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潜能和价值【入选香港大学推荐的50本经典书籍，帮你发掘自己的潜能，实现人生价值，勇攀生命的高峰。】
Author: 亚伯拉罕·马斯洛; 等
Date: 2022-04-25T16:00:00+00:00
Keywords: -SanQiu.C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潜能和价值／（美）亚伯拉罕·马斯洛等著；张积模，江美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6

ISBN　978-7-213-10333-9

Ⅰ．①人…　Ⅱ．①亚…　②张…　③江…　Ⅲ．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Ⅳ．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18963号

人的潜能和价值

REN DE QIANNENG HE JIAZHI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等　著　张积模　江美娜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责任编辑　　张世琼

责任校对　　姚建国

封面设计　　仙境

电脑制版　　尚春苓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88千字

版　　次　　202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10333-9

定　　价　　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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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潜能和价值

策划出品：好读文化

监　　制：姚常伟

产品经理：姜晴川

特约编辑：侯季初

责任编辑：张世琼

内文制作：尚春苓

装帧设计：仙　境

目 录

第1章　世界观的类型及其在形而上学体系内的展开

第2章　心理生活的社会方面

第3章　心理学的论据和人的价值

第4章　心理学能从存在主义者那里学到什么

第5章　从机体角度探讨动机问题

第6章　人的动机理论

第7章　基本需要的类本能性质

第8章　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

第9章　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

第10章　自我实现和超越

第11章　此时此地疗法

第12章　剥洋葱

第13章　心理治疗、健康与动机

第14章　常态、健康与价值观

第15章　作为敏锐身份体验的高峰体验

第16章　教育与高峰体验

第1章
世界观的类型及其在形而上学体系内的展开

［美］威廉·克鲁贝克
［美］马丁·温鲍姆

论体系的冲突

引言

哲学体系的混乱是产生怀疑论的主要原因之一。过去如此，现在亦然。历史上，人们普遍认为，哲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体系。然而，与此同时，每一种体系又都声称自己掌握了普遍真理。于是，便产生了矛盾。这一矛盾比任何系统的论证都更为有效地支持了怀疑论的观点。过去，哲学体系林林总总，如今，更是纷繁芜杂。从古至今，各种体系相互排斥，争论不休。

哲学体系、宗教观点和道德准则之间的冲突对怀疑论的产生及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点得到了哲学史的印证。在希腊启蒙时期，古希腊哲学家在宇宙问题上的争论推动了怀疑论的发展。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以及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更大政体使希腊人意识到世界上同时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道德观、宗教观和世界观。怀疑主义学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其影响不仅波及神学问题，即罪恶与神学、神性与其无限性和完美性之间的冲突，而且，还涉及人类道德目标的基本定论。数百年来，人们想方设法，或寻找科学依据，或通过艺术描绘，或借助宗教来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如今，有系统的批判性历史研究对我们长期工作中的每一个片段和每一处痕迹都进行了梳理。所有体系都排斥异己，反驳异己，然而，却没有一个能自圆其说。在历史典籍中，根本找不到像拉斐尔在其《雅典学院》中所描绘的那种心平气和的讨论画面。事实上，这是那个时代折中主义倾向的表现。自那时起，普通大众日益增长的历史意识与哲学家对知识和真理普遍性主张之间的矛盾变得明朗了，人们对新的哲学体系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了。他们想知道，一种新的体系到底能吸引多少拥护者，究竟能持续多久。

然而，在由各种矛盾观点产生的怀疑论断之外，还存在着某些怀疑，而这些怀疑源自人类历史意识的不断增长。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思维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即世界上只有一种人，他们被赋予了特殊的天性。类似的概念同样也植根于基督教有关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以及人子的教义之中，就连16世纪的自然哲学也保留了同样的前提。那些发展了这一体系的人从基督教中找到了一个抽象恒久的宗教范例，将其称为自然神学。同一学派的其他人则从罗马法律中提取了一个自然法学说，从希腊艺术家的作品中提取了一个典雅的审美模式。根据这种自然体系，在所有历史变异中都存在着某些亘古不变的普遍模式，涉及社会秩序、法律秩序、宗教信仰和道德水准的方方面面。这种从历史形态的比较研究中得出一个共同特征，从道德、法学和神学中得出自然法以及从最高模式的概念中提取自然神学和理性道德的方法（这也是希腊智者学派希皮亚斯、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和罗马思想家全都采用的方法）在17世纪的公理性和建设性哲学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个自然体系在18世纪思想家的分析精神的影响下开始瓦解。这种分析精神的首批代表是英国哲学家，他们把对野蛮异类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大胆见解与经验主义理论和分析方法在知识、道德和美学中的运用结合起来。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把这种精神移植到了法国。休谟、达朗贝尔、孔狄亚克和德斯图特把人看作冲动和联想的集合体，他们认为，气候、道德和教育的差异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形态。这种历史分析方法在休谟的《自然宗教史》和《自然宗教对话》中得到了经典的表达。这些18世纪哲学家的经典著作中出现了进化论的思想，这种思想注定要统治下一个世纪。布冯、康德、拉马克已经掌握了地球进化以及不同生物形式不同进化阶段的概念和知识。其他作家对高级文明进行了划时代的研究。从温克尔曼、莱辛和赫德尔开始，进化论的概念已经运用到了研究的方方面面。最后，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在自然科学的进化理论和新近获得的与各国政治、宗教、法律、语言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历史知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只有这样，进化论才能始终如一地应用于对人的整个自然和历史发展的研究中去。也只有这样，有关“典型人”的陈旧概念才能被抛弃，才能纳入进化的过程之中。

由上述方式形成的进化论必然与承认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有其历史相对性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一种包含整个地球和人类历史的观点不可能对任何形式的生活、宪法、宗教或哲学做出准确的诠释。因此，历史意识的出现比对矛盾体系的全面考察更能彻底打破企图依靠某种哲学或通过各种概念的相互联系来武断解释世界的观念。哲学应该从人类自身（而不是外部世界）去寻求宇宙内部运动的奥秘。现代人的愿望就是去把握人类生活的意义。历史上所有试图揭秘宇宙秩序的哲学体系显然都是同当时的生活相联系的，而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恰恰是生活最重要、最有益的创造之一。因此，尽管历史意识的逐渐出现对伟大的哲学体系及其影响有着巨大的破坏作用，然而，它仍将有助于我们去调和各个体系对普遍真理的主张与哲学体系混乱这一历史事实之间的固有矛盾。

生活与世界观

1. 生活

无论哪种世界观，其最终根源都是生活本身。生活存在于无数特定的生命之中，每一个生命都在反反复复地体验着生活。如果只是摄取眼前的某一个瞬间，那么，很难对其进行严格的观察。然而，如果我们回顾历史，考察各种客观表现，就可以更加全面地把握和诠释生活的真谛，而不受个人学识和生活百态的干扰。据此，可以发现，生活处处都展现出共同的特点和相似的特征。在众多的生活形态中，我们只强调一种。这里，我们不做解释，也不做分类，只是描述一个人人都能观察到的事实。每一次思考及每一个内在和外在的行为都作为高潮出现，构成进步。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平静。无论是一场梦，一出戏，一次消遣，还是一种纯粹的旁观或一次内心的活动，都是生活的基础。在这种平静中，我们把别人和外物不仅看成跟我们相互关联的现实，也看成一种因果关系。我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待人接物方面积极主动；我们有自己的态度立场，帮助别人，也期望回报。有的关系能让人快乐，能开阔视野，能给人力量，有的则使人感到压抑，感到束缚。每当进步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人们就会注意到并感受到关系的存在。对我们来说，朋友是提升个人价值的动力，而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一个明确的位置。我们在周围的事物中看到了具体的生活和物化的精神。门廊上的一条长凳，一棵遮阴的大树，房屋本身以及花园等，所有这些只有在“物化”之后才有意义。独特的生活构成了独特的个人世界。

2. 人生：生活和反思

对生活的反思积累了我们的生活经验，它把我们由欲望和感情唤起的种种经历变成了客观的、普遍的知识。因为人性是一样的，所以，对所有人来说，生活经验的基本特征也是一样的。这些特征表明，人间的一切稍纵即逝，最终付诸东流。不过，人有享受当下的能力。性格很强或性格较强的人往往会通过建立宣示其存在的坚实框架来克服人生的短暂，而性格较弱或耽于沉思的人由于空虚则渴望在无形的世界里获得真正的稳定，还有澎湃的激情创造出来的梦幻效应，直到其内在的幻觉渐渐消失。因此，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各有不同。然而，其共性包括对以下问题的看法，即命运的力量，我们所拥有、珍视或者仇恨、害怕的一切的瞬变现象，以及那无时不在、无所不能、决定着生命意义的死亡，等等。

从个体的不同经历中产生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生活体验。当人们与同辈、前辈和后辈生活在一起时，特定经历的定期重复形成了一套自我描述的术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术语变得越来越精确，越来越确定。其确定性既取决于从中得出结论的案例数量的不断增加，又取决于将案例概括归类的习惯以及不断地重新审视。在个别情况下，即使没有明确地意识到生活中存在的某些经验准则，它们依然会影响着我们。所有支配我们的习俗、惯例和传统都是建立在这种普遍的生活经验之上的。但是，在所有这些经验中，无论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其确定性的种类及其表述的性质从根本上说都不同于科学获得的普遍真理。科学思维能够检验其确定性所依赖的方法，并能精确地阐述和证明其原理。但是，我们不能用类似的方法来检验生活知识的起源，也不能为其设计出准确的公式。

这类生活经验中有着一套固定的关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把自我、他人及外物区别开来。自我、他人、外物及其三者之间的正常关系构成了生活经验及其逐步展开的意识的框架。自我及其周围的人和物可以看成经验意识的因素，而这种意识只存在于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之中。无论哲学思考试图从个体因素及其关系中提取出什么东西来，这些因素仍然是生活本身的决定因素和必要条件。它们像生活一样坚不可摧，不会随着思想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它们是建立在无数代人的生活经验之上的。在这种建立了周边世界及其与人类关系的经验中，以下几点最为重要：世界及其与人类的联系包围了我们，用我们无法克服的方式压迫着我们；它们出乎意料地限制了我们的人生目标，超越了我们的控制能力。我们推论的本质及我们知识的总和都是建立在这些前提之上的，而这些前提又是建立在我们的经验意识之上的。

3. 生命之谜

对于善于思考、试图理解整个生命的人来说，不断变化的生活经历揭示了生命的面貌。生活中处处充满了矛盾，既变化多端，又中规中矩；既合情合理，又武断随意，可谓日新月异，常变常新。虽然在细节上清晰可辨，但是，作为整体，却异常神秘。灵魂试图把生活中的种种关系和基于其中的经验结合起来，但却始终无法将其组成一个整体，而生殖、分娩、发育和死亡则是诸多事情中最无法理解的。活着的人知道死亡，却无法理解。从第一次目睹死亡之后，便觉得不可思议。最重要的是，这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在我们眼里，世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既生疏，又可怕。死亡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以便更好地理解死亡，而对永生的信念以及对祖先和逝者的崇拜又催生了宗教信仰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当人类在社会和自然中经历着持久的挣扎，当一种生物不断毁灭另一种生物，换言之，当人类体验到自然进程的残酷无情时，其对生活的陌生感便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奇怪的矛盾现象变得清晰可辨，它们强行闯入我们自觉的生活经验，却永远无法得到解决，比如，事物普遍的短暂性与人们内心渴望稳定之间的矛盾，大自然的力量与人们的独立意志之间的矛盾，以及时空中一切事物的有限性与人们超越一切极限的能力之间的矛盾。这些谜在古代曾使埃及和巴比伦的祭司们大伤脑筋。同样，赫拉克勒斯、黑格尔、埃斯库勒斯的普罗米修斯和歌德的浮士德对此也是束手无策。

4. 世界观形成的规律

每一次重大经历都向我们展示了生活全新的一面。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通过新的视角去认识世界。当类似的经历不断重复、不断融合，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便悄然形成。通过对经历的反思，我们的生活染上了一层色彩，获得了一种意义，对于情感丰富、善于思考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这样一来，便产生了普遍的态度。当生活呈现出新的面孔时，人们的态度又会随之而变。然而，由于个体的性格差异，态度也会纷繁不一。有的人会抓住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及时行乐；有的人会抓住上天赐给的机遇，实现自身稳定的伟大目标；对于性格抑郁的人来说，他们实在无法接受其拥有和珍爱的东西稍纵即逝这一事实。所以，在他们眼里，生活仿佛是一件由虚荣和梦想编织而成的彩衣，毫无价值可言。当然，他们或许因此而超凡脱俗，追求永恒。在林林总总的生活态度中，最为全面的当数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当然，其内部又存在着诸多细微的差别。概念一旦人格化，便更接近于听众的思想；让概念穿上人类的外衣，更加通俗易懂。或者说，通过类比的方式得出结论，即利用一个广为熟悉的概念去定义一个较为生僻的概念。这种方法已经非常接近科学思维，在解释和理解宗教、神话、诗歌或玄学中极其有效。

5. 世界观的结构

通常，当世界观着手破解生活之谜时，都遵循着同样的结构。结构是思想的混合体，而宇宙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就取决于结构内部及其宏观基础，并由此衍生出人生理想、上善及行为的最高准则。结构是由内在的心理秩序决定的。根据这种心理秩序，生活中的现实概念决定了人们对环境和事物的评价，或愉悦，或厌恶，或喜欢，或厌倦，或赞同，或反对。反过来说，这种对生活的评价是意志决定论的基础。在生活中，我们要经历意识的三个阶段，即从宇宙观，到生活评价，再到意志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心理存在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基础认知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即业已存在于人们态度中的各种关系使我们形成了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决定了我们的快乐情绪，并指引我们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这些关系又决定了不同层次的确立，形成了整个大厦的结构。最终，无孔不入的灵魂在这里找到了施加影响之地。这个混合体以其最为简单、最为抒情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眼前。那是一种境遇，一种情感，一种由此而来的愿望、奋斗和行动。每一种关系都倾向于一种形态，其中，重复出现的态度在结构上结合起来。同样，世界观趋向于心理生活结构表达的一致性。基础认知总是宇宙观，它源于我们感知行为本身遵循的认知阶段的不变法则。首先，观察了自身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变化。然后，借助基本认知的思维，通过对现实基本关系的强调，对这些观察进行阐述说明。一旦这些观察消隐，就在思想的世界里对其进行描绘分类，使其超脱偶然的性质。在最初阶段，精神变得稳定自由。但是，它在判断和概念的区域中完成了对现实的支配。至此，现实的关联性和真实存在最终得到了充分一致的理解。当世界观完全形成时，这个过程就在认知现实的这些阶段中开始了，而且很有规律。在典型认知的基础上，还存在另一种典型行为，它也遵循不变的法则经历类似的阶段。当人们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就可以充分享受自我的存在。我们赋予身边的人和物某种有效的价值，因为他们使我们的存在得到了增强和拓展。其价值视各自潜在的影响力而定，不管是有用的，还是有害的。在对他们进行衡量时，我们在寻找一个绝对的标准。因此，条件、人和物对于整个现实而言则变得非常重要，而整个现实本身也随之打上了意义的印记。在我们经历所有这些心理阶段时，世界观结构中的第二个层次也就建立起来了，而宇宙观则成了全面评价生活和理解世界的基础。就像心理生活遵循某些规律一样，对生活的评价和对宇宙的理解将我们引向意识的另一个层次，或者说，更高的层次。在此，我们找到了理想、上善和最高准则。在这些准则中，世界观最终获得了实际能量，它穿透了我们的生活、外部世界和我们的灵魂。在这个阶段，世界观变得富有创造性、塑造性和变革性。但是，即使是世界观的这一最高层次，也会在不同的阶段发生变化，从瞬间的意图、努力和趋势中发展出旨在把概念转化成现实的永久目标。这也决定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目标的选择、实现手段的选择，以及最终将所有目标系统化，所有这些形成了我们行为的最高秩序，即一个全面的生活计划，一个上善和最高的行为准则，一个塑造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理想。

这就是世界观的结构。生活之谜中的黑暗与困惑，作为一大堆必须完成的任务，将在这里升华为问题与答案之间的一种自觉而必要的关系。这种进步也经历着同样的阶段，而这些阶段自身也受到内在规律的制约。因此，每一种世界观都经历着自身的发展阶段，并最终得到完整构建。所以，只有经过时间的考验，世界观才会获得永恒、坚定和力量。可见，世界观是历史的产物。

6. 世界观的多样性

世界观是在不同条件、气候、人种、民族等情况下形成的，受历史、时代和政治组织的影响和限制。所有因素结合起来，构成特殊的条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世界观。由于条件千差万别，生活本身变化多端，因此，人们的世界观也各不相同。除了类型差异以外，还有个体、环境和生活经历的区别。正如地球上的万物为了生存和空间扩张而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一样，人类社会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世界观，也千方百计去控制人们的思想。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一致性占了上风。在这种情况下，灵魂在受到不断变化的印象、命运和外部世界力量困扰的同时，必须努力保持内在的稳定，以便更好地承受一切：远离变化和无常，远离自身结构和人生观的摇摆不定，走向对人生评价和人生目标更加持久的状态。那些能促使人们深入理解生活、实现有用目标的世界观幸存下来，反之，则惨遭淘汰。这个过程称为优胜劣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切实可行的世界观在结构上变得更加完美。正如结构的规则性适用于有机生物的多样化生长一样，世界观的形成也是大同小异。

造成世界观分支的最深奥的秘密是一致性，而一致性则是灵魂生活各阶段中的目的论关系在整个世界观的具体结构上打下的烙印。

在结构的十分明显的偶然性中，存在着一个严格的目的关联性，它源于宇宙观、对生活的判断和人生目标三者之间的依赖关系。普遍的人性与个性化秩序的倾向是协调的，与生活和现实是密切相关的。现实时时处处都是相同的，而生活也总是呈现出一些相似的方面。

然而，在世界观的结构一致性及其向不同形式的分化中，有一个不可估量的因素，即生活的变化、时代的传承、科学的进步以及民族和个人思想的转变。结果，人们对问题的兴趣以及某些源于历史又左右历史的思想的影响力也经历着变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背景下，特定世界观中的生活经历、情感思想也会不断更新。这些因素的组合本身可能没有什么规律，各组成部分在整体中所占的分量和重要性也不尽相同。但是，由于深层结构的一致性和逻辑规律性，这些组合并非是松散的集合体，而是具有坚实的结构。

当对这些结构进行比较研究时，就会发现，它们组成了具有一定亲和力的不同类别。正如对语言、宗教和政体的比较研究揭示了某种类型、发展路线和变化规则一样，我们也可以对世界观进行分类。所有普遍的类型都必须经历个体结构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独特发展过程，即它们的发展无一例外都受到发源地特殊情况的制约。但是，如果要从个体条件中得出不同类型，那么，对分类者来说，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只有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才能完成归类及其变化、发展、排列置换的任务。就该领域的研究而言，我们必须时刻睁大眼睛，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对象的变化采取审慎发展的态度。每一个断言都不是最终结果，它只是进一步了解历史的工具。然而，与此同时，历史比较的方法永远是同对体系的重视和对历史因素的广义解释结合在一起的。即便是略带历史色彩的立场中立的心理学，在对此进行系统论述时，也难免会暴露其抽象思维的弊端。这种思维往往会把有序形态各领域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简单，仿佛里面有一种积极的构成趋向似的。

可以用一个主要论点来概括前面所说的一切，而这个论点在每一点上都可以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加以证实。世界观本身并不是思想的产物，它们并非源于纯粹的求知意愿。对现实的感知是世界观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世界观源自我们的生活品行和生活经验。简言之，世界观源于我们心理存在的总和。把生活提升到对现实的全面认识和对生活的正确评价，并积极将意志变成行动，这就是整个人类在世界观演变的过程中所承担的缓慢而艰巨的任务。

这就是有关世界观的主要论点。这个论点在审视整个历史进程时已经得到了证实。通过这样的审视，将进一步证实这一论点的一大成果，而这又要把我们带回到本文的开头。世界观的最终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稳定意愿的影响，即宇宙观、生活评价和意志引导的稳定性，而这又是前面提到的心理发展各个阶段一致性的结果。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都在寻求确定性、真实影响力、主导地位和普遍真理。但是，事实上，人类在这条特殊的道路上并未取得丝毫进展。各种各样的世界观彼此对立，相互矛盾，尚未在任何重要观点上达成一致。历史不断地在它们中间进行选择，一些伟大的流派幸存下来，这是一条无法论证、不可毁灭的法则。既然没有什么论据能造就它们，也就没有论据能够摧毁它们。一个类型中的个体阶段和多样化结构可能会遭到排斥或驳斥。然而，由于它们植根于生活，因此，一直向前的生活总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形态。

（译自威廉·克鲁贝克和马丁·温鲍姆的《狄尔泰的存在哲学》）

第2章
心理生活的社会方面

［奥地利］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要想弄清一个人是如何思考的，就必须考察他与别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一方面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因而是发展变化的；另一方面，它是由一定的、不易的制度决定的，如社区或国家的政治传统等。如果不同时了解上述这些关系，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们的心理活动。

1. 绝对真理

人的心理活动不是绝对自由的。新的问题不断出现，需要及时解决，这就决定了它的活动路线。这些问题与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影响着个体，而社会生活却很少受到个体的影响。即便有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然而，不能因此就断言，社会生活的现存条件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这些条件纷繁复杂，且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变化。时至今日，我们依旧无法彻底解开和全面诠释精神生活的奥秘，因为我们本身就深陷形形色色的关系之中，难以自拔。

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假设社会生活的逻辑为地球上的终极真理。要想接近这一真理，就要不断完善社会组织，不断克服种种错误，不断提高人的能力。

上述设想的一个重要支柱在于社会分层。根据这一理论，经济基础，即人们赖以生存的技术形式，决定了“理想的、符合逻辑的上层建筑”，即个体的思想与行为。我们对“人类社会生活逻辑”和“终极真理”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概念是一致的。然而，历史以及我们对个体生活的洞察（个性心理学）告诉我们，有时，个体对经济形势的要求很容易采取错误的反应。在试图逃避经济形势的过程中，他可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己错误反应的罗网。在走向终极真理的道路上，这样的错误会接连不断，层出不穷。

2. 群体生活的需要

群体生活（或社会生活）的规则，与气候规律一样，不言自明。气候规律迫使人们采取防寒措施，建造房屋等。群体或社会生活的种种制度要求我们必须遵守，然而，其形式则不必完全理解，例如，在宗教中，神圣的公共仪式充当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纽带。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条件首先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那么，它们也受到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群体生活的限制，受到群体生活自发产生的法律规则的制约。

群体需要调整人际关系。群体生活先于个体生活。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种生活不是以群体生活为基础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是以群体成员的身份出现的。这种现象不难解释。整个动物王国证明了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任何一个物种，如果个体无力保护自己，就必然集结成群，从而获得新的力量。

群居本能在人类身上表现如下：为了对抗严酷的环境，人类发展出了最显著的工具—灵魂，其本质渗透着对群体生活的需求。很久以前，达尔文就提醒人们关注这一事实，即弱小的动物从不单独生活。事实上，人类也属于弱小动物，因为人类同样不能单独生存。人类抗御自然的能力很差。为了能在这个星球上繁衍下去，不得不发明各种机器以弥补身体的不足。试想一下，一个人独自生活在原始森林里，没有文明提供的任何工具，结果会是怎样？他会比任何一种生物都难以生存下去。无论是速度还是体力，人类都无法和其他动物相比。人类既没有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又没有它们敏锐的视觉和听觉，如何能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胜出？所以，人类需要各种设备来保护自己。人的营养、特征和生活方式都需要得到精心的呵护。

至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类非得处于有利的环境之中才能生存，而这些有利条件都是源自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之所以成为必需，是因为群体生活和劳动分工使得个体从属于群体。只有这样，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才能延续下去。劳动分工（从本质上讲，就是文明）本身能为人类提供进攻和防御的工具，从而保护人类的财富。只有学会了劳动分工，人类才能够坚持自己的权利。想想妇女分娩的痛苦！想想婴儿落地之后护理的艰难！没有劳动分工，一切都不存在。想想世界上的顽疾，想想人类肉体的虚弱（尤其是幼儿时期），就会知道人生需要何等的呵护，就能理解社会生活是多么必不可少。群体生活无疑是人类生存最可靠的保证。

3. 安全与适应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从自然的角度来看，人类属于低等生物。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一直存在于人的意识当中，永远激励着人们去寻找新的方法和新的技术，使自己能够更好地适应自然，从而减少乃至消除自身的劣势。于是，便催生了心理器官，这种器官能帮助人们很好地适应环境，获得安全感，这比给原始生物装上可以抵御自然的角、爪和利齿使其进化成为一种新的生物要简单得多。心理器官自身便可以提供急救措施，从而弥补人类的器官缺陷。先天不足的感觉，作为一种永恒的刺激，培养了人类的预见能力和预防能力，使其心灵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成为一种能思考、能感知、能行动的器官。由于社会在适应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心理器官从一开始就要考虑群体生活的条件。心理器官的全部功能都是在同一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群体生活的逻辑。

在逻辑学的起源及其普遍适用性的内在必然性中，我们无疑可以找到人类心灵发展的下一个步骤。具有普遍有用的东西才是符合逻辑的。群体生活的另一个工具是表达清晰的言语，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奇妙之处。言语的形成充分表明其社会起源，同样也不能背离普遍有用的原则。言语，对于独立生活的生物来说，毫无用处，它只有在群体生活中才有存在的价值。言语是群体生活的产物，是个体之间的纽带，而这一点在那些难于或根本无法与人接触的环境中长大的人身上可以找到佐证。有些人常常出于个人原因回避一切社会关系，另一些人则是环境的受害者。无论如何，他们都为语言障碍所困，无法获得学习外语的能力，而语言能力的获得似乎只有在与人接触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言语对人类灵魂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言语是逻辑思维的前提。有了言语，才有可能创立概念，理解价值上的差异。创立概念不是个体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只有在具备普遍效用时，才有意义。我们对美的喜悦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对美的认识、理解和感受是普遍存在的。由此可见，推理、理解、逻辑、伦理、美学等思想和概念统统源于人的社会生活，它们同时又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起着防止文明瓦解的作用。

欲望和意志也可以视为个体境遇的一些方面。意志不过是克服先天不足的一种倾向，一种获得满足感和适应感的工具。“意志”意味着对这种倾向的感知，并与其相向而动。每一个自愿的行为都是从不足之感开始的，慢慢地向一种满足的状态迈进。

4. 社会情感

至此，可以理解，任何有助于确保人类生存的规则，如法令、图腾、禁忌、迷信或教育等，都必须受到群体观念的支配，并与之相适应。这一点已经在宗教案例中得到了检验。研究发现，适应社会是心理器官最重要的功能。个体如此，社会也不例外。我们将其称为正义和正直，并认为，人格中最宝贵的东西，从本质上讲，无非是满足人类社会需求的诸多条件。这些条件塑造了人的灵魂，并指导其活动。责任、忠诚、坦率、对真理的追求等美德都是在群体生活普遍有效的原则上建立和保持的。我们只能从社会的角度来评价人格的好坏。人格，如同科学、政治、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样，只有证明了其普遍价值才有意义。衡量个体的标准是由他对整个人类价值的大小所决定的。我们把个体与理想个体进行比较。所谓“理想个体”，指的是他能够克服面前的重重困难，完成各种任务，是一个对全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一个社会情感发展到很高程度的人。在我们的论证过程中，这一点越来越明显：任何人，如果不培养深厚的社会情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译自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理解人性》）

第3章
心理学的论据和人的价值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几千年来，人文主义者一直试图建立一个自然主义的心理价值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从人自身的本性中衍生出来，而不需要求助于人以外的权威。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这样的理论。然而，由于脱离实际，它们和其他理论一样也以失败告终。

这些不充分的理论大都建立在这样或那样的心理学假设之上。如今，最新获得的知识证明，所有这些理论都是虚伪的、不充分的、不完整的，或者说，有欠缺的。但是，我认为，随着心理学和艺术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取得的进步，我们终于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刻苦努力，这个古老的愿望就有可能变成现实。我们知道如何去批判旧的理论，我们隐约看到了未来理论的雏形。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如何填补知识上的空白，方能回答一系列古老的问题：“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好人？”“如何引导人们去向往美好的生活？”“如何把孩子培养成健康的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科学伦理是可以构建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如何去构建。

下面将简要地讨论一些能给人带来希望的证据和研究路线及其与过去和将来价值理论的关系，还要讨论未来几年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上必须实现的突破。当然，比较保险的说法是，我们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但是，实现的可能性很大。

自由选择实验—体内平衡

数百次实验表明，所有动物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选择能力。如果给它们足够多的选项，且可以自由选择，那么，它们都会选择有益的食物。即便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躯体本身的这种智慧也能保留下来。例如，肾上腺切除的动物可以通过选择食物幸存下来；怀孕的动物会很好地调整它们的饮食，以适应成长中的胚胎的需要。

现在，我们知道，饮食本身绝对不是一个完善的智慧方案，例如，它们无法很好地反映躯体对维生素的需要。与高等动物和人类相比，低等动物能更有效地保护自己免受有毒物品的伤害。先前形成的偏食习惯可能会使现在的代谢需求黯然失色。最重要的是，在大多数人身上，尤其是在神经过敏的人身上，各种各样的力量都可以破坏身体的智慧，尽管这种智慧似乎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这一普遍原理不仅适用于食物的选择，也适用于其他的身体需要，这一点已经为著名的体内平衡实验所证实。

显然，与25年前的想象不同的是，一切有机体都更懂得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对此，我们应该深信不疑。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相信婴幼儿的内部智慧，包括饮食的选择、断奶的时间、睡眠的时间、如厕的训练时间、活动需求等。

然而，最近，我们逐渐发现，有人会选择，有人则不会，而这一点对于身心存在缺陷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我们已经认识到（尤其是从心理分析学家那里得知）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并学会了尊重这些原因。

在这一方面，有过一个令人惊讶的实验，它充分反映出价值理论的意义。让小鸡自行选择食物。结果发现，它们选择食物的能力差别很大。会选择的最终变得更强、更大、更具优势，这就意味着它们得到了所有的好东西。如果把会选择的选出的食物强加给不会选择的，就会发现，后者也会变得更强、更大、更健康、更有优势，只是它们永远达不到前者的水平。也就是说，会选择的知道，哪些选择对不会选择的更有好处。如果在人类身上也得出类似的实验结果（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大量的临床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很多理论就需要重新构建了。就人类的价值理论而言，任何一种理论，仅仅依据对未选人群的选择进行统计描述，是完全不够的。把会选的人和不会选的人的选择以及把健康人和病人的选择进行简单的统计平均，也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健康人的选择、品位和判断才能够告诉我们，从长远的角度来说，什么东西对人类是有益的，而神经病患者的选择充其量只能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有利于保持神经病的稳定。正如脑损伤者的选择只能防止灾难性的崩溃一样，肾上腺切除的动物的选择虽然可以拯救自己，但却会置健康动物于死地。

我认为，这就是大多数享乐主义价值理论和伦理理论失败的主要原因。病态的快乐不能与健康的快乐相提并论。

此外，任何道德准则都必须考虑到体质差异这一事实。这不仅体现在小鸡和老鼠身上，同时，也体现在人类身上，而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谢尔登和莫里斯的证实。有些价值观念是健康人所共有的，有些则只属于某些类型的人或特定的个体。我所说的基本需求，可能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因此，是共同的价值观念。但是，特殊的需求会产生特殊的价值观念。

个体的体质差异导致对自我、文化和世界等方面的偏爱，进而产生价值观。这些研究支持了临床医生在个体差异方面的普遍经验，反过来，也得到这种经验的支持。人种学方面的数据也是如此，通过假设每种文化都选择利用、压制、认可或不认可人类体质潜能的一小部分，来理解文化的多样性。这一切又都与生物学数据和理论以及自我实现理论完全一致。这些理论表明，器官系统迫切需要表达自己，一言以蔽之，就是发挥功能。肌肉发达的人喜欢运用自己的肌肉，以此来实现自我，从而在主观上获得和谐、自由和满意的感觉。这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智力超群的人一定会运用自己的天赋，视力好的人一定会运用自己的眼睛，懂爱的人一定会有爱的冲动和爱的要求，这样，才能感到健康。能力希望得到利用，唯有如此，方能停止骚动。也就是说，能力就是需求，因而，也是内在的价值。能力不同，价值也会不同。

基本需要及其层次

现已证明，作为内在结构的重要部分，人类不仅有生理需要，同时，还有心理需要。这些需要可以视为某种缺失，必须从环境中得到最大的满足，才能避免疾病和心理问题。这些都是基本的需要，或者说，生理需要，就和人类离不开盐、钙、维生素D一样，这是因为：

1. 需要被剥夺的人总是渴望得到满足。

2. 被剥夺的结果导致人生病、枯萎。

3. 得到满足可以起到治疗作用。

4. 稳定的供应可以预防这些疾病。

5. 健康的（或得到满足的）人不会表现出这些缺失。

但是，这些需要或价值是以等级和发展的方式、以强度和优先的顺序相互关联的。比如，安全是一种比爱更优先、更强烈、更迫切、更重要的需要，而对食物的需要通常比上述二者都要强烈。此外，所有这些基本需要均可视为是通向自我实现道路上的阶梯，为自我实现服务。

把所有数据考虑在内，就可以解决许许多多哲学家几百年来尚未攻克的价值难题。首先，人类似乎只有一个终极价值，一个所有人都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这个目标在不同哲学家笔下有着不同的称呼，如自我实现、自我完成、资源整合、心理健康、个性化、自主性、创造力、生产力等。但是，他们都一致同意，这相当于彻底发挥人的潜力，也就是说，使之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成为人能成为的一切。

然而，事实上，个体自己并不了解这一点。是我们这些进行观察研究的心理学家创立了这个概念，以便把不同的资料整合起来，加以解释。就个体本身而言，他所知道的只是自己非常渴望爱，认为只要得到了爱，就会永远幸福，永远满足。他事先并不清楚，在需要得到满足后，会有更高的追求。换言之，当一个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其内心深处就会出现另一种“更高级别”的需要。就他来说，与生活本身等同的、绝对的终极价值，就是在特定时期支配他的需要等级中的任何一种。因此，这些基本需要或基本价值既可以看作目的，又可以看作是达到单一的终极目标的手段。诚然，生命只有一个终极价值或终极目标，而我们同时也有一个层次分明、不断发展、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价值体系。

这也有助于解决存在和成长之间的明显矛盾。的确，人类一直在为最终的人性而奋斗，这本身可能是一种不同形式的成长，就好像我们注定要永远追求却永远无法达到的一种状态。幸运的是，我们现在知道，这并非真情实况，或者说，至少这不是唯一的真理，还有一个与之融为一体的真理。我们因为良好的成长过程一再达到稍纵即逝的绝对存在状态，一再得到高峰体验。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给了我们许多高峰体验，而每一种体验都是绝对的快乐，本身是完美的，不需要其他东西来验证人生。这一点就像拒绝天堂位于生命之路尽头之外的观念一样。可以说，在人的一生当中，天堂似乎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在我们不得不回到努力奋斗的日常生活之前，随时可以跨进去，享受一番。一旦跨入，就能永远记住它，并且，凭着这种记忆在压力面前坚持下去。

不仅如此，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每时每刻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有内在的回报和快乐。如果不是高峰体验，至少是丘陵体验，是绝对的微光，是自我确认的快乐，是存在的瞬间。存在和成长并不矛盾，并非相互排斥。接近和到达本身都是有益的。

这里我要说清楚，我想把前面的（成长超越的）天堂和后面的（回归的）天堂区分开来。“高涅槃”与“低涅槃”有很大不同，但是大多数临床医生都把二者混淆了。

自我实现—成长

我曾发表过一份调查，列举了促使我们建立健康成长概念或自我实现倾向的所有证据。这些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是演绎性的。也就是说，除非我们建立这样一个概念，否则，人类的许多行为都无法理解。这与导致发现一颗行星的科学原理是一样的。这颗行星从未见过，但确实存在。只有这样，人类观察到的其他数据才有意义。

还有一些直接证据或直接证据的端倪，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据我所知，迄今为止，有关自我实现的唯一直接研究是我做的。当考虑到抽样误差、预测等已知的陷阱时，仅凭一个人所做的一项研究是非常不可靠的。然而，这项研究的结论与罗杰斯、弗洛姆、果尔德施坦因、安亚尔、默里、穆斯塔卡、布勒、霍尼、荣格、纳廷等人的临床和哲学结论非常相似，因此，我认为，我后面的研究成果不会与这一结论产生本质上的分歧。现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至少已经举出了一个合理的案例，一个理论案例或实证案例。这说明，人类有一种向着某个方向发展的趋势或需要，而这个方向可以概括为自我实现或心理健康，或者，向着自我实现的各个方面发展。也就是说，他内心有一种压力，要走向人格的统一，走向自然的表达，走向完全的个性，走向真相，走向创造，走向善良等。换言之，人类生来就会向着越来越完美的存在前进，而这也就意味着，向着大多数人所说的良好价值观前进，向着平和、仁慈、勇敢、诚实、热爱、无私和善良前进。

尽管数量有限，然而，我们可以从对这些高度发展、最为成熟、心理最为健康的个体的直接研究中，以及从对普通个体的巅峰时刻（个体自我实现的短暂时刻）的研究中，得到很多有关价值观的东西，这是因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中，他们都是最为完全的人。例如，他们保留并发展了人类的智能，尤其是保留和发展了将人猿分开的那些智能。（这符合哈特曼对同一问题所持有的价值观念，他把“好人”定义为“具备更多人类特征的人”。）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个体进化得更加完美，没有停留在不成熟、不完善的水平上。我的这种做法并不比分类学家选择蝴蝶的类型样本或医生选择身体最健康的年轻人更为神秘，并非是先验论，也绝对不是内定结论。和我一样，他们也都在为“样本”寻找“完美、成熟、健美的标本”。从原则上讲，程序是可以重复的。

完善人性，不仅可以根据已知的“人”的概念来定义，同时，也可以根据描述性的、分类性的、可测量的、心理学的概念来定义。现在，从几个初步研究和不计其数的临床经验中，对发育良好、健康成长的人类的特征有了一些概念。这些特征不仅是可以进行客观描述的，而且，从主观上来讲，它们也是有益的、令人愉快的和不断强化的。

可以客观描述并测量的健康人的样本有以下特征：

1. 能更清晰、更有效地感知现实。

2. 更愿意接受经验。

3. 增强了人的整体性、完整性和统一性。

4. 自发性、表现力增强；功能完全，活力四射。

5. 真实的自我，明确的身份，自主，独特。

6. 更加客观，超然，超越自我。

7. 创造力的恢复。

8. 具体能力和抽象能力的融合。

9. 民主的性格结构。

10. 爱的能力。

所有这些都需要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来加以证实和阐明。同时，这种研究显然是可行的。

此外，还有对自我实现和朝着自我实现良好成长的主观确认和强化，其中包括对生活的热情，对幸福、欣快、平和、快乐、镇静、责任的感应，以及对自我处理压力、焦虑等问题能力的信任。自我背叛、故步自封、半途而废、生活在恐惧中而不是积极成长的主观标志包括焦虑、绝望、厌烦、内疚、羞愧、不会享受、漫无目的、无聊空虚、缺乏认同等。

对于上述这些主观反应，可以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与此同时，我们也具备研究这些问题的诊断技术。

正是由于那些自我实现的人的自由选择（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进行真正选择的），才让我断言，可以将其作为一个自然主义价值体系进行描述性的研究。这和观察者的希望毫无关系，因为，这是“科学”研究。我并不是说“他应该选择这个或者那个”，而是说“有权进行自由选择的健康人选择了这个或者那个”。这就好比问：“最优秀的人的价值观是什么？”而不是问：“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或者“他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请将这种看法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进行比较。他认为，只有对好人来说是有价值的令人愉快的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真正令人愉快的东西。）

