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自由市场最坚定的捍卫者！

米塞斯晚年集大成之作！

探究自由市场理论的人性基础！

彻底打破强制干预，引导市场经济改革走出结构性困境！

内容推荐：

《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套装共2册）》作为其思想集大成的晚年扛鼎之作，米塞斯先是假定有一个“先验的”人类行动的“公理”，在这个公理基础上，他一步步地推导出了他眼中的人类社会经济运作的种种安排和运行原理，最后构建出了他的“人类行动学”的逻辑大厦。

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或译人的行为学）是一种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科。意指人对于环境及他人有所反应而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一词最先在1890年被A埃斯比纳斯（Alfred Espinas）提出，但真正为人所知的则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稍后所提出的理论。

米塞斯试着探索经济学的根基。如同其他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学者一样，米塞斯反对使用观察的方式研究人类行为。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太过复杂，不可能将其以解构的方式进行研究，而且人类的害羞本性使得他们的行为总是无法被正确的观察。也因此，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观察人的行动或者试图以历史资料解释人类的社会科学研究，都难以避免的会受到其他种种没有注意到的研究变因所影响。

在《人的行动》一书中，米塞斯主张自由市场机制不但可以完全取代任何政府计划的体制，更重要的，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他将复杂的市场解释为无数的意识、有意识的行动、选择和个人偏好的结果。最终决定市场现象——供求、价格、生产方式，甚至盈亏的，是个人主观价值判断所反映出的个人选择。虽然政府可以设置价格，但最后还是个体自身，通过对于资金、产品和服务的选择和行动，真正决定了价格。因此，米塞斯不把经济学作为对于材料、服务和产品的研究，而是对于人的行动的研究。

作者简介：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代表人物，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其理论影响了之后的诸多经济学家，如哈耶克、罗斯巴德等人。

译者：

余晖，1963年出生于江西省铅山县。先后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院，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助教、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基金会项目官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并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及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目录

出版说明

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代序）

一、 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的演变

二、 社会主义核算大争论

三、 米塞斯的独特思想： 兼与哈耶克的比较

四、 结束语

为余晖译米塞斯所著《人的行动》一书所作的序言

第四版 序言

第三版 序言

绪论

1． 经济学与人的行动学

2． 人的行动学通论的认识论问题

3． 经济理论与人的行动的实践

4． 小结

第一篇 人 的 行 动

第一章 行动人

1． 有目的之行动与动物性反应

2． 人的行动的先决条件

论快乐

论本能和冲动

3． 作为一种极据的人的行动

4． 理性与非理性；人的行动学

5． 作为行动前提条件的因果关系

6． 另 一 个 我

论本能的有用性

绝对目的

植物人

第二章 人的行动科学的认识论问题

1． 人的行动学与历史

2． 人的行动学的形式和演绎特征

所谓原始人逻辑的异质性

3． 先验与实在

4．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

我和我们

5．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原则

6． 人的行动的个性和变动性

7． 历史的范围及其特殊方法

8． 概念化与理解

自然史和人类史

9． 论观念的类型

10． 经济学的程序

11． 人的行动学概念的某些限制

第三章 经济学与对理性的反叛

1. 对理性的反叛

2． 多元逻辑论的逻辑

3． 多元逻辑论的人的行动学

4． 种族多元逻辑论

5． 多元逻辑论和理解

6． 理 性 论 辩

第四章 行动范畴的初步分析

1. 目的与手段

2. 价值的等级

3． 需求的等级

4． 作为交换的行动

第五章 时间

1． 作为人的行动学因素的时间

2． 过去、现在和未来

3． 时间的经济化

4． 行动之间的时序关系

第六章 不 确 定 性

1． 不确定性与行动

2． 或然性（Probability）的意义

3． 类的或然率

4． 案由或然率

5． 案由或然率的量估

6． 打赌、赌博和竞技

7． 人的行动学的预测

第七章 人间世界的行动

1． 边际效用法则

2． 报酬律

3． 作为一种手段的人类劳动

直接满足性劳动和间接满足性劳动

有创造力的天才

4． 生产

第二篇 社会架构中的行动

第八章 人 类 社 会

1． 人类之合作

2． 对整体主义和形而

人的行动学与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与宗教

3． 分工

4． 李嘉图的协作法则

现时关于协作法则的一些谬见

5． 分工的效果

6． 社会中的个人

7． 大社会

8． 侵略与破坏的本能

对现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对达尔文主义的流行误解

第九章 观念的作用

1． 人 的 理 性

2． 世界观和意识形态

对一些谬见的反驳

3． 意识形态的权力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统主义

4． 社会改良论与进步之理念

第十章 社会里的交换

1． 自给交换与人际交换

2． 契约性约束和支配性约束

3． 计算的行动

第三篇 经 济 计 算

第十一章 无需计算的评价

1． 手段的等级

2． 价值和价格原论中的直接交换虚构

价值理论与社会主义

3． 经济计算的问题

4． 经济计算与市场

第十二章 经济计算的范围

1． 货币记录的特征

2． 经济计算的局限

3． 价格的可变性

4． 稳定化

5． 稳定化理念的根源

第十三章 作为一种行动工具的货币计算

1．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的货币计算

2． 经济计算与人的行动科学

第四篇 市场社会的交换学或经济学

第十四章 交换学的范围与方法

1． 交换学问题的界定

2． 假构法

3． 纯粹市场经济

利润的最大化

4． 自给自足的经济

5． 静止状态和稳态循环的经济

6． 静态经济

7． 交换功能的统合

静态经济里的企业家功能

第十五章 市场

1． 市场经济的特征

2． 资本品与资本

3． 资 本 主 义

4． 消费者主权

政治法则术语的比喻用法

5． 竞争

6． 自由

7． 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

8． 企业家的利润与亏损

9． 进步经济中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

对利润的道德谴责

对消费不足怪论和购买力说的几点批评

10． 促进者、管理者、技术专家和官僚

11． 市场的选择过程

12． 个人与市场

13． 商业宣传

14． “国民经济”

第十六章 价格

1． 定价过程

2． 评价与估价

3． 高阶商品的价格

生产要素定价的一种局限性

4． 成本核算

5． 逻辑的交换学和数学的交换学

6． 垄断价格

垄断价格理论的数学处理

7． 商誉

8． 需求垄断

9． 垄断价格影响下的消费

10． 卖方的价格歧视

11． 买方的价格歧视

12． 价格的相互关联

13． 价格与收入

14． 价格与生产

15． “非市场价格”的怪诞之处

第十七章 间接交换

1． 交换媒介与货币

3． 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

卡尔·门格尔的货币起源论的认识论意义

4． 货币购买力的决定

5． 休谟和穆勒的问题与货币的驱动力

6． 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和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通货膨胀主义与通货紧缩主义

7． 货币的计算与购买力的变动

8． 对未来购买力变动的预期

9． 货币的特殊价值

10． 货币关系的意义

11． 货币替代品

12． 信用媒介发行量的限制

有关自由银行制的讨论

13． 现金储存的规模和构成

14． 收 支 平 衡

15． 地区间汇率

16． 利率与货币的关系

17． 次级交换媒介

18． 通货膨胀主义者的历史观

19． 金本位

国际间货币合作

第十八章 时间推移中的行动

1. 时间评价的观点

2． 作为行动之一个必要条件的时间偏好

时间偏好理论的演进

3． 资本品

4． 生产期，等待期及准备期

准备期延长到超过了行动人的生命期

时间偏好理论的某些应用

5． 资本品的可变性

6. “过去”对于行动的影响

7． 资本的积累、维护与消耗

8． 投资者的流动性

9． 货币与资本；储蓄与投资

第十九章 利息

1． 利息现象

2． 原始利息

3． 利率的水平

4． 变动经济中的原始利息

5． 利息的计算

第二十章 利息、信用扩张及商业周期

1． 问题所在

2． 市场毛利率中的企业家成分

3． 市场毛利率中的价格贴水成分

4． 借贷市场

5． 货币关系变动对于

6． 受通货膨胀与信用

所谓集权管理下没有萧条

7． 受通货紧缩与信用收缩之

信用扩张与单纯的通货膨胀的区别

8． 商业循环的货币或流通信用理论

9． 受商业循环影响的市场经济

闲置的生产要素在市面繁荣期第一阶段所起的作用

第二十一章 工作与工资

1． 内向性劳动和外向性劳动

2． 劳动的喜悦与乏味

3． 工资

4． 交换学意义上的失业

5． 毛工资率和净工资率

6． 工资与生活维持费

工资率的历史解释与回溯定理的比较

7． 受劳动负效用影响的劳动供给

关于“工业革命”一般解释的批评

8． 市场的兴衰对工资率的影响

9． 劳动市场

牲畜和奴隶的劳动

第二十二章 非人的原始生产要素

1． 关于地租理论的一般考察

2． 土地利用中的时间因素

3． 边际以下的土地

4． 提供免费功用的土地

5． 土地的价格

土地的神话

第二十三章 市场的基据

1． 理论和基据

2． 权力的作用

3． 战争与征服的历史作用

4． 作为某种基据的实在的人

5． 调整时期

6． 财产权的限度以及外部

知识创新的外部经济

特权与准特权

第二十四章 利益的和谐和冲突

1． 市场盈亏的最终根源

2． 生育节制

3． “得到正确理解的”利益间的和谐

4． 私有财产

5． 我们这个时代的冲突

第五篇 非市场的社会合作

第二十五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假构

1． 社会主义理念的历史渊源

2． 社会主义的教条

3． 社会主义的人的行动学特征

第二十六章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

1． 问题所在

2． 这一问题以往认识的失误

3．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近期建议

4． 试错

5． 准市场

6． 数理经济学的微分方程

第六篇 受羁束的市场经济

第二十七章 政府与市场

1． 第三种制度的构想

2． 政府干预

3． 政府功能的界限

4． 作为个人行动最终标准的正义

5． 自由放任的含义

6． 政府对消费的直接干预

腐败

第二十八章 通过征税的干预

1． 中立税

2． 全税化

3． 税收的财政目的和非财政目的

4． 税收干预的三种类型

第二十九章 对生产的限制

1． 限制的性质

2． 限制的代价

3． 作为一种特权的限制

4． 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限制

第三十章 对价格结构的干预

1． 政府与市场自治

2． 市场对政府干预的反应

对古代文明衰落原因的考察

3． 最低工资率

工联主义的交换学观点

第三十一章 通货与信用的操纵

1． 政府与通货

2． 法币立法上的干预主义

3． 现代通货操纵法的演进

4． 通货贬值的目的

5． 信用扩张

反循环政策之妄想

6． 外汇管制与双边贸易协定

第三十二章 没收与再分配

1． 没收哲学

2． 土地改革

3． 没收式税收

没收式的课税与风险承担

第三十三章 工团主义与社团主义

1． 工团主义者的理念

2． 工团主义者的谬误

3． 某些时髦政策中的工团主义成分

4． 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社团主义

第三十四章 战争经济学

1． 全面战争

2． 战争与市场经济

3． 战争与自给自足

4． 战争之无益

第三十五章 福利原则与市场原则

1． 反对市场经济的理由

2． 贫困

3． 不平等

4． 不安定

5． 社会正义

第三十六章 干预主义的危机

1． 干预主义的收成

2． 储备金的耗竭

3． 干预主义的末日

第七篇 经济学的社会地位

第三十七章 难以形容的经济学的特征

1． 经济学的独特性

2． 经济学与舆论

3． 自由主义前辈的幻想

第三十八章 经济学在知识界的地位

1． 经济学的研究

2． 作为一门专业的经济学

3． 作为一门专业的预测

4． 经济学和大学

5． 普通教育与经济学

6． 经济学与公民

7． 经济学与自由

第三十九章 经济学与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

1． 科学与人生

2． 经济学与价值判断

3． 经济的认知与人的行动

索引

译后记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索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保函“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文员会

2005年1月

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代序）

杨春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正在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关注，一方面是源于这一学派的理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的强大支持，另一方面是这一学派的理论也许可以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根本缺陷。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理解米塞斯的思想都是一个重要环节。

一、 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的演变

米塞斯的命运，其实就生动地描述出了20世纪奥地利学派的命运沉浮。

在德语国家中，自从1843年罗雪尔的《纲要》出版开始，历史学派就成为了最有影响的经济学说。门格尔（Carl Menger）《经济学原理》（1871）的出版，却标志着奥地利经济学界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风格。门格尔所展示的思想虽然在奥地利获得了成功，却遭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冷淡处理。于是，他写出其第二部著作《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方法的研究》（1883），批评历史学派把经济学构造为一门以经验主义和历史方法为基础的学科的努力。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的方法必须落实在一种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因为，经济现象只不过是个人经济行为的产物，只有通过分析个人的行为，我们才可能理解总体的经济过程。

门格尔的批评立即引起当时历史学派的领袖人物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的公开反批评，并由此引发经济思想史上历时20多年的“方法论大争论”。施莫勒于1883年以书评的方式作出回应，认为门格尔对历史学派的方法论本质缺乏正确的理解。随之，门格尔以《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的错误》（1884）的小册子，并以愤怒的语言进行反击，“现在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 方法论专家施莫勒在将来还会像狮子那样，阔步于希布雷河畔，抖动鬃毛，伸出前爪。可是，他在认识论方面只会打瞌睡。只要不是小孩或傻瓜，将来不会有人认真对待他那呆头呆脑的方法论的容貌的”。[1]对这种反击，施莫勒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把寄给他的《历史主义的错误》退回给门格尔。

这场争论激起了双方的敌视，并把这种敌视遗传给了后继者。双方的分歧因为情感用事而被夸大了，但其分歧可以归结为对下述不同方面的强调： （1） 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法与抽象的演绎法；（2） 接受经济分析中的统计方法与强调过程或进化；（3） 以更为广泛的多方面背景来发展经济学与把经济学定义为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理论化。后来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些方法其实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并无绝然的对立。

这场争论虽然是以向历史学派进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实，门格尔是借助这种方式来廓清其本身的理论思路。正是这场争论，才使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也正是这场争论，使奥地利学派的某些独特个性第一次得以明确化。特别是通过威塞尔（Friedrich von Weiser）、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的宣传和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维也纳成为了具有国际声望的经济学研究中心之一。

马克卢普（Fritz Macklup）曾把20世纪30年代初期之前的奥地利经济学主要观点归纳为： （1）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2） 方法论的主观主义；（3） 边际主义；（4） 效用对需求和市场价格的影响；（5） 机会成本；（6） 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2]虽然这种归纳没有问题，但我们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第一代奥地利学派仍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虽然它与另外两个“新古典理论”的分支——法语界的古诺瓦尔拉斯传统和英国的杰文斯马歇尔传统之间存在某些差异。因此，随着各支流的不断融合，奥地利学派的上述基本思想也被不同程度地融入其中，形成一种较统一的“新古典经济学”。

自然地，奥地利学派还有一些独特性格没有被纳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流”，例如，对数学方法没有什么好感；对各种经济问题的理解具有浓厚的哲学味道；对经济活动的动态性质的重视，等等。这些特征的挖掘和发展问题，留给了后来的继承者。

在门格尔、威塞尔、庞巴维克为核心构成的“维也纳圈子”培养出的第二代经济学家中，最杰出的是米塞斯和熊彼特（J. A. Joseph Alois Schumpeter）。后者虽然给这一圈子带来了极大的荣誉，但他本人通过阅读瓦尔拉斯（Lon Walras）、帕累托（Wilfredo Pareto）和埃杰沃斯（F. Y. Edgeworth）的著作，基本上很快就脱离了奥地利学派的核心传统，独树一帜；他虽然不使用数学方法，但却对借助数学方法来发展经济学的方式极为欣赏。

真正严格遵循着这类核心传统的代表性人物是米塞斯。通过“研讨班”的形式培养后备人才，也许是奥地利学派的传统，有时被称为“奥地利式训练”。例如米塞斯、熊彼特都受益于庞巴维克开设“研讨班”。 米塞斯也通过其“私人研讨班”来培养第三代奥地利经济学的追随者。之所以称之为“私人研讨班”，也许是因为接替维塞尔在维也纳大学教授职位的汉斯·迈耶（Hans Mayer）也有一个研讨班。米塞斯在其私人办公室组织的研讨班始于1922年，每两周进行一次，直到1934年离开维也纳，前往日内瓦。参与米塞斯研讨班的经济学家中，包括日后获得很高国际地位的哈耶克（Hayek）、马克卢普（Machlup）、哈伯勒（Harbler）、摩根斯坦（Morgenstern）、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en）。

特别地，正当掌门人门格尔去世（1921），且奥地利学派因为其某些思想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吸收而丧失了其独特的学术地位之时，正是米塞斯发表的“社会主义”（1920）再次使奥地利学派卷入第二场大争论，使这一学派得以重显其威风。虽然“大争论”使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且这一种声望带有昙花一现的色彩，但正是这场争论重新孕育出奥地利学派新的独特性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奥地利异常的政治气氛，使这一学派土崩瓦解，主要成员各奔东西，前途各异。早在1931年，哈耶克就已到伦敦经济学院执教。米塞斯本人也于1934年前往日内瓦。他们培养出的年轻一代学者也纷纷离开维也纳。摩根斯坦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与冯·诺伊曼（John von Nouma）共著《经济行为与博弈论》，成为博弈论的开拓者；哈伯勒进入哈佛大学；马克卢普曾任美国经济协会会长，足见受到欢迎的程度。但最重要的人物却遭到冷落。

米塞斯的命运很差。1940年移居美国之后的最初阶段，他找不到付薪的大学教职，也很难有更多的听众。几经周折，通过其一位学生的介绍，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年度资助，才谋得一份访问教授的职位。这一资助延长到1944年；1945年始，得到威利安·福尔克斯基金会的资助，才在纽约大学谋得客座教授之职。1950年，哈耶克移居美国时，向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谋求教职的请求也遭到拒绝，不得而已，只能以社会学与伦理学教授的名义，任职于该校的“社会思想委员会”。哈耶克的薪水也不是芝加哥大学支付的，而是像米塞斯一样，由威利安·福尔克斯基金会支付。

米塞斯之所以一直只能充当客座教授的角色，与其非常独特的学术个性有关。如果说在纯理论领域中不受经验主义的污染、拒绝数学表述和证明、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是奥地利学派的标志，那么，没有哪一位经济学家比米塞斯以更不妥协的方式直接继承了这些传统。特别是，随着凯恩斯革命的影响而来的公共政策的扩张，米塞斯毫不妥协地坚持“自由放任”观点的强硬立场，使他处于一种极端的境地，远离经济思想的主流。

虽然处境艰难，米塞斯以其维也纳的传统，从1948年开始在纽约大学开办每周一次的经济理论研讨会，重新培养出新一代的追随者，其中，最有名的是柯兹纳（Kirzner）和罗斯巴德（Rothbard），并最终带来了20世纪70年代奥地利学派的“再生”。特别是借助于1974年哈耶克获诺贝尔奖的良机，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更加努力地挖掘奥地利经济学的遗产。他们有组织地展开活动，创办自己的杂志，例如，《奥地利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市场过程，奥地利经济学通讯》（Market Process， Austrian Economics Newsletter）；在纽约大学给研究生专门开设奥地利经济学的课程；在奥本大学设立米塞斯研究所，专门从事奥地利经济学传统的研究。这些努力使奥地利经济学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

我们可以把经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突出发展，并由柯兹纳和罗斯巴德等挖掘出来的新奥地利经济学的独特个性归纳为： （1） 意识形态上的新自由主义；（2） 方法论上的“人的行动学”；（3） 认识论上的激进主观主义；（4） 以独特的知识论为基础的自发秩序理论；（5） 市场过程理论；（6） 企业家理论。

二、 社会主义核算大争论

上述编年史式的陈述能使我们对米塞斯对奥地利学派的巨大贡献得出一种直观的感受，但仅此还不足以让我们理解到他的独特理论贡献。否则，我们就不容易理解： 为什么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哈耶克的国际学术声望要高于米塞斯，但米塞斯却是当然的精神领袖？毫无疑问，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传统是他们共同开创出来的。那么，与哈耶克相比较而言，除了上述之外，米塞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有什么样独特的贡献？

如果说培养出一批遵循和发展奥地利学派传统的经济学家是米塞斯对奥地利学派的最大贡献的话，那么，他对此派的第二大贡献就表现在发起了“社会主义核算大争论”。这场争论对奥地利经济学具有特别的意义，不仅使这一学派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被推向最高点，也孕育出新奥地利经济学传统的独特性格，并对市场的理解作出了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独特贡献。可以说，不了解这场争论，我们就无法理解新奥地利经济学是如何产生的。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那段时期，欧洲存在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不仅存在于某些执政党之中，也存在于正统的经济学界之中。例如，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借助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的数学结构，力图证明：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可以通过解一组联立方程的途径，像市场实际上所做到的那样，推算和决定价格。[3]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此之前，也提出过类似的理论思路，但强调“纯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明确的标准，以便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之间作出选择。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考虑不同性质的现象加以解决”[4]。概言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理论上也可以实现有效率的均衡。

米塞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其著名的论文“社会主义国度中的经济核算”（1920）的。其核心论点是： 没有私有财产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自由的交换和市场；没有自由交换和市场，人们就不可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各种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的估价；没有这种估价即市场价格，也就不能有效率地使用这些稀缺的资源。社会主义希望以社会所有制来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必将导致生产要素市场的缺失，因而，“在这里，以货币进行的核算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可能实现其主要的经济目标——合理的经济计划。

更具体地说，在不存在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决策最多也只能以模糊的估计为基础，根本不可能建立在对价值的某种精确计算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得到的一种社会经济秩序的景像是，由于没有经济核算的指南针，它只能在各种可以构想的经济组合的汪洋大海之中艰难地游动。……只能在黑暗中摸索”（Mises，1920： p.110）。[5]这种观点其后数十年成为批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典论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米塞斯主要是集中对纽拉斯、布哈林所概括的计划化、社会化和取消货币的经济形式的效率问题提出质疑，也对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提出批评。他认为，即使设想社会主义将允许消费品市场的存在，似乎使核算成为可能，但是，“一旦放弃自由地确立较高序列的物品（即投资品——引者注）的货币价格的观点，合理的生产就将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让我们偏离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货币运用的每一步行为，都将使我们远离理性的经济学”。（Mises，1920， p.104）

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确实遇到了米塞斯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以至在1920年代，苏共内部基本上都接受了“新经济政策”，但只是把它视为一种过渡形式。只有托洛茨基始终明确地认为，市场关系和货币价格在纠正计划产生的失误和判断计划成败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基于实践中困难的考虑。

真正对米塞斯作出学术上的直接回应的，最早是波兰尼（Karl Polanyi），黑曼（Eduard Heimann）。[6]波兰尼承认一种严格的中央集中化模式确实会遇到米塞斯提出的那种困难，但认为这种困难可以用下述方式来避免： 把生产的处理权交给“生产者联合体”（associations of producers），与此同时，赋予中央机关（“行政当局”）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米塞斯于1923年发表一篇论文，[7]对此类观点进行反批评。他认为，波兰尼对所有权分配的认识是不清晰的。“所有权”就是处置权，所以，成为最终决策者的，或者是“行政当局”，或者是“生产者联合体”。如果是前者，我们再次碰到集中协调之下的知识处理问题；如果是后者，我们得到的是工团主义者的方案，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协调机制。至于黑曼的论点，其错误在于过分关注均衡状态，假设“经济背景不会变化”。米塞斯认为，他们两个的共同的问题，恰好是对他们应当说清的关于单个生产者团体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含糊不清。在他们的方案中，中央计划机关拥有所有的生产资料，但作为这一机关内部的不同部门，各个生产组织可以彼此进行交换。虽然这些部门可以视为几乎就是所有者，但它们无法复制出像真正的所有者（即企业家）那样的竞争性竞价功能。对经济核算问题来说，重要的是选择的动态层面，而不是关于现存资本的最佳利用这样的静态问题。

其后，对米塞斯进行批评的，是亨利·道格拉斯·迪金森（H.D.Dickinson）。他重新拾起巴龙（Baron）的观点，认为瓦尔拉斯提出并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选择的一般均衡逻辑，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假设中央计划当局掌握了所有相关的资料和知识，就可以计算出价格和应该生产的商品数量。[8]在迪金森之前，泰勒（Fred Manville Taylor）在其美国经济协会会长的就职演讲中也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可行性进行辩护，认为，可以通过反复实践的方式来纠正错误，从而计算出合理的生产要素价格。[9]

这场争论的演变，诚如哈耶克后来回顾时所言，“1920年代是米塞斯跟社会主义者进行这场论战。1930年代，到英国后，我意识到，我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场论战，于是我就编辑了一本文集。20年代是米塞斯出战，30年代则由我出战”。这本文集就是《集体主义经济计划》（1935），收有皮尔森（N.G.Pierson）、米塞斯、哈姆（Georg Halm）、巴罗那（Erico Baroner）的论文，再加上他本人写的两篇论文“问题的性质和历史”和“争论的现状”。

如果说争论最初主要是在德语世界的话，这些论文被译成英文出版后，却使这场争论广为人知，并走向高潮。哈耶克对迪金森和泰勒的观点进行批判。他认为，即使能够列出中央计划当局必须求解的方程组，实际上也不可能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因为，这种方程组涉及的商品种类和数量巨大，所需的信息资料庞大，要解出这样的方程组，是用现在所知的任何方式，都无法解决的。

紧接着就有一些学者对哈耶克的观点作出反应，包括都伯（Maurice Dobb）、 勒那（Abbe  P. Lerner）、兰格（Oskar Lange）等。[10]他在综合迪金森和泰勒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试错解”，以此回答米塞斯—哈耶克的责难。兰格也运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但着眼点不同于迪金森。按照他的模式，社会主义经济将按下述方式运行： 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消费者也可以自由选购商品，即存在劳动市场和消费品市场；但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将由国营企业生产，并处于中央计划的控制之下；中央计划局给国营企业确定出一组价格，并促使它们在这种价格约束条件下使成本最小化。那么，中央计划局如何确定价格呢？兰格的设想是，它最初确定的各种价格也许是武断的，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企业会把在这组价格下哪些产品过剩或短缺的信息传递给中央计划局。根据这些信息，计划局就可以像瓦尔拉斯的“拍卖者”那样，提高短缺品的价格，降低过剩品的价格。就这样，像真实市场经济那样，作为“试错过程”结果的价格，最终会引导社会主义经济走向均衡，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相对于为计划经济辩护的其他学者而言，兰格模式的优点在于： 避免了中央计划局对大量具体的供求知识的依赖，使它可以按照某些信息进行有效的管理，而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获得的信息进行选择。针对哈耶克所提出的“计算问题”，兰格回答说，“在某种社会主义经济中，试错程序会或至少会比在一种竞争性经济中发挥更出色得多的作用。因为，对于整个经济体运行得如何的认识，中央计划局要比任何一位企业家拥有更为广泛得多的知识；因而，比之于一个竞争性市场实际上进行的试探过程，中央计划局能够以更短得多的试验过程，就达成正确的均衡价格”。[11]

看到兰格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工具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辩护，使哈耶克吃了一惊。这种困惑在于： 新古典理论假设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备的知识，知道自己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也知道实现利益最大化所需的其他知识，要解决的，仅仅只是利用隐含在数据中的求最大值问题。兰格论证的本质在于： 如果市场经济实现均衡需要这些假设的话，那么，把同样的假设运用于中央计划局，也可以证明社会主义经济能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事实上，正是这一困惑促使哈耶克最终表达出完全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

哈耶克于1940年发表的“竞争的‘解决方法’”一文，对兰格等人的“市场社会主义”作出过直接的回应，并在其他的一系列论文中使其论点得到更清晰的表述。[12]他终于认识到了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的观念与兰格的“竞争方法”之间的本质差别： 市场的效率来源于通过竞争过程对分散于个人之间的“默会知识”和特定时空的具体知识的有效利用，而中央计划局不可能掌握这类知识，“生产者”也无法把这类知识传递给中央计划局。米塞斯在1930年代并没有直接回应批评者，只是在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动》一书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到1940年代中期，激烈的争论暂告一个阶段。奥地利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不可能达到以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为基础的体制的那种经济业绩。哈耶克和罗宾斯甚至认为，即使能实现这种效率，也是不可取的。以兰格为主的一批经济学家之所以批评自由市场经济，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体制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公平的收入分配和合理的投资，希望找到某种中央计划方法，能够复制出自由市场具有的那种潜在效率却又无上述缺陷。他们坚信可以设计出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克服米塞斯所说的那些障碍，实现与自由市场一样的效率。

对这场争论，熊彼特的评论（1950）代表了主流的观点： 兰格一方赢得了论战，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早期论点已经被驳斥了。[13]1980年代之后，随着计划经济明显的失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反思这场争论。雅诺什·科纳伊的表述代表了这种重新评价的典型观点：“50年之后再回顾这段历史，人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哈耶克在这场辩论中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正确无误的……而兰格所抱有的希望则都是虚幻的空想。”[14]

这场争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争论虽然始于对中央计划经济可行性的流行观点的挑战，但不仅涉及可供选择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涉及新古典经济理论本身的地位和有效性。在20多年的争论过程中，奥地利学派经历了一种转变，最终重新定义出奥地利经济学的含义及其对经济科学的贡献，其中最大的贡献是对“市场过程”及其知识基础的独特理解；而且，强化了奥地利学派的两个传统： 拒绝数学化和均衡分析。更进一步地，新一代奥地利学派学者借助于对这场争论的反思、遗产的挖掘和发展，使奥地利经济学再次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学的组成部分。特别地，他们把原来米塞斯、哈耶克对兰格等人的批评转化为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市场的分析的批判，使人们再次对奥地利学派产生了兴趣。有的学者干脆就把兰格的观点称为“新古典社会主义”。

对支持或同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人们来说，争论的意义也是重大的。兰格曾经评论说，“社会主义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感激米塞斯，这位批评他们的事业的‘魔鬼辩护者’，正是他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恰当的经济核算体系对于引导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米塞斯教授的雕像应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计划委员会或社会化部大厅中占据一个尊贵的位置”。

的确，正是米塞斯等人在理论上的挑战，加上实践中的困难，使社会主义者或同情者对“社会主义经济意味商品、货币和竞争的消亡”的经典立场产生了动摇。20世纪后半期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经济改革，使大多数人认识到，任何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都必须利用市场来配置资源。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 社会主义要有生命力，就必须把市场、预算硬约束和某种程度的私有制结合起来。虽然说这些观念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实践的思考，但也证明米塞斯论点是具有说服力的。

三、  米塞斯的独特思想： 兼与哈耶克的比较

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说，米塞斯都是哈耶克的教师： 利用其影响，于1921年帮助后者找到第一个工作；建立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让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长，等等。特别地，诚如哈耶克所评价的：“对我知识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米塞斯。”可以说，哈耶克的学术成就要胜过其老师。但在他的学术成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米塞斯的影响，例如，在商业周期方面，他推进了米塞斯的分析，被学界命名为“米塞斯—哈耶克模型”；米塞斯继承其老师维克塞的传统，一直对社会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正是受他1920年著作的影响，哈耶克从费边社会主义者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坚决批判者。也正是在米塞斯发起的“社会主义核算大争论”过程中，哈耶克形成了他对经济学的那些最重要的贡献。

毫无疑问，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传统是他们共同开创出来的。但是，他们的思想确实又存在着某些差异，这类差异又导致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存在不同的分支。只有了解这些差异，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米塞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其他独特的贡献。

（一） “人的行动学”

虽然学者们常常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视为奥地利学派的主要特征之一，但事实上这也是主流经济学家共同持有的一种信念。使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主义区别开来的基本信念是他们对主观主义的强烈信仰。奥地利学派的大多数独特观点来源于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根据弗里茨·马克卢普的经典解释，这种主观主义的基本含义是：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只有基于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预期，才可能对个人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

米塞斯和哈耶克都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这些传统，但米塞斯以所谓的“人的行动学”的名义，以独特的思维方式融合了某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

新古典经济学自称为“选择的科学”，研究面对资源稀缺性的事实所不可避免的选择行为。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它把个人模型化为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其效用的理性行为。因此，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选择行为，只有求极大值的数学计算问题。奥地利学派，特别是米塞斯，是以一个表面上类似但实质上不同的选择概念开始的，因此，其经济理论的基础也极为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传统在米塞斯的《人的行动》一书中得到最彻底的阐述。

米塞斯认为，“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是关于人的选择行动的纯粹逻辑的科学。它是以“人的行动公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演绎体系，而经济学是在其中发展得最好的领域。

何为“人的行动公理”呢？人的行动是目的性意图很明确的行为： 人们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特定目标，并慎重地运用稀缺的手段去实现预定的目标，以使主观想像的利益最大化。[15]这就是人类行为的本质。

对这一公理的理解，要特别注意下述三点：

第一是米塞斯对“行动”与“行为”这两个概念的辨识：“行为”是一个远比“行动”广泛的概念，既包括有意识的行为，也包括无意识的、纯属适应性反应的行为，而“行动”仅仅特指“行为”中有意识的那一部分。经济学只研究这种有意识的行为，而“行动公理”则构成“经济学的最终基础”，所有的经济学定理或知识都可以由此推演出来。

第二，既然“行动”仅限于“有意识的”行为部分，那么，对于讨论人的行动的“目的”来说，“理性”与“非理性”是毫无意义的概念。因为每个人对其所追求的“目的”的理解，是基于个人的主观评价，其他人不可能体验这种评价所代表的真实意义。也就是说，效用是不可进行人际间比较的，是不可通约的。某人既然选定了某一目标，必定认为其会给他带来效用。非理性行为不属于“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我们能通过推理来把握的东西就不再是非理性的。因此，人的行动总是理性的。

第三，在米塞斯看来，手段的“理性”并未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解释的那样意味着最大化的实现。即使是所选择的手段没有带来最大化的效用，也不能说行为是非理性的：“一个不适于目的的行动自然达不到愿望。这种行动有悖于目的，却可能是理性的，就是说它是理智（尽管是错误的）考虑的结果，而且是一种达成某明确目的的企图（尽管是无效的）。”（Mises， 1949，p.20；本中译本，第一章第4节）[16]因为，一方面，我们不能把个人行动的目标视为绝对的东西，它可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会因人而异；另一方面，个人的行为设想，本身就意味着“行动”展现出某种面向“未来的”特征，也就不可避免地隐含着时间和不确定性的存在，因而会因为其错误或知识的不完善而出现挫折。正是在这种世界中，个人行动才显示出真正的主观选择的存在。这种选择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选择。在新古典世界中，并不存在真正的选择，最多也只存在适应行为。真正的选择并不存在由客观确定的“求解方法”。

在米塞斯看来，“人的行动公理”不仅是一种经济学的解释方式，而且是一种“原生的真理”（a primordial truth），是不证自明的先验真理。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认为，由此而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知识也是不证自明的先验真理：“经济学，像逻辑和数学一样，是一种抽象推理的展示。经济学绝不会是试验的或经验的科学。”（Mises， 1949， p.20；本中译本，第十八章第1节）。

按照他的观点，“人的行动学”的“规律”，诸如边际效用递减、供求规律、甚至于边际规模报酬递减，都属于先验真理，是从“行动公理”推导出来的，无需用计量经济学验证，也无需用数理经济学以形式化的方式来表述之。这种先验论在其下述说明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人的行动学的研究范围限于阐释人的行动的范畴。人的行动学一切定理之演绎所需要的，乃有关人的行动实质的知识。这些知识为我们自身所有，因为我们是人；只要是人，就不会缺乏这些知识，除非他因病理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植物人。因而要理解这些定理，无需特别的经验。而对于一个不能先验地知晓人的行动为何物的人，他的经验再多，也无助于他对这些定理的理解。对这些定理惟一的认知途径，是逻辑地去分析我们有关行动范畴的固有知识。如同逻辑学和数学，人的行动学的知识为人心所固有，而非外来。人的行动学所有的概念和定理，都蕴含在人的行动的范畴中。”（Mises，1949， p.20；本中译本，第二章第10节）。

虽然人们把“人的行动学”视为新奥地利经济学的独特方法论基础，但并非所有“奥地利学派圈子”的经济学家都同意米塞斯“人的行动学”方法中包含的那种先验论。例如，罗斯巴德就争辩说，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经验来认识人类行动的“公理”和“其他辅助性公理”，这些公理是“极具有经验性的”。早在1920年代米塞斯的维也纳“私人研讨会”上，菲利克斯·考夫曼就以“天堂中的国民经济学家”为题，讽刺米塞斯那种脱离经验的先验论： 那位绝望的经济学家在天堂中无所事事，因为那里不再存在稀缺问题，于是上帝给了他一首抒情诗，向他传授那种不包含经验的理论。[17]

哈耶克赞同米塞斯关于人的行动公理是经济理论演绎的核心的方法论思想，但对其中包含的先验论持批评态度。这与哈耶克的认识论有关。他坚持认为，个人有关“特定时空的经验知识”，对于理解经济行为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学不可能是一门纯粹演绎的、先验主义的学科，因为它所讨论的绝不是个体的行为，而是要研究市场如何传递信息，而这正是一个经验的过程，而不是提出一个先验的命题。正因为如此，他在1978年评论自己与米塞斯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差异时说，“我相信，在论述经济学与知识的那篇文章中，我就已经提出，对个人的计划可以运用先验的逻辑体系进行分析，而当人们试图了解他人的行为时，就出现了经验因素。你不能像米塞斯那样宣称，整个市场理论就是一个先验体系，因为当一个人要把握另一个人在干什么的时候，必然会出现经验因素”。[18]

至于不属于奥地利传统的经济学家，批评更是毫不留情。例如，1995年，弗里德曼评论说，“这些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 决定、验证理论的时候，事实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关心的只是阐释理论，而不去验证理论，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的基础都是些不证自明之理。而这些理论之所以是不证自明的，乃是因为它们是关于人的行为的，而我们自己就是人。因此，终极的知识就在我们内心世界中，任何经验方法都不能驳倒它们。这就是人的行动学。我觉得，这种方法论思路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使我们很难建立起一门可以不断发展的学科。如果你总是回到你的内心的、不证自明的真理，那么，一个人如何站在另一人的肩上？……如果你我都是人的行为学家，我们对于某些论点或命题是否正确出现了意见不一，那么如何解决我们的分歧？”在2000年的评论中，弗里德曼更不客气：“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观点。我从来搞不懂怎么会有人接受这种观点。”[19]

虽然对米塞斯的先验论有不同意见，但大部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赞同他的“行动公理是不证自明的、普遍有效的”观点。剔除其间存在的先验论之后，他的“人的行动学”方法论之所以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就在于它对“人的行动公理”的独特理解，以及这种“公理”用于解释具体的选择行为时所展现出来的真正的选择含义。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核心假设包括最大化行为、偏好稳定和均衡，那么，“人的行动学”方法所显示出来的核心假设是“有目的之行为”、“有待说明的偏好”和过程分析。这些假设使经济学家可以抓住选择行为中的时间、主观认知和评价、预期、真正的不确定性等问题。这些理论特征有助于消解新古典经济学世界中那种呆板的选择概念及其弊端。

（二） 自由主义

奥地利学派从其诞生之时起，就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联系变得更加密切。米塞斯和哈耶克都充分地继承和发挥了这一传统。特别是他们所发起的“社会主义核算大争论”，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牢固地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了一起。

奥地利学派对当代自由主义的影响，可以从一份调查中找到直接的证明。《自由》杂志曾在间隔十年中，两次对此杂志的读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进行调查，请他们为对自己的思想影响最大的前五位学者打分，分值从1到5，结果如下表所述：[20]

1998　　　   1988

兰德　　　　　　　 　3．51　　　 4．02

杰佛逊　　　　　　　 3．51　　　 3．10

米尔顿·弗里德曼　　    3．08　　　 2．95

米塞斯　　　　        　 2．76　　　 3．65

哈耶克　　　　        　 2．74　　　 3．02

罗斯巴德　　　        　 2．72　　　 3．93

戈德华特　　　        　 2．39　　　  2．47

非常具有像征意义的是，2000年，《自由》杂志推举米塞斯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其实，在上表中所列出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中，兰德也是直接受到米塞斯自由主义影响的人物。

米塞斯之所以极力宣扬自由主义，直接源于他对经济过程的性质、社会主义和国家干涉主义所固有的问题的理解。他写道：“在19世纪的意义上，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它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由人的行动学尤其是经济学所发展之理论的应用，后者把人的行动的问题放在社会的框架里来研究。”（Mises， 1949， p.155；本中译本，第八章第2节）

在他看来，自由社会的伦理基础就存在于对支配劳动分工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原理的理解之中。以私有财产制为基础的自愿交换，会促成一种自愿合作的形式，使社会经济在劳动分工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从而构成人类的伦理道德、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最终基础。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自由主义提供的土壤之中才能获得最好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说，其着眼点和最终目的是促进人们外在的物质福利，而不是直接满足人们内在的、精神上的以及形而上学的需求。它并不向人们许诺幸福和满足，而是尽一切可能将外部世界所能提供的物质用来满足人们的诸多需求”。[21]且不说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即使是“混合经济”，也由于赋予政府以干预市场过程的自由裁量权，成为了一种“受羁束的市场秩序”，不能有效实现这类目标。

米塞斯之所以对自由主义持这样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与其独特的社会观有内在的关系：“我们决不能忘怀的是，人类社会的特征是有目的之合作；社会乃人类行动之结果，也即有意地要实现某些目的才形成了社会”（Mises，1949，p.145，本中译本，第八章第1节）。正是目的性（purposefulness）而不是自发性（spontaneity），构成每种有用的社会制度的本质：“社会乃有意识有目的之行动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人们曾缔结过某些契约，从而建立起了人类社会。产生社会合作以及使社会日新月异的那些行动，其目的除了与他人合作以达成某些特定目的外，实在别无他物。由这些协同行动而形成的全部复杂而多边的联系，可称其曰社会。它以人类合作取代个人的独立生活”（Mises， 1949， p.143；本中译本，第八章第1节）。

与米塞斯不同，哈耶克把“自发秩序”作为其自由主义理念的最根本基础，并把这一传统不仅追溯到门格尔，更追溯到之前的弗格森、孟德维尔、斯密。他以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制度：“我的基本观点是，习惯，特别是我们的财产制度、自由和正义，并不是人类理智的一种创造，而是文化进化过程对人类的一种特别赠予。”[22]

即使是抛弃米塞斯和哈耶克对自由主义关注的社会认识论差异不谈，他们各自信仰的自由主义程度也有显著的差异。最能体现这种差异的，是这样一个事实： 哈耶克总是避免使用“放任自由”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观点，而米塞斯却很喜欢这一概念。

米塞斯仅仅是把国家视为是“一种强制和威胁的社会工具”，对政府行为有一种深深的厌恶，强调政府的惟一合理职责是保持私有财产和与其有内在关系的自由市场制度；政府既不能去纠正市场上“自然形成的”收入和财产分配，也不应干预其他私人活动。他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内在的社会不平等和等级结构的合理性：“市场的选择过程，是由市场经济的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力而完成的。……这些努力的结果，不仅仅形成了市场的价格结构，还同时形成了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即每个人都从事特定的工作。市场使人富有或贫穷，决定谁能管理大工厂，谁为他人擦洗地板，以及有多少人开采铜矿，多少人加入交响乐团。这些决定皆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可变的。这一选择过程连续不断地调整着社会生产部门，使其适应市场供求的变化。它周而复始地做出事先决定，迫使每一个人时刻检验自己的行动。任何人都没有绝对的保障，也没有维持其既得地位的权力。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市场规律即消费者主权的约束”（Mises， 1949， p.308；本中译本，第15章11节）。

米塞斯甚至对政府的禁毒行为提出质询，认为这与干预言论自由没有什么本质差别。[23]他对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批判，斥之为“一群社会主义的信徒”，仅仅因为他们支持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赞成对低收入者的补贴政策。

与米塞斯不同，哈耶克却一直努力与无政府主义式的自由主义立场划清界线。他是这样来表述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 “自由主义的论点，是赞成尽可能地利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主张让事态放任自流。它是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的： 只要能创造出有效的竞争，这就是再好不过的指导个人努力的方法。它并不否认，甚至还强调，为了竞争能有益地运行，需要一种精心想出的法律框架，而现存的和以往的法律无不具有严重的缺陷。它也不否认，在不可能创造出使竞争有效的必要条件的地方，我们就必须使用其他指导经济活动的方法”[24]。他明确地指出，“对于自由主义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某些自由主义者单纯从某种经验主义出发的顽固态度，而尤以‘自由放任’原则为甚”。[25]

哈耶克认为，自由原则并不能证明“政府活动应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的立场是合理的。因为国家不仅是“一种强制的工具”，也是一种服务性的机构。有许多服务，即“公共物品”，虽然非常重要，却是市场机制无法提供的，需要政府来提供。在政府的这类行为中并不存在强制。[26]基于经验，他对现代福利国家的基础提出尖锐的批评，但也正面肯定政府给某些人提供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的职能，称之为“零星的社会工程”。[27]

不过，当代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多数遵循米塞斯的观点，取一种激进的自由主义形式。特别是罗斯巴德，甚至走向反国家主义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罗斯巴德的著作，使奥地利学派把为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辩护与抛弃国家的观点联系在了一起。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撰写了大量的经济学论文，结集后以《人、经济与国家》为名出版。在此书中，罗斯巴德比其教师米塞斯更极端，认为所有的国家干预都会带来不幸的后果，而且，这种干预都是建立在不受任何节制的暴力基础之上的。在他的观念中，甚至于不能容纳“自愿性政府”的概念。按照这种新“放任自由主义”的看法，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吸毒、赌博、卖淫等等，一切不构成对他人暴力侵犯的行为都不在禁止之列；甚至于应当以“私人的”法庭和警察来取代国家控制的法律机构，以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私人防御。

四、 结束语

从前述各个方面，我们大致上可以明白为什么米塞斯会成为新奥地利经济学的“精神领袖”。正是他发起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使自己成为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学派复兴的关键性人物。正是他开设的“研讨班”培养出第三代、第四代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可以说，几乎所有新奥地利经济学的所有贡献或者始于米塞斯的著述，或者源于进一步发展其观点的努力。20世纪50年代之后，哈耶克事实上已放弃对经济学的研究，转向社会和道德哲学。只有米塞斯仍然支持着奥地利经济学的传统。

无人能够否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理解市场运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也无人能否认它在这方面所存在的理论缺陷和视野的局限性。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它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市场活动的动态过程及其特征。新奥地利学派正是瞄准这些缺陷来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并由此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新奥地利学派批评的核心思想是： 静态的均衡理论并不能捕捉住真实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不仅个人在收益与成本核算时的估价本质上是主观的，而且，个人的预期和知识也是主观的。对这些方面的强调使现代奥地利学派非常重视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所体现的那些思想。类似地，拒绝把静态均衡作为设计一种经济体制的工具，也使这一学派更重视真实时间的重要性。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争论”的反思，也使他们对制度、规则结构与市场活动之间的一般关系，做出新的探讨。

事实上，如何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把由此而获得的理论成果增添到现有的成就之中，从而形成对市场经济的更完整的理解，正是经济学家仍然应努力的方向。如果我们想对市场之所以有效率的广泛基础和某些重要细节获得更好的理解，自然不能忽视新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努力。又因为这种努力是以发掘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开创的思想为主体的，自然地，我们不能忽视对米塞斯的研究。米塞斯的现代学术价值就在于此！

2006年6月

[1]转引自朱绍文： 《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1-162页。

[2]Machlup， F.：“Austrian Economics”， in  Douglas Greenwald （E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McGrawHill， 1982， pp.38-42.

[3]Enrico Barone：“The Ministry of 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ist State” （1908）， in A. Hayek（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2000.

[4]帕累托： 《政治经济学手册》，1906年。转引自罗尔： 《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03页。

[5]Mises：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m Commonwealth” （1920）， in F. A. Hayek（Ed.）， Collective Economic Planning: 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y of Soc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2000.

[6]Karl Polanyi：  “Socialist Calculation” （1922）. Eduard Heimann：  “Surplus Value and Collective Economy” （1922）.

[7]此文作为附录收编在1936年被翻译成英文的《社会主义：  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一书。

[8]H.D. Dickinson：  “Price Formation in a Socialist Community” （1933）， 重新复印于Peter J. Boettle（Ed.）：  Socialism and the Market：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visited， vol.Ⅳ,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2000。

[9]Fred Manville Taylor：“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1929），重新复印于Peter J. Boettle（Ed.）：  Socialism and the Market：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visited， vol.Ⅳ。

[10]他们的论文均收入Peter J. Boettle（Ed.）： Socialism and the Market：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visited。

[11]Oskar Lange：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重印于Peter J. Boettle（Ed.）: Socialism and the Market：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visited。

[12]这些重要的论文都收编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之中。事实上，不知道“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争论”的情形，我们就无法理解哈耶克的这些论文的真实意义。

[13]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65284页。

[14]雅诺什·科纳伊： 《社会主义制度》（1992），转引自安德·甘布尔： 《自由的铁： 哈耶克传》，王晓冬、朱之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15]昂内尔·罗宾斯对经济学所下的那个著名的定义，其实就直接来自奥地利学派这种观点。

[16]Mises：  Human Action， London：  William Hodge and Company Limited， 1949.

[17]参阅汉斯耶尔格·亨内克：“同弗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交锋”，载格尔哈德·帕普克主编： 《知识、自由与秩序》，黄冰源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18]转引自阿兰·艾伯斯坦： 《哈耶克传》，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

[19]转引自阿兰·艾伯斯坦： 《哈耶克传》，第316-317页。

[20]转引自阿兰·艾伯斯坦： 《哈耶克传》，第320页。

[21]米塞斯：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6页。

[22]Hayek：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23]参阅米塞斯：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90-92页。

[24]哈耶克： 《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0-41页。

[25]同上书，第24页。

[26]参阅哈耶克： 《经济、科学与政治》，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1-352页。

[27]参阅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上、下），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为余晖译米塞斯所著《人的行动》一书所作的序言

左大培

米塞斯的《人的行动》一书确实值得一读。无论如何，这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经过深思熟虑而写出的有关经济学根本问题的著作。不过，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米塞斯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极端的代表人物，他和他的《人的行动》一书都凸显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几个典型特征。

米塞斯本人就显示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师承关系。

从19世纪70年代起，边际效用价值论逐步统治了西欧各国的经济理论界。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代表的边际主义经济学获得了“现代经济学”的称号，而由马歇尔创立的新古典经济学则是这种边际主义经济学在英国的特殊形式。直到今天，西方各国大学所讲授的微观经济理论仍然遵循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在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中，门格尔所创立的奥地利学派最具传统人文学科那种哲学式的理论气味。奥地利学派理论家第二代的最著名代表之一是庞巴维克，米塞斯曾长期追随庞巴维克学习经济理论，并被视为奥地利学派第三代的领袖。也就在那以后不久，米塞斯就着手建立以他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这个“新奥地利学派”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极端地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理念。

而“新奥地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各个流派都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这个年代中，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非主流的经济学在西方的影响急剧扩大，就是在英美等国的主流经济学内部，也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大大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等边际主义经济理论的主流地位。可以说，创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进行的一场保卫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历史作用就是在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面前保卫边际主义经济理论的思想传统。

这样，米塞斯本人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代表，代表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继承的边际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传统，代表着西欧各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继承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传统，代表着边际主义经济理论的思想传统来反击当时的各种学术上的反对和批评。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德语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师们，如米塞斯、哈耶克和瓦尔特·欧肯，都将精力集中于阐发边际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哲学和方法论。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米塞斯本人在《人的行动》一书中的全部论述。

应当说，米塞斯对边际效用经济理论中的“理性”假说作了精辟的阐发，它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正统经济理论中的“理性”假说。

在正统经济理论的微观经济分析中，个人的“理性”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分析前提。但是对于如何解释这个个人“理性”，却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有一种流行很广的说法是： 个人的“理性”意味着个人是自私的，边际效用经济学中说的个人将其主观效用最大化，就是个人将其私利最大化。就是一些近年在美国的名牌大学经济专业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经济学教授，也是这样解释主流经济理论中的个人“理性”假说。

这其实是对边际效用理论中的个人理性假说的曲解。一百多年前，边际效用经济理论的辩护士们就已经透彻地批驳了对个人理性和效用最大化的这种解释。在他们看来，效用只不过意味着个人的满足，效用最大化就是使自己的满足最大化；而所谓个人理性，只不过是尽其所能地找到最合适的手段来使自己的满足最大化。至于什么可以使自己获得个人满足，是个人的私利还是他人的幸福使一个人感到满足，那不是个人理性和效用最大化假说关心的问题。

基于这种理性观和效用观，米塞斯在本书第一篇第一章中写道，“常态下，人的行动必然是合理的”，甚至“理性的行动”一词都因此而“变得啰唆”。但是这种“必然是”理性的行动却不一定是自私的行动。也就是在这一章里，米塞斯写道：“人的行动的最终目的总归是行动人欲望的满足”，满足的程度仅仅取决于其“个人的价值判断”；“对这一事实的确认，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及无神论和宗教之间的对立无任何关系”。

在这一章里，米塞斯承认，“一个追求‘理想的’或‘更高级的’满足的行动，如果是以放弃‘物质的’和有形的利益为代价，通常被称作非理性的”。但是他坚决反对这样一种看法。他认为，“追求这些较高层次的目标，与追求人类其他目标相比，既说不上更合理，也说不上更不合理”。

应当说，把“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与“自私”区别开来，是在逻辑上更严格地阐明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米塞斯一贯地坚持这一区别，这是他在理论上比那些将“理性”等同于“自私”的人的清醒之处。

与此相对应，米塞斯赋予“理性”以工具的性质。在他看来，人的行动的理性之处，就在于行动的人总是尽可能寻找到最合适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在本书第一篇第一章中写道，“人的行动学”，即经济学，“是一门工具的而非目的的科学”，它“所采用的惟一标准，是看所选择的手段是否适于实现既定的目的”。

有些人可能会把米塞斯对“理性”的这一定义说成是“个人总是采用达到目的的最好手段”。对理性的这一说法其实就是当代的微观经济理论分析中所使用的“完全理性”假设前提。我们当然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例子，说明个人的决策不是完全理性的，人们常常没有采用达到其个人目的的最好手段。这也是近年来主流经济学中兴起对“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的主要原因。

但是，把“理性”说成是“个人总是采用达到目的的最好手段”，这并不是米塞斯本人对“理性”的完整阐释。米塞斯所说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它受某些最终给定的东西（ultimate given）限制。他在本书第一篇第一章中写道：“人的心智和人对知识的探求是有限度的。”人“经常在选择和运用方法的时候犯错误。一个不适于目的的行动自然达不到愿望。这种行动有悖于目的，却可能是理性的，就是说它是理智（尽管是错误的）考虑的结果，而且是一种达成某明确目的的企图（尽管是无效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经济学仍然在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恰恰是在米塞斯去世之后的这几十年中，对于有限理性的认识和分析有了巨大的进展。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应当有经济理论家对米塞斯的学说作更深入的研究，说清米塞斯关于理性的学说与当代数量化的微观经济分析中的理性假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左大培

2006年6月

第四版　序言

米塞斯的贡献非常简单，同时又绝对丰富。他指出，整体经济乃个人所为的产物。是个人在行动、选择、合作、竞争和彼此交换。用这种方法，米塞斯解释了复杂的经济现象——价格、工资、利率、货币、垄断甚至商业周期是如何发展的，他把它们解释为无数个人之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选择和偏好的结果，每一个人在相应环境下，都极尽其所能地获得各种需要和目的，并避免不欲的结果。因此，米塞斯选择“人的行动”作为其经济学论文的题目。也正因为如此，在米塞斯看来，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逻辑和功利原则的基础上，可以解释为无数个人的行动的结果。

贯穿全书，米塞斯关于市场运作的不仅专业而且博学的解释随处可见，其中不乏对经济现象的生动描述。例如，在论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差异时，他这样写道：“某‘巧克力国王’没有任何可凌驾于其消费者即顾客的权力。他只能提供给他们质量最好价格最低的巧克力。他不能统治只能服务消费者。而消费者——则可任意停止光顾他的店面。如果消费者情愿花钱在别处，那么他的‘王国’就将失去。”（原著第272页）关于人们为何互相交换，他说：“瑞士山民情愿制造手表而不生产玉米，是因为制造手表对他们来说是获得小麦的最便宜的方法；相反，对加拿大农民而言，种植玉米是他们获得手表的最便宜方法。”（原著第395页）对米塞斯来说，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一个比率，一方面是消费者竞争性的货币叫价，另一方面则是某些特殊商品和服务的货币出价。政府虽然可以发布价格令，但“政府无法决定价格，正如鹅无法产下鸭蛋”。（原著第397页）

在米塞斯看来，个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个人间和平的社会合作的起点，以及合作产生的全部好处的源泉：“自由主义之所以拥护法律下的平等，是因为他们充分认识到人生而不平等，以及正是这种不平等才导致了社会合作和文明的进步。在他们看来，法律下的平等，并非设计出来以矫正普遍存在的残酷事实，也无法消灭自然的不平等。vi相反，它是为了保证全人类的最大化利益能够由此产生的一种制度。在他们看来，法律下的平等之所以好，是因为能够最好地满足所有人的利益。它将平等的实现交由选民去决定谁能够执掌公共机构，同时让消费者去决定谁最适合指挥生产活动。”（原著第841－842页）

米塞斯1949年关于社会安全体系和政府公债的评论，读起来仿佛是昨天的文字一般熟悉：“某乙于1940年支付100元给国家社会安全机构作为储蓄。他换得一个要求权，也即一张无条件的政府借据。如果政府把这100元用之于当前的消费，就不会有新增加的资本，劳动生产力也不会提升。这张政府的借据等于一张要向将来的纳税人索取现金的支票。到1970年，其实是纳税人某丙为政府偿还了这笔债，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因为1940年某乙储蓄100元而得到任何利益——‘公债没有负担，因为那是我们对自己负债’，此乃胡说八道。1940年的某乙并不欠他们自己这笔款。欠他们的债的，乃1970年的某丙。1940年的政治家，解决其当时问题的手法，就是把那些问题推给1970年的政治家。届时，他们或者已作古，或者已老朽，甚至还可能以他们的辉煌的成就——社会安全体系而自夸。”（原著847－848页）

在《人的行动》“第三版序言”中，米塞斯曾经提起过该书已经有了意大利和西班牙文的译本。从那时起，又陆续出版了夏道平的繁体中文版（1976）、Raoul Audouin的法文版、Donald Stewart，Jr.的葡萄牙文版，以及Toshio Murata的日文版。该书的德文雏形《国民经济》（1940）也已经于1980年再版。

新版《人的行动》的出版者尽量校正了其第三版中的极少数版式错误，这是任何书籍都在所难免的，何况眼前这么一本大部头著作。他们同时还重新编写了全新的索引，目的是为了使本书的思想能够更加方便地被读者理解。

贝廷·比恩·格里夫斯

1996年2月

于纽约哈得孙河畔的欧文顿

第三版　序言

我很高兴看到这本书的第三次修订版由一家卓越的出版社出版，印刷和装帧装订都很精美。

这里有两点关于名词的说明：

第一，我是在19世纪以及现在欧洲大陆各国仍然普遍使用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主义的（Liberal）”这一名词的。之所以不得不这样做，乃是因为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的名词，可用以指称“以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替代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以制宪的代议政府替代君主或寡头的专制；以每个人的自由（freedom）替代各种奴役制度”这场伟大的政治和知识运动。

第二，最近几十年来，“心理学”这一名词的含义，越来越局限于实验心理学这一门自然科学方法。另一方面，现在流行把以往称为心理学的那些研究，贬为“文学心理学”和非科学方法的理论。在经济学中，凡是提到心理学研究时，我们心中所指的正是文学心理学，因此引进一个特殊名词来代替它似乎是适当的。我在《理论与历史》（The Theory and History， New Haven， 1957， pp.264274）那本书里，建议使用“Thymology”这个名词，我也把这个名词用于最近出版的《经济学的最后基础》（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Princeton， 1962）。但我的意思并非追溯既往，并进而把以前出版的各书中“心理学”这个名词改变过来，所以在本书的这一新版本里，我还是继续沿用第一版中的“心理学”这一名词。

《人的行动》的第一版，已有了两个译本： 一是意大利Boeconi in Milano大学Tullio Bagiotti 先生的意文译本，书名是 LAzione Umana，Trattato di economia，1959年由the 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 Torinese 出版。另一是西班牙的Joaquin Reig Albiol 先生以La Accion Humana （Tratado de Economia）为书名的西文译本，1960年由Fundacion Ignacio Villalonga in Valencia（Spain）出版。

我感谢许多好朋友对本书的写作给予帮助和指教。

首先我要提到两位已故的学者： Paul Mantoux 和viiiWilliam E. Rappard，是他们给我在瑞士日内瓦著名的国际学术研究院（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执教的机会，并给予我充分的时间和鼓励，使我得以完成这一长期计划的工作。

我还要感谢Arthur Goddard先生、Perey Greaves先生、Henry Hazlitt博士、Israel M. Kirzner教授、Leonard E.Read先生、Yoaquin Reig Albiol先生和George Reisman先生给予的宝贵而有益的指教。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妻子自始至终从未间断的鼓励和帮助。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1966年5月于纽约

绪论

1． 经济学与人的行动学

经济学是最年轻的一门科学。在过去的200年里，从那些古希腊人熟悉的学科中，的确分离出许多新的科学。然而，这只不过是那些在复杂而古老的知识体系中，业已确定其地位的部分知识逐渐地独立出来。研究领域有了更精细地分化，而且运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同时，许多被忽视的学术领域得到发掘，人们开始从不同于其先驱者的角度来观察事物。虽然学科领域本身并没有扩展，但经济学却在人文科学中，开辟了一个此前无法企及和从未思索过的领域。它传达的知识，既不属于逻辑学、数学、心理学、物理学，也不属于生物学。

人类历史进程趋向的终极目的，冥冥然似乎总有“上帝”或“自然”的努力存焉，而这正是自古以来多少哲人孜孜探索的。他们企图探索的是人类的命运和进化之法则。但即使那些其研究工作摆脱了神学倾向的思想家也无功而返。原因在于，他们沉溺于某种错误的方法而不能自拔。他们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或者把人类与民族、种族或教派这些组织性概念等同起来。为引导这些整体性的人类行为，他们十分武断地设定了某些必趋的目标。但是他们却无法圆满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是哪些因素迫使各种不同类型的行动着的个体，不得不为实现其所属整体的不可阻挠的进化目标而行动。他们曾求助于某些无望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如神通过自身显灵，通过神启的先知或神化的领袖，作出超凡的干预；如预定某种和谐、注定某种命运，或去运作神秘而无稽的“世界灵魂”或“民族精神”等。在这一阵营里，其他一些哲人则宣称，在人的内心冲动中本存一种“自然之机括”，驱使其不知不觉然而准确地遵循“自然”指定的道路去行动。

另外一些哲学家则实在得多。他们不费工夫去猜测自然或上帝的计划。他们从政治学的观点去看人类事务。他们痴迷于建立一些政治行为的规则，即似乎可资用政府和政治家所能掌握的技术。有些妄想狂，甚至拟就出野心勃勃的计划，企图对社会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革和重建。谦虚一点的，则满足于收集历史经验并将其系统化。但是所有这些人都完全相信，在社会事物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人类心智推理中发现的，或在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中曾发现过的那些规律性的和不变的现象。他们不去寻找社会合作的规律，因为在他们看来，人能够按自己的意愿来组织社会。如果社会条件无法满足改革者的愿望，如果他们的乌托邦无法实现，乃归咎于人之道德的败坏。由此，社会问题被当做伦理问题来考虑了。在他们看来，为了建设理想的社会，需要的只是英明的君主与善良的百姓。有了正直的人，不愁实现不了理想国。

但自从市场现象之间相互依赖的必然性被发现，上述见解即不攻自破。对此，人们也许会困惑，但他们必须面对一个崭新的社会观。他们依稀感觉到，在善恶、公道与不公道、正义与非正义之外，还有另一个角度可用来观察人的行动。在社会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个规律在起作用，人们如果想获得成功，就必须遵此规律来调整自身的行动。用一个检察官的态度去接近社会事实是无效的，因为他常常用十分武断的标准和主观的价值判断臧否人事。我们必须像物理学家研究自然规律那样去研究人的行动和社会合作的规律。人的行动与社会合作不再是那判定事物应该怎样的规范学科的对象，而成为一门研究既定关系之科学的对象——这是对知识或哲学乃至对社会行动将发生惊人影响的一场伟大革命。

然而在百多年里，推理方法的这种剧变应产生的效果却大受限制，原因在于人们误以为这些方法只针对人类所有行动中的一小部分，即市场现象这一部分。古典经济学家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一个他们无法逾越的障碍，即显而易见的价值论矛盾。他们的价值论是有缺陷的，从而迫使他们将其科研活动局限于一个狭窄的范围。一直到19世纪晚期，政治经济学依然是有关人的“经济”方面的行动的科学，也即有关财富与自利的理论。它研究的人的行动，只限于那些——被非常拙劣地描述的——为牟利动机激发的行为，而且它还声明，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人的行动乃别的学科的研究对象。古典经济学家创立的这一思想的转变，是由现代主观主义经济学派来完成的，后者把市场价格理论转变为人的选择行为的通论。

从古典价值论到主观价值论的过渡，远不止于递演出一个更完满的市场交易理论，长期以来，人们都没能认识到这一点。这一有关选择和偏好的一般理论，远远超越了坎特龙[1]、休谟、亚当·斯密乃至约翰·穆勒这些经济学家的视界。它决非一种仅研究人类“经济方面”的努力和追求经济物品（commodities），以及人类如何改善其物质福利的理论。它是有关人的各方面行动的科学。选择，决定着人类所有的决策。在选择的时候，人们不仅仅在各种物质产品和服务之间，而是在所有人类价值之间进行取舍。所有的目的与手段，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理想的，崇高的或低下的，光荣的或卑鄙的，皆构成供人取舍的序列，人们择其一而舍其余。人们之所趋或所避，无一遗漏地在此排列之中，这个排列，也即独一无二的等级偏好表。现代价值理论，扩展了科学的视界，也扩大了经济研究的领域。从古典学派的政治经济学里，人的行动学通论脱胎而出，这就是“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2]。经济的或交换（Catallactic）的问题[3]都被纳入一门更为一般的科学，再也不会脱离这一有机关系。经济问题本身的处理，决不能避免始于选择行动，经济学由此转变为一门更普遍的科学，即人的行动学的一个部分，虽然其迄今为止依然乃其最精致的一个部分。

2． 人的行动学通论的认识论问题

在这门新的科学里，每一件事似乎都存在问题。它是传统知识体系中的一位“异乡客”；在它前面，人们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将它分类并置于合适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把经济学纳入知识总类中，并不需要对总的体系作重新安排或扩充。他们自信现有的分科体系是完全的。如果经济学不适于身置其中，责任在于经济学家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妥。

对有关经济学本质、范围和逻辑特征的辩论最糟糕的误解，就是把这种辩论视为迂腐教授故弄玄虚的诡辩而不予理睬。例如，有一种普遍的误解： 尽管学究们就什么是最完美的程序法浪费了不少口舌，而经济学本身却不关心这些无益的争辩，只照着它自己的路径发展。其实，奥地利经济学家与自诩为霍亨索伦皇室[4]之知识卫队的普鲁士历史派之间的方法论之争，以及克拉克学派[5]与美国制度主义之间的争论，其重要性远超过所谓“何种程序最有效果”的问题。这里真正的问题乃人的行动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及其逻辑合理性。从一种对人的行动学思想完全陌生的认识论体系，或从一种只把（在逻辑学和数学以外）经验性自然科学和历史作为科学的逻辑出发，不少著作者都极力否定经济学理论的价值与有用性。历史主义意在用经济史取代经济学理论，实证主义则推荐用吸收了牛顿数学的逻辑结构和模型的虚构性社会科学来代替经济学理论。这两派都一致竭力否认经济思想的一切成就。在所有这些攻击面前，经济学家是不可能保持沉默的。

对经济学全盘否定的这种激进主义，很快就被一种更为综合的虚无主义淘汰。自远古以来，人们在思考、说话、行动的时候，都把人类心智的逻辑结构之一致性和不变性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所有科学的探究活动都以此假定为基础。然而，在讨论经济学之认识论特征的时候，有的作家竟然破天荒地将这一命题也给否定掉了。马克思主义断言，一个人的思想是由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每一社会阶层都有其自身的思维逻辑。思想的结果，除了思想者自私的阶级利益的某种“意识形态伪装”外，别无他物。“知识社会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揭开哲学和科学理论的假面具，暴露出他们“意识形态”的空虚。经济学乃“资产阶级”的把戏，而经济学家只不过是资本的“献媚者”。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国度里，真理才能取代“意识形态的”谎言。

这种多元逻辑论后来还以其他多种方式表述过。历史主义断言，人的思想和行动的逻辑结构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化。种族多元逻辑主义则认为每一个种族都有其自身的知行逻辑。最后，还有一种非理性主义，主张理性本身不适于解释那些决定人的行为的非理性力量。

上述诸种学说已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他们不仅怀疑经济学和人的行动学，而且还怀疑所有其他的人类知识甚至人类一般推理。它们对待数学和物理学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学的态度一样，因此，反驳它们的任务似乎不能仅落在任何单独的知识部门的肩上，而应是认识论和哲学的责任。这样，经济学家就有了明显的理由继续安静地研究，而不再受认识论问题，以及多元逻辑论和非理性主义之反调的烦扰。物理学家，如果有人将他的理论诬蔑为资产阶级的、西方的或犹太的，他都不会介意。经济学家也应如此，对诬蔑和诋毁不屑一顾。他似乎应该记住斯宾诺莎的一句格言：“的确，正如光明为它自己及黑暗下界说一样，真理也为它自己及谬误下界说。”

然而，经济学面临的情形，毕竟与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不完全一样。多元逻辑论和非理性主义真正攻击的是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虽然它们的表述方式具有一般性，似乎涉及所有的知识部门，但其实只有人的行动学才是它们真正的攻击目标。他们说，如果相信科学研究能够为所有的时代、种族、社会阶层获取一致有效的成果，那么这是一个妄想；他们还乐于把某些物理学和生物学理论诬蔑为资产阶级的或西方的。但是，如果解决某些实际问题时需要运用这些被玷污的学说，他们就忘记了他们的指责。苏联的生产技术，毫不迟疑地采用了“资产阶级”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一切成果，这等于承认这些学科对所有阶级都有效。同时，纳粹党工程师和物理学家并不藐视来自“劣等”种族或国家的理论、发现和发明，而是恬不知耻地去利用它们。所有种族、国家、宗教、语言集团和各阶级之成员的行为，都明白无误地证明，他们对多元逻辑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信奉程度，并不高于他们对逻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信任。

回到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来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多元逻辑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发展的主要动机，在于提供一个理由，以便在决定经济政策时可以漠视经济学学说。但社会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以及国家社会主义者，虽然竭尽其能，也无法驳倒经济学家的理论，从而证明他们自己“高超”学说的正确性。恰好是这种失败感，激怒了他们去否定作为人类日常生活和科研活动之推理基础的逻辑学和认识论原理。

因此，只以政治动机的影响为由对这些反对论简单处理，是不能容忍的。没有一个科学家有权力事先假定，他的理论招致的非难，仅因批评者受到感性和政党偏见的影响而缺乏根据。他必须回应针对他的每一个非难，而不管其潜在的动机或背景。同样不可容忍的是，在这样一个耳熟能详的见解面前保持缄默：“经济学的一些公理，只有在某些实际生活中永远不曾实现的假设条件下才有效，所以，就对实际情况的掌握来看，它们是无用的。”奇怪的是，有些经济学派似乎承认这种观点，却仍然心平气和地画曲线，列方程式。他们并不关心他们的推理是否有意义，以及他们的理论与现实世界和实际活动有什么关联等问题。

当然，这是一种不足取的态度。每一项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要把它的种种陈述得以成立的一切条件和假定，都进行详尽的描述和定义。把物理学作为经济研究的一种模型和范式，那是错误的。那些沉溺于此种谬误的人至少应该明白一件事情： 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相信，对物理学的某些公理依据的条件和假设的阐明，是物理学研究范围以外的事。经济学必须回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的陈述与实际的人的行动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而对后者的了解正是经济学研究的目标。

所以，彻底批判下列主张的7重任就落在了经济学的身上：“经济学的诸多学理，只在短命而已逝去的西方文明之自由时期的资本主义体制下才有效。”为了阐明人类行为的若干问题而驳斥反对经济理论有用性的各种观点，只能靠经济学本身，而非其他学科。经济思想体系的构建，应该足以抵御来自非理性主义、历史主义、泛物理主义（panphysicalism）、行为主义以及各色多元逻辑主义的任何攻击。面对那些每日翻新的，把经济学贬为荒唐和无用的各种论调，经济学家却故意回避，这是无法宽宥的事情。

然而，在传统的框架里，再也不足以解决某些经济问题了。我们有必要在人的行动通论即人的行动学的坚实基础上建立交换学理论。这个过程不仅能保护经济学免于各色荒谬的批评，而且有助于澄清许多至今尚未足够了解并圆满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经济计算这一基本问题。

3． 经济理论与人的行动的实践

常有人指责经济学落后。确实，现在看来，我们的经济理论之不完善是极明显的。人类知识中没有一样可以称得上是完美的，人类的其他任何成就也概莫能外。人岂能全知？即便那些似乎能满足我们求知欲的最精致的理论，也许某一天会被修正或被某一新的理论取代。科学并不能给予我们绝对的和最终的确定性，它只能在我们的心智能力和科学思想现时造诣的限度内给出确定的结论。在人类无止境的求知旅途上，某一科学体系只不过是一个站点，它必然受到人类各项努力固有之缺憾的影响。但认识到这些事实，却并不意味着目前的经济学是落后的，它仅仅说明经济学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而生活就意味着不完美和多变。

以“落后”来指责经济学的做法，来源于两个不同的观点。

其一，某些博物学家和物理学家之所以非难经济学，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从而无法采用实验的方法和程序。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示这种观念的谬误所在。在此绪论里，只要提及他们的心理背景就足够了。大凡心胸狭窄之人总看不惯他人有别于自己的地方，这本是常事。童话中的骆驼常攻击其他没有驼峰的动物。清教徒则因拉普他人[6]不是清教徒而挑剔他们。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以为，实验室是进行研究工作惟一有价值的地方，而微分方程是惟一可表达科学思想成果的完美方法。他根本无法了解人的行动方面的认识论问题。对他来说，经济学如果不是机械学中的一种，那就什么都不是。

其次，还有些人因社会状况的差强人意而断言社会科学有毛病。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在过去的两三百年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且成功地把大众生活水平提高到空前的程度。而社会科学却一点也没能够使社会状况变得好一点，苦难和贫困、经济危机和失业、战争与暴政依然如故。因而社会科学没有创造力，对人类福利的增进了无贡献。

这些爱发牢骚的人没有认识到，生产技术手段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富与福利的增加，只有通过实施那些体现经济学原理的自由政策才有可能。正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瓦解了阻碍技术进步的古老法律、习俗和偏见，并把那些天才的改革家、发明家从行会陈规、政府管制以及各种社会压力的束缚中解救出来。也正是他们贬低了征服者和剥夺者的威仪，并颂扬由商业活动产生的社会利益。假如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观念未被经济学家彻底清除，那么任何一项伟大的现代发明都不能为我们所用。通常所谓的“工业革命”，正是由古典经济学家的学说引起的意识革命的一个产物。这些经济学先驱推翻了以下一些陈旧的信条：“用价廉物美的商品来击败竞争者是不正当和不公平的”、“违背传统的生产方式是邪恶的”、“机器是魔鬼，因为它带来了失业”、“市民政府的任务之一就是防止有效率的商人发财，并保护低效率的商人免于来自高效者的竞争威胁”、“利用政府的强制力或其他社会力量去限制企业家的自由，是增进国民财富的适当手段。”可以说，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重农学派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引路人。正是他们使自然科学的进步有大力增进社会福利的可能。

我们这个时代的错误，恰巧是普遍忽视这些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在过去200年中促进技术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人们为此谬误所缚： 生产方法的改进和自由放任政策的运用发生在同一时期，不过是偶然的巧合。他们受“马克思神话”的蛊惑，[7]以为现代工业制度是不依赖于任何意识因素而存在的神秘“生产力”作用的结果。他们不相信古典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勃兴的一个因素，相反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也即专为资产阶级剥削者辩护的一种学说。因此，消灭资本主义，而以社会主义的极权统治取代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不但不会有损技术的进步，反而会通过消除资本家自私自利设置的障碍，促进技术的发展。

饱经战乱和面临社会解体的这个时代，其特征之一是对经济学的发难。卡莱尔[8]把经济学贴上“沉闷科学”的标记，马克思则污蔑经济学家为“资产阶级的谄媚者”。一些以吹嘘自己的秘方和掌握进入人间天堂之捷径的所谓专家，则以“正统的”和“反动的”字眼嘲讽经济学而自娱。政治煽动家自称打垮了经济学而沾沾自喜。“实干家”自诩瞧不起经济学，对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学说也嗤之以鼻。因此，最近几十年的经济政策，大都是这样一种心态的结果： 一方面嘲笑任何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推崇诽谤者的伪学说。被称为“正统”的经济学，在大多数国家竟被排除在大学之外，而一些位居领导地位的政治家、政客和作者实际上也不知道它。但无论如何，经济状况之不如人意，决不应该把账都算到目前统治者和群众藐视和不理睬的这门科学身上。必须强调的是，过去200年里，由白种人发展起来的现代文明，与经济科学的命运密不可分。这个文明之得以产生，正是因为人们的行为受到了体现在经济政策之中的经济学学说的牵引。如果各国受反经济学之思想的迷惑，继续顺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则现代文明将会而且一定会衰败。

作为一门理论科学，经济学确实不作任何价值判断。指出人们的终极目标不是经济学的任务。它是一门工具科学，用以实现选择的目标，而肯定不是一门选择目标的科学。有关终极目标的决定、评价和取舍，已超出任何科学的范围。科学永远不能告诉某人应该做什么，它只指出如果他想实现某一既定目的而应该如何去行动。

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微不足道。同样，如果一门科学仅限于“是”的考察，而不能对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作出价值判断，那么它对人们的生活和行动就毫不重要。这些看法也是错误的。当然，剖析这个错误不是本绪论的任务，而是本论文自身的目的之一。

4． 小结

为了解释为什么本书将经济问题放在人的行动学这个更大的框架中来讨论，上述绪论性的说明是必要的。现阶段的经济学说和政治研讨都涉及社会组织的一些根本问题，把交换问题孤立处理已不再可行。这些问题只是人的行动的一般科学中的一小部分，当然必须纳入总的框架来对待。

[1]Rechard Cantillon（17世纪后期—1734），英国经济学家、金融家。他的《一般商业之性质》论文于1755年出版，其中关于人口问题的探讨，对米拉波和亚当·斯密有一定的影响，又通过后者，影响了马尔萨斯。重农学派著名的《经济表》也可能受到其启发。作为货币数量学说的理论家，他还首次探讨了货币流通速度和数量的决定因素，提出贵金属国际分配自行调整理论。——译者注

[2]此词由Espinas在1890年首次使用。参考其论文“Les origines de la technoligie”，刊于Revue Philosophique，ⅩⅤth year， ⅩⅩⅩ， pp.114-115，以及1897年他在巴黎以相同题目出版的那部著作。（此词真正为人所知则归功于本书作者及其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有关“人的行动学”的完整理论。本书作者认为，（单个）人的行动及其动机太过复杂，既无法以自然科学的实验方式，也无法以历史资料的分析来进行研究，因而只能被视为一种先验的存在。他同时认为有行动能力的人，必然具备一般动物所不具有的逻辑推理能力，这些能力使其能够判断导致他不适的原因，并将这些原因进行排序，然后以自身能够付出的成本[或能够采用的工具]将其逐项排除。后一观点则被作者视为一条公理而存在——译者注）

[3]此词或曰“交换的科学”，乃由Whately首先使用。参阅其著《政治经济学导论》（伦敦，1831），第6页。（本词得以流行也归功于本书作者。虽然“交换学”研究的对象（如价格形成）与经济学、市场学的基本一致，但作者为了使后者成为人的行动学这个较广泛的学科的一部分，才采用了这个有所区别的词。实际上大量的人的行动都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贸易或交换关系中，一个人将他视为较不重要的东西与另一个人交换他视为较重要的东西，反之亦然。一次人的行动学把对于此领域的研究称为交换经济学或交换学，也易于被经济界所接受。——译者注）

[4]The House of Hohenzollern，乃欧洲历史上著名的王朝。为勃兰登堡—普鲁士（1415—1918）及德意志帝国的主要统治家族。——译者注

[5]John Bates Clark （1847—1938），美国经济学家领袖，以其边际生产率学说而闻名。他的《财富的哲学》（1886）表明了他对“旧政治经济学精神的背叛”；他的《财富的分配》（1899）则发展了他具有特色的效用说，也发展了边际生产率说。他是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6]即laputanian，乃英国作家斯威夫特之《格列佛游记》中的拉普塔（laputa）飞岛上的居民，好空想且常做傻事。——译者注

[7]作者在本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有多处激烈批评，但那都是基于作者所处时代，针对当时欧洲和苏联的各种社会主义和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实践，详见译后记。——译者注

[8]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曾为《爱丁堡百科全书》撰写条目，并撰写了关于法国革命和腓特烈大帝等著作。——译者注

第一篇　人 的 行 动

第一章　行动人

1． 有目的之行动与动物性反应

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行为。换言之，行动是能够付诸实施而转化成某种效能的意志，它针对某些目的或目标，是自我对外部刺激和环境条件所作的有意义的反应，是一个人面对决定其生活的宇宙所作的有意识的调整。如此释义也许能使这个定义更为清晰，从而防止可能发生的误解。但是此定义本身是恰当的，用不着再进行补充或注释。

有意识的或有目的行为与无意识的行为显然不同。后者是身体的细胞和神经对外界刺激的反射和不自觉的反应。人们有时倾向于相信，作为人体内部一些力之活动的结果，有意识的行为与无意识的反应之间的界限或多或少是不明确的。这种想法，只有在某一具体行为难以判断为自觉或不自觉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但是尽管如此，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且能够清晰界定。

对行动着的自我（acting ago）而言，身体的器官和细胞的无意识动作，与外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一种基据（datum）。[1]行动人必须把自己体内的所有活动和其他一些外界基据——如气候或邻居的态度——都考虑到。当然，在某种限度内，有目的的行为，有能力消除体内因素的活动。也就是说，在一定限度内，使身体得到控制是可能的。通过意志力，人有时能成功地克服病痛，补偿其生理上先天的或后天的缺陷，或抑制一些反射作用。目的性行动的范围，只能在这些事有其可能的限度内才能扩大。如果一个人虽然可以却不去控制细胞和神经中枢的不自觉的反应，在我们看来，他的行为也是有目的的。

我们这门科学的研究领域是人的行动，而非导致某一行动的心理事件。恰好是这一点将人的行动的一般理论即人的行动学与心理学区分开来。心理学课题是那些导致或能导致特定行动的内在事件。人的行动学的课题却是行动本身。这就决定了人的行动学与下意识的精神分析概念之间的关系。精神分析也是心理学，但它不研讨行动，而是研究促使一个人采取某一特定行动的力量和因素。作为精神分析对象的下意识，是心理学而非人的行动学的范畴。一个行动，无论来源于清晰的思考，或来源于淡忘的记忆和被压抑的欲望（它们似乎在一个深不可测的地方指挥着意志），都不能影响行动的性质。一个受下意识的冲动驱使走向犯罪的谋杀者，和一个其变态行为在未经训练者看来简直毫无意义的精神病患者，他们都是行动者；他们同常人一样，行为均有一定的目的。精神分析的功绩在于，它证明了即使是神经病患者和精神病患者的行为也是有意义的，他们也有行动能力并且有目的，尽管自认为正常而明智的我们，把他们那些决定其行为目的的推理称为愚蠢，且把他们选择的手段称为缘木求鱼之举。

人的行动学使用的“无意识的”一词与精神分析学所用的“下意识的”一词，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思想和研究体系。人的行动学之得益于精神分析学的，决不少于其他知识部门。因此我们必须更加意识到人的行动学和精神分析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界线。

行动不单显示偏好，人们在客观事物不可避免或以为可避免的情形下也会显示其偏好。例如，一个喜欢阳光而不喜欢下雨的人，就希望太阳能驱散阴霾。他这么期望着，并不积极地去干涉事物的进程和他自身命运的变化。但行动的人却不断在选择、在决策、在努力达到某个目标。对于两件通常不可兼得的东西，他会取一舍一。所以，行动通常有取舍予夺之两面性。

表达意愿和希望并宣示有计划的行动，只要它们有一定的目的，都可视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方式决不能与它们指涉的行动相混淆，它们不能等同于它们宣告的、推许的或反对的行动。行动是真实的事物。有意义的是一个人的整体行为，而非他关于尚未实现之行动计划的空谈。另一方面，行动必须与体力的运用清楚地区分开来。行动意味着为实现目的而采用手段，而通常情况下，行动人的劳动不过是一种手段。但并非总是如此，在特殊情况下，需要的仅是一句话，发号施令的人不必消耗任何劳力，说或不说，笑或严肃，也会是一种行动。消费和享乐之为行动，并不异于去节制可能的消费和享乐。

因此人的行动学并不区分“积极的”（或发奋的）人和“消极的”（或懒惰的）人。勤勉地致力于改善生存条件的强人，其行动的多少无异于随波逐流的懒散之人。不思劳作与甘愿闲散，也是一种行动，它们也决定事物的进程。只要存在人为干预的可能性，不管他干预与否，他都是在行动。一个容忍现状而不图改变的人，与一个为获得另一种结果而投入干预的人，其行动没有多少之分。同样，一个拒绝去影响他所能影响的本能因素之作用的人，也在行动。行动不单是“做”，同时也包括能“做”而不“做”。

我们也可以说，行动是人的意志的体现。但这个说法对我们的知识无任何补益。因为“意志”这个词恰好是指人在不同状况下作选择的能力，择此舍彼，以及按照选择的目的去行动，去取舍。

2． 人的行动的先决条件

我们把知足或满足定义为某人置身其中，而无需或懒得采取任何行动的状态。相反，行动人则急欲以一个更满意的状况取代一个较不满意的状态。他幻想着一个更适合于他的生存条件，并以实现此条件为其行动之目的。诱使一个人去行动的，通常是某些不安逸。[2]一个完全满足其生存状况的人，不会有改变事物的动机。他既不会有希望，也不会有欲求，他会充分快乐。他不会采取行动，只是了无挂碍地生活着。

但要使一个人行动起来，单凭不适之感继而幻想舒适生活还不够。第三个必备的条件是： 他预计其有目的的行为有能力消除或起码能减轻不适之感。不具备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行动。对无法改变的事情，人不得不屈服。人必须顺从于命运。

这三者是人的行动的一般条件。人生存于这三个条件之下。他不仅仅是人，而且是行动的人。那些由于先天或后天的缺陷而肯定不适于任何行动（就“行动”一词的严格意义而不止其法律意义而言）的人类同胞，实际上不算是人。尽管法律和生物学视其为人，但从行动学观点看，他们缺乏人的一般特质。新生婴儿也不是一个行动人。他还没有走完从人性的孕育到其人性之充分发展之漫漫长路。但在此演进的终点，他将成为一个行动人。

论快乐

日常用语里，我们称一个达到其目的的人为“快乐之人”。对此更恰当的描述，应该是说他比此前更快乐。无论如何，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反对把人的行动界定为追逐快乐。

但是我们必须避免某些流行的误解。人的行动的最终目的总归是行动人欲望的满足。至于满足程度的大小，除去个人的价值判断，没有任何其他标准；而价值判断因人而异，即使是同一个人，也因时而异。人之不安和少些不安的感觉，基于其自身的愿望和判断，以及其个人的和主观的评价。谁都无权决定什么会使他人更快乐。

对这一事实的确认，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物质主义和理想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及无神论和宗教之间的对立无任何关系。有些人只求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另一些人体会到他人的困难，而且把它视为自己的不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些人只求满足他们的性欲、食欲、家宅及其他一切物质享受；也有另外一些人则更注意所谓“更高级的”和“理想的”享受。有些人会积极调整自身的行动以适应社会和自己的需要；相反有些人执拗到不理会社会生活之法则。有些人把尘世之旅的终极目标作为天堂之福的准备。也有些人不相信任何宗教的教条，不让自己的行动受宗教的影响。

人的行动学不关心行动的最终目的。它的发现，对各种行动都有效，而不管它们的目的何在。它是一门工具的而非目的的科学。它在纯形式的意义上来使用“快乐”一词，在人的行动学的术语里，“人的惟一目的即谋得快乐”这一命题是一种同义反复。对于人希望的快乐之源泉何在的问题，它没有作任何说明。

“人类活动的诱因，总归是某种程度的不安，而其目的总是尽可能地消除这些不安，也即使行动人感到更快乐”，这一观念是幸福论[3]和快乐主义[4]的精髓。伊壁鸠鲁的“不动心”境界是一种完全快乐和满足的状态，[5]它既是所有人类活动之目的，却又从未完全实现过。这种认识亦庄亦雅，但如果这派哲学的代表没有认识到“痛苦”与“愉快”这两个概念纯形式上的特征，而只给它们物质和肉欲上的意义，这一认识也没什么用处。神学的、神秘主义的，以及他律伦理（heteronomous ethic）等其他学派，都不曾动摇伊壁鸠鲁主义的核心，因为他们除了以为它忽视“更高级的”和“最高尚”的享乐以外，再提不出任何其他的反对理由。在早期幸福论、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拥护者的著作中，确有地方容易引起误解。但现代哲学家尤其是现代经济学家的语言却精确明了，不可能引起误解。

论本能和冲动

人们无法依靠本能社会学（instinctsociology）来增进对人的行动之基本问题的理解。这一学派把人的行动的各种具体目的作了分类，每一类都有一个特别的本能作为其诱因。人看上去是一种被各种固有本能和性情驱使的生物。他们以为这种解释可以一劳永逸地将可恶的经济学和功利主义教义推翻。然而，费尔巴哈说得很对：“每个本能都是求快乐的本能。”[6]本能心理学和本能社会学的方法，在于对每一行动之直接目的的武断分类上，也在于每一行动的实在性上。人的行动学认为，每一行动的目的在于消除某一不安，而本能心理学则说它是一种本能冲动的满足。

许多本能学派的拥护者，都深信他们业已证明，行动不取决于理智，而来源于深藏入密的、任何理性都无法解释的先天力量，如冲动、本能以及性情。他们确信已经成功地揭露了理性主义的肤浅，并把经济学贬为“得之于错误的心理学假定的一套错误结论”。[7]但理性主义、人的行动学、经济学并不论及行动的最终源泉和目的，而只讨论用以达成目的的手段。不管冲动或本能的来源如何神秘莫测，而人们选择用以满足冲动或本能的手段，却是由权衡得失的理性考虑来决定的。[8]

感性冲动下的举动也是一种行动。它与其他行动的区别在于对投入和产出的评价不同。情感使评价紊乱。感情激怒状态下的人，与他冷静考虑时相比较，容易把目的看得更重，而把他满足目的所需的代价看得较轻。人们从不怀疑，即使在感情激动时，手段和目的也会被考虑到，只不过考虑的结果，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刑法上对处于感情冲动或醉酒状态下的罪犯处罚较轻，这等于鼓励这样的放纵行为。相反，严重报复的威胁，并非不能阻止人们受似乎不可抗拒之情感的驱使。

我们解释动物行为时，往往假设动物易受一时冲动的支配。当我们观察动物猎食、雌雄同居、互相攻击或攻击人类时，我们会说这是它们的求生本能、生殖本能和侵略本能使然。我们假定这些本能是先天的，而且必须绝对地得到满足。

但人却不同，人毕竟不是必须屈服于冲动而急于满足的动物。人能够抑制他的本能、情感和冲动；他能够使自己的行为理性化。他也可以放弃一个热烈冲动的满足，转而满足别样欲求。他不是自身情欲的傀儡，一个男人不会在所有撩拨他感官的女人面前神魂颠倒；他并不贪吃每一份令他垂涎的食物；他也不打击他恨之至死的每一个人。他把他的希望和欲求有序安排，供他选择；简言之，他行动着。人之异于禽兽者，正在于他能深思熟虑地调整他的行为。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有自制力，能控制自己的冲动和欲求，有能力抑制本能的情欲和冲动。

当然，也会有这种偶然： 一个冲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无论它的满足可能招致多么坏的结果，也不足以阻止此人去满足它。这也是一种选择。人情愿向某一情欲低头，也是一个决定。[9]

3． 作为一种极据的人的行动

自远古以降，人们一直渴望知晓那一切存在和一切变化的原（创）动者，也即万事万物来源于斯又为其自身本源的终极本体。科学则较为谦和。它明白人的心智和人对知识的探求是有限度的。它只追溯每一现象的原因。但它也认识到这些努力终将遭遇某些难以跨越的壁垒。有些现象无法加以分析，也不能溯及其他现象。它们是一种“极据”（ultimate given）。[10]科学研究的进步也许能成功地证明，从前认为是极据的某些事物，其实能够分析为若干成分。但是，总会有一些不可简化、不可分析的现象，这就是极据。

一元论告诉我们，终极本体只有一个，二元论说有两个，多元论则说有多个。没有必要去争论这些问题。这种形而上学的争论是永无止境的。而我们现有的知识又不能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法，而使得其答案让每一个有理性的人绝对满意。

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主张，人的思想和意志是身体器官组织即脑和神经细胞作用的产物。人的思想、意志及行动仅产生于物质运动的程序，而这些程序总有一天将由物理和化学研究的方法得到完全解释。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尽管它的支持者视其为不可动摇和不可否认的科学真理。

有许多学说企图对心灵与肉体的关系做出解释。但它们只是些推测，与可观察到的事实无任何关系。所能确信的只有心理与生理过程的某些关系。而有关这种关联的性质和作用形式，要说我们了解，那也少得可怜。

一些具体的价值判断和特定的人的行动，都不适于作深入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假定或相信它们事出有因。但只要我们尚不知晓外在事实——物理的和生理的——如何在人心中产生一定的思想和意志并导致具体行动，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难以跨越的壁垒： 方法论的二元论。在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中，实证主义、一元论和泛物理学主义的某些基本陈述，仅是些形而上学的假定，缺乏任何科学的基础，对科学研究既无意义也无用处。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有两个不同的领域： 一为物理、化学及生理现象的外在世界；一为思想、感情、价值取向及有目的之行动的内在世界。就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两个世界之间尚无联系之桥梁。有时对相同的外在事件人们会有不同的反应；而有时不同的外在事件则能引起人们相同的反应。其中的奥秘我们无从知晓。

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保留对一元论和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陈述的判断。我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如同他们解释化合物是若干元素在某种结合下必然产生的结果那样，自然科学总有一天也能用同样的方法对观念、价值判断及行为之发生作出成功的解释。在此期间，我们只能对方法论的二元论加以默许。

人的行动是一种带来变化的机制。它是宇宙运动和形成的一个元素。所以它是科学探究应有的一个对象。由于不能追溯它的原因——至少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必须视它为一种极据，并且把它当做一种终极本体来研究。

人的行动引起的一些变动，与一些庞大的宇宙力量的作用后果相比较，的确微不足道。从永恒和无限的宇宙观点来看，人是一个无限小的颗粒。但对人来说，他的行动及其行动的变动不居却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是他的本性和存在的要素，是他维系生命并将自己升华到高于禽兽和植物水准的手段。不管人类所有的努力如何瞬息万变，就人及人类科学而言，人的努力总是最为重要的。

4． 理性与非理性；人的行动学

研究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常态下，人的行动必然是理性的，因而“理性行动”一词变得啰唆，理应弃而不用。在谈论行动的最终目的时，理性和非理性这两个词也不够妥帖，显得没什么意义。行动的最终目的，通常是行动人某些欲望的满足。既然无人有权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取代其他行动人的价值判断，那么对他人的目的和意志下判断是白费工夫。谁都没有资格断言什么能使他人更快乐或更满足。

一个追求“理想的”或“更高级的”满足的行动，如果是以放弃“物质的”和有形的利益为代价，通常被称作非理性的。于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会说（有时是赞美，有时是贬抑）一个牺牲自己的生命、健康或财富以成就“更高的”善——如忠于其宗教的、哲学的和政治的信仰，或者民族的自由和繁荣——的人，是受到了非理性考虑的驱使。然而，追求这些较高层次的目标，与追求人类其他目标相比，既说不上更理性，也说不上更不理性。因而假定追求生活和健康的基本需要，比追求其他的物质或愉悦更理性，更自然或更适当是错误的。的确，求温饱是人类及其他哺乳动物的通性；一个缺乏食物和住所的人，倾其全力满足这些迫切需要而不顾其他需要，可以说是条天则。生存、维系自己的生计并千方百计地增强自身活力的冲动，是生命的一个基本特质，体现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就人而言，屈服于这个冲动，却并非绝对的必然。

尽管所有其他动物都无条件地受求生欲和性欲的驱使，人却有能力去操纵这些冲动。他既能控制他的性欲，也可控制他的求生欲。当他的生存环境坏到无法忍受的时候，他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人能够舍身取义。对人而言，活着，是一个选择的结果，是价值判断的结果。

对富裕的生活的向往也是如此。禁欲主义者和那些为固守其信念、维护其自尊而放弃物质所得的人的存在，恰好证明，人们对有形享乐的追求，并不是必然的，而不过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当然，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贪生怕死、恋财忌贫的。

仅认为生理需要之满足符合“自然”因而是“理性的”，而其他需要皆属“矫揉造作”因而是“非理性的”，这种看法过于武断。人不像其他动物那样仅仅是寻求食物、住所和异性，而且有其他种类的满足，这本是人性之特质所在。人还具有我们称为“更高级的”特殊愿望和需要，而不光是那些与其他哺乳动物共有的（较低级的）欲求。[11]

当用来形容实现目的所采用之手段时，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这两个词，就隐含着一种对所用程序是否便利和恰当的判断。批评者臧否某一方法，是看此方法是否最适于实现既定的目的。事实上，人之理性不是不会犯错的，而是经常在选择和运用方法的时候犯错误。一个不适于目的的行动自然达不到愿望。这种行动有悖于目的，但却可能是理性的，就是说它是理性（尽管是错误的）考虑的结果，而且是一种达成某明确目的的企图（尽管是无效的）。百多年前的医生治疗癌症采用的某些方法早已为今天的医生弃用。因为从现代病理学的观点看，那时的医生大都知识浅陋，因而其医术自然毫无疗效。但我们不能说他们的行动是非理性的。他们已尽力而为了。在今后的百年当中，也许会有更多的医生采用更有效的方法来治疗这种绝症。他们的医术比我们这个时代的医生更有效，但不能说更理性。

相反的行动，并不见得是非理性行动，而是部分身体器官与不能由当事人意志控制之本能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对于同一种刺激，在某种条件下，人既能反应，也能行动。如果一个人中了毒，他的器官会发生抗毒反应，同时他也会采取解毒的行动。

关于理性和非理性这种对立关系的问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没有什么分歧。科学总是而且一定是理性的。科学正是通过对可利用的全体知识进行系统的安排，以求得对宇宙现象的理解和把握。然而，如上所指，对客体的分析，迟早会到达一个无法再继续深入的点。人类心智不可能想像有一种不受极据（即无法对其深入分析和简化）限制的知识。把我们的心智推进到这一点的科学的方法是完全理性的。而极据也许可称为一种非理性的事实。

时下盛行指责社会科学为纯理性。如经济学所遭受到的最普遍的攻击，是说它忽视了生活和现实中的非理性，并且极力把许多枯燥的理性计划和死板的抽象概念强加于各种变幻无穷的现象之上。没有比这更荒谬的责难了。正如每一门学科那样，经济学靠着理性的方法得到尽可能的发展。但它却不得不在某一极据前止步，而后者是一种无法深入分析的现象——至少在我们现存的知识条件下。[12]

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学说对任何人的行动都有效，不管他们的潜在动机、原因及目的是什么。但价值的终极判断和人的行动的终极目的，对任何一种科学研究来说都是给定的，它们不适于作进一步的分析。人的行动学只研究被选择来实现这些终极目的方法和手段。它的研究对象是手段，而非目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阐述人的行动学的主观主义。人的行动学把行动人所选择的终极目的作为一种基据，对其持完全中立的态度而不加任何价值判断。它采用的惟一标准，是看选择的手段是否适于实现既定的目的。当幸福主义说“快乐”，功利主义和经济学说“效用”的时候，我们都必须以主观主义的方法把这些词解释为行动人企求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可欲的。只有在这种形式主义下，幸福论、功利主义和效用主义的发展，才告别了其旧时的物质意义，而具备了现代意义；才有了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的现代主观价值论的发展。同时只有在这种主观主义下，我们这门学科的客观性才得以成立。由于它是主观主义的，并且把行动人的价值判断作为无需受任何检验的根据，它本身即超越所有的党派之争，对所有教条主义和伦理学派之间的冲突不偏不倚，它不作评价，也无先入为主的观点和判断，它普遍有效，并且绝对无误地合乎人性。

5． 作为行动前提条件的因果关系

人之所以有行动，是因为他有能力发现那些决定宇宙变化和形成的因果联系。行动需要并且必须以因果关系的范畴为前提。只有能借助因果关系来改变世界的人才适于行动。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因果关系是行动的一个范畴。“手段与目的”的范畴必须以“原因和结果”的范畴为前提。在一个没有因果关系或现象间没有规律的世界里，就不可能有人类理性和人的行动的存在。这样的世界了无秩序。置身其间，人将彻底迷失方向。人甚至无法想像这样一个混乱宇宙的情形。

在看不到任何因果关系的场合，人无法行动。这不是一个可逆命题。即使他发现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却不能影响这一关系，他也无法行动。

因果关系研究的原理是这样的： 为了改变事物的自然趋势，使其更适合于“我”的意愿，“我”应从何处及怎样去干预它们呢？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提问： 什么人或什么事物构成了其他事物发生的根源呢？他找寻事物的规则或“法则”，是因为他想要干预它们。这种研究经形而上学的解析扩展到探究事物和存在的终极原因，仅仅是后来不久的事情。需要几个世纪才能把这些过分夸张的想法再带回到这个比较谦逊的问题： 为了实现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人们必须从何处或能否对事物之因果关系进行干预。

由于某些杰出物理学家引起的混淆，近几十年来，对因果关系问题的处理，令人颇感失望。我们希望哲学史上这一不愉快的章节成为对未来哲学家的一个警告。

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有一些变化的原因不为我们所知。有时我们获得一部分知识，因而我们能够说：“A事物有70%归因于B事物，剩余的归因于C，或D、E、F等等。”为了获得更准确的信息来取代这些零散的信息，就必须对构成A的因素进行剖析。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只好默认那所谓的统计法则。但是这并不影响因果关系在人的行动学上的意义。某些领域内全部的或局部的无知，并无损于因果关系这个范畴。

因果关系和不完全归纳法在哲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上的问题，超出了人的行动学的范围。我们要证实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 为了行动，人必须知道事物之间、过程之间或者各种状况之间的因果联系。而且，只有当他知道这种联系后，他的行动才能达成所选择的目的。我们完全清楚这种说法陷入了一种循环论证。因为，说我们已经正确了解到因果关系的论据，只有由这样一个事实来提供： 由这一知识（指因果关系知识）引导的行动能达成期望的结果。但是我们无法避免这一种不良的循环论证，正是因为因果关系是一种行动范畴。而正因为它是这样一个范畴，人的行动学就不得不对基本哲学问题给予一定的关注。

6． 另 一 个 我

如果我们准备从最广义的角度来使用因果关系这个词，则目的论可以称为因果研究的一个变形。终极原因乃万因之始。某一事件的原因被视为旨在某些目的的一种行动或准行动（quasiaction）。

原始人和幼童，以一种天真的拟人化态度，都自然而然地以为每一种变化和事件皆是某一个神的行动的结果，而且其行动方式也与他们自己的相同。他们相信，动物、植物、山岳、河流、泉水甚至石头和天体都像他们那样，有感觉、有意志，乃能动之存在。仅仅是在文化发展的较后阶段，人类才放弃这些“万物有灵观”的想法，而代之以机械论之世界观。机械论被认为是一种优异无比的行为准则，以至于人们坚信它能够解决思维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一切问题。唯物主义和泛物理学主义把机械论当做任何知识的精髓，把自然科学的实验和数学方法当做科学思想的惟一模式来宣扬。而一切变化被理解为受机械法则支配的运动形式。

机械论的支持者，对因果关系的逻辑和认识论基础以及不完全归纳法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不关心。在他们看来，这些法则因为有效而合理。他们说，实验室里的实验产生理论预期的结果，工厂里的机器按照技术预定的方法运转，这些事实皆证明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发现是合理而健全的。即便科学无法提供给我们真理（而谁又知道真理究竟为何物？），可毋庸置疑的是，它绝对能引导我们走向成功。

但正当我们接受这种实用主义观点时，泛物理主义教条显现出其空洞。前文曾指出过，科学尚不能成功解决灵肉关系的某些问题。泛物理主义者绝不能说他们所推崇的程序也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效果。但毋庸置疑，一个“我（Ego）”在与每个人打交道时所需遵守的一条原则，是把别人视为如己一样地会思想和能行动，这在世俗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已被证明为有用。它的有效性不容否认。

无疑，把他人看作与“我”一样有思想能行动的人类，其结果确实是可取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对那些要求他们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来对待的“假设”，希望其得到同样实用的证明，却是会失望的。因企图了解他人行为而引起的认识论问题，并不比因果关系和不完全归纳法所涉及的认识论问题更简单。“我”的逻辑是所有其他人的逻辑，因而绝对是人类惟一之逻辑；“我”的行动范畴是所有其他人的行动范畴，因而绝对是所有人类之逻辑。必须承认对这样的命题，虽然不可能提供明确的证据，但实用主义者必须记住，这些命题在实际生活和科学研究中都是有效的。而且实证主义者也不应忽略如下事实： 在和他人交谈的时候，他总得预先假定——心照不宣地——逻辑法则在人类主体之间是有效的，因而另一个“我”的思想和行动有其实在的边界，且这是他身上显著的人类特征。[13]

思考和行动是人类之特质，为所有人所共有。人之所以能超越动物学意义上的人类，全在于这两个特征。至于思考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不属于人的行动学之研究对象。人的行动学只要能确认下述事实就足够了： 人类心智所能会通的只有一种逻辑，同时也只有一种为人类共同理解的人的行动方式。至于在别处是否还有其他人类（超人或低等人），且其思考方式和行动不同于我们，则远非人类心智所能想像。我们把研究范围限定为（地球）人的行动。

与人类思想密不可分的人的行动是由逻辑必然性决定的。人类心智不可能想像不同于我们心灵中之逻辑结构的逻辑关系。人类心智也不可能想像有一种其范畴不同于决定我们自身行动之范畴的行动模式。

人要掌握现象，只有两种原理可资使用，即目的论原理和因果律原理。凡不能纳入这两个范畴之一的东西，就绝对是人心之盲区所在。对人而言，任一无法由此两范畴之一解释的事物乃不可思议和神秘的。可以把变化看作机械因果律或有目的之行为的结果，对人心来说，不存在第三种解释。[14]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目的论确实可以被当做因果关系的一种，但这一事实并不抹杀这两个范畴之间的本质差异。

泛机械论的世界观，沉溺于一种方法论的一元论。它只承认机械的因果关系，因为它把任何认识的价值或至少高于目的论的认识的价值，仅归因于这种因果关系。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迷信。由于人之理性的局限、因果关系和目的论这两种认识原理都不是完全的，不可能传达终极知识。因果关系的探寻只不过是在无限中做一个回溯，而“无限”是我们的理性不能穷尽的。目的论的不足随着原动力之问题的提出而立即显现出来，这两个方法的任何一个，在其无法分析和解释的极据面前便立显无能。推理和科学探究永远都不能使心灵安逸，永远无法获得无可置疑的确定性，也永远无法达到对万事万物的完全认识。寻求此道之人，须寄托于信仰，并皈依某一教义或形而上学说而后力图心安。

如果我们不超越理性和经验的范围，我们就无法不承认人类同胞在“行动着”。我们不能由于流行的偏见和武断的见解，而忽视这一事实。日常经验不仅证明，用来研究自然环境的惟一适当方法是由因果关系这一范畴来提供的；它还同样使人信服地证明，我们的同胞也是行动之人。为了要了解行动，只有一种解析的方法可资使用，即对我们自身有目的之行为进行认知和分析。

对他人行动的研究和分析，与“灵魂”或“不灭之灵魂”的存在这两类问题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尽管经验主义、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反对任何灵魂学说，但它们对我们的问题却无任何补益。我们必须处理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拒绝把人的行动理解为有意义有目的的行为，我们能否在心智上把握人的行动。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企图将经验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人的行动。它们把人的行动解释为对某些刺激的反应。但这些刺激本身又不能由自然科学之方法来描述。每一描述它们的企图都涉及行动人加诸其上的意义。我们可以把某一商品的卖价说成是一种“刺激”，但是如果不进入行动参与者加诸此情况的意义层面，就不可能描述这一叫价的实质，并将其与其他叫价区分开来。人是受现实目标驱使的，任何诡辩术都不能否认这一事实。有目的的反应行为——也即行动，是我们这门科学的论题。如果我们无视行动人赋予某一情况（即给定的事件），及赋予其针对此情况采取的行为的意义，我们就无法切近我们的论题。

物理学家不应当去探求终极原因，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迹象表明，那些构成物理学论题的一切事物能够被解释为人之行动（用人的方法去达成某些目的）的结果。反之，对人的行动学学者来说，无视行动人意志和意图之运作也是不应当的（因为它们是给定的事实），否则，他就应停止其对人的行动的研究。很多时候（但不是经常），可以同时从人的行动学和自然科学的观点对相关事件进行考虑。但是从物理学和化学的观点来研究枪炮发射的人却不是人的行动学家。他对研究有目的的人的行为的科学所要阐明的那些问题是毫不措意的。

论本能的有用性

我们在研究人的行动时，只有因果律和目的论[15]两条路径可走。这一事实的证明是由本能之有用性问题来提供的。某些种类的行为，一方面不能由自然科学的因果关系法得到彻底解释，而另一方面也不能被视为有目的的人的行动。为了了解此种行为，我们不得不借助一种权宜之计。我们用准行动来描述这些行为的特征。我们称其为有用之本能。

我们观察到两件事： 首先，一个生物体天生就会有规律地对某一种刺激产生反应；其次，这一行为的良好效果就是增强或保持此生物体的生命活力。如果我能够把这种行为解释为有目的行动的结果，我们就能够称其为行动，并按照人的行动学之目的论的方法来处理它。但当我们发现在此种行为背后不存在任何意识作用之迹象时，我们只好假设有一种未知的因素——我们称之为本能——在起作用。我们说是本能在指挥着动物的准目的性行为，以及人体肌肉和神经虽然无意识但却有用的反应活动。但是，当我们假设这种尚未被解释的行为要素为一种力量并称之为本能时，我们的知识并未因此而增进。我们决不能忘记，本能这一词只不过是一种界标，我们无法超越这个界限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至少目前是如此。

对许多以前被归结于本能作用的行动过程，生物学已经成功地发现了一种“自然的”即机械的解释。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其他现象不能解释为是机械的或化学的刺激所引起的相应反应。动物所显示出的许多姿势是无法理解的，除非假设有一个什么指挥因素在作用。

行为主义用动物心理学的方法从外部来研究人的行动，这种企图是一个幻想。动物之行为，只要一超越了纯生理的过程（如呼吸和新陈代谢），就只能借助人的行动学的某些意义概念（meaningconcepts）来研究。行为主义者心怀“目的”和“成功”这些人类观念来接近其研究对象。他不情愿地把“有用”和“有害”这些人类概念运用于其研究对象。他在排除所有有关“意识”和“追求目的”等词语时，其实是在自欺。其实，他内心遍寻目的，而且对每一种态度，都用一种“被曲解的有用”之尺度加以衡量。人的行动科学——就其不是生理学来说——不能不涉及意义和目的。它不能从动物心理学以及对初生婴儿无意识反应的观察上学到任何东西。相反，动物心理学和婴儿心理学都离不开人的行动科学的襄助。不借助人的行动学的范畴，我们就无法想像和了解动物和婴儿的行为。

在观察动物本能性行为的时候，有些现象使我们大为惊异，而且会引起某些无人可以圆满解答的问题。然而动物甚至植物都会以一种“准有意的”的方式作出反应。这一事实，与人会思想会行动，与无机宇宙中那些物理学描述的功能性反应，以及与有机宇宙中生物活动的过程所显现的一样，都具有相同程度的不可思议性。作为我们心灵探索的根据，这些现象都让人称奇。

我们说的动物本能也是这样一种极据。如同运动、力量、生命及意识这些概念一样，本能这个概念，也只是一个指称极据的名词。断言之，它既不“解释”什么，也不指示某一原因或某一最终缘由。[16]

绝对目的

为了避免对人的行动学的范畴产生任何可能之误解，不妨再次重申以下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

人的行动学，如同人的行动之历史科学，都研究有目的的人的行动。如果它论及“目的”，所指的就是行动人所企图的目的。如果它谈到“意义”，指的就是行动人赋予其行动的意义。

人的行动学和历史都是人类心灵的显现，因而它们都受人类心智能力的限制。关于绝对的和客观的心灵意向，关于事物变化和历史演化过程中固有的客观意义，以及关于上帝或自然或世界精神（weltgeist）或天数（manifest desting）在宇宙和人类事物的驾驭中想实现的东西，人的行动学和历史并不假装知道什么。它们与所谓的历史哲学没有相同的地方。它们不像黑格尔、康德、马克思以及为数不少的另一些作家的著作那样，自诩能够破解生命和历史“真实的、客观的和绝对的”意义。[17]

植物人

有些哲学劝说人们把完全放弃一切行动作为人生的最终追求。他们视生活为绝对的恶，充斥着痛苦、烦恼和灾难；他们明确否认有目的的人类努力能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只有完全弃绝意识、意志和生命，才能得到快乐。走向幸福和解放的惟一途径，就是变得完全消极、不在乎、像植物那样无所作为。至善就是不思考、不作为。

这些乃是印度哲学，尤其是佛学以及叔本华哲学之精义所在。人的行动学不评论它们。关于任何价值判断和最终目的的选择，人的行动学持中立的态度。它的任务不是赞成或反对，而是描述。

人的行动学的对象是人的行动。它研究的是行动之人，而非变为一棵植物而无所作为的人。

[1]“datum”为“date”的单数形式。直译为资料、材料，作为论据之事实。此处译为“基据”有两个考虑，一是弥补“资料”、“材料”之俗，二是就其文中含义，它应该是作为人采取行动时所依据的任何有关的身体内外部的基础（本）事实，与佛学所说的“六识”相似。——译者注

[2]Lock，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ed. by Fraser （Oxford， 1894）， I， pp.331-333; Leibniz， 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 ed. by Fammarion， p.119.

[3]即“eudaemonism”，在伦理学中，此词用以指使幸福成为人的至善的“本人才能（或性格特点）的充分发挥”这一理论。通常认为幸福是伴随某些行为的心理状态。但18、19世纪英国的功利主义者边沁和穆勒则将幸福解释为快乐和没有痛苦。究竟幸福和快乐有何区别，至今尚无定论。——译者注

[4]即“hedonism”，是一种解释道德的性质和目的的伦理学说。它的极端表现就是享乐主义，其强调感官快乐是善恶的标准，追求物质的、肉体的享乐是人生的惟一目的。——译者注

[5]伊壁鸠鲁虽然也认为人的行动的目的就是从痛苦和恐惧中解脱出来，求得快乐。但他的伦理思想与享乐主义不同，他并不把快乐仅仅归于感性的肉体快乐。感性快乐是基础，但精神快乐高于感性快乐。这种快乐就是“肉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亦即“不动心”的至善状态。——译者注

[6]Feuerbach， Sammtliche Werke， ed. by Bolin and Jodl （Stuttgart， 1907），p.X，231.

[7]William McDougall，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 （14th ed., Boston， 1921）， p.11.

[8]Mises，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trans.by G.Reisman（New York，1960）， p.52ff.

[9]在这种情况下，起较大作用的是当时的环境，即有关的两种满足是不同时的： 一种是屈服于冲动所能预测到的；一种是避免不好的结果所能预期到的。参见第十八章第1—2节。

[10]正如作者文中所说，有些现象尚无法用科学去分析其存在的原因，是一种终极给定的东西。作者认为人的行动也属于这一类终极本体。本译法采用了夏道平先生1976年《人的行为》中译本中的译法（“极据”）。——译者注

[11]关于工资规律的错误，见第二十一章第6节以下部分；关于马尔萨斯理论的误解，见第二十四章第2节之内容。

[12]在第二章的第7、8两节我们将看到经验社会科学如何处理极据现象。

[13]Alfred Schutz， 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Vienna， 1932）， p.18.

[14]Karel Englis， Begrundung der Teleologie als Form des empirischen Erkennens （Brunn， 1930）p.15 ff.

[15]即“teleology”，是按照某种目的或结果来解释事物的学说。目的或结果也称为终极的因果关系，它不同于只以动力因作解释。——译者注

[16]“生命，是我们所不懂的一个最初原因，和一般最初原因一样；而且不是实验科学所要处理的。”Claude Bernard， Law Science experimentale （Paris， 1878）， p.137。

[17]关于历史哲学，参阅Mises， Theory and History， New Haven， 1957， p.159ff。

第二章　人的行动科学的认识论问题

1． 人的行动学与历史

人的行动科学有两个主要门类： 人的行动学与历史。

历史是对有关人的行动之一切经验基据的收集和系统性安排。它针对的是人的行动的具体内容。它研究人类面对复杂而多变环境所作的一切努力，以及含有偶然的、特殊的和个别意义的一切个人行动。它详细检验那些指导行动人的观念，以及行动所引起的后果。它涵盖了人类活动的每一个方面。既有通史，也有范围较窄的各种专史。有政治和军事行动史，有思想和哲学史，有经济活动史，有技术史，有文学、艺术及科学史，有宗教史、礼仪风俗史，以及人类生活其他领域的历史。有不属于生物学的人类文化学和人类学，有既不属于生理学，也不属于认识论和哲学的心理学，还有既不属于逻辑学，也不属于语言生理学的语言学。[1]

一切历史科学的主题都是过去。它们无法向我们传导对所有人的行动都有效的东西，也就是说不能被未来借鉴。研究历史虽然能使人聪慧审慎，但历史本身却无法提供任何可以用于处理具体事物的知识和技能。（接上页）历史学科更为普遍的观点来切入历史之经验。例如，狭义历史学仅研究某一城市，或某一特定时期的多个城市；研究某一人物或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Tubingen，1922，pp.513－600）中研究的是一般的市镇，也即研究有关市镇的全部历史经验，而不受历史时期、地域或人物、民族、种族及文明的限制。

自然科学也研究过去的事件。每一种经验都是过去事物的经验，决无未来经验可言。但是自然科学所赖以成功的经验是一种实验的经验，在实验中事物变化的个别因素可以分隔地观察。由这种途径累积起来的某些事实可以用于归纳，而归纳法作为一种特殊的推理程序，其实用性已得到证明，尽管其在认识论之特征化方面，尚有未圆满解决的问题。

人的行动科学所必须面对的经验，是一些复杂现象的经验。没有任何实验室适于做有关人的行动的实验。我们永远不能只观察一种变化因素，而视某事物之所有其他条件为不变因素。作为一种复杂现象的历史经验，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为我们提供一些在隔离条件下试验出来的“事实”。历史经验传导的信息，不能成为一种建筑材料，用以搭砌理论大厦，也不能据以预测未来事物。任何一种历史经验可以有数种解释，而且事实正是如此。

因此，实证主义和各种大同小异的形而上学派别的某些假设都是虚幻的。不可能按照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模式来改造人的行动科学。我们无法建立一种有关人的行动和社会事件的后（Posteriori）理论。自然科学在实验室试验的基础上，可以接受或拒绝某一假设。相反，历史则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对任何一般性陈述给予证明或反驳。在历史领域，一般性命题既不能由实验证明为实，也不能由实验证明为假。

生产活动中由许多因果关系交织而成的复杂现象，并不能检验任何理论。相反，此类现象的解释只能借助于已有的其他理论。就自然现象来说，对某一事物的解释，决不应该与那些已经由实验充分证实了的理论相左。就历史现象而言，就无此种限制。史评家可以自由而武断地解释某些历史现象。只要存在需要解释的事物，就有人会特意不遗余力地、想当然地捏造某些不合逻辑的理论。

在人类历史领域里有一个由人的行动学所提供的限制，它类似于那些经实验检验过的理论，禁止任何自然科学家阐释个别的物理、化学及生理事件的企图。人的行动学是一门理论的和系统的科学，而非历史。它的范围就是人的行动本身，而不顾及与具体行动有关的一切偶然的和个别的环境。它的知识是纯形式的和一般的，不涉及真实事件的实质内容和个别特征。它谋求的知识，要在条件完全符合它的假设和推理的所有场合都能适用。它的某些陈述和命题不来源于经验，而是像逻辑学和数学的陈述与命题一样演绎而来。对于它们，经验和事实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它们从逻辑和时间上讲，都先于对历史事件的任何理解。它们是了解历史事件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不能在事物演化过程中理解任何现象，能见到的只有千变万化和杂乱无章。

2． 人的行动学的形式和演绎特征

现代哲学的一个流行趋势，就是否定任何先验性知识的存在。据称，所有人类知识都来源于经验。这种态度，可以被轻易地理解为一种对神学之泛滥，以及对历史和自然哲学之虚妄的矫枉过正。正是形而上学家急于靠直觉去发现道德教条、历史演进之意义、精神与物质之性质以及驾驭物理、化学和生理事件的诸般法则。他们的轻浮臆测，表露出他们对注重事实之知识的轻率否定。他们深信，无需借助于经验，理性就能解释所有事物并回答所有问题。

现代自然科学将它们的成功归功于观察和实验之方法。毋庸置疑，仅就它们对自然科学之程序的描述而言，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正确的。但如果它们否认任何先验知识，并视逻辑学、数学及人的行动学为经验的和实验的学科的一种，或不过是些同义反复，那么，它们同样毫无疑问的完全错误。

关于人的行动学，哲学家的错误认识通常来源于他们对经济学的完全无知，以及他们对历史知识惊人的贫乏。在哲学家的眼里，研究哲学问题是一庄严肃崇高的圣业，决不能沦落到与敛财置业为伍。哲学教授对以研究哲学为谋生手段的现实怨恨无比。他一想到自己居然与工匠和农民一样地为稻粱谋，就感到无地自容。金钱的事是卑贱的，哲学家探讨的是真理和绝对永恒的价值一类崇高的问题，万不应该用经济学问题来玷污其心灵。

思想里是否有一些先验性成分——即那些思想过程中必要且必然具备的一些心智条件，它们先于任何实际的概念或经验而存在——的问题，决不能与“人如何获得他特有的人类智力”这一发生学问题混淆。人的确由那些不具备这种智力的“非人远祖（nonhuman ancestors）”衍化而来，是因为后者具备某些潜能，在经过长期的演化后，终于把人类变成理性的动物。这种转变的实现，受益于不断变动的宇宙环境积世累代的影响。因而经验主义者得出结论： 人类理性的某些基本原理是经验之结果，它体现了人类对其环境条件的适应。

紧随着这一观念，可以推导出另一个结论： 在我们的前人远祖（prehuman ancestors）与我们人类之间有某些不同的启蒙阶级。尽管尚未具备人类的智能，我们的远祖却肯定会一些初步的推理。当时虽然还不存在一种逻辑的心智，但一种前逻辑（或非完全逻辑）的心智是有的。他们那些杂乱而不健全的逻辑功能，正是一步一步由前逻辑阶段向逻辑阶段演进的。理性、智能和逻辑皆历史现象。逻辑之有历史，正如技术之有历史。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相信，我们今天熟悉的逻辑是智力演进的最终阶段。人类的逻辑是介于前人非逻辑（nonhumam nonlogic）与超人逻辑（superhumam logic）之间的一种历史状态。理性和心智，作为人类生存竞争中最为有效的装备，同样卷入动物学事件之川流不息的演化洪流。它们既非永恒，也非不可变。它们逝如朝露。

进言之，毫无疑问，每个人在其自身演化过程中所重复的，不仅仅是生理学意义上的质变——从一个单细胞变成一个高度复杂的哺乳动物，而且也是精神上的质变——从一个纯粹植物的和动物的存在变成一个有理性能力的心智的存在。这种变化不是在生前的胎孕期里完成的，它只能是新生儿在出生后逐渐感悟人之意识的过程。因此，每个人都从其漆黑蒙昧的幼年开始，一步步跨越人心逻辑结构形成的各阶段。

再者，就动物而言，我们已充分意识到在人类理性与动物脑和神经的反射作用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直感到，在动物身上存在某些为理解事物而极力抗争的力量。它们像囚犯一样，急切地想摆脱无尽黑暗的劫难和无法躲避的被动性。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体察，是因为我们也身处同样的情形： 冲击我们心灵的局限而总是无功而返，追求对事物的完全认知而终不可及。

但是先验性问题却有不同的特征。它不探究意识和理性如何产生的问题，它涉及的是人类心智逻辑结构的本质和必要的特征。

基本的逻辑关系无所谓证实和证伪。每一种证明它们的企图，都必须预设它们为有效。对一个本不具备逻辑能力的人解释何为逻辑关系，可谓对牛弹琴。因而遵照定义规则来给逻辑关系下定义，注定是要失败的。它们是在任何名义的或实质的定义之前就存在的某些最初命题，是一种极终的不可分析的范畴。人类心智决不能想像不符合逻辑范畴的逻辑范畴。不管它们对所谓超人意味着什么，就人而言，某些基本的逻辑关系是不可避免而且是绝对必要的。它们是知觉、统觉和经验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基本逻辑关系也同样是记忆的先决条件。自然科学偏好把记忆视为一种较一般的现象。不错，每个生物体都会保存早期刺激的效果，无机物的现状是由其过去所受的一切影响效果而形成的。自然，宇宙的现状来源于其过去。所以在一个不太恰当的隐喻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 我们地球的地质结构保留着一切早期宇宙变化的记忆，而一个人的躯体则是他祖先的和他本身一切命运和沧桑的积淀。但是记忆完全不同于宇宙演化在结构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它是一种意识现象，因而它以先验性逻辑为前提条件。心理学家曾迷惑于人的不记得胎孕期和哺乳期任何事物的现象。弗洛伊德试图将这种失忆现象解释为不愉快的回忆受到压抑。其实，那是因为无意识状况下没有什么可资回忆的。动物的自动性和对生理刺激的无意识反应，对于胎儿和婴儿，乃至对成年人来说，都不会成为可回忆的材料。只有意识状态才能被回忆。

人之心灵并非一块白板，任由外部事件将自己的历史书写其上。人心是用一整套理解现实的工具来装备的。人在由变形虫进化到目前状态的过程中逐渐获得了这些工具，即其心灵的逻辑结构。然而这些工具必然先于任何经验而存在。

人不仅仅是一种完全受环境支配的动物。他同时是一个主动的行动人。而且行动范畴也必然先于任何具体行动而存在。

人不具备想像相悖于逻辑关系、因果关系和目的论原则之范畴的创造性能力，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称为“方法论的先验论”。

每个人在其日常生活中一再证明思想与行动之范畴的不变性和普遍性。他与人交谈，向人传递信息或说服他人，向别人提问和回答别人的问题，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可求助于为世人所共存的东西——即人类理性的逻辑结构。“A即为非A”或“取A舍B即为取B舍A”之类的想法，对人之心智来说，简直不可想像，荒唐之极。我们无法理解任何前逻辑或后逻辑的想法。我们不可想像一个没有因果关系和目的论原则的世界。

在人类心智可以企及的境界之外，是否还有其范畴不同于人类思想和行动的境界存在，这个问题对人来说并不重要。没有任何知识能从这种境界输入到人类心智里。某些事物本身是否不同于它们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否还有我们无法想像的世界和我们不能理解的观念？提这些问题毫无益处。这是些超出人类知识范围的问题。人的知识受限于人之心智的结构。如果我们的知识选择人的行动作为探究的对象，那么它就只能是一些人心所固有的行动范畴，而且是人心对外在变化世界的投影。人的行动学所有的定理就指的是这些行动范畴，它们也只有在这些行动范畴的运行轨道内才有效。这些定理并不自诩能够传达任何有关梦想不到的世界和关系的信息。

因此，“人的行动学属于人类”的说法有两重意义，其一，它声明它的定理，在各种限定的范围内对所有人的行动均普遍有效；其二，它只研究人的行动，而不奢求关于非人（次人或超人）行动的任何知识。

所谓原始人逻辑的异质性

相信列维·布留尔[2]的著作能够支持以下一种学说是一普遍的误解： 原始人心智的逻辑结构绝对不同于文明人的。相反，在对人种学全部可利用资料详细研究的基础上，列维·布留尔有关原始人心智功能的报告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基本的逻辑关系及思想和行动的范畴，在野蛮人的心智活动中与在我们自身生活中起的作用并无差异。原始人的思想内容虽然有别于我们，但形式的与逻辑的结构在两者之间是相同的。

的确，列维·布留尔本人也主张原始人的智能在本质上具有“神秘的和前逻辑”的特征；以及原始人的集体表象受制于“互渗律（law of participation）”，因而与矛盾律毫无关系。然而列维·布留尔对前逻辑思辨和逻辑思维作的区分，指的是思维的内容，而非思辨的形式和结构。因为他曾说，即使在我们这样的人之间，受制于“互渗律”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之间的关系，与那些受制于推理律（law of reasoning）的观念及其关系是同时并存的，尽管它们之间多少有些相互独立和有些差异。换言之，“前逻辑的和神秘的心智与逻辑的心智天生就是并存的”。[3]

列维·布留尔把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贬至前逻辑心智的境界。[4]现在，关于基督教的教条以及神学对它们的解释，都可以提出而且已经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但是从没有人敢说基督教的早期宗师和哲学家——例如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心智的逻辑结构与当代人的绝对不相同。一个相信奇迹的人和一个不相信奇迹的人，他们之间的争论只涉及思想的内容，而不涉及思想的逻辑形式。一个努力想证明奇迹的可能性和真实性的人也许会误入歧途。但要去揭示他的错误——正如休谟和穆勒的那些天才论著表现的——确实不比揭露任何哲学的和经济学的谬误面临更少逻辑上的复杂问题。

一些探险家和传教士写道，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原始人对所有事物只具有一些最粗浅的感知，而且只要可能，他就会尽力避免去作进一步的推理。[5]欧洲和美国的一些教育家有时也报道他们的学生有同样的情形。关于尼日尔的莫西土著，列维·布留尔引用了一位传教士的观察报告：“和他们交谈的话题仅限于女人、食物和收成（雨季中的话题）。”[6]但是我要问，许多现代人及牛顿、康德和列维·布留尔当时的邻人们，难道还能谈些其他的问题吗？

列维·布留尔研究工作的结论，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作最佳概括：“正如我们一样，原始人的心智迫切寻求的也是事物的理由，但他们探寻的方向却与我们不同。”[7]

一个急于获得好收成的农夫，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可能会选择各种不同的方法。他也许会举行某些魔术典仪，也许会朝山进香，也许会献一柱蜡烛给他的守护神塑像，或者使用更多更好的肥料。但无论他做什么，那都是行动之一种，也即使用手段以达到目的。魔术在广义上也是一种技术。驱邪也是一种着意安排的有目的的行动，只不过作为其基础的世界观，被绝大多数现代人称之为迷信，因而被认为不适当。但行动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行动系由一个正确的理论、一个可成功的技术来引导，也不意味着它能实现追求的目的。它仅仅意味着行动人相信他采用的手段将产生期望的效果。

人种学或历史都不能提供与下述论断相矛盾的事实： 心灵的逻辑结构对所有的人——不分其民族、年龄及国家都是一致相同的。[8]

3． 先验与实在

先验的推理，纯粹为概念的和演绎的。除了同义反复和分析判断外，它别无产物。它的所有含义都逻辑地来源于其前提，且早已蕴涵在后者之中。因此，按照对它的普遍指责，它对我们的知识无任何补益。

所有的几何定理都已蕴涵在那些公理里。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概念，已经包含了毕达哥拉斯定理。这一定理是一句同义反复语，它的演绎导致一个分析的判断。尽管如此，任何人都不能从一般的角度说几何学，同时从特定的角度说毕达哥拉斯定理不增进我们的知识。来自纯粹演绎推理的论知也有创造性，并为我们的心智打开通向此前封闭的思想禁区。演绎推理的重大任务，一方面是把那些蕴涵在某些范畴、概念和前提里的一切都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是让我们知道它们其中不蕴涵什么，使被掩盖的，以前不知的东西清晰地浮出水面。[9]

在货币的概念里已经蕴涵了货币理论的全部定理。货币数量理论并没有增加我们有关货币概念未包含的任何其他知识。但它是在转换、发挥和扩展货币概念。它只是分析，因而如同毕达哥拉斯定理与直角三角形概念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也是一种同义反复。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货币数量理论的认知价值。一个缺乏经济学推理训练的人，仍不清楚什么是货币数量说。为了解决与此有关的问题，人们付出了许许多多的然而是徒劳的努力，这说明人类现存的知识是得来不易的。

不能向我们传递有关真实的充分知识，并非先验科学体系的缺陷。虽然它的概念和定理是帮助我们开辟途径，接近真实并完全理想的精神工具，但它们本身并非已经是有关万事万物的全部真知。理论与对生活和变化之真实的理解之间不存在对立。没有理论，即没有关于人的行动的一般先验科学，就不能做到对真实之人的行动的任何理解。

理性和经验的关系，很久以来就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像其他一些知识批判问题一样，哲学家只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接近这一问题。他们无视人的行动的科学。对人的行动学来说，他们的贡献派不上用场。

在处理经济学认识论问题的时候，人们习以为常的是采用某种自然科学的解决办法。有些著作家推举庞加莱[10]的约定论。[11]他们把经济学推理的前提视为语言学的和假设的陈规。[12]其他一些人又倾向于默认爱因斯坦提出的观念。爱因斯坦这样问道：“数学——不依赖于任何经验的人类理性的产物——怎么能如此天衣无缝地合乎客观实在呢？”而他自己的答案是：“只要数学定理言及实在，这些定理就不可靠；只要它们是可靠的，它们就不言及实在。”[13]

然而，人的行动科学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所有按照自然科学范式，急于建构人的行动科学之认识论体系的著作者，都会犯可悲的错误。

作为人的行动学研究对象的真实事物即人的行动，与人类理性具有同一个来源。行动和理性同源同质；它们甚至可以被称为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理性之所以有能力通过纯粹的推理认清行动的特征，正是因为行动实乃理性之衍生物。经由正确的人的行动学推理而获得的那些定理，不单单如正确的数学定理一样完全可靠和不容争辩，而且以其必然无疑的可靠性和非可辩性，通过定理从容俯瞰历史和现实中的真实行动。可见人的行动学传达的是真实事物的真知灼见。

人的行动学的起点不是公理的选择，也非研究方法的决定，而是关于事物本质的深思熟虑。绝不存在不充分而完全体现人的行动学范畴的行动。同样，手段和目的、成本和收益未作明确区分的行动，也无法想像。决不会存在仅仅是近乎或不完全合乎“交换”这一经济范畴的任何事物。要么是“交换”，要么是“非交换”。而且对交换而言，所有关于交换的一般定理，随同它们的一切含义，都绝对有效。决不可能发生从交换到非交换或从直接交换到间接交换的转化。所有的经验都不会与这些论述相冲突。

这样的经验之不可能出现，是因为所有与人的行动有关的经验都以人的行动学的诸范畴为条件，且只能借助这些范畴的应用才成为可能。如果我们心中不存在由人的行动学推理提供的图式（scheme）[14]，我们就永不能识别和了解任何行动。我们可以感知到某些活动，但对买和卖，对价格、工资和利率等却一无所知。正是通过人的行动学图式的应用，我们才有可能在获得有关买卖行动之经验的同时，又无碍于我们的感官对任何他人行动和外在世界非人类因素的感知。缺乏人的行动学知识的帮助，我们决不可能对交易媒介有任何的理解。如果我们接触铸币时并不预先具备有关的知识，我们所见的除了一堆金属圆饼外，别无他物。有关货币的经验的产生，必须预先对人的行动学中的“交易媒介”范畴稔而熟之。

有关人的行动的经验之不同于有关自然现象的经验，在于它要求相关人必须预先具备人的行动学的知识。自然科学的方法之所以不适合人的行动学、经济学和历史的研究，原因正在于此。

当确信人的行动学之先验性的时候，我们并不打算草创一门不同于传统人的行动科学的新科学。我们并不主张人的行动的理论科学“应该”是先验的，而是说它确“是”如此，且“总是”如此。任何一种探究人的行动问题的企图，都必然离不开先验性推理。在讨论某一问题时，参与者无论是追求纯知识的理论家，抑或那些急切盼望了解周围变故，发现何种政策或个人行为最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政客、政治家和一般公民，在应用先验性推理方面，都无任何差异。开始讨论的时候，人们也许会纠缠于某些具体经验的意义，但争论必然会跨越有关事件偶然的环境因素，转而对基本原则的分析，并不知不觉地把那些引起辩论的客观事件彻底排除在外。自然科学史就是那些被经验所否定的理论和假设的记载。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被伽利略推翻的旧力学之谬误，以及燃素理论（phlogiston theory）[15]的命运。经济学史中则没有类似事件的记载。在逻辑上互不相容的一些理论，往往被其捍卫者用同一事件来证明为有经验的支持。而事实是这样的，一种复杂现象的经验——人的行动领域里没有不复杂的经验——总能用各种相反的理论来解释。至于各种解释是否让人满意，就须取决于对那些事先凭先验推理而成立的有关理论的鉴别。[16]

历史不能教授给我们任何通则、原则或法则，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从历史经验的果因倒溯中抽象出有关人之行为和政策的任何理论或定理。历史的资料，如果不能由系统的人的行动学知识来澄清、调整和解释，那就不过是一堆大杂烩而已。

4．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

人的行动学研究的是每一“个”人的行动。只有在其更深入的研究过程中，才能获得有关人类合作的知识，而社会行动才被视为更普遍的人的行动范畴之一特例来对待。

这一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遭到各种形而上学学派的猛烈攻击，并被诬蔑为一种唯名论（nominalism）[17]的谬误。批评者说道： 个人这一概念是一种空洞的抽象。实在的人，必然成为社会整体之一员。我们甚至无法想像，一个人可远离其他人类又不与社会发生联系而存在。人之为人，乃社会进化的产物。理性，作为人最显著的特征，只有在社会互助的框架里才会出现。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不依赖于语言所表达的概念和观念。而语言显然是一种社会现象。人总归是某集体中的一分子。无论从逻辑上和时间关系上看，社会整体都先于其部分或单个成员，因而对个人的研究理应次于对社会的研究。对人类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惟一适当的方法，就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或集体主义。

但是在我看来，逻辑上看整体和部分究竟谁先谁后的争论是白费工夫。从逻辑上说，整体和部分这两个概念是相互关系的。作为逻辑的概念，它们都与时序无关。

就中古烦琐哲学赋予它们的意义来说，实在论（realism）[18]和唯名论之间的对立，也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就人的行动而言，社会之真实存在乃天经地义，不容争辩。谁都不敢否认民族、国家、市镇、政党及宗教团体成为人类事物演进的决定性因素。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远离所谓集体主义之纷争，却把对整体之形成、消解、变迁及运作的描述和分析，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也只有选择个人主义的方法，才能完满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的行动都是由个人作出的。一个集体的行动得以通过某一成员或少数几个成员表现出来，而后者的行动是作为第二资源与整个集体相联系的。正是行动之个人及受其行动影响的所有人赋予某行动的意义，才决定该行动的特性。也正是这种意义把个人行动与国家和城邦的行动区别开来。本来是刽子手而不是国家对罪犯执行死刑，正是那些相关者所赋予的意义，把刽子手的行动推定为国家的行动。至于一群武装了的人占领了某地方，也正是那些相关者所赋予的意义，不把这种占领行动归咎于这群官兵，而推定为其国家之所为。如果我们仔细探究各种个人行动的意义，就一定能从中获得整个集体行动的知识。对一个社会群体而言，在个体成员行动之外就无所存在了。集体的生活体现在组成此集体之个人的行动之中。无法想像任何一个社会群体能不借助其个体成员的行动而有所行动。因此认识集体的方法要从个人行动的分析开始。

作为一个会思考、会行动的动物，人自其前人阶段演化而来时起，就已经是一个社会的动物。理性、语言和合作的演进也是同一个过程的产物，它们必然密不可分。但这一过程发生于个人之间。它存在于个人行动的变化之中。没有个人，这一过程就没有其他事物可以发生，没有人的行动，就没有任何社会基础。

民族、国家和教会的存在，以及劳动分工的社会合作之可能，只有从某些个人的行动中才能体会出来。没有人可以无视国民而感觉到国家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社会群体来自个人之行动。这并不意味个人在时间上先于社会，它仅仅指的是个人的特定行动构成了集体。

一个集体是否由其成员或更多的东西加总而成？它是否一种自成一体的存在？谈论它的意志、计划、目的和行动并赋予它一个特殊的“灵魂”是否合理？这些问题都无需讨论，它们都是些无用的学究式的唠叨。一个集体只是诸个体之行动的一个特殊面，因而是决定事物发展的真实存在。

以为能够看得见集体的存在，是一种幻想。集体是永远无法看得见的；它们的被认识，往往是一种理解——对行动人赋予其行动之意义的理解——的结果。我们能看见聚集在一块的人群。至于这群人仅是乌合之众（gathering or mass，就现代心理学使用该词的意义而言），还是有组织的团体或其他任何一种社会实体，则是一个对这群人本身赋予其当时混迹其中之意义的理解之后，才能回答的问题。而且这种意义通常是个人的意义。不是感觉，而是理解，一种心理过程，使得我们认识到社会团体的存在。

那些企图从集体单独入手研究人的行动的人，总要遭到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即事实上一个人有可能同时属于并且确实属于几个集体（最原始部落的始民除外）。由多元社会并存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冲突而引发的一些问题，只有借助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才能解决。[19]

我和我们

“我”（the Ego）是行动者最小单元。它无疑是给定的，不能用任何推理和诡辩来消解。

“我们”（the We）则通常是把两个以上的“我”累加起来的结果。如果某人说到“我”，就不必对其意义作更深的探究。同样，关于“你”（the Thou）或“他”（the He），如果指的人是确定的，也无须进一步探究其意义。但如果某人说到“我们”，则需要更详细的信息才能指明谁是“我们”（Egos），“我们”又包括了谁。说到“我们”的，通常是某某个人，即便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也仍然是某某个人在出声。

“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为自己而行动，此外“我们”无所作为。他们，或者全体一致行动，或者其中一个为全体而行动。在后一种情况下，其余人众的合作可以造成一种情势，使得一人的行动对他们也有效。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社会团体的公务人员才是为全体成员而行动，某个人的行动与集体诸成员有关，乃是以后者的指使或许可为前提的。

心理学分解“我”，并把“我”说成一个幻觉，这种良苦用心是徒劳的。人的行动学里的“我”无可置疑。不管何人，也不管他会变成什么人，只要他在选择，在行动，他就是一个“我”。

我们必须从“逻辑的多数”（the pluralis logicus）（以及从“庄严的合乎礼仪的多数”merely ceremonial pluralis majestaticus）中把“光荣的多数”（the pluralis gloriosus）区分开来。如果一个从未尝试过滑雪的加拿大人说“我们是世界上最棒的曲棍球手”，或者一个意大利人自豪地说，“我们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画家”，不会有听者被愚弄。但是牵涉到政治经济问题时，“光荣的多数”就演化成“帝权的多数”（pluralis imperialis），并因此为接受国际经济政策理论铺平了道路。

5．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原则

人的行动学只从个人行动开始其研究。它不笼统地研究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行动，而是研究某确定之人在确定时间和确定地点所采取的具体行动。虽然如此，它却并不关心该行动的偶然性和环境特性以及异于所有其他行动的地方，它只研究行动本身所普遍必要的因素。

普遍主义哲学，自古以来就堵塞了理解人的行动问题的路径，而当代普遍主义者更是摸不到理解这些问题的门道。普遍主义、集体主义以及概念实在论，仅着眼于行动的整体性和一般性。他们所臆想的是人类、民族、国家、阶级，是善与恶、是与非以及所有类别的物品和欲求。例如，他们会问： 为什么“金”的价值会高于“铁”？所以，他们永远不能找到答案，反而陷入二律背反或矛盾。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那个甚至使古典经济学家之著作都为之减色的价值学说。

人的行动学则问： 行动中发生了什么？一个人彼时彼地，此时此地或于任何时地在行动，这句话是何意思？他选择此而放弃彼会有何结果？

选择的行动通常是选择者在各种机会面前所作的一个决定。人们永远不会在善恶之间选择，而仅仅在我们基于某一常用观点而名之曰“善”或“恶”的两种行动方式之间作出选择。一个人决不会在一般意义上的“金”和“铁”之间作选择，而通常只在一定量的金和一定量的银之间选择。每一个单独行动严格受到其某些直接后果的限制。如果我们要求得到正确的结论，我们必须首先关注这些限制。

人生是一连串不间断的单独行动，但这各种行动决不是孤立的。多个行动相互链接成一个更高层次的行动，以实现一个更高远的目的。每个行动都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一个远大行动中的一部分，是在完成那远大行动预期之目标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就其自身要实现的目标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行动整体。

不言而喻，一个远大的行动或一个局部的行动是否仅指向一个更直接的目标，取决于行动人当时要实现的那个计划的规模。人的行动学不必重复那些形态心理学（Gestaltpsychologie）已经提到过的问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大事业的完成总得从部分工作做起。一座大教堂当然不是由许多石块随意堆砌而成，但建成一座大教堂的惟一前提却是在一石块上砌上另一石块。对泥瓦匠而言，大教堂只不过是一面面墙，对石匠而言，大教堂则只是一块块石头而已。人的行动学重视的一个事实是： 成就伟大抱负的惟一方法，是从基础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做起。

