。不过，如果我们真的认为逢纪这么做是出于公心，完全把个人恩怨抛在一边，那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事实上，逢纪之所以在关键时刻救审配一命，真正的动机仍然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并非他口中所谓的“国家大事”。

什么样的政治斗争？

很简单：夺嫡之争。

袁绍是当时天下实力最强的诸侯(在败给曹操之前一直都是)，家大业大，势必要考虑继承人的问题。而袁绍共有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三个儿子中，到底要立谁为继承人，不仅袁绍自己头疼，底下这帮谋臣肯定也都要选边站队，未雨绸缪。

当时的情况是，郭图、辛评站在长子袁谭一边，而逢纪和审配虽然没有很明显地选边站队，但有三个原因促使他们不可能选袁谭：其一，袁谭向来厌恶他们，具体原因史书无载，我们也不得而知；其二，郭图、辛评一贯与逢纪、审配不和；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在三个儿子中，袁绍最喜欢幼子袁尚。

出于这三点，逢纪和审配绝不可能选袁谭，也不太可能去选袁熙，而只能选袁尚。换言之，他们两个不论在私在公都与郭图、辛评势不两立。

正因为此，尽管逢纪与审配之间也存在私怨，但是逢纪如果不设法团结审配，那么在这场夺嫡之争中就会被彻底孤立，很容易被袁谭、郭图、辛评联手搞死。也就是说，不论逢纪内心情不情愿，他都必须找机会与审配握手言和，才能与郭图他们对抗。

所以，当郭图和辛评一心想置审配于死地之时，逢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落井下石，因为他今天若是帮郭、辛二人弄死审配，就等于帮着这两人在明天弄死自己。

逢纪会这么傻吗？

当然不会。是故，当袁绍拿审配的事情来问逢纪时，逢纪才会断然抛开过去的私怨，以大公无私的姿态替审配说了“公道话”。而其真正目的，就是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卖审配一个人情，从而化敌为友，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夺嫡之争。

审配死里逃生，自然是对逢纪感激不尽，于是二人从此便化干戈为玉帛了。

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个人间铁律不论在古今中外都是通用的，在逢纪这件事上也不例外。

孙权登场：自古英雄出少年

当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对峙、十几万人杀得难解难分之际，已然割据江东的孙策，正抓住时机悄悄北上，进兵徐州，准备抄曹操的后路。

他的首攻目标，就是广陵太守陈登。

之所以选择陈登，是因为之前孙策去荆州打黄祖时，陈登曾联络严白虎余部，企图在孙策后方制造混乱。眼下孙策回军，第一件事当然是找陈登算账。

当时，广陵郡的治所设在射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四月，孙策亲自率部进抵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东)，在此等待后勤部队把粮草运上来。一旦粮秣就位，他便会渡江北上，大举进攻射阳。

孙策性喜射猎。在等候粮草的这段时间，闲来无事，他几乎每天都跑到城外打猎。由于他的坐骑是一匹少见的良马，速度飞快，所以随从侍卫往往跟不上他，经常被他远远甩在后面。换言之，孙策在打猎的多数时间里，几乎都是单独行动的。而这一点，无疑对他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隐患。

谋士虞翻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曾劝谏孙策说：“明府外出射猎总是临时起意，且轻装简从，让左右官员来不及进行戒严，而侍从们也苦于保护不周。身为主公，若性情不够稳重，就难以立威；轻率出行，易遭遇不测。对此，还望明府稍加留意。”

孙策回答说：“先生说得很对。”

然而，他只是口头上虚心接受，行动上却依然故我，从未有丝毫改变。

于是，悲剧便就此注定了。

四月初四这一天，风和日丽，天高云淡，又是一个打猎的好日子。孙策自然是待不住，便又纵马出城了。跟往常一样，没过多久，他就把侍从们全甩掉了，单人独骑在树林里纵横驰骋。

而跟往常不一样的是，这回，不远处多出了三名刺客。

他们就是吴郡前太守许贡的门客。

前文说过，许贡因暗中给朝廷上表，要摆孙策一道，结果被孙策绞杀了。他手下的三个门客觉得他死得太冤，决意为他报仇。

这三个家伙肯定已经盯了孙策很长时间了，也摸准了他的行动规律，所以就在这一天悍然下手。他们躲在树丛中发射暗箭，其中一箭正中孙策面颊。等后面的侍卫们赶到，杀了这三个刺客，悲剧已然发生，谁也无力回天了。

孙策被紧急送回城后，自知伤重不治，立刻把谋士张昭等人传到榻前，说：“天下方乱，以吴、越(代指江东)的人口和实力，凭借三江(吴淞江、钱塘江、浦阳江)的险要，足以坐观天下成败，请诸公好好辅佐我弟弟。”

随后，又单独召见孙权，命人把“讨逆将军”和“吴侯”的印信绶带交给了他，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孙策传》)意思就是：在勇武和军事才干方面，他比孙权强；但是在用人之道和政治才干上，他相信孙权比他更有潜力，也会做得比他更好。

后来的事实证明，孙权的确没有让他失望。

当天夜里，孙策便溘然长逝了，年仅二十六岁。

孙坚和孙策接连两代人都骁勇无敌，“猛锐冠世”，却都英年早逝，壮志未酬身先死，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这既可以说是命运使然，也可以说是他们父子相同的性格缺陷导致的。陈寿就在《三国志》里用四个字概括了这一性格缺陷——“轻佻果躁”。

孙坚、孙策父子的确勇武过人，但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他们的过度自信、草率轻敌和急躁冒进，从而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有一句老话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古人用瓦罐盛水，天天跟水井打交道，习以为常，可总会有那么一天，稍不留神，瓦罐就在井口上磕破了。同理，将军经常打仗，也就习惯了与死神打交道，可即使与死神无数回擦肩而过，只要有一回迎面撞上，命就没了。

所以，一个人栽跟头，往往不会栽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而恰恰更有可能栽在自己最擅长、最有优势的事情上。因为面对不擅长的事情，我们都会非常小心谨慎，从而主动避开危险；而面对经常做的擅长的事，我们就很容易麻痹大意，对危险视而不见，或者自认为完全有能力驾驭危险，结果就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孙策的意外身亡，对年仅十九岁的孙权当然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重大打击。

他完全反应不过来，当场哭得撕心裂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已经是江东的主人，也已经一跃成为当时天下地盘最大、实力最强的诸侯之一。

你光顾着哭，这么一大摊事业怎么办？

张昭耐着性子听他哭了大半天，最后忍不住大声道：“孝廉(孙权曾被举为孝廉，因此时尚未正式成为主公，只能以此相称)，这岂是你哭的时候？!”旋即命人给孙权换上官服，然后强行扶他上马，连夜巡视军营，首先把军队安抚住，以防生变。

紧接着，张昭集合文武官员，宣布了孙策的遗命，随后一边上表朝廷，奏报此事，一边向下辖所有郡县发布文告，命各级文官武将坚守岗位，严守职责。

时任江夏太守(遥领，非实任)的周瑜接到噩耗，第一时间从驻地巴丘(今江西峡江县)赶回来参加了孙策的葬礼，随后便留在了大本营吴郡，以中护军之职与张昭一起共掌军政，全力辅佐孙权。

当时，孙策一死，下面顿时人心惶惶，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个年未弱冠的孙权，纷纷动起了跳槽和辞职的心思，只有周瑜、张昭等少数高管对这个年轻的新老板很有信心，坚信一定可以跟他一起共创大业。

还好有这两个实力派人物鼎力相助，孙权才算安全撑过了这段最敏感、最危险的“权力过渡期”。

孙策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到许都，曹操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本来以为这个骁勇无敌、锐不可当的“猘儿”会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不料老天爷竟然早早把他收了，这对刚刚打赢官渡之战的曹操而言，无异于锦上添花，好事连连。

孙策没了，江东人心不稳，而那个嘴上没毛的孙权根本不在曹操眼中，所以他很自然地打起了江东的主意，准备“因丧伐之”。

关键时刻，孙策生前在朝廷布下的一颗闲棋冷子发挥了作用。

他就是时任侍御史的张纮。

虽然张纮眼下在朝廷为官，表面上是曹操的人，却“身在曹营心在吴”，一看曹操想乘人之危对江东下手，慌忙劝阻道：“在别人办丧事的时候发兵，不合古人的道义。万一不能取胜，又会把朋友变成敌人，不如厚待之，反而能收揽人心。”

张纮的潜台词，是建议曹操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孙权放弃割据，归顺朝廷。

曹操听懂了他的意思，觉得孙权若愿意归附，那当然比大动干戈好得多，何况现在袁绍还未彻底消灭，四方仍有不少割据诸侯，此时对江东发兵，的确不妥。

权衡了一番利弊后，曹操当即以朝廷名义封孙权为讨虏将军，兼领会稽太守，同时任命张纮为会稽东部都尉，让他回江东去执行一项任务——劝孙权归附。

此举正合张纮心意，就这样他名正言顺地结束了“卧底”生涯，回到了江东。至于曹操下达的任务，张纮自然没把它当回事儿。

孙权之母吴氏一向倚重张纮，见他归来，不由喜出望外，马上请他与张昭共同辅佐孙权。张纮不负所托，从此尽心尽力，极大地帮助孙权巩固了地位。

当时，不要说一般员工对孙权没信心，其实就连吴氏本人，对这个年轻的儿子能否守住他大哥创下的这份基业，心里同样没底。有一次，她忍不住私下询问大将董袭，说：“江东保得住吗？”

董袭回答：“江东有山川之固，而讨逆将军(孙策)恩德在民，如今讨虏将军(孙权)继承基业，上下用命，有张昭主持军政，还有我董袭等人捍卫，地利人和都不缺，江东必万无一失，不必忧虑。”

董袭这番话，基本上是事实，但也不乏安慰吴氏的成分。比如他说“上下用命”，意思是江东的老少爷们儿都乐意为孙权效命，这话就不太准确。

别的人暂且不提，就说鲁肃吧，这位日后“联刘抗曹”的首席功臣、孙权最倚重的股肱之一，在孙策死后差点就卷铺盖走人了。

鲁肃，字子敬，临淮郡东城县(今安徽定远县)人，体貌魁伟，少有大志，家里非常有钱。由于从小不缺钱花，所以养成了乐善好施的性格。当时天下大乱，鲁肃也没啥正经事干，便召集乡里的一帮少年，天天练习击剑骑射，同时大做慈善，把家里的好多田地都给卖了，然后“大散财货”，一边赈济贫困，一边结交义士。

这样的大好人，自然受到了乡亲们的衷心爱戴，仗义疏财的名声迅速传播开来。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还在袁术手下担任居巢(今安徽巢湖市东北)县长的周瑜，有一次带着数百部众路过东城，因军中缺粮，便慕名找到鲁肃，准备打打秋风。

鲁肃家里有两座大粮仓，每仓储粮三千斛。一听周瑜道明来意，他二话不说，随手指了指其中一座粮仓，道：“全拿去。”周瑜见他如此豪爽，不禁啧啧称奇，随后便与他结成了好友。

不久，袁术也听说了鲁肃的名声，便任命他为东城县长。可鲁肃看出袁术这个人不靠谱，不想跟他混，便带领宗族老少离开了东城，跑到居巢投靠了周瑜。不久，周瑜也弃官不做了，带着鲁肃一块儿来到吴郡，正式投到了孙策麾下。

鲁肃本以为跟着孙策一定可以大显身手，没想到孙策竟突遭不测，撒手人寰。看着虚岁才十九的孙权，鲁肃一点信心都没有，便决定一走了之，去投靠别的诸侯。

关键时刻，周瑜把他拦了下来，说你别看孙权年纪小，可他“亲贤贵士”，非常重视人才，终将成就帝业，跟着他一定前途远大；然后又极力向孙权推荐鲁肃，说：“鲁肃很有才干，可以辅佐你。如今正需要广泛招纳像他这样的人才，方可成就大业，切莫让他们流落于外。”

孙权当即召见鲁肃，一番攀谈之下，发现周瑜之言果然没错，心中大喜，遂屏退众人，单独与鲁肃“合榻对饮”，然后问他：“如今汉室倾危，我想创建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先生要怎么帮助我？”

鲁肃答：“我私下认为，汉朝已经不可能复兴了，而曹操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除掉。为将军考虑，只有立足江东，以观天下之变。如今北方正是多事之秋，您正好趁此时机剿除黄祖，进伐刘表，占据长江以南的全部地区，然后建元称帝，进而夺取天下，必可建立像汉高祖一样的大业!”

孙权现在一心想的只是怎么守住大哥留下的基业，不料鲁肃竟然一上来就给他画了这么大一块饼，还怂恿他登基称帝、夺取天下，这可把孙权吓坏了。他赶紧道：“如今我只想尽一方诸侯之力，希望能够匡扶汉室，至于先生讲的这些，不是我能够企及的。”

虽然跟鲁肃打了一句官腔，但并不意味着孙权内心深处就没有当皇帝的梦想。换言之，这个年轻人也是有野心的，并且他的野心丝毫不比曹操和刘备小。只不过在现阶段，他绝不会轻易流露出这份不合时宜的野心。

孙权深知，饭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而眼下他最迫切的任务，是稳住人心，整顿队伍，巩固地盘，树立威信，让手底下的人和四方诸侯都知道——他孙权绝对有本事守住大哥留下的这份基业。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他才能进而向天下人证明——孙权的本事甚至比大哥孙策更大!

简言之，他现在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主”，才可望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叱咤风云的“创业之君”。

所以，鲁肃这番话他并不是不认同，而只是不会在眼下认同。

这就是孙权高明的地方。尽管年未弱冠，但孙权有着远远超越他年龄的成熟和稳重，也有着远超他年龄的审时度势的智慧。从这里，我们便不难看出，孙权的性格与其父孙坚、其兄孙策都迥然不同——相对于“轻佻果躁”的孙坚和孙策，年轻的孙权似乎更为沉稳，也更有心机和权谋。

眼见鲁肃受到了孙权的垂青，身为“顾命大臣”的张昭就有些嫉妒了。他不止一次对孙权说，鲁肃这个人太不谦虚，年少疏狂(鲁肃时年二十九岁)，不堪大用。然而，孙权却没听他的，反而愈加厚待鲁肃，前后赏赐给他的财物多得不可胜数，几乎令鲁肃的资产回到了当年的水平。

孙权之所以如此器重鲁肃，除了看重鲁肃的才干，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古人常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张昭固然对孙氏忠心耿耿，而且能力也很强，但不管怎么说，他终究是大哥孙策留下的人。孙权要想有所作为，不仅要善用这些老人，而且势必要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人才班底——鲁肃正是这个班底的核心。

紧接着，孙权开始入手整顿军队，将现有部队进行了一番合并整编，在这个过程中又挖掘到了一位将才——吕蒙。

吕蒙，字子明，汝南郡富陂县(今安徽阜南县)人，其姐夫邓当是孙策麾下部将。吕蒙十五六岁就从家里跑出来，跟着姐夫从军了。邓当怕他有什么闪失，只让他当勤务兵，不让他上战场。有一回，邓当随孙策征伐山越，打完仗才发现这小子竟偷偷跟出来了，大吃一惊，回来就向吕母告了状。

吕母非常生气，要揍他，吕蒙却梗着脖子说：“咱家这么穷，都快活不下去了，我去打仗，说不定还能立功，博一个富贵。人家古人不是早说了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吕母一听，这小子说得貌似也有道理，也就下不去手了。

当时军中有一个官吏，见吕蒙小小年纪却一心想立功，便在背后嘲笑他说：“那小子有什么能耐？他要上了战场，就是拿肉去喂老虎。”后来，此人又变本加厉，当面羞辱吕蒙。吕蒙大怒，就把这个人杀了，然后到外面躲了一阵子，才回来跟上司袁雄自首。袁雄替他说情，并把他引荐给了孙策。孙策看出这小子有能耐，便赦免了他，并把他留在了身边。

几年后，邓当阵亡，张昭举荐吕蒙接替了邓当的职位，任别部司马。

穷小子吕蒙总算熬出头了。可还没高兴几天，原本看重他的老板就遇刺了，新老板压根不认识他，要想出头可就难了。更惨的是，这次合并整编，吕蒙的队伍也在合并之列，一旦被编到别人麾下，他连“别部司马”一职都保不住，还谈何出人头地？

吕蒙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一招，遂跑去跟商家赊账，然后为部众统一制作了崭新的军服和绑腿，并加紧操练。不久孙权来阅兵，见他这支队伍军容齐整、训练有素，感到非常满意，随后不但没动他的队伍，反而把别人的队伍合并到了他的麾下。

就这样，吕蒙一举博得了新老板的青睐；而孙权也通过整顿军队，培植了一批以吕蒙为代表的青年将领。

尽管孙权已经很努力地在履行一个新老板的职责，也尽心尽力地维系着整个江东集团的稳定，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高管不买他的账，始终认为他那副孱弱的肩膀扛不起这份大业。

为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孙权的堂兄、时任庐陵太守的孙辅，另一个是孙策生前亲自任命的庐江太守李术。

孙辅暗中给曹操写了封信，表明了投降之意，并请求曹操发兵南下，接收江东；李术则是公然反叛，不但自行出兵攻陷了扬州，杀了朝廷任命的扬州刺史严象，而且收留了一帮背叛孙权的文官武将，俨然就是要“另立中央”，与孙权分庭抗礼。

这两个人，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在江东集团的影响力，都不可小觑。他们的反水，无疑对刚刚坐上老板之位的年轻的孙权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这仿佛是上天给孙权安排的一次大考：考得过，你就能坐稳老板的位子；考不过，江东集团就可能分崩离析，大哥留下的这份家业也会随之灰飞烟灭。

孙权没有畏惧，也没有迟疑，很快就出手了。

得到孙辅降曹的密报后，他第一时间逮捕了孙辅身边的所有亲信，悉数斩杀，然后把孙辅的部众分拆打散，编入了别的部队，最后把孙辅押回了吴郡，予以软禁。

接下来便是李术了。孙权动手之前，先给曹操写了封信，说：“扬州刺史严象是明公您任命的，李术竟然杀害了他，简直是肆无忌惮、大逆不道，应迅速诛灭。我现在采取行动，李术必会向您求援。明公身居‘阿衡’(辅弼天子)之位，天下观瞻所系，还望敕命部下，切勿接纳李术。”

孙权先把李术的后路给堵死，再从容发兵，大举进攻庐江郡的治所皖县(今安徽潜山县)。李术难以抵挡，果然向曹操求救，可曹操压根不搭理他。孙权军遂攻克皖县，斩下李术的首级，枭首示众，随后又把李术的两万多部众全部迁到了异地，打散后重新整编。

孙权以雷霆手段迅速平定了孙辅和李术的叛乱，不仅震慑了那些心怀异志之人，而且用行动向天下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我完全有资格坐在江东集团老板的位子上。

这场大考，年轻的孙权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自古英雄出少年。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孙权，已经隐约展现出了一个枭雄杀伐决断、纵横捭阖的手腕和身姿……

兄弟相杀：袁氏的末路

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因官渡兵败而一蹶不振的袁绍，终于在愤恨与不甘的煎熬中抑郁而终。

袁绍生前并未确立继承人，这显然给整个集团和袁氏三兄弟留下了一个莫大的隐患。

集团的大部分高管，都倾向于拥立袁谭，毕竟他是长子。可是，前文讲过，审配和逢纪有诸多理由反对袁谭，所以二人便趁众人计议未定之际，谎称有袁绍遗命，先下手为强，把三子袁尚推上了主公的宝座。

当时袁谭驻兵在外，等他赶回来奔丧时，大位已经让袁尚给占了。无奈之下，袁谭只好自立为车骑将军，率部屯驻黎阳。

袁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仅用各种借口调走了袁谭的许多部众，而且把逢纪派到了黎阳，摆明了就是要监视袁谭。

这简直就是得寸进尺，欺人太甚!袁谭强压怒火，要求多派一些兵马给他。此时主事的是审配，当然回绝了他。袁谭这下终于爆发，一怒之下就把逢纪给砍了，公开与袁尚撕破了脸。

可怜逢纪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误了卿卿性命——虽然他殚精竭虑地赢得了这场夺嫡之争，可非但什么好处都没捞着，反而成了最先出局的人。

当年九月，曹操得到袁氏兄弟反目的情报，立刻抓住时机，率部渡过黄河，猛攻黎阳。袁谭抵挡不住，只能向袁尚告急。

大敌当前，袁尚当然也知道一致对外的道理，遂命审配留守邺城，然后亲率主力南下黎阳，与袁谭联兵，在城外与曹军展开了对峙。

然而，连他们的老子袁绍都不是曹操的对手，这哥儿俩又凭什么跟曹操过招呢？

二人连战连败，不得不缩回黎阳城中固守。

当时，并州(约今山西省大部)大部分还是袁家的地盘，时任并州刺史的高幹就是袁绍的外甥。袁尚急命高幹南下进攻属于曹操地盘的河东郡(治今山西夏县)，又派人去关中与马腾结盟，企图以此迫使曹操退兵。

高幹命部将郭援和南匈奴的流亡单于呼厨泉联兵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克平阳(今山西临汾市)、绛县(今山西侯马市)等地。与此同时，马腾也答应了与袁尚联手。形势忽然变得对曹操有些不利了。

尽管西线告急，可曹操绝不会轻易撤兵，因为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手下守在长安，足以独当一面，暂时不需要他操心。

这个人就是钟繇。

钟繇自然不会令曹操失望。他一边亲自率部渡过黄河，对占据平阳的匈奴单于呼厨泉发起反攻，一边派属下张既、傅幹前去劝说马腾——此时的马腾显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他偏向哪边，哪边就更有可能在这个局部战场上获胜。

其实，马腾并非真心与袁尚结盟，他不过就是脚踩两条船、坐山观虎斗而已。张既先到，对他陈说了一番利害，马腾却仍旧骑墙，不愿表态。

此时，钟繇在平阳城下久攻不克，而郭援已从绛县掉头北上，准备渡过汾水，攻击钟繇后背，解平阳之围。

眼看马上就要陷入腹背受敌之境，钟繇麾下诸将纷纷建议撤兵。钟繇却说：“郭援大军南下，与关中那帮人(马腾、韩遂等)暗中勾结，可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公然反叛，只是顾忌我在关中的威望。如果现在撤兵，就是在暴露我们实力不济，那所有人就都会与我们为敌了，就算撤兵，又能撤到哪儿去？这就叫不战自败。郭援这个人我很了解，刚愎自用，好胜轻敌，必然会轻视我军，而我军只要在他抢渡汾水之时发起进攻，必可大获全胜。”

钟繇之所以说他了解郭援，是因为郭援是他的外甥。

另一头，张既未能说服马腾，于是傅幹接棒上场。他先是对马腾一番恐吓，说你现在这样首鼠两端、坐观成败是很不明智的，等曹公缓过劲来，头一个诛杀的肯定是你。接着又是一番利诱，说你现在发兵去打郭援，可以跟钟繇前后夹击，这仗稳赢，那就等于一举断了袁氏的一条胳膊，又解除了曹公的一方危难，曹公必将感激你，到时候将军的功名富贵就无人可比了。

马腾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帮曹操的赢面更大一些，遂命儿子马超率一万多人驰援钟繇。随后，马超与钟繇合兵一处，果然在郭援半渡汾水之时将其击溃。战斗结束后，很多人都说郭援死了，尸首却找不到。

正当众人纳闷之际，马超的部将庞德犹犹豫豫地从他的箭囊里拎出了一颗人头，正是郭援。

钟繇一看，顿时放声大哭。

庞德当然知道郭援是钟繇的外甥，所以刚才一直不敢把人头拿出来。现在看钟繇哭得那么悲伤，赶紧向钟繇谢罪。钟繇却摆摆手道：“郭援虽是我的外甥，却是国贼，足下何罪之有？”

郭援既灭，平阳随即也被钟繇和马超联军攻破了，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只能投降。

正当曹操与袁氏兄弟对峙黎阳、西线也一度告急之时，有个人偷偷从西南方摸了过来，准备趁火打劫，抄曹操的后路。

他就是刘备。

之前，刘备前往荆州投奔刘表，刘表接到消息，立刻出城，亲自到郊外迎接，然后十分热情地款待了他，并以上宾之礼待之。

刘表之所以对走投无路的刘备这么好，当然不是出于同为“汉室宗亲”的情感，而是觉得刘备有用，可以帮他抵挡曹操——其价值正与当初的张绣相似。

所以不久后，刘表就拨给了刘备一支兵马，让他进驻新野(今河南新野县)。新野位于荆州与豫州的接壤之处，是荆州的东北门户，刘备此行就是替刘表看守这个大门。

混了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摆脱不了雇佣兵的角色，刘备内心自然是很憋屈的。不过换个角度想想，每次失败都还有人愿意收留，也就等于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终究是值得庆幸的。说白了，总是给人当雇佣兵，总是被人利用，其实并不可悲，真正可悲的是连被人利用的价值都没有。

想通了这一点，人也就坦然了，心态也就平和了。

刘备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也许是最大的心得之一。

既然是给人家当雇佣兵，当然得随时听招呼了。这回，刘表发现曹操远在黎阳前线，而西线又受到了郭援威胁，觉得有机可乘，便命刘备出兵，偷袭许都。

刘备率部推进到了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在此遭到了夏侯惇和于禁的阻击。刘备旋即一把火烧掉军营，迅速撤出了战场。夏侯惇下令追击，裨将军李典觉得不太对劲，说：“敌军无故烧营而走，恐怕会有埋伏，再往南走，草木幽深，不宜追击。”

夏侯惇不听，让李典留守大营，亲自率部追击，然后果然遭遇埋伏，被刘备打得大败。李典闻讯，连忙赶来救援。刘备不再恋战，引兵撤退。

虽然刘备此行没对曹操造成任何威胁，也未占领尺寸之地，但毕竟打了场胜仗，对老板刘表也算有交代了。

身为雇佣兵，不出来打仗肯定不行，但打得太投入把自己赔进去也没必要。这中间的尺度，刘备拿捏得可谓恰到好处。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二月，解除了后顾之忧的曹操对袁氏兄弟发起了总攻。双方在黎阳城外大战了一场，袁谭、袁尚不敌，只好退保老巢邺城。

四月，曹操大军将邺城团团围困，同时还搂草打兔子，把邺城郊外刚刚成熟的冬小麦全部收割了。

收完麦子，众将领摩拳擦掌，准备一鼓作气把邺城攻下来。可是，郭嘉托着下巴想了半天，却给曹操出了个退兵的主意。

众将大为诧异。郭嘉道出了他的理由：“袁氏兄弟争权，且各有党羽。若我们攻得太急，他们就会合作相保；我们缓一缓，他们则必定内斗。所以，我们不如先向南图谋荆州，静待其变，到时候再动手，可一举平定北方。”

曹操闻言，大赞一声：“善!”旋即撤军，还师许都。

不出郭嘉所料，曹军一走，袁氏兄弟立马就起了内讧。袁谭以追击曹军为由，让袁尚多给他一些兵马和装备。袁尚知道这是借口，当然不给他。袁谭大怒，而郭图和辛评又在一旁火上浇油，于是哥儿俩彻底翻脸，就在邺城城外打了一仗。结果袁谭兵少，被打败了，只好撤到了渤海郡的南皮县(今河北南皮县)。

当年八月，袁尚亲自率军攻打袁谭。袁谭又败，退保平原县(今山东平原县)。袁尚又进围平原，攻势极为猛烈，不让袁谭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眼看就要撑不住了，袁谭别无良策，只好派出谋士辛毗(辛评之弟)，觍着脸去跟仇敌曹操求救。

此时，曹操已经集结大军进驻西平(今河南舞阳县东南)，准备进攻荆州。辛毗赶到西平，向曹操表明了归降和求救之意。曹操遂召集属下开了个会，讨论到底是先打荆州刘表，还是接受袁谭的投降并去救他。

众人大多认为，刘表实力较强，应先平定，至于袁氏兄弟，根本不足为虑。只有荀攸的意见与众人相左。他说：“刘表坐拥荆州，却无四方之志，这一点众所周知。反观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数十万，如今兄弟交恶，势不两全，若一人把另一人吞并，力量得以集中，那就难以对付了。所以，应该趁他们内斗之机，断然出手，则平定天下指日可待。”

曹操听从了荀攸的意见。

可是，没过几天，他就变卦了，又觉得该先打刘表。辛毗察言观色，料定曹操改了主意，便去找郭嘉帮忙。郭嘉在袁绍帐下待过一段日子，跟辛毗有些私交，便带着他来见曹操。曹操很犀利地问辛毗：“袁谭会不会使诈？袁尚有没有那么好打？”

辛毗很聪明，并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明公不必问袁谭是否使诈，而该问形势是否对您有利。”接下来便是一通长篇大论，大意是说，袁氏阵营如今“兵革败于外，谋臣诛于内，兄弟谗阋，国分为二”，加上蝗灾肆虐，百姓饥馑，眼看就要土崩瓦解了，这时候去打袁尚，如同秋风扫落叶。若是等灾年过去，粮食丰收，而袁氏兄弟也意识到要一致对外，二人重修于好，那么战机就错过了。何况若是扫平河北，把袁氏的部众都收到麾下，曹操的兵力将会极大增强，足以令天下震动。

曹操被他说服了，遂于当年十月率军北上，进驻黎阳。

袁尚一看曹操来了，赶紧解围而去，撤回了邺城。他麾下有两名部将吕旷、高翔料定他迟早完蛋，便率部归降了曹操。袁谭逃过一劫，却一点都不安分，私下做了个小动作——偷偷刻了两枚将军印信给吕、高二人，企图拉拢他们，以便为己所用。

曹操其实也看得出袁谭心怀鬼胎，却不动声色，还主动与袁谭结成了儿女亲家，让儿子曹整娶了袁谭的女儿，然后才班师回到许都。

很显然，这是曹操在给袁谭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袁谭明智的话，从此夹起尾巴做人，即便不可能得到曹操重用，但凭着与曹操的这层姻亲关系，保住一大家子的荣华富贵肯定没有问题。

遗憾的是，袁谭缺乏这样的明智。作为袁绍的长子，他一心总想着继承袁绍的一切，不论这一切是被三弟袁尚抢去，还是被仇敌曹操夺走，他都不会甘心。

说好听点，这叫志气；说难听点，这就叫愚蠢。

而区别二者的标准就是：有没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来讲，不甘失败会给他带来东山再起的机会，比如刘备；而对于一个本事不大却又野心不小的人来讲，不甘失败的唯一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比如袁谭。

大战邺城，夺取冀州

跟大哥袁谭一样，袁尚也是一个愚蠢且不自量力之人。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二月，撤回邺城才短短几个月，袁尚就又坐不住了，命审配和部将苏由留守邺城，然后再度率兵进攻平原。

曹操一看这小子如此执迷不悟，索性也不管袁谭了，亲率大军直取邺城——你们哥儿俩尽管打，我先端了你们袁家的老巢再说。

接下来的几个月，曹操先是筑土山、挖地道猛攻邺城，接着又率兵绕过邺城，攻克了毛城(今河北武安市西)，断了邺城与并州上党郡(治今山西长子县)之间的粮道；然后又攻陷了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断了邺城与幽州之间的粮道。

在此期间，留守邺城的大将苏由主动出城投降，而易阳(今河北邯郸市永年区东南)、涉县(今河北涉县)等地的守将也纷纷开门迎降，就连长期活跃在太行山一带的黑山军首领张燕也在这时归降了曹操。

至此，邺城已经彻底沦为一座孤城，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了。

然而，审配的顽强也让曹操有些出乎意料。

几个月来，筑土山、挖地道等战术都未能撼动邺城，曹操不得不在五月改变战术，主动铲平了土山，填埋了地道，改为挖掘壕沟——沿邺城四周挖出了一条长达四十里的沟堑。审配有些紧张，连忙登上城头观察，却发现曹军的沟挖得很浅，人马依旧可以通行，遂放声大笑，觉得曹操也没什么能耐，便置之不理。

可他万万没想到，一夜之间，曹军竟然把这条壕沟挖成了宽二丈、深二丈的“河床”，然后把流经邺城的漳水灌了进来，顿时彻底断绝了邺城与外界的任何通道。

曹操之前虽然已经断了邺城的西面和北面粮道，但袁绍毕竟在冀州经营日久，还是会有一些忠心的人想方设法把粮草和补给运进城，可现在大水围城，哪怕是一粒粮食也别想送进去了。不久，城中的百姓便饿死了大半。

饶是如此，审配及其部众也依然在坚守。

让人不解的是，直到这一年七月，袁尚才被迫解除了对袁谭的围困，率一万多人回头来救自己的老巢。

耽搁了这么长时间才回师，难道他就不怕邺城沦陷吗？

也许是袁尚充分信任审配，相信他可以顶住曹操的进攻，又或是袁尚铁了心要先干掉袁谭，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就算丢了老巢邺城也在所不惜。除此之外，真的没法解释他为何心这么大，到现在才回来救。

此时曹军围攻邺城已将近半年，将士们也都打累了，一听袁尚回师，众将纷纷说：“此乃‘归师’，必然人人殊死奋战，咱们还是先撤，避开它的锋芒吧。”

所谓“归师”，是《孙子兵法》中的术语，原文为：“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追。”意思是，对退回大本营的军队不要阻拦，对被包围的敌军务必留下逃走的缺口，对走投无路的敌人不要穷追不舍。

兵法之所以强调这三点，是因为凡是陷入这三种境况的敌人，必定会殊死顽抗，那么己方就要付出惨重的伤亡，即便获胜代价也很高。

曹军的将领们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才劝曹操暂时撤兵。

可是，兵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曹操之所以厉害，不仅在于他谙熟兵法，更在于他会活用兵法。

曹操说：“袁尚如果从大路来，那咱们就先撤；若是他从西边的山道上过来，那定可将他生擒。”

曹操这么说，同样也是基于兵法，只不过是结合了战场上实际形势的兵法。他的意思是：袁军若自大路返回，双方就会在开阔地作战，对方只能前进，后退就是死，必会殊死一搏；而袁军若是从山道上来，由于地形复杂，就可进可退了，那他们必然没有决死之心。

随后，袁尚居然就从西山过来了，在距邺城十七里的滏水边上扎下了营寨。

此举正合曹操心意，遂下令部队准备战斗。

当天夜里，袁尚这边燃起烽火，通知城中守军，城中也立刻燃起烽火响应。审配率军从北门出城，准备与袁尚前后夹击，对曹军形成反包围。曹操迅速对审配发起进攻，审配不敌，只好又退回城中。曹操旋即掉头攻击袁尚，又一举将其击败。

袁尚撤到了漳水附近，却仍不死心，在岸边再次扎营。曹操不让他有丝毫喘息之机，下令部众包围袁营。可是，包围圈还没完成，袁尚忽然就丧失了斗志，派人前来请降。曹操不接受，又命将士加紧进攻。

袁尚没辙，只好拼死突出重围，退保祁山(今河南安阳市西)。

此时的曹操，并没有老老实实遵循“穷寇勿追”的兵法，而是穷追不舍，再度将袁尚包围。

这就是曹操灵活的地方。《孙子兵法》固然有“穷寇勿追”的训诫，但更有“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上乘心要，即用兵作战要根据敌情的变化来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能墨守某种作战方法。正所谓“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如果袁尚之前没有派人来请降，那说明他很可能怀抱死志，曹操说不定就放他一条生路了，不会把他逼这么紧；恰恰是请降之举，暴露了袁尚及其部众的恐惧和软弱，曹操当然不会放过这个一举消灭他的机会。

在曹军暴风骤雨般的攻势下，袁尚部将马延、张顗阵前投降，袁军顿时溃散，袁尚又一次突围，逃往中山国(治今河北定州市)。

不得不说，袁尚打仗不太行，跑路的功夫却实属一流，每次都能在曹军的团团围困中逃出生天。

曹军缴获了袁尚扔下的所有辎重，包括袁尚“冀州牧”的印绶、节钺及一干私人物品。曹操随即杀回邺城，并把这些战利品通通放在城下展示。守军一看，知道袁尚大势已去，斗志登时瓦解了大半。

可直到此时，审配的意志仍十分坚定，对部众说：“坚守死战!曹军已经疲惫不堪了，幽州援军马上就到，何必担心没有主公？”

审配所谓的幽州援军，指的就是袁绍次子袁熙，时任幽州刺史。不过他这话只是在安慰部众罢了。从袁谭和袁尚兄弟反目、同室操戈的那一天起，袁熙就一直袖手旁观，既不来劝架，也不帮任何一个，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姿态。

这就是袁绍家三位公子的德行——老大和老三不共戴天，老二隔岸观火，似乎完全不知道什么叫“亲者痛，仇者快”，更是把“唇亡齿寒”这种最简单的道理抛到了九霄云外。

由这仨兄弟带领的袁氏阵营，若不败亡，那就是没有天理了。

不管有没有幽州援军，反正审配是抱定与城池共存亡之心了。他当然知道自己无力回天，但不战斗到最后一刻，他绝不放弃。

就凭着这股顽强的精神，审配居然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生生制造了一次机会，险些杀死曹操，扭转乾坤。

有一天，曹操出营视察，不料审配竟派出一队弩手埋伏在了曹营外。一看到曹操，所有弩手同时发射，雨点般的弩箭破空而至，其中好几箭都差点命中曹操，着实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审配决心战斗到底，但这并不代表别人也愿意跟他一起为袁家殉葬。

比如他自己的侄子审荣，就觉得这样的顽抗毫无意义。

审荣的职务是东门校尉，负责守卫东门。八月初二夜里，审荣悄悄打开城门，把曹军迎了进来。等审配反应过来时，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了，但他仍率领亲兵与曹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结果当然毫无悬念——曹军生擒了审配。

当时，一向与审配不睦的辛评及家人都被审配关在了狱中。曹军进城后，之前已投到曹操帐下的辛毗飞也似的赶到监狱，却发现大哥辛评及一大家子早就被审配杀了。

随后，审配被五花大绑地押到了曹操帐下。辛毗悲愤莫名，挥起马鞭狠抽他的头，骂道：“奴才，你今天死定了!”

审配当即回骂：“狗辈，正是你们葬送了冀州，我恨不得杀了你!至于我是死是活，是你说了算吗？”

稍后，审配被押到了曹操面前。曹操看着他，似笑非笑道：“那天我出营视察，你射的弩箭可真多啊!”

审配怒道：“我还恨射少了呢!”

曹操向来看重忠义之士，有意要留他一命，便道：“你效忠袁家，这也是你不得不做的。”

如果审配想活命，顺着这话往下说，低个头，服个软，那这条命就算捡回来了。然而，他早就决意一死，所以始终“意气壮烈”，一句屈服的话也不说。

这就让曹操难办了。加之辛毗又在一旁号哭不已，让曹操主持公道，替他大哥一家报仇，曹操无奈，只好命人把审配拉出去斩首。

临刑前，审配还厉声叫刽子手让他面朝北方，说：“我的主公在北边(指逃至中山国的袁尚)。”

毋庸置疑，审配算得上是一个忠义之臣，而且面对曹操大军，能坚守孤城达半年之久，其过人的才干和坚强的意志也令人印象深刻。然而，正如前文所言，袁氏这艘大船最终之所以沉没，船上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责任，其中自然也包括审配。

在袁氏集团连绵不绝的内斗中，审配便是主要角色之一，“贡献”的力量一点不比别人少，“砸船”的力度也丝毫不比别人弱。直到城池即将陷落之前，他还不忘杀了政敌辛评一家，其心狠手辣的程度可见一斑。而袁绍死后发生的夺嫡之争、兄弟相杀等一系列恶性事件，审配无疑也是罪魁祸首之一。既如此，他还有什么资格骂辛毗说是别人葬送了冀州呢？

所以，尽管审配最终“以死明志”，其节操令人动容，可仍然无法掩盖他之前的种种污点。他对袁氏的忠心，主观上或许不容否认，但从客观结果上来看，其实是要大打折扣的。换言之，这样充满瑕疵的“忠臣义士”，终究难以得到世人的认可。

审配被杀当天，陈琳也被曹军俘虏，绑到了曹操面前。

曹操问他：“你当年为本初作檄文，要骂就骂我一个人好了，何苦把我父亲和祖父都给骂了呢？”

陈琳惭悚道：“当初为形势所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曹操爱惜其才，遂既往不咎，不仅赦免了他，还任命他为军师祭酒，让他和阮瑀(建安七子之一)共同掌管记室。此后，曹操阵营发布的所有军国檄文，基本都出自二人之手。

曹操攻陷邺城后，随行的次子曹丕得到了一件意料之外的“战利品”。

准确地说，是得到了一个美女。

她就是被后人广为传诵的甄宓，当时的身份是袁熙的妻子。

“甄宓”其实不是她的真名。她的真实名字史书上并无记载，之所以留下这个名字，还要拜曹植那篇惊艳世人的千古名作《洛神赋》所赐。因为后世相传，曹植和这个美女之间有过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据说《洛神赋》就是为她写的)，而洛神别名“宓妃”，所以后人就把她称为“甄宓”，或称“甄洛”“甄妃”。

甄宓是中山国无极(今河北无极县)人，名门望族之后，祖上甄邯在王莽一朝任大司马，东汉初年又官至太保。甄宓之父甄逸，任上蔡县令。她三岁那年，其父便去世了，但因累世官宦，家里还是非常有钱，且积存了很多粮食。当时天下大乱，四方饥馑，甄家就用粮食去换百姓手中的金银珠宝，狠狠地发了一笔国难财。

甄宓十余岁时，便意识到这么做有很大的后患，就劝家人说：“如今世道正乱，咱家却藏了这么多财宝，有道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何况咱们身边有那么多饥民，不如把粮食拿出来赈济亲族邻里，也好积一些恩德。”

家人一听，如梦初醒，都觉得很有道理，这才开始拿出钱粮大做慈善。

仅此一事，便足以看出这位美女不但心善，而且很有头脑。

袁绍占据冀州后，为次子袁熙迎娶了甄宓。后来袁熙出任幽州刺史，甄宓却留在邺城照料婆婆，没有随行。此次曹军攻陷邺城，曹丕早就听说甄宓貌美，一见之下，果然惊为天人，便丝毫不顾她已为人妻的事实，光明正大地娶了她，且甚为宠幸。

不久，甄宓生下一儿一女，儿子就是后来的魏明帝曹叡，女儿是东乡公主。

若干年后，曹丕做了皇帝，甄宓却失宠落寞，因口出怨言，被曹丕赐死。直到儿子曹叡即位，她才被追封为文昭皇后。

占领邺城后，曹操到袁绍坟前祭奠，还当众痛哭了一把。

胜利者给失败者哭坟，其中的政治意义当然要远大于个人情感，可要说曹操完全是在作秀，其实也不尽然。

毕竟他和袁绍是发小，感情终究还是有的。假如没有遇上这个乱世，两人不仅可以同朝为臣，很可能还会做一辈子的朋友。仅凭这一点，曹操就有理由在袁绍坟前一洒感伤之泪。

此时此刻，曹操很可能会回想起许多年前，他跟袁绍有过的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当时两人一同起兵讨伐董卓，袁绍曾经问他：“如果讨董之事不成，在你看来，天下有哪个地方足以据守？”

曹操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反问他：“你认为呢？”

袁绍说：“我会南据黄河，北倚燕、代，收戎狄之兵，南向以争天下，如此便可大功告成。”

后来，袁绍果然就是按这个战略行动的，只可惜没有大功告成，反而是人亡政息了。

而曹操当时的回答，则大大出乎袁绍的意料。

曹操说的是：“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武帝纪》)

我会任用天下最有智谋、最有勇力的人，用正确的方法领导他们，那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有一番作为。

后来的事实证明，曹操的确是这么做的，而且的确是这么赢的。

这就是曹操的智慧，也正是袁绍最后为什么会输给他的根本原因。

在袁绍心目中，地盘和兵力最重要，只要占据广土众民的地盘，拥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平定天下便是顺理成章之事。而在曹操心目中，最重要的既不是地盘，也不是兵力，而是人才，以及驾驭人才之道——只要拥有人才并善用他们，地盘和兵力自然就有了，而王霸之业自然也在其中，何愁大事不成？

正所谓“天下以智力相雄长”。不论古今，凝聚人才，并且善用人才，才是成就一切事业的根本，其他的东西都是枝末，也都是从这一“根本”生长出来的。

袁绍或许到死也没弄明白这个道理，而曹操则是从一开始就把它想明白了。所以，袁绍最终败给曹操，绝非偶然。

祭拜完袁绍，曹操专程来到袁府，安慰了他的妻子，并把被乱兵劫掠的所有袁家财物悉数奉还，还另行赠送了不少绸缎布匹，最后还安排有司承担袁家今后的所有生活开支。

曹操拿下邺城、吞并冀州后，有个人自恃功高，常常出言不逊，让曹操很是恼火。

此人就是许攸。

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中，直呼曹操小名，道：“阿瞒，如果不是我，你得不到冀州。”

当着众人的面，曹操虽心中恼怒，但也不便发火，只好笑笑说：“你说得没错。”

许攸因此越发骄狂。有一天，他随曹操出行，经过邺城东门，又对身边的人说：“曹氏一家若没有我，进不得此门。”

很快，这话就传到了曹操耳中。

曹操终于忍无可忍，当天就把许攸扔进了监狱，随后就把他杀了。

什么叫不作就不会死？

许攸用他的脑残行为和最终下场为我们做了生动的诠释。

北征乌桓：曹操统一北方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十月，袁绍的外甥高幹见冀州丢了，袁家大势已去，只好向曹操投降。

曹操仍然让他当并州刺史。也就是说，高幹只是把城头上的旗子换了一下而已，其他如官职、权力、地盘、人马等，什么都没变。

这就叫识时务的聪明人。

不过，高幹并未把这种聪明坚持到底。没过多久，他就降而复叛了。

这是后话。眼下，先他一步降而复叛的人，是袁谭。

早在曹操全力围攻邺城时，袁谭就已再度扯起反旗，出兵占领了甘陵(治今山东临清市)、安平(治今河北衡水市)、渤海(今河北沧州市)、河间(治今河北献县)等地，然后又进攻袁尚所在的中山国。袁尚不敌，逃往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南)，投奔了二哥袁熙。

袁谭吞并了袁尚的余部，最后回防龙凑(今山东平原县东)，摆出了跟曹操死磕到底的架势。

这又是一个自寻死路的家伙。

曹操没办法，只能成全他。在讨伐之前，曹操先礼后兵，写了一封信给袁谭，责备他背信弃义，然后宣布断绝与他的姻亲关系，并把他的女儿遣送了回去。

当年十二月，曹操亲率大军进讨。袁谭不敌，只好撤出平原县，退守南皮，并沿清河(流经南皮县西)一线布防。曹操进据平原，很快克复了附近诸县。

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正月，曹操大举进攻南皮。这是袁谭最后的据点，他已经没有退路，只能殊死抵抗。一番激战后，曹军伤亡惨重。曹操无奈，打算暂时后撤，让将士们缓缓。大将曹纯(曹仁之弟)极力阻拦，说一后退士气便泄了，绝不能退。

这个曹纯可不是一般将领，他是曹军中最为精锐的王牌部队——“虎豹骑”的统领。

虎豹骑，顾名思义，就是战斗力极为强悍、作战像虎豹一样勇猛的骑兵。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曹纯统领的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意思是虎豹骑的成员都是当时天下最骁勇、最精锐的战士，普通部队里率领百人的将领，到了虎豹骑就是一名士兵而已。由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可以想象战斗力有多么惊人。

正因为是精锐中的精锐，所以虎豹骑的历任统领都是曹操最信任的亲属：首任统帅是堂弟曹纯，此后的继任者是族侄曹休、养子曹真。甚至曹操本人还曾两度亲自统领：第一次是在虎豹骑刚刚组建，尚未选定曹纯为统领时；第二次是在曹纯死后，虎豹骑的指挥权尚未交给子侄辈的时候。

按照史料分析，虎豹骑的组建时间应在官渡之战后。而其第一次有记载的战斗，就是此次围攻袁谭的南皮之战。

当时，曹操听从了曹纯的劝阻，决定一鼓作气消灭袁谭，遂亲自跑到阵前擂动战鼓，为将士们鼓劲助威。

老板亲自上阵打鼓，当然极大地激励了部众的士气。曹军终于攻克南皮，袁谭突围而走。曹纯率领虎豹骑追击，将袁谭斩杀。

这是史书有载的虎豹骑在战场上的第一次亮眼表现。此后多年，虎豹骑更是随着曹操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令对手闻风丧胆。

袁谭一死，袁氏阵营的实力被进一步削弱，剩下的袁熙和袁尚，只能躲在幽州苟延残喘，很难再有翻盘的机会了。

眼看袁氏兄弟已然是穷途末路，跟着这样的老板混还有什么奔头？袁熙麾下的部将焦触、张南决定弃暗投明，于是发动了一场兵变。袁熙和袁尚猝不及防，被打得大败，只好逃往辽西郡(治今辽宁义县西)，投奔乌桓酋长蹋顿。

焦触自立为幽州刺史，随后胁迫下辖各郡县的太守、县令等一同归降了曹操。

随着焦触的归降，冀、青、并、幽四州貌似都已收入曹操囊中。其中，冀州和青州是曹操用武力打下来的，比较牢靠，而并州和幽州则不费一兵一卒就到手了，更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怎么看都有点虚。

果不其然，就在焦触归降的短短几个月后，幽州就发生了叛乱——以赵犊、霍奴为首的变民斩杀了焦触和涿郡太守王松，打出了反旗。与此同时，辽东郡(治今辽宁辽阳市)的乌桓单于苏仆延又纠集了其他几个郡的酋长，联合出兵，大举进攻犷平(今北京密云区东北)。

此时驻守犷平的人是鲜于辅。此人早在官渡之战时便已归附曹操，被曹操封为右度辽将军。所以，乌桓人此次进攻，摆明了就是冲曹操来的。

当年八月，曹操率军北上，斩杀赵犊、霍奴，迅速平定了幽州之乱，继而直趋犷平，驰援鲜于辅。苏仆延等人没料到曹操进兵会如此神速，自忖不是他的对手，便解围而去，撤回了塞外。

就在曹操北上平乱之际，不久前刚刚归降的并州刺史高幹自以为有机可乘，遂再度反叛。当年十月，高幹攻陷上党(治今山西长治市上党区)，生擒了曹操任命的太守，然后进军扼守战略要地壶关口(今山西长治市东)，准备以太行山为屏障对抗曹操。

这个只聪明了一次就开始犯蠢的高幹，无疑是在步袁谭之后尘。

曹操接到战报，立刻命乐进、李典为前锋进攻高幹，随后于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正月亲率主力进围壶关。三月，壶关守军投降，高幹带着几名亲兵逃往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向驻扎在此的南匈奴单于呼厨泉求救。

呼厨泉知道高幹现在已经是落水狗了，而曹操则所向披靡、如日中天，他怎么可能帮高幹去抗曹呢？于是一口回绝。

高幹走投无路，只好掉头南逃，准备到荆州投奔刘表。可刚走到上洛(今陕西商州市)，便被当地都尉轻而易举地斩杀了。

曹操旋即命部将梁习出任并州刺史。

当时的并州，虽然高幹已死，但还有两股势力仍然是不稳定因素：一是以呼厨泉为首的南匈奴，二是依附南匈奴且拥兵自保的地方豪强。

梁习到任后，针对这两股势力迅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第一招是“以礼相待”：亲自拜访匈奴和豪强中的头面人物，温言善语，礼遇甚周，跟他们拉近距离，建立关系；

第二招是“调虎离山”：保荐他们到州府出任官职，实际上就是把这些地头蛇调离了他们的巢穴；

第三招是“釜底抽薪”：下令征兵，把他们的宗族子弟全部征召入伍，美其名曰“义从”(志愿兵)，然后把他们源源不断地送到曹操麾下的各个部队中；

第四招是“迁移人口”：把他们的家属陆陆续续迁到曹操新建立的大本营邺城，表面上是给了他们“一线城市”的户口，貌似很够意思，实则是把这些人变成了人质。

前面做了这么多铺垫，最后一招就是“图穷匕见”：对那些仍旧不肯顺从的匈奴酋长和地方豪强，就一个字——打!

据说梁习出兵后，一战就斩首了一千余级，俘虏了一万多人。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活的人都服了，不服的人都死了。于是，并州迅速出现了这样一番喜人的景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单于呼厨泉老实了，酋长和豪强们也都跪下磕头了，大家都乖乖地承担赋税和差役，跟汉人老百姓一样了；边境太平，老百姓都在田野里辛勤耕种，政府鼓励农业发展，法令都能得到贯彻落实。

并州能够这么快出现太平景象，首先要归功于梁习的才干，其次也再一次证明了曹操在识人、用人上的智慧——总是能把人才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才干。

至此，冀、青、幽、并四州终于全部平定，剩下最后一个负隅顽抗的对手，便是幽州以北的乌桓了。

乌桓，也作乌丸，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与鲜卑同为东胡部落的一支。西汉初年，东胡被匈奴单于冒顿击破，其中一支逃至乌桓山(今大兴安岭山脉南端)，遂以山名为族号。东汉初年，乌桓从塞外南迁至辽东、朔方等郡，逐渐发展壮大，名义上受汉朝管辖，实际上并未真正归顺。

东汉末年，乘天下大乱之机，乌桓用掳掠、裹挟、收容等方式，先后得到了十余万户的汉人人口。袁绍占领冀州后，极力拉拢，以皇帝名义把乌桓的众多酋长封为单于，又物色了一些民女，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嫁给了他们。

乌桓各部落中，辽西郡酋长蹋顿实力最强，袁绍招揽他也最为卖力，双方一直维持着不错的关系。当初袁绍消灭公孙瓒，蹋顿便助了他一臂之力。所以袁熙、袁尚哥儿俩被曹操逼得走投无路后，只能投奔蹋顿。

蹋顿也很讲义气，答应帮他们夺回故地，遂多次“入塞为寇”。

因此，不把以蹋顿为首的乌桓势力灭掉，幽州肯定不得安稳，曹操在邺城也绝对睡不好觉。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二月，经过差不多一年的休整和准备，曹操觉得时机已经成熟，遂正式宣布北征乌桓。

可是，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大多数将领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袁尚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蹋顿不会真的替他出头，如果大军出塞征讨，许都空虚，难免被刘表和刘备偷袭。

关键时刻，又是郭嘉这个少数派站出来力挺曹操。

他认为，袁绍对乌桓和北方的民众有恩德，而曹操虽然平定了北方四州，但只是用武力征服，未及施恩，此时若去打南边的刘表，蹋顿必然对北方四州心生觊觎，一旦他联合胡汉大举南下，形势就危险了。反观刘表，不过是一个崇尚清谈、坐而论道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才干不足以驾驭刘备，若重用怕无法控制，若轻视，刘备必不为他所用。所以，曹操即便以举国之力北征，也丝毫不用担心。

曹操闻言，信心大增，立刻率大军北上，就此打响了统一北方的最后一战。

大军进抵易县，郭嘉又建议曹操留下辎重，轻装疾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曹操采纳，随即把辎重和重装铠甲全部放在后军，同时遴选了一批精锐，一律轻装，由他本人亲自率领，以急行军的速度北上。

当然，曹操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他深知自己对北方的气候、地形、道路等都缺乏了解，而这些自然条件又会极大地影响行军作战，所以必须找一个这方面的行家，才能确保客场作战的胜利。

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专业人才。

此人名叫田畴，当初袁绍前后五次征召，都被他拒绝了。可这回曹操征召，他却二话不说就赶了过来。仅仅选老板这一点，就足以看出此人的判断力和远见。有这么一个人当高参，曹操在陌生的北方作战也就不会吃亏了。

不久，曹军进抵无终(今天津蓟州区)。此处便是前线。时值盛夏，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乌桓大军又早已抢占各处战略要地，曹军根本无法前进。

这种时候，曹操只能找田畴问计了。

田畴说：“咱们走的这条道，夏秋两季，全都会变成沼泽。说它浅，车马难以通过；说它深，舟船不能行驶，是长年无法解决的难题。”

曹操无奈，便问他还有没有别的路。

田畴说有，出卢龙塞(今河北迁安市西北)，有一条古道可前往柳城(今辽宁朝阳市南)，但那条路已经一百多年没人走了，桥塌路断，仅有残迹可寻。

曹操这个人，就怕无路可走，从来不怕走险路，因为恰恰是走险路，才有可能出奇制胜，于是忙问田畴有何具体方略。

田畴说：“乌桓把主力都布置在无终前线，认为这是我军的必经之路，若无法前进，只能后撤。我们可以将计就计，佯装撤军，然后出卢龙口，穿越白檀、平冈，再往东北方向走，便能直插乌桓空虚的后方，必可出其不意，一战生擒蹋顿。”

曹操大喜，就说了一个字：“善!”

随后，曹操率部后撤，然后故意放出风声，说雨季道路不通，只能撤兵，等到秋冬再行出击。

乌桓的斥候得到情报，立刻上报。蹋顿就此放松了警惕。

接下来，曹操以过人的胆识开始了一场险象环生的远征：他亲自率军，命田畴为向导，翻越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县北)，一路向北挺进，然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硬是在崇山峻岭中开出了一条长达五百里的山路，就这样越过白檀、平冈，又悄悄穿过鲜卑王庭，向东直扑蹋顿驻守的柳城。

直到曹军距柳城还不到两百里时，乌桓斥候才发现了他们。

蹋顿大惊失色，慌忙集结袁尚、袁熙、辽东单于苏仆延、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人，共率数万骑兵，出城迎击曹操。

同年八月，曹军与乌桓联军在白狼山(今喀喇儿方翼蒙古族自治区)猝然遭遇，双方在此展开了决战。

此时，形势对曹军是很不利的，一来是长途奔袭，人困马乏，二来是为了急行军，曹军将士少部分人还穿着轻甲，大部分人甚至连轻甲都没有，装备几乎等于没有。而对手则是以逸待劳，且装备齐全。

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饶是曹军将士个个身经百战，此刻也无不面露恐惧之色。

这种时候，拼的就是统帅的定力和战略了。

双方未及接战，曹操便已登上高处，瞭望战场形势。一番紧张的观察后，曹操笑了——乌桓联军虽然人多势众，但行动散漫，部伍凌乱，可见其战斗力十分有限。

曹操当机立断，命张辽为前锋，率先冲锋，然后全军出击，直冲敌阵。

没有预备队，也不考虑退路，这就叫孤注一掷!

一番激战后，乌桓联军全线崩溃。张辽一马当先，斩杀了蹋顿、能臣抵之及多名乌桓酋长。乌桓联军大部被歼，袁尚、袁熙、苏仆延、楼班等人侥幸逃脱，带着数千残部投奔了辽东太守公孙康。

曹军随即占据柳城。当地的胡人和汉人共二十余万，全部投降。

左右劝曹操乘胜追击，直捣辽东，把袁氏兄弟和公孙康一块儿收拾了。曹操笑了笑，说：“我等着公孙康把袁尚和袁熙的人头给我送过来，不劳咱们出兵。”

同年九月，曹操凯旋。

公孙康是割据辽东的诸侯，由于地处东北一隅，没有其他诸侯来打，辽东几乎就是个独立王国。其父公孙度在世时，便长期以辽东王自居，谁的账都不买。公孙康承袭父位后，照样牛皮烘烘，几年前还一度想挥师南下去打曹操。

可如今，作为南面屏障的袁氏兄弟和乌桓人全都被打败了，曹操的兵锋已经指到了他的眼皮底下，公孙康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

他是个聪明人，知道曹操如果想打他的话，早就发兵过来了，之所以打到柳城就班师，无非就是要看他的态度和表现——若是他胆敢跟袁氏兄弟和乌桓残部穿一条裤子，那么曹操迟早会兵临城下。

公孙康权衡了一番利弊后，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先是假惺惺地收留了袁氏兄弟和苏仆延等人，然后盛情邀请他们前来赴宴，并在府邸的马厩里埋伏了一队精锐武士。袁氏兄弟和苏仆延等人来到公孙府时，袁熙忽然生出一丝不祥之感，不禁迟疑了起来。袁尚骂他疑心病太重，强行把他拉了进去。

众人进到府内，未及入座，公孙康突然一声令下，那些伏兵便一拥而上，把他们全给拿下了。

当时天寒地冻，袁氏兄弟被捆绑着，瘫坐在雪地上。袁尚冷得受不了，便央求公孙康道：“我们还没死，实在忍受不住寒冷，能给张草席吗？”

公孙康还未答言，一旁的袁熙却淡淡地说了一句：“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三国志·袁绍传》注引《典略》)

咱们的头颅马上就要行万里路了，还要草席干什么!

在袁氏三兄弟中，袁熙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然而当面临死亡时，他淡定自嘲的形象却与袁尚的软弱和畏怯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论之前的袁尚有多么风光，也不论之前的袁熙相形之下有多么黯淡，至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袁熙用最后一点骨气撑起了人生的最后一丝尊严，明显把袁尚给比下去了，也足以让他在后世读者的心目中留下一个不算太差的形象。

也许，正因为袁熙最后的表现比较亮眼，与他之前模糊黯淡的形象反差太大，看上去似乎不太合理，所以南朝刘宋的史学家范晔便在《后汉书·袁绍传》中，将这句话改成是公孙康说的。

但是，范晔的修改却没有什么史料依据，纯粹出于个人好恶，所以并不严谨。此外，《三国志》所引的《典略》毕竟是三国时期的史料，作者鱼豢是曹魏官员，与袁熙基本算是同时代人，其记载的可信度应该比《后汉书》高。有鉴于此，我更倾向于“头颅方行万里”这句话是袁熙说的。

很快，袁熙、袁尚及苏仆延等人的头颅便被送到了曹军大营。

公孙康既然这么识时务，曹操自然要投桃报李，旋即以朝廷名义任命他为左将军，封襄平侯。

然后，曹操立刻命人把袁尚的头颅挂在辕门上示众，并下令三军：“敢有哭之者，斩!”牵招却独自设祭，放声痛哭，曹操认为他是忠义之士，于是举荐他为茂才。

诸将都觉得曹操真是神机妙算，说公孙康会把袁尚等人的头颅送来，果然他就乖乖送来了，便问曹操怎么算得这么准。曹操说：“公孙康一向畏惧袁氏，我们若急于进攻，他们必定联手抵抗；我们缓一缓，他们反而会自相残杀。这是形势决定的。”

当时，曹军还在班师途中，尚未回到邺城。时值寒冬，又逢大旱，曹军一连走了两百里地，居然找不到一处水源，而粮食差不多也告罄了。将士们又饿又渴，苦不堪言。没饭吃，只好杀了数千匹战马来充饥；没水喝，只好自己动手开凿水井，据说足足挖到地面下三十余丈，才见到了水。

此次远征，堪称曹操自起兵以来最为艰险的一次。

有感于此，当大军来到了安全地带后，曹操立刻下了一道命令，要调查当初是哪些人劝谏他不要发动这次北征。

命令一下，三军将士顿时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觉得这回要遭殃了。

没多久，一份“劝阻北征之人”的完整名单便送到了曹操手上。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曹操竟然给了名单上的每个人一份重重的赏赐。

正当众人既惊喜又诧异之际，曹操给出了他的理由：“此次北征乌桓，实在是危险万分，全凭侥幸。虽然大获全胜，但只能说是上天保佑，绝不可视为理所应当。诸君的劝谏，才是万全之策，所以要给你们重赏，希望以后继续劝谏，不要闭口不言。”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看看曹操对待劝谏的态度，再对比一下袁绍对待田丰、沮授等人的做法，好老板和坏老板的分野十分明显，可谓高下立判。而且，曹操奖赏的还是提了错误意见的人，其目的就是不想阻塞言路；而袁绍惩罚的却是提出了正确意见的人，其动机仅仅是因为他丢了面子。把这个因素再考虑进去的话，那么曹操的智慧与袁绍的愚蠢就对比得更加显著了，二者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古人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如果我们不把“德”仅仅理解为狭义的道德品质，而是理解为更广义的能力、才干、综合素质的话，那么这句话就很适合袁绍。

虽然袁绍是“四世三公”出身，但如此耀眼的家庭背景或许可以让他在太平之世做一个太平宰相，却远远不足以让他在这个大乱之世成就王霸之业，更不足以让他成为中国北方的霸主。

只有曹操，这个既能做治世能臣又能做乱世奸雄的人，才有足够的资格坐上王者的宝座。

随着整个北方的彻底平定，曹操自然就把目光瞄向了那些仍然割据一方的诸侯，他们是荆州的刘表、刘备，江东的孙权，关中的马腾、韩遂，汉中的张鲁，益州的刘璋……

从起兵讨伐董卓的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此刻的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用了整整十七年才统一了中国北方。当年的他36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现在的他53岁，虽然年过半百，却仍壮志满怀。

正是在北征乌桓凯旋的路上，曹操写下了“歌以咏志”的千古名篇《步出夏门行》。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名句便是：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自强不息的精神，建功立业的激情，平定四海的抱负，一统天下的野心，全都凝聚在这十六个字中。

此刻的曹操无法预知未来，所以他一定坚信，分崩离析的大汉江山必然会在他的手上重新统一起来，而这个群雄割据、诸侯争霸、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乱世，也必将在他的手上终结!

然而，遗憾的是，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往曹操期待的方向前进。短短一年后，他就在一个叫赤壁的地方，遭遇他这一生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就是这场战役，逆转了整个天下大势和历史的走向，也粉碎了曹操一统天下的梦想。

此后的整个天下，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互相制衡的格局。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当曹操站在“统一北方”这个历史节点上，用一种睥睨天下的目光扫视四方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三国这场大戏最精彩、最高潮的一幕，其实才刚刚上演……

(未完待续)

目录

第一章 荆州乱

三顾茅庐：诸葛亮登场

隆中对：三分天下的战略构想

四征黄祖：孙权的复仇

司马懿：待时而动，待价而沽

刘表归西，荆州失陷

长坂坡之战：两大名将的高光时刻

第二章 赤壁之战

孙刘联盟：诸葛亮的首秀之作

抗曹还是降曹：孙权的抉择

火烧赤壁，曹操惨败

瓜分荆州：刘备重新崛起

第三章 西进战略

孙刘联姻，周瑜早逝

借荆州：各取所需的政治交易

曹操西征，马超败逃

引狼入室：益州的变局

权臣的自我修养

刘备攻蜀，曹操晋爵

第四章 三雄争霸

冀城之战：一幅“义士群像图”

霸业初成：刘备夺取益州

“借”来的荆州，该不该还？

曹操平定汉中

合肥之战：孙权的惊魂一刻

曹操集团的权力斗争

第五章 荆州争夺战

汉中之战，刘备称王

水淹七军：关羽的巅峰时刻

孙权在下一盘大棋

白衣渡江：吕蒙的千里奇袭

英雄末路：关羽走麦城

人生几何：曹操的最后岁月

第六章 三国鼎立

曹丕称帝，汉朝覆灭

草根逆袭：刘备终于当上了皇帝

刘备伐吴，孙权封王

夷陵之战：蜀汉的惨败

“蜜月”的终结：曹魏与东吴开战

永安托孤：刘备在玩权谋吗？

第七章 南征与北伐

三征东吴：曹丕劳师无功

七擒孟获：诸葛亮平定南中

千秋忠义《出师表》

“子午奇谋”与“西出祁山”

二次北伐，激战陈仓

第一章 荆州乱

三顾茅庐：诸葛亮登场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秋，曹操平定乌桓，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然后大气磅礴地写下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诗篇。

很显然，在曹操看来，过往的一切只是序章而已，因为“一统天下”的好戏还在后头——不管是江东的孙权、荆州的刘表，还是益州的刘璋、汉中的张鲁，都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多久了，很快会被他一一收拾掉。

对曹操来讲，待到群雄授首、四海归心的那一天，才是他真正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刻。至于眼下取得的功业，虽说足以羡煞世人，也足以让他引以为豪，但说到底，还是远远匹配不了他的野心和能量。

有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一年，当曹孟德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睥睨天下、傲视群伦时，有一位仁兄，却正在某个无人注目的角落里，独自咀嚼着无边的落寞与忧伤。

他就是刘备刘玄德。

自从建安六年（公元201年）投奔荆州刘表后，玄德兄的人生就从“激情创业”模式切换到了“佛系养老”模式。

其实，刘表对他还是挺不错的，不但给了他兵马，给了他地盘（新野），还待他为上宾，三不五时就请他聚宴喝酒，丝毫不曾怠慢了他。

可问题是，喝酒吃肉、养尊处优从来不是玄德兄想要的人生。他想要的是驰骋沙场，建立霸业，复兴汉室，拯救苍生！

换言之，玄德兄的野心一点儿都不比曹操小。然而尴尬的地方在于，他的精力似乎远远比不上曹孟德，而运气更是跟曹操差得不可以道里计。

自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后，曹孟德就如同开挂一般，一路攻城略地，大杀四方，凯歌高奏，捷报频传。相形之下，刘备就像游戏玩一半忽然卡在了副本里，而且一卡还卡了七八年。

人生能有几个七八年？玄德兄当真是欲哭无泪！

如果说对于曹操而言，“一切过往，皆为序章”的话，那么对于此刻的刘备来讲，可以说“一切过往，皆如梦幻”。

是的，过去纵横沙场、金戈铁马的一幕幕，都已恍若隔世。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出道到现在，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玄德兄，已经是马上就要奔五的中年大叔，虽说一腔雄心还在，但两鬓已然斑白，连身材都变形了，真是令人好不伤感。

关于玄德兄身材变形的问题，还真不是我八卦，而是史书记载的。

在《三国志·先主传》的注里，裴松之引《九州春秋》说，有一次，刘表宴请刘备，酒过三巡，刘备去上厕所，裤子一脱，蓦然看见自己的大腿，不禁悲从中来，慨然流涕。

大腿怎么了？为何看到自己的大腿就哭了？

其实也没怎么，就是大腿变粗了。

玄德兄这一哭，当然不是因为身材管理不到位而自责，也不是因为这样穿衣服不好看而惆怅，而是被“大腿变粗”这一事实，诱发了壮志难酬的感伤。

话说玄德兄上完厕所，回到座位时眼圈还是红红的。刘表一看很是奇怪，就问他怎么了。刘备长叹一声，道：“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以前天天骑马，大腿肉都是精瘦精瘦的。如今好久没骑马，大腿都长肥肉了。日月飞驰，马上就成老头了，而功业到现在还没个影儿，所以我悲伤啊！

这就是“髀里肉生”的典故。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刘表听完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犯了嘀咕：看来你刘玄德终究还是不愿屈居于我刘景升之下啊。想当初你走投无路才来投靠我，我好心好意收留你，好吃好喝供着你，你现在反倒委屈了，难不成，要我把这荆州牧的位子让给你才满意？

此念一起，刘表对刘备越来越不放心，没过多久，便把刘备和他的部众从新野前线调了回来，安置在后方的樊城。

荆州的治所在襄阳，与樊城隔水相望（两地均属今湖北襄阳市）。刘表这么做，目的就是把刘备放在自己眼皮底下，便于监视和控制，以防生变。

建安十二年，曹操亲率大军北征乌桓的消息传到荆州，刘备立马觉得这是偷袭许都的绝佳机会，便力劝刘表出兵，往曹操后背狠狠捅上一刀。

可是，刘表拒绝了。

拒绝的原因很简单：刘备建议出兵，当然是想让刘表派兵给他，然后由他去打许都。在刘表看来，刘备把兵马拉出去，且不论会不会卖力打仗，从此一去不返的可能性倒是很大。

想当年，刘备本来在老同学公孙瓒那儿混饭吃，徐州的陶谦一给他抛橄榄枝，他二话不说就跳槽了；之后，刘备到了曹操麾下，又趁着曹操派他阻击袁术的机会，脚底抹油，一溜烟跑到了袁绍那儿；再后来，袁绍跟曹操在官渡相持不下，刘备就蒙骗袁绍来荆州搬救兵，然后再一次溜之大吉，转投到了刘表帐下。

像这种前科累累的“惯犯”，刘表怎么放心让他带着兵马出征呢？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刘表这么猜忌刘备，索性放人家走好了，为何还要留着呢？

刘表之所以不让刘备走，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留着他防备曹操——万一将来曹操打过来，像刘备这种雇佣兵肯定是要推到前面去打头阵的，现在当然不能让他走。

正因为存着这种既要防范又想利用的心思，所以当曹操平定乌桓，事情都已经翻篇之后，刘表为了安抚刘备，还假惺惺地对他说：“不用你的建议，错失了一个大好机会啊！”

刘备当然知道刘表心口不一，但也不点破，只是笑笑说：“如今天下分裂，天天打仗，机会有的是，这绝不是最后一次。若以后多加留意，就没什么好遗憾的。”

双方都是聪明人，看破不说破，表面上都是和和气气的。毕竟，刘表在利用刘备，刘备也在利用刘表，大家不过是各有所图、各得其所罢了。

对刘备而言，投靠刘表绝不只是暂时得到一个栖身之所，更重要的是，他要利用在荆州当寓公的这段闲暇时光，不动声色地做一件大事——招揽人才。

在当时的东汉天下，荆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移民特别多。

自从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后，天下战火纷飞，唯独荆州在“骑墙派”刘表治下，显得颇为太平，几乎没怎么打仗，成为乱世中难能可贵的一方净土。所以，各州的士人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就纷纷移民到了荆州。

这其中，就有不少才俊之士。最先被刘备招揽的人是徐庶。

徐庶，本名福，字元直，颍川（治今河南禹州市）人，出身寒微，兼习文武。年轻时仗义任侠，曾经为了替朋友报仇而杀人，被官府逮住，后来一帮朋友劫狱救人，才捡回一条命。董卓之乱后，他与同乡友人石韬一起避乱荆州，结识了同样客居于此的诸葛亮，二人遂结为至交。

在刘备屯驻新野期间，徐庶慕名投到了他的帐下。而第一个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的人，正是徐庶。

徐庶知道刘备求才若渴，便主动向他推荐：“我有个朋友叫诸葛孔明，人称‘卧龙’，将军是否愿意见见他？”

对于人才，刘备自然是来者不拒，马上道：“请先生带他过来。”

徐庶却淡淡一笑：“此人必须将军亲自去请，他是不会主动来见的。要我说，将军还是应该屈尊去拜访一下他。”

刘备一听，不禁有些意外。

什么人这么牛，还得我刘玄德亲自登门？这架子是不是大了点儿？

不过作为老板，刘备身上有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礼贤下士，尊重人才。

有才的人难免清高，但往往因为清高，反而不太适合做老板；反之，好的老板不一定有才，但一定有肚量，所以人才往往能为他所用。

刘备当时人在新野，而诸葛亮隐居襄阳隆中，可能碍于军务缠身，刘备并未立刻前去拜访，但徐庶推荐的这位卧龙先生，显然已经在他心里挂了号了。

不久后，刘备调回樊城，有一次去襄阳拜访名士司马徽。无独有偶，他居然从司马徽口中再次听到了卧龙先生的大名。

司马徽，字德操，跟徐庶一样也是颍川人，世称其“清雅有知人鉴”，也就是颇有知人之明，故人送雅号“水镜先生”。

刘备本来也想招揽这位水镜先生，不料司马徽并无出仕之心，自谦说自己不过是一介“儒生俗士”，不懂当世时务，还对刘备说：“识时务者在乎俊杰。”（《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出处。

刘备一听，赶紧问他俊杰何在。司马徽道：“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伏龙？怎么除了一个卧龙还冒出一个伏龙？这荆州大山里到底藏着多少条龙？

刘备忙问：“伏龙和凤雏是谁？”

司马徽道：“伏龙就是诸葛孔明，凤雏就是庞统庞士元。”

又是这个诸葛孔明！

能让徐庶和司马徽都如此推崇的人，一定不简单，看来得赶紧去会会他了。

刘备大喜，也顾不上那位凤雏先生了，决定还是先把这个卧龙招入麾下要紧。随后，刘备拎上礼物，快马扬鞭，直奔襄阳城西二十里外的隆中而去。

《三国演义》最经典的情节之一“三顾茅庐”，就此上演。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老先生用极富戏剧性的笔法，把刘备冒着风雪三度寻访诸葛亮的故事演绎得一波三折、生动无比，直到吊足了看官们的胃口，才让“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的诸葛孔明闪亮登场，跟刘备和众看官见面。

然而，在正史《三国志》中，真正的“三顾茅庐”其实只有干巴巴的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刘备跑了三趟才见到诸葛亮，至于诸葛亮到底干什么去了，为何让刘备屡屡扑空，史书并未记载。有人认为是诸葛亮为了试探刘备的诚意，故意一再回避；也有人认为这是诸葛亮为了自抬身价，刻意吊刘备的胃口。其实，这些说法通通没有证据，而且让诸葛亮看上去就跟偶像剧里故意躲避帅哥的美女一样，显得十分矫情，并不靠谱。

事实上，与其认为诸葛亮用的是“欲迎还拒、欲擒故纵”这样烂俗的套路，还不如借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弟弟诸葛均“出外闲游”的说辞更为合理。当刘备问他卧龙先生去“何处闲游”时，诸葛均的回答是：“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

罗贯中的这一合理推测也许更符合事实。

前文说过，当时的荆州，四方的豪杰才俊避乱于此者甚多，诸葛亮肯定会时常与他们往来交游，一来增长见闻，了解天下大势；二来免于隐居生涯的枯燥无趣，通过社交活动拓宽人脉，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简言之，诸葛亮不大可能一天到晚宅在草庐中。

所以，刘备连跑三趟才见到诸葛亮，实属正常。

隆中对：三分天下的战略构想

在介绍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位牛人的生平。

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郡阳都县（治今山东沂南县）人，生于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先祖诸葛丰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父亲诸葛珪在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由于出身官宦之家，诸葛亮从小应该受过不错的教育，从而为他日后的才学奠定了基础。

只可惜，在成年之前，其父诸葛珪便亡故了，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便由叔父诸葛玄收养。起初，诸葛玄带着兄弟俩到了袁术的地盘，做过一段时间的豫章太守，不久后丢了官。因诸葛玄与刘表有些交情，便来到荆州投靠。数年后，诸葛玄病故，诸葛亮带着弟弟在南阳山区的隆中盖了几间草庐，开垦了少许田地，然后过起了“躬耕陇亩”“不求闻达”的半隐居生活。

据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称，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汉代的“八尺”，相当于今天的将近一米九，是绝对的大长腿；而“容貌甚伟”，也说明他颜值很高，若是再加上“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的装扮，妥妥的就是古装剧里的男神。

虽然隐居隆中，表面上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但诸葛亮却是一个胸有韬略、志在天下之人。他对自己的学识和才干颇为自负，经常自比于春秋名相管仲和战国名将乐毅。然而，当时荆州的名士圈子里，却很少有人认同他，都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在吹牛，只有荆襄名士司马徽、庞德公（庞统的叔父），以及好友徐庶、崔州平等寥寥数人看好他。

有一次，诸葛亮与徐庶、石韬、孟建三位好友一起论及平生抱负，并且展望未来。诸葛亮说，诸位从政，官可以做到刺史、郡守。徐庶等人就问他，那你呢？

诸葛亮却没有回答他们，只是笑而不语。

其实徐庶等人不用问也知道，诸葛亮的抱负远在他们之上，区区刺史或郡守，根本不足以实现他的理想，否则怎么会“自比管仲、乐毅”呢？

换言之，诸葛亮想要的，绝不仅仅是一般的功名富贵，而是辅佐明主，成就霸业，澄清宇内，平治天下！

所以，蛰伏隆中的诸葛亮，表面上淡泊宁静，其实内心一直隐藏着一种热切的渴望。

他渴望的，就是一位明主，一位值得他鼎力辅佐、追随一生的明主。

终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来了。

这一年，诸葛亮年仅二十七岁，而刘备已经四十七岁。

虽然诸葛亮志向远大，在当地名士圈中小有名气，但毕竟年未而立，阅历浅，经验少，且从未到外面的乱世闯荡过，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功业。尽管有颜值、有才华，看上去颇具潜力，可到底有没有真本事就没人知道了。

反之，刘备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自己的地盘，却已在乱世中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从平原相干到了徐州牧、豫州牧、左将军，其资历、才干和知名度丝毫不亚于汉末以来的枭雄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刘表等人，更不用说还博得过曹操“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赞语，其名声早已传遍天下，纵然创业尚未成功，却不失为当时业界最火的一位草根创业明星。

这样的两个人，其身份、地位之悬殊，肉眼可见。

然而，求才若渴的刘备还是纡尊降贵地来到了诸葛亮的草庐中，而且一连跑了三趟。如此心胸，如此诚意，无疑深深打动了诸葛亮。

那天，宾主坐定后，略加寒暄，诸葛亮便屏退了众人。然后，刘备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诸葛亮的面试，一下就抛出了最重磅的议题：“如今汉室倾颓，奸臣窃据皇权，主上蒙尘，我不顾自己德行和能力的欠缺，欲伸张大义于天下，怎奈智术短浅，一再失败，以至于今。不过我的志向从未消失，想知道先生有何计策可以助我？”

诸葛亮蛰伏隆中的这些年，一直在静观时局的演变，对四方群雄的割据态势和实力对比进行过深入的研判，因而对整个天下大势洞若观火，心中早已有了一套成熟完整的战略构想。所以刘备之所问，恰恰是他酝酿已久、深思熟虑的东西。于是，诸葛亮胸有成竹地道出了他的天下大计。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诸葛亮传》）

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隆中对”。

这是一个十分宏大和长远的战略规划，大致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三个步骤。

一个核心，就是结好孙权，对抗曹操，即“联吴抗曹”。

确立了这一基本的战略方向，接下来就是成就霸业的三个具体步骤：第一步，据有荆州；第二步，谋取益州；第三步，平定中原。

诸葛亮这番对策，开宗明义就告诉刘备：如今的天下大势，是“豪杰并起，跨州连郡”，也就是大家都在不择手段地抢地盘，别的都在其次。所以，不管你玄德兄是想自己称霸还是真的要匡扶汉室，前提就是弄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否则一切免谈。

第一句话，诸葛亮就一针见血地刺中了刘备最大的痛点。

刘备又何尝不知道地盘的重要性呢？问题是他的综合实力太弱了。这么多年来，除了关羽、张飞、赵云等一帮铁杆兄弟不离不弃地跟着他，其他方面实在是乏善可陈。要想从别的诸侯手上抢地盘，无异于与虎谋皮，谈何容易？

诸葛亮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强弱之势是随时都在转化的。想当初，跟袁绍相比，曹操的声望和实力都远远不如，可最后怎么样？还不是以弱胜强，在官渡之战中一举击败了袁绍。所以，关键是要善于把握老天爷给的机会（天时），同时尽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谋）。

那么，面对如今曹操雄霸北方、孙权割据江东的形势，刘备该怎么做呢？

诸葛亮的策略是：北不可与曹操争锋，南不可图谋孙权。换言之，面对当今天下这两个实力最强的诸侯，应该采取拉一个、打一个的办法，与孙权结盟，共同对抗曹操。

要达成这个战略目的，首先当然要有足够的实力，否则人家孙权凭什么跟你结盟？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拿下荆州。

诸葛亮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了荆州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它北临汉水、沔水，南接南海，东面与江东毗邻，西面与巴蜀相通，这样一个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冲，实属兵家必争之地，故而称其为“用武之国”。

可如此重要的地盘，却落在刘表这种胸无大志的人手中，曹操和孙权无疑都对这块肥肉虎视眈眈。既然刘表守不住它，那不如交给你刘备。换言之，荆州不啻上天赐给你刘玄德的一份厚礼，就看你敢不敢出手了。

拿下荆州后，就要进一步扩张，西取益州。

益州有山川之险，又有沃野千里，自古以来便是“天府之国”，所以高祖刘邦当年才能据之以成帝业。可眼下益州的两个诸侯，成都的刘璋庸懦无能，不得人心；汉中的张鲁只会以神道设教，蛊惑百姓。二者皆非明主。可惜了益州这样一块“民殷国富”的宝地，却白白被庸主糟蹋了，所以益州士民日夜企盼明君的到来。

刘玄德身为皇室贵胄，又以仁义著称四海，麾下英雄用命，又有求贤若渴之心，益州士民盼望的明君不就是你吗？

诸葛亮隐居隆中，却对千里之外的益州形势了如指掌，足见平时没少搜集情报，可谓是做足了功课，用“足不出户而知天下”来形容也毫不为过。所以刘备听到这里，内心一定大为叹服，同时肯定也万分庆幸这样不世出的人才最终能够为己所用。

一旦占据了荆、益二州之地，那么霸业之基就算奠定了。诸葛亮继续陈述，说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扼守险要，巩固地盘，然后尽量采取政治手段安抚西面和南面的蛮族部落，稳住大后方，同时致力于内政外交——“内修政理，外结孙权”。做完这一切，一方霸业差不多就缔造成功了。最后要做的，也就是最重要的第三步，便是从割据一方的霸业走向定鼎中原的帝业！

当然，诸葛亮也承认，这最后一步，也是最不容易的。这一步要成功，不仅要靠人为的努力，更要等待天时。

什么样的天时？

诸葛亮的说法是：“天下有变”。

这是一种含混晦涩又意义丰富的表述。所谓“天下有变”，可以理解为曹操篡位、汉室倾覆，那刘备便师出有名；也可以理解为曹操死了，内部陷入混乱，所以刘备可以乘虚而入；再或者，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此消彼长，刘备的实力强过了曹操；等等。

总之，如果合适的时机终于出现，那么就派一员大将从荆州出兵，取道宛城，直逼洛阳；同时由刘备亲率主力大军，取道秦川，直取长安。待到两路皆胜、定鼎中原之后，则肃清宇内、一统九州的那一天也就不远了。

到那时，不论刘备是想复兴汉室还是想自立为帝，就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了。

想必，听完诸葛亮这一席话，刘备定然是茅塞顿开、心潮澎湃。

日后，刘备几乎是完全按照诸葛亮的这套战略构想，一步一步打造了他的蜀汉霸业，从而与曹魏和孙吴鼎足而立，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历史格局。

所以后来有史学家称，诸葛亮是“未出隆中，已定三分”！

当然，这一战略规划的最后一步，却没有在历史上真正实现——不仅在刘备生前未能完成，于诸葛亮而言，终其一生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不过唯其如此，才有了后来诸葛亮五次北伐、含恨病逝于五丈原的悲壮一幕，也才有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故事流传千古。

建安十二年的这个冬日，在大雪纷飞的隆中，诸葛亮之所以会把自己多年来的心血结晶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全部贡献给刘备，是因为他已经认定刘备就是那个值得他一生追随的明主。

当然，诸葛亮做出如此重大的抉择，绝不仅仅是看上了刘备礼贤下士的品格和“三顾茅庐”的诚意，而是经过了一番全面审慎的考量。

借用东汉名将马援对光武帝刘秀说过的一句话：“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诸葛亮在隆中隐居了这么多年，如果想要出仕为官的话，那他早就出山了，何必等到今天？之所以一直潜心蛰伏，正是因为在刘备出现之前，当时天下的几大诸侯，没有一个是合乎诸葛亮心意的主公。

离他最近的刘表就不必说了，偏安一隅，胸无大志；而稍远的刘璋、张鲁、马腾之流，更是等而下之，不值一提。其实真正值得考虑的老板，也就只有曹操和孙权两位了。

先说曹操。按理说，曹操对天下士人是最有吸引力的，因为他地盘最大、实力最强，而且手里还握着天子，名义上代表了大汉朝廷。给他打工，最为名正言顺，而且薪资和各种福利待遇肯定也是最优厚的。

可正如前文所言，诸葛亮想要的，并不是一般人艳羡的功名富贵，而是一个能够让他经纬天下、廓清四海的广阔舞台。曹操的实力固然雄厚，排面也够大，但其麾下人才济济，可谓“谋臣如云，猛将如雨”，诸葛亮若去给他打工，捞一个体面的职位或许不难，可想要从一帮精英中冒出头来，进而大有作为，恐怕就不太容易了。

事实上，诸葛亮的几个好友徐庶、石韬、孟建后来的确去了曹操那里，可结果如何呢？徐庶历任右中郎将、御史中丞，石韬历任郡守、典农校尉，孟建历任凉州刺史、征东将军，虽然官职都不算小，但也没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功业。诸葛亮便为此感叹，曹魏那边就是人才太多了，所以他这几位好友都“不见用”。

此外，正因为曹操现在已经雄霸北方，家大业大，所以成长性反而没有那么强，能够让诸葛亮施展抱负、缔造不世之功的机会自然就少了，其职业前景和上升空间也就相对有限。倘若诸葛亮真的去了，最后也只能像徐庶等人那样，拼死拼活才干到大集团的中层，又怎么可能比肩于春秋名相管仲和战国名将乐毅呢？

总之，曹操太强，反而不是诸葛亮心目中最合适的老板。个中道理，就跟当初张绣想要投靠实力最强的袁绍，贾诩却劝他转投实力较弱的曹操一样——前者的成长性远远不如后者，所以投奔后者更有用武之地。

再来看孙权，各方面综合比较来看，似乎比曹操更不理想。

首先，江东历经孙坚、孙策、孙权的长期经营，内部的利益分配和权力格局已相对固化，后来者只能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来玩，在行为方式上要按部就班，在班位座次上要论资排辈。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干出一番事业，不仅会处处受限，而且势必要把大量精力耗在“办公室政治”上，很难有什么作为，更谈不上做出什么开创性的贡献。

其次，孙权集团的实力虽然不如曹操，但江东的人才却同样是济济一堂，如周瑜、鲁肃、张昭、张纮等，个个都是孙策当年的左膀右臂，堪称“两朝元老”，连孙权见了他们都要客客气气、尊重有加，诸葛亮去了能混出什么名堂？

很显然，他有再大的本事，也只能韬光养晦，屈居于这帮元老的光芒之下。倘若想冒尖，先得问问这帮人答不答应。换言之，孙家的庙虽然不大，但里头的神却不少，恐怕无处安放诸葛亮这尊自视甚高的大神。

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诸葛亮不选择孙权的原因。

那是在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奉命出使江东，张昭看出他是个人才，就向孙权力荐，而孙权也有意要招揽他。然而，诸葛亮却婉言谢绝了。有人问他什么缘故，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很显然，在诸葛亮看来，孙权虽然是个不错的老板，但不论是其个人的气度和格局，还是他所能给到诸葛亮的舞台和空间，恐怕都是有限的，充其量只能做到尊重和礼遇，却不足以让诸葛亮尽情地施展才干和抱负。

综上，当时天下最牛的两个大老板，就这样被诸葛亮一一排除了。

直到，他等来了刘备。

平心而论，相比于曹操和孙权，刘备其实是毫无优势可言的，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

首先，他出道这么多年，至今还寄人篱下，上无片瓦遮身，下无一地立锥，始终在各大诸侯的夹缝中辗转求存，可谓朝不保夕，时刻有性命之忧。其次，他年纪大了，虽然志向未改，但锐气和拼劲已在岁月中消磨大半，早已没有了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甚至因为“髀里肉生”而“老大徒伤悲”，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怀疑和深深的挫败感，这样的人还有创业的激情和雄心吗？最后，刘备眼下还在给刘表打工，而刘表早已在猜忌和防范刘备，所以就连荆州这唯一的栖身之所，刘备恐怕也待不长久，随时有可能发生变故，从而再度踏上流亡之路。

跟着这样一个要什么没什么、年纪却又一大把的老板，连起码的安全感都不能保证，还怎么建功立业，又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然而，在诸葛亮看来，这些表面上的劣势其实无关大局。他从刘备身上看出的，恰恰是一般人看不到的，也是曹操和孙权都不具备的优势。

首先，刘备身为“帝室之胄”，拥有一块先天的金字招牌。虽然当时的汉室早已倾颓，天子刘协只是曹操手中的傀儡，汉室宗亲的招牌远远不如承平之世的时候值钱，但在绝大多数士人百姓的心目中，刘汉皇室依然是当时天下唯一的正统，即便是曹操，表面上也仍然要尊奉大汉正朔，并以匡扶汉室为口号。

所以，刘备的皇族身份使他天然就站在了一个道义制高点上。要知道，曹操可是费尽心机，且不惜背负“挟持天子”的骂名才爬上这一制高点的。可见如果刘备能够善用，这块金字招牌对于凝聚人心、壮大队伍、开拓根据地都是大有用处的。

而且，诸葛亮本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也是偏于正统的，这一点显然与刘备的身份和“复兴汉室”的政治路线正相契合。所以，诸葛亮绝对有信心也有能力帮助刘备把这个得天独厚的品牌运作起来，让它在创业过程中发挥最大的效用。

其次，刘备礼贤下士，体恤百姓，有英雄之气度，以仁义著称四海，这些都属于可以变现的无形资产。

诚然，乱世之中，枪杆子和地盘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没有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和高明的用人之道，再多的枪杆子、再大的地盘，到头来也是守不住的，终究会风流云散、转眼成空。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等盛极一时的枭雄，都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

刘备眼下虽然枪杆子不多，也没有地盘，但只要能够把上述无形资产加以盘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资本扩张，迟早会创造出这些有形资产。

最后，刘备拥有一帮忠义无双的铁杆兄弟，如关羽、张飞、赵云，还有大舅子糜竺等人，个个都可以为刘备上刀山、下火海。这是一支足以傲视群雄的人才队伍，也是刘备创业之路上最强大的一笔核心资本。

尽管曹操、孙权麾下也有很多人才，也都是忠心耿耿，但他们跟曹操、孙权之间更多的是上下级的从属关系，在感情层面上显然不及关、张、赵等人与刘备的关系。换言之，假如有一天，曹操和孙权落到刘备这步田地，没有地盘，四处漂泊，寄人篱下，朝不保夕，那么他们麾下的许多文臣武将恐怕就会头也不回地离他们而去。即使没有立刻跳槽，其忠诚度想必也会大打折扣。

反观刘备，不管他混得多惨，只要还活在世上，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就会永远不离不弃、生死相随。他们忠于刘备几乎是无条件的，而追随刘备也基本上就是他们的人生意义所在。就这种纯粹性而言，无论是曹操麾下的曹氏、夏侯氏兄弟，还是孙权麾下的周瑜、张昭等人，虽然忠心也都无可怀疑，但生死不渝的情感成分恐怕就弱一些了。

乱世之中这份弥足珍贵的情义，就是刘备之所以能够屡败屡战、屡仆屡起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最终能够咸鱼翻身、转弱为强、开疆拓土、缔造霸业的最根本的力量！

这一切，诸葛亮全都看在眼中。

刘备眼下的实力不济和处境艰难，在诸葛亮看来反倒是自己可以大展身手的机会。正因为刘备现在很弱，亟须咸鱼翻身，才恰恰给了诸葛亮用武之地，让他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干；正因为刘备的创业还在路上，其内部人事关系相对简单，不存在那些惯有的“大企业病”，诸葛亮才能免去很多干扰和掣肘，得以心无旁骛地辅佐刘备开业立基，从而建立可比肩管仲、乐毅的奇功伟业，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打个比方，如果说刘备是一只潜力股，那么诸葛亮必须在其股价低迷的时刻介入，未来才有足够的上升空间，而像曹操、孙权那种估值已经很高的大白马，进去了之后即便不是高位套牢，收益只怕也不会可观。

简言之，选择曹操、孙权充其量就是锦上添花，人家有你没你区别不大；而选择刘备才是雪中送炭，刘备必然对你倍加珍惜。很显然，刘备和诸葛亮，彼此都需要对方，也都知道对方是那个足以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人。所以，他们二人的相遇和携手，注定会成就一段千古佳话，也注定会书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史称刘备听完诸葛亮的“隆中对”，激动万分地大喊了一声“善”，此后的日子，刘备就与诸葛亮形影不离、“情好日密”了。

二人好到什么程度呢？

好到关羽和张飞都吃醋了，忍不住当着刘备的面大发牢骚。

刘备才不管他们吃不吃醋，只给了他们一句话：“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三国志·诸葛亮传》）我得到孔明，如鱼得水，你们就不要多嘴了！

关、张二人一听，这才意识到诸葛亮在大哥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从此就乖乖闭嘴，不敢再说三道四了。

这就是刘备这种小企业的好处，人事关系简单，有什么不爽敞开来说，做大哥的一句话就可以把事情搞定。倘若在曹操和孙权那儿，诸葛亮胆敢一来就跟人家老大“情好日密”，那些元老和高管可能明里不说，暗地里一定会想方设法排挤你，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仅此一例，就足以证明诸葛亮选择刘备是多么明智。

四征黄祖：孙权的复仇

自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继承大哥孙策的基业后，年轻的孙权以雷霆手段平定了孙辅、李术等人的内部叛乱，又调兵遣将对遍及江东各地的山越暴动进行镇抚，前后大概用了三年时间，就稳定了人心，安定了整个江东六郡，并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及之后数年），不论是孙坚、孙策留下的元从宿将，还是孙权上位后着意提拔的后起之秀，都陆续团结在了他的周围，逐步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人才队伍。我们不妨在此开列一张名单，看看都有哪些牛人。

周瑜，张昭，张纮，鲁肃，诸葛瑾，顾雍，太史慈，吕蒙，甘宁，陆逊，黄盖，程普，韩当，周泰，陈武，董袭，徐盛，贺齐，蒋钦，凌统，吕范，潘璋，朱桓，朱然……

这是一份不完全名单，却足以见出江东集团的人才之盛。

到了建安八年（公元203年），终于坐稳了主公之位的孙权立刻把一件大事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件事，是孙权最大的心病，也是大哥孙策当年未能完成的一桩遗愿——剿灭黄祖，为父复仇！

黄祖是刘表麾下最重要的大将之一，任江夏太守，长年驻扎在沙羡（今湖北武汉市西南），扼守着长江要冲夏口（今湖北武汉市汉口地区）。所以，攻克沙羡、诛杀黄祖不仅是为了替父报仇，也是孙权集团扩张地盘、夺取荆州首先要做的事。

早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年仅十八岁的孙权就曾跟随孙策西征黄祖，那一仗打得异常激烈，虽然重创黄祖，歼灭了他的有生力量，可惜还是让他给溜了。

这几年，黄祖休养生息，积极募兵，重新训练了一支部队，显然已经缓过劲来了。所以，孙权不想再等，决定动手。

当年十月，孙权亲自挂帅，命周瑜、徐盛、吕范、程普、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大将水陆并进，大举进攻黄祖。

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孙权大军很快便击溃了黄祖的水军，遂一路西进，兵临沙羡城下，将其团团包围。黄祖不想坐以待毙，企图率部突围，结果被孙权军打了回去。

就是在这场战斗中，孙权方面牺牲了一位将领。他就是凌统之父凌操，时任破贼校尉。而杀死凌操之人，就是上面那张牛人名单中的一位、日后的东吴虎将甘宁。

当时，甘宁还在黄祖麾下效力。据《三国志·甘宁传》注引《吴书》记载，黄祖突围失败，被迫撤退。甘宁自告奋勇，负责断后。凌操率部追击，结果被甘宁一箭射杀了。

凌操阵亡后，孙权大军更是同仇敌忾，遂全力攻城。眼看已经胜利在望，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孙权的后院却突然起火了。后方传来急报，说豫章、丹阳、庐陵、吴郡、会稽等地的山越部族全面复叛，形势异常危急。

孙权无奈，不得不下令大军班师。

如果算上建安四年孙策指挥的那场西征，这已是江东集团第二次征讨黄祖了，可同样是功亏一篑。

这条复仇之路，看来要远比孙权想象的艰难得多。

不过，短短数年后，孙权就卷土重来了。黄祖的脑袋，只不过是在肩膀上多扛了几年而已。最后帮助孙权砍下黄祖脑袋的，不是别人，正是甘宁。

那么，甘宁又是怎么到了孙权麾下的呢？

这就要从头说起了。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县（治今重庆忠县）人，少时便喜欢当游侠，曾纠集了一帮“轻薄少年”，自己当起了黑老大，没少干杀人越货的事，连当地官府都怕他三分。后来年纪渐长，人也慢慢成熟了，遂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开始刻苦读书，学习诸子。此后进入官场，历任县吏、郡丞，不久又弃官归家。

数年后，甘宁离开益州，率部属八百人投到了刘表麾下，可惜却不受重用。甘宁看出刘表不是个成事的主，迟早会被人吞并。为了免于跟他一块儿完蛋，甘宁决定投奔江东。可是，他带着部众刚走到夏口，就被黄祖拦住了。

甘宁当然不敢说自己要去投奔孙权，那可是黄祖的死对头，而自己手下又只有八百人，想打也打不过。怎么办？

打不过就加入呗，还能有啥办法。

就这样，甘宁阴差阳错地成了黄祖的手下，然后在他这儿一干就干了三年。

黄祖跟刘表一样，有眼无珠，愣是没看出甘宁是个人才，一直拿他当普通的兵头使唤，甘宁为此十分郁闷。转眼到了建安八年，孙权大举来犯，甘宁摩拳擦掌，认定立功的机会到了，所以才会在前面讲的那场战斗中那么卖命。

果然，他一出手就了不得，一箭射杀了凌操，生生救了黄祖一命，这回可算是立下奇功了。

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黄祖竟然一扭头就把这事给忘了，非但没为他庆功，也没赏他一官半职，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

甘宁越发郁闷，却又无计可施，只好抱着混吃等死的态度，在黄祖手底下又熬了几年。

当时在军中，甘宁交了一位朋友，名叫苏飞，官居都督。此人知道甘宁绝非久居人下之辈，同时也替他打抱不平，便多次在黄祖面前力荐甘宁，可黄祖还是听不进去，始终不为所动。

甘宁彻底绝望。

看来，不想办法摆脱黄祖，这辈子就没指望了。可是，此地是前线，黄祖的防备异常森严，若带着手下那八百人逃跑，穿越防线去投奔江东，其性质属于叛变投敌，一不留神就会被干掉，危险性太大，所以断不可行。

苏飞很仗义，见甘宁束手无策，便替他想了个金蝉脱壳的办法。苏飞又去找黄祖，建议派甘宁去当邾县（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县长。

之前苏飞推荐甘宁，定然是希望黄祖重用他，比如拜他个偏将、都尉什么的，现在却只建议让他去当一个小小的县长，这样的要求在黄祖看来，显然是可以接受的。于是这回，黄祖总算是答应了。

甘宁如蒙大赦，就这样一溜烟跑到了邾县，在这里又招了数百人马，然后挂冠而去，头也不回地投奔了孙权。

从建安八年至建安十一年，孙权用了很大的精力一一平定了山越的叛乱。到了建安十二年冬，他就迫不及待地对黄祖发动了第三次西征。

这场战事在史书中的记载极为简略，只有一句话：“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三国志·吴主传》）

几乎没有任何值得一记的战功，只是带回了一些百姓。

此次出征为何如此草草收场，《三国志》没有给出原因。但据《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记载，很可能是因为孙权的母亲吴氏病逝了：“权母吴氏疾笃，引见张昭等，属以后事而卒。”

第一次随孙策西征，让黄祖逃之夭夭；第二次西征，因后方叛乱不得不撤兵；这第三次西征，又碰上了这么一个天大的噩耗——孙权内心的悲愤与不甘，可想而知。

按《资治通鉴》的记载，孙权很可能是心急火燎地往回赶，却还是没能见上老母亲最后一面。吴氏没等到儿子归来，只好召见张昭等人交代了后事。

倘若如此，那么孙权一定会把这笔账又记到黄祖头上——老子就是为了去讨伐你，才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

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孙权的心头，最后必然化为一种毁天灭地的可怕力量；当这种力量再一次爆发，也必然会将一连三次侥幸逃生的黄祖彻底碾为齑粉！

甘宁的到来，就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孙权的第四次西征。

孙权麾下多的是明眼人，所以甘宁一来，周瑜、吕蒙等人就极力向孙权举荐。孙权当然也不是刘表、黄祖那种脑子进水的老板，他一接见甘宁，便看出此人才堪大用，于是丝毫没把他当新员工看待，直接破格给了他元从老臣的待遇。

老板如此大气，甘宁岂能不感激涕零、拼死报效？

他很快就给孙权献上了一套扩张方略。这个方略与诸葛亮的“隆中对”，以及鲁肃之前所献之策可谓异曲同工，同样都是把目光瞄向了荆州和巴蜀。

甘宁是这么说的：“今汉室衰微，曹操终有一天会篡夺皇权。荆州之地，山川险要，与我西边接壤。我观察过刘表，此人既无深谋远虑，两个儿子又不成器，都不是能传承基业之人。主公当尽快行动，不可落于曹操之后。具体的策略，就是先取黄祖。黄祖现在老糊涂了，脑子越来越昏聩，军中的粮秣给养都很缺乏，左右亲信皆贪墨放纵之徒，将士们都心怀怨恨，且水军的舟船战具皆破烂不堪，农民不愿耕种，部众军纪涣散。主公若现在出击，一定能灭掉黄祖。然后大军一路西进，夺取楚关（今湖北长阳县西），地盘就能得到极大扩张，到时候，便可进一步规划如何夺取益州。”

甘宁是益州人，在家乡当过好些年黑帮老大，又在荆州待了不少年头，对两地的政风、民情都很了解，对黄祖的军事部署更是了如指掌。所以，他给孙权献上的，绝不仅止于上面这套宏观战略，一定还有很多具体的情报，如黄祖的兵力布防情况等，只是史书没有记载而已。

孙权得到这些情报，自然是如获至宝，喜出望外。尤其是这一次极有把握干掉黄祖，孙权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可是，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个人：张昭。

这位老成持重的顾命大臣听完后，却一点都不兴奋，只是淡淡道：“如今江东不宁，人心浮动，倘若大军西征，恐怕会发生变乱。”

当时，孙权虽然已经将山越叛乱镇压下去了，但山越人本来就散居于各地的深山老林，尽管大部已被击溃，却很容易化整为零、四处藏匿，自然也就很容易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所以，张昭担心的应该就是这个。

有道是攘外必先安内，倘若内部不稳，大军的确是不宜出征的。

可在斗志昂扬的甘宁看来，这白胡子老头就是太保守了。要是成天怕东怕西、瞻前顾后，那还复什么仇？成什么霸业？

更何况甘宁一来便受到孙权厚待，正急于建功回报老板，哪能被张昭一句话给堵回去？他当即很不客气道：“主公将当年萧何一样的重任托付于先生，让先生留守后方，而先生却担忧变乱，还怎么效法古圣先贤？”

以甘宁初来乍到的身份，敢跟两朝元老、顾命大臣这么说话，丝毫不给老人家面子，实在是有些鲁莽和不自量力了。如果孙权不给他撑腰的话，那甘宁接下来在江东的命运，恐怕不会比在黄祖那儿好多少。

所幸，孙权是一位明主，而且是一位血气方刚、锐意进取、一门心思想要复仇的明主。他当然不想受制于张昭。更何况，即使没有复仇这件事，启用甘宁这样的少壮派来制衡张昭这样的元老，本来便是一个霸主必定会采用的驭下之术。

所以，孙权压根不去理会脸色变得很难看的张昭，而是举起酒杯对甘宁道：“兴霸，我今年一定起兵讨伐黄祖，喝完这杯酒，这个方略就交给你了。爱卿只管尽力筹划，彻底诛灭黄祖，只要建立大功，何必在乎张长史说什么呢？”

当着张昭的面说这种话，乾纲独断的霸气可谓表露无遗，且制衡和敲打的用意也相当明显。闻听此言，张昭也只能悻悻闭嘴、保持沉默了。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经过一番精心筹划，第四次西征黄祖的战役终于拉开了帷幕。

孙权仍旧亲掌帅印，然后以周瑜为前军主将，以偏将军董袭、破贼都尉凌统、平北都尉吕蒙三人为前锋将领，又率前两次西征的其他将领，水陆并进，对黄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进攻。

黄祖严阵以待，布置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以两艘“蒙冲”（即艨艟）战舰横在沔口（今湖北武汉市汉口地区），然后用棕榈搓成粗绳，下面系着大石头，以此为锚固定舰船，封锁江面，并在两舰之上共部署了一千名弓弩手。

所谓艨艟，是汉代水军的主力舰，以生牛皮蒙住船身，船形狭长，船速快；船舷两侧开有小孔，船桨可从孔中伸出，并在其上部开窗，用以射箭及伸出长矛。

第二道防线，由都督陈就率水军组成战阵。

第三道防线，由黄祖亲率步兵坐镇沙羡城中。

孙权大军发起进攻后，在第一道防线就遇阻了。两艘艨艟上面的弓弩手拼命发射，一时间箭如雨下，极大地阻遏了对手。

身为前锋的董袭和凌统见状，马上各自组织了数百人的敢死队，每人都身披两层铠甲，然后乘坐巨型战船，突入两艘艨艟之中。董袭身先士卒，挥舞长刀砍断了那两根固定船身的粗绳。两艘艨艟同时失去控制，顺流而去，孙权军成功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紧接着，吕蒙率部与陈就激战，双方短兵相接。经过一番鏖战，冲锋在前的吕蒙亲手砍下了陈就的首级，将黄祖的水军彻底击溃，突破了第二道防线。

随后，水陆两路大军齐头并进，包围沙羡，对黄祖发起了总攻。

黄祖，你的末日到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让你逃出生天！

孙权命众将遴选出一批最精锐的士兵，然后不惜代价，轮番攻城。黄祖自知不敌，在抵抗了一阵之后，再次故技重施，率残部拼死杀出了重围，企图再度上演一场死里逃生的戏码。

然而这一回，幸运女神终究还是抛弃了他。

孙权的部众奋力追击，在城外不远的地方追上了黄祖，然后手起刀落，砍下了他的首级……

十六年前，孙坚在襄阳城外的岘山被黄祖部下射杀，当时的孙策虚岁十七，而孙权年仅十岁。可想而知，当父亲被杀的消息传回江东，复仇之念必定已在他们的心中深深扎根了。当年的黄祖断然没有想到，这两个孩子日后竟然会相继成为江东之主，并矢志不渝、前仆后继地要拿他的脑袋祭奠亡父的在天之灵。

哥哥孙策没做完的事情，弟弟孙权不但接着做了，而且一连做了三次。

这场复仇之旅虽然旷日持久，艰辛而曲折，但有志者事竟成——黄祖那白发飘飘的首级，最后还是沾着尚未凝固的鲜血，被送到了孙权面前。

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是曹操五年后在濡须口（今安徽无为县东南）所发的一句感慨，不过我想，当黄祖被砍下脑袋的这一瞬间，他的心中一定也会闪过类似的念头。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甘宁并未参加这场由他全力策划的西征。

前文说过，大企业都有这种先来后到、论资排辈的毛病，甘宁要想一飞冲天是不大可能的。除此之外的具体原因，应该还有两个。

其一，甘宁毕竟在黄祖麾下待了不少年头，那边的朋友应该不少，比如都督苏飞便与他交情深厚，所以让他参战不太合适；其二，甘宁之前杀了孙权这边的骁将凌操，而凌操之子凌统不仅继承了其父的破贼校尉一职，且担任了此役的前锋将领，若是让仇人甘宁与他一同出征，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妥当的。

虽说没有参战，但庆功宴自然少不了他这个策划有功之人。

在宴席上，甘宁一边享受着成功的喜悦，一边又心情沉重，因为对他有大恩的好友苏飞要被砍头了。

这次西征，孙权志在必得，所以事先命人做了两个木匣子，一个准备装黄祖的脑袋，而另一个，就是为黄祖的副手——都督苏飞准备的。

现在，黄祖的脑袋已经装了进去，苏飞的脑袋虽然暂时还扛在肩膀上，但也快了，顶多这场庆功宴过后就得搬家，住进匣子里了。

甘宁能有今天，全靠苏飞仗义相助，甘宁是游侠出身，最重这个“义”字。所以，他绝不能眼睁睁看着苏飞脑袋搬家。

酒过三巡，甘宁忽然离席，跪在地上，对着孙权连连磕头，磕得血都出来了，同时涕泪横流，对孙权道：“苏飞对我有恩，若是没有他，我早就转死沟壑、曝尸荒野了，更不可能在您麾下效力。如今苏飞虽然大罪当诛，可我还是想请求将军饶他一命。”

孙权听了，颇为感动，便道：“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可以免他一死。不过，他万一逃跑怎么办？”

甘宁大喜，忙道：“苏飞能免于身首分离之祸，受将军再生之恩，恐怕赶都赶不走，又怎么会逃跑呢？假如他真的跑了，甘宁就代他把自己的头颅装进匣子里。”

孙权很欣赏甘宁的义气，于是赦免了苏飞。

就这样，甘宁保住了苏飞的脑袋，可他自己的脑袋却很快就被人盯上了。

这个人就是凌统。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凌统岂能放过他？

孙权就怕凌统来这一手。虽然凌统的心情他完全能理解，可当初是各为其主，甘宁也没想到后来会跟凌统成为同僚。眼下既然都在一口锅里吃饭了，孙权当然不能让凌统跟甘宁自相残杀。所以，孙权就给凌统下了死命令，让他绝不能动甘宁。

为了防止凌统一意孤行，孙权下完命令后还是不放心，就索性把甘宁调了出去，让他领兵到外地驻扎，省得二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早晚惹出事端。

司马懿：待时而动，待价而沽

曹操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后，就寻思着该给自己升个官了。

当初他把大将军的名头让给袁绍，自己屈居司空之位，这么多年一直顶着这个虚衔，跟他的实力和贡献其实是很不匹配的。

如今他曹孟德功盖天下，这个司空就更显得寒酸了，必须换一顶足够大的官帽，才能名实相符。

那么，什么样的官职才配得上今天的曹孟德呢？

曹操思来想去，觉得还是丞相这个职位最合适。

丞相是西汉初年的三公之首，下面是御史大夫和太尉。虽然三者同为三公，但丞相这个位子天然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自古以来便是百官之首。所谓“掌承天子，助理万机”，丞相的权力是相当大的。东汉一代的三公（司徒、太尉、司空），只是名义上显贵，几乎没有实权，纯属中看不中用。到了董卓之乱后，三公更是成了烂大街的玩意儿，几乎一钱不值。

所以，曹操这回想给自己升官，自然是将这东汉的三公弃如敝屣，绝不会再用这些毫无意义的名头。

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以朝廷名义废除了三公之职，同时恢复丞相和御史大夫的设置，然后晋位为丞相。

曹司空就此成为历史，曹丞相从此闪亮登场。

既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官之首，那么对于官员选拔这件事，曹丞相自然要比之前更加重视。为此，他特意任命了两个清廉正直的官员：以崔琰为丞相西曹掾，以毛玠为丞相东曹掾，让他们专门主持选举。

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县（今河北衡水市故城县）人，河北名士，师从大儒郑玄，曾在袁绍帐下任职，为人刚正不阿，且文武双全。

毛玠，字孝先，陈留平丘县（今河南封丘县）人，少时为县吏，以清廉公正著称，建安初年便已在曹操麾下效力。我们前文说过，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的战略规划。

史称，二人“并典选举”后，“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享有盛名，但行为不检之人一概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二人选拔的，都是敦厚务实、谦逊温和之人，而那些华而不实、阿谀奉承之辈，就全都靠边站了。

自此，朝廷的风气为之一变，天下士人莫不以清廉守节自励，就连朝中的高官显贵们，也纷纷表现出艰苦朴素的样子，车马服饰的规格和档次都严格遵照制度，不敢有丝毫炫富摆阔的举动。据说，有的官员离职回乡时，还故意把自己弄得蓬头垢面，衣服也穿得很破旧，然后独自乘坐一辆简陋不堪的马车，连随从都不敢带。

虽说如此现象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且颇有作秀之嫌，却足以说明崔琰和毛玠自从掌管“组织部”后，廉政建设的确抓得不错，可以说蔚然成风。

这些上行下效、移风易俗的转变，当然都被曹操看在了眼中。他不禁感叹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三国志·毛玠传》）

用人如此恰当，让天下人都能自觉地管好自己，我还操什么心呢。

这话当然是在夸崔琰和毛玠，不过顺道也把自己给夸了——我曹孟德多么会用人啊！

事实上，曹操的用人之道的确值得称赞。尽管他本人在用人时更加注重才干，并不太看重一个人的私德，可这并不妨碍他任用称职的“组织部长”，让他们去选出德才兼备之人。

此外，曹操用人的宗旨和标准也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此前二十年属于抢地盘、创基业的阶段，用人当然要唯才是举，有能耐就上，一切以实用为准；而如今，随着北方的平定，至少在河南、河北地区，乱世烽烟渐渐消散，曹操就必须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来选拔官员，所以自然会倾向于德才兼备之人，而不是光看一个人的才干。换言之，只有吏治清明、官员廉洁，才能政通人和、四境安定，从而让社会慢慢回到正轨。

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此时的用人之道，其实已经从“打天下”的阶段悄悄向“治天下”的阶段转变了。当然，现在的局势离真正的“治天下”还很远，但曹操却不妨未雨绸缪，把好的规矩先立起来。

通过崔琰、毛玠的努力，一大批青年才俊在这个时期纷纷进入了朝廷。其中，就有一位日后足以左右三国局势甚至改变历史走向的牛人。

这个人，就是司马懿。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司马防历任洛阳令、京兆尹，据说早年曾多次举荐曹操。史称，司马懿自幼聪明，胸有大略，博学多闻，尊奉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之心”（《晋书·宣帝纪》）。当时的南阳太守、同郡之人杨俊以善于看人著称，他在司马懿年未弱冠时，便对他下了一句断语，说这个年轻人是“非常之器”，即非同寻常的大才。

早在建安六年，曹操便听说了司马懿，遂下诏征辟他到司空府任职。司马懿不想出来做官，就谎称得了痛风病，行动不便，婉拒了曹操。曹操不信，派人在夜里潜入他家去刺探虚实，结果发现他果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就这样，司马懿一直装病装了七年，直到这一次，建安十三年，他终于装不下去了。原因出在他哥哥司马朗身上。

早在曹操任司空期间，司马朗就被他招到麾下了。这回，崔琰又命司马朗担任丞相府主簿，然后对司马朗拼命夸司马懿，说：“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

文言文就是言简意赅，崔琰评价司马懿的这八个字，用现代汉语表示，就非得用一大串词语不可。“聪亮明允”就包括聪明、睿智、有洞察力、诚信；而“刚断英特”则包括刚毅、果断、英武、卓尔不群。

这么多褒义词是否都适合司马懿，我们暂且不论。单说这“诚信”（“明允”的“允”），难道不是在暗示并敲打司马懿，劝他别再骗人、别再装病了吗？

崔琰最后对司马朗说，你比不上你弟弟啊。这话也是半真半假，首先司马懿的才干的确在他大哥之上，这点毫无疑问；但与此同时，这话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你弟弟比你滑头多了！

想必，当司马朗把崔琰的话说给司马懿听时，司马懿一定会惊出一身冷汗。

正当司马懿惊疑未定之际，曹操再次征辟的命令就到了，让司马懿到丞相府去当文学掾。同时，曹操还让传命之人给司马懿带了一句话：“若复盘桓，便收之。”

如果再徘徊拖延，就把你打入大牢！

至此，曹操和崔琰演的这出双簧就完全揭开了。搞这么多事，目的无非就是要告诉司马懿：再敢抗拒我的命令，不但你自己小命不保，连你哥也跑不掉！

毕竟，司马朗在曹操手底下打工，你司马懿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得替你大哥考虑吧？

到了这一步，司马懿无论如何也躲不过去了，只好乖乖从床上爬了下来，到丞相府报到上班了。

纵观司马懿与曹操这段微妙的博弈故事，几乎就是在看一出权谋古装戏。曹操的霸道、多疑和司马懿的坚忍、机变，全都跃然纸上。

那么问题来了，司马懿为何宁可装病七年，也不愿接受曹操的征辟、出来做官呢？

《晋书·宣帝纪》给出的理由是：“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

翻译成白话就是：司马懿眼见汉室衰微，不愿牺牲自己的气节去为曹操效力。

这理由看上去冠冕堂皇，把司马懿说得跟个大汉忠烈似的，大有“汉贼不两立”的风骨，简直比刘皇叔还刘皇叔。

事实上，这完全是在用“政治正确”的套话来美化司马懿。但是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把司马懿写得单薄了。

众所周知，由于后来晋武帝司马炎追尊爷爷司马懿为晋宣帝，所以司马懿的传记在《晋书》里是以开国皇帝的身份来写的，故称“纪”而不称“传”。按照二十四史惯用的春秋笔法，对于历朝的开国皇帝向来是不吝溢美之词也不惜为尊者讳的。因此，《晋书》给出的这个理由听听则已，不必当真。

倘若如此，那司马懿拒绝曹操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答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明哲保身，待时而动；二、藏器于身，待价而沽。

何谓明哲保身，待时而动？

曹操第一次征辟司马懿，是在建安六年。当时，虽然曹操已经打赢了官渡之战，但袁绍还没死，河北还在袁绍手里，此后的局势如何演变还在未定之中。除非司马懿料定曹操必能平定河北，否则他绝不会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绑到曹操的战车上。从司马懿的性格和后来的一生行止来看，不管做什么抉择，只要局势尚不明朗，时机尚未成熟，他一贯是隐忍不动的，绝不会轻易出手。

乱世之中，活下去比活得好要重要得多。先保证活下去，再找机会慢慢活得好，这才是明智之举。有道是“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尽管建安六年的曹操已经是天下实力最强的诸侯之一，或许不能算是“危墙”，可在他取得绝对优势之前，司马懿也绝对不会视他为坚强的靠山。

到了建安十三年，时移势易，曹操不仅消灭了袁绍父子，而且平定了乌桓，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此刻，时局已经比七年前明朗多了，司马懿还有必要装模作样吗？若是这辈子都不想做官倒也罢了，如果他还想干一番事业，那么在这个时候投靠曹操，就是最合适的时机，也是最明智的选择。

所以，就算曹操不跟崔琰演一出双簧逼司马懿出仕，他迟早也会出来做官的，只是换一个出道的方式而已。

以上，就叫明哲保身，待时而动。

那么，何谓藏器于身，待价而沽呢？

按《晋书》所言，司马懿“聪朗多大略”，乃“非常之器”。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聪明睿智、谋略深远、格局宏大、器宇非凡之人。这样的人，对自己的未来必然是有高度期许的。建安六年，曹操第一次征辟时，司马懿虚岁才二十三，即使再有才华，也不太可能得到重视。而且，若是曹操一叫，你就屁颠屁颠地跑过来，甚至有可能被曹操看轻。

所以，与其二十出头就急着出来做官，还不如多花一些时间自我沉潜，积蓄实力，提升修为，同时静观时局演变。换言之，越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的人，越不会急吼吼地把自己变现——因为太急着变现，金主对你的估值往往不会高。司马懿胆敢称病拒绝曹操，恰恰会让曹操感到意外，从而在曹操心目中留下一个与众不同的印象。

而人的心理往往是——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觉得可贵。像曹操这样的雄主，占有欲比一般人更强，你越是拒绝他，他就越想得到你。如此一来，你的估值就在无形中大大提高了。

这就叫藏器于身，待价而沽。

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懿其实是看透了人性，也摸准了曹操的心思。

当然，想让估值大幅提升，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司马懿便为此付出了七年时间，而且是以装病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熬过了这七年。没有一种超越常人的坚忍意志，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建安十三年，当刘备和孙权不约而同地打起荆州的主意时，曹操的目光自然也盯上了这块肥肉。

事实上，早在年初，曹操刚刚平定乌桓、回到邺城不久，便已命人在邺城开凿了一片大型的人工湖，称为“玄武池”，专门用来训练水军。

其目的，就是攻打荆州，消灭刘表和刘备。一旦拿下荆州，向东可以顺江而下，攻略江东，消灭孙权；向西可以溯江而上，夺取益州，消灭刘璋和张鲁。

如此，便可平定天下、一统九州！

不过，在实施这个宏大的战略计划之前，曹操必须先做一件事，就是搞定关中的马腾和韩遂。

这两个家伙，前些年结拜为兄弟，后来却又互相攻击，反目成仇。之前，曹操为了稳定关中局势，特意命司隶校尉钟繇和凉州刺史韦端去做和事佬，好说歹说把二人给劝和了，然后把马腾调到了槐里（今陕西兴平市），让两人分开驻扎，以免再生事端。

如今，曹操准备南征荆州，还是对马腾不放心，觉得这家伙终究是个隐患，就又命钟繇的属下张既去游说马腾，让他把部众交给长子马超，然后携次子马休、三子马铁及家眷一同入朝。

很显然，对于一个军阀而言，放弃兵权入朝，那就成了人质，不管封多大的官，都无异于曹操砧板上的鱼肉。

所以，马腾虽然一开始勉强答应，可细细一想就反悔了，这件事就一直定不下来。张既见状，就想了个办法，将马腾即将入朝的消息传给沿途州县，并命各州县都要准备盛大的欢迎仪式，负责提供一应所需，且二千石以上官员都要出城迎接，总之就是怎么隆重怎么来。

这么一弄，入朝就是既成事实了，你马腾要是敢变卦，看看天下州县的官员们会不会一人一口唾沫把你淹死！

马腾没辙，只好乖乖入朝，带着两个儿子和家眷来到了邺城。曹操当即封马腾为卫尉，同时任命留守关中的马超为偏将军，统领原部众。把马腾和一大家子捏在手里，曹操相信借马超十个胆，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至此，关中的后顾之忧总算解除了。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亲率大军，挥师南下，吹响了进攻荆州的号角。赤壁之战的序幕，也就此拉开……

刘表归西，荆州失陷

就在曹操大举南下、荆州形势危急之际，无巧不巧，刘表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倒了。而且，这一病还不轻，一下就卧床不起了。

这种特殊时刻，荆州自然面临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第一，接下来，谁来当这个荆州之主？

第二，曹操来势汹汹，荆州是该战，还是该降？

刘表共有三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三子刘修。这老三刘修没什么存在感，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少得可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荆州牧的位子，也就是刘琦和刘琮两个人在争夺了。

正常来讲，传位肯定是要传给嫡长子的。起初，刘表也的确有意立长子刘琦为嗣，因为他觉得刘琦长得很像他，颇为喜爱。可问题是，刘表的原配早年亡故，他又娶了个小老婆蔡氏，而蔡氏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刘琮——如此一来，蔡氏自然就喜欢刘琮，厌恶刘琦，所以没少给刘表吹枕头风。日子一长，刘表内心的天平就朝刘琮倾斜了。

此外，蔡氏的哥哥蔡瑁和外甥张允又颇受刘表宠信，这两个人也经常在刘表面前说刘琦的坏话。众口铄金之下，刘琦当然就失势了。

一个失势的长子，最怕的还不只是失去了继承人之位，而是随时有性命之忧——因为老爷子一旦归天，蔡氏一党和刘琮为了防止他反扑，必定会置他于死地。

为此，刘琦惶惶不安，就去找诸葛亮问计。诸葛亮出于避嫌的考虑，不愿搭理他。刘琦没办法，就用了一个损招。有一天，他请诸葛亮到一座高楼上喝酒，却暗中命人把梯子撤掉了，然后对诸葛亮说：“现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话从先生嘴里出来，只落入我一人之耳，你可以说了吧？”

这就是“上屋抽梯”这个典故的出处，后来被收入了《三十六计》。

诸葛亮苦笑不已。无奈之下，只好给他出了一招，说：“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后汉书·刘表传》）

这里用的是一个春秋时期的典故：晋献公宠幸小老婆骊姬，想废掉太子申生，立骊姬生的儿子奚齐为太子。骊姬遂诬陷太子申生企图弑父篡位，申生被逼自杀。晋献公的另一个儿子重耳被迫流亡，直到二十一年后才回国继位。

诸葛亮的意思明摆着，就是劝刘琦赶紧找机会跑路，否则就是第二个申生。

刘琦如梦初醒。不久，恰好黄祖被孙权干掉了，江夏太守出缺，刘琦便主动向刘表要求顶替此职，出外镇守，随即溜之大吉，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而眼下，刘表病重，刘琦自然要回来探望。

可是，他刚一进襄阳城，蔡瑁等人立马就紧张了：哟嗬，你小子又回来了，这表面上是探望父亲，其实不还是惦记着荆州牧的位子吗？老爷子现在病得稀里糊涂，见了你之后，万一动了父子之情，把大位传给你，那我们岂不是没了活路？

于是，蔡瑁等人立刻把刘琦给拦了下来，说：“将军命你镇守江夏，责任重大，你现在却脱离部众，擅自回来，必定惹将军生气，若是因此病情加重，你可就要背上不孝的骂名了。”

这刘琦也是废柴一个，人家拦着不让他见，他果真就不敢见了，然后哭哭啼啼就回了江夏。

日后，曹操在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时，后面还有一句：“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

骂人家儿子如同猪狗，似乎有些不太厚道，不过话糙理不糙，刘表这两个儿子，智商的确都不在线——刘琦如此，刘琮也不遑多让。

刘琦走后没几天，刘表就寿终正寝、驾鹤西归了。

他就死在曹操即将大兵压境的前夜，可以说死得非常及时，不必去为荆州该战还是该降的问题头痛，也不必再为荆州的文臣武将、士绅百姓负什么责任，可谓两眼一闭，万事皆休。

刘表这一生，虽然胸无大志，偏安一隅，经常被时人和后世史家讥为“坐谈客”“自守之贼”“不见事变”“无君人之体”“非戡乱之才”等，但平心而论，正因为他在残酷的诸侯战争中始终保持“坐观时变”“从容自保”的中立态度，才能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保得荆州一方平安；正因为他不是曹操、孙权那样的霸王之才，也不是袁绍、袁术、董卓、吕布那样野心勃勃的枭雄，所以辖下七郡一百一十七县的士民才能够在这战火纷飞的乱世之中保全性命，休养生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也是难能可贵的功德一桩吗？

刘表在位期间，不仅肃清了境内的宗族豪强，使“群民悦服”，而且开立学官，博求儒士，让荆州成了海内俊杰、四方学者的避难之所。出于“爱民养士”、保护文化的动机，刘表大力安抚和赈济这些才俊之士，从而让他们安心在此读书治学。据有关学者研究，当时荆州的学校，在规模和制度上已经远超一般的州郡之学，几乎可以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这一点，仿佛可以让我们联想起抗战期间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大。

如此种种，又何尝不是刘表的政绩？

遗憾的是，刘表生错了时代。在汉末三国这样一个征战杀伐的乱世，不喜欢打仗，却喜欢文化，或许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原罪”！

在一个以杀人和抢地盘论英雄的时代，像刘表这种不思进取、苟且偷安的人，当然怎么看都是毛病。无怪乎陈寿会把刘表和袁绍放在一块儿，给二人盖棺论定，说他们都是“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三国志·刘表传》）。

若是承平之世，这些毛病无伤大雅；可在大乱之世，这些缺点却足以致命。

这是刘表的无奈，也是一个时代的无奈。

还好，刘表非常及时地撒手而去了，侥幸躲过了这场注定到来的灭顶之灾，起码得了个善终，没有成为曹操的阶下之囚或刀下之鬼。至于他身后的荆州，乃至身后的这个世界，还要打多少仗、死多少人，还要乱多少个年头，就统统与他无关了。

刘表死后，蔡瑁、张允等人顺理成章地把刘琮扶上了荆州牧的位子。

刘表生前，还有一个“成武侯”的爵位，刘琮为了安抚大哥，就派人把这个聊胜于无的侯爵印信送了过去。

刘琦一看，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小子夺了州牧的大位，却拿这么个没用的东西来施舍我，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他勃然大怒，把印信狠狠摔在了地上，然后终于雄起了一回，决定以奔丧为由，带兵打回襄阳去，夺回州牧之位！

可是，好不容易展现出血性的刘琦帅不过三秒，立马就又蔫了。因为，就在这时，他得到了曹操大军南下的消息。

恐惧立刻吞噬了他。

想来想去，还是躲在江夏比较安全，那什么鸟州牧，谁爱当谁当，老子不稀罕！

曹操来了，刘琮慌得六神无主。

他猛然发现，原来这荆州牧的位子就是个火炉，坐上来的结果就是在炉子上烤。早知今日，当初就不该费尽心机去抢这狗屁州牧！

然而现在发牢骚是没用的，还是得赶紧想办法。

就在这时，荆州主要谋士、时任章陵太守的蒯越，以及荆州“亲曹派”代表人物韩嵩，还有一个叫傅巽的官员，都一起来给他出主意了。

他们的对策很简单，就一个字——降。

可刘琮毕竟刚刚当上这荆州之主，让他放弃已经到手的一切，去向曹操俯首称臣，这落差实在是太大了，自然不甘心。

蒯越和韩嵩见状，就授意傅巽，给刘琮摆出了三条应该投降的理由，大意如下：

第一，曹操现在是朝廷的丞相，代表的是朝廷的意志，他来讨伐你，是顺乎大义，你若敢抗拒，就是逆臣贼子。顺逆强弱之势如此明显，你还有几分胜算？

第二，你刚刚继任州牧，位子都还没坐热呢，恐怕连荆州有多少能打仗的将领和士兵都不清楚，而曹操率领的是中原的百战之师，试问你如何抵御？

第三，你或许以为，可以把客居荆州的刘备派到前线去抵挡曹操，可你也该知道，刘备是曹操的手下败将，他打得过曹操吗？如果刘备打不过曹操，那你就更打不过了，届时恐怕举整个荆州之力也难以自保。退一步说，就算刘备打赢了曹操，可不妨想想，到了那一天，刘备还肯屈居于你之下吗？

刘琮听完，哑口无言。

人家说的句句在理，的确没有丝毫反驳的余地。

而且，蒯越是荆襄望族出身，属于典型的实力派，他和韩嵩一向都是亲曹的，倘若你始终不答应，那他们二人要联手取你刘琮的项上人头，不是易如反掌吗？到时候，人家把你的首级和整个荆州一并献给曹操，岂不是功劳更大？

事已至此，投降尚可保住一命，抗拒却注定是死路一条，刘琮没得选了。

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路进抵新野（今河南南阳市新野县）。刘琮赶紧派出使者北上，恭恭敬敬地献上降表和州牧符节，向曹操宣誓效忠。

曹操很满意，旋即率军继续南下，兵锋直指樊城。

直到此刻，驻军樊城的刘备还被蒙在鼓里，压根不知道刘琮已经举州投降了曹操。刘备只是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劲，就派快马去询问刘琮。刘琮这才派了一个叫宋忠的属官，带上文书来到樊城，算是正式通知刘备。

而这一刻，曹操大军已经迅速推进到了宛城（今河南南阳市），距樊城已不足三百里。

得知刘琮已经降曹，仿佛一声惊雷在刘备的头上轰然炸响。

这个叫宋忠的家伙，果然是来“送终”的！

刘备暴怒，对宋忠咆哮道：“你们做人做事怎么可以这样？不早告诉我，现在大祸临头了才让我知道，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个宋忠其实挺冤的，他除了名字起得晦气，其他也没犯啥错误，人家老板要投降，跟他一个打工的有半毛关系吗？

可刘备现在找不到人撒气，也只能拿这个倒霉家伙泄火了。他拔出刀来架在宋忠脖子上，怒骂道：“就算砍下你的脑袋，也不足以泄我心头之愤。滚吧，我刘玄德身为大丈夫，耻于临别之际还要杀人。”

泄完火，刘备就把宋忠轰走了，然后赶紧召集诸葛亮和关羽等人商量对策。

可想而知，众人一听，都是义愤填膺。有人建议，索性攻打襄阳，杀了刘琮，趁势把荆州据为己有。

很显然，这是个馊主意。可陈寿却在《三国志·先主传》里说，这个主意是诸葛亮出的。我觉得这几乎不可能。固然，“取荆州”是诸葛亮既定战略中最重要的一步，因为必须拿下荆州，刘备集团才有立足之地。可想取荆州也得看时候吧？眼下曹操的虎狼之师已经近在咫尺，你和刘琮还要窝里斗，那不是便宜了曹操吗？更何况，如果襄阳攻不下来，曹操大军又至，岂不是腹背受敌，死得更快？退一步说，即便拿下了襄阳，就能保得住荆州吗？倘若单凭刘备的力量就能对抗曹操，那诸葛亮又何必在“隆中对”里着重提出“联吴抗曹”的战略？

可见，说这个主意是诸葛亮出的，显然不太合理，所以陈寿的这一记载不足采信。

至于这个主意到底是谁出的，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它当场就被刘备否决了。不过，刘备否决的理由，却比我们这里说得冠冕堂皇得多。

刘备的理由是：“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

翻译成白话就是：刘表临终前把刘琮托付给了我，如果我乘人之危把荆州据为己有，那就是背信弃义、自私自利的行为，这是我不愿做的；假如这么做了，那我死后有何颜面去见刘表？

刘备此言，引出了一桩“刘表托孤（托国）”的悬案。之所以称为“悬案”，是因为刘表究竟有没有把刘琮或荆州托付给刘备，实属真假难辨，在历史上并无确论。

关于此事，裴松之在《三国志·先主传》的注里引用了三本书，罗列了三种不同说法。

上面刘备这段话，出自晋人孔衍所著的《汉魏春秋》。此外，还有时人王粲的《英雄记》和王沈的《魏书》两种说法。

《英雄记》的记载最简单，只有一句话：“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意思是刘表病重期间，专门给朝廷上表，推荐刘备任荆州刺史，这就是无条件地把荆州让给刘备了。

《魏书》的记载则比较详细。

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备曰：“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或劝备宜从表言，备曰：“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

刘表病重时，把荆州托付给了刘备，说：“我的儿子没有才干，得力将领又很少，我死以后，你就统领荆州吧。”刘备答：“将军的几个儿子都很贤能，您还是安心养病吧。”有人劝刘备照刘表说的做，刘备说：“刘表待我不薄，我若这么做，世人会骂我无情，我自己也不忍心。”

综观三种说法，分别是让位、托国、托孤。

前两个说法大同小异，都是把荆州交给刘备，只是前一个说法简单粗暴，后一个说法写得较为详细，增加了具体的对话，也给出了托国的理由，但二者同样不合常理，所以不足采信。

原因很简单：刘表一直在猜忌和防范刘备，怎么可能临死前突然把荆州交给他？倘若如此，那他的两个儿子怎么办？刘表难道不担心，到时候两个儿子会跟刘备爆发权力冲突吗？还有蒯越、蔡瑁这些人物，在荆州可谓根深势大，实力都不可小觑，刘表凭什么说“诸将零落”？这显然违背事实。像蒯越、蔡瑁这样的实力派，又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荆州落入刘备之手而无动于衷？假如刘表真的这么做，那无异于亲手给荆州埋下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也无异于让两个儿子以及蒯越、蔡瑁等人跟刘备混战血拼。这既不是一个父亲应有的做法，也完全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会干的事。

事实上，裴松之在引用了这两种说法后，也特意下了一段按语，对其表示了怀疑和否定。原话是：“臣松之以为，表夫妻素爱琮，舍嫡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备，此亦不然之言。”

大意就是，裴松之认为，刘表和妻子蔡氏向来宠爱刘琮，废嫡立庶是他们很久以来就计划好的，没有理由在临终前把荆州交给刘备，可见这两种说法是不对的。

既然刘表不可能让位或托国给刘备，那么最后一种说法，即《汉魏春秋》所言的托孤，又是否可信呢？

我认为有一定的可信度。理由有二。

首先，自己的儿子几斤几两，刘表心里最清楚，把这份偌大的家业交给刘琮，他肯定是不放心的。所以，临终前找一个相对可靠的人来辅佐，就是合情合理之事。唯一的问题是：刘表不是一直不信任刘备吗，为何又要托孤？

不信任是肯定的，但是要利用他也是肯定的。前文说过，刘表对刘备的态度，向来是既防范又利用。对刘表和荆州而言，刘备最大的利用价值就是抵挡曹操。所以刘表临终前对刘备的嘱托，重点很可能就在于此。

其次，按《汉魏春秋》的记载来看，所谓刘表托孤之事，是刘备自己说的。倘若刘表只是嘱托他加强军备、抵御曹操，这当然也是在辅佐刘琮，却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周公、霍光那种“辅政”意义上的“托孤”，更不等于赋予刘备“顾命大臣”的权力。此外，刘表可以把抵御曹操的事交给刘备，当然更有必要把其他重要的政务交给蔡瑁、蒯越等心腹。换句话说，刘表临终前一定要有所托付的话，首先肯定是找蔡瑁、蒯越等人，其次才是找刘备，只是前者没有被历史所记载而已。

综上，我们的结论就是：刘表临终前对刘备有所嘱托，这点应该是可信的，但刘备自己在转述此事时，很可能有意无意地将其粉饰成了意义重大的“托孤”，从而美化自己的人设，并借此表示自己不是那种背信弃义、乘人之危的人，如此便进一步完善了自己重情重义的道德形象。

如果刘备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么高尚，那么几年以后，他就不会在受刘璋重托的前提下，悍然背弃约定，从人家手中夺取益州了。

当然，作此结论并不是说刘备就是一个伪君子，只是想表明：人是复杂的，搞政治的人就更复杂了，用“高尚/卑鄙”“真诚/虚伪”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分法去简单地概括和评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成熟的。

无论一个政治人物做什么，最根本、最重要的考量，永远都是“利害”，而不是“是非”。刘备当然也不例外。这不是道不道德的问题，而是道德考量在残酷的政治博弈和军事斗争中并不适用。

因此，当有人建议在曹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攻打刘琮、夺取荆州时，刘备之所以否决，真正的原因并不是担心对不起刘表（道德因素），而是自知打不过曹操（现实因素）。

长坂坡之战：两大名将的高光时刻

面对来势汹汹的曹操大军，刘备只能拿出他最擅长的本事——跑路。

但这回并非一逃了之，而是有计划的战略撤退，从樊城撤往南边五百里外的军事重镇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县）。

因刘备在荆州长达七年，其间专门命关羽组建了一支水军，士兵近万人，战船数百艘，所以这回跑路，刘备决定兵分两路：由他本人及张飞、赵云、诸葛亮、徐庶等人，率步骑兵走陆路；由关羽率水军走水路，两军约定在江陵会师。

樊城与襄阳只隔了一条汉水。刘备率部经过襄阳城下时，派人向城头上喊话，让刘琮出来相见。史书没有记载刘备此举的目的，不过料想，估计是要找这小子骂一顿，教教他做人的道理。毕竟这回从头到尾都被这小子蒙在鼓里，险些被他害死，这口恶气总得出一出。

可是，刘琮现在已经降曹，跟刘备就变成敌人了。敌人居然带着兵马在城下叫嚣，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刘琮就缩着不肯露头。

刘备无奈，只好作罢。接下来，他本该争分夺秒抓紧跑路才对，可据史料记载，他居然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跑到刘表墓前去拜别，还流了不少眼泪：“备过辞表墓，遂涕泣而去。”（《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

以眼下的处境而言，刘备这么做，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紧接着，更不明智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说辞别刘表还只是耽搁了一点时间，不至于因此就被曹操追上的话，那么下面发生的这件事情，却几乎可以说是“自寻死路”，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就在刘备一行自襄阳南下的一路上，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涌来了十多万士绅百姓，死活都要跟着他刘玄德一块儿走！

要知道，百姓逃难跟部队行军那可是两个天差地别的概念。同样是跑路，部队急行军日行一二百里不在话下，而百姓则是扶老携幼、拖家带口，身上都背着行李，甚至很多还拉着板车、驴车、牛车，上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家当，那走起来不就跟乌龟爬一样吗？

《三国志·先主传》写得很清楚：“众十馀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馀里。”

日行十余里，无异于一群慢慢腾腾的羊等着曹操的虎狼之师前来宰杀！

见此情景，刘备身边的人连忙建议道：“应该急速行军，前往江陵，现在人这么多，可战士却太少，一旦曹操追上来，我们如何抵御？”

这是每一个脑子清醒的人，在这种时候都会出现的担忧。

可刘备的回答是：“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创立大业，必以人民为根本，如今他们追随我，我怎么忍心弃他们而去？

所以，刘备决定带着他们一块儿走。

在这样的时刻，做这样的决定，无异于自杀！

刘备的脑子很清醒，并不糊涂，他当然知道以这种速度前进，很快就会被曹操追上。可明知如此，他为何还要这么做呢？

今天有不少人认为，刘备拜别刘表的行为，是在作秀；而他带着百姓一块儿走的目的，则是把他们当成肉盾，以便曹操杀来的时候可以拿他们挡刀。

若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那么用“伪君子”来形容刘备简直太便宜他了，应该用“阴狠恶毒”“丧尽天良”来形容还差不多。

然而，这显然不是历史的真相。

理由很简单：倘若刘备真的这么想、也这么做了，那他从今往后就别想在汉末三国的江湖上混了，用不了多久，他必定会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后死得比谁都难看，根本不可能活得长久，更不可能逆袭成后来的蜀汉昭烈皇帝。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汉末三国虽然是个礼崩乐坏的乱世，但不等于当时的人都不讲名节和道义。恰恰相反，世道越乱，人们往往越看重忠义、仁德这些品质，因为它们比平时更稀少，所以显得更为珍贵。正因如此，暴虐无道的董卓、骄奢放纵的袁术，还有专门在老板背后插刀的吕布，不论曾经多么强大、多么嚣张，最后无一不是落入失道寡助、众叛亲离的绝境；而像关羽、张飞、赵云这样的忠义之士，才会博得世人的称道和崇敬。

可见，人心就是一杆秤。

这杆秤不论在治世还是乱世，都会准确地称量出一个人的人品。因此，假如刘备真的干了“拿百姓当肉盾”这样的烂事，那肯定是瞒不过世人的，也必定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首先，他身边的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就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事。因为这种做法已经突破了人性的底线，他们又怎么可能无动于衷，继续追随如此没有人性的主公呢？

可想而知，他们一定会对刘备感到深深的失望，乃至深深的厌恶，然后或迟或早弃他而去。

没有了这帮人的生死相随和鼎力辅佐，刘备还怎么打天下？还怎么开创蜀汉霸业？

此外，这种事情一旦做了，必定会传扬开来。到时候，四方诸侯及天下人会怎样看待刘备？比如说，孙权还会与他结盟抗曹吗？刘璋还会请他入蜀去对付张鲁吗？益州谋臣法正、张松还会做他的内应吗？关中悍将马超、长沙老将黄忠还会投奔他吗？失去了天下人的信任，刘备还怎么在荆州立足，进而拿下益州、汉中，最终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

所有这些，都将成为不可能之事。

当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枭雄走到众叛亲离、人人厌弃的地步，他就离死不远了。随便一个小地方的县令，都可以轻轻松松砍下他的人头。在汉末三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另外，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也就是从刘备的动机来思考这件事。

说刘备拿百姓当肉盾，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刘备自己估计跑不过曹操，才有必要这么干。但纵观刘备这大半生，打胜仗的次数很少，战败跑路的经验却相当丰富，逃命的功夫更是一流。所以，如果他一心只想逃命的话，何苦要带上十余万百姓这么大一个拖累呢？既然自己跑路有很大把握摆脱曹操，又何必拉百姓来当肉盾，从而背负千古骂名？这不是多此一举、得不偿失吗？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刘备绝对不可能干出“拿百姓当肉盾”这种自毁名节、自绝于天下的蠢事。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既然刘备明知带着百姓跑不快，为何还要这么做？

其实，答案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两个字：道义。

刘备名义上虽是汉室宗亲，但仅仅凭借这块招牌，远远不足以让他在这个乱世安身立命。那他的立身之本又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字——道义。

我们就拿曹操来做个比较。曹操是官二代出身，拥有很多足以立身创业的资源，所以道义在他那儿只是个工具，需要的时候拿来装点一下门面，不需要的时候便可弃置一旁。而刘备呢？苦孩子出身，一介草根，白手起家，他凭什么跟曹操、袁绍、袁术这些高干子弟出身的人一起逐鹿天下？

要比拼有形资产，刘备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刘备只能跟他们拼人品，以及由人品衍生出来的人设和名声。

可别小瞧这些无形资产的分量。我们说过，世道越乱，人们往往越看重忠义、仁德这些品质。所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也不论是先天秉性还是后天养成，刘备注定要以仁义立身处世，以道义凝聚人心，从而扬名立万，驰骋沙场。

换言之，“道义”在刘备这儿，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工具和手段，而是他立身、创业的大根大本，可以说有之则生，无之则亡！

因此，无论是去刘表墓前拜别，还是危急时刻带着百姓一块儿跑路，都是刘备这个人应该也必须做的事情，是由他的一贯人设所决定的逻辑必然。不管人们说他是作秀也好，是真情也罢，刘备都只能这么做，别无选择。

至于带着百姓跑路无异于自杀，刘备当然也知道。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若是弃百姓而去，刘备首先会感到良心不安，其次，苦心经营多年的人设会一朝崩塌，这个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带着百姓一块儿跑，虽然很危险，但实在不行再设法跑路，总会有一线生机，至少首先不违背良心，其次不破坏人设。

可见，面对这个两难的选择，刘备终究也没有最优解，只能握紧拳头对百姓们大喊一声——老乡们别怕，跟我走！

现在，让我们回到建安十三年的历史现场，看看接下来都发生了什么。

当刘备从樊城紧急南撤后，曹操马上判断出刘备是要逃往江陵。而江陵是个战略要地，储存了大量的粮秣和军用物资，绝不能落入刘备手中。

因此，曹操立刻把辎重留给后勤部队，然后亲率精锐，轻装急进，火速赶到了襄阳。到了这里，又听刘琮报告说刘备已经过去了，曹操索性把其他部队也扔下，只率领五千虎豹骑全力追击。

我们前文介绍过虎豹骑，这是一支精锐中的精锐，其战斗力和机动性在当时的军队中都是最强大的，没有之一。

就这样，曹操亲率五千虎豹骑，一日一夜疾行三百多里，终于在当阳境内的长坂坡（今湖北当阳市西南）追上了刘备，以及跟随他的十余万百姓。

当一支身经百战的虎狼之师对上十余万手无寸铁的逃难百姓，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史书没有记载当时刘备有多少部众，估计也就是几千人，而且以步兵居多，其战斗力跟虎豹骑比起来，自然是弱爆了。

所以，这场历史上著名的长坂坡之战，与其说是一场两军对阵的战役，还不如说是一场一边倒的屠杀。

曹操一声令下，恐怖的屠杀就开始了。

刘备的部众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战力对比太过悬殊，很快就全线崩溃了。至于那十余万百姓，被杀的被杀，被俘的被俘，剩下的就只能四散逃命、自求多福了。

当初曹操一时疏忽放跑了刘备，这些年来一直深感懊悔，因为他知道刘备是个人物，迟早会成为自己的劲敌。现如今，刘备就在眼前，曹操的目光就像一支利箭，瞬间越过无数乌泱泱的人头，直直射在了刘备仓皇而逃的背影上。

这一次，曹操绝对不会再放过他！

不过，身为汉末天下久负盛名的“常败将军”兼“跑路高手”，刘备逃命的本事绝对不比虎豹骑杀人的功夫逊色，所以曹操注定要失算。

眼看大势已去，刘备就跟此前的几回跑路一样，再一次扔下自己的老婆、孩子，仅带着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和数十骑兵逃离了战场。

此时，身边有个谋士却没有跟刘备一起逃，而是决定投奔曹操。

他就是徐庶。

徐庶做此决定，并非背叛刘备，而是迫不得已。因为，在混乱之中，他的老母亲被曹军抓了。徐庶心急如焚，只好向刘备告别，指着自己的心口说：“本来想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全凭这方寸之心，如今老母被俘，我方寸已乱，不能再辅佐你了，就此与将军别过吧。”

刘备固然惜才，却也没有理由阻拦人家，只好让他走了。

就这样，徐庶被迫成了曹操的人。

后世据此将徐庶奉为孝子的典范。他辞别刘备时说的话，就是“方寸已乱”这个成语的出处。此外，经过《三国演义》的艺术加工，后来又有了“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歇后语，意思是徐庶身在曹营却不肯为曹操出谋划策。徐庶这件事，还与当初关羽不肯为曹操所用的事迹一起，演化出了成语“身在曹营心在汉”。

事实上，徐庶进了曹营真的可以一言不发、只拿工资不干活吗？若说他在情感上一直没有忘记刘备，或许可信，可要说他在曹操那儿尸位素餐、啥事都不干，肯定与历史不符。徐庶后来在曹魏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岂是靠“一言不发”就能混上去的？可见，这只是罗贯中的艺术虚构，绝非历史事实。

言归正传，我们继续来看长坂坡之战的经过。

话说，刘备虽已年近半百、“髀里肉生”，可跑起路来，身形还是那么矫健，宛如风一样的男子，呼地一下就从曹操的视野中消失了。

曹操大怒，命虎豹骑继续追击，不砍下刘备的人头誓不罢休。

于是，一队虎豹骑紧紧咬住了刘备等人。

渐渐地，眼前出现了一条河流，河上横跨着一座窄窄的木桥，要摆脱追兵，守住这座木桥就是唯一的机会。张飞当机立断，让刘备和诸葛亮等人先走，自己则带着二十名骑兵，大马金刀地横在了桥上，就等追兵到来。

很快，那队虎豹骑就风驰电掣地来到了河边。然后，他们就被瞋目横矛、如铁塔一般立在桥头的张飞给挡住了。

准确地说，这些杀气腾腾的虎豹骑是突然间被吓住了。因为，他们感觉眼前这个家伙身上的杀气，要比他们强大得多，也可怕得多。

就在他们惊疑未定之际，张飞又猛然发出一声暴喝：“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

这一幕，无疑是张飞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用《三国演义》的话说，就叫“长坂桥头杀气生，横枪立马眼圆睁”。虽然真实的历史没有罗贯中老先生写得那么夸张，什么张飞一声怒吼，曹军大将“夏侯杰”就“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然后曹军“自相践踏”云云，但张飞舍身救主的忠义和视死如归的胆气，的确是罕有人及的。

仅此一举，就足以奠定他在汉末三国的名将地位，也足以令他名垂青史、享誉后世。

当然，曹操麾下的虎豹骑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如果鼓起勇气全部压上去，张飞和他的二十名骑兵终究是抵挡不住的。可问题在于，当时张飞“万人敌”的威名早已传开，这些虎豹骑深知，要想跨过这座木桥追上刘备，其代价便是——至少得有一二十人横尸于张飞的长矛之下。

谁愿意率先冲上去，成为那个代价呢？

这样的人恐怕很少。就算有人愿意充当这样的“先烈”，在冲上去之前，也必定需要一个酝酿勇气和下定决心的过程。

战机稍纵即逝。仅仅是这个思想斗争的过程，就足够让刘备一行绝尘而去、逃出生天了。

刘备、诸葛亮等人过河之后，埋头狂奔，等稍一回过神来，才蓦然发现——赵云不见了。

有人赶紧向主公汇报，说亲眼看见赵云掉转马头奔北边去了。言下之意，就是说赵云叛变了，在这危急关头投降了曹操。

刘备一听，毫不犹豫地拔出手戟扔向那个人，怒道：“子龙绝不会弃我而走！”

这倒霉家伙有没有被刘备一戟刺死，史书没有记载，不过从刘备的这一强烈反应来看，便足以说明他对赵云的信任之深。

没错，赵云掉头而去，并不是去投降曹操，而是去救刘备唯一的儿子——尚在襁褓之中的阿斗。

刘备早年戎马倥偬，虽然先后娶了几个老婆（生了两个女儿），但一直没能生下一个儿子，为此还特意收了一个养子刘封。直到客居荆州期间，甘夫人好不容易才为他生下刘禅，也就是阿斗。

阿斗生于建安十二年，眼下也才一岁。甘夫人抱着他，乘坐的是马车，根本跑不快，自然没办法跟着刘备逃命。

对于年近半百的刘备而言，失去阿斗，不仅很可能从此“绝后”，而且未来即便能够成就霸业，也没有自己的骨血来继承。这样的损失，无疑比战败本身惨痛得多。

赵云深知这一点，所以才会义无反顾地冲了回去，并且单枪匹马地杀进了曹军的虎豹骑中。此时刘备的部众早已溃败，即使甘夫人的马车旁边还有少数护卫，必然也是深陷虎豹骑的重兵包围之中。因此，赵云的这次救援行动，胜算是非常渺茫的，极大的概率是有去无回，就此捐躯。

相信，在掉转马头的那一刻，赵云一定已经做好了慷慨赴义、战死沙场的准备。

那一天的长坂坡，遍地尸骸，残阳如血。赵云手提长枪、纵马而去的背影，显得无比悲壮而决绝……

史书没有记载赵云是如何救出阿斗和甘夫人的，不过我们不难想象，要从成百上千的虎豹骑手中救出一个女人和一个幼儿，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也可以自行脑补一下，这场战斗会是多么血腥、惨烈、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如果用罗贯中的话说，就是：“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

就像张飞在长坂桥头的那一幕一样，赵云“单骑救主”的这一幕，无疑也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三国演义》中，赵云“七进七出”的故事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这场救援行动的艰难、惊险和曲折，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怎么渲染都不为过。

长坂坡之战，只是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战斗之一，然而就是这场战斗，一举成就了张飞和赵云“忠肝义胆”“义薄云天”的千秋英名，也让无数后人读史至此，忍不住血脉贲张、心驰神往。

赵云拼死救出阿斗和甘夫人后，很快就与刘备、张飞等人会合了。

见到大难不死、安全归来的妻儿，刘备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是难以言表的。《三国演义》说，刘备无以表达对赵云的感激，就把阿斗狠狠摔在了地上，还说了句：“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

这当然是虚构的。历史上的刘备不太可能做出这么戏剧性的动作，但是对赵云说一些感谢和勖勉之语，应该是少不了的。

此时，曹操的虎豹骑还在身后紧追不舍，而刘备这边的部众早已溃散，继续这么跑下去，很可能是死路一条。所以，刘备和诸葛亮等人商议了一下，决定改变原计划，不再走陆路去江陵了，而是往东南方向走，到汉水的渡口去跟关羽的水军会合。

曹操的骑兵天下无敌，可他的水军却是刚刚招募的新兵蛋子，只在邺城的玄武池里划过几天水，没那个本事追上关羽的水军，就算追上了，百分百也不是关羽的对手。

所以，刘备只能先摆脱曹操，然后再做打算。

就在这时，让刘备和诸葛亮都没想到的是，孙权方面派出的一个重要人物，竟然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这个人就是鲁肃。

更让刘备和诸葛亮感到惊喜的是，鲁肃居然在这生死关头给他们递来了一枚橄榄枝。不，确切地说，是给他们递来了一根救命稻草。

第二章 赤壁之战

孙刘联盟：诸葛亮的首秀之作

曹操率大军一路南下，迅速占据了江陵。

拿下这个战略要地的同时，曹操也收降了此地的荆州水军。接下来，向东可以顺江而下，追剿刘备残部，进而攻略江东；向西可以溯江而上，进取益州。至此，曹操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据了大半个荆州。南征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已经圆满达成。

随后，曹操开始大举封赏，任命刘琮为青州刺史，并将他与蒯越、蔡瑁等十五人全部封侯，同时任命蒯越为光禄勋，韩嵩为大鸿胪，蔡瑁为从事中郎，其余人等也各有任命。

对刘琮而言，虽然老板做不成了，但至少富贵可保，结局也不算太坏；而蒯越、蔡瑁等人对这个结果就更满意了——职位更高，薪水更多，一应福利待遇也都有提升，可谓皆大欢喜；至于谁来当这个荆州的老板，实在是无关紧要。

原荆州大将文聘，也是在这时候投到了曹操麾下，被任命为江夏太守，日后成了威震一方的曹魏名将。

面对荆州巨变，江东那边自然不会毫无反应。

早在刘表病卒的消息传到江东时，鲁肃便立刻向孙权建言，提出了“进据荆州，联刘抗曹”的战略。

他说：“荆州与我方接壤，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富庶，若据而有之，此乃帝王之资也。如今刘表刚死，两个儿子不和，军中诸将各怀鬼胎。刘备是天下枭雄，早就跟曹操结了梁子，他寄居荆州，被刘表猜忌而无用武之地。如果刘备与刘表二子能齐心协力，那我们就跟他们和平共存，缔结友好；倘若他们不能合作，那我们就另打主意，争取把荆州拿下。现在，我请求前往荆州，以吊唁为由跟他们接触，顺便拜访一下他们军中的重要将领，同时说服刘备，让他联手刘表的部众，共同对抗曹操，刘备必定欣然从命。若能达到这个目的，则荆州可保，天下可定。现在如不迅速前往，恐怕荆州就落入曹操之手了。”