我认为这些发现可以推广到大多数人，因为在我（和其他人）看来，似乎大多数人（也许是所有人）都倾向于自我实现（这在心理治疗的经历中看得最清楚，尤其是暴露疗法中）。至少在原则上，大多数人似乎都有能力进行自我实现。

如果现存的各种宗教都可以被视为人类愿望的表达（也就是说，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变成他想成为的人），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所有人都渴望自我实现或倾向于自我实现的肯定的验证，这是因为，在许多方面，我们对自我实现的人的实际特征的描述与宗教所倡导的理想相一致，例如，自我超越，真、善、美的融合，对他人的贡献，智慧，诚实，自然，超越自私和个人动机，放弃“低级”趣味、追求“高级”欲望，善于区分目的（平和、宁静、和平）和手段（金钱、权力、地位），减少敌意、残忍和破坏，增加友好、善良，等等。

1. 从所有这些自由选择的实验中，从动力动机理论的发展中，从心理治疗的检验中，得出了一个革命性的结论（这是个任何一次大的文化活动都未曾达到的高度），即我们最根本的需要本身并不是危险的，不是邪恶的，也不是糟糕的。这样，就为未来打开了解决人性分裂的大门，即解决高尚与世俗、古典与浪漫、科学与诗意之间的矛盾，解决理性与冲动、工作与娱乐、言语与前言语、成熟与幼稚、男性与女性、成长与倒退之间的矛盾。

2. 与我们人性哲学中的这种变化相类似的主要社会现象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文化视为满足、阻挠或控制需要的工具。现在，我们可以摒弃这种近乎普遍的错误，即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必然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或者，文明主要是控制和管理人类本能冲动的机制。如今，人们有望将健康文化的主要功能定义为对自我实现的全面促进。至此，上述所有古老的公理都被废除了。

3. 只有在健康人身上，体验中的主观快乐、对体验的冲动或渴望与体验的“基本需要”之间才有密切的关联（从长远来说，这种体验是有益的）。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既向往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也向往对他人有益的东西。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尽心享受，并感到满足。对这样的人来说，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奖赏，因为美德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他们会自觉自愿去做好事，因为这是他们想做的，需要做的，愿意做的。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且愿意继续做下去。

然而，随着个体患上心理疾病，这个统一关系（积极的关联）便裂变成分离和冲突。此时，他想做的事情可能于他不利。即便做了，也不会喜欢；即便喜欢，也不会赞同。因此，喜欢本身遭到扭曲，享受的感觉可能会迅速消失。他起初喜欢的东西，后来可能就不喜欢了。这时，他的冲动、欲望及享受便成为生活的“不良指南”。因此，他一定会对冲动和享受产生怀疑，担心它们会将自己引入歧途。这样，他就陷入了冲突、分裂、犹豫不决的状态。总之，他内心陷入了激烈的冲突。

就哲学理论而言，这一发现解决了许多历史难题，克服了很多矛盾。享乐主义理论的确对健康人有用，但对病人不起作用。真、善、美之间的确相互关联，但是，只有在健康人身上，它们的联系才会密切。

4. 自我实现只是少数人才能达到的一种“状态”。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更像是一种希望，一种向往，一种动力，一种渴望但尚未实现的“东西”，其在临床上表现为健康、融合、成长的动力。投射测试也能够将这些检测为潜在趋势，而非显性行为，就像X光可以在早期病变出现之前检测到它一样。

对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同时也存在于心理学家那里，从而解决了存在和成长的二难推理问题。潜能不仅是“将要”如何，或者“可能”如何，而且，也是“真的”如何。自我实现的价值作为目标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真实的，即使还没有实现。人既是他自己，也是他渴望成为的人。

成长与环境

人的本性中存在着一种压力，使之渴望其存在越来越丰满，人性越来越完美。这一点与下述现象具有同样的自然科学意义。橡子渴望成为橡树；老虎渴望自己虎虎生威；马渴望自己有龙马精神。人最终不是被塑造成人或教育成人的，环境只是助他一臂之力，使其实现自己的潜能。环境并没有给他潜能或能力。这种潜能在他身上以萌芽或胚胎的形态存在，正如他的胳臂、腿起初是以胚胎形式存在一样。创造性、自发性、个性、真实性、关心别人、爱的能力、向往真理等，这些全都是以胚胎形式存在的潜能，属于人类的共性，正如他的胳臂、腿、脑、眼睛一样。

这与我们已经收集的数据并不矛盾。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生活在家庭和文化当中对于实现这些定义人类的心理潜能是绝对必要的。让我们避开这种混乱状态吧。教师或文化不会创造人，他们并没有在人身上植入爱、好奇、哲思、象征或创造的能力。相反，他们允许、培育、鼓励或帮助以胚胎形式存在的东西变成现实。同一个母亲或同一种文化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待小猫或小狗，却不能把它变成人。文化是阳光、食物和水，但不是种子。

“本能”论

长期致力于自我、自我实现、真正人性研究的思想家牢牢树立了自己的观点，即人人都有自我实现的愿望。言下之意是，告诫自己要忠于本性，相信自己，真实、自然、真诚地表达，在自己内心深处寻找行动的源泉。

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忠告。然而，他们并没有充分提醒大多数成年人，告诉他们，他们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真实表达。如果他们“真实表达”了，不仅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也会给别人带来灾难。他们也不知道，如果强奸犯问“我为什么就不能真实表达”时应该如何回答。

作为一个群体，这些思想家在几个方面有所疏忽。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表现得很真诚，你会表现得很好；如果你一切都从内心出发，那将是良好正确的行为。很显然，这个内在的核心，这个真实的自我，是良好的，是值得信任的，是合乎道德的。这和“人人都有自我实现的愿望”这一论断不一样，需要分别证明（我认为会是这样）。此外，作为一个群体，这些思想家显然回避了关于这个内核的关键陈述，即它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继承下来的，否则，他们所说的一切便不值一提。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抓住“本能”论。我更愿意称之为“基本需求理论”，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人类最初的，内在的，部分由遗传决定的需求、欲望、愿望，即“价值观”。我们不能既玩生物学游戏，又玩社会学游戏。我们不能既肯定文化无所不为，又肯定人的遗传本性，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在本能领域的所有问题中，我们知道得最少却最应该知道的一个问题与攻击、敌意、仇恨和破坏性有关。弗洛伊德主义者声称，这属于本能，而大多数动力心理学家则声称，这并非直接的本能，而是对本能或基本需求的挫败感的一种每时每刻的反应。事实上，我们真的不知道，临床经验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同样优秀的临床医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需要的是长期艰苦的研究。

控制与限制的问题

道德内化论者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在自我实现的、真实的、真诚的人身上常见的，而在普通人身上却找不到的简单自律。

在这些健康的人身上，我们发现，责任和快乐是一回事，工作和娱乐、利己和利他、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也是一回事。我们知道，他们的确是那样的，但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变成那样的。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这种真实的、完整的人格是许许多多人的梦想。然而，我们面临着一个可悲的事实，那就是，很少有人能达到这个目标，也许只有百分之一，或者两百分之一。我们可以对人类充满希望，因为，从原则上讲，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好人。但是，我们也必须感到悲哀，因为很少有人能真正成为好人。如果我们希望找出为什么有些人成为好人而另一些人却没有，那么就要去研究自我实现的人的生活史，看看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我们已经知道，健康成长的主要先决条件是基本需求的满足。（神经症往往是一种缺乏症，如维生素缺乏症。）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肆无忌惮的放纵和满足有其自身的危险后果，例如，心理变态的人格、“口唇人格”、不负责任、无法承受压力、溺爱、不成熟以及某些性格障碍等。研究发现虽然不多，但是，已有的大量临床和教育经验使我们能够做出合理的猜测，即幼儿不仅需要满足，还需要认识到物质世界对其满足的限制；他必须明白，其他人也在寻求满足，他的父母也不例外。也就是说，他们不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且意味着控制、拖延、限制、放弃、挫折、容忍和纪律。只有对自律负责的人，我们才能说：“随便，一切都会好的。”

倒退的力量：精神病理学

我们还必须正视阻碍生长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正视停止生长和逃避生长、故步自封、退化，以及防御性的问题，即“精神病理学的吸引力”，或者像其他人更愿意说的“邪恶的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有自己真正的身份，没有权利去做自己的决定和选择呢？

1. 这些指向自我实现的冲动和定向倾向，虽然是本能的，但却非常微弱。因此，与所有其他具有强烈本能的动物相比，这些冲动很容易被习惯、对其错误的文化态度、创伤事件和错误教育所淹没。因此，选择和责任的问题在人类身上比在任何其他物种身上都要尖锐得多。

2. 在西方文化中，有一种特殊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由历史决定的。它认为，人类的本能需求，即所谓的动物本性，是坏的或邪恶的。因此，人们设立了许多文化机构，目的就是控制、抑制、压制和约束人类的原始本性。

3. 有两组力量同时作用于个人，而不是一组。除了健康的压力之外，还有可怕的倒退的压力，将人拉向疾病和虚弱。我们可以向前走向“高涅槃”，也可以向后走向“低涅槃”。

我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价值理论和伦理理论的主要事实缺陷都是对精神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知识不足。纵观历史，贤哲已经向人类展示了美德的回报、善良的美好、心理健康和自我实现的内在愿望。然而，大多数人却十分固执，拒绝接受给予他们的幸福和自尊。除了恼怒、急躁、幻灭、责骂、规劝和绝望之间轮番登场以外，什么也没有留给导师。许多人都举起双手，高谈阔论原罪或内在的邪恶，并得出结论，人类只能通过外部力量才能得救。

与此同时，还有大量有启发性的动力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文献，大量关于人类弱点和恐惧的信息。我们非常清楚人为什么会做错事，为什么会给自己带来不幸和毁灭，为什么会变态和生病。由此，我们发现，人类的邪恶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完全）源于自身的弱点或无知，这是可以原谅的，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治愈的。

一想到下面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又可笑，又可悲。如此众多的学者、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在谈论人类的价值观、善良和邪恶时，完全无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每天都在改变和改善着人性，每天都在帮助人们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善良、更具创造性、更加和蔼、更有爱心、更加无私、更加平和。这些只是人类自我认识和自我接纳提高之后的部分结果。此外，还会或多或少产生这样那样的结果。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在此难以尽述。我所能做的只是把价值理论的一些要点总结如下：

1. 自知之明似乎是自我提高的主要途径，尽管不是唯一的途径。

2.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我认识和自我提高是非常困难的，通常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长期的奋斗。

3. 虽然熟练的专业治疗师可以使这个过程变得更加容易，但是，这绝非唯一的方法。从治疗中学到的许多东西可以应用于教育和家庭生活，也可以用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4. 只有通过对精神病理学和治疗学的研究，人们才能给予恐惧、退化、防御和安全力量应有的尊重和欣赏。尊重和理解这些力量使得帮助自己和他人朝着健康方向成长变得更加可能。虚假的乐观迟早意味着幻灭、愤怒和绝望。

5. 总而言之，如果不了解人类的健康趋势，我们就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人类的弱点，就容易犯“一切病理化”的错误。同样，如果不了解人类的弱点，我们就永远无法完全了解人类，无法给予适时的帮助，就会陷入“盲目依赖理性”的错误。如果我们希望帮助人类，使之变得更加完整，就必须意识到，他们一方面试图实现自己，一方面又害怕、不愿意或无力这样做。只有充分理解疾病和健康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才能帮助打破平衡，走向健康。

（译自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存在心理学探索》）

第4章
心理学能从存在主义者那里学到什么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如果从“存在主义能为心理学家带来什么”这个角度去研究存在主义，那么，就会发现，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太模糊，太难以理解，或者说，太难以证实。但是，我们也从中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它与其说是一个全新的发现，不如说是对“第三力量心理学”中已经存在的趋势的强调、确认、强化和重新发现。

在我看来，存在主义心理学本质上有两大重点。首先，它极大地强调了身份概念和身份体验，而身份认同是人性和任何关于人性的哲学或科学的必要条件。我选择这个概念作为基本概念，部分是因为我对它的理解比对本质、存在、本体论等术语的理解更为透彻，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它可以通过经验来研究。即便现在不行，也将很快就可以。

但是，随之便出现了一个矛盾，因为美国心理学家也对身份的探求很感兴趣。奥尔波特、罗杰斯、戈尔茨坦、弗洛姆、惠利斯、埃里克森、默里、墨菲、霍尼、梅等人都是如此。不得不说，这些作家的研究更加清晰，更接近原始、事实，即比德国作者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的更具经验性。

其次，它非常强调从经验知识出发，而不是从概念系统或抽象类别或先验出发。存在主义以现象学为基础，即它使用个人的、主观的经验作为抽象知识的基础。

然而，许多心理学家也是从同样的角度出发的，更不用说形形色色的心理分析师了。

1. 第一个结论是，欧洲哲学家和美国心理学家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样相距甚远。美国人“一直侃侃而谈，却不识个中滋味”。当然，不同国家的这种同步发展本身就表明，独立得出相同结论的人都在对自身以外的真实事物做出反应。

2. 我相信，这种真实的来源是个人身外所有价值来源的彻底崩溃。欧洲存在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尼采关于“上帝已经死了”的结论做出的反应。美国人已经认识到，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本身并不能解决任何基本的价值问题。除了内在的自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作为价值的中心。令人感到矛盾的是，甚至一些宗教存在主义者也会同意这个结论。

3. 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极其重要的是，存在主义者可以为心理学提供其目前缺乏的潜在哲学。逻辑实证主义一直都是失败的，对临床和人格心理学家来说尤为如此。无论如何，基本的哲学问题肯定都会再次被提出来讨论。也许，心理学家会停止依赖伪解决方案，或者，停止依赖其小时候学来的无意识的、未经检验的哲学。

4. 在美国人看来，欧洲存在主义核心的另一种说法是，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的困境问题，这种困境源于人类的愿望和人类的局限性（人类是什么，他想成为什么，他可能成为什么）之间的差距。这离身份问题并没有一开始听起来那么远。一个人既是现实，也是潜力。

对这种差异的严重关注可能会彻底改变心理学，这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各种文献已经支持了这样的结论，例如，投射测验、自我实现、各种高峰体验（这种差距在其中被弥合）、荣格心理学、各种神学思想家等。

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了人的双重本性的整合问题和技巧，人的低等特性和高等特性、兽性和神性等。总的来说，大多数哲学和宗教（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把它们一分为二，认为达到“高等特性”的方法是放弃和掌握“低等特性”。然而，存在主义者认为，两者同时定义了人性的特征，都无法否定，只能整合。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整合技术，如洞察力、广义上的智力、爱、创造力、幽默和悲剧、游戏、艺术等。我想，我们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这些整合技术的研究。

我对人的双重本性的思考，让我又意识到，有些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解决。

5. 由此自然产生了一种对理想的、真实的、完美的或神一样的人的关注，一种对当下存在的、作为可知的事实的人类潜力的研究。这听起来太像文学思维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请允许我提醒诸位，这只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来提问那些古老的、尚未得到回答的问题，即“治疗、教育、抚养孩子的目标是什么”。

这也意味着另一个真相和另一个亟须关注的问题。实际上，现存的对“真实的人”的每一个严肃的描述都暗示着他与周边的人，乃至整个社会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新型关系。他不仅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他所在的文化。他拒绝同化，离自己的文化和社会越来越远，他越来越成为其物种的代表，越来越不像本地群体中的一员。我的感觉是，大部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很难接受这一点。因此，我相信这方面会出现很多争议。

6. 就欧洲作家而言，我们可以，也应该，更加重视他们所说的“哲学人类学”，即试图定义人，以及人与任何其他物种、人与物体、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差异。人有哪些独一无二的特点？哪个特点对人来说特别重要，没有了它，人将不人？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美国心理学未曾涉足的领域。各种行为主义流派均没有产生一个可以让人广为接受的定义，即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谁愿意做人。弗洛伊德对人的描述显然不合适，因为它忽略了人的愿望、可以实现的希望，以及人的神性。事实上，弗洛伊德为我们提供了最全面的精神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系统，这与当代自我心理学家发现的情况无关。

7. 欧洲人强调自我创造，而美国人则不然。弗洛伊德主义者和这个国家的自我实现和成长理论家更多地谈论发现自我（好像它就在那里等待发现）和发现疗法（铲掉顶层，你会看到一直藏在那里的东西）。然而，从体质和遗传因素决定性格的角度来说，说自我是一个项目，完全是由人自己的不断选择创造的，是彻头彻尾的夸张说法。这种观念冲突是一个可以凭借经验加以解决的。

8. 心理学家一直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责任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格中的勇气和意志概念。也许，这接近于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自我力量”。

9. 美国心理学家已经听取了奥尔波特对特殊规律心理学的呼吁，但仍然没有做太多的工作，就连临床心理学家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如今，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又在这个方向上发力，这将是非常难以抗拒的。事实上，我认为，理论上不可能抗拒。如果对个人独特性的研究不符合我们对科学的了解，那只能说明科学这个概念出了问题，不得不将其推倒重建。

10. 现象学在美国心理学思想中有过一段历史，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它已经没落了。欧洲现象学家通过他们极其小心和十分用心的演示告诉我们，理解一个人的最好方式是进入他的世界观，通过他的眼睛观察他的世界。当然，对于任何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来说，这样的结论都是粗略的。

11. 存在主义者强调个人的终极孤独，这一概念十分有用。它提醒了我们要进一步弄清决定、责任、选择、自我创造、自主和身份本身这些概念。这也使得孤独者之间通过直觉和移情、爱和利他主义、与他人的认同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同理心进行交流变得更加神秘，也更引人入胜。我们认为，这些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能把它们当成奇迹来解释就更好了。

12. 我认为，存在主义作家的另一个关注点可以非常简单地进行表述。它是生活的严肃性和深刻性（或者可能是“生活的悲剧感”）与肤浅的生活形成对比的维度，这是一种被削弱的生活，是对生活最终问题的防御。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概念，它有真正的操作意义，比如，在心理治疗当中。我（和其他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悲剧有时是可以治疗的。往往在人们被痛苦驱使时，治疗效果似乎最佳。只有当肤浅的生活不起作用时，它才会受到质疑，才会出现对基本面的呼唤。心理学中的浅薄也不起作用，正如存在主义者非常清楚地证明的那样。

13. 存在主义者和许多其他团体正在帮助我们了解语言、分析概念理性的局限性。它们是当前重返原始经验的一部分，任何概念在抽象提炼之前都是如此。我认为，这是对20世纪西方世界整个思维方式的合理批判，包括正统的实证科学和哲学，这两者都亟须重新审视。

14. 在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所做的所有改变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科学理论中一场姗姗来迟的革命。我不应该说改变是“由谁带来的”，而应该说是“由谁帮助带来的”，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力量在帮助摧毁官方的科学哲学或“科学主义”。需要克服的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的笛卡尔式分裂。此外，其他的心理和现实中的原始经验的融入也使得彻底改变成为必要。这种改变不仅会影响心理学，还会影响所有其他科学，例如，简约、简单、精确、有序、逻辑、优雅、定义等，这些都是十分抽象的领域。

15. 我以存在主义文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刺激来结束，即心理学中的未来时间问题。这并不是说，就像我提到的所有其他问题或推动因素一样，我，乃至任何认真研究人格理论的人，对此都不熟悉。夏洛特·布勒、戈登·奥尔波特和科特·戈德斯坦的著作也应该使我们敏感地认识到，必须努力解决和系统化未来在目前存在的人格中的动态作用，如成长和成为、未来的可能性、潜力和希望、希望和想象等；过于注重具体事实意味着未来的丧失；威胁和恐惧指向未来（没有未来＝没有神经官能症）；不考虑当前活跃的未来，自我实现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可以是时间上的完形；等等。

然而，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核心能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我认为，公平地说，任何心理学理论，如果不集中地包含这样一个概念，即人的未来就在他的体内、在此时此刻、是动态活跃的，那这个理论就不完整。在这个意义上，未来可以被视为库尔特·勒温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原则上，只有未来是未知和不可知的。这意味着，所有的习惯、防御和应对机制都是可疑的，是模糊的，因为它们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只有头脑灵活善于创新的人才能真正管理未来，只有能自信无畏地面对新生事物的人才能真正管理未来。我相信，我们现在所说的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避免新生事物所带来的焦虑的处理方式的研究。其原理就是，相信未来会像过去一样。

结论

这些考虑更加坚定了我的希望，即我们正在目睹心理学的扩张，而不是一种可能变成抗精神病药物或反科学的新的“主义”。

存在主义不仅会丰富心理学，也可能推动心理学另一个分支的建立，即完全进化和真实的自我及其存在方式的心理学。苏蒂奇建议称其为本体心理学。

当然，越来越清楚的是，我们在心理学中所说的“正常”实际上是一种普通的精神病理学。由于它平淡无奇，传播广泛，所以，我们通常都不会注意到它。存在主义者对真实的人和真实生活的研究，有助于将这种普遍的虚假性，这种由幻觉和恐惧造成的生活，抛入一种严酷而清晰的光线中，将其清楚地揭示为疾病，尽管这种疾病十分普遍。

我认为，对于欧洲存在主义者对恐惧、痛苦、绝望等的喋喋不休，我们不必当真。对于这样的问题，只要咬紧牙关，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每当外部价值来源不起作用时，就会出现这种宇宙规模的高智商呜咽。他们应该从心理治疗师那里了解到，失去幻想和发现自我，虽然起初很痛苦，但最终会令人振奋。

（译自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存在心理学探索》）

第5章
从机体角度探讨动机问题

［德］科特·戈德斯坦

波林写道：“动机问题旨在确定推动或诱发所有机体行为的动力的问题。”我无意（也不可能）概述这一领域所进行的大量研究，讨论为解决问题所做的不同尝试，或分析其代表的不同含义。我要做的就是引起大家对一些观察结果的关注，因为，在我看来，这些观察结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些“动力”的理解，并支持我们从机体角度对动机问题进行探讨。

在即将提及的所有案例中，我们都面临着大脑损伤导致的不可修复的功能缺陷的调整过程，而弄清这一过程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机体行为的动机的了解。损伤的部位不同，症状也就不同，因此，必须“对症下药”。否则，病患将面临病情日益恶化的风险。因此，如果正常机体的活动是由强大的“驱力”决定的，那么，患者将和正常机体一样受到强力的驱使。

此类病人在事故（可能是受伤、出血或任何其他对大脑产生或多或少的局限性损害的疾病）发生后第一时间里的状况最好描述为“全身紊乱状态”。病人不仅不能完成往日的工作，而且，其总体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变得心浮气躁、反复无常、惴惴不安、情绪亢奋。甚至大脑未损伤的部分也无法指导他完成任务。整个人处于一种我所称的“灾难性状态”。一段时间过后，他的行为再次发生变化。此时，他表现出更大的恒心，比以往安静了许多，似乎也不再经常焦虑了。机体似乎再次达到平衡。那么，原先失调的原因是什么？带来新秩序的力量又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看看正常机体的秩序和稳定是如何保证的。秩序的基础在于机体阈值的稳定。如果阈值在“正常”条件（在外部世界和机体内部）下无法保持大致平衡，那么，对物体或事件的刺激就不会引起相同的效果和同样的体验。机体也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同样的情况做出反应。世界将会不断改变，我们自己也会随之改变，个体生存会一直处于危险之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的世界还是保持了相对稳定，我们自身也是一样。

另外，每一次刺激无疑都会在心理和生理上产生变化，从而带来刺激的兴奋性变化。结果，与前一次刺激相同的新的刺激会产生不同于前一次刺激的效果。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没有一种机制阻止这种变化的话，那么，在一段确定的时间之后，阈值就会恢复到它以前的正常高度。这个机制，我们称之为“均衡过程”，是一种基本的生理现象。它保持阈值不变，也是有序行为的先决条件，保证了机体的存在。这个正常的均衡过程，无论发生在机体的哪个部分，都依赖于整个机体的正常功能。这一点我在别的场合也讨论过。如果机体的某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分开或“隔离”，那么，这一部分的均衡过程就会发生改变。这里，刺激产生异常反应，有序行为或多或少受到干扰。这一点在病理学上就是如此。机体不再能满足其先前环境的要求，其结果必然是混乱的反应、灾难和焦虑。这是病人初期的症状。

如果患者受损的机能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那么，他如何才能回到正常状态？事实上，他在秩序状态中也有同样的缺陷，只是它们不会严重干扰他的行为。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如果将不同行为能力的检查结果与病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令人震惊的差异。这种比较显示，一方面，病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更好（当我们找到缺陷补偿的方式后会更为清楚）；另一方面，他根本没有充分利用保存的能力。他的行为似乎是固定的。这种僵硬的行为通常被归因于一种叫作“固执行为”的特殊异常。进一步调查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一种普遍的异常现象。病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出这种古怪的行为，除非他面临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如果检查中避免病人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这种古怪的行为就会减少，甚至消失。为什么患者在面对无法完成的任务时会出现古怪的行为？因为无法完成任务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使得病人甚至无法使用他保存下来的能力。灾难性后果不仅会暂时终止患者的行为，还会对其随后的活动产生灾难性影响，且时间长短不一。因此，机体的“自我实现”乃至“存在”都处于危险之中。这就是机体试图避免无法完成的任务的原因。遇到这种情况，机体会选择能够完成的任务，这样，可以防止灾难性情况的发生。

只要患者生活在过去的环境中，就会时常遇到无法完成的任务。因此，他时刻面临着毁灭之灾，从而引发紧张情绪。所以，病理机体自然而然会设法避开这种危险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一定的秩序。于是，它似乎被一种消除紧张的“动力”所控制，通过能完成的任务暂时达到释放紧张的目的。

我所说的关于器质性病人的行为也适用于所谓的神经病患者。在神经官能症初期，障碍和焦虑为主要特征，表现为无法接受为个人设定的任务，无法实现自己个性的体验。这种焦虑可能源于婴儿期或者后期生活中的矛盾。在此，我无法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这样的讨论离题太远，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来说无关紧要。我们感兴趣的是消除神经错乱和焦虑的动机。和正常的机体一样，神经质的机体也试图用同样的理由和同样的方法摆脱混乱。这可以通过建立保护机制来实现，而这种机制主要在于坚持它能完成的任务（尽管有冲突），阻止冲突出现，从而防止不可承受的紧张局势。结果造成众所周知的强迫性行为。这不仅仅是疾病的表现，更主要的是对紧张和灾难危险的规避。当人们试图强迫病人放弃强迫行为时，强迫行为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这时，患者进入一种极度紧张、焦虑、困惑、压抑的状态，即灾难状态。如果患者获准坚持他的强迫性行为，那么，他就能完成很多任务，至少可以实现部分人格，让他觉得日子似乎值得过下去。他似乎被迫顺从明确的驱力、趋势、欲望，其目的是摆脱紧张情绪。他的整个行为似乎是受人控制的，其动机是释放紧张情绪，就像器质性病人一样。

从这样的观察中，人们可能会去考虑进入平衡状态的趋势，考虑进入秩序的趋势，即紧张释放的趋势，这是机体生命的基本动力。这种看法与广为接受的动机理论是一致的。这种理论认为，消除紧张行为即使不是根本动机，也是十分重要的，它表现为各种驱力的表达，这些驱力被认为是机体生命的推动力量。根据这一理论，各种驱力的目标是消除它们产生的干扰阻力。对这种紧张释放理论最好的诠释是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

我认为，从对病人的观察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没有道理的，原因如下：

以紧张释放的倾向来支配行为是一种病理现象，这是机体功能缺陷的表现。正如我在许多例证中所展示的那样，这是游离于机体之外部分的刺激效应。这是隔离的结果，也是病理学最典型的后果。病理机体被迫做出这样的反应，并非它的目标。病理组织活动的真正动机和正常组织一样，是实现其自身能力的趋势。它试图以最佳方式实现其保存的能力。脑损伤患者的行为和神经病患者一样，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缓解动机理论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它试图用决定变态生命的法则来解释正常生命现象，而不考虑病理现象。这就使得这一理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患者之所以急于释放紧张，是因为，对这些个人来说，这是有序行为的绝对前提，也是自我实现的绝对前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事实上，缓解动机理论不仅基于病理材料，还基于对实验条件下的幼儿和动物的观察。然而，这里观察到的现象也受到隔离的影响，这与病理学的原理如出一辙。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来考虑“孤立谬误”的影响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我希望另找机会来讨论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里，只想强调其中几点。认为维持生命或自我保持的内驱力是机体生命的基本驱力，这一错误理论正是基于上述谬误。自我保存是病理和腐烂的表现。正常机体的目标不是保存现有状态，正常生活的趋势是积极向上的。

那些似乎为特殊驱力存在辩护的事实并不符合机体的自然行为。它们不过是整个机体在极不寻常的环境中对特殊条件的特殊反应。如果外部世界或机体内部的异常条件使得机体的特殊缺陷（例如，营养不良或性别差异等）达到一定的紧张程度，那么，机体可能会受到干扰，因而会招致灾难，或无法实现自己的能力。这样一来，这种缺陷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加以消除。在这种情况下，机体的行为似乎受到饥饿、口渴、性等的驱使。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必非要满足这样的需求不可，即便它们十分强烈。如果我们参与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而忽视这项活动会使我们陷入危险，那么，我们就不会满足这种需求。如果这些需求不与自我实现的活动相矛盾，或者，从属于自我实现的活动，那么，我们就会为其让路。当把机体活动与整个机体割裂开来时，就会产生特殊驱力的印象。

这种假设以及类似假设是由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特定的反应源于特定的场合，不能转移到其他场合。约翰·杜威将这种现象称为“对场合的忽视”，他在一篇关于场合和思想的有趣论文中将其称为“哲学思维可能引起的最大灾难”。由于孤立理论忽略了场合，结果，本属于特殊场合的元素被普遍化了，绝对化了，并常常演变成“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理论”。的确，仅仅考虑到特殊现象隶属于特定场合，不足以理解机体的行为。它可以防止我们对某些条件下的观察结果贸然下断定。但是，它并不能决定一种现象是否与机体的特定场合相关。要想做出这样的决定，“自我实现”的概念似乎能派上用场。

传统观点认为，个别驱力的强度决定其他驱力的作用。确实如此。然而，对强度的衡量要看其与整个机体的关系，要看其在特定条件下对机体自我实现的价值。

我们的立场还带来了另一个有价值的结论。由此可以理解紧张的积极意义。机体不仅有时被释放紧张的倾向所驱使，而且，它将其视为一种积极的体验。正常行为等同于一种紧张的持续变化，反反复复，促使机体按其本质进一步开展活动。

紧张释放理论（例如，弗洛伊德的理论）只知道释放的冲动，而不知道紧张的快感。紧张不仅是所有创造性活动的基础，同时，也是源自所有“低级需求”（如饥饿、性等）的快乐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我不想否认，在正常情况下，休息和释放紧张情绪也是最重要的。此外，正常的生活中充满了灾难。只有当我们休息得到了保证，紧张得到了释放时，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究竟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这些需求，取决于它们对于整个机体自我实现的意义。如果它们成为决定一切的力量，那么，整个机体和人格就都出了问题。

乍看起来，基于病理学观察，我的主要目的是反对简单地应用所谓规律对正常行为进行解释。然而，我也强调了一个积极的动力因素。虽然这一点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并没有详细论述，但是，其重大意义已经显现出来了，即病理机体会尽量利用其保存的能力的趋势。强调这一因素是我进一步讨论的目的。我将利用这一程序来调整一个有限的、不可弥补的缺陷，作为确定动力的基础。

由于机体必须尽量避免灾难的发生，因此，它必须限制自己对所有保存能力的利用。换言之，它必须进行选择。如果我们能看看哪些行为最有利于目标的达成和自我的实现，最有可能避免灾难，那么，这种选择就很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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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一个是偏盲患者的行为，另一个是小脑病变引起的平衡障碍。偏盲是由于脑枕叶损伤导致的视野半圆区失明。这些病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往往不能表明他们有一半视野缺损。从主观上说，他们意识到某种程度的视力受损。但是，他们看到的是整个物体，而不是半个物体。他们的视野像正常人一样，围绕一个中心（这里是眼睛看得最清楚的区域），而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位于边缘。也就是说，不是位于保存下来的一半视野中的中央凹位置。我无法解释机体是如何获得整个视野的。但是，我想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想看的物体在视野之内，才能看得清楚。这一点患者必须做到，而这是通过眼睛一点点偏离来实现的。这样，来自四面八方的视觉刺激就会反映在健康的视网膜上。这是患者运用视力识别物体的唯一方法。显然，他也做到了。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的组织结构才变得容易理解。拥有最好的视野显然对机体来说是有益的，而且，也是机体活动的动机。

另一项观察证实了这一假设。如果视野的一半不是完全丧失知觉，那么，上述变化就不会发生。比如，在半弱视的情况下，一半的视力减弱，但是，这并不影响视觉运动，尤其是，它还能形成一种正常的、特殊的视野。

在这种情况下，眼球变换就不会发生，因为没有必要。半弱视只是视力下降，不会严重到无法识别物体的地步。这种状态比眼球变换要好，因为后者限制了机体的其他功能。眼球变换后，视野受到限制。通过眼睛的移动，整个机体的某些功能受到掣肘。如果好的视觉（这个对机体来说非常重要）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得，那么，机体就要面对所有这些障碍，就像视野的两半完全失明一样。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持足够的视力，在无须变换眼球的前提下足以满足整个机体“识别物体”这一最重要的功能，那么，这些障碍也就避免了。显然，关键不在于在某个特殊范围内有着上佳的表现，而在于整个机体的最佳表现。这就是调整的动机所在，也是偏盲和半弱视采用不同调整方式的原因。

另一个例子来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却展示了对局部缺损进行调整时机体发生的相同过程。

在一些小脑病变患者中，我们发现，身体和头部向病变一侧倾斜。左侧病变，便向左侧倾斜。然而，另一些患者头部则向另一边倾斜，即右边。

那么，小脑损伤部位相同的患者中出现偏差和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

进一步调查显示，如果病人头部和身体稍微向左倾斜，那么，他在身体和智力上的其他表现都很正常，如站立等。如果他被迫将头抬起，不仅有倒向一侧的危险，而且，还会感到头晕、迷糊，不能以正常方式完成身体和智力其他方面的任务。如果允许他保持头部侧向一边，他会感觉很好，其他方面也会恢复正常。

如果患者将头部摆正，就会受到来自受损一侧的拉力，这是机体受到包括肌肤、耳朵、眼睛在内的外部刺激的正常反应。正常人感受不到这种拉力，因为身体两侧通常受到等量刺激，两侧的拉力相互抵消，于是，便取得了平衡。这一平衡在小脑和额叶的调节下得到进一步巩固，我们也就能毫不费劲地站直了。然而，在患者中，由于小脑一侧发生病变，这一侧的反应就异常强烈。于是，机体就被外界产生的正常刺激拽向这一边。如果病人倾斜头部，拉力就会消失。这种异常位置代表机体对缺陷的调整，从而带来新的秩序。由于避开了灾难，机体便可以有效地利用自身的能力。可以说，病人通过顺从异常，顺从异常的拉力，找到了一种更好、更稳定的状态。从动机上看，这种偏离很容易理解。机体试图获得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能力。

那么，为什么另一些患有同样缺陷的病人头部却偏向另一边呢？

仔细研究这些病人，就会发现，虽然他们有着同样的缺陷，但是，程度不同。在第一组病例中，患者如果将头部摆正，就有可能摔倒。在第二组病例中，患者真的摔倒了，他们的稳定性受到更大的影响，更容易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如果这组患者为了适应缺陷采取和第一组同样的办法，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顺从拉力，将不得不采取一个极端的位置，试图通过身体倾斜来抵消更大的拉力。然而，这种姿势根本无法保持平衡。这种对缺陷进行调整的尝试不会带来秩序，因而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也不会得到保证。所以，必须采取另一种调整方式，即用向右侧的拉力抵消向左侧的拉力，这是通过将头部倾斜到另一侧来实现的。通过这一过程，获得了平衡和新的秩序，而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感觉最好，一切表现正常。

对不同程度的缺损采取不同的调整方式再次证明，此处的动机是为整个机体寻找新的秩序。究竟如何调整，要看在特定条件下哪种方式更能确保新的顺序的实现。就像偏盲和半弱视一样，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同一趋势驱动的两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调整过程。一方面服从于缺陷，另一方面是相关器官整体功能的转换。这两种方式并不代表对整个机体进行同等价值的调整。顺从更自然，更自动，只需更少的自愿活动。因此，安全性更高。在第二种情况下，机能的正常形式改变了。它更随意，更容易引起机能波动，安全性更低，灾难性反应的可能性增加。但是，这是在特定条件下保证整个机体秩序的唯一途径。所以，采取了这种形式。不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第一种方式无法奏效。在此，我们再次看到，实现整个机体的最佳功能趋势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同样的动机可以在行为中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效果，这当然是大家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其实，这种现象我们在所有动机因素中都能遇到。强烈的需求可以通过顺从或对抗得到满足，而选择的程序则要看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整个机体的自我实现。

到目前为止，我们就机体特殊部分（特殊区域缺陷）的条件考虑了调整的方式。然而，如果我们想了解病人的行为，就必须考虑到机体其余部分的状况和外界的需求。如果特殊机能因自身缺陷无法被整个机体利用，那么，对特殊缺陷的调整就完全不同了。例如，视觉失认症（对所见物体的识别缺陷）患者会试图建立非视觉功能，来应对其在识别中的缺陷，但前提是他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同时瘫痪的病人，因为总体活动受阻，根本无法（或只能在较小程度上）制造这种替代品。

来自外部世界的需求不同，相应的程序也就不同。如果需求超出了病人的能力，那么，他就会放弃，不会去调整。显然，调整是徒劳的，而且，任何尝试都可能招致灾难。这时，他会用一种低级的调整来满足自己。如果不能这样，他就会崩溃。如果需求太小，病人可以在不改变行为的情况下坦然面对，那么，调整就不会发生。可见，调整方式的动机是由趋势决定的，即在不可弥补的缺损条件下，尽量确保机体最大限度地自我实现。

总结：从脑损伤患者的经历中，我们了解了哪些决定动机的动力？我们看到，调整取决于特殊活动对整个机体的意义，而且，这个活动的动力（顺从还是机能变换）又取决于这个意义。

这不仅适用于对不可修复的缺陷的调整，也适用于对正常需求的影响。任何试图把人类动机归结为一些孤立因素（如能力、驱力及其他因素）的努力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们彼此之间的作用充其量是次要的。分析表明，这种恒定独立的动力可能决定病理条件下或紧急状态下非自然的行为。这些动力源自隔离对行为的影响，而这些行为又具有这些条件的所有特征。我们无权从这些现象中推断出正常机体中存在着这样一些孤立的动力。

病理学告诉我们，对于上述推论必须慎之又慎。比如，我们无权根据经验假设，在正常情况下，动机的出发点在于缓解紧张。这种假设忽略了病理因素和孤立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是“孤立谬误”的结果。

我们的主要结论是，机体的基本倾向在于尽量实现自身能力和自身人格，即自我实现。在评价作为特殊需求可能产生影响的动力时，应从上述观点出发，衡量其动机效果，看看它们在病理条件下和正常条件下对机体自我实现的意义。