6． 人的行动的个性和变动性

人的行动的内容，即要实现的目的，选择的手段以及将这些手段用于目的的实现，是由每一位行动人的特质决定的。个人是漫长的物种演化过程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生理遗传特征得以形成。他生而为其祖先的苗裔和子嗣，先辈的所有经验沉淀都是他继承之遗产。呱呱坠地之时，他并未进入这泛泛世界，而只是投入一个有限的环境。先天的生物特性和后天生活的影响，使一个人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见到的样子，这就是他的命运和造化。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他的意志是不“自由”的，决定于他的生长背景，以及他自己及其祖先受到的一切外来影响。

遗传与环境，支配着一个人的行动。它们赋予他目的与手段。他不单作为一个抽象观念的人而生活，而是作为他的家庭、他的种族、他的同胞以及他的同辈中的一员而生活；同时他还可以作为国家的一个公民，一个特定社团的会员，某一行业的从业者，某一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的以及政治理想的信仰者，以及作为政党党争和论战的一个参与者。他本人并不创造他的思想和价值标准，而是从其他人那里借过来。他的意识形态是他所处环境迫使他接受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具有产生新的原创性思想并且改变传统信条的天赋能力。

平凡的人不会去思索那些人生大问题。在大问题面前，他只是仰视他人的权威，他按老实人的行动方式去生活，正如羊群中的一只羊。正是这种心智上的惰性使一个人成为一个凡人。但凡人也选择。只不过他选择了传统的或他人遵循的行动模式，因为他深信不疑，这种行动定式最适于获得他自己的福祉。而且他也准备改变自己的意识，从而改变自己的行动模式，一旦他相信这样做更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时候。

一个人的日常行动，大部分是简单的例行行动。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用不着特别上心。他之所以重复诸多琐事，乃因为他自幼以来就被训练得如此，因为别人也这样做，还因为他生活的环境之俗使然。他养成这些习惯，并发展成一种自动反应。但是，他之所以偏好这些习惯，仅仅因为他喜欢这些习惯的效果。一旦他发现恪守旧习有碍于他实现更惬意的目标，他就会改变态度。一个在清洁水域生长的人，习惯于毫无顾忌地喝水、漂衣以及洗浴。而当他到一个水源被病菌污染了的地方，他就特别注意那些从来没有过的烦心事。他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下意识地行动，以免伤害自己。在正常情形下，一种行动似乎是自发表现的，但这一事实并不表明这种行动来自一种有意的和精心的选择。遵从一种可能被改变的习惯，也是一种行动。

但人的行动学不关注行动变化之内涵，它只探究行动的纯形式以及它的范畴结构。基于对人的行动之偶发性和境生性的研究，乃是历史的使命。

7． 历史的范围及其特殊方法

对一切有关人的行动之经验资料的研究，即历史的范围所在。史家收集并批判性地筛选所有可利用的资料。在这些种证据的基础上，史家开始他的本行工作。

有人说，历史的任务是陈述已往事件如何真实地发生，而不附带任何假说和价值判断（即对一切价值判断持中立态度）。史家的报告应该是过去事件的一种逼真影像，一种心智性的照片；对任何事件都作完整和不偏不倚的描述。它必须把以往事件的特征一览无遗地再现于我们的心灵前。

但过去的真实再现，实非人力所能及。历史不是心智的复制品，而是借助诸多概念对过去的一切进行浓缩性的陈述。史家不会简单地让历史事件自己说话，而是按照他已有的理念来梳理这些事件。这些理念构成他用于叙述之一般观念的根基。他报告的并非所有发生过的事实，而仅是些关键事实。他接触历史资料时并非毫无假定，而是以他所处之时代的全部科学知识作装备，也即利用了当时所有的逻辑学、数学、人的行动学及自然科学的成就。

显然，史家必须不存任何价值或党派的偏见。那些把历史事件作为党派利益之争之武器库的作者不是史家，而只不过是鼓动家和辩护者。他们渴求的不是知识，而是为其党派之主张寻找论据，是为某一形而上学的、宗教的、民族的、政治的或社会学说的独断信条而争斗。他们盗取历史之名，掩饰自己的作品以欺骗世听。一位史家必须首先致力于求得真知。他必须避免任何偏颇。在此意义上，他必须对任何价值判断保持中立。

这种“价值中立”的主张，在演绎科学——逻辑学、数学、人的行动学——和实验自然科学的领域里很容易实现。逻辑上说，在这些科学的无偏见的学术与那些迷信的、成见的以及情感所歪曲的学术之间划一条明显的界限并不困难。而在历史论述中要遵守价值中立原则却困难得多。因为历史之题材，无论是具体而偶然的抑或环境使然者，均为人的行动的内容，均为人们之价值判断及其向变动中之事实的投射。史家活动的每一步骤，都关乎价值判断。那些其行动被他报告的人们的价值判断正是他要研究的基料。

有人说史家自身也免不了价值判断。没有一个史家——即使是质朴的编年史家或新闻记者——能把一切事件描写得如它们所发生的那样。他必定有所偏向，只选择那些他认为值得记述的事件而置其他事件于尘封之中。这种选择本身就被认为是一种价值判断。历史事件的记述必以史家的世界观为限，因而不可能不偏不倚，终将流于成见之果。历史不外是被歪曲的事实而已；它决不会是真正科学的。真正的科学在各种价值及倾向面前是中立的，它只求发现真理。

当然，史家在选择事实时掌握的自由裁量权，无疑会被滥用。史家的选择囿于党派偏见，这是可能并且确已发生的现象。然而，此外涉及的问题远比上述我们相信的说法更为复杂。它们的解决必须求助于对历史方法更彻底的研究。

在处理某一历史问题时，史家借助于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尤其是人的行动学提供的一切知识。但是，这些非历史学科的心智工具对史家的工作而言是不足以资用的。对他而言，它们虽是不可或缺的辅助，但它们本身却不能解答史家关心的那些问题。

历史之进程，系由个人行动及其结果而决定的。行动则决定于行动者个人的价值判断，也即他们渴求实现的目的以及为实现此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手段的选择是行动者个人具有的全部技术性知识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从人的行动学或自然科学的观点评价适用手段的效果是可能的，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有待阐明的问题无法借助于现成的手段。

历史的特殊任务，乃用一特殊方法去研究那些不能靠所有其他学科来分析的价值判断和行动之效果。史家的真正问题在于尽量真实地解释发生过的事件，但他总不能够仅以所有其他学科提供的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在他要处理的每一问题的底层，总有些成分是无法用其他科学之原理来分析的。正是这每一事件的个别和独特的性质，要由“理解”（understanhing）[20]来研究。

作为每一历史事实之根基的独特性或个性，当由逻辑学、数学、人的行动学以及自然科学提供的所有解释手段对它都无济于事时，它就成为一种基据。相对于某些自然科学对于它们自身的基据无能为力，历史能够使其基据变得可以理解。虽然不可能解析出这些基据的原因——如果可能的话，也就无基据可言了——史家却能够理解它们，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人。在伯格森的哲学里，这种理解被称为一种直觉（intuition），也即“为着鉴定某一事物的独特性，因而是一个人借以进入这一事物内部的那种不可形容的感应”。[21]德国的认识论把这种行动称为“精神科学的特殊理解”（Geisteswissenschaften），或简称为“理解”（verstehen），这就是那种50所有的史家和所有其他的人，在评论人类往事和预测未来之时常用的方法。“理解力”的发现和界定是现代认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它既不昭示着一门新科学（眼下尚不存在而有待建立）的诞生，也不够为任何现存的科学推荐一个新的方法。

“理解”决不能与“承认”（approval）相混淆，即使那只是极有限和偶然的。史家、人种学家和心理学家有时记录某些令他们厌恶的行动，但他们只是将其作为一种行动来理解，也即解析它们的潜在动机和被使用的技术的和人的行动学的手段。去理解某一行动，并不等于为该行动辩护或谅解它。

同样，“理解”也不应与“美感”相混淆。“移情”（tmpathy）和“理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一件艺术品，断定它的源出，它的意义以及它在世事沧桑中的重要性，与从情感上把它当做一件艺术品来欣赏，这完全是两回事。你可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一座教堂，也可用热情欣赏者甚或无动于衷的观光客的眼光去看同一座教堂。同一个人可具备两种反应方式，一是美的激赏，一是学究式的理解。

“理解”能够确认的一个事实是： 某人或某集团在从事某一特定行动时，是基于某种特定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并指向某些特定的目的，且运用某些由特定技术的、健康学的和人的行动学的原理提示的特定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的。它更进一步地极力预测由某一行动引发的后果及这些后果的强弱，以及极力对每一行动在其过程中的相关因素加以发掘整理。

凡是逻辑学、数学、人的行动学和自然科学不能完全解释的现象，就其无法说明的那一部分，都可纳入“理解”的范围。 但“理解”决不与所有这些学科的知识相抵触。[22]魔鬼现形于人世间，见诸无数对其他事件有可靠记载的历史文献。许多法律在合法程序中根据证人的证词和被告人的口供，也曾确认过有魔鬼奸淫女巫的事实。但是，如果某位史家想求助于“理解”来证明魔鬼并非人脑狂想之幻觉，而是真正的存在并干预人间事，他注定要失望。

就自然科学而言，这固然是公认的，但关于经济理论，有些史家却持有不同的态度。他们企图以那些证明了一些事件与某些经济学定理相矛盾的文献来反对这些理论。他们没有认识到，一些复杂现象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任何定理，因而无法作为反对任何理论表述的证据。经济学之所以有存在价值，仅仅因为经济理论有能力解释经济行动。如果没有经济理论，则有关经济事实的报告不过是些不相关联的，可以作任意解释的资料的堆积而已。

8． 概念化与理解

人的行动诸科学的任务，是去探索人的行动的意义及其有关的东西。他们为此目的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方法： 概念化与理解。概念化是人的行动学的心智工具；而理解则是史家特有的心智工具。

人的行动学的认知是概念的认知。它指的是人的行动必需的条件，它是一种全称命题的和范畴性的认知。

历史的认知，则涉及每一事件或每类事件的独特性和个性所在。借助于由其他科学所提供的心智工具，它首先要分析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每一客体。在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后，它面对的是它自身的特殊问题： 如何用理解的手段对具体案例之独特个性进行阐释。

上文曾说过，有人认为历史永不能成为科学，乃因为历史的理解依赖于史家主观的价值判断。而理解，正如有人所强调的那样，只不过是一个随意性的婉词。史家的著述通常是偏颇和不公正的，他们不是如实地报告事实，而是歪曲它。不错，我们确实拥有许多用不同观点写成的历史书籍。关于宗教改革的历史书籍，有的是用旧教的观点，而有的是用新教的观点写成的。还有所谓的“普罗（无产者）”的历史和“布尔乔亚（资产者）”的历史；托利党人的历史和辉格党人的历史。[23]每一个民族、党派以及语言集团，都拥有自己的史家以及它们自己的历史观念。

但是由这些解释性的差异而引发的问题，决不能与那些自我标榜为史家的宣传家和辩护者对事实的有意歪曲混为一谈。那些在可资利用之资料的基础上，用无可置疑之方法而确立的事实，必须当做史家工作的先期铺垫。这不是“理解”的领域，而必须是要用历史以外之所有科学提供的工具来完成的工作。现象的收集靠的是对可用记录的考证和考察。只要史家在评鉴那些资料时，采用的所有非历史科学的理论肯定是合理可靠的，那么在对现象的确立方面，就不会出现任何武断的争执。史家的断言，要么或者正确，或者与事实相悖；要么为有效文献证实或证伪；要么因为现有的文献未能提供足够充分的信息而含糊。专家可能会有争议，但这仅仅发生于对有效证据是否得到合理解释之上。争鸣使得任何武断陈述无立足之地。

然而，史家对非历史科学的理论，常怀有戒备之心。因而，在对记录之评鉴及其结论方面的歧义就难免接踵而至，甚至陷于一个不可调和的冲突。但其起因不是对具体历史现象的武断，而是来自非历史科学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古代中国的史家不时如下记录，皇帝罪大恶极以致引发旱灾，待其悔过后乃天降甘霖。没有一个现代史家会接受这样的报道。这种质朴的天象学理论与现代自然科学的权威基础是冲突的。但是在许多神学的、生物学的以及经济学的问题上，却不存在如此一致的态度。因而史家们也就各执一是了。

一个“日耳曼—雅利安”种族优越论的拥护者，对任何有关“劣等”种族在心智和道德方面的成就，不是斥为荒唐，就是轻易否定。他对待这些报道的态度，与上面提及的现代史家对待中国史家之报道的态度毫无二致。有人把福音书奉为圣经，有人则认为它出自人手，在他们之间，有关基督教历史上的任何现象都不会有一致的看法。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对许多事实问题也会有争执，因为他们是从不同的神学观念出发。一位重商主义者或新重商主义者必然与一个经济学家的意见相左。一篇有关1914—1923年间德国货币史的论述，必然要受到作者所持货币理论的限制。法国大革命的史实，由君权神授说的信仰者来写，与持其他观点的人来写就完全不同。

史家在这样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并不在于他们作为史家的能力，而是由于他们把非历史科学的知识应用于历史事件的分析所致。他们之间的意见不一，如同一个“不可知论者”的医生对于卢尔德（Lourdes）[24]奇迹的看法，与那些搜集此奇迹之证据的医疗委员会成员所持见解的不一致。只有那些相信事实会将他们自己的故事写进白纸般人心中的人，才会责怪史家陷入这种无谓的争论。他们自然不晓得历史的研究决不能缺少假设，更不晓得关于假设（也即非历史的全部知识）的歧义，也必然决定着历史事实的确立。

这些假设同样也决定史家对历史事实的取舍。一位现代兽医在研究母牛不授乳的原因时，将会完全蔑视那些关于巫婆凶眼的报道。他的见解与300年前的当然不同。同样，史家从无数事件中选择那些他认为与他要处理之问题有关的事件，而根据他掌握的非历史科学知识舍弃那些没能影响事件发生的事实。

非历史科学理论的变化，必然带来历史的重写。对于同一历史问题，每一代史家都会有新的处理，因为每一代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古时候的神学世界观对历史问题的处理，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处理是不相同的。主观经济学的历史著作与重商主义的迥然不同。就来源于这些差异的历史著作之间的分歧而言，它们并非是所谓的历史研究中的暧昧和不确定态度的结果。相反，它们恰好是由其他所谓确定和精确的学科领域内缺乏一致而造成的。

为避免可能发生的误解，最好再强调几点。以上所提及的那些分歧决不能与下面几种情况相混淆：

（1） 恶意地曲解事实。

（2） 企图从法律或道德的观点，对任何一个行动给以辩护或谴责。

（3） 对某一事态作严格意义上的客观陈述时，偶尔掺杂价值判断的字句。一位细菌学家，如果从人的观点出发，认为维持人的生命是一种终极目的，并以此为标准，把有效的抗菌法称为好的方法，把无效的称为坏的，那么他的论著并不会失掉其客观性。但如果是一个“细菌”来写这本书，它就会把这个判断颠倒过来，尽管这两本书里所含的实际内容没有不同。同理，一个欧洲史家在处理13世纪蒙古人入侵时，站在维护西方文明的立场上，他会提到一些“有利的”或“不利的”事件。但是这种立足一方的价值标准却不一定妨碍他研究的实际内容。它甚至可能——从当代知识的观点来看——是绝对客观的。所以一位蒙古的史家，除那些偶尔不当的词句外，可能对此完全同意。

（4） 在外交的或军事的敌对中，任意一方的说辞。冲突集团之间的交锋，可以从促使各方发生冲突的观念、动机和目的观点来研究。如果要完整了解已发生的事情，就必须考虑对方的实际所为。其结局取决于双方的相互行动。但为了理解他们的行动，史家就必须尽量设身处地地观察发生的事情，而不可仅就当前的知识观点作评议。有关南北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林肯政府政策之历史记载肯定是不完全的。但并不存在完全的历史研究。一个史家，不论他是同情北部联邦还是同情南部联盟，抑或持中立之场，他总能找到一个客观的方法来描述1861年春季林肯采用的政策。而这样一些新考证，对解答联邦战争如何爆发这一宽泛问题，是必不可少的铺垫。

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最终触及实质性问题： 在对历史的理解当中，究竟有无客观的成分；如果有，这种成分又是在何种状态下决定历史研究的结果呢？

理解的任务在于确认“人之行动由特定价值判断所激发，又指向某些特定的目标”这一事实。就此而言，在真正的史家（指那些想对往事求得认知的人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分歧。之所以会出现某些不确定，乃因为可用的资料里不能提供充分的信息。但这些不确定性无害于理解。理解指的是史家要完成的一项准备工作。

但理解还有需要完成的第二项工作。那就是对某一行动引起的效果及其强度作出评价，以及对每一个动机和每一次行动的相关因素加以考察。

讲到这里，我们就遇到了物理学和化学与人的行动科学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异。在物理学和化学处理的那些事件当中，存在或起码通常假设存在着一些不变的量的关系，而且人借助于实验室试验，能够相当准确地发现这些不变之关系。但是在物理学和化学技术以及治疗学范围之外的人的行动领域，却不存在这种不变的关系。有个时期，经济学家相信自己在货币量和货物价格之变动的效果间，已经发现了这种固定关系的存在。他们断言货币流通量的升降必然引起货物价格成比例的变动。现代经济学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谬误。[25]那些想用“量的经济学”来取代他们所谓的“质的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犯了极端的错误。在经济学领域里不存在不变的关系，因而没有度量的可能。一个统计学家可以断定在某一时期，亚特兰蒂斯马铃薯的供给量增加了10%，其价格相应跌落了8%。但对另一时期另一地方马铃薯供给量的变化可以带来的任何其他变化，他的这一断言却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他没能“度量”马铃薯的“需求弹性”，他只不过确定了一种独特而个别的历史事件。凡是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怀疑，人们对于马铃薯和其他任何物品发生的行为都是变化无常的。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评价方法，而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境遇下对同一事物的评价也常有变化。[26]

即便在经济史以外的领域，也无人敢于主张在人类历史中有普遍存在的不变关系。在过去的欧洲人与落后民族的武力冲突中，一个欧洲士兵通常能够抵挡住几个土著战士的围攻，这都是一个事实。但是决没有人愚蠢到去“度量”欧洲人的优越“量”。

这种度量之所以不现实，并非由于技术上缺乏度量之法，而是由于没有不变的关系可以度量。如果仅仅是由于技术的不发达，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作一些近似的估计。但主要的问题在于不存在那些不变的关系。正如那些无知的实证主义者所一再重申的那样，经济学之所以没有落伍，仍因为其是非“定量”。它之所以非“定量”和不可度量，乃是因为不存在什么“不变性”。有关经济事件的统计数据只是一堆历史资料。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在那些不可重现的历史事件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物理现象可以借助我们在实验中得到的有关不变关系的知识来解释。但历史事件不宜作如此解释。

史家能够列举出所有共同促成某一已知结果的所有因素，也可以列举出所有具有相反作用并可能延缓和减弱最终结果的因素。但也不能够用计量的方法指明这诸种因素对共同之结果的精确作用，除非借助于理解；即是说除非靠理解，他不能把产生效果P的n种因素中的每一种按其作用大小排序。在历史的领域里，理解相当于一种定量分析和度量方法。

工艺学可以告诉我们： 为不至于让300码以外一支温切斯特式机关枪射出的子弹射穿一块钢板，这块钢板应该有多厚。所以工艺学能够回答一个人躲在一块已知厚度的钢板后面，是否会受到一次射击的伤害。但历史却无法精确解释以下各种问题： 为什么牛奶的价格上涨了10%，为什么罗斯福在1944年的大选中击败杜威州长成为总统，为什么法国在1870—1940年间选择了共和政体。这一类问题，除了借助于理解外，再无其他方法能够解决。

对每一历史因素，“理解”都极力地对其与结果的相关性加以排序。在运用理解的时候，任何武断和随意都无立锥之地。史家的自由，取决于他提供真实事件满意解释的努力程度。他研究历程的北斗星就是对真理的求索。但是在理解中必然渗入某种主观的成分。因而史家的理解总是染上其个性的色彩。它折射出史家的心灵。

演绎科学——逻辑、数学和人的行动学——旨在探求一种对所有具备逻辑结构之心灵的人都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知识。自然科学要探求的，则是对所有具有理性和感官能力的人都有效的认知。人类逻辑和感觉的一致性使这些知识门类获得了普遍有效的特征。那至少是物理学家做研究时的指导原则。只是在近年来他们才开始认识到自身努力的局限，才开始放弃先辈物理学家那过分的自负，并发现了“不确定性原理”。现在他们已认识到有不可观察之事物的存在，而这种不可观察性原来是认识论上的一个原则问题。[27]

历史的理解并不能产生所有人都必然接受的结论。两个史家，可能都完全赞同非历史科学的知识，对不求助于相关性理解而确立的事实也无异议，但在对理解这些事实的相关性时，他们却可能产生分歧。他们可能完全一致地确定因素a、b、c协同促成了结果P，但一涉及a、b、c各因素对最终结果之贡献的大小，他们就可能有较大的分歧。因此，当“理解”在确定每一因素与结果之相关性时，它必然受到主观判断的影响。当然，这些判断并非价值判断，它们不表示史家的偏好。它们被称为“相关性判断”（judgments of relevance）。[28]

史家可能因各种原因而意见分歧。他们对非历史科学的知识可能有不同的见解，对于那些作为推理之基础的记录，他们有的精熟，有的则泛泛；对行动人的动机和目的以及所用的方法，也会有不同的理解。所有这些分歧都可以用“客观”推理的方法来解决。换言之，在这些方面达成一致同意是可能的。但史家在相关性判断方面的分歧，却无法找到一个为所有头脑清醒之人都接受的解决方法。

科学研究的心智方法与普通人在日常世俗生活中所用的推理方法，在种类上并无不同。科学家与普通人所用的思想工具是一样的，他只不过运用得更技巧和更谨慎而已。理解并非史家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份内事。在观察其所处之环境条件时，每一个人都是史家。每一个人都用理解来处理未来的不确定性，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动。投机者的推理也不过是把决定未来事件之诸因素的相关性作一番理解。这里，在我研究之初即必须强调的是： 行动的目的必然是放眼于未来，面临的是不确定性，因而行动通常具有投机性。行动人似乎是用史家的眼光去看待未来。

自然史和人类史

当处理某些特殊往事时，宇宙进化论、地质学和生物演变史都属历史学科。但它们所用的只是自然科学的某些认识论方法，无须借助于理解。它们对量的研究，有时只依靠一些近似的测算。但这样的测算并非相关性的判断。在决定量之关系方面，它们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理想的方法，但却不是一种“精确”的度量。我们不能把上述史实与人的行动领域发生的事件相混淆，因为后者的特征在于不存在固定的关系。

如果我们谈论历史，心目中就指的是人类的行动史，它独特的心智工具就是理解。

“现代自然科学的一切成就都得力于实验方法”的说法，有时可用天文学为例来加以反驳。现代天文学实质上是把物理学的一些规律应用于诸天体，而这些规律仅是在地球上靠实验来发现的。然而早期天文学主要建立在一个假说的基础上，即假定诸天体的运行永不改变其轨道。哥白尼和开普勒更是简单地猜想地球环绕太阳是怎样一种运行轨迹。由于圆形被认为是“最完美的”曲线，哥白尼因而选择它作为地球运行的轨迹。开普勒则同样猜想并且用椭圆取代了圆。直到迎来了牛顿的若干发现，才使天文学在严格意义上成为一门自然科学。

9． 论观念的类型

历史处理的是独特的并且不会重演的事件，是川流不息去而不返的人情世故。当我们在描述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无法不顾及有关的人以及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一旦某一事件可以无需如此顾及而被叙述，那它就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自然科学面对的一个事实。某教授在1945年2月20日根据其实验结果而完成的一篇报告，是某一历史事件的叙述。这位物理学家相信，在其报告中不提到试验的时间和地点是无可非议的。他只提及他认为与试验结果有关的一些环境因素，这些因素使得重复试验时，依然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由此，他把一个历史事件转化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事实。他漠视试验者的某些干扰性举动，努力把他想像成一个无关的旁观者和客观事实的忠实叙述者。但处理这类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并非人的行动学的任务。

历史事件尽管都是独特而不可重演的，它们仍有一共性，即它们均为人的行动。历史把它们当做人的行动来了解，运用人的行动学知识来想像它们的意义，又由观察它们的个别性和独特性来理解它们的意义。值得写成历史的往往是相关人行动的意义： 他们赋予其期望改变之事物的意义；他们赋予自己行动之意义以及他们赋予行动产生之结果的意义。

历史对复杂纷繁之事件的安排和分类，是按照它的意义来进行的。把它的对象——人、观念、制度、社团及人为之一切——系统化时，历史遵循的惟一原则就是意义的类同（meaning affinity）。正是按意义类同性，历史把各种复杂因素聚之以观念类型（ideal type）。

观念类型是历史研究及陈述其结果时运用的一种特殊概念。它们是“理解”的概念，因而完全不同于人的行动学的某些范畴和概念，也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某些概念。某一观念类型不是一个等级的概念，因为它的描述并不揭示问题等级的高下。一个观念类型是无法界说的，它的特征，必须靠列举的方式来表达，那些特征的呈现，在具体事例中，大体上能够决定我们是否属于这个观念的类型。特别是，基于某些特征的缺失，是否会妨碍把某一具体样本纳入该观念类型，取决于由理解作出的相关性判断。观念类型自身就是理解的结果，即对行动人之动机、观念、目的及其所用手段的理解的产物。某一观念类型的所有特征无需在任意事例中都表现出来。

某一观念类型与统计学的“中项”和“平均”毫不相干，它的绝大多数特征是不能由数学化来确定的，仅凭这一点就不容作平均计算。但主要理由还来源于其他方面。统计学的平均表明的是某一层级或类别（这一层级或类别已经由对其他表象的界定或特征化的方法得以确定）之成员的行动，它的特征是不能界定或特征化的。在统计学家开始对某些特征进行考察并利用该考察结果以确定某一平均之前，作为考察对象的某类别里的成员是已知的。我们可以确定美国参议员的平均年龄，也可以就某一年龄段的人群对某一特殊问题的反应行为，求得一个平均。但逻辑上说，某一类别之分子的资格取决于一个平均，则是不可能的。

没有一种历史问题的研究能够不借助于观念之类型。即使史家在处理某一个人或某一特殊事件时，他也无法避免观念的类型。当他谈到拿破仑时，他必然涉及总司令、独裁者、革命领袖之类的观念；当他面对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时，他也必然离不开革命、旧制瓦解以及无政府等之类的观念。所涉及的某一观念类型的建立，不是为了方便当时某一事件的处理。但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由观念的类型来描述和解释的。普通人对待过去和未来之事件，也必然利用一些观念类型，而且总是不知不觉地这样做。

运用某一确定的观念类型是否有助于现象的确切把握，只能由理解来决定。不是观念类型决定理解的模式，而是理解的模式要求建立和运用相应的观念类型。

观念类型是由所有非历史科学的知识发展的观念和概念构建起来的。每一种历史的认知，当然要受到其他学科发现的限制，且依附于它们，并决不与它们相冲突。但在其他诸学科之外，历史还有它自己的对象和方法，且同样无须乎理解。因此观念类型决不能与非历史科学的概念相混淆。这对人的行动学的范畴和概念也同样有效。它们确实为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某些不可或缺的心智工具。然而，对那些作为历史对象的独个事件的理解，却不为它们所借用。因而，某一观念类型决非某一人的行动学观念的简单应用。

但事有偶然，人的行动学家用来表达人的行动学某一概念的名词往往由史家用来表达某一观念类型。于是史家用“一个”字来表达两件不同的事物。他有时用这个名词去表达人的行动学的某一概念，但更多的是用以表达某一观念类型。在后一种情况下，史家把不同于行动学意义的其他意义加在该词之上，这种变化靠的是把这个词转换成另一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企业家”表示的是某一社会阶层；而经济史和描述经济学却把它用作一个观念类型（第三种用法是法律意义上的“创业者”）。作为经济学用词，“企业家”是一个得到精确定义的概念，它在一种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里，明确表示一种统合功能（integrated function）。[29]作为历史的观念类型，“企业家”包含的成分却与上不同。使用“企业家”这个词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擦皮鞋的稚童、出租车司机、小业主以及小农。经济学所指的“企业家”，严格指属于这一阶层的所有成员，而不管他们在何时何地取得这一资格或从事何种行业。经济史上作为观念类型的“企业家”则因年龄、地域、行业以及各种其他情况而各不相同。作为一般性的观念类型，“企业家”对历史了无用处。历史更关心的是这样一些类型： 杰弗逊时代的美国企业家，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重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里新英格兰的纺织工业等等。

某一确定的观念类型是否值得利用，完全取决于理解模式。目前最流行使用的两个观念类型是左翼政党（进步党人）和右翼政党（法西斯党人）。前者包括西方的民主党、拉丁美洲的某些独裁政权、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后者包括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国的纳粹。这种分类源于某一确定的理解模式。另一种理解模式是反民主和独裁的。于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意大利的法西斯以及德国的纳粹属于独裁政府类型，而西方的制度则属于民主政府类型。

把经济学解释为对某一观念类型——“经济人”之行为特征的描述，是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的一个根本错误。按照这种学说，传统的或正统的经济学处理的不是实实在在的人的行为，而是一个虚拟的或假设的幻象。它描绘出来的人，完全由“经济”动机驱使，只追求最大可能的物质或金钱利益。但这样一种人，在现实中不可能也从未存在过，“他”充其量只是冒牌哲学家幻想出来的一个怪物，世上没有人只想着追逐财富而不计其他，实际上有许多人并不为金钱所动。在研究人生和历史的时候，以这样一种畸人为样本，必然徒劳无益。

即使这的确是古典经济学的真义，“经济人”也肯定不能作为一种观念类型。观念类型不是人们诸种目的和欲求中之某种愿望的体现，它通常表达的是一种复杂的现象，涉及人群、制度或者意识形态。

古典经济学家寻求解释价格的形成。他们已充分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 价格不是某一特殊人群之活动的产物，而是市场社会里所有参与人之间互动的结果。他们要表达的意义是，需求和供给决定价格。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却没能提出一种令人满意的价值理论。他们对一个表面上似乎矛盾的价值现象无从解答。例如让他们迷惑的一个矛盾现象是：“金”的价值比“铁”高，尽管铁比金更有用处。因此，他们无法创立一个价值通论，并溯本求源，找到作为市场交换和生产的最终源泉的消费者行为。正是这一缺陷使他们放弃了有意建立一门人的行动学通论的宏伟计划。不去追索作为最终决定因素的每个人的选择，而只给出一种解释商人活动的理论，成为了他们无可奈何的自我满足。他们处理的仅是商人的行动，即在最廉价的市场上买进，然后在最昂贵的市场上卖出。消费者则见弃于他们的理论领域。古典经济学后来的追随者却把这种缺陷解释为一种精心构造的方法论所必需的程序，并极力为之辩护。他们声称，将研究的范围仅限于人类努力的某一方面——即“经济”的一面——乃经济学家的精心设计。他们故意借用仅由“经济”动机驱使的虚幻的人，尽管他们完全认识到，现实中真正的人也由许多“非经济”的动机所驱使。针对这其他的动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主张，那不是经济学而是其他知识部门的任务。另一部分人则承认，研究这些“非经济”动机及其对价格形成之影响，也是经济学的任务之一。但他们又同时坚信，这必须留待后辈经济学家去完成。在我们后面的研究中将会证明，人的行动中“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动机之间的这种区分是站不住脚的。[30]这里主要要认识到，这种只顾及人之行动的“经济性”说法，完全歪曲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学说。后者决不如这些人说的是有意如此。古典经济学家的确要了解价格的真实形成，而非追求在虚幻的假设下虚拟的物价如何决定。他们所努力解释而且已经解释的物价是真实的市场价格，尽管没有从消费者选择的源头开始。他们所说的需求和供给都是由牵引人们买卖之一切动机决定的真实因素。他们理论上的错误，在于没能将需求回溯到消费者的选择；他们缺乏一种满意的需求理论。就他们的论述中所使用的“需求”概念而言，认为需求完全取决于“经济的”动机，决非他们的本意。由于他们将自己的理论局限于商人的行动，所以他们忽略了最终消费者的动机。尽管如此，他们的价格理论追求的是真实价格的解释，而不管牵引消费者的动机和观念是什么。

现代主观经济学派恰好从解决价值论表面矛盾开始。它既不将其理论局限于生意人之行动，也不着眼于虚拟的经济人。它要研究的是每个人行动中那些不易变动的范畴。它的有关物价、工资率以及利率的理论，涉及所有这些现象，而不管那些诱使人们买卖或不买卖的消费动机。到现在，我们再也不需要用“经济人”这个幻影为古典经济学家的缺陷遮遮掩掩，因为这样做完全是徒劳的。

10． 经济学的程序

人的行动学的研究范围限于阐释人的行动的范畴。人的行动学一切定理之演绎需要的，是有关人的行动实质的知识。这些知识为我们自身所有，因为我们是人；只要是人，就不会缺乏这些知识，除非他因病理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植物人。因而要理解这些定理，无须特别的经验。而对于一个不能先验地知晓人的行动为何物的人，他的经验再多，也无助于他对这些定理的理解。对这些定理惟一的认知途径，是逻辑地去分析我们有关行动范畴的固有知识。如同逻辑学和数学，人的行动学的知识为人心所固有，而非外来。

人的行动学所有的概念和定理，都蕴含在人的行动的范畴中。我们的第一任务是把它们抽象出来并加以演绎，说明它们的含义，并肯定那些使行动之所以为行动的一般条件。在说明了任何行动必须具备的条件后，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地肯定（当然是在范畴的和公式的含义上）某些特殊行动需要的较不普遍的条件。将所有可想到的条件列示出来，并据此推演出合乎逻辑的所有结论，是我们完成这第二个任务可行的方法。这样一个概括的系统所提供的理论，不仅仅涉及人生活并行动于其间的真实世界中人的行动，而且同样适用于想像世界中发生于非现实条件下的假设性行动。

但探寻真实乃科学之最终目的。科学不是精神锻炼或某种逻辑的消遣。所以，人的行动学将研究的对象限制在现实世界约定的那些条件和前提下的行动，它也研究不现实的或不可能实现之条件下的行动。但这种研究须从两个观点出发： 第一，它所研究的事物，虽然过去和现在是非实在的，但将来却可能成为实在。第二，它之所以考虑那些非现实的或不可能实现的条件，乃为充分掌握真实条件下的事态之故。

但是，有关经验的这些讨论，并不妨碍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先验特征。经验仅指使我们的好奇心趋向某些问题，并转向另一些问题。它告诉我们应该探究什么，但却不告诉我们如何去探求知识。更有甚者，仅仅是思想而非经验告诉我们，在何种情况下，为了想像真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必须研究那些不可能实现的假说。

劳动的负效用是一个不具有范畴和先验性特征的问题。我们可以毫无矛盾地想像一个以劳动为乐的世界，并且能描述这个世界中的某些事件。[31]但真实世界却无法回答劳动的负效用，只有建立在“劳动乃不安逸之源”假设上的理论，才可用来理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经验告诉我们劳动是有负效用的，但它却非直接这样做。没有哪种现象能自我表明为劳动的负效用。只有若干经验的基据，基于先验的知识被解释为： 人们总认为闲暇（劳动的相对物）比劳动更加惬意。我们知道，人们情愿放弃通过过重劳作而得到的利益，即人们宁可牺牲这些利益以换取闲暇。由此，我们可以推论，闲暇被视为一种效用，而劳动则是一种负担。但如果从以前的人的行动学视点出发，我们决不可能得出这一结论。

一种有关间接交换的理论以及所有以其为基础而发展的理论——例如流通信用理论——只有在解释实行间接交换之世界中的事物时才有运用价值。在直接易货交换的世界里，仅存在交换者之间的智力游戏。这种世界里的经济学家（如果这种世界里也有经济学的话）自然无法想像间接交换、货币等问题。然而，在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里，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人的行动学的目的是对真实性的了解，并且集中研究那些有助于实现此目的某些问题，这一事实并不会改变它的先验性特征。但这一事实却指明了经济学——目前人的行动学中惟一精致的部分——表述其结论的路径。

经济学并不因循逻辑学和数学的程序。一个脱离任何现实的纯粹而完整的演绎体系，并非其所要实现的目的。在把某些假设引进其推理过程时，它要求的仅仅是由这些假设而得到的结论能有助于对真实性的了解。在解决具体的历史和政治问题时，经济学的论著并不将其纯理论进行严格的分割。为了系统表述它的研究成果，经济学选择的是一种先验理论和具体历史现象解释交互使用的结构形式。

经济学的这种程序，是由它的研究题材的特质决定的，这种程序的便利性已得到证实。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这种独特的而且在逻辑上有些奇怪的程序之操作，必须慎之又慎，肤浅而缺乏鉴别力的人曾在运用这两种不同认识论方法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入歧途。

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学的历史方法或制度经济学。经济学和经济史却都是有的。这两者决不可相互混淆。经济学的一切定理，对任何一种符合其假设的事物都必然有效。当然，在那些条件不具备的情形下，经济学的定理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例如，有关间接交换的定理，对不存在间接交换的场所就不适用，但这并不妨碍它们的有效性。[32]

这个问题，由于许多政府和强力利益集团极力蔑视经济学和诋毁经济学家，而使人困惑不已。君主和民众都迷醉于权力。他们虽然不得不勉强承认他们同样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但他们却拒绝承认每一个经济法则。他们不是最高的立法者吗？他们不是有力量足以摧毁任何反对者吗？除非存在更强大之武力，没有一个军阀肯承认自己受到限制。有奴性的人总能找到自慰的借口。有些人把他的一些断章取义的假设称为“历史经济学”。事实上，经济学是一长串政府政策失败的记录，政策之所以失败乃因为它们违背了经济法则。

经济学是对妄自尊大之强权的挑战。缺乏对这一事实的关注，你就无法理解经济思想史。一位经济学家决不是独裁者和政治煽动家的宠儿。对他们而言，经济学家总是“恶作剧者”，他们内心越是相信经济学家的反对有根有据，他们就越加痛恨他。

面对所有这些狂躁的煽动，最好是确定这样一个事实： 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推理的出发点，即人的行动学之范畴，已经被证明经得起任何的批评和反对。任何历史的或经验的考证都无法发现这一命题的错误，即人总是有意地去实现某些所选择的目的。任何有关“非理性”、“人类灵魂高深莫测”、“生命现象的自发性”、“自动作用”、“反射作用”以及“向性”的讨论，都不能使下面这个命题失效： 人总是为实现他的愿望而运用他的理性。从人的行动的范畴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出发，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借推理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通过精确定义某些假设和条件，它们构建起一个概念的体系，并由此逻辑地推导出所有隐含的结论。对这样的结论，只可能持两种态度： 或者揭露获得这些结论之推导过程中的逻辑错误，或者承认它们的正确和有效。

如果以生活和现实不具有逻辑性为由来反对这些结论，那是徒劳的。生活和现实既非逻辑的，也非不逻辑的，因为它们是给定的。但人如果要了解它们，逻辑却是惟一可用的工具。反对“生活和历史的可解释性和可表述性”以及反对“人的理性可以洞察人之内心”，同样是枉然的。批评者的自相矛盾正在于他们一方面说“那不可说的”，一方面又说些有关“不可测性”的理论（当然是些捏造的理论）。确有许多事情超越人之心智，但就人能够获得知识（尽管是有限的）而言，他能利用的惟一途径就是理性之路。

没有比在“理解”和经济学定理之间制造矛盾更加虚妄的了。历史的理解只限于说明那些非历史科学不能完全解释的问题。理解决不会与非历史科学建立的理论相互冲突，理解能够做到的是： 一方面确定“人以某些观念为动机，找寻某些目标，并运用某些工具以实现这些目标”这一事实，另一方面确认那些非历史科学无法确认的“历史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理解不能使史家宣称“符咒是治疗病牛的良方”，同样也不容史家坚持“某一经济法则在古罗马或印加帝国无效”的观点。

人孰能无错？他寻求真理。换言之，他尽其心智和理性结构之可能提供的条件，寻求对真实的适当了解。人决不可能全知全能。他决不可能断然肯定他的探索永不迷路，他确认的真理永远正确。人所能做到的，只是把他所有的理论一再地加以最严格的检验。对经济学家而言，这意味着他必须把他所有的理论回溯到它们的毫无疑问的最后基础——人的行动之范畴，并且对那些来源于这个基础而推导出定理的一切假设和推论进行最谨慎的考验。这并不是说这一程序能够确保无误，但它无疑是避免出错的最有效的方法。

人的行动学以及相应的经济学是一个演绎的体系。它之所以坚不可摧，乃因它的推论始于人的行动之范畴。没有一个经济理论可称为完美的，只要它不是确实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用一种不容反驳的推理程序而得到。缺乏这种联系的陈述必定是武断的，如空中之浮云。如果你脱离完整的人的行动学体系而欲解决具体的经济学问题，那是件不可能成功的事情。

经验科学由独立事件开始，从个别推演到更一般，它们的方法易于专门化。它们可以研究局部而不顾及整体。而经济学家决不可能成为一个专家。他在处理任何问题时，都必须时时着眼于整体。

史家在这方面常常犯错。他们经常特殊地发明某些定理。他们有时不能认识到，从复杂现象的研究中，不可能抽象出任何因果关系来。因而当他们企图探求真实，而又忽略他们所蔑视的所谓“先入之见”时，肯定会无功而返。实际上，他们不自觉地在应用那些久已被揭发为谬误和自相矛盾的学说。

11． 人的行动学概念的某些限制

人的行动学的范畴和概念的创设，意在了解人类之行动。一旦有人企图用它们来处理不同于人类生活的事情，它们就会陷入自相矛盾。原始宗教天真的“神人同形或同性论”为哲学家难以接受。但是，哲学家企图借用人的行动学的概念，对某一不具有人类一切缺陷和弱点之绝对存在的属性加以明晰，则同样难以置信。

经院哲学家、神学家、一神论者以及理性时代的自然神教者，都相信有一种绝对而完美的存在，它永久不变，无所不能且无所不晓，却依然进行谋划和行动，为实现选择的目的而采用各种手段。可是，只有不满足的人才会有行动，正因为他缺乏一蹴而就地克服其所有不愉快的能力，他才一再地行动。一个行动者是不满足的，因而是非万能的。如果他自足了，他将不会行动；而如果他是万能的，则他早就将他的不惬意彻底排除了。对一个全能者而言，不存在在诸种不惬意状态之间作选择的压力；他没有必要去选择一种较不坏的状态。全能意味着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有能力实现每一个目的并享受充分的满足。但这恰与行动的概念不相容。对一个万能者而言，目的和手段的范畴是不存在的。他凌驾于人类所有的理解、概念和悟性之上。对他而言，每一种“手段”都能提供无穷的服务，他能利用每种“手段”以实现任何目的，他也能达成每一种目的而无需使用任何手段。全能这个概念，不是人类心智能够想像的，它为人心之逻辑结构所不能容。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全能者是否有能力造就某种能不受其干预的东西呢？如果他能，那么他的能力就因此受到了限制，因而他也就是非全能的了；反之，如果他没有这种能力，仅此一点就可证明他是非全能的。

全能和全知是否相容呢？全知的前提是： 未来所要发生的一切都不容变更地得到了确定。因此，如果有了全知，全能就无法想像了。既无法改变任何早已确定了的事情，全能也就大打折扣了。

行动是有限的潜能和控制力的展现。人受制于有限的智力和体力，也受制于环境的变迁以及他的幸福所依赖的外部要素的稀缺，所以人不得已有所行动。行动因而是人性之显现。如果想把某些事物形容为至善至美，那么言及人生之缺陷和弱点就毫无益处。至善至美这个观念，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自相矛盾的。至善至美，必须想像成一种完完全全的、终极不变的状况。稍有变化，“至”善“至”美就遭破坏，而沦为“次”善“次”美。只要有变动的可能发生，就与至善至美这个概念不相容。但是，缺乏变化——也即完全不变、完全固着与完全静止——就等于缺乏生命。生命、生活与至善至美是不相容的，死和至善之不相容也如此。

生活因其流变而非至善和至美；死亡则因其不存在而无所谓至善和至美。

我们活着而行动的人，能够用语言来形容较好和上好。但是“绝对”一词，没有“程度”的含义；它是一个极限的概念。绝对，是不可决定、无法想像和无以言表的。它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没有至福，没有完人，也没有永恒之极乐。任何描述蓬莱仙境和天使生活之状态的尝试，终归不能自拔。凡是有条件要求的地方，就有限制和不完善；凡是有障碍要克服的地方，就有挫折和失望。

哲学家已经放弃了对“绝对”的探索，乌托邦改革者却重又将其拾起。他们编织了许多至善至美的梦境。他们不理解，国家这一强制和镇压性的社会组织，正是用来对付人性之不完美的；它的基本功能是惩罚那些可能伤害大多数人的少数罪人。如果人皆“完美”，就无须强制和镇压。但乌托邦者没有注意到人性以及人生的一些不可变更的条件。高德温（Godwin）以为，在废除私有财产后，人皆会永垂不朽。[33]傅立叶更是异想天开地胡说什么海洋将为柠檬汁而非盐水所充溢。[34]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制度无视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稀缺性。托洛茨基则宣称在无产阶级的天国里，“一般人的人格都能升至亚里士多德、歌德或马克思的高度，而且在此之上，还有新的异峰突起”。[35]

眼下，最流行的幻想是经济稳定与国家安全。我们将逐一检讨这些时髦口号。

[1]经济史、描述经济学、经济统计学当然都是历史。“社会学”一词有两种意义的用法。描述社会学处理那些描述经济学不研究的人的行动的历史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人类文化学和人类学相重叠。另一方面，一般社会学采用一种较其他在对当代各门知识具备普遍了解的方面，很少有哲学家比得上柏格森。但柏格森完全不懂价值与交易的基本理论，这一点已由他最近一本巨著中的一句漫不经心的话得到证明。关于交易，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问问自己这两件交换的商品是否价值相同，也即是否可换到同样价值的第三种东西，他是不会去交易的。”（Les Deux Source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Paris， 1932］， p.68.）

[2]Lucien LevyBruhl （1857—1939），法国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原始社会的心理作用》（1910）中，他采用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集体思想”的概念，来说明原始人和现代西方人在推理方面的差异。他认为原始的思想和感觉浸透了神秘主义，而原始的心理活动尽管不是同逻辑法则相反，却并非完全受逻辑法则支配。——译者注

[3]LvyBruhl， How Natives Think，  trans. by L. A. Clare （New York， 1932）， p.386.

[4]同上书，p.377。

[5]LvyBruhl， Primitive Mentality， trans. by L. A. Clare （New York， 1923）， pp.2729.

[6]同上书，p.27。

[7]同上书，p.437。

[8]Ernst Cassirer，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romen （Berlin， 1925）， Ⅱ， p.78.

[9]迈耶松说，科学是“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原先看来似乎不如此的那些事物”（De LExplication dans les science ［Paris，1927］， p.154）；同时参阅Morris R.Cohen， A preface to Logic （New York， 1944）， pp.11－14。

[10]Henri Poincare （1854—1912），法国数学家，在物理、力学和天文学方面也成绩卓著。创造了自守函数理论，首次提出了混沌论。晚年出版了几部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的著作。——译者注

[11]Henri Poincare， La Science et lhypothese （Paris， 1918）， p.69.

[12]Felix Kaufmann，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 （London， 1944）， pp.46-47.

[13]Albert Einstein， Geometrie und Erfahrung （Berlin， 1923）， p.3.

[14]图式指动作的结构，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础。——译者注

[15]早期化学理论的术语。有关火的假说认为每种可燃性物质都含有一部分燃素，燃烧现象（现在称为氧化）是由于释放燃素而引起的，物质失掉燃素后，则成灰烬和残渣。1770—1790年法国化学家A.拉瓦锡推翻了燃素假说。——译者注

[16]E. P. Cheyney，  Law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27）， p.27.

[17]这是哲学中有关共相争论中所持的一种观点，在中世纪晚期特别盛行。它否认共相的存在，理由是一个普通的词（例如“人”）的运用并不表示被它所命名的那个普通的东西真正存在。不过它并不否认被一个普通的词所指称的特殊事物之间必定有某些相似性。但彻底的唯名论者连这一点都不承认。——译者注

[18]就最广泛的哲学意义上说，把任何一种不依人的观察和思考为转移的存在作为人的知识对象的观点都可称为实在论。它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区分个人的、公众的和本体的客体。——译者注

[19]见第二篇第八章第2节“对社会集体主义理论的批判”。

[20]领悟事物的能力或行为；把对个别事物的认识归结到一般性关系的认识能力；应用概念和范畴，从日常经验中发现意义的能力。——译者注

[21]Henri Bergson， La Pensee et le mouvant （4th ed. Paris， 1934），p. 205.

[22]Ch. V. Langlois and Ch.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trans. by G. G. Berry （London， 1925）， pp.205－208.

[23]是英国历史上两个对立的政党。始现于1679年废立约克公爵之争。1688年的光荣革命大大缓和了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大多数托利党人接受了辉格党人关于以君主立宪代替神权专制的学说。1784年后，新托利党代表乡绅、商贾和官僚，而新辉格党则代表非国教派、工业主和主张议会改革的人士。1815年后，经历了一段政党混乱时期，出现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并打出了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招牌。虽然托利一词仍指保守党，而辉格一词已无政治意义。——译者注

[24]卢尔德是法国西南部Pyreness山脚的一个村子，天主教的朝圣地。据传说，1858年，一名14岁的女孩于城镇附近河左岸洞穴中多次见到圣母玛利亚。1862年教皇宣布这种异像真实可信，于是建立对卢尔德圣母的崇拜，洞穴中的水被视为神水。——译者注

[25]参见第十七章第4节。

[26]参见第十六章第5节。

[27]A. Eddington， The Philosophy of Physical Science （New York， 1939）， pp.28－48.

[28]由于这不是一本关于一般认识论的论著，而是一部经济学论著不可或缺的基础读物，所以它无须强调相关性理解与一位诊断医生所要完成的工作之间的类同。生物学的认识论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

[29]参见第十四章第7节。

[30]参见第十四章第1、3节。

[31]参见第七章第3节。

[32]F. H.. Knight， 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35）， p.139.

[33]William Godwin， 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 （Dublin， 1793）Ⅱ， pp.393-403.

[34]Charles Fourier， The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Oeuvres Completes， 3rd ed. Paris， 1846）， J.43.

[35]Leon Trotsky， Literaalure and Revolution， trans. by R. Strunsky（London， 1925）， p.256.

第三章　经济学与对理性的反叛

1. 对理性的反叛

确实有一些哲学家乐于夸大人类理性的力量。他们相信，人通过推理可以发现宇宙万物的终极原因，以及原动者创造宇宙和决定宇宙演化进程的本来目的。他们津津乐道于“绝对”，似乎“绝对”是他们口袋中的挂表。他们敢于宣扬永恒的绝对价值，敢于建立某些无条件地约束全人类的道德律。

因此，才有乌托邦作家。他们设计出一个人间天堂，由纯粹理性作为惟一的主宰。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所谓的绝对理性和明显的真理，只不过是他们内心的幻想。他们轻率地自以为绝对正确，并常常提倡毫不宽容地排斥异己。他们矢志于自我独裁，或拥护那些将他们之计划付诸实施的独裁者。在他们看来，陷于苦难的人类别无拯救之法。

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黑格尔。他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他的著述是刺激性观念的宝库。但他是在一个幻想中工作，即幻想所谓的“精神”或“绝对”能借助他的语言显露出来。宇宙间没有黑格尔不知的事物。遗憾的是，他的语言是那么晦涩暧昧，以致可作出多种不同的解释。如右翼黑格尔派用它来支持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政体和普鲁士教会的“独格码”（dogma），左翼黑格尔派则从其中读出了无神论、不妥协的革命激进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

再来看孔德[1]，他自以为能够准确预测人类未来的一切。当然，他还视自己为最高立法者。例如，他认为某些天文学研究毫无用处，并企图加以禁绝。他还计划用一个新的宗教来取代基督教，并且选拔这个教会的一位女士取代圣母玛丽亚。孔德可以得到谅解，因为他是不折不扣的病理学所谓的狂人。但如何看待他的信徒们呢？

这一类事实不胜枚举。但它们决无反理性、反唯理主义和反合理性的倾向。理性是否人类获取尽可能丰富之知识的惟一正确的工具呢？上述那些幻想与这些问题全然无关。诚实而谨慎的“真理探索者”从不认为理性和科学研究能回答所有问题。他们对人类心智的局限性有充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们不必为赫克尔[2]和各色唯物学派之简陋粗鄙的哲学背黑锅。

唯理主义哲学家总是自觉而专注地厘清先验理论与经济研究之间的界限。[3]无论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位代表大卫·休谟，还是功利主义或美国的实用主义者，都从未因过分夸大人类获得真理之能力而蒙羞。如果我们指责过去两百年来的哲学过分偏向不可知论和怀疑论，而没有过分自信于人类心智取得的成就，这应该是更公允的说法。

对理性的反叛——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有的心理状态，不是因哲学家缺乏谦虚、谨慎和自我检审而引起的，它也不能归咎于现代自然科学之不长进。现代技术和治疗学的某些惊人成就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无论从直观主义和神秘主义，或从其他角度去攻击现代科学都是没有希望的。反理性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的目标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经济学。攻击自然科学只不过是攻击经济学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因为只在一个领域排除或推翻理性，而不把理性放到其他知识部门中去拷问，是不能实现反经济学之目的的。

巨大的变革发生于19世纪中叶。那时，经济学已经完全摧毁了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虽然古典经济学体系本身的缺陷，妨碍了它正确认识每一个社会主义计划不可能实现的原因，但古典经济学家却能够毫不费劲地指出当时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的无用之处。共产主义理想因而穷途末路。社会主义者对一些致命的批评已不能提出任何反驳的意见。社会主义似乎至此终结了。

只有一个途径可以将社会主义者从这条死胡同里导引出来。他们可以转而攻击逻辑和理性，并用神秘直觉代替推理。提出这一方法，正是马克思的历史使命。在黑格尔的辩证法神秘主义的基础上，他自诩能够预知未来。黑格尔妄称他知道“精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就已决定了普鲁士威廉三世的专制。而马克思对“精神”的计划知道得更加详细。他知道历史演化的最后阶段是社会主义太平盛世的建立。社会主义必然实现，这是“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并且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历史演化的每一个阶段都高于前一个阶段，所以作为最后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从任何观点来看，都尽善尽美，不容置疑。因此，无须详细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细节，到了那个时候，历史自然会把一切安排得最好，无须凡人操心。

但还有一个大障碍需要克服，那就是来自经济学家的尖锐批评。马克思自有办法。他认为，人类理性生来就不适合于去发现真理。人类心智的逻辑结构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互不相同。不存在普遍有效的逻辑。心灵能产生的只能是“意识形态”。[4]所谓“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语汇里指的是一套掩饰着思想者本人阶级利益的观念。因此，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之心，除了为资产阶级辩护外，决不会有别的货色。而作为“资产阶级”逻辑之一分支的“资产阶级”科学理论，对无产阶级而言毫无用处。无产阶级这个新兴的阶级注定要消灭所有的阶级，并且把人间变成伊甸园。

这样，无产阶级的逻辑就不仅仅是某一个阶级的逻辑。“无产阶级逻辑的某些观念并非一党偏见，而是由单纯的逻辑生发而来的。”[5]而且，由于某种特殊优势，某些被无产阶级选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不会沾染上资产阶级的原罪。如马克思本人，既是一位富有的律师的儿子，又和一个普鲁士贵族的女儿结婚，而且他的合作者恩格斯还是一位富有的纺织制造商。但马恩两人却从不怀疑他们自身已超越了上述逻辑法则。尽管他们有资产阶级的背景，却并不妨碍他们具备发现真理的能力。

对这些学说得以流行的历史条件加以描述，是历史的任务。经济学有另一件工作要做。它必须对马克思的多元逻辑论以及其他照猫画虎的多元逻辑论加以分析，并揭露它们的荒谬和矛盾。

2． 多元逻辑论的逻辑

马克思的多元逻辑论宣称，人的心灵的逻辑结构因其所属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不同。种族多元逻辑论与马克思多元逻辑论惟一的差别在于，它认为每个种族，各有一个特殊的心理逻辑结构，并且主张，某一种族的全体成员，不管他们所属的阶级是否相同，都具有同一种特殊的逻辑结构。

这些学说使用的“社会阶级”和“种族”概念的真意，这里无需加以深究。也没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当某一无产阶级成功地跻身于资产阶级行列时，他将何时并如何将自己的无产阶级心智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心智呢？同样多余的是要求种族主义者解释，那些不具纯粹种族血统的人群，又将拥有怎样一个特殊的逻辑结构呢？

无论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种族主义者，还是其他的多元逻辑论的支持者，除了反复念叨人心的逻辑结构随阶级、种族或国家之不同而不同外，就不再有更深入的进展。他们从不涉险确切指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逻辑结构不同的所在，或者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逻辑结构的差别所在，或者德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人逻辑结构差异之所在。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之所以不实，乃因为李氏本人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德国的种族主义谩骂这一理论，乃因为李氏是一名犹太人；德国的国家主义者则因李氏是一个英国人而同样诋毁这一理论。某些德国教授甚至将这三种理由合起来反对李嘉图的理论的有效性。然而要反对某一理论，仅靠指责作者的背景是不够的。首先有必要系统地说明那种不同于被批评者采用的逻辑体系。然后逐一审视这一有争议的理论，并指出它的推论中有哪些尽管从立论者逻辑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从无产阶级、雅利安族或德国人的逻辑观点来看是无效的。最后，应该解释凭批评者自己正确的逻辑推理代替立论者错误的逻辑推理导致的是怎样的结论。正如众所周知的，这不是任何人曾做到和能做到的。

那么就存在这样一个事实： 同一阶级，同一种族或同一国家中的人们对某些重大问题会有不同的见解。但据纳粹党人说，不幸的是居然有不按正确的德国方式思想的德国人存在。可见，如果某一德国人不总是必然地以他应有的方式来思想，而用一个非德国人的方法思想，那么，应由谁来决定那个德国人的观念是真正德国的抑或非德国的呢？已故的奥本海默教授曾说“个人在追求其利益时常常犯错，但从长远来看，一个阶级却永不犯错”。[6]这可能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投票是不会错的。但是，纳粹党人曾经把大多数人的投票当做非德国人的决定而加以拒绝，马克思主义者也不采用大多数人投票的民主方式。[7]但一旦他们所说的面临考验时，假若少数人的决定符合他们所属党派的利益，他们就倾心于少数人的决定。让我们回忆列宁如何解散制宪会议，那个制宪会议是他的政府主办以普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却只有1/5的代表是布尔什维克党人。

多元逻辑论者应该坚持的是，某些观念之所以正确，是因为这些观念的作者来自正当的阶级、国家或种族。但坚持自己主张并非他们的一个美德。因此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愿意把“无产阶级的思想家”这个称号施舍给其学说以外的任何人。除此以外的所有的人，他们都称为阶级敌人或社会叛逆。希特勒更明目张胆地宣称，他从混血人或异族人当中筛选德国人的惟一方法，是宣布一个纯正的德国纲领，谁支持它，谁就是德国人。[8]希特勒一个黑头发的人，其体型无论如何也不符合金发雅利安人的标准，却自以为有天赋才能，能够发现适合于德国人的惟一学说，而且能够把所有不接受这个学说的人都排斥为非德国人，不管他们的体型如何。讲到这里，对于多元逻辑论者的主张之不一贯性，显然无需出示更多的证据了。

3． 多元逻辑论的人的行动学

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指的是一种学说，一种有利于形成此意识形态之阶级利益的学说，尽管这种学说从无产阶级正确的逻辑观来看是错误的。某一种意识形态客观而言是邪恶的，但正是因为它的邪恶性才能够增进思想者所属阶级之利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他们已经证实了这种说法，证实的办法是强调“人们并非为知识本身而追求知识”这一观点。科学家的目的在于为成功的行动铺路。理论总是为了实际应用而发展起来的。不存在纯粹的科学和完全客观的真理探索。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不妨承认，获得真理的每一种努力，其动机都是出于实际应用于某些目的的考虑。但这并不能够回答以下的问题： 为什么某一种意识形态的（也即邪恶的）理论会比某种正确的理论更有用。某一种理论的实用性，在于靠这个理论所预测的结果是应验的，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事实。一个邪恶的理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比一个正确的理论更有用的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人们使用各种火器。为了改进这些武器，他们甚至发展了弹道科学。发展一种正确的弹道学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狩猎和杀戮他人。而仅仅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道弹学却无任何用处。

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而言，科学家只为知识而工作的观点，只不过是科学家的一种矫饰。因此，他们宣称，麦克斯韦发明电磁波的理论仅仅是为了开辟无线电报业务。[9]这种说法对错与否与意识问题毫不相干。问题在于，促使麦克斯韦发展出一种正确的电磁波理论的，究竟是19世纪的工业化视无线电报为“点金石”或“长生不老丹”这个事实呢[10]，还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一种意识的上层建筑呢？无疑，细菌学研究不仅是为了防治传染病，而且也为了改进制酒和乳酪的生产工艺。但获得的结果肯定不具有马克思主义意义的“意识形态性”。

促使马克思发明他的意识形态学说的愿望，在于使经济学名誉扫地。他完全清醒地认识到，他没有借口反驳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所提出的异议。事实上，他是如此倾心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致坚信它是颠扑不破的。他既不知道古典价值理论在聪明学者心中引起的怀疑，即使他有所耳闻，他也理解不了这些怀疑的重要性。他的那些经济观点只不过是当时英国理论的一个断章取义的翻版。当杰文斯和门格尔在经济思想领域开创一个崭新纪元的时候，《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在此前的几年出版了。因而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著作家的事业已告终结。马克思对边际价值理论惟一的反应是推迟了资本论后几卷的出版，但它们出版之时，他已魂归西天好些年了。

马克思发展意识形态学说，是为了专门对付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社会哲学。他的惟一用心是要诋毁经济学说的声誉，而他又无法用逻辑和推理的办法做到这一点。他为他的学说披上一件普遍法则的外衣，使其放之任何历史阶段皆准，因为他明白，如果某一理论只适用于某一个别历史事件，就不能称之为一种客观规律。根据同样的理由，他不把他的学说的有效性仅限于经济思想，而扩大到任何知识门类。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于资产阶级的功用是双重的。首先它有利于他们反抗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然后又襄助他们对抗新兴的无产阶级。它为资本主义剥削提供了一种既合理又道德的依据。如果我们想借用马克思死后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就可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使资本家的一些权利主张“合理化”了。[11]资本家们下意识地为他们卑鄙贪婪的行为感到羞愧，并急于避开社会的谴责，因而鼓励他们的献媚者——经济学家——发展一些可使他们在公众舆论面前重新抬头的学说。

对某一个人或一群人提出一个理论或一整套理论体系的动机进行心理描述，现在有了合理化这个概念可资利用。但这个概念对形成的理论的有效与否说明不了任何东西。如果这个理论被证明不能成立，则合理化这个概念就是对于使立论者犯错误的那些原因的一种心理解释。但如果我们找不出这个理论的任何错误，就不能指定用合理化这个概念来推翻它的有效性。如果经济学家下意识里果真只想到为资本家的不当行为开罪，他们的理论也不乏正确之处。要想揭发一个错误的理论，除去用推理反驳它而代之以较好的理论外，别无他法。在讨论毕达哥拉斯定理或比较成本理论的时候，我们对毕氏和李氏创立这些定理的心理因素不感兴趣，尽管这些因素对史家和传记作家也许是重要的。从科学角度看，这些理论能否经得住合理的考验，这才是惟一相关的问题。至于立论者本人的社会或种族背景却是题外之事。

人们在寻求一己私利的时候，都会努力利用一些多少为公众舆论所接受的学说，这是一个事实。不仅如此，他们还急于发明和宣扬那些可用以增进他们自身利益的学说。但这并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些有利于少数人而有损于其他人的学说会得到公众舆论的支持。不管这种意识形态学说是否是一种“错误的潜意识”的产物——它迫使某人在不自觉中为自己的阶级利益着想抑或源自一种对真理的有意歪曲，他们都必然遭遇其他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极力想排挤之。因而在对抗性的意识形态之间必然发生冲突。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冲突中的胜败解释为一种历史的宿命。“精神”，这神秘的原动者，按一个既定的计划在运作。他（指“精神”）引导人类通过各个初始阶段最终到达社会主义之极乐世界。每一个阶段都是某种技术状况的产物；而其他一切特征又必然是这种技术状况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精神”导致人类在适当的时期发展某些适合于其生活阶段的技术观念，并且使之得以实现。其余的一切都是技术状况衍生而成的。手推磨造就了封建社会；蒸汽机发动的磨则造就了资本主义。[12]在这些变化当中，人类意志和理性只不过起一些辅助作用。历史发展的坚定不移的法则，迫使人们不依其自身意志为转移地按照相应于他们时代之物质基础的模式去思想和行动。当人们相信自己能够在各种观念之间以及他们所谓的真理和谬误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的时候，恰好是在自我愚弄。他们本身并不思考，而是历史的意志在人们的思想中自动显现出来。

这纯粹是一种神秘学说。只有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才能得到证实。资本主义的私有权是个人私有权的首次否定，由于坚定不移之自然法则的作用，它又孕育出了对自身的否定，即生产资料的公有制。[13]然而一个基于直觉的神秘学说，并不能因其借助于另一个较少神秘色彩的学说而失去其神秘性。这种把戏决不能回答为什么一位思想家必须按照他所属的阶级的利益而发展某种意识形态。为了便于讨论，我暂且承认人的思想必然产生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学说。但是，一个人的利益必定等同于其整个阶级中其他人的利益吗？马克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无产者阶级及其政党组织不断地因工人自身之争斗而屡遭破坏。[14]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 按照工会工资率被雇佣的工人和那些因这种工资率的强制推行而失业的工人之间，肯定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因为工会工资率的强制推行妨碍了劳动力的供需达成平衡的适当价格。同样真实的是，人口过剩国家的工人和人口不足国家的工人，在移民的问题上，彼此之间的利益也是相互冲突的。关于全体工人阶级的利益一致，并要求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说法，只是马克思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武断假想。这个假想不能仅凭“社会主义观念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发扬光大，因而必然有利于无产阶级”这一断言而得到证实。

借助西斯蒙弟、李斯特、马克思以及德国历史学派的观念，对英国外贸政策的演变轨迹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解释： 在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的是自由贸易政策。因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便精心打造了一个自由贸易的学说，同时英国的制造业者们发起了一场运动，最终成功地撤除了保护关税。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英国资产阶级不再经得住外国制造业的竞争，转而急需关税的保护。于是经济学家又以保护主义理论来取代过时的自由贸易意识形态，由此大不列颠又回到了保护主义。

这种解释的第一个错误在于，它把“资产阶级”看作一个由利害一致之成员组织起来的一个阶级。某一个商人总是需要根据国家的制度条件来调整自己的行为。长远来看，就他作为一个企业家和资本家的能力而言，关税的有无对他既无益处也无害处。他会转而生产那些在既定关税下最能使他获利的物品。能够损害或增进他的短期利益的，仅仅是制度安排上的变化。但这样的变化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和程度影响到每个商业部门和每一个企业。一项有利于某一部门或某一企业的法令可能有害于另一些部门或企业。对一个商人而言，关税对他的影响仅限于若干种税目，而这些种税目对不同行业和厂商的利益造成的影响大都是相反的。

每个行业或厂商都能受益于各种由政府赐予他的特权。但如果其他的行业和厂商也获得同等程度的特权，则每一个商人——不仅仅作为消费者，而且也作为原料、半成品、机器和其他设备的购买者——因此受到的损失将大体等于因此而得到的利益。私利集团的利益会驱使某一商人去请求对他自己的行业或企业给以保护。但这种利益决不能促使他去请求对所有部门或厂商都加以保护，如果他不能肯定他得到的保护大于其他行业或厂商。

从他们的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英国的制造商并不比本国其他公民更关心谷物法[15]的废除。地主之所以反对废除这些法律，是因为农产品价格的跌落会降低土地的租金。制造商之特殊的阶级利益，只有在那久已被废弃的“工资铁律”和“利润是剥削工人之结果”这一同样站不住脚的学说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释。

在一个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世界里，每一种变动都必定影响到许多利益集团的短期利益。因此我们很容易把每一种主张变动的学说理解为某一利益集团私利的意识形态上的掩饰。现在有许多著作家就主要从事这种揭发工作。这并不是马克思的专利，在他之前就已众所周知。但最令人惊诧的是，某些18世纪的作家企图把宗教的教义解释为牧师神父的弥天大谎，借此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剥削者同伙诈取权力和财富。马克思主义者认同这种说法并给宗教贴上“大众的鸦片”[16]的标签。这些种学说的支持者从来不考虑，凡是有私利所赞成的，必然也有私利所反对。任何事情只有利于某一特殊阶级，这绝对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要解答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那些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人不能够挫败那些将得到便宜的人的企图。

每一个厂商和行业在短期内都能靠增加其产品的销量而获利。然而长远来看，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的回报有倾向于平均的趋势。如果对每一行业之产品的需求增加，因而利润也增加，则更多的资本将流入这一行业，新进入的企业的竞争将使利润水平下降。对社会有害的商品，其销售利润决不会高于对社会有利的商品。如果某一行业是违法的，从事这种行业的人承担了死刑、罚款和坐牢的风险，那么他的毛利润必须高到足以补偿其所冒的风险。但这种情况并不影响纯利润的水平。

富人，已经在营业的工厂的老板，并没有很特别的阶级利益促使他热心于维护自由竞争。他们虽然反对他们的财富被巧取豪夺，但他们的既得利益会促使他们采取一些手段以阻碍新来者对他们之地位的挑战。至于那些为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而奋斗的人们，并不是为保护已有富人的利益。他们是想让那些明天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以及那些有天才而可使其后代过更舒适生活的无名之辈得以自由发展。他们意在为经济的增进开辟一条坦途，他们因而是物质进步的代言人。

19世纪自由贸易思想的成功，受到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这些思想的声誉是如此崇高，以至于那些其阶级私利受到损害的人们还没有失去舆论的支持，以至于它们自身终于通过立法得以体现出来。正所谓观念造就历史，而非历史造就观念。

与神秘主义者和空想家辩论是无用的。他们立基其论断于直观之上，而且不打算诉诸理性的检验。马克思主义者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的内在之音（their inner voice）宣告的是历史的自我启示（historys selfrevelation）。如果有人没能听到这声音，那就只能证明他们是落选者。如果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敢于反抗受到神启的人，那就是大逆不道。前者应该安分守己，踞墙角而保持沉默。

但是，科学离不开思考，尽管它显然无法说服那些反对理性至上的人。科学必须强调的是，各种相互冲突之学说之间孰是孰非的问题，仅求助于直观并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提倡的惟一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另一些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其他学说的应用将有损许多人的利益。但这些学说的支持者也可以对马克思主义者们说完全相同的话。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判断某种学说是否邪恶的真正标准，是其作者是否具有无产阶级的背景。但谁可称得上是无产阶级呢？马克思博士、制造商和“剥削者”恩格斯以及俄罗斯上层社会之后裔的列宁，都肯定没有无产阶级的背景。相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倒是地道的“无产阶级”，青年时期都在贫困中度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都说不上是阶级之争。它们充其量是狂热之徒的派系斗争，争论者互相攻讦对方为叛徒。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在于： 我们之所以正确，乃因为我们是新兴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烦琐的推理无损于我们学说的有效性，我们的学说来自那个决定人类命运的超能；我们的人之所以错误，乃因为他们缺乏作为心智向导的直观。然而这并非他们的过失，只是因为他们投错了阶级，没能用真正的无产阶级逻辑装备自己，反被其他的意识形态蒙蔽；高深莫测的历史法则选择了我们而审判了他们，未来非我们莫属。

4． 种族多元逻辑论

马克思主义的多元逻辑论无法挽救岌岌可危的社会主义。它以直观代替推理，无异于求助普通的迷信。但也正是这种态度，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多元逻辑论及其支流——所谓“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和理性处于不可妥协的敌对地位。

它与种族多元逻辑论自有不同之处。后一多元逻辑论与当今正在流行但是错误的经验主义时髦正相合契。人类有种族之分乃不争之事实。种族间在形体特征上相互区别。唯物主义哲学家断言，思想乃大脑之分泌物，正如胆汁乃胆囊之分泌物。对他们而言，如果预先否定“不同种族的思想分泌在实质上各不相同”的假说，那就不能自圆其说。人体解剖学至今未能成功地发现，不同种族之脑细胞有解剖学意义上的差异，但这一事实不能推翻“人心之逻辑结构因种族之不同而互异”的学说。因为我们不排除未来的解剖学研究，也许有发现人脑细胞的种族性差异的可能。

某些种族学家告诉我们： 把文明分为高级和低级说法，以及把外族说成落后，都是错误的。别些种族的文明虽有异于高加索白种人的西方文明，但它们并非劣等文明。以其他种族的文化成就为标准来衡量其文明程度是不对的。西方人称中国文明为停滞性文明，又称新几内亚土著的文明为原始野蛮。殊不知，中国人和新几内亚土著对我们文明的轻蔑丝毫不逊于我们之轻蔑他们的文明。诸如此类之评价都属价值判断，因而失之于武断。其他种族有不同的心智结构。他们的文明适合于他们的心智，正如我们的文明适合于我们的心智。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称为落后的东西对他们并非如此。从他们的逻辑观来看，随遇而安是一种比我们的进步主义更好的生活方式。

这些种族学家在强调表达价值判断并非史家（种族学家也是史家）之任务时是对的。但当他们认为其他种族之行为动机不同于白种人，则陷于极端错误。在急于求得生存并借助理性作为主要奋斗手段方面，亚洲人和非洲人丝毫不逊色于欧洲人。他们曾寻求解除野兽和疾病的袭扰、防止饥荒以及提高生产力。不容置疑的是，他们在寻求实现这些目的方面取得的成功比不上我们白种人。证据之一就是，他们急于分享西方成就的果实。如果蒙古人或非洲人虽饱受病痛折磨，却因其精神或其世界观使他们相信忍受痛苦强于祛病除灾，而拒绝欧洲医生的诊治，那么，这些种族学家还有对的可能。圣雄甘地，当他走进现代化医院并割治其盲肠之后，即放弃了他的全套哲学。

北美印第安人缺乏发明轮子的才智。阿尔卑斯山上的居民也不会制造雪橇以改善其生活。但这样的缺陷，并不能归咎于他们与那些早已利用轮子和雪橇的种族有不同的心智。这种缺憾，即便从印地安人和阿尔卑斯山居民之观点来看也是存在的。

然而，这些考虑只涉及那些决定具体行动的动机，并未涉及“不同种族之间是否存在心智之逻辑结构上的差异”这一惟一相关的问题。而这正是种族主义者所断言的。[17]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前面几章关于人心逻辑结构之基本问题，以及思想和行动之范畴原则的讨论。再加上若干得自观察的结论，就足以一举摧毁种族多元逻辑论和其他各种套路的多元逻辑论。

人类思想和行动之范畴，既不是人心武断的产物，也不是传统之习俗。他们不在宇宙之外，也不在宇宙万物的演进过程之外。它们是生物学上的事实，在生活和现实中有特定的功用。他们是人谋求生存的工具。人们靠它们来调整自己，使自己尽可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尽可能地排除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它们对外部世界的结构是适合的，而且反映这个世界和现实的特性。它们发生作用，而且在这个意义上真实而有效。

因此，断言先验之悟性和纯粹之推理不能传递任何有关真实和宇宙结构之信息的说法，是错误的。基本逻辑关系和思想行动诸范畴，乃一切人类知识的最终来源。它们符合现实之结构，并且将此结构投影于人之心灵，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人而言是基本的本体论事实。[18]我们无法知晓一个智力超人如何思考和领悟。对人而言，每一种认知都受其内心逻辑结构的限制而蕴含于此结构中。正是那些经验科学的令人满意的结果及其实际应用，证明了这一真理的存在。在人之行动能够实现其目的的轨道里，没有不可知论的容身之地。

如果真有某些种族发展出一种不同的心灵逻辑结构，则他们在为生存而奋斗时，就不能借助理性之力。因而保护他们免于灭亡的惟一工具只剩他们的本能反应。那些以推理来指导行为的种族，在物竞天择机制之下，就一定会遭淘汰。只有那些专靠本能的个体才能生存。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没有超越动物心智水平的人种才会有生存的机会。

西方许多学者已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印度高级文明，以及亚洲、美洲、澳洲和非洲土著等原始文明的资料。可靠的说法是，关于这些种族的值得了解的东西都已获知。但是从未有一个多元逻辑论的支持者打算用这些资料去记述这些种族和文明的所谓不同的逻辑。

5． 多元逻辑论和理解

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信条的一些支持者，用一种很独特的方法来解释其团体的认识论教条。他们乐于承认，对所有种族、民族和阶级来说，心智之逻辑结构都是一致的。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或种族主义决不想否认这一绝对的事实。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历史之理解、美学之移情以及价值判断都是由人之背景来决定的。显然，这种说法不能取得多元逻辑论者之著作的支持。但我们还是必须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学说加以分析。

人之价值判断和他对目标的选择，反映了他与生俱来的心理特征以及他本人生活中的蹉跎变化，这一点已无需再作强调。[19]但是，在对这一事实的承认与相信“种族遗传或阶级关系是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之终极因素”两者之间，却存在很大的差距。世界观和行为模式之间的基本差异，与种族、民族或阶级关系之间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

价值判断之间的差异，不如禁欲主义者与纵欲主义者之间的差异那么大。虔诚的和尚、尼姑与人类其他的人之间，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但在所有的种族、民族、阶级与种性里，都有人情愿终生苦修于修道院，这其中既有国王和贵族的儿女，也有沿街乞讨的乞丐。圣徒克拉拉（Francis， Santa Clara）和他们狂热的信徒们是意大利人，但我们却不能因此把其他意大利人说成是厌弃世俗琐事的。清教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但在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以及汉诺威王朝，荒淫无度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19世纪杰出的禁欲主义代表人物是托尔斯泰，他却是穷奢极欲的俄国贵族中的一员。托氏发现他攻击的那种哲学精神体现在贝多芬的克鲁采奏鸣曲中，而这部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的作者却生长于一个极端贫穷的家庭。

在美学价值方面也是如此。所有的种族和民族都既有古典的也有浪漫的艺术。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上虽极尽其能，但他们仍未成功地造就出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艺术或文学。那些“无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并未创造出新的艺术风格，亦未建立起新的美学价值。他们惟一的特点是，倾向于称所有他们厌恶的东西为“资产阶级的”，称所有他们喜欢的为“无产阶级的”。

史家和行动人对历史的理解都反映出他们自身的人格。[20]但如果史家和政治家具有寻求真理的热望，他们就永远不会使自己受到本派别见的左右，只要他们有能力而不愚昧。一个史家或政治家把某一干扰因素看作有利或有害，这并不重要。他贬低或夸大某一起作用的因素，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只有笨拙而自以为是史家的人，才相信他们可以用歪曲历史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政治学家的理解也是如此。一位新教的拥护者，他误解天主教的巨大力量和特权会有何用处？或者，一位自由主义者误解社会主义诸观念之间的相关性又有何好处呢？如果想功成名就，一个政治家就必须实事求是，谁陷入一厢情愿的想法，就注定会失败。相关性判断有异于价值判断的地方在于，它们不依凭判断者的武断来评价某一事物。它们不免会沾染判断者人格之色彩，因而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一致赞同。但这里我们要再次提出的问题是： 对理解作意识形态上的歪曲，一个种族或阶级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正如已经指出过的，在历史研究中已经发现的某些严重差异来源于非历史科学之间的歧义，而非源自理解方式的不同。

今天，许多史家和著作家受马克思主义信条的感染，坚信社会主义计划的实现既不可避免而且是至善之举，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劳工运动，要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才罢休。从这一教条出发，他们就把被选的“左翼”党派在推行其政策时诉诸武力视为理所当然。革命的成功不能靠和平的手段来完成。沙皇的四个公主、托洛茨基以及几十万俄国资产阶级被杀。“不打破鸡蛋就做不成蛋卷”，为何要顾及那些已经破裂的鸡蛋呢？但是，如果被侵害的人们当中有敢于自卫甚至反抗的，情形就当然不同了。只有少数人提及怠工、破坏以及罢工者的暴行。而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事无巨细地描述那些资产阶级的公司如何企图保护他们的财产、员工及顾客的生命以免于这些袭击。

这些分歧既非起于价值判断，也非由于理解之不同。它们是有关经济与历史演化之某些理论相敌对而产生的结果。如果社会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并只能由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则“进步分子”的行为就只不过是一些琐屑小事。但是“反动分子”的自卫和反击有可能推迟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那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它们是异常事件，而革命的行动才是家常便饭。

6． 理 性 论 辩

明智的理性主义者是不会吹嘘人的理性可以使人成为全知的。他们充分认识到，不管知识如何增进，总有一些东西属于终极假定而不容作更深入的解析。但他们坚信，在人能够获得认识的限度以内，他必须依赖于理性。终极假定是非理性的。知识，就我们已知的而言，必然是理性的。既不存在非理性的认知，也不存在非理性的科学。

关于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允许有各种不同的假说，只要它们与逻辑和公认之经验基据不相抵触。但它们仅是假说而已。

我们无法确知是什么原因使人的才能有先天的差异。为什么牛顿和莫扎特极富创造性才能，而绝大部分人则没有。科学对此也茫然不得其解。但如果说一个天才得之于其祖先或其种族，则无论如何是一个很差劲的答案。因为问题恰好是，为什么一个人不同于其兄弟，不同于其种族的其他成员。

至于把白人取得的伟大成就归功于种族的优越性，其为错，不过稍逊而已。但这仍然是一个同样含糊的假设，它与“文明的早期基础是由其他种族的人民所打造”这一事实不相吻合。我们也无法确知，将来是否会有其他的种族取代西方文明。

然而，这样一种假设必须就其本身之功过的真实性来评价。我们不能因为种族主义者把下列一种主张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而否定这一假设： 在各种族集团之间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且优等种族必须奴役劣等种族。李嘉图的协作法则早已推翻了这种有关人间不平等的错误解释。但为了反驳种族主义假设而否定一些明显的事实，也是没有意义的。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种族对人类文明之发展毫无贡献或贡献极少，这是一个不容我们否认的事实。在此意义上把这些种族称为劣等实不过分。

如果有人不惜任何代价，极想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提取出真理，那么他不妨这样说： 情感对一个人的推理影响至大。没有人胆敢否定这一明显事实，遗憾的是这一发现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功劳。不过这一发现对认识论而言毫无意义。成功和失误的原因很多。把它们列举出来而加以分类是心理学的任务。

嫉妒是一普遍的弱点。确有许多知识分子因嫉妒富贵商贾的丰厚收入而倾向社会主义。他们以为社会主义政府支付给他们的薪金，将会高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赚得的。但是对这种嫉妒心理之存在的证明，并不能解除科学对社会主义教条作最为审慎之检讨的责任。科学家在研究每一种学说的时候，必须首先把它的支持者看作只被求知欲驱使。各种不同幌子的多元逻辑论者在对待那些他们所反对的学说时，只以揭发那些学说之主张者的背景和动机为能事，而舍却纯粹的理论检讨。这样一种程序不合乎推理的首要原则。

为了打败一个理论，而专伺发掘其历史背景，其时代“精神”，其发源地之物质条件，以及其作者的人格，乃拙劣之手段。一种理论只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审判的标准永远是理性的标准。一种理论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有的时候，我们现有的知识对其正确与否无法作出定论。但是一种理论如果对一个无产者或一个中国人无效，那么对一个有产者或一个美国人也肯定是无效的。

如果种族主义是正确的，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政权在握后，就火急火燎地压制异端学说，迫害异端。不宽容政府的存在以及政治集团总想压制或消灭异端的事实，恰好证明了理性的优越。某种学说的正确性，固然不能从它的反对者利用警察、刽子手、暴民来反对它而得到证明。但是那些人利用暴力来压制别人的学说，正好能够证明他们下意识地承认他们自己的学说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无法论证逻辑和人的行动学的某些先验基础之有效性而不涉及这些基础本身。理性是一种极据，不能用它本身来分析以及置问。人类理性的存在恰好是一种非理性的事实。关于理性惟一可以表述的是： 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它使那些专属于人的事物得以实现。

有人宣扬，如果人放弃使用理性，并专凭直觉和本能来生活，他将会更加快乐。对于他们，我们只能通过分析人类社会之成就来作出答复。在描述社会合作的起源和运行方面，经济学对最终决定合理与否已提供了需要的一切信息。假若人还想摆脱理性之支配，他必须明白他不得不放弃些什么。

[1]Auguste  Comte（1798—1857），实证主义创始人。著有《实证哲学体系》、《实证哲学教程》和《实证政治体系》。他的“三阶段规律”主张人类智慧的发展从神学阶段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到现代实证阶段。——译者注

[2]Ernst Haeckel （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及作家。——译者注

[3]Louis Rougier， Les Paralogismes du rationalisme （Paris， 1920）.

[4]即“Ideology”，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和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译者注

[5]参阅Joseph Dietzgen， Briefe uber Logik， speziell demokratischproletarische Logik （2nd ed. Stuttgart， 1903）， p.112。

[6]Franz Oppenheimer， System der Soziologie （Jena， 1926）， Ⅱ， p.559。

[7]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民主不是建立在“假设大多数人总是对的，更不是假定大多数人总是非错”的基础之上。参见第八章第2节。

[8]参阅他1933年9月3日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会议上的讲话（Frankfurter Zeitung， September 4， 1933， p.2）。

[9]参阅Lancelot Hogben， Science for the Citizen （New York， 1938）， pp.726－728。另： 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879），苏格兰物理学家。——译者注

[10]同上书，p.726。

[11]尽管合理化是一个新词，但事情本身早已不新鲜了。例如我们来看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句话：“说某一事件是一种合理之创造何其方便，因为这能够使你找出或造出一个理由为你想做的每件事情辩护。”(Autobiography， ed., New York， 1944， p.41.)

[12]“手推的磨为给你的社会，是封建地主的社会；蒸汽机发动的磨为给你的社会，则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见Marx， Mise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and Brussels， 1847）， p.100。

[13]Marx, Das Kapital （7th ed. Hamburg， 1914），pp.728－729。

[14]The Communist ManifestoⅠ（即《共产党宣言》）。

[15]在英国史中，任何管理粮食进出口的规章都叫做谷物法。虽然早在12世纪就有谷物法实施，但是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半页，英国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封锁而形成粮食短缺，谷物法才具有政治意义。1839—1846年以科布登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发动工业中产阶级反对地主。1845年爱尔兰马铃薯歉收之后，所有谷物法完全废除。——译者注

[16]当代马克思主义加给这个短句的意义——宗教之麻醉药是有意地施之于人民大众的——也许是马克思本人的意思。但在1843年马克思制造此短语的文句中并不蕴含此义。参考R. P. Casey， Religion in Russia （New York， 1946）， pp.67－69。

[17]参阅L. G. Tirala， Rasse Geist and Seele （Munich，1935）， p.190ff。

[18]参阅R.Cohen， Reason and Nature （New York， 1931）， pp.202－206； A Preface to Logic （New York， 1944）， pp.42－44， 54－56， 92， 180－187。

[19]参见第二章第6节。

[20]参见第二章第8节最后几段。

第四章　行动范畴的初步分析

1. 目的与手段

某一行动追求的结果被称为此行动的目的、目标或意图。在日常语言中，人们使用这些词汇还可表示一些中间性目的、目标或意图；它们之所以为行动人所追求，仅因为行动人相信，在跨越它们之后，他能够实现其最后的目的。严格说来，任何行动的目的、目标或意图，通常都指的是一种不适之感的消解。

手段则指的是用以实现任何目的、目标或意图的东西。手段不存在于给定的宇宙中；在这个宇宙中只存在着物件（things）。某一物件只有当人们理性地计划使用其实现某些目的，而且只有当人们确实使用了它时，才成其为手段。能够思考的人看到的是物件的可用性，也即它们可供实现其目的的能力，行动人则使它们成为手段。外部世界的某些东西，只有通过人之心智运作及其外化为行动的过程，才能变成为手段。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样的外部物件仅仅是物质宇宙中的现象，也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正是人类的意愿和行动才使它们转化成手段。人的行动学不研究外在世界，而只研究与外在世界有关的人的行动。人的行动学的真实性不是物质的宇宙，而是人对这一宇宙中给定事态的有意识的反应。经济学所关涉的也不是事件和有形的物质客体；它关心的是人，是他们的意愿和行动。商品、物品、财富以及所有其他的行为概念皆非自然之要素，它们是人类意愿和行动的要素。谁要打算处理它们，谁就不可向外在世界寻求之，而必须在行动者的意愿之中寻求之。

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不研究虚拟中的人类意愿及行动。“虚拟”的含义是指如果所有的人都被灌输了一种绝对有效的哲学，而且被一种完全的技术知识所装备。诸如绝对有效性和全知之类的概念，在以可能犯错误的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架构中没有存身之处。目的，即人意指的任意一种物件。手段则是行动者视之为手段的任意一种物件。

在各自领域揭示错误是技术科学和治疗学的任务。在社会行动领域揭示错误的学说则是经济学的任务。但是人如果不接受科学的指引，而是固守一己错陋偏见，这些错误就会成为现实，从而必须如此对待。经济学家认为，外贸管制对那些企图借助于外贸达成自己目的的人而言是不合适的。然而，如果公意不放弃其错觉，政府也相应地设置了外贸管制，则事物的进程就只能由这种态势来决定。现代医学认为有关曼陀罗花这种植物[1]疗效的学说纯属无稽之谈。但只要人们视其为真理，曼陀罗花就是一种经济商品，而且要待价而沽。在对待价格问题时，经济学不管某物件在其他人眼中如何被看待，只顾及它们在那些欲求而得之的人们心中的意义。因为它处理的是真实的价格，是在实实在在的交易中支付和接受的价格，而不是虚拟的价格，不会因真实交易者的变化而变化。

手段必然是有限的，即相对于人企望它们所能提供的服务而言，手段是稀缺的。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存在与它们有关的任何行动。只要人不受可用物品之非充足性的限制，人就无需有任何的行动。

人们习惯于把目的分别称为最终商品和手段商品。在使用这些术语时，经济学家是作为技术学家而非人的行动学家来思考的。他们还把商品区分为“免费商品”和“经济商品”。前者指的是那些极为丰富和取之不尽而无需节用的物品。当然，这些商品不是任何行动的目标。它们是人类福利的一般条件，是人们生活和行动于其间的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只有经济商品才是行动的基础。它们只能由经济学来研究。

当它们本身适于直接满足人之需要，而且其可用性不依赖于其他商品的共同使用时，经济商品又被称为消费性商品或一阶商品。手段，当它们只是间接地满足人之需要，而且须借助其他商品来补充其使用性时，则被称为生产性商品、生产要素、间接用品或高阶商品。由某一生产性商品，借助其他辅助的生产性商品共同产生的服务，能够生产出另一件产品。这一产品，当它和其他生产性商品最终合而为一产生另一种消费性商品时，可以是一件消费性商品，也可以是一件生产性商品，可以想像，生产性商品乃按照其接近消费性商品的程度来排列，而消费性商品正是必须使用这些生产性商品来生产的。那些最接近某消费性商品之生产的生产性商品，被排列在第二阶，相应地，那些用以生产第二阶商品的生产性商品则被排列在第三阶，并以此类推。

如此按阶数来排列商品的目的，是为了给生产要素之价值或价格理论提供一个基础。下文我们将证明，高阶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是如何由那些用它们直接投入而生产出来的低阶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来决定的。外在物件之最初始和终极的价值，仅与消费性商品有关。所有其他物件的价值都是按它们在生产消费性商品时起的作用大小来估价。

当然，实际上没有必要把生产性商品按顺序从二阶直至几阶进行排列。同样，学究式地讨论某一具体商品应被称为最低阶商品抑或最高阶产品，也是多余之举。以咖啡为例，应该被称为消费品的究竟是咖啡豆、烤熟了的咖啡、碾碎了的咖啡末，抑或一杯待饮的咖啡，还是已经混合了炼乳白糖的咖啡，这都无关紧要。我们的说法并不重要。因为关于价值问题，我们对某一消费性商品说的一切，都可用于任何一个更高阶的商品（那些最高阶的商品除外），如果我们认为它是一件产品的话。

经济性商品并不必然体现为某一有形之物品，非物质性的经济商品被称为服务。

2. 价值的等级

行动人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机会间作出抉择。他择其一而舍其余。

人们常说，行动人在安排他的行动时，心里对其欲求或价值总有一个等级区分。正是按照这种等级排序，他使那较高等级的价值——也即他最迫切的欲望得到满足，同时放弃满足较低等级的价值，也即那不太迫切的欲望。这是一个无法反驳的事实陈述。然而，人们一定不要忘记，只有通过真实的行动，价值或欲求的等级才能自动显示出来。离开了个人的真实行动，这些等级就无法独立存在。我们关于这些等级的知识，惟一的手段就是对人们行动的观察。每一种行动通常都与价值或欲求之等级完全吻合，因为这些等级不过是解释人之行动的一个工具而已。

一些伦理教义，在于建立某些人们在行动时应该遵守，但不必时时处处去恪守的价值等级。他们自诩肩负着劝人弃恶从善的使命，并劝诫人们关心那些他必须恪守的至善。它们是规范性的规律，目的在于告诉人们认识应该去做的事情。在事实面前，它们是非中立的，它们只从一些自由选择的标准对事实加以判断。

这不是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态度。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坚信，人的行动的终极目的是不能用任何绝对的标准来检验的。终极目的是一些极据，它们是纯粹主观的，因人而异，因人在其生命的不同时期而异。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是行动个体所选择用以实现目的的手段。对于奢侈和节俭孰优孰劣之类的问题，它们不发表任何意见。它们评价手段的惟一标准即它们是否适于达成行动者个人所要实现的目的。

所以“变态”和“乖僻”等概念不存在于经济学之中。它不会因为一个人情愿选择窘迫、有害甚至痛苦而放弃舒适、有利甚至快乐，而说此人乖戾无常。他只会说，此人与众不同；他喜欢人所厌恶的，他视人所规避的为有用，他视苦为乐（尽管别人因痛苦的伤害性而避开之）。正常与变态这两个极端的概念，只有在人类学意义上，把那些随大流的人与那些特立独行的人区别开来时，才用得着；在生物学意义上，它们也可用以区分那些善于保养自己和那些宁愿自残的人；在伦理学意义上，它们还可用以区分那些行为正当与那些行为不轨的人。但是在人的行动科学的理论框架中，不容许有这样的区分。对终极目的的任何检验都终归是主观的，因而是武断和随意的。

价值是行动人赋予终极目的的重要性。只有终极目的才被赋予主要和原始的价值。手段则是按照它为实现终极目的而作出的贡献来估价的，因而它们的价值是从其可实现的各种目的之价值引申出来的。它们对人之所以重要，只因为它们有可能使人实现某些目的。

价值不是固有的，它不存在于物件之中。它存在于我们心里；它是人对其所处环境之条件的反应方式。

价值也不在语言文字和各种学说中，它只在人的行为中反映出来。它不是某人或某群人所说的物有所值，而是他们如何行动。道德家的夸夸其谈和政党的自吹自擂，似乎煞有介事。但它们只有当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时，才对人类事物之进展产生影响。

3． 需求的等级

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说法，绝大多数的人首先看重的还是自身物质条件的改善，他想要更多更好的食物、更好的家居、衣物以及多多益善的其他消遣。他力求的是富足和健康。把这些目的视为既定的，应用生理学便努力断定哪些手段适合于尽可能多地提供这些满足。从这一观点出发，它将人们“真实”的需要与假想的欲求区别开来。它教导人们应如何行动以及应该把什么作为手段。

这种学说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从一个生理学家的观点来看，区分明智的行动与目的相反的行动是对的。同样，他把适宜的营养法与愚蠢的营养法做出比较也是对的。他也许还会谴责某些荒谬的违反“真实”需求的行为方式。然而，这么些判断与研究人的行动真实性的科学毫不相关。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考虑的不是一个人应该做什么，而是他做了些什么。卫生学把酒精和尼古丁称为毒品，也许对也许错。而经济学家必须就事论事地解释烟草和酒类的价格，而非不同条件下价格该是怎样。

在经济学的领域里，与反映在人之真实行为中的价值等级不同的需求等级是不存在的。经济学研究真实的人，脆弱而容易犯错误的人，而非像上帝般全知和完善的理想人物。

4． 作为交换的行动

行动是用一种更为满足的状态取代一种较不满足之状态的企图。我们称这种蓄意性的替代为交换。一种较不遂意的状态转换成一种较为遂意的状态。放弃较不遂意的是为了获得某些更遂意的。那被放弃的，称为获得所寻目的而支付的代价。付出的代价的值被称为成本，成本因而等于附着于那为实现所寻目的而必须放弃的满足值。

代价的价值（即付出的成本）与达成的目的之价值之间的差被称为利得、利润或净收益。在这一原始意义上，利润是纯主观的，它是行动人之幸福的增加，是一种既不能度量也不能权衡的心理现象。不愉快的感觉有时消除得多一些，有时则少一些。但某种满足究竟超过另一种满足多少，只能凭感觉，而不能凭某一客观的方法来判定。某一价值判断是无法度量的，它只是一种程度的排列，分成等级。它只能以一种偏好和结果的顺序来表示，而不能以分量和权重来表示。因而只用序数而不能以基数来表示它。

说及价值的计算，无异于白费口舌。计算只有利用基数才有可能。两种状态的价值之间的差异完全是心理的和个人的。它不能投射到外界。它只能凭个人来感觉。它无法向他人递传。它是一种心理感觉上的强度。

生理学和心理学已发明了各种方法，它们被认为能够代替那种无法实现的心理感觉的度量。经济学没有任何必要介入检验这些更有问题的技巧方面。它们的支持者本身也已认识到它们不适用于价值判断。但即使它们有便于价值判断，它们也与经济问题无任何关系。因为经济学只研究行动本身，而非研究产生特定行动的心理事实。

某一种行动无功而返，这是常有的事。行动的结果，尽管有时不及所寻的目的，但与前一种状态相比，它仍然是一种改善。因而它还是有利可图，尽管与期望的相比较是较小的一点。但是行动有时也产生一种不如前一状态的结果，那么这结果与因此而付出的成本之价值间的差就叫作损失。

[1]“mandrake”，一种麻醉用植物，又称欧伤牛草根。——译者注。

第五章　时间

1． 作为人的行动学因素的时间

“变化”的概念蕴含着“时序”的概念。一个固定的，永恒不变的宇宙是脱离了时间的死寂的世界。变化与时间这两个概念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行动的目的在变更，因而处于时序之中。人类理性甚至无法想像无时间的存在和无时间的行动。

行动人自会在行动之前的时间、行动花费的时间以及行动完成后的时间之间作出区分。对于流逝的韶光，他不能持中立的态度。

逻辑学和数学，研究的是一种理想的思想体系。其体系之间的联系和蕴含是共存的而且相互依赖。我们也不妨说它们是同时发生的或超时间的。一颗完全的心灵能够在一念之间领悟它们。人则做不到这一点，因而使得思想本身成为一种行动，一步步地从较不满意的非充分之认知过渡到更为满意的洞识。但是知识所从获得的时序，决不可与某一演绎推理体系中的所有部分的逻辑同时性相互混淆。在这种体系中，“原先”和“后果”的概念仅仅是隐喻性的。它们并不是指这个体系，而是指我们把握这个体系的行动。这个体系在于既不蕴含时间范畴，也不蕴含因果律范畴。它的某些元素之间存在着功能的一致性，但既无因，亦无果。人的行动学体系在认识论上不同于逻辑体系之处，正在于它同时蕴含着时间和因果律的范畴。人的行动学体系当然也是演绎和推理的。作为一个体系这也是超越时间的。但变化却是它的一个要素。“较快”和“较缓”以及“原因”和“结果”诸概念都是它的组成部分。“原先”和“后果”是人的行动学推理的必要概念。事件之不可逆性也是其必要之概念。在人的行动学体系的架构中，凡涉及功能一致性者，其为隐喻的及易于误导，并不亚于在逻辑体系的架构中之涉及“原先”与“后果”之为隐喻的及易于误导。[1]

2． 过去、现在和未来

正是在行动中，人有了时间的概念，并认识到时光的流逝。时间的观念是一个人的行动学的范畴。

行动通常是指向未来的，它本质上必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不断地计划和行动。它的目的在于使未来的情况比缺乏行动干预的结果更让人满意。诱使人们去行动的那些不安逸之所以发生，乃由于如果不付诸行动去改变事态之发展，则将来的情况会令人更加苦恼。无论如何，行动只能影响将来，而无法影响现在。“现在”只是无限小的一刹那，使你忽然间沉入过去之河。当人们计划把一个较不满意的现状转化为更为满意时，他便察觉到了时间。

作为沉思冥想的一种对象，时间只不过是一种绵延，“纯粹的绵延，其间之流是连续的，以小得不可视的程度从此及彼： 继续着，实即生活（或经验）。”[2]现在的“现在”不断地转化为过去而只遗留在记忆当中。哲人说，人处在回忆中时，才体会到时间的存在，[3]但是，回忆不能把“变化”的范畴传递给人，承担此任务的是希冀改善生活条件的那种意愿。

时间，当我们用各种机械装置来衡量它时，它不断地去而不返。而当它作为一个概念被哲学家使用时，它则既可以是过去也可以是未来。从这些观点而言的“现在”不是别的，而仅仅是在观念上区分过去和未来的一条分界线。但是从人的行动学的角度来看，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现在”是一种真实扩展的存在。行动之所以存在于真实的现在之中，乃因为它利用了每一瞬间而体现出其真实性。[4]在那逝去的分秒时光里，回忆能够辨识的首先是行动，以及提供给行动的诸条件。凡是因机会已逝而不能再有所为或再利用的，能使过去和现在相互对照；凡是因条件未具备或时机仍不成熟而不能有所作为或不能利用的，则使未来与现在相照应。为行动提供条件和任务的是“现在”，此前则太早，此后则太迟。

作为绵延的“现在”，是提供给行动的那些条件和机会的连续。每一种行动，都必有一些特殊条件，是它在寻求某些目的的过程中所要调整以适应的。“现在”的概念因而随行动的不同而不同。至于以何种尺度来衡量空间化的时间经过，则无关要旨。它蕴含的时间经过有多久，则是随行动的重要性而伸缩的。与现在相对照的，按照各人视界里的各种行动，可以是中世纪，19世纪，可以是去年，是上月或昨天，同样也可以是刚刚逝去的一时、一分或一秒。如果一个人说“宙斯在现今已不再受崇拜了”，这时他想的“现在”，与一位卡车司机想的“现在回去未免太早了些”时的“现在”完全不同。

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无法确知我们说的现在能够持续多久。如果一个人在1913年这样说，“现在，自由主义思想在欧洲是大家公认的”，其时他并不能预知他说的“现在”会不会很快地成为过去。

3． 时间的经济化

人是如梭岁月的奴仆。他降临人世，长大变老直至命归西天。他的时间是有限的，他必须像对待其他稀缺要素那样对时间精打细算。

由于时序的独特性和不可逆性，时间的经济独具特色。这些事实的重要性在人的行动学理论的每一部分里都将向我们显示出来。

这里只需强调一个事实。时间的节约，与经济商品和服务的节约是两码事。即便是生活在安乐乡里的人，也必须极力节约时间，只要他非不朽，非天赋青春永驻、健硕不摧。尽管他所有的欲求都能不靠劳动而及时得到满足，他也必须计划安排他的时间，因为有些满足的情况是互不相容而无法同时达成的。所以，即使是对这种人，时间也是稀缺的，也有或迟或早的光景。

4． 行动之间的时序关系

一个人的两个行动决不会是同时的。它们的时序关系是一种较早或较晚的关系，只有借助物理学度量时间的方法，不同个人的行动方可视为同时发生。只有当涉及不同的行动人相互协作时，同时性才成为人的行动学的一个概念。[5]

一个人的各种行动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它们决不能在同一瞬间发生；它们只能以或快或慢的速度相互连接。有一些行动可以一举而实现多个目标。但如果把这种结果看成是多种行动同时作用使然，则会使人误解。

人们往往没能认识到“价值等级”的意义，而且对某人之诸行动的同时性假设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也视而不见。他们把某人的各种行动解释为一种价值等级的结果，而后者独立于而且先于这些行动；他们还把它们解释为一个预先计划的结果，而此计划正是这些行动所要实现的。在某一时期内使行动得以持续不变的那个价值等级和计划，被假定为各种个人行动的起因和动机。而那不能就各种行动而言的同时性，却能被轻易地发现于价值等级或行动计划中。但是这些观念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价值等级只不过是一种思想工具，只有在实际行动中它才显示出来。因而不能拿它与真实行动相比较，并用它作为评价实际行动的一种尺度。

同样也不能在比较真实的行动与事先拟定的未来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区分理性行动和所谓的非理性行动。有趣的是，昨天的目标是为今天的行动而设定，而非今天的行动的真实目标。但是在评价今天的真实行动方面，昨天的计划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比任何其他观念和规范更为客观和非武断的标准。

有人曾想借助以下一种推理以获得一种非理性行动的观念： 如果a优于b，b又优于c，则逻辑上讲a当然优于c。但是如果实际上有人偏爱c而舍弃a，我们就将面临一种无法描述其一贯性和合理性的行动模式。[6]这种推理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 一个人的两个行动决不可能同时发生。如果在一个行动中a优于b，在另一个行动中b优于c，不管这两个行动如何迅速连接，也无法构建一个始终如一的价值等级以表示a优于b，b优于c。同样不能设想后来的第三个行动会与前两个行动保持一致。这些例子能证明的不过是，价值判断不是不变的，因而从一个人的各种行动，即那些必然是非同时发生的各种行动中抽象出来的一种价值等级，可能陷入自相矛盾之中。[7]

我们一定不能把逻辑学上的一贯性概念（即没有矛盾）和行动学上的一贯性概念（即执著，或固执于某些不变的原则）相互混淆。逻辑学上的一贯性只在思想中有其地位，而执著只在行动中有其地位。

执著和合理性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某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而他却依然忠于其从前曾拥护过的那些行动原则（仅仅是一种愚忠而已），这不但不合理，而且简直是愚顽不化。只有在坚持选择价值较大的，放弃价值较小的方面，一个行动才能被称为是执著的。如果对事物的评价改变了，行动也必须改变。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下，对某一旧计划仍抱残守缺，是毫无意义的。一种逻辑体系之所以必须保持一贯性而不自相矛盾，乃因为它蕴含着它所有的部分和所有的定理之间的共存性。至于行动，必然发生在一个时序中，所以不会产生任何一贯性的问题。行动必须符合其目的，而目的是需要随条件的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的。

沉稳一向被称为行动人的一种美德。只要一个人有能力考虑而且能尽快地调整其行动，使新情况的发生与其行动的选择之间尽可能快速地衔接，他就无愧于沉稳的称号。如果执著被视为对旧计划的愚顽不化而不顾及情势的变化，那么沉稳和快速反应则恰好与其相反。

当一个投机者走进证券交易所时，他一般会有一个大致明确的行动计划。就那些急于把行动区分为合理与不合理的人们所给予“合理”的意义而言，不管他是否固守此计划，他的行动都是合理的。这位投机者在这一天当中所做的买卖，从一个不明了市场变化的旁观者来看，不能解释为行动的一贯。但是他是固守其只赚不赔的意图的，因而他必须调整他的行动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并随他自己对未来价格发展趋势所作判断的改变而改变。[8]

所谓“不合理”行动中的“不合理性”，总是基于一种任意的价值判断。任何人，不管他怎样歪曲事实，也决不可能在这种基础之外，再构建另一个不合理行动的概念。让我们来设想： 有一个人专门为了反驳人的行动学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合理行动”这个论点，故意选择做些颠三倒四的事。这里发生的，只不过是某人为了一个特殊目的，即反驳人的行动学的某一原理，而相应地反其一贯行动之道。因此，他为反驳人的行动学而选择了一个不适当的手段，如此而已。

[1]在一本经济学论著中无须讨论这样的一种公理体系之如何建构，在这一体系中，功能的概念取代了因果的概念。本书的后文将要说明公理体系不能作为讨论经济制度的一种模型。参见第十六章第5节。

[2]原文为法文，见Henri Bergson， Matiere et Memoire （7th ed. Paris， 1911），205。

[3]Edmund Husserl， “Vorlesungen zur Phanomenologische des inneren Zeitbewusstseins”， Jahrobuch fur Philosophie und Pha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Ⅸ（1928）， 391 ff.； A Schutz loc，cit.，p.45ff.

[4]“我所称为我之现在的是我对于即刻之将来所持的心理状态，也即我的当前行为。”Bergson， op. Ait， p.152。

[5]为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们不妨强调： 这个定理与爱因斯坦关于时空关系的定理完全无关。

[6]Felix Kaufmann，“On the SubjectMatter of Economic Science”， in Economica， Ⅷ， p.390.

[7]P. H. Wicksteed， 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ed. by Robbins （London， 1933），Ⅰ， 32ff.； L. Robbins，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2nd ed. London， 1935）， p.91ff.

[8]当然，诸计划也会自相矛盾。它们的矛盾有时是错误判断的结果，有时却是故意的，为着某一确定的目的。例如，一个政府或一个政党公布的政策，一方面向生产者承诺高价，同时又向消费者承诺低价，把两个不相容的目标摆在一起，其目的是去作政治的鼓动。这个被公布的政策或计划是矛盾的；但是制定它们的人却想借助这个自相矛盾的政策或计划以达成一确定目的，在这个意义下，没有任何矛盾。

第六章　不 确 定 性

1． 不确定性与行动

未来的不确定性早已蕴含于“行动”之观念里，人的行动和未来的不确定，决非两个相互独立之事物。它们仅仅是某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的表述。

我们可以假设，所有事件和变化的结果，都毫无例外地取决于那控制着整个宇宙之未来和发展的永恒不变的天则。我们可以把一切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和相互依存，也即它们的因果关系视为基础的和终极的事实。我们还可以完全忽略“非决定性机会”之概念。但不管怎样，对行动人来说，无论他如何睿智，事实上未来仍是被遮蔽的。如果人能知晓未来，他就无需作出选择和采取行动。他将像一个机械的人那样，毫无自身意志地对各种刺激作出反应。

某些哲学家企图将人类意志的概念斥为错觉和自欺，因为他们认为必须按照永恒不变的因果律行事。从原动者或其自身之原因的观点看，他们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但从人类观点来看，行动是终极事物。我们无法断言人能够“自由”地选择和行动。我们仅可确定的事实是： 人选择并且行动，以及我们无法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回答为什么人只按这种方法而非其他方法行动。

自然科学不能使未来成为可预测的。它也许能预言某些确定行动将产生的结果，但至少还有两种不可预测的领域： 无法充分认知的自然现象和人类的选择行动。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无知，使所有的人的行动烙上了不确定性的印记。绝对的确定性只存在于先验性理论与推理体系中。关于真实性，充其量能够获得的是或然性。

某些经验性自然科学的理论是否可视为确定的，回答这个问题并非人的行动学的任务。对人的行动学而言，这一问题不具现实意义。至少，物理学和化学的某些定理具有如此之高的或然率，以至于使我们能够从所有现实的目的出发，把它们看成是确定的。对只按科技原理建造的机器，我们能实实在在地预知其工作效果，但借助机器生产产品以满足消费者是一种目的广泛的计划，而制造机器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计划是否最为合适，取决于未来条件的发展状况，即有那么一天，计划实行的确定性已不再能够预测。因此，关于机器制造的技术性结果的确定性程度，无论如何都无法消除固着于整体行动之上的不确定性。因而对于未来的需要和价值，人对情势变化的反应，未来的科技知识以及未来的意识形态和政策，除了以程度高低的可能性表示外，都是无法预测的。每一新行动都指向一种未知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行动都是一种风险性投机。

真理和确定性的问题，有关人类知识的一般理论。而或然性则是人的行动学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

2． 或然性（Probability）的意义

关于或然性，已经被某些数学家给弄混淆了。在或然性之计算方面，一开始就模糊不清。当有人向帕斯卡[1]请教关于掷骰赌博的一些问题时，这位伟大的数学家理应坦诚地把真相告诉他的朋友，即数学方法对纯靠机会的赌博而言毫无用处。相反，他却偏将他的答复披上一层数学符号的外衣。本来用几句通俗的语言就可解释清楚的道理，偏要用大众陌生的术语表达，使人讳莫如深。人们猜想在这些使人迷惑的公式中肯定隐藏着门外汉无法知晓的一些神秘天机。他们因此而得到的印象是，存在着一种科学的赌博方法，而数学的一些神秘原理是打开胜利之门的金匙。超凡的神秘主义者帕斯卡无意间变成了赌博业的守护神。一些有关或然率计算的教科书为赌博做了义务宣传，正是因为它们是外行人的“天书”。

有关或然率计算的那些模糊方法用之于科学研究领域带来的混乱也不小。每一门类知识的历史都有误用或然率计算法的记录，这种情形，正如约翰·穆勒所说，使其成为“数学的真正耻辱”。[2]

大致性推理（proliable inference）的问题，比那些构成或然率计算领域的问题更显重要，仅仅因为对数学处理抱有成见，就可能导致“或然率即频率”这一偏见。

一个走得更远的错误，是把或然率问题与自然科学中所应用的归纳演绎法相混淆。企图用一个普遍有效的或然率理论取代因果律范畴，正是前几年风行一时终而夭折的哲理化方法的特征。

如果我们对于某一事物的内容没有充分的知识，则关于它的陈述就是或然的。我们无法确知决定某一陈述之真伪所需用的全部事项，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确实知道有关它的某些事项，因而我们有资格比一个完全无知的人多言几句。

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或然率，我们可以称之为类的或然率（Class Porbability——或频次或然率）和案由或然率（Case Probability——或称人的行动科学的特殊理解）。前者的应用领域是自然科学，完全由因果律支配；后者的应用领域是人的行动科学，完全受目的论的支配。

3． 类的或然率

类的或然率指的是，我们知道或假设知道关于某些事项全类活动的一切情形，但关于其中个别事项的实际情形，我们除知道它们是这一类的分子以外，则毫无所知。

例如，我们知道在一次摸彩游戏中有90张彩票，其中5张为会中彩，因此我们完全知道这全部彩票的性态。但关于某一张彩票，除了知道它是这一类彩票中的一张外，别的就毫无所知了。

就某一特定区域在某一时段内的死亡率，我们可以得到一张精确的统计表。如果我们假设死亡率不发生变动，则我们就可以说知道关于此地全部人口死亡率的动态。但是说到某个人的寿命，除了知道他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外，就毫无所知了。

或然率的计算，正是借用专门的数学符号来表述这有缺陷的知识。它既不扩张，也不拓深，更不补充我们的知识，它只是把我们的知识转变成数学语言。它的计算是在我们早已熟知的一些代数式中反复演算。其公式并不能告诉我们有关个别真实事项的任何情形。自然，这些计算也不增加我们关于全类动态的知识，因为这方面的知识，在一开始考虑此事项时，就已经是完全的，或假设是完全的。

如果相信或然率的计算能为赌徒提供任何消除或减轻风险的信息，那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与一般的谬见相反，或然率的计算对于赌徒毫无用处，这与任何其他的逻辑或数学推理对于他毫无用处一样。赌博的特征即在于它面对的是未知，赌的是纯粹的机会。赌徒对成功的希望，不是基于健全的考虑。不迷信的赌徒会想：“我可能有一点赢的机会（或换言之： 我不可能赢），我愿意下这笔赌注。我完全知道我下这笔赌注是在做傻事。但是最大的傻瓜，才会有最大的幸运，管它呢！”

冷静的推理就会使赌徒明白： 买两张彩票并不比买一张彩票的机会更好，因为彩票的全部彩金比它的全部销售收入要小得多。如果他买下全部的彩票，他必定要大赔其本。但每一个买彩票的人总是坚信多买比少买更好。赌场和老虎机永远不会关闭的。赌徒不想思考这个事实： 因为设赌的庄家相对于赌徒而言总是稳操胜算的，你下的赌注越多，时间越长，你损失的机会就越是笃定。赌博之所以迷人，正由于它的不可预知及其风险变化。

让我们假设有10张签条，每一张上各写一个不同的姓名，然后把它们放进一只箱子里面。随意抽出一张，这一张上有其姓名的人就必须付出100元。这时有一个保险人向可能的损失者承诺他能够完全补偿其损失，如果他能够给这每一张签条都保险，每一张各收保险费10元的话，他将收到100元，但也须支付100元给这10人中的1人。但是，如果他只给这10张中的一张保险，按或然率计算出的费率收保费10元，那么他就不是在做保险而在赌博。他拿他自己来代替被保险人。他收到10元的同时也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或者净赚10元，或者失掉这10元还得赔上90元。

某甲承诺在某乙死之时支付给某乙一定的金额，为实现此承诺，他必须在某乙生前向其收取一个适当的金额，此金额是按或然率来计算的。我们可以说某甲是个赌徒而非一个保险人。保险，不管是按商业原则还是按互助原则，都必须是对全类的保险，或合理地视为全类保险，它的基本理念是凑份子（pooling），是风险分摊，而非或然率之计算。它需要的数学方法是四则运算，或然率的计算只不过是陪衬而已。

用凑份子来消除风险这种事情，无须借助保险统计法。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这样做，每个做生意的人都会把业务中通常要发生的损失计入他们的正常成本中。这里所说的“通常”是指，这些损失的数额，就其作为全类之组成部分而言，是可知的。例如，水果商会知道在这批进货中每50个苹果有1个会烂掉，但他不知会烂掉的究竟是哪一个，他处理这种损失如同处理成本账中任何其他项目一样。

上述对类的或然率之实质的定义仅仅在逻辑上是完美的。它避免了所有对两可情况须定义时可能发生的粗陋循环论法。它是说，对于各个事项的实际情形，我们除了知道其为那已知的全体动态之构成外就一无所知，这种有缺陷的循环论法就被解决了。在这种表述下，即使把单个事项之间缺乏任何关联作为一种附加条件添加进来，也显得多余。

保险业的特征在于它处理的是全类事项。由于我们假设完全知晓全类动态，所以在保险业务上几乎不存在什么特殊风险。

同样，开赌场的庄家或发行彩票的行业也不存在任何特殊风险。从彩票行业之观点而言，只要彩票售罄，其结果即是可知的。如果有些彩票未卖掉，则这个行业的主人，就其保留的那些彩票而言，与每个自身买彩票的人，就其买到的那些彩票而言，其风险地位是相同的。

4． 案由或然率

案由或然率的意愿是： 就某一特殊事件，我们知道一些决定其结果的因素，但同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是我们所不知的。

案由或然率与类或然率，除了我们拥有的是不完全之知识这一点外，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在其他任何方面，两者都全然相异。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都依据其对类之动态的知识来预测某一特殊未来事件。一位医生，如果他知道某类病人的康复机会是70%，他就能够对他患同类疾病的病人的康复机会作一个判断。如果他要正确表达他的判断，他不会说康复的机会大于70%，也即10个病人中至少平均有3人会死亡。关于外部事项的此类预测，如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事项预测，都具有这种特征。他们实际上不是在预测当前的案例，而是在讲各种可能结果的发生概率。他们既可以借助统计信息，也可仅凭非统计的经验作大致的结论。

这种方式的预测，与案由或然率无关。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当前案例的任何信息，除了它是我们所知或假设知道的某类之动态中的一分子外。

一位外科医生告诉一个准备接受外科手术的患者，在这种手术里，约有30%的患者将会死亡。如果病人问道此死亡数是否已经满员了，就表明他错误地理解了医生的话，他因此陷入了所谓的“赌徒错误”。正如轮盘赌的赌徒看到一连串出现了10次“红”，即认为下一次出现“黑”的机会更大，孰不知他将案由或然率与类或然率相互混淆了起来。

所有医学上的预测，如果仅凭一般生理学的知识，都处理的是类的或然率。当听说某一他不认识的患者染上了一种已确诊的疾病，一位医生根据他的治疗经验，他会说这位病人康复的机会是7∶3。如果他亲自诊断了这位患者，他就可能产生另一种不同的意见。原来这位患者年轻体壮、在未病前身体很棒。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医生就可能会想，死亡率会低一些，该病人康复的机会不是7∶3，而是9∶1。尽管这不是凭统计资料而只是凭他的临床经验，但其逻辑方法是一样的，医生知道的往往只是类的动态。在这一案例中，这个“类”指的是患这种病的年壮力强的人。

案由或然率是我们处理人的行动问题时的一个特点。这里一讲到频次就不合适，因为我们眼下讨论的总是此独特无二的事件，它不属任何的类。我们可以视“美国总统选举”为一个“类”。这一类的概念可能有用，或者为着某种推理是必要的。例如从宪法观点来讨论此问题时，它就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1944年的总统选举——或者在选举前讨论未来的结果，或者在选举以后分析决定结果的诸因素——我们处理的是个别、独特而不再现的案例。这种案例的特征是它的独一无二性，它本身就是一个“类”。所有可以把它归入任何一“类”的迹象，都与我们的问题无关。

两个足球队，蓝队和黄队，将在明天比赛。在以往的对抗中，蓝队总是击败黄队。但这个知识不是关于“类”的知识。如果我们非要把它当做“类”的知识，我们必然会得出蓝队总为“五”而黄队总为“零”的结论。对这回比赛的结果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确认蓝队将取胜。但实际上，我们只把明天比赛的这种结果作为一种可能，从而表明我们并非把两队以往的战绩当做“类”的知识。

另一方面，我们还认为蓝队以往的常胜，对于明天的比赛结果并非不重要。我们可以预测蓝队的赢面更大一些，假若我们按照符合类的或然性推理作正确的评判，我们就不会看重蓝队常胜的事实。而假若我们不提防陷入“赌徒谬误”的话，那就反其道而行，认定黄队在明天的比赛中取胜。

如果我们押宝，对某队的胜利冒若干金钱的危险，律师就会判定我们的行动是赌博。他们这样看是因为这种行动已涉及类的或然率。

在类的或然率范围以外而又可以统称为或然的每一件事，都是指一个特殊的推理方式，它可以处理历史上独一无二或个别的事项，它也就是前面我们曾讨论过的历史的“理解”。

理解总是基于不完全的知识，我们可能知晓行动人的某些动机，他们的目的以及他们为达成某些目的而计划采用的手段。关于这些因素的作用结果的预测，我们也许有一种确定的见解，但这种知识是有缺陷的。我们不能事先排除置错的可能性，我们可能错误地估计那些因素的影响，或遗漏了某些因素——这些因素的参与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测的，或者预测得不对。

赌博、工程设计、投机是处理“未来”的三种不同方式。

赌徒对于他所赌的结果赖以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他知道的不过是他中意之结果发生的频率而已，而这于他的赌博是无用的知识。他信赖的是好运，这是他惟一的计划。人生本来就面临着许多风险。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不可控制或不能充分控制的意外灾难。每个人都要靠好运。他指望不要触电，不要被毒蛇咬着。人生总蕴含着赌博的因素。借助保险政策，人可以部分免除或减轻某些灾难性后果，他这样做时（指投保），依赖的是反向机会。在被保险人方面，保险也是一种赌博。如果所保的灾难没有发生，他的保险费就白扔了。[3]而对不可控制的自然事项，人总是处于一个赌徒的位置。

另一方面，工程师对于解决他的问题（比方说制造一部机器）需要的一切技术知识都具备。至于那些他无法控制的不确定因素，他会留下安全的余地来避免风险。工程师知道的只是那些可获解决的问题以及在目前知识状况下不能解决的问题，有时他会从失败的经验中发现他自己的知识并没有他原来想像得那么完美；也会发现他没能认识到某些结果的不确定性，而这是他原来以为所能控制的。于是他就努力去增进他的知识。当然他决无可能消除其人生中所有的赌博因素。但他的原则是只在确定的轨道上行动。他的目的是要充分控制他的行动因素。

现在流行所谓“社会工程师”的说法。这个词正如“计划”一样，是独裁或极权暴政的一个同义词。它的理想是要用工程师在建造桥梁、道路和机器时对待材料的方法来对待人类。社会工程师计划用人来建造他的乌托邦，因而芸芸众生的意志均被他的意志所取代。人被分成两类： 一方是全能的独裁者，另一方则被贬到奉行其计划的走卒和他“机器”中的螺丝钉。假若这是可行的，社会工程师对待民众就如同工程师之处理材料钢铁一样。

在这个实际世界中，行动人面对的，是一些像自己一样牟取私利的人群。因此他必须针对他们的行动来调整自己的行动，这使得他成为一个“投机者”，他的成败就在于他了解未来的能力的大小。每一个行动都是在投机，在人生旅途上没有安定因而也没有安全。

5． 案由或然率的量估

案由或然率不适于任何方式的量估。通常认为可以量估的地方，在更为仔细地推敲后，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不同的特征。

在1944年的总统大选前夕，美国人可能有如下说法：

（a） 我愿意用3块钱对1块钱赌罗斯福将当选；

（b） 我猜想在全体选民中将有4 500万人会投票，而其中的2 500万人会投罗斯福的票；

（c） 我估计罗斯福胜出的机会是9∶1；

（d） 我肯定罗斯福将会当选。

显然，说法（d）是不准确的。如果让持此说法者在证人席上发过誓后问他，罗斯福即将来临的胜利是否与一块冰在150度温度下将融化一样肯定时，此人将回答“不”。他会这样来修正他的说法：“我个人完全相信罗斯福将会连任。这是我的一己之见。当然，这并非确定，这仅仅是我对形势的估计而已。”

说法（a）也同上一样。持该说法的人相信，当与他打这个赌的时候，自己的风险很小。3∶1的关系乃以下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倾向罗斯福当选的意见和此人好赌的习性。

说法（b）是对此未决事件之结果的一种量估。这里的数字不是指或然率的高低，而是指选举的预期结果。这种说法，也许有系统观察作依据，像盖洛普（Gallup Pool）民意测验那样，也许仅凭着估计。

这种说法与（c）不同，后者乃借数学术语表达的有关预期之结果的一切命题。它决不是指在10个同样的案由中有9个有利于罗斯福，有一个不利于他。它与类的或然率毫无关涉。那么它还意味着什么呢？

它是一种比喻的方法，在日常语言中被使用的大多数比喻，总是想当然地用一个可直接感知的东西来比同一个抽象的东西。但这并非比喻语言的必要特征，而仅仅是“具体的东西通常比抽象的东西更习见”这个事实的结果。比喻的目的，在于用众所周知的事情来说明鲜为人知的事情，因而大多数的比喻是以大家熟知的具体事情来比同抽象的事物。就我们这里的事例而言，其特征即借助数学里的或然率计算这个类比，来说明一个复杂的事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比起“理解”的认识论分析，数学的方法更多于为大众接受。

用不着拿逻辑的尺度来批评比喻的语言。类比和比喻总是有缺陷的，且逻辑上无法让人满意，通常还要寻求对第三者比较的理解。但关于我们所要处理的这一比喻，甚至这也是允许的。因为这个比较依据的一个概念，其本身在或然率计算的架构中就是错误的，即犯了所谓的“赌徒谬误”。在断言罗斯福的机会是9∶1时，意思是说，罗斯福在这次选举中所处的地位相当于一位买了全部彩票之90%的人问鼎头彩所处的地位。它意味着，9∶1的比例，告诉我们有关那个独特案由的结果的某些实质内容，这是一个无需多言的错误想法。

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里，也同样不可以借或然率的计算来处理假设。假设，是自觉地在某些逻辑上不充分的观点基础上所作的尝试性解释。关于假设，我们所能肯定的是： 假设可能与逻辑原理冲突，也可能不冲突；也可能与经验确认的或被认为是真理的事实相冲突或不冲突。在相互冲突的场合，假设就是站不住的，在不冲突的场合（就我们现有的经验和知识范围内）它就并非站不住（个人信服强度的大小则纯属是主观的）。频次性或然率也好，历史的理解也好，都与这个问题无关。

“假设”这个名词，如果用在理解历史事件的确定模式上，那就是一种误用。假若一位史家断言，“在罗曼诺夫[4]王朝崩溃这一历史事件当中，这一皇室具有日耳曼血统的背景是一个关系重大因素”，那么他并非提出一个假设。他的理解凭借的事实都是确凿无误的。在俄国，对日耳曼人有普遍的怨恨，200年当中只和日耳曼贵族通婚的罗曼诺夫这一统治阶级，在许多俄国人眼中是已经日耳曼化了的家族，有人甚至认为保罗沙皇不是彼得三世的子嗣。但是这些事实与那些促成这一王朝垮台的一连串事件究竟有何相关，却仍然是个问题。这一类问题，除了我们的“理解”之外，更无任何别的方法可以阐明。

6． 打赌、赌博和竞技

打赌是冒金钱或其他物品的风险，凭自己对某事之可能的理解，与对某事的结果有不同预测的另一个人相博。迫近的选举和网球比赛，都可成为人们打赌的对象。当然，人们也可以就某一事实判断之内容所持观点的对错打赌。

赌博是冒金钱或其他物品的风险，仅凭掌握的有关某事件全类动态的知识，与对某事件结果有不同预测的他人相赌。

有时打赌和赌博可合而为一的。赛马的结果既取决于人的行动——马的主人、驯马师或赛马师——也取决于非人的因素——马的品质。大部分在赛马场里冒金钱风险的只不过是赌徒而已。但有些专家相对自信，凭借对有关人事的理解，也能知道某些事情；而从这些因素影响其决定的程度而言，他们又是打赌者。不仅如此，他们还自诩为识马之人，凭自己有关这些种竞赛马匹各种动态的知识来做决定。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又是赌徒。

本书后面的几章将讨论商业上用来解决未来不确定性问题的各种方法。在这里，只是多作一些观察而已。

投身于竞技（playing games），既可为目的也可为手段。对于那些极想从竞技过程中寻找刺激和兴奋的人而言，或者对那些想从表演中炫耀高超技巧以满足虚荣的人而言，竞技就是目的，而对那些靠此道赚钱的职业竞技者而言，它就是手段。

所以竞技可称为一种行动。但决不能反过来说，所有的行动都是竞技，或把任何行动作为竞技来对待。竞技的直接目标是按竞技规则打败对手。这是一种特殊的和专门的行动方式。大部分行动的目的并非是任何人的失败和损失。它们的目的是要改善行动人的处境。这种改善的获得偶尔是以他人的损失为代价，但这决非常态。平心而论，在一个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里，正规的经营行为决不是损人利己的。

在竞技和市场社会的商业行为之间无丝毫相似之处。玩牌者靠使对手上当而赢钱，而生意人靠供给顾客所需物品才能赚钱。玩牌者和骗子的策略可能相类似，对此无需多言。谁要是把商业行动解释成行骗，他就是误入歧途了。

竞技的特征是两人或两人以上之团体之间的对抗。[5]一个分工社会里的商业行动之特征，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一旦他们之间彼此敌对，这个社会就会面临解体。

在市场经济之架构里，“竞争”一词的含义并非不可调和之利益之间的敌对性冲突。不错，竞争有时，甚至经常激发竞争者的怨恨和恶意，以歹心相加。因而心理学家易于把战斗和竞争混为一谈。但人的行动学必须明示这种人为的和误导的混淆。从人的行动学观点出发，在交换性竞争和智谋对抗性战斗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竞争者的目的是要在多边合作的制度里成就卓越和优异，竞争的功能则在于使社会每一成员为全社会或其他所有成员提供最优良的服务。它是在各行各业选拔良才的方法。只要有社会合作，必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只有在由独裁者指派各人从事各种工作，而各人并非基于自己的德才和能力侍服此独裁者的地方，才不存在竞争。

我们不得不留待后文来讨论竞争的功效，[6]在此我们仅需强调的是，把“互相排除”之用语用之于“互相合作”的问题，容易产生误导。军事词语不适于用来描述商业活动，把商场比作战场是一个坏的比喻。某一商家提供最为价廉物美的产品的做法，并不能说成是一种征服行动。只有在比喻的意义上，商场中才有所谓的“战略”。

7． 人的行动学的预测

人的行动学的知识使我们有可能准确预测各种行动的结果。但这种预测决不可能涉及量的方面。人的行动领域里量的问题，除了“理解”以外，别无任何其他方法可以说明。

正如后面要讲到的，我们可以预言： 在其他事情不变的条件下，某物品a的需求下降，其价格必将跌落。但我们不能预言价格跌落的程度。这个问题只能凭“理解”来回答。

对经济问题作量的研究，其基本缺陷在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所谓的经济计量之间不存在常数的关系。各种物品的评价以及各种物品间交换率的形成，既非一成不变，也非连续不断。每一种新的变化都会使整个价格结构重新调整。通过努力把握当事人内心之所想，“理解”的方法可以预测未来之情形。我们可以说这种方法是不尽如人意的，实证论者更可能蔑而视之。但这种武断的判断不应该也不可能掩盖如下事实：“理解”是处理未来情况之不确定性的惟一可能的方法。

[1]Blaise Pascal（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神学家和作家。1647年发明一种计算装置，后又发明气压计、水压机和注射器。他的宣传基督教真理的一些零星段落，在他死后被编为《思想录》出版。——译者注

[2]John Stuart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new impression， London， 1936）， p.353.