孙权赞同这个方略，命鲁肃立刻出发。

鲁肃刚到夏口，便听说曹操大军已经进入荆州了。等他昼夜兼程，抵达南郡（江陵所在郡）时，又得到了刘琮降曹、刘备南撤的消息。

形势瞬息万变，看来荆州是保不住了，而今之计，只能是赶紧找到刘备，劝他联手抗曹。

鲁肃旋即北上，终于在刘备与关羽水军会合之前找到了他。鲁肃先是转达了孙权的问候，然后双方就目前的天下大势深入交换了意见。一番必不可少的外交辞令后，鲁肃终于对刘备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接下来打算去哪儿？

眼下的刘备，对自己的未来其实是完全蒙圈的。江陵肯定是不能去了，现在比较靠谱的落脚之处就是刘琦驻守的夏口。可是，在摸清鲁肃的意图之前，刘备也不想露出自己的底牌，便随口道：“我跟苍梧（治今广西梧州市）太守吴巨是老朋友，打算去投靠他。”

鲁肃知道刘备是在试探，便不再兜圈子了，直言道：“我们孙将军聪明仁惠，礼贤下士，江东英豪，无不归附，现已据有六郡，兵精粮足，足以成就大业。如今，我替阁下考虑，不如派遣一位心腹，前往江东，与孙将军缔结盟约，共图大业。倘若去投靠吴巨，那个吴巨只是个凡夫，且在偏远之地，很快就会被人吞并，岂是托身之所？”

刘备一听，就像行将溺毙的人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不禁大喜过望，自然是满口答应。当时诸葛亮也在场，鲁肃就跟他拉关系，说：“我是子瑜的朋友。”

“子瑜”是诸葛亮之兄诸葛瑾的表字。诸葛瑾早年避乱江东，目前在孙权麾下担任长史，也算是江东集团的核心高管。有这个哥哥在，对于诸葛亮下一步与孙权方面洽谈合作，自然是有帮助的。

诸葛亮当即跟鲁肃攀谈了起来，两人就此定交。

接着，鲁肃向刘备建议，顺江东下，进驻鄂县的樊口（今湖北鄂州市）。此地与刘琦驻守的夏口相距不远，双方可遥相呼应，共御曹操。

刘备依计而行，随即率部众来到了樊口。

此时，曹操占据江陵的消息传来，诸葛亮料定曹操很快便会东征，遂主动请缨，愿立刻出使江东，向孙权求救。随后，诸葛亮与鲁肃一同东行，来到了柴桑（治今江西九江市西南）。而孙权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了。

虽然鲁肃向刘备这边抛出了橄榄枝，但双方充其量只是达成了合作意向，至于最后能不能缔结正式盟约，其一，得看孙权的态度，其二，就得看诸葛亮的本事了。

这是诸葛亮自追随刘备以来，第一次独当大任，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秀”之作，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三国演义》为了表现诸葛亮的超群绝伦，用充满戏剧性的笔法演绎了一个“舌战群儒”的精彩故事，让诸葛亮以雄辩滔滔的口才，把张昭、虞翻等一干江东谋士驳得哑口无言。罗贯中刻画的这一经典桥段，在后世广为流传，至今仍脍炙人口。

可事实上，这一幕从未发生。

按正史记载，诸葛亮是直接面见孙权，二人单独会谈的。虽然这场谈判没有“舌战群儒”那么激烈和跌宕，但也是暗藏机锋，张力十足，而且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口才也是极好的。

双方一见面，略加寒暄后，诸葛亮便直奔主题，道：“今海内大乱，将军起兵于江东，刘豫州驻军于汉南（汉水之南），与曹操并争天下。如今，曹操兵锋过处，所向披靡，攻破荆州，威震四海。正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故刘豫州南撤至此，希望将军衡量自身实力，妥善考虑对策。将军若能率吴越之众与曹操抗衡，那就尽早与其断交；若无此能力，也不妨放下武器，脱下铠甲，向曹操北面称臣。可如今将军表面上服从他，内心却犹豫不决，事态危急，却无决断，恐怕大祸会随时降临啊！”

诸葛亮这一上来，调门就提得很高，明明是被曹操打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只能向孙权求救，却摆出了外交使节不卑不亢的姿态，把刘备、曹操和孙权说成是“并争天下”、平起平坐的三方势力，没有丝毫求人救命的意思，更没有一丝弱势者惯有的媚态和可怜相。反之，诸葛亮甚至还毫不隐讳地将了孙权一军，说他要是打不过趁早投降，否则就大祸临头了。这架势，哪是来求人的啊，简直就是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仿佛现在走投无路的不是刘备，而是孙权。

然而，孙权可不是刘琦或刘琮，人家定力强得很，根本不吃诸葛亮虚张声势这一套。

他静静地听完这番话，只淡淡地回了一句：“若如阁下所言，刘豫州何不干脆向曹操北面称臣？”

不愧是江东集团的老板，这反将的一军十分犀利。

倘若形势真的如此严峻，连我们江东集团都岌岌可危的话，那你们刘豫州混到如今这步田地，也没必要打了，干脆你们先降了得了，何必废这么多话？

诸葛亮被孙权这么一逼，索性把调门提得更高，说：“秦末的田横，不过是齐国的一位壮士，尚且坚守大义，不愿接受屈辱，何况刘豫州乃汉室贵胄，英才盖世，天下士人无不仰慕，投奔他如万水东流回归大海！假如大事不成，只能说是天意，岂能屈居于曹操之下？”

这就是把底牌亮出来了——我们虽然很弱，但我们不怕死，大不了就慷慨赴义，绝不向曹操卑躬屈膝。换言之，在我们刘豫州的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

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同时也是在用激将法，迫使孙权表明态度，就看你孙权接不接招了。

年轻的孙老板毕竟也是血气方刚，岂能被你诸葛亮给看扁了？打就打，谁怕谁啊！

孙权当即勃然作色，道：“我不可能以江东六郡之地、十万精锐之众而受制于人，我决心已定！”

所谓决心，当然就是决一死战了。

亮明态度后，孙权却话锋一转，把球给踢了回去，道：“虽然说，没有谁比刘豫州更有勇气对抗曹操，但你们刚刚打了败仗，凭什么面对这个危局？”

高调谁都会唱，问题是仗该怎么打。我孙权有六郡之地、十万之众，完全有资本跟曹操血拼，可你们刘豫州有什么？先说说你们有多少家底，再来谈战略合作的事吧。大家都是出来混的，谁也没义务做慈善。要想合作，就得实力对等，否则免谈。

话说到这份儿上，就不能再玩虚的了。诸葛亮当即换了一种诚恳的语气，对“联手抗曹”的战略进行了一番深入的可行性分析。

他说：“刘豫州虽然败于长坂，但归来的战士加上关羽的水军，足有精锐一万；此外，刘琦的江夏部众也不下万人。曹操虽然人多势众，但劳师远征，人马疲敝，听说之前为了追击我方，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这就是所谓的‘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对此，《孙子兵法》深以为戒，认为即使是最能征善战的将领，也必因此而败。况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这也是他们的一大劣势。此外，荆州士众归附曹操，只是形势所迫，并非心服。如今，将军若能命猛将统领精兵数万，与刘豫州同心协力，必然可以击败曹军。曹操若败，只能北还。如此，则荆州与东吴的势力便强大了，鼎足而立的态势就会形成。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望将军明断。”

诸葛亮亮出了家底，即关羽水军一万，加上刘琦部众一万，共计两万人。虽然不多，但他要求孙权的也不多，“数万”即可，大致就是三到五万。如此一来，孙权的“出资”比例固然比刘备这边大，可也不至于太过悬殊。

换言之，诸葛亮提出的这个“合资”方案，并没有占孙权太多便宜，还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孙权也觉得挺满意。至于诸葛亮分析的曹操的那些劣势，孙权当然也很清楚，否则他也没信心打这一仗。

既然双方取得了共识，且合作条件也基本谈妥，那么“孙刘联盟”就算正式缔结了。诸葛亮不辱使命，为刘备集团立下了一大功，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赢得了一个漂亮且意义深远的开局。

抗曹还是降曹：孙权的抉择

孙权刚刚与诸葛亮达成合作协议，曹操的一纸战书就顺江东下，递到了他的手上。战书写得简洁明快，就两句话：

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近来，奉天子之命讨伐叛逆，大军一南下，刘琮就投降了。现在，我将率领水军八十万，与孙将军在江东一较高下。

有道是人狠话不多。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曹操的自负和骄矜之色、志在必得与胜券在握之态，以及对孙权的轻蔑和恐吓之意，皆已跃然纸上。

曹操的意思明摆着：这场“会猎”，他就是猎人，而孙权就是猎物，要想活命，那就乖乖投降。

在此刻的曹操看来，平定江东已是水到渠成之事，而回头去收拾益州的刘璋、汉中的张鲁，更是如同探囊取物一般，所以，天下一统，已然指日可待！

至于兵败当阳、狼狈逃窜到樊口的刘备，更是不被曹操放在眼里。当时，曹操和麾下的人大都认为，刘备甚至都不需要他们动手，很可能会被孙权干掉。他们的逻辑是——曹军大兵压境，孙权定然恐惧不安，为了自保，他只能用刘备的首级来向曹操示好。

此时的曹营之中，只有极少数人是清醒的，其中一个就是程昱。

他的判断跟曹操等人恰好相反。在他看来，孙权非但不会杀刘备，反而很可能会与刘备联手。为此，程昱向曹操进言道：“刘备素有英名，且他麾下的关羽、张飞皆有‘万人敌’之称，孙权必定会利用他们来对抗丞相。一旦他们联手，刘备便会借助孙权来站稳脚跟、巩固势力。所以，不但孙权不会杀他，我们要杀刘备，恐怕也不容易。”

如果曹操能够听进程昱的意见，那他一定会暂缓出兵，先设法离间孙权和刘备，破坏“孙刘联盟”，然后再稳扎稳打，逐步向东推进，寻找机会各个击破。与此同时，其部众也能得到休整和喘息的机会，从而克服水土不服、瘟疫流行的问题。倘若如此，那么赤壁之战的结局，乃至整个三国历史的走向，或许就将彻底改写了。

只可惜，此时的曹操根本听不进去。

自从官渡之战后，一连串的胜利早已让曹操有些飘飘然了。此次南征荆州又如此顺利，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更让曹操生出了一种“天命在我”的绝对自信。因此，即便他相信孙权和刘备一定会联手抵抗，也有信心把他们一块儿收拾了！

骄兵必败。这是一个常识，曹操比任何人都懂。可当一个人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常识就会被忘记。而当一个人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时候，他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自己。

日后来看，曹操之所以会在赤壁之战中遭受他这一生中最惨重的失败，其根本原因，早在此刻便已露出了端倪。

接到曹操的战书后，孙权内心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他立刻召集臣僚，把曹操这封牛皮烘烘的“恐吓信”让众人传阅了一遍。

结果怎么样？

史书在这里用了非常传神的六个字：“莫不响震失色。”（《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我们可以脑补一下那个场景，众人看完信，首先是嗡的一声，发出了抑制不住的惊呼，紧接着就是唰地一下，一个个变得面无人色。

曹丞相的兵威和震慑力，于此可见一斑，也难怪曹操那么自信。

首席谋士张昭率先发表了看法，然后众人纷纷附和，总结起来，大致是这么个意见：曹操是豺狼虎豹，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不动就以朝廷的名义发号施令，如今我们若是对抗，便是名不正、言不顺。此外，我们唯一的屏障，就是长江。而今曹操拿下了荆州，又收降了刘表的水军，艨艟战舰数以千计。曹操顺江东下，水陆并进，这便是占据了一半以上的长江天险，敌众我寡、兵力悬殊，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实。所以，依我等愚见，出于大局考虑，不如迎接曹操，归顺朝廷。

衮衮诸公说了半天，其实也就一个字：降。

此时此刻，不难想见孙权内心的失望和愤怒。

这帮软骨头！平日高官厚禄养着你们，事到临头，却无一人可为江东分忧，个个都想着改换门庭，去跪舔曹操，你们的节操何在，骨气何在？！

当然，孙权只能在心里吐槽，表面上是不好开骂的。

偌大的殿堂上，只有一个人从头到尾不发一言。

他就是鲁肃。

孙权阴沉着脸，目光从众人脸上挨个儿扫过，然后默默地站了起来，上厕所去了。

他知道，鲁肃憋了一肚子话想说，但在这大堂之上，是说不得的，所以君臣二人只能另外找个地方。

果然，孙权刚一进厕所，鲁肃就跟了进来。

孙权一把抓住他的手，万分焦急道：“你有什么话要说？”

鲁肃赶紧道：“方才众人那些话，是成心要害将军的，这些人根本不足以共谋大事。说难听些，张昭他们可以降曹，我鲁肃也可以降曹，唯独将军不能！何以言之呢？我降了曹操，他定会让我回乡，给个一官半职，再不济也能当个‘下曹从事’之类的幕僚官。到时候，牛车还是有得坐的，左右跟班也不会缺，只要跟那些高官多多结交，自可步步高升，日后也不失为州牧郡守。可将军呢？你一旦降了曹操，又能在何处安身立命？愿将军早定大计，别听那些人的馊主意。”

孙权苦笑，一声长叹：“他们的意见，让我非常失望，而你的想法，正与我不谋而合。”

孙权不是刘琮那样的软蛋，更不是若干年后那个乐不思蜀的刘阿斗，要让他把父兄艰苦创立的基业拱手让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先把他杀了。

诚然，面对强大的曹操，恐惧和忧虑是在所难免的，孙权绝不会例外。但这恰恰是考验勇气、智慧和抗压能力的时候。越是在这种险恶的局面下，越是要挺直脊梁，咬紧牙关，拿出全部的血性和力量去迎接挑战。无论古今中外，这都是每一个成功创业者的必修课。

直面挑战，是一件很苦、很累、很难的事情。如果说创业者在这方面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两个字：硬扛。

舍此，别无他途。

要想轻松，趁早打工；想做老板，就得扛住种种非人的折磨。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这就是做老板的宿命。

就像鲁肃说的，像张昭这些职业经理人，他们永远是有选择、有退路的，大不了就是换一个老板、换一家公司而已，薪水和职位都不会比原来差，甚至还可能更好。可是，像孙权这种做老板的，注定没有退路可言，因为一旦失败，就意味着人生的毁灭。

当然，毁灭不一定是肉体意义上的。正如刘琮和后来的刘禅一样，企业被强行收购后，他们照样可以过富家翁的日子。可从本质上讲，他们都不是创业者，只是富二代而已。他们的人生意义本来就不在于创业，而是保有富贵、享受生活，所以企业没了就没了，他们反倒乐得轻松自在。可孙权不同。他不是富二代，而是创二代。父兄草创的基业，正是在他的手上实现巩固和扩张的。对于有志气的创二代而言，一旦企业破产倒闭，承受的便是双重痛苦：既苦于自己的无能和失败，又苦于辜负了创一代。

简言之，如果孙权投降了曹操，其肉身或许可活，但精神却注定会被打入炼狱。

这是无法承受的。

因此，他没有退路，只能拼死一战。

当时，周瑜奉命在外办事，鲁肃提醒孙权赶紧召回周瑜，共商大计。

眼下的江东集团，资历最深、威望最高的元老就两个，一个是张昭，还有一个就是周瑜。孙权知道周瑜一定是主战的，所以一把他召回来，便又命张昭等人过来一起开会。其目的，就是要让周瑜发出主战的声音，说出他想说而不便说的话。

周瑜心领神会，所以在会议上，他面对孙权的慷慨陈词，其实是专门讲给张昭这些投降派听的。周瑜说：“曹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将军英明神武，雄才大略，又继承了父兄之基业，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士众精锐，英雄用命，当横行天下，为汉室除残去秽。如今，曹操自己上门送死，我们为何要降？请让我为将军进一步分析：其一，北方并未全部平定，马超、韩遂又盘踞关中，这都是曹操的后背之患；其二，曹操舍弃鞍马，改乘战船，与我习于水战的吴越争锋，这是自不量力；其三，眼下正值严冬，千里冰封，马无草料，而曹操驱使北方部众远涉江河，水土不服，必生疾病。此三者，皆是用兵之大忌，曹操却贸然行之。将军生擒曹操，就在这一仗。我愿领精兵数万，进驻夏口，保证为将军破敌！”

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张昭等人无言以对，只能保持沉默。

孙权扫了众人一眼，知道表态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朗声道：“曹操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只是顾忌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和我而已。如今，这些枭雄都没了，只有我还在，我与曹贼势不两立。你主张迎战，正合我意，你就是上天派来助我的！”

说到这里，孙权霍然起身，拔出佩刀，狠狠地砍在面前的书案上，厉声道：“诸位将吏，如果还有人敢再说一句投降曹操的，与此案同！”

张昭等人顿时噤若寒蝉，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

很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孙权收刀入鞘，拂袖而去。

当天晚上，周瑜又单独面见了孙权，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曹操的真实兵力。

曹操号称有水陆大军共计八十万，实际上有多少呢？

周瑜告诉孙权：“大伙只看见曹操在信中自称有八十万人，就都吓坏了，没有人愿意进一步了解虚实，便纷纷主张投降，简直不值一驳。事实上，我已经侦察过了，他这回带来的中原部众不过十五六万，且早已疲惫不堪；另外招降的刘表水军，顶多也就七八万人，况且还军心不稳。他这样子，以疲惫之师统御军心不稳的部众，人数再多，也不足畏。我只要精兵五万，便足以制敌，愿将军勿虑。”

孙权大感欣慰，拍了拍周瑜的后背，感慨道：“公瑾啊，卿之所言，甚合孤心。张昭他们，只顾自己的妻儿老小，暗藏私心，让我非常失望，只有你和子敬（鲁肃），跟我是一条心，这是上天派你们来辅佐我啊！只是，五万精锐，仓促之间难以调集，我已选了精兵三万，还有战船、粮草及一应军需物资，皆已齐备。你和子敬、程公（程普）先行出发，我会继续集结各地部众，尽量多运一些军需粮秣，做你的后援。你在前线，若能取胜，那就什么都解决了；万一失利，就回来与我会师，我当与曹操决一死战！”

随后，孙权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黄盖、韩当、吕范、吕蒙、甘宁、凌统等一干猛将，共领三万精锐，溯江西上，迎战曹操。

此时，身在樊口的刘备，早已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天天让巡逻兵去江边守望，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孙权的救兵早日到来。

这一日，巡逻兵忽见东边江面上旌旗招展、樯帆林立，立刻飞报刘备。刘备大喜过望，赶紧派人前去劳军。可是，前去劳军的人却在周瑜那儿碰了个软钉子。

周瑜安坐在主帅的战舰上，一脸倨傲地对来人说：“军令在身，不可擅离职守，可否请刘豫州屈尊移驾，前来会面？”

周瑜这么做，显然是不合规矩的。

从结盟的角度说，刘备是一方主公，周瑜只是另一方的大将，身份高低摆在那儿，岂能让刘备来见他？此外，刘备曾任徐州牧、豫州牧、左将军，文职相当于省部级领导，武职是高级武官，而周瑜的老板孙权只是会稽太守、讨虏将军，文职属市厅级干部，武职只是杂号将军。可见，连老板孙权都比刘备低了好几级，更不用说周瑜了。

然而，周瑜却偏偏要来个尊卑颠倒，摆明了就是瞧不起刘备，故意让他难堪。

你刘玄德顶着那么多头衔，又有什么用呢？到头来，还不是恓恓惶惶如一条丧家之犬？至于结盟，那只是名义上好听，给你们留点颜面而已，事实上还不是你们有求于我们，请我们来救命的？既然如此，那我周公瑾凭什么上岸去见你呢？识相的，就自己过来见。

这就是周瑜的潜台词。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刘备这边，关羽和张飞一听就炸毛了，说什么也不让他去。刘备苦笑道：“他想见我，那我就去见见呗。咱们现在倚仗人家，若是不去，就不是同盟该有的样子了。”

随后，刘备便乘坐一条小船，恭恭敬敬地来到了周瑜的旗舰上。

双方寒暄了一下，刘备赶紧问：“不知此番带了多少兵力前来？”

周瑜答：“三万人。”

刘备有些失望，说：“可惜太少。”

周瑜说：“这就够了，刘豫州且看我破敌吧。”

见他如此自信满满，刘备也不好再说什么，便提议让鲁肃他们也过来，大伙讨论一下御敌之策。

周瑜又露出了倨傲的神色，说：“军令在身，他恐怕也不宜擅离职守。你若想见子敬，可自己到他的船上去见。”

刘备又被噎了一下，只好称赞周瑜治军严明，自己深感惭愧云云，总之就是忍气吞声，丝毫不敢得罪周瑜。

史书记载的这一幕，把周瑜的盛气凌人和刘备的委曲求全刻画得相当到位。也许，罗贯中老先生就是看不惯周瑜的这种做派，想替刘备打抱不平，才在《三国演义》中把周瑜塑造成了一个嫉贤妒能、心胸狭窄之人，还虚构了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让周瑜被自己的小肚鸡肠和技不如人活活气死，临死前还留下了“既生瑜，何生亮”这种充满了不甘和怨恨的遗言，可以说把周瑜黑得十分彻底。

毫无疑问，周瑜是让罗贯中给污名化了。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周瑜，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跟罗贯中塑造的“嫉贤妒能、心胸狭窄”相反，正史记载的周瑜，恰恰是“性度恢廓”“谦让服人”，即性情豁达、度量恢宏，且为人谦让，能够以德服人。在《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中，记载了一则周瑜与程普交往的故事，便足以证明。

程普是孙坚的老部下，早年追随孙坚讨伐董卓，后来又辅佐孙策平定江东，是典型的“三朝元老”，所以自恃年长功高，一向瞧不上年纪轻轻的周瑜，经常当众折辱他，但周瑜却一贯谦让，始终不曾计较。时间一长，连程普自己都过意不去了，对周瑜越来越佩服和敬重，遂主动与他结交，且逢人便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与周瑜交往，如饮美酒，不知不觉便醉了。

这显然是极高的评价，尤其是出自昔日鄙视他的人之口，就更是难能可贵了。

从此，周瑜“谦让服人”的胸襟和品德就被时人传为美谈。

不仅是美德受人称道，周瑜身上还有很多闪光点，如颜值高，风度翩翩，音乐造诣一流（时人称“曲有误，周郎顾”），文武双全，有勇有谋，对孙权忠贞不贰，在赤壁之战中居功至伟，等等。

正因如此，后世的许多文人墨客都对周瑜赞誉有加。如诗仙李白有诗云：“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南宋范成大也有诗云：“世间豪杰英雄士，江左风流美丈夫。功迹巍巍齐北斗，声名烈烈震东吴。”而最为脍炙人口的，莫过于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对周瑜的描写和称颂：“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值得一提的是，“羽扇纶巾”这个词，本是苏轼用来刻画周瑜“儒将”风姿的，不料后来却被罗贯中移花接木地套在了诸葛亮身上，从此几乎成了诸葛亮的专用造型，实在让人无语。尤其当我们联想到，在罗贯中笔下，“羽扇纶巾”的诸葛亮在“谈笑间”就气死了周瑜，这样的画面就更讽刺了，只能说周瑜实在太冤。

既然历史上真正的周瑜是性情宽厚、度量恢宏之人，那么他为何会在刘备面前表现得那么傲慢无礼呢？

原因很简单，周瑜看得比一般人深远。他很清楚，眼下刘备跟江东只是迫于曹操的威胁才联手的，双方的“蜜月期”注定不会长久。一旦危险过去，双方迟早会为了争夺荆州而刀兵相见。所以，在此刻的周瑜眼中，刘备与其说是盟友，不如说是潜在的对手。

既然如此，周瑜又何必跟刘备太客气呢？

当然，周瑜性格中有自命不凡、恃才傲物的一面，这也是不可否认的。相比之下，刘备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隐忍、退让和委曲求全，倒真有一些谦谦君子之风，也颇有成大事者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的风范。

不过，刘备终究是一个玩政治的。如果说，周瑜的傲慢在政治场上是一种不太老到的表现，那么刘备的隐忍，从政治博弈的角度讲，却更像是一种老谋深算的城府和心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此之后，刘备就做了两个很有针对性的小动作。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两个小动作都不太厚道。

其一，刘备并不相信周瑜能以区区三万人马战胜曹操，所以留了个后手，暗中把麾下的两千精锐交给了关羽和张飞，命他们跟周瑜的主力拉开一段距离，让这支部队不受周瑜节制，以便保存实力，万一情形不妙可随时开溜。

这就是刘备诡谲的一面。

按理说，双方联手御敌，都应该倾尽全力，尤其是刘备本来兵力就少，更应该全部拉到前线才对，可他还没开战就打起了保存实力的小算盘，显然违背了结盟的规则和道义。

其二，赤壁之战胜利后，刘备赴江东与孙权聚宴，席间趁左右无人，悄悄对孙权说了一句话：“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周瑜文武双全，是人中豪杰，看他的器宇和格局都十分远大，恐怕不会长久地做你的臣子啊。

意思明摆着：像周瑜这么厉害的人，怎么会甘心打一辈子工呢？他迟早会造你孙权的反啊！

这个离间计，可以说阴损到家了。假如孙权是个没主见的老板，那刘备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足够让周瑜脑袋搬家了。

这就是权力角斗场的可怕之处，略施小计便可杀人于无形。刘备这么干，首先是因为江东有周瑜这么厉害的人物，会极大阻碍他日后的霸业，所以借孙权之刀杀了周瑜，便是上上之策；其次，来而不往非礼也，之前在樊口受到周瑜那样的羞辱，刘备自然得瞅准机会“回报”一下，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当然，上面这两则记载，都出自裴松之所引的《江表传》，并非出自陈寿的《三国志》。《江表传》是西晋人虞溥所著，以记录孙权这一方的史事为主，其立场难免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即偏向于正面描述孙权这一方的人物，而对于曹操、刘备这两方的记录，其真实性如何，现已无从考证，只能聊备一说。

所以，刘备到底干没干过这两件事，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作结论，还请读者诸君自行判断。

火烧赤壁，曹操惨败

周瑜率部在樊口稍作休整之后，便与刘备合兵一处，继续溯江西上。与此同时，曹操也率领大军从江陵浩浩荡荡地顺流东下了。

当庞大的舰队在宽阔的江面上疾速前行，高悬的旌旗迎着大风猎猎招展时，曹操立在主舰的船头，望着两岸连绵起伏的群山不断向身后退去，这幅壮美的景致一定会令他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而深深隐藏在枭雄躯壳下的那颗诗人的灵魂，一定也会在此刻躁动不安，仿佛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野兽瞬间苏醒了过来。

有一种说法，认为曹操那首享誉后世的《短歌行》，就是在这时候写下的。我愿意相信这种说法。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道：“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可见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建安十三年冬天的这场东征，在曹操眼中，几乎可以确定就是一场定鼎天下之战了。因为在当时的天下，还有实力和勇气敢跟曹操对决的，也就只有孙权和刘备了。可他们的抵抗在此刻的曹操看来，却注定是螳臂当车、蚍蜉撼树——只要在这一战中把他们一举歼灭，天下便唾手可得！

一旦九州复归一统，四海从此太平，那我曹孟德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我还能做什么呢？

即将到来的人生巅峰，以及巅峰过后必然会有的巨大空虚，就这样如影随形地在曹操心中开始了一场华丽的预演。

当枭雄的万丈豪情与诗人的多愁善感在这一刻激烈碰撞，一首雄浑壮阔又沉郁苍凉的千古绝唱，就像地底下汹涌奔流的岩浆一样不可遏止地喷涌而出。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最后总结全篇的四个字“天下归心”，无疑是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夜最真实的内心写照。

当然，此刻献帝刘协还在位，所以曹操必须在这气吞山河的四个字前面，再加上一个政治正确的修饰语：“周公吐哺”。

就算我统一了天下，那也是帮大汉朝廷统一的。你们别担心，我曹孟德只想做周公，不想做王莽，我是不会篡汉自立的。

作为一个一心想要“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短歌行·其二》）的绝世枭雄，会以周公的功业为满足吗？仅仅是辅佐皇帝安定天下，就会企及他心目中的人生巅峰吗？

不可能。如果即将打响的这场赤壁之战最后以曹操全胜而告终的话，那么想必用不了几年，献帝刘协一定会提前退位去当那个可怜的“山阳郡公”，而曹操也一定会登基御极、君临天下，用不着等若干年后才由曹丕来给他追尊一个“魏武帝”。

他在诗中表达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不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意思吗？有着如此雄心的人，又怎么可能在诱人的皇帝宝座面前戛然而止、功亏一篑呢？

所谓“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中的“忧思”，绝不是普通的烦恼，而是一种人世间无药可解的巨大忧愁，是一种独孤求败般的“无敌是多么寂寞”。而只有当上皇帝，走到这个世间的绝对巅峰，才有资格享受这种孤家寡人独有的空虚与寂寞。

倘若只是做周公的话，何来此忧呢？正所谓“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整天辅佐朝政忙都忙死了，哪还有闲情逸致“对酒当歌”，然后苦思冥想“人生几何”？

显而易见，曹操是提前模拟了登基称帝之后的心境。也就是说，当他获得了这个世间最终极的成功之后，必然要面对一个更大也更难解决的问题，即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就像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之后，因没有了对手而蓦然生出一种巨大的空虚一样，历史上很多伟人历经千辛万苦迈上巅峰后，都逃不过这种宿命般的空虚感。

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不可能靠征服世界来获取的。曹操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敏感又睿智的诗人，所以他很清楚这一点。

既如此，那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无解。

除非你走上哲学或宗教之路，否则这个问题是无解的。至于诗人，倒还是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是的，作为诗人，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用一壶酒来解决的。如果有，那就两壶。

曹操在东征的舰船上，究竟喝了几壶酒，我们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这一刻，周瑜和刘备正千里迢迢地准备来终结他的“忧思”——

醒醒，孟德兄，天下还没统一呢，你也还没当皇帝呢，哪来那么多空虚与寂寞？虽说未雨绸缪是一种好习惯，可仗还没打就在那儿感慨“无敌是多么寂寞”，未免有点矫情了。

建安十三年十一月，曹操大军的前锋，与孙刘联军在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猝然遭遇。双方立即开打。令曹操大感意外的是，他的部众刚一接战便失利了。曹操立刻下令撤到北岸，将所有战船停靠在乌林（今湖北洪湖市东北），同时传令沿北岸行军的陆军到此会合。

孙刘联军则据守于南岸的赤壁，与乌林隔江相对。

曹军不是很猛吗？怎么一场小小的遭遇战就掉链子了？

没办法，正如周瑜之前预料的一样，曹军都是北方人，水土不服，在行军途中染上了瘟疫，且疫情很快就在军中扩散了开来。好多将士都四肢无力、东倒西歪，还打什么仗？

其次，诸葛亮也事先跟孙权分析过了，曹军不习水战，只在邺城的人工湖里划了几天水，能顶什么用？在颠簸不稳的船上能站稳、不晕船就算不错了，还怎么挥刀砍人？而刘表的水军虽然被曹操招降，此次也参战了，但也像诸葛亮说的那样，人心不服，故而军心不稳。而且，曹军和刘表军从未配合作战，彼此间恐怕连人都来不及认识，在作战中又如何相互协调？如何有效指挥？

最后，水战与陆战最大的区别，就是人多势众根本发挥不出优势。在陆地作战，尤其是在曹军习惯的中原地带作战，兵力可以最大限度地向两翼展开，然后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性和攻击力。而在水中作战，长江的江面宽度是有限的，不管你战船和兵力再多，也只能排成一个长列鱼贯而行。所以，真正接战的只有前锋，后面的顶多是擂鼓助威，咚咚咚一顿敲，再喊他几嗓子。一旦前锋溃退，船多反而会乱成一锅粥，再加上曹军将领毫无水战经验，所以陆战的优势在这里全都变成了劣势。

初战失利，曹操如果能够冷静下来，思考一下上述问题，及时调整战略战术，果断“止损”，那就完全有可能避免后面的惨败。

遗憾的是，直到此刻，曹操的脑子依然是狂热的。他显然还没有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美梦中清醒过来。

他决定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打持久战！

时值寒冬，风高浪急，战船颠簸，曹军士兵们晕得找不着北，苦不堪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曹操想了个办法——用铁链把所有战船都锁在一起，这样就稳如平地了。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曹操用这一招，成功地把自己的十余万部众送进了地狱，也一举粉碎了自己统一天下的梦想。

当曹军把全部战船联结成一个貌似坚固的水寨后，对岸有一个人忍不住笑了。

他就是周瑜的部将黄盖。

黄盖，字公覆，零陵郡泉陵县（今湖南永州市）人，很早就追随孙坚南征北战，跟程普、韩当等人一样，都是老战友了。这些天，老黄没事就在江边转悠，手搭凉棚眺望对岸，观察敌情，寻找破绽。

然后，他就看见了曹军锁定战船的这一幕。

凭借多年的战斗经验，黄盖一看就知道——曹操完蛋了。因为曹军此举，已经不能叫破绽了，而应该叫寻死。

当然，要想死得成，还得黄盖助他们一臂之力。

黄盖立刻飞奔到了主帅周瑜的大帐中，报告了这一敌情，而且献上了一个破敌之策。

这个策略很简单：火攻。

周瑜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可问题是，江面开阔，一览无余，从南岸飞只鸟过去，说不定都会被射成刺猬，又怎么可能靠近对方，然后实施火攻呢？

两人绞尽脑汁想了半天，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诈降。

事不宜迟，说干就干。黄盖马上写了一封投降信，命可靠之人送到了对岸，然后直接递到了曹操手上。

我黄盖受孙氏厚恩，身为将帅，在这边的待遇是不错的。然而，综观如今的天下大势，以区区江东六郡的山野之人，要对抗中原的百万之众，实力悬殊，根本不是对手，这是天下人都看得见的。江东的文臣武将，不管聪不聪明，都知道打不过，唯独周瑜和鲁肃这两个家伙，偏狭自私，又蠢又坏，居然执迷不悟。我今日归命曹公，是真心实意的。周瑜带的这支部队，其实很容易摧毁。到了交战之日，我担任前锋，随机应变，必能为曹公破敌。

曹操这个人，向来疑心很重，见信后，当然不会立刻相信，为此特意召见了信使，仔仔细细、前前后后地盘问了一番。

这个信使显然是周瑜和黄盖精心挑选之人，心理素质十分过硬，一番对答后，始终没让曹操看出任何破绽。

最终，曹操信了。

事实上，曹操之所以上当，与其说是黄盖派来的人太会忽悠，还不如说是曹操打心眼里乐意相信。

因为黄盖此举，迎合了曹操此刻极端自负、目空一切的心态。说到底，曹操压根就没把孙权和刘备放在眼里。他觉得江东此刻定然是人人自危，而黄盖所言刚好符合了他的判断，所以黄盖投降这件事，实属合情合理，完全在曹操的意料之中。

就这样，一向精明过人、足智多谋的曹孟德，最后还是被自己的盲目自信彻底蒙蔽了，从而完全丧失了警惕。他让信使带话给黄盖，说：“黄盖若是诚心归顺，我给他的爵禄赏赐，将远超他此前得到的一切。”

见曹操中计，周瑜和黄盖立刻着手实施火攻计划，命人挑选了十艘艨艟斗舰，在船舱中塞满芦草和干柴，然后浇上脂油，用帷幔包裹起来，最后又用缆绳在这十艘大船后面系上很多小快艇，周瑜将亲率一批突击队员，藏身其中。

至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不是比喻，而是要真的等老天爷刮来东风。

值得一提的是，按正史记载，这场赤壁之战事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就是这些了。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设计的那些精彩桥段，通通是不存在的：既没有蒋干盗书，周瑜以反间计蒙骗曹操诛杀蔡瑁和张允，也没有庞统献计，劝曹操把所有战船锁在一起；既没有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苦肉计，也没有诸葛亮在南屏山上登坛作法、呼唤东风的鬼把戏；更没有周瑜设计陷害诸葛亮，让他在三天内造十万支箭，而诸葛亮以过人的智慧“草船借箭”，令周瑜无可奈何，只能感叹诸葛亮“神机妙算”……

所有这些，均属虚构。

不过，历史上倒的确有过一回“草船借箭”，只是主人公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事件发生的地点也不在赤壁，而在濡须口；发生的时间，则是在五年后。

罗贯中太喜欢诸葛亮了，所以把别人的亮点全都移花接木地打在了他的身上，难怪惹来鲁迅先生的那句著名吐槽：“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鲁迅的吐槽，实属一针见血。不过，罗老先生写的毕竟是小说，好看才是王道，爽感胜过一切，我们也没必要过于苛责。重要的是，把文学虚构和历史事实适当厘清，不要将二者混为一谈就可以了。

言归正传。当周瑜和黄盖准备好一切，接下来就看老天爷配不配合了。

当时是大冬天，通常刮的都是西北风，若是风向不变，黄盖放的火只能把自己烤熟，烧不到曹军半根汗毛。

幸运的是，几天后，天气忽然转暖，老天爷居然在这天傍晚刮起了东南风。到了夜里，风居然越刮越猛，真是天助我也！

黄盖立刻行动，率领那十艘艨艟斗舰朝北岸驶了过去。周瑜则带着突击队藏身在后面的快艇中。

很快，船到江心，黄盖命所有舰船全部升起风帆，然后举起火把为号，并让士兵们高声大喊：“我们来投降啦！”

北岸的曹军士兵们一听，纷纷从船舱里跑出来看热闹，还伸手指指点点，说“快看快看，那老家伙来投降了”，估计都很享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快感。

当舰船行驶到距离曹营二里开外的时候，黄盖一声令下，命部众把十艘船全部点燃，然后所有人立刻弃船，跳入水中，爬上了后面的快艇。

刹那之间，烈火熊熊燃起，映红了江面，映红了夜空，也映红了曹军士兵们因惊惧而睁大的瞳孔。

这一刻，“火烈风猛，往船如箭”（《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当曹军士兵们回过神来的时候，那十艘喷吐着烈焰的战船已经像离弦之箭射了过来，转眼便撞上了曹军的“水寨”，然后迅速引燃了锁在一起的曹军战船。

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很快，大火不仅烧着了停靠在岸边的战船，还蔓延到了岸上的陆军营寨。

“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三国志·周瑜传》）

顷刻间，火焰漫天，曹军的人马或被烧死，或落水溺毙，死者不计其数。周瑜和黄盖就在这时率领突击队冲了上来，对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已无力组织防御的曹军展开了屠杀……

曹操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仗居然打成了这个样子！不，是仗还没打，自己就被周瑜和黄盖玩成了这个样子。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在曹操的经验中，仗可从来都不是这么打的。再怎么着，也得像官渡之战那样，两军摆开架势，安营扎寨，你来我往，有攻有防，那才叫打仗啊！可谁能想到，周瑜这个年轻人居然不讲武德呢！

大势已去，再怎么怨天尤人都没用了，曹操只能在大将曹仁、徐晃、乐进等人的护卫下，带着幸存的部众往江陵方向狼狈而逃……

瓜分荆州：刘备重新崛起

从乌林到江陵大约三百里，路程并不算远，问题是途中必须经过一大片沼泽地，让曹军吃尽了苦头。

这条必经之路，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华容道（今湖北监利市东）。由于道路泥泞不堪，人马难以通行，曹操只好“弃卒保车”，命队伍中的老弱残兵去割茅草来铺路，以便让骑兵通过。

用草去填沼泽，效率肯定是很低的，几千个人忙活半天可能都铺不了一里路。曹军骑兵为了逃命，等不及路铺好，索性踩着那些老弱残兵的身体就过去了。

只要有一个骑兵这么干，其他人必然会如法炮制。于是，这条原本遍布泥沼的华容道，就这样被生生踩成了一条坚实的“人肉马路”——众多曹军士兵没有被烧死在乌林的大火中，却被踩死在自己人的铁蹄下。

“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

当时，周瑜和刘备兵分两路：周瑜率部在江中追击曹操的水军残部，刘备则率部由陆路追击曹操。只可惜，两路都没有取得“歼灭残敌”的战果。

水路方面，曹操的水军逃到巴丘（今湖南岳阳市境内）一带时，可能是事先奉了曹操的命令——万一逃不脱，就把船烧了，从岸上跑。这么做的目的，当然是不想让周瑜得到这些船。所以，曹军剩余的战船，最后都在巴丘付之一炬了。等周瑜赶到时，人也跑了，船也烧了，什么都没得到。

陆路方面，曹操付出巨大的代价通过华容道后，得到了来自后方的张辽、许褚等人的接应，因而转危为安。据说，曹操脱险之后，忽然放声大笑。众将大为诧异，问他为何发笑。曹操说：“刘备配得上做我的对手啊，只是他慢了一步，假如早点赶到，在华容道放上一把火，我们就都完蛋了。”的确不出曹操所料，他前脚刚跑掉，刘备后脚就追到了，而且果然在华容道上放了一把火。然而，除了给那些早已葬身沼泽的曹军士兵举行了一场火葬之外，刘备一无所获。

曹操败走华容道的故事，在《三国演义》里又被演绎了一把，说关羽奉诸葛亮之命在此埋伏，本来完全可以趁曹操人困马乏把他干掉，可关羽却念在曹操过去待自己不薄的分儿上，把他给放了。

关羽的义气，在这里又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可惜这一幕是虚构的。

事实上，在整个火烧赤壁的战役中，关羽究竟有何作为，正史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不只关羽，其实整个刘备一方，都看不到什么具体贡献。除了与周瑜兵分两路追击曹操之外，别的就都付诸阙如了。

由此可见，赤壁之战的胜利，主要应该归功于周瑜和黄盖，也就是孙权这一方。而刘备及其部众，不过就是敲敲边鼓、做一些战术上的配合罢了。

曹操狼狈不堪地逃回江陵后，清点人头，发现部众死了大半。

史书没有记载曹操在这一战中究竟投入了多少兵力，按周瑜此前的估算，大致是二十三万。如果以此为准的话，那么曹军在赤壁之战中的阵亡人数，至少不会低于十二万。当然，其中应该有一半，是原属刘表的荆州水军。

对曹操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惨败。

除了伤亡惨重之外，最重要的其实是战略上的失败，即曹操企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事关全局的大战略，遭遇了严重的挫败。

正如官渡之战一样，赤壁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之一，且二者同属汉末三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战役”（还有一战是后来的夷陵之战），对此后的天下大势和历史走向，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唯一不同的是，曹操在上回是胜利者，这回却成了失败者。

而对孙权和刘备来说，这场胜利就更是非同小可了，其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几乎可以视为他们各自的“立国”之战。因为正是这场战役，奠定了此后三国鼎立的基本格局。这个结果，对于当时置身局中的所有人而言，恐怕是事先谁都料想不到的。

据说，曹操在事后反思这次失败时，曾发出过一句感慨：“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三国志·郭嘉传》）

郭奉孝就是曹操最倚重的谋士之一——郭嘉。

在曹操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郭嘉曾经立下汗马功劳，所以在曹操心目中，未来平定天下后，年轻的郭嘉甚至可以成为他托付军国大政的人选，可见对郭嘉的寄望之重。

然而，有道是天妒英才，早在建安十二年平定乌桓、凯旋班师的路上，郭嘉便因操劳过度、水土不服而染病身亡了，年仅三十八岁。

曹操为此悲痛不已。

诚如曹操所言，假如郭嘉还在，此次南征，他一定又会献上许多奇谋异策。不过，最后是否能够避免失败，却也不好说。

关键倒不是说郭嘉的智谋管不管用，而是战前那个自信心极度膨胀、几乎目空一切的曹操是否听得进去。

可以想见，若郭嘉还在的话，在孙权和刘备是否会联手的问题上，他一定会做出跟程昱一样的判断，并且一定会劝曹操不要冒进，然后采取稳扎稳打、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战略。

可问题在于，既然程昱的话曹操听不进去，换成郭嘉说他就能听吗？

恐怕未必。

所以，曹操的这句感慨，其实也算不上是真正的反思，充其量就是一种聊胜于无的自我开解罢了。

曹操在江陵喘息未定，周瑜和刘备便又一口气追到了城下——水陆两军分进合击，摆出了一副痛打落水狗的架势。

这场仗打成这个样子，曹操继续留在荆州已经毫无意义了，而且前线遭遇重大失利，后方的大本营也可能人心不稳，所以曹操决定撤兵。

当然，已经打下来的半个荆州的地盘，还是要守的。他命曹仁和徐晃镇守江陵，命乐进镇守襄阳，然后自率一部班师北还。

江陵是一座军事重镇，城池坚固，粮草充足，加之曹仁、徐晃都是身经百战的猛将，所以周瑜、刘备联军围着江陵打了多日，始终未能攻克。

刘备就向周瑜建议，由他率领本部兵马，绕过江陵，经夏水北上，断曹仁后路。与此同时，甘宁也向周瑜献策，由他率所部沿长江西上，袭取夷陵（今湖北宜昌市），断曹仁右臂。

夏水在江陵的东北方，夷陵在江陵的西北方，刘备和甘宁这两路人马一出去，就等于对江陵形成了包抄合围之势，即便不能聚歼曹仁，至少可以迫使他放弃江陵，退守襄、樊一线。如此，江陵便不攻自破了。

周瑜十分赞同二人的策略，遂依计而行。

刘备这一路，史书没有记载他具体进驻何地，估计就是带着关羽的水军在夏水、汉水一带游弋，对曹仁的后勤补给线进行袭扰，阻断江陵与襄阳的联系。

甘宁这一路，则顺利地占据了夷陵。可是，他的兵很少，只有数百人，加上入城之后招募的，总计也不过千人左右。

对于孙刘联军如此明显的合围态势，曹仁当然不会看不出来，更不会坐以待毙。他迅速派遣了五六千精锐步骑，大举反攻夷陵。

面对数倍于己的曹军，甘宁却十分镇定。据《三国志·甘宁传》记载，当时曹军一连多日猛攻夷陵，“敌（曹军）设高楼，雨射城中，士众皆惧，惟宁谈笑自若”。

当然，镇定归镇定，若无援兵，时间一长肯定是守不住的。所以甘宁一边组织防御，一边赶紧派人向周瑜告急。

周瑜闻报，立刻召集程普等诸将商议。

周瑜的部众以水军居多，要在陆地上作战，兵力立马就捉襟见肘了。所以众人都认为，目前兵力不足，若再分兵去救援，恐怕江陵大营这边会遭到曹仁反扑。

此时，只有吕蒙站了出来，对周瑜和程普说：“眼下夷陵形势危急，我愿与二位同去援救，至于江陵这边，我认为留凌统守卫大营足矣。援救夷陵可以速战速决，我敢担保，凌统在这里至少可以坚持十天。”

吕蒙跟凌统的关系，估计是很铁的，否则像他这样拍着胸脯替别人担保，似乎颇有慷他人之慨的嫌疑。而当事人凌统在这件事上做何反应，史书也没有记载。不过，按《三国志·凌统传》所言，凌统这个人不但作战勇猛，常“率厉士卒，身当矢石”，且“亲贤接士，轻财重义，有国士之风”。

“国士”这个词可不是随便用的。能够让陈寿如此推崇的人，在战况紧急之时自然会以大义为重，绝不会明哲保身。所以，吕蒙一推荐他，想必凌统也一定会挺身而出，接下这个独自留守大营的艰巨任务。

手下部将都这么有担当，身为主帅的周瑜就更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随后，他便与程普、吕蒙等人一道，亲自率部驰援甘宁。

这一仗打得很顺手。周瑜和甘宁内外夹击，大破曹军，挫败了曹仁夺回夷陵的图谋。然后，周瑜迅速回师，并趁着部众士气高涨，把大营从长江南岸搬到了北岸，就在曹仁眼皮底下安营扎寨，对江陵形成了更强有力的威慑。

曹仁不甘被困，率部出城与周瑜会战。

这一战中，周瑜身先士卒，纵马掠阵，不料右肋被流矢射中，只好收兵回营。

这一箭虽然没有要了周瑜的性命，但根据史料记载，似乎伤得不轻，且很可能给他造成了严重的“箭疮”。如《三国志·周瑜传》称：“流矢中右肋，疮甚”，并使他“卧（床）未起”。

短短两年后，年仅三十六岁的周瑜便“道于巴丘病卒”了。

周瑜到底是因为什么病而英年早逝，史书没有记载。罪魁祸首很可能便是这次“身中流矢”引发的箭疮。罗贯中大概就是根据这一事实，才给周瑜设计了一个“箭疮复裂”、坠马而亡的结局。

那么，箭疮的伤害性究竟有多大呢？

如果用现代医学的理论来看，金属箭头撕裂皮肤，很可能造成含铁锈的伤口，从而导致破伤风感染。破伤风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死亡率很高，且从感染到发病有一个潜伏期，短则数天，长则几个月乃至数年。一旦发病，还会引起肺栓塞、胃肠道出血、心力衰竭等并发症。

《三国志》中并没有关于周瑜去世前生病的记载，显然是突发急病，而且一发病便身亡了。由此我们推断，周瑜的死因极有可能便是在围攻江陵的战斗中所中的这一箭。

当时，周瑜中箭后，一连多日卧床养伤，曹仁刺探到了这个情报，认为时机来了，便主动出城发起了进攻。周瑜虽不能亲自上阵，但却强撑病体，在军营中巡视了一遍，并对将士们发表了讲话，极大地激励了部众的士气。

所以，随后的交战，曹仁丝毫占不到便宜，只好又缩回了江陵城。

就这样，这场围城战从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一直打到了建安十四年（公元210年）十二月。曹军虽然顽强抵抗，但一年多打下来，伤亡也是很惨重的。最后，曹仁和徐晃终于撑不下去了，只好率残部撤出了江陵，退守襄、樊一线。

周瑜旋即入据江陵。

孙权得到战报，大喜过望，当即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驻兵江陵；任命程普为江夏太守，驻兵沙羡。

随着江陵围城战的终结，整个赤壁之战才正式宣告落幕。

从广义上讲，赤壁之战包含了三场主要战役：长坂坡之战是前哨战，火烧乌林是主体战，江陵围城战则是收官战。

现在，仗打完了，我们可以替曹操、孙权和刘备来算一算账，看看各方的收益和亏损如何。

荆州原本下辖七个郡，从北往南分别是南阳郡、南郡、江夏郡、武陵郡、长沙郡、零陵郡、桂阳郡。

如今，荆州被一劈为三，由曹、孙、刘三方势力瓜分了。

曹操占据了最北面的南阳郡以及南郡北边的一部；孙权占据了长江沿线的南郡大部、江夏郡大部、长沙郡北部及夷陵地区；刘备则趁着周瑜跟曹仁在江陵鏖战之机，纵马南下，一口气吞掉了长江以南的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市西）、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市）、零陵（治今湖南永州市）、桂阳（治今湖南郴州市）四郡。

而且，刘备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拿下了这么大一块地盘。这四郡中，除武陵太守金旋进行了轻微的抵抗外，长沙太守韩玄、零陵太守刘度、桂阳太守赵范，全都是望风而降。

至此，各方的损益情况就一目了然了。

曹操最亏，只占领了一个郡多一点，却损失了十余万部众，本人也险些在华容道丢了老命，掐指一算，实在是得不偿失。

孙权方面，收益显著大于亏损。因为他占据的那些地盘，基本上都是长江沿线的战略要地；并且拿下这些地盘后，便与他原有的江东六郡连成了一片，可以说基本上控制了整个长江中下游防线。至于损失，显然不大，主要就是在围攻江陵时伤亡了一些部众，但跟收益比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将周瑜的死因归结为箭疮的话，那他就算是因赤壁之战而牺牲的。如此，孙权的亏损就大了——得到上述地盘，却失去一位智勇双全、深谋远虑的股肱之臣，这样的损益比最多只能说是持平，甚至是略亏，谈不上很划算。

所以，说到最后，三方之中，唯有刘备刘玄德，这个原本惶惶若丧家之犬、几无立锥之地的“常败将军”和“跑路冠军”，才是这场赤壁之战最大的受益者！

整场赤壁之战打下来，刘备只是在长坂坡损失了一些部众，至于后面的火烧乌林和围攻江陵，他都只是配合周瑜作战，基本上没什么损失。与此同时，却实实在在地得到了将近四个郡的地盘，以及相应的部众、人口、粮食储备、军需物资，等等。另外，还有老将黄忠，本是长沙太守韩玄的部将，也是在这时跟着韩玄归降了刘备。

通过赤壁之战，多年来总是漂泊不定、寄人篱下的刘备，终于站稳脚跟，获得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在创业之路上，多年来一直屡战屡败、屡起屡仆的刘备，这回终于再度从尘埃中爬了起来，开启了人生新一轮创业的篇章。

从这时候开始，他才真正拥有了一定的实力，并初步具备了与曹操、孙权这两大枭雄进行博弈的资格。

占领荆南四郡后，刘备本来还装模作样地“表请”刘琦为荆州刺史，表面上奉这位少东家为“法人代表”，自己在幕后当实际控制人。不料，没过多久，这个命运多舛的刘琦竟然一病而亡了。

如此一来，刘备也没必要再挂羊头卖狗肉了，于是自领荆州牧，光明正大、心安理得地做起了荆南四郡的老板。

刘备把总部设在了与江陵隔江相望的油江口，然后将此地改名为公安（今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刘备身为左将军，又称左公，所以“公安”便是取“左公安靖”之意。

接下来，自然是要给弟兄们论功行赏了。

在这场“联孙抗曹”的战争中立下首功的诸葛亮，当之无愧地得到了刘备的重用，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虽然这个职位不算很高，但权责很重，除了参赞军事外，还掌管刘备集团的财政工作，负责收缴各郡赋税以供军需。

关羽被任命为襄阳（此地尚在曹操手中，故只是名义上遥领）太守、荡寇将军，驻兵江北。张飞被任命为宜都（刘备新置之郡，治今湖北宜都市）太守、征虏将军。赵云被任命为桂阳太守、偏将军。

随着荆州一分为三和刘备集团的重新崛起，“三国鼎立”的雏形便悄然出现了。

在打败了共同的敌人曹操之后，刘备与孙权之间，必然要围绕着荆州这块大蛋糕，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博弈。

而曹操被他们打得那么惨，当然不会甘心失败，也必然会寻找机会卷土重来。

所以，好戏还在后头。

建安十三年，汉末三国的历史在赤壁拐了一个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然后奔腾东下，朝着更加波澜壮阔的时代奔流而去。

第三章 西进战略

孙刘联姻，周瑜早逝

当周瑜与曹仁相持于江陵时，孙权并没有闲着，而是亲自领兵，渡过长江，对曹操控制的合肥（今安徽合肥市）展开了进攻。

孙权之所以在这个时候主动开辟东线战场，一是为了牵制曹军、策应西线的周瑜，二是挟赤壁之战的新胜之威积极进取，开拓疆土——说白了，趁着手气好，不下一把重注，都对不起这个好运气。

然而，在长江跟曹操打水仗，孙权自然是占优势，可在陆地上直接进攻曹操的城池，他就丝毫讨不着便宜了。

从建安十三年冬出兵，到建安十四年夏，孙权围着合肥打了将近半年，始终未能攻克。不久，他得到曹操援兵将至的情报，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解围而去。

曹操虽然在赤壁伤了元气，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但他的实力还摆在那儿，并未从根本上受到削弱。所以，当孙权在东、西两线同时对他发起进攻的这段时间，曹操也是动作频频，不断进行各种针锋相对的部署。

先是在建安十四年三月，曹操开始在家乡谯县（今安徽亳州市）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同年七月，曹操亲自率领水军从涡水（淮河支流）进入淮河，在淝水登岸，进驻合肥，然后以芍陂（今安徽寿县西南）为中心，开展屯田；同年十二月，曹操在完成了前期工作后，命张辽、乐进、李典率精锐步骑七千进驻合肥，然后自己率水军回到了谯县。

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既然孙权想从合肥打开北进中原的突破口，那么曹操就索性把合肥经营成了对孙权具有前出威慑的桥头堡。

随着屯田工作的展开和张辽等猛将的到来，这座合肥城越发变得固若金汤，也越发成为孙权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在此后长达二十多年的岁月里，心有不甘的孙权还将一次又一次地死磕这座城池，却无一例外地铩羽而归。

从建安十三年的第一次进攻算起，到曹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孙权终其一生，一共对合肥发动了五次大规模进攻。

然而，曹魏的大旗却始终飘扬在合肥城头，穿越弥漫的烽烟而屹立不倒。

合肥，成了孙权心中永远的痛。

直到孙权去世后的第二年，即曹魏嘉平五年（公元253年），东吴名将诸葛恪（诸葛瑾之子）最后一次率大军进攻合肥，依旧没能完成孙权未了的夙愿，同样不克而还。

合肥，岂止是孙权心中的痛，更是东吴战争史上一块醒目的伤疤，一个终吴之世都无法抹去的充满耻辱的印记。

反之，作为曹操一手经营起来的要塞（后来满宠又在城西三十里筑了一座新城），合肥却是曹魏战争史上的一块光荣榜，一座足以成为曹魏“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不死之城。

再说刘备占据荆南四郡后，下一步的战略方向，无疑就是西进巴蜀，攻取益州。这是刘备和诸葛亮共同制定的大战略，也是成就霸业至关重要的一步。

然而，刘备集团有一个无法忽视的后顾之忧。

那就是江东的孙权。

赤壁之战的胜利，毫无疑问是周瑜的功劳，可赤壁之战的战果，却大部分被刘备给吞了。付出与收获如此不对等，不要说孙权肯定是耿耿于怀，就连刘备自己，心里也是不免于惴惴的。

这倒不是说刘备对自己“摘桃子”的行为感到过意不去（毕竟在那个乱世，能抢到手就是本事，没必要温良恭俭让），而是刘备不免担心，昔日的同盟会因为荆州的归属问题而反目成仇，以致在东线燃起战火，破坏自己的西进战略。

更何况，自己的新公司刚刚开张，各方面的实力跟孙权都差了好几个数量级，眼下绝对不是跟江东开战的时候。

为了试探孙权的态度，也为了维护和巩固同盟关系，刘备决定亲自跑一趟江东，在外交层面上解除这个后顾之忧。

可是，诸葛亮却反对这次江东之行。

为什么？

在诸葛亮看来，周瑜现在很可能已经在想办法对付刘备了，一旦他说服孙权采取行动，此行便无异于自投罗网。

可刘备却没这么担心。在他看来，就算周瑜有不利于他的想法，孙权也未必答应。因为孙权主要防范的还是北边的曹操，必定不会轻易跟他这个盟友翻脸。

最后，刘备还是成行了，来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对孙权进行了友好访问。

让刘备后来惊出一身冷汗的是，一切不出诸葛亮所料，就在他抵达京口之前，周瑜已经给孙权上了一道奏疏，提出了一个对付他的策略。

周瑜说：“刘备有枭雄之姿，又有关羽、张飞这等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人下之辈。愚意以为，而今之计，最好是把刘备安置在京口，为他修建豪华宫室，多送给他美女珍宝，用声色犬马娱其耳目；同时，把关羽和张飞各置一方，让他们受江东大将节制，为江东所用，如此则大事可定。然而眼下，我们却把土地让给了刘备，成为他的资本，而刘、关、张三人同在疆场，恐怕有如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啊！”

刘备到达京口后，江东将领吕范也赞成周瑜的计划，力劝孙权就此扣下刘备，把他软禁起来。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鲁肃站了出来，坚决反对此议。他对孙权说：“将军虽英明神武，但曹操的实力仍非常强大。如今我们刚刚入据荆州，应该利用刘备来安抚当地士民，如此既给曹操制造了对手，又扶植了我们的盟友，方为上策。”

面对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孙权思忖良久后，内心的天平还是倾向了鲁肃。

他的看法是，要对付曹操，就必须“广揽英雄”，也就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另外，刘备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假如真的把他扣下，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必然不会善罢甘休，最后的局面恐怕难以收拾。

所以，孙权决定继续与刘备交好。

为了表达诚意，孙权甚至决定跟刘备做亲戚——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嫁给刘备。

此时刘备已年近半百，而孙权还不到三十岁，他妹妹据说年仅二十岁左右，跟刘备差了三十岁，也亏孙权想得出来！

然而，这就是政治。

作为一桩典型的政治婚姻，孙权和刘备都只会考虑此事是否对自己有利，而绝不会担心年龄问题，更不会去顾及孙小妹的意愿和感受。

刘备的太太甘夫人不久前刚刚病故，所以孙权的这个提议显得合情合理，而刘备更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这次来京口，主要目的就是巩固同盟关系、解除后顾之忧，如今既然能够达成这个目的，还意外得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老婆，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此外，刘备此行还有一件事，就是让孙权承认他这个自封的“荆州牧”。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刘备也十分殷勤地给孙权送上了一份厚礼。

这份厚礼就是——“表请”孙权为“行（代理）车骑将军”，兼领徐州牧。

在东汉末年，车骑将军可是一个非常高的职位，仅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居于卫将军和前、后、左、右将军之上，位次上卿，比于三公。而刘备自己才仅仅是左将军，这么一来，就等于刘备主动屈居下位了。

孙权此前的职位只是区区讨虏将军、会稽太守，跟他目前的实力极不匹配，现在刘备这么一操作，就让孙权实至名归，终于不愧为一方诸侯了，这份礼物不可谓不厚重。

人家刘备这么会办事儿，孙权自然要投桃报李，于是顺水推舟地承认了刘备的荆州牧一职。

这笔政治交易就这样圆满完成，可谓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该交易纯粹属于“私相授受”，跟朝廷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不过，这根本就无所谓。反正自从天下大乱后，四方诸侯都是这么干的，天下人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怪。更何况，如今所谓的朝廷，不就是曹操他们家开的吗？刘备和孙权要给自己升官，当然犯不着去征求曹操的同意。

至此，刘备的京口之行可以说取得了超乎预期的圆满成功，不仅达成了政治交易，巩固了同盟关系，还抱得美人归，真的是老天开眼，惊喜三连啊！

而此时的玄德兄有多么惊喜和快乐，他的老对手孟德兄，就有多么惊诧和郁闷。

据说，当刘备与孙权的同盟关系进一步巩固的消息传到邺城时，正在伏案写字的曹操当场就愣住了。

然后，他手中的毛笔“啪”的一声掉到了地上。

在任何一个三方博弈、彼此制衡的游戏中，最可怕的事，就是其中一方看到另外两方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虽说刘备与孙权早在赤壁之战前便已结盟，并非现在才走到一起，但曹操其实是暗暗希望他们在战后为了争夺荆州而开撕的。

可惜，事与愿违。刘、孙两方非但没有开撕，反倒结成了亲家，俨然一副你侬我侬、情深义重的样子。

曹操很震惊，尽管没惊掉下巴，却也是猝不及防地惊掉了毛笔。

看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业没那么容易实现了。最起码，在刘备和孙权的“政治蜜月期”结束之前，曹操意识到，自己不宜再打南征的主意，否则就有可能重蹈赤壁之战的覆辙。

当周瑜得知刘备非但没被软禁，反倒成了自己老板的妹夫时，不由啼笑皆非。

可事已至此，已无法挽回，当务之急，只能是暂时搁置荆州的问题，寻找新的方向开疆拓土，扩张势力。

周瑜选择的方向，跟刘备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就是益州的刘璋和汉中的张鲁。

毫无疑问，诸侯割据的形势发展到今天，纵观天下，巴蜀便是最后一块人人垂涎的大肥肉，就看谁能先下手为强了。

为此，周瑜立刻前往京口，向孙权进行了汇报。

他说：“如今曹操战败不久，内部人心不稳，暂时不会与我们再度开战。我的计划是，与奋威将军孙瑜（孙权的堂兄）一同出征，攻取巴蜀，吞并张鲁，然后让孙瑜留守汉中，并与马超结盟，而我则回师荆州，跟将军一同进军襄阳，威逼曹操，北图中原。”

孙权当即表示赞同，并让周瑜马上回去，着手进行战备工作。

这是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如果实施，就算不能完全实现，至少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当时的天下大势，从而改变历史的走向。

别的暂且不说，刘备要想西取巴蜀，就不得不先过周瑜这一关。凭周瑜的才略，以及对他深入骨髓的敌意，刘备要想迈出这一步，恐怕会难如登天。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某个偶然事件，往往会在某个关键时刻突然出现，从而改变历史的进程，也一举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发生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的这个偶然事件，就是周瑜之死。

当时，周瑜从京口返回江陵，途经巴丘时，突发急病，旋即溘然长逝，年仅三十六岁。临终前，周瑜留下了遗言。

准确地说，他是给孙权留了一封信。

人生固有一死，短命诚不足惜，只恨心中之志不得施展，更不能再为主公效命。如今曹操雄踞北方，疆场未曾平静；刘备寄寓荆州，好似养虎为患。天下之事，不知最终会是何种局面？此乃朝中志士奋发之日，亦是主公殚精竭虑之时也。鲁肃为人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替我的职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若我之所言有可采之处，瑜虽死无憾！

一代英雄，就此撒手人寰。

与孙坚和孙策一样，周瑜也是壮志未酬，含恨而终。

周瑜的英年早逝，千百年来一直令后人唏嘘扼腕。如果不是被《三国演义》在一定程度上给扭曲和污名化了，我相信，“雄姿英发”的周公瑾，在后世一定会拥有更多粉丝。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所幸，英雄离开这个世界的同时，其实已经反身走进了青史。所以，他们不会被无情的浪花席卷而去，也不会被后人永远忘却。

余华说，死亡不是失去了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

我想说，某些人的死亡，的确是失去了生命，但却走进了永恒的时间。

比如周瑜，还有千百年来许许多多值得被记住的人，他们一旦走进了历史，也就走进了永恒的时间。

他们，虽死不朽。

借荆州：各取所需的政治交易

周瑜去世的噩耗传到京口，孙权如遭电击，失声痛哭道：“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诚如孙权所言，周瑜的确是辅佐他成就帝王霸业最得力的股肱之臣。孙权对他的倚重，超过了江东的任何一个文臣武将。

所以，周瑜之死，的确是江东无可估量的损失。

倘若周瑜不是英年早逝，那么我们可以想见，许多年后的三国江湖，必定是周瑜、诸葛亮、司马懿这三个人中之龙对决的战场。而最终究竟鹿死谁手，恐怕难以预料。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只有一个个无法改变的结果。

逝者已矣。活着的人，只能化悲痛为力量，接过逝者未竟的事业，继续奋勇前行。

孙权“素服举哀”，并亲自奔丧，在芜湖（今安徽芜湖市）接到了周瑜的灵柩，然后迎回京口，花费国帑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众事费度，一为供给”。

办完后事，孙权依照周瑜的遗嘱，任命鲁肃为奋武校尉，接掌周瑜的部众。

在周瑜的遗嘱中，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推荐鲁肃，还有一个，便是担心刘备坐大——“刘备寄寓，有似养虎”。

这是周瑜最放心不下的事。

以周瑜的本意，当然是希望孙权和鲁肃对刘备采取行动，把这个日渐坐大的势力扼杀在萌芽状态。

然而，孙权和鲁肃却有不同于他的考量。

在他们看来，现在还远远不是对付刘备的时候。诚然，孙权和鲁肃也绝对不想看到刘备坐大，因为卧榻之侧，又岂容他人鼾睡？可问题在于，眼下对江东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刘备，而是那个雄踞中原、对江南虎视眈眈的曹操！

假如现在除掉刘备，无异于自断了一条臂膀，只会令曹操称心快意。所以，孙权和鲁肃其实也知道，与刘备结盟必然会有“养虎遗患”的副作用，可为了对抗强大的曹操，他们也只能这么做。

没办法，这就叫两害相权取其轻。

所以，当鲁肃接替周瑜后，他给孙权的第一条建议便是——把荆州部分地区“借给”刘备。

怎么个借法呢？

就是孙权这一方，把南郡（主要就是江陵）及西面的夷陵地区让给刘备，并承认刘备对现有地盘（荆南四郡）的实际控制权，但条件就是刘备必须接受“借”这个说法，即承认孙权拥有整个荆州（当然也包括荆南四郡）的主权。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借荆州”。

之所以用“借”这种说法，是因为孙权一方认为，自己是赤壁之战的主要胜利方，所以荆州作为战利品就应该属于江东，只是出于同盟关系，才暂时把部分地盘交给刘备管辖。换言之，孙权一方的意思就是，他们拥有荆州全部的所有权，但可以把其中一部分的使用权暂时出让给刘备。

这样一个逻辑，天然就暗含了一个前提，即孙权什么时候要把借给刘备的地盘讨回去，刘备就必须无条件奉还，否则还叫什么“借”呢？

平心而论，这个逻辑从本质上说是站不住脚的。

理由很简单：虽说赤壁之战主要是孙权这一方打赢的，刘备一方的功劳小得多，但问题是，在战前，双方并没有就荆州的归属问题有过任何协议，连口头的都没有。既然事先没有任何约定，那么当曹操败退之后，孙、刘两方当然就可以各凭本事抢地盘了，谁抢到就算谁的。荆南四郡就是刘备自己抢到手的，凭什么说它们的所有权一定是你孙权的呢？除了江陵、夷陵可以这么算之外，荆南四郡是绝对不能这么算的。

既然所有权不在孙权那儿，那所谓的“借”字当然就无从谈起了。所以，理论上讲，刘备是有理由拒绝这套逻辑的。

不过，在现实中，刘备却欣然接受了。

原因也很简单，就两个字：划算。

虽然这个“借”字听上去比较讨厌，但架不住人家提出的交换条件非常有诱惑力啊！

让刘备难以抗拒的，就是江陵这个地方。

江陵的前身是楚国国都“郢”，自春秋战国以来便是荆楚重镇，且位居南北水陆之要冲——北临襄汉，南扼湖湘，东接江左，西控巴蜀，是地地道道的战略要地。

刘备之前占领的武陵郡、零陵郡、桂阳郡和长沙郡南部，虽然幅员辽阔，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其战略价值都不大。如果江陵不在刘备手上，那不管是要北上襄樊打曹操，还是西进益州打刘璋，都将是举步维艰。

此外，孙权顺带还给了夷陵，这就等于为刘备打开了西进益州的大门，真可谓求之不得。所以，虽然承认孙权对荆州的所有权让刘备感到不爽，尤其是这个“借”字更让人觉得憋屈，但为了拿到江陵和夷陵，刘备也只能忍了。

至于将来孙权会不会把这些地盘都讨回去，眼下的刘备并不担心。因为一旦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到时候就不是你孙权说讨就讨的，实在不行，大家就用拳头说话。

鲁肃提出这个“借荆州”的策略后，孙权很快就同意了。

可是，既然江陵具有如此突出的战略价值，孙权为何甘愿把它让给刘备呢？

有道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同样成立。江陵对刘备而言价值重大，但在孙权手里头，却颇有鸡肋之嫌。

为什么这么说？

原因还是为了防备曹操。因为襄阳、樊城还在曹操手里，一旦曹军南下，位于长江北岸的江陵首当其冲，孙权就必须正面迎敌，而驻扎在长江南岸的刘备反倒可以躲在后面，这就完全违背了孙权与之结盟的初衷。而且，自从孙权进攻合肥，主动开辟了东线战场后，曹操就开始全力经营合肥，并派重兵布防，这就意味着孙权必须把主要兵力配置在东线，以防曹操越过长江，威胁孙权的大本营京口。

如此一来，孙权就面临着与曹操两线作战的压力，而且从东边的合肥到西边的江陵，战线长达一千多里，万一到时候真的两头开打，难保不会疲于奔命、顾此失彼。何况现在周瑜不在了，鲁肃虽说也能独当一面，可在军事方面，跟周瑜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上述理由，不如就干脆把江陵让给刘备，让他去抵挡襄樊的曹军，替孙权守卫西大门。既然江陵给出去了，那位于西边的夷陵就成了一块“飞地”，留着也没什么价值，索性就打成一个大礼包，一块儿给了。

事实上，孙权与刘备结盟的目的，跟当初陶谦、刘表先后收留刘备的性质是一样的，在本质上都是利用刘备去抵御曹操，以减轻自身的压力。

说白了，在孙权眼里，刘备其实并未摆脱“雇佣兵”的角色。只不过现在这个雇佣兵，比过去强大了不少，所以在表面上必须给予他相应的尊重而已。

综上所述，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任何政治人物所做的重大决策，必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绝不会做没有好处的赔本买卖。

因此，“借荆州”这件事，不论对孙权还是对刘备而言，其实都是一笔各取所需的政治交易。

把南郡和夷陵给刘备，目的是为了防备曹操。而孙权紧接着又做了一个动作，目的则是防范刘备。

周瑜之前攻克江陵时，也打下了长沙北部的四个县：下隽、汉昌、刘阳、州陵。孙权当时把这四个县作为食邑封给了周瑜。如今周瑜不在了，孙权便将其转为鲁肃的食邑，并将这四个县从长沙郡分割出来，另行设置为汉昌郡（治今湖南平江县南），然后以鲁肃为太守，命他驻军陆口（今湖北嘉鱼县西南）。

同时，孙权又把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市）分出了一部分，另行设置为鄱阳郡（治今江西上饶市鄱阳县），并加强了这个地方的驻军。

因长沙郡南部由刘备占据，而豫章郡跟刘备所占的桂阳郡接壤，所以孙权这个操作，摆明了就是把刘备视为严加防范的潜在对手。

其实，不论古今中外，所谓的同盟都是一边互相利用，一边互相提防，孙权和刘备当然也不例外。所以，对于孙权在双方接壤地区加强军事存在这件事，刘备并不是很在意。真正让刘备感到郁闷的，是孙权利用联姻的方式直接在他身边部署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军事存在”。

这，就是刘备新娶的美娇娘——孙小妹。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女生，怎么就变成“军事存在”了呢？

因为孙小妹可不是什么温婉贤淑的弱女子，而是十分彪悍的“野蛮女友”。据《三国志·法正传》记载，“（权）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

就是说，孙小妹是一个既有才干又泼辣刚猛的女中豪杰，其霸气程度丝毫不亚于大哥孙策和二哥孙权。用现在流行的一个字来总结，那就是——飒！

更可怕的是，随同孙小妹一道嫁过来的，还有一个一百多人的“女子警卫团”。这些女保镖个个身手不凡，随身都带着刀，且一天十二个时辰轮班守在孙小妹身边。这哪是来过日子的，分明是来监控并威慑刘备的嘛！

可怜刘备这个做老公的，每天进出老婆房间都胆战心惊，生怕哪天惹孙小妹不高兴，人家一声令下，这些女保镖一人一刀就可以把他剁成肉泥。

据《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记载，刘备每天这样担惊受怕，最后实在受不了，就特意把生性沉稳、做事周全的赵云从桂阳调了回来，让他也带着一个警卫团跟那些女保镖站对面，这样总算是放心了一些。

这就是政治婚姻恶心人的地方。夫妻俩明明一口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却生生要搭配两个警卫团互相威慑，可能做梦都在担心对方给自己捅刀子。

可这有什么办法呢？想玩政治，就必须放弃普通人的情感和平凡生活的乐趣。有所得必有所失，只要你自己心甘情愿就好。

周瑜去世后，西征巴蜀的计划一度搁置，但很快甘宁就再度向孙权进言，劝他早下决断。

孙权也觉得此事宜早不宜迟，遂下定决心。

可是，江陵和夷陵现在已经给了刘备，要西进巴蜀，大军就得从他的地盘上过，自然得跟刘备打声招呼。于是孙权就派使节前往公安，对刘备说：“刘璋软弱无能，难以自守，若是让曹操得到了巴蜀，那荆州就危险了。如今，我打算先攻刘璋，再打张鲁，一统南方。到时候，就算有十个曹操，也无须担忧了。”

孙权本以为，江陵和夷陵本来就是他的，现在跟你刘备打声招呼就算给足你面子了，相信刘备绝不敢说半个不字。

可孙权万万没料到，刘备居然一口拒绝了。

刘备是这么答复的：“益州人民富庶，地形险阻，刘璋虽然暗弱，但也足以自保。而今若进兵巴蜀、汉中，粮秣物资的转运长达万里，想要顺利攻取而不失利，就算孙武、吴起再生恐怕也难以办到。现在有很多人以为，曹操在赤壁战败，实力受到了极大削弱，不会再有南征的想法。事实上，如今的曹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他必将在东海饮马，在吴地阅兵（意指一定会进攻孙权），怎么可能守着现有的地盘以终老呢？我们跟刘璋也算是一条战线上的，无缘无故自相攻伐，给曹操制造机会，让敌人乘虚而入，这实在不是久安之计。更何况，我与刘璋同为宗室，都衷心想要匡扶汉朝。如今刘璋得罪了阁下左右，我只会替他感到恐惧，实在不敢听从你的计划，还请多加宽恕。”

刘备说得冠冕堂皇，可归根结底，无非就是想留着这块肥肉独享罢了。

孙权不想听他瞎扯，命孙瑜直接率水军西上。

可是，孙瑜刚走到南郡，就被刘备拦下来了。刘备放话说：“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三国志·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你如果非夺取巴蜀不可，我宁可披头散发逃进深山，也绝不失信于天下！

刘备就是有这本事，再难听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都显得那么仁义。这句话其实就是在威胁孙权：别把老子逼急了，否则大伙一拍两散！

所谓“被发入山”，就是撕毁盟约、各走各道的意思。

刘备不光放了狠话，还立刻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命关羽驻守江陵，张飞进驻秭归（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诸葛亮进驻公安，刘备自己则率部进驻孱陵（今湖北公安县西南）。

关羽麾下的水军是刘备眼下的主力和精锐，把他放在江陵，就是构筑第一道防线；刘备自己驻守在公安西南，就是构筑第二道防线；让张飞到西边的秭归驻扎，则是构筑第三道防线；公安现在已被刘备设为南郡治所，让诸葛亮进驻，就是要让他居中调度，负责粮草军需的供应。

这个架势，摆明了就是要开干啊！

眼看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孙权十分无奈，只好强吞下这口恶气，让孙瑜撤兵。

孙权不忍不行。因为江陵和夷陵已经给了刘备，现在翻脸，等于地盘白送，盟友又没了，万一曹操趁此机会再打下来，那局面可就难以收拾了。

据说几年后，当满口仁义道德的刘备自己跑到益州去攻打刘璋时，孙权气得七窍生烟，跳脚大骂：“猾虏，乃敢挟诈如此！”（《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

这个老滑头，竟奸诈到如此地步！

奸诈其实不是刘备的错。在乱世争天下，不奸诈的人早就死了，还怎么混呢？

严格来讲，这其实不叫奸诈，而叫权谋，毕竟兵不厌诈嘛。刘备的问题在于：明明一肚子权谋，却总喜欢标榜仁义。

他太过刻意经营自己的人设，有时候难免用力过猛，就会透出一个“假”字。

当然，刘备并非任何时候都是虚伪的，正如同他并非任何时候都是仁义的一样。像罗贯中老先生那样，居于正统立场，拼命要把刘备塑造成道德君子，其实适得其反；反之，若认定刘备就是个奸诈小人，显然也不太公平。

总之，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东西，每一个活人都是如此，刘备自然也不例外。

曹操西征，马超败逃

孙刘结盟，迫使曹操不得不暂时放弃南征，转而把目光投向了西边。

跟刘备、孙权一样，曹操盯上的也是益州这块硕果仅存的大肥肉。不过要取益州，就必须先拿下汉中的张鲁。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三月，曹操命钟繇、夏侯渊出兵征讨张鲁。

进兵汉中，势必要通过关中。有属下提醒曹操说，关中军阀马超、韩遂等人猝然见大军西进，一定怀疑是要打他们，到时候必然哗变。所以，应该先平定关中，然后汉中自可传檄而定。

曹操不听，仍按原计划出兵。

果然，马超、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关中十部军阀闻讯，一夜之间全都揭起了反旗，共有部众十万，并迅速进据潼关（今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北）。

马超，马腾长子，字孟起，自少年时代起便随父征战关中，勇猛无敌。数年前，马超曾率部驰援钟繇，击败河东叛将郭援，其部将庞德亲斩郭援首级，可以说为曹操平定河东立下了不小的战功。曹操因此对马超颇为垂青，屡次征召他，有心将他收至麾下，可都被马超拒绝了。

几年前，马腾携二子及家眷入朝，马超留在关中，被曹操任命为偏将军，封都亭侯，接管了马腾的部众。在曹操看来，把马腾和他一大家子全都捏在手里，马超一定不敢反。

没想到，马超居然说反就反了。

马超此举，显然是不计后果、极为鲁莽的行为。正是他这次造反，直接导致了灭族的惨剧——次年五月，马腾和两个儿子马休、马铁就全都被曹操杀了，并被夷灭三族，阖家老小无一幸免。

没有人知道马超为何会如此冲动。《三国演义》是把这两件事情的顺序调了一下，说马腾是因为密谋反曹被诛灭三族，然后马超才愤然起兵、为父报仇的。这么一来，逻辑上自然是理顺了，也为马超起兵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动机。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而是马超起兵在先，马腾三族被诛在后。

真实的历史往往就是这么不讲逻辑，经常让后世读者莫名其妙，反而是虚构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必须十分注重逻辑和人物行为的合理性，否则一定会被读者和观众骂死。

不管合不合理，反正马超就是起兵造反了。曹操本来就因这小子架子太大、屡次拒绝他的征召而不爽，这回可倒好，新账老账一块儿算！

曹操立刻命曹仁率众将进逼潼关，但特地叮嘱曹仁不可交战，先坚壁清野，等他率大军抵达后再亲自跟马超过招。

当年七月，曹操让世子曹丕和程昱留守邺城，然后亲率大军，向潼关进发。

当时，麾下众人大多认为，马超、韩遂等关西军队善于使用长矛，若不挑选出一批精锐作为前锋，恐怕很难抵挡。曹操却对此嗤之以鼻，说：“战场的主动权，在我之手，不在贼人之手。贼人虽精于长矛，可我却会让他们的长矛无用武之地，诸位就等着瞧吧。”

八月，曹操大军进抵潼关，与马超、韩遂等联军隔关对峙。

潼关是扼守关中的门户，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潼关其实就是曹操建的，始建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此关建成后，位于它东面一百多里外的古来第一雄关——函谷关，便逐渐废弃了。

曹操修建潼关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守卫关东，防备马腾、韩遂这些关西军阀，不料现在却被马超他们抢先占据，成了阻碍自己进兵的一道险关要隘。有趣的是，在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上，潼关事实上一直承担着关中门户的角色，主要起着保卫长安和关中平原的作用，与曹操修建此关的初衷完全是相反的。

潼关之所以成为名冠天下的战略要地，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它位居晋、陕、豫三省要冲，北临黄河，南依秦岭，谷深崖绝，山高路狭，地势异常险峻。黄河自北向南流来，在此突然折往东边，几乎形成了一个直角，而潼关就位于这个直角的拐弯处。

可想而知，要对这样一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发起强攻，势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曹操不想付出这个代价，决定智取。

他一边命部队发起佯攻，给关中联军施加压力，吸引他们的注意，一边却命徐晃、朱灵率精锐步骑四千，悄悄从蒲阪津（今山西永济市西黄河渡口）渡过黄河，作为先头部队在西岸建立基地。

很显然，曹操的战术就是向北绕过潼关，从后侧包抄敌人。

这一年闰八月，曹操命主力北渡黄河，自己仅率一百多名虎贲卫士留在南岸断后。如此一来，曹操就等于把自己的后背完全暴露给了马超。

马超也是身经百战之人，岂能放过这个绝佳的攻击机会？他当即亲率一万多步骑，冲出关门，对曹军发起猛攻。

就是这一仗，让过于托大的曹操险些送了老命。

马超军人多势众，一边冲锋一边放箭，瞬间“矢下如雨”。而曹操却毫无惧色，坐在一张胡床（类似于现在的小马扎）上岿然不动。这可急坏了身边的“警卫团长”许褚。他和几名卫士不由分说，架起曹操就往一艘小船上跑。

小船还没离岸，马超大军已逐渐迫近，继续拼命放箭。转眼间，船上的好几名水手就被流箭射死了。许褚情急之下，用左手抓起一只马鞍，护在曹操头上，同时右手抓起竹篙，拼尽全力一撑，这才让船脱离了河岸。

此时，马超大军已杀到了岸边，可曹操乘坐的小船并未驶远，还在弓箭的射程之内，若无人来救的话，饶是曹操有许褚和马鞍护体，恐怕也会被射成一只刺猬。

所幸，危急时刻，岸上还有一个叫丁斐的校尉。

这个丁斐，估计是曹军中分管后勤的，手下没几个人，但是手底下牛马成群。可能是为了让主力部队先渡河，所以丁斐和他的“牛马大军”就被留在了最后。此刻，眼见曹操身处险境，丁斐急中生智，就命手下把“牛马大军”全都放了出去。

马超的部众虽然骁勇善战，可军纪却不咋地，一看到漫山遍野的牛马，忙不迭地开始哄抢，也没人去管曹操了。

就这样，曹操侥幸逃过一劫，顺利渡过了黄河。

马超策马立在浊浪滚滚的黄河边，也只能望洋兴叹，徒唤奈何。

当时，先行渡河的众将领不知曹操能否脱险，一个个惊恐不安，等到曹操平安归来，众人不由悲喜交加，有人甚至喜极而泣。而此时的曹操，非但没有侥幸逃生的惊惶之态，反而满不在乎地哈哈大笑，说：“今天差点儿被那小贼困死！”

这就是曹操。好像不管在任何时候，他都能保持斗志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将生死完全置之度外。

仅凭这一点，曹操就不愧为一代枭雄。

随后，曹操率主力进至蒲阪，旋即西渡黄河，在冯翊郡（治今陕西大荔县）与徐晃、朱灵会合。

经过两度转进，曹军已如神兵下凡，出现在了关中联军的侧翼，令潼关天险形同虚设。

不过，虽然成功跨越了潼关天堑，但紧接着就又有一道难题摆在了曹操面前。

黄河沿岸，支流众多，沟壑纵横，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这对曹军的行军和后勤运输无疑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怎么办？

没有路，那就修出一条路！

曹操立刻命工兵全体出动，沿着黄河西岸，硬生生由北往南修出了一条“甬道”。所谓甬道，不是一般道路，而是两侧有墙壁或其他遮蔽物的特殊通道。当然，限于战场的条件，不可能修筑石墙，曹操只能命后勤部队把大小车辆都弄上去，然后命工兵砍伐树木，在车辆之间修起栅栏，这就形成了一道简易却实用的木墙。

之所以不惮其烦搞这么大的工程，目的是防备关中联军袭扰，尤其是防备对方骑兵的冲锋。很快，曹军就通过这条甬道推进到了渭水北岸。

此时，马超等关中联军也已撤出潼关，退到渭口（渭水入黄河处）据守。两军由此前的隔关对峙，变成了现在的隔河对峙。

曹操随即派出多支小股部队，四处游击，让马超等人无从判断对方要从何处渡河。然后，曹操选择了一个地点，命工兵架设浮桥，一夜之间就将部分主力推进到了渭水南岸，并迅速筑起了营垒。

眼看曹军步步紧逼，马超忍无可忍，遂主动出战，于某日深夜率部袭击曹营。不料，曹操早就算准了他要来偷袭，所以也早就为他准备了伏兵。

可想而知，马超被打得大败而逃。

到了这一刻，马超算是充分领教曹操的手段了。他和韩遂等人商议了一下，决定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过这一遭再说，遂派人去跟曹操求和，并表示愿意割让黄河以西的土地。

可是，曹操却一口回绝了。你小子说造反就造反，想求和就求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更何况那天在黄河岸边，你差点把老子射成刺猬，这笔账岂能不算？

当年九月，曹操全军渡过渭水，摆开了与关中联军决战的架势。

不过，曹操也只是故意摆出架势、对敌人形成威慑而已，他压根就不想跟关中联军正面对决。理由他之前就说过了，要让关中联军的长矛没有用武之地。

所以，随后的日子，马超等人连番挑战，曹操却愣是坚守营垒，毫无反应。马超、韩遂等人没辙，只好再次遣使求和，这回不光是献上土地，还承诺每人都献上一个儿子作为人质。曹操本来照样要拒绝，可贾诩却在一旁建议，说不妨假意答应他们。

曹操问：“你有何计？”

贾诩阴阴一笑，道：“无他，离间而已。”

曹操心领神会，说：“懂了。”

关中联军得知曹操同意了，无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韩遂与曹操有些旧交，这时就想跟曹丞相叙叙旧情、拉拉关系，于是主动要求见面。曹操马上应允，跟他约了个时间。

到了约定时间，双方来到两军之间的一个空旷地带，骑在马上就开始聊。据说，这一聊就聊了很长时间。当然，双方所言都与军事无关，只聊一些洛阳旧事。谈到高兴处，两人竟都拊掌大笑，一派老友重逢、其乐融融之状。

韩遂手下都是些边地汉人和凉州胡人，从没见过曹操，这会儿便都挤成一团，争先恐后地要一睹曹丞相尊容。曹操把脸转向他们，大笑道：“你们是想看我曹孟德吗？我也是个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只不过智谋多一点罢了。”

曹操这个人就是这么好玩。我们翻阅史料，经常能看见曹操动不动就大笑，动不动就幽上一默，十分有血有肉，一点都不像故纸堆里那些正儿八经、呆板无趣的古人，倒更像是由编剧精心塑造的影视作品里鲜活生动的人物。

三国这出大戏之所以精彩，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曹操这个男一号特别能“演”，不但在主线情节上表现得十分出彩，还特别能在细节上给自己“加戏”。

曹操和韩遂在大庭广众下相谈甚欢，不禁让马超、杨秋等人犯了嘀咕。

韩遂一回营，马超就忍不住问他：“你们刚才聊什么了，那么高兴？”

韩遂说：“没聊什么啊。”

一般这么说的话，八成就是心里有鬼。马超等人不由满腹狐疑。几天后，曹操又专门给韩遂写了封信，并故意对信中文字做了很多涂抹点窜，弄得好像是韩遂见信后，为了掩盖什么而修改的一样。

然后，在曹操的精心安排下，这封信不出所料地落入了马超手中。

马超等人一看，越发怀疑韩遂叛变了，私底下肯定跟曹操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

至此，曹操估摸着这帮造反派已经互相猜疑、离心离德了，遂悍然撕破假面，下令对关中联军发动全面进攻。

决战当天，曹操先命轻装步骑兵与对方接战，待双方杀得难解难分之际，突然命虎豹骑绕到敌军后侧，以合围之势发起强攻。

关中联军本来就因相互猜疑而军心不稳，现在一看虎豹骑从背后杀来，再不逃命就要被团灭了，遂纷纷夺路而逃，顷刻间全线崩溃。

关中军阀成宜、李堪等人跑得慢，被虎豹骑一一砍掉了脑袋，只有马超、韩遂、杨秋三人侥幸脱逃——马、韩逃奔凉州（治今甘肃张家川县），杨秋逃奔安定（治今甘肃镇原县东南）。

当年十月，曹操乘胜追击，进围安定，杨秋不敌，只好投降。

十二月，曹操命夏侯渊驻兵长安，同时任命张既为京兆尹，负责治理关中，然后班师凯旋。

战后，曹操和众将领对此次西征进行复盘，曹操详细分析了在这场战役中运用的各种战略战术，令众将大为叹服。其中，有件事特别让众将不解，就是当初关中的十路军阀并非一起进入潼关，而是马超和韩遂先到，其他各部日后才陆续抵达。当时，曹操每接到一份情报，说关中哪路军阀又到了，他不但毫不担心敌军兵力的增加，反而每一回都面露喜色。

众将当时不便发问，现在纷纷追问曹操这是何故。

曹操为他们揭开了谜底，说：“关中地方那么大，如果各路贼人分别据守险要，我们要打，没有一两年是搞不定的。如今，他们全都聚到一块儿了，虽然人多势众，但谁也不服谁，全军没有主帅，一战便可歼灭。能如此轻易地获得胜利，我当然该高兴啦。”

众将闻言，恍然大悟。

曹操这番话，不仅解除了众将的困惑，同时也揭开了另一个更大的谜底，那就是——曹操当初命钟繇进攻张鲁，很可能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目的其实是逼反马超、韩遂等关中军阀。

换言之，曹操故意虚张声势，就是为了把马超、韩遂等人一网打尽，以便为进攻张鲁和刘璋扫清障碍。

所以，马超等人其实自始至终都被曹操玩弄于股掌之中，不论在战术层面，还是在战略层面。

曹操的谋略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引狼入室：益州的变局

益州，东汉十三州之一，民生富庶，疆域辽阔，其范围大抵包括今天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以及陕西南部、缅甸北部等。

首任益州牧，是刘璋的老爹刘焉。

刘焉，字君郎，江夏郡竟陵县（今湖北天门市西北）人，出身宗室，历任洛阳令、冀州刺史、宗正、太常卿等职。汉末天下大乱，刘焉听人说“益州有天子气”，便蠢蠢欲动，建议灵帝将当时各州的“刺史”改为“州牧”，理由是刺史的权力太小，不足以镇压各地叛乱。灵帝同意后，刘焉便自请出任益州牧，然后就跑到益州搞起了独立王国。

刘焉这个人，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到益州后，头一件事就是跟朝廷脱离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手下的一个司马派到了汉中，命他“断绝谷阁，杀害汉使”（《三国志·刘焉传》），也就是封锁进入益州的道路，杀掉朝廷派来的使者。

刘焉派出的这个手下，就是张鲁。

张鲁替他干了这些脏事之后，刘焉又假惺惺地给朝廷上表，说“米贼（张鲁）断道，不得复通”，把责任都推给了张鲁。

随后，刘焉在益州一边招降纳叛，培植自己的势力，一边杀戮立威，镇压当地的豪强士族，还杀了不少不听他号令的地方官。就这样，刘焉逐步站稳了脚跟，然后就堂而皇之地做起了土皇帝，按照天子规格制作了车舆、服饰，等等。

数年后，董卓被杀，长安大乱，刘焉就打起了关中的主意，命长子刘范、次子刘诞联合马腾，与李傕等人开战，不料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两个儿子都被李傕杀了。

刘焉有四个儿子，除了一出场就挂掉的这两位，还有一个老三叫刘瑁，老四就是刘璋。

刘焉痛失二子，悲不自胜，赶紧把当时还在朝中担任奉车都尉的刘璋召了回来。没过多久，刘焉一病不起，然后就翘了辫子。他死后，三子刘瑁不知何故突发精神病，也跟着一命呜呼了。硕果仅存的老四刘璋就这样成了唯一继承人，顺理成章地接任了益州牧。

刘璋，字季玉，生性“懦弱少断”，既没有人主的威严，也缺乏治国理政的才干。当时，南阳、关中等地，有很多流民逃难到了益州，其中的青壮年被收编成军，号为“东州兵”。东州兵是外乡客，跟本地的原住民不和，经常干些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的事情，刘璋也没有办法禁止。久而久之，便导致了“政令多阙，益州颇怨”的局面。

眼看刘璋继位后，把益州搞得民怨沸腾，张鲁打心眼里瞧不上他，索性割据自立，不再听益州号令。刘璋这个人本事不大，脾气却不小。他一怒之下，便杀了住在成都的张鲁的母亲和弟弟，并派将领庞羲进攻汉中，可庞羲数度进攻都以失败告终。

从此，刘璋和张鲁的死仇就算结下了。

面对当时的群雄割据之势，刘璋也知道益州不安全，迟早会被各方诸侯盯上，加之张鲁又在“卧榻之侧”虎视眈眈，便越发恐惧。所以，刘璋只能想方设法去抱曹操的大腿。

早在建安十年和十二年，刘璋就曾两次遣使去向曹操示好。到了建安十三年，刘璋得知曹操拿下了荆州，眼看战火都烧到家门口了，赶紧又派了一个人去见曹操，表示愿意替曹操征发徭役，并提供兵员，一副摇头摆尾的跪舔之状。

刘璋派去的这个人，就是日后“引狼入室”、帮刘备谋取了益州的张松。

张松，时任益州别驾，蜀郡（治今四川成都市）本地人，据说身材矮小，为人放荡不羁。所谓浓缩的就是精华，张松这家伙虽其貌不扬，但十分精明，一肚子鬼主意。他奉刘璋之命去见曹操，却压根不想替刘璋办事，而是企图投靠曹操，并做曹操的内应，帮他谋取益州。

曹操本人虽然算不上君子，但他生平最厌恶卖主求荣的不忠之人，加上张松长得实在对不起观众，所以曹操打心眼里反感他，就十分怠慢，不怎么搭理他，临了还故意给了张松一个穷乡僻壤的县令之职。

当时的惯例是，凡各地诸侯遣使去拜见曹操，曹操都会礼尚往来，以朝廷的名义给来使一个职位，虽不一定实际到任，但所给的官帽子肯定比使者原有的大，且毕竟是朝廷所赐，名义上也是一种尊崇。

可是这回却大大不同。要知道，张松本人已经官居益州别驾，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兼省政府秘书长，可曹操却给了他一个十八线小县城的县长，这不是故意恶心人吗？

虽说张松是来跪舔的，但你不让人家舔也就算了，说几句客气话打发了便可，又何必弄这么一出来侮辱人呢？

张松感觉自己的尊严被按在地上狠狠摩擦了一回，自然是又羞又愤，回到益州后，就拼命说曹操的坏话，力劝刘璋跟曹操这个老贼绝交。

曹操一辈子精明过人，这回却实实在在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

张松在益州身居要职，深受刘璋信任，而且又是成都本地人，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是根深势大，而凭借曹操强大的实力，再加上有这家伙充当内应，拿下益州简直是十拿九稳，甚至可以说是探囊取物。

后来的刘备之所以不费多大力气便得到益州，就是这个张松帮了大忙。

可见，曹操犯的这个错误，是完全不可原谅的，白白扔掉了一块唾手可得的大肥肉，也等于白白送给了刘备一个成就霸业的机会。

东晋史家习凿齿就为此发了一句颇为精辟的感慨：“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

昔日，身为霸主的齐桓公在“葵丘会盟”时，一不留神流露出了自负自夸的样子，许多诸侯国就背叛他了；今日，曹操偶尔表现出了傲慢无礼的态度，就导致了后来的天下三分。这都是兢兢业业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成果，却在一低头、一抬头的瞬间就毁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刘璋对张松言听计从，他说跟曹操绝交，刘璋果然就不再理睬曹操了。

建安十六年，当曹操命钟繇进兵汉中的消息传到益州时，刘璋深感恐惧，赶紧找张松来商议对策。

当初听你的跟曹操绝交了，那么粗的大腿愣是没抱上，现在可倒好，人家曹操要来打张鲁了，下一个肯定轮到咱们，你说该怎么办？

张松告诉刘璋，不一定非要抱谁的大腿，其实找个打手来看家护院也是可以的。张松就是在这个时候，隆重推出了刘备——这可是你们老刘家的亲戚，又是曹操的死敌，且善于用兵，若是请他打张鲁，张鲁必败；到时候由他看守咱们益州的北大门，还用怕姓曹的老贼吗？

刘璋一想也对，大家都是宗室之人，同气连枝，肯定比外人靠谱，便问张松该派何人去跟刘备接洽。张松马上推荐了一个人——此人眼下还默默无闻，日后却成了刘备帐下最重要的谋士之一，也是蜀汉政权中深受刘备信任的股肱重臣之一。

这个人就是法正。

法正，字孝直，扶风郡郿县（今陕西眉县）人，出身于名士家庭。建安初年，他与同乡好友孟达一同入蜀，曾任县令，混了十多年，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军议校尉，因不受重用，常郁郁不得志。张松跟法正的私交不错，两人就经常在一块儿吐槽——张松骂刘璋懦弱无能，干不成大事；法正骂刘璋有眼无珠，不会用人才。

私下里一起骂老板，是很容易增进员工情感的，所以张松和法正慢慢就成了铁哥们儿。这回，张松劝刘璋请刘备入蜀，就是存心要把刘璋给卖了。这种卖老板的事情当然不宜让旁人插手，只能找老铁一块儿干，所以张松就推荐了法正。

刘璋遂命法正出使荆州。法正怕人看出他跟张松之间的猫腻，就故意推三阻四，表现得很不情愿。直到刘璋再三催促，他才装出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跑了一趟荆州，跟刘备见了一面。

回来后，法正马上对张松说，咱们没看走眼，这个刘玄德果然是个雄才大略之人，请他来益州当老板准没错！

于是，迎刘备入蜀的事情就这么定了。两人一番密谋之后，张松又去见刘璋，极力鼓吹刘备如何仁义，然后恐吓刘璋说：“如今，咱们益州的将领如庞羲、李异等人，都是居功自傲、骄横不法的家伙，企图与外面的势力勾结。如果不能得到刘豫州的帮助，咱们势必陷入‘敌攻其外，民攻其内’的困境，那就是死路一条了！”

刘璋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当即拍板，命法正和孟达率四千人，赴荆州恭迎刘备。

此时的刘璋并不知道，他这么做纯属引狼入室，完全是在自掘坟墓。

其实，益州也不是没有明眼人。比如一个叫黄权的主簿，就极力劝谏刘璋，说：“刘备有骁勇之名，如今请他来益州，把他当成属下吧，他心里肯定不满足；把他奉为上宾吧，则一国不容二君。如果客人有泰山之安，那主人一定有累卵之危。而今之计，不如闭境自守，以待局势安定。”

刘璋不听，把黄权赶出了成都，贬到了一个小地方去当县长。

还有一个叫王累的小官，见黄权劝谏不成，索性把自己倒挂在了城门上，希望用这个出格的“行为艺术”劝阻刘璋，可刘璋都懒得理他。王累万般无奈，就在城门口自刎了，拿自己的一条命进行死谏，可刘璋照旧无动于衷。

谁反对都没用，一切按原计划进行，益州的变局就此注定。

很快，法正就率领他的迎宾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了荆州。

上次来只是摸个底，这回法正就直奔主题了，对刘备说：“以将军的才干和贤明，足以将懦弱无能的刘璋取而代之。何况，还有身居要职、被刘璋视为心腹股肱的张松作为内应，要拿下益州，可谓易如反掌。”

对于做梦都想得到益州的刘备而言，这个机会无异于天上掉下来一块大馅儿饼，自然是求之不得。可是，事到临头，刘备却犹豫了起来。

他在犹豫什么？

很简单，他担心这么干会破坏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人设。出道这么些年，当初一穷二白的刘备凭什么混到今天？他主要凭借的，不就是“仁义宽厚、急公好义、锄强扶弱、诚信待人”这些标签所共同打造的那个完美人设吗？现在让他打着救人急难的名义去抄人家的老窝，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自我打脸，这也太颠覆世人的三观了吧？

倘若大事能成，那打脸就打脸了，颠覆就颠覆了，反正成功之后再来涂脂抹粉，修复人设，那都不叫事儿。可关键的问题是，万一失败了呢？那他刘备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将来还有谁愿意跟他打交道？万一以后又被曹操打得满世界跑，还能有谁愿意收留他呢？

想到这些，刘备就不可能不犯踌躇。

就在刘备举棋不定的当口，有个人站出来劝他了，最后终于促使他下定了决心。

这个人就是“凤雏”庞统。

庞统，字士元，荆州襄阳人，小时候呆呆傻傻的，没人拿他当回事儿：“少时朴钝，未有识者”（《三国志·庞统传》）。直到二十岁那年，庞统的才学才被人发现。有一天，庞统去见水镜先生司马徽，当时司马徽正在树上采桑，庞统就坐在树下跟他聊天，两人聊着聊着，竟然从白天一直聊到了晚上。司马徽对庞统的才识大感惊异，从此逢人便说，庞统“当南州士之冠冕”，就是说有朝一日，庞统会成为南方士林中首屈一指的人物。

得到水镜先生如此盛赞后，庞统的名气才渐渐大了起来。

庞统的叔父庞德公是荆襄名士，对司马徽、诸葛亮和庞统都很看重，就是他分别给三者起了“水镜”“卧龙”“凤雏”的雅号。

后来，庞统进入官场，在南郡做过一段时间的功曹，就是主管KPI（关键绩效指标）评审的，其间给人打的分数，普遍都高于当事人的实际绩效。有人觉得庞统是在放水，就质问他为何这么干。庞统的回答是：“如今天下大乱，正义之道逐渐式微，善人少而恶人多。我想兴起良善的风俗，以达到助长正道的目的，所以要宣扬好的榜样，改善世风，如果不这样做，善人只会越来越少。十个人当中，如果可以改善五个人，就可以将此事完成一半，进而达到教育世人的目的，使有志者可以自勉自励，这样难道不行吗？”

赤壁之战后，庞统投到了周瑜麾下，先任功曹，后任从事（相当于办公厅主任）。周瑜去世，庞统扶棺送葬，到了东吴，结交了陆绩、全琮等江东官员，其名声也随之在江东传播开来。

后来，刘备接管了南郡，庞统被下放到地方，挂职耒阳（今湖南耒阳市）县令。可能是觉得被轻视了，庞统有些不爽，就不怎么干活，然后就被罢免了。鲁肃听说后，就专门给刘备写了封信，告诉他庞统“非百里之才”，就是说让他当区区县令太屈才了。

那庞统适合当什么官呢？鲁肃建议刘备，应该让他担任治中、别驾这种级别的官，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华。

治中、别驾，那可都是副省级高官啊，刘备居然把人家弄去做县令，后来还把县令给免了，这可不就是埋汰人才吗？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在提醒刘备，说这位“凤雏”当初可是跟他齐名的，实在不应该埋没了。刘备这才终于回想起来，当年司马徽就是同时推荐这两位的，这几年戎马倥偬，居然把“凤雏”忘得一干二净，确实是委屈人家了。

随后，刘备赶紧召庞统来见。一聊之下，果不其然，是个大才啊！旋即任命庞统为治中，并与诸葛亮同为军师中郎将。

据《三国志·江表传》记载，有一天，刘备忽然想起一件事，就问庞统：“你之前在周瑜手下，有件事你应该知情，就是当初我去江东，听说周瑜曾给孙权上了一道密奏，劝孙权扣留我，有这回事吗？”

庞统只答了一个字：“有。”

刘备一听，顿时后怕不已，道：“当时我处境危急，有求于孙权，不得不前往，没想到差点遭了周瑜的毒手！看来天下的智谋之士，果然是所见略同啊，当初孔明就劝我别去，所担心的正是这个。现在看来，那次江东之行实在太冒险了，绝非万全之策啊！”

庞统得到刘备的重用后，自然是尽心尽力，而他这一生对刘备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这一次关于益州的谋划。

眼看刘备犹豫不决，庞统便进言道：“荆州历经数年战乱，已荒凉残破，人、财、物力消耗殆尽，而且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地肥沃，财富丰足，若能以其为资本，则大业可成啊！”

刘备面露难色，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我与曹操势同水火，而且处处相反。曹操严厉，我则宽厚；曹操残暴，我则仁慈；曹操诡谲，我则忠信。就是要事事与他相反，大业才可成就。如今，若是因为贪图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将来如何善后？”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人设问题。

刘备的这番自我剖析，很清楚地表明，他的人设就是在先天性格的基础上刻意经营的结果。尤其是处处跟曹操相反，更加说明先天的成分小，刻意为之的成分大。

所以，如今让他为了夺取益州而颠覆人设，变成跟曹操一样的人，这么做到底划不划算，最终得到的利益能否大于他这么多年的经营和付出，刘备不能不做一番审慎的考量。

庞统当然知道他在担心什么，便直言不讳道：“战乱之世，只固守一套原则，是不足以定天下的。更何况，吞食弱小，兼并愚昧，逆取顺守，都是古人称道的做法。等到大事成了，就封刘璋一个大一点的食邑，在信义上有何亏欠？今日不取益州，它终究也会落入他人之手。”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向来都是这个世界最底层的逻辑，不论是一千多年前的三国乱世，还是21世纪的今天，本质上都一样。人类通过文化、道德、法律，等等，让自己从野蛮逐步走向了文明，但人性的自私和贪婪却从未有丝毫改变，对生存资源和各种利益的争夺，也同样亘古如斯。

在个体层面，人们的行为或许还会受到道德和法律的约束，然而在国家层面上，对资源和利益的争夺基本上就是被丛林法则支配的。所谓的道义或国际规则，通常只是一层薄薄的遮羞布，随时可以被捅破。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终极因素，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实力。所以，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才会说：“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今天，真理当然不会在大炮的射程之内，但一定是在洲际导弹的射程之内。

所以，居于上述理由，当刘璋拥有益州广阔的地盘和丰富的资源，而实力却又十分弱小的时候，曹操、孙权、刘备这些势力都对他虎视眈眈，就完全是情理中的事了。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刘璋最终的命运，必然是被人“吃掉”，区别只是谁来下嘴而已。

如今，刘备身在荆州，离益州最近，而且又是刘璋主动邀请，另外还有张松、法正充当内应，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全齐活了，此时不下嘴，更待何时？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送到嘴的肉，不吃白不吃！

一向高举仁义大旗的刘玄德，终于下定决心，做一回不仁不义的强盗。

建安十六年十二月，刘备命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留守荆州，自己带着庞统等人，亲率步卒数万，随同法正溯江西上，朝着他梦寐以求的益州进发了……

权臣的自我修养

得到刘备入蜀的消息，孙权忍不住破口大骂。

可是，明知道刘备虚伪狡诈又能如何？这年头在江湖上混，不就是互相蒙骗、互相利用吗？除非你不想让他替你防御西线、抵挡曹操了，否则这口恶气你也只能暂且吞下。

出于大局考虑，孙权不敢撕毁盟约，但有另一种东西他却是可以撕的。那就是刘备与孙小妹的婚姻关系。

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孙权立刻派出船队，远赴江陵，要把妹妹接回来。孙小妹当然也知道二哥被刘备耍了，内心的愤怒丝毫不亚于孙权，所以立马收拾金银细软，然后带上她的“女子警卫团”，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回江东的船。

同时，她还“顺手牵羊”地带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年仅五岁的阿斗。

孙小妹这么做，目的当然不是带阿斗去江东旅游，让他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而是要把刘备这个宝贝儿子扣为人质，以此报复刘备，并作为筹码在日后要挟刘备。

如果孙小妹得手，那刘备的损失可就大了。所幸，危急关头，阿斗命中注定的保护神又出现了。

他就是赵云。

赵云发现阿斗不见了，立刻叫上张飞和一帮弟兄，风驰电掣地追到了码头，截住了刚刚要扬帆起航的江东船队。

孙小妹手下那帮女保镖们，自然少不了跟赵云等人一番对峙。

不过，眼前这两位，一个是长坂坡吓退虎豹骑的张翼德，一个是从万军之中抢回幼主的赵子龙，他们一发威，恐怕再狠再飒的女保镖也会心生惧意。更何况，这里是刘备的地盘，真要动起手来，孙小妹恐怕从此就回不了娘家了。

没办法，孙小妹只能不情不愿地把阿斗还给了他们。然后，孙小妹就回了江东，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刘备。这桩折磨人的政治婚姻仅仅维持了三年，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事实上，不论对刘备还是对孙小妹而言，这个结果都是一种解脱。

刘备的此次益州之行，受到的礼遇远超所有人的想象。

刘璋专门颁下敕书，命沿途各郡县官员都要用盛大的礼仪迎送刘备，不但好吃好喝供奉，临走还要带上一笔厚礼，“前后赠遗以巨亿计”（《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八》）。刘备感觉自己就像英雄回到了家乡一样，“入境如归”，实在是生平未有之待遇。

一路上只有一位益州官员，对刘备的到来感到了极大的忧虑和恐惧。他就是时任巴郡（治今重庆市）太守的严颜。

严颜捶着自己的胸口，仰天长叹道：“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也。”（《三国志·张飞传》注引《华阳国志》）

独自坐在深山里，想找一只老虎来保护自己，结果只能是被这只老虎吃掉。

但是，此时的刘璋可不这么想。他自以为请来了一支兵强马壮的雇佣军，正喜不自胜呢。为了表达诚意，刘璋亲率三万步骑，带着一支豪华车队，专程来到涪城（治今四川绵阳市涪城区）迎接刘备，并精心准备了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

刘璋绝不会料到，此刻，一场针对他的刺杀行动已经在酝酿中了。

行动的策划者就是张松。他派人给法正送来口信，让法正秘密通知刘备，一不做二不休，就趁这次会面动手，干掉刘璋。

刘备吃了一惊，对法正说：“此事绝不可如此仓促！”

一见面就把人家干掉，这也太穷凶极恶了吧？虽然益州是早晚要拿下的，但是让刘备用如此狠毒的方式去拿，吃相未免太难看了，完全不是他的风格，所以刘备断然拒绝。

庞统见状，便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说：“那就在宴会上把刘璋抓起来，如此便可不费一兵一卒，坐拥整个益州。”

庞统的方案，吃相是好看了些，问题同样是操之过急。

刘备沉稳持重的性格，这时候就发挥作用了。他说：“咱们初来乍到，恩德和信义都还没建立，不可冒这个险。”

虽然刘备很喜欢标榜仁义，但他此刻的这个顾虑却绝非大而无当的道德说辞，而是十分切合实际的现实考量。

因为干掉刘璋容易，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举征服益州人心，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毫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刘璋下手，不管是杀还是抓，都会让刘备背上以怨报德、不择手段的骂名。一旦失去人心，就算得到了益州，也会面对很多不稳定因素，从而极大地增加社会治理的成本，绝非长治久安之计。

所以，刘璋是迟早要拿下的，但绝不是现在。必须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能动手。

就这样，刘璋在无知无觉中，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他隆重款待了刘备。在欢迎宴会上，两个本家互相给对方送上了一份见面礼：刘璋推举刘备为“行（代理）大司马”，兼司隶校尉；刘备则推举刘璋为“行（代理）镇西大将军”，兼领益州牧。

当时的诸侯，这套把戏都玩得挺溜。反正都是不要钱的空头高帽，能扯多大是多大，只要大家高兴就好。

两位主公互戴高帽、把盏言欢，下面的将士们自然也就跟着称兄道弟、彼此结交了起来。接着，欢迎活动整整持续了一百余日，天天美酒佳肴、笙歌燕舞，把人都给养胖了，不知道有没有害得刘备再度哀叹大腿又粗了。

宾主尽欢之后，刘璋又拨给了刘备兵马、武器、钱粮及一应军需物资，然后才提出要求，请他北上进攻张鲁。刘备自然是满口答应。

此时，刘备的原有部众加上刘璋拨给他的，总兵力已达三万余人。可刘璋还是担心他兵力不够，又主动表示，可以把白水关（今四川广元市青川县东北）驻军的统辖权交给他。

做完这一切，刘璋才放心地回了成都。

这位慷慨好客的刘璋刘州牧，实在是个罕见的厚道人。在当时那个乱世，每个出来混的人，都唯恐自己的心眼不够多，可唯独这位兄台，真是一点心眼都没有，头回见面，就对刘备付出了毫无保留的信任。

做人如此单纯厚道，在承平之世的官场都不好混，更不用说在眼下这个乱世江湖了。这种人被出卖、被算计，可以说是分分钟的事，也幸亏是他运气好，才在益州牧的位子上坐了这么久。

然而，好运气是不可能眷顾人一辈子的。所以，随着刘豫州的到来，这位刘益州的好日子就算到头了。也幸亏来抢地盘的人是刘备，做事还算有原则、有底线，假如换成早些年李傕、郭汜那样的军阀，他就算有八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刘备得到刘璋的大力资助后，顿时变得兵精粮足。出道这么多年，他还是头一回这么阔气。随后，刘备率部北上，进驻葭萌关（今四川广元市西南），摆出了一副进攻张鲁的架势。可实际上，他就是做做样子给刘璋看罢了。刘备到此地后，就把进攻张鲁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只埋头做一件他认为有价值的事——广树恩德，收买人心。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正月，曹操班师回到了邺城。

曹丞相不辞劳苦，远赴关中击败了那些造反的军阀，平定了三辅地区，这对大汉朝廷自然是大功一件。虽然被圈养在深宫之中的那位傀儡天子对此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曹丞相本人，对自己的功劳还是很认可、很在乎的。

所以，曹丞相决定好好犒赏一下自己。

拿什么犒赏呢？

论官职，“丞相”之职已经是位极人臣，没法再往上升了；论爵位，自从建安元年封武平侯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没动，倒是有必要往上挪一挪，不过这个可以稍后再说；剩下来的，比如良田豪宅、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这些东西，曹操通通不稀罕；就连世人最看重的“食邑”，曹操也没放在眼里。

比如，一年多前，曹操就曾经有过这么一通操作：先是以朝廷的名义封给了自己四个县、三万户的食邑，然后又上表退还了三个县和两万户食邑，只保留作为“武平侯”原有的一个县和一万户。

为此，曹操还专门下了一道丞相令（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向世人表明了自己不爱财、不居功的高风亮节。

既然连食邑都退了，那还有什么犒赏是配得上曹丞相的呢？

当然有。比如权臣的专属待遇——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这，才是曹操真正想要的。

我们在前文曾经介绍过这些待遇的细节。当初董卓自立为相国时，就给自己弄过这么一套特权。两汉时代，最早享有上述待遇的人是名相萧何，不过萧何只有后两项，“赞拜不名”其实是东汉中期的跋扈外戚、权臣梁冀自己加上去的，后来董卓就有样学样，现在曹操也一并笑纳了。

在曹操身后，有曹真、曹爽、司马师三人复制了这套动作。至于后面的历朝历代，拷贝的人就更多了，如王敦、刘裕、萧道成、萧衍、侯景、陈霸先、杨坚、李渊、朱全忠等。

这些人尽管所处的时代不同，发迹的过程各异，但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权臣。

从权臣到皇帝，只有一步之遥，所以这些人当中，大部分后来都做了皇帝。即使没做成的，也不等于他没有篡位称帝之心。

所以，曹操现在既然迈出了这一步，若说他丝毫没有当皇帝的想法，那就是自欺欺人了。

在上文提到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曹操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后世史家都对此耳熟能详。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这话确实没错。在汉末三国这个群雄割据的乱世，假如没有曹操来“镇场子”，恐怕连犄角旮旯的阿猫阿狗都会肆无忌惮地过一把“称帝称王”的瘾。不过，从这句霸气十足的话中，我们其实可以解读出某种潜台词，那就是——在曹操心目中，普天之下除了他，没人有资格称帝称王。

既然唯有他一人具备资格，那他最终是否称帝称王，就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他要不要的问题。

作为独霸朝纲的权臣，该要的，曹操自然都会要。

在历史上，除了“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这组待遇，另外还有一套特殊的礼遇，也是权臣的标配，那就是——加九锡。

在获得上述待遇半年多后，曹操立马就动了晋爵和“加九锡”的念头。所谓“九锡”，实际上就是“九赐”，即天子专门赏赐给功臣的九种特殊器物或礼遇。

一赐车马，即金车与兵车各一驾，枣红色公马八匹；其德可行者赐之。

二赐衣服，即衮冕之服，外加赤舄（红色木底鞋）；能安民者赐之。

三赐乐则，即定音、校音器具及钟磬乐器；使民和乐者赐之。

四赐朱户，即朱漆大门；能感化民俗者赐之。

五赐纳陛，即上殿时特制的台阶；善纳贤良者赐之。

六赐虎贲，即虎贲卫士三百人；能退恶者赐之。

七赐弓矢，即红弓一张、箭百支，黑弓十张、箭千支；能征不义者赐之。

八赐斧钺，即大斧铜钺一副，有专事征伐、先斩后奏之权；能诛有罪者赐之。

九赐秬鬯，即祭礼用的香酒，以稀见的黑黍和香草酿成；孝道备者赐之。

建安十七年十月，在曹操的授意下，谋士董昭进言道：“自古以来，人臣匡扶天下，从未有像丞相建立这么大功业的。有这么大的功业，也从未有人长久屈居臣子之位的。如今丞相高风亮节，乐意保有人臣的操守，然而身处大臣之位，难免受人猜疑。此等大事，丞相不可不慎重考虑。”

董昭说了一堆，其实就一个意思：丞相您劳苦功高，应该晋爵并进一步提升待遇了，否则你越谦让，人家反倒越怀疑你。

董昭首倡此议后，朝廷的列侯和众将领们心领神会，就开始纷纷附和。一时间舆论高涨，都认为曹操应该晋爵国公，并“加九锡”，如此才足以表彰丞相的盖世功勋。

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人提出了异议。

他就是曹操多年来最倚重的心腹股肱、时任尚书令的荀彧。

荀彧对董昭等人道：“曹公当初兴起义兵，是为了匡扶朝政、安定国家，这些年一直秉承着忠贞和热诚，恪守着谦恭与退让。君子若敬爱一个人，应该砥砺他的品德，所以你们不该这么做。”

此言一出，就把曹操往死里得罪了。

荀彧表面上是在赞美曹操，实际上却是在暗讽他忘记了初心，丧失了人臣的操守。换言之，即便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曹操非做权臣不可，荀彧也希望，他这个权臣还能保有最基本的自我修养。

如此这些，曹操岂能听不出来？

我曹孟德忠不忠贞、谦不谦退、自我修养高不高，那都是我自己的事，轮不到你荀彧来说三道四，更不能成为你道德绑架的理由！

曹操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然，荀彧现在怎么说也是朝廷重臣，他既然公开反对，曹操也不好一意孤行，更不宜直接对荀彧采取什么行动。

所以，曹操只能暂时搁置这项提议。然后，他决定再度出兵，用更大的战功来打荀彧的脸——只要我的功劳越大，你那套道德绑架的说辞就越显苍白！

曹操此次出兵的目标，是江东孙权。

之前曹操每次出征，都会让荀彧留守大本营，这几乎成了惯例。然而这一次，曹操却故意派给了荀彧一个差使，让他到前线来劳军。等荀彧到了大营，曹操又以“参丞相军事”的名义把他留了下来，没再让他返回朝廷。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意味着曹操已经不再信任荀彧了。而荀彧当然也嗅出了某种不祥的气息。他知道，除非自己改变立场，向曹操妥协，否则以后的日子绝对不会好过。

思虑及此，荀彧毅然做出了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决定。

建安十七年十月，当曹操大军向濡须进发的时候，荀彧没有跟着大军前进，而是以生病为由，留在了寿春（今安徽寿县）。

这么做，无疑更让曹操不爽。不过，荀彧已经不必关心曹操爽不爽了，因为他已经决定炒老板鱿鱼，潇洒走人了。

当然，荀彧这一走，不是离开曹操阵营，而是离开这个世界。

是年冬，“（荀彧）以疾留寿春，饮药而卒”（《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八》）。荀彧服毒自杀，享年五十岁。他用这种最决绝的方式，为他效忠的汉室殉节了，同时也跟曹操彻底划清了界限。

不管你曹孟德要做董卓还是做王莽，我荀文若都没有能力阻拦，但我至少可以做到以死明志，至少不必跟着你一条道走到黑，在青史中留下千古骂名。

据《三国志·荀彧传》注引《魏氏春秋》记载，荀彧之所以如此决绝，不仅是因为曹操把他叫到了前线，更因为曹操做了一件令人费解、同时也让人胆寒的事——他派人给荀彧送去了一个食盒，荀彧打开之后，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这是什么意思？曹操到底想表达什么？

很显然，曹操是想告诉荀彧：你名义上是汉朝臣子，可实际上端的却是我曹操的饭碗；我可以让你位高权重、衣食无忧，也可以让你身败名裂、一无所有。所以，该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

曹操的这个暗示，本意应该也不是想逼死荀彧，只是想让他妥协而已。不料，荀彧竟然会用死来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这个结果，恐怕是出乎曹操意料的。

不过，对于此刻的曹操来说，荀彧之死，充其量也就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罢了。事过了无痕，地球照样转，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曹操在日后回忆起荀彧曾经做过的诸多贡献时，或许也会有些惋惜和伤感，但是眼下，他绝不会为荀彧流一滴眼泪。因为荀彧的死，客观上其实起到了一种震慑作用，足以让满朝文武从此俯首帖耳，再也没人敢对曹操说半个“不”字。

就此而言，荀彧这一死，对曹操反倒还有些“价值”，也不失为在最后时刻为曹操做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贡献”。

刘备攻蜀，曹操晋爵

建安十七年冬，刘备已经在葭萌关待了整整一年，既没有进攻张鲁的动作，也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好似到这天府之国度假养生来了。

庞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对刘备提出了关于下一步行动的上、中、下三策。

他说：“而今之计，不如秘密派出一支精锐，昼夜疾行，直接袭取成都；刘璋不懂军事，又无防备，大军突至，可一举攻克，此乃上策。其次，驻守白水关的杨怀、高沛二人都是刘璋麾下的宿将，我听说他们已多次上书刘璋，要求把将军遣回荆州。将军不妨将计就计，声称荆州有急，欲率部回援，然后整顿行装，做出开拔之状。此二人既仰慕将军英名，又庆幸将军要走了，必然会轻骑简从前来送别，到时候就把他们绑了，吞并其部众，再向成都进发，此乃中策。若不这么做，我们就必须撤退到白帝城（今重庆市奉节县东），与荆州联兵，慢慢再定方略，此乃下策。如果犹豫不决，我们将被困在这里，恐非长久之计。”

刘备反复思量，最后决定采取中策。

不过，现在荆州太平无事，要扯一个什么样的借口，才能让刘璋和他手下的将领相信呢？

就在刘备和庞统搜肠刮肚之际，老天爷帮了刘备一个大忙，给他送来了一个现成的借口。因曹操发兵攻打孙权，所以孙权便遣使向刘备告急，希望他从荆州出兵，在西线牵制曹操，以减轻东线的压力。

有道是“时来天地皆同力”，刘备这几年的运气，真的是好到爆棚。有了这个借口，事情就好办多了。刘备旋即给刘璋写了封急信，说：“孙权和我是盟友，可谓唇齿相依，而关羽兵弱，我若不回师驰援，曹操必取荆州，接下来便会侵犯益州。这个麻烦，要远比张鲁大得多。张鲁就是个自守之贼，不足为虑。”

在信的最后，刘备向刘璋提出，希望再拨给他一万兵马，以及相应的粮草和军需物资。

刘备此举，显然是得寸进尺。

人家把你请到益州来，奉你为上宾，又给了你那么多好处，是让你做雇佣军去打张鲁的。可你倒好，愣是在这儿混吃混喝待了一年，不但啥事儿没干，现在居然还敢厚着脸皮再度伸手，又要兵马又要钱粮，然后就想拍屁股走人，这不是把人家刘州牧当冤大头了吗？

刘璋再厚道，脑子再不好使，也不可能任你刘备这样变本加厉、予取予求啊！

可是，刘璋怕刘备翻脸，又不敢不给。思前想后，只好打了四折，答应再给刘备四千兵马，其余粮草物资则打了个五折。

刘璋这么做，正中刘备下怀。

他之所以提出无理要求，就是要找一个翻脸的借口，若是刘璋不打折，刘备反倒没理由动手了。随后，刘备立刻召集众将士，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道：“我们为益州征讨强敌，殷勤劳苦，可刘璋却如此吝啬，凭什么让我们替他死战？！”

瞧这话说得，纯属昧了良心。你刘备在涪城白吃白喝三个多月，又在葭萌关度了一年假，其间未曾出动一兵一卒去打张鲁，还有脸说自己辛苦？

不过，刘备说什么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讲这番话的时候，脸皮要厚，情感要充沛，演技要到位，要把谎言说得连自己都信，然后还要感动别人。

还好，这些刘备都不缺。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尤其是这种苦大仇深的卖惨角色，作为苦孩子出身的刘备就特别适合。

所以，将士们的义愤之情当场就被点燃了。

刘备这场戏演得实在太过逼真，以至把自己的同志都给骗了。

一直奋斗在隐蔽战线的张松同志，以为刘备真的要打道回荆州了，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连忙写信给刘备和法正，质问他们：“如今，大事马上就要成了，为何突然要走呢？”

可是，还没等刘备和法正告诉他实情，张松就暴露了。

揪出张松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哥哥、时任广汉太守的张肃。

可能是张松对自己的大哥不太戒备，不小心说漏了嘴，就把卧底身份暴露了。张肃唯恐东窗事发，自己会被张松连累，就跑到刘璋那里把亲弟弟给卖了。

刘璋又惊又怒，马上抓了张松，并砍了他的脑袋。可惜了这位副省级高级特工张松同志，殚精竭虑地为益州的“解放”做了那么多工作，却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没能等到胜利的那天。

刘璋清除了内鬼之后，立刻发文通知各关隘守将，不得再与刘备有任何往来。白水关守将杨怀、高沛自然也在通知之列。

没想到，刘备却抢先下手，赶在二人接到通知之前，将他们召到了葭萌关。因刘璋之前给了刘备统辖白水关驻军的权力，所以杨怀、高沛不敢抗命。二人一到，刘备不由分说就把他们砍了。

随后，刘备顺利地吞并了白水关的部众，然后命部将霍峻留守葭萌关，自己亲率黄忠、魏延等将领挥师南下，迅速攻占涪城，正式打响了夺取益州的战争……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率大军进驻濡须口，对外号称步骑四十万。他命张辽、臧霸为前锋，然后大军继进，一战便攻破了孙权军在长江西岸的大营，俘虏了江东都督公孙阳。

江西大营的陷落，对孙权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早在数月前，孙权便已把大本营从京口迁到了秣陵（今江苏南京市江宁区），而此地离前线又近了很多。

当初之所以要搬迁，是因为张纮认为秣陵“山川形胜”，风水比京口好，而刘备之前来江东时路过此地，也极力称赞，因此孙权便在此地修筑了一座石头城，然后将秣陵改名为建业。

虽然风水更好了，但也有代价——受到曹操的威胁更大了。所以江西大营一失陷，孙权便坐不住了，立刻亲率七万大军，偕孙瑜、甘宁、周泰、董袭、朱然、徐盛等将领，渡过长江，在西岸扎营，与曹军对峙。

为了给曹操一个下马威，孙权交给了甘宁一个特殊的任务——夜袭曹营。

这个任务的目的，不在于杀伤敌军，而在于扰乱敌人军心，挫败其锐气。甘宁接到任务后，马上挑选了一百余名精锐士卒，组成了一支敢死队，于深夜潜行到了曹军大营外。

他们悄无声息地干掉了哨兵，移除了鹿砦（把树木的枝干交叉放置、形似鹿角的军用障碍物），然后“逾垒入营”，一连暗杀了数十名曹军士兵。等到曹军发觉，顿时惊恐万状，纷纷点起火把，失声大喊“抓刺客”，整座军营顷刻间便乱成了一锅粥。

这个时候，甘宁早已全身而退，回营复命了。见甘宁得手，孙权大喜道：“把曹操那老头吓坏了吧？我就知道你浑身是胆。”

甘宁毕竟是当过黑道老大的人，执行这种暗杀任务自然是小菜一碟。

随后，两军在濡须口相持了一个多月，其间打了一仗，曹军被孙权一方斩杀了三千余人，落水溺毙者又有数千人。这一仗虽然规模不大，但还是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曹军的士气。

由此，孙权逐渐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尽管曹操在赤壁之战后吸取了教训，花了不少心血训练水军，试图补上这块短板，可事实证明，某些先天劣势是很难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的，在水上作战这方面，曹军终究不是孙军的对手。

据《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记载，此后孙权数次挑战，曹操皆坚守不出。孙权索性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亲自乘坐一艘快船，大摇大摆地驶入了曹军的防守区域，公然对曹操进行挑衅。

曹军诸将自然咽不下这口气，纷纷请求出战。曹操却不同意，说：“这一定是孙权想亲眼看看我军的阵容。”言下之意就是让他看好了，不必理睬，然后命全军严阵以待，弓弩不得妄发。

孙权就这样肆无忌惮地沿着曹营前的水道走了五六里，然后折返的时候，还故意命手下击鼓奏乐，一路敲敲打打，好不热闹。

面对孙权如此嚣张的示威行径，曹军将士们一个个恨得牙根痒痒，却也只能强行忍耐。

同样强忍怒火的，其实还有曹操。他当然知道孙权是在挑衅，可在没有掌握主动权的情况下，他却不敢贸然出击。

稍后，曹操也特意跑到孙权的大营前去侦察了一下，发现对方的“舟船、器仗、军伍”都十分“整肃”，丝毫没有破绽，不禁喟然长叹，然后就发出了那句“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顺带还把刘表的两个儿子骂了一下。

关于孙权到曹营前示威的故事，后来的曹魏郎中鱼豢在《魏略》里记载了另一个版本。他说，孙权乘坐一艘大船到了曹军大营前，然后曹操的反应与《吴历》记载的恰好相反，不是下令不得发射弓弩，而是命部众“弓弩乱发”。结果，孙权的大船一侧射满了箭，导致船身的重心倾斜，眼看就要倾覆，孙权立刻命船掉头，用另一侧去“受箭”。然后曹军又是一通乱射，很快，“箭均船平”，两侧都射满了箭，重量相等，船身恢复平衡，孙权遂从容而去。

就是这个版本，给了罗贯中灵感，才有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

曹军与孙军在濡须口相持的这个时候，正值春天，雨水绵绵。曹军都是北方人，对这样的气候很不适应，而相应的作战条件也变得更加不利。孙权算准了这一点，便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信里只有八个字：“春水方生，公宜速去。”随信还附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同样是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口气看上去轻松诙谐，就像是在问候老友，实则杀机凛凛，霸气侧漏。

曹操见信后，非但一点都不生气，反而对众将说：“孙权不欺孤。”然后就真的撤军了。很显然，曹操也知道，孙权不是在吓唬他。

本来战场的主动权便不在曹操手上，加之雨水日渐增多，情况只会对曹军越来越不利，此时不撤，更待何时？

当年四月，曹操班师回到了邺城。

次月，他便迫不及待地做了一件出征前就想做的事情——晋爵，加九锡。

曹操以天子的名义下诏，封自己为“魏公”，以冀州的十个郡作为食邑，同时加了九锡。

建安十五年，曹操装模作样地让出了三个县的食邑，还大张旗鼓地下了一道丞相令以表明心迹，现在一口气给自己封了十个郡，却连眼睛都不带眨的。

可见，权臣就是权臣。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都是权臣的常规操作。若是像荀彧那样，指望权臣能有什么忠贞谦退的自我修养，纯属缘木求鱼。

再说另一边，刘备初战告捷、拿下涪城后非常兴奋，便大摆宴席，犒劳众将。

在宴会上，刘备多喝了几杯，有些得意忘形，便对庞统道：“今天这场宴会，实在是很欢乐啊！”

庞统可能觉得大事未定，不宜高兴得太早，便瓮声瓮气地顶了一句：“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三国志·庞统传》）

单从字面意思来看，庞统这话其实挺违心的，甚至可以说挺虚伪的。之前刘备犹豫着要不要入蜀的时候，不就是你拿“弱肉强食”的那套说辞劝人家的吗？现在又来扯什么“仁者之兵”，是不是太假了？

可是，庞统这么说，其实用意不在于强调什么“仁者之兵”，而在于提醒刘备要低调——革命尚未成功，不宜太过张扬。说白了，咱们是来抢地盘的，偷偷进村的可以，敲锣打鼓的不要。

没想到刘备喝高了，没听出他的言外之意，所以当场就怒了，马上用一句同样冠冕堂皇的话了回去：“当初周武王讨伐商纣，不也是前面唱歌后面跳舞吗，难道周武王就不是仁者了？你说这话完全不对，赶紧给我出去！”

领导发飙了，庞统还能说什么，只好乖乖滚了出去。

片刻后，刘备酒劲过了，意识到方才有些过火了，便把庞统叫了回来。

庞统回来后，就跟没事人一样，该吃吃该喝喝。刘备憋不住，就说：“刚才那番话，到底是谁错了？”

领导这一问，还真不好回答。说领导你错了吧，既让领导难堪，又对自己没好处，肯定不行；说自己错了吧，既心有不甘，又有谄媚之嫌，也说不出口。

那怎么办？

庞统不愧是号称“凤雏”的人，当即不假思索道：“君臣俱失。”

说两个人都错了，其实就是说谁也没错。刘备闻言，哈哈大笑。这场小小的不愉快就在刘备的笑声中化解了。

建安十八年五月，刘备率大军由涪城南下，兵锋直指成都。

刘璋接到战报，不禁大为惶恐。

一个叫郑度的谋士向刘璋献计，说：“刘备孤军深入我益州，士众尚未归附，其军中缺乏粮秣辎重，全靠劫掠。而今之计，不如把巴西郡（治今四川阆中市）和梓潼（治今四川梓潼县）一带的百姓，强行迁移到内水（今涪江）以西，然后把所有仓库存粮及田野庄稼焚毁，继而深沟高垒，以静制动。刘备若前来挑战，可置之不理。他们得不到补给，不出一百天，必将遁逃，到时候再出兵追击，必可将其生擒。”

这个坚壁清野的计划显然是对付刘备的最好办法，一旦实施，足以发挥釜底抽薪的效果，令刘备不战而败。

很快，法正就得到了这个消息，马上告诉了刘备。刘备一听就急了，问法正该怎么办。法正却若无其事道：“刘璋不会采用的，你就放心吧。”

果不其然，刘璋没有采纳郑度的计策。他对众属下说了自己的理由：“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三国志·法正传》）

我只听说过抵抗敌人以保护百姓的，从没听过驱赶百姓以躲避敌人的。

这句话本身，完全没毛病。既有体恤百姓的仁义，又有不畏强敌的英勇，顿时把刘璋的形象衬托得十分高大。

可问题在于——话没毛病，人有毛病。刘璋的问题就是他缺乏实力，根本没有条件与刘备正面对决。所以，这句本来没毛病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成了大话，成了空言，成了罔顾现实的迂腐之辞。

换言之，就是自不量力，徒逞口舌之快。

假如是曹操、孙权或刘备来说这种话，那肯定没毛病，足以赢得一片喝彩。可刘璋这么说，也就只能过过嘴瘾而已，结果无疑是把头伸到了刘备的刀口之下。

放出这句豪言后，刘璋立刻把郑度罢免了，然后开始调兵遣将，一口气派出了刘璝、泠苞、张任、邓贤、吴懿等多名将领，各率所部一同进攻刘备。

结果呢？

刘璋自以为能够抗击敌人从而保护百姓，结果是既没挡住敌人，也没保护好百姓，还把自己的多名大将及其部众给赔了进去。

虽然刘璋这边人多势众，可都不经打，刘璝等人接连败北，只好退保绵竹（治今四川绵竹市），吴懿则索性带着部众投降了刘备。刘璋怕刘璝等人也跟着投降，赶紧又派李严、费观两名高官前往绵竹督战。

李严和费观一到前线，啥事儿没干，直接带着部众就奔刘备大营去了。

他们不是去打仗，而是去投降的。

连负责督战的大员都直接投降了，这仗还怎么打？刘璋有些傻眼，连忙又把亲儿子刘循派了去。

人家打仗是大量减员，可刘备却越打兵马越多，简直不是来打仗的，而是来搞收编的。随着兵力的迅速扩大，士气自然大为高涨。刘备旋即分遣诸将，陆续夺取了绵竹附近的许多县城。刘循和刘璝等人怕被包饺子，只好再度退守雒城（今四川广汉市）。

刘备不给对手喘息之机，迅速率大军将雒城团团包围。雒城距成都已是近在咫尺，若再失守，成都便门户洞开，刘璋就彻底完蛋了。

危急时刻，刘璋这边也是有忠勇之士的。

这个人就是张任。他毅然率部出战，在雒城东南面的雁桥对刘备发起反攻，可惜又一次战败了。张任被俘，刘备素闻他有忠勇之名，便劝他投降。张任厉声道：“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三国志·先主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

刘备尽管颇为惋惜，还是把他杀了。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三国演义》给这个张任加了不少戏：首先说刘璋与刘备在涪城聚宴之时，庞统命魏延舞剑，意在击杀刘璋，张任便出面对舞，救了刘璋；然后，又安排张任在落凤坡设伏，射杀了庞统；最后，又写了“孔明定计捉张任”的一幕，以此作为诸葛亮入蜀的第一桩功劳。

这一切，当然都是虚构的。

庞统最后的确是在围攻雒城时身中流矢而死，但不是此刻，而是在一年后。诸葛亮同样也是在一年后才由荆州攻入巴蜀的，与张任也没有任何关系。

上述情节虽属虚构，但像张任这样的忠勇之士，却值得罗贯中为他花费笔墨。因为面对刘备的进攻，偌大一个益州，大部分都是贪生怕死、望风而降之辈，像张任这样愿意为老板尽忠效死的人，实在是寥寥无几。

仅此一点，他便值得被铭记。

第四章 三雄争霸

冀城之战：一幅“义士群像图”

建安十八年正月，一度被曹操击败的马超又卷土重来了。

当初马超败逃时，凉州一个叫杨阜的军事参谋就曾对曹操说：“马超有韩信、英布之勇，甚得羌人、胡人之心，若大军东归，不严加戒备的话，陇西诸郡恐怕就非朝廷所有了。”

果然不出杨阜所料，曹操班师没多久，马超就率羌胡军团横扫陇西诸郡，最后只剩下一座冀城（今甘肃甘谷县）还在坚守。

杨阜就在这座孤城之中。

此时，汉中的张鲁很清楚，马超就是他在北面的屏障——若马超一直在关陇一带纵横，曹操就永远不可能入侵汉中。所以，张鲁便派遣大将杨昂，率一万多人前去助阵，帮马超一起围攻冀城。

从正月到八月，凉州刺史韦康一直率众坚守，却迟迟等不到救兵。韦康遂命别驾阎温设法出城，去向驻守长安的夏侯渊告急。

当时，冀城被马杨联军围得如同铁桶一般，根本不可能从城门突围，阎温只好在深夜从水道潜出城外。次日凌晨，马超部众发现了地上的水渍，遂一路追踪，抓获了阎温。马超旋即押着阎温来到城下，命他告诉守军，说东边的援兵不会来了。

不料，阎温竟然扯起嗓子对着城头大喊，说大军不出三天必到，叫大伙不要放弃。

城上守军一听，顿时喜极而泣，高呼万岁。

马超大怒，本想当场砍了阎温，可念及这座坚城久攻不下，便软硬兼施，劝他改变主意，帮着劝降守军。可阎温却道：“侍奉君主，只有一死，没有二心，阁下不必指望从我这里听到任何不义之言。”

马超没辙，只好杀了阎温。

然而，阎温口中“三天必至”的援兵，终究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城中守军又苦战了多日，依旧等不到一兵一卒。刺史韦康和当地太守等一干高官，全都丧失了信心，决定投降。杨阜顿时痛哭流涕，死命劝阻说：“我等率父兄子弟，以大义相互激励，只求一死，别无所愿，誓死为使君守住此城。可今天，你为何要放弃就要建立的功业，陷自己于不义之地呢？”

韦康等人不听，还是开门迎降了。

马超这个狠人，迁怒于他们顽抗了八个月，所以一进城就把韦康等人全都砍了，然后自命为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

此时，夏侯渊已经奉曹操之命风驰电掣地赶来援救了。然而，冀城却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马超既已腾出手来，便率主力亲赴二百里外迎战夏侯渊。

双方交战，夏侯渊失利。

就在这个当口，凉州的氐族酋长杨千万又率众反叛，进据兴国（今甘肃静宁县南），与马超遥相呼应。

夏侯渊知道一时半会儿无法克复冀城，且担心腹背受敌，只好撤兵回了长安。

城池陷落之后，杨阜假意投靠了马超，心中却时刻不忘夺回城池。碰巧，杨阜的妻子不久后病逝，杨阜便趁机向马超告假，以安葬妻子为由出了冀城，然后找到了他的大舅子姜叙。

姜叙时任抚夷将军，驻军历城（今甘肃西和县北）。杨阜见到他后，力劝他起兵夺回冀城。姜叙的母亲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老妇，对姜叙说：“韦使君遇难，你也有责任替他夺回城池，岂止是杨阜一人之责？人生在世，谁能不死，只要死于忠义，便是死得其所。你赶紧发兵吧，别考虑我，我自己会小心，不会拖累你。”

姜叙遂下定决心，旋即与部众赵昂、尹奉等人开始谋划，同时暗中派人潜入冀城，找到他的朋友梁宽和赵衢，说服他们充当内应。

刚刚计议停当，赵昂的儿子却不知何故落入了马超之手。马超显然不知道赵昂参与了杨阜和姜叙的起兵计划，但可能对他有些疑心，便把他儿子扣做了人质。

眼看起兵在即，赵昂却为此乱了方寸，只好跟妻子道出了实情，说：“我与姜叙他们谋划起兵，大事一定能成，可咱们的儿子怎么办？”

跟姜叙的母亲一样，赵昂之妻也是一个异常忠烈的女子。她听完之后，只厉声回了一句话：“为君父（代指刺史韦康）洗雪大耻，纵然砍头也不足为意，何况一个儿子！”

连一介妇人都如此豪气干云，还有什么可说的？干就完了！

建安十八年九月，杨阜与姜叙遽然发兵，进据卤城（今甘肃天水市西北）；赵昂与尹奉则发兵进据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对马超形成了左右夹击之势。

马超大怒，正犹豫是要坚守城池还是主动出击，卧底赵衢就在这时候给他献策了，鼓吹了一堆必须主动出击的理由。马超被说动了，旋即率部出城。

他前脚刚走，赵衢和梁宽后脚就把城门死死关上了。然后，他们还把马超留在城内的妻子、儿女全都砍杀了。

马超顿时进退失据，无奈之下，只好掉头去攻打姜叙的根据地历城。很快，马超便攻破城池，抓了姜叙的母亲。

这位老妇人面对马超的屠刀，却毫无惧色，破口大骂道：“你这个背叛父母的逆子、杀害君父的恶贼，天地岂能长久容你？你不快点去死，还有什么面目见人？”

不得不承认，姜母这话骂得没错。当初马腾和一大家子都在曹操手里，马超却全然不顾，肆意起兵，等于是间接害死了父亲和一家老小。就此而言，马超的确是“逆子”，被人如此诟骂一点都不冤。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马超自己的妻子、儿女都在这个时候死于非命，也未尝不是一种报应。

当然，骂完这番话，姜母就被马超砍倒在血泊之中了。紧接着，马超就又杀了赵昂的儿子。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马超除了杀人泄愤之外，也很难扭转进退失据、孤军被围的劣势了。

随后，杨阜、姜叙等人率部与马超决战。史书没有记载这一战的具体经过，但应该十分惨烈，因为杨阜竟然在此战中“身被五创”，就是身负五处重伤。

此战，马超大败，只好向南逃窜，投奔张鲁。

杨阜虽身负重伤，但侥幸未死。战后，曹操论功行赏，把杨阜、姜叙等有功人员十一人全部封侯。杨阜本人被封为关内侯。

这场冀城争夺战，在战乱连年的汉末三国其实并不起眼，充其量就是一场局部战役而已。而且，参与此战的人，只有马超是比较重要的角色，其他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小人物。

然而，这场战役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涌现了一群视死如归的忠义之士。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堪称一幅悲壮而感人的“义士群像图”。

当然，正如“春秋无义战”一样，汉末三国也根本没有什么“义战”可言，所有人不过是各为其主罢了。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像阎温、杨阜、姜叙、姜叙之母、赵昂之妻这些人，不论他们誓死效忠的对象是刺史韦康、魏公曹操，还是大汉天子刘协，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他们身上集体展现出的那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忠烈精神。

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这种精神，就是支撑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苦难沧桑而屹立不倒的一根傲骨！

生活在今天这个和平年代的我们，有时候会难以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古人把“忠义”看得比命还重要？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嘲笑他们愚忠和迂腐。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和平与繁荣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战争和苦难才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不是愚忠和迂腐，而是一种高贵的牺牲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族群得以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挺立乃至繁衍不息的一种文化密码。

远的不说，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这一百多年，如果不是一群又一群的仁人志士秉承着这种精神，前仆后继地踏上救亡图存的征程，那今天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记住这种精神，我们才有资格称自己为中国人；记住这种精神，我们这个族群才有资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傲然屹立于天地之间！

马超逃到汉中后，张鲁收留了他，还给了他一个“都讲祭酒”的职位。

别看这个职位有些不伦不类，看上去好像是个芝麻官，其实在汉中，这已经是二把手了。而汉中的官制之所以显得如此另类，是因为张鲁这家伙本来就与众不同。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县（今江苏丰县）人，据说是西汉开国功臣、留侯张良的十世孙。张鲁的祖父叫张陵，早年客居巴蜀，在鹄鸣山学道，学成出山之后就开始忽悠老百姓，创立了一个民间宗教，叫“五斗米道”——凡是入道的人都要缴纳五斗米，故而得名。

可能是有不少人交了米之后没学到什么东西，也没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当时的舆论对张陵并不友好，江湖上的人送了他一个蔑称，叫“米贼”。

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传播五斗米道；张衡死后，张鲁继承了这个祖传衣钵。张鲁的母亲可能有些道行，善于攀附权贵，结交了当时的益州牧刘焉，张鲁也就随之得到了刘焉的信任。

后来发生的事情前文说过了，刘焉把张鲁派到了汉中，刘焉死后，张鲁不奉刘璋号令，刘璋愤而杀了张鲁的母亲，两边就结下了死仇。

张鲁割据汉中后，开始用五斗米道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史称“以鬼道教民”（《三国志·张鲁传》）。张鲁自称“师君”，新入道的教众统称“鬼卒”，有了一定资历后称为“祭酒”，可以统领部众；资历更深的，称为“治头大祭酒”，麾下部众就更多了。

五斗米道教人“诚信不欺诈”，生了病以后也不用吃药，到“祭酒”面前去忏悔自己的罪过就可以了，总之跟张角的“太平道”半斤八两，忽悠老百姓的套路都差不多。

张鲁施行政教合一，汉中郡就不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官员了，五斗米道的各级祭酒既是心灵导师，也是行政官员，抓起思想政治工作来，那真叫一个得心应手。

另外，张鲁还规定，凡是他治下的老百姓犯了罪，前面三次都可以经批评教育之后赦免，到第四次才入刑。

这么一弄，等于汉中郡的每个老百姓都可以合理合法地犯三次罪，所以当地人都很高兴，“民夷便乐之”。只是我们不知道，假如人人都最大化地利用这三次“豁免权”，先来个鸡鸣狗盗，再来个欺男霸女，最后来个杀人越货，而心灵导师们只是批评教育一下就把人放了，那么到头来，汉中到底是更太平了，还是更乱了呢？

如此脑洞清奇的规定，只能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要不是张鲁这种三代单传、天赋异禀的教主，一般人还真想不出来。

张鲁挺赏识马超，给他的“都讲祭酒”这个职位，比所有祭酒的级别都高，仅次于张鲁本人的“师君”之位。而且，张鲁还打算把女儿嫁给马超。只是，他刚冒出这个想法，就有人提醒他说：“有那么一种人，连爹娘都不爱，怎么能爱别人呢？”

这当然就是指马超了，说的仍旧是马超不顾马腾和一大家子肆意起兵的事情。

张鲁一听，立刻打消了招他做女婿的念头。可见，这件事的确是马超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污点，不管走到哪儿都只能背着。

不过，历史总是很吊诡。被天下人如此诟病的马超，最后收留他的主公，居然就是最喜欢标榜仁义的刘备。并且，不是马超去投奔刘备，而是刘备主动邀请马超加盟的。

由此可见，作为老板，刘备其实也是很务实的。说到底，他的用人之道跟曹操并无本质区别——只要有才，能够帮自己打天下就行了，有德无德都在其次。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此刻的马超并不知道，自己最终的归宿会是成为蜀汉名将。眼下，他一心想的只是如何杀回凉州，夺回老巢，同时为自己的妻儿报仇。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春，马超从张鲁这儿借了兵马，然后挥师西向，开始猛攻祁山。姜叙连忙派人向夏侯渊告急。

诸将都认为，应先禀报曹操，方可出兵。夏侯渊怒道：“魏公远在邺城，一来一回就要四千里路，等到命令下来，姜叙早完蛋了，还救什么急？”

夏侯渊随即亲率大军出发，命张郃率五千步骑为前锋，火速驰援祁山。

马超虽然勇猛，但他的嫡系部众基本上都在之前的几次战役中拼光了，现在手下都是张鲁的兵，战斗力远远不如马超昔日的凉州兵团。况且，既然是借来的兵，就没有忠心可言，自然不可能替马超卖命。所以，当夏侯渊大军一到，结果可想而知，马超一战即溃，不得不再度逃回汉中。

夏侯渊击退马超后，心想大军既然出来了，索性搂草打兔子，把韩遂也一块儿收拾了。

当时韩遂驻兵显亲（治今甘肃秦安县西北），突闻夏侯渊来袭，自知不敌，赶紧夹起尾巴就跑。夏侯渊率部紧追，一路追到了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北）。此地的西北面不远处，就是氐族酋长杨千万据守的兴国，韩遂往这边逃，显然就是想把曹军引入腹背受敌之境。

在距略阳城三十里外的地方，夏侯渊命部众稍事休整。有人建议稍后直接进攻韩遂，但也有人建议，应先北上攻击兴国，以免腹背受敌。

夏侯渊略加思忖后，同时否决了双方的提议。他说：“韩遂部众精锐甚多，而兴国的城墙也十分坚固，所以，咱们两边都不打，索性北上长离川（今葫芦河），直接去打羌人的老巢。韩遂的部众多是羌人，必然会去救他们的家乡。倘若韩遂准许羌人离开，那他的兵力就会削弱；如果他率部援救长离川，那我们便跟他野战，必可将其生擒。”

随后，夏侯渊命辎重部队原地待命，然后亲率一支轻骑北上，直趋长离川，攻击羌人的部落营地。韩遂闻讯，果然率部来援。众将发现韩遂兵力甚强，建议挖掘壕沟，修筑营寨，先稳住阵脚再伺机决战。

夏侯渊却不以为然，道：“我军转战千里，为的就是在机动中歼灭敌人，若缩在营垒之中，弟兄们士气一衰，就打不了硬仗了。敌军虽然人多，但很容易对付！”

曹军旋即擂鼓进攻，果然大破韩遂军。

韩遂经此大败，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其部将阎行发动兵变，攻击韩遂，然后投降了夏侯渊。韩遂的势力越发削弱。他彷徨无计，一度想去投奔刘备，被人劝阻。一年后，韩遂又纠集了数万羌胡兵马，准备反攻阎行，但未及开打就被部将麹演、蒋石杀了，终年七十余岁。

夏侯渊击败韩遂后，乘胜进围兴国。氐人酋长杨千万弃城而逃，仅带少数亲兵投奔马超，余众皆降。夏侯渊越打越顺手，觉得还不过瘾，索性继续北上，大举扫荡盘踞在高平（今宁夏固原市）一带的匈奴屠各部落，一战便将其彻底扫平。

夏侯渊不愧是曹军中屈指可数的悍将。在此次战役中，他把曹军最擅长的长途奔袭、机动作战和野战能力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个人的机敏、果决和勇猛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同年十月，夏侯渊又奉曹操之命西征，平定了凉州人宋建割据的枹罕（今甘肃临夏市）。宋建自汉末大乱后便在此割据，自立为“河首平汉王”，还修筑王宫，设置百官，嚣张了三十余年，却一战就被夏侯渊收拾掉了。

其后，夏侯渊又派张郃渡过黄河，进入小湟中（今青海大通一带）地区，逼降了盘踞在这一带的诸羌部落。

经过上述几场战役，夏侯渊彻底荡平了整个陇右地区，为日后曹操进攻汉中铺平了道路。

曹操对夏侯渊的赫赫战功大为赞赏，随即拜他为征西将军，还送给他八个字：“虎步关右，所向无前。”（《三国志·夏侯渊传》）

霸业初成：刘备夺取益州

建安十九年五月，刘备一边加紧围攻雒城，一边给诸葛亮发去了进兵益州的命令。

诸葛亮遂留下关羽镇守荆州，然后与张飞、赵云等人各率所部，溯江西上，攻克巴东（治今重庆市奉节县东），进抵江州（今重庆市）。

巴郡太守严颜在此顽强抵抗，无奈城破被俘。张飞怒斥道：“我大军既到，你为何不投降，还敢抵抗？”

严颜面无惧色道：“是你们无道，侵夺我州，我州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

张飞大怒，命左右把他拉出去砍头。

见张飞气得脸色铁青，马上要被砍头的严颜反倒气定神闲地说了一句：“砍头就砍头，何必发这么大火？”

这淡淡的一句话，充分显示了严颜过人的胆色。

张飞一听，深感敬佩，连忙亲自给他松了绑，其后不仅以礼相待，还将他奉为上宾。

严颜后来有没有为蜀汉效力，以及最终结局如何，正史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说的这句“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三国志·张飞传》），却从此被青史所铭记；而他临死不屈的气节，也从此传颂千古，不断激励着后人。

直到一千余年后，文天祥仍然在他的《正气歌》中歌颂着严颜的气节。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文天祥在此化用了八个典故，都是历史上以气节著称的故事，其中的“为严将军头”，说的便是严颜的事迹。

江州是益州的门户，拿下此地后，便可长驱直入川中平原了。

诸葛亮等人攻克江州后，旋即兵分三路，开始大举进攻益州：张飞由北路进军，攻下了巴西郡；诸葛亮由中路进军，攻下了德阳（治今四川遂宁市）；赵云由南路进军，攻克江阳郡（治今四川泸州市），继而掉头北上，攻下了犍为郡（治今四川眉山市彭山区）。

最后，三路大军兵锋所指，毫无疑问就是成都。

此时，刘备已经率黄忠、魏延等部在雒城围攻了整整一年，却始终未能攻克。

庞统就是在这时身中流矢、不幸身亡的，时年仅三十六岁。刘备痛惜不已，追赐庞统为关内侯，日后每逢说起庞统，都忍不住潸然泪下。

为避免更多的伤亡，刘备命法正给刘璋写了一封劝降信。

法正的这封信写得很长，先是言不由衷地解释了一通自己“被迫”投靠刘备的理由，然后才转入正题，为刘璋分析眼前的形势，主要谈了三点。

第一，刘备现在势力很强，不怕打持久战，可你刘璋却“土地日削，百姓日困”，双方实力对比太过悬殊，你撑不了多久的。

第二，刘备大军已经占领了益州的大部分土地，诸葛亮、张飞和赵云“三道并侵”，试问你刘璋“何以御之”？且眼下的益州“吏民疲困”，起码有八成的人想要投降，你的统治根基已彻底动摇，就不必心存幻想了。

第三，白水关和白帝城，是益州一北一南的两大门户，“实为益州福祸之门”，而今这两大门户皆已洞开，“坚城皆下，诸军皆破，兵将俱尽”，而敌人却“数道并进，已入心腹”，你刘璋现在只能坐守成都和雒城，还有机会翻盘吗？

法正最后得出结论：“存亡之势，昭然可见。”（《三国志·法正传》）你身边那些谋士，其实也都看出这个形势了。他们眼下只是苟且偷生，没人肯为你献计，等到刘备兵临城下，他们更不可能为你尽忠效死。所以，你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投降，如此才能保住你刘璋一家老小的性命。

刘璋见信后，虽然满心惶恐，但仍心存侥幸，一个字也没回。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接着打了。

建安十九年夏，刘备军终于攻破雒城，然后从北面迅速进围成都；与此同时，诸葛亮、张飞、赵云也分别从东面、东北面和南面杀了过来，对成都形成了三面合围之势。

此时，成都城内还有精锐将士三万，库存的钱粮也足够支撑一年，所以将士和百姓都愿意死守，不肯投降。刘备打探到这个情况后，意识到如果强攻，必定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尽管最终也能打下来，可伤亡绝对不会小。

所以，还是要尽量想办法，迫使刘璋投降。

可是，法正的劝降信已经写了，该说的话都说了，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刘备思忖良久，最后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马超。

马超在关陇纵横多年，其凶悍勇猛的威名早已传遍益州。所以，成都军民或许不会忌惮刘备，但一定会惧怕这个发起狠来连爹妈都不管的马超！

若能请来马超加盟，那逼降刘璋之事就十拿九稳了。不过，马超眼下正在张鲁那边打工，他愿意跳槽吗？

刘备觉得无论如何，此事值得一试，便命不久前归降的益州官员李恢秘密前往汉中，去给马超递橄榄枝。

话说刘备这两年真的是“人品爆发”，运气好到不可思议——他这边刚想招揽马超，马超那边恰好也在想着跳槽。

马超之所以想跳槽，是因为在张鲁这边，他干得一点都不开心。首先，张鲁说到底就是个只求自保、不思进取的土皇帝而已，跟刘表、刘璋这些人如出一辙，这样的老板能干成什么大事？马超跟着他又能有什么盼头？其次，张鲁手下大将杨昂等人，担心马超抢他们的饭碗，便千方百计地排挤他，而马超势单力孤，若不赶紧另投明主，恐怕迟早被他们害死。