在此，我们的研究有了新的起点和新的任务。我们将整个动机问题追溯到机体组织、机体能力、机体潜力问题，即本质问题。事实上，我们面临着方法论这一科学难题，即如何透过孤立的分析性调查所获得的现象了解机体的本质。尤其是，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区分机体的基本现象和人为隔离造成的现象。当然，我们在此不能深入探讨这个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在此，我想再次提一下我的著作《论机体》。书中讨论了方法论的一般问题，并试图通过“偏好行为”材料来区别这些规律。这种材料似乎有望帮助我们完成任务。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学到了一些通往目标的步骤。要想给动机一个合理的基础，必须对其功能结构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在这方面，我认为病理学将能做出很大的贡献，前提是，必须对病理学现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我充分意识到，我对动机的探讨很不完全。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很难在一次演讲中穷尽其理，只能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在此，我不过是提供了一些实证材料而已。事实上，类似的材料还有很多。这在日后的探讨中也许可以派上用场，为找到一个更加合理、更加客观的动机理论提供一定的基础。特别遗憾的是，我无暇对器质性疾病和神经症的事实进行详细解释，探究其对治疗的意义。我的观点是从帮助病人出发的。动机问题与治疗密切相关。任何动机理论都不应忘记，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主要兴趣不是为了获得知识，而是帮助、指导、改变人类的行为。此外，明智的疗法莫过于观察缺损调整的动机倾向，并顺势而为。反过来说，就从机体角度谈论动机问题的合理性而言，最好的证据莫过于其在治疗中的实用性。

（译自科特·戈德斯坦的《科特·戈德斯坦文集》）

第6章
人的动机理论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积极的动机理论，既要满足理论要求，也要符合已知事实、临床观察和实验结果。然而，最直接的来源是临床经验。

基本需要

生理需要

通常，作为动机理论出发点的需要就是所谓的生理驱动。新近的两项研究表明，有必要对需要的习惯观念加以修正：其一是关于体内平衡概念的发展，其二是食欲（人们对食物的优先选择）作为身体实际需要或缺乏的重要指标。

毫无疑问，在所有的需要中，生理需要最为重要。这意味着，对于在极端情况下失去一切的人来说，最大的动机可能就是生理需要，而不是其他需求。一个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很可能对食物的渴望最为强烈。

如果所有需要都得不到满足，那么，机体就会被生理需要所支配，其他需求则可能变得不复存在，或者“退居二线”。简言之，整个机体被饥饿占领，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所取代。人的全部能量用于消除饥饿，而这些能量的组织调配几乎完全由消除饥饿这个单一的目的所决定。现在，感受器官、反应器官、智力、记忆、习惯，这一切都可以简单地视为消除饥饿的工具，而对于达到这个目的没有用处的能量则处于休眠状态，或者被推到后台。写诗的欲望、拥有私家车的愿望、对美国历史的兴趣、对一双新鞋的渴望，这些在极端的情况下都会被遗忘或变得不那么重要。对于一个极度饥饿的人来说，除了食物之外，其他兴趣根本就不存在。他梦见的、记得的、想到的、想要的统统都是食物。而其他如饮酒、性行为等常见的生理需要此时可能被完全淹没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谈论纯粹的饥饿驱力和相关行为，目标也很单一，就是消除饥饿。

当机体被某种需要支配时，它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对未来的看法也会发生改变。对于长期处于极端饥饿状态中的人来说，乌托邦可以看作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在他看来，在有生之年，只要食物有所保障，就会非常幸福。除此之外，别无所求。生活就是吃饭，其他的都不重要。自由、爱情、社团意识、尊重、哲学，这一切都可能被当作无用之物，进而被置之不理，因为它们无法填饱肚子。可以说，这样的人完全是为了面包活着。

无可否认，上述情况的确存在，但并不普遍。一般而言，在一个正常和平的社会中，这种极端情况十分罕见。

显然，让人长期处于极度饥渴的状态，只能把“更高层级”的动机弄得含混不清，由此得出的有关人的能量和本性的观点也是片面的。任何人，如果试图把个例当成普遍现象，如果拿人在生理需要遭到彻底剥夺的情况下的行为来衡量其一切目标和愿望，那么，他必然会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的确，在没有面包的情况下，人的眼里只有面包。然而，在面包充足、衣食无忧时，人的愿望又有哪些呢？

此时，立即会出现“更高层次”的需要。这些需要，而非生理上的渴望，主宰着机体。当这些需要依次得到满足时，更新或更高的需要再次出现。这正是我们要说的，人类的基本需要是分层次的。

这就意味着，在动机理论中，满足与剥夺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它将机体从更具生理需要的支配中解脱出来，从而出现了更具社会性的目标。当生理需要及其部分目标长期得到满足之后，它们便不再成为活动的决定因素和行为的组织者，而只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如果它们受到阻碍，就有可能再次出现，主宰机体。但是，需要一旦得到满足，便不再成为需要了。换言之，机体只受尚未满足的需要支配。如果饥饿得到满足，那么，它在个体当前的动态中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安全需要

如果生理需要得到了相应的满足，那么，就会出现新的需要，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安全需要。前面我们谈到的与生理需要有关的东西，也适用于安全需要，尽管程度不一样。机体很可能完全被它们所控制。它们几乎成为行为的唯一组织者，调动机体的所有能量为其服务。因此，可以公平地说，整个机体就是一个寻求安全的机制。当然，我们还可以说，感受器官、反应器官、智力和其他能量，这一切也都是寻求安全的工具。另外，我们也在饥饿的人身上发现，他的主要目标不仅决定了其目前的世界观，而且，也决定着他未来的人生观。实际上，一切看起来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被满足的生理需要也被低估了。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极度不安全状态，他基本上完全是为了安全而活着。

虽然本文的主要兴趣在于探讨成人的需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婴儿和儿童的表现更好地了解成人的安全需要，因为对婴儿和儿童来说，这些需要更加单纯，更加明显。当婴儿遇到威胁或危险时，他们会直接表露出来，根本不会有意去克制。社会上的成人则不然，他们早已懂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表现出来。因此，即使成人确实感到安全受到威胁，我们也很难从表面上看到这一点。然而，婴儿如果受到干扰，如突然跌落，受到噪声、闪光或其他不寻常感官刺激的惊吓，受到粗暴对待，从母亲怀里滑落等，他们会做出剧烈反应，仿佛人身受到威胁似的。在婴儿身上，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各种身体疾病更为直接的反应。有时，这些疾病看起来有直接威胁，让他们感到不安。例如，呕吐、肠绞痛或其他剧烈疼痛似乎会改变他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痛苦的时刻，对儿童来说，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灿烂变成漆黑一片，变成了一个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方，以前稳定的事物突然变得不再稳定。因此，一个因吃了不洁食物而生病的孩子可能会在一两天内产生恐惧，做噩梦，需要保护，需要安慰，而这在他生病前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儿童对安全需要的另一个表现是他喜欢稳定的、常规的生活节奏。他仿佛需要一个可预测的、有序的世界。例如，父母的不公正、不公平或不一致似乎会让孩子感到焦虑和不安全。这种态度与其说是因为不公正本身及其带来的痛苦，倒不如说是因为这种做法有可能使世界看起来不可靠、不安全或不可预测。年幼的孩子似乎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系统中会成长得更好。在这个系统中，有一个不仅在现在，而且在未来都可以依靠的固定的时间表和生活规律。准确地说，儿童需要一个组织严明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

父母和正常家庭结构的核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家庭内部的激烈争吵、人身攻击、分居、离婚或死亡尤其可怕。此外，父母对孩子的暴怒、惩罚、威胁、辱骂、训斥，甚至体罚有时会在孩子心里引起莫大的恐惧，其危害完全超出了身体上的疼痛。诚然，在一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表明他们害怕失去父母的爱。但是，恐惧也可能发生在被完全抛弃的孩子身上，他们似乎纯粹是为了安全和保护，而不是希望得到父母的爱。

当孩子遇到全新的、陌生的、奇怪的、无法控制的刺激或情况时，一般会出现危险或恐怖的反应，如迷路或与父母短暂分离，面对新的面孔、新的情况或新的任务，看到陌生的、不熟悉的或无法控制的物体，疾病或死亡等。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孩子会对父母产生疯狂的依赖，而这有力地证明了父母是孩子的保护者。（当然，他们也是食物和爱的给予者。）

通过对上述和类似情况的观察，可以肯定地说，通常，处在社会中的儿童普遍喜欢一个安全、有序、可预测、有组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有所依靠；在这个世界中，意想不到的、无法控制的或其他危险的事情不会发生，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有全能的父母保护他免受伤害。

这些反应很容易在儿童身上观察到，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的社会中，儿童太没有安全感了，或者说，成长环境太不好了。在没有威胁、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通常不会出现上述反应。在这样的儿童中，危险反应往往来自成人也认为危险的事物或情况。

在我们的文化中，健康、正常、幸运的成人的安全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一个和平、平稳、良好的社会通常会让其成员有充分的安全感，不会受到野生动物、极端天气、罪犯、攻击、谋杀、暴政等的侵害。因此，从实际意义上来说，他不再有任何真的安全需要，就像一个吃饱的人不再感到饥饿、一个安全的人不再感到危险一样。如果我们想直接而清晰地看到这些需要，必须去找神经质或接近神经质的个体，以及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弱势群体。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看到安全需要的某些现象，例如，对固定职业的偏爱，对银行储蓄和各种保险（医疗、牙科、失业、残疾、老年等）的渴望。

对安全稳定的寻求还体现在人们会选择熟悉的而不是陌生的、已知的而不是未知的事物。拥有某种信仰或世界观，即把世界上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的、有意义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出于对安全的追求。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和哲学也是受安全需要的驱动而产生并发展的。

否则，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如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解体、神经官能症、脑损伤、恶劣环境等），对安全的需要才被视为机体资源的积极主要的调动者。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些神经质的成人在许多方面都像没有安全感的儿童一样，尽管他们的表现各不相同。在一个充满敌意、危机四伏的世界中，他们通常会对未知的心理危险做出反应。从他们的表现来看，仿佛一场大的灾难迫在眉睫，且经常如此。也就是说，他们通常会对紧急情况做出相应的反应，他们的安全需要表现为常常在寻找一位保护者、一个可以依靠的强人或者一位无所不能的领袖人物。

神经质的人可以描述为这样一个人：虽然他是一名成人，但依然保留着对世界的幼稚态度。也就是说，一个神经质的成人可能会表现得“好像他真的害怕挨揍、害怕妈妈不同意、害怕被父母抛弃，或者害怕食物被抢走”。他对危险世界的恐惧和对威胁的幼稚反应似乎已经转入地下，没有受到成长和学习的影响，随时会被任何让孩子感到危险和威胁的刺激唤醒。

寻求安全的最强烈的形式是强迫症。强迫症患者疯狂地试图让世界变得稳定有序，这样，就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意想不到或十分陌生的危险；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仪式、规则和方式来保护自己，以便应对任何一种偶然情况，同时防止新的偶然情况的出现。

他们与戈德斯坦描述的大脑受伤的案例十分相像。他们设法保持平衡，避免一切陌生的事物，并以整洁、规律、有序的方式安排自己受限的世界，从而寻求各方面的依靠。这样安排的结果是不想看到任何意想不到的危险发生。一旦看到并非是自己的过错引发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便会产生恐慌反应，好像这种意外事件构成了严重的危险。然而，对于健康人来说，即便是在非常的情况下，他们对事物的偏爱也不会十分强烈，不至于把对熟悉事物的偏爱变成生死攸关的需要。

爱的需要

如果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得到很好的满足，那么，就会出现对爱、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并且，前面描述的整个周期将随着这个新的中心不断重复。此时，个体会非常渴望拥有朋友、甜心、妻子或孩子。他渴望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即在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且会为此积极努力。他太渴望爱了，甚至忘了当他饥饿时曾经嘲笑过爱情。

在社会中，这些需要受到阻挠最常见的病例是适应不良和精神错乱。人们在对待爱情、情感和性欲方面常常出现矛盾心理，或压抑，或回避。几乎所有精神病理学理论家都强调，在适应不良的情况中，爱情的挫败最为突出。因此，许多临床研究都是针对这种需要进行的，我们对它的了解最多（生理需要除外）。

在此必须强调的一点是，爱不是性的同义词。性可以作为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通常情况下，性行为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不仅由性冲动决定，还由其他需要决定。其中，主要是爱和情感需要。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爱的需要包含得到爱和付出爱两方面。

尊重的需要

社会上所有的人（少数病态者除外）都需要对自己有一个稳定、牢固、极高的评价，需要自尊，需要得到他人的尊重。所谓牢固的自尊，指的是建立在真正的能力、成就和他人尊重基础上的自尊。这些需要可以分为两类。首先，是对实力、成就、信心、独立和自由的渴望。其次，是对名誉或声望（来自他人的尊重）、认可、关注、重视或欣赏的渴望。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及其追随者非常重视这些需要，而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学家则忽略了这些需要。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些需要的核心重要性。

人的自尊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就会十分自信，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很有能力，对社会很有用处。反之，这些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自卑、软弱和无助的感觉。这些感觉反过来会导致人变得沮丧或者神经质。从严重创伤性神经症的研究中不难看出，人需要有基本的自信，否则，很容易变得软弱无助。

自我实现的需要

即使所有这些需要都得到满足，新的不满和新的不安也很可能（不能说“一定”）很快就会出现，除非这个人正在做着适合自己的事情。音乐家必须创作音乐，画家必须作画，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们最终很难得到幸福。不管是谁，都要做相应的事。我们把这种需要称为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这个说法是由科特·戈德斯坦创造的，本文在使用时更加具体，指的是对自我实现的渴望，即人的潜力得以实现的趋势，也就是说，渴望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物，或者说，渴望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一切。

这些需要的具体表现因人而异。有人渴望成为理想的母亲，有人渴望成为运动健将，也有人渴望成为画家或发明家。这并非一种创造的冲动。不过，对于有创造能力的人来说，不失为一条好的路子。

这些需要的明确出现，取决于对生理、安全、爱和尊重需要的优先满足。我们将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人称为“基本满足的人”，同时，期待他们具有最充分、最旺盛的创造力。由于社会上算得上“基本满足的人”并不多见，因此，无论是实验上还是临床上，我们对自我实现这个概念都了解不多。所以，这个课题仍然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基本需要满足的先决条件

有些条件是满足基本需要的直接的先决条件。对这些条件的危害几乎等同于对基本需要本身的直接危害。言论自由、随心所欲又不妨害他人的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调查和收集信息的自由、捍卫自己观点的自由，以及正义、公平、诚实、群体秩序等都是满足基本需要的先决条件。这些自由一旦受到阻挠，将遇到威胁或激烈的反应。这些条件本身不是目的，又胜似目的，因为它们与基本需要密切相关，而基本需要显然是唯一的目的。这些条件必须得到保护，因为没有它们，基本满足就无从谈起，甚至会受到严重损害。

如果我们记得，认知能力（包括知觉、智力、学习能力）是一套调节工具，除了别的功能以外，还具有满足我们基本需要的功能，那么，很明显，对它们的任何危害，对它们自由的任何剥夺或阻挠，也必然间接威胁到基本需要本身。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好奇心问题、知识、真理和智慧的探索问题以及对宇宙奥秘的永恒渴望等问题。

因此，必须引入另一个假设，并谈论基本需要的接近程度。我们已经指出，任何有意识的愿望（部分目标）或多或少都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或多或少地接近基本需要。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各种各样的行为。如果一个行为有助于基本需要的直接满足，那么，它在心理上是重要的。从动力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贡献越不直接，或者说，贡献越弱，行为就越不重要。至此，对于各种防御或应对机制也可以做出类似的陈述。有些与保护或实现基本需要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另一些则只有微弱和遥远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讨论更基本的和不太基本的防御机制，然后，可以肯定地说，对更基本的防御的危险比对不太基本的防御的危险更大。（永远记住，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它们与基本需要之间的关系。）

求知和理解的欲望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顺便提到了认知需要。获取知识和分类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实现世界基本安全的手段，或者，对聪明人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现。调查自由和言论自由也被视为满足基本需要的先决条件。虽然这些表述方式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们并没有构成好奇心、学习、哲学思考、科学实验等动机作用问题的明确答案，它们充其量只是部分答案而已。

这个问题特别难，因为我们对事实了解得太少。好奇心、探索、对事实和知识的渴望，这些可能很容易观察到。事实上，人们经常探索这些问题，有时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这从一方面证明了我们前面的讨论是很认真的。不过，作者必须承认，尽管足够的临床证据可以让我们假设，求知欲是聪明人的一种非常强烈的动力，但是，我们并没有收集到与普通人相关的数据。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智商较高造成的结果。因此，为了激发讨论和研究，我们暂时假设一种基本的愿望，即想知道、看到现实、获得事实、满足好奇心，或者，用韦特海默的话来说，想看到真相，而不是视而不见。

然而，这一假设本身是远远不够的。即使我们知道了，一方面，我们也要被迫去了解更多的细节；另一方面，也要广泛地了解世界哲学和宗教流派。我们所获得的事实，如果是孤立的或不连贯的，必然会上升到理论，或进行分析，或进行组织，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个过程被一些人称为对“意义”的探索。接着，我们会再假设一种去理解、分类、组织、分析、寻找关系和意义的欲望。

一旦人们接受了这些欲望，并加以讨论，那么，我们会发现，它们也形成了一个小的层级。在这个层级中，求知的欲望优于理解的欲望，这些特征与前面描述的优先等级完全相符。

必须注意，切勿将这些欲望从前面讨论的基本需要中简单地分离出来，即在“认知”和“意动”需要之间进行尖锐的二分法。求知和理解的欲望本身是意动的，也就是说，它具有奋斗的性质，和前面讨论的“基本需要”一样，也是个性需要。

基本需要层次的固定程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这个层次结构是一个固定的顺序，但实际上，它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严格。的确，与我们共事过的大多数人似乎都认为这些基本需要的顺序与上面提到的差不多。然而，也有例外。

1. 例如，对有些人来说，自尊似乎比爱更重要。这种等级关系中最常见的颠倒通常是由于这样一种观念所致，即最可能得到爱的人是一个非常强大或有权有势的人、一个让人敬畏的人、一个自信或好斗的人。因此，那些缺乏爱却又想寻求爱的人可能会努力摆出一副咄咄逼人、十分自信的架势。但是，从本质上讲，他们寻求的高度自尊及其行为表现，更多的是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手段本身；他们为了爱而寻求自我肯定，而不是为了自尊本身。

2. 还有一些人，天生具有创造才能。在他们身上，激发创造才能的动力似乎比任何反决定因素都更为重要。他们的创造力看起来可能不像是基本满足所释放的自我实现，而是恰恰相反。

3. 某些人的志向可能会永久地降低。也就是说，那些不那么优越的目标可能就这么简单地失去了，也可能永远消失了。这样一来，一个生活水平长期很低的人（也就是长期失业的人）只要能得到足够的食物，一辈子也就满足了。

4. 所谓“心理变态人格”乃是爱的需要永久丧失的另一例证。根据现有的最佳数据，这些人在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里就缺乏爱，因而永久丧失了给予和接受爱的欲望和能力，这和动物在出生后不久就失去了吮吸或啄食的反射能力一样。

5. 需要层次发生颠倒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某种需要长期得到满足时，这个需要的价值往往就被低估了。从未经历过长期饥饿的人很容易低估饥饿的影响，不把食物当回事。如果他们被更高的需要所支配，那么，这种更高的需要似乎就变得最为重要了。这样，他们就很有可能（实际上也确实发生了）为了这种更高的需要而放弃某种更为基本的需要。可以想象，在更为基本的需要被长期剥夺之后，会出现一种重新评估这两种需要的趋势。这样，原先轻易放弃的基本需要就会变成优先考虑的需要。因此，一个宁愿放弃工作也不愿失去自尊的人，在饿了半年左右之后，可能会愿意重新接受工作，即使这样做是以失去自尊为代价。

6.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层次逆转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我们一直在用有意识的需要或欲望而不是行为来谈论优先等级。关注行为本身可能会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我们常常认为，当两种需要都被剥夺时，人们往往追求的是更为基本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此，我们重申，除了需要和欲望之外，决定行为的因素还有很多。

7. 也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涉及崇高的理想、社会标准和价值观念。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念，人们就可以成为殉道者，甘愿为了特定的理想或价值放弃一切。这些人的行为通过下面这一概念（或假设）得到诠释，这一概念叫作“通过早期满足增加挫折承受力”。那些一生中（特别是早年）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似乎能够开发出非凡的能力，承受眼前或未来在需要方面所遇到的阻力，这是因为他们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形成了强大的、健康的性格。他们很强大，能够轻易地经受住非议或反对，能顶住舆论的压力，并能不惜代价捍卫真理。正是这些深爱过和被深爱过的人，这些有过许多深厚友谊的人，才会反对仇恨、排挤或迫害。

说了这么多，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在讨论对挫折的承受能力时，还要将习惯行为考虑在内。例如，长期忍饥挨饿的人也许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食物匮乏。如何在这两种倾向（一是习惯行为，二是过去的满足感产生的抗挫能力）之间达到平衡，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假定，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它们并非相互矛盾。就增强挫折承受能力这一现象而言，最重要的满足感似乎源自人生的头几年。也就是说，在最初几年变得十分强大、很有安全感的人，在面对任何威胁时，仍旧会非常强大，非常有安全感。

相对满足的程度

迄今为止，我们在理论上的这些讨论可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这五种需要是一种阶梯式、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关系。我们说过，“如果一种需要得到满足，那么，另一种需要就会出现”。这种说法也会给人留下一种错觉，即一种需要必须得到百分之百满足之后，才会出现另一种需要。事实上，社会中大多数正常人的所有基本需要也只是部分得到了满足。对于这几个层次较为现实的说法是，越往上，满意度越低。例如，如果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随意给出一组数字的话，那么，普通人的生理需要能满足85%，安全需要能满足70%，爱的需要能满足50%，自尊的需要能满足40%，自我实现的需要则只有10%。

说到一种需要在得到满足后又会出现新的需要这种现象，应当指出，这种出现不是突然的或突变的，而是由无到有逐渐出现的。例如，如果优先需要甲只满足了10%，那么，需要乙可能根本不会出现。然而，当需要甲满足了25%时，需要乙就可能出现5%；当需要甲满足了75%时，需要乙就可能出现10%。以此类推。

需要的无意识特征

需要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也不一定是无意识的。然而，总的来说，在一般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大都是一种无意识行为。大量数据表明，无意识动机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没有必要去深究。目前，仅凭经验就可以得知，无意识动机比有意识动机更为重要。我们通常称为基本需要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意识的，尽管专业人员通过适当的技术也能使之变成有意识的。

需要的文化特殊性和普遍性

这种对基本需要的分类促使一些人试图考虑不同文化中特殊愿望表面差异背后的相对统一性。当然，在任何特定的文化中，一个人有意识的动机内容通常与另一社会中一个人有意识的动机内容截然不同。然而，人类学家得出一条共同经验，那就是，即使在不同的社会中，即便是初次接触，人们的相似度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随着了解日渐深入，共性似乎也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意识到，最为惊人的差异只是表面的，而不是根本的，例如，发型、服装、食物、口味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对基本需要的分类，其目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不同文化中多样性背后的统一性。然而，对所有文化来说，这种分类并非终极的或普遍的。这种分类只是说明，相对而言，它比不同文化中的表面的有意识的愿望更透彻、更普遍、更基本，并且，更接近人类的共同特征。基本需要比表面愿望或行为更为常见。

行为的多重动机

在任何行为中，都能找到生理动机，比如，吃东西、性游戏等。临床心理学家早就发现，任何行为都可能是多种决定因素流动的渠道。换言之，大多数行为都是由多种动机引起的。在动机决定因素范围内，任何行为都是由几种或所有基本需要同时决定的，而不是由其中一种决定的。后者比前者更为特殊。吃饭，部分是为了填饱肚子，部分是为了舒适和改善其他需要。男人做爱，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性释放，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为了展现征服欲望，为了感到强大有力，为了赢得更基本的感情。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中看到他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与朴素的特质心理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质心理学利用特质或动机来解释行为，如攻击性行为是由攻击性特征引起的。

行为的多种决定因素

不是所有行为都是由基本需要决定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说，不是所有行为都是有动机的。除了动机以外，行为的决定因素还有很多。例如，另一类重要的决定因素叫作“场”。至少，从理论上来说，行为可能完全由“场”来决定，甚至由特定、孤立的外部刺激决定，如大脑的联想或某些条件反射等。如果在听到“桌子”这个词时，我立刻联想到桌子的画面，那么，这种反应肯定与我的基本需要无关。

其次，我们可以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基本需要的接近程度”或“动机程度”这一概念。有的行为动机很强，有的行为动机很弱，有的根本就没有动机。不过，所有行为都离不开决定因素。

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表达行为和应对行为（努力奋斗、有目的追求）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表达行为没有任何目的，它只是个性的反映。一个愚蠢的人做出愚蠢的举动，不是因为他想如此，或者有什么动机，而仅仅是因为他就是一个蠢人。我用低音说话或用高音说话，同样也是如此。一个健康孩子的随意动作、一个乐天派独处时的微笑、一个健康人轻快的脚步及其挺直的身躯，都是一种自然表达，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此外，一个人的行事风格，无论是否有什么动机，都属于表达性行为。

我们可能会问，是不是所有行为都是表达性行为，或者都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答案是否定的。机械的、习惯性的、自动的或传统的行为可能是表达性的，也可能不是。大多数“受刺激约束”的行为也是如此。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行为的表达性和目标导向性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一般的行为通常都是二者兼而有之。

目标作为动机理论的中心原则

观察发现，我们分类中的基本原则既不是鼓动，也不是动机行为，而是行为的功能、效果、目的或目标。各类研究人员都充分证明，这是任何动机理论中最适当的中心原则。

人类中心主义原则

这一理论始于人类，而不是任何“低等”或“简单”的动物。调查表明，在动物身上的诸多发现只适合于动物，而非人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从动物身上研究人类的动机。哲学家、逻辑学家以及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常常揭露这种“伪简单”的普遍谬误背后的逻辑，或者说是“非逻辑”。在研究人类之前研究动物，并不比在研究地质学、心理学或生物学之前研究数学更有必要。

当然，我们还会拒绝陈旧天真的行为主义。他们认为，用动物标准来评判人类是很有必要的，或者，至少说是更为“科学”的。这种主义的一个后果是，人们把动机心理学里的目的或目标概念彻底摒除了，仅仅因为我们无法询问一只老鼠的目的是什么。托尔南在动物研究中早就证明了这种摒除是毫无必要的。

动机和心理病理学的理论

综上所述，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动机内容或相对重要或不重要，因为它或多或少与基本目标密切相关。实际上，对冰激凌甜筒的渴望或许是对爱的渴望的间接表达。果真如此，那么，对冰激凌甜筒的渴望便成为极其重要的动机。然而，如果冰激凌甜筒仅仅是一种清凉的食物或偶然的食欲反应，那么，这个欲望相对来说并不重要。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欲望被视为症状，作为更基本需要的表面指标。如果从表面上看待这些肤浅的欲望，便会陷入一种永远无解的混乱状态，因为要认真对待的是症状而不是症状背后的东西。

次要欲望得不到满足不会产生心理方面的结果。相反，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确实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任何心理病理理论都必须基于合理的动机理论。冲突或挫折不一定会致病。只有当它威胁或阻挠基本需要或者与基本需要密切相关的部分需要时，才会如此。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才有了下面这个大胆的假设，即一个人在任何基本需要都未得到满足时，就是一个标准的病人了。这与我们将缺乏维生素或矿物质的人称为“病人”相当相似。谁说缺乏爱不如缺乏维生素重要？既然我们知道爱情饥饿的致病效应，谁又能说我们是在以一种不科学或不正当的方式引发价值问题？这一点就和医生诊断和治疗糙皮病或坏血病一个道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想说的是，一个健康人的主要动机是开发和利用自己的最大潜力和能力。如果他一直还有别的基本需要，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人。那样的话，他肯定是生病了，就像突然缺盐缺钙一样。

如果这种说法听起来非同寻常或自相矛盾，那么，读者诸君可以放心，这只是在我们修正对人类深层动机看法过程中的一个悖论罢了。当我们探讨人类对生活的期望时，就触及了问题的本质。

小结

1. 我们把至少五大目标称为基本需要。简单地说，就是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此外，我们的动机是创造或维持这些基本满足所依赖的条件以及更高级的愿望。

2. 这些基本目标是相互关联的，是按照优先等级排列的。这意味着，最优先的目标将支配着意识，并自行调动机体的各种能力。次要的需要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或否定。但是，当一种需要得到很好的满足时，另一种优先或更高层次的需要就会出现，进而主导意识生活，并成为行为组织的中心，因为需要一旦满足，便不再成为积极的动机因素。

可见，人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动物。

通常，这些需要的满足并不完全是相互排斥的。普通人的愿望通常都是部分得到满足，部分未能满足。凭经验可知，层次原则的要义是，层次越高，满意度越低。有时，会出现层次逆转。有时，在特殊条件下，一个人可能会永远失去更高层次的愿望。日常行为不仅具有多种动机，同时，还有其他决定因素。

3. 任何对实现这些基本目标的阻挠或可能的阻挠，任何危及其防御措施或其赖以生存的条件，都是一种心理上的威胁。除了个别情况以外，所有的心理病理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追溯到这种威胁。事实上，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的人都可以称为“病人”。

4. 正是这些基本威胁导致了常见的应急反应。

5. 由于篇幅有限，某些基本问题没有触及，其中包括：

（1）确定性动机理论中的价值问题。

（2）欲望、需要与利好机体因素之间的关系。

（3）基本需要的病因学原理及其早期来源。

（4）动机概念的重新定义，即驱力、欲望、愿望、需要、目标等。

（5）我们的理论对享乐主义理论的影响。

（6）未完成行为、成功、失败以及愿望层次的性质。

（7）联想、习惯和条件的作用。

（8）与人际关系理论的关系。

（9）对心理治疗的影响，对社会理论的影响。

（10）自私理论。

（11）需要和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

（12）这一理论与奥尔波特功能自主理论之间的关系。

如果想要动机理论变得非常明确，那么，上述问题及其他次要问题必须考虑在内。

（译自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

第7章
基本需要的类本能性质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重新审视本能理论

重新审视本能理论的理由

前面概述的基本需要理论建议甚至呼吁我们重新审视本能理论，这不仅因为有必要区分不同程度的基本需要、健康需要和自然需要，还因为我们不应该无限期地推迟对这一理论和其他基本需要理论必然提出的某些问题的审视，如隐含的对文化相对性的排斥、隐含的体质给定价值，以及联想学习范围的必然缩小，等等。

总之，相当多的其他理论、临床和实验都要求我们重新评价本能理论，并以某种形式将其复活。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过于强调人的可塑性、灵活性、适应性以及学习能力这一事实质疑。人类的自主能力和自制能力似乎远远超出当前心理学家的估计。

1. 坎农的体内平衡概念，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

2. 食欲、自由选择或自助餐厅实验；

3. 利维的本能满足实验及其有关母亲过分保护和情感饥饿的论述；

4. 关于儿童如厕训练过度以及匆忙断奶对儿童影响的心理分析成果；

5. 大量的观察导致教育家、幼儿园、学校工作人员以及应用儿童心理学家在照顾儿童时更多地依赖自己的选择；

6. 罗氏疗法的概念体系；

7. 由生机论者、突现进化论者、现代实验胚胎学家以及像戈德斯坦这样的整体论者提供的有关机体在受损后自发调整的大量的神经学和生物学资料。

这些和将要提到的其他研究有力证明，人的机体比普遍认为的更值得信赖，更懂得自我保护、自我指导和自我管理。此外，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最近的各种研究表明，有必要从理论上假定机体内有某种积极生长或自我实现的倾向。它不同于机体内部自我保存或自我平衡的倾向，也不同于其适应外部刺激的倾向。这种积极成长或自我实现的倾向已经以这样或那样模糊的方式出现在像亚里士多德和柏格森这样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当中，其必要性也得到了类似戈德斯坦、布勒、荣格、霍尼、弗洛姆、罗杰斯等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肯定。

然而，也许对重新审视本能理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心理治疗师（尤其是精神分析师）的经验。在这一领域，事实之间的逻辑尽管有些模糊，但却是明白无误的。可是，治疗师不得不将基本的愿望、需要或冲动与次要的区分开来。问题很简单，有些需要得不到满足，便会产生病态，另一些则不会。某些需要得到满足，会带来健康，另一些则不会。这些需要非常顽固，令人难以置信。它们拒绝任何形式的讨好、贿赂和替代，只求适当的内在满足。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它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渴望得到满足，它们给人的印象是顽固、繁复、无法通融、不可分析，是既定事实，不可怀疑。精神病学、精神分析、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或儿童治疗的几乎每一个学派，无论它们在其他问题上有多大分歧，都假定本能需要的存在。这一点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样的经历不可避免地提醒我们去注意物种特征、身体素质和遗传基因，而不是表面的、易控的习惯。一旦需要在两难之间做出选择，治疗师几乎总是选择本能，而不是条件反射或者习惯，作为研究的基础。这当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中间的、更有效的、更能令人满意的选项。也就是说，选择的余地还是很大的。

但是，从一般动力学理论的要求来看，有一点似乎很清楚。那就是，本能理论，特别是由麦独孤和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理论，其优点在当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也许是其错误太过明显的缘故吧。本能理论接受下列事实：人是主动的；人的本性及其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的行为；人的本性为其提供了现成的目标、目的或价值框架；为了避免生病，人在良好条件下想得到的东西通常是他需要的，或者说，对他有益的；所有人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单一的生物物种；人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他了解自己的动机和目标。总的来说，机体依赖的资源通常表现出一种生物性的效率或智慧，这一点需要得到进一步解释。

本能理论的错误

我们认为，本能论者所犯的许多错误，尽管很严重，需要反驳，但绝不是本质的或必然的。此外，许多错误都是本能论者及其批评者所共有的。

1. 语义错误和逻辑错误最为明显。本能论者之所以受到指责，是因为他们人为地创造出一些新的“本能”，以解释他们无法理解的行为或无法确定的行为的起源。但是，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无须将其视为事实，无须将其与概念相混淆，更无须进行无效的三段推论。毕竟，今天，我们对语义学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入。

2. 我们现在对人种学、社会学和遗传学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完全可以避免朴素的种族中心论、阶级中心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们都曾使早期的本能论者陷入困境。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本能论者犯了一大错误，即文化相对论。这一学说在过去20年里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如今却受到普遍的批评。当然，本能论者寻求跨文化的种族特征这一做法还是值得尊重的。显然，我们必须（也能够）避免种族中心论和极端文化相对论。例如，工具性行为（手段）与地方文化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远远大于基本需要（目的）与地方文化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3.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多数反本能论者（如伯纳德、沃森等人）批评本能论的理由是，本能无法用特定的刺激-反应概念来描述。简单地说，就是本能不符合简单的行为主义理论。这倒没错，本能论的确如此。然而，今天的动力心理学家和人文心理学家对这样的批评不以为然。他们一致认为，用刺激-反应概念是无法解释人类的整体素质或整体活动的。

这种尝试只会引起混乱。把“反射”与传统的“低等动物本能”混淆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者是纯粹的运动神经行为，后者具备更多的特征，如预定冲动、表现性行为、应对行为、目标对象以及情感等。

4. 即使仅仅从逻辑上来说，我们也没有理由被迫在完整的本能和非完整的本能之间做出选择。为什么不能有残存的本能、类本能冲动、类本能行为、不同程度的本能、不完整的本能呢？

很多人滥用“本能”这个词来涵盖需要、目标、能力、行为、感知、表达、价值和情感伴随物等。有时专指其中一项，有时则指其中几项，结果成了一个大杂烩，很不准确。正如马莫尔和伯纳德指出的那样，几乎所有已知的人类反应特征都被这个或那个作家描述为本能。

我们的主要假设是，人类的欲望或基本需要本身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相关的行为或能力、认知或情感不一定也是天生的，而是可以（根据我们的假设）通过学习或引导获得的，是表现性的。（当然，人的许多能力或才能是遗传的，如色觉等。不过，这些此时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这就是说，基本需要的遗传成分可以看成简单的意动缺乏，与内在的目标实现行为无关，是盲目的、没有方向的需要，就像弗洛伊德的本我冲动一样。我们将在下面看到，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因素似乎也可以是内在的，也是可以定义的。目标（或应对）行为则是必须通过学习才能实现的。

本能论者及其批评者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都用非黑即白的两分法而非程度的差别来思考问题。怎么能说一套复杂的反应要么完全是由遗传决定的，要么根本不是遗传决定的呢？任何一个结构，无论多么简单，都不可能只是由基因决定的，更不用说完整的反应了。即便是孟德尔的甜豌豆也需要空气、水和营养，即便基因本身也需要一个环境，即邻近的基因。

在另一个极端，同样明显的是，没有什么是完全不受遗传影响的，因为人也是一个生物物种。这一由遗传决定的事实是人类每一个行为、能力和认知的前提。也就是说，正因为每个人都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他才能做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反过来说，正是基因使之成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

这种无效的二分法带来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结果。那就是，任何有一丁点习得迹象的东西，都是非本能的；任何有一丁点遗传影响的东西，都是本能的。既然在大多数（也许是全部）冲动、能力或情感中都很容易看出两种因素的痕迹，这样的争论就会无休无止。

本能论者和反本能论者采取的都是“非此即彼”的极端形式。我们大可不必如此，这完全是一个可以避免的错误。

5. 本能论者所使用的范例是动物的本能，结果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错误，例如，他们不去寻找人类特有的本能。然而，从低等动物身上得出的一个最误导人的结论是，本能是强大的、牢固的、不可改变的、无法控制的。其实，这些都是鲑鱼、青蛙、旅鼠等动物特有的本能，与人类无关。

如果像我们感觉的那样，基本需要有一个明显的遗传基础，那么，当我们仅仅用肉眼来寻找本能，并且，只有当一个实体毫无疑问地独立于环境之外，且明显比环境力量更加强大时才认为它是本能的，那么，我们很可能已经犯了大错。为什么不能有类本能的，却极易受到压抑或控制的需要呢？为什么不能有极易受到习惯、暗示、文化压力、负罪感等其他方式影响的需要呢？爱情需要不就如此吗？换句话说，为什么不能有弱势本能呢？

文化论者攻击本能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后者“本能压倒一切”的错误论调。任何一名人种学家的经历都与这样的论调相矛盾，因此，上述攻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大家都能像笔者一样对文化和生物这两种因素都给予适当的尊重，如果我们都能认为文化是一种比本能需要更为强大的力量，那么，下面的说法似乎就不是一个悖论，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那就是，如果微妙和脆弱的本能需要不想被更加强大有力的文化因素所压倒，那么，就需要将其保护起来。即使这些类本能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强大的（它们是客观存在的，需要得到满足，而且，如果得不到满足便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后果），也需要得到保护。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看看下面这个悖论，也许会有所帮助。我认为，从一个角度来看，暴露、洞悉、深度疗法（包括除催眠和行为疗法之外的几乎所有疗法）是一种暴露、恢复和加强我们被削弱的和失去的本能、残存的本能、过度渲染的动物自我和主观生物学的方法。这一终极目的在所谓的“个人成长工作坊”里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些（无论是从疗法上看，还是从工作坊或研讨会的角度来看）都是昂贵的、痛苦的和长期的努力，需要付出一生的奋斗、耐心和坚韧。即便如此，最终也可能无功而返。然而，有多少猫、狗或鸟需要他人帮助才能发现自己是如何成为猫、狗或鸟的？它们的声音响亮、清晰、明白无误，而我们的声音则很弱，充满了困惑，常常被人忽视。恰恰是我们需要帮助才能听到这些美妙的声音。

这就是为什么动物的自然性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看得最为清楚，而在神经质或病人身上看得最不清楚。甚至可以说，疾病恰恰是一个人动物本性丧失的表现。最清晰的物种特性和动物本性却被认为是最具神性、最神圣的、最睿智的和最理性的，这的确有些自我矛盾。