[3]在人寿保险的场合，被保人白花的保险费只是他所能得到的金额与他可储蓄的金额之间的关系。

[4]Mikhail Feodorovich Romanwoff  (1596—1645）， 俄国沙皇，在位期间为1613—1645年。——译者注

[5]有一种叫做“Patiente”或“Yolitare”的单人纸牌游戏，不能当做一种竞技，而只是一种消遣。正如John von Neumann 和Oscar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ceton，1944］，p.86）所言，它不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消遣方式。

[6]参见第十五章第5节。

第七章　人间世界的行动

1． 边际效用法则

行动有类别和等级之分。起初，它只以序数，而不以基数闻。但行动人必须调整其行动以求适应的这个外部世界，是一个有数量限定的世界。在此世界里，原因和结果之间存在着量的关系，否则，如果某些确定的东西能够提供无限的服务，那么这些东西就永远不会稀缺，因而不能把它们作为手段来处理。

行动人面对某些事物时，是把它们作为消除其自身之不适的手段来评价的。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各种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事物之间迥然相异。而行动人看待它们时，只觉它们大同小异。在评价各种显著不同的满足状态和获取这些满足的手段时，人们总是把所有的事物安排在“一个”等级表里，并只观察它们与其满足之增加的相关性。来源于食物的满足和来源于艺术欣赏的满足，在行动人的判断中，只有需要方面的迫切和较不迫切之别。把它们置于一个等级表里并按照较强烈的需求和较不强烈的需求来排列的，正是评价和行动。对行动人而言，这些事物与他自身之福利之间只存在关联和紧迫的程度而已。

量和质本是外部世界的两个范畴。对于行动而言，它们只有间接的重要性和意义。因为每一事物只能产生有限的效果，有些事物被认为是稀缺的从而被作为手段来对待。因为事物所能产生的效果彼此不同，行动人就按不同种类来区分它们。因为同量同质的手段往往易于产生同量同质的效果，在同质手段的具体而确定的量之间，行动就不再加以区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行动对于同质手段的不同部分同样看重。每一部分是分别评价的，每一部分在价值等级表上都有其相对应的位置。但这种等级排序可以随意地在等量的各部分之间相互换位。

如果行动人不得不在同等级的两种或更多的手段之间做抉择，他将对每一种手段的各个部分进行分级，使其各就各位。他这样做的时候，并不需要把同一手段的各部分，一个接一个的连续排列。

由评价而分等级，只有在行动中且仅经由行动才做得到。可以分在某一级的那些部分究竟有多大，取决于每一个行动所处的特殊条件。行动不涉及按抽象的学术方法评价的那些物质的或形而上的单位，行动面对的总是必须作出选择的那些可替代的事物。选择通常是在各种确定量的手段中进行。我们可以把那作为选择对象的最小量叫作一个单位，但我们必须预防一个错误，即假设这些单位的总值来自这些单位的分值，或以为它表示这些单位之价值的总和。

假定某人拥有5个单位的物品a和3个单位的物品b。他把物品a的5个单位的等级定为1，2，4，7和8，把物品b的3个单位的等级定为3，5和6。这意思是指： 如果他必须在两个单位的a 和两个单位的b之间做选择，他会宁愿放弃2个单位的a而不愿损失2个单位的b。但如果他必须在3个单位的a 和2个单位的b之间作选择，他就宁可放弃2个单位的b而保留3个单位的a。在对几个单位的混合体做评价时所要考虑的，是这整个混合体的效用，也即福利因它而增或因它而减。其间不涉及任何算术程序，既不加，也不乘，而是对于取得这有关的部分——混合体或供给量——的效用予以估价。

这里说的“效用”仅仅指使不适之感因之而消除的因素。行动人相信，某一事物提供的服务能够改善他自身的福利，因而他称此服务为此物品的效用。就人的行动学而言，效用一词是当事人认为某物品能消除他的不适之感因而赋予该物的重要性。人的行动学的效用观念（在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用语中为“主观的使用价值”），必须与技术学的效用观念（在上述经济学家的用语中为“客观的使用价值”）严格区分开来。客观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指的是某事物与它所能产生之效果之间的关系。例如人们说到煤的“热值”或“热力”时，指的就是煤的客观使用价值。主观的使用价值往往不以客观的使用价值为基础。有些事物之所以有主观的使用价值，乃因为当事人错误地相信它们能够产生希望的效果。相反，有的事物能够产生可预知的效果，但缺的是（主观）使用价值，乃因为当事人不知道这一事实。

让我们回顾一下门格尔[1]、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精心创立现代价值理论前夕的经济学思想之状况。任何企图建立一种价值和价格基本理论的人，首先想到的必定是效用。没有什么比“事物乃按其效用来评价”更为可信服的说法了。但老辈的经济学家遭遇到了一个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观察到，有些事物的效用大于另一事物，而其价值反而小于后者。如“铁”即贱于“金”。这一事实似乎与建立在效用和使用价值概念之上的价值和价格理论不相符合。经济学家因而认为他们不得不放弃这种理论，试图用其他理论来解释价值和市场交换的现象。

到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一表面上的矛盾是由于问题的表述方面出了纰漏。表现为市场交换率的价值和选择，并不是在“金”和“铁”之间作抉择。行动人不一定在“全部的”铁和“全部的”金之间作选择。他只在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及确定的条件下，在严格定量的铁和金之间作出选择。他在100盎司的金和100吨的铁之间作的抉择，与他在一个绝对不可能的条件下于所有的金和所有的铁之间作出的抉择毫不相关。与他的实际选择有关的只是在现有条件下，他要考虑100盎司金带给他直接或间接的满足是大于还是小于100吨铁带给他的直接或间接的满足。对于金和铁的“绝对”价值，他并不作学究式的或哲学式的判断。他也不决定对人类更重要的是金还是铁。他更不会像历史哲学或伦理学家著书立说时那样下结论。他仅仅在两种不得兼而有之的满足之间作选择。

取舍、选择乃至决定，都不是度量的行动。行动本身并不度量效用或价值；它仅在不可兼而得之的事物之间作选择。不存在抽象的总效用或总价值的问题。[2]我们无法从某一确定数量之事物的评价推论出较大或较少事物的价值。如果仅知道部分数量的价值，是没有办法计算某一供给物之总价值的；反之，如果只知道总供给的价值，也无法确定出其某一部分的价值。在价值和评价方面，不存在数学运算，也即不存在所谓的价值计算。对两件事物之总量的估价，会因其部分存量之估价的不同而不同。例如有一个人，拥有7头牛和7匹马，他对1匹马的估价可能高于对1头牛的估价，当他面临选择时，他宁可放弃1头牛而保留1匹马。但当这同一个人，必须在他所有的牛和所有的马之间选择时，他也许就宁愿保留住那些牛而舍弃那些马。如果不是用于人们必须在总供给量之间作选择的场合，总效用的概念就无任何意义。只有当人类或某一部分人必须在“所有的”金和“所有的”铁之间作选择时，提出金和铁本身究竟孰贵孰贱的问题，才算是合理的。

价值判断仅仅涉及与具体之选择行动有关的那部分供给量。某一供给量毫无例外地由同质的部分组成，它们能提供相同的服务，且能互相替代。所以就选择行动而言，任何一部分作为选择的对象都是一样的。如果发生必须放弃某一部分的问题，则所有可用的部分（单位）都被认为有相同的用处和价值。如果总供量由失去一部分而减少，行动人则必须重新决定如何使用剩余供给量中的各个部分。显然，较小的供给量无法提供较大供给量所能提供的服务。在此新安排下，每一单位已不再能提供的那种用途，在行动人的眼中，是他在以前供给量较大时所安排的那最不迫切的用途，他在这一单位用途下所获得的满足是此前供给量较大时各个单位所提供之满足中最小的满足。假若在总供给量中要放弃一个单位，行动人必须决定的只是这个“边际”满足的价值。假如要对同质供给量中某一单位估值，人们就会以全部存量中那个用途最不重要的单位作为估价的基础，他是在边际效用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的。

如果某人面临如下选择： 或者放弃其供给量a中的一个单位，或者放弃其供给量b中的一个单位，这时，他无须把供给量a和b各自的总价值进行比较，他比较的是供给量a和b的边际价值。尽管他可能认为供给量a的总价值高于供给量b的总价值，但是供给量b的边际价值却可能高于供给量a。

同样的推理，对于按确定数量单位递增的任何物品，供给量的增加问题也可适用。

为了描述这些事实，经济学无须使用心理学的术语，也用不着求助于心理学的推理来给予证明，如果我们说选择行动不依赖附着于整个类别的欲求的价值，而是依赖附着于有关的具体欲求的价值，不管这些欲求可归于哪一类，那么，我们的知识并无任何增加，也无须溯及某些更知名的或更一般的知识。欲求的类别这一说法，只有在当我们回忆所谓“价值的矛盾”在经济学思想史上的角色时才可理解。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曾不约而同地使用“欲求之类别”这个词，是为了反驳某些反对者的观点，后者认为“面包”比“丝”更有价值，乃因为“营养这一类欲望”比“华丽衣着这一些欲求”更为重要。[3]在今天，“欲求种类”这个概念完全是多余的。它对于行动因而对于价值而言毫无意义，且容易引起错误和混淆。概念和类别的建立乃心智工具；它们只在利用它们的理论范围内才具有意义。[4]为了确认这样的分类对价值论毫无用处，而又偏将不同的欲望分门别类的做法实属荒唐。

“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律”与哥森[5]的“欲望饱和律（也即哥森第一定律）”无关。在讨论边际效用的时候，我们既不涉及感官的享受，也不涉及饱和满足。在建立下述定义时，我们并不超越人的行动学的领域： 假设某人拥有n个单位的某同质供给量，他就使用其中的一个单位；如果供给量为n-1个单位时，他就不再使用时，我们就把这个使用称作最不迫切的使用或边际使用，而从此边际使用得到的效用称为边际效用。为了获得这个知识，我们无需任何生理的或心理的经验、知识和推理。它是我们如下假设的一个必然结果： 人们行动（或选择），在头一个场合，行动人有几个单位的同质供给量，在次一个场合，他则有n-1个单位的同质供给量。在这些条件下，我们无法想像会有别种结果。我们的陈述是形式的和先验的，不依赖于任何经验。

只存在两种可能： 在促使人们行动的不适之感与不再有任何行动的状态（或因已达到完全满足的状况，或因此人无力改善其生活条件）之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某些中间阶段。在第二种状态下，只能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一经完成，即进入再也不能有所行动的境地。这显然与我们的假设——行动自在——不相容；因而此状态不再蕴含行动范畴的一般条件。剩下的只有第一种状态。但是这种情形与第二种情形之间在相互趋近时又跨越各种不同的阶段。所以边际效用法则已经蕴含在行动范畴之中。它不过是“满足较多的东西优先于满足较少的东西”这一说法的逆命题。如果可供使用的供给量以n-1个单位增加到n个单位，这个增加部分之被使用，只是为了满足那个比供给量为n-1个单位时，所能满足的欲望中最不迫切或最不痛苦的欲望更为不迫切和不痛苦的欲望。

边际效用法则不是指客观使用价值，而指的是主观使用价值。它不涉及具有物理或化学功能，一般来说能够引致某一确定效果的东西，只涉及它们与某人在当时刹那间所看重的福利的相关性。它一开始就不涉及事物的价值，而只涉及某人希望从此事物中获得服务的价值。

假如我们执信于边际效用只关涉事物及其客观使用价值，我们就不得不假定，随着可使用供给量之单位数量的增加，边际效用不仅会递减，而且也会递增。当物品a的某一最小量（n个单位）的使用所提供的满足被认为比物品b的一个单位所能提供的服务更有价值时，上述情况确会发生。但是如果物品a的存量小于n，它只能用于提供被认为比物品b的用途较小价值的服务。这时，如果a的数量从n-1个单位增加到n个单位，其结果就是附着于a的一个单位的价值的增加。拥有100根木头的人，可能用之建造一间小屋以避风雨，这比一件雨衣强出许多。但如果他拥有的木材少于100根，他就只能做一张床以避开地面的潮湿。如果他有95根木头，他就会放弃雨衣以换取多于5根的木材。如果他只有10根木材，他将不会放弃雨衣，即令雨衣可换取10根木材。一个人如果其储蓄只有100元，就不一定愿意去做某种可赚取约200元报酬的工作。但如果他的储蓄到了2 000元，而又急于购得非2100元买不到手的一件物品，他就会乐于接受报酬为100元的工作。所有这些例子完全符合正确陈述的边际效用法则，按照这一法则，价值取决于所期望的服务的效用。至于效用递增律，也确有其事。

边际效用法则决不可与伯努利[6]学说及韦伯—费希纳法则相混淆。伯努利贡献的基础是众所周知而不容争辩的事实，即人们在满足其次要欲望之前，急于满足的是更迫切的欲望。一个富人比穷人能更好地满足其欲望。但伯努利从这些公认的真理中推出的结论却都是错误的。他发展了一种数学理论，认为满足的增加量随着一个人总财富的增多而递减。其意思是： 对于一个有5 000金币收入的人而言，一枚金币极可能不会比半枚金币对于一个只有2 500金币收入的人更为重要。这种说法古怪之极。古人对事物的评价，千差百异，彼此间除用独断的方法以外，别无任何其他方法可作比较。即使我们把这层置而不论，就同一个人对不同数额的收入的评价而言，伯努利的方法也是至为不当的。他不明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能讲的只是： 随着收入增加，每个新增的额度是用来满足较收入增加到已经满足的最不迫切的欲望更不迫切的欲望。他也不明白，在评价、选择和行动中决没有什么可度量和可相等的，有的只是等级之差，也即取或舍。[7]所以，伯努利也好，采用他的推理模型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好，都无法成功地解决价值论上的矛盾。

把韦伯—费希纳的精神物理学法则与主观价值论相混淆而固有的错误，早已受到马克斯·韦伯的诘难。韦伯固然不精通经济学，而且过分地受到历史主义的影响，以致不能正确洞察经济思想的一些基本原理。但他天才性的直观却使他获得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他断言，边际效用理论“不是心理学所能证明的，而是——如果用一个认识论的名词而言——实用主义的，也即以目的和手段这两个范畴为基础”。[8]

有人为解除某种病痛而服用一定剂量的药品，但如果其加倍服用却不一定带来更好的疗效，加倍用药不但不能取得最佳疗效，反而会产生副作用。所有其他的满足也是如此，尽管最佳效果的达到常常取决于大量的投入，而且因量之增加引发负效应的那一点又通常显得很遥远。这是因为我们的世界是有因果关系的世界，而且因果之间有着量的关系。一个住在华氏35度气温的房子里深感不适的人，肯定想把气温升高至65度或70度。他之不想把气温升至180度或300度，与韦伯—费希纳法则毫无关系，与心理学也毫不相关。对这一事实的解释，心理学能做到的至多是提出一个极据式的说法，即人一般都贪生怕死，喜欢健康而不愿生病。而行动学考虑的事实仅仅是，人在两可之间作选择。人犹如身处十字路口，他必须而且的确在作出选择，排除其他的情形不说，这一事实乃由于他生活在一个量的世界而非一个非量的世界，非量的世界，甚至不是人类心智所能想像的。

边际效用和韦伯—费希纳法则之混淆，其原因在于，有人只看到达成满足的手段而没有注意到满足本身。如果满足的本身曾经得到考虑，则决不至荒谬到用“感觉的强度随外来刺激的强度的递增而递减”来解释关于气温的欲望。一般人不会想把其卧室的气温调至120度的事实，无论如何是与对气温的感觉强度毫无关系的。如果有人不想把他室内的温度调整到与其他正常人所需要之温度相同的状况（即便他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又不想添置一套新衣，或高价听一次贝多芬的交响乐演奏，这种现象无法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只有客体性的客观使用价值的问题，才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处理；而行动人对客观性使用价值的评价则另当别论。

2． 报酬律

关于一阶商品（消费品），经济商品在效果方面的数量关系意味着： 某一数量为a的原因产生——无论是一次性地或在某一确定时段逐次性地生产——某一数量为α的效果。关于更高阶的商品（生产品），它则意味着： 某一b量的原因引起一个β量的结果，假设辅助原因c产生ν量的效果；只有互相协作，β和ν才能产生p量的一阶商品D。在这种情形下有三个量： B和C两个辅助商品的b和c，以及产品D的p。

假定b保持不变，我们称产生最高价值p/c的价值c为最优值。如果是数个价值c产生最高价值p/c′，我们也把它们称为产生最高价值p的最优值。如果两种辅助商品乃按最佳比例投入使用，它们都有最高的产出，则可以说它们的生产能力和它们的客观使用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没有发生任何浪费。如果我们偏离这一最佳组合，只增加C的数量而保持B之不变，一般而言报酬会增加，但却非与C之数量的增加同比例的增加。如果我们可能靠增加辅助要素之一，也即以cx代替c，这里x大于1，使报酬从p增加到p1，那么我们就有： p1＞p而p1c<pcx。又如果为了弥补b的减少，使c在p不变的情况下相应增加是可能的话，则B的物质生产力就是无限的，B就不能被认为是稀缺的，也即不能算是经济的。于是对于行动人而言，B的可利用的供给量的多或少就不再重要了。甚至极微量的B也足够生产任何数量的D，假定C的供给量足够地大。相反，如果C的供给不增加，即便增加B的使用量也不能使D的产量增加。生产过程的全部报酬都应归因于C；B不是一种经济商品。能提供无限服务的东西是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例如教给我们如何烘制咖啡的那种配方，假设被众所周知的话，就能提供无限的服务。这种知识的生产能力不管如何频繁地被使用，都不会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任何损耗；它的生产能力是用之不竭的，所以它不是经济商品。行动人永远不会在一个已知配方的使用价值与其他任何一种有用的东西之间作必要之选择。

报酬率说的是，就较高级经济商品（生产要素）的组合而言，存在一个最佳的配置。如果我们偏离此最佳配置，只增加某一种要素，则产量不是不增加，就是不和彼要素同比率增加。这一法则，以上所述，隐含在如此事实里： 任何经济商品所引起的后果在量的方面的确定，是它之所以成为经济商品的必要条件。

报酬律（通常称为报酬递减律）教给我们的也只是这样一种最佳组合的存在性。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是它无法回答的，而必须凭经验由结果追溯原因的方法来解决。

如果由辅助要素之一产生的效果是不可分的，则那个最优配置就是能够实现目标的惟一组合。为了把一匹呢子布料染色到某种程度，就必须用一定量的染料。染料较多或较少都会使目标落空。拥有较多染料的人，必须将多余部分弃用。拥有较少的染料则只能染一小部分布匹。所谓的报酬递减，在这个例子中，意味着多余的量完全无用，它们之所以成为不必要，乃因为它的使用将破坏既定的设计。

在另一些场合，最小效果的生产则必须有某一最低限度的投入。在此最小效果与彼最优效果之间，存在一个边界，在这边界里，增加的投入，其结果是产出或者比例性增加，或者超比例增加。为开动一部机器，必须用最低限度的润滑油。至于超过这最低限度而增加润滑油的使用量，是使这部机器的工作量同比例增加还是超比例增加，只能用技术经验才能探知。

报酬率不能回答下列问题： （1） 最佳投入量是否为产生所寻结果的惟一投入量；（2） 是否存在某一严格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的可变要素投入量的任何增加都完全无用；（3） 由于逐渐偏离最佳配置而引起的产出减少，以及由于渐渐接近最佳配置而引起的产出增加，其结果与可变要素之每一单位产生的变动是同比抑或非同比？所有这些问题都要借助于经验来解答。但是报酬率本身，即必然存在这样一种最佳组合的事实，却是先验有效的。

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以及绝对人口过剩、人口不足和最佳人口这些源自于其的绝对概念，皆是报酬率在特殊问题上的具体运用。它们都是在其他要素不变的前提下来研究人力供给的变动。人们往往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欲反对马氏法则。尽管他们义愤填膺，但所持的反报酬率的观点却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只了解投入土地之资本和劳动力的报酬递减律。今天，我们不再需要对这些无谓争端加以关注了。报酬率不限之于用于土地的辅助要素。企图用农业生产的历史和经验调查来驳斥报酬率的有效性既大可不必，也徒劳无益。报酬率的反对者必须解释为什么人们愿意支付代价来置买土地。如果报酬率无效，农民就永远不会考虑扩大他的土地规模，他将会在任何一块土地上加倍投入资本与劳动力，从而使其报酬倍增。

曾几何时，人们只相信，报酬递减律在农业方面是有效的，至于加工工业，有效的则是报酬递增率。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他们才认识到报酬律对所有的生产都同样有效。在报酬率问题上把农业和加工工业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所谓报酬递增律（这是一个不恰当甚至会引起误解的名词）不过是报酬递减律的反面，而后者也是报酬率的一个差强人意的说法。如果我们只增加一个要素的投量，保持其他要素不变，由此接近最佳组合，则各可变要素的单位报酬或者会同比例地增加，或者甚至超比例地增加。一部机器，当2个工人操作时，可能生产出p；3个工人时生产出3p；4个工人时为6p；5个工人时为7p；可是在6个工人时产出却不会大于7p。于是可知雇佣4个工人时每个工人生产出的报酬是最优的，即6/4p，在其他组合下，则分别为1/2p，p，7/5p和7/6p。如果我们不雇佣2个工人，而是雇佣3个或4个工人，则报酬增加将超过工人数目增加的比率。它们不是按照2∶3∶4的比例增加，而是按1∶3∶6的比例增加。这时我们面对的是每个工人的报酬递增，但这不外乎是报酬递减率的反面。

如果一个工厂或企业偏离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则它比另一个偏离此最佳组合较小的工厂或企业效率更低。在农业或加工业里，同样有许多生产要素不是完全可分的。尤其在加工业里，大多数情况下，扩大而不是限制工厂或企业的规模更容易达到最佳组合。如果某种或某些生产要素的最小而最优使用单位对于一个中小规模的工厂或企业太大了，这时，要达到最优组合的惟一方法就是扩大生产设备的规模。正是这些事实造就了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重要性将在下文讨论成本会计时再论及。

3． 作为一种手段的人类劳动

把人的生理功能和生命活力的体现当做手段来使用，就叫作劳动。至于人之潜能和生命过程的展示，不是用于获得外部的目标，而仅仅是生命的自然流泻和“生命经济的生物学消耗”，就不能称之为劳动，而只是生活。人之工作，是用他的体能和智力作为消除不适之感的手段，是以有目的挖掘他的生命潜能取代无所事事和无忧无虑的身心消遣。劳动是一种手段，其本身不是目的。

每一个人只拥有有限的精力可资消耗，每一单位的劳动也只能产生一个有限的结果。否则，人的劳动将取之不尽，它将不是稀缺的东西而不被当做消除不适之感的手段，因而也不必经济地利用。

劳动之所以要经济地使用，仅仅因为它的量是有限的，不足以作为手段用来实现所有的目的。在这样的世界里，可提供的劳动应等于所有世人所能消耗的全部劳动量。每个人都热心工作直到他把当时的工作能力消耗殆尽。工作劳顿之后，继之以消遣和复元，恢复之后又把时间完全用于工作。未被充分利用的工作能力就被视为一种损失。越是加倍努力地辛勤工作，个人的福利就越益增加。可以利用而未被利用的那部分潜能，可以说是毫无补偿的福利丧失。绝对懒惰的想法闻所未闻。没有人会这么想： 这事那事我都能做，但做而不值，我宁可赋闲。每一个人都把他所有的工作能力作为一种可供使用的生产要素，并急于充分利用。在劳动的获利机会很小时，哪怕是极微小的福利增加也足以成为工作的诱因。

但在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里，情况却大异其趣。劳动被认为是件苦差事，不工作比工作更让人觉得满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假定下，闲暇好于辛劳。人们之所以工作，只在于他们认为工作的报酬高于缩减闲暇而造成的满足下降。工作有其负效用的一面。

心理学和生理学可以努力地去解释这一事实。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成功与否，人的行动学无需加以检验。人们极爱闲暇，因而不会把他们自己的工作能力与那些物质的生产要素同等看待。这个事实，对于人的行动学而言是一个极据。人们在将要付出劳动时，不仅要探查是否有更满意的目的值得付出这劳动，还要探究不再支付劳动是否更好。我们也可把这一事实表达于闲暇的获得是有意活动的一个目的，或一阶经济商品。在使用这个有点牵强的词的时候，我们必须从边际效用的角度把闲暇同其他任何经济商品同等看待。我们的结论必须是： 第一个单位的闲暇所满足的欲望比第二个单位所满足的欲望感觉上更为迫切，而第二个单位的闲暇所满足的欲望又更迫切于第三个单位，如此类推。反过来说，工作者感觉到的劳动负效用随着劳动量之增加而超比例地增加。

然而，劳动之负效用是否与劳动量的增加同比例或超比例地增加，却是无需人的行动学研究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生理学与心理学是否重要，以及这些学科能否说明它，在此可以存而不论）。无论如何，工人工作到某种程度时会觉得再继续工作可能享有的效用不足以补偿劳动的负效用，这时他就会停止工作。在作这个判断时，他是把每段工作时间的同量产品与以前各段时间的作比较（这里我们且不管因疲劳的增加而减少产量）。虽然收益的总量是增加的，但是收益的单位效用却随劳动量的增加而减少。以前那些工时单位的产品比起后来的会满足较重要的欲望。后来的较不重要的欲望满足，不能被认为足以补偿工作的延续，尽管它们的物质产品的量不变。

因此，行动学不研究劳动的负效用是否与劳动支付的总量成正比，或者是否比消耗于工作的时间增加得更多。但不管怎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把尚未使用的那部分潜能用之于工作的这个倾向，是随已经投入使用的部分的增加而降低的。至于这种工作倾向之降低是加速还是减速，通常是一个经济基据的问题，而非范畴性的原则问题。

劳动的负效用可以解释： 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中，随着劳动的物质生产力因技术进步和资本供给充裕而长足提高，缩短工作时间的趋势却大体而言越来越强。文明人不但能够比他的祖先享受更多的乐事，而且还可享受更多的闲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回答哲学家和慈善家常常提到的一个问题： 经济进步是否使人们更为快乐。如果劳动生产力达不到今天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水平，人们就不得不更加辛劳，或被迫放弃许多乐事。在确认这一事实的时候，经济学家并不断言获得快乐的惟一方法是享受更多的物质舒适，过奢豪的生活或拥有更多的闲暇。他们只承认这个真理： 人能够供给自己认为需要的东西从而生活得更好。

人都倾向获得更大的满足，而且都以其效用为基础来评价某事物的价值。这是人的行动学的根本观点，无需再援用劳动负效用的说法加以修正或补充。这些命题本身已经蕴含着： 只有当劳动的收益比闲暇的享受更为迫切时，人才愿意劳动。

劳动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占有独特的地位，乃归因于它的非特殊性。所有自然界所赐的原始生产要素——即自然界里的一切事物和力量，人们可使用其以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各有其特殊的功能。人的目的，有些是它们较适于达成的，有些则是它们较不适合达成的，还有的干脆是它们完全无法达成的。但是，人的劳动对所有可以想见的生产程序和生产方式之运行，都不但适合而且必不可少。

当然，我们也不可一概而论，如果没能发现人及其工作能力之间的差异，则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某些人能够从事的工作对某些目的是适合的，对另一些目的则较不适合，对还有一些目的则皆不适合。古典经济学家的败笔之一，是它对这一事实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在构筑其价值、价格及工资率理论时未加以考虑。人们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节约劳动，他们要经济使用的只是某些种类的劳动。工资不是支付给劳动支出，而是支付给劳动的成就，而劳动的成就在量和质的方面均存有较大的差异。每一种特殊产品的生产都需要雇佣能够提供这种特殊劳动的工人。有些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反而自我辩解说： 主要的劳动供需，关系到的是每个健康的人所能提供的非熟练的普通劳动，至于技术劳动，即赋有先天智能或后天训练的人所提供的劳动，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只是一个例外。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远古时代的情形是否如此，或者甚至对原始土著而言，先天和后天智能之平等是否经济地使用劳动的主要因素，这都无须加以考究。但在处理文明人的情况时，我们不可以无视劳动的质的差异。各人做的工作各不相同，乃因为人生而禀赋不一，而生命过程中获得的技巧和经验也使这种天生差异进一步扩大。

在说到人类劳动的非特殊化时，我们一定不能断言人类劳动都是同质的。我们更需阐明的是： 生产各种物品所需劳动种类的差异，比人们天赋的才能差异还要大。（在强调这一点时，我们不涉及天才的创造，天才的行动超乎一般人的行动常轨[9]；同时我们对阻碍某些人群进入某些职业和接受应有训练的制度性壁垒也置而不论。）个人的天赋尽管不同，但人在动物学意义上是一致和同质的，天赋的差异决不致大到要把劳动的供给区分为一些不相连续的部分。所以每类工作的潜在劳动供给都超过这种劳动的需求。每类专业化的劳动供给，都不能靠其他部门的人的退出或放弃训练来增加。但是任何生产部门所必需的劳动，又不会永远受限制于做这类工作的人之稀缺。只有在短期内才会出现缺乏专门人才的现象。长远看来，这个现象会随着职业技术的培训而消失。

在所有原始生产手段中，劳动是最为稀缺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劳动具有非特殊性，另一方面，每一种生产都需要劳动的投入。因而其他的原始生产手段——即自然界赋予的非人力的生产手段——对于行动人而言的稀缺性，只有在需要最小量劳动的生产场合才会出现。[10]自然赋予的各种生产要素，能够为满足人类欲望而利用到何种程度，是由劳动的供给确定的。

如果人们能够而又愿意提供的劳动增加了，生产也会随之增加。劳动，不会因其无助于欲望的进一步满足而留着不用。孤立而自足自给的人常有机会通过付出更多的劳动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在一个市场社会的劳动市场上，每一种可供的劳动都大有买者。只有在劳动市场的某些部分里才会出现劳动过剩的情况。但这种情况都会将过剩的劳动推向那些经济体系中生产扩张的其他部门去。另一方面，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可供用地数量的增加，只有当所增加的土地比原有耕作之边际土地更肥沃时才会使生产增加。[11]为未来生产而积累物质设备的情况也是如此。资本财富的可用性也有赖于可用劳动的供给。如果需要的劳动可用于满足更迫切的需求，则使用现有生产能力也是一种浪费。

辅助性生产要素之被使用的程度，受限于它们当中最稀缺者之可用性。假设生产一个单位的p，需要7个单位的要素a和3个单位的要素b，且a和b都不能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如果有49个单位的a和2 000个单位的b可供使用，p的产量也不会超过7个单位。因为a的供给量决定了b的使用量。这时，只有a才被视为经济商品，人们只愿意对a出价，而p的价格大都是由7个单位的a来决定的。相对之下，b就不是经济商品，也没人愿付其价。尚有大量的b被荒置弃用。

我们不妨设想，在某一世界里所有物质的生产要素已经得到充分的利用，以致无需使用所有愿意工作的工人。在此世界里，劳动力是充裕的，劳动的增加丝毫不能引起生产总量的增加。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人具有相同的工作能力和意愿，并且不考虑劳动的负效用，则劳动在此世界里就不是一种经济商品。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度，人口数量的增量充其量不过是闲懒消费者数量的增加。如果这是一个市场社会，工资率将不足于抵御饥荒，而那些寻找工作的人们将不得不接受哪怕很低工资的工作，即令工资不足以维持生命，他们总能够延缓成为饿殍的过程。

我们自然无需详论这一假说的矛盾，也无需讨论这种世界里的各种问题，因为我们生活于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里： 劳动远比物质生产要素更为稀缺。这里我们不研究最佳人口的问题，我们只研究这样一个事实： 尚有未投入使用的物质生产要素，因为所需的劳动有待于满足更迫切的欲望。在我们的世界里，人力不是丰富，而是短缺，而尚有未被利用的物质生产能力： 如土地、矿山甚至工厂和设备。

这种情形，会因人口的大量增加以致生产粮食（严格意义上说是生产维持人类生命所必需的粮食）之一切物质要素都被充分利用而改变。如果不是这样，生产技术的任何改进也无济于事。更有效的生产方式取代较低效的生产方式并不导致劳动力富裕，假若仍有可用的物质要素可用以增进人类之福利。相反，它会增加生产因而增加消费商品的数量。“节省劳动”的生产方法可增加供给，但不会引起“技术性失业”。[12]

每一产品都是共同使用劳动和物质要素的产物。人们既节用劳动，也不荒废物质要素。

直接满足性劳动和间接满足性劳动

一般而言，劳动只间接地满足劳动者，也即通过目的的实现以消除不适之感。劳动者放弃闲暇而忍受劳动的负效用，为的是享受所获，或者享受他人愿意为他提供的产物。劳动的付出，对他而言是一种实现某些目的的手段，是一种付出的价格和一种承受的成本。

但也有例外，劳作的过程会使劳动者获得即时的满足。他由付出劳动而得到直接的满足，其效果是双重的： 一方面获得产品，另一方面劳动本身使劳动者获得满足。

有人曾非常离奇地误解这个事实，并且把一些狂热的社会改革计划建立在这些误解之上。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教条即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里，劳动才有负效用，而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劳动纯粹是一种欢愉。我们可以不管那位可怜的精神病者傅立叶的信口雌黄。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却与乌托邦思想目标类似。这一主义的最重要的一些拥护者，如恩格斯和考茨基，都曾明白无误地宣称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个主要效应就是把劳动从痛苦转为欢乐。[13]

那些能产生即时满足的因而成为欢乐和愉悦之直接源泉的活动，在本质上与劳动和工作大异其趣。但这一事实常常被人忽视，而且肤浅的讨论也无法认识其间的差异。星期天在公园的湖上驾一只独木舟游玩，只有从流体力学的观点来看，才可与船夫和船奴的划船同日而语。当你把它作为一种可达成之目的的手段来判断时，它就像一个散步者哼唱抒情曲与一个歌星在剧院演唱同一抒情曲之间的差别。那星期天悠闲荡舟湖面的人与信步哼唱的人，从他们自己的活动中直接获得满足，而非间接获得满足。因此他们做的不是劳动，不是运用他们的生理功能达成某些目的，而只不过是这些身体功能的简单运动。它不仅仅是娱乐，其本身就是目的。它是一种自娱而不具有任何其他功效。正因为它不是劳动，我们就不能称其为直接满足性劳动。[14]

有时一个肤浅的观察者会以为别人的劳动能引起直接满足，因为他自己喜欢与这类劳动表面上相似的游戏。正如儿童喜欢玩教课、当兵和驾火车的游戏那样，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爱好。他们会以为火车司机开动和驾驶机车，与他自己玩火车玩具时一般快乐。一位簿记员在匆匆上班路上看见巡逻的士兵就会心生羡慕，他以为这个巡逻兵在其责任区里闲逛着就能领到薪水。殊不知这个巡逻兵也在嫉妒这个簿记员，以为他置身温度适宜的房间内坐在舒服的椅子上，随意涂画就能赚得工资。把别人的工作误解为消遣的想法不足称道。

但也确有提供直接满足的劳动。在特殊条件下，有些种类的劳动其某一小部分能提供直接的满足。但这些劳动量是如此微弱，以至于不足以在复杂的人的行动和满足欲望的生产中发挥任何作用。劳动具有负效用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特征。人们以带有负效用的劳动交换劳动的产品；劳动对他们而言是间接满足的一个来源。

只要某种特殊劳动能提供有限量的快乐而非痛苦，提供直接满足而又无负效用，则无须为这种劳动支付报酬。相反，这个“工人”必须购买这种快乐，也即为取得这种劳动方式而付出代价。打猎，对许多人而言总是一种伴随负效用的劳动，却有人以打猎为至乐。在欧洲，业余狩猎者向猎场主购买打猎权，得以以一定的方式和一定的数量在猎场围猎。这种权力的购买与所获猎物的价值是不相干的。如果对比这两种价格，一则狩猎权的价格远高于猎物在市场上可能的售价。一只还在岩石上活蹦乱跳的羚羊，比一只被杀死了的羚羊，包括它有用途的肉、皮和角，更有价值。尽管狩猎人为追杀这只羚羊必须费力攀岩和付出必要的物资，可是我们可以说，一只活羚羊对于好猎者能提供的服务之一就是杀戮的快乐。

有创造力的天才

在万千凡夫俗子之上，高塔般耸立着一些旷世奇才。他们的事业和观念为人类开辟新径，对这些先锋才俊[15]而言，创造乃生活的本质，生活就是创造。

这些俊杰的活动不能完全纳入人的行动学的劳动概念之中，它们之所以不是劳动，乃因为对天才而言，它们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他生活在创造和发明之中，就他而言，不存在所谓的闲暇，只有间歇性的苦闷和失败。他的动机不是想得到某一结果，而是产生结果的行动。成功带给他的满足既不是间接的也不是直接的。之所以是非间接的，乃因为他的同胞不但不关心他的工作，反而常常讥笑、轻蔑甚至迫害他。许多天才本可以用他的天赋使自己的生活更加适意和欢愉，但他们甚至不考虑这种可能，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荆棘丛生的险途。他想要实现的乃其认定的使命，即使他知道他面临的乃是多灾多难的命运。

天才也不能从他的创造性活动中获得直接的满足。创造对他而言是一种痛苦和烦恼，是一场无休止的与内外障碍艰苦搏斗的战役，它消耗着他，损磨着他。奥地利诗人格里尔帕策曾经在一首感人的诗篇《告别加斯泰因》（“Fare Well To Gastein”）中描述过这种情形。[16]我们可以想像，在写此诗之时，他想到的不仅是他自己的悲哀和苦难，同时还想到一位更伟大的人物贝多芬的更深重的悲痛。贝氏的命运与他相似，由于情感相通，心生共鸣。他比同辈人更能理解贝多芬。尼采把自己比着火焰，无休止地消耗自己，毁灭自己。[17]像这样一些苦恼，与一般的“工作和劳动”、“生产和成功”以及“谋生和享受”等概念的含义没有任何相同之点。

创造性人物的成就，他的思想和理论，他的诗、画及乐曲，无法归类于人的行动学所说的“劳动”产品。它们不是那些可用来生产其他东西的劳动的产品。“生产”哲学、艺术和文学巨著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有时不适于完成任何其他的工作。无论如何，他们投入创造活动的时间和精力，决非从其他有目的的用途中扣留下来。有时，环境注定要使那有能力发明新事物的人一事无成，使他们非饿死不可，或使他们非把全部精力用于争取仅够糊口的生存。但是一旦这位天才实现了他的目标，承担这成功之“成本”的除他自己外再无他人。歌德在魏玛法院任职时，也许受职务之限不能展露其才华。但如果他不创作他的剧本、诗歌和小说，即令他做中央政府的部长、剧院经理或矿山管理员，也一定不能取得辉煌的成就。

进言之，我们无法用其他人的工作去取代创造者的工作。如果没有但丁和贝多芬，谁也不能写出或指派别人写出《神曲》和《第九交响曲》。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无法实质性地促成天才及其伟业。最强度的“需求”和最庄严的政府命令也同样无济于事。天才是不受命令控制的。人们不能通过改善自然和社会的环境来创就天才及其创作。优生学和学校也无法培育和训练出天才，而且天才的活动也是无法组织的。恰恰相反的是，人们却可以促成一个社会，而使得天才性开拓者在其中无容身之所。

天才的成就，在人的行动学看来是一种终极事实，它是命运的无私赐予，彪炳在人类史册之中。它决非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的结果。

4． 生产

成功的行动能获得追求的结果，它能生产出产品。

生产不是一种创造性行动，它带来的并非以前不存在的东西。它只通过安排和组合把已有的因素进行转化。生产者不是创造者，人只有在思想过程中和在想像世界里才具创造性。在外在现象的世界中，他仅仅是一个转换者。所有他能实现的，就是把可用的手段按照自然的法则组合起来，从而使所欲的结果必然出现。

有人曾经习惯于把有形商品的生产和个人提供的劳务区分开来。木匠打制桌椅可以称为生产，但这说法却不适合于那能医好木匠的病，使他恢复制作桌椅能力的医生。居然有人在医生和木匠的关系中或木匠和成衣匠的关系中定出这些区别。医生被说成自己是不生病的；他依赖别人比如木匠和成衣匠的生产而生活。在更早的时期，法国重农学派的学者认为除了从土地上获取物品的劳动以外，再无可称为生产劳动的了。在他们看来，只有耕种、捕鱼、打猎、采矿和采石才是生产性的。加工工业所增加的价值仅够补偿工作者所消费的东西的价值，此外，对用以生产的物质材料并不增加任何价值。

今天的经济学家，自然要嘲笑他们的前辈居然会作如此不堪一击的区别，但他们却更应该自我反省。现今许多经济学家在处理某些问题——例如广告和推销——时所用的方法明显地又滑回到早就不该再犯的粗疏错误上去了。

还有一个广泛认同的观点，认为劳动的使用和物质生产要素的使用也存在区别。这种观点认为，自然是慷慨施舍的；但劳动则由于它的负效用而必须付出代价。人在辛苦劳作和克服劳动之负效用时，为宇宙增添了一些未曾有过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劳动被认为是创造性的。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见解。人天生而具工作能力，正如土地和动物能够自然产生，皆宇宙所赋予。劳动潜能的一部分可以留存不用的事实，也无法将劳动从生产的非人要素区分开来。后者也有不尽使用的部分。人们之愿意克服劳动的负效用，是因为他宁可牺牲较多的闲暇满足来换取劳动的果实。

只有那指挥集体行动和生产的心智才具创造力。人之心智也属于宇宙和自然，它是这个既存世界的一部分。把人心称为创造的，并非沉溺于任何形而上学的幻想。承认心智的创造力，是由于我们只能把人的行动所引起的变动追溯到“理性指导人之行动”这一论点上，越过这一点，我们就茫然无知了。生产活动不是什么物理的、物质的和外在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的和心智的现象。它的必要条件不是人的劳动，也不是外在的自然力量和事物，而是“使用这些要素作为手段达成某些目的”的心智的决定。生产产品的不是辛劳和乏味本身，而是辛苦工作受理性指导这个事实。只有人心才具备消除不适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论形而上学完全曲解了这些事情。“生产力”是非物质的。生产乃一精神的、心智的和意识形态的现象。它是那些受理性指导的人为了尽可能消除不适而采用的方法。使我们的生活条件优于一千年或两万年以前我们祖先之生活环境的，不是什么物质的东西，而是精神的东西。物质的改变乃精神变化的结果。

生产是按照理性的设计转化既存物质的过程，这些设计——处方、公式、意识形态——是基本的东西。它们把原始诸要素——包括人的或非人的——转化为手段。人依赖其理性来生产，他选择目标并借助手段来实现之。经济学处理人生物质条件时所用的通常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人的行动是其心智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行动学可以称为精神科学。

当然，我们不知道心为何物，正如同我们不知道运动、生命和电是何物一样。心，只是一个词，指称那个未知的因素，正是这个因素使人们得以完成他们已经完成的事业： 理论与诗篇、大教堂与交响乐、汽车与飞机。

[1]Carl Menger （1840—1921），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始人。他分析个人行为，用以解释社会的经济现象，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于使用价值，在于可使消费者满足欲望。他的贡献是发展了边际效用学说和创立了主观价值论。几乎与门格尔发现边际价值论（1871年）同时，英国的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和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 1834—1910）也独立地创立了边际价值论学说。——译者注

[2]重要的是须注意本章讨论的是主观的使用价值，而非价格或市场价值。价格是主观使用价值的衍生。参考第十六章。

[3]Menger， Grundsa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Vienna， 1871）， pp.88ff.； Bo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3nd ed., Innsbruck， 1909）， Pt. Ⅱ，pp.237ff.

[4]世上无类别可言。是我们的心智为了组织我们的知识才把现象加以分类。这样做是否有助于上述目的，与这样做是否为逻辑所许可，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5]Hermann Heinrich Gossen （1810—1858），德国经济学家，是边际效用理论是先驱。他于1854年出版的《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在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主流时期，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直到1870年代，哥森学说的价值与意义才由瓦尔拉斯和杰文斯发现并肯定。——译者注

[6]Daniel Bernoulli （1700—1782），瑞士数学家，是伯努利数学家族的第二代传人。他研究三角级数、力学、震动系统和水动力学，解决了由Riccati提出的微分方程，该方程现称“伯努利”方程。——译者注

[7]Daniel Bernoulli， Versuch einer neuen Theorie zur Bestimmung von Dlucksfallen， trans. by Pringsheim （Leipzig，1896）， p.27ff.

[8]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a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ubingen， 1922），p.372；或p.149。韦伯所用的“实用主义”一词难免引起混淆。除在实用主义哲学里，在任何别的场合使用这一词语都不合适。如果韦伯当时知道“人的行动学”一词，他也许会采用它。

[9]参见下一节“创造性天才”。

[10]当然，有些自然资源是如此稀缺，以致其已被利用殆尽。

[11]在劳动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如果复垦土地的肥沃度不足以补偿复垦的全部成本，则对贫瘠土地的改良就是浪费。

[12]参见第三十章第3节“最低工资率”。

[13]Karl Kautsky， Die soziale Revolution （3d ed. Berlin， 1911）， Ⅱ， p.16ff。关于恩格斯，参见第二十一章第2节。

[14]作为一种运动项目而认真地练习划船，以及歌手认真练声，可称为内向性劳动（introversive labor），见第二十一章第1节。

[15]领袖（Fuhrers）不一定是开路先锋。他们只是引导人们沿着开拓者开辟的道路前行。先锋人物是披荆斩棘的拓荒者，他也许不关心是否有人想走他所辟的道路。至于领袖则是指挥人们朝着他们想像的目标前进。

[16]这首诗似乎还没有英译。耶茨（Douglas Yates）的著作（Franz Grillparzer， A Critical Biography，Ⅰ, 57, Oxford，1946）有一英译的摘要。译者又注： 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 1791—1892）是奥地利剧作家。他的悲剧很晚才被认为可能是奥地利舞台上最伟大的作品。他的声誉在于他的12部完成的悲剧和一部喜剧。他的作品总是回顾、模仿古典和浪漫主义的成就，并表现了从幻灭的唯心主义到与现实妥协的痛苦转变。

[17]关于尼采诗歌的翻译作品，可参阅M. A. Mugge， Friedrich Nietzsche （New York，1911），p.275。

第二篇　社会架构中的行动

第八章　人 类 社 会

1． 人类之合作

社会乃协同一致之行动，乃合作。

社会乃有意识有目的之行为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人们曾缔结过某些契约，从而建立起了人类社会。产生社会合作以及使社会日新月异的那些行动，其目的除了与他人合作以达成某些特定目的外，实在别无他物。由这些协同行动而形成的全部复杂而多边的联系，可称其为社会。它以人类合作取代个人的独立生活。社会既是劳动的分工，也是劳动的组合。人，以其行动动物的资格，由此成为一个社会动物。

每个人生而进入一个社会组织环境，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接受“逻辑地或历史地，社会先于个人”这一说法。在其他任何意义上，这个说法或言之无物，或毫无意义。个体在社会里生活和行动。但社会不过是芸芸众生为合作而形成的组合。在个人行动之外，社会无从存在。在个人行动之外去寻求社会所在，乃为妄想。说社会是一种自发和独立的存在，说社会有生命、说社会有灵魂、说社会有行动，这都是容易引起彻底错误的比喻。

是社会还是个人应被视为终极目的，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孰高孰低，这些问题皆无意义。行动，总归是个人的行动，成为社会一分子乃个人行动的某一取向。“目的”这个范畴，只有用诸行动时才有意义。神学和历史的形而上学，在讨论社会目的和上帝关于社会之理想设计时，所用的方法，也许与他们在讨论宇宙的其他部分的目的所用的方法一样。从科学的观点看——科学与理性不可分割，它显然不是一种适于讨论这些问题的工具——关于这类问题的思考，毫无希望。

在社会合作的架构里，社会成员之间会出现同情、友爱和归属感。这些感情是我们人类最愉快和最崇高之经验的源泉。它们是人生最珍贵的点缀，由此把人从一般动物提升至真正存在的人。但是，这些情愫，并非像某些人说的，是形成社会关系的动因。它们实乃社会合作之果实，并且只在社会合作之架构里发扬光大。它们不是先于社会关系的建立而存在，也非社会关系所由生发的种子。

形成合作、社会、文明，使人脱离动物蒙昧的基本事实是：“分工下完成的工作比独立操持更具生产力”，而且“人之理性都有能力认识到这一真理”。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将永远停留在相互敌对的状态，为争夺自然界稀少的生活资源而成为不解之仇敌。每个人都不得不把所有同类视为敌人，为求得一己欲望的满足必然与所有邻人发生不可化解的冲突。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生出同情。

有些社会学家曾断言，社会原始和基本的主观事实是一种“种属的自觉”，[1]另有一些社会学家则以为，如果没有“社会意识或同属感”，就不会有社会制度。[2]这些含义模糊的词语，假若予以恰当解释，我们或许可以同意。我们可以把“种属的自觉”、“社会意识”或“同属感”解释为对以下事实的认知： 所有的邻人都是生存竞争中的潜在合作伙伴，因为他们有能力认识到合作的利益，相反禽兽则缺乏这种认识能力。但是我们决不可忘记，引发这种自觉和情愫的乃上面提到的两个基本事实。在一个假想的世界里，劳动分工不能增进生产力，则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任何社会，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仁爱和友善之情。

分工原理是宇宙形成和演化的最基本原理之一。生物学家从社会哲学方面借来分工的概念并应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这是对的。任何生命组织之内部构件之间都存在着分工关系。而且，更有些有机体是由许多合作的动物所组成，如我们在习惯上就把蚁群和蜜蜂比喻为“动物社会”。但我们决不能忘记的是，人类社会的特征是有目的之合作；社会乃人类行动之结果，也即有意地要实现某些目的才形成了社会。在植物的机能结构和动物的身体里，以及在蜜蜂社会的活动当中，就我们所确知，都不存在有意合作的因素。人类社会是一种心智的和精神的现象。它是有意利用一个决定宇宙形成之普遍法则——分工有更高的生产力——的结果。每一种行动实践都表明，正是对这一自然法则的认知使得人的努力能够改善其生存条件。

2． 对整体主义和形而

上学之社会观的批判按照普遍主义、概念实在论、整体主义、集体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某些代表人物的那些学说，社会是一个自我生存的实体，它既独立于也区别于芸芸众生的个人生活，它为自己的目的而运行，而此目的又不同于个人寻求的目的。由此可知，在社会目标和其成员之目的之间当然会有冲突发生。为了保障社会的繁荣和发展，控制个人的私利，并强迫他牺牲一己蝇利以利于社会，就成为必要的了。在这一点上，所有整体主义学说无疑是放弃了人类科学和逻辑推理的惯常方法，而转向神学或形而上学的教条。他们必然假定： 神，经由他的先知、信徒和受命的领袖，强迫那些性本恶的，即惯于追逐一己私利的人，走上上帝、世界精神或历史想要他们行走的征途。

这是一种体现远古时代原始部落信条之特征的哲学。它是所有宗教学说的一个元素。人，必须恪守某一超人力量颁发的法律，并服从这一力量托付的执行这种法律的权威。因而，这一法律创造的秩序——人类社会——乃神之作品，而非人之行动的结果。如果神主未曾干预，未曾给有罪的人类以神启，则不会有社会存在。社会合作确实有益于个人；人也确实只有在社会架构里才能从野蛮原始的贫瘠状态中走出来。但如果任其独行，他永远不能发现自我救赎的途径。因为按社会合作的要求调整自己以及对道德律的服从，对他而言是现实的束缚。以他浅陋的心智来看，他会认为放弃某些唾手可得的利益是有害的。他没有认识到，放弃现实可见的利益可以获得相比之下虽然迟来而大得多的利益。如果没有超自然的神启，他永远无法懂得命运要求他为自己及其子孙的利益所做的事情。

由18世纪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现代经济学所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并不借助超人力量的神秘干预。个人在以协力一致的行动代替独立行动的过程中，每走一步，都能使他的生存条件获得每一次直接而可见的改善。来自和平合作和分工的利益是普适性的，可以泽被万世，而不限于近代子孙。因为人为社会所必作的牺牲，将得到更大的利益补偿。他的牺牲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他放弃较小的利益为的是能获得迟一些的较大利益。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不理解这一明显的事实。当社会合作由于分工的扩大而加强，或法律制度对于和平的保障更有力的时候，其背后的动机乃所有相关者急欲改善其自身境遇的诉求。在争取他自身（正确理解了的）利益时，个人的工作趋向于加强社会合作和和平交往。社会乃人的行动，也即尽可能消减不适之感之愿望的结果。为了解释社会的形成与演化，没有必要求助于那其实触犯了宗教精神的教条，照这一教条，原始的创造是那么的不完美，以致不断需要超人的干预以避免其遭遇灭顶之灾。

由休谟到李嘉图时代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精心打造出来的分工理论，其在思想史上的作用，是完全抛弃了有关社会合作之起源和运作的一切形而上之教条。它完成了伊壁鸠鲁哲学提倡的人类精神、道德和心智活动的大解放，它以自发生成的理性道德代替了古代他律的直观的伦理。法律和立法、道德律以及社会制度，再也不被当做神秘天意而被遵从。它们皆为人为之物，衡量它们的惟一尺度，是看其是否便于增进人之福祉。功利主义经济学家不说：“如果照正义做，一切都完了”，他说“如果照正义做，一切都成了”。他不会去直接要求一个人为社会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福利。他只劝导人们认清自己正确理解的利益是什么。在他的心目中，上帝的庄严不是体现于对繁杂事物的忙碌干预，而体现在将理性和追求幸福的动力赋予他的创造物。[3]

普遍主义、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社会哲学及其所有变种的基本问题是： 凭借何种符号我才可识别真法、上帝信徒的语言以及那个正统之权威。因为这些先知谁都自诩受到神的派遣，传播各种福音。对虔诚信徒而言，没有什么是可以置疑的；他充分自信他所笃信的乃是惟一的真理。但正是这种信仰的坚定性使得敌对情绪不可化解。每一个派别都欲使其自己的教义大行于世。但由于各种不同的信念，其是非真伪无法由逻辑论证所能决定。因此对于这样的争执除诉诸武力斗争外，别无解决之法。大凡非理性主义、非功利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教条，必然引发国际战争或国内战争，直到敌对一方被消灭或被降服为止。世界各大宗教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和战争的记录。正如现代的一些假性宗教——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一样。

不宽容和借助铁血暴力来宣传自己，乃任何他律伦理制度固有之品性。上帝或命运的法则是普适有效的，它们宣称的合法权威是所有人必然服从的。只要他律的道德法则及其哲学结论——概念实在论——的威望丝毫无损，就谈不上宽容和持久和平的问题。当战斗停止之际，那只是为下一次的斗争而积蓄新的力量。宽容他人之异见的观念，只有在自由主义学说戳穿了普遍主义之符咒时，方有可能落地生根。按照功利主义哲学，社会和国家不再是为了维持神所喜欢的，却明显危害诸多世人甚至绝大多数世人之现世利益的世界秩序而存在的制度。相反，社会与国家是所有人民为达成其自身目的而选择的基本手段。它们由人的努力而建立，它们的维持与最适当的组织，本质上与人之行动产生的其他制度并无二致。他律道德与集体主义学说的拥护者，既无望于凭藉推理来证明他们那些特殊伦理准则的正确性，也无法同样证明其特殊社会理想的优越性和惟一合理性。于是，他们不得不要求人们盲目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体系，并服从于他们认为正确的权威；他们要的是削弱反对者，甚至逼迫后者屈从。

当然，有不少的人和团体，其心智狭窄到无法理解社会合作带给他们的利益。还有另一些人，其道德操守和意志力软弱到不足以抗拒一时利益之诱惑，而做出有害社会制度顺利运行的事情。个人为适应社会合作的要求而调整自己的行动少不了付出代价。但这实在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牺牲，它将会因生活在合作社会里而得到无可比拟之更大利益的补偿。然而，在那一瞬间，放弃某一眼前利益的行动会使当事人痛苦不堪，而且并非每个人都能认识到其后更大的利益从而相应行事。无政府主义者坚信，教育可以使所有的人理解那些为实现其自身利益而必须去做的事情；经过正确的教导，他们将会自觉遵守那些为维持社会生活所必需的行为规则。无政府主义者还以为： 一个不用牺牲别人而又无人享受特权的社会秩序，其存在不必依靠任何强制力量去抑制危害社会的行动。这样的一个理想社会，不需要国家和政府，也即没有警察力量，没有强制性社会法制，也照样能够正常运转。

无政府主义者忽视了一个无法容忍的事实： 有些人或者心胸狭隘，或者意志较弱，以致不能自觉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生活条件。即使我们承认每个头脑清楚的成年人都能够认识到社会合作的好处，并相应行事，但我们仍要面对老幼病残等问题。我们可以同意应该将那些做出反社会行动的人视为精神病患者而需要照顾。但只要所有的精神病患者尚未治愈，只要还有老幼孱弱，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些设施，否则他们会使社会瘫痪。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将受到每个人的摆布，如果多数人不准备以严厉的手段阻吓少数人破坏社会秩序的行动，社会就将不存在。这种阻吓的力量就必须委托给国家或政府。

国家或政府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组织，它具有暴力行动的垄断权。任何个人都不能随意使用暴力或以暴力来威胁他人，除非他得到政府的授权。本质而言，政府是一种维护和平人际关系的制度。然而，为了维护和平，也必须时刻准备打击和平破坏者的挑衅。

立基于功利主义伦理学和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社会学说，在看待政府与其子民间之关系时，角度与普遍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完全不同。自由主义认为，统治者总归是少数，如果他们得不到多数被统治者的拥戴，则他们不会永久在位。不管政府体制如何，政府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基础，不外乎是被统治者有这样一个想法： 服从和忠于这个政府比推翻它另组一个政府更有利于自己。大多数人是有力量推翻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的，一旦他们坚信这事关自身之福祉，他们就会使用这个力量。长期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失民心之政府。内战和革命乃不满的大众推翻不受其喜欢的统治者和政府机制的手段。为了一国之和平，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要建立民主制政府。所以民主不是一种革命制度。相反，它是防止革命和内战的手段，它的功能是建立一种程序使得政府按照多数人之意志来平稳调整自己的行动，当执行者及其政府不再能遂国民之心意，在下次选举中他们将会被撵走，而代之以主张其他政策的人。

自由主义荐举的多数之治或民治原则，不是建立平凡人、庸人及下里巴人之主权。自由主义者相信，一个国家必须由那些适于治国的人才来治理。但他们还相信，要证明一个人的治国能力，靠说服他的国人要比靠镇压他们更好。当然，我们无法保证投票者一定能选出最合适的候选人，实际上任何其他的制度也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大多数国民误信了不健全的政策，选出了不足取的政客，我们只好向他们解说更合理的政策，推荐更好的人选，以期转变他们的心态，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总之少数人永不能用其他手段得到持久的成功。

普遍主义和集体主义者不会接受这种解决政府问题的民主方法。在他们看来，个人在遵循伦理规律的时候，并不能直接增加自身的实际利益，相反，他必须放弃一己私欲以实现神所设计的利益或整个集体的利益。而且，仅靠理性决不能感悟到神圣法律的绝对价值和其无条件的有效性，也不能正确解释那些清规和戒律。因而在他们看来，用和蔼的劝告来说服大多数人并引导他们走上正轨，乃徒劳无益之举。那些受了神启的人，有责任向温驯众生传播福音，而对那些“害群之马”则鞭之以暴力。神授的领袖是上帝的使者，是整个集体的受托人，是历史的工具。他永远正确，不会有任何差错。他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戒律。

普遍主义和集体主义必然是一种神权政治制度。这类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当然认为存在一个超人的东西，为个人不得不服从。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称呼这种东西的名称不一样，以及它们用此名称所宣布之法规戒条的内容不一。少数人专断的统治，除假托授命于某一超人之绝对权威外，再无其他的辩由。至于这个绝对统治者是行使“神权”的神化了的君主，或是履行“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或是黑格尔的“精神”、孔德的“人道”，则无关紧要。当代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和社会控制的鼓吹者使用的“社会”、“国家”，都象征着神。这一新教条的布道者把神学家形容上帝的那些形容词——全能的，全知的，至善的等等——统统拿来形容他们的偶像。

如果有人假设，超越个人行动之外，还存在一个不朽的实体，它有自己的目的，并不同于我们这些只有短暂人生的过客，那么作此假设的人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超人的概念。从而他将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 当国家或社会与个人在目的上发生冲突时，谁的目的更为优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蕴含在集体主义和普遍主义特有的“国家”或“社会”的概念之中。如果有人主张存在一个在定义上比个人更优越、更高尚及更善良的实体，那么毋庸置疑，这一突兀伟物的目的必然高于卑微个人的琐屑打算（但也确实有些怪论的爱好者——如施蒂纳[4]——乐于把事情颠倒过来而强调个人之优先）。如果社会或国家是一个实体，有意志、志向以及一切由集体主义赋予的其他特质，那么，拿卑微琐屑的个人目的与社会或国家的崇高计划相对抗，自然是荒唐的。

一切集体主义学说的准神学特征，在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中表露无遗。任一集体主义学说并非用抽象的说法断言某一整体的优越性，而总是宣扬某一确定的集体偶像的卓尔不群，同时露骨地否认其他集体偶像的存在，或者把他们贬至低级的附属地位。国家的崇拜者只宣称某一特定国家即己国的优越性，民族主义者则宣扬自己民族的优越性。如果有反对者以宣扬另一集体偶像的优越性来向他们挑战，他们就只好一再用这样一句话来抵挡：“我们是对的，因为有一个内在之音告诉我们，我们对，你们错。”敌对之集体主义的教条和教派之间的冲突，无法用理辩而解决，而只能诉诸武力。多数而治的自由和民主原则所要替换的，就是武装冲突和独裁侵略的军事原则。

对于自由主义制度的一些基本政治设施，如多数之治、异端宽容、思想自由（freedom）[5]、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各形各色的集体主义则表示出一致的敌视。它们在企图消灭自由这方面达成的一致性，导致了一个错误的信念，即认为今天政治上的敌对问题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抗。事实上，个人主义一方与各色集体主义另一方之间固然存在斗争，而集体主义阵营内部的各派之间的相互仇视并不弱于它们之恨自由制度。攻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是统一的，而各有门派。例如有斯大林派、托洛茨基派、孟什维克派及第二国际主义派等，它们之间进行最残酷最无人道的斗争。此外还有非马克思派，它们之间也一样用残暴方式相互斗争。因而，集体主义如果取代了自由主义，其结果无疑是血腥杀戮。

习惯的用语，完全错解了这些事情。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哲学是一种社会合作的哲学，是社会关系不断强化的哲学。相对的，集体主义基本观念的应用，其结果不是别的，只能是社会的解体和无休止的武装冲突。不错，每一种集体主义总是承诺，从它取得决定性胜利并进而推翻和消灭所有其他异见者之日起，就会出现永久的和平。然而，这计划的实现有待于全人类的剧变。人不得不一分为两个阶级： 一方是神似的全能的独裁者，另一方则是交出自己意志和理性的，终而成为独裁者计划之走卒的芸芸大众。为了把一个人抬举成大众的神明般的主宰，而必须把大众非人化。思想和行动本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却将只成为“独夫”所有的特权。我们无须指出这样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独裁者千年至福的帝国注定要失败，它们决不可能维系经年。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好几个这种“千年至福”的秩序的崩溃，剩下来的也将会是度日如年。

集体主义观念在现代的复活——我们这个时代一切苦难之根源——是如此的成功，以致把自由主义社会哲学的精髓彻底湮没了。今天，甚至许多爱好民主制度的人士也疏远了自由主义理念。他们用以赞赏自由与民主的那些观点，也沾染上了集体主义的错误光彩。他们的论点是对真正自由主义的曲解，而非对它的确证。在他们看来，多数人仅因为有力量摧毁任何反对势力，所以总是对的；多数之制就是党员最多之党的专断之名，而且这统治的多数在运用专政力量处理政治事务时，不必自我限制。某一个党派一旦赢得多数国民的支持，因而控制了政府机器，它就可以任意抹煞少数人所有的民主权利，而这些民主权利正是该党派此前用以取得政权的手段。

这种假冒的自由主义恰好是自由主义学说的反面。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多数”像上帝一般毫无过失；他们也不认为，一个政策得到多数人支持的事实本身即可证明它是有利于大众的。他们反对多数人的专制，以及对持异见之少数加以暴力摧残。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政治制度，使社会合作的顺利进行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强化得到保障。它的宗旨是要避免武力冲突、避免社会解体、避免使民众沦回原始状态——在那种状态下各政治团体无休止地相互残杀——的战争与革命。由于劳动的分工需要无骚乱的和平条件，自由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易于保持和平也即民主的政府体制。

人的行动学与自由主义

在19世纪的意义上，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它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由人的行动学尤其是经济学所发展之理论的应用，后者把人的行动的问题放在社会的框架里来研究。

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在有关行动所追寻之价值和终极目标方面，自由主义是非中立的。它假定所有的人或至少大多数人都有意达成某些目的。它向人们提供如何实现其有关计划的适当手段的信息。自由主义学说的拥护者完全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 他们的学说只对那些矢志于以上价值原则的人士方才有效。

人的行动学，与经济学一样是在纯粹形式的意义上使用“幸福”和“消除不适”这些词语的。但自由主义则在这些名词上添加了一个具体的意义。它假设人们贪生怕死，乐于健康厌恶疾病，乐于足食厌恶饥荒，乐于富贵厌恶贫穷。并且教导人们如何按照这些价值来行动。

人们习惯于称这些关怀为物质主义的，并且把自由主义说成是粗俗的物质主义，忽略了人类对“更高贵”和“更尊严”之生活的追求。批评者说，人不仅依赖面包而生存，他们对功利主义哲学的工具主义和穷奢极欲嗤之以鼻。然而这些激愤之论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大大歪曲了自由主义的学说。

首先，自由主义者并未宣称人“理应”努力于上述诸种目的。他们主张的是，大多数人情愿过一种健康富足而非疾病和贫困至死的生活。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是颠扑不破的。它可由以下的事实得到证明： 所有反自由主义的学说——各种宗教的神学规范，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在上述问题上都采取了同种态度。他们都承诺使其徒众过一种富足的生活，他们决不敢宣称如果实现了他们的计划，大众的福利将会受到损害。相反，他们坚持如果敌对党派的计划实现，其结果将是大多数人遭殃。基督教政党急于对一般大众承诺较高生活标准并不逊于民族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当今教会讲到提高工资和农民待遇的时候，比讲到基督教教义的时候还要多。

其次： 自由主义者并不轻视人们的知识和精神方面的渴望。相反，他们热烈地推崇心智和道德的完满以及智慧和美感的享受。但是他们对于这些高贵事物的见解，与反对者大异其趣。他们不存有天真的想法，以为任何社会制度都可直接有效地鼓励哲学的或科学的思想，都可产生艺术和文学的杰作，从而使大众更为开化。他们认识到，在这些方面社会所能做到的，只是提供一种环境，使得天才的发展不受障碍，而大多数人都可免于稻粮之忧而从事自己有兴趣的精神活动。在他们看来，使人更加人性化的最主要的社会方法，就是战胜贫困。智慧、科学和艺术之昌盛，在一个富足的社会里，其程度自然远比在贫困人群中更高得多。

用所谓的物质主义来诋毁自由主义，是有意的歪曲事实。19世纪不仅是生产技术和大众物质生活空前进步的一个世纪，它的成就也远不止于延长了人们的平均寿命。它在科学和艺术上的造诣千古不朽。它是流芳百世之音乐家、作家、诗人、画家、雕塑家的时代；它使哲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都得到了彻底的革新。而且它有史以来第一次使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思想与平民百姓相接触。

自由主义与宗教

自由主义立基于纯粹理性的和科学的社会合作理论，它所推举的政策是这样一种知识体系的运用： 它决不涉及情感，不涉及那些逻辑上无法充分证实的真理信念，也不涉及个人对超人现象的觉察。在此意义上，“无神论的”和“不可知论的”等等常被错误解释的形容词，不妨加诸自由主义之上。然而，如果断言人的行动科学以及来源于其的自由主义学说的政策系无神论的和反宗教的，则属严重的错误。自由主义所坚决反对的是一切神权政制。而它们对于那些无意干预社会、政治、经济行动的宗教信仰，完全持中立的态度。

神权政制是一种依赖超人权威来维系的社会制度。神权政体的不二法门是一种“洞察力”，它不接受理性的检讨，也不能用逻辑的方法来证实。它的终极标准是直觉，因为对于某些无法用理性和推理而得知的事物，直觉可以提供给心灵一种主观确定性。如果这种直觉涉及的是与神秘造物主和宇宙统治者的存在有关的传统学说体系，则我们称之为宗教信仰。如果它涉及另一种体系，我们就称之为一种形而上学之信仰。因此神权政制体系无需立基于某种历史悠长的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它可以是某些形而上学教条的产物，而这些教条恰恰反对所有传统教会和教派，并以强调自身为无神论的和反形而上学的而沾沾自喜。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强大的神权政党都反对基督教及其他渊源于犹太一神教的一切宗教。它们之为神权，特征在于他们急于按照那些无法用推理证明其有效性的复杂观念来安排人间俗事，他们吹嘘自己的领袖具有常人无法获知的知识，并反对由神权论者所不屑的其他宗派持有的观念。被赋神权的领袖乃接受某一神秘而更高力量的委托来管理盲目大众的事务，仅有他们才是聪慧的，所有他人都既盲且聋，要不就是恶人。

历史上许多大的宗教都受到过神权趋势的影响，这是事实。它们的使徒受神意而追逐权力以压迫乃至消灭反对群体。但是，不可将宗教和神权政制这二者相互混淆。

威廉·詹姆士称宗教为“个人在独处时的感情、行动和经验，就他们领悟到自己与他们想像中的神发生关系的这个范围而言”。[6]他进而列举出以下一些信仰，作为宗教生活的特征： 这个可见的世界乃一更为精神化之宇宙的一部分，并因后者而获得其主要意义；与这个更高级的精神宇宙结合或保持和谐关系是我们的真正目的；祈祷或与这个精神——“上帝”或“法则”之精神——内在交流，是一个真正完成现象世界之功业的过程；精神的活力涌流进来并产生心理的或物质的后果。詹姆士又说，宗教也包含下列一些心理特征： 一种新的情趣，恰如生活的礼品，它所取的形式，或抒情的迷醉，或英雄般的热血气概；与此相反，还有安全与和平的促进和保障，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则是一种蓬勃生发的友爱之情。[7]

人类宗教经验和感情的这些特征，与社会合作的安排毫不相干。在詹姆士看来，宗教是人与那神圣而神秘并使今人敬畏之天神之间纯粹个人的关系。它责成人遵循某一行为方式，但它不断言有关社会组织的任何问题。圣方济各[8]，西方最伟大的天才宗教家，就从不涉足政治学和经济学。他只是教导他的门徒如何虔诚地生活，他不去草拟生活组织计划，更不鼓励他的门徒以暴力对抗异端。他创造的圣方济会对他的教义所作的解释，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自由主义对于一个急于依宗教信仰模式调整其行为和处理其个人事务的人不加任何阻碍。这种模式是他个人或他所属的教会或宗派对某种信仰的解释。但是如果企图借宗教的直觉和启示来压抑社会福利问题的理性讨论，自由主义却要强烈地反对。自由主义不介入任何人的离婚或节制生育的行为，但对那些企图阻止他人自由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它却会加以抨击。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道德律的目标在于引导个人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生活，并预防一切有害于社会和平与合作的维持及人际关系之改善的行动发生。自由主义者们欢迎宗教教义对于这种道德律给予的支持，但是他们反对那必然引起社会解体的一切规范，不管它们是否来源于宗教。

有一种歪曲事实的说法来自神教政治的拥护者： 自由主义是攻击宗教的。实际上，凡是教会的教义干涉到世俗问题的地方，不同的教会、宗派之间往往互相攻讦。通过倡导政教分离，自由主义意在使各教派间建立起和平的关系，使得每一个教派都有机会相安无事地传播各自之福音。

自由主义也是理性主义的，它坚持认为，说服大多数人相信在社会架构里和平合作比相互争斗和社会解体，更能增进他们正确理解的利益。这是件可能的事情。自由主义充分信赖人的理性。这种乐观主义也许缺乏根据，乃至自由主义者也许置错。但除此之外，人类前途再无其他之希望。

3． 分工

分工与合作这一相辅相成的现象，乃基本之社会现象。

经验告诉我们，合作行动比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人行动更有效率和生产力。自然条件决定了人之生活和努力的合理配置效果，即分工能增加单位劳动的产量。这些自然的事实有：

第一，人们从事各工种的能力先天就不相等。第二，地球上由自然界所赐予的非人力之生产机会的分配也不相等。我们不妨把这二者当做一个事实来看待，即，自然的多样性使得宇宙复杂多变。如果地球表面上的情形是生产的物资条件随处相同，又如果一个人与其他所有人之能力皆相等，正如欧氏几何的一个圆与其他同一直径的圆之相等，人们就不会借力于分工了。

此外还有第三个事实，即有许多工作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而需要若干人的共同协力。一方面个人能力有限，不可以独立完成某些工作，另一方面个人也许能独立完成，但所需的时间很长，以致要许久才获得结果，从而无法补偿所支付的劳动。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协力工作才可能实现所欲之目的。

如果只有这第三种情况，人们之间暂时的合作必然会出现。但这种临时性的针对某一特定工作的协作，将不会引起持久的社会合作。只有用持久的合作方式才可完成的工作，在文明的早期实不多见。而且，所有相关的人们也不会常常同意，合力完成的工作比单独可以完成的更有用和更迫切。囊括所有人及其所有活动的大型人类行动，不可能起源于此种偶然的协作。社会之为社会，决不仅是为某一特定目标而开展的一时结合，使目标达成，结合即行终止。即使合作伙伴有意变更目标，那也只不过是偶然的合作而已。

在任何时候，只要每一个人或每一块土地，至少有一方面优于其他人或其他土地之时，分工所能引起的生产力之增加乃一明显事实。如果A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6个单位的p或4个单位的q，B在同样时间内只能生产2个单位的p，却能生产8个单位的q，当他们各自单独工作，每人用半个单位时间生产p，半个单位时间生产q时，二人总共能够生产4个单位的p加上6个单位的q。在二人相互分工的情形下，他们每人只就他比较有效率的生产一种物品，那么他们将总共生产出6个单位的p加上8个单位的q。但如果A不仅在生产p上，而且在生产q上都比B有效率，将又会出现何种情形呢？

这是李嘉图提出的问题，而他自己旋即给出了答案。

4． 李嘉图的协作法则

当一个（或一群）在各方面都更有效率的人，与一个（或一群）在各方面都效率稍逊的人相互合作之时，这种分工将会有何种结果？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李嘉图阐述了他的协作法则。他探究了天赋资源不相等之两地区间贸易的结果，假定只有生产品能在两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而工人和为未来生产而积累的要素（资本品）则不能。按照李氏的法则，这两地间的分工，可以增加劳动的生产率，因而惠及交换双方，即便其中一方生产任何物品的物质生产条件都优于对方。让秉赋更好的地区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其更有优势生产的物品，而让秉赋更差的地区去生产其他一些其生产优势稍逊的物品，这是互惠双方的安排。但为什么放弃自己较优越的生产条件不用，而去采购另一生产条件较劣之地区生产出来的物品是有利的呢？这是劳力和资本不能自由流动的结果，他们难以进入生产条件较优的地区。

李氏完全认识到这一事实： 他的比较成本法则——主要用以讨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只是那更一般性的协作法则的一个特例。

A比B更有效率是因为，他生产一个单位的p，需要3个小时，而B则需要5小时；他生产一个单位的q，需2小时，而B则需4小时。于是，如果让A只生产q，B只生产p，则可使双方获利。再如果他们每个人各有60小时生产p，60小时生产q，则A的劳动结果就是20p+30q；B的劳动结果即12p+15q；两人合计起来就是32p+45q。但是，如果A只生产q，他就能在120小时内生产出60q，如果B只生产p，则可在120小时内生产24p。他们双方活动的结果总计24p+60q，要大于32p+45q。其原因在于p对于A而言有一替代率3/2q，对于B而言有一替代率5/4q。这乃说明分工有利于参与分工的各方。更具才智的，更能干的及更勤勉的人和才智较差的、较不能干的及较不勤快的人合作，其结果对双方都有利。来源于分工的利益总是惠及各方的。

协作法则使我们得以理解人之合作何以有日益强化的趋势。我们能够想像，是何种激励促使人们不把自己仅当做互相汲取有限的自然生活资源的敌手。我们同样得以认识到是什么东西促使人们而且永久促使人们趋向于合作。分工的程度每向前发展一步，都有益于所有的参与者。人们为何不停滞于孤立状态，像禽兽一般只为自己，或至多兼为他的配偶和无助之幼儿，去觅取食物和住所？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必求之于神的神秘干预或求诸空洞的假说，说是有一先天的冲动促成了协作。我们也不必假想孤立的个人或原始人群，曾在某一天缔结盟约建立起了社会关系。促使原始社会和日常工作趋向于其日益强化的因素乃人之行动；而人的行动之所以生机勃发，是因为人们都觉察到在分工下劳动将取得更高的生产力。

对于人类从行猎兽群的非人祖先，演化到业已高度差异化的原始人的过程，尽管有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远古文献所记载的，以及那些曾遭遇野蛮部落之探险家和旅行家报道的大量信息，但历史学、人类学或任何知识部门都不能给出一满意的解释。在社会的起源方面，科学面临的工作，只能说明那些能够而且必然促进合作及其强化的因素。人的行动学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只要分工下的劳动比孤立的劳动有更高的生产力，只要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事实，人的行动本身就会趋向于合作和协作；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并不在于他为了一个神秘的“以人身作祭品”的社会而牺牲其己利，而在于他力求增进其自身的福利。经验告诉我们，这一条件——分工下的劳动生产力更高——之存在，乃因为其成因——人们生而不平等以及地域间自然生产要素之分配的差异——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能够破解社会演进的过程。

现时关于协作法则的一些谬见

有些人对李嘉图的协作法则——以“比较成本法则”之名而著称——太过挑剔。其理由是显见的。那些急于为贸易保护和经济上闭关锁国开脱，而不仅仅来源于某些生产者的私利或备战的观点，却都受到了这一法则的狙击。

李嘉图阐述这一法则的首要目的，是驳斥反对国际贸易自由的论调。贸易保护主义者问道： 一个国家，如果其任何生产条件都比所有他国要差，在自由贸易下，它的命运将怎样呢？当今世界上，不仅产品可以自由流动，资本和劳力同样可以自由流动，一个不适合生产的地区，在任何产业里都将一席不存。如果人们不能通过开发本地区相对较差的物质生产条件而改善自身的境遇，他们就不会滞留在本地，而会奔走他乡，使本地沦为无人居住的两极、苔原冻土和沙漠。但李嘉图讨论的世界，其条件是历史既定的，因特定的制度，资本和劳力不可跨国自由流动；在此环境里，自由贸易仅只是物品的自由流动，无法使资本和劳力按照劳动生产力立基其上的物质和机会之优劣，在地球范围内分配。在这样的世界里，比较成本说才发生作用。每个地区都倾向于从事其环境提供的，相比之下（尽管非绝对地）条件最有利的生产活动。对一国居民而言，放弃利用某些较有利的（绝对地和技术地）机会，而转入别国在较劣的（绝对地和技术地）条件下生产的货物，是更有利的选择。这种情形，类似于一位外科医生为清洁手术室和器械，雇佣一个做这种工作远不如他自己的人。而他则完全专心于他更优越的外科，因为他发现，这样做于他更为有利。

比较成本定理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毫无联系。它不处理价值或价格问题。它是一种分析判断；其结论隐含在以下两个假设之中： 就技术而言，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其生产力因地而异，其流动性受到制度性的约束。这一定理之所以能回避价值问题而又不损害其结论的正确，乃因为它可以自由地求助于一套简单的假设，它们是： 只生产两种产品；这些产品可自由地流动；每一种产品的生产都需要两种要素；这两种要素之一（劳动或资本）在这两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完全一样，其他要素（土地的特质）则互异；在两种生产中，都是稀缺性较大的那个要素，决定了其他要素的使用程度。有了这些假设架构，使得在共同的要素投入与其产出之间建立一种替代率成为可能，该定理因而能够解答所提出的问题。

比较成本定理与报酬律一样，都独立于古典价值理论，两者的演绎过程也是相类似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只需比较物质的投入和物质的产出就足够了。在报酬律场合，我们比较同一产品的产出。在比较成本定理场合，我们则比较两种不同产品的产出。这样的比较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假定，每种产品的生产，如果排除一种特殊要素，则只需要一些同类的非特殊性要素。

有些批评者指责比较成本说的假设过于简单。他们认为，现代价值理论需要把这一法则按主观价值原理重新解释，且断言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提供一满意的结论。然而，他们又不想用货币来计算主观价值，他们宁愿求助于那些效用分析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在他们看来是用效用来计算价值的一个手段。在以后的讨论中，我们将证明，把货币排除在价值计算之外乃一种幻想。他们的基本假设是站不住脚并且是矛盾的，所有的推论都不正确。没有哪种经济计算的方法可以不立基于由市场决定的货币价格。

比较成本法则立基于其上的那些简单假设的含义，与现代经济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是绝然相同的。某些古典学派的忠实信徒把这些假设看成是国际贸易价值理论的出发点。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抱持的教条是错误的。此外我们还认识到，在价值和价格之决定方面，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之间并无二致，人们把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加以区分的原因仅只是基据——即各种限制生产要素及产品之流动的制度条件——的不同。

如果我们不想在李嘉图之简单化假设下处理比较成本法则，那就必须坦白地运用货币计算。我们万不可沉溺于某种幻想，认为即便不求助于货币计算，也可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支出与各种产品之产出之间进行比较。联系到上述曾提及的外科医生与其勤杂工的例子，我们可以断言： 如果医生用其有限的时间去为病人做手术，他可得到每小时50元的报酬；这时他雇佣一位勤杂工来清理他的器械，每小时只支付2元，那么即使这位工人要花3个小时才能做完医生一个小时就能做完的事，就医生而言，却是大大有利的安排。在两国之间作比较时，假如在英国无论生产1单位的货物a或b都只需1个工作日，在印度，尽管资本的投资与英国相同，但生产1单位的a却需要2个工作日，生产1单位的b却需要3个工作日。再假如资本品以及a和b将可自由地在英国与印度之间流动，而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在这种生产条件下，我们则可以断言： 印度生产a的工资率必将趋向于英国工资率的50%；生产b的工资率则为英国的33.3%。如果英国的工资率是6先令，则相应地在印度生产a的工资率将等于3先令，生产b的工资率将等于2先令。如果印度国内的劳动可以在本国劳动市场上自由流动，则同类劳动的报酬差异不会持久。工人将从生产b转向生产a，他们的转移将降低a产业的报酬，同时提高b产业的报酬。最终，在印度这两个产业的报酬率将趋于相等。a的生产将趋于扩张并排挤英国的竞争。另一方面，b的生产在印度将无利可图并不得不终止，但其在英国却会扩张。如果假定生产条件之差异也仅在于或只在于所需要的投资量，则上述推理同样可以适用。

有人说李嘉图的法则只适用于他生活的时代，而不适于我们这个情况大异于之前的时代。李氏是从资本和劳动流动性之差异的角度来发现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假定资本、劳动力和产品是可流动的，那么区域内与区域间贸易之不同仅发生在运输费用上。如此，发展一种区别于国内贸易的国际贸易理论就显多余。资本和劳动是按照各地区所提供之生产条件的优劣在地球表面上分配的。有些地区人口密集，资本装备优良，有些地区则人口稀少，资本供给匮乏。而同类劳动力的工资率在全球范围内则是一种趋同之势。

然而，李嘉图起始的假设是说，在每一区域内而非在多个区域之间，资本和劳动才具流动性。他提出的问题是，在此情形下，产品流动性，将带来何种必然的结果（如果产品也不能流动，那么每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是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国际贸易也就无从谈起）。比较成本法则能回答这个问题。从任何角度看，李氏的某些假设在他的时代是站得稳的。但到了19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本与劳动不再是非自由流动的了，国际间资本与劳动的转移日趋寻常。但接着又来了一个反证： 今天，资本与劳动的流动又受到了限制。现实情况又与李嘉图的某些假定相吻合了。

尽管如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学说是超越制度上的任何变化的。它们使得我们能够在任何假想的预设下研究有关的问题。

5． 分工的效果

分工乃人类对自然条件多样性之反应的结果。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一种产生差异性的因素。在复杂的生产过程中，它使各地域都专司某些特殊的功能。使某些地区成为城镇，使其他地区成为农村；它将制造业、矿业和农业各部门定位于不同的地区。然而，更为重要的事实是，它强化了人先天的不平等。特定工种的训练和实践，使人调整至更适合他们的职业的要求；人们天生的才能，有的得到发展，有的则受到抑制。熟练于某种职业以后，人们变成了专家。

分工把各种生产过程分割成许多小的工作，其中又由许多机械装置来完成。正因如此，机械的利用才成为可能，生产的技术手段才有惊人的改进。机械化是分工的结果，是分工的最大成就，而不是分工的动力和源泉。电力驱动的专业化机械只有在分工的社会环境下才能使用。趋向于更专业化、更精致和更有生产力之机械的使用的每一步，都以工作的更进一步的细分为条件。

6． 社会中的个人

如果人的行动学涉及孤立的个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而特立独行），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合作之问题。而并不是说世间真有此类孤立的自给自足之人，也不是说在人类历史演进到有社会的阶段之前，曾经有一个孤立的个人像野兽一般漫游觅食的时代。人类非人祖先生物学上的人性化，以及原始社会结合的出现，是在同一个过程中发生的。人一出现在世间舞台上，就是一个社会的人。孤立的社会人乃虚幻之构想。

从个人的观点来看，社会是他达成其所有目的的最大手段。对一个千方百计欲图实现其任何计划的个人而言，社会的维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哪怕一个难以教化的不法之徒，即使无法调整其行为以适应合作之社会体系的生活，也不会放弃任何来源于分工的利益。他不至于有意毁灭社会。他想的只是从社会联合生产出来的财富中掠取多于社会秩序分配给他的部分。如果反社会的行为甚嚣尘上，进而造成人类返回原始穷困的必然结果，他同样会感到悲哀。

有一种荒谬的主张，说的是人如果放弃所谓自然状态的天赐极乐而进入社会，就等于放弃了某些利益，因而人们有权索赔他们的损失。还有一种无稽之谈则说，在人类社会状态下，没有人能够生活得更好，社会本身就是一种使人置错的存在。其实我们应该感谢社会合作带来的更高的生产力，它使人类得以繁衍并大大超越分工之初始阶段所能提供给人们的生活水准。与其野蛮祖先相比，每个人都享受着更高水准的生活。人在自然状态下是极为贫困和不安全的。缅怀早已远逝的原始野蛮状态下的快乐时光，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浪漫情怀。那些抱怨者如果生活在一种野蛮状态下，不但无法进入人文时代，或者即使他们进入了，也会失去由文明所提供的机会和娱乐设施。就拿卢梭和恩格斯来说，如果他们生活在他们以思故之幽情所描绘的野蛮状态，就无法享受到他们问学和著述必需的那些闲暇。

社会给予个人的特长之一，就是人无论有无疾病和残疾都有生存的可能。疾病对禽兽而言乃一种难逃劫难。孱弱阻碍它们觅食，也使它们无力抗击另类的外侵。聋、瞎或跛足的兽类注定灭亡。但在一个社会里，这些缺陷却不会剥夺一个人调整自己适应社会生活的机会。我们现今的大多数人都免不了有些生理学意义上的病态缺陷。可是我们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这些人成就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力量在社会条件下大大减弱了，以至于有人嘲讽，文明趋向于降低社会成员的遗传品质。

如果你用育种员的眼光来看待人类，即有意把人类饲养成具备某些特殊品质的动物，上述的判断是合理的。但是社会并非种马农场，专用以生产某类特殊的人种。在人的生物学进化过程中，并不存在“自然”的标准去裁定何种是可欲的，何种是不可欲的。任何选择标准，都是武断的和纯主观的，简言之是一种价值判断。“种族进步”和“种族退化”这些词语，如果不是立基于人类未来的某些特定计划，都毫无意义。

无论如何，文明人调整自己是为了在社会中生活，而并非使自己成为一个原始森林中的狩猎者。神秘沟通的神话人的行动学的社会理论遭到了神秘沟通（My stic communion）的神话的猛烈攻击。

这一神话的支持者断言，社会不是人们有意行动的结果；也不是合作和分工。社会乃渊源于深不可测的奥秘，渊源于人之本性中的根深蒂固的一种冲动。他们当中的一派说，社会是那神圣精神的精心建构，借助了上帝的力和爱的神秘结合。另一派则把社会看作一种生物现象，是“血缘呼声”的作品，“血缘呼声”是把同祖后裔与其祖先及其再传后裔相互联结起来的纽带，也是耕耘者与其所耕耘的土地之间的神秘和谐。

这种心理现象是确实能感觉到的。有些人经验过神秘的结合因而把这种经验置之无上境界；还有人坚信他们听到了血缘呼声，并用其心灵闻到了来自其所珍爱之土地的芬芳气息。神秘的体验和令人心醉神迷的狂喜，如同其他任何心理现象一样，都是心理学必然的真实对象。神交学说的错误不在于他们断言这些现象的真实发生，而在于深信这些现象是无需立基于任何理性思考的基本事实。

使父亲亲近其亲子的那种血缘呼声，是那些不了解同居与怀孕之间因果关系的野蛮人听不到的。今天，由于这种关系尽人皆知，一个笃信妻子贞操的男人也许能听到这种血缘呼声。但是如果他怀疑妻子的操守，这种声音就毫无用处。谁也不敢断言有关亲子关系的疑问可以借血缘呼声来解决。自婴儿生出来就一直亲自看护的母亲，能听见血缘呼声。如果她很早就和婴儿不接触，往后她就只能凭孩子身体上的某些特征，如黑痣和疤痕，来确认他，像小说家惯常描写的那样。但如果这些观察和源自这些观察的结论还是无法确认母子关系，血缘也便是哑巴。日耳曼种族主义断言： 正是血缘呼声把所有日耳曼人神秘地结合在一起。但人类学揭示出的事实却是，日耳曼民族乃许多不同种族、民族、种系之后裔混合而成，而非源自同一祖先的纯粹种族。近年来日耳曼化的斯拉夫人，放弃父姓而改用德文拼音的名字只是不久以前的事，但他却相信自己与所有日耳曼人再无差异，并没有体验到任何内在的冲动，使他加入那些仍旧是捷克或波兰人的同种族兄妹之列。

血缘呼声并不是一种原始的和太初的现象，它是由理性的思考促成的。由于一个人相信他与其他人因同一祖先而具血缘关系，他进而发展出某些以血缘呼声作诗意描述的情感。

在乡土的宗教情操和神秘感方面，情况也一样。虔诚的神秘主义者的神秘结合，乃以他所熟悉所信仰之宗教的基本教义为条件。只有当一个人对上帝的伟大和荣耀知之甚详时，他才能体验与上帝的直接沟通。乡土神秘主义与特定之地缘政治观念的发达有关。因而有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平原或海边的居民，会把某些他们不熟悉或无法适应的山地，纳入他们热情结合的乡土想像之中，仅仅因为这些山地属于他们或他们意欲加入的政治体。相反地，邻近的地区，其地形地貌结构与他们家乡的非常相似，也不能被纳入他们的“其呼声可以听得到的”幻想之中。

在一个民族或一个语言集团，甚至在一个自愿组成的小团体里，人们也不总是友善和睦地团结在一起的。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上，都记载着其不同派别之民众之间的不和乃至互相仇视。试想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美国北方佬和南方人以及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之间的冲突。要解决这些仇恨情绪，一个民族或一个语言集团内的所有民众能具有同属感并结合一体，乃意识形态使然；但今天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和原始的现象。

男女两性间的互相吸引是人固有的一种动物属性，与任何思想和理论无关。我们不妨把这种天性称为是原始的、植物性的、本能的和神秘的；也不妨用一种比喻的方法说成是阴阳和合。我们可以把两个异性身体之间神秘的契合，称为神交。然而，无论是同居一处，抑或同居前后的结合，都不会促成社会合作和社会生活方式。动物在交配期内两相结合，但它们却无法发展出社会关系来。家庭生活不仅仅是两性媾和的一种产物。父母子女在一起居家过日子，决非自然和必要的。配偶关系不一定产生一个家庭组织。人类家庭是思想、计划和行动的一种结果。正是这个事实，使人类家庭与所谓的动物“家庭”迥然相异。

对神秘沟通或神秘结合的神秘体验，并非社会关系的根源，而是社会关系的结果。

与神交神话相对称的还有另一个神话，说的是在种族或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和原始的排斥性。它断言，是本能教会人们区分“家人”和“外人”并憎恶“外人”。贵族子孙厌恶与下层“贱民”发生任何接触。只要提及种族混合的事实就可使上述说法不攻自破。正如今天的欧洲并无一个纯粹的种族。由此可知，不同血统的人众一旦在这个大陆定居，彼此间就必然发生两性相依而非两性相斥。成百万黑白混血和其他混种，正是“不同民族自然相斥”论调的生动反证。

正如神交感一样，种族间的仇恨并非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现象。它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但即便种族间存在自然的和天生的仇视，它也无法使社会合作失去作用，也无法使李嘉图的协作理论无效。社会合作与个人之间的爱无关，也与互爱的戒律无关。人们并不因为互相爱慕或应该互爱而在分工下进行合作。他们合作，乃因为这最有利于双方的利益。使人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要求的，使人尊重他人权利和自由的，以及使人用和平替代敌对和冲突的，既不是爱和仁慈，也不是任何同情心，而是对私利的正确理解。

7． 大社会

并非每一种人类间的关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当人类集团间诉诸彻底灭绝对方的战争时，当人如同杀戮有害动物和植物那样冷酷无情地互相征伐时，那相互对抗的团体间也存在着交互影响和相互关系，但这绝非社会。社会是联合行动与合作，其间每个参与者都视对方的成功为获得自我成功的手段。

原始游牧民族和部落对水源、猎渔区、草原以及战利品的争夺，是残酷的灭绝性战争。19世纪时欧洲人与新开垦之地域上的土著之间的战争也是如此。但是在原始时代，早在有信息记载的历史之前，就开始形成另一种行动方式。人们即便在战争中也还保留着此前已建立了的某些基本的社会关系。在与之前从未有过接触的人交战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想到： 人与人之间，即使眼下是敌人，但战后的合作却是可能的。战争就是为了伤害敌人；但敌对行动却再也不那么极端残酷和无情了。交战国开始恪守某些限制，某些在对付人而非对付野兽的战争中不容僭越的限制。在不解的仇恨和疯狂的毁灭之上，另一种社会因素开始萌发。这样一种观念开始萌生于人之脑海： 每一个敌人都应作为未来合作中的一个潜在伙伴，而且这一事实不应在军事行动中被忽视。战争不再作为人类间一种常态关系来考虑。人们认识到，和平的合作乃生物性生存竞争中的最佳手段。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 一旦人们发现把败敌收为奴隶比杀死他们更为有利，即使在战争尚未结束时，交战方也会思考战后的和平。大体说来，把战俘奴役化，是走向合作的预备步骤。

即今在战时，也非任何行动都视为许可；战争也有合法和非法之分；有一些法则即社会关系乃凌驾于所有民族（包括交战民族）之上。这些观念的弘扬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囊括所有人类和民族的“大社会”。各区域性社会因而合并成一个大的社会。

不采用灭绝猛兽的野蛮方式，而遵守人道主义和战争之社会规律的交战国，之所以放弃使用某些毁灭性的方法，目的在于换取敌对国方面的同种约束。这些规则被遵守到何种程度，敌对团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达到何种程度。敌对行动本身不光是非社会的，而且是反社会的。给社会关系下定义，如果包含了那些企图消灭和打击他人的行动，那就是错误的。[9]哪里只存在人人皆欲相互伤害的关系，哪里就既无社会，也无社会关系。

社会不仅仅是一种互动关系，在宇宙的所有部分之间都存在互动关系即相互影响，比如狼和它吞噬的绵羊之间，病菌和它害死的病人之间以及陨石和它坠落其上的东西之间。但在另一方面，社会则使得其成员相互合作，以使所有参与者达成自身的目的。

8． 侵略与破坏的本能

有人说，人同样是一种掠食动物，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驱使他去战伐、杀戮和毁灭。而文明，在其创造非自然的人道主义使人脱离动物野蛮根性的过程中，曾试图压制这些原始冲动和欲望。文明使文明人颓废而软弱，以自己的动物性为耻，而津津乐道于视自己的堕落为真正的人性。因此，为防止人类的进一步退化，急需把人从文明的恶果中解救出来。因为文明仅是劣等人的一个狡猾发明。这些劣等人过于瘦弱，连做勇敢的英雄的伙伴都不配；同时也过于怯懦，无法容忍应被完全消灭的惩罚，还过于懒惰和骄傲，不愿为人奴役。因此他们只好求诸诡秘伎俩。他们颠倒渊源于宇宙不变法则的永恒价值标准；还曾宣扬一种道德，把自己的卑劣称为善，把那些英雄的卓越称为恶。这些奴隶的反动道德必须剿灭，通过彻底的价值转变。这些奴隶们的伦理是弱者怨恨的一种可耻产物，也必须完全舍弃；取而代之的，是强者的伦理，即取消一切伦理的约束。人必须无愧于原始的祖先，也即渺渺远古时的某些高贵兽类。

我们通常称这样一些论调为社会的或社会学的达尔文主义。在此，我们无需决定这种指称是否贴切。但无论如何，用“演化的”和“生物的”这两个修饰语去装饰那轻率诋毁全部人类历史的学说，总是一个错误。人类的全部历史，起始于人类开始超越非人远祖之纯动物性生活的那个时期，诋毁者则把它说成是不断地趋向于颓废和堕落的过程。生物学只关心生物内部的变化是否使个人调整到适于其生存环境，并因而改善其生存竞争之机会，而不提供用以评判这些变化的任何准则。从这个观点来判断，文明应被认为是好事而非坏事。它曾使得人类在与其他所有动物——包括庞大的猛兽与更危险的微生物——的抗争中保存下来；丰富了人的生存手段；使人更魁伟、更精明和更加多才多艺，以及使人的平均寿命得到延长；它还给以人类对地球的无可比拟的控制力；它使人口大幅增长，并把人们的生活水准提高到穴居的祖先所梦想不到的程度。诚然，这种进化妨碍了人类某些技巧和天赋的发展，而这些技巧和天赋在人类的生存当中也确曾发挥过作用，但随着环境的转变，其作用逐步消失了。另一方面，它却发展了人类其他一些才能和技巧，为社会架构中的生活不可或缺。但是，生物的和进化的观点决不至于对此种变化吹毛求疵。拳脚相对，对原始人的有用，正如现代人之少不了精明的运算和正确的拼音。只把对原始人有用的那些特征称为自然的和适于人性的，而把文明必需的才能和技巧斥之为堕落和生物退化的标志，无疑十分武断，违背了任何一种生物学标准。劝说人回复史前祖先的那种体格和智能，其不合理无异于要求他放弃直立行走并再长出一条尾巴来。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极力颂扬人类野蛮远祖之巨大蛮劲的代表人物，身体竟脆弱到无法适应“危险生活”要求的境地。在其精神崩溃之前，尼采甚至病弱到只适于在恩加丁高地[10]和意大利某些地区生活。假如不是文明社会保护他脆弱的神经以应付狂乱的生活，他不可能完成他的著作。暴力的鼓吹者恰恰在他们嘲弄和蔑视的“布尔乔亚”的屋檐下从事写作。他们之所以能自由发表煽动性的说教，正因为他们讥讽的自由主义保障了出版自由。如果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哲学嘲笑的这一文明的赐予，他们将陷入绝望。胆小懦弱如索列尔[11]者，在极其所能地颂扬暴力的同时，甚至谴责现代教育制度在弱化人们天生的暴力倾向，这是怎样一幅滑稽情景呢？

我们或可承认，原始人的杀戮毁坏嗜好及残暴的性情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也可假设，在远古时代的环境下，侵略和杀伐的倾向实际上更有利生命的保存。人也曾是一种凶残的野兽（在此无需去考究史前人类是肉食动物还是草食动物）。但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生理上而言，人是一个弱小的动物。如果他不具备理性这一特殊的武器，他就无法与那些庞大的掠食野兽相抗争。人是理性动物，他不会毫无节制地屈从于每一次冲动的诱惑，他会按照理性的考虑来调整自己的行动。这些事实我们决不能从动物学的角度说它们是反自然的。理性的行为是指，在无法满足其所有的冲动、欲望和嗜好的事实面前，人会放弃那些在他看来较不迫切的需要。为了不危及社会合作，人不得不抑制那些可能阻碍社会制度之建立的欲望。这种压抑无疑是痛苦的，然而人正是这样做的。他放弃了某些与社会生活不相容的欲望的满足，而优先满足那些只有在分工体系下所能满足甚至得到更大满足的欲望。他已经迈上了通往文明、社会合作和财富的漫漫长路。

但这并非不可更改和终极的选择。父辈的选择不能妨碍子女的自由选择。后者能够转变前者的抉择。每一天他们都可能改变原有的价值观，如赞成野蛮反对文明，或如某些作家所言，主张灵验反对理性，主张暴力反对和平。但他们必须选择，因为互不相容的事物不可能兼而有之。

科学，从其价值中立观点而言，并不谴责暴力主义的倡导者对疯狂杀戮和虐待的赞美。价值判断是主观的，且自由主义的社会赋予每个人自由地表达自身情感的权力。文明未曾根绝原始人类残暴掠夺的天性，这些天性依然蛰伏在许多文明人身上，一旦文明的约束失效，它们就会爆发出来。试回想纳粹集中营里那种不堪言状的恐怖。报纸上不断报道残忍的罪行，也证明残暴的兽性还潜在。大部分的畅销小说和热门电影也都在描述血腥的暴行。斗牛和斗鸡更能吸引诸多观众。

如果一位作家说： 暴民嗜血，而我欲同流。他这样说并不比说“原始人过于嗜杀”更不对。但如果他忽视了此种虐待欲望的满足将危害社会生存的事实；或者如其所言“真正的”的文明和“好”的社会是那些明目张胆地沉溺于暴力残杀之人们的成就；对残暴冲动的压抑将会危及人类的进化，而以野蛮主义取代人道主义就可使人类免于退化。那么，他就错了。社会的分工和合作立基于争端的和平解决。正如希腊圣哲赫拉克利特所言，和平而非战争乃一切社会关系之源。对人而言，与生俱来的欲望不仅是血腥残杀，如果他想满足其他愿望，他就必须放弃杀戮的冲动。凡是想尽可能长久地保存生命和健康的人，都必须认识到，尊重他人的生命和健康比相反的行为更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愿望。某些人可能会惋惜事情竟是这样，但这种悲哀终无法改变这一铁的事实。

以非理性为由谴责上述说法是无用的。所有本能的冲动都排斥理性的检讨，因为理性只针对达成目的的手段，而不管终极目标。但人之所以有异于其他动物恰好在于，他不会毫无意志地屈服于任一种本能的冲动。人们运用理性，在一些不能兼得的互相冲突的欲望之间作出选择。

因而你不可以告诉大众： 去放纵自己的杀人欲望吧，那是真正的人性且最有利于你的福利。而应该告诉他们： 如果你满足了杀人的欲望，你就必须放弃许多其他的欲望。你要吃、要喝，想居舒室，想着华服，以及取用上千种只有社会才能提供的事物。你无法获得所有的东西，你必须选择。涉险生活和施虐成性也许能使你快乐，但它们却是与你不愿失去的安全和富有不相容的。

作为一门科学的人的行动学，不能侵犯个人的选择权和行动权。最终的决定取决于行动人，而非理论家。科学对于生活和行动的贡献不在于建立价值判断，而在于说明人们行动所必需的条件，以及说明不同行动模式下的各种结果。它为行动人提供其所需的一切信息，以便他在充分了解可能的一切结果后自我选择。比如说它可能对成本和效益作出预测。但如果它忽略了一项与人们选择和决策有关的信息，那就是未尽其职。

对现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对达尔文主义的流行误解

当今的某些反自由主义者，不管其属右翼还是左翼，均把自己的学说建立在对现代生物学成就的误解之上。

（1） 人是不平等的

18世纪的自由主义和现代的平等主义，均发端于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出让的权利。”然而“生物学的社会哲学”的倡导者却说，自然科学已经用一种无可辩驳的方法证明了人是有差异的。他们认为在对自然现象的经验观察框架里，丝毫没有诸如自然权利之概念的存在空间。对于任何生物的生活和幸福，自然界是既无感情也无感觉。自然是生硬的必然和规则，将“不可捉摸”的和模糊的自由观念同宇宙秩序之永恒不易的绝对规律相提并论，乃形而上学的无稽之谈。因此，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理当做为一种谬误来揭发。

的确，18世纪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民主运动，得益于自然法和个人之固有绝对权利的学说。这些观念，首先发达于古代哲学和犹太神学，再渗入基督教教义。有些反天主教的教派把他们作为其政治宣传的焦点。后来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又不断地充实它们，因而愈益流播在早期民主政治运动中成为最强劲的动力。今天它们依然受到拥戴。它们的倡导者完全置以下不容争辩之事实而不顾： 上帝和自然并没有平等地造人，因为许多人生而强壮，有的则生而孱弱或残畸。除此之外，还有由于教育、机会和社会制度造成的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但是，功利主义哲学和古典经济学则毫不涉及自然权利的学说。对它们而言，社会效用乃是惟一重要的价值。他们之所以推荐民主政府、私有财产、宽容以及自由，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自然和公正的，而是因为它们有利。李嘉图哲学的核心在于说明，通过社会合作与分工，即便在任何方面都较优越和更有效率的人，与那些在任何方面都较劣而低效的人，都能够获得利益。边沁，这位激进主义者说道：“‘自然权利’简直是无聊，自然的和绝对的权利乃荒谬之修辞。”[12]在他看来，“政府的惟一目的是使社会最大可能的多数人得到最大的幸福”。[13]因而在检讨什么应该是对的时候，他不关心那些与上帝的或自然的计划和意图有关的成见，而是专注于发现是什么因素最有助于增进人类的福利和幸福。马尔萨斯指出，生存手段是有限的，因而自然不可能为任何生物提供生存的权利，如果人自然纵欲，随意生殖，那他就永远无法脱离饥荒之灾。他断言，人类文明和福祉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人学会如何以道德约束节制纵欲的程度。功利主义者反对武断的统治和特权，并非因为他们反对自然法则，而是因为它们有害于大众福利。他们之推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因为人生而平等，而是因为这种政策有利于公共福利。在反对自然法和人人平等的虚幻观念时，现代生物学只不过更加透彻地重复了很久以前功利主义之自由和民主斗士所说过的话。很明显，功利主义哲学关于民主政府、私有产权、自由以及法律平等的社会功效的学说，决非生物学所能动摇的。

现在盛行的赞成社会分裂和暴力决定的学说，并非所谓立基于生物学的社会竞存哲学的结果，而是由于对功利主义和经济理论的普遍反对。人们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和国际冲突之理念取代了“正统”的社会和谐之理念。而后者在正确理解的意义上，指的是所有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长期利益的和谐。人们之所以互相争斗，乃因为他们深信，彻底消灭敌人是增进自己福利的惟一手段。

（2） 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含义

有一派社会达尔文主义声称，由达尔文创设的生物进化理论，已经清楚地说明，自然界里不存在诸如和平与尊重他人生命和福利的事情。在自然界里，只存在无休止的斗争和不能自保之弱者的无情淘汰。自由主义永恒和平的计划——国内的或国际的——只是理性主义者虚幻的构成，与自然秩序相违背。

但是，达尔文从马尔萨斯那里借用于自己学说的物竞天择理念，应该在比喻的意思上来理解。它的意思是，某一个生物体对于危及其生命力量的积极抵抗。这种抵抗如果要成功，那就一定要适应这个生物体系之赖以生存的那个环境。这并不一定总要诉诸毁灭性的战争，正如人与病菌之间的那种生死关系。理智指示我们，对人而言，改善生存环境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社会合作和分工。但只有在和平条件下才有社会合作和分工可言。战争、内战和革命，都有害于人类生存竞争的成功，因为它们有可能瓦解社会合作的基构。

（3） 被称之为非自然之理知和理性行为

基督教义反对人体的兽性机能，而把“灵魂”描述成外在于一切生物性的东西。为了反对这一哲学，某些现代人极端地倾向于蔑视人有异于其他动物的任何事情。在他们看来，人类理智劣于动物本能和冲动；因其非自然而有害。对他们而言，理性主义和理性行为之类的词语有一种无耻的内涵。完全的人、真正的人，是一种服从于其原始本能而非理智的存在。

显明的真理是这样的，理智，作为人最大的特征，也是一种生物现象。理智之为自然的现象，恰好等同于人类的其他特征，如直立和无毛的皮肤。

[1]F. H. Giddings，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1926）， p.17.

[2]R. M. MacIver， Society （New York， 1937）， pp.67.

[3]许多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巴斯夏（Bastiat）也是信上帝的。因而他们在他们发现的事实中赞美“伟大的自然主宰”之神宠，无神论批评者指责他们这种态度。然而，这些批评者却认识不到嘲笑那“看不见的手”并不能使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之基本学说失去效果。我们必须了解我们面临的选择只能是： 或者合作是一种人为的过程，因为它最适于达成相关个人的目的，而这些人自身又有能力认识到按照社会合作来调整生活方式所能带来的好处；或者是有一个超人的力量命令不情愿的人们服从法律和社会的权威。至于把这种超人力量称作上帝、世界精神、命运、历史或物质生产力，以及用什么来称呼这些力量的使徒即独裁者，则是无关宏旨的。

[4]参阅Max Stirner （Johann Kaspar Schmidt），  The Ego and His Own， trans. by S. T. Byington （New York， 1907）。

[5]本译稿将freedom与liberty二词均译为“自由”。此二词同指“自由”，但前者更强调被赋予的权力，而后者则更加强调制定自己之法律、自加约束、控制自己之思想、感情及行为的权力。米氏在本书中并没有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区分，而是经常将二者并列共同使用。哈耶克也认为它们“似乎并无公认的区别。所以笔者在行文时往往交替使用它们，尽管我个人更倾向使用前者（liberty），但后者似更少被滥用”。（见《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18页）。本译稿皆以“自由”一词通用，若有两词交错出现时，会附原文以供读者辨别。又，本章中的“自由”均为“freedom”。——译者注

[6]William James，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35th impression， New York， 1925）， p.31.

[7]Ibid.，pp.485486。

[8]St. Francis dAssisi （1181/1182—1226），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女修会的创始人，生于意大利翁布利亚的阿西西。——译者注

[9]这是Leopold Von Wiese使用的术语（Allgemeine Soziologie ［Munich，1924］， Ⅰ， 10ff.）。

[10]Engadin，位于瑞士格劳宾登州境内，分上下两部分。上恩加丁谷在19世纪成为时髦的“空气治疗”地和冬季运动中心。——译者注

[11]George Sorel （1847—1922），法国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者，发展了关于神话和暴力在历史过程中创造性作用的独特理论。革命工团主义强调阶级斗争自发性，是一个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运动。他最著名的专著《暴力论》（1908）被译成多国文字。——译者注

[12]Bentham， Anarchical Fallacies； being a Examin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issued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Works （ed. by Bowring）， Ⅱ， p.501.

[13]Bentham， Principles of the Civil Code， in Works， Ⅰ， p.301.

第九章　观念的作用

1． 人 的 理 性

理性是人的典型特征。关于理性是否认知终极和绝对真理的一个适当的工具的问题，人的行动学没有必要提出。它只就理性能使人行动这一点上来讨论理性。

所有作为人之感觉、知觉和观察的客观对象，同样也呈现于动物的感官之前。但唯有人能够把感官所受的刺激转化为观察和经验。同时也只有人才能够把他的各种观察和经验安排在一个有条理的体系中。

思而后行。思考就是预筹未来并回顾过去的行动。思和行不可分。通常每一个行动都立基于某一与因果关系有关的特定观念。人们在思考一种因果关系时实际只是在思考一种理论。没有思想的行动和没有理论的实践，都是无法想像的。推理可能有误，理论也许不正确，但思考和推理却不可或缺于任何行动。换言之，思总是对某一潜在行动的思。甚至一位思考某一纯理论的人，也会假设某理论是对的，也即按照此理论去行动的结果仍在该理论的预料之中。至于这行动是否可行，则与逻辑无关。

通常只是个人在思考。社会不思考，正如它不食不饮。人类理性从原始人的天真想法到现代科学的精密思维的演进，是在社会里发生的。然而，思想本身却总归是个人的成就。有联合的行动，但无联合的思想。只有传统能够保存思想，并把它们作为一种刺激传递给思想的他人。但是人却没有任何手段去占有其前辈的思想，除了一再地去思考它们。当然，他能够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想得更远。传统的一个最主要的工具就是语言。思想与语言相联系并相辅相成。概念通过词语体现出来。语言之为思想的工具无异于它作为社会行动的工具。

思想和观念的历史是人类世代之间从无间断的交谈。后世的思想产生于前代的思想。如果没有这种刺激，知识的进步就不可能。为后人播种而在前人耕耘的土地上收获，这种不间断的演变，也表现在科学和观念史上。我们从祖先承袭的，不仅仅是构成我们物质利益的各种物品，我们也同样承袭了观念、思想、理论和技术，它们使得我们的思想更加丰富。但思想总归是个人的体现。

2． 世界观和意识形态

那些指导行动的理论通常是不完全和不如意的。它们甚至可能互相矛盾，因而不适于纳入一个综合而一贯的体系。

假如我们把那些指导某些个人或集体行为的所有命题和理论，看成一个有条理的复合体，并尽可能将其纳入某一体系，即一个综合的知识体系，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世界观。某一世界观，如同一种理论，是对一切事物的某种解释；又如同一种行动准则，是关于能尽量消除不适感之最佳方法的某种见解。因此，某种世界观一方面是一切现象的解释，另一方面又是一种技术。在此，“解释”和“技术”都是在最广义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宗教、形而上学和哲学的目的都是提供一种世界观。它们解释宇宙，并劝导人们如何行动。

意识形态的概念比世界观的要狭隘。当我们说及“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只涉及人的行动和社会合作，而不考虑形而上学的问题、宗教之教条、自然科学以及来源于它们的各种技术。意识形态是我们关于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之学说的总称。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这两者都超出了纯粹中立之学术研究应有的界限。它们不仅是科学之理论，也是关于“应该”的某些学说，也即关于人在世俗所应追求的一些终极目的。

禁欲主义告诉我们说，人企图解除痛苦获得完全安灵、满足和幸福的惟一可用的方法，就是摆脱俗虑和生活在俗事侵扰之外。除了放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还要去温顺忍受人生旅途的患难，以及完全献身于为享受永恒至福作准备。然而坚定不渝地遵守禁欲主义的人是那样得少，甚至难以数出一二。完全消极地坚守禁欲主义似乎有悖于自然。生活的诱惑终于占了上风。禁欲的原则已不再纯粹。即便是最圣洁的苦行者，也不得不向那些与他们恪守之严厉原则不相容的生活和俗务让步。但是，一个人一旦挂牵于俗务，并且用世俗的观念代替纯粹枯燥的理想，不管这样做会受到他皈依之学说的限制甚或与其相违背，他也就和那些追求世俗目的人们相去不远了，也即与普通人趣味相投。

有些事情，既不能通过纯粹推理，也不能通过经验获得其任何有关的知识，以致人类思想在这方面的分歧大到无法达成任何一致。在这方面，心灵的自由幻想既不受逻辑思考也不受感官经验的限制，人们正好可以发泄其个性和主观。关于超验性（transcendent）的一些观念和想像力，是最具个人性的。语言文字无法描述何为超验之物；谁也都无法确定听者与说者之间会灵犀相通。关于超然之物，永无一致见解。宗教战争之所以是最残酷的战争，正是因为双方没有可调和的余地才诉诸兵燹。

但是在涉及世事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亲情以及保持生命之生理条件的一致，就会产生积极的功效。分工下的合作能带来更高的生产力，从而使得社会成为一种最重要的手段，让每一个人都能实现其自身目的，不管这些目的会是什么。社会合作的维系和加强成为每个人都关心的东西。任何一种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只要它不是完全无条件地服从于禁欲主义，和完全属于隐居生活，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乃达成世俗目的的最大手段这一事实。而且在另一方面，关于某些细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组织的琐事，也具有达成社会一致的共同背景。尽管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可能会互相冲突，但它们在承认社会生活这一点上，是相安无事的。

人们有时没能看清这个事实，因为他们思考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时，总是更多地注意它们关于超验的和不可知物的讨论，而更少注意它们关于现实世界里人之行动的论述。某一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各部分之间也通常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对行动人而言，只有那些能产生行动准则的学说才是确实重要的，而不是那些无法在社会合作框架里运用的纯学院派的学说。我们可以不管那种绝对的禁欲主义哲学，因为严酷的禁欲主义最终将导致其支持者的毁灭。其他所有的意识形态，既认可对生活必需品的追求，就多少必须考虑这个事实： 分工比孤立的工作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它们因而承认社会合作的必要性。

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都不适合于任何学说之超验的和形而上学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由正确的逻辑推理产生出来的关于社会合作的原理，任何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教条也无法使之失效。如果一种哲学已承认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必要性，那么，就社会行动问题而言，这种哲学的立场就不容再转到那些经不起理性方法检验的个人信念上去。

这一基本事实常常被忽视。人们认为是世界观之间的差异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执不同世界观之各党派间的根本敌对，是不能靠妥协来解决的。它们源自人之心灵的最深处，并表现出一个人天生的与一些超然而永恒力量的沟通。在执不同世界观的人群之间，决不会有任何的合作发生。

然而，如果我们审视所有政党的纲领——无论是精心设计并且公布于众的，还是那些被执政党付诸实施的——就能轻易发现上述解释是错误的。现今所有的政党都追逐世俗福利及其支持者的利益。他们无不许诺，将为其追随者提供更满意的经济条件。在这一点上，罗马天主教与各派新教之间，就其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干预而言并无区别；基督教与基督教之外之宗教之间，经济自由的鼓吹者与各种干预主义者之间，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者之间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间和平主义者之间，也都没有区别。的确，有不少党派坚信，只须牺牲其他党派的利益才会有本邦的繁荣，他们甚至把完全消灭或奴役其他群体视为获得自身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消灭或奴役他人并非其终极目的，而是实现其终极目的，即本邦福利的一种手段而已。如果他们知道自己的计划受导于虚假的理论，从而无法产生预期的结果，他们就会改变他们的纲领。

人们关于那些不可知和超越人类心智之事物，往往作夸大其词的表述，如宇宙观、世界观、宗教、神秘主义、形而上学以及概念性的一切幻想，彼此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意识形态的实质，即他们关于世俗终极目的及达成这些目的的手段的学说却如出一辙。在对待目的和手段的问题上，无疑存在着差异甚至敌对。但有关目的的差异并非不可协调，它们并不妨碍社会行动方面的合作与友善的安排。仅就手段和方法言之，纯属技术性问题，只需以理性的方法检讨之。当党派之争白热化时，某一方会声称：“现在我们不能继续和你们的谈判，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涉及世界观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坚持和恪守我们的原则，不管结果如何。”只要仔细思索此话，我们就能发现它描述的敌对情形比实际状况还要尖锐。事实上，对所有承诺增进人民世俗福利并因而承认社会合作的政党而言，社会组织和社会行动的问题，并非属于终极原则和世界观，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它们是技术问题，因而可以通过协商而达成妥协。没有一个政党愿意社会解体，陷入无政府状态，乃至回归到原始野蛮状态，而不肯牺牲某些意识形态的观点以得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不用说，在政党纲领中，这些技术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政党总是倾向于某种手段，推出某些政治手法而视其他方法和政策为糟粕并极力加以排斥。一个政党乃是一个团体，可以把所有急于使用相同手段追求相同目的人们融合在一起。使人群分，使党派结合的原则是手段的选择。政党之所以成为政党，实质在于手段的选择。如果推荐的手段被证明为无效，这个政党也就注定完蛋。政党的领袖，如果其威望和政治业绩系之于党的纲领，会有许多的理由禁止对纲领原则无休止的讨论；他们或许把那些原则看作不容置疑的最后目标，因为它们立基于某一世界观。但是对人民（领袖自以为受他们的委托而行动）和投票者（领袖想拉拢的）而言，事情还有另一面。他们不反对对某一政党纲领的每一条款细加检讨。他们只把政治纲领看作达成其自身目标即世俗福利的手段而加以鼓吹。

今天有些可以称之为世界观党派的政党，即固执某些涉及终极目标之基本哲学决定的党派，仅仅是因为对终极目标的表面分歧而导致分裂。它们之间的敌对或源于宗教教条，或源于国际关系之问题，或源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亦或源于政治组织问题。而所有这些争执都无不例外地显示出其属于手段的偏向而非终极目的偏向。

让我们从一国之政治组织问题谈起。民主政体、世袭君主制、自我标榜之精英统治以及沙皇式的独裁，[1]这些政纲之被荐用，其言之凿凿的理由不外是神圣制度、宇宙之永恒法则、自然秩序、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以及其他超验的东西。但诸如此类的表述仅仅是附带的点缀。到了取悦选民之际，这些政党又会采用其他一些说法。他们急于显示，在使人民实现所求之目标方面，他们所支持的制度将比其他政党所鼓吹的更为成功、更为有效。他们尤其强调自己过去的政绩或同种制度在别国所产生的有利功效；同时以失败之经验来诋毁其他党派的政纲。他们既借助纯粹的推理，也取譬于历史的解释，以期说明自我政纲的优越性和敌对政党之党政的无效。他们的主要论旨不外乎于此： 我们主张的政治制度将使你们（选民）更加富裕和满足。

在社会经济组织方面，有主张生产资料私有权的自由主义者，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主张第三制度的干预主义者，后者自称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在这些党派的冲突中，也添杂着许多基本哲学问题的争论。人们谈论的话题有真实的自由（liberty）、平等、社会正义、个人权利、社群主义、团结工会以及人道主义等。但每一政党都企图借助理性方法和历史经验以表明他们推荐的制度能够使国民更为富足。他们告诉人们，他们的政纲的实现将提升国人之生活至更高的水准，而其他政党之纲领的实现则不能。他们又坚持宣扬他们的计划快捷而有效。显然，政党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手段。他们都自诩以大多数国民的最高物质福利为自己之宗旨。

国家主义者强调，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协调的，而另一方面，一国国民之正确理解的利益在国内却可彼此和谐。一个国家的繁荣只能以他国的利益损失为代价。国家昌盛，个人才过得上好日子。自由主义者则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利益之和谐的达成，决不亚于一国内各党派、阶级以及阶层之间利益的协调。他们还认为，和平的国际合作比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更适于实现他们和国家主义者都欲实现的目的——其母国的福利。他们之主张和平与自由贸易，亦不像国家主义指责的，自由贸易只能有损本国利益而惠及他国。相反，他们把和平和自由贸易视为使母国丰裕之最佳手段。区分自由贸易和国家主义的不是目的，而是使双方都能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

宗教教条之间的冲突是无法用理性的办法来解决的。宗教冲突，本质上难以和解并且不可调和。然而只要某一宗教团体一进入政治行动领域，并试着去解决社会组织的问题，它就必然要考虑世俗问题，尽管这样做会与它的信条和戒规相冲突。没有一个宗教在其教外活动中敢于坦白告诉人们： 实现我们的社会组织计划将使你们贫困，而有害于你们的世俗福利。那些始终如一、恪守清贫生活的人们退出政坛而离群索居。但那些旨在传教并影响其教徒之政治社会活动的教会和宗教团体则采取了世俗行为的原则。在处理人们的世俗生活问题方面，他们与任何其他政治团体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游说宣传时，他们对于许诺给其教众的物质福利甚至比其对天堂之福更加强调。

社会合作是达成人类所有目的的手段，对这一经理性考虑而得出的结论置之不理的，只有一种世界观，即否认一切世俗活动。由于人是一种只有在社会中方能发展的社会性动物，因而所有意识形态都必须承认社会合作的特殊重要性。它们必须以提供最满意的社会组织为宗旨，并赞同人类对改善自身物质福利的关心。如果说它们彼此间有差别，那不是世界观和超理性讨论之问题上的差别，而是有关手段和途径的不同使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敌对是可以借助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作彻底检讨的。

对一些谬见的反驳

对人类思想的巨匠们构建的哲学体系进行批判性检验，也能不时发现隐藏在那些似乎条理一致之思想结构中的缺陷和错误。即便是那些能够构筑一种世界观的天才，也无法免于矛盾和谬误的演绎。

公众舆论接受的那些意识形态，更多地受到人类心智不足的影响。它们大都是一些彼此不相容之观念的杂陈，其内容经不起逻辑的检验。它们的矛盾无法弥合，任何努力也无法把它们的各部分合而为一个能互相协调的观念体系。

有的著作家指出，从逻辑观点看，尽管某种折中差强人意，却有助于保持人际关系之和谐。并以此说法为一般人接受的观念中的矛盾开脱。他们认同一种常见的错误：“生命其实是非逻辑的”，继而以为一个矛盾的体系只要运作满意，就能体现出其方便乃至真理的一面，而一个逻辑上一致的体系反而会带来灾难。这里无需对此常见错误加以驳斥。逻辑思考与现实生活不是两种可分的轨道。对人而言，逻辑是处理现实问题的惟一工具。凡是理论上矛盾的，在现实中也同样矛盾。逻辑上不一贯的意识形态，决不可能给现实问题提供一个满意的和可能的解决办法。这些互相矛盾的意识形态的惟一效果就是掩盖真实问题，从而妨碍人们及时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法。不一贯的意识形态有时会延缓逻辑冲突的明朗化。但是，它们一定会加深其掩盖的那些坏处，而使最后的解决更为困难。它们使痛苦加倍，使仇恨加深，使和平解决成为不可能。如果认为意识形态的冲突无害甚至有益，则是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一贯而正确的意识形态取代常见之折中主义的相冲突的教条。除了理性提供的手段外，更无其他方法能避免社会的解体和保证人类境遇之稳定改善。人们必须尽其心智所能去彻底探究有关问题，而决不可轻易接受前人遗传下来的任何结论，也决不能松懈其扫除谬见和寻求最正确认识的努力。人们必须揭发伪科学，发扬真理，以对抗谬误。

对纯知识之问题必须用纯知识的方法来对待。如果把它们看作道德问题，并把支持相反意识形态的人贬抑为恶人，则是很不幸的。坚持我们之所求为好，而反对者之所求为坏，同样无济于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恰好就是判断何为好何为坏。宗教团体和马克思主义所固执的僵硬教条，终将引发不可调和之冲突。因为他们总是先发制人地把所有反对者斥为恶人，怀疑后者的真诚，并要求其无条件地投降。凡在这种态度流行的地方，社会合作就不可能出现。

还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正如当今所流行的，是把其他意识形态的支持者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在精神病理学上，神智健全和神智错乱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外行人对这一精神病理学基本问题横加干涉是再荒谬不过的了。然而，如果仅凭某人执错误见解并照之行事之事实，判断其为精神病患者，那么，我们就很难发现具备理智和正常思维的人了。因而我们也只能把前辈称为精神病人，因为他们关于自然科学问题的观念及相应采用的技术有别于我们。而后辈也可以同样的理由称我们为精神病者。人孰能无过？如果把犯错误看作一种精神滞碍的特征，那么谁都可以被称为精神病患者。

同样，也不能仅根据某人所持见解不同于同时代大多数人所持成见之事实，判定其为精神病人。难道哥白尼、伽利略和拉瓦锡[2]也是精神病人吗？一个人持有与他人相冲突的新观念，这是历史之常态。某些观念后来被当做真理而纳入大众所接受的知识体系之中。“神经健全”这个形容词，难道只容许用之于那些毫无主见之庸碌之辈而远离所有创新者吗？

某些现代精神病医生的逻辑确很荒谬，他们对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毫无所知。他们对某些现代意识形态的钟爱肤浅且经不起批判。但他们却毫无顾忌地把其他意识形态的支持者称为妄想狂。

有些人常常被贬称为“货币幻想狂”。他们主张采取某些货币措施为所有人谋富裕。这些计划自然是虚妄的。但它们作为货币意识形态的运用却为现代舆论完全赞同，并被几乎所有的政府彻底采纳。而经济学家对这些意识形态之错陋的反对却没能被政府、政治团体以及媒体重视。

那些不懂得经济理论的人们一般都相信，信用扩张和通货的增加，是能够把利率降到永远低于自由之资本金借贷市场所达到的高度以下的有效方法。这种理论绝对是一种幻想。[3]但它却牵引着几乎所有现代政府的货币和信贷政策。现在，在这些邪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无法有效地反对由蒲鲁东、索尔维、道格拉斯[4]等其他所谓改革家推举的计划。他们只不过比其他人更具条理。他们希望把利率降到零，因而一举消解“资本”的稀缺性。凡欲批驳他们的人，必须首先攻击那些作为某些大国之货币信贷政策之基础的种种理论。

精神病医生也许不同意把精神病人的特征归结为不温和和偏激。正常的人有自我节制之明，而偏执狂则不受任何约束。这个辩解完全不如人意。凡是赞许靠扩充信用即可以把利率从5%或4%降到3%或2%的观点，同样适用于降利率至0的说法。从一般舆论支持的那些货币谬见的观点来看，“货币幻想者”确实不错。

有些精神病医生把那些拥护纳粹主义的人称为精神病人，并企图用治疗学的程序加以诊治。这里我们又面临了同样的问题。纳粹的学说是邪恶的，但它们本质上与那些受他国舆论所赞成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无二致。纳粹的特点仅在于把那些意识形态坚决应用于德国的特殊情况。正如当代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纳粹分子也希望政府控制工商事务和本国经济的自给自足。他们的政策的明显标志是： 他们拒绝承认也不默认，如果他国采取同样的体制将使他们不利。如其所言，他们不准备永久陷入一种人口过多的境地，以免本国的劳动生产力低于他国。他们相信本国众多的人口、战略上的地理优势以及天生而就的英武之师，足以使他们有机会用侵略的办法去拯救他们悲叹的不幸。

由此可见，凡是接受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视其为真理和他所在国之政策标准的人，就不可能驳斥纳粹党从这两种主义推导出的结论。对那些已经接受了这两种主义的国家而言，抗拒纳粹的惟一办法就是在战争中打败它。而且只要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意识形态在世界舆论上占上风，德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一有机会就会一再尝试靠侵略和征服达成目标。如果我们不彻底探究侵略心理之所产生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荒谬性，就无望根除这侵略的心理。但这并非人的行动学的任务，而是经济学家要做的工作。[5]

人只有一种工具可用以战胜错误： 理性。

3． 意识形态的权力

社会乃人类行动之产物。人的行动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因而社会和社会事物之任何具体秩序皆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但意识形态却非如马克思主义者断言的那样，是某种特定社会事物的结果。的确，人类的思想和观念不是孤立个体所能产生的。思想也只有通过思想家的合作才能有所推进。如果一个人的理智活动必须从头开始，那么他就不会有什么进步，一个人在思想上有所作为，只能是因为他的努力得到了前辈的帮助，正是前辈提供了诸种思想工具，诸种概念和术语，以及提出了未解之问题。

任何已有的社会秩序，在其实现之前，均已被设想和计划。意识形态的这种时序和逻辑上的先行，并不表示人们像乌托邦者那样乐于设计某种社会体制的完善方案。事先所想和必须想到的，并非如何协调个人的行动，使其纳入某一统合的社会组织体系，而是个人可能影响其他相关者的行动，及某一有组织的群体可能影响其他群体的行动。某人在帮助其伙伴伐树之前，一定已经考虑过这种合作。某一桩易物交易开始之前，交易双方关于物品和服务交换的观念也一定已经存在。交易双方并不必然知晓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作会最终导致社会约束的形成和社会制度的出现。个人并非故意为了建立社会而计划和行动。事实上，是他的行为及相伴而来的他人的行为才产生出某些社会团体。

任何现存的社会事物都是现有的某些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某一社会里，会出现新的意识形态，并可能取代旧的意识形态，因而改变社会制度。但是，社会总归是时序和逻辑上事先存在之意识形态的产物。行动总是受观念的引导，它将预先思考好了的事物付诸实践。

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的概念实体化或人格化，就可以说意识形态有支配人的权力（might）。这种权力是指挥人的行动的能力或力量。一般而言，我们说只有某人或某群人有权有势。因而此处的“权力”的定义为： 权力是指挥他人行动之力量。那有权力的人，其权力来自某种意识形态。只有意识形态才能赋予某人影响他人选择和行为的力量，一个人之所以成为领袖，正因为他受到一种能使众人驯服的意识形态的支持。因此，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的有形物，而是一种道德和精神现象。一个国王的权力立基于其子民对君主政体意识形态的认同。

一国之君运用其权力去运转和统治一个国家，即强制和镇压的机构。统治是权力在政体上的实践。它总是立基于权力，即左右他人行动的力量。

当然，也可能通过对非自愿民众的暴力镇压来建立一个政府。这正是那些运用弹压或恐吓打击异己的国家或政府的典型特征。但即使是这种暴力镇压也同样立基于意识形态之权力。那企图使用暴力的人，也须得到某些人的自愿合作。一个人仅凭有形的暴力并完全依赖自我就永远无法实现统治。[6]他需要一群人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以便压制其他群体。暴君必有自愿服从他的随从，正是后者使他得以统治他人。至于他能否长久维系他的统治，则取决于其支持者和被他镇压者在人数上的比例关系。尽管某一暴君借助少数武装力量可维持对无援多数人的暂时统治，但从长远观之，少数人不可能保持对多数人的压迫。被压迫者终会起而反抗，摆脱暴君的奴役。

一个持久的政治制度，必须立基于某一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作为政府基础并赋予统治者使用暴力压制少数反对者的“真实”因素或“真实”力量，实质上是意识形态的、道德的和精神的。统治者如果没能认识到这政治上的第一原则，并自以为其军队不可战胜，从而轻视精神和理想，他就必定被反对者推翻。把权力解释为一种不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实在”因素——正如许多政治和历史教科书的做法——是一种错误。“现实政治”这个词，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方有意义，即它被用以强调一种立基于被普遍接受之意识形态的政策，而非强调不被充分认知之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策，后者无法支持某一持久的政治制度。

把权力解释为物质的或“真实”的力量，并把暴行视为政治基础的人，仅从狭隘的军警界下级官员的观点来看问题。指派给这些低级官员的任务，是统治性意识形态架构中的一项确定任务，他们的上级委托给他们之队伍的不仅是武器，而且也包括训练有素的惟命是从的精神。低级军官视这种道德因素为当然，因为他们自身也具有这同样的精神，以至于无法想像还有他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力量正在于人们甘心情愿而又毫不迟疑地接受它的摆布。

对于政府首脑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必须以保持军队士气和人民的忠贞为目的。因为这些道德因素，是其统治赖以维系之惟一的“实在”因素。如果支持他的统治的意识形态失去力量，他的权力也就岌岌可危了。

少数人借助优越的军事技巧有时也能成为统治者，并建立起少数之治。但这样的秩序难以长存。如果取胜的征服者不能随之成功地把暴力统治转变为被征服者认同的意识形态之治，他们在新的斗争中就难免失败。所有那些曾建立过长久政制的少数胜利者，均靠一种持久的意识形态优势使其统治长久延续。他们沿习或者改变被征服者的意识形态，以使其极权合法化。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被征服的多数，或者公开反判，或者隐秘但不断运用意识形态的力量，将使征服的少数交出政权。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征服之所以能够久续，乃因为侵略者往往能与被侵略民族内那些得到主流意识形态支持，因而被认为合法的统治者互结联盟。这种办法，鞑靼人用之于俄国，土耳其人用之于多瑙河的一些公国、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7]，英国人和荷兰人用之于东印度群岛。极少数的不列颠人能够统治好几千万的印度人，正是因为印度的王公和贵族、地主把不列颠的统治视为维持他们特权的保障，而他们的特权又立基于传统印度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要公众支持这种传统的社会秩序，英伦的印度帝国就能坚固如磐。这种英人强制下的和平，保障了王公贵族的特权，也使平民大众免于涂炭于王公之间的内战，及其内部的继承之争。今天从外渗透的颠覆观念已经动摇了英国的统治，同时也威胁到这一国家古老社会秩序的维系。

胜利的少数，有时也可能得力于其优越的技术。但这并不能改变上述情形。长期而言，少数者不可能弹压住多数人更精致的武器，并非装备优良的军队，而是意识形态因素，才使印度的英裔得到保障。[8]

一国的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裂，可能导致任何集团都难以强悍到足以建立一个长期政体。这时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革命和内战此起彼伏。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统主义

传统主义之为意识形态，在于它认为尊重祖先遗传，或假定祖先遗留下来的价值、习俗和陈规，既正确且便利。至于这些祖先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或他们有时只不过是该地从前有过的居民，或为同一教条的先期信仰者，抑或只不过以前曾在此做过些特别的工作，则不见得是传统主义的必要特征。谁可以被视为祖先，以及衍续的传统究竟有哪些内容，则是由各种具体不一的传统主义所决定的。这一意识形态既能够把一些祖先奉为神明，也可以把另一些打入冷宫。它有时甚至把一些与所谓后裔毫无关系的人称为祖先。它还经常构建出一种“传统的”学说作为现时相关学说的源泉，或者干脆篡改那些由古人真正持有的意识形态。

传统主义以其教义在过去的成功经历来证明这些教义的正确性。而这种说法是否与事实相符，则是另一个问题。通过研究，有时能够揭露隐藏在传统主义陈述中的错误。但这并不总能推翻传统主义学说。因为传统主义的核心并非真的历史事实，而是一种关于历史事件的看法（不管其正确与否），以及对于原始古制之权威事物乐于相信的某种意愿。

4． 社会改良论与进步之理念

进步和退步的概念只有在目的论的思想架构中才有意义。在这一思想框架里，把趋向于所确定之目的的运动称为进步，反之则称为倒退是有意义的。如果不顾及当事人的行动及其特定目标，这两个概念也就空无一物。

19世纪的哲学家有一个缺陷，即他们误解了宇宙变化的意义，并且草率地把进步观念塞进生物变化理论。从任何给定的状况往回看，我们不妨在一中立的意义上放心使用“发展”和“演进”这两个词汇。因此演进指的是从过去到现在的过程，但我们必须谨防一种致命的错误，即把变化和进步相混淆，把进化和进化到更高生活形态相混淆。同样，我们不可用假科学的人类中心论代替宗教的人类中心论和老掉牙的形而上学。

然而，人的行动学却无任何必要去批评进步哲学，它的任务在于揭露现行某些意识形态中的错误。

18世纪的社会哲学曾确信人类已经跨进了理性时代。此前是神学和形而上学之谬误占优势，而今后则由理性为主宰。人类自身将更加自由迅速地挣脱传统和迷信的锁链，并倾其全力于不断完善社会制度。每一新生代也将为此辉煌贡献己力。随着时间的推演，社会将日益成为自由人的社会，并以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当然，暂时的退步在所难免，但最终总是进步多，因为这是理性的目的。人们把生活在这样一个开明时代称为幸福： 这个时代由于发现了理性行为的法则，而铺就了人类改善自己事务的坦途。他们惟一惋惜的是由于衰老而无法亲眼目睹这一新哲学造就的一切利好。边沁曾经对费拉雷特说：“我希望在我死后的几百年，还能像现在这般活着，能看到我的写作产生的效益。”[9]

在那个时代，所有这些希望都立基于一个坚定的信念： 即芸芸众生既善良又兼具理性。上层人士以及靠土地之利享受生活特权的贵族，被认为将会衰落，而贫民尤其是农民和工人，被赞美成既高尚且无错。于是乎这些哲学深信，民治政府将产生完善的社会。

这种偏见是某些人道主义者、哲学家和自由主义者的致命错误。人孰无过？犯错误是正常的。而人民大众永远正确，并知道如何实现其所寻之目的之类的话也是不对的。“信赖普通人”并不比信赖帝王、僧侣和贵族的超然天赋更有根据。民主保证的是一个依照大多数人之愿望和计划的政治制度。但它并不能防止大多数人成为错误观念的牺牲品，从而选择不当的政策，以致不仅无法达到目的，而且还将招致灾难。大多数人也可能犯错并毁灭我们的文明。好事不仅仅靠它的合理性和有利就能成功，只有当世人最终采纳并支持那些合理而又可以实现目标的政策时，文明才会增进，社会和国家才能使人更多满足，尽管这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不能称之为幸福。至于这一条件是否成立，只有未知之未来才能回答。

在人的行动学体系里，不存在改良主义和乐观宿命论。人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是自由的： 人每天都将在两种政策之间作出选择： 一种是导致成功的政策，另一种是导致灾难，社会解体和重归野蛮的政策。

进步一词，当其运用于宇宙事件或某种综合性世界观时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缺乏有关原动力之计划的任何信息。但将其用之于一种意识形态学说框架时，情况则有不同。绝大多数人都追求一种拥有更为精美食物、衣着、居所及其他物质享受的生活。经济学家在把大众生活水准之提升称为进步时，却并不赞成低级的唯物主义。他们只确定一个事实，即人们是受急于改善其生存之物质条件的愿望驱动的。他们以预想实现的目标来衡量政策之优劣。蔑视婴儿死亡率的降低和饥荒时疫之逐减的人，也许会首先攻击经济学家的唯物主义。

评价人之行动的标准只有一个： 它是否适于达成行动人预想的目标。

[1]沙皇主义在现代的例证有布尔什维克、法西斯或纳粹式独裁。

[2]AntoineLaurent Lavoisier （1743—1794），法国化学家和现代化学之父。——译者注

[3]参见第二十章。

[4]蒲鲁东（Pierre Jostph Proudhon， 1809—1865），法国社会主义者，第一个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索尔维（Ernest Solvay， 1838—1922），比利时工业化学家，以发明生产苏打灰（碳酸钠）的氨减法而闻名。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他反对私人财富的积累，并提出一个社会会计体系来代替货币；道格拉斯（Clifford Hugh Douglas， 1879—1952），英国经济学家，社会信贷理论的创始人。——译者注

[5]参见Mises，Omnipotent Government （New Haven， 1944）， pp.221-228， 129-131， 135-140。

[6]某一匪徒可能战胜弱者或手无寸铁之人，但这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它只不过是一种孤立的反社会的偶然现象。

[7]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是东欧的历史地区，11—16世纪为匈牙利的一部分，16—17世纪成为奥斯曼帝国，是一个自治公国，17世纪又归属匈牙利，后并入罗马尼亚（1918）。——译者注

[8]此处所言乃指欧洲人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少数之治。关于亚洲人之侵略西方，参阅第二十四章第2节。

[9]Philarte Chasles， tudes sur les hommes et les Moers du ⅪⅩ siècle （Paris， 1849）， p.89.

第十章　社会里的交换

1． 自给交换与人际交换

行动的实质总是一种状态与另一种状态之间的置换。如果某种行动完全由一个人在不与他人合作之下独立完成，就可以称之为自给交换。例如： 某一孤立的猎人为自我消费而捕杀一只猎物，即是用其闲暇和弹药换取食物。

在一个社会里，合作使人际间的或社会的交换得以取代自给交换。人们给出其有，是为了换取其无。由此产生人际间的相互关系。人们利他原是为了利己。

交换关系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正是人们之间交换商品和服务，织就了把人们结合成社会的纽带。社会的公式是： 为取而予。只要没有故意的互助，只要一个行动不是旨在通过他人的相互行动而使行动人获利，就不存在人际交换，而只有自给交换。至于自给行动是否利好或利损他人，抑或与他人毫无瓜葛，都并不重要。一个天才可能是封闭性工作的，完全为了自己的兴趣而不顾众人，但他却是人类杰出的贡献者。盗贼为一己之利杀人越货，被害者在此灾难中绝非合作伙伴，他仅仅是被攻击的目标，所有的行动都不利于他。

敌意的侵略，对人类非人祖先而言是平常之举。有意的合作是长期演化过程的结果。人种学和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人际交换之原始状态的有趣信息。有人认为送礼或预先约定应有回报的赠与是人际关系的雏形。[1]另一些人则认为默契的易货交换是贸易的原始方式。然而，为得到接受者的报答而赠与或为了与人结交（此人的敌意会带来厄运）而赠与，已相当于人际交换。默契性的易物交换也是如此，它与其他实物交换和贸易的区别，只在于缺少口头讨价还价而已。

人类行动的一些范畴，具有必然的、绝对的或不容任何等差的基本特征。行动或不行动，交换或不交换，其间界限了然。在每一具体场合，附着于行动和交换的每件东西，其是否给予，取决于是否有或没有行动和交换。同样，自给交换与人际交换之间的界限亦是非常明确的。单方面的给予，如果不欲得到接受者或第三者的回报，即可称之为自给交换。这时捐赠者的满足来源于受赠者状况的改善，而受赠者则视所获物为上天之赐。但如果给予是为了影响某些人的行为，它们就不再是单方面的，而成为捐赠者和他想要影响其行为的受赠者之间的一种人际交换。尽管人际交换的出现是漫长进化之结果，但在自给交换和人际交换之间并不曾见那逐渐的转化。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过渡型的交换，从自给交换到人际交换的过渡，是一种跳跃的步骤，跃升到某种全新的和本质上不同的状态，正如细胞和神经的自动反射跳跃到有意识的和有目的的行为即行动一样。

2． 契约性约束和支配性约束

社会的合作有两种不同的形态： 一种是借助于合约和相互协作的合作，一种是靠命令、胁迫和支配而达成的合作。

只要合作立基于合约，则合作双方之间的逻辑关系即是对称的。他们皆为人际交换合约之当事人。约翰与汤姆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而只要合作立基于命令和胁迫，就有发号施令者和俯首遵从者之分。这两类人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不对称的。也即有一个指挥者，而其他人依附于他。这指挥者独断专行，而其他人——即被监护者——仅仅是受他行动驱使的马前卒而已。

能够使社会团体生机勃发的力量总是来源于意识形态，而使一个人成为团体之一员的，也取决于其自身的行为。即使在一个控制性的社会里也是如此。诚然，一般而言，人生而受到一些最严厉的控制性拘束，如家庭的约束、国家的管制以及古代奴隶制或农奴制的压迫性约束（当然这在西方文明化过程中已经绝迹了）。但决没有什么物质性暴力和高压手段能强迫一个人违背己意，屈居于受监护者的地位。暴力或暴力的威胁可能造成的一个事实是，一般的人会认为服从比反抗更为合适。如果要在服从和反抗的后果之间作出选择，受监护者会倾向于前者，因而将自己融入控制性约束秩序中去，而每一次新的命令又把这种选择放在他面前。一再的服从使他自身成为这个控制性社会得以维系的支持力量。但即便在这种社会里，受监护者也是一个行动之人，就是说，他不会盲目冲动，而是用他的理性作出抉择。

控制性约束与合约性约束的不同，体现在个人决定事物进程之选择空间的大小。一个人一经决定服从于控制性体制，他就在这个制度的有效范围内以及他服从的时期内，成为指挥者的马前卒。在这个控制性社会团体里，行动者只有专权者一人，其他人的行为皆受其指挥。被监护者只在选择服从的时候才有行动能力；而且一经选择了服从，他就不再是为自己而行动，他只在受监视下为他人而行动。

在契约型社会的架构里，个体成员之间交换确定数量和确定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而在控制型社会里，选择服从的人就既不用给予他人确定的东西，也不接受任何确定之物。他委身其中的是这样一种制度： 他必须提供不确定的劳务，而获得的是指挥者愿意分派的。他仰赐于指挥者。只有指挥者才可自由选择。至于指挥者是一个人或某一组织群体，某一强力集团，抑或一个自私疯狂的暴君或慈父型的专制君主，并无关于这整个控制型社会结构的宏旨。

这两种社会合作之不同，早为所有社会理论所参详。弗格森描述它的时候，是以好战国和商业国之不同来比喻的；[2]圣·西门以197好斗国与和平或工业国之不同来比喻；斯宾塞以个体自由的社会和军事社会之不同来比喻；[3]桑巴特则以英雄与小贩之不同来比喻。[4]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结构区分为一方面是原始社会神话般的温文组织和永恒极乐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是堕落到无法言状的资本主义社会。[5]纳粹哲学家则区分为虚伪的布尔乔亚安全制度和独裁元首的英雄制度。各派社会学者对上述诸种相对立的制度褒贬不一，但他们对上述各种类比都表示赞同，而认为第三种原则的存在为不可想像和可付诸实现。

西方文明以及更早发端的东方文明是人们依契约合作而产生的结果。诚然，这些文明在某些方面也选择了控制型的结构。而国家作为强制和镇压的工具，是一种控制型结构所必备的。家庭和家族式社区也是如此。但是这些文明的特征是，契约性结构适合于单个家庭之间的合作。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完全自给自足型和经济独立型的家庭单位的时期。当家庭之间的商品和服务之交换取家庭经济自给而代之，在所有被公认为文明的民族，就意味着合作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人类文明，就我们迄今所能感知到的历史经验而言，盖为契约性关系的产物。

任何一种人类合作和社会互助，实质上都是一种和平的或协商解决争端的秩序。任何社会单元里的区域关系，不管它属于契约的还是控制性的约束，基本形态都是和平的。哪里有暴力冲突，哪里就既没有合作，也没有社会约束。那些急于以控制性制度取代契约性制度的政党，攻击和平与布尔乔亚的安全，认为那是腐败的，而赞美暴力和流血的崇高性；同时颂扬战争和革命，认为它们是改善人类关系的最伟大的自然手段。然而他们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国家设计为和平天国。纳粹的神圣帝国和某些主义的共荣国都被设计为安宁祥和的社会。但他们的国度都是靠镇压而建立起来的，也即靠暴力降服那些不自愿服从的人而存在。在一个契约性世界里，各国可以平安相处，相安无事。而在控制性世界里，却仅存一个神圣帝国或一个共荣国，而且只有一个独裁者。在否认跨越全球和全人类的分工制度之优越性和建立一个世界性的霸权秩序这二者之间，社会主义者必须作出选择。在契约条件下，大帝国的内部分为关系松懈的若干自治国。而控权制度必定将所有独立的国家合并为一。

契约性的社会秩序是一种权利和法律的秩序。它是一种法治之下的政治，有别于福利国家或父权国。权利或法律是规则的综合体，它们规定每个人自由行动的轨道。对强权社会里的受监护者而言，这种行动轨道是不存在的。在那里既无权利也无法律，而只存在控权者可以朝令夕改的命令下的管制，并按他的喜恶歧视性的运用。受监护者只有一种自由： 不容争辩的服从。

3． 计算的行动

人的行动学的所有范畴皆为永恒和不可改变，这是因为它们乃由人类心智和人类生存之自然条件所特别决定。无论在行动中还是在对行动的理论化中，人都无法摆脱这些范畴，也不可能超越它们。对人而言，某种绝然不同于这些范畴决定的行动既不可能也无法想像。人也实在无法理解既非行动也非不行动的事物。行动无历史可言，也无法找寻非行动向行动演化的轨迹；有的只是行动和非行动。而凡是关于一般行动的范畴，对于每一具体行动都是严格有效的。

每个行动都可使用序数。而对于基数的运用以及基于其上的算术计算，则需要某些特殊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在契约型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因此在规划未来行动和确定过去行动之后果方面，我们都有计算方法可用。基数及其在算术运算上的使用，同样是人类心智的永恒和不变的范畴。但是它们在行动之预谋和记录方面的适用性，则取决于某些在人类事物初期形态中未曾给出的条件，这些条件只是到后来才出现，也可能再次消失掉。

导引人们精研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是人们能够认识到在一个行动可以计算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东西。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行动范围的理论，如果具备某些条件，它就能够运用计算方法。对人类生活以及对人类行动的研究而言，没有哪一种区别的重要性，要大于可计算的行动和不可计算的行动之间的区别。现代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已经精雕细凿出一种可以运用于广泛活动领域的计算方法。当人们把现代文明形容为“理性的”（这个词不是很好使用，而且常带来误导），想到的就是这个事实。

对出现于计算性市场体制中的问题的理解和分析，是经济思考的起点，并由此最终导致一般的人的行动学认知。但是并非出于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考虑，才使得用市场经济的分析构筑一个综合的经济学体系，并把经济计算问题的检讨置于此分析之前成为必要。历史的或启发式的方法均不能满足这一过程，真正起作用的是逻辑和系统的严密性。与此有关的问题只有在计算性的市场经济领域里才显山露水及成为现实。对于不容任何计算的其他社会经济制度，上述过程只具有假设和象征之意义，在对所有一般被称为经济的问题的理解方面，经济计算是根本。

[1]Gustav Cassel， The Theory of Social Economy， trans. by S. L.  Banon （New ed， London， 1932）， p.371.

[2]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new ed.,  Basel， 1789），p.208.译者又注： 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 1723—1816）乃苏格兰“常识”哲学学派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爱国者。他是现代社会学的先驱，强调个人的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并因此而闻名。

[3]Herbert Spenc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1914）， Ⅲ， pp.575-611。译者又注：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是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早期进化论者。他试图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总结为一个综合哲学体系。

[4]Werner Sombart， Haendler und Helden （Munich， 1915）。译者又注： 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德国经济史学家。初热衷于马克思学说，而后又坚决反对之。1902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进化发展，而并不预示其走向腐朽衰落。

[5]Frederick Engle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1942）， p.144.