所以，李恢一见到马超，表明刘备之意，双方便一拍即合了。

马超立刻不辞而别，偷偷离开汉中，从武都（治今甘肃西和县）逃到了氐族人的聚居地，同时写了一封表忠心的信，让李恢带回。

刘备大喜，赶紧命人给马超传话，让他先别急着来，接着暗中派遣了一支部队与他会合，且化装成凉州兵团，打上了马超的旗号，最后才让马超带着这支兵马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成都城下。

之前马超被夏侯渊击败后，嫡系部众已死伤殆尽，身边只剩为数不多的亲兵，所以刘备才会来这么一手，其目的就是让刘璋和成都军民以为马超带着凶悍的凉州兵来了，从而达到威吓和震慑的效果。

果不其然，狠人马超一到，刘璋和成都军民就都吓坏了。《三国志·马超传》用了很简洁的四个字来形容其惊恐的程度——“城中震怖”。

刘备知道效果达到了，就不急着攻城，在围困了数十日后，才派谋士简雍给刘璋送去最后通牒。

虽然直到此刻，城中仍有部分军民愿意死守，但刘璋明白，大势已去，再怎么垂死挣扎也无力回天了，只是徒然牺牲更多人的性命而已。

当天，刘璋便昭告城中军民，说：“父子在州二十馀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刘璋故也，何心能安！”（《三国志·刘璋传》）

我们父子在益州二十余年，没有什么恩德给予百姓。很多百姓在这三年中死于战火、葬身荒野，都是因为我刘璋的缘故，我的心怎么能安呢？

随后，刘璋命人打开城门，与简雍同乘一辆车子，出城投降了。见此一幕，其麾下部众无不感伤落泪。

最后的时刻，刘璋所做的选择无疑是明智的，因为它的确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包括他自己和他的家人。

平心而论，刘璋其实算不上无道之君，他统治益州的这些年，老百姓总体上还是安居乐业的。不论是之前否决郑度“坚壁清野”的提议，还是最后放弃抵抗，都是他善待百姓、心存仁慈的表现。然而，在汉末三国这样一个征战杀伐的乱世，“仁慈”非但不是优点，反而是一种致命的弱点，尤其是当能力和实力都跟不上的时候。所以，作为一个生性暗弱、才具平庸的人，刘璋凭借“子宫彩票”和后来的好运气得到的益州牧，最后肯定要凭实力丢掉。

这很公平，完全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同理，刘备夺取益州的手段虽然上不了台面，但从综合实力的角度看，这其实也是他分内应得的——毕竟“能者上位”的游戏规则，终究要比拼爹、拼投胎技术的规则更为合理。

刘璋投降后，刘备并未赶尽杀绝，而是把他送到公安县安置，还把他的个人财物全都归还，同时把朝廷此前授予他的“振威将军”印绶，也一并还给了他，让刘璋至少在名义上还保持着权贵的身份，不至于沦为庶民。

随着益州之战落下帷幕，刘备终于拥有了一块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起兵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年。刘备从二十四岁开始创业，历经磨难，饱尝艰辛，屡仆屡起，愈挫愈奋，终于在五十四岁这一年获得了成功。

老天爷仿佛是有意要把刘备打造成百折不挠的励志样板，所以在前面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给他挖了一个又一个坑，一直把他往死里整，在最后这几年，才终于像考核过关一样，赐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好运气，从而一举把他送上了人生巅峰。

刘备梦寐以求的霸业，至此总算是规模初具了。而三分天下的历史格局，也在这一刻正式奠定。从此，刘备才拥有了足够的实力和资格，可以理直气壮地跟曹操、孙权一起逐鹿天下了。

进入成都后，刘备大摆酒宴，犒劳三军，并取出府库中的金银，分赐给将士。

接着就是论功行赏了。

刘备自领益州牧，诸葛亮为军师将军，赵云为翊军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黄忠为讨虏将军，魏延为牙门将军，糜竺为安汉将军，简雍为昭德将军，孙乾为秉忠将军，霍峻为梓潼太守。

关羽和张飞因之前皆已晋位将军，故此次没有提升。

除了嫡系之外，一批归降的原益州官员也都得到了晋升：董和为掌军中郎将，许靖为左将军长史，黄权为偏将军，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伊籍为从事中郎，刘巴为西曹掾，等等。

之前围攻成都时，刘备为鼓舞士气，曾与将士们约定，一旦打下成都，便任由众人劫掠府库，他一概不管。

如今成都拿下了，虽然是刘璋自己降的，并非将士们卖命打下来的，但话已经说出去了，刘备也不能食言，只能眼睁睁看着将士们把大小府库洗劫一空，不由懊悔不迭。

问题倒不是刘备抠门，不舍得那些金银珠宝，而是如此一来，财政立马吃紧，没过几天，各级公务员的工资就都发不出来了。

正当刘备一筹莫展之际，刘巴献上了两条宝贵建议。

第一，铸造新货币，面值百钱，即一枚新钱相当于一百枚旧钱，这样财政马上就有钱了，足以解燃眉之急。

第二，由于增发货币极易引发通货膨胀，所以必须采取一个配套措施，就是设立“官市”，即由官府开办集市（相当于国企的垄断经营），如此既能调节市场、平抑物价，又能广辟财源，给各级财政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这两条建议，都是非常实用的经济政策，刘备当即采纳，予以推行。很快，两项政策就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数月之间，府库充实”，新政府的腰包立马鼓了起来。

财政有钱了，军方一些人的胃口就又膨胀了，遂大造舆论，认为应该把成都的良田和豪宅都赏赐给有功将士。

这就是典型的“流寇思维”——每打下一块地盘，就将其视为战利品，必欲抢光掠尽而后快，然后再去抢下一块地盘。

可刘备是来益州开辟根据地、建立新政权的，稳定人心都来不及，岂能干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蠢事？但想要开疆拓土、扩张霸业，又必须得依靠这帮将士，故而也不宜公开打压他们，那该如何是好？

刘备决定找一个军方的人出面，让他配合自己演一出双簧。前提是，这个人必须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同志，而且要有德行、有威望，说话有分量，才能镇得住场子。

这个人就是赵云。

于是赵云就公开表态了，说：“当年，霍去病曾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如今曹操窃国，其危害比匈奴更甚，还不是贪图安乐的时候。必须等到天下安定了，将士们各回家乡，去耕作自己的土地，才适合赏赐田宅。眼下益州百姓刚刚经历战乱，应该把田宅归还他们，让他们安居乐业，如此才能得到士民的拥护，官府才能顺利地征发徭役、收取赋税，绝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来赐给自己宠爱的将领。”

很显然，这番话既是赵云自己的想法，也代表了刘备的态度，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以，此言一出，军方的舆论就平息下去了。

刘备要在益州扎根，作为集团二把手的诸葛亮，自然就有了用武之地。

此前刘璋统治益州，纲纪废弛，各方面的制度都不健全，要么无法可依，要么执法不严，导致地方上的豪强士族为所欲为，根本不把官府放在眼里。而现在轮到诸葛亮来治理，局面就截然不同了。

诸葛亮首先入手的就是制度重建的工作。他采取雷厉风行的手段，迅速推出了一整套严刑峻法。可想而知，豪强士族们过惯了不受约束的安逸日子，现在却动辄得咎，不免牢骚满腹，怨声四起。

法正时任蜀郡太守，相当于首府的市长，很多利益是跟地方上的豪强士族捆绑在一起的，对诸葛亮的做法自然相当不满，便出面与他交涉，说：“昔日高祖入关，只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关中士民无不感恩戴德。如今，阁下凭借武力，据有一州之地，初具国家规模，还未对百姓施以恩惠和安抚，何况对当地人而言，您是外来之客，应该放低姿态。所以，我希望能放宽各种法律和规定，以满足士民的期望。”

这番话说得挺不客气的，大有以主人自居、压诸葛亮一头的意思。

诸葛亮当然不买他的账，于是直言不讳地了回去，说：“阁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朝暴虐无道，政令苛酷，百姓怨恨，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天下立刻土崩瓦解。高祖基于这种情况，自然要采取宽大政策。可现在的益州就不同了，刘璋一向暗弱，且自刘焉以来，惯以恩宠笼络臣下，法律制度形同虚设，上下逢迎，互相奉承，以致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地的士族豪强，普遍横行不法，肆意妄为，君臣之道，逐渐破坏殆尽。用权位来笼络人，等权位高了，人反而会轻视；用恩德来宠爱人，等恩德少了，人就会翻脸。益州之所以弊端丛生，原因在此。我现在用法律树立权威，一切都按法律来办，臣民就会知道政府的恩德；对所授官爵严格审查，加官晋爵时才会感到荣耀。这就叫‘荣恩并济，上下有节’，治国理政的要义，就在这里彰显了。”

法正本想倚老卖老，教教诸葛亮怎么做事，不料反倒被他教育了一番，心里十分不爽，却也没有办法。毕竟人家是集团的二把手，给你面子是情分，不给你面子是本分，你又能如何？

当然，诸葛亮这个人，也不是全然铁面无私、不知变通的。在官场上混，有时候要坚持原则，毫不妥协，但有些时候，也得睁一眼闭一眼，难得糊涂。这其中的分寸，诸葛亮就拿捏得十分到位。

还是以法正为例。由于法正在刘璋时期混得很不如意，经常遭人鄙视排挤，心里积怨甚深，所以这回“衣锦还乡”后，他就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一连杀了好几个当年跟他结怨的人。

此时诸葛亮正在推行“依法治国”，而法正这么干，属于典型的公权私用，自然是于法不容的。于是有人就向诸葛亮告状，说：“法正太骄横了，将军应该启禀主公，打压他一下，免得他作威作福。”

如果诸葛亮是像包拯、海瑞那样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的主，那这回他跟法正之间就有好戏看了。不过，诸葛亮绝非那种只讲法律、不讲政治的人。

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把法律暂时放到了一边，跟那个告状的人讲起了政治。他说：“主公当初在荆州，北边畏惧曹操的强大，东边忌惮孙权的逼迫，在家里还要担心孙夫人变生肘腋。直到法正成为主公的羽翼，才让主公得以展翅翱翔，不再受制于人。法正功劳这么大，怎么能禁止他，让他想称心快意一下都不行呢？”

诸葛亮的意思明摆着：法律固然重要，但它上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政治。

要禁止法正很简单，把事情一查，依法惩治即可，但如此一来，人们一定不会夸刘备执法严明，而是会骂他“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到那时候，刘备的人设就崩了，还有谁肯替他卖命？为了维护法律，造成这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值得吗？

由此可见，凡事只讲政治、不讲法律，固然会滋生以权谋私的乱象；但凡事只讲法律、不讲政治，有时候就会影响安定团结。所以，具体事情要具体分析，关键是把握好一个度。

“借”来的荆州，该不该还？

自从孙权把妹妹召回江东后，眼睛就死死盯住了刘备的一举一动。

前文说过，孙权要攻打益州，却被刘备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挡了回来，令孙权十分不爽。如今，刘备竟然把自己当初说的那番漂亮话完全抛诸脑后，公然用武力夺取了益州，这不是摆明了拿孙权当傻子耍吗？

孙权暴跳如雷，大骂刘备是奸诈的老滑头。

这口恶气无论如何是吞不下去的。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五月，孙权命诸葛瑾出使益州，目的只有一个——让刘备归还荆州。

当初说好了，看在盟友的情分上，荆州是我孙权“借”给你的，现在你竟然拿我当傻子耍，那对不起，盟友没得做了，把荆州给老子还回来！

有借有还，天经地义！

然而，在孙权看来如此“天经地义”的事情，到了刘备那儿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刘备一口回绝了诸葛瑾。

当初刘备之所以同意“借荆州”这个说法，无非是为了得到南郡江陵这个战略要地，口头上敷衍一下而已，打心眼里根本就不承认孙权对荆州的所有权。既然不存在“借”，那当然就无所谓“还”了。

不过，刘备这个人不喜欢说难听话，便又随口找了个理由来搪塞，说：“我正打算进攻关陇，等拿下关陇，就把荆州还给你们。”

诸葛瑾无奈，只好灰溜溜地回江东复命。

孙权一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破口大骂：“这老滑头就是不想还，空口说白话，就是想拖延时间罢了。”

既然道理讲不清楚，那就只能来硬的了。

孙权随即单方面任命了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的官吏，命他们即刻到辖区赴任。可是，关羽眼下正在江陵镇守呢，你当他不存在吗？可想而知，孙权任命的官员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被关羽给赶回来了。

孙权怒不可遏。

讲道理你们不听，和平移交你们也不干，那就用刀枪来说话吧！

孙权立刻派出了两路人马：命鲁肃率兵一万进驻巴丘，抵御关羽；命吕蒙率兵两万，溯江西上，夺取三郡。

形势急转直下，原来就不太牢靠的孙刘联盟首次出现了破裂的局面。

吕蒙不愧是孙权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大将，不但会打仗，而且很会动脑子。他率部开赴战场后，并没有急着去攻打城池，而是给三个郡的郡守分别写了一封劝降信。结果，长沙太守廖立自知不敌，扔下城池就逃奔益州了；桂阳太守本是赵云，他入蜀后，此地防守自然薄弱，于是继任太守也只能带着辖下各县乖乖投降。

只有零陵郡的太守郝普不买吕蒙的账，仍然坚守城池。

此时，身在成都的刘备万万没料到，吕蒙竟然兵不血刃就夺了他两个郡的地盘。

眼下益州刚刚到手，政权还不稳固，荆州这块老地盘是绝不能有任何闪失的。刘备不敢耽搁，连忙率领五万人马，从成都赶回了公安，然后命关羽率兵三万，往益阳（今湖南益阳市）方向进兵，目标就是夺回长沙、桂阳二郡。

得知刘备亲赴前线，孙权当然不甘示弱，也立刻从建业赶了过来，进驻陆口，亲自坐镇，指挥各军。

两方大佬都出马了，一场大战看来已不可避免。

孙权一边命鲁肃率兵两万从巴丘进驻益阳，一边命吕蒙暂时放弃零陵，迅速回师与鲁肃会合，共同迎战关羽。

吕蒙接到命令后，却不急着动身。

因为他不甘心就此放弃零陵——既然长沙和桂阳都不战而降了，凭什么零陵就拿不下来呢？我倒要看看你郝普有多大能耐！

吕蒙脑子转了转，便心生一计。

他把孙权的军令藏了起来，秘而不宣，然后连夜召集众将开会，下令明日一早大举攻城，还煞有介事地对诸将面授了一番机宜。最后，他才假装不经意地把目光瞄向了一个叫邓玄之的部将。

这个人是郝普的故交。

吕蒙用一种聊闲天的口吻对邓玄之说：“郝普这个人，听说世上有忠义之事，也想效法，殊不知现在时机不对啊！”

为何时机不对呢？

吕蒙接着说：“现如今，刘备在汉中，被夏侯渊给包围了，命在旦夕；关羽在南郡呢，也被咱们的主公给堵住了，听说已经吃了一场败仗。他们目前的处境啊，可以说是头脚倒悬，自顾尚且不暇，岂有余力来救援零陵呢？咱们现在兵精粮足，而且计划周密，我估计明日攻城，当天便可攻破。到时候，郝普白白送了性命，有什么好处？何况他还有一个百岁老母，恐怕也难逃一死，这是多么令人悲痛的事啊！”

所谓刘备在汉中被围、关羽吃了败仗等，当然都是假情报，不过邓玄之却信以为真，不免替郝普担心起来。

吕蒙看在眼里，便装腔作势地长叹了几声，最后才道：“我估计啊，郝普是因为坐困孤城，得不到外面的情报，以为一定会有援军，才决定固守。听说你跟他交情不错，不妨跟他见一面，把这些情况跟他说一说。是福是祸，就由他自己选了。”

邓玄之为救朋友一命，自然不敢耽搁，遂连夜入城，把吕蒙这番话原封不动地搬给了郝普。郝普听得心惊胆战，无奈之下，只好出城投降。

次日一早，吕蒙亲自乘船前来受降。一番交接仪式后，吕蒙亲切地握着郝普的手，从船上下来，在岸上站定，然后才掏出孙权的那道军令，递给了郝普。

郝普接过来一看，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

吕蒙实在忍不住心中的得意，当场就大笑了起来，还一边笑一边给自己鼓掌。

郝普看完才知道，刘备根本不在汉中，而是已亲赴公安；关羽也根本不在江陵，而是已经进兵益阳。换言之，只要他死守几天，大军一定会前来救援。

可事已至此，郝普除了想找一条地缝钻进去之外，又能如何？

就这样，吕蒙不费吹灰之力，便一连拿下了刘备三个郡的地盘，可以说无论之前刘备给了孙权多大的羞辱，吕蒙现在都加倍还了回去。

拿下零陵后，吕蒙命部将孙河留守，然后才心满意足地率部北上，前往益阳。

孙、刘双方的所有人似乎都恨不得立刻撕毁盟约，只有一个人深感忧虑。

他就是当初力促双方结盟的鲁肃。

之前“借荆州”就是鲁肃的主意，如今双方为了荆州的归属问题闹到如此地步，眼看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鲁肃不仅感到自己责任重大，而且有义务避免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为此，他决定亲自出面，去跟关羽谈判。

众将都认为此举太过危险，纷纷反对。因为他们都觉得，关羽这个人并不友善，之前关系尚未恶化时，关羽就曾心生猜疑，多次有过挑衅之举，全靠鲁肃顾全大局，一再忍让，才勉强维护住了双边关系。而如今，双方都已经撕破脸了，还有什么可谈的？

可鲁肃却不这么悲观。他对众人说：“局面恶化至此，彼此更应该把话摊开来说。刘备虽然忘恩负义，但是非对错还不到最后下结论的时候，关羽岂敢凭他个人的好恶来影响大局？”

随后，鲁肃向关羽发出了会晤的邀请。

到了约定时间，双方在益阳城外见面，各自的兵马都停留在百步之外，将领们也只携带随身佩刀。鲁肃很不客气，一上来就谴责刘备一方背信弃义，说：“我们主公当初之所以把土地借给贵方，全都是因为贵方战败，无处容身。如今你们得到了益州，却全无归还之意，我方要按约定取回三郡，你们又不答应，这是何道理？”

话音刚落，关羽还没接茬，身旁便有一人幽幽道：“土地这种东西嘛，谁有德行就归谁，哪有固定的主人呢？”

这话说得其实挺有水平，只是挑衅的意味太浓，无助于解决问题，只能激化矛盾。鲁肃闻言，当场色变，厉声呵斥。

关羽也觉得此人随便插嘴太没规矩，便手按佩刀，说：“此乃国家大事，你这家伙懂什么！”然后目光如刀，逼视着那个人，迫使他乖乖退了下去。

史书没有记载这个说话挺跩的人是谁。《三国演义》说是周仓，但周仓此人在正史中并无记载，只见于民间传说和话本中，后来被罗贯中写进了《三国演义》，可以肯定是个虚构人物。而且，就算真有周仓这个人，当时也在场，但以其在民间传说和《三国演义》中的“莽夫”性格来看，也绝对说不出这么有水平的话。

关羽赶走那人后，回答鲁肃道：“乌林之战，左将军身在战场，全力破敌，岂能白白辛苦，连一块土地都没有？莫非阁下此来，是想强行夺走土地不成？”

赤壁之战，刘备一方固然也参与了，但凭良心说，功劳实在很小，跟周瑜等人比起来，压根不值一提。所以，鲁肃很不屑地道：“不然！从我与刘豫州第一次在长坂坡见面，你们的兵马就少得可怜，而且士气低落，形势危急，可以说是穷途末路。当时刘豫州一心想要逃得远远的，何曾想过会拥有荆州？是我们主公怜悯刘豫州没有栖身之所，这才把土地借给他，让他有个立足之地，帮他渡过难关。想不到，刘豫州竟然自私自利，存心欺诈，还撕毁盟约。而今，益州已经得手，又想兼并荆州之地，这种事连一个凡夫都干不出来，何况是堂堂的领袖人物？”

关羽打仗很猛，但口才却不咋地，更不懂谈判的艺术，所以被鲁肃这番抢白，竟然无言以对。

其实，谈判的艺术，关键就在于不能跟着对方的逻辑走，而要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即使对方说的是事实，你也可以从同样的事实中找出不同的角度，建立自己的说辞。比如，鲁肃口口声声说孙权在刘备身处危难时救了他一把，这固然是事实，关羽完全可以大方承认，但是把荆州“借”给刘备这件事，却只是孙权一方的逻辑，并不等于事实本身。

关羽应该反问鲁肃：荆州本来是谁的？难道不是刘表的吗？你孙权凭什么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借”给别人呢？这是什么逻辑？更何况，刘表临终前还曾把荆州“托付”给刘备（虽然此事不一定为真，但关羽却不妨拿这个说事），就此而言，荆州更应该属于刘备，而不是孙权。

假如鲁肃反驳说，是因为周瑜打赢了赤壁之战，才保住了荆州，所以孙权理应得到荆州的所有权。那么关羽就可以针锋相对地说，按照你这个逻辑，谁打赢了，地盘就归谁，那荆南四郡本来就是我们打下来的，凭什么要从你孙权那边“借”呢？

假如鲁肃无法反驳，只能改口说，“借荆州”主要指的是南郡，那关羽就可以反唇相讥说，既然如此，那你们这回口口声声要讨回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又是怎么回事？关羽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说，你们借出南郡，目的不就是让我们帮着你们抵御曹操吗？既如此，那这件事的实质就是双方各取所需的一笔交易。如果这么说太难听，那说好听一点，就是盟友双方互相帮助。既然是互相帮助，那你们又何必把这事扯成一桩天大的人情呢？又有什么理由讨回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呢？充其量，你们只能讨回南郡。可曹操一旦打过来，你们还要不要帮手？如果现在你们把南郡拿回去，到时候又找我们结盟以共御曹操，这不就成了儿戏了吗？哪有这样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更何况，我们刘豫州也是堂堂一方诸侯，这么做岂不成了你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马仔？！

倘若关羽口才好点儿，懂得用上述逻辑进行反驳，那无言以对的人恐怕就是鲁肃了。

不过，无论最后是谁哑口无言，这场谈判到头来都是没有结果的，也根本没有胜利的一方。因为，当谈判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愿妥协时，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只有兵戎相见了。

建安二十年初秋，正当刘备和孙权准备大打出手之际，一个消息从益州传来，把刘备惊出了一身冷汗。

消息说，曹操已出兵关陇，即将大举进攻汉中。

汉中是益州的北面屏障，一旦失陷，益州就危险了。此时的刘备虽然据有荆、益二州的大部分土地，但还远远不具备在东、西两线同时开战的实力。所以，刘备只能做出一个无奈的选择——向孙权求和。

既然是主动求和，那当然只能妥协，把地盘让出去了。孙权不费一兵一卒，就捞回了面子，还拿回了地盘，当然没有理由不答应。

于是，孙权命诸葛瑾为代表，前往益州与刘备谈判，先划分地盘，然后重建盟友关系。

据说，诸葛瑾每次出使益州，都由弟弟诸葛亮负责接待和引见。不过，兄弟俩除了公事之外，为了避嫌，私底下连一次面都没见过。没办法，这就叫各为其主。在政治面前，亲情往往是次要的，有时候甚至会变得微不足道。

谈判结果，双方大致以湘水（今湘江）为界，把荆州一分为二：东边的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孙权，西边的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归刘备。

对于这个结果，孙权和刘备基本上都还是满意的。毕竟，刘备不敢同时与孙权和曹操开战，孙权也不敢同时与曹操和刘备开战。在如今这个“三雄争霸”的格局中，唯一敢同时与另外两方开战的，也只有强大的曹操了。

换言之，只要曹操依旧保持咄咄逼人的态势，孙权和刘备就只能继续保持同盟关系——尽管这个关系非常脆弱，但起码在现阶段是不可或缺的。

曹操平定汉中

建安十九年冬天，许都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皇后伏寿被魏公曹操干掉了。

曹操为什么要杀一个手无寸铁的皇后呢？

事情还要从十四年前的“衣带诏事件”说起。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献帝刘协的老丈人董承，声称奉天子之命，暗中联络了一帮朝臣，准备诛杀曹操，不料密谋泄露，董承等人皆被曹操诛灭三族，其中自然也包括董承的女儿、刘协的嫔妃——董贵人。

当时，董贵人已怀有身孕，刘协苦苦哀求曹操，让他看在腹中胎儿的分儿上，饶董贵人一命。可曹操这种人向来信奉斩草除根，所以二话不说就把董贵人砍了。

有道是物伤其类、唇亡齿寒，皇后伏寿眼睁睁看着董贵人一尸两命，顿时恐惧不已，遂暗中给父亲伏完写了封密信，控诉曹操的残暴罪行，并恳求父亲设法对付曹操，否则她总有一天也会步董贵人之后尘。

从不甘束手待毙的角度来看，伏寿可以说是一个烈女。然而，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而言，我们却不得不说，她这么做很愚蠢。

因为曹操没那么容易对付。董承、董贵人父女不就是自不量力才身死族灭的吗？你不想步他们的后尘，就更要小心谨慎，夹起尾巴做人，如今你竟然怂恿父亲去做董承已经失败的事情，不恰恰是在重蹈覆辙吗？

伏完毕竟是在官场上混的人，当然知道女儿这么做很幼稚，也很危险，所以压根没有任何反应，权当没看过这封信。

于是，这件事情貌似就这么过去了。

建安十四年，伏完在中散大夫任上寿终正寝，也把他和女儿之间的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可是，谁也没料到，又过了五年，即建安十九年，当初伏寿给父亲写信、密谋对付曹操的事，居然不知何故被翻了出来！

曹操得知后，自然是暴怒不已。

这些年来，虽然刘协一直乖乖地做着他的傀儡天子，从不敢跟曹操叫板，但自从出了“衣带诏事件”后，曹操便始终心存警惕——你刘协表面上不敢反对我，但心里一定对我恨之入骨，所以保不齐哪天又会冒出一个董承，再搞一出“衣带诏事件”。

对这种事，曹操向来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就在不久前，一个名叫赵彦的议郎，就因为跟皇帝刘协讨论了一下时局，也没干什么出格的事，便被曹操不由分说砍了脑袋。

连跟我说几句话的大臣你都要杀，那我当这个天子还有什么意思？！

刘协压抑多年的恐惧和愤怒终于爆发。有一天，曹操因事上殿觐见，刘协忍无可忍地对他说：“阁下如果愿意辅佐我，我感激不尽；若是不愿，那就求你开恩，放我一条生路吧。”

虽然天子纯粹是个傀儡，但把话说到这份儿上，还是让曹操颇为心惊。据说，曹操当时就“失色”了，然后频频跪拜行礼，接着就逃也似的告辞而出。

依照当时的朝廷仪轨，凡三公入朝觐见，都要由宫中的虎贲卫士跟在左右，以防生变，看上去就像被全副武装的卫士“挟持”一样。而曹操上殿，当然也得照这个规矩来。虽说宫中卫士早就都是曹操的人，但曹操也不敢担保里头不会有个别人暗中投靠了皇帝，想当董承第二啊！

倘若如此，那皇帝趁曹操独自上殿之机，命卫士把他干掉，岂不是易如反掌？纵横天下无敌手的曹操如果真这么死了，那可算是在阴沟里翻船了。所以，那天下殿后，曹操好久都回不过神来，“顾左右，汗流浃背”（《后汉书·伏皇后纪》）。从那天起，曹操就再也不愿上殿朝见了。

好巧不巧，伏皇后又恰在此时东窗事发。当曹操把所有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后仔细一想，后背不免阵阵发凉。他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衣带诏事件”重演了。

于是，伏皇后的末日就此降临。

曹操先命御史大夫郗虑，持节收缴了伏皇后的印绶，又命尚书令华歆勒兵入宫，准备抓人。伏皇后紧闭门窗，藏进了墙壁的夹层中。可是这等小伎俩岂能瞒得过人？华歆命士兵拆屋毁墙，没两下就把伏皇后拉了出来。

此时，刘协正在外殿，面如死灰地陪着郗虑坐着。伏皇后披头散发，光着脚，被士兵从内殿押了出来，边走边哭。经过刘协面前时，伏皇后绝望地喊了一声：“能不能救我一命？”刘协满面凄凉地看着她，喃喃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命就没了。后面没说完的半句是——还拿什么救你？！

然后，刘协把脸转向郗虑，尽管满腔悲愤，最终也只能化作一句无力的吐槽，说：“郗公，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没办法，这就是命。从你当上这个名存实亡的大汉天子的那一刻起，这一切就已经注定了。活一天算一天吧，至少，比起你那个短命的哥哥刘辩，你能活到今天已经很不错了。想那刘辩坟头的杂草，怕是已经有一人多高了吧？生逢乱世，谁又不是命若飘蓬、身不由己呢？认命吧，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你就该感到庆幸了，别的都是奢望。另外，别把头上戴的那顶天子冕旒太当回事儿，你可能也就想开了。

史书没有记载郗虑是如何回答刘协的。不过，想必他也不会回答。因为，只要在刘协面前说一个不该说的字，他的下场就会跟赵彦一样。

伏皇后随后被关进了“暴室”（宫内染坊，相当于冷宫），没过多久便幽禁而死了。她和刘协生的两个皇子，都被毒鸩赐死；还有她的六个兄弟及宗族老少一百多人，也全部被杀。

建安二十年正月，曹操立曹贵人为刘协的新皇后。

这个曹贵人，正是曹操的女儿。如此一来，刘协无异于一天十二个时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全方位无死角地处于曹操的监控之中。从此，曹操终于不再有后顾之忧，可以一心一意征战天下了。

本来，进攻汉中便已在曹操的计划之内，如今刘备悍然夺取了益州，大有觊觎汉中之势，曹操自然要加快平定汉中的脚步。

当年三月，曹操亲自出征，准备从武都进入汉中。聚居在这一带的氐人部落得到消息，立刻封锁了道路。曹操命张郃、朱灵为前锋，将氐人击溃。四月，曹操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出大散关（今宝鸡市西南），进抵河池（今甘肃徽县）。

氐人酋长窦茂，率众一万余人，在此凭险固守。五月，曹操攻克河池，屠城。

七月，曹操大军进抵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这座险关乃汉中门户，南北两面皆是崇山峻岭，地势极为险要。张鲁得知曹操大兵压境，自忖难以抵挡，立刻冒出了投降的想法。他的弟弟张卫坚决反对，然后自告奋勇，亲率数万部众进驻阳平关，并且一口气在两山之间修筑了十多里的城墙，打算跟曹操死磕到底。

曹操也知道阳平关易守难攻，所以战前便一直在搜集这方面的情报。当时，凉州的不少参谋官和武都的降卒都跟他说，张鲁很好打，因为阳平关的南山和北山相去甚远，很难严密防守。曹操信以为真，等自己来到关前一看，才发现那些情报根本不靠谱——这座关隘的险峻程度，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此时，张卫已经在阳平关两侧的高山上，利用险要地形修建了多座营垒，宛如在曹军面前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曹操虽善于用兵，但这回可不像当初打潼关那么轻巧了，还能渡过黄河绕到敌人背后。这座阳平关就是进入汉中郡的唯一通道，除非你能变成鸟儿飞过去，否则只能硬着头皮强攻。

随后，曹军一连多日对山上那些营垒发动猛攻，无奈山势太过陡峭，连正常攀登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头顶上还有滚木礌石不停往下砸，所以伤亡异常惨重。

曹操大为沮丧。再这么打下去，恐怕连张鲁的一根汗毛都没伤着，自己的老本就要拼光了。而且，眼下的军粮也即将耗尽，曹操思前想后，终于决定退兵。

当时天色已晚，还有一支部众在山上，尚未归营，曹操遂命夏侯惇和许褚去通知他们撤退。不料，夏侯惇和许褚在山上转了半天，愣是没找着这支部队。

难道，他们都被敌人干掉了？

其实，这支队伍并没有被干掉，而是在夜里迷路了。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深山老林里转来转去，本来都快抓狂了，可谁也没料到，转到最后，竟然鬼使神差地撞进了一座敌人的军营。

而且，这座军营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因为离它不远的地方就是张卫的大营。

之前连日猛攻，死伤无数，却连一座敌营的边都没摸着，眼下居然阴差阳错就撞进来了。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更重要的是，张卫的手下压根没想到他们是误打误撞进来的，还以为是敌人大半夜搞定点突袭呢，顿时大为惊骇，于是不敢抵抗，哗啦一下就作鸟兽散了。

于是，曹军的这群“无头苍蝇”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占据了这一要地。

当时，曹营谋士辛毗、刘晔二人随该队同行，意外得手后，赶紧下山去报捷，正巧在半路上遇见夏侯惇和许褚。二人忙不迭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们。

两位大将一听，根本不敢相信有这种事。夏侯惇亲自到那个据点走了一遭，才发现是真的，于是飞奔下山，向曹操做了汇报。

曹操又惊又喜，立刻下令乘胜进攻。

夏侯惇遂率部上山，没花多少力气，便找到了张卫的大营所在，旋即发动进攻。张卫抵抗了一阵，终究不敌，只好连夜逃遁。

这座原本形同天堑的阳平关，就这样凭着不可思议的好运气落入了曹操手里。

我们说过，真实的历史经常是不讲逻辑的。很多时候，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必然性，而是谁都无法预料、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偶然性。

曹操以这种方式拿下阳平关，进而平定汉中，再次佐证了这一点。

张鲁本来就一心想投降，如今阳平关一丢，他更是迫不及待地要写降表了。谋士阎圃劝他不必这么着急，说：“在曹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投降，我们没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不如暂时投奔朴胡（少数民族首领，族众聚居于今四川阆中市一带），跟曹操对峙一段时间，然后再降，这样身价就不同了。”

张鲁觉得有道理，决定暂到巴中（今四川东北部）一带躲避。临走前，左右劝他把囤积财货的府库悉数烧光，张鲁不同意，说：“我本来就想归顺朝廷，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如今只是为了躲避兵锋，并不是想跟朝廷为敌。所以，这些府库财货，自然也要归朝廷所有。”

于是，张鲁命人锁上府库，贴上封条，然后才逃离了南郑（汉中治所，今陕西汉中市南郑区）。

曹操随即兵不血刃地入驻南郑，占据了汉中。

见张鲁把府库保存得十分完好，曹操非常满意，便派人去见张鲁，表达了自己的慰问之意。

拿下汉中，就等于打开了益州的北大门。此时，最佳战略就是一鼓作气，挟新胜之威直捣成都，趁刘备立足未稳，将他一举消灭！

有个随军的谋士就在这时提出了这个建议。

他就是司马懿。

这些年，司马懿屡获升迁，已经官居丞相府主簿，相当于国务院的秘书长，成为曹操帐下最重要的谋士之一。

他对曹操说：“刘备用诈力逼降刘璋，蜀地的人心尚未归附，如今又与孙权争夺江陵，此机不可失也。眼下我军攻克汉中，益州震动，若大兵压境，其势必瓦解。圣人行事，既不可违背时机，也不可错失时机啊。”

按照曹操一贯的雄心壮志和霸气作风，他一定会毫不迟疑地采纳这个建议。

然而，司马懿万万没想到，曹操居然淡淡地回了这么一句：“人苦于不知足。有道是既得陇又望蜀啊！”

最早发出这句感叹的人，不是曹操，而是汉光武帝刘秀。当年刘秀说这句话时，连年征战后的厌倦之情溢于言表。而此时此刻，曹操也说了这句话，难道是偶然吗？

很明显，这绝非偶然。

平定汉中的这一年，曹操已经六十一岁了。

如果从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离京征讨黄巾的那一年算起，迄今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一年。这三十一年间，曹操南征北战，戎马倥偬，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打仗中度过的。如果有哪一天他不在战场上，那也一定是在走向战场的路上。

这么多年，曹操攻克了一座又一座城池，消灭了一个又一个枭雄，取得了一次比一次大的成功。与此同时，他自己也有好多次遭遇惨败，命悬一线。但无论如何，他始终雄心勃勃、斗志昂扬。尤其是统一了北方之后，他更是每天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来激励自己。

然而此刻，他终于厌倦了。

这匹“志在千里”的老马，终于在漫长的岁月中慢慢磨掉了锐气和霸气。

这位“壮心不已”的烈士，终于在连绵的征战中一点一点地失去了斗志与豪情。

聪明过人的司马懿，显然已经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沉默了，没有再劝。

而另一个谋士刘晔，却没有意识到伟大的曹公也有身心俱疲的一天，便又进言道：“刘备乃人中豪杰，其长处是格局广大，短处则是反应迟缓。他占领益州的时间尚短，蜀地之人不足以成为他的后盾。如今我们攻破汉中，蜀人震恐，势将自行崩溃。以主公的英明神武，再顺应这种时势，必定攻无不克。若稍微拖延，诸葛亮身为谋士，善于治国，关羽和张飞身为大将，勇冠三军，很快便会使人心安定，到时候据守险要，就不易击破了。今日不夺取益州，日后必有大患。”

两个谋士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曹操终究没有听从。

他在南郑住了七天，其间陆续有蜀军士兵前来投降。其中一人被带到曹操面前，交代了这几日益州的情况。他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将领们用诛杀的手段镇压，仍未稳住局面。”

这一刻，曹操忽然又心动了。

他可以预料到，自己夺取汉中一定会给益州带来震动，只是完全没想到，震动竟然如此之大。

看来，不乘胜进攻益州，的确是有点可惜了。于是他问刘晔：“现在打，还来得及吗？”刘晔摇了摇头，说：“如今益州已经有了防备，不是最佳的进攻时机了。”

曹操其实也只是心动了一下而已，并非完全改变了主意，否则以他往日的脾气，不要说仅仅时隔七天，即便时隔七十天，蜀军已经有了严密防备，只要他想打，那就谁都拦不住。

刘晔很可能也已察觉到了曹操的这一本质变化，所以才顺水推舟，说现在已错过了时机。不然的话，仅时隔七天，何至于形势就截然不同了呢？

既然不想打，那就班师吧。随后，曹操命夏侯渊、张郃、徐晃留守汉中，以丞相长史杜袭“督汉中事”（管理内政），旋即引兵返回邺城。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这一走，还顺便把汉中的数万户人口强行带走了，并将他们安置在了长安和关中。不久，他又授意杜袭，通过一番软硬兼施，把汉中百姓八万多人，全都迁到了洛阳和邺城。

曹操为何要如此大规模地迁移人口呢？

在古代，人口就是最宝贵的资源，几乎可以说是第一生产力。曹操这么做，首要目的当然是以人力资源充实自己的后方。可是，此时汉中也已经是曹操的地盘，把人口迁走就等于削弱了汉中，这又是为何？

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汉中是益州门户，对刘备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性命攸关，但是对曹操而言，其战略意义就要小很多了。所以，曹操肯定能预见到，刘备必定会来争夺汉中，而曹军到时候能否守住，把握并不是很大。既如此，曹操对汉中这个地方自然就没有长期经营的打算，因此索性提前把人口迁走——即便到时候守不住，留给刘备的也只是一个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的空壳。

曹操班师不久，巴中的夷人首领朴胡等人便率众归降了。

同年十一月，张鲁也在做足了一番“对峙”的姿态后，选择出山投降。曹操给了他一个“镇南将军”的名号，并封阆中侯，食邑一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和谋士阎圃等人，也都被封为列侯。

合肥之战：孙权的惊魂一刻

自从建安十三年攻打合肥铩羽而归后，孙权与曹操在东线战场便一直没有停止交锋。

建安十八年正月，双方在濡须口打了一仗。

建安十九年闰五月，孙权又在吕蒙的建议下，率吕蒙、甘宁攻取了皖城（今安徽潜山市），拔除了曹操在合肥以南最重要的屯田之所。

曹操勃然大怒，于同年七月率部亲征，准备夺回皖城，但再度遇到南方的暴雨天气，行军作战和后勤补给都出现了问题，故仅历时三个月便无功而返。

到了建安二十年八月，孙权趁曹操西征张鲁之际，携吕蒙、甘宁、凌统、贺齐、徐盛、陈武等多位将领，共率十万大军，第二次对合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进攻。

此时，守卫合肥的是曹军猛将张辽、李典和乐进，上面还有一个上司叫薛悌。他们麾下的部众，仅有七千人。

很显然，对曹军而言，这将是一场众寡悬殊的恶战。

曹操西征前，预料到孙权很可能会趁机在东线发难，便事先给了薛悌一封密函，并在信封上注明：“贼至，乃发。”

此刻，众人将信打开，只见上面写着：“若孙权亲至，张辽和李典出战，乐进守城，薛悌不可参战。”

众人看完，不约而同地沉默了。

曹操的安排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张辽和李典向以骁勇善战著称，所以命他们出战；而乐进为人沉稳持重，所以命他守城；至于薛悌，只是个文官，所以命他不得参战。

然而，这个貌似没有问题的安排，却隐含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曹操固然预料到了孙权的行动，却没能料到孙权竟然会率十万大军前来。

七千对十万，这仗怎么打？

固守待援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主动迎战则无异于自寻死路！可曹操的军令在此，谁敢违抗？

尽管在场诸人除了薛悌外，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将，可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却难免心生疑惧。四个人中，只有张辽毫无惧色，道：“曹公远征在外，若是等到援军到来，敌人早把我们击破了。所以，曹公的意思，是让我们在敌军完成合围之前主动迎击，摧毁敌人的锐气，安定我方的军心，如此才可固守。”

李典等人面面相觑，都不接茬。

张辽见状，不由怒道：“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若迟疑不决，那我就一个人出战！”

李典与张辽素来不睦，两人本来是尿不到一个壶里的，可人家张辽如此硬气，李典又岂能做缩头乌龟？于是他慨然道：“此乃国家大事，我方才没说话，只是想看看诸君有何计策，现在你都这么说了，我岂能因个人私怨而不顾公义？愿同你一起出战！”

这个决心之所以如此难下，是因为大伙都清楚，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基本上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所以决定出战就意味着决意赴死了。

当天夜里，张辽募集了八百名敢死队员，然后宰杀了几头牛，犒赏众将士。

这无疑是“最后的晚餐”。吃完这顿，大概率是没有下顿了。

次日拂晓，张辽和李典率敢死队出击，抢在孙权各路大军完成集结之前，直奔孙权的帅旗而去。张辽身披铠甲，手持铁戟，一马当先，头一个杀入了敌阵。

他一边高呼自己的大名，以此震慑对手，一边左冲右突，接连砍杀了数十名敌兵，还把吴军大将陈武和另一名将领先后斩落马下，然后一口气杀到了孙权的帅旗之下。

猛将就是猛将，打起仗来完全是拼命三郎的架势。

孙权万万没料到，曹军竟敢主动出击，更没料到张辽如此生猛，居然一眨眼就杀到了自己面前。他大惊失色，慌忙掉转马头，奔上附近的一座山丘。左右亲兵赶紧用长戟围成人墙，把孙权护在当中。

张辽在下面大声叱骂，叫孙权下来决斗。孙权当然不可能下去。他现在暂时安全了，惊魂甫定之际，蓦然发现其实张辽带的兵很少，之所以能杀到自己眼皮底下，无非就是敢玩命而已。

这个发现让孙权瞬间就有了底气。他立刻下令部众包围张辽。

很快，孙权部众就把张辽和他为数不多的敢死队员围了好几重。张辽意识到“擒贼擒王”的突击战术已经失效，再打下去必死无疑，遂带着几十名部众拼死杀出了重围。

可是，余下的部众仍被困在包围圈中。他们看到主将跑了，忍不住高声大喊：“将军要扔下我们吗？”

张辽一听，连想都没想，立刻反身又杀了回来。

按照常理来讲，能在万军包围之中杀出去，已属万幸，一般将领早就逃得没影了。而且，能在身陷重围的情况下带着几十名部众杀出去，已经是非常难得了，绝不会遭人非议。假如张辽就这样一走了之，相信曹军上下都可以理解。

然而，为了弟兄们，张辽却义无反顾地杀回了重围之中。

名将之所以是名将，不仅是因为能征善战，更是因为能在危难时刻把部众的性命看得高于一切，却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没有意外的话，张辽这一次恐怕是要跟他的弟兄们一起战死沙场了。

可历史就在这一刻，再次出现了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反转。

孙权这边的将士，照理说也都是身经百战之人，且在兵力上拥有绝对优势，在这一仗中砍下张辽首级本是板上钉钉的事。可事实却是：“辽复还突围，拔出馀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三国志·张辽传》）

张辽竟然在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把剩余的部众都解救了出来；而孙权方面，竟然被杀得人仰马翻，没有一个人挡得住张辽。更离谱的是，张辽“拔出余众”后，并没有逃回城中，而是带领部众继续鏖战，“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

从早上一直战斗到中午，结果人多势众的吴军非但没能灭了张辽，反倒被打得十分狼狈、士气全无。比如吴军大将徐盛，不但挂了彩，连手中的长矛都被打掉了。危急时刻，所幸贺齐率部来援，才救了他一命，并帮他抢回了长矛。

如果陈寿关于这一仗的记载没有夸大其词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像这种平原地带的野战，曹军的战斗力显然要比吴军高出好几个数量级，否则绝对不可能打成这种结果。此外，这一仗的结果似乎也证明了，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主将的杀气和部众的士气，要比“兵力”这个因素重要得多。

战斗结束后，张辽全身而退，回到城中，从容地加固防御工事。经此一战，曹军士气大振，人人都有了固守之心。

接下来，孙权带着他的十万大军围着合肥打了十多天，却始终未能撼动这座坚城。

直到此刻，孙权才意识到自己太过轻敌了。

本以为十万打七千，可谓易如反掌，不料刚一交战就被对手挫尽了锐气，之后这十几天的围城战，更是越打越没信心，只能徒增伤亡，外加耗费粮草。

十万人的后勤补给，可不是闹着玩的，若无取胜的把握，还不如趁早撤兵。

没办法，孙权最后只能下令撤退。

第二次声势浩大的合肥之战，就这样尴尬地落下了帷幕。

不过，故事到此并未结束。这场著名战役在即将落幕之际，又出人意料地给后世“观众”奉献了一个扣人心弦的“彩蛋”。

十万大军要撤退，自然不能轰的一下全都一块儿走，只能是一部一部有序撤离。当大部队陆续撤出战场后，孙权和吕蒙、甘宁、凌统等少部分将士，仍停留在逍遥津（今安徽合肥市东北，南淝河渡口）的北面，等待渡河。

可怕的张辽就是在这一刻，再度抓住了难得的战机。

他在城头上瞭望，发现孙权似乎落单了，立刻率步骑飞驰出城，第二次直奔孙权帅旗。

这一次，比上回更惊险。因为这次张辽带的兵力，已经远远多于此刻孙权这边的部众。见曹军突然来袭，吕蒙、甘宁等将领立刻挺身上前，勠力死战，凌统则领着侍从保护孙权后撤。

把孙权带到安全区域后，凌统旋即返身加入了战局。

这一仗的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十几天前那一仗，区别只是兵力强弱之势互换了而已。凌统血战到最后，左右部众悉数战死，而他本人也多处挂彩，险些丧命。最后，凌统估计孙权已经脱离危险，才且战且退地撤出了战斗。

可凌统并不知道，此时的孙权再度遭遇了惊魂一刻。

当孙权在侍从的护卫下策马逃上一座木桥时，竟然发现靠近南岸的某处桥面塌陷了一丈多长。而此刻，身后的追兵已越来越近。跟在他旁边的侍从官谷利，赶紧让孙权紧握缰绳，然后狠狠在马屁股上抽了几鞭。坐骑吃痛，飞奔而出，这才跃过了断桥。

可是，你孙权跃得过去，后面张辽的追兵自然也跃得过去，所以危险并未解除。

万幸的是，恰在这时，贺齐率领的接应部队乘船抵达，连忙把孙权接上了船，孙权这才逃过一劫。

张辽率部追到岸边时，孙权的船队刚刚扬帆而去，仅仅差了一步。

虽然没能生擒孙权，但张辽在这一战中的惊人表现，已足以令他威震江东，名扬天下。此次合肥之战，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张辽仅仅凭借这个战绩，便可当之无愧地跻身三国名将的行列。

后来，张辽的威猛之名传遍民间，以致老百姓要吓唬爱哭的熊孩子时，都会说：“你再哭，张辽就来了！”很多熊孩子果然就吓得不敢再哭。于是历史上就有了“张辽止啼”这个典故。

孙权死里逃生后，十分庆幸，便在船上设宴，一来慰劳众将，二来给自己压惊。然而这顿酒，大伙都喝得很不开心，因为这一仗打得实在是太窝囊了！

陈武战死，凌统重伤，徐盛等人也不同程度地挂了彩，甚至连主公孙权都两度遇险，差点被张辽掳了去……

尤其是考虑到双方的兵力对比，十万对七千，拥有绝对优势，本以为稳操胜券，可谁能想到，最后非但没拿下合肥，反倒被打成这副熊样，简直是奇耻大辱！

所以，众将都很郁闷。而最后一刻及时接应孙权的贺齐，除了郁闷之外，更多的则是后怕——假如自己来晚一步，后果岂堪设想？

为此，贺齐觉得不吐不快，便起身离席，一边流泪一边对孙权道：“主公乃至尊之身，应时刻注意安全，以持重为念。今日之事，几乎酿成大祸，我等内心无不震恐，犹如天塌地陷一般，还望主公以此为终身之戒。”

其实，孙权自己又何尝不后怕？

当初，他的父亲孙坚和大哥孙策都是因为麻痹轻敌才遭遇不测的，今日他又因为不够“持重”而险些重蹈覆辙，这个教训太深刻了，足以令他没齿不忘。

孙权心中感慨，连忙上前，抹去了贺齐的眼泪，道：“我也非常惭愧。今日的教训，定当铭刻于心！”

曹操集团的权力斗争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二月，曹操班师回到邺城。

同年五月，曹操晋爵魏王。

虽然终其一生，曹操就在这个地方止步了，没有迈出那篡位称帝的最后一步，但从“魏公”晋爵“魏王”，显然也并非无关紧要之举。

曹操现在走这一步，其实就是在为曹丕日后颠覆汉室、另立新朝铺平道路。对此，朝中文武自然都是心知肚明。而且，绝大部分人是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的，甚至都希望由曹操本人来称帝更好。因为，他们名义上是汉朝的臣子，实则都是曹老板的人，而老板早一天成为皇帝，他们自然也就早一天成为新朝的开国大臣。到时候，不论是官位还是各种薪资待遇，自然就跟着水涨船高了。这种皆大欢喜的事，谁又不乐观其成且乐享其成呢？

所以，曹操刚刚晋封魏王不久，便有一帮人开始上表吹捧，大造声势，恨不得老板明天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黄袍加身，位登九五。

在这帮替老板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人中，有一个叫杨训。据说，此人的奏表写得十分浮夸，让所有看过的人都觉得肉麻，于是不少人都在背后笑骂，顺带也骂了当初举荐杨训的人，说他眼睛瞎了，才提拔了这种马屁精。

举荐杨训的人，正是向来以善于识人著称的崔琰。

听到人们的议论后，崔琰自然很不爽，便特意把杨训的奏表拿来看。看完后，估计也是被恶心到了，但崔琰又不敢说杨训做得不对，只好写了封信给他，大意是说，上表赞美老板，这本来是好事，但你得注意时机。什么时机呢？就是要等到大势即将产生变化的时候。换言之，就是等老板真的要称帝了，你再来拍马屁、造舆论也不迟。

言外之意，就是劝杨训拍马屁也要拿捏火候、掌握分寸，别成了人家的笑柄。

崔琰并不知道，就是这封信，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官场上的人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很快就有崔琰的政敌抓住这封信大做文章，说他傲慢自大，不可一世，且心怀怨恨，诽谤朝政，尤其是在私下议论魏王，出言不逊，实属悖逆。

这一堆大帽子扣下来，崔琰就在劫难逃了。

曹操大怒，立刻将崔琰关进了大牢，且施以“髡刑”（剃光头发），并在狱中服劳役。可是，崔琰的政敌仍不放过他，不久又向曹操奏报，说他在牢中依旧态度倨傲，言行举止都带着嗔恨，毫无悔过之心。

曹操很干脆，马上给了崔琰一杯毒鸩，把他赐死了。

崔琰无辜而死，他多年的同僚兼好友毛玠大感悲愤，言行中难免流露出了一些不满。于是，厄运立刻又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很快又有人向曹操告密，罪名还是那老一套，说毛玠心怀怨恨，诽谤魏王。

曹操二话不说，照旧把毛玠扔下了大狱。

眼看这些老臣都要一个接一个被收拾了，深感唇亡齿寒的两位同僚赶紧站了出来，替毛玠求情。这两人，一个是桓阶，一个是和洽。

桓阶请求先查明案情，再将毛玠定罪。曹操不以为然道：“据举报的人说，毛玠不但诽谤我，还替崔琰打抱不平，这就等于把‘君臣恩义’完全弃置一旁，只想替他死去的朋友鸣冤叫屈，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君臣恩义”四个字，是史书记载的曹操的原话。由此可见，此时的曹操不仅在心里把自己当成了实质上的皇帝，而且已经公然表现在言行中了，丝毫没有任何顾忌。

和洽闻言，赶紧道：“倘若真如举报者所言，那毛玠的确是罪过深重，为天地所不容。臣也不敢曲意回护毛玠，破坏君臣伦常。只不过，毛玠多年来深受您的信任，且为人刚直，公忠体国，是朝臣都敬畏的人，按理说不该有此言论。当然，人心难测，有没有也不好说，所以更应该深入调查，把检举人与被检举人的实情都弄清楚。如今，大王圣恩，不忍让有司公开审理毛玠，这固然是不想让他受辱，但反而会令是非曲直变得不分明。”

在和洽这番话中，不论是自称为“臣”，还是把曹操之恩称为“圣恩”，都已经公然把曹操视为皇帝了。换言之，此时曹操与满朝文武的关系，显然已非丞相与百僚的关系，而是“君”与“臣”的关系。

除了缺一个登基仪式外，此刻的曹操，与皇帝几乎没有分别了。

对于和洽之言，曹操的回答是：“我之所以不深入调查，正是为了保护毛玠和举报者两方。”言下之意是，不管毛玠是真的有罪还是举报者诬告，都是他不愿看到的。

这种态度，首先有和稀泥之嫌，难以令人信服；其次，这么做与其说是在保护毛玠，不如说真正目的是在保护那个躲在暗处的告密者，同时也是在鼓励告密行为并保护告密者的积极性。

和洽不接受这种“和稀泥”的处置办法，仍旧据理力争道：“如果毛玠真有诽谤主公之言，当在闹市上斩首；如果毛玠并无此言，那么就是举报者诬告大臣，蒙蔽大王视听，倘若不加以追究，臣深感不安。”

然而，不管和洽说什么，曹操终究不肯深入调查，也不让毛玠有机会跟那个举报者当面对质。

当然，由于和洽与桓阶的求情，曹操最后也放了毛玠一马，没有治他的罪，而是免去其所有官爵，放他回家了。

不久，毛玠以庶民身份在家中寿终正寝，终究没有像崔琰那样死于非命，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崔琰和毛玠，这两个曾经在选拔人才、整顿吏治方面为朝廷做出巨大贡献的能臣，就这样一死一贬，落得个无比凄凉的下场。

个中原因，并不是他们真的对曹操不忠，而是遭遇了政敌的陷害，纯粹是死于曹操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就跟当年袁绍集团内部的倾轧与恶斗如出一辙。

崔琰和毛玠的政敌们之所以能够接连得手，无非就是利用了曹操的多疑和残暴。对于任何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言论，曹操向来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因此，对于“告密”这种行为，他自然会采取欢迎和保护的态度，而不会在意告密者是否别有用心。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随时掌握所有人的动向，从而把一切在他看来足以危及统治的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正月，曹操再度发兵进攻孙权，亲率大军进抵居巢（今安徽巢湖市）。孙权率吕蒙、甘宁、周泰、孙瑜、蒋钦等将领坚守濡须，与曹军对峙。

这是曹操与孙权的第二次濡须之战。

史书对第一次濡须之战的记载非常详尽，且有不少生动的细节。可对这次会战，各种史料却都语焉不详；关于战争的具体经过，基本上都付诸阙如。我们只知道，大概在当年二月，双方交手了几个回合，互有胜负，但战况似乎都不太激烈。然后，史书就简单粗暴地给出了这场战役的结果。

结果有些莫名其妙，且令人大跌眼镜——“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三国志·吴主传》）。是的，孙权居然主动向曹操请降了。至于他是否被曹操打败了，以及如何被打败的，我们都不得而知。

对这个结果，曹操当然很满意，于是也遣使跟孙权修好，然后双方还承诺要互相通婚云云。

可是，如果孙权真的“请降”了，结果怎么会如此和谐呢？难道不应该是放弃地盘、解除武装、北面称臣才对吗？所以我严重怀疑，“请降”之说是陈寿老先生的笔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请和”，即孙权主动求和，然后双方暂时修好，各自罢兵。

孙权之所以主动求和，想必是战况对他不利。而曹操之所以马上就答应了，想必是战况即便对他相对有利，但他也无心恋战，只想赶紧班师回朝。

当年三月，曹操命夏侯惇、曹仁、张辽等人驻守居巢，然后就引兵而还了。既然是主动出兵攻打，且战况有利，为何不乘胜进击，获取更大的战果，而要匆忙班师呢？

答案或许是：曹操此次出兵，目的并不是要打败孙权、夺取地盘，而纯粹只是“炫耀兵威”而已。换言之，就曹操的动机来看，这一战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军事意义。

那么，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目的，曹操才会大举出兵，却又匆忙班师呢？

很简单，此时的曹操，正在加紧为“改朝换代”这件大事进行布局，所以他既需要对外“耀兵”以营造声势，又必须尽快回朝把一切安排妥当。

看曹操回到邺城后的一系列举动，这一点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当年四月，曹操刚一回来，便以献帝刘协的名义下诏，自设“天子旌旗”，且“出入称警跸”。也就是说，曹操从此就不再遮遮掩掩了，而是公开打出了天子的大旗，且出入都要实行戒严，如清理街道、限制行人等，反正都按照皇帝的规格来。

同年十月，曹操再次以献帝刘协的名义下令，让自己戴上了皇帝专属的“十有二旒”的冠冕（前后各有十二条悬垂的玉石串珠），同时“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就是乘坐黄金装饰的车驾，御马六匹，另有颜色各异的五辆副车随驾。

所有这一切，当然全都是“天子之制”，在正常情况下绝非人臣所能僭越。

然而此刻，该“僭越”的曹操全都僭越了一遍。

到了这一步，如果曹操临门一脚，索性把刘协踢下去，自己登上皇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恐怕没有任何人会觉得意外，包括刘协在内。

可不知为什么，这最后一哆嗦，曹操终究还是忍住了。

也许，这跟曹操的务实性格有关。

迄今为止，天下犹然三分，尚未完成一统，所以曹操可能觉得自己还没有称帝的资格。或者，他认为自己在实质上已经跟皇帝没有任何区别了，差的仅仅是一个名号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乎，称不称帝都无所谓。又或者，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他的心态跟年轻时候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在内心深处，当年那个一心想要讨伐董卓、匡扶汉室的青年曹操仍然活着。而且，那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曹操，或许还会不时发出声音，警告今天这个标准的现实主义者曹操——不论你实际上是否已经拥有了天子的一切，至少在名分上，你不能“篡逆”，不能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

简言之，曾经的那个屠龙少年，并不希望自己最终变成恶龙。

所以，就在即将化身“恶龙”的一瞬间，曹操停了下来。虽然他很清楚，最后这个动作，就算他不完成，迟早也会由他的继承人去完成。但是至少，在有生之年，曹操还是说服自己，按下了“变身恶龙”的暂停键。

建安二十二年冬天，曹操没有亲手颠覆四百多年的大汉朝，但他还是在“改朝换代”的大棋盘上落下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子。

这一子，就是确立了自己的继承人，亦即确立了未来的曹魏帝国的天子。

这个继承人，就是曹丕。

曹丕，字子桓，生于中平四年（公元187年），是曹操的次子，由卞夫人所生。曹操的长子曹昂是妾室刘氏所生，由原配丁夫人抚养，后来因张绣之乱战死于宛城，丁夫人因此责怪曹操，夫妻关系破裂，曹操就让卞夫人当了继室，所以曹丕就成了实际上的嫡长子。

然而，他这个嫡长子最终成为“王太子”，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这条路上，曹丕一直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竞争者——曹植。

卞夫人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熊。就是说，曹丕跟曹植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曹植，字子建，生于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众所周知，曹植是个享誉古今的大才子，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都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南朝诗人谢灵运曾以“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盛赞曹植，南朝评论家钟嵘也如此评价曹植的作品：“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三国志》称，曹植“年十岁余”，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曹操有一次看他写的文章，觉得水平太高，不像十几岁孩子写的，便问他：“你是请人代笔的吧？”曹植答：“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此事面试便知，又何必请人代笔？”

建安十五年，史上著名的“铜雀台”在邺城落成，曹操命几个儿子登台作赋。当其他兄弟还在搜肠刮肚时，曹植已经“援笔立成”了，而且辞赋卓然可观，令曹操大为惊喜。

很显然，曹植在文学方面完全遗传了曹操的基因，且大有青出于蓝之势。此外，曹植生性务实，车马服饰都很简约，不喜欢华丽的东西，这也十分合乎曹操的性情，所以对这个儿子，曹操是越来越宠爱。

眼看曹植得宠，朝臣中的一些聪明人就开始选边站队了。

公然站到曹植这边的人，为首的有两个：一个是前太尉杨彪之子杨修，时任丞相府主簿；还有一个叫丁仪，时任丞相府的西曹掾。

这个丁仪，颇受曹操器重，官虽不大，但颇有实权。曹操甚至一度想把女儿嫁给他。只可惜，丁仪的长相有点问题，据说有一只眼睛病得厉害，几乎快瞎了，所以曹丕瞧不上他，坚决反对这桩婚事，曹操便作罢了。

因为这件事，丁仪对曹丕恨之入骨。他后来之所以投靠曹植，很大程度上就是想报复曹丕。

丁仪和杨修都属于比较张扬的人，他们加入曹植阵营后，便毫不避讳，屡屡在曹操面前称赞曹植，并力劝曹操立曹植为嗣。

这么大的事，曹操当然不会轻易决断，便给朝中一些主要的大臣发去密信，私下征求他们的意见。不料，崔琰竟然以公开信做了回答，说：“《春秋》大义，立嫡以长，且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孝聪明，理应接续正统，我崔琰誓死捍卫这个原则。”

崔琰后来之所以死于非命，祸端其实在此刻就已经埋下了。

他这么做，首先是得罪了曹操跟前的红人丁仪，其次也在某种程度上给曹操造成了尴尬——人家老板用密信向你咨询，就是暂时不希望把事情公开，可你倒好，为了显示自己的原则性，竟然一下就把事情挑破了，这不是让老板下不来台吗？

相比之下，毛玠做事就比较有分寸了。他没有像崔琰那样写公开信，而是私下答复了曹操，说：“当初的袁绍，就是因为嫡庶不分，才会身死国灭。废长立幼这样的事情，不是我该听到的。”

崔琰和毛玠都站在了曹丕一边，自然就成了丁仪的死敌。所以，后来崔、毛二人一死一贬，并非出于偶然，其根源恰恰就是这场“立嗣之争”。

对于崔琰之死，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是谁人所为，但毛玠下狱之事，史书则说得非常明白——“玠之获罪，仪（丁仪）有力焉”（《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九》）。

可见，崔琰和毛玠获罪，背后的黑手很可能都是丁仪。

见很多老臣都反对立曹植为嗣，曹操也就暂时按下不表了。

虽然暂时保住了嫡子之位，但曹丕知道，既然老爷子已经动了废立之念，那自己就始终处于危险之中，随时有可能被废掉。曹丕惶惶不安，便私下去找贾诩，请教自保之术。贾诩淡淡道：“只要你好好培养德行，不断扩大胸襟，权且把自己当成一个寒门子弟，凡事刻苦自律，朝夕勤勉，不违背人子之道，就可以了。”

乍一看，贾诩说的似乎都是老生常谈，甚至有些迂阔，但聪明的曹丕却一下就心领神会了——只要你自己不出错，对方迟早会犯错，到时候你就赢了，慌什么？

从此，曹丕便深自砥砺，开始了一场如临如履的刻苦“修行”。

不久，曹操又动了废立之念，便私下问贾诩的意见，贾诩却默然不语。

曹操不悦，道：“问你话呢，怎么不吱声？”

贾诩说：“刚才在想事儿，走神了。”

曹操问：“想什么？”

贾诩答：“想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之事。”

袁绍和刘表都干过废长立幼的事，然后他们就都身死国灭了。贾诩惜言如金，点到为止，貌似什么都没说，但其实什么都说了。

曹操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这老家伙是在拐弯抹角地劝谏呢，顿时哈哈大笑。

汉末三国时期，厉害的谋士很多，可像贾诩这样既洞明一切又圆熟老到的，其实也是凤毛麟角。无怪乎他能在这个乱世之中左右逢源，屹立不倒，最后还以七十七岁高龄，在曹魏新朝廷的三公之位上寿终正寝。

就曹操内心而言，他其实是倾向于曹植的，但大多数老臣都维护曹丕，这就达成了某种平衡，使这场“立嗣之争”不得不旷日持久地进行下去。

某一天，曹操出征，曹丕、曹植和众朝臣都到城门送行。曹植可能是得到了丁仪和杨修的点拨，便大秀文采，在出征仪式上出口成章，极力歌颂曹操的功德。于是，众朝臣的眼球一下都被曹植吸引了过去，曹操自然也很满意。

一旁的曹丕顿时失去了存在感。

眼看风头都被曹植抢光了，曹丕恨得牙痒，却又无计可施。此时，一个叫吴质的幕僚忽然凑了过来，对曹丕耳语道：“待会儿魏王启程，你什么都不用做，哭就好了。”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曹植是大诗人，自然要秀文采，走高雅路线；曹丕的诗歌虽然也写得不错，但总体上的才艺不及曹植，所以必须另辟蹊径，走感情路线，搞差异化竞争。

曹丕的演技相当过硬，老爷子刚要动身，他便跪倒在地，然后眼泪说来就来，“涕泣而拜”，无言地表达着对父亲的眷恋和不舍之情。

看他瞬间哭成了一个泪人儿，曹操和众朝臣无不唏嘘不已。大伙都觉得，曹植虽文采斐然，可还是曹丕的“真情流露”更让人感动。

曹丕一哭，便胜过了曹植的千言万语，可见在权谋上，曹丕阵营的实力足以甩曹植阵营好几条街。

如果说，曹植遗传了曹操的文学才华，那么曹丕就是遗传了曹操的政治才干。所以，作为一个文人，曹植在更多的时候，会出于天生的性情行事，不太善于表演和伪装；曹丕作为一个天生的政治家，则会将权谋之术贯穿到所有的言行之中，不惜代价打造一个完美继承人应有的人设。

于是，久而久之，朝野舆论便渐渐倾向于曹丕。曹操耳中听到的，越来越多的都是称颂曹丕的声音。

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冬天，曹丕坚持多年的刻苦“修行”终于修成正果，功德圆满——曹操正式将他立为王太子。

据说，得知这一消息，曹丕欣喜若狂，一把抱住朝臣辛毗的脖子，大笑道：“辛君知我喜不？”（《资治通鉴·汉纪六十》）

曹丕跟辛毗的私交可能不错，所以不怕他笑话，但如此得意忘形，终究有失太子的威仪，也不像一个未来的开国之君应有的样子。所以，辛毗一回家，就忍不住跟女儿辛宪英吐槽，辛宪英则不无鄙夷地感叹道：“太子的责任是替君王主持宗庙社稷，因责任重大，理应担忧恐惧，而他反倒欣喜若狂，这样的人如何能长久？曹魏的国运如何能昌盛？”

不管曹魏未来的国运如何，总之这场马拉松式的“立嗣之争”到此算是尘埃落定了。

曹植颇为失落，就开始破罐子破摔。后来有一天，他竟然擅自驾车奔驰在宫中的“御道”上，还大摇大摆地从“司马门”出了宫。要知道，御道和司马门都是天子专用的，曹植此举，显然丝毫不把朝廷礼制和规矩放在眼里。

在曹操看来，这小子故意这么干，就是在发泄不满，在跟他这个老头子示威！

曹操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天，负责守卫司马门的公车令便无辜躺枪了，被曹操砍掉了脑袋。没过几天，曹植的老婆也躺枪了，被曹操赐死在家中，理由居然是她穿的绣衣太奢华，违背了朝廷厉行节约的命令。

曹操没动曹植一根汗毛，但却拿这两个无辜之人的性命开刀，明摆着就是杀鸡儆猴——倘若你小子再不收敛，下一个掉地上的，就是你的脑袋！

从此，曹植被迅速边缘化，彻底失去了曹操的宠信。

曹丕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再也不用担心这个才华横溢的三弟跟自己抢太子位了。

第五章 荆州争夺战

汉中之战，刘备称王

曹操占据汉中，无异于在刘备的卧榻之旁虎视眈眈，所以刘备是无论如何也睡不安稳的。

法正便向刘备进言，道：“曹操一举逼降张鲁，平定汉中，不趁此机会进攻巴蜀，而只留夏侯渊和张郃驻守，自己班师北还，这并非因为他才智不足、力有未逮，而是其内部存在隐忧。如今，以我对夏侯渊和张郃的分析，其才略不足以胜过我军将领，我军若大举北上，定可攻取。一旦拿下汉中，便劝课农桑，积蓄粮食，等待时机。此战略，上可以消灭敌人，匡扶汉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开疆拓土；下可以固守要地，为持久之计。此乃上天所赐的良机，万不可失。”

刘备欣然赞同，随即亲率大军进兵汉中，同时派遣张飞、马超、吴兰等将领进驻下辨（武都郡治所，今甘肃成县），负责阻击曹操的援军。

曹操得到战报，立刻命曹洪、曹休率部进攻武都，驰援汉中。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三月，曹洪、曹休进抵武都。张飞闻讯，留吴兰守城，然后率部进驻固山（下辨西北），并故意放出消息，声称要截断曹军后路。

消息传来，曹洪等人都有些疑惧，便不敢轻易攻城。只有曹休不以为然，道：“敌人若真的要断我军后路，必然是悄悄行动，暗中设伏，如今却虚张声势，反而说明他们没这个能耐。所以，我军应趁他们尚未完成部署，立刻攻击吴兰。等下辨城一破，张飞和马超无所立足，自己就跑了。”

曹洪觉得有道理，立刻下令攻城。

果然，刘备留给张飞等人的兵力其实不多，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实力抄曹军后路，而当曹军全力攻城时，吴兰一部更是独臂难支。很快，城池被攻破，吴兰被曹军砍杀，所部全军覆没，张飞和马超被迫撤退。

此时，刘备在阳平关鏖战，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当初，曹操亲率大军进攻此关，对手不过是名不见经传的张卫，尚且给曹军造成了惨重的伤亡，差点迫使曹操退兵。而如今，守卫此关的是夏侯渊、张郃、徐晃等曹军猛将，刘备要想拿下此关，势必要付出比曹操更大的代价。

眼看正面强攻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刘备只能兵行险着，命部将陈式率部攻取马鸣阁栈道（今四川广元市北），试图绕过阳平关，从曹军后侧发起攻击。

可是，刘备想得到这招，曹军又怎么可能想不到呢？徐晃早就在此等候多时了。陈式一到，就被打得丢盔弃甲，仅率残部逃回。

刘备这边的攻势，同样接连受挫。

当时，曹军的主帅虽是夏侯渊，但刘备觉得夏侯渊不难对付，真正难搞的是张郃。他得知张郃屯兵广石（今陕西勉县西），便亲率一万余名精兵，并将其分成十部，于深夜对张郃大营发动奇袭。

曹军虽然深夜遇袭，但张郃却不慌不乱，亲自率部上阵肉搏，接连击退了刘备的十部精兵。刘备见偷袭不成，只好下令撤退。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刘备麾下已是损兵折将，不得不给诸葛亮发去急信，命他赶紧往前线增派部队。

当年七月，曹操得知刘备还在死磕汉中，遂亲率大军出征，于九月进抵长安。

然而，曹操此次出兵，与其说是要跟老对手刘备决一死战，还不如说只是想给刘备施加压力，让他知难而退。因为，从九月到达长安曹操就按兵不动了，直到半年之后，前线的形势急转直下，他才从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急趋汉中。

此时，刘备早已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曹操先机已失，注定难有作为。

那么，这半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才导致汉中战场的形势发生巨变呢？

答案就是——身为前线主帅的夏侯渊战死了。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正月，刘备与夏侯渊已经在阳平关下对峙了将近一年，却始终未能决出胜负。

刘备这个人，军事上其实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干，但他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就是坚韧不拔。只要是他认定的目标，必定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而汉中的得失关乎整个益州的安危存亡，所以刘备志在必得，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

碰上这么个硬茬，夏侯渊也很头疼。夏侯老兄是一个急性子，你让他搞千里奔袭，打闪电战，大开大合，速战速决，他没问题；可像眼下这种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却很容易把他弄得心浮气躁。

一个主帅一旦产生急躁心理，离失败也就不远了。当时，刘备率部南渡汉水，在离阳平关不远的定军山安营扎寨。如果夏侯渊足够有耐心，他完全可以稳坐阳平关，固守险要以逸待劳，让刘备来打，逐渐消耗刘备的有生力量，并最终耗死他。因为时间是站在曹军这边的，只要粮草和补给不出问题，打上个两三年都没关系。刘备是客场作战，后勤运输线道阻且长，时间拖得越久，对他越为不利，所以刘备最希望的就是夏侯渊主动出关，然后伺机展开决战。

就在此刻，夏侯渊犯了第一个错误，与张郃一同引兵出关，然后筑起营寨，与刘备对峙。

随军出征的法正大喜过望，对刘备说：“出击的时候到了！”

当天夜里，刘备命全军对曹营发起猛攻，开始放火焚烧曹营外围的鹿砦。

此刻，夏侯渊犯了第二个错误，急命张郃去修复东围鹿砦，自己则亲率一部去修复南围鹿砦。稍后，传令兵来报，说张郃失利，快守不住了。夏侯渊就在这时犯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致命的错误——从原本不多的部众中，又拨出了一半兵力去增援张郃。

刘备得到情报，立刻命黄忠所部全力进攻夏侯渊。

据说，此时夏侯渊身边只剩下四百人。当黄忠率部从山上俯冲下来，对他们展开雷霆一击时，这四百人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的。

于是，曹军的汉中主帅、一代名将夏侯渊，就这样被黄忠斩杀了。

毫无疑问，夏侯渊死得很没有价值。在他接连犯下的三个错误中，最不应该的，就是亲自出马去修补鹿砦。

这本来是一个“工兵排长”就可以干的活儿，可他这个前线总司令愣是自己上手了，结果不但害死了自己，也直接导致了曹军在这场战役中的惨败，进而影响了整个汉中之战的走向和结局。

由此可见，身为主将，如果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太过浓厚，迟早是会出大事的。

其实，早在几年前，曹操就看出了他身上的这个毛病，因此郑重警告他说：“身为将领，应当要有胆怯的时候，不可一味依仗自己的勇猛。固然，将军要以勇猛为本，但同时必须要有智谋；若只有勇猛，不过是一介匹夫罢了。”

很可惜，夏侯渊没听进去，所以曹操这番话就不幸言中了。

夏侯渊一死，曹军群龙无首，被刘备打得大败，张郃只能率残部退守阳平关。

没了主帅，军营上下人心惶惶，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时任督军的杜袭和司马郭淮商量了一下，决定推举张郃暂代主帅。他们收拢了散兵溃卒，然后号令各军，说：“张将军乃国之名将，素为刘备所忌惮，而今形势紧急，非张将军不能主持大局。”

张郃遂临危受命，接管了部众。他下令各军严加戒备，并亲自巡视阵地，而众将领也都接受节制，军心总算安定了下来。

当年三月，曹操才姗姗来迟，率大军从斜谷进入了汉中地区。

刘备得报，非但不惧，反而一脸轻松地对诸将说：“曹操虽亲自出征，已无法挽回颓势，我军定能拿下汉中。”

从前的刘备不止一次被曹操打得满世界跑，可以说患上了一定程度的“恐曹症”。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的刘备坐拥一个益州和半个荆州，已然跟曹操、孙权形成三雄争霸之局，且麾下人才济济、兵强马壮，自然不会再害怕曹操了。

不过，刘备也不急着跟曹操交手。

因为，曹操亲率大军前来，兵力固然是大大增加了，可粮秣给养的消耗也相应增加了。如果说，之前刘备的后勤补给比曹军艰难的话，那么现在，双方就是半斤对八两了，我难你也难，就看谁更有耐心、更有韧劲了。

所以，刘备随即下令各军据守险要，准备跟曹操打一场持久战。

大军对峙，却无意交锋，那么能做的事情恐怕就只有袭击对方的补给线了。某日，黄忠得到情报，说曹军有一支运粮队要从阳平关北面的山上经过。他决定劫了这批粮草，于是立刻率部前往。

可是，黄忠走后，大半天都不见回来。

当时，赵云和黄忠同驻一座大营。赵云有点担心，怕老黄出事，便带上几十名骑兵出去探查。不料，此时曹操大军恰好出动，双方猝然遭遇。按理说，碰上这种状况，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掉头就跑，可赵云居然反其道而行之——命手下骑兵对曹军发起进攻。

虽然他们只有几十骑，但一顿猛冲之后，曹军前锋的阵脚还是被打乱了。赵云见好就收，赶紧带着部众且打且退。

等曹军前锋回过神来，才发现对方仅有几十人，连忙重新集结，然后拼命追击。

赵云一口气跑回了军营，可曹军却在背后紧咬不放。此时，营中毫无防备，要组织有效的防御根本来不及。于是，赵云又一次不按常理出牌，竟然命部众把营门打开，然后偃旗息鼓，让大伙各回营房，制造出了一个空营的假象。

当曹操率大军追到营门外时，见敌营不但大门洞开，而且一片死寂，连个鬼影都看不到，顿时大为狐疑。

怎么回事？

事出反常必有妖！联想到方才赵云只带了几十骑出外溜达，然后打一下就跑，这不就是示敌以弱、诱敌深入，最后想在营中打埋伏吗？

还好我老曹警惕性高，否则就着了你小子的道了！

曹操得出这个结论后，当即掉转马头，引兵而还。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就这样被赵云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空城计”。后来，西晋人郭冲把这个故事移到了诸葛亮头上，然后写进了《条亮五事》（记录诸葛亮的五则逸事）中；再后来，罗贯中又把郭冲编的这个故事写进了《三国演义》。于是后世读者都以为“空城计”的主人公是诸葛亮，对手是司马懿，其实真正的主人公是赵云，对手则是曹操。

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偃旗息鼓”，也是出自赵云一手导演的这出“空城计”。

曹操带着部众掉头离去后，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可他万万没料到，大军刚刚走到汉水边上，身后突然“擂鼓震天”，赵云居然率部追了过来。

还没等曹操回头列阵，赵云部众的强弓劲弩便一齐发射，漫天箭雨呼啸而下，瞬间就击杀了一大片曹军的后卫部队。曹军大为惊骇，开始四散狂奔，然后互相踩踏，不少人被活活踩死，更多的则是堕入汉水，溺水而死。

这场令人始料未及的遭遇战，就这样以赵云的大胜和曹操的惨败而告终。

次日，刘备专程前来营中视察，对赵云大加赞赏，说：“子龙一身都是胆也。”（《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此后，曹操与刘备又对峙了一个多月，曹军中的厌战情绪开始蔓延，逃亡的官兵越来越多。

汉中在曹操眼里，本来就不是一个值得死守的地方，所以当初平定张鲁后才会把那么多百姓迁走。如今夏侯渊在此战死，自己又遭遇了惨败，此时的汉中对曹操而言已经不只是一块鸡肋了，更成了一个伤心之地。而眼下将士们又大量逃亡，军队的战斗力正在迅速削弱，如果继续这么耗下去，说不定自己的老命都得扔在这儿。

将上述事情通盘考虑了一遍后，曹操顺理成章地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汉中。

当年五月，曹操引兵北还，彻底把汉中让给了刘备。

临走前，他担心刘备会攻取武都，然后利用当地的氐人来进逼关中，便问时任雍州刺史的张既有何良策。张既说：“可以把氐人迁到关中。就跟他们说，先到者朝廷重重有赏；为了利益，后面的人自然就会跟着走了。”

曹操同意这个办法，并让张既到武都负责此事。很快，便有大约五万个氐族村落的百姓集体迁居到了关中，分别被安置在扶风郡（治今陕西兴平市）和天水郡（治今甘肃甘谷县）。

至此，曹操前后三次把汉中和武都的百姓迁了出去，总计应有数十万人之多。所以，刘备虽然就此占据了汉中，却不得不长期面临人口匮乏、土地荒芜的局面。

若干年后，诸葛亮以汉中为基地，接连发动五次北伐，其中多次都是因为粮草不继而被迫撤兵，其根源就在于汉中一带早就被曹操掏空了。

拿下汉中后，刘备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把目光转向了与荆州北部接壤的地区——那里仍是曹操的地盘。除了襄阳和樊城外，位于襄、樊西面的房陵（今湖北房县）和上庸（今湖北竹山县西南），也都还在曹操手中。

随后，刘备命将领孟达从秭归出兵，攻打房陵。孟达很快便将其攻克，斩杀了曹操任命的房陵太守蒯祺。刘备又命养子刘封从汉中顺沔水而下，与孟达东西夹击，攻打上庸。曹操任命的上庸太守申耽自知不敌，只好开门迎降。

至此，汉中全境悉数被刘备收入囊中。

拿下房陵和上庸，不仅把刘备现有的地盘全部连成了一片，而且对襄阳和樊城形成了钳形攻势——西面的上庸有刘封和孟达，南面的江陵则有关羽。

下一步，刘备的战略便是攻取襄、樊，据有整个荆州北部，然后便可西出宛城、进逼中原了。

一切，都按照当年“隆中对”的既定战略在步步推进。

当年七月，刘备在沔阳（今陕西勉县）设坛，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册封仪式，自立为“汉中王”。

这一年，刘备五十九岁。

出道这么多年，历经无数挫折，如今的玄德兄总算是熬出头了。所以，他需要一顶王冠来好好犒赏一下自己，也给追随自己多年的弟兄们一个交代。

放眼天下，昔日多少枭雄都已灰飞烟灭，能够撑到今天的，既是胜者为王，也是“剩者”为王。所以，曹操成了魏王，刘备成了汉中王，孙权也将在三年后成为吴王。

既然已经称王，刘备自然是要跟曹操打声招呼的。他随后便派遣使节去了许都，对御座上的傀儡天子作了奏报，同时把“左将军”和“宜城亭侯”的印绶还给了曹操。

你是魏王，我是汉中王，从此大家就平起平坐了，这些东西当然要物归原主，还请孟德兄收好。

当曹操看着刘备还给他的这些东西，不知道会不会想起当年对刘备说过的那句话——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事实上，当年曹操说这句话，多少是有些言不由衷的。他之所以这么说，既有笼络之心，也有敲打之意，并非真的把刘备当成普天之下唯一的对手。换言之，当初的曹操虽然知道刘备是个人物，但恐怕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当初随口一说，而今竟一语成谶！

想起这些，曹操一定会感到既无奈又讽刺。

水淹七军：关羽的巅峰时刻

刘备称王后，立刘禅为太子，随后擢升魏延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命他镇守汉中，然后班师凯旋，回到了成都。

老板称王了，弟兄们的身价自然就跟着水涨船高了。

刘备擢升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其余人等，也各有提拔。

此轮晋升，大部分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其中，许靖是文官，本身也是益州名士，虽谈不上有什么贡献，但提拔他主要是为了笼络人心，而“太傅”一职基本上是荣誉衔，给他很合适；法正是刘备最倚重的谋士，此次出兵汉中就是他的提议，且随军出征，肯定有功，理应提拔；关羽和张飞是刘备的老兄弟，反正每次提拔几乎都有他们的份儿，没什么可说的；黄忠虽然资历较浅，来到刘备麾下的时间也不长，但人家老当益壮，斩杀了夏侯渊，这份功劳自然应该重赏。

上面这些人都没问题，“唯二”让人觉得不太公平的，一是没什么战功却升至高位的马超，二是明明立下大功却压根没被提拔的赵云。

客观来看，马超自从投靠了刘备，基本上就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业绩。唯一称得上贡献的，也就是刚来的时候把刘璋及成都军民吓破了胆，从而顺利逼降了刘璋。而此次打汉中，他和张飞在武都是吃了败仗的，后面刘备死磕阳平关的时候，史书便没有他的记载了，估计就是没有任何值得一表的战绩。可即便如此，他还是一跃而为“左将军”，相当于取代了刘备原来的职位。若单纯以军功论，这是难以服众的。

可是，刘备为什么还是让他跻身“一线大将”的行列呢？

唯一的解释，可能就是马超之前毕竟是一方诸侯，其江湖地位和威望摆在那儿，就算没有什么战功，刘备也不敢怠慢了他。换言之，就是以高官厚禄加以笼络，免得这个曾经纵横关陇的军阀再起异心。所以，此次对马超的擢升，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军功的角度。

再来看“一身是胆”的赵云，以一出绝妙的“空城计”大败曹操，从而迫使曹操放弃了汉中，可谓居功至伟，然而在这轮晋升中，刘备似乎把他给忘了。

之前攻下益州，赵云由“牙门将军”晋升为“翊军将军”，而此次却没有挪窝，还是原职。

那么，是不是“翊军将军”的军衔已经够高，足以跟前、后、左、右将军比肩，所以升无可升了呢？

首先，这个军衔古来未有，是刘备独创的，专门封给了赵云，终三国之世，再也没人继承这个头衔。从这个意义上讲，似乎也算一种独有的荣宠，地位肯定是比一般的杂号将军高得多。此外，据东晋人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也是把赵云的“翊军将军”与关、张、马、黄四人的军衔并列的。

由此可见，总体上看，赵云虽然在此轮晋升中被忽略了，但他在刘备集团里的真正地位，应该可以比肩于关、张、马、黄，或者说同属第一梯队。当然，要是进一步死抠细节的话，有一个差异不可不提——关、张、马三人在晋升军衔的同时，更获得了“假节钺”或“假节”的特权；而这项特权，黄忠和赵云是没有的。

所以，如果纯以军功、资历和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而言，《三国演义》所谓“五虎上将”的排序，应该更符合我们后世读者的认知，即关、张、赵、马、黄，赵云排在中间，仅次于关羽和张飞。

但是，若以正史记载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官方排名”则为：关、张、马、黄、赵，赵云屈居末位。陈寿在《三国志》中将这五人合为一传时，也是按照这个排位顺序来写的。就此而言，赵云是有些憋屈的，不得不让后人替他抱憾。

关于此轮晋升，还有一个小插曲，跟关羽有关。

据说，当刘备派遣属下司马费诗前往荆州去给关羽授衔时，关羽听说自己居然跟资历平平、年纪却一大把的黄忠并列，顿时勃然作色，道：“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三国志·费诗传》）然后坚决不肯受命。

不得不说，这就是关羽身上最大的缺点——傲气。

有才的人，通常都有这种“自视甚高、恃才傲物”的毛病，关羽也未能免俗。其实，关羽的这个性格缺点，早在几年前，他得知马超来降时就已经暴露出来了。

当时，关羽素闻马超威名，觉得这家伙一来，可能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便特意写了封信给诸葛亮，问马超这个人的才干，大致可以跟何人相比。

诸葛亮一看，就知道关羽的傲气上来了。他真正想问的，其实是——马超跟我比如何？

怎么回信呢？

若说马超比你强吧，既不太符合事实，也会惹怒你，肯定不行；说马超不如你吧，似乎又把马超得罪了，日后传出去，肯定影响安定团结。

所以，诸葛亮再三斟酌后，提笔做了这样的回复：“这位孟起兄，文武双全，雄烈过人，堪称一世豪杰，不亚于汉初名将黥布、彭越，差不多可以跟翼德兄并驾齐驱、一争高下，但是跟你云长兄比嘛……你可是傲视群伦、超绝当世之人啊，他是肯定不及的。”

如此回复，既给了马超极高的评价，日后传出去也不怕得罪他，同时也等于捧了张飞，最后又把关羽直接捧上了天，简直是一石三鸟、面面俱到，可以说没人能把话说得比诸葛亮更漂亮了！

关羽见信后，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然后就把这封信珍藏了起来，此后每次接待客人，都会把信拿出来让大家传阅，活像小孩子拿了“三好学生”的奖状一样。

即使是再强大的英雄，也有他的死穴和软肋，正如《荷马史诗》中刀枪不入的阿喀琉斯，也会有一个脆弱的脚后跟。自负和孤傲，就是关羽的“阿喀琉斯之踵”。

短短数月后，关羽之所以会在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大意失荆州”，一世英雄却落得“败走麦城”、身首异处的下场，很大程度上就是“骄傲”这一弱点导致的。

当时，费诗见关羽不肯接受任命，连忙苦口婆心地劝说道：“创立帝王之业者，不能只用同一种人。昔日，萧何、曹参跟高祖是发小，而陈平、韩信都是后来才投靠的。可论其官位，韩信居上，却也从未听说萧何、曹参因此抱怨。如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指斩杀夏侯渊）重用黄忠，然而在他心目中，黄忠岂能与君侯你相提并论？在我看来，大王与君侯犹如一体，可谓休戚与共、祸福同担。所以，愚意以为，君侯不应计较官位高低、爵禄多少。在下不过一介信使，任务就是传达王命，君侯若执意不受拜，在下也只能回去。但是，君侯此举，令人遗憾，恐怕迟早会感到后悔。”

其实，关羽也不过是摆摆架子、发发牢骚而已，不可能真的拒绝受命。

虽说跟黄忠同列有些掉价，可你好歹在武将序列中也是排名第一的，还想怎样？倘若费诗真的拍屁股走了，你关羽不但自己下不来台，也会让老大刘备难堪，到时候大家脸上都挂不住，事情就不好收场了。

所以，听完费诗的劝解，关羽便做出一番“大感悟”的样子，顺势就坡下驴，接受了任命。

当刘备命刘封和孟达拿下房陵、上庸后，关羽立刻意识到，进攻襄、樊，全面夺取荆州北部的时机成熟了。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即刘备刚刚自立为汉中王没几天，关羽便打响了北伐之战。

他命南郡太守糜芳（糜竺之弟）镇守江陵，部将傅士仁镇守公安，以防备孙权，然后亲率水陆大军北上，对曹仁驻守的樊城发起了猛烈进攻。

据《三国演义》所言，关羽“刮骨疗毒”的经典一幕，便是发生在这场攻城战中。故事里说，关羽在攻城时被曹仁的弓弩手所伤，右臂中箭，翻身落马，被关平救回大营。因箭头有毒，关羽伤口红肿，右臂不能动弹，众人赶紧四处寻访名医。恰在此时，神医华佗翩然而至，为关羽刮骨疗毒，旋即妙手回春，治愈了箭疮。

“刮骨疗毒”的一幕，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不详，至于为关羽医治的人，史书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不是华佗。因为，华佗早在建安十三年，就已经被曹操扔进许都的监狱中，然后拷打致死了。假如还有一个“华佗”去给关羽开刀，那肯定是江湖骗子。

按《三国志》记载，关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来伤口虽然愈合了，但每到阴雨天，“骨常疼痛”。医师认为，是因为箭头有毒，侵入了骨头，必须割开手臂皮肉，刮骨去毒，才能根治。关羽二话不说，手臂一伸，就让医师动刀。

这是典型的外科手术，可关羽完全不当回事儿，一边开刀还一边跟众将领聚宴喝酒。手术过程中，只见“臂血流离，盈于盘器”，关羽竟然若无其事地喝酒吃肉，还跟众人谈笑风生。

这种忍耐力和意志力，当真世所罕见！

千百年来，无数后人之所以把关羽奉若神明，除了崇拜他的义薄云天、武功盖世之外，再有的话，想必就是这种视疼痛如无物的“大丈夫气概”了。

关羽开始攻城后，曹仁一边据城死守，一边频频向曹操告急。曹操接到战报，立刻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打算让他挂帅出征。可是，在权力斗争中出局的曹植对政治早已死心，如今更没有那个心思去打仗，于是故意喝得酩酊大醉，连站都站不稳。

曹操万分无奈，只好转而派遣于禁和庞德，共率“七军”约三万人驰援樊城。

庞德本是马超麾下猛将，此前跟马超一起投靠了张鲁，可后来马超转投刘备，庞德却没有跟从，而是留在汉中。再后来，他便随张鲁一起投降了曹操，被曹操封为立义将军。

援军到来后，曹仁命于禁和庞德驻扎在城北十里处的山谷中，准备内外夹击，给关羽来个反包围。

然而，曹仁万万没料到，正是这一安排，导致了于禁的惨败。

时值八月，秋雨连绵，汉水暴涨，致使堤坝决口。而于禁、庞德驻扎之处，地势低洼，所以一夜之间就被数丈深的洪水淹没了。

这对关羽而言，自然是天赐良机。

当时，曹军人马大多被洪水所淹，于禁带着部分将士仓皇爬上了附近的高岗。关羽则率领他的水军，乘坐大型战舰，浩浩荡荡而来，将于禁等人团团包围，然后从容地发起了进攻。

于禁率残部抵抗了一阵，可他眼下的处境如同困守“孤岛”，再怎么抵抗也是徒劳。所以，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战死，要么投降。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于禁最后还是选择了投降。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身为曹操嫡系的于禁选择了投降，可不久前才刚刚投奔曹操的庞德却表现得极其英勇。

庞德当时带着少数部众逃到了附近的堤坝上。面对关羽水军的围攻，史称其“被甲持弓，箭不虚发，自平旦力战，至日过中”（《资治通鉴·汉纪六十》），也就是从清晨一直力战到中午。部将董衡、董超等人想要投降，都被庞德亲手砍杀了。

最后，箭射光了，敌人密密麻麻地围了上来。庞德厉声对部众道：“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三国志·庞德传》）说完便拔刀冲了上去，跟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

这是一场毫无希望、必败无疑的战斗，可庞德却“战益怒，气愈壮”，用视死如归的行动诠释着“良将”的风范与“烈士”的气节。

然而，战至午后，大水越漫越高，庞德及其部众能够立足的地方也越来越小。面对如此绝境，残存的将士们终于撑不下去了，纷纷缴械投降。最后，庞德身边只剩下三个人。

他万般无奈，只好带着这三个人乘上一艘小船，准备拼死突围。可船刚划出去没多远，就被湍急的水流掀翻了。关羽部众生擒了庞德，把他押到关羽面前，命他跪下，可庞德却昂首挺胸，坚决不跪。

关羽内心也颇为敬佩他的悍勇，便道：“你的堂兄庞柔在汉中归顺了我们，我也有心要收你为将，你为何不早点投降呢？”

庞德怒目而视，破口大骂道：“竖子，扯什么降不降！魏王带甲百万，威震天下，你们刘备不过是个庸才，岂能敌得过魏王？我宁为国家之鬼，也绝不当贼人之将！”

关羽有心想留庞德一命，可见他如此决绝，也没办法，只好把他杀了。

后来，于禁投降、庞德就义的消息传到邺城，曹操忍不住怆然涕下，悲叹道：“于禁与我相知三十年，何曾料想面临危难，反而不如庞德啊！”

至此，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战役之一“水淹七军”，以曹军惨败、关羽全胜而告终。这无疑是关羽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也是他人生的巅峰时刻。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老天爷帮了大忙，而并非像《三国演义》里写的，是关羽决堤放水才淹了于禁七军。究其实，关羽只是顺势而为，抓住了战机而已。

灭了于禁的援军后，关羽立刻回师，继续围攻樊城；同时，另遣别将进攻曹军将领吕常驻守的襄阳。

由于连日被洪水浸泡，樊城的城墙多处坍塌，曹军将士惶惶不安，于是有将领劝曹仁道：“今日之危险，非人力所能克服，还是趁关羽尚未完成合围，乘上快船，连夜撤退吧。”

曹仁闻言，心里不由得也打起了退堂鼓。

此时，满宠也在樊城，见曹仁的意志有所动摇，赶紧道：“洪水来势凶猛，可难以持久，不必太过担心。我得到情报，说关羽已另派一部北上，前锋已进抵郏县（今河南郏县）。如今，自许都以南，百姓皆人心惶惶，而关羽之所以不敢再向前推进，就是担心我军断其后路。一旦我们撤退，关羽便会长驱直入，只怕到时候，黄河以南就不再是朝廷所有了。”

曹仁当然也知道樊城的战略地位有多么重要，只是眼下自己的部众只有区区数千人，若无援军，必定坚守不了多久。然而，若真的弃城而逃，回到邺城又将如何面对魏王？即便逃过一死，一世英名也将毁于一旦，那不是比死还难受？

所以，与其苟且偷生，不如死战到底！

曹仁想通了，遂召集部众，然后把一匹白马沉进了水里，以此立下盟誓，命全军上下“同心固守”。

随后，关羽对樊城完成了全面包围，彻底断绝了城内与外界的一切联络。

这样的围困，很容易让一些人意志崩溃。很快，城中便有两名大员违背了曹仁刚刚立下的“白马之盟”，偷偷出城投降了：一个是荆州刺史胡修，一个是南乡太守傅方。

关羽相信，用不了多久，城中守军便会步这两人之后尘，乖乖出城投降。而一旦拿下襄、樊，他便可挥师北上，直取中原了！

然而，此刻踌躇满志的关羽，却忘记了一句古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他一心只盯着北边的曹操，却忽略甚至轻视了身后的孙权。所以，英雄盖世的关羽，注定要为他的自负和轻敌，付出致命的代价。

孙权在下一盘大棋

这几年，刘备率主力经略益州，独留关羽一支偏师镇守荆州，可见关羽身上的责任是非常重的。在孙刘联盟基本能够维系的前提下，以关羽的才干，独当一面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只要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北面的曹操即可，无须太过担心东边的孙权会在背后捅刀子。

可问题在于，孙刘联盟的维系自始至终都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鲁肃。

这些年来，鲁肃一直主动充当孙权与刘备之间的沟通桥梁和矛盾缓冲垫；对于自负骄矜的关羽，他也一直采取顾全大局、包容忍让的态度。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脆弱的孙刘联盟才得以勉强维系，关羽也才得以稳稳地守着荆州的西半部。

然而，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孙、刘关系中至关重要的“纽带式人物”鲁肃病故了，取代他担任汉昌太守的人，是孙权一手提拔起来的吕蒙。

鲁肃生前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孙、刘联盟破裂，所以曾一再劝谏孙权，说曹操还在，应该安抚和团结关羽；孙、刘双方要同仇敌忾，不可失去和睦的局面。

这一基调大致主导了孙权这些年的对外政策。可是，随着鲁肃的离去和吕蒙的到来，孙、刘之间相安无事的局面就注定要被打破了。

因为吕蒙是鹰派，不是鲁肃那样的鸽派。

鲁肃认为应该安抚和团结关羽，可吕蒙的看法却截然相反。他认为关羽素来骁勇，是枭雄般的人物，对荆州和江东有着“兼并之心”。而且，关羽占据着荆西三郡，处于长江上游，在战略上对江东构成了莫大的威胁。所以，在吕蒙看来，孙、刘之间这种脆弱的联盟关系必定是难以持久的。说白了，就是看谁先动手打破了。

为此，他在赴任之前，特地向孙权进行了密奏，提出了一个先下手为强的战略。

吕蒙说：“可命孙皎驻守南郡，潘璋进驻白帝，蒋钦率机动部队一万人，沿长江上下游弋，随时支援各处据点，而我则跨江北上，为主公进据襄阳。如此一来，何必担心曹操？又何必依赖关羽？况且，刘备、关羽君臣向来狡诈，每投奔一处便背叛一处，绝不可跟他们推心置腹。如今，关羽之所以还不敢对我们动手，一来是因为主公圣明，二来是我等将领尚在。若不趁现在我方实力正强时动手，一旦我等不在人世，再想有所作为，也是力不从心了。”

对于这一战略，孙权无疑是相当动心的。

因为这些年来，刘备的“狡诈”和关羽的“骄矜”，早就让他受够了。

就在不久前，他按照鲁肃一贯的主张，出于笼络关羽的目的，主动派了使节去见关羽，想跟他缔结儿女婚约。在孙权看来，自己身为雄踞江东的诸侯，对关羽做出这个姿态，明显是纡尊降贵的，关羽肯定会欣然应允。可万万没想到，关羽不但一口回绝，还把使节臭骂了一顿，然后就给赶了回来。

这让孙权的脸往哪儿搁？！

孙权勃然大怒。可是，碍于联盟关系还在，且这几年自己一直在东线与曹操交锋，实在腾不出手来收拾关羽，只好强行吞下了这口恶气。

如今，鲁肃已死，时移势易，似乎到了跟刘备、关羽新账老账一块儿算的时候了。不过，孙权却仍有顾虑。因为自从赤壁之战后，他的内外战略基本上都是按照鲁肃“联刘抗曹”的主基调在制定的，所以主要兵力和资源更多配置在了东线战场，将曹操的徐州作为主攻目标，如今要掉转方向去打关羽，整个内外战略势必随之进行一百八十度的大调整，这个决心可不是那么好下的。

所以，孙权有些迟疑道：“我想先取徐州，然后再取关羽，你认为如何？”

吕蒙当然反对这个战略，道：“曹操远在河北，镇抚幽、冀，无暇东顾，我们若攻打徐州，定可拿下。可问题是，徐州地处平原，适合骑兵驰骋，主公今日夺取徐州，曹操明日必定来争，就算用七八万兵力去守，也还是让人担心。而今之计，不如进攻关羽，将长江中下游全部置于我方的控制之下，势力越是扩张，防守也就越容易了。”

孙权闻言，权衡了一番利弊后，终于下定了决心。

吕蒙旋即赴任。之后两年，他一直在暗中筹备进攻关羽的事宜，同时静待时机。

到了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大举进攻襄、樊，机会终于出现，吕蒙立刻上书孙权，说：“关羽进攻樊城，但在后方还是留下了不少兵力，正是担心我从背后发动袭击。我现在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不如以此为由，设计智取关羽。我的计划是：将部分兵力调回建业，同时我也回去养病，关羽得知后，必定会把后备部队悉数调往前线。到时候，我军便可昼夜兼程、溯江西上，利用其后防空虚的机会，一举拿下南郡，且生擒关羽！”

孙权遂依计而行，公开发布命令，把吕蒙召回了建业。

吕蒙回程，途经芜湖时遇到了一位中层将领，二人做了一番攀谈。就是通过这次谈话，此人给吕蒙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然后吕蒙一到建业，便郑重地向孙权举荐此人，让他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这个人，此时还默默无闻，日后却名震天下，成为东吴帝国的中流砥柱，被誉为“社稷之臣”。

他，就是陆逊。

陆逊，字伯言，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吴中区）人，出身于江东大族，二十一岁入孙权幕府，历任东西曹令史、屯田都尉，曾出兵征讨会稽山贼，因功升为定威校尉。孙权对他颇为赏识，便将侄女（孙策之女）许配给了他。

建安二十二年冬，丹阳一带的山贼首领费栈与曹操暗通款曲，收了曹操给的官员印绶，然后充当内应，策动山越人发动了叛乱。孙权任命陆逊为右部督，命他出兵征讨。陆逊一到，便针对山贼支党众多、分散藏匿于山间的特点，将部队化整为零，于深夜潜入山中，分别锁定目标，之后才大举进攻，遂一战便将费栈叛军彻底击溃。

战后，陆逊又在数郡范围内广泛征兵，将大多数青壮山民征召入伍，得到了精兵数万人。这一招可谓釜底抽薪，一下就把动辄叛乱的山越人的兵源吸干了，同时又给部队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实属一举两得。

可是，陆逊这么干，显然是动了当地官员的奶酪。会稽太守淳于式立马上书告状，说陆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三国志·陆逊传》），就是指控他滥抓壮丁，骚扰百姓，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随后，陆逊回朝复命，谈及此行见闻，却大赞淳于式是个好官。

孙权很纳闷儿，忍不住问：“淳于式专门上书来告你的状，你却替他说好话，这是为何？”

陆逊答：“他是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才告我，如果我也在主公面前告他的状，那岂不是扰乱了圣听？此风断不可长。”

孙权一听，大为感佩，道：“你这是忠厚长者才有的胸怀啊，一般人绝对做不到。”

后来，陆逊奉命驻扎芜湖，就在这里遇见了“告病回朝”的吕蒙。

陆逊此时只是中层将领，自然不知道孙权和吕蒙这些高层决策者在谋划什么，所以对吕蒙关键时刻离开前线的做法很有意见，便直言不讳道：“关羽驻地与我方接壤，对我们构成了直接威胁，可你怎么就走了呢？你难道不担心发生什么变故？”

吕蒙不能泄露机密，只好装糊涂道：“你说得没错，但我病得很重啊！”

如此不负责任、轻描淡写的回答，自然是让陆逊很不满意。其实陆逊并不知道，吕蒙故意这么说，就是想考察一下他，看看他能否拿出什么高见。

陆逊果然没让吕蒙失望。他立刻当仁不让地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说：“关羽自恃骁勇，盛气凌人，之前在樊城新建大功，越发骄矜自负，故而一意北伐，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如今，他又听说你生病了，必然更不戒备，我军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定能将其制伏。希望将军见到主公后，能妥善计议。”

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

陆逊提出的战略，恰恰跟孙权、吕蒙的高层决策不谋而合。吕蒙一听，不由得在心里对陆逊大为赞赏。不过表面上，他仍然装出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打着官腔道：“关羽素来勇猛，平时便是个难缠的对手，何况现在据有荆西三郡，根基打得十分牢固，再加上立了大功，胆气和声势越发雄壮，没那么好对付啊。”

这番谈话到此就结束了。

史书没有记载陆逊听完后做何反应，不过失望的心情是可以料想的。估计在他看来，吕蒙不但身体有病，脑子也有病，否则怎么会白白错失这个对付关羽的大好机会呢？

吕蒙回到建业后，孙权马上就问他：“谁能接替你的职位？”

答案当然是——陆逊。

吕蒙答言：“陆逊这个人，思虑深远，才堪大用，看他的心胸器宇，终将担当大任。而且，起用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现在还没什么名望，不是关羽忌惮的人。所以，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一旦起用陆逊，就要命他敛藏锋芒，韬光养晦，暗中则全力备战，如此定能克敌制胜，完成计划。”

孙权对陆逊也赏识已久，遂与吕蒙一拍即合。

随后，孙权立刻召陆逊回朝，拜他为偏将军，正式接替吕蒙。

陆逊这才知道，原来领导们是在下一盘大棋，而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间通过了领导的面试，然后一下就被摆在了“棋眼”上。

很快，陆逊便进驻陆口，开始实施“谋取关羽、夺回荆州”的战略计划。

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向关羽发射“糖衣炮弹”。

陆逊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关羽，在信中极力赞美他的功勋和美德，恨不得把他捧上天；同时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恨不得低到尘埃里。最后，陆逊还意味深长地暗示自己有跳槽的打算——“为尽忠自托之意”（《资治通鉴·汉纪六十》），也就是想到刘备那边“尽忠”，欲将前程托付关羽。

关羽见到这封充斥着溢美之词的“跪舔”信，自然非常受用，原本尚存的一丝戒备心理也彻底消失了，旋即把大量后方的预备队调到了樊城前线。

陆逊立刻向孙权进行了奏报，并进一步完善了谋取关羽的计划。

此时的关羽，完全没有意识到孙权的绞索已经套上了他的脖子，仍然把孙权的君臣们当成软柿子，想捏就捏——由于之前“水淹七军”时收降了不少于禁的部众，粮食不够吃，关羽便悍然发兵，夺取了孙权设在湘水边上的粮仓。

孙权闻报后，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遂一刻也不想多等，当即决定收紧绞索！

他打算让孙皎和吕蒙共同执行歼灭关羽的计划，于是分别任命他们为“左、右部大督”。可吕蒙却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说：“若主公认为孙将军能担此任，那就用他；若是认为我能胜任，那就用我。想当初，周瑜和程普分任左、右部督，一同领兵攻打江陵，虽然大事都由周瑜决断，但程普自认为是老将，而且跟周瑜平级，所以两人经常意见不合，险些坏了国事。这样的教训，今日正应引以为戒。”

孙皎是孙权的堂弟，所以孙权此项任命，用意不言自明，就是派一个自己人去当“政委”，即吕蒙当军事主官，孙皎当政治主官。至于为什么要安排一位“政委”，那当然是防范某些不便言说的风险了。

不过，单纯就此事而言，孙权可能也没有多想。如此安排，只不过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帝王心术”罢了，并非针对吕蒙，当然更谈不上对他不放心。因此，当吕蒙提醒他这么做的弊端之后，孙权也意识到了不妥，当即向吕蒙道歉，然后说：“就以爱卿为大督，让孙皎带领后备部队即可。”

没有了“政委”掣肘，吕蒙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此时此刻，关羽还在樊城与曹军鏖战。他绝对不会想到，“病夫”吕蒙出手之日，就是他这个盖世英雄的覆灭之时。

白衣渡江：吕蒙的千里奇袭

建安二十四年的这个冬天，曹操颇为心烦。

樊城和襄阳被围，于禁全军覆没，且关羽前锋大有北上之势，而中原一带恰在此时也跟着乱了起来。

陆浑县（今河南嵩县东北）有一个叫孙狼的家伙，聚众起兵，杀了该县的主簿，然后跑到南边投奔了关羽。关羽马上授予孙狼官职，还给了他一支兵马，命他回中原打游击，在曹操的后院点火。

孙狼随即带兵回到中原，然后东奔西突，四处流窜。于是，自许都以南的很多地方相继发生叛乱，且纷纷打出了响应关羽的旗号。

一时间，关羽的威名响彻中原大地，用史书的说法，就叫“羽威震华夏”（《资治通鉴·汉纪六十》）。

曹操不免有些惶恐。当年十月，他亲率大军离开邺城，进驻洛阳，旋即召集群臣商议，准备把天子刘协和朝廷从许都迁出，移到北方，以避关羽兵锋。

这是自从建安元年，把天子接到许都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二十多年来，只有曹操东征西讨、耀武扬威、到处威胁别人的份儿，谁能想到有朝一日，曹操也会被别人威胁到打算迁都的地步？

没办法，曹操老了。

关羽正当壮年，而曹操已经英雄迟暮。

这一年，曹操已然六十有五，在他那个时代，基本上可以算高龄了。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是因为当年那个“烈士”没有真的到“暮年”——当初写下这一豪迈的诗句时，曹操才五十三岁，不过中年而已。

如果说当时的曹操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那么现在的曹操，显然已经是傍晚六七点钟的太阳了。

当生命的黄昏真正降临，人的心态就会悄然发生变化。哪怕是像曹操这种斗志昂扬、野心勃勃的一世枭雄，也难免会趋于保守和倦怠。这一点，其实早在四年前，曹操平定汉中后却无意南征益州时，就已经表露无遗了。

此刻，迁都之念的萌生，同样是一个老人保守和倦怠的表现。

不过，在比他年轻的人看来，这样的想法纯属反应过度，完全没必要。

比如，时任丞相军司马、时年四十一岁的司马懿就站出来进行了劝谏，他说：“于禁等将领是因为遭遇洪水才失利，并非作战失败，对于朝廷大计更没有丝毫损害。刘备跟孙权，表面亲密，实则互相猜忌，而关羽得志，必然是孙权所不愿的。故此，可派人前往江东，游说孙权出兵，抄关羽后路；作为交换，朝廷可权且答应他割据江南。如此一来，樊城之围自然就解除了。”

曹操觉得有道理，这才打消了迁都的念头，旋即依计而行，一边写信给孙权，让他抄关羽后路，一边给樊城派出了第二波援军——徐晃。

当时徐晃驻扎在宛城，接到命令后迅速南下，不久便进抵阳陵陂（今湖北襄阳市西北）。关羽知道第二波援军随时会来，所以早就派遣了一部兵马驻扎在偃城（今湖北襄阳市北）。徐晃被挡住了去路，便心生一计，命工兵在偃城西侧挖掘壕沟，且故意暴露出要把壕沟挖到城池南面的意图，做出要切断对方退路的样子。

关羽的部将得到情报，果然中计，旋即烧毁兵营，率部撤出了偃城。

徐晃遂进据偃城。此地距樊城已近在咫尺，于是部将们都嚷嚷着要即刻进攻关羽，解樊城之围。可徐晃很清楚，仅凭自己这一支援军，根本救不了曹仁，必须等待其他援军陆续集结才有胜算，否则只能把自己搭进去。

随军参谋赵俨看出徐晃的顾虑，便对众将道：“眼下，敌军对樊城的包围十分严密，且洪水仍然很大，我们的兵力又太过薄弱，曹仁被困，不知我们已经抵达，难以完成内外夹攻的配合。我们若仓促行动，既救不了曹仁，也害了自己。而今之计，必须设法与曹仁取得联络，让他知道援兵已至，才能激励守城将士。我估计，我军主力不出十日便可到达，而樊城再坚守十日应当没问题。等到各路援军全部集结，到时候里应外合，一起发动，必可破敌。诸位放心，若是因援救迟缓而获罪，全由我一人承担，与诸位无关。”

众将一听，这才不再聒噪。

随后，徐晃派出工兵和传令兵，悄悄摸到关羽的围城阵地前，距其仅三丈之遥，然后双管齐下，一边暗中挖掘地道，一边飞箭传书，好不容易才跟城内联络上，于是跟曹仁来回互通了好几次消息。

差不多与此同时，孙权的回信也送到了曹操手上。他在信中说，愿以征讨关羽报效朝廷，只希望曹操不要透露消息，以免关羽有所防备。

曹操就此事要不要保密询问群臣的意见。众人都认为，孙权愿意出手，再好不过，这个消息自然应该封锁，绝不能泄露。

只有谋士董昭持不同意见。他说：“军事行动，崇尚的是权变之术，一切应以获得最大利益为前提。我们可以向孙权承诺保守秘密，不过同时却要暗中向关羽泄露消息。如果关羽相信这个消息，就会立刻回师，那么樊城之围自然解除，到时候鹬蚌相争，我们便可坐收渔翁之利。不过据我观察，关羽这个人，一向自负好强，不见得会相信，且他自认为江陵和公安守备严密，不一定会马上撤兵。所以，这个消息也必须让曹仁知道，一旦守城将士得知孙权要在背后攻击关羽，便会坚定守城的意志。无论如何，把消息泄露出去，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曹操闻言，大赞了一声：“善！”旋即命人把孙权的信复写了一封，然后把原件和副本都送到前线，命徐晃分别将信射入樊城和关羽大营之中。

不出董昭所料，城中将士见信后，顿时士气倍增；而关羽看完后，则满腹狐疑，最终还是没有回师。

得知关羽按兵不动，曹操麾下群臣就又慌了，纷纷劝曹操赶紧率主力南下，否则曹仁必败。

如果放在以前，不用群臣来劝，曹操早就亲率大军杀过去了。可是今时非同往日，连“迁都”这种想法都能冒出来的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还有那个斗志和精力挂帅亲征吗？

然而，面对一众属下，一向自负的曹操又不愿表现出消极厌战的情绪，只好硬着头皮同意出征。

这种微妙的时刻，就需要有聪明的下属来帮领导解围了。时任侍中的桓阶看出了曹操的倦怠，便站出来跟老板唱了一出双簧。

他问曹操：“在大王看来，以曹仁和吕常（襄阳守将）的能力，能否应对当下的危局？”

曹操答：“能。”

桓阶又问：“那大王会担心二人不尽全力吗？”

曹操答：“不会。”

桓阶再问：“那大王为何还要亲征？”

曹操答：“我担心敌人兵力太强，徐晃等人力量不够。”

桓阶觉得铺垫得差不多了，便来了一番总结陈词，道：“曹仁等人身处重围之中，之所以能够死守孤城，绝无二心，全是仰赖大王以强大的声势作为外援。正所谓‘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如今曹仁等人内怀死争之心，外面则有强大的救援力量，而大王麾下拥有大军，何必担心失败而一定要亲征呢？”

有了桓阶给的这个台阶，曹操便顺势下来了，做出一副“从谏如流”的样子取消了亲征计划。随后，曹操率军进驻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并立刻大举派遣援军——先后派出了殷署、朱盖等十二支部队驰援樊城。

随着援军陆续抵达，徐晃的底气越来越足，遂决定对关羽发起总攻。

当时，关羽在樊城四周的高坡上设置了四个攻城指挥所，然后本人在一座最高的山丘上设置了总指挥部，彼此间互为掎角，遥相呼应。

徐晃放出假情报，扬言要率主力进攻关羽总部。正当关羽严加戒备之时，徐晃却兵分四路，对那四个指挥所发起了猛攻。关羽见状，赶紧亲率五千步骑去救援。而此时，徐晃早就率一部精锐埋伏在了关羽的必经之路上。

关羽率部刚到山下，便遭到了徐晃的伏击。双方短兵相接，展开激战。由于徐晃在兵力上占据了优势，关羽渐渐不敌，只好下令撤回大营。

然而，此时两军早已纠缠在一起，关羽虽拼死杀出了重围，却无法甩开徐晃——他前脚刚撤入大营，徐晃后脚就跟着杀进来了。

曹军的战斗力本就强悍，加之人多势众，所以徐晃势如破竹，一连突破了关羽大营的十重壕沟和鹿砦。双方在大营中混战，结果关羽大败，不久前刚刚投靠过来的傅方和胡修也死于乱战之中。

关羽无奈，只能率残部撤退。

围攻樊城之战，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不过，关羽只是撤走了陆军，水军则仍然在汉水游弋，负责阻断樊城与襄阳之间的交通，以便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然而，遗憾的是，关羽再也没有机会卷土重来了。因为，孙权的绞索已经从背后悄悄伸了过来。而手握绞索的人，就是那个“告病还朝”的吕蒙。

正当关羽跟徐晃在樊城外对峙的时候，吕蒙已经带着一支精锐部队，悄然从建业来到了寻阳（今湖北武穴市东北）。

一场隐秘的奇袭行动，即将从这里展开。

吕蒙在这里组织了一支船队，全部打上商船旗号，然后将精兵埋伏在船舱中，同时命一部分士兵穿上平民的“白衣”，负责摇橹划桨；另一部分人则化装成商贾，在甲板上活动，以掩人耳目。

一切就绪后，吕蒙就率领这支船队浩浩荡荡地溯江西上了。

早在战前，关羽便在长江沿岸布置了很多观察哨和斥候，目的就是防备孙权偷袭。可关羽的人万万没想到，从东边缓缓驶来的这支“商船队”，竟然会是江东的精锐水军。所以，这些毫无防备的观察人员和斥候，就陆陆续续全部被吕蒙俘虏了。

很快，吕蒙的这支“白衣”船队便长驱直入，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江陵与公安之间的江面上。

这场成功的千里奇袭行动，从此作为中国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之一，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史书还给这次行动起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白衣渡江。

当时，糜芳驻守江陵，傅士仁驻守公安，如果他们忠于关羽、拼死一战的话，吕蒙不见得会轻易得手。只可惜，这两个家伙跟顶头上司关羽的关系很不好。

之所以关系不好，其因有二。

其一，身为领导的关羽，对待下属一向盛气凌人。而糜芳和傅士仁的能力都比较一般，所以关羽很瞧不起他们，时常颐指气使，二人自然就怀恨在心了。

其二，关羽此次北伐，命二人在后方负责筹措粮草、供应军需，由于供应不太及时，关羽就怒了，遂放出狠话，说一旦班师，定将二人治罪。

如此一来，糜芳和傅士仁更是惶惶不安。

这些重要情报，事先早已被吕蒙摸得一清二楚。

吕蒙决定不战而屈人之兵，遂命随军谋士虞翻去劝降傅士仁。虞翻来到城下，要求见面，傅士仁不肯露面。虞翻便写了封信递了进去，自然是一番威逼利诱。傅士仁知道自己是守不住公安城的，况且就算勉强守住了，在关羽那儿也不一定讨得着好，于是便不再犹豫，打开城门投降了。

虞翻接着又向吕蒙献计，说只要带着傅士仁一块儿去江陵，糜芳必降。果不其然，当吕蒙带着傅士仁来到江陵城下时，糜芳站在城头上一看，残存的一点抵抗意志瞬间就瓦解了，旋即出降。

就这样，吕蒙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了江陵、公安这两座军事重镇，一举端掉了关羽的老巢。

吕蒙进入江陵后，首先释放了被关押在此的于禁，以此向曹操示好；接着严令全军，善待关羽及部众的家属，对城中百姓也必须做到秋毫无犯，坚决不取群众一针一线。

军令一下，所有将士果然都不敢越雷池半步。

只有一个人，因为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被吕蒙抓了典型。

此人是吕蒙麾下的将官，且跟吕蒙是同乡，只因拿了老百姓的一顶斗笠，就被吕蒙以“违反军令”为由抓了起来。

一顶斗笠本来就不算啥，况且据史书称，此人也并非将斗笠据为己有，而是取之“以覆官铠”。意思大概是说，此人负责运送铠甲，可能是碰到了下雨天，就随手从百姓那儿拿了一顶斗笠盖在铠甲上面。

按理说，这事小得不能再小，而且又是出于保护“官铠”的公心，一般而言，象征性地责罚一下也就罢了。然而，这个人倒霉就倒霉在，眼下正是吕蒙要在江陵大搞“军民鱼水情”的节骨眼上，这时候任何一点微小的瑕疵，都会因为影响了这个“形象工程”而被无限放大。同理，任何一个稍微触犯了军令的人，也都会被吕蒙拿来作为杀一儆百的典型。

更何况，此人又是吕蒙的同乡，就更适合拿来做“大义灭亲”的典型了。于是，吕蒙便流着泪把这个人的脑袋给砍了。

此事一出，顿时“军中震栗”，所有人都成了惊弓之鸟，于是江陵城立刻出现了“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社会秩序好得让人不敢相信。

吕蒙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再接再厉，派出了一大批“社区工作者”，从早到晚在城中不停奔走，深入各条街道慰问父老，给他们送温暖，询问他们有什么需要，然后“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三国志·吕蒙传》），把江陵的父老乡亲们感动得眼泪哗哗的。

事后来看，吕蒙在江陵善待关羽部众的家属，尤其是大张旗鼓搞这个“军民鱼水情”的形象工程，实在是一记釜底抽薪的妙招——它轻而易举地收了关羽部众的心，瓦解了他们的斗志，从而最终将关羽推入了孤家寡人的境地。

从吕蒙“告病还朝”，到陆逊写信示弱，再到白衣渡江，千里奇袭，智取江陵、公安，善待敌军家属，抚慰江陵父老……吕蒙这一连串计谋玩下来，堪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绝妙范例！

再厉害的人物，恐怕也挡不住如此处心积虑的连环杀，更何况关羽还有“自负骄矜”这一极易被人利用的死穴。

所以，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我们只能发出一声沉沉的叹息——悲剧已然注定，关羽在劫难逃！

英雄末路：关羽走麦城

关羽得知江陵、公安失陷，又惊又怒，立刻加快了南下的步伐。

眼看关羽彻底退去，曹仁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旋即召集众将开会，讨论要不要追击。众人都认为，关羽现在老巢被占，形势危殆，若出兵追击，定能将其生擒。

只有谋士赵俨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孙权利用关羽北上之机，抄了他的后路，接下来，他便会坐山观虎斗，让我们跟关羽斗个两败俱伤。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放关羽走，让他成为孙权的祸害。如果我们穷追猛打，消灭了关羽，那么孙权扭头就会来对付我们。我想，这一定是魏王最担忧的事情。”

曹仁觉得有道理，遂按兵不动。

没过几天，曹操的加急令就到了，果不其然，跟赵俨的判断如出一辙，命众将不得追击。

关羽担心自己和部众的家属有什么闪失，所以不敢贸然回去攻打江陵，便暂时在半路驻扎，然后接连派出使者，骑快马去江陵打探消息。

吕蒙热情地接待了关羽的使者，还带着使者走遍全城，探访了很多关羽部众的家属。使者每到一处，看到的都是平安祥和的景象，听到的都是对江东军队的赞美之词。不少家属还特意写了平安信，托使者带给军中的子弟。

使者回去后，众将士纷纷私下打探消息，当大伙得知家属都安然无恙，而且日子过得比过去还舒坦时，一颗颗惴惴不安的心终于都放了下来。

与此同时，他们的战斗意志也瞬间瓦解了——既然妻儿老小都过得挺好，那还有必要反攻江陵吗？索性把这身军装脱了，回去跟家人团聚岂不更好？

所以，江陵父老写给军中子弟的那些平安信，客观上其实就是一封封劝降信，甚至效果比后者还好。因为劝降信的意图太明显了，反倒会令一些意志坚定的战士产生逆反心理；而平安信则发挥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哪怕是再坚强的钢铁战士，在亲情面前都是毫无抵抗力的。

这就是所谓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

吕蒙的这套“攻心术”，玩得可谓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关羽意识到军心已散，反攻江陵已成为不可能之事，只好暂时进驻麦城（今湖北当阳市东南），后面的事再做打算。

得知吕蒙兵不血刃拿下江陵和公安，孙权大喜过望，立刻从建业赶到江陵，前来慰问吕蒙及全军将士，同时也专程前来招降纳叛、收揽人心。

刘备任命的那些荆州文武官员，本来大多还在犹疑观望，此刻见江东的老板大驾亲临，于是不再纠结，纷纷跳槽，悉数归附了孙权。

只有时任治中从事的潘濬，闭门称病，不肯来拜孙权的码头。孙权就派人去他家，连人带床一块儿给抬了过来。潘濬趴在床上，涕泪横流，却看都不看孙权一眼。孙权便在床边坐下，亲切地称呼他的字（承明），不停地温言劝慰，然后还命左右拿手帕帮他擦眼泪。

这一幕，乍一看挺让人感动，其实往细了一想，两个人无非都是在作秀而已。

潘濬之所以闭门称病，不肯见孙权，其用意并非不肯为孙权所用，而是故作姿态，待价而沽罢了。孙权也很清楚潘濬的心思，所以便心照不宣地配合他演了一场悲情戏。

孙权之所以纡尊降贵予以配合，一来固然是看中了潘濬的才干，二来则是借此塑造“折节下士”的美名——通过这“感人”的一幕打一波广告，让江陵的文武官员和父老乡亲心悦诚服地接受他这个新老板。

很显然，要论“攻心术”，不止吕蒙是大咖，孙权也是个中好手。

眼看戏演得差不多了，潘濬这才收起眼泪，翻身下床，向孙权拜谢。孙权随即升任他为治中，全面参与荆州的军事决策。

随着荆州官员的纷纷归附，原本由刘备占据的荆西三郡（南郡、武陵、零陵）基本上都被孙权收入囊中，最后只剩下一个叫樊伷的原武陵从事，纠集了一帮当地蛮夷，仍然在负隅顽抗。

有谋士建议，至少要派一万人出征，才能平定樊伷。孙权咨询潘濬的意见，潘濬却说，五千人足矣。

孙权问：“你为何如此轻视樊伷？”

潘濬引用一则逸事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樊伷虽出身南阳大族，颇能摇唇鼓舌，但没有真实才干。臣听说过一件事：有一次，樊伷设宴邀请当地官员，结果等到日过中天，一盘菜都没上，十几个客人一下子全走光了。仅此一例，便足以让臣轻视樊伷。这就好比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侏儒，不需要看他全身，只看他的手或脚就清楚了。”

孙权闻言，忍不住大笑，旋即给了潘濬五千兵马，命他出征。

果然，潘濬到后，一战便斩杀了樊伷，平定了武陵郡。

同年十一月，刘备任命的宜都（治今湖北宜昌市）太守樊友见大势已去，便弃城而逃，下辖各县及蛮夷酋长，遂纷纷投降。

至此，除了北部的襄、樊一线仍由曹操占据，荆州全境基本上全都落入了孙权手中。

经过数年的精心筹划，这场“夺回荆州”的行动终于取得圆满成功。孙权开始论功行赏，任命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任命陆逊为宜都太守，并擢其为右护军、镇西将军，封娄侯，命他进驻夷陵，负责扼守秭归至峡口（宜昌市西北）一线，防止刘备反扑。

接下来，孙权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解决掉关羽这个宿敌了。

当然，关羽毕竟是当世屈指可数的猛将，杀了未免可惜，所以孙权还是心存一丝希望，派人前去麦城劝降。

关羽表面上答应投降，然后在城头上遍插旌旗，还摆放了很多稻草人，企图以此迷惑孙权。布置完这一切，关羽才偷偷出城，往西北方向飞奔而去。

此刻，他麾下的部众早已溜得一干二净，绝大多数当然都是回江陵跟亲人团聚了。最后，跟着关羽一块儿走的人，只有儿子关平和十几名亲卫骑兵。

一世英雄，却落到这个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地步，实在是令人唏嘘。

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奔走在逃亡之路上的关羽，内心一定充满了愤懑和不甘。

时值隆冬，万物萧瑟，天地之间一片苍凉。举目四望，到处都是凄惶肃杀的景致，像极了关羽此刻的命运和心境。

“水淹七军”的胜利，“威震华夏”的荣耀，似乎就发生在昨天。

夺取襄樊、剑指中原的战略，已经有了一个漂亮的开局，成功似乎也是指日可待。

可为什么，忽然之间，这一切就都像一场美丽的春梦一样，遽然消散、转眼成空了呢？

关羽想不明白。

他也许会把这场失败归因于曹操派来的援军太多了，以至于他独臂难支；或者，他会将其归咎于糜芳和傅士仁的背叛，导致他失去了退路；又或者，他也会怪自己疏忽大意，不该派使者去江陵打探消息；即使要打探，也必须对全军将士封锁消息，如此便不至于弄得军心离散、不战自溃……

总之，关羽可能会想很多，但他唯独不太可能把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更不可能归结到自己的性格上。

如果这时候有人告诉他，归根结底，就是“自负骄矜，目中无人”的性格害了你，关羽一定会嗤之以鼻。

一个生性骄傲的人，即便是死，他也会昂着高傲的头颅去死，绝对不会自省和自责，更不会反思和忏悔。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懦弱的人才会干的事。

所以，这个冬日的黄昏，在一个叫章乡（今湖北当阳市东北）的地方，当关羽遥遥望见不远处有一支人马拦住去路的时候，他的内心或许会感到绝望，但一定不会感到恐惧。

正如“刮骨疗毒”不会让他发出一声呻吟一样，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我想他也一定是平静而从容的。

脑袋掉了，不就是碗大个疤吗？何惧之有？！

自从中平元年跟随大哥刘备起兵的那一刻起，三十多年来，金戈铁马，纵横天下，关羽对这一天的到来，想必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即便是猝然降临的死亡，也不会在他心里激起任何波澜。

关羽唯一的憾恨，或许就是没有机会跟大哥谢罪，也没有机会跟大哥、三弟告别了。眼下，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也许只有面朝益州方向的天空，在心里对刘备和张飞说：

“大哥，对不住，我一不留神，把荆州弄丢了。”

“大哥，三弟，原谅我关云长不辞而别，先走一步。若有来生，咱们再做兄弟！”

至此，人生再无余事。

关羽昂起头颅，跃马横刀，义无反顾地冲向了那个宿命的结局……

此刻，横在关羽面前的这支人马，为首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名叫马忠。

早在孙权派人去劝降关羽的同时，就已经做了另一手准备。他料定关羽投降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早就派遣大将朱然和潘璋渡江北上，截断了关羽的逃亡之路。而这个马忠，就是潘璋麾下的一个区区司马。

在汉末三国，不少征战沙场的老将最后都是死在小人物手里。这似乎有点讽刺，但其实也很正常。因为英雄一旦走到穷途末路，就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了；而他的脖子，自然也不会比普通人更硬。

关羽人生中的最后这场战斗，纵然规模很小，但一定是悲壮而惨烈的。因为关羽这边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马忠想取下关羽首级，绝非易事，势必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至于这场战斗的具体经过，我们只能自行脑补，因为史书上只记载了这么短短一句话：“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斩之”（《资治通鉴·汉纪六十》）。

关羽“大意失荆州”，最后兵败身死，主要责任肯定在他自己身上。正如我们前文一再讲过的，关羽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用陈寿的话说，就是“刚而自矜”，所以遭遇这样的败局并不算意外。

这就叫性格决定命运。

然而，除了关羽本人的因素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探究——当关羽、曹操、孙权三方在荆州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刘备在干什么？在前后长达半年的这场荆州争夺战中，刘备集团为何自始至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驰援关羽？

由于这件事情太过蹊跷，完全不合常理，且史书上也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解释，所以就有不少人从阴谋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耸人听闻的观点。

比如，有人认为，刘备之所以不救关羽，是因为关羽功高震主，遭到了刘备的猜忌，且刘备担心日后刘禅镇不住关羽，所以就利用此次机会，借孙权之刀杀了关羽。

还有人认为，是诸葛亮与刘备合谋害死了关羽，理由是关羽后期居功自傲，不但对刘备的分封不满（黄忠事件），而且不顾大局，一再破坏孙、刘两家的联盟关系，违背了诸葛亮与刘备在隆中制定的战略决策，所以二人对关羽颇为不满，认为他难以驾驭，索性对荆州战事不闻不问，任他兵败身死。

事实上，这些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根本不值一哂。

理由很简单，暂且不说关羽多年来对刘备的贡献之大以及二人的感情之深，即使纯粹站在厚黑学的立场，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量，假设关羽真的功高震主，引起了刘备的猜忌和诸葛亮的不满，那么刘备和诸葛亮也有一千种办法来对付他，绝不会愚蠢到拿荆州这一战略要地来给关羽陪葬。

换言之，即便刘备和诸葛亮要玩权谋，也会考虑代价最小的办法。最简单的，就是以换防为由，把关羽召回成都，然后采取历史上惯用的权术，外示尊崇，内夺兵权，最后再制造一起“意外事故”令他暴毙。如此既能消除心腹大患，又没有丝毫代价和副作用，还能瞒过天下人的耳目，岂不是上上之策？

这么玩，才叫权谋。若像上述阴谋论者所言，为了除掉关羽而丢掉荆州，那刘备和诸葛亮的智商就令人担忧了。这不啻为了干掉一只老鼠，却把一座房子给烧了。此乃脑残行径，怎么可能是刘备和诸葛亮这种级别的政治人物会干的事？

既然阴谋论不足采信，那么刘备为何没有援救关羽呢？

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回答，就是：非不欲救，而是有诸多客观原因使然。

首先，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时，正值刘备打完汉中之战后，府库空虚，士众疲惫，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喘息，才可能恢复元气。而且，此时刘备的当务之急是治理益州内政，修固各处关防，以图长治久安之计，所以在客观上，对荆州的重视就不够了。

有关刘备这个时期到底在益州忙些什么，大部分史料都付诸阙如，只有《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典略》中的一句话，让我们窥见了端倪。该书称，刘备从汉中回到成都后，“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馀区”。

所谓“馆舍”，即驿站、客栈及各种房屋；所谓“亭障”，即军事要塞、堡垒。可见，刘备一回到成都，就开始忙着大兴土木了。因为他现在已经称王，从政治上讲，有必要修建一些宫殿及配套设施，才能彰显“汉中王”的身份和权威，并为日后称帝做好铺垫；此外，他还在成都和白水关之间修建了一系列要塞和驿站，这自然是为了防御北边的曹操。

也就是说，回到成都后，刘备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目的，一口气修建了四百多座相关建筑。可想而知，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财、物力，也占用了刘备极大的精力。所以，他很可能是忙得脚打后脑勺了，以致无暇旁顾其他事务。

其次，关羽发动此次北伐，前半段的进展是极其顺利的，不但兵围襄樊、水淹“七军”、降于禁、斩庞德，而且剑指中原、“威震华夏”，吓得曹操差点迁都。所以，从当年七月出兵到十月初与徐晃在樊城下对峙，关羽发给成都的战报全都是胜利的消息，刘备高兴还来不及，又怎能料到之后的形势会急转直下呢？

而当曹操的援兵陆续集结，徐晃凭借兵力上的优势击退关羽后，形势也还没那么糟。因为当时关羽还把水军留在了襄、樊之间的汉水上，可见他只是打算稍作休整，然后随时要打回去的。换言之，直到被迫解除樊城之围，主动权仍然在关羽手上，而关羽也并不认为自己战败了，所以仍然没有必要向成都求援。

形势真正开始恶化，是吕蒙袭取了江陵、公安之后，即当年十月中下旬。直到此刻，关羽才彻底丧失了主动权，同时也意识到了危险的降临。然而，此时向成都告急求援，还来得及吗？从成都到江陵，今天的高速公路也要将近一千公里，当时的距离绝对是在两千里以上，一来一回就是四千多里地。等关羽的急报送到成都，再等刘备组织兵力赶过来，少说也要好几个月，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还救什么救？更何况，刘备之前接到的都是捷报，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仓促间要集结兵力、准备粮秣及一应军需物资，哪有那么容易？哪样不需要时间？

所以，当关羽意识到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向刘备求援。而这个时候，离他最近的援兵，其实是驻守上庸的刘封和孟达。上庸在今天湖北的竹山县，距离襄樊大约五百里，距麦城也不过五百多里。事实上，据《三国志·刘封传》记载，早在关羽围攻樊城和襄阳期间，便已多次联络刘封和孟达，要求他们出兵相助了：“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就是说，刘封和孟达压根不想配合关羽，便以上庸刚刚拿下、人心不稳为由拒绝了他。

由此可见，关羽并没有自大到想一个人包打天下。在围攻襄、樊期间，形势尚且有利之时，他就已频频联络刘、孟了，更何况后来丢了江陵和公安，被迫败退麦城之际，关羽怎么可能不求救呢？他一定会再度向刘、孟二人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救信！

遗憾的是，刘封和孟达依旧无动于衷，始终未曾派出一兵一卒。

就此而言，如果说是刘封和孟达间接害死了关羽，恐怕也不为过。

综上所述，在关羽丢失荆州、兵败身死的这场悲剧中，真正见死不救的人并不是刘备，而是他的养子刘封！

其实，刘备当初把刘封和孟达放在上庸，其目的就是想让他们配合关羽。而正因为早在战前就做了这项部署，所以刘备后来才没有再派兵给关羽。换言之，在这场荆州争夺战中，并不是刘备没有及时援救关羽，而是他早就给关羽安排了一支协同攻防的援军。至于后来形势会恶化得那么快，且刘封和孟达居然会见死不救，那就不是刘备事先能够逆料的了。

关于刘封和孟达为何不救关羽，我们后文还会讲到，此不赘述。总之，战后，刘备对刘封在这件事上的表现，自然是极度不满的——“会羽覆败，先主恨之”（《三国志·刘封传》）。

短短半年后，刘封就遭了报应，被刘备赐死了。

虽然刘备赐死刘封还有别的原因，但刘封间接害死关羽的这份罪责，恐怕是促使刘备最终痛下杀手的主因，至少也是原因之一。

人生几何：曹操的最后岁月

孙权据有荆州后，之前被刘备安置在公安的刘璋，其处境就变得十分尴尬了。

现在的公安已经是孙权的地盘，刘璋自然就成了孙权的俘虏。那么，该如何处置这个特殊的俘虏呢？

是该把他废为庶民，任他自生自灭，还是干脆把他杀了，省得再花钱养他？

这两个选项，孙权都没有采用，因为它们都不高明。孙权的做法，是把益州牧的官帽，重新戴回到刘璋头上，然后把他安置在了秭归，其他待遇一仍其旧。

很显然，孙权这么做，一来是为了恶心刘备，二来则是为了动摇益州人心，总之就是要让刘备不舒服。

一张本来已经没用的“废牌”，让孙权这么一打，貌似还有点用处——虽然在实质上对刘备构不成什么伤害，但至少侮辱性是有的。

只可惜，没过几天，刘璋就死了。具体死因，史书没有记载，只用一个“卒”字就把这个人物交代了。不过我大胆推测，不排除是刘备暗中派人干掉了刘璋，因为刘备是不可能容许世上有两个益州牧存在的。

此次孙权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夺回荆州，吕蒙可谓居功厥伟。然而，遗憾的是，随着荆州争夺战的落幕，吕蒙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吕蒙之前便已疾病缠身，只因重任在肩，才强撑病体，全力以赴地打完这一仗并夺取了胜利。如今大功告成，再无遗憾，心中紧绷的那根弦一松，病魔便迅速把他击倒了。

孙权把吕蒙安排在了自己的行馆隔壁，然后动用了当时最好的医疗手段，千方百计予以救治。每当医师给吕蒙针灸时，孙权在一旁看着，感觉那些针仿佛都扎在了自己心上。孙权希望时刻关注吕蒙的病情，可又怕打扰他，便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暗中观察。每当看见吕蒙病情稍有好转，多少能吃下一点东西，孙权便喜不自胜，跟左右之人有说有笑；否则便长吁短叹，乃至夜不能寐。

不久，吕蒙的病情忽然减轻了许多，孙权大喜，立刻下令赦免罪犯，以示庆祝，麾下文武百官也齐来道贺。

然而，孙权没想到，这只是回光返照。

短短几天后，吕蒙便溘然长逝了，年仅四十二岁。

孙权悲痛万分，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然后指定三百户百姓为吕蒙看守墓园，专门负责祭拜洒扫。

在孙权守业、创业的道路上，他的运气很好，因为先后有周瑜、鲁肃、吕蒙这三位国士替他出谋划策、开疆拓土；可换个角度看，他的运气也没那么好，因为老天爷给他安排的国士仿佛有“配额限定”，给一个，就必然要召回一个，让孙权永远都只有一人可用。

从赤壁之战到荆州争夺战，周瑜、鲁肃、吕蒙仿佛就是在打一场接力赛，每跑完一程，就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任，自己则黯然离场——周瑜交棒给鲁肃，鲁肃交棒给吕蒙，而现在，吕蒙则交棒给了陆逊。

有一天，孙权和陆逊谈话，言及这三位国士，孙权对他们的功绩做了一番总结和评价，基本可以视为对这三个人的盖棺论定。

首先，孙权对周瑜的评价是：“公瑾雄壮刚烈，胆略过人，大破曹操，开拓荆州，其功勋罕有人及。”

接着，他谈到了鲁肃：“子敬是公瑾推荐给我的，我跟他促膝长谈，第一次便谈到帝王大业，此乃第一件让人称快之事。后来，曹操降服刘琮，扬言率数十万大军东下，水陆并进，我问诸将该如何应敌，却无人敢言，而张昭和秦松则主张投降，唯独子敬驳斥反对，并劝我迅速召回公瑾，托以大计，迎战曹操，此乃第二件让人称快之事。其后，子敬劝我借荆州给刘备，这固然是他的失策，但无损于前两次的贡献。古代的周公，不会要求一个人十全十美，所以我常忽略子敬之所短，而重视其所长。”

然后，孙权谈到了吕蒙：“子明年轻时，做事不畏艰难，果敢而有胆识，我以为他的长处就这些而已。想不到他年长之后，学问大有增益，奇谋妙策过于常人，可以说仅次于公瑾，唯有言谈议论不及公瑾那样雄姿英发。而且，在谋取关羽这件事上，子明胜过子敬。”

最后，孙权的话题又回到了鲁肃身上：“子敬曾有一次写信对我说：‘每一个帝王的兴起，都有人替他扫清障碍，关羽不足为虑。’这其实是他力有未逮，在面子上说说大话而已。我也原谅了他，并未加以责备。不过，子敬在治军和治政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在他的管辖内，军队能做到令行禁止，地方上能做到路不拾遗，其治理之道堪称尽善尽美啊。”

三个人中，孙权谈周瑜谈得最少，但评价最高；吕蒙次之；鲁肃谈得最多，但恰恰对他的不足也谈得最多。

孙权对鲁肃最大的不满，就是“借荆州”这件事。

如果说在赤壁之战结束后的头几年，孙刘联盟对孙权而言还是利大于弊的话，那么到了刘备夺取益州后，这个联盟关系对孙权来说就越来越像一块鸡肋了——因为孙权分明感受到，刘备已经由弱变强，对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反倒是过去咄咄逼人的曹操，后期的战略已明显趋于保守，其威胁也随之变小了。

既然外在形势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孙权的战略必定要随之调整。然而，鲁肃却自始至终坚持“联刘抗曹”的立场，这在孙权看来，就未免有些“刻舟求剑”的味道了。

所以，鲁肃一死，孙权就迫不及待地改变了外交战略，从“联刘抗曹”变成了“联曹灭刘”，这才顺利地除掉了关羽，夺回了荆州。

从结果来看，孙权的这一战略转变无疑是正确的。假如鲁肃还在的话，孙权非但拿不回荆州，而且还会在战略上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在东线与曹操相持，在西线又受到关羽威胁。

所以，孙权之所以在这番“盖棺论定”的谈话中对鲁肃颇有微词，原因就在于鲁肃中后期的战略思想太过故步自封、不知变通。

当然，正所谓瑕不掩瑜，鲁肃后期的战略失误，仍然无损于他在前期和在总体上对江东所做的贡献。就像孙权说的那样：“孤忘其短而贵其长。”

樊城保卫战的胜利，对曹操而言，虽然只是保住了既有地盘，没有新的开拓，但除掉了关羽这一劲敌，还是让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徐晃凯旋班师，回到摩陂，曹操亲自到七里之外迎接，然后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席，犒劳徐晃和众将领。席间，曹操亲自给徐晃敬酒，说：“保全樊城和襄阳，全都是将军的功劳啊！”

樊城和襄阳的确是保住了，但这一仗的损失太大，以致曹操对是否应该长期经营此地打上了一个问号。所以，他又生出了大规模迁移人口的想法，打算把襄、樊一带的居民和派驻在汉水两岸的屯垦部队全部迁回中原。

如果这一计划实施，其结果很可能就是跟汉中一样，迟早会丢掉这块地盘。

曹操终究是老了，这几年在战略上处处采取守势，一味收缩，与他早年的锐意进取完全判若两人，这样下去可不太妙。

司马懿当即站出来劝谏，道：“荆楚之人，生性轻躁易动，如今关羽刚刚覆灭，诸多追随者各自藏匿逃窜，心存观望，倘若我们把良善百姓都迁走了，这既有损于他们的利益，也会让那些逃亡之人永远不敢回来。”言下之意，如此一来，就没有人愿意归附，而襄、樊一带便彻底残破荒废了。

曹操一听，觉得有道理，这才作罢。

事后，那些一度逃亡的人，发现没什么异样，而且看曹操也没有“秋后算账”的意思，便都陆陆续续回来了。

随着荆州争夺战落下帷幕，曹操跟孙权之间开启了一段你侬我侬的“政治蜜月期”：曹操表荐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持节），兼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则遣使入朝进贡，向曹操称臣，同时还送上了两份特殊的礼物。

头一份，就是关羽的首级。

孙权擒杀关羽后，把他的身躯以诸侯之礼安葬于当阳，然后把他的首级封在匣子里，郑重其事地献给了曹操。

曹操一向敬重关羽，对他的死其实也深感惋惜，于是也以隆重的礼节将其首级葬于洛阳。从此，民间就有了关羽“头枕洛阳，身卧当阳，魂归故里”的说法。

对于孙权献首级这件事，曹操心里很清楚，这小子装得这么恭敬，其实就是想把关羽之死的责任推到他曹操头上，让刘备以为害死关羽的罪魁祸首是曹操。

不过，孙权的这点小心思，既瞒不过曹操，也瞒不过刘备。所以不久之后，刘备就将用一场战争来表达对孙权的愤怒和仇恨。

孙权献给曹操的第二份礼物，是在奏表中“称说天命”，即鼓吹曹操是天命所归之人，怂恿他颠覆汉朝、登基称帝。

对于这样一份居心叵测的“礼物”，曹操更加嗤之以鼻。他把孙权的奏表拿给文武百官传阅，然后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

这小子是想把我架在炉火上烤吗？！

在曹操看来，汉朝虽然早已名存实亡，但毕竟在名义上仍然存在，这就像最后一层窗户纸，要捅破它很容易，问题是什么时候捅、谁去捅，却是大有讲究的。而曹操自从晋爵魏王后，实际上跟皇帝已经没什么区别，差的也只是一个名分而已。

所以，摆在曹操面前的问题就是：他如果硬要拿下皇帝这个名分，就必须同时背负“篡夺汉室”的骂名——活着，被世上的人骂；死了，也要被后世之人千年万载地骂。

这么干，值得吗？

曹操这个人向来务实，名分对他来讲意义不大，除非那个名分能给他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倘若现在为了得到“皇帝”的名分，却要遭到天下和后世之人的口诛笔伐，同时又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利益，那这样的名分意义何在呢？

因此，对曹操而言，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要也罢。

可是，曹操不想要这个名分，下面的文武百官却都很希望他要。原因我们前文说过，老板早一天黄袍加身，底下的人就早一日跟着鸡犬升天。

以陈群、桓阶、夏侯惇为首的文武百官，趁着孙权“称说天命”的机会，极力向曹操劝进，说：“汉朝国祚其实早已终结了，并不是今天才这样。殿下功德巍巍，群生仰望，故而孙权远在江东，依然俯首称臣。此乃天人感应之兆，所以天下人才会异口同声称说天命，殿下应该早正大位，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曹操冷冷地看着这帮慷慨激昂的大臣，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商朝末年，周文王作为当时天下最强大的诸侯，虽然四海归心，“三分天下有其二”，但终究没有推翻商朝。直到其子周武王继位后，才灭掉殷商，建立了周朝。

可见，曹操的态度明摆着——终其一生，他都会像周文王“服事殷商”那样尊奉汉室，绝不会颠覆它，至于改朝换代的事情，就交给后人（曹丕）去做吧。

那层薄薄的窗户纸，最终一定是要捅破的，但曹操并不想自己捅，因为他不愿留下千古骂名。

曹操说出上面那句话的时候，已经是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末。此时的曹操，很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了。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在人生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刻，作为政治家的曹操必然会从他的生命中逐渐淡去，而作为诗人和哲人的曹操，却一定会在这时候越发生动起来。因为，生命的风景不同了。当眼前只剩下落日余晖，人的心境只能被感伤和回忆充满、被诗情和哲思充满，而不该再让现实理性和政治考量来搅扰。

所以，与其在这最后的岁月里还劳心费神地去鼓捣一场篡汉自立的大戏，还不如平平静静地过完这剩下的日子，然后从从容容地与这个世界告别。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二十三日，曹操病逝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岁。

临终前，曹操留下遗言：“天下尚未安定，不宜遵照古礼来办丧事。一旦安葬完毕，你们就脱去丧服。率军驻守边防的将领，都不得离开驻地。各级官吏都要各尽其职。入殓之时，穿平时的衣服即可，不要在墓穴里埋藏金玉珍宝。”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曹操依然秉持着一贯的务实和节俭作风，要求不得厚葬，一切从简。作为一个实质上已经是皇帝的人，这样的做法，实属难能可贵。

盖棺论定之际，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总结了曹操的一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这段话的大意是：汉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同时起兵，而袁绍虎视天下，占据四州，强盛无敌。曹操运筹帷幄，施展智谋，征战四方，纵横宇内，运用申不害、商鞅的法家之术，兼备韩信、白起的兵家奇策。将官职授予有才干的人，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做事能克制情绪，理性考量；用人则唯才是举，不念旧恶。最终才能够总揽朝廷大政，完成建国大业，这是因为他的聪明才智无人可及的缘故。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凡的人，是超越当世的一代俊杰。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则从另外一些侧面做了补充评价，并同样给予了曹操盛赞。

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

曹操知人善任，很难在他面前作假伪装。他赏识提拔奇才异能之士，不论出身是否微贱，都能依照其才干授予职务，人才也乐于为他所用。与敌人对阵之时，意态悠闲，就好像不愿作战一样，可一旦捕捉到战机，便能克敌制胜，且气势昂扬，威不可当。对建有功勋应获赏赐之人，一掷千金，毫不吝啬；而对没有功劳却企图赏赐的，则一分一毫都不会给。执法严峻，对犯法者必定诛杀，就算犯人痛哭流涕，也绝不赦免。生性朴素节俭，不喜华丽之物。所以他才能够扫灭群雄，几乎平定海内。

陈寿和司马光之所以都对曹操赞誉有加，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曹操的确是最杰出的人物，没有之一。之前的董卓、袁绍、袁术、刘表等诸侯虽然都曾称雄一方，但比起曹操，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即便是之后与曹操三分天下的刘备和孙权，在才干、学问、气魄、格局、功业以及综合素质上，也还是不如曹操。

打开今天的百度百科，后人给曹操的历史定位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在这一串头衔中，刘备和孙权最多只能荣膺前两项，而与后三项绝对无缘。另外，曹操还有两个身份：“汉末权臣”和“曹魏奠基者”，而刘备和孙权虽然分别是蜀汉和东吴的开国之君，但跟“权臣”的身份则丝毫不沾边。换言之，曹操对汉末天下的影响力是全局性的，代表的是中央政权；而刘备和孙权的影响力都只是局部性的，因为他们只是一方诸侯。

所以，不论是从个人综合素质的角度讲，还是从历史影响力的角度讲，曹操都是当之无愧的三国一哥！

如果说，一个时代只能推举出一个代表人物，那么曹操肯定是汉末三国最具有说服力、最没有争议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但英雄往往也创造着时势。假如不是汉末三国这样一个征战杀伐、金戈铁马的乱世，肯定孕育不出曹操这样一位“奸雄”；但如果没有曹操这个人物，汉末三国的历史也不会如此波澜壮阔、精彩纷呈！

英雄和时代，往往是互相影响、彼此成就的。

随着曹操的逝去，一个时代就此落下了帷幕。

一段群雄混战、诸侯争霸的历史渐渐远去，迎面而来的，则是一个三国鼎立的全新时代。

第六章 三国鼎立

曹丕称帝，汉朝覆灭

曹操病逝于洛阳时，太子曹丕并没有在他身边，而是远在邺城。也就是说，曹操所拥有的权力，并没有及时移交到曹丕手上。

这样的权力真空期，无疑是一个危险的时刻。

据史书记载，当时随曹操来到洛阳的军队率先“骚动”了起来。换言之，就是军中将士们开始忙着寻找出路，谋划各自的前程了。

面对这一状况，文官们不禁忧心忡忡，很多人建议干脆秘不发丧，以免引起更大范围的混乱。日后的曹魏名臣、时任谏议大夫的贾逵却认为不可。因为曹操去世这么大的事，无论如何是瞒不住的，刻意隐瞒有可能适得其反，令事态变得更加复杂。

众人想了想，觉得有道理，这才正式发丧。

可是，紧接着又有人提议，说应该把各郡县的太守和县令全都换成沛国人或谯县人。言下之意，就是全都换成曹操的同乡，把地方权力抓在自己人手里，以免生乱。

很显然，这是个相当脑残的馊主意。

首先，在这种权力真空期，仓促替换郡县长官非但无助于事态稳定，反而是在人为制造混乱。其次，要在短时间内做到如此大规模的人事调整，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算勉强完成，也绝对无法保证换上来的人能够称职。最后，也是最荒唐的，凭什么认为曹操的老乡就一定会是忠于曹魏的“自己人”呢？如果用地域和籍贯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忠奸，那天底下的所有人事组织部门就全都可以解散了。

所以，出这个主意的人，非蠢即坏。

时任魏郡太守的徐宣便厉声反对道：“如今，朝廷的用人体制都是统一的，不论关系远近，在任官员普遍都有忠诚之心，何必专任沛国人和谯县人，来让捍卫社稷的忠臣们寒心呢？”

此言一出，这个馊主意才没有被施行。

然而，这边的葫芦刚刚按下，那边却又起了瓢。之前就已骚动不安的军方彻底出事了——曹操生前的嫡系部队“青州兵”，竟然撂挑子不干了，各将领带着部众哗然四散，各奔西东，连招呼都不带打的。

这可急坏了文官们。众人七嘴八舌，都说应该拦住他们，绝不能放他们走，若是不听，便就地格杀。

“青州兵”就是当年曹操从黄巾降众中遴选出的精锐，多年来一直追随曹操南征北战，对他颇为忠心，战斗力也十分强悍，问题就是军纪一向很差——虽然已经当了很多年的正规军，但依然改不掉流寇的习气，一贯无组织无纪律。

这样一支部队，除了曹操，基本上没人镇得住。如今，曹操一死他们便一哄而散，恰恰说明他们谁都不服。在此情况下，又有谁能拦得住他们？还想把他们就地格杀，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假如真这么干了，青州兵必定造反，而这帮文官也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

贾逵知道这些人是无法禁止的，所以他的意见是放他们走。不但放他们走，贾逵还当即发布文告，命各郡县负责给这些青州兵提供食宿。

之所以做得这么殷勤，是因为贾逵很清楚，这帮军纪涣散的家伙一旦流窜到地方上，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你如果不让他们吃好喝好，他们一定会烧杀抢掠，到时候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刚刚把青州兵这摊烂事摆平，一件更棘手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了——有人想利用曹丕远在邺城的机会，乘虚而入，抢先把曹操的魏王玺绶搞到手。

这个人就是曹操的嫡次子、曹丕的二弟曹彰。

曹彰，字子文，生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

曹操的四个嫡子，除四子曹熊早夭外，剩下这三个，如果说老大曹丕继承的是曹操的政治才干，老三曹植继承的是文学才华，那么曹彰继承的则是曹操的军事才干。

据说，曹彰的外貌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胡须是黄色的，所以被曹操称为“黄须儿”。

这个黄须儿，从少年时代起便善于骑射，臂力过人，敢徒手跟猛兽肉搏。他经常对左右说：“大丈夫应当做卫青、霍去病那样的人，率十万大军驰骋沙漠，驱逐戎狄，建功立业。”曹操有一次跟儿子们聊天，问起他们的志向，曹彰说他最想当将军。曹操就问他，怎样才算一位好将军。曹彰答：“披坚执锐，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曹操大笑，颇感欣慰。

建安二十三年，代郡（治今山西阳高县）的乌桓发动叛乱，曹操任命曹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征讨乌桓。临行前，曹操特意叮嘱他说：“在家里咱们是父子，接受了任命就是君臣了，一举一动都要按王法行事，你要谨慎。”

曹彰出征后，身先士卒，亲自冲锋陷阵，铠甲上被射了好几箭，他非但不退，反而越发斗志昂扬，遂大破乌桓叛军，斩杀并俘虏了数千人。当时，鲜卑部落酋长轲比能也心存异志，率数万骑兵在附近观战，打算坐山观虎斗，伺机捡便宜，结果一看曹彰如此凶猛，吓得赶紧主动请降。

北方的叛乱就此平定，曹彰一战便威震塞外。

当时，曹操正在汉中与刘备鏖战。有一次，刘备命养子刘封到曹营外挑战，曹操气得破口大骂，说：“你这个卖草鞋的小子，敢派个假儿子来骂战，等我把亲儿子黄须儿叫来，让他来揍你们！”

随后，曹操果然下令曹彰赶赴汉中。不过，曹彰刚到长安，曹操便已从汉中撤兵了。后来，曹操就让他驻扎在了长安，以防刘备入侵关中。

这回，曹彰听说老爷子在洛阳去世了，马上心急火燎地从长安赶了过来。

曹彰此来，首要目的当然是奔丧，以尽人子之孝；其次，就是打算抢班夺位。

曹操四个嫡子，最小的曹熊早夭，而曹植在几年前的立嗣之争中已经落败，所以现在唯一有可能跟曹丕争夺继承权的，就只有曹彰了。

并且，曹彰军功在身，确实也有夺嫡的资本。

他一到洛阳，便急吼吼地问贾逵：“先王玺绶何在？”就是问曹操的魏王印玺和绶带在什么地方。

这话问的，实在是太简单粗暴了，果然是战场上生猛无敌的黄须儿，连夺嫡都弄得跟肉搏似的，一点修饰都没有。

可是，像夺嫡这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又怎么可能跟打仗一样呢？暂且不说你黄须儿只是一介武将，没什么政治头脑，就算你有，你大哥曹丕岂是那么好对付的？人家跟老三曹植斗了那么多年，斗争经验无比丰富，而且太子也当了这么久了，早就在朝野上下遍植党羽，你黄须儿就算把魏王玺绶抢到手，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贾逵一听曹彰这话，真有点哭笑不得。