6. 只关注动物本能还导致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错误。出于只有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才能解释的不可思议的原因，西方文明普遍认为，人类身上的动物性是不好的，我们最原始的冲动是邪恶的、贪婪的、自私的和充满敌意的，神学家将其称为原罪或魔鬼，弗洛伊德学派称为本我，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也都赋予其不同的称呼。达尔文非常认同这一观点，结果，他只看到了动物界的竞争，完全忽略了同样普遍存在的合作。

这种世界观的表述方式之一，就是将我们身上的动物性与狼、老虎、猪、秃鹰或蛇的本性等同起来，而不是与更好的、至少是更温驯的动物（如鹿、大象或狗或黑猩猩）的本性等同起来。这就意味着将人的动物性诠释为不良的东西。应当指出，如果我们必须由动物及人进行推理的话，那么，选择离我们最近的动物（类人猿）会更好一些。总的来说，这些可爱的动物和我们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如果都能看到这一点，那么，比较心理学也就不会持相反的观点。

7. 还有一种可能性不可忽略，即遗传特征是不可修正、不可改变的观点。事实上，即使一个特征主要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它也是可以修改的，甚至可能很容易地进行修改或者控制。假设癌症有一个牢固的遗传基因，这也没有必要阻止任何人去寻找控制它的方法。如果仅仅是基于先验的理由，我们就可以承认，尽管智商主要是遗传而来的，但完全可以通过教育和心理治疗来提高。

8. 与本能论者不同的是，我们必须为本能变异留出更大的空间。认识和理解的需要似乎只对聪明人才有意义。对于低能者来说，它们似乎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很初级的。利维已经表明，母性冲动在女性中差异很大，在某些女性身上很难看到。诸如数学、艺术方面的特殊才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在大多数人身上都是不存在的。

类本能冲动可以完全消失，而动物本能则显然不会。例如，在变态人格中，爱和被爱的需要已经消失。而且，据我们所知，这种消失通常是永久性的。也就是说，一般而言，这种变态人格无法通过现有的精神治疗方法得以治愈。我们手里还有更早的例子，研究的是奥地利一个村庄的失业情况。结果表明，长期失业可能会严重打击人的士气，从而摧毁某些需要。这些被摧毁的需要，即使在环境得到良好改善的情况下，也无法恢复。我们还从纳粹集中营获得了类似的材料。巴特森和米德对巴厘人的观察结果也与之相关。在西方人眼里，成年巴厘人心里没有爱，也不需要爱。源自巴厘岛的电影显示，婴儿和儿童对爱的缺失痛苦不堪。据此，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种感情冲动的丧失是一种后天的损失。

9. 我们已经看到，本能和对新生事物的灵活认知和适应能力在系统分类方面往往是相互排斥的。我们对其中一种发现得越多，对另外一种的期待也就越少。正因为如此，一个致命的，甚至是悲剧性的错误（考虑到历史后果）从远古时代就已经产生了，那就是，把本能冲动和人的理性一分为二。很少有人想到，它们可能都是类本能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结果或隐含的目标可能是相同的或协同的，而不是对立的。

我们的论点是，认识和理解的冲动也许和归属感或爱的需要一样，具有意动性。

在一般的本能-理性二分法或对比中，本能和理性之所以相互对立，是因为定义不清。如按当今的知识对其进行正确定义，那么，它们不会被看成是相互对立的，彼此差异也不会很大。健康的理性和健康的本能冲动指向同一个方向，在健康的人身上并不相互对立（不过，在不健康的人那里则另当别论）。举例来说，现有的科学资料都表明，从精神上来说，儿童都需要爱，都需要得到保护、认可和尊重。这恰恰是儿童本能所渴望的。正是在这种非常具体、可以论证的基础上，我们断言，类本能的需要和理性可能是协同的，而不是对立的，其表面对立是源于只关注病态而产生的假象。假如这一论点成立，那么，我们将从此解决一个古老的难题：本能与理性，谁主沉浮？这和另一个古老的问题一样：在美满的婚姻中，究竟应该谁说了算？是丈夫，还是妻子？

10. 在本能论的鼎盛时期，产生了许多非常保守甚至是反民主性质的社会、经济、政治理论。这一点已经得到帕斯托雷的明确证明，而且，在其对麦独孤和桑代克（笔者愿意加上荣格，也许还有弗洛伊德）的分析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这一切都起因于错误地将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认为它们是不可抗拒、不可改变、不可修正的。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弱类本能需要一种有益的文化来塑造自己、表达自己、满足自己，而且，弱类本能很容易受到恶劣文化环境的摧残。社会环境必须得到极大的改善，弱遗传需要才有望得到满足。

无论如何，帕斯托雷有关遗传和命运的关系都不是内在的、固有的。最近，已揭示出应该用两个连续统一体而不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来说明问题。

11. 无论如何，认为本能和社会之间、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都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是非常可怕的。接受上述观点的人，其主要借口可能是，对于病态的社会和病人来说，这种矛盾是确实存在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早已得到本尼迪克特的证明。在良好的社会中，至少是在她描述的那种社会中，这一点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中，个人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是协同的，而不是对立的。错误的二分法之所以持续存在，是源于对不良环境中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错误看法。

12. 正如大多数动机理论一样，本能论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它未能认识到冲动在不同层次中是动态的，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孤立地对待冲动，那么，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例如，生活动机本质上的整体性或单一性被模糊了，于是，便产生了罗列动机清单这一无法解决的问题。此外，价值或选择原则不复存在了。没有了这个原则，我们就无法决定哪个需要更高级、更重要、更基本。迄今为止，生活动机细小化的最重要后果是，它为本能打开了通往涅槃、死亡、静止、体内平衡、自满、稳定之门，这是因为，任何一种需要，其唯一目的就是追求满足，即自身的湮灭。

这就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任何一种需要，在得到满足之后，都会让其他被推到一边的较弱的需要走上前台，力陈自己的主张。需要永远不会停止。一个需要满足了，另一个需要就出现了。

在将本能解释为不良动物本能的同时，人们认为，本能在精神病患者、神经病患者、罪犯、弱智或绝望者身上应该表现得最为明显。这自然会产生下面的看法，即良心、理性和伦理不过是后天习得的一些虚饰而已，在性质上与内在的东西完全不同，就像手铐和囚犯之间的关系一样。这种误解势必将文明（学校、教堂、法庭、立法）看成抑制不良动物本能的重要力量。

这个错误十分严重，充满悲剧色彩，也许，从历史重要性上来说，堪比下列错误：迷信神权、迷信唯一宗教、否认进化论、否认地球是圆的等。任何让人类不信任自己、不信任他人的想法，任何对人类的能力感到悲观的虚无的想法，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对每一场战争、每一次种族对抗，以及每一次宗教屠杀负责。

奇怪的是，时至今日，本能论者及其反对者仍然坚持这种错误的人性论。那些希望人类有一个更好未来的人、乐观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一神论者、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环境主义者，往往都因为恐惧而拒绝本能论，因为这种理论遭到无情的曲解，似乎人类注定都要在这个赖以生存的丛林世界中走向非理性、真战争、本能主义和冲突对抗。

本能论者的回应同样令人费解，但他们拒绝与不可回避的命运抗争，仅仅一耸肩膀就把乐观主义抛到九霄云外。当然，有些人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放弃乐观主义。

这不禁让我想到了酒精中毒。有些人急切地进入酒精中毒状态，有些人则是被动为之。不过，最终的效果往往是相似的。难怪，人们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弗洛伊德和希特勒同属一个阵营；难怪，桑代克和麦独孤这样优秀的人物会因为不良动物本能的观点而被迫接受汉密尔顿主义和反民主的结论。

一旦认识到类本能需要并不是恶的，而是中性的，或者是善的，那么，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不妨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对孩子的训练将会引发一场革命，最终，我们会放弃使用“训练”这个丑陋的字眼。当我们接受合理的动物需要时，就会想方设法地去满足它们，而不是相反。

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丧失了部分自然权利，但尚未彻底适应的孩子，也就是说，一个健康合理的动物性尚未被彻底剥夺的孩子，总会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索取赞许、自主、关爱、安全感等。老练的成年人通常的反应是：“他这是在故意卖弄”，或者“他只是想得到关注罢了”，接着，就会把他从成人面前轰走。也就是说，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为：不要满足孩子的要求，不要关注他，不要赞美他，不要为他喝彩。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种接纳、赞美或爱的请求看作正当的要求或权利，就像对待饥饿、口渴、寒冷或痛苦的抱怨一样，那么，就会主动去满足孩子的要求，而不是去打击他。结果，孩子和父母都有了更多的乐趣，在一起时会更加愉快，因此，肯定会更加关爱对方。

不过，这不应理解为毫无分寸、完全彻底的宽容和放任。一些最低限度的文化融入或培养，如训练、纪律、获得外界文化所需的习惯、为未来所做的准备、对他人需求的意识，仍然是必要的。前提是，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同时，这些必要的训练不会带来特别的麻烦。然而，吸毒、上瘾、痴迷等其他类本能的需要则不能满足。最后，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挫折、悲剧和不快偶尔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为类本能的基本需要

上述考虑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体质和遗传决定的。这一假设目前还无法得到直接证明，因为所需的遗传学或神经学技术还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分析，如行为、家庭、社会、人种等，通常都是驳斥，而不是证明这个遗传假设，除非是在明确的情况下，而我们的假设恰恰一点都不明确。

以下是支持本能假说的可用数据和理论考虑。

1. 人们之所以提出新的假设，是因为旧的理论失败了。本能论被环境主义和行为主义理论废黜了。这两种理论几乎完全依赖于联想学习，将其视为一种基本的、近乎全能的解释工具。

公平而言，这种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动机问题（价值、目的、基本需要及其满足与挫折）以及由此引起的后果（如健康状况、精神病理学、心理疗法等）。

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论证来证实这个结论。值得关注的是，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临床工作者几乎从来都不采用行为主义理论。他们在并不充分的理论基础上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实用结构。他们往往注重实践，而非崇尚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就临床工作者所使用的理论而言，它是一个十分粗糙，并非系统的动机理论，其中，本能起着关键的作用，这就是弗洛伊德的理论。

一般来说，非临床心理学家只承认饥饿、口渴等心理冲动是类本能的，并以此（再借助条件作用）假定所有的高级需要都是后天习得的。

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爱自己的父母，是因为他们抚养我们，并以其他方式满足我们的需要。根据这一理论，爱是满足或易货的副产品，或者，如广告人所说，是顾客满意的同义词。

据笔者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实验成功证明这一理论对爱、安全感、归属感、尊重、理解等需要的解释是正确的。它不过是一个尚未得到进一步论证的假设而已。这一假设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人们从未对其进行仔细的考察。

当然，条件作用的数据并不支持这样的假设。相反，这种需要的表现更像是条件作用最初所基于的无条件反应，而不是次要的条件反射。在完全基于“内在强化因素”的操作性条件反射中，这些类本能的需要被简单地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所谓的学习理论。

事实上，普通人也不难发现这一理论漏洞百出。母亲为何如此渴望满足孩子的需要？她自己得到了什么？怀孕的不适和分娩的痛苦，这些又给她带来了什么好处？如果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交易，那么，她为什么要做这笔买卖？此外，为什么临床工作者普遍认为“婴儿不仅需要食物、温暖、良好的护理，还需要爱这种似乎是‘需求’之外的东西”？这难道不是多余的吗？

还有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满足什么？难道是生理方面的满足？我们不得不假定，这里的满足指的是生理上的快乐，因为该理论试图证明所有快乐都来源于生理上的快乐。但是，安全需要得到满足（例如，被轻轻地抱在怀里、被温柔以待、没有猛地掉在地上）是生理上的满足吗？为什么对婴儿柔声细语、对他微笑，把他抱在怀里、关注他、亲吻他、拥抱他就能让他高兴？满足孩子、喂养孩子、为孩子做出牺牲，这一切对于给予者来说又得到了哪些满足呢？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满足的方式和满足本身一样有效。这对满足的概念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定期可靠的进食能满足对食物的需要吗？宽容满足的是什么需要？尊重孩子的需求满足的是什么需要？训练孩子断奶或如厕满足的又是什么需要？为什么收容所里的儿童无论受到多么好的照顾（生理上获得满足）心理上仍会不平衡？如果爱的饥饿最终变成了对食物的要求，那么，这种特殊的饥饿感为什么不能通过食物得到消除呢？

墨菲的“疏引作用”这一概念在这一点上非常有用。他指出，在无条件刺激和其他刺激之间可能会产生任意的联系，因为任意的刺激只是一种信号，并非是致满足物本身。当一个人需要满足诸如消除饥饿这样的生理需求时，起作用的不是信号，而是致满足物。只有食物才能缓解饥饿。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里，这样的信号学习将会发生，并且，十分有用，餐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更重要的一种学习是超出关联性质的疏引作用。也就是说，应该知道哪些对象是合适的致满足物，哪些不是，哪些致满足物出于种种原因是最令人满意的或者最应该成为首选的。

与我们的论点相关联的是笔者的观察，即爱、尊重、理解等需要的健康满足是通过疏引完成的，也就是说，是通过内在的适当满足，而不是任意的关联完成的。在后者出现的地方，就会出现神经官能症和神经质般的需要，如恋物癖等。

这里，我想提一下哈洛和他的同事在威斯康星灵长类动物实验室里进行的各种重要实验。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猴宝宝的妈妈被送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可以喂食的铁丝假人，另一个是覆盖着毛巾布、不能喂食的假人。猴宝宝选择可以依偎的后者作为妈妈的替代品，而不是前者，尽管“铁丝妈妈”可以给它们喂食。这些没有母亲的猴子，尽管吃得很好，在各个方面却都变得异常古怪，包括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母性本能。显然，即便对猴子来说，仅有食物和住处也是远远不够的。

2. 本能的常规生物学标准对我们帮助不大，这部分是因为我们缺乏数据，但同时也因为我们必须对这些标准本身质疑。

如上所述，早期本能理论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过分强调人与动物世界的连续性，而没有同时强调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重大差异。如今，在他们的著作中仍能清楚地看到，他们毫不怀疑地从动物的角度来定义和罗列本能，即涵盖任何动物的任何本能。正因如此，任何一种在人身上发现的，而动物身上没有的冲动都被认为是非本能的。当然，在人和动物身上发现的任何冲动或需要，如进食、呼吸等，都已证明是本能的，无须进一步认证。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某些本能冲动可能只存在于人身上，或者只存在于人和黑猩猩身上，如爱的冲动。信鸽、鲑鱼、猫等各有自己特有的本能。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不能拥有自己的特点呢？

一个比较流行的理论认为，随着我们进化到更高的层次，本能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适应性，而适应性的基础在于学习、思考和交流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如果用低等动物的标准将本能看成一种先天冲动、感知意愿、工具行为与技能及目标对象（如果能找到观察它的方法，甚至可能是情感的伴随物）的复合体，那么，这个理论似乎是正确的。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在小白鼠中发现了性本能、母性本能、喂养本能，等等。在猴子身上，母性本能仍然存在，喂养本能业已改变且仍在改变，性本能消失了，只留下一种类本能的欲望。猴子必须学着选择性伴侣，而且，还要学会高效地进行性行为。上述本能，人类已经全部失去。性欲和喂养的欲望仍然存在，母性的欲望也可能存在，只是比较微弱。但是，人类必须从疏引的角度学习工具行为、技能、选择性感知和目标对象。本能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其残余部分。

3. 本能的文化标准（我们所讨论的反应是否独立于文化之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不幸的是，目前的数据尚不明确。笔者认为，就其本身而言，它们要么支持这个理论，要么与这个理论相一致。然而，必须承认，同样的数据，在不同的人眼里，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由于笔者的实地经验仅限于与一个印第安部落的短暂接触，另外，由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人类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未来的发现，我们在此不再讨论这一话题。

4. 前面已经提到了基本需要从本质上讲是类本能的一个原因。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会导致精神疾病，这一点是所有临床工作者都一致赞同的。然而，这并不适合神经质的需要，不适合习惯、成瘾和对熟悉事物的偏好，不适合对工具或手段的需要；这只是在特殊意义上适合行为—完成的需要，适合感官刺激的需要，适合天赋—能力—表达的需要。（至少这些不同的需要可以在操作或实用的基础上加以区分，可以根据不同理论和实践原因加以区分。）

我们学会了一日三餐，学会了道谢，学会了使用刀叉桌椅；我们学会了穿衣穿鞋，学会了晚上睡在床上，学会了说话；我们吃牛羊，不吃猫狗；我们保持清洁，比较成绩，渴望金钱。然而，这些强大的习惯在受挫后可能不仅不会带来伤害，有时反而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泛舟或野营时，我们会轻舒一口气，随之将其忘掉，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非本质的东西。但是，对于爱、安全和尊重，则绝对不能如此。

由此可见，基本需要显然在心理学和生物学上都占有一个特殊的重要位置。它们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必须得到满足，否则，必定带来不良后果。

5. 基本需要的满足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结果，这些结果可以被称为合意的、良好的、健康的、自我实现的。“合意的”和“良好的”这两个说法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容易受到操作定义的影响。这些都是健康的机体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愿意选择并努力实现的。

这些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影响已经在有关满足基本需要的章节中概述过了，这里不再进一步讨论，只是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这一标准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地方或者不科学的地方。只要我们记住这个问题与为汽车选择合适的汽油没有太大区别，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地将其放在实验的基础上，甚至是工程的基础上加以验证。如果加了某种汽油，车跑得更好，那么，就足以说明，这种汽油比别的汽油好。临床研究普遍发现，当爱、安全和尊重等需要得到满足时，机体就能运转得更好。也就是说，感觉更加敏锐了，智力的利用更加充分了，食物的消化更有效了，生病率更低了，而且，更能积极利用大脑得出正确结论了。

6. 基本需要致满足物的特点使之不同于其他需要的致满足物。机体本身，出于自身的性质，指明了致满足物的特定范围，这是无法替代的。习惯性需要，甚至是许多神经质的需要，都属于这一类。正是由于基本需要自身的特点，最终将其与致满足物联系起来的是疏引作用，而非任意的关联。

7. 心理治疗的效果对我们的目的很有意义。在笔者看来，似乎所有主要类型的心理疗法都认为自己十分成功，这是因为，它们都培育、促进和巩固了所谓基本的、类本能的需要，同时，削弱或完全消除了所谓神经质的需要。

这对于那些公开宣称要让患者回归内心的疗法（如罗杰斯、弗洛姆、霍尼等人的疗法）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暗示了人格有其自身的内在本质，并不是由治疗师创造出来的，而只是由他释放出来并按自己的风格成长发展的。如果洞察顿悟和压抑消除使一种反应消失了，那么，可以说，这种反应是外来的，不是内在的。如果顿悟洞察使之变得更加强大，就可以认为它是内在的。

总的来说，有关动机、自我实现、价值观、学习、认知、人际关系、文化适应和去文化适应等理论的资料很多。遗憾的是，这些有关治疗变化含义的资料尚未积累起来。

8. 对自我实现者的临床和理论研究明确表明，基本需要有其特殊的地位。健康的生活取决于这些需要的满足，而非别的。此外，正如本能假说所期待的那样，自我实现者很容易接受冲动，而非拒绝或抑制冲动。然而，总的来看，应该说，这类研究，就像治疗效果研究一样，尚有待进一步深入。

9. 在人类学中，对文化相对论最早的异议来自实地工作者。他们认为，文化相对论夸大了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强调了彼此之间的冲突。笔者在一次野外旅行中得到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印第安人首先是人、个体、人类，然后才是印第安人。尽管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但是，与相似点相比，似乎都是表面的。除印第安人以外，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各个种族都有自豪感，都喜欢得到赞美，都追求尊重，都崇尚地位，都回避焦虑。当然，素质上的差异在各个文化中都很明显，如智力的高低、意志的强弱、力量的大小、情绪的高低，以及好动还是好静等。

即使是在差异很明显的地方，也可以看到人类的共性。比如，在特定情况下，人们会出现类似的反应，像对挫折、焦虑、丧亲、胜利、濒死的反应等，这一点不难理解。

这种感觉很模糊，不可量化，也不科学。然而，结合上文中提到的以及下文中马上就要提到的各种假设（例如，类本能基本需要的微弱声音、健康概念和适应概念的可分性等）来看，重新考虑文化与人格的关系、突出机体内部力量，似乎是富有成效的，至少对健康人来说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考虑这种“安排”，的确不会发生骨折，也不会马上出现明显的或直接的病理结果。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结果迟早会来，即便不是很明显，也是微妙的。当然，把普通成人的神经官能症看成早期对机体内在（虽然很微弱）需求忽略的结果并非十分准确。

一个人为了自身的完整性及其内在的本性而去抵制文化的影响，这应该成为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一个值得尊敬的研究领域。一个急于向文化中的扭曲力量低头的人，即适应性很强的人，有时可能还不如一个少年犯、成人罪犯或神经症患者健康，因为后者也许恰恰是通过自身的反应表明他有足够的勇气来抵抗心理骨骼的断裂。

此外，出于同样的考虑，出现了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黑白颠倒的悖论。教育、文明、理性、宗教、法律、政府，这一切在大多数人眼里都成为约束和压制本能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的论点是正确的，即本能对文明的恐惧甚于文明对本能的恐惧，那么，如果我们仍然希望能创造出更好的人和更好的社会，也许，应当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这至少应该成为教育、法律、宗教等的一个功能，即保护、培养、促进类本能对爱、安全、自尊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表达和满足。

10. 这种观点有助于解决和超越许多旧的哲学矛盾，如生物学与文化、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个性与普遍性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暴露疗法、自我探索的心理疗法以及个人成长的“自我内省”方法也是发现个体的目标、生物性、动物性和物种性，即个体存在的途径。

无论哪个学派，大多数心理治疗师都认为，当他们透过神经官能症病态的外表看到那个一直存在却一直被覆盖、隐藏或抑制的“核心”时，他们是在揭示或释放一种更基本、更真实的人格。霍尼在谈到通过“伪自我”进入“真自我”时，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她那有关自我实现的表述也强调了如何将一个人变得更加真实的方法，尽管那是一种潜在的方式。“寻找身份”和“成为真正的自己”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类似的说法还有“心理健全”“完整人格”“个性化”和“真实化”等。

显然，此处，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意识到，一个人，无论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说，还是从气质、本质上来说，都是某个特定物种中的一员。这当然是所有精神分析的尝试，其目的是帮助人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冲动、情感、快乐和痛苦。但这是一种关于人的内在生物学的现象学，一种关于人的动物性和物种性的现象学，一种通过体验发现生物学的现象学，一种可以称之为主观生物学、内省生物学、经验生物学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但是，这等于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发现，如人类特有的物种特征，等于是对一般事物和普遍事物的个人发现，或者说，等于是对非个人或超个人（甚至是超人）现象的个人发现。总之，通过“自我反省”，通过科学家常见的外部观察，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对类本能进行研究。生物学不仅是一门客观科学，也是一门主观科学。

这里，我们不妨对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诗句进行简单解释，那就是：

人，

不光只有表面。

（译自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

第8章
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之间的差异

这一章将要讨论那些被称为“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之间存在的真正的心理上及作用上的差异，其目的是说明这些价值等级是由机体本身决定的，不是科学家创造的，而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只是认真地记录而已。由于许多人仍然认为，价值不过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品位、偏爱、直觉、未经证实或无法证实的假设对数据进行的强行解释，因此，有必要对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加以解答。本章的后半部分将会给出论证的结果。

将价值概念从心理学中排除，不仅削弱了心理学，阻止了它的充分发展，而且，还使人类陷入了超自然主义、伦理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无价值之中。但是，如果可以证明机体本身在强弱、高低之间进行选择，那么，就不能认为善与善之间具有相同的价值，也不能认为无法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或者根本就没有区分善恶的自然标准。前面已经阐述了这样一个选择原则，即基本需要是按照一定层次安排的。因此，安全需要比爱的需要更强，因为当两种需要双双受挫时，安全需要则以各种可以证实的方式支配着机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理需要比安全需求更强，安全需要比爱的需要更强，爱的需要比尊重的需要更强，而尊重的需要又比我们称之为自我实现的特殊需要更强。

这是一个选择的顺序或者优先的顺序，也是一个从低到高的顺序。这一点在本章中将详细介绍。

1. 高级需要是一种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的产物。和所有生物一样，我们都有食物的需要；或许和高级类人猿一样，我们都有爱的需要。然而，自我实现则是人类独有的需要。总之，需要越高级，越为人类所特有。

2. 高级需要是个体发育中一个较迟的产物。任何人，刚一出生，就表现出了身体上的需要，而且，早早地便有了安全需要。例如，婴儿可能会受到惊吓。因此，当他赖以生存的世界呈现出足够的规律性和有序性时，他便可以更好地发育。只有在出生数月后，婴儿才会出现选择亲近等人际关系方面的最初迹象。再往后，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安全需要和母爱之外，婴儿还表现出对自主、独立、成就、尊重和赞美的渴望。至于自我实现，就算是莫扎特，也要等到三四岁再说。

3. 越是高级的需要，对于维持纯粹的生存来说越不迫切，其满足感越可以推迟，且需要本身越容易彻底消失。高级需要不太擅长支配、组织和借助机体的自主反应能力及其他方面的能力。例如，与尊重需要相比，人们对安全需要会更加重视、表现得会更偏执、更迫切。剥夺高级需要不会像剥夺低级需要那样产生殊死的抵抗和极端的反应。与食物或安全相比，尊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4. 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上，意味着更高的生物效率、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更佳的睡眠、更好的胃口等。心身研究者一再证明，焦虑、恐惧、爱和优越感的缺乏，除了会造成不良的心理后果以外，还会造成严重的生理后果。因此，高级需要的满足不仅有生存价值，还有成长价值。

5. 高级需要从主观上讲不那么迫切。它们不易察觉，却极易遭到误解，更容易出于暗示、模仿、信仰或习惯等原因与其他需要搞混。能够认清自己的需要，即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是一个相当大的心理成就。对高级需要来说，更是如此。

6. 高级需要的满足能产生更加理想的主观效果，即更大的幸福、宁静的心境或丰富的内心世界。对安全需要的满足充其量只能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不过，它无论如何都不能产生诸如狂喜、宁静、崇高、善解人意、巅峰体验以及美满爱情带来的神魂颠倒等感觉。

7. 对高级需要的追求和满足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一种远离心理疾病的趋势。

8. 高级需要的满足需要更多的前提条件。越是高级，越是如此。因此，爱的需要在意识中的出现，比安全需要的出现，需要更多的条件。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生活的层次越高，越复杂。与寻求爱相比，寻求尊重和地位要涉及更多的人员、更大的舞台、更长的时间、更多的手段和阶段目标，以及更多的从属步骤和准备措施。当爱的需要和安全需要同时出现时，事情也是如此。

9. 高级需要的满足离不开更好的外部条件。要想让人们彼此相爱，而不是自相残杀，需要确保包括家庭、经济、政治、教育在内的更好的环境条件。自我实现也是如此。

10. 两种需要都得到满足的人通常更看重高级需要，而不是低级需要。他们愿意为高级需要的满足牺牲更多的东西，而且，也能够容忍低级需要的丧失。例如，他们很容易适应禁欲生活，愿意为了原则而承担风险，愿意为了自我实现而放弃金钱与美名，因为他们普遍认为，自尊是比填饱肚子更加高级、更有价值的主观体验。

11. 需要的层次越高，爱的趋同范围就越广。换言之，趋同爱的人数越多，爱的趋同水平就越高。从原则上讲，可以说，爱的趋同意味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将自己的需要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单一的优先等级。两个彼此深爱的人会对对方的需要一视同仁。的确，对方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需要。

12. 对高级需要的追求和满足会产生理想的社会效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需要越高级，越不带私心杂念。饥饿是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满足自己。但是，对爱和尊重的追求则必然会涉及他人，而且，还会涉及对他人的满足。基本需要得到足够满足的人在寻求爱和尊重（而不仅仅是寻求食物和安全）时，往往会培养出忠诚、友好和公民意识等品质，并且成为更好的父母、丈夫、教师和公仆等。

13. 高级需要的满足比低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如果自我实现的理论被广泛接受，那便是一个重要的区别。除此之外，这意味着，就生活在高级需要水平上的人而言，我们可以期望在他们身上发现更多、更优秀的品质。

14. 对高级需要的追求和满足导致更强大、更真实的个人主义。这似乎与之前的说法相矛盾，即生活在高级需要水平上意味着更多的爱的趋同，即更多的社会化。无论这听起来多么符合逻辑，它仍然是一个经验主义的现实。事实上，生活在自我实现水平上的人既最爱人类，也最有个性。这完全符合弗洛姆的观点，即自爱（或曰“自尊”）与自尊是协同的，而不是对抗的。此外，他有关个性、自发性、自动化的观点也是十分到位的。

15. 需要的层次越高，心理治疗就越容易，越有效果。而在最低的需要水平上，心理治疗几乎没有任何用处。比如，饥饿不能通过心理治疗得到缓解。

16. 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局部化，更具体，更有限。与爱相比，饥渴更多的是生理需要；而与尊重相比，爱则更具生理特点。此外，低级需要的满足比高级需要的满足更具体，更易觉察。再者，低级需要致满足物远比高级需要致满足物具体，也更易观察，而且，更有限度，因为它们需要的致满足物更少。人的食量是有限的，但是，爱、尊重和认知的满足感几乎是无限的。

上述区别的一些后果

上述观点概括起来有两点：（1）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具有不同的性质；（2）和低级需要一样，高级需要也必须包括在基本的和给定的人性当中，而不是不同和相反。这样的观点势必会对心理学和哲学产生许多革命性的影响。大多数文明，连同其政治、教育、宗教理论，都是建立在与这种信念的冲突之上的。总的来说，它们认为，由于其类本能和动物性的特点，人类严重局限于对食物、性等的生理需要。从本质上讲，对真理、爱和美的高级冲动不同于这些动物需要。此外，这些需要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并且，这冲突会因争夺优先地位一直持续下去。人类就是这样看待所有文化及其工具的，即站在高级需要一边，反对低级需要。因此，文化必然扮演着控制和阻挠的角色，充其量是一个不幸的必需品。

就像对食物的需求一样，高级需要也是类本能的和动物性的。认识到这一点必定产生诸多影响，下面仅列举其中几个。

1. 也许，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认知和意动的二分法是错误的，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对知识、理解、生活哲学、理论参考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需要本身就是意动的，是我们原始动物本性的一部分（人类是非常特殊的动物）。

既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不是完全盲目的，是受文化、现实和可能性左右的，那么，可以说，认知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约翰·杜威认为，需要的存在和定义取决于对现实，以及其是否能得到满足的认知。

如果意动在本质上也是认知的，如果认知在本质上也是意动的，那么，二分法本身就是无用的，必须抛弃，除非留下来作为病理学的标志。

2. 许多古老的哲学问题必须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其中一些甚至建立在对人类动机生活误解的伪问题上。例如，自私与无私之间的区别。举例来说，出于爱的本能，我们从看孩子吃东西中得到的快乐比自己吃东西时得到的要多。这算不算“自私”？如果算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定义“自私”、如何将其与“无私”区分开来？如果对真理的需要和对食物的需要一样都具有动物属性，那么，冒死寻求真理是否比冒死寻觅食物少一些自私呢？

如果本能快乐、自私的快乐和个人的快乐同样可以源自对食物、性、美、爱、真理或尊重的满足，那么，享乐主义理论显然需要改写。这意味着，低级需要享乐主义结束的地方正是高级需要享乐主义开始的地方。

当然，浪漫派和古典派的对立，酒神派和太阳神派的对比也必须改变。至少，在某些形式上，它们同样是建立在动物的低级需要和非动物（或反动物）的高级需要的不合理的二分法之上的。与此同时，还必须对理性和非理性的概念、理性和冲动以及理性生活与本能生活之间的对立进行较大的修正。

3. 伦理学家可以从人的动机生活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我们最高尚的冲动被视为马本身，而不是缰绳，如果我们的动物需要被视为与最高需要具有相同的性质，那么，二分的方法如何维持下去？又如何继续相信它们可能源自不同的地方？

此外，如果能清楚而充分地认识到这些高尚美好的冲动是在更基本、更迫切的动物需要得到满足后出现的，并变得十分强烈，那么，我们当然应少谈自制力、抑制力、纪律性等，而多谈自发性、满足感和自我选择。严厉的责任和轻松的快乐之间的对立似乎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在生活（存在）的最高层次，责任即是快乐，人人热爱劳动，则工作和度假没有区别。

4. 我们对文化的概念以及人与文化关系的概念必须朝着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协同作用”的方向转变。文化可以满足需要，而不是抑制需要。此外，文化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人类需要的产物。因此，我们需要对文化—个体的二分法重新进行审视，强调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合作和协同，而不是对抗或排斥。

5. 人的最佳冲动明显是内在的、固有的，而不是偶然的、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必然对价值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这首先意味着，根据逻辑推断价值，或试图根据权威或天启来解读价值，不再是必要的或可取的。显然，我们要做的就是观察研究。人性本身包含着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做个好人？如何做个快乐的人？如何做个有成就的人？机体会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因而会重视什么。当这些价值被剥夺时，它会生病；相反，便会健康成长。

6. 对这些基本需要的研究表明，尽管其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类本能的，但是，在许多方面却不像我们所熟知的低等动物的本能。在所有差异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意外发现，那就是，与本能是强大的、不受欢迎的和不可改变的这一古老的理论相反，我们的基本需要虽然是类本能的，但却是很弱的。拥有冲动意识，知道真的想要并且需要爱、尊重、知识、哲学、自我实现等，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心理成就。不仅如此，而且基本需要层次越高，也就越弱，越容易被改变，越容易受到压制。再者，它们不是坏的，而是中性的，或者是好的。最终，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悖论：人类仅存的本能非常弱，需要得到保护，以对抗文化、教育、学习，免得被这些外部环境因素所淹没。

7. 我们对心理治疗（以及教育、抚养孩子、良好性格培养）目标的理解必须有很大的转变。对许多人来说，它仍然是一整套对内在冲动的抑制和控制措施，其关键词是管制、控制和镇压。

但是，如果治疗意味着打破原有的控制和抑制，那么，我们新的关键词就是自发、释放、自然、自我接受、冲动意识、满足和自我选择。如果我们内在的冲动被认为是受人欢迎的，而不是令人厌恶的，那么，我们当然希望去释放它们，让它们得到最充分的表达，而不是把它们束缚在紧身衣里。

8. 如果本能是较弱的，如果高级需要被认为是类本能的，如果文化被认为比本能的冲动更强而不是更弱，如果人的基本需要被证明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那么，人性的改善可以通过对类本能倾向的培养以及对社会意识的培养得到实现。事实上，改善文化的意义在于给人类内在的生物倾向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实现自己。

9. 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有时可以不受低级需要（必要时，甚至是高级需要）满足的限制。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解决神学家的古老难题。他们总是觉得有必要去调和肉体和精神、天使和魔鬼—人类机体中的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之间的矛盾，但是，从来没有人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高级需要生活的功能自主似乎就是答案的一部分。高级需要必须建立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之上，不过，一旦站稳脚跟，就会摆脱低级需要。

10. 除了达尔文的“生存价值”以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一个“成长价值”。“成长价值”不仅有利于生存，而且，也有利于个体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有利于他发挥自己的潜力，有利于他走向更大的幸福、宁静、超越、巅峰体验，有助于他走向对现实更丰富、更准确的认知。我们不再需要依靠纯粹的生存能力来证明贫穷、战争、征服或残忍是不好的。我们说它们不好，说到底还是还因为它们降低了生活质量，降低了人格、意识和智力水平。

（译自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

第9章
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当我开始研究那些积极健康、高度发展、极其成熟的自我实现者时，我必须改变自己对创造力的看法。首先，我不得不放弃原先刻板的看法，即健康、天才、能力和生产力互为同义词。在我的研究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虽然在特殊意义上是健康的和有创造力的，但在普通意义上却没有生产力。他们既没有非凡的天资，也不是伟大的诗人、作曲家、发明家、艺术家或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一些非常伟大的天才不是心理健康的人，例如，德国作曲家瓦格纳、荷兰画家凡·高和英国诗人拜伦等。有证据表明，伟大的音乐天赋和数学天赋更多的是源自遗传，而非后天获得。可见，健康和特殊才能是独立的变量，可能关系不大，也可能根本就没有关系。我们不妨一开始就承认，心理学对天才类型的特殊天赋知之不多。对此，我不想多说，只想把精力放在更广泛的创造力上，这种创造力是人人都有的，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似乎与心理健康相互影响。

此外，我很快发现，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一直是在根据成果来考虑创造性问题。其次，我不知不觉地将创造性局限于某些传统领域，不知不觉地认为任何画家、诗人和作曲家都在过着创造性的生活。我还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理论家、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作家都有创造力，其他人则没有。不知不觉中，我认为创造性是某些专业人士独有的特权。

但是，这些想法很快就被我的研究对象给否定了。例如，有这样一名妇女，她没有受过教育，家里很穷，是一名全职母亲和家庭主妇，她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造性工作，然而，她却是一名了不起的厨师，一位伟大的母亲、妻子和家庭主妇。虽然家庭并不富裕，但是，她的家总是布置得漂漂亮亮的。她是一个完美的女主人。她做的饭菜非常可口，可以和高级宴会上的菜品媲美。她对亚麻织品、银器、玻璃、陶器和家具的品位无可挑剔。她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表现得极其新颖、独特、精致，有着出人意料的创造力。的确，很有创造力。我从她和其他像她一样的人那里了解到，一流的汤比二流的画作更有创意。一般来说，烹饪、持家、为人父母都可以有创意，而诗歌则不必如此，有些诗歌的确很没有创意。

另一名研究对象致力于方方面面的社会服务，如包扎伤口、帮助穷困潦倒的人等。她不仅以个人的方式帮助他们，还以组织的方式帮助他们。她的“创造”就是创建组织，因为组织比个人的能力要大，能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一名是精神病医生，一个“纯粹的”临床医生。他从来不撰写任何东西，不搞理论研究，但是，他乐于帮助他人创造自己。他以道家的方式接近每一个病人，仿佛他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不说行话，没有期望，没有预设，淳朴的外表下面却蕴藏着巨大的智慧。每个病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全新的问题，需要以全新的方式来理解和解决。即使在非常困难的病例身上，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验证了他“创造性”（而非刻板或正统）的做事方式。从另一个人那里，我了解到，建立一个商业组织可以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在一个年轻的足球运动员身上，我发现，一个完美的铲球，可以像十四行诗一样，变成一种审美产品，可以用同样的创造精神来对待。换句话说，我学会了将“创意”这个词（以及“审美”这个词）不仅应用于产品，还以一种性格学的方式应用于人、活动、过程和态度。此外，我开始将“创意”这个词应用于许多产品，而非标准的、传统意义上的诗歌、理论、小说、实验或绘画。

结果发现，有必要将“特殊天才的创造力”和“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区分开来。后者更直接地源于个性，并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表现出来，如幽默等。这似乎已变成了一种趋势，即用创造性的方式做任何事情，如家务、教学等。通常，自我实现者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特殊的感知能力上，童话中那个看到国王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也与创造力即产品的概念相矛盾。这样的人能看到一般的、抽象的、分类的、范畴化的东西，同时，还能看到新颖的、原始的、具体的、表意的东西。因此，他们更多地生活在真实的自然世界中，而不是生活在概念、抽象、期望、信仰和刻板的世界里。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把二者混淆起来。罗杰斯的“开放性”（对经验的开放）概念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与普通人相比，我的实验对象似乎更主动，更善于表达。他们的行为更“自然”，受到的控制和压抑更少。少了些阻挠，少了些自我批评，他们便能更加自如地表达自己。这种不畏嘲讽、自由表达的想法和冲动正是自我实现者创造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罗杰斯用“自由发挥的人”这个术语极好地描述了健康的这一方面。