第三篇　经 济 计 算

第十一章　无需计算的评价

1． 手段的等级

行动人往往把他欲实现之目的的价值转化为若干手段。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对各种手段的总评价与源自这些手段的目标的评价是一样的。眼下我们可以忽略达成目的所需的时间，及其对目的和实现目的之手段的价值间的关系产生的影响。

手段的分等与目的的排序是一样的，即在a和b之间作选择的过程，取a舍b而已。它为的是断定a的价值高于b。在这一过程里可以运用序数，但不必利用基数乃基于其上的数学运算。比如有人让我在三张歌剧演出——分别是《阿依达》、《法尔斯塔夫》和《茶花女》[1]——的入场券中作出选择，如果只许我拿一张，我将会选《阿依达》，如果再许我拿一张，我会选《法尔斯塔夫》。这就是说： 在给定条件下，我按照喜爱程度，将这三出歌剧排序为： 《阿依达》、《法尔斯塔夫》、《茶花女》。如果我最终只能选一张，我只好取《阿依达》而舍《法尔斯塔夫》。假如我们以a表示《阿依达》，以b表示《法尔斯塔夫》，以c表示《茶花女》，我则可以说，我视“a”优于“b”，视“b”优于“c”。

行动的直接目的，通常不外乎获得可计数和可度量的有形物品。那么行动人经常做的事情就是不得不在可计数之物品量之间作选择。比如他会选择15r而放弃7p；但如果要他在15r和8p之间选择，他就可能选择8p。于是我们不妨这样解释这一现象： 此人对8p的评价高于15r，而对15r的评价则高于7p。这与说他喜欢a甚于b，b甚于c没有两样，只不过用a表示8p，b表示15r而c表示7p而已，这样做既不改变上述陈述的意义也不改变其描述的事实。但这不使“基数的计算”成为可能，同样也没有为经济计算以及基于经济计算的心智运用留出余地。

2． 价值和价格原论中的直接交换虚构

在计算的逻辑程序基础上精心雕琢经济理论，已达至这样一个程度： 经济学家甚至忽视了与经济计算相关的某些基本问题。他们已习惯于把经济计算视为当然之事： 他们没有看到经济计算乃非一极据，而不过是要还原为一些更为根本之现象的派生物。他们实际上曲解了经济计算。他们将其视为一切人类行动的一个范畴，而无视它只不过是隐含在某些特殊条件下的一个行动范畴。他们充分地认识到： 使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因而相随着价格的人际交换而相应形成的市场交换，乃社会性经济组织的一种特殊标志，它们为原始文明所不具备，且可能消匿于历史变迁之未来。[2]但他们却不理解货币价格仅仅是经济计算的一种工具，因此他们的大部分研究都无可资用。即便某些经济学巨匠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害于他们关于经济计算的谬见。

现代价值和价格理论要揭示的是： 个人的选择以及他们对事物的喜恶取舍，在人际交换领域是如何导致了市场价格的出现。[3]这些巧妙的解释在某些细节上不能尽如人意，而且因某些不当表述减损了其价值。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无可反驳的。即便它们有需要修正之处，也只能就其作者的基本思想加以补充，而不能驳斥它们的推理。

为了把市场现象追溯到“取a舍b”这个一般性的范畴，价值和价格的原论不得不利用某些想像结构。[4]这些假构并无任何现实的对应，但它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工具。因为没有其他的方法有助于现实的解释。但科学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要避免那些因误用这样的假构而引起的谬见。

暂且不说下文将要讨论的其他一些假构，[5]价值和价格原论利用了一个想像的市场结构，即在此结构里，所有的交换都是以物易物的直接交换，其中不存在货币；商品和服务是在讨价还价的基础上直接交换的。这种假构是必要的。人们为了认清最终的交换终究是不同的一阶商品之间的交换，必须忽略货币之交换媒介的作用。货币只是人际交换的一种中介而已。但人们必须小心谨慎，以免陷入这种直接交换的市场结构所易于产生的幻想。

因曲解这一假构而产生并延续的一个严重错误，是假定交易媒介仅仅是一个中性的因素。按照这一观点，直接交易和间接交易之间的惟一不同仅在于后者使用了一种交易媒介。据称，货币参与交易并不至于影响商业交易的一些主要特征。持这种见解的人并非不知历史上曾发生过货币购买力的巨大变动，而且这些变动常常动摇了整个交换制度。但他们依然坚信，这类事情是错误政策产生的例外结果。他们还说，只有“劣”币，才会引致无序。此外，人们还误解了这种混乱的原因和效果。他们隐约假定，购买力之变化的发生，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程序上与一切商品和服务互相关联。这当然是货币中性这个神话创造的。全部的交换理论，在他们看来仅可以在直接交易之假定下打造出来，如果这一理论一经完成，则需再做的惟一事情，就是“简单”地把货币概念置入关于直接交换的一些复杂程序中。但是，交换制度的这一最终成就被认为是次要的。他们不认为这能够在本质上改变经济学理论。在他们看来，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对直接交换的研究。此外，接下来要做的至多只需对“劣”币检讨问题。

为迎合这种观点，经济学家对间接交换的问题就缺乏应有的重视。他们对货币问题的讨论是肤浅的，只与他们对市场过程加以考察的主要任务若即若离。直到20世纪初，间接交换的问题总的说来仍被贬抑至从属地位。那些有关交换的经济学论文，也仅仅是偶然而草率地论及货币，而有关通货和银行的著述甚至都不打算在一个交换体系的结构里讨论其主题。在盎格鲁—萨克逊诸国的大学里，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是分设讲席的，而在德国的绝大部分大学里，货币问题几乎完全被忽视。[6]直到后来，才有经济学家认识到某些至为重要和复杂的交换问题是在间接交换领域发现的，而不对这些问题给予充分关注，经济理论的缺陷显而易见。人们开始热衷于研究“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之间的关系，商业循环之货币理论独领风骚，以及货币购买力同时而一致变动的学说已成明日黄花，这些都是新一轮经济思想的标志。当然这些新的观念，在本质上是休谟、英国通货学派、约翰·穆勒及凯尔恩斯[7]等辉煌成果的延续和光大。

更为有害的是第二个错误，它是由粗心运用直接交换市场的假构而导致的。

一个由来已久的谬误，说的是用以交换的物品和服务是等值的。价值被视为客观的，是固存于这些物品之中的一种特性，而非表达个人急于获取它们的一种渴望。这一学说认为，人们首先衡量出物品和服务的价值量，然后再拿其与其他具相同价值量的物品和服务相交换。这一谬见损害了亚里士多德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也损坏了2000年来亚氏继承者的推理方式。它严重损害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辉煌成就，也使得他们的低级抄袭者，尤其是马克思及其学派的著作完全作废。现代经济学立基于下面的一种认知： 恰恰因为附着于交换物的价值的不相等，才引起了它们之间的交换。人们之所以买卖，只是因为他们对放弃的物品的估价低于所换得之物品的估价，因此价值度量的观念是无效的。交换行动无论在之前或在交换中都与所谓的价值度量毫不相关。某人可能对两件物品有同等的评价，但这时就不会有交换发生。可是一旦出现了不等的评价，我们能够说的就是某a价值高于某b，因而取a舍b。价值和评价是某种内涵的量而非外延的量。它们不容许利用基数来掌握。

然而，“价值可度量并确实在经济交易行为中得到度量”的错误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某些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成为这一谬见的牺牲品。魏塞尔和费雪也认为价值的度量是自然的事情，而且经济学必定能指出并解释这种衡量的方法。[8]而更传统的经济学家则干脆认为货币即“一种价值的尺度”。

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评价（valuing）意味着取此舍彼。无论在逻辑的、认识论的、心理学的以及人的行动学的意义而言，只存在一种范式的取舍。至于哪个女孩能成为爱人，谁可以做朋友，外行人如何欣赏图画，抑或某一消费者看中一块面包而不是一块糖果，这都不重要。取舍，总意味着喜爱或渴望a甚于b。正如异性之爱、友谊、同情、赞美之没有标准和不可度量一样，物品的价值也不可度量。如果某人以两磅牛油交换一件衬衣，对这笔交易我们能说的只是： 在交换的当时及当时的情况下，他喜欢此衬衣甚于那两磅牛油。可以肯定地说，每一个取舍行动必须有某种强度的心理感受。对特定目标的希冀在强度上是高低可分的，而且这一强度决定了成功的行动带给行动者个人的心理利润（psychic profit）。但心理满足的量只能凭感觉。而此感觉则完全是个人化的，其强度不可言状于他人。

没有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能建构一个价值单位。让我们记住： 两个单位的同质供给物，其评价必定不同。赋予第n阶单位的价值低于预予第n-1阶单位的价值。

在市场社会里有货币价格存焉。经济计算按货币价格进行。商品和服务在市场上的买卖或买卖的预期，都是以货币量来计算的。如果说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人，或某一社会主义制度——即不存在生产资料之市场的经济体制——里的总经理能够作经济计算，那无疑是一种臆说。在市场经济的货币计算与任何非市场体制的计算之间，乃无路可通。

价值理论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及历史学派曾经指责经济学家采用了孤立个人之思想和行动的假构。他们认为这种鲁滨逊式的生活方式对研究市场经济的情况毫无用处。这一指责多少有些道理。孤立个人的及无市场交换之计划经济的构想，只有通过以下一个暗含性的假设——在思想上矛盾，也违背现实——才可使用： 在一个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的经济体制里，经济计算也有可能。

经济学家没能认识到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同，无疑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但社会主义者却无任何理由充当这一谬见的批评者。因为这个过错恰在于经济学家默认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也可求助于经济计算”这一假设，因为他们声称社会主义计划是可能实现的。

当然，古典经济学家及其不肖传人是不可能认识到这里所涉及的问题的。如果物品的价值确确实实是由生产或再生产其所需之劳动的数量来决定，那么就不存在进一步的经济计算问题。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应该受到指责的，并不在于他们误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问题。其致命之误在于他们的毫无根基的价值学说。他们当中有人确实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之构想是彻底改良社会的有用和可实现的模型，这一点并不与他们的理论分析相冲突。但它却与主观主义的交换论迥然相异。如果现代经济学家不能认清这里涉及的问题，那是不可原谅的。

魏塞尔曾经正确地指出： 有许多经济学家不知不觉地研究起共产主义的价值论来，而对社会现状的价值学说却懒于深究。具有悲剧意义的是，他自己也未能幸免在此失足。

在一个立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里，也可能存在经济管理的理性秩序。这种幻想根源于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论，而它之所以能久而不灭，则是因为现代经济学家未能把主观主义的理论思考贯彻到底，并得出最终结论。所以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就因这些思想派别的缺陷而兴起并得以自存。这些思想被马克思主义者斥为“资产阶级自私自利之阶级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伪装”。社会主义理想得以滋蔓，确实是因了这些思想流派的错误。而这一事实却也能清楚证明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以及它的现代支流——知识社会学——的空虚。

3． 经济计算的问题

行动人运用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知识发展了可运用于处理外部事物的技术科学。技术科学可以告诉我们，能否实现我们想要达成的目的，以及我们如何去实现之，只要我们愿意使用其指明的手段。自然科学的进步带来了劳动技术的进步，也有人喜欢反过来说，是改良技术手段的愿望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定量性使技术科学也成为定量科学。现代技术实质上是一门对可能行动之结果作出定量预测的应用艺术。人们能够以相当精确的程度计算出某些有计划的行动的结果，换言之，人们之所以计算是为了使行动的安排能够达成确定的结果。

然而，仅由技术提供的信息就足以完成计算，只有一种情况可能做到，即所有的生产手段——物质的和人力的——能按确定的比率在彼此间完全替代，或它们全都具有绝对的特殊性。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生产手段（尽管按照不同的比率）都能够满足所有目的的实现；事情好像是只存在着一种手段——一种更高阶的经济商品。在后一种情况下，每一种手段都只能用于某一种目的的实现；我们将把那赋予各种一阶物品的价值赋予每组互相辅助的生产要素（这里我们再次忽略由时间因素引起的某些限制）。这两种情形都是人行动于其间的宇宙所不存在的。生产手段只有在狭窄的范围内才可互相替代。它们或多或少地特别有利于达成某些不同的目的。但在另一方面，大部分的手段又并非绝对特殊的，它们中的大部分可同时适用于诸种目的。正是以下诸种事实，使人们正确地配置手段，使它们最大限度地物尽其用： 手段有层级之分；大部分手段适于实现某些目的，而不适于另一些目的，还可能对第三组目的了无用处；因而不同的手段有不同的用处。在这里，技术学运用的实物计算毫无用处。技术学所运用的是一些可计数和可测量的量，它知晓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它对于外部事物与人之需求和欲望之间的关系则是外行。它的有效范围只是客观的使用价值。它以物理学的、化学的和生物学的现象之中立观察者的观点来判断一切问题。对主观性的使用价值观念，对视角迥异的人的观点以及对于行动人所面临的两难，技术学却无法给出针对性的答案。它不涉及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指的是如何把可用的手段这样来使用，即使较迫切的欲望不会因为这些手段用于满足（浪费在）较不迫切的欲望而得不到满足。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技术学及其计量方法均不适用。但技术学可以告诉我们如何使用各种可在不同组合下使用的手段，以实现既定的目的，或者告诉我们各种可用的手段要怎样用于不同的目的。但它却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在无数种想像的或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作出选择。行动人想要知道的是，他必须怎样使用那些可用之手段以最大可能或最经济的方式消解不适之感。但技术学除了能向他提供外部事物之间之因果关系的说明外，别无所长。例如，它能够告诉人们的是7a+3b+5c+…+xn肯定会产生8p。但是即使知道行动人赋予各种一阶物品的价值，它也不能断定这个公式或其他公式（在无限多的按同一方法构建出的公式中的任何一个其他公式）是否最有利于行动人实现其所追求之目的。建筑工程学可以确定桥应如何建造，以便在合适的地点跨越河流，并使其具备一定的载重能力。但是这座桥的建设，会不会把物资和人力的生产要素从那个能满足更迫切欲望的用途拉过来呢？对这类问题，工程学无法作答。它不能告诉我们这座桥究竟应不应该建造，应该在什么位置建造，应该具备多大的负荷能力，以及在数种可能选择的设计方案中如何作出选择。技术学的计算对于各阶手段间关系之确立，只有在这种手段能够互相替代以达成某种目的的限度内才能做到。但是行动必须发现所有手段（不管它们怎样地不同）间的关系，至于它们能否互换以提供相同的服务则可完全不顾。

技术学及来自其的一些考虑，如果不能把商业和服务的价格引入其设计，对于行动人来说就没什么用处。工程师的项目设计如果不能在同一基础上比较投入和产出，则它们就纯粹是学院式的摆设。那些崇高的理论家深居简出于其实验室，远离琐屑干扰，无非是为了探寻宇宙万物间的因果关系。但一个实干家，则想尽可能地以消解不适改善人类生活条件，因而他必须知道，在给定的条件下，他所计划的是否那能使人们减少不适的最好方法，或哪怕只要是一个方法也行。他必须知道，他要实现的状况与现状相比，是否有所改善；同时他还应知道，如果他内心的设计会把那些可用之于其他计划的手段吸引过来，以致其他计划无法实施，这时就需要在两种计划可实现之利益的大小之间作出比较，而这样的比较，只能借助于货币。

因此货币成为经济计算的工具，这并非货币的别样功能。货币是广泛使用的交换媒介，仅此而已。仅仅因为货币是一公共交换媒介，因为绝大多数的商品和服务都能够借助货币在市场上买卖，而且只要是这样，人们就能用货币价格来计算得失。货币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比率——过去的市场所确立的以及预期中未来的市场所将确立的——是经济计划的心智工具。在没有货币价格的地方，就不存在什么经济数量。在外部世界里，因果之间只存在各种数量的关系。据此人们没有办法可以发现能够最有助于消除不适之感的行动。

这里我们无须详述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经济的原始境况。这些人只按极简单的生活程序生产。他们无须计算，因为他们能够直接比较投入和产出。如果他们需要衬衣，他们就种植荨麻，他们就纺而织，裁而缝。他们不必计算就可决定值不值得这样做。但文明人绝不可能回归到这样的生活。

4． 经济计算与市场

经济问题的量的处理，不能与那些运用于处理物理和化学等外部事物的定量方法相互混淆。经济计算的显著特征是，它既非立基于也不涉及任何以计量为特征的东西。

计量的过程，是建立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之间的数量关系，后者被称为计量的单位。计量的最终根源也即空间容积的根源。借助于可广泛定义的“单位”，人们可以测量能量和潜能，可测量一物使其他事物和关系发生变化的力量，以及流逝的光阴。指针的表记直接表示空间关系而仅仅间接表示其他的量。计量的基本前提是单位的不变性。长度单位是一切计量的基石。我们假定人必须认为它是不变的。

近几十年来，我们目睹了发生在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传统认识论体系方面的革命。我们正处于某些前景无法预见的革新的前夕。有几代物理学家也许将面临类似人的行动学要处理的问题。或许他们将不得不放弃这样一种观念： 有一种不受宇宙变化影响的东西，可以被观察者用作计量的单位。但无论将发生什么，对世间某些实体——肉眼可见的或物理学分子层面的——的计量，其逻辑结构却是不变的。微观物理学里轨迹的测量虽也离不开表计、测微计和摄谱仪，最终还是要靠人的一些粗钝的感官来观察和试验，而观察者和实验者本身即物理存在。[9]计量终离不开欧氏几何，离不开“不可变之标准”之观念。

在各种经济商品和大多数服务的买卖中，既有货币单位，也有可计量的物理单位。但我们必须研究的某些交换率是恒定的。它们使任何计量的企图无法现实。物理学家可以把一块铜的重量称为事实，而交换率不是这个意义上的事实。它们是些历史事件，是在某些确定的瞬间和环境下发生的事情。在数字上同样比率可能再现，但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否会真的出现。而且即使真的再现，我们还是不能确定这是由原有的环境使然，而非因某些物价决定因素发生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互动所致。由行动人在经济计算中所运用的数字并非指所测定的数量，而是指预期中的未来市场上会发生的一些交换率，只有这些交换率才是一切行动的目标，对行动人才是重要的。

我们的讨论并不是要处理“经济计量学的问题”，而是要分析行动人在策划行动时运用定量概念的那种心理过程。由于行动通常是为了影响未来状况，因而经济计算也常与未来相关。行动人考虑已往事件和历史交换比率，也只为了安排未来之行动。

行动人借助经济计算想要完成的工作，是要通过投入和产出的比较来确定行动之效果。经济计算或是对未来行动之预期结果的估计，也可以是对过去行动之结果的确定。但后者并不只为了历史的和说教的目的。它的实际含义是要表明一个人可以怎样地自由消费而不致损害未来的生产能力。正是因为这一问题的存在，才使得经济计算的某些基本概念——资本和收入，利润和亏损，支出与储蓄以及成本与产出——得以发展。而这些概念及其衍生出来的所有概念的实际运用，都需密不可分地与市场相关联，在这一市场里，所有阶次的商品和服务都与一种普遍使用的交换媒介即货币相交换。这些概念在一个行动结构不同的世界里，如果不与某一具体行动相联系，就仅仅是空中楼阁而已。

[1]这三出歌剧皆出自意大利作曲家G.威尔第（G. Verdi， 1813—1901）。——译者注

[2]德国历史学派表述这一观点时，断言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市场交换以及货币皆属“历史的范畴”。

[3]Eugen von Bo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Pt.  Ⅱ， Bk. Ⅲ.

[4]即“imaginary constructions”，以下简译为“假构”。——译者注

[5]见第十四章第2—7节。

[6]对间接交换的忽略肯定受到政治偏见的影响。人们并不想放弃这样一个命题： 经济萧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缺陷，决非因扩张信用而降低利率所致。时髦的经济学教师认为： 把经济萧条解释为只是货币信用方面发生的偶然现象，是“不科学”的。有些考察商业循环史的论著，甚至省去了任何有关货币问题的讨论。例如，Ernst von Bergmann，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konomichen Krisentheorien （Stuttgart， 1895）。

[7]凯尔恩斯（John Elliott  Cairnes， 1823—1875），爱尔兰经济学家，通常被称为最后一位古典经济学家。他的《论黄金问题》（1873）论及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后果，被认为是19世纪货币理论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译者注

[8]关于费雪（Fisher）观点的批判性分析和反驳，可参阅Mises，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trans. by H. E. Batson （London， 1934），pp.4244；而关于魏塞尔（Wieser）的批评，则可参见Mises，Nationalokonomie （Geneva， 1940）， pp.192-194。

[9]A. Eddington， The Philosophy of Physical Science， pp.7079， 168-169.

第十二章　经济计算的范围

1． 货币记录的特征

经济计算适用于与货币交换的一切东西。

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或为描述过去事件的历史资料，或为可能发生之未来事件的预测。有关以往价格的信息，告诉我们一桩或几桩人际间的交换行动曾按这一费率进行。它并不直接表达有关未来价格的任何知识。我们也许经常假设那决定近期市场价格的市场条件将不会有任何改变，或至少不会马上发生大的变动，因而价格也将保持不变或只是轻微地变动。如果价格是许多人在交换比率有利时的互相买卖而形成的，而且市场环境不会受到各种偶然的、异常的和一次性出现的情形的影响，则上述假定是合理的。然而，经济计算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处理不变的或只微变的市场条件和价格的问题，而要处理的恰好是变化。行动人或者对那些不以其意志为转移而即将发生的变化进行预期，以便按此调整自己的行动；或欲着手一项将改变情况的计划，即便没有其他的因素能引起变化。对他而言，过去的价格仅仅是他努力预测未来价格的起点。

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自满于过去的价格，现实中的人则看重未来的价格，即便这未来指的是后一小时、第二天或下一个月。对他来说，过去的价格仅仅有助于其预测未来价格。他主要关心未来价格，不只在对计划行动的可能结果作预测，也同样在于希望确定他过去交易的结果。

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上面，可以看出过去行动的结果，其表现为报告期期初（资产总额减去负债总额）与期末之所有者权益间的差额，也即本期发生之成本的货币额与毛收益的差额。在这两种报表中，必须把那些现金以外的一切资产与负债以估计的货币额表现出来。这些项目必须按照它们未来可能售出的价格，或者参照由于它们的投入而制造出来的商品所可售出的价格来估价，尤其当这些项目是生产设备时更应如此。然而，古老的商业习惯以及商法和税法的若干规定早已偏离了那些一味追求完善正确的会计准则。这些习惯和法律并不太注意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正确性，而更注意它们的其他目的。商业法看重的是会计有一种可间接保障债权人免于损失的方法。它倾向于或多或少地低估资产价值，使净利润和总所有者权益显得比实际的要少。这样就有了安全的余地以减轻危险；否则厂商会提出过多的权益作为利润分掉，而那已经没有偿债能力的厂商还可继续经营，一直到耗尽可用以偿债的资金为止，这是对债权人不利的。相反，税法却倾向于采用另一种计算方法，使得收益显得比实际所得更多。其用意在于既欲提高有效税率，而又不能使提高的税率从名义税率表中体现出来。我们必须把商人在计划未来交易时实际使用的经济计算，与那些别有目的的商业事实的计算区分开来。应纳税额的决定与经济计算是两回事。如果税法规定雇佣一名男仆的应纳税额等于雇佣两名女仆的应纳税额，人们只会视其为决定税额的一种方法而已。同理，如果遗产税法规定，有价证券必须按故人死亡之那一天的股票市场的价格来估价，这也不过提供了另一种决定税额的方法而已。

在正确的簿记制度下照章记录的账目是精确到几角几分的，从而所有的项目看上去都不容置疑。实际上，其中最重要的数字都来源于对未来市场条件的臆测。把任何商业会计的账目与纯技术的计算性的项目——如设计制造某部机器——作比较，是一种错误。工程师在技术设计方面，只是应用实验性自然科学的方法设定的那些数量关系，而商人使用的数字免不了来自他对未来行为的理解。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主要做的事情，是对非现金的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价。所有这些评价都是暂时性的，它们尽量准确地描述了某一任意选择之时刻发生的事件，而人们的生活和行动却是持续不居的。某一商号可以不再存续，但社会生产总体却永远不会停顿。体现于现金的资产与负债也无法避免一切商业会计项目固有的不确定。它们之跟随未来市场状况而变化，正同存货和设备等项目一样。商业账目和其他计算上的精确数字，不应阻碍我们认识到它们的不确定性和臆测性。

然而，这些事实并不会损害经济计算的效率，经济计算能尽其可能地发挥其效率，任何改革也无法增加它的效率。它为行动人提供其所能从数字计算得到的一切服务。当然，它并非准确预知未来状况的一种手段，它也不会使行动失去其臆测性。但如果说这种情况是一种缺陷，那只是由于人们还不了解“生活不是死水一潭”、“万物皆变”、“人们对将来无法确知”这些事实。

拓展人们对未来状况的信息，并非经济计算的任务。它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地调整人的行动，使其适应现有的关于未来欲望满足的意见。为此，行动人需要一种计算工具，而计算又必须有一种共同标准来统摄所有的项目。这个共同的标准就是货币。

2． 经济计算的局限

经济计算不能运用于那些不通过货币买卖的东西。

有些东西是不可卖的，而要获得它们所需牺牲的也不是货币或必须支付的货币价值。想把自己训练成有大作为的人必须使用诸种手段，其中一些可能要支付货币。但要实现这伟大目标，还必须具备某些非金钱所能购买的东西。如名誉、美德、荣耀以及精力、健康，乃至生活本身在既作为手段又作为目的的行动中，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它们都不是可以作经济计算的。

有些东西是完全不能以货币来评价的，还有的东西虽然可以货币来估价，但只涉及有价值附着其上的那一部分。一栋古宅的估价，必须排除它的艺术和历史的价值，因为这些品质不是金钱收入的来源或可卖的物品，只能打动某一人心扉而不能诱致他人甘心情愿为之付出的东西，依然不在经济计算范围之内。

然而，所有这些都丝毫无损于经济计算的有用性。那些不能列入会计项目或计算范围的东西，或为目的，或为一阶商品，对它们的充分认识和适当认可，无须借助于任何计算。行动人在选择时需要做的，只是把选择的事物与取得或保存它们的总成本加以比较。让我们假设，某市议会必须在两种供水项目中作出选择。其中之一必须拆除一处历史名胜，而另一方案虽然可保留此名胜，却不得不使货币支出增加，因好古迹而欲将其保存的这份情感是无法以一笔钱来估价的。但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市议会的决策。相反，凡是不能反映于货币交换率的价值却正因此而使决策变得更容易。市场计算方法排除不能买卖的东西，对此事实心生感叹是没有道理的。道德的和审美的价值并不会因此而有任何损害。

货币、货币价格、市场交换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经济计算是批评的主要对象。那些饶舌的说教者把西方文明贬抑为流浪货郎的卑贱制度，那自满意得、自视甚高的伪君子嘲讽我们这个时代的“拜金主义”，病态的改革家、心理失衡的文学家以及野心勃勃的政治煽动家都乐于指责“理性”而宣扬“非理性”的福音；在这些信口雌黄者看来，金钱和精打细算乃罪恶之渊源。然而，人们在经济实践中发展了一种有利于行动的测定方法的事实，并不妨碍任何人按照主观的标准去行动。股票交易所和公司财务人员的“唯物主义”并不妨碍谁去追随Thomas a Kempis（德国的一位牧师和作家，1379—1471）的生活方式，或为某一崇高事业而捐躯。众人喜看侦探小说而恶读诗歌，并使前者之作者的润笔费高于后者的事实，并不是因为我们使用了货币和货币计算。社会上之有盗贼、杀人犯、卖淫者、贪官污吏和腐败法官，也并非金钱之过。“诚实不值”的说法是不对的。对那些恪守诚信而不欲欺而盗财的人而言，诚实是值得的。

另一些批评经济计算的人并不了解，只有在以生产手段私有为基础的分工的社会中，经济计算对行动人才是有用的方法。它只有助于个人或团体在这种社会秩序下的思考。因而，经济计算是一种私利的计算，而与所谓的“社会福利”无关。这就是说，市场价格乃经济计算的终极事实。这个事实不适用于统治全国或全世界的独裁政体，独裁者依据的标准不是体现于市场的消费者的需求，而是其本人的假想的“社会价值”。这种人从一种假想的“社会价值”的观点，也即所谓“全社会的”观点来评判行动，而在他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他自己的意志至高无上。对于这种人，经济计算毫无用处。立基于市场价格的经济计算，是为市场社会中的消费者而从事生产的企业家的分内事。对其他事务而言，经济计算毫无效用。

凡是想做经济计算的人，决不可以独裁者的心态看待事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家、资本家、地主和工薪者都可用价格进行计算。除此之外，经济计算是不合适的。对那些不经由市场侃价的物品以货币作估价，以及用那些不实际的妄断项目作计算，都毫无意义。法律规定了置人于死者应该赔偿的金钱总额。但这种赔偿额的规定并不意味人命有价。只有在奴隶社会，奴隶才有市场价格。不存在奴隶的社会，人的生命和健康，都是商业交换以外的东西。在自由人的社会里，生命和健康的保存是目的，而非手段。他们不能纳入任何计算程序。

用货币价格，可以确定某些人的收入或财富总额。但是要计算国民收入或国民财富，则毫无意义。只要我们一涉及市场社会里个人运用其理智以外的思维领域，就不再需要金钱计算方法的帮助了。以金钱来确定一国或全人类的财富的企图，正如想从埃及金字塔的容积来解决宇宙之谜的企图一样天真幼稚。一批马铃薯如果被商业估价为100美元，则意味着它们可以换取这一数额。如果某一企业被整体估价为100万美元，则意味着某人可以此数额卖出它。但是在一国总财富报表中的那些项目有什么意义呢？计算的最终结果有何意？哪些应该包括进来，哪些为应该排出去。把一国气候的“价值”，以及国民先天和后天技能的“价值”包括进来又是否正确呢？商人可以把他的财产换为金钱，但一个国家却不能如此。

用在行动和经济计算上的现金等值，是货币价格，即货币与其他物品和服务之间的交换率。价格不是由货币来度量的，而是由货币组成。价格可以是过去的价格，也可以是未来的预期价格。但它们却必然是一种历史事实。价格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人们像度量物理化学现象那样去度量它们。

3． 价格的可变性

交换率因产生它们的条件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变化。某一个人赋予货币和各种商品及服务的价值乃某一瞬间选择的产物。后来的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并产生新的考虑和估价。我们需要解释的问题，与其说是“价格在变动中”还不如说是“价格变动得再快不过了”。

日常经验告诉人们，市场交换率是常变常新的。人们可以假设他们关于价格的考虑能够完全注意到这一事实。尽管如此，所有关于生产和消费，市场和价格的流行观念，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了有关物价刚性的一些模糊和矛盾的观念。外行人倾向于认为维持昨日价格结构既正常且公平，而把交换率的变化斥为违反了自然的和正义的法则。

把这些流行的观念解释为早期生产和市场条件更稳定时可能产生的一种古老观念的残留，将是一个错误。即使是认为价格在早期更少变化也是可质疑的。相反，我们更可以说，正是由于地方市场并入更大的国内市场，最终导致世界性市场的出现，加上消费者需求导向的商业演化，才使得价格的变化趋于缓和和平稳。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生产技术手段方面的变化更为稳定，但在各地区市场的供给以及供给方面根据变动的需求所作的调整，都更加不规律。而且即使早期年代价格有时的确更为稳定，也不能以此来类推今天的价格变化状态。今天所流行的关于货币及货币价格的观念，其实并非来源于早期形成的某些观念。把它们解释为古老观念的残余是错误的。在现代市场条件下，每个人每天都面对着如此多的买卖问题，从而我们有理由假设，他关于这些事情的想法，决不只是不假思索地对传统观念的接受。

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短期利益受到价格变动之伤害的人会抱怨这种变动，从而强调早期价格不但更公平而且更正常，并因此坚持认为价格的稳定性符合自然律和道德律。但价格的每一次变动都有可能增进他人的短期利益。那些因此而受益的人肯定不会强调物价的固定不变乃公平和正常的现象。

旧观念残余论和自利集团说都不能解释价格稳定学说的流行。它的根源是这样一个事实： 有关社会关系的观念均按照自然科学的范式而建构。那些矢志按照物理学或生理学范式来改造社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已习惯于用那些久已流行的谬误去思考社会问题。

即便是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慢慢地将自己从这一谬见中解放出来，对他们来说，价值是客观的东西，也即一种外部世界现象，是事物本身固有的一种品质，因而是可以度量的，他们完全不了解价值判断的纯主观性。就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塞缪尔·贝利第一个发现决定取舍行动的东西是什么。[1]但与其他价值主观论的先驱者一样，他的著作不幸被忽视了。

抛弃行动领域里与可度量性有关的错误，不仅仅是经济科学的任务，也是经济政策的一项任务。因为，当今许多经济政策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一种可悲的混淆，而这种混淆是由认为人际关系间存在某种固定的，因而可以度量的东西的观念引起的。

4． 稳定化

所有这些谬见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稳定化（stabilization）观念的产生。

政府处理货币事务的诸多不足，以及为刺激工商活动而降低利率扩张信用的政策所导致的恶果，最终形成了产生“稳定化”口号的理念。人们可以解释这种理念的出现和受到的普遍青睐，可以把它理解为过去150年货币银行史的结果，甚至可以寻找些借口掩饰已有的失败，但任何同情的辩解都不能使其谬误有立脚之处。

作为稳定化计划之目标的稳定性，其实是一个空洞而又矛盾的概念。行动的动机，也即改善生活状况的冲动，乃与生俱来的人性。人本身一刻不停地在变化，他的价值观、意志和行动亦随之变动。在行动的领域里，没有什么是永久不变的。在这个川流不息的变化中，除去行动的某些永恒不易的先验范畴外，不存在任何固定的东西。企图把评价和行动与“人的易变性和行动之可复性”割裂开来，进而主张宇宙间有所谓永恒之价值——其不但可超越人的价值判断，且可作为评价实际行动的标准，都是徒劳无益的。[2]

为衡量货币单位购买力之变动而提出的一切方法，或多或少都不自觉地立基于一个虚幻的想像，即一个永恒不变的人，他可借助一个不变的标准，确定一单位货币提供给他之满足的数量。对这种病态的想法，曾有一个拙劣的辩解，即所需要的仅仅是对货币购买力的变化进行衡量。稳定性观念的要点正是立基于这一购买力的概念。只知道一些物理学观念的门外汉，曾经把货币看作价格的尺度。他们以为交换率的波动只发生于各种物品和服务之间，而不见诸货币与商品和服务之总量之间。后来人们又反其道而言之，即价值的不变性再也不归属于货币，而是归属于可以买卖的物品的总量。人们开始提出一些方法，使复杂的货物单位得以与货币单位比较。为急于求得衡量购买力的指数而置其他顾虑于不顾，如使用的物价记录上的可疑性和不可比较性，以及计算平均数之程序的武断性都一概不予理会。

杰出的经济学家费雪，[3]是美国经济稳定化运动的推行者，他把家庭主妇从市场上购买到的，供其家庭所需的一篮子商品与美元相对比。因购买这一篮子商品所需之货币量是变动的，所以美元的购买力也同比例变动。稳定化政治的目标就是要维持这笔货币支出量的不变性。[4]在下列条件下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其一，这位家庭主妇和她想像的篮子是不变的要素；其二，这篮子总是装放同样的商品且每种货物的量也总不变；其三，这个家庭生活所需购买之商品的种类和数量总是如此一致不变地分配。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这些条件一个都不存在。

首先的一个事实是，被生产出来和被消费的物品，在品质上是不断变动的。把此小麦与彼小麦相等同是错误的，更不用说鞋子、帽子及其他商品了。有些物品通俗上说或在统计安排上属同一类，但在销售价格上却差异甚大，这就是个明证。俗语说两颗豆子是相同的；但是买卖双方都会对豆子的品质和等级作区分。把那些技术上或统计学上相同名称的货物，在不同地域或不同时间买卖的价格作比较，是毫无用处的，除非我们能确定它们的品质——如果没有地域的差异——完全一样。所谓品质在这里是指： 买者或潜在买者对欲购物品能观察到的所有特性。仅仅是所有一阶商品和服务之品质都易于变动这一事实，就可动摇所有指数方法的一个基本假定。至于有限数量的高级商品——尤其是金属和那可以由特殊方程式决定的化学品——有可能完全符合他们所描述的特征，则是不相干的事情。购买力的衡量有赖于一阶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尤其有赖于它们的全部。利用生产商品的价格之所以无效，乃因为它无法避免把同一消费商品的整个生产阶段重复计算，以致产生错误的结果。但仅限于选择的一组商品，又会因过于武断而犯错。

但即令撇开这些无法克服之障碍不论，这项工作仍然是行不通的。因为不仅仅是各种物品的技术特性在变化，而且伴随着新品种的出现许多旧品种在消失。评价也在变动，并导致需求和生产的变化。衡量购买力的假说，条件是购买者的欲望和评价都固定不变。只有当人们用同一方法评价同一些事物时，我们才可认为价格变化是货币购买力变化的体现。

由于不可能确定在某一给定的时段内人们用于消费商品的货币总额，统计学家只好信赖于支付给个别物品的价格。这又引出了两个无法明确回答的问题。其一，对于各种物品必须分别赋予“重要性系数”。因为，如果让各种物品的价格进入计算，而不考虑它们在各家庭总体中的不同分量，那是明显错误的。而为了体现这种轻重差异所采用的加权办法又必然是武断的；其二，必须在收集到并调整过的资料中计算出平均数。但平均数的计算又有若干办法，如算术平均、几何平均、调和平均以及被称为中数的近似平均。每一种方法都导致不同的结果。没有一种能被视为可求得逻辑上无懈可击之结果的惟一方法。因而对任一种方法的选择都是武断的。

如果所有的人文条件都不变，如果所有的人由于其关于不安逸及消除不安逸的想法都不变，而总是重复同一行动；再假如我们能够假定某些个人或集团在这些因素方面发生的变动，总是被其他人或集团相反的变动所抵消，因而不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我们就将生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中。但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所谓货币购买力会发生变化的想法却是自相矛盾的。如后所论，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必定会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各种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它们必然相应地带来需求和供给以及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变动。[5]隐含在“物价水准”这一不甚妥帖之名词中的那个想法——其他事物不变，所有的价格会上升或下降——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货币购买力变动，则其他事物不可能保持不变。

在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领域里，计量的概念没有任何意义。在假设的固定状态下，没有任何变化可以度量。在变化的实际世界里，决无可作为衡量标准的固定的点、面和关系。货币单位的购买力决不会随着所有可买卖的物品一起变动。如果不是指的一种固定的状态或此种状态的维持，稳定性或稳定化的概念就是空洞的。如果指的是固定状态，则在逻辑上又是矛盾的，既无从着想，更无从实现。[6]只要有行动，就有变化。行动是变化的杠杆。

统计人员和政府统计部门在计算货币购买力指数及生活费用指数时表现出的故作庄严是一厢情愿的。这些指数至多不过是对已发生的变化的粗略和不精确的说明而已。当货币的供求关系发生缓慢变化之时，这些指数不能传递出任何信息。在通货膨胀而价格剧烈变化的时期，对那些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的事件，它们也只能提供一种粗略的想像。一个精明的家庭主妇，对影响其家计生活的价格变化所知道的，要比统计平均数所提示的多得多。那些平均数的计算忽略了她所能或计划购买之物品在品质及量上的变化，因而对她而言毫无用处。如果她仅选择某两种或三种物品的价格，作为“度量”其个人偏好之变化的尺度，那么，与那些选择自己的方法分析市场资料的统计人员相比，她既不显得“更不科学”，也不显得更武断。

在实际生活中，谁都不会让自己受指数的愚弄，也不会同意把指数视为度量的标准。一旦要对量进行衡量，则关于量之容积的一切疑问和争议均不存在。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谁都不敢和气象学家在有关气温、湿度、气压以及其他气象资料的度量方面展开争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人们不想从舆论接受的指数得到个人利益，那么谁都不会默许某一指数。指数的产生并不能带来争端的解决，它仅仅是把争端转移到对抗的意见无法和解的领域。

人的行动乃变化之源。只要存在人的行动，就不会出现稳定性，有的恰是无休止的变化。历史的进程即变化之果。人们没有力量去阻止这种变化，也不可能造就一个稳定时代，使得一切历史都达于静止。孜孜谋求生活改善，以及提出新的想法，并按照新的想法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乃人之天性。

市场价格是历史的事实，它们表现的乃一往不复之历史过程中某一确定时段占优势的事件。在人的行动学领域里，计量的概念毫无意义。在想像中的——当然是无法实现的——固定和稳定状态下，不存在可计量的变化。而在永恒变化的世界中，不存在任何可以计量变化的固定的点、物、质或关系。

5． 稳定化理念的根源

在稳定化运动主张者使用“货币稳定性”此词的意义上，经济计算是不需要以货币稳定性为条件的。货币单位之购买力的固定性既无法想像也不可能实现，但这并无碍于经济计算的方法。经济计算需要的是一个其功能不会因政府干预而损害的货币制度。为了增加政府支付能力或为了暂时降低利率，而增加货币流动量的企图，都会造成通货活动的崩溃和经济计算的紊乱。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必须是避免政府引发通货膨胀，以及防止它为鼓励银行扩张信用而创造条件。但这一目标与那暧昧而自相矛盾的稳定购买力的计划有天壤之别。

经济计算所需的所有条件只是要避免货币供给的大幅度突然性波动。黄金，以及19世纪中期以前的白银，都能绝好地满足经济计算的目的。这两种贵重金属供求关系的变动，以及因此而引起的购买力的变化，是如此缓慢，以致企业家在作经济计算时甚至可以忽略它们而不会失算。在经济计算上，精确是做不到的，何况还有因为未适当地注意到货币变动而引起的缺陷，[7]企划中的商人不得不使用有关未知之未来的数据，他要考虑未来的价格和未来的生产成本。记录过去行动之结果的会计和簿记，在他们估计固定设备、存货和应收账款时，也有同等的重要性。尽管存在这一切的不确定，经济计算仍能完成其任务。因为这些不确定性并非来源于计算体系的缺陷。它们是行动的本质体现，而行动总涉及不确定的将来。

使购买力稳定的理念，并非源自使经济计算更精确的企图。它的根源是企图从永不停歇的人类事务中创立一个不受历史进程影响的领域。捐赠给一个宗教团体、一个慈善机构或一个家庭的永久基金，向来采取地产或支付农产品的方式。后来才引入了用货币支付的年金制。捐赠人和受益者都希望那笔按一定数量贵金属确定的年金不致遭受经济状况变化的影响。但这种希望是虚幻的。后辈人知道他们祖先的计划并未实现。正是这种经验，激发他们开始探讨如何达成寻求的目标。于是他们沉溺于对购买力变动的衡量并进而想消除这种变动。

当政府开始采取发行长期不还本之永久公债的政策时，问题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国家，这个邦国崇拜时代黎明期的新神，这个永恒而超人的建构，给了他的臣民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保全其财富享受稳定的收入而无任何不测之虞。它首开先河，使得人们在资本市场上无需承担风险便可每日积累财富和赚取收入。凡是把资金投入购买政府债券的人，就可以免除市场法则和消费者主权的侵扰。他再也没有必要把资金投在最能满足消费欲望的项目上，他安全了，可以无忧于市场竞争的危险，把损失留给了无效者。是永恒的国家保护了他，保证了他来自投资的享受安稳可靠。此后，他的所得再也不是来自消费者之欲望得到最佳满足的过程，而是来自国家强制机器所征收的税款。他再也不是其同胞的服务者，无须受制于公民的消费主权；他成了政府的伴侣，后者统治人民并向国人课税。政府作为利息而支付的，比市场所赐的要少。但这个差额被国家这个特殊债务人的可行偿付能力抵消而有余，国家的收入不是靠满足公众而获得，而依附于强制征税。

尽管早期的公债有过令人不愉快的经历，人们还是乐于信任19世纪现代化的国家。那时大家都普遍认为这个新的国家会认真地履行它自愿承诺的合约责任。其实，资本家和企业家完全能够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 在市场社会里，要保住已有的财富，除了与每个人，与新老公司展开坚韧不拔的竞争以期财富日增月累外，再无他法可求。但有些企业家，因年老体衰而不愿使其惨淡经营所获之财富再冒市场风险，还有些富家子弟既懒惰又无能，他们都情愿投资于公债，以免遭市场法则的支配。

因此，不还本的永久性公债是以购买力的稳定性为前提条件的。尽管国家及其强制力可能是永恒的，但只有立基于一个不变之价值标准，公债的偿息能力才会长久持续。于是，为安全理由而规避市场不对自由企业投资，只愿意购买公债的人，又将面临“世事万变”的问题。他发现，在市场社会里，“不依存于市场的财富”没有存在的余地。他极力寻找永不枯竭的财富之源的努力可能付诸东流。

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稳定而安全的事物，任何人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出这种事情。在市场社会中，要获得并保持财富，除了成功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外，别无他法。当然，国家是可以向其国民课税并借债的。然而，从长期来看，即使最暴虐的政府也无法抗拒那些决定人类生活和行动的法则。如果政府以所举之债投资于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领域，而且如果政府在这些商业活动上的成功，是在与私人企业自由而平等的竞争中取得的，那么政府即与其他工商业者处于同样的地位。但如果政府投资失败，未获盈余，或者它将债务卯粮寅吃，血本无还，那就无还本付息的财源了。这时，只有用课税的办法才可履行契约的偿债义务。政府为此目的而课税，实质是要公民对它过去浪费的金钱而无条件地承担偿债责任。公民因此而纳的税并不能指望政府机关提供任何现行服务而得到补偿，政府是为那笔已消耗而荡然无存的资本而支付利息。因以往政策的不幸结果，国库负担愈甚。

在特殊情形下，发行短期政府公债是合理的。但这不表明对战争债务的通常辩护是有意义的。所有战争行为所需的物资，都源自限制公民的消费，源自部分资本的耗用以及更辛劳的工作。战争的全部负担因而落在生活于战时的这一代人身上。其后代却因战时的消耗而不得不继承较少的财产。通过举债而筹集战争费用并不会将负担转移至儿孙辈。[8]而仅仅是一种在现有居民中分配负担的办法。如果所有的开销都由税收来提供，那就只有执有流动资金的人才被征税。其余的人不会有适当的贡献。短期公债可用来消除这种不平等，因为短期公债对于固定资产执有人会给予公平的评估。

长期的公债或半公债，对市场社会结构而言，是一种外来的干扰因素。它的设立是一种徒劳的企图，即企图超越人类行动的限制，以及企图创建一个能免于世事变化不测而永恒稳定的轨道。永久的借贷、永恒的合约，以及预设所有的未来，是一个多么荒唐的想法？在这方面，债务在形式上是否规定为永不偿还往往无关宏旨，实际上，它们照例是被有意视为永不偿还之债来处理的。在自由主义的全盛时代，某些西方国家确实如约偿还过部分长期公债，但其中大部分只不过是以新债来还旧债。近一个世纪的金融市场表明，公债的数额是持续增长的。无人会相信国家会永远背负支付利息的担子。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公债迟早会被想方设法地消减掉，而决不会是依照合约还本付息。现在有一批世故圆滑的著作家，正忙于为这最终清算，精心捏造道德上的理由呢。[9]

用货币进行的经济计算，不同于上述那些为求得永恒安定而做的工作。这个事实不能说是一种缺憾。世上不存在所谓的永恒、绝对和不变价值。追求这样一种价值标准是徒劳的。经济计算之所以并非不完善，仍因为它与那些向往稳定收入（不依赖于生产过程）的人们的那些混乱想法不相干。

[1]Samuel Bailey， A 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Measures and the Causes of Value， London， 1825. No.7 in Series of Reprints of Scarce Tract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ondon，1931）。译者又注： 塞缪尔·贝利（Samnel Bailey, 1791—1870）是英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价值的性质、尺度和起因》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他否认工资和利润的相互关系，强调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试图消除李嘉图经济理论中的悲观因素。

[2]关于人们倾向于把固定不变看作常态，把变和动看作偶然的讨论，可参阅Bergson， La Pensee et le Mouvant， pp.85 ff。

[3]费雪（Irving Fisher, 1867—1947），美国经济学家，以其在资本理论方面的研究而著称。对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货币的购买力》（1911）发展了现代货币数量说，提出了货币数量的变化同一般价格水平变化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有固定购买力的“补偿美元”的改良计划。——译者注

[4]Fisher， The Money Illusion（New York， 1928）， pp.1920.

[5]参见第十八章第4节。

[6]参见第十八章第5节。

[7]实际上不存在精确之计算。计算的公式也许是正确的，计算本身依赖于数量的约计，因而必然是不精确的。前面曾讨论过（第二章第3节），经济学是关于真实事件的精确科学。但是思想链条中引入了价格因素，就不得不放弃精确性，而经济史则取经济学理论而代之。

[8]这里说的债务，是指来自有钱可贷者的资本，而并非指银行的信用扩张，正如今日美国政府向商业银行借款那样。

[9]这些理由中最为盛行的可以浓缩为一句话： 公债不是负担，因为我们欠的是自己的钱。如果此为确实，把所有公债一笔勾销是一种无害的做法，仅仅在会计簿记上简单处理而已。但事实上，公债代表的是过去把资金交给政府的那些人的一种索取权，它相对的是那些每天在生产新财富的人。受害人和承担商业生产者是相分离的。要解除新财富生产者的负担也可以，但就必须把还本付息所需的那笔钱，用课税的方式全部由债券持有人支付，但这一做法无异于彻头彻尾的赖账。

第十三章　作为一种行动工具的货币计算

1．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的货币计算

在分工的社会体系里，货币计算是行动的“北斗星”。它是生产者的指南针。他计算，是为了把有益的生产方法与无益的生产方法区别开来，是为了把主权消费者所喜所恶的东西区分开来。企业活动的每一步骤都必须经由货币计算的检验。计划性行动的预谋因而成为商业上成本与收益的预测。对过去行动结果的回鉴即成为利润与亏损的簿记。

货币基础的经济计算制度以某些社会制度为条件。它只有在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化的制度前提下才管用，因为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各阶商品和服务都是借助一种普遍使用之交易媒体即货币买进卖出的。

在立基于生产手段私人控制的社会架构里，货币计算是行动人使用的一种计算方法。它是行动者个人的一种工具，一种被设计出来，用以稽核自由企业社会里谋私利者之私有财富和收入，以及私有利润和损失的计算方法。[1]它的所有结果仅仅属于个人行动。当统计人员在综合分析这些结果时，得到的是无数自主行动的个人自发行动之结果的总和，而非某一集体、某一整体或某一全体之行动的结果。如果不是从个人观点来观察和思考问题，货币计算就全无用处。它要计算的是个人的利润，而非臆想中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福利。

在由市场及其价格指挥和控制的自由企业社会里，货币计算是计划和行动的主要手段。230它在这一制度架构里发展起来，并随着市场机制的改进以及可与货币交换之物品范围的扩大而逐步完善。正是货币的经济计算，才使得计量、数目、运算在我们这个崇尚“量”和“计算”的文明社会有了用武之处。物理和化学的计量之所以对实际行动有意义，乃因为有了经济计算；使数学成为追求完美生活之工具的也是经济计算。它使我们得以利用试验室的成果，以最有效地消除生活中的不适。

在资本账目上，货币计算的运用达到了完满的程度。它可以确定可用资源的货币价格总额，并将其与行动和其他因素作用带来的变化对比。这种比较可以显示出行动人方面的变化及其变化的程度；使得功败益损一目了然。自由企业制度曾被人戏称为资本主义，为的是反对它和玷污它。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个词也非常恰当。因为它指出了这一制度的最基本特征和主要优点，也即资本概念在其运作中的作用。

也有人厌恶货币计算。他们不愿意让“批判的理性之音”搅醒其白日梦。现实使他们头痛，他们向往一种无限机会的境界。他们觉得凡事都锱铢必较的社会秩序是鄙俗的和可厌的。他们把自己的牢骚诩为高尚行动，可与真善美相提并论，而与工商业者那种卑陋庸俗的作风相左。但是，对美和善的崇尚，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并不因计算的心灵而受阻碍。那些经不住严肃批评的东西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头脑清醒的计算者是梦想家的严厉惩罚人。

我们的文明与我们的经济计算方法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放弃这种行动所需的最理想的心智工具，就将受到惩罚。歌德赞美复式簿记法为“人类心智最好的发明之一”，这是无比正确的。[2]

2． 经济计算与人的行动科学

对建立一门有体系的和逻辑一致的人的行动科学而言，资本主义经济计算的演进是必要条件。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在人类历史演进以及在科学探索进程中，有其一定的地位。只有当行动人成功地创造了思想方法并使得对其行动计算成为可能之时，它们才能出现。人的行动科学在开始之际，仅仅处理那些能够以货币计算检验的行动。它所处理的完全局限于狭义经济学的对象，即市场社会里，那些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行动。它在最初阶段只是零星地对通货、放债和各类物品价格进行考察。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也即博丹和达万扎蒂的货币数量说之最早雏形），以及金氏法则[3]传导的知识，使我们开始了解行动领域中一些现象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经济理论的最初综合体系，也即古典经济学家的辉煌成就，本质上是一种计算性行动的理论。这个理论体系隐含地把人的行动分为“经济的”和“非经济的”两种，也即分为用货币来计算的行动和其他行动。从这一基点出发，经济学家一步步地扩大其研究领域，直到最终发展出一种处理所有人类选择问题的体系，即人的行动学通论。

[1]在合伙企业和公司里，从事经营活动的毕竟是个人，尽管不是独自一人。

[2]Goethe，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BK. I， Chap. X.

[3]格雷欣（Sir Thomas Gresham， 1518—1579），英国商人、金融家、皇家证券交易所创建人。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这一规律并非格雷欣发现，乃19世纪时人们错误地归功于他。博丹（Bodin Jean， 1530—1596），法国政治哲学家，主要著作为《共和六书》。达万扎蒂（Bernardo DavanZati， 1529—1606），商人、古典学者、翻译家和经济学家。重要著作有《汇率的认识》（1583）和《关于铸币的论文》（1696）。金（Gregory King， 1648—1712），人口和国民收入统计学家，主要著作为《对英格兰现状的自然和政治的观察和结论》（1696）。——译者注

第四篇　市场社会的交换学或经济学

第十四章　交换学的范围与方法

1． 交换学问题的界定

关于经济学的范围，从来就不存在任何疑问和不确定。自从人们渴望有一套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之完整体系以来，大家都同意这门学科的任务乃考察市场现象，也即测定市场上讨价还价之商品和服务的相互交换率，以及交换率在人的行动中的根源及其对随后行动的影响。有关经济学范围之精确定义的复杂性，并非来源于考察之现象的轨迹的不确定性，而是因以下事实产生的： 说明有关现象的那些企图必须超越市场及市场交易的范围。为了充分了解市场，一方面，我们不得不研究假想的孤立状态中的个人行动，另一方面还得将市场制度与一个幻想的社会主义国度相比较。在研究个人之间的交换时，不可避免地要处理自给自足状态下的交换。但因此就不再可能对作为狭义经济学正式对象的行动与其他行动之间作出清晰的界分。经济学无疑在拓展其视野，进而成为一门研究人类所有各类行动的一般科学，即成为人的行动学。现在的问题是，在一般的人的行动学这个较广泛的领域内，如何精确界定较狭窄之经济问题的特征。

为解决交换范围之精确界定的问题，有人把行动的动机作为一种判别标准，有人则把行动所追求的目的当做标准。这都是无效的努力。但是行动动机的多样性和互异性与行动的综合研究是不相干的。可以说每一种行动的动机都是渴望消除不适之感。对行动科学而言，人们如何从生理学、心理学及伦理学的观点对不适之感加以定性，则并不重要。经济学的任务是处理在市场交换中确实叫出和照付的所有物品的价格。它决不能局限于体现心理或伦理态度，或其他处理人的行为的方法的行为所产生或似乎产生的价格。按照行动的动机将行动分类，在心理学上也许是重要的，并且还可能为道德评价提供一个标准；但对经济学而言，这种分类则无关紧要。本质而言，想把经济学范围限之于研究“目的在提供有形商品之行动”的企图，也同样是无效的。严格说来，人们希求的并非有形商品本身，而更在于它们能提供的服务。他们要获得的是这些服务产生的福利的增加。果真如此，我们就不能将那些不借助有形物品而可直接消除不适之感的行动，排除在“经济性”行动之外。某大夫的医嘱、某教师的规训、某艺术家的演奏以及其他人性化的服务，之所以成为经济研究的对象，与建筑设计蓝图、科学家发现的化学生产方程式以及著作家出版的读物，并无二致。

交换学的主题是一切市场现象，即产生它们的所有根源、它们所有的衍生物及它们的一切结果。事实上，在市场上做买卖的人，不仅仅以取得衣、食、住、行和两性相悦为行动动机，而是还有其他多种“理想”的诱因。行动人总是既关心“物质的”东西，也关心“理想的”东西。他在各种替代品之间选择，而不管它们属于物质类或理想类。在实在的价值判断里，物质的和理想的东西是融合为一体的，即便有可能在物质的和理想的事物之间清晰界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每一具体行动或者是为了实现物质和理想的双重目的，或者是在某种物质的东西和某种理想的东西进行选择的结果。

是否能够将只满足生理需要的行动与满足“更高”需要的行动截然分开，乃是可忽略的问题。但我们必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现实中，没有一种食物是仅按其营养程度来估价的，也没有一件衣服或一幢住宅是按其御寒或遮风避雨的功能来估价的。因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对商品的需求总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广泛影响，如精神的、宗教的和伦理的考虑，还有审美价值判断、习惯风俗、成见、传统、时尚的变迁及其他等等。对于一位努力只将其研究局限于“物质”方面的经济学家而言，实际上是缘木求鱼。

我们所有的主张可一言以蔽之： 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市场上交换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是如何决定的？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它必须从人的行动之一般理论开始。更有甚者，它不但必须研究市场现象，还同样必须研究假想中的孤立个人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行为。最后，它还不能仅限于研究通俗而言的“经济的”行动模式，也必须研究那些所谓的“非经济的”行动模式。尽管“非经济的”的说法远非严谨。

人的行动学，作为人的行动之一般理论，其研究范围是可以精确界定的。某些特殊的经济问题，以及某些狭义上的经济行动问题，一般而言，只能从人的行动学的综合体系中分离出来。在所有为“纯正”经济学精确界定其范围的努力中，科学史上的偶然事件以及陈规旧习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狭义上的交换学或经济学之研究领域乃在于对市场现象的分析，这种明确，并非源自逻辑学或认识论的缜密，而只是权宜之计或传统习惯。这等于说： 交换学分析的，是那些基于货币计算的行动。市场交换和货币计算密不可分。只存在直接交换的市场乃是一种假构。另一方面，货币和货币计算均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

对虚构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加以分析，肯定是经济学的一个任务。但是要进入这方面的研究，也只能借助于交换学，后者乃是对那种存在货币价格和经济计算之制度的阐述。对经济学的否定有些学说直接否定作为科学存在的经济学。现今在大部分大学里讲授的贴有经济学标签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经济学的否定。

反对经济学存在的人，实际上是否认人类的幸福会因外在要素的稀缺而受到干扰。在他看来，假若有一种改革能够成功地把不适当的人为制度所带来的某些障碍克服掉，每一个人就都能够完全满足他所有的希求。大自然是慷慨的，它毫不吝啬地给人类丰富的赐予。无限数量的人类都能享受到那些天堂般的生活条件。稀缺乃是人为造成的。只要把那些人为的制度都废除掉，就能迎来极大的丰富。

在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学说里，稀缺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范畴。它是人类原始时期的一个特征，只要消灭了私有财产，这一特征就将永远消失。一旦人类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跳跃，[1]并因而跨入“更高层次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就会出现物质的涌流，进而使得“每个人都能按需索取”。[2]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著述浩如烟海，但其中丝毫没有暗示共产主义社会在其高级阶段，也必须面临生产所需之自然要素的稀缺。劳动自然会有负效用，但这一事实却被以下之妄言掩盖：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工作不再会有痛苦，而是一种快乐，是“生命的基本需要”。[3]俄罗斯“试验”的沉痛经历被解释为，人类之所以还未能进入“高级阶段”，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敌对，以及社会主义不能只在一国实现。最近的理由则是战争的影响。

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激进的通货膨胀论的代表人物，如蒲鲁东和索尔维。在他们看来，稀缺是由于对信用扩张和其他增加货币流通量的方法所加的人为限制而造成的，同时也是银行家和其他剥削者基于自身利益而愚害大众的结果。他们把无限制的公共开支作为灵丹妙药来推荐。

这是一种财富随意流淌的神话。对于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和自我陶醉的梦魇，经济学大可把它留给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去解释。关于这种无聊的说法，经济学不得不表示，经济学要处理的，正是人们因自然要素的限制而必须面对和考虑的那些问题。它研究的是行动，即一种尽可能削减不适之感的自觉的努力。关于那些无法实现的事件，甚至超越人类理智把握的蕴藏无限机会的宇宙，经济学无话可说。那样一个世界，如果真的存在，想必没有价值规律，没有稀缺，因而也无需经济学。由于人们无选择可做，没有行动，也无需借助理智来解决的问题，大家都宛如仙人，可以无所事事。万一有人生长在这种世界，那他在理性和思想方面就永远得不到发展。如果我们的子孙真能拥有这样一个世界，虽然他们得天所赐，但终将坐视其思考能力的退化而不成其为人类。因为理性的最基本任务就是要对抗自然加诸人类的限制，与稀缺作斗争。行动的和思想的人，乃稀缺性宇宙的产物，在这个世界里，凡是能够获得的福利都是对辛劳和磨难的奖励，都是一种被称为经济行为的收获。

2． 假构法

假构法是经济学的特有方法。

这一方法是人的行动学的方法。在狭义的经济学研究领域里，这一方法之所以打造得如此精致和完美，乃由于至少到目前为止，经济学是人的行动学里发展得最好的一个部分。凡是想对一般被称为经济现象的问题发表观点的人，都得求助于这一方法。诚然，对这些问题的科学研究而言，假构并非特有的程序。外行人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也会借助同样的方法。但与外行人之建构多少失之于混乱含糊不同，经济学是以最审慎、最认真和最严谨的态度来精心构建，并批判性地检验它们的一些条件和假设。

假构，是对某些事件因果关联的一种概念性想像，而这些事件则从行动的一些元素逻辑地发展出来。它是一种演绎的结果，其终极源头可追溯到行动的基本范畴，即取舍的行动。在设计这样一种想像性结构的时候，经济学家并不关心它是否模拟出他想分析的那些实际情况。他也不挂碍他所想像的结构其结果是否真实存在并能实际运行。即使想像性结构难以置信、自相矛盾或无法实现，但只要经济学家知道如何适当地使用它们，它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也能提供有用的甚至不可或缺的帮助。

假构的方法，因其成功而得到嘉许。与自然科学不同，人的行动学不能够将它的学说建筑在实验室之试验之上，也不能将它们立基于对外部事物的感官把握。它必须发展出某些完全不同于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如果在自然科学领域去寻找想像性结构的类似之物，则大错特错。人的行动学的假构绝无任何外在事物之经验可比拟，也决不能从这些经验的观点来评价，他们的功能是帮助人们不依赖感官去探究问题。当我们将假构与实际情况作对比时，我们不能提出诸如它们是否与经验相符合，并恰当描述了经验资料。我们必须设问的是，假构的假设是否与那些我们想要描述的行动的条件相一致。

设计假构的主要范式，是从体现到实际行动中的某些条件的运作中抽象而来的。有了这些范式，我们就能够领悟这些条件不存在时的假想结果，并能够对它们存在时的结果加以描述。因此我们是在以下一种状态下靠构建一个范式来描述行动之范畴的： 在这种状态下，不存在行动，其原因可能是个人已得到完全满足而无任何不适之感，也可能是他并不知道任何可以改善其福利（满足的状况）的方法。在这一假构里，长度相同但瞬间行动之差距不同的各时段之间，所获得的满足并无差异。我们正是借此假构来设想一般利益之概念的。

假构的方法是人的行动学所不可缺少的。它乃是人的学和经济研究的惟一方法。诚然，它是一种难以驾驭的方法，因为它太容易流于错误的推理。它导向一座悬崖峭壁，两边皆荒谬和愚蠢。只有严格的自我批判才可防止陷入这些深不可测的荒谬。

3． 纯粹市场经济

一个纯粹的或无障碍的市场经济之假构，是假设存在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控制），因而存在着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交换。它假设市场的运行不受制度因素的妨碍。它假设政府这一强制力的社会机构，只致力于维持市场体系的运作，使其功能不受妨碍，并保护其不受他人的侵蚀。市场是自由的，不存在市场以外的因素对价格、工资率和利率进行干扰。正是以这些假设为起点，经济学致力于解释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通过这一假构，把每件事情都参透清楚，往后再转而研究由政府和其他机构运用强制力干预市场而引起的诸多问题。

使人惊异的是，这一逻辑上不容置辩的思想体系，也是惟一适合解决有关问题的程序，竟会遇到激烈的反对。有人认为它是袒护自由经济政策的一种偏见，并被谩骂为反动的经济保皇主义、曼彻斯特主义、消极主义等等。他们进而否认从这种假构能获得一切实际知识。然而，这些蛮横的批评者，当他们用同样的方法支持自己的观点时，却陷入了自相矛盾。他们在要求最低工资率的时候，描述自由劳动市场所谓的不良状况；在要求保护关税的时候则描述自由贸易带来的所谓灾难。当然，除掉首先研究经济自由下的情况，我们没有其他方法对那些限制自由市场活动的要素措施加以说明。

从他们的研究中，经济学家的确得出了如下结论。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所有的人，其依靠勤劳工作和精打细算而想达成的目的，最能够在不受政府法令干预的自由市场体制下得以实现。但这并非一个缺乏有关政府如何干预商业活动之充分依据的判断，相反，它是从各方面仔细而公平地对政府干预主义进行检讨而得出的结论。

同样不错的是，古典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还习惯于把未受滞碍的市场经济称为“自然的”，而把政府无端干预之市场称为“人为的”和“紊乱的”。但这些用词也是他们对干预主义问题细致检视后得出的结果。把那些差强人意的社会现象称为“反自然的”，是他们所处时代之习惯用语。

启蒙时代的人格神论与自然神论将自然现象的规律性视为神命之显示。当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发现，在人的行动和社会演化中也存在着有规律的现象时，他们同样解释其为造物主之“父爱”的明证。这也是某些经济学家所反复阐述的预定和谐论的真正含义。[4]主张父权主义的社会哲学，尤其强调受天命统治人民的专制君王的神圣使命。自由主义者则反其道而行，主张消费者（即每一公民）权力至上的无障碍的市场，比神化之统治者能够带来更多的满足。他们认为，通过对市场制度功能的观察，你能够发现其中亦有上帝之手存焉。

与纯粹市场经济之假构相对应，古典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度也精心构造了一个假想的结构。为启发人们最终发现市场经济的运行，对社会主义秩序之构想甚至有先行铺垫的必要。首先困扰经济学家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没有政府的强迫，面包师和鞋匠是否会向裁缝提供面包和鞋子。即首先应想到的是，为使每一专业生产者向其同胞提供服务，是否需要有权威机构的干预。当经济学家发现并无强制之必要的时候，他们大吃了一惊。在把生产力和盈利力、私利与公益、自私与利他作对比时，经济学家依然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像为参照物。他们之所以对市场体制在那里“自动”调节感到惊奇，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无政府”的生产状态竟然比集权的万能政府的参与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社会主义的理想的劳动分工完全由一个计划机构来控制和管理——并非渊源于乌托邦改革者的头脑。这些乌托邦思想家倡导的是小规模自给自足团体之和平共存，例如傅立叶鼓吹的那种“Phalanstery”[5]。当他们将隐含在经济学家理论中的那种由一国政府或一世界性权力机构所统制之经济制度，视为其新秩序之模型时，改革者便由激进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

利润的最大化

一般人都认为，经济学家在处理市场经济之问题时，往往很不现实地假定任何人都永远渴望获得可能的最高利益。有人说，经济学家构建了一个眼中只有利润的纯粹自私和理性化的经济人模型。这种经济人有如股票经纪人和投机家。但现实中绝大多数人并非如此。因此，对这种虚幻的经济人进行研究，丝毫无助于对现实的认知。

对这种说法中固有的混淆、错误及曲解，我们无需再加以反驳。本书的头两章已经完成了对此谬见的揭露。此处讨论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就足够了。

人的行动学通论理论和经济学关于人的行动之原动力的假定，无非是人之所欲乃远离不适。在市场交易这种特殊条件下，行动即意味着买和卖。经济学关于需求和供给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指的是需求和供给的每一种具体情况，而非那种需要特殊描述和定义的，某些特定环境下所发生的供需关系。说某人在出售其物品面临价格高低的选择时，如果其他情形不变，他必然倾向于更高的价格。这一说法无需更多的假定。对卖者而言，更高的价格意味着他的欲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这句话在必要的修正后，也同样适用于买者。在购买某物品时省下来的钱，能够使买者获得更多其他欲求的满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贵卖贱买，是一种无需对行动人之动机和道德作任何预设的行为。在市场交换之条件下，它不过是任何行动的必然派生物。

人一旦弄潮商海，他就是消费者的仆役，以满足后者之欲求为己任。他不能再纵容自己的念头和幻想。对他而言，顾客的哪怕是稀奇古怪的想法就是最高律令，假如这些顾客打算购买其商品的话。他必得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之适合顾客的需求。即便某一顾客以丑陋和粗鄙为美，商家也必须放弃自己的品位，以丑秽之物供奉。[6]如果消费者不想对本国货支付比外国货更高的价格，商家就必须以舶来品供之，假定外货比较便宜的话。一个顾主决不可能以牺牲顾客之利益而得实惠。如果他的工厂生产的物品所含工资率高于其他工厂同种产品的工资率，而购买者却并不愿意支付相应的高价，那么，他支付的工资就不能高于市场决定的水平。

当人在花自己的钱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他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他甚至可以把钱捐献出去。他也可以受各种教条和偏见的支配，歧视某些物美价廉的东西，而宁可购买从技术上看物劣价贵的东西。

一般而言，买者不会向卖者赠礼。但有时却不尽然。有时，在购买所需物品和服务与无偿捐助之间很难划清界限。购买慈善活动之义卖品的人，通常是买与赠合而为一。他给那街头盲艺人一角钱，其意不在平平之演技，而仅在慈悲心起。

行动之人乃一单元。一个完全拥有整个企业的商人，有时也会忘记经商和行善之间的界限。如果他想接济一位潦困之友人，体贴之心会促使他解除这位朋友寄人篱下的窘迫心情。他会在自己的企业里替朋友谋一职位，尽管他并不缺人手，或者可以更低价雇佣一相当之人。这时，这笔薪资在形式上就表现为一部分营业费用。实际上它花销的是商人收入的一个部分。从正确的观点来看，这种行为是在消费，而非一种为增加商行利润而支出的成本。[7]

各种拙劣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倾向于只看重那些有形的、可见的以及可度量的东西，而忽视其他的东西。要知道，消费者购买的并非简单的食物和热量。他不愿像饿狼那样饕餮而食，而是想按照人的吃法去进食。对多数人而言，食物烹调的越合口味，餐桌布置的越雅致，进餐的环境越舒适，食物就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口味。单考虑消化过程的化学性，这些事情则毫无意义。[8]但这些事情在决定食物价格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事实，正好符合那句话： 在其他情况相同时，人们愿意在价格最低的市场上花钱选购。有两件东西，在化学家和技术专家看来是完全相同的，可有人却选择了更贵的那个，这肯定不会毫无缘故。假如他没有错误，那是因为他购买的服务的价值，乃非化学和技术学之特殊研究方法所能理解。如果某人情愿去豪华场所，仅仅是为了能与某公爵相邻而啜饮鸡尾酒，我们不妨对他可笑的虚荣心加以批评。但我们决不能说，此人的行为不是为了改善他自己的满意状况。

一个人所做的，总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满意状况。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随意使用“自私自利”这个词，并强调行动必然是自利性的。即便一种行动直接地是为了改善他人的生活状况，它也是自私的。因为某人这样做，能够从供给他人食物的行动得到比自己享用更多的满足。他的不适感是由于意识到他人渴望获得帮助而产生的。

也有许多人并不如此行事，他们只顾自我温饱，而不愿施惠于他人。但这与经济学无关。它可以是一种历史的经验资料。无论如何，经济学针对的是每一种行动，不管它是因为行动人自己想吃，还是为了使他人有饭吃。

如果利润的最大化是指人们在所有市场交易中，都极力使自己的利益达至最高，这种表述有冗赘之嫌。它想说的不过是隐含在行动范畴中的东西。如果它指的是别的，那么就是一种错误理念的陈述。

某些经济学家认为，确定社会绝大多数人如何获得最大可能的满足，是经济学的任务。他们没有认识到，并不存在任何方法，能够使我们去衡量由无数个人获得的满足状况。他们误解了立基于人们之间幸福比较的那些价值判断。在表达武断的价值判断同时，他们相信自己就在确定事实。你可以把劫富济贫称为正义之举。然而，把某些东西称为公平与否，通常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因而是纯粹个人的事情，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经济学并不想给出价值判断。对确定形式的行动产生的结果加以认知，才是经济学的目的。

有人说所有人的生理需要都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性为度量他们的满足程度提供了一个标准。持有这种观点并建议以此标准指导政府政策的人，实际上是建议政府像牧民对待牲畜那样来对付百姓。但改革者却没有认识到，对所有人都普遍有效的营养法则是不存在的。人们选择何种法则，完全取决于人们追求的目标。牧牛者喂养母牛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母牛的幸福，而是为了实现他原定的计划。他需要的是更多的牛奶、更多的牛肉或其他的东西。牧人者欲把人怎样呢，是把他们培养成运动员、数学家、军人抑或工人？把人当做一种有目的之教养体系的材料的人，将僭越独裁之位，并利用其臣民实现其本人之目的。而这些目的与国人自己的目的并非一致。

在所获之满足多少之间，价值判断因人而异。某人对他人之满足做的价值判断，与那人的满足无丝毫关联。这些价值判断不过是说，那别的人如何作为，才能使这下判断的人得到更好的满足。因此，寻求所谓大多数人满足之最大化的改革者，能够告诉我们的不过是，普通百姓应该怎样才最能够使统治者满足。

4． 自给自足的经济

没有其他的假构比“一个孤立的经济行动人能够完全依赖自己”这种假构带来更多的流弊。但经济学却少不了它。为了研究个人间的交换，就必须对不存在人际间交换的状况进行比较研究。它建构了两种孤立经济的想像结构： 独立个人的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在运用这种假构时，经济学家并不考虑此种制度是否确实可行。[9]他们充分意识到，他们的假构本来就是虚无的。鲁滨逊（即便确曾有过此人）和那纯粹孤立之社会主义国度（这种社会从未有过）的“总经理”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只要借助经济计算就能够计划和行动。但在我们的假构中，我们不妨假定他们能够这样做，只要这种假构有利于我们对特殊问题的讨论。

人们普遍把生产力和可获利性区别开来，并把这种区别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孤立经济的假构就是这种区分的基础。那些借用此区分的人认为孤立性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理想和最完美的经济管理制度。市场经济的每一种现象是否合理，都要从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来判断。只有符合计划管理者意图的行动才具备积极的价值，并冠以“有生产力”的称号。而市场经济中所有其他的活动都被称为“无生产性的”，尽管它们能够为行动者带来利润。因此，诸如促销、广告和银行业务等都被认为是可获利但无生产力的活动。

当然，经济学对这种武断的价值判断无需多费口舌。

5． 静止状态和稳态循环的经济

处理行动问题的惟一方法，是把行动的终极目标想像为一种不再有任何行动存在的状态，不管这种状态是由于所有的不适之感已经消除，还是因为不适之感已无法进一步消除。行动因而趋向于一种静止状态（state of rest），一种无行动的状态。

相应地，价格理论即从这一方面来分析人们之间的交换。人们一直从事市场交换，直到进一步的交换不再可能。因为这时已经没有人期望从一种新的交换过程来改善自身的境况。潜在买者对潜在卖者的叫价不满意，反之亦然。总之不再有交易发生。静止状态因而出现。我们称为“静止常态”的这种静止状态，不是一种假构，而是频繁出现的现象。当股市收市时，股票经纪人把所有愿意在市场价格下买卖的指令都执行完毕。只有那些认为市场价格太低或太高的潜在买者和潜在卖者尚未买进卖出。[10]所有的交易都是如此。正如我们见到的，整个市场经济好像一笔巨大的交易或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任何时候，只要交易各方准备在可行的价格下进入，相关的交易就会发生。只有当至少一方交易者的估价发生变化时，新的交易才有可能受到影响。

有人说，静止常态的概念不能使人满意。他们认为它仅仅涉及那些供给量业已确定之商品的价格的决定，而丝毫没有涉及这些价格对生产所发生的影响。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隐含在静止常态概念里的定理无一例外地有效于所有的交易活动。的确，生产要素的购买者将立即投入生产，并旋即进入市场以销售其产品，同时采购其本身消费和继续生产所需的东西。但这种情况并不能使上述概念失效。这个概念确实并不包含静止状态将永远持续的意思。随着产生它的货币条件发生变化，这种静止状态就将立即消失。

静止常态的概念不是一种假构，而是对每一市场上一再发生之现象的适当描述。在这一方面，它与最终静止状态的假构迥然相异。

在处理静止常态时，我们仅仅注意眼下发生的事情。我们将注意力局限在刚刚发生的事情，而不顾及下一刻或明天往后将要发生什么。我们仅仅处理已经成交的价格，即刚刚支付的价格。我们不问未来价格是否与这些价格相等。

但现在，我们要深入一步。我们要关注那些必然引起价格变动趋势的要素。我们试图探寻这一趋势在其推进力耗竭而新的静止状态出现以前，将会走向何种目标。与这未来静止状态相适应的价格被前辈经济学家称为“自然价格”；现在则常用“静态价格”这个词。为了避免误导性联系，把此价格称为“最终价格”并把相应的静止状态称为“最终静止状态”更为合理。此最终静止状态是一种假构，而非对现实的描述。最终静止状态将永远不可获得，因为在它实现之前新的干扰因素已经出现。我们之所以必须借助这一假构，乃系“市场在每时每刻都趋向于一种最终静止状态”之事实使然。而后来的每一新时刻将创造出新的事实，并改变这种最终静止状态。但市场总是受到那些寻求一定之最后静止状态的力量的侵扰。

市场价格是一种真实现象，它表现为实际交换中的交换率。最后价格不过是一种假设价格。市场价格是历史事实，我们因而能够确切数出它是几元几角。最终价格只能由产生它的必要条件来定义。货币数值或其他量化的商品都不能说明它。它永远不会出现在市场上。在真实的市场结构里，市场价格和最终市场价格决不可能并存于同一时刻。但在分析价格决定问题时，如果忽视了对最终价格的处理，交换学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在市场价格出现的市场境况里，已经潜藏着不断引起价格变动的力量，假若没有新的情况发生，这种力量会最终导致最终价格和最终静止状态的出现。如果我们只注意表现为货币数额的市场价格和静止常态，而忽视了“市场已经受到那些必然引起价格变动和某种倾向于另一静止状态趋势之因素的干扰”的事实，那么，我们就是不适当地局限了对价格决定问题的研究。

那些决定价格形成之因素的变化，并不会立即显示出它们的全部效果。这也是我们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事实。在它们的效果完全发生之前，必然要经过一段时间。从新情况的出现，到市场对其完全的调整适应，肯定要假以时日（而且，这段时间刚过，又会有新的情况出现）。在处理活跃于市场中的要素的任何变化产生的影响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我们处理的是连续发生的事件，是相继出现的各种影响效果。我们无法预知即将耗去多少时间。但我们的确知道必有时间滑过，尽管有时这一时间很短，以至于它对现实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经济学家经常错误地无视时间的因素。关于货币量变动产生的影响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有些人仅仅关心它的长期影响，即市场的最终价格和最终静止状态。另一些人眼里只有它的短期效应，即随时变化的瞬间价格。显然双方都不对，其结论也自然无效。同样严重的错误还可列举出许多。

最终静止状态的假构，特点在于它充分关注到事件的瞬息变化。在这一方面，它与稳态循环经济（evenly rotating economy）的假构不同，后者的特征是把事件和时间因素的变化都排除了（通常将此种假构称为静态经济或静态均衡既不妥当也易误导，将它与静态经济的假构相混淆也是大错[11]）。稳态循环经济是一种虚构的制度，在这种制度里，全部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都与最终价格一致。在其架构中，从未有过价格的变化，有的只是完全静止的价格。同样的市场交易不断地重复发生。高阶物品以同样的数量经过同样的加工过程，一直到最终产生的消费品进入消费者手中并被消费掉。市场没有丝毫变化发生。今天与昨天没有什么不同，明天和今天也一样。此制度虽然永恒流动，但总在原地打转。陀螺般固定而均匀地转动。这种静而稳的状态虽一再受干扰，但又旋即回到原先的水平。所有的包括能干扰静止状态的因素在内的因素，都是恒常不变的。因此那些通常所说的静态价格或均衡价格，也都是不变的了。

这种假构的实质，就在于它排除了时间因素和市场现象的永恒变化。关于供给和需求之任何变化的观念与这一假构都是不相容的。只有那些对价格决定因素不产生影响的变化才可以在此框架中给以考虑。在稳态循环经济的假象世界里，我们不必把那里的人们想像成为长生不老、无长幼之分和不生不育。我们不妨也假设那里的人们同样有生老病死，但其总人口数和各年龄段的人群数却保持不变。同样，特定年龄段人群对其消费所需的物品也不发生变化，尽管各年龄段人群的组成随时在变化。

其实，现实中本无所谓的稳态循环的经济制度。然而，为了分析市场变化和不均匀不规律运动引起的某些问题，我们必须以一个不存在这些问题的虚拟状态作参照。因此，一种荒谬的见解是认为稳态循环经济的架构不能清楚说明变化中之事态的情况，并要求经济学家以一种“动态”的研究去取代他们所谓的“静态”研究。这里所谓的静态方法，恰恰是考察变化现象的一种适当的心智工具。要研究复杂的行动现象，除了首先对一切变化加以抽象，然后引入一个导致变化的孤立因素，最终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假定下分析其效果之外，别无他法可用。更为荒唐的是认为，如果我们研究的目标，即实际行动领域，在没有变动这一点上，越是符合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则此假构就越有价值。运用了稳态循环经济这一假构的静态方法，是分析有关变化的惟一妥当方法，而变化的大小、急缓都无关紧要。

对稳态循环经济之假构的上述反对意见毫无章法可言。批评者们并不清楚，在哪些方面这一假构会出问题，而且会轻易导致错误和混乱。

行动即变化，而变化在时间上是续而不断的。但是，在稳态循环经济中，变化和事件之间的关联是被排除掉的。行动就是抉择，就是为了掌握不确定的未来。但在稳态循环经济中，既无选择，未来也非不确定，因为它与目前的已知状态并无差异。这种僵化的体制，不适合积极选择而难免致错的生动之人群，它是一个没有灵魂和思想的机器人组成的世界，因而不是一个人类社会，只可与蚁冢并论。

然而，这些无法解决的矛盾，并不影响这一假构的作用，因为对如下这一问题的处理，只有它才是既适当又不可缺少。这个问题是： 产品的价格与生产它们所需的要素之间，以及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盈亏之间有何关系？为了理解企业家精神的功能和盈亏的意义，我们构建了一个不存在这些因素的体制。这一假构仅仅是一种思想工具。它并非用以描述一种可能实现的事件。甚至想把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推论到其最后的逻辑结论也不可能。因为不可能把企业家排除在市场经济之外。各种相辅助的生产要素是无法自动结合的。只有人们有目的的努力和改善生存境况的追求才能将它们结合到生产过程中去。将企业家排除掉，就等于把整个市场体制的驱动力给排除掉了。

因此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在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里，间接交易和货币的使用是一种默认的存在。但那是哪一种货币呢？在一个没有变化的体制里，没有什么未来的不确定，人们自然不需要持有现金。每个人都可确知他在未来任何时候所需要的货币量。因而他能够把他所获得的资金全部贷出去，又能够在他需要时立即回收。让我们假设只有一种黄金货币，同时只有一家中央银行。随着向稳态循环经济状态的逐步趋进，所有的人和企业都一步一步地限制自身的货币持有量，使释放出来的黄金数量流向非货币的即工业的用途。当最终达到稳态循环经济的均衡，就不再有更多的现金持有量，也不再有更多的黄金作为货币来使用。个人和企业对中央银行握有要求权，每一部分要求权按照它们需要清偿债务的日子分别到期，而其数量也符合他们届时所需要的数量。中央银行用不着任何现金储备，因为它的客户们每天存进的金额恰好等于兑现的金额。所有的交易，实际上都经由银行的转账来结算，根本无需现金。于是，这种体制下的“货币”就不是一种交易的媒介；即根本就不是货币。它仅仅是一个数目，一个飘忽不定的记账单位。它的这种模糊和不确定的特征，正是某些经济学家的空想和许多外行的错误强加给货币的。买卖之间的这种数字表达法，并不影响交易的实质。就人们的经济活动而言，它是中立的。但中立性货币的观念既不实际也无法想像。[12]如果我们借用许多现代经济学论著中并非妥当的说法，则不得不说： 货币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要素”，它在“静态”体制里毫无立足之地。但是，一个“没有货币的市场经济”的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稳态循环经济体制的假构是一个限制性的观念。在它的架构中，其实没有任何行动可言。自动反应取代了有思想的人为消除不适而进行的有意识的努力。我们是根据其特殊功用来使用这一有问题之假构的，这一点切切不可忘记。首先我们要分析的是一个见诸每一行动的趋势，这一趋势导向稳态循环经济的建立；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时刻记住，这一趋势，在一个不完全僵化和不完全不变的世界里（即在一个依然运转而尚未死寂的世界里），是不可能达到其目标的。其次，我们必须了解，在哪些方面，一个有“活”的世界其条件有异于僵化的世界。这只有通过一个僵化经济的假构所提供的矛盾论才可发现。这样，我们才可洞察到，对付未知之未来的不确定条件——即投机——乃每一行动所固有；而利益和损失，也是行动的必然特征，不能一厢情愿地排除在外。由那些充分意识到这些基本认知的经济学家们选择的程序，可以被称为经济学的逻辑方法，与所谓的数学方法相对照。

数理经济学家对于我们所假构的，促成稳态循环经济建立的那些行动不加理睬。他们对那些不关心稳态循环经济的建立，但只求从行动中获利的个人投机者并不注意，尽管这种行动能够改善行动者的生存条件。他们没有注意到，那些单个的投机者，实际上并不在乎稳态循环经济的建立，而在乎通过将行动调适至最佳状态，获得利润并实现追求的最终目的，即最大程度地消除不适之感。他们一味强调那种假想的，复合了这各种投机行动的均衡状态，认为其即使缺乏新的变化发生也能实现。他们用多组联立微分方程来描述这种假想的均衡。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处理的事件中，不再有任何行动，而只有一个神秘的原动力在推动事件间的接续。他们倾尽全力用数学符号描述各种“均衡”，也即种种静止而无行动的状态。他们把均衡视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而非一个有局限的观念，一种心智的工具。他们做的仅仅是数学符号的游戏，一种不适于传递任何知识的玩意儿。[13]

6． 静态经济

静态经济的假构有时与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相混淆。但事实上它们在结构上是不同的。

在静态经济里，个人的财富和收入仍然不变。有些与稳态循环经济之假构不相容的变动，可以与这个假构相容。人口可以增加或减少，假如财富和所得之总量也有相应的增减。某些物品的需求量也可变动，但这些变动必须缓慢地发生，以至于资本的转移（由于需求变动，有的生产部门相应收缩，而有的则相应扩张，资本乃从前者转移到后者）受到的影响不是来自紧缩部门的设备置换，而是来自扩张部门的投资。

静态经济的假构又导出另外两个进一步的假构： 进步的（扩张的）经济和退步的（收缩的）经济。在进步的经济里，国民财富和所得的人均分配额及人口数是走高的，而退步的经济则相反。

在静态经济里，全部利润和全部亏损的总和为零。在进步的经济里，利润总额大于亏损总额，在退步经济里，利润总额则小于亏损的总额。

这三种假构的不可靠，可从它们暗含有计量财富和所得的可能性这一事实看出。因为这种计量不可能做到，甚至无法想像，所以决不可以用它们来对实际情况作严格的分类。一旦经济史想按照静态的、进步的或退步的模式对某一时期内的经济演化作分类，它实际上凭借的是对历史的理解而非靠所谓的“计量”。

7． 交换功能的统合

当人们在处理其自身行动的问题时，当经济史、描述经济学和经济统计学在报告别人的行动时，常使用企业家、资本家、地主、工人和消费者等名词，他们说的是一些观念的类型。当经济学家使用同样的词语时，则指的是交换学的范畴。经济理论里的企业家、资本家、地主、工人和消费者并非有生命的人，诸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或历史中所记载的实实在在的人。他们是市场运行中一些特殊功能的化身。作为一个事实，行动人和历史科学在推理时都运用经济学的结论，并在构建其观念类型时依据和参考人的行动学理论的范畴，但这个事实并不能改变观念类型和经济范畴之间基本的逻辑差异。与我们有关的经济范畴是指纯粹的统合（integrated）功能，而观念类型则指的是历史事件。活着的和行动着的人必然兼有种种功能，而决非仅仅一个消费者。他同时还可能是一个企业家、资本家、地主、工人或由这些人供养的人。不仅如此，企业家、资本家、地主、工人等各自的功能往往汇集于一人。历史习惯于按照人们追求的目的以及为达此目的所使用的工具来给人分类。经济学在探究市场社会的行动结构时，并不在意人们追求的目的和相应使用的手段，而是倾力于辨识各种范畴和功能。这是两种不同的任务。这种不同，在讨论企业家的交换概念时会有更好的说明。

在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中，没有企业家的活动余地，因为这一假构排除了可能影响价格的任何变化。只要放弃这一僵化的假构，你将发现行动必然会受到每一种变化的影响。由于行动必将影响未来（哪怕是分秒后的未来）的某种状态，在这一时段的终始之间，它必然会受到每一种不正确之预期的影响。[14]因此行动的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行动不过是投机而已。这一点不但对市场经济有效，对鲁滨逊、对假构的孤立行动者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也同样有效。在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中，无人会是一个企业家和投机者。而在任何实际而生动的经济里，人人却都是企业家和投机者；被行动者照顾着的人们——市场经济里的家庭稚童和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芸芸众生——尽管他们自己不是行动者，因而不是投机者，却受到行动者投机结果的影响。

经济学在谈到企业家的时候，指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确定的功能。这种功能也并非为特殊群体和阶层的人所特有，而是固含在每一个行动之中，由每一个行动人承担。在使这种功能拟人化时，我们借助了一个方法论的权宜之计。在交换学理论里，企业家这个词的含义是： 能够专门发现每一行动之不确定性的行动人。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忘记，每一个行动都镶嵌在时间长河之中，因而必然具有投机性。资本家、地主、工人无疑是投机者。消费者在预测未来需求时，也是一个投机者。可是，天下事往往功败垂成。

一个纯粹企业家的假构在逻辑上会有什么样的最终结果呢？让我们努力地想一想。这个企业家本身是个穷光蛋。他的企业经营活动所需的资本是由资本家以货币的方式借给他的。在他用这笔贷款购买了各种生产资料后，法律确实是把他当做一个产权所有者来看待的。尽管如此，由于他的负债和权益相抵，他仍然是个无产者。但如果他成功了，他可以获得净利润。如果他失败了，则损失必然会落到贷款给他的资本家身上。这样的企业家实际上是资本家的一个雇员，他为自己而投机，可以拿走100%的利润，却不用承担任何损失。但即便这个企业家能够自己提供一部分所需的资本，只向他人借贷不足的部分，事情也不会有本质的差别。就其所发生的损失不能完全由企业家自己的钱来承担的程度而言，它们仍然会落到借钱给他的资本家身上，而不管双方的合约条件怎样。其实，一个资本家本质上也是企业家和投机者。他总是在承担亏本的风险。绝对安全的投资是没有的事。

耕种自己的地产，只为了供养自家人的自足型地主，他的土地生产力或他的个人需要，会受到许多变化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他本人。在一个市场经济里，一个农民自己的那片土地在供应市场的重要性方面的任何变化，都能够影响到这个农民的经营结果。即便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农民也明白无误地是一个企业家。拥有任何有形的或货币化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没有一个能够远离未来的不确定性。为了生产而使用任何有形的物品或货币，即为明天而做准备，这本身就是一种企业家的行动。

实质而言，事情对工人来说也是一样的。他生而具有某些能力或才干；这种天生的能够从事生产的能力，有的特别适合于某些工作，其次适合于做其他的，再则就完全不适合于其他的工作了。[15]如果他业已学得某类劳动特殊需要的技能，就他投入此项技能培训支出的时间和物资而言，他无异于一个投资者。他在投入的时候，就已经期望能够由某一适当的产出得到补偿。他的工资由他从事之工作的市场价格决定，就此而言，他也是一个企业家。因为这一价格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一样，是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经济理论的教科书里，以上涉及的各种名词的含义是这样的： 企业家是面对市场基据变化的行动人；资本家和地主是关于价值和价格变化的行动人，即便市场所有其他的情况不变，时间的推移也会造成现在资本品和未来资本品在价值和价格上的不同；工人是关于劳动这个生产要素之就业的行动人。于是，这每一种功能就可完美的统合在一起： 企业家赚得利润或承受失败的痛苦；生产手段（资本品或土地）的所有者赚取原始利息；工人则赚取工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精心假构了“功能的分配”这一范畴，以区别于历史上所实际观察到的分配。[16]

然而，经济学在使用“企业家”这个词时，不是用的“功能的分配”这一假构赋予它的意义，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经济学把下列一些人称为企业家： 那些执着于按照预期的市场变化而调整生产活动从而获利的人；那些比普通人更具原创力、冒险精神和敏锐目光的人；那些推动经济进步的拓荒者。这一概念的意义要窄于“功能的分配”这一假构所赋予给“企业家”的意义；它没有将后者包括的许多其他意义包括进去。同一名词用来表达两种不同的观念，是一件麻烦事。对第二种含义，使用另外一个词，如“促进者（promoter）”可能更为方便些。

必须承认，“企业家—促进者”这一概念，在人的行动学里无法得到严密的定义（在这一点上，它和不同于“交换媒介”的“货币”的概念一样，也无法在人的行动学里得到严格的定义）。[17]然而，却少不了促进者这一概念。因为它指的是人性的一般特征，存在于所有的市场交换里并得到深刻的表露。面对同一个变化，不同的人反应的速度和方式都不一样，这是一个事实。因天生的品质和后天环境不同而带来的人的不平等，也可通过这方面自动表现出来。在市场里，有些人是先行者和引路人，而别人只能步这些身心敏捷之人的后尘。这种领袖现象，其真实性在市场活动与其他任何的人的行动上均无差别。市场的驱动力，即某种促使不停创新和进步的因素，乃根源于促进者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他尽可能多地追求利润的冲动。

但可以放心的是，这个词的双关用法，在交换制度的解释中不会引起任何暧昧的危险。任何地方有可能出现的任何疑惑，只要用“促进者”代替“企业家”即可迎刃而解。

静态经济里的企业家功能

期货市场可以消解促进者的一部分企业家功能。通过选择合适的期货交易，一个企业家可以防止可能的亏损，在此可能性范围内，他就不再是企业家；他的企业家的功能转移到了期货交易的合约方身上。棉纺业主在买进原棉之前就已经把等量的产品卖出，这样做意味着他部分放弃了企业家的功能。在此期货交易期间，即使棉价有波动，他既不赚也不亏。当然，他不会完全失去企业家的功能。那些不因原棉价格变动而引起的一般纱价或它生产的那种纱价的变动，也同样会影响到他。即便他是一个依照契约收取报酬的纺纱者，就他投在工具方面的资金而言，他仍然是一个企业家。

我们可以构想这样一种经济，它具备建立能满足任何商品和服务交易的期货市场的条件。在此种假构中，某人的企业家功能与其他的功能是完全分离的。这就出现了一个纯粹的企业家阶层。由期货市场决定的价格指导全部的生产设备。只有做期货交易的人才赚钱蒙亏。其他所有的人都好像被保了险，可免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不利效果。各企业的老板，犹如雇员，可领取固定的收入。

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这个经济是一个静态经济，而且所有的期货交易都集中到一家公司身上，显然，这家公司的亏损总额恰好等于其利润总额。为了实现一个无盈亏和无安宁之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只需把这家公司国有化就可以了。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我们给静态经济下的定义，隐含着损失和利润总额的相等。但在一个变动着的经济里，就必然会出现盈亏不等，不是盈大于亏，就是亏大于盈。

对这些过于造作而无益于进一步分析经济问题的假构，如果继续讨论下去，就是对时间的浪费。提到它们的惟一理由，是因为它们所反映的观念，构成了批评资本主义经济和倡导虚妄之社会主义统制经济的基础。现有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在逻辑上确实是与稳态循环经济和静态经济这两个假构相容。数理经济学家几乎是不顾一切的专门讨论这些假构及隐含于其中的“均衡”状态。这种成见使得人们忘记了如下事实： 这些假构不是别的，只是一些不真实的、自相矛盾的和作为思考上的权宜之计的东西。它们决不是行动人生活于其中的活的社会结构的妥当模式。

[1]Engels， Herrn Eugen Duhr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 （7th ed.， Stuttgart， 1910）， p.306.

[2]Karl Marx， 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programms von Gotha， ed. by Kreibich （Reichenberg，1920），p.17.

[3]同上。

[4]关于无干扰之市场制度运作的预定和谐论，决不可与有关市场体制中的正确理解之利益间的和谐理论相混淆，尽管它们之间有一点相似。参见第二十四章第3节。

[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设想的一种共产同居团体。——译者注

[6]一个画家，如果为卖高价而作画，那他就是一个商人。而如果他不迎合众买者的趣味，不屑于一切不快的后果，只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创作，那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有创造力的天才。参见第七章第3节。

[7]营业费用和消费性支出的这种模糊界限，常常由制度条件促成。记在营业费用账上的一笔开支，将使利润额减少，因而相应减少应纳税额。假如税赋占去利润之一半，则商人的慈善开销也只占其腰包的一半。剩余的则成为税务局的损失。

[8]当然，从营养生理学的观点考虑，这些事情并非可有可无。

[9]我们这里处理的是理论而非历史问题。所以我们不必提出自给自足之家庭经济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来反驳对于孤立行为人这一概念的反对。

[10]为简化起见，我们没有考虑交易日当天的价格浮动。

[11]参见本章第6节。

[12]参见第十七章第5节。

[13]关于数理经济学的进一步批评，见第十六章第5节。

[14]见第十八章第1节。

[15]在何种意义上，劳动可以被视为一种非特殊性的生产要素，参见第七章第3节。

[16]让我们再次强调，包括外行在内的每一个人，在处理收入决定的问题时，都借助于这一假构。它并非经济学家发明；他们只是把那些属于通俗想法的一些缺陷澄清而已。关于功能分配的认识论上的讨论，参阅John Bates Clark，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New York， 1908）， p.5， 以及Eugen von BohmBawerk，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F. X. Weiss （Vienna， 1924），p.229。“分配”一词决无欺人之意；它在此处的用意，是以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假构在经济思想史上扮演的角色来解释的（参考前面的第十四章第3节）。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不存在任何可以合适地称为分配的事物。商品不是像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先被生产出来，然后再被分配的。“功能的分配”一词中的“分配”，是按照150年前赋予它的意义来使用的。在现在的英语里，“分配”是指商品经由商业活动而分散于消费者之间。

[17]参见第十七章第1节。

第十五章　市场

1． 市场经济的特征

市场经济是一种立基于生产手段私有制的分工社会。每一个人皆为自利而行动；但每一个人的行动又以满足他人的需要为目标，并由此满足自身的需要。行动中的每一个人皆为他人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他又在接受他人的服务。每一个人本身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对自己而言，是一个最终目的；对他人而言，是他人实现其目的的过程中的一个手段。

这一社会制度是由市场来导航的。市场指导个人的行动，使其进入能够为他人提供最好服务的航道。在市场的运行中，没有强制和压迫存焉。国家，这一社会镇压机器，不能干预市场，也不能干预应由市场来指挥的个人活动。它使用暴力压服人民的惟一目的，是为了惩罚和防止那些破坏市场无碍运行的行动。它保护个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免受国内暴徒和外敌的侵犯。因此，国家创造和维持的是一种能够使市场经济安全运行的环境。马克思主义有一句口号叫作“无政府生产”，再恰当不过地描绘了这一社会结构的特征： 它不是由一个独裁者或一个“生产沙皇”来分派每个人的工作，并强迫其完成。人皆自由；谁都不用向某一暴君俯首称臣。每个人自愿地汇入这一合作性社会制度。市场指挥并示意他用何种方法能够最佳促进其自身和他人的福利。市场至高无上。仅仅靠市场，就能够使整个社会秩序化，并赋予其意义。

市场不是某一个地方、某一件事物或某一种集合体。市场是一个过程，是由各色人等在分工合作下的互动行动所肇发的。决定那持续变动着的市场状况的力量，是这些人的价值判断以及由此价值判断而指导的相应行动。任一时刻的市场状况，就是那时的价格结构，也即由那些欲买欲卖的人们相互作用形成的总交换率。市场中不存在任何非人的和神秘的东西。市场过程完全是人的行动的结果。每一市场现象都可以溯源到这个市场社会中各个成员的某些确定的选择。

市场过程是市场社会的各色成员，按照多边合作的要求，调整其个别行动的过程。市场价格告诉生产者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生产多少。市场既是个众活动的聚合点，又是个众活动自此扩散的中心。

市场经济必须严格区别于第二种可想像但不可实现的分工合作制： 社会或政府拥有生产手段的所有权。这第二种制度一般被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或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是相互排斥的。将两种制度混合一体既不可能也无法想像；不存在什么混合经济，即一种部分为资本主义，另一部分为社会主义的制度。生产，要不由市场来指挥，要不就由某一生产“沙皇”或某一生产沙皇委员会的律令来指挥。

在一个立基于生产手段私人所有的社会里，即使有一部分生产手段公有公营——即由政府或其某一机构所有和经营，也并不能构成一个结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制度。州或市政府拥有和经营某些工厂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的特征。这些公有公营的企业必须服从于市场的主权。作为原材料、生产设备和劳力的买主，以及作为商品和服务的卖主，它们都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市场经济。它们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因而必须依赖消费者对它们的喜恶。它们必须追求利润，或至少必须避免损失。政府可能提取公款去补贴其工厂或商店的损失。但这种做法并没有消减市场的支配力，而不过是将其转移到了另一个部门。因弥补亏损的这笔钱必须来源于课税的增加。但这种课税会产生某种市场效果，并借助市场规律对经济结构发生影响。是市场的运行，而非政府的课税决定谁来负担这笔税赋，这笔税赋又如何对生产和消费产生影响。因此是市场而非政府官僚来决定这些公营企业的运营。

在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意义上，没有一种以任何方式与市场运行相关联的事物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由所有社会主义者所想像和定义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隐含着生产要素市场以及这些要素之价格的缺位。个人工厂、商店和农场的“社会化”——即将它们从私人所有转为公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渐进方法。它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台阶，但本身却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决然否论渐进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按照他们的学说，有那么一天，资本主义的演进将达到某一点，并突变为社会主义）。

仅仅由它们在市场上买卖的事实，即可认定，政府运营的企业和苏俄的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这种联系，通过它们按照货币来计算的活动即可得到自证。他们因而运用了他们强烈攻击的资本主义制度里的心智工具。

货币的经济计算是市场经济的心智基础。缺少了经济计算，任何分工制度里要做的事情都无法成功。市场经济按照货币价格来计算。这种计算的可能，有助于市场的演进，并可改善其目前的运行。市场经济之所以真实，正是因为它能计算。

2．  资本品与资本

在所有的生命里，都蛰伏着一种冲动，它导引着生命去吸收那些能保存、更新和强化其生命能量的东西。行动人的卓越之处表现在，他是有意识和有目的地维系和增强他的生命力。在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他的创造力使他能够发明许多工具。这些工具首先有助于他品尝食物；然后又诱使他设计出能够增加可食物品数量的方法；最后，他就能够找到满足他最急需的人类特有欲求的手段了。正如庞巴维克描述的那样，人们选择一种迂回的（roundabout）生产方式，尽管其费时颇多，但这种延误总能由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得到补偿。

走向更丰富生活的第一步是节约——留下一些备用的产品，能够使流逝在生产之初和生产出可供享用之产品之间的平均时间延长。为达到这一目的而积累的产品，可以是技术过程的每一个短暂环节即生产工具和半成品；也可以是可资消费的商品，它们能够使人们不必忍受急需之虞，而以更耗时的生产过程取代另一较省时的生产过程。这些商品被称为资本品。因此，每一种改善人类物质条件之企图的起点，就是节约和由此而来的资本品的累积，此乃人类文明之基础所在。如果没有节约和资本品的累积，就不存在任何追求非物质目标的力量源泉。[1]

我们必须将资本品的概念和资本的概念清楚地区别开来。[2]“资本”是经济计算的基本概念，是市场经济行动的首要心智工具。与其相关的概念是“收入”。

资本和收入这两个概念，用在会计上的意义是手段，在人们的通俗对话里则有目的的意义，在后一种情况下，会计仅仅是一种雅称。在行动人能计算的心灵里，消费商品和所有各阶商品之间是界限分明的。前者乃用来满足其直接的欲望，而后者（包括一阶商品）[3]则打算基于再生产以满足未来的欲望。手段和目的的差别因而成为赚取和消费的差别，经营与家计的差别以及商用商品和家用商品的差别。用之以赚取的商品的全部，是用货币来估价的，而其总额——资本——就是经济计算的起点。赚取行动的直接目的在于增加或起码保持这一数量的资本。那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被消费而不致减持资本的金额，可称为收入；如果消费超出了可用的收入，其差额就称为资本消费；而如果可用之收入大于被消费的数额，其差额就称为储蓄。经济计算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收入、储蓄和资本消费的额度。

引导行动人对隐含于资本和收入概念中的含义的思索，自然潜藏在其行动的每一种筹划中。即便最远古时代的农夫，也会模模糊糊地意识到那些被现代会计学称为资本消费的行动的结果。猎人不忍心射杀一只怀孕的母鹿，最残暴的军人在砍伐一株果树时的不安心情，都表明了一种与资本和收入之考虑有关的心理状态。这些考虑在古老的法律制度中曾表现为收益权及其他类似的习俗和惯例。但只有能够借助于货币计算的人，才能清楚地区分经济物质及其所产生之利益，并且把这个概念运用于所有种类和阶次的商品和服务。也只有他们能够把高度发展了的加工工业永恒变化的条件，与成百上千种特殊工种之间复杂的社会合作结构区别开来。

由现代会计学提供的知识，去回顾人类野蛮祖先的情况，我们不妨比喻地说，他们也使用“资本”。一位现代会计人员可以将他全部的专业方法，运用于他们原始的渔猎工具及他们的畜牧和耕种方式，如果他能够得知所有这些项目的价格的话。由此，某些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资本”是一个有关人类一切生产活动的范畴，它体现于可想见的任何一种生产制度——也即鲁滨逊非本意的隐居和类似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并不依赖于货币计算的实行。[4]这当然是一种混淆。资本的概念既无法与货币计算相脱离，也无法与使货币计算成为可能的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相脱离。它是一种超乎市场经济条件就没有任何意义的概念。只有在生产手段私有制下人们为了自利而行动时的计划和记录上，这一概念才有其作用，它并随着基于货币之经济计算的推广而发展。[5]

现代会计学是长期历史演化的结果。今天工商业者和会计人员关于资本的意义已有定论。资本，是某一确定企业在某一确定的日期，用之于其全部业务的资产总额减去其负债总额的剩余。这些资本由什么组成倒不重要，它们可以是田地、房屋、设备、工具、任何种类和阶次的商品、权益、应收账款、现金或其他任何值钱的东西。

在会计实践的早期，那些开货币计算之先河的商贾，大都不把他们的房产用货币作价纳入其资本概念里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另外一个历史事实是，农民也都很缓慢地将资本概念应用于其土地。即便是在今天的许多发达国家里，也仅有一部分农民较为熟悉健全的会计制度。在许多农民所熟稔的簿记里，是将土地及其对生产的贡献忽略掉的。他们的账本不包括土地的货币价值，因而也不考虑这一价值的变化。这样的簿记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们没能传达资本簿记惟一应该提供的信息。它们没有指出，在农业经营中，土地的生产力即其客观的使用价值是否减退。如果土地受到侵蚀，而账面上并无反映，那么，由此计算出来的收入（净收益）就会大于用更复杂的簿记法所计算出来的收入。

之所以必须提到这些历史事实，是因为它们对经济学家构建“实物资本”之概念的努力产生过影响。

有一个迷信，是经济学家过去乃至今天都必须正视和克服的： 生产要素的稀缺性，通过增加货币流通量和扩张信贷，可以得到全部或部分的解决。为了适当处理这一基本经济政策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实物资本”的概念，使之相对于商人的资本概念——商人的计算涉及其敛财活动的全部。当经济学家作这种努力时，土地的货币价值在资本概念中的地位还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认为在建立“实物资本”概念时，不考虑土地因素是合理的。他们将实物资本定义为可用的生产要素的总量。吹毛求疵的讨论是从“商业单位保有的消费商品存货是否实物资本”的问题开始的。但大家几乎一致同意的是，现金不是实物资本。

看来，作为生产要素的制成品总量的概念乃一空洞的概念。由某一经营单位拥有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货币价值是可以确定和加总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一货币估价抽象掉，那么，制成品生产要素的总量，就仅仅是千万种商品之物质数量的排列。显然这一清单对行动是了无用处的。它仅仅是按照工艺学和局部解剖学对宇宙万物之沧海一粟的描绘而已，丝毫无涉于如何改善人类福利的问题。我们虽然可以默认制成品生产要素为“资本品”，但这样做并不能赋予实物资本这一概念更多的意义。

实物资本这一神奇概念的使用带来的更坏结果是，经济学家开始思索一个被称为（实物）资本生产力的虚幻问题。按照定义，生产要素是能够对生产过程有所贡献的东西。它的市场价格完全反映了人们对这一贡献的评价。在市场交易中，使用一种生产要素而期望获得的服务（也即其对生产力的贡献），是按照人们赋予它们的全部价值来偿付的。这些要素之所以被认为有价值，仅仅是因为它们能提供这些服务。这些服务也是人们支付其价格的惟一理由。一旦支付了价格，这些要素追加提供的生产服务就再也无法得到更多的补偿。将利息解释为来源于资本生产力的收入是极其错误的。[6]

来源于实物资本概念的第二个混淆也同样有害。人们开始嫁接一个“社会资本”的概念，以别于“私人资本”。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假构出发，他们想定义一个适合于此经济制度里总经理之经济活动的资本概念。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设，这一经理急于知道他的行为是否成功（也即从他自己的评价以及依据此评价所要达成的目的的观点来看），而且还想知道，为了他的被监护者们的消费不至于损及生产要素的现存量，乃至降低未来的生产效益，他可以花费多少。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尤其需要资本和收入的概念作为其经济运行的指南。然而，在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市场和价格的经济体制里，资本和收入的概念仅仅是学术讨论上的假定，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在一个社会主义经济里，虽有资本品，却无资本。

只有在市场经济里，资本的概念才有意义。它有助于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或群体为实现自身目的而精打细算。它是资本家、企业家和农民趋利避亏的一种方法。但它并非所有行动的范畴，而是市场经济里的一个行动范畴。

3． 资 本 主 义

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都立基于生产手段的私有制。在过去，文明和私有权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主张经济学为一门实验科学，却又鼓吹生产手段公共控制的人，无疑陷入了可悲的自相矛盾之中。如果历史经验能够告诉我们一切，那么私有权和文明的密不可分就是其中一个事实。而没有任何经验能够提供社会主义的生活标准高于资本主义的证据。[7]

市场经济制度虽然从来没有完全和纯粹的试行过。但自中世纪以来，在西方文明演进的轨道上，不断废除阻碍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随着这一趋势的成功推进，人口不断地翻番，大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前人无法想像的水准。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享受的生活之舒适，甚至连古代帝王如克罗伊斯、克拉苏、梅第奇[8]和路易十六都会嫉羡不已。

由批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提出的问题，纯粹是经济问题，它们的解决，只能采用本书努力用以处理它们的方法，即对人的行动和一切可以想像的社会合作制度进行彻底的分析。至于人们为何嘲笑和污蔑资本主义，并把所有令人厌恶的事情都称为“资本主义的”，而把他们所欣赏的一切称为“社会主义的”，则是与历史有关的心理学问题，必须留待历史学家去处理。但有一些问题有必要在此强调。

极权主义的鼓吹者认为“资本主义”是降临人类的恶魔和祸害。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却是一个最坏的魔障；所幸拯救即将来临，人们将永远从此灾难中解放出来。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人们在选择经济政策时更道德或更精巧一点，资本主义是可以避免的。所有这些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都把资本主义看成一个偶然的现象，甚至无须改变文明人的行动和思想的必要条件，就可以加以排除。由于他们忽略了经济计算的问题，也就无法认识到消灭货币计算所必将导致的后果。他们还不了解，那些在计划行动时弃用算术的社会主义者，在心智和思想方式上将完全不同于我们当代人。在讨论社会主义时，我们必不能轻视这一心智上的转变，即便我们对它所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上的悲惨后果保持沉默。

市场经济是分工制度下一种人为的行动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偶然的或人造的东西，从而可以被另一种模式取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长期演化过程的产物。是人们在给定其无法改变之环境条件下，努力调整其行动至最佳状况的结果。它好像是一种战略，它的被运用，使人类成功地从野蛮进化到文明。

有些作者认为：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在过去的200年里曾造就了人类社会的辉煌成就。但它已经功德圆满了，因为在过去有利的，对现在和将来却不见得有利。这种推理与经验的认知原则是明显相冲突的。人的行动科学是否能采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此处无需再次提及。即便对此问题可以作肯定的答复，这种由实验主义者作出的推理也荒谬得可笑。实验主义说的是： 由于a 在过去有效，则它在将来也是有效的。它决不会反过来说，由于a在过去有效，则它在将来注定无效。

人们不厌其烦地指责经济学家无视历史。据说，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当做理想而永恒的社会合作模式。他们将研究集中于考察市场经济的条件，而置其余于不顾。他们对如下事实视而不见： 资本主义仅有200年的历史，而且即使在今天，它也局限于地球上相对小的区域，覆盖的人口也相应的少。批评者说，不光是从前，就是现在，都还存在着其他在经济事务上具有不同心智结构和不同行为方式的若干种文明。资本主义，是一种过渡现象，是历史演化进程中，从前资本主义时代过渡到后资本主义未来的一个短暂阶段。

所有这些批评都是虚妄的。当然，经济学并非历史或任何其他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它是一切人的行动的理论，它还是某些不变之行动范畴的一般科学，这些范畴，在所有可想像的人的行动发生于其中的特殊条件里皆行之有效。因而，它也为处理历史的和人类学的问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心智工具。一个历史学家或一个人类学家，在他的工作中，如果不知道充分利用经济学的成果，那么他的工作一定不会是出色的。实际上，他在接近其研究对象时，并非不受他鄙视之理论的影响。在收集所谓的纯粹事实，然后对其加以安排并由之产生结论的每一个步骤上，他都在接受经济学成为科学以前的那些粗糙经济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观点混淆、断章取义，原本出自劣等学匠之手，在流行了几个世纪后，已经被完全推翻。

市场社会，是惟一一种能够将经济计算运用于未来计划的人的行动模式，对它存在之问题的分析，为分析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所面临的一切可想见的行动模式和所有的经济问题，开掘出了一条通道。只有在也可运用基数记录过去行动和计划未来行动的假设下，所有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方式的研究，方可得以展开。

缺乏“历史感”和忽略进化因素的并非经济学家，而正是他们的批评者。市场经济是自人类从其他灵长类动物分离以来之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对这一事实，经济学家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鼓吹“历史主义”这一错误称呼的人，目的是想抹杀历史演化的效果。在他们看来，任何现存的事物，如果不能回溯至远古或发现残存之原始部落的习俗，便是人造的甚至是颓废的。他们认为，某一制度如果不存于野蛮时代，那就是无用的和腐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普鲁士历史学派的教授，当获知私有产权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时是那样兴奋。对他们而言，这似乎可以证明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能够实现。[9]

有原创力的天才自然不同于一般的人。作为闻所未闻之新生事物的创导者，他与一般人毫无批评地接受的传统标准和价值格格不入。在他看来，因循守旧的人们的日常所为简直愚蠢无比。对他而言，“布尔乔亚”不过是低能愚蠢的同义词。[10]那些为忘却和掩盖自身之无能而仿效天才举止以自得其乐的背运艺术家们，也被冠以这一名称。这些玩世不恭的人们把他们讨厌的一切都称作“布尔乔亚的”。自从马克思使得“资本家”和“布尔乔亚”成为同义词以来，他们就开始交互使用这两个字。以至于今天在各种文字中，“资本家的”和“布尔乔亚的”皆同指一切可耻的、堕落的和坏名声的东西。[11]相反，人们把那些他们认为好的和值得赞颂的都称为“社会主义的”。他们惯用的逻辑是： 谁都可以武断地把他不喜欢的任何东西称为“资本主义的”，然后再由此推导出这些东西是“坏的”的结论。

这种语义学上的混淆还不止于此。西斯蒙地（Sismondi），这个中世纪的歌颂者，以及所有的社会主义作家、普鲁士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者均教唆什么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平的剥削制度，以牺牲大多数人的最基本利益，换取一小撮获利集团的利益。没有一个正派的人会赞赏这种“疯狂的”制度。主张“资本主义不仅仅给少数集团带来利益，同时也能惠及每一个人”的经济学家，也被指责为“布尔乔亚的献媚者”。认为他们不是对真理的认识迟钝，就是自私自利之剥削者的辩护士。

在那些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深怀敌意的人们的词汇里，资本主义指的是那些富商巨贾所赞成的经济政策。针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某些（但肯定非全部的）富有的企业家和资本家确实从那些限制自由贸易和竞争并因而形成垄断的政策得到了好处，他们说： 当代资本主义代表的是保护主义、卡特尔和消灭竞争。他们还说，在英国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某些特定时期，对国内市场和国际经贸关系的确是鼓励的。这是因为那时英国布尔乔亚阶级的利益由此种政策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然而，情况在今天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这一得到剥削者拥护的学说，主张的是另一种政策。

前面已经指出过，这种学说极大扭曲了经济理论和历史事实。[12]无论过去和现在，总有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希望既得利益得到保护，也希望从限制竞争的政策得到好处。老之将至而金盆洗手的企业家和那些成功人士的不肖之后，对挑战他们的财富和显赫社会地位的暴发户极其厌恶。他们固化经济条件和阻碍经济发展的愿望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公共舆论的态度。在19世纪，由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型塑的意识形态，使得这种愿望成为泡影。当自由主义时代的技术进步，使传统的生产、运输及经营方式发生了变革，那些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并未请求保护，因为这样做是完全徒劳的。但在今天，保护一个有效率的人免遭一个无效率者的竞争，却被认为是政府天经地义的任务。公共舆论与那些力求阻碍进步的强势压力集团站在一边。牛油的生产者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人造奶油，乐师则战胜了留声机。工联组织是每一种新机器的死敌。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效率低的工商业者指望通过获得保护来对抗效率更高的竞争者，并不足以为怪。

我们不妨这样来正确描述这种状况： 今天，有许多或某一些工商团体不再执信自由主义；他们不再拥护纯粹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相反，他们转而请求政府对商业活动进行干预。但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成熟资本主义”（美国制度学派的叫法）和“晚期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叫法）的特征，就是用严厉的政策保护工薪者、农民、店主、技工，因而有时也保护资本家和企业家的既得利益，那么这绝对是一种误导的说法。资本主义是一个永恒的经济概念。如果说它另有他意，则它指的是市场经济。如果你默认一个不同的术语，那就有可能剥夺自己用以适当处理当代历史和经济政策问题的语意工具。这种错误的命名法，只有当我们认识到那些伪经济学家和政客，企图使用其不让人们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时，才能得到理解。他们想使人们相信所有令人讨厌的限制性的政府政策都是“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

4． 消费者主权

在市场社会里，一切经济事务皆由企业家来指挥。他们控制生产。他们是这条大船的舵手和司机。肤浅的观察者可能认为他们高高在上。但并非如此。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船长的命令。而船长就是消费者。企业家、农民以及资本家都不能决定生产什么。如果一个商人不严格服从大众消费者借助市场价格结构传达给他的指令，那么他就将忍受亏损、破产的痛苦，并因而从显赫的舵手之位退将下来。其他能够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即可取而代之。

消费者愿意光顾那些能使他们以最低价格购买到所需商品的商店。他们购买与否，决定谁能继续拥有和运营那些工厂和农场。他们既可使穷人变富，也能使富人变穷。他们能够准确决定应该生产什么、以何种质量生产以及生产多少。他们是无情无义的“老板”，充满异趣奇想，并且变化多端，难以预测。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比满足自己的需要更值得计较。他们丝毫不关心过去的丰功伟业和既得利益。如果有什么东西既使他们喜欢而又便宜，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原有的卖家。作为买方和消费者，他们可谓铁石心肠，从不顾及他人。

只有一阶商品和服务的卖者才直接接触并听命于消费者。但他们会将接受到的命令传达给所有生产其他更高的各阶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对消费品的生产者来说，零售商以及服务和职业服务提供商，都不得不向那些出价最低的供给者购买其业务所需的商品。如果他们不从最廉价的市场去购买，并按照消费者的喜好安排生产以提供最价廉物美的物品，就必然惨别市场。那些成功地购买和安排生产要素的更有效率的同行就将取而代之。消费者是能够随心所欲的。企业家、资本家和农民都不得不自缚其手，都不得不遵照大众消费者的命令来运作其事业。任何远离消费者寻求路线的商家都将大蚀其本。哪怕是稍微的偏离，不管是故意的，还是出了差错，或者是作了错误的判断和缺乏效率，都可能降低利润或失足商场。严重的偏离则会导致破产或老本尽失。资本家、企业家和地主只有最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命令，才可保有和增加其财富。消费者购买他们的产品花的钱都是毫厘必较的，因而他们得到这笔钱后自然不会大手大脚地乱花。由于作为指挥官的消费者无情无义，他们在其商务活动中也必须绝情寡义。

消费者最终决定的不仅仅是消费品的价格，而是所有生产要素的价格。他们还决定市场经济中每一个成员的收入。是消费者而非企业家支付每一个工人和男女明星的薪水。正是消费者花费的每一分钱，决定了一切生产程序的方向和所有商业活动组织的每一个细节。这种状况曾经被称为市场民主，即每一分钱都代表一次投票权。[13]但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一部民主的宪法给予其公民的是在政治行为中的主权，正如市场经济给予他们作为消费者的主权。然而，这一比例不尽完善。在政治民主中，只有赞成大多数人所支持的候选人或大多数人所赞成的计划的投票，才对政府事务产生有效的影响。投少数票的人并不能直接影响政策。但在市场里，没有一票是白投的。消费者花的每一分钱都能对生产过程产生影响。出版商不仅仅为迎合大众口味而出版侦探小说，同时也顾及少数人的情趣而出版抒情诗和哲学著作。面包店不仅仅为健康顾客供应面包，也为病人供应特制的餐点。消费者的决定之产生效果，是随着他愿意花费的金额产生的力量而俱来的。

诚然，在市场上，不同的消费者享受的投票权也不尽相同。富人比穷人有更多的投票权。但这种不平等本身乃以前投票的结果。在一个纯粹的市场里，要想致富，就必须成功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一个富有的人之所以能保有其财富，唯其能够不断地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服务消费者。

因此，物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企业家实际上是消费者的受托人，但此资格每天都有被取消的可能。

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只有在一种情形下，业主阶级可以完全不受消费者主权的支配，那就是垄断。垄断价格是对消费者主权的侵犯。

政治法则术语的比喻用法

商人在其商务活动中发出命令是常有的事。没有人会不明白他们。即便是听差小童也知道他的老板是总管店务的人。但要注意企业家之依赖于市场，则须费一番心思。消费者发出的命令是无形的，它们通常无法被感官察觉。许多人缺乏这种洞察力。他们沉湎于一种幻想，以为企业家和资本家是些不负责任的独裁者，无人可以对其求全责备。[14]

这种心态发展的结果，就是将政治和军事的术语用之于商业。成功的企业家被称为国王或爵爷，他们的企业被称为帝国、王国或公国。如果这种称呼只不过是一种无害的比喻，我们就不必加以批评。但在当代某些学说里，它们却可能成为能产生恶劣作用之某些谬见的来源。

政府乃一强制和高压机构。它能够使用强力使人民臣服。政权，无论由君主掌握，还是由选民的代表操纵，只要其意识形态得以维持，就有力量粉碎反叛。

企业家和资本家在市场经济中所据有的地位则大异其趋。某一“巧克力国王”，对他的顾客消费者并无任何支配权。他只能以最低的价格提供给他们品质最优的巧克力。他不能统治消费者，而是为他们服务。消费者无需依附于他。他们可自由的选择是否光顾他的商店。如果消费者更愿意把钱花费在别处，那么他就将丧失他的“王国”。同样，他也不能“统治”他的工人。他支付薪水以雇佣他们的劳务，薪水的数额取决于消费者购买其产品愿意支出的价格。资本家和企业家更无权运用政治控制。长期以来，欧美文明民族皆由那些不致妨碍市场经济运作的政府来控制。但在今天，这些国家也由那些敌视资本主义的政党控制着，这些政党相信，对资本家和企业家的每一次伤害，都极为有利于人民。

在一个未受阻碍的市场经济里，资本家和企业家不会期待通过贿赂官吏和政客获取利益。换言之，官吏和政客也不能对工商业者进行敲诈和勒索。在一个干预主义的国家，有权势的压力集团靠牺牲弱势群体和个人来谋取集团成员的特权。因而工商业者为使自己免遭歧视，就可能通过行贿求助于行政官员和立法者；一旦此法管用，他们就将进一步运用其谋取特权。但不管他们彼此间如何行贿和勒索，都不能说明工商业者权柄在握，并统治了国家。行贿和纳贡的是被统治者，而非统治者。

因道德和恐惧的约束，大部分工商业者都尽量避免行贿。他们最终所求的是以合法的民主方式来维护自由企业制度，以保障自己免受歧视。他们组成同业工会并努力影响公共舆论。殊不知这些努力效果更糟，这可由反资本主义的政策之大行其道得到证明。他们能达成的最好结果，至多是把某些极为恶劣的政策略微延缓而已。

煽动家用极为粗鲁的方式歪曲了这一事实。他们告诉我们说： 这些金融制造业协会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所谓的“财阀”政治全由它们支配着。但只要列举近几十年来任何国家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就足以推翻这种谬传。

5． 竞争

在自然界，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随处可见。物质手段是稀缺的。人口增长率趋向于超过食物的产出率。只有那些适应能力最强的植物和动物才能维持生存。饥饿待毙的动物与那恃强凌弱的动物之间的敌对不可调和。

分工下的社会合作却可消除这种敌对。它以合作和互助取代仇恨。社会成员因面临一个共同的风险而联合起来。竞争一词，当用之于动物生活时，表示寻找食物之动物间的生死相争。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生物竞争”。生物竞争决不可与社会竞争相混淆，后者是指人们在社会合作制度下，为获得个人最佳优势而进行的奋斗。由于总有一些地位，在人们看来其价值更高，人们为争夺它并排除竞争对手的努力在所难免。社会竞争因而出现在每一种可能的社会组织之中。一种没有社会竞争的状况，只可能存在于假想中的社会主义制度里，那里的首脑，忙于指派每一个毫无野心的臣民的地位和任务。而后者则几无差别地逆来顺受。他们像一群种马似地生活，当主人挑选最佳种马配种时，马儿并不主动去争取。但这种人已不再是行动人了。

交换性的竞争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相互争胜。它并非一场战斗，尽管人们常常用战争和火并、攻击和防御、战略和战术等名词来作比喻。那些失败的人并未被消灭；而是被转移到社会体系中那较逊色，但却更适合于他实现实际目标的位置。

在一个极权制度下，社会竞争表现为一种向权势者的竞相献媚。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则表现为，卖者以提供最为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而取胜，而买者则以支付更高价格来获得胜利。在讨论这些被称为交换竞争的社会竞争方式时，我们必须小心避免各种常见的谬误。

古典经济学家主张废除一切妨碍人们开展市场竞争的贸易壁垒。照他们的解释，这些限制性的法律，导致生产活动从自然条件更有优势的地方转移到那缺乏优势的地方；使得低效率的人得以对抗其效率更高的竞争对手，并维持落后的生产技术。总之，它们将束缚生产力，因而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为了造福所有的人民，这派经济学家强调，人人之间必须自由竞争。并在此意义上使用了“自由竞争”一词。此处的“自由”，并无任何玄妙之处。他们主张的是消除那些阻碍人们达成交易或进入市场的任何特权。因此，所有对“自由”这一形容词的蓄意挑剔都是虚妄的，与竞争的交换问题毫不相干。

在自然条件起作用的情况下，只有当生产要素不稀缺从而不成为人的行动的目标时，竞争才可能是“自由的”。在交换领域中，竞争总是受限制于经济商品和服务之永恒的稀缺性。即便不存在限制竞争人数的制度性壁垒，允许任何人在所有市场部门展开竞争的情形也不可能出现。在每一部门中，只有相当少的团体彼此竞争着。

交换的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特征，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是一种受国家和法律保护的权力，使每一个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都能随意选择其最喜欢的位势。指派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合适地位，是消费者的任务。他们通过买与不买来完成这一任务。他们的主权不受生产者任何特权的侵害。新生产者的自由进入某一行业，只有在消费者认可这一行业的扩张，或者新进入者以更价廉物美的服务满足了消费者并取代了已有竞争者时，才能得以实现。新的投资是否合理，取决于它满足消费者尚未满足之最紧迫需求的程度。如果现存的工厂已经充分得多，那么在同一行业投入更多的资本就是浪费。市场价格结构将驱使新的投资进入其他部门。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对其失之把握，乃成为许多人否定自由竞争的根源。60年前人们常说： 你不可以与铁路公司竞争；开辟新的竞争路线对它们的地位进行挑战是不可能的；在地面运输中，不再会有竞争。实际情况是，那时已有的运营线路大体足够了。与建设新的铁路相比，新的投资还不如用以改善已有线路的服务状况，或投向别的行业。然而，这种现实并未阻碍运输技术的进步。尽管铁路公司庞大而力巨，它们仍然无法阻碍汽车和飞机的出现。

时至今日，仍有人对各行业市场中的巨无霸屡屡示弱，说什么你不能挑战它们的地位，他们太大、太有力量了。但竞争并非指仅靠简单模仿他人就能致富。竞争指的是一种以更为低廉和优良的服务满足消费者的机会，并且这一机会不会受到那些可能被伤害的既得利益者之特权的阻碍。对一个挑战市场中既得利益厂商的新厂商而言，最为需要的就是头脑和观念。如果他的设计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需要，并能以比老厂商更低的价格供应给他们，他就能够成功地战胜那些大而有力的老手。

交换性竞争决不可与体育搏击和选美竞赛相混淆。拳击和选美的目的是去发现谁是最好的拳手或最美丽的小姐。而交换性竞争的社会功能，肯定不是确定谁是最有魅力的男人，并以头衔和奖章去鼓励他。它的功能在于保障消费者的需求，在给定经济背景下能够得到最佳的满足。

无论在搏击和选美，还是在任何其他的生物界和社会竞争中，机会的均等都不是一个要素。身躯过于庞大的力士和绝世美女，被剥夺了参与低级别拳击竞赛和选美并获得拳王和选美皇后的机会。在歌剧和电影劳动市场上，只有很少的人得以参与竞争。大学教授在取得科研成果的竞争方面，无疑具有最好的机会。但成千上百万的教授，如匆匆过客，在思想和科学发展史上并未留下任何痕迹。反倒是许多有身心障碍的外行，因巨大的贡献赢得了辉煌的荣耀。

交换性竞争的大门不是同时向每一个人敞开的事实，常常引来批评。创业初期，穷人的孩子遇到的困难，无疑比富家子弟遇到的大得多。但对即将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人，其职业生涯是否始于平等条件，却不是消费者要关心的问题。他们惟一的兴趣在于如何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最好的满足。由于在这一方面，世袭权制度更有效率，所以他们宁愿放弃那些效率更低的制度。他们观察这一问题，是从社会利益和社会福利的观点，而非从所谓幻想的和无法实现的“人人在平等机会上竞争”的“自然”权力观点出发的。因为这种“自然权力”的实现，无非要求把那些生来更聪慧更具意志力的人置于不利地位。这显然是荒谬的。

竞争这一名词，主要是作为垄断的反义词来使用的。在这个语式里，“垄断”的使用具有一些必须加以区分的不同含义。

垄断的第一个含义，也即最常使用的，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 垄断者——个人的或集体的——绝对控制了人们生存条件之一种。这样的垄断者有权力将那些不服从他的人饿死。他不断地发号施令，其他人除了服从或死以外，别无选择。在这种垄断下，市场或任何种类的交易竞争都不存在。垄断者是主人，而其他人是奴隶，完全依赖他而生存。我们无需过细讨论这种垄断。它与市场经济没有任何关系。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一个泛世界的社会主义或许能实践这样一种纯粹而完全的垄断；它或许有权力把所有的反对者都饿死。[15]

垄断的第二层含义与上述第一层含义的区别在于，它描述的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容的经济现象。在此意义上的垄断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通过完全一致的联合行动，绝对控制了对某一物品的供给。如果我们这样来定义垄断，则垄断的范围是很宽泛的。加工业的产品相互间多少有些差异。每一个工厂生产的产品都不同于其他工厂的产品。每一个饭店在某一区域提供的服务也有垄断性。医师和律师提供的服务也不可能完全相同。除了某些原材料、粮食和其他一些大宗商品外，垄断在市场上随处可见。

但仅仅是垄断的现象，对市场的运行和价格的决定并无多大影响和关系。垄断者在销售其产品时占不到太多的便宜。借助版权法的保护，即便打油诗人也可推销其“作品”的垄断权。但这对市场整体并无大碍。他的那些货色可能卖不出任何价格，最终只好当废纸卖掉。

第二层含义上的垄断，只有当某垄断产品的需求曲线形状特殊时，才可能成为价格决定的因素之一。这意思是说，如果垄断者可以限量出售其产品，并通过索取较高价格，使其净收入比不限量出售产品时更多时，就会出现高于非垄断市场价格的“垄断价格”。垄断价格是一种很重要的市场现象，而垄断只有在可能形成垄断价格的场合才是重要的。

通常把非垄断的价格称为“竞争价格”。尽管这一称谓是否便利仍成问题，它已被普遍接受并难以更改。但人们必须小心避免对它的误解。如果从垄断价格与竞争价格的对立，推导出垄断价格是缺乏竞争的结果，那就大错特错了。交换的竞争是市场的常态。交换竞争既是竞争价格的决定因素，也是垄断价格的决定因素。决定垄断价格可能出现，并指导垄断者行为的需求曲线的形状，是由争取购买者金钱的所有其他物品之间的竞争决定的。垄断者的价格定得越高，更多的潜在消费者就会转而购买别的产品。在市场上，每一种产品都会与其他任何物品相互竞争。

不少人认为价格的交换理论对现实的研究了无作用，因为从来就没有过“自由”的竞争，至少在今天也不再会有了。但所有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16]他们误解了这一现象，简直就不知道真正的竞争为何物。确实，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记录下了许多限制竞争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明显意图是赋予某些生产集团特权，使得它们免于效率更高之竞争者的竞争。很多例证表明，这些政策造就了垄断价格得以实现的条件。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其结果仅仅是阻止了许多资本家、企业家、农民、工人进入那些本应为国人提供最有价值之服务的产业部门。交换竞争虽受到严格限制，但市场经济依然运行如故，尽管可能受干扰于政府和工联。

这些反竞争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要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彻底消灭交换的竞争。计划者一面对竞争的衰退假惺惺地表示惋惜，一面却想彻底消除这种“疯狂的”竞争制度。在某些国家，这一目的确已达到。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他们只在某些生产领域限制了竞争，别的生产部门里的竞争反而日益增多。

我们这个时代，旨在限制竞争的那些力量的作用日渐重要。如何对待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重任。经济理论没有特别讨论它们的必要。尽管现实经济生活中不乏贸易壁垒、特权、卡特尔、政府垄断、工联等阻碍竞争的现象，但它们仅仅具有经济史料的价值，无需特别的经济理论加以解释。

6． 自由

哲学家和法学家在企图为自由（freedom or liberty）下定义的时候，必定忍受了许多的痛苦。然而很难说他们的努力业已成功。

自由（freedom）的概念，只有在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才有意义。有的作者曾经讲过有关原始即自然之自由的故事。他们假设，在社会关系建立之前，人类就享有一种神话般的自然状态。但这种假想中的精神和经济上自我满足并悠然漫游于乡土间的个人或家庭，其所谓自由的维系，是以不进入强者之道为条件的。在残酷的物种竞争中，强者始终是对的，而弱者除了无条件地屈服，则别无选择。因此，原始人类注定不是生而自由的。

只有在社会制度的框架里，“自由”一词才有意义。作为人的行动学的一个用语，自由指的是一种选择范围，即行动人有能力在可替代的行动方式中作出选择。人只有在被允许选择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的时候，才是自由的。人之自由既受自然法则，也受人的行动学法则的严厉限制。他无法实现那些与其他目的不相容的目标。如果他沉溺于一种满足，却对其身心有害，他也必须忍受这一后果。我们不妨这样说，由于一个人无法避免吸毒产生的必然恶果，而不能尽享由此带来的愉悦，因此他是不自由的。尽管大多数有理智的人都认同这一点，但对于诸种人的行动学法则的评价，却并无定见。

人既想得益于社会分工原则下的和平合作，又指望从必然瓦解社会的行为中捞到好处，这本是无法两全的事。是遵守规则以求存活于社会，还是混迹于人人相斗之永恒状态而贫险交加，人们必须作出选择。这一决定全人类之福祉的法则，同所有物理法则一样坚不可摧。

然而，违背自然法则和人的行动学法则而分别产生的后果，其间差异莫其大焉。当然，每一类法则都是自在的，并不强迫人们遵守。但每一个人选择的结果却是不同的。毒瘾君子仅仅是自作自受。江洋大盗危害的则是全社会的秩序。尽管他享受一时，却会长期伤害芸芸众生。他的行动是一种灾难，因为它必然对其他社会成员形成威胁。如果社会不杜绝这些行为，那么巧取豪夺就会大行其道，社会合作及其带给每一社会成员的幸福就将终结。

为了建立和维系社会合作和文明，一些预防极端利己者之行动的措施是比不可少的，否则人类自尼安德塔人[17]时代以来创造的一切都必将被毁灭。为了保护个人得以抗拒机巧强悍之徒无休止的暴行，需要建立一种限制一切反社会因素的制度。和平——不再有人与人之间永恒的争斗——的获得，只有靠建立一种制度，使立基于社会垄断性暴力机构的权力及其运用得到管制。但这一整套规则却是人造的，与那些自然法则和人的行动学法则并不一致。运作社会体系的一个必要工具通常被称为政府。

只有与政府运作方式相联系时，自由和束缚的概念才有意义。有一种说法是极为不恰当和误导的，即一个求生的人之所以不自由，乃因为他选择一杯水和一杯氰化钾的权利受到了自然的限制。同样不正确的说法是，一个人之所以不自由，乃因为法律、警察和刑事法庭限制了其杀害他人的欲望。当政府这一社会强制机构，将自己的暴力及其威慑限于打击和预防反社会行动时，通常说的自由（liberty）才是合理和有意义的。必须受到限制的仅仅是那些注定将瓦解社会合作和社会文明的行为，否则这些行为会将人类抛回到刚刚脱离纯粹野性的远祖蒙昧时代。政府的强制不能无端限制人们的选择权。即便不存在由政府实施的人为法律，社会个体也无法一方面从社会合作得到好处，另一方面却享受着沉溺于贪婪的侵略野性带来的随心所欲的快乐。

在市场经济即自由放任型社会合作里，存在着一个个人自由选择其行动方式而不受任何惩罚威胁的领域。然而，一旦政府的权力超越了其对反社会之徒暴力侵略的制裁界限，就会缩小个人基于人的行动学法则约束的行动自由的范围。因此，我们将“自由”定义为这样一种状态： 个人的自由选择受到政府暴力约束的程度，不能越过个人接受人的行动学法则限制的界限。

这就是人们将“自由”定义为市场经济框架下个人之行动条件时的含义。个人“自由”的意义在于，法律和政府不能强迫其放弃自主权和自我决策，超过永恒的人的行动学法则制约其行动的程度。他要放弃的，仅仅是不顾他人存在的动物性的生存自由。社会强制机构要实现的，是防止那些心怀恶意的、目光短浅的或精神病态的人，借助自相残杀的毁坏社会的行动实现其险恶用心，以及强迫所有其他人类都避免采取此类行动。

由此观点出发，我们就不得不回答一个常常被提起的问题： 服兵役和纳税是否意味着自由的被限制？如果市场经济的原则能够被全世界所有的人接受，战争就没有了任何理由，每一个国家就都能生活在无忧的和平之中。[18]但现时代的情形却不是这样，独立国家正日益受到统一独裁者之侵略计划的威胁。独立国家如果要维护其自由，就必须捍卫其独立。如果一个自由国家的政府强制要求每一个居民充分合作，以实现其抵御外侮的计划，而每一个有行动能力的人都不得不加入军队，就不能说个人承当的义务超出了人的行动学法则所要求的范围。在一个充斥着顽劣侵略者和奴役者的世界，一致无条件的不抵抗主义就无异于无条件地屈从于那最残忍的压迫者。想维持自由的人，必须至死反抗那些企图剥夺其自由的人。鉴于分散的抵抗力量注定要失败，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由政府将他们组织起来。政府的本质任务在于，既要保护社会免于军阀割据的瓦解，又要联众抵御外敌入侵。那些反对武装和服兵役的人，也许根本没有自觉到，他们实在无异于奴役者的帮凶。

维持一个由法庭、警察、监狱和军队组成的政府无疑需要相当的开支。为了这些目的而纳税，与自由市场经济下个人享受的自由是完全相容的。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为日益自利的政府没收私产和歧视性征税行动开脱。这是无须强调的事实，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干预主义的年代，为了走向集权主义，许多政府正通过强制税收来瓦解市场经济。

在超出其维护市场经济平稳顺畅运行和抵制侵略——无论是平抑军阀还是抵御外患——的本质任务之外，政府每走一步，都将缩短与无任何自由存在的集权主义制度的距离。

自由（liberty and freedom）是一个人生活在契约社会里的条件。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社会合作，意味着在市场经济里个人不必服从和侍候某一主子。他给予和服务283他人，为的是从接受者处获得回报和服务。他交换商品和服务，不做强制性的劳务，也不无偿奉献。可是他又必定是不独立的。他必须依赖其他社会成员。但这种相互依赖是双向的。买者依赖于卖者，反之亦然。

19和20世纪的许多著作家则曲解了这一明显的事实。在他们看来，工人受其雇主的摆布。现在，雇主的确有权解雇工人。但如果他随心所欲地行使此权力，伤害的却是其自身的利益。如果他解雇一个好工人而以一个低能者取而代之，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市场并非直接制止任何人随意加害他人，它只是对此类行为实施惩罚。店主可以粗暴对待其顾客，除非他甘心承受苦果；消费者不妨任意抵制某一卖主，假若他甘愿付出代价。在市场里，诱迫每一人尽心竭力服务他人，并遏制任意行恶之劣根性的，不是来自宪兵、判官和刑事法庭的强迫，而仅仅是自身利益使然。契约社会里的成员之所以是自由的，乃因为他只为服务自己而服务他人。制约他的只是自然界永恒的稀缺事实。在其他市场范围内，他是自由的。

没有哪一种自由（liberty and freedom）能够超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在集权统治的社会里，可能留给人们的惟一的自由就是那无法剥夺的自杀的自由。

国家，这一社会强制机构，必然是一种强权的束缚。如果政府可以任意扩张其权力，它就能彻底消灭市场经济，而代之以全方位的集权性计划经济。为了防止这一危险，限制政府的权力乃天经地义。这是宪法、人权法和法律的任务，同时也是人们不惜斗争以争取和捍卫自由（liberty）[19]的意义所在。

在此意义上，自由的诽谤者是对的，他们称自由为“布尔乔亚”的胜利果实，并责怪那些保护自由的权利（rights）是消极的。就国家和政府而言，自由意味着对警察行使权力（power）所作的限制。

如果那些主张消灭自由的积极分子不想故意造成字意的混淆，我们也就不必对此事实多费笔墨。他们认识到，如果公开宣战并矢志于维护限制和奴役，不会有成功的希望。自由（liberty and freedom）的观念声誉卓著，已经无法为任何反面宣传动摇。在西方文明中，自由自很久以来就被认为是最为宝贵的传统。西方文明的优越之处，正在于她对自由的关切。而自由这种社会理想却是东方人生疏的。西方的社会哲学实质上就是自由（freedom）的哲学。对于欧洲大陆及其海外移民和子孙们建立于世界各地的社会而言，为自由而战是其历史的主旋律。“强健的”个人主义是我们西方文明的烙印。对个人主义自由[20]的任何公开的攻击都将无功而返。

因此，集权主义的拥趸选择了另一种策略。他们颠倒文字的意义。在一个除了屈从命令别无其他权力（right）的社会里，个人的处境竟然被他们称为真实的或纯真的自由。在美国，他们称自己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孜孜以求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他们把俄国式独裁政府的统治方法称为民主。他们把工联的暴力施压称为“产业民主”。他们把只有政府才能自由印刷书报的状况称为出版的自由。他们把自由（liberty）定义为“正确行事的机会”，而正确与否，当然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判断。在他们看来，政府万能就是充分的自由（liberty）。使警察权力不受任何限制，是他们为自由而奋斗的真实意义。

这些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人们，认为市场经济只把自由（liberty）给了布尔乔亚这一剥削寄生阶级。正是这些“恶棍”享受着奴役人民大众的自由。以工薪为生的人是不自由的。他必须为他的雇佣者“主子”的利益而辛勤工作。资本家把按照基本人权本属于工人的利益据为己有。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则享有自由和尊严，因为他不再受资本家的奴役了。社会主义意味着普罗大众的解放，是一种全民的自由。并且人皆富有。

这些说法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为它们未曾遇到有效而合理的批评。有些经济学家做了许多了不起的工作，以揭露上述说教者的真实面目和内在矛盾。但公众对经济学理论仍不甚了了。至于平庸政客和作家们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则既愚蠢又风马牛不相及。285如果别人说最“自然”的权利乃收入的平等，那么你再坚持所谓财产私有的“自然”权利，就无异于隔靴搔痒。这种争执是永无答案的。对社会主义的某些非要害的枝节问题进行批评本无济于事。人们反对社会主义，不能光靠攻击社会主义者在宗教、婚姻、生育节制和艺术等方面所持有的观点。更何况，在这种批评中，批评者有许多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

尽管经济自由的辩护者有这些严重的不足，但企图把社会主义的特征在长时间内向所有人隐瞒却是不可能的。哪怕是最狂热的计划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废除人们在资本主义和“富豪的民主”下享有的许多自由。如果被逼无奈，他们就会求助于另一种遁词。他们会强调说，要废除的自由，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伤害普通人的虚假的“经济”自由。在“经济范围”之外的领域，自由不但会完全保留下来，而且还将得到弘扬。“为自由而计划”最近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它的鼓吹者实际是集权政府和国家俄式化的拥护者。

这一论调的谬误，出自对人类生活及行动领域的完全割裂化的表面划分，即只分为“经济”的领域和“非经济”的领域。关于这一问题，本书已有前述，不再赘述。但另有一点尚须强调。

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在老自由主义昌盛的年代享受的自由，并非宪法、人权法、法律或其他成文法的产物。那些法律条文，本由市场经济的运作固化，其惟一目的乃保障自由（liberty）免于政府官吏的侵犯。任何一个政府和任何一部民法，如果不以维系市场经济的制度为己任，就不可能保护和产生自由。政府不过是强制性的镇压机构，且必然为自由（liberty）的天敌。只有当它的权限范围合理局限于保护经济自由时，政府才是自由（liberty）的守护神并与自由（liberty）相容。没有市场经济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宪法和法律，也不过是僵化的文字而已。

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的自由乃竞争的结果。工人无需仰仗其雇主的恩赐。如果他被雇主解雇，则可另谋高就。[21]消费者更不必忍受店主的摆布。如果愿意他完全可以光顾另一家店铺。谁都不必去吻他人的手背，生怕失去他人的宠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做生意，一清二白。商品和服务的交换是交互的；买和卖不是一种恩惠，而是自利双方的一种自愿交易。

不错，每一个作为生产者的人，都直接（当他作为企业家时）或间接（当他作为工人时）地依赖于消费者。但这种对消费者主权的依赖不是没有限度的。如果一个人有重大的理由对消费者主权说“不”，他不妨一试。在市场范围内，人们不乏实在而有效地抵制压迫的权力。如果良心不允，谁都不能被强制进入制酒业或军工厂。他也许要为他的信念付出代价，在此世界里，没有不付代价而可达成的目的。但在“物质利益”与“他认为的天职”之间选择，则由人们自我决定。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他自我满足状态的最高裁决者。[22]资本主义社会除了以较高的报酬奖赏那些善于满足消费者欲望的人，决不以武力强迫一个人改变其职业或工作地。仅仅这种“压迫”，有的人还是感觉难以忍受，而欲在社会主义下加以革除。他们愚昧到竟然看不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给政府更充分的权力，由它来决定谁将在何种部门及何种地方工作。

作为消费者的个人也同样是自由的。他可以独立决定对他而言什么更重要，什么更不重要。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花钱的方式。

以经济计划取代市场经济，实际上取消了一切自由，只给个人留下了服从的权利。指挥所有经济活动的当权者控制着人们生活和活动的各个方面。它是惟一的雇佣者。所有劳动变成为强制性的劳动，因为被雇佣者必须接受其上司指派给他的工作。经济沙皇同时还决定每一个消费者可以消费什么和如何消费。人们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的活动可以由个人依据其价值判断来决定。管理当局指派其特定的任务，训练他适合这份工作，并按照当局认为适宜的地方来雇佣他。

市场经济给予其成员的经济自由一旦被取缔，所有的政治自由（liberty）和人权法案立即成为骗局。如果经济的权宜之计成为一个借口，管理当局又有充分的权力把它不喜欢的人流放到北极、沙漠或处以终身的劳役，则人身保护状[23]和陪审制度即无异于一种装饰。如果政府控制了所有的印刷厂和造纸厂，出版自由就仅仅是一句空话。人们所有其他的权力也是如此。

只有当他能够按照自身的意愿改变生活时，人才是自由的。如果人的命运由超然的当权者之计划来决定，就是不自由的。这里使用的“自由的”，其意义是人们常用和理解的，而非我们这个时代的语意“革命”扭曲的。

7． 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

个人在财富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特征。

自由与财富收入之平等的不相容的事实，许多作家都已经强调过。此处没有必要进而查找那些著述中感情冲动的议论。至于放弃自由（liberty）本身是否可以保证财富与收入的平等，以及社会是否能长期立基于此平等的问题，此处也同样不必论及。我们的任务仅仅在于描述不平等在市场社会架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市场社会里，直接强制手段的施行，仅仅是为了制止那些危害社会合作的行动的发生。除此之外，个人再无需受到警力的搓揉。守法的公民可以远离劳役之灾而获得自由。迫使个人为生产合作贡献一己之力的压力，是由市场的价格结构来实施的。而这种压力是间接的。它给予每个人贡献的奖掖，是按照消费者对其贡献的评价来度量的。在此间接奖励过程中，它留给个人选择或多或少使用其自身技能的余地。当然，这一方法不能消除某些人天生的能力缺陷。但他却为每一人尽其所能去工作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

由警力实施的直接压制，是这种由市场实施的经济压力的惟一替代。管理当局受托的任务在于决定每个人必须完成的工作的质和量。由于人与人之间能力各异，这就要求权力当局对每个人的能力加以勘察。这样，每个人就像劳改营的人犯一样，被指派了特定的工作。如果他没能完成上司的命令，就必定受到惩罚。