也罢，既然你黄须儿如此简单粗暴，那我也不必跟你绕弯子了。贾逵旋即一脸正色道：“社稷自有继承人在，至于先王玺绶在何处，不是君侯（曹彰的爵位是鄢陵侯）你应该问的。”

一句话，就把曹彰给回去了，也把他刚刚露出苗头的夺嫡梦想一举粉碎了。

当然，曹彰此举，或许也只是投石问路而已，并非铁定了心要夺嫡。否则，仅凭贾逵轻飘飘的一句话，是不可能让他罢手的。换言之，曹彰自己可能也很清楚，曹丕在朝野的势力比他强得多，自己单凭军功，是很难撼动老大的太子位的。

在贾逵等人的努力下，洛阳的局面总算是稳住了。

很快，曹操去世的噩耗传到邺城，曹丕顿时悲不自胜，“号哭不已”。司马懿的弟弟、时任中庶子的司马孚赶紧劝慰道：“君王晏驾，天下都依靠殿下做主。上为宗庙社稷，下为天下万民，殿下岂能效法匹夫之孝呢？”

良久，曹丕才慢慢收起了眼泪，说：“卿言是也。”

历史上，每逢君主去世，继承人总是会哭得惨惨戚戚，同时旁边也一定会有人以“大义”相劝。这几乎就是一套固定的戏码，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当然，老爷子去世，身为儿子内心悲伤，这份真情肯定是有的；但作为政治人物，而且是即将接掌最高权力的政治人物，其眼泪也一定有作秀成分——你哭得越悲伤，才越能掩饰内心深处那种即将上位的兴奋和喜悦。

这种政治作秀，不光局限于继承人，也包括文武百官们——因为新老板一上任，他们的职位和薪资肯定都会往上提的。

所以，得知曹操去世的消息后，群臣就在朝会上聚在一块儿痛哭，连班位和行列都错乱了。这种时候，自然还得有人站出来以“大义”相责。而这个人，当然还是司马孚。只听他义正词严道：“如今君王离世，天下震动，应当早日辅佐太子即位，以安定四方，难道你们只会哭？”

有人出头喊一嗓子，大伙就能顺势收起眼泪，赶紧努力工作了。

而眼下最迫切的工作，除了操办丧事外，更重要的，莫过于尽快拥曹丕继魏王之位。按照礼制，继承王位，必须要有天子诏命，可现在天子远在许都，这一来一去得花多少天？群臣顿时有些犯难。

这种时候，当然还得有人出头再喊一嗓子。

司马孚出了好几次头了，再站出来不太方便，于是这回改由尚书陈矫来发话了，说：“魏王在外去世，天下惶惧，太子应该克制悲伤，马上继位，以安定朝野人心。何况，大王心爱的儿子（曹彰），正守在洛阳的灵柩旁，万一发生变故，社稷就危险了。”

尽管曹彰的威胁没想象中那么大，可毕竟也是一个威胁，不能不防。所以，别管什么礼不礼制了，赶紧先上车，回头再补票吧。

于是，大伙立刻分头行动，一天之间，就把即位仪式需要的东西全都置办齐全了，效率之高，令人叹服。

次日一早，大伙从卞夫人那儿弄来了一个“王后令”，权且以此代替圣旨，然后匆匆忙忙就把曹丕扶上位了。

许多天后，御史大夫华歆才带着天子诏书赶到邺城，授予太子丞相印绶、魏王玺绶，还有冀州牧的官印，这才把合法手续补全了。

与此同时，朝廷改元延康。

这个新的年号，仍然是属于汉朝的，所以它注定是短命的。短短十个月后，它就将被曹魏的年号取代。

当年二月二十一日，曹操的灵柩从洛阳运了过来，被安葬在邺城西面的高陵。

曹丕上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命两个兄弟赶紧滚远点儿——让兄弟滚蛋这种事，学名称为“就国”，就是命他们到自己的封国去住，别在新老板的跟前晃悠。

于是，曹彰就被赶到了自己的封国鄢陵（治今河南鄢陵县）。而曹植的命运则远比曹彰更为不堪。曹植本是临菑侯，本来应该赶到临菑（治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去，可曹丕一想到当初差点被这个三弟夺了太子位，就觉得不能这么便宜了他，遂以“醉酒悖慢”为由，把曹植贬为安乡侯，封邑由原来的一万户一下子削减到八百户，然后把他赶到了远比临菑偏僻荒凉的安乡（治今河北晋州市侯城村）。

收拾完曹植，接下来就该清算他的党羽了。

时任“右刺奸掾”的丁仪，还有他的弟弟、时任黄门侍郎的丁廙，以及他们家族的所有男子，一夜之间被全部诛杀。

杨修本来也在清算之列，不过他在建安二十四年就被曹操干掉了。既然人早死了，曹丕也就没再株连他的家人，所以杨修家族的男子才侥幸躲过一劫。

杨修之所以会被曹操干掉，可以说是应了那句老话——聪明反被聪明误。

当初，曹丕跟曹植在争夺储位时，由于杨修和丁仪极力在曹操面前美化曹植，所以曹丕一度落于下风。为了扭转颓势，曹丕就想跟自己的密友、时任朝歌（今河南淇县）县长的吴质好好谋划一下。可是，吴质是地方官，若公然与曹丕交往，容易犯忌讳，于是曹丕就想了个办法，让吴质藏在装绸缎的竹筐里，用马车载到他的府邸，以此掩人耳目。

不料，杨修早就在曹丕身边安插了眼线，旋即将此事告到了曹操那儿，说曹丕跟吴质以这种不正常的方式交往，一定是在谋划不可告人之事。

曹操身边当然也有曹丕的眼线，所以杨修一告状，曹丕立马就知道了。他大为惊慌，赶紧问吴质该怎么办。吴质却气定神闲，淡淡一笑道：“无害。”然后附在他耳边说了句话。曹丕一听，顿时转忧为喜。

几天后，一驾同样载着绸缎的马车又驶入了曹丕府邸。杨修再度得到情报，立刻又禀告了曹操。曹操旋即派人前来，当场拦下马车搜查，把车上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可没想到，车上除了竹筐和绸缎，压根就没有吴质的影子。

杨修顿时目瞪口呆。

老谋深算的吴质挖了个坑，自以为聪明的杨修就乖乖往里面跳了。曹植最终之所以败给曹丕，除了自身的问题外，手下谋士的“段位”不够也是一大原因。

经此一事，曹操就认定杨修这小子不靠谱了。

后来，又经过多次交锋，形势逐渐逆转，曹植开始失势。他十分焦虑，就跟杨修走得更近了，把希望都寄托在了杨修身上。杨修不敢拒绝，同时也不甘心就此罢手，便决定再拼一把。

曹植虽然写文章厉害，但思维不够周密，尤其在处理政务方面，水平有限。而曹操为了考察他，又时常会拿一些政务问题让他作答。为此，杨修便揣摩曹操的心思，事先拟好了十几种不同类型的答案，让曹植对号入座，针对不同问题给出相应答案。

随后，每当曹操的考题刚刚送到曹植手上，不消片刻，一个完美答案就出现在了曹操的案头。曹操大为狐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鬼，便派人暗中调查。结果，杨修帮曹植作弊的事情就被抖出来了。

曹操顿时怒不可遏——好你个杨修，上回诬告曹丕的事还没跟你算账，现在竟然把这种伎俩玩到老子头上来了，你这是把我曹孟德当白痴吗？！

到了这一步，曹操对杨修已是深恶痛绝，加之杨修跟袁术又有亲戚关系（杨修是袁术的外甥），这就更让曹操感觉恶心了。于是，新账老账一块儿算，曹操随即以“漏泄言教，交关诸侯”的罪名逮捕了杨修，然后就把他杀了。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杨修之死，大可以给《红楼梦》的这句经典格言做注脚。

新王即位，有仇的报仇之后，接下来自然是有恩的报恩。

当初在立嗣之争中为曹丕出谋划策、立下大功的贾诩，由太中大夫擢升太尉；之前专程从许都赶来，帮曹丕补办合法即位手续的华歆，由御史大夫擢升相国；与曹丕平时关系不错的王朗，由大理擢升御史大夫。

而在洛阳极力帮曹丕稳定局面的贾逵，则先由谏议大夫擢为丞相祭酒，紧接着又出任豫州刺史，成了封疆大吏。因贾逵在任上很快做出了政绩，“外修军旅，内治民事，兴陂田，通运渠，吏民称之”，故而曹丕大加赞赏，说：“逵真刺史矣！”（《资治通鉴·魏纪一》）旋即布告天下，命各州郡皆以豫州为榜样，然后又封贾逵为关内侯。

除了朝廷和地方上的大员之外，曹丕在选任侍中、常侍等近臣时，也基本上都是从自己的旧日亲信里面提拔，全不考虑其他人。司马孚看不过眼，便劝谏道：“新王刚刚即位，应当任用海内英贤，怎么能只在自己的人际圈里选呢？如果选官的方式不当，那么得到官位的人也不值得被尊重。”

曹丕闻言，这才意识到自己格局小了，遂改弦更张，开始扩大范围，广纳人才。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时候由尚书陈群制定，然后迅速颁布实施的。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朝廷在地方设立“中正官”，然后以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为标准，品评人物，选拔人才。这个制度，其基本原则就是只论人才优劣，不看出身贵贱，目的就是破除门阀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让真正有才干的人进入仕途。

相对于东汉中后期流弊丛生的“察举制”，这项全新的官员选拔制度，一开始的确起到了纠偏补弊、拨乱反正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当年“察举制”的那些流弊便又卷土重来了。

九品中正制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中正官的个人利益和好恶决定了一切。正所谓“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虽然表面上朝廷也有一套选择人才的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做到真正公平和客观，到头来还是由中正官说了算，于是请托、行贿、利益输送等流弊便大量滋生，结果便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所以，自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四百年间，政治权力大都被世家大族把持，真正的人才湮没无闻，以致官场腐败丛生，吏治一团黑暗……直到隋唐年间，九品中正制才被更为公正的科举制取代。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

曹丕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大致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班底，推行了新的选官制度，也基本上巩固了手中的权力。

接下来，曹操生前完全可以做却始终没有做的那件大事，就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这件事就是——彻底终结名存实亡的大汉王朝，正式建立曹魏帝国！

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月，在曹丕的授意下，以贾诩、华歆、王朗、陈群、桓阶、辛毗、刘晔、司马懿等人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上表，声称“魏当代汉，见于图纬，其事众甚”（《资治通鉴·魏纪一》）。意思就是曹魏应当取代汉朝，此事民间早有预言，且各种祥瑞更是数不胜数。

按照历史上惯有的改朝换代的戏码，文武百官的戏份是频频上表劝进，而最高领导的戏份则是屡屡婉言谢绝，如是一而再，再而三，最后领导人实在推却不掉万千臣民的盛情，才勉为其难地接受劝进，美其名曰“应天顺人”。

曹丕篡汉的戏份，当然也是按这个套路演的。

十月十三日，这场大戏终于来到了最高潮的部分：大汉天子刘协到高庙（刘邦之庙）焚香禀告，然后命大臣把皇帝玉玺和禅位诏书恭恭敬敬地送到了曹丕手上；曹丕又接连三次“上书辞让”，做足了谦逊的姿态，而结果当然是“义不容辞”，于是这皇帝就当定了。

随后，朝廷在许都西面的繁阳（今河南许昌市西）修筑了一座高台，作为登基仪式之用。

十月二十九日，曹丕登上高台，接受玺绶，即皇帝位，然后祭拜天地山川，改元黄初，大赦天下；三天后，曹丕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因而历史上也经常把曹操称为魏武帝。

至此，享国四百零七年的大汉王朝，自董卓之乱起便已名存实亡的大汉王朝，终于在苟延残喘了三十多年后，正式覆灭，颓然仆倒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刘协逊位后，被曹丕封为山阳公，迁出许都（此后改名许昌），然后就到封国山阳（治今河南焦作市）做寓公去了。

其实，对命途多舛的傀儡皇帝刘协而言，早一天脱下不属于他的天子衮冕，早一天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草根逆袭：刘备终于当上了皇帝

在曹丕称帝的三个月前，刘备麾下的一员大将忽然投降了曹魏，等于是提前给曹丕献上了一份贺礼。

这个人，就是跟刘封一块儿驻守上庸的孟达。

孟达之所以叛变，是因为跟刘封关系很差，两人经常发生冲突，而刘封仗着自己是老板的养子，自然不把孟达放在眼里，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孟达实在受不了，就本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带着部众四千余家投降了曹丕。

有道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刘封跟孟达闹矛盾，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估计早在他们进驻上庸的那一天就开始了。所以当初关羽急需他们发兵援助时，这两个家伙才会按兵不动。其实并不是他们真的无动于衷，而是忙着窝里斗，没那个工夫搭理关羽。因为要想支援关羽，肯定得一人守城、一人出兵，否则上庸就可能丢了。那么，到底该谁出兵呢？两人肯定会互相推诿，都希望对方出战，最好是战死沙场别回来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不去我也不去，看谁耗得过谁！

于是，两个家伙都没动，然后关羽就被耗死了。

对于孟达的投诚，曹丕自然是喜出望外，立刻任命他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并且对他礼遇甚周，连出门都拉着他同坐一辆车，表现得非常器重。

当然，老板对一个刚刚跳槽过来的新员工这么好，肯定不光是赏识他的才干，而是寄希望于他去拓展市场，给公司创造效益的。

所以，曹丕给孟达布置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把他前东家的地盘抢过来。

曹丕把刘备占据下的房陵、上庸、西城（今陕西安康市）三地做了合并，设置为新城郡（郡治设在房陵），然后任命孟达为新城太守，命他与徐晃、夏侯尚（夏侯渊侄子）一同出征。

孟达若想在曹魏立足，这一仗至关重要，而且这回又可以找刘封报仇，于公于私都只能胜不能败，所以孟达一到上庸，就打得特别卖力。刘封顶不住，弃城而逃，一口气跑回了成都。而之前投降刘备的上庸太守申耽，此时屁股一挪，又叛回了曹魏这边。

这棵乱世中的墙头草，东风吹来西边倒，西风吹来东边倒，反正保命要紧，认谁做主子都不是问题。像这种人，若是碰见异族入侵，就是妥妥的汉奸；如果异族被打跑了，他辫子一盘，立马又是革命党。一个国家，倘若这种人多了，可以分分钟亡国。所幸，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种毫无廉耻、毫无气节的可怜虫，终究只是少数。

刘封逃回成都后，怎么处置他，成了摆在刘备面前的一道难题。

这小子现在身上背着三宗罪：第一，见死不救，客观上害死了关羽；第二，仗势欺人，迫使孟达投敌；第三，战败而逃，丢失了战略要地。

若三罪并罚，就是一个字——死。

可刘封毕竟是刘备从小养到大的义子，要杀他，这个决心还真不好下。

纠结之际，诸葛亮帮刘备下定了决心。他私下向刘备进言，说这小子生性刚猛，若是大王你百年之后，恐怕没人驾驭得了他，不如就趁现在这个机会除掉，以免后患无穷。

刘备也觉得有道理，只好痛下杀手，赐死了刘封。

当然，刘备最终之所以下得了手，是因为他现在早就有三个亲生儿子了：刘禅、刘永、刘理，根本不怕家业没人继承。若非如此，就算刘封把天捅个窟窿，刘备也断断不会杀他。

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春，曹丕称帝的重磅消息传到了成都。

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益州的舆论瞬间炸开了锅。

舆论一沸腾，谣传也就跟着来了。有消息称，大汉天子刘协已经被曹丕害死了。刘备一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立马穿上丧服，大开追悼会，然后全境举哀，并给刘协追封了一个“孝愍皇帝”的谥号。

刘备之所以这么快就相信刘协死了，并不是因为他认定曹丕这坏小子心狠手辣，干出这种事不足为奇，而是因为把“刘协之死”确认为一个既成事实，对刘备最有利。

为什么这么说？

原因很简单——刘备想当皇帝。

自从出道以来，刘备一直打的都是“匡扶汉室”的旗号，如果刘协不死，刘备就没有称帝的合法性。现在曹丕悍然称帝了，刘备这个从小就想坐上“羽葆盖车”的人，自然更是按捺不住称帝的欲望。

所以，刘协必须死——就算他没有在曹丕的屠刀下“生物性死亡”，也必须在刘备刻意制造的舆论场中“社会性死亡”。

只有这样，刘备才能顺理成章地登基称帝，并且还可以把“匡扶汉室”的旗号换成“为刘协复仇”的旗号，为进一步扩张地盘、逐鹿天下提供更强的合法性。

麾下的文武百官显然看懂了老板的心思，于是纷纷“竞言符瑞，劝汉中王称尊号”（《资治通鉴·魏纪一》）。

下面的人这么懂事，让刘备很欣慰。

可是，在一片歌功颂德的劝进声中，还是出现了一丝不和谐音。时任前部司马的费诗竟然上书说：“殿下是因为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而集结士众，征战万里，一心讨伐曹贼。而今大敌未克，殿下却先自立为帝，恐怕天下人心会感到怀疑和困惑。昔日，高祖跟项羽相约，先破秦者称王，可直到攻破咸阳，擒获子婴，高祖却仍然谦让。何况，如今殿下连益州的大门都没迈出去，就打算自立称帝吗？臣虽愚钝，但还是认为殿下不该这么做。”

你确实愚钝，愚钝得不可以道里计！

刘备看到奏疏，气得肝都疼了——人家文武百官个个都那么懂事，一看到我为刘协发丧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就你小子眼瞎，什么都看不出来吗？还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什么“未出门庭，便欲自立”，我刘玄德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黄土都埋半截了，这辈子就想当一回皇帝、坐一回羽葆盖车怎么了？这个要求很过分吗？你一个屁大点儿的官，竟然敢这么跟老板说话，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想干趁早滚蛋！

随后，刘备就把费诗贬到了万山丛中的永昌（治今云南保山市），官职降为“从事”，存心要让他在那个瘴疠之地了此残生，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他。

不懂事的人走了，登基大典自然就紧锣密鼓地筹备了起来。

当年四月六日，刘备在成都西北面的武担山南麓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登基仪式，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章武，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

这一年，刘备六十一岁。

从二十四岁起兵到现在，刘备付出了百倍于常人的艰辛，在遍布荆棘的创业之路上跋涉了三十七年，而今终于大功告成，得偿所愿，当上了“九五之尊”的皇帝。

这个当年摆地摊、卖草鞋的穷小子，终于实现了完美逆袭，坐上了从童年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羽葆盖车。

刘备用他创业维艰、百折不挠的人生故事，再一次告诉我们——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由刘备所建立的政权，历史上称为“蜀汉”，刘备后来也经常被称为“先主”或“蜀汉昭烈皇帝”。

随着刘备的称帝和蜀汉政权的建立，中国历史在这一年（公元221年）进入了三国鼎立的时代。虽然此刻的孙权既未称王也未称帝，理论上只是曹魏的藩属国，但从割据自立的事实而论，此时的中国已然是魏、蜀、吴三分天下。

广义的三国，可以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乱政算起；狭义的三国，则要从曹丕、刘备相继称帝的这个时期算起。

同年五月，刘备立长子刘禅为皇太子，娶张飞之女为太子妃；六月，立次子刘永为鲁王，三子刘理为梁王。

忙完了“称帝”这件大事后，刘备接下来要做的，是他已经想了很久的另一件大事——为关羽复仇！

关羽之死，是刻在刘备心头的一道流血的伤口，也是刻在他脑门上的一个耻辱的印记。不让孙权血债血偿，刘备誓不为人。

得知老板要大举进攻孙权，麾下的文武百官大多都不赞同。第一个站出来劝谏的人，就是赵云。他说：“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果我们先把曹魏灭掉，孙权自然臣服。如今曹操虽然死了，但曹丕篡位，正应顺应人心，早日进图关中，占据黄河上游，讨伐叛逆。到时候，关东义士必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倘若放弃曹魏，先与东吴交战，战端一开，难以很快结束，臣以为并非上策。”

紧接着，群臣也纷纷劝谏。

然而，刘备决心已定，万牛莫挽。

正当刘备调兵遣将、摩拳擦掌之际，从阆中（今四川阆中市）突然传来一个噩耗，令刘备如遭电击——张飞死了。

张飞既不是病死，也不是战死，而是被自己的两个部下给杀了。一代名将却死得如此不堪，实在是令人唏嘘扼腕。

张飞为什么会落得这个下场呢？

答案与关羽如出一辙——性格决定命运。关羽的死穴是骄傲，张飞的死穴则是暴躁。

关羽的傲慢，主要是对士大夫，对普通士兵则十分善待；而张飞恰恰相反，对士大夫非常敬重，却丝毫不体恤中下层的将士。

据说，张飞经常动不动就杀人，鞭打身边的将士更是家常便饭。刘备深知他的这一缺点，曾郑重告诫他，说：“你执行军纪时，杀人太多，而且动辄鞭打将士，打完后又把他们留在身边，这是取祸之道啊！”

张飞听了，虚心接受，却坚决不改。

每当张飞发飙时，他帐下的两名将官张达、范强就成了受气包，没少挨鞭子。久而久之，两人自然怀恨在心。此次刘备准备东征，命张飞率一万人从阆中出发，到江州与其他部队会合。可就在开拔前夕，张达和范强找了个机会，就把张飞的脑袋给砍下来了，然后带着他的首级顺流东下，投奔了孙权。

事发后，张飞所部立刻把这一消息送到了成都，刘备连奏表都没打开看，就已经预感到张飞出事了，不禁发出一声哀叹：“噫！飞死矣。”（《三国志·张飞传》）

陈寿在《三国志》的相关传记中，对关羽和张飞的结局，有着十分中肯的评论。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以短取败”，说的就是关羽和张飞性格中的缺点，一个是“刚而自矜”，一个是“暴而无恩”，所以导致了他们最终的败局。

刘备万万没想到，当初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这两个兄弟，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相继离他而去了。这对刘备无疑是非常沉重的打击。

本来就已在他心中熊熊燃烧的复仇的火焰，无疑也在这一刻变得更加炽热。

虽然张飞之死与孙权无关，但就冲着杀害张飞的凶手提着首级投奔了孙权，刘备就有理由把这笔血债也记在孙权头上。

所以，为了向孙权复仇，刘备绝对会不惜一切代价。

孙仲谋，赶紧洗干净你的脖子，等着我刘玄德的复仇之剑吧！

刘备伐吴，孙权封王

黄初二年七月，刘备集结了一支四万余人的大军，顺流东下，打响了进攻孙权的战争。

孙权做了两手准备，一边遣使求和，一边积极备战。

时任南郡太守的诸葛瑾立刻给刘备写了封信，劝解道：“陛下与关羽的关系虽然亲密，但也比不上跟先帝（刘协）的宗室之亲吧？都应该报仇，可应当谁先谁后呢？如果仔细思考这一层，该怎么做就很容易决定了。”

诸葛瑾的言下之意是：关羽被孙权杀了，刘协被曹丕杀了（按当时的传言），以事情的轻重而论，你应该先找曹丕报仇才对。

刘备当然不吃他们这一套。不管是求和的使节还是诸葛瑾的信，他一概置之不理。

诸葛瑾是出于公心，才跟刘备通信，不料随后便有人向孙权密报，说诸葛瑾有通敌的嫌疑，还煞有介事地说诸葛瑾已经派亲信去跟刘备见面了。

此时此刻，诸葛瑾的身份的确十分敏感，毕竟他是诸葛亮的胞兄，诸葛亮又是蜀汉的二号人物，令人起疑也是情理中事。若是碰上一个耳根子轻的主公，诸葛瑾这回恐怕就麻烦大了。不过，孙权的脑子却很清醒。

他当面对那个告密的人说：“孤与子瑜（诸葛瑾的字），有生死不变的誓言，子瑜绝不会辜负我，就像我绝对不会辜负他一样。”

然而，此时谣言已经甚嚣尘上，传得有鼻子有眼。陆逊知道诸葛瑾是清白的，赶紧上表给孙权，建议孙权向诸葛瑾表明信任的态度，免得他受不了舆论的压力。

孙权给他回信说：“子瑜跟我共事多年，恩情如同骨肉，互相了解很深。他的为人，非正道的路不走，非大义的话不说。刘备当初派诸葛亮过来，我曾经对子瑜说：‘卿与孔明乃一母同胞，而且弟弟追随兄长，名正言顺，你为何不设法留下他？孔明若愿意留在我身边，我便写信向刘备解释，现在就看你的意思了。’子瑜回答我说：‘孔明已效忠刘备，君臣名分已经确定，就大义而言，便不会再有二心。他不会背叛刘备投奔主公，正如我不会背叛主公而去投奔刘备一样。’这样的话，足以感动神明，而今又岂会背叛我？之前诬告他的奏疏，我已经转寄给他了，而且亲笔给他写了封信。孤与子瑜，可谓神交，不是外人所能离间的。我知道你关心子瑜，所以就把你的奏表也寄给他，让他知晓你的心意。”

刘备大军迅速东进，前锋将领吴班、冯习在巫县（今重庆市巫山县）大破孙权军，刘备主力随后进抵秭归。武陵一带的蛮夷部落心属刘备，遂纷纷遣使来见，请求刘备早日进军。

见刘备来势汹汹，此战不可避免，孙权遂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将军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人，共率大军五万，在秭归至夷陵一线严阵以待。

为了全力抵御刘备，避免两线作战，当年八月，孙权遣使前往曹魏都城洛阳，再度向曹魏称臣，且态度十分谦卑，还把当初滞留在东吴的于禁等人送了回去。

刘备跟孙权大动干戈，自然是曹丕最喜闻乐见的事情。

事实上，早在刘备出兵伐吴之前，曹丕就曾召集群臣，专门讨论过刘备是否会为关羽报仇的问题。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蜀汉只是蕞尔小国，只有关羽一个名将，他一死，蜀汉举国忧惧，不可能出兵伐吴。

只有侍中刘晔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蜀汉虽然弱小，但刘备一心要以武力自强，势必动员大军，以显示自己的实力。而且，关羽跟刘备，从大义来说是君臣，从私恩来说却形同父子兄弟。关羽死了，刘备若不为他报仇，在情分上就有亏欠了。”

这回，孙权遣使称臣，曹魏群臣都向曹丕道贺，只有刘晔再度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

他对曹丕说：“孙权称臣请降，是因为他现在遭遇了危机，因关羽之事被刘备兴师讨伐。如今的东吴，外有强敌，众心不安，又担心我朝趁机进攻，这才有称臣之举。如此，一来可以避免受到我朝攻击，二来则以我朝作为后援，以增强他的声势，令刘备产生疑惧。如今，虽说天下三分，但我朝拥有天下的十分之八，蜀汉和孙权，只不过各保一州（刘备据益州，孙权据扬州）。他们的自保之术，一是利用山川险阻，二是急难之时互相救援，如今他们却互相攻伐，此乃上天要灭亡他们，我朝正应大举出兵，渡江进攻孙权。蜀汉攻他的边境，我军则直捣其腹地，旬月之间，孙权必定覆灭。东吴若亡，蜀汉便独臂难支，就算他攻占了吴国的一半领土，也很难长期存在，何况蜀汉只得到吴国边境，我们得到的却是吴国的心脏地带！”

刘晔这一招够狠。

假如曹丕有乃父曹操的雄心、魄力和胆识，势必会采纳这个战略。倘若如此，天下一统的时间必然会大大提前，三国鼎立的历史也就从此改写了。

然而，曹丕比曹操差远了。听完刘晔的建言，他只是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人家向我朝称臣，我们却趁机发难，这会阻塞天下人的归附之心，不如接受东吴的臣服，发兵袭击蜀汉的后方。”

曹丕这个想法，如果是放在一二十年前群雄割据的时候，的确是明智的，因为接受一个诸侯的投诚，势必会对其他诸侯产生榜样效应，如此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问题是，如今天下只剩下魏、蜀、吴三家，这个论调就完全是刻舟求剑的迂阔之谈了。因为接受孙权投诚，并不能促使刘备也这么做。除了这两家，现在也没什么割据自立的诸侯了，你还顾虑什么“天下人的归附之心”，不就是一句彻头彻尾的空谈吗？

刘晔很可能也看到了这一点，遂据理力争，道：“蜀汉远而吴国近，若刘备发现后方遇袭，必定回师，战事就很难在短时间结束了。如今，刘备正在盛怒之下，一旦得知我朝也出兵伐吴，就知道孙权必亡，一定会加速进攻，乐得跟我朝瓜分吴地，绝不会改变初衷、压抑怒火而援救孙权。”

可是，刘晔好说歹说，最终还是没能说服曹丕。一个千载难逢的统一天下的良机，就这样被曹丕生生错过了。碰上如此没有战略眼光的老板，刘晔除了无奈之外，顶多也就是回家去缅怀一下前老板曹操了。

曹丕这个人，不仅没有战略眼光，还远远没有他爹曹操那样的阳刚之气。曹丕做事情，有时候甚至会让人觉得有点阴暗和猥琐。

就以于禁的遭遇为例。据说，于禁回朝后，“须发皓白，形容憔悴”（《资治通鉴·魏纪一》），已经跟当初挂帅出征的那个猛将判若两人了。他见到曹丕后，“泣涕顿首”，显然对自己的失节投降一事深感耻辱和懊悔。

曹丕例行公事地慰勉了几句，给了他一个“安远将军”的虚衔，然后命他到邺城的高陵去祭拜曹操——有什么忏悔之言，就跟先帝去说吧。

如果曹丕所为到此为止，那也不失为一个有气量、能容人的君主。

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曹丕事先命人在高陵殿堂的墙壁上，画了一组活灵活现的壁画，主要刻画了三个人物形象：关羽大获全胜的样子，庞德义愤填膺、临死不降的样子，还有于禁跪地投降、臣服关羽的样子。

可想而知，于禁看到老板特意为他准备的这些东西，内心会崩溃到什么程度。

正可谓士可杀不可辱，没过几天，于禁就“惭恚发病死”了。也就是说，一个大活人，生生被内心的羞愧和愤恨给折磨死了。

这个结果，正是曹丕命人画那组壁画的用意所在。倘若于禁没被气死，而是活得好好的，想必曹丕一定还有别的法子折磨他。

这样的老板，用心不可谓不阴暗，手段不可谓不猥琐。连司马光著书至此，也忍不住在《资治通鉴》中发了这样一段议论：“于禁将数万众，败不能死，生降于敌，既而复归。文帝废之可也，杀之可也，乃画陵屋以辱之，斯为不君矣！”

于禁战败投降，这固然是他的一大污点，曹丕若是看他不爽，可以把他废为庶民，甚至可以杀了他，何必弄个壁画来侮辱他呢？所以在司马光看来，曹丕这么做，不是一个君主该有的样子。

对于孙权的称臣之举，曹丕很满意，于是投桃报李，准备封孙权为吴王，并加九锡。

刘晔再度表示反对，说：“先帝当初东征西讨，天下十分已据其八，威震海内；陛下受禅即位，德配天地，声誉传播四方。孙权虽有雄才，却只是前朝（东汉）的一个骠骑将军、南昌侯而已，官小位卑。若要接受他的归降，可擢升他的将军称号，最多封十万户侯，但万万不可封他为王。因为王位与天子位只有一步之遥，其礼仪、服饰、车马等，都很容易与天子相混淆。孙权若只是一个侯爵，江南士民跟他之间便没有君臣名分，可我朝一旦封他为王，就等于给了他人君的身份，这无异于让他如虎添翼啊！”

为了让曹丕相信孙权绝不会真心归顺，刘晔进一步对孙权日后可能采取的行动做了预判。

他说：“孙权接受王位，又击退了蜀汉之后，他会在表面上以周全的礼数敬奉我朝，令其国士民都知晓此事，但私底下，他一定会以无礼的举动激怒陛下。等到陛下赫然发怒，兴兵征讨，他就会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告诉他的臣民：‘我献身归顺朝廷，不爱惜金银财宝，随时进贡，不敢失去人臣之礼，而朝廷却无故讨伐我，一心要残害我的家国，俘虏我的人民，去给他们当仆人和奴婢。’东吴百姓听了这样的话，没有理由不相信。所以到时候，东吴必定同仇敌忾，上下同心，其战斗力或许会十倍于今。”

后来发生的事实，基本上都被刘晔不幸言中了。孙权耍的伎俩，大致不出他的预判。可见，不论是劝曹丕与蜀汉同时进攻孙权，还是劝曹丕不要给孙权封王，刘晔的建议都是正确的。

当然，即便曹魏不给孙权封王，孙权迟早也会自己称王。因为以孙权的实力而言，他要称王是不必看任何人脸色的，无非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罢了。

所以，曹丕到底该不该给孙权封王，其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待孙权，曹丕究竟应该持一种怎样的战略。假如曹丕仅仅满足于孙权在口头上臣服，愿意接受事实上的“三分天下”，那无话可说；如果并不满足于此，那就应该迫使孙权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他归顺的诚意，比如命他送儿子入朝为质，或干脆命他割让几个战略要地，而且都要严格限定时间，不能无限期拖延。

如此一来，孙权必然会露出原形，那曹丕就可以立刻采取刘晔的战略，与刘备一西一东夹攻孙权，一举将他灭掉，然后再慢慢收拾刘备。

假如雄主曹操在世，一定会这么做。

只可惜，曹丕压根不是雄主。他虽然不敢完全相信孙权，但同时却又心存幻想，以致宝贵的战机就在他的优柔寡断中稍纵即逝了。

后面我们就将看到，曹丕在对付足智多谋、灵活善变的孙权时，是多么缺乏战略远见，多么缺乏决断力，其智商又是多么令人着急！

当年八月，曹丕不顾刘晔的强烈反对，执意派遣使臣邢贞前往武昌，千里迢迢地给孙权送去了王位。

孙权是在三个月前从公安迁到鄂城（今湖北鄂州市）的，然后将其改名为武昌，这段时间便以此为大本营。

邢贞来到武昌后，东吴群臣大多认为，孙权的爵位应该是“上将军、九州伯”，不应接受曹魏的封号。所谓“九州伯”，纯属这些人杜撰的。由于九州就代表了天下，所以这个头衔，几乎无异于“天子”的别称。

孙权当然知道这个称号不妥，便对群臣道：“九州伯，自古以来从没有听说过。其实，接受魏国的封号，不见得就是耻辱。昔日，沛公也曾接受项羽所封的汉王，此乃因时制宜的办法，一个封号对我又有什么损害？”

随后，孙权率文武百官出城，在都亭迎接邢贞。邢贞坐车进入城门时，端着架子，没有下车。张昭大为不悦，对邢贞道：“要讲礼仪，便不能没有敬意；要讲法令，则必须严格执行。阁下竟妄自尊大，难道是觉得我们江南人少力弱，连一寸兵刃都没有吗？”

在人家的地盘上，邢贞当然不敢造次，闻言赶紧乖乖下车。

当时，大将徐盛对受封一事极感愤怒，忍不住对身边的同僚说：“我等不能奋斗牺牲，为国家夺取许、洛，吞并巴蜀，竟然令君王接受邢贞这种人的册封，岂非奇耻大辱！”说着竟然“涕泣横流”，把场面搞得十分悲壮。

当然，这一幕不排除是故意演给邢贞看的。

邢贞一看孙权的文臣武将都这么硬气，便对属下感叹道：“江东将相如此，看来孙权非久居人下之辈啊！”

一番册封仪式弄完后，孙权便派使臣赵咨随邢贞一同入朝答谢。

赵咨在洛阳觐见曹丕。曹丕问他：“吴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主公？”

赵咨答：“聪明仁智，雄略之主。”

曹丕让他举一些例子来听。

赵咨道：“从平凡人中擢升鲁肃，是‘聪’；从行伍中提拔吕蒙，是‘明’；得到于禁却未加以伤害，是‘仁’；取荆州兵不血刃，是‘智’；据三州（扬州、荆州、交州）虎视天下，是‘雄’；屈身臣服于陛下，是‘略’。”

赵咨吹捧自己的老板，无可厚非，而且孙权也的确当得起这些吹捧。问题在于，赵咨居然当着曹丕的面如此高调、如此张扬，却令我们这些读史的后人十分不解。

因为，孙权现在向曹丕称臣，纯属缓兵之计，目的就是麻痹曹丕。既然如此，那东吴的策略就应该是尽量低调、尽量示弱，怎么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不是与自己的既定策略相互矛盾吗？

尤其可笑的是，赵咨居然对曹丕说，孙权甘愿屈身臣服，表明孙权很有谋略。这不就等于把孙权的底牌完全亮给曹丕了吗？

上面这些对话，由陈寿记载于《三国志·吴主传》中。如果不是史料有误，那我们只能认为，赵咨是一个不合格的使臣。他口才固然很好，问题是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来秀口才、夸老板的，而是要让曹丕相信孙权是真心臣服的。现在可倒好，你说老板臣服于曹丕是他的谋略，那你不是找死吗？自己找死倒也罢了，你这简直是成心破坏孙权的大计啊！

在陈寿的《三国志·吴主传》里，赵咨与曹丕的这场谈话到此为止。可是，在裴松之所引的《吴书》中，两人后面又谈了一堆，我们且先接着往下看。

曹丕又问赵咨：“吴王有学问吗？”

赵咨又十分高调地炫了一把，答：“吴王拥有战舰万艘，带甲百万，选贤任能，志存经略，一有闲暇，便博览群书，遍读史籍，博采众长，不像一般的书生寻章摘句而已。”

曹丕可能也对赵咨这样一再“示强”不太舒服，便突然抛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吴国可以征服吗？”

这个问题绝对是触及要害了，但赵咨居然是这么回答的：“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意思就是你们大国兵力雄厚又咋地？我们早就严阵以待、有备无患了。这种口气，完全就是针锋相对、反唇相讥，甚至可以说是赤裸裸的挑衅！

假如是曹操，这时候差不多可以把这个姓赵的直接拿下了，然后赶紧召刘晔上殿，趁着现在刘备在西线大举进攻的良机，开始制定一个全面的伐吴战略。

然而，面对赵咨一而再，再而三地“示强”，曹丕除了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进行试探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举动了。

接下来，他又问了赵咨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吴国有能力进攻魏国吗？”

至于赵咨的回答，简直就是在给曹丕下战书！

他说：“吴国带甲百万，又有长江、汉水的天险，若要进攻，有何困难？！”

区区一个吴国使臣，敢对堂堂的魏国皇帝这么说话，而且还是在“称臣”的前提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而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曹丕居然忍了，对这句狠话毫无反应。

最后，他又问赵咨：“吴国像你这样的大臣有多少？”

言下之意，貌似对赵咨十分赏识。

赵咨又牛皮烘烘地回答道：“特别聪明和通达的，有八九十人；像我这样的，车载斗量，数不胜数。”

至此，对话终于结束。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赵咨此行，一是来吹牛的，二是来挑衅的，反正绝无半点低调和示弱的意思。

而对这一切，曹丕竟然照单全收了。

如果上述所有史料都准确无误的话，那我们只能说——曹丕这个人，在处理军国大政上，水平堪忧。

因为赵咨的上述言行已经反复表明一个事实：孙权绝非真心臣服，目前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缓兵之计。

可明知如此，曹丕依然对孙权心存幻想，我们就不得不怀疑，他的脑回路实在是异于常人。同样生儿子，人家孙坚生了个雄才大略的孙仲谋，可曹操一代枭雄，却生了这么个既无判断力又缺乏战略远见的继承人，委实令人遗憾。

看来，曹丕也只有在跟兄弟争权的时候，才显得有些政治才干，一到真正治国，他的能力就明显不行了。

夷陵之战：蜀汉的惨败

要判断一个政治领袖是雄主还是庸才，可能需要多方面的考察，但其中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却往往能让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

这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贪不贪财。远的暂且不说，就以最近的两个人为例：汉灵帝刘宏贪财如命，最后成了一个标准的昏君；魏武帝曹操既俭朴又务实，因而成为一代雄主。

曹丕在这方面，恰恰跟他爹相去甚远。

黄初二年冬，曹丕专门派使臣前往东吴，要求孙权进贡江南的奇珍异宝，为此还开出了一张长长的“索贿”单子，写满了他要的东西：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等。

吴国群臣一看就怒了，纷纷吐槽说：“我们荆、扬二州向朝廷进贡物品，都是有一定规制的。魏国现在要的都是珍玩之物，完全不合礼制，绝不能给。”

可孙权却丝毫没有生气。

不仅没有生气，他心里反而还生出了几分窃喜，因为曹丕此举，一眼就让孙权看穿了他是个什么货色。

孙权说：“我们如今正在西北与刘备对峙，江表的安全，暂时要仰赖魏国。他要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讲跟瓦片和石头无异，我何必吝惜呢？何况，曹丕目前还在为曹操守丧，心里却还惦记这些玩意儿，你怎么跟他谈礼制呢？”

随后，孙权便按照那张单子，全部如数奉上了。

一个贪求财货的对手，其实是最容易对付的，因为你只要花点钱，就可以把他砸晕——在政治博弈场上，还有什么比这更便宜的事情呢？

怕就怕，对手开出的“索贿”单子上不是一串奇珍异宝，而是一串城池和土地，那才是真正让人头疼的。

所以，曹丕这么做，一下就暴露了自己的贪婪、浅薄和平庸。无怪乎孙权对他的鄙夷之情溢于言表。至于曹丕渴求的这些奇珍异宝，在孙权眼中只是毫无价值的“瓦石”。

就此而言，谁是庸才，谁是雄主，一目了然。

孙权被封为吴王不久，就把长子孙登立为王太子，并精心遴选了四个元老重臣的儿子陪太子读书射猎，称为“四友”。他们是：诸葛瑾之子诸葛恪，张昭之子张休，顾雍之子顾谭，陈武之子陈表。

曹丕得知孙权立了太子，立刻表示要封孙登为万户侯。其用意，当然是想让孙权把儿子送到洛阳来参加册封仪式，然后借机扣下作为人质。

孙权心知肚明，遂以孙登年幼、不宜封侯为托词，上书辞让，并派使臣沈珩入朝拜谢，同时又进贡了一大堆江南特产。

曹丕接见沈珩时，又玩起了那套莫名其妙且毫无用处的试探，问他说：“吴国担心魏国南下吗？”

沈珩答：“不担心。”

曹丕问：“为什么？”

沈珩答：“因为我们相信彼此盟誓时说的话：‘永归于好。’所以不担心。不过，若是魏国背盟，我们也早有应对之策。”

瞧瞧，东吴的使臣，一个个都这么硬气。而且，孙权明明是向曹丕称臣，彼此应该是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却生生让沈珩说成了平等的同盟关系。是可忍，孰不可忍，可身为皇帝的曹丕偏偏又忍了。

接着，曹丕又问：“听说吴太子孙登即将入朝，有这回事吗？”

这话更是问得莫名其妙。你想让孙登入朝，那就明说，孙权若不从就是心里有鬼；反之，你如果明知孙登不会入朝，那这话问了也白问，反而只会让人觉得虚张声势，徒然弱化一个皇帝本来应有的威严。

面对曹丕这个貌似刁钻犀利、实则虚有其表的问题，沈珩的回答几乎就是公然扯谎了。他说：“臣在吴国，既没有参与朝会的权利，也没有列席宴会的资格，所以这个消息，臣无从得知。”

这样的回答，站在东吴的立场看，当然是避实就虚的高明应对，说明沈珩的口才十分了得；可站在曹魏的立场看，却是既滑头又敷衍，毫无诚意可言。

换句话说，对沈珩的回答，曹丕是应该感到不爽的。

然而，事实却是，沈珩说完，“文帝善之”（《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书》）。曹丕居然对沈珩的回答予以了肯定和嘉许。

你曹丕是受虐狂吗？人家摆明了就是在忽悠你，你还嘉许对方，这是脑子进了多少水才会这样？更有甚者，据《吴书》记载，曹丕随后还“引珩自近，谈语终日”，就是亲切地把沈珩叫到身边，两人促膝长谈，谈了整整一天。谈些什么呢？《吴书》说：“珩随事响应，无所屈服。”就是随机应变，且从头到尾都很硬气，丝毫没有示弱。

《吴书》是吴国官方修撰的一部国史，大部已散佚。关于曹丕之前与赵咨的部分对话，以及之后与沈珩的问答，由裴松之收录于《三国志》的注里，才得以保存，且都被司马光原封不动地写进了《资治通鉴》。千百年来，后人基本上把这些内容都当成信史来读。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怀疑，《吴书》中的这些记载，很可能是东吴史官的粉饰和夸诞之辞。否则的话，东吴使臣怎么可能不顾孙权的战略计划，个个牛皮烘烘，一意逞口舌之快？而曹丕的言行和反应又怎么可能那么弱智且不合常理？

当然，具体的对话和细节可能出于虚构，但大体的事实，想必东吴史官也不敢编造。

也就是说，关于曹丕跟孙权在这场博弈中的表现，我们大致可以认定的事实是：孙权韬光养晦，机变百出，显示出非常高超的政治谋略和博弈智慧；曹丕虽说没有《吴书》中描写的那么不堪，但总体上缺乏战略思维，胸无定见，没有决断力，且贪图财货，满足于东吴的表面臣服，可以说被孙权的虚情假意和银弹攻势给彻底麻痹了，甚至可以说是被孙权玩弄于股掌之中。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二月，刘备在秭归经过半年的休整，集结了足够的兵马，调集了充足的粮秣和物资后，决定亲率大军对东吴发起全面进攻。

部将黄权劝阻道：“吴人悍勇善战，我们的水军顺流东下，进攻容易，撤退就困难了。臣请求担任前锋，迎击敌寇，请陛下坐镇后军。”

刘备当然也知道，打水仗，蜀军绝非吴军的对手。一番思忖后，刘备决定全军弃舟登岸，就在陆地上跟吴军一决雌雄。随后，他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率领江北各军从北岸进兵，自己则亲率主力，沿着长江南岸，翻山越岭，进抵夷道县（今湖北宜都市）的猇亭（今湖北宜昌市猇亭镇），在山上安营扎寨。

刘备一生中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汉末三国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场——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就此打响。

吴军得到战报，众将纷纷请求出战。主帅陆逊却不同意，说：“刘备举主力东下，锐气正盛，且在高处扎营，据守险要，难以攻克。即便攻上山头，也很难全歼敌军，稍有失利，我军的损失就大了。而今之计，便是激励将士，多方思考对策，以观其变。如果这一带是平原旷野，我军或许会担心遭到敌军突袭，但目前敌军沿着大山扎营，兵势施展不开，自困于树木乱石之间，我军只需耐心等候，待其疲惫之时，便可克敌制胜。”

众将很不理解，以为陆逊畏敌怯战，个个心中愤恨不已。

刘备统治荆南数年，在武陵郡的蛮夷部落中颇有群众基础，这回要跟东吴决战，地方上的武装力量自然要设法调动起来。所以，刚一进驻猇亭，他便命侍中马良秘密前往武陵郡，找到五溪蛮夷部落的酋长，馈赠了大量金银绸缎，并许以官爵，要求他们起兵响应。

以沙摩柯为首的蛮夷酋长们欣然应允，旋即率部加入了刘备的阵营。

当时，刘备采取的是步步为营的战术。蜀汉大军自巫峡（今重庆市巫山县境内）往东，直到夷陵，在长达七百多里的战线上修筑了数十座大营。

这样的战术，好处是各营之间互为犄角、协同攻防，且稳扎稳打、步步逼近，其中任何一营都不会出现孤军深入、身陷重围的危险。

然而，其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想当年，曹操大军在赤壁把所有战船用铁链拴在一起，自以为稳如泰山，结果被周瑜一把火便烧了个干净。如今，刘备把数十座大营全都修建在树木茂盛的大山中，无疑会面临一个同样巨大的危险——火攻。

此外，让人颇为遗憾的是，刘备此次御驾亲征，一心要跟东吴决一死战，按说应该把蜀汉的猛将都拉出来才对。可事实却是，昔日那些身经百战的一线大将，一个也没有随同出征；跟他一块儿来的，只有吴班、冯习、张南等二三线将领。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因有二。

首先，这几年蜀汉流年不利，将星凋零，导致人才队伍出现了断层。比如，关羽、张飞都已去世，老将黄忠也已在建安二十五年病逝，马超则是在刘备出征这一年患上了重病，年底便去世了。昔日的五位上将军，仅剩赵云一人，只能在成都留守，不宜出征。像魏延这样的准一线大将，又在北边的汉中镇守，也没法调到东线来。

所以，此刻的刘备，几乎已经没有大将可用了。

其次，虽说目前的蜀汉人才凋零，但如果刘备对此次东征足够重视的话，也未尝不可以把赵云拉出来。毕竟眼下的益州内政有诸葛亮在挑大梁，基本上是稳定的，不一定非得留赵云镇守。另外，这几年汉中也无战事，假如刘备觉得有必要，也可以派几个二线将领去换防，把魏延替换到东线来。简言之，只要刘备觉得有必要，他是可以倾尽全力的。

刘备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对此次东征抱有一定的自大心理。刘备自认为，跟他同一辈的那些东吴大将周瑜、鲁肃、吕蒙都死了，除非孙权亲自来，否则如今的东吴貌似已经没有人配当他的对手了。至于目前这个吴军主帅陆逊，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又何足惧哉？

既然刘备胜券在握，那当然没有必要让赵云、魏延等主力队员上场了，权且带吴班、冯习这帮候补队员出来锻炼锻炼，经历一些“重大赛事”，也有利于蜀汉人才梯队的建设。

在战术选择上的疏忽大意，加上自大和轻敌的心理，使刘备的这场复仇之战尚未开打，两大失败的隐患便已悄然埋下。

从这一年二月，一直到六月，蜀军与吴军在猇亭对峙了四个多月，彼此都不敢贸然出手。可时间拖得越久，对刘备越不利，因为他是客场作战，后勤补给线道阻且长，再这么耗下去，粮草肯定供应不上。

刘备决定引蛇出洞，遂令吴班率数千人下山，在平地扎营。

吴军将领们一看，个个都抢着要出击，陆逊却不肯下命令，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此必有诈，再等等看。”

此时，刘备正亲自率领八千精锐埋伏在附近的山谷中，就等吴军出动，便要给他们来个前后夹击。可左等右等，吴军却没有半点动静。刘备无奈，只好带着那八千伏兵灰溜溜地撤出了山谷。

陆逊无声一笑，对众将道：“之所以不让你们去打吴班，正是因为我料到敌人必有阴谋。”

眼看刘备渐渐沉不住气了，陆逊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便给孙权上书，汇报了自己准备决战的想法。他说：“夷陵是战略要地、国之门户，虽然容易夺取，但也容易失守。一旦失守，损失的不只是一个郡而已，整个荆州都将陷于险境。今日之战，必须取胜。刘备违背天意，不守在自己的老巢，却自行前来送死，臣虽不才，但承蒙社稷威灵，以顺讨逆，很快就将击败他，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起初还担心他们水陆并进，没想到他们反而舍弃舟船，仅用陆军，而又处处扎营。观察他们的部署，平平无奇，主公大可高枕无忧，不必挂怀。”

当年闰六月，陆逊向全军发布了总攻的命令。

此时，众将领反倒觉得时机不对，纷纷说：“要打刘备，应该一开始就打，如今他们深入我国境内五六百里，两军对峙了七八个月，各处要地他们皆已固守，现在才进攻，肯定讨不着便宜。”

陆逊只好耐心地解释道：“刘备一向狡猾，而且经验丰富，他们大军刚抵达时，精神集中，难以对付。如今驻扎了这么久，一直找不到我们的破绽，人马疲惫，士气沮丧，再也使不出什么招数了。歼灭此寇，正在今日！”

当天，吴军便对蜀军的一座营寨发起了试探性进攻。结果，攻了半天都攻不上去，吴军伤亡不小。众将大发牢骚，说这是让士兵白白送死。

陆逊一直在附近观战，起初眉头紧锁，稍后却面露笑容，对诸将道：“我已有破敌之术了。”

陆逊想到的破敌之术，正是火攻！

他命所有士兵每人带上一捆茅草，然后冲到敌营前纵火焚烧。结果，顷刻之间，蜀军的营寨便燃起了熊熊大火，吴军迅速将其攻克。

随后，火势蔓延开来，引燃了周遭的树林；林火很快又烧着了另一座蜀军营寨，于是火势更大；就这样，无情的烈火仿佛一只张着血盆大口的巨兽，把连绵相接的蜀军营寨一座接一座地吞噬了……

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火烧连营”，正是来自这场著名的火攻战役。

陆逊抓住战机，命全军对所有蜀军营寨发起总攻，旋即接连攻破蜀军的四十余座大营，将蜀军大将冯习、张南及蛮夷酋长沙摩柯等人斩杀，逼降蜀军将领杜路、刘宁多人。刘备率余部仓皇逃上马鞍山（今湖北宜昌市西北），命部众迅速建立起一个环形的防御阵势。

陆逊命各军四面合围，全力进攻，丝毫不给刘备喘息之机。

此时的蜀军将士早已被铺天盖地的烈火吓破了胆，最后这一仗充其量就是困兽犹斗而已。在吴军的猛攻之下，蜀军很快就土崩瓦解，四散奔逃。

此时夜幕徐徐降临，刘备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残部往西边逃窜。吴军在后紧追不舍。危急时刻，刘备麾下一个管驿站的小吏，把蜀军丢弃的盔甲堆到一个隘口焚烧，这才挡住追兵，让刘备得以逃出生天。

夷陵之战，就这样以蜀汉的惨败和东吴的全胜而告终。

蜀军的舟船、武器、装备，以及水陆两军的所有军用物资，全部丧失殆尽；五万大军也几乎全军覆没，尸体漂满了长江。

刘备一口气逃到了白帝城，又羞又愤，仰天长叹道：“我竟然会为陆逊所折辱，岂非天意！”

这句话，把刘备战前的自大和轻敌心理暴露无遗。很显然，他是打心眼里瞧不起陆逊这个后生小辈的。可万万没想到，他这个堂堂蜀汉皇帝、纵横天下数十载的一代枭雄，最后还是败在了这个毫不起眼的陆逊手上。

刘备的失败，与当年曹操在赤壁的失败可谓如出一辙。

这两个雄主，战前都是志得意满，压根瞧不起对手，结果却同样被对手用一把火烧得怀疑人生。

巧合的是，汉末三国的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最后导致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居然都是一个字——火。

曹操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一把火烧了乌巢的粮仓，转败为胜；周瑜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一把火烧了曹军的战船，以弱胜强；陆逊则在耐心蛰伏了半年之久后，突然一把火烧掉了蜀军的数十座大营，一举而大获全胜。

在战前，不论袁绍、曹操还是刘备，看上去似乎都是稳操胜券的那一方。其结果，却都是强势的一方遭遇惨败。

看来，“骄兵必败”这四个字，无论何时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蜜月”的终结：曹魏与东吴开战

夷陵之战，令陆逊声名鹊起，一跃成为东吴最耀眼的一颗将星。

事实上，在开战之前，陆逊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因为，不仅刘备瞧不起他，就连吴军内部的大将们也都没把他放在眼里。

虽然孙权信任陆逊，任命他为大都督，但其麾下的将领们，个个资历都比他深厚，要么是孙策旧部，要么是孙权的亲戚，全都牛皮烘烘，不大愿意听他号令。

为此，陆逊召集众将专门开了一个会，决定把话跟他们挑明。

在会上，他手握剑柄，神色严峻，对众将道：“刘备名闻天下，连曹操都对他心存忌惮，如今沙场相见，是一个强大的对手。诸君皆荷国厚恩，当勠力同心，共同剪除这个敌人，上报国恩，可诸位却都不愿服从命令，这是为何？我虽是一介书生，但受命于主上，国家之所以委屈诸位听我指挥，是认为我还有些尺寸之长，并且能够忍辱负重。诸位在军中，应各负其责，岂能推辞？军令如山，不可违犯！”

这个会开完，众将表面上是不敢再跟陆逊对着干了，可内心还是不服。直到整场仗打下来，众将亲眼看见陆逊是怎么一步一步击败刘备的，这才心服口服，从此对他刮目相看。

当时，吴、蜀双方刚刚交战之际，孙权的族侄、时任安东中郎将的孙桓在夷道县被蜀军前锋围困，赶紧向陆逊求救。陆逊却按兵不动。众将以为他见死不救，纷纷质疑道：“孙将军是公室贵戚，现在被敌人围困了，危在旦夕，你为何不救？”

陆逊却一点都不着急，慢条斯理道：“孙将军深得士众之心，且夷道县城池坚固，粮草充足，没什么可担心的。等我的计划实施后，用不着救他，其围自解。”

后来，事态发展果如陆逊所料，蜀军惨败，夷道之围不救而解。孙桓随后见到陆逊，感慨道：“之前我其实是怨你见死不救的，可直到今日，才知一切尽在你的调度掌控之中。”

战后，孙权接见陆逊，谈起之前众将不服他的事情，问说：“当初诸将不听从号令，你为何不向我禀告？”

陆逊淡淡一笑，答道：“臣深受国恩，而诸位将领有的是大王的心腹股肱，有的是身经百战的功臣，都是国家倚赖的可以共同成就大业之人。臣常追慕古代蔺相如、寇恂以国事为重、善自谦抑的精神，所以希望像他们那样来成就国事。”

孙权大笑，十分赞许，旋即擢升陆逊为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并改封江陵侯。

刘备在夷陵的惨败，令身在后方的诸葛亮大为痛惜。

他长叹了一声，道：“孝直若在，必能阻止主公东征；即使阻止不了，也一定会辅佐主公，而不至于遭遇如此惨败。”

孝直，就是法正。

早在建安二十五年，即辅佐刘备平定汉中不久，法正便病逝了，终年四十五岁。当时刘备十分哀伤，连哭数日，追封他为翼侯。

法正与诸葛亮，虽性格不同，处世原则也有很大差异，但两人在军国大政上却能形成很好的互补：诸葛亮擅长治理内政，法正善于谋划军事，所以每逢大军出征，都是由诸葛亮坐镇成都，负责后勤，而法正则随刘备同行，出谋划策。

而今，法正不在了，意味着从今往后，蜀汉的内政和军事都不得不由诸葛亮一肩挑了。

刘备逃到白帝城后，却没有进一步西逃的动向，吴军大将徐盛、潘璋等人都觉得这是个大好机会，纷纷上书，请求进攻白帝城，彻底消灭刘备。

孙权咨询陆逊的意见。陆逊与大将朱然等人都认为不妥，便联名上书说：“如今曹丕正在大举集结军队，表面上说是帮助我们讨伐刘备，实则包藏祸心，故大军不宜追击，应各回驻地。”

陆逊的谨慎是对的，因为此时的曹丕的确已经蠢蠢欲动了。

早在蜀汉与东吴两军对峙之际，曹丕便命人一直在搜集战场上的情报。当他得知刘备竟然在崇山峻岭上连营七百里时，不禁对群臣道：“刘备不懂军事，岂有将营寨延伸七百里而能拒敌的？兵法上说，凡是在树林、原野和洼地扎营的，必定被敌人击败，此乃兵家之大忌！看来，孙权的捷报，不日便会送来了。”

在这一点上，曹丕的判断还是很准确的。短短七天之后，东吴大破刘备的捷报便送到了洛阳。

刘备败逃后，当初奉命沿北岸进兵的黄权顿时成了一颗弃子，进退两难，无所依归。

想要西行撤回益州吧，沿途的城池关隘皆已被东吴占领，根本无路可走；索性投降东吴吧，黄权又担心留在成都的家眷会有危险，毕竟现在东吴已是蜀汉的死敌。

万般无奈之下，黄权只能往北走——投奔曹魏。

虽说曹魏也是蜀汉的敌人，但眼下跟东吴比起来，敌对的意味显然要弱一些，所以黄权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得知黄权降曹，蜀汉的有关部门立刻上报刘备，请求逮捕黄权的妻儿老小。刘备想起黄权当初的劝谏，若以黄权为前锋，自己坐镇后军，水陆并进，恐怕就不会遭遇如此惨败了。于是，刘备否决了有司的提议，答复说：“是我辜负了黄权，不是黄权辜负我啊。”

黄权到了魏国后，曹丕问他：“阁下弃暗投明，是为了效法当年的陈平和韩信吗？”

陈平和韩信早年都追随项羽，后来转投刘邦，成了西汉的开国功臣。曹丕把黄权抬到如此高度，显然是想把他树立为典型，以便在政治上加以宣传。

黄权可能没看出领导的意图，或者知道被立为典型不是什么好事，便实话实说道：“臣受刘备厚恩，既不可投降东吴，回蜀汉又无路可走，所以才归命陛下。而且，臣是败军之将，得免一死，已属万幸，岂敢说效法古人呢？”

尽管曹丕对这样的回答不是很满意，可不管怎么说，愿意投奔曹魏，还是值得表彰的，遂任命黄权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并加“侍中”衔，赐他“陪同乘车”的特殊待遇。

不久，有人从蜀汉叛逃过来，声称黄权的妻儿都让刘备给杀了。曹丕一听，马上下诏，命黄权发丧。毕竟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点，有利于把蜀汉描黑。不料，黄权依旧“不识抬举”，说：“臣与刘备、诸葛亮推诚相待，他们都知道臣的志向。这恐怕是个谣言，还请再等一段时间。”

后来，消息得以证伪，人家妻儿果然活得好好的，搞得曹丕很是没趣。

其实，在“妖魔化对手”这种事上，曹丕还是比刘备嫩了点儿。人家刘备为了把他描黑，愣是给大活人刘协办了个轰轰烈烈的追悼会，丝毫不担心被打脸；可他想黑刘备，却总是不得要领，一份黑材料都办不下来。

随着夷陵之战的落幕，刘备与孙权的纷争自然告一段落，而曹丕跟孙权之间的博弈，则迅速由暗处转到了明面上。

双方博弈的焦点，就是孙权是否真心臣服。

要验证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孙权愿不愿意把儿子孙登送到曹魏去当人质。

早在夷陵之战前，曹丕就已向孙权提出了这个要求，可孙权一直以各种理由推托。直到战后，此事依旧悬而未决。曹丕开始不爽了，打算派重臣辛毗、桓阶出使东吴，给孙权下最后通牒——赶快把儿子送过来，否则朕有理由怀疑你称臣是假的。

让曹丕万万没想到的是，辛毗和桓阶还没动身，孙权的答复就来了，意思很明确，他不会送儿子来当人质。

这无异于是在赤裸裸地告诉曹丕——不用怀疑我的称臣之举，因为它本来就是假的。

直到此刻，曹丕对孙权的幻想才终于破灭。

在“称臣”这件事上，与其说是孙权成功地忽悠了曹丕，还不如说是曹丕被自己的虚荣和自欺心理成功地蒙蔽了。

孙权之所以敢摊牌，无非是因为他已经在西线击败并重创了刘备，两线作战的危险已经解除，所以他现在完全有信心回头在东线跟曹丕干上一仗。

曹丕感到自尊心和智商都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不禁勃然大怒，决定讨伐东吴。然而，现在讨伐东吴，真的是好时机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刘晔立刻表示了反对，说：“东吴刚刚打了胜仗，上下齐心，且有山川险阻可以依恃，很难在短时间内打败他们。”

当初刘晔劝曹丕攻吴，是因为可以跟刘备东、西夹攻，有必胜的把握，所以是最佳时机；如今他阻止曹丕，则是因为刘备败了，战机已经错失，而东吴士气正盛，所以绝非出兵的好时机。

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思维。

可曹丕身为曹魏皇帝，偏偏不具备这种思维。他当初不肯进攻东吴，是因为孙权表现得十分“乖巧”；现在想打东吴，则是因为孙权惹他生气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全凭个人好恶，无视客观情况，任由情绪主宰，毫无理性可言，根本不像是一个胸有韬略的帝王，更像是无知无识的一介匹夫。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孙子兵法·火攻篇》）

君主不可以因一时的怒气而兴兵，将领不可以因一时的气愤而开战。曹丕之前在批评刘备“连营七百里”时，说他犯了兵家之大忌，貌似一副熟读兵书的样子，可轮到他自己，就把《孙子兵法》抛到九霄云外了。

黄初三年九月，曹丕不顾刘晔劝阻，命曹休、张辽、臧霸率军出洞口（今安徽和县南长江渡口），命曹仁率部出濡须，命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率部进围南郡，兵分三路，对东吴发起了全面进攻。

曹魏与东吴之间维持了短短几年的“政治蜜月期”，至此宣告终结。

孙权立刻调兵遣将，以三路御敌：命吕范率五个兵团及江防舰队，抵御曹休等人；命朱桓率部抵御曹仁；命诸葛瑾、潘璋、杨粲率部驰援南郡。

一切部署停当后，孙权又开始向曹丕释放烟雾弹，先是给曹丕上书，态度突然变得十分谦卑，表示愿意把土地和人民都献给曹魏，自己心甘情愿到交州去当寓公；稍后，又托人带话给曹丕，说想为儿子孙登向曹魏宗室求婚；没过几天，又说打算派张昭等人护送孙登前往洛阳……

总之，就是各种花式忽悠，简直是把曹丕的智商当成面团在反复蹂躏。

面对孙权这种反复无常、近乎恶作剧的行为，一般脑子不糊涂的帝王肯定懒得搭理，可曹丕竟然还板板正正地给孙权回了一封信，说：“朕与阁下，君臣大义已定，又怎么乐意劳师动众，兵临长江、汉水？倘若孙登早上入朝，我下午就把大军召回。”

都什么时候了，曹丕居然还在奢望孙登入朝，真是让人无语。

对于曹丕的这封回信，孙权的反应十分简洁明快，只有一个动作——改元。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孙权自立年号“黄武”，从此再也不用曹魏的年号了。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行为的学名叫作“不奉正朔”，属于最正式、最具有标志意义的割据行动。

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孙权起的这个年号，“黄”字取自曹魏年号“黄初”，“武”字取自蜀汉年号“章武”。这种各取一字的做法，显然并非无心，而是有意为之。换言之，孙权就是想通过这个年号昭告天下——

从今天起，我东吴就跟你们曹魏和蜀汉“三国鼎立”了！

曹丕还在指望孙登入朝，可孙权直接就用“改元”这个行动给回去了。这脸打的，真是啪啪作响。

曹丕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愤然宣布御驾亲征。

当年十一月，曹丕自许昌南下，进抵宛城。就在这时，曹休从前线寄来了一份大表忠勇的奏疏，说：“臣愿率领精锐，龙骧虎步，跃马江南，连后勤补给都不需要，直接从敌人那里获取。臣一定每战必克，即便战死沙场，也请陛下不要挂念。”

稍有点实战经验的人都看得出来，曹休这是在吹牛。长江是一道天险，又不是一条小水沟，而且江上还有当时天下水战能力最强大的东吴水军把守，岂是你曹休想越就能越过去的？

反正吹牛又不上税，只要老板喜欢听就行了。

果然，曹丕还真喜欢听，而且还把曹休的吹牛当了真。他担心曹休贸然渡江、孤军深入会有危险，赶紧派快马传令，命曹休不得擅自渡江。

眼看老板被曹休忽悠得又急又忧，一旁的老臣董昭不忍心，只好把曹休的牛皮戳破，说：“臣看陛下面有忧色，想必是担心曹休渡江吧？说到渡江作战这种事，其实谁都不会轻易冒险，就算曹休有此雄心壮志，也势必不敢孤军南下，必须众将领配合行动。至于臧霸那些人，富贵功名都有了，不会再有更大的企图，只想终其天年、保有禄位而已，怎么可能心存侥幸、自投死地呢？若臧霸等人观望不前，曹休自己便退缩了。依臣看来，就算陛下命他们渡江，他们恐怕也会犹豫拖延，未必就会马上从命。”

曹丕闻言，将信将疑，却没说什么。

很快，董昭的判断就通过一场突如其来的小型遭遇战得到了证实。

当时，吴将吕范的舰队在江面上与魏军对峙。某日，吴军一侧的江面突然刮起暴风，不仅吹断了缆绳，还把吴军战船一股脑儿全都刮到了北岸的曹营前。曹休抓住战机，迅速出动，将晕头转向的东吴水军斩杀并俘虏了一千余人。

曹丕得到战报，立刻命曹休利用这个机会，率全军渡过长江。

不出董昭所料，之前还信誓旦旦的曹休真的接到渡江命令后，立马就怂了，好几天都按兵不动。东吴旋即派出援军，把被围困的吕范所部救了出来，返回南岸。曹休知道再不动就不好交代了，便命臧霸率部追击。可这个臧霸同样被董昭算准了，压根不想冒险追击，只是跟在吴军后面做做样子而已。

吴军见状，立刻杀了个回马枪，把臧霸打得大败而逃，魏军将领尹卢战死。

一个突破吴军长江防线的天赐良机，就这样被曹休和臧霸生生毁掉了。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二月，曹仁率步骑数万进攻濡须，出兵前故意放出消息，声称要攻打东边的羡溪。镇守濡须的朱桓赶紧分兵前去援救，不料那一部人马走后，曹仁大军却径直向濡须杀来。

朱桓闻报，知道中了对手的声东击西之计，连忙又派快马去召回那支部队。可快马刚走，魏军已兵临城下。此时朱桓所部仅剩五千人，麾下众将无不忧惧。可朱桓却镇定自若，对众将道：“敌军跋涉千里而来，人困马乏，而我军据守坚城，以逸待劳，定可百战百胜。即便是曹丕自来，尚且不足为虑，何况是区区曹仁？”

随后，朱桓也使了一出“空城计”，命部众偃旗息鼓，做出守备极其空虚的样子，暗中却严阵以待，就等魏军来攻。

曹仁见状，立刻命其子曹泰攻打濡须，又命部将常雕、王双乘上快船，攻击濡须水的江中小岛。

吴军将士的家眷都在这座小岛上。曹仁这一招，大有釜底抽薪之意。可是，随军谋士蒋济却不赞成去攻岛。他的理由是：东吴水军的战船都集结在上游不远处，一旦魏军进入江中，恐怕还没登岛，吴军就杀过来了；而吴军都是大型战舰，魏军则是小型快艇，根本不是对手，所以此举绝对是自寻死路。

曹仁不听，仍命曹泰等人按原计划行动，自己则率一万人马留守橐皋（今安徽巢湖市西北），作为各军的后援。

战斗打响后，主攻濡须的曹泰一路首先受挫。因为吴军兵力虽少，但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战斗力并不弱；而曹泰则被朱桓的“示敌以弱”迷惑了，颇有轻敌之心，所以仓促攻城，结果一战便被击退了。

曹泰退回大营后，本想稍作休整再行攻城，不料朱桓却亲率精锐从城中杀了出来。曹泰不敌，只好一把火烧掉大营，仓皇撤回橐皋。

另一路的战况，则不出蒋济所料，常雕、王双刚刚率部进入江中，便遭到东吴水军的猛烈进攻，结果常雕战死、王双被俘，所部一千余人或被砍杀，或落水溺毙，全军覆没。

东线战场的曹休和曹仁接连受挫，接下来，魏军的希望就全部落在西线战场了。西线，魏军的主攻目标是南郡的江陵。

此时镇守江陵的吴军大将是朱然。吕蒙临终前，特意向孙权推荐了他。

江陵是东吴的西边门户，战略意义自不待言。对东吴来说，此地不容有失，而对曹魏来说，则是志在必得。

所以，双方注定要在此地展开一场恶战。

永安托孤：刘备在玩权谋吗？

江陵外围，有东吴的两路援军，一路是孙权派出的诸葛瑾等人，驻扎在长江南岸的公安；另一路是大将孙盛，所部约一万人，驻扎在江陵东南面的江中岛。

这样的防御力量，应该说已经很雄厚了——两路援军与江陵守军互为掎角，魏军要想把江陵困死，显然没那么容易。

然而，西线魏军的战斗力，却让东吴方面大出意料之外。

黄初四年春，魏军西线统帅曹真展开了“围点打援”的行动：先是在正月，命张郃进攻孙盛，大破吴军，夺取了江中岛；紧接着在二月，又命夏侯尚击退了诸葛瑾、潘璋等人率领的援军；曹真本人，则亲率主力把江陵团团围困。

很快，江陵城便陷入了“中外断绝”的境地，加上城中疫病流行，仍有战斗力的兵员只剩五千人，形势极为险恶。

魏军的攻势异常猛烈，“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几乎把所有能用的攻城手段全都用上了。守城将士惊恐万状，个个面无人色，只有朱然一如平常，毫无惧意。他不断激励将士，积极组织防御，非但顽强地守住了城池，还趁魏军暂停进攻的间歇，亲自率部出击，攻破了魏军的两座营寨。

就这样，魏军围困了江陵数月之久，却始终未能攻克。

不过，城中的情况也越来越糟糕了：战斗人员越打越少，粮食也即将告罄，军心不免再度动摇起来。当时，负责防守北门的江陵县令姚泰觉得肯定守不住了，便暗中派人与魏军联络，准备打开城门投降。

所幸，朱然及时察觉，斩杀了姚泰，这才稳住了军心。

为了援救江陵，孙权决定派水军夺回江陵东南面的江中岛，打破魏军的封锁。魏军大将夏侯尚得到情报，立刻上报曹真，并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计划：派重兵把守江中岛，然后在江面上架设浮桥，直达北岸，以便大军随时进出。

曹真及众将都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因为如此一来，对江陵的封锁就会非常稳固，那么城池自然指日可下。

很快，魏军便实施了这个计划。

当身在宛城的董昭得知这一消息后，顿觉大事不好，立刻上书曹丕，说：“先帝（曹操）智勇过人，用兵却十分谨慎，从不敢轻敌若此。凡是行军作战，前进容易，后退困难，这是兵法常理。即便在没有险阻的平地作战，撤兵尚且不易，何况深入江中，更要考虑后路，因为胜败无常，战场上不可能事事如意。如今，大军进驻江中岛，可谓至深；靠浮桥运送部队，可谓至危；只有一条道路通行，可谓至狭。三者皆兵家之大忌，我军却全都犯了。倘若吴军集中兵力攻击浮桥，我军稍有失误，岛上的精锐便会悉数成为吴国的俘虏，不再是魏国所有了。臣为此甚感忧虑，寝食难安，可前线那些将领却都自以为得计，这不是糊涂吗？何况汛期将至，一旦江水暴涨，我军如何防御？用兵之道，若无法战胜敌人，至少要保全自己，为何将自己置于险境，却毫无恐惧之心呢？万望陛下明察。”

曹丕见到奏疏，也惊出了一身冷汗，立刻下诏，命夏侯尚所部即刻撤出江中岛。

不出董昭所料，就在夏侯尚接到诏令、匆忙撤退的同时，东吴水军已经在东、西两侧集结了两支舰队，正准备夹攻浮桥。

魏军人数众多，浮桥却十分狭窄，撤退时不免一片慌乱，几乎堵得难以通行。所幸，曹丕的命令来得非常及时，当东吴水军逼近浮桥时，夏侯尚所部刚好全部通过浮桥，安全撤到了北岸。

魏军将士惊魂甫定之际，回头一看，不禁又捏了一把冷汗——吴军大将潘璋早已准备了大量舟船，上面满载芦苇，只等靠近浮桥便纵火焚烧。

假如撤退命令晚到一步，浮桥必定被付之一炬，而夏侯尚的这支部队也必定会全军覆没！

十余日后，果然又如董昭所料，长江水位迅速暴涨，把江中岛完全淹没了。曹丕既后怕又感慨，对董昭道：“你对这件事的判断，何其精准啊！”

不久，魏军军中突然爆发疫情，将士们纷纷病倒，战斗力大幅下降，曹丕知道再耗下去凶多吉少，只好无奈地发布了诏令，命三路大军全部撤退。

曹魏对东吴发起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全面进攻，就这样无果而终了。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魏、蜀、吴三国进入了一个为期数十年的战略相持阶段，因为通过夷陵之战和魏、吴之间的这场大战，所有人都逐渐看清了一个事实——如今鼎足而立的这三个政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战略均势，谁也不可能轻易吃掉谁，更不用说一统天下。

虽然从综合实力的角度看，还是曹魏最强，但这种强大却远远不足以让它在短时间内吞并其他两国，甚至都不足以让它彻底战胜其中任何一国。简言之，就是守则有余、攻则不足。

这八个字，对蜀汉和东吴也同样成立。

尽管东吴分别击退了来自蜀汉和曹魏的全力进攻，可这已经是它的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所以不可能对二者展开大规模的反攻，充其量只能是在东线与曹魏进行旷日持久的局部交锋。

至于蜀汉，在夷陵惨败后，向东扩张遭遇重挫，从此便不敢再打荆州的主意了。它唯一能做的，就是修复与东吴的关系，然后向南稳定大后方，向北寻求突破。这正是后来由诸葛亮主导的战略。

如果说在曹操的全盛时期，“一统天下”仍然是有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那么到了如今这个三国鼎立的时代，这四个字，已经越来越像一个不切实际、遥不可及的梦想了。

刘备逃到白帝城后，为了图吉利，将此地改名永安，取“永远平安”之意。

可是，这世上哪有什么永远的平安呢？

自从起兵以来，刘备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面对各种危险，所谓的平安，或许就是这一个危险与下一个危险之间的短暂间歇罢了，何来“永远”？

更何况，即便刘备一路披荆斩棘，化解了所有的危险，到最后，总有一个危险是他无法化解的，那就是——死亡。

黄初四年春，刘备在战败的羞愤中抑郁成疾，一病不起。

二月，诸葛亮接到诏令，马不停蹄地从成都赶到了永安。三月，刘备病势沉重，陷入弥留。

一代枭雄，一位草根逆袭的王者，终于到了跟这个世界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论他有多少遗憾、多少不舍。

刘备把诸葛亮召到病榻之前，命他以丞相之职辅佐太子刘禅，并以尚书令李严为副手。

这对相知多年的君臣，在最后的时刻，执手相看泪眼，当然并没有“无语凝噎”，而是留下了一段简短却意义重大的对话。

（刘备）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诸葛亮传》）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安托孤”（也称白帝托孤）。

刘备对诸葛亮说：“你的才干，超过曹丕十倍，必能安定国家，完成大业。如果刘禅可以辅佐，就请辅佐；如果他没有君主之才，你可以取代他。”

诸葛亮哭着说：“臣岂敢不竭尽全力，以忠贞之节报效，死而后已！”

这段对话，乍一看就是正常的托孤遗言，但仔细品味，其中有四个字，却与历史上大多数政治遗言截然不同，似乎大有深意，遂令千百年来的无数后人争讼不已，至今仍无定论。

这四个字就是刘备说的“君可自取”。

老皇帝托孤，却跟顾命大臣说，我儿子要是不成器，你就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

这种话，简直会把顾命大臣活活吓死。相信诸葛亮在那一刻，一定会汗流浃背，惶恐莫名。他当时流下的眼泪，如果说有七分是哀伤，那么另有三分，恐怕便是惊惧和惶恐了。

正因为刘备这话实在是超乎常理，所以他的动机就十分耐人寻味：刘备说这种话，究竟是出于真诚之心，以国家大事为重，希望诸葛亮“能者上位”，不必顾忌君臣之义，还是出于帝王权谋，忌惮诸葛亮的能力，所以既要托孤，又要防止权臣篡位，故而留此遗言终身震慑诸葛亮？

这两种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观点，历来都有很多拥趸，而且似乎都言之成理。

前者，以《三国志》作者陈寿为代表，他说：“其（刘备）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三国志·先主传》）

很显然，陈寿认为刘备托孤完全是出自真诚之心。所谓“心神无贰”，强调的就是刘备之言纯属发自肺腑，绝无弦外之音，更不存在“权谋论”那种阴暗的动机，所以刘备与诸葛亮之间的君臣大义，才能成为古往今来的典范。

元代史学家胡三省、清代史学家赵翼，也都持类似观点。胡三省说：“自古托孤之主，无如昭烈（刘备）之明白洞达者。”赵翼也说：“千载下犹见其肝膈本怀，岂非真性情之流露！”

对刘备“永安托孤”进行阴谋论解读的代表，则非乾隆皇帝莫属。乾隆在《御批通鉴辑览》中说：“昭烈于亮平日以鱼水自喻，亮之忠贞岂不深知，受遗时何至作此猜疑语，三国人以谲诈相尚，鄙哉！”

这话的意思是：刘备跟诸葛亮平时常以鱼和水来比喻彼此的关系，可见刘备深知诸葛亮的忠贞，可为何托孤时要说这种猜疑的话呢？三国时代的人，大多崇尚诡诈之术，实在可鄙！

可能同样是皇帝，所以乾隆自认为更懂刘备的心思，于是习惯成自然地从帝王心术的角度来解读刘备的话，结论当然就是“猜疑”和“谲诈”了。

那么，当刘备说“君可自取”时，其背后的真正动机到底是哪一种呢？是出自真心，还是出自权谋？

我的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

理由很简单：人都是复杂而矛盾的，刘备尤其如此。

我们在前文说过，刘备这个人，很难用一个固有的标签来界定他。你说他仁义，他确实有很多仁义之举；你说他诡诈，他确实也经常扛着仁义之旗行权谋诡诈之事。

刘备为什么要行仁义？

因为这不仅出自他的天生性情，也是出于立身处世和现实斗争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也分析过，像刘备这种草根出身的苦孩子，没有任何资源，只能以仁义立身创业，有意识地跟曹操、袁绍这些豪门子弟进行差异化竞争，才有可能拿到逐鹿天下的入场券。

刘备为什么要行权谋诡诈之事？

原因也一样，要想在乱世安身立命并且逐鹿天下，不懂权谋怎么混？不行诡诈之术怎么可能建立霸业？

所以，“高尚/卑鄙”“真诚/虚伪”“仁义/诡诈”这些通常看上去水火不容的品质，就可以水乳交融地结合在刘备一个人身上。甚至我们也可以说，这些矛盾的东西，同样存在于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身上。

弄清了这个前提，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刘备托孤之时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是简单而纯粹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刘备与诸葛亮的确相知莫逆，否则既不会有“三顾茅庐”的千古佳话，也不会有刘备对关羽和张飞说的那句经典之言：“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此后又经过这么多年的并肩作战，两人之间更是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此外，对于诸葛亮的能力、才干和忠诚，刘备也是高度认可的。所以，刘备要托孤，诸葛亮必然是舍此无他的不二之选。就此而言，刘备的托孤之举当然是真诚的，因为他绝不可能把儿子和蜀汉基业托付给一个能力不足或忠诚度不够的人。

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刘备毕竟是一个皇帝，而且是在乱世之中草根逆袭的皇帝。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复杂而深沉的帝王心术呢？

帝王心术的核心，其实就是对任何人，都不可能给予百分之百的完全信任。

这并不是说刘备不相信诸葛亮，而是刘备不相信人性。靠自己的本事拼杀出来的帝王，对人性都有很深的洞察，对于世事无常、人心善变更有着深刻的体认。所以，刘备相信诸葛亮的忠诚，与刘备担心诸葛亮未来有变成权臣的可能，这两者并不矛盾。或者说，即使是矛盾的，这两种心态也完全可以在刘备的心中并存。

古人常说“主少国疑”，意思是即位的君主年少，人心便会疑惧不安。刘备托孤的这一年，刘禅才十七岁，是典型的未经世事的少主。何况知子莫若父，阿斗生性懦弱、才具平庸，刘备不可能不清楚。这样的一个少主，搭配一个年富力强、能力出众的顾命大臣，其结果，就使后者极有可能成为架空君主的权臣。这在两汉四百余年的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

对此，刘备必然会有所预见，也必然会感到担心。尽管所托付的这个人，是他一直以来都高度信任的诸葛亮；尽管眼下的诸葛亮，其忠诚度是无可怀疑的。可刘备不敢保证，此时德才兼备的诸葛亮，在大权独揽若干年后，其品德不会败坏，其野心不会膨胀。

所以，刘备索性把这层担心直接表露了出来。当然，表露方式是很委婉、很高明的，是推心置腹、充满真诚的。不管诸葛亮对“君可自取”四个字作何理解，理解到什么程度，总之刘备相信，诸葛亮在听到这四个字时，内心一定会感到极大的震撼，而且这种震撼必将伴随诸葛亮的一生——无论何时回想起来，都会觉得言犹在耳。

如果诸葛亮是始终忠贞不渝的，那么这四个字，就是对他的勖勉和鞭策。

如果诸葛亮有朝一日起了异心，那么这四个字，就是对他的敲打和震慑！

这就够了。

对于行将就木的刘备而言，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至于未来的蜀汉霸业会走向何方，未来的天下大势会如何演变，就不是他所能关心和左右的了。

托孤之后，刘备还给阿斗和另外两个儿子留下了一段语重心长的遗言。

人五十不称夭，吾年已六十有馀，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

人到五十岁死亡，就不算夭折，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还有何遗憾？我自己虽然无憾，但对你们兄弟甚是挂念。不要因为恶行很小就去做，也不要因为善事很小而不做。只有贤能和品德，能让人敬服。你的父亲德行不够，你不要效法。

后人从刘备的这段遗嘱中，摘出了两句为人处世的格言。这两句话从此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之语，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刘备对仁德的注重，于此可见一斑。作为一个草根逆袭的皇帝，刘备一生固然做过不少权谋诡诈的事，但作为一个性情宽厚的人，刘备仁德的这一面，却是毋庸置疑也不容抹杀的。

临终之际，刘备把次子刘永叫到床前，叮嘱道：“我死以后，你们兄弟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丞相。”

曹魏黄初四年（蜀汉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备病逝于永安，享年六十三岁，谥号“昭烈”。

盖棺论定之际，陈寿在《三国志·先主传》中给了刘备很高的评价。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耳。

刘备气度恢宏，意志坚毅，性情宽厚，有知人之明，善待士人，具备高祖刘邦的风范和英雄的器宇。刘备在机变、权术、才干、谋略方面不及曹操，所以事业格局相对有限。然而，刘备能够百折不挠，始终不肯屈居曹操之下，是因为他料定以曹操的器量，终究容不下他，这不仅是为了争权夺利，也是为了不被曹操所害。

同年五月，太子刘禅即位，改元建兴，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且“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资治通鉴·魏纪二》）。

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蜀汉的一切政务，无论大小，全部都由诸葛亮裁决。

这一年，诸葛亮虚岁四十三，属于人生中的黄金时期，正是大干一番事业的年纪。上天在这一刻把蜀汉的这副重担交到他的手上，既是一种命运的偶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诸葛亮小刘备整整二十岁，所以刘备打下的基业，迟早是要交棒给他的。这一点，其实早在刘备当年三顾茅庐、在隆中与诸葛亮一起策划天下大计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黄初四年的夏天，当诸葛亮扶着刘备的灵柩走在回成都的路上，这句话肯定是他当时的内心写照，只是后来才被他记录在了《前出师表》上。

属于曹操的时代，属于刘备的时代，都已经随着这些枭雄的离去消散于历史的尘烟中。接下来，将是一个属于诸葛亮的时代，以及即将与他同台竞技的司马懿的时代。

这一刻，胸怀天下的诸葛亮定然踌躇满志，同时也如临如履。

第七章 南征与北伐

三征东吴：曹丕劳师无功

诸葛亮刚刚总揽蜀汉大政，益州南部的蛮夷部落就蠢蠢欲动了。

带头造反的人，是益州郡（治今云南昆明市晋宁区）的地方豪强雍闿。此人先是杀了当地太守正昂，暗中归附东吴；不久蜀汉朝廷派来了新太守张裔，又被这家伙给绑了，送给了东吴。

东吴乐得在蜀汉的后院放火，便任命雍闿为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市）太守。此时的永昌郡还在蜀汉治下，所以东吴这一招纯属慷他人之慨——反正就是送雍闿一顶空头官帽，至于地盘嘛，当然是你雍闿自己去抢。

蜀汉的官员又没死绝，岂能让你说抢就抢？

永昌郡的功曹吕凯和府丞王伉马上带兵封锁了边界。雍闿进不了永昌郡，就命同乡孟获去煽动附近各部落的酋长，又先后拉拢了牂牁郡（治今贵州福泉市）太守朱褒以及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市）的蛮夷酋长高定。一时间，各地蛮夷纷纷起兵响应，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此时的蜀汉正值国丧，诸葛亮知道不宜用兵，便暂时忍了下来，尽量以怀柔政策进行招抚。

招抚南方的同时，诸葛亮在内政、外交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

首先，是“约官职，修法制”，即建立健全官员的任免制度，并修订各种法令规章。

其次，是“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即加强农业生产，扩大粮食储备，并关闭边境，让民众休养生息。

最后，就是修复与东吴的外交关系。“联吴抗曹”是诸葛亮长期主张的外交战略，只可惜之前由于各种内外因素遭遇了严重挫折，蜀吴之间的关系也彻底破裂。然而如今，一切已时过境迁，关羽、吕蒙这些鹰派人士都不在了，连一心想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的刘备都已撒手人寰，所以，是到了重新修复蜀吴关系的时候了。

蜀汉建兴元年（曹魏黄初四年）十月，诸葛亮派遣使臣邓芝出使东吴，来到了武昌。

一开始，孙权避而不见。因为他还没想好，到底是该联合蜀汉对付曹魏，还是该联手曹魏对付蜀汉。

邓芝看出了孙权的心思，便主动上表，说：“臣今日前来，也是为了吴国的利益，不光是为了蜀国。”

孙权这才接见了他，但说话很不客气，存心要让邓芝难堪。他说：“孤当然也愿意跟蜀汉重修旧好，但却担心你们君主幼弱、国土狭小、形势逼仄，难免被魏国所乘，无法自保啊。”

这就叫赤裸裸的鄙视，连修饰都省了。

邓芝却不以为意，从容答言：“吴、蜀两国，共据有四州之地（扬州、益州、荆州、交州）。大王是当世英雄，诸葛亮也是一代人杰；蜀国有山川之固，吴国有三江之险（长江、汉水、濡须水）。合两国之所长，互为唇齿，进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乃自然之理。大王如果归附魏国，魏国必然会希望大王入朝，且要求太子充当人质，若不从命，则以此为由进行讨伐，而我国也会趁此时机顺流东下。如此一来，江南之地，恐怕就不再是大王所有了。”

你鄙视我，我就威胁你，有来无往非礼也。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孙权的软肋：你跟我们可以平等结盟，但跟曹魏只能卑躬屈膝地称臣；我们不会拿你儿子当人质，可人家曹丕却会。

所以，不必耻笑我们“主弱国小”，想想你自己的处境吧。不跟我们结盟，你迟早会面临被魏、蜀两国东西夹攻的困境，只怕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这就是谈判和说服的艺术——不要去讲自己需要什么，而要关注对方需要什么；只要踩到对方的需求和痛点，他的理性自然会告诉他该怎么做。

果然，孙权被踩到痛处了。

他默然良久，最后只说了四个字：“君言是也。”

于是，邓芝圆满完成了修复双边关系的使命，蜀吴联盟再度缔结。

东吴黄武三年（公元224年，曹魏黄初五年）夏，孙权也派出使臣张温出使蜀汉。“自是，吴、蜀信使不绝。”（《资治通鉴·魏纪二》）两国的邦交完全恢复了正常化。

在此期间，孙权越来越倚重陆逊。

与蜀国的许多外交事务，孙权都交给了陆逊，让他直接与诸葛亮接洽。当时陆逊驻守夷陵，离蜀汉较近，孙权索性把自己的印章多刻了一个，就放在陆逊那里。然后，每当有寄给蜀汉的国书，孙权都让陆逊过目，凡是他觉得拿捏不定的地方，就授权陆逊修改，改完重新缮写，再加盖孙权的印章，就直接发出去了。

很显然，在此时的东吴，陆逊已经越来越有“社稷重臣”的味道了。

不久，邓芝再次出使吴国，孙权这回跟他说话就客气多了，道：“若将来天下太平（意指灭掉曹魏后），孤与贵国君主分治天下，不也是乐事一桩吗？”

这话一方面是客气、示好，一方面也有试探的意味——若真有那么一天，你我双方还能像现在这样相安无事吗？

邓芝淡淡一笑，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假如消灭了曹魏之后，大王却未深刻认识天命，那么到时候，两国君主自当各施恩德，两国臣子也会各尽其忠，然后战鼓敲响，真正一统天下的战争，恐怕才刚刚开始。”

孙权没料到邓芝会把话说得这么露骨，不由大笑道：“你可真诚实，岂不正是如此！”

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同盟，都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暂时走到一起的。总有一天，昔日的盟友必定会因各自的利益而分道扬镳，甚至刀兵相见。

既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又何必藏着掖着呢？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也省去了那些假惺惺的外交辞令和暗戳戳的彼此猜疑。

得知吴、蜀两国“破镜重圆”、再度修好，曹丕就像一个打翻了醋坛子的“第三者”一样，怒不可遏，宣布要第二次讨伐东吴。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

这个错误，曹丕已经犯了一次，可他显然并未吸取教训。

侍中辛毗连忙劝谏，道：“如今天下刚刚安定不久，我国地广民稀，此时用兵，臣认为不见得有利。当年，先帝虽屡次出动精锐，但每次到达江边，却很快就班师了。如今，我军的兵力并不比过去多，要想获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日之计，不如让百姓休养生息，大力开展屯田，十年后再来用兵，定可毕其功于一役，不必屡屡出师。”

曹丕冷冷道：“照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把这些事留给子孙？”

辛毗答：“昔日，周文王就是把讨伐商纣之事留给了武王，只因时机并不成熟。”

曹丕根本听不进去，旋即下达了战争命令。

黄初五年八月，曹丕命时任尚书仆射的司马懿留守许昌，然后亲率水军、乘坐龙舟，经蔡河、颍水进入淮河，抵达寿春（今安徽寿县）。九月，大军进抵广陵（今江苏扬州市）。

东吴立刻做出反应，一边在江面上集结了大量战船，一边采纳了大将徐盛的疑兵之计，沿长江南岸，搭建木架，外面裹上芦苇，做成假城墙、假城楼，从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市西北）到江乘（今江苏南京市东北），连绵相接数百里，且在一夜之间全部完成。

此时江水正涨，江面波涛汹涌，曹丕来到北岸，望着江中帆樯林立的东吴水军，以及对岸绵延不绝的“百里长城”，不禁长叹一声，对左右道：“我们虽有强大的骑兵，却无用武之地，看这情形，无法攻击啊。”

兴师动众而来，可仗还没打自己就先泄了气，足见曹丕的出兵之举有多么草率。曹魏骑兵面对东吴水军本来就毫无优势，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何须带着大军吭哧吭哧跑到长江边上，才来发出如此感叹呢？

正当曹丕面对长江天险一筹莫展之际，老天爷又突然发威，刮起了一阵暴风。曹丕乘坐的龙舟失去控制，在惊涛骇浪中颠簸漂荡，险些倾覆。

连敌人的面都还没见着，御驾亲征的曹丕就差点掉进江里喂了鱼。这样的惊魂一幕，令他原本便已所剩无几的斗志彻底丧失殆尽。

此时的曹丕已经在心里打退堂鼓了，可又找不到台阶下，只好问了群臣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孙权会不会亲自来？”

群臣没看懂老板的心思，异口同声说：“陛下御驾亲征，孙权恐惧，必以举国之师抵御，却又不敢把大军交给臣下，所以一定会亲自前来。”

这下尴尬了。

曹丕这么问的用意，其实是想让群臣回答说孙权不会来，这样他便可就坡下驴，以“棋无对手”、没有机会教训孙权为由，赶紧班师回朝。

最后还是精明的刘晔看出了老板的尴尬，便道：“孙权以为陛下乃万乘之尊，必不会亲临前线，因此他一定会把防御任务交给将领，自己坐镇后方，肯定不会来。”

这台阶铺得就挺舒服了，不但说孙权不会来，还解释了孙权不来的原因，是因为他以为曹丕不会来。潜台词就是：如果孙权知道曹丕来，那他一定不敢不来。

总之这么一说，既给了老板台阶，又妥妥地保住了老板的面子，实在很有水平。

曹丕又装模作样地等了几天，然后便以“吴王不至”为由匆匆班师了。

如果说曹丕第一次大举伐吴，还算给孙权造成了一定威胁的话，那么这次御驾亲征，竟以如此潦草的方式收场，只能说徒然给孙权增加了笑柄。

经过这两次挫败，刘晔和辛毗都以为，曹丕一定会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不会再轻易出兵了。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短短半年后，天子曹丕就在朝会上宣布，他要再一次亲征东吴。

这回，刘晔、辛毗都已心死，不愿再劝谏了。不过，还是有一个叫鲍勋的朝臣站了出来，极力劝阻。

这个鲍勋，就是当年曹操的老战友鲍信之子，时任宫正，相当于总监察长之类的。

他说：“王师屡屡出征，却始终未能克敌制胜，只因吴蜀两国唇齿相依，凭借山川险阻，故而难以攻克。去年，陛下乘坐的龙舟在长江漂荡，几乎搁浅于南岸，圣躬陷入险境，臣下无不破胆，宗庙险些倾覆，此事足以成为百世之戒。如今，陛下又要劳师远征，每日的军费足有千金，国库虚耗，却徒然令敌人耀其兵威，臣以为万万不可。”

这就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去年龙舟遇险的糗事，犹如曹丕心头的一道伤疤，他自己虽然牢牢记着，却恨不得把所有人的这块记忆都给删除掉。现在可倒好，你鲍勋竟敢在朝会上公然揭开这道伤疤，让曹丕的天子颜面往哪儿搁？

曹丕勃然大怒，当场把鲍勋贬为治书执法，然后正式下发了三征东吴的诏令。

黄初六年（公元225年）闰三月，战争令下达；五月，曹丕进抵魏国的水军基地谯县；八月，曹丕亲率舟师，自谯县出发，经由涡水进入淮河；十月，曹丕率大军进抵广陵。

有道是兵贵神速，可曹丕的这场亲征，其进军速度却让人十分困惑——从闰三月下令出兵，然后整整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大军才刚刚开到前线。

这样的速度，只能用龟速来形容。就算是步行，从许昌到广陵，恐怕也要不了七个月时间。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曹丕在此期间还在不断训练水师，所以这七个月，大多数时候是在练兵，而非行军。

然而，打仗是最讲究时机的。之所以说兵贵神速，一来是要让敌人没有防备，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二来是必须考虑到季节、气候、山川地形等自然条件，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从而对行军作战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曹丕的这场亲征，完全不顾这两条战争的常识，一边练兵一边行军，磨磨蹭蹭，拖拖拉拉，其结果就是当他来到长江边上时，已经是天气严寒的冬季，而东吴军队更是严阵以待了。

当然，冬季也不是不能打仗，问题在于——冬季更容易出现不利于作战的因素。

也要怪曹丕运气不好，这年冬天，气温骤降，比往年冷了很多，以致原本一年到头哗哗奔流的长江竟然罕见地结冰了！

刚抵达广陵时，江面尚未结冰，曹魏的十几万水陆大军在江上和岸上一字排开，“旌旗数百里”，军容甚为壮观。曹丕身披甲胄，骑在高头大马上，“临江观兵”，胸中顿时涌起一片豪情，当即赋诗一首。诗名叫《广陵观兵》，开头是这么几句：

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

猛将怀暴怒，胆气正从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

必须承认，这诗写得还是很有水平的，可谓气象恢宏，英武豪迈，大有乃父曹孟德之风。中国文学史把曹操、曹丕和曹植并誉为“三曹”，视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尽管曹丕豪气干云，这回似乎是志在必得，可老天爷偏偏又跟他过不去——上回是用一场风暴把他耍得团团转，这回直接就让长江结冰了，看你“一苇杭（航）之”的牛还怎么吹！

望着原本滔滔奔流的江水，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坚冰，曹丕忍不住喟然长叹：“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资治通鉴·魏纪二》）

苍天啊，你这是注定要用长江来分割南北啊！

没办法，由于曹丕“龟速行军”的失误，加上老天爷从中作梗，曹魏第三次大规模的东征，再度以“劳师无功”的结局黯然收场。

曹丕下令班师，然后带着陆军先撤。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曹丕北返的路上，竟然遭到了东吴的一次突袭。

这次突袭的策划者是东吴大将孙韶。他派部将高寿等人，率五百名敢死队员，于深夜埋伏在魏军的必经之路上，然后对曹丕的车驾发动了突然袭击。

魏军猝不及防，差一点就让高寿得手了。虽然魏军凭借人多势众，最后还是击退了高寿，但副车和主车车顶的羽盖竟然被高寿给劫走了，可见当时战况的惊险。

曹丕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同时也感到了极大的耻辱。

可以想见，如果天假以年，让曹丕多活个一二十岁的话，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对东吴发动第四次、第五次乃至更多次的讨伐。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谁也没料到，在回到洛阳的短短五个月后，曹丕就驾崩了，时年仅四十岁。

七擒孟获：诸葛亮平定南中

就在曹丕第三次讨伐东吴的同时，诸葛亮也打响了平定南方的战役。

诸葛亮一直以来的战略目标和人生使命就是北伐中原，但在此之前，他必须先稳定自己的大后方。如果以雍闿为首的南方蛮夷始终在后院放火，诸葛亮就什么事也干不成。

所以，在总揽蜀汉大政将近两年、内政和外交都上了轨道之后，诸葛亮立刻发布了南征的命令，并决定亲自挂帅。

蜀汉建兴三年（曹魏黄初六年）三月，诸葛亮率领大军从成都启程，向南中（今云南、贵州及四川东南部）进发，时任参军的马谡送到了数十里外。

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马良已在夷陵之战中死于武陵郡的五溪地区），因才智过人，擅长军事谋略，颇受诸葛亮赏识。此次出征，诸葛亮看他送了这么远，知道他一定有话要说，便道：“你随我参议军事也有些年头了，这一次，有什么好的想法？”

马谡答道：“南中的蛮夷部落仗着山川险阻、路途遥远，久已不服朝廷，纵然今日打败他们，明日他们便会复叛。如今，丞相欲以倾国之力北伐，征讨强敌曹魏，南方蛮夷知道我们内部空虚，便会越发猖獗。倘若要把他们消灭殆尽，以绝后患，既非仁者之心，且仓促之间也难以斩草除根。而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此行，能收服南方蛮夷之心。”

事实上，“攻心为上”也是诸葛亮此次南征要达成的战略目的，当然不必等到马谡来提醒。不过，马谡能与他“英雄所见略同”，还是让诸葛亮甚感欣慰。

当年七月，诸葛亮大军攻入越嶲郡，所向披靡，每战皆克，很快就斩杀了雍闿、高定和朱褒。与此同时，诸葛亮另外派遣的两支偏师也进展顺利：一路由将领李恢率领，从益州郡攻入；一路由将领马忠率领，由牂牁郡攻入。最后，三路人马在南中成功会师。

面对蜀军犁庭扫穴般的强大攻势，孟获却毫无惧意，仍纠集余众负隅顽抗。

诸葛亮知道，孟获深受当地汉人和夷人的拥戴，要真正平定南方，必须搞定此人；而要搞定此人，与其从肉体上消灭，不如从心理上征服。

所以，诸葛亮向全军下达了命令：孟获这个人，必须生擒！

接下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擒孟获”的故事，《三国演义》对此有十分精彩的演绎。不过，所谓“七擒七纵”的传奇故事，在正史中的记载却非常简略，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诸葛亮下达生擒孟获的命令后，蜀军果然抓住了孟获。然后，诸葛亮故意带孟获参观蜀军军营，以显示蜀军部伍的严整。逛了一圈后，问他说：“这样的军队怎么样？”

孟获却一脸不屑，道：“之前是因为不知虚实，才会落败。如今承蒙盛情，让我观看了军营，如果只是如此，我要战胜你们，可谓易如反掌。”

一听他把牛皮吹得这么大，诸葛亮不禁笑了起来，当即就把孟获放了，让他整兵再战。

然后，史书只用一句话，就把这个生动曲折、扣人心弦的传奇故事一笔带过了：“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资治通鉴·魏纪二》）

就是说，孟获前后一共跟诸葛亮较量了七回，却每回都被生擒。到最后一次，诸葛亮依然要放他走，孟获终于心悦诚服，反倒不走了，说：“明公天威赫赫，我们南中之人从此不会再造反了。”

“七擒孟获”的故事，其实在陈寿的《三国志》中本无记载。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最早见于《华阳国志》，稍后见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所引的《汉晋春秋》，最后被司马光收录进了《资治通鉴》。千百年来，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史实、有几分是史实，一直是有争议的，迄今尚无定论。

首先，孟获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他到底是汉人还是彝人，历来就有争议。其次，即便孟获其人及其民族身份得到确认，可“七擒七纵”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也还有争议。有些学者就怀疑它是民间传说，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诸葛亮生擒孟获，没有杀他，而是以攻心为上，这件事应该是有的，只是后来的“七擒七纵”过于离奇，可能出自虚构。

不论孟获的故事是真是假，总之，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后出师表》），彻底平定了南中，巩固了蜀汉的大后方，则是确凿无疑的史实。

平定叛乱本就不易，之后如何治理，以防死灰复燃，就更是一件困难的事了。

当益州郡、永昌郡、牂牁郡、越嶲郡悉数平定后，诸葛亮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办法，即起用了一批蛮夷酋长担任各郡县的官员。

用今天的说法，这就叫“夷人制夷，高度自治”。

可是，马上有不少人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些夷人不值得信任。诸葛亮则耐心解释了他这么做的理由。

其一，如果由朝廷直接委派官员，就必须配备军队，那么军队所需的粮秣给养就会成为一个难题。

其二，若只委派官吏，而不派兵驻守，那么，由于这些夷人的父子兄弟很多都死于这次叛乱，所以必然会起而报复，这将成为极大的祸患。

其三，朝廷派来的官员，与当地夷人之间，难免会互相猜疑：官员担心遭到夷人的报复，夷人同样担心遭到官员的镇压。如此，南中便永无宁日了。

最后，诸葛亮对这个“夷人制夷，高度自治”的政策进行了总结，说：“我的目的，就是既不留军队驻守，也无须耗费粮秣给养，同时还要达到稳定当地秩序、夷汉两族和睦共处的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诸葛亮施行的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自是，终亮之世，夷不复反”（《资治通鉴·魏纪二》）。

在诸葛亮的有生之年，南中的夷人再也没有发动过叛乱。

平定南中，不仅实现了巩固大后方的战略目的，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好处，就是得到了大批财产和物资，如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等，从而在蜀汉之后的北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蜀汉建兴四年（公元226年，曹魏黄初七年）春，诸葛亮一回到成都，就立刻着手进行北伐的战备工作了。而不久之后，来自曹魏的一个重大消息，更是让诸葛亮坚定了北伐的信心。

这个消息就是——曹丕驾崩了。

黄初六年冬，当曹丕从陆路先行撤退后，水军仍有数千艘战船滞留在江淮一带，被坚冰所阻而动弹不得。

文武百官纷纷建议，干脆就让水军就近驻扎，展开屯田。只有尚书蒋济坚决反对，他说：“这一带，东接高邮湖，北临淮河，一旦水势上涨，敌人的舰队很容易沿水路发动攻击，不可作为驻兵和屯田之所。”

曹丕采纳了蒋济的建议，并将数千艘战船全都交给了他，让他想办法解决。

蒋济旋即组织了大批工兵，一口气在精湖（今江苏高邮市北）一带开凿了四五条运河，将所有战船通过运河全部牵引到一起，然后修筑了一道水闸，阻断湖水，令水位升高，最后再开闸放水，终于令数千艘战船全部脱困，进入淮河，并安然回到了谯县的水军基地。

黄初七年正月，曹丕回到洛阳，颇为感慨地对蒋济道：“对任何事情都不能不加以研究啊。之前水军受困，我一度打算烧掉一半的战船，幸亏有你设法挽救，而且还跟我差不多同时抵达谯县。回想你每次的建议，都甚合我意。从今往后，凡是讨伐孙权的大计，都由你来仔细思考和筹划。”

看曹丕的表态，似乎从此要开始重视朝臣的谏言了。可事实上，这也就是蒋济救出了水军，立了大功，他才这么说。曹丕这个人，其实是容不得逆耳之言的，而且还有一个很严重的缺点——睚眦必报。

就以鲍勋为例。

这位曹操的老战友之子，早年在魏郡当治安官的时候，抓过一个犯罪分子。当时曹丕还是太子，而鲍勋抓的这个人，是他的宠妃郭氏的弟弟。曹丕就替小舅子说情，希望鲍勋把人放了，没想到鲍勋竟然不给面子，还是依法把那个家伙治罪了。

经此一事，曹丕自然是对鲍勋怀恨在心。

曹丕即位后，鲍勋仍然没有学乖，好多次犯颜直谏，更让曹丕怒火中烧。之前曹丕要三征东吴，鲍勋又当面劝谏，就被曹丕给贬官了。

可仅仅是贬官，还是难解曹丕心头之恨。再加上此次东征又狼狈收场，曹丕憋着一肚子火无从发泄，于是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借着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就命司法部门把鲍勋收监了。

司法部门先是判鲍勋五年徒刑，后来觉得太重，又改判为罚黄金两斤。曹丕顿时暴跳如雷，咆哮道：“鲍勋非死不可，你们竟敢包庇纵容！把参与审判的司法官员全都抓到军法处，我要把你们这些老鼠全都埋进一个巢穴！”

曹丕的原话是：“当令十鼠同穴！”（《三国志·鲍勋传》）

这话说得，实在是有些丧心病狂，完全失去了一个皇帝应有的理智和修养。

以钟繇、华歆、陈群、辛毗、高柔、卫臻等人为首的朝廷重臣们看不过眼，纷纷上表，力陈鲍信当年有功于太祖（曹操），如今鲍勋即便有罪，也应宽大处理。可是，曹丕一心要置鲍勋于死地，当然听不进任何人的话。

时任廷尉的高柔坚决不肯执行曹丕的诏命。曹丕怒不可遏，便使了一招调虎离山，一边传召高柔入宫，一边派人去了廷尉寺的监狱，直接就把鲍勋给杀了。

一位忠直敢言的功臣之后，就这样死在了曹丕蓄意报复的屠刀下。

曹丕挟私报复的屠刀一旦举起，是不会轻易放下的。紧接着，又有一个人险些步了鲍勋的后尘。

这个人就是曹洪，时任骠骑将军，封都阳侯。

论辈分，曹洪是曹丕的堂叔；论资历，曹洪是曹魏的开国功臣。而且当年曹操刚起兵时，被董卓的西凉铁骑击败，曹操被射落马下，就是曹洪拼死保护，才救了曹操一命。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曹洪似乎都没有理由成为曹丕的报复对象。

可是，曹丕还是把屠刀挥向了曹洪。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说起来挺可笑的。事情还是源于曹丕当太子的时候，由于曹洪这人一向腐败，很会捞钱，家里富得流油，曹丕有一回手头紧，就想跟曹洪借一百匹绢。没想到，曹洪这家伙是个吝啬鬼，竟然不肯借。曹丕颜面大失，于是就把曹洪的名字也记在了报复名单上。

这回，杀完鲍勋，曹丕立刻想起了曹洪，便以曹洪的门客犯法为由，把他扔进了监狱，而且一下就判了死刑。

大臣们当然又是纷纷劝谏，可曹丕一概不听。

危急时刻，曹丕的亲娘卞太后站了出来，厉声责骂曹丕，说：“当年要不是曹洪救了先帝，我们哪有今日？”

曹丕虽然不敢反驳，但也不肯放人，事情就这么僵持着。

卞太后忍无可忍，便去找此时已被曹丕立为皇后的郭氏，说：“如果曹洪今天死了，我明天就命皇帝把你废了！”

郭皇后无辜躺枪，说起来也挺冤的，可她哪敢跟盛怒之下的老太后讲道理呀？没办法，郭皇后只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曹丕哭诉，劝他放过曹洪。

曹丕被搞得心烦不已，只好赦免了曹洪的死罪。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曹丕还是罢免了曹洪的官职，并剥夺了他的爵位和全部封邑。

曹洪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痛定思痛，他肯定会为当年的吝啬悔断了肠子。同时，他也一定会感到困惑——不就是区区一百匹绢吗，居然值得你一个堂堂皇帝下死手来报复？！

是的，曹丕的小肚鸡肠和睚眦必报，的确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难怪会把他的亲娘卞太后气得连道理都不讲了。

假如老天爷再让曹丕多活几年，相信后面一定还会有人遭殃。也就是说，早年得罪过曹丕、被他暗戳戳记在报复名单上的人，一定不止鲍勋和曹洪。

所幸，对于这样一个几乎已经丧失理智的曹魏天子，老天爷终于出手进行了干预，提前把他召回“天庭”，让他做述职报告去了。

黄初七年五月，年仅四十岁的曹丕突然患上重病，一下就卧床不起了。

曹丕的嫡长子、时年二十三岁的曹叡，极为仓促地被立为太子。

曹叡是甄宓所生。他之所以直到曹丕病重的这一刻才被立为太子，与他母亲甄宓当年的失宠及最后的结局有关。

曹丕早年也是深爱甄宓的，但即位后，转而宠幸郭氏等其他嫔妃，故始终未立甄宓为皇后。甄宓遭到冷落，自然心怀不满，不免生出了一些怨言。郭氏觊觎皇后之位，就向曹丕吹枕头风，添油加醋地构陷甄宓。曹丕大怒，于黄初二年将甄宓赐死，旋即立郭氏为后。

母亲被赐死，曹叡自然也随之失宠了。曹丕把他的爵位降了一级，分明已无意立他为太子。不过，曹叡的幸运在于，郭皇后无子，于是曹丕把他过继给了郭皇后，如此一来，曹叡就依然还是嫡子。且曹叡很聪明，知道现在郭皇后是自己唯一的靠山，所以对她极其恭敬，从而讨得了郭皇后的欢心。

正因如此，曹丕才没有彻底冷落曹叡。有一回，曹丕带曹叡出去打猎，看见一大一小两头鹿，曹丕射杀了母鹿，然后命曹叡射杀子鹿。曹叡没有从命，而是忽然掉下眼泪，哽咽着说：“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末传》）

这显然是一句双关语，表面说的是鹿，其实说的正是曹叡自己的命运。

曹丕闻言，心中某个柔软的地方瞬间被触动了。他恻然良久，最后，终于慢慢放下了手中的弓箭。

这一年五月十六日，曹丕陷入弥留，紧急传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入宫，宣布遗诏，命他们三人为辅政大臣。

十七日，曹丕驾崩，谥号“文皇帝”。

同日，曹叡即位。数日后，追尊生母甄宓为“文昭皇后”。

盖棺论定之际，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给了曹丕这样一段评价。

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文帝曹丕有文学天赋，下笔成章，学识广博，才艺兼备。如果再有宽宏的器量，能以公平和诚意激励人，立定志向，保持正道，广施仁德，那么与古代的贤能君主比起来，也就不会相差太远了。

陈寿这段话，乍一看好像都是褒奖之词，但只要稍加品味，就知道他用的其实是寓贬于褒的“春秋笔法”。其中奥妙，就在于前半段是褒，后半段却用一个假设性的“若”字进行转折，然后就把所有贬义改头换面装了进去。换言之，后半段用的褒义词越多，就说明曹丕的缺点越多。

如果我们把“若”字拿掉，重新翻译一下，那么陈寿真正想说的话，其实是这样的：文帝曹丕的器量不够宽宏，不能以公平和诚意激励人，志向不坚定，无法保持正道，也未能广施仁德，所以跟古代的贤能君主比起来，还差得远呢。

至于前半段，说曹丕很有文学才华、学识广博等，的确是实情，也值得称赞，可关键的问题在于，曹丕的身份是皇帝，不是文人——当一个皇帝别无其他优点，只剩下文学才华值得夸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合格的皇帝吗？

换言之，夸一个皇帝不从治国才干上夸，而只夸他很有文学才华，这就跟夸一个文人不从文学才华上夸，却只夸他很会玩政治一样，与其说是在夸人，不如说是在拐着弯骂人。

千秋忠义《出师表》

黄初七年六月，曹丕暴病而亡的消息传到东吴。孙权大喜过望，遂趁曹魏国丧之际，亲自率军从武昌出发，进攻曹魏的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县）；同时命诸葛瑾从江陵北上，进攻襄阳。

此时，镇守江夏的是魏国大将文聘，而坐镇襄阳的则是司马懿。一个是身经百战的宿将，一个是文武双全的重臣，所以，东吴此次出兵，基本上无机可乘，很难捞得着便宜。

风闻孙权御驾亲征，魏国的群臣倒是有些担心，便在朝会上纷纷建议，立刻出兵驰援江夏。可是，年轻的新君曹叡却颇为镇定，说：“孙权善于水战，这次之所以敢从船上下来，改为陆地进攻，是想趁我们不备罢了。现在，文聘已经据城坚守，与孙权对峙。作为进攻方，其兵力若非数倍于我，终究是不敢久留的。”

曹叡的判断没错。此次出兵，孙权并非志在必得，只是想试探一下曹魏的虚实而已——若有机可乘，就捞一些便宜；若实在没机会，也就算了，并不强求。

所以，只要曹魏方面稍有可疑动向，孙权就绝不会冒险在坚城之下久留。

稍早之前，魏国朝廷派了一个叫荀禹的御史来前线劳军。巧的是，他刚到江夏，就碰上孙权攻城。荀禹便拉来附近县城的一些兵，连同自己的随从步骑，共计一千多人，举着火把在山上窜来窜去，故布疑兵。

孙权一看，以为是魏国援兵到来，担心腹背受敌，立刻解围而去。

而进攻襄阳的诸葛瑾那一路，则被司马懿击破，部将张霸被斩杀。另外，东吴还有一支偏师，也被曹真击破于寻阳。

相比于东吴的试探性进攻，此时的诸葛亮，则有着无比坚定的北伐决心。

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曹魏太和元年）三月，诸葛亮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各项战备工作后，亲率大军，向汉中进发，拉开了第一次北伐的序幕。

临行前，诸葛亮命长史张裔和参军蒋琬留守成都，代他主持丞相府工作，同时给刘禅上了一道语重心长、言辞恳切的奏疏。

这道奏疏，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出师表》（也称《前出师表》）；这篇文章，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久负盛名的经典之作，千百年来备受后人赞誉。今全文收录于下。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综观此文，诸葛亮对刘备和蜀汉的忠贞之情，千载之下读之，依然令人感怀动容。全文仅六百余字，就有十三处提到“先帝”，可见在诸葛亮心中，他这一生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并竭尽全力完成“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业。

然而，此时的蜀汉皇帝刘禅，却不像一个可以继承乃父遗志、光大蜀汉基业的人。

从诸葛亮对刘禅不厌其烦的叮嘱和劝诫中，我们不难发现，此时的刘禅（时年二十一岁），很可能已经有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表现，如公私不分、赏罚不明、亲小人远贤臣，等等。换言之，诸葛亮很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位少主绝不是一个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帝王，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庸庸碌碌的守成之君。

所以，倘若诸葛亮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北定中原的大业，那么当蜀汉帝国真正交到刘禅的手上时，其前途和命运恐怕就堪忧了。也许正因如此，诸葛亮才会在这道奏疏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这一年，诸葛亮已经四十七岁了。虽说正当盛年，但以古人的平均寿命而论，他肯定不敢指望自己还能活很久。事实上，诸葛亮也的确在短短七年之后，便因戎马倥偬、积劳成疾而与世长辞了。因此，诸葛亮才会在生命的最后这段岁月里，以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近乎偏执的姿态，不惜耗尽蜀汉国力，对强大的曹魏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北伐。

说到底，这既是受内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也是受到了“少主昏庸，国力弱小”这两大无奈现实的逼迫。

主动出击，锐意进取，或许还有一丝成功的希望，可若是守着益州的这一亩三分地，故步自封，苟且偷安，迟早会变成曹魏砧板上的鱼肉！

所以，诸葛亮别无选择。

这一点，在他于次年所上的《后出师表》的开篇，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段话的大意是：先帝当年，正是出于“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考虑，才把讨伐曹魏的大业托付给臣。以先帝的睿智，估量臣的才干，当然知道让臣去北伐就是以弱敌强。然而，若不北伐，蜀汉迟早也会败亡，与其坐等败亡，不如主动去讨伐敌人。

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中，后人不但可以读出彪炳千秋的忠义精神，往往也能从其字里行间读出悲壮的气息。

之所以悲壮，正是因为“北伐”对诸葛亮而言，不仅是一种主动承担的使命，也是一种历史给定的、无法逃避的宿命。

得知诸葛亮大举出兵、进驻汉中，年轻的魏国天子曹叡坐不住了，立刻准备集结兵马，先发制人，对汉中发起进攻。

时任散骑常侍的近臣孙资及时劝阻了他。孙资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不宜出兵的理由。

其一，当年曹操征讨汉中张鲁的时候，就曾在阳平关遭遇重挫，只是凭运气才转败为胜。后来，夏侯渊部被围，也是曹操亲率大军才救了出来。因此，曹操曾不止一次感慨道：“汉中简直就是上天为人间特设的地狱，而褒斜道则无异于一条五百里长的石洞。”可见汉中地势之险峻。

其二，曹操用兵如神，可面对蜀汉的崇山峻岭和东吴的长江天险，也知道难以逾越，所以从不逼迫将士尽死力，更不争一朝一夕之功，这就叫“见胜而战，知难而退”。

其三，主动进攻的一方，兵力通常要比防守的一方多出数倍。现在若主动进攻汉中，考虑到地形险阻的因素，所需的兵力和后勤人员就更多。到时候，就只能把长江沿线防备东吴的十五六万守军全都调到西线。如此一来，魏国的整个兵力部署就全乱套了，而且军费开支将非常巨大。

综合上述理由，孙资提出的对策是：命各路将领分别据守险要，以逸待劳。如此只需数年，魏国的国力就会比现在更加强大，而蜀汉和东吴会慢慢衰弱下去。

曹叡闻言，这才打消了主动进攻的念头，从此确立了只守不攻的战略。

诸葛亮进驻汉中后，并没有急着开战，而是先在“隐蔽战线”上跟曹魏交了一次手——对一位重要人物进行了策反。

这个人，就是当初从蜀汉叛逃曹魏的孟达。

此时的孟达，正驻守在新城郡的房陵县。此地位于魏、蜀、吴三国的交界地带，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若能把他争取过来，就可以从荆州方向威胁曹魏，策应诸葛亮的北伐行动。

可是，孟达既然已经跳槽，他还会跳回来吗？

诸葛亮是不会打无准备之仗的。早在战前，他便已掌握了孟达的情报，知道他如今在曹魏那边日子过得并不舒坦。

孟达当初降曹，一开始还是很滋润的，因为文帝曹丕很器重他，而曹魏重臣桓阶、夏侯尚跟他的私交也非常好。可后来，曹丕驾崩，桓阶和夏侯尚又先后病故，孟达在曹魏的靠山就全都没了。身为降将，本来就矮人一头，如今又没了靠山，在官场上就不好混了，难免遭人排挤。孟达惶惶不安，便又打起了跳槽的主意——要么跳回蜀汉，要么跳到东吴。

就在这时候，诸葛亮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如此正中下怀，孟达随即开始与诸葛亮秘密通信。当然，像孟达这种人，是不会只找一条后路的。在与诸葛亮暗中联络的同时，他也跟东吴搭上了线，给自己同时准备了两条后路。至于最终究竟要跳到哪一边，就得看形势发展了。

对于孟达这种没有原则、毫无底线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诸葛亮自然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是不会给孟达“待时而动”的机会的——北伐之战马上就要打响，战机稍纵即逝，岂能容你首鼠两端、犹豫观望？

为了迫使孟达尽快起兵，诸葛亮施展了谍战手法，派了一个叫郭模的部属，假装向曹魏的魏兴郡（治今陕西安康市）太守申仪投降，然后把孟达叛变的消息泄露了出去。

诸葛亮为什么选了申仪这个人？

因为他跟孟达有仇。

申仪就是曹魏原上庸太守申耽的弟弟。当年孟达是刘备这边的，奉命攻打上庸，申耽、申仪两兄弟扛不住，便投降了刘备。可没过多久，孟达投奔曹魏，掉过头来又打了一回上庸，结果刘封逃回成都，而申耽、申仪这哥俩只好硬着头皮又叛回了曹魏。

好你个杀千刀的孟达，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打了我们兄弟两回，害得我们在曹魏和蜀汉之间反复横跳，跳得脸都丢光了。现在你自己又要叛回蜀汉，做人竟然这么无耻。好吧，你自己要作死，那我就帮你一把，让你死得快点儿！

申仪立刻派出快马，把孟达要起事的消息密报给了朝廷。

孟达也不是吃素的。申仪的密报一到朝廷，马上就有眼线给他通风报信了。孟达大为惊恐，便打算提前起兵。

此时，司马懿正驻守宛城，离新城较近，朝廷便把收拾孟达的任务交给了他。司马懿马上给孟达写了封信，各种温言安抚，表示绝对不相信申仪的情报，让他放宽心。孟达见信，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于是起兵之事便又搁置了。

诸葛亮当然不能坐等，于是再三催促。孟达只好去信敷衍，说：“宛城距洛阳八百里，距离我这儿有一千二百里。司马懿就算得到我起兵的消息，也要先上奏朝廷，然后等待诏命，这样一来一回，至少也要一个月。到时候，我的城防已经坚固，各军也都严阵以待了。何况，我所在的房陵地势险峻，司马懿必定不会亲自来，若是曹魏的其他将领来，我则毫不担心。”

孟达现在是脚踩魏、蜀、吴三条船，最终到底要上哪一条，这决心可没那么好下。所以，他只能采取拖字诀，拖到形势明朗的时候再做决断。

可是，孟达万万没料到，此时司马懿的屠刀已经向他砍了过来。

司马懿前脚刚发出那封忽悠他的信，后脚便率部南下，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房陵进发了。临行前，诸将都认为孟达已经分别跟蜀汉和东吴取得联络，恐怕没那么好对付，应暂且观望，不宜马上出兵。司马懿却道：“孟达是个没有信义的人，现在正狐疑不决，应该在他下决心之前把他解决掉。”

于是，短短八天后，司马懿就兵临城下了。

孟达大惊失色，赶紧写信向诸葛亮告急，说：“我刚刚起兵才八天，司马懿就到城下了，没想到他如此神速啊！”

事实上，孟达不是刚刚起兵八天，而是直到城池被围才仓促起兵的。

当然，诸葛亮对此早有预料，所以已经提前派出了援兵。与此同时，东吴也向房陵派出了援军。

然而，诸葛亮打了提前量，司马懿同样没有落于后手。早在他从宛城出发之时，便已另外派出了两路打援的人马。所以，诸葛亮和东吴的两支援军，全都遭到了阻击。

这就叫棋逢对手。

诸葛亮和司马懿这对命定的冤家，尽管现在还没有正面交手，却已经通过孟达间接地较量了一回。

曹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正月，司马懿围攻房陵十六天后，终于攻破城池，然后斩杀了孟达。

诸葛亮的策反行动彻底失败。

这次行动之所以功败垂成，首先，固然是因为孟达脚踩三条船，根本不是真心回归蜀汉；其次，司马懿这个对手太过强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孟达的败亡，虽然对诸葛亮的北伐大计不会有太大影响，但还是给这场即将打响的大战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子午奇谋”与“西出祁山”

蜀汉北伐曹魏，首要目标就是关陇地区，即关中和陇右（也称陇西）。

从汉中进攻关陇，主要有东、中、西三条进军路线可供选择。

东路，从子午道穿越秦岭，可直趋长安。子午道开辟于秦末汉初，历来是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要道，当年刘邦在鸿门宴后，被迫由灞上到汉中就汉王位，走的就是子午道。三国时期的子午道，全长一千余里，其中八百里以上穿行在山间，而其核心路段“子午谷”，长六百六十里，地势尤其险峻，道路异常崎岖。相比于其他两条路线，这条路最难走，危险程度最高，但若出奇兵，可直接威胁关中重镇长安。

中路，走斜谷道，可进攻郿县。这里有两条河流，一条叫褒水，向南流入汉水；一条叫斜水，向北流入渭水。利用两条河谷开辟出来的道路，就是斜谷道，又名褒斜道。这条路虽然同样要穿越秦岭，但比子午道好走一些，所以在秦汉时期，由汉中向关中和长安运送物资，大多取此路，不取子午道。

西路，出阳平关，再出祁山，可进攻陇右。《三国演义》中所谓的诸葛亮“六出祁山”（其实真正出祁山只有两次），说的便是这条路。祁山位于今甘肃礼县东北，有“地扼蜀陇咽喉，势控攻守要冲”之称。相对于子午道和斜谷道，这条路要好走得多，既相对安全，又有利于后勤运输；但其缺点有二：一是绕了远路，二是只能威胁曹魏的西北边陲，离关中和长安太远，不足以对曹魏造成强有力的打击。

开战前，诸葛亮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主要就是商议进军路线和相应的作战方案。时任丞相司马的魏延就是在这时候，提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子午谷奇谋”，即出动一支精锐，走最危险的子午道，出其不意，直取长安。

魏延之所以敢提出如此冒险的计划，首先是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其次是对敌人有充分的了解。

此时，镇守长安的是曹魏的安西将军夏侯楙。

此人来头很大。他既是曹魏名将、开国功臣夏侯惇之子，又是曹操的女婿，娶了曹操之女清河公主，而且是文帝曹丕的发小，关系非同一般。所以曹丕刚一即位，就把镇守长安和关中的重任交给了他。

然而，来头大不等于本事大。这个夏侯楙，其实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性无武略，而好治生”（《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就是军事上一窍不通，却很善于经营家业。说白了，就是爱钱，也很会搞钱。除了贪财，夏侯楙还很好色，家里侍妾成群，所以跟清河公主的夫妻关系非常糟糕。

曹魏派这么一个毫无武略又贪财好色的家伙来镇守长安，对蜀汉而言不正是天赐良机吗？

因此，魏延便大胆地向诸葛亮提出了建议，说：“夏侯楙胆怯无谋，若给我精兵五千，带足五千人的口粮，从褒中（治今陕西汉中市西北）出发，沿秦岭东行，从子午道一路向北，不出十日，便可进抵长安。夏侯楙一看我兵临城下，必定弃城而逃。到时候，长安就剩下督军御史和京兆太守等一帮文官，不足为虑。至于粮秣给养，一部分取自长安军粮，一部分取自百姓，足以解决。魏国若想集结兵力，最快也要二十来天，而丞相亲率主力出斜谷道，可赶在魏国援军之前抵达。如此，则咸阳以西之地，便可一举平定。”

魏延摩拳擦掌，信心十足，可诸葛亮听完后，却当头给他浇下了一盆凉水，直接否决了他的提议。

诸葛亮认为，此计太过凶险，不如西出祁山，从相对平坦的大路进军，以常规作战方式扫平陇右，这才是可保无虞的万全之策。

众所周知，诸葛亮一生谨慎，所以他的这个战略计划，也是出于安全和审慎的考虑，与魏延的冒险奇袭之计，恰成鲜明对照。

那么，魏延的“子午奇谋”与诸葛亮的“西出祁山”，究竟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呢？

这是一个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迄今为止，支持魏延与支持诸葛亮的两派观点仍旧针锋相对，吵得不亦乐乎，谁也说服不了谁。

支持魏延的人认为，基于“蜀弱魏强”的客观事实，蜀汉要伐魏，就必须行险出奇，打闪电战，一举夺取长安，据有关中。由于关中在地理位置上居于关东与陇西之间，且长安本是西汉都城，又是东汉和曹魏时期的陪都，其政治意义非同寻常，一旦拿下长安和关中，既能斩断曹魏中央与陇西的联系，又能极大地振奋蜀汉的人心和士气，所以“子午奇谋”绝对是北伐的上上之策，可媲美当年韩信的“暗度陈仓”，却被诸葛亮弃之不用，实在可惜。

由此，持该观点的人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诸葛亮固然是伟大的政治家，但军事方面的才干却十分有限，谨慎有余而胆略不足，用兵只知“以正合”，不知“以奇胜”，以致一生中五次北伐都劳师无功，始终打不到曹魏的要害，只是徒然消耗蜀汉的国力而已。

支持诸葛亮的人则认为，子午谷一向被称为“死亡之谷”，其险峻程度超乎想象，历史上从未有人成功通过子午道袭取长安。即便魏延顺利通过，拿下长安，但此时的长安历经多年战乱，早已破败不堪，蜀军的粮秣给养一定会出问题。魏延想在无险可守的关中平原以战养战，难度太大；且曹魏的关东援军一旦反扑，其进军速度一定会比诸葛亮走斜谷道快得多，所以魏延凶多吉少。总之，“子午奇谋”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是冒险，甚至可以说是荒诞。

反观诸葛亮的“西出祁山”，从战术层面上讲，进可攻，退可守，且路途虽远，但后勤运输更为便利，是既稳妥又可行的计划。若是从更高的战略层面上讲，则“西出祁山”几乎可以说是蜀汉集团多年规划的大战略。早在二十多年前，诸葛亮的“隆中对”就已提出，蜀汉的整体战略便是“跨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如今，除了“西和诸戎”这一项，其他战略目标基本都已达成。而诸葛亮所说的“诸戎”，指的就是陇右一带的羌人和胡人。由此可见，西出祁山，扫平陇右，其实是蜀汉集团早就确定的战略方向，也是势在必行的重大战略步骤，绝非诸葛亮的权宜之计或一时兴起的产物，更不能用“谨慎有余，胆略不足”来概括和评价。

总之，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正是因为蜀汉的国力弱于曹魏，才应该以“蚕食”之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以陇西为北伐基地，由西向东渐次推进，而不能贸然出兵长安，企图一口吞掉关中。

综观上述两种观点，可谓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

然而，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我们不能因为魏延之策没有被采纳，就认为一旦实行定有奇效，就只盯着“子午奇谋”的各种亮点而无视诸多不利因素。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忠义形象而“为尊者讳”，一意替他的北伐战略辩护，而不去分析其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或者对诸葛亮本身的局限性视而不见。

历史上，诸葛亮的北伐的确是失败了，我们固然可以探讨其失败的原因，也不妨追究他的决策失误和个人缺点，但不能据此认定，魏延的战略就一定能成功。同理，虽然历史上从未有人能通过子午道袭取长安，但我们也不能据此认定，魏延就一定不能。

结论好下，可出于假设的结论意义不大。对于历史上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这个蜀汉北伐的战略问题，固然可以争论、辨析，也可以拥有各自的立场和观点，但所有的争论和辨析，只是为了尽量廓清历史迷雾、厘清逻辑谬误，同时尽可能地从更为宽广的维度去接近历史真相。倘若立场和观点先行，那么所有人都可以从史料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可这么做非但不一定能证明自己的正确，反而有可能窄化我们解读历史的视野。

因此，在关于蜀汉北伐战略这一千古争讼的问题上，我并不打算选边站队、拥护哪一方的观点。说到底，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是容易的，可有什么意义呢？

解读历史，重要的不是找到确定的结论，而是学会辨析和思考；有意义的，也不是拥有某种立场和观点，而是在容纳各种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同时，获得一种全局性的视野，以及一种更透彻、更清明的理性。

诸葛亮确定了“西出祁山”的战略计划后，故意放出假情报，扬言蜀军要从斜谷道进军，进攻郿县，然后命赵云和邓芝进据箕谷（今陕西太白县），布下疑兵，吸引魏军主力。

曹叡得到情报，立刻任命曹真为“关中战区司令”（都督关右诸军），相当于撤换了花花太岁夏侯楙，然后命曹真率大军进驻郿县，严防死守。

见疑兵之计奏效，诸葛亮旋即亲率主力，西出祁山，进攻陇右，正式拉开了北伐曹魏的大幕。

自从刘备兵败夷陵后，蜀汉一直寂寂无闻，此刻突然倾巢而出，大出所有人的意料，魏国朝野无不震恐。而几年来养精蓄锐的蜀军一上战场，也展现出了非常好的精神面貌，军容齐整，号令严明，令陇右一带的曹魏官民颇为胆寒。于是，短短一个月内，魏国管辖下的天水郡、南安郡（治今甘肃陇西县东南）、安定郡便望风而降，相继归附了蜀汉。

三郡叛降的消息犹如一场飓风，自西向东席卷而去——传到关中，“关中响震”；传到洛阳，魏国大臣们也全都蒙了，“未知计所出”（《资治通鉴·魏纪三》）。

危急时刻，反倒是年轻的魏国天子曹叡显得颇为镇定，说：“诸葛亮一向躲在巴蜀的群山后面固守，如今却自己送上门来，要按兵法来看，诸葛亮必败无疑。”

不管曹叡是故作镇定还是真的有把握，总之在这个时候，皇帝自己是绝不能慌乱的，而曹叡的表现也没有让人失望。他立刻集结了五万精锐步骑，命大将张郃率领，即刻奔赴陇西，抵御蜀军。紧接着，为了安定人心、鼓舞士气，他又御驾亲征，赶到了长安坐镇。

应该说，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开局是非常漂亮的，不但兵不血刃拿下了陇西三郡，且引起了魏国朝野上下的极大震动，颇有先声夺人之势。如果接下来能够稳扎稳打，不犯决策上的错误，那么这场北伐一定会大有斩获。

只可惜，诸葛亮还是犯了错误，而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他错用了马谡这个人。

前文说过，马谡此人还是有一些优点的，史称其“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所以诸葛亮对他非常器重。不过，马谡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眼高手低，只会纸上谈兵。刘备对此早有洞察，所以临终前特意叮嘱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三国志·马谡传》）

然而，诸葛亮却把刘备的话当成了耳旁风，照旧对马谡青睐有加。

平心而论，诸葛亮器重马谡，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不一定非得因为老板一句话就弃而不用。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用。像马谡这种人，最适合他的角色就是军事参谋，也就是在沙盘前比比画画，在帷幄中献计献策。事实上，诸葛亮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么用他的。此次出征，诸葛亮就让马谡以“参军”之职跟随左右，然后天天“引见谈论，自昼达夜”。

如果诸葛亮始终把马谡当谋士用，就足以发挥其“好论军计”之所长，避开其“言过其实”之所短。这才是最高明、最妥善的用人之策。可诸葛亮错就错在，竟然脑子一热，把马谡放在了一个最不适合他的位置上。

什么位置？

前锋大将。

当时，军中的魏延、吴懿等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宿将。众人都认为，应该从他们当中挑选一人出任前锋大将。可诸葛亮却无视所有人的正确建议，偏偏把这个最重要的职务，交给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

刘备若九泉之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把棺材盖都踢开。

一个只会纸上谈兵、毫无实战经验的军事参谋，就这样被诸葛亮委以重任，然后率领各军，进驻街亭（今甘肃张家川县西北），负责抵御曹魏名将张郃，还有他的五万虎狼之师。

真实的战场绝非固定不变的沙盘，真实的敌人更不是任你摆弄的兵棋，不论你在帷幄之中的推演如何出神入化，真刀真枪的战争都会分分钟教你做人。

马谡率领大军一到街亭，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对劲了，史称其“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资治通鉴·魏纪三》）。也就是说，一到前线，马谡就把诸葛亮事先所做的指示抛诸脑后了，大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风范，然后给部众下了一堆命令，却都不得要领，让部众不堪其扰又无所适从；最后，他居然放弃了水源和城池，把大军拉到了街亭附近的山上安营扎寨。

也许，马谡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与擅长野战的魏军正面交锋，企图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遏制魏军，发挥蜀军打山地战的优势。这显然是一个军事参谋惯有的思维方式，应该说理论上没错。可要命的是，习惯了兵棋推演的人往往会忽略将士们吃喝拉撒的问题，所以马谡就把“喝水”这一看似最不起眼、实则性命攸关的细节给忘了——蜀军驻扎的这座山上，完全没有水源！

马谡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可蜀军上下难道就没有一个脑子清醒的人吗？

当然有。部将王平就一再劝阻，指出此举的危险性，然而极度自负的马谡根本听不进去。

悲剧就此注定，再也无法挽回。

张郃大军一到，立刻发现了蜀军的这个重大失误。于是，经验丰富的张郃马上命人切断了附近的各处水源，然后安坐在大营之中，等到蜀军上下一个个渴得嗓子冒烟、浑身瘫软的时候，才命全军发起进攻。

这一仗的结果，可想而知。多日缺水、处于虚脱状态的蜀军毫无战斗力可言，一触即溃，四散逃命。估计，那些逃出去的蜀军士兵，第一时间肯定是去找水喝。

在大军崩溃之际，唯一一支建制完整、有序撤退的部队，就是王平所部。他率领麾下的一千余人擂响战鼓，严守营垒，以至张郃怀疑敌人设下埋伏，遂稍稍延缓了进攻态势。王平抓住这个时机，集合所部及各部的残兵败将，慢慢撤离了营寨，并安全回到了位于西县（今甘肃礼县东北）的诸葛亮驻地。

蜀军在街亭遭遇惨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汉中，驻守箕谷的赵云和邓芝部难免军心动摇。曹真趁此时机发起反攻，赵云和邓芝不敌，只好撤出了箕谷。

不过，赵云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虽然兵败，撤退时却有条不紊，所以兵员和物资基本上没什么损耗。事后，诸葛亮曾问邓芝：“街亭大军败退时，兵不顾将、将不顾兵，为何箕谷撤退时，部队建制仍能保存完好？”

邓芝答：“关键在于赵云亲自断后，而且粮草、甲仗等军需物资都没有丢弃，将士们自然不会慌乱。”

随着西线的主攻战场和东线的佯攻战场相继溃败，蜀军顿时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境。

诸葛亮无奈，只好下令全线撤退。临走时，诸葛亮带走了西县的百姓一千余家，将其迁到了人口稀少的汉中安置。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就这样以轰轰烈烈的形势开局，而以损兵折将的溃败收场。

这么大的一口黑锅，自然得有人来背。而这个“背锅侠”，当然非马谡莫属。

街亭惨败，马谡肯定是直接责任人，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当初无视所有人的正确意见，硬是把马谡推上前线的诸葛亮，难道不该背负更大的领导责任吗？从这个意义上说，难道不是诸葛亮害了马谡，同时葬送了这场北伐吗？

可最后的处理结果，却是诸葛亮挥泪斩了马谡，然后上书刘禅，轻描淡写地“自贬”了三级。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马谡是不是非死不可？

事实上，在杀马谡之前，蒋琬就提出了质疑。他说：“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资治通鉴·魏纪三》）

诸葛亮的回答是：“孙武之所以能制胜于天下，在于用法严明；晋悼公的弟弟杨干擅闯军营，大将魏绛便斩杀了他的仆人。如今四海分裂，大战刚刚开始，若是废弃了军法，如何战胜强敌？”

军法严明是对的，可因为打了败仗就杀头，显然过于严苛了。毕竟胜败乃兵家常事，若是败一仗就杀一将，不要说蜀汉本来就面临人才凋零的局面，即便是人才济济的曹魏，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况且，真要如此严苛的话，身负领导责任的诸葛亮本人，是不是也该引颈就戮？

在重用马谡这件事上，诸葛亮本来就犯了拔苗助长的错误，根本没有给马谡一个逐步历练、慢慢成长的机会，一上来就让他挑重担，指望他打胜仗，而且是面对曹魏那种强敌，这不是异想天开，跟赌博无异吗？

现在马谡败了，恰恰证明诸葛亮用人的方法错了。这正是反思和自我检讨的时候。诸葛亮如果真的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就应该给马谡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也给自己一个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

可诸葛亮偏偏把马谡给杀了，这其实不是执法严明，而是诿过塞责，是在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换言之，诸葛亮执意要杀马谡，与其说是为了维护军法，不如说是为了掩饰自己因用人失当而生出的内疚和自责，从而减轻自己的挫败感和负罪感。

此次追责，除了斩杀马谡外，将军李盛也被斩了，另有黄袭等人被剥夺了兵权，连赵云也被贬了，从镇东将军降为镇军将军。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回到成都不久，赵云就因病去世了。也就是说，在历史上被誉为“常胜将军”的赵云，人生中的最后一场仗，其实是以失败收场的。不过，最后这点小小的瑕疵，丝毫掩盖不了他身为一代名将的光芒。

在所谓的蜀汉“五虎将”中，关羽和张飞都有显著的性格缺陷；马超因不顾父亲及一大家人死活，一直遭人诟病；黄忠除了斩杀夏侯渊外，别无值得称道的事迹；似乎只有赵云，既有显赫战功，又有忠义品格，而且性格沉稳、行事谨慎，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在各方面都近乎完美的人。所以，后世也常把赵云称作“具有大臣局量的儒将”，的确是实至名归。

在处罚别人的同时，诸葛亮也象征性地“自贬”了三级，结果就是以右将军行丞相事，即职位降了，但丞相的职权却丝毫没有削弱。

这也没办法。此时的蜀汉，若没有诸葛亮总揽军国大政，恐怕连自保都成问题，还奢谈什么北伐大业。

全军上下唯一一个受到嘉奖的，就是之前曾劝谏马谡、之后又有序撤军的王平，被擢升为讨寇将军，封亭侯。

蜀军败退后，曹真一举收复了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鉴于蜀汉在祁山一线遭遇惨败，所以曹真推断，蜀汉若二次北伐，极有可能兵出散关，进攻陈仓一线，遂命部将郝昭镇守陈仓，并大力修缮城防工事。

此次北伐，蜀汉可以说是颗粒无收。唯一让人感觉欣慰的是，之前天水郡归降时，郡中的一名参军投到了诸葛亮的麾下。

此人现在还默默无闻，但若干年后，却成了威震一方的蜀汉名将，也是在后诸葛亮时代独撑蜀汉大局的砥柱之臣。

他，就是姜维。

诸葛亮经过一番考察，对姜维的胆识和智谋颇为赏识，遂任命他为仓曹掾，并参与军事。

二次北伐，激战陈仓

蜀汉在西北对曹魏用兵，东吴的孙权自然也不会闲着。

此时，孙权的当面之敌，就是镇守合肥的魏国扬州牧、天子曹叡的族叔曹休。考虑到之前几次进攻合肥都劳师无功，孙权这回打算智取，设法引诱曹休出兵，再围而歼之。

如何才能让曹休出兵呢？

孙权找来了鄱阳郡太守周鲂，让他在山越人中物色一个曹魏熟知的山民首领，佯装投诚，诱使曹休南下接应。

周鲂说：“山越首领，不过是些小人物，恐怕靠不住，万一事情泄露，曹休就不会上钩。我愿意担当此任，把我的亲人派出去，送信给曹休，声称我遭到打压，即将被诛杀，故而愿以全郡归降魏国，请求曹休出兵接应。”

孙权同意了这个计划，随后便跟周鲂演了一出苦肉计。

他接连派出好几拨钦差到鄱阳郡，以各种事由调查周鲂，故意把事态搞得很大；而周鲂则做出一副惊恐万状的样子，不但对自己施加“髡刑”，剃光了头发，还顶着一个光头跪在郡政府的大门口，连声向钦差谢罪。

这出“闹剧”很快便搞得尽人皆知。曹休先是收到了周鲂的信，本来还半信半疑，现在一看出了这档子事，遂深信不疑，旋即率领十万步骑南下，向皖县（今安徽潜山市）进发，准备接应周鲂。

为了配合曹休的行动，曹叡立刻命司马懿出兵攻击江陵，命贾逵出兵攻击濡须口，在三条战线上同时对东吴发起进攻。

东吴黄武七年（公元228年，曹魏太和二年）八月，孙权得到战报，立刻亲率大军，进驻皖县，然后命陆逊为大都督，以朱桓、全琮为左右督，各率三万人，严阵以待。

曹休刚走到半路，就得到了孙权进驻皖城的情报，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可是，倘若现在打道回府，让曹休的一张老脸往哪儿搁？

仗着自己麾下有十万大军，曹休决定豁出去了，跟孙权玩一把大的，遂继续进兵。

孤军深入，两翼空虚，此乃用兵之大忌。吴将朱桓觉得这是天赐良机，赶紧向孙权建议，说：“曹休不过是因曹魏宗亲的关系，才担任要职，本人并非智勇双全之名将。这一战，我相信他一定失败；而他一旦败逃，只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是夹石（今安徽桐城市北硖山），一是挂车（今安徽桐城市西南）。而这两条，都是险峻的窄路，只要派一万人，分别用树木石头把路堵死，就能歼灭敌军，生擒曹休。臣请求率部前往，将两条路全部截断。”

孙权也觉得此计可行，便咨询陆逊的意见。

不料，陆逊却直接否决了。孙权出于对陆逊的尊重，只好作罢。

事后来看，曹休败退之际，走的果然就是夹石道。只可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吴军最后虽然赢了，但由于陆逊没有采纳朱桓的计策，所以白白错失了更大的战果。

当时，得知曹休孤军深入，魏国方面有不少人都觉得大事不妙。时任尚书的蒋济立刻向曹叡上奏，说：“曹休深入敌境，与孙权的精锐正面对决，而东吴大将朱然等人据守长江上游，可乘机进攻曹休后背。臣认为如此境况，对我军极为不利。”

此外，时任前将军的满宠也上奏说：“曹休虽然明智果决，但很少指挥大兵团作战。此次进军路线，背靠群湖，面对大江，易进难退，此乃兵法所谓的‘悬挂之地’。曹休大军一旦进入无彊口（今安徽庐江县西），便应严密戒备。”

然而，还没等魏国朝廷对这些预警做出反应，曹休大军便已长驱直入，过了无彊口，进抵石亭（今安徽潜山市东北）。

陆逊的大军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双方在石亭展开大战。陆逊亲率中军迎战魏军主力，命朱桓、全琮从左右两翼发动攻击。魏军由于长途奔袭，战斗力难免受到削弱，而吴军以逸待劳，且是主场作战，士气自然高昂。一番激战后，魏军渐渐不敌。曹休见状，只好下令撤退。

吴军在后面紧追不舍。

魏军撤至夹石道，人马辎重挤成一团，于是原本井然有序的撤退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大溃逃。吴军趁势发起猛攻，斩杀并俘虏了魏军一万多人，缴获辎重车辆一万余辆；魏军的粮秣、器械及一干军需物资，全部落入吴军之手。

若无意外，曹休本人也难逃此劫。

就在曹休拼死抵抗、近乎绝望之际，一支魏国援军突然杀到，救了他一命。

这支援军，就是原本计划进攻濡须口的贾逵所部。

当曹休孤军深入吴境之际，曹叡便急命贾逵迅速向曹休靠拢，以便策应。贾逵一接到命令，就知道曹休这回麻烦大了，对左右说：“敌人并未在濡须口布防，说明大军都集结在了皖县一带，曹休深入敌境，此战必败。”

随后，贾逵率部水陆并进，急行二百余里，途中抓到了舌头，一问之下，才知曹休已在夹石遭遇惨败。众将一听，顿时傻了眼，纷纷建议就地驻扎，等待后方援军。

关键时刻，这个曾经在曹操去世之际全力稳定洛阳局势的贾逵，再度展现出了过人的胆色。他对众将说：“曹休溃败，道路断绝，进不能战，退不得归，情势危急，恐怕支持不到天黑。不过，敌军以为曹休没有援军，才敢一路追击到夹石，我们若疾进，便可出其不意。敌军发现我们后，必然退走。如果在这里等待援兵，敌军便会据守关隘，切断道路。到那时候，就算援兵再多又有何用？”

紧接着，贾逵便率领部众，昼夜兼程赶往夹石，且沿途故意大张旗鼓，制造大批援军到达的假象。

吴军得到情报后，摸不清对方虚实，遂见好就收，主动撤出了战场。

贾逵迅速占领夹石。至此，被围困数日、早已断粮的曹休所部才得以死里逃生。

回到洛阳后，曹休主动上书谢罪。曹叡念在他的宗室身份，不予追究。可曹休自己却羞愤难当，没过几天，背部忽生恶疮，旋即一病而亡。

曹叡遂命满宠“都督扬州”，接替曹休坐镇合肥。

魏国在石亭之战中遭遇惨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蜀国。

诸葛亮大为振奋，马上决定要发动二次北伐。然而，此时距离第一次北伐失败还不到一年，群臣普遍认为，蜀国的元气尚未恢复，不宜再大举用兵。

为了说服群臣和刘禅，诸葛亮又写了一道奏表，这就是历史上与《出师表》同样知名、可谓之“双璧”的《后出师表》。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在这篇雄文中，诸葛亮一开篇就以“先帝”的名义抛出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口号，从“继承刘备遗志”的政治高度给刘禅和群臣施加压力。

然后，他从六个方面分析了蜀汉必须北伐的理由。

其一，诸葛亮以汉高祖刘邦为例，说刘邦和帐下谋臣们都那么厉害，还不是要经历艰难困苦才取得成功？如今，陛下你的才干不及刘邦，我们这些谋臣也不如张良和陈平，怎么能指望与曹魏长期相持，然后啥事也不干就把天下平定了？

其二，他举了刘繇、王朗的例子，说这两人当初就是因为坐而论道，消极怯战，才使孙策坐大，最后吞并江东的。言下之意，蜀汉要是不作为，必然步刘、王二人之后尘。

其三、其四，诸葛亮接连搬出了“三国一哥”曹操，来为自己的北伐失利辩解。他说，就连曹操那种智慧超群、谋略过人、用兵足可媲美孙武、吴起的人，一生中也打了很多败仗，用人也屡屡失误，那大家凭什么要求他诸葛亮一出手就打胜仗呢？

其五，他谈到了兵力问题。自去年北伐以来，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以赵云为首的七十多位宿将相继去世，蜀军各部精锐也减员一千多人。这些都是刘备当年从四方招募的人才，不是益州一地所能提供的，再过几年，减员肯定更严重，到时候拿什么跟曹魏抗衡？

其六，关于军费问题。诸葛亮认为，北伐固然耗费甚巨，但就算消极防守，不也同样要花那么多军费吗？若不主动出击，仅凭益州一地的财政收入，要想跟国力强盛的曹魏打持久战，必输无疑。

最后，诸葛亮又以刘备当年的创业史为例，强调了“以弱胜强”的可能性，给刘禅和群臣打气鼓劲。当然，诸葛亮说了这么多，其实也是在给自己打气。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北伐到头来会是什么结果，谁也不知道。所以，诸葛亮说自己只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就不是他所能预料的了。

应该说，诸葛亮一再坚持北伐，在战略上是肯定没错的，因为国力弱小的蜀汉，只有自强不息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而诸葛亮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事业的坚贞，千百年来也感动并激励着无数后人，不愧为古代人臣的楷模。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诸葛亮在军事方面的才干，远远不及他在治国理政方面所表现出的能力，也远远配不上他“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雄心壮志。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被罗贯中塑造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全才，不仅足智多谋、料事如神，还可以呼风唤雨，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以至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相对而言反而鲜为人知。无怪乎鲁迅会吐槽罗贯中，说他“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事实上，综观蜀汉的五次北伐，我们能够给予诸葛亮最好的评价，顶多也就是八个字：屡败屡战，坚韧不拔。倘若纯粹从军事能力的角度看，或许就只能用“乏善可陈”来形容了。

如果说第一次北伐，诸葛亮最大的错误还只是在“用人不当”上，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次北伐，就没什么借口好讲了，其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能力不足。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曹魏太和二年）十二月，诸葛亮发动二次北伐，率数万大军兵出散关，进围陈仓。

而这个进攻方向，早就在曹真的预料之中。经过将近一年的经营，此刻的陈仓城已是固若金汤。虽然守将郝昭的麾下只有一千余人，但对蜀军来讲，这座城池仍然是一块异常难啃的硬骨头。

蜀军试探性地进攻了几次，陈仓岿然不动。

诸葛亮决定用最小的代价拿下陈仓，便派了一个叫靳详的郝昭同乡，到城门下喊话，劝郝昭投降。

郝昭站在城头，大声回应道：“曹魏的国法，你很熟悉；我的为人，你最清楚。我荷国厚恩，且一家老小都在洛阳，叛降的后果是什么，不说你也知道。所以，你不必多言，我必与此城共存亡，请你回去向诸葛亮致谢，然后让他尽管来攻。”

靳详遂无功而返。

诸葛亮不死心，让靳详再去劝一次，说：“你就告诉他，就凭他那点兵力，肯定不敌，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靳详只好硬着头皮又跑了一趟，转达了诸葛亮的话。没想到，这回郝昭不耐烦了，索性搭弓上箭，瞄准了靳详，厉声道：“该说的都说完了，我认识你，我的箭可不认。”

靳详吓得面无人色，慌忙一溜烟跑回了大营。

没办法，劝降不成，那就只能强攻了。诸葛亮自认为，自己大军数万，而郝昭只有区区一千余人，且曹魏援军不会这么快赶到，所以这一仗几乎是稳操胜券，陈仓必破无疑！

然而，郝昭及其部众的战斗力之强悍，以及抵抗之顽强，完全超出了诸葛亮的想象。

第一轮进攻，蜀军动用了“云梯”“冲车”等大型攻城器械。

在真实的古代战场上，云梯绝非我们在影视剧中常见的那种长长的竹梯，而是由三个部分构成：一、底部装有车轮，可以移动（所以准确的称呼应该叫“云梯车”）；二、车上配有防盾、绞车、滑轮等器具，可令梯身上下仰俯，倚架于城墙上；三、梯身顶端装有钩状物，用以钩住城墙上的雉堞，并可保护梯首免遭守军的推拒和破坏。

面对蜀军的云梯，郝昭的对策是用“火箭”，即在箭头后部绑附浸满油脂的麻布等易燃物，点燃后用弓弩发射。郝昭命部众用火箭射击云梯，结果云梯纷纷着火，上面的蜀军士兵都被活活烧死。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火箭”一词，就是来自这场守城战。

云梯都烧毁了，蜀军只好用“冲车”撞击城门。郝昭的对策，则是用大石磨砸，而且石磨还用粗绳拴上，可以多次回收、反复利用，一个石磨足以对付好几十台冲车。

第一轮进攻彻底失败。

不过，诸葛亮并不气馁。仗着蜀军人多，诸葛亮决定从四个方向同时攻城。当然，前提是要先填平城墙下的壕沟。考虑到魏军弓弩的远程打击能力很强，诸葛亮便命人打造了数十座“井阑”。所谓井阑，即底部装有车轮、高度达到百尺的移动箭楼，弓弩手可以躲在里面，居高临下对敌人进行移动射击。

井阑一上，效果显著，蜀军很快就把魏军的弓弩手压制下去了，于是壕沟被迅速填平。第二轮进攻，看来马上就要得手。可是，诸葛亮万万没料到，当蜀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攻上城墙时，蓦然发现——里面居然还有一圈城墙！

这不是见鬼了吗？陈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座内城？战前的情报根本没提这茬啊！

里面的城墙，当然不是事先建好的，而是郝昭趁着蜀军打造井阑、填平壕沟的这些天，命部众和城中工匠临时修建的。如此一来，内城的防御线大为收缩，士兵的守备密度提升，抵抗力无疑变得更强了。

诸葛亮有些傻眼。

打外城已经耗费了不少时日，如今再打一遍内城，时间肯定不允许，因为蜀军带来的军粮有限，而且魏国的援兵很快就会到来。

所以，第三轮进攻，诸葛亮别无选择，只能打地道战。

郝昭很快察觉了蜀军的新动向，旋即采取了新的对策。

你挖竖的地道进来，我就挖横的地道拦截，而且一条横的就能截断你好几条竖的，看谁耗得过谁！

就这样，蜀军拼了老命挖掘的众多地道，无一例外全都被魏军给拦截了。

三轮进攻下来，诸葛亮使尽浑身解数，几乎把能想到的攻城战术全都用上了，可郝昭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始终有办法破解诸葛亮的招数。

这场攻防战前后历时二十多个昼夜，蜀军将士累得精疲力竭，陈仓城却依旧纹丝不动。

此时，曹真早已派出将军费耀等大批援军，正风驰电掣地朝陈仓而来。

除了曹真的援军，魏国天子曹叡还亲自点将，命驻守方城（今河南叶县西南）的张郃即刻出征，驰援陈仓。

为了鼓舞士气，曹叡御驾亲临，前来为张郃饯行，然后问他：“待将军抵达，陈仓会不会陷落？”

张郃略为沉吟，胸有成竹道：“等我抵达时，诸葛亮恐怕早已撤军了。”