另一个观察结果是，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在许多方面都很像快乐无忧的孩子的创造力，那完全是自发的，毫不费力的，天真无邪的，是一种摆脱了刻板印象和陈词滥调的自由。同样，它似乎主要是由“天真的”感知自由和“天真的”、不受约束的自发性和表现力组成的。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自由地感知世界，而不是凭借经验期望什么东西应该在哪里，什么东西必须在哪里，或者什么东西一直在哪里；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即兴创作一支歌、一首诗、一段舞、一幅画、一出戏或一场游戏，而无须事先筹划准备。

正是在这种孩子般的感觉中，我的实验对象才具有创造力。由于我的研究对象都是五六十岁的人，而不是儿童，所以，为了避免误解，不妨这样说，他们至少在两个主要方面保留或恢复了儿童的天真，即他们不会墨守成规，或者说，他们都是“开放性的”，很主动，很容易表达自己。如果说孩子们是天真的，那么，我的研究对象便进入了桑塔亚纳所说的“第二个天真时代”。他们天真的感知和表达能力与成熟的头脑形成了完美的结合。

无论如何，听起来，似乎我们都是在讨论一个基本的特征，一个人性中固有的、与生俱来的潜力。这种潜力在个体试图适应文化时通常会被埋葬、被抑制，继而会彻底丧失。

与普通人不同的是，我的研究对象还有另一个特点，而这一特点使之更具创造力。自我实现者通常不惧怕未知的、神秘的、莫名其妙的事物。相反，他们对此很感兴趣。换言之，他们会从中挑出难题，认真思考，加以解决。对此，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他们不会忽视未知的东西，不会否认，不会逃避，不会试图让人们相信它是已知的，也不会过早地对其进行区分或归类。他们不执着于熟悉的事物，对真理的追求也不如对必然性、安全性、确定性和秩序的需求那样强烈，就像我们在戈尔茨坦受伤的大脑或强迫症患者身上看到的那样。当客观情况需要时，他们可能会处于无序的、草率的、混乱的、模糊的、可疑的、近似的、不确定的、不精确的或不准确的‘无政府状态’，而这些在科学、艺术或普通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是非常可取的。

“因此，怀疑、犹豫、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决策中止，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折磨，然而，对某些人来说，则可能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刺激挑战，是人生的一个高潮，而不是低潮。”

我曾做过一个观察，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可现在有了眉目，这就是我所描述的自我实现者对二分法的解决方案。简言之，我发现，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许许多多的对立和极性，不能像所有心理学家那样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是直线的、连续的。例如，我遇到的第一个矛盾就是，我无法确定我的研究对象究竟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好好看看我们是如何不知不觉地陷入非此即彼—这个多一点，那个必然少一点—的状态。这就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不过，迫于事实的压力，我不得不放弃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我的研究对象在某一种意义上是非常无私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非常自私的。二者融合在一起，并不是水火不容，而是一种明智的、动态的统一或结合，非常像弗洛姆在他有关“健康型利己”经典论文中所描述的那样。我的研究对象把对立面放在一起，让我意识到，把自私和无私视为相互矛盾、相互排斥本身就是人格发展低下的特征。因此，在我的研究对象中，许多其他的二分法也都转化成为统一体。认知与意动（心与脑、愿望与事实）变成了由意动构成的认知，因为本能和理性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责任变成了快乐，快乐与责任融为一体，工作和娱乐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了。当利他主义变成利己的快乐时，利己的享乐主义怎么能与利他主义对立呢？所有这些非常成熟的人也都有着强烈的童心。这些有着最鲜明的个性、最强烈的自我意识的人同样也是最容易失去自我、最容易超越自我、最容易以问题为中心的人。

但这正是伟大的艺术家所做的事情，他能将不协调的颜色、不一致的形式以及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纳入一个整体；这也是伟大的理论家所做的事情，他能将令人困惑、毫无关联的事实放在一起，让我们明白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治疗师、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父母、伟大的发明家也是如此。他们个个都是整合之人，能够将四分五裂甚至彼此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

我们这里谈论的是整合能力以及人体内在整合能力与外在整合能力之间的反复磨合。创造性是建设性的、统一性的和综合性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内在整合能力。

在我看来，要想弄清其中的原因，多半要追溯到研究对象的品格，即相对无畏。他们显然很少受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似乎不太害怕别人说什么、要求什么或嘲笑什么。他们对其他人的需求很少，因此，对他们的依赖也少，对他们的恐惧和敌意也少。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害怕自己的内心，不害怕自己的冲动、情感和想法。他们比一般人更能接受自我。这种对自己深层自我的认可和接受使之更容易勇敢地感知世界的真实本质，也使他们的行为更具自发性（较少控制、抑制，较少计划、设计）。他们不害怕自己的想法，即便这些想法非常“疯狂”或非常愚蠢。他们不怕被人嘲笑，不怕遭人白眼，可以让自己的情感随意流淌。相比之下，普通人和神经质的人大都会因为内心的恐惧而退缩，因此，他们会控制、抑制、压抑和镇压自我；他们不赞同深层的自我，并期望别人也能和他们一样。

实际上，我所说的是，我的研究对象的创造力似乎是他们更大的整体性和整合性的附带现象，这就是自我接受的含义。普通人的内在力量与防控力量之间的内战似乎已经在我的研究对象中得到解决，他们很少陷入分裂状态。因此，他们自身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利用，可以享受，可以创造。他们用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时间和精力也很少。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我们有关高峰体验的认识支持并丰富了这些结论。这些也都是整合过和正在整合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与感知世界的整合是同构的。同样，在这些经历中，我们发现，开放性增加了，自发性和表现力也增加了。此外，由于内部整合的其中一点就是接受和更大限度地利用深层的自我，因此，深层的创造力也就变得更容易利用。

原发、继发和综合创造力

经典的弗洛伊德理论对我们的目的用处不大，甚至与我们的数据部分矛盾。从本质上讲，它是（或曾经是）一种本我心理学，是对本能冲动及其变化的研究。此外，弗洛伊德辩证法的根本就是冲动与防御之间的对抗。但是，对于理解创造力（以及游戏、爱、热情、幽默、想象和幻想）的来源来说，比压抑的冲动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初级过程，这些过程本质上是认知性的，而不是意动性的。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精神分析学时，就会发现，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克里斯、米尔纳、埃伦茨韦格、荣格心理学）与美国的“自我与成长心理学”之间存在着很多相同之处。

一个通情达理、随遇而安的普通人，其正常调整意味着一如既往地成功拒绝人性深处的许多东西，包括意动的和认知的。对现实世界的良好适应意味着人格分裂，意味着他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自我，因为自我很危险。但是，现在，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这样做的损失也很大，因为这些深层的东西也是他所有快乐、玩耍、爱、笑的能力，以及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创造力的源泉。通过保护自己远离内心的地狱，他也切断了自己与内心天堂的联系。在极端情况下，他就成了一个变态的人，平庸、密闭、僵硬、冰冻、拘谨、慎微，成了一个不会笑、不会玩、不会爱的人，成了一个愚蠢、幼稚、容易上当的人。他的想象力、直觉、柔肠、情感往往会被扼杀或扭曲。

作为一种疗法，精神分析的终极目标是整合性的，即通过洞察来治愈这种基本的分裂，以使遭到压抑的东西变成意识或潜意识。但是，在研究了创造性的深层原因之后，我们可以再做一些修正。我们与初级过程的关系并非同我们与不可接受的愿望的关系在各个方面都是一致的。我能看到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的初级过程并不像遭压抑的冲动那样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初级过程并不是被压抑了，而是被“遗忘”了，或者说，被拒绝了，因为我们必须适应一个残酷的现实，而这个现实需要有目的和务实的努力，而不是幻想、诗歌、戏剧等。或者，换句话说，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初级过程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我期望，在解除本能压抑方面做得很少的教育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初级过程，并将其融入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生活当中。艺术、诗歌等方面的教育原则上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动力心理学的教育也是如此。例如，多伊奇和墨菲用初级过程语言进行的“临床访谈”可以被视为一种诗歌。马里昂·米尔纳的非凡之作《论不会作画》完美地阐述了我的观点。

我一直试图描述的这种创造性，其最好的例子是即兴创作，如爵士乐或儿童绘画等，而不是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

首先，伟大的作品需要伟大的才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与我们所关心的东西无关。其次，伟大的作品不仅需要灵光、灵感、巅峰体验，也需要艰苦的劳动、长期的训练、无情的批评和完美的规范。换句话说，继不知不觉之后是深思熟虑，继完全认可之后是批评批判，继直观感觉之后是严谨的思考，继大胆之后是谨慎，继幻想和想象之后是来自现实的考验。那么，问题来了：“这些都是真的吗？”“这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吗？”“它的结构是健全的吗？经得起逻辑检验吗？”“有人接受它吗？”“我能够证明吗？”等。现在，到了比较、判断、评价、冷静思考、选择和拒绝的时刻了。

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目前，次级过程取代了初级过程，太阳神取代了酒神，男性取代了女性。那么，自愿回归内心的行为就已经结束了，灵感或巅峰体验所必需的被动性和接受性必须让位于主动性、控制以及辛勤劳动了。个体偶然体会到巅峰体验，因而也就创造出了伟大的作品。

严格地说，我只研究了第一阶段，那是一个完整的人轻而易举的自发表达，或是一个人内心的短暂统一。只有当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对他起作用时，只有当他不惧初级过程时，这种体验才能到来。

我把那种源于初级过程，并且使用初级过程多于次级过程的创造力称为“初级创造力”，把那种主要基于次级过程的创造力称为“次级创造力”。“次级创造力”占世界生产的很大比例，包括桥梁、房屋、汽车，甚至许多科学实验和文学作品等。所有这些，从本质上讲，都是对别人思想的巩固和发展。两种类型之间的区别类似于突击队和后方宪兵之间的区别，类似于拓荒者和移居者之间的区别。那种把两种过程简单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创造力，我将其称为“综合创造力”。伟大的艺术作品、哲学或者科学都是综合创造力的产物。

结论

我认为，所有这些发展的结果可以概括为对创造性理论中整合（或自我一致性、统一性、整体性）作用的日益强调。将二分法变成更高级、更包容的统一体，等于治愈了一个人的分裂，使其更加统一。我一直在谈论的分裂是在人的内部，相当于一种内战，两部分在打仗。无论如何，就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而言，它似乎更直接地源自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的融合，而不是对冲动和愿望的压抑控制。当然，由于对被压制的冲动的恐惧而产生的防御也可能在无区别的、恐慌的全面战争中将初级过程压制下去。但是，这种不加区别的战争原则上似乎没有必要。

总之，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首先强调的是个性，而不是它的成就，认为这些成就是个性产生的附带现象，因此，是次要的。它强调的是个性品质，如大胆、勇敢、自由、主动、清晰、融合、自我认可等。所有这些都使得自我实现者具有创造能力，具体表现在其创造性的生活、创造性的态度和创造性的人格当中。我也强调过自我实现者创造性的表达和存在的品质，而不是其解决问题或制造产品的品质。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像放射一样，是“散发”出来的，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还像一个快乐的人，无论有什么问题，都会散发出快乐，没有目的，没有心机，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有问题；它又像阳光一样散发出来，遍布各地，使万物生长，同时，也照射在岩石和其他没有生命的东西之上。

最后，我很清楚，我一直在试图打破那种广为接受的创造力概念，却无法提供一个更好的、明确的、清晰的概念。自我实现者的创造性很难定义，因为它有时似乎与健康是同义词（正如穆斯塔法所说的那样）。而且，由于自我实现或健康最终必须定义为完整人性的实现或人的“存在”，因此，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几乎等同于基本人性，或者是基本人性的必要特征或显著特征。

（译自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存在心理学探索》）

第10章
自我实现和超越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在这一章里，我要讨论的思想正处于雏形阶段，尚未形成定论。我发现，对于我的学生和与我持相同看法的人来说，自我实现的概念几乎就像罗夏墨迹。它常使我对使用它的人比对现实有着更深入的了解。目前，我要做的就是探索自我实现的某些本质，不是作为一个广泛的抽象概念，而是从自我实现过程的操作意义上来探讨。自我实现在不同瞬间意味着什么？在星期二下午四点意味着什么？

自我实现研究的开端

我对自我实现的调查不是作为研究开始的。这些调查起初只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个人行为。他试图了解他所爱戴、钦佩、崇拜的两位老师，因为，在他眼里，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这是一种高智商的活动。我不能满足于简单的崇拜，而是试图了解他们二人为何如此出类拔萃、与众不同。他们二位就是鲁思·本尼迪克特和马克斯·韦特海默。我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来到纽约市，随后，他们二位便成了我的老师。他们是最了不起的人物。我在心理学方面所接受的训练不足以使我很好地理解他们。他们绝对不是普通人，他们是超人。我自己的调查研究是从一种前科学或非科学的活动开始的。我对马克斯·韦特海默做了描述和记录，也对鲁思·本尼迪克特做了记录。当我尝试着去理解他们、思考他们，并在日记和笔记中记下他们时，我突然意识到，可以从他们的两种模式中概括出一些规律来。我这里所说的是某一种类型的人，而不是两个无法比较的个体。这让我感到十分兴奋。我试图看看这种模式是否能在别处找到。结果是，我确实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在他人身上找到了。

按照实验室研究的普通标准，即严格的对照研究，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研究。我的概括源自我选择的某些类型。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到目前为止，我选择了大约24位我非常喜欢、非常钦佩的优秀人物，试图从他们身上找出某个综合征，或者说，找出一种似乎适合他们所有人的模式。这些人都是来自西方文化，都带有各种内在的倾向性。虽然这样的概括不甚可靠，但是，这是唯一一个可以操作的自我实现者定义。这一点，我在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份出版物中做了详细描述。

在我发表了调查结果之后，又出现了六条、八条或十条其他线索支持这一发现，不是复制印证，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印证。卡尔·罗杰斯的发现及其学生的发现一起构成了对整个综合征的佐证。布根塔提供了心理治疗方面的印证。一些关于迷幻药的研究，一些关于治疗效果的研究（也就是有效治疗），一些测试结果，总之，我所知道的一切都为这项研究提供了确凿的支持，尽管不是重复印证。我个人对这项研究的主要结论非常自信。很难想象哪项研究能对这种模式做出重大改变，尽管我相信会有一些小的改变。我本人也对此做过一些小的改变。但是，我的自信并不是一个科学数据。如果你对我从猴子和狗的研究中获得的数据质疑，你就是在怀疑我的能力，或者把我看成骗子，那样的话，我有权反对。如果你质疑我对自我实现者的发现，你完全可以这样做，不过，那只是因为你不太了解我，那些研究对象可都是我亲自挑选的。结论属于前科学范畴，但是，陈述是以一种可以经受检验的形式提出来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结论是科学的。

我所选择的调查对象是年纪较大的人，他们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并且，明显取得了成功。我们不知道这些发现是否也适用于年轻人；我们不知道自我实现在其他文化中意味着什么，尽管自我实现的研究在中国和印度也正在进行中；我们不知道这些新的研究将会带来什么结果，但是，有一点我毫不怀疑：当你挑选出优秀的人、健康的人、强壮的人、有创造力的人、圣洁的人、淫荡的人（事实上，这些正是我所挑选的那些类型）进行仔细研究时，你会对人类产生不同的看法。你想知道人究竟能长多高，究竟能变成什么样子。

还有一些事情我也确信无疑，可以说“那是我的嗅觉告诉我的”。然而，在这些问题上，我拥有的客观数据更少。“自我实现”已经很难定义了，要回答下列问题更是难上加难：超越自我实现是什么？超越真实性是什么？毕竟，要回答上述问题，光靠诚实是不够的。就自我实现者而言，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存在—价值

自我实现者无一例外都参与到自己身外的事业当中。他们专心致志地投入自己珍视的事业（用传统说法或宗教说法就是“使命”）当中。他们听从命运的召唤，并且乐此不疲，因此，工作和快乐在他们身上合二为一了。有人献身于法律，有人献身于正义，有人献身于美或真理。他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致力于寻找我称之为“存在”的价值，即内在的终极价值。这些存在价值大概有十四种，包括古人的真、善、美、圆满、单纯、全面等。它们都是存在的价值。

衍生需求和衍生病理学

这些存在价值的存在给自我实现的结构增加了一整套复杂性。这些存在价值像需求一样，我将其称为衍生需求。此类需求的匮乏滋生了某些尚未得到充分描述的病态，我将其称为衍生病态，即灵魂疾病，如一直生活在骗子中间的人不会相信任何人。我们需要顾问来帮助人们解决因需求未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简单问题。同样，我们也需要衍生需求专家来帮助人们解决因衍生需求未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灵魂疾病。从实证的角度来说，人们的生活应该是美的，而不是丑的，正如肚子饿了需要进食、身体累了需要休息一样。事实上，我想说的是，这些存在价值就是大多数人生活的意义。可惜的是，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有这些衍生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讲，专家顾问的工作就在于让人们意识到这些需求的存在，就像古典精神分析学家让病人意识到类本能的基本需要一样。最终，也许一些专业人士会认为自己变成了哲学顾问或宗教顾问。

我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帮助前来咨询的人走向自我实现。这些人往往都有很多价值问题。许多年轻人本质上是非常好的，尽管实际上十分调皮。然而，从一些行为证据来看，他们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在寻找价值，寻找可以为之献身的东西，寻找可以追求、热爱、推崇的东西。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徘徊：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远离还是走向自我实现？心理咨询师或衍生需求专家能告诉他们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加完整、更加充实吗？

导致自我实现的行为

当一个人完成自我实现时，他都做了些什么？他会咬紧牙关、自我加压吗？就实际行为和实际步骤而言，自我实现意味着什么？下面将从八方面加以描述。

第一，自我实现就是积极、充分、无私、全心体验生活。它意味着没有青春期时那种“自我意识”的体验。在这一时刻，个人成为完完全全的一个人。这是一个自我得到充分实现的时刻。作为个体，我们偶尔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作为咨询师，我们可以帮助就诊者更加频繁地得到这样的体验，鼓励他们专注某事，忘掉自己的伪装、防御和羞怯，全力以赴，全身心投入。从外表上看，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刻。在那些试图变得非常坚忍、世故和老练的年轻人身上，我们再次看到了童年的天真。当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某个时刻并对其充分体验时，脸上便会出现纯洁甜蜜的表情。此刻，有一个关键词，叫作“无我”。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在于身上“无我”太少，“自我”太多。

第二，让我们把人生看成一个接一个的选择过程。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前进或者倒退。一方面，可能会出现防御、安全、害怕的趋势；另一方面，可能会出现成长的选择。每天做十几次成长（而不是恐惧）的选择，就意味着每天朝着自我实现的方向前进了十几次。自我实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意味着每一次选择都发生在撒谎或诚实、偷窃或不偷窃之间，意味着每一次选择都是成长的选择，这就是走向自我实现的步骤。

第三，所谓自我实现，意味着自我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人不是一块白板，也不是一块黏土或一块橡皮泥，人是已经存在的东西，至少是某种软骨结构。人至少要有气质，要有一个“自我”，我有时将其称为“倾听冲动的声音”，也就是说，要让自我显现出来。我们大多数人（尤其是儿童和年轻人）大多数时候都不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而是倾听妈妈的声音、爸爸的声音、长辈的声音、权威的声音或传统的声音。

作为自我实现的第一步，我有时会向学生建议，当给他们一杯葡萄酒并询问他们的感受时，他们应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回应。首先，我建议他们不要看瓶子上的商标，这样，他们就不会根据商标来判断酒的好坏。接下来，我建议他们，如果可能的话，就闭上眼睛，冷静下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避开外界的喧嚣，用自己的舌头品尝美酒，并做出最终评判。这时，也只有这时，他们才可以得出“喜欢”或“不喜欢”的结论。这样的结论与我们通常所沉溺的那种虚假的结论完全不同。最近，在一次聚会上，我发现自己看着瓶子上的标签，信誓旦旦地向女主人保证她选的苏格兰威士忌非常棒。接着，我愣住了。我这是在干什么呀？我对苏格兰威士忌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都是广告上说的。我根本不知道这种酒好与不好，可我们平时不都是这样的吗？拒绝做这样的蠢事是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一部分。你要做的就是要真实，比如，这酒辣吗？味道还行吧？口感还好吧？你喜欢莴苣吗？

第四，有疑问时，要诚实。可以说，疑问之声随处可闻，所以，此处没有必要过多地讨论处理手法问题。通常，当出现疑问时，人们往往是不诚实的。来咨询的人往往是不诚实的，他们扭扭捏捏，装模作样。老实说，他们很不容易接受“做人要诚实”的建议。扪心自问，寻求答案，意味着承担责任。这本身就是向自我实现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这个责任问题研究得不多，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也鲜有出现，因为谁能去追究白鼠的责任呢？然而，在心理治疗中，责任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在心理治疗中，你能看到它，能感受到它，能知道它的作用。于是，你便对责任的真正含义有了清楚的了解。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步。每当一个人承担责任时，就是一次自我实现。

第五，迄今为止，我们所说的都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体验，做出的都是成长的选择而非恐惧的选择，能主动倾听冲动的声音，能诚实地承担相应的责任。所有这些都是迈向自我实现的重要步骤，都确保能做出更好的生活选择。每当选择来临时，每次都能做好这些小事的人会发现，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意味着更好的选择，意味着素质的提高。他开始懂得命运是什么，配偶意味着什么，人生使命是什么。一个人要想明智地选择生活，就必须敢于在生活的时时刻刻都能倾听自己，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能平静地说：“我不喜欢这样或那样的人。”

在我看来，艺术界已经被少数意见操纵者和品位制造者霸占了。对这些人，我心存疑虑。这是我个人的判断，但是，对于那些人来说，似乎已经够公平的了，因为他们自以为是，说什么“我喜欢什么，你必须喜欢什么，否则，你就是个傻瓜”。我们必须教育人们，要相信自己的品位。当然，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自己的品位。当站在画廊里面对一幅令人费解的画作时，很少能听见有人说“这幅画真的令人费解”。不久前，布兰代斯大学有一个舞蹈节目，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葩，有电子音乐，有录音带，人们做着各种各样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的事情。灯亮了，人人都惊呆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喋喋不休，而不会说“让我考虑一下”。真能做到这一点，则意味着敢于与众不同，敢于打破陈规，敢于独辟蹊径。如果不能告诉前来咨询的人（无论年长年幼）要做好不受欢迎的准备，那么，专家顾问不妨现在就放弃吧。选择勇敢，而非害怕，事情的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第六，自我实现不仅是一种最终状态，也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程度上发挥个人潜力的过程。例如，通过研究一个人的智商，可以使其变得更加聪明。自我实现就是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去做一些遥不可及的事情，而是意味着只有经过努力才能完成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可以是在钢琴键盘上的手指练习，可以是努力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只想成为一名二流医生，那绝对不是自我实现的良好方法。所以，凡事一定要做到极致才行。

第七，高峰体验是自我实现的短暂瞬间，是多少金钱都无法买到的狂癫时刻，我无法保证的，甚至是无法寻求的。那种感觉，用C. S. 刘易斯的话来说，就是“喜出望外”。但是，你可以创造条件，使高峰体验更有可能，或者，相反，使之迟迟无法到来。因此，打破幻想，摆脱错误观念，学习自己不擅长的东西，了解自己的潜力，这些都是发现真实自我的主要途径。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高峰体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有些人把这些小小的神秘经历抛在一边。当狂喜发生时，帮助人们识别这些小小瞬间的恰恰是咨询师或衍生需求专家的部分工作。然而，一个人的心灵在没有任何外在参照物（如黑板）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深入到另一个人的心灵深处，然后试图与之沟通？所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交流方式。我曾试过一种。我认为，这种交流可能更像是一种教学和咨询模式，帮助成年人尽可能地充分发展，与老师借助黑板进行交流的那种方式完全不同。如果我喜欢贝多芬，我在他的《四重奏》中听到了一些你听不到的东西，我如何才能让你听懂？很明显，音乐就在那里。但是，我听到了美丽的音符，而你听到的只是声音。我如何才能让你听出其中的美妙之处？这是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远远超出了让你学习基础知识，或在黑板上演示算术，或对一只青蛙进行解剖。后面这些东西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外在的，其中一人手持教鞭，两人可以同时看到目标。这种教学比较容易，另一种则要困难得多。但是，这是咨询专家（衍生需求咨询专家）工作的一部分。

第八，弄清一个人的身份、职业、爱好，弄清对他有利或不利的因素、弄清他的去处及其使命，总之，弄清这一切意味着对精神病理的暴露。这意味着对防御机制的识别，以及识别后找到放弃它的勇气。这样做是很痛苦的，因为防御机制是针对不愉快的事情而建立的。但是，放弃防御机制又是值得的。如果精神分析文献没有教会我们别的东西，至少它告诉我们，压抑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去圣化

让我谈谈心理学教科书中没有提到的一种防御机制，它对今天的一些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去圣化”的防御机制。这些年轻人对价值观和美德心存疑虑。他们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受到了欺骗，遇到了挫折。事实上，他们中很多人的父母反应迟钝，得不到他们的尊重；这些父母本身的价值观也非常混乱，他们常常害怕自己的孩子，即使他们做错了事情，也不敢惩罚他们或者阻止他们。所以，你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年轻人非常鄙视他们的长辈。当然，他们这样做通常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于是，他们便泛泛得出一个结论：他们不会听从任何成人的劝告。当一个成年人说出了他们从虚伪的嘴里听到的同样的话时，尤其如此。比如，他们听到父亲谈论诚实勇敢，却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得恰恰相反。

这些年轻人把人简化为具体的物体，拒绝看到他的未来，拒绝看到他的象征意义，拒绝看到他的永恒价值。举例来说，青少年已经将“性”去圣化。在他们眼里，性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们已经让它变得非常普通，使它在许多情况下都失去了诗意，继而失去了几乎所有意义。自我实现意味着放弃这种防御机制，学会将其重新圣化。

重新圣化

重新圣化意味着，像斯宾诺莎所说的那样，愿意再次看到人的永恒价值，那就是说，看到一个大写的女人以及与其有关的任何东西，即使他看到的只是某个特定的普通女人。再比如，有人去医学院解剖大脑。当然，如果这名医学生没有敬畏之心，没有统一性知觉，只把大脑看作一个具体的东西，就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他对重新圣化持开放态度，就会把大脑视为神圣的东西，看到它的象征价值，把它视为一种修辞手法，看到它诗意的一面。

这些年轻的孩子会说，重新圣化通常意味着大量的陈词滥调和枯燥无味。然而，对心理咨询师来说，尤其是对老年人的心理咨询师来说，这些与宗教和生活意义有关的哲学问题，是帮助个体走向自我实现的最重要的方式。年轻人可能嫌它古板，逻辑实证主义者可能会说它没有意义，但是，对于寻求帮助的人来说，这显然是非常有意义且非常重要的。我们最好能回答他们的问题，否则，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自我实现并不是关乎某一个伟大时刻的问题。并不是说，在某个星期四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号角一响，一个人就彻底地走进了万神殿。自我实现是一个程度问题，或者说，它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寻求咨询的人往往期待某种灵感突然到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对外宣称，“在这个星期四的3点23分，我终于实现了自我”。能完成自我实现的人，符合自我实现标准的人，不过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们愿意倾听自己的声音；他们主动承担责任；他们诚心实意；他们努力工作。他们发现了自我，得到了感召，这不仅是根据他们的人生使命来说的，而且，也是根据他们的日常经验来说的。比如，穿什么样的鞋子挤脚、喜不喜欢吃茄子、喝醉酒后能不能熬夜等。所有这一切才是自我的真正意义。他们发现，自己的生物本性和先天本性是不可逆转或难以改变的。

治疗高度

以上是人们走向自我实现时的所作所为。那么，心理咨询师究竟是何许人也呢？他们是如何帮助前来求助的人走向成长的？

寻找模型

我曾经用过“治疗”“心理治疗”和“患者”这样的词语。事实上，我讨厌这些词语，讨厌它们暗示的医学模式，因为，医学模式意味着前来寻求咨询师的人是患者，为病所困，是来治疗的。实际上，我们当然希望咨询师是帮助人们实现自我的人，而不是简单地帮助治愈疾病的人。

帮助模式也必须放弃，它一点都不合适。它让我们认为，咨询师是无所不知的专业人士，他从高高在上的特权位置上走了下来，走进可怜的蠢人当中，而这些蠢人什么都不懂，必须得到某种方式的帮助。一般而言，咨询师也不能是老师，因为老师擅长的是“外在学习”，而成长为优秀人才这一过程是“内在学习”。

存在主义治疗师一直在纠结模型的问题，我愿意推荐布根塔的著作《寻找真理》作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布根塔建议我们将咨询或治疗称为“本体”，意思是“努力帮助人们成长到最高水平”。也许，这个词儿比我建议的要好，我建议的那个词来自一位德国作家，意思是“心灵教育”。不管我们用哪一个词儿，我认为，最终，我们不得不接受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很久以前在提到“哥哥”时所说的那个概念。“哥哥”是一个有爱心、有担当的人，就像他对待年轻的弟弟一样。当然，哥哥年长一点，懂得多一些，但是，这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也不在另一个话语领域。聪明而有爱心的哥哥试图以弟弟的方式帮助弟弟提高进步，并超过自己。瞧，这和“高高在上的教学模式”有多大的区别啊！

咨询与培训、培养或普通意义上的教学无关，不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它不是宣传，而是“道”的启示及其随后的帮助。道家的思想是不干涉，是“顺其自然”。道教不是自由放任的哲学，也不是忽视或拒绝帮助或关心的哲学。作为一种模式，我们不妨设想有这样一位治疗师。如果他是一个不错的治疗师，也是一个体面的人，那么，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患者，或者以任何方式进行宣传，或者试图让患者模仿自己。

好的临床治疗师会帮助患者打开自己，突破自我意识的防御，恢复自我，了解自我。在理想情况下，治疗师那些极为抽象的参照系统、读过的教科书、上过的学校及其世界观都不应让患者察觉。出于对“弟弟”天性、本质和存在的尊重，他会认识到，让“弟弟”过上好日子的最佳方式就是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称之为“病人”的人是那些尚未成为自己的人，是那些对人性建立了各种各样神经质般防御机制的人。正如园丁的身份（意大利人也好，法国人、瑞典人也罢）对玫瑰花丛没有影响一样，对于“弟弟”来说，其帮手的出身也无关紧要。帮助他的人必须提供某些服务，这些服务与他是瑞典人、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弗洛伊德主义者或其他身份没有丝毫关系。

这些概念包含着、蕴藏着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动机学系统的基本概念，并与之完全符合。弗洛伊德学派认为，自我的无意识方面受到压抑，要想发现真正的自我，就必须揭开无意识的面纱。这里隐含着一种信念，即真理可以治愈一切。学会冲破自身的压抑，了解自己，倾听冲动的声音，揭示冲动的本质，获得知识、真理和洞察能力，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

劳伦斯·库比不久前在《被教育遗忘的人》一文中指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人们成为真正的人，成为完整的人。对于成年人来说，尤其有很多工作可做。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有了一定的能力和才能，有了明确的方向感和使命感。如果我们能认真对待这个模式，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使之变得更加完美、更加充实、更加现实。

（译自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性能达到的境界》）

第11章
此时此地疗法

［德］弗烈兹·珀尔斯

正统心理治疗的重点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神经症患者是曾经有过问题的人，而心理疗法的目标就是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一观点始终贯穿着记忆疗法的整套方案，这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与神经症和神经症患者有关的一切是截然相反的。根据格式塔的观点，神经症患者不仅仅是曾经有过问题的人，而且，也是此时此地依旧有着问题的人。尽管他现在的行为可能与过去的经历有关，但是，他目前所遇到的问题主要还是与现有的行为方式有关。他在困难面前无计可施。除非他学会如何处理眼前的问题，否则，将来也会一筹莫展。

因此，治疗的目的必须是给患者提供解决当前问题以及今后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的方法。这个工具是自助性的，患者可以通过现有的手段处理自身的问题，从而实现自助这一功能。如果他能在每时每刻真正意识到自己及其在任何层面上的行为（如幻想、言语或身体等），他就能找出困难及其源头，就能帮助自己立刻找到解决方案。而且，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会使下一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每一个解决方案都会增加他的自立能力。

如果治疗成功，患者就会处理好遗留问题的后遗症，因为这些后遗症必定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制造麻烦，如精神分裂、神经质和幻想等。然而，正是这些后遗症阻碍了患者对当前问题的解决。

根据公认的定义，所谓神经症病患者，指的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因生活中的困难而变得狼狈不堪。此外，根据我们的定义，神经症患者长期处于自我矛盾之中，缺乏足够的认同感（因此，不能正确区分自我和外部世界），缺乏独立性，心理失去失衡，而且，为了取得平衡，他们所做出的努力往往会南辕北辙。

在这个大的框架内，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神经症患者很难融入现实中来，这是因为过去遗留的问题妨碍了他。他的问题就在于“此时此地”，然而，他常常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当前问题的解决中来。治疗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学会活在当下，而治疗过程必须成为其完成未竟之事的首次实践。因此，格式塔疗法是一种“此时此地”疗法。在治疗过程中，要求患者把精力全都集中在“此时此地”的事情上来。

格式塔疗法是一种经验疗法，而不是语言疗法或解释疗法。我们要求患者不要谈论过去的创伤和遗留问题，而是要在“此时此地”重新体验这些问题和创伤，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仍是未完成的情结。如果患者要彻底解决过去的问题，那么，就必须在此时此地进行解决，因为，他必须认识到，如果过去的问题真的已经过去了，便不会成为问题，当然，也不会再次出现了。

此外，作为一种经验疗法，格式塔疗法要求患者尽可能多地体验自己，尽可能充分地体验此时此地的自己。我们要求患者像感受自己的思想一样去感受自己的手势、呼吸、情绪、声音和面部表情。我们知道，他越能意识到自己，就越能了解自我是什么。当他体验到阻止其体验现在的方式（干扰自己的方式）时，他将开始体验被干扰了的自我。

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会根据其从患者身上观察到的东西进行调整。至于治疗师的作用，我们将在别的章节中进行详细讨论。在这里，只说一点。那就是，治疗师要对患者的外部表现非常敏感，这样，患者的意识才能随着治疗师的意识得到提高。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都要求患者记住一句话，那就是“我现在觉察到了”。这句话不光要表现在口头上，而且，还要深入到血液中。“现在”二字让我们活在当下，并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事实：除了“现在”，或者说，除了“当下”，任何体验都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变化的体验。一旦使用了“现在”二字，患者将很容易在整个过程中使用“现在时态”，并且，根据现象学理论提供过去经历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对于“实现完形、消化记忆和恢复机体平衡”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句中的“我”增强了患者对自己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的责任感。“现在”是他存在的标志，让他意识到，他的所有经历都是其当前存在的一部分，也是成就其未来的一部分。他很快就会明白，每一个新的“现在”都与前一个不同。

句中的“觉察”二字让患者感受到了自己的能力、才能及其在感觉、运动和智力方面的天赋。“觉察”不是有意识的（因为意识纯粹是精神上的），它是通过头脑和语言筛选后的经验。“觉察”还提供了意识以外的一些东西。根据患者所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他尚未发展或已经失去的东西，“觉察”为治疗师和患者提供了患者现有能力的最好画面。因为觉察总是发生在当下，它为行动带来了可能。常规和习惯都是业已形成的东西，任何改变它们的需要都要求其重新成为观察的焦点，而仅仅改变它们的想法就包含着对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没有觉察，就无法认识选择的意义。“觉察、接触和当下”只是“自我实现”这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正是在“此时此地”，我们开始“觉察”到了自己的选择，从微小的病理判断（这支铅笔够直吗？）到终生事业的选择或业余爱好的选择，无不如此。

这种“现在我觉察到了”的此时此地疗法是如何起作用的？让我们以一个神经症患者为例。他未完成的情结就是对死去母亲的无休止的哀悼。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患者总是幻想着他的母亲还活着，还在身边，还用那些过时的方法指导着他的生活。如果他想自立，想完全参与当下，就必须放弃这种指导，必须与他的母亲彻底话别。而要成功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走向病榻，面对生离死别。他必须把过去的想法转化为现在的行动，就像此时就是彼时一样。因此，仅仅把当时的情景复述一遍是不够的，必须重新体验一番。他必须经历和吸收被打断的感情，这些感情大多是极度悲伤的，但其中也可能包含着胜利、内疚或其他成分。仅仅回忆过去的事情是不够的，必须回到当时的情景中去。就像谈论自己是对体验自己的一种抵抗一样，对经历的记忆（简单地谈论它）只能使其作为过去的沉积物而被孤立起来。这一点就像庞贝古城的废墟一样，你可以对其进行巧妙的重建，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其充满生机。神经症患者的记忆不仅仅是我们称之为精神分析学家的人类行为考古学家的猎场，它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情结，还有生命，但是，其生命的进程却被打断了，正等待着同化和整合，而这个同化的过程必须在此时此刻完成。

精神分析学家凭借其丰富的理论知识可能会向患者解释道：“你仍然没有把你的母亲放下，因为你对她的去世感到内疚。你小时候曾经盼着她死，后来，把这个念头压下去了。如今，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又觉得是你害了妈妈。”他的这番话可能有些道理。但是，这种象征性的或理性的解释并不能影响患者的感受，因为这些感受并不是他负罪感的结果，而是在他母亲去世时他中断了这种负罪感的结果。如果当时他能让自己充分体验一下负疚感，那么，现在他就不会感到苦恼了。因此，在格式塔疗法中，我们要求患者像身临其境一般和他死去的母亲交谈。

由于神经症患者难以活在当下，难以体验当下，因此，也就很难接受此时此地疗法。他会用过去的回忆打断当下的体验，他会不断地谈论过去的回忆，仿佛它们真的已经成为过去。他发现联想比专注更容易，专注比自我体验更容易。无论是专注于肉体感觉还是幻想（尽管起初他发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那未完成的情结总会使专注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他不再清楚自己需要的先后顺序，而是给予所有需要同等的价值。他就像斯蒂芬·利科克曾经提到的那个年轻人一样，“骑上马，漫无目的地四处飞奔”。

我们让他集中精力，并不是为了使他的生活变得更难。如果他打算充分参与当下，打算向有益的生活迈出第一步，就必须学会集中精力。

此外，专注方法（焦点觉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度（而非广度）治疗的工具。通过专注于每一种症状和每一个意识领域，患者将对自己和自己的症状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他将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着什么，如何去体验。他还会意识到他在一个领域里的感受和行为是如何与在其他领域的感受和行为相关联的。

让我们暂且回到头痛这个经典的身心现象上来吧。患者经常把它列为最讨厌的症状之一。他们常常抱怨说，头痛特别烦人。现在，当他们前来就诊时，他们想用自己的症状来烦扰我。当然，他们的做法我并不反对。只是，我反过来也会烦扰他们一下，即要求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少吃阿司匹林。我要求他们通过体验来发现头痛是如何造成的。（恍然大悟是治愈头痛最好的药剂之一。）我要求他们首先找到疼痛的部位，然后带着紧张的情绪坐着或躺着。我要求他们专注于疼痛，而不是忙于如何处理。开始时，只有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紧张。大多数人会立即用解释、联想打断我，或者嘲笑我正在做的事情。因此，治疗师必须能够排除干扰继续工作，并把干扰变成动力。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着手解决头痛问题之前，就已经做了大量的整合工作。比如，治疗师常常要求患者忍受疼痛，而患者常常会说“这毫无意义”。如果他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那么，他就向前迈出了一小步。通过这小小的一步，我们已经将其中的一小部分转化为一种接触功能和自我表达。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要求患者做进一步说明。这将使他有机会说出内心深处的怀疑和猜忌，而这些正是阻碍他全面参与当下的未完成的情结。