为防止犯罪而使用的直接压制和为责成工作而使用的压力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对此必须清楚认识。在前一种情况下，个人要做的是避免某种法律严格禁止的行为。一般而言，其行为是否违禁是较容易判定的。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被责成完成某一特定的工作，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其应尽的责任，决定其完成与否，取决于行政管理当局。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行政命令要求他所做的工作。而此一成命是否适合于他的能力，以及他是否全力遵循了这一命令，却是极难确定的。关于每个公民之人格的各方面，及其行为的一切表现，都要由行政当局来判断。在市场经济里，刑事法庭审判前，起诉人有责任出示被告犯罪的充分证据。但在强迫劳动的情形下，则要由被告方负责提出他不能胜任指派给他的工作的理由，或证明他已完成指派给他的全部任务。这时，行政管理者身兼立法者、执法人、检察官和审判官数职。被告完全受他们的摆布。一个人缺乏自由时的心理就是这样的。

如果没有一种使个人对联合生产的努力承担责任的方法，社会分工制就无法实现。如果这一责任缺乏市场价格结构以及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产生的激励，那就必须运用警力来直接强制。

8． 企业家的利润与亏损

广义上的利润，乃源于行动的利得；它是满足的增加（不适感的减少）；它是附着于所获结果上的较高价值与附着于为获得此结果而作的牺牲上的较低价值之间的差额；换言之，它是收益与成本的顺差。获取利润是任何行动所追求的永恒目标。如果某一行动没能实现其目标，则其收益即或者未能超过成本，或者不能弥补成本。在后一种情况，行动的结果意味着一种损失，一种满足的减少。

在此原始意义上，利润和亏损皆为心理现象，因而无法计量，且不能精确地把它们的强度转达给他人知晓。你可以告诉别人a比b更中己意，但你却无法告诉别人（除了用模糊不清和直觉性的语言）源于a的满足究竟比源于b的满足大多少。在市场经济里，所有那些以货币为媒介的买卖活动都由市场价格来反映。以货币来计算，利润是收入超出支出的金额，而亏损是支出超过收入的金额。利润和亏损都由一定量的货币来表示。按照货币来计算，一个人的盈亏是可能得到确定的。然而，这并非一个人心理上的盈亏感的表述；它是有关一种社会现象的表述，即显示的是其他社会成员对于个人在社会生产中的贡献的评价。它并非告诉我们个人的满足或幸福是增还是减。它仅仅反映相关成员对某人于社会合作之贡献的评价。这种评价最终取决于每一社会成员对获得最高可能之心理利润的总努力。它体现的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市场行为中个人主观价值判断的综合结果，但它决不能与这些价值判断本身相互混淆。

我们甚至不能想像这样一种状态： 人们的行动并非着意于获得心理利润，以及他们的行动结果既无心理利润也无心理亏损。[24]在前述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里，货币利润和货币损失均不存在。但每个人依然自其行动获得心理利润，否则他不如不干。农民饲养奶牛并销售其奶，乃因为他对此行动赚得的钱所购买的东西的评价高于他所支出的成本。在这种假构里，之所以没有货币的利润和亏损，是由于存在这样一个事实： 如果我们忽略存量商品的评价高于未来商品的评价之间的差额，则生产过程中的一切要素价格的总和将恰好等于产品的价格。

在现实变化着的世界里，上述差额则一再出现。正是这些差额产生了货币的盈亏。至于此种变化对劳动力、生产之原始自然要素以及资本家和放贷者的影响程度，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接下来我们讨论的是创造性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当我们在日常谈话中使用利润和亏损这两个词语时，心里想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像每一个行动人一样，企业家毫无例外地是一个投机者。他处理的是未来一些不确定的情况。成败与否，取决于他预测未来不确定事件的准确性。如果他对未来事件的理解有误，就必定马失前蹄。企业家利润的惟一来源是他比别人能更好地预测消费者未来的需求。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正确预测某一商品未来的市场状况，那么该商品的价格以及相关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在今天就能够得到适应性的调整。结果是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都将不赔不赚。

企业家的特殊功能体现在他对生产要素的运用上。企业家是能够将它们投入特定目的的人。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惟一的动机是赚取利润和获得财富。但他不能规避市场的规律。他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就是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服务。他的利润取决于消费者对其行为的赞赏。

我们绝不可把企业家的盈亏和影响企业家收入的其他因素混为一谈。

企业家的技术能力并不影响企业家特殊的盈亏。就其本身的技术活动有功于获利并增加收入而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劳动补偿的问题。这时企业家赚取的是工资性的收入。每一个生产过程在技术上的成功并非都能生产出预期的产品，但这一事实也不会影响到企业家的特殊盈亏。生产技术的失败或者可以避免，也或者不可避免。如果可以避免，那么问题出在技术行为的低效率上；由此造成的损失可归咎于企业家个人能力的不足，即是说或者他本人缺乏技术能力，或者他没有能力雇佣合适的技术帮手。如果技术失败不可避免，原因则在于现有的技术知识还不足以使我们控制成功所系的生产条件。这种低效率的引起，一方面在于成功生产的技术知识尚不完全，一方面在于忽视了能够充分控制已知条件的方法。生产要素的价格能够将知识和技术能力的这种不满足状态考虑进去。例如，耕地的价格，当它取决于预期的平均收获时，就可以将歉收的事实考虑进去。而酒罐破裂，虽然可能减少香槟的产量，却并不影响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因为它只是决定香槟的生产费用和价格的一个因素。[25]

影响生产过程、生产手段或库存产品的那些意外事件，都可作为一个项目列入生产成本之中。可传递其他所有技术知识的经验，也能为工商业者提供有关因意外事件造成生产平均减少量的信息。他可以在财务账目中开列一个意外损失准备金账户，把它们的后果转入生产的经常成本。至于这种方法所不能应付的少而见又不规律的意外事件，则可由众多厂商来协力预防。各个厂商在保险原则下相互合作，以抵御火灾、水灾或其他意外损失，也即以保险费的缴付来替代准备金的拨付。有了这些办法，意外风险无任如何也不至于把不确定性引到生产的技术过程去。[26]如果某一企业家疏于适当处理这些意外损失，那就证明他的技术效率不高。由此引起的亏损，理应归咎于技术不良，而与企业家功能无关。

那些在技术上缺乏效率或无知的企业家，因不能作正确的成本计算而被市场淘汰，与那些因不能完成某种特殊企业家功能的企业家之被市场淘汰并无二致。也许一个企业家在特殊企业家功能上的表现如此成功，以至于足以弥补因技术失败而造成的损失；也许一个企业家因特殊功能的不足造成的损失，可以通过他卓越的技术优势，或通过高效率配置生产要素所产生的租金而得以抵消。这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决不能把那些组合在同一经营单位里的各种要素功能相互混淆。技术效率更高的企业家比技术效率较低的企业家能够赚得更多的工资或准工资，正如效率更高的工人能比效率较低的工人赚得更多的薪水一样。同样，效率更高的机器和更肥沃的土壤，其单位成本的物质收益无疑会更高；与较低效率的机器和较贫瘠的土壤相比，它们能够产生一种级差租金。假若其他条件不变，较高的工资率和较高的租金是物质产量的必然结果。但是，特殊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并不是由物质产量所产生的。它们取决于对物质产出能否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求的判断。最终决定企业家利润和亏损的，是企业家预测未来（不确定）市场状况的准确程度。

企业家也可能因政治风险面临困境。政府政策、革命行动以及战争都可能使他的企业陷入绝境或遭灭顶之灾。当然，这些人为事件不止影响他一人，而可能影响到整个市场经济以及所有经济个体，尽管每个人的损失程度不一。对单个企业家而言，这些事件是他无法改变的。如果他效率甚佳，他也许能及时预计到它们的发生。但他不可能总是恰到好处地调整经营活动以避免此类危险。如果这些可预见的危险只发生在他经营活动涉及之地域的一部分，他会停止在此类地区的经营业务，而将其转移到其他政治环境较安全的国家和地区。但如果他没有迁徙的自由，他就只好停留原地。如果所有的企业家都充分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全盘胜利已指日可待，他们仍不会放弃其经营活动。预料到即将来临的财产没收，资本家会被迫消耗其资本品。他们会被迫调整经营计划，以适应此资本消耗和资本国有化威胁造就的新的市场环境。但他们不会停止经营。如果某些企业家退出市场活动，会有别的企业家取而代之，即新进入者和原有企业家将扩张其企业规模。在市场经济里总会有企业家存在。敌视资本主义的政策，剥夺了消费者在充分自由之企业活动下所可获得的大部分利益。但只要这些政策尚未完全毁灭市场经济，它们也就不会把企业家消灭殆尽。

企业家盈亏的最终源泉是未来供需状况的不确定性。

如果所有的企业家都能准确预测未来市场状况，那么就无所谓盈亏的存在。所有生产要素的现有价格，已经为适应明日的产品价格作了充分的调整。在购买生产要素时，企业家支付的价格，不会少于其产品未来购买者支付的价格（适当扣除存量商品和未来商品之间的价差）。一个企业家之所以能获得利润，乃因为他能够比其他企业家更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市场状况。关键仅在于他购买各种辅助生产要素的总价格（在扣除时间价差后）少于他出售其产品时的总叫价。

如果我们要假构一个没有盈亏的动态经济，必须求助于一个无法实现的假设： 每一个人对未来事件都能了如指掌。假如原始渔猎者（通常认为是他们最先把人为的生产要素累积起来）早就预知一切未来的世事变迁，又假如他们的世代子嗣（至末日审判为止）同样的全能全知，照例对所有生产要素作了准确评价，那么，企业家的盈亏就永远不会出现。如上所言，企业家的盈亏的发生，是由于预期价格与未来市场实际价格的不一致。某人得到的利润被没收而转移给他人，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由于所有人之全知的不可能，利润和亏损因而永不会消失。

9． 进步经济中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

在假构的静态经济中，所有企业家的利润总额等于所有企业家的亏损总额。在一个整体经济体系里，一个企业家的利润被另一个企业家的亏损所抵消。全体为获得某一商品而多支出的价格，被他们为获得另一些商品而少支出的价格抵消。[27]

但在一个进步经济中，就不能这样说。

我们所谓的进步经济，是一种人均投资额在增加的经济。在使用这一称谓时，我们没有加入任何价值判断的含义。我们既不采用“物质主义”的观点认为进步是“好”的，也不采用“理想主义”的观点认为它是“坏”的，或者起码与一种“更高的观点”互不相关。当然，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的人把此意义上的“进步”的后果视为一种可喜的状况，而他们向往的生活境界也只有在一个进步的经济中才有可能实现。

在静态经济里，企业家功能的发挥，只不过是把生产要素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假定它们是可以转换的），[28]或者不再重置某一部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资本品，而将其等量部分用以扩充其他部门的资本品。在进步经济里则不然，企业家的活动范围还包括运用那些由新储蓄新增的资本品。这些新增资本品的注入，必然会增加收入总额，也即增加可消费的消费品供应总额，却并不减少可用的资本量，从而不会降低未来的产量。收入的增加，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在不改变现有技术的条件下的生产扩张；二是现有生产技术得到了改善，而这种改善，在资本品供给不足的时候是难以做到的。

企业家的利润总额超过其亏损总额的这一差额，即来源于此新增的财富。但我们很容易说明的是，这一差额并不等同于进步经济所产生的财富增加额的全部。依据市场法则，这一新增的财富将在企业家、劳动供给者以及别种生产要素之供给者之间进行分割，而且其中的大部分由非企业家团体获得。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企业家的利润并非一种永久性的现象，而是暂时性的。利润和亏损的消失是一种固有的趋势。市场总是趋向于出现最终价格和最终的静态。如果新的变化不干扰这一趋势，且不引起生产作相应调整的必要，则所有辅助生产要素的价格，在适当考虑时间偏好之后，终将等于产品的价格，从而不会给利润和亏损留下哪怕是一点空间。从长期来看，生产力的每一提高都绝对有利于工人，以及某些土地和资本品的所有者。

能够得益的资本品所有者有：

1． 其储蓄增加了资本品数量。他获得此新增财富，是其节约消费的结果。

2．那些已经拥有资本品的所有者，受惠于生产技术的改善，这些资本品的利用效率要高于以前。当然，这种新增财富仅仅是暂时性的。由于他们强化了生产用资本品的增加，由此而新增的财富必然趋于消失。

另一方面，可用资本品数量的增加，会降低这些资本品的边际生产力；由此引起资本品价格的降低，从而使得凡是没有（或没有充分地）从事储蓄以积累新资本品的资本家利益受损。在土地所有者中，凡是其农场、森林、渔场、矿区等生产力因新的技术而提高的都将受益。此外，由于收益者土地产生了较高的报酬，其他一些土地主的地产即变成边际以下的财产，他们的受损是必然的。

对劳动群体而言，因劳动之边际生产力的提高，他们能获得持久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从短期来看，有的劳动者则会吃亏。这些人或是因为他们那种特殊化的工作由于技术改进而被淘汰，或是因为他们只适合于从事那些比以前赚钱更少的行当，尽管一般工资率是上升的。

所有这些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都是在企业家针对新的市场状况适时调整其经营行动的时候紧接着发生的。这个问题和其他市场变化问题一样，我们在讨论它时，都必须小心谨慎，以免犯明显划分长短期效果之界限的错误。短期发生的事情，正是导向长期效果之连锁变化过程的首要阶段。就我们看来，长期效果必然是企业家盈亏的消失。短期效果只不过是这一消逝过程的初始阶段，如果不受其他市场状况变化的干扰，它最终将导致稳态循环经济的出现。

要知道，企业家的利润总额之所以可能超出其亏损总额，是由以下事实造成的： 当企业家适时调整其生产活动之初，上述利润和亏损的销蚀过程也就同时开始了。在此整个连续过程中，来自资本量增加和技术进步的利益，不可能只归企业家独享。假如其他阶层的财富和收入要保持不变，他们在购买额外产品的同时，就必须减少购买其他的产品。于是，某一群企业家的利润就恰好等于另一群企业家所遭遇的亏损。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那些利用新增资本和新的生产技术的企业家们，必然急待补充生产的辅助要素。他们对这些要素的需求是一种必然会提高其价格的新的需求。只有在这一价格和工资率上升的情形下，消费者才能购买此新产品而不致相应减少购买其他的产品。结果是，某一群企业家的利润就恰好等于另一些企业家的损失。

经济发展的机制，在于源自储蓄的新资本品的积累，以及生产技术的改善，后者之所以可能，又毫不例外地得力于此新增资本的供给。而经济进步的推动者则是企业家，他们的目标是谋取利润，其手段乃调整自己的经营行为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推进其计划以实现这一进步的过程中，他们肯定要与工人以及一部分资本家和土地主一道分享经济进步带来的利益；他们把“分摊”给这些人的部分逐步扩增，直到他们自己所得的那部分完全消失为止。

由此可知，诸如“利润率”、“正常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的说法均属荒唐。利润既与企业家使用的资本量无关，也不依赖于它。资本并不会“孳生”利润。利润和亏损，完全是由企业家调整生产以适应消费者需求之行动的成败决定的。利润既无所谓“正常的”，也决无所谓“均衡”。相反，利润和亏损更是一个偏离“常态”的现象，是大多数人无法预见之变化造成的现象，因而是“非均衡的”。它们不存在于常态和均衡的幻想世界。在一个变化着的经济里，利润和亏损的消失是一种固有的趋势。只有新变化的出现，它们才有复活的可能。在静态下，“平均利润（亏损）率”为零。利润总额超出亏损总额，只能证明经济在进步，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准得到了改善。这一超幅越大，社会的繁荣也就越巨大。

许多人心怀嫉妒地面对企业家利润的现象。在他们看来，利润的源泉是对工薪者和消费者的剥削，也即不公正地降低工资率和不公正地提高产品的价格。站在正义的立场，利润是不可能存在的。

经济学并不理会这种武断的价值判断。关于从自然法则和永恒道德——它们被认为来源于人的直觉或神启——来判断利润之被臧否的问题，并非经济学兴趣所在。经济学仅仅说明这样一个问题： 企业家的盈亏乃市场经济的本质现象。没有它们就没有市场经济。以警力掠夺利润的确可能，但这样的“政策”必定致使市场经济陷于混乱。毫无疑问，人具备无端摧毁许多事物的力量，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当然，他也能毁灭市场经济。

如果那些自以为是的道德家不受嫉恨之心的蒙蔽，他们在论及利润的同时也理应顾及利润之对应物即亏损。经济进步的前提条件是人有储蓄，并基于此形成新的资本；同时还必须有技术创新者，以及利用这些条件实现经济进步的企业家。对这一不争的事实，伪道家不应熟视无睹。其余的人虽然对经济进步了无贡献，却分享着上述人等努力的成果。

关于进步经济的说法，只需稍作转换，就可用以描述“退步经济”，即一种人均投资额在减少的经济。在这样一种经济里，企业家的亏损总额是超出其利润总额的。那些无法摆脱集体观念之错误思维的人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在一个退步经济中怎么还会有企业家活动呢？为什么有人通过数学计算明知其获利的机会小于亏损的机会，却仍然从事企业活动呢？然而这种设问本身就是不符逻辑的。像任何一个人一样，企业家的行动并非代表某一特定阶级，他只是以个人身份活动。没有一位企业家会为了全体企业家的命运而过多地烦恼。在生动而永恒变化着的市场社会里，效率高的企业家总能赚得利润。退步经济中亏损总额超过利润总额的事实，并不能使具备优越效率的人失去其经营的信心。有预见力的企业家不依靠或然率的计算，因为在需要悟性的场合，或然率的计算毫无用处。有预见力的企业家坚信自己对未来市场状况的领悟要强于天资稍逊的同人。

企业家的功能，即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乃市场经济的动力所在。利润和亏损是消费者借以行使其主权的手段。消费者的行为，导致了利润和亏损的出现，同时把生产手段的所有权，从低效企业家转移给高效企业家。消费者还使得那些越善于服务消费者的企业家成为企业界越具影响力的人物。如果市场上没有盈亏的出现，企业家就无从知晓消费者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

营利的事业服从于消费者主权，而非营利的机构则自握主权，不对公众负责。为利润的生产必得提供有用的产品，因为唯有为消费者提供最迫切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利润方可产生。

可惜那些伪道家和说教者不懂得这一点。消费者即普通大众偏好饮酒而不喜圣经，偏爱侦探小说而恶严肃读物，以及政府嗜枪炮而轻牛油，其实并非企业家的错误。企业家并不是靠出售“好的”或“坏的”东西来赚大钱。他越是能够提供消费者迫切需要的东西，他的利润就越大。酒徒买醉不是为了满足“酒精资本家”的利益，军人奔赴沙场也非为了增加“死亡制造商”的利润。军火工业的存在，是黩武精神的结果，而非它的原因。

人们以健全的意识形态取代不健全的意识形态，本不关企业家的事。改变人们的观念和理想，乃哲学家的责任。企业家只为今天的消费者服务，而不管他们如何邪恶和无知。

也许有些企业家自觉抵制发军火财或酒精财，他们当然值得我们敬仰。然而，他们这种有所不为的境界却无法影响现实。即便所有企业家和资本家皆尊其为楷模，战争和酗酒仍不会绝迹。例如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政府会在自己的兵工厂里制造军火，酒徒则会自酿杯中物。

对利润的道德谴责

利润的获得源自适时调整人力和物质生产要素。使利润得以产生的，是那些受惠于此的人们，他们抢购有关产品，而支付的价格高到超过了出售的成本。企业家的利润不是消费者对能够更好服务于他们的供应者的“奖励”，而应归功于那些急于购买有限量产品并愿意支付更高价格者。

公司的分红，通常被称为利润。实际上它是资本利息与企业未留利润之和。如果企业经营不善，就无股利可分，或者股利中仅包含了全部或部分资本的利息。

干预主义者把利润和利息称为“不劳而获的收入”，是对工人辛勤劳动之果实的贪婪掠夺。其实，产品是劳动和资本合作的结果，而这种合作少不了企业家的精明设计。储蓄者和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者一样，同样不可或缺。正是储蓄者的储蓄使资本得以形成和保持，而企业家则把资本投入最有利于消费者的用途。把全部生产过程归功于劳动者，而对资本和企业家功能的贡献闭口不谈，是毫无意义的。使商品的有用性得以深化的，不是体力劳动本身，而是人类智力按照确定目标对体力劳动的适当指引。资本的作用越大，资本参与其他生产要素合作的效率越高，则越加显出单纯赞颂简单劳动之伟大的荒唐。最近200年来巨大的经济进步，主要靠的是提供必需资本品的资本家，以及杰出的技术专家和企业家的成就。为体力劳动大众带来利益的这一巨变，不仅非他们所创造，反而屡遭他们的阻拦。

对消费不足怪论和购买力说的几点批评

人们在谈及消费不足时，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 有一部分商品，因为其潜在购买者贫困到无力购买，而不被消费。于是这些商品被积压或以低于其成本价格被贱卖，并由此发生种种混乱，最终出现所谓的经济萧条。

不错，的确有不少企业家在预测未来市场状况时屡屡失误。他们没有生产出消费者最为急需的商品，而是生产了消费者并不急需因而无人过问的东西。这些低效企业家遭受损失，而他们的效率更高的竞争者，因准确预料到消费者的需求照赚不误。前者的损失与大众购买力的下降无关，而是由于他们想购买的是其他的商品。

消费不足的神话有这样的含义： 工人之所以穷到买不起所需商品，乃因为企业家和资本家不公正地占据了本应属于工薪族的收入。果真如此，消费不足的事实也依然会存在。这些“剥削者”想必不会无缘无故地去剥削。他们牺牲“被剥削者”的利益，为的是增加自身的消费或投资。他们不会把他们的“不义之财”丢到宇宙之外去。他们或者为自己或家人购买奢侈品，或者购买生产商品以扩张自己的企业。当然，他们的需求指向的商品，与工人们夺回这些利润并互相分配时想购买的商品不会是一样的。因此，企业家因“剥削”而造成自己对各类商品市场预测上的失误，与企业家犯的其他错误并无二致。低效率企业家的失误造成的亏损被高效率企业家的利润抵消掉了。一些行业由此低迷，另一些行业却因而兴旺。但决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经济萧条。

消费不足之神话既无根据又自相矛盾，其推理稍经检验即可瓦解。即使我们接受“剥削”学说（为讨论方便起见），它也是无法立足的。

购买力说的内容稍有不同。它持有的观点是，工资率的上升乃生产扩张的前提条件。如果工资率没有上升，商品数量的增加及其质量的改善就缺乏基础。因为新增的产量可能没有买主，或买主更青睐于其他的产品。因此实现经济的增长，首要之举是持续提高工资率。政府和工联施加压力和强制的借口就是，如此作为能够促进经济的进步。

我们已经证明过，企业家总利润超过企业家总亏损的现象一经出现，必定会伴随着以下的事实，即有一部分产生于资本品数量增加和技术工艺改善的利益，将分配到非企业家的手中。辅助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其中尤其是工资率的上涨，既非企业家好心作出的让步，也非企业家为赚取利润而玩弄的聪明伎俩，而是企业家为赚取利润，尽可能努力适时调整经营活动以满足消费者新的市场需求，所进行的关联性工作过程必然产生的现象。使企业家利润大于亏损的这同一过程，首先即在此超额发生之前，将引起工资率和许多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然后还是这一过程，将进一步使利润大于亏损的现象逐步消失，假如没有别的变化可带来资本品供给量的增加。利润超过亏损，不是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的结果。这两种现象，即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和利润的超过亏损，皆为企业家适应资本品增加和技术变化而适时调整生产之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只有当其他阶层因这一调整而获利时，利润的超过亏损才可暂时存在。

购买力说的基本错误在于混淆了这一因果关系。当它把工资率的上涨看成经济增长之动力时，其实把事情给颠倒了。

关于政府和劳工组织强制将工资率提高到自由市场所决定之水准以上的企图，我们放在本书后面去讨论。[29]此处只需稍加解释。

在论及利润与亏损、价格与工资率时，我们心里常想到的是实际利润和亏损，以及实际价格和实际工资率。许多人之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他们随意将货币意义的名词和实际意义的名词交互使用。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在以下章节中仔细讨论。这里让我们附带地提及一个事实： 实际工资率的提高与名义工资率的下降是可相容的。

10． 促进者、管理者、技术专家和官僚

企业家雇佣的技术人员，是指那些有能力和技术从事特殊种类工作的人。他们包括伟大的发明家、应用科学领域的优秀人才、建筑师、设计员以及一般工匠。在实现其企业技术计划时，企业家本人也加入他们的行列。技术人员的工作虽然辛苦和艰难，但只有企业家以雇佣者的身份才能将他们的劳动导向确定的目标。而且企业家本人是作为消费者的代理人来行事的。

企业家并非无处不在。他们无法对其分内所有繁杂事务事必躬亲。要完成为消费者提供其最为需要的商品而进行的生产调整，光制定一份资源利用计划是不够的（当然，这无疑是促进者和投机家的功能所在）。因为除去大的调整，许多“微调”也是必需的。每一微调看起来对总的结果似乎无关紧要。但这些小事件中的诸多不足累积起来的后果，却可能使解决大问题的正确决定前功尽弃。无论如何，处理小问题的每一次失败，都肯定将直接造成有限生产资源的一次浪费，并有失于最佳满足消费者需求。

认识企业家功能与技术人员的技术职责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企业家制定的总经营战略有待于通过执行每一个细小项目而最终达成，而每一个小项目又都涉及更多小的决策。这些小的决策，在不影响总项目之大战略的前提下，应该是最为经济的解决之道。它们必须和总的战略计划一样，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技术人员从他纯技术的观点，对于解决这些细节问题的可替代方法，或者难以识别其区别，或者容易因某一方法能够得到最大的物质产量而加以选择。但企业家却是由利润动机所驱使的。这一点使得他更倾向于最为经济的解决方法，即他会注意尽量避免使用某些生产要素，否则就可能损害消费者最迫切的欲望的满足。他选择的方法，虽然只需最小的成本，但在技术人员看来却是中性的。他可能拒绝技术人员基于产量最大化而选择的成本更大的方案，只要他通过计算断定，采用该方案增加的产出所得不能弥补其增加的成本。因此，企业家在作无论大小之决策时，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并依次调整其生产行动，以满足体现于市场价格的消费者需求。

在市场经济里所做的经济计算，尤其是复式簿记法，使企业家得以免于陷入过多的琐屑事务。他可以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战略大事，让助手去处理一些技术性的事务，而他的助手又可以遵照同样的原则，把更小范围的事务委之于更低级别的助手。这样就建立起了一体化的经理分层负责制。

经理的身份要低于企业家，不管雇佣他的契约条件和经济待遇如何。惟一重要的是，他自己所能获得的经济激励，能够迫使他尽其最大能力严格履行一定范围内的企业家功能。

使经理制度成为可能的乃复式簿记法。幸亏有了它，企业家才能将企业每个部门的计算分开来进行，并藉此断定每一部门在整个企业里承担的任务。于是他可以把每个部门视为一个分立的单位，并按照它对整个企业的成功所作贡献的大小对其加以评价。在这一计算制度里，一个企业的每一个部门都代表着一个相对的整体，一个假想的独立经营单位。我们假定这个部门持有企业使用之全部资本额的一部分，它与企业其他单位是一种买卖关系，并且有自己的开支和收入，它的盈亏结果取决于自己的经营绩效，与其他部门无关。这样，企业家就能够将更大的独立权授予各部门经理。那些得到信任的部门经理从企业家那里得到的惟一指示是最大化地获取利润。他们执行这一指示的结果，只要一查营业账簿即可一目了然。每一个经理及其下级经理在明确范围内各守一摊。如果账簿上出现盈余，即证明他不负重任，反之，则证明他难以胜任。利益所系，迫使他不得不倾力而为。如果他失败了，企业家将会雇佣一个有成功希望的人取而代之，整个部门也可能被撤消。不管怎样，这个经理都将丢掉饭碗。如果他成功地赚到了利润，他的收入会因此增加，至少无被炒鱿鱼之虞。至于一个经理能否分享他的部门赚取的利润，则不显得重要。关键在于他的福利与他的部门的福利是密切相关的。他的任务不像技术人员那样，只照章行事则可。他的功能在于，他必须在其受托的一定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针对市场情况适时调整本部门的经营方式。一个企业家有时兼具企业家功能和技术人员功能于一身，当然，一个部门经理有时也不例外。

经理的功能侍从于企业家功能。它可以解脱企业家一部分轻微的责任，但决不能取代企业家。与此相反的谬见，是由于误把假想的功能分配结构中的企业家之身份，与实际运作之市场经济里的企业家身份相互混淆而致。企业家的功能是不可与指挥生产要素的使用相分离的。正是在企业家控制生产要素的意义上，才有企业家盈亏的成立。

按其所辖部门对全企业利润贡献的大小，对部门经理凭功行赏是可能的。但这无济于事。前已论及，在任何情况下，经理只关心其所辖部门的经营是否能够成功。而他并无义务赔偿其部门造成的亏损。这些损失要由企业资产的所有者来承担，不能转移给经理。

所有者自主并最佳运用其资本品，是社会上最正常不过的现象。在从事特定项目的时候，资本所有者的财产、财富和社会地位都面临失败的风险。他们之关切自家企业活动的成败，远过于全社会的关切。对全社会而言，投资某一项目的资本如果被浪费了，也不过只损失了社会全部资本的一小部分；相反，对资本家而言，损失的资本就可能是其财产的一大部分。但如果委托一位经理全权经营其资本，事情就大有出入。这位经理用的是别人的钱来冒险投机。他预测未来不确定性的角度，与自负盈亏的投资人自不相同。因为他不负盈亏，所以当他分享利润的时候，也正可能是他勇于蛮干的时候。

有一种错觉认为，经理的管理行动乃企业的全部活动所在，而且经理完全可以替代企业家，这是由于误解了公司组织这一现代工商业标准形式的存在条件。他们还说公司由支薪经理经营，股东只不过是被动旁观者。所有权力都集中掌握在受雇职员的手中。股东懈怠而无用，只管收获经理耕耘的果实。

这一论调，完全忽略了资本和金融市场——也即股票和债券交易——对公司经营活动的指挥作用。这一市场交易被反资本主义的偏见贬低为纯粹的赌博。实际上，公司普通股、优先股和公司债券的价格波动，正是资本家用以控制资本流的工具。资本金融市场以及大规模商品市场上，由投机行动决定的价格结构，不仅能决定每一公司可以得到多少资本，同时还造成一种威势，使经理们必须仔细调整其经营行动。

公司业务一般是由股东及其受托人和董事来指挥的。董事任免经理。在较小规模的公司，甚至有些很大规模的公司里，董事常常兼任经理。一个成功的公司永远不可能由受雇经理来控制。在自由市场经济里不可能出现一个万能的经理阶层。相反，这种现象的出现，乃旨在取消股东影响和没收私财之干预主义引起的后果。在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它是由政府取代自由企业的一个预备步骤，正如英国的英伦银行和国有铁路的创设。在美国的公用事业里，也有类似的趋势出现。公司化经营取得的巨大成就，决非得力于几个支薪经理，而应归功于那些握有大量公司股权，从而与公司利益攸关的人们，以及那些受到不公指责的促进者和逐利者。

在投资何种行业和投资多少的问题上，企业家是独立决策的，无需经理阶层的任何干预。他决定着整个业务和主要部门的扩张和紧缩。他决定着企业财务结构。这些都是经营活动赖以运作的基本决定。它们通常落到企业家的肩上，公司组织如此，其他的营利组织也是如此。在这方面给予企业家的任何帮助都是辅助性的，他从律师、统计员和技术人员那里获得以往市场状况的信息，但最终涉及未来市场判断的决定皆仰仗于他。计划的贯彻则不妨委托给经理。

优秀的经理人，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发挥的社会功能，与优秀的发明者、技术专家、工程师、设计师、科学家以及实验者发挥的社会功能一样的不可或缺。许多杰出的经理人对经济发展功不可没，成功的经理，会得到高额薪金的回报，通常还可分享公司的毛利润。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其职业生涯中也跻身于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行列。但尽管如此，经理功能与企业家功能仍然是有差异的。

把企业家与经理功能等同视之，同时又把“管理者”和“工人”相互对立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然，这种混淆是叵测居心的。它是为了掩盖企业家与只处理经营小节的经理之功能迥然不同的事实。业务结构、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和企业间的配置以及每一个工厂和商店的规模和经营范围，通常被视为一个给定的事实，因而少有变故发生。惟一的任务是维持其日常运作。显然，在此相对静态的状况下，无需发明者和促进者。利润的总额由亏损的总额自然抵消。要揭示这一说法的谬误，将1960年和1940年的美国工商业结构作一比较就足够了。

但即便在静态世界里，像流行口号要求的让“工人”参与管理的设想，也未免过于荒唐。这一主张如果真的成为事实，就必定产生“工团主义（Syndicalism）”。[30]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把经理与官僚相混淆的企图。

“官僚管理者”不同于“为利润的管理者”，它是行政事务的一种方法，其结果无法以市场的现金价值来衡量。一个警察部门的成功管理，对维系社会合作至关重要，并可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但它却没有市场价格，无法被买和卖，因而无需直接花钱去购买。它虽然能够产生一些利益，但这种利益却不能从由金钱表示的利润中反映出来。经济计算的方法，尤其是复式簿记法，对其并不适用。警察部门活动的成功或失败，不能用营利事业计算程序来稽核。任何一个会计都无法确定一个警察部门或其分属机构是否优秀地尽职。

对营利事业每一个部门的货币投入，是由消费者行为决定的。如果汽车业要增加三倍资本投资，它就必然要改善对公众的服务，因为汽车的供应量变大了。但这一产业的扩张会将资本从那些生产消费者更急需之产品的行业吸引过来。这一事实可能造成汽车业的扩张变得无利可图，反而使其他行业增加利润。在他们尽力追求高额利润时，企业家被迫将配置于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调整到不致影响消费者最迫切之需求的满足。因此，是体现于消费品的价格结构的消费者欲求，在自动指挥着企业家的活动。

但在分配政府行政资源时，却缺乏类似的限制。毫无疑问，如果纽约警署的预算经费增加了三倍，它提供的服务肯定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但问题是，这种改善是否大到足以限制其他部门（如卫生部门）的服务，或限制纳税人的私人消费。这一问题自然无法通过审核警署的账簿得以解决。因为这些账簿仅提供经费支出的信息，而无法提供有关支出结果的任何信息，何况这些结果还不能用货币方式表示出来。市民必须直接决定他们想购买和准备花钱购买的服务量。但在公共服务方面，他们是通过选举市议员和市政官员，并委托后者作出此类决定。

因此，市长和市政各部门的首脑要受到预算的限制。对于市民面临的问题，他们不能自由地按照自认为最有利的方法去解决。他们必须按照预算规定用途分配财政经费。他们不能把经费用于别处。政府审计完全不同于营利企业的审计。它的目的，是要确定经费是否严格按照预算规定执行。

在营利企业里，经理及其下属的行动只受盈亏考虑的限制。利润动机是使他们“服侍”消费者的惟一指导原则。无需用繁复琐屑的规章和命令限制他们的行动。如果他们是有效率的，即便这些繁琐戒律不致束缚其手脚，却也显得多余。而如果他们缺乏效率，这些规章也无法使他们获得成功，反而可能为他们推卸责任提供借口。惟一所需的行动原则就是那无需特别提醒的自我意识： 追求利润。

在公共行政和政府事务方面，情况就不同了。行政长官及其部属的行为不受盈亏考虑的限制。如果他们的首脑——无论是主权人民，还是专制君主——让他们任意行事，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主权而正中行政官员之下怀。这些官员将玩忽职守，而他们的权力将取代授权者人民或君主的权力。他们可能为所欲为，而置授权者的愿望于不顾。为了防止此结果出现，使他们唯授权者意旨是尊，就必须制订详细的规则以管制他们的行为。这样一来，他们的责任就变成为严格按照规章行事。他们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就很可能囿于限制而放弃因事制宜的自由裁量权。这就是官僚，只知道被动遵守呆板规则而机械行事。

官僚行为，是一种严守上级制订之繁文缛节的行为。它是惟一可替代利润管理的行为。营利性管理不适用于那些没有市场货币价值的事务，也不适用于那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务。前者以社会强制性的行政管理为代表，后者以一些非营利性机构如医院、学校、邮政为代表。只要某一个体系的运转不由利润动机来指挥，就必然受官僚规则来指挥。

官僚管理本身并非坏事。它是处理强制性政府事务的合适方法。正如政府是必需的，官僚制度也不可或缺。经济计算不可行的地方，官僚方法就有存在的理由。因而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只好将官僚方法运用于处理一切事务。

任何一个工商企业，不管其规模大小，也不管它的行业属性，只要它完全按照利润基础来运行，就决不会变成官僚机构。但一旦它放弃追求利润，而代之以所谓服务原则——即不计得失补偿的贡献——就必须采用官僚手段来代替企业管理。[31]

11． 市场的选择过程

市场的选择过程，是由市场经济的所有参与者的共同努力而完成的。受急于消除自身不适之冲动的驱使，每个人一方面要获得能够为他人提供最佳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希望从别人提供的服务中得到最大的好处。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努力地做到贵卖贱买。这些努力的结果，不仅仅形成了市场的价格结构，还同时形成了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即每个人都从事特定的工作。市场使人富有或贫穷，决定谁能管理大工厂，谁为他人擦洗地板，以及有多少人开采铜矿，多少人加入交响乐团。这些决定皆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可变的。这一选择过程连续不断地调整着社会生产部门，使其适应市场供求的变化。它周而复始地作出事先决定，迫使每一个人时刻检验自己的行动。任何人都没有绝对的保障，也没有维持其既得地位的权力。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市场规律即消费者主权的约束。

占有生产资料，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社会责任。资本家和土地主也不得不运用其财产，以尽可能最好地满足消费者。如果他们在履行此责任时稍有迟钝和闪失，就将受到亏损的惩罚。如果他们不接受教训，不改变其行为方式，就将失去财富。任何投资都不会是永远安全的。如果他使用其财产时，不能最有效率地服务于消费者，就注定要失败。坐享其成不思进取的人，最终将失去生存的能力。财产所有者资本投资的目标是，至少不让资本本息受到损失。

在存在阶级特权和贸易壁垒的时代，的确有不依赖市场而获取的收入。国王和领主靠奴隶和农奴的劳役来养活。土地所有权的获得，或者仅来自侵略，或者仰仗于征服者的封赏。它的丧失，也或者因封赏者的收回和其他征服者的掠夺。即便在更晚近之时，地主及其家臣在市场上出售其剩余物权，也可免于被有效率之竞争者淘汰的危险。竞争只有在很狭窄的范围内才是自由的。庄园的领地只有贵族才可获得，市镇地产只有市民才可获得，农地则只有农民才可获得。手工技艺的竞争则受到行会的限制。消费者无法以最便宜的价格满足其所需，因为价格的控制使得出售者无权削价竞争。购买者只好听由卖主的摆布。如果享有特权的生产者不使用最好的原材料，不采用最有效率的工艺，消费者只好忍受这种顽固保守产生的结果。

靠自己的农产物而完全自给自足的土地主，是独立于市场的。但现代农民，既要购买农具、肥料、种子、劳动及其他生产要素，也要出售其产品，因而必须服从市场规律。他的收入取决于消费者，因而他必须按消费者所需调整其经营活动。

市场的选择功能同样适用于劳动市场。工人只对那种他预期赚得最多的工种感兴趣。与生产的物质要素一样，劳动要素的配置也遵循最能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原则。如果消费者有更迫切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则不应该把劳动浪费于满足消费者次要的需求，这是个必然的趋势。像社会所有其他阶层一样，工人也同样服从于消费者主权。如果他不服从，就会受到收入减少的惩罚。

但市场的选择功能，并不能建立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秩序、阶级和阶层。企业家和促进者同样也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阶层。任何人如果预测未来市场状况的能力强于他人，如果他自甘风险自负其责，且其行为能得到消费者的嘉许，就可能成为一个促进者而不受任何阻碍。一个人之所以能跻身于促进者阶层，乃凭借其进取精神和自愿接受市场考验的胆识。这种市场考验，并不因人而异，凡是想成为促进者或继续保持此地位的人，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接受这一考验。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新进入者不必等待他人的邀请或鼓励。他必须靠自己的打算，并知道如何善假于物。

还有人一再地说，在“晚期的”或“成熟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那些不名一文的人再也不可能爬上富人和企业家的高位。但他们从未对此假设给以证明。其实，自打有了这个说法以来，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构成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大批曾经是企业家的人及其继承者，都被淘汰了，而许多新进者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当然，近年来的确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制度，这些制度如果不能被迅速地废除，将使得市场经济的功能在任何方面都无法发挥。

消费者选择工商巨头时依据的观点或标准，在于后者是否具备依消费者需求调整生产的能力，并不在乎其他的优长之处。他们要求制鞋者制造出精美而价廉的鞋子。他们不一定相信英俊男士、文雅绅士、艺术天才、饱学之士及具其他优长者，能够生产出他们喜爱的鞋子。一位商业天才常常缺乏在其他方面获得成功的天赋和条件。

现在，对企业家和资本家颇有微词的人随处可见。人们总喜欢嘲笑比自己富有的人。他们认为，有人之所以更富有，仅仅是因为比自己更不循规蹈矩。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们也放松道德约束，同样也能取得成功。因此，他们只在自以为是的陶醉中感受着荣耀。

当然，在干预主义条件下，不少人靠贿赂而敛财。在某些国家，干预主义把市场主权破坏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工商业者与其为消费者提供最好服务，还不如收买官员的支持更为有利。但是此情形却不是上述对别人的财富横加指责的人们所能想到的。他们只一味地断言，在纯粹市场经济里用于获取财富的那些方法，从伦理观点看是应该加以反对的。

为驳斥这些说法，我们有必要强调，如果市场的运行不受政府和其他强制因素的阻扰，工商业的成功，就是得到了消费者承认的证明。一个穷人不一定在其他方面也劣于风光无限的企业家。他可能在科学、文学及艺术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但在社会生产领域，他却可能是一个低能者。有创造性天赋的人自有理由瞧不起商人的成功，因为他自信如果选择商业，也一定会取得成功。至于那些以道德自诩的店员和工人，则纯粹是自我欺骗和自我安慰。他们不愿承认自己曾经被其他国民即消费者考验过，并被证明为无能者。

还有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人之所以在市场竞争中失败，是因为其缺乏教育所致。因此，如果要实现机会平等，就必须使社会各阶层得到程度不一的教育。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皆归咎于教育，而忽视人们在智力、意志力和性格特征等方面与生俱来的不一致，这在当今是一种颇为流行的趋势。其实，教育只不过是灌输现有的理论和观念而已，但这一点并未得到普遍的认识。教育，不管它有何好处，总归是传递传统的学说和价值观念，因而必然是保守的。它产生的是模仿和惯例，而非进步和发展。发明家和创造性的天才不一定是在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他们恰好是那些蔑视和抵制学校所教之陈词滥调的人。

为了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一个人不必非要从工商管理学校得到一个学位不可。这些学校训练的只是会照章办事的低级职员而已，而决不可能训练出企业家来。企业家是无法训练的。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企业家，在于他能够把握机会和填补市场空白。这需要敏锐的判断力、远见卓识和充沛的精力，显然这是任何特殊的教育都无法提供的。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以学术教育水准来衡量，通常只不过一介白丁而已。但他们无愧于肩负的社会功能，即按照最迫切的需求调整企业生产。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非凡的优点，消费者才选择他们作为工商业的领袖。

12． 个人与市场

常有人说起，有一种自动的和无形的力量在“驱动”着市场“机制”。其实人们在使用这种比喻时，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指挥市场运作和决定市场价格的惟一因素乃人的有目的的行动。市场里不存在什么自发的力量，只存在着意追求其选择之目的的人。市场里也不存在什么神秘的机械力量，有的只是人的排除不适感的意志。市场里更不存在什么无名氏，有的只是我和你、张三和李四各种人等。而且我们每一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市场是一个社会体，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体。市场现象皆属社会现象。它们是每个个体行动的综合结果，却又不同于个别人的贡献。对于个人来说，它们似乎是无法变易的自在物。他总是看不出他自己也是决定市场现象的那些复杂因素中的一个分子，尽管是一个微小的分子。因为他看不清楚这一事实，在批评市场现象时，他总是轻率地指责别人，而认为自己是对的。其实在市场中，人们的行为模式都是一样的。他抱怨市场冷酷无情，不讲人道，因而要求政府控制市场，使之“人道化”。他一方面要求设法保护消费者以对抗生产者，另一方面却更加坚定地要求保护他自己这样的生产者以对抗消费者。这些相互矛盾的需求，其结果就出现了政府干预的现代方式，最突出的事例为德意志共和国的“社会政策”和美国的新政。

保护低效率生产者免遭高效率生产者的竞争，是市民政府的一个合法任务，这是一个古老的谬误。它不过是需要一个有别于“消费者政策”的“生产者政策”。生产的惟一目的是为消费者提供充裕的产品和服务，此乃自明之理。但有些人一方面一再强调此自明之理，同时却强调“勤勉的”生产者应该得到保护，以免遭“懒惰的”消费者的侵害。

然而，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同一个人。生产和消费本是个人行动的两个不同阶段。交换学说正是为了体现这两个不同的阶段而建立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两个概念。但实际上，他们是同一个人。当然，保护低效率生产者者免于高效率生产者的竞争是可以做到的。但这样做，等于把自由市场只给予那些善于满足消费者欲望的生产者的利益，转移给了落后的被保护者。消费者的满足因此受到了损害。如果仅仅一个或一小撮生产者得到特权，他们获得的利益无疑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而如果所有的人都同等程度地得到被保护的特权，则他们作为生产者得到的利益将被其作为消费者受到的损失抵消。更有甚者，如果最有效率的人被阻碍运用其技能于为消费者提供最佳服务的领域，则所有的人都将因为供给的下降而受损。

如果一个消费者相信他以下的选择是对的，即以高于外国农产品的价格购买本国农产品，或以高于其他来源的产品的价格购买小作坊甚或那些雇佣工会工人的工厂的产品，那么这是他个人的自由选择。只要他自己觉得那些待售的商品能够满足他愿意出较高价格的那些条件，这就足够了。禁止冒牌货的那些法律，可以用关税、劳工立法以及特惠小规模工厂的办法来实现其目标。但毋庸置疑，消费者显然是不愿这样去做的。如果舶来品比本国产品更为价廉物美，尽管他有进口的标志，也不会妨碍他的销路。一般而言，购买者总愿意购买尽量便宜的产品，而不管它们的来源，或生产者的种种特征。

如今世界各国广泛推行的生产者政策的心理病因，从那些伪经济理论中可以观察到。这些理论干脆否定给予低效率生产者的特权将增加消费者负担的事实。它们的倡导者认为，此类政策措施对付的正是那些他们歧视的人。面对消费者必然受损失的事实，他们进一步狡辩道，此类措施带来的消费者收入的提高，将会弥补消费者的损失。

因此，欧洲的那些主要工业国里的干预主义者，首先鼓吹的是，对农产品征收的关税只会损害农业国的农民和谷物商人的利益。这倒不假。但采取关税保护的国家，其国内消费者利益受损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他们必须以较高的价格购买粮食。可是保护主义者又诡辩说，这并不是一种负担。因为本国消费者多支出的价格，能够提高本国农民的收入及其购买力，从而增加对国内非农产品的购买。这种谬说与一个著名的传说一样的荒唐。这个传说是这样的： 一个旅客在一个客栈打尖，首先提出要客栈老板送他10元钱。客栈老板不会吃亏，因为这个乞丐会将这10块钱全部花在客栈里。但尽管干预主义者的谬论漏洞百出，还是得到了舆论的支持。这是因为太多的人简直不懂得保护主义的惟一后果是生产资源的错误配置。舍高效率的生产而取低效率的生产，只会使大家更穷，而不是更富。

现代保护主义和各国追求自给自足之经济主权的终极根源，在于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即保护主义措施，是使每一个公民或起码绝大多数公民致富的最佳手段。“富裕”在此指的是个人实际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准的提高。诚然，对外经济隔离政策是国内经济干预的必然结果，也是好战倾向的一个后果，正如它是好战倾向的一个因素。但事实仍然如此： 如果你不能让人民相信保护主义不但不会损害，反而会大大提高其生活水准，则保护主义终将遭到唾弃。

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彻底揭露许多“名著”构造的一个神话，即现代人再也不被改善物质幸福和提高生活水准的欲望所激动。而有些经济学家对此所持的批评也不得要领。例如，现代人崇尚的是“非经济的”或“非理性的”东西，而且一旦物质生活的改善妨碍了这些“理想”的实现，他们就将放弃对物质生活的追求。经济学家和工商业人士，从“经济的”观点来解释目前的事情，并批评所谓经济学谬误存焉其中的意识形态，这是极大的错误。这等于是说，人们向往的是良好生活以外的事。

对现代历史的这种误解，简直是登峰造极了。现代人被狂热的物质需求驱使，并毫无节制地享受生活。其实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存在大量的压力集团，它们为了急于满足自身的物质利益，不惜借助各种方法，合法的或非法的，和平的或暴力的。它们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增加其成员的实际所得，对生活之外的其他方面，甚至于它们的计划的达成，是否会损害他人、国家以及全人类的利益，则一概不顾。但是，每一个压力集团这样做的时候，都把其自身的要求粉饰为公众的共同利益，并不忘把它们的批评者谩骂为无赖、白痴和叛徒。它们往往以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去推行它们的计划。

提高其支持者的实际收入，这是任何一个政治团体的毫无例外的承诺。在这一方面，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之间，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和社会主义或干预主义的倡导者之间，并无区别。如果一个政团要求其成员为其事业作出某些牺牲，它也通常会向牺牲者解释这种牺牲是暂时的，是为了实现他们改善物质生活之最终目标所必要的手段。如果有人胆敢怀疑它们的计划标榜的目标，此人就会被这个政党视为破坏其声誉和生命的阴谋颠覆者。凡是提出这种批评的经济学家，皆被每一个政党刻骨仇恨。

各种“生产者政策”的鼓吹者，都以能够提高其成员的生活水准为借口。保护主义、经济自足、工会的高压、劳工立法、最低工资率、公共支出、信用扩张、补贴及其他各种把戏，都被其倡导者作为最适当的或惟一的手段，用以增加被他们游说的人们的实际收入。每一个当代政治家或政客总是对他的选民说： 我的计划将尽可能地使你们富足，而我的反对者的计划则会使你们陷入贫困和苦难。

当然，还有一些“隐士”在自己的圈子里散布着不同的论调。他们虽然宣扬所谓永恒的价值，但只在口头上（而非行动上）鄙视世俗烟火。公众自然不会理睬他们。在今天，政治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为各自的压力集团成员谋取物质福利。一个党派领袖得以成功的惟一法门，是使人们相信他的计划最能实现他们的这个目标。

生产者政策之所以错误，乃源自其凭藉的错误的经济理论。

如果我们也乐于使用时髦的精神病理学术语去解释人间事物，那么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现代人把消费者政策和生产者政策相互对立起来时，患上了一种痴呆症。他没有认识到，他是一个没有被分割也无法被分割的人，即一个人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混合体。他的意识单元被分裂成两个部分，心灵成了肉体的敌人。但我们不一定能用这个方式来描述“导致这些政策的经济理论是错误的”这一事实。我们并不关心一个错误因之产生的精神状况，而只关心错误本身及其逻辑基础。用理性的方法揭露错误是首要的事情。如果一个表述并不显出逻辑的错误，精神病理学就不能把它所源自的心理状态视为病态的。比如一个人幻想自己是泰国的国王，精神病医生首先要做的是确定此人是否真的如他所想的那样。只有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时候，此人才可被视为狂人。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误解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购买时，他们好像只是以买者的身份与市场发生关系，反之则以生产者的身份与市场发生关系。作为买者，他主张以严厉的措施保护自己以对抗卖者，而作为卖者，他又反过来主张用相同严厉的手段去限制买方。但这一可能动摇社会合作基础的反社会行为并非源自心理病态，而是由于心胸狭窄到无法了解市场经济的运作，无法预知自己的行动可能引起的最后结果。

换言之，绝大多数现代人，都还没能调整心智以适应市场社会的生活，尽管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先辈在不知不觉中以自己的行动造就了这个社会。但这种失调原因不在别的，而在于没有认清错误理论的错误所在。

13． 商业宣传

消费者并非全知之人。他不知道在哪里能够最便宜地买到他寻找的东西。他甚至于常常不知道哪一类商品或服务能够最有效地解除他所欲解除的不适之感。他最多只熟悉那些才发生过的市场情况，并以此为信息基础安排他的计划。将真实的市场信息传递给消费者，乃商业宣传的任务所在。

商业宣传必然是轰炸式的。它的目的在于引起感觉迟钝者的注意，在于激发潜在的欲求，在于诱惑人们舍旧从新。为了达到目的，广告必须适合对象者的心情，必须投其所好，使用其特殊语言。广告要收到喧嚣、刺耳、粗俗和夸张的效果，因为一般大众对阳春白雪的东西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广告的低级趣味源自大众的低级趣味。广告术已经发展成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成为教育学的一门姊妹学科。

大凡投合一般大众趣味的东西，总会引起优雅人士的反感，广告也是如此。这种厌恶影响到对商业宣传的评价。广告和其他商业宣传的做法，被指责为自由竞争的一个最荒唐的后果。它必须被禁止。消费者应该接受公正的专家指导；公立学校、“中立”媒体以及合作社团，应该从事这种工作。

对商人做广告的权力的限制，也就是对消费者花自己的钱自由选择商品的限制。其结果使得消费者无法详细了解他想知道的有关商品（想买的或不想买的）之市场状况的信息。他们再也不能依据自己的见解判断商家的产品宣传，而不得不凭借他人的推荐作购买决定。当然，指导他们的人也可能使他们免于错误。但这样一来消费者成了受人保护的低能儿。本来，如果广告未受限制，消费者一如陪审团成员，既可通过证人的证词了解案情，还可直接审查所有其他的证据。但如果广告受到限制，则他们所处的地位就不同了。即便他们依然保有陪审员的地位，但也只有听取一个法官报告其自己审查证据的结果的分儿了。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谬误称，巧妙的广告可以说服消费者购买广告所推荐的任何物品。按照这一说法，消费者对于广告的“高压”毫无防御能力。果真如此，则工商业的成败所系全在于广告。但是，谁都不会相信有何种广告能够使蜡烛制造商成功抵制电灯泡，助马车夫抵制汽车，帮鹅毛笔抵制钢笔和自来水笔。凡是承认这一事实的人，都应该知道，使广告成功的终究是产品本身的品质。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广告是欺骗大众的一种手段。

广告的确有可能引诱一个人去尝试购买某产品，而购买者如果事先知道此产品的品质，是不会去买它的。但只要所有相互竞争的企业都能自由的做广告，那更适合消费者口味的产品就能够最终淘汰掉更次一些的产品，而不管后者的广告怎样花样翻新。正如劣质物品的销售者可以利用广告骗人，销售优质产品的人也同样可以这样做。但只有后者才真正能够享受到他的优质产品所带来的好处。

一般而言，消费者对所出售的商品的用途，总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正是这个事实决定了商品广告的效果。使用过某种品牌的肥皂或罐头食品的家庭主妇，能够凭经验决定将来是否还继续使用该种肥皂或食品。因此，划算的广告是那种其样品在消费者首次尝试后不致被拒绝的广告。只有好产品才值得做广告，这是商家的共识。

在经验无法告知我们一切的领域，情况则完全不同。宗教的和形而上的表述以及政治的抽象口号，都无法由经验加以证实或证伪。关于超生命的和绝对的东西，皆在现实世界的人们的体验之外。对于政治事件，人们的经验往往来源于对复杂现象的不同解释。判断政治教条的惟一标准是先验的推理。因此政治宣传和商业宣传有着本质的不同，尽管它们常常借助相同的技巧。

有许多疾病是当代医药技术无法治愈的。有些病不可救药，有些人的身体残疾也无法复原。可悲的是有些江湖郎中向不幸患者兜售“灵丹妙药”，大发不义之财。他们当然不可能使人返老还童，也不可能使丑女变美妇。政府对这一类广告——其宣传的“事实”无法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给以证明——给以禁止，倒也无碍于市场的运作。但如果你赞同政府的这一权力，却又反对政府对宗教宣传的审查，那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自由（freedom）是不可分的。一旦你开始限制它，就迈上了一条难以止步的下坡路。如果你授权政府查验香水广告的真实性，你就不能反对它干预另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如宗教、哲学和社会意识等。

商业宣传迫使消费者被广告商牵着鼻子走的这一观念是一个假问题。广告不可能让劣质商品抢占了优质价廉之商品的销路。

从广告者的角度看，广告的成本只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广告者只有预期到广告的费用能增加产品销售的利润，才会去做广告。在这一点上，广告费与其他生产成本没有什么不同。有人曾经把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加以区分。据他们说，生产成本的增加，将增加供给，而包括广告费在内的销售成本的增加，将增加需求。[32]这是错误的。所有的生产成本都为的是增加需求。罐头食品的生产者使用更好的原料，与他为美化商品包装和装饰店铺以吸引顾客，以及增加广告开支一样，目的都是为了增加需求。单位生产成本的增加，意在增加供给。一个商人如果想要增加供给，就必须增加总成本，而总成本的增加，往往带来单位成本的下降。

14． “国民经济”

市场经济是超越政治疆域的，它的领域是全世界。

在德国，国民经济（Volkswirtschaft）这个词，早已被国家万能学说的倡导者使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英国人和法国人才开始用“英国经济”和“法国经济”的说法，以别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但无论在英语还是在法语中都找不到Volkswirtschaft这一德国词汇的对应词。伴随着国家计划和国家自足的现代趋势，这个德语词汇隐含的理论，在世界各地日益普及。尽管如此，也只有德语能够用这一个字表达其所有的含义。

国民经济，乃指由政府指挥和控制的，一个主权国家的整体经济活动。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在国家的政治领域里的实现。使用这一名词的人都完全清楚，实际情况与他们构想的惟一理想的状况并不相同。但他们依然用自己的理念去判断发生在市场经济中的任何事情。他们假定，在国民经济整体利益与那些急于牟利的自私的个体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毫不犹豫地认为国民经济的利益要优先于个人利益。而正派的公民应当自觉把国民经济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他应该像一个政府官员那样，按照命令去安排自己的行动。国家经济优先于个人自利经济，是纳粹经济管理的一条基本原则。当人们过于迟钝和过于狡诈，以致违背这一原则时，政府就可以对他们实行强制。17、18世纪的日尔曼君主，尤其是勃兰登堡市的霍亨索伦的选侯和普鲁士国王，[33]就充分胜任了这份工作。虽然在19世纪，从西方输入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即便在德国也压倒了久经试验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然政策，但俾斯麦及其后继者的社会政策，以及最终的纳粹主义，还是使这一国家优先原则死灰复燃。

国民经济利益不仅被视为个人经济利益的对立物，而且同样与他国的国民经济水火不容。国民经济的最理想状况是纯粹的经济自足。一个依赖任何进口的国家缺乏经济的独立，其主权形同虚设。因此一个无法完全生产自己所需物品的国家，就必须对外征服那些可以满足这些需要的他国领土。要成为真正主权和独立的国家，就必须拥有一个生存空间（Lebensraum），即一片足够大的并具备丰富自然资源的领土，它不但可以满足自足经济的生存，而且其生活水准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

因此，国民经济的理念最彻底地否认了市场经济的一切原则。这一理念，在最近几十年来，程度不一地导引着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方向。这一理念的推行，导致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也为未来的战火埋下了隐患。

自人类历史早期开始，市场经济和国民经济这两个相互对立的原则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斗争。政府这一强制性的社会机构，是维持和平合作所必需的。市场经济少不了警力来对抗和平的破坏者，以保障其功能的顺利运行。但这些必要的执政者，常常因权欲的引诱而利用其所属的武装力量建立自己的集权统治。对野心勃勃的国王和将军来说，个人哪怕仅存一丁点不属于集体的私人生活，都是对他们的一种挑战。国王、总督和将军决不可能自动变成自由主义者，除非人民最终强迫他们这样做。

由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计划引起的一些问题，将在本书以后部分讨论。此处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国民经济的任何基本特征是否都与市场经济相容。国民经济理念的拥护者不仅仅把他们的计划视为未来社会秩序的蓝图。他们更强调说，即便在市场经济制度（他们眼里的市场经济，不过是那些违反人性的干预政策的怪胎而已）下，各国的国民经济也自成体系，而其彼此间的利益却是相互冲突和不可调和的。在他们看来，把某一国国民经济与所有他国之国民经济相互隔离开来的，并非仅仅如经济学家所揭示的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同样，使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发生差异的，也不仅仅源自政府为干预商业活动，以及法院和裁判所对个人差别的保护立法而建立的贸易和移民壁垒。相反，他们认为，这种贸易差异是由诸多事件的性质决定的一种必然结果，因而是无法更改的事实。这种贸易差异及其结果，超然任何意识形态，也超然于法律、行政官员和法官的任何关注。因此，在他们的眼中，“国民经济”是一种天然自成的现象。至于包容全球人类社会的世界经济，则是一种歪理邪说，是一个毁灭人类文明的诡计。

然而事实是这样的，个人的行动，在他们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或者作为买者和卖者的时候，并不能造成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任何差异。本地贸易和远距离贸易可能会有差异，但基本上是由运输成本造成的。在政府关税干预下，国际贸易的成本必然增加。然而个人对此事实的考虑，和他们对运输成本的考虑是一样的。比如对鱼子酱设置关税的后果，只是交易成本的增加。如果严格禁止鱼子酱进口，其结果与鱼子酱经不起运输，导致其品质腐烂的结果并无大的差异。

在西方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地区或国家自给自足的事例。可以承认的不过是，在历史的某一时期，由于分工无法超越家庭或氏族的范围，因而存在着家庭或氏族的自给自足。但一旦人与人的交易开始超出了这一范围，分工的范围就会跨越政治的疆域。发生在较远距离的区域之间的，以及发生在不同部落、村庄和政治社区之间的物物交换，甚至超过了紧邻之间的物物交换。人们最想交换到的东西，是他们用自己的资源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如地球上储量分布不均的食盐及其他矿物和金属品，国内土壤无法培育的谷物，以及只有某些地区的居民才能制造的特产，乃成为贸易的首要目标。贸易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国内贸易发展到近邻之间只是后来的事情。封闭经济的第一个缺口，是由远距离区域的产品突破的，它们开了人与人之间贸易交换的先河。其实作为消费者，本着自己的私利，谁都不会关心他购买到的食盐或金属品的产地是国内还是国外。如果不是这样，政府也就没有任何理由采取关税和其他非关税的办法去限制对外贸易了。

但是，即便某国政府通过设置强硬的贸易壁垒，成功地将其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分割开来，并建立起完美的自足经济体系，它也无法造就出一个国民经济。一个完全自足的市场经济，无论如何仍是一个市场经济；它只不过形成了一个封闭而孤立的交换体系而已。至于它的居民无法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的事实，仅只是构成这一经济的一个外生因素。只有当这一孤立的国家彻底演变为社会主义时，它才可能把它的市场经济转变为国民经济。

受到新重商主义宣传的迷惑，人们开始经常使用一些与他们视为生活指导原则相反，和与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秩序之一切特征相悖的语言。很久以前，不列颠人即开始把所有设在大不列颠的工厂和农场，甚至设在其自治领、东印度，以及各殖民地的工厂和农场，皆称为“我们的”。但如果某人不是为了做秀，向人展示其爱国主义热情，他是不会放弃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外国”产品，转而以更高的价格去购买那些“我们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的。即便他这样做了，把那些本国政治属地范围里的工厂都称为“我们的”，也不尽恰当。一个伦敦人，在煤矿业国有化之前，把那些不归他所有，但地处伦敦的煤矿称为“我们的”，而把地处德国鲁尔的煤矿称为“外国的”，究竟有何意义呢？不管买“英国”煤，还是买“德国”煤，他都必须一文不少地支付市场价格。并非“美国”向“法国”购买香槟酒，而是某一个美国人向某一个法国人购买香槟酒。

只要个人仍有自己的活动余地，只要财产私有权和个人间的商品服务交易依然存在，就不会有所谓的国民经济。他的出现，只有当全面的政府统治替代了个人选择的时候，才有可能。

[1]资本品还可定义为已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以及那些非天赋的或原始的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土地）和人力。这一术语必须谨慎使用才是，因为它容易被曲解并导向下文将要批判的错误的实物资本的概念。但按照习惯的用语，也没有什么害处。

[2]如为简明起见，人们不妨用“资本累积”（或“资本供给”、“资本短缺”等）代替“资本品的累积”、“资本品的供给”等。

[3]对此人而言，这些商品不是一阶商品，而是更高阶的商品，是用于再生产的要素。

[4]例如可以参阅R. v.  Strigl， Kapital und Produktion （Vienna， 1934）， p.3。

[5]参阅Frank A. Fetter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Ⅲ， 190。

[6]参见第十九章第1、2、3节。

[7]关于苏俄“实验”的考察，参阅Mises， Planned Chaos （IrvingtononHudson， 1947）， pp.8087 （重印于新版的Mises， Socialism， New Haven， 1951， pp.527592） 。

[8]克罗伊斯（Croesus，？—约公元前546年），吕地亚最后一位国王，以财富甚多闻名。克拉苏（Crassus，约公元前115—前53），古罗马政治家兼商人。梅第奇(Medici)，1434—1537年曾经统治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的意大利家族。长期累积的黄金是这个家族的权力的基础。——译者注

[9]这一广泛流行的思想方式的一个最让人吃惊的结果是，一位叫Bernhard Laum 的普鲁士教授写了一本名为Die geschlossene Wirtschaft （Tubingen， 1933）的书。他从人种学的论著中引用了许多资料，证明许多原始部落把自给自足看作必然、必要的和至善的。他因此得到结论： 自给自足是自然的和最便利的经济状态；并极力鼓噪回到自给自足乃“一个生物的必要程序。”（p.491）参见第三章第3节。

[10]莫泊桑在“Etude sur Gustave Flaubert”（再刊于Oeuvres completis de Gsstave Flaubert ［Paris，1885］，vol.Ⅶ）一文里分析过福楼拜对布尔乔亚的憎恶。莫泊桑说，福楼拜“aimait le monde”，即喜欢在巴黎的社交圈里走动，遇见的尽是贵族、富有的布尔乔亚，还有杰出的艺术家、作家、哲学家、政治家和企业家（促进者）。他把布尔乔亚作为愚蠢低能的同义词来使用，并定义“凡是有卑鄙思想的人，我都叫他布尔乔亚”。因此，很清楚，福楼拜在使用“布尔乔亚”这个词时，心里并不把“布尔乔亚”看做一个社会阶层，而是这个阶级里常被感觉到的愚蠢低能。他也同样轻蔑平民。但是由于他接触俗人比接触作家们要频繁得多，前者的愚蠢低能使他烦恼的机会也就比后者更多（原文第59页）。莫泊桑的这番观察和分析，不仅适用于福楼拜，而且还适用于一切艺术家反布尔乔亚的情绪。附带地，本文特别要指出的是，从马克思的观点看，福楼拜是一位布尔乔亚作家，而他的小说是“资本主义的布尔乔亚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

[11]纳粹党人即把“犹太人的”作为“资本家的”和“布尔乔亚的”同义词。

[12]参见第三章第3节。

[13]参阅Frank A. Fetter， The Primciples of Economics （3rd ed. New York， 1913）， pp.394-410。

[14]Beatrice Webb， Lady Passfield， 她本人是一位富商之女。我们可引她作为这种心态的一个例证。参阅 My Apprenticeship （New York， 1926）， p.42。

[15]参阅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1944, p.89）所引托洛茨基（Trotsky，1937）。

[16]关于对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时髦学说的反驳，参阅F.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1948），pp.92-118。

[17]Neanderthal man， 旧石器时代欧洲之猿人，1857年发现于德国尼安德塔（Neanderthal）谷地。——译者注

[18]参见第二十四章第5小节。

[19]以下除特别注明外，“自由”均为“liberty”。——译者注

[20]以下除特别注明外，“自由”均为“freedom”。——译者注

[21]参见第二十一章第4 节。

[22]在政治领域，对政府压迫的反抗，是被压迫者最终使用的武力（ultima ratio）。不管这压迫如何非法，如何难以忍受；也不管反抗的动机如何崇高，其结果如何有利，革命终归是一个非法的行动，它使国家秩序和政府趋于瓦解。政府在其治域内是惟一能够使用暴力的机构，也是可以宣布其他机构使用暴力为正当的惟一机构。这是文明政府的一个基本特征。革命是公民之间的战斗，它有可能推翻法统，至多只受有关交战团体之国际惯例的软约束。革命一旦胜利，紧接着就会建立一个新的法律秩序和一个新的政府。但却永远不会建立一个合法的“反抗权”。允许人民武装反抗政府的武装力量，无异于无政府，并与任何政府体制不相容。第一次法国革命的国民议会竟然愚蠢到宣告人民有这种权利，但却没有愚蠢到使该宣告付诸实行。

[23]即“Habeas corpus”，在古代普通法中，指经法庭或法官签发的为了特定的目的而指令拘押人将被拘押人送交法庭的一种令状。过去和现在虽然存在着多种形式的这类令状，但最重要的是用以指令对拘押的合法性进行司法调查以纠正对人身自由的侵犯的令状。——译者注

[24]如果一个行为既不改善也不减损满足状态，它仍然有一种心理损失，因为这一心理支出白白浪费了。换言之，他还不如静享现有生活呢。

[25]参阅Mangoldt， Die Lebre Vom Unternebmergewinn （Leipzig， 1855）， p.82，从100公升粗制的葡萄酒，酿不出100公升的香槟，只能酿出较小的量。这个事实与100公斤甜菜制不出100公斤的糖，是一个道理。

[26]参阅Knight，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oston， 1921）， pp.211-213。

[27]如果我们借用普通所说的“国民收入”这一错误概念，就可以说国民收入里没有利润这一部分。

[28]关于资本财转移的问题，将在第十八章第5节讨论。

[29]参见第三十章第3节“最低工资率”。

[30]参见第三十三章第1节。译者又注： 工团主义，原于法国的一种社会革命运动，旨在以直接手段如大罢工等，使工会控制生产和分配的方式。

[31]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参阅Mises, Bureaucracy （New Haven， 1944）。

[32]参阅Chamberlin，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itition （Cambridge， Mass.，1935）， p.123 ff。

[33]Hohenzollern，欧洲历史上的著名王朝，为勃兰登堡—普鲁士（1415—1918）即德意志帝国的主要统治家族。——译者注

第十六章　价格

1． 定价过程

在一个偶然的易货行动（即平时不与他人交换物品的人之间，一般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交换）当中，交换率是在一个很宽的边界内被决定的。至于交换率处于此边界内的哪一个点上，交换学，即交换率和价格理论并不能给出答案。对此它能够回答的只是，当交换双方都感觉到入大于出时，交换率即自然存在了。

在一个立基于私有产权的社会里，正是个人间连绵不断的交易行动，伴随着分工的演进，才产生了市场。当为他人的消费而生产成为一个规则时，社会成员就必须卖和买了。当交换行动增加，而且买卖同一商品的人数增加后，买卖双方的评价界限就缩小了。间接交换及其借助货币的实现，于是将交易分为销售和购买两个部分。货币的无限随意的可分性，使交换率的精确决定成为可能。它们可以被确定在极为狭窄的边界内： 一端是边际买者和不愿出售的边际卖者的评价，另一端则是边际卖者和不愿购买的边际买者的评价。

市场的连续性，是企业家、促进者、投机者和期货生意人之活动的结果。有人认为交换学的基础假设是，所有交换者都具备有关市场状况的一切知识，因而能够利用最有利的机会从买卖中获取最大的利益。这个假设是不切实际的。确有一些经济学家果真相信这一假设蕴含在价格理论中。他们不仅不了解，一个所有人具备相等知识和远见的世界，在哪些方面与经济学家所要解释的这一真实世界存在着不同。而且他们还错在未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讨论价格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以此假定为基础。

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内，即每一个行动者都能够以同等程度的洞见，准确地认识市场情况，那么价格的随机调整就可以一蹴而就。但除非存在一个超人力量的介入和襄助，这种审时度势能力的一致性是无法想像的。我们只好假设，每一个人都从天使那里知道了已经发生了的市场情况，以及如何随机应变的最佳方法。在交换学研究的市场当中，人们对市场变化的认识程度相互不同，而且即便拥有相等的信息，他们对此作出的判断也彼此不同。市场的实际运行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少数人才能觉察到市场的变化，而各人对这些变化可能产生的结果的评价却不一致。只有那些企业家素质更强，行动更机敏的人才可能先拔头筹，其余的人只不过亦步亦趋而已。在审时度势方面，聪明的人比智力稍逊的人更为准确，因此他们的行动也更为成功。经济学家在进行理论推理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一事实： 人们在天赋和后习上的不平等，使得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各不相同。

市场过程的驱动力并非源自消费者，也非源自生产资料——土地、资本品和劳动——的所有者，而源自具备创新和投机能力的企业家。总有那么一些人利用价格的差异谋取利润。基于强于他人的理解力和洞见力，他们四处寻找利润的源泉。他们在他们认为价格过低的地方和时候买进，在他们认为价格过高的地方和时候卖出。他们接近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竞争把这些要素的价格抬高到相当于他们对产品的未来价格所预期的限度。他们接近消费者，同样通过竞争把消费品的价格压低到全部供给可以完全销售的那一点。追求利润的动机乃市场的推动力，正如它作为生产的推动力。

市场的震荡永无止歇。假象中的稳态循环经济在现实中不可能有其对应物。所有辅助性生产要素的价格总和，加之时间偏好的斟酌损益，等于产品的价格总和且不再发生变化，这在现实中决不可能出现。利润总是青睐于某些人。这些人作为投机者，总是受利润预期的怂恿。

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是理解企业家利润和亏损的一种心智工具。可以肯定，它不能用以理解定价过程。与其相对应的最终价格不可能与市场价格一致。企业家或经济舞台上的任何其他行动人的活动，并不受均衡价格和稳态循环经济考虑的指引。企业家考虑的是预期中的未来价格，而不是最终价格或均衡价格。他们在生产要素价格和预期的未来产品的价格之间发现差额，并由此获取利润。企业家努力的最后结果，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变动的发生，将导致稳态循环经济的出现。

如果把运输成本和时间因素都考虑到，企业家的经营活动，将导致市场任何部分中的相同产品价格的相等化。由特殊障碍造成的价格的差异，不仅仅是暂时的，而且必然为企业家的行动所消除。某些限制妨碍了营利活动的参与。对实际商情不够熟悉的观察者，常常认识不到正是某些制度的障碍阻止了这一价格均等化趋势的出现。但商业中人却十分清楚是哪些障碍使他们无法从价格的差异中获得利益。

统计学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太过轻率。当他们发现两个城市或两个国家之间某一货物的批发价格存在差异，而此差异又不完全源自运输成本、关税以及消费税时，他们就以货币购买力和价格“水准”的不同为理由对其加以默认。[1]基于这种说法，人们就草拟计划用货币方法来消除这一差异。但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不会在货币方面。如果两国的物价使用相同的货币，那么我们就必须回答，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了商人去做那些可以消除价格差异的生意。如果价格使用的是不同的货币，事情在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因为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会趋向于再也没有可利用价格差异而牟利之余地的那一点上。当发现两地间持续存在价格差异的时候，经济史学和描述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去认定究竟是那些因素在阻碍必然导致价格趋同化的交易活动。

我们知道的一切价格都是过去的价格。它们是经济史的事实。在说到目前的价格时，我们是指即将发生于未来的价格与刚刚过去了的价格之间，不会有大的出入。当然，关于未来价格的一切讨论，皆立基于对未来事件的理解和感悟。

经济史的经验不过在告诉我们： 张三和李四在某时某地，用若干数量的某物品交换了若干单位的某种货币。如果说这种买卖行动是按市场价格进行的，那是说有一个源于先验的洞察力在指导我们。这个洞见就是，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因素使价格发生差异，在同时同地对同量同质的货物所支付的价格是趋于相等的，即趋于最终价格。但实际的市场价格永远不会达到这种最终状况。我们所能知道的各个市场的价格是在不同情形下被决定的。我们不能把计算出来的平均价格与最后价格相混淆。

只有那些在组织化的股票和期货交易所里买卖的可替代商品，才可以在比较其价格的时候，假定它们具有同样的品质。除掉交易所里这样决定的价格和技术分析能够精确确定其为同质商品的价格外，如果在讨论价格时忽视有关商品品质上的差异，那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即便是批发销售的纺织原料，其品种也多种多样。消费品的品质更是千差万别，对它们的价格进行比较，当然会引起误导。一次成交的成交量，也会影响到交易物的单位价格。一次性大量出售的公司股份的单位价格，与多次小量出售时的单位价格肯定是不同的。

对这些事实，有必要一再地强调，因为用物价统计资料来反对价格理论，已成当今的俗例。但物价统计资料是完全靠不住的。正是由于实际情况大都不允许在各种统计资料中作比较，不允许把各种统计资料联系在一起，不允许计算出平均数，所以统计资料缺乏确定的基础。过分热衷于数学运算的统计学家，因诱惑而不顾统计资料的不可比性。某商号在某一天卖出了一双某样式的鞋子，价格是6美元。这一信息只能构成经济史的一个事实。对1923年到1939年的鞋价进行研究，无论其所用的方法如何周到，结果终归是推测性的。

交换学告诉我们： 企业家的活动能够消除那些非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造成的价格差异。经验与此定理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抵触。而任意将事物等而视之所得出的结果，其间并无任何相干。

2． 评价与估价

价格决定的最终因素，是消费者的价值判断。价格是人们对可替代物品的不同评价（valuation）的结果。价格是社会现象，是所有市场运行过程中的参与者对不同商品的评价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每一个人的买或不买和卖或不卖，对市场价格的形成都发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市场越大，他的影响也就越小。所以市场价格结构，对个人而言似乎是给定的一种基据，他必须就此调整自己的买卖行为。

决定特定价格的评价是彼此不同的。每个当事人对他购买到的物品的评价，总高于对他所出售的物品的评价。交换率，也即价格，不是评价相等的结果。相反，而是评价不等的结果。

估价（appraisement）必须与评价明确区分开来。估价决不依赖于估价者的主观评价。他并不在意有关商品的主观使用价值，而在意对未来市场决定价格的预测。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以不同的值来表示。估价则是对将临事实的预测。估价的目的，在于确定某种货物的未来市场价格，或者说它能卖多少钱，要多少钱才能够买到它。

但是，评价和估价是密切相关的。一个自给自足的农夫，对其用以解除其不适之感的各种工具的评价，就是将它们对于农夫的重要性进行直接的比较。市场上的买卖人的评价则大为不同，他不得不注意市场价格的结构；而市场价格以估价为基础。为了了解某一价格的意义，我们必须知道有关金额的购买力。总而言之必须熟悉所购商品的价格，并且靠这个知识形成对其未来价格的看法。如果一个人谈起已购货物的购买成本，或计划购买之货物的购买成本时，他是用货币额度来表示这些成本的。但这一额度在他心目中表示他以此获得其他物品享有的满足程度。因此评价是一个迂回的过程，它取道于对市场价格结构的估价，但它的最终目标是要对那些消除不适之感的各种方法进行比较。

通常，最终决定价格形成的，乃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交换学在处理定价过程时，必然要回溯到行动的基本范畴，即取舍偏好。针对某些流行的谬见，我们不妨再次强调： 交换学讨论的是确定交易中的实际支付价格，而非讨论假想中的价格。最终价格的概念只是为理解特殊问题而设定的一个心智工具。这里所说的特殊问题，即企业家的盈亏问题。所谓“公平”或“正当”的价格并无任何科学的意义。它只不过是一些希望的矫饰，幻想达到一种非现实的情境。市场价格完全取决于那些实际行动人的价值判断。

如果我们说价格趋向于供求均衡的那一点，我们实际上使用了另一种表示现象连续性的方法。供需乃买卖行为的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供给增加了，价格必然会降低。那些在原先价格下准备购买的人，现在可以购买他想要购买的数量。供给的增加，会加大人们的购买量，或者原先不准备购买的人开始有了购买的兴趣。当然这些情形只在价格较低时才会出现。

我们不妨画出两条曲线，即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来表示这种相互关系： 两条曲线相交的那一点就是价格。同样，用数学符号也可表达这种关系。但有必要说明的是，几何图形和数学符号都不影响我们的根本解释，也不会为我们的洞见增益毫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对这些曲线的形状不具任何经验和知识。通常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市场价格，即我们解释为两条假想之曲线相交的那一点。给大学生上课时，画出这两条曲线有助于他们的理解，但就交换学的真正任务而言，这只不过是点缀而已。

3． 高阶商品的价格

市场过程是连贯而不可分的。它是行动和反应，运动和反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网结体。但由于我们的智能不足，我们不得不把它分成几个部分分别加以分析。在勉强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些部分似乎自主的存在，只不过是我们心目中的一种假想技巧。事实上，它们仅仅是一些零散的构件，甚至无法外在于其作为组分的结构而存在。

高阶商品的价格最终取决于初阶或最低阶商品的价格。因为这种依赖关系，它最终由所有市场参与者的主观评价来决定。然而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面对的是相互关联的价格而非相互关联的评价。辅助性生产要素的价格受消费品价格的限制。生产要素根据对产品的估价确定其价格。因此，是估价而非评价把初阶商品推转向高阶商品。消费品价格引发了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行动。一般而言，生产要素的价格只与消费品价格相关联。它们与个人的评价只发生间接的联系，也即通过消费品（利用它们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而发生联系。

要完成生产要素价格理论的某些任务，可以采取消费品价格理论所用的同样方法。我们从两个方面去设想消费品市场的运作。一方面，我们可思考导致交换行动的情况。这种情况是指个人在消费同一商品时，因其对此商品的评价各有不同，所以他不适之感的消除程度也不一样。另一种要考虑的情形是，由于大家都预期进一步的行动不可能进一步增进其满足，因此更进一步的交换行动不再发生。我们不妨采取同样的思路去理解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这个市场的运作是由企业家的努力而发动的，企业家希望从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与预期的产品价格之间的差异获取利润。如果两者的价格总额相等，且无人认为价格会再发生变化，在这种假想的情形下，市场的运作就会停止。因此，我们已经从正面适当而充分地描述了发动市场过程的因素，也从反面指出了使其停止运作的原因。当然正面的叙述是更主要的。而基于最终价格和稳态循环经济之假构的反面叙述则仅仅是辅助性的。因为生产要素价格理论要做的工作，不是讨论一些在我们的生活和行动中永不存在的假想概念，而是讨论高阶商品在实际买卖中的市场价格。

我们之有这一方法，皆归功于哥森、门格尔和庞巴维克。这个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认识到我们面对着一个与市场过程纠缠不清的定价现象。它在以下两件事中作了区分： （1） 把产品价格附着于全部辅助生产要素之集合的那种对生产要素的直接评价；（2） 由于市场竞争而形成的个别生产要素的价格。某一孤立行动者（如鲁滨逊和社会主义的生产管理者）的评价，不会成为价值份额（quotas of value）之类事情的决定因素。评价只能把商品按偏好的程度来排序。它不能把所谓价值量的东西与某件商品相联系。评价或价值总额的说法是荒唐的。我们可以说，赋予产品的价值等于辅助生产要素全部集合体的价值（暂且不考虑时间偏好的因素）。但赋予产品的价值等于赋予各种辅助生产要素的价值总额的说法却是荒谬的。价值和评价皆不可相加。用货币表示的价格可以相加，偏好的程度则不可相加。人们不可分离价值，或单列其份额。价值判断仅仅指事物的优劣和相应的取舍。

价值的分摊（imputation）过程并不能将单个生产性要素的价值从它们的产品集合价值中分离出来。它也不能产生一种可作为经济计算之元素的结果。只有市场才能确定每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并创造为经济计算所需的诸般条件。经济计算通常处理的是价格，而非价值。

市场以决定消费品价格的同样方法决定生产要素的价格。市场过程是着力解除不适之感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思考市场过程而又不涉及市场的操作者，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能在讨论消费品市场时而无视消费者的行动。我们也不能只讨论高阶商品市场而不顾企业家行动和“他们的交易活动不可缺少货币的使用”这一事实。在市场运作中没有什么是自动的或机械的。以获利为己任的企业家，像拍卖中的叫价者，另一方则是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品、劳动）的所有者在出价。企业家之间的互相争胜，把生产要素的价格逐步抬高。他的叫价，上限是其预期中的未来产品价格，下限则是足以把生产要素从竞争者手中抢夺过来。

生产活动，有时不能让消费者以最低的价格得到其最迫切之愿望的满足，作为一个代理人，企业家则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持续。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的欲望得到最大地步的满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尽可能地追逐利润。促进者、投机家和企业家在智力方面与其他人并无太大区别，他们仅仅在意志力和精力方面比一般人更优越。他们是物质进步的领路人。他们能够先于他人发现“已做了的”和“可以做的”之间的差异。他们猜测消费者需要什么并努力为之供应。因此他们抬高某些生产要素的价格，而同时压低另一些需求降低了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在他们以那些能够赚得最高利润的消费品供应市场的时候，它们的价格就趋于跌落；当他们减少那些无法赚得理想利润的消费品产量的时候，那些消费品的价格就趋于上升。所有这些转换，在不停地发生，只有在假构的稳态循环经济和静态均衡状况下，它们才会停止。

在草拟计划时候，企业家首先注意的是那些刚发生过的价格，也即被误称为“现价”的价格。当然，在没有考虑未来变化之前，企业家不会把这些价格纳入他们的计算中。这些刚发生过的价格只是用以预测未来价格的一个起点。过去的价格不影响未来价格的决定。相反，正是对产品未来价格的预测，决定着辅助性生产要素的现行价格。价格的决定，就有关商品之间的相互交换率而言，[2]与过去的价格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可转化的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的配置，[3]和用之于未来生产的资本品数量，皆为历史矢量。在这一点上，“过去”有助于形成未来的生产方向，进而影响产品的未来价格。但就直接关系而言，生产要素的价格完全取决于对产品未来价格的预期。人们对某些物品的评价和估价昨是今非的事实，与此处的讨论并不相干。消费者不会关心那些参照过去市场情况而进行的投资，也不会关心企业家、资本家、地主和工人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利益往往因价格结构的变动而受损害）。这种情绪在价格形成中不起作用（既得利益者之所以要求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是因为市场并不尊重既得利益）。对那些型塑未来生产的企业家而言，历史价格仅仅是一种心智工具。企业家并非每天重新构想一个崭新的价格结构，或者重新在各生产部门配置生产要素。他们只是对现状进行整改，使其更适合变化了的情况。对于现状，他们保留多少和改变了多少，取决于事物已经改变的程度。

经济过程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继起不断的相互作用。通过掌握的技术知识、可利用之资本品的数量和品质以及各生产要素所有权在个人间的配置，人们自然地就把今天的活动和历史的活动相互联系起来。通过人的行动的本性将今天和未来连接起来，人的行动总是趋向于改善未来的生活状况。为了在未知和不确定的将来有所作为，人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只能求助于经验和悟性。而关于历史价格的知识，是这种经验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感悟未来的一个起点。

历史价格的淡忘，会使定价过程更加麻烦，但就有关的商品间的相互交换率而言，定价过程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企业家调整生产的难度虽然加大了，但调整本身并非不可行。他们不得不重新收集赖以运作的全部资料，难免于本来藉助经验可以避免的错误；同时物价的波动开始时会很剧烈，生产要素可能被浪费，欲望的满足会受到损害。但在支付了很高的代价之后，人们又会再度获得市场秩序所赖以顺利运行的那些经验。

事实的本质在于，逐利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将使生产要素的错误定价难以为继。企业家的活动将最终导致稳态循环经济的出现，如果再无别的运动发生的话。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的拍卖市场上，他们是生产要素的竞买者。在叫价的时候，他们作为消费者的代理人。消费者的欲望是多方面的，每个企业家代表其中的一个部分，或者以不同的产品，或者以不同的生产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人们在其可取得的消费品的限度内，存在各种消除其不适之感的“可能”，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最终就是提供这些“可能”的竞争。消费者决定购买此物而搁置彼物的行动，决定了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企业家的竞争，在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消费品的价格。这种竞争将要素的稀缺性内化于人心中的冲突，外化于现实世界中。生产要素从用途上讲，有一般和特殊之分，决定某一生产要素的用途及其使用程度的是消费者，而这一决定是否有效，则取决于企业家的竞争。

市场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它是由社会所有成员间的相互作用而完成的。在社会分工的整体框架内，每个人就其选择的特定岗位与他人通力合作。大家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由此产生以下共同的结果： 市场的价格结构、按各种欲望满足的途径配置生产要素，以及决定每个人的收入份额。这三件事情并非三件不同的事情，而是一个不可分的现象的三个不同方面。这种三分法只是为了分析的便利。在市场过程中，它们是由一个行动完成的。只有那些怀有社会主义成见并拘泥于社会主义方法的人，在讨论市场现象时才把它分为三个不同的过程： 价格的决定、生产性努力的方向以及收入的分配。

生产要素定价的一种局限性

从产品价格后推而开始的生产要素定价过程，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有效的： 在那些不可替代的辅助要素中，只有一种具有绝对的特殊性，也即只有一个不适于其他任何用途。如果某种产品的生产需要两种或更多的绝对特殊要素，那就只有一个累计的价格能够指派给它们。如果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绝对特殊的，那么定价过程所能实现的也不过是这一累计价格。这一过程可以这样来表述： 把3个a和5个b结合起来生产一个单位的p，或3个a和5个b等于1个p，或3a+5b的最终价格等于1p的最终价格，其中当然要考虑到时间偏好的因素。由于那些虽使用a和b却生产别样产品的企业家不加入它们的竞买，更详细的价格决定是不可能的。只有那些想把a（或b）作其他用途使用的企业家们对a发生需求的时候，他们与那些计划生产p的企业家们之间才会发生竞争，而且a（或b）的价格就藉此出现，其高度也就顺势决定了b（或a）的价格。

在一个所有生产要素皆为绝对特殊的世界里，它所有事务的处理都可采取累计价格的方法。在这样的世界里，将不存在诸如“为何要把生产手段配置于各种满足不同欲望的部门”的问题。我们的现实世界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有许多种可用以不同部门的稀缺资源。我们的经济问题是如何把它们用来满足那些最迫切的欲求，并防止浪费任何一个单位于次要欲望的满足，以避免损害更迫切之欲望的满足。这就是市场在决定生产要素价格中所解决了的问题。这一解法提供的社会利益，一点都不受以下事实的妨碍： 对于那些只能累加使用的要素，只有累计的价格被决定。

能够同比率地结合用以生产各种产品，但没有任何其他用途的生产要素，被视为绝对特殊的生产要素。它们的绝对特殊性体现在可用于不同生产的中间产品的生产上。这一中间产品的价格只能按累加的方法派算给它们。至于此中间产品能否被直接感觉，或仅仅是联合生产的一种无形结果，对价格的累加皆无影响。

4． 成本核算

在企业家的计算中，成本是购买生产要素所需的货币金额。企业家专心从事那些收益可望大于成本的商业项目，而尽量规避那些他认为收益较低甚至亏损的项目。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要调整自己的努力以最大可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某项业务因成本高于收益而无利可图，是因为它所需的生产要素有更好的使用去处。就是说，有消费者更愿意偿付生产别种产品时支出的生产要素的代价；但他们不愿意支付这些代价去购买那些无益的产品。

当下列两个条件不经常出现时，成本计算会受到影响：

第一，用以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每一增加，即同时增加其消除不适之感的功力；

第二，消费品数量的每一增加，要求生产要素的消耗同比例的增加，甚至超比例的增加。

如果这两个条件经常且无例外地出现，则用以增加m量的g产品的每一z增量，将被用以满足一个被视为比前一个m量满足的最不迫切的需要更不迫切的需要。同时这个z增量将减少满足其他需要所需的生产要素，而那些需要的满足之所以被放弃，为的是要生产这个m边际单位。一方面，由于g的增加而产生的满足的边际价值将降低，另一方面生产g的增量必需的成本却因边际效用的递减而增高： 生产要素将从那些可满足更迫切之需要的用途中分离出来。因此，生产必须停止在“产量增量的边际效用不再能弥补成本负效用的边际增加”的那一点上。

其实，这两个条件常常但不是无例外地同时具备。在所有各阶商品中，其物质结构都是非同质的，因此不具备完全可分性。

当然，我们也可以“玩”一种语言游戏，把上述第一个条件的偏差给排除掉。我们不妨这样说： 半部汽车不是汽车。如果你给半部汽车加上四分之一的汽车，并没有增加有用的量；只有所有的生产程序完成之后，才生产出一个单位的完整的汽车，才可说增加了有用的“量”。但这样的解释并未切中要害。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 费用的增加并非每一次都能成比例地增加客观的使用价值，即某物品提供一定使用功能的物质力量。费用增加引起的结果，每次都不一样。有时费用增加了却仍然无用，假如没有一定量的再增加。

另一方面——这是第二个条件的偏差——物质产量的增加并非总要求费用同比例地增加，甚至可以完全不需要增加费用。根本无须增加成本，或者成本增加了，产量会超比例地增加，这样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有许多生产手段不是同质的，也不能完全分割。这就是工商界所熟知的大规模生产的优点。经济学家称之为收入递增规律或成本递减规律。

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况（作为A例）： 所有的生产要素不是完全可分的，而且若要充分利用每个要素所有不可再分的成分所提供的生产功能，那就要充分利用所有其他辅助要素不可再分的成分。于是，每一种生产要素之聚合体中的每一个组成元素——每一台机器、每一个工人、每一件原材料——的充分利用，只有在其他所有生产元素的生产功能也被充分利用的时候才有可能。在这些限制条件下，生产那可得到的最大产量的一部分，并不需要投入一笔高于最高可能产量的费用。换言之，最小规模的聚合体常常能生产出相同数量的产品，即便它其中的部分元素被弃用，也不会生产出较少的产品。

我们再考虑一种情况（作为B例）： 一组生产要素（p）可根据实际需要完全地分割。另一方面那些不可完全分割的要素可以这样来分割： 若要充分利用一个要素的不可再分的元素所提供的生产功能，就必须充分利用其他不完全不可分的辅助要素的不可再分的元素。于是，为了增加那些不可再分之要素的聚合体的生产，而从部分利用它的生产力到更完全地利用它的生产力，只要增加那完全可分割的p的数量就可以了。然而我们不要误以为这一定会降低平均生产成本。确实，由于不完全可分之要素的聚合体内的每一个元素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所以生产成本就其受这些要素合作的影响而言会保持不变，而分摊于每一单位产量的成本是降低的。但另一方面，那完全可分的生产要素的增加使用，只有减少它们的其他用途才能实现。这种伴随着使用增加而数量减少的其他用途，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它的价值会随之增加，从而导致这些完全可分性要素的价格的攀升。这是因为有较多的这类要素要用以改善那些不可再分性要素之聚合体的生产能力。我们在考虑问题时，不可局限于这样一种情况： p的增加量分离于其他企业，那些企业是以较低的生产效率生产相同的产品，因而它们理应减少产量。在这种情形——即生产相同产品的效率高低不等的企业，为了相同原料而竞争——下，平均生产成本在工厂规模扩大的过程中显然是递减的。对这一问题更一般的探究将导致另一种结果。如果分离出p的那些企业原是用它生产不同的产品，则p的单位价格就将趋于上升。这一趋势可能被一些偶然的相反趋势所抵消，有时因其微弱而后果微不足道。但在通常情况下它是存在的，而且会潜在地影响成本结构。

最后要考虑的一种情况（作为C例）是： 各种非完全可分的生产要素只能这样地分割，即在给定的市场条件下，任何可选择的生产规模，都不容许这样一种聚合出现： 某一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使得其他非完全可分的要素的生产力的充分利用成为可能。只有此C例具有实际意义。A和B很难在实际商业活动中发生作用。C的特征是生产成本的结构变化不均匀。如果所有非完全可分的要素都未得到充分利用，则生产的扩张就会促使平均生产成本的降低，除非那必须支付的完全可分的要素的价格上涨抵消了这个结果。但是一旦某一种非完全可分性要素的生产力被充分地利用，生产的进一步扩张就会造成成本的剧烈上扬。而后平均生产成本又开始跌落，这个趋势一直发展到那些非完全可分性要素中的一种重新达到充分利用为止。

如果其他情况不变，越增加某种产品的产量，从别种产品生产中转移过来的生产要素就越多，因而平均生产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但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可分性可以改变这一一般规律，而且就其可分性而言，不光某一种要素得到了充分利用，结果是其他非完全可分的要素也得到了充分利用。

企业家在做计划的时候，常常面临着这一问题： 在何种程度上，产品的预期价格将超过其预期成本？如果企业家因未曾做任何不可改变的投资而依旧考虑有关的项目，则平均成本是他必须考虑的。但如果他已经在某一行业有了既定的利益，他就必须从成本有待增加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一个拥有未充分利用的生产要素的人，考虑的不是平均成本，而是边际成本。他可以不顾已经发生的不可改变的投资，而只注意增加的产量获得的收益是否能超过增加的成本。即便对不可改变的生产设备的投资最终作为损失而被注销，只要他预期有一个能超过成本的合理收益。[4]

针对一些流行的谬见，这里有必要特别强调一点： 如果不具备垄断价格出现的条件，企业家不可能靠限产把他的净收益提高到超过消费者需求所许可的数额。但这一问题要到本章第6节进行讨论。

一个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可分，并不总表明它只能在某一生产规模下制造和使用。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会发生这种现象。但一般而言，改变这些要素的体积是可能的。在一个要素——比方说一部机器——的几种可能的体积中，某一种体积具有降低其产品生产成本的特殊优势，也不是没有可能。由此可知，大工厂的优势并非在于它能够充分利用一部机器的性能，而小工厂只能利用同一部机器的某些性能，而在于大工厂因使用大机器能够更充分有效地利用制造其所需的生产要素，相比之下，小工厂使用的小机器，就做不到这一点。

许多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可分，在所有生产部门都起非常大的作用。工业生产尤其如此。但关于它的重要性，存在许多误解，我们必须小心提防。

误解之一是说： 在加工业方面起作用的是报酬递增律，而在农业和采掘业里则是报酬递减律在起作用。这一说法的错误我们已经作了揭露。[5]农业和加工业的条件之所以有差异，是由其基据的差异所决定的。土地的不可移动，和许多农作的季节性，使得农民对一些可变动的生产要素之性能的利用，无法达到工业对它们的利用程度。而农业的生产装备，其适度规模一般也比工业的要小得多。此外，农业的集中化同样无法达到工业的程度，其原因很明显，无需赘述。

然而，自然资源在地球上分配的不均匀，尽管是分工能够产生高效生产力的两个因素之一，也会限制加工业的集中化。将生产过程集约化和一体化为少数几个大型工厂的趋势，势必受阻于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食物的集中化难度，迫使人们的生产活动只能在地球的各个部分进行，这一事实也使得加工业不得不保持某种程度的分散。因此人们必须把运输作为生产成本的一个特殊因素来加以考虑。在运输成本和更彻底的专业化经济之间，有一个轻重权衡的问题。在某些工业部门，极端的集中化是降低成本的最好方法，但在另一些部门，某种程度的分散则更为有利。在许多服务业内，集中化弊端之大甚至会使其本身的优势完全丧失。

其次，我们要谈到历史因素的作用。在过去，有些资本品的固定化区位配置是现代人所不为的。在那个时代，这种固定化配置是否一种最经济的办法，并不太重要。但无论如何，对现代人而言，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他们必须以此调整自己的经营活动，并在处理工业布局时对此加以考虑。[6]

最后，还有制度方面的一些因素。例如贸易和移民壁垒，各国在政治组织和政府管理方法上也有许多差异。在某些国家，有大量有利于投资的广袤而资源丰富的土地，但那里的政府却不允许它们作为投资的场所。

企业家在做成本计算时，这些地理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因素都要加以考虑。但即便把这些因素排除在外，某些纯技术的因素也会限制着工厂和企业的最佳规模。大工厂或大企业需要的设备和生产流程，对小企业而言也许是多余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设备和流程的使用，可以使某些不完全可分的要素的性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因而对它们的投资可以通过成本的降低而抵消。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却不是这样。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因为具备许多有效的经济计算方法，成本计算所需的数学运算，以及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能够很容易的做到。当然，对计划中的商业项目而言，其成本计算和经济意义的预测，却不是一个所有熟悉四则运算的人们都能满意解决的数学问题。主要问题是如何决定那些要进入运算的项目金额之间的等式关系。有许多经济学家错误地假定，这些等值是一些给定的数量，它们只取决于经济状况。其实那些等值都是对不确定之未来情况的推测，它们靠的是企业家对未来市场的敏悟。在这方面，“固定成本”的说法有误导的成分。

任一种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尽可能好地满足未来需要。为此，则必须尽可能有效地使用现有的生产要素。当然，形成现有要素之现状的历史过程与此无关。对未来行动的决策有问题和发生影响的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后果，即现有可用之要素的数量和品质。对这些要素进行的估价，只针对它们消除未来不适之感的能力。至于过去生产和获取它们付出的代价多少，却并不重要。

前述已论及，面对一个新的决策，那已经为某一特定计划的实施先期付出的企业家所处的地位，与那从头开始的企业家相比是不同的。前者已经拥有为特定计划而投入的无法再移用的生产要素集合。他在决定未来行动时，必将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但他对已有要素集合的估价，不再按照为获得它已支付了的金额，而只立基于“它对未来的行动有何用处”的判断。前期支付的金额，已不再重要。这个事实只是决定企业家过去盈亏状况及其现有财富的一个因素。作为促成生产要素供给现状的一个历史因素，它对于未来行动才是重要的。但对于未来行动的计划及其计算，它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企业财务账本反映的数额，可以与这些不可移用的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不相符合。

当然，是否做这样的盈亏计算，对企业的经营活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过去的亏损，可以造成企业财务地位的不稳定。假如企业因此而负债，并有付息和分期还本的负担，则尤其如此。但如果说这些支出构成固定成本的一个部分，那就错了。它们与现在的经营无任何关系。它们不是由生产过程引起的，而是由企业家过去为取得必需的资本和资本品所使用的方法所引起的。对现行运转的企业而言，它们只是偶然的不幸事件。但是它们也许会迫使这个企业采取一个在财务状况更好时所不为的行动。支付到期债务对现金的压力，虽不影响成本计算，但会影响对现金与日后才可收到的金钱的相对估价。对现金的迫切需要会迫使这个企业在不划算时出售存货，而且过度使用它的耐久性生产设备，以致牺牲其未来的使用价值。

一个企业是否拥有已投入的那笔资本，或者这笔资本中的大部分或小部分是借贷而来的，因而不得不遵守贷款契约按固定的利率在一定期间还本付息，对于成本计算而言并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生产成本中只包括对那笔还在企业中运用的资本支付的利息。它不包括对过去错误的投资或现在无效率的经营浪费的资本所付的利息。商人的任务，总是尽可能用好“现有的”资本品，以满足未来的需要。为此目的，他决不能受那些造成了无法弥补之后果的错误和失败的误导。对已经建立的工厂而言，如果当事人当时对现状有先见之明的话，本来是不会建立的。悲叹这一历史事实，毫无用处。要紧的是去了解这个工厂还能提供什么服务，如果还有用，就应进一步想办法最有效地去利用它。企业家未能避免错误，的确是可悲的。由此招致的亏损，恶化了他的财务状况。但这些亏损不影响在计划将来的行动时所应考虑的成本。

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时下对各种措施的解释和辩护都把它曲解了。减轻企业或公司的债务，并非“成本的降低”。全部或部分消除债务的政策，并不能降低成本。它只是把财富从债权人转给债务人，把过去的亏损从这个人转嫁给了另一群人，也即从普通股的持有人转移到优先股和公司债的持有人。这一成本降低观点常被用来为通货贬值辩护。因此在此事例中，它的谬误并不亚于为此目的而提出的任何其他观点。

通常称为“固定成本”的，也是由利用现有绝对不可他用（或可改为他用但必须蒙受巨大损失）的生产要素而引起的。这些要素与其他要素相比，具有更耐久的特性。但它们却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在生产过程中逐渐被消耗掉。随着每一单位产品的产出，机器的部分生产力即被耗尽。而其消耗的程度，既可从技术上精密测定，也可借助于货币来评估。

但机器损耗的价值评估，并非企业家在计算时惟一考虑的。企业家不仅仅关心机器的使用寿命，还必须考虑市场的未来情况。尽管某台机器技术上看还完全能够使用，但市场变化却可使它被淘汰而一文不值。如果它产生的产品的需求大大降低或完全消失，或者有更高效率的方法来生产这些产品，则这台机器在经济上无异于一堆废铁。企业家在计划其经营行动时，必须充分重视对未来市场状况的预测。固定成本的记入量多少，取决于他对未来事件的理解程度，而不是由单纯的技术理由可以决定的。

技术人员也许能够决定生产要素的最优集合方式。但技术上的最优，与企业家基于对未来市场情况的判断而作出的最优选择是有差异的。假设某一工厂购置了几台可以使用10年的机器，并每年将其原始成本的1/10作为折旧来提取。但在第三年时，市场情况使企业家面临两难困境。他可以在这一年加倍生产，而把产品以一个“超过本年度折旧额和最后一年折旧额的现值”的价格卖出。但产量的加倍却三倍地损耗了机器，而那笔从销售加倍产量获得的超额收益却不足以弥补第九年的折旧额的现值。如果这位企业家把年度折旧额作为其经济计算的一个固定成分，他一定会认为加倍生产是不合算的，因为额外收益还不及额外成本。他因此不会把生产扩大到超过技术的合理度。但这位企业家不是这样计算的，尽管他在会计处理上，可以每年提取等额的折旧准备。他是否提前提取第九年的折旧额的现值，而宁愿放弃这些机器在那一年可能提供的技术服务，取决于他对未来市场状况的看法。

公众舆论、政府和立法者以及某些税收法都把企业固定投资视为一个永恒的收入来源。他们相信，那些为维持其资本而每年提取折旧准备金的企业家，能够永远从耐久性资本品收获合理的报酬。实际情况决非如此。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一个车间及其设备是否有用，取决于变动着的市场情况，以及企业家相机使用此要素集合的技巧。

在经济计算中，没有任何确定的因素，确定性只有技术上的意义。经济计算的实质是对未来情况的投机性预测。商业惯例和商法已经确立了会计和审计的一般规则。商业簿记是精确的，但也只相对于这些规则而言。账面价值并不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况。耐久性要素集合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上的名义数据是不同的。证券交易所对企业股票的叫价，与这些账面数据没有必然联系，就是一个明证。

因此成本计算不是一个中立的公断人能够确立和审定的数学过程。它无法以客观方法收集的数据来做运算。它的一些基本项目来源于对未来情况的敏悟，因而必然染上企业家的主观色彩。

把成本会计建立在一个“不偏不倚”之基础上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计算成本是行动的一种心智工具，即通过谋划以最佳利用现有手段来改善未来条件。因而它必然是意志的，而非事实的。一旦由中立者来掌握，就完全改变了它的性质。因为中立者并不展望未来，他只回顾沉寂的过去和无补于实际生活行动的清规戒律。他不预测变化。他不自觉地为成见所囿，以为稳态循环的经济是最正常和最理想的人的行动模式。他有一个关于“公正的”利润率和“公正的”投资报酬率的混淆观念。但在现实中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在稳态循环经济里，没有利润可言。而在变动经济里，利润不是按任何公平与否的规则而决定的。它无所谓正常。正常意味着没有变化，而没有变化，也就无利润产生。

5． 逻辑的交换学和数学的交换学

价格和成本的问题也有用数学方法来处理的。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数学方法是处理经济问题的惟一适当的方法，而逻辑的经济学家则被他们讥讽为“文学的”经济学家。

如果逻辑经济学家和数理经济学家之间的对立，只牵涉到经济学研究的最佳方式之争，则这方面的讨论纯属多余。哪种方法更为优越，要通过它所产生的结果来证明。更何况不同的问题也许需要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此方法对某些问题的解决也许比彼方法更为有用。

但这毕竟不是一个有关启发性问题的争论，而关系到经济学的基础之争。我们之所以反对数学的方法，不仅仅因为它的无效性，而且因为它完全是一个劣质的方法，它从错误的假定开始，导致荒谬的结论。它的推论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使我们的心智远离实际问题的研究，同时曲解了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

数理经济学家的理念和程式也并非一致，它们主要有三种思潮，必须分别对待。

第一脉由统计学家代表，他们企图从经济经验的研究来发现经济法则。其目的是把经济学转变为一门“计量”科学。他们的计划浓缩为“经济计量学会”的一句口号： 科学即度量（science is measurement）。

这一理论命题隐含的基本错误，前面已经讨论过了。[7]经济史的经验通常是复杂现象的经验。它永远无法传递实验者在实验室里抽象出来的那类知识。统计是表现有关价格和人人的行动其他相关基据之历史事实的方法。它不是经济学，无法产生经济学定理和理论。价格统计乃经济史。“假设其他情况不变，需求增加必将导致价格上升”这一见识，并非来源于经验。谁也不曾或即将观测到，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只有一种市场现象在变化。不存在所谓的数量经济学。我们所知的一切经济数量皆为经济史之基据。任何有理智的人，无论从一般的角度还是从具体物品的角度，都不会认为价格和供给之间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我们知道，外在现象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同一个人对同一种现象的反应也因时而异，因而无法按反应相同而把人归属于同类。这一洞见乃演绎论的结果。这一理论自然遭到经验主义者的反对，他们声称只师法于历史经验。然而，一旦他们超越纯现实的个别价格现象，开始构建价格序列和计算价格均值的时候，就立即陷入矛盾之中。某种经验数据和统计事实只不过表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向特定物品支付的某种价格。将各种价格资料分组排列并计算其平均值，无例外地受先验理论的指导。在何种程度上考虑价格资料的某些附带的和偶然的特征，取决于同样的推理。有谁敢说，无论何时何地，任何物品的供给只要增加了百分之a，它的价格就一定会跌落百分之b。同样，由于没有一个统计学家胆敢靠统计资料精确地判断某些特殊情况会使a和b的比率发生一定的偏差，他们的努力的无效性也就显而易见了。进言之，货币并非度量价格的标准，它不过是一种媒介，而其交换率的变动与那些可售商品和服务之间的相互交换率的变动是一致的，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其变动的速度和幅度不一样。

这里无需对计量经济学的主张作过多的揭批。尽管它的鼓吹者喧嚣无比，要实现他们的计划却难如登天。已故的舒尔茨先生曾致力于研究几种货物的需求弹性的度量。对他的研究结果，道格拉斯先生倍加赞赏，认为它是“一项使经济学成为更精密之科学的必要工作，其意义，不亚于原子量的确定对于化学的发展”。[8]其实舒尔茨从没有对任何物品本身的需求弹性进行确定，他依赖的资料仅限于某些地区和某些历史时期。他对特定货物，例如土豆的研究，并不涉及一般意义上的土豆，而只涉及1875年至1929年美国的土豆交易活动。[9]他的研究成果，至多是对经济史的某些章节差强人意的贡献，的确称不上把计量经济学那个混淆而矛盾的纲领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必要强调的是，其他两脉数理经济学家倒是充分知晓计量经济学的无用。因为他们从来不敢把计量经济学者建立的一些量列入他们的公式和方程式，用以解决特殊问题。在人的行动的领域，除了理解，不再有任何别的方法可以处理未来事情。

第二脉数理经济学家，研究的是物价与成本的关系。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他们对市场程序的运作视而不见，而妄想撇开货币在一切经济计算中所固有的用处。但当他们论及物价和成本时，却又默认货币的存在及其用处。价格总归是货币价格，不以货币表示的成本就不能纳入经济计算。如果我们不凭借货币的名义，就必须以某产品的各种商品和服务投入的综合量来表示其成本。另一方面，价格——如果这个名词可用以指称由物物交换所决定的交换率——就是“卖者”以其一定的供给所能换得之各种商品数量的列举。如此以实物表示的“价格”和以实物表示的“成本”是无法加以比较的。卖者对放弃的商品的评价低于他对换得的商品的评价，买卖双方对相互交换的两种商品的主观评价是不一样的，而一个企业家只有当他预期产品交换而来的商品的价值高于生产中投入的商品的价值时，才会去实施一个生产计划。所有这些情形，我们基于人的行动学的理解，都已尽知。我们之所以可能预知一位精于计算的企业家的行为，乃得益于此先验的知识。但数理经济学家在企图弃用货币工具而以一个更一般性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时，其实陷入了一种自我欺骗。要研究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而又不借助货币形态的经济计算，简直徒劳无益。这种研究并不能超越已有的知识，即每一个企业家都希望他生产的产品，售出后获得的收益，在他的评价中要高于投入的全部生产要素的价值。但如果没有间接交易，如果没有被普遍使用的交易媒体，他要获得成功，除了正确预测未来市场状况，他还必须具备超人的智慧禀赋。他必须在一瞥之下，就能发现由市场所决定的一切交换率，并正确地按照这些交换率把每一种商品安排在最适当的地方。

所有关于价格和成本关系的研究，都必须毫无例外地以货币使用和市场过程为前提。但数理经济学家对此明显的事实却视而不见。他们只管列出一些方程式，画出一些曲线，以为这样就能描述现实。而实际上，他们陈述的只不过是一个虚拟的和无法实现的状况，与交换学的问题差之千里。在经济计算中，他们用代数符号取代货币项目，以为这种方法就能够使他们的推理更加科学。这一套对那些容易轻信的门外汉而言很有效果。实际上，他们只是把商业数学和会计学教科书里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东西，反而弄得混淆和糟糕了。

此类数学家中的一些人，离谱得甚至于宣称经济计算可以建立在效用单位的基础上。他们称自己的方法为效用分析，其错误在第三脉数理经济学家身上同样可见。

第三脉数理经济学家的特征，在于他们公开和故意地忽略市场过程而企图解决交换学的问题。他们的理想是按照力学的模型来重构经济学理论。他们一再以古典力学来模塑经济学，因为在他们看来，古典力学是科学研究中惟一绝对的模式。对这种类比的浅薄性和误导性，以及有目的之人的行动迥异于力学研究对象即运动的地方，这里没有必要再作解释。我们只需强调微分方程在这两个领域的实际意义就足够了。

能够产生一个方程式的精敲细推的过程，必然是非数学性的。方程式的成立是我们运用知识的产物，而非知识的直接增进。但在力学领域，方程式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用途。因为在力学里，各种机械的因素之间，存在可通过实验证明的不变的关系，使得利用方程式解决一定的技术问题成为可能。现代工业文明取得的成就，大都是微分方程运用于物理学的结果。但在经济因素之间却不存在恒定的关系。对它们而言，数理经济学家演示的那些方程式终归是些没有用处的心智游戏工具，即便它们要表示的比它们实际所为多得多。

健全的经济思考，不能忘记价值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由评价而引发的行动，总意味着取舍，与等差无关。其次，不存在任何方法可以比较不同个人的评价，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刻的评价，我们只能确定他们是否把有关的选择安排在相同的偏好等级中。

在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中，全部生产要素都是按照它们最有价值的用途来使用的。我们想像不出还有什么变化可能改变这种满足状况： 任何一个要素在满足需求a时都不会妨碍另一种被认为更有价值的需求的满足。当然，用微分方程和几何图形来表述这种假想的资源配置是可能做到的。但这样做对实际市场过程可谓隔靴搔痒。它们能模拟的只是一种市场过程停顿了的假想状态。数理经济学家置市场过程的整体理论阐述于不顾，而是含糊其辞地用一个辅助性概念（一旦离开理论阐述就毫无意义）来自得其乐。

在物理学中，我们面对的是各种能够感觉到的变化现象。在这些变化的因果之间，我们能够发现一种规律，而正是这种观察引导我们建立起一门物理科学。然而这些变化的终极推力为何物，我们却无从知晓。对探索之心而言，它们是一种极据，是无法深究细析的。从观察中，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各种能够观察到的实体及其特征之间的继起性。物理学家通过微分方程所描述的，正是这些客体间的相互依存性。

在人的行动学中，我们知道的第一个事实是，人们在有目的地造成一些变化。正是这种知识使我们将人的行动学的客体对象统合起来，并将它们与自然科学的客体对象区别开来。我们知道变动背后的力量是什么，而这种先验的知识指引着我们对行动过程的认知。物理学家并不知道电“是”什么，他只知道与电有关的那些现象。但经济学家却知道发动市场过程的是什么。他之所以能够发现市场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不同，而且能够描述市场过程，完全有赖于这一先验知识。

到目前为止，数理经济学家对市场过程的阐述几乎没有什么贡献。逻辑经济学家经常把“不再有行动且市场过程完全停顿”的状态定义，作为一个有限的辅助性权宜之法加以使用，而数理经济学家只不过是对此定义作了一番描述而已。他能说的也只有这些了，即用代数符号将逻辑经济学家在界定最终休止状态和稳态循环经济这些假构时所用的文字语言，以及他本人着手数学工作之前必须使用的文字语言作了一个转换。这种转换所做的一切就是把一个本来浅显的类推弄得又臭又长。

逻辑的和数学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人的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均衡状态，而且如果不再有新的变化发生，这种状态是可以达到的。但逻辑经济学家知道的比这更多。他能够说明，那些急于从价格结构的差异获利的企业家、促进者和投机家，如何使他们的行动趋向于消除这种差异，进而趋向于消除企业家盈亏的来源。他还能够说明，这一过程如何最终导致稳态循环经济的建立。这正是经济理论的使命所在。各种均衡状态的数学描述无异于符号游戏。问题在于如何分析市场过程。

这两种经济分析方法之间的比较，能够使我们了解有人经常提出的“通过建立动态理论以突破静态分析，从而扩大经济学领域”之要求的本意。对逻辑经济学而言，这种要求没有任何意义。逻辑经济学本来就是有关过程和变化的理论。它借助无变化的假构，仅仅为的是说清楚变化的现象。但它与数理经济学不同。后者的一些方程式和公式仅限于描述均衡与非动的状况。它们无法确定这些状况的形成及其转化情况，只要它们没有超出数学运算的程序。为反对数理经济学而要求建立一个动态理论是合理的。但我们没有办法使数理经济学满足这一要求。关于过程分析这一惟一重要的经济问题，不能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将时间变量引入数学方程不会有任何结果。这还不是数学方法的基本缺陷。“每一个变化必然涉及时间”以及“变动总归在时序中发生”的表述，无非在说明“固定不变等于没有时间”这一事实。因此数理经济学的主要缺陷，还不在于它忽略了时序事实，而在于它忽略了市场过程的运作。

数学方法很难说明那些趋向于建立均衡的行动，如何从一个非均衡的状态发生。当然，指出把一个非均衡状态的数学描述转化为均衡状态的描述所需要的数学运算，是可能的。但这种数学运算决不可能对因价格差异而引发的市场过程加以描述。力学的微分方程的确能够对任何时点上的有关运动过程进行精确的描述。但经济方程对非均衡状态和均衡状态之间的时间过度中的每一时点的实际情况，却无能为力。只有那些完全囿于“经济学乃力学之复制品”之偏见的人，才会低估这一缺陷的重要性。一个非常有缺陷而又肤浅的隐喻，不可能替代逻辑经济学的作用。

用数学方法处理经济学问题的破坏性后果，在交换学的每一章中都可以得到检验。我们只要举两个例子就足够了。一个是所谓“交换方程式”的例子，这是数理经济学家处理货币购买力变动的一个无效而引起误导的企图。[10]第二个例子最好用熊彼特教授的一句话作代表。他说，消费者对在评价消费品的时候，“其实也是对那些生产这些消费品的生产手段的评价”。[11]再没有比如此构想市场过程更错误的方法了。

经济学研究的不是商品和劳务，而是活生生的人的行动。它的目的不在啰嗦地讨论诸如均衡状况的假构。这些假构仅仅是推理的工具。经济学的惟一任务是去分析人们的行动及其过程。

6． 垄断价格

竞争价格是由卖方对消费者需求的完全调整而形成的。在竞争价格下，全部可供给物都可完全卖出，而且特殊生产要素被利用到那些非特殊要素的价格可容许的程度。可供给物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会永远撤离市场，而那些被利用的特殊生产要素的边际单位也不产生净收益。这时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是有利于消费者的。买卖双方之间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不发生任何利益冲突。各种物品的所有者无法使消费和生产偏离那些能够满足消费者评价的部门，即消费和生产是由各阶商品和劳务的供给状况和生产技术知识决定的。

对单个卖者而言，其竞争者供给的减少，会抬高其同类供给的销售价格，因而其收益可望增加。但在竞争性市场上，他却不能指望出现类似的结果。如果他没能取得政府干预而授予的特权，他必须受制于市场实际状况。

企业家的经营能力总要接受消费者绝对主权的支配。当然，对可售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以及对占有同种商品和要素的企业家而言，情况则不尽其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靠减少供给以提高单位产品价格而获利。由此而决定的价格，被称为垄断价格，它是对消费者主权和市场民主的一种侵犯。

垄断价格形成的特殊条件和环境及其交换学特征有：

1． 必须有一种卖方垄断趋势。垄断商品的全部供给由单个卖者或一群行动一致的卖者所控制。垄断者——或者是单独个体，或者是一群人——能够对可销售的或生产用的供给量加以限制，从而提高单位产品的价格，并不用担心他（或他们）的计划遭受其他同种商品的供给者的干扰和破坏。

2． 垄断者或者无法对买者进行歧视，或者自愿不这样做。[12]

3． 众购买者对此价格超过潜在竞争价格的涨幅所作的反应，即需求萎缩，不至于使垄断者的总收益小于其在竞争价格下的总收益。因此过分讨论商品的相同特征是多余的。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领带是否皆可称为同一商品，抑或应该按质地、颜色和图案将它们区别开来。学究式的商品分类没有多大用处。惟一值得重视的是购买者对价格上涨如何反应。至于每个生产不同领带的制造商是否被称为一个垄断者，则与垄断价格理论毫不相干。交换学不讨论这样的垄断，而是讨论垄断价格。生产有别于他人之领带的卖者，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维持其垄断价格，即购买者对其价格上涨的反应不至于使这种上涨对卖者不利。

垄断是形成垄断价格的一个先决条件，但不是惟一的先决条件。还有其他的先决条件，如需求曲线的某种形状。垄断本身并无任何意义。享有著作版权的出版者是一个垄断者。但他也许卖不出一本书，不管书的价格如何低廉。换言之，一个垄断者出卖垄断商品的价格不见得都是垄断价格。垄断价格只是垄断者限制其销售量比扩张其销售量至竞争市场许可的程度更为有利的价格。这种价格是故意限制交易量的结果。

4． 有人假设还有一种既非竞争价格，也非垄断价格的第三种价格存在，这根本是错误的。如果不考虑下文将讨论的价格歧视，一个确定的价格，不是竞争价格就是垄断价格。是一种错误的理念导致了上述假设，即除非每个人能够以确定商品的购买者身份出现，否则竞争就不可能是自由的或完全的。

每一种可供商品都是有限的。如果对大众消费者而言它不是稀少的，则它就不能被视为经济商品，同时也无价格可言。所以用垄断概念涵盖所有的经济商品会产生误导。供给的有限，是经济价值的源泉，也是一切价格的来源，但这不足以形成垄断价格。[13]

“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这个名词，现在用以指称如下情况： 不同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所产销的产品，彼此间存在着差异。这意味着把所有的经济商品都纳入了垄断商品的范围。但是，与价格确定问题研究惟一有关的是，这些差异能否被销售者用以故意减少供给，而实现增加其净收益的目的。只有在存在这种可能并付诸实际时，垄断价格才能作为一种有别于竞争价格的价格出现。的确，每一个卖者拥有一群忠于其品牌的消费者是可能的，他们宁愿支付较高的价格购买他的商品，而不愿意低价求购其他竞争者的商品。但这个卖者面临的问题是，其忠实消费者的人数是否多到足以产生一种收益，除弥补他人不购买其商品而导致其总销量减少而受的损失，还有可观的盈余。只有当答案是肯定时，他才认为垄断价格比竞争价格有利。

上述概念上的混淆，乃源自对“供给控制”的误解。每一种产品的每一个生产者对该可售物品的供给都有控制的份儿。如果他生产了较多的a，就有可能增加了供给量，从而使价格趋于降低。但问题在于他为何没有生产更多的a。他将产量限制在p水平上，难道是为了尽可能迎合消费者的欲求？抑或相反地为谋己利而置消费者于不顾？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之所以不生产更多的a，是因为a的产量如果超过了p，就可能把稀缺的生产要素从那些更能满足消费者更迫切之需要的其他部门拉过来。他不生产p+r量，而仅生产p量，是因为 r这个增量会使他不获利或少获利，同时却存在其他更有利的投资途径。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不生产r，是因为保留一部分垄断化特殊生产要素m，可能对他更为有利。如果m不被他垄断，他就不可能通过限制a的生产谋取任何利益。他的竞争者可能早就填补了这个空隙，使他的高价“阴谋”成为泡影。

在讨论垄断价格时，我们必须时常注意探求这个垄断化要素m。如果不存在这个要素，就不会出现垄断价格。垄断价格的首要条件是垄断产品的存在。如果要素m均匀分配，则企业家也没有机会以垄断价格取代竞争价格。

企业家利润与垄断毫无瓜葛。如果某一个企业家能够以垄断价格销售产品，是因为他能够独占生产要素m。这时，他是通过独占性地拥有m，而非通过经营活动赚取垄断利润。

让我们假设一个偶然事故造成了某城市长达几天的停电，而迫使居民只能使用蜡烛。蜡烛的价格因此猛升至 s；而即便如此，蜡烛仍然被销售一空。由此，卖蜡烛的商店因蜡烛畅销而获得厚利。但这些商店也可能联合起来以限制其部分销量，并以s+t的价格出售剩余部分。这时s是竞争价格，s+t则是垄断价格。这些店主在s+t价格下获得的那份超过s而赚到的收益，仅仅是他们的一种特殊垄断所得。

店主限制销量的方法并不重要。通过对可售物品的物理毁灭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正是垄断行动的一种经典案例。仅在不久前，巴西政府就焚毁过大量的咖啡。不过用其他方法减少供给量也可达到同样的效果。

利润与稳态循环经济之假构水火不容，但垄断价格和特殊垄断收益则不尽然。

5． 如果商品m的可供量非独握于一人、一厂商、一公司或一个机构，而是由数个企图合作以垄断价格取代竞争价格的所有者分散持有，那么，他们之间的协议（一般称为卡特尔，在美国反垄断立法中称为串谋）就必须将m的每一个可出售部分的价格限制在垄断价格的水平。任何卡特尔协议的实质内容，都不外乎确定串谋参与者的销售配额。配额协议的达成是卡特尔谈判术的精髓所在，一旦联盟成员不再服从配额协议，卡特尔随即崩溃。仅仅在m的所有者之间奢谈垄断高价的好处是没有用的。

一般而言，使垄断价格成为可能的情况，都是由政府政策如关税壁垒造成的。如果m的所有者打算放弃这种垄断价格的实现带来的好处，政府甚至常常自己来组织，如被美国法律称为“贸易限制”的卡特尔。强力政策机构强迫m——大部分为土地、矿山、渔场资源和设施——的所有者限制产量。这一做法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在国家层次有美国的农业政策，在国际层次有“政府间物品控制协议”。对这一类政府干预的描述，出现了不少新词。如产量限制及相应的消费收缩，被称为“剩余避免（avoidance of surpluses）”，而其通过单位售价提高所要实现的效果，被称为“稳定化”。显然，m的这些量，在那些可能已经消费过它们的人看来，并不是“剩余的”。同样明显的是，相对于稳定高价而言，这些人可能更偏好低价格。

6． 竞争的概念并不要求存在大批的竞争者。竞争，通常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人或另一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尽管可能还有更多的人在同时谋求同一个位置。在人的行动学看来，少数人之间的竞争，与多数人之间的竞争并无差异。从未有人主张过，两个人对某一选位的竞争，其程度不如多人之间的竞争。只有当竞争者数量成为卡特尔串谋之成功要件时，它对垄断价格的分析才会起作用。

7． 如果销售者有可能通过限制销量并抬高单位售价增加净收益，那么，通常有几种垄断价格能够满足这一条件。一般而言，这些垄断价格中的一个，就能够使收益达到最高。但几种垄断价格同时有利于垄断者的情况也可能出现。我们称最有利于垄断者的这一垄断价格或这些垄断价格为最优垄断价格或最优的垄断价格集。

8． 垄断者事先并不知道消费者对价格上涨将作何反应。他必须靠反复试探，以发现其垄断商品能否以超过竞争性价格的任何价格出售并使其获得高利，如果存在这种价格，那么，它们中的一个就是最优垄断价格或所有最优垄断价格中的一个。经济学家在分析需求曲线时，往往假定垄断者有先见之明。但实际情况要困难得多。因此我们必须将垄断者发现此类垄断价格的能力，列为垄断价格得以出现的一个必要条件。

9． 一个特殊的例子是不完全垄断。全部有效供给的较大部分被垄断者所有，剩余部分则由一个或几个人持有，而他或他们不准备和垄断者合作，参与限制销量以实现垄断价格的计划。然而，如果由垄断者控制的销量部分p1，相对于局外人的p2足够地大，则这些局外人的不合作并不能避免垄断价格的建立。我们假定总供给量（p=p1+p2）能够在单位价格c下出售，而p-z之供给量在垄断价格d下出售。如果d（p1-z）高于cp1，则垄断者限制其销量对他是有利的，不管局外人的行为如何。他们或者在c下出售，也可能把价格抬高到最高点d。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局外人并不愿意把他们的销量降低。这全部的减少量因而必须由p1的所有者来承担。这就会影响到他的计划，其结果总是有一个不同于完全垄断下出现的垄断价格的垄断价格。[14]

10． 双寡头或（多）寡头垄断，并非垄断价格的特殊变例，而仅仅是用以建立垄断价格的不同手段。两人或数人拥有全部的供给。他们皆准备以垄断价格出售，并相应限制其销量。但有一些原因使他们不愿一致行动。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皆各行其道，彼此缺乏任何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协议。但他们也知道，其对手都企图垄断性的限制其销量，以便在较高的价格下获取特别的垄断利益。每一个人都会仔细观察竞争对手的行为，并相应调整自己的行动计划。不断地随动和反动，彼此间勾心斗角，其结果如何，取决于个人的伎俩。双寡者或（多）寡者心中有两个目标： 一是寻求最有利的垄断价格，二是尽量把限制销量的负担转嫁给竞争对手。正因为他们无法对彼此间如何分摊减少的销量达成满意的答案，所以他们不会像卡特尔成员那样一致行动。

我们不可将双寡和多寡垄断与不完全垄断或旨在建立垄断的竞争相互混淆。在不完全垄断的情况下，只有垄断集团意欲限定销量以建立一种垄断价格；而其他卖方则倾向于拒绝限制销量。但双寡和多寡头却可随意降低市场的供应量。在价格大幅跌落的情形下，集团A恨不能把属于集团B的所有或绝大多数竞争者赶出市场，从而建立完全垄断或不完全垄断。它把价格压到足以毁灭其弱小竞争者的水平。虽然集团A也会因压价而亏损，但它的承受时间比其他人更长，而且它坚信这种损失可以从未来的垄断利润得到弥补。这一过程与垄断价格无关，只是谋取垄断地位的一种策略。

也许人们会怀疑双寡和多寡垄断的实际意义。一般而言，寡头之间对销量减少的分配额至少能达成一种默契。

11． 依靠被人为减少市场供给量而使垄断价格得以形成的那些垄断性商品，可以是最低阶的商品，也可以是高阶商品，如生产要素。对生产技术知识，如药品配方的控制，也能取得同样的垄断效果。这类配方，因为其产生某种效果的能力是没有限制的，一般而言属于免费商品（free goods）。只有当它们被垄断并限制其使用时，才成为经济商品（economic goods）。因此任何支付给药方类商品服务的价格都是垄断性价格。至于配方的使用之被限制，是制度使然（如专利法和版权法），还是他人无法猜测到其秘方，则无关紧要。

辅助性生产要素的垄断化，除了来源于垄断价格串谋外，也可能产生于某人有机会使其产品受到消费者的特别青睐。这种机会或者取决于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特质，或者由制度造成，如商标保护。有多种理由使消费者特别看高某人或某企业的价值。如基于以往经验而形成的特别信任、[15]毫无根据的偏见或误识、趋炎附势、被较有理性的人嘲笑的那种荒诞无稽的偏爱等等。虽然某种商标的药物在化学结构和生理效果上，也许同其他非此商标的药物完全相同，但一旦买者对它特别钟爱，并不惜支付高价以求，则它的卖者就可心安理得地获取垄断利润。

当一个垄断者支配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大于其潜在竞争者支配的生产要素的生产力时，就会出现一种使垄断者能够限制产量而又不致引起他人抵抗的垄断。如果这两种生产力之间的差距大到足以形成垄断价格，那么，一种我们也许可以称为边际垄断（margin monopoly）的情形就出现了。[16]

让我们用一个现在最常见的情况，即保护性关税在特殊环境下往往产生垄断价格的力量，来说明边际垄断。假设阿特兰蒂斯岛（Atlantis）对世界价格为s的进口商品p的每单位课加t的关税。如果在s+t的价格下，该岛内该商品的消费量为a，岛内的生产量为b，而b小于a，这时，边际商人的成本就是s+t。岛内的生产者能够在价格s+t下全部出售其产量。我们说这个关税是有效的，它能够刺激岛内生产者把p的产量从b扩大到微小于a的程度。但是，如果b大于a，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假设b大到即便其单位价格等于s而岛内的消费量仍然不足，以至于剩余产量必须出口岛外销售，那么关税对p的价格就不起作用了。p的价格在岛内外市场上保持不变。但是，通过对进口p课加歧视性关税，就等于赋予岛内生产者一种特权，一种在必要条件具备时能够形成垄断合作的特权。假如能够在s+t与s之间的差额区间内发现一个垄断价格，岛内企业组成一个卡特尔就是有利的。因为此卡特尔在岛内市场以垄断价格销售，而将剩余货物以世界市场价格向岛外出售。当然，因岛内销售量的限制使得出口销量增加，会造成世界市场价格从s跌到s1。所以岛内垄断价格赖以出现的又一个必要条件，乃因世界市场价格下跌而减少的收入，没有大到抵消岛内卡特尔的全部垄断利得。

如果新进入者能够自由进入卡特尔所在的产业，那么，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卡特尔是无法长期维持的。卡特尔为了垄断价格而限制其功用的（就岛内市场而言）垄断要素仅是一种地理条件，而这种条件可以被那些在岛内建厂的新投资者所共同享有。现代工业的特征是技术的不断进步，因而工厂越新，其生产效率越高，生产可以在较低的平均成本下进行。如此而言，对新来投资的激励是双重的： 不仅在于卡特尔成员的垄断利得，而且还在于可能以较低的生产成本后来居上。

此外，还有一些制度有利于老企业组成卡特尔。专利权就能提供给他们一种合法的不可侵犯的垄断。当然专利权保护的仅仅是某些生产工序。但是，一个潜在的竞争者，当他不能使用相同方法来生产同类产品时，他也就不打算加入此卡特尔化的行业了。

专利所有人享受的法律上的这种垄断，当其他条件允许时，可以被用来形成垄断价格。一个专利权，在其本身覆盖的保护范围外，还有助于一种边际垄断的建立与维持，而在此边际垄断下，又会出现法律垄断赖以成立的一些重要制度。

我们不妨假定某些世界性的卡特尔，即便没有政府的干预也能存在，虽然政府干预对许多产品的垄断性组合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有些产品，例如钻石和水银，其资源天然有限。它们的所有者，很容易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但是这样一些卡特尔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只扮演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色。它们的经济意义甚为微弱。当今时代的卡特尔之所以举足轻重，那是因为有政府干预的背景。今天我们面临的垄断问题，并非市场经济运行的后果，而是政府有意促成的产物，根本不是那些污蔑资本主义的人所说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祸害之一。相反，它是那些敌视资本主义的政策招致的结果，其目的在于破坏资本主义的运行。

德国可以说是卡特尔的正宗。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德国实行大规模的社会政策。其目的是要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和生活水准，采取的方法，有所谓的劳工立法，俾斯麦的社会保障计划，以及工会强迫索要的较高工资率。这些政策的主张者不理会经济学家的警告。他们甚至说根本不存在经济法则之类的东西。

实际上，这些社会政策提高了德国国内的生产成本。劳工立法的每一次进展和每一次成功的罢工，都打乱了生产秩序，而使德国企业蒙害。它使德国的企业难以抵御外国竞争者，因为后者的生产成本并不会因德国国内的变故而提高。如果德国人果真能放弃制造品的输出，而只为国内市场生产，相应地就必须设置关税保护德国工业免受外来的激烈竞争而维持较高的价格。这样一来，工薪者从立法和工会的成就所得到的利益，通过支付较高的价格被抵消掉了。实际工资率的提高，只在企业家通过技术的改进而增加了的劳动生产率的限度内。在此假设下，关税政策才使上述社会政策的执行无害。

但德国，在俾斯麦实行社会政策时，就已经是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了。它的工业输出占其总产量的比例相当的大。这些出口使德国人能够进口他们在本国不能生产的食物和原料。相对而言，德国又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此国情将使关税保护失灵。因此只有卡特尔才把德国从“进步的”劳工政策造成的灾难中解救出来。卡特尔在国内贵卖，在国外贱卖。如果说“进步的”劳工政策能够对出口产业产生影响，那么卡特尔难免成为这一政策的直接产物。当然，这些卡特尔并不会为劳工政客和工联领袖假意许诺给工薪收入者的社会利益提供保障。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将每个急于获得收入的工薪者的实际工资率，提高到由其最高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程度之上。卡特尔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以国内物价的相应提高去抵消名义工资率的提高。只不过最低工资率的最坏结果，即持续性的大量失业，在开始时能得到一定的避免。

对所有那些不满足于国内市场而想把它们的一部分产品出口国外的产业而言，关税的作用就是使国内垄断价格得以建立。不管以往关税的目的和后果如何，只要输出国借助关税等手段将工人和农民的工资提高到超过市场工资率，其结果就必然促成有关商品的国内垄断价格。一国政府的权力仅在其主权所辖的区域内是有效的。它有权提高国内的生产成本，但无权强制外国人以较高的价格来购买这些产品。增加生产成本，又想保持持续不断的出口，政府的补贴在所难免。这种补贴可以公开地由国库支付，也可以通过卡特尔垄断价格将此负担向国内消费者摊派。

主张政府干预工商业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仅凭一纸公文就能够使部分市场群体得到特殊的利益。政府促成垄断结合的权力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权力。这种垄断所得乃所谓“社会利益”之来源。如果它不够充分，政府还可配以种种干预手法，结果随之而来的是市场的瘫痪、大量的失业、经济萧条以及资本的消耗。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代各国政府，在那些多少与出口贸易相关的产业部门，都急于推行垄断。

如果一个政府无法间接实现其垄断的目标，它会借助其他的手段。在煤和碱产业，德国政府就建立了强制性的卡特尔。美国的新政（new deal）也想在国内的大型产业推行强制性的卡特尔，但遭到企业界的抵制。而在某些重要的农业部门，在限制产量以维持垄断价格方面，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则相当有效。同时，在国际市场上，绝大多数大国政府，为了建立各种原料和食品的世界性垄断价格，也纷纷达成了一连串协定。[17]而且这些计划的继续推行，居然也是联合国公开宣告的目标。

12． 为了认识其背后的动机，有必要把当代政府鼓励垄断的政策视为一种一致性的现象。本来，从交换学角度看，这一类垄断是不一致的。企业家利用关税之便达成契约性的卡特尔可视为边际垄断的案例。在政府直接推行的价格卡特尔中，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特许性垄断现象。垄断价格之所以形成，靠的是限制生产要素的使用，而这种限制又由法律特许，并成为消费品供应的一个必要条件。[18]

这些特许权的赋予有不同的方法：

（a） 对每一个申请人的无限制的许可。这等于没有特许。

（b） 只给予某些申请人的特许。这时竞争受到限制。但只有当这些被特许者联合一致行动，而且需求又相当大时，垄断价格才有可能出现。

（c） 只有一个被特许人。此人，如专利或版权的持有者，无异于一个垄断者。如果需求很大，而被特许人又想索取垄断利益，那么他可以实现价格垄断。

（d） 特许权的授予是有限的。为了不至于干扰政府的计划，被特许人只有生产或销售一定数量产品的权力。而垄断价格由政府直接设定。

最终，还有一些垄断性的特许，是政府为了财政目的而设置的。垄断收入归于国库。许多欧洲的政府对烟草实行专营。还有对食盐、火柴、电报、电话和广播实行政府垄断经营的。邮政则毫无例外地由政府垄断。

13． 边际垄断不一定非经由关税式的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生产要素的丰欠及其生产力方面的显著差异也能产生边际垄断。

我们已经说过，用土地垄断及其相伴随的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来解释农产品的价格和地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历史上所有的农产品垄断价格的案例，都是由政府法令产生的。但承认这一事实，并不等于说土壤肥瘠的差异不会引起垄断价格。如果在耕的极劣土地和尚未开垦的增产潜力极大的最优土地之间的肥力差异，大到足以使在耕地地主在这个差距内能够得到有利的垄断价格，则他们就可以靠一致行动限制产量而赚取垄断价格。但事实是，农业的自然条件并不符合这些要求，因此那些追求垄断价格的农民不诉之于一致行动，而是请求政府的干涉。

在矿业领域，有些部门倒是更适合于垄断价格的出现。

14． 制造业中的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业已产生一个走向垄断价格的趋势，已经成为人们一再讨论的话题。我们称这种垄断为边际垄断。

在讨论这一话题之前，对生产的单位平均成本的递增和递减因素，在垄断者寻求最有利之垄断价格的考虑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 假设一个垄断性辅助生产要素如专利权的所有者，同时是产品p的生产者。如果一单位p的平均成本（不考虑专利权本身）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这个垄断者一定会把此情形与限制产量所期望得到的利益加以权衡。反之，如果单位生产成本随着总产量的限制而递减，则可以说垄断者限制产量是有利的。但是，大规模生产一般都趋向于降低平均生产成本。显然，这一事实本身不能构成垄断价格的一个因素。它是一个妨碍垄断价格的因素。

那些把垄断价格趋势的蔓延归咎于大规模生产经济的人们，其实想说的是： 大规模生产的高效率使得小规模生产企业难以甚至不可能在竞争中获得成功。他们认为，因为小工厂不可能挑战大工厂的垄断地位，所以后者可以毫无顾忌地索取垄断价格。在加工业的许多部门，以小规模高成本的方式来经营，的确是愚蠢的行动。一个现代化的棉纺厂不必害怕老式的手工纺线厂的竞争，它的劲敌是那些多少拥有适当机械设备的纱厂。但这并不意味它享有以垄断价格销售的机会。在大规模的工商业之间也存在竞争。如果垄断价格风行于大规模企业的产品销售，其原因或者是专利权，或者是拥有矿产和其他原料来源，或者是关税保护下的卡特尔。

一定不可将垄断和垄断价格的概念相互混淆。如果垄断不导致垄断价格，则它在交换学中无足轻重。是蔑视消费者主权，为一己垄断之利而牺牲公共利益的商业行为产生了垄断价格。垄断价格是某种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惟一事例，在这个市场中，如果我们忽略垄断价格与利润无关的事实，则为利润而生产和为使用而生产之间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它们不是交换学所称的利润的一个部分，而是发生于销售某些生产要素所提供之服务时价格的人为提高，这些生产要素，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制度的。如果企业家和资本家在没有垄断价格时，因为其他部门的投资机会更为有利而不扩充本部门的生产，这表明他们的行动没有忽视消费者的欲望。相反，他们正是按照市场需求的信号来行事的。

使垄断问题之讨论陷于困惑的政治偏见，忽略了对一些本质问题的关注。在对待每一种垄断价格案例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人们对垄断者发起挑战。在回答此问题时，我们能够发现某些制度因素在促成垄断价格时所起的作用。把美国企业和德国卡特尔之间的交易说成是阴谋，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一个美国人想制造德国人拥有专利的某种产品，他必须按照美国的法律去和德国人交涉。

15． 还有一种特殊的案例也许可以称之为无效垄断（failure monopoly）。

本来资本家投资建厂，打算生产产品p，后来事实证明这项投资是失败的。p的销价如此之低，以致那笔投在不可他用的设备上的投资无法产生回报，也即出现了亏损。然而，就用于生产p的可变资本而言，这些价格则高到足以产生合理的报酬。如果把上述不变资本的无法挽救的损失从账面勾销，而把所有的相应变更都记在账上，则那减少了的运营资本还有可观的利润，以致如果完全停止生产，是一个新的错误。假设此工厂全力生产q量的p，其单位售价为s。

但实际情形可能是： 这个企业有可能把产量限制在q/2，而把价格提高到3s，从而获得一垄断利润。这时那些不可转换的不变资本的投资就不再显得是一种完全损失。它产生一个适中的报酬，即垄断收益。

这个企业高价高进，获得了垄断利润，尽管总资本投资，相对于投入其他行业可能获得更多收益而言，所获有限。这个企业并不全部使用耐久性设备的生产能力，对其自身是有利的，却违背了公众的愿望。如果投资者在生产p时不保留部分生产能力，大众的经济状况就会更好一些。他们当然不会得到任何p。但是他们本可得到那些现在不能得到的一些东西，如果生产这些东西所需的资本不是被浪费到为生产p而购置的设备上。但是不可挽救的错误既已发生，现在大家只想多得到一点p而且准备支付可能的竞争性市场价格s。而现在，由于这个企业扣留了一部分可变资本不用以生产p，消费者的这个愿望也无法兑现。当然，这笔被扣留的资本并没有闲置，它可能被用以生产其他的东西，如m。但现在的情况是，消费者希望的是增加p的可得量，而非增加m的可得量。因为在给定条件下，如果生产p的能力没有因垄断而受限制，则将产量q以价格s出售获得的利润，会高于m的增产所获的利润。

这个例子有两个特点。第一，购买者支付的垄断价格，其总额尚低于p的总生产成本，如果把投资者的全部投入都计算在内的话。第二，该企业的垄断收益是那样少，足以证明这不是一项优良的投资。然而，构成该企业垄断地位的，正是这个事实。因为生产p必定亏损，所以谁都不想进入该行业。