张郃之所以这么有把握，是因为料定蜀军的粮秣支撑不了多久。

果不其然，当张郃昼夜兼程赶赴陈仓，刚走到半道时，前方就传来消息，说诸葛亮已然解围而去了。

原本胜券在握的第二次北伐，再度以劳师无功的结局黯然收场。

数万大军对付一千余人，结果竟然打成这个样子，可谓颜面尽失，令人无语。

唯一的收获，就是蜀军撤退之际，曹魏将领王双率部追击，诸葛亮果断杀了个回马枪，斩杀了王双，总算是捞回了一点面子。

两次北伐，蜀汉均以优势兵力攻击曹魏，却接连失败，这其中固然有蜀军战斗力不及魏军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恐怕还是蜀军的最高统帅诸葛亮的确不善用兵。

可是，诸葛亮即便明白自己的不足，又能怎么办呢？

除了告诉自己“尽人事，听天命”外，唯一能够告慰诸葛亮的，也许就是回顾刘备当年屡败屡战、屡仆屡起的创业史了。

既然当年先帝可以凭借这种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打出一片天地，那我诸葛亮为什么就不能用同样的精神去从事北伐大业呢？

蜀汉建兴七年（公元229年，曹魏太和三年）春，班师回到成都还没几天的诸葛亮，就出人意料地命部将陈式再度北上，兵锋直指祁山附近的武都、阴平（治今甘肃文县）二郡。

曹魏雍州刺史郭淮立刻从驻地上邽（今甘肃天水市）出发，南下驰援。

而让郭淮没有料到的是，他刚一出动，诸葛亮便亲率主力迂回到了建威（今甘肃西和县）。此地位于武都、阴平的北面，这就意味着，如果郭淮要南下援救二郡，势必把自己的后背暴露给诸葛亮，并陷入蜀军的包围圈。

得到情报后，郭淮无奈，只好放弃救援，撤回了驻地。

很快，诸葛亮便与陈式合兵一处，顺利攻下了武都和阴平。

这场战役，被视为诸葛亮的第三次北伐。此役虽然规模不大，且对曹魏的威胁很小，但总算是在接连败北之后取得的一场胜利，不仅让诸葛亮扬眉吐气了一回，而且一定程度上振奋了蜀汉的军心，意义还是不小的。

蜀主刘禅见诸葛亮好不容易打了胜仗，连忙恢复了他的丞相之职，以示嘉奖。

就在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取得胜利之际，即当年四月，时年四十八岁的吴王孙权在武昌正式称帝，改元黄龙。

古人常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但在此刻的中国大地上，却足足有三个皇帝、三个朝廷，以及三个分庭抗礼的国家。

之前的魏、蜀、吴虽然实质上已经进入三国鼎立的状态，但名义上还不是完全对等的三个国家，毕竟孙权的“吴王”是魏国册封的，东吴在名义上仍是曹魏的藩属国。可随着孙权的称帝，名实相符的真正意义上的三国鼎立，就正式出现了。

历史在这里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过往的一切，就像一轮血色残阳渐渐落入了地平线。而金戈铁马、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仍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持续演绎它的恢宏、浩荡和精彩。

（未完待续）

目录

第一章 诸葛亮谢幕

孙权称帝，经略海外

卤城之战：诸葛亮第四次北伐

司马懿“借刀杀人”，诸葛亮“大权独揽”

孙权与辽东：一场跨越海洋的恩怨

满宠经营合肥，东吴三路北伐

魂断五丈原：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

第二章 后诸葛亮时代

魏延之死：一代名将的悲剧结局

蒋琬控制朝局，曹叡渐趋奢靡

狼烟消逝：鲜卑的崛起与衰落

平定辽东：“变化如神”的司马懿

曹叡驾崩：魏国命运的转折点

第三章 三国的转折点

走向昏聩：孙权的特务统治

曹爽集团的强势崛起

“老谋子”司马懿再立新功

蒋琬转变战略，曹爽兵败汉中

两宫之争：东吴的政治乱局

第四章 皇权旁落

刘禅纵情声色，曹爽专擅朝政

高平陵之变：司马懿笑到了最后

姜维北伐：戴着镣铐跳舞

平定淮南：司马懿的收官之作

废长立幼：孙权最后的败笔

东兴大捷：诸葛恪走上人生巅峰

第五章 权臣当道

合肥惨败：致命的自负

诸葛恪之死：从头号权臣到被夷灭三族

废立皇帝：司马师一手遮天

淮南二叛：来自曹魏内部的反抗

毌丘俭败亡，司马师暴卒

姜维之困：百战艰辛的蜀汉北伐

第六章 政变进行时

权臣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淮南三叛：诸葛诞引发了一场大战

攻心为上：司马昭的谋略

吴国乱：皇帝与权臣的殊死博弈

孙休的反击：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第七章 蜀汉灭亡

蜀汉内政废弛，姜维避祸出走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曹魏伐蜀：丧钟已经敲响

灭蜀之战：邓艾的千里奇袭

谯周明哲保身，邓艾功高震主

钟会之死：一个野心家的自取灭亡

第八章 三国归晋

刘禅乐不思蜀，孙休猝然驾崩

司马炎登场：曹魏灭亡，西晋建立

孙皓：暴君是怎样炼成的

陆抗力挽狂澜，羊祜矢志伐吴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东吴覆灭，天下一统

第一章 诸葛亮谢幕

孙权称帝，经略海外

公元229年农历四月十三日，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登基称帝，大赦天下，改元黄龙。

同日，孙权追尊亡父孙坚为武烈皇帝，追尊亡兄孙策为长沙桓王，立王太子孙登为皇太子，封孙策之子孙绍为吴侯。

主公由吴王升格为皇帝，麾下群臣的官职自然跟着水涨船高了：陆逊由辅国将军进位上大将军，诸葛瑾由左将军进位大将军，步骘由右将军进位骠骑将军，朱然由昭武将军进位车骑将军，朱桓由奋武将军进位前将军，潘璋由平北将军进位右将军，等等。

而满朝文武中，唯一一个没有升官、仿佛被孙权遗忘的人，就是老臣张昭。

张昭不仅没有升官，还在登基大典上，被孙权当众羞辱了一把。

当时，孙权颇为感慨地对百官表示，自己能有今日，吴国能有今日，全是周瑜的功劳。身为两朝元老、辅政大臣的张昭闻言，觉得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自己肯定得站出来说两句，首先当然是歌颂一下孙权的英明神武，顺带也表一表自己的功劳——毕竟他是当年孙策指定的顾命大臣，孙权能有今日，焉能没有他张昭的辅弼之功呢？

于是，张昭举着朝笏，跨前一步，清了清嗓子，正准备开讲，孙权却忽然抬手止住了他，然后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冷冷地说了这么一句：“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三国志·张昭传》注引《江表传》）

意思是：假如赤壁之战前，孙权听从了张昭降曹的主意，今天恐怕已经在要饭了。

此言一出，无异于当众扇了张昭一记响亮的耳光。张昭木立当场，顿觉脸颊火辣辣的，一张老脸不知该往哪儿搁，半晌才“扑通”一声跪伏在地，脸上冷汗涔涔，嘴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张昭之所以被孙权当众打脸，首要原因就是当初那个“降曹”的馊主意。当年若不是周瑜和鲁肃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今天的孙权恐怕早已埋尸荒野了，说“要饭”都是轻的。仅此一事，就足以让孙权记恨张昭一辈子了。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张昭仗着自己“两朝元老”“顾命大臣”的身份，经常犯颜直谏，不止一次让老板下不来台。

虽说张昭对孙权的劝谏，总体上也是出于对社稷负责的公心，初衷肯定是好的，问题是他那倚老卖老的架势，终究让孙权不爽。

被当众打脸后，张昭意识到自己在朝廷待不下去了，便以老病为由主动请辞。孙权立刻批准，给了他一个“辅吴将军”的虚衔，又给了一个“娄侯”的爵位和一万户食邑，只让他列席朝会，再无实际职权，相当于光荣离休，但还保留顾问的身份。

孙权称帝不久，便派出使节前往蜀汉，以“并尊二帝”的说辞对盟友进行了通报。所谓“并尊二帝”，意思就是现在咱们两家平起平坐了，你刘禅是皇帝，我孙权也是皇帝，至于北边的曹叡那小子，纯属篡逆，咱们都别承认他。

对于孙权“并尊二帝”的说辞，蜀汉百官都不认同，反应十分强烈。

在他们看来，只有蜀汉才是当今天下唯一的“正统”。因为先帝刘备是汉室宗亲，继承的是大汉的国祚，名正言顺，根正苗红。所以不光曹叡是篡逆，孙权也是篡逆，凭什么跟蜀汉平起平坐、“并尊二帝”？

因此，百官纷纷表示，应该跟东吴断绝同盟关系，以彰显大义。

群情汹汹之际，诸葛亮站了出来，否决了他们的提议。

孙权称帝，诸葛亮当然也不乐意，可再怎么不乐意也只能憋在心里，绝不能跟东吴翻脸。非但不能翻脸，还必须派人前去道贺。

之所以必须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以蜀汉现在的国力，光对付一个曹魏就已经竭尽全力了，怎么可能与曹魏和东吴两面为敌？倘若罔顾现实，坚持那所谓的“正统”和“大义”，结果只能是自寻死路。

为此，诸葛亮语重心长地对百官说了这么一番话：

“孙权早有僭越篡逆之心，我们之所以不追究，是因为必须与吴国相互援助，成掎角之势。若现在与吴国断交，他们必然怀恨在心，我们就要动用兵力驻防东线，与之对抗，到时候势必先取东吴，而后再图中原。可如今的吴国，人才众多，将相和睦，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平定。双方陈兵相持，坐等岁月流逝，只能令曹贼得益，这不是上策。昔日文帝刘恒对匈奴态度谦卑，而先帝也力求与东吴结盟，这都是通权达变、深谋远虑之举，我们绝不能像一介匹夫那样，动不动就要用武力泄愤。”

有人反驳，说孙权现在乐得三足鼎立，不会真心与蜀汉合力北伐，且称帝之后，孙权志得意满，只想守住长江，很难再有进取中原的雄心壮志。

诸葛亮则认为，此乃似是而非之论。

他耐心解释说：“孙权之所以利用长江天险自保，是因为实力不够。换言之，东吴不能越过长江北上，正如曹魏无法渡过汉水南下一样，都不是实力有余而不去做，也不是明知有利而不去取。若我们出动大军伐魏，孙权有两个选择：第一，与我们合力，瓜分魏国土地，此乃上策；第二，袭扰魏国，掳掠其百姓，显示武力，此乃下策。总之，孙权不会端坐不动。退一步说，就算他按兵不动，只要能与我国和睦相处，那我们的北伐就没有东顾之忧，魏国的兵力也会被牵制在东线，从而减轻我们在西线的压力。如此，对我们就已经很有利了。所以，孙权的僭越篡逆之罪，我们不宜公开声讨。”

诸葛亮是一个理性而务实的政治家，他很清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穿了都是利益主导——有共同利益，大家就是盟友；一旦产生利害冲突，彼此就是敌人。至于“正统”“大义”那些东西，都只是幌子罢了，要是真的用它来决定国家行为，那就是犯傻了。

随后，诸葛亮便派遣卫尉陈震出使吴国，一来是向孙权道贺，二来是就共同关心的一个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双边会谈。

这个国际问题就是：一旦两国合力消灭了曹魏，那魏国这块大蛋糕该怎么分？

蜀、吴双方本着互相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通过友好的交谈和充分的磋商，最终达成一致，出台了一个符合各自利益的“中分天下”的方案：

豫、青、徐、幽四州归东吴，兖、冀、并、凉四州归蜀汉；另外还有一个司隶州，被一劈两半，以函谷关为界，东边归吴，西边归蜀。

方案很公平，蜀、吴双方皆大欢喜。不过像这种墙上画大饼的事情，也就是孙权和刘禅的妄想罢了，人家曹叡又不是死人，哪那么容易被你们宰割呢？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几十年后来看，当蜀汉和东吴先后被魏、晋灭国的时候，蜀、吴君臣若是回想起当年的这个瓜分方案，定会感觉到一种无比辛辣的讽刺。

称帝之后的孙权，并未如蜀汉百官所言，因志得意满而失去了雄心壮志。反之，从戴上天子冕旒的那一刻起，孙权胸中就涌起了一股开疆拓土、经略四方的豪情。

当然，北方的曹魏目前还很强大，跟蜀汉幻想一下瓜分方案无伤大雅，但真要动手还是得三思而行；西边的蜀汉是盟友，也不能用兵。所以，当孙权环顾天下之时，只能把目光投向南边和东边。

吴国最南端的疆域是交州，下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广西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自东汉末年起，交州便长期处于交趾太守士燮及其家族的实际控制之下。孙权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开始经略交州，命将领步骘为交州刺史，率部南下，先是诱杀了心怀异图的苍梧太守吴巨，继而成功招抚了士燮。此后，士燮向孙权称臣纳贡，孙权也不吝封赏官爵，双方在十来年间相安无事。

到了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孙权命将领吕岱接替步骘，开始逐步削弱士燮及其家族的势力，欲将交州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年已九十的士燮去世，孙权一边任命士燮之子士徽为九真太守，表面上予以安抚，一边对交州进行了分割，由吕岱及另一位吴国将领戴良分任广州、交州刺史，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士徽的权力。士徽及其兄弟不甘心，愤而起兵，旋即被吕岱平定。

至此，盘踞交州多年的地方势力被完全清除，交州七郡在孙权称帝前夕彻底纳入了吴国的版图。

孙权称帝之后，立刻把目光投向了比交州更南的地方。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派出使臣康泰、朱应“南宣国化”，先后招抚了扶南、林邑、堂明，令这些边陲小国纷纷遣使入贡，成了东吴的藩属国。

随后，孙权再接再厉，又准备派兵渡海，南取珠崖（今海南海口市），却受到了陆逊的劝谏。陆逊认为，珠崖是蛮荒之地，渡海作战风险很大，且当地民众都是未开化的蛮夷，对此地用兵实在没有多大的益处。

孙权接受了劝谏，遂暂时搁置了这个计划（不过十二年后，他还是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了）。

“经略南方”就此告一段落，但孙权并未罢手，而是又把扩张的目标转向了东边。

可是，吴国的东面是一片茫茫大海，孙权能往哪里扩张呢？

答案，当然就是海的对面——夷洲。

夷洲是古地名，又作夷州，学界基本认为就是今天我国的台湾地区。

除了夷洲，古人认为大海的对面还有一个地方，称为亶洲。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若按此推断，亶洲有可能是日本，也可能是琉球群岛，甚至也有人认为是北美洲。

当孙权准备向东经略海外时，陆逊马上又提出了反对意见，同时劝阻的还有另一位大将全琮。他们的理由，不外乎还是觉得远涉重洋去经略海外，不可测因素太多，且将士们很可能水土不服，或感染瘟疫，总之就是风险高而收益低，属于得不偿失之举。

可这一次，孙权却没听他们的，而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孙权命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一万名士兵，带领一支庞大的舰队，从章安（今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出发，驶向了茫茫大海。

按照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说法，孙权派遣这支舰队的目的，是“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也就是去寻找传说中的这两个海外岛屿，似乎没有什么实用目的。而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很可能觉得这么大的行动不应该没有实用目的，所以就加了这么一笔：“欲俘其民以益众”，即掳掠岛上的百姓，回来充实吴国人口。

我们在前文说过，人口在古代，尤其在三国乱世是最重要的资源，所以司马光给出这个理由，看上去似乎很合理，只不过在我看来，这么一解释，固然合乎实用主义，但却把孙权的眼光和格局写小了。

人口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探索未知的世界显然更有价值。如果卫温和诸葛直不辱使命，真的找到了传说中的夷洲和亶洲，令吴国的势力得以扩张到海外，那么此举的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又岂是掳掠一些人口可以比拟的？

简言之，孙权的目的，绝非掳掠人口，而是经略海外。

表面上看，这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去探索未知，属于几千年中国文化中罕有的一种冒险精神；往深处说，这就是利用和控制海洋，是拓展国家势力范围的一种战略思维，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也是极其罕见的，可谓远远超越了他所属的时代。

在几乎没有人重视海洋的古代，孙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探险精神和“海权思想”的皇帝。

虽然孙权此举与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思想不可同日而语，但没有人能否认，其经略海外的战略思维的确是非常超前的。尤其是到了今天，当我们置身于“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再来看孙权对夷洲（今台湾省）的发现和经略，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更是怎么说都不为过。

当卫温和诸葛直的舰队终于穿越海峡，抵达夷洲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个“新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通过三国末年吴丹阳太守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后人才得以一窥端倪。该书称：

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

夷洲在临海郡（治今浙江临海市）东南两千里。此地冬无霜雪，草木常绿。这里有很多山，众多夷人居住在此。这些夷人分成了不同部落，拥有各自的土地和百姓。这里的男人削发、穿耳洞，女人不穿耳洞。他们的房子没有围墙，只以荆棘作为藩篱相互区隔。此处土地肥沃，五谷丰饶，海产也很丰富。夷人没有男女之防，一大家子都睡在大通铺上。

此外，沈莹还记载了许多夷洲的特异民俗，如“凿齿”之俗：“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而台湾北部的泰雅人，直到明清时期，仍有此风；又如“猎头”之俗：部落勇士“战得头，著首还，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在历史上，台湾原住民也长期保持着这种风俗。

很显然，无论是从地理方位、自然气候，还是从物产资源、风俗民情来看，夷洲正是今日我国的台湾地区。所以，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台湾的文献之一，沈莹也可以称作最早研究台湾的学者。遗憾的是，此书早已散佚，只有部分记载因被《太平御览》摘录而保存了下来。

卫温和诸葛直率部登陆夷洲后，在这里待了差不多一年，其间自然是与当地部落发生了战斗。不过，具体经过史书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陆逊和全琮之前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吴军将士因水土不服，且感染瘟疫，纷纷死亡，“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资治通鉴·魏纪四》），一万人最后只剩下一千多人。

卫温和诸葛直撑不下去，只好带着战斗中俘获的数千夷人，于黄龙三年（公元231年）二月回到了大陆。

孙权见二人未能完成“经略海外”的使命，且损兵折将，他极为愤怒，将二人以“违诏无功”的罪名斩杀了。

虽然此次的海上经略无功而返，孙权也终究未能将夷洲纳入吴国的版图，但却开辟了大陆与夷洲之间的海上交通，扩大了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并使稍后的沈莹得以通过来到大陆的夷人获取诸多关于夷洲的第一手资料，从而留下《临海水土志》这样宝贵的著作。

可以说，孙权经略海外的这个壮举，相当于是在用行动向后世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孙权此举，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积极而深远的。

卤城之战：诸葛亮第四次北伐

诸葛亮于蜀汉建兴五年至七年接连发动了三次北伐战争，前两次都铩羽而归，第三次则拿下了魏国的武都、阴平二郡。虽说在总体上蜀汉的北伐难以对曹魏构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但至少在声势上始终压过曹魏一头。

对此，魏国的文官们可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军方却一直感觉很窝囊。

到了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即曹魏太和四年，魏国军方的一位大佬实在忍不住了，决定反守为攻，狠狠报复一下蜀汉。

这位大佬，就是时任魏国大司马兼首席顾命大臣的曹真。

是年七月，曹真以“汉人数入寇”、边境不宁为由，向魏明帝曹叡上疏，提出了一个作战计划。他建议，由他亲率主力，从斜谷道进军，并派几路大将从其他方向出兵，同时对汉中发起大规模进攻。曹真踌躇满志，认为此次出兵必能“大克”蜀军、夺取汉中。

曹叡之前听从了近臣孙资的建言，确立了只守不攻的对蜀战略，但短短三年便遭到了蜀国的三次进攻，还丢掉了两个郡的地盘，血气方刚的年轻天子不免也有些愤怒。所以，曹真一说要出兵汉中，曹叡立马就同意了。

随后，曹叡下诏，命时任大将军的司马懿率部溯汉水西上，由西城（治今陕西安康市）方向发动进攻，与曹真在汉中会师；另外，曹叡又派遣了张郃等多名大将，分别由东线的子午道（古代从关中到汉中的南北通道）和西线的建威（今甘肃西和县）出兵，一共兵分四路进围汉中。

曹叡登基时，曹丕给他指派了三位辅政大臣，分别是曹真、陈群和司马懿。现在，曹叡一下就把其中的两位重臣派了出去，显然是要下血本跟蜀汉一决雌雄了。

时任司空的陈群见状，深感不安，赶紧劝谏曹叡，说：“当初，太祖（曹操）自阳平关进攻张鲁，曾携带大量军粮，可关城还没打下来，粮食已感不足。而今，我们既没有周密的准备，斜谷道的地形又非常凶险，无论进退都很困难，且后勤补给也极易遭到敌军的截击抢掠。若要防卫补给线，又必须分兵据守险要，如此战斗力必会减弱，故臣以为，此事不可不深思熟虑啊！”

曹叡一听，顿觉自己的决定有些草率了，连忙收回成命，命各路大军停止行动。

此时，驻兵长安的曹真早已摩拳擦掌，部队也已经整装待发了，现在突然被叫停，自然很不甘心，遂再度上疏，提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计划，打算从子午道进兵汉中。

我们前文说过，在长安与汉中之间的几条山路中，子午道是最为险峻难行的，远比斜谷道更为凶险，不过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路程较近，其次是一旦大军冒险通过，便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正因如此，几年前蜀汉第一次北伐，魏延才会提出这个大胆的战略。

现在，曹真把进军路线从斜谷道改为子午道，一来是要向曹叡表明自己出战的决心，二来也有跟反对开战的陈群叫板的意味——你说斜谷道凶险，那我就走更凶险的子午道给你瞧瞧！

一看曹真非但不听劝，反而变本加厉，陈群也很恼火，于是再度反对，说曹真这个计划比之前更不靠谱，且眼下国库并不充裕，朝廷负担不起庞大的军费开支。

陈群抛出这个说辞，显然颇有些针锋相对的意味。因为曹真和司马懿都在前线，后勤保障工作自然是由陈群负责，他要是不肯配合，在军饷和粮草方面卡脖子，看你曹真空着肚子还怎么打仗。

曹叡这下犯难了。

这两个顾命大臣，一文一武，各执一词，谁都不肯让步，那这仗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曹叡左右为难，最后实在没辙，索性把陈群的奏章直接寄到了曹真手上，然后也不表态，算是把皮球给踢回去了。

见到陈群的奏章后，曹真越发火大，皇帝居然还不表态，这意味着什么呢？

你可以理解为皇帝不想打，否则怎么会把反对开战的奏章寄给你呢？你也可以理解为皇帝是默许你打，否则为何不下一道诏书禁止出兵呢？

二者似乎都说得通。该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

曹真当然选择了后一种理解，遂将陈群的奏章扔在一旁，立刻率领大军由子午道出征了。

得知曹魏大举出兵，诸葛亮马上进行了防御部署：将大批军队集结在城固（今陕西城固县）、赤阪（今陕西洋县）一线，严阵以待；同时命李严率两万精锐驰援汉中。

眼看一场大战即将打响，可曹真万万没料到，从他进入子午道的那天起，老天就开始下雨，而且一连下了一个多月！

子午道本来就险峻异常，连日大雨又导致很多栈道塌陷，曹真及其部众不得不开山凿路，简直苦不堪言，行军速度自然变得极为缓慢，走了三十多天，才刚刚走了一半。

这下子，那些反对开战的朝臣就有话说了。

太尉华歆率先上疏，说治国者当以内政为先，征伐为后，若魏国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蜀、吴两国迟早会败亡。

曹叡对这种消极无为的说辞显然有些反感，便批示道：“敌人凭借山川之险，连我祖父和父亲两代人付出那么多辛劳，都没能将其平定，朕岂敢认为自己一定能消灭他们？只是诸位大将认为，如果不打，敌人不可能自己灭亡，所以才要出兵，看有没有可乘之机。倘若时机不成熟，那该班师就班师，朕不会固执己见。”

从曹叡这番话来看，他之前不表态，应该还是默许曹真出兵的成分居多。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和曹真一样，绝不会轻言退兵。

见皇帝不为所动，朝臣们当然不肯善罢甘休。第二个上疏的，是时任少府的杨阜。这个杨阜，就是当初在冀城争夺战中力挽狂澜、击败马超的那位义士。由于长年戍守边陲，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所以他的上疏就不像华歆那么空洞迂阔，而是从军事角度剖析了应该班师的理由。

杨阜说：“我军刚一出发，便遭遇连日大雨，将士被隔绝在崇山峻岭中已有多日，粮食运输异常辛苦，军费日渐增加。一旦粮秣中断，此次作战计划就完全落空了。《左传》有云：‘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若徒然令大军困于山中，前进无所收获，撤退又下不了决心，那就不是王者之师该有的样子了。”

对于这种相对专业的意见，曹叡就不得不重视了。紧接着，散骑常侍王肃也上疏力劝班师，理由与杨阜差不多，说曹真大军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到子午谷中间，且将士们要自己开山凿路，战斗力势必大为削弱，而蜀军则以逸待劳，这仗根本没法打，还是赶紧撤兵为宜。

至此，曹叡终于意识到，再坚持下去已毫无意义，遂于当年九月正式下诏，命令曹真、司马懿、张郃等各路大军全部班师，各回原驻地。

老天爷在子午谷降下的这场连日大雨，不仅浇灭了曹真南征蜀汉的希望，而且还把他淋出病来了。班师没多久，曹真就病倒了，曹叡不得不命司马懿赶赴长安，接替了他的职务。

曹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蜀汉建兴九年）三月，曹真病卒。

得知曹真死了，诸葛亮立刻抓住战机，发动了第四次北伐，亲率大军北上，再度进围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

由于蜀道险峻难行，后勤运输极为困难，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蜀军每次北伐都会面临粮草不继的严重问题。为此，“长于巧思”的诸葛亮发明了历史上著名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在此次北伐中把“木牛”派了上去，且于三年后的第五次北伐中投入了“流马”，后世通常将这两种工具并称。

那么，所谓的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据说，这两种运输工具设计巧妙，可以极大地节省人力，提高粮食运输的效率，“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只可惜，它们的设计原理和具体样貌为何，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虽说当年诸葛亮曾把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记在了竹简上，且附有说明图，但后来竹简脱落，附图遗失，又几经传抄，讹误颇多，后人很难理解，于是这个三国时代的“黑科技”便从此失传了。

时至今日，我们虽然可以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诸葛亮集》中找到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上面还详细记载了很多具体的尺寸，但其正确性却无从考证。此外，民间也有一些人声称复原了木牛流马，并做出了样品，但它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木牛流马的原貌，同样没有任何判断标准。

诸葛亮率大军进围祁山堡，下一个目标就是东北面的上邽（治今甘肃天水市）。此时镇守上邽的是魏将郭淮、费曜和戴陵，麾下仅有精兵四千，显然难以抵挡蜀汉大军。司马懿闻报，立刻与大将张郃等人率主力从长安出发，驰援上邽。

大军行至雍县（治今陕西凤翔县）、郿县（治今陕西眉县）一带时，张郃提议，应该拨出一部分兵力驻守这两座城池。

此处是长安门户，张郃显然是担心诸葛亮派遣偏师发动奇袭，威胁长安，所以有此提议。

可在司马懿看来，诸葛亮用兵，守正有余，出奇不足，因此没必要担心他会派出偏师，更不必主动分散自己的兵力。他对张郃说：“倘若我们的前线部队（上邽守军）足以抵挡敌人，那我们当然可以分兵据守，以保万全；可是，如果前线部队实力不足，那我们就应该集中兵力，正面迎敌。”

为此，司马懿还举了秦末的一个战例来说明分散兵力的危害性：当年楚汉相争时，项羽帐下猛将英布叛楚投汉，楚军出兵阻击，却将兵力一分为三，以一军进攻，两军作后援，结果一军被英布击溃，其他两军就跟着瓦解了。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其实不论集中兵力还是分散兵力，都没有绝对的对错，关键取决于战场的形势，而且要看对手是谁。

司马懿显然很了解诸葛亮的性格和用兵方略，更深知蜀军外线作战绝不能持久，所以他只需集中兵力正面迎敌，然后稳扎稳打就够了。

得知司马懿大军东来，诸葛亮决定围点打援，遂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攻祁山堡，然后率主力北上，奔袭上邽，准备在此拦截司马懿，并伺机决战。

直到蜀军逼近上邽，司马懿大军仍未抵达。郭淮等人担心被蜀军围困，只好留戴陵守城，由郭淮和费曜出兵迎击。但他们兵力太少，根本不是蜀军主力的对手，一战即溃，只能缩回城中固守。

当时正值小麦成熟的季节，诸葛亮顺势把上邽附近的小麦收割了大半。

直到蜀军割完麦子，继续进兵，才在上邽东面遭遇了司马懿的主力。蜀军是长途奔袭、客场作战，诸葛亮自然希望速战速决；而司马懿看穿了这一点，所以偏偏不跟他交手，一遇到蜀军便迅速收缩，然后据险而守，就等诸葛亮出招。

表面上看，诸葛亮有三个选择——进攻、对峙、撤退；可实际上，诸葛亮只有一个选择——撤退。

首先，魏军占据了险要地形，蜀军若主动进攻，必然伤亡惨重，所以诸葛亮肯定会排除这个选项。其次，魏军在他们自家地盘上，后勤补给源源不断，跟你对峙个一年半载毫无压力，可蜀军就不行了，虽然动用了黑科技“木牛”，运输能力大幅提升，但终究是千里转运，补给能力有限，所以诸葛亮也不敢跟司马懿长期对峙。

没办法，诸葛亮只能下令后撤。

结果，蜀军一撤，司马懿立马下令拔营，然后一路尾随，追着蜀军来到了祁山堡东北的卤城（今甘肃礼县盐官镇）。

此时，形势对蜀军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祁山堡与卤城近在咫尺，且到目前为止还在魏国守将贾嗣、魏平手中，未被蜀军攻下，而司马懿大军又从东北方向追踪而至，这就意味着蜀军已然陷入两面受敌之境。

身经百战的张郃认为时机到了，连忙向司马懿进言，说：“蜀军远道来袭，试图与我军决战，却不可得，故已认定我军的策略就是避而不战，且打算用持久战对付他们，而我军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出其不意，主动出击。眼下，祁山堡的贾、魏二将知道我方大军已至，军心自然稳固，是故末将建议，可派出一支奇兵绕到敌后，与贾、魏二将一起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我军主力则从正面进攻。如果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仍不敢出兵，恐怕会损害我军的威望，且诸葛亮孤军深入、粮草不足，必会伺机逃遁，到时候这个大好战机就白白错失了。”

当时，张郃的这个建议不光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还代表了大多数魏军将士的心声。然而，老成持重的司马懿明知如此，却还是拒绝出战，仍旧命大军到附近的山上扎营，然后按兵不动。

这种消极被动的“乌龟战术”，很快就在魏军大营中激起了强烈反弹，不仅众将纷纷要求出兵，就连祁山堡内的贾栩、魏平也屡屡派人来大营请战。

司马懿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却仍不为所动。

贾栩和魏平遂大发牢骚，甚至不惜以下犯上，说出了这样的话：“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资治通鉴·魏纪四》）

你司马懿畏惧蜀军就像害怕猛虎，就不怕天下人耻笑？！

身为曹魏的辅政大臣、大将军，而且是手持“黄钺”、拥有先斩后奏之权的三军主帅，却被两名普通将领骂得这么难听，换成别人肯定早就发飙了。可一贯善于隐忍的司马懿却忍了下来，不仅没动用生杀之权，甚至连回嘴骂一句都没有。

当然，司马懿之所以保持沉默，也不全是出于忍辱负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很清楚——眼下不光这两个家伙在骂他，其他将士背地里恐怕骂得更加难听。

最后，面对全军上下这种排山倒海般的压力，司马懿终于还是妥协了。

当年五月十日，司马懿采纳了张郃的计划，命他率部绕到了蜀军的西南面，自己率主力从正面推进，以前后夹击的钳形攻势对蜀军发起了进攻。

诸葛亮等的就是这一刻！

虽然蜀军目前处于不利境地，但只有跟魏军进行决战，才能达成北伐的战略目的，若司马懿始终不出战，那诸葛亮的此次北伐注定又将是劳师无功。因此，能与魏军决一死战，是诸葛亮求之不得的。

得知魏军倾巢而出，诸葛亮坐镇中军，从容进行了部署：命王平率“无当飞军”在南面防御张郃，命魏延、高翔、吴班率主力迎战正面的司马懿大军。

值得一提的是，王平麾下的这支“无当飞军”，就是诸葛亮当年平定南中后，从当地蛮夷部落中招募的一支精锐。这是一举两得的妙招，既釜底抽薪地耗尽了当地蛮夷的兵源，防止他们再次叛乱，又充实了蜀军兵力，极大提高了蜀军的战斗力。

无当飞军分为五部，皆身披铁甲，能翻山越岭，善使弓弩和毒箭，擅长野战，尤其精于防守战，是蜀汉后期的主力部队之一，在诸葛亮时代及后来的姜维时代，为蜀国的多次北伐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平因在第一次北伐中临危不乱的优异表现，逐渐得到诸葛亮重用，被任命为这支精锐部队的首任司令官。

在这次卤城之战中，王平和无当飞军都没有令诸葛亮失望——虽然张郃是久经沙场的猛将，麾下部众也是魏军中的精锐，但王平所部仍然顽强地挡住了魏军的进攻，为正面的主力决战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而在正面战场上，早就憋着一股劲的蜀军将士爆发出极强的战斗力，在魏延的率领和指挥下，大破司马懿的魏军主力，斩获魏军“甲首三千”，彻底粉碎了司马懿的钳形攻势，取得了自首次北伐以来最辉煌的一次胜利。

有必要强调的是，“甲首三千”并不是只斩杀了三千魏军。因为“甲首”有两个意思：一是指披甲之士的首级；二是指伍长、什长之类的低级军官。而在三国时代，即便曹魏国力强大，军队装备优良，也不是所有士兵都有条件身披铁甲；换言之，未曾披甲的魏军士兵被杀，是没有计入这“甲首三千”中的。而若是取后一种含义，则相当于魏军有三千名低级军官被斩杀，那他们手下的士兵大概率也是难逃一死了。

所以，不管取以上哪种含义，“甲首三千”都意味着蜀军所斩杀的魏军总数应该在万人以上，这对魏军显然造成了比较大的打击。

司马懿被将士们胁迫，违背本意、硬着头皮打了这一仗，结果就遭遇了他军事生涯中第一次惨重的失败。

此时的司马懿，内心的阴影面积肯定是相当大的。也许就是吸取了这次教训，所以三年之后，他才会在五丈原与诸葛亮对峙了一百多天，说什么也不愿出战。

卤城之战，可以说是诸葛亮前后五次北伐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从结果来看，诸葛亮之前从上邽后撤，未尝不是在诱敌深入；而选择在卤城与魏军决战，表面上似乎腹背受敌，却也未尝不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胆战术——若非陷入不利境地，蜀军将士恐怕也不会爆发出斩获“甲首三千”的超强战斗力。

此外，相较于第一次北伐时重用马谡的严重失误，诸葛亮这回把王平和无当飞军放在了防御张郃的南面战场，不仅是一次知人善任的正确决策，更是一次高明的指挥。

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亮的军事才干和指挥能力，显然在实践中逐步获得了提升。若是天假以年，想必他会让老对手司马懿吃上更多苦头，也一定会发动更多次北伐，并取得更多实质性的战果。

只可惜，历史无法假设——诸葛亮并没有像司马懿活得那么久。

所以，诸葛亮的北伐，注定只能在历史上留下一抹浓厚的悲壮色彩。

司马懿“借刀杀人”，诸葛亮“大权独揽”

卤城之战后，司马懿缩回军营，再也不肯出战了。

双方又对峙了一个月后，蜀军的粮食终于告罄。诸葛亮万般无奈，只好下令撤军。

得知蜀军粮尽退兵，司马懿大喜过望，立刻命张郃率部追击，打算把一个月前丢掉的面子捞回来。

没有人料到，曹魏帝国硕果仅存的一代名将、纵横沙场多年的车骑将军张郃，历经多次大战都毫发无损，竟然会在这场小小的追击战中丢掉了性命。

诸葛亮的作战风格一向沉稳谨慎，所以蜀军班师自然是有条不紊的，绝不会给魏军以可乘之机。而且，诸葛亮料定魏军会派兵追击，便在木门道设下了埋伏。

木门道，位于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西南八十里的木门村附近。这条古道，东西两面雄山对峙，壁立千仞，中间只有一条宽约五十米的峡谷可通行，是一处绝佳的伏击地点。

张郃率部追至此处，“乘高布伏”的蜀军“弓弩乱发”、滚石俱下，一支流箭射中其右膝。不久，张郃便因伤重不愈而去世。

我估计，张郃所中的，很可能是无当飞军惯用的毒箭，因毒性扩散才将他置于死地。若是普通箭矢，且只射中他的右膝，纯属轻伤，绝不可能夺走一位百战宿将的性命。

历史上，张郃与另外四个曹魏名将张辽、乐进、于禁、徐晃并称，被后世誉为“五子良将”。如陈寿在《三国志》五人合传中所言：“太祖（曹操）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其中，张辽于黄初三年病逝于江都（治今江苏扬州市），乐进早在建安二十三年便已病故，于禁在黄初二年被曹丕羞辱而死，徐晃于太和元年病逝，而张郃则是最后一位告别三国舞台的。

随着张郃的去世，当初追随曹操南征北战、为曹魏开国立下赫赫功勋的这五位将星，便悉数陨落了。

值得一提的是，张郃之死，后人一直有一种怀疑，认为他是死于司马懿“借刀杀人”的阴谋。

怀疑的依据出自《三国志·张郃传》裴松之注引的《魏略》。据该书记载，当蜀军撤兵、司马懿命张郃追击时，张郃起先是抗命不从的。他给司马懿的理由是：“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就是说，按照《孙子兵法》的说法，对被包围的敌军务必留下逃走的缺口，对撤退的敌人也不要追击。

当时，蜀军是因缺粮而主动后撤的，之前还打了一场大胜仗，战斗力和建制都保存完好，在此情况下追击肯定没有胜算，且极易遭到埋伏，所以张郃的抗命是完全有道理的。

然而，司马懿不听，还是强行命他出兵。张郃无奈，只好从命，结果就在木门道白白丢掉了性命。

若《魏略》的记载属实，那么司马懿借敌人之手杀死张郃的嫌疑就非常大了。

因为明知诸葛亮十有八九会在险要地形设伏，还强迫张郃追击，这样的举动很不正常，明显违背用兵之道。而且，此时的司马懿也完全具备除掉张郃的动机，理由如下：

首先，张郃此前一直在夏侯渊、曹真麾下，长年在西线与蜀汉作战，与来自中枢的司马懿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双方缺乏足够的了解和信任，难免发生龃龉。回顾前文，双方至少有三次意见不合：一是张郃提议在雍县、郿县驻兵，被司马懿否决；二是张郃挑头反对司马懿消极避战的做法；三是司马懿命张郃追击蜀军时他抗命不从。因此，司马懿完全有理由将张郃视为异己。

其次，从张郃的资历和作战经历来看，他在西线魏军中的威望是相当高的，否则当年夏侯渊战死时他也不会被众人推为临时主帅。而司马懿是直到此次战役前才仓促“空降”的，威望本来便不如张郃，加之其消极被动的“乌龟战术”又不被多数将士理解，甚至遭到嘲笑，最后硬着头皮进攻蜀军又遭遇惨败，这对他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司马懿若不设法改变这种局面，接下来该如何指挥这支军队？又如何抵御蜀军的进攻？

最后，张郃是第一个站出来公然批评司马懿“乌龟战术”的。正因为有他这个威望甚高的宿将挑头，军中众将才会纷纷站队，给司马懿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而贾栩和魏平这两个普通将领也才敢公然嘲笑身为帝国重臣和三军主帅的司马懿。所以，司马懿必然会将自己威望受损、遭受羞辱的原因归到张郃身上。换言之，在司马懿看来，他若想坐稳主帅的位子，顺利地指挥这支军队，不再让属下质疑他的战略战术并对他进行掣肘，那么张郃就是他必须除掉的最大障碍。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排除异己、树立威望的角度，还是从“一山不容二虎”、维护领导地位的角度，司马懿都有足够的动机置张郃于死地。若纵观司马懿的一生行止，“权谋”二字可以说是贯穿始终、无处不在的。所以，略施小计干掉张郃，对司马懿而言实在不是什么难事，更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随着蜀军粮尽退兵，诸葛亮的第四次北伐也遗憾地落下了帷幕。

此次北伐，从战略层面来讲，并未取得成功，因为它既没有占领魏国的尺寸之地，又没有对魏国造成任何威胁。不过，若是从战术层面来看，这次出兵还是有价值的，它不但歼灭了一部分魏军的有生力量，还射杀了威震一方的曹魏名将张郃，无疑在相当程度上提振了蜀军的士气，也增强了蜀汉上下继续北伐的信心和意志。

平心而论，这样的战绩是可圈可点、不容抹杀的。

诸葛亮于当年六月班师回朝，短短两个月后，蜀国高层便发生了一场人事地震——身为蜀汉百官中的二号人物、次席顾命大臣的李严（此时已改名李平），突然落马了。

导致李严突然落马的直接导火索，就是此次北伐的后勤问题。

当时，李严的官职是“中都护”，原则上相当于蜀汉的最高军事长官；诸葛亮出征前，又命他以本官兼署丞相府事务，即代行丞相职权。简言之，诸葛亮不在，李严就是蜀国百官中的一号人物，所以后勤保障工作自然由他全权负责。

当蜀军在前线与魏军对峙时，后方的粮道突遭连日大雨，粮食运输遇到了极大困难，李严担心粮草不继要承担罪责，便命部下狐忠、成藩假传圣旨，命诸葛亮班师。等诸葛亮一退兵，李严又赶紧上疏刘禅，说大军是佯装撤退，目的是诱敌深入，伺机与魏军决战。

而当诸葛亮率军回到成都时，李严又假装大吃一惊，质问诸葛亮说：“军粮十分充足，你怎么突然就退兵了？”同时，又打算让一个叫岑述的粮食督运官背锅，要把他杀了。

李严的这些乖张举动，说穿了，就是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来掩盖。

诸葛亮是何等精明之人，岂能被这些拙劣的伎俩蒙蔽？很快，他把李严这段时间所写的亲笔书信和奏章全都收集到一起，稍加分析就戳穿了李严的整个骗局。

李严理屈词穷，只能俯首谢罪。

诸葛亮随即上疏，历数其“前后过恶”，然后罢黜了李严的所有官爵，并剥夺封邑，废为庶民，流放梓潼（治今四川绵阳市梓潼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严落马，除了上述事件这个直接导火索，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他与诸葛亮的矛盾其实由来已久。

李严，字正方，南阳人，早年在荆州任职，以才干著称。曹操攻打荆州时，李严流亡入蜀，为刘璋所用，历任成都令、护军，于刘备攻蜀时归附。刘备平定益州后，李严官拜犍为太守，因多次平定地方叛乱，并在当地兴修水利，政绩颇著，渐受刘备倚重，擢升尚书令。刘备临终之际，托孤给诸葛亮和李严，并任命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隐然有让他制衡诸葛亮之意。

然而，李严名义上是蜀汉最高军事长官，实际上军政大权都在诸葛亮手上，他这个“中都护”纯属有名无实。此外，自从刘备去世后，李严便常年驻守永安（治今重庆奉节县东），直到建兴四年才调任江州，始终远离蜀国的权力中枢，可以说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对此，李严心里自然很不爽——同为先帝指定的顾命大臣，凭什么你诸葛亮可以大权独揽，我李严就得在一边凉快？

为此，李严走了一步棋，就是私下怂恿诸葛亮加九锡，晋爵称王。此举表面上是在巴结诸葛亮，其实是想把他架在火炉上烤。假如诸葛亮脑子不清醒，真的迈出这一步，势必受到刘禅猜忌，也会令蜀汉的文武百官齿冷，从而让诸葛亮失去皇帝的信任和朝野的拥戴。到那时，李严就可以联络百官一起扳倒诸葛亮，最终取而代之。

可是，李严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因为诸葛亮根本无意做权臣，而且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用心，遂严词拒绝。

至此，双方的关系愈加紧张。

当时，在朝中担任尚书令的陈震跟李严是同乡，他曾私下对诸葛亮说，“正方腹中有鳞甲”，即暗示李严这个人心术不正，迟早会生出事端。对此，诸葛亮当然心知肚明，但为了维护大局，他还是不想跟李严闹僵，遂一笑置之。

建兴五年，诸葛亮准备发动第一次北伐，想调李严去镇守汉中。李严却推三阻四，根本不想去，还提出条件，要求诸葛亮划出五个郡，成立巴州，让他当巴州刺史。众所周知，蜀国名义上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只有益州一块地盘，下辖也就十几个郡，你李严一口气就要五个郡，还要另立一州，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另立中央吗？诸葛亮当然不肯答应。

于是，双方矛盾加深，且有公开化的倾向。

建兴八年，曹真欲大举进犯汉中，诸葛亮又命李严率两万人北上阻击。可李严照旧拖拖拉拉，不把诸葛亮的命令当回事儿，还扬言说曹魏的司马懿已经给他准备了高官厚禄，就等着他过去。

诸葛亮知道李严是在讨价还价，出于大局考虑，不得不擢升其子李丰为江州都督。李严得到好处，这才动身去了汉中。随后，为了满足李严的权力欲，诸葛亮又把汉中的军政大权一并交给了他，以致百官议论纷纷，都说丞相太迁就李严了。诸葛亮只好对众人解释说：“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与其去攻李严之短，不如用其所长。”

第四次北伐前，诸葛亮之所以把李严调回成都，并让他代行丞相之权，就是想填饱他的胃口，希望他别再生出事端。可诸葛亮万万没想到，即便他一再让步，李严依旧不安分，终究还是搞出了这么一大摊事儿。

之前李严搞的那些争权夺利的小动作，尽管吃相难看，可毕竟没有给朝政造成什么损害，所以诸葛亮还可以容忍。但这一次，李严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突破了诸葛亮的底线——往小了说，李严是玩忽职守，欺上瞒下；往大了说，他破坏了蜀汉的北伐大计！

所以，诸葛亮只能下狠手，彻底终结李严的仕途。

随着李严的落马，诸葛亮就成了蜀汉唯一的顾命大臣，原本就已集中在他手上的军政大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正因为此，后世有不少人认为诸葛亮此举是在搞权力斗争，排除异己。

若单纯从结果上看，李严一废，诸葛亮从此再无掣肘，在政坛上也再无对手，的确有“大权独揽”的意味。但我们应该看到，诸葛亮总揽蜀汉大权的目的，并不是像李严那样满足一己私欲，更不同于历史上那些一手遮天、作威作福的权臣，而是为了蜀汉的国家利益，为了更顺利地开展北伐，从而最终完成刘备“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遗愿。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严纯属咎由自取，怪不得诸葛亮；同理，“李严事件”的性质也并非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而是诸葛亮在履行丞相的职责——整肃朝纲，清除害群之马。

孙权与辽东：一场跨越海洋的恩怨

当西边的蜀汉与曹魏打得头破血流时，东边的孙权也没有闲着。

孙权经略夷洲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并未就此放弃海洋战略。他决定往北面开拓一条海上航线，绕过魏国，与北方沿海的一个割据政权建立外交关系。

这个割据政权，就是辽东。

辽东名义上归属曹魏，实则一直是独立王国。从公孙度、公孙康到公孙渊，祖孙三代基本上都以辽东王自居，俨然就是土皇帝，对曹魏毫无臣服之心，更无忠诚度可言。曹魏对此当然很不乐意，无奈长年与蜀汉、东吴交战，实在腾不出手来收拾辽东，只能对其采取羁縻政策。所以当公孙渊上位时，曹叡就连忙下诏，拜其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

眼下，孙权之所以要笼络辽东，一来是出于远交近攻的战略需要，利用它来牵制曹魏，二来是想从辽东获取东吴紧缺的军用物资——战马。

东吴嘉禾元年（公元232年，曹魏太和六年）三月，孙权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渡海北上，前往辽东拜会公孙渊，并与其洽谈购买战马的事宜。

辽东、幽州一带自古便是盛产良马的地区，所以才有两汉的“幽州突骑”和公孙瓒的“白马义从”名闻天下。既然拥有丰富的战马资源，公孙渊当然乐得跟孙权做这笔买卖。双方很快达成交易，并就此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

在古代，战马交易的性质无异于今天的军火贸易，而公孙渊居然背着魏国，跟孙权搞起了这种勾当，魏明帝曹叡怎么能忍？

曹叡十分愤怒，立刻下令讨伐辽东，命汝南（治今河南息县）太守田豫从海路北上、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东进，打算好好教训一下公孙渊。

可是，辽东是公孙家祖孙经营了三代的地方，其边境线上的城池就算不是固若金汤，至少也是易守难攻。魏国仓促出兵，又岂能讨得着便宜？

时任散骑常侍的蒋济连忙劝谏，说：“但凡没有重大威胁的敌人，以及尚未公开反叛的属国，都不宜轻易讨伐。因为若不能将其制服，等于是迫使他们起来反抗。常言道：‘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铲除大害，小害就会自行消亡。而今，辽东已归附多年，经常纳贡，朝臣对其也是普遍认可的。就算我们一举将辽东征服，其人口不足以使我国更强大，其财产也不足以使我国更富足；可万一失利，便与其结下了仇恨，且有损朝廷的信誉。”

蒋济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虽然辽东这个小弟不太听话，但做老大的还是要设法安抚，不能说打就打，因为身为老大，打赢了是胜之不武，打输了更是颜面扫地，何必呢？

可曹叡正在气头上，根本听不进去，于是魏军如期出征。

结果，魏国水、陆两路大军都遭遇了顽强抵抗，没有取得任何战果。曹叡悔不当初，只好下令撤军。

这时，圆满完成使命的东吴使臣周贺、裴潜，正率领舰队，满载着从辽东购得的战马，高高兴兴地扬帆南下。

二人并不知道，死神就在前面不远的一个地方等着他们。

这个地方，叫作成山，现在的名字叫成山角，位于山东半岛的最东端，也是我国陆海交接处的最东端，所以又称“天尽头”。此处三面环海，一面接陆，看上去就像是从陆地往海里伸出了一只脚。

要命的是，这只“脚”正好横在东吴舰队南下的必经之路上。

更要命的是，此时正值冬季，海上风急浪高，东吴舰队只能贴着海岸线航行，且风浪太大时，必须在此暂避。

最要命的是，出师不利的田豫预料东吴舰队很可能在此避风，为了将功补过，便率部埋伏在了成山，专门恭候东吴使团的到来。

于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就不言而喻了，东吴舰队行经此处时，果然遭遇风暴，被迫靠岸，然后田豫突然杀出，全歼了这支东吴使团，顺带把东吴的船只和马匹也全都“笑纳”了。

东吴与辽东的第一次勾搭，就这样被曹魏给搅黄了。

公孙渊在这次交易中虽然没什么损失，但毕竟让曹魏给打了，心里很不爽，索性不认曹魏这个老大了，决定改换门庭，认孙权当老大。

东吴嘉禾二年（公元233年，曹魏青龙元年）二月，公孙渊派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渡海南下，来到建业（今江苏南京市，此时孙权已迁都于此），正式向东吴奉表称臣。

孙权顿时大喜过望。

想当年他迫于形势，不得不向曹魏称臣，心里别提有多憋屈了，如今时移势易，轮到曹魏的小弟来向他称臣了，孙权自然有一种扬眉吐气之感。

为了体现“皇恩浩荡”，孙权命人准备了一大堆“金宝珍货”作为赠礼，并准备派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率一万名士兵护送宿、孙二人回辽东。然后，孙权觉得这样还是不足以表达自己对公孙渊的恩宠，于是打算封他为“燕王”，并赐予人臣最高的礼遇——加九锡。

这下子，东吴的文武百官可全都不答应了。

虽说老板你新收了小弟，喜悦之情可以理解，但出手如此阔绰，还把公孙渊捧到这个程度，未免有些过头了吧？你让我们这些鞍前马后跟随你多年的老同志作何感想？

以丞相顾雍为首的百官纷纷劝谏，说：“公孙渊这个人不可轻信，更不可过分恩宠，派兵护送使节回去就够了，大可不必封王又加九锡。”

可是，孙权心意已决，不为所动。

百官没辙，只好把离休老干部张昭同志请了出来。张昭一到，便苦口婆心地劝孙权说：“公孙渊是因为背叛了魏国，担心被讨伐，才不远千里前来求援，压根不是真心称臣。要是他哪天改变主意，又倒向魏国，那咱们派去的使臣就回不来了。到时候，岂不是让天下人看笑话？！”

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但说话的方式不够婉转，明显伤害到老板的自尊心了。

孙权本来就是想过一把天子泽被四海的瘾，现在你戳穿了公孙渊的动机，就等于说孙权被人家骗了，相当于否定了老板的智商，试问天底下有哪个老板受得了这个？

孙权强忍怒火，一再解释自己这么做的理由，却被张昭一一驳斥。君臣二人就这样当着百官的面，吵得面红耳赤，却谁也说服不了谁。

孙权忍无可忍，一把握住腰间佩刀，厉声道：“吴国士人，入宫参拜的是朕，出宫参拜的则是你，朕对你的尊重已到极限，而你却总是当众顶撞，朕实在担心哪天忍不住，会做出本来不想做的事情！”

意思明摆着——你这老家伙要是再叽叽歪歪不知好歹，我就把你一刀砍了！

张昭浑身一震，凝视了孙权许久，才黯然道：“臣之所以明知道陛下不会采纳臣之所言，还要竭尽忠心，只因太后临终之际，把老臣召到榻前，留下遗诏，命老臣辅佐陛下。当初那些话，至今言犹在耳啊！”

说完，张昭顿时老泪纵横。

这张悲情牌一打，刚才还嚷嚷着要杀人的孙权立马无语了。

没办法，皇帝再大，也是太后生的。你要是敢违背太后遗命，那就是不孝；若胆敢诛杀太后（包括孙策）指定的顾命大臣，那就是大不孝！

孙权无可奈何，只好恨恨地把佩刀掷在地上，然后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

不就是哭吗？谁不会？

一个是年近八旬的老臣，一个是年过半百的皇帝，两个老男人就这样相对而泣，用眼泪进行无声的对峙，场面别提有多尴尬了。

当天的廷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事后，孙权依旧一意孤行，命张弥等人率部护送辽东使者回去，同时送过去的，当然还有“燕王”的冠冕、加九锡的物品，以及一大堆奇珍异宝。

张昭见皇帝把他的谏言全当耳旁风，愤而闭门不出，随后再也不肯踏入宫门半步，就算例行朝会也不参加。孙权看这老家伙耍起了性子，也不甘示弱，马上命人用泥土把张昭家的大门给封死了。

你不是不想出门吗？好，我帮你，从今往后你都别出门了，你们全家都别出门！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几乎就是一场闹剧了。东吴帝国这两个身份最尊、地位最高的老男人一耍起小孩子脾气，可把朝野上下的这群围观群众看傻了。

张昭一看皇帝把他们家大门封了，索性做得更绝——命下人在大门后面又生生砌起了一道墙。

你敢堵门，我就敢砌墙，看谁比谁狠！

这情景，活像街上两个小流氓打架，一个威胁对方说要一板砖拍死他，结果对方二话不说，拿起刀就往自己大腿扎了下去。

很明显，后者更狠。不过，咱们作为一千多年后看热闹的群众，也不必急着喝彩，更不必替张昭担心，因为老张他们家大着呢，除了大门还有边门后门好几个，出入根本不成问题。所以，他这个砌墙之举，就是故意跟皇帝叫板抬杠而已，对自己并无损害。

正当这场闹剧愈演愈烈之时，从辽东突然传回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公孙渊悍然斩杀东吴使臣张弥、许晏、贺达，还把三人的首级拱手送给了曹魏！

孙权闻报，如遭雷击，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公孙渊这小子到底在玩什么？

孙权暴怒不已，忍不住破口大骂：“朕活了五十多年，世上再艰难困苦的事情，全都经历过，没想到竟会被这个鼠辈玩弄，真是令人气涌如山。朕要是不亲手砍下这个鼠辈的脑袋扔海里去，有何颜面当这个皇帝？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朕也无憾！”

公孙渊这家伙，本质上就是个鼠目寸光的小人，一切行为都是从眼前利益出发，既没有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也毫无诚信守诺的道德底线。

他当初跟孙权做生意，只是为了赚钱，压根没有“远交近攻”的想法。接着，他被曹魏攻打，就赶紧认孙权当老大，目的也无非是张昭说的，找个强大的外援而已。最后，当孙权又是册封又是送礼，还派出一万名士兵到达辽东的时候，公孙渊的小算盘立马又打得哗哗响了。在他看来，曹魏近，东吴远，若真的跟曹魏彻底决裂，引发全面战争，东吴不见得能帮上忙。所以，要想坐稳土皇帝的位子，终究还是不能与曹魏为敌，必须修复关系。那么，该怎么做，才能重新认曹魏当老大呢？

答案就摆在眼前——三个东吴使臣的头颅。

只要把这三颗脑袋送到洛阳，便足以彰显他的诚意，曹魏定然会既往不咎。此外，杀了这三人，还能得到一个眼皮底下的好处，就是可以吞并他们麾下这支一万人的军队。

有这么多好处，公孙渊凭什么不跟东吴翻脸呢？

果然不出公孙渊所料，当魏明帝曹叡见到那三个东吴使臣的首级后，龙颜大悦，立刻跟辽东冰释前嫌，旋即下诏拜公孙渊为大司马，并封乐浪公。

就这样，孙权费尽心机想要笼络辽东，结果却被啪啪打脸，不但损失了大臣、士兵、战船、金钱，更大大折损了他这个东吴皇帝的颜面。

所以，孙权发誓要亲手砍下公孙渊的狗头，为此不惜一切代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遗憾的是，他的想法并不现实。因为东吴与辽东之间隔着曹魏，此外就是一片凶险难测的茫茫大海，若是执意从海路进攻辽东，有几分胜算暂且不说，曹魏定然会趁机大举南下。到时候，东吴有这个国力同时在海、陆两个战场与辽东、曹魏开战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此外，倘若孙权真的登上战船，从海上御驾亲征，那么指不定一场风暴袭来，就会让他葬身海底了，都无须等到曹魏出手。试问，如此大的风险，真的值得孙权去冒吗？

当时陆逊驻守在武昌，听说孙权因公孙渊之事气得快失去理智了，赶紧上疏，对孙权进行了劝谏。

当然，劝谏是一门艺术，不能谁都跟张昭似的，只顾说理不顾领导感受。陆逊就很善于拿捏其中的分寸。他先是吹捧了孙权一番，说陛下英明神武，当年破曹操于乌林，擒关羽于荆州，败刘备于西陵，把这三个“当世雄杰”都打得找不着北，可见陛下天威所至，那真叫一个望风披靡啊！

对于自尊心严重受伤的孙权来讲，此时帮他回忆一下过去的丰功伟绩是十分必要的，所以陆逊毫不吝啬溢美之词。

一番肉麻的吹捧之后，陆逊才开始跟领导讲道理，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您堂堂万乘之尊，怎么能渡海远征呢？那不是违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古训了吗？眼下魏国才是最重要的敌人，若是打败了魏国，则辽东不讨自平，何必劳师动众去讨伐呢？

随后，大臣薛综、陆瑁等人也纷纷上疏劝谏。

孙权一开始还不肯听从，后来气慢慢消了，理智也渐渐恢复了，才悻悻然收回成命。

然后，孙权不禁想起了张昭，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啊！当初要是听人家老同志的正确意见，何至于被公孙渊这个浑蛋玩得这么惨呢？

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孙权屡屡派人前去慰问张昭，希望他能入宫，与自己和解。不料，人家老同志的气还没消，愣是说自己病得很重，连床都下不来，更别提进宫了。

孙权没办法，只好放下皇帝的架子，亲自前去拜访。在孙权看来，我做领导的都已经纡尊降贵了，你这位老同志总该给点面子吧？

可他万万没想到，侍从宦官在门外（张宅主门被封，此处应是边门）叫了半天，里面居然只扔出来一句话，说老人家病重，不便会客，然后依旧大门紧闭。

好家伙，居然敢让皇帝吃闭门羹？你这老头倔得有点过分了吧！

孙权恼羞成怒，立刻命人放火烧门，打算把张昭逼出来。可是，眼见大火熊熊燃起，张昭却始终不肯露面。

这下孙权可不好收场了。若是任由大火这么烧下去，不但张宅很可能付之一炬，左邻右舍恐怕都得跟着遭殃。孙权无奈，只好又命人把火扑灭了。

折腾了大半天，皇帝就像是在演一场无人捧场的独角戏，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当然，这回孙权绝不气馁。他打定主意要跟张昭耗下去，看谁耗得过谁。又过了许久，张昭摆足了架子、出够了气，才在几个儿子的搀扶下，慢慢悠悠地出来见驾。孙权大喜，连忙恭恭敬敬地把老同志扶上天子车驾，然后直入皇宫。

进宫后，孙权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连连跟张昭赔不是。张昭这才原谅了皇帝，答应继续当朝廷顾问，也会按时参加之后的朝会。

孙权与张昭这场戏剧化的“君臣博弈”，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皇帝都是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臣子自然也是卑躬屈膝、唯唯诺诺的，可孙权和张昭的上述言行却屡屡出乎我们的意料，打破了我们的固有认知。

在这里，皇帝放下了权力的傲慢，臣子挺起了做人的脊梁，君臣尊卑消失不见，等级的藩篱也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两个卸下面具的人，彼此用真性情在碰撞，不为别的，只为碰撞出一个是非曲直。

在我们所了解的权力场上，通常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很少有领导愿意主动认错的，更何况还是九五之尊的皇帝？所以，孙权在这件事上的表现，不仅令人敬佩，而且真实、接地气，甚至显得有点可爱；就连脾气执拗的老臣张昭，一再跟皇帝抬杠怄气，似乎也不让人讨厌，只让人觉得这个老头还挺好玩。

孙权称帝后，经略夷洲无功而返，从海路与辽东打交道更是遭遇重挫，随后便渐渐失去了探索海洋、利用海洋的热情，从此也再无船队出海的举措。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孙权却无疑是古代少有的既重视海洋，又具有冒险精神的一位皇帝。仅凭这一点，孙权就远远超越了他所属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权的探索虽然失败了，但虽败犹荣。

满宠经营合肥，东吴三路北伐

在曹魏与东吴的长期对峙中，合肥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战略要地，孙权视其为北伐中原的突破口，曹魏则将其经营成了一座对东吴颇具威慑力的桥头堡。

因此，双方注定要在此地死磕。

在称帝之前，孙权就已经磕过两回，分别在建安十三年和建安二十年。第一次围攻半年无功而返，第二次则险些死于张辽的戟下。这对孙权自然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所以，拿下合肥，不仅对东吴有战略意义，对孙权个人更是有洗刷耻辱的意义。

曹魏在合肥的主要守将，先是张辽，后是曹休，现在则是征东将军满宠。

满宠这个人，虽然是酷吏出身，论作战经验不及张辽，论军中资历不及曹休，但此人思维缜密，遇事沉着冷静，且富有谋略，同样是一个极其难缠的对手。

早在东吴黄龙二年冬，即孙权称帝次年，他便迫不及待地发布了第三次进攻合肥的命令。满宠得到情报，立刻上奏曹叡，然后从兖州、豫州征调了大批部队，在合肥集结，严阵以待。不料几天后，又有情报传来，说东吴大军行进到边界附近就突然撤兵了。

曹叡闻讯，认为危险已经解除，便命兖州和豫州兵团撤回原驻地。

然而，满宠却满心狐疑，总觉得事有蹊跷。他当即上奏，说：“吴军大举出动，却无故而返，其中定然有诈。依臣分析，东吴必然是佯装撤军，以此诱使我们也把部队撤走，然后才乘虚而入，对我们发动突然进攻。”

曹叡一看，这孙权也太狡猾了，旋即收回了撤兵命令。

果然不出满宠所料，十余日后，孙权便亲率大军出现在了合肥城外。随后，吴军对合肥发起猛攻，无奈魏军早已在满宠的指挥下进行了严密部署，孙权预定的突袭战术完全落空，再打下去必然是劳师糜饷，只好下令退兵。

孙权与满宠的第一次交手，让孙权充分领教了这个对手的厉害之处。

接下来，满宠还将让他见识更厉害的手段。

鉴于东吴屡屡寇边，而现有的合肥城又距巢湖和长江太近，对擅长水战的东吴有利，对曹魏则不利，所以满宠便于曹魏太和六年上疏曹叡，提出了另筑新城的计划。

他说：“合肥城南临巢湖和长江，北面又与寿春（今安徽寿县）相距太远，吴军如果围攻，可以利用水军的优势，我军往往要击破敌军主力，才能解围。换言之，目前的城池易攻难守，臣建议调出城内守军，在城西三十里处，选择一处险要地形，另筑新城进行固守。如此，敌军便不得不弃船登岸，而我军则能在陆地上断其退路。”

奏疏呈上，蒋济却提出了异议。他对曹叡说：“放弃城池是在向天下人示弱，这就像刚刚望见敌人烽火，便慌忙自毁城池一样，可以说是不战而败。一旦走这一步，敌人的侵略会更加猖獗，而我们只能渐渐退守淮北一线。”

曹叡颇为信任蒋济，闻言便否决了满宠的提议。

满宠不甘心就此放弃，再度上疏说：“《孙子兵法》有言，兵者，诡道也。示敌以弱是一种策略，目的是让敌人以为我们怯战，从而生出骄傲之心。《孙子兵法》又说，要诱使敌人行动，就必须制造足以让敌人动心的那种形势。如今敌军未至，我军却先行撤出，就是要诱惑敌人，目的是让他们远离水域，深入陆地，然后我军再选择有利的时机发动攻击。”

朝臣赵咨认为满宠的计划是可行的，建议曹叡采纳。

曹叡权衡了一番利弊后，终于下诏批准。

短短一年后，即曹魏青龙元年，一座崭新的城池便在合肥旧城西面拔地而起。旧城主要是居民区和商业区，只保留少量驻军；新城则以驻兵为主，更像是一座军事要塞。

同年年底，孙权卷土重来，亲率大军第四次进攻合肥。

这回，满宠“主动收缩，诱敌深入”的战略立刻发挥了作用——由于魏军主力已移师新城，吴军若要进攻必须弃船登岸，与魏军展开陆战。孙权不免担心后路被断，所以率水军在岸边停泊了二十余日，始终没有下船。

当年孙权进攻合肥，险些死在张辽手上，幸亏贺齐率水军及时接应，他才逃过一劫。此事显然给孙权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因此，这回是否敢于远离水域、深入陆地去打合肥新城（今安徽合肥市西北），对孙权来讲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见吴军迟迟没有上岸，满宠颇有些自得。不过，他并未得意忘形，而是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在一番冷静思考后，满宠准确地预判了孙权的下一步行动。他对左右将领说：“孙权对合肥志在必得，行前肯定对部众夸下了海口，如今大举来犯，目的就是要建立大功。而今他虽知我军主力在新城，不敢贸然行动，但为了保住面子，必然会上岸炫耀兵威，借此展示实力。”

在满宠看来，这就是机会。

随后，满宠立刻派遣步骑六千，迅速前往淝水岸边的隐蔽处埋伏，就等孙权上岸。

一切不出满宠所料，伏兵进入阵地不久，孙权就率军登岸来“耀兵”了。魏军突然杀出，吴军猝不及防，被斩杀数百人，还有部分士兵落水溺毙。

虽然损失不大，但士气已然受挫，且孙权担心魏军还会有后续动作，为保万全，不得不下令撤退。

照理说，曹魏修筑新城这么大的动作，东吴不可能没有获得情报。所以，孙权此次出兵，其目的应该不是一举攻占合肥新城，而是进行试探性进攻，摸清虚实，掌握第一手情报，以便为下一次大规模进攻创造条件。

所以，满宠说孙权上岸是为了“耀兵”，其实并不准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踩点”。

稍后，孙权又命大将全琮率一部西进，攻击六安（治今安徽六安市），但同样没有取得战果，遂全军班师。

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曹魏青龙二年）二月，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和整军备战，诸葛亮集结了十万大军，由斜谷道进兵，对曹魏发动了第五次北伐。

这也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

此次北伐，可以说是历次北伐中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的一次，从以下几个方面就能看出来：

其一，出动兵力最多。前面的四次北伐，兵力有多有少，虽具体数量史书无载，但大致推测，最多应该不超过七八万（如第一次北伐），最少可能只有一两万（如第三次北伐）。而这一次，按《晋书·宣帝纪》记载，是十余万；按《资治通鉴》记载，则是十万。《晋书》或许略有夸大，十万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数字。总之，此次出动的兵力肯定是历次北伐之最，说明诸葛亮是下了血本了。

其二，出兵方向较以往最为激进。前四次北伐，两次出祁山，一次出散关，一次攻取祁山附近的武都、阴平二郡。很明显，四次出兵的目标都是陇右地区或关陇之间，离长安较远，对魏国的威胁很小，用兵偏保守。而这一次，则是从斜谷道穿越秦岭，直插关中郿县，剑指长安，显然比以往都激进得多。

其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于蜀道难行，诸葛亮历次北伐都会被粮食问题困扰，所以这一次，诸葛亮不仅启动了“木牛流马”这种尖端运输工具，而且在出兵前的三年之中，就陆陆续续把大量粮食运到了褒斜谷的谷口，并修复了谷中的栈道，为即将到来的大战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

其四，与东吴联手，同时大举出兵。前四次北伐，蜀汉都未能与东吴很好地协同配合，没有最大限度发挥同盟的作用。所以这一次，诸葛亮特地在出兵之前派人去见了孙权，双方约定一起动手，同时在东、西两线对曹魏发起大规模进攻。

关于诸葛亮第五次北伐的经过，我们会在后文详述，此处暂且不赘述。

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孙权第五次进攻合肥都发生了什么。

东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曹魏青龙二年）五月，孙权兵分三路，在长达一千多里的战线上对曹魏发起了全面进攻：

中路，由孙权本人亲率十万大军（号称十万，具体不详），进抵巢湖湖口（今安徽巢湖市），兵锋直指合肥新城；西路，由陆逊和诸葛瑾率一万余人，从江夏和沔口（今湖北武汉市）溯江西上，进攻襄阳；东路，由孙韶、张承率部进入淮河，进攻广陵（治今江苏扬州市）、淮阴（治今江苏淮安市）。

六月，满宠得知吴军大举出动，连忙上疏，请求朝廷派大军驰援合肥。

当时在朝的将军田豫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对曹叡说：“此次东吴大举出兵，绝非贪图小利，其目的就是要把合肥新城当作一块磁石，企图将我们的多数兵力都吸引过去。故臣建议，就让敌人放手攻城，挫其锐气，不必与之争锋。如果他们无法攻克坚城，部众必然疲惫，等他们士气低落之时，我军再发动反击，定可破敌。孙权若是有头脑的话，必不敢攻城，会自行退去。倘若我军云集合肥，主动进攻，那就中了他的奸计了。”

曹叡觉得有理，便没有向合肥派出援军。

满宠急坏了，慌忙再度上疏，强烈要求朝廷派出精锐增援。

这回，一个叫刘劭的散骑常侍终于替满宠说话了。他给曹叡献策道：“东吴兵力众多，气势正盛，满宠以寡敌众，就算有机会出击，也无法取胜。所以，满宠请求援兵，并没有错。臣认为，可以派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先行出发，扬言大军已数道并进，造成先声夺人之势。骑兵到了合肥，应疏散队形，多带旌旗，擂动战鼓，在城下耀兵，然后迅速插到敌军背后，切断其退路和粮道。吴军若风闻我大军将至，必震恐遁逃，到时候便不战自溃了。”

刘劭说吴军会“不战自溃”，肯定是有些想当然了，不过他这招虚张声势的疑兵之计，倒也是可行的。

所以，曹叡采纳了他的建议。

然而，对此刻的满宠而言，即便有八千援军，加上自己的兵，恐怕还是难以抵挡孙权大军。虽说孙权对外号称的“十万”人马，其中水分肯定不少，但就算打个对折，也够满宠“喝一壶”了。

为此，满宠不得不三度上疏，请求撤出合肥，将吴军引向纵深地带，在寿春与敌决战。

把战火引向魏国纵深？亏你想得出来！

曹叡立刻驳回了满宠的请求，并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书，说：“当年，两位先帝在东线经营合肥，在南线力保襄阳，在西线固守祁山，每一次都是把敌人歼灭于城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都是战略要地，当然要寸土必争。就算孙权进攻新城，想必也无法攻克。敕令你部各将，务必坚守城池，我将御驾亲征，等我到了，恐怕孙权早已遁逃。”

当年七月，曹叡登上龙舟，亲自率军东征。

满宠接到诏书，自然不敢再打撤退的主意，只能玩命死守。不过，主意一旦打定，满宠的能耐就再次显现出来了。他不仅挡住了东吴大军的猛烈进攻，而且招募了一支敢死队，烧毁了吴军的攻城器械，并射杀了孙权的侄子孙泰。

在大军围城、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还能打出这样的防守反击，实属难得。

吴军连攻多日无果，本来士气便有所下降，加之不少将士又感染了疾病，战斗力大为削弱，令孙权颇感无奈。正在此时，曹魏援军到达，开始实施疑兵之计，吴军上下更是军心浮动。

尽管有这么多不利因素，但孙权仍不愿退兵。直到曹叡御驾亲征的消息传来，孙权心里才打起了退堂鼓。他原本以为三路齐发，足以分散曹魏兵力，尤其是分散曹叡的注意力，没想到曹叡最看重的，终究还是他多年以来一直死磕的这个合肥。

既然连曹魏皇帝都出动了，这仗再打下去毫无胜算，万般无奈的孙权只好下令撤军。随后，负责进兵淮河的孙韶、张承所部也跟着撤了。

至此，三路大军只剩下西线的陆逊、诸葛瑾一路。

此时，陆逊和诸葛瑾正分兵向襄阳推进，已深入魏国境内。得知孙权主力和东路军都已班师，陆逊意识到光凭自己这一路，很难取得什么战果，于是写了一道奏表，向孙权汇报自己的情况，然后派亲信韩扁送去建业。不料，韩扁竟然在半路被魏军的巡逻兵给抓了，奏表也落入魏军之手。

诸葛瑾闻讯，慌忙给陆逊去信，说：“圣驾（孙权）已返，敌人又擒获韩扁，对我们的军情已了如指掌，而长江的水位正在降低，对我们不利，我建议赶紧撤军。”

陆逊当然也知道，在目前的形势下，撤退是最好的选择。但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撤退，却是有讲究的。

收到诸葛瑾的信后，陆逊没有回复，而是成天跟将领们一块下棋、射猎、游戏，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仿佛根本不考虑撤兵之事。

诸葛瑾听说后，知道陆逊足智多谋，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随即赶到陆逊大营，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陆逊这才把自己的撤兵计划和盘托出，说：“魏军知道圣驾已回，无须再考虑东线战场，势必全力以赴对付我们，且目前各个要害之处，皆有魏军重兵把守，而我们已然军心浮动，很容易溃散。在此情况下，首先必须安定军心，然后施以计谋，我们才能脱险。倘若仓促撤退，魏军看出我们的恐惧，定然四面来攻，那我军就必败无疑了。”

随后，陆逊把具体的计划告诉了诸葛瑾。两人旋即分头行动，由诸葛瑾率领水军，由陆逊率领陆军——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们居然不是往回撤，而是继续向北挺进，兵锋所指仍是襄阳。

此举令魏军大为惊诧。他们原本对陆逊便颇为忌惮，现在一看吴军竟然向襄阳运动，赶紧掉头北上，纷纷回防襄阳。

陆逊从容调遣部众，一边虚张声势，继续迷惑敌人，一边向汉水运动，准备与诸葛瑾会合。魏军各部摸不清虚实，只能采取防守态势，根本不敢向吴军逼近。不久，陆逊扬言要在襄阳外围打猎，做足了挑衅姿态，然后率陆军与诸葛瑾的水军在白围（今湖北襄阳市东）会合。

至此，陆逊成功扭转了之前的不利局面，把本来要包围他们的魏军都逼到了襄阳一线，为随后的撤退扫清了障碍。

之后，陆逊率陆军大部登上水军战船，开始顺着汉水悄悄南撤。为了迷惑魏军，陆逊在主力南撤的同时，还特意向曹魏扔出了几颗烟雾弹——派遣将领周峻、张梁等人，各率所部，分别攻击魏国江夏郡的新市（今湖北京山市东北）、安陆（治今湖北安陆市）、石阳（今湖北武汉市黄陂区西）。

这一年七月底，周峻等部顺利完成了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还在进攻石阳时斩杀并俘虏了一千余人，然后顺利撤退。

东吴这场声势浩大的北伐，就这样以“雷声大，雨点小”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孙权御驾亲征、三路出兵，结果几乎毫无战绩可言，除了对合肥新城造成一定的威胁，仅有的战果，或许就是周峻斩获的这一千余人了。

可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这点可怜巴巴的战绩，仍然是有问题的。

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石阳城外有个很热闹的集市，当周峻率部突然杀到时，魏国的商贾百姓吓得扔下货物，纷纷往城里跑，结果在城门口挤得水泄不通。守城魏军关不上城门，便对自己的百姓挥起屠刀，大肆砍杀，直到拥挤的人群都被砍倒在血泊中，城门才得以关上。

然后，周峻杀到，便顺手牵羊地砍下那些死者的首级，又抓了被关在城门外的一些百姓，就这样“斩获”了一千余人而还。

这样的战果，显然有“冒功”之嫌，丝毫不值得称道。所以，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就忍不住在此处大骂陆逊，说吴军既然可以全身而退，何必再派兵去打石阳等地，以致害死无辜百姓呢？

平心而论，裴松之这个批评，是不太站得住脚的。首先，吴军最后虽然全身而退，但陆逊之所以派兵去打石阳等地，正是为了迷惑魏军，掩护主力撤退，这在战术上是完全正确的，并无过错。其次，死于石阳城门的那些魏国百姓，诚然是无辜的，但杀害他们的并不是吴国士兵，而恰恰是魏国自己的士兵，所以不宜将“滥杀无辜”的罪名扣到吴军头上，更不能扣到主帅陆逊头上。最后，周峻等人砍下百姓首级以“冒功”，确实无耻，但这个行为也不是陆逊授意的，同样不能怪到他身上。

事实上，据《三国志》记载，陆逊在对待周峻抓回去的那些俘虏时，还是很仁义的，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他首先严令所有将士不得骚扰或虐待俘虏，然后凡是一家人都被俘的，就把他们安置在一块，让他们互相照料；至于那些走丢了老婆孩子的，陆逊不但提供粮食和衣物，“厚加慰劳”，最后还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回家去找亲人。

陆逊此举，感动了不少魏国人。随后，便有一些魏国军民主动前来投奔，如江夏功曹赵濯、弋阳将领裴生、夷人酋长梅颐等人，都率领他们的部属归附了陆逊。

如果说东吴的这场北伐，最后还算有一点点战果的话，那显然也不是周峻斩获的那一千余人，而是在陆逊的感召下归附的这些魏国军民。

所以，说到底，裴松之该骂的，其实不是陆逊，甚至也不是哪个具体的个人，而是这个该死的战争本身。

魂断五丈原：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

蜀汉建兴十二年四月，诸葛亮率十万大军，从斜谷道穿越秦岭，进抵郿县，于渭水南岸扎营。司马懿立刻率部渡过渭水，然后背靠渭水修筑营垒，与蜀军对峙。

这两个老对手又见面了。

由于在上次卤城之战中，诸葛亮一反常态地采取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并且打赢了那一仗，给司马懿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所以这一回，司马懿也拿不准诸葛亮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战术。

是回归保守和谨慎，像前三次北伐一样？还是延续卤城之战的打法，出人意料，兵行险招？

司马懿心中忐忑，忍不住对诸将道：“诸葛亮如果进军武功（治今陕西咸阳市杨陵区），依着山势（秦岭北麓）向东推进，就足以让人担忧；可他要是西上五丈原，那我军就平安无事了。”

前者是剑指长安，属于激进打法；后者是稳扎稳打，回归保守战术。

那么，诸葛亮会怎么做呢？

让司马懿长舒一口气的是，诸葛亮选择了后者——屯兵五丈原。

五丈原，位于今陕西宝鸡市岐山县南，是秦岭北麓黄土台原的一部分，海拔约750米，原上地势平坦，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约1.8公里。此地南靠秦岭，北临渭水，东、西、北三面均为悬崖陡坡，居高临下，地形险要，南宋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便称其“高平广远”，乃“行军者必争之地”。

诸葛亮占据这座易守难攻的高地，目的就是先保证自身的安全，然后再寻找机会与司马懿决战。

蜀军进驻五丈原后，魏将郭淮预判诸葛亮很可能会分兵渡过渭水，进一步占据渭水北原，从而切断关中与陇右之间的联系。所以，郭淮立刻向司马懿建议——抢先占领北原。

尽管多数将领都不认同郭淮的判断，可司马懿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他先行渡河，进驻北原。

郭淮率部进驻渭水北岸后，立刻着手修筑营垒、挖掘壕沟，可工事刚修到一半，蜀军果然就杀过来了。郭淮早有准备，遂从容迎战，击退了蜀军，首战取得小胜。

此时，孙权正在埋头进攻合肥新城，曹叡决定御驾亲征。临行前，曹叡特意派遣将军秦朗率步骑两万驰援司马懿，并给司马懿下了一道敕令，说：“你只管坚壁清野，据守营垒，慢慢挫尽敌人的锐气，让蜀军进无可攻，退无可战。时间一久，他们就断粮了，又没有地方可以掳掠，必然撤退，到时候你再追击，必可大获全胜。”

就在曹叡给司马懿下这道命令的同时，诸葛亮也正在思考同一件事情。

诸葛亮很清楚，自己利在速战，可司马懿断然不会给他机会，接下来必定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和消耗战，如此蜀军也必将面临粮食不继的老问题。

木牛流马虽然足以提高运输效率，但终究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诸葛亮这回想到了一个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屯田。

是的，他要在曹魏的关中地区，也就是司马懿的眼皮底下，打造一个军粮生产基地，“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三国志·诸葛亮传》）。

你司马懿不是想用持久战耗死我吗？行，那我就奉陪到底，跟你打持久战。只要有粮食吃，想打多久都可以，谁怕谁啊！

很快，诸葛亮就把这个貌似异想天开的想法付诸实行了。他命部分士兵沿渭水河岸开垦荒田，与此地的魏国老百姓一块挥锄洒汗，“杂于渭滨居民之间”——你们种你们的地，我们屯我们的田，大家两不相碍。

有了粮食保障，诸葛亮就有了足够的底气，可以跟司马懿耗个一年半载了。随后的日子，蜀、魏两军就这样隔河对峙，谁也没动。

这一年七月底，东吴的三路大军先后退兵，魏国东线战场的危机解除，不少大臣立即建议曹叡西幸长安，到西线坐镇，给司马懿及其部众加油打气。

可曹叡认为完全没这个必要，说：“孙权一逃，诸葛亮肯定吓破胆了，司马懿大军足以对付他，我根本不担心。”

诸葛亮当然不会吓破胆，只是一直跟司马懿这么耗着，到头来终究是对蜀汉不利的。到当年八月，诸葛亮和司马懿已经足足对峙了一百多天，其间诸葛亮屡屡派人挑战，可司马懿始终不为所动。

然后，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桥段就出现了——诸葛亮想了一个损招，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了一套女人的衣服，“遗懿巾帼妇人之服”，以此羞辱他，逼他出战。

来吧司马懿，别老像个妇人一样躲着，有种就出来跟我痛痛快快大战一场！

在《三国演义》里，司马懿被塑造得十分老奸巨猾，忍辱之功可谓登峰造极，看到诸葛亮送来的女人衣服，虽然心中大怒，脸上却仍保持微笑，而且甘之若饴地接受了。不过，在正史中，司马懿却不是这种表现，而是勃然大怒，并立刻上表曹叡，请求出战。

曹叡一见奏表，赶紧派卫尉辛毗持节来到前线，以军师的身份节制司马懿，严令禁止他出战。

此次北伐，诸葛亮着意培养的一个后起之秀也随同出征，他就是姜维。此时姜维已官至中监军，进入了蜀汉军方的领导核心。他得知辛毗持节抵达前线，顿时有些丧气，对诸葛亮说：“辛毗持魏国皇帝符节而来，看来司马懿再也不可能应战了。”

诸葛亮淡淡一笑。

姜维毕竟还是年轻，只看见表面发生的事情，却看不穿司马懿“上表请战”的真正动机。

他对姜维说：“司马懿根本不是真心想打。他之所以坚决请战，只是摆出一个姿态，借皇帝的权威，堵众人的嘴罢了。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要是真的有把握击败我们，岂有千里之外请求出战的道理？”

姜维恍然大悟。

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往往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

诸葛亮和司马懿这两个老对手，彼此就都很了解。所以，诸葛亮才会把司马懿“请战”背后的动机看得一清二楚。

面对敌人的羞辱，一般的反应不外乎两种：第一，愤而出战，挽回面子；第二，忍辱负重，继续当缩头乌龟。

前者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的自然反应，其好处是保住了男人的尊严，坏处是中了敌人的激将法，对大局有害无益。普通人为什么大多成不了大事，原因就在于面对这种事情，往往沉不住气，忍受不了羞辱。

后者是极少数人才会有的反应，其好处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坏处是丢掉了男人的面子。许多成大事者，往往会作此选择，比如甘受胯下之辱的韩信。而罗贯中之所以在《三国演义》中让司马懿甘愿受辱，正是因为这么写才能显示司马懿的厉害和高明，让读者不得不佩服他的老谋深算。

然而，历史上真实的司马懿，恰恰出人意料地作出了第三种选择，既不像一般人那样为了面子不顾一切，也不像小说塑造的那样为了大局甘愿忍辱。事实上，正如诸葛亮分析的那样，这第三种选择，才是真正厉害和高明的做法，比单纯忍辱高明多了。

首先，司马懿做出勃然大怒、上表请战的姿态，足以保住自己的面子和尊严，同时也让自己和部众的愤怒情绪得以释放。此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像上回那样被将士们讥为“畏蜀如虎”。然后，司马懿很清楚曹叡一定会驳回他的请求，所以也不必担心这么做会破坏大局。

换言之，这么做既回应了诸葛亮的挑战，又满足了部众的求战心理，司马懿的个人权威也能得以维护；至于最后仍不得出战，那是皇帝不允许，不是他司马懿的问题，所以谁都没话说。

如此公私兼顾、两全其美的办法，不是比上述两种反应都更为高明和老谋深算吗？

在两军对峙的日子里，诸葛亮和司马懿时常互相派遣使者。这些使者名义上做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借机刺探对方军情肯定是题中应有之义。

有一天，蜀军使者又来到魏军大营，司马懿丝毫不谈及军情，只问诸葛亮的饮食起居，以及平时忙些什么，话题貌似十分琐碎。使者放松了警惕，如实回答道：“诸葛公夙兴夜寐，勤于治军，凡二十板子以上的军法处分，都要亲自裁决；至于饭量嘛，不过数升而已。”

关于诸葛亮的饭量，《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的记载是“所啖食不至数升”，只说了个虚数；而《晋书·宣帝纪》的记载比较具体，说是“三四升”。

汉代的一升相当于今天的200毫升，若换算成重量，是150～200克；若采《晋书》“三四升”的说法，那么诸葛亮每天的食量就是450～800克。参考今天一个成年人一天的饭量在750～1200克，这么一比较的话，诸葛亮的饭量是偏小的。

我们之所以要研究这个细节，是因为在司马懿看来，诸葛亮的饭量多少，是比任何军情都更重要的机密。

听完使者的回答，司马懿若有所思，稍后便对左右道：“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资治通鉴·魏纪四》）

诸葛亮吃得那么少，事儿又那么多，他能活得长吗？

不出司马懿所料，没过几天诸葛亮就病了，而且病情凶猛，一下就把他击倒了。后主刘禅闻讯，连忙派朝臣李福赶来探望。

李福在病榻前跟诸葛亮交谈良久，咨询了许多军国大事后，赶紧匆匆南返。

可是，李福问了一大堆，却恰恰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诸葛亮一旦撒手人寰，蜀汉的军国大计该托付给谁？

事实上，此时诸葛亮的心中，早已有了一个合适的继任人选，他就是蒋琬。

蒋琬，字公琰，零陵郡湘乡县（治今湖南湘乡市）人，弱冠知名，早年只是刘备身边的秘书（书佐），追随刘备入蜀后担任广都（治今成都双流区）县长。有一次刘备出游，偶然经过广都，发现蒋琬竟然大白天喝得酩酊大醉，什么事都不管，顿时大怒，要杀了他。诸葛亮赶紧替他求情，说：“蒋琬是社稷之器，不止是百里之才。他治理政事，以安民为本，不喜欢做表面文章，愿主公详察。”

刘备看在诸葛亮的面子上，赦免了蒋琬的死罪，但却把他的官职撤了，以示惩戒。过了一阵子，蒋琬才被刘备重新起用，担任什邡（治今四川什邡市）县令。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后，蒋琬升任尚书郎。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蒋琬入丞相府，任东曹掾，不久升任参军。建兴五年，诸葛亮发动第一次北伐，命蒋琬和长史张裔一同留守丞相府，负责后勤工作。建兴八年，蒋琬接替张裔出任丞相长史，并兼抚军将军，成了诸葛亮最为倚重的副手。

朝中有人好做官。正是有了诸葛亮的赏识和大力提携，蒋琬才能一路高升，最终跻身蜀汉的权力中枢。当然，蒋琬自身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否则诸葛亮也不会如此看重他。

此后，诸葛亮每次出征，后方的兵源和粮食保障工作基本上都由蒋琬负责，而蒋琬也从没让他失望。诸葛亮因此对蒋琬赞叹有加，曾说：“公琰志节高远，为人忠诚，当是和我共同辅佐王业的人啊！”

甚至早在这次北伐之前，诸葛亮就已密奏刘禅，说：“臣万一遭遇不幸，国家大事可托付给蒋琬。”

此事刘禅知情，可李福压根儿一无所知，所以他在路上跑了几天后，突然想到了继任者的问题，慌忙掉转马头，折回前线，又来找诸葛亮。

诸葛亮料到他会回来，所以没等他开口，便道：“我知道你回来的用意，之前我们虽然谈了一天，但有些事还是没谈到。你想问的那个问题，答案就是蒋琬。”

李福这回学乖了，决定打破砂锅问到底，便又问道：“那敢问先生，蒋琬之后，又该让谁继任？”

诸葛亮的回答是：费祎。

费祎，字文伟，江夏郡县（今河南罗山县西）人，自幼丧父，由族叔费伯仁抚养长大。费伯仁与刘璋是表兄弟，由于这层亲戚关系，费伯仁便带着费祎投靠了刘璋。费祎遂在蜀地游学，结交了益州官员董和之子董允，两人才学都不错，渐渐有了不小的名气。刘备入主益州后，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两个年轻人。

有一次，费祎和董允要一起去参加许靖之子的葬礼，董允想跟他爹要一辆豪华马车，可董和却给了他们一辆仆人用的小破车。董允很郁闷，不太想上车，费祎却不以为意，抬脚就坐了上去。

两人乘坐小破车到了地方，抬头一看，以诸葛亮为首的达官贵人全都来了，眼前自然是清一色的豪车。董允颇有些自惭形秽，从头到尾都局促不安，可费祎却安然自若。

事后，董和知道了儿子的表现，就对董允道：“我曾以为你和文伟的水平不相上下，今天，我算是看明白了。”言下之意，你小子比人家费祎差远了。

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董允被一辆小破车逼得现了原形，明显是过于看重外在的东西，缺乏一个读书人应有的“自足自得，不假于外”的修行功夫，难怪他爹要敲打他。

刘备立刘禅为太子后，同时任命费祎和董允为太子舍人。不久，费祎调任太子庶子，董允调任太子洗马。刘禅继位后，二人又同任黄门侍郎，成了皇帝的近臣。诸葛亮平定南中后，班师回朝，百官都到数十里外迎接，当时大多数人都比费祎年纪大，职位也比他高，可诸葛亮偏偏只叫费祎一个人与他同乘。从此，蜀汉的文武百官无不对费祎另眼相看。

此后，费祎多次奉命出使东吴，表现出了过人的外交才干，连孙权都对他颇为赏识。费祎遂一路升迁，于建兴八年官居中护军，旋即又任丞相司马，与蒋琬一道成了诸葛亮的左膀右臂，也成了蜀汉军政高层最核心的人物之一。

所以，诸葛亮现在指定蒋、费二人为第一和第二顺位继承人，是顺理成章之事。

李福得到了这两个答案后，仍不满足，又问：“那费祎之后呢？”

诸葛亮沉默了。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是诸葛亮不想回答，而是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因为诸葛亮是人，不是神。他凭借自己的眼光和经验指定两位接班人，相当于为蜀汉今后一二十年的军国大政作出了安排，这已经是他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了。如果再让他指定更多的继任者，无异于要求他具备预测未来、神机妙算的能力，希望他把身后三五十年的大事都安排妥当，试问这如何可能？谁又能知道几十年后的局势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即便诸葛亮不自量力给出答案，对未来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简言之，将来的事，只能由将来的人去做，诸葛亮不必也不能越俎代庖。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是有的。

蜀汉建兴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一个天地萧瑟、秋风呜咽的日子，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终年五十四岁。

纵观刘备死后的这十一年，诸葛亮为了蜀汉的生存和发展，殚精竭虑，尽忠职守，一次南征，五次北伐，内修政理，外御强敌，可以说完全对得起先主刘备、后主刘禅，也对得起他自己写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

虽然从结果上看，诸葛亮毕生追求的那个“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甚至倾尽国力也未能给强大的曹魏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但他从未背弃过自己的理想，也为了这个理想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纵然诸葛亮已经拼尽全力，却终究无法改变蜀弱魏强的事实，更改变不了他自身的寿命长短。冥冥之中，或许我们都不得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气数”“国运”“天意”这些东西，而它们通通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无论如何，诸葛亮尽力了，至于结果如何，或许也没那么重要了。

早在此次出征前，诸葛亮或许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所以特意给刘禅留下了一道奏表：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诸葛亮传》）

我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家中子弟的衣食用度，已经足够了。至于臣在外任职，没有别的安排，随身衣食用度都仰仗朝廷供给，没有另外经营产业以增加收入。在臣死的那一天，不让家中有剩余的布帛，不让外面有盈余的财产，以免辜负了陛下。

事后来看，这无疑是一封遗书，也是一位家无余财、正直清廉的“权臣”，留给皇帝和世人的一份“财产公示书”。

诸葛亮去世后，人们发现，事实果然如其所言。

盖棺论定之际，陈寿给予了诸葛亮很高的评价，当然也没有避讳他的短处：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担任相国，安抚百姓，普及礼仪教化，精简官职，建立合乎时宜的制度，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治国；对尽忠职守、有益时局之人，即使有仇也会奖赏，对犯法违纪、怠政懒政之人，即使亲友也会惩罚，对诚心认罪、坦白情由者，即使重罪也会宽大，对花言巧语、文过饰非者，即使轻罪也会重罚；再小的善行也会受到奖赏，再小的恶行也会受到惩罚；处理政事能洞明练达，观察事物能把握根本，工作中实事求是，厌恶一切弄虚作假。最终，诸葛亮在整个蜀汉，都能获得百姓的敬畏和爱戴，是故刑法虽严却无人埋怨，因为他用心公平且赏罚严明，堪称治世之良才，可与管仲、萧何相媲美。然而他连年发动战争，却无法成就功业，大概是随机应变和军事谋略这方面，不是他擅长的吧。

一言以蔽之，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看，诸葛亮不愧为一代名相，可在用兵作战方面，他的能力的确有限。

对此，后人既不必隐恶溢美，把他神化，也不宜求全责备，苛责古人。

随着诸葛亮的溘然长逝，群龙无首的蜀军别无选择，只能撤退，蜀汉的第五次北伐就这样无果而终了。

谁也没料到，就在诸葛亮刚刚闭上眼睛，尸骨未寒之际，军中高层竟然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内讧，险些导致蜀军在撤退途中自相残杀。

第二章 后诸葛亮时代

魏延之死：一代名将的悲剧结局

诸葛亮去世后，丞相长史杨仪秘不发丧，立刻集合部队，匆忙南撤。当地百姓见状，马上跑去告诉了司马懿。司马懿怀疑诸葛亮已经死了，大好战机绝不能错过，旋即率部追击。

危急时刻，姜维作为此刻蜀汉中军职位最高的军事主官，急命杨仪掉转方向，让部队大张旗鼓，做出要迎击魏军的样子。司马懿担心诸葛亮没死，更怕诸葛亮像上回在木门道那样设下埋伏，赶紧勒住缰绳，下令全军后撤。

当地百姓得知司马懿被吓退，就传出了一句谚语，说“死诸葛走生仲达”，就是死去的诸葛亮却把大活人司马懿给吓退了。司马懿听说后，只好笑着自我解嘲：“我能预料他生前的事，却料不到他死后的事。”

杨仪抓住司马懿后撤的时机，领着蜀军有条不紊地撤出了战场。直到进入褒斜谷，杨仪估摸着安全了，才正式发丧。

司马懿意识到自己上当了，赶紧再度追击，途经蜀军留下的营地时，刻意参观了一番，也许是有感于诸葛亮治军的严整，遂感叹道：“诸葛亮真是天下奇才啊！”

司马懿评价诸葛亮的这句话，颇有些英雄相惜的意味，在历史上很有名。不过，在做此评价之前，司马懿其实早就对诸葛亮点评了一番，却句句贬损，跟这个评价完全是矛盾的。

那是在两军对峙之时，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来信，问及前线军情，司马懿就在回信中提到了诸葛亮，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晋书·宣帝纪》）

诸葛亮虽志向很大，但无法洞察时机，谋略虽多，但缺少决断，喜欢用兵，却不懂权变。所以，他虽然领兵十万，但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击败他是必然的。

很明显，这是相当负面的评价。

司马懿为何在短短时间内，对诸葛亮的评价反差这么大呢？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之前两军对垒，胜负还在未定之天，司马懿自然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他肯定要贬低诸葛亮，如此才能给自己打气，也给后方（尤其是给皇帝）增强信心。可现在诸葛亮死了，蜀军退却，魏军不战而胜，司马懿如果继续贬低诸葛亮，客观上等于说自己胜之不武。因此，只有抬高诸葛亮，才能在无形中抬高自己。说白了，如果诸葛亮是“天下奇才”，那么司马懿作为熬死诸葛亮并最终不战而胜之人，岂不是奇才中的奇才？

当然，司马懿内心肯定也是佩服诸葛亮的，毕竟在上回的卤城之战中，他曾被诸葛亮打得大败而逃。所以，说诸葛亮是“天下奇才”，也不全是司马懿自抬身价，其中多少还是有些敬佩之情的。

参观完蜀军营地，司马懿继续往南追，一直追到赤岸（今陕西留坝县北），始终不见蜀军踪影，方才回军。

按理说，司马懿停止了追击，蜀军就可以顺利南撤了，可事实上，蜀军的麻烦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

因为此次有四名文武高官跟随诸葛亮一同出征，其中除了长史杨仪、中监军姜维、司马费祎，还有一个蜀汉军方的重量级人物——魏延。

而蜀军的麻烦就在于，魏延与杨仪素来不睦，几乎就是死对头，之前还有诸葛亮在上面压着，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可如今诸葛亮不在了，二人的矛盾随即爆发。

魏延这个人，勇猛过人，善待士卒，在军中很有威望，早在建安末年便深受刘备器重。当年刘备攻下汉中时，全军上下都认为刘备一定会让张飞镇守汉中，张飞自己也觉得这个重要职位非他莫属，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刘备却让魏延做了汉中太守。

当时，刘备大宴群臣，席间故意对魏延说：“委派给你这个重任，你有什么想说的吗？”魏延当即起身，朗声道：“若曹操举天下之兵而来，我为大王拒之；若命偏将率十万之众而来，我为大王吞之。”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刘备十分满意，众人也无不赞叹魏延的豪壮。

此后，魏延作为独当一方的大将，镇守汉中达十余年。因蜀汉后期将星凋零，到诸葛亮屡次发动北伐之际，魏延基本上已经是蜀汉军方资历最深、威望最高的元勋宿将了。建兴八年，魏延奉诸葛亮命，与吴懿率偏师深入陇右腹地，大败魏将郭淮、费曜，取得阳溪之战的胜利，因功擢升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封南郑侯。

正因为资望深厚且军功卓著，所以魏延不免有些居功自傲、自视甚高，与后期的关羽颇为相似。

诸葛亮发动的五次北伐，魏延全部参与了。从第一次北伐开始，魏延就提出了“子午谷奇谋”的大胆计策，却被诸葛亮否决。后来几次，魏延甚至提出了比“子午谷奇谋”更大胆也更冒险的计划，即要求诸葛亮给他一万精兵，然后诸葛亮率大军走常规路线，而他则率领一万精兵穿越秦岭，绕过长安，直取潼关，最后与诸葛亮在潼关会师。

此计可行性如何，暂且不论，光是这个奇想，就足以让人惊掉下巴了。因为直取潼关，就意味着把整个关陇地区与曹魏京师洛阳之间的联系彻底切断，将长安变成一座孤城。假如此计成功，无疑会对曹魏构成沉重的打击和极大的威胁；但万一失败，也会将蜀军置于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险境之中。

如此天马行空、近乎赌博的计划，自然是被生性谨慎的诸葛亮否决了。

魏延不死心，提了好多次，诸葛亮始终不同意。为此，魏延不免牢骚满腹，常私下吐槽诸葛亮怯懦，并长吁短叹，恨自己的才干没有用武之地。

在当时的蜀军中，所有人慑于魏延的威望、地位和傲气，无不让他三分，只有一个人不买他的账，这个人就是丞相长史杨仪。

杨仪是襄阳人，早年在荆州任职，后投奔关羽，又被关羽派到成都，得刘备赏识，历任尚书、太守等职；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任丞相参军，开始追随诸葛亮北伐，并于建兴八年升任长史。

因杨仪精明干练，所以诸葛亮每次出征，都把粮秣筹备、物资配给、人员调度、作战规划等一干大事全部交给他负责。而杨仪也从没让诸葛亮失望，办事效率奇高，绝不拖泥带水，因此深受诸葛亮器重，在军中颇有实权。

杨仪不把魏延放在眼里，魏延自然怀恨在心，于是这一文一武便势同水火了。

诸葛亮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袒，又找不到办法消除他们的矛盾，客观上就造成了和稀泥的局面。当时费祎也一直在尽力弥合二人的关系，可惜收效甚微。久而久之，蜀汉这两位高官水火不容的消息就传开了，甚至传到了孙权耳中。

有一回，费祎出使吴国，孙权宴请他，喝高了，便口无遮拦道：“杨仪和魏延，不过是两个放牛的家伙罢了（意指出身低贱），虽然有些鸡鸣狗吠的微末贡献，也没什么了不起。如今贵国既已重用他们，那就骑虎难下了。倘若有朝一日，诸葛亮不在了，他们必定生出祸乱。可贵国诸君仍旧稀里糊涂，不去考虑这些，也不防患于未然，难道是想留给后代去解决？”

孙权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费祎自然不服，便不以为然道：“杨仪和魏延不和，只是起于私愤，并没有韩信和英布那样难以驾驭的野心。当务之急是扫除强敌，统一海内，所以需要人才，只有重用人才方能建立功业。倘若舍弃他们不用，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这就像担心风浪而放弃船只一样，不是长远之计。”

然而，费祎万万没料到，孙权貌似随口一说的酒后之言，最后竟然一语成谶了。

诸葛亮病重之际，自知不久于人世，便与杨仪、费祎、姜维一同拟定了他去世后的撤兵计划。按照计划，是让杨仪带主力先撤，其次是姜维所部，最后由魏延断后。诸葛亮预料魏延可能会有变数，就叮嘱杨仪等人，万一魏延抗命不从，大军仍按原计划撤退，不必管他。

数日后，诸葛亮去世，杨仪一边秘不发丧，一边命费祎前往十里外的前军大营，把撤兵计划告诉魏延，看看他做何反应。

魏延得知诸葛亮已死，觉得自己出头的机会来了，便对费祎道：“丞相虽然不在了，可我魏延还在。丞相府的一干属官随员，尽可运送灵柩回去安葬，我自当率各军继续杀敌，岂能因一人之死而废天下之事！”

这话虽然有些道理，而且颇为豪迈，但明显是要抗拒丞相遗命了。此外，不论魏延主观上是否出于公心，他这么说，客观上已经有夺取兵权的意味了。

还没等费祎答话，魏延又接着道：“更何况，我魏延是何许人，岂能受杨仪节制，充当他的后卫？”

完了。如果说前面那些话多少还有些大局观念，让费祎一时还难以判断的话，那么此言一出，魏延就等于把自己推入因私害公的不义之地了，让费祎还怎么相信他？

随后，魏延不顾费祎作何感想，立刻草拟了一份新计划，自顾自地决定谁该护送灵柩南下，谁该留在前线御敌，然后叫费祎起草，并跟他联合署名，最后要求费祎马上把该计划通知给各军将领。

费祎不敢明着反对，便耍了个花枪，表示支持魏延，说：“我可以帮大将军去说服杨仪，他只是个文吏，不懂军事，必定不敢抗命。”

说完，费祎丝毫不敢耽搁，立刻上马狂奔而去。

片刻后，魏延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忽悠了，想要去追，可费祎早就跑得没影了。

魏延旋即派人去中军刺探情况。很快，手下回报，说杨仪等人正按原计划行动，各军都已经准备撤退了。魏延大怒，立刻率部出发，赶到了杨仪前头，并趁着杨仪和姜维回师恫吓司马懿的时机，抢先进入了褒斜谷。

接下来，魏延干了一件蠢事。

为了阻止大军南撤，魏延竟然下令焚烧褒斜谷中的栈道。等到杨仪等人率大军赶到，眼前的一幕顿时令他们目瞪口呆——身后的司马懿大军仍然紧追不舍，前方唯一的去路居然被自己人切断了，这叫什么事儿？！

杨仪忍无可忍，立刻上表，命快马飞报刘禅，状告魏延谋反。魏延也不甘示弱，同样上表告杨仪谋反。

刘禅同时接到这两份告状书，顿时傻眼，赶紧咨询留守成都的董允和蒋琬，自己到底该相信谁？

董允和蒋琬都表示，杨仪还是信得过的，可魏延就不太好说了。

没办法，像魏延这种性情孤傲、人缘太差的人，实在不适合混官场。假如朝廷有人替他说话，魏延最后的下场应该也不会那么惨。

杨仪担心司马懿追上来，赶紧命部众修复栈道，而魏延则先行穿越褒斜谷，然后在南边的谷口勒兵布阵，准备跟杨仪动刀子了。

当杨仪等人率大军昼夜兼程赶到南谷口，先头部队马上遭到了魏延所部的小规模攻击，杨仪连忙命何平率军前去抵御。

何平率部来到前方，立刻指着魏延的部众破口大骂：“丞相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你们竟然就敢对自己的同袍下手？”

闻听此言，魏延的部众面面相觑，都不敢还嘴。毕竟，魏延的所作所为他们都看在眼里——先是抗拒丞相遗命，继而悍然烧毁栈道，现在又要对同袍大开杀戒，如此种种，实在是有些丧心病狂。

跟着这样的领导混，随时会被扣上造反的罪名，不光自己有掉脑袋的风险，恐怕一家老小和三族亲眷都会被连累。

一阵沉默后，魏延部众的阵脚就开始松动了，一拨又一拨的人马陆陆续续掉头离去，各自逃散。不消片刻，整支成建制的部队就这么溃散掉了，一个人都没剩下。（《三国志·魏延传》：“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

自古以来，造反都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其技术核心就在于两个字——人心。而人心看似虚无缥缈，其实是很实在的东西，它通常由三个部分构成，或者说由三大要素支撑：第一，所有参与者对主事者要具备绝对的忠诚；第二，主事者要用最大的利益捆绑所有参与者，或者让参与者看见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未来；第三，不论造反行动是否出于正义，主事者都必须让所有参与者相信，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亦即一定要占领政治制高点和道德制高点。

三者皆备，造反成功的可能性即便不是百分之百，应该也有八九成，比如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还有朱棣的靖难之变，在这三个方面几乎都拿了高分。而倘若三者都不具备，那大概率就是玩火自焚、死路一条了。

反观魏延，从第一条看，其部众在正常的对敌战斗中，对魏延的忠心应该是没问题的，但临阵倒戈打自己人，忠诚度必然就大打折扣了；第二条，从现有史料看，魏延既没有给部众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没有给他们画饼，许诺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未来，所以这一条只能拿零分；第三条，如前所述，非但没拿分，反倒拿了负分。

所以，魏延必败无疑。

眼见部众哗啦一下全跑光了，魏延追悔莫及。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机搞这么多事，结果竟然是众叛亲离，把自己搞成了光杆司令！

没辙了，魏延只能带着自己的几个儿子落荒而逃，往汉中奔去。

汉中毕竟是他经营了十余年的地方，想必能够成为他最后的避难所。

然而，杨仪是断然不会给魏延这个机会的。他立刻命将领马岱率骑兵追击。很快，马岱追上了魏延，骑兵一拥而上，几道刀光闪过，魏延和他儿子们的脑袋就相继掉落马下了。

马岱提着魏延的脑袋回营。杨仪一看，立马起身上前，把这颗血淋淋的脑袋踩在地上，恶狠狠地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三国志·魏延传》）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之后，杨仪又残忍地诛杀了魏延的三族。

与此同时，蒋琬正率宿卫禁军风驰电掣地赶往前线，目的是控制局势，尤其是控制魏延。不过，才往北走了数十里，魏延已死的消息就传来了。蒋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旋即掉转马头，回朝复命。

昔日战功卓著的蜀汉名将魏延，就这样落了个身死族灭的悲惨结局，实在令人唏嘘。尤其考虑到魏延是当时蜀汉硕果仅存、唯一能独当一方的宿将，他的死就更让人遗憾了，显然也是蜀汉的巨大损失。

纵观整个悲剧事件，应该说魏延本人要负主要责任，他的错误有三：第一，抗拒诸葛亮遗命，企图夺取兵权；第二，烧毁栈道，置全军于万分危险之地；第三，主动攻击友军，险些酿成自相残杀的大祸。

这三条，无论哪一条都够杀头的，所以魏延最后身首异处并不算冤。

不过话说回来，魏延事件的性质究竟算不算谋反，还是有待商榷的。通常意义上的谋反，其目的要么是颠覆朝廷，要么是封疆裂土，要么是叛国投敌。但很显然，魏延似乎并没有这些动机。他之所以跟杨仪爆发内讧，目的只是夺取军事指挥权，以便按他自己的意志跟魏国作战，根本无意背叛蜀国。正因如此，当部众尽皆溃散后，魏延也没有叛逃到魏国去，仍然想回汉中。就是说，直到穷途末路之时，他内心依然是忠于蜀汉朝廷的，并无谋反之意。

就此而言，魏延所采取的那些行动，其性质应该属于兵变，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谋反。可魏延的错误就在于，他虽然没有谋反的主观动机，但客观上采取的行动却完全可归于谋反之列，且潜在后果也堪比谋反。

况且，谋反这种事情，是既论心也论迹的——有谋反之心要杀，有谋反之行更要杀！既然你的行动已经与谋反无异了，那谁还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尤其魏延的对手又是多年死敌杨仪，那么他的谋反罪名当然更是铁板钉钉、毫无商量余地了，所以最后三族被灭，尽管有点冤，却注定是无法避免的。

蒋琬控制朝局，曹叡渐趋奢靡

诸葛亮去世后，杨仪等人并未将其灵柩送回成都，而是按诸葛亮临终遗命，将其安葬在了沔阳（今陕西勉县）附近的定军山脚下。

刘禅追谥诸葛亮为“忠武侯”，故后世常称其为“诸葛武侯”。出于对诸葛亮的崇敬和怀念，蜀国百姓纷纷请求给诸葛亮立庙，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刘禅居然拒绝了。百姓们无奈，只好在清明节和诸葛亮的忌日之时私自祭拜。由于没有正式场所，百姓们只能因陋就简，在田边路旁焚香祭拜，聊寄哀思。

这样的情景，显然与诸葛亮生前的身份极不相称。后来，才有一个叫习隆的步兵校尉，与其他军官联名上书，请求在定军山的武侯墓附近给诸葛亮建庙，以免老百姓私自祭拜，有失体统。

刘禅这才同意了。

发生在诸葛亮身后的这件事，十分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自从刘备死后，诸葛亮就成了蜀汉集团当之无愧的实控人，名义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连皇帝刘禅都对他言听计从。这样一位地地道道的元老，死后皇帝却连一座庙都不给他盖，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皇帝会喜欢权臣，纵然诸葛亮是一个公忠体国、毫无私心的权臣，也不例外。

诸葛亮辅政之初，刘禅才十七岁，诸葛亮肯定对他管得很严，这从《前出师表》就可以看出端倪，所以刘禅对诸葛亮自然是敬畏有加。随着时间推移，刘禅渐渐成熟，肯定会对诸葛亮的管束和教导心生厌烦。然而刘禅既不能也不敢表现出来，只能压在心里，久而久之，他对诸葛亮的敬畏就会变成害怕和怨恨。

诸葛亮去世的这一年，刘禅已经二十八岁，郁积在心里十余年的怨气自然要释放出来。而不给诸葛亮盖庙，就是他出气的方式。

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蒋琬和费祎也不便公开劝谏。但是，身为诸葛亮的继任者，不管出于公心还是个人感情，他们肯定都希望给诸葛亮建庙。于是，就有了后来习隆等人的联名上书。我推测，此举很可能是蒋琬和费祎在背后授意的，而刘禅想必也能看到这一点。

刘禅虽年近而立，但远远不具备治国理政的能力，只能倚重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所以，出完气后，面对来自百姓和军队的呼声，以及来自蒋琬和费祎的无形压力，他就没有理由再反对建庙了。

随着诸葛亮的去世，蜀汉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蒋琬升任尚书令，总揽国事，并于次年进位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则于次年接任了尚书令。原左将军吴懿擢升车骑将军，继魏延之后出镇汉中。

值得一提的是，刘禅虽然按照诸葛亮遗命，让蒋琬总揽军国大政，但却取消了“丞相”之职。终蜀汉之世，刘禅都没有再设置丞相。这再一次从侧面证明，诸葛亮给刘禅造成的心理阴影是相当大的，以至于诸葛亮死后，刘禅连他担任过的职位都要撤销掉。换言之，刘禅显然不希望蒋琬、费祎这些人上位之后，又像诸葛亮那样管束和制约他。

这十余年来，蜀国朝野上下都以诸葛亮为主心骨，如今诸葛亮不在了，一时间都不太适应，因而人心惶惶，对蜀汉的前途命运深感忧虑。而蒋琬上位后，表现得非常沉稳，既不因诸葛亮去世而面露悲戚，也不因大权在握而得意欣喜，言谈举止皆一如往常，展现出了做大事者应有的定力和气度。慢慢地，朝野上下钦佩他的人越来越多，蜀汉的人心由此才安定了下来。

然而，正当朝野归心、局势渐安之际，有个人却对蒋琬发起了挑战。

这个人就是杨仪。

自从灭掉了魏延，杨仪便以蜀汉的大功臣自居，认为最有资格继任丞相的人就是自己。但没想到，他回朝后只得到了一个“中军师”的职位，上位的却是蒋琬。

“中军师”在战时还算有一些权力，可在平时基本上就是个闲职，杨仪自然对此愤愤不平。其实要论官场资历，杨仪是比蒋琬老的。早在刘备时代，杨仪就已经是朝廷的尚书，而蒋琬只是尚书郎，刚好是杨仪的手下。到了诸葛亮时代，两人同任丞相府属官，但杨仪每次都随同出征，且担当重任，蒋琬只是留守丞相府负责后勤。所以，在杨仪看来，不论资历还是能力，自己都远在蒋琬之上。

可问题在于，诸葛亮并不这么看。

诸葛亮用人，不仅看能力，更重要的是看品行。杨仪的能力虽然被诸葛亮认可，但人品却不过关——诸葛亮认为他为人“狷狭”，即心胸狭窄，格局不够，比不上蒋琬。

蒋琬上位后，杨仪牢骚满腹，不分公私场合天天骂，弄得朝中同僚都对他敬而远之，没人敢跟他来往。唯独费祎不嫌弃他，经常去他家里探望，然后好言相劝，各种安慰。

杨仪如果聪明的话，这时候就该心生警惕了。

百官都躲他远远的，为何只有费祎不避嫌呢？这到底是费祎跟他的交情特别好，还是黄鼠狼在给鸡拜年？

可惜，混迹官场多年的杨仪生生被愤怒的情绪掌控了，丧失了应有的理智。杨仪非但没有防备费祎，反而冲着他大倒苦水，翻来覆去说那些撤军时的事，最后竟然冒出了这么一句：“当初丞相去世时，假如我带着大军去投奔魏国，又怎会落到今日这般境地？真是令人追悔莫及啊！”

这话一出口，杨仪的结局就注定了。

费祎一转身就呈上了密奏，把杨仪所有的悖逆之言一五一十汇报给了刘禅。

很明显，费祎就是蒋琬派去的，目的就是套杨仪的话，以作呈堂证供。

随后，蒋琬便以刘禅名义下诏，褫夺了杨仪的所有官爵，将其废为庶民，流放汉嘉（今四川雅安市名山区北）。

直到此刻，杨仪仍未恢复理智，竟然屡屡上书刘禅，用最激切的言辞痛骂蒋琬。很快，杨仪就被丢进了监狱，连平头百姓都做不成了。到了这步田地，杨仪觉得自己活着也没意思了，旋即在狱中自尽。

此时距杨仪斩杀魏延并屠其三族，时隔不过半年，可以说报应来得相当快。权力场上的博弈，就是这么无常和血腥。

表面上看，杨仪是死于膨胀的野心，其实往深了想，他是死于自己的愚蠢。因为在官场上混，有野心并不是缺点，反倒是往上爬的动力，但野心必须与头脑相匹配，否则就成了祸害。而杨仪最缺的，恰恰是冷静的头脑。

当时蒋琬刚刚上位，正是杀戮立威的时刻，杨仪本该收敛锋芒，把野心藏起来才对，可他偏偏往人家刀口上撞，这就怪不得蒋琬心狠手辣了。所谓“福祸无门，惟人自召”，杨仪最后死于非命，正应了这句老话。

后诸葛亮时代，不仅蜀国内部会因权力博弈引发政治风波，连外部的盟友吴国，也势必会对蜀国政局的变化做出反应。

得知诸葛亮去世，孙权的第一反应就是——魏国很可能会乘虚而入，进攻蜀国。

因此，孙权立刻往吴蜀边境的巴丘（今湖南岳阳市）增派了一万兵马。此举明面上的说辞，是声称要在蜀国遭到攻击时予以救援，但真实的用意，却是如果魏国真的大举攻蜀，东吴便准备趁火打劫，与魏国一道瓜分蜀国。（《资治通鉴·魏纪五》：“一欲以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

由此可见，诸葛亮一殁，孙权对蜀国这个盟友的未来便不抱什么希望了。

蜀汉朝廷得知东吴在边境增兵，也马上做出回应，加强了永安的防守。同时，蒋琬还派遣了右中郎将宗预出使东吴，要跟孙权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

宗预一到，孙权便先发制人，说：“我们东吴和你们西蜀，向来亲如一家，但我却听说，你们突然加强了白帝城的防守，这是为何？”

宗预不卑不亢地答道：“我认为，贵国增加巴丘的兵力，与我国加强白帝城的防守，都是目前形势下应该做的事，所以大可不必互相质问。”

孙权闻言，不禁大笑，认为宗预这话确实没毛病，旋即对他礼遇有加。

诸葛亮去世，对蜀国是一大损失，对魏国却是喜事一桩。

魏明帝曹叡自即位以来，东边跟孙权打，西边跟诸葛亮打，而且没完没了，一波接着一波，让他颇有疲于应付之感。所幸，有赖于曹魏家底厚实，加之曹叡人虽年轻（他比刘禅才大三岁），执政能力却一点不弱，即位之初便收揽权柄、政由己出，让曹真、陈群、司马懿这三位辅政大臣各司其职、各擅所长，从而抵挡住了蜀汉和东吴的轮番进攻。尤其是在对付连年北伐的诸葛亮时，曹叡始终在战略大方向上保持着足够定力，采取了“防御为主，打持久战”的正确战略，最终才熬死了诸葛亮。

可见，曹叡的政治和军事才干虽然不能跟他爷爷曹操比肩，但还是比他爹曹丕强太多了。

不过，曹叡身上也有两个明显的缺点。其一，就是喜欢大兴土木、营造宫室。

就在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曹叡下诏整修许昌皇宫，并建了景福、承光两座新殿；到了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即诸葛亮去世、西线战事告一段落后，曹叡就又开始兴建洛阳皇宫，建了昭阳、太极两座新殿，并修筑了一座高十余丈的总章观。此外，还一度打算在北邙山上推平山峰，修筑高台宫观……

短短几年间便搞了这么多工程，耗费财力不说，光是频繁征发徭役，就大量挤占了农时，导致“农桑失业”，百姓怨声载道。

曹叡的第二个缺点，就是耽于美色，导致后宫规模过于庞大。

在曹操当魏王的时代，后宫佳丽共有五级，分别是夫人、昭仪、婕妤、容华、美人。到了曹丕当皇帝的时代，后宫规模便急剧膨胀，嫔妃共有十级，分别是贵嫔、夫人、淑媛、昭仪、修容、婕妤、容华、美人、顺成、良人。

而到了曹叡时代，不但后宫规模进一步扩大，且嫔妃的地位和待遇也大幅提升，并与朝廷的官爵禄位一一对应。其中，第一级“贵嫔”，第二级“夫人”，地位堪比皇帝，连朝廷的相国和亲王也无法比拟。从第三级“淑妃”开始，位比相国，爵比亲王；第四级“淑媛”，位比御史大夫，爵比国公；第五级“昭仪”，可比县侯；第六级“昭华”，可比乡侯；第七级“修容”，可比亭侯；第八级“修仪”，可比关内侯；第九级“婕妤”，比中二千石；第十级“容华”，比真二千石；第十一级“美人”，比二千石；第十二级“良人”，比千石。

这十二级嫔妃，加上掖庭负责侍奉洒扫的普通宫女，总数多达数千人。

除此之外，曹叡还精心挑选了知书达理的美女六人，担任“女尚书”，授权她们批阅奏章，有时甚至可以代替皇帝批准画可。

面对皇帝这两大缺点，大臣们当然不会视而不见。于是，司空陈群、廷尉高柔、卫尉辛毗、少府杨阜、散骑常侍蒋济等人纷纷上疏，直言进谏，希望曹叡停发徭役、精简后宫，以免“颠覆危亡之祸”。可曹叡基本上都当成耳旁风，只取消了在北邙山上修筑高台宫观这一项，其他一切照旧。

很明显，开国不过十五年，刚刚经历两代皇帝的曹魏帝国，已经完全丢掉了曹操时代勤俭朴素的作风，开始散发出奢靡腐朽的味道了。

也许在曹叡自己看来，魏国实力雄厚、地广人多，所以多建几座宫殿，多养一些美女，朝廷完全负担得起，没必要大惊小怪。

可事实上，魏国的强大也只是相对于东吴和蜀汉而言。如果跟两汉时期相比，用陈群的话说，曹魏“不过一大郡”而已，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大郡的实力罢了。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人口数据略窥端倪。

据《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及杜佑《通典》的相关记载，西汉人口最盛时，有五千九百多万；东汉人口最盛时，有五千六百多万；自汉末大乱之后，“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到了三国中后期，魏国人口只有四百四十三万（魏灭蜀时统计数字），东吴是二百三十万（赤乌五年统计数字），蜀汉只有区区九十四万（魏灭蜀时统计数字）。也就是说，除了“逃户”“藏匿”等不在籍人口，三国有据可查的编户人口，总计也不过七百六十七万。

与东汉最盛时相比，天下总人口锐减了85%以上，有近五千万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当然是非正常死亡。老百姓在乱世中遭受的苦难之深重，于此可见一斑。

有鉴于此，陈群等人才会不惜触犯逆鳞、频频进谏。其中，杨阜两度上疏，言辞最为激切。他不仅搬出了“夏桀商纣”来警示皇帝，说曹叡要是继续这么放纵下去，只关心自己的宫殿楼台，曹魏社稷迟早“必有颠覆危亡之祸”。在第二道奏疏的最后，杨阜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

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臣虽驽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将坠于地。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三国志·杨阜传》）

皇帝犹如人的头脑，臣子就是身体四肢，存亡一体，祸福与共。臣虽愚钝怯懦，却不敢忘记作为一个诤臣的大义！言辞不激烈，就不足以令陛下感悟。陛下若不体察臣之所言，恐怕太祖（曹操）和高祖（曹丕）传下的国祚就要倾覆了。倘若臣的死能对国事有万分之一的助益，那臣就算是死了，也和活着一样。臣愿跪在棺材前，沐浴更衣，听候陛下诛杀！

言下之意，曹叡要是再不听劝，他就要“死谏”了。

曹叡见状，不禁也感动了一把，连忙亲手写了一道诏书给予答复。然而，感动归感动，该建的宫殿，曹叡还是照建不误，纯属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如果说杨阜的劝谏，是所有人中最激切的，那么廷尉高柔的劝谏，则是所有人中最敏感的。

他矛头所指，正是曹叡的后宫。

高柔在奏疏中引用了《周礼》，说天子的后妃，按礼制规定是一百二十人，这样的规模已经不小了，可如今的后宫佳丽却多达数千，实在是太多了。然后，高柔很不客气地说了八个字：“圣嗣不昌，殆能由此。”

陛下的子嗣不多，大概原因就在这里。言下之意，就是曹叡纵欲过度，精血亏虚，所以生的儿子少，就算生了也因体质虚弱活不长。

这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曹叡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件事。这些年，后宫嫔妃一共给他生下了三个儿子——曹冏、曹穆、曹殷，只可惜全部早夭，没有一个活下来。

所以，高柔就劝曹叡从嫔妃中选一部分端庄贤淑的留下，其他佳丽全部遣返回家，如此“育精养神，专静为宝”，子嗣才有可能多起来。

不论高柔从这个角度劝曹叡裁汰后宫有没有科学道理，光是如此大胆言及皇帝的宫闱之事，还揭了皇帝的短，就足以让人替他捏一把汗了。

假如此时在位的人是睚眦必报的曹丕，高柔的仕途肯定完蛋，恐怕还会有性命之忧。

所幸，曹叡的肚量比他爹大得多，虽然面子上挂不住，也没有采纳谏言裁汰后宫，但还是很客气地回复了高柔，说爱卿讲得很透彻，别的还有什么建议也尽管说。

这就是曹叡比曹丕值得称道的地方了。虽说在他有生之年，“大兴土木”和“耽于美色”这两大毛病都没怎么改，始终我行我素，但至少他对大臣们还是比较尊重和宽容的，从不因犯颜直谏而打击报复，也从未滥用天子的生杀大权。

由于自己生的儿子都早早夭折，曹叡不得不从宗室过继了两个儿子，一个是曹询，还有一个就是后来的废帝曹芳。二人的确切出身已不可考，但历史上一般认为，曹芳很可能是任城王曹楷之子，即曹彰的孙子。

青龙三年八月，曹芳被立为齐王，曹询被立为秦王。

这一年，曹芳年仅四岁。没有人会料到，短短四年后，年仅八岁的曹芳就会被仓促拥上皇位，成为曹魏帝国的第三任天子……

狼烟消逝：鲜卑的崛起与衰落

青龙三年冬，魏明帝曹叡接到了一则喜讯——魏幽州刺史王雄派遣勇士韩龙，成功刺杀了鲜卑部落首领轲比能。

这个消息给曹叡带来的惊喜，丝毫不亚于不久前诸葛亮的去世。

因为诸葛亮去世意味着魏国在西线的压力大大减轻，而轲比能之死，则意味着曹魏的北方边境从此将安宁许多。

自东汉末年起，因中原大乱，北方的两大游牧民族乌桓（又作乌丸）、鲜卑相继崛起。乌桓的势力在蹋顿单于手中达到极盛，其后曹操北征，在白狼山一战中大破乌桓、斩杀蹋顿，乌桓就此归附曹魏。

然而，鲜卑却始终不肯安分。一方面，其内部各部落为争夺领导权一直互相攻伐；另一方面，则是对曹魏阳奉阴违，且时降时叛，反复无常，成为魏国北方的一大边患。

鲜卑之所以这么能折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轲比能。

轲比能出身于“小种鲜卑”，即鲜卑中的小部落，可这家伙野心很大，能力也很强，《三国志·鲜卑传》就称其“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即作战勇猛，执法公平，不贪钱财。这三者，无疑都是战乱年代领袖人物必备的素质。所以，轲比能得到了部落的拥戴，被推举为“大人”。

轲比能的部落生活在边塞附近，自从汉末大乱后，便有不少汉人逃奔塞外，归附了他。轲比能的厉害之处，就是他并未轻视这些投奔他的汉人，而是把他们当成了老师。首先，他向汉人学习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制造技术，制造了大量兵器、铠甲、盾牌，用以装备自己的军队。其次，就是向汉人学习语言、文字，用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武装自己的大脑。最后，就是全面模仿汉人的军事制度，在部队建制、军旗战鼓、纪律号令等各方面，用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文化打造自己的军队。

轲比能的这些“汉化”举措，让他的部落从野蛮走向了文明，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整个部落的战斗力和竞争力。

建安中期，轲比能表面归附曹操、遣使入贡，还曾亲率三千骑兵帮曹魏平定了河间（治今河北献县）田银的叛乱。但不久后，代郡（治今山西阳高县）的乌桓叛乱，轲比能就转而站到了乌桓人一边，掉转矛头对准了曹魏。

轲比能本想趁火打劫，不料曹操竟把他最能打的儿子“黄须儿”曹彰派出来了。结果曹彰一战便扫灭了乌桓叛军，轲比能慌忙逃到塞外，随后又假惺惺地遣使入贡，再度表示归附之意。

曹丕登基后，轲比能又遣使入朝献马，被封为附义王。

本以为这家伙会从此安分，不料短短几年后，轲比能便跟另外两个鲜卑首领素利、步度根大打出手，三方展开了混战。其中，轲比能与步度根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早在建安末年，轲比能就袭杀了步度根的哥哥扶罗韩，吞并了他的数万部众，还把扶罗韩之子泄归泥收到了麾下。

蛮族人的脑回路比较清奇，在我们看来不太好理解——按说轲比能杀了扶罗韩，就该斩草除根，把他儿子也杀了，免得人家找他报仇，可他偏偏还把人家收来当了小弟；而泄归泥居然也不顾杀父之仇，乖乖投靠了轲比能。

这些行为逻辑，实在让人难以捉摸。

轲比能跟步度根打了几年，渐渐占了上风，步度根撑不住，只好带着余部一万余人归降魏国，被安置在并州的太原、雁门（治今山西代县西）一带。然后，步度根暗中派人去联络侄子泄归泥，叫他别再给仇家打工了，赶紧过来跟叔叔团聚才是正理。泄归泥遂率部脱离了轲比能，跑来跟步度根团聚了。

轲比能打跑了步度根后，于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全力攻打素利。素利不敌，只好向魏将田豫求助。田豫时任“护乌丸校尉”，就是专门管理乌桓、鲜卑等边境事务的。而魏国对付这些蛮族的策略，向来是分化制衡、分而治之。如今轲比能逐渐坐大，似有一统鲜卑之势，这对魏国的边境治理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为了恢复鲜卑各部落的势力平衡，田豫当即出兵帮助素利，击退了轲比能的部将琐奴。

轲比能咽不下这口气，立刻写信给魏将鲜于辅，拼命喊冤叫屈，埋怨魏国偏袒素利，然后要求鲜于辅务必将他的冤情上达天听。

曹丕知悉后，担心轲比能闹出更大的乱子，便采取怀柔之策，命田豫出面安抚。

此后数年，轲比能没有了制约，部落越发强盛，“控弦十余万骑”，一跃而为鲜卑各部落中势力最强的一支，迫使其他部落首领不得不唯他马首是瞻。

让轲比能深得人心的，还不只是他的军事才干，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史称，轲比能“每钞略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故得众死力”（《三国志·鲜卑传》）。

就是说，每次劫掠所得的财物，轲比能都会当着部众的面，把东西平均分配给所有人，他自己从不会私下多取一星半点儿。这样的老大，当然值得小弟们死心塌地追随、心甘情愿替他卖命。

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田豫派遣了一个叫夏舍的翻译去轲比能的女婿郁筑鞬那儿办事，可不知何故，郁筑鞬竟然把夏舍给杀了。田豫大怒，立刻召集西部鲜卑首领蒲头和泄归泥，一同率部征讨郁筑鞬，把他打得落荒而逃。

女婿被群殴，老丈人轲比能当然不能坐视不管，遂亲率三万精骑，在田豫回师途中，将其包围于马城（治今河北怀安县西）。田豫所部在此被围了七天七夜，险些全军覆没。危急时刻，素来跟鲜卑关系不错的上谷（治今北京市延庆区）太守阎志亲自赶来，跟轲比能交涉，可能许了他一些好处，轲比能这才解围而去。

值得一提的是，正当轲比能在北方边塞日渐壮大之际，远在西南边陲的诸葛亮适时地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虽然蜀国与鲜卑相距遥远，但诸葛亮还是秘密派人来到塞外，对轲比能展开了“统战”工作，希望双方联手，一致对付曹魏。轲比能自然不会拒绝这个盟友，双方一拍即合。

时任“护鲜卑校尉”的魏将牵招察觉到他们的异动，立刻禀报朝廷，明帝曹叡遂命牵招严密监视轲比能。不过，此后数年，因诸葛亮的北伐一直没有取得进展，所以轲比能也不敢轻举妄动。

不久，魏国朝廷新任命了一位幽州刺史（兼护乌丸校尉），这个人就是王雄。

王雄跟田豫一贯政见不合，且做事风格截然不同。他一上位，立刻做了两件事：第一，排挤田豫，促使朝廷把田豫调离了边塞，转任汝南太守；第二，对轲比能极尽笼络安抚之能事，大大消除了轲比能对曹魏的戒心和敌意。

随后，轲比能多次入塞，亲自到幽州给王雄送礼纳贡，双方关系迅速进入了蜜月期。

青龙元年（公元233年），轲比能自以为搞定了王雄，于是转而着手处理内部问题，把目光再次瞄向了步度根、泄归泥叔侄。

这回，轲比能没有诉诸武力，而是主动提出愿与步度根结为儿女亲家，然后千方百计劝说他们叛离曹魏、回归鲜卑。步度根兴许是生出了叶落归根的想法，又或是在汉人地盘上过得并不如意，便答应了。

轲比能大喜，随即亲率一万多骑兵前往陉北（雁门关以北），一方面迎接步度根叔侄，一方面防备曹魏。

轲比能如此明目张胆地策反步度根，曹魏当然不会没有反应。并州刺史毕轨立刻采取行动，一边上报朝廷，一边命部将苏尚、董弼出兵追击。

苏、董二部追至楼烦（治今山西宁武县西南），轲比能命其子率骑兵阻击。双方在此会战，魏军失利，苏尚和董弼阵亡。

其后，轲比能和步度根联手，屡屡侵扰并州，残杀百姓，劫掠资财。

轲比能的猖狂行径彻底激怒了魏明帝曹叡。他随即下诏，命骁骑将军秦朗率中央精锐军团北征，讨伐轲比能和步度根。

尽管轲比能麾下有十多万骑兵，如今又加上步度根、泄归泥二部，实力更为强大，但其战斗力跟魏国的中央军团比，终究还是差得远，只有被碾压的份儿。秦朗一战便击溃了轲比能和步度根，二人只好带着残部亡奔漠北。而泄归泥这株墙头草见势不妙，马上又叛回了曹魏，被曹叡封为归义王。

轲比能和步度根逃到漠北不久，二人又爆发内讧，步度根自然不是轲比能的对手，旋即被砍掉了脑袋。

以轲比能在鲜卑人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一时的挫败算不了什么。只要给他一段时间休养生息，他必定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所以，斩草还须除根。

青龙三年，幽州刺史王雄精心策划了一场刺杀行动，派出刺客韩龙前往漠北，目标就是轲比能。史书没有记载这次行动的经过，但我们不难料想，王雄一定是利用了之前跟轲比能的交情，使其放松了警惕，所以韩龙才有机会接近轲比能。

这次斩首行动非常成功——原本最有机会统一鲜卑的枭雄轲比能，没有死在金戈铁马的战场，却死在了刺客韩龙的手上。

史书没有记载韩龙的结局，我估计，很可能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因为轲比能身边的侍卫肯定不少，韩龙就算一击得手，也很难脱身，所以大概率是壮烈牺牲了。

轲比能死后，魏国朝廷扶持了他的弟弟继任首领。

对于鲜卑而言，失去了轲比能这样一位有勇有谋又有人格魅力的领袖，原本就互不统属、一盘散沙的诸多部落就更难被凝聚在一起，其最终的衰落是必然的。

史称，自此以后，鲜卑“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边陲遂安”（《资治通鉴·魏纪五》）。

平定辽东：“变化如神”的司马懿

随着边塞狼烟的逐渐消逝，魏明帝曹叡把目光转向了帝国的东北方向。

那个地方，就是表面臣服，实则无异于独立王国的辽东。

这是三国时代，除魏、蜀、吴之外的第四支割据势力。由于地处东北边陲，山高皇帝远，所以这几十年来整个天下一片大乱，可它非但不受影响，反倒趁机躲在暗处发展。几年前公孙渊跟东吴勾勾搭搭，曹叡就曾命田豫和王雄出兵征讨，可惜出师不利，最后公孙渊又砍了东吴使臣向魏国示好，曹叡才就坡下驴封他为乐浪公。

说到底，曹叡这么做只是忍一时之怒，暂时稳住辽东罢了。在心里，他做梦都想把公孙渊灭了。只是当初魏国一直跟蜀、吴缠斗不休，加之鲜卑动辄反叛，实在腾不出手收拾辽东。而如今，诸葛亮已驾鹤西去，东吴的孙权也暂时消停了，连最桀骜不驯的轲比能都已身首异处，还有什么理由不打辽东呢？

景初元年（公元237年）七月，曹叡特意将荆州刺史毌丘俭调任幽州刺史，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皇帝这是有大动作了。因为毌丘俭是曹叡的藩邸旧臣，跟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绝非一般将领可比，把他调到幽州，摆明了就是要对辽东动手了。

对此，毌丘俭自然是心领神会，当即上疏说：“陛下自即位以来，尚未有值得记载的重大功绩。东吴、蜀汉依恃山川之险，短时间内难以平定，所以臣以为，可让目前没有作战任务的幽州将士出征，平定辽东。”

然而，辽东到底该不该打，曹魏君臣的意见并不统一。

时任光禄大夫的卫臻就表示了反对。他的理由有二：第一，毌丘俭攻打辽东的建议，并非当务之急，更非帝王大业，而魏国常年用兵，百姓疲敝，不宜再度开战；第二，公孙家族已在辽东经营了三代，外抚戎夷，内修战备，毌丘俭打算以幽州一支孤军长驱直入，便欲平定辽东，纯属痴心妄想。

可是，曹叡决心已定，根本不听，旋即命毌丘俭率幽州兵团，并征召鲜卑、乌桓骑兵，大举出动，直抵辽东的南部边境。

然后，曹叡给公孙渊发了道诏书，命他入朝觐见。

这就是给两条路让公孙渊选了：第一，乖乖入朝，或许可以饶你一命，但土皇帝你是没的做了；第二，拒不奉诏，顽抗到底，那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公孙渊做惯了土皇帝，当然不肯束手就擒，旋即出兵迎击毌丘俭，与魏军在辽隧（治今辽宁海城市西北）交战。当时正逢天降大雨，且一连下了十余日，辽河大涨，对魏军的后勤补给和行军作战都极为不利，导致攻击受挫。毌丘俭无奈，只好率部撤回了右北平（今河北唐山市丰润区）。

同年九月，魏国的冀、兖、徐、豫四州暴发了严重的水灾，曹叡忙着赈济灾民，没办法再对公孙渊用兵，于是二征辽东就这样不了了之。

公孙渊借着老天爷帮忙，轻而易举地击退了魏军，顿时自信心爆棚，遂公然宣布独立，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设立文武百官，同时派遣使节前往鲜卑，授予各部酋长“单于”印信，并对边塞各族豪强大肆封官授爵，企图建立一个以他为盟主的对抗曹魏的联盟。

公孙渊以为先后两次击退了魏国的进攻，自己就具备了称王称霸的实力和资格，所以彻底撕掉了阳奉阴违的假面具，头也不回地走上了与曹魏悍然决裂的道路。

殊不知，这是一条不归路，因为前方横亘着一个“身死国灭”的万丈深渊。

在毌丘俭撤兵的短短半年后，即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正月，曹叡就发布了三征辽东的命令。

这一次，曹叡打出了一张王牌——司马懿。

凭着多次抵御蜀汉北伐、牢牢捍卫帝国西线的功绩，加上唯一在世的辅政大臣的身份（陈群已于前年病故），此时的司马懿，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曹魏帝国资历最老、威望最著的社稷重臣，没有之一。

曹叡在这个时候把司马懿推出来，无疑是在向天下人表明——不灭辽东，誓不罢休！

他把司马懿从长安召回朝中，然后集结了四万精锐，命他挂帅出征。

一些参与决策的大臣立刻提出意见，认为四万人太多了，军费难以筹措。曹叡的回答是：“四千里远征，虽然要靠出奇制胜，但也要依靠实力，不应该计较军费多少。”

言下之意，四万人真心不多。一句话，就把反对者的嘴堵死了。

出征前，曹叡特地召见司马懿，问：“你认为，公孙渊这次会作何反应？”

司马懿答道：“对公孙渊而言，他若弃城而逃，是上策；若出兵阻击，在边境布防，是中策；若据守老巢襄平，负隅顽抗，必然被我军生擒。”

曹叡又问：“那公孙渊会选哪一策？”

司马懿答：“只有明智之人，才会审慎考量双方的力量对比，从而懂得放弃。公孙渊明显不是这种人，他定然认为，我军还会像之前那样，孤军深入，难以持久。所以，他会选中策，在辽河阻击抵抗，最后不得不退守襄平。”

见司马懿一副胜券在握之状，曹叡颇感欣慰，便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一去一回，需要几日？”

司马懿答：“进军，需百日；作战，需百日；班师，需百日；其间需要六十日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敢面对皇帝把一场战争的时间掐得这么死，无异于给自己立下严苛的军令状，足见司马懿对这次远征的确信心十足。

事后来看，司马懿果然没有吹牛，时间掐得分毫不差——从出征到班师，恰好一年整。

得知这回的对手是司马懿，公孙渊慌了。

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曹叡要灭他的决心有多大。咋办呢？这时候再跟曹叡低头服软恐怕是没用了，而仅凭一己之力肯定也干不过司马懿。情急之下，公孙渊想到了孙权。

现如今，也只有东吴能救他的命了。

可是，之前把孙权耍得那么惨，现在又去求人家救命，这不是太无耻了吗？

是的，很无耻，不过公孙渊这家伙一向不要脸，所以这事对他来讲不存在什么心理障碍。更何况，眼下已是生死关头，跟命比起来，脸面又算啥？

随后，公孙渊立刻遣使来到东吴，再度向孙权称臣，然后请求他出兵援救。

孙权的第一反应，就是把这个使节砍了，以泄心头之恨。大臣们也纷纷附和，都巴不得把这个辽东来的浑蛋碎尸万段。满朝文武中，只有一个叫羊衜的东宫属官提出了异议。

他对孙权说：“若杀辽东使节，是发泄匹夫之怒而放弃霸王之计。依臣之见，不如厚待来使，派一支特遣队前往辽东，伺机而动。如果魏国打不赢，公孙渊会感恩我军千里驰援，我国的大义和声威也会远播万里；如果战事胶着，我军就趁机扫荡边陲郡县，掳掠其百姓和财富，满载而归，如此也算替天行道，一雪往日之耻了。”

没错，这才是对付无耻之徒的最好办法。公孙渊若是赢了，东吴就赚一把救人急难的美名；若是打不赢，东吴就趁火打劫，捞些实惠拍屁股走人，横竖对东吴都有利。

孙权转怒为喜，连声称善。

当天，孙权便下令部队集合，然后领着辽东使节参观大军阵容，说：“请回去转告燕王，我定会出兵，与老弟祸福同当，生死与共。就算援兵殒命沙场，我也心甘情愿。”接着，又写了一封信让使节带回，信中说：“司马懿善于用兵，变化如神，所向无前，我真是替老弟担忧啊！”

孙权这番称兄道弟、侠肝义胆的表态，估计肯定把公孙渊感动得眼泪哗哗的。殊不知，天道好还，善恶有报，这回终于轮到他被耍了——人家孙权压根儿没想救他，只想报仇雪耻，往他背后狠狠捅一刀！

送走使节后，孙权旋即任命羊衜为督军使者，会同郑胄、孙怡二将，率部扬帆启航，从海路前往辽东。

公孙渊求援之事，没有瞒过魏国间谍的耳目。很快，曹叡得到了情报，便问近臣蒋济：“你觉得，孙权会不会援救辽东？”

蒋济答：“孙权很清楚，我们为这一仗做足了准备，他难以从中渔利。若是深度介入，则力所不能及；若是小打小闹，则劳而无功。眼下，就算是孙权的儿子兄弟身处险境，恐怕他都不敢动，何况异国的公孙渊，而且还是羞辱过他的人？他现在扬言要救辽东，不过是欺骗使节、迷惑我们罢了。依臣看来，他的真正目的是隔岸观火，若我军出师不利，就趁机迫使辽东臣服于他。不过，若我军与敌军相持，不能速战速决，孙权也可能见机行事，派轻兵突袭，这也很难说。”

听蒋济这么一分析，孙权有可能采取的行动基本都在可预料和可控的范围内，于是曹叡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

同年六月，司马懿与牛金、胡遵等将领，率步骑四万进抵辽东边境。公孙渊急命大将卑衍、杨祚率步骑数万进驻辽隧，并在城池周围挖掘了二十多里长的壕沟。

牛金、胡遵等人一个个摩拳擦掌，纷纷建议立刻攻城。司马懿却道：“敌人之所以深沟高垒、坚壁清野，就是想把我们拖死。现在进攻，正好跳入他们的圈套。如今，敌人的主力都在这里，老巢反而空虚，我们若绕过辽隧，直指襄平，必能一战破敌。”

前两次出征，田豫、毌丘俭等人的打法都太过死板，只一味从正面进攻，跟辽东军打硬仗，如此便要付出很大的伤亡，因此很容易受挫。

司马懿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自然不会再打这种呆仗。随后，他派出一部在辽隧南面大张旗鼓，做出要从南边迂回的假象。卑衍等人立刻出动精锐，向这支魏军扑来。而司马懿则亲率主力，在辽隧北面悄悄渡过辽河，兵锋直指襄平。

卑衍等人这才意识到中了司马懿的声东击西之计，连忙掉头北上，拼命追赶，准备从背后对魏军发起攻击。

此时魏军主力已推进到襄平西南面的首山。司马懿得知辽东军从后面追了上来，非但不慌，反而得意一笑，对诸将道：“之前不让你们攻城，正是要让敌人自己出来，现在就是消灭他们的时候了。”

魏军旋即掉转方向，对疲于奔命的辽东军发起了主动进攻。

辽东军擅长守城，却不善野战，尤其不善于这种东奔西跑的运动战，遂被魏军打得大败。卑衍等人不甘心，又组织了两次反击，却接连败北，不得不带着残部退守襄平。

魏军三战皆捷，士气大盛，遂乘胜进围襄平。

从七月起，辽东开始暴雨如注，一连下了快一个月，平地积水深达数尺，不但阻滞了魏军攻城，且给魏军的营地造成了严重内涝。魏军将士叫苦不迭，纷纷建议把军营移到高地上。

可是，司马懿却不为所动，并下了一道死命令——敢言移营者，斩！

他麾下一个叫张静的都督令史，可能实在受不了大水的浸泡，想带着部下偷偷挪窝，立刻被司马懿砍掉了脑袋。全军顿时震悚，再也没人敢离营半步。

司马懿之所以反对迁营，是因为在这种大雨滂沱、道路泥泞的情况下，部队一旦开始迁营，很难做到秩序井然，极有可能乱成一团，这就会给辽东军可乘之机。所以，宁可被大水浸泡，也不能自乱阵脚。

这场大雨虽然耽误了攻城，但还是有一个好处，就是由于辽河暴涨，后方运粮队索性走海路，直接从辽河入海口把运粮船开了进来，所以极大保障了司马懿大军的粮草和补给。

不缺粮，司马懿就可以跟公孙渊耗到底。

双方就这样在大雨中无声地对峙着。辽东百姓知道这仗一时半会儿打不起来，就照常过日子，该放牛放牛，该砍柴砍柴，天天在魏军眼皮底下晃来晃去。

这下，魏军将士可不乐意了——你们这般悠闲自在，是把我们堂堂大魏军队当透明的吗？

于是，诸将纷纷表示，就算暂时无法攻城，至少也要把襄平外围这些敌国百姓全都抓起来，杀一杀辽东人的气焰。可不管他们怎么说，司马懿愣是不答应。

司马陈珪忍不住跟司马懿吐槽，说：“想当初攻打新城郡的孟达，咱们从八个方向同时进攻，昼夜不停，所以短短半个月就攻下坚城，斩杀孟达。如今千里远征，利在速战，却反而安坐不动，我实在搞不懂。”

司马懿淡淡一笑，道：“当初孟达兵力少，粮食却足以支撑一年，而我们的兵力四倍于他，粮食连一个月都不够。那种情况下，岂能不速战速决？四个人打一个，就算伤亡一半，也还是二打一，所以可以不计死伤，必须抢在断粮之前结束战斗。而如今，情况恰好相反，敌人兵多，我们兵少，敌人缺粮挨饿，我们日日饱餐。何况大水泛滥，限制我们行动，即便想攻城，又能怎么攻？自从出征的那天起，我便从不担心与敌人交战，而只担心让敌人逃脱。眼下他们粮食快吃完了，而我们的合围尚未完成，这时候去劫掠他们的百姓和牛马，只会把公孙渊吓跑。正所谓‘兵者，诡道也’，善用兵者，就得随机应变。如今敌人仗着他们兵力强大，而且大雨不止，所以虽然饥困，却不肯束手就擒，那我们就得表现出无能的样子，让他们安心。如果为了劫掠牛马，得到一点蝇头小利，就把公孙渊吓跑，那是因小失大。”

陈珪闻言，这才恍然大悟。

当时，魏国百官得知辽东大雨不止，全都认为应该罢兵，只有皇帝曹叡对司马懿非常有信心，说：“司马懿面对危局，总能随机应变，依朕看来，生擒公孙渊指日可待。”

一场战争的胜利，除了前方主帅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身在后方的皇帝能够信任主帅、不随便指手画脚，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南宋学者张预在《孙子兵法》注中所言：“将有智勇之能，则当任以责成功，不可从中御也。”

这话的大意是：如果大将有勇有谋，那就授权给他，等待成功的结果就够了，不可在朝廷遥控指挥。

曹叡和司马懿这对君臣，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这一兵法要义。

到七月底，大雨终于停了，而魏军也已将襄平团团围困。司马懿立刻命全军发起总攻。这场攻城战打得异常激烈，魏军堆土山、挖地道、起云梯、上冲车……把所有能想到的攻城手段全都用上了，且昼夜不停，轮番进攻。

而公孙渊及其部众已无路可退，只能拼命死守。一时间，矢石如雨，纷纷而下，给魏军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

尽管辽东军民的抵抗意志非常顽强，却终究不可能在饿着肚子的情况下长期坚守。

很快，襄平断粮了，城中出现了一幕幕吃人的惨剧，士兵和老百姓大量死亡。将军杨祚等人终于崩溃，纷纷出城投降。

当年八月，万般无奈的公孙渊意识到大势已去，只好命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出城去见司马懿，请求他先解围退兵，并承诺公孙渊君臣会自缚出降。

司马懿一听，不由冷笑不已。

都到这步田地了，你公孙渊还不死心，居然敢跟我谈条件？真要投降，直接把自己绑了乖乖出城不就行了吗？何必耍这么多花样？！

司马懿二话不说，马上命人把王建和柳甫给砍了，然后给公孙渊写了封信，说：“春秋时期，楚国和郑国地位相等，可楚国攻灭郑国时，郑国国君尚且要脱下上衣，光着膀子，手里牵一头羊出来投降（肉袒牵羊，古代战败投降的仪式）。而我司马懿，是天子的上公（此前司马懿已兼任太尉，位居三公），区区王建、柳甫竟然让我解围退兵，这是无礼冒犯！想必这两个家伙老糊涂了，连话都传错，我已经替你把他们斩了。如果你还有话要说，就派个头脑清楚的年轻人过来。”

很明显，此时此刻，公孙渊已然是司马懿砧板上的鱼肉了。所以，斩杀两个老头也好，写信怒斥公孙渊也罢，都是司马懿在玩一场猫捉耗子的游戏——玩够了再吃，才有味道。

可公孙渊仍心存侥幸，就照司马懿说的，又派了一个叫卫演的年轻人出城，请求司马懿指定一个日期，然后他会送几个人质过来。

公孙渊搞这么多花样，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可在司马懿这个老江湖面前，他玩什么都不好使。司马懿冷笑着对卫演说：“凡是打仗，大致有五种结果：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逃；剩下的只有两条路，要么降，要么死。公孙渊不肯自缚出降，那就是一心要寻死了，还送什么人质？”

八月二十三日，襄平终于被魏军攻陷。公孙渊带着儿子公孙修，在数百骑兵的护卫下，拼死突围，往东南方向逃窜。魏军穷追不舍，在梁水（辽河支流）岸边追上，将公孙渊父子双双斩落马下。

自东汉末年以来，这个在帝国东北边陲割据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独立王国，至此终于灰飞烟灭。

司马懿入城后，为杀戮立威，进行了一场小规模屠城，斩杀了三公九卿以下的官员及军民七千余人，将他们的首级堆成了一座“京观”（古代为炫耀武功，聚集敌人尸首，封土而成的高冢）。

随后，魏军又横扫了辽东下辖的带方（治今朝鲜沙里院城）、乐浪（治今朝鲜平壤市）、玄菟（治今辽宁沈阳市）三郡，加上辽东本郡，四郡悉数平定。

司马懿大功告成，于八月底班师。

这场平定辽东之战，充分展现了司马懿过人的军事才干。如果说之前对付诸葛亮，出于当时的态势和曹魏既定的防御战略，司马懿不得不采取“乌龟战术”，始终打得束手束脚，那么这一次，他的胆略和智谋，无疑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和施展，也让世人真正领教了他的厉害。

纵观整场战役，司马懿在第一阶段，采用的是“声东击西”“引蛇出洞”的战术，巧妙绕过了公孙渊重兵布防的辽河防线，在运动战中歼灭了辽东军的有生力量。第二阶段，当攻势被大雨阻滞，司马懿又回归他最擅长的“乌龟战术”，闭营不战，示敌以弱，从而稳住了公孙渊，为最后的合围聚歼创造了条件。而到了最后的总攻阶段，就没必要再玩什么虚的了，最好用的战术就是四个字——往死里打！

在这三个阶段中，司马懿并未固守任何一种战略战术，而是因时制宜，随机应变，可以说把“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一兵法要义诠释得淋漓尽致。

战前，孙权曾警告公孙渊，说司马懿用兵“变化如神”。现在看来，这绝不是在吓唬公孙渊，更非过誉之词，而是十分中肯且恰如其分的评价。

辽东之战就这么三下五除二结束了，可东吴准备趁火打劫的那支部队上哪儿去了呢？

他们迟到了，而且迟到了很久。

也许是羊衜的舰队在海上遇到风浪，不得不中途靠岸休整，抑或是他们早早就到了辽东，却一直找不到机会下手。总之，直到此战结束的大半年后，即曹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四月，羊衜所部才趁魏军不备发动突袭，击败了魏将张持、高虑，并掳掠了大量百姓和资财，然后满载而归，总算是没白跑一趟。

虽然羊衜等人最后捅的这一刀，没捅在公孙渊背上，“报仇雪耻”的目的落空了，但“趁火打劫”这个任务终究是完成了，勉强可以说不辱使命。

曹叡驾崩：魏国命运的转折点

曹魏景初二年冬，天地萧瑟，纷纷扬扬的雪花在洛阳皇宫上空肆意飞舞。

十二月初八，一个看上去十分平常的冬日，正当盛年的魏明帝曹叡，几乎没有半点征兆，突然一病不起。

皇帝不豫，整个内宫外朝的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尤其是负责宫中机要的大臣，这时候他们的角色就显得举足轻重了，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影响力是外朝大臣无法比拟的。

明帝一朝，主要有两位大臣执掌中书：一个是中书监刘放，一个是中书令孙资。

早在曹操时代，刘、孙二人便是曹操身边的秘书郎；之后曹丕称帝建国，二人升任现职，开始掌握宫廷机要。曹叡即位后，对二人越发倚重，同时让他们兼任侍中、光禄大夫，并同封县侯。由于曹叡自登基以来便“亲揽万机”、政由己出，陈群等辅政大臣都只是挂名而已，所以刘放和孙资才是真正辅佐皇帝的左膀右臂。这些年魏国屡屡对外作战，都是刘、孙二人在中枢筹划；每次遇到重大决策，曹叡虽然都会召集大臣廷议，但最后往往交给刘放和孙资拍板。

在大臣们看来，皇帝对这两位近臣的宠信，似乎已经超出了应有的限度。

为此，蒋济就曾上疏力陈其弊。他说：“臣曾经听闻，大臣权力太重者，则社稷有危险；左右过于受宠者，则天子受蒙蔽。此乃自古以来，为政者最重要的鉴戒。前朝大臣当权，内外不安，如今陛下总揽万机，朝纲自然得以整肃。当权的大臣其实也不一定不忠，只是一旦威权下移，人们对君王就会怠慢，此乃理之必然。如今，陛下既然已经有能力防范大臣当权的流弊（意指曹叡成功撇开了陈群等辅政大臣），但愿别忘了左右亲信可能造成的另一种流弊。

“天子左右之人，其忠诚正直、深谋远虑未必超过大臣，但钻营奔走、谄媚逢迎的功夫，却往往比大臣厉害。如今外朝的言论，动辄就说‘中书’如何如何。虽然中书官员谦恭谨慎，不敢随便结交外朝大臣，但仅以‘中书’的名义，就足以惑乱世人了。更何况，中书手握权柄，整日在皇上跟前，万一乘着皇上困倦之时，窃弄威权，众臣发现他们能够左右大局，必然趋炎附势，顺着他们的意志行事。

“一旦发生这种现象，私结朋党之风就兴起了，到时候不论是臧否毁誉还是功过赏罚，都可能会颠倒。走正道之人，路会被堵死；攀附天子亲信的人，反而一帆风顺。久而久之，陛下对左右亲信的信任已成习惯，就不再有任何警觉了……”

蒋济这番谏言说得非常直白，可谓一针见血，分析也十分到位，但很可惜，曹叡听不进去。

如今，曹叡突然就病危了，帝国有两件大事必须立刻着手，一是立太子，二是指定顾命大臣。

曹叡只有两个养子，曹芳和曹询。曹叡向来属意曹芳，所以太子人选没什么悬念。眼下存在变数的，是顾命大臣的人选。

按曹叡本意，打算命五位大臣共同辅政：燕王曹宇（曹操幼子、曹叡叔父）、领军将军夏侯献（夏侯惇之孙）、武卫将军曹爽（曹真之子）、屯骑校尉曹肇（曹休之子）、骁骑将军秦朗（曹操继子）。