但是，最终，患者将能忍受头痛，忍受具体部位带来的痛苦。这种忍耐使之有望与自我接触。如果他能忍受疼痛，就可能发现，自己的某些肌肉一直在收缩，或者说，他有一种麻木感。换言之，他发现疼痛与肌肉收缩有关。于是，我们要求他加剧肌肉收缩。结果，他会发现，他可以主动制造和加剧自己的痛苦。根据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结果，他可能会说：“这就和绷着脸哭一样。”治疗师可能会问：“你想哭吗？”如果要求他当着我们的面回答，他很可能会立刻大哭起来。“我不想哭，该死的！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显然，头痛干扰了哭泣的需要。很明显，他已经无须通过头疼来干扰自己的哭泣了。最好的情况是，患者可能失去哭泣的需要，因为如果能对此进行长期治疗的话，他也许能克服过去的干扰，而正是这些干扰导致了他现在哭泣的需要。然而，在到达这一阶段之前，已经有了一些进展。患者已经从部分卷入（头痛）转变为全部卷入（哭泣）。他已经把一种心身症状完全转变成了一种自我表现，因为在他短暂的绝望当中他完全彻底地卷入其中。因此，通过集中精力的办法，患者学会了如何充分参与（至少一次）当前的体验。与此同时，他也了解了自我干扰的过程以及自我干扰与全部经历之间的关系。他已经发现一种自我处理问题的手段。

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神经症患者是自我干扰者。心理治疗的所有流派都考虑到了这一事实。事实上，弗洛伊德就是基于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才创立了他的治疗方法。在自我干扰的种种形式中，他选择了一种决定性的形式，即“潜意识压抑力”。他说：“不要干扰联想的自由流动。”但是，他也认为，“潜意识压抑力”是“困境的仆人”。因此，他说：“不要陷入困境。”恰恰是这两个禁忌干扰了患者对困境和走出困境的体验。这直接导致了患者敏感度降低，无法对“困境”乃至“过度补偿的厚颜无耻”的体验（最后一点更适用于接受里奇疗法的患者）。治疗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那些压抑的东西，而是压抑本身，是自我干扰的形式。同样，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由内而外，只能由外而内。

治疗（通过整合分裂的人格重塑自我）必须使患者达到不再干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不再神经兮兮了。如何能在“不干扰患者自我干扰”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目标？前面，我们刚刚提到了弗洛伊德的“不要压抑潜意识”的戒律，而这本身就是对潜意识压抑的压抑，是对潜意识压抑这一过程的干扰。我们所要做的是观察和处理每一次干扰的方式，而不是对潜意识进行压抑（这就是弗洛伊德假设的干扰的原因）。如果我们处理了干扰本身，就是处理了直接的临床症状，处理了患者正在经历的体验。而且，我们处理的是表象本身。我们听到患者突然不说话了；我们注意到患者屏住了呼吸；我们看到患者握紧了拳头，好像要打人，或者摆动着双腿，仿佛要踢人；我们观察到患者如何通过移开视线来中断自己与治疗师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无须猜测，无须解释。

他察觉到这些自我干扰了吗？这一定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他察觉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了吗？随着他越来越意识到自我打扰的方式，他也就必然会越来越意识到自我打扰的内容。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头痛的例子一样，患者正是在忍受干扰（头痛）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如何利用这种机制来干扰自己哭泣的。这个例子表明，患者通过专注于干扰本身（干扰的方式，而非干扰的原因）逐渐认识到他正在进行自我干扰，以及自我干扰的内容。他也变得能够化解自我干扰，去经历并完成未完成的体验。

内射、投射和回射的神经机制本身就是内射机制，通常是在外界干扰下发展起来的。在正常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通过反复试错来学习，通过尽可能自由、连续地考察我们的生活和世界来学习。

假设有一只小猫在练习爬树。它一点一点地试验着，企图保持身体平衡，测试自己的力量和敏捷程度。但是，猫妈妈不放心，坚持要小猫从树上下来。“小淘气，你会摔断脖子的。”它嘶吼道。这对小猫的成长快乐该有多么大的干扰啊！它甚至会干扰成长过程本身。但是，猫当然不会这么愚蠢，它们把安全问题交给了人类。

相反，像其他动物和明智的人类一样，猫把“促进外部力量转化为自我支持”看成养育后代的基本内容。刚刚出生的小猫既不能自己进食，也不会行走，更无法保护自己。为此，它需要猫妈妈的帮助。但是，它会通过天性和外部学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人类而言，将外部力量转化为自我支持当然更为复杂。想想看，光给孩子换尿布、穿衣、做饭、选择职业、获取知识，是不是就已经让父母忙得不亦乐乎？

由于我们通过教育学到的东西比通过本能学到的东西要多，因此，有关“正确程序”的直觉判断大都丧失了。结果，所谓的“正确程序”成了由世代相传、不断修正的复合想象建立起来的。它们对社会交往的诸多方面都起着支持作用，其中包括行为的方式和准则（伦理学）、导向手段（阅读、世界观）、审美标准（美学）和社会地位（态度）等。然而，由于这些程序通常不是以生物学为导向的，因此，它们常常会破坏我们生存的根本，并且，会导致退化。精神病史一再表明，对性欲的贬低倾向会导致神经官能症。但是，无论这些程序是反生物学的、反个性的，还是反社会的，它们都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障碍。如果这些进程不受干扰的话，最终都会形成自我支持。

这样的干扰对培养下一代来说简直就是噩梦。孩子一天到晚耳边听到的都是“别动这个”“别干那个”之类的干扰声。要不，就是孩子一直在说“别烦我！”“让我一个人静静！”而这样的话又干扰了他干扰妈妈的愿望。他的退让也会受到干扰。比如，妈妈会说“你现在那儿别动，好好做作业，别胡思乱想”或者“饭没吃完，不能出去玩”。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遵循完全不加干涉的方针呢？像任何动物一样，年轻人必须体验这个世界，寻找机遇，扩大视野，看看自己究竟能走多远。但是，与此同时，必须对其加以限制，防止他对自己或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他必须学会应对干扰。

如果父母干扰孩子的成长，或溺爱孩子，妨碍其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或过度保护，破坏其对现阶段自立能力的信心，那么，问题就真的来了。父母常常把孩子当成一种财产，或保存起来，或到处展示。在第二种情况下，父母往往对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造成孩子心理早熟，而此时的孩子心理还没有那么强大，还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在第一种情况下，父母往往会阻止孩子成熟，剥夺其利用自己能力的机会。第一类孩子长大后可能会过于自信，第二类孩子则可能会依赖他人，但是，不管哪一类，都无法自立。

患者来找我们时，已经把父母的干扰融入自己的生活当中，这是内射。这类患者会对我们说，“男人不哭！”他们否认自身存在触犯他人的东西，即那些在童年时代被干扰的东西，这是投射。“该死的头痛！我为什么一定要受这个罪呢？”他们可能会拿父母认为不好的品质及其被干扰的表现与自己作对，这是回射。“我一定要控制自己。我不能哭！”他们可能已经被父母的干扰弄得焦头烂额，以至于完全失去了自我，忘记了自己的内在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的外部手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结果就是合二为一。“别人一冲我喊，我就头疼。”

让患者集中精力，意识到此时此刻都有哪些干扰，都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通过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使其实现真正的整合，消除其无休止的烦恼。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做回自己的机会，因为他们将开始体验自我。这将使他们能够对自己和他人都有一个真实的评价，并使他们能够与世界进行有益的接触，因为他们将认识到这个世界究竟在哪里。理解的基本含义是看到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对患者来说，这意味着把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认清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有益的接触。

（译自弗烈兹·珀尔斯的《格式塔治疗实录》）

第12章
剥洋葱

［德］弗烈兹·珀尔斯

现在，我们可以对方法和结果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首先，我们要明确某些观察结果，这些本身构成了程序背后的大部分理由。

在前面有关“现在我觉察到了”的实验中，患者的意识区域通常局限于其第一次尝试时的外部感官印象。随着实验的继续，这个区域逐渐开始包括许多其他因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换句话说，意识到了自己的意识增加了潜在的操作领域，提供了更广泛的方向与更大的选择和行动自由。

这个事实对神经症患者来说极为重要。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那样，神经症患者并不缺乏操纵环境的能力，但他明显缺乏的是行为的方向。他对自己、对外部环境都所知甚少，结果束缚了他的手脚，使其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但是，随着意识的提高，他的方向感和操作能力也就提高了，他的接触感也增加了，因为接触需要面向当下。

这对神经症患者来说十分重要。他没有什么自我意识；他总是干扰自我；他理解有问题，因此，很难表达自己。即使是这种简单的表达方式也是一大进步。

我相信，觉察方法本身就能产生颇有价值的治疗效果。如果治疗师的工作仅限于问三个问题，那么，他最终会在所有患者中取得成功。当然，重症患者除外。从本质上讲，这三个问题都是“现在我觉察到了”这句话的重新表述。它们是：“你在做什么？”“你有什么感受？”和“你想要什么？”我们可以增加两个问题：“你想避免什么？”和“你期待什么？”这显然是前三个问题的延伸。对治疗师来说，已经足够了。

这五个问题都与健康有关。也就是说，患者只能根据自己的意识水平来作答。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使他变得更加清醒，让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并要求他集中力量，自力更生；它们给了他自我意识，因为所有问题都指向了他的自我。

他对这些问题的口头回答可能来自智力，但是，除非他完全麻木不仁，否则，他的总体反应应该来自他的整个人，是其整个人格的标志。除非他总能轻易得到现成的答案，否则，总会出现一些额外的反应，如困惑、犹豫、皱眉、耸肩、尴尬、低低的一声“多么愚蠢的问题”、一个不想被打扰的愿望、一句“哦，天哪，又来了”、一个急切的前倾等。其中的任何一种反应都比口头回答要重要无数倍，都是患者自我的标志和风格的标志。起初，患者的行为对治疗师来说可能比对他自己更有价值。治疗师有更广阔的认知领域，可以将行为视为整体人格的反映。患者的意识仍然有限，除了口头回答之外，很可能什么也记不清了。或者说，即便他仍能记住，也可能无法理解其回应方式的意义。但是，最终，患者的意识也将被触动。这将是他在治疗方面迈出的第一大步。

治疗师可以像放大镜一样帮助患者进行自我发现。但是，治疗师不能越俎代庖，只能帮助患者自己实现这一目标。他可以通过提问让患者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以帮助患者自己确定那种行为究竟代表着什么。

敏锐的治疗师可以在鼻子底下找到大量的材料，他只需要观察就行。不幸的是，即使这样也不容易，因为观察需要治疗师完全空无一物和不带偏见。由于接触总是发生在表面，所以，治疗师必须对表面进行观察。但是，请不要搞错，这个表面比正统的治疗师认可的要广泛得多，也有意义得多。首先，他们的成见使其无法观察到更多的东西。其次，他们常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并轻蔑地说道“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正是他们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只要我们认为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且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们就没有丝毫做出改变的意愿，也没有工具去实现改变。

但是，请考虑一下这样一个事实：患者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明的，还是暗的，都是自我的表达。他的前倾和后仰、徒劳的踢腿、坐立不安，吐字的方式、言谈间的犹豫、他的笔迹、他对隐喻和语言的使用、对人称代词的选择，这一切都是表面的，都是显而易见的，都是有意义的。这些都是治疗师需要处理的独一无二的真实材料。他的成见对患者毫无帮助。

因此，治疗师的问题将以观察为基础，并将某些因素纳入患者的意识范围。他采用提问的方式，而非陈述的方式，以便将认可和行动的负担放在该放的地方，即患者身上。然而，他的问题实际上是对自己观察的诠释。比如，“你意识到自己说话的特点了吗？”这可能代表下面的观察，也可能变成下面的陈述：“我知道你说话速度很快，我也注意到你一直呼吸急促。对你来说，能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有益，这样，我们才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

然而，在我看来，大多数正统治疗师所使用的一种提问方式没有什么治疗价值。这些都是以“为什么”开头的问题。我以前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因此，我打算再进一步讨论一下。

以“为什么”开头的问题只会带来简单的答案、防御、借口、合理化以及一个事件可以用单一原因来解释的错觉。“为什么”并不区分目的、来源或背景。在“探究”的面具下，它给人类带来的困惑比什么都多。然而，“如何做”就不一样了。“如何做”探究的是事件的结构。一旦结构清晰，所有的“为什么”都会自动得到解答。一旦弄清楚了头痛的结构，我们就可以随意回答所有“为什么”的问题。患者头痛，是“因为”他抑制住了哭泣，是“因为”他没有表达自己，是“因为”他收缩了肌肉，是“因为”他打扰了自己，是“因为”他内化了不哭的命令。如果我们把时间都花在寻找原因而不是结构上，还不如放弃治疗的想法，加入焦虑不安的祖母的行列，用诸如“你为什么会感冒？”和“你为什么这么调皮？”这样毫无意义的问题来攻击患者。

当然，治疗师的所有问题都是对患者身上正在进行的过程的干扰。那是一种入侵，通常是微小的冲击。这就导致了一个明显不公平的局面。如果治疗师一方面拒绝患者的要求，另一方面却又觉得自己可以随意提问，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公平的情况吗？难道不是一种专制程序吗？难道不是与我们将治疗师从权势人物提升为人类的努力完全相反吗？诚然，要找到解决这种不一致的方法并非易事。

治疗师当然并不是唯一能够提问的人。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列出患者利用这种方法所能做出的所有事情。治疗师的问题可以是充满智慧的，有益于治疗的，也可以是令人恼火的，唠唠叨叨的，当然，还可以暗含着“你说了什么”和“你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语义。患者的问题也不总是能让人明白它们是源自哪一个混乱的区域。有时，患者不知道自己是否能信任治疗师，所以，他会用问问题来考验他。如果患者非常怀疑，便会一遍又一遍地问着同样的问题。

患者的问题大都是与口头解释代替理解的概念有关，只要给这样的患者灌输各种各样的解释（尤其是当其情绪受阻时），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待在自己神经官能症的茧里。

干扰患者提问的想法和心理治疗本身一样古老。即便像“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这样简单的回答都是意在让患者重新拾起自己的资源。我们想引出患者问题的结构及其背景。或许，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自我。所以，我们的方法是让患者把他们的问题转化为命题或陈述。

一开始，他们只会用其他表达方式来限定问题，但会坚持提问：“我很好奇……”然后，我们会重复我们的请求。现在，患者可能会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或那样的，你觉得怎么样？”这至少向前迈出了一步：现在，患者开始表现出犹豫不决，需要得到智力支持。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要求他进行信息重组。此时，患者可能会变得放松一些，许多原先压抑的信息可能会释放出来。举例来说：

患者：支持是什么意思？

治疗师：你能把它变成一个陈述句吗？

患者：我想知道你所说的支持是什么意思。

治疗师：这还是提问。你能把它变成一个陈述句吗？

患者：要是可能，我真想在这个问题上狠狠地揍你一顿。

现在，有了直接的自我表达。没错，他的语气很不友好，从社交的角度来说也很难让人接受，但是，这让患者的自我意识增强了，从而他的自我支持也得到了增强。虽然治疗师可以提问本章前面提到的五个问题，但他并非局限于此。由于治疗师最初的那些与意识有关的问题都是接触患者自我的一种方式，所以，患者的陈述和操纵治疗师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抗所谓“存在性崩溃”的神经机制。通过患者的陈述，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且是更具体的问题。

从本质上讲，患者通过这些机制所做的就是在为自己的行为推卸责任。对他来说，责任意味着责备。由于他害怕别人责备，所以，他随时准备责备别人。他似乎在说：“我的态度与我本人无关，都是我的神经官能症所致。”但是，责任的确意味着反应能力，或者选择自我反应的能力。

无论神经官能症患者是通过投射、内射、融合还是反射使自己与自己分离，他都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在放弃了责任之后，他也放弃了反应能力和选择的自由。

为了让神经官能症患者重新融入社会，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其愿意承担的任何责任。治疗师也是如此。他必须对自己对患者的反应负全部责任。他不对患者的神经症负责，也不对他的痛苦或误解负责，但是，他必须对自己的动机和对患者的处理以及治疗情况负责。

治疗师的主要责任就是质疑不代表自我的任何陈述或行为，这是患者缺乏自我责任的证据。这意味着他必须处理每一种出现的神经机制。患者必须合理利用每一种机制，将其转化为自我的表达，这样，才能真正发现自己。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机制呢？前面给出的哭泣—头痛和喘息—焦虑的例子表明了处理融合的一些方法。这两种心身症状本质上都是融合的证据。在第一种情况下，受害者通过控制哭泣的需求来锁定对眼睛周围肌肉的控制；在第二种情况下，受害者通过控制情绪反应来锁定对呼吸的控制。在两个不同关系的两个不同术语之间建立了同一性之后，他们通过干扰每个术语的前半部分来干扰后半部分。我们帮助患者通过对症状的体验发现自己如何人为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用症状代替自我表现和自我体验，从而化解这种纠缠。

回射的证据都有哪些？我们经常在患者的身体行为及其对“自我”语言的使用中发现这一点。比如，假设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正坐着谈论某件事情。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拳头击打自己的手掌。很明显，这是一种回射行为。假如治疗师问他：“你想揍谁？”患者起初可能会一脸茫然地看着治疗师，然后答道：“嗯，那只是一种紧张的习惯罢了。”换句话说，此时此刻，他是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但是，随着治疗的深入以及患者意识范围的扩大，他的责任也将扩大。如果这种紧张的习惯持续下去，患者总有一天会回答治疗师的问题，给出一个来自“自我”的直接回答。那可能是，我想揍的是“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我的老板”或者“你”什么的。无论是什么，患者都会在此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象和自我。

对那些对格式塔疗法不甚熟悉的人来说，当他们看到患者的反应是如此迅速、如此清晰、如此顺畅时，往往会大吃一惊。患者似乎一直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样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这不仅让观察人员感到吃惊，也常常让患者本人感到吃惊。

当患者做了一个在治疗师看来是投射的陈述时，我们可以让他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并依此进行应对。如果患者说话时一直用第三人称代词“它”，如“它让我很困扰”，就像头痛一样，我们必须先让他把自己和头痛联系起来，让他发现头痛是如何产生的。这样，头痛就不再是“它”了，而是“他”的一部分。如果他表达了别人对他的看法（这些都是投射），如“他们不喜欢我”或者“他们总是试图摆布我”，这时，我们就要求他来个大反转，如“我不喜欢他们”或者“我总是试图摆布他们”。我们可能会要求他不断重复，直到它们成为一种自我表达。

对于内射，我们可以用截然相反的方式加以应对，让患者意识到他对此的态度。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对整体吞咽的情绪意识会很快转化为现实中的身体恶心和呕吐的欲望。

我们常常要求患者参加一个实验，实验的材料是由我们在观察其行为（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之后提供的。实验的目的是帮助患者发现他是如何干扰自己，如何阻止自己取得成功的。

患者会通过一些行为来操纵治疗师，而且，患者不会仅仅满足于此，他会一直坚持下去，主动应对可以忍受的挫折，直到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

另外，如果患者真的情感受阻，他也会表现出上述迹象。他可能会脸红，或者说话结巴。现在，我们继续在幻想中进行实验，因为患者还无法在真实或表演的层面上开始实验。

治疗师：如果你说了，你能想象出我会有什么反应吗？

患者：能。你会认为“你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家伙”。

治疗师：你能不能想象出这样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对我说：“你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家伙。”

患者：（声音高昂）能。这也正是我的想法。你真是一个可怕的家伙，把我置于如此尴尬的境地。

治疗师：你能详细说说我是如何让你陷入尴尬境地的吗？

患者现在比以前更加自由了。他可能准备在幻想中表演一场让人陷入尴尬的心理剧，从而把另一个投射（治疗师想让我尴尬）变成自我表达。当疗程结束时，患者可能会意识到，他通过让自己尴尬干扰了他从让别人尴尬中获得的快乐。

现在，我们已经把投射的冲突内化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整合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干扰和尴尬。例如，我们可能会发现，患者觉得，阻止我进行治疗会让我感到难堪。于是，他就会设法控制我，让我感到无能为力。显然，这里有一种态度。如果不能及时发现，会破坏整个治疗过程。所以，我们建议他幻想自己需要去控制别人。我们可能会发现，他有着把人压垮的疯狂幻想，这样，他自己就不会受到伤害了。现在，我们可以内化投射的伤害，整合压垮和伤害，就像之前我们整合了干扰和尴尬一样。

此时，治疗师可能会注意到患者开始展示自己的肌肉了。也许，他会握紧拳头；也许，他的手臂或腿会突然发力。现在，他的整个人格更多地参与到他的自我表达之中。虽然之前他可能从肘部开始就已经僵硬了，但是，现在，他的肩膀第一次开始活动了。他不再像往常一样动辄感到自己被压垮了。相反，他觉得自己正在压垮别人。这意味着，他可以用手臂和牙齿进行攻击了，或者说，他正式向着破坏和同化迈出了第一步。

尽管这种说法过于简单，但是，它表明了三件重要的事情。首先，治疗师总是可以处理当前的事件，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幻想中。其次，他可以立即整合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情况，而不必让未完成的事情堆积起来。最后，治疗师可以凭借经验工作，而不仅仅是凭借语言或记忆。事实上，在格式塔治疗中，几乎所有患者都告诉我们，他们在前几个疗程中获得的体验比在数个月的分析中获得的更多。即使患者可能会通过奉承来操纵治疗师，然而，由于同样的话听得太多了，所以，我们不能不慎重考虑。

格式塔疗法有一个问题。当然，其他疗法也不例外。那就是，患者会主动适应我们的疗法。然后，他可能会用编造的和毫不相关的经历来操纵治疗师，目的只是取悦他，同时避免触碰自己的问题。这时，治疗的重点从真实的经历转向了虚假的经历。所以，治疗师必须知道如何应对患者这种虚假的态度。

我们要求所有患者都去尝试做一些功课，这因此加快了许多人的治疗速度。当然，当提出要求时，他们都充满善意，都承诺会忠实地完成任务，但是，其中许多人都失败了，一旦他们接近危险区域（意识疗法就是为此研发的），他们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绕道而行。

从理论上来说，这项作业非常简单。可是，患者却千方百计地回避它。这似乎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毕竟，这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然而，尽管神经症患者希望康复，可他也觉得，有神经症比没有神经症更安全，更能得到好的对待。他害怕成功的治疗会使自己陷入无边的困境之中。他宁愿忍受病痛，也不愿面对未知。但是，最终，随着治疗的进展，随着他发展了更多的自我支持领域，患者能更好地完成这项作业。

这项作业的其中一点是根据意识疗法的系统应用对疗程进行评估。每一种疗法都需要评估。有些患者会记得疗程中的一些有趣事件，有些会对疗程做出反应，如高兴、怨恨、沉思或沮丧等，还有一些患者一旦离开诊室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按照我们的整个方法，我们要求患者做的是，想象自己回到了诊室。他会经历什么？他能轻而易举地评估整个疗程吗？他能找到空白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是否能意识到这些空白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是否感觉到有什么他无法触及的令他不安的东西？他是否向治疗师表达了所有他想表达的东西？此时的他能够做到吗？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吗？他能意识到自己避免和干扰了整个表达的哪个方面吗？换句话说，他是否全心参与了自己的情绪、动作、感觉、想象或言语？他说的是自己的真实感受吗？他感受的是自己所说的那样吗？

我所给出的例子和我所概述的方法可能看起来相当平凡，相当无趣，与正统分析中的考古探险完全相反。在考古探险中，头一天可能会发现阉割情结，第二天可能会发现恋母情结，第三天可能会回忆原始场景中所有的创伤性事件。但事实上，格式塔疗法的每一次治疗，无论其主题多么平凡，其情感负荷都是极高的。如果（像我所假设的那样）情感是激发所有行动的基本力量，那么，它必定存在于每一种生活情境之中。现代人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除了最强烈的情感反应之外，他对一切都已经麻木了，麻木到失去了感受能力，麻木到无法自由选择，无法采取相关的行动。

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不愚蠢琐碎，也不费时费力。由于治疗的目的是给患者提供一个工具（自我支持），用它来解决自己的困难，因此，我们可以有效地处理每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一次打开一扇门，一次剥下一层洋葱。每一层都是神经官能症的一部分。当它得到治疗时，便会改变问题；当问题改变时，细节也会改变。由于患者的自我支持在每一次治疗中都有所增加，因此，下一步就变得更加容易了。

（译自弗烈兹·珀尔斯的《格式塔治疗实录》）

第13章
心理治疗、健康与动机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令人惊讶的是，实验心理学家并没把心理治疗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尚待开采的金矿。由于心理治疗的成功，人们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思考和不同的学习方式。他们的动机会发生改变，他们的情绪也会发生改变。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拥有的揭示人类深层本质的最好的方法，与人类表面个性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的人际关系发生了转变，对社会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们的性格（或个性）既有表面的变化，也有深刻的变化。甚至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外表也发生了变化，身体健康也得到了改善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智商也会提升。然而，“智商”一词甚至没有出现在大多数关于学习、感知、思维、动机、社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书籍的索引里。

举例来说。毫无疑问，可以说，学习理论至少可以从研究婚姻、友谊、自由联系、阻力分析、工作成功、悲剧、创伤、冲突和痛苦等治疗力量的学习效果中受益。

通过将心理治疗关系简单地作为社会或人际关系的例子，即作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可以发现另一组同样重要但尚待解决的问题。患者和治疗师之间至少存在三种相互联系的方式，即专制的、民主的和自由放任的，而每一种方式都在不同时期有着特殊的用处。准确地说，这三种关系存在于男孩俱乐部、催眠的风格、政治理论类型、母子关系和亚人类灵长类动物社会组织的社会氛围中。

任何一种对治疗的目的和治疗目标的深入研究都会迅速揭示出当前人格理论的短板，质疑基础科学的正统观念（价值在科学中没有任何地位），揭示出健康、疾病、治疗和治愈等医学概念的局限性，揭示出我们的文化中缺乏有用的价值体系这一事实。难怪人们害怕这个问题。很多实例表明，心理治疗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可以说，心理治疗主要有以下七种方式：（1）借助表达（行为完成、释放、宣泄），如利维的释放疗法；（2）满足基本需要（给予支持、保证、保护、爱、尊重）；（3）消除威胁（保护、良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4）提高洞察力、知识和理解力；（5）建议或授权；（6）对症下药，如各种行为疗法；（7）积极的自我实现、个性化或成长。此外，就人格理论更普通的目的而言，还可以列出很长一个单子，列出人格在文化和精神医学认可的方向上发生变化的方式。

这里，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追踪治疗数据和动机理论之间的一些相互关系。可以看出，满足基本需要是通往所有治疗的终极目标（自我实现）的重要一步，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步。

还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基本需要大多只能由他人来满足，因此，治疗必须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上进行。要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离不开一些基本的“治疗药物”，如安全、归属感、爱和尊重等，而这些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

可以说，笔者自己的经历几乎完全局限于简短的治疗。那些主要从事精神分析（深度）疗法的人更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最重要的药物不是需要的满足，而是洞察力。这是因为，严重患者不能接受对基本需要的满足，直到他们放弃了对自我和他人的幼稚看法，变得有能力感知和接受现实中的自我和人际关系。

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同时指出，洞察力治疗的目的就是确保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随之而来的需要满足成为现实。我们知道，洞察力之所以有效，只是因为动机发生了改变。然而，此时，必须承认，简单、简短的需要满足疗法与深入、长久、复杂的洞察力疗法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认识到这一点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需要的满足在许多非技术性情况下是可行的，比如，婚姻、友谊、合作、教学等，这为治疗技能更广泛地延伸到各种各样的外行人（外行疗法或非专业疗法）开辟了一条理论道路。目前，洞察力疗法肯定是一个技术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培训。对外行疗法和技术疗法之间的研究将证明其各自的用途。

也许，有人会大胆指出，虽然洞察力疗法涉及其他原则，但是，如果我们把基本需要的满足与否所带来的后果作为研究的起点，就很好理解了。这与现实恰恰相反。目前的做法是，从一种或另一种精神分析（或其他洞察力疗法）的研究中得出对较短疗法的解释。后一种方法的一个副产品是使心理治疗和个人成长的研究成为心理学理论中的一个孤立的领域。这种疗法本身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而且，受该领域特有的一些特殊的或自身的规律所支配。对此，我们不完全赞成。我们认为，心理治疗没有特别的规律。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大多数专业治疗师受过的只是医学训练，而非心理训练，还是因为实验心理学家对他们心中的心理治疗现象的人性后果视而不见。总之，我们认为，一方面，心理治疗最终必须完全基于健全的、普遍的心理学理论；另一方面，心理学理论必须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以适应这一责任。因此，我们将首先讨论简单的治疗现象，然后，再讨论洞察力问题。

有一些现象支持这样的观点：心理治疗和个人成长即通过人际关系获得需要的满足

许多事实表明，（1）纯粹的认知或（2）纯粹的非个人的心理治疗理论是不存在的。然而，这些理论与需要满足理论以及治疗和成长的人际疗法非常一致。

1. 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心理治疗。萨满、巫医、女巫、社区中的智慧老妇人、牧师、古鲁，以及最近出现的西方文明中的医生，在某些情况下，总是能够实现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治疗。事实上，伟大的宗教领袖和宗教团体已经通过他们对严重的精神疾病以及更加微妙的性格和价值混乱的治疗得到了验证。这些人为此提供的解释各不相同，无须认真考虑。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这些奇迹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上述人员对治疗过程以及治疗原理所知甚少。

2.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这种差异今天依然存在。心理治疗的各种流派有着意见分歧，莫衷一是。然而，临床工作中的心理学家在长期工作中会碰到被各种流派治愈的病人。这些病人感激之余，会坚定地支持这种或那种理论。但是，各个流派失败的例子也随处可见。让人更加不解的是，我见过不少被医生治愈的病人，甚至是被精神病医生治愈的病人。然而，我确信，这些人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疗培训，其中，不乏教师、牧师、护士、牙医、社会工作者等。

诚然，我们可以在经验和科学的基础上批评这些不同的理论流派，并大致为它们分级。不难预期，未来，我们将能收集到适当的统计数据，以表明一种理论训练比另一种理论训练更为有效，尽管两者都有失败的例子。

然而，此时此刻，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治疗结果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理论，或者根本就没有理论。

3. 即使在同一个流派内（如古典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不同的分析师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点早已得到普遍认可。这不仅表现在能力上，而且，还表现在疗效上。一些杰出的分析师在教学和写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诚然，他们知识渊博。作为教师和培训分析师，他们很受欢迎。然而，他们却往往无法治愈自己的病人。还有一些人，他们从不发表文章，也很少有什么发现，然而，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能治愈病人。当然，每个人的能力和治疗方法都有所不同。不过，这些特殊情况仍有待进一步解释。

4. 历史上有一些著名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有这样一个治疗思想学派的大师。虽然他本人作为一名治疗师非常称职，但是，他却无法把自己的这种能力传授给学生。如果这只是一个理论、内容或知识问题，如果治疗师的个性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学生同样聪明勤奋，那么，他们最终应该做得和老师一样好或者更好。

5. 任何类型的治疗师与患者初次接触时，大都会与他讨论一些外部细节，如程序、时间问题，让他在第二次就诊时说说或展示一下进展程度，然后看看结果如何，是否符合预期。

6. 有时，治疗师一言不发就能产生治疗效果。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名大学女生遇到了私人问题，来征求我的意见，她倾诉了一个小时，其间我一言未发。就这样，问题解决了。她很满意，对我千恩万谢。之后，满意地离开了。

7. 对于问题不太严重的年轻患者来说，普通生活中的重要经历可以起到治疗作用，如美满的婚姻、合适的工作、良好的友谊、生儿育女、直面困难、克服困难等。我有时发现，所有这些都会对性格产生深刻的变化，不需技术治疗师的帮助，患者就能摆脱症状。事实上，可以证明下面这样一个论点，即良好的生活环境是最终的治疗手段之一，技术心理治疗只是一些辅助手段。

8. 许多精神分析学家观察到，他们的患者在分析的间隙和分析完成后都有进展。

9. 也有报道称，治疗成功的一个标志是接受治疗者的妻子或丈夫同时得到改善。

10. 也许，最具挑战性的是当今存在的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绝大多数病例是由从未受过治疗师培训或培训不足的人治疗或处理的。我可以引用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经历完美地诠释这一点。相信其他同行或其他领域的从业人员都有类似的经历。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数研究生在心理学方面的训练是极其有限的，有时甚至到了少得可怜的地步。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心理学领域，是因为他喜欢人类，想了解他们、帮助他们。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中，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感觉现象上面，如条件反射的后果、毫无意义的音节、小白鼠过迷宫等。与此同时，在实验和统计方面，又出现了一种更加有用，但在哲学上仍然十分有限、非常幼稚的训练。

然而，对外行来说，心理学家就是心理大师，是解决所有重大生活问题的能手，是技术人员，应该知道离婚的原因、仇恨产生的原因，或者患精神病的原因。他常常不得不绞尽脑汁回答人们千奇百怪的问题。这一点，在没见过心理医生、没听说过精神分析的小城镇里，尤其如此。除了心理学家之外，最好的选择就是年长的阿姨、家庭医生或牧师了。这样，一个未经训练的心理学家就有可能减轻他的负罪感，他也可以把自己的努力归因于必要的训练。

然而，我想说的是，这些笨拙的努力经常奏效，这让年轻的心理学家非常惊讶。他已经为失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失败是家常便饭。可是，如何解释那些他压根就没抱任何希望的成功案例呢？

还有一些经历更加出乎意料。在各种研究过程中，我不得不收集各种类型的、详细的，甚至是私密的病历。有时，结果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比如，一个人格扭曲的患者奇迹般地治愈了。可是，我什么也没做呀！我只是询问了一些病史和生活经历。

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当学生向我咨询时，我会建议他寻求专业的心理治疗，并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问题在哪里、心理疾病的性质等。在某些情况下，仅这一点就足以消除症状。

与业余治疗师相比，专业治疗师很难看到这样的现象。事实上，一些精神病医生根本不愿意相信这类事件的报道。然而，这一切不难核实，也不难证实，因为这种经历在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中十分常见，更不用说牧师、教师和医生了。

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呢？在我看来，只有借助动机人际关系理论才能理解它们。应该强调的不是有意识地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而是无意识地做了什么或感知了什么。在所有引用的案例中，治疗师都对患者很感兴趣。他关心患者，想帮助他，从而向其证明他在至少一个人眼里是有价值的。在患者眼里，治疗师通常都是非常聪明、非常老练、非常强壮或非常健康的，这一点使患者觉得自己更加安全，从而便不那么焦虑、不那么脆弱了。愿意倾听，没有训斥，坦诚鼓励，承认过失，温柔善良，有人陪伴，所有这些，加上上面的诸多因素，都让患者在不知不觉中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喜爱、保护和尊重，而这些都是基本需要的满足。

很明显，如果我们赋予基本需要满足更大的作用，补充一些广为人知的治疗因素（如暗示、宣泄、洞察力，以及最近的行为疗法等），那么，光凭这些已知的过程就能对具体案例做出更好的解释。某些治疗现象发生了，唯一的解释就是需要得到了满足。对于一些严重的案例，可以通过更为复杂的方法来解释。但是，如果增加满足感这个决定因素，那么，解释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而满足感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成果。

作为良好人际关系的心理治疗

任何对人类、人际关系的终极分析，如友谊、婚姻等，都将表明：（1）基本需要只能通过人际关系才能得到满足；（2）满足这些需要的正是我们提过的基本治疗药物，即给予安全、爱、归属感、价值感和自尊等。

在分析人际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自己面临着区分好的关系和坏的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区分可以非常有效地建立在关系所带来的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的基础上。有些关系，如友谊、婚姻、亲子关系，是心理学上的好的关系，因为它支持或改善了归属感、安全感和自尊（以及最终的自我实现），而心理学上的坏的关系则恰恰相反。

而这些不是树木、山脉，甚至是狗可以带给我们的。只有从另一个人那里，我们才能得到完全令人满意的尊重、保护和爱；只有对其他人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给予这些。这正是好朋友、好恋人、好父母、好孩子、好老师、好学生之间经常发生的事情，而这也正是我们从任何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中所寻求的满足。正是这些需要的满足，才是造就好人的必要前提，而好人又是所有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如果不是直接目标的话。

我们的定义系统的广泛含义是：（1）对某些人来说，心理疗法的基础不是一种独特的关系，因为有些基本的品质在所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中都可以找到；（2）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从它作为一种好的或坏的人际关系的性质来看，心理治疗的这一方面必须受到更加彻底的批评。

1. 把良好的友谊（无论是夫妻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还是朋友之间）作为良好人际关系的范例，并仔细加以研究，不难发现，它们提供了比我们所说的更多的满足感。相互坦诚、信任、诚实、无须防备，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其表面价值之外，还具有一种额外的、富于表现力的“释放价值”。健全的友谊也可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健康的被动、放松、稚嫩和愚蠢，因为，如果没有危险，如果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不是因为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受到尊重和爱戴，那么，我们就可以成为真正的自己。也就是说，软弱的时候，就表现出软弱；困惑的时候，就受到保护；想暂时放下成人责任的时候，就表现出孩子气。此外，真正好的关系甚至在弗洛伊德主义的意义上也能提高洞察力，因为好朋友或好丈夫是一个足够自由的人，他可以为我们提供等价的分析性解释，供我们参考。

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充分讨论过良好人际关系的教育价值。我们不仅渴望安全，渴望爱，也渴望知识，渴望好奇，渴望打开每一个包裹，渴望打开每一扇门。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利用我们基本的哲学冲动来构建世界、理解世界、让世界变得更有意义。良好的友谊或亲子关系在这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良好的关系的一个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满足感的实现。

最后，我们不妨就一个显而易见（因而常被忽视）的事实说一句话，爱和被爱同样快乐。在我们的文化中，对情感的开放冲动受到严重的抑制，就像性和敌对的冲动一样，甚至可能更为严重。我们只能在极少数的关系中公开表达情感，也许只有三种，即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祖父母和孙子的关系、已婚人士和伴侣的关系。甚至在这些关系中，我们也知道，他们是如何感到困惑、尴尬、内疚的，是如何通过扮演角色实施自卫和争夺主导权的。

在治疗关系中，允许甚至鼓励表达爱和情感冲动。这一点我们强调得还不够。只有在这里（以及在各种“个人成长”群中），它们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才会有人期待；只有在这里，它们才被有意识地从不健康的元素中剥离出来，经过净化，得到充分利用。诸如此类的事实清楚地表明，有必要重新评估弗洛伊德的移情和反移情概念，这些概念源于对疾病的研究。这些概念的内涵必须扩大，从而包括健全的、残疾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东西。

2. 人际关系至少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品质，主从关系、平均主义和冷漠或放任。这些已经在不同的领域得到了证明，包括治疗师与患者的关系当中。

治疗师可以把自己当成患者积极的、果断的管理者，或者是共同任务的伙伴，也可以把自己变成患者的一面平静的、没有感情的镜子，永不介入，永不接近，永远保持超然状态。最后一种是弗洛伊德推荐的类型。其他两种类型的关系实际上最为普遍，不过，对精神分析对象来说，任何正常的人类情感唯一可用的官方标签都是反移情，即非理性的、病态的。

如果治疗师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是患者获得必要治疗药物的媒介—就像水是鱼找到所需东西的媒介一样—那么，就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即哪种媒介对哪一个患者最好。必须防范的是，为了支持某个媒介而力排其他媒介。好的治疗师应该充当各种各样的媒介。

虽然以上陈述可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普通患者在温暖、友好、民主的伙伴关系中会茁壮成长，但是，对太多的人来说，这并不是最好的氛围，因此，我们无法把这个作为一条规则。对于严重的慢性神经官能症来说，情况尤其如此。

有一些专制的人物，他们会把善良和软弱等同起来。为此，绝不能让他们对治疗师轻易产生蔑视态度。我们要紧紧抓住缰绳，对宽容做出非常明确的限定。这样，才能保证患者的最终利益。