无效垄断决非仅仅是一个纯学术的构想。例如，在今天的某些铁路公司身上，它就得到真实体现。但我们不能把所有存在闲置生产能力的例子都解释为无效垄断。即便在没有垄断的场合，把可变资本用在其他用途，而不是用在开足那些已沉淀的固定资本的生产能力而徒然增加产量，同样有利可图；这时候的产量限制只好与竞争市场和大众愿望相符。

16． 区域性垄断，一般而言也源于制度。但有一些区域垄断，在不受限制的市场里也可能发生。在政府对市场不加任何干涉的情况下也会存在垄断或垄断趋势，通常制度性垄断是针对其而设计的。

交换学认为必须把区域垄断分为三类： 边际垄断、有限的空间垄断和特许垄断。

区域边际垄断的特征是，限制外来竞争并打破本地卖方垄断的壁垒，往往是相当高的运输成本。如果一个企业拥有邻近区域内所有的生产砖所需的自然资源，它自然不用担心远到而来的竞争者，关税保护自然也用不着。运输成本造成了一个空间，使得在需求规模给定情况下，垄断价格有利可图。

从交换学的角度看，此类区域性边际垄断无异于他种边际垄断。使它们独具特色并有必要以特殊方法处理它们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它们与城市地租有关，另一方面它们与城市发展有关。

让我们假设区域A，其环境适合都市人口的持续增加，但在建筑材料方面却受到垄断价格的限制，相应的建筑成本就比不存在垄断要高得多。人们有理由权衡在A地选择定居和开工厂的利弊，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愿意付较高的价格在此地购买或租赁住宅和厂房。这些价格一方面取决于其他地区的相对价格，另一方面取决于选择此地定居和设厂能够比其他地方获得更多的利益。较高的建筑费用并不会影响这些价格，它的归宿在于土地本身的收益。建筑材料的卖主所赚得的垄断利润，乃由都市土地的地主负担。因为这些利润来自地主收入的减少。即便（但实际不大可能）住宅和厂房的需求高到使地主们可以在出卖和出租时获得垄断利润，建筑材料的垄断价格只会影响地主的收入，不会影响买主和租赁者支付的价格。

当然，垄断利润的负担转嫁到土地利用之价格上的事实，并不表示它不会妨碍都市的成长。它会延缓城市外围土地的拓展。也即会推迟市郊土地地主把土地从农业等非城市化用地转移到城市化用地的决策。

由此看来，束缚一个城市的发展的行动具有双刃性，对垄断者而言，其得失结果很难预料。他并不知道未来的情形是否会吸引更多的人迁来A地——他的产品的惟一市场。一个城市对于新来人口的吸引力之一，是它的“大”，人口集中。工商业是倾向于集中的。如果垄断者的行动延缓了城市社会的发展，就会使人流移往别处。由此可能错过一个被永远丧失的机会。更大的远期利益就被近期利益牺牲掉了。

因此，区域边际性垄断者以垄断价格销售其产品的行动，长期而言是否于己有利，是大可怀疑的。但对不同的买者给予不同的待遇，常常于他有利。对于城市中心的建筑项目，他可以高价出售其建筑材料，而对于城市郊区的则以较低价出售。因此区域边际垄断的范围，比通常想像的要小得多。

有限的空间垄断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自然物理条件限定了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能进入某一地区。当该地只有一家企业，或少数企业联合一致时，垄断即成事实。

在城市的某条街道上，有可能看到两家电车公司在同时运营。在另外一些例子里，同时有两家甚至更多的煤气、电力和电话公司在同时为当地的居民提供服务。但即便在这些例外情况下，真正的竞争也很难形成。因为条件使然，竞争者之间至少可以默契地达成联合。空间的狭小，总归会产生垄断。

实际上，有限的空间垄断，与特许垄断密切相关。如果不与管理街道和城区的地方当局达成谅解，实际上是不可能进入本地市场的。即便没有法律规定提供公共事业需事先得到特许，企业也有必要与市政当局达成协议。至于此协议是否法律意义上的特许，则无关紧要。

当然，垄断不一定产生垄断价格。公用企业是否诉诸垄断价格，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但垄断价格的事例确不少。一个公司本应从长远利益出发，但有时却可能轻率地选择了垄断价格。但是我们无法保证一个垄断者能够发现怎样对他最为有利。

必须认识到的是，有限的空间垄断常常会形成垄断价格。这时，我们面对的情况是，市场程序无法在区域内实现其配置功能。[19]

私人企业在现代很不受人欢迎。在那些有限的空间垄断（即便不存在垄断价格，且营业利润很少甚至亏损）出现的地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尤其为人所抵触。一个（私人的）公用企业，被干预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客视为公敌。而政府经营公用事业，哪怕是恶果盈盈，投票人也不惜一概认可。大家都认为这些企业必须国有化或市有化，垄断利润决不能归于私人，而必须一分不漏地上缴国库。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市有化和国有化政策无一例外地导致财政亏损、服务低劣和政治腐败。囿于反资本主义的偏见，人们不但容忍了低劣的服务和腐败，对财政的失败也熟视无睹。但财政的失败，正是当今干预主义出现危机的一个原因。[20]

17．还有一种惯常的观点，把工会政策描述成一种以垄断性工资率取代竞争性工资率的垄断企图。然而，一般而言，工会并不追求垄断性工资率。工会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制本部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以提高其工资率。但限制竞争和垄断价格政策务必不能混淆。垄断价格的特征是，仅出售总供给P中的一部分p所获得的净收益将高于全部出售P。垄断者从市场上撤出P－p而获得垄断利润。垄断价格之所以产生，并非由于这一所得如何高，而是由于垄断者促成这个价格的那一有意行动。垄断者不但关心其全部存货的利用，也同样关心此存货的每一个部分。如果有一部分未得到利用，那会给他带来损失。他最终决定保留一部分存货，是因为当时的需求状况，使他这样做更为有利。是市场的特殊情况促成他这样做的。垄断价格赖以出现的两个必备条件之一的垄断，通常是对市场之制度性干预的结果。但这些外部力量并不直接产生垄断价格。只有当第二个条件得到满足，垄断行动的机会才会到来。

但单纯的供给限制就不同了。限制的发起人并不关心那部分被限制进入市场的供给量，他们同样不在乎拥有这部分供给量的人的命运。他们只重视仍然留在市场里的另一部分供给。只有当垄断价格的总净收益大于潜在竞争价格的总净利得时，垄断行动对垄断者才是有利的。限制性行动总有利于特权人群，而不利于那些被此行动排除出市场的人们。在提高单位价格的同时，特权人群的总净收益也因此水涨船高。特权者从来不在乎被排挤者的收益损失。

也许限制竞争为特权者带来的好处远大于其他任何可以想像的垄断价格政策的后果。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它并不能抹杀两者间的行动差异。

工联的目的在于取得劳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一旦此目的达成后，他们的政策就是限制供给的而非垄断价格政策。他们的目的是限制所在区域的劳力供给，而不顾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劳力的命运。在每一个人口相对少的国家，工联组织在限制移民入境方面无一例外取得了成功。因而他们能够维持相当高的工资率。那些外国劳工不得不滞留母国，而且因其母国劳动边际生产率较低，相应地其工资率也较低。在这种情况下，立基于国际间劳力自由流动的工资率均等化趋势成为水中之月。在区域市场上，工联组织无法容忍非会员劳工的竞争，只允许有限劳工加入工会。那些为取得会员身份的劳工只好从事报酬低廉的工作，或继续失业。工会自然不会关心他们的命运。

即便工会对其失业会员负责，从就业会员的收入中，抽取不低于就业会员的收入对其给予补贴，这种行动也非垄断价格政策。因为在工会以较高工资率取代较低工资率的政策下，受害者不只是失业的会员，那些非会员劳工才是最大的受损者。

垄断价格理论的数学处理

数理经济学家曾经特别关注垄断价格理论，似乎垄断价格是交换学中比较适合于数学处理的一章。然而，数学的用处，在这个领域，也同样有限得很。

关于竞争价格，数学能够做的，也就是对各种均衡状态，以及稳态循环经济之假构中的若干条件进行描述而已。而对于在相对静止状态下，那些终于导致这些均衡和稳态循环经济之建立的行动，数学就没有任何发言权了。

在垄断价格领域，数学尚能稍微接近行动的实际。它可以说明，在拥有一切必需的基据时，垄断者如何发现最优的垄断定价。它知道的，仅仅是以往需求和供给曲线相互交叉的某些点。因此，它无法利用数学公式去发现他的垄断物品是否能垄断性地定价，以及，如果的确有垄断价格，也无法发现哪一种垄断价格是最优的。所以，数学和图解的研究方法，正如在其他行动领域一样，在这一行动领域也毫无用处。但是，它们至少能够将垄断者的如意算盘程式化，而不像它们在竞争价格方面，只满足于描述一种对实际行动毫无用处的理论分析架构。

现代数理经济学家把垄断价格的研究给弄混淆了。他们把垄断者视为企业家或生产者，而非垄断物品的出售者。然而，必须把垄断收益与企业家利润清楚区别开来。垄断收益只能由某一物品或服务的出售者索取。而企业家获取它们仅靠的是他作为垄断性物品的出售者，而非靠其企业家能力。单位生产成本随总产量递增而上升或下降带来的有利或不利，将增加或减少垄断者的总净收入，从而影响其行为。但交换学在处理垄断价格时，必不可忘记特殊的垄断收益，在合理扣除提供需求的成本后，只能来源于对某物品或某权利的独占。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垄断者才有机会限制供给，而不惧怕别人增加供给来打击他。如果想借助对生产费用的分析来解释垄断价格出现的必要条件，则是白费工夫。

用“个别生产者能够以市场价格卖出超过其实际出售之数量的物品”的说法，去描述导致竞争性价格的市场条件，必定会产生误导。只有当以下两个特殊条件满足时，这种说法才成立： 其一，有关的生产者A，不是边际生产者；其二，扩大生产规模，无须投入一些无法靠增加销量收回的额外成本。这时，A的增产迫使边际生产者中止生产；而销售的总供给保持不变。

竞争性价格与垄断价格的区别在于，前者系各阶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被迫最佳满足消费者愿望的结果。在竞争性市场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卖方价格的事。除了以可能最高的价格多多出售外，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垄断者则不然，为了掠取垄断利得，他可以从市场上撤回一部分供给。

7． 商誉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市场是人性化的一个过程。这是因为在市场里活动的人并非全知，对于现状，他们只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不完全的知识。

买者通常必须依赖于卖者的诚实。即便是生产商品的购买，虽然买者可能是该领域的专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必须仰仗于卖者。在消费商品市场上更是如此。就技术和商业方面的见识而言，卖者大都超过买者。推销员的任务不仅仅是简单地向消费者推销其所需的商品。他还必须向消费者就如何选择最能满足其需要的商品提供建议。零售商也不仅仅是一个小贩，他同样应该是一个善意的帮助者。公众没有必要盲目地光顾每一家商店。如果可能，一个人总是按照自己或其信任的朋友以往的愉快经验，去选择某一家商店或某一个品牌。

商誉是营利活动基于以往的业绩而获得的声望。它意味着一种预期，即商誉的拥有人，在未来的事业活动中也将遵循其过去的标准。商誉不仅仅是体现于商业关系中的一种现象。它还是所有社会关系的体现。它决定一个人的择偶、处友及其被选举的可能程度。当然，交换学只研究商业活动的信誉。

商誉是否立基于真实的业绩，或是否仅为一种假象，却并不重要。人们在行动时考虑的，并非全知者认定的真理，而是那些同样会犯错误的人提供的意见。在许多情况下，顾客情愿向某一名牌商品付出较高的价格，尽管在物理和化学结构上，这种商品无异于其他更便宜的商品。专家也许会认为这种行为是非理性的。但没有一个人对他的所有选择都具备专业知识。他无法完全避免靠对人的信任来替代对事实真相的探知。稳定的客户选择的不是商品或服务，而是他信任的卖主。他支付给他认为可靠的卖主的，除了价格，还有超过价格的一部分贴水。

商誉在市场上的这种作用，并不会妨碍或限制竞争。每个人既可以自由获得商誉，也可能失去已有的商誉。有许多改革家，囿于其父权主义的政治偏见，主张由政府来确定商品的等级以取代商标。如果统治者或其官僚既有天赋的全知，又绝对公正的话，这种主张也许是不错的。但官吏既无法规避人类的弱点，这种主张的实现，只不过以政府官员的缺陷取代普通百姓的缺陷而已。一个被限制按照自己的喜恶去选择某一品牌的香烟或罐头食品的人，注定是不快乐的。

商誉的获得，不仅需要诚实地服务顾客，而且也少不了金钱的投入。在旷日持久的不懈努力后，某一个商号才能稳定住一群常客。在此期间，他们必须忍受金钱的损失，但他们预期后来的利润可以弥补这一损失。

从卖者的观点看，商誉似乎是一种必需的生产要素，与其他要素无异。通常，商誉的价值，不表现在账簿上和资产负债平衡表上，但这并不重要。当出售一个企业的时候，假设商誉连同出售，那么商誉也是可以标价而沽的。

因此，对商誉这种特殊物品的研究，自然成为交换学的一个课题。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区分三种不同的案例。

案例1： 商誉给予卖者既可垄断叫价，也可针对不同买者歧视性叫价的机会。这无异于其他物品的垄断定价或歧视定价。

案例2： 商誉仅仅只给卖者竞争叫价的机会。如果他本来不具商誉，他根本就卖不掉或只能削价而售。商誉对于他而言，正如经营所需的房屋、各色俱全的货物、得力的助手一样不可或缺。“生产”商誉的成本，与其他营业费用产生的作用是一样的。这些费用，都同样通过总收入对总成本的剩余来支付。

案例3： 卖者在有限的老顾客圈子里享有良好的信誉，因而他可以卖出比信誉较差之竞争者更高的价格，而牟“杀熟”之利。但此价格并非垄断价格。它们不是为提高全部净收入而故意限制销量的结果。可能的情况是，卖者没有任何的机会超量出售。恰如一个名医，尽管他的诊疗费比名气差的同仁要高，但他再忙，能力也毕竟有限。也可能是扩大销量需要额外投入，而此卖者或者缺乏这笔资本，或者认为投资到别处更为有利。总之，使产销量不能扩大的，并非卖方的有意作为，而是市场情况使然。

对这一事实的误解，导致了所谓“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的神话，因此有必要更细致地探究，一个企业家在权衡扩张经营的得失时，究竟会考虑些什么。

生产总额的扩张，必须增加额外的资本投资。这笔额外投资，只有在缺乏更有利的其他投资途径时才是合理的。[21]企业家是否富到足以依靠自己的资金，或不得不靠借贷进行投资，并不重要。即便企业家自己的资本，有一部分没有投入自己的企业，也不能说是“闲置着”，它肯定用在别处了。为了其他相关经营业务的扩张，这部分资本必须从它目前的使用状态中撤出。[22]企业家只有在他预期能够增加收入净值时才会这样做。此外企业家的审慎性格，也会使他在市场获利前景看好的情况下，暂不扩大投资。企业家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能成功管理大规模事业的能力，也可能害怕重蹈他人失败经验而收敛扩张的欲望。

当然，一位享有优良商誉，因而能够开高价的商人，也可能自动放弃已有的优势，而把他的价格降到与较差商誉之竞争者同样的水平。与每一个出卖物品或服务的人一样，他可以不充分地占尽市场优势之利，而在需求超过供给的均衡点上定价并出售。他这样做，等于对某些人馈赠。接受馈赠的人是那些恰巧能够以较低价格来购买的人。其余的人，尽管也愿意付同样的价格购买，但不得不空手而归，因为在这个价格下，供给不足以应付需求。

对每件商品的产量和销量加以限制，不过是企业家为赚取最高利润或避免亏损的有意作为。企业家不生产较多的有关物品，是为了不使其价格降落，在此事件中并看不出有垄断价格的迹象。一些辅助性生产要素留着不用，是因为如果充分使用，会使产品的价格降低。但这时也看不出垄断价格的特征。惟一有关的问题是： 生产的限制是否垄断行动的后果。垄断行动是垄断者扣留其独占的一部分供给量而不供应市场，从而抬高单位价格。垄断价格的特征是垄断者蔑视消费者的愿望。例如铜的竞争价格是指，铜的最终价格趋向于一点，在这一点上，铜的矿藏开采到那些必要的非特殊的辅助生产要素的价格可容许的程度；边际的铜矿不产生矿租。而铜的垄断价格是指，铜的矿藏只利用到较少的程度，因为这样对矿主更有利；同时，资本和劳力——在消费者主权未遭侵害的情况下，本可以用来生产更多的铜——却被用以生产消费者不急需的东西。铜矿主的利益比消费者的利益优先。铜这项可用的资源不是遵照公众的意愿来利用的。

诚然，利润也是由于消费者的愿望与企业家的行动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而产生的。如果企业家对于今天的市场情况走势早有先见之明，则利润与亏损都不会发生；他们的竞争早已把那些生产要素的价格按照现在的产品价格（当然也考虑到时间的偏好）进行了调整。但这个说法并不能消除利润与垄断收益之间的基本差异。企业家获取利润的程度，取决于他对消费者的服务比别人的好多少。垄断者获取垄断收益，则是基于对消费者满足的损害。

8． 需求垄断

垄断价格只有在供给被垄断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需求垄断下的市场情况，与无需求垄断的市场情况没有什么差别。垄断的买方，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协同行动的一群人，都无法取得相当于卖方垄断下之垄断利润那样的特殊收益。虽然他（们）限制需求，可以在较低价格下购买，但此时能买到的数量也随之减少。

政府限制竞争的方式，既可以表现在给卖方特权，也可以表现在给买方特权，使它们获得特殊收益。有些政府曾经一再地禁止某些货物出口，以排斥外国需求的做法，达到压低国内物价的目的。但这样的低价并非垄断价格的相对物。

通常讨论的需求垄断，主要是发生在某些特殊的辅助性生产要素定价方面的现象。

例如，生产一单位m商品，除了使用各种非特殊的要素以外，还要各使用一单位的特殊要素a和b。且a和b都无法用任何要素来替代；另一方面，a不和b结合使用的时候，它就毫无用处，反之亦然。现在a的供给大大超过了b的供给，因而a的所有者不可能把a卖出任何有利的价格。对于a来说，出现了需小于供的现象；a因而不是一种经济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a是一种矿藏，它的开采必须使用资本和劳力，矿藏的所有权不产生收益，也即无矿租可寻。

但是，如果a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卡特尔，他们就可以扭转这一颓势。他们可以把a的供给量限制到使b的供给量超过它。现在a变成了经济商品，对它必须支付代价，而b的价格则降低到零。如果这时b的所有者也组成卡特尔予以反击，则两者之间的价格斗争无可避免，并可能产生交换学也无法说明的结果。如前所述，如果有一个以上的必要要素具有绝对特殊的性质，则定价过程不会产生独一无二的确定结果。

市场的情况是否a和b可以一同在垄断价格下出卖，并不重要。包括一个单位a和一个单位b的一个组合卖得的价格是垄断价格或竞争价格，其间没有任何差别。

因此，那个有时被看作需求垄断的现象，其实是特殊情况下形成的一种供给垄断。a 和b的卖者一心想以垄断价格出卖，不管m的价格是否会成为垄断价格的问题。他们惟一关心的事情，是尽可能地在买者对a和b一起所预备给付的联合价格中取得最多的一份。这种情形并不显示出任何可让我们使用“需求垄断”这个名词的特征。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表现两组之间相互争夺的附带特征，则这种说法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如果a（或b）的所有者们同时也是制造m的企业家，他们的卡特尔就显示出需求垄断的征象。但是，这种把交换学上两个不同的功能联合起来的人身结合，并不影响基本问题；有关的重要问题是两组垄断卖者之间的争端的解决。

这个例子，加以必要变更后，同样适用于“a和b也可用来生产m以外的商品”的场合，假若那些用途只产生较少的报酬的话。

9． 垄断价格影响下的消费

消费者个人对垄断价格的反应有几种不同的形式：

1. 尽管价格上升了，他仍然不限制对垄断性物品的购买量。他宁愿限制对其他物品的购买（如果所有消费者都这样的话，竞争价格一定是已经涨到垄断价格的水平了）。

2. 他对于垄断性物品的购买限制到不多于在竞争价格下购买它所花的金钱数额（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则卖者在垄断价格下的收入不会超过其在竞争价格下的收入；偏离竞争价格，他将一无所获）。

3. 他对垄断性物品的购买限制到少于在竞争价格下购买它所花的金钱数额；他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以购买原本不打算购买的东西（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则卖者以较高的价格替代竞争价格反而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垄断价格不会出现。在这种情形下，只有那不忍其同胞沉溺于毒品消费的“善人”才会继续把价格提高到竞争价格以上）。

4. 他比在竞争价格下花更多的钱来购买垄断性物品，但购买的数量却少于在竞争价格下所购买的数量。

不管消费者如何反应，从他自身的价值判断来看，他的满足多少是受了损害。或者说，在垄断价格下他享受到的服务没有竞争价格下的好。卖者的垄断收益来源于买者的损失。即便有些消费者（如上述第三种情况）能够购得竞争价格下无法买到的物品，他们的满足仍低于非垄断价格下所能得到的满足。垄断性物品产量的减少，固然可以腾出资本和劳力用于生产原本不生产的其他物品，但消费者对于这些物品的评价是较低的。

垄断价格通常有利于卖者，有损于买者，而且有悖于消费者利益至上的原则。但也有一个例外。例如，在竞争性市场上，有一种辅助性生产要素，即f，是制造消费商品g必需的；同时f的生产也需要各种费用，而且消费者也愿意支付给g一个令其在竞争市场上有利可图的价格，但f却卖不出任何价钱。这时使f得到一个垄断价格，却成为生产g的必要条件。这也许就是人们赞成专利和版权立法的理由所在。如果发明家和作家无法靠发明和写作赚钱，他们就不愿把时间投入这些活动，也不会投入相应的费用。公众也因此无法从f的垄断价格之不存在而得到任何益处。相反，他们失去了可以从g的购买而得到的满足。[23]

很多人对那些不可再生的矿物和石油的无节制的开采和使用深感忧虑。他们说，我们浪费这些会枯竭的资源是一种不顾后代的行动。我们不仅在消耗我们继承的遗产，也是在消耗后人应该继承的遗产。但这些抱怨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后人是否还将依赖这些我们依赖的资源而生存。诚然，石油甚至煤矿资源都在加速的消耗。但是，在100年或500年后，人们很可能用其他的方法来生产热力。谁知道我们减少使用这些矿藏，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也无益于21世纪或24世纪的人呢？我们为那无法想像的技术能力的进步，而牺牲现实的利益，无异于杞人忧天。

但是，如果同一个人既忧虑某些自然资源的枯竭，又同样热衷于指控它们的垄断性开采，就是自相矛盾了。水银的垄断价格，确有使其矿藏之消耗率趋于降低的效果。那些为将来水银资源稀少而忧患的人们，应该认为这个效果是再好不过了。

经济学在揭发这些自相矛盾时，并非为石油、煤矿等垄断价格的不合理而开脱。经济学的任务既非称赞亦非谴责。它的任务是探察人的行动模式的后果，而不参与垄断价格的敌友之争。

参与这些激烈争辩的双方皆自持谬误观点。反对垄断的一方，错在认为所有的垄断皆靠限制供给，从而形成垄断价格并坑害购买者。他们的错误，同时也表现在认为一个未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里，存在着垄断的必然趋势。只说“垄断资本主义”而不说“垄断干预主义”，只说“私人卡特尔”而不说“政府促成的卡特尔”，是对真实情况的极端扭曲。如果政府不有意地促成垄断，垄断价格将只局限在某些只有在少数地区可以开采的矿物，和那些区域性的有限空间的垄断。[24]

赞成垄断的一方则错在把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归功于卡特尔。他们说，生产的垄断性集中，一般而言都将降低生产的平均成本，进而增加额外生产所需的资本和劳力的数量。然而，淘汰那些生产成本较高的工厂，根本用不着卡特尔。自由市场上的竞争，无须借助于任何垄断和垄断价格，就能够达到这一目的。正是因为其生产成本太高，某些工厂和农场才被迫为自由市场所“叫停”，如果它们得以继续维持，一定是政府推行卡特尔化的结果。例如，自由市场会消灭边际以下的农场，而仅使那些其生产在现行市场价格下有利可图的农场得以维系。但美国的新政则倾向于另一种安排。它强迫所有的农民均按同一比例来限制产量。它用垄断政策把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到使那些边际以下的土地之生产又成为合理的程度。

把产品标准化和垄断混为一谈而得出的那些结论，同样是错误的。如果人们仅要求按某一标准样式提供特定物品，则生产完全可以在一个更经济的程序中进行，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即便人们真有这样的要求，标准化和相应的成本降低，也可在没有垄断环境下出现。另一方面，如果你“强迫”消费者只接受某一标准样式的东西，实际上不但不能增进，反而会减损他们的满足。一个独裁者也许认为消费者的行动是愚蠢的。为何妇女不像士兵一样都穿统一制服，而对那些花里胡哨的时装青睐有加？从独裁者自己的价值判断来看，他也许是对的。但麻烦在于，价值判断是个人的、主观的和任意的。市场的民主，体现在人们能够自己作出选择，任何独裁者都无权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给他人。

10． 卖方的价格歧视

本来，无论是竞争价格还是垄断价格，对消费者都是一视同仁的。逐渐消除相同物品或服务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市场的一个恒定趋势。尽管买者的评价及其有效需求程度因人而异，他们对同一商品支付的价格却是一致的。富人买面包并不比穷人付的钱多，尽管他不能照此价格买到它时也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一位乐迷宁可节俭食物开销，也不愿失去聆听一场贝多芬交响音乐会的机会。但他并不需要比别的听众花更多的门票钱，尽管后者仅把音乐当做一种消遣，他们不见得愿意放弃其他欲望来听这场音乐会。买一件东西实际支付的价格与买者内心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之间的差额，有时被称为消费者剩余。[25]

但是在市场上也会发生卖者歧视买者的情形，即他可能对不同的买者索要不同的价格。他定的价格有时可以高到使一个买者的消费者剩余完全消失。要使价格歧视的行动有利于卖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以较低价格购买的人不能把他买进的东西转卖给那些只能在较高价格下购买的人。如果这种转售无法避免，则第一卖者的意图就会落空。第二个条件是： 大众的反应不至于使卖者的全部净收入，比他采用无差别定价时可赚得的全部净收入少许多。凡是在卖者以垄断价格取代竞争价格而对他有利的场合，第二个条件就具备了。但在一个不会产生垄断收益的市场情形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价格歧视并不要求卖者一定限制其销售量。他不至于失掉所有的买者。他要考虑的只是有些买者会限制他们的购买量。但一般而言，他还是有机会卖掉剩余的部分，因为在无差别价格下，有些人可能根本不会购买，也有些人只会少量购买。

因此，生产成本的结构在实行歧视定价的卖者的考虑中不起任何作用。当全部产量和销量维持不变时，生产成本不受任何影响。

价格歧视最常见的例子是医生的收费。假设某医生每周可看80人次（所看的病人有30人）的病，每次收费3美元，他每周的收入是240美元。假使他歧视性收费，对最富有的10个病人每次收费不是3美元而是4美元。这些人就从每周看病50次减到40次。这位医生就剩下10次看病的时间，他可以把这10次的时间减价收费2美元，于是那些花不起3美元看一次病的人也就可以来看病了。这时，该医生每周的收入为270美元。

卖方只有在比无差别定价更有利的场合，才会采用歧视价格。显然，歧视定价会引起消费的变动，以及引起生产要素在用途上的转变。歧视的结果，总归是购买这种商品的金钱总额为之增加。买者为抵消这份增加的支出，必须减少其他的购买。至于那些因歧视价格而得利的人们，将把这份收益用于购买他人所少买的那种货物，而且购买量也与他们少买的数量相等，这是极不可能的。因此市场和生产的情形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动。

在上述例子中，那10位最富有的病人受到了损失，因为他们原本只需付出3美元，却付出了4美元。但因歧视价格而得利的，除了这位医生外，还有那些只付2美元就可看一次病的病人。诚然，他们必须放弃其他的满足来支付这笔诊费。但是，他们对于那些被放弃的满足的评价低于就诊带来的满足，因而得到的满足程度是增加的。

为了充分理解价格歧视，我们最好记住： 在分工体制下，那些为获取相同产品而相互竞争的人们，其地位并不会受到竞争的损害。只有从“生产的辅助性自然要素有限”的观点看，竞争者之间的利益才是冲突的。这种源于自然资源之不足而无可避免的敌对，因分工带来的利益而削减了。由于平均生产成本会随着大规模生产而降低，因而那些极想得到相同产品的人们之间的竞争，会通过降低其平均生产成本而改善自己的竞争地位。“不只是少数人而是许许多多的人极想得到商品c”这一事实，使得c的制造可以在节省成本的程序中进行，这样，即便不很富裕的人也能够买得起它。同样的，价格歧视有时也会使某种在无差别定价时无法满足的需要得到满足。

假设某一城市有p个音乐爱好者，他们每个人都愿意花2美元来欣赏某一著名演奏家的独奏音乐会。但是这场演出的开支大于2p美元，因此无法举行。但如果门票可以差别定价，而p个乐迷中有n个愿意花4美元，同时假定2（n＋p）美元这个数额是足够的，则这场音乐会就能够如愿举行了。条件是有n个人每人花4美元，而（p－n）个人依旧每人花2美元来买门票，他们都放弃了那些较不迫切的需要。于是听众中的每一个人都比无差别定价下演奏会告吹时更加愉快。对演奏会举办者的利益而言，最好是把听众的人数扩大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如果再增加一批听众产生的成本将高于取自他们的门票收入。

如果即便门票价格低于2美元，演奏会也可以举行，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的歧视价格会损害那些支付4美元门票的听众。

艺术表演的入场券和火车车票的价格明显不同，但这并非交换学意义上的价格歧视。为获得某些服务而宁愿支付更高价格的人，是因为他能够得到更好的享受。例如花高价获得一个较舒适的座位，会增添旅途的愉快。真正能够体现价格歧视的，是医生的收费。医生尽管同样小心地看病人，但对较富的病人总是收费较高。铁路的货运，也采用价格歧视的办法，即对那些因转运而价值增加较多的货物收取较高的运费，尽管铁路方面负担的运输成本是一样的。当然，医生和铁路局只有在一定的限度以内才采用价格歧视的做法，这个界限是由患者和托运人能够找到更有利之办法的机会决定的。但这指的是价格歧视得以成立的两个必要条件之一。

我们没有必要就某种情况下，指出每一个卖者如何对各类货物采用歧视价格。更重要的是要使大家明白这个事实： 在一个未受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里，采用歧视价格的必要条件是极难具备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按例外现象看待。

11． 买方的价格歧视

当买方拥有垄断力量时，卖方的垄断价格和垄断收益自然无从谈起，这是另一种价格歧视。不过，在一个自由市场里，垄断性的买方价格歧视得以出现的必要条件只有一个，即卖者对市场情况一无所知。由于这种无知不可能长期持续，如果要维持买方的价格歧视，只能求助于政府的干预。

瑞士的谷物贸易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的。瑞士政府用世界市场的价格购买国外谷物的同时，却用较高的价格向国内农民购买。而国内的购买价格又有高低之分。在山区岩石地带耕种的农民由于成本较高，政府便以较高的价格收购他们的谷物；而对平原肥沃地区种植的谷物，政府则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却仍然高于世界市场价格。

12． 价格的相互关联

如果一个确定的生产过程同时产出p和q这两种产品，企业家的决策和行动就会受预期中的p和q的价格的影响。p和q的价格彼此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联，因为p（或q）的需求一有变动，就会引起q（或p）的供给变动。p和q这种价格上的双向关联可以称为生产的关联。商界把p（或q）称为q（或p）的副产品。

消费商品z的生产，必须使用p和q这两个要素，p的生产，要使用a和b这两个要素，q则需要c和d两个要素。于是，p（或q）的供给变动引起q（或p）的需求变动。至于从p和q制成z的生产过程是由谁完成的——如那些从a、b制成p，从c、d制成q的企业，或者一些在财务彼此独立的企业，抑或消费者本身——这都不重要。p和q的价格，彼此有特殊的关联，因为没有q则p无用，或只有小用，反之亦然。p和q价格上的这种关联，可以称为消费的关联。

如果货物b的服务效应能够替代另一种物品a（即便不是完全满意的替代），它们的价格之间也存在着互动。a和b之间的这种价格关联，称为替代的关联。

生产的关联、消费的关联和替代的关联，都是有限数量之物品的价格间的特殊关联。它必须同所有商品和服务之间的一般价格关联区别开来。一般性的价格关联源自这样一种事实： 每一种欲望的满足，除了需要各种多少特殊化的要素外，还需要另一种稀缺要素，即劳动，这种要素，尽管其生产力不一样，但在上述[26]严格界定的范围以内，也可以称为非特殊的要素。

在一个所有生产要素都绝对特殊的假想世界里，人的行动是在多种相互独立的欲望满足间进行的。在现实世界里，把满足种种欲望的部门相互连接起来的，正是那许许多多的非特殊要素，这些要素适用于达成种种目的，而在某种限度内可以彼此替代。而劳动这种要素，一方面是所有生产必需的，另一方面在严格限定的范围内又是非特殊的，这个事实，就产生了人们一切活动之间的一般性关联。它把价格形成的过程统合在一个整体中，在此整体里，所有的“齿轮”相互依存，使得市场成为千万个相互依赖之现象的连续。

把某一价格视为孤立之物是荒唐的。价格表现的是行动人在努力解除不适之感的过程中赋予某个东西的重要性。它指示的不是什么恒定事物间的关系，而是瞬息间千变万化之万象中的暂时状态，而所有这些被行动人判断为有价值的事物，各相关联，互为影响。那被称之为价格的，正是由行动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某种完整体系中的媒介。

13． 价格与收入

任一种市场价格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现象，是在特定场合、特定时间，两个人之间交换的特定数量之特定物品的比率。它指的是具体交换行动的某些特殊情况。它最终决定于交易相关者的价值判断，而非导自一般的价格结构或特定物品或服务的价格结构。所谓价格结构，乃从多种个别而具体之价格导出的一个抽象概念。市场并不产生一般的土地价格或汽车价格，也不产生一般的工资率，只产生某一部汽车的价格，以及某一类工作的工资率。就价格形成的过程而言，市场对任何类别的商品都一视同仁。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异，但在交换行动中，商品只是商品，就是说，它们是按照其解除不适之感的功效而被评价的东西。

市场并不创造或决定价格。它并非收入形成的过程。如果某人拥有某块土地并亲自耕种这份物质资源，那么这块地和这个人的生产服务的能力是可以再生和保存的： 农田和都市土地可以无限期地使用，人也可活上数十年。如果市场情况对于这些生产要素而言不会恶化，则它（他）们在未来岁月中仍可以被雇佣而得到报酬。换言之，如果它（他）们的生产力不被毫无节制地耗尽，土地和劳力都可成为收入的来源。这种收入之源得以细水长流，靠的不是它们的自然物理属性，而是它们的节俭使用。收入的不竭之源从来就不存在。收入是一个行动范畴，是对于稀缺资源小心使用的结果。这在资本品方面更为明显。人为的生产要素不是永不枯竭的。尽管它们当中有的寿命经年，但都将因损耗而最终成为无用之物，有的甚至会昙花一现。它们之所以成为收入的永久源头，只是因为它们的所有者这样节俭地来对待它们。在市场情况不变的假定下，如果我们对资本品的消费，不至于到牺牲了对资本消耗的补偿，资本就可视为收入的恒久之源。

然而市场情况的变化，可能使维持收入之源的努力付之东流。某些生产设备，当需求发生变动，或者被某些更好的设备替代，就将被报废。某些农田，在发现了更肥沃的土地，而又足备耕种的时候，它就变成为废物。某种工作的专门知识和技术，在新的生产方法缩小了它原有用途的时候，它们的报酬也就不存在了。为了不确定的未来而作的任何准备，其成功与否，都取决于指导这个准备的预测的正确程度。任何收入，如果缺乏对变动的准确预测，都无法永保安全。

价格也非一种收入分配方式。我们曾经说过，在市场经济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得上分配这个概念的。

14． 价格与生产

在一个自由市场中，价格形成的过程，将生产导向那些最能满足消费者愿望的领域，因为消费者的愿望正是通过市场表现出来的。只有在垄断价格下，垄断者才有可能在有限范围内，利用已有的市场力量，把生产扭转至其他领域，以谋取一己之利。

哪些生产要素应该使用，哪些不该使用，是由价格决定的。特殊的生产要素，只有在那些非特殊的辅助性要素没有更有利的用途时才被使用。比如技术诀窍、土地以及一些不可改变用途的资本品，它们的生产力之所以未被使用，是因为如果使用它们，就等于浪费了所有生产要素中最稀缺的一种要素，即劳动。在现代自由市场经济里，固然不会有长期的劳工失业，但土地和那些不能改变用途的生产设备的生产力之被弃用，则是经常的现象。

对生产力的被弃用而生感叹，乃无病呻吟。因技术进步使过时设备被弃用，是物质世界进步的标示。同样，和平永续使军工厂倒闭，或防治肺结核的有效药物的发明使肺病疗养院关门，也应该是一件好事。至于悲叹预测不周而导致投资错误，倒是情有可原。但人非圣贤，岂能无错。一定量的投资失误总归难免。我们应当做的是极力避免那些人为奖掖错误投资的信用扩张政策。

即便在北极及其附近地区，现代技术也能够在温室里轻而易举地种植柑橘和葡萄。但人们有时认为这是痴人之为。用关税及其他保护壁垒来维持岩石山地的谷物种植，而让别处许多肥沃的土地撂荒，与在北极种植柑橘葡萄，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瑞士岩石地区的居民宁愿制造钟表而不种小麦，是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制造钟表是取得小麦的最便宜的方法。而就加拿大农民而言，种小麦则是取得钟表的最便宜的方法。瑞士人不种小麦和加拿大人不制造钟表，与成衣匠不自己做鞋，制鞋匠不自己缝衣服的道理是一样的。

15． “非市场价格”的怪诞之处

价格乃市场现象之一种。它们源自市场过程，是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市场之外不存在价格之物。价格是市场社会成员之行动和反应的结果。因价格不一而殚精竭虑地寻找其决定因素，纯属徒劳。这正如假设“如果拿破仑在阿尔科之战阵亡，或林肯命令安德森将军从萨姆特堡撤退，历史将会如何”一样毫无意义。

“价格应该怎样”之类的考虑同样无聊。贱买贵卖或买贱卖贵乃人之本性。如果提出这种问题的人承认这是他“个人”的观点，这表示他是诚实的。至于他是否从他个人的观点出发，去怂恿政府强制干预市场价格结构，这是另一个问题。本书第六篇将阐述政府干预的某些不可避免的恶果。

但是，如果某人把一己之愿和任意的价值判断自诩为真理，则无疑是自欺欺人。人们在行动时除了达成目的的种种欲望之外，再没有别的要计较。而关于目的的选择，与真理无关，都是价值判断在发生作用。价值判断必然是主观的，不管下判断的人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是一个白痴、一个教授或一个政客，都是如此。

凡是市场决定的价格，皆为行动力量互动，即需求与供给的必然后果。不管形成价格的市场情况如何，就这一点而言，价格总是适当的、真正的和实在的。假如没有竞买者准备以高价买进，价格不会更高；反之，假如没有竞卖者准备以低价卖出，价格不会更低。市场中只有这样一些人出现，价格才会变动。

经济学的分析对象是产生物价、工资率、利率的市场过程。它无法建立公式，可用以计算不同于市场价格的所谓“正确”的价格。

确定所谓“非市场价格”的努力，立基于一个混淆而矛盾的“实际成本”观念。如果成本果真是实在的，是一个独立于价值判断的量并可以客观地辨识和度量，那么，让一个公正无私的仲裁者来规定价格的高低，也许是可能的。这种假设的荒谬性此处无需赘述。成本本是一种评价现象。详言之，成本是赋予那尚未满足的最有价值的欲望满足的价值，而该欲望之所以尚未满足，是因为满足其需要的生产要素作为成本，已经用在我们正讨论的欲望满足上。超过成本的产品价值，即利润的取得，是所有生产努力的目标。利润是成功行动的报酬。它不能不涉及评价而下定义。它只是一个价值评价的现象，与物质或其他外在世界的现象没有直接关系。

经济分析不得不把所有成本项目还原到价值判断。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把企业的利润、资本的利息、地租等称为“不劳而获”，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工人的辛劳才是实在的，才值得给以回报。但是，客观的现实并不对辛劳付酬。如果劳动被投入于好的计划，它的结果就会增加可用于欲望满足的手段。不管人们认为怎样才算公平，惟一相关的问题总是一样的： 哪一种社会组织更适合于达成人们愿意为它们而辛劳的那些目标，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此外没有第三种解决之道。具有非市场价格的市场经济观念，是荒诞不经的。成本价格的想法亦是空中楼阁。即便成本价格的公式只用于计算企业利润，它也会使市场瘫痪。如果物品和服务一定要在市场价格之下出售，供给必然不敷需求，这时，市场既不能决定什么东西应该或不应该生产，也不能决定谁可以享有这些物品与服务。结果是一团糟。

这也涉及垄断价格。任何可能促成垄断价格的政策都应一律杜绝，这是合理的。但不管垄断价格的始作俑者是否为政府政策，也决不存在所谓“求实”精神或凭空想像，能够发现使供求相等的另一种价格。为了在有限的公用事业领域维持垄断，而寻求一个满意解决的一切试验都失败了，这一事实，恰好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个真理。

价格是特定个人或群体，为私利而行动的结果，这是价格的本质所在。交换率和价格在交换学里的意义，既排除任何中央权力机构的行动后果，也排除那些假借社会或国家名义的人们暴力威胁的行动结果，更排除武装压力集团的行动结果。当我们宣称“政府不应规定价格”的时候，我们并未越出逻辑思考的范围。一个政府之不能规定价格，正如雌鹅不能生出鸡蛋一样。

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根本没有价格的社会制度，也不妨想像有政府命令要把价格规定得不同于市场价格的事儿。研究这样的制度和命令引起的诸多问题，是经济学的任务之一。但正因为我们想检讨这些问题，所以必须明白区分价格与政府命令之间的区别。价格，就其定义而言，就是人们的买和卖，或不买和不卖决定的。价格决不能与政府或其他强制机构发布的法令和命令相互混淆。[27]

[1]有时物价统计确定的价格差异只是表面的。价格表列示的，可能涉及各类品质的同类货物。或者依照当地的商业习惯，涉及不同的货物。例如，它们可能包括或不包括包装费，可能涉及付现或赊账等。

[2]这种交换率不同于货币与可出售之物品和服务之间的交换率。参见第十七章第4节。

[3]有关不可转换之资本财问题，将在第十八章第5、6两节讨论。这种交换率不同于货币与可出售之物品和服务之间的交换率。参见第十七章第4节。

[4]这里的“合理”，意思是： 用以继续生产的不变资本的预期报酬，至少不低于它用以其他计划的报酬。

[5]参见第七章第2节。

[6]关于保守主义对人们在资本财流动性方面的限制，以及生产中的历史性决定因素，详尽的讨论参见第十八章的5、6两节。

[7]参见第二章第8节。

[8]参阅Paul H. Douglas， Econometrica，Ⅶ，105页。译者又注： 舒尔茨（Henry Schultz， 1893—1838），美国经济计量学先驱。

[9]参阅Henry Schultz， The Theory and Measurment of Dem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pp.405-427。

[10]参见第十七章第2节。

[11]参阅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1942）， p.175。关于这个说法的批评，可参阅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ⅩⅩⅩⅤ，pp.529530（此文已收入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Chicago，1948，pp.89ff.）。译者又注：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奥裔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其资本主义发展和经济周期理论而闻名。在本注提及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他声称，资本主义发展终究会自行消亡，而由某种方式的公共管理制度或社会主义代替。

[12]关于价格歧视，参见本章第10节。

[13]参阅Richard T. Ely在其Monopolies and Trusts （New York， 1906， pp.136）中对垄断概念的误导性扩张的驳斥。译者又注： 伊利（Richard T. Ely, 1854—1943），美国经济学家。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的老师。

[14]显然，如果局外人有能力扩大其供给量，则不完全垄断计划注定会瓦解。

[15]参见下一节有关“商誉”的讨论。

[16]“边际垄断”一词的使用，像任何其他词一样，多少有点随意性。但如果以任何能引起垄断价格的垄断都可称为边际垄断为理由，来反对这种用法，则是徒劳的。

[17]这些协定已经由国际劳工局（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收集在1943年出版的《政府间货物控制协定》中。

[18]这里使用的特许（license or licensee）与专利法之特许的技术性意义不同。

[19]关于这个事实的意义，参见第二十四章第3节。

[20]参见第三十六章第1和第2节。

[21]广告费用的增加，也可视为资本投入的一种增加。

[22]现金的握存，即便它超过了习惯的数量被称为“窖藏”，也是资金利用的一种方式。在一般性市场条件下，营业者认为握存现金是一部分资产最适当的运用法。

[23]参见第二十四章第3节。参阅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London， 1939）， pp.124-127。

[24]参见本章第5节第11和第16个问题的讨论。

[25]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pp.124-127.

[26]参见第七章第3节。

[27]这些法令和命令包括“政府和其他压力集团（即工联）发布并强迫执行的价格、利率和工资率”。为了避免读者因出现过多的新词而迷惑，我们在普遍接受的意义上使用“价格、利率和工资率”。但作为市场现象的价格、利率和工资率，和作为法律现象而取代市场现象的最高或最低价格、利率、工资率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这是我们不可忽视的。

第十七章　间接交换

1． 交换媒介与货币

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如果在其最终交换的物品或服务之间引入一种或几种交换媒介，即可称为间接交换。间接交换论的研究对象乃此交换媒介与各阶物品和服务之间的交换率。间接交换论陈述的，涉及间接交换的一切事情以及作为交换媒介的一切东西。

作为交换媒介而普遍使用的，叫作货币（或金钱）。货币这个观念是含糊的，因为它的定义涉及一个含糊的字眼“普遍使用”。有许多不明确的事例，使我们不能决定一种交换媒介是或不是被“普遍使用”而应称为货币。但是货币定义的这种含糊性，并不影响人的行动理论所要求的精密性。因为关于货币所要叙述的一切，对于每种交换媒介都是有效的。所以我们或者保存“货币论”这个传统的名词，或者用另一种名词来代替，这都无关紧要。货币论，过去和现在皆乃间接交换论，或交换媒介论[1]。

2． 对若干普遍谬误的考察

如果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在讨论货币问题时，没有重大的失误，且不固执于那些错误，则那些把几乎所有政府的货币政策引入歧途的流行货币理论，就不至于错漏百出。

其中首屈一指的是所谓“货币的中立性”这一虚无的观念[2]，并由此产生出来一个随货币流通量的增减而同比升降的价格“水平”这个观念。他们没有认识到，货币量的变动决不会同时同程度地影响所有物品和服务的价格。货币单位购买力的变动，必然与那些买卖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动相关联，这一点也未被认识到。为了证明货币量与价格同比地升降，在处理货币论的时候，他们曾借助于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经济学处理其他一切问题时所用的程序。他们不是从个人的行为出发（交换学决无例外地这样做），而企图建立一些可用以理解市场经济整体的公式。这些公式包括如下因素：　国民经济中的货币总供给量、贸易总额——也即国民经济中物品和劳动全部交易的金额、货币单位的平均流通速率，以及价格水平等等。这些公式似乎给“价格水平论”的正确性提供了证据。然而事实上，它的整个推理方式乃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法。因为在这个交换方程里面已经包含着它所要证明的某些“水平论”。它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只不过是用数学来表示这个站不住的论断——在货币量与价格变动之间存在同比关系。

分析交换方程式的人，总是假定它的一些因素——货币总供给量、贸易量、流通速率——之一发生变动，而不问这样的变动是如何发生的。他没有看出这些方面的变动并非出现于所谓的“国民经济”中，而是源自各个行动人的处境，而且价格结构之发生变动，正是这些行动人互动作用的结果。显然，数理经济学家的研究程序，不是从各人对货币的需求和供给开始，而是依照力学的模型引进了“流通速率”这个荒诞的观念。

数理经济学者认为货币的功能完全或根本在于它的周转，它的流通。我们在这里无需讨论他们的这个想法是否正确。即令它是对的，也不能立基于货币的功能来解释货币的购买力——价格。水、威士忌、咖啡的功能，并不能解释对这些东西支付的价格。它们的功能所能够解释的，也只是为什么人们，当他发现这些功能的时候，会在某些其他条件下，需要一定量的这些物品。最终影响价格结构的是需求，而非物品的客观使用价值。

的确，交换学的任务，在货币方面比可售商品方面，要广泛些。解释人们为什么想获得种种可售物品所能提供的功用，其实并非交换学的任务，而是心理学和生理学的任务。但是，讨论关于货币方面的这个问题，却是交换学的任务。只有交换学能够告诉我们：　一个持币待购的人，究竟渴望得到一些什么利益。但是决定货币购买力的不是这些向往中的利益。想获得这种利益的那种渴望只是引起货币需求的因素之一。对于市场交换率之形成发生作用的，是需求；需求的强度又完全决定于主观价值判断，而非任何客观事实，以及任何可引起某一后果的力量。

交换方程式及其基本因子的缺陷，是他们（指创立这个方程式的人们）从一个整体的观点来看市场现象。他们偏执于“国民经济”这个观念。但是，凡是有“国民经济”——在此名词的严格意义上——的地方，就没有市场，也没有价格和货币。在市场里面，只存在个人之间或人群之间在合作中发生的个人行动。激发这些行动人的是他们自己的利害关系，而不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利害关系。如果“贸易量”和“流通速率”这样的观念有任何意义的话，那是指个人行动引起的结果。决不可用这些观念反过来解释个人们的行动。关于市场制度中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交换学必须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变动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现代经济学不问“铁”或“面包”价值几何，而是问确定大小的铁块或面包在确定时间和确定地点对于一个行动人值得什么。关于货币问题，也得用这样的方法着手研究。交换方程式与经济思考的基本原则不相容。它倒退到早期的思想方式，那时的人们因为沉溺于整体观念而不懂得如何看待人的行动学现象。交换方程式之毫无用处，正同早期的思想方式笼而统之地思考“铁”和“面包”的价值一样。

货币论是交换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对它的处理，必须采用处理其他所有交换学问题相同的态度。

3． 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

各种物品和服务，在销路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有些物品不难在高价下卖出，有的则在低价下也不容易很快卖掉。引起间接交换的，正是物品和服务在销路上的差异。一个人，当他不能立刻得到他想消费或用以生产的东西的时候，或者还不知道在不确定的将来他将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如果他把某种销路差的商品换成销路好的商品，就算是向他的最后目的走近了一些。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形：　他想要放弃的那种商品的物质特性（例如容易腐坏或保管费太大等等）逼得他不得不急于卖掉。有时他之所以急于要卖掉某种物品，是因为他担心它的市场价格会跌落。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如果他能够取得销路较好的商品，他就改善了他的处境，即令这项商品不能直接满足他自己的任何需要。

交换媒介是这样的一种商品：　人们取得它既不是为了自己消费，也不是为了用之于生产，而是为了将来拿它交换那些可用以消费或生产的商品。

货币是交换媒介。它是销路最好的商品，人们之所以取得它，是因为他们指望在今后的人际交换中使用它。货币是被大家接受并当做交换媒介使用的东西。这是它的惟一功能。至于其他的功能，只是这个基本功能——交换媒介——的特殊衍生[3]。

交换媒介是经济商品。它们是稀缺的；因而有被需求的性质。在市场上，有人希望得到它们并愿意以物品和服务来换取它们。交换媒介有交换价值。人们为取得它们而作出牺牲或支付“价格”。但这种价格的特征仅见于它们不能用“货币”来表示的场合。关于物品和服务，我们可以说“价格”或“货币价格”。关于货币，我们则说“购买力”，而不说价格，更不能说金钱价格。

交换媒介之所以有需求，在于人们想贮存它们。市场社会的任一成员都想储存一定数额的货币，也即一笔确定额度的现金或存款。有时他需要较大数额的现金储存，有时则较少，在例外的情形下，他甚至完全不要现金储存。无论如何，绝大多数的人不仅想持有可卖的商品，也想要持有货币。他们的现金储存不仅是一项剩余，即其未用完的财富余额，也不是在一切有意的买卖行动结束以后无意中剩下的余额。现金储存的数额取决于现金的有意需求。货币与可卖的其他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之发生变动，是由货币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动而引起的。

每一块钱都有其主（市场经济的社会成员）。货币的控制权在行动人之间的转移瞬时而不断地在发生着。在此期间的任何一个时点上，都不能说被转手的货币不属于某人或某企业一部分现金储存，而是在“流通中”。[4]把货币区分为“流通中的”与“闲置的”，本不正确。区分为流通货币与窖藏货币，也同样不正确。通常所说的窖藏，指的是按照一个观察者的个人见解，现金储存的额度超过了他认为正常的或适当的水平。但窖藏属于现金储存。窖藏货币仍然是货币，而且它的窖藏的功用与它的所谓正常的现金储存的功用是一样的。窖藏货币的人认为，为了便于应付某些特殊情况的可能发生，积攒一笔现金是必要的，这笔现金储存的数量超过了他自己在不同的情况下所要储存的数量，或超过那些批评他的行动的他人或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适当数量。他的这种行动对于货币需求结构所发生的影响，与每一“正常的”需求发生的影响是一样的。

许多经济学家避免把需求和供给这两个名词用在货币方面，因为他们怕与银行家使用的名词相混淆。银行的习惯是把货币需求称为短期贷款需求，而货币供给则称为短期贷款的供给。因此大家把短期借贷市场叫作货币市场。如果短期贷款的利率趋于上升，大家就认为出现了货币短缺；如果这种利率趋于下降，就说是货币充裕。这种习惯的说法已牢不可破。但它助长了一些严重错误的蔓延。它使人们把货币观念与资本观念相混淆，从而认为货币数量的增加可使利率持续地下降。但正是由于这些错误的粗疏，上述名词尚不会引起任何误解。我们难以想像经济学家会在此基本问题上犯错误。

还有些人之所以主张不提货币的需求与供给，乃因为他们以为货币需求者的目的与物品需求者的目的不同。他们说，物品乃为消费而被需求，货币则为的是在将来的交换行动中支付出去而被需求。这个说法同样是无效的。交换媒介的用处，固然是在于放弃它。但是人们热心于积累某一数量的货币，是为将来的购买作准备。正因为人们在市场上提供其物品和服务时，不想满足他们自己的直接需要；正因为他们想等待或不得不等待直到有利情形出现才去购买，所以他们不直接进行物物交接，而是使用交换媒介来间接交换。货币并不因为有人使用过而损耗，它会无限期地提供它的功用，这个事实是其供给结构中一个主要因素。但是货币的评价与其他一切物品的评价仍然要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　即用那些想获得它的一定数量的人们的需求来解释。

经济学家曾经把那些在经济制度里面会增加或减少货币需求的因素列举出来。那些因素包括：　人口数量；单个家庭自给生产的程度，以及为别人的需求而生产，在市场上出卖产品并买进自己的消费品的程度；商业活动的分配以及一年当中结付账款的季节；清算或相互注销账款的制度，如清算机构。所有这些因素固然都会影响货币需求，以及各人和各企业现金储存的额度。但它们的这种影响只是间接的，因为人们在考虑保存多少现金余额才是适当的时候，哪些因素会发生作用。决定现金余额的终归是当事人的价值判断。各行动人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去决定应当保持多少现金余额才算适当。为实现这一决定，他们放弃一些物品、有价证券、生利权（interestbeaning claims）并卖出这类的资产，或者相反地增加它们的购买。关于货币的这些事情，并非不同于关于所有其他物品和服务的事情。货币的需要决定于那些想获得它并作为其现金储存的人们的行动。

反对货币需求这个观念的另一个理由是这样的：　货币单位的边际效用之递减比其他物品的边际效用之递减要慢得多；事实上它的递减速度，慢到可以忽视的程度。关于货币，谁也不会说他的需求满足了，谁也不会放弃取得更多货币的机会，如果为取得它而必须付出的牺牲不太大的话。所以不能认为货币的需求是有限的。这个流行的推理是完全是错误的。它把现金储存这种货币的需求和以货币名义表示的对更多财富的欲望混淆一体。当某人说他敛钱的欲望永远不能满足的时候，并不等于说他的现金储存永远不够。他真正的意思是说他永远富不够。如果有更多的钱流入他的腰包，他不会只用来增加他的现金余额，或者只会用一部分来增加现金余额。他将把多余的部分或用于即时的消费，或用于投资。谁也不会使手头的现金超过他认为的适当的现金储存。

货币和可售的物品和服务之间的交换率，和各种可售的物品之间的变换率一样，乃取决于需求与供给。这一洞见乃“货币数量说”的本质。这个理论，本质上把一般的供需理论应用于货币之特例。它的优点在于用那解释所有其他交换率的同样理论，来解释货币购买力的决定。它的缺点则在于它诉诸一种普遍主义的解释。它只考虑国民经济的货币总供给，而不考虑各人和各企业的行动。这个错误观点所引起的后果，是货币“总”量的变动与货币价格的变动之间存在着同比想法。但那些较老派的批评家并没有探及货币数量说的固有错误，并以更满意的理论替代它。他们不但没有击中数量说的错误，反而攻击的是它的真理核心。他们想否认的是价格变动与货币量变动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但这个否认本身却使他们陷入种种错误、矛盾、荒诞的纠葛。现代货币理论从传统数量说出发，一开始就认识到：　要研究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必须应用那些已成功应用于所有其他市场现象的原则，而货币供需的变动与其购买力的变动之间确有一种关系存在。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可以把现代货币论称为货币数量说的一个修正。

卡尔·门格尔的货币起源论的认识论意义

门格尔不仅是提供了一个颠扑不破的人的行动学的货币起源论，而且他也认识到他的理论对于说明人的行动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及其研究方法的重要性[5]。

有些著作家曾以命令或契约来解释货币的起源。他们认为，有意建立起间接交换制度和货币的，是权威国家，或人民相互间的契约。这个说法的主要缺点，还不在于它的假设，即尚不熟悉间接交换和货币的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可能设计出一种完全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形的新的经济秩序，更不可能懂得这种设计的重要性；也不在于这个事实：　历史上甚至找不出一点线索可以支持这样的说法。我们有许多更加实质性的理由来反驳这种起源说。

如果我们假定：　有关各方的生活情况随着直接交换进入间接交换的每一步骤而改善，最后大家乐于采用某些特殊的具有高度销路的物品作为交换媒介，那么，我们就难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多此一举，用政府命令或外在契约来解释间接交换的起源。当人们发现从直接的物物交换难以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他就会希望能够首先换取那些更有销路的物品，以备未来再用它交换届时所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既用不着政府干预，也用不着实现什么契约。于是最精明的人首先这样做了，然后天资稍逊的人们随而附之。我们把“间接交换的利益为行动人知晓”这一点视为当然，要比假定“一位天才凭空想像到货币社会的好处，再经由命令或契约来说服众人接受之”更具备可信度。

但是，如果我们不假定“行动个体发现了间接交换比等候直接交换的机会更为便利”，而且，为方便讨论起见，如果我们承认货币乃由命令或契约创立，那么，又将出现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必须问：　用什么方法可以使人们采用一种他们不了解其功用的，而且在技术上比直接交换更为复杂的程序。我们姑且假定用强迫的方法。但是我们还要追问：　在什么时候，有些什么事情使人们觉得间接交换和货币使用不再是麻烦的（或至少是可有可无的）程序，而且实际上更有利于他们。

人的行动学的方法在于把一切现象追溯到个人的行动。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情形是这样：　间接交换使交易更为便利，加之如果人们又认识到这些利益，间接交换和货币就会出现。历史的经验显示，这些情形过去和现在都有。假若这些情形不存在，人们如何能够接受间接交换，并使用货币，从而固执这一交换方法，那就无法想像了。

关于间接交换和货币的起源这个历史问题，毕竟与人的行动学无关。惟一相关的事情是：　间接交换和货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促成它们存在的那些条件过去和现在都具备。如果的确如此，人的行动学则无需借助这个假设：　命令或契约创制这些交换方法。国家主义者，如果愿意的话，他们还会继续把货币的“发明”归功于国家，不管这是多么地不可能。关键在于：　一个人不是为了消费它或用它来生产而谋取一件商品，而是为了在日后的交换行动中放弃它。正是这样的行动使此类商品成为交换媒介，如果这样的行动又总是涉及某一种商品，则这种商品就成为了货币。人的行动学里关系到交换媒介和货币的一切定理，都涉及一种商品以其交换媒介的资格所提供的那些功用。即令间接交换和货币真的是命令或契约创设，下面这句话仍然是颠扑不破的，即只有那些从事交换的人的行动能够创造间接交换和货币。

历史也许会告诉我们，交换媒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后来那些作为交换媒介的物品种类又如何越愈减少。由于交换媒介这个较宽泛的观念与货币这个较狭窄的观念之分野并非截然偶成，而是逐渐显明的。所以，关于从简单的交换媒介到货币的演化历史，从未有过一致的看法。这类问题的回答乃属于历史理解的事情。但是，前面曾经提到过，直接交换和间接交换的区别是截然的，交换学关于交换媒介所确定的一切事情，在范畴上都涉及所有作为此类媒介而被需求和被获得的商品。

命令或契约创制间接交换和货币的这个说法，就其意义在于说明历史事实而言，揭发它的错误，本应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其仅作为一个历史陈述而言，那就不会影响交换学的货币论以及关于间接交换的解释。但如果它是作为有关人的行动和社会事件的一个陈述而被提出，它就毫无用处，因为它丝毫与行动无涉。至于说有一天统治或集会在一起的公民突然灵机一动，终于发现到间接交换和使用交换媒介的好处，这根本就算不上是关于人的行动的一个陈述。那只是回避了有关的问题。

我们必须了解的是：　如果有人认为，创造社会现象的是国家、某一超凡的领袖或者一个降临全体人民的神灵启示，那么这种说法对于人的行动和社会现象的科学概念就没有任何贡献可言。它也不能驳倒下面这个观点：　社会现象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意的，即非由社会成员有意设计并努力实现的结果”。[6]

4． 货币购买力的决定

一种经济商品，一旦到了不仅是那些想消费它或用之于生产的人们需要它，还有人想把它作为交换媒介来保存，以便在日后的交易行动中放弃它时，它的需求就增加了。这种商品的一个新用途出现了，因而对它发生一种额外的需求。和其他的每种商品一样，额外需求使得它的交换价值提升，这里所说的交换价值，即为取得它而提供的其他商品的数量，放弃单位交换媒介而可取得的其他商品的数量，也即可以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名目来表示的它的“价格”；这个“价格”部分地决定于那些想取得它当做交换媒介的人们的需求。如果人们不再把这个商品当做交换媒介来使用，则这额外的特殊需求就为之消失，而其“价格”也就随之下降。

所以，交换媒介的需求是由两部分需求组成的：　一部分是想用它来消费和生产的需求，一部分是想用它作为交换媒介的需求。[7]就现代金属货币而言，我们说它既有工业上的需求，也有货币方面的需求。一个交换媒介的交换价值（购买力）是这两部分需求相叠加的结果。

作为交换媒介的那部分需求的程度，决定于它的交换价值。这个事实引起了一些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无法解决的困难，所以他们不再循着这个理论路线进一步研讨。他们说，用货币需求来解释货币购买力，而又用它的购买力来解释货币需求，这是不合逻辑的。

但是，这个困难只是表面的。我们以那特别需求的程度来解释的那个购买力，不同于其水平会决定这种特别需求的另一个购买力。问题在于想像如何决定即刻到来的购买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借助于刚刚发生过的购买力。这是两个不同的数量。我们的这个理论可称为“回溯定理”，反对它的人则说它属于一种循环论证，显然，这种反驳乃一谬见。[8]

但批评者说：　这等于是把问题推了回去。因为你还要解释昨天的购买力的决定。如果你用前天的购买力来解释昨天的，你还要用大前天的来解释前天的，如此以往，你就陷入了无穷的回溯。他们说，这样的推理，确实无法实现对这个问题的圆满解决。这些批评者未了解的是，我们的回溯定理并非无穷尽地向前追溯。它会最终到达某一点，使解释得以完全，不再留下未解答的问题。如果我们一步一步地向前追溯货币的购买力，我们最后会追到有关商品作为交换媒介的那个功用刚刚开始的那一时点。在这一时点，昨天的购买力，完全决定于非货币的即工业的需求，这种需求完全来自那些想将这种商品用之于货币以外用途的人们。

然而，批评者继续说：　这等于以工业目的的用途来解释由于交换媒介的功用而发生的那部分购买力。真正的问题——对于它的交换价值中货币成分的解释——仍然未解决。这种批评也是误解。货币价值中来自交换媒介这个功用的成分，完全从这特殊的货币功用和它所创造的需求得到了解释。有两个事实是任何人所不否认，也没有被否认的：　第一，交换媒介的需要决定于它的交换价值的考虑，而它的交换价值是它提供的货币功用和工业功用的结果。第二，未曾作为交换媒介而被需要的那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只决定于那些想把它用于工业目的——也即为了消费或生产的目的——的人们的需求。我们所说的回溯定理，目的在于说明：　原先仅为工业目的而需要的那种商品，它的货币需求之第一次出现，乃受到当时仅由它的非货币功用而具有的交换价值的影响。这并不意含以它在工业上的交换价值为理由来解释交换媒介在货币功能方面的特殊交换价值。

反对回溯定理的最后一个说法，是认为它的方法是历史的，而非理论的。这个说法同样是错误的。对于一个现象作历史上的解释，是为了说明它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受哪些运动的力量和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这些个别的力量和因素，在这个解释中属于最终因素。正因为它们是一种极据，所以不容再加分析和演绎。至于从理论上来解释一个现象，则是把它的出现追溯到某些通则的运作，而这些通则是已经包含在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我们的回溯定理符合这个要求。它把交换媒介的这个特殊交换价值追溯到它作为媒介的功能，并追溯到一般交换理论所发展出来的关于评价和定价程序的那些定理。它从一个更普遍的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法则推演出一个更特殊的个案。它说明这个特殊现象如何必然地出现于那些对一切现象都有效的法则之运作。它不是说：　这发生于那个时候那个地点，它说的是：　当条件具备时这总会发生；原先没有作为交换媒介而被需要的商品，一旦开始为这个用途而被需要，则同样的后果必将再度发生；决没有一种可用作交换媒介的商品，在其开始作为此用途被需要的时候不具有因其他用途而具有的交换价值。所有这些隐含在回溯定理中的陈述和那些隐含在行动学先验原理中的陈述一样，都是那样地明白无误。它“必定”如此发生。谁都不曾成功地构建出一个假定的事例，又使得其中的事件不是如此发生。

货币购买力，如同一切可售物品和服务，是由需求和供给决定的。行动的目的总是为了将来的境况更加满意，因此一个人在考虑取得或放弃货币的时候，他首先要注意的自然是未来的货币购买力和未来的价格结构。但是，他除了立基于刚刚发生的货币购买力情况，乃无法对未来的货币购买力作任何判断。正是这个事实，使货币购买力的决定与各种商品和服务之间的相互交换率的决定显出差别。关于后者，行动者考虑的，仅仅只是它们对于未来之欲望满足的重要性。如果某种前所未闻的新物品——如一二十年以前才出现的收音机，被投入市场出售，惟一值得计较的问题是：　这个新玩艺将提供的满足，是否大于为购买它而必须放弃的其他东西所可提供的满足。有关以往价格的知识，对于买者而言，只是为获取消费者剩余的一个手段。如果他不在乎这个目的，他就可以（假若必要的话）忽视刚才出现过的市场价格（通常称为现价）来安排他的购买。他可以不估价而作出价值判断。我们曾经提过，把过去的一切价格都忘掉，并不会妨碍各种物品之间形成新的交换率。但如果关于货币购买力的知识被渐渐淡忘，则间接交换和交换媒介的发展过程势必重新开始。那就必须重新开始使用某些销路更好的商品作为交换媒介。于是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将增加，同时在它原有的交换价值（用于工业用途的交换价值）以外，又增加了一项用于货币用途的交换价值。就货币来讲，价值判断只有在它可以估价的条件下才可能。一种新的货币之被接受，前提条件是这种东西本来就因具有直接消费或生产的用处而产生了交换价值。买者也好，卖者也好，如果他对刚刚过去的货币的交换价值（它的购买力）一无所知，他就不能对一个货币单位的价值作出判断。

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的关系（也可称为货币关系）决定购买力的水平。今天的货币关系，乃根据昨天的购买力而形成，并决定今天的购买力。凡是想增加现金储存的人，必减少他的购买，增加他的出售，因而引起价格跌势。反之，凡是想减少现金储存的人，必增加其购买——或为消费或为生产——和减少其出售，因而引起价格涨势。

货币供给的变动，必然使各人和各企业变更对他们所持有的物品的处理。整个市场体系中的货币供给量之增加或减少，首先在于某些个人或企业增加或减少了他们的现金储存。否则整个市场体系的货币供给量不可能增减。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假设，每当货币注入这个体系的时候，每个市场成员即取得一份额外的货币，而当货币量减少的时候，他们的货币储存也分别减少。但不管我们是否这样假设，我们所陈述的这个最终结果总是一样的：　经济体系中货币供给量所引起的价格结构的变动，决不以同样的程度在同一时间影响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我们假定政府增发一批纸币。其目的或者是用以购买商品和服务，或者是用来偿还公债或支付公债利息。不管怎样，这时国库使这个市场对商品和服务发生了额外的需求；而相关的价格也为之上涨。如果政府以税收购买，则纳税人则减少了购买，一方面政府采购的东西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其他东西的价格则下跌。但是，如果政府增加它所支出的货币量而不减低大众手中的货币量，则纳税人所惯于购买的那些商品的价格就不会下跌。有些商品——即政府购买的——的价格马上上涨，而其他商品的价格暂时维持不变。但这个过程是要向前发展的。那些卖商品给政府的人们，现在也能够比以前购买得更多。因而他们买得更多的那些商品的价格也就上涨了。由这一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影响到其他许多价格，由此逐浪推展，直到所有的价格和工资都已上涨。所以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的上涨是参差不齐的。

货币量继续增加的过程，最终导致一切价格都上涨，这种上涨不是以同样程度影响到各种商品和服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因为他们卖出的那些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得较高，而他们买进的那些商品或服务或者没有涨价，或者上涨得少，他们就得到利益。相反地，有些人卖出的那些商品和服务没有涨价或者上涨得少，而他们必须买进的那些商品和服务涨价较高，他们就受害。对于前者，价格的不断上涨是一福利；对于后者则是一种灾难。此外，债务人是以债权人作牺牲而得利的。当这个过程到了终结的时候，各人的财富受到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人富有，有些人贫穷，以前的情形不再存在。这个新的秩序终于使各种商品需求的强度发生变化。各种商品与服务相互间的价格比率不再是以前的状态。除掉一切价格都已上涨以外，价格结构也有变动。在货币量增加的效果已经充分实现释放的时候，市场的趋势建立的一些最后价格，并不等于以前的那些最后价格乘以同一乘数。

古老的货币数量说和数理经济学家的交换方程式一样，其主要错误是他们忽略了这个基本问题。货币供给的变动一定会引起其他有关方面的变动。货币流量注入或流出前后的市场体系的变动，不仅表现于各人的现金储存和价格的上升或下降，而且各种商品与服务相互间的交换率也发生变动。这种变动，如果我们借助比喻的说法，无妨说它是价格革命，而不说是价格水平的上升或下降，以免引起误解。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不管像契约规定的一切延期偿付引起的一些后果。这些后果我们将在下面讨论，并且还要讨论货币现象在消费和生产方面，在资本品的投资、积累和消耗方面发生的一些作用。但是，即令把所有这些事情摆在一旁，我们也不可忘记货币量的变动对于价格的影响是参差不齐的。这要看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什么时候受到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不能一概而言。在货币扩增（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最初的反应不仅是某些价格较其他价格涨得更快更陡。而且也可能有些价格开始时是下跌的，这是由于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是受害的，他们以前需求的那些商品和服务，因需求的减少，其价格自然下跌。

货币关系的变动不只是政府增发纸币引起的。用作货币的那种金属的产量的增加，也有同样的后果，尽管受益或受害的是另一些人。如果货币的需求因为现金储存一般地趋向于降低而减少，同时货币量没有相应的减少，则价格也同样地上涨。由于“反储存”而额外支出的货币，与来自金矿或来自印钞机的货币同样地促成价格上涨。相反地，当货币供给降低（例如经由纸币的收回）或货币需求增加（例如，经由储存的趋势增强保持较多的现金余额），则价格下跌。这个过程总是不平坦的，非比例的和不对称的。

有人反对这个说法，认为投入市场的正常的金产量固然增加货币量，但并不增加金矿主人的所得，更不增加他们的财富。这些人只赚得他们的“正常”收入，因而他们的支出不会扰乱市场状况，也不会扰乱建立最终价格的趋势以及稳态循环经济之均衡。对于他们而言，金矿年产量并不意味着一种财富的增加，所以不会促使他们把价格叫高，他们仍然依照一贯的标准生活。他们在这个范围以内的支出，不会引起市场革命。所以正常的金产量不会启动贬值的过程，尽管货币量确实增加，它对于价格变化仍是中立的。

在反驳这个理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　在一个人口正在增加而分工和专业化也已完成的进步经济里面，货币需求自会有增加的趋势。增加的人口也要持有建立起他们的现金储存。随着经济自足的程度，也即为家庭本身的需要而生产的程度的萎缩，人们愈来愈依赖市场；这种情形使他们不得不增加他们的现金储存。因此，那个来自所谓“正常的”黄金生产的提升价格的趋势，与那个来自现金储存增加的削减价格的趋势两相交汇。但这两个相反的趋势并不彼此抵消。这两个过程各有自己的路线，两者都将扰乱既存的社会状况，使某些人更富，某些人更穷。两者在不同的时日以不同的程度影响各种物品的价格。诚然，有些物品的价格由于这两个过程之一而引起的上涨，最后会被另一过程引起的下跌而抵消。其结果，某些价格，或许多价格，回复到原来的高度，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但这种最后结果并不与货币关系之变动无关。它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偶合联动的后果，这两个过程的每一个，都会引起市场情况和个人物质情况的变化。这个新的价格结构，也许和以前的没有太大的差异。但这是两种系列变化的结果，而这两种系列的变化，已经实现了一切应有的社会变迁。

“金矿所有人依赖年产金量获得稳定收入”这个事实，并不抵消新产出的黄金对价格的影响。金矿的所有人在市场上把开采的黄金换得开矿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以及他们在消费和其他投资方面所需要的一些商品。如果他们没有生产这个数量的黄金，价格就不会受到它的影响。至于说他们已经预期金矿的将来收益，把它换算成资本，而且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生活标准按照这个预期的稳定收益而调整，则是错误的。新产出的黄金对于他们的支出所发生的影响，只是在这批黄金到了他们手中的时候才开始；新产出的黄金渐渐进到许多人的现金储存中，这些人的支出之受到影响，也只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如果他们预期将来的收益，提早花掉了金钱，而所预期的收益终于幻灭，则其情况就无异于靠一些没有实现的预期来借债消费。

各人预期的现金储存数额的变动，只有在它们有规律地一再出现而又相互关联的程度以内才彼此抵消。薪资收入者不是每天都收到薪资的，而是在一个或几个星期后才收薪。他们在这个期间以内储存的现金也并非每天一致；他们手头的现金数额随着下次发薪日的到来而逐渐减少。另一方面，那些为他们供给生活必需品的商人则在这个期间逐渐增加他们的现金储存。这两个变动互为条件，有因果关系存焉，且在时间和数量上彼此协调。商人及其顾客都不让自己受此周期变动的影响。他们现金储存的计划，和他们的业务经营与消费支出各有其整个周期的打算。

正是这个现象使得经济学家以为存在一个规律性的货币流通而忽视个人现金储存之变动。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限范围内的联系。也即，只有在“一组人的现金储存之增加在时间与数量方面与另一组人的现金储存之减少相关联”，以及“这些变动，在这两组人被视为一个整体来计划他们的现金储存的时间过程当中，会自行消失”的意义上，彼此抵消的现象才会发生。在这个范围以外，并无这样的此消彼长可言。

5． 休谟和穆勒的问题与货币的驱动力

货币购买力，对于所有的物品和服务，同时同程度地发生变动，而且同比于货币的需求或供给的变动，这种情况是可能想像的吗？换句话说，我们可能想像在一个不同于稳态循环经济之假构的经济体系里面，会有中立的货币吗？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叫作休谟和穆勒的问题。

休谟也好，穆勒也好，对于这个问题都没有找出一个肯定的答案。[9]我们有可能直截了当地给出否定答案吗？

我们想像两个稳态循环的经济制度A和B。这两个制度是独立的，彼此没有关联。它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　相对于A的每一货币量m，B就有一个nm的货币量，n大于或小于1；我们再假定，在这两个制度里面，都没有延期支付，而所使用的货币只有货币而无非货币的任何用途。因此这两个制度里面的一般价格比率是1∶n。我们可能想像把A的情形一下子变到完全和B的一样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必然是否定的。凡是想对这个问题予以肯定答复的人，必须假定有一个神力同时降临到个人的身上，使他的现金储存按n的乘数增加或减少，而且告诉他：　今后在他的计算中，一切价格都要乘以n。这种情境，没有奇迹是不会发生的。

前面曾经讲过，在一个稳态循环的经济假构里，货币这个概念，消失在一种空虚的计算程序中，自相矛盾而无任何实际意义。[10]稳态循环经济的特征是一切情况的固定不变，在这样一个假想的结构里面，我们不可能给间接交换、交易媒介和货币指派任何功能。

如果关于将来不是不确定的，则现金储存就没有任何必要。既没有现金储存，也就没有货币了。交易媒介的使用和现金储存的保持，是由于经济现象之不断变动。货币本身就是变动的一个因素；货币的存在与“稳态循环经济里一切现象皆乃规律流转”这个想法，是不相容的。

货币关系的每一变动——除掉对延期支付的影响以外——使社会各个成员的情况随之转变。有些人变得更富，有些人变得更穷。货币的需求与供给的每一种变动，恰好与同时同程度的相反变动相交，其后果因而互相抵消，以致在价格结构方面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动可能发生。但是即令如此，各个人的情况并不是不受影响。货币关系的每次变动，乃循着它自己的路向，产生它自己的特殊后果。如果一个通货膨胀的动向和一个通货紧缩的动向同时出现，或者如果一个通货膨胀接着一个通货紧缩，以致一般价格终于没有多大的变动，这两种运动的每一个的社会后果并不互相抵消，而是在通货膨胀的社会后果上面再加上通货紧缩的社会后果。我们没有理由可以认为：　所有或大多数受到某一运动之益的那些人们，将受到另一运动之害，或受害者将受益。

货币既不是抽象的数，也不是价值或价格的标准。它必然是一种经济商品，也正因为它是经济商品，所以要按照它本身的功用——指一个人希望从储存现金而得到的利益——来评价或估价。市场经济总在变化和运动。只是因为有波动，才有货币。货币之所以是变动的一个因素，不是因为它“流通”，而是因为它以现金储存的方式被保持。仅仅因为对于将来有何变动，以及变动到什么程度都无法确知，所以人们才要保存货币。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货币视为只存在于变动的经济中，同时货币本身也是引起变动的一个因素。经济现象的每一变动都会推动它，并使它成为一些新变化的动力。在物品买卖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没有不影响到货币方面的；货币方面发生的一切，也影响到物品的买卖。

“中立的货币”这个观念的矛盾，不亚于“购买力稳定的货币”这个观念。货币，如果其本身不具推动力，就不算是完全的货币，甚至根本就不是货币。

完全的货币应该是中立的，应该具有不变的购买力，而且货币政策的目标正在于实现这种完全的货币，这种见解是一个很普遍的谬见。我们很可以把这个谬见视为通货膨胀主义者一些更普遍的说法的一个反动。但这是一种过分的反动。它本身是混淆而矛盾的；而且因为它被另一个固着于某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思想中的谬见的推波助澜而祸害益甚。

这些思想家被一个普遍的信念误导，这个信念认为静态比动态更完善。他们心目中的完善是“一种再好不过的”状态，以至于稍有变动就可能损害了它。最好的动，乃趋向于完善的动，它导致一种静态；这时如果再动，就将导致一个不完善的境况。动，意味着没有达到均衡和充分满足，意味着苦恼和匮乏的存在。这些想法如果只意涵“行动的目的在于解除不适之感并最终实现充分的满足”，倒是很有根据的想法。但是，我们决不可忘记：　静止和均衡不仅仅呈现于人们充分满足的时候，而当人们有许多欲望未满足而又毫无办法改善其境况时，静止和均衡也会出现。不行动不仅可能是充分满足的结果，也可能是无法把事情做得更满意的必然结果。它既可表示满足，也可表示绝望。

行动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在不断地变动，经济制度也不会固化，而货币的中立和货币购买力的稳定，岂能与这样的世界和这样的经济制度相容。一个世界，如果必须有中立而稳定的货币，那将是一个没有行动的世界。

所以，在一个变动的世界里面，货币既不是中立的，其购买力也不是稳定的，这既不奇怪，也不是坏事。一切企图把货币变为中立和安定的计划，皆自相矛盾。货币是一个行动因素，因而乃一变动因素。货币关系的变动——也即货币供需关系的变动——必将影响货币与物品之间的交换率。这些变动并不同时同程度地影响各种物品与服务的价格。它们必然对社会各成员的财富发生不同的影响。

6． 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和

商品引起的购买力的变动货币购买力的变动，也即货币与可交换之商品和物品之间的交换率的变动，既可能从货币方面引起，也可能从物品方面引起。那些导致此类变动的变动，既可发生于货币的供需，也会发生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供需。因此我们可以区分现金引起的与商品引起的购买力变动。

商品引起的购买力变动，会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或个别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变动而引起。至于全部或大部分商品和服务需求一般的上升或下降，则只会由货币方面引起。

现在让我在下列三个假设下仔细检讨货币购买力变动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一些后果：　第一，货币只能作为货币，也即只能作交换媒介，不能有别的用途；第二，只有现货交易，没有现货对期货的交易；第三，忽略购买力变动对于货币计算的影响。

在这些假设下，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就是财富将在个人之间发生转移。有些人会更富有，有些人则更贫穷；有些人得到较好的供应，有些则相反；某些人得到的，就是另一些人失掉的。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个事实解释为总满足仍然不变，也不可以解释为总供给固然没有变动，但总满足或幸福总额则因财富分配之变动而增加或减少。总满足或总幸福这些观念是空洞的。我们不可能发现一个标准，并用之以比较个人获得之满足或幸福的不同程度。

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会有利于积累更多的资本，或有利于消费现有的资本，经由这种影响又会间接引起另一些变动。至于这第二层次的变动会否真正发生，以及变动的方向如何，则要随个别的情况来决定。关于这些重要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11]

商品引起的购买力变动，其结果，有时只是对某些商品的需求转变成了对另一些商品的需求。如果这些变动是由商品供给的增加或减少而引起的，那就不仅是从某些人到另一些人的财富移转。这并不意味张三得到的乃李四所失。有些人会变得更富有，但没有人受到损害，或者有些人会变得更穷，但没有人因此更富有。

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一事实：　假定A和B是两种彼此没有任何关系的相互独立的体制。这两种体制都使用相同的货币，且这种货币不能有任何非货币的用途。现在我们假定第一种情况：　A和B彼此间只有一点不同，即B的货币供给总额是nm，A的货币供给总额是m，同时相对于A的每一现金储存c，B就有一笔现金储存nc，相对于A的每一货币索取权d，B就有一个货币索取权nd。在其他各方面，A和B都是一样的。我们再假定第二种情况：　A与B的不同只在于，B的某一物品r的供给总额是np，A的这种物品的供给总额是p，同时相对于A的这种物品r的每一存量v，B就有一个存量nv。在这两个事例中，n都大于1。如果我们问，A中的每一个人是否愿意以最小的牺牲将其地位与B的相对地位相交换？其答复在第一种情况下必然是否定的。但在第二情况下，r的全部所有者和那些没有任何r而想得到一点r的人，将会给予肯定答复。

货币的功用受限于它的购买力水平。谁也不想在他的现金储存中仅持有一定数目或一定重量的货币；他想持有的是具有一定量购买力的现金储存。由于市场运作趋向于把货币购买力的最终情况决定在货币供需达到一致时的高度，所以货币决不会过多或不够，每个人甚至所有的人都能充分享受间接交换和使用货币的利益，至于货币总量的或大或小，没有关系。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引起社会各成员间财富分配的变动。在那些想据此变得更富有的人们看来，货币的供给可以说是不够或过多，而这种贪得之心，却可能导致一些为实现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而设计的政策。但是，货币的功用既不会因货币供给的变动而改良，也不会因之而受损。在一个人的现金储存中，倒会显出货币过多或不够的现象。但是这样的情形可以靠增减消费或投资来补救（当然，“为现金储存而引起的货币需求”与“为更多的财富而贪得无厌”，这两者间是有区别的，我们决不可陷于两者之间常见的混淆）。在整个经济里，可利用的货币量，总是充分地能够使每个人利用货币得到其所能取得的一切。

由此洞见出发，我们可以把那些为增加货币量而发生的一切支出都称为浪费。把一些别有用途的东西用作货币，因而减少了它们的其他用途。这个事实，看起来似乎不必要地减少了本来就有限的满足欲望的机会。正是这个念头，使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想到印刷纸币有降低成本之效。但是，从货币史上看，事情还有另一面。如果你注意到纸币膨胀的结果为害之大，你就一定会承认黄金生产费用之高是件小事。至于说通货膨胀之为害是由于握有纸币发行权的政府滥用了这个权力，而较为明智的政府会采取较健全的政策，这种说法毫无实际意义。因为货币不会是中立的，而它的购买力也不会是稳定的。一个政府关于决定货币量的那些计划，不会对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公平。政府为影响货币购买力而做的事情，不管如何都必然靠的是统治者个人的价值判断，并总是增进某些人群的利益而使另一些人群受损。决不存在所谓的大众的福利。在货币政策方面，也不存在所谓科学的“理应如此”的事情。

选择什么东西作为交换媒介和作为货币，并非无关紧要之事。它决定着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的过程。问题只在于谁应作出这个选择，是市场上从事买卖的人们？抑或政府？在历史长河中，最终选定贵金属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的，是市场。而近200多年来，政府干预市场的货币选择，可谓屡见不鲜。但是，即令最顽固的国家主义者也不敢断言，这种干预的结果被证明是有利的。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通货膨胀主义与通货紧缩主义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两个概念不是人的行动学的概念。它们不是经济学家创造的，而是出自民众和政客的通俗语言。这两个名词隐含着一个流行的谬见：　以为存在着某一中立的货币或购买力稳定的货币；而且还以为健全的货币必须是中立的，其购买力也必须是稳定的。照此观点来看，通货膨胀这个名词是用来指称那些导致购买力下降的现金方面的变动，而通货紧缩这个名词则指称那些导致购买力上升的现金方面的变动。

但是，如此使用这两个名词的人，却不知道购买力不会保持不变，因而总是存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在这些永恒的变动轻微而不显著的时候，他们没有注意到；而是把这两个名词留到购买力发生大变动的时候来使用。由于购买力的变动在何种程度上才可称之为大的问题是凭个人的判断，所以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两个名词就缺乏人的行动学的、经济学的以及交换科学的概念应具备的精密性。在历史和政治学方面，这两个名词是可以适用的。交换科学只有在用它的一般命题来解释经济史和政治纲领的时候，才可借助它们。此外，在不至于引起误解而又不必那么学究气的时候，即在严肃的交换科学的论文中使用这两个名词，也非常方便。但不要忘记：　交换科学关于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也即现金引起的购买力的大变动）所讲的一切，也适用于购买力轻微的变动，尽管小变动的后果比大变动的较不显著。

通货膨胀主义和通货紧缩主义，以及通货膨胀主义者和通货紧缩主义者这些名词的意思，涉及那些以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大变动）为目的的政治纲领。

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特征之一的语意革命，也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这两个名词的传统涵义改变了。今天许多人说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再也不是指货币供给量的大增或大减，而是指其必然的后果——价格和工资率一般地趋向于上升或下降。这个涵义不是无害的。对通货膨胀主义这一趋势的形成，它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现在再也没有一个名词可用来指称通货膨胀惯于指称的事情。你无以名之的政策，你就不可能攻击它。政治家和著作家在企图追问大量增加货币发行是否便利的时候，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借助于大家接受和了解的名词了。当他们想说到这个政策的时候，他们必须琐碎地分析它，描述它；而在讨论这个主题的每一句话里面，他们都要重复这个累赘的做法。因为这个政策没有名称，它就变成自明的一个事实。于是乎它就大行其道。

第二个害处是，攻击通货膨胀的后果——价格的上涨——而徒劳无功的那些人们，把他们的努力说成对通货膨胀的攻击。他们攻击的只是表象，而他们却误以为攻击的是祸根。因为他们不懂得货币量增加与价格上涨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把事情弄得更糟。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加拿大、英国的政府对农民所发的补助金。限价政策使该物品的供给减少，因为生产该物品的边际生产者将受亏损。为防止这种结果，政府给那些在最高成本下生产的农民以补助金。这些补助金乃来自货币量的增加。假若消费者不得不支付较高的价格来买该产品，则进一步的通货膨胀的后果就不至于发生。所以通货膨胀与其后果的相混淆，事实上会直接引起更大的通货膨胀。

这两个名词（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这种新奇的涵义，显然是混淆的和误导的，我们必须不留余地地摒弃它们。

7． 货币的计算与购买力的变动

货币的计算，考虑的是那些在市场上已被决定的，本应被决定的，或将被决定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它要发现的是价格的一些差异，并由此得出结论。

然而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不能在这样的计算中考虑。用一个基于另一种货币B的计算方式来代替基于货币A的计算，这是可能的。如此计算出的结果，可以不因A的购买力发生变动而受影响，但是仍要受到B的购买力变动之影响。我们无法使任何方式的经济计算免于所据以计算的那种货币的购买力之变动的影响。

一切经济计算的结果以及从经济计算推出的一切结论，都决定于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按照购买力的上升或下降，在那些反映早期价格的项目与反映之后价格的项目之间，就会有差额发生；这些计算表现的利润或亏损，只是现金引起的货币购买力变动招致的。如果我们把这样的利润或亏损，与那用购买力变动较小的货币而做的计算结果相比较，我们就称这样的盈亏为假想的或表面的。但是我们不可忘记，这些说法只可视为以不同的货币所做的计算之间的比较结果。由于没有一种货币是购买力稳定的，所以一切方式的经济计算都会出现这种表面的盈亏，不管它据以计算的是哪种货币。要精密地区别真正的盈亏与表面的盈亏，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说经济计算不是分毫不差的。但是，谁也不能提出一个使经济计算免于这些缺陷的方法，谁也不能设计一种完全消除这种误差之根源的货币制度。

自由市场已经成功地发展出一种可以满足间接交换和经济计算一切要求的通货制度，此乃不争之事实。货币计算的目的，是要使它们不因来自购买力轻微变动的不精确而被破坏。过去的两个世纪当中，现金引起的金属货币尤其是金币的购买力变动的那种程度，并没有大大影响商人们的经济计算而使其失效。历史的经验显示：　为了经营的一切实际目的，谁都会谨慎运用这些计算方法。理论的思考则显示：　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更好的方法；而要想实现一个更好的方法，更是不可能。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指责货币计算是不圆满的。人们并无能力改变人的行动的一些范畴。他必须依照这些范畴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商人决不认为，使金本位的经济计算免于购买力波动的影响是必要的。就交易和经济计算而言，选择价格指数表或其他方法的物品做本位以改良通货制度的建议，没有任何益处。这些建议的目的是想为长期的借贷契约提供一个较少波动的标准。商人甚至不认为修改他们的计算方法使其减少因购买力波动而引起的错误是有利的。例如，耐久性生产设备，按照它的购置成本每年折旧一个固定的百分数，渐渐地勾销它，这是通常采用的方法；弃用这个方法应该是可能的。作为替代，你可以在需要置换这一设备的时候，再拨出一笔足够的资金来购置。但是工商业者并不想用这种方法。

这一切做法，只就购买力不因现金方面的变动而引起激烈和巨幅变动的货币而言才有效。至于购买力发生这种激烈而巨幅变动的货币，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交换媒介的性能。

8． 对未来购买力变动的预期

人们在决定与货币有关的行动时，思考的根据乃他们关于刚刚发生的某些价格的知识。如果缺乏这些知识，他们就无法决定应当储存多少现金才算适当，也无法决定应当花多少钱去购买各种商品。缺乏历史经历的交换媒介是不可想像的。凡原先不是经济商品的东西不会具有交换媒介的功能，在它作为交换媒介而被需求以前，人们已经赋予它交换价值。

但是，刚刚传续下来的购买力，会受到今日货币供需的影响而改变。人的行动总是为将来作准备的，即令有时只是即刻的将来。人们购买为的是将来的消费和生产。就他认为将来会不同于现在和过去，他自然要修正他的评价和估价。一切可买卖的商品如此，货币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　今天货币的交换价值是明天的交换价值的预期。关于货币的一切判断，乃立基于它刚刚过去的购买力。但就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而言，第二个因素就出现了，这就是对这些变动的预测。

凡是认为他感兴趣的商品将要涨价的人，他将购买更多的这种商品；因而会相应减少他的现金储存。凡是认为价格将跌的人，他将减少购买，因而增加他的现金储存。只要这些预测仅限于某几种物品，那就不会引起现金储存一般的变动趋势。但是，如果人们相信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大幅变动即将到来时，事情就不同了。当他们认为一切物品的货币价格将要上涨或下跌的时候，他们就扩大或缩减他们的购买。这种态度又会大大地强化和加速这个预期的趋势。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大家认为货币购买力不会再有变动的时候为止。只有到这个时候，卖出或买进的倾向才会停止，人们才再开始增加或缩减他们的现金储存。

但是，如果一旦大家相信货币量的增加将会继续下去而截止无期，因而一切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将不停地上涨，那么，每个人就将尽可能地抢购，而把他的现金储存减缩至最低数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储存现金蒙受的损失，是随货币购买力的加速下降而增加的。储存现金所必须支付的代价，被大家认为是不合理的牺牲。这种现象，在20世纪20年代欧洲通货大膨胀时期，被称为“逃往实物商品”或病态的市面繁荣。数理经济学家不了解货币量增加与他们所说的“流通速度”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个现象的特征是：　货币量增加引起货币需求的减少。由于货币量增加而引起的购买力跌落这个趋势，又因购买力跌落所引起的现金储存一般地趋向于减少而更加强。最后，凡是想出卖实物的人们不得不考虑到货币购买力的不断跌落，因而他们的出价，可以高到谁也没有足够的现金买得起。于是货币制度崩溃；凡是用货币计算的交易都停止；这种经济恐慌使货币购买力完全消失。人们或者回复到物物交换，或者使用另一种货币。

递增的通货膨胀，其过程是这样的：　开始的时候，货币增加额的流入使某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其他的价格稍后上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时间既不一致，程度也不一样。

这是通货膨胀的第一阶段，它可能持续好几年。在这个阶段当中，有许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还没有和已经改变了的货币关系相适应。这时仍有人没有察觉到他们所遭遇的是一场价格革命，它将最终引起一切价格都大幅上涨，尽管上涨的程度不会一致。这些人还以为价格总有一天会回落。为等待这一天，他们减少购买，增加现金储存。只要大家还有这种想法，政府放弃它的膨胀政策，就不算太迟。

但是，最后大家都觉悟过来。他们霍然醒悟：　原来通货膨胀是一个故意的政策，而且将会无止境地继续下去。于是乎崩溃的危机降临。病态的繁荣出现。每个人都急于把他的货币换成实物，不管这实物是否自己所需，也不管要付多少钱。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以内，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天以内，原来当做货币使用的东西再也不成其为交换媒介了。它们变成了一堆废纸。谁都不愿将任何东西换成这些废纸。

这种情形曾经发生于1781年美国的大陆通货，1796年法国革命政府发行的纸币，以及1923年德国的马克。只要有同样的环境，这种情形将会再度发生。如果一种东西要用作交换媒介，一般舆论必须相信它的数量不会无限制地增加。通货膨胀是一个不能永久持续下去的政策。

9． 货币的特殊价值

作为货币使用的一种商品，就其在非货币方面所提供的功能而被评价和估价而言，没有什么必须特别处理的问题发生。货币理论的任务，只在于讨论作为交换媒介这一功能决定的货币价值中的构成。

在历史进程中，有多种物品曾经作为交换媒介被使用。这些物品的大部分，经由长期的演进已失掉了货币的功能。其中只有两种，即金和银，仍作为货币而沿用。到了19世纪后期，有意放弃白银做币材的政府愈来愈多。

在这所有的史实中，凡是作为货币使用的东西也有货币以外的用途。在金本位制下，黄金就是货币，货币就是黄金。至于法律是否只允许政府所铸的金币有法偿资格，则并不重要。值得计较的是这些铸币实际上含有定量的黄金，而且任何数量的金块也可以自由改铸成金币。在金本位制下，美元和英镑只是定量黄金的两个名称，法律只规定一点点差额而已。我们可以把这一类的货币叫作“实物货币”。

第二种货币是“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是从货币替代品的使用而演化出来的。替代货币本身的使用具有一种要求权——即代表要求权的东西，一经提出立即兑现，而且安全可靠——是原有的习惯。（我们将在下节讨论货币替代品的性质及其问题。）如果有一天，这种要求权的立即偿付被终止，因而它们的安全和权利人的偿付能力发生了问题，市场却并不停止使用这种要求权。只要这种要求权每天都可向一个偿付能力没有问题的债务人提出，就用不着事前通知，也不必花任何费用就可立即兑现，则这种要求权的交换价值就和它们的票面价值相等；正由于这完全的等值，它们就具有了“货币替代品”的性质。现在，因为停止了立即偿付，而偿付期又无限制延展，于是关于债务人的偿付能力，至少关于他偿付的意愿，便发生了疑问，这些要求权就将失掉其部分原有的价值。现在它们只是一些对一个有问题的债务人而且偿付期又不确定的要求权（且不生息的）。但是由于它们被当做交换媒介使用，它们的交换价值并未跌落到假使它们只有要求权的时候所应跌落的程度。

我们也不妨这样假定：　这样的信用货币仍然可当做交换媒介使用，即令它失去了作为对一个银行或某一国库的要求权的资格，因而成为“法定货币”。法定货币是一种仅由一些标记构成的货币，既不能用之于任何工业的用途，也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一个要求权。

过去是否有过“法定货币”的实例，或者凡不是实物货币的各种货币是否都是信用货币，这类问题的研究不是交换科学的任务而是经济史的任务。交换科学所要确定的惟一的事情是：　法定货币存在的可能性必须被承认。

我们必须记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　无论哪种货币，当它不再当做货币使用的时候，它的交换价值一定会大大跌落。过去80年当中，白银当做商品货币的使用愈来愈少，已表明了这个事实。

用金属铸成的信用货币和法定货币，倒是不乏其例。这样的货币是用银、镍或铜铸成的。假若这样的一枚法定货币不再当做货币使用，它仍然持有作为一块金属的交换价值。但是这对于所有人只是一点很小的补偿。没有实际的重要性。

现金储存是必须有所牺牲的。储存现金的人，视其口袋里持有的货币额或银行里存款余额的多少，而放弃了他所可消费或用以生产的现在商品之取得。在市场经济里面，这些牺牲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来。它们等于把这笔钱用之于投资所可赚得的利息额。如果持有人考虑到这笔损失，则证明他重视现金储存的利益，轻视利息的损失。

把储存定额现金得到的一些利益一一列举出来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认为对这些动机加以分析，就可给我们提供一个购买力决定的理论，而无需再用现金储存和货币供需等概念，却是一个妄想。[12]从现金储存得到的利益和损失，皆基于每个人内心的衡量，都不构成可以直接影响现金储存额的客观因素。其结果是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富有个人色彩。不同的人，和不同时间段的同一个人，对于同一客观事实都有不同的价值判断。知道了某一个人的财富和他的体格，我们并不因此就能知道他将会在富含某种营养的食物上花多少钱，同样的，知道某一个人的经济情况，我们并不因此就可确定他的现金储存额。

10． 货币关系的意义

货币关系，也即货币的供需，一涉及货币与可交换之物品和服务之间的相互交换率，这种关系就惟一地决定了价格结构。

如果货币关系维持不变，则膨胀的（扩张状态的）压力，或紧缩的（收缩状态的）压力，都不会在贸易、生产、消费和就业方面出现。相反的说法，则反映了那些不愿意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大众市场需求人们的牢骚。但是，“农产品价格过低，低到不足以使边际以下的农民得到他们所想赚得的收入”的说法，不是所谓货币稀少的理由。这些农民贫困的原因是其他农民在较低的成本下生产。英国制造业的毛病不是价格“水平”太低，而是他们没有做到把投入的资本和雇用工人的生产力，提升到足以供给英国人所想消费的全部商品的水平。

商品生产的数量一旦增加，而其他事物仍旧，必然会使人们的生活情况有所改善。其结果是这些产量增加了的商品的价格下跌。但是这种价格下跌一点也不损伤那些来自财富增产的利益。你可以认为这额外财富的增加被债权人所有是不公平的，尽管这样的非难，就“购买力的上升已经被正确地预料到，而且已经得到减价方式的处理”而言，是有问题的。[13]但是你不可以说：　由于产量增加而引起的价格下跌是某种不均衡的证明，而这种不均衡，只有靠增加货币量才能消除。当然，某些物品或所有物品的每次增产，照例要使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于各部门。如果货币量不变，则这样一次重新配置的必要性就会显现在价格结构中。有些生产行业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另一些行业利润减少或亏损。于是市场运作倾向于消除这些常被讨论的不均衡。靠增加货币量来延迟或中止这种调整过程，是可能的。至于想使它成为不必要的或降低它对当事人造成的痛苦，则是不可能的。

如果现金引起的货币购买力的变化，是由政府制造的，并仅仅导致财富在人群之间的转移，站在交换科学的中立立场上，倒不见得有必要判定其有错。当然，以共同富裕或公共利益为借口替其开脱，则显然是荒唐的。但我们不妨视之为一种政治手段，不是特别过分地牺牲某些人的利益而赐惠于另一些人群。然而，这里还涉及其他一些事情。

持续的紧缩政策所必然导致的后果，没有必要一一指出。谁也不会主张这种政策。一般大众和那些聒噪的作家与政客都是支持通货膨胀的。关于他们的这些作为我们必须强调三点：　第一，膨胀的或扩张政策的结果必然是过度消费和错误投资，也即浪费资本并损害将来的欲望满足。[14]第二，通货膨胀的过程，并未消除生产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的必要，而只是将其延缓，因而使得调整和再配置更为困难。第三，通货膨胀不能作为一个永久的政策来运用，因为继续运用这个政策，最后的结果是货币制度的崩溃。

零售商人或客栈老板很容易陷入一个错觉，即以为要使他和他的同事发大财，就需要大家多花钱。在他的心目中，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诱使人们花更多的钱。但是，让人惊奇的是，这种信念居然能够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哲学而流行于世。凯恩斯伯爵及其门徒把他们认为的经济情况不良归咎于消费倾向的不足。在他们的心目中，为使人们更加幸福，必须做的事情不是增加生产，而是增加消费。而要使人们能够更多消费，于是便求助于一个“扩张的”政策。

这个学说陈腐而恶劣。我们将在讨论商业循环的那一节，[15]对它加以分析和驳斥。

11． 货币替代品

一定数额的货币要求权，如果能够随时兑现，而其债务人的偿付能力和偿付意愿都毫无疑问，且凡是与这位债务人可能发生交易关系的人都完全知道这个要求权具备上述各条件，则这个要求权就可具备货币的一切功能。我们可把这样的要求权称为“货币替代品”，在个人或企业的现金储存中它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货币替代品在技术和法律上的特征，与交换科学无关。货币替代品可以是银行钞票，也可以是支票存款，如果这家银行准备随时兑付本位币而不收取费用的话。辅币（即低值铸币）也是货币替代品，如果持有人可以随时换得货币而不需支付费用。为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需要用法律限定政府兑换它们。要紧的是，这些低值铸币可以立即而无需费用地换成本位币。如果低值铸币的发行量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政府方面就无须用特别规定以维持它们的交换价值，使其与它们的票面价值相等。大众对于小额零钱是有需要的，因此每个人都有机会把铸币换成本位币。重要的是，货币替代品的每个持有者都确信这些替代品可以随时随地而无费用地换成货币。

如果债务人——政府或银行——对其发行的货币替代品持有等于其总额的现金（本位币）准备，我们就把这种货币替代品称为货币证券。一张货币证券（不一定在法律的意义下，但总在交换科学的意义下）代表一笔保存在准备金中的相对金额。货币证券的发行并不增加“可用以满足为现金储存而发生的货币需求的”那些东西的数量。所以货币证券的数量变动并不改变货币供给和货币关系。它们在货币购买力的决定上不起任何作用。

如果债务人对他发行的货币证券所保存的现金准备少于这项证券的总额，我们就把那超过准备金的证券额称为信用媒介。通常，我们不可能确定某一张货币替代品究竟是一张货币证券，还是一张信用媒介。发行了的货币替代品总额，通常只有一部分有现金准备。所以其中的一部分是货币证券，其余的则是信用媒介。但是，这个事实只有那些熟悉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的人才能看出。一张银行钞票，一笔存款，或一枚低值铸币，并不表示它在交换科学中的性质。

货币证券的发行并不增加银行可用以贷放的资金。不发行信用媒介的银行，只能授予“物品信用”，也即只能按照其顾客的信托金额，贷出它自己的资金。信用媒介的发行，使银行可用以贷放的资金超过了上述限制而增加。于是它不仅可以授予商品信用，而且也可授予“流通信用”，也即授予来自信用媒介之发行的信用。

货币证券的数量大小，与市场毫无关系。而信用媒介的数量多少，则不然。信用媒介对于市场的影响和货币的影响一样。它们的数量发生变动，会影响到货币购买力、价格以及——暂时地——利率的决定。

早期的经济学家使用了一个不同的名词。许多人把货币证券称为货币，因为它们具有货币的功能。但是这个名词是不适当的。科学名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有关问题的分析。交换科学中的货币理论，其任务不同于法律理论和银行管理及会计的技术学科，它要研究的是价格和利率决定这类问题。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首先把货币证券与信用媒介之间的区别弄明白。

“信用扩张”这个名词，也常常被误解。商品信用是不能扩张的，这个认识非常重要。惟一可引起信用扩张的是流通信用。但是流通信用的授予并不总是信用扩张。如果原先发行的一笔信用媒介，在市场上已经发生了它的一切后果，如果价格、工资率，以及利率已经适应本位货币加上信用媒介的总供给（广义的货币供给）而调整，则不再增加信用媒介数量的流通信用之授予，就不会引起信用扩张。信用扩张只出现于增发信用媒介作为信用授予的时候。如果银行把收回的信用媒介再贷放出去，就不会发生信用扩张。

12． 信用媒介发行量的限制

一般人把货币替代品看作货币，因为他们充分相信它们可以随时立即地兑换并不需要任何费用。我们把具有这种信念，因而视货币替代品如同货币的人们，称为发行银行或政府机构的“顾客”。至于这个发行机构是否按照银行业务的惯例行事，则无关紧要。一个国家的财政部发行的低值铸币，也是货币替代品，尽管财政部照例不把所发行的数量列入债务账目而视为国债的一部分。一个货币替代品的持有人是否享有要求兑换的权利，也同样无关紧要。值得计较的倒是，这种货币替代品是否真的可以立即兑换货币而又不花任何费用。[16]

发行货币证券是一件很费钱的事情。必须印制银行券，必须铸造低值硬币；必须创立记录存款而内容繁复的会计制度；准备金必须保存得安全；而且银行钞票和支票还有被伪造以致受欺骗的危险。补偿这些费用的机会很小，只有发行的钞票偶有损毁，以及某些存款人忘记了他们的存款。所以货币证券的发行如果不和信用媒介的发行相关联，那就是一笔招致破产的业务。在早期的银行史中，有些银行以货币证券的发行为惟一的业务。但是这些银行的费用是由他们的顾客补偿的。无论如何，交换科学并不关心那些不发行信用媒介的银行所面对的纯技术问题。交换科学对于货币证券所关心的惟一问题，是发行货币证券与发行信用媒介之间的关联。

一方面，货币证券的数量在交换科学上不重要，另一方面，信用媒介的数量或增或减就会影响货币购买力的决定，这种影响和货币数量的变动发生的影响，是相同的。因此，对于信用媒介的数量有无限制的问题，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如果银行的顾客囊括了市场经济的全体成员，则信用媒介发行量的限制，就无异于限制货币量的增加。在一个孤立的国家或全世界范围里，惟一发行信用媒介，并且其顾客包括所有的个人和企业的银行，其业务必须遵循两条规律：

第一，它必须避免可能引起顾客——也即所有人——怀疑的任何行动。一旦顾客对它开始失去信心，他们就会立即拿银行钞票来要求兑现，并提取他们的存款。至于这个银行能够发行多少信用媒介而不致引起顾客们的不信任，则取决于心理因素。

第二，信用媒介的增加发行，其速率决不可大到使顾客认为价格的上涨将会持续不断地加速。因为，一旦大众这样认为，他们就将减少现金储存，趋向于“实”值的保持，因而引起疯狂的抢购。这个灾难的来临，起初是由于信任的渐渐消失。大众都要把信用媒介换成货币用以购买有实值的东西，也即对于各种物品不加选择地抢购。这时银行一定破产。如果政府出来干涉，解除银行兑换其银行货币的义务，并解除其遵照契约退还存款的义务，则这些信用媒介就变成了信用货币或法定货币。停止兑现这一措施，彻底改变了事态。于是乎再也不存在有关信用媒介、货币证券，以及货币替代品的问题。政府携带着制定的一些法偿法规粉墨登场。银行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它变成政府政策的一个工具或财政部的一个附属机关。

从交换科学观点看，一个惟一的银行或共同行动的多数银行（也即其顾客包括所有的个人和企业）发行信用媒介最重要的问题，并非限制其发行量问题。我们将在第二十章讨论它们，那一章是专门讨论货币数量与利率的关系。

这里我们必须检讨多数独立银行共存的问题。独立的意思，是指每个银行在发行信用媒介这个业务上各行其是，而不与其他银行合作。共存的意思，是指每个银行的顾客都不囊括这个市场经济的全体成员。为了说明简便起见，我们假定没有一个人或一个企业是一个银行以上的顾客。这个假定获致的结论，并不因为我们假定“也有人是一个银行以上的顾客，也有人不是任何银行的顾客”而受影响。

我们要提出的问题，不是对这些独立而共存的银行发行信用媒介有没有限制。因为对于一个其顾客包括所有人的惟一银行之发行信用媒介尚有限制，对于多数独立共存的银行当然也有这样的限制。我们要说明的是，对于这些独立共存的某些银行所加的限制，比对于其顾客包括所有人的惟一银行所加的限制较为狭小。

我们假定，在一个市场体系中已经存在几家独立的银行。原先只有货币在使用中，但这些银行现在采用了货币替代品，其中一部分是信用媒介。每个银行都有一些顾客，而且发行了某一数量的信用媒介，它们在顾客的现金储存中作为货币替代品保存。这些银行发行而被顾客储存的信用媒介的总量，改变了价格结构和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但是这些后果已经完全实现，现在市场上再也没有过去信用扩张所引起的任何骚动了。

但是，我们现在再假定，某一个银行单独增加信用媒介的发行，其他诸银行则作壁上观。这个扩张中的银行的顾客——或者是原有的老顾客，或者是得到贷款的新顾客——收到增发的信用后，就扩大他们的业务活动，他们带着更多的需求（对商品和服务）出现于市场，由此把价格抬高。至于那些不是该扩张银行的顾客，由于无法忍受这些较高的价格，就不得不收缩他们的购买。于是市场上的一些商品就发生移转：　从不是这个扩张银行的顾客转到它的顾客。后者从前者买来的，多于他们卖给前者的；他们付给前者的，多于他们取自前者的。但是扩张银行所发行的货币替代品不适于付给那些非顾客，因为这些人不承认它们有货币替代品的资格。为偿付非顾客们的债务，那些顾客必须首先把他们自己的银行（也即扩张中的银行）发行的货币替代品换成货币。这个扩张银行就得把它的银行钞票兑现并付出它的存款。它的准备金——我们假定它发行的货币替代品只有一部分有信用媒介的性质——就为之减少。这个银行——在它的准备金用完之后——就将面临再也无法把那些尚未兑现的货币替代品兑现的境地。为避免破产，它必须尽快地增加其准备金。它必须放弃它的扩张政策。

市场对于一个顾客有限的银行采取扩张政策之反应，曾被通货学派描述得清清楚楚。通货学所讨论的特例，乃指一国享有特权的中央银行或其所有银行采取的扩张政策，恰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银行采取的非扩张政策相合。我们说明的，则涉及较通常的事例，即拥有不同数量的顾客的多数银行，也涉及最通常的事例，即在一个经济体系中有一家银行拥有有限的顾客，其余的人不光顾任何银行，也不把任何要求权看作货币替代品。当然，你是否假定一个银行的顾客与其他银行的顾客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抑或生活在一块，并不重要。这些差异对于相关的交换科学的一些问题没有影响。

一个银行发行的货币替代品，决不能多于它的顾客在他们的现金储存中所保存的数量。单独的一个顾客，其现金储存中用货币替代品保存的比例，不能大于他和该银行其他顾客之间交易周转额在其全部周转额中的比例。为方便起见，他照例还在这最高限度的比例之下保持货币替代品。因此对于信用媒介的发行就有了一个限制。我们承认，每个人在日常交易中对于任何银行发行的银行钞票以及对任何银行开出的支票，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接受。但是他会马上把这些钞票及支票存入他自己的银行。他的银行再与那些有关的银行清算，于是上述的过程就开始启动。

关于一般大众对于他们不知晓的银行发行的钞票的那种癖好，有许多荒唐的记述。真相在于：　除掉少数能够辨别好坏银行的商人以外，银行钞票总是不被信任的。使得这种不信任的心理渐渐消减的，是政府给予某些特权银行的特许状。常有人说，小数额的银行钞票流到那些不能辨别银行好坏的贫穷而无知的人们手中，这种说法不能当真。银行钞票的收受者愈是穷，愈是不熟悉银行的事情，支用他手中的钞票也愈快。因而，这些钞票回到它的发行银行或流到那些精通银行情况的人们手中也愈快。

当一个银行采取信用扩张政策而以货币替代品的要求权来放贷时，它需要增加愿意接受这种贷款的人数。这件事很容易。但是任何银行要增加它的顾客人数，却是非常困难的。这里所说的顾客，是指那些愿意把这些要求权看作货币替代品而作为其现金储存的人，要增加这种顾客的人数，如同要获得一种商誉，是件麻烦的事情，而且是个缓慢的过程。另一方面，一个银行会很快地失掉它的顾客。如果它想留住它的顾客，就不可让他们对于它依照契约履行债务的能力和诚意稍有怀疑。必须保存一笔大到足以应付要求兑现者所提出的全部钞票的准备金。所以没有一个银行可以自满于仅仅发行信用媒介；它必须对它发行的货币替代品总额持有存一笔准备金，因此信用媒介和货币证券必须合并发行。

有些人以为准备金的任务，是为了应付对这个银行失掉信心的人拿钞票来要求兑现。这是个严重的误解。一个银行享有的信任，和它发行的货币替代品享有的信任，是不可分的。对银行的信任，或者是所有的顾客都具有，或者是完全失掉。如果有些顾客失掉了信心，其余的顾客也会失掉。发行信用媒介而授予“流通信用”的银行，如果遇到它所有的顾客对它失去信心，而想兑现他们手中的钞票，并提取他们的存款，这个银行就不能履行它发行货币替代品所应负担的义务。这是发行信用媒介和授予“流通信用”这种业务的基本特征或基本弱点。没有任何准备政策，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准备条件能够补救它。准备金能做到的，只是使这个银行可能从市场上把发行的信用媒介过多的部分收回。如果这个银行发行的钞票多于它的顾客与别家银行的顾客交易时可使用的数量，它就必须把那超过的数额收回。

有些法律规定，各家银行必须在存款和其发行的钞票总额中保存一笔确定比率的准备金，这种法律就其限制信用媒介和“流通信用”量的增加而言，是有效的。至于在银行丧失信用的时候，想靠这些法律来保证银行钞票的立即兑现和存款的立即退还，则是无效的。

银行学派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是完全失败的。他们被一个捏造的观念混淆了思想。依照这个观念，银行业务的一些必要条件，严格地限制了一个银行所能发行的可兑换钞票的最高额。他们没有想到，大众对于信用的需求是一个由银行放贷的意愿而决定的量，而那些不关心自己偿付能力的银行，能够把利率减低到市场利率以下以扩张“流通信用”。至于说一个银行，如果把它的放贷限之于来自原料和半成品买卖的短期汇票的贴现，则它所能放贷的最高额，就是一个只决定于工商业情况的数量，而与这个银行的政策无关。这个说法不符事实。事实上这个数量，是随贴现率的降低或升高而扩增或缩减的。降低利率等于增加他们所误认的工商业正常需要的数量。

通货学派对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屡屡发生而困扰英国工商业的一些危机，给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解释。在英国，英伦银行和其他一些英国银行采取信用扩张政策，而与英国有贸易关系的那些国家没有信用扩张，至少没有同等程度的信用扩张。这种情势的必然后果就是黄金外流。银行学派为驳斥这个理论而提出的一切论据都是白费的。不幸的是，通货学派有两点是错的。他们从未认识到他们提议的补救方法——也即用法律严格限制现金准备以上的钞票发行量——不是惟一的方法。他们从未接触自由的银行业务这个观念。通货学派的第二点错误，是他们没有认清支票存款即是货币替代品，如果它们的量超过了持有的准备金，则成为信用媒介，其结果有助于信用扩张并不逊于银行钞票。银行学派认清了所谓存款通货与银行钞票同样是货币替代品。这是银行学派惟一的优点。但是除了这一点，银行学派所有的学说都是捏造的，他们被一些关于货币中立性的矛盾观点所指导；他们常常讲到窖藏（在信用扩张时而有窖藏，无异是个奇迹），用以反对货币数量说，他们完全误解了关于利率的一些问题。

我们必须强调：　之所以用法律对信用媒介的发行加以限制，乃因为政府事先只给一个或数个银行以特权，因而阻止了银行业务的自由演进。如果政府从未为某些特殊银行的利益而采取干预行动，如果政府从未解除某些银行按契约清偿债务的义务（在市场经济里面，这是所有个人和企业所应履行的义务），则不会出现什么银行问题。加诸信用扩张的限制自会有效。每个银行，出于自身偿付能力的考虑，不得不小心谨慎而不敢过分发行信用媒介。否则就要破产。

欧洲的一些政府对于银行业务的态度自始就是伪善和不诚实的。所谓国家的福利，一般大众尤其是贫穷而无知之大众的福利，只是一种借口。政府所要的是通货膨胀，是信用扩张；它们所要的是市面的繁荣，是来得容易的钱。那些曾经两度成功地废弃中央银行的美国人察觉到了这种制度的危险性；然而最糟糕的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攻击的那些弊病，也可发生于政府对银行业务的任何干涉。现在，即令最顽固的国家主义者也不能否认：　所谓自由银行制的一切弊病，与那些有特权而受政府控制的银行所引起的通货膨胀的恶果，比较起来也就不值得计较了。

政府为限制信用媒介的发行和防止信用扩张而干涉银行业务，这是一种神话。相反，指导政府行动的观念，是贪求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它们给某些银行特权，是因为它们要放松自由市场对信用扩张的自然限制，或是因为它们急于为国库开辟一个财源。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两个考虑都促使政府这样做。它们以为信用媒介是降低利率的一个有效手段，因而为了工商界和国库的利益，银行业必须扩张信用。只有到了信用扩张的恶果昭然若揭的时候，才制定法律来限制银行钞票的发行——有时也限制银行放款。自由银行制从未被认真考虑过，正因为它对于限制信用扩张太有效。统治者、著作家和一般大众一致认为：　工商界有正当的权利要求一个“正常的”或“必要的”“流通信用”量，而这个量，他们认为在自由银行制下是得不到的。[17]

许多政府从来没有从财政以外的观点来看待信用媒介的发行。在他们的心目中，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借钱给国库。货币替代品对政府发行的纸币产生了带头作用。可兑换的银行钞票只是走向不可兑换的银行钞票的第一步。随着这个趋势和干预主义的政策，这些观念已路人皆知，再也无人怀疑。现在，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对自由银行制稍加考虑，因为没有一个政府想放弃它认为的方便财源。今天所谓的财政方面的战争准备，不过是借助那些有特权而受政府控制的银行的能力，以取得战时需要的全部金钱。激烈的通货膨胀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经济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

但是，即令在自由主义享有它最高声望，一些政府也更热心于维持安宁而不煽动战争的时代，一般人在银行问题的讨论中也存有偏见。除盎格鲁—撒克逊诸国以外，一般的舆论总以为降低利率是善良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信用扩张是实现这个目的的适当手段。

英国在1844年修订银行法的时候，消除了这些谬见。但是通货学派的两个缺点却损害了这部著名的法律。一方面，政府干涉银行业务这个制度被保存下来；另一方面，限制只加诸没有现金准备的银行钞票的发行。信用媒介之被抑制，只是以银行钞票的形式出现的那部份。至于以存款通货的形式出现的信用媒介，则任由其扩增。

把隐含在通货学派理论中的观念加以推演，一个逻辑的结论必然是，所有的银行都要在法律的强制下，对货币替代品的总额（银行钞票加上即期存款）保持百分之百的准备金。这是费雪教授“百分之百计划”的核心思想。但是费雪教授把他的这个计划与他的采取指数本位的建议合并在一起。我们曾经说明过为何这一设计是妄想的，它等于公开承认政府可以依照压力团体的希求运用权力来操纵货币购买力。但是，即令百分之百的准备金计划在真正的金本位基础上得以施行，它也不可能完全免除政府干预银行业务（不管什么方式的干预）必然产生的弊病。为防止任何幅度的信用扩张要做的事情，是要使银行业务受一般商事法规和民法的管制，这些法规是强制每个人和每个企业完全遵照契约条件充分履行义务的。如果把银行当做特权机构而受一些特殊法令的管制，则银行仍然是政府可用以实现财政目的的工具。于是对于信用媒介的发行所加的每一限制，都要依靠政府和国会的好意。在所谓正常时期他们可能限制它的发行。一旦政府认为情况紧急而有理由采取非常措施的时候，这种限制就会撤销。如果一个政权及其背后的政党想增加经费而又顾恤民意，不敢征课较高租税，这时他们往往把这种困局称为紧急状态。政府做的事情，有些不是纳税人愿意的。政府如果急于要作这些事情，其经费又不便取之于较高的租税，于是就借助印刷机（印钞票），借助于那些愿意奉承政府官吏的银行经理，它们即成为政府首选的手段。

自由银行制度是防止信用扩张固有危险的惟一有效方法。不错，它不会妨碍那些经常公开其财务状况的稳健银行在很窄的限度内缓慢扩张其信用。但是在自由银行制下，信用扩张连同它的一切必然后果，不会发展到成为经济制度的常态。只有自由银行制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安全，使其免于恐慌和萧条。

回顾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我们不得不切实指出，自由主义在银行问题的处理上的巨大失误，造成了市场经济的一个致命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在银行业这个部门放弃自由企业的原则。大多数自由主义的政客，几乎是在一般人敌视放债取息的气氛下投降的。他们没有认清，利率是一个不可由政府或其他任何机构操纵的市场现象。他们有个迷信：　降低利率是有益的，而信用扩张是降低利率的正确手段。伤害自由主义大业的，莫过于暴起暴落的商业循环。舆论甚至转而相信这种循环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一般人没有了解到，他们悲叹的现象，其实是那些借信用扩张来降低利率的政策的必然结果。他们固执地维护这种政策，同时又要以愈来愈多的政府干预来和这些政策招致的恶果格斗，这当然是徒劳而无效的。

有关自由银行制的讨论

银行学派这样教导我们：如果银行把它的业务限之于短期放款，则银行钞票就不可能过分发行。[18]当贷款到期收回的时候，那些钞票就回到银行而在市场上消失。但是，这种情形只有银行限制其信用放款的数量时才会发生（但是即令在这种时候，它也不会消除以前的信用扩张的后果。它只会造成其未来信用收缩的后果）。通常的情形是这样的：　银行一方面收回到期的放款，一方面又贷出新款。于是相对于从市场上收回的钞票额（即早期放款的收回）会有一笔新发行的钞票额。

在自由银行制下，限制信用扩张的那种连续现象是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发生作用的。这与所谓的富拉顿原则[19]牢记的程序毫无关联，而是由于“信用扩张本身并不增加一个银行的顾客人数”这个事实引起的。因为一个银行之过分发行信用媒介，会增加这个银行的顾客对别人所应支付的数额，并随之增加它的货币替代品兑现的需求。因而这个扩张的银行不得不回到紧缩。

这个事实，就支票存款而言乃无可置疑。一个扩张的银行很快就会发现难以与其他银行清算。但是，人们有时以为如果不就支票存款而就银行钞票来讲，则事情就不一样。

在讨论货币替代品问题的时候，交换科学的观点是：　这种要求是被许多人当做货币来处理的。它像货币一样，在交易中有付出，有收入，而且保留在现金储存中。交换科学凡是讲到关于货币替代品的事情，都预先假定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以为任何银行发行的每一张钞票都成了货币替代品，那就荒谬了。使一张钞票成为货币替代品的，是这个发行银行的一种特别商誉。对这个银行无条件立即兑现的能力和意愿如果稍有怀疑，这一特别商誉即受到伤害。因而它发行的钞票就失去了货币替代品的资格。我们可以假定每个人不仅是在借款时准备接受这种可能出现问题的钞票，而且在买卖时也愿接受它而不愿意多等待。但是，如果关于它的要求权有何疑问发生的话，人们会尽快地将其脱手。他们在现金储存中将保存货币和他们认为完全可靠的货币替代品，而把可疑的钞票处理掉。这种钞票可以打折卖掉，而打折这个事实将会把它带回到原发行银行，只有这个银行不得不按它的面值兑现。

检讨欧洲大陆的银行情况，能够使这个问题得到更进一步的澄清。在那里，商业银行关于支票存款的数额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他们应当能够采用盎格鲁—撒克逊诸国的银行所用的方法，授予“流通信用”因而扩张信用。但是，欧洲一般大众却不习惯于把这样的银行存款当做货币替代品。通常收到一张支票的人，立即就去那家银行提现。除掉很小的数额以外，一个商业银行不可能用设立（为债务人设立）支票存款账户来放款。当债务人开出一张支票，这笔金额马上就会从这个银行提出。只有少数大规模的工商业者把他们存在中央发行银行的存款（不是存在商业银行的）当做货币替代品。尽管这些中央银行在它们的存款业务方面大都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它们也不会利用存款业务来大规模地扩张信用，因为它们的顾客要求存款通货的太少。银行钞票实际上是惟一的流通信用和信用扩张的工具。同样的情形，在盎格鲁—撒克逊银行制度范围以外的诸国曾经普遍化，到现在也还是常见的情形。

在19世纪80年代，奥地利政府实施过一个计划，就是在邮局储蓄部设立一个支票存款部门，使支票的使用普遍化。这个计划相当成功。存在邮局这个部门的金额是被顾客看作货币替代品的，而这一批顾客的人数比中央发行银行支票存款部的顾客还多。这个制度，后来也被1918年继承哈布斯堡帝国的新国家保存下来，而且也被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例如德国所采用。这种存款通货纯粹是政府的冒险，而这个制度下的流通信用只限之于借给政府。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特征就是奥国邮局储蓄部的名称，连同别国模仿它的那些机构的名称，不叫作储蓄“银行”，而叫作储蓄“局”。

在大多数非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里，除掉存在政府邮政系统的这些即期存款，银行钞票——也由少数存在政府控制的中央发行银行的存款——是流通信用的惟一工具。讲到这些国家的信用扩张，那就完全指的是银行钞票。

在美国，许多雇主是靠开支票来支付薪水乃至工资的。如果被雇的员工立即把所收到的支票拿到银行去全部兑现，那么这个方法只是把点数硬币和钞票的繁琐工作从雇主的出纳员移转到银行的出纳员。这在交换科学上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全国人民收到支票时都这样做，则这些存款就不是货币替代品，不能作为流通信用的工具用。使得这些存款成为通常叫作存款通货或“支票本币”的，只是由于大多数人把这些存款看作货币替代品这个事实。

每个人可以自由发行钞票，可以随意欺骗大众，这种想像的情况，与自由银行制毫不相干。如果把自由银行制与这种想像的情况联想在一起，那就犯了个大错。人们常常提到，图克[20]引用过的一个不详姓名的美国人留下的一句名言“银行业务的自由就是行使诈欺的自由”。可是，发行钞票的自由，其结果如果不是完全消灭钞票的使用，也会大大减缩它的使用。1865年10月24日赛努奇（Cernuschi）在法国银行业审查会的听证中提出过这样一个想法：“我相信，所谓银行业务的自由，其结果就是法国银行钞票的全军覆灭。我想给每个人发行银行钞票的权利，于是谁也不再愿意持有任何银行钞票。”[21]

银行钞票比硬币更便于携带，由于这个便利，所以大家乐于使用。这个意见可能是一般人支持的。就此而言，大家愿意为免于携带沉重硬币的不便而支付一点代价——贴水。所以，早期那些偿付能力没有问题的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在兑换金属通货时确有贴水。因此旅行支票颇受人欢迎，尽管发行它们的银行要收取一点手续费。但是所有这些事实，对于此处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这并不为那些鼓励大家使用银行钞票的政策提供辩护。一些政府并非为了妇女逛商店方便而提倡使用银行钞票。它们的想法在于降低利息，并为国库开辟一个便宜的财源。在它们的心目中，信用媒介的数量增加是增进福利的一个手段。

银行钞票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从来没有银行钞票，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成就也能够完成。而且，存款通货可以做到银行钞票所能做的一切事情。至于“贫穷而无知的工人和农民必须得到保护，使其免受那些邪恶的银行家的欺骗”这个伪善的说辞，不能用来为政府干预商业银行作辩护。

但是，有人也许会问：　如果一些商业银行联合成一个卡特尔，那又怎么办呢？这些银行不会为了滥发信用媒介而共同诈欺吗？这个想法是荒谬的。只要一般大众提取存款的权利未受政府的干预而丧失，没有一个银行会把它自己的商誉拿来冒险，而与那些商誉不及的银行联合起来。我们不可忘记：　凡是发行信用媒介的银行总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地位。它最为珍贵的资产是它自己的信誉。一旦对它的诚实和偿付能力发生了怀疑，它就要走上破产的境地。就一个信誉良好的银行而言，把它自己的招牌与那些信誉差的银行的招牌结合在一起，无异于自杀。在自由银行制下，银行的卡特尔将会摧毁一个国家的整个银行制度，对于任何银行，都没有利益可言。

一些信誉好的银行，大都被谴责为保守而不愿扩张信用。在那些不应受到信任的人们的心目中，这样的保守是一罪恶。但是，这却是自由银行制下经营银行业务的最高原则。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极难想像自由银行制的一些情形，因为他们把政府的干预银行视为当然，视为必要。但是我们必须记住：　政府的这种干预乃基于一个错误的假定：　信用扩张是降低利率的适当手段；除掉无情的资本家，对任何人没有伤害。政府之干预银行，正因为政府中人知道，自由银行制把信用扩张限之于狭小的范围以内。

经济学家说，目前的银行业状况应当引入政府的干预。这个说法可能是对的。但是银行业现在的状况，并非自由市场经济的恶果，而是政府为了大规模扩张信用使然。如果政府从来未加干预，则银行钞票和存款通货的使用，将会限之于那些熟悉银行业的情形，知道那些银行有偿付能力，那些银行没有偿付能力的人们。这样，大规模的信用扩张就不可能发生。现在政府财政部和它控制的机构，在其所发行的每一张纸币上都印着“清偿”这种魔术式的字样，而一般人则对它产生迷信的敬畏，政府对这种状况难辞其咎。

政府对目前银行业情况加以干预，如果其目的在于消除这些不好的情况，因而防止或至少是严格限制信用的再扩张，则这种干预是有道理的。可是事实上，现在政府干预的主要目的乃加强信用扩张。这个政策注定要失败。或迟或早会引发经济的大崩溃。

13． 现金储存的规模和构成

货币和货币替代品的总额保存在各个人和各企业的现金储存中。每个人或每个企业保存的那份数额乃决定于边际效用。每个人都要用现金的方式保持其全部财富中的一部分。他把过多的现金用来购买别的东西，在现金不够的时候，则卖出别的东西来弥补。为现金储存而发生的货币需求，与那为财富和可售出的商品而发生的货币需求是两回事，混淆这两种需求的通俗用语，蒙骗不了经济学家。

凡是对各个人和各个企业有效的，对许多人和企业的现金储存的每个数额也同样有效。我们从什么观点出发，把这些个人和企业当做一个全体而总计他们的现金储存，这并不重要。一市一省，或一国的现金储存乃其全体居民之现金储存的总额。

让我们假定这个市场经济只使用一种货币，货币替代品或者人所未知，或者在整个领域内被任何人无任何差别的使用。例如某一世界银行发行的金币，和可以兑现而每个人都视其为货币替代品的银行钞票。在这些假定下，那些妨碍物品和服务交易的措施不致影响货币方面的现象和现金储存的数额。关税、海禁和移民限制，对于价格、工资、利率趋于相等的那些趋势是有影响的。它们不致直接反映到现金储存方面。

如果一个政府想提高人民的现金储存额，它就必须命令他们把某一定额的现金存进一个官署并不动用。这个做法会使每个人不得不多卖少买；国内价格将会跌落；出口会增加，进口会减少；因而会有某一数额的现金输入。但是如果这个政府只想阻碍商品的进口和货币的输出，那就不会达到它的目的。如果进口减少了，其他情形不变，货币的输出自会同时减少。

货币在国际贸易方面发生的作用，与在国内贸易方面所发生的没有什么不同。货币在国际贸易方面之为交易媒介，无异于在国内贸易之为交易媒介。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外贸易，如果买卖的结果不只是一人和一些企业的现金储存的流动，那只是因为那些人有意增加或减少他们的现金储存。只有当一国的居民比外国人更急于增加现金储存的时候，才会有货币余额流进这个国家。只有当一国的居民比外国人更急于减少现金储存的时候，才会有货币余额流出。国与国之间的货币移转中没有被反方面的移转抵消的那部分，并不是国际贸易上无意的结果。它总是某一国的居民有意变动其现金储存的结果。小麦的出口只在一国居民想把多余的小麦出口的时候，同样的，货币的输出也只在一国居民想把他们认为剩余的货币输出的时候。

如果某一个国家转而使用国外所未使用的货币替代品，则剩余就会发生。这些货币替代品的出现等于这个国家广义货币供给的增加，也即货币加上信用媒介的供给量增加；这就在广义货币的供给中产生剩余。该国的居民们就想把他们那一份剩余脱手，因而对本国或外国的物品增加购买。如果是增加本国商品的购买，则出口减少；如果是增加外国商品的购买，则进口增加。在这两种情形下，剩余的货币都向外流。因为按照我们的假定，货币替代品不能输出，而只有货币本身流走。其结果是：　在国内的广义货币供给（货币加信用媒介）里面，货币部分降低，信用媒介部分升高。这时，国内的狭义货币的存量即小于此前。

现在我们再假定：国内的货币替代品不再继续成为货币替代品了。发行它们的银行不再接受兑现。以前的那些货币替代品，现在成为一些对一个不履行其义务的银行的要求权，这个银行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出了问题。谁也不知道原先的那些货币替代品是否有被兑现的一天。但是这些要求权可能被大家当做信用货币使用。作为货币替代品，它们被认为等于一个随时应付的要求权的金额。作为信用货币，它们现在要打折交换。

到了这个时候，政府开始出面干预。它用法令规定这一张张的信用货币具有按面值法偿的资格。[22]每个债权人均不得不按照它们的面值接受债务的偿付。交易中谁也没有歧视它们的自由。这个法令其实是强迫大家把一些交换价值不同的东西视为有相同的交换价值。它干扰了市场所决定的价格结构。它给信用货币定下最低的价格，给实物货币（黄金）和外汇定下最高的价格。其结果与政府的愿望相悖。信用货币与黄金之间的汇价之差并没消灭。因为硬币是禁止按照它们的市场价格来使用的，人们再也不在买卖中和还债中使用它们。他们收藏它们或输出它们。实物货币在国内市场绝迹。像格雷欣法则指出的，劣币把良币驱逐出国。我们可以更正确地说，价值被政府法令贬低的货币，遂绝迹于市场，而价值被政府法令抬高的货币，则继续存在。

所以实物货币的外流不是因为支付平衡的逆差，而是政府干扰价格结构的结果。

14． 收 支 平 衡

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任何特定的时期内，其全部收入和全部支出的货币等值之对照，被称为收支平衡。

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人在市场经济架构中的地位，我们必须注意他的收支平衡。它会告诉我们，此人在这个社会分工制度下扮演的一切角色。它显示出451他拿出些什么给他人，又从他人处收进些什么。它显示出他是否一个自立的正派人，抑或一个盗贼，一个靠接受施舍为生的人。它还显示出他是否消费掉他的全部收入，还是把收入储蓄一部分。收支账册自然无法表现许多其他的人事现象，如美德与功业、邪恶与罪行，在账册上都留不下记录。但是，就一个人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而言，就他贡献于社会协作而他的贡献之受别人欣赏而言，以及就他在消费市场上买卖或可买卖的东西而言，收支平衡提供的情况就足够了。

如果我们把若干个人的收支平衡合并起来，去掉他们彼此间的某些交易项目，我们就可以编制这一群人的收支平衡。这个收支平衡告诉我们：这群人中的成员如何与这市场经济的其余部分发生关系。我们可编制纽约律师团的会员的、比利时农民的、巴黎居民的或瑞士百伦州（Bern）居民的收入平衡。统计学家最有兴趣编制独立国家的收支平衡。

个人的收支平衡，提供了有关其社会地位的详尽信息。团体的收支平衡提供的信息却少得多。它对于这个团体内部各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完全不涉及。这个团体愈大，它的成员就愈复杂，之间的差异也越大，由收支平衡显示的信息也愈不完全。拉脱维亚的收支平衡显示的关于拉脱维亚人的情形，比美国收支平衡所显示的关于美国人的情形要多些。如果你想陈述一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你就不必涉及每个居民的收支平衡。要紧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团体而编制其收支平衡时，这个团体的成员必须在他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方面大体上是相同的，否则决不可作为一个团体来处理。

所以阅读收支平衡是很有裨益的。但是，你必须知道如何解释它们，以免犯通常的错误。

习惯上是把一国的收支平衡分列为货币项目和非货币项目。如果货币和金银的输入超过了它们的输出，就称为顺差。如果货币和金银的输出超过了它们的输入，就称为逆差。这两个名词乃源于重商主义者的谬见。不幸的是，这两个代表谬见的名词，积重难返，以致现在还在使用，尽管有些经济学家严厉地批评过它们。货币与金银的输入输出，被认为是收支平衡中那些非货币项目的结构引起的结果而非故意造成。这个见解完全错误。货币和金银的出超，并不是倒霉遭遇之结果，而是由于这一国的居民有意要减少他们持有的货币量，以致购买较多的物品。这正说明：　为什么产金国的收支平衡通常总是“逆差”；这也说明：　为什么一个以信用媒介来替代一部分货币的国家，在这样做的时期内，也是“逆差”。

用不着政府采取什么谨慎的措施来避免逆差所引起的货币外流。在这方面，个人收支平衡与团体收支平衡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一个市或一个地区的收支平衡与一个国家的收支平衡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同。政府不必干预纽约州的居民，以防止他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购买其他各州的物品。只要有美国人对储存现金还肯重视，他就会对这件事负起责任。于是他那一份现金储存就有助于维持一个适当的美国货币供给量。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美国人有兴趣任何数量的现金储存，则有关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清算的政府机关就无法防阻美元的全部存量的外流。这时就要对货币和金银的输出，采取严厉的强迫禁运措施了。

15． 地区间汇率

首先让我们假定只有一种货币。于是各地的货币购买力是相同的，各地的价格也是相同的。英国利物浦的棉花的最终价格与美国休斯顿的差额，不会超过两地之间的运输成本。一旦利物浦的价格上涨得较高，商人就会把棉花运到利物浦，于是引起一个回到那最终价格的趋势。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张定额荷币的汇票价格，在纽约不会高出由各项成本所决定的那个数额，这里的各项成本包括硬币的改铸、运费、保险费，以及这一切操作必要的那段期间的利息。一旦价格的差额超过了这个点（我们把它称为“黄金输出点”）——则把黄金从纽约运到阿姆斯特丹就有利可图，而纽约的荷币汇率就被压低到黄金输出点以下。地域间物品交换率的结构，与货币汇率的结构之所以有差异，是由于在通常情形下，物品总是单方向流动的，也即从生产多的地方流到消费多的地方。棉花从休斯顿运到利物浦，而不是从利物浦运到休斯顿，是因为它在休斯顿的价格低于在利物浦的价格。但是黄金则有时从甲地运到乙地，有时从乙地运到甲地。

有些人想把地域间的汇率及货币运输的波动，解释为由收支平衡中那些非货币项目的结构所决定。这些人的错误在于，他们对货币的看法比较特殊。他们不了解关于地域间的交换率，在货币与物品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如果休斯顿与利物浦两地的棉花贸易是可能的，则棉花在这两个地方的价格之差不会大于全部运输成本之总和。美国南部各州的棉花是怎样运输到欧洲的，产金国（如南非）的黄金，也就怎样运输到欧洲。其间没有区别。

让我们撇开产金国的事例不谈，我们假定一些人和企业用金本位彼此贸易，他们都无意于变更其现金储存的数额。由于他们的买和卖，就产生了相应的要求权，这些要求权是要在地域间收支的。但照我们的假定，地域间的收支是等额的。A地的居民应该付给B地居民的数额等于B地居民应该付给A地居民的数额。所以可以省掉把黄金从A地运到B地，又从B地运到A地。要求权和债务可以用一种地域清算的办法了结。至于这种彼此冲销，是否受到地域间的票据清算所组织或特别的外汇市场的影响，那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无论如何，A（或B）地一个居民应该在B（或A）地收支的那个价格，仍保持在运输成本所决定的那些差额以内。它不会高出这个均价而高于运输成本（黄金输出点），也不会低于运输成本（黄金输入点）。

如果其他所有的假定都不变，也许会发生这种情形：　A地应付B地的数额与B地应付A地的，其间存在一个暂时的差异。这时要避免地域间的黄金运输，那只有靠信用交易。如果今天必须从A地付钱给B地的一个进口商，能够在外汇市场买到的只有90天到期的对B地居民的要求权，他就可在B地借入这个数额的钱（为期90天），因而省下运输黄金的费用。如果B地的借债成本与A地的比较没有高过运金费用的一倍，则外汇商人就会采用这个手段。如果运金费用是百分之1/8，他们在B地为3个月期的借款愿付的利息，可以高过在下述那种货币市场情况下的利率1%（每年），这种利率，即当不存在此地域间收支之必要条件时，A地与B地之间的信用交易将会受到影响的那种利率。

这些事实可以这样来表达：A地与B地之间每天的收支平衡，在黄金输出点与黄金输入点的差距以内，决定外汇率所依以规定的那一点。但我们不可忘掉加上一句：这种情形只有在A地和B地的居民不想变动他们的现金储存额的时候才会发生。正因为情形如此，所以完全不运输黄金而把汇率保持在两个输金点所限定的范围以内是可能的。如果A地居民想减少，而B地居民想增加他们的现金储存，则黄金必须从A地运输到B地，而A地的汇率就将涨到黄金输出点。这时黄金从A地送到B地，正如同棉花之经常从美国运到欧洲。汇率之达到黄金输出点，是因为A地居民愿意把黄金卖给B地居民，不是因为他们的收支平衡出现了逆差。

这一切都适用于不同地域间的任何偿付。有关的城市是否属于同一个主权国都一样。但是，政府的干预则大大改变了这种情况。所有的政府都已设立一些机构，使本国居民在国内各地间的收支可以按票面价值进行。至于把通货从这个地方运送到那个地方的费用，或者由国库负担，或者由中央银行体系负担，或者由其他的政府金融机构，如欧洲一些国家的邮政储蓄银行负担。因此再也没国内地域间的外汇市场。一般人如有地域间的收支发生，也和当地的收支一样，没有较多的负担；即便有小小的差额，也不涉及地域间通货流动率或流动方向的变动。使国内地域间的收支与国际收支发生差异的是政府的干预。国内地域间的收支都按票面价值，而国际收支则在两个输金点之间的范围内波动。

如果有一种以上的货币用作交易媒介，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换率则取决于它们的购买力。各种物品的最后价格，当其表现于每种货币上，是彼此成比例的。各种货币之间的最后交换率反映它们对于物品的购买力。如果有何差距发生的话，也就是因为出现了有利于转换的机会。于是有些商人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买卖，其结果又使这个差距消失。外汇购买力的平价理论，不过是把关于价格决定的一般理论应用到各种货币并存的特殊情况。

各种货币是否在同一地域内并存，或者说它们的使用是否限之于不同的区域，这并不重要。无论如何，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换率乃趋向于一个最终状态，即在这种状态下，这种或那种货币的买和卖，再也没有任何差异了。如果地域间运输成本发生作用，这些成本必须加上或减掉。

购买力的变动，对所有物品和服务而言，不是同时发生的。让我们再就只有一国存在通货膨胀的事例（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例）来讨论。本国信用货币或法令货币数量的增加，首先只影响某些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其他物品的价格在某一时期以内维持不变。本国通货与外国通货之间的汇率是在交易所中决定的。这个特殊市场的商人，在预期未来变动的方面比别人更敏捷。因此，外汇市场价格结构所反映的新的货币关系，比许多物品和服务的价格来得更快。一旦国内通货膨胀开始影响到某些物品的价格时，外汇价格马上就会上涨到相当于国内价格和工资上涨的最后阶段，无论如何，外汇价格的上涨总在大部分价格上涨之前发生。