很显然，这五个人都是清一色的曹魏宗亲，一个外人都没有。他们虽年纪和辈分不一，但均属曹魏政治军事核心圈的人物。如果最终这五个人真的上位，恐怕就没司马懿什么事了——既不会有司马氏父子掌控朝政、篡位夺权的戏码，也不会有后来横空出世的西晋帝国。

然而，历史最终还是选择了司马懿。

确切地说，其实是刘放、孙资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客观上成全了司马懿。

刘放和孙资“久典机任”，难免专权，自然引起了很多朝臣的不满，其中就包括两位准顾命大臣：夏侯献和曹肇。

当时的洛阳皇宫中，宫人们养了几只公鸡负责打鸣，又种了一棵树专供这些鸡踩在高枝上报晓。夏侯献和曹肇就故意指桑骂槐地说：“公鸡占这棵树也够久了，看它们还能再占几天！”

听见这种话，刘放和孙资岂能睡得着觉？

倘若夏侯献和曹肇真的成了顾命大臣，那刘、孙二人非但权力和富贵不保，甚至连项上人头都可能保不住。

正当二人忧心忡忡之际，燕王曹宇竟主动请辞曹叡刚刚授予他的大将军和首席顾命大臣之位，无意中送给了他们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

曹叡把刘放和孙资召到榻前，问：“燕王究竟是什么意思？”

刘、孙二人赶紧道：“燕王自知难以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所以请辞。”

曹叡黯然片刻，又问他们：“那有谁能担此重任？”

当时曹爽恰好也在场，而刘、孙二人很清楚这家伙没多大能耐，不足以对他们造成威胁，便顺水推舟地推荐曹爽担任首席顾命，然后又加了这么一句：“应召司马懿回朝，让他同担此任。”

此刻，司马懿还在班师的路上。他并不知道，宫中正在发生一场惊天变故，更不知道自己和整个家族的命运，正在阴差阳错地被刘放和孙资改写。

曹叡听了刘、孙二人之言，没有立刻表态，而是把目光转向曹爽，问：“你能承担辅政的重任吗？”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按相关史料记载，此时的曹爽竟然“流汗不能对”，也就是紧张得满头大汗，连皇帝这句问话都不知该如何回答。

刘放连忙偷偷踩了一下他的脚，还附在他耳旁道：“你应该说，臣以死奉社稷。”

曹爽庸懦无能的这个细节，出自郭颁的《魏晋世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采用了这则史料。虽然从日后来看，曹爽这个人的确没多大本事，但我相信，他不太可能像《魏晋世语》描述的这么不堪。因为尽管曹叡现在已卧床不起，可还没到神志不清的地步。如果曹爽真是如此庸懦无能的人，曹叡怎么可能把他纳入“五人顾命团”呢？

不过，选择顾命大臣这么大的事，终究还是不好下决心。曹叡虽然听从了刘放和孙资的建议，决定让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可稍后却又变了卦，命人把刚刚拟定、尚未下发的诏书又追了回来。

刘放和孙资赶紧再次进入寝殿，又苦口婆心地劝说了一番，曹叡才终于下定决心。

据《三国志·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记载（司马光《资治通鉴》沿用之），刘放怕曹叡又变卦，忙道：“陛下应该下一道手诏。”

曹叡说：“我累了，不能提笔。”

刘放一听，立刻撸起袖子，爬上龙床，抓着皇帝的手，愣是把这道决定帝国命运的诏书强行写成了。

然后，刘放迫不及待地拿着诏书出殿宣旨，说：“有诏，燕王曹宇及夏侯献、曹肇、秦朗四人，一律免职，不准在宫中逗留。”

曹宇等人接旨后，相对而泣，旋即被迫出宫，返回私邸。

这场事关重大的最高权力之争，至此总算尘埃落定。

十二月二十七日，曹爽取代曹宇，被任命为大将军。曹叡担心曹爽能力有限，便命尚书孙礼担任大将军长史，专门辅佐他。

直到此刻，刚刚走到汲县（治今河南卫辉市）的司马懿，才接到了皇帝命他即刻入宫觐见的手诏。

之前，燕王曹宇以关中防务重大为由，建议曹叡直接让司马懿回长安，不必入朝。所以这个时候，按照回防长安的诏令，司马懿必须直接前往轵关（今河南济源市西北，太行八陉之一），然后直趋关中，而不能回洛阳。

看着手中这两道旨意截然不同的诏书，司马懿猛然意识到——宫中已然发生巨变了。

他立刻乘上“追锋车”（古代一种轻便的驿车，因车行疾速，故名），昼夜兼程，一口气奔驰了四百多里，风驰电掣地赶回了洛阳。

曹魏景初三年正月，司马懿赶到宫中见到了皇帝。

此时的曹叡已然生命垂危，他抓着司马懿的手，气息奄奄道：“我把后事托付给你了，由你跟曹爽辅佐少子。死是无法忍耐的，但我强忍着不死，就是为了等你，现在总算见到了，我死而无恨！”

然后，曹叡把曹芳和曹询叫到床前，指着曹芳对司马懿说：“就是他了，你看清楚，不要搞错了。”说完，命曹芳上前，抱住了司马懿的脖子。

司马懿跪伏在地，涕泪横流，频频顿首。

就在这一天，曹叡驾崩，年仅36岁（一说35岁）；同日，曹芳被立为太子。

曹叡的英年早逝对曹魏帝国无疑是巨大的损失，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自从曹魏立国以来，曹丕在位仅六年，其间除制定实施九品中正制，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多么突出的历史功绩。

而曹叡在位十六年，在朝政上乾纲独断、政由己出，令几位辅政大臣形同虚设，显示出极强的执政能力；他在位期间，不仅抵御了蜀汉、东吴的多次进攻，且平定鲜卑、辽东，并改革刑律，制定颁布《魏律》十八篇，成为三国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法典，是古代法典编纂史上的一大进步。

由此可见，曹叡在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其政绩比文帝曹丕显著得多。若是天假以年，曹魏的国力很可能得到进一步增强，其国祚势必也会更加长久。说白了，曹叡若能活个六七十岁，肯定就没司马懿和司马家族什么事了。

曹叡即位之初，目光如炬的大臣刘晔对他就有这样一句评价：“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晋世语》）

意思就是，曹叡是可以比肩秦皇汉武的皇帝，只是才干稍有不及。乍一看，刘晔似乎把曹叡抬得有点儿高，但从曹叡后来的表现来看，应该说是对得起这句评价的。

当然，正如我们前文所说，曹叡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大兴土木和耽于美色。其英年早逝，或许就跟后者有一定关系，这是比较令人遗憾的。

所以，陈寿在《三国志·明帝纪》中，就给了曹叡较为中肯、一分为二的评价：

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凋敝，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

魏明帝沉着刚毅、果断、有胆识，行事任由心意，不受拘束，颇有君主的英明气概和风范。可当时民生凋敝，四海分崩，他却没有去光大祖先的功德，开拓宏伟的基业，而急切地效仿秦皇汉武，营造宫殿楼阁，若用远大谋略的标准来衡量，这恐怕就是他的毛病吧！

曹叡驾崩数日后，年仅八岁的曹芳即位，以曹爽、司马懿为辅政大臣，朝廷在二人原有官爵上又加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且令二人各领禁军三千，在宫中宿卫。

这一刻，无疑是曹魏帝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司马懿个人和整个家族命运的转折点。

对曹魏而言，是由盛而衰；对司马懿而言，则是一举走上了人生巅峰。

随着曹叡的英年早逝和司马懿的强势上位，曾经困扰了东汉王朝近一百年的宿命般的噩梦，竟然落到了立国还不到二十年的曹魏帝国身上。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噩梦，那就是——主少国疑。

皇帝幼弱，势必导致权臣崛起；权臣崛起，势必导致社稷危殆。

尽管离国祚的最终覆灭还有一些年头，但没有人能否认，从这一刻起，一度强大的曹魏帝国，已经亦步亦趋地走上了东汉帝国当年的末路……

第三章 三国的转折点

走向昏聩：孙权的特务统治

古人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经常会引用《诗经·大雅·荡》中的一句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这话的意思是：做事往往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却很少有能坚持到底、善始善终的。

历史上有不少帝王，都难逃这条人性的铁律。比如齐桓公小白，还有唐玄宗李隆基，都属于年轻时励精图治，老来昏庸误国的典型。即使雄才大略如秦始皇、汉武帝，还有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晚年都不可避免地犯下了许多严重错误——或服食丹药、追求长生，或大兴土木、耽于逸乐，或独断专行、滥杀无辜，或任用奸佞、残害忠良……

令人遗憾的是，被曹操誉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似乎也可以归入此列。

孙权从英明睿智走向昏聩猜忌，差不多与曹叡渐趋奢靡同步。

东吴赤乌元年（公元238年，曹魏景初二年），即司马懿平定辽东的这一年，孙权五十七岁，虽说还不太老，却已在东吴之主的宝座上坐了整整三十八年。

当一个人掌握最高权力的时间太久，就会出现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由于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掌权者心中会有一种无所不能的幻觉；另一方面，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尤其是接近老年，脑力、体能等各方面都在逐步退化，所以掌权者心中又会生出一种权力被削弱（或被窃取）的恐惧。

这二者相互叠加，自然就会催生出一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政治毒瘤——特务统治。

因为掌握最高权力，所以皇帝认为自己有权知道所有臣民的所思所想和一举一动；也因为害怕失去权力，总担心有刁民想害朕，所以皇帝就有必要通过一个无孔不入的特务机构，去打探和监测所有臣民的一举一动，甚至所思所想。

在汉武帝和唐朝武则天的时代，负责这项工作的人被称为酷吏。这个特务机构，在宋代叫皇城司；在明代，叫锦衣卫、东厂、西厂；在清代前期，叫粘杆处。

而在此刻的东吴，孙权则任命了一个叫吕壹的人，担任“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

吕壹的本职是中书郎，即掌握宫中机要的皇帝近臣，职能跟曹魏的刘放、孙资相同。如今，孙权又给了吕壹这个新的职务，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负责监察文武百官及各州郡官员的。可想而知，这是一项不受任何人监督制约，却可以监督制约任何人的权力。

当然，皇帝除外。

所以，从吕壹担任这项职务的那一刻起，东吴的所有臣民就开始瑟瑟发抖、人人自危了。

史称，吕壹就任后，“渐作威福，深文巧诋，排陷无辜，毁短大臣，纤介必闻”（《资治通鉴·魏纪六》）。就是说，吕壹一上任就开始作威作福，利用法律条文，巧妙罗织罪名，排挤陷害无辜之人，诋毁中伤朝廷大臣，事无巨细，都要向孙权报告。

太子孙登看不下去，屡屡向孙权劝谏，可孙权根本不听。文武百官一看连太子都拿吕壹没辙，也都只好结舌钳口，默默祈祷别被这个特务盯上。

然而，总有人会被盯上。

第一个倒霉的人是前江夏太守刁嘉。

吕壹指控他在私下聚会时诽谤朝政，孙权大怒，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刁嘉扔进了监狱。参与聚会的官员全都遭到传讯，众人慑于吕壹淫威，被迫承认刁嘉确实说过那种话。在被传讯的人中，只有一个叫是仪的侍中矢口否认。

吕壹遂一连多日对是仪进行了严厉盘问。同时，孙权也连下多道诏书过问此事，分明已经对是仪动了杀机。于是，满朝文武都吓得噤若寒蝉，没人敢替是仪和刁嘉说话。

面对皇帝的诏书责问，是仪自始至终只有一句回答：“今日刀锯已在臣的脖颈，臣怎么敢再为刁嘉隐瞒，自找灭门之祸，成为不忠之鬼呢？臣只是把自己知道的，原原本本，据实回答而已。”

不管吕壹如何软硬兼施，也不管皇帝怎么威胁，是仪就是梗着脖子不改口供。

所幸，孙权还有一定的理智，眼看证据链不够完整，终于还是做了让步，把刁嘉和是仪都给放了，没有滥杀无辜。

虽然此事有惊无险，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却已相当严重。倘若让吕壹继续这么祸乱社稷，东吴迟早有一天会离心离德。时任上大将军的重臣陆逊和太常潘濬每当言及此事，无不忧心忡忡，乃至怆然涕下。

可是，还没等他们想出办法对付吕壹，第二个倒霉的人又出现了。

这回可不是像刁嘉那样无足轻重的离休官员了，而是堂堂东吴帝国的丞相顾雍。

吕壹向孙权检举揭发了顾雍的种种过失。具体什么过失史书无载，想必就是一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东西，而且肯定触犯了皇帝的忌讳。

孙权闻言大怒，遂将顾雍怒斥了一顿。

眼看顾雍有被罢相的危险，正直的朝臣再也无法坐视不管了。但是，直接向皇帝进谏肯定没什么用，贸然跟吕壹硬碰硬也不是明智之举。为此，黄门侍郎谢厷不得不想了一招“曲线救国”，登门前去拜会吕壹。

谢厷问吕壹：“顾公之事，现在情况如何？”

吕壹冷冷道：“不太乐观。”

谢厷又问：“依你看，若顾雍罢相，谁会接任？”

吕壹摸不准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沉吟不语。

谢厷遂自问自答道：“会不会是太常潘濬？”

吕壹一怔，蹙眉良久，才道：“你说的，很有可能。”

谢厷见鱼儿咬钩了，连忙露出关切的神情，道：“潘濬对你可是切齿痛恨啊，只是没机会下手而已。假如他今日当上丞相，恐怕明日便会对付你啊！”

吕壹如梦初醒，心中甚惧，随后便撤销了对顾雍的指控。

顾雍就这样险险逃过一劫。

当时，潘濬跟陆逊都驻扎在武昌，他得知吕壹连丞相都敢咬，顿时忍无可忍，遂赶回建业，准备好好跟皇帝谏诤一番，彻底铲除吕壹这个祸害。可一回朝，他就听说连太子孙登都无法撼动吕壹，只好打消了进谏的念头。

文的不行，那就只能动武了。

潘濬随即向满朝文武发送请柬，邀众人来家中聚宴，其中当然也包括吕壹。潘濬的计划，是打算在宴会上动手，干掉这家伙，然后再去向孙权请罪——宁可赔上自己一条命，也决意要把吕壹这个特务弄死！

然而，特务之所以是特务，就在于他的耳目无处不在。想暗杀特务头子吕壹，可没那么容易，很快就有耳目把潘濬的计划密报给了吕壹。

吕壹冷笑，遂以生病为由，婉拒了潘濬的邀请。

潘濬的计划落空，意味着非但杀不了吕壹，还很可能遭到他的报复。为了防止吕壹的反扑，正直的官员们不得不相互打掩护。

上次掩护顾雍的是谢厷，这回负责掩护潘濬的，则是时任西陵（今湖北宜昌市）督的步骘。

虽然明知劝谏没用，但步骘还是给孙权上了一道奏疏，力陈潘濬等人对社稷的忠心——不管吕壹那边会不会告潘濬的御状，至少可以提醒一下皇帝，把一碗水端平，不要让大臣们寒了心。

步骘在奏疏中说：“顾雍、陆逊、潘濬，对社稷竭尽忠诚，但最近却都寝食不宁。他们一心想要安国利民，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可以说都是陛下的心腹股肱，也都是难得的社稷之臣。陛下理应对他们给予足够的信任，不让其他官员再去监视他们的行为，或以考核为由干涉他们的工作。如果说这三位大臣在做事时有思虑不周的地方，那是可能的，但他们又岂敢欺瞒和辜负天子呢？”

步骘这么说，就是先给孙权打下预防针，以免被吕壹蛊惑。

随后，潘濬果然没遇到什么麻烦。也许是吕壹知道潘濬是个狠角色，不敢再纠缠他，抑或是步骘的奏疏起了作用，孙权不再一味听信吕壹之言。总之，这件事算是翻篇了。

但是，没过多久，第三个倒霉的人又出现了。

这回落入吕壹魔爪的，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既是朝廷大员，也是孙权的女婿，堂堂东吴的驸马爷。

他就是时任左将军的朱据，娶的是孙权的二女儿孙鲁育。

连这样的人物都敢咬，可见吕壹已经丧心病狂到什么地步了。

朱驸马这回被栽赃的罪名，是贪污。因朱据所部有一笔三万缗的公款被挪用，且不知去向，吕壹就指控是朱据贪污了。

三万缗就是三千万钱，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三国中后期，大概五十钱就可以买一斗醇酒，四百钱可买一石优质小米，一万钱左右可买一亩膏腴良田，一百万钱就可以买一栋豪华住宅。所以，三千万钱绝对是一笔巨款。

驸马居然犯了贪污案，而且案值巨大，此事立刻惊动了东吴朝野。

为坐实朱据之罪，吕壹逮捕了朱据属下分管财务的官员，然后不择手段，严刑逼供，最后竟然把人活活打死了。

朱据大为悲愤。尽管是堂堂左将军兼驸马爷，可他还是不敢跟吕壹叫板，毕竟吕壹现在无异于皇帝的代言人，你能怎么办？无奈之下，朱据只好买了一口上等棺木，把那个蒙冤而死的部下厚葬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个完全出于同僚之情和人道主义的举动，却还是被吕壹抓了小辫子。

吕壹声称，肯定是该官员替朱据隐瞒了罪行，所以朱据才会用厚葬予以回报。

孙权认为吕壹说得很有道理，便一连数日传召朱据进宫，劈头盖脸好几顿臭骂。朱据百口莫辩，又惶然无计，只好“藉草待罪”，即搬出家门，睡在草堆上，等待皇帝治罪。

眼看堂堂朱驸马就要躺平、任人宰割了，有一位军方同僚奋起援救，终于让事情出现了转机。

这个人叫刘助，是一名禁军军官。他通过好几天的周密调查，最后查清，那三万缗公款是被一个叫王遂的包头工给冒领了。这家伙可能是专门承包军方工程的，不知为何鬼迷了心窍，就施展手段弄走了这笔巨款，以致险些害死了驸马爷。

至此，这起惊动朝野的“驸马贪污案”总算真相大白。孙权这才知道自己冤枉了女婿，皇帝的这张老脸一下子没处搁了。他做出一副幡然醒悟的样子，对左右道：“连朱据都被陷害，更何况其他官民？！”

恼羞成怒之下，孙权自然要拿吕壹开刀，一来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二来是顺势平息朝野公愤。

随后，孙权逮捕了吕壹，同时赏了见义勇为的刘助一百万钱。

吕壹下狱后，丞相顾雍作为主审官审问他。其间，顾雍展现出了一个丞相应有的胸怀和气度，并不因过去的事情报复吕壹。在整个审问过程中，顾雍始终秉公执法，并且和颜悦色，临了还特意问了吕壹一句：“你还有什么想要申诉的吗？”

吕壹很清楚，自己早就把满朝文武得罪光了，现在所有东吴臣民都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哪还有他申诉的机会？所以，他无话可说，只能跪伏在地拼命磕头。

旁边有个陪审官员忍不住痛骂吕壹，一口气飙了不少脏话。顾雍立刻正色道：“朝廷自有律法在，又何必如此？”

随后，有关部门上奏孙权，建议将吕壹处以死刑，有人甚至提议用“火烧”或“车裂”这样的酷刑，否则不足以彰显吕壹的大奸大恶。孙权咨询中书令阚泽的意见。阚泽说：“盛明之世，不宜再用这样的酷刑。”

最终，吕壹以常规的斩刑伏诛。

历史上，酷吏和特务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皇帝拿来当刀使的，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皇帝肯定会让他们不得好死，以此平息公愤。所以，他们最后究竟怎么个死法，皇帝其实并不关心。或者说，皇帝其实更希望他们死得难看点儿。因为他们死得越难看，臣民们就越发能够体验复仇的快意，同时越发认为皇帝英明。

就此而言，历史上的那些酷吏和特务，通常会被皇帝利用两回：第一回，利用他们来铲除所有不利于统治的因素，以此巩固权力；第二回，利用他们的死来收买臣民的心，重新塑造自己的威望。

然而，皇帝和大多数臣民都有理由让酷吏（特务）们不得好死，但头脑清醒、为社稷负责的大臣却不能由着皇帝和多数人的心意这么干。

因为历来的特务统治，其最坏的结果还不只是杀害了很多正直和无辜的人，而是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削弱了公权力的威信。这才是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最严重的破坏，因为它动摇了国家和社会的根基。

所以，真正怀有公心的大臣，必然不能采取“以怨报怨”的手段对酷吏（特务）们进行复仇，这样只会加剧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伤害。真正想要拨乱反正，让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秩序重回正轨，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直报怨”——按照国家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们看到，以顾雍、阚泽为代表的这些公忠体国的大臣，正是这么做的。

正因此时的东吴还有这帮大臣在，所以尽管孙权已经开始昏聩，吕壹的倒行逆施也一度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可东吴帝国还有自我修复的力量，还能暂时保持朝野的安定。

当然，此时的孙权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理智，因此没让吕壹在丧心病狂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点也是不能否认的。

吕壹死后，孙权试图修复与军方高层的关系，便派了一个叫袁礼的中书郎去慰问了一圈，一方面表达朝廷的歉意，一方面听取诸位高级将领对朝政的意见。

袁礼慰问的对象，包括陆逊、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潘濬等人。

然而，孙权此举，却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目的。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人，都以只知军务、不掌政务为由，拒绝对朝政发表意见，还把皮球踢给了陆逊和潘濬。而当袁礼去拜会这两人时，陆逊和潘濬则双双演起了悲情戏，没说几句话便涕泪横流，一脸悲苦之状，且眼神中还透露着恐惧和不安，反正就是不言朝政之事。

很明显，东吴这些社稷重臣此刻的做法，既是心有余悸、明哲保身，也是在用一种委婉的方式给皇帝甩脸色——我们当时极力劝谏你不听，现在你想听，我们还不想说了。

说白了，孙权跟陆逊等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再也回不到当初了。

“信任”这种东西，就像一块擦得很干净的玻璃，透明、脆弱、易碎，人们平时往往不怎么意识到它的存在；可它一旦破裂，不仅会对人造成伤害，而且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永远不可能令它恢复原状。

特务吕壹，就是一头撞碎了这块玻璃的人。

而纵容吕壹去撞玻璃的人，正是孙权自己。

意识到这帮重臣是在用消极抵抗的方式表达对他的不满，孙权很生气，便专门下了一道诏书，把陆逊、诸葛瑾等人全点名批评了一遍，然后做了一番自我辩解，说：“我听了袁礼的奏报后，内心怅然，深感困惑！天下只有圣人才不犯错误，只有绝对明智之人才能看清自己。人的一举一动，怎么可能都正确呢？我曾经伤害过诸位，拒绝过诸位的好意，那只是一时疏忽，当时并未察觉，以致今日诸君为了避嫌都不敢开口。”

接着，孙权打起了感情牌，试图重新凝聚这帮重臣的心：“我与诸君共事，从少到老，头发都白了一半，我自认为还是表里如一、与诸君推诚相见的。不论在公在私，我与诸君都是相互成全的关系。在大义上，我们是君臣，可在私情上，却犹如兄弟骨肉。我们祸福与共，悲喜相通。若是忠臣，就不该隐瞒心中所想；若是智者，就不该藏起谋略计策。在事关朝政的大是大非上，诸君又岂能袖手旁观呢？”

诏书的最后，孙权举了历史上的齐桓公和管仲为例，号召大家向管仲学习。他说：“我与诸君同在一条船上，商议朝政不找诸位又能找谁呢？从前，齐桓公做了善行，管仲没有一次不赞扬，有了过失，管仲没有一次不劝谏。若是劝谏得不到采纳，就一直进谏不止。如今，我明白自己不如齐桓公，而诸君却不肯出言谏诤，仍然心存疑虑。就此言之，我不比齐桓公差，却不知诸君跟管仲比，又如何呢？”

看得出来，这道诏书，孙权写得很用心，言辞不可谓不恳切，态度不可谓不真诚。想必陆逊等人看了之后，多少都会被他打动。

可令人遗憾的是，很快孙权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就算大臣们劝谏，且意见正确，大多数时候他也听不进去。此后，孙权虽然不再实行特务统治，但昏聩、猜忌和暴虐却有增无减，导致东吴政局发生了剧烈动荡。而东吴原本还算

强盛的国力，就在孙权的一次次折腾中渐渐衰落了……

就像孙权自己讲的，他跟齐桓公还真的很像，年轻时励精图治，到老来却一塌糊涂。如此，就算他手底下有十个八个管仲，又有什么用呢？

曹爽集团的强势崛起

曹爽和司马懿联袂登上魏国的权力巅峰后，一开始，曹爽对司马懿还是相当恭敬的。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年龄。

成为曹魏辅政大臣的这一年，曹爽三十多岁，司马懿已经六十一岁，所以曹爽基本上是把司马懿当成了父辈，非常谦恭地执子弟之礼。

其次，就是资历和威望。

众所周知，司马懿从曹操时代起便已进入曹魏政坛的核心圈，在曹丕当太子时更是最受倚重的东宫属官之一，继而又成为曹魏开国的功臣元勋；此后，他在曹丕、曹叡两朝都是位高权重的股肱之臣，所以到了曹芳这一朝，司马懿已是不折不扣的四朝元老，而且还是曹叡、曹芳两朝辅政大臣。

要论资历和威望，在当时的曹魏政坛上，司马懿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因此，曹爽名义上虽然是“首席”辅政大臣，但在司马懿面前却绝不敢妄自尊大，政事无论大小，都要先征求司马懿的意见，有时候甚至主动上门请教，丝毫不敢独断专行。

然而，曹爽对司马懿的这种尊重，并没有维持太久。确切地说，其实只维持了短短一个多月，因为权力这东西是最容易腐蚀人的。

古往今来，手握大权又能长期保持自律、常怀临深履薄之心的，实在是寥若晨星，而曹爽显然不是这种人。

此外，任何人一旦掌握大权，必然都会起用一批自己人，而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然不会允许带头大哥把权力跟别人分享。

在此时的曹魏政坛上，曹爽手底下就有这样一帮小弟，他们是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

何晏，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因其母尹氏被曹操纳为妾，他也算是曹操的继子，后来又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从少年时代起，何晏便颇有才名，因喜好老庄之学，崇尚清谈，遂开一代风气之先，在历史上被认为是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

由于生性狂放不羁，何晏必然不受“正统人士”待见，文帝曹丕就一向厌恶他，始终没给他官做。到了明帝时期，曹叡同样认为他虚浮不实，只给了他闲散无事的“冗官”之职。所以，在曹魏开国后的二十年间，何晏其实一直是边缘人物。不过，他跟曹爽是好友。因着这层关系，何晏就注定要走到历史的聚光灯下。

丁谧，典军校尉丁斐之子。这个丁斐，就是当初曹操西征马超，在黄河渡口遇险时，放跑牛马救了曹操一命的那个军官。由于这个渊源，丁谧就等于自带了一个护身符。据说丁谧曾有一次得罪权贵，被抓进了监狱，曹叡得知他是功臣之子，便把他放了。

后来，曹叡听说丁谧从小就博览群书，且性格沉毅，颇有才略，便任命他当了度支郎中。跟何晏一样，丁谧跟曹爽的私交也很好。曹叡在位期间，曹爽便多次举荐过他，建议曹叡予以重用。

邓飏，东汉开国名将邓禹的后人，少年成名，但生性放荡，贪财好色，在明帝时历任尚书郎、洛阳令、中书郎等职。在任上大搞权色交易，曾许诺给人官职，让人用侍妾来换。后来，曹叡知其劣迹，且厌其浮华，便将他罢免，不再任用。

毕轨，典农校尉毕子礼之子，跟上述几人一样，也是少年成名，曾任曹叡东宫属官。曹叡对他颇为宠信，将女儿嫁给其子，跟他结成了亲家。毕轨因着这两重紧密关系，仕途亨通，历任地方长史、黄门郎、并州刺史。鲜卑酋长步度根归附时，就是到并州投靠了他。后来，轲比能策反了步度根，毕轨派苏尚、董弼率部追击，结果全军覆没，苏、董二将战死。

因遭此败绩，毕轨遭到蒋济弹劾，加之他平时为人骄纵，作风浮华，于是就被曹叡罢免了。

李胜，议郎李休之子，有才智，从少年时代起便跟着曹爽混，关系亲密。跟上述四人不同，李胜早年一直没有入仕，但生性浮华却跟他们毫无二致。年轻时，李胜将家中正堂修建得十分豪华，很可能逾制了，正巧碰上曹叡禁绝浮华之风，李胜被人举报，旋即被捕，在监狱里待了好几年。若不是他早早就跟了老大曹爽，这辈子估计是与仕途无缘了，更别想飞黄腾达。

这五个人，都是曹爽的死党，其中除了丁谧为人较为稳重，另外四人都有放荡不羁、骄纵浮华的共同特征。同样，至曹叡驾崩之前，五个人中也只有丁谧还在官场上混，其他人都已被边缘化了。

而丁谧虽然头上还戴着一顶“度支郎中”的乌纱帽，但跟他的才略比起来，这顶乌纱帽显然还是太小了，至少在丁谧本人看来是这样。

所以，仕途蹉跌、被边缘化的共同命运，必然催生出他们的愤懑和不甘；而当曹爽骤然登上权力巅峰后，这五个人郁结已久的对于权力和富贵的渴望，也必然会像火山口下汹涌奔突的岩浆一样，瞬间喷发而出，且一发不可收拾。

曹爽上位后，立刻将这五个死党拉进了帝国的权力中枢，并一步步擢至高位：

何晏先任散骑侍郎，不久升任侍中、吏部尚书，一手掌控了朝廷的人事大权；丁谧由度支郎中升任散骑侍郎，后升任尚书；邓飏先出任颍川太守，后升任侍中、尚书；毕轨先任中护军，后任侍中、尚书，再迁司隶校尉；李胜先任洛阳县令，后升任征西将军长史、荥阳太守、河南尹。

这五个人一上来，首先就把矛头对准了司马懿。

在他们看来，这老家伙不靠边站，老大曹爽就不能独掌大权；而老大不能独掌大权，他们就没办法步步高升，到手的权力和富贵也没有保障。

可是，正如前文所言，司马懿在如今的曹魏帝国已是大神级的人物，要让他靠边站又谈何容易？

五个人中，读书最多的丁谧给曹爽献上了一计——外示尊崇，内夺其权。

具体办法就是，以天子名义下诏，擢升司马懿为太傅，表面上给他尊贵的名号，然后不论大小政务都由尚书启奏，再由曹爽裁决，如此便把司马懿架空，彻底剥夺了他的实权。

曹爽依计而行。

曹魏景初三年二月底，即曹芳即位次月，司马懿便莫名其妙地成了太傅；与此同时，曹爽的弟弟们则纷纷进入中枢：曹羲任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任散骑常侍，另外还有几个弟弟全部封侯，并担任宫中侍从，皆有自由出入宫禁之权。

一时间，曹爽一门“贵宠莫盛”。

曹爽表面上对司马懿仍然保持恭敬，但朝廷的一切决策事实上都由他说了算。而何晏等人成功搬走了司马懿这尊大神，从此再无任何忌惮，便开始在朝中呼风唤雨了。史称，何晏等人“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内外望风，莫敢忤旨”（《资治通鉴·魏纪六》）。

当时，一个叫傅嘏的黄门侍郎实在看不下去，便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晏这个人，表面清静无为，实则热衷名利，做事喜欢弄巧，却从不务本，我担心他们会先蛊惑你们兄弟，然后正直的人都遭贬谪，朝政将因此废弛啊！”

这话说完没几天，傅嘏就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被何晏罢免了。

曹叡临终前，担心曹爽能力有限，曾指定为人正直的孙礼做他的副手，如今曹爽大权独揽，嫌孙礼碍事儿，就把他外放到扬州当刺史去了。

司马懿被架空，正直的朝臣也被陆续驱逐，此时的魏国朝廷，俨然成了曹爽一家及其党羽的私人产业了。

面对如此恶劣的形势，司马懿难道就无动于衷、甘心任人摆布吗？

司马懿当然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只不过他很清楚，现在还不是跟曹爽集团硬碰硬的时候。因为此时的曹爽及其党羽们锐气正盛，警惕性也很高，何况禁军基本都掌握在曹爽兄弟手里，这时候跟他们干仗，胜算不大，一着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所以，眼下只有低调隐忍、韬光养晦才是上策。

说起来，在司马懿六十余载的人生中，“隐忍”似乎一直是贯穿始终的主题。

早在当年曹操要征召他入仕时，司马懿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就愣是装病装了七年。后来，他被曹操任命为曹丕的东宫属官，一不留神又引发了曹操的猜忌。

曹操隐隐察觉他有“雄豪志”，又听人说他有“狼顾相”，便故意要试试他。某日，曹操召司马懿前来奏事，结束后司马懿转身退下，才走了几步，曹操突然叫住了他。司马懿下意识回过头来，曹操一看，果然正是人们传说中的“狼顾相”——“面正向后而身不动”（《晋书·宣帝纪》）。

就是说，一般人回头时，通常身体也会转过来，可司马懿异于常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回头时会把头和脖子转过来，可身体却仍然保持向前的姿势不动。这就是所谓的狼顾之相。

这个姿势固然奇怪，可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也不能说明什么。但在迷信的古人看来，尤其是在生性多疑的曹操看来，这或许就是一种城府极深且包藏野心之相。

没过多久，曹操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三匹马在马厩里同食一槽。曹操醒来自己解梦，认为“马”象征司马懿，“槽”象征曹魏，那么三匹马同食一槽，不就意味着将来司马懿和他的两个儿子会“吃掉”曹魏的江山吗？

这下子，曹操对司马懿的厌恶之情顿时达到了顶点，便对曹丕说：“司马懿绝非甘心做臣子的人，日后必会坏我们曹家的大事。”

所幸，司马懿早就利用他的能耐博得了曹丕的倚重和信任，所以曹丕极力替他说话，这才慢慢打消了曹操的疑虑。

当然，曹丕保他是一方面，司马懿自己懂得低调做人、敛藏野心则是更重要的。倘若不是深谙隐忍之道和韬晦之术，因而日后重新获取了曹操的信任，那么曹丕再怎么力保恐怕也无济于事。

再后来，司马懿挂帅出征，两次成功抵御诸葛亮的北伐，把遭人耻笑的“乌龟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其精髓也正是在于顾全大局、以退为进的隐忍。

所以到了今天，面对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曹爽一党，司马懿当然会再度祭出“韬晦隐忍”这一无往不胜的生存法宝。

大不了，不就是跟当初对付诸葛亮一样，再做一回缩头乌龟吗？

尽管这回的乌龟，司马懿整整做了十年——从六十一岁熬到了七十一岁，但这十年没有白熬，乌龟也没有白做。到头来，一生隐忍的司马懿，还是在时机成熟时断然出手，一举铲除了曹爽及其党羽，成了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老谋子”司马懿再立新功

曹魏主少国疑、权臣当道、内部政局不稳，这对东吴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

东吴赤乌四年（公元241年，曹魏正始二年）春，吴零陵（治今湖南永州市）太守殷礼上奏孙权，提出了一个全面进攻曹魏的计划。他在奏疏中说：

“如今，上天厌弃曹氏，曹丕、曹叡父子相继丧亡，当此龙争虎斗之时，竟然让一个幼童坐上了君王之座。臣建议，陛下应御驾亲征，征调荆、扬二州的全部人力物力，青壮的编入军伍，老弱的负责后勤运输。同时，请蜀汉出兵陇右，配合进攻；然后，把主力交给诸葛瑾和朱然，命其直指襄阳；再命陆逊、朱桓率偏师进攻寿春；陛下则进军淮河以北，攻击青州和徐州。

“如此一来，魏国的襄阳、寿春被我军围困，长安以西又要抵御蜀军，许昌、洛阳等心脏地带势必空虚。而我军四路并进，其国内必定生变，会有臣民做我们的内应。届时，两军将帅对决，他们顾此失彼，若一军战败，则三军离心。而我军则乘胜北上，攻城略地，必能平定中原。

“然而，倘若我们不举全国之力投入战场，而是像从前那样只出动少数部队，轻率出击，那就不足以成就大业，稍有失利便撤退，致使军民疲惫，声威受损。总之，屡屡出兵的结果，只能令战力衰竭，绝非上策。”

殷礼这个“全面开战”的计划，理论上是没有错的，因为东吴的综合国力远不及曹魏，所以小打小闹根本没用。想要战胜曹魏，只能全面动员、倾尽国力，才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从实操层面来看，这个计划却显得过于冒进，大有孤注一掷的味道，而且太过理想化，缺乏相应的后备方案——举全国之力打一场战争，万一最后失败了怎么办？岂不是连自保都成问题？

计划好提，但孙权作为最终决策者，决心却没那么好下。

经过一番考量，孙权还是否决了这个计划。

当然，他之所以否决，既可以说是出于审慎，也可以说是出于保守。毕竟这一年，孙权已经六十岁了，过去的雄心壮志已然渐渐消泯。跟北定中原、统一天下比起来，毋宁说，孙权现在更在乎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皇帝宝座，以及如何把现有的江山平稳地传给下一代。

即使雄才大略如曹操，在六十一岁那年打下汉中后，不也生出了倦怠之心，没有乘胜南下、扫平益州吗？孙权如今的保守与倦怠，跟当年的曹操基本上如出一辙。

不过，保守归保守，趁曹魏现在“主少国疑”，打一仗还是很有必要的，说不定能捞点儿便宜。

这一年四月，孙权部分采纳了殷礼的建议，虽没有举全国之力出战，但还是派出了四路兵马，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曹魏发起了进攻：

东线，命卫将军全琮出建业，进攻寿春；由威北将军诸葛恪予以策应，出皖口（今安徽怀宁县东），进攻六安。

西线，命征北将军朱然出乐乡（今湖北松滋市东北），进攻樊城；由大将军诸葛瑾予以策应，出公安（今湖北公安县），进攻柤中（今湖北南漳县东）。

可是，正如殷礼所言，打曹魏，不拼尽全力是没有用的。眼下孙权四路出兵、两线开战，貌似声势浩大，实则出动的兵力并不多，对战果也没有特别大的期待，所以结果只能跟以前一样——雷声大雨点小。

东线战场，魏征东将军王淩和扬州刺史孙礼，联手迎击吴军，与全琮所部在芍陂（今安徽寿县西南）会战。全琮战败，迅速撤退，只一个回合就偃旗息鼓了。而负责策应的诸葛恪，在六安似乎也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西线战场，魏荆州刺史胡质从宛城出兵，轻装急进，驰援樊城。当时城池已被吴军朱然部围困，属下建议胡质说：“敌军兵力不少，我们恐怕不宜太接近城池。”胡质却道：“樊城城墙低矮，守兵又少，必须火速赴援，否则就危险了。”随后，胡质率部进抵樊城，与吴军在城下对峙。守军原本惶惶不安，见援兵抵达，这才安下心来。

然后，这场围城仗一直打了一个多月，朱然攻不下城池，胡质也赶不走他，双方陷入了相持状态。而负责策应的诸葛瑾进抵柤中后，也没能打下来，只是在城外袭扰抄掠。

此时，司马懿虽然已被剥夺实权，但毕竟还是朝廷的太傅和辅政大臣，身负社稷安定之责，且若想保持对朝政的影响力，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新的战功。因此，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在洛阳安坐不动。

司马懿旋即主动请缨，上奏曹芳：“柤中的汉人和夷人共有十万之多，被隔在汉水之南，流离无主。而樊城被围已一个多月，局势危险，臣愿出兵征讨。”

然而，司马懿的奏疏呈上后，迎来的却是一片反对之声。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议者咸言，贼远来围樊，不可卒拔。挫于坚城之下，有自破之势，宜长策以御之。”就是说，朝廷的主要决策者们都认为，敌人远道而来，围困樊城，难以在短时间内攻下。而且，他们在坚城之下受挫，已经显露出不攻自溃之势。所以，朝廷应该考虑的是用什么样的长远策略御敌，而不必在此时劳师远征。

史书没有明说反对司马懿出征的这些“议者”都是谁，但大概率就是何晏、丁谧那帮人。他们很清楚，司马懿一出手，很可能会再立新功，这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司马懿据理力争，再次上奏，说：“边城受敌而安坐庙堂，疆场骚动，众心疑惑，是社稷之大忧也！”（《晋书·宣帝纪》）

“安坐庙堂”这四个字，用得十分巧妙。明面上，司马懿是在说自己责无旁贷，不能坐在洛阳不动；暗地里，却是在嘲讽何晏、丁谧等人尸位素餐，只会在庙堂上争权夺利，却无视社稷安危。

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不仅占据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制高点，而且暗中给反对者扣下了一顶大帽子。何晏、丁谧等人不便再反对，只好闭嘴。

同年六月，司马懿率军南征，迅速进抵樊城。时值盛夏，南方炎热潮湿，不利魏军久战，所以司马懿一到，便命轻骑到吴营前挑战。此时吴军已在樊城外坚持了两个多月，士气低落，而对手则是刚刚投入战场的生力军，朱然自然不敢迎战，只能闭营固守。

司马懿算准了这一点，开始对吴军大打心理战，一边遴选精锐，组织敢死队，一边大张旗鼓，天天操练，摆出一副要大举进攻的架势。

这一招果然奏效。朱然知道自己再待下去也捞不着便宜，且很可能被司马懿一口吃掉，旋即在某日深夜悄悄拔营，撤出了战场。

司马懿等的就是这一刻，遂命全军追击，在三州口（今湖北襄樊市襄阳区东）追上了吴军，轻而易举地打了一场胜仗。据《晋书》记载，司马懿这一仗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不仅“斩获万余人”，且缴获了吴军的大量“舟船军资”。

当年七月，司马懿凯旋。朝廷因功增加了他的食邑，与前共计一万户，同时把他的子弟十一人全部封为列侯。

至此，一度被边缘化的司马懿又狠狠地刷了一回存在感。他不跟曹爽一党玩下三烂的阴谋诡计，而是玩了一场堂而皇之的“阳谋”——用实实在在的军功说话，用有目共睹的贡献说话。对此，不仅朝野上下都很服气，连曹爽及其党羽也没有话说。

当然，“阳谋”也是谋，比如司马懿出兵的时机就掐得很准。他主动请缨时，吴军已在樊城打了一个多月，而等他到了战场，又过了一个月，吴军的战斗力和士气必然低落，而魏军在兵力和士气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岂有不胜之理？

所以，这回的军功，与其说是司马懿凭实力打出来的，不如说是凭权谋捞回来的。当然，权谋也是一种实力，而且是一种更可怕的实力。

司马懿的权谋，不仅体现在他运筹帷幄就可以决胜千里，更体现在他建立大功之后，仍能保持谦恭低调的做人之道——用《晋书》的说法，就是“勋德日盛，而谦恭愈甚”。

他有一个同乡叫常林，在朝廷担任太常，年纪比较大，司马懿每次见了他，都要恭恭敬敬行拜见之礼。以司马懿的身份和地位，大可不必这么做，可他却愿意这么做，也乐意这么做。

古往今来的许多牛人，真正让人佩服的地方，往往不是他们功业有多大、地位有多高，而是不论功业多大、地位多高，都能始终保持不骄不躁、戒慎恐惧的低姿态。

司马懿如此，清末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同样如此。在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中，处处可见其超人般的道德自律和对子弟在立身处世上的严格要求；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缺斋”，更足见其对“天道忌盈”这一中国传统智慧的深刻领悟。

同样，司马懿也不止一次告诫过自己的家族子弟，说：“功业太盛太满，这是道家最忌讳的。一年四季有寒暑推移，就跟人生有福祸荣辱的变化一样，我何德何能领受这么大的功名富贵呢？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以此为准绳，差不多就能免于灾祸吧！”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人世间的铁则。所以，老子要倡导“日损”哲学，曾国藩要常常“求缺”，司马懿要遵循道家思想，目的通通都是做减法，以免物极必反，招致灾祸。

老子在《道德经》中，还说过这么两句话：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深知什么是雄壮强盛，却安守雌柔谦卑的地位，甘愿做天下的溪涧。

一切都看得清楚明白，却保持韬光养晦的状态，将成为天下的范式。

老子的这两句话，从做官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很深的权谋；从做人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绝顶的智慧。

就此而言，“老谋子”司马懿，可以说深得老子思想的精髓。

这一年，东吴可谓流年不利，不仅在战场上遭遇挫败，还有两个重要人物相继去世：一个是太子孙登，于五月病故，年仅三十三岁；一个是重臣诸葛瑾，于闰六月病故，享年六十八岁。

诸葛瑾长子诸葛恪，之所以在六安没有取得任何战绩，估计就是因为父亲突然去世，不得不仓促撤兵，回国奔丧。因诸葛恪之前已经以战功封都乡侯，所以孙权就让他的弟弟诸葛融继承了诸葛瑾宛陵侯的爵位，并统领其部众，接替诸葛瑾驻防公安。

诸葛瑾的去世，让孙权失去了一位股肱之臣。不过，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古代，活到六十八岁也算是得享天年了，所以孙权虽然惋惜，但还不至于太过悲伤。真正让孙权难以承受的，是太子孙登的英年早逝。

孙登十三岁就被立为王太子（八年后晋位皇太子），在储君之位上坐了整整二十年。其间，他礼贤下士，处理政务谨慎得体，且多次劝谏孙权，对时政多有匡弼，可以说是一个称职的太子。若非英年早逝，而是正常继位，相信孙登会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倘若如此，那后来的东吴也就不会因皇权之争而乱成一锅粥了。

孙权对孙登也一向寄予厚望，不料如今却白发人送黑发人，遂悲痛到不能自已。

孙登临终前，还不忘给孙权上了最后一道奏疏，说陆逊、诸葛瑾、步骘、朱然、全琮、朱据、吕岱等人都是公忠体国的大臣，恳请孙权多加亲近他们，“博采众议”，听取他们的谏言，同时“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多多体恤老百姓。另外，还推荐了异母弟孙和，说他“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可继任太子。

当孙权接到这份奏疏时，孙登已经与他阴阳永隔。

看着儿子留在世上的最后的笔墨，孙权忍不住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此后许多年，每次提到孙登，孙权都会怆然涕下，哀不自胜。

第二年，即东吴赤乌五年（公元242年）正月，孙权把时年十九岁的三子孙和立为太子。孙和之所以能够入主东宫，一来是因为孙登的举荐，二来是因为孙权次子孙虑十年前就病故了。换言之，原本排行老三的孙和如今已经变成了长子，继任太子自然顺理成章。

可是，孙和虽然成了太子，但并不等于他的储君之位就是牢固的。

因为他还有一个同母弟孙霸，年龄和他相近，估计也就小个两三岁（具体年龄史书无载），而且孙权对孙霸特别宠爱——尽管已将孙和立为太子，可对孙霸的宠爱却丝毫不亚于孙和，所有待遇几乎相同。这一点，无疑为日后的夺嫡之争埋下了隐患。

同年八月，孙权封四子孙霸为鲁王，同时命尚书仆射是仪兼任鲁王傅。

是仪虽然成了孙霸的师傅，但理智和责任感告诉他，皇帝对孙霸的宠爱不亚于太子，这对孙霸并不是一件好事，对社稷更不是一件好事。

于是，刚刚就任鲁王傅没几天，是仪就上疏孙权，说：“臣私下认为，鲁王天资聪颖，才兼文武，而今最适合他的，就是让他出镇地方，作为中央的屏藩和辅弼。这既符合朝廷礼制的规范，也符合海内臣民的盼望。而且，太子和亲王应该有等级差别，如此才能维护上下的秩序，彰显教化的根本。”

然而，奏疏呈上，孙权却不搭理他。

是仪并不气馁，又接二连三地上奏，可孙权始终不听。是仪无奈，只好沉默。

随着孙权的拒谏和是仪的沉默，几年后终将爆发的孙和与孙霸的“两宫之争”，就在此刻悄然拉开了帷幕……

蒋琬转变战略，曹爽兵败汉中

蜀车骑将军、汉中都督吴懿于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病故，大司马蒋琬奉刘禅之命出镇汉中，这一待就是四年多。

其间，蒋琬没有发动过一次北伐，曹魏也没有来打过汉中，双方相安无事，度过了一段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时期。到了蜀汉延熙四年（公元241年，曹魏正始二年），也就是东吴四路发兵进攻曹魏却遭遇失利后，蒋琬才向刘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战略计划。

这一计划，全盘改变了诸葛亮时期的北伐战略，将主攻方向从汉中北面的秦岭、关中一线调整为东南面的魏兴（治今陕西安康市）、上庸（治今湖北竹山县西南）一线。

蒋琬的理由是：此前诸葛亮屡屡北伐，都从秦岭出兵，道路艰险，后勤运输非常困难，所以不能成功。因此，他决定大造舟船，训练水军，改从汉水、沔水东下，攻击曹魏的荆襄地区，以此打开突破口。

可是，计划刚提出来，蒋琬便旧病复发，精力不济，只好搁置了。

蜀汉朝廷的文武百官，普遍不看好这个计划。他们认为，从汉水、沔水顺流东下，固然比穿越秦岭容易得多，问题是一旦失利，要撤退的话就变成了逆水行舟，同样很困难，所以绝非上策。

刘禅也觉得百官的意见有道理，连忙派遣时任尚书令的费祎前往汉中，与时任右监军的姜维（此时驻兵汉中）一起做蒋琬的思想工作。

眼看皇帝和百官都不赞成，蒋琬只好放弃了该计划。

然而，北伐总是要继续进行的，不从汉水、沔水出兵，这仗又该怎么打呢？

蒋琬跟费祎、姜维商议了一番后，上疏刘禅，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

他在奏疏中说：“为汉室除残去秽，是臣应尽的职责。自从臣奉命来到汉中，已经四年多，由于臣暗弱无能，加之疾病缠身，北伐大计毫无进展，遂日夜忧闷。如今，曹魏横跨九州，根深蒂固，要铲除殊为不易。若能与吴国东西合力，首尾夹击，即令不能很快打败曹魏，至少可以达到分裂蚕食、消灭其部分力量的目的。只可惜，跟吴国数次约定同时出兵，却接连受挫，不能如愿。臣与费祎等人商议，认为凉州是边塞要地，进可攻退可守，且当地的羌人和胡人都渴望归附汉室，所以臣建议，任命姜维为凉州刺史，出征陇右，若进展顺利，臣再率大军继进。此外，臣还有一项提议，因涪县（治今四川绵阳市）是水陆枢纽，四通八达，可以随时应急，即便汉中有危险，也不难快速驰援，所以臣建议，将我军的基地从汉中迁到涪县。”

如果说，诸葛亮时期的北伐可以用“谨慎”一词来总结，那么作为诸葛亮的继任者，蒋琬的这个北伐计划就只能用“消极”来形容了。

先来看计划的前半部分，蒋琬让姜维去打陇右，这不过是在走诸葛亮前几次北伐的老路罢了。那几次北伐的结果，早已证明对曹魏难以构成实质性威胁，所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才会把主攻目标转向关中。更何况，诸葛亮两度出祁山打陇右，是把蜀军主力全部拉上去的；而今姜维顶多就是带一支偏师出征，其结果可想而知，很难取得比诸葛亮更大的战果，只能是小打小闹。因此，与其说是北伐，还不如说是袭扰。

再来看计划的后半部分，消极退缩的意味就更明显了。因为汉中是诸葛亮毕生经营的北伐基地，不仅是蜀汉自身的战略屏障，而且是扎在曹魏重镇长安跟前的一根刺，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即便蜀汉的北伐一直没能成功，但只要把汉中经营和巩固好，曹魏就始终如鲠在喉，而蜀汉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可现在，蒋琬竟然要把蜀汉的北伐基地从汉中南迁到涪县，这几乎就等于不战而退。要知道，涪县远在汉中南面一千里，距成都则不足三百里，蒋琬把蜀军主力调到涪县，进行如此大幅度的收缩回防，不是消极又是什么呢？把北伐基地后撤一千里，还能叫北伐吗？这相当于是把蜀汉的整体战略，从诸葛亮时期的积极进攻一下子改变为消极防御了。

我们之前说过，蜀汉国力弱小，与曹魏相差悬殊，所以蜀汉要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就只能以攻为守，别无他法。这也是诸葛亮连年发动北伐的最根本原因。

也许，蒋琬做出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的转变，跟他自身常年多病、力不从心有一定关系。可问题在于，当蒋琬把这个计划提交给朝廷时，刘禅毫不犹豫就批准了，而蜀汉的文武百官也没有一个提出反对意见。

这足以说明，此刻的蜀汉，绝不仅是蒋琬一个人有了消极懈怠之心，包括皇帝刘禅和满朝文武在内，其实都已渐渐丢掉了刘备时代和诸葛亮时代那种顽强拼搏、奋发进取的精神。取而代之的，则是安于现状的怠惰，以及偏安一隅的苟且。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论个人还是国家，都逃不开孟子揭示的这个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刘禅在蒋琬的奏疏上画可盖章时，蜀汉未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耐人寻味的是，随着曹叡驾崩、幼主即位，魏国走上了转折点；而随着孙权在位日久，逐渐昏聩，东吴也露出了由盛而衰的征兆；还有此刻，蜀汉在战略决策上的重大转变，似乎也预示着转折点的来临。

鼎足而立的这三个国家，情况各有不同，但就国运的转折而言，三者却出人意料地殊途同归了。

曹魏正始五年（公元244年，蜀汉延熙七年），这是曹爽及其党羽把持魏国朝政的第六个年头。虽然曹爽早已坐稳了权臣的位子，不必担心司马懿或任何人来抢，但曹爽手下的邓飏和李胜还是觉得，老大的地位似乎并不稳固。

因为他们认为，曹爽身上还缺了一样东西——军功。

尤其是跟司马懿比起来，这个缺憾就特别明显。所以，邓飏和李胜就劝曹爽，趁蜀汉把战略重心南移，汉中空虚，曹爽应率大军出征，一举拿下汉中，“立威名于天下”！

曹爽立刻心动了，旋即集结兵马，准备出征。司马懿闻讯，赶紧劝阻。因为在他看来，汉中易守难攻，当年曹操亲征张鲁，就打得异常辛苦，尽管眼下蜀军在汉中的兵力不多，可对曹爽这样一个军事经验不足且从未打过大仗的人来讲，打汉中依然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

然而，司马懿的劝阻根本没用。因为曹爽这次出征的目的，就是想用军功压司马懿一头，怎么可能听他的？

当年三月，曹爽率大军进抵长安。此时驻守长安的是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的夏侯玄（曹爽表弟）。同月，曹爽与夏侯玄一共调集了大军十余万人，自骆谷口（今陕西周至县南）南下，兵锋直指汉中。

此时，驻守汉中的蜀将是王平，麾下将士不足三万。

敌众我寡，诸将大为震恐，纷纷建议坚守城池，等待涪县的援军。王平却道：“汉中距涪县将近一千里，敌人一旦抢先占据关隘，形势就危险了。依我看，刘护军（刘敏）可率部进驻兴势山（今陕西洋县北），结营固守，由我担任后卫。若敌人分兵进攻黄金城（今陕西洋县东北），我便率一千人亲自迎战。周旋之际，涪县援军当可到达，这才是上策。”

诸将都没有信心，只有护军刘敏临危不惧，立刻接受命令，率部赶往兴势山拒敌。

闰三月，刘禅接到战报，赶紧派遣时任大将军的费祎率主力驰援汉中。

就在费祎即将出发之际，朝廷的光禄大夫来敏前来送行，居然要求跟费祎下一盘围棋。此刻的军情十万火急，前线的战报和文书如雪片般飞来，而大军也已整装待发，可费祎居然答应了，还兴致盎然地跟来敏手谈了一局。

下完棋，来敏不禁赞叹道：“在下方才是想试一试大将军，看来大将军信心十足，此行必能破敌啊！”

大军出征前的这个小插曲，固然可以说明费祎这个人的确很有定力，在危急关头还能如此镇定自若、举重若轻，实属难得。但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来敏搞这么一出没什么意义。不管他是自己想试探费祎还是奉刘禅之命，这么做往小了说是耽误时间，往大了说就是贻误军机，完全没必要。假如费祎拒绝跟他下，或者下棋时心不在焉，难道就能说明他不是大将之材，不能胜任此次任务吗？

幸好，眼下守在前线的人是久经战阵、经验丰富的王平，要是换成别的将领，恐怕等不到援军抵达，汉中就丢了。倘若如此，那来敏和费祎这种故作潇洒的行为，岂不是要受军法处置？

汉中前线，刘敏进据兴势山后，因兵力薄弱，只好虚张声势，在山上“多张旗帜，弥亘百余里”，给魏军造成兵强马壮的假象。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兴势山的地势极其险峻：“山形如盆，外甚险，中有大谷。”并且，该山位于骆谷道的南谷口，是魏军进入汉中的必经之路。

当曹爽率大军进至兴势山后，一来慑于山势险峻，二来又见漫山遍野都是蜀军军旗，不敢贸然进攻，便迟滞不前了。

可曹爽万万没料到，这一迟滞，就导致后勤补给出了问题。

由于此次出征动用了十余万兵力，后勤的压力大增，没有足够的人手运送粮草，曹爽只好把关中百姓和氐人、羌人拉出来当苦力，顺带把他们的牛马驴骡也给征用了。

百姓们自然不情愿给魏军卖命，工作效率很低，加之骆谷道本身实在艰险难行，所以非但粮草补给运不上前线，而且牛马驴骡也大批死亡。那些可怜的汉人和胡人百姓索性不走了，就守着牲畜的尸体，在路旁号啕大哭。

仗还没打，补给就跟不上了，军心也随之浮动。残酷的现实告诉曹爽——庞大的兵力在优秀将领的手中是一种优势，可在平庸将领的手中却是一个累赘。

同年四月，费祎率大批蜀汉援军抵达汉中。魏军闻报，军心越发动摇。参军杨伟向曹爽分析了眼下的严峻形势，极力建议立刻退兵，否则必将大败。

曹爽当然不甘心就此退兵。正犹豫时，邓飏和李胜这两个始作俑者又开始互相推卸责任，当着曹爽的面争吵不休。杨伟趁势劝他说：“邓飏和李胜终究会坏了国家大事，应该把他们斩杀！”

曹爽虽然也不喜欢这两个家伙“狗咬狗，一嘴毛”的样子，但二人毕竟是他的心腹，岂能说杀就杀？

就在魏军进退两难之际，得到情报的司马懿及时给夏侯玄写了一封信，说：“当年武皇帝（曹操）二征汉中时，险些大败，最后也不得不撤军了，这些事你都知道。如今，兴势山山势至险，蜀军却已先行占据。我军若进攻，敌人必结营固守，不肯出战；若是撤退，敌人必切断退路，截击我军。到时候很可能全军覆没，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夏侯玄见信，越想越恐惧，便力劝曹爽赶紧撤兵。

到了五月，万般纠结的曹爽终于在一仗没打的情况下，无比尴尬地草草退兵了。

然而，让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反复纠结的这一个月间，费祎已经率蜀汉大军悄悄绕到了他的背后，且分别占据了沉岭、衙岭、分水岭（皆在今陕西周至县西南）这三座高地，几乎把魏军的退路完全截断了。

一切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到了这一步，曹爽也只能硬着头皮杀开一条血路了。

史称：“费祎进据三岭以截爽，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失亡甚众，关中为之虚耗。”（《资治通鉴·魏纪六》）

就是说，曹爽不得不命部众拼死争夺这三座高地，为此进行了一番苦战，最后虽然得以通过，但是伤亡极为惨重；而关中历年来储备的粮草和其他军需物资，也因这场大败仗而虚耗一空。

兴势之战，在历史上并不太出名，但此战的意义却不可小觑。

对曹爽个人而言，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指挥大兵团作战，却遭遇如此惨败，对其威望和影响力无疑造成了严重打击，从而为他五年后的政争落败埋下了伏笔；对曹魏而言，经此一败，魏国高层征伐蜀汉的信心大为受挫，以致后来司马昭决意伐蜀时，满朝文武基本上都持反对意见，只有钟会一人赞同。

对费祎个人而言，此次大胜有力地巩固了他大将军的地位，并为他随后接替蒋琬执掌朝政铺平了道路；对蜀汉而言，这场胜仗振奋了人心和士气，也震慑了曹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帮蜀汉延续了二十年的国祚。

不过，尽管如此，蜀汉整体国力的弱小和军事上的颓势仍然是无法掩盖的，并不会因为一场胜仗而从根本上改变。换句话说，兴势之战只能帮蜀汉“续命”，却无法帮它“改命”。

这一年年底，蒋琬因久病不愈，主动提出把自己兼任的益州刺史一职让给费祎。刘禅遂命费祎兼任益州刺史，同时把费祎兼任的尚书令一职给了侍中董允，让董允做费祎的副手。

至此，蒋琬虽然还是大司马，但蜀国朝政的实际控制权已经转到了费祎和董允手上。

由于连年征战，蜀汉的政务十分繁杂，之前费祎担任尚书令时，每回批阅公文，都只是匆匆瞄上一眼，便能把握要旨，做出决断，速度快过常人好几倍；而且，只要是经他之手处理过的政务，不管时隔多久都能牢记不忘。

费祎甚至还有一心多用的本事，他经常一边处理公务，一边接待客人；然后到了饭点，他能一边吃饭喝酒、与众人嬉戏，一边跟人下棋。一整天下来，自己玩得很尽兴，公事却丝毫不耽误。

可轮到董允当尚书令，那就是两码事了。他本来想效仿费祎工作娱乐两不误的潇洒作派，没想到才学了十来天，案头上的公文就已堆积如山，严重耽误了工作。

后来，董允只好老老实实埋头处理公务。可饶是如此，一天忙下来，还是感觉事情做不完，时间不够用。

董允十分无奈，只能仰天长叹：“人和人的才干能力，就是相差这么大，费祎之才，非我所能及啊！”

两宫之争：东吴的政治乱局

东吴赤乌八年（公元245年，曹魏正始六年），孙权对孙霸的过度宠爱，渐渐结出了恶果。

由于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同住皇宫之中，且两人的待遇几乎完全相同，所以孙霸自然不把太子当回事儿。东吴群臣大多认为这么做后患无穷，于是频频上奏，建议孙权改弦更张。孙权架不住舆论的轰炸，决定做出改变。

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孙权所做的这项改变，非但无助于消除潜在隐患，反倒加剧了太子和鲁王之间的利益冲突。

孙权的做法是：让太子和鲁王分开住，各居一处宫殿，同时给了他们建立各人僚属的权力。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太子和鲁王都可以公开建立自己的政治班底了。

事实上，作为太子和亲王，各自建立僚属也无可厚非，可孙权的错误在于，在走这一步之前，应该按照之前是仪的建议，让鲁王出镇地方，这样才能尽量避免他跟朝中文武之间的勾连，以免对太子构成威胁。

而现在孙权这么做，客观上等于是默许朝中文武在太子和鲁王之间选边站队，同时也等于是助长了鲁王及其僚属的夺嫡野心。

此令一下，一些精明的大臣立刻闻风而动，开始选边站队。头一个做出反应的，就是卫将军全琮。他马上命儿子全寄去跟孙霸大表忠心，坚决站在了鲁王一边。

似乎是为了把陆逊也发展为鲁王党，全琮随即写信，把依附鲁王的事告知了陆逊。

此时，陆逊虽仍镇守武昌，但已于去年接替病故的顾雍出任丞相；同时，他的“上大将军”“荆州牧”等本兼各职也全都在。换言之，此时的陆逊不论是官职、权力、地位，还是威望和功勋，都是东吴百官中当之无愧的头号大佬，属于典型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全琮才想拉拢他。

然而，全琮打错了算盘。陆逊很快就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子弟若有才，不必担心不受重用，你不该让他私下去邀取荣华富贵；而子弟若无才，终究是自取其祸。况且，如今两宫虽势均力敌，但迟早会决出胜负，这是古人认为最危险的时候，切不可介入。”

全琮碰了钉子，却不思反省，而是铁定了心要介入这场夺嫡之争。随后，他授意儿子全寄抓紧时间结交鲁王，并让全寄在朝野散布不利于太子的舆论。

陆逊闻讯，赶紧又写信劝他，说：“你纵容全寄去走邪道，总有一天，会给你的家门惹来滔天大祸！”

可全琮还是把陆逊的告诫当成了耳旁风，仍旧不遗余力地扩大鲁王和太子之间的矛盾。

鲁王孙霸有了全琮父子鼎力相助，夺嫡之心越发强烈，开始刻意结交实权人物，加紧培植自己的势力，车骑将军朱然之子、偏将军朱绩就成了他的笼络对象之一。

孙霸亲自到军营去拜会朱绩，还故作亲切地挨着他坐下。可朱绩脑子十分清醒，见状立刻起身离席，极力表示不敢当，把自以为折节下士的孙霸弄得十分尴尬。

然而，像朱绩这种脑子清醒的人终究是少数。随着两宫矛盾的逐渐加深，内宫外朝的人都开始纷纷站队，慢慢分成了水火不容的太子党和鲁王党，把许多朝廷高官都卷了进去，大有将东吴帝国一分为二之势。用《资治通鉴》的话说，就是“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举国中分”。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孙权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立刻下令，命太子和鲁王都要专注于自身的修学，严禁他们与宾客交往。

可是，这个办法纯属治标不治本——只要孙权不降低鲁王的政治地位和各项待遇，他的禁令就无法阻挡那些攀龙附凤的政治投机客。

更何况，真正在这场两宫之争中搅风搅雨的人，并不只是所谓的“宾客”，而是东吴帝国身份最尊、权势最盛的一批人。更准确地说，其实都是孙权的“身边人”。

就以鲁王党为例。

孙霸最核心的党羽，首先当然是全琮、全寄父子；其次，就是全琮的夫人、孙权的长女孙鲁班（世称全公主）；最后就是吴安、孙奇、杨竺三人。

吴安，是孙权舅舅吴景的孙子，承袭父爵封新亭侯；孙奇，是孙权堂兄孙辅的孙子，官居散骑侍郎、武卫都尉。在所有核心党羽中，只有杨竺一人非宗室成员，而且似乎也没有官爵，大致就属于“宾客”一类。不过这个宾客却不一般。由于此人年少成名，估计是东吴数得着的名士，所以不仅是鲁王孙霸的宾客，也是皇帝孙权的座上宾。后面我们就将看到，此人虽无正式官职，却经常可以出入宫禁，说的话在孙权那儿也颇有分量。

可想而知，鲁王党这六名核心成员，在东吴的影响力有多大，对孙权的影响有多深。所以，孙权想用一纸禁令消弭两宫之争的做法，实在是有些自欺欺人。

别人暂且不说，光是一个“全公主”孙鲁班，对孙权的影响就相当大了——她甚至可以干预孙权的立后之事。

孙权称帝已十多年，后宫自然是美女如云，其中受宠的也不在少数。可奇怪的是，不知何故，孙权一直没有册立皇后。唯一一个让他动了“立后”心思的，就是太子孙和的母亲王夫人。

孙和被立为太子后，孙权一度想封王夫人为皇后。只不过，全公主跟这位王夫人一向不和，所以她既不希望王夫人当上皇后，也不希望孙和坐稳储君之位（这也许就是全琮一家子义无反顾选择鲁王的原因之一）。

于是，全公主便千方百计阻挠孙权册立王夫人。也不知她使了什么招，反正孙权最后听了她的意见，打消了立后的念头。

全公主在这件事上得手后，信心大增，便再接再厉，抓住一切机会构陷太子。

有一回，孙权生病，就命太子孙和到“桓王庙”（孙策之庙）去祭祀祈福。巧合的是，太子妃的叔父张休（张昭之子）就住在桓王庙附近。张休就邀请太子顺道去他家坐坐。这本来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可问题是全公主一直在派人跟踪监视太子。如今一看太子进了张休的家门，全公主自然就有文章可做了。

她立刻入宫，对躺在病榻上的孙权说：“太子根本就不在桓王庙里，这会儿正在太子妃的娘家人那儿呢，也不知在计划商议什么。”

晚年的孙权本来就疑心病重，加上现在身体抱恙、心情烦闷，一听这话，自然是怒形于色。

全公主见谗言奏效，马上加大火力，又道：“王夫人看到皇上卧病，脸上似有喜色。”

此言一出，基本上就是置王夫人于死地了。

孙权顿时暴怒。没过几天，王夫人便忧惧而亡了。史书没有记载孙权对她做了什么，但很可能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惩戒，否则好端端的王夫人也不会这么快就香消玉殒。

随后，孙权对太子孙和的宠爱更是一落千丈。

见太子失宠，鲁王党的杨竺、全寄、吴安、孙奇等人趁热打铁、火力全开，天天在孙权耳边各种轰炸，所言当然全是太子的负面消息。

孙权被包围在这些人刻意打造的“信息茧房”中，对太子的猜忌和厌恶日甚一日，遂渐渐萌生废立之念。

随着两宫之争的白热化，太子党与鲁王党旋即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谍战大戏。

据西晋张勃的《吴录》记载，有一天，孙权特意召见了杨竺，并屏退左右，与他谈论起孙霸的才干。

皇帝的这个举动，用意再明显不过。杨竺心中大喜，当即顺水推舟，表示孙霸有文武英姿，完全有资格成为储君。据说孙权当天便答应了，准备立孙霸为太子。

可孙权万万没料到，太子早就在他身边安插了眼线。正当孙权以为这场对话绝对私密时，一个宦官居然藏在了他坐的御榻下面，把这场对话一字不漏全都听了去。随后，眼线立刻把这份绝密情报传进了东宫。（《吴录》：“有给使伏于床下，具闻之，以告太子。”）

孙和大为震惊。

事已至此，整个东吴帝国唯一能帮他保住太子位的人，也许就只有陆逊了。可是，陆逊远在武昌，太子若直接派人跟他联络，目标太大，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到时候麻烦更大。正焦灼之际，有个人及时出现，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这个人就是陆逊的侄子、时任尚书选曹郎的陆胤。

据《三国志·陆凯传》相关记载，太子孙和很早就“闻其（陆胤）名，待以殊礼”了，可见这个陆胤大概率就是太子党成员。此时他因公务要前往武昌，便来跟孙和辞行。孙和为了避人耳目，表面上拒绝接见他，暗中却微服潜出东宫，悄悄钻进他的马车，命他立刻把情报送到武昌，并让陆逊赶紧上表劝说孙权。

得知孙权随时可能废掉太子，一直不愿卷入这场争斗的陆逊终于坐不住了，只好上疏力谏，说：“太子是社稷的正统，其地位应该像磐石一样坚固；鲁王只是一介藩臣，给予他的宠爱和待遇应该要有差别。只有两宫各安其位、各得其所，朝野上下才能获得安定。”

奏疏呈上后，孙权毫无回应。陆逊便接连上奏，最后甚至表示要亲自入朝，当面向孙权陈说“嫡庶之义”。

尽管陆逊这番谏言纯粹出于公心，可客观上看，尤其是在孙权看来，他如此急切地为太子说话，显然是太子党无疑了。

孙权极为不悦，可看在陆逊的面子上，还是暂时搁置了废立之事。

稍后，时任太常的顾谭（顾雍之孙、陆逊外甥）又上疏劝谏，说：“臣听说，不论一国之君还是一家之主，都要明确划分嫡庶，使其地位有尊卑，高下有差别，等级不可逾越。如此，骨肉的恩情才可保全，觊觎储位之念才会断绝。”

陆逊和顾谭这对舅甥如此公然力挺太子，自然是把鲁王孙霸往死里得罪了。孙霸奈何不了陆逊，却完全可以拿顾谭开刀。

当然，要拿人开刀，总是需要借口的。很快，鲁王及其党羽便找到了一个借口。

事情源于之前由全琮指挥的那场芍陂之战。当时，顾谭的弟弟顾承和太子妃叔父张休都参战了，且立下了战功。而全琮之子全端、全绪一直在跟他们二人争功。现在鲁王想整顾谭，全琮父子便顺势拿战功之事大做文章，在孙权面前极力诋毁顾承和张休，指控他们与有关人员串通一气，诈冒军功。

眼下孙权正厌恶太子，而顾谭、顾承和张休也都已被他划入了太子党，所以孙权未经调查，就剥夺了三人的官爵（顾谭因顾承之事连坐），并将三人投进监狱，随后又流放交州。

三人踏上流放路后，孙权仍未解恨，又追加了一道诏书，在半道上把张休赐死了。没过多久，顾谭、顾承也相继在贬所抑郁而终。

纵然太子党遭到了严重打击，可一心维护正统的大臣依然前仆后继。比如太子太傅吾粲，便不顾危险，继顾谭之后继续上疏，劝孙权让鲁王出镇夏口（今湖北武汉市），并请求将杨竺等人逐出建业，不得住在京师。

奏疏一上，鲁王党立刻群起而攻，罗织各种罪名诬陷吾粲。孙权再度听信谗言，将吾粲逮捕下狱，旋即在狱中处死。

太子党的核心成员被一一剪除后，鲁王党又乘胜追击，掉转枪口，把全部火力集中到了陆逊身上。

在他们看来，陆逊无疑是太子党最后的大佬，也是最后一座必须攻克的堡垒。

由于吾粲此前曾多次把有关太子的消息通报给陆逊，这自然成为鲁王党攻击陆逊的把柄，杨竺甚至捏造了陆逊的二十条罪状。

在鲁王一党的蛊惑下，孙权频频派出内使前往武昌，对陆逊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和责问。陆逊从未受过这等羞辱，心中愤恨不已，却又百口莫辩，不久竟然“愤恚而卒”，终年六十三岁。

一生出将入相、为东吴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社稷之臣”陆逊，就这样死在了一场他本不愿介入的权力斗争中。

他生前的功业有多么显赫耀眼，他的死就有多么暗淡和不值。哪怕是像诸葛亮一样死在北伐的战场上、死在前进的征途中，也是一种悲壮的荣耀。只可惜，陆逊之死丝毫没有悲壮色彩，更谈不上荣耀。作为东吴内乱的牺牲品，他的死只能让人感到无奈和悲哀。

陆逊含恨而终后，孙权任命他的儿子、年仅二十岁的陆抗为建武校尉，继续统领陆逊的部众，并命他扶棺东还，回建业安葬。

可是，还没等陆抗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孙权就拿着杨竺构陷陆逊的那二十条罪状质问他。假如陆抗的心理素质差一点，恐怕结果就是步他父亲的后尘了。所幸，陆抗毫不慌乱，对那些根本没有实锤的所谓罪状一一作了说明解释。

孙权找不出破绽，心中的怒意才稍稍化解，没再找陆抗的麻烦。

赤乌八年的这场两宫之争，到此并未画上句号，只是暂告一段落。表面上看，这场内乱是由鲁王孙霸及其党羽的夺嫡野心导致的，可实际上，孙权才是这场争斗的始作俑者。正是他对孙霸毫无原则的宠爱和纵容，才激发了孙霸的野心，并助长了其党羽的嚣张气焰，从而导致这一幕幕惨剧的发生。

究而言之，就是孙权自己，一手把陆逊、吾粲、张休、顾谭等忠臣良将送入了鬼门关；也是孙权自己，一手开启了东吴帝国离心离德、纷争内耗的政治乱局。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当年那个励精图治、精明强干的孙权其实已经死了，只剩下这个年老昏聩、暴虐无道的孙权，在这条“自毁长城”的道路上埋头狂奔，并一步一步蚕食掉大哥孙策和孙权自己奋斗大半生打造的东吴基业。

第四章 皇权旁落

刘禅纵情声色，曹爽专擅朝政

蜀汉延熙八年（公元245年）十一月，患病多年的大司马蒋琬去世。仅隔一个月，尚书令董允也跟着一病而亡了。两位朝廷重臣几乎同时离世，这对本来就缺乏人才的蜀国而言，自然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按理说，碰上这种事，后主刘禅应该深感痛心才对，可事实并非如此。蒋、董二人之死，尤其是董允之死，却让刘禅感觉如释重负，正如当年诸葛亮去世一样。

原因不言自明——董允管他管得太严了。

据《资治通鉴》记载，董允在世时，“秉心公亮，献可替否，备尽忠益，汉主甚严惮之”。就是说，董允持心公正，对于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都会随时提醒刘禅，竭尽忠诚，以致刘禅对他十分敬畏，或者说害怕的成分要远大于敬重。

刘禅于章武三年（公元223年）登基，那一年才十七岁，而眼下他已经三十九岁了。在刘禅当时二十二年的帝王生涯中，前面十一年有诸葛亮管着，后面十一年有董允管着，几乎没有一天可以随心所欲，这当然令刘禅深感憋屈和郁闷。

事实上，早在诸葛亮时代，董允便是宫廷的侍中，即皇帝的近臣。而诸葛亮忙于军国大政，只能抓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至于匡正刘禅的具体工作，大部分还是董允负责的。因此，刘禅对董允的忌惮，肯定比对诸葛亮更甚——毕竟“现官不如现管”。

刘禅自从登基后，不止一次想要广采美女、扩大后宫，可每一次都被董允拦了下来。董允对他说：“古代的天子，后妃的数量不过十二人，如今后宫嫔妃已经够了，不应该再增加。”刘禅当然很不爽，但也无可奈何——谁让你只是个挂名天子，一天也没有真正执掌大权呢？

除了不让刘禅多娶美女，董允还牢牢管着一件事，那就是遏制宦官。

刘禅后宫有一个叫黄皓的宦官，生性狡黠，颇有些小聪明，自然讨得了刘禅欢心。董允敏锐地察觉了这一迹象，于是多次在刘禅面前正色规劝，然后一下殿，就把黄皓叫过来一顿训斥。因此，董允在世时，黄皓怕他怕得要死，丝毫不敢为非作歹。直到董允去世前，黄皓的职位不过是官秩三百石的黄门丞而已。

然而，随着董允去世，刘禅和黄皓的春天来了。

董允病故后，费祎提拔了一个叫陈祗的人接任侍中之职。陈祗原本只是选曹郎，只因相貌堂堂，颇为威严，且多有才艺，人又聪明，很对费祎的胃口，所以就被越级提拔了。

陈祗上位后，宫中的事基本就由他说了算了。而此人的做事风格，与董允大相径庭：董允处处匡正刘禅，陈祗则是各种阿谀迎合；董允极力遏制宦官，陈祗则是与黄皓穿上了一条裤子。

史称：“祗与皓相表里，皓始预政，累迁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终以覆国。”（《资治通鉴·魏纪六》）就是说，陈祗上位后，便与黄皓互为表里、沆瀣一气，于是黄皓开始干预朝政，一路升迁到中常侍，此后更是窃弄权柄，最终导致了蜀汉的亡国。

“中常侍”，这是自东汉桓、灵二朝以来，最令天下人切齿痛恨的三个字，因为它几乎就是擅权乱政、祸国殃民的代名词。可如今，它竟然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蜀汉的宫廷中，并且恰恰又成了亡国的主要因素之一。这对自诩继承了大汉国祚的蜀国而言，不啻一种辛辣的嘲讽。刘备倘若地下有知，怕是恨不得当初在长坂坡就把阿斗丢掉算了。

早在十八年前，诸葛亮就在《前出师表》中对刘禅提出了这样的告诫：“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遗憾的是，让刘备和诸葛亮都“叹息痛恨”的这个局面，终于还是重现了。从这一刻开始，纵然蜀国还有费祎、姜维这样的文武之才在支撑大局，但充其量也就是推迟蜀汉灭亡的时间而已。换言之，“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理想，已注定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有了黄皓和陈祗这两个谄媚之徒在侧，刘禅再也没有任何约束，开始放飞自我，“数出游观，增广声乐”，即到处游山玩水，纵情声色。太子家令谯周上疏劝谏，说：“先帝奋斗一生的大业，只打下一个基础，还等待陛下去建设，如今真不是尽情享乐之时，还望陛下削减乐官人数和后宫规模；凡宫室营造，只限于修缮先帝在位时所建的，以此为子孙后代树立节俭的榜样。”

可想而知，奏疏呈上如石沉大海，刘禅根本不搭理他。

曹爽虽然在汉中惨败，以军功立威的目的落空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权臣地位。相反，手握大权的时间越久，曹爽及其党羽越发肆无忌惮，《资治通鉴》便称其“专擅朝政，多树亲党，屡改制度”。

到了曹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时任太尉的元勋老臣蒋济再也看不过眼，便上疏给少帝曹芳，说：“国家的法令制度，只有命世之才能够建立且垂范后世，岂是中下之才的普通官吏所能随意更改的？这非但无益于国家，且恰足以伤害人民。臣建议，应告诫文武百官，各守其职，各安本分，朝廷方有清平祥和之气。”

蒋济当然也知道，眼下皇帝曹芳才十六岁，是个啥也不懂的毛孩子，而且朝政大权都在曹爽一党手上，所以这道奏疏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充其量就是吐吐槽、发泄一下胸中愤懑而已。

此刻，跟蒋济一样愤懑的，当然还有司马懿。

但是，跟蒋济不一样的是，不管心中有多么愤懑，司马懿都会把这股气往肚子里吞，而绝不会发出半句牢骚。

非但不发牢骚，司马懿甚至还决定把曹魏帝国的权力舞台彻底让给曹爽一党。

这一年五月，司马懿称病不朝，主动淡出了权力中心，不再过问任何政事。

是年，司马懿已经六十九岁，接近古稀之年。那么，他是不是精力不济，雄心不再，所以打算颐养天年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道德经》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

想要收敛它，必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先加强它；想要废除它，必先兴举它；想要夺取它，必先给予它。这就叫幽微的智慧，所以柔弱能战胜刚强。

深谙老子智慧和权谋之术的司马懿，用的正是“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招数。

可曹爽却以为司马懿主动出局了，从此再也没有人可以制约他，遂越发得意忘形，骄奢无度。他把饮食、车马、衣服都弄得跟皇帝一样，还把皇宫府库中的无数珍玩搬到了自己家里，甚至把明帝曹叡留下的七八个才人娶回家做了侍妾。

曹爽公然把皇家的人、财、物据为己有，他手下的何晏等人当然就有样学样了。他们开始大肆侵吞朝廷的土地田产，仅洛阳、野王两地就有数百顷良田落入了他们私囊，就连许多朝臣的食邑也被他们强行霸占。然后，他们又把黑手伸向了各个州郡，只要是他们看上的土地和产业，各地官员只能拱手奉上，绝不敢说半个“不”字。

曹爽跟何晏等人还有一个癖好，就是在家里开凿地下室，并装修得十分奢华，一群人躲在里面花天酒地，纵情玩乐。用《三国志·曹爽传》的说法，就是“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

眼看曹爽在骄奢淫逸的道路上狂奔而去，其弟曹羲深感忧虑，屡屡劝谏，甚至声泪俱下，可曹爽根本听不进去。

曹爽专权期间，跟他们不和或稍有忤逆的大臣，都遭到了打击报复。

比如廷尉卢毓，是汉末大儒卢植之子，早在曹操时代便已入仕，堪称四朝元老，因刚正不阿，得罪了何晏、毕轨等人。何晏等人遂以卢毓的一个手下为突破口，抓住其小问题大做文章，将矛头指向卢毓。然后，何晏竟直接闯进廷尉寺，收缴了卢毓的印信，撤了他的官，最后才例行公事地上奏少帝，俨然已经在代行皇帝大权了。

再比如当初被曹叡指定辅佐曹爽的孙礼，先被曹爽排挤出朝，任扬州刺史，后转任冀州刺史，又因一件小事触怒曹爽，就被扔进了监狱。

事情源于清河国和平原国的边界之争，争端延续了八年之久，一直悬而未决。孙礼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找出明帝曹叡当年封平原王时的地图，以此为准划定边界。但是曹爽估计是受了贿赂而偏袒清河，说那张地图也不足为凭。孙礼反复上疏，据理力争，由于态度急切，说话比较直白，便触怒了曹爽。

曹爽立刻将他免官，并判处五年徒刑。等孙礼坐完牢出来，又过了些日子，才被重新起用为并州刺史。赴任前，一肚子不平的孙礼特意去拜会司马懿。可到了司马府上，他却摆着一张臭脸，愣是不说话。

司马懿知道孙礼是在怨他逃避责任、放任曹爽一党，却故意装糊涂，问他说：“孙卿是嫌并州之地太小呢，还是仍为当年的分界之事不平？”

孙礼没好气道：“明公这话说得何其离谱！我虽无德，但还不至于为了官位和从前的事情烦恼。我本来以为，明公可以像伊尹和姜子牙一样，匡扶魏室，上报明帝之托，下建万世功勋。可如今呢？社稷危殆，天下汹汹，这才是我心中不悦的原因！”

说完，孙礼忍不住涕泪横流。

司马懿看着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且止，忍不可忍！”（《三国志·孙礼传》）

别难过了，要忍人所不可忍！

听到这句话，想必孙礼一定若有所悟——司马懿的隐忍，不是懦弱无争，也不是逃避责任，而是在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换言之，司马懿是在暗示他，曹爽一党垮台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然而，隐忍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正如司马懿当年为了躲避曹操征召，不得不装病装了七年一样，眼下的隐忍，同样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曹爽这帮人虽然嚣张跋扈，但对司马懿还是始终保留着一丝警惕。这一年冬，曹爽手下的李胜由河南尹调任荆州刺史。临行前，曹爽便授意他以辞行为由，前去试探司马懿。

于是，李胜来到了司马府上。就是这一次，司马懿为后世读者奉献了一场“影帝”级别的出色表演。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由两个婢女搀扶着出来见客，只见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婢女拿衣服给他，司马懿双手颤抖，接都接不住，竟滑落在地。而且，司马懿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指着嘴巴，示意婢女自己口渴。

婢女端来稀粥，司马懿不去接碗，直接把嘴凑上去就喝，弄得胡须和胸前到处都是。李胜皱了皱眉，道：“大家都以为明公只是风疾复发，没想到身体都这样了啊！”

司马懿上气不接下气，十分虚弱道：“年老病重，死在旦夕。先生这次去并州，那地方靠近胡人，要加强防备啊！以后，咱们恐怕见不着了，我就把犬子司马师、司马昭托付给先生了。”

李胜眉头又是一皱，忙解释道：“我是要去荆州，不是并州。”

司马懿梦呓般道：“先生已去过并州了？”

李胜只好又重复一遍：“我要去的是荆州。”

司马懿迷迷糊糊地看着他，说：“年纪大了，脑子糊涂，听不清先生说什么。这次回到本州，以你的盛德才干，正好建立功勋啊！”

眼前的司马懿，已经是一个妥妥的废人，李胜知道自己不必再试探了，旋即告辞而出，飞报曹爽，说：“司马懿苟延残喘，形神已离，不足为虑了。”

几天后，李胜再次向曹爽强调，说司马懿已经病入膏肓，无力回天了。曹爽终于确信，遂不再防备司马懿，连最后一丝警惕都解除了。

随着司马懿这场表演的圆满成功，曹爽及其党羽的末日便已悄然降临。

然而，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死到临头。这年岁末的一天，何晏特意找来一个精通《易》的术士管辂，想让其为自己算一卦。

宾主落座，二人聊了一会儿《易》。当时邓飏也在座，对管辂有些不以为然，道：“先生自诩精通《易》，可说了这么多，并未涉及《易》的精义，这是为何？”

管辂淡淡道：“真正了解《易》的，从不轻易谈论《易》。”

何晏微笑颔首，赞叹道：“先生真是要言不烦啊！不过今日，还是要请先生占一卦，看我能否位至三公？”

未及卜卦，何晏又说起了自己最近常做的一个梦，说梦见数十只苍蝇聚集在鼻子上，驱之不去，不知是何征兆。

管辂沉吟片刻，道：“从前，八元八恺（上古十六位贤臣）辅佐帝喾和颛顼、周公辅佐成王，皆以和惠谦恭而享有多福，这并不是靠占卜就能算出来的。如今，君侯位高权重，但怀德者少，畏威者众，这恐怕不是小心求福之道。再说这个梦，鼻者，乃‘天中之山’，常言道居于高位而不危险，才可长保富贵。而苍蝇乃恶臭之物，竟聚集鼻梁，说明有高位跌落之危，及轻狂覆亡之险，不可不深思啊！愿君侯扬善去恶，非礼勿行，然后三公可至、青蝇可驱也。”

邓飏在一旁听得大不耐烦，冷笑道：“这不过是老生之常谈。”

管辂毫不示弱，立马顶了回去：“只有老生，才能见事所未生；只有常谈，才能谈人所不谈。”

这就是我们今天惯用的成语“老生常谈”的出处。

管辂只是一介术士，却不阿附权贵，敢当面警告何晏、硬顶邓飏，分明已经把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实在是令人钦佩。

当天，管辂回到家，就把这事跟舅舅说了。舅舅大摇其头，骂他说话太直。管辂竟冷然一笑，说：“跟死人说话，有什么好怕的？”

舅舅大怒，连声说他疯了。

在管辂眼里，何晏、邓飏之流已经跟死人无异，足见这帮人多么不得人心。同时也说明，在当时的有识之士看来，曹魏帝国很可能马上就将迎来一场血腥的政治风暴。

此时此刻，司马懿正在跟自己的长子、时任中护军的司马师，以及次子、时任散骑常侍的司马昭日夜密谋，随时准备发动政变，彻底铲除曹爽一党。

高平陵之变：司马懿笑到了最后

曹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四月改嘉平元年）正月初六，少帝曹芳（时年十八岁）出了洛阳，前往城南四十里外的高平陵（曹叡陵墓）祭拜，同行的不仅有曹爽，还有他的三个弟弟：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

当时，禁军全在曹爽兄弟手里掌握着，所以司马懿很难有机会动手。可这一天，曹氏四兄弟竟然一块出城了，禁军大部都留在城中，这对司马懿来讲，无疑是天赐良机。

其实在此之前，曹爽的同乡、时任大司农的桓范就警告过他，说：“你们曹家兄弟，总揽朝政，手握禁军，最好不要一同出城，万一有人关闭城门，谁还进得来？”

曹爽闻言，只冷笑着回了四个字：“谁敢尔邪！”

谁敢这么干？！

满朝文武中，其他人估计都没这个胆量，但司马懿肯定是敢的。问题是曹爽早就被司马懿忽悠了，以为他成了废人，所以才会肆无忌惮。

这一天，当浩浩荡荡的天子车队出了洛阳南门后，司马懿立刻展开了政变行动。

他宣称奉太后旨意，第一时间关闭了洛阳的所有城门，接着占领了军械库，将武器分发给麾下部众，然后亲自率部出城，占领了洛阳城南的洛水浮桥，以防曹爽回军。

同时，命司徒高柔持节，以“行大将军事”的名义进入曹爽大营，又命太仆王观以“行中领军事”的名义进入曹羲大营，一举掌控了京师的所有禁军部队。

此外，命司马师率部进驻司马门，控制进入宫城的主要通道；命司马昭率部直入宫城，分别控制少帝所居的嘉福殿和太后的永宁宫。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师兄弟率领的部众，主要是司马师平时暗中蓄养的死士。《晋书·景帝纪》称，“初，帝（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可见司马懿父子对这场政变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

完成上述一系列动作后，司马懿才从容不迫地给少帝曹芳上了一道奏疏，历数曹爽的种种罪行：

“当初，臣平定辽东回朝后，先帝命陛下、秦王和臣同到御榻前，握着臣的手，对身后事深感忧虑。臣对先帝说：‘太祖、高祖都曾把后事托付给臣，此乃陛下亲眼所见，请不必忧虑。万一将来有不测之事，臣定以死奉诏。’

“而今，大将军曹爽，背弃顾命大臣之责，败乱国朝典章，内则僭越，外则专权，破坏兵制，掌控禁军。凡朝廷要职，皆任用亲信；殿中宿卫，亦委任私人。其势力盘根错节，且越来越无法无天。

“非但如此，曹爽还起用小黄门张当为内宫总管，监视陛下，离间陛下与太后，伤害骨肉亲情，以致天下汹汹，人人自危。陛下只是暂居天子宝座，如何保证长久安全呢？这绝非先帝召陛下和臣接受遗命的本意！臣虽老朽年迈，但绝不敢忘记誓言！

“如今，太尉蒋济与臣等均认为，曹爽内怀无君之心，曹氏兄弟已不宜典兵宿卫，臣等已奏报太后允准，由臣负责执行。臣已命有关官员，即刻罢免曹爽、曹羲、曹训之职，解除兵权，以侯爵身份返回私邸，不得逗留，阻挠御驾回宫；若胆敢阻挠，便以军法从事！臣则率军进驻洛水浮桥，监视一切异常举动。”

这与其说是司马懿写给少帝的一道奏疏，还不如说是专门发给曹爽的一道檄文。

因为司马懿很清楚，奏疏送到高平陵后，第一时间打开看的人，一定是曹爽，而不是少帝。换言之，司马懿就是故意要告诉曹爽——你完蛋了，别指望翻盘，还是束手就擒吧！

曹爽见到奏疏后，如遭雷击，顿时不知所措。他不敢呈给少帝，只能把天子车队留在伊水南岸过夜，然后命部众砍伐树木，修筑鹿砦，并征调洛阳城外的数千屯田士兵前来护卫。

司马懿不想大动干戈，还是希望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于是派了好几拨人前去劝降，如侍中高阳人许允，还有尚书陈泰（陈群之子），以及曹爽颇为信任的殿中校尉尹大目等人。司马懿让他们向曹爽保证，并指着洛水发誓——只要放下武器投降，最坏的结果就是免官而已，绝不会要他性命。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誓言都是不可信的，尤其是从政客嘴里发出的誓言，几乎百分之百不可信。

曹爽也是政客，当然不会轻易相信司马懿的誓言，所以一直处于纠结状态。

其实，此刻的曹爽还远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少帝曹芳在他手里，如果应对得当，学曹操来一回“挟天子以令诸侯”，仍然是有机会翻盘的。而司马懿虽然德高望重，但毕竟只据有洛阳一城，如果曹爽善用皇帝的旗号，急召四方大军前来勤王，或许大事仍有可为。

很快，就有一位智囊赶来给他出谋划策了。

这个人就是他的老乡桓范。

政变刚爆发的时候，司马懿是打算把桓范拉到自己这边的，便命他代理中领军。桓范起初也想奉命，却被他儿子拦住了。他儿子认为，现在皇帝在曹爽手上，司马懿的赢面不如曹爽大，还是投靠曹爽更稳当。

桓范犹豫片刻，最后听从了儿子的建议，旋即策马出城。

当时四面城门均已关闭，桓范来到南面的平昌门，恰好守门官司蕃是他的旧部。桓范高举手中的一块版牍，大声说奉诏出城，命司蕃速开城门。司蕃要求看一眼诏书，桓范厉声呵斥：“你是不是我的老部下？竟敢如此！”

司蕃无奈，只好打开城门。桓范一边疾驰而出，一边回头道：“司马懿谋反，你赶快跟我走！”

司蕃吓了一跳，情急之下来不及骑马，徒步就跟着桓范往城外跑。可两条腿终究跑不过四条腿，转眼就被桓范甩了。司蕃无奈，只好在路旁的隐蔽处躲了起来（到政变过后才乖乖回城自首）。

得知桓范出逃，司马懿有些担忧，对蒋济道：“糟了，智囊去了。”

蒋济却不以为然道：“放心吧，桓范虽有智谋，但曹爽就跟劣马贪恋槽头的草料一样，必定不会用他的计策。”

桓范赶到高平陵后，立刻劝曹爽挟持少帝前往许昌，然后征调四方军队勤王。如果曹爽听从了这个建议，那么司马懿的这场政变就没那么容易收场了，胜负殊难预料。

可是，明明有这条路可以走，曹爽却还是迟疑不决。

桓范只好转而去劝曹羲，说：“眼下的形势明摆着，你平时读那么多历史书作何用处？像你们这样的权势地位，一旦落败，想当个穷人都做不到了！而且，就算是一介匹夫劫持一个人质，还打算求生，你们兄弟有天子在手，号令天下，谁敢不从？！”

没想到，这番话说完，回答他的仍旧是死一般的沉默。

桓范急得跳脚，接着对曹羲道：“你有一支部队就在城南，洛阳的屯垦部队都在城外，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就能集结。今天前往许昌，中途不过只住一夜，许昌的军械库，足以装备部队；唯一值得担心的，就是粮食不够，可大司农的印章就在我身上啊！”

大司农是有权征调各地粮草的，可见桓范这个计划，确实有可行性，并非情急之下乱出主意。现在，桓范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接下来，就看曹爽兄弟们有没有殊死一搏的胆识和魄力了。

遗憾的是，直到此刻，曹爽四兄弟还是一言不发，仿佛根本没听见桓范在说什么。

众人就这样尴尬地沉默着，直到次日天亮时分，曹爽才忽然抽出佩刀，当啷一声扔在地上，就说了一句话：“我亦不失作富家翁！”（《资治通鉴·魏纪七》）

不出蒋济所料，曹爽这种人，就像贪恋草料的劣马一样，终究是一个贪恋富贵、毫无胆识的庸才！

其实，贪恋富贵是普遍的人性，一般来讲也不是什么大错。可问题在于，曹爽是一个独揽大权整整十年的权臣，而青史上的斑斑血迹早已证明，权臣一旦在政治斗争中落败，是断然没有机会再做“富家翁”的，因为对手一定会将你赶尽杀绝，以免遭到反扑。这些道理，曹爽和他的弟弟们不见得不懂，可就是不敢跟司马懿殊死一战，所以便心存侥幸，宁可相信司马懿的所谓誓言。

听到曹爽还幻想做“富家翁”，桓范顿时气急攻心，忍不住放声大哭道：“曹子丹（曹真）英雄一世，可生出你们兄弟，竟如猪狗一般！没想到今日会陪着你们被族灭啊！”

曹爽既已决定投降，接下来的事情就没什么悬念了。

他把司马懿的那道奏疏呈给了曹芳，主动要求曹芳免去他的官职，然后就乖乖带着曹芳回了洛阳。之后，曹爽四兄弟皆被勒归私邸。司马懿派兵包围了他们的宅邸，并在曹爽家的四个角筑起了四座望楼，日夜监视。每当曹爽在家里走动，比如上后花园溜达时，望楼上便有士兵高呼（古人称为唱言）：“故大将军东南行。”（《资治通鉴·魏纪七》）

除非曹爽整天待在屋里哪也不去，否则只要他一走动，四面望楼上的这种“唱言”必定此起彼伏。说难听点儿，就连上个茅房，肯定也有人高呼一嗓子。对于一个曾经权倾天下的跋扈权臣而言，这样的待遇可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曹爽为此郁闷难当，却也没有丝毫办法。

这样的日子虽然不好过，但勉强也算个“富家翁”，至少衣食无忧，总比脑袋落地好。可曹爽万万没想到，即便是这样差强人意的日子，他也只“享受”了短短四天。

正月初十，朝廷有关部门就在司马懿的授意下，以黄门张当私自将宫中才人献给曹爽为由，把张当抓进了廷尉寺的监狱，然后严刑拷问。当天，张当便供认说：“曹爽与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阴谋造反，计划在三月中旬发动。”

同日，曹爽四兄弟与何、邓、丁、毕、李五人及桓范，全部被捕，旋即连同张当，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悉数斩首并夷灭三族。

所有这一切，全都在一天内完成。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这就是政客的誓言，翻脸绝对比翻书快。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谓曹爽等人阴谋造反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张当肯定是屈打成招的，因为司马懿需要他这份供词。

不过，这也不能怪司马懿心狠手辣。权力斗争的逻辑本就如此——假如最后是司马懿败了，那曹爽肯定也会把司马家族铲除净尽，绝不会心慈手软。

值得一提的是，从正月初六政变爆发到十日曹爽一党被族诛，《三国志》中几乎看不见何晏、邓飏等五人的踪迹。不过，在东晋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中，却有关于何晏在事变期间的一段记载，看上去颇有些耐人寻味：

司马懿拿到张当的供词后，竟然指定何晏参与审理这个大案。受宠若惊的何晏立刻撸起袖子，对昔日的主子曹爽及一帮“战友”穷追猛打，希望以此戴罪立功，获取司马懿的宽宥。于是，曹爽、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这七个人及其家族，自然全都被何晏列入了谋反名单。而且，作为原本的“内部人”，何晏必然会提供很多有关曹爽等人的确凿“罪证”，从而坐实他们的谋反罪名。

审理完毕，司马懿看着罪犯名单，对何晏说：“应该有八族。”

何晏不解，又数了一遍，明明就是七族，哪来的八族呢？

司马懿又淡淡道：“不够。”

何晏急得团团转，旋即猛然醒悟，不禁绝望地看着司马懿：“难道……是我？”

司马懿说：“是也。”

然后，何晏及其族人就跟着曹爽等七族，一起被押上了断头台。

若这段记载属实，那么司马懿这个人的确是太可怕了。因为比直接杀人更狠的，就是先给人一个希望，然后再把希望掐灭。而且，他故意给了何晏一个自保的机会，让他把曹爽等昔日的主子和同党亲手送上断头台，这样的做法比直接由朝廷将曹爽等人定罪更为毒辣。因为对曹爽等人而言，同样是一死，但死于朝廷治罪跟死于何晏出卖，其感受是全然不同的，那等于是在砍他们脖子一刀之前，就先在他们心上深深捅了一刀。

同理，让何晏出卖主子和同党后再死，也等于让他死了两回：首先是让他的丑陋嘴脸暴露在世人面前，被朝野上下戳脊梁骨，即“社会性死亡”，然后才是让他肉体死亡。

简言之，司马懿玩这么一手，相当于猫在吃掉老鼠之前，先饶有兴致地戏耍一把——不论是让士兵在角楼上唱言曹爽的一举一动，还是让何晏出卖主子和同党后再死，其背后的动机，都是这种戏耍玩弄的心理。

司马懿的心机之深沉狠辣，放眼他的同时代人，可以说无人能及。

铲除了曹爽及其核心党羽后，对于大部分追随者，司马懿非常明智地采取了宽大政策，从而迅速安定了朝野人心。

比如曹爽的麾下司马鲁芝。曹爽出城前，命他留守大将军府。政变爆发后，鲁芝立刻率领一部骑兵杀开了一条血路，从南面的津门冲了出去，迅速到高平陵与曹爽会合。

再比如曹爽的麾下主簿杨综，跟随曹爽出城。当曹爽准备投降时，杨综极力劝阻，说：“主公手握大权，却要放弃一切，是打算到东市去受刑吗？”

鲁、杨二人，显然都对曹爽十分忠心。按说，司马懿是完全有理由治他们死罪的，但司马懿却说：“彼各为其主也，宥之。”（《资治通鉴·魏纪七》）

他们也是各为其主罢了，赦免吧。

随后，司马懿不仅赦免了鲁芝和杨综的死罪，还分别擢升鲁芝为御史中丞，杨综为尚书郎。

这正是司马懿高明的地方——对付主要的政敌，要斩尽杀绝，这样才能把权力彻底夺过来；但对待其他人，则必须宽容，更不妨用官职加以笼络，这样才能安定人心，让到手的权力更加巩固。

是年正月十九日，司马懿晋位丞相；朝廷打算给他加九锡，司马懿坚决推辞了。

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权力。至于“九锡”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在他眼中是无足轻重的。

随着曹爽一党的覆灭，曹魏帝国的权力之巅就只剩下司马懿一个人了。从此，再也没有人可以撼动他的地位，也不能阻止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强势崛起了。

高平陵之变，无疑是司马懿仕途生涯中的巅峰之作。七十一岁的司马懿，凭借常人难以想象的隐忍和自制力、深不可测的心机和谋略，还有杀伐决断的胆识和行动力，成了曹魏帝国独一无二的权臣，也成了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柔弱胜刚强。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能够像司马懿这样，把老子的这一哲学思想运用在政治领域又践行得如此成功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姜维北伐：戴着镣铐跳舞

作为继诸葛亮之后蜀汉北伐的代表人物，我们有必要正式介绍一下姜维。

姜维，字伯约，天水郡冀县（治今甘肃天水市甘谷县）人。父亲姜冏，曾任天水郡功曹，时逢羌、戎叛乱，挺身护卫郡守，战死沙场；姜维因父荫拜官，任职中郎、天水郡参军。

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首出祁山，发动第一次北伐。当时，姜维与本郡功曹梁绪等人，随同天水郡太守在各地巡查。太守风闻蜀军大兵将至，各县都响应蜀军，便怀疑姜维等人也有异心，遂连夜逃往上邽。

姜维等人追之不及，只好回城，但城门已闭，守军不让他们进城。姜维等人只好前往冀县，不料照旧吃了闭门羹。姜维、梁绪等人万般无奈，只能前往蜀军大营，归降诸葛亮。

从此，姜维追随诸葛亮参与了一次又一次北伐，逐步崭露头角。他从仓曹掾起步，历任中监军、右监军等职，军衔也由奉义将军逐步晋升为征西将军、辅汉将军。延熙六年（公元243年），在蒋琬的举荐下，姜维晋升镇西大将军，并遥领凉州刺史（凉州仍是魏国地盘，所以遥领）。随后，姜维开始在北伐前线独当一面，屡屡出兵进攻陇西（今甘肃陇西县），与魏国大将郭淮、夏侯霸等人多次交手。

因蜀汉后期将星凋零，所以在蒋琬执政时期，作为后起之秀的姜维，已经成为蜀汉军方的首脑人物之一。

到了延熙九年（公元246年），随着蒋琬、董允的相继离世，姜维又升任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并录尚书事”，即共同执掌朝政机要。

至此，姜维成为仅次于费祎的蜀汉政坛的二号人物。

同年，汶山郡平康县（治今四川黑水县东北）的夷人发动叛乱，姜维率部平定。

延熙十年（公元247年）岁末，雍州、凉州一带的羌胡背叛曹魏，准备归附蜀汉。姜维立刻出兵陇右予以接应，与魏将郭淮、夏侯霸在洮西（洮水以西，今甘肃临潭县一带）展开会战，掩护了羌胡的叛逃行动。随后，羌胡首领白虎文、治无戴等人率部落前来投奔，姜维把他们及其族人全部安置在了蜀国境内；但仍有一些部落行动失败，被郭淮平定。

蜀汉延熙十二年（公元249年），曹魏爆发高平陵之变，曹爽一党被诛除殆尽，一名身在陇西前线的魏国大将顿时惶惶不可终日。

他就是夏侯霸。

夏侯霸是夏侯渊之子，因夏侯渊在汉中死于蜀军之手，所以夏侯霸立志为父报仇，便以右将军出任讨蜀护军，长年驻扎陇西，受征西将军夏侯玄管辖。

因夏侯霸、夏侯玄都是曹爽的党羽，所以曹爽被诛后，司马懿立刻将夏侯玄征召回朝，命郭淮接任征西将军，驻守长安。

夏侯霸顿感唇亡齿寒，且他与郭淮一向不睦，故越想越怕，索性投奔蜀汉。但因道路不熟，夏侯霸逃到半道上就迷路了，险些被活活饿死。后主刘禅闻讯，连忙派人接应，于这一年二月把他接到了成都。

说来也是有趣，刘禅跟夏侯霸，还有一层鲜为人知的亲戚关系。

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即刘、关、张三兄弟还在曹操手底下打工的时候，夏侯霸的一个堂妹（时年大概十三四岁），有一天单独外出，被张飞所掳。不久，因“衣带诏”事件爆发，刘备与关羽、张飞逃离曹操，亡奔小沛。张飞便顺势娶了夏侯氏做老婆，后来二人生的女儿，就嫁给了刘禅，并于刘禅登基后被立为皇后。

所以，要论辈分，刘禅还得跟着老婆管夏侯霸叫一声“表舅”。

由于这层关系，加上夏侯霸在曹魏的身份和地位都不低，所以降蜀之后，刘禅对他礼遇有加，十分尊重。头回见面，刘禅便对夏侯霸说：“令尊是在交战中阵亡的，并非我的先辈亲手所杀。”然后还指着自己的儿子说：“这也是你的外甥之后啊！”论辈分，刘禅之子得叫夏侯霸“舅公”。

随后，刘禅立即授予夏侯霸车骑将军之职。

就这样，昔日与姜维在战场上多次交手的死敌夏侯霸，摇身一变就成了他的同袍。姜维对高平陵之变后的曹魏国策很感兴趣，就问夏侯霸：“司马懿既已执掌大权，依你看，还会不会有对外征伐的企图？”

夏侯霸如实回答：“他现在忙着经营自家基业，顾不上对外作战的事。”说完，又补了一句，“不过，魏国朝廷有一个叫钟会的人，虽然年轻，但来日若管理朝政，会是蜀、吴的心腹大患。”

钟会，就是已故曹魏重臣钟繇之子，此时在魏国还只是区区尚书郎。可正如夏侯霸所预见的，十几年后，他果然成了蜀汉帝国的掘墓人。

姜维得知司马懿无暇他顾，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再度对陇西发动进攻。

同年秋，姜维率部北上，进入魏国控制的雍州，在麴山（今甘肃岷县东）附近修筑了两座要塞，命麾下将领句安、李歆分别驻守，同时掳掠了当地羌人的妻儿做人质，迫使他们出兵袭扰附近郡县。

魏征西将军郭淮得到战报，立刻与雍州刺史陈泰联兵抵御。陈泰建议直接进攻蜀军在麴山的要塞。他说：“麴山要塞虽然坚固，但远离蜀国本土，粮秣补给困难，必会驱使羌人服劳役，而羌人绝不会甘心。我军若围困麴山要塞，定可兵不血刃，将其攻取。敌人纵然出动援军，但山高路险，对他们的行动将极为不利。”

郭淮采纳了陈泰的意见，旋即命他率讨蜀护军徐质、南安（治今甘肃陇西县东南）太守邓艾，迅速进兵，包围了麴山要塞。

跟钟会一样，这个邓艾，后来也成了蜀汉的掘墓人——就是他发动了一场匪夷所思的千里奇袭，一口气杀到成都，直接导致了蜀汉的覆灭。

陈泰等人将麴山的两座要塞团团围困后，又出兵截断了蜀军的补给线，并切断了水源。蜀军立刻陷入困境。句安和李歆不得不出城挑战，但魏军却坚守不出。句安和李歆被迫对所剩不多的粮食实行了严格的配给；而饮用水方面，所幸此时的陇西已开始降雪，他们极力收集雪水，才避免了断水之虞。

姜维得知要塞被围，亲自率军前去援救，却在牛头山（今甘肃岷县）遭到了陈泰的阻截。

陈泰对左右说：“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之兵。眼下，只要我们占领牛头山，就能切断姜维的退路，必可将他生擒。”随后，陈泰命部众坚守营垒，不准应战，同时派人飞报郭淮，请求郭淮火速进军，占领牛头山。

郭淮依计而行，率部直趋洮水。姜维担心后路被断，只好撤军。而坚守麴山要塞的句安、李歆二部，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之下，不得不放下武器，投降了魏军。

郭淮遂掉头向西，攻击叛乱的诸羌。此时，邓艾提出建议，说：“姜维并未走远，或许会杀回马枪，应分兵戒备，以防不测。”郭淮随即命邓艾驻防白水（今白水江）北岸。

果然不出邓艾所料，三天后，姜维就命部将廖化杀了回来。因邓艾在北岸堵着，廖化便在南岸扎营，与邓艾对峙。一连数日，廖化都没有主动进攻的迹象，甚至连挑战都没有。邓艾觉得不对劲，对左右道：“敌人果然杀回来了。不过，我军兵力少，按说廖化应架设浮桥，强行渡河才对，可现在却按兵不动，这恐怕是姜维故意命他牵制我们，然后姜维很可能会向东偷袭洮城（治今甘肃岷县东）。”

洮城位于白水北面，距邓艾军营六十里。邓艾摸准了对手的战略意图后，遂连夜率部北上，悄悄进驻洮城。次日，姜维果然带着主力杀到了城下。可此时邓艾早已严阵以待，姜维意识到战机已失，只好撤军。

自从姜维在北伐前线独当一面以来，曾多次对陇西发起进攻，但基本上都跟这回一样，劳师无功，败多胜少，始终没什么建树。究其原因，首先是魏国大将郭淮、陈泰、邓艾等人都善于用兵，他们头脑冷静，判断准确，行动果决，所以姜维根本无机可乘；其次，姜维一直遭受着来自内部的压制，故而难以施展拳脚。

这个内部的压制力量，就是费祎。

《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姜维）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我们前文说过，诸葛亮的五次北伐，其中只有第三次北伐（袭取武都、阴平）出兵最少，估计是一两万人，其余应该都在五万到八万之间，最后一次甚至达到了十万。而费祎给姜维的兵，每次都不超过一万人，那还有什么戏可唱？

历史上固然有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但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兵力强的一方握有更多胜利的筹码。所以，长期遭到费祎压制的姜维，就很难在北伐上取得可观的战果。若仅就兵力而言，他对陇西的进攻甚至都不好意思称为“北伐”，或许称为“袭扰”更合适。

那么，费祎为什么要压制姜维呢？

有主观、客观两方面原因。先说客观原因，费祎本人曾对姜维解释过为什么给他的兵那么少。其原话是：“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三国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段话的大意是：你我的能力远远不如诸葛丞相，连他老人家都不能北定中原，更何况我们呢？不如暂且保国安民，敬守社稷，至于北定中原的功业，就留给将来有能耐的人吧，切不可心存侥幸，企图一举决定成败。若不能成功，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费祎这么说，固然有他的道理。毕竟蜀汉国力弱小，的确经不起大的失败，与其倾尽国力去打一场胜算渺茫的战争，不如收缩自保，也给后人攒一些家底。

然而，这个道理也只是对了一半。因为蜀汉自立国以来就始终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主动进攻，总有一线希望，但有可能把自己折腾死；消极防御，固然可偷一时之安，但最后可能是坐着等死。

基于这样的悖论，费祎的说法就很难用对错来衡量，只能说他有他的立场和选择。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费祎压制姜维的主观原因。

其实这个原因也很简单，自从蒋琬、董允死后，费祎就成了蜀汉政坛的老大，姜维就成了老二，倘若让老二在北伐战场上取得成功，那老大的地位岂不就岌岌可危了？即便姜维没有抢班夺权之心，身为老大的费祎也不可能没有提防之意。

国际社会上，向来有所谓老大打压老二的“修昔底德陷阱”[1]，人际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从这个意义上讲，费祎刻意控制姜维的兵力，就不单纯是出于顾全大局的公心，而是同时也有出于政治利益的私心。

因此，姜维的北伐，说白了就是戴着镣铐跳舞，怎能指望有什么优美的舞姿？

平定淮南：司马懿的收官之作

司马懿铲除曹爽一党后，大权独揽，势倾朝野，但魏国上下却不见得所有人都服他。

时任魏国司空的王淩，还有他的外甥、时任兖州刺史的令狐愚，就决定联手发动政变，另立皇帝，与司马懿分庭抗礼。

这个王淩，算起来也是曹魏的四朝元老了。

此人是汉末大臣王允的侄儿，早在曹操时代便在其麾下任职。曹丕登基当年，王淩便已官居兖州刺史，随后曾与张辽并肩作战，大破吴军。曹叡时期，王淩随曹休参加了夹石之战，并在魏军受困时拼死突围，掩护了曹休撤退，此后历任扬州、豫州刺史，颇得民心。

曹爽执政后，极力拉拢王淩，任其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军事。正始二年，王淩与孙礼联兵，在芍陂击败了吴将全琮，因功进封南乡侯，不久又迁车骑将军。

正始九年，王淩晋位司空。虽然职位已是三公，但他并未到朝廷就职，而是仍率部驻守寿春，负责淮河以南的防务。

不难发现，要论战功与资历，王淩是不亚于司马懿的。他唯一不足的，就是常年在外统兵作战，缺乏在中枢任职的经历，所以对朝政的影响力比司马懿弱很多，但其个人的威望和号召力还是有的。

此外，其外甥令狐愚驻扎在平阿（治今安徽怀远县西南），同样负责淮南防务，舅甥二人皆手握重兵。

正因为屡建战功、资历深厚，加之手上有军队，才让王淩自认为拥有与司马懿一较高下的资本。

自从曹爽被诛后，这对舅甥便日夜密谋，认为少帝曹芳懦弱无能，而权臣司马懿专擅朝政，遂决意拥立楚王曹彪（曹操之子），在许昌另立朝廷。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九月，令狐愚派遣部将张式前往白马（治今河南滑县东），暗中与楚王曹彪取得了联络。同时，王淩也派出心腹到了洛阳，把准备起事的消息告知了儿子、时任屯骑校尉的王广，显然是要让他在朝中充当内应。

王广闻讯，深感忧虑，便劝阻道：“凡是要发动大事，必须顺应民心和人情。曹爽因骄奢淫逸失去人心，何晏虚骄浮华，丁谧、毕轨、邓飏、桓范等人虽然都有名望，但过于热衷名利，且屡屡变易国典，更改法令，口号虽好听但不切实际；人民习惯旧有的秩序，自然无所适从。纵然他们势倾四海，声震天下，但同日被诛后，百姓却安之若素，没人哀悼他们，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民心。如今，司马懿心里在想什么，虽然难以揣度，但并无谋反迹象，反而选贤任能，修正法令，满足士众和百姓的期望。而曹爽所行的那些恶政，司马懿都一一革除，夙夜忧劳，精勤匪懈，以百姓利益为先；况且其父子兄弟，都手握军权，没那么容易对付啊！”

然而，王淩根本不听。

同年十一月，令狐愚再度派遣张式去拜见曹彪，就拥立之事进行了深入磋商。

正当王淩、令狐愚紧锣密鼓地准备起事之际，意外发生了——还没等张式回来向领导禀报磋商结果，令狐愚竟然一病而亡了。

这对王淩而言不啻晴天霹雳。

这一年，王淩已经七十八岁了，而外甥令狐愚则年富力强。原本这场政变肯定是要由年轻人令狐愚来打头阵的，王淩只是负责居中指挥而已。如今令狐愚居然暴病而亡，那就意味着，如果要把策划中的政变进行下去，所有主要工作无疑都要由王淩这个年近八旬的老头子自己承担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朝廷忽然发来一道诏书，擢升王淩为三公之首的太尉。

这当然是司马懿的意思。

此时的司马懿，并不知道王淩正在处心积虑策划一场“另立皇帝”的政变，所以此举显然是一种示好，是对王淩这样一位四朝元老必要的笼络。毕竟诛除曹爽后，司马懿大权独揽，把最肥的肉叼到嘴里头了，当然要给这个共事多年的老哥们儿喝点肉汤。

倘若脑子清醒一点的话，此时的王淩，或许就该重新考虑政变之事了。一来是因为准备冲锋陷阵的外甥令狐愚死了，王淩独臂难支，强行起事肯定力不从心；二来人家司马懿也算够意思，自己吃肉也没忘了让你喝汤，你何苦一定要造他的反呢？

可遗憾的是，王淩的脑子并不清醒，他还是决定把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政变进行下去。

曹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四月，耐心蛰伏了一年多的王淩终于等到了一个起事的机会。

此时，王淩刚好八十岁，已然进入耄耋之年。可谁也没料到，在王淩日渐衰朽的身躯中，依然有着一颗不肯服老的心。

王淩等到的这个机会，是一份来自前线的情报。情报称，孙权派遣了十万工兵，在堂邑（治今江苏南京市六合区）附近的涂水（今滁河）修建了堤坝，以备魏国一旦进攻，就凿堤放水，淹没北方通往建业的道路。

孙权老了，且良将多死，才会通过修筑堤坝进行消极防御。此举已然暴露了老年孙权内心的孱弱。王淩抓住这个机会，立刻给麾下各部下达了战争动员令，同时上奏朝廷，请求进攻东吴。

当然，进攻东吴是假，借机起兵、拥立楚王才是真。

司马懿虽然不知道王淩想玩什么把戏，但出于政治敏感和一贯的谨慎，还是拒绝了王淩的出兵请求。

可对王淩而言，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只不过，接下来王淩走了一步臭棋，直接把自己推下了身死族灭的深渊。因外甥令狐愚已死，王淩必须寻找帮手，于是就派部将杨弘去找新任的兖州刺史黄华，打算拉他入伙。可没想到，杨弘和黄华一合计，觉得这种杀头族诛的事情不能干，便一块向司马懿告密，把王淩给出卖了。

司马懿闻报，迅速做出反应，一边以皇帝名义下诏，赦免王淩之罪，并亲自写信去安慰他，一边却亲率禁军乘船南下。很快，大军便进至百尺（今河南沈丘县西北）。王淩意识到大势已去，只好单独乘坐一艘小船去迎接司马懿，并提前派出秘书王彧去跟司马懿请罪，同时把自己的印绶和节钺都交了上去。

随后，司马懿大军抵达丘头（今河南沈丘县东南）。王淩在小船上把自己五花大绑，做出一副待罪的模样。司马懿却专门派人前来，解开了他的绳索。

王淩以为得到了赦免，又觉得自己跟司马懿毕竟是老同事了，这回估计能免于一死，遂如释重负地乘船来见司马懿。

可是，就在小船离旗舰十余丈远的地方，司马懿命人拦住了王淩。王淩这才发现不对劲，连忙跑到船头，遥遥向司马懿喊话，说：“你直接写一张字条召我，我敢不来吗？又何必兴师动众呢？”

司马懿答：“因为你不是一张字条就可以召来的人。”

王淩这才意识到，司马懿之前做出的那些赦免举动其实都是在麻痹他，遂恨恨道：“卿负我！”意思就是司马懿欺骗了他，对不起他。

司马懿也不否认，说：“我宁负卿，不负国家！”（《三国志·王淩传》注引《魏略》）

我宁可对不起你，也不愿对不起国家！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掷地有声，让王淩无言以对。

随后，司马懿派遣了六百名骑兵，押送王淩前往洛阳。在半路上，王淩想最后一次试探司马懿是否会置他于死地，便跟押送他的人索要一样东西——几根钉棺材用的铁钉。

押送者汇报给司马懿，司马懿当即命人把铁钉给了他。

至此，王淩终于绝望。这一年五月十日，王淩走到项县（治今河南沈丘县），在此服毒自尽。临死前，他悔恨交加地说了这么一句话：“行年八十，身名并灭邪！”（《三国志·王淩传》注引《魏略》）

我活到了八十岁，最后竟然身败名裂啊！

为曹魏帝国打了一辈子江山的元勋宿将，最后落到这步田地，的确令人唏嘘。不过，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不算太惨，毕竟能活到八十，已经比绝大多数人都长寿了，至于是死于非命还是寿终正寝，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真正悲惨的，是被王淩牵连的那些人。

司马懿进驻寿春后，当初参与密谋的陈式等人纷纷自首。司马懿没有采取宽大政策，而是兴起大狱，穷追猛打，把所有犯案人员口供中牵涉的人，悉数收监，然后全部诛灭三族。可想而知，会有多少无辜的男女老少被卷进来，并莫名其妙被砍掉了脑袋。

随后，司马懿又命人剖开王淩和令狐愚的棺椁，把尸体拖出来，在附近的市集上暴晒三天，然后把陪葬的印绶、朝服等物尽皆烧毁，最后才将尸体裸葬。

同年六月，司马懿将楚王曹彪赐死，并将曹魏宗室的所有亲王、公爵全部赶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集中安置，命有关部门严加看管，不准他们与任何外人交往。

至此，这起事变总算画上了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通过对这起未遂政变的镇压，司马懿又铲除了遍及朝野的一批反对派，进一步巩固了权臣的地位；尤其是将曹魏宗室全部异地软禁的举措，更是从根本上杜绝了他们主动翻盘或被人利用的可能。

简言之，此刻的司马懿，以及他所代表的司马家族，已经朝“篡夺曹魏政权”的最终目标又前进了一步。

然而，正如王淩“行年八十”还处心积虑要跟司马懿叫板一样，魏国朝野不满司马懿专权的人，并不在少数，更不可能一次性死绝。所以，司马懿及其家族“篡魏夺权”的这条道路，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几年后，就是王淩所在的这个寿春，还将爆发第二次、第三次叛乱，历史上称其为“淮南三叛”。而王淩的这场未遂政变，仅仅是“第一叛”而已。

当然，后面那两场叛乱，司马懿是看不到了。

因为此时的司马懿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淮南一叛”的平定，就是他一生仕途的收官之作。

短短三个月后，即曹魏嘉平三年八月初五，司马懿在洛阳病逝，享年七十三岁。

同日，司马懿长子司马师被擢升为抚军大将军（次年正月晋位大将军），并“录尚书事”，接掌了曹魏帝国的军政大权。

司马懿身后，魏国朝廷给了他“宣文”的谥号；十三年后，其次子司马昭被封为晋王，追谥司马懿为“宣王”；又过了一年，其孙司马炎篡位称帝，建立西晋，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庙号高祖。

在历史上，后人对司马懿的评价总体上偏于负面，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认为司马懿为人阴险狡诈。比如年轻时装病欺骗曹操，后来又装疯卖傻忽悠曹爽，包括在高平陵之变中，以及平定孟达、王淩叛乱时，都是先摆出赦免姿态麻痹对手，然后再一举绞杀。

其二，认为司马懿对付政敌的手段太过残忍。如高平陵之变后，将曹爽及其党羽全部诛灭三族，又如平定王淩叛乱后也一样，都是大肆株连，斩草除根，不论男女老少一个都不放过。当时就有蜀国人对司马懿族诛曹爽一事颇有微词，说：“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血食。”（《三国志·费祎传》注引殷基《通语》）大意就是说，如果司马懿认为曹爽骄奢僭越，废掉他或杀了他都可以，何至于灭人三族，连婴儿都杀，还给人扣上谋反罪名，令曹真断子绝孙呢？

其三，认为司马懿身为两朝托孤大臣、三朝辅政大臣，却对曹魏不够忠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看法：“（司马懿）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晋书·宣帝纪》）

其四，认为司马懿父子是欺负孤儿寡母而得天下，令人不齿。最典型的，当属后赵开国皇帝石勒的那句著名评语：“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晋书·石勒载记》）

上面四点，第一点固然是事实，但却无可厚非。因为自古以来，真正混官场、走仕途的人，谁都不会是善男信女，尤其是成功登上权力巅峰的人，又有哪一个不是机变百出、一肚子权谋呢？更何况，评价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人物，一般的道德标准是不太适用的；或者说，道德评判只是众多研究角度中的一个。否则的话，打开史书，我们看见的就都是“坏人”了，只能一股脑儿对他们进行道德批判，那这样的历史研究岂不是太过狭隘？

再来看第二点，虽然也是事实，但司马懿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出的残忍，同样是历史上的常态，绝非他所独有。换言之，在古代的官场上，尤其是最高层的政治斗争，历来是充满杀戮和血腥的，倘若对政敌心慈手软，那就是对自己残忍。所以，每一个入局的人要想笑到最后，就必须将对手斩草除根，否则就可能被反噬。更何况，司马懿收拾曹爽、王淩及其党羽，既是为了铲除政敌，又是为司马家族日后篡魏自立扫清障碍，这就需要他拿出犁庭扫穴的残忍手段，也就决定了他的“吃相”不会太好看。

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赞同司马懿的残忍，而是说在解读历史人物时，首先必须把他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和境遇中，用他们所遵循的游戏规则来解读他们，然后才能用后世或今人的标尺和价值观进行衡量。如果抛弃了前提，那不管得出什么结论，都没有多大意义。

再来看第三点。平心而论，司马懿在诛杀曹爽、大权独揽之前，对曹魏帝国还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如辅佐曹丕、平定孟达、抵御诸葛亮、征伐辽东等，故其同僚吴质就曾盛赞其“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而稍后的东吴大臣张俨更是把司马懿跟诸葛亮相提并论，称二人“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默记》）。

尽管如此，要评价一个人是否为忠臣，终究还是要盖棺才能论定的。正如白居易所言：“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因此，要判断司马懿是不是曹魏的忠臣，当然不能只看他的前半生，而要从其完整的一生，尤其是晚年的所作所为来看。

就此而言，李世民说得没错，司马懿显然不是曹魏的忠臣。虽然司马氏篡魏是直到司马懿的孙子辈才发生的事，可并不等于司马懿生前就没有篡魏自立之心。比如说，夏侯霸叛魏投蜀后，当姜维问他，司马懿是否会对外征伐时，夏侯霸就说，司马懿正忙着“营立家门”，所以“未遑外事”（《三国志·钟会传》注引《汉晋春秋》）。

所谓“营立家门”，其实就是经营事关整个家族的帝王之业。正如周一良先生在相关著作中所言：“（营立家门）并非谋求发家致富，而是谋求取代曹氏，篡夺政权，司马氏之心固不待司马昭而路人皆知矣。”

《晋书·宣帝纪》末尾，有一则记载也可以作为司马懿早有篡魏之心的旁证。那是数十年后的东晋时期，有一天，晋明帝司马绍与丞相王导谈话。晋明帝问起先祖何以得天下，王导就把司马懿如何创立基业、司马昭如何弑杀魏少帝曹髦的往事一一道来。晋明帝听完，非但毫无自豪之色，反而满脸惭愧，以致“以面覆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意思就是：倘若如你所言，那晋朝的国祚又怎么可能长久呢？！

由此可见，司马懿早有篡魏之心，这在历史上是有公论的，所以后来身为晋朝臣子的王导才毋庸讳言，而身为晋朝皇帝的司马绍则会感到惭愧。

最后来看第四点。石勒骂司马懿父子取得天下是欺负孤儿寡母，固然也是事实，但这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少见，似乎也并不值得诟病。因为在古代的政治制度下，主少国疑，权臣篡位，都是司空见惯且难以避免的，纯属体制性的痼疾，必然隔一段时间发作一次。所以，在司马懿之前有曹操父子篡了汉室，之后不是也有隋文帝杨坚篡了北周、宋太祖赵匡胤篡了后周吗？

这些开国皇帝，都可以算是“欺他孤儿寡妇”以取天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建立新朝后缔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功绩，并为当时的国家、社会和民众带来某种程度的和平、秩序与繁荣。说到底，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既如此，当然是有德有能者居之，无德无能者让位。至于上位者是通过征战四方还是通过权臣篡位的方式取得天下，其实并不重要，也不值得拿来说事。

换言之，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并非取天下的姿势究竟是勇武还是“狐媚”，而是坐天下的姿势是否端正。说到底，就是上位者是否仁政爱民，是否始终把苍生福祉放在第一位。

废长立幼：孙权最后的败笔

自从数年前爆发了“两宫之争”后，孙权对太子孙和跟鲁王孙霸就都产生了厌恶心理，几年来一直想要废黜孙和，另立太子。他曾对侍中孙峻说：“子弟不和睦，臣下分帮派，将来恐怕会落得跟袁绍家族一样的下场，为天下人耻笑。孙和跟孙霸，其中任何一个继位，社稷都会生乱！”

虽然很想废掉孙和，但太子乃一国之本，轻易动摇不得，所以孙权始终下不了决心。

孙权共有七个儿子：孙登、孙虑、孙和、孙霸、孙奋、孙休、孙亮。其中，老大孙登和老二孙虑已不在人世，老三孙和跟老四孙霸都让孙权反感，剩下的三个小儿子中，孙权最喜欢的，就是老七孙亮。

孙亮是潘夫人所生，自小聪明伶俐，而且孙权老来最宠潘夫人，故爱屋及乌，也就最爱孙亮。当初在“两宫之争”中搅风搅雨的全公主孙鲁班，敏锐地察觉了孙权的好恶，遂放弃鲁王孙霸，决定把宝押在年幼的孙亮身上。

为此，全公主时常在孙权面前称赞孙亮，说他小小年纪就有很多良好的品性云云，还把老公全琮的侄孙女许配给了孙亮。

在全公主锲而不舍的鼓动下，纠结了好几年的孙权终于下定了废长立幼的决心。

东吴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秋，孙权突然颁下一道诏书，囚禁了太子孙和，其废黜之意昭然若揭。时任骠骑将军的女婿朱据立刻出面劝谏，说：“太子乃国之根本，更何况他生性仁孝，天下归心。昔日，晋献公宠爱骊姬，太子申生被逼自缢；汉武帝宠信江充，太子刘据含冤而死。臣十分担心太子被囚后，不堪其忧，发生意外。到时候，就算陛下修建‘思子宫’（汉武帝因思念刘据所建），一切也都无可挽回了。”

可是，孙权根本不听。

朱据无奈，只好想了一招“集体请愿”，联络尚书仆射屈晃，率军中将领及大小官吏，在头上涂满污泥，并自缚双手，一连数日跪在宫门前请愿。

孙权闻讯，赶紧登上皇宫最高处的白爵观眺望，只见宫门前乌泱泱一片人头，心中大为厌恶，遂写了一道手诏，命人出去训斥朱据、屈晃等人，说：“无事匆匆！”大致就是“你们没事找事”的意思。

然而，朱据等人并未退却，仍守在宫门前。非但如此，几天后，连禁军将领陈正、陈象等人都卷了进来，接连上疏，切言直谏。

孙权大怒。

内宫外朝的将领居然串通一气，联手逼宫，你们是想造反不成？！

一场腥风血雨随着孙权的暴怒而降临。

很快，禁军将领陈正、陈象遭到逮捕，并被族诛；朱据和屈晃则像狗一样被拴上铁链，拉到了大殿上。

朱据和屈晃跪在地上，以头磕地，直至血流满面。可他们并不是在悔过，而是依旧在劝谏，且“辞气不挠”，即言辞激切，毫无屈服之意。

孙权下令，将二人各打一百军棍，然后将朱据贬为新都（治今浙江淳安县）郡丞，将屈晃贬为庶民，遣回原籍。

同时，朝中还有数十名参与劝谏的官员，要么杀头，要么流放，被清除一空。

至此，所有反对废黜太子的声音终于全部消失。

孙权旋即把太子孙和废为庶人，流放故鄣（治今浙江安吉县北），同时将鲁王孙霸赐死。然后，鲁王的核心党羽也遭遇了灭顶之灾——杨竺被杀，尸体扔进了长江喂鱼；全琮之子全寄、吴景之孙吴安、孙辅之孙孙奇，于同日被斩。

朱据被贬后，还没走到新都，朝廷就追发了一道诏书，将他就地赐死了。

《三国志·朱据传》记载，这道诏书是中书令孙弘所发，《资治通鉴》也沿袭了这个说法，即暗示孙弘是矫诏杀人，孙权对此似乎并不知情。而孙弘这个人，据相关史料称，为人“佞伪险诐”，即阴险奸邪，人品很差；此外，孙弘也是鲁王党成员，跟朱据是政治上的对手。所以，此人是有动机、也有能力害死朱据的。

不过，朱据毕竟是皇帝的女婿，若无孙权授意或默许，孙弘又岂敢背着孙权，矫诏杀害驸马？可见，朱据之死，真正的元凶应该还是孙权。

同年十一月，孙亮被立为太子，年仅八岁；其母潘夫人于次年被立为皇后。

明明有好几个成年的儿子可用，但孙权偏偏把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推上了储君之位，为此还不惜诛杀、流放了一大批忠臣良将。这无疑是典型的“自毁长城”，是孙权晚年在政治上遗祸最为深远的一大败笔。

一个好端端的东吴帝国，就这样在孙权的昏聩、暴虐和拼命折腾之下，国力日衰，败象初露。

对此，魏国的将领自然都看在眼中。

十二月，魏征南将军王昶（时驻新野）上奏朝廷，称：“孙权流放良臣，嫡庶纷争，我军可趁此机会进攻东吴。”

当时司马懿还在世，当即采纳了这个建议，随后三路发兵：命王昶担任主攻，目标江陵；命新城太守州泰进攻巫县、秭归，命荆州太守王基进攻夷陵。

得知魏军来犯，吴军立刻决开沮水、漳水堤坝，引水淹没了江陵北面广大地区。王昶率部南下时，通过江陵的道路已经断绝，不得不命部众修筑竹桥，才得以越过水淹地区。

吴国大将朱绩率部抵御，初战不利，连夜遁入江陵。王昶决定把吴军引到城外决战，遂把部众分成五路，沿着大路向北退却，诱使吴军出城追击；同时，又把以前在战斗中缴获的吴军铠甲、马匹等物堆积在江陵城四周，借此触怒吴军，然后分兵设伏，静待吴军出战。

朱绩不知是计，果然率部出城。王昶一声令下，魏军伏兵俱起，而佯装退却的五支兵马也迅速杀回，遂大破吴军，斩杀吴将钟离茂、许旻。

次月，即东吴赤乌十四年（公元251年，曹魏嘉平三年）正月，王基、州泰所部也击败吴军，俘虏吴将谭正，逼降了东吴军民数千人。

四月，王昶因功升任征南大将军。

废黜并流放孙和一年多后，孙权才开始有所悔悟，意识到孙和是无辜的。这一年十一月，孙权前往南郊祭天，回来后忽然中风，瘫痪在床。老病侵寻之中，孙权生出了想把孙和召回京师的念头。

一旦孙和回朝，就有可能被重新立为储君，这当然是他的政敌不愿看到的。比如全公主孙鲁班，还有孙权的两个近臣——中书令孙弘和侍中孙峻，就全都坚决反对。

已然有些老糊涂的孙权，架不住这些“身边人”的聒噪，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此时的孙权知道自己时日无多，而太子孙亮尚幼（时年九岁），所以必须物色一个可靠的托孤大臣。

孙峻推荐时任大将军的诸葛恪。可孙权却认为，诸葛恪这个人有些刚愎自用。孙峻忙道：“以臣看来，如今满朝文武，没有任何人的才干及得上诸葛恪。”

这么说倒也不是夸张。

自从“两宫之争”爆发以来，以陆逊、诸葛瑾为首的一大批元勋宿将病故的病故、横死的横死，的确已经凋零殆尽了。如今支撑时局的那些大臣，要么是年纪太老、精力不济，如继任上大将军的吕岱，时年已九十一岁；而后起之秀如陆抗，年纪又太轻，时年才二十六岁，资历和经验都不够。看来看去，确实也只有像诸葛恪（时年四十九岁）这样的中坚力量，既不乏资历和经验，又有干事业的精力，才足以担当托孤大臣的使命。

孙权遂下定决心，命当时驻扎在武昌的诸葛恪即刻回朝。

诸葛恪动身前，对他性格颇为了解的吕岱送给他一句临别赠言，说：“如今世事多艰，希望你以后不论做什么事，都能反复思量，最好做到‘十思’。”

闻听此言，诸葛恪颇有些不以为然，道：“昔日，季文子凡事三思而后行，孔子说：‘再思就可以了。’如今先生居然教我‘十思’，岂不是认为我太庸劣了？”

吕岱本是好意提醒，被这么一顶，顿时无言以对。

当时的人，普遍认为这件事是吕岱“失言”，即把话说过头了。

从官场的角度来看，诸葛恪马上就要入朝去当辅政大臣了，吕岱之言确实不够委婉，只能得罪这位未来的权臣。可要是站在几年后来看，吕岱这么说，却恰恰是难能可贵的“忠直之言”。

因为权力历来是一把双刃剑。像诸葛恪这种刚愎自用的人，越是位高权重，被权力反噬的危险就越大。数年后，当独断专行的诸葛恪在权力斗争中死于非命时，想必他的耳边，定然会回响起吕岱的这句逆耳忠言。

回到建业后，诸葛恪第一时间入宫觐见孙权。孙权在病榻上下诏，命诸葛恪以大将军兼任太子太傅，命孙弘以中书令兼任太子少傅，并要求朝廷各部门一概听命于诸葛恪，唯独诛杀之事才须奏报孙权。

稍后，孙权又把时任会稽太守的滕胤（孙权小女婿）召回朝中，任命为太常，显然也有托孤之意。

东吴神凤元年（公元252年）正月，为确保年幼的孙亮能顺利继位，孙权吸取了“两宫之争”的教训，封孙和为南阳王，出镇长沙（今湖南长沙市）；封孙奋为齐王，出镇武昌；封孙休为琅邪王，出镇虎林（今安徽池州市贵池区）。

此时的孙权已然病入膏肓，随时可能龙驭宾天。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不久前刚被立为皇后的潘氏，不免为自己未来的命运感到担忧——虽然她的儿子马上就将继位为帝，但孩子毕竟年幼，根本无法给她必要的安全感。

于是，潘后暗中命人找到孙弘，问起了西汉初年吕后临朝称制的事。

在如此敏感的时刻问起如此敏感的事，任何人都会对潘后的用意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和惊叹号，而这对潘后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资治通鉴》记载，二月的一天晚上，熟睡中的潘后突然被她身边的几个宫女联手缢杀了。随后，这些宫女宣称她是暴病而亡。

堂堂皇后死得不明不白，有关部门自然要追查。很快，有司查清了真相，旋即将潘后身边的六七个宫女全部处死了。

虽然杀人凶手找到了，并且也治罪了，但有必要追问的是：她们究竟出于什么动机，背后是否有人指使，又是谁人指使呢？

按照《资治通鉴》的解释，是说潘后生性“刚戾”，“左右不胜其虐”，即潘后性格刚愎暴戾，经常虐待宫女，所以宫女不堪忍受，才把她杀了。这么看来，这些宫女单纯是报复杀人，似乎根本不存在幕后主使。

然而，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元代史学家胡三省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很可能是宫中当权的大臣指使宫女杀了潘后，然后在相关国史上作伪，掩盖了真相。而《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却都沿用了已经做过手脚的史料。为此，胡三省还颇为感慨地引用了孟子的话，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如果胡三省的质疑是对的，那么他所说的当权大臣，很可能正是中书令孙弘。而事后把六七个宫女全部处死，显然是为了杀人灭口。至于孙弘的动机，当然是怕潘后学吕雉那样“临朝称制”、独霸朝政，影响自己掌权，所以不如趁早把她杀了。

对于已然陷入弥留中的孙权而言，不论潘后之死的真相到底如何，他都不可能再过问半个字了。

这一年四月十五日，孙权把诸葛恪、孙弘、滕胤，及太子右部督吕据（吕范之子）、侍中孙峻召到病榻前，一一交代了后事。

次日（十六日），孙权驾崩，享年七十一岁。吴国朝廷定其谥号为“大皇帝”，庙号“太祖”，后世常称其为“吴大帝”。

吴大帝孙权这一生，跟历史上的齐桓公小白、汉武帝刘彻、唐玄宗李隆基一样，功与过都很突出，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对比异常鲜明。他们都是在前人奠定的基业上成功地进行了二次创业，在青年和中年时期表现出了雄才大略的英主风范，却在晚年变得昏聩暴虐——尤其在接班人问题上，无一例外都是任用奸佞，听信谗言，废长立幼，猜忌滥杀，导致了政局的动荡与国势的衰落，遗憾地把自己的帝王生涯打成了两截：前半截光明而雄健，堪为天下称颂；后半截灰暗而混乱，足令世人诟病。

在《三国志·吴主传》的结尾，陈寿便对孙权做了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孙权能够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任用贤才，崇尚智谋，有勾践那样的奇才，真是人中的英杰啊！所以能割据江南的广大地区，建立与魏、蜀三足鼎立的大业。然而，他天性多猜忌，杀戮过于专断。尤其到了晚年，变得更加严重，以致听信谗言，滥施暴行，对皇子或废或杀，这岂是《诗经》所说的那种留下深远谋略以荫庇子孙的人呢？吴国后期逐渐衰落，致使国家覆灭，未必不是因为他这些错误啊！

东兴大捷：诸葛恪走上人生巅峰

孙权临终前，虽然为幼子孙亮指定了五位顾命大臣，但这个顾命班子却是个不稳定的“双头”格局。

所谓双头，就是首席顾命诸葛恪与次席顾命孙弘。

诸葛恪身为大将军，在外朝位高权重；孙弘身为中书令，在内朝独掌中枢。这两个人碰到一块儿，注定是谁也不服谁的。何况在此之前，两人关系本就不好，用《三国志·诸葛恪》的说法，就是“弘素与恪不平”。

所以，不论是出于自保还是夺权的动机，孙弘都不可能安分。就在孙权刚刚闭上眼睛的当天，孙弘便决定先下手为强了。

他利用中书令的职权，秘不发丧，然后打算伪造一道诏书，诛杀诸葛恪。可孙弘万万没料到，侍中孙峻表面上是他的属下，其实屁股早就坐到了诸葛恪那边。于是，他刚准备动手，孙峻立刻把情报传给了诸葛恪。

诸葛恪不动声色，随便找了个由头，请孙弘前来议事。孙弘不知消息已经走漏，就来见诸葛恪，刚一落座，诸葛恪拔刀出鞘，一下就把他砍倒了。

假如孙弘真是杀害潘皇后的幕后元凶，那么这个报应也来得太快了。

孙弘一死，吴国的内外大权自然全都落入了诸葛恪之手。

随后，诸葛恪正式发丧，并拥立太子孙亮（时年十岁）即位，同日大赦天下，改元建兴。

同年闰四月，诸葛恪晋位太傅，滕胤由太常擢升卫将军，孙峻由侍中擢升武卫将军、封都乡侯，吕岱由上大将军擢升大司马。

按东吴的官制，大司马属于上公，不仅比上大将军和大将军职位高，而且比三公之一的太傅还高。所以，从吕岱的这一升迁可以看出，虽然诸葛恪已经成为此刻东吴实际上的最高执政者，但他对德高望重的吕岱还是十分尊重的，并且也没有因为吕岱之前的“失言”而记恨他，所以才会授予吕岱比自己还高的职位。

紧接着，诸葛恪又实施了一系列让东吴臣民拊掌称颂的德政：

第一，“罢视听，息校官”。所谓“视听”，就是孙权晚年设置的专门监视百官的特务机构；所谓“校官”，全称是校事官，就是像吕壹那样的特务。而诸葛恪现在做的，就是废除了所有特务机构，遣散了所有特务。

第二，“原逋责，除关税”。就是免去百姓拖欠官府的田赋和捐税，并撤销了境内关隘对过往客商抽取的相关税费。

这些善政的实施，令诸葛恪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拥戴，以至“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三国志·诸葛恪传》）。就是说诸葛恪每次出行，老百姓都会等候在街边引颈而望，都想一睹他的仪容。

收揽人心的工作告一段落后，诸葛恪立刻做了另一件事，就是树立权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目标锁定为齐王孙奋。

按《三国志·孙奋传》记载，孙奋这个人比较不守规矩，出镇武昌之后“数越法度”，于是就被诸葛恪抓来当了典型。

诸葛恪以宗室亲王不宜居住在长江沿岸的军事重镇为由，下令把齐王孙奋从武昌迁到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市），把琅邪王孙休从虎林迁到丹阳郡（治今安徽宣城市宣州区）。

在当时的东吴，武昌是朝廷经营多年的重镇，繁华程度显然远远高于豫章；而丹阳的郡治，则恰恰是在都城建业。所以，诸葛恪这一表面上一视同仁的举措，其实相当于把孙奋从长江沿岸的一线大城市弄到了靠近山区的三四线小城市，却把孙休从外地变相弄回了京师。如此厚此薄彼，针对孙奋的意味一目了然。

对此，孙奋当然很不爽，便把诸葛恪的命令当成了耳旁风，愣是赖在武昌不走。

诸葛恪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孙奋，在信中软硬兼施，先是苦口婆心地用大义劝说，继而训斥孙奋“多违诏敕，不拘制度”，最后更是以被赐死的鲁王孙霸为威胁，说：“大王应该深以鲁王为戒，改变自己的行为，战战兢兢，尽力敬奉朝廷，这样就没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若把先帝的法令和教诲抛之脑后，怀着轻慢之心，那为臣宁可对不起大王，也不敢有负先帝遗诏；宁愿受大王的怨恨，岂敢忘记先帝的威严，而使诏令在藩臣中不能施行呢？这是古今大义，大王也明白其中道理。福运的降临有一定的根源，灾祸的降临也不是一日而成，若其酝酿时毫不担忧，将来必悔之不及。假如鲁王早早接纳忠直之言，常怀戒慎恐惧之心，那他就能享受无穷的福运，岂有灭亡之祸呢？”

很显然，话说到这儿，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胆敢违抗我的命令，孙霸就是你的下场，别以为我不敢！

孙奋见信，顿时吓得不轻，赶紧收拾金银细软，带上家眷仆佣，乖乖往豫章而去。

经此一事，东吴臣民们自然会发现，此时的吴国，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或挑战诸葛恪的权威了。

孙权曾于黄龙二年，在巢湖修筑了一道东兴堤（今安徽巢湖市东南），目的是阻遏魏军。但到了赤乌四年，因全琮在芍陂战败，魏国水军势力侵入堤坝以内，东兴堤遂被东吴废弃。

诸葛恪认为这是一个战略要地，不能弃守，遂于建兴元年（公元252年）十月，调集部众，在东兴修筑了比之前更大的堤坝；同时，在濡须水两岸凭借山势修筑了东、西两座要塞，命将军全端和都尉留略，各领一千人分别进驻西城和东城。

吴国的这一举动，自然引起了一个魏国前线大将的高度警惕。

这个人就是魏镇东将军诸葛诞，当时驻守寿春。

说起来也是有趣，这个诸葛诞，正是诸葛亮和诸葛瑾的堂弟；他们拥有一位共同的先祖，就是西汉名臣诸葛丰。同一个家族的兄弟，却分别效忠于魏、蜀、吴三国，无怪乎有人认为——这是诸葛家族有意在三方押宝，不想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阴谋论的味道太浓，不值一驳。不过，诸葛三兄弟分别效力三方这件事，足以说明在乱世之中，血脉亲情可谓苍白如纸；往往是一句“各为其主”，就能让原本十分亲近的血缘关系变得形同陌路，甚至可以让彼此刀兵相见。

此时的诸葛诞，出于对魏国的忠心，立刻向司马师提出了进攻吴国的计划。他说：“吴国在东兴修筑两城，这就是对我国的侵略，我们正好以此为由发起进攻。可命王昶攻击江陵、毌丘俭攻击武昌，在长江中上游牵制吴国的兵力，然后再派出精锐袭取东兴二城，等到吴国援兵抵达，我军已大获全胜了。”

就在诸葛诞建议出兵的同时，魏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也不约而同地向朝廷献上了征吴之计。

于是，四份出征计划书同时摆在了司马师的案头，每个计划当然都不一样。

有的主张以水军为主，强渡长江；有的主张四路发兵，攻城略地；有的主张在边境扩大武装屯垦，静观时局演变。

司马师旋即找来尚书傅嘏，征询他的意见。傅嘏认为，扩大武装屯垦的计划比较可行，为此还罗列了七条理由。

可是，司马师觉得他的意见过于保守，决定采纳诸葛诞的计划，遂于十一月下诏，命王昶等人兵分三路，大举攻吴。

十二月初，魏国一共出动了十五万大军，在三个方向上同时对吴国发起进攻：

西线，由王昶从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出兵，进攻江陵；中线，由毌丘俭从安城（今河南正阳县东北）出兵，进攻武昌；东线为主攻方向，以司马昭为都督，率胡遵、诸葛诞等部共七万人，从寿春出兵，进攻东兴。

同月十九日，诸葛恪得到战报，遂亲率四万人马，由水路进发，昼夜兼程驰援东兴。

东兴之战就此打响。

魏军先行一步进入战场，胡遵、诸葛诞下令各军搭设浮桥，连接濡须水两岸，然后在堤坝上扎营列阵，并分兵攻击吴军修建在山上的东、西两座要塞。

尽管魏军人多势众，数十倍于吴军，可这两座要塞是吴军新建的，不仅所在地势异常险峻，且城高墙厚，很难在短时间内攻下。

此时，诸葛恪的援军还在路上。如果东兴二城在援兵抵达之前陷落，那这一仗基本上就败了。为了抢时间，诸葛恪急命冠军将军丁奉，率吕据、留赞、唐咨为前锋，乘上快船，以最快速度赶往战场。

如此一来，此战的胜败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丁奉的速度了。

为此，丁奉决定由自己来充当前锋中的前锋。他对诸将说：“我们的行军速度还是太慢了，一旦让敌人占据有利地形，我军难以争锋，所以还是我先上。”

然后，他命吕据等部让开主航道，由他亲率直属部众三千人抢先进发。

两天后，丁奉终于赶到了东关（今安徽含山县西南），旋即率部上岸，进据东关东面的徐塘。

时值隆冬，大雪纷飞，胡遵和诸葛诞根本没料到吴军会来得这么快，为了御寒取暖，此刻正与众将在大营中聚宴饮酒。

丁奉派斥候探得情报，不仅掌握了魏军大营的方位，还得知其前营的守卫部队兵力不多，立刻决定发动一场奇袭，直捣魏军大营！

可问题是，魏军大营设在堤坝上，且天寒地冻，坡陡难行，想要奇袭又谈何容易？

丁奉并未被困难吓倒。他自信满满地对部众说：“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三国志·丁奉传》）

随后，丁奉向三千部众下达了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所有人全都脱掉铠甲和上衣，扔掉长矛长戟，只戴头盔，手持近战武器——刀和盾牌，以几乎零防御的“赤膊”之势，对魏军大营发起强攻！

江南的冬天与北方的冬天不同，北方是干冷，江南是湿冷。所以魏军将士到了这里，都有点受不住寒，必须喝酒取暖；而吴军将士习惯了南方的湿冷，偶尔打个赤膊也不在话下。

因此，丁奉这么做，乍一看很疯狂，其实恰恰是“知己知彼”。此举目的有二：以“零防御”为代价，换取奇袭所需的速度；以“打赤膊”的奇异招式，令魏军产生麻痹轻敌的心理。

果不其然，当丁奉率领这三千“赤膊军”冲上堤坝时，魏军士兵们猛地一愣，紧接着便爆发出一片大笑——东吴这帮家伙莫不是冻傻了，竟然数九寒天打着赤膊上战场？！

可转瞬间，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这三千“赤膊军”仿佛凶神恶煞附体，战斗力高到爆表，没两下就砍倒了一大片魏兵，并迅速攻破了魏军营垒。正当魏军阵脚大乱之际，吕据等部也悍然杀到，魏军顿时崩溃，人人夺路而逃，争渡浮桥。

结果，浮桥不堪重负，当场断裂。魏军人马互相践踏，纷纷掉入冰窟般的濡须水中……

这场东兴之战，就这样以三千吴军大破七万魏军而宣告结束。

随后，吴军统计战果，发现魏军死了数万人，包括魏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等人，皆死于乱兵之中；同时缴获数千车辆、牛马、骡驴，武器辎重更是堆积如山。

由于韩综本是吴国叛将，孙权生前恨他恨得咬牙切齿，所以诸葛恪特地斩下韩综首级，带回建业祭拜了大帝庙。

得知主力兵团在东兴大败，承担佯攻任务的王昶和毌丘俭不敢恋战，当即退兵。

东兴大捷，令诸葛恪的权力和威望达到了顶点，可以说一举将他推上了人生巅峰——次年二月，诸葛恪进封阳都侯，加荆州、扬州牧，并督中外诸军事。

然而，老子说：“福兮，祸之所伏。”正是这一战的巨大成功，令诸葛恪大为膨胀，变得越来越骄狂和专断，从而令他在接下来的合肥之战中遭遇了惨痛的失败，进而导致了他的迅速败亡。

[1]　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编者注

第五章 权臣当道

合肥惨败：致命的自负

东兴大捷一举成就了诸葛恪的功勋和威名，也迅速催生了他的自负和轻敌之心。

东吴建兴二年（公元253年，曹魏嘉平五年）二月，刚刚带着大军得胜还朝的诸葛恪，几乎连一口气都来不及喘，就在朝会上宣布——准备再度出兵，主动进攻曹魏。

满朝文武都被这个决定搞蒙了，纷纷劝阻——打一场仗要耗费多少人财物力，你诸葛太傅又不是不知道，哪有刚一凯旋就又要出征的？怎么着也得让将士和百姓们缓一缓，休养个一年半载吧？

可是，踌躇满志的诸葛恪一概不听。

中散大夫蒋延据理力争，被诸葛恪命人给架了出去。众大臣虽然心里不服，但也不敢再吭声了。

事后，为了说服朝野、表明心志，诸葛恪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长文，大有效仿他叔叔诸葛亮写《出师表》的味道：

“但凡敌对的国家欲互相吞并，就跟仇人都想铲除对方一样。若任由敌人力量增长，大祸就算不落到我们头上，也一定会落到后代头上，不可不深谋远虑。从前，秦国不过占有关西一隅之地，尚且可以吞并六国；如今，曹魏的土地比秦国多了数倍，而我们吴国与蜀国加在一起，也不及当初六国的一半。我们之所以到如今还能与其对抗，只因曹操时代的士众到如今已死亡殆尽，而新生代还没有培养出来，这正是敌人青黄不接之时。

“此外，司马懿之前诛杀王淩，紧接着自己突然毙命，其子幼弱却独当大任，虽然有智谋之士辅佐，却未能让他们施展才干。如今我们征伐曹魏，正是他们最脆弱的时候。圣人最注重的就是把握时机，而今天，时机已经成熟。

“如果顺从众人的心意，怀着苟且偷安的心理，以为长江天险可以永远保护我们，不去想曹魏现在虽弱可将来有可能变得强大，这正是让我长叹息的地方啊！现在有人认为，我国的百姓还很贫困，打算让他们休养生息，这是不考虑大的危机而只顾及小的痛苦。从前，汉高祖刘邦据有三秦之地后，为何不闭关守险，自寻快乐，反而倾巢而出，进攻西楚呢？以致身披创伤，连甲胄都生出了虱子，将士们更是厌倦作战、困顿愁苦，难道是他喜欢打仗而不喜欢安宁吗？这不过是刘邦深知，他跟项羽不可能长久并存罢了。

“我每当想起东汉初年，谋士荆邯劝割据成都的公孙述积极进取，以及拜读我叔父（诸葛亮）讨伐敌人的奏表，未尝不喟然叹息啊！我夙夜不眠，辗转反侧，所思所虑正是如此，故而大略表达我的想法，但愿得到二三君子理解。若我一旦战败身死，志向不能完成，也希望后世之人知道我的忧虑，让后人有所思考。”

综观诸葛恪这篇自明心志的文章，其锐意进取、居安思危的精神固然令人感佩，可问题是——他对曹魏的判断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错得离谱。

他说曹魏的人才青黄不接，可东吴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尤其是经过孙权晚年的几番折腾之后，东吴的人才断层其实比曹魏严重得多。如今的曹魏虽说没有了曹氏、夏侯氏、五子良将那帮牛人，但至少在西线还有郭淮、陈泰、邓艾等，在东线还有王昶、毌丘俭、诸葛诞等。这些将领人人可以独当一面，而且基本都处于中年时期，正是经验和精力搭配得恰到好处的阶段，怎么能说曹魏“后生者未及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呢？

反观东吴，不要说周瑜、吕蒙、甘宁、黄盖、凌统等名将早已作古，就算陆逊、诸葛瑾、朱桓、步骘、朱然、潘璋、全琮、朱据等孙权称帝后的这批中坚力量，也已无一在世。如今的东吴，老一辈大将都不在了，像吕岱这样九十多岁的老将可谓硕果仅存，但已不能指望他再上沙场；而像诸葛恪、朱绩、吕据这样能够独当一面的中生代，已是屈指可数；至于说陆抗、丁奉等青年将领，确实都有名将潜质，但眼下刚刚崭露头角，最终能否成长为国之柱石，还有待历练，更有待时间验证。

所以，真正青黄不接、人才凋零的，其实是东吴自己。

此外，诸葛恪说司马懿死后，“其子幼弱”，更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如今接掌曹魏大权的司马师，时年四十六岁，正是干事业的黄金年龄，且只比诸葛恪小五岁，完全是同辈人，何来“幼弱”之说？

既然基本判断都出了问题，那么建立其上的结论当然就不靠谱了。因此，诸葛恪一再强调眼下时机已经成熟，分明就是为出兵强行制造理由，属于先开枪后画靶，逻辑上完全站不住脚。

然而，如今的诸葛恪已是地地道道的权臣，在东吴可谓说一不二，还有谁敢劝他呢？

时任丹阳太守的聂友跟诸葛恪一向关系很铁，便站在朋友的角度写信劝他，说东兴之战在一天内便取得“非常之功”，这固然是你领导有方且将士用命，但也有赖于“宗庙神灵社稷之福”，即暗示他这个胜利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最好是养精蓄锐，静观时变，不宜大举出兵。

诸葛恪见信后，颇为不悦，就在自己那篇宏文后面附了一句话，然后将文章送给了聂友。他附的那句话是：“足下虽有自然之理，然未见大数。熟省此论，可以开悟矣。”（《三国志·诸葛恪传》）