另一些人，他们已经学会了把感情当作陷阱。这些人会因为焦虑而退缩，但绝不会冷漠。有罪的人可能需要惩罚，轻率鲁莽和自我毁灭的人可能需要积极的命令来阻止他们走极端，伤害自己。

但是，治疗师应该尽量意识到他与患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能有任何例外。当然，由于自身性格的原因，他可能会倾向于某一种类型，而不是另一种类型。不过，当患者的利益摆在面前时，他应该能够控制自己。

无论如何，如果关系不好，无论是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还是从个体患者的角度来看，心理治疗的任何资源都很难产生任何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很可能永远不会建立或很快就会破裂。但是，即使患者和他痛恨的人或焦虑的人待在一起，他也会充分利用时间进行自卫和反抗，而且，他的主要目标往往就是让治疗师不高兴。

总而言之，尽管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本身可能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它仍然必须被视为心理治疗的一个必要的或非常可取的先决条件，因为它通常是分配所有人都需要的最终心理药物的最佳媒介。

这一观点还有其他有趣的含义。如果心理治疗的终极本质是向患者提供他本应该从其他良好人际关系中获得的品质，这就等于把心理疾病患者定义为一个从未与他人有过足够良好关系的人。这与我们以前对患者的定义并不矛盾，因为患者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和尊重，而这些他只能从别人那里得到。尽管这些定义被证明是同义反复的，但每一个都将我们引向不同的方向，并让我们看到治疗的不同方面。

疾病的这种定义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精神治疗。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绝望的措施，也是最后的求助手段，因为大多数病人都参与其中。它本身被认为是怪异的、不正常的、病态的或不幸的必需品，就像外科手术一样，而这一点甚至连治疗师自己也是认同的。

当然，这不是人们进入其他有益关系（如婚姻、友谊或伙伴关系）应有的态度。但是，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心理治疗与有益的关系和心理治疗与手术的关系是一样的。因此，它应该被视为一种健康的、理想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和从某些方面来说，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从理论上讲，这种关系值得期待，值得建立。这是从以往的考虑中理应得出的结论。然而，实际上，我们知道，事实常常并非如此。当然，这种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神经症患者拒绝康复。这也是患者（乃至治疗师）对治疗关系基本性质的误解。我发现，当我用这种方式向潜在的患者做出解释时，他们往往更愿意接受治疗。

人际关系疗法定义的另一个结果是，它可以将它的一个方面表述为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技术培训。（这是慢性神经症患者在没有特殊帮助的情况下无法做到的。）这说明它是可行的，可以带来快乐，很有效果。希望慢性神经症患者通过训练可以与人建立深厚的友谊。相信，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可以从朋友、孩子、妻子或丈夫以及同事那里获得所有必要的心理药物。从这个角度来看，治疗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定义，即让患者和其他人一样自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里，相对健康的人也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许多心理药物。

从上述考虑中得出的另一个推论是，患者和治疗师理想上应该相互选择，而且，这种选择不应仅仅基于名誉、费用、技能和技术培训，还要基于彼此之间的喜欢。从逻辑上看，不难证明，这至少可以缩短治疗的时间，使患者和治疗师都更加从容，更易接近理想的治疗效果，并使整个体验在双方眼里都更有价值。这一结论的其他结果是，背景、智力、经历、宗教、政治、价值观等都应该相似，而不是相反。

现在，必须清楚的是，治疗师的个性或性格结构，即便不是最重要的，肯定也是关键的因素之一。他必须是一个极易进入心理治疗这种理想的良好人际关系的人。此外，他必须能与不同种类的人（甚至与所有人）一起共事。他必须热情，富有同情心，必须确信自己能够尊重他人。他应该是一个本质上非常民主的人。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说，他尊重他人的前提只能是因为他们是人，是独一无二的人。总之，他应该有情感上的安全感，应该有健康的自尊心。此外，在理想情况下，他的生活状况应该很好。这样，他就不会被自己的问题所困扰。他应该婚姻幸福，经济成功；他应该高朋满座，喜欢生活，且拥有快乐的能力。

最后，所有这些都暗示着，我们很有可能会对治疗师和患者之间在正式治疗结束以后，甚至在治疗进行的过程中持续地接触这个过早封闭的问题（由精神分析学家提出的）进行更加深入的考虑。

作为心理治疗的良好人际关系

我们已经概括和拓展了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以及产生这些目标的特定药物，因此，从逻辑上讲，我们已经开始致力于消除将心理治疗与其他人际关系和生活事件隔开的围墙。那些发生在普通人生活中的、能帮助他们朝着技术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前进的事件和关系，可以称为心理治疗，即使它们发生在门诊之外，也缺少专业治疗师的指导。由此可见，心理治疗研究的一个十分恰当的部分，就是检验由美满的婚姻、良好的友谊、出色的父母、合适的工作、优秀的教师等产生的日常奇迹。从中可以推断，一旦患者能够接受和处理技术治疗，那么，技术治疗的目的就是马上引导患者进入这种治疗关系。

当然，作为专业人士，我们不必害怕把保护、爱和尊重他人这些重要的心理治疗工具交给业余爱好者。虽然它们确实是强大的工具，但并不危险。一般而言，爱和尊重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伤害（不过，神经质的人除外）。公平地说，爱、关心和尊重几乎总是有益无害的力量。

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相信，不仅每个好人都有可能成为无意识的治疗师，而且，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并对相关人员进行鼓励和指导。至少，这些我们称之为非专业心理治疗的基础知识可以从童年开始教给任何人。对公共心理治疗来说，一个明确的任务（用公共健康和私人医学之间的对比来类比）就是只教授这些事实，传播这些事实，从而确保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家长，最理想的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理解它们，应用它们。人总是向自己尊敬和热爱的人寻求建议和帮助。没有理由不将这一历史现象格式化、语言化，并鼓励其成为心理学家和宗教学家普遍认可的事实。要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每当他们威胁、羞辱、伤害、支配或拒绝他人时，他们便成为创造精神病例的力量，即使这些力量很小。同时，还要让他们也认识到，每一个善良、正派、热情、民主、乐于助人的人都是心理治疗师，即使他们的力量是微薄的。

心理治疗与良好的社会

前面，我讨论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定义。现在，我们可以探索一下期待已久的良好的社会定义背后的含义。所谓良好的社会，指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它能赋予其成员极大的机会，使之成为健全的、自我实现的人，这意味着良好的社会有其特殊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培养、鼓励、奖励、产生尽可能多的良好人际关系，以及尽可能地避免不良的人际关系。从前面的诸多定义和身份可以推出，良好的社会是心理健康的社会的同义词，而不良的社会是病态社会的同义词。也就是说，在病态的社会里，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即没有足够的爱、情感、保护、尊重、信任、真理；相反，有的却是过多的敌意、羞辱、恐惧、蔑视和支配等。

应该强调的是，社会压力和制度压力会加剧治疗或致病后果，使其更容易、更便于、更有可能获得更大的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这并非不可避免，也不会完全决定人的命运。我们对简单社会和复杂社会中的各类人格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一方面，总体而言，人性有可塑性，有韧性；另一方面，特殊个体形成了特殊的性格结构，使其有可能抵制甚至蔑视社会压力。人类学家似乎总能在残酷的社会中找到一个善良的人，在和平的社会中找到一名斗士。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不能把人类所有的疾病都归咎于社会制度的安排，我们也不奢望仅仅通过社会进步就能让所有人变得幸福、健康和聪明。

就我们的社会而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用途。例如，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或任何其他社会找到一种平均值，并将其标注为相当病态、极度病态等。然而，对我们来说，更有用的是在导致疾病和促进健康的各种力量之间找到平衡。显然，我们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中，各方势力轮番登场。没有理由不对这些力量进行测量和实验。

现在，让我们离开这种一般的考虑，转向个人的心理思考。首先，我们要面对的是对文化的主观解释这一事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公平地说，对神经质的人而言，社会是病态的，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危险、威胁、攻击、自私、羞辱和冷漠。但是，他的邻居，在同样的文化和同样的人面前，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这些结论在心理学上并不矛盾，都可以在心理上存在。因此，每个重病患者都主观地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从这一陈述和我们之前对心理治疗关系的讨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治疗可以被描述为建立一个小型良好社会的尝试。即使从大多数成员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是病态的，这种描述也是正确的。

从理论上来说，心理治疗在社会上等同于对抗病态社会中的基本压力和倾向。换句话说，不管一个社会是何等健康、何等病态，治疗相当于在个人范围内与该社会中产生疾病的力量作斗争。它试图扭转潮流，从内部产生共鸣。从词源学意义来看，这种行为是革命性的。因此，每个心理治疗师都在或应该在他的社会中对抗较小的而不是较大的精神变态力量。如果这些力量是基本的和主要的，那么，他实际上是在对抗整个社会。

很明显，如果心理治疗可以得到极大的扩展，如果心理治疗师每年可以治疗几百万患者，而不是几十个患者，那么，这些反对社会本质的微小力量就会变得肉眼可见。毫无疑问，社会将得到改变。首先，人际关系将发生变化，人们开始尊重好客、慷慨、友好等优良品质。但当足够多的人变得更加好客、更加慷慨、更加善良、更频繁地参与社交活动，那么，可以肯定，他们会使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发生变化。也许，“会心团体”等许多“个人成长”群体和阶层的迅速传播将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我看来，任何社会，无论多么美好，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疾病。如果威胁不是来自其他人，那么，一定是来自自然，来自死亡，来自挫折，来自疾病。此外，即使生活在一个群体中能让人们从中受益，也必须改变满足欲望的方式。我们也不敢忘记，人性本身会产生许多邪恶，即便不是来自与生俱来的恶意，也是来自无知、愚蠢、恐惧、笨拙、沟通不畅等。

这是一组非常复杂的相互关系，很容易引起误解。也许，我不应在此多费笔墨，而应请诸位参考我在“乌托邦社会心理学研讨会”上的一篇论文。论文强调了经验主义，强调了可以实现的东西，强调了“程度陈述”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陈述”。这个话题由以下问题构成：人性可以使社会变成什么样子？社会允许什么样的人性存在？考虑到已知的人性的内在局限性，我们希望人性能有多好？鉴于社会本身性质固有的困难，我们能期望拥有一个多好的社会？

我个人的判断是，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人，这一点想都不用去想。但是，人类比大多数人认为的要进步得多。至于完美的社会，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奢望。就连完美的婚姻、友谊或亲子关系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如果纯洁的爱在两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中都难以企及，那么，对于两亿人来说，又有多难？对于三十亿人呢？不过，在此，我们再次发现，尽管完美的关系在两个人、家庭、团体、社会中都很难企及，但仍然是可以改进的，可以从很差到很好。

此外，我觉得，由于我们对改善伴侣、团体和社会关系已经了解得很多了，反而会拒绝快速或简单的改变。改变一个人，使其能够坚持下去，可能需要几年的治疗工作。即便如此，“改变”的主要工作是允许他着手终身任务，即提高自己。瞬间的自我实现在一个伟大的转变、洞察或觉醒的时刻确实会发生。但是，这是极其罕见的，对此，不应该有所指望。精神分析学家很久以前就知道不能仅仅依靠洞察力。如今，他们又强调“通过反复思考来解决问题”，即长期、缓慢、痛苦、重复地运用洞察力。东方的精神导师一般也会提出这一点，那就是，提升自己是一生的努力。如今，同样的训诫也纷纷来自“会心团体”“个人成长群体”“情感教育群体”等更有思想、更清醒的领导之口。他们正处在放弃自我实现的“生活大爆炸”理论的痛苦过程之中。

当然，这一领域的所有公式都必须是度合公式，如下所示。（1）社会越健康，个体心理治疗的必要性就越小，因为患病的个体就越少。（2）社会越健康，患者越有可能在没有任何技术治疗干预的情况下得到帮助或治愈，即通过良好的生活经历。（3）社会越健康，治疗师就越容易治愈患者，因为简单的满足疗法更容易为患者所接受。（4）社会越健康，顿悟疗法就越容易治愈，因为好的人生经历、好的人际关系就越多，战争、失业、贫困等其他致病因素就越少。显然，类似的测试方式有几十种之多。

个人疾病、个人治疗和社会性质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些措辞十分必要，可以帮助解决下面这个常见的悲观悖论：健康不良是由社会造成的。在这样一个病态的社会里，健康或健康的改善怎么可能实现？当然，这种困境中隐含的悲观主义与自我实现者的存在以及心理治疗方法的存在之间相互矛盾，而心理治疗的存在恰恰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即使如此，提供一个相关的理论也是有益的，哪怕只是将整个问题留给实证研究。

训练和理论在现代心理治疗中的作用

随着疾病变得越来越严重，从需要满足中受益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1）人们不再寻求基本需要的满足，而是寻求病态需要的满足；（2）即使给患者提供了基本需要，他们也不能利用。给他们爱是没用的，因为他们害怕爱，不信任爱，曲解爱，最终会拒绝爱。

正因如此，专业（顿悟）治疗不仅变得十分必要，而且，不可替代。其他疗法都不可行，暗示不行，宣泄也不行；既没有症状治愈，也没有需要满足。于是，我们进入了另一种状态，一个由自己的规则管辖的领域，一个迄今为止所有原则都在这里讨论的领域。

技术治疗和非技术治疗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且是重要的。三四十年前，我们不应该在上面的讨论中增加任何东西。今天，则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从弗洛伊德、阿德勒等的革命性发现开始，心理学在21世纪得到了飞速发展，将心理治疗从无意识的行为变成了有意识的应用科学。现在，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心理治疗工具。这些工具不会自动提供给善良的人，只提供给天资聪慧、训练有素的人。这些工具是人工技术，不是自发的或无意识的，可以独立于精神治疗师的性格结构，以教学的方式传授下去。

在这里，我只想谈一谈最重要、最具革命性的方法，即把洞察力带给患者，也就是说，让他意识到其潜在的欲望、冲动、抑制和思想（遗传分析、性格分析、抵抗分析、移情分析等）。这一方法使得具有良好个性的专业心理治疗师比只有良好个性而没有专业技能的人员具有更大的优势。

那么，这种洞察力是如何产生的呢？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方法都没有超出弗洛伊德阐述的范畴。自由联想、解梦以及解读日常行为背后的意义是治疗师帮助患者有意识地洞察自己的主要途径。当然，还存在其他一切方法，只是它们不太重要。放松疗法以及各种能够引起某种形式的分离并加以利用的方法远没有弗洛伊德的方法重要，尽管它们可能比现在使用得更多。

在一定条件下，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可以获得这些方法，前提是他愿意接受精神病和精神分析研究所以及临床心理学系提供的培训课程。的确，正如我们所料，这些方法的使用效率存在着个体差异。一些顿悟疗法的学生似乎比其他人有着更好的直觉。我们可能还会认为，这些方法在“性格良好”的人那里比在“性格不良”的治疗师那里能得到更好的利用。所有教精神分析的学院都对学生提出了人格要求。

弗洛伊德带给我们的另一个新的重大发现是，精神治疗师自己认识到了自我理解的必要性。虽然心理治疗师对这种洞察力的需要得到了精神分析学家的认可，但是，还没有得到其他流派心理治疗师的正式认可。这是一个错误。根据这里提出的理论，任何能改变治疗师性格的力量都会使其成为更好的治疗师。心理分析或治疗师的其他疗法可以帮助做到这一点。如果某个方法有时不能完全治愈，至少可以让治疗师意识到威胁来自何方，意识到其内心冲突和沮丧的主要领域。因此，当他与患者打交道时，就可以参照自己内心的这些力量，为他们治疗。由于治疗师总能意识到这些力量的存在，因此，就可以让它们为自己和患者服务。

正如前面所说，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治疗师的性格结构远比他持有的任何理论都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他所使用的治疗方法。但是，随着技术疗法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想法会逐渐得到改变。在优秀的心理治疗师的整体形象中，其性格结构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未来更是如此。相反，他的训练、智力、技法以及理论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总有一天，它们将变得至关重要。我们之所以称赞“聪明的老妇人”这一心理治疗技术，原因十分简单。那是因为，在过去，她们是独一无二的心理治疗师。此外，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将来，她们在我们所说的外行心理治疗中都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如今，如果仍然采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是去见牧师还是去见心理分析师，则是很不明智、很不合理的。优秀的专业心理治疗师早已把全靠直觉行医的帮手远远抛在了后面。

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特别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专业心理治疗师的作用将不再是安抚、支持等需要的满足，因为这些都可以从外行那里得到。患者前来就诊，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满足治疗或释放治疗，而是要获得专业治疗。这一点对外行来说就无能为力了。

自相矛盾的是，从前面的理论中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推论。如果相对健康的人更容易接受治疗，那么，十有八九，人们会为健康状况最佳的人（而不是健康状况最差的人）保留更多的技术治疗时间，因为，在一年的时间内，改善十个人的健康状况总比改善一个人的要好，尤其是当这几个人处于关键的非专业治疗位置上，如教师、社会工作者、医生等。这种情况已经十分普遍了。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存在主义分析师利用大部分时间来培训、教育和分析年轻的治疗师。如今，治疗师为医生、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护士、牧师和教师授课的现象也很常见。

在离开顿悟治疗的主题之前，我认为应该解决洞察力和需要满足之间的二分理论这一问题。纯粹的认知或理性主义的洞见是一回事，而机体的洞见则是另一回事。弗洛伊德流派有时谈到的全部洞见是对下列事实的认可，即仅仅了解一个人的症状—即使我们知道了症状的出处及其在精神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本身通常并不能起到治愈作用。应该同时还有一种情感体验，一种对体验的真实重温，一种宣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全部洞见或充分的洞察力不仅是一种认知，也是一种情感体验。

更加微妙的是，这种洞察力往往是一种意动的、令人满意的或令人沮丧的经历，一种被爱、被抛弃、被鄙视、被拒绝或被保护的真实感觉。分析师所说的情感最好被视为是对领悟的反应。例如，当患者回忆20年的人生经历时，突然意识到那些埋在心底的错误认识，意识到父亲很爱自己，或者，突然意识到他一直以为深爱自己的母亲才是他最讨厌的人。

这种丰富的体验同时具有认知性、情感性和意动性，我们可以称为机体洞察力。但是，假设我们研究的主题一直是情感体验呢？我们应该逐步扩展经验，包括意动元素、机体情感或整体情感。意动经验也是如此，它也将扩展到整个机体的非机能体验。最后，要认识到，除了研究角度不同以外，机体洞察力、机体情感和机体意动之间没有区别，最初的二分法是原子学派方法的极端表现。

自我疗法：认知疗法

理论告诉我们，自我治疗比通常人们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和更大的局限性。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缺少什么，知道自己的基本欲望是什么，知道基本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症状是什么，那么，他便会有意识地去弥补这些缺失。根据这一理论，大多数人都拥有比自己意识到的更大的可能性，可以以此来治愈社会中常见的各种毛病。爱、安全感、归属感和来自他人的尊重几乎是治疗情境障碍的灵丹妙药，甚至对一些轻微的性格障碍也是如此。如果个体知道自己应该得到爱、尊重，应该有自尊，那么，他便会有意识地去寻找。当然，每个人都同意，有意识地寻找会比无意识地弥补更好，更有效。

但是，与此同时，许多个体都希望，也拥有了自我治疗的更大的可能性。他们知道，有些问题必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在严重的人格障碍或存在性神经症中，在对患者采取除单纯的改善之外的任何措施之前，对产生、引发和维持障碍的因素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是绝对必要的。正因如此，必须使用一切能带来有意识的洞察力的必要工具，而这些工具目前还没有替代品，只能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治疗师使用。一旦某个病例被认为是很严重的，就永久治愈而言，来自外行和“聪明的老妇人”的帮助十有八九是完全无用的。这就是自我治疗的本质限制。

集体治疗：个人成长小组

心理治疗方法的最后一点是更加尊重集体治疗和个人成长小组。我们已经说过，心理治疗和个人成长是一种人际关系。仅仅从先验的角度来看，从两人配对到建立群体是非常有益的。如果普通治疗被看成是两个人的微型理想社会，那么，团体治疗就可能被看成是十个人的微型理想社会。推广集体治疗有很多理由，一是节省时间和金钱，二是越来越多的患者可以得到心理治疗。此外，现有的数据表明，团体治疗和个人成长小组可以做一些个人心理治疗不能做的事情。我们知道，当患者发现群体中的成员和自己属于一类人，有着同样的目标、冲突、满意、不满意以及隐秘的冲动和想法后，那么，摆脱独特感、孤立感、负罪感或罪恶感并非难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隐秘冲突和隐秘冲动的心理变态效应。

另一种治疗预期也得到了实践的证实。在个体心理治疗中，患者学会了与至少一个个体（治疗师）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之后，我们希望他能把这种能力转移到他的社会生活中去。事实上，他有时可以，有时不能。在集体治疗中，他不仅学会了如何与至少一个人建立这种良好的关系，而且，还是在治疗师的监督下与一群人一起培养这种能力。总的来说，已有的实验结果虽然并不令人吃惊，但确实令人鼓舞。

正是因为有这些经验数据以及理论推论，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团体心理治疗研究。这不仅因为它在技术心理治疗方面率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而且，还因为它肯定会让我们更加了解普通心理学理论，甚至更加广泛的社会理论。

同样，个人成长小组、会心团体、敏感性训练以及所有被归类为个人成长小组或情感教育研讨会和讲习班的其他团体都值得推广。虽然在方法上各有不同，但是，可以说，它们与所有的精神疗法有着相同的目标，即自我实现、完全人性化、更充分地利用族群特征和个人潜力等。像任何心理疗法一样，如果由能人来管理，它们同样可以创造奇迹。但是，大量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管理不善，它们可能是无用的、有害的。因此，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因为对外科医生和所有其他专业人员来说都是如此。同样，我们也没有解决外行如何选择合格的治疗师（内科医生、牙医、专家、向导或老师等）、避免落入无能之辈手中的问题。

（译自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

第14章
常态、健康与价值观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常态”和“变态”这两个词涵盖了太多的含义，结果变得毫无用处。如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纷纷使用更加具体的概念来代替这些非常笼统的词语。这就是本章的主题。

总的来说，“常态”的定义要么是统计学性质的，要么是文化相关性质的，要么是生物医学性质的。这些都是“正式”的定义，就好比“公司”或“周日”的定义一样，不是日常意义上的定义。这个词的非正式含义和专业含义一样明确无误。大多数人在提及“什么是常态”这个问题时，脑子里都在想着别的东西。对他们来说，甚至对处于非正式阶段的专业人士来说，这是一个价值问题。实际上，它问的是我们应该重视什么，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应该担心什么，我们应该为什么感到内疚等。我想从内行和外行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章的标题。据我所知，该领域的大多数技术人员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尽管他们多数情况下并不承认。在日常的谈话中，人们常常谈论的是“常态”的基本意思，却很少讨论它在上下文中的含义。在我的治疗工作中，我总是把“常态”和“变态”这个问题放在说话者的语境（而不是技术语境）中去解释。当一位母亲问我她的孩子是否正常时，我明白，她问的是她是否应该担心，是否应该改变控制孩子行为的努力，是否应该顺其自然，听之任之。当听完讲座的人询问性行为是否正常时，我也会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他们的问题，我经常暗示他们：“这件事情一定要上心”或者“这件事情不必担心”。

目前，精神分析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重新燃起了兴趣。我认为，其真正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问题。例如，当埃里希·弗洛姆谈到“常态”这个问题时，他是把它放在善良、愿望和价值的背景下讨论的。在这一领域，类似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坦率地说，在过去和现在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在努力构建一种价值观心理学。这种心理学最终不仅可能成为哲学教授和其他技术人员参考的理论框架，也可能成为普通人的实践指南。

进一步而言，对这些心理学家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种努力越来越被看成是尝试去做正宗宗教试图去做但未能成功的事情，也就是说，让人们理解人性与自身、他人、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参考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人们知道何时应该感到内疚，何时不必感到内疚。换言之，我们正在研究一种科学伦理。希望诸位明白，本章内容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常态的定义

在正式进入这个重要的主题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描述和定义常态的各种技术尝试，这些尝试效果并不理想。

1. 人类行为的统计调查仅仅告诉我们什么是事实，什么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统计调查完全缺乏科学评估。大多数人，甚至包括科学家在内，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规避生活中最常见、最普通的人和物。这一点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如此，因为普通人在我们的文化中得到了普遍的重视。例如，金赛对性行为的出色调查因其提供的原始信息变得非常有用。但是，金赛博士和其他人根本无法回避“正常”（意思是合意的）这一问题。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在我们的社会中，病态的性生活属于常态。这并不能使其变得合意或者健康。这就是普遍现象，或者说是平均水平。

另一个例子是“婴儿发育规范的格塞尔表”，这对科学家和医生来说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大多数母亲都担心自己的孩子在走路和喝水方面低于平均水平，仿佛自己的孩子在这方面的表现很不好或很可怕似的。显然，在我们发现了平均值之后，还是要问：“平均是否可取？”

2. 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常态”与传统、习惯或约定俗成等同起来，是对传统的肯定。我还记得大学期间女性吸烟所引起的混乱。有一位女院长说，女性吸烟是不正常的，必须禁止。当时，女大学生穿休闲裤也不正常，在公共场合牵手也不正常。当然，她的意思是“这不符合传统”。这一点没错。在她眼里，“这些都是不正常的，从本质上讲是病态的”。这就大错特错了。几年后，传统变了，她也被解雇了，因为那时她的方式变得“不正常”了。

3. 另一种做法是让传统披上神圣的外衣。所谓的圣书经常被当成行为规范的标准。不过，科学家们对这样的传统关注得并不算多。

4. 最后，文化相对性也可能被认为是过时的，因为它是正常的、合意的、良好的或健康的定义的来源。当然，人类学家首先帮助我们意识到种族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我们试图为各种各样的地方文化习惯建立绝对的、跨物种的标准，比如，男人要穿裤子，人们可以吃牛肉，不能吃狗肉等。广义的民族学已经消除了许许多多这样的概念，人们普遍认识到种族中心主义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如今，没有人能代表整个物种，除非他懂文化人类学，懂五六种或十几种文化，如此一来，他就能超越自己的文化，把人类当作一个物种来看待。

5. 这一错误的主要变体在于“完全适应的人”这一观念。外行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不知道心理学家为什么如此敌视这个看似明智却又显而易见的观念。毕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很好地适应群体，能受到同龄人的欢迎、尊重和喜爱。这里，人们不禁要问：如何调整？调整到哪个群体？是纳粹？是罪犯？还是瘾君子？受谁欢迎？受谁尊重？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精彩短篇小说《盲谷》里，所有的人都是盲人，而视力健全的人则难以适应。

调整意味着被动适应自己的文化和外部环境。但是，假如这是一种病态的文化，该怎么办？再比如，我们正慢慢懂得，不要先入为主地认为少年犯在精神上一定是不好的或不受欢迎。儿童中的犯罪、违法和不良行为有时可能代表着精神上和生理上对剥削、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合法反抗。

调整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其目的是把牛、奴隶、疯子、囚犯或任何失去个性却依旧幸福的人统统改造过来。

这种极端的环境主义暗示了人类无限的可塑性和灵活性以及现实中的不可改变性，这就变成了宿命论，也是不对的。人类不是可以无限延展的，现实也不是不可改变的。

6.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中，临床医学习惯将“常态”一词用于无损伤、无疾病或无明显症状的情况。如果内科医生未能在患者身上发现任何症状，他便会说患者是正常的，即使他仍然十分痛苦。医生的意思是，“以我的方法，无法发现你有任何不适的迹象”。

受过一些心理训练的医生（也就是所谓的精神病学家）懂得更多，更少使用“正常”这个词儿。事实上，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甚至会说没有人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完全没有疾病，没有人是没有瑕疵的。这一点十分正确，不过，对我们的道德追求则并无半点帮助。

常态的新概念

究竟是什么取代了我们已经拒绝了的这些概念？本章所涉及的新的参考框架仍在发展和建设之中。目前，还不能说它已经清晰可见，或者得到无可争议的证据的支持。公平而言，这是一个发展缓慢的概念，或者说，越来越可能成为指导未来发展方向的真正的理论。

具体来说，我认为，未来常态的概念意味着，一种有关物种、有关心理健康的广义的理论将很快得到发展，这将适用于整个人类，无论文化如何，无论时代如何。这将建立在所有的经验和理论之上。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是由新的事实、新的数据所推动的。

德鲁克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西欧一直被四个连续的思想或概念所主导，这些思想或概念是关于如何寻求个人幸福的。每一种概念或者神话都将某种类型的人视为理想人物，并普遍认为，只要遵循这一理想，个人的幸福就一定会到来。知识分子在文艺复兴时期被视为理想人物。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经济人倾向于主导理想思维。

现在看来，所有这些神话似乎都失败了。目前，它们正在让位于一个新的神话。这个新的神话很可能在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内开花结果。那就是，心理健康的人或精神正常的人这一概念，这些人实际上也是“自然人”。我希望这个概念能像德鲁克提到的那些一样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时代。

现在，让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心理健康的人这一全新概念的实质。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信人有自己的本性，有和身体结构一样可以讨论的心理结构框架，有需要，有能力，有取舍。这些部分来自遗传基因，部分属于整个人类的特征，跨越所有文化，而有一些则是个人独有的。这些基本需要从表面上看是良性的或中性的，而不是邪恶的。其次，这里涉及一个概念，即充分的健康和正常理想的发展在于本性的实现，在于潜力的开发，在于沿着隐蔽的、模糊的本性所指示的路线的成熟发展，而这一点是源自内部的，而非外部的。最后，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大多数精神病是由否认、重挫或扭曲人的本性造成的。那么，这个全新概念认为的好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任何有助于实现人的内在本性、有助于实现这种理想发展的事物。什么是不好的或者不正常的？那就是，任何阻挠、阻碍或否认人的本性的东西。什么是精神问题？那就是，任何扰乱、挫败或扭曲自我实现过程的东西。什么是心理治疗或者成长疗法？那就是，任何有助于恢复人的自我实现和沿着其内在本性所指示的路线发展的方式。

乍一看，这个概念让我们想起了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许多思想。事实上，不得不承认，这个新的概念与旧的哲学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也必须指出，现在我们对人的真实本性的了解要比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多得多。无论如何，我们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有着足够的了解。

首先，这些古代哲学家所缺乏的、导致其理论存在致命缺陷的知识已经被精神分析的各个流派所发现。我们从动态心理学家、动物心理学家和其他人那里对人的动机（尤其是无意识动机）的理解大大增加了。其次，我们现在对精神病理学及其起源有了更多的了解。最后，我们从心理治疗师那里（尤其是从过程和目标的讨论中）学到了很多知识。

这等于说，我们可以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人的美好生活在于按照人的真实本性来生活。但是，必须补充的是，他对人性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亚里士多德在描绘人性或人性的内在设计时所能做的就是环顾四周，观察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可是，如果一个人只在表面上观察人类（这是亚里士多德做的），那么，他最终得出的人性概念一定是静态的。亚里士多德做的就是构建当时文化中的好人形象。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亚里士多德在描述“美好生活”时完全接受了奴隶制的事实。在此，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认为一个人一旦做了奴隶，便有了奴性。这完全暴露了光靠表面观察就试图构建好人、正常人或健康人概念的弊端。

新旧概念之间的差异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描述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与以果尔德施坦因、弗洛姆等为代表的现代概念之间的差异，我认为，本质的区别在于，如今，我们不仅能看清人是什么，还能知道人能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看到表面和现实，还能看到潜力。如今我们能更好地理解隐藏在人类内心的东西，也就是那些被压抑、被忽视和被隐藏起来的东西。我们也能根据人的能力和发展潜力来判断人的本性，而不仅仅是依靠外部观察来判断此时此刻的情况。总而言之，历史上，我们总是低估了人性。

与亚里士多德相比，我们的另一个优势是，我们从同样活跃的心理学家那里得知，自我实现不能仅靠智力或理性来完成。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有一个人类能力等级体系，其中理性居于首位。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理性与人的情感和本能相互冲突，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已经从精神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中了解到，必须修正我们对心理机体的描述，尊重平等的理性、情感以及我们本性中的意动或愿望和驱动的一面。此外，从对健康人的实证研究中，我们了解到，这些方面肯定不是相互矛盾的。人性的这些方面不一定是对立的，有时可以是合作的和协同的关系。可以说，健康的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相反，神经病患者则与自己不和，他的理智与他的情感在作斗争。这种分裂的结果是，不仅情感生活和意动被错误地理解和错误地定义，而且，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理性概念也被错误地理解和错误地定义。正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说，“理性通过成为看守来观察人性这个囚犯，结果自己也成了一个囚犯。如此一来，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情感—都被削弱了”。我们都必须同意弗洛姆的观点，即自我实现不仅仅是通过思维行为完成的，也是通过实现人的全部人格完成的。这种人格不仅包括智力的积极表达，还包括情感的积极表达和类本能的能力。

一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知道好人在特定条件下的所作所为，我们就可以希望他是快乐的、平静的、自我接纳的、一尘不染的，并且，只与自己和平相处。当他自我得到了满足、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物，此时，谈论好的、对的、坏的、错的、可取的和不可取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合理的。

一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在我们已经学会称之为善的特定条件下，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善，并希望他是快乐的、平静的、自我接纳的、未受感染的，并且只与自己和平相处。当他满足自己并成为他所能成为的人时，谈论好的、对的、坏的、错的、可取的和不可取的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

如果技术哲学家反问：“你如何证明快乐比不快乐好？”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凭借经验来回答。如果我们能在广泛的条件下充分观察人类，那么，就会发现，他们（他们自己，而不是观察者）会自动选择快乐而不是郁闷，舒服而不是痛苦，平静而不是焦虑。总之，在所有条件都一样的前提下，人类会自动选择健康而不是疾病。

这也回答了哲学家反对的另一个问题，即大家熟悉的手段—目的价值命题。（如果你想达到目的X，就必须采取手段Y。例如，“如果你想活得更久，就要吃维生素”。）如今，我们对这个命题有了不同的做法。凭经验得知，人类渴望的东西无非包括爱、安全感、幸福、知识、无病无灾、延年益寿等。这时，我们要说的不是“如果你想快乐，那么，你就要如何如何”，而是“如果你是人类大家庭中一名健全的成员，那么，你就会如何如何”。

同样，根据经验，我们可以说：狗喜欢吃肉，不喜欢吃沙拉；金鱼喜欢淡水；花在阳光下最灿烂。我坚定地认为，我们一直在做描述性的、科学的陈述，而不是纯粹的规范性陈述。

我的哲学同事对“我们是什么”和“我们应该是什么”进行了清晰的区分。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能”比“应该”的说法要好。请注意，如果只是描述性的和经验性的，那么，“应该”在此完全不合适，这就好比我们问花或动物“应该”是什么样的一样。“应该”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小猫应该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的答案和儿时幼稚的答案毫无区别。

一个更有力的说法是，如今，我们可以在某一时刻区分一个人是什么和可能成为什么。我们都很熟悉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性格被赋予了不同的层次或深度。无意识和有意识并存，尽管它们可能互相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意识的东西，在另一种意义上可能是有意识的，并且有一天很有可能会浮出水面。

根据这个参照系，不难理解，行为恶劣的人内心深处可能还存在着爱。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全部潜力，就会成为更健康的人，或者从这个特殊的意义上讲，会成为更正常的人。

人类和所有其他生物之间的重要区别是，人类的需要、偏好、残余本能是微弱的（而非强烈的），模棱两可的（而非明确的），因而为怀疑、猜忌和冲突留下了空间，也很容易被文化、学习和他人的偏好所覆盖和忽视。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本能是明确的、是有力的（就像动物的一样）。

人类的确有一种天性，一种结构，一种模糊的内在倾向和能力的骨骼结构。但是，通过自身了解这些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成就。自然，主动，知道自己是什么、想要什么，这是一种罕见的高度，通常需要多年的勇气和努力才能达到。

人的内在本性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可以肯定的是，人的内在设计或内在本质似乎不仅与解剖学和生理学有关，而且也与其最基本的需要、渴望和心理能力有关。另外，这种内在的本性通常并不明显，不易发现，它是隐藏的，尚未实现的，而且还比较微弱。

如何才能知道这些基本需要和身体潜力是固有的设计？前面，我们曾提到十二条独立的证据链。在此，我只提四条最重要的。首先，这些需要一旦得不到满足就会致病。换言之，它能使人生病。其次，这些需要的满足有助于健康性格的养成。换言之，它能让人更加健康。再次，它们在自由的条件下自发地被选择。最后，这一点可以直接在相对健康的人群中进行研究。

如果我们要区分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就不能只关注对清醒需要的自省，甚至是对无意识需要的描述，因为，从现象学上来说，病态需要和内在需要可能感觉非常相似。它们同样都在追求满足感，追求意识的垄断，其内省的品质之间也没有足够的差异，很难区分，除非是在人生命的最后时刻，或是在回顾时，或是在特殊的顿悟时刻。

所以，必须有某个外部变量与之相关，与之共变。事实上，这个变量就是神经症—健康连续体。目前可以确定，令人讨厌的攻击性是反应性的，而非基本的，是结果，而非原因。因为，当一个令人讨厌的人通过心理治疗健康得到改善时，他会变得不那么讨厌；相反，当一个健康的人身体变得越来越弱，他会变得越来越不友好，越来越恶毒。

此外，我们知道，满足病态需要不会像满足基本的内在需要那样给人带来健康。对一个神经质般的权力追求者来说，得到权力并不能让他变得不那么神经质，也不可能满足他对权力的神经质般的追求。不管他的权力有多大，他都会贪得无厌。病态需要无论满足与否，最终，对健康都没有什么影响。这与安全或爱情等基本需要有很大不同，而基本需要的满足会带来健康，得不到满足则会带来疾病。

对于智力或强烈的活动倾向等个人潜力来说，情况似乎也是如此。（我们这里只有一些临床数据。）这种倾向构成了需要满足的动力。需要满足了，人就会得到很好的发展；需要得不到满足，各种微妙的麻烦或不为人知的麻烦就会接踵而至。

然而，最明显的方法是直接研究真正健康的人。我们的知识足以让我们选出相对健康的人。比如，即便完美的物种并不存在，我们仍然可以期望对镭这种元素有更多的了解，因为镭浓度不一样时，性质是不一样的。

前面的研究已经证明，科学家可以通过卓越、完美、健康、潜力实现等方面对“常态”进行研究和描述。如果我们知道好人是什么样的，或者，可以是什么样的，人类就有可能以这些典范为榜样，从而提高自己。

对内在设计研究最充分的例子是爱情需要。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说明到目前为止所提到的区分人类本性中固有的、普遍的与偶然的、局部的四种方法。

1. 几乎所有的治疗师都同意，在追溯神经症的起源时，我们经常发现，它与早年缺爱有关。几项半实验性的研究已经在婴幼儿身上得到了证实，彻底剥夺爱的权利甚至会危及婴儿的生命。也就是说，爱的缺失会导致疾病。

2. 如果这些疾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地步，通过关心和仁爱是可以治愈的，这一点对幼儿患者来说尤其如此。目前，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使是在成人心理治疗中，甚至是在严重病例的分析中，这种疗法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给予患者充分的关爱，并通过关爱获得痊愈。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充满爱意的童年和健康的成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数据充分表明，爱是人类健康发展的基本需要。

3. 在允许孩子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如果他是一个心理健康的孩子，一定会选择关爱，而非相反。尽管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和一些民族学数据来支持这一结论。人们普遍认为，孩子喜欢亲切的老师、父母和朋友，而不喜欢冷淡的、不友好的老师、父母和朋友。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婴儿的哭声告诉我们，他们更喜欢关爱，而非冷淡。比如，在巴厘岛上，成年巴厘人不像成年美国人那样需要关爱。巴厘岛的孩子们从痛苦的经历中学会了不要索取，也不要期待。但是，他们不喜欢这种训练。孩子在进行不接受他人关爱训练的时候，个个都是痛哭流涕的。