但这个事实被完全误解了。人们不知道外汇的上涨只是国内价格波动的先声。他们把外汇市场的兴旺解释为由于收支平衡的逆差。他们说，外汇需求之所以增加，是因为贸易平衡或收支平衡中其他项目的减退，或者只是由于一些不爱国的投机者的捣鬼。外汇价格上涨，使得输入品在国内市场的价格也上涨，于是国内生产的一些物品一定也跟着涨价，因为如果不上涨，它们的低价将促使商人把它们运到国外出卖，国内市场就会出现这些物品的短缺。

这个流行的说法隐含的一些谬见很容易被指出。如果国内大众的名义收入，没有因通货膨胀而增加，他们就不得不减少进口物品或本国产品的消费。减少进口物品的消费，则输入就会降低；减少本国产品的消费，则输出就会增加。于是贸易平衡又会回到重商主义者所说的有利的境况。

这里的推理，重商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是对的。但是，他们又说，这个理论只适用于正常的贸易情况，没有考虑到有些国家一定要输入一些必需品如粮食和基本原料。这些物品的输入不能减少到一个最低限以下。不管它们的价格怎样，都得输入。如果输入这些物品需要的外汇不能靠适当的输出量而取得，则贸易平衡就变成逆差而汇率一定会一再上涨。

这个想法之荒诞，不逊于所有其他的重商主义者的想法。一个人或一群人对于某一商品的需求无论怎样迫切怎样紧要，他们只能按照市场价格去购买获得。假若一个奥国人想买加拿大的小麦，他就必须用加拿大的货币按市场价格去买。他必须直接向加拿大输出商品或向其他国家输出商品，以取得加拿大的货币。他不是用奥国货币表示出来的较高的价格（也即较高的汇率）来增加他所需要的加拿大货币。而且，如果他的所得（就奥币先令来讲）不变，他也买不起这样高价（就奥币先令来讲）的进口小麦。只有奥国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因而增加奥国人民口袋中的奥币，奥国人才能够照向来的购买量以继续购买加拿大的小麦而不必减少其他的消费。如果没有国内的通货膨胀，输入品的价格上涨，其结果不是这种物品的消费减缩，就是其他物品的消费减缩。于是上述的再调整过程就又启动。

如果一个人没有钱向他隔壁的面包店买面包，其原因不是在于通常所说的金钱稀少。真正的原因是，这个人未能靠出卖人们愿意购买的商品，或未能提供人们愿意雇用的服务而赚得他所需要的金钱数量。就国际贸易来讲，也是如此。一个国家也会因为它不能向国外卖出足够物品以买进国人所需要的食粮而感到困窘。但这并不是因为外汇短缺。它只表示这个国家的人民贫困。国内的通货膨胀决不是消除这种贫困的适当方法。

投机对于汇率的决定也没有任何关系。投机者只是预测未来的变动。如果他们错了，错在认为通货膨胀在进展中，价格结构和汇率就不会符合他们的预期，他们就得因此而受损失。

汇率决定于收支平衡这个理论是基于一个不健全的概括，即把一个特别情况一般化的结论。如果有两个地方A和B，使用同样的货币，如果这两地的居民不想变动他们的现金储存额，则在这个时期当中，A地居民付给B地居民的货币量就会等于B地居民付给A地居民的数量，于是所有的收支互相抵消，用不着把货币从A地运输到B地，或从B地运输到A地。这时A地向B地的电传汇率不会高于那稍低黄金输出点的那一点，也不能低于那稍富于黄金输入点的那一点，反过来讲也一样。在这个差距以内，收支平衡的每天情况决定每天的汇率。这只是因A地居民和B地居民都不想变动他们的现金储存额才会如此。如果A地居民想减少他们的现金储存额，而B地居民想增加他们的现金储存额，则货币就要从A地运输到B地，而A地的汇率就要高到黄金输出点。但是货币并不因A地的收支平衡变成逆差而要运输。重商主义者说的收支平衡的逆差，是A地居民现金储存的故意减缩和B地居民现金储存的故意增加引起的结果。如果A地居民谁也不预备减少他的现金储存额，则货币之从A地流出就决不会发生。

货币贸易与可售物品贸易之间的不同在于：　通常，物品总是在单线型流动的，也即从过多生产的地方流向过多消费的地方。因此某种物品在过多生产地的价格低于过多消费地的价格，而其所低的数额通常决定于运输成本。就货币来讲，如果我们不涉及产金国和那些其居民故意要变动其现金储存额的国家，则事情就不同了。货币有时从这个方向流出，有时又从那个方向流回。一个国家有时输出货币，有时输入货币。每个输出国，正因为它先前的输出很快地变成一个输入国。仅仅因为这个理由，才可能借外汇市场的相互作用而省掉运输货币的成本。

16． 利率与货币的关系

货币在信用交易中发生的作用，和它在所有其他的交易中所发生的作用是相同的。通常，放款用的是货币，付息和还本也用的是货币。这些交易引起的收支，只是暂时影响现金储存额。接受放款、利息以及本金的人们把他们所收到的款项或用之于消费，或用之于投资。他们之所以增加其现金储存，只是由于某些与其货币收入没有关系的特定考虑。

对于所有同样性质的放款，市场利率的最后状况是一样的。利率之有差异，或者是由于债务人的可靠性不同，或者是由于契约条件的不同。[23]凡不是由于这些原因而引起的利率差异，是趋向于消失的。申请放款的人总是去找那些索要的利率较低的放贷者。放贷者总是迎合那些准备支付较高利率的借款人。货币市场的事情与所有其他市场的事情并无二致。

在地域间信用交易的场合，地域间的汇率也和货币本位的差异（如果有的话）一样，都必须考虑到。让我们设想A、B两国的情形。A采用金本位，B采用银本位。那个想把货币从A放贷给B的放款者，必须首先卖出黄金换得白银，然后在放款收回时卖出白银换得黄金。如果在后一个阶段，银对金的比价跌落了，则债务人偿还的本金（用白银）可买到的黄金量，将少于债权人原先放款时支出的数量。所以如果A和B之间的市场利率之差，大到足以抵补预期的银价对黄金的跌落，那么他往B国放款将只是侥幸的行动。如果A、B两国采用相同的贷币本位，则短期放款的市场利率就有相等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因不同的货币本位而严重受损。

如果A和B采用相同的本位，则A诸银行就可能扩张信用，除非B诸银行也采用同样的政策。A的信用扩张使价格上涨，于是A的短期利率下降，而B的价格和利率仍然不变。因而A的输出跌落，输入增长。而且，A的货币放贷者变得急于想在B的短期放贷市场放款。其结果是资金外流，使A国银行的货币准备为之减少。这时，如果A国的银行不放弃其扩张政策，它们将会破产。

这个过程已经完全被误解了。人们认为，国家中央银行保护民族利益具有不可推卸的至关重要的功能。他们说，保持汇率的安定，以及保护本国的金储备免于外国投机者和本国“帮凶”的侵害，乃中央银行的神圣职责。其实，一个中央银行避免其金储备消散而要做的一切事情，只是为了保持它自己的偿付能力。它已经由于扩张信用而大伤了自己的财力，现在为了避免悲惨的结果，则必须痛改前非。而热衷信用扩张的政府也已遇到了那些限制信用媒介之发行的障碍。

在讨论货币问题的时候，使用战争这类的名词，是不适当的，正如讨论交换科学其他所有问题时不适宜于使用这类名词一样。在各国中央银行之间不存在诸如“战争”之事。并不存在什么凶恶的力量在“侵袭”一个银行的地位，在威胁汇率的安定。也不需要什么“防御者”来保护一国的通货制度。而且，下面这个说法更没道理：　防止一国中央银行或它的一些私人银行降低国内市场利率，乃事关金本位的保护和汇率的安定，事关打击资本主义放债者的国际阴谋等考虑。市场利率，除短期情况外，不能靠扩张信用来降低；甚至是短期的扩张也会引起商业循环论描述的一切后果。

英伦银行在按照契约条件兑换一张已发行的银行钞票时，它并非无私地为英国人民提供一项重要的服务。它做的只是每个主妇在收支杂货店账款时做的事情。至于说一个中央银行完成其自愿承担的某些责任就可居功至伟，这种想法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政府一再允许这些银行有拒绝支付其顾客要求权的特权。事实上，中央银行愈来愈成为财政部的附属机关，沦为信用扩张与通货膨胀的工具。至于中央银行是否由政府所有，是否由政府官员直接经营，并无实际的区别。总之，现在各国可授予流通信用的银行，皆乃国库的分支机构。

只有一个办法，可永久维持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通货和黄金与外汇的平衡，即无条件地兑现。中央银行必须按照平价买进或卖出任何数量的黄金或外汇。这是金本位制下中央银行的政策。这也是那些采取大家熟知的金汇兑本位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政策。从19世纪20年代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实行过的正宗的或古典的金本位制，与后来的金汇兑本位制之间的区别，只是国内市场是否使用金币之别。在古典金本位制下，民众的现金储存有一部分是金币，其余的是货币替代品。在金汇兑本位制下，现金储存则全部是货币替代品。

要稳定外汇率，就必须按照这个稳定的汇率兑现。

要成功地运作一个外汇平衡账目，也只有靠坚持这同一方法。

欧洲的一些政府，近年来为何乐于采用外汇平衡以替代中央银行的运作，其理由很明显。中央银行的法治，乃某些自由主义政府，或那些不敢公开向自由主义国家的民意挑战——至少在金融政策方面——的政府的一大功绩。所以中央银行的某些运作是适应经济自由而调整的。因为这个理由，这些运作在如今极权主义抬头的时代，就不再受人青睐了。外汇平衡的运作与中央银行政策的不同特征主要是：

1． 外汇平衡是保密的，而中央银行在法律规定下必须按期（通常是每周）公布它的实际情况。但是外汇平衡的状况只有内行人才知道。官方给大家看的报告不过是些过时的数字。这些数字只有历史学家才关心，它们对于工商业者没有任何用处。

2． 这种秘密性使差别待遇成为可能。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这个制度酿成了可耻的贪污腐化。其他政府还利用这种歧视权，来伤害那些语言不同或宗教信仰不同的少数商人或那些支持反对党的商人。

3． 平价再也不是由国会公布的众所周知的法律所规定。平价的决定只是官僚的任意作为。某国通货疲软的消息常常见诸报端。而更正确的报道应该是：　某国政府已决定提高外汇价格。[24]

外汇平衡远非可以驱除通货膨胀诸恶果的魔杖。它不能在“正宗的”中央银行所用的那些方法以外，采用任何其他方法。如果国内存在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它和中央银行一样，也一定无法维持外汇平价。

有人曾说：　靠提高贴现率以抵抗资金外流的“正宗”方法不再可行，因为许多国家不再遵守这些“博弈规则”了。现在，金本位不再是一种博弈，而是一种社会制度。它的运作，不再靠任何人遵守某些公断之规则的意愿。它已经被冷酷的经济法律控制。

这些评论家举出下述事实作为论据，即在战争期间，贴现率的提高已不能阻止资金的外流——黄金和存款被转移到外国。但是，这种现象的始作俑者正是政府“反对黄金而赞成通货膨胀”的政策。如果一个人眼见他的存款将会因货币贬值而损失40%，他当然要设法把它移转到别国；即便这个货币将要贬值的国家，将其银行利率提高1%或2%，此人也不会改变转移存款的主意。因为贴现率的这一丁点提高，很明显不足以弥补那上10倍、20倍、甚至40倍的损失。如果政府热心于破坏金本位，金本位当然就瘫痪了。

17． 次级交换媒介

各种非货币商品，其销路有好坏之别，货币的使用并不能够消除这些差异。在货币经济里，货币的销路与可售商品的销路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在各类物品之间，其销路仍然存在着差异。它们当中有的容易找到愿意出最高价的买主，有的则较为困难。一张首级债券比一栋房子更有销路，一件獭皮外衣比一位18世纪政治家的墨迹更有销路。谁也不会把各种可售商品的销路拿来和货币的绝对销路相比。人们比较的只是各种物品销路的好坏程度。我们不妨说可售商品的销路是次级的。

持有一些高度次级销路的商品的人，就可以缩减他的现金储存，因为他有把握在需要增加现金储存的时候，可很快地把前者在市场上卖出最高价格而得到现金。所以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现金储存额的或大或小，要看他是否持有一些高度次级销路的物品。如果有些高度次级销路的物品在手头，则现金储存额以及保存它的费用都可相应减少。

因此，那些为降低现金储存的费用而持有这种商品的人们，对这种商品就产生了一种特别需求。这些商品的价格一部分决定于这个特别需求；如果没有这个特别需求，它们的价格将会低一些。这些商品就是次级交换媒介，因而它们的交换价值是两种需求合成的结果：一是对于次级交换媒介这个功能而发生的需求，一是对于它们提供的其他功能而发生的需求。

因储存现金而受的损失，等于这笔金额用于投资所能赚到的利息额。因储存一批次级交换媒介而受的损失，则等于储存中的这些证券所产生的利息和其他证券（与储存中的证券之不同仅在它们的销路较小，因而不适于作为次级交换媒介来使用）的最高收益之间的差额。

不知从何时起，珠宝开始被用作次级交换媒介。现在通常用作次级交换媒介的有：

1． 对一般银行或储蓄银行的要求权。这些要求权——虽然不是货币替代品[25]——是每天到期的，或者是预约后一两天就可提取的。

2． 发行量很大而且很普遍，因而即令卖出相当数量，也不会使市场价格下跌的那种债券。

3． 最后，有时候甚至特别有销路的某些股票或物品。

当然，从降低储存现金的成本可得到的利益，一定会遭遇某些意想不到的损失而与之对销。出卖有价证券，尤其出卖物品，有时只是赔本的生意。如果保持银行存款就没有这种危险，因为银行倒闭的危险，其概率通常小到不值得考虑。所以，有利息的对银行的要求权，又可以在通知后一两天提取的，是最受欢迎的次级交换媒介。

我们不可把次级交换媒介与货币替代品相混淆。货币替代品在给付的时候就被放弃，而对方只把它当做货币接受。至于次级交换媒介，则要首先换成货币或货币替代品，再用后者来支付或用以增加现金储存，这是一个迂回的方法。

用作次级交换媒介的要求权，因为这个用途，就有了较大的销路和较高的价格。因而它们所产生的收益，就低于那些不适于作次级交换媒介的同类要求权所产生的收益。可以用作次级交换媒介的政府公债和国库券的发行条件，可以比那些不适于这个用途的债券（例如私人债券）的发行条件，更有利于债务人。所以有关债务人总是热心于组织一个可使他们的债券具有吸引力的市场，以博得那些寻求次级交换媒介的人们的需求。他们想使这些债券的每个持有人，都可在最合理的条件下卖出或用作借款的抵押品。他们在发行债券而向大众做广告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有利的机会。

一些银行也同样专注于诱发次级交换媒介的需求。他们为其顾客提供一些便利的条件。他们通过缩短通知存款的期间而相互竞争。有时他们甚至对活期存款也付给利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有的银行做得太过，因而伤害了自己的偿付能力。

最近几十年的政治情况，使那些可用作次级交换媒介的银行存款更具重要性。几乎每国政府都在和资本家作对。它们都想用租税和金融措施来没收他们的财产。那些资本家为了保护财产而把其中的一部分以动产的形式保存，以期逃避没收。他们把资金存在那些目前不会有被没收或通货贬值之危险的国有银行。一旦情势有了变化，他们马上就把存款移转到那些暂时似乎比较安全的国家。当人们说到“热币”时，他们想的就是这些资金。

“热币”对于货币现象的意义乃“惟一准备”制的结果。为了中央银行更易于从事信用扩张，欧洲的一些政府，在很久以前就把全国的准备金集中在它们的中央银行。其他的银行（私人银行，也即没有赋予特权，不能发行银行钞票的一些银行）则把它们的现金储存限之于应付逐日交易的需要。它们不再对其逐日到期的债务持有准备。它们不必靠自己库存的现金来履行债务的偿付。它们依赖中央银行。当债权人想提取一笔超乎“正常”数额的款项时，这些私人银行就向中央银行借这笔款子。一家私人银行，如果它持有足够的抵押品可向中央银行借款，或有足够的汇票可向中央银行贴现的话，[26]它就自视为灵活的。

当“热币”开始流入的时候，那些流入国的私人银行，把这些暂时存入的资金照通常的办法来处理，不见得有什么错。它们用这些信托给它们的资金来增加对商人的放款。它们并不担心这种做法的一些后果，尽管它们知道，一旦该国的财政或金融政策招致任何怀疑时，这些资金马上就会被提取。这些银行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有明显的原因：　一方面，顾客有权忽然提取巨额存款，另一方面，对商人的一批放款只能在较迟的时日收回。处理“热币”的惟一谨慎办法，应该是保持一笔足够的黄金和外汇准备，以防全部金额被忽然提取之虞。当然，采用这个方法的银行必得向顾客收取一笔手续费，作为他们保持资金安全的报酬。

1936年9月法国的法郎贬值，瑞士的银行即面临危机。热币的存款人开始恐惧；他们害怕瑞士也会步法国的后尘。可以想见的是，他们都想把资金移转到伦敦或纽约，甚至移转到巴黎，因为就未来最近几个星期看，巴黎的通货再贬值的可能性似乎较小。但是，瑞士的商业银行不能不依赖政府银行的帮助来偿还那些资金。它们已经把那些资金借给工商业——其中大部分的工商业处于一些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里，且它们的银行存款已被冻结。因此这些商业银行的惟一出路就是向国家银行借款。借此，商业银行算是维持住了它们自己的偿付能力。但那些被偿付的债权人，却立即会要求国家银行用黄金或外汇兑付他们收到的那些银行钞票。如果国家银行不接受这个要求，它就实际上放弃了金本位而将瑞士法郎贬值。相反地，如果国家银行兑换了这些钞票，它就将丧失大部分的准备金。这会引起一场经济大恐慌。瑞士人自己将尽可能取得大量的黄金与外汇。该国的整个货币制度因此面临崩溃。

瑞士国家银行惟一可用的其他办法，就是完全不理会私人银行，但这就等于该国有一些最重要的信用机构将破产。

所以就瑞士政府而言，可谓无路可投。它只剩下一个防止经济灾难的方法，即立刻效仿法国，把瑞士法郎贬值。

大体而言，英国在1939年9月战争爆发的时候，就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伦敦曾经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但那时它早已失去了这种功能。可是在战争前夕，许多外国人和自治领地的公民在英国的一些银行里面仍然有很多的短期存款。此外还有巨额存款是“英镑区”的一些中央银行所存的。如果英国政府不用外汇管制的办法冻结这些存款，则英国的一些银行势必破产。外汇管制不过是伪装了的延期偿付。它使得一些银行无需公开承认其无力偿还债务。

18． 通货膨胀主义者的历史观

一个非常流行的学说以为，货币购买力的不断下降在历史的演进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的观点是，如果货币供给不超过货币需求而增加，则人类无法达到现在的福利水平。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是经济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分工的日益细密和资本积累的持续增加，只有在价格不断上涨的世界里才有可能，而这两者已使劳动的生产力千百倍地提升。通货膨胀创造繁荣和财富；通货紧缩则带来贫困和经济萧条。[27]我们对几百年来指导各国货币和信用政策的一些政治文献及观念加以检讨，即可发现上述见解几乎是被普遍接受的。尽管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警告，迄今为止这个见解仍然是外行的经济思想的核心，也是凯恩斯及其东西两半球之门徒的一些教条的精髓。

通货膨胀主义之受人欢迎，大部分是由于对债权人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仇恨。通货膨胀之被认为正当，因为它乃牺牲债权人而有利于债务人。但我们本节要讨论的通货膨胀主义的历史观，与这个反债权人的论点只有松懈的联系。他们说的“扩张主义”乃经济进步之引擎，而“紧缩主义”乃一切祸害之罪魁，则主要地立基于其他的论点。

很明显，通货膨胀主义学说引起的一些问题，无法借助历史经验来解决。价格的历史大体上显示出一个持续（虽然有短时期的中断）上升的趋势，这是确凿无疑的。要认定这个事实，除非靠历史的理解，否则是不可能的。交换科学的谨严，不能用之于历史的问题。有些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企图追溯几百年来金属货币购买力的某些变化，并企图加以衡量， 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我们曾经说过，凡是衡量经济数值的一切企图，皆乃立基于一些完全错误的假定，而显出对于经济学和历史的一些基本法则的无知。但是历史学借助其一些特殊方法在这方面能告诉我们的，却足以支持这个论断：　几百年来货币购买力已显示出一个下降的趋势。关于这一点，所有的人都是同意的。

但这不是一个要解释的问题。问题在于，由长期的贫穷演进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这个较为富足的境况，购买力的下跌是否其一个必要的因素。这个问题的答复与历史经验无关。因为历史经验是存在的，但对它们却常常有不同的解释；每种学说和每种历史解释的主张者和反对者，都可援举历史经验来证明他们之间相互矛盾和不相容的陈述。我们要做的，是要阐明购买力变动对于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以驳斥通货膨胀主义者的论点而满足。那些论点的荒谬，是如此明显，可轻而易举地给以驳斥和揭露。对“钱多是福，钱少是祸”的说法，经济学自始就一再断言，此乃错误推理的结果。通货膨胀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信徒，企图反驳经济学家有关学说的正确性，最终都完全失败了。

惟一相关的问题是：　以信用扩张作手段促使利率永久下降是否可能？这个问题将在讨论货币关系与利率两者的关联那一章再详尽地研讨。届时我们将会指出，信用扩张引起的市面兴旺，有何必然的恶果。

但此处我们必须自问：　是否肯定不可能存在一些其他的理由，可用来支持通货膨胀的历史观。通货膨胀主义者难道果真忽略了某些本可以支持其立场更健全的论点吗？确有必要从每一种可能的途径来接近这个问题。

让我们想像这样一个货币数量乃固定不变的世界。在人类历史之初，这个世界的居民已经尽可能生产出了可当做货币使用的那种物品的全部数量。货币数量因而绝对不可能再增加。那时的人们不知道信用媒介为何物。所有的货币替代品——包括辅币在内——皆属货币证券。

在这些假设下，分工之日益细密导致的从家庭、村落、区域和国家的经济自足，到19世纪世界性市场制度的历史演变；以及资本的持续积累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将会促成价格下跌的长期趋势。那么，货币购买力的这一上升趋势，会造成资本主义停滞吗？

平凡商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会是肯定的。因为生活环境使然，他习惯把货币购买力缓慢而持续的下降，视为正常的、必要的而且是有利的，他简直无法领悟一种与此不同的现象。他一方面把上涨的价格和利润这两个观念联在一起，一方面则把下跌的价格和亏损混为一谈。其实市场上不乏一些看跌的人也能赚得大量的利润，但这个事实并不能动摇上述武断的想法。他会这样说：　有些专做投机的人，想的是从一些已经生产出来的物品之价格下跌而谋利。创意的革新、新的投资、改善的技术之应用，都必须有价格上涨的预期来刺激。经济进步只有在价格上涨的世界才有可能。

这种见解是站不住的。在一个货币购买力上升的世界里面，每个人都会针对这种现象自动调整自己的思考方式，正同现在我们会针对货币购买力的下跌而自动调整一样。今天每个人都把他名义上的或货币所得的增加视为物质幸福的改善。人们对名义上的工资率和以货币计的财富的增加，比对物品供给的增加更为注意。在一个货币购买力上涨的世界里，他们更为关心的是生活费用的下跌。这将使大家进一步看清，经济进步主要体现的在更容易获得生活的安逸，并由此产生愉悦之感。

在工商业行为中，关于长期价格趋势的考虑并不起什么作用。企业家和投资者并不为长期趋势操心。指导他们行动的，是他们对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至多是几年的价格趋势的看法。他们不会注意所有价格的一般趋势。与他们有关系的是生产要素的价格与产品预期价格之间的差距。决没有一个商人，会因为他预计所有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将要上涨后才着手某一生产计划。如果他相信他能够从各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差异间获得利润，他就会着手去做。在一个价格长期趋于下跌的世界里面，这种谋取利润的机会，与在一个价格长期上涨的世界里面同样地会出现。“所有的”价格“一般的”持续上涨这个预期，并不能引起细密的分工和福利的增进。它的结果注定是“逃避到真实的价值”，是疯狂的抢购，是货币制度的崩溃。

如果“所有的价格将会下跌”这个意见被普遍接受，则短期的市场利率就会按“负的价格贴水”[28]的数额而减低。利用借贷资金的企业家，通过负的价格贴水得以对付这种价格跌落并得到的安全保障，与价格上涨情况下放款人为对付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结果，通过价格贴水而得到的安全保障，是相等的。

在货币购买力上涨的长期趋势下，商人和投资者采用的经验法则，当然不同于在货币购买力长期下跌趋势下所发展出来的那些法则。但这肯定不会从本质上影响到经济现象的过程。尽可能好地安排生产活动以期改善自身的物质福利，乃人们的一种不可消除的冲动。经济体系中有些促成物质改善的因素，如一些有企业家精神的发起人追求利润的热忱，以及一般大众对于那些可能以最低代价获得最大满足的物品的购买欲，这些因素是无法消除的。

对这些现象给以说明，并不是要主张通货紧缩政策。这些说明为的是对那根深蒂固的通货膨胀主义神话加以驳斥，也即为了揭发凯恩斯学说的荒诞。凯恩斯说，贫困的根源，商业萧条以及失业的根源都在于“紧缩主义者的压力”。但“通货紧缩的压力……会妨碍现代工业发展”的说法，以及信用扩张会带来“变石头为面包的……奇迹”[29]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经济学既不推荐通货膨胀政策，也不推荐通货紧缩政策。它不鼓励政府去干预交易媒介的市场选择。它只证明以下的一些真理：

1． 一个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或通货紧缩政策，都无法促进大众福利或国家利益。它只有利于一群人或几群人而使其他的人群受害。

2． 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或紧缩政策，对于哪些人群有利以及有利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事先知晓。其后果如何，决定于错综复杂的整体市场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于通货膨胀或紧缩的快慢程度，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3． 无论如何，扩张政策的结果总是资本的误投和过度的消费。它使一个国家（整体而言）更穷，而非更富。这些问题将在第二十章讨论。

4． 持续的通货膨胀，最后必定导致市场泡沫的破灭，以及通货制度的全盘崩溃。

5． 通货紧缩政策既不利于国库，也不为一般人欢迎。通货膨胀政策则既有利于国库，而且非常迎合无知大众。实际上，通货紧缩虽有危险但是很小，通货膨胀则不但有危险，而且大得可怕。

19． 金本位

人们选择金银这两种贵金属作为货币，是因为它们具有矿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的一些特点。在市场经济里，货币的使用是人的行动学的一个必要事实。至于选黄金——而不用别的东西——作为货币，这只是一个历史事实，因而不是交换科学所能陈述的。对货币史，也和其他历史部门一样，我们必须依赖历史的理解。如果有人喜欢把金本位称为“野蛮的遗迹”[30]，他就不能反对把这个名词用于历史性决定的每一种成例。于是英国人说英语——而不说丹麦语、德语或法语——这个事实也是一种野蛮遗迹，因而凡是反对用世界语替代英语的英国人之为顽固，也不下于那些冷眼相待管理通货计划的人们。

白银最终丧失货币资格和黄金单一本位制的成立，乃政府蓄意干预货币事物的结果。至于提出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又会怎样的问题则毫无意义。但我们不可忘记，金本位的建立并非政府的意思。许多政府的目的是复本位制。他们采用一个由官方硬性规定的金银比价，以替代独立并存的金币与银币之间有波动的市场交换率。作为其理论根据的货币学说，本来就误解了市场现象，而只有官僚才会如此顺水推舟。建立金银复本位制的企图无功而返。这个失败的结果就是金本位的产生。金本位的出现，显示出那些政府及其采取之学说的完全失败。

17世纪的英国政府把金币对银币的比价规定得过高，因而导致银币的消失。市场上继续流通的银币只剩那些被久用而磨损，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蚀了重量的；这样的银币不值得输出，也不值得向金块市场出卖。因此英国之采用金本位本非英国政府的意图。一直到很久以后，政府才把这事实上的金本位，变成法律上的金本位。这其间英国政府曾企图恢复银本位币在市场上流通，因为无效又最终放弃，结果只把白银铸成有限法偿的辅币。这些辅币不是货币，只是货币替代品。它们的交换价值不是靠它们的含银量，而是靠随时可按面值兑换黄金而不受损失。它们对定额黄金有一些要求权。

到了19世纪，法国的复本位制也经由同样的过程产生，而其他属于拉丁货币同盟的一些国家则出现了事实上的黄金单一本位制。当银价在70年代后期跌落，本应自动地引起事实上的银本位替代事实上的金本位的时候，那些国家的政府为保持金本位而停止了银币的铸造。在美国，金块市场的价格结构，于内战爆发以前就已经把法定的复本位制变成事实上的黄金单一本位制。在绿背钞票时期[31]以后，金本位的赞成者与银本位的赞成者之间发生了争斗。其结果，赞成金本位者获得胜利。一旦经济最进步的国家采取了金本位，其他所有的国家也就接踵模仿。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通货膨胀冒险以后，大多数国家很快地回到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

金本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本位，它增进了福利、自由以及政治和经济的民主。在自由贸易者的心目中，它的主要优点在于它是一个国际本位，而国际本位是国际贸易以及货币与资本在国际间移转所必要的。[32]西方的工业制度和资本，正是靠金本位这个交易媒介把西方文明传播到遥远的地方，并随处破除陈腐的偏见和迷信，播撒新生活、新幸福的种子，解放人们的心灵，创造前所未闻的财富。伴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空前的进展，它几乎把所有的国家都联合成一个自由的国际社会，彼此和平合作。

人们为什么把金本位视为这一至大至福之历史变动的象征，其实不难理解。凡是企图阻挠福利、和平、自由、民主之趋势的人们，总是厌恶金本位的，而且他们的这种厌恶不仅立基于经济的理由。在他们的心目中，金本位是一面旗帜，象征着他们所想摧毁的一切学说和政策。因此与金本位的斗争，甚至比与价格和汇率的斗争表现得更为剧烈。

国家主义者反对金本位，是因为他们企图把他们的国家与世界市场隔离，而尽可能地做到一国的自给自足。干预主义的政府和压力团体反对金本位，是因为他们认为金本位对于他们操纵价格和工资是个大障碍。但反对金本位最激烈的，却是那些意图扩张信用的人们。照他们的看法，信用扩张是医治一切经济毛病的万灵药方。它可以降低甚至完全消灭利率；可以提高工资价格，而有利于除寄生资本家和剥削雇主外的所有的人；可以使预算不必维持平衡。总而言之，它可以使所有的好人幸福快乐。只有金本位，出于邪恶而愚蠢的“正统”经济学家的诡计，才是妨碍人类获致永久繁荣的死敌。

金本位的确不是一个完美的或理想的货币本位。人间事物中决不存在任何完全的东西。但谁也不能告诉我们，有何更好的东西可用来替代金本位。黄金的购买力的确不稳定。但购买力稳定不变的观念何其荒谬。在一个生动的世界里面，岂有购买力稳定之事存焉？只有在一个假想的稳态循环的经济结构里，才用不着交换媒介。购买力的变动，正是货币的本质。事实上，金本位的反对者并不在乎货币购买力的稳定。他们要的是政府有操纵购买力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应不受“外在”因素——即金本位的货币关系——的限制。

反对金本位的主要理由是说，金本位使一个非政府所能控制的因素——即黄金产量的变动——在价格的决定中发生影响。因此一个“外在的”或“自动的”力量居然限制住了一国政府为人民谋福利的权力。一些国际资本家在发号施令，国家主权则成为虚设。

但是，干预政策之失效与货币现象毕竟无关。下文将要说明，为什么政府干预市场现象的一切措施决不能达到其所追求的目的。如果执行干预主义的政府，为补救第一次干预的缺陷而再加干预，它最终将把本国的经济制度变成德国型的社会主义。那时，它就完全废除了国内市场，而且货币和所有的货币问题也随之消灭，尽管它还保留市场经济的某些名词和标志。[33]在这种情形下，辜负了仁慈当局之善意的，并非金本位。

金本位使黄金供给的增加取决于产金者之有利可图，这个事实的意义在于：　它限制了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的权力。金本位使货币购买力的决定，得以脱离一些政党和压力团体易变的野心和理论。这不是金本位的缺点，而正是它的主要优点。操纵购买力的每一个方法必然是任意武断的。为发现所谓客观的和“科学的”标准来管理货币的一切建议，皆立基于“购买力的变动可以衡量”之妄想。金本位使“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之决定远离政治舞台。金本位的普遍接受，要求大家认识到“任何人都不能靠印刷钞票使所有的人更富有”这个真理。“万能的政府用几张纸就可以创造财富”的迷信，鼓励了对金本位的厌恶。

有人说，金本位也是一个被操纵的货币本位。政府也可以借信用扩张来影响黄金购买力的高低，即令这信用扩张要保持在一定限度以内（此限度来自货币替代品必须随时兑现这种考虑，或者直接来自引起人们减少现金储存额的诸种措施）。的确如此。1896年与1914年之间的价格上涨，大部分是政府的信用扩张政策引起的。这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但更主要的事情是，金本位把所有诸如降低利率的行动限之于狭窄的范围内。通货膨胀者反对金本位，正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限制，严重阻碍了他们实现其计划。

通货膨胀主义者提到的金本位的一些缺陷，正是金本位最卓有成效的功能。黄金是国际贸易的货币，是超国家之人类经济社会的货币。它不会受到某些国家和政府之措施的影响。只要在经济方面不存在严格意义的自给自足之国，只要国家主义者用以隔绝外界的那些围墙仍有漏洞存在，黄金依然会作为货币而使用。即使政府没收它查获的金币和金块，并把持有黄金作为罪过来惩罚，也无济于事。有些政府想在国际贸易上消除黄金，因而彼此签订双边清算协定，并在这些协定的文字中避免涉及黄金。但是基于那些协定而完成的交易仍是以黄金的价格来计算的。在外汇市场买进或卖出的人也依然用黄金来计算买卖的得失。尽管一国的通货已经与黄金断绝了所有的关系，它的国内价格结构却依然与黄金和世界市场的黄金价格密切关联。如果一个政府想把本国的价格结构与世界市场的价格结构隔离，它就必须采用其他一些办法，例如限制进出口的关税和禁运。国际贸易的国营，不管是否公开地或直接地靠外汇统制来实现，都并不导致废除黄金。以贸易者的资格而从事贸易的政府，仍然使用黄金作为交易媒介。

反对金本位是当代所有政府的一个主要的兴奋点，我们决不可认为这是个孤立的现象。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它只是一连串庞大破坏计划中的一个项目。人们之所以反对金本位，乃因为他们企图用国家自足替代自由贸易，以战争替代和平，以极权政府的万能替代自由。

也许有这么一天，当技术的发展能够把黄金产量扩大到使其价值跌落到不堪作为货币时，人们将会用其他的货币本位来替代金本位。但今天我们用不着去操心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关于人们在什么情形之下将会作出这个决定，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国际间货币合作

国际金本位，无需政府方面的任何作为而自能实现。这是全世界市场经济中所有成员之间的有效而真实的合作。不需要任何政府为了使金本位成为国际本位而施加干预。

某些政府所说的国际货币合作，其实是它们为了信用扩张而采取的一致行动。他们知道，当信用扩张只限于一国的时候，其结果是该国的资金外流。他们确信，仅仅是资金外流，便可能使他们降低利率并创造持久繁荣之计划归于失败。按照他们的想法，如果所有的政府合作起来，一致采取扩张政策，就可以消除这个障碍。为此需要的只是一个发行信用媒介的国际银行，而这些信用媒介被各国人民当做货币替代品使用。

靠信用扩张以降低利率是不可能的，其原因还不止是资金外流，关于这一点，此处没有再强调的必要。这一基本问题将在其他章节详细讨论。[34]

但这里要提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

让我们假设有一个发行信用媒介的国际银行，其顾客乃全世界的人口。至于这些货币替代品是直接流进个人和公司的现金储存，或只是被各国中央银行作为本国货币替代品的发行准备金，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有一个统一的世界通货，使各国的银行钞票和支票货币可兑换此国际银行发行的货币替代品。而维持本国通货与国际通货之平价的必要性，将限制住各国中央银行扩张信用的能力。但使该世界银行惟一受到限制的，乃那些抑制某一在孤立经济体系或世界范围营业的单一银行扩张其信用的因素。

我们也可假设，该国际银行不是一个发行货币替代品（其中一部分是信用媒介）的银行，而是一个发行国际性法令货币的世界当局。使用中的惟一货币归此世界当局创立。它可以自由增加这种货币的数量，倘若不至于过分到引起疯狂的购买并陷币制于崩溃的话。

于是乎，凯恩斯主义者的理想就实现了。一个可以对世界贸易运用“通货膨胀主义者的压力”的机构应运而生。

可是，这些计划的鼓吹者却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即如何分配这种信用货币或纸币的增发量。

让我们假设这个国际当局增发一定量的信用货币，并将其全部用之于一个乌有国——鲁里塔尼亚。该通货膨胀行动的最后结果，乃全世界之物品与服务的价格上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各国人民的生活状况所受到的影响不一样。乌有国人民是首先受惠的集团。他们的口袋里有了更多的钱，而别国的人民还没有分到新发行的货币。乌有国的人民能够出较高的价格买东西，别国的人民则不能如此。所以乌有国的人民从世界市场取回的商品比以前的多。别国的人民就不得不减少他们的消费，因为他们不能与出较高价格的乌有国人民竞争。在价格调整的过程还在进行的时候，乌有国的人民明显处于有利的地位。当这个过程终止时，乌有国的人民已经因牺牲了别国人民的利益而致富。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增发的货币按什么比例分摊给各国。每个国家都会主张本国应该得到最大配额的分配方式。例如工业落后的东方国家大概会主张按照人口平等分配，这个主张明显地有利于它们而将牺牲工业进步国家的利益。不管采用怎样的分配方式，所有国家都不会满意，而笃定要申诉不平。于是严重的冲突随之发生，整个计划为之瓦解。

如果说，这个问题在建立国际货币基金以前的那些商议中并未成为重要的争端，而且关于这个基金的利用，已很容易地实现了协议。以此说来反对我们的分析，乃风马牛不相及。布雷顿森林会议[35]是在特殊环境下举行的。当时大多数参会国完全依赖美国的仁慈。如果美国停止为他们的自由而战，并停止以租借的办法大规模地援助他们，他们势必惨败。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乃把货币协定视为休战以后为维持一个伪装的租借办法而作的一个设计。当时美国愿意给与，而其他参与国——尤其是欧洲（其中的大多数尚被德军完全占领）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正乐于接受任何被施舍的东西。但这里涉及的一些问题，一到美国对金融贸易事件的战时态度被一种更现实的情绪所替代的时候，将立即暴露出来。

国际货币基金并未实现其发起人希望达到的目的。在该基金的历届年会中，有很多好的讨论，也有许多关于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货币信用政策的检讨与批评。该基金本身与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做借贷交易。它认为帮助各国政府，为它们的过分扩增的本国通货维持住一个不切实际的汇率，是它的主要功能。在这些努力中，它采用的方法本质上无异于为此目的而经常采用的那些方法。世界货币状况的发展，与没有布雷顿协定，没有国际货币基金之前的并无二致。

在当时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美国政府倒能够遵守它的诺言，允许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得以35美元买得一盎司黄金。但是美国“扩张主义者”政策的继续和加强，已经大大地加速了黄金的提取，并引起人们对未来货币情况的忧虑。他们恐惧黄金的需求会再增加，美国的储备金将会枯竭，因而逼得美国不得不放弃维持上述美元与黄金比价的办法。

关于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尽可能小心地避免涉及黄金需求之所以增加的一些真正原因。他们不涉及赤字支出和信用扩张政策。而只是埋怨所谓“流动性不足”和“储备”不足。他们建议的治疗法是更多的流动性，以及“创造”新增的“储备”。这等于是建议以更大的通货膨胀来医治通货膨胀的后果。

我们必须记住，美国政府与英伦银行在伦敦黄金市场维持35美元一盎司黄金的政策，是今天防止西方一些国家无限制通货膨胀的惟一措施。这些政策不致立即受到各国“储备”额的影响。所以那些新的“储备”计划似乎不直接涉及黄金对美元之关系的问题。它们乃间接地与它有关，因为它们旨在把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真正问题——通货膨胀——之外。就其余的政策而言，官方理论依靠的仍是那个早已被放弃了的用以解释货币风潮的收支平衡说。

[1]货币计算的理论不属于间接交换论。它是一般人的行动理论之一部分。

[2]参见第十一章第2节。哈耶克的《价格和生产》（Hayek， Price and Production，rev. ed.， London,1935，pp.1 ff.，129ff），对于这个妄想的历史和用语提供了重要的贡献。

[3]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trans. by H.E. Bats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34)，pp.3437.

[4]货币会在运输过程中，它会在火车上、轮船上或飞机上，从这个地方运输到那个地方。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它也是在某一个人的控制下，属于某一人所有，而不是所谓的“流通中”。

[5]Carl Menger， Grundsa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bre， Vienna, 1871, pp.250 ff.; ibid., (2nd ed.Vienna, 1923),pp.241 ff.; Untersuchungen u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Leipzig, 1883, pp.171 ff.译者又注：　门格尔（Carl Menger， 1840—1921），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贡献是发展了边际效用说和创立了主观价值论。他分析个人行为，用以解释社会的经济现象，即商品的价值在于使用价值，在于可使消费者满足欲望。他最重要的著作为上面提到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

[6]Menger， Untersuchungen， 1.C，p.178.

[7]只能当做交换媒介而不适于其他任何用途的那种货币的需求问题将在本章第9节讨论。

[8]著者在1912年出版的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英文译本的pp.97-123)第一次提出这个购买力回溯定理。这个定理曾受到各种观点的批评。有些批评，尤其是B.M.Anderson在他那本思想丰富的著作The Value of Money (1917年初版。参考1966年版的p.100 ff.)里的批评，值得仔细检讨。由于涉及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也必须重视H.Ellis提出的那些反对（见之于German Monetary Theory， 19051933［Cambridge, 1934］p.77 ff）。在上面的正文里面，所有的批评都详细列举并加以检讨。

[9]参阅Mises，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pp.140-142。

[10]参见第十四章第5节。

[11]参见第二十章。

[12]Greidanus在他的The Value of Money (London, 1932)，pp. 197 ff中这样做过。

[13]关于市场利率与购买力变动的关系，参见第二十章。

[14]参见第二十章第6节。

[15]参见第二十章第5节、第6节。

[16]法律是否赋予货币替代品以法偿资格，也不重要。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被一般人看作货币替代品因而就是货币代替品，而其购买力等于货币，则法偿资格的惟一效果，只是防止坏人专为困扰别人而狡赖。但是，如果这种东西不是货币代替品，因而在交易中是按它们的票面价值打一个折扣，则法偿资格的赋予，等于用政治力量来限价，即对黄金和外汇规定一个最高价，对那些再也不是货币替代品而是信用货币或法定货币的东西规定一个最低价。这时格雷欣法则的效果就会发生。

[17]“正常的”信用扩张这个想法是荒谬的。信用媒介的增加发行，不管它的数量大小，总要引起商业循环理论要讨论的那种物价结构的变动。当然，如果增加发行的数量不大，也不致有扩张的效果。

[18]参见上一节。

[19]John Fullarton（1780？—1849），英国通货管理著作家。1844年出版《通货管理论》一书。攻击通过国际收支自动调剂货币供应量之说，认为滥发可兑换的通货是不可能的。他相信在实际交易中为汇票贴现而签发的票据，一旦到期便自动回到出票人之手。——译者注

[20]Thomas Tooke（1774—1858)，英国金融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上半页参加货币问题的论争。先支持恢复金本位制和纸币可兑换黄金；继而为纸币兑换原则进行过辩护，反对对纸币兑换引起不景气的指责。——译者注

[21]Cernuschi, Contre le billet de banque (Paris, 1866), p. 55.

[22]在这些银行钞票还是货币代替品的时候，政府也常常给它们法偿资格，因此在交换价值上它们等于货币。那时，这个法令没有交换科学上的重要性。现在它变得重要了，是因为这个市场再也不把它们当做货币代替品了。

[23]关于更详细的分析见第二十章第2、3、4节。

[24]参见第二十六章第3节。

[25]例如，不能用支票的活期存款。

[26]这一切是就欧洲的情形而言的。美国的情形只在技术上不同，而非经济上的不同。可是，“热币”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美国问题，因为在现在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会被资本家认为是比美国更安全的资金避难所。

[27]参阅Marianne von Herzfeld, “Die Geschichte als”。

[28]参见第二十章第3节。

[29]引号内的词句，见之于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 Text of a Paper Containing Proposals by British Experts for an Interclearing Union， April 8，1943(published by British Information Services, an Agency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12。

[30]见之于1944年5月23日凯恩斯在英国上议院的演讲词。

[31]指的是美国历史上（1868—1888）一次旨在维持和增加纸币流通量的运动，支持者大多来自中西部的农场主。绿背纸币是1862—1865年间，美国政府为支持联邦从事南北战争，而发行的没有黄金储备的4.5亿多美元纸币。——译者注

[32]T.E.Gregory, The Gold Standard and Its Future (3rd ed., London,1934),pp.22 ff.

[33]参见第二十七至三十一章。

[34]参见第十七章第12节和第二十章第6节至第9节。

[35]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1944.7.1—7.22），正式名称为联合国货币及金融会议。“二战”期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协议计划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译者注

第十八章　时间推移中的行动

1. 时间评价的观点

行动人会区别出两种时间，一是欲望得到满足以前的时间，一是满足在继续的时间。

行动的目的，总是为了消除未来的不适，即使这个未来只是旋即到来的时刻。在行动开始与目的实现之间，总有一段时间经过，也即行动所播的种子长到成熟的那个成长期。最明显的例子来自农业。从土地耕作到成果收获，其间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间隔。其他的例子，有如酒的品质因年代久远而益醇美。然而在某些场合，育成期会非常短，短到按通常的说法是一针见血。

行动需要使用劳动。就此而言，行动涉及工作时间。每种劳动都要消耗时间。在某种场合，工作时间非常短，短到一般人认为它甚至不需要时间。

只有在十分罕见的场合，一个简单的、不可分割的、不重复的行动就足以实现目的。在通常的情形下，行动者达到他追求的目的，总不止一个步骤。他必须经过许多步骤。而且每推进一步就要重新审视一个问题：　他要不要向那个曾经选定的目的继续前进。很多目的是非常遥远的，只有靠坚定的毅力来实现。全部必须的时间，也即工作期加上完成期，可以称为生产周期。生产周期，有的场合长，有的场合短。有时短到可以完全忽略。

由于目的实现而得到的欲望满足的增加，在时间上是有限的。生产的结果，只在被称为“功能持续期”当中提供功能。有些产品的功能持续较短，有些则较长。较长的通常称为耐用商品。因此行动人总要考虑到生产期和产品的功能持续期。在估计一个计划的负效用时，他不只计算那些必要的物质要素和劳动的支出，还要计算生产期。在估计那件预期中的产品的效用时，他要想到这件产品的功能持续期。当然，一件产品愈是耐用，则它提供的功能量就愈大。但是如果这些功能不能积累在同一天，而是扩散在一个时期当中，则时间因素在它们的评价中就要发生特别作用。n个单位功能或在同一天中提供出来，或是扩散在n天当中，每天只提供一个单位的功能，这之间的不同，何其重要。

生产期和功能持续期一样，都属于人的行动学的范畴，而非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凭空构想出来的作为心智工具的概念。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凡是先于行动而且指导行动的每一推理，都以这两个范畴为其基本要素。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因为庞巴维克没有认识到这个区别，尽管他发现的生产期的作用，对于经济学是一大贡献。

行动人不是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他面临的情况。他并不关心目前的情况是怎样开端的。他关心的只是善于利用今天可以利用的手段尽可能地消除将来的不适。过去的事情对他不构成问题。他有定量的物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处分。他不过问这些要素是自然的赐予抑或以往生产过程的产物。在它们的生产中用了多大一个数量的自然赐予，也即，原始的物质生产要素和劳动，以及这些生产过程耗费了多少时间，对于他都无所谓。他对那些可用的手段的评价，完全视它们在他改善将来情况的努力中所能提供的帮助。生产期和功能持续期，对于他而言，是计划将来行动的两个范畴，而非学术思考和历史研究的概念。行动人必须对长短不同的生产期加以选择，对程度不同的耐用商品的生产加以选择，在这些选择的范围内，这两个范畴将发生作用。

行动与一般的将来无关，而与一个确定有限的将来有关。这段将来，一端取决于这个行动占用的时间，另一端则是行动者的决定和选择。有些人只关心眼前。有些人则远虑及他们的身后。我们不妨把行动者在某一特定行动中，拟用以准备的那段将来时间称为“准备期”。行动人对那些在同一段将来时间以内的各种欲望满足要加以选择；同样地，在较近的将来之欲望满足，与较远的将来之欲望的满足之间他也要加以选择。每个选择也包含着准备期的选择。人在决定如何使用各种可用的手段以消除不适的时候，他也隐性地决定了这个准备期。在市场经济里，消费者的需求也决定准备期的长短。

有种种方法可用以延长准备期：

1. 积累大量供将来必需消费的消费品。

2. 生产较耐用的商品。

3. 生产需要较长生产期的商品。

4. 选择一些更费时的生产方法，生产那些也可在较短生产期生产出来的商品。

前两个方法用不着再解释。第三和第四个方法则必须细究。

最短的生产过程，也即生产期最短的过程，不可能完全消除不适之感，此乃人类生活和行动的基据之一。即便这些最短的过程所能提供的一切商品都被生产出来，未满足的欲望仍然存在，再行动的诱因也仍存在。因为行动人在其他事物不变的条件下，总喜欢那些最短的生产过程，[1]所以只有那些消耗更多时间的过程留待进一步的行动。人们之所以用这些耗时更多的过程，乃因为他们把“那预期中的满足的增加”看得比“因为等待承受的不利”更重。庞巴维克曾经提到费时的迂回生产有较高的生产力。更适当的说法应该是，较高的物质生产力的生产过程需要较多时间。这些过程的较高生产力，不一定在于它们能够生产出——用同量生产要素——更多的产品。而通常在于它们能够生产那些在较短的生产期根本无法生产的产品。这些过程不是迂回的。它们乃实现那个被选定目的的最短途径。如果某人想捕获更多的鱼，除掉用渔网渔船替代徒手捕鱼以外，别无他法。阿司匹灵的生产，除掉用已知的化学工厂所用的方法以外，便不再有更好的、更敏捷的和更便宜的方法。如果一个人把错误与无知置之不理，则丝毫不会怀疑，他选择的生产过程乃生产力最高和便利最大。如果人们不把它们视为最直接的过程——也即走向所选目标的最捷径——他们就不会采用它们。

通过积累消费品来延长准备期，乃为较长时期作预先准备的愿望引起的结果。就那些耐用性在比例上大于必要的消耗量更大的生产要素的商品之生产而言，这也同样有效。[2]但如果在时间上较远的目标一旦确定，生产期的延长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这个目标无法在较短的生产期内实现。

当事人之所以延缓某一消费行动，是因为他宁愿用未来的消费所提供的满足，来替代目前的消费所能提供的满足。选择一个较长的生产期，是因为这个行动者对较长的生产过程所生产的商品的评价，比对较短的生产过程所生产的商品的评价要高。作出这种深思熟虑的选择后，采用的生产期就显得像等待期。这就是杰文斯和庞巴维克曾指出过的等待期效用，此乃他们两人的伟大贡献。

如果行动人没有注意到等待期的长短，他就不会说一个目标在时间上是那么遥远，以致谁都想放弃它。面对两个生产过程，投入相等，产出不同，他总会选择那个可产出同样产品而数量较多的，或者选择那个可产出同量产品而品质较佳的过程，即令这个结果的实现只有靠生产期的延长。如果投入的增加使得产品的“功能持续期”超比例地增加，其有利性应该被无条件地认可。人们不这样做，就证明行动人对同等时段的评价，乃取决于它们离他作决定的时刻的距离远近，并因此被分出轻重。在其他事物不变的条件下，较近将来的满足比较远时期的满足更受欢迎；在等待中有负效用发生。

这个事实已隐含在本章开始的那句话中，即行动人会区别两种时间，一是欲望得到满足以前的时间，一是满足在继续的时间。如果在人的生活中，时间没有任何作用的话，对较近和较远的同样长的时期予以同等评价，不存在任何问题。这种同等评价，也即表示人们并不关心成功的或迟或早，那就等于把时间因素完全从评价过程中排除掉了。

功能持续期较长的商品比功能持续期较短的商品得到更高的评价，这是事实；但仅仅这个事实其本身并不意含时间的考虑。一个可以防御风雨达十年之久的屋顶比一个只能防御风雨五年的屋顶更有价值。这只说明两个屋顶的功能，在量上的不同。但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　一个在作选择的行动人，是否可能把一个在较远的将来才可获得的功能，和一个在较近时期即可获得的功能给以相等评价。

2． 作为行动之一个必要条件的时间偏好

对于上述问题的答复是：　行动人并非仅就时段的长度来对其加以评价。他为消除未来的不适而作的选择乃受“较早”和“较迟”这两个范畴的指导。时间对于人，不是一个只有长度可计的同质的东西。它不是长度方面的“较多”或“较少”，而是某条无法倒流的“逝水”，其中的一些片断，按照它们距评价和决定时刻之或近或远，而显现于不同的展望中。在较近将来的一个欲望之满足，当其他事物不变时，比一个在较远将来的满足更受重视。现在的商品，比将来的商品更有价值。

时间偏好是人的行动的一个绝对必要的因素。我们无法想像一种行动不把近期的满足看得比远期的更重要。欲望满足这件事的本身，即意含目前的满足重于后来的满足。如果一个人不是把近期的满足看得比远期的更重要，他就永远不为满足欲望而消费。他永远在积累而不消费和享受。今天他不消费，但明天也不消费，因为到了明天他又作出了同样的选择。

受时间偏好支配的，不仅是走向欲望满足的第一个步骤，接着的每一步骤也要受它的支配。在价值等级上，评价排列第一的欲望a一经得到满足，一个人就要在第二欲望b和那个属于明天的欲望c之间加以选择，这个欲望c如果没有时间偏好的话，它会被列在第一。假若取b舍c，这个选择显然就涉及时间偏好。有意地寻求欲望的满足，一定要受时间偏好的支配，时间较近的满足优于时间较远的满足。

现代资本主义的西方所处的环境，与他的原始祖先所处的环境已大大不同。托祖先之福，我们有丰富的中间产品（资本品或人为的生产要素）和消费品可供处置。我们的活动是就一个较长的准备期而设计的，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一步一步延长了准备期，并给我们遗留下了可用以延展等待的生活资料。在行动中我们关心较长的时期，但同时又要在那个被选作准备期的时期以内，使每一部分时间都得到均匀的满足。我们可以依赖于不断产出的消费品，而且可由我们使用的不仅是大量的消费品，还有大量可供我们继续生产新的消费品的生产商品。肤浅的观察者说，在我们这种递增的“收入流”的讨论中，没有注意到关于现在商品和未来商品不同评价的任何考虑。他说，我们不分时间的先后，因而时间因素对于事情的处理，即失去了其任何重要性。所以，他接着说，用时间偏好来解释现代环境是离谱的。

这种说法的基本错误，和其他许多错误一样，是由于对那个假想的稳态循环的经济结构存在一种可悲的误会。在那个假构里面是没有变动的；一切事情都不会变化。因而为近期和远期的欲望之满足而配置商品，也不会有什么变动。谁也不打算有何变动，因为——按照我们的假设——现行的配置是最好的，因为他不相信有更好的再安排会改善他的环境。谁也不想为增加近期的消费而牺牲远期的消费，或增加远期的消费而牺牲近期的消费，因为现在的配置方式比任何其他想的到的和可实行的配置方式更好。

资本与收入在人的行动学通论上的区别是一个思想范畴，其立基于对将来不同时期欲望满足的不同评价。在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里面，全部收入恰好被消费掉，所以资本仍保持不变。为了将来不同时期的欲望满足而进行的商品配置，达到了一个均衡。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说成：　谁也不想寅吃卯粮。我们之所以设计这一假构，正是要使它适合这种情形。但我们也可以同样确定地说，在稳态循环的经济里面，谁也不想持有超过其实际持有的商品，这是必要的一个认识。这些陈述就那稳态循环的经济而言，都是真的，因为它们已经包含在这个假构的定义中。如果就实际变动的经济而言，那它就是荒谬的。变动一经发生，每个人都要立即重新作出选择，一方面要在各种满足同一时期欲望的方法之间选择，一方面要在各种满足不同时期欲望的方法之间选择。增加的收入可用于即刻的消费，也可用于投资。不管行动人如何利用它，他们的选择一定取决于对那些不同时期欲望满足所可得到的利益所作的权衡。在现实世界中，也即在生动变化的环境中，每个人在他的行动中，皆不得不在各种时期的欲望之间加以选择。有些人把他们赚得的一切全部消费掉，有些人只消费其资本的一部分，有些人则储蓄一部分他们的收入。

对于时间偏好的一般有效性持反对态度的人们，未能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不总是把今天可用的100元悉数用于投资，即令这100元在一年以内会增加到104元。很明显，今天消费这笔钱的这个人之所以这样决定，是由于一个价值判断，即他对现在100元的评价高于今后一年104元的评价。但是即令他选择投资这100元，其意义也并不是他宁可以舍弃今天的满足以换得今后的满足，而是他对今天100元的评价低于一年以后104元的评价。在资本主义经济里面，由于金融机构的完备，即令极小的金额也可用于投资。在这种情形下，今天花费的一文钱就是当前的满足比未来的满足有较高评价的明证。

时间偏好这个公理必须从两个途径来说明。第一就单纯的储蓄而言，人们是在“即刻消费某一数量的商品”与“以后消费这相同数量的商品”之间选择。第二就资本家的储蓄而言，人们是在“即刻消费某一数量的商品”与“今后消费较大数量的商品”或今后消费那些适于提供评价较高的满足的商品之间作选择。关于这两种情形的证据我们已经提出。再没有别的情形可以想像。

关于时间偏好的问题，有可能从心理学寻求解释。焦躁以及等待引起的苦恼，确属一种心理现象。这些现象，可就人生有限来说明：　人从出生到长成，最终必然趋于衰老而死亡。在人生的这个过程中，每件事有其适当的时日，也有其过早和过迟的时日。但是，人的行动学的问题与心理学的问题毫无关系。我们必须想像，而不仅是理解。我们必须想像一个不愿舍弃远期满足以换近期满足的人，将永远不会消费和享受。

我们也不可以把人的行动学的问题与心理学的问题相混淆。凡是想活得更久一点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在生命旅途中特别注意生活的保健。为了较远将来任何欲望的满足，有关生命的维系和安宁等某些需要必须得到保证。因此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有人在基本温饱都有问题的场合，宁可舍弃以后的满足以换取最近的满足。487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行动的本身，而非指导行动的动机。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问为什么人需要蛋白质、糖和脂肪，同样地我们也不问为什么有关生命的基本需要必须刻不容缓地满足。我们必须想到：　任何种类的消费和享受都意含着当前的满足优于后来的满足。这一洞见，远胜于用生理学的有关事实来提供解释。它涉及各种欲望的满足，不止涉及维持生命的最低需要的满足。

强调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庞巴维克使用的“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这个词，很容易被误解。为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而准备，使生命得以延续，这的确是此类供给量的功能之一。但是除掉满足等待期必需的生活以外，它还必须大到足以满足那些“被认为比那更费时的生产过程可得到的丰富收获更为迫切的一切欲望”。

庞巴维克宣称，生产期的每一延长都有赖于这个条件：“必须有一批在数量上足够的现在商品，可用以度过从准备工作的开始，到收获其产品这段延长了的中间时期。”[3]“足够的数量”这个说法，有必要加以说明。它不是指一个足够维持最低生活的数量。这里说的数量必须大到足以使下述欲望全部得到满足：　在等待期当中，其满足被认为是比那更长的生产期所将提供的利益更为重要的那些欲望。如果这个数量不够的话，则把生产期缩短就显得有利；希望从较长的生产期可做到的产品数量的增加或其品质的改良，就不被认为足以补偿等待期必要的消费节省。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是否足够，并不依赖于任何生理学的因素，或其他可由工艺学和生理学的方法作客观决定的那些事实。“度过”这个比喻词，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它含有这条河的宽度，给建桥者提供了一个客观决定的工作的含义。其实，这里说的数量是由人们评价的，它是否足够，取决于他们的主观判断。

让我们假想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面，自然界供给每个人维持生物性生存的必要物资；在那里面，最重要的食粮也不稀缺，行动人因此不用关心最低生活的维持。即令如此，时间偏好这个现象依然存在，依然还指导着一切行动。[4]

时间偏好理论的演进

利息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仅凭这个事实，就足以使那些想发展一套利息理论的经济学家注意到时间产生的作用。这个假设似乎有理。可是古典经济学家，由于他们的价值理论和成本概念的错误，并没有认清时间因素的重要性。

时间偏好理论是杰文斯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而这个理论的完成尤其得力于庞巴维克。庞巴维克是精确阐述这个问题的第一人，是揭发生产力学说之谬误的第一人，也是强调生产期所起的作用的第一人。但在利息问题上他没能完全避开陷阱。他对于时间偏好的一般有效性的论证是不适当的，因为那不过立基于一些心理学的考虑。但是心理学不能说明行动学有关公理的有效性。它可以说明有些人或许多人的行动，受的是他们自身某些动机的影响。它不能说明人的一切行动必定受一个绝对确定的因素的支配，这个因素毫无例外地在每个行动中发挥作用。[5]

庞巴维克理论的第二个缺点，是他误解了生产期这个概念。他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生产期乃人的行动学通论的一个范畴，而它在行动中所起的作用，完全在于行动人于长短不同的生产期之间所作的选择。过去为生产今天使用的资本品花费的时间的长短，489毕竟不值得计较。这些资本品只能就它们对将来的欲望之满足有无用处来评价。“平均生产期”是个空洞的概念。只有以下事实才能够决定行动：　在各种可以消除未来不适的方法当中进行选择的时候，每个方法的等待期的长短，乃必须考虑的因素。

由于这两点错误，庞巴维克在他的理论中没有完全避免生产力研究法，他自己曾经驳斥过这个方法。

但上述揭示丝毫不能贬损庞巴维克的不朽贡献。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其中最著名的如威克塞尔、费特[6]和费雪——在时间偏好理论上的成就，都是在庞巴维克奠定的基础上完成的。

习惯上讲到时间偏好理论的精髓时总是这样说：　现在商品优于未来商品。在讨论这种说法的时候，有些经济学家被例外的事实弄糊涂了，如在有的场合，某些商品的现在用处不及将来的用处那么值得。但是，这些似乎是例外场合引起的问题，只是源自对真实情况的不了解。

有些享受是不能同时兼有的。一个人不能在同一晚上去两个剧场看戏。在买入场券的时候他必须在两者之间作选择。如果有人把同一晚上两个剧场的入场券作为礼物送给他，他也同样地要在两者之间作选择。对于那张他拒收的入场券，他也许这样想，“此刻我不想要”或“假若是以后的就好了”。[7]但是，这并不是说未来商品比现在商品好。他不是要在未来商品和现在商品之间作选择。他要在两个不能同时兼有的享受之间来选择。这是每个选择中的两难。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也许舍甲剧场而取乙剧场。日后他可能作出相反的决定。

第二个类似的例外见之于一些非耐久的商品。这些非耐久的商品会在一年的某一季节中很丰富，在其他季节中却很稀少。但是冬季的冰与夏季的冰之间的区别，与现在商品与未来商品之间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它是“一种即令不消费它，它的特殊效用也会失掉的商品”与“那需要一个不同的生产过程的另一种商品”之间的区别。冬季结的冰要留到夏季用，必须经过一个特别的保存过程。如果仅仅是节省冬季的用冰量，不可能增加夏季可用的冰。就一切实际的目的而言，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商品。

守财奴的例子也不与时间偏好的一般有效性冲突。在支用少许的钱以维持糊口生活的时候，守财奴也是把当前的满足看得比将来的满足更重要。至于守财奴连最低限度的食物费用都舍不得支出，这种极端的例子代表的是一种病态，生命力枯竭的病态。这正如怕把细菌吃进去而绝食的人一样，正如怕遇到危险的事情而自杀的人一样，正如怕睡着了有不测之祸而失眠的人一样。

3． 资本品

目前欲望的满足被认为比未来欲望的满足更迫切，但它一旦得到了满足，当事人就立即开始储蓄一部分可利用的消费品以备后用。这种延迟消费，使一些为期较远的目的可能实现。以前由于必要的生产期太长而不堪设想的一些目标，现在也可能能够实现了。而且选择的生产方法，与以往生产期较短的其他方法相比，也可能使每个单位投入的产出量得以提高。延长生产期的必要条件是储蓄，也即目前的生产超过了目前的消费。储蓄是增进物质福利以及促进其持续不断增长的第一个步骤。

消费的延缓以及为未来消费而积累消费品存量的行动，即令不存在较长生产期技术优势这个诱因，也会有人实施。较长时期生产过程的较高生产力更大大地加强了储蓄倾向。减缩当前的消费而作出的牺牲，到后来不仅会因消费那些储蓄下来的商品而得到弥补，而且它还开辟了一条途径，经由这条途径，将来会有更丰富的供应，以及还可得到“假若没有这种牺牲就根本不会得到的”一些商品。在其他情形不变的假定下，如果行动人不是把当前的消费看得比将来的消费更重要，他就会总是储蓄，而不去消费。限制储蓄额和投资额的，乃时间偏好也。

想采用生产期较长的生产方法的人们，必须首先通过储蓄积累一些消费品，这些消费品是在等待期内，用以满足那些他们认为比那可从较长期的生产过程获得的福利增加更为迫切的欲望。资本积累始于消费品的储蓄，消费品的储蓄即是把它的消费延展到日后。如果这些剩余（储蓄）只是储藏起来留着日后消费，则它们仅仅是财富而已，或更正确地说，仅仅是为不测之需作准备。这时它们乃游离于生产的轨道以外。它们之成为生产活动的一部分（经济意义，而非物理意义上的），必须是用作那些在较长期生产过程中工作的工人们的生活之资。这时，在物理意义上，它们是被消费了，但在经济意义上，它们并没有消失。首先，它们被那些生产期较长的过程产出的中间产品接替，后来又被这些过程产出的最后产品接替。

所有这些活动和过程，在心智上都是受制于资本计算，资本计算乃货币经济计算的极致。如果不靠货币计算，人们甚至无从知晓，某一确定的生产过程的生产力是否——且不管生产期的长短——比另一个过程的生产力更高。没有货币计算的帮助，各种生产过程需要的费用也无法相互对比。资本计算随那些可用以促进生产的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开始，其总额就称为资本。它记录着来自这个基金的每项支出，以及这些支出导出的一切收入项的价格。最后，它把所有这些转化在资本结构中的最后结果表达出来，而且也借此显示整个过程的成功或失败。它不仅指出这最后的结果；而且也把那些中间阶段一一反映出来。它建立了一些每天都必需的暂时的平衡表；它也为每一生产部门或生产阶段建立一些损益表。它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生产指南。

在市场经济里，生产是一个被分为无数部门而又继续不断的一个过程。无数的生产程序以不同的生产期同时进行。它们互相补充，同时又相互竞争那些稀少的生产要素。或者是新的资本经由储蓄而继续积累，或者是以前积累的资本被过分地消费而耗损。许许多多工厂、农场及其他一切工作场所分别在进行生产，它们只需实现某些限定的目标。一些中间产品或资本品在生产过程中转手；它们从这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直到最后被制成的消费品流向那些使用并享受它的人们为止。生产的社会过程永不停息。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生产程序在进行，其中有一些较接近于其特定目标之实现，有一些则距离较远。

在这不断的财富生产的过程中，每一成就皆立基于前人的储蓄及其准备工作。我们是祖先的幸运后嗣，他们的储蓄曾经积累起一些资本品，我们今天正是依靠这些资本品的帮助而工作。我们这些电力时代的宠儿，还在享受从上古渔猎祖先的原始储蓄而衍生的福利，正是他们在制造最原始的渔网和独木舟的时候，节省下一部分工作时间用以较远将来的生产准备。假若这些渔猎祖先的儿孙，把那些中间产品——渔网和独木舟——用坏了而不以新换旧，他们就只不过在消耗资本。果真如此，则储蓄过程和资本积累乃不得不从头开始。我们比前人更富足，是因为我们继承了他们为我们积累的一些资本品。[8]

工商业者，也即经济行动人，全神贯注于一件事：　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以改善未来的情况。他不以分析和理解的目的来注视现有的现象。在把生产手段分类而估量它们的重要性时，他用的都是些肤浅的经济法则。他把生产要素分做三类：　自然赐予的物质要素、人的要素——劳动，以及资本品——过去生产的中间要素。他不分析资本品的性质。在他的心目中，资本品乃劳动增加生产力的手段。他不把它们的工具性追溯到自然和劳动。他不过问资本品是怎样生产的。资本品只就其对他的努力成功有所贡献而具价值。

就工商业者而言，这种理论方式是对的。但是就经济学家而言，同意工商业者的这种肤浅见解，那就是严重的错误。他们错在把“资本”当做一个与自然赐予的物质资源以及劳动三者并立的独立要素来分类。资本品——过去生产出来的再生产要素——不是一个独立要素。它们是过去消耗掉的两个原始要素——自然与劳动——的联合产品。资本品没有它们自己的生产力。

把资本品说成贮藏起来的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也不对。倒不如说它们是贮藏起来的劳动、自然和时间。不靠资本品帮助的生产与利用资本品的生产，其间的区别在于时间。资本品是从生产的开端走向其最后目标（生产消费品）之过程中的一些中转站。利用资本品生产的人，比那开始时不使用资本品的人享有一大利益；他在时间上更接近于他努力的最后目标。

不存在所谓资本品的生产力之类的问题。资本品（例如一部机器）的价格，与这个资本品的再生产必要的那些相互补足的原始生产要素的价格总和，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完全取决于时间的差异。使用这部机器的人更接近于生产的目标。他所用的生产期较短于一个必须从头开始的竞争者所用的生产期。在购买一部机器的时候，他买到的是这部机器再生产时所要消耗的两种原始生产要素再加上时间，也即他的生产期缩短了的那个时间。

时间的价值，也即时间偏好，或者说，对当前欲望满足之评价较高于对远期欲望满足之评价，这是人的行动的一个核心元素。它决定每个选择和每个行动。决没有这样一个人，他对于时间的迟早不加计较。时间元素是形成一切物品和服务价格的工具。

4． 生产期，等待期及准备期

如果一个人想估量这些现有可利用的各种商品之生产期的长短，他就必须追溯它们的历史，直至第一次花费原始生产要素的那一刹那为止。他必须确定自然资源和劳动何时首次被用于这种生产过程——除掉有助于其他商品的生产以外，也最终有助于这里所说的商品之生产的过程。这个问题解决，以物质的派算（physical imputation）这个问题的解决为必要条件。为了确定那些直接或间接用以生产有关商品的工具、原料和劳动，对于相应结果的贡献程度，采用定量的方法是必要的。在这些探究中，人们必得追溯到资本积累的那个起点，也即那些原来仅够糊口的人们之开始储蓄。妨碍这种历史研究的，不仅有些实际困难；物质的派算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更使我们无从着手。

今天可利用的这些商品，在过去生产的过程中花费了多少时间，关于这个问题，行动人本身也好，经济学家也好，都没有知道的必要。即令他们知道，也没有什么用处。行动人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善于利用那些可利用的商品。他在利用这些商品的每一部分时作的选择，是要满足那些尚未满足的欲望当中最迫切的欲望。为实现这个目的，他必须知道等待的时间有多长，这个等待时间使他和“他在其中所要选择的各种目标之实现”彼此隔离。上文曾经指出，这里要再强调的是，行动人没有必要去追溯那些可利用的各种资本品的历史。他总是从今天起去计较等待的时间和生产期。现有可利用的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花费了多少劳动和物质要素，既没有必要知道，同样地，也没有必要知道它们在生产过程中花费了多少时间。物品的评价，完全要看它们对于未来的欲望之满足所能提供的功能。至于在它们的生产过程中所作的牺牲和花费的时间都是不相干的，这些事情属于死一般的过去。

所有的经济范畴都关乎人的行动，它们与物品的物质性无任何直接关系。这一点是有必要认清的。经济学不研究商品和服务，它关心的是人的选择和行动。人的行动学中的时间概念也不是物理学或生物学上的概念。它指的是在行动人的价值判断中起作用的“迟”或“早”。资本品与消费品的区别，不是基于有关商品的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性质而作的严格区别。它取决于行动人所处的地位和他们所要作出的选择。同一种商品既可视为资本品，也可视为消费品。有些可以直接享受的商品，在若干人的观点看来竟是资本品，如果这些人把它当做等待期当中维持他自己及其工人的生活之资的话。

增加可利用的资本品的数量，是采取“生产期较长因而等待期也较长的”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如果你想实现颇为远期的目标，你就必须依靠一个较长的生产期，因为一个较短的生产期不可能达到追求的目标。如果你想采用的生产方法能够使每单位投入的产量更多，就必须把生产期延长。因为每单位投入的产量较少的那些程序之被采用，乃因为这些程序只需要较短的生产期。但在另一方面，为利用那些因另外的储蓄积累起来的资本品而选择的生产程序，其生产期从今天起直至产品成熟，却不一定要长于此前已曾采用的一切程序。其情形可能是这样的：　已经满足了较迫切需要的人们，现在需要的是些不能在比较短的时期以内生产出的商品。这些商品为什么以前没有被生产呢？原因不在于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生产期被认为太长，而在于那些必须的生产要素在当时有更迫切的用途。

假若你一定要这样说：　可利用的资本品供给量之每一增加，其结果就是生产期和等待期的延长。那么，你就要这样来推理：　如果a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b是在新的程序下生产出来的商品，而这个新的程序乃得力于资本品的增加而启动，于是很显然，人们对a和b的等待期一定要长于单单对a的等待期。为了生产a和b，不仅需要获得生产a的资本品，而且还需要获得生产b的资本品。假若你为了增加当前的消费，已经把那批储蓄起来以备工人们在生产b的时期的生活之资都消耗掉，那么你选择的就是宁可早点得到某些欲望的满足。

那些反对所谓“奥地利”观点的经济学家，在处理资本问题时通常假定：　用于生产的技术总是一成不变地决定于技术知识的现状。另一方面“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则指出：　在许多已知的生产技术当中，决定采用那些技术的，乃每个时期可以利用的资本品供给量。[9]“奥地利的”观点之正确性，很容易从资本品稀缺这个问题的探究得到证明。

一个苦于资本品稀少的国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就以1860年间的罗马尼亚来说吧。当时他们缺乏的，一定不是技术知识。关于西方进步国家所采用的那些技术方法，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它们见之于许多书籍，也在许多学校被讲授。罗马尼亚的优秀青年在奥地利、瑞士和法国的一些技术大学里业已充分接受了这些知识。还有成百上千的外国专家也准备把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用于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当时所缺乏的，正是一些可以按照西方的模式，用以改变罗马尼亚落后的生产设备和交通通讯设施的资本品。如果进步国家只给罗马尼亚技术知识方面的援助，则罗马尼亚赶上西方还必须假以时日。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储蓄，有了储蓄才可使工人和物质生产要素用于时期较长的生产程序。唯有如此，他们才可成功地生产那些建立初级工厂必要的工具，而由这些初级工厂再生产那些用以建立和经营现代工厂、农场、铁路、电报线和建筑物的设备。直到他们迎头赶上，恐怕几十年的光阴已经逝去。要加速这个过程，除了尽可能减缩当前生理上的消费以外，别无他法。

但是，事物的发展不是这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把一些资本品借给落后国家，这些资本品乃改变后者之生产方法所必须。这一来节省了他们的时间，使他们可以很快地增加其劳动生产力。其结果，对罗马尼亚人而言，他们可以很快地享受到现代技术带来的利益。似乎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已开始储蓄，开始积累资本。

一个人如果以前没有积累资本，他就与他追求的目标距之甚远。这就是资本不足的含义所在。因为他过去不做这件事，中间产品就不够，尽管中间产品所从产生的自然资源是有的。资本缺乏乃时间不够。这是由于人们为实现其目标动手太迟。如果不凭时间因素的“迟”“早”，那就无法描述可用资本品提供的好处和缺乏资本品贫乏的不利。[10]

有资本品可以使用，就等于更接近追求的目标。资本品的增加，使我们无需减缩消费而可以实现较远期的目标。相反地，资本品的损失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原本可以实现的某些目标，或者减缩消费。假定其他事物不变，[11]拥有资本品也即在时间上占了优势。资本家，与那些缺乏资本品的人相反，在既定的技术知识之下，他可以不减缩消费，可以不增加劳动和自然赐予的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而较快地实现一个确定的目标。资本品较少的竞争者只能靠减缩消费才可能望其项背。

西方人在积累资本方面比别国人更早行动，这是因为他们很早就在政治和法制方面创立了许多有利于大规模储蓄，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投资的环境。因此，到了19世纪中期，他们享受的福利已经大大超过那些较穷的民族和国家，后者还未能以谋利的资本主义观念完全替代掠夺的黩武主义观念。这些落后地区的人们，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帮助，他们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改善其生产、运输和交通手段。

如果不了解这种大规模的资本输出的重要性，就不可能懂得最近几百年世界局势和东西方关系的发展。西方给予东方的不仅是技术和医学的知识，也给予了许多可以直接应用这些知识的资本品。东欧、亚洲和非洲的这些国家，由于外国资本的输入，也就能够提早收获现代工业的成果。为了积累足够的资本品，他们已不必那么减缩他们的消费了。这就是他们的国家主义者和马克思门徒责骂的所谓西方帝国主义剥削落后国家的真实情况。这是进步国家的财富在经济落后国家发生的授胎作用。

利益的获得是相互的，是消费者的需求迫使西方资本家不得不向外投资。消费者要求那些在国内根本不能生产的商品，他们也要求那些在国内只能以高成本生产而在国外生产则较便宜的商品。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不这样做，或者那些阻止资本输出的法制障碍最终不可克服，则资本输出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那就只有国内生产的更多的纵向发展，不会有跨国的横向扩张。

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及其运作，以及它由于输入国采用了没收政策而终归解体，有关这些事件之后果的研讨，不是人的行动学而是历史学的任务。人的行动学要研究的，只是资本品供给或丰或欠引起的一些后果。我们比较两个孤立的市场制度A和B的情况。这两个市场的面积、人口、技术知识以及自然资源等都一样。它们之间的不同只在资本品的供给，即A比B多。于是，在A市场采用的许多生产程序，能够使每单位投入的产量大于B市场所采用的生产程序。B市场的人们之无法考虑采用那些程序，乃因为资本品的相对稀少。如果他们想采用那些程序，就得减缩消费。在B市场，有许多事情是手工操作的，而在A市场这些事情则都由省力的机器代替。A市场能够生产许多更耐用的商品；B市场的人们则必须放弃耐用商品的生产，尽管产品耐用性的延长并不要求同比例地增加投入。在A市场，劳动的生产力比B市场的高，因而工资率和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比B市场的高。[12]

准备期延长到超过了行动人的生命期

在当前和未来满足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依赖的那些价值判断，体现的是现在的评价而非将来的评价。判断的过程，是把今天对当前满足赋予的意义，与今天对将来满足赋予的意义两相比较。

行动人企图尽可能消除的不适，大都发生于眼下，也即在行动的当时所感觉到的不舒适，而且它总会涉及将来的情况。行动人正是在今天对于预想中的某些将来情况感到不满，才企图以有意的行动来改变它。

有些行动，主要地是为改善别人的情况，因而通常称为利他行动。在这种场合，行动人想消除的不适，乃他自己对于预想中的别人对未来的情况感到的不满。他的惠顾别人，为的是消除他自己的不适。所以，行动人常常想到把准备期延长至超过自己的生命期，这是不足为怪的。

时间偏好理论的某些应用

经济学的每一部分，都会受到那些企图为其政党纲领掩过饰非的人们有意的误述和曲解。为尽可能地防止这种情形，对时间偏好理论再作些说明，似乎是应该的。

有些派别的思想家，断然否认在先天遗传的特征上人们不同于其祖先。[13]在这些人的见解中，西方文明的白种人与爱斯基摩人之间惟一的不同，乃后者在趋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中落后了。这不过是时间上几百年的差异而已，人类从人猿远祖演化至今，历经几十万年。几百年在几十万年当中可谓弹指一挥间。因此这不足以支持种族差异的假说。

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与这个争论引起的问题无关。但是这两门学科必须有所警戒，以免那些敌对观念的冲突中显示出来的偏见的纠缠。假若那些盲目反对现代遗传学的人们不完全对经济学无知，他们自当为其便利而利用时间偏好理论。他们会说，西方国家的优越只在于他们开始储蓄和积累资本品的时间较早而已。他们会把这时间的差距解释为偶然的因素，属于环境造成的幸运。

要驳斥诸如此类的曲解，我们必须强调这个事实：　西方国家开始储蓄和积累资本之所以能够占先，乃出于一些无法一味委之于环境作用的观念因素。可称为“人类文明”的，指的是从统治权约束下的合作向契约约束下的合作的发展。但是有许多种族和民族在这个发展过程的早期就停止了，其他的种族和民族则继续前进着。西方国家的优越，在于他们更成功地抑制住黩武主义的掠夺精神，并因而创建了一些有利于大规模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制度。甚至马克思也不否认这个事实：　个人的创始力和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乃从原始人的贫穷境况进化到19世纪西欧和北美那种较富裕的情境必不可少的阶梯。东印度、中国、日本以及一些回教国家缺乏的，是保障个人权利的一些制度。巴夏、卡帝、拉吉、满大人以及大名[14]的武断统治，是不利于大规模资本积累的。法律上有效地保障个人财物以免征用和没收，是西方空前的经济进步赖以实现的基础。这些法律并非什么机遇和历史的偶然，或者地理环境的结果。它们乃理性的结晶。

假若任由亚洲和非洲的民族独自发展，我们不知道亚非的历史究竟会怎样。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这些民族当中有许多隶属于欧洲的统治，其他的——像中国和日本——是在西方海军力量的逼迫之下才开放他们的门户。西方工业化的成就乃从外部进入。他们利用借到的外国资本在本国境内投资。但是他们对于现代工业化所从而产生的那些意识形态却是缓慢地接受。他们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模仿是肤浅的。

我们正处于一个革命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会很快地扫除一切殖民政策。这场革命不限之于隶属于英国、法国和荷兰的那些国家。甚至那些从未受到任何政治侵略并且从外国资本得到利益的国家，也在想着摆脱他们所说的外国资本家的羁束。他们用各种手段没收外国人的财产——歧视性的课税、赖债、变相的没收、外汇管制等等。因此，现在我们乃处于国际资本市场完全崩溃的前夕。这件事的经济后果是明显的；但它的政治反响就不可预知了。

为了估量国际资本市场崩溃的政治后果，我们必须记住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功效。在19世纪后期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为了更好地利用本国的自然资源，它自己是否准备了资本或者说有无资本供应，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那时候任何人都可自由接近每个地区的自然财富。资本家和创业者为寻找最有利的投资机会，他们的活动并不至于受到国界的限制。就尽可能利用有关的未知自然资源而言，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可视为统合于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体系。诚然，在某些地区，如英国与荷兰所属的东印度与马来西亚，这种结果只是靠殖民制度实现的，而这些地区的本土政府大概不会自动地创立资本输入必需的那些制度。但是东南欧和西半球却曾经自动地参与进这个国际资本市场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者蓄意控诉外国借款和投资为的是战争、征服和殖民地的扩张。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连同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乃有助于消除战争和征服的经济诱因。对于个人而言，本国的政治疆界划在什么地方，再也不关重要了。企业家和投资者并不受这些疆界的限制。正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外贷款和投资最多的国家，受累于爱好和平的“堕落的”自由主义观念。最有侵略性的国家如俄国、意大利和日本都不是资本的输出国；他们自己还需要外国资本来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冒险，也没有得到企业界和金融界巨子的支持。[15]

国际资本市场的消灭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接近自然资源的自由因此消失。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缺乏开发其自然资源必要的资本，就没有任何补救的方法可资利用。如果这个制度在100年以前被采用，则墨西哥、委内瑞拉和伊朗的油田就不可能被勘采，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就不可能兴起，中美洲的香蕉生产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但是，如果认为进步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偃旗息鼓，则是一种幻想。为了获得迫切需要的原材料，他们将不得不采用那惟一方法，即武力征服。战争，是国际资本市场所提供的对外投资自由的替代品。没有对外投资的自由，只好诉诸战争。

外国资本的流入，并不伤害接受国的利益。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自治领地的经济之所以突飞猛进，乃得力于欧洲的资本。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果没有接受外国资本的帮助，就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享受今天如此之多的生产和运输设备，而其实质工资率和农业方面的收获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高。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热盼美国的借款，单凭这个事实就足以推翻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无稽之谈。

但是，仅仅是寻求资本品的输入并不会使国际资本市场复活，国际投资和借款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才有可能，即接受投资和借债的那些国家，必须无条件地诚心诚意地尊重私有财产权；而不再没收外国资本家的财产。破坏国际资本市场的正是这种没收行动。

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借贷不能替代国际资本市场的功能。如果这种借贷立基于商业条件，那就无异于私人之间的借贷，因而必须充分承认财产权。如果像通常的情形一样，政府间借贷是一种不计较还本付息的赠与性的所谓借款，对债务国的主权就会产生一些限制。事实上，所谓的这些“借款”大都是为换得未来战争中的援助收支的代价。这样的一些考虑，在当代欧洲列强准备几次世界大战的年份当中曾经发生过重大作用。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资本家在第三共和国政府压迫下借给帝俄的大量外债。俄国沙皇用这些借到的资金扩充其军备即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用它来改善生产设备和投资。

5． 资本品的可变性

在实现一定目标的过程中，资本品可称为一些中途站。如果在生产期当中这个目标改变了，那些已经投入使用的中间产品，不都是可用以实现新目标的。其中有些变成完全无用，因而生产它们的一切费用现在都成了浪费。有些还可在新目标下使用，但必须经过一番调整。如果当事人一开始就朝向这个新目标，就可节省这笔调整费用。此外还有第三种情形的资本品，即无需调整就可用于新的目标。但是如果在生产它们的时候，即已经知道将要把它们用来实现新目标的话，那时就可能以较低成本，制造出同样适用于新目标的别种资本品。最后，还有些无论在新旧目标下使用都完全没有差异的资本品。

如果不是为了反驳一些流行的错误概念，对这些明显的事实，几乎没有提到的必要。离开了具体的资本品，就不存在任何抽象的资本之类的东西。假使我们不管现金储存在资本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将在以下一节中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了解，资本总是体现于一定的资本品，而且一旦发生与资本品有关的事情，它就会受到影响。某一资本量的价值，是它所体现的那个资本品的价值的衍生物。某一资本量的金钱等值，即是人们说到抽象资本时所指的那些资本品的金钱等值的总额。我们没有可以称为“自由”资本的东西。资本总是一定形式的资本品。这些资本品在某些用途上最有用，在某些用途上次之，在其余的用途上绝对无用。所以资本的每个单位，总会在某个用途上体现为固定资本，它们被专用于一定的生产程序。工商业者区分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乃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种类的区别。凡是对于固定资本有效的事情，对于流动资本也是有效的，尽管在程度上较小。一切资本品或多或少总有其固有的特征。其中当然有许多是不会因欲望和计划的改变而归于完全无用的。

一定的生产程序愈是接近它的最后目标，它的中间产品及其目标之间的关联就变得愈密切。铁比铁管较不特殊，铁管比铁制的机器零件较不特殊。生产程序走得愈远，愈是接近它的终极目标——消费品的产出，则其转变照例会愈加困难。

如果人们从资本积累的开始来看资本积累的过程，那就很容易了解不存在自由资本之类的东西，只有体现于一些较特殊的商品或较不特殊的商品的资本。当欲望或关于欲望满足的意见发生变动的时候，资本品的价值也随着变动。额外资本品之出现，只有使消费落在当期生产之后才有可能。这笔额外资本，在它出现的那个时候就已体现于具体的资本品。这些商品必须在它们能够——由于生产超过消费——成为资本品以前被生产出来。关于货币介入这些事情当中所起的作用，将在以后讨论。在这里我们只需要了解：　即令有的资本家其全部资本都以货币形式储存且具有货币要求权，也不能说他持有自由资本。他的资金与货币相联结。它们要受货币购买力变动的影响，而且——就其投资于一定数额的货币要求权而言——也要受债务人偿付能力的变动的影响。

用资本品可变性（convertibility）这个概念替代固定资本与自由资本或流动资本的区别，有其方便性。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容易引起误解。资本品的可变性给了资本得以适应生产情形以调整用途的机会。可变是一种渐变。它不是完全的，也即非随生产情形的一切可能的变动而变。绝对特殊的一些生产要素完全没有可变性。当资本品从原来计划的用途转变到其他用途，因不测的变化而成为必要的时候，如不指涉那些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变化而概括地说到可变性，这是不可能的。重大的变化，会使原先认为易于转变的资本品或者成为完全不可改变的，或者成为很难改变的。

有些商品，可以在一个时期当中提供一连串的功能，有些资本品则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提供一个功能就完了。可变性这个问题关于前者所起的作用，比后者来得大。工厂、运输设备，以及那些为较久的用途而设计的装置，如果搁置不用和废弃，比丢掉过时的衣着和容易腐败的东西更为重要。可变性这个问题，只在资本会计使它在资本品方面特别显著的范围内，才成为资本和资本品的一个问题。本质上它是一个在消费品方面也有的现象。这里所说的消费品，乃专指消费者为他自己的使用和消费已经取得了的消费品。如果引起他们取得的那些情况发生变动，可变性这个问题，在消费品方面也就发生了。

资本家和企业家，就他们的身份——资本持有者的身份——来讲，不是完全自由的；他们总受到些羁绊。他们的资金不是放在社会生产过程以外，而是投资在一些确定的行业。如果他们持有现金，按照市场情况，这或者是健全的投资，或者是不健全的投资；但这总是一种投资。他们或者把那个应当购买的适当时机放过了，或者是应当购买的适当时机还未到来。在第一种情形下，他们之储存现金，是不健全的投资，失掉了好机会。在第二个情形下，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资本家和企业家花钱购买具体的生产要素的时候，完全是从预期的未来市场情况的观点来评价的。他们所付的价格，是就他们在今天对于将来情况的看法而调整的。今天可以使用的这些资本品在过去生产它们时所犯的错误，并不给买者增加负担；它们的后果完全落在卖者的身上。在这个意义下，为将来的生产而购买资本品的企业家把过去勾销了。他的企业活动，不因那些过去发生于他收到的那些生产要素的评价和价格的变动而受影响。只有在这个意义下，我们才可说持有现金的人乃握有流动资金，因而是自由的。

6. “过去”对于行动的影响

资本品的积累愈多，可变性的问题就愈大。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相比，早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原始方法，更容易为适应新的工作而调整。但面临环境迅速变动的，正是现代的资本主义。技术知识和消费者的需求，在我们这个时代每天都在变动，它们使许多正在实施中的生产计划变得不合时宜，因而引起一个问题：　我们应不应当按既定的路子走下去？

涤荡一切的创新精神，也许很能打动人，它能够傲视一切懒惰和迟钝的保守心理，从而激活循规蹈矩的惰性使之变成对传统价值的反抗，也可能毫不保留地促使人们踏上新的征程，奔赴新的目标。但是，尽管我们在付出一切的努力，可我们毕竟是祖先的后裔，而且我们的文明乃长期演化的结果，岂能一蹴而就？空谈家虽然可以力图忘却一切传统，然而不管创新的倾向如何强烈，它毕竟要受限于一个因素，这就是使人们无法远离祖先所选择的途径的那个因素。所有的物质财富，皆乃历史活动的遗产，它们体现于许多具有有限可变性的具体资本品。这些积累下来的资本品指导着活着的生存者的行动路线，如果不是受制于祖先的陈规约束，他们也许本不会选择这些路线。目标的选择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选择，都受过去的影响。资本品是个保守性的因素。它们强迫我们调整自身行动，以适应我们自己以前的行动和历代祖先的思想、选择及其行动造成的那些环境。

假若我们利用现有的一些知识——关于自然资源、地理、生产技术和卫生方面的知识——重新安排所有的生产程序，并制造出一切资本品，那世界将会变成怎样呢？我们不妨这样想像一幅蓝图：　我们业已把这些生产中心转移到了其他一些地方。我们业已把人口在地球上重新调整了分布。今天这些人口集中而工厂、商店以及农场密集的地方应已相当地疏散，它们被集中到了其他一些地方。所有的生产机构业已装置着更有效率的机器和工具，而其规模的大小也已做到可使它的生产能力被最经济地利用。在我们这个完全计划的世界里，当已不存在技术上的落后，不存在未使用的生产能力，也不再有不必要的客货运输。人的生产力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在我们这个不完全的实际世界中所呈现的水平。

社会主义者的许多著作中充满了这样一些幻想。不管他们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技术主义者或单纯的计划者，他们都在极力地告诉我们现实的安排是如何愚蠢；如果人们赋予改革家独断专行的权力，他们本应生活得如何愉快。人类之所以不能享受现代技术知识水平可提供的一切舒适快乐，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对。

这种唯理的浪漫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误解了可利用的资本品及其稀缺性的特征。今天可以利用的一些中间产品，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在过去生产出来的。引导这些资本品生产的一些计划，乃源自当时流行的关于目标和技术程序的一些观念。如果我们面临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生产方法，我们就必须作出选择。为了使某些可利用的资本品不被弃用而可重新制造现代化的设备，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地调整生产程序，以适应现有可利用的资本品的特征。这种选择，在市场经济里总归依赖于消费者。他们的行动——买或不买，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老式的房屋与具有一切新式舒适设备的房屋之间，在火车与汽车之间，在煤气灯与电灯之间，在棉纺织品与人造丝制品之间，以及在丝袜与尼龙袜之间的等等选择中，人们所选择的，实际上是继续利用原先积累下的资本品呢，还是把它们作废。因为房客不准备付较高的房租以换租新式更舒服的房子，而宁可用钱来满足其他欲望，所以那幢还有几年可住的老房子没有被提前拆掉改建新的，由此即可明显地看出现在的消费如何受过去的情形的影响。

同样明显的事实是，当市场上出现了较好的车子或流行起新式的衣着，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将立即丢掉他的旧车或旧衣服。生产技术的改进，并不是每一次都会立即应用于相关的整个部门。但这个事实却不如前一个事实明显。在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上，人们的行动是由那些可用商品之稀少性决定的。

一部比原先使用机器效率更高的新机器被制造了出来。那些使用老式而效率较低的机器的工厂，会不会在这些机器还可使用的时候就把它们作废并更换新式的，这就要看新的机器优越到什么程度。只有在其优越的程度大到足以弥补更新的额外费用的时候，旧机器的作废才合算。假设p是新机器的价格，q是把旧机器当做废铁卖掉所可售得的价格。a是旧机器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b是新机器生产一个单位产品的成本，但不计及这部机器的购置成本。倘若我们再假定这部新机器的优点只在于能够更好地利用原料和劳动，而不在于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而年产量z仍然不变。于是新机器换掉旧机器只有在收益z（a－b）大到足以补偿p－q这笔支出的时候才有利。我们假定对新机器每笔折旧的数额不大于对旧机器的折旧数额，因而可以将折旧忽略不计。同样的一些考虑也可适用于已有工厂从一个生产情况较差的地方转移到较好的地方。

技术的落后与经济的劣势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不可相混。单从技术的观点来看，一个显得优越的生产组合，也可能在竞争中胜过那些有更好的设备或处在更好位置的生产组合。更好的设备或更好的位置所提供的优势，与迁厂的费用相对照所显出的优越程度，决定了这个问题。这种关系取决于有关的资本品的可变性。

技术完善与经济便利之间的区别，并非如浪漫的工程师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属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为了认知有关的事实而做的一切计算，只有经济计算才可提供机会，而经济计算也仅在市场经济中才有可能。社会主义的管理是无法用数学方法来确定现象的。所以它不知道其计划及其实施，能否以最适当的程序去满足它的“人民”的最迫切的欲望。假若它真能计算的话，它就不会浪费有限的生产资源去满足那些较不迫切的欲望，如果这方面的满足会妨碍更迫切的欲望的满足。它就不会忙于抛弃那些尚可利用的生产设备，如果置换新设备所需要的投资，会妨碍更迫切的生产扩张。

如果对可变性这个问题加以适当的考虑，就会很容易地破除许多流行的谬见。就拿幼稚工业的保护性关税理论来说吧。它的主张者认为：有些地方的自然环境更有利于某些加工业之经营，或者至少不劣于这些工业早已建立了的其他地方。为使这些工业能够在前一类地方发展起来，暂时的保护是必要的。而那些较老的工业乃得利于建立得早。它们只是由于一个历史的偶然而显然“不合理的”因素才发达起来。它们享有的利益妨碍了一些有潜在竞争力的工厂设立于环境更有利的地区；如果它们在那些地区设立的话，就能够比那些旧厂更经济地生产。幼稚工业的保护，诚然有一时的牺牲，但它后来的收获将会超额地补偿它。

然而真实的情形是这样的：从经济的观点看，在某一新的地区扶植某种幼稚工业，条件在于新地区的好处，大到可以抵偿因放弃那些已装置在旧工厂里的，无法改变和迁移的资本品所受的损失并且有余。果真如此，则新的工厂就用不着政府保护，自可在竞争中战胜旧的工厂。如果不是如此，保护就是浪费；即令只是暂时的保护，即令这种保护使新的工业能够在后期站得住，也是浪费。保护性关税，实际上等于让消费者被迫付出了一笔津贴；因为它把那些尚可使用的资本品提前报废，同时又把一些稀少的生产要素，从制造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商品的生产部门拉了过来，所以这笔津贴实际上成了使用这些稀少的生产要素的补偿。消费者满足某些欲望的机会被剥夺了，因为满足那些欲望需要的资源，被用来制造没有关税保护时业已有了的那些商品。

所有行业都有一个普遍的趋势，就是向那些最有利于发挥生产潜力的地区迁徙。在未受阻碍的市场经济里，由于不得不考虑到稀缺资本品的不可改变性，这个趋势随之缓和下来。但这个历史因素并没有使那些古老的行业占有长久的优势。它的效果在于，一方面可以防止某些投资于可用但却被弃用的生产设备所引起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可防止对那些可用以满足一些尚未满足的欲望的资本品所加的限制。在没有关税的场合，工业的迁徙会延迟到老厂的资本品或损耗殆尽，或因技术上的特别改进必须换置新设备而报废的时候。美国的工业史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事例。在美国境内，一些工业中心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工业的迁徙就是如此发生的。幼稚工业保护论之虚伪，并不逊于其他所有的主张保护性关税的理论。

另一个流行的谬见涉及所谓专利权的抑制。专利是给予发明人或新的设计者在限定年份内的一种合法的垄断。在这里我们忽略专利权政策好坏与否的问题。[16]我们要讨论的只是指控“大企业”滥用专利权使大众享受不到技术改进之利益的说法。

在给予发明人一个专利权的时候，政府当局并不审查这项发明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如何。他们只注意观念是否新鲜，而把他们的审查限之于一些技术问题；他们以同样公平和谨慎的态度来审查所有的发明，不管它是在工业界能够引起革命化的发明，还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小玩意的发明。因此有许许多多无价值的发明也得到专利权的保护。这些东西的发明人每每高估自己对于技术知识的贡献，而过分希望这些东西所能带来的物质利益。一旦希望破灭，他们就抱怨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指责它使大家享受不到技术进步的利益。

在什么条件下用新的改良设备来替换尚可使用的旧工具才是经济的，这在上文已经指出。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而立刻采用新的技术程序，就市场经济里的私营企业而言，或就社会主义极权制度的管理部门而言，都是不值得的。为新建工厂而生产新机器，为了原已存在的工厂的扩张，以及替换损耗了的旧设备，都必须按新的设计来完成。但那些尚可使用的设备将不应该被弃用。新的生产程序只能一步一步地实行。那些设备陈旧的工厂，在相当时期以内还可以和那些新设备的工厂竞争。怀疑这个说法的正确性的人们，无妨问问自己是否一看到有较好的吸尘器或收音机出售，就将立即把原有的吸尘器或收音机丢掉。

在这一点上，新的发明是否有专利权的保护，都是一样的。一个取得了专利权的企业已经为这个新发明花了钱。如果它仍然不采用这个新方法，其理由就不值得采用。专利权提供的不允许竞争者采用的法律垄断，则完全落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值得考虑的只是新发明比旧方法优越的程度。优越的意思是指单位生产成本的降低，或指产品的质量改良使大家愿意出较高的价钱来买其产品。消费者有时宁愿购买其他的物品而不愿享受新的发明，这个事实即证明新发明的优越程度不够。最后的决定权属于消费者。

肤浅的观察者看不清这些事实，因为他们困惑于许多大企业只顾谋取行业专利权，而不管它有没有用。这种情形的出现有种种不同的理由：

1. 创新的经济意义还没有明显到让大家认同。

2. 这个创新显然是无用的，但发明厂商却相信能够把它变成有用。

3. 立刻采用这个发明是不值得的，但发明厂商准备到置换耗损的旧设备时再采用它。

4. 该厂商想鼓励发明者继续他的研究，尽管截至目前他的努力还难以称得上是实际有用的创新。

5. 该厂商想抚慰那爱诉讼的发明者，以期节省时间、金钱以及诉讼事件引起的神经紧张。

6. 该厂商为取得一些完全无用的专利权，而对某些官吏、工程师或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偿付代价的时候，往往使用掩饰的贿赂手段或屈服于隐蔽的敲诈。这里所说的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指的是该企业的现有或潜在顾主中的人物。

如果一个发明的确比旧的生产程序优越，甚至优越到使旧的设备不值一文并必须立即用新机器来替换，这时，不管专利权掌握在旧设备的厂主的手中或属于一个独立的厂商，新设备替换旧设备的事情必然会发生。相反的说法则立基于下面这个假定：完全不了解此发明之重要性的，不仅是发明者本人及其代理人，而且还包括此生产部门中的所有有关的工作人员，以及一有机会就准备加入这个生产部门的人。发明者把他的权利卖给老厂商只能够获取较小的报酬，因为没有别人想取得这个权利。即便这个老厂商也看不出这个发明的应用所能产生的利益。

不错，生产技术的改进带来的利益如果没有被人了解，则这个改进是不会被采用的。而在社会主义的管理体制下，政府官僚的无能或顽固就足以妨碍更经济的生产方法的采用。就政府控制的部门的发明而言，情形也是如此。最著名的例子是，一些杰出军事家不懂得新发明的重要性。拿破仑大帝不了解汽船有助于进攻英国；法国的福煦将军和德国的参谋本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都低估了航空的重要性，后来杰出的空军创办人米切尔将军也有些非常不愉快的经验。但是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即未受到政府官僚鼠目寸光之妨碍的市场经济里面，情形就完全不同。那里的趋势则是对于创新的潜力偏于高估而非低估。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记载着许许多多奖掖创新却劳而无功的事例。许多发起人为盲目的乐观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此，指责资本主义倾向于高估一些无用的发明，而不指责它抑制有用的创新，反而更切实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庞大的资金浪费于毫无用处的专利权的购买，浪费于应用新发明而无结果。这确是事实。

如果说现代大企业对于技术改进存有反对的偏见，简直是一派胡言。一些大公司在研究新程序新方法方面不惜投入巨资。

有些人指责自由企业抑制发明，但“许多专利或者根本未被使用或者延迟了很久才使用”这个事实却无法证明他们的指责有效。显然，许多专利权，或许是大多数的专利权，的确完全无用。那些认为“有利的创新被抑制了”的人们并没有举出这样一个事例：　在用专利权保护创新的国家所未应用的创新，在没有专利权保护的苏联却已经得到了应用。

资本品可变性之有限，在人文地理上发生了重大的作用。现在地球上人口中心和工业中心的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历史因素。有些地区的中心地位在很久以前就具备了，到现在还依然有效。喜欢迁徙到最有利于生产的地方的确是人们的一个普遍取向。但这个趋势不仅受制于某些制度的因素，例如移民限制，许多历史性因素也发生重大作用。可变性有限的资本品，用现代知识的观点来看，大都已经投放在比较不利的地区。它们的固着性阻碍了这个趋势——依照现代一切有关的知识来选择有利地区建工厂、设农场、筑住宅的趋势。迁徙到更适于生产的地区是有利的，但是弃用些可变性有限而又难以移动的资本品则有损失。人们必须在此利弊之间加以权衡。

因此，资本品可变性的大小，影响到关于生产与消费的一切决定。可变性愈小，则技术改进的应用愈是迟缓。但要说这种延缓是不合理的，是反进步的，那就荒唐了。在计划行动的时候，把所有可想得到的利弊都加以权衡，这才是合理的。头脑清醒而善于计算的商人，不会对实际情形缺乏判断；只有那些浪漫气息的技术主义者才会犯糊涂。使技术进步趋缓的并非资本品的不完全可变性，而是它们的稀缺性。我们还没有富足到可以抛弃那些尚可利用的资本品。资本品之尚可利用并不妨碍进步，相反地那正是任何改进所难避免的情形。体现于资本品的先人遗产，是我们的财富和促进福利的主要手段。如果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在过去的行动中能够更正确地预测今天的情况，我们现在当然能过得更好些。这个事实的认识可以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现象。但这既非对过去求全责备，也非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任何缺陷。

7． 资本的积累、维护与消耗

资本品属于中间产品，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变化成消费品。所有的资本品（包括那些耐用的）都是要消失的，或者在生产过程中逐渐耗竭，或者是由于市场情况的变化而报废。我们毫无办法维持资本品的不变。

“财富不变”这个观念，是精心计划和行动的一个结果。它指的是应用于资本会计的那个资本概念，而非指资本品本身。资本这个观念在物质世界里面没有相对应的具体事物。它只存在于计划者的内心。它是经济计算中的一个要素。资本簿记只有一个目的。它被用以告诉我们如何安排我们的生产和消费以满足未来的欲望。它答复的问题是，某一行动过程对于我们将来工作的生产力是增加还是减少。

充分维护或增加资本品之供给量的意图，也会指导那些缺乏经济计算这一心智工具者的行动。原始的渔猎者早已知道“好好维护他们的工具”和“消耗它们而不予以适当补充”这两者间的区别。一位局限于传统习惯而不懂得会计的老式农夫，同样非常清楚保护农具和耕牛的重要性。在一个静态的或进步缓慢的简单经济情形下，即令没有资本会计，经营也能获得成功。在那里，要维持一个大体上不变的资本品供给量，既可以靠当时生产些新的资本品来补充那些被损耗了的，也可靠积累一些消费品以备将来专心于生产资本品以补充损耗的时候，不至于必须减少消费。但是在一个变动的产业经济里则不能没有经济计算及其所凭借的资本与收入这些基本概念。

概念的现实主义混淆了对资本概念的理解。它造成了一个资本神话。[17]这个神话是说，即便独立于其隐含其中的资本品，“资本”也能存在。据说，资本可以再产生资本，因而它靠自己来维持自己。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孵化出利润，简直是无稽之谈。

资本是人的行动学的一个概念。如果借助传统哲学的名词（传统哲学的特征是不管人的行动学的一切问题），我们不妨称之为一种“自由意志”。它是推理的一个结果，它的地位在人的内心。它是观察行动问题的一个方式，是从某一确定计划的观点来评价那些问题的一个办法。它决定人的行动途径，在这个意义下，它才是一个实在的因素。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天然一体。

就人的行动受资本会计的指导而言，资本这个概念是有作用的。如果企业家这样来雇用生产要素，即产品的货币等值至少等于所雇用的生产要素的货币等值，他就能够用新的资本品来补充那些损耗了的资本品，而新的资本品的货币等值又等于那些损耗了的资本品的货币等值。但是那些毛收入的使用，也即它们被分配于资本的维持、消费，或者积累新的资本，则一定是企业家和资本家有意作为的结果。它不是“自动发生的”；它必然是计划的结果。如果它依据的那个计算因疏忽、误差、或对未来情况的判断错误而无效，那么它就会失败。

更多的资本积累只有靠储蓄，也即超过消费的生产额。储蓄可来自消费的节省。但它也可来自净生产额的增加，而不必再节省消费，不必变动资本品的投入。这样的增加，会在下述各种情形下出现：

1． 自然环境变得更有利，因而收获更丰富。例如人们获得了耕种更肥沃的土地的机会，或者发现了可以提供更高报酬的矿区。而且过去一再发生的使人们劳而无获的那些天灾地祸，已经大大减少；人和牲畜的传染性疾病，也已经可以控制。

2． 人们已能够使某些生产程序获致更丰富的成果而无需投入更多的资本品，无需延长生产期。

3． 制度方面对生产活动的干预已不常见。同时因为战争、革命、罢工、怠工和其他一些罪恶行动所引起的损失也已减少。

如果把由此形成的一些超额生产用于额外投资，它们就将更进一步增加未来的净收入。于是就可以扩大消费而无损于资本品的供给，无损于劳动的生产力。

资本总是由一些个人或相互协作的人群积累起来的，而不是由所谓的国家或社会整体积累的。[18]一方面，有些行动者在积累额外的资本，另一方面，有些行动者在消费以前积累下来的资本，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如果这两方面的数量相等，则这个市场制度里面可用的资本仍然不变，似乎是资本品的总量没有发生变动。来自某些人的额外资本的积累只是消除了缩短某些生产时期的必要。但是若想进而采取更长生产期的程序则不可能。由此观之，我们也可以说资本的转移确已发生。但必须小心的是，不可把这个资本转移的观念，与财产从一个人或某一群体转移给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体相混淆。

资本品的买卖以及对工商业的放款，其本身并非资本转移。作为一种交易手段，它们不过是把具体的资本品交给那些想用以完成一定生产计划的人们。它们只是一连贯的行动过程中的一些辅助步骤。它们相互结合的后果决定着整个计划的成败。但是收益或损失都不直接引起资本积累或资本消耗。使资本数量发生变动的，是财富有了增减的那些人对他们的消费所作的安排。

资本的转移，不一定会伴随资本品所有权的转让。不伴随的现象，在某一个人消耗资本而另一个人积累同量资本的时候发生。而伴随的现象，在资本品的出卖者把卖得的钱消费掉，而买进者则用那超过消费的净收入的储蓄额来支付代价时发生。

资本消耗与资本品的实体消灭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所有的资本品都或迟或早要渗入某些最后产品，并经由使用、消耗、损坏而归于消灭。至于可以靠妥帖的消费安排而维持住的，只是资本基金的价值，而非具体的资本品。天灾或人为的破坏，有时会大到被毁灭的资本品无法在短期内经由消费的节省而回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是引起资本品之损耗的，通常总是由于当期生产的净收益用于维持资本的那部分不够多。

8． 投资者的流动性

资本品的有限可变性并不束缚它们的所有者。投资者很自由地改变他的投资。如果他能够比别人更正确地预期市场前景，他就会选择价格将要上涨的投资而非相反。

企业的利润和亏损，乃来自生产要素之奉献于某些明确的生产计划。股票市场的投机和证券市场以外的一些类似交易，则决定这些利润和亏损将落在谁的身上。现在有个流行的企图，是要在纯粹投机与真正稳健的投资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其实这两者只有程度上的区别，并不存在非投机的投资之举。在一个变动的经济里面，行动总涉及投机。投资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但是它们总归是投机。情况的剧烈变动，会使坏的投资变成通常认为的安全投资。

股票投机不能取消过去的行动，也不能在现有资本品的有限可变性方面作任何改变。它所能做的，是阻碍对那些投机者认为无利可图的部门和企业增加投资。它加强了流行于市场经济的那个趋势，即扩张那些有利的生产而收缩那些不利的。在这个意义下，股票交易所简直成为“这个市场”，即市场经济的焦点，它是使预期中的消费者的需求成为商业行动之主宰的终极手段。

投资者的流动性表现于所谓“资本逃避”这个现象。某些个人投资者能够撤离他们所认为不安全的投资，倘若他们准备接受已由市场反映出来的损失。于是他们就可免于进一步的损失，而把那损失转移到对未来有关价格预测有失准确的那些人身上。资本逃避并非把不可改变的资本品从它们的投资部门撤回。它只是所有权的变换。

在这一点上，资本的“逃避”是逃往本国其他投资部门还是转向外国的投资部门，并无二致。外汇管制的主要目的之一乃防止资本逃向外国。但是，外汇管制能够做到的只是，不让国内的所有投资者为减轻损失，而把他们认为不安全的国内投资转换成他们认为较安全的国外投资。

如果所有的或某些种类的国内投资，有被部分或全部没收的危险时，市场就会经由价格的变动使这一政策的不利结果打个折扣。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为免于损失而想逃避，已为时过晚。有的投资者比大多数人敏锐，他们能够在适当的时机预料到这种灾难即将来临，而大多数人却依旧茫然无知。只有这些投资者才能够减少可能的损失。不管资本家和企业家会做些什么，他们也决不可能使不可移动的资本品变成可移动的。关于这一点，就固定资本而言，至少大体上得到承认，但就流动资本而言，则不成立。有说法认为，一个商人能够输出产品而不患获得其销货收入。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企业当它没有了流动资本的时候，就无法继续经营。如果一个商人把自己日常用以雇用工人、购买原料和其他必要设备的资金输出国外，他就必须向他人借入资金来补充。“流动资本的可变性”是个神话，在这个神话中如果有点真理，那就是，一个投资者单单避免对他的流动资本构成威胁的那些损失，而不关心对他的固定资本构成威胁的损失，这是可能的。但资本逃避的程序在这两种场合都是一样的。它是投资者身份的转变。投资本身不受影响；有关的资本并未移动。

资本逃往国外，首要条件是有外国人愿意拿他们自己的海外投资，去交换在资本逃出国的投资。一位英国资本家，如果没有外国人愿意购买他的投资，他就无法使他的投资从英国逃出。因此，资本逃避决不会归结于经常所说的收支平衡恶化。它也不会使汇率上升。如果有许多资本家——不管是英国的或他国的——准备把一些英国的有价证券卖掉，这些证券的价格就会随之跌落。但这并不影响英镑与外币之间的汇率。

这句话对于投至现金的资本，也是有效的。例如，那些持有法国法郎的人们，一旦预料到法国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的可能后果，即既可经由抢购物品而逃避于“实物”，也可逃身于外汇储存。但他们必须找到愿意储存法郎的人。他只有在还有人对法郎的前途看好的场合才能脱身。使价格和汇率上涨的，不是那些要抛出法郎的人们的行动，而是那些除低价汇率就拒绝接受法郎的人们的行动。

政府自以为用外汇管制以防止资本外逃乃基于国家重要利益的考虑。事实上恰恰相反，外汇控制引起的结果，乃有害于众多公民，且对于任何公民或“国民经济”这个幻影没有丝毫利益。如果法国采取通货膨胀，则所有的恶果只能落在法国人身上，这对于整个法国或任何一个法国公民都是不利的。如果有一些法国人，把法国的银行钞票或可兑换这种钞票的证券卖给外国人，则这些损失的一部分就落在外国人身上。对于这种交易加以禁止，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使某些法国人更穷而没有使任何法国人更富。从国家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也不可取。

流行的见解总以为股票市场的交易都是不好的。在价格上涨时，投机者被指责为侵占他人的利益；如果价格跌落，他们则又被指责浪费了国家财富。投机所得的利润被斥为盗窃的赃物。这暗示着投机乃是致众为贫的原因。在股票经纪人的不正当报酬与那非赌博性的供应消费者的制造业利润之间，人们习惯于作出区分。甚至有些金融问题的著作家，也不能辨识股票市场的交易既不产生利润也不产生亏损，而只是来自贸易和制造业的利润和亏损之完成。这些利润和亏损——市场的购买者对于过去的投资赞成或不赞成引起的结果——乃由股票市场显现出来。投票市场交易额并不影响大众。相反地，决定证券市场之价格结构的，倒是大众对于投资者据以安排生产活动的方式发生的反应。决定股票价格之涨跌的，最后还是消费者的态度。凡是不从事储蓄投资的人们，既不因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而受益，也不因之而受损。证券市场的交易只决定哪些投资者应当赚钱，哪些投资者应该赔本。[19]

9． 货币与资本；储蓄与投资

资本是以货币名义计算，并由此表示的一定数量的货币额。但资本也可由货币额组成。因为资本品也是可交换的，而且这种交换和所有其他商品发生交换的情形一样，同属间接交换，因此货币的使用成为必要。在市场经济里，谁也不能放弃现金储存所提供的便利。不仅以消费者的资格，而且以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资格，人们都要储存若干现金。

凡是对这个事实觉得有些迷惑与矛盾的人，是由于误解了货币计算和资本会计。他们指望资本会计能够承担一些它绝对无法实现的任务。资本会计是适于在市场经济里活动的个人或人群用以计算的一个心智工具。只有在货币计算的架构中，资本才会成为可计算的。资本会计所能完成的惟一任务，是为那些在市场经济里活动的人们指出：　他们用于活动的那笔资金，其货币等价是否发生变动以及变动到什么程度。至于其他的一切目的，资本会计完全无用。

如果有人想确立一个称为“国民经济的”资本量或社会的资本量，使之既有别于个人用以赚钱的资本，又有别于那个无意义的“个人用以赚钱的资本总额”的概念，那么，他自然要受困于一个伪问题。有人会问，在社会资本这样一个概念中，货币的任务是什么？有人发现，个人观点的资本与社会观点的资本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区别。但其全部的推理过程却完全是错误的。计算某一无法用货币以外的东西来计算的数量而想不涉及货币，这显然是矛盾的。想用货币计算来确定“在一个不会有任何货币，而生产要素没有货币价格的经济制度里面毫无意义的一个数量”，乃同属荒唐。我们的推理，一经超越市场社会这个架构，就立即远离了货币和货币价格。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只能想像为种种商品的一个集合。要比较这样的两个集合，而不靠陈述其中一个集合在消除整个社会的不适之感方面比另一个集合更有用，那是不可能的（至于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判断，我们人类是否可以做到，那是另一个问题）。这样的集合自然不能用货币表示。如果一个社会制度里面没有生产要素的市场，则在讨论这个社会资本问题的时候，即无法借助货币；否则没有任何意义。

近年来，有些经济学家对于现金储存在储蓄与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关注。然而他们在这方面得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

如果某人将一笔钱用之于购买生产要素而非消费品，储蓄就直接变成了资本积累。如果他把额外储蓄用以增加他的现金储存——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是最有利的使用方式——那么他就可能引起一个价格下跌而货币单位购买力上涨的趋势。如果我们假定市场的货币供给量不变，这位储蓄者的行动将不直接影响资本积累，也不影响生产的扩张。[20]他的储蓄后果——也即生产出的商品超过消费的商品——并不因为他的储存而消失。资本品的价格不会涨到缺乏此储存时所能涨到的程度。但可利用的资本品增加的事实，并不因许多人努力增加其现金储存而受到影响。假若没有人把这些商品——商品的不消费使储蓄增加——用以增加他的消费支出，那么，这些商品仍然是可用的资本品的一个增加量，不管它们的价格怎样。这两个过程——增加现金储存和增加资本积累——将同时发生。

在其他事物不变时，物品价格的跌落，将使各个人的资本的货币等值也因之跌落。但这不等于资本品供给量的减少，因而生产活动无需对所谓“匮乏”作相应调整。要做的是，只需把那些用于货币计算的货币项目变动一下。

现在让我们假定：　信用货币或不兑换纸币的数量增加或信用扩张，产生了个人现金储存所需要的额外货币。于是将出现三个独立运行的过程：　一个趋势倾向于价格跌落，这是由于可利用的资本品的数量增加，从而生产活动随之扩张而引起的，另一个趋势也倾向于价格下跌，但这是由于为现金储存的货币需求之增加而引起的，最后一个趋势使价格上升，这是由于货币（广义的）供给的增加而引起的。这三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时的，每个过程引起的特殊后果，因当时的环境不同，有的被另一过程所引起的后果加强，有的则被另一个过程所引起的后果减弱。但主要的事情是：　来自额外储蓄的资本品，没有被那些同时发生的货币变动——货币（广义的）供需的变动——所破坏。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有人把一笔钱储蓄起来而不用以消费，这个储蓄过程，与资本积累和投资的过程则完全一致。至于这位储蓄者增加或不增加他的现金储存，都无关紧要。储蓄这个行动，总会带来相应事件的发生，即在商品的供给方面，出现了一些已产出而未消费的商品，且这些商品可用于进一步的生产活动。一个人的储蓄，总是体现于具体的资本品。

有人说，窖藏的货币是财富总量中不生利的一部分，这部分的增加，使部分用以生产的财富减缩。这个想法只有在以下程度以内才是对的：　即，货币单位购买力的上升，其结果为开采金矿而雇用了一些额外的生产要素，而且黄金从工业的用途转到货币的用途。但这是由于努力增加现金储存引起的，而非储蓄引起。在市场经济里，储蓄要靠节省消费。储蓄者把他的储蓄窖藏起来，自然影响到货币购买力，因而可能降低名义资本量，也即资本的货币等值；但是，这对那已积累的资本并无任何损害。

[1]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将在以下几页说明。

[2]如果耐久性的延长至少不比例于所需要的费用之增加，则增加耐久性较短的那些单位的数量就是更有利的。

[3]BohmBawerk, Kleinere Abhandlungen uber Kapital und Zins, vol. II，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ed. by F.X.Weiss(Vienna,1926), p.169.

[4]时间偏好不是人类专有的。它是一切动物行为的一个先天的特征。人之异于其他动物，在于时间偏好对于他不是一成不变的，准备期的延长不全然是本能的（有些动物之储蓄食物是出自本能），也是一个评价过程的结果。

[5]关于庞巴维克这部分理论之详细分析和批评，读者请参阅Mises， Nationalokonomie, pp.439-443。

[6]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 1851—1926)，瑞典经济学家，以其开拓性的货币理论研究闻名于世。费特（Frank Albert Fetter， 1863—1949)，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是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译者注

[7]F. A. Fetter, Economic Principles(New York, 1923),I,p.239.

[8]富兰克·奈特（Frank H. Knight）在他那篇“资本、时间与利润”（“Capital， Time and the Interest”，in Economica, n. s., I, pp.257—286)提出的时间偏好理论，有些人提出反对的议论。我们在这里讲的足以推翻那些反对论。

[9]F. A. Hayek,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London, 1941),p.48. 把某些思想方法加上国名的标记，确有不妥。哈耶克说得好（p.47,n.1）自李嘉图以后的古典的英国经济学家，尤其是J. S.穆勒(后者可能部分地受到J.Rae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比他们盎格鲁—撒克逊的现代后继者更加“奥地利的”。

[10]W. S. Jevons,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4th ed.， London, 1924), pp.224-229.

[11]这里也意含自然资源的品质相等。

[12]John Clark, 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1907), pp.133 ff.

[13]关于马克思主义者之攻击遗传学，参考T.D.Lysenko, Heredity and Variability(New York, 1945)。关于这个争论的评判可参考J.R.Baker, Science and the planned State(New York, 1945), pp.71-76。

[14]巴夏（pashas）是土耳其古代对大官的尊称，卡帝（kadis或cadis）是回教国家的法官称呼、拉吉（rajahs）是印度的王侯、首长或达官，满大人（mandarins）是指中国满清的官吏，大名（daimios或daimyos）则是古代日本各领地（名田）的最高长官。——译者注

[15]参阅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 New York,1944), p.99，以及其中引用的书籍。

[16]参见第十六章第9节及第二十四章第3节。

[17]Hayek,  “The Mythology of Capita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1936), p.223ff.

[18]在市场经济里面，国家和一些自治区域，也不过是些代表某些确定人群的具体行动的行动者。

[19]流行的说法是股票市场“吸食”资本和货币，这个说法曾被F. Machlup的分析驳斥，见于 The Stock Market, Credit and Capital Formation, trans. by V.Smith (London, 1940), pp.6153。

[20]现金引起的（cashinduced）货币购买力变动带来的财富与收入的变动，会间接影响到资本累积。

第十九章　利息

1． 利息现象

我们曾经指出：　时间偏好是人的行动中固有的一个范畴。时间偏好出现于原始的利息现象，也即未来商品相对于现在商品的那个折扣。

利息不仅是资本的利息。利息并非来自资本之利用的特定收入。古典经济学家教导的三种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与三类收入——工资、利润和租金之间的对称，是站不住脚的。租金不是来自土地的特定收益。租金乃一般的交换现象；它在劳动和资本品方面与在土地方面发生同样的作用。而且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利润，也非属于同样来源的收入。资本的利润（在企业家利润的意义上）和利息具有的特征，并不比土地的更多。

消费品的价格，经由市场上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分派给在它们的生产过程中相互合作的各种辅助要素。因为消费品属现在商品，而生产要素是生产未来商品的手段，又因为现在商品的评价较高于同类同量的未来商品，因而被分派的数额落在有关消费品的现在价格之后。即便在假想的稳态循环的经济结构里面也如此。这个差额就是原始的利息。它与古典经济学家区分的那三类生产要素的任何一类都没有特殊的关系。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乃发生于一些有关的变动，以及由这些变动引起并在生产过渡期中出现的价格变动。

依靠天真的推理，看不出那种来自渔猎畜牧农林等生产的日常收入中的任何问题。自然之母产生出鹿、鱼、家畜，并且哺育其成长，使母牛给乳、母鸡生蛋，使树木成林结果，使种子发芽。有权把这种自然循环所产生的财富据为己有的人，实际享受着一项稳定的收入。正像一条滔滔不绝的河流，这个“收入流”绵延不断，一再带来新的财富。这全部过程，明摆着是个自然现象。但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却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土地、家畜等要素之价格决定的问题。假若未来商品不相对于现在商品的价值打折买卖的话，则购买土地的人支付的价格，就必须等于全部未来净收益的总额，因而就无法留下任何可不断产生收入的资本了。

土地和家畜的所有者每年获得的收入，与那些来自在生产过程中迟早会消耗掉的生产要素的收入，在交换科学上不存在任何不同的特征。对一块土地的处分权，也就是对这块土地在生产中与其他要素的合作加以控制；对一个矿区的处分权也就是对它在开采中的合作加以控制。同样的，一部机器或一捆棉花的所有权，也是对它在生产中的合作加以控制。凡是从生产力和功用的观点来研讨利息问题所犯的基本错误，乃研究者把利息现象追溯到一些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功用。但是，生产要素的功用只决定要素本身的价格，并不决定利息。这些价格，把那有某一要素合作的生产程序提供的生产力，与那没有这种合作的程序提供的生产力两者之间的全部差额，都给支付了。辅助性生产要素的价格总额与产品价格的总额之间的差额，是现在商品比未来商品有较高评价的结果。这种差额即便有关的一些市场情况没有变动也可能会发生。随着生产的进行，生产要素变化到或成熟到较高价值的现在商品里面。这个增加量就是流到生产要素所有者手中的特殊收入的来源，也即原始利息的来源。

物质的生产要素（有别于企业家精神）的所有者，得到的是交换科学上两个不同项目的收入：一是对他们控制的要素间的生产合作所给的报酬，一是利息。这两个项目决不可相混淆。在解释利息的时候，不容涉及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功用。

利息是一个同质的现象。利息没有不同的来源。耐用商品的利息和消费信贷的利息，与其他利息一样，都是现在商品的评价高于未来商品的结果。

2． 原始利息

人们对必须立即满足的欲望所给的评价，与他对较远未来才满足的欲望所给的评价是不同的。利息乃这两个不同价值之间的比率。在市场经济里，利息表现于未来商品相对于现在商品的折扣。利息是价格之间的比率，而其本身不是价格。在所有的物品当中，这个比率乃有倾向于一致的趋势。在稳态循环的经济假构里，原始的利率对于所有的物品都是一致的。

原始利息不是“对资本的功用所付的代价”。[1]庞巴维克及其后的许多经济学家，在解释利息时，讨论过迂回生产方法的较高生产力，但也未能解释这种现象。相反地，倒是原始利息这个现象，能够解释“既然迂回的生产方法产量较大，为何花时较少的生产方法还有人采用”这个问题。而且原始利息这个现象，还可解释一块可利用的土地会在有限的价格下买卖。假若对一块土地可提供的未来的功能，也和对它提供的现在的功能一样评价，则有限的价格无论如何无法高到足以使它的所有者愿意出卖它。在这个假设下，土地既无法用有限的金钱来买卖，也无法与那些只提供有限功能的商品直接交换。一块土地只能与另一块土地直接交换。一幢在十年期间每年可产生100元收益的建筑物，其期初的开始估价为1000元（不包括它的地基），在第二年的开始为900元，以此类推。

原始利息不是在市场上，由资本或资本品的供需相互作用而决定的价格，它的高低不取决于这种供需的程度。倒是原始的利率决定资本和资本品的供需。它决定把多少商品用于立即的消费，多少用于较远的将来。

人们不是因为有利息才储蓄并积累资本。利息既非储蓄的动机，也非对放弃立即消费这个行动的报酬或补偿。它是现在商品与未来商品彼此评价间的比率。

借贷市场也不决定利率。它的功能是把放款的利率，调整到与那个表现于未来商品的折扣的原始利率相适应。

原始利率乃人的行动的一个范畴。任何对外在事物的评价，都有它的作用发生，而且它永不消失。假若有一天大家都相信世界的末日就要到来，人们就无需为未来的欲望满足而打算。生产要素在他们的心目中即成为无用和无价值的东西。这时未来商品相对于现在商品的折扣不仅是不消失，而且这种折扣还将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原始利息的消灭，即意味着人们完全不重视眼下欲望的满足。这意味着他们愿意放弃今天、明天、一年或十年当中可得到的一个苹果，换取那1000年或2000年后方可得到的两个苹果。

我们甚至无法设想一个没有利息的世界将会怎样。不管有没有分工和社会合作，也不管社会组织乃立基于生产手段的私有或公有，原始利息总是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原始利息发生的作用，无异于其在市场经济里面的作用。

庞巴维克曾经彻底揭发过以天真的生产力说解释利息时所犯的错误，也即“利息乃生产要素的生产力的表现”这个想法。可是庞巴维克自己的论据也有生产力学说的因素。在讲到迂回生产在技术上的优越性时，他避免了天真的生产力说的那种粗陋的谬见。但事实上他却转回到生产力的说法去了，尽管他说得更微妙。后来那些忽略了时间偏好的经济学家，只重视庞巴维克理论中含有生产力观念，因而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有一天生产期的延长再也不能使生产力增高，那时原始利息就将消失。[2]这个结论完全是错的。只要满足欲望的东西有限，只要人们还有行动，原始利息就不会消失。

只要这个世界没有变成一个无所不有的乐园，人们总是要面对“稀缺”这个问题而必须行动，必须讲求经济；他们不得不在近期的满足和远期的满足之间作选择，因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无法充分获得。把生产要素从满足眼前欲望的用途撤走，转而用之于远期欲望满足，这一变动必然有损于现在，而有利于将来。如果不这样假定，我们就将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和混乱之中。除非我们想像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技术知识和工艺技巧已经达到再也不能进步的那一点，新的能够增加每单位投入之产出的生产程序再也无法被发明。但如果我们假定总有些生产要素是稀缺的，我们就不可幻想所有最具生产力的程序（不管它们所用的时间）都得到了充分利用；而且为每单位投入提供较少产出的那种程序也没有被采用，仅仅因为它们比那些生产率较高的生产程序更快地产生其最终结果。生产要素的稀少，意味着我们有些福利因为可用手段的不足而无法实现，但我们可以设法改善它们。正是这种可欲的改善之无法实现，才构成了稀缺的因素。生产力学说的现代支持者，其推理被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方法”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所暗示的技术改进观点误导。但是，如果有“稀缺”，那就总存在一个未用的技术机会，靠延长某些生产部门的生产期以促进福利，不管技术知识是否有了改变。如果手段是稀缺的，如果目的与手段在行动学上的关系还存在，那么就必然有些未满足的欲望，这些欲望既有属于眼前的，也有属于将来的。总有些我们必须放弃的商品，因为生产它们的那条路太长了，因而妨碍了我们满足更迫切的需要。“不为将来做更丰富的准备”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在眼前满足与未来满足之间权衡轻重的结果。经过权衡而得到的比率，就是原始利息。

在这样一个具有完全技术知识的世界里，有一位发起人拟定一项计划A，要在风景优美但交通不便的山区建筑一座旅馆，同时还要修筑一条对外交通的马路。在检讨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时，他发现可用的资金不足以执行这个计划。在估计这项投资可能获得的利润后，他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预期中的收益不会大到足以抵补材料费、工资和利息这些成本。于是他放弃了计划A而实行另一个计划B。按照计划B，这个旅馆建筑在交通较便利的地区，但没有计划A选择的那种优美的风景。可是在这里建筑旅馆，或者是建筑费较低，或者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如果不计较投资利息的话，就会发生这样一个幻想：以为市场情况——资本的供给和大众的评价——允许计划A的执行。但是计划A的执行，就必须把稀缺的生产要素，从那些可以满足消费者所认为更迫切的欲望的用途转移过来。这显然是一项错误的投资，也即资源的浪费。

生产期的延长会增加每单位投入的产出量，或者会生产在较短生产期里面根本不能生产的商品。但如果说这增加的财富所具有的价值，转嫁到那些为延长生产期而必要的资本品里，并因而产生了利息，那就不对了。果真有人这样说的话，他等于又回到了业已被庞巴维克推翻了的生产力说中极粗鲁的错误。一些辅助性生产要素之所以被认为有价值，乃因为它们对生产的结果有贡献；这既解释了支付给它们的价格，而且在这些价格的决定中已充分顾及到了它们的这种贡献。此外再也没有什么未说明的而可用以解释利息的东西了。

有人说，在一个假想的稳态循环的经济结构里面，不会出现利息。[3]但这个说法，显然与稳态循环的经济结构所依据的那些假设不相容。

首先我们把储蓄区分为两类：单纯的储蓄与资本家的储蓄。单纯的储蓄只是为未来消费而堆积的消费品。资本家的储蓄则是那些将用以改进生产程序的商品之积累。单纯储蓄的目的是未来的消费，它只是消费的延缓。积累的商品迟早是要消费掉的，没有什么东西可遗留下来。资本家储蓄的目的首先是生产力的改进。它积累的是那些用于将来生产而不单为未来消费的资本品。来自单纯储蓄的利益，乃当时未立即消费而积累下来的储藏品的稍后消费。来自资本家储蓄的利益，则是资本品数量的增加，或者是缺乏这种储蓄的帮助就根本无法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在构想一个稳态循环的（静态的）经济结构时，经济学家不考虑资本积累的程序；资本品是给定的，而且根据那些基本假定，也没有变动发生。既不经由储蓄而积累新的资本，也不由于消费超过收入（也即，当期生产减去维护资本的必要资金）而消费可用的资本。我们眼下的工作就是要说明：这些假定与不存在利息这个想法是不相容的。

这里我们不必详细讨论单纯的储蓄。单纯储蓄的目的是储蓄者为将来准备，因为在将来他可能比现在收入较少。可是，使假想的稳态循环的经济结构有其特征的那些基本假定之一，就是未来与现在没有任何的不同，行动者完全知道这种情形，并根据这个情形而行动。因此，在这个结构里面，单纯储蓄这个现象毫无立足之地。

至于资本家储蓄的成果，即被积累的资本品存量，那就另当别论了。在稳态循环的经济里面，既没有储蓄和额外资本品的积累，也不会消耗原有的资本品。这两种现象等于情况发生了变动，因而骚扰了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再说，过去的——也即此稳态循环经济建立以前——储蓄和资本积累的数量，为适应利率的高度而得到了调整。如果——随着稳态循环经济之条件的建立——资本品的所有者不再获取任何利息，则那些在为满足不同的未来期欲望而作的商品配置中发生作用的条件就被搅乱了。改变了的情况需要一番新的配置。而且在稳态循环的经济里面，对于不同的未来期欲望满足的评价之差异，是不会消灭的。在这种假想的经济结构中，人们对今天的一个苹果的评价，也将高于十年或几百年以后的一个苹果的评价。如果资本家不接受利息，则近期与远期欲望满足的平衡就被搅乱。一个资本家把他的资本保持在刚好100000元，这是因为现在的100000元等于12个月以后的105000元。此5000元，在他的心目中足以胜过当时立即消费掉其一部分可提供的利益。如果利息消灭了，资本的消费就跟着发生。

此乃熊彼特描绘的那种静态制度的基本缺陷。只假定此制度里的资本设备已经积累，现在只利用这已积累的数量，嗣后还保持这个水平不变，这个假定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在这个假想的制度中，认定那些使该水平得以维持不变的力量所起的作用。假若有人消除掉作为利息接受者的资本家的任务，就无异于用一个作为资本消费者的资本家的任务来替代它。这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资本品的所有者不把资本品用于消费。在静态假构（稳态循环的经济）的那些假定下，没有为准备意外事故而保存它们的必要。但是，即便（这是极不一贯的假定）我们这样假定：　它们中的一部分乃用之于此目的，所以，不被立即消费，可是，至少相当于资本家储蓄超过单纯储蓄那个数量的资本会被消费掉。[4]

如果真的不存在原始利息，资本品就不会用于眼前的消费，资本也不会被消耗。正相反，在这样的一个不可想像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任何消费，只存在储蓄、资本积累和投资。导致资本消耗的，并非原始利息的消灭，原始利息的消灭是不可能的；而是支付给资本所有者的利息之被废除。资本家之消费其资本品和资本，正因为有原始利息存在，而现在欲望的满足优于稍后欲望的满足。

所以，废除利息的问题是不会发生的。任何制度和法律，甚至银行政策都无法废除利息。凡是想“废除”利息的人，必须使人们对于100年以后的一个苹果的评价，不低于对今天的一个苹果的评价。法律和命令所能废除的只是资本家接受利息的权利。但是这样的法律将会引起资本消费，而且将会很快地把人类推回到原始的穷困境界。

3． 利率的水平

一个孤立的经济行动人，在其单纯储蓄和资本储蓄中，对于不同未来期欲望满足之评价的差异，体现于人们为较近的未来准备得比较远的未来更丰富的程度。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稳态循环之经济结构依据的那些假设成立，则原始利率即等于今天的定量金额与以后某一时日的被视为等值的定量金额之间的比率。

原始利率指导着企业家的投资活动。它决定等待期以及每一生产部门生产期的长短。

人们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何种利率，“高的”或“低的”，更能刺激储蓄和资本积累。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对于未来商品的折扣愈小，原始利率就愈低。人们并不因为原始利率上升而多储蓄，原始利率也不因为储蓄额的增加而下降。原始利率的变动和储蓄额的变动——假定其他情形尤其是制度方面不变——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原始利率的消灭，等于消费的消灭。原始利率过度地上升，则等于储蓄的消灭，也即对于未来不作任何准备。

资本品的可供给量，既不影响原始利率，也不影响未来的储蓄额。即令最丰富的资本供给，既不一定使原始利率降低，也不一定使储蓄倾向下落。资本积累和那作为经济进步国家之特征的人均投资额的增加，既不一定降低原始利率，也不减弱个人们储蓄的倾向。人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大都只拿那些由借贷市场决定的市场利率来比较，因而被误导。但这些毛利率不只表现原始利率的高度。它们还包含着其他的因素（以下将要讲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较穷国家，这种毛利率通常比较富国家的高一些。

一般的说法是：在其他情形不变的假定下，人们为最近将来做的准备愈好，则他们为较远将来的欲望准备得就愈好；因而一个经济制度里储蓄和资本积累的总额，取决于该经济中的人口如何安排在不同的收入阶层。据说，一个收入接近平等的社会，比一个收入较不平等的社会的储蓄要少些。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真理。但是，它们是关于某些心理事实的陈述，因而缺乏行动学陈述中固有的一般有效性和必然性。而且，这些说法所假定的“其他情形不变”的“其他情形”包括各个人的评价，也即各个人对于立即消费和延缓消费的赞成和反对所作的主观价值判断。当然，有许多人的行动符合这些说法所描述的，但也有些人的行动不是这样。法国的农民，尽管大部分有中等收入和财富，在19世纪当中以节俭习惯著称，而那些富有的贵族成员和工商业巨贾的纨绔子弟则以挥霍而闻名。

所以，在全国或个人可利用的资本量，与储蓄量或资本消费以及原始利率的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无法列出人的行动学的任何公式。稀缺的资源配置与不同的未来期欲望之满足，乃决定于价值判断，而且间接地决定于构成行动人之个性的所有因素。

4． 变动经济中的原始利息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在某些假定之下讨论了原始利息这个问题。这些假定是：　商品的周转受中立性货币之使用的影响；储蓄、资本积累和利率的决定，没有制度上的障碍；以及整个经济程序乃在稳态循环的经济架构中进行。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取消前两个假定。现在我们想讨论变动经济中的原始利息。

大凡想为未来的需要满足而做准备的人，必须正确地预料到那些需要。如果他无法做到这一点，则他的准备就必然欠周到或完全无用。我们不可能拥有一种抽象的储蓄，以为所有各类欲望满足做准备，且不受变动的事态和评价方面的影响。所以，原始利息在变动经济里面不会以纯粹而不掺杂的形式出现。只有在稳态循环的经济假构里面，单凭时间的经过即可产生原始利息；随时间的经过和生产程序的进行，发生于那些辅助性生产要素的价值愈来愈多；而随着生产程序的终止，时间的经过在产品的价格中产生了全部的原始利息。在变动经济里，生产期当中也会同时发生评价方面的其他变动。有些商品比以前的评价较高，有些则较低。这些变动乃企业家之利润和亏损的来源。只有那些在生产计划中已经正确地预料到市场未来情况的企业家，在出售产品时能够享有超过生产成本（包括原始利息）的收益。至于无力预料未来的企业家，如果他还能出售其产品的话，他的收入就无法涵盖包括原始利息在内的全部成本。

像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一样，利息不是价格，而是用一特殊的计算方式，从成功的经营所出卖的产品的价格中分解出来的一个数量。一件物品卖出的价格，及其在生产中花费的成本（包括投入资本的利息）之间的毛差额，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术语中被称为利润。[5]现代经济学家则把这个数量视为交换学上一些不同项目的一个综合。古典经济学家称为利润的那份超过费用的毛收入，包括企业家用于生产过程中自己劳动的工资、投入资本的利息以及最后的企业利润本身。如果在产品的销售中没有收到这份超过额，则这位企业家不仅得不到利润本身，他也收不到他贡献的劳动的市场价值的等值，也收不到投下的资本的利息。

把毛利润（古典意义上的）分解为经理的工资、利息和企业家的利润，这不仅仅是经济理论的一个设计。它是随着商业会计和计算趋于周密，并在商业惯例中发展出来的，尽管商业惯例与经济学家的推理无关。精明的商人不重视古典经济学家使用的那个混乱的利润观点。他的成本观念包括他自己贡献的服务的可能市场价格，付给借入的资本的利息，以及他自己投下的资本（恰如提供给别人），按照市场情况他所能赚得的潜在利息。只有收入补偿了如此计算的成本之后的剩余，在他的心目中，才是企业的利润。[6]

把企业家的工资从那些包括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利润概念中的所有综合项目中分解出来，并不引起任何特殊问题。至于要从原始利息中分解出企业利润则较为困难。在变动的经济里，借贷契约上所载明的利息总是一个毛值；从这个毛值当中，必须用一种特殊的计算程序和分析方法，才可算出纯粹的原始利率。我们曾经指出，在每一借贷行动中，即令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不发生变动，都有企业风险的因素。信用的授予必然是一种可能归于失败的企业投机，贷出的金额可能一部分或全部损失。借贷中约定的和支付的每一笔利息不仅包括原始利息，也包括企业利润。

长期以来，这个事实误导了一些想建立满意的利息理论的企图。使正确区分原始利息与企业利润和亏损成为可能的，只有稳态循环之经济假构之类的精心构想。

5． 利息的计算

原始利息乃各种不断浮动之评价的结果。它也随之浮动不已。以一年为时间单位来计算利息，只是商业上的惯例，一种便于计算的规则而已。它不影响市场所决定的利率水平的高低。

企业家的活动，趋向于在整个市场经济里建立一致的原始利率。如果市场中的某一部门，其现在商品的价格与未来商品的价格之间的差距不同于其他部门的差距，则会出现一个倾向于一致的趋势；这种趋势是由于商人大都涌入差距较大的那些部门，而退出差距较小的部门而引起的。在稳态循环的经济里，最终的原始利率在一切市场部门间都是一致的。

导致原始利息出现的那些评价，把较近未来的满足看得比较远未来同类同程度的满足更重要些。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可以假定这种对较远未来的满足打折扣会继续均匀地推进。如果我们这样假定，则意味着准备期是无限的。但是，人们对未来所做的准备彼此不同，即令就最谨慎的行动人看来，超过了一定时期的准备也是不必要的。单凭这个事实，我们就不应设想无限期的准备。

我们不应受借贷市场的做法的误导。惯例的作用是为借贷契约的全期规定一个一致的利率，[7]并用一致的利率来计算复利。利率的真正决定乃独立于这些以及所有其他的计算方法。如果利率被契约规定在某一时期中固定不变，市场利率在此期间发生的变动，就反映在本金价格的相对变动上，这是出于到期需偿还的本金数额乃固定不变的考虑。至于我们是用不变的利率和变动本金来计算，或用变动的利率和不变的本金来计算，甚或用变动的利率和本金来计算，都不影响其结果。

借贷契约的一些条件，并非与规定的借贷期无关。借贷契约按照规定的借贷期之长短而有不同的评价和估价，这不仅是因为“使市场利息远离原始利率的那些组成市场毛利率的因素”受到了借贷期长短不同的影响，而且也有那些引起原始利率变动的因素发生的作用。

[1]这是流行的利息定义，参阅Ely，Adams，Lorenz，and Young, Outlines of Economics （3rd ed. New York, 1920）， p.493。

[2]Hayek, “The Mythology of Capital”，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1936, 223 ff.。Hayek教授已经部分地改变了他的观点，参阅他的论文：　“Time — Preference and Productivity, a Reconsideration”， in Economica，Ⅻ ［1945］，pp.22-23。但是，本文批评的那个观点仍被许多经济学家接受。

[3]J.Schumpeter, The Thecry of Econcmic Development, trans. by R.Opie （Cambridge, 1934）, pp. 34-46，54.