足下虽然懂得一般的道理，但不懂国之大事。好好研读一下我这篇文章，你就可以开悟了。

权臣就是权臣，一句话，就把老朋友的脸面撕了。其居高临下、骄矜自负之状，可谓溢于言表。

百官不敢劝，朋友劝不动，最后还有资格和勇气出面的，就只有同为顾命大臣的滕胤了。

他对诸葛恪说：“阁下所受的是伊尹、霍光那样的重托，入则安邦定国，出则摧毁强敌，名声振于海内，天下莫不震动，吴国万千百姓，都希望蒙受阁下恩泽，得以休养生息。如今，百姓和将士刚刚经历差役和征战，又要大举出征，可民众疲敝，财力衰竭，且敌人已有防备，若出兵后攻城不克，野外劫掠又不获，那就葬送了前面的功劳，招来无穷的后患啊！不如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况且，战争是大事，必须依靠团队共同完成，假如众人内心不悦，只靠阁下一个人如何办到？”

诸葛恪闻言，用一种十分失望的语气道：“所有人都说不能出征，那是因为他们不懂我的谋略，怀有苟且偷安之心。没想到，连你都这么认为，那我还能指望谁？现在魏国的形势明摆着：曹芳暗弱，而政在私门，他们的臣民，早已离心离德。如今，我依靠国家的力量，凭借胜仗的余威，则何往而不克呢？！”

这一年三月，即东兴之战得胜还朝后仅仅一个月，诸葛恪就发起了一场东吴历史，乃至三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北伐——整整集结了二十万大军，决定与曹魏一决雌雄！

二十万人，对吴国是什么概念？

据《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记载，若干年后，当西晋大将王濬攻灭吴国，“收其图籍”时发现，吴国编制在册的总人口是二百三十万人（与《通典》所载赤乌五年统计数字同），总兵力是二十三万人。

也就是说，整个吴国中后期，其人口总量大致没什么变化，那么可以推知，眼下吴国的总兵力，大致也就是人口的十分之一（魏、蜀、吴三国人口与兵力比基本都是十比一左右），即二十三万左右。

从二十三万兵力中抽出二十万人，这几乎就是倾巢而出、孤注一掷了，足见此时的诸葛恪有多么自信满满、志在必得。

诸葛恪任命滕胤为都下督（首都卫戍司令），统御后方留守部队，然后于四月率二十万大军出征，进攻魏国的淮南郡（治今安徽寿县）。

由于出动的兵力太多，吴军的后勤人员明显不够用，便在淮南四处抓壮丁，驱赶掳掠魏国百姓。但抓了几天，效果却不理想。诸将便建议诸葛恪说：“我军深入敌境，附近的百姓必然逃跑一空，恐怕后勤都要由我们部队自己负担，这样战斗力就削弱了，不如就围攻合肥新城一处。敌人一旦被围，援兵必至，我军就能伺机与之决战。”

诸葛恪觉得有道理，旋即放弃淮南，挥师南下，将合肥新城团团包围……

就在东吴大举伐魏的同时，蜀汉的姜维也在西线对曹魏发起了进攻。

不同于此前每次出兵都“不过万人”，这回姜维足足带了“数万人”，从石营（今甘肃西河县）出击，包围了魏国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县）。

姜维此次兵力大增，并非上司费祎突然回心转意，而是费祎突然遇刺身亡了。

刺杀费祎的人，名叫郭循，是一个魏国降将。

他是姜维几年前攻打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市）时收降的。此人在魏国只是一名中郎将，可降蜀后，蜀汉朝廷却待之甚厚，一来便任命他为左将军。刘备当年打江山时，也不过是这个职位而已。按理说，郭循应该感恩戴德才对。可恰恰相反，这家伙本来便不是真心归降，可谓“身在汉营心在曹”，所以一直想找机会刺杀刘禅。

每逢朝廷举行庆典，郭循都会利用敬酒的机会，一边跪拜，一边试图接近刘禅。只是刘禅身边的禁军侍卫警惕性很高，一看他稍微靠近立马阻止，郭循才没有下手的机会。

既然干不掉敌国的皇帝，郭循便退而求其次，转而锁定了蜀国头号执政大臣费祎。

而费祎偏偏生性随和、“不疑于人”，所以就被郭循钻了空子。其实在事发之前，蜀越嶲太守张嶷就曾写信警告费祎，以东汉初年刘秀手下大将岑彭被蜀地军阀公孙述派人刺杀为例，劝他说：“大将军位尊权重，却对新近归降的人过于信任，应该以岑彭为前车之鉴，多加警惕。”

然而，费祎却听不进去，致使张嶷一语成谶。

蜀汉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正月初一，费祎在汉寿（今四川广元市西南）举行元旦聚会，大宴诸位高级将领。郭循也在受邀之列。当宴会进行到高潮，而费祎也已酩酊大醉之际，郭循突然起身，拔刀刺向费祎，当场就把他杀了。

堂堂的蜀汉大将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执大臣，就这样死在了一个包藏祸心的降将手上。

郭循事后当然也被砍掉了脑袋，不过费祎之死给蜀汉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就算杀掉十个郭循也无法弥补其万一。换言之，郭循不啻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曹魏十万大军也不一定能干成的事。

是故，郭循死后，魏国朝廷立刻视之为大功臣，追封他为长乐乡侯，并让其子承袭了爵位。

费祎之死诚然是蜀汉的巨大损失，但对姜维而言，却无异于摘掉了金箍，甚至可以说是成全了他。因为姜维此前已是蜀汉朝廷的二号人物，费祎一死，他理所当然就成为实质上的一号人物了。

次年，蜀汉朝廷加姜维“督内外军事”；又过了两年，姜维终于晋位大将军。从此，蜀汉的军队指挥权，就全由姜维一手掌控了。

没有了费祎压制的姜维，立刻集结数万人马再攻陇西。就这样，曹魏帝国同时在东、西两线遭到了来自吴、蜀的大举进攻，这对眼下魏国的实际执政者司马师，无疑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司马师一边命自己的叔父、时任太尉的司马孚统率二十万大军南下驰援合肥，一边询问中书郎虞松，说：“如今东、西两线都有战事，两边的形势都很严峻，而军中诸将意气消沉，你认为该怎么办？”

虞松答：“从前，周亚夫固守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而吴楚联军不战自溃；军事上这种似弱实强的道理，不可不察。如今，诸葛恪出动全部精锐，足以纵横肆虐，可他却只围困合肥新城，目的就是寻求与我军决战。倘若他们攻不下城池，想决战又不可得，到时候就会师老兵疲，势必撤退。所以，如今将士们没有主动出战，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再来看西线，姜维虽出动重兵与诸葛恪遥相呼应，但他最多也就劫掠一些麦田而已，不是什么强大的敌人。在他看来，我军主力都在东线，西线必然空虚，所以才敢长驱直入。眼下，只要命关中各军迅速赶赴前线，便可出其不意，迫使其退兵。”

司马师心里豁然开朗，连声称善。

随后，司马师命西线的郭淮、陈泰出动关中所有兵力，驰援狄道，同时命东线的毌丘俭等将领全都按兵不动，把合肥新城丢给吴军，任诸葛恪去打。

蜀汉的北伐，不论是当初的诸葛亮还是如今的姜维，始终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出兵少了，意义不大，对曹魏顶多就是袭扰，丝毫构不成威胁；出兵一旦多了，又会出现粮草不继的问题。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在关中开展的屯田工作，也因其逝世和北伐失败而中辍，故而终蜀汉之世，这个困境一直无解。

眼下，带着“数万人”的姜维，兵围狄道不过一个月，粮食就快耗尽了。此时又有战报传来，说魏国援军的前锋陈泰已兵至洛门（今甘肃武山县东），距狄道只有三百多里。姜维无奈，只能草草退兵。

接下来，就看诸葛恪的二十万大军能否有所作为了。

此时的合肥新城，守将叫张特，只是一个小小的牙门将，麾下部众也只有区区三千人。以三千人抵挡二十万人，几乎必败无疑，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守得住这座城池。所以，当司马师命令毌丘俭等人按兵不动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合肥当成一颗弃子了——它唯一的作用，或许就是迟滞一下吴军的攻势，挫一挫其锐气罢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这个寂寂无名的张特，居然带着他的三千弟兄，在合肥新城苦苦坚守了三个多月！

想当初，诸葛亮以数万大军围攻一千余人的陈仓，最后也是劳师无功，铩羽而归；如今，他的侄子诸葛恪以二十万大军围攻三千人的合肥，同样打得无比艰难。我们只能说，在城池攻守方面，蜀、吴两军的战斗力跟魏军比起来，完全不在同一个重量级。

这场围城战打到七月，张特手下的三千人要么战死、要么病死，只剩下不到一半，可他们却还在顽强地坚守。诸葛恪怒火攻心，命部众堆起土山，对城池发起最后的强攻。

终于，一段城墙在吴军不计代价的猛攻之下坍塌了。

正当密密麻麻的吴军即将蜂拥而入时，张特出现在了城头，对吴军喊话道：“我已无心再打了，不过魏国律法规定，凡被围百日而救兵不至者，就算投降，家属也不会连坐。我自从被围攻，到现在已九十多日了，城中本有守军四千余人（故意夸大），今战死者已过半，但就算城池陷落，剩下的人也不愿投降。我准备劝说他们，把他们的意愿做个登记，明早就把投诚名册送出来。为表诚意，我把印绶交给你们。”

说完，张特就把他的印绶扔了出来。

诸葛恪闻讯，就停止了攻城，也没去捡他的印绶，显然是料定他明日一早非降不可了。

可诸葛恪万万没想到，这是张特的缓兵之计。

就在吴军暂停攻城的一夜之间，张特及其部众拆了一大片民房的木料，硬是在城墙缺口处筑起了两重坚实的木栅。次日晨，诸葛恪一看，顿时勃然大怒，命部众继续攻城，却还是死活打不下来。

吴军以二十万人围攻合肥新城，之所以历时三月仍徒劳无功，首先固然是吴军在攻城战方面确实战斗力有限，其次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时值夏季，天气炎热，导致吴军将士大量病倒甚至死亡，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

据《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由于“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亦即天气太热，造成干净的饮用水短缺，将士们为了解渴，只好喝不干净的水，导致腹泻、身体浮肿等各种疾病。到最后，患病人数居然超过了一半，使军营中遍地都是死尸和伤员，而这势必又加剧了疾病的传播。

当时，各营都有将官负责每日向诸葛恪呈报伤病人数。诸葛恪一听，这些数字每天都在直线飙升，觉得难以置信，遂怀疑这些人在糊弄他，要把他们抓起来砍头。众将官吓得都不敢再说话。

以数十倍于魏军的兵力攻城，最后非但打不下来，反倒损兵折将，诸葛恪感觉脸都丢尽了，却又不肯承认错误，于是情绪失控，天天暴跳如雷。麾下将军朱异给他提了意见，诸葛恪立刻剥夺了朱异的兵权，把他赶回了建业；都尉蔡林数次提出攻城之计，都不被诸葛恪采纳，索性策马而去，投奔了曹魏。

此时，在周遭窥伺已久的魏军各路大将知道吴军已然精疲力竭，遂从各个方向杀了过来。

七月底，诸葛恪意识到再打下去非但毫无胜算，且有可能被魏军围歼，只好撤兵。

东吴（三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北伐行动，就这样在诸葛恪的极端自负和麻痹轻敌下，以出人意料的惨败告终。

诸葛恪之死：从头号权臣到被夷灭三族

诸葛恪的这场攻城仗打得一塌糊涂，而紧接着的撤兵行动，更是令人大跌眼镜。

他竟然没有组织人手去照顾和运送伤病员，而是异常冷血地把他们抛弃了，导致大批伤病员要么被扔在土坑沟壑中等死，要么就成了魏军的俘虏。

在吴军撤退的一路上，几乎随处可见横陈于地的尸体，耳边也充斥着伤病员的呻吟、哭泣和哀号。

如果说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不能把战败之责全都推到诸葛恪一个人头上，那么在撤兵过程中发生的这些惨剧，身为统帅的诸葛恪就是罪魁祸首了。

因为这些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只要诸葛恪把士兵当人看，只要他还有起码的责任感和同情心。

遗憾的是，权力似乎吞噬了诸葛恪的人性。所以，一路上的“士卒伤病，流曳道路”，他看不见；一路上的“存亡哀痛，大小嗟呼”，他也听不见。相反，打了一场大败仗且人为造成了大量部众死亡的诸葛恪，却“晏然自若”，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竟然优哉游哉地“出住江渚一月”，即跑到长江的小岛上住了一个月，就像是出来旅游度假一样。

直到来自朝廷的诏书接二连三地催他回朝，诸葛恪才不情不愿、慢慢悠悠地启程返京。

“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三国志·诸葛恪传》）

因此，朝野上下都对他大失所望，怨恨和憎恶之情也随之滋生。

同年八月，诸葛恪率军回到建业，进城时还大张旗鼓，“陈兵导从”，搞出了很大阵仗，仿佛他不是败归，而是凯旋。

回到府邸，诸葛恪立即把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令孙嘿叫到跟前，厉声叱骂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接二连三给我下诏？！”

孙嘿大为惶恐，告辞而出后，赶紧称病回家躲了起来，连班都不敢去上了。

诸葛恪出征的这几个月来，朝廷有关部门奏准幼主孙亮，任命了一批官吏。诸葛恪认为这些任命都没有经过他的同意，遂全部作废，另行遴选。随后的日子，他的性情越来越暴躁，工作方式越来越严苛，各级官员动辄获罪，以致每天要向他奏事的大臣们都战战兢兢，在他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

此时的诸葛恪，当然知道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同时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所以，他特意把内宫外朝的禁军侍卫全部换成了自己的人。然后，刚刚经历惨痛失败的诸葛恪非但没有丝毫反省，更没有吸取教训，反倒变本加厉，又开始筹划一场新的北伐了——“复敕兵严，欲向青、徐”。

就是说，刚刚回到建业的当月，诸葛恪就又接连下发了战争动员令。这回的主攻方向，是曹魏的青州和徐州地区。

毫无疑问，此时的诸葛恪，已经变成一部彻头彻尾的战争机器了。

别说国弱民穷的东吴经不起他这么连番折腾，就算是国力相对强大的曹魏，也绝不敢如此频繁地发动对外战争。

所以，在骄纵自负、穷兵黩武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的诸葛恪，注定要落入一个身死族灭的万丈深渊。因为到了这个时候，除了死亡，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了。

事实上，早在合肥惨败发生之前，蜀汉就已经有一个明眼人，预见到了诸葛恪面临的危险。这个人，就是曾向费祎发出过警告的张嶷。

他写信给时任侍中的诸葛瞻（诸葛亮之子、诸葛恪堂弟），说：“孙权刚驾崩不久，吴主幼弱，诸葛恪受托孤重任，何等不易！昔日，周公与成王是至亲，且富有才干，尚且有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诽谤他要篡位；霍光受托孤之任，也有燕王刘旦、盖长公主、上官桀阴谋叛乱。最后，是有赖于周成王和汉昭帝的明智，才避免了灾难。之前我常听闻，孙权一向紧握生杀大权，从不下放权力，是直到临终前，才仓促把后事托付给诸葛恪，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此外，吴楚之人，性情冲动，诸葛恪远离幼主，深入敌境，恐怕不是良策。虽说东吴纲纪仍在，上下也还算和睦，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以古鉴今，今时与古代并无不同。除了你能向堂兄进献忠言，谁还肯尽心劝谏呢？希望他班师之后，能够加强农业生产，施行德政，如此则数年之后，我国与蜀国便可同时大举北伐。”

正所谓旁观者清。张嶷所言，其实就是在暗示诸葛恪的权力基础并不稳固，所以不必急着对外征伐，而要严加防范来自内部的变乱。

我们不知道诸葛瞻后来有没有给他堂兄诸葛恪写信，但就算是写了，肯定也没用，因为诸葛恪不可能听进去。

除了张嶷，曹魏也有一个明眼人，比他更进一步，准确预言了诸葛恪的结局。

此人就是时任汝南太守的邓艾。

就在诸葛恪惨败班师之后，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死，其国大臣人心不齐，且东吴的世家大族皆有私人军队，足以违抗朝廷之命。诸葛恪刚刚接掌朝政，缺乏大臣的支持；而他又不懂体恤部众、建立根基，却急于对外征战，滥用民力，倾全国之兵，困于坚城之下，以致死者数万，载祸而归，这正是诸葛恪的获罪之日。从前，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这些人，都深受当时君主的信任，但君王一死，仍不免失败，何况诸葛恪的才干远远比不上这四位前贤，又丝毫不担忧大患将至，他的灭亡，指日可待了。”

当邓艾发出这个“神预言”时，吴国朝中有个人已经准备动手了。

这个人，就是四位顾命大臣中最末席的孙峻。

当初要不是孙峻力劝孙权，诸葛恪也坐不上权臣的位子。如今诸葛恪滥用手中的权力，搞得天怒人怨、物议沸腾，孙峻自然认为自己有必要也有资格出来收拾局面。

当然，孙峻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人。他这么做，根本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利用朝野对诸葛恪的怨恨将其除掉，然后取而代之。

为了确保诛杀诸葛恪的行动顺利实施，孙峻首先是在幼主孙亮面前极力构陷，称诸葛恪阴谋弑君篡位。

此时孙亮年仅十一岁，什么都不懂，自然任由孙峻摆布。

同年十月，孙峻以幼主孙亮的名义，在宫中设下酒宴，邀请诸葛恪入宫。据《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在入宫之前，诸葛恪发现了一连串不祥的预兆，看上去颇为诡异：

先是在前一天夜里，诸葛恪就觉得心神不宁，所以“通夕不寐”，整晚都没睡着。到了第二天早上，诸葛恪起床盥洗更衣，竟然“闻水腥臭”，就是洗脸的水闻上去有腥臭味；紧接着，仆人帮他更衣，竟然连衣服也发出了臭味。诸葛恪大为奇怪，命下人把水和衣服都换了，结果竟“其臭如初”。

诸葛恪“惆怅不悦”，但皇帝的邀请没理由不去，只好硬着头皮向外走。就在这时，他家的狗居然咬住了他的衣服，不让他走。诸葛恪自言自语道：“犬不欲我行乎？”便转身回到了屋里。可是，坐了片刻，诸葛恪还是决定入宫，刚一起身，“犬又衔其衣”。诸葛恪很不耐烦，就命下人把狗赶走了，旋即驱车入宫。

当诸葛恪的车驾来到宫门口时，孙峻早已在宫内埋下了伏兵。他担心诸葛恪万一不肯入宫，事情必然泄露，遂亲自来到宫门口迎接。

一见车驾到来，孙峻赶紧迎上前去，欲擒故纵道：“使君若是尊体不适，此宴自可延后，我可代使君启奏皇上。”

诸葛恪答：“不必了，我这就进去。”

当时宫内其实也有诸葛恪的人，毕竟他是首席顾命大臣，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心腹。比如散骑常侍张约、朱恩便是。二人察觉今天宫内的气氛有些异样，便偷偷给诸葛恪递了张字条，上面写着：“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他故。”

大意就是：今天这个宴会不太对劲，可能会有变故。

诸葛恪一看，立刻掉头，准备打道回府。如果他就此扬长而去，那后面的东吴历史就要改写了。可就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诸葛恪碰见了滕胤。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相关史料记载了两个不同版本。《三国志》记载，诸葛恪对滕胤说：“我突然腹痛，没法赴宴了。”滕胤压根不知道孙峻的阴谋，便劝他说：“你自从班师回朝，都还没入宫觐见。今日皇上设宴请你，你也到殿门口了，还是进去比较好。”

诸葛恪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朝宴会大殿走了过去。

不过，如果按照裴松之注引的《吴历》记载，当时的情况恰好相反，是滕胤劝诸葛恪回府，而诸葛恪却不以为然道：“峻小子何能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

意思就是：孙峻这小子能干什么？顶多就是在酒食中下毒罢了。

《资治通鉴》就采纳了这个版本。如果以该版本为事实的话，那诸葛恪就活该一死了。理由很简单：他既然已经怀疑孙峻有可能在酒食中下毒，那又何必非赴这个“鸿门宴”不可呢？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过这一劫，过后再进行调查甚至直接把孙峻抓来砍头，不都是你这个头号权臣一句话的事吗？何苦硬要拿自己的命去冒这个不必要的险呢？

倘若《吴历》的记载属实，我们只能说，诸葛恪并非死于孙峻的谋杀，而是死于自己的骄狂、自负和愚蠢！

不论如何，诸葛恪最终还是来到宴会大殿了。

因为拥有“剑履上殿”的特权，所以诸葛恪鞋也没脱、剑也没摘就上殿了，接着拜见幼主孙亮，然后落座。

孙峻命人斟酒，可诸葛恪狐疑地盯着眼前的酒，却不肯喝。孙峻马上道：“使君的病还没好，应该备有平时服用的药酒，自可取来饮用。”

诸葛恪遂放松警惕，命随从取来自备的酒。酒过三巡后，幼主孙亮找了个借口，先行离席。孙峻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便起身去如厕，然后在厕所中脱掉长袍，只穿便于行动的短衣，接着带上一把事先备好的刀，回到大殿，径直朝诸葛恪走了过去。

此时的诸葛恪，丝毫没有意识到死神已近在咫尺。直到孙峻走到他面前，大喝一声：“有诏收诸葛恪！”诸葛恪才吓得跳了起来，伸手去拔腰上的佩剑。

然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还没等诸葛恪拔出剑来，孙峻的屠刀已经落下。诸葛恪当场毙命，时年五十一岁。

当时，诸葛恪的心腹、散骑常侍张约就坐在他身边。孙峻悍然动手时，张约反应很快，也拔刀砍向了孙峻，可惜准头不够，只砍伤了他的左手。而孙峻的身手就厉害多了，杀完诸葛恪后，反手一刀，竟然把张约的整条右臂给生生砍了下来。

这时，事先埋伏在殿外的武士才冲了进来。孙峻道：“我们的目标只是诸葛恪，现在已经死了。”然后命众武士把诸葛恪的尸体和受伤的张约拖了出去，又命人清理打扫了现场，最后居然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坐下来继续喝酒。

此人的心理素质，显然比一般人强大得多。

接下来，就是斩草除根、犁庭扫穴的时刻了。孙峻一边从容自若地继续喝酒，一边按预定计划，派出了好几支人马。

第一支人马，由骑兵将领刘承率领，杀向了诸葛恪的府邸。

诸葛恪共有三个儿子：长子诸葛绰，官任骑都尉，数年前卷入两宫之争，诸葛恪在孙权的威逼下，不得已将他鸩杀；次子诸葛竦，任长水校尉；三子诸葛建，任步兵校尉。当父亲被杀的消息传来，诸葛竦和诸葛建来不及悲伤，慌忙带上母亲，驱车逃离了建业，准备投奔曹魏。

可是，马车的速度自然比骑兵慢得多。刘承先是追上了断后的诸葛竦，将其斩杀，继而追过长江，在江北数十里外追上了诸葛建一行，不论老少全部就地诛杀。

孙峻派出的第二支人马，由禁军将领施宽率领，远赴荆州，命将军朱绩和孙壹配合，一同前往永安，诛杀了诸葛恪之弟诸葛融及其三个儿子。

随后，孙峻又命人捕杀了诸葛恪的外甥、都乡侯张震，以及朱恩、张约等诸葛恪的心腹，连同他们的三族全部夷灭。

把该杀的人悉数杀光之后，孙峻又命人把诸葛恪及两个儿子的头颅挂在了城门口，让百姓围观，同时把诸葛恪的尸身用草席随便一裹，扔到了建业城南的乱葬岗上。

昔日不可一世的头号权臣诸葛恪，就这样落得身死族灭，乃至死无葬身之地的凄凉下场。

一个叫臧均的诸葛恪旧部于心不忍，上书恳求收葬其遗体，孙峻同意后，诸葛恪才得以入土为安。

骄狂专断的头号权臣死了，东吴臣民们自然是拍手称快。

然而，踏着遍地尸骸和淋漓鲜血走上来的这个人，会比诸葛恪好吗？他会拨乱反正，引领东吴帝国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吗？

东吴臣民们很快就将发现——答案是否定的。

诸葛恪死后，群臣纷纷上奏，共同推举孙峻为太尉、滕胤为司徒。不过，一部分大臣想巴结孙峻，就放言说：“朝政大权，理应掌握在孙姓皇族之手（孙峻是孙权叔父孙静的曾孙），倘若滕胤也并列三公，似乎不妥，因为他一向声望很高，深得人心，前程恐怕不可限量啊！”

言下之意，就是想让孙峻一人独大，不希望滕胤来分权。

这一幕的幕后推手自然是孙峻本人。

于是，朝臣们又进行了一轮磋商，最后决定推举孙峻为丞相、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此外，这帮摇尾分子又非常贴心地对东吴官制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不再设置御史大夫。

自汉末三国以来，“丞相”一直是凌驾于三公、真正握有实权的最高职位，而“御史大夫”通常相当于副丞相。如今摇尾分子们废掉了这个职位，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孙峻独揽大权。

这个方案很圆满，于是孙峻当仁不让地笑纳了。

诸葛恪死后，曾经被他打压的齐王孙奋立刻放飞自我，忙不迭地把家从靠近山区的豫章搬到了长江边上的芜湖（今安徽芜湖市），并且下一步就打算搬回建业，以观时变。他的国相谢慈一再劝阻，孙奋嫌烦，就把谢慈给杀了。

事情传到朝廷，孙峻立刻以幼主名义下诏，将孙奋废为庶人，流放章安（今浙江台州市西北）。

在孙权的七个儿子中，最没脑子的恐怕就是这个孙奋了。因为每一个权臣上位之后，势必都会抓一两个典型来立威。之前诸葛恪想立威时，孙奋自己就蹦了出来；眼下孙峻正愁没典型，这小子就又一次主动往刀口上撞——一个人弱智到这种地步，不抓他来开刀都对不起他。

搞完孙奋后，孙峻并未罢手，又盯上了前太子孙和。

孙和自从被废掉太子位、贬为南阳王后，一直老老实实待在封地长沙，既不像孙奋那样有什么不轨之举，也从未与朝中大臣有何勾连，孙峻为何盯上他呢？

原因有三：

第一，孙和的王妃张氏，是诸葛恪的外甥女，孙峻想斩草除根，必然不会放过她跟孙和。

第二，诸葛恪生前曾有把京师迁到武昌的打算，还一度命人扩建武昌宫，因此民间传言说诸葛恪准备废黜孙亮、另立孙和。有了这种传言，孙峻又怎么可能放过孙和？

第三，孙峻想要立威，而齐王孙奋不够分量，光搞他一个还不足以震慑朝野，只有像孙和这种前太子，才能让孙峻达到杀戮立威的目的。

于是，废黜孙奋后，孙峻连借口都懒得找，便剥夺了孙和南阳王的玺绶，将他流放新都。可还没等孙和走到贬所，孙峻就又派使者追上了他，在半道上把他和王妃张氏一块赐死了。

至此，又一个独揽朝政、肆意杀戮的跋扈权臣，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看着孙峻的所作所为，东吴朝野无不失望至极——姓诸葛的跋扈权臣倒下了，姓孙的跋扈权臣又站了起来，如此换汤不换药，吴国的未来还有什么指望？！

是的，自从孙权废长立幼，执意把东吴帝国交给一个孩子的那一刻起，“权臣当道”就注定是东吴无法逃脱的宿命了。

所以，诸葛恪不是东吴唯一的权臣，而孙峻也绝非最后一个。

废立皇帝：司马师一手遮天

如果说“权臣当道”是东吴无法逃脱的宿命，那么很公平的是——这同样也是曹魏帝国挥之不去的噩梦。

自从魏明帝曹叡把皇位传给年幼的养子曹芳，这一噩梦就开始了：先是曹爽专权十年，然后是司马懿权倾朝野，现在则轮到司马师一手遮天。

尽管曹芳时年已经二十多岁了，可一天也没有执掌过朝政，所以还是跟十几年前刚继位时一样，纯粹是个傀儡。就这一点来看，曹芳的命运像极了当初的汉献帝刘协，而司马师则无异于当初的曹孟德。

在整个建安年间，只要是跟献帝走得稍微近一点的朝臣，都会被曹操毫不犹豫地干掉。如今的司马师，同样也在曹芳和群臣之间划下了一道无形的警戒线——谁敢越雷池半步，谁就得脑袋搬家，甚至被夷灭三族！

曹魏嘉平六年（公元254年）二月，有个大臣一不留神踩到了这条红线，司马师不但亲手杀了他，而且借机兴起了一场大狱。

被杀的大臣名叫李丰，时任中书令。据说李丰早有令名，十七八岁时就已经闻名海内了。他跟曹爽是姑表兄弟的关系，在曹爽执政期间，官任尚书仆射。当时，曹爽大权独揽，司马懿称病隐退，可李丰并未依附曹爽，而是在两个大佬之间选择了中立，谁都不得罪。所以曹爽被诛时，李丰安然无恙。

司马师秉政后，提拔李丰当了中书令，显然是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可是，李丰在个人交情方面，却跟夏侯玄走得很近，这就给他自己埋下了祸根。因为夏侯玄毕竟是曹爽余党，他能活到今天，全凭司马懿对他印象比较好——夏侯玄曾因提出“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等改革方案受到司马懿赏识，故而曹爽被诛后，他只是丢了兵权，回朝坐了冷板凳（时任太常）而已，并未被杀。

按说夏侯玄能保住一命，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可人总是贪恋权力的，不被重用的感觉终究不好受，所以夏侯玄“居常怏怏”，即心有怨气，时常怏怏不乐。

除了夏侯玄，李丰跟当时的国丈张缉私交也很好。张缉这个人颇有才干，本来在地方上当太守，因女儿嫁给曹芳成了皇后，出于避嫌之故，就被调回朝中当了闲散的光禄大夫。虽说“国丈”的身份好像挺尊贵，但女婿曹芳终究只是傀儡，所以张缉也常有不得志之感。

很显然，夏侯玄和张缉虽然都是皇亲国戚，但在此时的曹魏，在司马师大权独揽的背景下，他们其实都属于身份极其敏感、身处嫌疑之地的特殊政治人物。

而李丰身为司马师一手提拔起来的中书令，竟敢私下跟这两人保持亲密的私交，这不能不让司马师心生警惕。

倘若李丰的问题只是如此，那也还不至于落到身死族灭的地步。真正给他招来灭顶之灾的，正是他在有意无意之间，跨越了司马师划下的那道红线——跟傀儡皇帝曹芳走得太近了。

一般来说，“中书令”这个职位，本来就是皇帝近臣，很难避免跟皇帝近距离接触。如果李丰懂得避嫌的话，就应该全力避免与皇帝单独接触，倘若实在无法避免，也应在事前事后跟司马师请示汇报。

然而，李丰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在任职期间，多次单独接受曹芳召见，至于君臣二人都说了些什么，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对此，司马师自然是满腹狐疑。

在他看来，李丰在外结交夏侯玄和张缉，在内多次与皇帝秘晤，这十有八九，就是在策划一场针对他司马师的政变！

于是，就在这一年二月的某一天，当李丰再次接受曹芳单独召见后，司马师立刻把他叫到了面前，质问他跟皇帝在说些什么。

其实到了这一步，李丰就已经在劫难逃了。因为不论他是否在策划阴谋，司马师都已认定他有不轨之心，所以不管他说什么，司马师都会认为他在撒谎。

那天，司马师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遂当场暴怒，竟然用刀柄把李丰活活砸死了。

随后，司马师命人把李丰的尸体拖到廷尉寺，同时逮捕了李丰之子李韬，以及夏侯玄和张缉，命廷尉钟毓严加审查。

这种事关谋反的政治大案交到廷尉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经过审讯，钟毓很快就向司马师提交了一份案情报告。

据钟毓称，李丰暗中勾结了宫中的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太后宫总管）乐敦、冗从仆射（禁军将领）刘贤等人，策划了一场政变阴谋。他们计划，在皇帝册封“贵人”的那天动手，命禁军各营守住各道宫门，然后劫持皇帝，继而率领部众诛杀大将军司马师。事成之后，以夏侯玄取代司马师，出任大将军，以张缉为骠骑将军。

没有人知道，钟毓所说的这场政变阴谋，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产物。总之，他提交的这份报告，正是司马师想要的。

结局不难想见，同月二十二日，李韬、夏侯玄、张缉、苏铄、乐敦、刘贤，全部被夷灭三族。

三月，皇后张氏被废；四月，另立奉车都尉王夔之女为皇后。

李丰、夏侯玄等人虽然死了，但司马师的屠刀并未放下——他的目光还在满朝文武中来回搜寻，试图找出漏网之鱼。

很快，一个叫许允的大臣就被司马师锁定了，此人当时的职位是中领军。据司马师派人调查，这个许允跟李丰、夏侯玄的私交也不错，所以司马师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也许是察觉到了司马师的杀机，时年已经二十三岁的曹芳决定保护许允，于是亲自下诏，以许允为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打算让他暂时离开朝廷，到地方上避祸。

许允离京那天，曹芳特地召集百官给他饯行，还把许允叫到面前，低声叮嘱了一番。许允拜别时，忍不住涕泣唏嘘，不胜感伤。

然而，曹芳在政治上还是太幼稚了。他并未意识到，自己这么做，在权臣司马师看来，就是欲盖弥彰、不打自招。换言之，曹芳的目的是保护许允，可他的这些举动，客观上恰恰是害了许允。

于是，许允还没来得及动身，有关部门就在司马师的授意下，指控其之前曾“放散官物”，即浪费公家财产，旋即将其逮捕，扔进了监狱；紧接着，廷尉钟毓就判处许允流放乐浪，可许允刚走到半道，就莫名其妙地死了。

司马师的一手遮天和肆意杀戮，彻底激怒了血气方刚的年轻天子曹芳。

曹芳决定行使一回天子大权。当时，曹魏狄道的县长李简暗中投降了蜀汉，姜维趁势进犯陇西。曹芳遂以此为由，下诏命司马昭前往陇西，攻击姜维。

司马师在朝中的势力太强，曹芳不敢动他，只能以司马昭为突破口，先把他弄到前线再说。

司马昭当时镇守许昌，要出征陇西，自然要经过京师洛阳。同年九月，司马昭率部来到了洛阳城外，曹芳亲自前往城西的平乐观检阅部队。此时，曹芳左右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除掉司马昭的良机，遂劝曹芳趁司马昭前来辞行时把他干掉，然后集结部队，掉头进攻司马师，彻底铲除这个权臣，一举夺回朝政大权。

左右之人甚至把讨伐司马氏兄弟的诏书都写好了，递到了曹芳面前。

然而，到了这个关键时刻，曹芳却了。

他固然不满于司马师的擅权，但真要动刀动枪，跟跋扈权臣拼命，他既没有这个底气，又没有这个勇气。

就在曹芳瑟缩不前之时，有人走漏消息，司马昭立刻把军队开进了京师。而司马师更是勃然大怒，决定废黜曹芳，另立皇帝。

九月十九日，司马师以郭太后（曹叡皇后）的名义下令，召集百官开会，然后以曹芳“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不可以承天绪”为由，宣布废黜。

满朝文武目瞪口呆，却无一人敢提出异议。

司马师随即上表太后，宣布收缴曹芳的皇帝玺绶，命其即刻离开洛阳，回到自己的封地齐国（曹芳原为齐王，封国在今山东淄博市东），然后命百官在表奏上联署签名。

木已成舟之后，司马师才命散骑常侍郭芝（太后的叔父）去通知曹芳和郭太后，并执行收缴皇帝玺绶的任务。

当时，曹芳与郭太后正在内殿木然对坐，仿佛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郭芝一进来便朗声道：“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曹据（曹操之子）！”

对这个结果，曹芳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做了十五年皇帝，猝然被废，终究还是有些沮丧和屈辱。可司马氏兄弟的刀已然架到了脖子上，除了乖乖听命又能如何呢？好歹最后还能做一个逍遥王爷，总比掉脑袋好。

曹芳黯然起身，一句话都没说，默默走出了内殿。

对郭太后而言，虽然曹芳不是她的亲生儿子，但毕竟养育多年，还是有感情的。而且，曹芳被废，她后半生的富贵就没了保障，这让她如何是好？尤其让郭太后惶惶不安的是，曹据是明帝曹叡的叔父，论辈分她就是曹据的侄媳妇；一旦曹据当了皇帝，那她这个侄媳妇怎么可以当太后？这显然是有悖伦常、于礼不合的荒唐事儿！

所以，曹据登基之时，就是郭太后退位之日，这让她如何接受？

思虑及此，郭太后顿时满脸不悦，看都不看郭芝一眼。

郭芝只好劝道：“太后没有好好管教自己的儿子，如今大将军心意已决，且军队就在外面，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随顺大将军的意旨，否则又能如何呢？”

郭太后冷冷道：“我要见大将军，有话对他说。”

郭芝不耐烦了，板起叔父的面孔，提高嗓门道：“还有什么好见的？赶快把皇帝玺绶交出来！”

郭太后被他这么一吼，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命侍者取来玺绶，但并未交给郭芝，而是放在自己的坐榻上。

郭芝见状，知道大局已定，也就不急着去拿玺绶，旋即出去复命。司马师闻报，非常满意，便命人拿出齐王的印绶，交给曹芳，并命他去跟太后辞别，即刻离京。

随后，曹芳与太后“垂涕而别”，旋即乘上亲王的车驾，从太极殿南面离开了皇宫。百官中有数十人前来送行，其中一人便是司马师的叔父司马孚。据说这一天，司马孚“悲不自胜”，而其他官员也都泪流不止。

事实上，司马孚等人在废黜曹芳的奏表上，都是签下名字的。如果说其他人慑于司马师的淫威，多少有些被动的话，那么司马孚的签名，则很难说是被迫的。所以，他此刻的悲伤和眼泪，虽然不宜断言为作秀，但似乎也没那么纯粹。

曹芳离京后，司马师又派人来跟郭太后讨要皇帝玺绶。

郭太后方才冷静地思考了一番，终于想到了保住位子的办法，便对使者道：“彭城王，论辈分是我的叔父，若是立为皇帝，将把我置于何地？况且如此一来，明皇帝（曹叡）岂不是永绝后嗣了吗？所以我建议，拥立高贵乡公（曹髦），他是文皇帝（曹丕）的长孙、明皇帝的侄子，在礼法上，小宗（庶子一系）有入继大宗（嫡子一系）的义务，还请就此仔细商议。”

很显然，郭太后是个聪明女人。这个方案可谓一举两得：一来曹髦是侄子辈，这样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保住太后之位；二来拥立一个容易掌控的幼主，对权臣司马师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样司马师非但不会反对，而且还会窃喜。

果不其然，司马师随即装模作样地召集群臣“商议”，然后放弃了年长的曹据，确定了年幼的曹髦。

曹髦是东海王曹霖（曹叡弟弟）之子，时年十四岁。

九月底，司马师命太常王肃持节，前往元城（治今河北大名县东）迎接曹髦。紧接着，司马师再度派人催促郭太后交出皇帝玺绶。

直到此刻，这个聪明的女人还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对使者说：“我见过高贵乡公，他小时候就认识我了，我会亲自把玺绶交到他的手上。”

玺绶由司马师给，还是由郭太后给，虽然结果一样，但效果却大不相同。由司马师给，郭太后就等于靠边站了，完全失去了存在感；可由郭太后给，不仅能向朝野显示自己仅剩的一点权威，也能让未来的皇帝曹髦对她产生信任和好感。

当然，相对于一手遮天、大权独揽的司马师而言，郭太后的这点儿权威也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可哪怕如此，她还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刷了一把存在感——对于一个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可以依靠的深宫女子而言，这或许是她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自存之道了。

同年十月初五，曹髦抵达洛阳，先是觐见了郭太后，然后于太极殿前殿登基即位；同日大赦，改元正元。

此时此刻，这个被命运之手选中的十四岁少年并不知道，“当皇帝”这件在天下人看来最幸运的事，于他而言，却是这一生最不幸的事……

淮南二叛：来自曹魏内部的反抗

对于司马师的专权和跋扈，魏国朝野上下不可能全都是甘心和顺从的，其中自然有人不服。如果说朝中的文臣碍于手里没兵，再怎么不服也只能忍的话，那么统兵在外的大将可就不一样了，他们是完全有能力跟司马师叫板的。

比如，当时驻守寿春的镇东将军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就有这个能力。

毌丘俭一向跟夏侯玄、李丰关系很好。当二人被族诛、皇帝被废黜的消息传到寿春，毌丘俭顿时惶惶不安。当时，他儿子毌丘甸在朝中担任治书侍御史，就属于手里没兵的文臣。面对司马师的所作所为，毌丘甸自然极度不满，便给毌丘俭写信说：“父亲大人负有镇守一方的重任，如今国家倾覆，又岂能安然自守？我怕您会受到天下人的责备啊！”

毌丘俭见信，颇以为然，觉得于公于私，自己都不应该无所作为，遂决定起兵。

随后，他对同驻寿春的文钦进行了试探，没想到文钦也有此意，二人一拍即合。

文钦是沛国谯郡（治今安徽亳州市）人，曹操部将文稷之子，年少从军，有“骁果绝人”之名。由于跟曹魏皇族是同乡，所以曹爽上位之后，对他颇为看重。文钦仗着有曹爽撑腰，平时经常欺压凌辱同僚。曹爽垮台后，司马懿为了安抚他，便加封他为前将军。不久司马懿病故，司马师秉政，文钦惧不自安，遂急于立功，便弄虚作假，时常虚增作战中杀敌和俘获的人数，企图邀功请赏。可他这些小伎俩没有瞒过精明的司马师，因此一概不给他封赏。

文钦又惧又恨，所以当毌丘俭找到他时，他二话不说便同意入伙了。

曹魏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正月，毌丘俭、文钦宣称奉郭太后密诏，在寿春起兵，并向四方发布檄文，打出了讨伐司马师的旗号。

为了壮大声势，建立一个反对司马师的联盟，毌丘俭又分别派人去见驻守安城的镇南将军诸葛诞，以及驻守廪丘（今山东郓城县西北）的兖州刺史邓艾，打算怂恿他们都来入伙。不料，诸葛诞和邓艾的反应出奇一致，竟然不约而同把毌丘俭派去的使者给砍了。

虽然拉拢他们的计划失败，但毌丘俭和文钦的麾下部众加起来也有五六万之多，所以毌丘俭仍然信心十足。很快，二人率部北上，渡过淮河，然后挥师西向，进驻项县。

此地距洛阳只有六百多里，可见其行军速度非常迅捷，也说明一路上没有遭遇任何阻击。毌丘俭和文钦随即做了分工：由毌丘俭驻守项县，由文钦出兵游击，抄掠粮草物资。

司马师得到战报，立刻问计于时任河南尹的王肃（王朗之子）。

王肃颇为镇定，认为叛军难有作为。他举了关羽为例，说：“当初，关羽在汉水俘虏于禁，有北上争夺天下之志，后来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关羽的部众一夜之间便瓦解了。如今，淮南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内地，只要我们立刻行动，一边保护（实为控制）叛军家属，一边出兵截击，令叛军无法前进。到时候，他们必会像关羽一样土崩瓦解。”

司马师一听，心里便有底了。

可是，究竟该由他自己亲率大军出征，还是另行委派大将，司马师却犹豫不决。

不是他畏难怯战，而是他的眼睛长了一颗瘤，不久前刚刚摘除，创痛甚剧，眼下还在卧床养伤，实在不宜行军作战。

当司马师就此咨询群臣的意见时，多数人认为不可亲自出战，应该命时任太尉的司马孚出兵抵御。

百官之中，只有王肃和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钟会三人坚持认为，还是应由司马师亲征。傅嘏为此专程来到司马师的病榻前，说：“淮南兵团的战斗力很强，毌丘俭和文钦正是仗着这一点，才敢长驱直入，其兵锋不易抵挡。倘若诸将有个闪失，我们的主动权便会丧失，那大将军可就满盘皆输了。”

司马师也意识到，此战只能胜不能败，遂忍着疼痛翻身坐起，道：“那我就躺在车上，亲自东征！”

正月初五，司马师集结大军从洛阳出发，命司马昭兼任中领军，留镇洛阳；同时，征召东、西、北三个方向的州郡驻军，立刻出兵，在陈郡（治今河南淮阳县）、许昌一线集结，构筑第二道防线，同时作为预备队。

临行前，司马师又问计于光禄勋郑袤。郑袤说：“毌丘俭有智谋，但是分析事情往往不够深入；而文钦这个人，则是有勇无谋。所以，江淮叛军虽然勇猛，但必定难以持久。只要我军采用深沟高垒的战术，挫其锐气，必能获胜，就像当初周亚夫平定吴楚之乱一样。”

司马师深以为然。

“深沟高垒，挫敌锐气”一向是司马懿最擅长的战术，而司马师则遗传了乃父沉稳持重的性格，所以必然也倾心于这一战术。

大军开拔后，鉴于身体原因，司马师不得不从诸将中物色了一位比较信得过的大将，委以重任。

此人是荆州刺史王基。司马师任命他为“行监军”（代理大本营监军官），持节，统领当时魏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许昌军。

王基对此次东征信心十足。他认为，此次淮南叛乱，大部分官兵其实是被毌丘俭和文钦胁迫的，本无反叛之心，只要朝廷军迅速出击，大兵压境，叛军很容易崩溃，不用多久就能把毌丘俭和文钦的首级挂在营门上。

司马师很欣赏王基这种自信，遂命他担任前锋，火速向东南挺进。

可是，大军刚急速行军了几天，司马师不知何故，又命王基停止了前进。

王基大为焦急，赶紧进言道：“以毌丘俭和文钦的兵力，足以继续前进，可他们之所以长久滞留项县，必定是矫诏之事已经泄露，所以军心不稳。我们若在此时停滞不前，不趁机展示军威，收揽民心，那不仅有怯战之嫌，还会失去先机。倘若毌丘俭和文钦大肆掳掠青壮百姓，扩充兵力，加之我军将士的家属落入敌手，那我军的军心就散了。

“此外，若东吴乘虚而入，那淮南恐怕就不为我们大魏所有了。到时候，谯郡、沛国、汝南、颍川等地都将陷入混乱，那就坏了大事了！我军应该立刻进驻南顿（治今河南项城市），那里有大型粮仓，足供大军四十日军粮。如此，我们据有坚城，又有充足的粮秣，便可先声夺人，为平定叛乱打下坚实基础。”

任何性格都是一把双刃剑。司马师生性持重，好处是稳扎稳打，不容易犯大错；坏处则是有时候会变得优柔寡断，失于保守。

此时的司马师就犯了这个毛病，一开始根本不听，直到王基再三劝谏，才采纳了他的意见。随后，王基率前锋继续南下，迅速进据㶏水（流经河南临颍县西北）。

闰正月初一，司马师大军抵达㶏水桥，在此有了一个意外收获——毌丘俭麾下部将史招、李续相继率部来降。

毌丘俭和文钦起兵北上，寿春空虚，只留下了一些老弱残兵，这自然给了东吴可乘之机。

权臣孙峻得到情报后，遂亲自出征，率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等部，兵锋直指寿春，准备趁火打劫。

如此一来，魏军就要同时跟两支敌军作战了，形势不容乐观。司马师闻报，立刻命各军深沟高垒，不得冒进，等待东方各州（青州、徐州、兖州）的部队前来会师。可众将都急于建功，遂纷纷请战，要求进攻项县。

司马师只好召集众将开会，统一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他说：“诸位将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淮南将士本无反志，只是毌丘俭和文钦威逼利诱，骗他们说一旦起事，远近必定响应。可如今事实明摆着，淮北各部就不愿追随，所以史招、李续才会相继来降。现在的叛军就是困兽犹斗，速战对他们更有利，虽然我们已稳操胜券，但急于进攻必定伤亡惨重。况且，毌丘俭和文钦欺诳将士，这个真相迟早败露，所以我们要有耐心，方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虽然司马师在战略上不求速战，但并不等于在战术上毫无动作。

统一了全军的思想之后，司马师立刻展开了一连串战术行动，首先命南面的诸葛诞率部自安风（治今安徽霍邱县）方向进兵，火速赶往寿春，抵御吴军；然后命东面的胡遵率青州、徐州各军自谯郡火速南下，切断叛军退路；最后，司马师则亲率主力进驻汝阳（治今河南商水县），正面与叛军对峙。

汝阳距离毌丘俭和文钦据守的项县只有区区一百余里，虽然魏军不会主动求战，但仅仅是这个大兵压境的动作，就足以对叛军形成巨大的压力了。

很快，毌丘俭和文钦就发现自己成了瓮中之鳖。

若继续前进，就得迎战司马师的主力兵团；若是后撤，又担心寿春已被吴军袭取或被诸葛诞占据。这就叫进不得战，退无可守。一时间，毌丘俭和文钦竟“计穷不知所为”，于是军心离散，那些家在北方的将士纷纷逃亡，相继跑到汝阳投降了朝廷军。到最后，还愿意追随毌丘俭和文钦造反的，只有之前刚刚归附的一些屯垦新兵。

就在叛军一筹莫展之际，来自兖州的邓艾所部，已经兼程南下，火速赶到了乐嘉城（今河南周口市商水县）。

此城位于汝阳和项县之间，显然是朝廷军和叛军都必须争夺的战略要地。

邓艾抢先占据此地后，立刻命工兵在城外的颍河架设浮桥，以待司马师的主力前来会合。

与此同时，叛军也行动了。虽是困兽，犹有一战之力，所以毌丘俭便命文钦率部进据乐嘉。巧合的是，就在司马师主力自汝阳赶到此处时，文钦所部也恰好抵达。

两军正面遭遇，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毌丘俭败亡，司马师暴卒

三国后期的著名骁将文鸯，就是在乐嘉城的这场遭遇战中脱颖而出的。

文鸯是文钦之子，时年才十八岁，但其骁勇和果敢却已罕有人及。用《三国志·毌丘俭传》注引《魏氏春秋》的说法，是“勇力绝人”；用《晋书·景帝纪》的说法，是“勇冠三军”。

史书称文钦“骁果绝人”，但也许是因为老了，所以在这一战中的表现十分糟糕；反倒是其子文鸯的惊人表现，才配得上“勇力绝人”“勇冠三军”这样的形容词。

当时，一见司马师大军到来，文钦的反应是“惊愕未知所为”，一下就傻眼了。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文鸯则对父亲道：“敌人也是刚到，立足未稳，我们主动出击，定可破敌。”

于是，文鸯与其父约定，由他率前锋精锐夜袭司马师大营，文钦率主力于翌日清晨继进。随后，文鸯将麾下骑兵分成两队，趁着夜色，从东、西两面对司马师大营发起突袭。

文鸯自率一队突入敌营后，左冲右突，纵横驰骋；朝廷军猝不及防，顿时陷入了混乱。

司马师万万没料到叛军会来得这么快，仓促间也不知敌人的兵力到底有多少。只听得大帐外鼓声雷动，杀声震天，司马师大为惊骇。

这一惊非同小可。由于司马师的眼部肿瘤刚动完手术，本来便经不起鞍马劳顿的折腾，如今又惊又急、气血攻心之下，他动手术的那颗眼球竟然暴突而出！

为了稳定军心，不让部众知道他的病情，司马师强忍剧痛，把自己包在了被子里，然后用嘴死死咬着被子，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结果，便是“啮被皆破”，就是把被子都咬破了。

虽然朝廷军大营被文鸯搞得一夜不得安宁，但双方毕竟众寡悬殊，等到次日天蒙蒙亮，文鸯兵力薄弱的事实就暴露在朝廷军眼前了。而且让文鸯颇感无奈的是，其父文钦并未按约定率主力赶来增援。

没办法，文鸯只好主动撤出了战场。

得知叛军主动撤退，司马师才意识到昨夜是一场虚惊，立刻命众将全力追击。可将领们却有些狐疑，说：“文钦父子骁勇善战，昨夜并未被我军击败，怎么就自己退了呢？”

言下之意，是担心文钦父子会使诈。

司马师急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文鸯折腾了一晚上，现在发现无人前来接应，他不跑还等什么？！”

朝廷军这才出兵追击。

文鸯率部与文钦会合后，发现其父急于向东撤退，居然没有安排任何人断后，遂再次主动请缨，说：“如果不摧折敌军的气势，咱们一定走不脱。”

随后，文鸯竟然只率身边的十余骑精锐，掉头杀了回去，然后径直冲进朝廷军的军阵之中，“摧锋陷阵，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即冲锋陷阵、横扫追兵之后，才从容撤退，扬长而去。

司马师闻讯，不由大怒，立刻命麾下左长史司马班率八千骁骑，再度追击。

接下来，令后世读者万分惊叹、甚至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这一回，文鸯竟然连刚才那十余骑也不带了，而是单枪匹马，迎战司马班的八千骁骑！

按照常理，文鸯再怎么勇猛，也是血肉之躯，不是铁打的，这八千骁骑一人一口唾沫，都足以把他淹死。可令人惊掉下巴的却是：文鸯单枪匹马杀入这八千骁骑后，竟一口气杀死杀伤了一百多人，然后全身而退，掉头就跑。

如果你以为文鸯这样已经算十分勇猛，足以让他吹一辈子，所以他大可以就这么跑掉，那你就错了。

文鸯跑了一阵子，慢慢恢复了体力后，居然反身又杀了回去。

就这样，他杀一回，跑一回，再杀一回，再跑一回，前后足足往返了六七次，其间如入无人之境，不啻神兵附体。而相形之下，司马班那八千骁骑仿佛都变成了稻草人和木头人，只能任由他往来驰骋、砍瓜切菜，最后都不敢上前，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绝尘而去……

《三国演义》在描绘长坂坡之战时，曾经形容赵云在曹军虎豹骑中“七进七出”，由此被后世传为美谈。可必须指出的是，赵云单挑虎豹骑虽是事实，但“七进七出”的说法却不见史书记载，只能认定为罗贯中老先生的渲染之语。而文鸯在这次战斗中的多次杀进杀出，却是《资治通鉴·魏纪八》中白纸黑字记载的：

“鸯以匹马入数千骑中，辄杀伤百余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骑莫敢逼。”

正因为惊叹于文鸯的神勇无敌，所以后世读者送给了他一个十分光荣的称号——“小赵云”。若《资治通鉴》记载属实的话，文鸯比起赵云其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文钦父子撤退后，叛军颓势尽显，朝廷军基本上是胜券在握了。

然而，在司马师军中，却不见得所有人都希望他获胜。正如朝中文臣和地方大将中都有反对他的人一样，在禁军将领中，也有这样的人在。

比如殿中校尉尹大目，自幼便是曹氏皇族的家奴，深受曹爽信任。高平陵之变时，司马懿曾命尹大目去劝降曹爽，并承诺可保曹爽富贵。不料随后司马懿便背弃承诺，灭了曹爽三族。尹大目自然愤恨不已。后来，他表面上投靠了司马师，但暗中一直想替曹爽报仇。

这回淮南叛乱，尹大目觉得机会来了，内心暗暗希望司马师落败。可形势的发展却跟他的期望相反。为了帮助叛军扭转败局，尹大目决定亲自把一份绝密情报给文钦送过去，以便让他重燃斗志。

这份绝密情报，就是司马师“一目已出”、病情恶化之事。换言之，尹大目判断，司马师很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只要让叛军获悉此事，再坚持一段时间，那么等司马师一死，形势必将有利于叛军。

可是，该如何把情报送出去，而又不引起司马师的怀疑呢？

尹大目想到了“劝降”这一招，遂自告奋勇对司马师说：“文钦本是明公腹心，只是被毌丘俭蛊惑罢了，他又是天子同乡，且向来跟我关系很好，我请求为明公去劝降他，令他回心转意，与明公重修旧好。”

司马师觉得能劝降当然最好，就派尹大目去了。

尹大目当即披上甲胄，乘上快马，独自一人追上了文钦。可文钦对他十分提防，不让他靠近。尹大目只能通过喊话来传递消息。可文钦身边部众甚多，尹大目又不敢把情报公开喊出来，想来想去，最后只好喊了这么一句：“君侯为何不忍一忍，再多等几天呢？”

这话对于知道司马师病情的人，很好理解，可问题是文钦压根不知道这回事，所以这话对他来讲，纯属莫名其妙。

由于听不懂，文钦只能下意识地把这话理解成劝降之语，遂厉声怒骂道：“你是先帝（指曹氏皇族）的家人，不念报恩，反倒跟司马师一起谋逆，不顾天理良心，老天爷一定饶不了你！”说着便张弓搭箭，准备射杀尹大目。

尹大目万般无奈，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哀叹道：“大势已去了，你自己多保重吧！”随即掉转马头，灰溜溜地走了。

尹大目显然不适合从事情报工作，明明都到文钦跟前了，还是没把情报传递过去。于是，文钦父子只能继续向南逃窜。朝廷军前锋大将王基遂乘胜而进，兵逼项县。

毌丘俭得知前方战败，又发现朝廷军已经收紧了包围圈，只好连夜出逃，麾下部众就此溃散。

等文钦父子回到项县，此地已是一座空城。他们知道，仅凭自己一支孤军，绝对守不住此城；想回寿春，却又得知老巢已被诸葛诞占据。眼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文钦父子别无选择，只能投奔东吴。

闰正月十九日，孙峻率吴军进抵橐皋（今安徽巢湖市西北）；文钦父子仓皇逃到此地，向孙峻投降。

毌丘俭一路朝东南方向逃亡，可能也是打算降吴，可身边的部众却越来越少，等跑到慎县（治今安徽省颍上县西北）时，就连左右的亲兵侍从都已离他而去。毌丘俭人困马乏，只好藏身在淮河边的草丛中。

同月二十一日，一个叫张属的平民在安风渡口（今颍上县南淮河渡口）发现了毌丘俭，遂将他射杀，并砍下其首级送到了洛阳，随后被朝廷封侯。

在当时的曹魏帝国，毌丘俭算得上是文武兼备、战功卓著的少数名将之一。他精于诗文，是魏晋之际的著名诗人，以曹叡藩邸“文学掾”入仕，后投身军旅，长年镇守边陲，历任度辽将军、乌桓校尉、幽州刺史等职。景初二年，司马懿平定辽东，毌丘俭便因配合作战有功，进封安邑侯。而毌丘俭一生最大的战功，莫过于在正始年间两次东征高句丽，横扫朝鲜半岛，不但收复了“汉四郡”（乐浪、玄菟、真番、临屯）故地，且拓地千里，威震四夷，将中原王朝在东北地区的实际统治版图扩张到了空前的规模。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纵横沙场、战功赫赫的老将，却在晚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最终还惨死在了一个百姓手上，其下场实在令人唏嘘。

此次叛乱爆发之前，原本寿春还有十余万人口，可到了诸葛诞入据寿春时，全城老少或是逃进山泽，或是归附东吴，逃亡殆尽。

随后，朝廷擢升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稍后又迁征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诸军事，等于把曹魏帝国东线的防务全权交到了他的手上。

可没有人会料到，短短两年之后，这个被委以重任的诸葛诞，就将步王淩、毌丘俭之后尘，悍然发动了淮南地区的第三次叛乱……

得知诸葛诞已据寿春，孙峻知道没什么便宜可捞了，旋即引兵而还。回朝后，他便任命文钦为都护、镇北大将军，并遥领幽州牧（空头职衔）。

“淮南二叛”平定后，朝廷夷灭了毌丘俭的三族，并在洛阳朝野株连了七百余人，将他们全部投进了监狱。通常情况下，这些人恐怕都难逃一死。所幸，此案的主审官、侍御史杜友心存悲悯，只诛杀了为首的十余人，然后奏请朝廷免去了绝大部分人的死罪。

司马师虽然成功平定了毌丘俭、文钦的叛乱，保住了权臣的地位，但他的生命也因此走到了尽头。

他率大军北还，行至许昌时便陷入了弥留之际。人在洛阳的司马昭闻讯，立刻赶到许昌。司马师遂命司马昭统率各军。

这一年闰正月二十八日，司马师在许昌病逝，时年四十八岁。

随着跋扈权臣的倒下，曹魏帝国来到了一个十分微妙的十字路口。

以司马师的遗愿，当然是希望由司马昭继续掌控曹魏大权；可刚刚入继大统的少帝曹髦，以及他背后的郭太后，还包括一些仍然心系曹魏的大臣，则显然不愿看到这个结果。

于是，一场事关最高权力的政治博弈就此展开。

司马昭刚刚接掌兵权，朝廷便迅速给尚书傅嘏发来了一道诏书，以“东南新定”，需要镇抚为由，命时任卫将军的司马昭暂时屯驻许昌，同时命傅嘏率东征各军返回洛阳。

很显然，这是一记调虎离山加釜底抽薪的狠招，目的是既把司马昭排除在朝廷之外，让他无从染指中枢大权，同时又剥夺了司马师刚刚交给他的兵权。

鉴于这道诏书的“技术含量”如此之高，估计不会是出自年仅十五岁的少帝曹髦之手，而很可能是郭太后和一帮心系曹魏的大臣所为。

此时的司马昭，无疑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奉诏，他将丧失由父亲司马懿和大哥司马师奋斗多年得到的这个权臣之位，从此只能作为一员大将镇守一方，这辈子恐怕都没有回朝的机会，更不用说掌控朝政了；而如果不奉诏，就等于公然抗旨，朝廷便能以此为由加罪于他，那他的下场只能比乖乖奉诏更为不堪。

危急时刻，有人出手帮他摆脱了这个困境，进而帮他保住了权臣之位。

这个人，就是时任中书侍郎的钟会。

钟会一向受司马师赏识，这几年担任中书侍郎，实际上就是司马师的核心幕僚，一直在帮他“典知密事”。所以，钟会跟司马家族早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如果司马昭被边缘化，对他钟会肯定没有任何好处；反之，一旦他帮助司马昭接掌朝政大权，那司马昭必定会回报他、重用他，那钟会的未来仕途就不可限量了。

职是之故，钟会旋即与傅嘏密谋，二人迅速达成了共识，然后一边由傅嘏上表，敷衍朝廷，一边与司马昭一同率大军北上，快马加鞭赶回洛阳。

等到少帝曹髦及其背后之人回过神来时，司马昭已经率大军进驻洛水南岸，悍然摆出兵逼京畿的架势了。

同年二月五日，朝廷被迫让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

新的权臣就此诞生，可并未花落别家，而是依然姓“司马”。

这场悄无声息却意义重大的政治博弈，就这样以钟会的强势介入，宣告了曹髦的失败和司马昭的胜利。

钟会一出手就左右了魏国政局的走向，不免有些得意忘形，“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傅嘏看在眼里，便私下警告他说：“你志向虽然远大，但格局不够宽广，世上的功勋大业没那么容易成就，岂能不谨慎呢？”

对于傅嘏的劝诫，此时正自恃才高且春风得意的钟会，显然是听不进去的。

正因为钟会此人的确有才，所以日后才会取得攻灭蜀汉的不世之功；可正是由于他太过自负，才会在企及人生巅峰的刹那之后，就一头坠入了失败的深渊……

姜维之困：百战艰辛的蜀汉北伐

自从费祎死后，姜维没有了掣肘，遂放开手脚，频频从陇西方向对魏国发动进攻。

蜀汉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曹魏嘉平六年）三月，因魏国狄道长李简归降，姜维趁势进据狄道。同年十月，姜维从狄道发兵，进攻东南面的襄武（治今甘肃陇西县东南），魏讨蜀护军徐质迎战。姜维在这一战中斩杀了徐质，但蜀军将领张嶷（就是曾对费祎和诸葛恪发出过预警的那位）也在此役中阵亡。

徐质被杀后，魏军退守襄武。姜维乘胜而进，向北攻陷了河关（治今甘肃积石山县北），向南攻陷了临洮（治今甘肃岷县）。

按理说，此时姜维已据有狄道、河关、临洮三城，渐有在陇西站住脚跟之势，大可在此慢慢经营，作为东进关中的前哨基地。可令人不解的是，稍后姜维便主动放弃了这三座城池，班师回了成都。唯一的战果，就是把这三城的百姓全部迁入了蜀国，安置在绵竹（治今四川德阳市北）、繁县（治今四川成都市新都区西北）一带。

在形势完全有利的情况下，姜维为何会主动撤离陇西呢？

具体原因史书无载。我们估计，很可能又是蜀汉多年来历次北伐都绕不过去的那个老大难问题——粮草不继。

从诸葛亮时代的五次北伐，到姜维时代的多次北伐，蜀汉二十多年来似乎一直没能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运输补给实在太困难了，这是谁也没办法的事。哪怕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也只是适当提升了运输效率，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补给线道阻且长的问题。

其二，国力太弱，具体来讲就是人口太少，生产力严重不足。据《晋书》和《通典》记载，刘备称帝的章武元年（公元221年），蜀汉的编户人口仅九十万；而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直到蜀汉灭国的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其编户人口也才九十四万。

也就是说，在蜀汉立国的四十余年中，其编户总人口才增长了区区四万，人口繁衍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显然是连年北伐、征战不止，使青壮年男性被大量消耗于战争中，并导致男女比例失衡，从而极大制约了人口的自然增长。

而人口的不足，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也势必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造成粮食和物资的短缺。

显而易见，上述二者，一直是笼罩在蜀汉头上的两大宿命般的梦魇，注定无法摆脱，也注定要与蜀汉帝国相始终。

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诸葛亮的北伐，还是姜维的北伐，基本上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饶是如此，诸葛亮和姜维却仍前赴后继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北伐。说到底，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好战，更非当时及后世不少人所诟病的“穷兵黩武”，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弱国的生存真相，有时候跟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是很像的——为摆脱困境所作的种种努力，非但无法改变命运，反而使其更深地困于其中。

这样的恶性循环，是弱势者的困局，是蜀汉的困局，也是诸葛亮和姜维的困局。

蜀汉延熙十八年（公元255年，曹魏正元二年）七月，刚刚回朝休整了半年多的姜维，在朝会上又提议出兵。征西大将军张翼强烈反对，说：“国家弱小，民众疲敝，不应穷兵黩武。”

可姜维根本不听，仍执意出兵，且命张翼和车骑将军夏侯霸跟他一道出征。

同年八月，姜维率数万人进至枹罕（治今甘肃临夏市），再度把兵锋指向狄道。

当时，魏国在西线的主帅郭淮已病故，由陈泰继任征西将军，驻守陈仓。得到战报后，陈泰立刻命雍州刺史王经进驻狄道，阻遏蜀军；同时要求王经，必须等到他率援军抵达，再从东、西两面同时出击，夹攻蜀军。

可是，王经立功心切，没有遵照陈泰的计划入驻狄道，而是前趋至洮水（今洮河），与蜀军前锋打了一场小规模遭遇战。结果，魏军失利。王经遇挫，非但不退，反而率部强行渡过洮水，一心想跟蜀军主力决战。

陈泰闻报，意识到情况不妙，赶紧加快了行军速度。

然而，未及等到援军到达，王经所部就与姜维主力在洮水西岸展开了会战。结果，魏军大败，被杀一万余人，大部逃散，王经仅率残部一万余人退守狄道。

这是姜维多次北伐以来取得的第一场大胜，不由信心倍增，准备乘胜北上，进围狄道。可本来就反对出战的张翼当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说：“适可而止吧，不要再前进了。再打下去，说不定这桩大功就毁了，岂不是画蛇添足？”

姜维闻言大怒，仍按原计划北上，将狄道团团包围。

八月底，魏国朝廷得知前线失利，连忙把不久前调到东线的邓艾又调回西线，擢升他为安西将军，与陈泰合力拒敌；同时，又命太尉司马孚率大军继进，作为后援。

此时，陈泰已率部进至陇西，距狄道仅二百余里。

可就在这时，麾下诸将却生出了怯战心理，对陈泰道：“王经刚刚战败，敌人士气正盛，而我军各部是刚刚从各地征调而来，说是乌合之众也不为过。将军带着这样的部队，在战败之后，迎战新胜之敌，恐怕非败不可。古人说：‘蝮蛇螫手，壮士解腕。’《孙子兵法》也说：‘兵有所不击，地有所不守。’这是以小的损失为代价保全大局。而今之计，不如据险自守，一边监视敌情，一边静待时机，等敌军疲惫了，再救援狄道也不迟啊！”

这些将领说得一套一套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八个字：拥兵自保，见死不救。

假如魏国将帅都是这副德行，那么姜维的北伐或许就有几分胜算了。遗憾的是，陈泰跟他的前任郭淮一样，都是能征善战且毫无私心之人。所以，姜维的北伐，就注定是百战艰辛而难以建功的。

陈泰一眼就看穿了诸将在打什么小算盘，可也不戳破，而是耐心地跟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他说：“姜维孤军深入，就是希望跟我们在野外决战，以求一战获取决定性的胜利。王经本应深沟高垒，挫其锐气，如今却与敌军野战，恰好落入敌人的圈套。王经既被击败，姜维的上策，应该是挟新胜之威，向东挺进，进占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夺取那里的存粮，然后招纳羌胡，东争关陇，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然而，姜维没有这么做，而是屯兵于坚城之下，把原本士气高昂的将士投入艰难的攻城战中，这就令战场的主动权转到了我们手上。兵书上说，制造攻城的撞车、土山等，须三个月的时间。这对于孤军深入的敌人，绝对是不利的。如今，姜维正是孤军深入，粮草不继，我军若迅速前进，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定可破敌。姜维的面前是坚城，背后是洮水，我军只要占领高地，据守险要，便可遏其咽喉，到时候敌人必定不战而走。”

说服众人后，陈泰随即率部进发，越过高城岭（今甘肃渭源县西），于深夜时分，悄悄抢占狄道东南面的高地。然后，陈泰命部众遍举烽火，鼓角齐鸣。困守城中的王经部众一看救兵来了，顿时士气大振。

姜维没有料到魏国的援军会来得这么快，为了避免被敌人前后夹击，只好命部众掉转方向，沿着山麓对敌军高地发起强攻。可面对居高临下的魏军，蜀军的攻势屡屡受挫，不得不退了下来。

接着，陈泰又故布疑兵，扬言要切断蜀军的退路。

姜维得到情报，大为恐惧。

九月二十五日，姜维被迫拔营而走，退守钟提（今甘肃临洮县南），狄道之围遂解。

王经见到陈泰后，颇感愧疚，长叹道：“城中的粮食坚持不了十天了，要不是将军来得快，举城军民必遭屠戮，国土也将沦陷啊！”

陈泰没有怪罪他，而是安抚慰劳其部将士，继而调遣部众换防，并加固了城防工事，然后才带着主力进驻上邽。

得知陈泰击退了姜维，救了王经及其部众一万余人，司马昭十分嘉许，对左右道：“陈将军沉着勇敢，遇事有判断力，承担着封疆重任，拯救了即将陷落的城池，却不求朝廷增兵，更不虚报军情，是因为他有克敌制胜的决心和能力。我朝的都督、大将，难道不该都像他这样吗？”

蜀汉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曹魏正元三年）正月，姜维因洮西之战大破魏军之功，进位大将军。

虽然姜维早在费祎遇刺身亡后便成了蜀汉军方的一号人物，但正式执掌大权却是从此刻开始的。

不过，由于姜维常年在外征战，所以对中枢的掌控力，还是远远不如前任大将军蒋琬和费祎，更不能与丞相诸葛亮相提并论。

姜维退守钟提后，魏军将领们普遍认为蜀军已经力竭，不会再发动攻势了。只有安西将军邓艾持不同看法，并从五个方面对魏、蜀双方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他说：

“洮西之战，我军的损失不小，其结果是士卒疲惫，仓廪空虚，百姓流离失所，所以，他们有乘胜进攻的斗志，而我们却士气不振，此其一。

“蜀军的将领和士兵，互相了解信任，而我军的部众是刚刚从各地调集的，且武器装备也没能完全补充，此其二。

“他们可以利用舰船行进（钟提附近有黑龙河、永宁河，可逆水而上），我们只能在陆地上行军，劳逸程度大不相同，此其三。

“我军在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四地都要部署防御，兵力分散，而敌人却可以集中兵力，专攻一点，此其四。

“从南安、陇西出发，沿途可以征收羌人的粮食；若是直趋祁山，那一带更有熟麦千顷可供蜀军收割，此其五。”

最后，邓艾得出结论：“贼有黠计，其来必矣！”（《资治通鉴·魏纪九》）

姜维狡黠，一定会来进攻！

不出邓艾所料，这一年七月，姜维果然率部东进，兵锋直指祁山。可他很快便接到情报，得知邓艾早有防备，于是舍弃祁山，回军董亭（今甘肃武山县南），准备转攻南安。

然而姜维万万没想到，神出鬼没的邓艾不知何时已经抢占了董亭附近的武城山（今甘肃武山县西南），正横亘在他的必经之路上。

姜维发现去路遇阻后，不得不针对几处险要之地，命部众与魏军展开争夺战。但魏军占据了有利地形，蜀军屡攻不克。姜维没办法，只能再度改弦易辙，连夜渡过渭水，沿着武城山东进，准备转攻陈泰驻守的上邽。

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顺利，姜维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由自己率领主力，另派大将胡济率领一部，兵分两路，并约定在同一时间进围上邽。

可计划还是赶不上变化。当姜维亲率主力行至上邽西南面的段谷时，邓艾竟然从背后追上了他，并立刻发起了攻击。而胡济所部不知何故，并未按时抵达战场。姜维只能掉头迎战，结果大败，“士卒星散，死者甚众”。

姜维率残部拼死突围，此次北伐再度以失败告终。

刚刚因洮西之战的胜利而建立起来的功勋和威望，转眼就烟消云散了。经此大败，朝野上下对姜维充满了怨言——“众庶由是怨”（《三国志·姜维传》）。

这个先胜后败的惨淡结局，其实早在去年就已经被那个厌战的张翼说中了：“不宜复进，或毁此大功，为蛇画足。”（《资治通鉴·魏纪九》）

不知此刻的姜维，是该骂张翼“乌鸦嘴”，还是该佩服他的先见之明呢？

姜维回朝后，引咎辞去了大将军之职。刘禅为了平息众怒，只好将他贬为后将军，然后“行大将军事”，即降级处理，但实权仍在。

《三国演义》曾经把诸葛亮塑造为周瑜的克星，故有基于虚构而衍生的“既生瑜，何生亮”之说；而在真实的三国后期历史中，我们发现，邓艾才真正是姜维的克星，所以姜维完全有理由感叹——“既生维，何生艾！”

第六章 政变进行时

权臣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自从干掉诸葛恪、夺取了东吴的军政大权后，孙峻专权跋扈的程度，丝毫不亚于诸葛恪。《资治通鉴》便称其“骄矜淫暴”，以致“国人侧目”。

正如魏国朝野不满于司马家族的擅权，因而屡屡发动叛乱一样，东吴的许多文臣武将自然也不会任由孙峻为所欲为。

东吴五凤元年（公元254年）秋，孙峻上位还不到一年，时任司马的桓虑便召集了一帮文武将吏，准备发动政变，干掉孙峻，然后拥立孙登之子孙英为帝。不料密谋泄露，桓虑及其追随者被孙峻全部诛杀。

时隔仅一年，即五凤二年（公元255年）七月，吴国将领孙仪、张怡、林恂等人，便再度密谋刺杀孙峻，但同样功败垂成，共有数十人被杀。

全公主孙鲁班因与妹妹孙鲁育（世称朱公主）的政治立场一向相左，早就势同水火，便趁此机会诬陷孙鲁育参与了孙仪等人的未遂政变。孙峻本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态度，就把朱公主孙鲁育也杀了。

通过一轮又一轮清洗，孙峻手上沾染了越来越多的鲜血，而权臣的地位也愈加巩固。东吴朝野固然还有不少反对他的人，但基本上都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五凤三年（公元256年）九月，归附东吴的文钦为了立功，献上了不少关于曹魏的军事情报，极力建议攻魏。孙峻采纳后，遂命骠骑将军吕据、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率领水军，从江都出发，准备经淮河、泗水北上，进攻魏国的青、徐二州。

大军扬帆启航之际，孙峻亲临建业西北的石头城，为诸位大将饯行。

然而，没有人料到，这个一手遮天、杀人如麻的权臣孙峻，竟然在回程中突发急病，旋即暴毙，年仅三十八岁。

也许，这就叫报应。当举国上下没人奈何得了他的时候，老天爷只能亲自出马，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把他收了。

孙峻临死前，把后事交代给了自己的堂弟、时任偏将军的孙。

这个孙，时年才二十六岁，当时担任的“偏将军”一职也不过是中下级武官，此前也从未建立任何战功，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一个。

可就是这么一个嘴上无毛的家伙，仅凭权臣孙峻的临终指定，就突然掌控了东吴帝国的军政大权，以火箭速度蹿上了权力之巅——九月十四日，即孙峻暴毙当天，朝廷便任命孙为侍中、武卫将军，并都督中外诸军事。

如此荒诞的一幕，顿时令吴国臣民目瞪口呆。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孙上位后，担心吕据等大将统兵在外，易生变故，便在第一时间发出诏令，命吕据等人即刻班师回朝。

吕据得知区区孙竟然成了辅政大臣，顿时勃然大怒——你小子算哪棵葱？老子上阵杀敌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居然也敢窃据大权？！

随后，吕据一边往回赶，一边与刘纂、朱异、唐咨等大将联名上表，举荐滕胤出任丞相。

孙闻讯，立刻任命滕胤为大司马，然后命他出镇武昌，打算以明升暗降的手段把他排挤出权力中枢。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事关东吴最高权力的生死博弈已不可避免。

按理说，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因为斗争的一方是堂堂托孤大臣吕据和滕胤，一个手握兵权，一个位居中枢，不论从身份、地位、威望，还是从功勋、资历、年龄来看，跟毛头小子孙比起来，都具有压倒性优势，博弈的结果应该没有任何悬念。

遗憾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吕据和滕胤远远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强悍，而毛头小子孙也绝非常人想象的那般孱弱。

吕据回军的同时，命人给滕胤送去口信，约定回朝之日，便与他一同废黜孙。

孙的反应极为迅速，马上展开了一连串行动：命堂兄孙宪率军镇守江都，抵御吕据；又派出中使，以皇帝名义，敕命文钦、刘纂、唐咨等大将共同讨伐吕据；同时派出左将军华融、中书丞丁晏前往滕胤府邸，对他发出最后通牒，命其即刻离京，前往武昌。

滕胤意识到一场恶斗已在所难免，只能与孙针锋相对：他一边劫持了华融和丁晏，勒兵自卫，一边派人联络禁军将领杨崇、孙咨，说孙作乱，然后强迫华融写信给孙，劝其收手。

孙当然不可能收手。他见信后，立刻上表少主孙亮，奏称滕胤谋反，同时命将军刘丞率骑兵围攻滕胤府邸，并许诺事成之后，封他爵位。

此刻，滕胤手中的兵力只有侍卫亲兵数十人，根本无法抵挡刘丞。眼看禁军将领杨崇等人毫无回音，而吕据又迟迟未至，滕胤只好强迫华融和丁晏伪造诏书，欲发兵讨伐孙。可华、丁二人抵死不从，滕胤只能把他们杀了。

形势危急，侍卫向滕胤建议，趁府邸还没被包围，索性直接杀到皇宫，据守苍龙门。他们说：“到时候禁军将士们看到明公，定会抛弃孙，支持明公。”

可直到此刻，滕胤仍然不愿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

一方面，他是想等吕据大军回朝，再一举除掉孙；另一方面，则是他不敢做出“兵逼皇宫”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哪怕孙的屠刀已经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于是，宝贵的时间就在滕胤的等待中飞快流逝。

据说当天晚上，凛冽的北风在建业上空呼啸了一夜，仿佛预示着某种不祥，而滕胤则“颜色不变，谈笑如常”（《资治通鉴·魏纪九》）。他鼓励身边的侍卫，说吕据的大军就快到了，而侍卫们也皆愿为他效死，没有一个人离去。

直到次日破晓，吕据大军仍然毫无踪影，而孙派出的刘丞等部，则已将滕胤府邸团团包围。几乎没费什么工夫，军队便突破防御，冲入了滕胤府中，将他和数十名侍卫全部砍杀。

同日，孙夷灭了滕胤的三族。

当滕胤身死族灭的噩耗传出，吕据顿时万念俱灰。部众劝他索性投奔曹魏，可吕据却说：“吾耻为叛臣。”然后就挥刀自尽了。

这一文一武两位托孤大臣，就这样出人意料地败给了一个刚出道的年轻人。

究其失败的原因，滕胤是死于迂腐，吕据是死于愚忠，二者可以说如出一辙。

滕胤若是果断一些，采纳侍卫的建议，直接兵逼皇宫，以他辅政大臣的身份及威望，说不定真的能争取到禁军的支持，那么最终身死族灭的就是孙了。但滕胤宁可在家里坐着等死，也不敢在这非常时刻采取非常行动，实在令人扼腕。

再来看吕据，哪怕滕胤死了，大事其实尚有可为。毕竟在眼下的东吴帝国，像他这种资历深厚的大将已经屈指可数，何况他手里还有一支现成的大军，本身又是孙权指定的顾命大臣，不论从哪方面来讲，他都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出一个“清君侧”的旗号，率大军踏平建业，诛杀孙，然后拨乱反正，重振朝纲。

要说忠，这才是对家国社稷真正的“大忠”，这才对得起孙权当年的托孤之任。

只可惜，吕据竟然以不愿做叛臣为由一死了之，这就是典型的愚忠，是拘守小节而忘却大义的愚蠢之举！

反观孙，这个看上去资历浅薄、毫无经验的毛头小子，却自始至终表现得十分沉着冷静，出手也异常迅捷狠辣。难怪孙峻临死前会把大权交给他，说明孙本来就是深藏不露的博弈高手——单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孙峻选他做接班人还是颇有眼光的。

有人说：“邪恶的弹冠相庆，只源于善良的无所作为。”相比于心狠手辣的孙，滕胤和吕据似乎都显得挺“善良”，但这样的善良，不但于己不利，而且于事无补，丝毫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称道。

这一年十月六日，东吴朝廷大赦天下，改元太平。

至此，孙权临终前为幼子孙亮指定的五位顾命大臣——诸葛恪、孙弘、滕胤、吕据、孙峻——三人死于非命，一人自杀，一人暴毙，已无一存世。

同年十一月，孙晋位大将军，正式成为东吴的实际执政者。

权臣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东吴的历史，就这样在接二连三的阴谋、杀戮和死亡中，翻开了新的一页。

而这一页刚刚翻开，熟悉的血腥味就再度扑面而来了。

史称，年轻的孙上位后，便“负贵倨傲，多行无礼”（《资治通鉴·魏纪九》），即自认为地位尊贵，所以十分倨傲，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言谈举止骄慢无礼。

孙的暴发户嘴脸，让另一个姓孙的十分不满。

这个人就是他的堂兄孙宪。

当初孙峻刺杀诸葛恪时，孙宪也曾参与其事，因而事后颇受孙峻重用，官至右将军、无难督（禁军总督）等。而孙峻临死前，竟然没把权力交给他，而是给了资历浅、官职低、年纪轻的孙，这自然令孙宪很不平衡。此外，孙上位后，又眼高于顶，牛皮烘烘，给孙宪的待遇远不如孙峻在位之时，更是让他怀恨在心。

这两个因素一叠加，迅速催生了孙宪内心的杀机——你小子可以当权臣，我凭什么不能？！

于是，孙宪暗中联络了将军王惇，准备伺机刺杀孙。可正如孙峻在位时，多起未遂政变都提前泄密了一样，孙宪和王惇的密谋也没能瞒过孙的耳目。事情败露后，孙诛杀了王惇，孙宪只好服毒自尽。

东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四月，令孙有些始料未及的是，时年十五岁的少主孙亮，忽然亲临朝会正殿，踌躇满志地准备亲政了。

虚岁十五，放到现在也就刚上初二，还是个半大孩子。可孙亮却表现出了远远超越其年龄的聪明、睿智和早熟，下面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

当时，每逢孙上表奏事，孙亮都会反复询问，有时还会提出犀利的质疑，让孙颇有些吃不消。除了过问朝政，孙亮还做了一件事——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

他亲自从军队将士的子弟中，选拔了三千名十五岁到十八岁的壮士，组成了一支近卫军，然后又从大将子弟中遴选了一批年轻勇猛的来担任将领，并让他们每天都在御苑中进行军事训练。孙亮对左右说：“我建立这支部队，是想让他们跟我一起成长。”

另外，孙亮还屡次前往中书监，调阅孙权时代的政务档案，然后对左右侍臣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先帝理政，时常乾纲独断，可如今大将军处理政事，却只让我签字画可而已，这是为何？”

虽然这样的质问显得稚气未脱，但却十分犀利，直指“皇权旁落，权臣当道”这一要害。可想而知，当孙听到这句话，内心会生出怎样的担忧和恐惧。

还有一件事，也非常生动地体现了孙亮的细致和聪明。

有一次，孙亮在吃生梅，因为怕酸，就让身边的小黄门去宫内府库取些蜂蜜来。不料蜂蜜拿来后，里面竟然有一颗老鼠屎。孙亮立刻把管理府库的官吏叫来问话。府库官吓得磕头不止，却无从解释他的渎职行为。

孙亮分别观察了一下府库官和小黄门的表情，便已察觉到了什么，便问府库官：“此前，小黄门是否曾私下向你讨要蜂蜜？”

府库官答：“确有此事，只是臣实在不敢给。”

如此一问一答，孙亮就很清楚那颗老鼠屎是哪来的了。可是，旁边的小黄门却大为不服。毕竟这只是府库官的一面之词，既无法证明小黄门曾私下索要蜂蜜，又无从证实老鼠屎的来源和真相。

孙亮见状，便命人对那颗老鼠屎进行了“解剖”。结果剖开一看，里头还是干燥的，尚未被蜂蜜浸湿。孙亮朗声大笑，对一脸懵懂的左右说：“如果老鼠屎早就掉进了蜂蜜，里外必然都是湿的；可现在只有外面是湿的，里面还很干燥，说明它刚掉进去不久。换言之，此事正是小黄门所为！”

然后，孙亮一审，小黄门就一五一十全交代了。

不出孙亮所料，那颗老鼠屎正是小黄门扔进去的，目的是陷害府库官。而他的动机，就是之前索要蜂蜜被拒，所以伺机报复。

当“案情”水落石出后，左右人等无不惊异，都对少帝的聪明佩服得五体投地。

通过上述事件，足以证明两点：

第一，当初孙权之所以对幼子孙亮情有独钟，的确不是没道理的，这孩子果然与众不同。

第二，孙亮显然遗传了孙权的高智商，假以时日，极有可能跟青年时代的孙权一样，成为一位精明强干、雄才大略的英主。

对此，刚刚坐上权臣交椅的孙当然是寝食难安了——才十五岁、刚准备亲政就如此聪明，又是建立军队又是过问政事，大有乾纲独断的苗头，若是再过几年，那还了得？！

为了保住权臣之位，孙不得不从这一刻就开始未雨绸缪了。

就此而言，孙亮的聪明和早熟对他来讲非但不是幸事，反倒成了祸根。因为很多时候，一个普通人太过“聪明外露”，尚且会遭人嫉妒和打压，更何况一个想从权臣手中夺回朝政大权的小皇帝？

所以，孙亮的未来，注定充满了危险……

淮南三叛：诸葛诞引发了一场大战

在司马懿父子相继独揽大权，并最终篡魏立晋的道路上，淮南郡无疑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司马懿执政时，王淩据淮南发动第一次叛乱；司马师执政时，毌丘俭据淮南发动第二次叛乱；如今轮到司马昭执政，时任征东大将军的诸葛诞竟然又在此地发动了第三次叛乱！

寿春，简直成了曹魏后期的一座“造反者孵化基地”，而且效率奇高，凡进驻者，包你反叛！哪怕第一拨和第二拨造反者都已身死族灭，可诸葛诞还是义无反顾地成了第三拨造反者，大有前仆后继、不死不休之势。

那么，诸葛诞为何要造反呢？

据《资治通鉴》转引《三国志》的相关记载称，是因为诸葛诞“素与夏侯玄、邓飏等友善，玄等死，王淩、毌丘俭相继诛灭”，诸葛诞便“内不自安”了。如此看来，原因就是物伤其类、唇亡齿寒。

不过，当初毌丘俭、文钦造反时，就想拉诸葛诞入伙，可他二话不说就把人家的使者砍了，表现得十分忠于朝廷（司马师）。既如此，就说明至少在司马师执政时，诸葛诞是坚决与毌丘俭等人划清界限的，绝无造反之心。

可见，真正促使诸葛诞揭起反旗的，应该还是与司马昭有关。准确地说，是因为司马师在位时，对诸葛诞颇为器重，二人相互信任的程度很高；但是到司马昭上位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彼此开始有了猜疑之心，导致互信程度急剧降低。

有一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

那是在曹魏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冬，诸葛诞得到情报，说东吴准备入侵徐堨（东关以东，今安徽含山县西南）。诸葛诞当即上奏朝廷，请求向寿春增兵十万，并建议在淮河沿岸修筑要塞，以防备东吴。

而司马昭却认为，诸葛诞现有的兵力足以应付东吴，根本没必要大举增兵并修筑要塞，于是驳回了他的请求。

如此一来，一条猜疑链的第一环就悄然生成了：

在司马昭看来，诸葛诞请求增兵、修筑要塞，与其说是为了防御外敌，不如说是想壮大实力、拥兵自重；而在诸葛诞看来，司马昭断然驳回他的请求，分明就是不信任他，对他起了猜忌之心。

紧接着，猜疑链继续延伸，顺理成章地生出了第二环：

司马昭上位后，为了巩固权力，派遣心腹贾充（贾逵之子）等人前往寿春、新野、长安、蓟县四地，分别去“慰劳”曹魏帝国的征东、征南、征西、征北四位手握重兵的大将军，试探他们对司马昭是否足够忠心。而贾充就被司马昭派到了最不放心的淮南，任务便是刺探诸葛诞。回朝后，贾充立刻禀报司马昭，说：“诸葛诞在寿春根基深厚，民望所归。不如征召他入朝，我料他不会来，且必定造反，但现在反，后果不会很严重；倘若今日不征召，让他继续壮大，那将来的后果会比现在严重得多。”

言下之意，长痛不如短痛，既然疑心诸葛诞会反，不如提早将他逼反！

司马昭深以为然，遂于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征召诸葛诞回朝，担任司空。

这就是典型的“外示尊崇，内夺其权”，诸葛诞当然不会乖乖回朝，引颈就戮。

至此，司马昭与诸葛诞之间，便从相互猜疑走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不是诸葛诞起兵推翻司马昭，就是司马昭出兵扫平诸葛诞，二者必居其一！

诸葛诞怀疑是同驻寿春的扬州刺史乐告发他，遂斩杀乐，然后集结了淮南、淮北各郡县的屯垦兵团十余万人，另外征召精兵四五万人，并囤积了足够大军一年所用的粮草，在寿春揭起了反旗。

在起兵的同时，诸葛诞就找好了后路，命长史吴纲带上其幼子诸葛靓及部分将领的子弟，前往东吴充当人质，同时向东吴称臣，请求发兵援助。

得知曹魏内乱再起，孙大喜，立刻命将军全怿（全琮之子）、全端（全琮之侄）、唐咨、王祚，率三万部众，与文钦同时出发，驰援诸葛诞，同时给诸葛诞封了一堆官爵：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

同年六月，司马昭集结了二十六万大军，亲自率领，出征寿春。

在这支东征大军的队列中，赫然有少帝曹髦和郭太后。这是司马昭专门安排的，因为他担心把二人留在京师，万一被人利用，给他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他司马昭可就进退失据了。所以，他必须时时刻刻把少帝和太后攥在掌心，心里才踏实。

同月二十五日，东征大军迅速进抵丘头。司马昭命大将王基、陈骞为前锋，率部进围寿春。

王基等部进至寿春后，还没来得及围城，文钦、全怿等东吴援军已从城池北面的八公山突入了城中。

一座小小的寿春城，顿时挤满了军队——诸葛诞自有部众十五六万，加上全怿等人的三万，再加上文钦所部，总计应该超过了二十万。

司马昭得知对方大军云集，遂命王基固守营垒，可王基却屡屡要求出战。就在此时，东吴镇南将军朱异（朱桓之子）又率所部三万人自武昌出发，迅速进抵安丰郡（今安徽霍邱县），与寿春遥相呼应，并从南面对魏军侧翼构成了威胁。

司马昭担心王基腹背受敌，遂命他放弃营垒，转移到寿春北面的八公山。

王基接到军令后，却将其扔到了一边，对部将说：“如今，我军对寿春的包围圈已经完成，营垒坚固，兵马就位，只需加强工事，防止他们突围就行了，要是现在转移阵地，令敌人突围逃逸，只怕再有智谋的人来都没办法了。”

随后，王基上疏司马昭，解释了自己拒绝听命的理由：“与敌军对峙，应当不动如山，若转移到险要之地，军心反而会动摇，声势也会居于下风。如今，各军均已进入深沟高垒之中，军心稳固，切不可轻易改变行动。”

司马昭经过一番斟酌后，收回成命，采纳了王基的建议。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攻城战就此打响。以王基所部为首的魏国大军将寿春四面合围，且以壕沟和营垒组成了数重包围圈。文钦等部多次企图突围，都被魏军打了回去。

为了防止吴国援军从背后进行攻击，司马昭命大将石苞、州泰、胡质等人，遴选精兵，在外围游弋，阻击来援之敌。很快，州泰所部便跟吴将朱异在阳渊（今安徽长丰县南）遭遇，双方交战，朱异败退，州泰追击，杀死杀伤吴军二千人。

同年七月，得知文钦等部被困、朱异进援遇阻，孙遂亲率大军，推进到镬里（今安徽巢湖市西北），大有与魏军决一死战之势。

至此，这场由诸葛诞叛乱引发的战役迅速升级，演变成了一场魏、吴两国的大战。

这一战，魏国投入的兵力是二十六万；而吴国援军加上诸葛诞的兵力，仅寿春一地就超过二十万，再加上朱异的三万及孙带来的援军，总兵力绝对在二十六万以上，甚至可能达到三十万。

也就是说，魏、吴双方在这一战中投入的兵力相加，已达到五十多万。如此规模，放在整个三国时代，都是极为罕见的。单论兵力，此战的规模已远远超过了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假如曹操、孙权等人还在世并亲自指挥的话，这一战的精彩程度以及在后世的知名度，一定不亚于三大战役。

可眼下，双方的主帅是司马昭和孙，这就令此战的精彩程度大打折扣了。接下来我们便会看到，司马昭的表现还算可圈可点，而孙的表现，则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

孙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让刚刚撤下来的朱异再度上阵，率丁奉、黎斐等五部兵马前去解寿春之围。朱异只能听令，随即率部北上，迅速推进到寿春南面的都陆（今安徽六安市西）。朱异把辎重粮草留在此地，然后继续挺进到黎浆（今安徽寿县东南）。

负责外围打援的魏将石苞、州泰，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他们以逸待劳，趁吴军刚刚进入战场、立足未稳，立刻发起攻击，结果朱异再度败北，只能撤退。

而朱异的这次撤退，就比上回惨多了。因为就在石苞、州泰攻击他的同时，魏将胡烈已率一支五千人的奇兵，偷袭了都陆，把吴军的所有辎重粮草全部付之一炬了。等朱异退到都陆时，眼前只剩下一片废墟。

彻底断粮的朱异被迫带着残部往大本营镬里撤退。从都陆到镬里将近四百里，一路上，饥饿难耐的部众只能摘葛叶充饥。

眼见朱异带着一帮残兵败将归来，孙十分不悦，立刻下达了第二道指令，命朱异再度出发，与敌死战。

这显然是一道违背常识且毫无人性的命令。朱异和他的部众两度被击溃，且饿着肚子跑了四百里路，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你不让他们休整，还强迫他们第三次出战，这不等于叫他们去送死吗？！

朱异大为愤慨，遂以“士卒乏食”为由，抗命不从。

孙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冒犯，顿时勃然大怒。同年九月初一，孙在镬里将朱异斩杀。原本就将星凋零的东吴，很不幸又失去了一位大将。

事实上，在此时的孙大营中，并非没有可战之兵，亦不无可战之将，然而孙却只盯着朱异和他的部众，实乃咄咄怪事。

究其原因，我们只能认为，孙完全没有指挥大战的经验和能力，更缺乏面对强敌应有的冷静和理性，所以只好凭借个人情绪来指挥作战。

朱异在阳渊第一次战败后，孙可能就对他心生不满了，但此时命朱异二度出战，还不能说完全出于情绪，或许也有“使功不如使过”、让朱异戴罪立功的意味；可当朱异二度战败、士气尽丧后，孙不顾一切逼他三度出战，这就完全属于情绪驱动，没什么好解释了；而到最后朱异抗命，孙一怒之下把他斩了，这种行为就更是情绪失控的产物。

若换作一位合格的主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等战事结束后，再用军法处置朱异，而绝不会在大战的紧要关头临阵斩将。

很显然，当初在“窝里斗”时表现得十分沉着冷静的孙，在对外作战中就不可避免地原形毕露了。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斩杀朱异后，孙既没有做出新的作战部署，又没有再向寿春派出一兵一卒，而是于九月初三拔营而走，突然班师回朝了。

此时的诸葛诞、文钦、全怿等人，以及他们的二十多万部众，分明已经被孙完全抛弃。

是死是活，各安天命。

我不玩了，你们好自为之。

面对如此行为乖张又毫无责任感的统帅，东吴的臣民和将士们无不齿冷心寒。

史称：“既不能拔出诸葛诞，而丧败士众，自戮名将，由是吴人莫不怨之。”（《资治通鉴·魏纪九》）

攻心为上：司马昭的谋略

得知孙带着大军跑了，司马昭虽然松了口气，但并未放松对寿春的包围，反而加紧了攻势。

为了麻痹诸葛诞等人，司马昭命人散布假情报，声称吴国援军即将抵达，而魏军则已粮草不继，现已将部分老弱残兵送到淮北有粮的郡县，看来不久就要解围而去了。

诸葛诞等人信以为真，于是丝毫不对城中的存粮进行管控。很快，在二十多万大军无节制的消耗之下，原本可供十几万大军食用一年的粮食，开始出现短缺迹象了。

至于诸葛诞等人翘首以待的救兵，更是连影子都没有。

眼看形势不妙，诸葛诞的心腹将领蒋班、焦彝极力建议突围。他们说：“朱异率大军来援，却无法前进，而孙杀了朱异后就回了江东，对外宣称还会派遣救兵，实际上就是坐看我们成败。为今之计，应该趁军心尚稳、士卒还肯用命，拼死突围，全力进攻一个方向，就算不能击败敌人，至少可以让部分将士杀出去；倘若坐在这里等死，将毫无意义。”

文钦则坚决反对这种孤注一掷的做法。

他对诸葛诞说：“明公举十余万部众归命于吴，而我跟全怿、全端诸将甘愿与明公同居死地，我们的父兄子弟都在江东，就算孙不肯派援兵来，皇上及全怿等将士们的亲戚，又岂能坐视不管？！且魏国没有一年不发生巨变，军队和百姓都疲惫不堪，只要我们在此坚守一年，魏国必起内乱，何苦舍弃寿春，而去侥幸行险呢？”

面对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诸葛诞表面上不置可否，内心却倾向于文钦。

见领导不表态，蒋班和焦彝大为焦急，遂频频劝谏。文钦见二人如此聒噪，不禁怒形于色。诸葛诞担心双方矛盾激化，会引发内讧、坏了大局，于是准备暗中除掉蒋班和焦彝。蒋、焦二人嗅出了危险的气息，遂于同年十一月偷偷出城，投奔了魏军。

蒋班和焦彝的投诚，令司马昭欣喜地发现——寿春的人心开始离散了。

为了进一步离间叛军，司马昭开始留意一切可资利用的情报。恰在此时，建业发生了一起叛逃事件。叛逃者是全怿的侄儿全辉、全仪。此二人因与族人发生纠纷，索性带着母亲及数十名部众，举家投奔了魏国。

司马昭得知这一情报后，马上决定拿来做文章。时任黄门侍郎的钟会当即献计，命人模仿全辉、全仪的笔迹写了一封信，然后命二人的亲信把信带入寿春，信上说：“吴国朝廷迁怒于全怿等将军不能解救寿春，打算把诸位将领的家人悉数诛杀，所以我们只能逃亡，归命魏国。”

司马昭依计而行。全怿、全端等人见信后，又惊又怒，对吴国的忠心瞬间荡然无存。

同年十二月，全怿、全端等人带着数千嫡系部众，出城投降了魏军。司马昭大喜，立刻任命全怿为平东将军，封临湘侯，全端等人也都加官晋爵。

守城将士的相继逃亡，沉重打击了寿春守军的士气。一时间，“城中震惧，不知所为”《三国志·诸葛诞传》。

诸葛亮曾经说过：“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眼下的司马昭，显然也深谙此道。

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正月，被围困达半年多的寿春已然危在旦夕。

本来对吴国朝廷还抱有一线希望的文钦，终于死心了。他意识到，再不设法突围，最终只能被活活困死在这里，遂对诸葛诞道：“蒋班和焦彝投降后，一定会告诉司马昭，说我们不敢突围；而全怿、全端等人的投降，也会让司马昭起轻敌之心。所以我认为，眼下正是魏军防备松懈的时候，正可全力突围、拼死一战！”

此时诸葛诞的心情，与文钦如出一辙，还有吴将唐咨、王祚等人也差不多。大家都知道，坐困孤城的唯一结果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只能殊死一搏。

随后，诸葛诞、文钦命部众制作了大批攻击营垒的器具，然后率众对魏军的深沟高垒发起了不计代价的进攻。

这场突围之战打得异常惨烈。诸葛诞等人选择了南门作为突破口，在接下来的五六天中，命部众不分昼夜，轮番对南围的魏军营垒发起强攻。魏军则居高临下，用抛石车和火箭抵御，砸毁、焚烧了对方的大量攻垒器具，也给诸葛诞等部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三国志·诸葛诞传》描述了当时的惨况：“弩矢及石雨下，死伤者蔽地，血流盈堑。”即箭矢和巨石如雨而下，死伤累累，尸横遍地，鲜血几乎流满了壕沟……

突围失败，诸葛诞、文钦等部只好撤回城中。

此时，城中存粮越来越少，转眼就要告罄。而守军的意志也濒临崩溃的边缘，很快便有数万军民出城投降。文钦旋即以节省粮食为由，极力建议诸葛诞把来自北方的军民全部驱赶出城，由东吴的部众继续坚守。

如此居心叵测的提议，直接就把诸葛诞惹毛了。

因为诸葛诞的部众，大部分都来自北方，如果把他们全部赶走，只留下东吴部众，那诸葛诞不就成光杆司令了吗？到时候岂不是任你文钦宰割？

事实上，诸葛诞和文钦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只因同在一条船上，不得不合作，但绝不意味着两人从此就捐弃前嫌了。所以在诸葛诞看来，文钦如此提议，极有可能是想削弱他的力量，然后砍下他的脑袋去献给司马昭，以此功劳重新叛回曹魏。

为了不让文钦得逞，诸葛诞决定先下手为强。

于是，还没等魏军攻破寿春，一场致命的内讧就爆发了。诸葛诞借口叫文钦来议事，然后一刀便将其砍杀。文钦的两个儿子文鸯、文虎得知噩耗，万分悲愤，召集部众要去攻打诸葛诞。不料，部众得知文钦已死，皆无斗志，不肯听命。文鸯和文虎万般无奈，只好出城投降了司马昭。

至此，原本大将云集的寿春降的降、死的死，只剩下诸葛诞、唐咨等寥寥数人，城池的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司马昭“攻心为上”的战略，显然取得了极大成功。不过，在最后的胜利到来之前，司马昭绝不会掉以轻心，而是决意把攻心战略进行到底。

当文鸯、文虎来降后，军中负责执行军法的官吏马上提议将二人处决。司马昭却不同意，说：“文钦叛国，固然罪不容诛，其子按说也应就戮，然而文鸯、文虎因穷途末路前来归命，且城池未拔，若杀了二人，是在帮叛军坚定守城的意志。”

随后，司马昭赦免了文鸯和文虎，并命二人率数百轻骑，沿着寿春的城墙来回巡弋，向城墙上的守军喊话，说：“连文钦的两个儿子都没有被杀，其他人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紧接着，司马昭又十分高调地擢升文鸯、文虎为将军，并赐爵关内侯。

如此种种，犹如最后的致命一击，彻底攻破了寿春守城将士的心防。换言之，由文鸯、文虎带来的巨大广告效应，令守城将士意识到，唯有投降，才是他们眼下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出路。

与此同时，由粮食短缺引发的饥饿与恐慌，也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司马昭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遂亲自登上攻城阵地，观察敌军的状况，只见城上敌军全都手持弓箭，却没有一个人朝他射击。

司马昭微然一笑，对左右将领说了三个字：“可攻矣！”

总攻开始了，魏国的二十多万大军从四个方向同时对寿春发起最后的进攻。

这一年二月二十日，寿春城破，垂死挣扎的诸葛诞带着数百名侍卫亲兵，企图从城池西南面的“小城”（春申君故居）突围，结果被魏军胡奋所部斩杀，麾下亲兵悉数被俘。

司马昭即刻下令，夷灭了诸葛诞的三族。

不幸中的万幸是，因诸葛诞在战前把幼子诸葛靓送到了吴国当人质，因而未被灭门。后来，侥幸躲过这场惨祸的诸葛靓便在东吴为官，历任右将军等职。吴国被晋朝攻灭后，诸葛靓虽率众归降，但念及父仇，终身不仕晋朝，最后归隐林泉，不知所终。

魏军破城后，总计俘虏了十万人，缴获的军资器械更是堆积如山；唐咨、王祚等将领，带着麾下的一万吴军部众，全部投降。

值得一提的是，当灭顶之灾来临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贪生怕死，还是有少数人表现出了临死不屈的气节。

如吴将于诠，战至最后，对左右说：“大丈夫奉命出征，率军救人，既然无法完成使命，就只有一死，至于束手就擒、投降敌人这种事，我是不干的。”说完故意脱掉了头盔和甲胄，然后视死如归地冲向敌阵，旋即被魏军砍杀。

另外，诸葛诞麾下那数百名亲兵被俘后，也坚决不投降。魏军为了迫使他们投降，就命他们排成一列，然后每杀一人，就问后面的人降不降。结果就这么问一句，杀一个，问一句，杀一个……直至杀到最后一人，得到的依旧是否定的回答。

就这样，数百人全都昂着头颅慷慨赴死，无一例外。这壮烈的一幕，相信在场的魏军将士，一定也会为之悚然动容。

叛乱平定后，魏国朝廷有不少人认为，淮南三度叛乱，为害甚巨，且吴国降卒的家属皆在江东，很难真心归降，遂提议将所有俘虏全部坑杀。

可司马昭很清醒，并未采纳。他说：“自古用兵，都只是诛杀元凶首恶，并不以破国屠城为目的。就算东吴将士被我们赦免之后逃归江东，那也只会显示我们魏国的宽仁和大度。”

于是，司马昭没有坑杀一人，而是把十余万俘虏全部送到了河南、河东、河内三郡安置。降将唐咨被任命为安远将军，其他将领也都得到了相应的官职。至于遭诸葛诞胁迫的淮南广大军民，则全部被朝廷赦免。此外，司马昭还十分人性化地让文鸯兄弟收殓了亡父，并送给牛车，让他们扶棺回乡安葬。

司马昭的上述举措，为他广泛赢得了人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司马家族日后篡魏自立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司马昭攻心战略所指向的目标，并不局限在一座小小的寿春城，更是指向了洛阳，指向了曹魏的帝座，指向了包括魏、蜀、吴在内的整个天下！

也许，正是受到了这股豪情的激励和驱动，司马昭攻克寿春后，立刻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乘胜东进，攻灭吴国！

一向敢于直言切谏的王基得知此事后，立刻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对司马昭说：“当初，诸葛恪挟东兴大捷的余威，倾江东之兵围攻合肥新城，结果非但没能攻克，反倒折损了大半兵马。此后，姜维在洮水西岸取得大胜，遂轻兵深入，结果粮草不继，在上邽遭遇了惨重失败。所以，每逢大捷，上自将帅，下至士兵，往往都会产生轻敌之心，而一旦轻敌，就难以进行周密审慎的计划。如今，吴国在外遇到挫败，内乱又尚未止息，正是他们加强战备、应对变化之际；而我军出征已超过一年，将士归家心切。这些因素，都不能不考虑。更何况，我军俘虏了十万人，也诛杀了叛贼，历来征伐，罕有获得如此重大胜利的；当年武帝（曹操）在官渡击败袁绍，便认为所获已多，故不再追击，就是担心大胜之后遭遇挫败，反而会折损兵威啊！”

司马昭冷静思考了一下王基的意见，也觉得灭吴时机的确还不成熟，遂收回成命，不再伐吴。

随后，因王基在此战立下大功，司马昭擢升其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东武侯。

寿春之战，钟会在谋略方面贡献良多，因此越发受到司马昭的器重。此后，司马昭时常“委以腹心之任”，以至于时人都把钟会比作西汉的张良。

同年五月，司马昭凯旋。

平定了这么大的一场叛乱，实属功勋卓著，朝廷当然要有所表示。同月，少帝曹髦（时年十八岁）下诏，拜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郡，加九锡。

这是人臣所能享有的近乎最高规格的封赏，可以说是普天之下人人梦寐以求的。

然而，让朝野上下颇感意外的是，司马昭竟以一种“为而不恃，功成弗居”的高姿态，把所有这些封赏全部推辞掉了。

曹髦不敢断定这是真谦让还是假客气，连忙下诏再封，而司马昭则再度辞让；曹髦又封，司马昭又辞……如是整整拉锯了九个回合，少帝才不得不收回成命。

事实上，司马昭的这场“谦让秀”，到此并未画上句号。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曹髦、郭太后、曹奂还将如同接力一般，一次又一次下诏封赏，而司马昭则一次又一次坚决辞让。直到蜀汉灭亡前夕，当前线捷报频传，灭蜀已成定局之时，司马昭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上述封赏。

司马昭这么做，当然不是出于什么高风亮节，而是因为他深知——这些东西迟早都是他的，甚至可以说一直都是他的囊中之物。

既然如此，他急什么呢？早一天接受，也只是早一天把这些东西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而已，意义不大。反倒是一再辞让，才能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起“为而不恃，功成弗居”的美好的道德形象。

天底下的好东西，往往是争出来的；但天底下的好名声，一定是“让”出来的。

司马昭深谙此理。

说白了，他这么做，就是在打造完美人设，就是在为司马家族有朝一日篡魏自立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储备必要的道义资源，仅此而已。

吴国乱：皇帝与权臣的殊死博弈

聪明又早熟的吴国少主孙亮亲政后，让权臣孙十分头疼。

因为孙亮总是就大小政事提出质疑，摆明了就是对孙不信任。此外，孙亮亲政不久还做了一件事，更加表明他正在逐步收回天子大权。

那是东吴太平三年（公元258年）七月，孙亮（时年十六岁）忽然下了一道诏书，把几年前被孙峻废为庶人的五哥孙奋重新封为章安侯。

这个举动，并不是说孙亮对这个智商不在线的五哥很有感情，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换言之，孙亮是要借此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借封侯之事，独立行使生杀予夺的天子大权；而拿自己的五哥来做文章，只是在比较容易入手的地方投石问路，后续一定还会有更多动作。

第二，因为孙奋当初是被孙的堂兄兼前任孙峻废黜的，孙亮如今把他重新扶起来，等于是在拨乱反正，也无疑是在敲打孙。

如此种种，无不让精明的孙惶惶不安。

为了防备孙亮突然下手，孙索性称病不朝，躲进了自己位于朱雀桥南的豪华宅邸中。

人虽然暂时躲开了，但禁军的兵权，他还是牢牢抓在了手里。

事前，孙便做了一番周密的布置，命自己的四个弟弟——威远将军孙据、武卫将军孙恩、偏将军孙干、长水校尉孙闿——分别进驻皇宫的苍龙门及各处重地，而孙本人则躲在家里遥控指挥。

很显然，孙这四个弟弟所掌握的四支禁军部队，其眼下的首要任务已经不再是保卫皇帝了，而是恰恰相反——防备并监视皇帝。

对此，孙亮当然不能忍。

这个专权跋扈的孙不除，他孙亮就不可能真正亲政，也永远不可能夺回属于自己的天子大权！

然而，要对付权倾朝野的孙，哪有那么容易？孙亮虽然聪明，但毕竟年仅十六岁，亲政的时间也还短，在内宫外朝都缺乏必要的根基，更没有自己的心腹。所以，他必须找几个可靠的盟友，才有可能一举扳倒孙。

孙亮第一个锁定的结盟对象，就是他的大姐、全公主孙鲁班。

这么多年来，这个长袖善舞的女人早已深度介入了东吴帝国的朝政，在内宫外朝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只有拉她入伙，孙亮的夺权行动才有成功的希望。

不过，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满腹权谋、心机甚深的女人同意入伙呢？

聪明的孙亮并没有傻乎乎地直接劝说，而是采取了迂回的办法，开始追究其二姐、朱公主孙鲁育的死因。孙亮很清楚，二姐之死跟大姐肯定脱不开干系，所以他故意翻起这桩三年前的旧案，目的就是要将全公主一军。

全公主做贼心虚，颇为恐慌，就把罪责推到了朱公主的两个儿子朱熊、朱损身上，声称当初就是他们想投靠孙峻，才诬陷自己母亲参与了孙仪等人的未遂政变。

这种鬼话，孙亮当然不会信。

可是，孙亮要的本来就不是这个案子的真相，而是想利用这个案子跟全公主进行政治交易罢了。所以，无辜的朱熊、朱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这场交易的牺牲品，在朱公主蒙冤而死三年之后，又步其后尘，双双被孙亮砍掉了脑袋。

孙亮此举，说好听点叫作杀伐决断，说难听点就是心狠手辣。小小年纪便这么狠，日后若夺回大权，必是一个乾纲独断的雄霸之主。

眼看朱熊、朱损兄弟转眼便身首异处，全公主内心的惊惧可想而知。而当孙亮在这个时候提出要跟她联手对付孙时，全公主是没有胆量，也没有理由拒绝的。

第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就这样搞定了。紧接着，孙亮又搞定了禁军将领刘丞。最后，孙亮找到了自己的老丈人全尚和大舅子全纪。

全尚（全琮之侄），时任太常、卫将军，掌握着京畿卫戍部队；全纪，时任黄门侍郎，属皇帝近臣，可以作为内宫外朝的居间联络人。

有了这帮实权人物加盟，孙亮觉得是时候跟权臣孙亮剑了！

这一年九月的一天，孙亮单独召见了全纪，把除掉孙的整个计划和盘托出。

孙亮说：“孙专权，不把孤放在眼里。之前寿春被围，孤命他火速登陆驰援，可他却留在巢湖的船上，不肯上岸一步；然后又把战败之责推给朱异，擅杀功臣，事先也不上表奏闻；如今又躲在朱雀桥南的家中，不再朝见。如此逍遥自在，无所顾忌，孤岂能长久忍他？现在，孤打算采取行动。你父亲是京师卫戍部队的都督，你告诉他，暗中集结部队，随时做好准备，孤当亲临朱雀桥，率精锐禁军包围孙宅，下诏命其部众放下武器，就地解散，不得违抗。若能如此，大事便成了。你出宫后，一定要严格保密，尤其要叮嘱你父亲，不要让你母亲知道。女人不懂军国大事，而且你母亲还是孙的堂姐，万一走漏风声，就误了孤的大事了！”

全纪奉诏，旋即回家，把少帝的计划和叮嘱原封不动地告诉了父亲全尚。

然而，孙亮万万没料到，事情坏就坏在他这个老丈人全尚身上。孙亮明明已经千叮咛万嘱咐，不可把计划告知丈母娘，可全尚却没当回事儿，一转头就把事情透露给了老婆。

不过，即便如此，只要孙亮这个丈母娘不犯糊涂，诛杀孙的计划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全尚的老婆得知后，竟然丝毫不替自己的皇帝女婿和皇后女儿考虑，也不为自己的老公儿子考虑，偏偏只为堂弟着想，第一时间就暗中派人把这个惊天秘密告知了孙。

真实的历史往往就是这么不讲逻辑。按理说，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在这关乎一家人性命的重大关头，都没有理由胳膊肘朝外拐——可全尚他老婆却颠覆了我们的常识，愣是朝外拐了。

在此，我们唯一能够想到的理由是：也许在全尚老婆看来，年仅十六岁的女婿一定斗不过权倾朝野的堂弟，所以与其陪着女婿一块玩儿完，还不如把他卖了，以此换取堂弟孙的谅解和宽宥，从而保住自己老公和儿子的性命与前程。

得知少帝果然要动手了，孙立刻抢先行动，于九月二十六日夜，出兵袭击了全尚府邸，生擒了全尚。

倘若全尚老婆向孙告密的动机是为了保住老公和儿子，那她显然失算了。孙绝非善男信女，更不会因为她告密有功就放过全尚父子。这个靠政变起家的权臣，绝不会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对任何人心存怜悯。更何况，全尚毕竟是孙亮的老丈人，仅凭这一身份，孙就绝不可能放过他。

生擒全尚的同时，孙命弟弟孙恩在苍龙门斩杀了禁军将领刘丞。次日晨，孙命部众包围了皇宫。

孙亮闻报，又惊又怒，立刻带上弓箭，跳上马背，对左右怒吼：“孤大皇帝嫡子，在位已五年，谁敢不从者！”（《资治通鉴·魏纪九》）

一旁的近臣和乳母见皇帝竟然要亲自上阵，慌忙冲上去抱住了他，硬是把他从马上拉了下来。

孙亮万般无奈，遂以绝食相抗，然后满腔怒火无从发泄，只能指着皇后的鼻子怒骂：“你父亲就是个老糊涂，败了我的大事！”

接着，又命人去把全纪叫来。全纪又惊又愧，黯然对来使道：“臣父奉诏，却不谨慎，辜负了皇上，我没有脸去觐见。”说完就自杀了。

孙轻而易举就掌控了局势，旋即命人去祭告太庙，表示要废黜孙亮，降封为会稽王。随后，他召集文武百官，当众宣布：“少帝病了，精神错乱，不可再占据大位、侍奉宗庙，我已告知先帝，要废黜他。诸君若有异议，尽管提出来。”

百官早都吓傻了，哪还敢有异议？旋即异口同声道：“唯将军令！”

孙随即命人收缴了孙亮的皇帝玺绶，然后发布文书，历数孙亮的各种罪状，欲昭告吴国全境，并要求百官在上面联合署名。尚书桓彝不肯署名，孙当场就命人把他拖出去砍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废了孙亮，该由谁来继任皇帝呢？

禁军将领施正建议孙——拥立琅邪王孙休。

孙权的七个儿子中，老大孙登、老二孙虑、老三孙和、老四孙霸皆已不在人世，老五孙奋不成器，老七孙亮被废，所以唯一有资格入继大统的，也就只有老六孙休了。

孙接受了这个建议，遂命宗正孙楷、中书郎董朝，前往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市）迎接孙休，同时命将军孙耽把已废为会稽王的孙亮遣送到此，恰好令两兄弟互换了位置。

同日，孙下令将全尚流放零陵郡，将全公主流放豫章郡。

全尚刚走到半道，就被孙派出的人追杀了；同时被杀的，应该还有他的老婆。至此，一家人全都死于非命，并未因告密而得以保全——如果这个女人是出于糊涂去告密，她就是死于愚蠢；如果是出于自保而去告密，那她就是死于自作聪明。

全公主孙鲁班流放豫章后，史书便再无她的消息，最后不知所终。

至于废帝孙亮，失去权力并不是他人生悲剧的终点。在会稽抑郁寡欢地住了两年后，即东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冬，当地突然传出一则谣言，说孙亮会回朝复位，重当天子。紧接着，孙亮身边的一个侍女又向朝廷告密，声称孙亮暗中命巫师设坛作法，且“有恶言”，大概就是诅咒孙休之类的。

有关部门当即上奏。孙休遂将孙亮废为候官侯，并命人将他遣送到封地候官（治今福建福州市）。据《三国志·孙休传》记载，孙亮走到半道上就自杀了，负责护送的人随后全都被治罪。不过，在裴松之注引的《吴录》中，却记载着这么一句话：“或云休鸩杀之。”

意思是：也有人传言，是孙休命人用鸩毒杀害了孙亮。

这则传言，想必不会是空穴来风。毕竟作为孙亮的六哥，孙休很清楚，这个老七从小就聪明，否则老爹孙权当年也不会把皇位传给他。而对于孙亮亲政之初的种种亮眼表现，孙休势必也都看在了眼里。所以，不把这个聪明过人的老七除掉，孙休的皇位是坐不稳的。

由此来看，所谓孙亮“当还为天子”的谣言，以及侍女随后的告密，都有可能是孙休一手炮制的。

孙亮死时，年仅十八岁。不论他是自杀还是被孙休鸩杀，这个结局都令人十分唏嘘。

假如全尚当初不那么大嘴巴，能够谨守秘密，又或者他老婆不那么糊涂或自作聪明，让孙亮顺利除掉孙的话，那么假以时日，孙亮极有可能成为跟青年孙权一样的有所作为的雄主。倘若如此，后来的东吴就有可能长期据有半壁江山，跟北方的晋朝划江而治，而不会那么快被晋朝攻灭。

然而很可惜，人生无法重来，历史也不能假设。

孙亮用尽全力也没能除掉权臣孙，反因失败过早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对付权臣”这项艰巨的工作，也只能交给他的六哥孙休了。

那么，孙休能完成这个未竟的事业，夺回旁落已久的天子大权吗？

孙休的反击：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太平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孙休（时年二十四岁）抵达建业，同日登基，改元永安。

对于这个刚刚被自己拥立的皇帝，孙并不太了解。为了试探他，孙演了一出“让贤”的戏码，当天便呈上一道奏疏，自称“草莽之臣”，语气十分谦卑，同时把自己的印绶、符节、斧钺等物全部上交，声称要交出所有权力，为贤才让路。

这么明显的以退为进，孙休当然不会看不出来。

所以，他一看到奏疏，便忙不迭地召孙上殿，一番好言劝慰，极力加以挽留。

当然，光说好话是没用的，得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足以表达诚意。于是，孙休当场宣布：任命孙为丞相、荆州牧，并增加五个县的封邑；同时擢升孙的弟弟孙恩为御史大夫、卫将军、中军督，封县侯；连同其他几个弟弟孙据、孙干、孙闿也全都拜为将军，并全部封侯。

这个大礼包着实丰厚，足以表明孙休很感激孙的拥立之功，同时也很真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我愿意把所有权力都交给你们兄弟五个，绝不会像那个傻弟弟一样跟你争夺朝政大权，请你放一百个心。

见孙休如此上道，孙挺满意，于是就笑纳了这个“权力大礼包”。

数日后，百官忽然联名上奏，建议孙休册立皇后和太子。

孙休很清楚，眼下东吴的文武百官，是不太可能拥有他们的独立意志的，而今突然做出这么大的动作，背后很可能是孙授意。换言之，这未尝不是孙对他的第二次试探，目的就是看他会不会一人得道就想鸡犬升天。

于是，孙休十分谨慎地答复了百官，说：“朕以寡德，奉承洪业，莅事日浅，恩泽未敷，加后妃之号，嗣子之位，非所急也。”（《三国志·孙休传》）

大意就是：朕德行不够，却继承大业，临朝时间太短，恩泽未及施与臣民，所以册封皇后和太子之事，并非当务之急。

见皇帝推辞，朝廷有关部门一再请求，可孙休始终不肯答应，事情才作罢。

通过此事，孙加深了一个判断——这个孙休，的确跟他那个锋芒毕露、自作聪明的弟弟不同，性情分明柔顺得多，看来是可以放在手掌心中揉捏的。

得出这个判断后，孙颇有些得意。

不过，为了证明孙休的确是个傀儡型人物，孙决定进行第三次试探。

随后的一天，孙忽然提上牛肉和好酒，大摇大摆地进了皇宫，貌似要跟皇帝痛饮一番。可孙没想到，这一回，孙休竟然拒绝了他。

因为孙这么做，分明有失体统。按照古代的礼制，君臣之间的礼节是无论如何都不可废的，哪怕是一手遮天的跋扈权臣，见到大权旁落的傀儡天子，该下跪还是要下跪，该磕头还是要磕头，形式上的尊卑丝毫都不能逾越。就算当初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没见他敢提着酒肉找献帝刘协喝大酒啊！

可孙却企图颠覆一个弱势皇帝最后的一点尊严，践踏最后一点底线，自然会遭到抗拒。

这其实并不让人意外，但已经把孙休认定为软柿子的孙却很意外。

他悻悻然从皇宫出来，提着酒肉有些茫然，旋即想起左将军张布就住在附近，便往张布家里去了。

丞相亲自提着酒肉上门，张布顿时受宠若惊，连忙热情接待。

宾主双方很快就喝得酒酣耳热，而心里郁闷的孙一不小心就喝高了。像他这种身份极其特殊的政客，喝高了是很危险的，因为原本隐藏在内心的很多秘密，此时往往会竹筒倒豆子般倾吐出来。

这一天，醉眼迷离的孙就对张布说了下面这番话：

“之前废黜少主，很多人劝我自己登基。我是觉得当今陛下贤明，才拥立他。要不是我，他岂能当上皇帝？今日我带着礼物觐见，他竟然拒绝了我，这不是把我当成一般的臣子吗？看来，有必要改弦更张，另做打算啊！”

如果孙找的是自己的弟弟或心腹喝酒，那再怎么酒后吐真言都没事。可问题在于，他今天无意中选择的这个酒友，却是皇帝孙休的人。

孙休之前当会稽王时，张布就是他身边的督将。入朝登基后，孙休又第一时间将张布由长水校尉擢为辅义将军、封永康侯，旋即又擢升左将军。可见，张布绝对是皇帝身边为数不多的心腹股肱之一。

那么，孙是脑子进了多少水，才会找这样的人喝酒，又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以孙在此前几次政变中表现出的智商来看，应该不会如此脑残。所以，不排除他是故意找张布喝酒，然后佯装醉酒说出那番话，目的就是通过张布对孙休发出威胁——胆敢对我不敬，我随时可以废了你！

不论孙是无心还是有意，总之张布随后就把那些话汇报给了皇帝。

孙休意识到，他跟这个跋扈权臣是绝对不可能长久共存的。或迟或早，双方必定会走到你死我活的那一步！但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他必须稳住孙，必须向他示好、示弱，否则只会步老七孙亮之后尘。

换言之，要除掉孙，就得先捧着他，把他捧得越高越好，让他放松警惕。用老子的话说，这就叫“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于是，孙休随后便极力向孙示好，再三予以各种赏赐。

十一月初七，孙休又特意下诏，称：“大将军孙，掌管中外诸军事，事务繁多。特命卫将军、御史大夫孙恩兼任侍中，以分担大将军的诸多事务。”

此举显然也是借由重用孙恩向孙传达尊崇之意。

不久，朝中有人向孙休密报，说孙心怀怨望，辱骂皇帝，欲图谋反。其实这事孙休比谁都清楚，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不过，此人敢于揭发权臣，说明对皇帝还是很忠心的，就算孙休现在不敢公然奖赏此人，也应该暗中予以保护才对。

然而，孙休却没有这么做。

因为他并不确定这是不是孙对他的再一次试探。

于是，孙休二话不说就把告密者绑了，直接送到了孙面前。然后，此人就被孙砍掉了脑袋。

倘若此人并非孙授意，而是真的忠于皇帝，那他死得实在是很冤。可这也没办法，只能怪他时运不济，因为他选了一个错误的时间表忠心，注定会成为牺牲品。

在皇帝的种种示好（甚至近乎讨好）之下，孙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不过，这些年成天在刀尖上行走，让孙养成了一种居安思危的习惯。之前孙亮试图从他手上夺回大权时，他就一度躲在家中闭门不出，以免遭到暗算。如今，孙休虽然对他越来越尊崇，但孙却不敢轻易放松警惕。

于是，始终心存戒惧的孙决定故伎重施，暂时先躲起来，观望一阵再说。而且这回他打算躲得更远一些——离开建业，躲到武昌。

打定主意后，孙便授意一个叫孟宗的内臣向孙休提了出来。孙休知道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孙旋即从禁军中抽调了一万多名精锐，命他们随同自己前往武昌；此外，又从宫中武库取走了大批精良武器。

对此，孙休一概答应。

紧接着，孙又提出，要从宫中调走两名中书郎，到武昌帮他打理军务。相关主管官员觉得孙有点得寸进尺了，便提出抗议，说宫中内臣不应担任地方官员。但是，孙休却下诏特批，再度满足了孙。其后，凡是孙的请求，不论何事，孙休一律批准。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孙休决意把老子的这一权谋智慧贯彻到底。

事情发展到这里，权臣孙几乎是予取予求、肆无忌惮，而皇帝孙休则是一让再让、处处妥协。对此，朝中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准确地说，是一些军方将领看不过眼，遂站出来替皇帝打抱不平。

第一个站出来的是将军魏邈。他直言不讳地对孙休说：“孙一旦据守京师外的重地，定然反叛！”

接着，一个叫施朔的禁军军官也上奏孙休，说种种迹象都表明，孙已经准备谋反了。

军方的矛头直指孙，这是孙休最想看到的。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力在任何时候都是巩固或夺取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有了他们的主动支持，孙休就有底气了。虽说直接站出来的只有两个，但他们显然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将士的意愿。

动手的时机，似乎已经来临。

为了确保获得军方更多支持，孙休暗中召见了张布，问他可有靠得住的大将共商大计。张布说：“左将军丁奉，虽不能识文断字，但计略过人，能断大事。”

孙休遂秘密召见丁奉，表明了诛除孙之意，然后问他有何计策。丁奉答道：“孙党羽众多，恐怕不易对付。最好的办法，是等到腊八大祭那天，召孙入宫聚宴，然后让左右卫士动手，一举诛杀。”

孙休立刻采纳了这个计划。

新一轮皇帝与权臣的殊死博弈，终于走到了终极对决的边缘。接下来的一幕，可谓与当初孙峻谋杀诸葛恪如出一辙。

十二月初七，即腊八的前一天，京城忽然谣言四起，说明日恐有巨变发生。孙风闻，心中颇为不悦。当天晚上，建业城中狂风突起，屋宇震动，尘沙飞扬。孙辗转反侧，一夜未眠，心中不断泛出一种强烈的恐惧。

十二月八日晨，大臣按例要入宫聚宴，心神不宁的孙推说身体不适，不愿入宫。

万事俱备，就差这临门一脚了，孙休岂能放过这个机会？遂强行要求孙一定要出席，且前后派了十几拨内使前来催促。孙迫不得已，只好答应。左右亲信都觉得事情不太对劲，纷纷劝阻。

孙虽说心中也有不安，但还是被皇帝一直以来的示弱举动麻痹了，所以并不认为皇帝真的敢动手。此外，为了维护自己头号权臣的威严，孙也不想被皇帝和朝臣看扁，认为他连入宫赴宴的胆量都没有。

所以，孙决定入宫，但出于安全考虑，也不宜待太久，而是意思一下就赶紧走人。

为此，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对左右道：“皇帝屡屡下令，不可固辞。你们可集结部众，随时应变，然后掐准时间在府内放一把火，到时我便以家中失火为由，立刻返回。”

孙自以为得计，可他还是太低估孙休了。

“家中失火”固然是提前离席的充分理由，但前提是孙休没打算动手。如果孙相信皇帝会有动手的胆量，这个理由就纯属自欺欺人了。因为到了这个你死我活的关头，别说孙的家中是否真的失火，就算孙休自己的皇宫失火，他都会先砍掉孙的脑袋，然后再救火也不迟。

说到底，孙就是权臣做久了，自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才敢冒这个险，其心态与当初的诸葛恪几乎一模一样。所以，他们的结局也就不会有何不同。

孙入宫后，刚过片刻，便有人来报其府邸失火。孙立刻起身，向孙休奏称要回家救火。孙休看着他，淡淡道：“外面的兵那么多，此事不足劳烦丞相。”

孙感觉大事不妙，当即离席，欲强行出宫。在场的丁奉和张布迅速给左右使了个眼色，一群禁军侍卫蜂拥而上，一下就把孙按倒在地，并捆了个严严实实。

然后，侍卫把孙押到了孙休面前。

孙面如死灰，磕头哀求道：“臣愿流放交州。”

孙休冷冷道：“当初你何不将滕胤、吕据流放交州呢？”

孙只好道：“臣愿贬为官奴。”

孙休依旧冷冷道：“当初你何不将滕胤、吕据贬为官奴呢？”

皇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当初你是怎么对待滕胤和吕据的，今天我就怎么对待你。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很公平。

当天，孙就被斩杀了，时年二十八岁。

随后，孙休命人砍下孙的头颅，展示在其部众面前，宣布所有与孙同谋者，一律赦免。当场便有五千人放下了武器。不过，其他人都可以赦免，但孙那四个弟弟，是断然不能放过的。

孙被斩后，孙据、孙恩、孙干也相继被诛，只有最小的弟弟孙闿乘船逃亡，欲投奔曹魏，结果被追兵赶上，还是被砍杀了。

同日，孙休下诏，夷灭了孙的三族，并剖开孙峻的棺椁，收取陪葬的印绶，然后砍薄其棺木（古代棺木的厚薄，与死者生前的政治地位相关，故以砍薄棺木象征贬黜），再重新掩埋。

十二月初九，孙休论功行赏，擢升丁奉为大将军、兼左右都护，总揽帝国军政；以心腹张布兼任中军督，掌控了禁军兵权。

随后，孙休以礼改葬了诸葛恪、滕胤、吕据等人，并将这些年被孙峻、孙流放的人全部召回。

孙休的拨乱反正之举，令东吴臣民颇感欣慰。很快就有朝臣提议，应该为诸葛恪立一块碑，以志纪念。可孙休却没有同意，下诏说：“盛夏出军，士卒伤损，无尺寸之功，不可谓能；受托孤之任，死于竖子之手，不可谓智。”（《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江表传》）

以诸葛恪的晚节而言，的确正如孙休所言，既无能又不智，实属乏善可陈，当然没资格立碑。不过，孙休反对给他立碑的原因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或许在于诸葛恪也是一个跋扈权臣。站在皇帝的角度，对此当然极为反感。所以，孙休能把诸葛恪以礼改葬，已经算不错了，根本不可能替他立什么碑。

从孙权去世至此，短短六年间，东吴帝国便有三个权臣相继上位，然后要么死于非命，要么被夷灭三族，没一个有好下场。其政局之乱，于此可见一斑。

如今，东吴终于迎来了一个还算有能力的皇帝，这对饱经祸乱的吴国及其臣民而言，自然是一件幸事；而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臣擅政”的乱象，也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然而，孙休在位时期的东吴，也只是获得暂时的休整和喘息罢了。换言之，这只是吴国在走向衰亡的过程中出现的回光返照而已。东吴的政治乱象，并未随着孙之死而终结。在短暂地驱散阴霾之后，乌云仍将重新聚合，并继续笼罩在建业的上空。

第七章 蜀汉灭亡

蜀汉内政废弛，姜维避祸出走

当曹魏和东吴在寿春展开规模空前的大会战时，多年来屡屡北伐却频频受挫的姜维终于等到了机会。

当时司马昭发兵二十六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关陇地区抽调的，这就让魏国的西线防御变得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薄弱。姜维当然不会错失这个良机。

蜀汉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十二月，即司马昭大军加紧围攻寿春之际，姜维率数万人马穿越艰险难行的骆谷道，进抵沈岭（今陕西周至县西南），兵锋直指长安。

这是姜维历次北伐以来最为激进的一次——此前都只是对陇西用兵，这回则直趋关中，表明其对此次北伐抱有极大的信心。

此时，魏军在西线的主帅是征西将军（兼都督雍凉诸军事）司马望（司马昭堂兄），副帅则是姜维的老对手、安西将军邓艾。

对姜维而言，此二人皆非等闲之辈。邓艾多次与姜维交手，熟悉他的性格和用兵方略，可以说是他的克星。而司马望身为司马懿的侄子，曾随同征讨过王淩，且因功封侯；可以料想，他对司马懿早年抵御蜀汉的那套战略战术，肯定也不会陌生。

所以，有这两位坐镇关中，足以弥补眼下魏军兵力不足的弱点，也足以对付来势汹汹的姜维。

得到战报后，司马望和邓艾迅速集结部队，进驻骆谷道北口附近的要塞，严阵以待。姜维则在芒水（今陕西周至县南）扎营，与魏军对峙。

此后的日子，姜维屡屡出兵挑战，可司马望却祭出当初司马懿克制诸葛亮的法宝——死守营垒，拒不出战。

蜀汉要攻魏，必须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且要想尽各种办法；而曹魏对付蜀军，好像仅此一招就够用了。

当魏军把头缩进坚硬的龟壳时，蜀军就没辙了——不论是当初的诸葛亮，还是如今的姜维。

次年四月，当寿春城破、诸葛诞被杀的消息传来，与魏军对峙了数月的姜维不得不下令撤军，灰溜溜地回了成都。

原本信心十足的此次北伐，再度无果而终。

念在姜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刘禅连忙恢复了他的大将军之职，以示慰勉。

虽然刘禅这个“逍遥皇帝”无心追究姜维北伐无功的责任，但蜀汉朝野却对连年用兵的姜维颇有怨言。时任中散大夫的谯周甚至专门写了一篇《仇国论》来讽劝姜维。

文章列举了从商、周之际到秦末楚汉相争的斑斑史迹，说凡是想要建功立业的，都要趁“天下土崩”“豪强并争”之际乘机而起，才有可能以弱胜强，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但眼下蜀、魏两国皆已“传国易世”，即皇位都传了两代或以上了，天下相对安定，并不是秦末那样的“鼎沸之时”，而更像是“六国并据”的时代。这种时候，只能做周文王那样的奠基者，别想做汉高祖那样的开创者。

因此，谯周劝诫姜维，当务之急，就是要安养百姓、体恤部众，然后审时度势，谋定后动。若是继续穷兵黩武，蜀汉迟早“土崩”，恐将遭遇“不幸”。

事实上，谯周讲的这些大道理，姜维又何尝不懂呢？只是道理好讲，事情难做。正如我们在前文一再强调的那样，蜀汉的根本问题，其实不在于选择何种国策，而是压根儿就没的选。选择主动北伐的人，你可以骂他穷兵黩武；但选择守土安民的人，对方不是一样可以骂你苟且偷安吗？

归根结底，蜀汉的真正困境，就是国力太弱，尤其相对于魏国而言——以军队人数为例，蜀汉从刘备立国到被魏国攻灭，其总兵力基本只维持在十万左右；而魏国的总兵力应该不下于四十万，所以人家司马昭一次平叛就可以拉出二十六万大军。

在强弱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不论积极进攻还是消极防守，结果其实是一样的，都难逃灭国的命运。唯一的区别，只在于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死——是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姿态昂然赴死，还是以畏畏缩缩偏安一隅的可悲模样漠然等死。

如果说诸葛亮北伐主要受限于国力和自身的军事能力，那么姜维在此之外，则又多出了一重限制因素——权力有限，因此所能调动的资源也比诸葛亮少得多。

前期费祎执政，有意压制姜维，所给兵力往往不超过万人。可是，即使在费祎死后，姜维成了大将军，他每次出征通常也只有“数万”兵力，无法像当年的诸葛亮一样最多时可以拉出十万之众。

究其原因，一是姜维常年统兵在外，远离中枢，对朝政的影响力自然就弱了；二是姜维虽然位居大将军，但时任尚书令的陈祗却是刘禅宠臣，所以实际上掌控了朝廷大权——官位虽在姜维之下，实权却在姜维之上。

这样的权力格局，自然会对姜维形成不小的掣肘。

蜀汉景耀二年（公元259年）八月，陈祗病卒，刘禅任命董厥为尚书令、诸葛瞻为仆射；没过多久，董厥升任辅国大将军，诸葛瞻升任卫将军，二人“共平尚书事”，即共执朝政。

按说到了这个阶段，姜维就应该没有掣肘了，然而实情并非如此。因为宠臣陈祗虽死，刘禅身边却还有一个更大的佞臣，那就是宦官黄皓。

史称：“时中常侍黄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矫正，士大夫多附之。”（《资治通鉴·魏纪九》）

就是说，陈祗死后，黄皓就成了新的当权者，而董厥和诸葛瞻只是名义上共执朝政，实则对专权的黄皓无可奈何，导致大多数朝臣都投靠了黄皓。

在此情况下，不仅姜维逐渐被边缘化，北伐事业难以为继，就连蜀汉的内政也渐露废弛之势。对于这样日益糜烂的局面，蜀汉朝野上下似乎都习以为常，毫无忧患意识，但在旁观者眼中，却足以触目惊心。

比如在吴国人看来，便是如此。

景耀四年（公元261年）十月，吴主孙休派遣使臣薛珝对蜀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薛珝回朝后，孙休问他蜀汉朝政的情况。薛珝用不无感伤的口吻给孙休描绘了这样一幅景象：

“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三国志·薛珝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段话的大意是：蜀国主上昏庸，不知自己的过错，臣下苟且偷安，不求有功但求免祸；进入朝廷，听不见正直之言，途经乡野，老百姓都面有菜色。臣听说，燕雀筑巢于高堂之上，母子相聚欢乐，自以为安全，然而大火一起，栋梁焚毁，燕雀仍怡然自乐，不知大祸临头，蜀国大致就是这样吧！

薛珝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主庸臣惰的蜀汉，显然已经走到了灭亡的边缘，却仍如燕雀一般浑然不知。

在当时的蜀汉，黄皓的专权几乎已经渗透到了方方面面。

比如，刘禅的弟弟、甘陵王刘永由于厌恶黄皓，便遭到了他的排挤——黄皓略施小计，在刘禅耳边说了几句挑唆之言，刘永便整整十年都无法入宫朝见。

就连常年统兵在外、很少介入朝政的姜维，也在黄皓的打压之列。

有一个叫阎宇的蜀国右大将军，因善于巴结黄皓，颇得其欢心，黄皓便打算扳倒姜维，让阎宇取而代之，出任大将军。姜维得知后，为了自保，不得不对刘禅进言道：“黄皓奸佞专权，将败坏国家，请陛下诛杀他！”

用如此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想除掉一个势倾朝野的权宦，只能说姜维在政治斗争方面太缺乏经验了。刘禅宠幸黄皓这么多年，君臣二人“情感深厚”，又岂是你姜维轻轻松松一句话就能破坏的？

可想而知，刘禅很不以为然，道：“黄皓不过是一个仅供差遣的小臣罢了，以前董允一提起他就咬牙切齿，我对此深感遗憾，你何必也对黄皓如此介意呢？”

姜维一听，就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在此时的蜀汉，权宦黄皓上有皇帝宠幸，下有百官依附，根深势大，岂能轻易撼动？

思虑及此，姜维当即话锋一转，十分谦恭地向皇帝道歉，然后告辞离去。

紧接着，刘禅便命黄皓亲自到姜维的府上去拜访，说是感谢姜维宽恕他。

刘禅不这么做还好，一这么做，姜维就更加不安了。因为黄皓是迫于皇帝之命来跟他谢罪，心里必定怀恨。有道是宁可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日后黄皓一定会设法报复，姜维在朝中将很难立足。

既然惹不起，那就只能躲了。而唯一能让姜维名正言顺离开朝廷的理由，依旧是那两个字——北伐。

景耀五年（公元262年）八月，姜维再度集结部队，从成都出发。当时的蜀国上下早已弥漫厌战情绪，包括军中将领也概莫能外。时任右车骑将军的廖化就跟左右吐槽说：“征战不休，必定玩火自焚，这就是姜维的写照。论智谋，比敌人差，论兵力，比敌人少，却仍不停用兵，将何以自存？！”

可吐槽归吐槽，军令如山，廖化也不敢违抗。

同年十月，姜维率部进抵洮阳（今甘肃临潭县），与邓艾在侯和（今甘肃临潭县东南）展开会战。蜀军战败，姜维退守沓中（今甘肃舟曲县西北）。

此次出征，本来已有避祸之意，所以姜维便上奏刘禅，借口要在沓中进行屯垦，然后就不再回成都了。

此时的姜维并不知道，短短一年后，蜀汉就灭亡了。等他再次回到成都时，城头上飘扬的已经是魏国的军旗；而他的身份，也已经从堂堂的蜀汉大将军，变成了魏军主帅钟会麾下的一介降将……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曹魏甘露四年（公元259年）正月，魏国境内接连出现了一番祥瑞：先是在宁陵县（治今河南宁陵县东南）的一口水井中，有人看见了两条黄龙；接着在顿丘（治今河南清丰县西）、冠军（治今河南邓州市西北）、阳夏（治今河南太康县）三地，又陆续有人看见了井中之龙。

群臣纷纷向少帝曹髦道贺，认为这是吉祥之兆。

然而，时年十九岁的曹髦登基已经五年，不再是当初那个莫名其妙被拥上皇位的懵懂少年了。这五年来，每天坐在天子御榻上的他，非但丝毫感受不到身为皇帝的尊贵与威严，反倒每时每刻都在咀嚼大权旁落的无奈与屈辱。

所以，眼下一连串“见龙于井”的所谓祥瑞，于他而言，实在充满了嘲讽的意味——与其说这是他曹髦的祥瑞，还不如说是人家司马昭的。

面对群臣的道贺，曹髦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龙者，乃君王之象征，可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屡屡屈身于井中，恐怕不是什么吉祥之兆啊！”

随后，曹髦又意味深长地写了一首《潜龙诗》，聊以自嘲。历史上真实的《潜龙诗》，据说已经失传。后世流传的版本，只见于《三国演义》的记载，很可能出自罗贯中之手，不过写得倒是十分贴合曹髦的心境：

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

蟠居于井底，鳅鳝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

大意是：可怜的龙受困了，不能跃过深渊，上不能飞向九天，下不能栖息于田。龙困在了井底，连泥鳅鳝鱼都敢在它面前肆意乱舞，而龙只能藏牙缩爪，可叹我也跟它一样！

曹髦如此公然吐槽，痛快倒是痛快了，可非但无助于摆脱困境，反倒把真实的内心暴露给了司马昭。据说司马昭见到这首诗后，就十分不悦。这对曹髦显然是很危险的。

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对此评论道：“帝有诛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意思是曹髦虽有诛杀司马昭、夺回大权的志向，但却不懂得韬光养晦，只顾把愤怒郁闷发泄在言辞上而不知掩藏，终究还是太浅薄了。

的确，像曹髦这种皇族贵胄，从小养尊处优，书固然读得不少，但现实的政治斗争经验却严重匮乏，因此很容易养成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的毛病。

这样的人面对困境，是不大可能韬光养晦的，而只会在情绪驱动下做出一些任性使气的冲动行为，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在写出《潜龙诗》一年后，年满二十岁的曹髦见自己“威权日去”，终于“不胜其忿”，遂于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初七，对司马昭发起了一场无异于自杀的行动。

这一天，曹髦忽然把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位近臣召到面前，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今日当与诸卿一起行动，我要亲自讨伐司马昭。”

三位姓王的近臣一听，顿时都吓了一大跳。

王沈和王业对视了一眼后，沉默不语，只有王经开口道：“从前，鲁昭公不能忍受季氏专权，发兵讨伐，却败走失国，为天下笑。如今，大权握于司马昭之手，为时已久，朝野上下皆愿为之效死，没有人在乎顺逆之理，这种状况已非一日。何况，宫中的宿卫禁军兵力薄弱，陛下拿什么去讨伐？一旦发动，非但无法铲除痼疾，反倒只会加深！其后果不堪设想，望陛下重新考虑。”

然而，此刻曹髦心中的愤怒已如岩浆喷发，断然不是听几句道理就能止息的。他从怀里掏出早已预备好的一道讨伐诏书，狠狠掷在地上，怒道：“我意已决！就算是死，又有何惧？何况还不一定会死！”

说完，曹髦立刻前去禀报太后，准备说完就动手。趁此间隙，王沈和王业一溜烟跑出了宫，跟司马昭告密去了。临走前，他们叫王经一块跑，可王经明知曹髦必败无疑，却不愿像王沈和王业一样卖主求荣，遂坚持不走。

这个王经，就是几年前在洮西被姜维所败，后又被围于狄道、险些丧命的那位。此人打仗虽然不怎么样，但忠义的气节还是值得称道的。

紧接着，行动开始。曹髦拔出佩剑，登上天子车辇，亲自带着数百部众，准备杀出皇宫，进围司马昭府邸。

说是部众，其实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里头有一部分是殿中侍卫，一部分是仆童，还有一些则是上了年纪的苍头杂役。

司马昭的弟弟、时任屯骑校尉的司马伷最先得到事变的消息，率部赶来阻截，恰好在东止车门与曹髦遭遇。曹髦的左右先声夺人，厉声斥责司马伷。皇帝的威严多少还是管用的，司马伷的部众不敢动手，旋即一哄而散。

随后，曹髦率众来到了宫城的南阙。出了此门，便可直扑司马昭宅邸了。可就在这时，中护军贾充率部从宫外冲了进来，双方遂在宫门展开混战。曹髦颇为英勇，手执长剑，指挥车辇往前直冲。贾充的部下不敢冒犯皇帝，纷纷退却。

眼看皇帝就要杀出宫了，跟随贾充的太子舍人成济忙问：“事态紧急，该怎么办？”贾充冷冷道：“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正是为了今日。今日之事，还有什么可问的？！”

成济闻言，遂不再迟疑，挥刀直刺曹髦。只见寒光闪过，刀刃准确刺入了曹髦胸膛，并穿胸而过，自后背透出。曹髦栽落车下，当场殒命。

司马昭得到皇帝被弑的消息，大惊失色，竟一下仆倒在地，悚然道：“天下其谓我何！”（《三国志·曹髦传》注引《汉晋春秋》）

天下人会怎么说我！

司马昭此刻的惊惶应该不是装出来的。因为他的本意，肯定不是想杀曹髦，而是将其生擒，然后再予以废黜。不料手下人竟然自作主张把皇帝杀了，这就令事态脱离了司马昭的掌控，并且后果也变得极其严重——在古代，“弑君”绝对是天底下最严重的罪行，没有之一！

尽管没有人敢来追究司马昭的罪责，但“弑君”这一千古骂名，司马昭算是背定了。这无论如何，都会让他这些年来极力打造的完美人设出现一个巨大的瑕疵。虽然这一瑕疵并不足以影响司马家族代魏自立的大计，但还是会对司马氏的声誉造成很坏的影响，这当然是司马昭最不愿看见的。

很快，司马昭的叔父司马孚也听闻噩耗，立刻赶到南阙，抱起曹髦的尸体，失声痛哭道：“杀陛下者，臣之罪也！”

如果说司马昭的惊惶大抵出于实情，那么司马孚在南阙前这放声一哭，究竟是真心还是作秀，恐怕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当天，司马昭立刻召集群臣入宫开会，对此突发事件进行善后，以安定朝野人心。

百官之中，唯一不肯入宫开会的，便是早前在西部边陲纵横沙场、此时入朝担任尚书左仆射的陈泰。司马昭当然不允许有人无故缺席，因为这无异于在对他表达无声的抗议，便命陈泰的舅舅荀（荀彧之子）去叫他。

虽然舅舅出马，但陈泰还是不给他面子，只冷冷道：“世人都说我比不上舅父，如今看来，是舅父不如我啊！”

言下之意，就是讽刺荀没有气节。

然而，这种时候讲气节，那可是要面对权臣司马昭的屠刀的，轻则人头落地，重则三族被夷灭，值得吗？

正是出于这样的恐惧，陈泰的一家老小瞬间全都围了上来，异口同声地逼他入宫。陈泰无奈，只好妥协。

入宫后，见到司马昭，陈泰一言不发，只有满脸的悲痛之色。司马昭强行挤出了几滴鳄鱼眼泪，叹道：“玄伯（陈泰字）啊，你说我该怎么办？”

陈泰道：“只有斩了贾充，才稍微可以谢天下。”

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若是杀他，不仅是断司马昭一条臂膀，更无异于打司马昭的脸。司马昭当然不会接受。他默然良久，才道：“再想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陈泰道：“让我说，我就只有进一步的办法，没有什么退一步的办法。”言下之意，要是不杀贾充，那就只有你司马昭自裁以谢天下了。

司马昭闻言，脸色“唰”的一下就黑了，只好悻悻闭嘴。

当然，没有陈泰的支持，司马昭照样可以从容善后。

要堵住朝野上下的悠悠众口，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迫使郭太后下一道诏令，把曹髦描黑，把司马昭描红，这事儿就算完了，也没那么复杂。

随后，在司马昭的逼迫下，郭太后不得不下诏，历数曹髦的种种罪状，说他“情性暴戾，日月滋甚”（《三国志·曹髦传》），处心积虑想杀她，曾拿箭射她的寝宫，险些射中了她；还说曹髦买通她左右的人，准备在她喝的药中下毒。她忍无可忍，主动要求司马昭废黜曹髦，前前后后说了“数十”次，可司马昭却宅心仁厚，说曹髦年纪还小，要给他时间，让他改恶从善云云。

没想到，曹髦竟怙恶不悛，非但不改其恶，反倒因丑行败露而起兵，准备先杀太后，再杀司马昭。总之，都是曹髦自己“悖逆不道”，才会“自陷大祸”，怪不了任何人，更怪不到大将军司马昭头上。

最后，郭太后宣布将曹髦废为庶人，以庶民之礼埋葬，同时声称王经“凶逆无状”，应将其本人和家属全部逮捕，押到廷尉寺问罪。

毫无疑问，上述种种，全是司马昭的诬陷之词，没有一句是真的。而诏令最后宣布的处理结果，当然就更是司马昭的“旨意”了。

王经及家属被捕时，他因连累家人而万分愧疚地向母亲谢罪。其母却毫无惧色，笑着对他说：“人生在世，谁能不死呢？就怕死得没有意义；若因忠义而死，何恨之有！”

虽然此时的曹魏社稷已经摇摇欲坠，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像王沈、贾充、成济这些“识时务者”，才会争先恐后去抱司马昭的大腿，但还是有王经及其母亲这样的忠义之士，愿意用生命去捍卫自己心目中的大义。

正如前文一再强调的，当我们看到古人的这些忠义故事时，着眼点如果放在他们所效忠的对象上，很可能会视他们为“愚忠”，认为他们死得毫无意义。可我要说，这样的理解太过僵化了。在古代，由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严格的“国家”概念，所以君主就代表了国家。因此，古人所讲的忠君，就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讲的爱国；而古人誓死捍卫君王社稷的精神，就等同于我们今天为了民族和国家大义而奉献牺牲的精神。

捍卫的具体对象可以因时空的变化而不同，但为了某种崇高的东西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却不应被忘记，更不应被鄙夷。

王经和他的老母亲（连同其他家人）被押赴闹市斩首时，一个叫向雄的王经旧部在刑场旁失声痛哭，其哀恸之情感染了在场的很多人。《资治通鉴》就用非常传神的四个字，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哀动一市”。

悲伤和哀恸感染了整个街市的人。

人心是一杆秤，它是称得出忠义的价值和意义的。王经及其家人无辜蒙难，固然是大不幸，但他们的忠义精神却可以流传千古，永远被后人铭记。

就此而言，王经及其家人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与王经一家的悲惨遭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卖主求荣的王沈，因告密之功，被司马昭封为了安平侯。

现实就是如此讽刺——恪守忠义的人被满门抄斩，卖主求荣的人却飞黄腾达。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愿意成为前者的人总是凤毛麟角，愿意成为后者的人则如过江之鲫。

不过，奉行现实规则的人也不见得都有好下场。比如亲手刺杀曹髦的成济，就成了这场弑君事件的“背锅侠”，被司马昭拿来用作平息公愤的一枚棋子，短短二十天后，便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夷灭三族了。

曹髦被弑次日，司马孚上疏，请求用亲王的礼仪予以安葬，郭太后（其实是司马昭）允准了。同日，司马昭命其子、时任中护军的司马炎前往邺城迎接常道乡公曹璜（稍后改名曹奂），准备立其为帝。

曹奂是燕王曹宇之子，相当于明帝曹叡的堂弟，时年十五岁——又是一个不谙世事、可以任由司马昭揉捏的少主。

同年六月初二，曹奂来到洛阳，当天即位，改元景元。

当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坐上御榻的时刻，他并不知道，自己将成为曹魏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最终只能以亡国之君的屈辱身份，被永远记录在史册上；而短短五年后，当初去邺城迎接他的这个年轻的将军司马炎，则将摇身一变，成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

曹魏伐蜀：丧钟已经敲响

姜维连年北伐，虽然败多胜少，对曹魏并未造成多大威胁，但总归是魏国在西线的一大祸患。司马昭对此深感不快。一个叫路遗的将领便献上一计，建议派遣刺客入蜀，刺杀姜维。司马昭也觉得这个办法似乎可行，但从事中郎荀勖却坚决反对。

他说：“明公身为当今天下的主宰，应以正义之师讨伐叛逆，倘若派刺客除贼，绝非威服四海的良策。”

这句话顿时提醒了司马昭，让他终于下定了征伐蜀汉的决心。

曹魏景元三年（公元262年，蜀汉景耀五年）八月，司马昭在朝会上正式提出了大举伐蜀的动议。然而，这一动议却遭到了满朝文武的一致反对，唯独他的心腹、时任司隶校尉的钟会一人赞成。

司马昭当场就对百官做起了思想工作，他说：

“自从平定寿春叛乱以来，我们已经息兵五年，其间一直在训练部队、打造武器装备，为的就是讨平蜀汉和东吴。如今，吴国地域广大、气候潮湿，进攻他们难度很大且收效甚微，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后，再顺江东下，水陆并进，灭掉吴国。根据情报，蜀国兵力只有九万人（实为十万二千），其中驻守成都及各地的不下四万，剩下的兵力不过五万。现在，姜维屯驻沓中，若以偏师牵制住他，令他无暇东顾，我们便可出动大军直指骆谷，出其不意攻入其空虚地带，然后袭取汉中。以刘禅之昏庸，一旦边城陷落、人心震恐，蜀国非灭亡不可。”

随后，司马昭也不管群臣有没有想通，立刻发布了战争动员令，同时命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也就是以他为伐蜀的主帅。

魏国要伐蜀，常年与姜维交手的大将邓艾自然责无旁贷。可邓艾却认为，眼下蜀国并没有可乘之机，所以一再表示反对。司马昭旋即将麾下主簿师纂调到前线去当邓艾的司马，一方面做邓艾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在监视他。

邓艾见司马昭决心已定，只好奉命。

曹魏一动，姜维这边马上得到了情报。他立刻上奏刘禅，说：“钟会在关中集结部队，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迹象。请派遣左、右车骑将军张翼、廖化，率各军分别进驻阳安关口（今陕西宁强县西北）和阴平郡（治今甘肃文县）的桥头（文县东南），以防患未然。”

然而，面对这十万火急的军情，权宦黄皓竟然丝毫不顾大局，还玩起了小动作。

他素信鬼神，于是请巫师作法，得出结论说曹魏的军队一定不会来，便奏报刘禅，说不必理会姜维。而昏庸透顶的刘禅居然听了他的话，把姜维的奏报扔到了一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满朝文武对此也全都一无所知。

黄皓玩这么一手，显然是为了几年前被迫谢罪之事报复姜维。像这种毫无底线的小人，干出什么坏事其实都不奇怪，只要刘禅还有一丁点儿起码的智商，黄皓就不会得逞。可偏偏刘禅的智商，就是低到了如此不可理喻的程度。假如刘备九泉之下有知，他老人家的棺材板肯定是盖不住的。

蜀汉的丧钟已经敲响，可蜀主刘禅和佞臣黄皓却还活在自己的迷梦中不知醒转。这样的国家不灭亡，老天爷恐怕都不答应。

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蜀汉景耀六年）五月，司马昭以曹奂名义下诏，命各军大举出征，兵分三路进攻蜀汉：

西路，命征西将军邓艾率三万余人，自狄道出兵，攻击甘松（治今甘肃迭部县）、沓中，以牵制姜维；

中路，命雍州刺史诸葛绪率三万余人，自祁山出兵，攻击武街（今甘肃成县西北），切断姜维退路；

东路，命钟会领李辅、胡烈等将，率主力大军十余万人，从斜谷、骆谷、子午谷三道出击，进攻汉中。

三路大军，总计十八万人，比之前征讨寿春还少八万，可见司马昭根本没把蜀汉当成像样的对手。不过，饶是如此，魏军的兵力也已经比蜀汉的全国总兵力多出了80%——对蜀国而言，这仍将是一场众寡悬殊的战争。