4. 我们在健康成人身上发现了什么？几乎所有人（虽然不是全部）都过着充满爱的生活，都爱过，也都得到过别人的爱。再者，他们现在个个都是充满爱意的人。很矛盾的是，他们不像普通人那样急于得到他人的关爱，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爱。

任何一种缺损疾病都提供了完美的类比，使这些观点显得更加合理，更符合常识。假如有一只动物体内缺盐。首先，这会产生病理现象。其次，摄入体内的充足的盐分可以治愈或帮助治愈这些疾病。再次，面对选择时，缺盐的白老鼠或人类会选择含盐量高的食物。也就是说，他们会吃下大量的盐。就人类而言，他们会表现出对盐的主观渴望，并且，会觉得盐的味道非常美。最后，我们发现，健康的生物体内已经有了足够的盐，并不特别渴望或需要盐。

因此，可以说，正如机体需要盐一样，它也需要爱来保持健康和避免疾病。换言之，可以说，机体的设计需要盐和爱，就像汽车的设计需要汽油一样。

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良好的条件，也谈到了宽容等。这些都是指科学工作中经常需要的特殊观察条件。相当于说，“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事情才能如此这般”。

良好条件的定义

让我们转向这个问题：什么是揭示原始本性的良好条件？看看当代动机心理学在这个问题上能提供一些什么。

如果前面的结论是，机体有一个模糊的内在本质，那么，很明显，这个内在本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东西，远没有低等动物的那样强大。低等动物从不怀疑自己是什么，想要什么，不要什么。人类对爱、知识或哲学的需要是软弱无力的，而不是明确无误的。他们小声说话，而非大喊大叫。况且，耳语很容易被高声淹没。

为了发现一个人需要什么和他是什么，有必要建立特殊的条件，促进需要的表达，培养满足需要的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条件都可以归结为“允许满足和允许表达”。我们怎么知道怀孕的大白鼠吃什么最好？我们给予它们大量的选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我们知道，这对于以个体方式断奶的人类婴儿来说是非常好的，即想什么时候断奶就什么时候断奶。那么，我们如何能确定这一点呢？当然，我们不能问婴儿自己，我们也知道不要问老派儿科医生。我们给婴儿一个选择，让他自己决定。我们给他提供液体和固体食物。如果固体食物对他有吸引力，他就会自动断奶。同样，我们也学会了营造一种宽容、接纳、愉悦的氛围，让孩子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需要爱，什么时候需要保护，什么时候需要尊重或控制。我们了解到，从长远来看，这是心理治疗的最佳氛围，也是唯一可行的氛围。我们发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环境中，自由选择是十分有用的，例如，为犯罪女孩选择室友、选择大学教师和课程、选择投弹手等。（我姑且把有益的挫折、纪律和为满足需要设定的限制这些棘手但重要的问题放在一边。我只想指出，尽管放任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目的来说是最好的，但是，它本身不足以教会他们如何考虑他人、如何考虑未来的需要。）

从促进自我实现或健康的角度来看，良好的环境理论上指的是，首先提供所有必要的原材料，然后，让开，站在一边，让机体自己说出它的愿望和要求，自己做出选择。

心理乌托邦

最近，我很乐意对一个心理乌托邦进行推测性的描述。在这个乌托邦中，所有人都是心理健康的。我将其称为尤普西卡。根据我们对健康人的了解，如果一千个健康的家庭迁移到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在那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他们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文化？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什么样的性倾向、什么样的宗教？

我对某些事情不太确定，尤其是经济方面。但是，别的方面我很有把握。其中之一是，这几乎肯定会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这里将产生一种充满爱的道家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年轻人也一样）会有更多的自由选择；在这种文化中，基本需要和衍生需要也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那里的人们不会像我们这样互相打扰，更不会把观点、宗教、哲学、衣着品位、食物、艺术或女人强加给他们的邻居。简言之，尤普西卡的居民会更具道家风格，少了侵入性，而且，只要有可能，就会更注重基本需要的满足。他们只在特定条件下才会感到沮丧。他们会比我们更加诚实，会允许人们有更多的自由选择。他们反对控制、暴力、轻蔑或霸道。在这种情况下，人性最深层的东西会很容易地展现出来。

必须指出，成年人构成了一个特例。自由选择不一定适用于一般人，它只适用于完整的人。病态或神经质的人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即使知道，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做出正确的选择。当我们谈到人类的自由选择时，我们指的是健全的成年人或尚未扭曲的儿童。大多数自由选择的实验都是用动物做的。通过对心理治疗过程的分析，我们也从临床应用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环境和个性

当我们努力理解这种新的常态概念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时，我们面临着另一个重要问题。根据一种理论，完美的健康离不开完美的环境。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似乎并非完全如此。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可能找到极其健康的个体，但我们的社会并不完美。当然，这些人也并不完美，不过，他们肯定是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最优秀的人。也许，此时此刻，在这个文化中，我们无法知道人们到底能够有多完美。

无论如何，研究已经确立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个体可以比他们生长和生活的文化更加健康。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健康的人能脱离周围的环境。也就是说，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生活，完全不顾外在的压力。

我们的文化是民主的，多元的，个体享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去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只要他们的外部行为不太具有威胁性或不太令人恐惧即可。健康的个体不一定体现在表面上，他们不会穿奇装异服，不会被古怪的举止或行为所吸引。这是他们内心享有的自由。只要他们不依赖他人的赞同或反对，只要他们寻求自我认同，只要他们的心理是自主的（相对独立于文化），他们就是自由的。品位与观点的宽容与自由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总而言之，研究得出，虽然良好的环境有益于培养良好的人格，但是，这种关系远非完美。此外，良好环境的定义必须改变，必须强调精神、心理、物质以及经济的力量。

常态的本质

现在，回到我们开始的问题：常态的本质。我们已经接近于将其与我们所能达到的最高卓越程度等同起来。但是，这个理想并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高不可攀的目标。相反，它实际上就在我们心中，就隐藏在那里，以潜力而非现实的形式存在着。

此外，我认为，这种常态概念是一种发现，而不是发明，是基于经验的，而非基于希望或愿望的。这意味着一个严格的自然主义价值体系可以通过对人性的进一步实证研究而得到扩大。这样的研究应该能回答下列古老的问题：“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人？”“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怎么才能有所收获？”“怎么才能开心？”“怎么才能与自己平安相处？”如果机体因被剥夺价值而生病、枯萎，并以此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或者它重视什么，那就等于告诉我们什么对它是有好处的。

最后一点，在更新的动机心理学中，关键的概念包括自发性、释放性、自然性、自我选择、自我接受、冲动意识、基本需要的满足等。这些概念曾经以控制、抑制、纪律、训练、塑造等面目出现，是基于对人性深处危险、邪恶、掠夺和贪婪的认识。教育、家庭训练、抚养孩子、文化适应通常都被视为控制我们内心黑暗力量的过程。

看看，由两种不同的人性观念产生的社会、法律、教育和家庭的理想观念是多么不同。一方面，它们是约束和控制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们是令人满意和令人满足的力量。当然，这是一个过于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对比。这两种概念都不太可能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然而，理想类型的对比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感知能力。

无论如何，如果这种将正常与理想健康等同起来的观念成立，那么，不仅要改变我们对个体心理学的观念，还要改变我们对社会的理论。

（译自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

第15章
作为敏锐身份体验的高峰体验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当我们寻找身份的定义时，必须记住，这些定义和概念并非存在于某个隐藏的地方，耐心地等待我们去寻找。我们只是部分地发现了它们，部分地创造了它们。我们所说的身份只是身份的一部分而已。在此之前，我们当然应该对这个词已有的含义有所认识，并予以接受。很快，我们就会发现，不同作者用这个词来描述不同的数据和不同的操作。当然，我们必须找出这些操作背后的东西，以便理解作者使用这个词的真正用意。身份一词在治疗师、社会学家、自我心理学家、儿童心理学家眼里有着不同的含义，尽管对他们来说也有一些相似或重叠的地方。也许，这种相似性就是身份今天的“含义”。

我还有一个操作要向大家报告，即高峰体验。在高峰体验中，“身份”一词有着各种各样真实、合理、有用的含义。但是，没有人因此声称这些才是身份的真正含义，这只不过是探讨该问题的另一个视角罢了。我认为，由于处于巅峰体验的人最容易暴露自己真实的身份，最接近真实的自我，最为独特，因此，这似乎是纯粹干净数据的一个重要来源，即最小限度的发明，最大限度的发现。

对读者来说，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下面所有的“不同”特征并非真正的不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相互重叠，同义各表，相同隐喻等。相对于原子分析或还原分析而言，读者更喜欢“整体分析”。我将以整体分析的方式来描述。具体而言，我不会将身份分割成相互排斥、完全独立的部分，而会把它放在手里，一遍又一遍翻转凝视，就像鉴赏家仔细观察一幅好画一样，力争看到它的不同方面。我所讨论的每个“方面”都可以当成对其他“方面”的部分解释。

1. 处于高峰体验状态的人感觉比其他时候更加完整，更加统一，而他在观察者眼里也是如此。例如，分裂少了，自我对抗少了，自我与观察自我之间的分裂少了，自我相处更平静了，针对性更强了，组织更和谐、更有效了，各个部分之间的运作更同步、更协调了，内部摩擦更少了等。下面将讨论一体化的其他方面及其所依赖的条件。

2. 随着自己变得更加纯粹，更加独立，他更容易与世界融合，与以前不属于自我的东西融合。例如，恋人更容易形成一个完整的单位，而不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个体；你-我一元论变成了现实：创造者与作品融为一体，母亲与孩子融为一体，欣赏者与音乐、绘画、舞蹈融为一体，天文学家与星宿融为一体。

也就是说，身份、自主或自我的最大成就本身也是对自身的超越。此时的人会变得相对无我。

3. 处于高峰体验状态的人通常觉得自己处于能力的巅峰，能以最佳的方式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用罗杰斯的话说，他觉得自己“心理健全，功能完善”，他感觉自己比其他时候更加聪明、更加敏锐、更加机智、更加强壮、更加优雅。他处于最佳状态。这不仅是个人的主观感受，同时也是观察者的感受。他不再浪费精力去克制自己，肌肉也不再处于战斗状态。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部分能力用于行动，而另一部分则浪费在限制这些能力上。此时，没有浪费，所有的能力都可以用于行动。他变得像一条没有水坝的河流，随心所欲，自由流淌。

4. 当一个人处于最佳状态时，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其他时候需要努力、紧张和挣扎的事情，现在已经无须奋斗和劳作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解决了。随之而来的便是优雅的感觉和优雅的外观。当一切都咔嗒一声进入最佳状态或快速道时，所有的功能便可以轻松、流畅、自如地运转起来。

此时，人们看到的是平静踏实的样子，仿佛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并且，全神贯注，毫无二心。是的，对他们来说，没有怀疑，没有退缩，没有模棱两可，没有犹豫不决。对于目标而言，没有旁敲，没有侧击，有的只是完全命中。这就是伟大的运动员、艺术家、创作者、领导者和高管在最佳状态下表现出的行为品质。（这与身份的概念没有明显的关系，但是，我认为，应该包括在内，作为“真实自己”的一个附带特征，因为它是外在的、公开的，值得好好研究。我也相信，这是充分理解神一样的快乐—幽默、风趣、傻气、嬉闹、欢笑—所必不可少的，是身份的最高存在价值之一。）

5. 与其他时候相比，处于高峰体验状态的人更觉得自己是行为和感知的积极的、可靠的创造中心。他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原动力，更有自主性，更有自主权，而不是被动的、无助的、软弱的、被别人呼来唤去的。他觉得自己说了算，完全负责，完全自愿，比其他时候有更多的“自由意志”，能充分掌握自己的命运。

他在观察者的眼里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他给人的感觉是更加果断，更加强大，更加专一，更易蔑视困难，更加相信自己，更不会给人瞧不起自己的机会，就好像现在的他对自己的价值或决策能力没有任何怀疑似的。对观察者来说，他看起来更加可靠，更值得信任，是一个难得的好人。通常，这一伟大的时刻在治疗、成长、教育、婚姻等方面都能看到。

6. 他现在完全没有阻碍、压抑、小心、恐惧、怀疑、控制、保留、自我批评的感觉，因为这些都是价值、自爱、自尊、自我接纳的消极方面。这既是一种主观现象，也是一种客观现象，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做进一步描述。当然，这只是已经列出的特征和将要列出的特征的不同“方面”。

也许，这些事情在原则上是可以测量的，因为，客观上，这些是肌肉与肌肉的对抗，而非二者之间的协同作用。

7. 因此，他更主动，更善于表达，行为更天真（朴实，诚实，坦诚，孩子气，没城府，不设防），更自然（简单，轻松，毫不犹豫，朴素，真诚，率真，不做作），更自由，更不受控制（自动的，冲动的，反射式的，本能的，无节制的，无意识的，轻率的）。

8.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更具有“创造力”。由于自信，他的认知和行为，可以以一种道家的、不干涉的方式，或者，以格式塔心理学家描述的灵活的方式，塑造成内在的有问题的或无问题的状况，不受自我意识的影响，而由任务或游戏本身的性质来决定。因此，这一切更属于心血来潮，无中生有，让人意想不到。总之，是出其不意，不落窠臼，没有动机，无提前设计。

9. 所有这些都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即独特性或极致的个性或特质。如果个体原则上都是不同的，那么，他们的高峰体验也就不同。就算个体在很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但是，其高峰时期的体验也迥然有别。换句话说，无论如何，处于高峰体验状态的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

10. 在高峰体验中，个体都是处于“此时此地”，与过去无关，与未来无关。例如，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听觉都好，这是因为他不受过去经历的影响，也不受未来期望的左右，可以干干净净地倾听。既然他已经超越了欲望，就不必再用恐惧、仇恨或愿望来衡量，他也不必用眼前的事实去衡量过去和未来。

11. 此时的个体变得更加纯粹，不再是生活在尘世法则下的凡夫俗子。也就是说，与其说他是由非精神的现实法则所决定的，倒不如说他是由内在的精神法则所决定的，二者截然不同。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矛盾或者悖论，其实不然。即使如此，也应当视其具有某种意义。当“自我”和“他人”同时存在时，对他人的认知是最有可能的。尊重—爱自己，尊重—爱他人，彼此应允，互相支持，互相加强。我可以通过“放任”来把握“非我”。也就是说，让其成为自己，顺其自然，让其按照自己的法则（而不是我的法则）生活。这就好比我从“非我”中解放出来，拒绝让其主宰我，拒绝按照它的规则生活，而是按照我自己内在的法则和规则生活。此时，我就变成了最纯粹的自己。事实证明，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内在心灵（自我）和外在心灵（他人）之间的不同则变得没有那么可怕了，当然也不是真正对立的。原来，这两套定律都很有趣，甚至可以整合起来。

帮助读者理解这个“词语迷宫”最简单的方法是看看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关系。当然，也可以利用高峰体验。显然，在这个理想话语的层面上，自由、独立、把握、放手、信任、意志、依赖、现实、对方、分离等词语都呈现出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在包含缺陷、欲望、需求、自我保护、二分性、极性和分裂的日常生活领域中是不存在的。

12. 现在，强调不努力或不需要这一方面并把它作为我们研究的中心点有一定的理论优势。在上面描述的各种方式中，在特定的意义下，处于高峰体验中的个体变得没有动机（或没有动力），尤其是从缺乏需要的角度来看。在同一个话语领域，把最高级、最真实的身份描述为不奋斗、不需要、不希望（已超越了普通人的需要和动力）同样是有道理的。的确如此。快乐已经得到，这意味着，对快乐的追求暂时结束了。

自我实现者身上就具有这样的东西，前面已经描述过了。现在，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来了，毫无意识地倾泻而出，毫不费力、毫无目的。个体现在的行为是完完全全的，是没有缺陷的，无须自我平衡，无须减少需要，不是为了避免痛苦、不快或死亡，不是为了未来更远的目标，也不是为了自身以外的任何目的。他的行为和经验本身变成了自我确认、最终极行为和终极经验，而不是手段—行为或手段—经验。

在这个层面上，我称这个个体为神一般的存在，因为，在大众眼里，神大都没有需要，没有欲望，没有缺陷，应有尽有，诸事顺遂。神性（尤其是行为）的最好境界基于无欲无求。我发现，这些推论在试图理解人类出于无欲的行动时很有启发性，它是诸如神性幽默、娱乐理论、无聊理论、创造理论等理论的基础。

13. 高峰体验中的表达和交流往往变得很有诗意，像神话和狂想曲一样，仿佛这是表达这种状态的最自然的语言。我也是最近才在自己身上和别的事物身上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不便展开。前面提到的认同理论意味着，一个人越真实，越容易变得像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和先知等。

14. 在大卫·M. 利维看来，所有的高峰体验都可以理解为行为的完成，也就是格式塔心理学家所说的终结，或是赖希式的完全高潮，或是完全释放、宣泄、高潮、圆满、排空或完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未完成”或“不完全”的问题，如乳房胀奶、大小便排泄不净、无法通过眼泪消除的悲伤、节食者不能饱腹、厨房无法完全干净、不完全性交、未彻底释放的愤怒、缺乏锻炼的运动员、墙上无法摆正的图画、不得不咽下的愚蠢行为、效率低或不公正等。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任何读者都应能从这些例子中看出“完成”是多么重要，以及为什么这个观点如此有助于丰富对不努力、整合、放松等事物的理解。当今世界，所谓“完成”，指的是“完美、正义、美丽、目的（而不是手段）”等。既然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构的，且是辩证相关的，那么，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好人和美好的世界是如何相互成就的？

那么，这和认同有什么关系呢？或许，真实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完整的；当然，他有时会经历主观的结局、完满或完美；这一点在现实中他肯定能感知到。结果，只有高峰体验者才能获得完全的认同，而未达到高峰者则只能处于不完整、有缺陷、有欠缺、需努力的状态，永远生活在手段中，而不是目的中。或者，如果事实证明这种关联并不完美，至少可以肯定，在真实性和高峰体验之间，这种关联是积极的。

当我们考虑身心紧张和不完整时，似乎有可能认为，它们不仅与平静、安宁和心理健康不相容，而且与身体健康也不相容。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令人困惑的发现中找到线索。许多人报告说，他们的巅峰体验仿佛是一场美丽的死亡。正如兰克所暗示的那样，任何完美的完成或结束都可能是隐喻性的、神话性的或考古性的死亡。

15. 我非常强烈地感到，玩兴是生存价值的一方面。个中原因前面已经论述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高峰体验者经常报告这一点。同时，它也可以被报告者之外的研究人员所感知。

这种“玩兴”很难描述，它有一种神一般的愉快品质，超越了任何敌意；它很容易被称为幸福的喜悦；它有一种溢出的性质，如富裕或盈余；它是一种娱乐，同时具有人类的渺小与伟大，超越了支配—从属的极性；它有一种胜利的意味，有时也可能是一种解脱；它是成熟的，也是天真的。

按照马尔库塞和布朗的说法，它是最终的，乌托邦式的，幸福的，超然的。当然，也可以是尼采式的。

作为定义的一部分，与其内在相关的是轻松、悠闲、优雅、好运，没有压抑，没有约束，没有怀疑，超越了自我中心和手段中心，超越了时空、历史和地方主义。

最后，它本身就是一个集合体，就像美、爱、创造性的智慧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二分法的解决方案，是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是人类处境的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它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从中获得乐趣。它使我们能够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既是为梦想疯狂的堂吉诃德，又是务实冷静的桑丘·潘沙。

16. 高峰体验期间和之后的个体通常会感到特别幸运。一个常见的反应是“我不配得到这个”。高峰不是计划好的，也不是设计来的。它出现了，我们“欣喜若狂”。这种意想不到的反应或“意识的甜蜜冲击”是非常频繁的。

一个常见的结果是感恩。对宗教人士而言，他们感激上帝。对其他人而言，他们感激命运、自然、人类、过去、父母、世界，以及帮助创造奇迹的一切。这可以延伸到崇拜、感恩、赞美、奉献，以及其他很容易融入宗教框架的反应。

显然，任何宗教心理学（无论是超自然的，还是自然的）都必须考虑到这些事件，就像任何有关宗教起源的自然主义理论也必须考虑到这些事件一样。通常，这种感激之情可以表达为拥抱所有人和所有事，将世界视为美好的事物，经常会产生为世界做点好事的冲动，渴望回报社会，有很强的责任感。

最后，这里的理论很可能与对自我实现的人的骄傲和谦虚的描述有关。幸运的人很难完全相信自己的运气，敬畏的人和感恩的人也是如此。他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我应得的吗？这些人通过将骄傲和谦逊融成一个单一的、复杂的、高于一切的统一体，即通过表现出骄傲的一面和谦逊的一面来解决二者之间的二分法问题。骄傲（夹杂着谦逊）不是傲慢或偏执；谦逊（带着骄傲）不是受虐狂。只有将它们一分为二，才会变成病态。感恩让我们将伟大的英雄和卑微的仆人融为一体。

小结

我想强调一下前面提到过的一个悖论。即使我们不理解它，也必须面对它。认同的目标（自我实现、自主、个性化、真实的自我、真实性等）似乎同时也是一个最终目标、一个过渡目标、一个成人礼和一个超越身份的步骤。这就好比说，它的作用是抹去自己。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超越自我，消除自我，与世界融合，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似乎是通过获得身份，实现一个强大的真实的自我，或者，通过基本需要的满足，而不是通过禁欲主义。

也许，与这个理论相关的是年轻的受试者常常报告高峰体验时的两种身体反应。一种是兴奋和高度紧张（我觉得很亢奋，想上蹿下跳，想大喊大叫），另一种是放松、平和、安静的感觉。例如，在一次美好的性经历之后，在一次美学经历之后，或者在一次创造性的狂热之后，这两者都是可能的。要么是持续的高度兴奋，无法入睡或不想睡觉，甚至食欲不振，便秘等，要么是彻底放松，无所作为，深度睡眠等。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真的不太清楚。

（译自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存在心理学探索》）

第16章
教育与高峰体验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一个人无论是选了一门心理学课程还是拿起一本学习心理学方面的书，在我看来，都意义不大，也就是说，都与人性无关。它们大都将学习视为获得联想、技能和外在知识的能力，而非内在的性格、人品或人类本身。捡起硬币、钥匙、财物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像捡起强化和条件反射一样，它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可以牺牲的。一个人是否有条件反射并不重要。如果蜂鸣器一响，我就流口水；等声音消失了，口水就没了。对我来说，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并没有失去任何重要的东西。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关于学习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毫无意义，至少，对人类的中心、人类的灵魂、人类的本质来说是这样的。

这种新的人文主义哲学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学习观、教学观和教育观。简单地说，这种哲学认为，教育的功能、教育的目标（人的目标，人文目标）最终是个体的“自我实现”，也就是说，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成为一个全面的人。用非专业的话来说，就是帮助一个人成为他所能成为的最好的人。

这一目标意味着，学习心理学课程中的内容需要做重大转变。这不是一个联想学习的问题。一般来说，联想学习肯定是有用的。对于学习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或者，对于学习作为跨文化的手段和技术来说，尤其有用。我们必须学习的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需要记忆外语词汇，他会完全靠死记硬背来学习。在这里，分配法则可以有所帮助。或者，如果一个人想学习驾驶中的各种自动习惯，如对红灯或诸如此类的事情自动做出反应，那么，条件反射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很重要，也很有用，在科技社会中尤其如此。但是，就自我完善而言，就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而言，就“成为真正的人”而言，伟大的学习经历是非常不同的。

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经历远比上课、听讲座、记忆十二脑神经的分支、人脑解剖或在医学院、生物课或其他类似的课程中学到的诸如此类的事情要重要得多。

对我来说，类似生孩子这样的经历更为重要。我是一名心理学家，然而，我们第一个孩子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我。这让我一直热衷的行为主义看起来非常愚蠢。我再也无法忍受了。这怎么可能呢？随着第二个孩子的到来（甚至在孩子出生前就知道他会与众不同），我简直无法从学习心理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为在这种心理学中，你可以教给任何人任何东西；或者，像约翰·沃森所说的，“给我两个孩子，我会把一个变成这样，把另一个变成那样”。他好像从来没有生过孩子似的。我们非常清楚，父母不可能把孩子变成任何东西，倒是孩子可以把自己变成某种东西。我们能做得最好的（通常也是最有效的）就是，当孩子用力过猛时，起一种掣肘的作用。

另一个我非常重视的学习经历是我的个人精神分析，即发现自己的身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基本体验是结婚，这当然比我的博士学位更重要。如果一个人从发展我们想要的各种智慧、理解以及生活技能的角度来思考，那么，他就必须从我称之为内在教育（内在学习）的角度来思考。也就是说，首先，学会成为一个普通人；其次，学会成为一个特殊的人。我现在正忙于研究这种内在教育的各种附带现象。当然，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传统教育看起来非常病态。如果你问这样一个问题：“我的三角学课程如何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得到的回答可能是：“天哪！”从某种意义上说，三角学对我来说是浪费时间。我的早期音乐教育也不太成功，因为它教会了一个对音乐、对钢琴都非常执着的孩子不要去碰音乐。我的一名钢琴老师就这样告诉我，音乐是一种应该远离的东西。我成年后不得不独自重新学习音乐。

注意，我一直在谈论一个概念，即目的。这是对19世纪科学和当代专业哲学的革命性批判。专业哲学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哲学。我已经不再把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客观主义当作人性理论来看待。因此，我拒绝了科学的整个模式及其所有著作，这些著作都是从历史偶然中衍生出来的，即科学始于对非个人、非人类事物的研究，而事实上这种研究是没有终点的。物理学、天文学、力学和化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除非它们远离价值。只有那样，才能对其进行纯粹的描述。目前，我们发现的最大的错误是，这个从研究物体和事物发展而来的模型已经被不可思议地用于研究人类。这是一种可怕的方法，毫无用途。

有关实证主义模型以及客观主义、联想主义、价值中立的科学模型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就像珊瑚礁一样堆积如山。其中的大部分研究当然不是错误的，只是它们微不足道。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为了不低估我自己的科学（我想，我们确实知道很多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始终认为，我们对人类重要事情的了解大都是通过非物理方法（人文方法）获得的。

最近，在林肯中心音乐节开幕式上谈到世界形势时，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说道：

“错的不是科学的伟大发现。知识总是比无知好，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或什么样的无知。错的是知识背后的信念，即知识可以改变世界。不会的。没有理解的知识就像没有问题的答案，毫无意义。理解的渠道是艺术。创造人类视角的正是艺术作品。有个这种视角，知识就变成了真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同意麦克利什的观点，尽管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说的是缺乏新型革命的信息，缺乏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信息，缺乏科学概念的信息。这些科学一方面否定了无价值和价值中立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把发现价值（对人性本身固有的价值的经验发现、论证和验证）视为一种义务、一种责任和一种需要。这项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中。

麦克利什先生的话适合1920年到1930年那个时代。如今，如果有人不了解新的心理学，也无可厚非。“人类的理解只有通过艺术才能实现。”这一点在那个时代确实如此。幸运的是，如今，它已经被淘汰了。现在，人们可以收集大量的信息帮助人类加深理解，其中包含价值暗示、矢量和方向信息等。

“创造人类视角的正是艺术作品。有个这种视角，知识就变成了真理。”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们必须有一些标准，来区分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据我所知，目前，艺术批评领域还没有这样的标准。不过，现在开始有了。在此，我想留下一个提示，一个经验性的提示。没有这样的标准，就不可能将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区分开来。

如果你我是同道中人，你会发现，我们的艺术观念非常混乱。在音乐方面，且看约翰·卡格、贝多芬和埃尔维尔·普雷斯利的价值观念有何不同。在绘画和建筑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困惑。我们不再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我懒得看音乐评论，因为对我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艺术批评也是如此，我也不再浏览了。书评也是一样，基本没用，因为标准十分混乱。例如，最近，《周六评论》给了让·日奈糟糕的书籍高度好评。书评是由一个神学教授写的，简直就是语无伦次。这是一种“邪恶变善良”的方法，完全是在玩弄字眼，是一种悖论，即如果邪恶走向极端，就变得善良了。于是，就有了对鸡奸和吸毒之美的狂想曲。对于一个花了大量时间试图把人们从这类事情的伪装中解救出来的可怜的心理学家来说，这完全是不可理解的。一个成年人怎么能推荐这样的书作为年轻人的伦理指南呢？

如果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说艺术作品带来真理，那么，他指的是他自己挑选的特定的艺术作品，而对于这些作品他儿子可能有不同看法。如此一来，麦克利什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他根本无法说服任何人。我想，这可能是我们正处于转折点的某种象征。是的，我们正在转角处，一些新的事情正在发生。一些明显的差异出现了，这些不是品位或价值观的差异，而是经验发现。它们是正在涌现的新生事物，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各样有关价值观和教育的命题。

其中一点，是发现人类有更高的需要，有类本能的需要，这是其生物特性的一部分。例如，人类需要尊严，需要得到尊重，需要自我发展。对更高需要的发现带来了革命性的意义。

其次，是我对社会学的看法。许多人开始发现，物理主义机械论的模型是一个错误，它把我们引向了“原子弹”，引向了一种美丽的杀人技术。比如，在集中营里，它把我们引向了犹太屠夫艾希曼。说到艾希曼，是不能用实证主义哲学或科学来反驳他的，他至死不悟，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抛开目的和价值观，他确实做得很好。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专业科学和专业哲学致力于忘记价值观的命题。因此，这必然导致艾希曼的出现，导致原子弹的出现。天知道以后还会出现什么！

把好的风格或才华与内容和结局分开的倾向恐怕会导致这种危险。

弗洛伊德有很多重大发现，我们现在可以补充一些。弗洛伊德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在纠正），那就是，他认为无意识仅仅是不受欢迎的邪恶。但是，无意识也包含着创造性、快乐、幸福、善良以及其自身的人类伦理和价值观的源泉。我们知道，无意识有健康的和不健康的之分，新的心理学正在全力研究这个问题。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师正把它付诸实践，新型疗法正在实践当中。

所以，就有好的意识和坏的意识、好的无意识和坏的无意识之分。此外，在非弗洛伊德的意义上，善是真实的。弗洛伊德是自己的实证主义者。别忘了，弗洛伊德是物理主义和化学主义科学的产物。他是神经科医生。他曾签署一份誓言，目的是开发一种可以完全简化为物理和化学陈述的心理学。这就是他为之献身的事业。当然，他是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观点。

前面说过，我们发现了一种更高的需要。问题是，如何解释？弗洛伊德的解释是还原性的。比如，如果我很善良，那么，这便是对我“杀人狂怒”的反向作用。不知何故，与善良相比，此处杀戮更是一种基本的本能。另外，善良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它试图掩盖自己是真正凶手的意识。如果我很慷慨，那么，这便是对吝啬的反向作用。事实上，我真的很小气。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不知何故，这个问题现在变得非常明显，引人发问。比如，为什么他没说杀人可能是爱的一种反向作用？对许多人来说，这才是一个更为合理的结论。

不过，现在让我们回到主题，即科学上的最新发展，历史上的全新时刻。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正置身于一股强大的历史浪潮之中。一百五十年后，历史学家会怎么评价这个时代？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结局如何？我认为，成为头条新闻的大部分内容业已完成，而且，如果我们能坚持下去，那么，人类的“成长过程”将在一二百年后变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历史学家将把这场运动称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正如怀特海指出的那样，当你得到一个新的模型、一个新的范式、一种新的感知方式，当旧词获得新义，突然间，你便有了一种启发、一种洞察力，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物。

例如，我一直在谈论的东西产生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对弗洛伊德下述论点的断然否认。弗洛伊德认为，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和文明需要之间的对立是内在的、固有的、必然的。这种否认是经验性的、武断的、一厢情愿的，并不是虔诚的。事实并非如此，如今，我们知道如何创造条件，使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协同一致，而非互相对立，并使二者朝着相同的目标一起努力。我承认，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说法。

另一个经验性的说法是关于高峰体验的。我们通过向人群和个体询问诸如“你人生中最狂喜的时刻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来研究高峰体验。或者，像一名调查者问的那样：“你经历过超然的狂喜吗？”人们可能会说，问这样的问题只会招来茫然的目光。然而事实上，我们得到了很多答案。显然，超验的狂喜都是保密的，很难在公共场合谈论。它们有点令人尴尬，不好意思，而且，是“不科学的”。对许多人来说，那是最大的罪过。

在对高峰体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很多触发因素。也就是说，很多种类的体验都会引发高峰体验。显然，很多人都有过高峰体验，或者说狂喜。你不妨像我一样问问他们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比如，当时你的感觉有什么不同？世界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你想做什么？你有着怎样的冲动？你是如何改变的？我想说明一下，就实证报告中的简单统计而言，最容易获得高峰体验的两种方式是音乐和性。

为了识别和研究高峰体验的目的，列出触发因素的种类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这个列表很长，有必要归纳一下。任何真正优秀、真正完美的经历，任何通向完美正义或完美价值观的经历，似乎都会产生高峰体验，事实上并非如此。但是，这是我对大家关注的许多事物的概括总结。请记住，我是作为一名科学家在这里发言的。这听起来不像是科学谈话，但这是一种新的科学。有一篇论文马上就要发表了。它将表明，从这门人文科学中出现了自亚当和夏娃以来真正的生育改善。这是一篇关于自然分娩高峰体验的论文，这可能是高峰体验的一个强有力的来源。我们知道如何诱发高峰体验，我们知道女人分娩的最好方式。如此一来，分娩的母亲便会获得一种伟大而神秘的体验，一种宗教体验，一种启示，一种洞察力。此时的她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因为，在相当多的高峰体验中，随之而来的便是我所说的“对存在的认知”。

我们必须为所有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创造一个新的词语。这种“对存在的认知”真的是指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所说的认知。你可以说，这几乎是一种幸福的技术，一种纯粹卓越、纯粹真理、纯粹善良的技术。为什么不能是快乐的技术、幸福的技术呢？我必须补充一点，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唯一一种诱导父亲高峰体验的技术。当我和妻子第一次在大学生中进行调查时，我们想到了许多触发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当女人在谈论分娩的高峰体验时，男人则一言不发。现在，我们有办法教男人也从分娩中获得最佳体验。这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男人得到了改变，看到了不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有了不同的认知，有些人甚至会因此走向幸福的生活。这些都是有关通往神秘体验各种途径的数据。我想，我最好还是不要理会它们，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到目前为止，我发现，这些高峰体验都是从我们称之为“古典音乐”的地方报道出来的。我还发现，约翰·凯奇或安迪·沃霍尔的电影、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中从来没有所谓的高峰体验。从来没有。有关欣喜若狂、另一个世界的景象或另一种生活水平的高峰体验的报道均来自伟大的古典音乐。必须说，这种高峰体验融化了，融合了，变成了舞蹈或节奏。就这个研究领域而言，舞蹈和节奏之间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融为了一体。我甚至可以补充一句，当我谈到音乐是通往高峰体验的道路时，我已经将舞蹈包括在内了。对我来说，它们已经融在一起了。有节奏的体验（甚至是非常简单的节奏体验，如伦巴舞），孩子们踩着鼓点舞蹈，等等，我不知道你把这些称作什么。是音乐？是舞蹈？是节奏？是运动？还是别的什么？对身体的爱、对身体的意识和对身体的崇敬，这些显然是通往高峰体验的良好途径，它们反过来又变成了通往“存在认知”、柏拉图式的感知、内在价值、存在的终极价值的良好途径（至少从统计上看是这样的）。这是一种类似治疗的帮助，既有助于疾病的治疗，也有助于自我的实现，更有助于走向完整的人性。

换句话说，高峰体验往往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效果。音乐和艺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带来同样的效果。它们之间有一定的重叠。如果个体知道自己的目标，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的努力方向，它们可以起到心理治疗的作用。一方面，我们可以谈论对症状的破解，就像缓解焦虑一样；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谈论主动和勇气的发展、奥林匹克精神、神性幽默、感官意识、身体意识等。

此外，音乐、节奏和舞蹈是发现身份的绝佳方式。由于天性的原因，这种触发，这种刺激，往往会影响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内分泌腺、感觉和情绪，确实如此。迄今为止，我们对生理学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无法理解这一切背后的原因。不过，这一切的的确确发生了，它们都是个体明白无误的经历。有点痛苦的感觉，不过，这也的确是明白无误的体验。对于许许多多内心空虚的人，对于不知道自己内心发生了什么的人，对于依靠时钟、时间表、规则、法律，以及邻居的暗示生活的，缺乏自主的人，这是一种发现自我的绝佳方式。这里有来自内部的信号，也有来自他人的呐喊：“天哪，这太好了。千万不要怀疑！”这是一条不错的途径，是我们试图教导自我实现和自我发现的方法之一。身份的发现来自冲动的声音，来自倾听自己内心的能力，来自他人的反应和你内心的想法，这也是一种实验性的教育。如果有时间深入探讨，它会引导我们进入另一个平行的教育机构，另一种学校。

数学可以像音乐一样美丽，可以像音乐一样产生峰值。当然，也有数学老师极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三十岁那年，在我读了一些数学书之后，才突然发现数学是一门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古生物学亦是。科学家的形象必须改变，我们必须对创造性的科学家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创造性科学家是靠高峰体验生活的。他是为了荣耀的时刻活着，即当一个问题得到解决时，当他在显微镜前突然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看待事物时，在启示、顿悟、洞察、理解、狂喜时。这些时刻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科学家对此都羞于启齿，拒绝在公共场合谈论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就像分娩一样，离不开胆大心细、技术高明的助产士，而我在此就充当了这名助产士。这些东西就在那里。如果有人能够说服创造性的科学家，告诉他不会因此而遭到嘲笑，那么，他就会大胆承认的。比如，在关联数据得到印证时，他会获得一种高峰体验，他们只是不谈这个。

我的观点是，如果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足够的认识，也就是说，拥有足够的哲学洞察力，就可以利用那些最容易产生狂喜、启示和极乐的体验来重新评价历史教学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教学。

最后，我想说的是每个参与艺术教育的人都面临的问题。那就是，良好的音乐教育、艺术教育、舞蹈教育和节奏教育本质上比通常意义上的“核心课程”更接近我所说的内在教育，即把了解一个人的身份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教育是毫无意义的。教育意味着学习成长，学习成为什么样的人，学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可取的，什么是不可取的，什么是该选的，什么是不该选的。在内在学习、内在教学和内在教育领域，我认为，艺术（尤其是我提到的那些）非常接近我们的心理和生物核心，非常接近生物学上的身份，即不要把这些课程当成奢侈品，而要把它们视为教育领域的基本体验。我的意思是，这种教育可以窥见无限和终极价值。这种内在教育很可能包括艺术教育、音乐教育和舞蹈教育，这些都是核心。（我觉得，舞蹈是我会首先为孩子选择的。对于两三岁的孩子来说，舞蹈是最容易学的，不过是一些简单的节奏罢了。）这样的经历可以作为一种模式，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我们或许可以将学校里的部分课程从价值中立、无价值、无目标、无意义的状态中拯救出来。

（译自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性能达到的境界》）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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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1章 世界观的类型及其在形而上学体系内的展开

第2章 心理生活的社会方面

第3章 心理学的论据和人的价值

第4章 心理学能从存在主义者那里学到什么

第5章 从机体角度探讨动机问题

第6章 人的动机理论

第7章 基本需要的类本能性质

第8章 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

第9章 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

第10章 自我实现和超越

第11章 此时此地疗法

第12章 剥洋葱

第13章 心理治疗、健康与动机

第14章 常态、健康与价值观

第15章 作为敏锐身份体验的高峰体验

第16章 教育与高峰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