同年八月，刘禅终于接到魏国大举出兵的确切战报，这才慌了神，连忙派遣廖化率部前往沓中，驰援姜维，同时命张翼、董厥等人率部驰援阳安关；此外，又命汉中外围诸要塞的守军皆不得出战，且全部退守汉城（今陕西勉县）和乐城（今陕西城固县）。

此时，驻守汉城、乐城的分别是蜀将蒋斌（蒋琬之子）、王含，麾下各有部众五千人；驻守阳安关的是傅佥和蒋舒，麾下部众不详。

兴许是为了让上天保佑蜀汉，刘禅稍后便宣布大赦，并改元炎兴。

然而，这注定是一个短命的年号——仅仅三个多月后，这个年号就随着蜀汉的国祚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按照蜀汉朝廷的计划，西路的廖化援军若能帮姜维守住西线，东路的张翼、董厥援军帮傅佥守住阳安关，那么魏军是很难快速取胜的，双方极有可能在东、西两线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可令人遗憾的是，从成都北上的这两支援军，并未完成他们既定的战略任务，不，是压根儿没去执行！

两路援军北上后，同时进抵阴平郡，按原计划应该立刻分兵——廖化往西北方向驰援姜维，张翼和董厥向东驰援阳安关。可奇怪的是，他们到了此地便逗留不进了，且足足逗留了一个多月！

阴平东距傅佥驻守的阳安关五百余里，西距姜维的沓中四百多里，大致位于两地中间，属于两头不靠。所以，廖化、张翼和董厥为何在此逗留一个多月，实在令人费解。按《三国志·姜维传》给出的解释，是说他们得知诸葛绪将进攻建威，故而停留在此：“比至阴平，闻魏将诸葛绪向建威，故住待之。”

这个理由给得完全莫名其妙，跟没有解释一样，让人看完还是一头雾水。

因为建威在阴平北面五百多里处，与沓中相距四百余里，与阳安关相距六百里，仅凭诸葛绪兵向建威的情报，实在难以判断他的下一步行动。或许我们只能认为，廖化、张翼和董厥很聪明，他们准确判断出，诸葛绪拿下建威后，将径直南下，切断姜维的退路，所以他们守在阴平，目的就是帮姜维守住退路。

这是唯一可以勉强站得住脚的解释。如此，陈寿上面给出的理由才能成立。

但是，此时此刻，去帮傅佥固守阳安关，不是比帮姜维守住退路紧迫得多，其战略意义也重大得多吗？更何况，支援姜维的任务不是由廖化执行的吗？先由廖化赶往沓中援救，若实在抵挡不住再退守阴平也来得及，何必三个人都牢牢钉在此地一个多月，以致坐视姜维的败退和阳安关的陷落呢？

可见，廖化、张翼和董厥在阴平逗留一个多月的真正原因，其实跟诸葛绪的进军动向无关，而是缘于他们自己消极避战的心理。换言之，他们三个人的这种行为，已经完全违背了蜀汉朝廷的战略决策，基本上可以用“畏葸不前，贻误战机”来判定，按理是必须送上军事法庭的。

事实上，从之前张翼、廖化对姜维的种种不满言论便足以看出，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蜀汉将领，早已产生了浓厚的厌战情绪，其中很可能也包括董厥。所以，蜀汉的这场卫国之战，真正的困难还不在于敌众我寡，而在于这帮主要将领未及开战便丧失了斗志。

就在廖化、张翼和董厥滞留阴平的同时，钟会已率主力大军顺利开进了汉中。

同年九月，钟会命大将李辅率一万人围攻王含于乐城，命将军荀恺围攻蒋斌于汉城；而钟会自己则亲率主力绕过这两座坚城，向西直趋阳安关，并命胡烈为前锋，对关城发起进攻。

阳安关位于汉中通往巴蜀的咽喉要道上，依托险峻山势而建，是蜀汉抵御魏军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线，其战略地位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守卫此地的蜀军主将傅佥，有勇有谋，深受姜维器重。其父傅肜，是刘备麾下将领，在夷陵之战中保护刘备撤退，率部断后，麾下部众皆战死，吴军劝其投降，傅肜怒骂：“吴狗！何有汉将军降者！”然后力战而死。

驻守此地的副将蒋舒，曾任武兴（今陕西略阳县）督，因能力平庸，毫无建树，丢掉了职位，然后被调到阳安关协助傅佥。蒋舒为此常愤愤不平。

而这场阳安关保卫战，最后就坏在了这个蒋舒手上。

当胡烈率部进逼关城时，这个蒋舒就打定主意要投降了。他担心被傅佥发现，便使了一招“瞒天过海”，对傅佥道：“敌军兵临城下，不出城迎战，却闭城自守，恐非良策。”

傅佥答：“我们接到的命令是不准出城迎战，只要固守此关，便是功劳。如今违抗军令出战，万一丧师辱国，那就算战死也毫无意义。”

蒋舒却做出一副视死如归之状，道：“你以固守城池、不令失陷为功劳，我以出城迎战、克敌制胜为功劳，那咱们就各行其志吧！”

随后，蒋舒便带着自己的部众，堂而皇之地出城去了。

若严格依照军令，傅佥是可以阻止蒋舒的，但不知傅佥是不想打击蒋舒的斗志，还是一直以来就无法管束他，总之并未做出干预。于是，蒋舒及其部众就这样顺利投降了魏军。

此举令阳安关本就有限的兵力又遭到了削弱。胡烈抓住战机，开始猛攻关城。傅佥力战不敌，最终城破，“格斗而死”，与其父傅肜一样慷慨捐躯。

后来，蜀国灭亡，傅佥的两个儿子都被抓到魏国，在宫中养马。司马炎篡魏自立后，为表彰傅肜、傅佥的忠义，专门下诏，说：“蜀将军傅佥，前在关城，身拒官军，致死不顾。佥父肜，复为刘备战亡。天下之善一也，岂由彼此以为异？”（《蜀记》）然后免除了傅佥两个儿子的官奴身份，让他们恢复了自由身。

能得到对手的尊敬，是一名军人最大的荣耀，甚至比获得自己人的褒奖更为可贵。而父子两代皆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傅肜和傅佥，的确配得上这份荣耀。

得知阳安关到手，钟会大喜，立刻率大军进驻关城，然后顺带得到了蜀军囤积在此的大量粮秣。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姜维在西线的战况。

邓艾自狄道南下后，立刻兵分三路，准备围歼姜维：命天水太守王颀直接攻击姜维所在的沓中；命金城太守杨欣进攻甘松，从西面包抄；命陇西太守牵弘向姜维的东面运动。

姜维探得敌军动向后，又得知钟会主力已进入汉中，意识到固守此地已毫无意义，旋即率部南撤。王颀等部在后面拼命追击，于强川口（今甘肃舟曲县南）追上蜀军。姜维掉头迎战，结果失利，只好继续朝东南方向撤退。

当姜维败退之际，魏军中路的诸葛绪已率部长驱南下，进占了“桥头”。

据南宋郑樵所著的《通志》记载，“桥头”位于阴平“东南一里”，那里有条河叫“白水”，“急流中有石二道，就石立柱成桥，长二十余丈”。可见这座石桥，就是从阴平往南的唯一通道，亦即姜维南撤的必经之路。正因为此，姜维才会在战前便上奏刘禅，特别提出要派兵扼守此地。

而诸葛绪如今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就等于成功执行了“切断姜维退路”的任务，亦即与邓艾所部完美配合，对姜维形成了包围之势。

那么，此时此刻，以帮姜维守住退路为由，一直龟缩在阴平的廖化、张翼和董厥在干什么呢？他们没有按计划去支援阳安关，那至少诸葛绪从北面一路打下来后，他们理应出兵截击吧？

事实是——并没有。

按《三国志·姜维传》记载，此时廖化仍留守阴平，而张翼和董厥则已经离开阴平，往汉寿方向移动。

令人大跌眼镜的事实就是这个！

此时诸葛绪已进占阴平东南的“桥头”，相当于已经插到了廖化的后方，不但扼住了姜维的唯一退路，还顺带把廖化也给包了饺子。试问，廖化在阴平足足待了一个多月，他到底在干什么？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张翼和董厥的运动方向，也根本不是北上迎敌的方向，而恰恰是掉头逃跑的方向。因为汉寿的具体位置，是在今四川广元市西南四十五里处的昭化镇，即阴平东南方约四百里外的地方——也就是说，张翼和董厥于阴平滞留月余，啥事也没干，直到阳安关失陷和姜维败退后，才慌忙掉头南逃，而且一口气逃到了四百里外！

正是由于张翼和董厥的不战而逃，诸葛绪才能长驱南下，直插廖化和姜维的后背，扼住了阴平东南的“桥头”这一咽喉要地。

而张翼和董厥南逃所经的汉寿，距离蜀汉第二道重要防线剑阁（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剑门关），只有大约六十里。由此也可以再次证明，他们此行没有别的军事目的，就是单纯的逃跑。

当姜维得到情报，获悉诸葛绪所部已占领“桥头”时，其内心的惊惧是可想而知。若廖化此时能率部出城，夺回此战略要地，庶几可以算将功补过。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从现有史料丝毫看不到这个阶段廖化的任何记载。我们只能认为，他一直躲在阴平城里按兵不动。

所以，此时正朝阴平方向撤退的姜维，就只能设法自救了。

前有诸葛绪的三万大军堵住去路，后有邓艾的三万大军拼命追击，姜维该如何逃出生天？

这种时候，考验的就是一个大将的谋略了。

姜维所部本来是朝东南方向前进，当进至阴平西北面的孔函谷时，姜维忽然命部众掉头北上，而且往北走了三十多里，大有反将一军、切断诸葛绪的后路之势。诸葛绪闻讯大惊，立刻放弃“桥头”，也往北急撤了三十里。

这一决定，终将令诸葛绪后悔莫及。

姜维紧紧抓住这一空当，立刻率部南下，抢在诸葛绪反应过来之前，安然通过了白水上的石桥，成功突破了魏军的包围圈。等到诸葛绪回过神来，再度进兵“桥头”时，已经是一天之后了，姜维早已绝尘而去。

按《三国志·姜维传》记载，廖化大概就是在此时，与姜维一同撤出了阴平：“维、化亦舍阴平而退。”如此看来，廖化千里迢迢从成都来到前线，非但没有援救姜维，最后反倒是让姜维给救了。

此时，汉中方面，被魏军围困的汉城、乐城究竟战况如何，史书没有任何记载。我们只知道，驻守汉城的蒋斌是直到刘禅投降后，知大势已去，才到涪县归降钟会的，估计此前一直在坚守城池；而驻守乐城的王含在各种史料中皆无踪迹，若大致推测，很可能是在阳安关陷落前后，便城破阵亡了。

同年九月底，姜维、廖化与张翼、董厥合兵一处，共同退守剑阁。

剑门关，由诸葛亮所建，三国时称剑阁关，是诸葛亮和姜维历次北伐的必经之路，也是从陇西、汉中进入巴蜀的咽喉要道。此关位于剑门山的中断处，两旁是断崖峭壁，犹如刀砍斧劈，所谓“两崖对峙倚霄汉，昂首只见一线天”；此处平地拔高150多米，顶部宽100余米，底部宽仅50多米，被誉为自然天成的天下第一隘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姜维等人看来，各部兵马集结于这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足以抵挡来势汹汹的十八万魏军。只要坚守此关，把时间拖长，魏军迟早会因粮草不继被拖垮。

而后来发生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钟会因久攻不克、粮草不继，一度决定退兵。

然而，没有人会料到，邓艾这个可怕的悍将，竟然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剑阁，在从来没有人能够翻越的摩天岭中生生开出一条道路，然后仿佛天兵天将一般“空降”到了巴蜀平原，兵锋直指成都……

灭蜀之战：邓艾的千里奇袭

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十月，即姜维等人退守剑阁次月，刘禅紧急派遣使臣向东吴求援。

眼看多年的“难兄难弟”这回恐要遭遇灭顶之灾了，孙休出于唇亡齿寒的忧惧，立刻命大将军丁奉统领各军，进兵寿春，欲图在东线牵制魏军；另外，命将军留平前往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县），与驻扎在此的朱绩会合，商讨应往何处进军更有利于援救蜀汉；又命将军丁封、孙异向沔中（今陕西南部，汉水上游）进军，试图从汉中东面威胁钟会率领的魏军。

第一阶段的汉中、陇西之战，魏军大获全胜，一举就把蜀军赶到了剑阁以南，于是各路捷报纷纷传回朝廷。司马昭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预感到攻灭蜀汉只是时间问题，才接受了之前三番五次推辞掉的封赏，正式晋位相国，晋爵晋公，加九锡。

从司马昭这一耐人寻味的举动，我们便足以看出，与其说“灭蜀”是他作为权臣对曹魏所作的贡献，不如说是他为了改朝换代所准备的敲门砖。换言之，蜀汉的灭亡对曹魏帝国而言，非但不是福音，反而是一记丧钟。因为蜀国一旦灭亡，自认为有大功于天下的司马昭就可以着手篡夺曹魏的政权了……

西线战场上，邓艾率部进至阴平后，立刻遴选精锐，准备与诸葛绪合兵一处，共同南下。不过诸葛绪却拒绝了他，理由是其任务只是阻截姜维，并未接到进一步南下的指令，遂引兵往白水关（今四川青川县东）而去，与钟会主力会合。

此时的钟会，已经将蜀国视为囊中之物，也已生出独专军权、独居大功之心，不想让任何人分走功劳，遂向司马昭呈上密奏，称诸葛绪畏敌不前、阻截姜维失败，理当治罪。朝廷旋即下诏逮捕了诸葛绪，用槛车押回洛阳。钟会遂收编了诸葛绪的部众。

随后，钟会率十多万大军，开始猛攻剑阁。

然而，作为“天下第一隘口”的剑阁关绝非浪得虚名，而姜维等率数万人守在这里更是绰绰有余。所以，任凭魏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轮番进攻，这座关城就是岿然不动。

不久，魏军开始出现粮草不继的问题了。

诸葛亮和姜维在多年北伐中先后尝尽的辛酸况味，这回终于也让钟会尝到了。

人是铁，饭是钢，没粮如何打仗？

钟会没辙，遂动了退兵之念。

而此时驻守阴平的邓艾，已经在酝酿他那名垂千古、匪夷所思的“奇袭之策”了。得知钟会打算退兵，灭蜀之战眼看就要功亏一篑，邓艾赶紧向钟会进行汇报，提出了他的奇袭计划：

“如今，敌军已遭到沉重打击，我军应乘胜进兵。我的计划是，从阴平抄山路南下，经德阳亭（今四川江油市东北），直扑涪县。德阳亭东距剑阁一百里，南距成都三百余里，我们以奇兵突然攻击蜀国的心脏地带，剑阁守军必定回防涪县。到时候，你便可率主力大举南下；若剑阁守军不回防，那么可以援救涪县的兵力就寥寥无几了。兵法有言：‘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我军若以此计乘虚而入，直捣腹心，必定能大破蜀军。”

钟会采纳了这个大胆的计划，于是蜀国的灭亡终于进入了倒计时。

邓艾发动的这场奇袭，堪称中国战争史上最经典的奇袭战例之一，也是最著名的灭国战例之一。其间经历的艰难险阻，非常人所能想象。

要从阴平直下巴蜀平原，必须翻越我们今天所称的摩天岭。摩天岭位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东边与米仓山相接。其岭北面坡度较缓，南面则是悬崖峭壁，南麓海拔2227米，无路可行。整座山岭高耸险峻，荆棘丛生，云遮雾罩。正是由于邓艾的此次奇袭，在摩天岭中生生开出了一条奇崛的行军路线，这条路后来才被称为“阴平古道”。

据《三国志·邓艾传》记载，邓艾率部进入摩天岭后，“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此处为汉里，约等于530华里）”，他们“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即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其间“山高谷深，至为艰险”。

除了道路艰险难行，粮食匮乏也是一大问题。因为要自行开辟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线，所以邓艾和部众们只能携带有限的军粮，以减轻负荷，便于行军。这就导致未及穿过摩天岭，部队已因缺粮而“濒于危殆”，就是几乎陷入了绝境。

虽然史书没有记载邓艾所部如何摆脱缺粮的困境，但可想而知，不外乎就是通过摘野果、挖野菜、扒树皮的方式充饥，当然也可以打一些山里的野味。

而当部队千辛万苦翻过山脊，来到南麓时，面对的更是刀削斧劈般的悬崖，根本没有道路可以下山。于是，邓艾做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举动——先找到一处相对不那么陡峭的山坡，然后用厚厚的毛毡裹住身体，径直从山上往下翻滚，最后居然成功滚到了山下，而且全身各处“零件”还都没有丢失或损坏。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然，如此冒险的行为只是为了激励士气，顶多就是一些部将和亲兵跟着他这么做，不可能让所有部众全都效仿。所以，大部分将士还是通过“攀木缘崖，鱼贯而进”的方式下了山，也就是抓着峭壁上的树木，身体贴着崖壁，一个接一个慢慢爬下来。

最终，邓艾及其部众完成了这项前无古人的壮举，成功翻越摩天岭，如同神兵天降般突然出现在了江油关（今四川平武县东南）。

江油关，三国时称江油戍，是刘备入蜀后依托天险修建的军事要塞。其地群山环抱，涪水中流。关口险峰壁立，直插云天；关下江流湍急，浊浪翻卷，显然也是一处易守难攻的险关要隘。

此时驻守该地的蜀将是马邈。如果马邈能够坚守此关，那么邓艾拼死翻越摩天岭的战略意图可能就落空了。然而，跟阳安关那个不战而降的蒋舒一样，这个马邈也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一看魏军突然兵临城下，立刻就开门投降了。

随着江油关的陷落，整个巴蜀平原就向邓艾豁然洞开了。

邓艾旋即率部南下，马不停蹄地扑向了成都。蜀汉朝廷闻报，大为震恐，慌忙派出卫将军诸葛瞻北上抵御。诸葛瞻率部进抵涪县后，便止步不前了。随军出征的尚书郎黄崇（黄权之子）力劝诸葛瞻继续北上，拒敌于地势险峻的山口，否则一旦魏军进入平原地带，蜀军的胜算就非常渺茫了。

可令人遗憾的是，身为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既没有乃父的胆识，又缺乏乃父的谋略，一直犹豫不决，没有听从黄崇的建议。黄崇再三劝谏，甚至声泪俱下，可诸葛瞻始终不听。于是，邓艾顺势长驱直入，一战便击破了诸葛瞻的前锋。

诸葛瞻连忙率部退守绵竹。此处距成都已不到两百里，是蜀汉国都的最后一道防线。换言之，诸葛瞻已经退无可退了，除非他能突然雄起，战胜骁将邓艾，否则要么投降，要么战死，绝无第三条路可走。

邓艾及时写了封信，对诸葛瞻进行劝降，并许以“琅邪王”的爵位。所幸，身为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虽然既无胆识又无谋略，但起码的气节还是有的，遂愤然斩杀来使，然后命部众列阵，准备与邓艾决一死战。

邓艾命其子邓忠攻击蜀军右翼，命副手师纂攻蜀军左翼。也许蜀军将士们都意识到这是保家卫国的最后一道防线，身后都是自己的妻儿老小，所以焕发出顽强的斗志，生生把邓忠和师纂率领的魏军精锐击退了。

见二人败退，邓艾大怒。邓忠和师纂赶紧解释，说这支蜀军防守严密，无懈可击。邓艾闻言更怒，厉声道：“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什么叫无懈可击？！”然后痛骂二人，要把他们拖出去砍了。

邓忠和师纂大惊，马上重整旗鼓，掉头再战。

这一回，魏军将士也都有了殊死一战之心，双方的战斗更加激烈。最终，魏军还是占了上风，大破蜀军，并击斩了诸葛瞻和黄崇。

眼见大势已去，诸葛瞻之子诸葛尚不禁仰天长叹：“我们父子荷国厚恩，却没有设法早早诛杀黄皓，以致其败坏国家，贻害百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然后策马直冲敌阵，力战而死。

至此，成都就彻底暴露在邓艾眼前了。

攻灭蜀汉的赫赫功绩，已然唾手可得。

蜀汉的缙绅百姓们万万没想到，魏军竟然这么快就杀到了眼皮底下，立刻陷入混乱，只能扶老携幼，纷纷逃进山野，官府根本无法禁止。

而此刻的蜀汉朝廷，也早已乱成了一锅粥。

刘禅召集群臣紧急开会，商讨对策。众人七嘴八舌，有的说蜀汉与东吴是盟友，这种时候只能逃往东吴；有的说南中还有七个郡的地盘，且地势险阻，易于固守，不如逃奔南中。而之前写文章批判姜维、一向反对北伐的那个光禄大夫谯周，则顺理成章地从反战人士变成了投降派，坚决反对这两项提议。他的看法是：

“自古以来，从没有寄身他国而仍然保住天子身份的。如今若投奔吴国，也只能臣服于吴国皇帝。况且，吴国的实力与我国相差不大，可见魏国迟早会吞并吴国。同样是称臣，与其向小国称臣还不如向大国称臣；与其受两次羞辱（若魏灭吴，还得再降），不如只受一次！另外，若想撤到南中，应该早做计划，方可实行。如今大敌当前，祸败已经临头，难保不会有小人从中作祟，恐怕启程之日，便有不测的变故发生，如何到得了南中？”

谯周说了这么一大堆，其实最想说的就一个字——降。

不过人家毕竟是“硕儒”（陈寿语），语言文字的表达功夫十分了得，虽然话里话外都是“降”的意思，但愣是没让这个敏感字出口。

终于有人耐不住性子，急着道：“如今邓艾都快兵临城下了，恐怕不肯接受投降，该怎么办？”

好了，现在有人把这个敏感字捅出来了，谯周当然可以光明正大往下说了。

他用一种成竹在胸的口吻道：“如今东吴仍然存在，这种形势，邓艾不能不接受我们的投降，也不能不以盛大的礼遇来接受。如果陛下降魏，魏国不封给陛下爵位和采邑，我会亲自前往洛阳，用古人的大义去抗争。”

谯周把话说得如此大义凛然、掷地有声，不仔细听还以为他说的不是投降，而是坚持抗战。

见谯老爷子对投降一事这么有信心，群臣遂纷纷附和，“众人皆从周议”。毕竟投降了魏国，大部分人的官还可以照做，薪水还能照领，甚至曹魏作为“大公司”，福利待遇说不定比蜀汉更好呢，有什么理由不投降？

然而，高管们乐得被大公司并购，作为老板的刘禅可就没那么乐意了。虽然投降后富贵可保，但在人家屋檐下做寓公，终究不如在自个儿家做皇帝，何况把老爹刘备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这心里总归不是滋味。

所以，尽管以谯周为首的满朝文武都赞成投降，刘禅却还是倾向于迁都南中，于是一直犹豫不决。

谯周见状，赶紧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道奏疏，罗列了四大理由，苦口婆心地劝刘禅放弃南迁，早日投降：

“听说陛下有南迁的计划，臣深以为不安。为什么呢？南中乃蛮夷之地，以前既不缴纳田赋捐税，又不供应民夫差役，犹然不断反叛。自从诸葛丞相南征，用强大的兵力镇压，他们走投无路才勉强服从。此后开始缴纳赋税，朝廷取之用于军费，已经令他们深怀愁怨，这是随时有可能给国家造成祸患的啊！如今，朝廷迫于形势，想去依靠他们，他们一定会再度反叛。此其一。

“魏军前来，不只是攻取成都而已，朝廷若是南迁，他们一定会趁我们势力衰弱，及时追击。此其二。

“朝廷若是迁至南中，对外要抗击敌人，对内要承担各种开支用度，费用势必大增，但又无法从别的地方收取，对当地诸夷的利益损害肯定很大，这就必然加速他们的反叛。此其三。

“西汉末年，王郎在邯郸僭位称帝，当时刘秀在信都，遭到王郎逼迫，打算放弃地盘，退回长安。部将邳肜劝谏说：‘明公西还，则邯郸百姓必不肯抛弃父母，背弃王郎，跨越千里追随明公，他们在中途逃跑反叛是必然的。’刘秀听从了劝谏，最终攻破邯郸。如今魏军已至，陛下南行，恐怕邳肜之言会重现于今。此其四。”

最后，谯周抛出结论，说：“愿陛下早为之图，可获爵土；若遂适南，势穷乃服，其祸必深。”（《三国志·谯周传》）

愿陛下早作打算，还可得到爵位和采邑；若是南迁，等到穷途末路才屈服，那祸患必定深重。

谯周如此循循善诱，一副恨不得刘禅早日投降、蜀汉早日灭亡的样子，不由让人生出一种感觉——与其说他是蜀汉的臣子，不如说更像是司马昭派来劝降的。

面对谯周摆出的一条条理由，心有不甘的刘禅最终还是妥协了。

随后，刘禅命侍中张绍带上他的天子玺绶，主动前往雒城（今四川广汉市），向邓艾奉上了降表。

至此，立国四十三年、仅历二主的蜀汉宣告灭亡。

谯周明哲保身，邓艾功高震主

蜀汉在这个时刻，以如此仓促的方式灭亡，当然主要是因为邓艾发动千里奇袭，出人意料地兵逼成都；可与此同时，谯周以三寸不烂之舌反复谏降，最终说服刘禅，显然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谯周传》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刘氏一族能免除灾祸，蜀国臣民能得以保全，都是出于谯周的谋划。

言下之意，仿佛谯周立下了什么名垂青史的不世之功。

当然，如果站在魏国和晋朝的角度，谯周的确“居功至伟”，但如果站在蜀汉的立场上，结论恐怕就不该是这个样子了。而陈寿之所以如此推崇谯周，原因很简单：

其一，他是谯周的同乡（都是巴西郡人）兼得意门生；

其二，谯周和陈寿师生二人，后来双双成了魏国和西晋的臣子——谯周因谏降之功被司马昭封为阳城亭侯，迁骑都尉，后来在晋朝官至散骑常侍；陈寿也在魏、晋历任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侍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

居于魏、晋的政治立场，陈寿当然要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谯周劝降刘禅之举给予高度肯定了。然而到了后世，历代史家对谯周的批判却不绝于耳。

比如稍后的东晋史家孙盛，便对此评论道：“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

按照春秋的大义，国君与社稷共存亡，卿大夫与职守共存亡，何况刘禅已是天子（比春秋的国君规格更高），岂可受辱于人？谯周劝国君苟且偷安，忘却礼义，贪图利益，希望获得微不足道的荣宠，糊涂啊！

在孙盛看来，当时邓艾虽已兵逼成都，但蜀汉未必不可一战。因为那时，还有蜀将罗宪“以重兵据白帝”，另一大将霍弋“以强卒镇夜郎”，何况“蜀土险狭，山水峻隔”，不利于邓艾的步兵展开行动。若蜀汉君臣乘船南下江州，一边向南中征兵，一边向东吴求援，加上还有姜维、廖化等人率领的蜀军精锐，怎么会走投无路？又何必担心一定会灭亡呢？

所以，孙盛的结论就是：“禅既暗主，周实驽臣。”

刘禅固然是一位庸懦之主，但谯周也确实是个无能之臣。

孙盛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姜维利用剑阁天险成功抵挡了钟会大军，只有邓艾一支孤军深入巴蜀腹地，若刘禅坚持抵抗，召集四方勤王之师，完全有机会将邓艾“瓮中捉鳖”。可见，彼时的形势绝非谯周所描述的那么不堪。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也曾在《读通鉴论》中怒斥谯周，说：

“国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为异说以解散人心，而后终之以降，处心积虑，唯恐刘宗之不灭，憯矣哉！读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周塞目箝口，未闻一谠言之献，徒过责姜维，以饵愚民、媚阉宦，为司马昭先驱以下蜀，国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禄；非取悦于民也，取悦于魏也，周之罪通于天矣！”

王夫之身为一辈子不肯剃发的“有明遗臣”，痛心于明朝覆亡、山河易主，对历史上著名的“投降派”谯周自然是深恶痛绝。所以，他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立场和情绪，对谯周的批判稍显过火（如骂他“罪通于天”），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不过，他从《仇国论》这一角度分析谯周，却不失为切中肯綮的评价。

在历史上，谯周是以痛批姜维的《仇国论》出名的。如果说，谯周骂姜维是出于公心，是替国家和社稷着想，那么居于同样的立场，他难道不更应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祸乱朝政的黄皓吗？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他敢于长篇大论声讨姜维，却从无只言片语斥责黄皓。

究其原因，恐怕就在于，反对北伐能够讨好大部分苟且偷安的益州士民（饵愚民），而批判姜维又能在无形中巴结权宦黄皓（媚阉宦）。如此一举两得之事，谯周何乐而不为呢？

退一步说，即便谯周并无谄媚阉宦之心，但不敢对权宦发难，分明就是在明哲保身。而这样的明哲保身之人，先是振振有词地反对北伐，后又大义凛然地谏降刘禅，其背后的动机能有几分公心呢？究其实，恐怕出于自身利益（以及益州士族利益）的成分还更多一些。用今天的话说，这其实就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

由此可见，虽然谯周最后谏降刘禅之举，客观上的确保全了刘氏一族和蜀汉百姓，令战火得以平息、生民免遭涂炭，但正如王夫之所言，他这么做，与其说是“取悦于民”，不如说是“取悦于魏”。毕竟事后，谯周得到了司马昭封赏的“亭侯”之爵，这可是他在蜀汉干了大半辈子都未曾有过的荣宠。因此，王夫之骂他以“国亡主辱”换取自身的“利禄”，并没有骂错。

除了学者，历代也有不少文人对谯周颇为不屑。如唐代诗人罗隐就有诗云：“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大意是：刘备和诸葛亮奋斗终生打下的千里河山，最后却被刘禅轻易抛却了；就此而言，蜀汉的两朝文武（也代指能文能武的两朝元老诸葛亮），都应该痛恨谯周。

另外，清代诗人袁枚也曾写诗讥讽谯周，说：“将军被刺方豪日，丞相身寒未暮年。惟有谯周老难死，白头抽笔写降笺。”

费祎不幸遇刺时，正值壮年；诸葛亮北伐身死时，也尚未暮年。只有谯周活到六十几岁了还不死，白发满头还要忙着写降表……

得知刘禅已向邓艾投降，其五子北地王刘谌悲愤莫名，对刘禅说：“若真到了势穷力屈、大祸临头的地步，就应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为社稷而死，再到地下去见先帝，为何要投降？！”

可刘禅根本不听。刘谌万念俱灰，当天，入太庙祭拜了刘备之后，先杀了自己的妻儿，然后就自杀了。虽然在今天看来，刘谌这么做对妻儿很不公平——凭什么以一己信念去剥夺妻儿的生存权？但若以古代的价值观来评价古人，这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气节。

是故，历代史家皆对此交口称颂。如毛宗岗就说：“刘禅虽懦，幸有北地王之能死，为汉朝生色。”清代的《通鉴辑览》亦称：“北地王慷慨捐躯，凛凛有生气。”即批判刘禅的昏庸懦弱，赞叹刘谌的临死不屈。

蜀亡之际，为国捐躯的名臣之后还有两位：张飞之孙张遵，与诸葛瞻、诸葛尚父子同日战死；赵云次子赵广，阵亡于姜维从沓中败退的强川口一战。

对于刘禅的主动投降，邓艾大喜过望，立刻回了一封信，让张绍带回，表示嘉许和欢迎。

随后，刘禅派太仆蒋显前往剑阁，命姜维等人放下武器，就地向钟会投降；同时，又派尚书郎李虎，将全国军民的户籍档案一并送交邓艾。据记载，此时的蜀国共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数日后，邓艾率部进抵成都城北，前来受降。刘禅带着太子刘璿、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自缚双手，把棺材装在车上（史称“面缚舆榇”，是古代君主战败投降的仪式），出城来到了邓艾的大营前。

邓艾持节出迎，解开他们的捆绑，焚毁棺木，然后将刘禅君臣迎入了大帐之中。

同日，邓艾约束麾下将士，入城之后，不得掳掠，且要安抚百姓，恢复原有的正常秩序。然后，邓艾参照东汉初年大将邓禹“承制”（代表皇帝）拜隗嚣为西州大将军的先例，拜刘禅为“行骠骑将军”，以刘璿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

同时，邓艾又对蜀汉百官进行了重新任命，根据其原有职位高低，分别授予魏国的官职，有的直接纳入了自己的麾下。此外，邓艾又命师纂领益州刺史，以部将牵弘等人分领蜀中各郡太守。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种种举措，是超出邓艾职权范围的。

邓禹当年给隗嚣封官，是真的奉了光武帝刘秀的旨意，而如今邓艾大肆任命原蜀汉君臣和自己麾下的将领，却是他自作主张，事先根本没有向魏国朝廷和司马昭请命。

此举，无疑给邓艾接下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要树立权威，光封赏官职是不够的，找一两个“坏蛋”来收拾也十分必要。于是，邓艾锁定了权宦黄皓，很快就将其逮捕，扔进了死牢，准备择日诛杀。

然而，在蜀汉朝廷弄权多年的黄皓，手上多的是黄白之物。他以重金贿赂了邓艾的左右亲信，最终居然逃走了。史书后来再没有关于此人的记载，只说“卒以得免”，就是侥幸逃过了一死。

对蜀汉灭亡负有重大责任的这么一个大奸大恶之人，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倒溜之大吉，实在是极大的讽刺。

蜀国就这样一朝覆灭了，可身在前线的姜维却一无所知。

当时，姜维只得到了邓艾入蜀、诸葛瞻战败的消息，却根本不知皇帝刘禅的行止。因担心刘禅和朝廷的安危，姜维立刻率部撤出剑阁，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巴中（治今四川阆中市），准备救援成都。

钟会命部将胡烈一路追击。

数日后，姜维进抵郪县（治今四川中江县东南），终于在这里接到了刘禅命他投降的诏令。姜维万般无奈，只能奉诏，随即命部众全部放下武器，并把自己的大将军符节就近交给了魏将胡烈，然后掉头与廖化、张翼、董厥等人会合，一同前往钟会大营投降。

家国社稷竟然眨眼间就没了，蜀军将士大为激愤，纷纷“拔刀斫石”，在石头上劈砍，以发泄心中悲愤。

随后，蜀汉各郡县、要塞陆续接到了刘禅的投降诏令，遂相继放下武器投降。

东吴得知蜀汉已经灭亡，赶紧命丁奉等人全部班师。

同年十二月底，魏国朝廷（司马昭）因灭蜀之功，擢升邓艾为太尉，增加食邑两万户；擢升钟会为司徒，增加食邑一万户。

以一人之力在旬月之间灭掉一国，这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堪称不世之功。

所以，邓艾忍不住就飘了。

进入成都后，他动不动就在蜀地的士大夫们面前自我夸耀，说：“诸君幸好是碰到我邓艾，才能有今天。假如是遇到吴汉之辈，你们早就尸骨无存了。”

吴汉是东汉开国名将，曾率部攻入巴蜀，扫灭公孙述，然后纵兵烧杀掳掠，血洗成都。如今邓艾入城后，的确秋毫无犯，但这并不是因为他心存仁慈，而是刘禅没有像当年的公孙述那样顽强抵抗。前提不一样，结果自然不同。邓艾如此夸耀，显然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刘禅主动投降这一前提。

另外，邓艾还时常对人说：“姜维固然是一时雄杰，但碰到我，他就计穷了。”

这话其实不算吹牛，从这些年双方在陇西的交手来看，邓艾确实是姜维的克星。但是，古人常说“谦受益，满招损”，却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本事大的人最容易遭到别人的羡慕嫉妒恨，所以越有本事越要谦虚、低调、内敛，才能尽量化解他人的嫉恨，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倘若因为本事大就拼命炫耀，那只会加剧他人的嫉恨，从而给自己招来祸患。

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尚且如此，在尔虞我诈的职场和官场上，就更是如此了。

此时的邓艾虽然建立了举世无双的大功，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功高”的后面往往紧跟着两个字——“震主”。所以熟读历史的人，或者深谙老子智慧的人，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会战战兢兢，如临如履，脑子里要么盘旋着“为而不恃，功成弗居”这八个字，要么就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八个字。

在这方面，历史上的正面典型就是功成身退的范蠡，反面典型就是功高震主的韩信。

邓艾若是明智的话，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益州交给别人（比如钟会），然后立刻回洛阳，把灭蜀的功劳让给钟会，把手中的兵权交还朝廷，最后乖乖待在家里，等候领导的下一步指示。

倘若如此，邓艾后面就不会死得那么难看了。

遗憾的是，他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变本加厉地试图建立更大的功劳——把东吴也一块灭掉！

为此，他专门写了一道奏疏，向司马昭呈上了自己的灭吴大计：

“发动战争，有一种情况是先制造声势，令敌人屈服，其次才是真正用兵。如今，我军可乘灭蜀之势，筹划灭吴之战。眼下吴国朝野震恐，正是席卷之时。不过，我军刚打过大战，将士疲劳，无法立即投入战斗，不妨稍为延后。我的建议是，大军班师回朝时，留下陇右兵团两万人、巴蜀兵团两万人，然后以盐铁的收入，作为军费和屯垦的费用，继而大造舟船，准备顺流东下。到时候，再派使节到吴国，对其晓以利害，吴国必定归化，如此便可不战而定。

“现在，我们应该厚待刘禅，给孙休做个榜样。我建议封刘禅为扶风王，赏赐给他财产，提供给他仆从。扶风郡有当年董卓修筑的坞堡，可做他的宫舍，再封其儿子们以公侯之爵，把扶风郡及所属各县，作为他们的食邑，以彰显刘禅归命之后的荣宠。至于吴国这边，可将广陵、城阳二郡改成封国，以待孙休。如此，东吴必然畏威怀德，望风而从！”

平心而论，邓艾的上述计划是颇为可行的。他固然立功心切，但仅就该计划而言，主要还是出于为朝廷分忧的公心。换言之，其对魏国和司马昭的拳拳忠心是毋庸置疑，也不能抹杀的。

然而，计划没错，错的是提计划的人。

假如该计划是由魏国任意一位朝臣提出来的，估计都会得到司马昭的赞许，可提计划的人偏偏是邓艾，这就很容易令司马昭满腹狐疑、浮想联翩了。

你邓艾刚刚立下灭蜀的不世之功，又大包大揽地想把东吴也一并灭掉，胃口是不是太大了？假如连吴国也被你灭了，那你岂不是成了一统天下的盖世英雄，将把司马昭置于何地？退一步说，就算司马昭有这个肚量，容得下你这个大功臣，可你之前没跟朝廷打半点招呼就大肆任命官员是几个意思？你还有没有把领导和组织纪律放在眼里？现在又提议留下四万兵马，并打算掌握盐铁收入，那是不是意味着益州的军政和财政大权都被你一手掌控了？万一你不去打东吴，而是打算封疆裂土，自个儿在益州当土皇帝怎么办？

还有，该封给刘禅（包括日后的孙休）什么爵位，给予何种待遇，是司马昭独有的权限，什么时候轮到你邓艾指手画脚、越俎代庖了？更不用说你还有一个顶头上司钟会呢，把人家彻底晾在一边合适吗？你如此越级上报，相当于架空了钟会，这不是在制造矛盾，给大领导司马昭出难题吗？

总之，邓艾的这个计划一提，只能招致司马昭的反感，并加深他的猜忌和警惕。

所以，司马昭都懒得给邓艾回复，只命监军卫瓘转达了八个字的口信，说：“事当须报，不宜辄行。”（《三国志·邓艾传》）

意思就是：做任何事，都应该事先奏报，不应擅自做主，想做就做。

这口气，分明就是在批评和敲打了。稍有点政治敏锐性的人，此时就该乖乖闭嘴，然后赶紧想办法补救了。

可早已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邓艾，却丧失了混迹官场最起码的敏感性和警惕性，反而觉得自己有大功于天下，那就无须事事奏报，理应拥有“便宜行事”之权。

于是，邓艾不顾司马昭的反应，再度上疏，自我辩解道：

“我奉命出征，都是遵照指示行事。如今元凶首恶已经俯首称臣，至于‘承制’任命官职，是为了安定刚刚归附的人心，我认为是合乎权宜的措施。如今蜀国举众归命，使我朝的疆域扩至南海，东接吴会，那就应早日将东吴平定。倘若等待诏命，道路往返，势将拖延时日。《春秋》大义认为：‘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如今吴国尚未臣服，疆域却与巴蜀相连，不应拘泥常规，从而丧失时机。《孙子兵法》也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我虽然没有古人那样的节操，但绝不会为了避嫌而损害国家大计！”

邓艾的这道奏疏，若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没有任何毛病，甚至还应该为他的勇于任事、不计个人得失点个大大的赞。可问题在于，世上哪有什么单纯的事？军事和政治又如何能截然分开？身为魏国实际执政者的司马昭，对几年前的诸葛诞叛乱仍记忆犹新，又怎么可能单纯从军事角度看待邓艾的这番言论？

若换个角度，从政治上看，这道奏疏可以说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八个字——居功自傲，目无领导。

至少在司马昭看来是这样。

你邓艾大掉书袋，左一句《春秋》大义，右一句《孙子兵法》，说白了不就是师心自用、独断专行、不愿听从朝廷号令吗？才打下一个蜀国就把尾巴翘上天了，再让你打下吴国，那得嘚瑟成什么样子？你会不会索性就割据自立，跟朝廷分庭抗礼了？

所以，司马昭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邓艾大有成为诸葛诞第二的潜质。既如此，那他当然就要设法把这场潜在的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了。

而此时此刻，打算收拾邓艾的绝不止司马昭一个。

那个先是被邓艾抢走大功，继而又被他架空的顶头上司钟会，无疑比任何人都更想弄死邓艾。

至此，邓艾已经在劫难逃，只剩死路一条了……

钟会之死：一个野心家的自取灭亡

事实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真正想叛乱的人并不是邓艾，而恰恰是深受司马昭倚重的心腹股肱钟会！

这一点，姜维看出来了。

姜维被迫投降后，在钟会身边待了段日子，渐渐看穿他“内有异志”，便决定助他一臂之力，发动叛乱，把水搅浑，然后再趁机兴复蜀汉。

于是，姜维便对钟会进行了试探：“我听说，自从淮南叛乱以来，阁下可谓算无遗策，晋公（司马昭）的势力逐渐强大，皆仰赖阁下之谋。如今，阁下又平定了蜀国，威德震动海内，百姓都认为你的功劳最高，君主却担心你的谋略太深，如此，又如何安身立命？何不效法陶朱公范蠡，泛舟江湖，隐藏行迹，从而保全功业和性命呢？”

姜维此言，既是在挑拨钟会跟司马昭的关系，也是在试探钟会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当然知道，钟会自视甚高、野心勃勃，绝不可能像范蠡那样“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但钟会下一步究竟打算怎么做，姜维有必要听他亲口说出来。

钟会的回答是：“阁下说得太过高远了，我是不会那么做的。况且，为今之计，似乎还可以有别的办法。”

话虽然没挑明，但暗示要另立山头的意味已经相当浓厚了。姜维心领神会，便道：“其他的事，是阁下的智慧和能力足以完成的，无须老夫操什么心了。”

经过这番意味深长的交谈，姜维与钟会就成为“自己人”了，于是双方“情好欢甚，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资治通鉴·魏纪十》）。

有了姜维襄助，便足以号令原蜀汉的十万人马（即使打个对折也还有五万），再加上攻蜀的十多万大军，钟会的麾下就足足有二十多万人了。所以在钟会自己看来，他是完全有实力跟司马昭叫板的。

眼下唯一的障碍，就是邓艾了。

身为此次攻蜀的主帅，军中将领几乎都是听钟会的，于是钟会旋即与监军卫瓘、部将胡烈、师纂等人，联名向司马昭呈上密奏，声称邓艾有谋反迹象。

指控大将谋反，空口无凭是难以服众的，还需要确凿的证据——比如文字证据。恰好钟会本人就是一个笔迹模仿高手，于是便命人在剑阁拦截了邓艾呈给朝廷和司马昭的奏章、书信等，改动其中词句，刻意表现出一副狂悖骄慢、自负自夸之状；同时也拦截了司马昭写给邓艾的信，经过改动，令其语气变得十分严厉，使邓艾自生疑惧。

司马昭本来就想收拾邓艾，现在又有了钟会的“全力配合”，事情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曹魏景元五年（公元264年）正月，司马昭以曹奂名义发出一道诏书，命钟会立刻进军成都，逮捕邓艾，以囚车押回洛阳。

就在发出这道诏书的同一天，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司马昭竟然命心腹贾充率部从斜谷道进入汉中，而他本人则亲率十万大军，并带上少帝曹奂，启程前往长安。

司马昭突然做出这么大的动作，背后显然有非同小可的动机。

这个动机就是——在借钟会之手除掉邓艾后，再下手除掉钟会！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司马昭，就是这只最可怕的黄雀。

事实上，对于钟会的野心，司马昭早有警觉。不，准确地说，是司马昭的妻子王元姬早有警觉。当初钟会刚刚得到司马昭的重用时，王元姬便凭着女人特有的直觉，看出钟会此人不地道，于是对司马昭说：“钟会是个见利忘义之人，好生事端，若对他宠信太过，必定作乱，所以不可赋予重任。”

此后，司马昭对钟会便多留了一个心眼。

到了曹魏伐蜀前夕，即司马昭确定钟会为大军主帅后，一个叫邵悌的心腹深感忧虑，又对司马昭说：“如今派遣钟会率十多万大军伐蜀，愚以为，像钟会这样一个单身汉，没有一个儿子留下做人质，恐怕会出问题，不如换其他人出征。”

司马昭闻言，淡淡一笑，道：“你之所言，我又何尝不知？蜀国屡屡寇边，师老民疲，我今伐之，易如反掌，但众人皆说不可讨伐。人啊，一旦犹豫畏怯，则智慧和勇气便会枯竭，而强迫智勇枯竭之人出征，只是送给敌人当俘虏罢了。唯独钟会跟我意见相同，如今派钟会出征，蜀国必灭。灭蜀之后，即便如你所言，又何愁不能制服他？因为蜀国灭亡后，遗民震恐，不足以跟钟会共图大事；而我军将士都是中原人，思乡心切，必不肯追随他。钟会若敢作恶，只能自取灭族之祸。你无须担忧，但此事你要保密，切勿告诉任何人！”

从这番话便足以看出，司马昭对钟会早就洞若观火，也早就把后面要走的每一步棋都算好了。而自以为聪明的钟会，却不知道自己是如来佛手心里的孙悟空，任你一个筋斗云翻出十万八千里，到头来还是在司马昭的掌握之中。

所以，司马昭命贾充出兵汉中，自己亲率大军进驻长安，目的就是随时扑灭钟会有可能发动的叛乱。当然，司马昭对外宣称，说是要做钟会的后盾，以防他制服不了邓艾。

司马昭启程之前，邵悌又劝阻说：“钟会所领部众，是邓艾的五六倍，只需一道敕令便足以收拾邓艾，又何必亲自出征？”

这个邵悌看来也不是心思缜密之人。此前他自己都劝司马昭要防范钟会，现在司马昭此举就是为了对付钟会，他却反倒以为目标是邓艾。

司马昭只好耐心解释道：“你忘了以前说的话了吗？怎么又不让我亲自出征了？这事你知我知，切记不可泄露。我的原则自然是以诚信待人，但别人却不能利用这一点有负于我。如果别人没问题，我又岂会先怀疑别人有诈？日前贾充曾问我：‘是不是怀疑钟会？’我答说：‘如今派你出征，难道是我又怀疑你了吗？’贾充也无法反驳我的话。等我到了长安，所有事情自会解决。”

司马昭的心机和口才，实在深得乃父司马懿之真传。从他的转述可以看出，贾充那句问话实际上是很难回答的。因为贾充虽然也是司马昭的心腹，但“对付钟会”这件事他并不知情，纯属司马昭和邵悌两人的密谋。如今贾充只是有所怀疑，便忍不住提了出来。

这就挺难办了。如果司马昭给出肯定的回答，那么与钟会同为心腹的贾充，难免会生出唇亡齿寒的忧惧，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钟会；而如果给出否定的回答，又很难打消贾充的疑虑，且会让贾充觉得领导不信任他，不跟他说实话。

面对这个两难的问题，司马昭给出了一个智商情商双高的回答，也就是既非肯定，也非否定，而是通过反问暗示贾充——如果钟会心存不轨，我自然有理由怀疑他；而如果你跟钟会不一样，那你又何必担心？

如此，既显得作为领导的司马昭非常坦然，无须遮遮掩掩，又对贾充起到了半是勖勉半是敲打的作用，足以让贾充在不改忠诚的同时又心生惕厉，堪称极为高明的领导话术。

从司马昭平定诸葛诞叛乱，到此次对付邓艾和钟会，其掌控全局的能力，以及过人的心机和谋略，无不体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的天下，要论心术、论权谋、论领导艺术、论政治智慧，司马昭若称第二，恐怕无人敢称第一。

正如东汉末年时，在这些方面，也无人能出曹操其右一样。

所以，公平地讲，司马家族最终能够篡夺曹魏江山，建立晋朝天下，终究还是凭自己的实力，以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兄弟接力棒式的持续努力，又岂是后人一句轻飘飘的“欺他孤儿寡妇”所能概括的？

钟会虽然拿到了逮捕邓艾的诏令，但邓艾会不会就此伏诛，他并无把握。万一邓艾不死，日后又咸鱼翻身的话，势必会报复他。所以，钟会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须有十足的把握将邓艾置于死地。

为了彻底坐实邓艾的谋反罪名，钟会又想了一个损招——把逮捕邓艾的任务单独交给了监军卫瓘，命他立刻前往成都。

钟会的如意算盘是：卫瓘的部众很少，单独前往成都执行任务的话，十有八九会被邓艾反杀；而一旦邓艾出手杀了卫瓘，那他的谋反罪名就铁板钉钉了。

卫瓘也不是傻瓜。对于钟会的小九九，他心知肚明。此次成都之行，显然是凶多吉少。但明知如此，他也不能抗命，只能自己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完成任务，又不至于把自己搭进去。

为此，卫瓘刻意在某个半夜时分，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成都，然后向邓艾麾下的所有将领发布了一道紧急命令，称：“奉诏收捕邓艾，其余一无所问。若立刻前来集合者，官职爵赏，一如往常；敢有不来者，诛灭三族！”

众将得令，不敢怠慢，纷纷在天亮之前离开大营，赶往卫瓘所在之处。此时，邓艾对正在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仍在大营中酣睡。而卫瓘则趁此机会，乘坐钦差专用的“使者车”，径直驶入邓艾大营，出其不意地逮捕了邓艾父子。

众将本以为卫瓘是要召集大伙训话，然后再公开逮捕邓艾，这样他们就有时间和机会替邓艾求情，或帮邓艾申辩。不料卫瓘却是故意把他们都调出大营，然后才突然下手。如此处心积虑，实在令人愤慨。众将决定用武力劫回邓艾，旋即回头集结了各自部众，鼓噪着直奔卫瓘大营。

眼看一场兵变就要爆发，而兵力单薄的卫瓘若无妥善的应对之策，不仅自身难保，而且刚刚平定的巴蜀必将掀起一场新的战乱。

好在卫瓘相当冷静沉着。他身着便装，独自一人来到营门口，对众将和他们身后乌泱泱的部众说了一句话，瞬间就把即将爆发的兵变消弭于无形了。

他告诉众将，自己也知道邓艾是被冤枉的，所以他正在草拟奏章，准备替邓艾申辩，洗清他的冤屈。

邓艾麾下的这些将领，打仗很厉害，但对政治斗争则一窍不通，所以都听信了卫瓘之言，当场便解散了部众，各回大营去了。

正月十五日，钟会率主力大军抵达成都，随即命人将邓艾父子用囚车押往洛阳。众将直到此刻才知道上当受骗，但事已至此，且钟会麾下兵强马壮，想打也打不过，他们也只能徒唤奈何了。

尽管陷害邓艾的计谋没有得逞，但征蜀的十多万大军此刻都已在钟会掌握之中，所以邓艾最后死不死，已经退居次要了。眼下钟会最关心的，其实还是自己的造反“大业”。

没有了邓艾，钟会就成了益州独一无二的实际控制人。也就是说，割据益州，在成都当土皇帝，在他而言已经是反掌之间的事了。然而，钟会的胃口却比这个大得多——他的最终目标，绝不仅仅是割据益州，而是夺取整个天下！

按钟会自己的计划，是命姜维率五万人为前锋，兵出斜谷，直指长安，而他则率大军继进。一旦拿下长安，便兵分两路：命骑兵走陆路，直趋洛阳；步兵走水路，从渭水入黄河，估计五天时间便可抵达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黄河渡口）。然后，两路大军会攻洛阳。以钟会自己的愿景来讲，就是“一旦天下可定也”（《三国志·钟会传》）。

然而，这个愿景美妙是美妙，却一点都不现实。

因为它忽略了太多重要的变量，比如姜维是否像看上去那么可靠，还有这征蜀的十八万大军肯不肯听他的，以及从汉中到长安再到洛阳，这一路上会有多少硬仗要打，等等。

而所有变量中最大的一个，无疑还是司马昭。

当钟会在成都幻想着“一旦天下可定”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司马昭早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所以，直到司马昭的一封亲笔信送到成都，钟会才如梦初醒。

司马昭在信中说：“我担心邓艾不肯就范，就派遣中护军贾充率步骑万人经斜谷进入汉中，屯驻乐城，我则亲率十万大军进驻长安，咱俩很快就会见面了。”

司马昭的语气，看上去很平和，甚至还透着一股亲切，可对于心中有鬼的钟会而言，无疑是十分严厉的威胁和警告。

钟会见信，大为惊诧，忍不住对亲信说：“如果只是逮捕邓艾，司马昭知道我一个人就可以办到，如今却以大兵压境，必然是察觉到什么异样了。我们要马上行动，大事若成，可得天下；万一不成，退保汉中和巴蜀，我也不失做刘备！”

进驻成都次日，即正月十六，钟会召集护军、郡守、牙门将、骑督及以上高级将领，还有原蜀汉官员，为上月病故的郭太后发丧举哀，并宣称奉太后遗诏，准备起兵废黜司马昭，然后将所谓的遗诏交给众人传阅，并让众人讨论。

一众文武官员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目瞪口呆，于是“讨论”的结果当然是一致拥护钟会了。

钟会旋即将所有与会将领和官员全部软禁，命自己的亲信接管了所有将领的部队，然后下令关闭各道宫门和四面城门，并分别派出重兵把守。

钟会此举，彻底暴露了一个野心家色厉内荏、眼高手低的本质。

如果他决意跟司马昭争夺天下，那必然要倚重随他出征的这些身经百战的将领，即便他只想割据益州做刘备第二，同样需要原蜀汉官员来治理民政、管理地方。可现在，他一股脑儿把这些人通通软禁，那他还能拿什么跟司马昭对抗？又如何统治益州？

他以为让自己的亲信接管部队，就能有效掌握兵权，这更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幼稚和愚蠢。因为军队与文职部门截然不同，绝非一纸任命书就能有效开展领导，若没有跟部众一块从刀山血海中滚过来的生死与共的袍泽之情，仅凭临时夺权又岂能使唤得动？更何况还想让他们替你卖命打天下？

退一步说，就算士兵们愿意接受领导，愿意去跟司马昭的朝廷大军拼命，可钟会这些亲信有多少实际作战经验和指挥能力呢？他们能比被软禁的那些将领更懂排兵布阵、行军打仗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由上可知，钟会此人，固然不乏心机和谋略，或许称得上是一个厉害的谋士，但绝对算不上一个合格的领导者。仅凭他那野心家的三招两式，别说跟司马昭争夺天下，也别说学刘备割据一方，东汉末年那些诸侯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足以甩他好几条街。

见钟会软禁了大部分魏军将领，一直在等待时机的姜维心中暗喜，便怂恿钟会，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些将领全都杀了，以绝后患。钟会听了，也觉得这是消除隐患的最简单办法，但一时却下不了决心。

按照姜维的计划，是先让钟会除掉这些魏军将领，然后他再干掉钟会，继而悉数坑杀魏军部众，最后重新拥戴刘禅复位。为此，姜维专门给刘禅写了一封密信，说：“愿陛下忍数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三国志·姜维传》注引《华阳国志》）

尽管姜维一心想要兴复蜀汉，可令人遗憾的是，最终事态的发展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

当时，监军卫瓘和将领胡烈也都被软禁了。两人为了自救，不得不各想奇招。卫瓘是诈称突然生病，装出一副病势沉重之状，请求钟会放他出去治病。钟会瞧他气息奄奄的样子，就同意了。

胡烈则是利用了钟会的一个心腹部下丘建。此人是胡烈旧部，他看老领导被单独关押，于心不忍，便请求钟会准许胡烈派一个亲兵出外去取饮食。钟会没有察觉此举的危险性，便允准了。其他被软禁的将领见状，也都有样学样，而钟会也都默许了。

就是这一致命的疏忽，提前敲响了钟会的丧钟，也连带着害死了姜维。

胡烈派亲兵出去时，让他给儿子胡渊带去了一封信，信中说：“丘建给我透露了绝密消息，说钟会已命人挖了一个大坑，准备把外面的士兵召进来，声称要给他们升官，然后把他们全部棒杀，再埋进坑里。”

这当然是胡烈随口胡诌的，目的就是激起兵变。

果然，他的亲兵出去后，就把这一消息告知了其他将领的亲兵，于是众人奔走相告，一夜之间，这一谣言便传遍了魏军各部的军营。

正月十八日中午，胡渊带领其父的部众率先发难，擂动战鼓，冲出营门。其他各营闻声，也都跟着鼓噪而出。一场兵变就此全面爆发。各支部队几乎都没有人领导，却不约而同地朝着宫城杀了过去。

此时，钟会正在给姜维发放武器，部下报告说外面众声喧哗，可能是什么地方着火了；少顷，又报告说大批部队正朝宫城而来。钟会大惊失色，慌忙问姜维：“看来部队哗变了，该怎么办？”

这句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话，再次暴露了钟会机智外表下的无能和孱弱。

还是见惯了大阵仗的姜维镇定，大声地回了一句：“当然是迎头痛击了！”

随后，钟会立刻命人去把被软禁的将领全都杀了。那些将领奋起自救，把各自屋内的家具都顶在了门后，然后把身体也顶了上去。外面的士兵挥刀在门上乱砍，却始终撞不开门。

与此同时，宫城外的哗变部队一边架梯攻城，一边纵火焚烧城楼。此时守城的是钟会的侍卫部队，兵力有限，自然难以抵挡。很快，人多势众的哗变部队便攻上了城墙，“蚁附乱进，矢下如雨”。

守在屋内的那些被困将领都是作战经验丰富之人，一听外面的动静，就知道部队杀进来了，于是纷纷开门杀了出去。

眨眼间，钟会及其部众便陷入了腹背受敌之境。姜维率领钟会的左右侍卫奋力抵挡，独自击杀了五六个人，无奈众寡悬殊，最后还是被乱兵砍杀了。

堂堂蜀汉大将军、一代名将姜维，就这样毫无价值地死在了一场兵变之中。

姜维死时，年五十三。

紧跟着，钟会及麾下的数百名侍卫也全都被杀。在混乱中同时遇难的，还有蜀汉太子刘璿和姜维的妻儿。杀红了眼的哗变士兵开始在宫城中大肆烧杀掳掠，令原本已经躲过战乱的蜀汉皇宫陷入了血火之中。一时间，整座宫城死伤无数，一片狼藉。

最后，还是卫瓘出面收拾残局，用了好几天才平息了这场兵变。

邓艾的部众本就因邓艾被捕心中不服，故而趁乱追出了成都，硬是把没走多远的囚车拦下，然后拥着邓艾就往回走，准备将他迎回成都。

卫瓘闻讯，大为忧惧。因为就是他和钟会等人联手构陷了邓艾，且之前抓捕时也耍了欺骗手段，如今邓艾若是回来，岂不得找他算账？

既然整个成都都乱套了，卫瓘也就不必担心把事做绝。他旋即狠下一条心，命护军田续立刻率部出城，去截击邓艾。

卫瓘之所以挑中此人，是因为之前邓艾率部穿越摩天岭，直插江油时，这个田续畏难不进，邓艾险些把他斩了，田续自然对此怀恨在心。所以，卫瓘找到田续时，还特意叮嘱了这么一句：“可以报江油之辱矣。”就是摆明了告诉他可以杀掉邓艾报仇。

田续立刻出发，终于在绵竹西郊与邓艾父子迎面相遇。可怜邓艾父子刚刚还在庆幸逃过一劫，转眼就都成了田续的刀下之鬼。

不久，邓艾留在洛阳的几个儿子也全都被司马昭杀了，其妻子和几个孙子则被流放到了西城郡。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也充满了吊诡。当初，钟会和邓艾率领大军征伐蜀汉时，他们绝对没想到，攻灭蜀汉之日，也是他们自己身首异处之时。同样，誓死捍卫蜀汉社稷的姜维也不会想到，他最终并不是战死在保家卫国的沙场之上，而是以屈辱的降将身份，倒在了蜀汉的皇宫之中，死在了乱兵的屠刀之下。

三国后期这三位著名人物的最终下场，无不令人唏嘘。

但是，钟会作为眼高手低的野心家，没有金刚钻却敢揽瓷器活儿，实在太过自不量力，所以他的死，纯属咎由自取，没什么可说的。

邓艾立下了盖世奇功，却落得这么个结局，颇有令人扼腕之处。不过，正所谓“福祸无门，唯人自召”，他灭蜀之后居功自傲，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不成熟，丝毫没有顾及功高震主的危险，所以最终被“兔死狗烹”也不奇怪。

三个人中，姜维的结局，以及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应如何看待，恐怕是历史上争议最多的，迄今尚无定论。

按照陈寿的立场和观点，他对姜维的盖棺论定基本上是负面的：“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三国志·姜维传》）

大意是，姜维粗通文武，立志建立功名，但却穷兵黩武，遇事缺乏判断力，终于被杀毙命。老子说过，治理大国，犹如烹炒小鱼（不宜频繁翻动）。何况蜀汉这种蕞尔小国，岂可屡屡扰动呢？

前文说过，陈寿是蜀汉投降派代表谯周的得意门生，且后来终身在晋朝为官，所以居于魏晋的正统立场，他对姜维的评价，肯定是有失偏颇的。关于蜀汉为何必须主动北伐的理由，前文已反复论及，此不赘述。在此，我们权且引用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的看法，或许会更为中肯：

“维本志在复蜀，不成被杀，其赤心则千载如生。陈寿蜀人而入晋，措辞之际有难焉者。评中于其死事反置不论，但讥其玩众黩旅，以致陨毙。寿岂不知，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特敌国之词云尔。若以维之谋杀钟会而复蜀为非，则寿不肯为此言，此其所以展转诡说以避咎也。维之于蜀，犹张世杰、陆秀夫之于宋耳。”（《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

大意是，姜维志在复兴蜀汉，功败垂成而被杀，一颗赤心，千年之后犹然栩栩如生。陈寿本是蜀人，入晋朝为官，措辞之间有他的困难之处。所以在他的评论中，对姜维殉难之事反而不作评论，只讥讽他穷兵黩武，以致丧命。陈寿难道不知，蜀汉若不北伐，最终也会灭亡，与其坐待灭亡，不如主动北伐。只不过他已在晋为官，不敢引用敌人的话（此言出自诸葛亮）罢了。如果说姜维谋杀钟会、欲复兴蜀汉是错的，那陈寿肯定不敢这么说。所以陈寿才不得不说一些婉转不实的话，以此避祸。事实上，姜维之于蜀汉，就跟张世杰、陆秀夫之于大宋是一样的。

如果说陈寿批评姜维，还只是点到为止的话，那么后来的东晋史学家孙盛（曹魏重臣孙资玄孙）对姜维的批判，那就是毫不留情了。他曾大骂姜维“不忠、不孝、不节、不义、不智、不勇”，基本上把姜维批得一无是处。然而，他本人在《晋阳秋》中有一段记载，却无意中用客观事实为姜维平了反：

“盛以永和初从安西将军（桓温）平蜀，见诸故老，及姜维既降之后密与刘禅表疏，说欲伪服事钟会，因杀之以复蜀土，会事不捷，遂至泯灭，蜀人于今伤之。”

孙盛说的是，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他随桓温平定了割据巴蜀的成汉（十六国政权之一），见到当地父老，听他们谈起蜀汉往事，说当年姜维写密奏给刘禅，准备暗中除掉钟会，光复蜀汉，可惜事败，遂遭屠灭。对此，当地人至今仍然十分伤感。

东晋永和三年，距姜维身死已经八十三年了，可巴蜀的老百姓却仍然在为姜维之死而伤感不已，这说明了什么呢？

俗话说，老百姓的心中有杆秤。如果姜维真的是孙盛说的那种“不忠、不孝、不节、不义、不智、不勇”之人，那么老百姓还会如此怀念他吗？古代的史学家，大部分都兼有官员身份，在臧否历史人物时难免会有各自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所以彼此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而老百姓不同，他们只凭事实和良心说话。所以，当史学家们为某个人、某件事争讼不已时，我们不妨借助老百姓的心声，来做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裁决。

事实上，关于孙盛对姜维的批判，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就很不认同，因此在其注解中进行了一番有力的驳斥。而元代史学家胡三省，也说过一句话：“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陈寿、孙盛、干宝之讥皆非也。”

第八章 三国归晋

刘禅乐不思蜀，孙休猝然驾崩

孙休除掉权臣孙，夺回旁落的天子大权后，东吴帝国终于获得了久违的安宁。然而，东吴并未就此走向中兴。因为孙休固然算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但绝非开拓进取的有为之君；而他夺回实权后提拔的两个亲信，也都是贪图私利的庸碌政客，皆非匡扶社稷之能臣。

这两个亲信，一个就是左将军张布，诛灭孙后兼任了中军督，掌握了宫禁之权；还有一个叫濮阳兴，曾任会稽太守，在孙休当琅邪王（住在会稽）期间对孙休照顾有加，所以孙休这回便投桃报李，一下就把濮阳兴提到了丞相的高位，让他总揽了军国大政。

于是，张布和濮阳兴这两个藩邸旧臣，从此就成了东吴百官中最有权势的人。用《资治通鉴》的说法，就是“二人皆贵宠用事”——张布“典宫省”，主内廷；濮阳兴“关军国”，主外朝。二人一内一外，“以佞巧更相表里”，就是勾结在一块，巧言谄媚皇帝，以巩固到手的权力和地位。

对此，吴国臣民无不深感失望。

本以为孙休夺回大权后，可以拨乱反正，重振朝纲，不料他重用的这两个人，却是沆瀣一气的贪权庸碌之辈，那吴国的未来还有什么指望？

孙休喜欢读书，他甫一即位，便于建业设立了太学博士制度，设置了五经博士（为后世南京太学之滥觞），可以说对东吴的文教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眼下除掉了权臣孙，孙休的心情大为轻松，便决定召博士祭酒韦昭、博士盛冲定期入宫，与他们探讨学问。

没想到，孙休的这一决定，却遭到了张布的强烈反对。

皇帝无非就是想跟两位学者谈经论道，纯属人畜无害之事，张布凭什么反对？

原因很简单，学者通常秉性正直，敢于放胆直言，而张布掌权之后，没少以权谋私，他担心这两人一旦入宫讲学，很可能会把他的违法乱纪之事捅给皇帝，于是便极力阻止。

孙休也是聪明人，一眼就看穿了张布那点小心思，便道：“孤自涉猎学问以来，把该读的书都读遍了，召韦昭他们入宫，也不过是温习温习罢了，又有什么问题呢？你恐怕是担心他们道出某些朝臣的劣迹，才不想让他们入宫吧？其实对于这种事，孤早就心里有数，大可不必等他们说才知道。”

张布闻言，大为惶恐，赶紧躬身谢罪，然后辩称自己不是担心这个，而是担心研究学问会妨碍政务。

孙休道：“政务与学问，是两回事，并不会互相妨碍。这件事没有错，可你却认为不宜，想必你是怀疑孤表面上探讨学问，实则另有所图吧？真想不到，你如今当权了，竟拿这一套用在孤的身上，实在很不应该啊！”

皇帝这话说得相当不客气，张布越发惊惶，且无言以对，只好跪伏在地，不住叩头。

孙休见状，这才放缓了口气，道：“只是让你明白点儿事理罢了，何至于叩头呢？你对孤的忠诚，朝野皆知。孤今日能坐在这大位上，都是你的功劳。《诗经》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凡事要有个好的结局，实在很难，希望你能善始善终啊！”

打个巴掌，给颗糖吃；再打个巴掌，再给颗糖吃。这就是典型的恩威并施的帝王术。孙休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把张布收拾得服服帖帖。可见，不论张布还是濮阳兴，若只是在私底下搞搞贪腐，孙休大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们要是敢学孙擅权乱政、架空皇帝，那大概率会吃不了兜着走。

孙休最后劝张布要善始善终，分明就是在警告和敲打了。

就此来看，孙休显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糊弄的皇帝。在他任内，东吴再出现诸葛恪、孙峻、孙这样的权臣几乎是不太可能了。不过，孙休还是不敢对此掉以轻心。尽管让韦昭、盛冲入宫讲学一事，他大可予以施行，不必再理会张布，但是最终，为了不让张布心生疑惧，孙休还是取消了入宫讲学之事。

不论人们认为孙休此举是出于谨慎还是被迫妥协，总之，这件事的结果充分表明，时至今日，经历了一连串政治乱象的东吴帝国，朝廷重臣与皇帝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势力平衡。也就是说，双方对于“权力扩张”这种事都保持着必要的克制，重臣不敢一手遮天架空皇帝，皇帝也不敢大权独揽乾纲独断。

一言以蔽之，这就叫“麻秆打狼两头怕”。

从避免政治乱象的消极角度来看，这是好事；但若是从社稷中兴的积极角度来讲，这就是坏事了。因为一个君臣之间相互防范，且彼此为了保权固位而大打太极推手的朝廷，还有谁能把精力放在谋求百姓的福祉和国力的强大上呢？

蜀汉灭亡后，有两位驻守在外的大将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个是巴东太守罗宪，当时率部镇守永安；一个是建宁太守霍弋，时驻南中。

先来看罗宪。

当魏军兵逼成都的消息传到永安时，当地吏民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都说成都乱了。罗宪命人抓了一个造谣者，二话不说就把他砍了，老百姓才吓得不敢再传谣。不过很快，官方消息就到了。刘禅的一道手敕送抵永安，命罗宪放下武器，投降于魏军。

罗宪只能奉命，集合部队撤出永安城，在城外驿站等了三天，可最后没等到前来接收的魏军，却等来了吴军企图进犯的消息。当时的吴国眼看蜀汉亡了，就打着救援的名号，准备来趁火打劫。罗宪对左右说：“本朝倾覆，吴国与我唇齿相依，如今不同情我们的遭遇，反倒背弃盟约，贪图利益，实在不仁不义。况且我们蜀汉亡了，吴国又能拖多久呢？我怎么可能做吴国的降虏！”

随后，罗宪率部回城固守，一边加强防御，一边激励将士，誓与城池共存亡。

紧接着，吴国又得到了邓艾、钟会死于兵变的情报，认为益州“百城无主”，遂决意吞并巴蜀。

东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曹魏景元五年）二月，孙休撕掉了“救援”的假面，命大将步协（步骘之子）率部西侵，围攻永安。罗宪的部众只有两千人，担心难以抵御，便命参军杨宗突围北上，向魏安东将军陈骞求救，同时又把麾下所有文武官员的印绶及自己的一个儿子（作为人质）送往洛阳，向司马昭表达投诚之心。

罗宪的兵力虽少，但战斗力不可小觑，在吴军的围攻下竟然打了一场漂亮的防守反击，大破步协所部。孙休闻讯大怒，立刻命镇军将军陆抗率三万人增援步协。

让孙休没想到的是，吴军以十几倍于罗宪的绝对优势兵力，围着永安打了将近半年，却愣是攻不下来。不过，罗宪所部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至同年六月，城内守军的伤亡和患病人数已经过半，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魏国援军仍迟迟不到。有人劝罗宪放弃城池、突围而走算了，罗宪说：“我身为城主，一城百姓皆仰赖于我，若在危险时不能保护他们，面临急难时弃他们而去，非君子所为，我宁可死在这里！”

所幸，在陈骞的请求下，司马昭终于发兵，命时任荆州刺史的胡烈率两万步骑进攻西陵。西陵是陆抗的防区，此举显然是“围魏救赵”，目的就是迫使陆抗回防。同年七月，陆抗担心腹背受敌，遂解围而去。

罗宪因守城之功，随即被司马昭拜为陵江将军，封万年亭侯，仍驻守永安。

再来看建宁太守霍弋。

早在魏军大举南下时，驻守南中的霍弋便主动要求北上，希望加强成都的防御。但刘禅认为北边防线自有部队守御，拒绝了他的请求。后来，得知刘禅降于邓艾、蜀汉一朝覆灭，霍弋大为悲愤，遂身着丧服，哭泣三日，为灭亡的社稷举哀。

随后，诸将都劝他尽早派人去向魏军呈上降表。霍弋说：“如今道路阻隔，不知主上安危，是战是降乃是大节，不可草率。若魏国礼遇主上，则保境而降，也还不迟。但万一主上受辱，身陷险境，我将以死拒敌，有何早晚可言？”

是年三月，霍弋终于得到刘禅离开成都、东迁洛阳的消息，这才向魏国朝廷正式递上降表，称：“臣听说，人生在世，有三位尊长：父、母、君王，而侍奉他们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三者有难，则为他们效死。如今，臣的国家败亡，主上也已归附，臣无从效死，所以向朝廷投诚，从此绝无二心。”

司马昭见到降表后，对其节操十分嘉许，遂拜霍弋为南中都尉，仍命他留守该地。

而此时此刻，亡国之君刘禅已经举家走上了东迁洛阳之路。因时局混乱，扰攘仓促，所以刘禅启程时，文武百官皆未随行，只有秘书令郤正和殿中督张通两个人，舍下妻儿老小随侍左右。

一路上，这个几乎一辈子都待在深宫之中的刘阿斗，不得不从言谈举止各方面开始学做一个普通人。全靠郤正耐心引导，刘禅才不至于出错闹笑话。对此，刘禅不由慨然叹息，深恨了解郤正太晚了。

曹魏景元五年三月，刘禅抵达洛阳。同月底，已晋爵晋王的司马昭封了刘禅一个“安乐公”的爵位。“安乐”这个爵号，寓意固然吉祥，但安在一个亡国之君头上，难免有那么一丝讥讪之意。随后的日子，司马昭待刘禅也算不薄，时常请他聚宴。在宴会上，司马昭还特别“有心”地安排了一些蜀地的歌舞伎乐。

身为亡国之人，在这样的境遇下听见熟悉的故乡曲乐，正常人心里都不会好受。所以，当时在座的刘禅子孙及其随从，无不面露感伤，内心凄怆。唯独刘禅一个人“喜笑自若”，丝毫没有伤感之情。

司马昭在一旁暗暗观察，心里顿时对这个刘阿斗鄙夷至极，忍不住对身旁的贾充吐槽，说：“人之无情，居然可以到这种地步！就算诸葛亮在世，也无法辅佐这样的人并保他长久，何况是姜维呢！”

后来又有一次，司马昭故意问刘禅：“是不是很思念巴蜀啊？”

刘禅竟然乐呵呵地回答：“此间乐，不思蜀。”（《三国志·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

这就是“乐不思蜀”这个典故的由来。

可悲的刘阿斗，已经成了司马昭及魏国官员讽刺取笑的对象，俨然就是个“小丑”，可他自己却浑然不知。

过后，郤正听说了刘禅的那个回答，不禁替他汗颜，赶紧教他说：“晋王日后若再问起，你应该流着泪说：‘先人坟墓，远在巴蜀，每当向西遥望，不免心中悲怆，无日不思念巴蜀。’说完之后，就闭上眼睛，表示哀恸。”

这一年，刘禅已经五十八岁了，即便不考虑他曾经贵为一国之君，就当他是普通人，活到这把岁数，也早该懂这些起码的人情世故了。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刘禅真的就是不懂。所以就苦了郤正，只能把他当成一个五岁孩子来教。

没过几天，司马昭又请刘禅赴宴，然后又跟他提起了这个话头。

这回，有了郤正给的“标准答案”，刘禅就老老实实地背了一遍，末了还不忘做出那个“闭上双目，以表哀恸”的标准动作。不料，精明过人的司马昭居然把他看穿了，说：“你这话，怎么那么像郤正的口气啊！”

刘禅大吃一惊，睁开眼道：“诚如阁下所料。”

在座的魏国官员们终于憋不住了，顿时发出哄堂大笑。

这一刻，想必刘禅的脸上，一定也会露出一个尴尬而憨厚的笑容。然而他的尴尬，肯定不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成了司马昭等人的笑料，而是他觉得自己学郤正的话没学好，穿帮了。换言之，以刘禅的智商，在这种情境下，他的内心顶多就是有一些难为情，而绝对不会有一丝悲凉和苦涩。

当然，从做一个寓公安度余生的角度讲，刘禅感受不到正常人都会有的悲怆和痛苦，反而是一种幸福。说到底，不管是当初在成都当皇帝，还是如今在洛阳做寓公，只要有声色犬马供他娱乐，刘禅的逍遥日子都照样过，丝毫没什么损失。至于什么“兴复汉室”“北定中原”，那都是诸葛亮和姜维那些人该操心的事，似乎从来与他刘阿斗无甚干系。所以“乐不思蜀”又何妨？凭什么他就不能乐乐呵呵地享受这安安稳稳的幸福呢？

与其“人间清醒”，却活得痛苦不堪，不如难得糊涂，拥抱每天的“小确幸”。反正百年之后，谁又不是荒郊野外的一抔黄土呢？

西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在洛阳做了七年寓公的刘禅寿终正寝，享年六十五岁。

就在刘禅东迁洛阳的这一年七月，吴帝孙休突然发病，且病情凶猛，一下就不能说话了。他以手书急召丞相濮阳兴进宫，然后命太子孙（wān）出来拜见。孙休躺在病榻上，用一只手抓着濮阳兴的手臂，用另一只手指着孙，意思就是托孤了。

同月二十五日，孙休病逝，年仅三十岁。

正值盛年的皇帝突然驾崩，而太子孙年纪尚幼，刚刚安稳了几年的东吴又走到了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

当时的情况是，蜀汉灭亡了，东吴朝野难免有唇亡齿寒之忧；此外，交趾一个叫吕兴的郡吏又于去年五月杀死郡守，发动了叛乱。值此内忧外患之际，若立年幼的孙为帝，危险系数无疑会大大增加。所以，要保证东吴社稷的稳定，唯一的办法，就是违背孙休的遗愿，放弃孙，改立一个年长之君。

为此，一个叫万彧的左典军（左翼禁军统领）极力建议，应由乌程侯孙皓入继大统。这个万彧曾任乌程县令，与孙皓私交甚笃，所以他的举荐，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公心，但出于私利的成分更大。

孙皓是故太子孙和之子，时年二十三岁，不论身份还是年龄，应该说都是皇帝的合适人选。万彧遂屡屡向濮阳兴和张布建言，称孙皓“才识明断”，大有当年孙策之风，且既好学又奉公守法云云。濮阳兴和张布商议之后，也觉得可行，就向太后朱氏请示。

朱太后说：“我一个寡妇人家，又怎知社稷大事？如果对吴国无害，且令宗庙有所依赖，就行了。”

于是大计遂定。同月，东吴朝廷迎立孙皓为帝，改元元兴。

孙皓上位伊始，便表现出了大有作为的“明主”气象，令东吴朝野颇感惊喜。史称其“发优诏，恤士民，开仓廪，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禽兽扰于苑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江表传》）。

就是说，孙皓一登基，便发布宽仁的政策，抚恤士人百姓，大开粮仓，赈济贫民，并将大批宫女遣送出宫，许配给无妻者，还把跑到禁苑中的禽兽悉数放归山野。所以当时的东吴臣民，无不交口称赞，都说孙皓是一位明主。

然而，让濮阳兴、张布和东吴臣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切，都是假象。

孙皓很聪明，他知道自己从一个小小的乌程侯骤然成为皇帝，在朝中毫无根基，所以必须得做这样一番表演，才能收揽人心、巩固权位。

而既然只是表演，那就有卸下伪装、暴露本来面目的时候。没过多久，孙皓的这场“明主秀”便戛然而止了。东吴臣民万分惊讶地发现，孙皓的本来面目非但与所谓的“明主”相去甚远，而且大有“昏君暴君”的潜质！

用《三国志》的说法，孙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因而令“大小失望”。就是说，孙皓得志后就开始猖狂，骄傲粗暴，不可一世，且性情猜忌，贪恋酒色，因此朝野上下无不大失所望。

对此，最为痛心疾首且后悔不迭的，非濮阳兴和张布莫属。

这两位宰执重臣，本来可以按照孙休的遗愿，拥立幼主，然后稳稳当当地做他们的顾命大臣，这辈子便能权力常保、富贵无忧了。可偏偏他们出于一念公心，拥立了这个看上去成熟稳重的孙皓，不料竟是这种结果。

事已至此，后悔无益，濮阳兴和张布只能想办法亡羊补牢——既然这小子不行，那就废掉他，再换一个行的上来。

可是，还没等他们采取行动，便有人跟孙皓打了小报告。

东吴元兴元年（公元264年）十一月初一，孙皓突然命人将入宫参加朝会的濮阳兴和张布双双逮捕，同日将他们流放广州，然后刚一上路就把他们杀了，旋即夷灭了二人的三族。

孙皓的反应之迅速、行动之果断，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此时距孙皓上位，才刚刚过去三个月。

同日，孙皓便任命自己的岳父滕牧（滕胤族人）为卫将军、录尚书事，令其一举掌控了京畿的卫戍部队及朝廷的机要大权。

孙皓在此次行动中表现出的刚猛果决，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倘若他把这样的能力用在国计民生上，那东吴的中兴就指日可待了。只可惜，孙皓并不关心国计民生。他喜欢干的事情，自始至终只有两件：一是肆意杀戮，二是穷奢极侈。

最终，孙皓只能作为一个昏庸暴虐的亡国之君，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司马炎登场：曹魏灭亡，西晋建立

司马炎是司马昭的长子，字安世，生于曹魏青龙四年（公元236年），于嘉平年间封北平亭侯。此后以门荫入仕，历任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中护军等职。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司马炎迎接曹奂至洛阳登基，旋即擢升中抚军，进封新昌乡侯。

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八月，司马炎升任“副贰相国”，成为其父司马昭的副手；九月，又升任抚军大将军。看这势头，他被司马昭立为世子应该是毫无悬念的事了。

然而，悬念还是出现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正如当年曹丕身为魏王曹操的嫡长子，却在竞争“王太子”这件事上受到同母弟曹植的严峻挑战一样，此刻司马炎的面前，也站着一个实力不俗的竞争对手——同母弟司马攸。

用史书的说法，司马炎生性“宽惠仁厚，沉深有度量”（《晋书·武帝纪》），而司马攸则“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晋书·司马攸传》）。很明显，司马炎就像当年的曹丕，性格比较沉稳，胸有城府，政治才干较为突出；而司马攸则酷似当年的曹植，温文尔雅，多才多艺，尤其在文学和书法上颇有造诣，所以比司马炎更受时人称道，更有名望。

而正如当初的曹操也更爱曹植一样，因司马攸“性孝友，多才艺……名闻过于炎”，故司马昭更喜欢他——“晋王爱之”（《资治通鉴·魏纪十》）。

除此之外，司马攸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竞争优势，也让司马炎挺吃亏。

因司马师无子，所以司马攸从小就被过继给了司马师，而司马昭的权臣地位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司马师那里继承的。出于知恩图报之心，司马昭更倾向于立司马攸为世子，这样就不仅是在宗法意义上让司马攸继承了司马师的香火，更是在名义上把日后的晋朝社稷“归还”给了司马师。

用司马昭的原话来说，就是：“天下者，景王（司马师）之天下也，吾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资治通鉴·魏纪十》）

不论司马昭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不止一次这么说过。

这就让司马炎很有危机感了。为了争夺世子位，司马炎便想方设法找了一班当朝重臣为自己站台，就跟当年曹丕找贾诩等人背书一样。

司马炎找的人，以司马昭的头号心腹贾充为首，另外还有裴秀、何曾、山涛等人。

裴秀，曹魏名臣，历任黄门侍郎、廷尉正、安东将军、尚书仆射等职，曾参与平定诸葛诞叛乱；此后受到司马昭重用，任尚书仆射，受命修改官制，恢复周朝的“五等爵”（公、侯、伯、子、男）制度，获封济川侯。裴秀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创制了《禹贡地域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因此被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

何曾，魏明帝曹叡的藩邸旧臣出身，历任典门中郎将、黄门郎等职，高平陵政变后投靠司马氏集团，受到重用，擢任司隶校尉、尚书、征北将军等职，也是司马昭的心腹股肱之一。

山涛，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早年隐居乡里，与嵇康、阮籍等人志趣契合，相交莫逆。直到四十岁才入仕，历任郡主簿、功曹等职。司马师执政后开始发迹，擢任尚书吏部郎、大将军从事中郎。钟会在蜀地作乱时，司马昭亲赴长安，临行前委以重任，命他监视曹魏宗室。同年，山涛升任相国左长史，成为司马昭主要心腹之一。

据说，司马炎有“立发委地，手垂过膝”的异相，即站立时，头发披散下来可触及地面，还有双手下垂时可超过膝盖（这个与刘备一样）。在古人眼中，这两者都是大贵之相。司马炎为了拉拢裴秀，有一次便故作懵懂地问他：“人真的有贵贱之相吗？”然后就向裴秀展示了自己的傲人长发和一双长臂。

裴秀平时可能没注意，定睛一看，便知是大贵之相，遂倾心归附。

其他几位大佬，不知司马炎用了什么手段，总之最后人人都来替他说话了。贾充对司马昭说的是：“中抚军有君人之德，不可换别人来当世子。”裴秀与何曾说的是：“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而且人望很高，天生一表人才，这绝非一般人臣之相啊！”而山涛说的是：“废长立少，不仅违背礼制，而且是不祥之兆。”

除了请大佬们背书，司马炎自己当然也要有所表现。为了应对司马昭对他的考察，司马炎特意培植了一个心腹智囊，名叫羊琇（羊祜堂弟），不仅帮他出谋划策，而且专门观察时政方面理应改革的地方，然后提出建设性意见。司马炎则把这些问题和相关意见都背熟了，这样在司马昭考他时自然能够应付裕如。

眼看一帮心腹重臣都如此力挺司马炎，而司马炎本身的表现也无可指摘，司马昭最后下定决心，不再考虑司马攸了，就立司马炎为世子。

咸熙元年十月二十日，司马炎被立为晋王世子，正式获得了“司马氏天下”的继承权。

尽管此时的天下名义上还是曹魏的，可天下人都知道，它其实早就属于司马氏了，正如当年的东汉天下名义上属于献帝刘协，其实早就属于曹操一样。

咸熙二年五月，司马昭以曹奂名义加给自己“殊礼”。此时所谓的殊礼，绝非一般笼统的礼遇，而是有实质内容的，大致就是在旗帜、车马、歌舞、音乐、冠冕、服饰等方面，全部享有与皇帝一致的最高规格。

这其实就是改朝换代的信号了。换言之，从这一刻起，曹魏帝国的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状态。

随着晋王司马昭所享的“政治规格”全面升级，相应地，其妻王元姬也由“王妃”升格为了“王后”，司马炎自然也由“王世子”升格为了“王太子”。

司马昭之所以会在此时启动改朝换代的程序，当然是因为各方面时机都已成熟。不过，他并未在生前登上帝位，而是在即将踢出“临门一脚”前就病故了。

同年八月初九，司马昭猝然崩逝，终年五十五岁。他死前没有任何征兆，史书上也没有任何患病的记载，所以《三国演义》就说他是死于中风。也有阴谋论者认为司马昭是死于中毒，但丝毫没有史料依据，纯属凭空揣测，不值一驳。

同日，司马炎袭晋王爵，进位相国。

十二月十三日，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司马炎以“受禅”为名把魏帝曹奂从皇帝的宝座上赶了下来。

至此，立国四十六年、共历五代君主的曹魏帝国终于覆灭，跟蜀汉的灭亡也就是前后脚，相差两年多而已。

同月十五日，曹奂被迁出皇宫，暂住金墉城（洛阳城西北部的离宫）。

这一刻，终身以“曹魏纯臣”自诩的司马孚又及时登场了。他匆匆赶来，与曹奂拜别，然后依依不舍地握着曹奂的手，涕泪横流，不胜唏嘘地说：“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资治通鉴·晋纪一》）

臣直到死的那一天，也都是大魏的纯臣啊！

这一幕，与当初曹髦被弑，司马孚抱着其尸体痛哭流涕，何其相似。那么，司马孚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究竟是真的对曹魏心存忠义，还是作秀给世人看的呢？

这一点稍后再做讨论，现在先让司马炎把他“篡魏立晋”的大戏唱完。

十二月十七日，司马炎在洛阳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泰始。

西晋帝国就此拉开帷幕。

十八日，司马炎封曹奂为陈留王，迁往邺城居住，同时把曹魏的所有宗室亲王全部降为侯爵。

同日，追封司马懿为宣皇帝，司马师为景皇帝，司马昭为文皇帝；而身为“皇叔祖”、辈分最高的司马孚，则当仁不让地领衔宗室诸人，受封为安平王，食邑四万户；此外，司马炎的叔父司马干、司马亮等六人，弟弟司马攸等三人，堂叔伯兄弟司马望等十七人，也全部封王。

大封宗室的同时，就是任命朝廷高官了：以石苞为大司马，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何曾为太尉，贾充为车骑将军，王沈为骠骑将军，等等。

同月二十六日，又拜司马孚为太宰、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

所谓太宰，本应称太师，是避司马师之讳而改，属于“上三公”之首，在满朝文武中地位最尊。这一年，司马孚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了。如果说“太宰”之位，只是司马炎对他德高望重的一种尊崇，实则并无实权的话，那么加上“持节”和“都督中外诸军事”，情况就大大不同了。也就是说，司马孚当的这个太宰，毫无疑问，就是货真价实的百僚之首，是刚刚建立的西晋朝廷除皇帝外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回头来看司马孚究竟是“忠义”还是“作秀”的问题，答案或许就不言自明了。试问，一个在新朝领衔宗室诸王，又在朝廷中地位最尊、权力最大的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前朝的“纯臣”，这个逻辑能成立吗？这个道理能说服世人吗？

当然，在历代史家中，也不乏有人称颂司马孚，比如说他“不失臣礼”（方孝儒语）、“可敬”（李贽语）等。其中，尤以《晋书》对他的评价最高，称其“风度宏邈，器宇高雅，内弘道义，外阐忠贞”，所以才会在曹髦被弑时“枕尸流恸”，在曹奂出宫时“拜辞陨涕”，可谓“疾风彰劲草”云云，意思就是在社稷危难时方能彰显司马孚的忠义。

然而，也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如南宋学者王应麟就在《困学纪闻》中质问：“司马孚自谓魏贞士。孚，上不如鲁叔肸，下不如朱全昱，谓之正，可乎？”

叔肸，春秋时鲁国公族，因不满权臣废嫡立庶、把控朝政，宁可织草鞋为生，终身不食其兄鲁宣公之俸禄。朱全昱，梁太祖朱温长兄，曾痛骂朱温灭大唐三百年社稷，迟早被灭族。

王应麟说司马孚不如这两人，着眼点自然是在于——司马孚从新朝所获得的高官显爵，不仅与他自诩的“忠义”很不搭调，而且还颇有反讽的意味。

对此，清代史学家赵翼就在《陔余丛考》中意味深长地说：“魏、晋以来，易代之际，能不忘旧君者，称司马孚……可谓知君臣大义矣。然孚入晋仍受封安平王，邑四万户，进拜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抑何其恋旧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

为什么司马孚一边对旧主念念不忘，一边又在新朝安之若素地加官晋爵呢？

赵翼所问，想必已经给我们答案了。

孙皓：暴君是怎样炼成的

孙皓一举除掉濮阳兴和张布后，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于是越发肆无忌惮，开始在残忍暴虐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曹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东吴元兴二年）三月，即司马炎篡魏立晋前夕，为了稳住东吴，以便顺利改朝换代，司马昭专门派了两个人出使吴国。

这两个都是当年寿春之战时的东吴降将，一个叫徐绍，一个叫孙彧。

刚即位不久的孙皓也不希望与魏国开战，所以当徐绍和孙彧的访问活动结束后，孙皓特意派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洪璆，带上了一封写给司马昭的亲笔信，与二人一道北上，去魏国回访。

当徐绍一行刚刚走到濡须（今安徽含山县西南）时，突然有人给孙皓打了小报告，说徐绍极力赞美魏国，言下之意就是贬低了吴国。

事实上，徐绍早已跳槽给魏国打工，说魏国的好话实属正常。就算孙皓对他当初的背叛心存不满，也应忍耐，毕竟人家现在是魏国使臣，代表的是司马昭，你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吧？

然而，孙皓的脑回路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一听完小报告，他勃然大怒，立刻命人把徐绍抓了回来，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给砍了。

仅凭告密小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就把人家魏国使臣杀了，这不是把国事当儿戏吗？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你孙皓咋能这么干？！

东吴百官无不对此瞠目结舌。

这也就是司马昭现在忙着改朝换代，暂时不愿与东吴兵戎相见，否则你孙皓如此不分轻重、肆意妄为，人家司马昭说不定明天就带着大军打过来了。

紧接着，还没等百官回过神来，一场更为严重的杀戮就接踵而至了。

孙皓即位之初，就已把太后朱氏和太子孙打回了原形：朱氏降格为“景皇后”，孙降格为亲王。这本来也是权力交接的题中应有之义，毕竟孙皓都当皇帝了，自然要封自己的老妈为太后，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没理由再替朱氏和孙保留位子，所以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但没人料到，孙皓并未就此放过朱氏和孙。

东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七月，孙皓在毫无征兆、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悍然逼杀了朱氏，然后把包括孙在内的孙休的四个儿子全都流放到了一座偏远的小城。没过几天，孙皓就把老大孙和老二孙（gōng）都杀了，只留下两个最小的：老三孙壾（mǎng）和老四孙（bāo）。

虽然孙休这四个儿子的年纪，史书没有记载，但孙休驾崩时年仅三十岁，四个儿子能有多大可想而知。估计孙不超过十岁，孙就更小了，老三和老四更不必说。

就在短短一年前，孙和他的三个弟弟还是东吴帝国的堂堂太子和皇子，属于典型的天皇贵胄、金枝玉叶。可谁又能想到，上天竟然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如此残酷、前后落差如此悬殊的命运？

历史上，经常有死于非命的小皇帝、太子或皇子在被杀之前，哀叹来世不再生于帝王家。而孙和孙死的时候，年纪那么小，估计连这样的哀叹都发不出来。当死神遽然降临时，他们顶多只有强烈的恐惧和无尽的迷惘。

而老三和老四虽然侥幸躲过一死，但此后余生，他们的日子想必绝不会好过。就算比两个哥哥多活了几年，可他们也不过是用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来慢慢咀嚼两个哥哥临死前曾经有过的恐惧和迷惘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孙休给四个儿子取的名字都相当怪异生僻，令后世读者十分纳闷，以至有学者很不满，认为孙休是在给世人增加脑力负荷。事实上，这完全是错怪孙休了。他之所以这么做，非但不是给世人制造麻烦，反而是在替世人减少麻烦。因为古代有避讳的传统，孙休故意用这些生僻字给儿子们取名，目的就是方便世人，以免因犯讳而承担罪责。

历史上的昏君和暴君，除了性格残忍、暴虐滥杀，通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一般人迷信，而孙皓也不例外。

当时，东吴有一则传言，说有善于“望气”的术士称：“荆州有王气，当破扬州。”而都城建业就在扬州境内，孙皓一听，觉得对自己大为不利，于是起了迁都之念。

甘露元年冬，驻守西陵的将军步阐（步骘之子）为了迎合孙皓，便上表建议，迁都武昌。武昌地属荆州，正是“有王气”的地方。此言正中孙皓下怀，旋即命御史大夫丁固、右将军诸葛靓留守建业，然后移跸武昌。

平心而论，从军事角度看，武昌的确比建业更适合作为东吴都城。一来是武昌的战略纵深比建业更优，遭遇入侵时回旋余地大；二来是武昌位于长江中游的枢纽地带，在此建都，更有利于居中调遣，兼顾东西两线。

所以孙皓此举，虽然有迷信心理作祟，但应该也不乏战略意义上的考量。尤其是斩杀徐绍后，孙皓多少要防范一下来自北方的报复。

东吴甘露二年（公元266年，西晋泰始二年）三月，孙皓眼看司马炎顺利完成了改朝换代，接下来难免会打东吴的主意，便派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出使魏国，以吊唁司马昭为名，刺探晋国的虚实。

丁忠回国后，立即向孙皓建言，说晋朝刚刚建立，边境上军备松懈，可乘机袭取弋阳（治今河南潢川县）。孙皓召集群臣商议，征西大将军陆凯（陆逊族侄）坚决反对，说：“晋国刚刚吞并巴蜀，故而遣使求和，其目的并非有求于我，而是养精蓄锐以待时机而已。目前敌人势力方强，我们若想侥幸求胜，恐怕会遭遇不利。”

孙皓闻言，立刻打消了出兵的念头，但意识到晋国迟早会南侵，便不愿再虚与委蛇了，从此跟晋国断绝了邦交。

随后，孙皓大宴群臣，为丁忠等人洗尘。没有人料到，就是在这场宴会上，孙皓的变态心理再次发作，又莫名其妙地杀了一个朝臣。

此人名叫王蕃，官居散骑常侍。据《三国志·王蕃传》的记载，此人“体气高亮，不能承颜顺指”，故而吴主不悦。意思就是王蕃长得仪表堂堂、气宇轩昂，且生性清高磊落，不愿奴颜婢膝地谄媚孙皓，所以让孙皓很不爽。

除了皇帝不喜欢，王蕃过人的颜值和风度，以及卓尔不群的处世原则，也招致同僚的嫉妒和排挤。如散骑常侍万彧、中书丞陈声等人，就时常在孙皓面前谗言构陷。

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王蕃自己绝对没料到，他的所有优点，最后都成了孙皓杀他的理由。

在那天的宴会上，王蕃喝醉了，孙皓怀疑他装醉，就命人把他架了出去，少顷又把他叫了回来。其实这天王蕃是真醉了，但因为平时修为太好，行住坐卧都颇有威仪，所以就算醉了，在孙皓面前也是“行止自若”，还是一副风度翩翩的样子。

孙皓一看，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当场就命左右把他拉出去砍了。

然后，孙皓还不解气，又带上王蕃的首级，领着群臣出城爬山。在山上，最变态的一幕出现了：孙皓命左右亲信扮成虎狼的样子，把王蕃那颗血淋淋的头颅抛来抛去，做争抢撕咬之状。玩到最后，“头皆碎坏”，就是整个头颅都破碎变形、血肉模糊了。

据记载此事的《江表传》称，孙皓这么干，目的是“使众不敢犯也”，就是震慑百官。不过在我看来，如果只是为了杀一儆百，把王蕃砍头就够了，又何必玩一出这么变态的游戏？说到底，还是孙皓自己的扭曲心理在作祟，就是太过嫉妒王蕃的颜值和风度了。

而孙皓之所以如此嫉妒高颜值的人，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他自己长得太对不起观众，所以极度自卑。

我这么说并非凭空揣测，而是有根据的。因为孙皓有个怪癖，最厌恶别人看他，用史书的话说就是“恶人视己”，所以群臣觐见奏事时，都“莫敢举目”，以至于很多官员都不认识皇帝。对此，柏杨就在《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中说：“孙皓可能长相猥琐，才有如此严重的自卑。”我同意这样的推测。

后来，已升任左丞相的陆凯觉得这个怪癖很不妥，便劝谏孙皓道：“君臣之间，从来没有互相不认识的道理，万一哪天突发不测，大臣们又该保护谁呢？”

孙皓闻言，立马从谏如流，同意做出改变。然而，改变的范围极其有限，只允许陆凯一人举目看他，其他满朝文武照样不行。

陆凯十分无语，却也无可奈何。

孙皓迁都武昌后，虽然从军事角度上讲，对吴国更有利，但是却苦了老百姓。因为吴国的赋税供给，主要依靠扬州，以前朝廷在建业，百姓可以就近缴纳粮食、财物、贡品等；而武昌地处长江中游，百姓要供养朝廷，就必须逆流运输，且路程漫长得多。如此一来，便极大地耗费了民力，令百姓苦不堪言。

此外，孙皓又沉溺酒色、“奢侈无度”，更是严重增加了国库和百姓的负担。于是，迁都还不到一年，东吴就出现了“公私穷匮”的局面，即朝廷和民间都穷得叮当响。

陆凯实在看不下去，便再度上疏劝谏，说：

“如今，四方边境皆无战事，当令百姓休养生息，以积蓄财富。可眼下的朝廷却穷奢极欲，国家虽无灾祸，民众却已力竭；四方虽无战争，国库却已耗空。臣为此至为痛心。昔日，汉室衰亡，三国鼎立，如今曹、刘失道，其国皆为晋有，这是眼前活生生的教训。臣虽愚钝，但也愿为了陛下和国家进言。武昌土壤贫瘠，地势不平，非王者之都，而且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以此看来，足见民心和天意啊！

“如今，国库没有一年之积蓄，民众却有离散之怨恨；国家的根基已开始腐烂，各级官吏却更加苛刻暴虐，丝毫不体恤民生。大帝（孙权）在位时，后宫妃嫔加上婢女不满百人，自景帝（孙休）以来，却多达千人，这是国家最大的一项消耗。而陛下的左右近臣，大多不是正人君子，只知结党营私，互相勾结，陷害忠良，阻塞贤人的进路，这都是腐蚀朝廷、伤害人民的事。臣愿陛下停止各种劳役，废除苛刻扰民的法令，遣散宫女，精选百官，如此则上天喜悦，民心归顺，国家方可长治久安啊！”

陆凯的这道奏疏，可谓直言切谏，毫不避讳，不仅指出了眼下东吴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更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皇帝。这要是换成别人，只怕早就脑袋搬家了。可孙皓偏偏对陆凯很是“优容”，虽心中不悦，更不会采纳任何建言，但也没把陆凯怎么着。

当统治者只知吸食民脂民膏，却不顾百姓死活的时候，自然就有人揭竿而起了。

是年十月，一个叫施但的变民首领，在永安（治今浙江德清县北）聚众数千人，劫持了孙皓的异母弟孙谦，然后起兵反叛，一路杀向建业。当他进至建业南面三十里处时，部众已发展到一万余人。

施但以孙谦的名义，派遣使者进入建业，命令留守在此的丁固和诸葛靓投降。二人立即斩杀来使，然后出兵攻击。双方在建业东南的牛屯展开会战。变民军虽然人数不少，但都是乌合之众，且装备极差，身上连甲胄都没有，所以一战即溃，顷刻间作鸟兽散。施但也逃得无影无踪。

丁固和诸葛靓生擒了孙谦，不敢擅自处置，便请示孙皓。孙皓丝毫不顾弟弟是被胁迫的事实，立刻命人把孙谦和他母亲及弟弟孙俊全部斩杀。

尽管这场旋起旋灭的民变，并未给东吴造成什么影响，但出人意料的是，它却在客观上促成了陆凯奏疏中的头一条建言——把朝廷迁回建业。

当然，穷奢极欲的孙皓并不会因为这场民变就开始关注民生疾苦。他之所以决定还都，主要动机还是跟当初迁都一样，出于迷信。

在孙皓看来，既然当初望气者说“荆州有王气，当破扬州”，那他现在只要从荆州派一支人马，进入建业杀几个人，不就等于主动让这则传言应验了吗？而只要传言应验了，不就相当于破除诅咒了吗？如此一来，孙皓还都建业，就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

虽然如此清奇的脑回路在我们看来有些可笑，但在某些古人那里，尤其在孙皓那里，却是十分过硬的逻辑。

那么，孙皓派兵入建业，要杀谁呢？

答案很简单——施但的老婆孩子。

施但兵败后，自己逃了，但老婆孩子却被官军抓到了建业，于是他们就成了孙皓拿来搞迷信的最好“祭品”。

随后，孙皓便从武昌派出了一支数百人的兵马，一路大张旗鼓、敲敲打打地进了建业，还一路高声宣说：“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资治通鉴·晋纪一》）然后一边念着这句“咒语”，一边就把施但妻儿的脑袋砍掉了。

同年十二月，孙皓还都建业，同时命他的老丈人、卫将军滕牧留镇武昌。

因滕牧国丈的身份，百官遇到事情总是推举他向孙皓进言规劝。孙皓大为不悦，便迁怒到了滕皇后身上，从此对她恩宠渐衰。随后有一天，孙皓突然将滕牧放逐到了苍梧（治今广西梧州市），滕牧既忧且惧，最后竟死在了半道上。

此后，滕皇后便形同虚设了。其他嫔妃见她失宠，便争相伪造皇后玺绶佩戴在身上，搞得一时间满后宫都是皇后，而孙皓根本就不想管，他一心只想着把更多美女弄进后宫。为此，孙皓派遣黄门“遍行州郡”，到处收罗官员家的女子，并规定凡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女儿，年满十五岁者，都要上报，任他挑选。他看不上的，才允许嫁人。

于是，后宫规模迅速膨胀，可孙皓却“采择无已”。

宝鼎二年（公元267年）六月，孙皓开始大兴土木，修建昭明宫，命二千石以下官员全部入山，负责督导木料的砍伐。此外，他又大举开辟御苑和猎场，起土山，建楼观，而且样样追求精致奢华。因工程太过浩大，所需费用以亿万计，令原本便已财竭民穷的东吴更是雪上加霜。陆凯和少数正直朝臣反复劝谏，都被孙皓当成了耳旁风。

不久，孙皓又开始宠信一个叫何定的人。此人早年是孙权跟前管杂役的小官，后来可能因为品行不端而丢了饭碗。孙皓即位后，何定便毛遂自荐，说自己是“先帝旧人”，请求回宫侍奉。孙皓二话不说就任命他为“楼下都尉”，让他专门负责宫廷采买事宜。

这显然是个肥缺。何定上任后，一边大肆捞金，一边作威作福，而孙皓非但不约束，反而“委以众事”，相当于让他当了宫廷总管。

身为左丞相的陆凯对何定深恶痛绝，便当面斥责，说：“这些年，你难道没见过，那些对上不忠、败坏国政的人，最后都不得善终吗？为何还干那些奸邪之事，蒙蔽主上？我劝你痛改前非，不然，你定有不测之祸！”

何定遂对陆凯恨之入骨，便拼命向孙皓进谗言。

建衡元年（公元269年）冬，年已七十二的陆凯患上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临终前给孙皓留下遗言，力劝他把何定外放，万不可大用，同时还举荐了陆抗、楼玄、贺邵、张悌等一批忠直之臣。过后，陆凯便溘然长逝了。

对于这些年来屡屡直言切谏的陆凯，孙皓本就心存怨恨，只因陆凯德高望重，才没把他怎么样。如今陆凯一死，何定又天天在耳边说他的各种坏话，孙皓便迁怒于陆凯的家人，随后便把他们流放到了偏远的建安郡（治今福建建瓯市）。

建衡二年（公元270年）夏，左大司马朱绩病故。陆抗被孙皓委以重任，在镇军大将军的本职外，又都督信陵（治今湖北秭归县东）、西陵、夷道（治今湖北宜都市）、乐乡、公安诸军事，于乐乡驻防。

重用陆抗，是孙皓自即位以来，极少数做对的事情之一。

出于对社稷的责任感，陆抗旋即上疏，对“政事多阙”的孙皓进行劝谏，说：“臣听闻，恩德相同时，人口多的国家战胜人口少的国家；力量相等时，内部安定的国家战胜内部混乱的国家。六国被秦吞并，西楚被汉消灭，原因在此。如今，敌人（晋国）疆域广阔，而我国外无可以支援的盟国，内则没有当年西楚的强大，且朝政废弛，百姓不安。朝廷决策者普遍认为，长江天险和高山峻岭足以作为依靠，可这只是保护国家的末节，并非智者认为最重要的。臣每念及此，往往夜不能寐，临餐忘食。侍奉君王的大义，是宁可冒犯，也不欺瞒。在此，臣谨奉上十七项针对时局的建议，请求御览。”

当陆抗的“时宜十七条”随着奏疏呈上后，孙皓瞟了两眼就把它扔到一边了。

没用的。要想让孙皓觉悟，除非母猪能上树。

而孙皓身边的那个小人何定，也一直没闲着。这家伙想跟将军李勖攀亲家，李勖没同意，他就伺机构陷。于是，孙皓就把李勖和另一个将军徐存都杀了，还杀了徐存的家人，并焚烧了李勖的尸体。

为了讨孙皓欢心，何定就挖空心思给他找各种好玩的东西，其中一项就是进献“御犬”。何定公然给军中诸将下了命令，让他们每人献上一条名贵御犬，于是建业的狗市行情立刻飙涨，一条好狗价值数十匹绸缎，甚至连一条狗链子都值上万钱。

陆抗实在看不下去了，再度上疏劝谏，可孙皓照旧不听。

在整个三国时代，孙皓绝对是所有皇帝中最昏庸、最暴虐的，没有之一。哪怕是放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他也绝对可以跻身“昏君暴君”排行榜的前列。

有这样的皇帝，东吴就注定了灭亡的命运，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陆抗力挽狂澜，羊祜矢志伐吴

作为晋朝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在位初期的表现可圈可点。即位头几年，司马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内政的治理上，总体上采用了无为而治的宽松国策，革新政治，修明法度，振兴经济，与民休息，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力的增长。

《晋书》就称，晋武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故得抚宁万国，绥静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后，百姓思古之遗风，乃厉以恭俭，敦以寡欲。有司尝奏御牛青丝纼断，诏以青麻代之。临朝宽裕，法度有恒”。

大意是，司马炎胸怀广大，性情宽厚，举动必符合仁恕之道；能容纳直言，待人接物态度庄重，表里如一；睿智通达，善于谋划，能断大事，故能平定万国，安抚四方。继魏末为政奢侈苛刻之后，百姓思慕古代淳朴之风，于是勉励臣民恭谨简约，敦促国人清廉寡欲。有司曾奏御牛用的青丝引绳断了，他就下诏以青麻代替。临朝处事宽大雍容，法度有常。

由此可见，司马炎执政前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明君，尤其跟荒淫残暴的孙皓比起来，就更是天壤之别了。所以，不论是从“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角度，还是从“征伐无道，吊民伐罪”的角度，司马炎都没有理由不灭掉东吴。

经过数年的养精蓄锐后，司马炎开始着手进行灭吴的准备工作。

西晋泰始五年（公元269年）二月，司马炎命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今湖北襄阳市）；命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出镇临菑（治今山东淄博市东）；命镇东大将军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出镇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北）。

上述举措的目的，就是训练士卒，扩充军备，为日后的灭吴之战奠定基础。

当然，东吴的国力比蜀汉强，且疆域辽阔，又有长江天险，加之还有陆抗这样有勇有谋的名将在，灭吴并非易事，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和等待，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长达十年的战备期间，晋国重臣中伐吴立场最坚定、对伐吴之策贡献最大的人，非羊祜莫属。

羊祜，字叔子，兖州泰山郡南城县（治今山东平邑县）人，出身于汉魏名门“泰山羊氏”；从他算起上溯九世，历代皆有二千石以上官员，且均以清正廉洁著称。

羊祜博学能文，善于论辩，其外祖父是汉末名臣蔡邕，姐姐是司马师之妻。他于司马师执政后入仕，历任中书侍郎、给事中、黄门郎、秘书监、中领军等职。司马炎篡魏立晋后，羊祜以“佐命之勋”进位中军将军、散骑常侍，稍后擢升尚书左仆射、卫将军。

羊祜出镇襄阳后，史称其“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晋书·羊祜传》），即开办学校，安抚教化远近人民，因而深得长江、汉水一带百姓的爱戴。他又用计让吴国撤去了边境守军，然后把属下戍边巡逻的兵力减半，节省下来的人力用于屯垦，开荒八百多顷，从而“大获其利”。他刚来时，“军无百日之粮”，到了后期，军中竟有了十年的粮食储备。

不久，司马炎又擢升羊祜为车骑将军。羊祜固辞不受，但被司马炎驳回。

西晋泰始八年（公元272年，东吴凤凰元年）八月，孙皓不知听了谁的谗言，开始猜忌西陵督步阐，突然下诏征召他入朝。步阐惧不自安，索性于当年九月举城投降了晋国，还把两个侄子送到洛阳去当了人质。

司马炎立刻任命步阐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封宜都公。

同年十月，正坐镇乐乡的陆抗派遣将领左弈、吾彦进攻西陵，征讨步阐。

司马炎闻报，急命羊祜率五万步兵进逼江陵，又命巴东监军徐胤率水军从西面进攻建平（治今重庆巫山县），试图在东、西两线分散并牵制陆抗的兵力，然后命荆州刺史杨肇率部前往西陵援救步阐。

羊祜治理军政固然是一把好手，但在战场上碰到陆抗，他就算是遇到劲敌了。

陆抗命左弈等部迅速在西陵外围修筑营垒，对内包围步阐，对外抵御晋军。

由于陆抗下了死命令，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包围，所以吴军的攻城部队只好日夜赶工，搞得上上下下叫苦连天。诸将便劝陆抗说：“现在应该乘三军锐气正盛，急攻步阐，等到晋国援军到来，我们已经攻下城池了，何必修筑营垒进行包围，白白浪费部众的气力呢？”

陆抗说：“西陵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粮食又十分充足。而且，所有防御工事，都是我以前驻防时规划修建的，今日由我自己来攻，难以轻易攻取。届时晋国援军一到，我们若无防备措施，就腹背受敌了，如何抵御？”

诸将听了，却还是不服，仍然认为直接攻城最省事。

为了让众人心服，陆抗便听任他们攻了一次，结果不出所料，啥便宜都没捞着，反倒损兵折将。诸将这才死心，只好老老实实修筑营垒。

当西陵的包围圈逐渐合拢之际，羊祜的五万大军已经逼近当阳，直扑江陵而来。

由于江陵以北一马平川，极易行军，陆抗便命江陵守将张咸修建堤坝、拦截河水，提高了上游水位，令河水慢慢灌入平原，切断了当阳到江陵之间的道路。

羊祜闻讯，意识到可以利用水位上涨，用大船来运送粮食和补给，于是将计就计，就扬言要破坏堤坝，以让步兵通过。

陆抗得知后，一下就看穿了羊祜的意图，遂命张咸立刻破堤。诸将大为疑惑——人家要破坏堤坝，你居然自毁堤坝，这不是帮了敌人大忙吗？

诸将拼命劝谏，可陆抗一概不听。当羊祜率部推进到当阳时，堤坝已被吴军毁掉，水位回落，就无法行驶大船了。羊祜大失所望，只好仍旧以牛车从陆路运粮。如此一来，晋军的后勤补给自然是事倍功半。

成功迟滞了羊祜之后，陆抗决定亲率主力西上，强攻西陵。

诸将又跳起来反对了。因为乐乡与江陵隔江相望，随时可以过江援救江陵，可要是主力一走，江陵这座军事重镇很可能就丢了。

陆抗却力排众议，说：“江陵城池坚固，兵力充足，没什么可担忧的。况且，就算敌人得到了江陵，必定也守不住，对我们没什么损失。但若是让晋军据守西陵，长江南岸的众多夷人都会产生骚动，那可就后患无穷了！”

随后，陆抗命公安督孙遵在长江南岸布防，抵御羊祜；又命水军督留虑溯江西上，迎战徐胤；然后他本人亲率主力，于同年十一月抵达了西陵城下。

此时，杨肇也已率部赶到，双方展开了对峙。

就在这紧要关头，一个叫俞赞的吴军将领竟临阵脱逃，投降了杨肇。这个俞赞对吴军的布防情况了如指掌，他这一降，势必会出卖情报，这就对吴军非常不利了。

不过，陆抗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总能随机应变，把劣势转化成优势。

他对诸将说：“俞赞是军中的老人了，深知我军虚实。我常担心我们的夷兵部队，平时缺乏严格训练，如今他们的防守阵地，一定会被敌人视为突破口。”然后，陆抗便连夜把所有夷兵都撤了下来，换上了精锐部队。

次日，杨肇果然集中兵力强攻原夷兵驻防的营垒。陆抗命部众迎头痛击，一时间“矢石雨下”，令晋军伤亡惨重。

到了十二月，杨肇计穷力竭，粮草不继，只好连夜拔营而走。陆抗本欲追击，却担心步阐趁机突围，自己的兵力不足以两线作战，便命部众拼命擂动战鼓，做出大举追击的架势。杨肇兵团大为惊恐，遂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陆抗遂派出一支轻兵，撵着他们的屁股跑。杨肇兵团就此大败。

羊祜和徐胤得知杨肇溃败，意识到他们的牵制战略已经落空，便各自撤军。陆抗遂攻下西陵，斩杀了步阐及同谋将吏数十人，并将他们的三族悉数夷灭；其他数万名部众，都由陆抗替他们上疏求情，得以赦免，逃过了一死。

陆抗回到驻地乐乡后，脸上丝毫没有自负的神色，待人接物仍如往常一般谦恭谨慎。

孙皓很满意，立刻给陆抗加了个“都护”（相当于总督）的官衔。

司马炎虽然对羊祜甚为器重，但羊祜作为杨肇的上级，对此次战败自然要负领导责任，所以司马炎不得不将羊祜贬为平南将军；而杨肇作为直接责任人，则被司马炎贬为了庶民。

西陵之战的失败，令司马炎和晋国朝野意识到，吴国虽然君主昏庸、财竭民穷，但只要还有陆抗这样的大将在，其战斗力就丝毫不可小觑。所以，计划中的灭吴之战，更不可仓促进行，仍须等待时机。

反过来看，对病入膏肓的东吴而言，西陵之战的胜利，不啻一针强心剂，在一定程度上振奋了军心士气，对本已离心离德、摇摇欲坠的东吴政权起到了“续命”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陆抗可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对东吴社稷厥功至伟。

然而，此役的胜利固然可以帮东吴再延续几年国祚，却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其江河日下的颓势。因为真正决定东吴命运的人，终究不是智勇双全的陆抗，而是荒淫残暴的孙皓。

克复西陵后，孙皓自认为得到了上天相助，遂意气风发，命术士算了一卦，看他什么时候可以统一天下。术士占卜后，禀报说：“大吉大利，庚子之年，青盖（代指皇帝车辇）当可入洛阳。”

孙皓大喜过望，从此越发不去想如何治理千疮百孔的内政，而是一门心思致力于所谓的“兼并之计”。

什么叫自不量力？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孙皓就是最生动的注脚。而讽刺的是，吴国最后被晋朝攻灭的那一年（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正是庚子年。也就是说，那一年，并不是孙皓的“青盖”入了洛阳，而是司马炎的大军入了建业。

对此，晚唐诗人孙元晏就曾写诗嘲讽：“历数将终势已摧，不修君德更堪哀。被他青盖言相误，元是须教入晋来。”

此后，自以为得到天助的孙皓越发肆无忌惮，于是任意猜忌、滥杀大臣之风也愈演愈烈。是年冬，右丞相万彧、左将军留平因受其猜忌，险些在宴会上被他毒死。事后，万彧恐惧自杀，留平也忧惧而亡。稍后，宫廷总管（宫下镇）楼玄因奉公守法、忠直敢言获罪，被孙皓流放交趾，然后在路上就被杀了。

孙皓一旦疯狂起来，就算是宠臣也照杀不误。比如万彧，是拥立他的首功之臣，这些年一直受宠，但孙皓的猜忌之心一起，立马杀你没商量；还比如佞臣何定，长年作威作福，最后也步万彧之后尘，被孙皓干掉了。

西陵之战后，羊祜虽然被降了职，但仍旧坐镇襄阳，实际上依然被司马炎重用。

羊祜知道，自己在战场上不是陆抗的对手，可这并不等于他就无所作为了。在羊祜看来，比攻城略地更重要，也更高明的战争手段，其实是“攻心”。

为此，他便扬长避短，开始对东吴的将士和臣民展开了长期的攻心战。

那么，怎样攻心呢？

羊祜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务修德信以怀吴人”（《资治通鉴·晋纪一》），即专门树立恩德信誉，来收揽吴国人心。

此后，每次与吴军交锋，他都公开约定交战日期，然后光明正大地交手，从不搞偷袭。每当有将领来贡献奇谋妙策，羊祜就用好酒把他们灌醉，让他们说不出来。而羊祜每次作战经过吴境，凡是从吴国百姓田地里收割的粮食，过后必定计算其价值，以等价的绸缎如数奉还。此外，每当率部众出外游猎，绝不侵入吴国边界，而凡是有禽兽先被吴国人打伤、过后被晋军捕获的，羊祜都会命部众一一送还……

很显然，如此种种，作秀成分都很浓厚，但关键是效果很好，尤其是对一般老百姓来讲，这些表演绝不会引起反感，而只会引发感动。于是，没过多久，吴国百姓就对羊祜心悦诚服了，都尊称他“羊公”，而不称其名。

而羊祜与陆抗虽是对手，但彼此都很欣赏对方的人品，所以经常互派使者问候对方，慢慢地居然成了“亦敌亦友”的关系。

陆抗凡有好酒，都派人送给羊祜，而羊祜也毫不怀疑，打开就喝。同样，陆抗有时生病，也会派人向羊祜求药，而羊祜必定把药亲自煎好，派人送给他。陆抗拿到后，往往也是一饮而尽，没有半点疑心。左右之人都看得一愣一愣的，纷纷劝他别太相信羊祜，陆抗则说：“羊祜岂是那种下毒的人？”

陆抗与羊祜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奇妙的“亦敌亦友”关系，首先固然是因为英雄惜英雄，彼此都很欣赏对方；其次，这其实是双方在“攻心战”这一无形战场上来回交手的结果。

换言之，既然羊祜一门心思要打造“恩德信誉”的“羊公”人设，以笼络吴国人心，那么陆抗当然也要“礼尚往来”，以“坦诚相待”的君子人设作为回应，否则不就落于下风了？

对此，陆抗的大多数部下当然不能理解。所以，陆抗便把话给他们挑明了，说：“人家一心一意在树立恩德，倘若我们只会诉诸暴力，那便是不战而被人收服了。说到底，彼此各保边界就行了，不必贪图小利。”

这一层，陆抗和羊祜都是聪明人，彼此自然是心照不宣。但这个道理碰上蠢人，就说不清楚了。比如吴主孙皓，得知陆抗竟然跟羊祜好得跟多年知己似的，大为狐疑，便下诏质问。陆抗只好跟这个愚蠢的领导解释道：“一个村落，一个乡镇，尚且要讲信义，何况是大国之间的交往呢？臣若不这么做，羊祜正好彰显其恩德；就算臣反其道而行之，对他也没什么损害。”

孙皓理解不了这种“攻心战”层面的微妙博弈，于是听信了其他将领的谋划，屡屡发兵袭扰晋国边境。陆抗上疏劝谏，认为这种小打小闹没有任何意义，反倒会令吴国陷入“穷兵黩武，劳师糜饷”的境地，实属得不偿失。

然而，孙皓根本不听，仍旧一意孤行。

东吴凤凰三年（公元274年，西晋泰始十年）七月，时任大司马的陆抗患上重病，自知不豫，便给孙皓上了一道奏疏，尽了自己最后的职责。

他在奏疏中说：“西陵、建平二地，都是国家的藩篱，位处长江上游，两面受到敌人压力。若敌人的舰队顺流而下，疾如流星，迅若闪电，必定来不及等到援军来解救危难。此乃社稷安危的关键所在，绝非边境的小小侵扰。臣父陆逊，从前在西部边陲时，就曾上奏说：‘西陵乃国之西门，虽然易守，却也易失。一旦失守，非只失一郡，而是整个荆州都将不再为吴国所有。若有危险，必须倾全国之力争夺。’

“臣此前请求增加精兵三万，可朝廷依据常规，不肯派遣。自从步阐之乱后，西陵的兵力损耗甚大。臣所统辖的疆土，有千里之广，对外要抵御强敌，对内要镇抚诸夷，可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部众仅有数万，且久在沙场，疲惫不堪，难以应付紧急事变。

“臣愚昧地认为，诸位亲王年纪尚幼，没有统御兵马的必要，反而影响国家的防务（孙皓于去年封其子弟十一人为王，每人领兵三千，共计三万三千人）。此外，宫中黄门宦官又广为招募卫队，而民众逃避兵役，纷纷加入其招募行列。请陛下专门加以调查，剔出逃避兵役之人，补充到受敌压力大的边防重地，使臣所部能有八万的足额，然后摒弃众务，专心御敌，庶几可保无虞。若其不然，深可忧也！臣死之后，万望陛下以西部边陲为重。”

奏疏呈上，陆抗便溘然长逝了，终年四十九岁。

可对于陆抗临终前苦口婆心的叮嘱，孙皓却置若罔闻。他非但没有加强西陵的兵力，反而把陆抗原有的部众一分为四，分别交给了他的四个儿子：陆景、陆玄、陆机、陆云。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推恩”之举，事实上却是通过分割的办法削弱陆抗旧部的势力。其动机，自然是出于对大将的猜忌。而他这么做的结果，相当于自己拆掉了“国之西门”上的门闩，从而为几年后顺流东下、大举入侵的晋国水军扫除了障碍。

简言之，孙皓此举，就是在自毁长城。

陆抗的去世，对于司马炎和以羊祜为首的晋国主战派而言，显然是一个好消息。

西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十月，司马炎擢升羊祜为征南大将军，其用意自然是准备让羊祜总揽伐吴大计了。

这几年，羊祜一直在训练士兵，修缮兵器，加强军备。所以一接到这项任命，他立马心领神会，旋即上疏，请求伐吴。

他在奏疏中说：“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吴会，令海内得以休养生息。然而吴国背信弃义，屡屡侵犯边境。命运和时机虽是上天安排，但完成功业却在于人的努力，若不一举扫灭东吴，那兵戈便永不止息。当初平定巴蜀时，天下人都说吴国很快也会灭亡，但时至今日，已过去了十三年。各种谋划很多，但决策者必须乾纲独断。

“自古以来，凡是依靠地势险阻得以保全者，是因为各方势均力敌。如果实力相差悬殊，虽有险阻，也无法保全。当初的蜀国并非没有险要地形，都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到了进兵之日，却看不见藩篱的限制，大军乘胜席卷，直抵成都。

“如今，长江、淮河之险，不如剑阁，而孙皓的残暴，则远超刘禅；东吴人民的痛苦甚于巴蜀，而我大晋的兵力却比当时强大。若不在此时平定四海，却只固守边界，令天下总是处于战乱之中，非长久之计。

“臣建议兵分四路：命益州之兵水陆并进，沿江东下；命荆楚之众进逼江陵；命豫州之兵直指夏口；再命徐、扬、青、兖四州之众会攻建业。东吴要抵抗四面大军，必定兵力分散，处处告急。我军只要有一处突破，吴国便会朝野震动，就算再有智慧的人也无法挽救。东吴以长江天险立国，东西数千里，处处受敌，将疲于奔命。而孙皓又纵情任性，猜忌臣下，朝廷不信任将领，士众受困于荒野，既无保卫国土之计，又无决一死战之心。平日里，吴军将士尚且三心二意，大兵压境之际，必有响应我军之人，绝对不可能上下同心，为国效死。

“而且，东吴的军队，攻势虽凌厉，但难以持久，武器又不如我国，唯有水战是他们的强项。可到时候，只要我军全面攻入吴境，他们便无法保住长江，只能退守城池，长处无从发挥，就更不是我军对手。我军深入敌人国土，人人皆有死战之志；东吴士兵在自己家乡作战，难免瞻前顾后，生出离散之心。如此，我军一旦开战，不须多时，必可克敌制胜！”

对于羊祜的这番建言，司马炎深表赞同。

不过，当时河西的鲜卑首领树机能正在凉州作乱，势力正盛，所以朝臣大多深以为忧。羊祜再度上疏，说：“扫灭东吴之后，胡人自然平定，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完成灭吴之功。”可多数朝臣还是不以为然，尤其是以贾充、荀勖为首的一帮重臣，都坚决反对。

尽管司马炎也一心想要灭吴，但满朝文武中，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寥寥数人支持他，反对派终究占了大多数。因此，司马炎也只能暂时按下不表。

羊祜深感无奈，慨然长叹道：“天下不如意事，总是十常八九啊！天予不取，岂不是令后来人憾恨！”

就这样，伐吴大计又搁置了一年多。

到了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春，羊祜身患重病，回朝安养，于是再度向司马炎面陈伐吴之计。司马炎甚为嘉许，可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不便频频入宫，便命张华到羊祜府上，去跟他商讨具体的计划。

羊祜对张华说：“孙皓暴虐至极，今日伐吴，不战而胜的机会很大；若是等孙皓死了，吴国人拥立一位明主，到时候就算我们有百万之众，也难以越过长江，必将后患无穷啊！”

张华深以为然。

羊祜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便对张华道：“能完成我的志愿的，就是先生啊！”

司马炎打算让羊祜带病出征。可羊祜深知自己已然无法承担这项重任，便回复道：“攻取吴国，不一定非臣亲自前往不可。问题在于，平定东吴后，陛下恐怕要多多思虑了。功名之事，臣不敢居之，只希望取得东吴后，陛下能审慎选择治理之人。”

是年十一月，羊祜陷入弥留状态，临终前举荐杜预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同月二十六日，司马炎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同日，羊祜去世，终年五十八岁。

司马炎十分悲伤，为之痛哭。由于这天的天气极为寒冷，以至于司马炎“涕泪沾须鬓，皆为冰焉”（《晋书·羊祜传》）。

羊祜病逝的消息传到荆州，老百姓居然主动为之“罢市”，以示哀悼，大街小巷则是一片哭声。就连东吴的守边将士闻讯，也都为之落泪。羊祜生前，喜游岘山，襄阳人就在山上给他立了块碑，年年祭祀，而看到石碑的人，都忍不住流泪。这块碑，从此就被称为“堕泪碑”。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正当司马炎、羊祜等晋国君臣谋划灭吴大计之时，吴主孙皓则在变本加厉地上演着最后的疯狂。

东吴凤凰二年（公元273年），因朝臣多言祥瑞、谄媚孙皓，孙皓就问侍中韦昭，这么多祥瑞意味着什么？韦昭对此十分不屑，便道：“这不过是俗人箩筐里的废物罢了。”意思就是所谓的祥瑞其实都是垃圾。孙皓被噎了这么一下，自然怀恨在心。

因韦昭负责兼修国史，孙皓就命他为父亲孙和撰写《本纪》。韦昭说：“文皇帝（孙和）并未真正登基，只能写《列传》，不能写《本纪》。”如此一来，更是把孙皓往死里得罪了。

不久，韦昭又在某些事上触怒了孙皓，于是孙皓新账老账一块算，先是把他抓进了大牢，旋即诛杀，并将其家属流放零陵郡。

同年底，孙皓的一个宠妃派人到街市采购，竟当众抢夺百姓财物，负责集市管理的司市中郎将陈声将此人绳之以法。宠妃向孙皓哭诉，孙皓大怒，当即找了个借口逮捕了陈声，然后用烧红的锯子锯下其头颅，又将尸身扔到了城外的四望山下。

凤凰三年（公元274年），民间有人传言，说孙权五子、章安侯孙奋“当为天子”。孙皓听说后，极为恼怒。恰在此时，他又得知，豫章太守张俊竟然在为孙奋已故的母亲扫墓（其墓在豫章）。两件事联系到一块，孙皓的屠刀又按捺不住地出鞘了，旋即将张俊施以车裂之刑，并夷其三族，同时把孙奋及其五个儿子全部诛杀。

至此，孙权的七个儿子，已无一在世。

天册元年（公元275年），一向直言切谏的中书令贺邵中风，辞职在家安养，孙皓怀疑他是装病，便把他扔进地牢，严刑拷打，并用烧红的锯子锯下了他的头颅，随后又将其家属流放临海郡。

天玺元年（公元276年），会稽郡爆发严重的旱灾，一向清正廉洁、政绩卓著的太守车濬不忍百姓受苦，就向朝廷请求赈灾。孙皓认为车濬是在收买人心，立刻派人前往会稽，将其斩首，并枭首示众。

稍后，尚书熊睦因某事对孙皓说了几句规劝的话，孙皓就拿刀柄活活把他砸死了。而且砸死了还不解恨，孙皓又在他身上一通乱砍，以致“身无完肌”，就是弄得血肉模糊，体无完肤。

天纪元年（公元277年），会稽人张俶因告密得宠，平步青云，被孙皓擢升至司直中郎将，并封侯。张俶之父是山阴县的一名小卒，虽身份卑微，但脑子清醒，知道儿子为非作歹，总有一天会死得很难看，便上疏孙皓，打算跟张俶划清界限，说：“若朝廷重用张俶，日后犯罪，臣请求不与其连坐。”

孙皓很爽快地批准了。

张俶因告密上位，自然要搞特务政治来邀宠固权，遂组建了一支特务队伍，以二十名“弹曲”（纠察官）为骨干，专门负责调查、揭发官员的“不法”行为。在这帮特务的示范作用下，官员和百姓们开始凭借个人的爱憎好恶互相检举揭发，越来越多的人无缘无故就身陷囹圄了。一时间，告密之风甚嚣尘上，监狱爆满，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而张俶则借机大肆搜刮，横行无忌，且骄奢残暴，不可一世。

就跟孙权晚年时的吕壹和历史上的众多酷吏一样，没多久，无恶不作的张俶自己也被人告发了，旋即被孙皓施以车裂之刑。可怜的是，之前已声明要跟他划清界限的老父，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连坐，一块儿被言而无信的孙皓车裂了。

天纪二年（公元278年），又有一位颇具才华的朝臣死于非命，他就是张纮之孙、时任侍中兼中书令的张尚。

张尚之所以遭殃，起因跟之前的王蕃类似——王蕃是死于颜值和风度，张尚则是死于口才和谈吐，而共同点都是遭到了孙皓的嫉妒。

孙皓一向嫉妒别人胜过自己。他看张尚口才流利，谈吐敏捷，言论常常出人意表，心里就恨死他了。有一天，孙皓问张尚：“孤的酒量可以和谁相比？”张尚答：“陛下有百觚的酒量。”

历史上有“尧舜千钟，孔子百觚”的说法。张尚此言，就是把孙皓比作孔子，分明就是在赞美。可在嫉妒成狂的孙皓听来，却认为是拐着弯在嘲讽他，便道：“你明知道孔丘没做过王，却把我比成他。”意思就是张尚故意在贬低他。

然后，孙皓借机大发雷霆，当场就把张尚抓了起来。朝中百官闻讯，纷纷到宫门叩头请愿，为张尚求情。孙皓表面上赦免了张尚的死罪，将他流放到建安郡（治今福建建瓯市）去当造船工，可时隔不久还是把他杀了。

岁月飞逝，光阴荏苒。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东吴天纪三年），多年来一直在酝酿伐吴的晋帝司马炎终于下定了扫平东吴，一统天下的决心。

灭吴之战的最终打响，与两位封疆大吏的极力促成有关：一个是时任益州刺史的王濬（也作王浚），还有一个就是羊祜的继任者杜预。

王濬是羊祜旧部，曾任其麾下参军。羊祜对王濬非常了解，也深知他才堪大用。羊祜的侄儿羊暨曾提醒他说：“王濬此人虽有大志，但生活上奢侈无度，不可授予重任，应当加以约束。”可羊祜却不以为然，道：“王濬有大才，一定能够达成他的志向，所以是可用之人。”

此后，在羊祜的推举下，王濬历任车骑从事中郎、广汉太守、益州刺史等职，在益州很有威信，很多夷人都归附了他。泰始八年，朝廷本欲征召王濬入朝担任大司农，羊祜连忙向司马炎呈上密奏，说将来要伐吴，必须从巴蜀顺江东下，而王濬就是留在益州打造水军的最佳人选。

司马炎遂让王濬留任益州刺史，并加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军事，命他专门负责组建水军、修造战船。

随后，王濬便在益州“大作舟舰”。其打造的最大型的战舰，长度达一百二十步，甲板上甚至可以跑马；每艘可装载士兵两千多人，且舰上还有瞭望台和指挥塔。因船高首宽，外观似楼，故名“楼船”。

从泰始八年开始造船，到咸宁五年大举伐吴，王濬整整花了七年时间进行战备工作。

由于在上游造船，不免有大量的木屑沿江而下，漂到了东吴境内。时任建平太守的吾彦赶紧将这一情报上奏孙皓，请求增兵，加强防守。可孙皓一心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很快就会“青盖入洛阳”，根本不把吾彦的奏报当回事儿。

吾彦无奈，只好自己想办法进行防御，命人用粗大的铁链横跨江面，组成“铁索阵”封锁长江。

西晋咸宁五年秋，王濬的造船工作结束，一支精锐的水军也已组建完成，遂上疏司马炎，力主即刻伐吴。

他在奏疏中说：“孙皓荒淫残暴，应该立刻征伐，一旦他死了，吴人改立贤主，就会变成强敌；臣造船七年，每日都有舰船朽坏，越往后只会越多；臣今年已七十岁了，随时可能死亡。以上这三点，无论哪一点变成现实，都会增加灭吴的难度。诚愿陛下早日决断，切勿错失良机。”

与此同时，已出镇襄阳的杜预也呈上奏疏，极力请战。

还没等司马炎批复，急不可耐的杜预就再度上疏，说：“当初羊祜并未与朝臣公开商议，而是与陛下密谋伐吴之计，所以才令部分朝臣议论纷纷。凡事都要权衡利弊，伐吴之事，利有八九，弊不过一二，最坏的情况，无非是徒劳无功而已。若让那些反对者说出万一失败会怎么样，他们其实也说不出来。可见，他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计策不是出自他们，功劳也跟他们无关，他们为了掩饰之前的错误言论，便不得不顽固到底。

“近来，朝廷事无大小，必有人群起反对，虽说每个人看法不同，但也是因为他们仗恃陛下宽容，无须担心言论的后果，才会动不动就提出反对意见。入秋以来，我国的军事动向已经显露，如今若是中止，恐怕孙皓会察觉危险，迁都武昌，然后坚壁清野，加强长江以南各城池的防御。到时候，城池攻不下来，乡野又无粮秣可以抄掠，形势会对我军极为不利。因此，若是拖到明年开战，一切就都太晚了。”

杜预的奏疏递进宫中之时，司马炎正在跟张华下棋。张华也是主战派，很清楚奏疏里写的什么，遂推开棋盘，对司马炎道：“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资治通鉴·晋纪二》）

王濬和杜预的奏疏，加上张华这句话，最终促使司马炎做出了历史性的决断。

他旋即命张华担任度支尚书，全权负责此次灭吴之战的粮秣运输和后勤补给工作。

贾充、荀勖等反对派闻讯，立刻入宫，提出种种困难，拼命反对开战。然而这一回，司马炎不再跟他们客气了，当场就变了脸色，龙颜大怒。贾充一看，知道已无力阻止，慌忙跪倒在地，免冠谢罪。

至此，西晋帝国谋划已久、准备多年的灭吴之战，终于拉开了大幕。

咸宁五年十一月，西晋帝国集结了二十余万大军，兵分六路，由东至西，在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对东吴发起了规模浩大的灭国之战：

第一路，由时驻下邳的镇军将军司马伷，率部进攻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

第二路，由时驻寿春的安东将军王浑，率部进攻江西（今安徽和县一带）；

第三路，由豫州太守、建威将军王戎，率部进攻武昌；

第四路，由平南将军胡奋，率部进攻夏口；

第五路，由时驻襄阳的镇南大将军杜预，率部进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

第六路，由益州刺史王濬、巴东监军唐彬，率领水军沿江东下，进攻长江沿线各战略要地及东吴水军，最终目标就是东吴都城建业。

为了让宠臣贾充不至于在此次灭吴之战中完全靠边站，司马炎特意做了政治上的平衡，命贾充为大都督，持节，假黄钺，率中军镇守襄阳，居中调度，节制各路兵马。简言之，就是让他坐在大帐当主帅，白捡一回大功。

可贾充作为一直以来的反对派，可能觉得脸上挂不住，就以衰老为由再三推托，并且还一直在强调开战的种种不利。司马炎不理他，给他下了道诏书，只说了八个字：“君若不行，吾便自出。”（《资治通鉴·晋纪二》）

你要不去，我可就御驾亲征了。

见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贾充只好奉命。

西晋咸宁六年（公元280年）正月，杜预、王浑这两路兵马一冲上战场就频频告捷：杜预兵指江陵，王浑挥师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渡口），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了吴国边境的多座城池要塞。

与此同时，王濬、唐彬率领的水军也浩浩荡荡地驶入了吴国境内，兵临建平（治今重庆巫山县）城下。不过，他们首先遇上的难题，就是吾彦在长江上设下的“铁索阵”。

吾彦不仅用铁链封锁了江面，还在水面下暗置铁锥，每根都有一丈多长，晋国的舰船一旦撞上，船底必定破裂。可吾彦并没料到，之前羊祜早就抓了一个吴国间谍，把吾彦的整个布防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而情报到了王濬手上后，他自然也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王濬命人打造了几十条硕大的木筏，每条纵横都有百余步，然后在木筏上立了许多“披甲持杖”的稻草人，用以迷惑吴军；接着，又命一批水性好的将士潜入水中，在木筏前面“领航”。然后，每当发现水下矗立的铁锥，“领航员”就会引导木筏故意撞上去，让铁锥一根根刺入木筏，最后这些木筏就把所有铁锥全都“连根拔起”了。

接下来，便是对付江面上的那些大铁链。

王濬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把一些长十余丈的粗大圆木捆绑在一起，令其直径达到数十人合抱的程度，然后浇上麻油，再把这些“巨无霸”置于船前，一遇到铁链，就点火焚烧。在这些大火炬的炙烤下，铁链很快就被烧得通红，最后就一一熔断了。

就这样，王濬没费多大工夫便破解了吾彦精心打造的铁索阵。

随后，晋军开始猛攻建平城。可吾彦也不是善茬，竟然拼死坚守，直到最后吴国灭亡，他才被迫投降。王濬也不恋战，索性绕过建平，长驱东下。

往后的一路上，王濬的征程就可以用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来形容了。

大军进至丹杨（治今湖北秭归县东），一战将其攻克，生擒吴将盛纪。二月初三，攻克吴国重镇西陵，俘虏吴将留宪、成据、虞忠。初五，连克荆门（治今湖北宜都市西北）、夷道（治今湖北宜都市）二城，斩杀吴将陆晏（陆抗长子）。初八，王濬、唐彬的水军逼近乐乡，斩杀吴水军都督陆景（陆抗次子），逼降吴将施洪等人。

此时，杜预所部也已兵逼江陵。

杜预没有直接进攻江陵，而是打算跟王濬打一个配合。他先派部将周旨率一支八百人的突击队，利用夜色，乘船渡过长江，准备突袭乐乡。渡江后，周旨命部众大张旗鼓，又在附近的巴山上纵火，制造大兵压境的假象。

乐乡守将孙歆大为恐惧，慌忙写信给江陵守将伍延，说：“晋军自北而来，简直就像是飞过了长江。”

很快，王濬、唐彬也率部进至乐乡。孙歆出兵迎战，被打得大败而回。而让孙歆没想到的是，周旨早就埋伏在了城门附近。趁着他败退，周旨就率众尾随入城，然后直接跟到了孙歆的大帐，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生擒了。乐乡也就此拿下。

拿下乐乡，就等于斩断了伍延的退路。杜预这才发兵攻打江陵，于二月十七日将其攻克，斩杀了伍延。同时，胡奋所部也攻克了江安（今湖北公安县）；而王濬的水军则继续东下，攻克了巴丘。

至此，东吴帝国西半部的军事重镇已悉数落入晋军之手。由于吴军的主要兵力都配置在长江沿岸的这些重镇，随着它们的沦陷，长江南岸的大量城池和广袤国土，也就彻底暴露在晋军面前了。而后方的兵力极其薄弱，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

很快，自沅江、湘江以南（约今湖南省），至交州（今越南北部）、广州（今广东、广西）的所有州牧郡守，几乎全都望风而降，纷纷送上官员印绶。杜预以持节的身份，传达圣旨，一一安抚。

吞并东吴这半壁江山后，经过统计，晋军一共斩杀并俘虏了吴国的都督、监军十四人，还有牙门将、郡守一百二十余人。

也许，这就叫“以有道伐无道”，所以才会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轻而易举。

至此，东吴帝国的灭亡已经毫无悬念了。

随着王濬的庞大舰队浩浩荡荡地顺江东下，孙皓的所有抵抗，终将是螳臂当车。换言之，当“王濬楼船下益州”的时候，“金陵王气黯然收”就是注定的结局；而当“千寻铁锁沉江底”的那一刻，“一片降幡出石头”就是孙皓无可逃脱的宿命。

东吴覆灭，天下一统

咸宁六年二月十八日，司马炎的一道诏书送到前线，对灭吴之战的后半场进行了部署：“王濬、唐彬既已攻克巴丘，应跟胡奋、王戎一同夹击夏口、武昌，再顺江东下，直指建业。杜预应镇抚零陵郡、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招降衡阳郡（治今湖南湘潭市西南）。大兵压境之下，荆州南部必可传檄而定，所以杜预等部，应分兵增援王濬、唐彬。太尉贾充，即行进驻项县。”

遵照司马炎的部署，王戎旋即派出部将罗尚、刘乔，率部与王濬合攻武昌。吴江夏太守刘朗、督武昌诸军虞昺（虞翻之子），几乎没做什么抵抗就开门投降了。

随后，杜预召集众将举行军事会议，有人认为：“百年之久的贼寇，难以短时间内瓦解。而今，春水融化，江河泛滥，对各部的驻扎和行军都会造成困难。最好等到冬季来临，再大举前进。”

杜预马上否决了这一消极建议，说：“昔日乐毅在济西（今山东西部）一战获胜，遂长驱直入，一举吞并了强大的齐国，如今我军兵威大振，势如破竹，数节之后，余下的自可迎刃而解，用不着再使什么劲了。”

说完，杜预便对各军指示了行动方略，共同目标就是直取建业。

直到此刻，一心幻想着“青盖入洛阳”的孙皓才慌了神，赶紧派丞相张悌，率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共领三万兵马，渡江西上，去抵御距建业最近的王浑所部。

舰队行至牛渚（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沈莹向张悌提出了一个建议，说：“晋国在巴蜀训练水军，时日已久，而我们驻扎在长江上游的各军，向来没有戒备，且名将皆死，年轻将领在任，恐怕都难以抵挡。所以，晋国水军必会到达此地，我们应在此布防，养精蓄锐，等他们过来，再决一死战。若幸而战胜，西岸的王浑自会退却；但要是渡江上岸，与晋军对决，一旦落败，那大事就完了！”

张悌闻言，凄然道：“吴国终将灭亡，此事无论贤愚，早已心知肚明，并非到了今天才得以证实。我担心的是，等晋军到了此地，我们军心震恐，就很难再凝聚了。如今，渡江上岸，犹可与敌决战。若是失败，大家一同殉国，死无遗恨；要是胜了，敌兵溃败，我军便可乘胜西进，在长江中游阻击晋国水军，不愁不破来敌。假如按照你的计划，恐怕士众一朝散尽，坐待敌人到来，君臣只能一同投降。到时候，就连一个为社稷死难的人都没有，岂不是国家的耻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吴烂到今天这个地步，早已是积重难返、沉疴难起，纵然周瑜在世、陆逊复生，恐怕也无从挽救，更不要说他区区一个张悌了。

对此，张悌很有自知之明，也已经做好了为国死难、慷慨捐躯的思想准备。

三月，张悌率部登岸，进兵杨荷（今安徽和县北），将占领此地的王浑部将张乔团团围困。

张乔是王浑的前锋，麾下只有七千部众，自忖打不过张悌的三万大军，于是一边紧闭城门，一边递出了请降书。诸葛靓一看，就知道这是敌人的缓兵之计，便建议张悌立刻杀进城去，干掉张乔这支部队。

遗憾的是，身为丞相和主帅的张悌，却在这紧要关头表现出了不可救药的软弱和迂腐。他说：“强敌在前，不宜跟这支小部队纠缠，况且，杀降不祥。”

杀降不祥，前提是对方真心归降，问题是现在张乔一边说要投降，一边却紧闭城门，这是投的哪门子降？

诸葛靓大为焦急，力争道：“他们是因为救兵未至，兵力太少，自知不敌，才以诈降作为缓兵之计，绝非真心降服。如果我们放过他们，继续前进，必定成为后患。”

张悌不听，还安抚了张乔，仍让他留驻杨荷，然后率部继续西进。

没走过远，吴军便与晋扬州刺史周浚所部正面遭遇。两军列阵之后，沈莹率本部精锐和五千敢死队，率先对晋军发起冲锋。可他们一连猛攻了三次，却始终无法撼动晋军的阵脚。沈莹只好撤退，但部众在后撤时却秩序混乱，队列不整。晋将薛胜、蒋班抓住战机，立刻发起进攻。吴军不敌，节节败退，张悌、沈莹等将帅拼命阻止，却毫无作用。

就在这时，不出诸葛靓所料，诈降的张乔又从东面杀了过来。

腹背受敌下，东吴的三万大军终于全线溃败。

诸葛靓一边带着数百亲兵突围而出，一边派人去找张悌。让诸葛靓没想到的是，张悌找到了，可他却拒绝逃亡。诸葛靓只好又杀了回来，亲自去接他，苦劝道：“社稷存亡，自有定数，不是你一个人所能挽救的，何苦在此等死呢？！”

张悌怆然涕下，说：“仲思（诸葛靓字），今日便是我的死期了！想当初，我年少之时，就受到你家丞相（诸葛恪）的赏识提拔，常担心自己不能死得其所，有负先贤的知遇之恩。如今，我以身殉国，正是死得其所，还要往哪儿逃呢？你别再拉我了。”

诸葛靓当然不能扔下他，遂强行要拉他上马，可张悌就是死活不肯移动半步。诸葛靓万般无奈，只好流泪而去。

等坐骑走出百余步后，诸葛靓回头望去，张悌已被敌兵砍倒在了血泊之中。

当天，除了诸葛靓及少数部众逃出生天，沈莹、孙震等一共七千八百名将士，都被晋军砍下了首级；余众或是逃散，或是被俘，三万大军基本上全军覆没。

消息传到建业，朝野震恐。

张悌率领的这三万兵马，是吴国最后的精锐，如今一朝覆灭，足见东吴之亡就在旬日之间了。

接下来，晋国这几路大将，谁能抢先攻入建业，谁就能独得灭吴的首功。

值此微妙的时刻，有人高风亮节，不愿居功，却也有人处心积虑，想要抢功。

大战之初，司马炎曾有诏命，指示王濬一旦进入建平郡，就要受杜预节制；进抵建业附近，就要受王浑节制。可对于天子的这道诏命，杜预却不是很赞同，他对诸将说：“王濬若攻克建平，则顺流东下，长驱直入，且威名已经建立，不应再让他受制于我；若是连建平都攻克不了，那又如何受我节制？”

当王濬挺进到西陵后，杜预给他写了封信，说：“足下既已摧毁东吴的西部屏障，便应该直取建业，讨伐盘踞多年的贼寇，拯救东吴民众于水火，然后凯旋还朝，此乃旷世大功！”

王濬见信，深知杜预高风亮节，乐见他建立大功，同时也在暗示他不一定受王浑节制，大可自取建业。王濬心中大喜，立刻把杜预的信转呈给了皇帝司马炎。

攻克武昌后，王濬更是信心百倍，遂率领舰队日夜兼程奔赴建业。

此时，贪图大功之人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周浚歼灭张悌兵团后，其麾下别驾何恽便撺掇他说：“张悌统率东吴最后的精锐，在此被我们歼灭，吴国朝野莫不震恐。如今，王濬已攻克武昌，所向皆克，东吴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我部应迅速渡江，直指建业，大兵压境，夺其胆气，定可不战而生擒孙皓！”

周浚深以为然，便命他去向主帅王浑请示。

何恽道：“王浑碰见大事就糊涂，且生性谨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必定不会听从。”

这么大的事，周浚终究不敢自作主张，还是坚持让何恽去请示。

结果不出何恽所料，王浑的答复是：“我接到的诏令，是驻防长江北岸，在此抵御吴军，不可轻率冒进。周浚虽然勇武，但岂能以一人之力独平江东？若是违背诏令，胜了也不见得有功，万一败了则是重罪。况且，皇上已命王濬受我节制，你们现在只要把舰船备好，等王濬到达，再一同出发。”

何恽仍不死心，继续劝道：“王濬万里远征，所过皆克，身居如此大功却来接受节制，从没听说有这种事。且明公位居上将，见到机会，自应前进，岂能每件事都听诏令？如今乘胜渡江，十拿九稳，何必多所疑虑而滞留不进？我部上上下下都对此深感憾恨啊！”

然而，不管何恽怎么说，王浑就是不为所动。

事实上，王浑并不是不想抢这份大功，而是自以为有皇帝的诏令在，王濬反正要受他节制，不论如何，最后功劳都是他的。所以，他一点都不着急。

可是，王浑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王濬绝非任他摆布之人。他这样稳坐钓鱼台，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把攻灭东吴的不世之功，拱手送给了王濬。

此时，王濬的楼船舰队已从武昌顺流东下，直奔建业而来。对于这支舰队的庞大规模和盛大军容，史书给出了这样的描绘：“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威势甚盛，吴人大惧。”（《资治通鉴·晋纪三》）

孙皓急命游击将军张象率一万水军前往抵御。这个张象倒也干脆，在江上迎面看见晋军的大旗，二话不说就降了。

眼看晋国水军如入无人之境，东吴朝廷顿时乱成了一团。

大难临头之际，人们总是习惯于抓一个人出来泄愤，仿佛只要拿一个坏蛋祭天，老天爷就会帮世人消灾免难。眼下，孙皓跟前有一个宠臣，名叫岑昏，以阴险谄媚博得孙皓宠幸，位列九卿，平日里喜欢大兴土木，百姓深受其苦。如此祸国殃民之人，这种时候最适合拿来祭天了。

于是，孙皓身边的数百名近臣和亲信，便一同向他叩首请愿，说：“敌人日渐逼近，我们的将士却不愿拿起武器，陛下该怎么办？”

孙皓说：“这一切，究竟何故？”

众人异口同声道：“都是因为岑昏！”

孙皓喃喃道：“既如此，当以这个奴才谢天下百姓。”

众人大喊一声：“遵命！”遂一拥而上，把这个倒霉蛋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就拉走了。等孙皓回过神来，想派人去阻止，岑昏早就被愤怒的人群剁成肉酱了。

眼看社稷就要亡了，而朝中几乎已无将领可用，孙皓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恰在此时，一个叫陶濬的将领，之前是率部要去广州平叛的，可还没走到武昌就听说晋国水军已大举东来，当即折返回朝。

此时此刻，孙皓见了他，就像见到了救命稻草，连忙问他有没有办法对付晋国水军。

陶濬根本无心御敌，却随口忽悠道：“巴蜀修造的战船，都很小，只要给臣二万人，乘上我军的大船，足以破敌。”

孙皓又惊又喜，立刻授予陶濬节钺，把最后的二万人交给了他。

然而，让孙皓绝望的是，当天夜里，这最后一支二万人的部队就全体逃亡、作鸟兽散了，连大忽悠陶濬也没了踪影。

稍后，司徒何植（孙皓舅父）、建威将军孙晏，也忙不迭地投降了王浑。

众叛亲离之下，孙皓彻底绝望，只能投降。

可是，此时晋军的王浑、司马伷和王濬，正从三路快速向建业逼近，狼多肉少，该向谁投降呢？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建议，派出三路使者，同时向三人奉上降表，这样最稳妥。

孙皓随即照办，然后写了封手书，告谕群臣，先是进行了一番深刻的自我批评，然后说：“如今，大晋王朝平定四海，正是英雄豪杰施展抱负之际，诸位不要因为改了朝廷、换了正朔就丧失大志。”

咸宁六年三月十五日，王濬的舰队经过三山（今江苏南京西南），王浑立刻派人传话，让他到大营议事，目的就是要节制他，防止他先入建业，抢走大功。

没想到，王濬根本不作片刻停留，而是继续扬帆，直指建业。他给王浑的答复只有六个字：“风利，不得泊也。”（《资治通鉴·晋纪三》）

风太大，我的船停不下来啊！

估计王浑听见这句话，一定会气得两眼发黑。

当天，王濬率领着他的八万水军，以及绵延百里的楼船舰队，浩浩荡荡、锣鼓喧天地开入了建业西面的军事要塞——石头城。

此城是建业的门户，它的沦陷，就意味着建业的沦陷。

最后，跟蜀汉灭亡时的套路一样，吴主孙皓“面缚舆榇”，亲自来到王濬的营门前投降；而王濬则“解缚焚榇，延请相见”，然后接收了吴国的地图和户籍档案，共计四个州（扬州、荆州、交州、广州）、四十三郡、百姓五十二万三千户、士兵二十三万人。

至此，立国五十九年（自公元222年孙权称吴王算起），共历四帝，在三国之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东吴帝国，正式宣告覆灭。

自从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董卓乱政以来，分崩离析了将近一百年的天下，终于在这一天，复归一统。

波澜壮阔、金戈铁马的三国时代，英雄辈出、异彩纷呈的三国时代，黑暗纷乱、生灵涂炭、充满了铁血与权谋的三国时代，也在同一天落下了帷幕。

东吴灭亡的消息传到洛阳，满朝文武皆向司马炎道贺。在庆祝宴会上，司马炎拿着酒杯，激动地落下眼泪，然后轻叹一声，道：“此羊太傅（羊祜）之功也。”

同年四月，孙皓被封为归命侯。五月初一，孙皓及其宗族被司马伷送到了洛阳。按照既定的投降仪式，孙皓和太子孙瑾以泥涂面、自捆双手，立在东阳门下。司马炎也按既定礼数，派使者解开他们的绳索，然后赏赐衣服、车马、良田三十顷，此后每年都会赏赐钱谷、绢帛等物。

孙瑾被拜为中郎（禁军中级武官），其他亲王皆任郎中（禁军初级武官）。此外，原东吴的文武官员，皆随才录用。司马炎还下诏宣布，孙姓皇族随同渡江的，免除田赋捐税十年；原东吴治下百姓，全部免除田赋捐税二十年。

作为一个荒淫残暴的亡国之君，孙皓却没有遭到天谴，而是在洛阳过了四年逍遥日子，最后死于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年四十三。

灭吴后，王浑和王濬为争夺首功互相攻讦，几乎闹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幸亏司马炎一碗水端平，他们才不至于落得邓艾、钟会那样的下场。

同年五月，司马炎论功行赏，擢升王濬为辅国大将军，封襄阳县侯；增王浑食邑八千户，以京陵侯晋爵为公；封杜预为当阳县侯；封王戎为安丰县侯；封司马伷二子为亭侯；封张华为广武县侯；其余诸将及公卿以下，也各有封赏。

当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当将近一百年的乱世烽烟渐渐消散，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终于迎来了暌违已久的太平。天下一统后，西晋帝国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史称“太康之治”。

然而，太平盛世是短暂的，是两个乱世之间的过渡。

此后，司马炎开始骄奢淫逸，荒废朝政，仅仅过了十余年，西晋帝国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八王之乱，而西晋也在这场骨肉相残的内乱中分崩离析。

紧接着，便是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又一个将近三百年的大乱世訇然降临……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三国演义》的这句开篇语，似乎也可以做它的结束语。

苍天不语，大地缄默，长江滚滚东流，万物生生灭灭。历史总在光明与黑暗之间来回摆荡，不停轮回，因为人性的高尚与卑劣总是亘古如斯，而人性内在的所有矛盾也总是根深蒂固。

所以，一切终将逝去，一切也终将重来。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