[4]Robbins, “On a Certain Ambiguity in the Conception of Stationary Equilibrium”， in  The Economic Journal, XL， 1930, 211ff.

[5]R. Whately, Elements of Logic （9th ed. London, 1848）, pp. 354 ff.; E. Cannan, A History of the Theorie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English Political Economy from 1776 to 1848 （3rd ed. London, 1924）, pp. 189 ff.

[6]但是，现在有些人把经济学的一切概念故意弄得混淆，这有助于蒙蔽这种区别。所以在美国大家把公司所发的股息(dividends)叫做“利润”。

[7]当然，也有些不同于这个惯例的做法。

第二十章　利息、信用扩张及商业周期

1． 问题所在

在市场经济里，人际间的一切交换行动都是靠货币这个媒介来完成的，而原始利息的范畴则主要地自我体现于货币借贷的利息。

我们曾经讲过，在稳态循环的经济假构里，原始利率是一致的。在整个体系当中只存在一种利率。放款利率与那表现于现在商品和未来商品价格间的比率是相符的。我们可称之为中立的利率。

稳态循环经济乃以中立的货币为前提条件。由于货币之不中立，于是便产生了一些特殊的问题。

如果货币关系——也即关于现金储存的货币供需之间的比率——发生了变动，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要受影响。但是这些变动，对于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的影响，并非同时也非同程度地发生。各个人的财富和收入受到的影响，又会影响到那些决定原始利息的因素。当货币关系方面出现这些变动后，这个体系趋向于建立的原始利息的最后情况，就再也不是这个体系以前所趋向于建立的那个最后情况。因此，货币的推动力足以在原始和中立利息的最后比率方面，引起一些持续的变动。

于是就出现了第二个，甚至是更重大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可视为同一问题的另一面。货币关系的变动，在某些环境下可能首先影响到由供需左右其利率的信贷市场，那种利率我们可称之为货币毛利率（或市场毛利率）。货币毛利率的这些变动，会使其中的净利率永久脱离那个相当于原始利率（即现在商品与未来商品评价的差额）的高度吗？信贷市场的一些情况会部分地或全部地消灭原始利率吗？没有一位经济学家在这些问题上不是断然否定的。但紧接着又产生了一个问题：　市场因素的相互作用如何重新调整毛利率，使其相当于原始利率所限定的高度？

这都是些大问题。它们是经济学家在讨论银行、信用媒介、信用的流通与扩张、信用的无偿或有偿、商业的周期性运动，以及一切关于间接交换的其他问题时所试图解决的问题。

2． 市场毛利率中的企业家成分

贷款的市场利率并非纯利率。在有助于市场利率之决定的那些成分当中也存在一些非利率的因素。货币的放贷者总是企业家。每一笔放款都是一项投机性的冒险，成功或失败是不确定的。放款者总冒着全部或部分丧失其本金的危险。他对这个危险的估量，决定着他与未来债务人谈判借贷契约条件时的行为。

在贷款或其他信用交易和延期支付的场合，不存在绝对的安全。债务人、保证人以及担保者都有可能变成破产者，保证品或抵押权也会变成无价值的东西。债权人总归是债务人的实际合伙人，或者是那项抵押品的实际所有者。他必将因它们的市场情况的变动而受影响。他的命运与债务人的命运相互关联，或者与那些抵押品的价格变动相互联。资本本身并不产生利息；资本必须妥善地被利用，这不仅是为了生利，也是为了免于完全消失。“钱不能生钱”这句成语，在这个意义下是适切的。这一点，当然与古代和中世纪一些哲学家的想法完全不同。只有那些在放债方面已经成功的债权人才能收获毛利息。如果他们终于赚得一点净利息，则毛利息就包括在比净利息较多的一项收入中。净利息是从债权人的毛收入中用分析性思考抽绎出来的一个量。

在各种类的贷款中都有企业家的成分。通常把借贷一方面区别为消费借贷或个人借贷，另一方面区分为生产借贷或商业借贷。前一类借贷的特征，是它使借款人能够提前消费预期中的未来收入。放款人在取得那些对未来收入的要求权时则成为一个企业家，正如同取得某一营利事业的未来收入的一份要求权一样。他这笔放款的结果之特别不确定，在于这些将来收入的不确定。

还有一个通常的区分是私债和公债。公债是指借给政府和政府附属机构的那些债。这种债之不安全乃在于政府权力之不可靠。国家可能崩溃而政府也可能被革命者推翻，而那些革命者每每不承认被推翻的政府所借的债。除此以外，各类长期公债中尚存的许多根本缺陷，我们业已指出过。[1]

各种类的延期支付，随时有被政府干预的危险。而舆论又不利于债权人，它总认为债权人即闲懒的富人，债务人则是辛劳的穷人。它视前者为无情的剥削者并憎恶之，视后者为无辜的受压迫者而怜悯之。同时，政府为消灭债权人的权利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在它看来虽然只有损于少数重利盘剥者，却有利于大众。舆论这样做，是因为它完全不知，19世纪资本主义的创新已根本改变了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构成。在雅典索伦时代、在古罗马实行土地法的时代以及在中世纪，债权人的确大都是富人，债务人则大都是穷人。但是到了有股票、债券、抵押银行、储蓄银行、人寿保险公司，以及诸多社会安全福利制度的现代，有了相当收入的大众反倒成为债权人了。另一方面，富人，以股东的资格，以工厂、农场和不动产所有主的资格，成为债务人的时候却比成为债权人的时候更多些。一般大众在要求削减债权人利益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在攻击他们自己的利益。

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将产生一种不平衡，即对反债权人措施给债权人带来的不利机会，将大于对反债务人措施带给他的有利机会。这种不平衡又将引起一个片面的趋势，趋向于包含在毛利率里面的企业家成分之增加，如果政治的危险限之于借贷市场，而不会同样地影响到所有各类生产手段的私有财产权的话。就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况而言，没有一种投资是安全可靠而可免于政治没收之危险的。一个资本家无法把他的财富用于直接投资而不用于贷给私人的营利事业或政府以减少风险。

涉及贷款活动的一些政治危险并不影响原始利率的高度；但包含在市场毛利率里的企业家成分，却将受到这些危险的影响。如果大家都认为，一切有关延期支付的契约有立即被废弃的可能，则毛利率中的企业家成分就会因之而增加到无法计量。[2]

3． 市场毛利率中的价格贴水成分

如果现金引起的货币单位购买力的变动，同时而且同程度影响到一切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则货币是中立的。有了中立的货币，则中立的利率就有可能出现，假若不存在延期支付的话。如果有延期支付，如果我们不管债权人的企业家地位，以及因此产生的毛利率中的企业家成分，我们就必须进而假定购买力未来变动的莫测，在契约条件中已经考虑到。借贷的本金就要周期性乘以价格指数，因而将随着货币购买力的变动而增加或减少。随着本金的调整，利率所从而计算出的数额也为之变动。所以此利率乃中立利率。

有了中立的货币，利率的中立化也可通过另一个约定实现，假若有关方面能够正确地预料到货币购买力的未来变动。他们可以约定一个毛利率，而这个利率已考虑到那些变动，即在原始利率上加上百分之几，或减去百分之几。我们可以把这种办法称为价格贴水——正的或负的价格贴水。在加速通货紧缩的情形下，负的价格贴水不仅能够吞没全部原始利率，甚至可以把毛利率转为负数，也即付给债权人的一个利率。如果这个价格贴水计算得正确，则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境况都不受货币购买力变动的影响。利率仍是中立的。

但是，所有这些假定不仅是虚构的，甚至也无法摆脱某些矛盾的设想。在变动的经济里面，利率不会是中立的。在变动的经济里面，不存在一致的原始利率；有的只是倾向于这种一致的趋势。在原始利率的最后状况实现之前，还会有新的变动发生，而这些变动又促使利率重新趋向于一个新的最后状况。在一切事物都不断流变的环境下，不会有任何中立的利率。

现实世界里所有的价格都是波动的，行动人不得不充分考虑到这些波动。企业家之从事冒险和资本家之变更他们的投资，只是因为他们预料到这些变动有利可图。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制度的主要特征，乃在于它能够不断提供改善生活的刺激。那些最精明的并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们，受着谋利欲望的驱使而一再调整他们的生产活动，用最可能好的方法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包括消费者本身业已知道的那些需要，和他们自己尚未察觉到的那些潜在的需要。这些促进者的投机活动使价格结构日新月异，因而市场毛利率的水平也每天在变动。

预料到某些价格将上涨的人，会进入借贷市场去借款，而他准备支付的毛利率，将高于如果他预料价格上涨得较低或完全不上涨的时候准备支付的。另一方面，就贷款人而言，如果他自己也预料到价格将上涨，这时他愿意放款的前提乃在于，毛利率必须高于在预料中的价格上涨得较缓或完全不上涨的情况下的毛利率。如果借款人的计划似乎有足以承担较高成本的成功的希望，他就不会因利率较高而不借款。在贷款人这方面，如果毛利率不足以补偿他自己到市场购买物品和服务而可能赚到的利润，他就不会把款项贷出而宁愿留给自己使用。所以价格上涨的预期，趋向于使毛利率上升；而价格下跌的预期，趋向于使利率下降。如果预期中的价格结构变动只限于某几种物品和服务，而且其中有些相反的变动，那么，在货币关系没有变动的情形下，这两个相反的趋势大体上会相互抵消。但是，如果货币关系很敏感地发生了变动，而所有的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在预期中将出现一般的上涨或下跌，则会出现一个趋势，即在所有延期支付的交易中就将产生正的或负的价格贴水。[3]

在变动的经济里面，价格贴水的作用，不同于我们上面讲述的那个假设的非现实情况下价格贴水的作用。它不能完全消除——即令仅就信贷运作而言——货币关系变动的影响；它不能使利率成为中立。它不能改变“货币本质上有它自己的推动力”这个事实。即令所有的行动者可能正确且完全知道关于整个经济制度中货币供给（广义的）变动的某些数量资料，这些变动将会发生的时日，以及哪些人将首先受到这些变动的影响，他们也无法事先知道来自现金储存的货币需求是否会有变动、变动到什么程度、紧接着的结果怎样，以及各种物品的价格变动程度。价格贴水只有在因货币关系的变更而引起的那种价格变动发生之前就已出现，才能使货币关系变动的重大影响和信用紧缩的经济后果之间保持平衡。这必须是个推理的结果。行动者借助这一推理，试图估计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有关其满足的物品与服务的价格变动将会发生的时日及其程度。但是，这样的估计是无法确定的，因为这需要对未来的情况完全知晓。

价格贴水，并非产生于一个可以提供可靠知识和消除未来不确定的数学计算。它乃产生于促进者对未来的理解以及基于此而进行的计算。它是逐步出现的，首先只有少数行动者，渐渐地有更多的行动者知道了“市场上出现了现金引起的货币关系的变动，因而产生了倾向于某一方向的趋势”这个事实。只有在人们开始利用这个趋势，并从事买进或卖出的时候，价格贴水才出现。

价格贴水是由于预料到货币关系将有变动而发生的，认识到这一点是必要的。当大家认为通货膨胀将有继续扩展的倾向时，诱发价格贴水的，已经是那后来被称为“逃往实际价值”之现象的初期迹象，最后将产生病态的市面繁荣及相关货币制度的崩溃。关于未来发展的理解，投机者可能失误，通货膨胀或紧缩的动向可能停顿或缓和，价格也可能与预期的有异。

引起价格贴水的那种增强了买进或卖出的倾向，对于短期借贷的影响，通常比对于长期借贷的影响来得快而且程度也较大。就这种情形而言，价格贴水首先影响到短期借贷市场，之后由于市场各方面的连续作用继而影响到长期借贷市场。但是，长期借贷中的价格贴水，与短期借贷无关而独立出现的现象，也不乏其例。这种事例尤其常见于一个生动的国际资本市场还存在时的国际借贷中。偶尔也发生这种情形：　放款人对某一种外币具有信心；用这种货币进行的短期借贷，可能就没有价格贴水或只有很少一点价格贴水。但是关于这种货币的长期估价就不见得那么看好了，因而在长期借贷契约中就会考虑到一个相当的价格贴水。其结果是：　用这种货币进行的长期债券之能发行，只有其利率高于同一个债务人用黄金或外汇规定的借款利率。

我们曾经指出过一个理由，以说明为什么价格贴水至多只能缓和而决不能完全消除“现金引起的货币关系的变动对于信用收缩的反击”（第二个理由将在下节指出）。价格贴水总是落在购买力发生变动之后，因为引起它的不是货币供给（广义的）的变动，而是这些变动对于价格结构的影响——这必然是较迟发生的。只有在一个持续的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事情才变得不一样。币制崩溃的恐慌、过度的繁荣，其特征不仅表现于价格异常上涨的趋势，而且也表现于超过了正的价格贴水而上涨。毛利率不管有多高，但在精明的贷款者心目中，它还不至于高到足以抵补预料中的来自货币购买力继续下降的损失。他不愿放款，宁可自己购买“实在的”东西。借贷市场到了这个时候就陷于停顿了。

4． 借贷市场

借贷市场决定的毛利率是不一致的。毛利率里面包含的企业家成分，因不同的借贷关系各有其特点。所有对于利率动向所做的历史和统计的研究都忽略了这个事实，并成为它们最严重的缺陷。把那些关于公开市场的利率资料，或中央银行贴现率的资料安排在时间的序列中，这是无用的。可用来这样处理的各种资料都是不能相互比较的。同一中央银行的贴现率所体现的是不同时期的不同事情。影响各国中央银行和私营银行，以及有组织的借贷市场之活动的那些制度上的情形，也存在诸多差异。如果仅比较那些名义上的利率而不充分注意这些差异，就将使人完全误解。我们先验地知道，在其他情形不变的条件下，放款人愿意在较高的利率下贷出，借款人愿意在较低的利率下借入。但是其他情形决不会一成不变。有些放款，决定其中企业家成分之水平的那些因素和价格贴水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形下的毛利率就有一个趋于相等的趋势。这一知识提供了一种心智的工具，可用以解释关于利率史的那些事实。如果没有这一知识的帮助，大量的历史和统计材料只能是一些了无意义的数字堆砌。在安排某些重要商品价格的时间序次的时候，经验主义至少有一个明显的辩护理由，即“所处理的价格资料涉及相同的物体”这个事实。但那无非是一个伪造的口实，因为价格并非与某些物品不变的物理性质有关，而是与行动人赋予它们的变动价值有关。但是在利率的研究中，甚至这种不中用的辩解也不能提出。当某些毛利率实际出现的时候，除了交换理论在它们当中所发现的那些特征以外，并无其他的共同点。它们属于一种复杂的现象，不能用来建构一种经验的利率理论。它们对于经济学在相关问题上的观点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如果我们利用经济学的一切知识来仔细分析，它们虽然可以成为非常珍贵的经济史料，但对于经济学理论却毫无用处。

习惯上把借贷市场区分为短期借贷市场（货币市场）和长期借贷市场（资本市场）。较透彻的分析甚至要更进一步按照它们的持续期来类分贷款。此外，关于贷款者权利的契约条款，还存在着某些法律特征上的差异。简言之，借贷市场不是同质的。但是最明显的一些差异，乃是发生于毛利率所包含的企业家成分。当人们说到“信用乃基于信赖或信心”的时候，指的就是这一点。

借贷市场的所有部门及其决定的毛利率之间的关联，是由“这些毛利率中的净利率存在着趋向于原始利率的固有趋势”而引起的。关于这个趋势，交换理论可以把市场利率当做一个一致的现象来处理，也可把它从那必然包括在毛利率中的企业家成分和那偶尔包含的价格贴水分开。

一切物品和服务的价格，任何时候都趋向于某一最终情况。如果这一最终情况果真出现，那就将在现在商品和未来商品之间的比率上显现出原始利率。但是，变动的经济永远不会达到这种想像的最终状态。新的情况会一再地发生，使价格的趋势转变方向，从原先的目标转向一个不同的最终状态，相应地，这个新的最终状态是一个不同的原始利率。原始利率并不比价格和工资率更能持久不变。

有些人采取精明行动，是想调整生产要素的使用以适应那些出现于基据方面（也即企业家和促进者方面）的变动，这些人的计算乃立基于市场所决定的价格、工资率以及利率。他们发现，在一些辅助性生产要素的现在价格与那些减去利率以后的产品的预期价格之间尚有差额，于是他们就想从中取利。在这些有计划的商人的深谋远虑中，利率扮演的角色是很明显的。利率可以告诉他，应该把生产要素从满足较近期欲望的用途中抽出多少来用以满足较远期的欲望。利率还告诉他，在每一实际情况下，多长的生产期才能适应大众在现在商品和未来商品之间所作的评价之差。利率使他不至于着手大众的储蓄所提供的有限资本品不容许的那些计划。

货币的推动力之所以能以某一特殊方式产生效力，乃在于它能够影响利率的这种基本功能。现金引起的货币关系的变动，在某些情况下会首先影响借贷市场，然后才影响到价格和工资。货币供给（广义的）的增加或减少，会使借贷市场所提供的货币供给增加或减少，因而降低或提高市场的毛利率，尽管原始利率没有发生变动。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市场利率就脱离了原始利率和可用之于生产的资本品供给要求的高度。于是市场利率就不能完成其指导企业家决策的那个功能。由此导致企业家的计算失效，并使他的行动转向，从那些原本可以用最好的方法满足消费者最迫切欲望的途径，转向其他较次的途径。

言及于此，有必要认识第二个重要的事实。假若其他条件不变，货币供给（广义的）的增加或减少，将引起价格趋向于一般的上涨或下跌，正的或负的价格贴水随之出现，而且导致市场毛利率的提升或降低。但是，如果货币关系的这种变动首先影响借贷市场，则它就只引起市场毛利率结构相反的变动。一方面，必须有正的或负的价格贴水来调整市场利率使其适应货币关系的变动，可事实上毛利率仍在下降或上升。这是用以解释“为什么价格贴水这个工具，不能完全消除现金引起的货币关系的变动对于延期支付的契约所发生的影响”的第二个理由。价格贴水这个工具的运作，启动太缓，如上所言，它发生于购买力变动之后。现在我们知道，在某些情况下，那些往相反方向推动的力量之出现于市场，比价格贴水来得早些。

5． 货币关系变动对于

原始利息的影响货币关系的变动，像市场基据的任一变动一样，可能影响到原始利率。依照通货膨胀主义者的历史观，通货膨胀大都有助于企业收入的增加。价格比工资率上涨的较快和较剧烈。一方面，靠工薪为生的人们——也即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消费而很少储蓄的阶级——受到不利影响而必须限制支出。另一方面，有产阶级——也即储蓄倾向较强的人们——则得到利益；他们并不同比例地增加其消费，但却增加其储蓄。因此就整个社会看，新的资本将加快积累乃一趋势。由于那些消费绝大部分年产品的人们不得不限制消费，额外的投资乃其必然的结果。这种强迫的储蓄降低了原始利率。它能够加速经济进步和技术改进的步伐。

这种强迫储蓄的确会从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发生，实际上过去也常如此。在讨论货币关系变动对利率水平的影响时，我们不可忽略一个事实，即这些变动在某些情况下会真正改变原始利率。但还有其他一些事实也必须考虑到。

第一，我们必须认识到，强迫储蓄会因通货膨胀而发生，但并非必然如此。这要看通货膨胀具体发生时，工资率的上涨是否落在价格上涨之后。实际工资率下跌的趋势不是货币单位购买力下降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名义工资率的上涨比价格上涨得更多更早，也是可能发生的。[4]

而且，富有阶级之有较大的储蓄和积累资本的倾向，只是个心理学上的而非人的行动学上的事实，这一点必须牢记。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得到额外收益的那些人，不把这份收益用于储蓄和投资而用于增加消费，这也是可能的。我们不可能正确地预言，那些从通货膨胀中得益的人将如何行动，这是经济学的一切命题共有的特征。历史会告诉我们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无法断言将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通货膨胀也产生一些促成资本消耗的力量，如果忽略这个事实，那就是个严重错误。其结果之一是使经济计算和会计丧失其功能。它产生假想的或表面的利润现象。如果每年折旧额的确定，没能充分注意到再生成本将高于过去的购买成本这个事实，则折旧额显然是不够的。如果在出售存货和产品的时候，把所得价款和此前取得这些存货和产品的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当做盈余入账，其错误是一样的。如果把存货和不动产的价格上涨视为一项收益，也是同样的幻觉。使得人们相信通货膨胀的结果乃普遍繁荣的，正是这样一些虚幻的收益。有了这种虚幻收益，人们就觉得运气好，因而慷慨花钱，享受生活，装饰他们的家，添建新的寓所，资助娱乐事业。其实，在花费那些表面收益（错误计算的虚幻结果）的时候，他们是在消耗资本。至于这些浪费者是谁并不重要。他们也许是商人或证券经纪商，也许是工薪阶层，他们增加工资的要求得到了慷慨的雇主的允许，而那些雇主也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富有。他们还可能是靠政府税收生活的人，这时的税收耗费了表面收益的大部分。

最后，随着通货膨胀的进展，感受到货币购买力跌落的人愈来愈多。对于那些非亲身从事工商业而又不熟悉证券市场的人们，主要的储蓄方式是增加储蓄存款、购买债券和人寿保险。所有这些储蓄都将受到通货膨胀的伤害。因而储蓄的意念受到挫折，奢侈浪费似乎成为当然。大众最后的反应——“逃避到真实价值”——是极力想从破败的废墟上挽救一点断瓦残垣。从资本保存的观点来看，这不是一种补救，只是一种可怜的应急措施。它至多只能从储蓄者的资金中找回一点零头而已。

由此可知，通货膨胀主义和信用扩张主义的拥护者所持的主要论旨，乃何其脆弱。在过去，通货膨胀的结果常常——但不总是——是伴随强迫储蓄而使可用资本为之增加。但这并不意味在将来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相反地，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现代情况下，倾向于资本消耗的那些推动力，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比那些倾向于资本积累的推动力更易于形成。无论如何，这些变动对于储蓄、资本和原始利率的最后影响，因每一次的特殊情况而定。

这个结论，加以必要的修正后，也同样适用于通货紧缩主义或信用收缩主义运动产生的后果。

6． 受通货膨胀与信用

扩张影响的市场毛利率不管通货膨胀动向或通货紧缩动向将如何最终影响到原始利率，在“这些影响”和“那些由于现金引起的货币关系的变动，所能带来的市场毛利率的临时变动”之间并无对应的关系。如果货币和货币替代品之流入或流出市场系统，首先影响到借贷市场，那就将使市场毛利率和原始利率之间的调和陷于一时的混乱。市场利率的上升或下降，是因为用以放贷之货币量的减少或上升，与那在稍后阶段可能因货币关系的变动而发生的原始利率的变动没有对应的关系。市场利率偏离了原始利率的水平之后，新的力量开始发生作用，它们倾向于重新调整市场利率，使其适应原始利率的变动。在调整过程期间，原始利率的水平也可能发生变动，但这种变动的动因，也可能是那个使市场利率与原始利率相违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过程。于是，那个决定最后市场利率的原始利率，就不再等于混乱前夕的利率。这些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影响调整过程的一些基据，但不影响它的本质。

我们要讨论的现象是：　原始利率乃决定于未来商品对现在商品的折扣。在本质上它与货币和货币替代品的供给无关，尽管货币和货币替代品的供给发生变动会间接影响到它的水平。但是市场毛利率会受到货币关系之变动的影响。重新的调整一定会发生。但引起重新调整的过程有何性质呢？

在这一节里，我们只涉及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货币和货币替代品的全部增量都流入借贷市场，至于流向市场其他部分的只是已贷出的款项。这正符合流通信用之扩张的条件。[5]所以我们探究的是信用扩张引起的过程。

在进行这个分析的时候，我们必须再次讨论价格贴水。前面已经说过，在信用扩张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发生正的价格贴水。在货币（广义的）供给的增加额已经开始影响到物品和服务的价格以前，价格贴水不会出现。但是只要信用继续扩张而信用媒介的增加量被借贷市场围堵，则市场毛利率会有一个持续的压力。市场毛利率将因正的价格贴水而上涨，而这正的价格贴水，随着扩张的过程而继续上升。但是当信用继续扩张的时候，市场利率的水平总赶不上原始利率加上正的价格贴水。

这一点有强调之必要，因为它推翻了一般人用以区分低利率和高利率的那些通常方法。人们通常只考虑利率的算术水平或其运动趋势。一般人关于“正常”利率有个定见，大概是在3%到5%之间。当市场利率涨到超过了这个水平的时候，或者当市场的某些利率——不管它们的算术比率——超过它们以前的水平而上涨的时候，一般人就以为出现了高的利率或上涨的利率。针对这些谬见，我们必须强调：　在价格普遍上涨（货币单位购买力的下降）的情况下，这个市场毛利率可视为没有变动。在这个意义下，德国国家银行在1923年秋季的90%的贴现率是一个低的利率——的确是一个低得荒唐的利率，因为它远低于价格贴水而没有为市场毛利率的其他成分留下什么。实际上这同样的现象在每次长期的信用扩张中都出现。市场毛利率在每次扩张的过程中上涨，但是因为其上涨幅度赶不上预期中一般价格上涨的高度，所以它仍然是低的。

在分析信用扩张过程的时候，我们假定：　经济体系为适应市场情况而调整以及趋向于建立最终价格和利率的那个过程，被一个新的事件——即在借贷市场上出现了定额信用媒介的增加量——所打乱。在此扰乱前夕流行的市场毛利率下，所有准备在此利率下借钱的人们，在考虑到每次借贷行动的企业家成分以后，可以说是想借多少就可借到多少。而其他款项只有在一个更低的市场毛利率下才可贷出。至于市场毛利率的这个下降，是否以借贷契约规定的比率出现，则并不重要。名义利率仍然不变，而在这些利率下，以前因为包含的企业家成分太高而不贷出的款项现在也可放贷了，信用扩张就此出现。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它无异于市场毛利率下降而带来的同样后果。

市场毛利率的下降，影响到企业家预期中的利润机会的计算。利率，连同物质生产要素的价格、工资以及预期中产品的未来价格，都是企业家在计划时要计算的项目。这种计算的结果告诉企业家某一计划值不值得执行。它告诉他在大众对未来商品相对于现在商品的某一评价比率下，怎样投资才划算。它使他的行动符合这一评价。它教他不要进行那些与大众评价不相符的计划。它强迫他以最能满足消费者迫切欲望的方法来雇用资本品。

但是现在，利率的降低使企业家的计算归于无效。尽管可用的资本品的数量没有增加，计算所用的数字是一些只有在发生这种增加的时候才可使用的数字。所以这样的计算，其结果必然引起误解。有些计划，如果用一个正确的计算——根据一个没有受信用扩张之影响的利率而作的计算——将可知其不可执行，如用上述计算，则使这些计划显得有利而可执行。于是企业家乃去执行那些计划。商业活动因此被鼓励，市面繁荣因而显现。

企业扩张所导致的新增的需求将提高生产商品的价格和工资率。随着工资率的上涨，消费品的价格也上涨。此外，企业家因为被账上表现出来的收益所迷惑继而提高其消费水平，这也有助于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价格的一般上涨，扩张了乐观的情绪。如果只有生产商品价格上涨而消费品的价格不受影响，企业家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将怀疑其计划是否健全，因为生产成本的上涨推翻了他们的计算。但由于消费品的需求加强，尽管价格在上涨，销售量的扩大，已成为可能。这个事实又使企业家安下心来。于是乎他们相信生产是值得的，虽然成本较高。他们就这样继续前进。

当然，为了继续由信用扩张而引起的大规模生产，所有的企业家都因现在生产成本较高而需要额外资金。如果信用扩张只是单独一次的定量信用媒介流入借贷市场，而且随即完全停止，不再继续流入的话，则市面繁荣就会很快终止。企业家不能得到进一步扩张而需要的资金。市场的毛利率因为借贷市场的供不应求而上升。价格则因为有些企业脱售存货和其他的一些企业家停止购买而下跌。商业活动的规模再度萎缩。繁荣随之结束，因为引起它的那些力量已不再发生作用。那份新增的流通信用量对价格和工资所发生的影响业已衰竭。价格、工资率以及各个人的现金储存按照新的货币关系作了调整；它们趋向于与这种货币关系相适应的最终状况，而不再受额外的信用媒介再度流入的侵扰。适合这一新的市场结构的原始利率，大大影响到市场毛利率。市场毛利率再也不受因现金引起的货币（广义的）供给的干扰。

凡是想解释繁荣现象（即扩张生产和所有价格都上涨的一般趋势）而又不涉及货币或信用媒介的供给变动的一切企图，其主要缺陷在于忽视了这个环境。价格的普遍上涨只有在两种情形下发生，或者是所有的物品供给都减少，或者是货币（广义的）供给的增加。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暂时承认关于繁荣和商业循环的一些非货币的解释是对的。尽管货币供给没有增加，价格在上涨，商业活动在扩张。紧接着就一定会出现价格跌落的趋势，贷款的需求一定增加，市场毛利率一定上升，于是短期的繁荣即告结束。事实上，大凡每种非货币的商业循环论都暗中假定——或者说在逻辑上也应该假定——繁荣是信用扩张的一个附随现象。[6]它不得不承认：在没有这种信用扩张的时候，繁荣就不会发生，而且货币（广义的）供给的增加是价格普遍上涨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在仔细检查以后，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周期波动的一些非货币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信用扩张固然是繁荣的必要条件，但仅只它本身尚不足以引起繁荣，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条件，繁荣才会出现。

但即令在此限定意义下，非货币论的一些观点也是无用的。很明显，信用的每一扩张必将引起上述繁荣。信用扩张创造繁荣的这个趋势，只有在其他因素对它同时发生反作用的场合才不会出现。例如，当银行扩张信用的时候，预见到政府将要对商人的“过分”利润课税，或者预见到政府在大规模财政投资引发了价格上涨后将立即停止信用的再扩张，繁荣也就难以为继了。企业家将不会借助银行的廉价信用以扩大其企业，因为他们不能指望增加他们的收益了。我们之所以要讲到这个事实，是因为它可以解释“新政”的积极财政政策和20世纪30年代的其他一些措施之所以失败。

繁荣之能永久持续，必须是信用持续而且加速地扩张。当借贷市场再也没有信用媒介的增量投入时，繁荣就将立即停止。但是即令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不停地继续下去，繁荣也不会永久持续。它终将遇到某些阻碍信用无限扩张的因素。它会走向疯狂式的繁荣而导致整个货币制度随之崩溃。

货币理论的精髓，在于认清了现金引起的货币关系的变动，对各种价格、工资率和利率的影响既不是同时的，程度也不一。如果缺乏这种不一致，货币就是中立的；货币关系的变动对于商业结构、工业各部门的生产规模和方向、消费以及各阶层的财富与收入，也就无影响可言。于是市场毛利率也不受货币和流通信用方面之变动的影响（暂时的或持久的）了。事实上，这些变动能够改变原始利率，之所以如此，乃由于上述的不一致在个人的财富与收入中引起了一些变动。除原始利率的这些变动以外，市场毛利率也受到临时的影响，这个事实的本身就体现出了这种不一致。假若增量货币这样流入经济体系，即只在它已经使价格和工资率上涨之后才进入借贷市场，那么，对市场毛利率的这些立即或暂时的影响，或者非常轻微，或者完全没有。货币或信用媒介的增量流入借贷市场愈快，则市场毛利率受的影响愈剧烈。

当信用扩张而货币替代品的全部增量都提供给商人的时候，生产就随之扩张，企业家或者从事横向的生产扩张（即在其行业中不延长生产期的生产扩张），或者从事纵向的生产扩张（即延长生产期的生产扩张）。无论哪一种生产扩张，新增的工厂需要投资新的生产要素。但是可用以投资的资本品数量未曾增加。信用扩张也未尝引起消费节约的趋势。诚然，我们在前面讨论强迫储蓄的时候已经指出过，当信用继续扩张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会被迫节约消费。但是这种来自某些人群的强迫储蓄，是否足以超过其他人群消费的增加，而在整个市场经济中使总储蓄量产生净增加额，这就要看信用扩张的一些特殊情形。无论如何，信用扩张的立竿见影的结果，是有些工资收入者的消费增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企业家的扩大生产对他们的劳动有了需求，并由此提高了他们的工资率。为了讨论方便起见，我们假定：　那些受到通货膨胀之利的工资收入者的消费增加额，与那些受到通货膨胀之害的人们的强迫储蓄额恰好相等，因而消费总额保持不变。于是便出现了这种情形：　生产方面确有变动，但其变动乃等待期的过程被延长。但是消费品的需求并未降到使其有效的供给维持一个较长的时期。当然，这个事实的结果是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因而引起强迫储蓄的趋势。可是，消费品的价格这样上涨，也同时加强了商业扩展的趋势。企业家从需求和价格上涨这个事实，推断更多的投资和生产是值得的。于是他们便这样做了，而他们的加紧活动又促使生产商品的价格和工资进一步上涨，紧接着消费品又再上涨。只要银行愿意一再地扩张信用，商业就随之繁荣。

在信用扩张的前夕，所有那些生产程序在既定的市场情况下，都注定有利地在运行。那时的经济体系正走向一个境界，即凡是想赚取工资的人都会被雇用；而那些不可变的生产要素，在消费者的需求以及非特殊化的物质要素和劳动的有效供给所容许的程度内，也都能够被雇用。再进一步的扩张，只有在资本品的数量因储蓄的增加而增加后才有可能。储蓄的增加就是生产超过消费。信用扩张的繁荣，其特征正在于资本品并未如此增加。商业活动的扩张需要的资本品必须从其他生产部门转过来。

我们把信用扩张前夕的资本品总供给称为p，把“这些p在一定的时期可以生产出来，而又不致妨碍进一步生产的消费总量”称为g。企业家受信用扩张的诱导，增加生产他们原已生产的同类物品，我们把这个增加量称为g3，同时也生产他们以前没有生产过的某种物品，其生产量我们称为g4。为了生产g3，就需要相应资本品p3的供给量，为了生产g4，就需要资本品p4的供给量。但是，照我们的假定，可用的资本品之数量仍然不变，p3和p4就存在着匮乏。正是这个事实，把信用扩张引起的“虚假”繁荣和“正常的”生产扩张区分开来。后者只有在p上增加p3和p4才会出现。

一定的生产时期后，必须从生产总额中拿出有某一数量的资本品，用以换置在此期间消耗掉的那些p；我们把这个数量的资本品称为r。如果r确是用以这样的换置，就可以在下个时期再生产出g来；如果r没有被如此使用，则p将会因r而减少，而p－r在下个时期生产出来就只有g－a。我们还可进而假定，受信用扩张之影响的经济体系是一个进步中的体系。该体系在信用扩张的前期可以说是“正常地”而超额地生产了一批资本品p1+p2。如果没有信用扩张的干扰，p1将会用来生产原已生产过的那种商品的某一增加额g1，p2将会用来生产以前没有生产过的那种商品的某一供给量g2。企业家能够自由支配558而用来制定计划的资本品总量遂为r+p1+p2。但是，企业家受到低利贷款的蛊惑，他们的行动方式看来似乎是可以随意利用r+p1+p2+p3+p4，似乎他们不但能够生产g+g1+g2，而且还能够生产出g3+g4。于是，他们对于那批不足以实现其野心太大的计划的资本品供给量竞相购买，从而抬高了资本品的价格。

紧接着发生于生产性商品价格上的飞涨，在开始时也许会超过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因此它会引起原始利率下降的趋势。但是随着信用的继续扩张，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将会超过生产商品的价格上涨。工薪的上涨，资本家、企业家和农民的额外收益，尽管其中的大部分是表面上的，却加强了消费品的需求。这里没有必要进而讨论信用扩张的主张者的一种主张，即这一繁荣藉强迫储蓄的确会增加消费品的总供给。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信：　增加了的消费品的需求，在额外投资尚未产出它们的产品的时候，对市场是有影响的。现在商品价格与未来商品价格之间的差距再度扩大。在扩张初期可能出现的原始利率下降的趋势，因而被一个相反的趋势替代。

原始利率上涨这个趋势以及正的价格贴水之出现，对于这个繁荣的某些特征可以提供解释。银行面对着工商界对贷款和垫款更大的需求。企业家准备以较高的毛利率来借款。尽管银行收取较多的利息，他们继续照借不误。就算术而言，一些毛利率超过了扩张前夕的水平而上涨。可是就交换学的意义而言，它们乃落后于原始利率加上企业家成分和价格贴水所应有的水平。那些银行都认为，当他们以较苛刻的条件放款以停止“不健康的”投机的时候，已经做了他们应做的一切。他们以为，那些指责他们在市场狂热之时火上浇油的批评者是错误的。他们不知道在把更多的信用媒介一再投入市场之时，事实上就是给虚假的繁荣在加油。产生、促进和加速这虚假繁荣的，正是信用媒介供给量的继续增加。市场毛利率的情况只是信用媒介增加的结果。如果你想知道信用是否扩张，你必须注意信用媒介的供给量，而不要注意利率的高低。

习惯上把虚假的繁荣说成投资过剩。但是额外的投资所能达到的程度，乃受限于可用资本品的供给增加额，除了强迫储蓄，虚假繁荣的本身并不使消费减缩而是使它增加，所以虚假繁荣不会创造更多的资本品用于新投资。信用扩张引起的繁荣，其本质不是过多的投资，而是误导行业的投资。企业家实际只能使用r+p1+p2的有效供给量，但他们却似乎能够使用r+p1+p2+p3+p4的有效供给量。于是他们把投资扩张到可用的资本品不足以适应的规模。他们的计划因为资本品的供给不足而无法实现。那些计划迟早将失败。信用扩张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使企业家所犯的错误明显地表现出来。有些工厂因为需要的那些辅助性生产要素的缺乏而不能被利用；有些工厂的产品卖不掉，是因为消费者更想购买其他的物品，而这些物品的产量又不足以供给；还有些工厂，其建设工程无法继续完成，是因为那些工程显然是不合算的。

“虚假的繁荣其本质乃过分投资而非投资错误”这个谬见，来源于只就有形的可视物品来作判断的习惯。观察者注意到的只是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投资，他不知道这些投资之所以错误，只因为其他一些工厂——生产那些辅助性生产要素所必要的工厂以及生产大众更迫切需要的那些消费品所必要的工厂——的缺乏。由于技术条件，必须首先扩充其生产远离最后消费品的那些不同等级的商品的工厂。为了扩充鞋子、衣着、汽车、家具、住宅的生产，你必须首先增加铁、钢、铜等等商品的生产。在使用仅够生产a+g1+g2的r+p1+p2这个供给量，却好像是在使用r+p1+p2+p3+p4 并足以生产a+g1+g2+g3+g4时，就必须首先去增加那些在技术上必要的产品和必要的建设。整个企业家阶层好比建筑师，他的任务是要用有限的建材供给量设计并建造出一座建筑。如果他高估了这个有效的供给量，则他拟定的计划就是一个没有足够资源来实现的计划。他把基础打得太大，直到后来在建造的过程中才发现，他完成这个建筑所必需的材料不足。很明显，这位建筑师的错误不是过分投资，而是资源使用得不适当。

同样的错误是认为，造成这个危机的一些行动在于把“流动”资本不适当地变成“固定”资本。企业家在遇到信用紧缩的时候，他后悔在扩充工厂和购买耐用性设备方面花的钱太多；否则他现在的处境就会好些。这种后悔是对的。但是，原料、农产品、半成品、食品等在商业循环开始下坡的时候却并不缺乏。相反地，危机的特征，正是这些商品的供给量多到使它们的价格剧烈下降。

以上的陈述可以解释，为什么生产设备和重工业以及耐用性消费品生产的扩充，乃是繁荣的最显著标志。100多年以来，金融商业刊物的编者把这些工业和建筑业的生产数字视为商业波动的指数，这也不错。他们只错在强调过分投资。

当然，虚假繁荣也将影响到某些消费品的生产。会有更多的投资以扩充消费品的生产能力。但是，那些新建的工厂以及对原有工厂的技术改造建设，总不视其产品为大众最迫切需要的投资。它们大概适合于以生产r+g1+g2+g3+g4为目的的整个计划。这个过于庞大的计划的失败，显然暴露了它们的不适当。

价格的剧烈上涨并不总是繁荣的附随现象。倒是信用媒介数量的增加确有使价格上涨的影响力。但有时也会有相反的力量同时发生，而其强度足够使价格上涨局限于狭隘的范围，甚至完全消除了价格上涨。市场经济的顺利运作一再地因扩张活动而中断的历史时期，是一个经济继续进步的时期。新资本的渐渐积累使技术的改进成为可能。每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了，市场上充满了更多价格低廉的商品。如果货币（广义的）供给的同时增加比实际的要少些，则一般价格就会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历史的事实则是：　信用扩张出现的环境每每在于一些有力的因素在抵触它提高价格的趋势。相反力量抵触的结果，通常总是那些引起价格上涨的因素占优势。但是也有些例外，即价格只些微上涨。1926—1929年美国的繁荣就是最显著的一个例子。[7]

信用扩张的一些本质并不受此类市场情况的影响。促使企业家从事一定计划的，既不是高的价格也不是低的价格，而是一些生产成本（包括资本的利息）和那预期中的产品价格之间的差距。由于信用扩张而引起的市场毛利率的下降，总会使某些计划显得比以前更为有利。这鼓励了工商界雇用r+p1+p2却似乎在使用r+p1+p2+p3+p4。这必然引起某些投资组合和生产活动与资本品的实际供给不相容的现象，因而终归失败。有时候，那些有关价格的变动，与购买力上涨的一般趋势是相反的，但是它们并未把这个趋势扭转到相反的方向，只是做到通常所说的价格稳定，这种情形仅仅改变了过程中的某些不重要的事情。

不管情形如何，银行的任何操作都决不能为经济体系提供资本品，这是确定的。健全的生产扩张所需要的是增加资本品，而不是增加货币或信用媒介。虚假的繁荣乃建立在银行钞票和存款的沙滩上。它注定崩溃。

一旦各银行开始害怕这种繁荣的加速推进并停止信用再度扩张的时候，经济崩溃旋即出现。只有在各银行对所有过分扩张的投资计划所需借款都慷慨放贷的时候，这种繁荣才能继续下去；可是银行的这种作为，完全不符合生产要素供给的真实情况和消费者的评价。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促成经营计算的错误，而经营计算的错误又促成这些虚妄的计划，但这些虚妄的计划，只有当新的信用按很低的市场毛利率（不自然地低到自由市场所应达到的水平以下）即可得到的时候才可推行。使这些计划看似有利的，就是这个差额。银行操作的变动并不创造这一危机。它只是使工商界在此繁荣期犯下的错误所造成的更大破坏明朗化而已。

即便各银行果真固执地推行其扩张政策，这种繁荣也不会永久延续。凡是以额外的信用媒介来替代本不存在的资本品（也即p3和p4的数量）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信用扩张不及时停止，这个繁荣就将陷于崩溃；逃往实际价值的现象于是开始，而整个货币制度也随之倒塌。但各银行在过去并没有把坏事情推向这么极端。他们在大崩溃之末日来临之前已经有所警觉。[8]

信用媒介一旦停止增发，空中楼阁似的繁荣将立即湮灭。企业家必须收缩其经营活动，因为他们缺乏资金以继续那些规模过大的商业计划。价格将突然下跌，因为这些窘困的公司和企业为取得现金不得不向市场贱价抛售其存货。工厂关门，许多企业急于需要现金以免陷于破产。另一方面，任何公司或商号都不再享有信誉，市场毛利率当中的企业家成分，一跃而升至非常的高度。

制度和心理上的偶然事件常常把危机促发成大恐慌。关于这些悲惨情况的描述可以留给历史学家去做。详细记述恐慌时期中那些灾难和罕见的奇怪情形，并不是交换学理论所要涉及的。经济学对偶然事件和某些个别的历史环境所限定的现象不感兴趣。相反，它的目的乃在于把那些本质的和必然的事件，与那仅属偶然的事件加以区分。它不涉及恐慌的心理分析，而只涉及“信用扩张的繁荣必将要走上大家常说的经济萧条之路”这一事实。我们必须认识到：　经济萧条事实上是一个重新调整的过程，即重新调整生产活动，使其适应市场的一些既定情况，如可用之生产要素的供给，消费者的评价，尤其是体现于一般评价中的原始利率的情形。

但是，这些情况已经不同于扩张前夕的那些情况。许多事情已昨是今非。强迫的储蓄，以及正常的自愿储蓄可能提供某些新的资本品，而这些新的资本品正是繁荣期间的错误投资和过度消费所未完全浪费掉的。人们之间的财富与收入发生了变动，这是每次通货膨胀不一致的波动所必然引起的。且莫说与信用扩张的任何因果关系，人口数量的变动也会造成个人特质的变动；技术知识也可能进步，因而带来对某些商品的需求的变动。市场趋向于建立的最后情况，与信用扩张引起动乱以前它趋向于建立的情况已大不相同。

在这种繁荣时期的某些投资，如果就再调整期的清醒判断来估价（在再调整期间就不会受价格上涨之幻觉所迷惑），显然会不可救药地失败。这些投资计划必须断然放弃，因为推行这些计划需要的资金不能从其产品的销售中收回；这种“周转的”资本在满足其他欲望的生产部门，其被需要得更为迫切；理由在于，它可以被其他部门以更有利的方式来使用。其他的一些错误投资，多少会提供一些较好的机会。当然，如果曾经经过正确的计算，人们的确就不会把资本投向这些错误的领域。投入这些领域的不可转变的资本，的确是浪费。但正因为它们是不可转变的——此乃既成之事实，于是就给进一步的行动带来一个新问题。如果产品销售所能得到的收入有希望超过营运成本，则继续经营是有利的。即使购买者对这些产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不足以使这全部不可转变的投资成为有利，它们却足以使这投资的一部分（尽管是小部分）成为有利。其余的投资就得视为无法补偿的支出，视为浪费和损失掉的资本。

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其结果当然是一样的。假若那些由放松银根政策而引起的幻觉，未曾诱导企业家把稀缺的资本品浪费于较不迫切的需要的满足，因而使它们无法用于生产更迫切需要的产品，则消费者的境况理当更好些。但现在事已如此，他们也只好忍受。如果这繁荣没有导致错误的投资，消费者理当得到更好的享受。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会得到部分的补偿，因为如果经济活动的顺利进展没有受到虚假繁荣的干扰，则消费者现在的某些享受也就指望不上了。当然，这只是些轻微的补偿而已，因为资本品的使用不当使他们无法获得的那些东西，是他们更迫切需要的东西。但目前他们只能得到这些“替代品”而别无选择。

信用扩张的最后结果乃总体的贫困。有的人也许增加了他们的财富；他们没有让自己的理智被大众的歇斯底里迷惑并及时利用了有利的机会。另外一些人或人群，并非因为他们自己的主动，而仅由于他们卖出的物品的价格上涨，与买进的物品的价格上涨之间存在着一个时差，他们因此而获益。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必定要为繁荣期的错误投资和过度消费而付出代价。

我们切不可误解“贫困”这个词。如果与扩张前夕的情况相比较，那说不上贫困。这种意义的贫困是否发生，要看具体的情形如何。我们不能凭交换学作出明确的判断。交换学在说到“贫困乃信用扩张的一个必然后果”时所指的贫困，是与那没有信用扩张和市面虚假繁荣时的情况相比较而言的贫困。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史的特征，乃持续的经济进步，乃资本品数量稳步地增加，乃一般人的生活标准不断地趋向于改善。这种进步的速度是很快的，以致在市面繁荣期当中，它会超越错误投资和过度消费所引起的一些损失。于是就整个经济体系看，在市面繁荣结束的时候的确比在其刚开始的时候要繁荣一些；只有与那些更好的潜在可能性比较时才显得是贫困的。

所谓集权管理下没有萧条

许多社会主义作家强调，经济恐慌和商业萧条的一再出现乃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一种必然现象。而社会主义制度则可避免这种祸患。

商业的循环波动并非源自自由市场的一种现象，而是由于政府硬把利率压低到自由市场所应有的水平以下，因而干扰商业活动所引起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明，以后还要讲到。[9]这里我们只讨论社会主义计划下所能保证的稳定。

必须认识到，使经济恐慌得以出现的乃市场的民主过程。消费者对企业家的生产要素安排投了反对票。他们的不赞成，体现于他们的行动——购买和不购买。由于受到压低了的市场毛利率这个幻觉的误导，企业家没有把资本投向大众最迫切需要的生产部门。一到信用扩张停止的时候，这些错误就显露出来了。消费者的态度迫使企业家重新调整他们的活动以满足消费者的欲望。通常所谓的萧条，指的就是这一清算的过程——清算市面繁荣期所犯的错误，并就消费者的愿望作重新调整。

但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只有政府的价值判断是算数的，人民无权使自己的价值判断有效。执政者并不在乎大众是否赞成他作的决定。将多少生产要素投资于消费品的生产，或投资于资本品的生产，取决于执政者。如果他投资过多因而削减了目前的消费品，人民则必得饿着肚子闭着嘴。这当然不会有恐慌发生，因为人民没有机会宣泄他们的不满。在完全不存在商业活动的地方，商业活动既称不上好也称不上坏。这种地方有的是饥荒，却不存在有问题的市场经济意义的萧条。在个人没有选择自由的地方，人民无法反对那些指挥生产活动的人们采取的某些方法。

7． 受通货紧缩与信用收缩之

影响的市场毛利率我们假定在通货紧缩的过程中，货币（广义的）供给减少的全部数量是从借贷市场取出的。则借贷市场和市场毛利率在这个过程一开始时就受到影响，这时物品与服务的价格尚未因货币关系方面发生变动而变动。例如，我们可以假想一个力求通货紧缩的政府，通过举公债而把借到的纸币全部销毁。这种办法在过去200年当中曾经一再使用过。其目的是要在一个长期的膨胀政策以后，把货币的单位价值提高到以前的金属平价。当然，在大多数情形下的紧缩计划，一遇到反对，尤其是碰巧国库不堪重负，就马上被放弃了。我们还可假想：　各银行在信用扩张引起的危机中经受了切肤之痛后，遂力求增加其准备金以备安全，因而限制流通信用量。第三种可能就是那些授信的银行终于宣告破产。而它们发行的信用媒介的蚀毁，降低了借贷市场的信用供给量。

在所有这些情形下，市场毛利率暂时倾向于上升的趋势随之发生。以前显得有利的那些计划转眼成为鸡肋。生产要素的价格趋向于跌落，紧接着消费品的价格也是如此。商业活动变得冷淡。这种冷淡的情形，只有在价格和工资率大体上适应新的货币关系而重新调整之后才会终止。这时借贷市场也适应新情势而调整，市场毛利率再也不因货款的短缺而受干扰。由此可知，现金方面引起的市场毛利率的上升，会产生暂时的商业停滞。通货紧缩与信用收缩之扰乱经济运作而成为动荡的根源，并不次于通货膨胀与信用扩张。但是，如果把通货紧缩与信用收缩仅仅视为通货膨胀与信用扩张的相对现象，那就是一大错误。

信用扩张，一开始就会产生繁荣的幻觉。它之特别受欢迎，是因为它似乎使大多数人，甚至每个人更为富有，它具有诱惑性。要阻止它必须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力量。反之，紧通货缩，会立即产生每个人都要咒骂为祸患的一些情况。它的不受欢迎更甚于扩张之受欢迎。它将引起激烈的反对。那些反对的政治力量很快地就变成不可抗拒的势力。

信用货币的膨胀与对政府的低利放款给予国库更多的资金；紧缩则使国库空虚。信用扩张则银行受惠，紧缩则使银行利益尽失。通货膨胀与信用扩张有诱惑力，通货紧缩与信用收缩则有排拒力。

但是在货币与信用方面这两个相反的操作方式之间的不同，不仅在于“一是受欢迎的，一是叫人讨厌”这个事实。通货紧缩与信用收缩不像通货膨胀与信用扩张那样会造成大的破坏，这不仅是因为紧缩与收缩的政策很少采用。它们的恶果较小，也由于它们的一些固有的效果。扩张则因错误投资和过度消费而浪费有限的生产要素。它一旦停止，则需要一个沉闷的过程来消除它遗留下来的病毒。但是紧缩既不引起错误投资，也不引发过度消费。它引起的商业活动的一时收缩，大体上会因那些失业工人和销售额下降了的物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消费减少而对消，因此决无后患遗留。当紧缩结束的时候，重新调整的过程无需补偿资本消耗引起的一些损失。

通货紧缩与信用收缩从未在经济史上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显著的事例，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货膨胀之后，把币值回复到战前金本位的平价。在这两次事例当中，国会与内阁采取紧缩政策，以恢复金本位，但对于膨胀与紧缩这两个方法的臧否并未加以重视。这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中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那时的货币理论还没能弄清有关的问题。放到100多年以后的今天，那简直是对于经济学和经济史之无知的表现，因而不可原谅。[10]

无知也表现于把紧缩、收缩与扩张性繁荣所引起的重新调整过程相互混淆。危机发生时是否引起信用媒介供应量的收缩，取决于产生市面繁荣的信用制度的结构如何。当危机终于使那些授信的银行宣告破产，而其余银行又缺乏相应的信用扩张来补充时，信用媒介量的收缩就会发生。但这不一定是经济萧条的一个附随现象；在欧洲，近80年来它未曾发生过，美国在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之下虽然发生过，但其程度被人们过分夸大了。显示经济萧条的那种信用枯竭并非因收缩而引起，而是由于信用的不再扩张。信用的不再扩张，危及所有的企业——不仅是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企业，即便那些本身很健全的，如有适当的授信就可兴旺的企业，也同样受到伤害。因为收不回贷款，银行对于那些最健全的企业也缺乏信贷资金。于是萧条成为普遍现象，使所有生产经营单位都不得不缩小其活动范围。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避免前期市面繁荣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萧条的局面一旦出现，便随处弥漫着悲叹之声，人们开始抱怨通货紧缩而要求延续扩张政策。这时，即令货币本身和信用媒介的供给量没有收缩，萧条也会带来货币购买力倾向于上升的趋势。每个公司或企业皆力求增加它们的现金储存，而这些努力势必影响到货币供给（广义的）和为储存现金的货币需求（广义的）之间的比率。这种现象宜于称为通货紧缩。但如果认为商品价格的下跌，乃因这种力求较多的现金储存而引起，那就犯了严重错误。其因果关系不是这样的。生产要素——物质的和人力的——的价格在市面繁荣时期已经过分地高涨。这些价格必须在商业能够再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之前回落下来。企业家增加其现金储存，是因为在价格与工资结构还没有适应市场的真实情况而作调整时，他们停止了购买物品和雇用工人。因而政府或工会想防止或延缓这种调整的任何企图，只能把这个停顿的局面予以延长而已。

甚至许多经济学家也不大了解这种联系。因而他们宣称：　市面繁荣期形成的价格结构是扩张压力的一个产物。如果信用媒介终于停止继增，则价格与工资的上涨也一定会停止。但是，如果不是通货紧缩，则价格与工资不会下跌。

如果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尽其对价格的直接影响以前未曾影响到借贷市场，则这个推理是对的。让我们假定一个孤立国家的政府，为了对低收入的公民给予津贴而增发更多的纸币。由此而引起的价格上涨，将会干扰到生产；它将倾向于使那些未受津贴的公民们通常购买的消费品的生产，转向那些受津贴的公民们所需求的消费品的生产。如果用这种方法补贴某些人群的政策被放弃，则受过补贴的那些人所需求的物品的价格，将会上涨得更厉害。但是，货币单位的购买力不会回复到通货膨胀以前的那种情况。如果政府不把它那些以津贴方式发行的额外纸币从市场上收回，则价格结构将永远地受通货膨胀的影响。

如果信用扩张首先影响到借贷市场，情况就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形下，通货膨胀将受错误投资和过度消费的影响而产生乘数效果。企业家们对于有限的资本品和劳工的竞争雇用，将把它们的价格和工资抬高到只有信用扩张加速进展才可维持的那个高度。一旦信用媒介不再加速增加的时候，所有物品和服务的价格都将不可避免地剧烈下降。

当市面继续繁荣之时，一般的趋势是大家尽可能地多买，因为他们预料价格还要上涨。反之，在经济萧条时大家都不再购买，因为他们预料价格还要下跌。“正常状态”的回复，只能开始于价格和工资已低到有足够的人数认为不会再跌落的时候。所以缩短萧条时期的惟一方法是不要限制价格和工资的下跌。

只有在元气开始恢复的时候，因信用媒介的增加而引起的货币关系的变动，才可能在价格结构中显现出来。

信用扩张与单纯的通货膨胀的区别

在讨论信用扩张的某些后果时，我们假定，信用媒介的全部增加额都经由商业借贷市场而进入市场体系。所有关于信用扩张之后果的陈述，指的都是这种情形。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信用扩张的法律手续和技术方法，被用于一个完全不同于真实信用扩张的程序。出于政治的和制度上的考虑，有时利用银行机构替代政府发行法币更为方便。财政部向银行借债，银行发行额外的银行钞票或让政府开立支票存款账，以提供政府需要的资金。从法律上讲，银行成为财政部的债权人。事实上这全部的交易等于法币的膨胀。这笔额外的信用媒介，经由财政部供应政府各项支出而流入市场。引起工商业扩张活动的正是这份额外的政府需求。这些新创造的法币数额的发行，并不直接影响到市场毛利率，不管政府支付给银行的利率是多少。除了价格贴水的出现以外，它们对借贷市场和市场毛利率的影响，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才可能，即这些新创造的法币的一部分进入借贷市场的时候，它们对于价格和工资率的影响还没有完成。

例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就是这样。除掉信用扩张政策（这个政策在大战爆发以前行政当局已经采用），政府向商业银行大量举债。这是技术上的信用扩张；本质上它是替代绿背纸币的发行。在许多国家还采用过许多更复杂的技术。例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向大众卖出公债。德意志帝国银行向购买公债的人贷款，那些人可以用公债作抵押，借到购买公债需要的大部分款项。除购买者从自己的口袋拿出的那一小部分资金以外，在这全部交易中，帝国银行和大众扮演的角色只是形式上的。而实际上，这些额外增加的银行钞票也即不兑现的纸币。

如果不想把信用扩张本身的后果与政府膨胀法币的后果相混淆，有必要留心这些事实。

8． 商业循环的货币或流通信用理论

英国通货学派的商业循环理论有两点不足。

第一，它没有看出流通信用的授予，不仅可以经由银行发行超过其银行储存的现金的钞票，而且也可以靠创造超过现金准备的支票存款来实现。因而它没有认识到见票即付的存款也可用作信用扩张的工具。这个错误不很重要，因为它易于修正。这里只要强调一点就够了，即凡是涉及信用扩张的讨论，对各种信用扩张都有效，不管所增加的信用媒介是银行钞票或支票存款。但是，通货学派的学说诱发了英国出台有关防止信用扩张的市面繁荣及其必然结果——经济萧条——再出现的法律，那时，它的这个基本的缺陷尚未被揭示。1844年的皮尔法案和其他一些国家制定的类似条例并未实现追求的目的。这一失败，动摇了通货学派的声望。于是银行学派不相称地获得了胜利。

通货学派的第二个缺点则更为严重。它把它的推理仅限于黄金外流的问题。它只讨论了一种特例，即信用扩张只发生在一个国家，而其他地区或者根本没有信用扩张或者只有轻微程度的信用扩张。这种讨论，大体上足以解释19世纪前期英国的经济危机。但它只触及问题的表面，完全没有涉及根本问题。对于一般性的信用扩张（不限之于银行对有限顾客的信用扩张），它没有作任何解释。货币供给（广义的）与利率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没有分析到。想靠银行制度的改良来降低利率或完全废除利率的各种计划，只是被嘲笑，却没有被严肃地剖析和驳斥。货币中立这个天真的假定是被默认的。于是就出现了用直接交换理论来解释经济危机和商业波动的种种徒劳的企图。这个迷惑在数十年后才被打破。

货币理论或流动信用理论必须克服的障碍，不仅是理论上的错误，还有政治上的偏见。一般人心目中的利息不是别的，只是妨碍生产扩张的一个制度障碍。他们不了解未来商品相对于现在商品而打折扣，乃行动人的行动的一个必要而永恒的范畴，岂能靠银行的操纵来废除。在幻想家和野心家的心目中，利息是因剥削者的邪恶阴谋而产生的。古老的利息反对论经由现代干预主义者而复活。它们坚持认为，尽可能地降低利息或根本废除利息，乃善良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所有现代政府都狂热地推行低利政策。前面曾经提到，英国政府说过：　信用扩张曾经完成了“把石头变成面包……的奇迹”[11]。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位总经理也宣告过：“每个主权国家要免于国内货币市场的约束，就要靠一个以现代中央银行的那种方式来发生作用的制度，而其通货是不能兑换黄金或其他物品的。”[12]许多政府、大学，以及经济研究机构，对那些“以赞扬无限制的信用扩张和把（信用扩张的）反对者贬为重利盘剥者的发言人”为主要目的的刊物，甚至不惜予以慷慨的金钱赞助。

影响经济体系的这种波浪似的运动，以及导致经济萧条的市面繁荣期的一再出现，是那些不断地借助信用扩张以降低市场毛利率的企图必然引起的后果。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用以避免信用扩张所引起的市面繁荣的最后崩溃。危机的到来或早或迟，前者是有意放弃信用再扩张的结果，后者乃货币制度最终而彻底地崩溃。

这空前而惟一的对流通信用理论的挑战的确不够完全。据说，市场毛利率回落到在自由借贷市场所将达到的那个水平以下，可能不是银行或货币当局方面有意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而是他们的保守作风无意间形成的后果。面对一种任其发展就会引起市场利率上升的情况，各银行如果不变动它们的放款利息，将不由自主地走上扩张之路。[13]这些说法是得不到认可的。即便我们为辩论起见，姑且承认它是对的，它们也毫不影响商业循环的货币解释的要点。至于是些什么特殊情形引诱一些银行扩张信用，而把自由市场所决定的市场毛利率压低，则是毫无关系的事情。关键问题在于，银行和金融当局实际上受到以下观念的指导，即自由借贷市场所决定的那个利率水平，是一个罪过，好的经济政策理应把它降低，而信用扩张是实现此目的的适当手段，这个手段除了对那些放债的寄生虫以外，对任何人都没有伤害。正是这种迷惑，使得银行和金融当局做出那些最终必然引起经济萧条的“好事”。

如果你考虑到这些事实，你就会放弃对纯粹市场经济这个理论架构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任何讨论，而去分析政府对市场现象的干预。信用扩张，无疑是干预主义的主要问题之一。但是分析这些有关问题的适当场合不在干预主义的理论中，而在纯粹市场经济的理论中。因为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是货币供给与利率之间的关系，信用扩张的后果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一个特殊事例。

关于信用扩张说过的每一句话，对于货币本身的供给量的增加都同等有效，只要这增加的供给量，在流进市场体系的早期就到达了借贷市场。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法币增加量是在价格和工资还没有适应货币关系的变动而完全调整的时候，就增加了放贷的货币数量，则其后果与信用扩张的后果并无差异。在分析信用扩张问题的时候，交换学完成了货币与利息的理论建构。它顺手推翻了关于利息的一些古老谬见，也摧毁了想用货币或信用改革的手段来“废除”利息的那些狂热的企图。

信用扩张，与一个只使用实物货币而完全没有信用媒介的经济里所曾出现的货币供给量之增加是不同的。这个不同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这种货币供给量之增加与其对市场各部门所发生的影响在时间上有差距。即令贵金属的生产很快地增加，也不会达到信用扩张可能增加的那个幅度。金本位对于信用扩张是一个有效的限制，因为它使银行无法超过某一限度来扩张放款。[14]金本位本身通货膨胀的潜力受到金矿开采量变动的限制。而且，增加的黄金产量只有一部分是立即流入借贷市场的。其中的大部分乃首先影响价格与工资，只是在通货膨胀的后期才影响到借贷市场。

但是，实物货币数量的继续增加，对于借贷市场也会发生扩张的压力。在过去几百年当中，市场毛利率连续地受到货币增加量流入借贷市场的影响。当然，这种压力，在过去150年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及过去100年的欧洲大陆国家，被当时银行授予的流通信用的后果大大超过。此外，那些银行还直截了当地扩张信用以降低市场毛利率。所以有三个压低市场毛利率的趋势在同时发生作用，而且彼此间相互加强：一是实物货币数量继续增加的结果，二是信用媒介同时发展的结果，三是官方和舆论支持的那些反利息政策的结果。想以定量的方法来确定它们联合运动的后果，以及它们各自的每一后果，自然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由历史的理解来提供。

交换学的推理能告诉我们的只是：黄金产量的继续增加以及信用媒介量的些微增加（不是在有意的低利政策下的那种大量增加）所起的对市场毛利率的一个轻微而持续的压力，会被市场经济固有的重新调整和适应的力量平衡。没有遭到市场外力量破坏的工商业的适应性，有足够的力量抵消借贷市场这种轻微骚动所能引起的某些后果。

统计人员用统计方法来观察商业波动的长期趋势的企图是徒劳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一部稳健的经济进步的记录史，在进步过程中一再出现白日化的市面繁荣及其萧条的后果。用统计的方法，从投资数量和产品数量增加的一般趋势中来观察这些一再出现的波动，这大概是可能的。至于想从这一般趋势的本身发现任何规律性的波动，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9． 受商业循环影响的市场经济

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之受欢迎，企图借信用扩张使人们致富的最后根源，以及商业循环波动的原因，乃清晰地通过人们的习惯用语自我体现出来。人们惯于把市面忽然兴旺（boom）称为生意好、繁荣、蓬勃向上。而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适应市场的实际情况而重新调整——称为危机、消沉、生意不好、萧条。人们对市面兴旺期的错误投资和过度消费乃促成商业波动的因素拒绝去了解，而这种人为的市面兴旺终归是要崩溃的。他们反而寻求“点金术”企图使它永久持续下去。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把产品的质量改进和数量增加称为经济进步的时候，曾经明白地指出过。如果把这个标尺用之于商业循环的各阶段，我们其实应该把市面的忽然兴旺称为退步，把萧条称为进步。市面兴旺乃通过错误投资而浪费了稀缺的生产要素，同时也通过过度消费而减少了物资的存量；它的所谓利益是以贫困为代价的。相反，萧条是个折返点，它走向所有的生产要素都用于使消费者最迫切的欲望得到最大满足的境界。

有人竭力从市面兴旺当中找出它对经济进步的积极贡献。他们所曾强调的强迫储蓄有促进资本积累之功能的观点是毫无价值的。我们曾经说过，强迫储蓄能否补偿市面兴旺引起的一部分资本消耗，是非常可疑的。如果那些推崇强迫储蓄有利的人们坚持一贯的想法，他们就应当提倡一种对中等收入者课税，而用这税款来补贴富人的财政制度。用这种方法实现的强迫储蓄，将会使可用的资本量净额增加，而同时又不至于引起更大规模的资本消耗。

信用扩张的主张者又强调：　市面兴旺期的一些错误投资到后来变成了有利的投资。他们说，这些投资只是发生得过早，即发生在资本品的供给情形和消费者的评价还无法容许这些投资的时候。但是引起的破坏并不太大，因为这些计划无论如何在稍后的时期是要实施的。这个说法，就市面兴旺引起的某些错误投资事例而言，我们可以承认它是对的。但是谁也不敢断言，凡是受低利政策幻觉鼓励而付诸实行的一切计划，都适用这个说法。不管怎样，这个说法毫不影响市面兴旺的一些后果，也不能取消接踵而至的经济萧条。错误投资后果的出现，与这些错误投资在后来的不同环境下是否变成健全的投资并无关系。当1845年英国修建铁路的时候——如果不是信用扩张是不会投资的——随后几年的情况并没有受到“在1870年或1880年这项工程所需求的资本品将足够供应”这一预期的影响。后来从“这条铁路并未靠资本和劳力的新耗费而建成”这个事实而得到的利益，在1847年对于过早投资所引起的损失并未给予补偿。

市面的虚假兴旺终将导致贫乏。但更坏的是它导致精神颓丧。它使人们心灰意冷。在市面兴旺的虚幻繁荣下愈是乐观的人，他们的沮丧心情和受了委屈的感觉愈深。人们总是喜欢把好运的降临归功于他自己的效率，并视之为其才干和品德应有的报酬。但一旦运气倒转，就总爱责怪他人，且大多数倾向于指责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荒谬，而从不指责原先促成市面兴旺的政府当局。在舆论方面看来，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乃补救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之恶果的惟一良方。

他们说，有许多工厂和农场的生产能力或者完全没有被利用，或者被利用得不够充分；还有堆积如山的物品卖不掉，许许多多的工人在失业。但是，也有许多人本该是幸运的，如果他们能够满足较多的欲望。现在缺乏的只是信用。增加更多的信用，就能够使企业家恢复生产或扩大生产。失业的工人也因此能够找到职业从而购买一些产品。这个理论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它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物品卖不掉，工人找不着工作，其理由只在于他们所要求的价格和工资太高。凡是想卖掉存货或劳力的人，必须降低他的要求直至找到一个买主为止。这是市场法则。正是靠这个法则，市场指挥着每个人的活动，使其以最佳的方法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市面兴旺期的错误投资等于将一些不可转换的生产要素放错了地方，以致牺牲了消费者更迫切需要的生产。那些不可转换的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间未得到均衡的配置。要纠正这种不均衡状态，只有靠新资本的积累以及把它用于最迫切需要的那些部门。这是一个缓慢的进步。尽管如此，那些缺乏辅助性生产设备的工厂的生产能力却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

有些工厂因其产品缺乏差异性特征，其部分生产能力也未被利用。有人说，这些产品的积压，不能用“资本设备在各部门间配置得不均衡”这个理由来解释。这个说法也是无效的。如果钢铁厂、铜矿、锯木厂不能充分运用其生产能力，理由只能是市场上没有足够的买者愿意在足敷成本的价格下购买它们的全部产品。因为变动成本只能内含于其他产品的价格和工资，而且因为其他产品的价格也如此，所以上面那句话的涵义也包括工资太高，以致无法让所有急于找工作的人都有职业，同时也无法充分利用那些不可转换的生产设备，这里说的“充分”，其限度是那些“与不可转换的生产设备相配合的非特殊的资本品和劳动”不至于从更需要的用途转移出来。

要想从市面泡沫的崩溃恢复到“依靠资本的继续积累保证物质福利稳步改进”的那种情况，只有一个方法，即新的储蓄必须足以构成一些资本品，以适应所有生产部门的适当需要。那些在市面繁荣期被忽视因而缺乏资本品的生产部门必须得到足够的资本品供给。工资率必须降低；人们必须暂时削减他们的消费，等到那些因错误投资而浪费掉的资本得到恢复的时候为止。因此，凡是不喜欢重新调整期之痛苦的人们，应该及时停止信用扩张。

至于想借助新的信用扩张来重新调整，显然是徒劳的。这种办法，如果不是引起一个新的市面泡沫及其所有恶果，那也将干扰萧条期的矫枉过程，使其中断，使它延缓。

即便没有新的信用扩张，重新调整的过程也会受失望和沮丧的心理影响而延缓。人们不会轻易地从虚幻繁荣的自欺中清醒过来。工商界的人士还想着继续那些没有实质利益的经营计划；他们对于不乐意的事实视而不见。工人则不愿意及时降低他们的工资要求，使之符合市场决定的工资水平；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企图避免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避免转换职业和迁徙他乡。在市面繁荣期愈是乐观的人，沮丧的心情愈重，他们失掉了自信心和企业家精神，以至于坐失新的良机。几年过后，他们又开始信用扩张，故伎重演。

闲置的生产要素在市面繁荣期第一阶段所起的作用

在变动的经济中，总有些未卖掉的存货（超出因为技术的理由所必须维持的存量）、总存在一些失业的工人，以及未使用的无法转换用途的生产设备。然而这一经济制度乃趋向于既无失业工人也无过剩存货的那种境界。[15]但是由于一些发生牵制作用的新情况之出现，稳态循环的经济境界永远无法实现。

不可转换的投资形成的生产力之未被利用，是由于过去犯的错误。投资者所作的假定，经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这些工厂生产的并非市场更急于需要的东西。过剩的积压品和工人在这种情形下的失业都具有投机性。存货的所有者拒绝在市场价格下卖出，是因为他希望等回较高的价格。失业的工人拒绝改变他的职业或住所，或者宁可接受较低的工资，是因为他希望日后在他所住的地方和他最喜欢的部门，仍可找到工资较高的职位。存货的所有者和工人，双方都不及时调整他们的行动以适应当时的市场情况，是因为他们要等待情况转变，变得有利于他们。他们的犹豫是这个制度未曾达到稳态循环经济的理由之一。

信用扩张的主张者则声辩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信用媒介。有了更多的信用媒介，工厂就可充分挥发生产能力，存货就可在其主人认为满意的价格下被卖掉，失业的工人就可找到他们认为工资满意的工作。这个非常有名的观点意味着：　由于增加了的信用媒介而引起的价格上涨，将会同时而且同程度影响到所有其他物品和劳动，同时过剩存货的所有者和失业工人们将会满足于他们所要求的名义价格和名义工资——这自然是妄想。因为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则这些积压存货的主人和失业工人，所取得的实质价格和实质工资率就会降低（相比其他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到为找到买主和雇主必须降低的那种程度。

在市面繁荣的前夕，的确存在某些未利用的生产能力，未卖出的过剩存货，以及失业的工人，但这个事实对于市面繁荣的过程并无重要的影响。我们假设：　铜矿的部分生产设备未被利用，部分铜矿存货未被售罄，铜矿的部分工人下了岗。铜的价格低到有些铜矿不值得开采的水平；它们的工人被解雇了；有些投机者因此不愿卖出其存货。为了使这些铜矿再度有利可图，为了使失业者重新就业，以及为了卖掉那些积压存货而不至于把价格压低到低于成本的程度，必须做的事情，是使资本品供给量p增加到足以使投资方面，以及生产和消费方面对铜的需求有相当程度的增加。但是，如果p的这种增加没有实现，而企业家在信用扩张的幻觉下的所作所为却俨如p果真实现了，则铜产品市场，在市场繁荣持续的时期当中，就好像p真的增加在可使用的资本品的数量中。但凡关于信用扩张的那些必然后果所做的一切讨论，也都适合这种情形。惟一不同的是：　就铜而言，不适当的生产扩张不一定要靠把资本和劳力从那些能满足消费者更迫切需要的部门拉出来。就铜的事例而言，新的市面繁荣，面临着此前的市面繁荣业已引起的资本误投和劳动力的错用，而这些错误还没有在重新调整的过程中被扭转过来。

由此可知：想以未利用的生产力，未被卖掉的——或者用一般人不正确的说法“卖不掉的”——存货，以及失业的工人为理由，主张应该持续新的信用扩张，这明显是个妄想。新的信用扩张一开始就遇到的遗留下来的错误投资和错误雇用（它们在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尚未被消除掉）现象，在表面似乎能够得到新的信用扩张的补救。但事实上，这只是重新调整的过程和恢复到健全情况之过程的中断。[16]未利用的生产能力和失业工人，不是一个作为反对流通信用说之正确性的有效理由。信用扩张和通货膨胀的主张者认为，如不再度信用扩张和通货膨胀，就会使经济萧条长期持续下来。这个信念是完全错误的。这些著作者建议的补救方法，并不能使市面繁荣长期维持。它们只是搅乱了恢复的过程。商业循环非货币化解释的谬误用非货币理论解释商业循环波动的一切企图都是无益的。在讨论这些企图的时候，首先要特别强调以下从未得到应有的注意的一点。

有些思想派别，认为利息只是取得某一数量的货币或货币替代品使用权的代价。从这一信念出发，他们逻辑地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消除了货币和货币替代品的稀缺性，也就消灭了利息，其结果就是信用的无偿授予。但是，如果你不赞成这个意见，并且了解原始利息的性质，则会出现一个你不能不处理的问题。因货币或信用媒介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信用供给量的增加，确有降低市场毛利率的力量。如果利息不仅是一个货币现象，因而不能因货币和信用媒介的供给量的增加（无论增幅多大）而永久降低或最终被消灭，那么，如何说明“适应市场上非货币情况的那个利率水平将如何自动地建立起来”这个问题，其责任就落在经济学的肩上。经济学必须解释怎样的过程会使现金引起的市场利率，不至于偏离人们对于现在商品与未来商品评价的比率。如果经济学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它就无异于承认利息乃一货币现象，在货币关系的变动过程中甚至会完全消失。

对于商业循环的那些非货币的解释而言，“经济萧条一再发生”这个经验乃事情的核心所在。主张那些解释的人，首先未能从他们的经济现象关系图型里面，看出可以对这些谜似的混乱提供一个满意答案的任何线索来。为了在他们的教义下把这个经验弥合起来，并作为一个所谓的循环理论，他们竭力寻求权宜之计。

货币的或流通信用的理论则不一样。现代货币理论终于清除了所谓货币中立的一切想法。它已确切证明，在市场里面确有些发生作用的经济要素；而一个忽略货币推动力的学说，关于这些要素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包含着货币非中立并具有其推动力之知识的交换论体系，尤其强调“货币关系的变动如何首先影响短期利率，后来又影响长期利率”这些问题。这个理论体系如不能解答这些问题，它就是有缺陷的。如果它能提供的解答未能同时解释商业的循环波动，它则是矛盾的。即便没有信用媒介和流动信用这些东西，现代交换理论也不得不提出有关“货币关系的变动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

对商业循环的非货币的一切解释，都要承认货币或信用媒介数量的增加乃市面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很明显，凡不是由于生产和物品供给量的普遍跌落而引起的价格上涨的一般趋势，如果货币（广义的）供给量未曾增加，就不会出现。现在我们将看到那些反对货币化解释的人们，因为另外一个理由，也不得不求助于他们所诋毁的理论。因为只有这个理论，才能解答“额外的货币和信用媒介的流入将如何影响借贷市场和市场利率”这个问题。只有那些认为利息仅是货币稀缺性之结果的人们，才不承认商业循环的流通信用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批评者对于这个理论提出任何站得住脚的反驳。

所有这些非货币学说的支持者都拒绝承认，他们在犯错误时所表现的那股狂热显然是政治偏见的一个展示。马克思主义者正式把商业危机解释为资本主义固有的罪恶，解释为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生产的必然后果。[17]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也同样急于论证市场经济无法避免经济萧条之一再出现。因为在今天，通货和信用的操纵，乃一些反资本主义的政府为建立其万能的统治权而采用的主要手段，所以他们更热心于攻击货币理论。[18]

把经济萧条和天体变化的影响相联系的一些企图（其中最著名的乃杰文斯的太阳黑点说）都已完全失败。市场经济在以其正当的方法调整生产营销，以适应人生一切自然条件和环境方面，已经相当成功。如果认为市场经济在惟一一个自然界事实——也即所谓的周期性收获变动面前不知所措，那完全是武断的。为什么企业家看不出收获波动这个事实，而把其经营活动调整到使它们的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呢？

受了马克思“无政府状态的生产”这一口号的引导，现在的一些货币的循环理论用“趋势”的说法来解释商业的循环波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一个固有的趋势，即各生产部门的投资额趋向于不平衡的发展。这些不平衡的学说并不否认每个商人都想避免这样的错误，只是这样的错误将使他遭受严重的金钱损失。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活动，最要紧的是不从事那些他们认为无利可图的经营计划。如果有人假设商人在这些努力中必定趋于失败，则意味着所有的商人都是短视的。他们甚至笨到无法避免某些陷阱，因而一再地在事业上失败。从而整个社会都要为这些笨拙的投机者、发起人和企业家的过失而承受损害。

人孰能无过，商人也必然难免于此人性的缺陷。但是我们不可忘记，在市场经济里，始终有一个选择过程在发生作用，效率较差的企业家不断地被淘汰，而所谓效率较差的企业家，乃指那些在经营活动中未能正确地预料到消费者未来需求的人。如果有一组企业家，其生产的物品超过了消费者的需求，因而不能在有利的价格下出售这些物品以致蒙受损失，这并不妨碍其他企业家的产品为大众所抢购，因而赚了大钱。某些经营部门受窘，同时其他一些部门兴旺，不会出现一般的商业萧条。

但是我们要讨论的那些学说的提倡者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受到无辜损害的，不仅是整个企业家阶级，而且是所有的人。因为企业家阶层并非一个向外人封闭的社会阶层；因为每个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实际上是那些已经属于企业家阶层的人们的挑战者；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记载着许许多多的一文不名的穷人，凭借自己的判断从事可以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物品之生产，因而功名显赫；如果因此假定所有的企业家都将毫无例外地因某些错误而牺牲，则无异于暗示所有注重实际的人物都缺乏智慧。它也同样暗示：从事工商业的人们以及考虑从事工商业的人们，没有一个精明到足以懂得市场的真实情况。但另一方面，那些从不身体力行而专门理论化他人行动的理论家，则自视聪明得足以发现那些导致工商界人士失败的错误。这些全知的教授从不被那些混淆他人视听的谬见迷惑。他们确知私营企业的错误何在。所以他们为主张对工商业的专断管制找到了充分的理由。

关于这些学说，最叫人惊讶的事情是它们还进而暗示：工商业者囿于偏狭之心而固执己错，甚至无视“学者早已揭发了其谬见”这个事实。尽管每本教科书都驳斥这些谬见，而工商业者还一再重蹈覆辙。这显然在说，除了把最高权力授予哲学家——此乃依照柏拉图之空想——以外，别无他法足以防止经济萧条的一再出现。

让我们简要考察这些所谓不平衡学说当中最著名的两个变种。

第一是耐用性商品的学说，即这些商品可以将它们的功能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只要它们的生命期继续维持，曾经购买过一件此物的消费者就不会另买一件新的来替换它。所以，一旦所有的人都已购买它们，新产品的需求就要萎缩，工商业的行情就要变坏。好景的恢复只有等到相当长时期以后，当旧的房子、旧的汽车、旧的冰箱等等无法再用后，它们的主人才必须添新。

然而，工商业者通常比这个学说所假想的更精明些。他们会一心一意地调整其产量，使之与他们所预料的消费者的需求量相配合。面包店的老板会考虑到每天一个家庭主妇需要一块面包，棺材店的老板会想到棺材的销售量不会超过在此期间死亡的人数。机器工业之计算其产品的平均“生命”，并不逊于成衣匠、制鞋匠，汽车、收音机、冰箱的制造者，以及建筑商。诚然，不乏一些过分乐观的发起人，倾向于过分扩张其企业。在实行此类经营计划时，他们从同业中其他厂商或其他行业部门抢购出一些生产要素。因而他们的过分扩张使得其他部门相对萎缩。某一部门走向扩张，同时其他部门趋于萎缩，直到前者蚀本而后者赚钱重新把情况调整过来为止。因此这先前的市面繁荣与后来的市面萧条只关系到一部分工商业。

这些不平衡学说的第二个变种乃有名的加速原理。对于某一物品的需求暂时的上升，其结果是该物品增加生产。于是，如果这个需求转而下降，则此为了扩大生产而进行的投资显然成了错误的投资。这种情形在耐用性生产商品方面尤其有害。如果消费品的需求a增加了10%，生产这种消费品的设备p也要增加10%。由此引起的p的需求的增加，比例于前者对p的需求而言愈大，则一件p的功能耐用性愈是长，因而前者对用坏了的p的换置需求愈小。如果一件p的生命期是10年，则为换置每年对p的需求就是这个产业原已使用的p的存量的10%。所以对a的需求10%的增加就要加倍对p的需求，其结果生产设备r的扩张就是100%了。如果对a的需求停止增加，则r的50%的生产能力即将赋闲。如果每年对a的需求增加率从10%降到5%，则r的生产能力就有25%赋闲。

这个学说的基本错误在于，它把企业家的某些活动视为因一时的需求而引起的盲目地自动反应。当需求增加使得某一部门更为有利的时候，就认为生产设备将立即按比例地扩充。这个见解是站不住的。企业家常常犯错误，并因此遭受很大的损失。但是，一个人如果按照加速原理描述的那种方式去行动，他就不是一个企业家，而只是一部没有灵魂的自动机器。而真实的企业家是一个投机者；[19]所谓投机者，只是一个利用自己关于市场未来情况的见解而从事经营活动的人。这种对不确定的未来情况的预先领悟，是无视任何规律和体系化的。它既无法教授，也无法学习。否则每个人都可从事企业活动而有同样的成功希望。成功的企业家和发起人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他不让自己受“曾经是什么，现在又是什么”这一类说法的指导，而仅按照他自己关于未来情况的见解去处理业务。他对过去和现在的看法，与别人基本一样；但他对于未来的判断方法却与别人的不同。他的行动只受他关于未来的见解的指导，这个见解乃与一般大众所持有的不一样。他的行动推动力，乃来自他对于一些生产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生产出来的物品的未来价格的估价与别人不同。如果现在的价格结构，使那些正在出售有关物品的工商业非常有利，他们的生产扩充，只会扩充到一定的程度，即企业家认为这有利的市场情况，将会持续到足以使新的投资有利可图的程度。如果企业家不存有这样的指望，即令这些经营中的企业有很高的利润，也不会引起生产的扩充。资本家和企业家不愿意在他们认为无利可图的行业投下资本，这正是那些不了解市场经济运作情形的人们所严厉批评的。囿于技术观点的工程人员，每每责怪“利润动机至上”妨碍了消费者获得技术知识所可能提供的丰富的物质享受，而政治煽动家则大声疾呼和极尽攻击之能，认为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在于有意维持物质稀缺的局面。

对于商业循环的满意解释，决不可立基于“个别厂商或几组厂商因错误判断了市场的未来情况，所以进行了不利的投资”这个事实。商业循环理论的目标，乃商业活动“一般的”趋热，所有产业部门都倾向于扩张生产，以及接踵而至的“一般的”经济萧条。这些现象不会因为“某些生产部门的利润上升，结果诱致它们扩张生产，而为适应这种扩张，有关制造资本品的产业就超比例地投资”这个事实而引起。

大家都知道：市面繁荣愈是向前发展，机器和其他生产设备的购买愈是增多。生产这些东西的工厂收到的订单也就雪片飞至。他们的顾客必须等待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可收到订购的机器。这很清楚地说明：生产商品的制造业扩充其生产设备的速度，并不像加速原理所假定的那么快。

但是为了便于讨论，即令我们承认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行动，乃如不平衡学说描述的那样，可是在没有信用扩张的时候他们如何能继续进行呢？这仍然是不可理解的。如此拼命地增加投资，提高了那些辅助性生产要素的价格和借贷市场的利率。这些后果，如果没有信用扩张，就将立即反过来限制扩张的趋势。

不平衡学说的支持者引用农业方面的某些现象，来证实他们关于私营企业必然缺乏供应的说法。但是，用中型或小型的农业生产，来论证在市场经济里面活动的自由竞争企业的一些特征，这是不可以的。在许多国家，农业在市场上以及在消费者中已失去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政府的干预是要保护农民免于市场变化的损害。这些农民并非活动于一个自由的市场；他们享有特权而理所当然地接受种种特别优待。他们的生产活动，靠的是权益的保留，于是落后的技术，小农的故步自封心理，企业家精神的贫乏，统统被保留了下来，而非农业人口也因此而受到损害。如果农民在业务的处理上犯了大错，政府就强迫消费者、纳税人以及抵押权人来补偿其损失。

不错，却也存在所谓“谷物—猪之循环”（Cornhog cycle）之类的事情，其他农产品的生产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但是这种循环的原因，乃在于“市场对那些低效率而笨拙的企业家们的惩罚，并不涉及大部分农民”这个事实。这些农民可以不对他们的行动负责，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一些政府和政客的宠儿。否则，他们早已走向破产，而他们的那些农田也早已由一些更明智的人们来利用。

[1]参见第十二章第5节。

[2]这种情形（事例b）与第十九章第2节讨论的情形（事例a）不同的地方在于：　在事例a中，原始利率之增加到无法计量，是因为未来财产完全变成了无价值的；在事例b中，尽管企业家成分增加到无法计量，而原始利率并不变动。参见第十二章第5节。

[3]Irving Fisher, The Rate of Interest （New York, 1907）,p.77ff.

[4]我们这里讨论的是自由劳动市场的一些情况。关于凯因斯爵士提出的议论，参见第三十章第3节及第三十一章第4节。

[5]关于“长波”的动荡，参见第二十章第9节。

[6]G.V.Haberler,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New ed. League of Nations Report, Geneva, 1939）, p.7.

[7]M. N. Rothbard，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 （Princeton，1963）.

[8]但人们不可陷于这个幻觉：　以为各银行在信用政策上的这些转变，是由于银行家和货币当局调查到信用继续扩张之必然后果。其实，促成银行行为转变的，是我们在下面（第三十一章第6节）还要进一步讨论的那些制度上的东西。在经济学的拥趸中，有些私营银行家是很杰出的；尤其是早期的商业循环论——通货理论（The Currency Theory）——乃英国银行家深思熟虑的一大成就。但一些中央银行的经营和各国政府货币政策的操作，通常托付于那些不知道无限的信用扩张有何不对，而又不接受对他们的扩张政策提出的批评的那些人。

[9]参见第三十一章第5节。

[10]参见第二十一章第2节。

[11]参见第十七章第18节。

[12]Beardsley Ruml, “Taxes for Revenue Are Obsolete”， American Affairs,Ⅷ(1946), pp.3536.

[13]Machlup， The Stock Market, Credit and Capital Formation, p.248中把银行的这种行为叫做“消极的通货膨胀主义”（passive inflationism）。

[14]参见第十八章第2节。

[15]在稳态循环的经济里面，也会有未使用的不可转换的生产设备。这正同边际以下的土地之未被使用，对于均衡并不发生干扰。

[16]哈耶克(Prices and Production ［2nd ed.， London，1935］,pp.96 ff.)用一个稍微不同的推理得到相同的结论。

[17]关于马克思及所有其他的消费不足理论，参见第十五章第9节。

[18]关于通货和信用的操纵，参见第三十一章第1至第6节。

[19]值得注意的是，这同一名词（Speculation）用来指称发起人和企业家的事前考虑和继起的一些行为，也用来指称理论家们纯学术上的推理，这种推理并不直接引起任何行为。

第二十一章　工作与工资

1． 内向性劳动和外向性劳动

一个人可能因种种理由去克服劳动的负效用（也即在其享受闲暇之前）。

1． 他工作，也许是为了使自己的身心更强壮、更有活力和更敏捷。这些目的的实现，不会使劳动的负效用成为一种代价；因为克服劳动的负效用与所追求的满足是不可分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真正的运动，不以取得奖品和成功的社会声誉为其目的。同样，真理和知识的追求，目的也在其本身，而非为了改进当事人的效率和技能以实现其他的目的。[1]

2． 他可能为侍奉上帝而甘受劳动的负效用。他牺牲闲暇而敬神，是为了另一个世界的永福，以及在朝圣的过程中，求得宗教仪式所提供的至乐（但是，如果他敬神是为了达到世俗的目的，如日常食物和俗务的成功，则他的行为，本质上无异于换取世俗利益的其他劳动行为[2]）。

3． 他可能为避免更大的祸患而卖苦力。他甘受劳动的负效用，为的是忘却和逃避一些沮丧的念头，抑或排遣一些烦恼的情绪；为自己而工作，仿佛是游戏的完美改进。但这种改进了的游戏不同于孩童的单纯游戏，后者仅仅是一种快乐的过程（当然，有的儿童，也懂得在改进的游戏中排遣自己）。

4． 他工作，也许是因为他宁可赚钱而放弃闲暇的享受。

前三类劳动，是因为劳动负效用的本身而非其结果，能够提供满足。辛苦劳累不是为了实现其过程终点上的某一目的，而是为了过程的本身。如登山者不是为了登上山顶，而是想靠“爬”来达到山顶。上山的缆车可以将他更快地送上山顶，而且费用也许比徒步的费用（例如导游的收费）便宜，但登山者宁愿放弃乘车。虽然“爬”的辛苦有负效用，不会直接使他快乐。但正是由于克服了劳动的负效用，他才得到了满足。安步当车地上山，对他而言，只能带来较小的快乐。

我们不妨把前三类劳动称为内向性的劳动，以区别于第四类的外向性劳动。在某些情形下，内向性劳动可能得到一些类似副产品的结果，这也可能成为当事人甘受劳动之负效用的一个次要理由。如虔诚的信徒会为了天国的回报而去看护病人；真理的追求者在孜孜寻求知识的同时，也可能发现某种有实际用途的东西。在这个限度以内，内向性的劳动可能影响市场上的供给。但是，交换学通常只讨论外向性的劳动。

内向性劳动引起的那些心理学上的问题，与交换学不相干。从经济学观点看，内向性劳动应该视为消费。它的完成，不仅需要当事人本人的努力，而且也需要一些物质的生产要素和他人的外向性劳动的产品。宗教仪式的举行，需要礼拜的场所及其设施；运动则需要器具和装置以及教练。所有这些都应归入消费类。

2． 劳动的喜悦与乏味

只有外向性劳动而非直接使人满足的劳动，才是交换学讨论的话题。外向性劳动的特征，表现在它所要实现的目的，在劳动的过程及其负效用以外。人们工作是为了获取劳动的果实。劳动本身会引起负效用。负效用总是令人厌烦的，一个人即便有无限的工作能力，能够完成无限的工作，他也会想方设法地节省其精力和体力。但是伴随着负效用的发生，有时还会出现某些感情的因素，即在劳动的过程中，喜悦和厌恶之情油然而生。

这两种情绪，是游离于负效用之外的。喜悦之情既不能减轻也不能消除劳动的负效用，它也不能与某种工作所提供的直接满足相混淆。它只是一种附随现象，或产生于劳动的间接满足，即产品或报酬，或产生于某些附带的环境。

人们不会为了这附随性的喜悦而甘受劳动的负效用，而是为了它的间接满足。事实上，劳动的喜悦大都是以该劳动的负效用为先行条件。

劳动的喜悦之源有：

1． 对劳动的间接满足的期待，因可能的成功和收获而自喜。辛苦工作的人，把他的工作视为实现所求目的的一个手段，当工作的进展越愈接近其目的时，高兴之情会自然出现。他的喜悦是预先体验到那个即将到来的满足。在社会合作的体制中，这种喜悦体现于“能够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能够提供同胞欣赏的劳务（后者的欣赏表现于购买他的产品或对他的劳动给予报酬）”。这无疑是一种满足。工作者的这种喜悦，来自于他享有自尊，他能够供养自己及其家庭，而不依赖别人的恩惠。

2． 在工作的时候，工人对自己的技能及其产品会产生一种美的愉悦。这与鉴赏他人的成就体验到的那种喜悦之情不尽相同。这是能够讲下面这句话的人感到的一种自豪：“我知道怎样做好这些事，这是我的工作。”

3． 当一件工作完成后，工作者因已经成功克服了所有艰辛和烦恼而喜悦。困难的、不愉快的，乃至痛苦的事情已经结束；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已经解除了劳动的负效用，因而他感到欣喜。他觉得“我已经做好了”。

4． 某些种类的工作，其本身即可满足某些特殊的欲望。例如，从事色情业的人，能够满足某些意识中的或下意识的欲望。这种欲望或者是正常的，或者是变态的。还有拜物教教徒、同性恋者、虐待狂和其他变态者，有时也能在工作中得到满足其怪癖的机会。因此，有些职业对这些人有特别的吸引力。残暴而嗜血的行为，在堂而皇之的职业借口下到处盛行。

不同种类的工作，使劳动的喜悦得以出现的条件是不同的。其同质性程度，上述第1、2类要高于第3类；就第4类而言，几乎不具备这种条件。

劳动的喜悦甚至根本不存在。某些精神的因素可能使之消失。另一方面，有人却有意地以增加工作的喜悦为目的。

对人的心灵深处有敏锐观察的人，常常有意地培养和增进劳动的喜悦。军事领袖正是因此而取得其大部分的成功。他们的工作就满足军人的第4类喜悦而言是容易的。但这些满足并非依靠士兵的忠诚。那些临阵逃脱但又另投新主的士兵，也可得到这些满足。所以雇佣兵的雇主的一项特殊的工作就是加强团体精神和忠诚的训练，以防止雇佣兵不致被引诱而叛逃。当然，有些军阀不耐烦这些琐屑之事。因此，在18世纪的陆海军中，确保忠诚和防止叛逃的惟一方法就是野蛮残暴的惩罚。

现代的工业制度并不专心于增加劳动的喜悦。它靠物质方面的改进，使得被雇佣者无论作为工资收入者，还是作为消费者或买者，都能有所获益。找工作的人如此之多，用不着特殊的方法来维系工人。大众从资本主义制度得到的利益是很明显的，没有一个企业家认为有向工人做前资本主义的那种宣传的必要。现代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为大众的需要而采取大规模生产的制度。产品的购买者同时就是在生产过程中相互合作的工薪阶级。销量的持续增加，使雇主确信大众的生活标准有了提高。他没有必要顾及他的工人有何种劳动感觉。他只专心于把他们当做消费者而为他们服务。甚至在今天，面对那些最顽固最狂热的反资本主义的宣传，也少有资本家出面给以反击。

这种反资本主义的宣传是一个有组织的阴谋，其目的是要以劳动的厌恶代替劳动的喜悦。上述第1、2类劳动的喜悦在某种程度上含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工人并非没有社会地位，作为社会生产过程中积极合作的分子，他能够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如果你蔑视这种意识，而代之以“把工薪者视为残忍剥削者的牺牲品”的意识，那就会把劳动的喜悦变成厌恶劳动的心情。

意识形态的因素，不管怎样被强调，被教导，都不会影响劳动的负效用。企图借助劝说或催眠术来削减它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用语言或教条来美化它。劳动的负效用是一种既定的现象。对任何人而言，精力和生理机能的自由而轻松的发泄，总要强于严厉督促之下的被动努力。即便是全心全意和恪尽职守的工人，劳动的负效用也能使他感觉到痛苦。如果无损于他期待的间接满足，他也会想法减轻劳动量，并且享受第3类劳动快乐。

但是，第1、2类劳动快乐，可能因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削减，并且被劳动的厌恶所代替。第3类的劳动快乐，有时也如此。一个工人如果他觉得“使他们甘受劳动之负效用的，不是他自己对那约定的报酬有较高的评价，而只是不公平的社会制度”，那他就会转而仇恨他的工作。一旦接受社会主义宣传的蛊惑，他就无法了解劳动的负效用，这是无法用任何社会组织的方法来消除的一个既定事实。马克思主义会进一步使他相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作不会带来痛苦，带来的只是快乐。[3]

以劳动的厌恶代替劳动的喜悦，既不影响对劳动负效用的评价，也不影响对产品的评价。劳动的需求和供给，仍然保持不变。因为工人工作不是为了寻求劳动的快乐，而是为了间接满足。发生变动的，只是工人的心态。他的工作、他在社会分工这个复杂制度中的地位，以及他与社会其他成员和社会全体的关系，在他看来换成新的了。他开始把自己视为一个荒谬而不公平之社会的牺牲品而自怜。他变成为一个郁郁寡欢整天牢骚满腹的人，人格不再平衡，而且易于沉湎于各色谎言妄语。本来，一个人在克服了劳动的负效用，完成了本职工作且感到愉快后，会兴致勃发、精力充沛。现在，从工作中只感受到厌烦，人的脾气变得乖张，甚至成为精神病患者。一个社会，如果弥漫着对劳动的厌恶，就会堕落成由心怀仇恨、互相谩骂和疾世愤俗之徒组成的大杂烩。

然而，在克服劳动负效用的那些意志力中，劳动的喜悦和厌恶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偶然的和非本质的。使人们只为劳动的快乐而工作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劳动的喜悦无法代替劳动的间接报酬。要想使人更多更好地工作，惟一的方法是给他更高报酬。若仅以劳动的快乐来诱惑他则纯属徒劳。当苏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独裁者，想在他们的生产制度中，让劳动的快乐派上用场时，结果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劳动的喜悦和厌恶都无法影响市场的劳动供给量。就这些心情在各种工作中的强度无异而言，这种情形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对那些受了工作特征和工人性情影响的劳动的喜悦和厌恶而言，情形也不过如此。以第4类劳动喜悦为例，的确有些职业能够提供此类特殊满足的机会，而对此类职业的渴求，将使该类职业的工资率降低。但是，正是这个结果，使得对此类职业渴望较低的人，宁可到劳动市场上去寻求收入较高的职业。于是，这两种趋势相互抵消掉了。

劳动的喜恶是心理现象，它们既不影响个人对劳动负效用的间接满足的主观评价，也不影响市场对劳动所付的价格。

3． 工资

劳动是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因此它在市场上买卖。如果工作者同时也是其产品或劳务的出售者，劳动的价格就包括在这产品或劳务的价格中；如果劳动者仅仅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而其参与生产的产品由购买劳动的企业家出售，或者劳动提供的服务是由一个消费者即期享用，则劳动的价格就叫作工资。

对行动人而言，他自己的劳动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也是劳动负效用的来源；因此，他在对劳动进行评价时，不仅要考虑预期中的间接满足，而且要考虑劳动引起的负效用。但是，在他或任何人看来，凡是在市场上出卖的他人的劳动，都不过是一种生产要素。一个人处理他人的劳动，与他处理所有稀缺性的物质生产要素是完全一样的，即评价法则是一样的。工资率和任何物品的价格皆由同样的市场过程来决定。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劳动也是一种物品。至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是否在感情上接受这个说法，则无关紧要。此处我们只需附带地强调一下就足够了：　雇主将劳动与其他物品一样地对待，是因为消费者的行为迫使他不得不如此。

但我们也不可以笼统地谈及劳动和工资而不加以某些限制。一致性的劳动和一般性的工资率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劳动在质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每类劳动都提供特殊服务。它们都被视为生产消费品和服务的一种辅助性要素而予以评价。对外科医生和码头工人的劳动作评价，两者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就间接方面看，劳动市场的每一个部门之间都相互关联着。对外科医生的需求无论增加到何种程度，都不会使码头工人成群地转向外科医生这个行业。但劳动市场各部门之间的界限并非那么清晰。劳动市场有一个持续的趋势，即工人跳槽到那些条件更优的相类似或相近的部门。因此，一个部门的劳动需求或供给发生变化，最终会间接地影响到其他所有的部门。各部门彼此间将直接展开竞争。如果有较多的人加入医生的行列，必定是有人从类似或相近的行业退出，而后者又将由其他类似或相近的部门的退出者来补充。由此类推至劳动市场中所有的部门。正是在这个意义下，所有的行业间都相互关联，不管各行业的进入条件多么不同。这里我们又遇到这样一个事实：为满足欲望而需要的工作质量之间的差异，大于人们先天的工作能力之间的差异。[4]

不仅不同种类的劳动及其价格之间存在关联，劳动与物质生产要素之间也存在关联。在某种限度以内，劳动可以用物质要素来替代，反之亦然。替代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工资率和物质要素价格的水平。

工资率的决定，如其他物质要素价格的决定一样，只能由市场说了算。不存在非市场的工资率，正如不存在非市场的价格。劳动的交易如任何物质要素一样，是在市场上进行的，工资由此而形成。通常把雇佣劳动的那一部门的生产商品市场叫作劳动市场，它与其他所有部门的市场一样，都因企业家的牟利动机而启运。每一个企业家都愿意以低价购得实现其计划所需的各种劳动。但他的工资出价必须高到足以从相邻的竞争行业吸引他所要雇佣的工人。其最高限取决于他预期因雇佣工人而增加销量所能得到的收益。其最低限则取决于与他竞争的企业家的工资叫价，后者的考虑也是如此。当经济学家说“每种劳动的工资率高低取决于它的边际生产能力”时，他想的就是这种情形。这个真理的另一种表达就是：　工资率取决于劳动和物质要素之供给状态，与预期中的消费品的价格。

工资率决定的这种交换学解释，已经成为感情意义上攻击的目标，但这种攻击是完全错误的。有人说，劳动的需求有受垄断势力左右的因素。支持这种说法的大多数人，总爱搬出亚当·斯密偶然说过的一句话，即“雇主之间为压低工资，会实现一种默契甚至永恒的合谋”，[5]来证实他们的观点。另一些人则含糊其词地指责工商各行都有行业协会。这都是些空洞无物的说法。但这些想法虽然零碎，却是工会组织和所有现代政府劳工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彻底分析。

对劳动和物质要素的出卖者，企业家所持的立场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必须以最低的价格取得所有的生产要素。为此目的，的确有企业家或其组织甚至其全体，不顾自由市场规则，把工资率或劳动价格定得过低，但这种情形的惟一必要的条件是，因制度的壁垒使企业家阶层的进入途径被彻底封闭。如果新企业家的出现，或在位企业家之经营活动的扩张没有人为的障碍，则生产要素的价格不符市场均衡的跌落，势必为利润的赚取提供新的机会。有人会利用现行工资率与劳动边际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提供的牟利机会而进入市场。他们对劳动的需求将使工资率回到由劳动边际生产率限定的高度。亚当·斯密所说的雇主间的默契联盟即便存在，也无法把工资压低到竞争市场的工资率之下，除非进入企业家阶层的必要条件不只是大脑和资本（后者通常预示着企业能够获得最高的回报），而且还需要具备为特权阶级保留的头衔、专利和特许。

有一种说法是，求职者必须在任何价格下出卖其劳动，不管这价格如何地低，因为除了工作能力外，他别无任何其他的谋生来源。他无法待价而沽，只好被迫接受雇主赐予他的“恩惠”。工人阶级的这一固有弱势使雇主能够轻易地压低工资率。由于雇主对劳动的需求不如工人对满足基本生活的需求那样迫切，因此，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可以较长时间地等待。这种说法是有漏洞的。它把“边际工资率和与较低的垄断工资率之间的差额，被雇主们作为垄断收益掠为己有，而非通过产品价格的降低转移给消费者”视为当然。但事实是，如果作为一个企业家和产品出卖者的雇主，依生产成本的降低而降低产品价格，工资的削减并不能使他们获利。这全部的收益将转移给消费者，因而也转移给了同时作为产品消费者的工资收入者，企业家只能以消费者的身份分享此收益。雇主如果想要扣留来自“剥削”工人的那份额外利润，则他们在出卖产品的时候，就必须联合起来，统一各种生产活动，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垄断。但如上所言，这种局面的形成，只有靠在制度上把企业家阶层的进入渠道严密地封闭起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亚当·斯密和公众舆论所说的那种垄断性的雇主结盟，必然是一种需求的垄断。但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所谓的需求垄断事实上是一种特殊性质的供给垄断。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雇主才可能联合起来压低工资，即他们垄断了那种所有生产都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并以垄断的方式来限制这种要素的供给。但由于事实上没有一种物质要素是每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他们就必须垄断所有的物质要素了。这种情形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出现，在那里，既没有市场，也没有物价和工资。

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地主，任何物质要素的所有者都不可能组成一个与工人利益相对抗的普遍性的卡特尔。生产活动的特征，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必然是劳动的稀缺性大于天赋自然要素的稀缺性。因而劳动的稀缺性决定了相对丰富的自然物质要素被利用的程度。之所以存在未开垦的处女地和矿藏，是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劳动来利用它们。如果已耕种土地的地主，为谋取垄断收益而组成一个卡特尔，那么，边际下的地主的竞争必然使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同理，人造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如果没有自然要素所有者的合作，也无法组成一个普遍有效的卡特尔。

我们反对“雇主为剥削劳工而默契地或明显地合谋垄断”这一说法，除了上述理由外，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我们曾经论证过，在自由的市场经济里，任何领域和任何时期都难以出现这样的卡特尔。我们也已说明，“求职者由于不能等待而被动接受雇主任意压低的工资率”的说法，也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工人也可能有储蓄，即便在失业时也不至于饿死而急于出卖劳动力。另一方面，等待也会给企业家和资本家造成财务方面的损害。如果他们不能利用他们的资本，他们必将受到损失。所以，关于工资谈判中所谓“雇主得势”和“工人失势”的一切论著，都是空洞无物的。[6]

但这些考虑都是次要的和附带的。中心的事实是，凡是对劳动的需求垄断，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里都不可能存在，而且事实上也不存在。它的出现，只是由于制度障碍堵塞了进入企业家阶层的途径。

还有一点是我们必须特别指出的。当说到“雇主垄断性地操纵工资率”的时候，似乎暗含着劳动是一种同质性存在的前提。它讨论的是“一般性劳动”的需求或供给的概念。但如前所述，这样的概念没有实际存在的对应物。因为劳动市场上买卖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提供某些特定服务的特定劳动。每个企业家是在寻找适合完成其计划的特定工作所需的特定工人。他必须把这样的专门人才从他们目前的从业部门中吸引过来。要实现这个目的，惟一的办法是给他们较高的工资。一个企业家计划的每个创新——一种新产品、一种新的生产程序、为一个分支机构选择一个新的地点、或者只是扩张自己或别人原有的企业——都必须雇佣当时已在别处从业的工人。企业家不是单纯地面对着“一般劳动”的缺乏，而是面临他们所需的那些特殊劳动的缺乏。企业家之间为取得最称职职工的竞争，其剧烈程度决不亚于为取得必要的原料、工具、机器，以及从资本借贷市场上取得资本的竞争。个别厂商的经营扩张，同整个社会活动的扩张一样，不仅仅受制于可以使用的资本财的数量和“一般劳动”的供给量。

在每一个生产部门，其活动的扩张，也受限于专门人才的供给量。这当然是一个暂时的障碍。长远来看，因为专门人才的缺乏而出现的较高工资的激励，会使大量的工人积极接受专门的职业培训，以适合加入那些缺乏专门人才的部门。但在一个变动的经济里面，缺乏专门人才的现象，每天都会重现，因而决定了雇主们经常在寻找工人。

每个雇主一定会力求以最便宜的价格购得其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在内。如果他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支付其工人的工资，他可能就失去其企业家的地位；反之，如果他企图把工资率压低到劳动边际价值水平以下，他就雇佣不到能够充分利用生产设备的合适工人。工资率的必然趋势是与劳动的边际产品的价格相等。如果工资率跌到这一点之下，则来自增雇工人的利益就会拉动劳动的需求，因而导致工资率的上升。如果工资率高于这一点，则来自雇佣工人的损失就会使雇主不得不解雇工人。失业者求职的竞争，将形成工资率下降的趋势。

4． 交换学意义上的失业

如果一个求职者无法获得其希望的位置，他就必须退而求其次，寻找其他的工作。如果他找不到能够赚得他所希望的那个报酬的职业，他就必须降低他的要求。否则，他就找不到任何职业，继续处于失业状态。

引起失业的原因，是那些想赚钱的人们能够等待，而且确实在等待。这一事实正好与上述“工人不能等待”的说法相反。在自由市场经济里，一个求职者如果不想等待的话，他总能找到一个职业，因为在自由市场经济里，总有一些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资源和中间产品未被利用。他只要肯降低他希望的报酬或变更他希望的职位或工作地点就行了。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总有些人在某些时候工作，而在其他时间则靠工作时所积累的储蓄维持生活。因此在一些大众文化水准很低的国家，要激发那些准备休息的人继续工作常常是件难事。在那儿，一般的人是如此麻木和迟钝，只知道赚钱为的是买得休闲。他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将来可以不工作。

在文明国家，情况则不同。这里的工人把失业视为一件坏事。为了避免失业，他宁可忍受一些能够承受得起的牺牲。他在就业和失业之间的选择，与在其他行为间的选择是一样的，他自会权衡其间的利弊得失。如果他选择失业，这种失业就是一种市场现象，其性质与变动的市场经济里的其他市场现象并无二致。我们不妨称这种失业为市场导致的失业或交换学意义上的失业。

大致有如下几种导致某人选择“宁可失业”的考虑：

1． 此人相信他不久能够在其居住地，或他更喜欢的和受过训练的职业中，找到一个更满意的工作。他之所以暂时待业，是为了避免职业转换和易地迁徙的费用和其他的不利。有些特殊的情况会增加这些成本。有私有住宅的人比那些租房子住的人更不愿意乔迁他乡。已婚的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少流动。还有，某些职业会损害工人日后重操旧业的能力。例如制表工人转而伐木，一段时期后，他就可能丢失制表的技巧。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他选择暂时失业，是因为他相信这个选择从长远看来是合算的。

2． 有些职业的需求受到季节变动的影响。一年当中的某些月份，对这些职业的需求非常强烈，而在其他月份则很微弱甚至会消失。工资率的结构能够减低这些季节性变动的影响。受季节变动影响的行业，要想在劳动市场上雇到工人，就必须在旺季支付较高的工资以足够弥补工人在淡季时歇业的损失。于是，有些工人在旺季时会储蓄一部分高工资，以维持淡季歇业时的生活。

3． 有些人选择暂时的失业，是因为通常所说的一些非经济的或甚至不合理的考虑。他不接受与他的宗教、道德和政治信念不相容的那些职业。同样，他也会拒绝有损于其社会声誉的职业。例如，传统的绅士行为标准，会影响他不去从事使他丢面子的工作。

因此，在自由市场里，失业往往是自愿的现象。在失业者的心目中，失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市场结构有时会使工资率下降。但是，在一个未受限制的市场里，对于每种劳动，总存在一个凡是想工作的人都可得到工作的工资率。最终的工资率，是那些找工作的人都能够得到工作的工资率，而且是所有的雇主想雇佣多少工人就能雇佣多少的工资率。这种工资率的水平，取决于每样工作的边际生产率。

工资率的波动，是消费者主权所赖以在市场上实现的手段。正是这些波动，才使得劳动被适当地配置于各种生产部门。在工人过多的生产部门，工资率下降，反之则上升。于是，个人面临一种严酷的社会压力。它们显然会限制个人选择职业的自由。但这种压力不是刚性的。它还为人留有一定的余地，使他作出较合适的选择。在此范围内他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为。这是个人在社会分工的架构里所能享受到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而这种压力，也是保持社会合作制度不可或缺的最低限度的压力。如果说这种工资制度所形成的交换学意义上的压力不好，那么就只有一个替代的办法，即由一个绝对的权威——计划一切生产活动的中央统制机构——用命令分配每一个人的工作。这就等于消灭了所有的自由。

的确，在市场工资制度下，个人没有选择永久失业的自由。但是，也不存在其他可以想像的社会制度，能够容忍一个人享有无限休闲的权利。人之所以无法免除劳动的负效用，并非社会制度的结果，而是人生和人的行为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属性。

借用力学的一个概念，把交换学意义上的失业比喻为“摩擦性”失业，这并不妥当。在稳态循环的经济假构里，不存在任何失业。失业是经济变动中的一个现象。因生产过程安排的变动而被解雇的工人，没有及时利用各种机会谋取到另一份工作，可能是在等待更有利的机会。这种现象，不是对情况变动而迟缓调整的结果，而是延缓了调整步骤的那些因素的结果。对变动情况的自动反应之所以迟缓，与求职者个人的意愿和选择有关，甚至是他们有意的行动结果。那是经过斟酌的，并非所谓的“摩擦”。

交换学上的失业，不能与制度上的失业相混淆。后者不是求职个人有意决定的结果，而是用强制力把工资规定得高于自由市场决定的工资率的结果。关于制度性失业的讨论，属于干预主义问题，这里将不涉及。

5． 毛工资率和净工资率

雇主从劳动市场买到的，以及他支付工资所换得的，必然是他按照市场价格评价的一定量的工作成就。劳动市场各部门的习惯和做法，并不影响对这些特殊成就所支付的价格。毛工资率趋向的那一点，通常等于来自雇佣边际工人而增加的生产在市场上能卖出的价格，当然必须扣除那些必要原料的价格，以及必要的资本原始利息。

雇主在考虑是否雇佣工人时，他并不推敲工人拿回家的工资是多少。他关心的是：“为了得到这个工人的服务，我必须付出的全部代价是多少？”交换学在讨论工资率决定的时候，总是指雇主为取得某种劳动的确定工作量必须支付的全部代价，也即毛工资率。如果法律或商业习惯迫使雇主除支付工人工资外，还必须另有支出，则工人拿回家的工资就相应减少。但因为这些附带的支出完全归属于工资收入者，所以它不会影响毛工资率，只会降低净工资率。

这种情况倒是会引起一些必须了解的后果：

1． 工资按计件还是按计时方法算，并不重要。同时，在采用计时工资时，雇主只考虑一件事：　他希望从雇佣的每个工人的身上得到平均工作量。他必须考虑到计时工资制下，工人的偷懒和不诚实行为。他会解雇那些不能完成最低工作量的工人。另一方面，想多赚工资的人，必定会流向计件工资制的职业，或者寻找一个最低工作量较高，因而工资也较高的职业。

在一个自由的劳动市场上，计时工资是按天支付，还是按周或按月支付，也不重要。同样没有关系的是：　解雇前的通知期限的长短，契约的有效期是一定的还是终身的，工人是否有权退休，他和他的遗孀孤儿是否有养老抚恤金以及带薪休假，病残时是否有救济金或其他生活来源等。雇主面临的问题依然如故，即签这份合同是否值得呢？就我自己可能得到的报酬而言，我的付出是否太多了？

2． 所以，一切所谓的社会负担和收益的归宿，最终都落在工人的净工资上。至于雇主是否有权从他付给工人的薪水中扣缴各种社会安全性间接税捐，也都无关紧要。无论如何，这些税捐是雇工的负担，不是雇主的负担。

3． 对工资课税也是如此。不管雇主是否有权从工人拿回家的净工资中扣掉这些税。

4． 缩短工作时间，也不属于对工人的免费赠予。如果后者不增加他的产出量以弥补工时的缩短，则其计时工资就会降低。如果法律规定工时必须缩短而工资不许降低，政府强令提高工资率的所有必然后果就将集中出现。其他的所谓社会收益，例如带薪休假，也会产生同样的后果。

5． 如果政府对雇佣特种工人的雇主给予补贴，则这类工人拿回家的净工资就会相应增加。

6． 如果政府对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人给予津贴，使他的收入提高到此最低标准，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工资率的水平，但这个制度却会间接诱发求职者的增加，从而增加劳动的供给，并可能导致工资率的降低。[7]

6． 工资与生活维持费

原始人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为获取稀缺的自然资源而不懈地抗争。在这种残酷的生存努力中，许许多多的个人及其整个家族、部落乃至种族都灭绝了。原始人总是生活在饥饿致死的恐慌之中。是文明曾经使我们摆脱了这些危险。的确，人的生命时刻面临着危险，可能随时毁灭于那些不可控制的，或至少我们的知识和潜力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但是，饿死的恐怖再也威胁不了我们这些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了。凡是有能力工作的人，总能够赚到超过基本生活所需的收入。

当然，社会上不乏无工作能力的残疾人。还有些病弱者只能从事少量的工作，因而不可能赚到与正常人同样多的工资，而且工资率之低，有时甚至使他们无法维持生存。只有在他人的襄助下，这些人才可能生存和保持人的尊严。救助他们的有亲属、朋友、慈善家和社区扶贫机构。由于受救济的人不是通过社会生产分工而相互合作的，其满足以往所需的生活资料并非源自其自身的行动；他们之所以得以生存，乃得益于他人的无偿照顾。因此，与济贫有关的问题属于消费的安排，而非生产活动的安排。人的行动理论只涉及消费品的供应，不涉及消费的方式，因而济贫问题不在行动理论的架构之内；交换理论对济贫方法的讨论，只局限在其可能影响劳动供给的范围内。济贫政策有时会诱使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懒于工作。

在资本主义社会，平均投资额有一个稳定增长的趋势。资本积累的增长会超过人口的增长。因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实际工资率以及工薪层的生活水准，也趋向于持续上升。但这种福利的增进，并非人类演进法则的必然作用的体现，而是唯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的自由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在资本耗损的同时，人口却增加或减少不够，上述趋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当前的政策取向，甚至必然会如此。于是饥荒重又降临人间，可利用的资本品数量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张，以致有些工人赚不到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工资。只要这种情况一出现，社会内部必将发生不可调解的冲突，其剧烈程度之高甚至可以使一切社会纽带彻底断裂。如果社会合作者中有一部分人注定不能赚取其基本生活费用，社会分工就无法维持下去。

“工资铁律”所指的和政治煽动家一再提倡的最低生活标准这一观念，在交换学的工资理论中没有任何用处。社会合作立基其上的一个事实是：分工下的合作劳动，比孤立的个人劳动能够产出更多，因而身体健康的人再也不用担心饥荒的威胁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最低生活需要”这个观念，在交换学上没有用武之地。

而且，“最低生活需要”这个观念，缺乏科学的严密性。原始人的生活环境，是那些养尊处优的资本主义后裔无法忍受的，但原始人却能够适应。可见，并不存在一般的所谓最低生活需要的事实。为维持一个人的健康和生育能力，需要一定的热量，为恢复工作体力，则需要更多的热量，这个想法同样站不住脚。这些关于豢养牲畜和解剖标本鼠的观念，无助于经济学家对有目的性的人的行动的理解。“工资铁律”，以及本质上相同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中的“劳动价值”（决定于为它的生产因而也为它的生产所必须的工作时间），是交换学所不屑的观念中最无根基的。[8]

但是我们不妨对工资铁律有条件地加以解构。如果你把工资收入者仅视为一种动产即奴隶，没有其他的社会用途；如果你假定他们在食物和繁衍之外没有其他的欲求，不知道在动物性欲求的满足之外还应该为了收入而寻求职业，那么，工资铁律倒是工资率决定的基础。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由于错误的价值论使然，对此问题毫无解释办法。托伦斯[9]和李嘉图的“劳动的自然价格是恰好使工资收入者得以维持其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其后代的那个价格，不多也不少”定理，从逻辑上而言，是他们不健全之价值论的必然推理。但当他们的门徒发现这一显然荒谬的理论实在差强人意时，便开始修正，其结果等于完全放弃了对工资率的决定进行经济学解释的企图。为了维持最低生活费的学说，他们想出了以“社会”的最低标准取代生理的最低标准的办法。他们不再说“为维系工人必要的生活和保证不减少劳动供给所必需的最低限”，而代之以“为维持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所承认的生活标准所必需的最低限”。尽管日常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工资和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水准在稳定提高，尽管由于产业工人社会地位的改善推翻了社会等级和社会尊严这些既有的观念，而那些把人们分隔成各种阶级的传统藩篱显然不复存在，可这些学说却依然宣称由古老的风俗习惯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化生产不断地为大众消费提供前所未闻的新产品，这些新产品连古代帝王都梦想不到，而一般的工人却可享受，只有那些囿于个人和党派偏见的人，才会用上述观点来解释工资率的决定。

德国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把工资率等同于物价和利率，都归入所谓的“历史范畴”，因此在处理工资率的时候，它使用的是“适合个人社会阶层地位之所得”的概念，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个学派的要旨是否定经济学而代之以历史。使我们觉得惊奇的倒是，马克思及其门徒竟浑然不知，当他们赞成这一学派的时候，却正在彻底粉碎所谓的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当1860年代早期英国出版的那些论著，使马克思坚信再也不能墨守古典经济学家的工资理论时，他就修正了他的劳动力价值学说。他宣称“所谓自然欲望的范围及其满足的方式，其本身乃历史演进的结果”，而且“大体上取决于那个国家达到的文明程度，尤其取决于自由劳动阶级赖以形成的那种生活水准的一些条件和习俗”，因此“历史和道德的因素为劳动力价值的决定所必需”。但当说及“就某一时期和某一国家而言，最低生活所必需的平均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时[10]，他便陷入了自相矛盾而且开始误导读者。他的心中不再有“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了，而充斥的是依传统观点不可缺少的那些东西，也即为维持工人在传统社会阶层中的地位而必需的东西。借助这样的解释，就等于放弃了经济学或交换学有关工资率决定的任何阐述。工资率被解释为历史事实，不再被视为市场现象，而被视为来自市场以外的东西。

然而，即便是那些认为实际工资率水平由市场外因素决定，但迫使市场接受的人，也难免推演出一种理论，而把工资率的决定解释为消费者评价和抉择的结果。如果缺乏交换学的工资理论，则市场的经济分析就不会是完全的，在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把交换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物价和利率的决定问题，而把工资视为历史事实来接受，简直是荒谬绝伦。值得被称为经济理论的，在工资率决定的问题上，必须超越“历史和道德因素”的解释。经济学的特征，是它把那些市场交易上表现出来的交换率解释为市场现象，它的决定必然受到一些事件之间相互连续的规律性的影响。这一点，正是经济概念与历史解释不同的地方，也即理论与历史不同的地方。

我们不妨充分想像这样一种历史情形，即工资率的水平是由市场外的强制力强加给市场的。用法令规定工资率，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干预主义盛行之时代最主要的特色之一。这样，就出现了两种工资率：　一种取决于自由市场上劳动供需双方相互作用，另一种取决于市场外的强制力，而交易双方必须遵行。但是它们之间的不一致会引起什么后果呢？这就是经济学要研究的了。

工资至少要高到足以使他能够维持与他社会地位相符的生活标准，这的确是工资收入者的想法。每一个工人关于他应有的社会地位、身份和习惯，正如他关心自己的效率和成就一样，都有其特殊的想法。但这样的自以为是和自我陶醉与工资率的决定毫无关系，他既不影响工资率的上升，也不影响工资率的下降。有时，工资收入者所乐于接受的工资率，比他自己想像中的符合其地位和效率的工资率要低得多。假如雇主给他的工资高于他所希望的，他可以受之无愧。在工资铁律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工资率”的说法得以流行的自由放任的时代，实际工资率保持着逐渐上升的趋势，尽管这个趋势有时会短暂中断。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标准的确上升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

工会组织要求，名义工资率至少要适应单位货币购买力的变动而经常提高，以保持工人原有的生活标准不致降低。即便在战时，他们也坚持这一要求。他们认为即便在战时，通货膨胀也好，扣缴所得税也好，都不能影响实际工资的净额。这个主张隐含着《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和“失去的只有锁链”的宗旨。因此他们在资产阶级剥削者发起的世界大战面前是中立的，国家的胜利或灭亡，他们并不关心。经济学可以不管这些事情，它要确认的惟一事实是：　无论有多少种理由，赞成把工资率提高到自由市场决定的工资率水平之上，都不重要。如果由于上述要求，实际工资率果真提高到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的水平之上，必然会有相应的后果出现，而此后果与工资率赖以提高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

在回顾自文明开端至现代的人类全部历史时，采用一个一般性的概念来描述人类劳动生产率的几何倍数的提高是有其意义的，因为文明国家在今天的确比其远古先民能够生产更多的数量。但劳动生产率这一一般概念，在人的行动学或交换学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无法用计量的方法来表述。更不用说用它来处理市场问题了。

今天的工会组织使用劳动生产率这个概念，是为了给工团主义者的冒险行动提供一个伦理学上的合法性。它们把劳动生产率或者定义为按货币计算的产品总量（既可以是单个企业，也可以是某行业所有企业的产量）的市场总价值除以被雇佣的工人总数，或者定义为每人/时的产量（企业的或全行业的）。用这种方法计算并比较特定生产期间首尾的产量，他们将即期超过基期的产量称为“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并认为这种增加完全应该归功于工人。他们由此要求在工人基期所获工资的基础上，将劳动生产率增加的相应收益全部用来提高工人的工资率。面对工会的这一要求，大部分的雇主既没有对工团主义教条加以驳斥，也没有质疑所谓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他们只是委婉地指出，他们已经完全按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将工资率作了相应的提高，提高的幅度甚至还超过了这一限度。

但是，一个企业或整个行业的工会所采用的这种计算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在美国的一家制鞋工厂里，1000个工人每周用40个小时能够生产出m双鞋子，而在亚洲某些落后国家的旧式手工鞋坊里，同样多的工人用同样的时间，甚至用超过40个小时的时间，所生产的鞋子却肯定大大少于m双。如果按照工会的上述计算方法，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无疑是巨大的。但这并不能说明美国工人有天生优越的能力。他们并不比亚洲人更勤劳、更能吃苦、更灵巧或者更聪明（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现代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与那些必须亲自操作老式工具的工人相比，其工艺过程反而更为简单）。美国工厂的优势完全取决于生产设备的先进和企业家行为的深谋远虑。落后国家的商人之所以没有采用美国式的生产方法，是因为他们缺乏资本的积累，并非他所雇佣的工人无能。

在“工业革命”的前夕，西方国家的生产条件，与现今东方国家并无太大的差距。西方大众之所以有目前的平均生活水平（都高于其前资本主义时代或苏联），是资本储蓄积累以及富有远见的企业家明智投资的结果。如果新发明的采用缺乏源于储蓄的资本品的增加，技术的进步就无法实现。

尽管工人对生产技术的改善从来就没有什么贡献，他们（在一个未被政府或工会暴力破坏的市场经济里）无论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却最先享受到了生产条件改善带来的利益。

使一系列导致经济条件改善的连锁行动得以启动的，正是源自储蓄的新资本的积累。这些新增的资本，使此前因资本品缺乏而无法实现的项目成为可能。为了实现这些新的投资项目，企业家在生产要素市场上，与那些早已进入并经营其他项目的企业家展开了竞争。他们为了获得生产所需数量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不得不提高了原材料的价格和工资率。因此，工资收入者，从这个过程的一开始，就分享了储蓄者放弃部分消费出让的利益。在资本进一步扩张的过程中，他们作为消费者，又再次受惠于生产规模扩大所导致的产品价格下降。[11]

经济学因此这样描述这一系列变化的最终结果：　资本投入的增加，在工资收入者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导致劳动边际效用也即工资率的提高。使工资率上升的因素，是资本的增加超过了人口的增加，换言之，是人均资本投入的增加。在没有人为障碍的劳动市场上，工资率水平总会趋向某一点，与每一种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这个水平，正好等于增加或解雇一个工人所增加或减去的价值。在这个比率上，所有寻求就业机会的人都能找到工作，所有急于雇佣工人的雇主都能雇佣到他所需的工人。如果工资率超过了这一市场比率，一部分潜在劳动力就必然失业。这时任何一种为提高工资率到潜在市场价格之上的强制做法开脱的学说都无济于事。

因此，工资率的最后决定因素，是作为工资收入者的国民对其服务和绩效的自身评价。劳动之所以和物品一样地就市论价，不是因为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冷酷无情，而是因为他们无条件地受到铁面无私的消费者主权的支配。消费者不打算满足任何人的骄傲自得和自我陶醉，他们需要的是最便宜的服务。

工资率的历史解释与回溯定理的比较

按照马克思和德国历史学派的说法，工资率是一个历史事实而非交换学的现象。现在我们把这种学说与货币购买力的回溯定理[12]比较，也许是有用的。

回溯定理确认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样商品，如果其在作为交换媒介之初，不具备有交换价值的其他用途，就不可能用作交换媒介。但这个事实并不严重影响货币购买力的日常决定，因为货币购买力的决定，是货币的供给和那些想保持现金的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回溯定理并没有说货币与物品、服务之间的任何实际交换率只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与今天的市场情况无关。它只解释一种新的交换媒介如何开始被使用和继续被使用。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说在货币购买力的形成过程中有历史的因素。

这与马克思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定理”完全不同。照后者的说法，市场上出现的工资率水平是一种历史现象，与消费者（劳动的间接购买者）和工资收入者（劳动的卖者）的主观评价完全无关。工资率由过去的历史事件决定，既不会高于也不会低于历史所决定的水平。例如，今天瑞士的工资率比中国的更高的事实，只能用历史来解释，正如只有历史才能解释，为何拿破仑一世是法国人而非意大利人，为何他成为了一位皇帝而非科西嘉的一名律师。在解释瑞中两国的牧人和泥水匠之工资率的差异时，不能借助于那些在每一个市场上无条件运作的因素，而只能靠这两国的历史来解释。

7． 受劳动负效用影响的劳动供给

对劳动供给有影响的某些基本事实是：

1． 每个人只能支付有限的劳动量。

2． 这一定量的劳动并非随时可以使用，其间少不了休息和消遣的时间。

3． 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所有种苦的工作。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学习，决定了个人工作的差异。而且有些种类的工作必须具备先天的禀赋，任何训练和教育都无济于事。

4． 如果工作能力没有衰退或完全消失，他必须得到适当的照顾。一个人在其精力必然衰退的时期，为维持他先天的和后天习得的能力，尤其需要特殊的照顾。

5．当一个人在某一时段的工作能力达到其极限时，休闲就成为必要，否则，疲劳将会损害工作的质和量。[13]

6． 人们大都好逸恶劳，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劳动对人是有负效用的。

那些仅直接满足自己需要，在孤立经济状态下自给自足的人，在开始感到休闲的价值大于从工作所得的满足的增加时，就会停止他的工作。在满足了最迫切的需要后，他就认为那些尚未满足的需要比休闲更次要了。

工资收入者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待他们耗净了其全部工作能力后，也就不想工作了。这时从增加工作所能得到的直接满足，再也无法补偿增加工作所带来的负效用，于是他们也将停止工作。

一般的见解，囿于传统教条和马克思的口号，对于这个事实的把握非常地迟钝。它甚至至今还固守着一个习惯，即把工资收入者视为奴隶，把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同于奴隶和牲畜的主人维持奴隶和牲畜生存的基本费用。在这种见解的持有者看来，工资收入者因为穷不得不沦为奴隶。而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却把这种隶属关系称为自愿的，解释为雇佣双方平等的契约关系。其实，工人是不自由的，他在胁迫下工作；实际上像奴隶一样被套上了枷锁，因为被社会遗弃的人是别无选择的。甚至那表面的选择权利也是虚假的。雇主间公开或默契的合谋，统一规定雇佣条件，以致使这种自由变成虚幻。

如果你以为工资只是补偿给工人自保劳力和繁衍能力的费用，或以为工资的水平取决于传统，那么，你自然会把劳动契约中工人方职责的每一次减轻，都视为工人单方面得到的利益。如果工资水平不随工作的质量而变化，如果雇主不按市场决定的价格支付工人工资，如果雇主购买的不是确定量和质的劳动，而是一个奴隶，如果工资率低到自然的或历史的最低标准以下，那么，你就可以用强迫缩短工作日的时间以改善工资收入者的命运。于是，就可以把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同于17、18和19世纪初，欧洲各国用以逐步减轻而最终废除地主对农奴课征徭役的那些法令，或视之为减轻囚犯工作量的那些法律。于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引起的工作日的缩短，被认为受剥削的工资奴隶对抗那些自私的雇主所取得的胜利。所有责成雇主让利于工人的法律皆被称为“社会的利益”，被称为“工人无须任何牺牲而得到的施舍”。

在一般人看来，这个说法的正确性来自以下一个充分的事实：　工资收入者个人对劳动契约条件的决定，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影响。关于工作日的长短、周假日出工、用餐时间及其他事情的决定，工人都无缘过问。他们只有屈从这些条件，否则只好饿死。

在前面数节中，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一推理过程的基本错误。雇主要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适合完成他们需要的那些工作的工人。正如企业家必须为他的工厂选择最适合的区位、设备以及原材料一样，他也必须雇佣最有效率的工人。他必须这样来安排工作条件，使它们对他需要的工人具有吸引力。单个工人的确对工作条件的安排没有什么影响。工作条件与工资率水平、物价、消费品品种一样，是无数的个人在市场活动中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一种众相，它们不大受到单个人的影响。但是，如果说个人的投票，因为淹没在千百万计的投票中而没有影响，或者说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人的投票实际上也无足轻重，则是对事实的扭曲。即便你为了争辩而承认这种说法，也无法据以推导出“用集权主义替代民主程序的选举更能使政府官吏真正代表民意”这样的结论。在市场经济民主方面，与此相对应的说法是，个别消费者无法对抗众多的供给者，而个别的被雇佣者也无力对抗众多的雇佣者。当然，为大众消费而大量生产的产品的特性，不取决于某个人的嗜好，而取决于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喜好。而各地各产业的劳动契约条件，也不取决于单个求职者，而取决于众多求职者的行为。如果午饭的时间，习惯上被安排在中午和下午1点之间，那个想在下午2点和3点之间用餐的工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愿望。但是，在这个例子中，这个工人所不得不服从的社会压力，这并非来自雇主而是来自他的大多数伙伴。

雇主在寻找合适工人的时候，如果因其他条件不具备空手而归，他们也不得不适应环境所造就的严重和高代价的不便。在许多国家，一些被反资斗士污蔑为社会落后分子的雇主，也必须满足工人基于宗教仪式、阶级、身份等考虑而显示出的愿望。这些雇主必须把工作时间、假期以及许多技术上的问题按照这些愿望来安排，不管这样做会有多少麻烦和不便。一个工人如果被安排去做人所共恶的工作，雇主就必须向他支付额外的补偿报酬。

劳动契约的条款涉及所有的工作条件，不仅仅是工资率的水平。企业内的团队协作以及企业间的相互依存，使劳动契约的内容不可能过多偏离某国某行业的习惯安排，因而它们可能被标准化而实现基本一致。但此事实并不会削减工人对劳动条件的影响作用。这些安排对单个工人而言，如同铁路运行时间表对每个旅客固定不变一样。但是谁都不能说，铁路公司在决定行车表时，不会考虑潜在旅客的愿望。相反，它们会尽可能地使更多的旅客满意。

关于现代工业化演进的解释，已经被反资本主义的偏见弄得面目全非。这些偏见既有政府方面的、大众方面的，也有所谓亲劳工的作家和历史学家。照他们的说法，实际工资率的上升，工作时间的缩短，童工的禁用以及已婚女工的限制，都是政府和工会的干预，加之人道主义作家舆论压力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干预和压力，企业家和资本家就会把那些来自投资增加和技术改良的利益全部据为己有。因此工资收入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牺牲资本家、企业家和地主不劳而获的利益。而且特别必须推行这些干预政策，因为牺牲少数自私剥削者，并日益减少有产阶级的不公平收益，有利于增进多数人的福祉。

这种解释是明显错误的。凡是限制劳动供给的一切措施，在其增加劳动边际生产率和降低物质生产要素边际生产率的程度内，都将直接或间接加重资本家的负担。因为这些措施限制劳动的供给而不减少资本的供给，它们实际上增加的是来自生产努力的净生产总额中分配给工资收入者的那一部分。但此净生产总额也将降低，至于一个小饼的相对较大的份额，是大于还是小于一个大饼的相对较小的份额，则取决于各个场合的特殊情况。利率和利息率不受劳动总供给减少的直接影响。物质生产要素的价格下跌，个人完成工作的单位工资率（雇工的人均资本不一定如此）则上涨，产品价格也相应上涨。至于所有这些变化是否导致工资收入者收入的改善或恶化，我们已经说过，是必须区别对待的事实问题。

但我们不可假定这些措施不会影响物质生产要素的供给。工作时间的缩短、夜间工作的限制以及雇佣特殊工人的限制，都有损于一部分资本设备的利用，也即等于资本供给的降低。资本品的稀缺因之加甚，由此完全抵消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对于资本品边际生产率的上涨可能。

如果政府和工会既强迫缩短工时，又禁止市场工资率的下降，或者如果原有的一些制度防止这样的下降，则必然导致所谓的制度性失业。

过去200年西方文明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是工资收入者生活水准持续增长的历史。资本主义固有的特征，是为了满足大众消费而大规模地生产，其指挥者是那些精力最旺盛、最有远见，而且百折不挠矢志进步的个人精英。它的推动力是利润动机，为了获得利润，工商业者不断地为消费者提供多而价廉物美的享受。超过损失的利润只有在持续发展的经济中才会出现，而其增长幅度仅以大众生活水准改善的程度为限。[14]所以资本主义制度，是促使那些精明过人之士，尽其所能增进芸芸众生之福利的制度。

历史的经验是不可度量的。货币决非价值和欲望满足的标尺，因而不能用它来比较不同时期的人们的生活标准。然而，凡是其判断力未被离奇偏见搅乱的历史学家都认为：　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使得资本品的增长加倍超过了同期人口的增长。今天的资本设备，无论是全部人口的人均份额，还是全部工作者的人均份额，都比50年前、100年前或200年前多出不知多少倍。同时，工资收入者从产出的物品总量中得到的份额也大大增加，而且这个总额本身也比过去大得多。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以往情形相比，如奇迹一般。在“快乐”的往昔，甚至最富有的人所过的生活，与今天美国、澳洲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也只能是相形见绌。马克思在不假思索地一再称颂中世纪雍容华美的同时，却认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趋势是使工人越来越穷。其实，资本主义已经使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日益丰富，尽管他们还不时反对采用那些能进一步改善其生活的发明创新。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美国工人被迫生活在中世纪地主的庄园中，（砌墙时）没有铅锤可用，或者缺乏其他一些在今天被视为当然的新玩意，他将如何地苦恼！

物质福利的改善，改变了工人对闲暇的评价。当他的生活更加舒适时，他很快会发现，当劳动的增加带来的负效用，不能被它产生的直接满足弥补时，劳动就变成一件痛苦的事情。于是他就急于想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并使其妻儿免于得不偿失的辛劳工作。由此可知，使工作时间得以缩短，使已婚妇女和儿童免于打工的，不是什么劳工立法和工会的压力，而正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使工资收入者有能力为他及其家属购买较多的闲暇时间。19世纪的劳工立法，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把市场力量的互动已经促成的某些变化，给以法律承认而已。劳工立法有时走在工业发展的前头，但财富的迅速增加又立即使立法与实际相符。如果劳工立法的内容既非对已有变动加以承认，又非对即将发生的变动加以充分的考虑，这些立法就将损害工人们的物质利益。

“社会利益”这个名词，具有极端的误导作用。愿意每周工作48小时的工人，如果法律强迫他不得工作40个小时以上，或者强迫雇主为了工人的利益而负担一定的费用，也不见得有损于雇主而惠及工人。不管社会安全法的内容如何，它引起的负担最终还是会落在工人而非雇主身上。它会影响那些拿回家去的工资数量，如果工人不得不为看一次演出而支付高于潜在市场价格的费用，由此制度性的失业在所难免。社会安全法并没有责成雇主多花钱购买劳动，而实际上是对工资收入者花费其总收入进行了限制，限制了工人自主安排家政的自由。

这样的社会安全制度是好是坏，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也许有人会以工人缺乏远见和道德自律，而不足以主动考虑未来生计为由进行辩解。但立即会出现更难以回答的另一些问题：　把国民福利的决定，委托给那些法律本身即认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投票人，这岂非自相矛盾？明明是些需要监护人约束其胡乱花钱的人，却俨然主宰着政府的行为，这岂非荒谬？把选择监护人的权力委托给被监护人，难道是合理的吗？德国，这个创立社会安全制度的国家，之所以成为反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的摇篮，可见决非偶然。

关于“工业革命”一般解释的批评

一般的说法以为，现代工业，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为“现实主义”或“制度主义”的学说，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经验佐证，而且完全推翻了经济学家的“抽象”教条。[15]

经济学家明确否认工会和政府的劳工立法，能够为一切工资收入者谋取永久利益并提高其生活水平。但反对经济学家的人则说，事实驳斥了这一谬论。比经济学家更具远见卓识的，恰好是那些孜孜于工厂立法的政治家和立法者。当自由放任主义哲学，毫无恻隐之心地宣扬劳苦大众遭殃受罪乃不可避免的时候，是一些外行人成功地抑制了工商业者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因此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完全是政府和工会的功德。

这些观念大都渗透到了目前对工业化史的研究中。那些历史学家，一开始就用诗情画意的笔触来描绘“工业革命”前夕的良辰美景，告诉我们那时的一切都令人满意。农民是快乐的，农村手工业工人也是如此。他们在自己的村舍里工作并享有经济的独立，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屋产和工具。但后来，“工业革命的灾难像战争和瘟疫一样降落在他们身上”。[16]工厂制度把自由工人变成事实上的奴隶，他们的生活被降低到仅够生存的水准，妇女和儿童被塞进工厂；家庭因之被摧毁，社会、道德和公共健康的基础摇摇欲坠。而少数无情的剥削者则靠巧妙地奴役大多数人成为暴发户。

事实果真如此吗？事实是，“工业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很糟。传统的社会制度缺乏足够的弹性以适应剧增的人口。农业或行会都无法容纳增加的人口。当时的工商业大都具有某种特权和垄断势力，它的合法性来源于特许状和专利权，它的哲学是束缚性的，旨在限制国内外的竞争。在这种僵硬的家长制和政府监护下的工商界里，不可能有足够的空间吸纳剧增的人口。后者成为被遗弃的社会成员，其中的大多数只靠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残羹剩饭而苟延残喘。在丰收季节，他们还可以在农场干零活赚点糊口钱，其余季节则只好仰息于私人慈善事业和社会济贫组织。这些阶层中精力最旺盛的青年，成千上万地被迫充军，许多人战死沙场或伤残而归；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地死于野蛮的训练和惩罚，以及瘟疫和梅毒。[17]其他同样多的青年，其中最无耻的和最粗暴的，则成为流氓、乞丐、盗匪和娼妓。他们横行乡里，政府对他们也是束手无策。民众群起反对新的发明和节省劳力的机械，政府却给予支持，使得事情变得更加没有希望。

工厂制度是在与无数的障碍不懈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不得不抵抗大众的成见、古老的习俗、各方权势的憎恶、特殊集团的既得利益以及行会的妒忌。各个厂商的资本设备不足，而信用的提供又极其困难和昂贵。技术和商业的经验也缺乏。大多数工厂主都失败了，只有相对少的人获得了成功。利润有时相当可观，但损失也同样巨大。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大家有了经验，知道把赚得的大部分利润用以再投资，以扩大生产规模为止。

尽管有这些障碍，而工厂制度终能茁壮成长起来，实有两个理由：　第一，有些新的社会哲学学说得到了经济学家的弘扬。这些学说推翻了重商主义、家长主义和限制主义；打破了“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序会造成失业而使大家趋于贫困”的迷信。正是这些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家，成为近200年来空前的技术进步的排头兵。

第二个使创新反对力量式微的因素是，工厂使各级政府和当权的地主阶级得以从一个不堪困扰的问题中解脱出来。因为工厂为贫民大众提供了生计。它们使济贫院、贫民习艺所和监狱都人去楼空，使饥寒交迫的乞丐变成自食其力者。

工厂主无权强迫任何人来厂做工。他们只能雇佣那些愿意接受其工资的人们。这些工资率虽然是低的，可是比贫民从任何其他途径能够赚到的多得多。如果说是工厂把家庭主妇们从育儿室和厨房，把儿童从他们的游戏中强拉出来，这是对事实的歪曲。此前，这些妇女实际上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因此难以填饱其稚子。这些儿童是在饥馑状态下生存的，他们惟一的避难所就是工厂。严格说来，是工厂解救了他们，工厂使他们免于成为饿殍。

这种状况的存在，的确是悲惨的。但如果你想要追究责任，则不应拿工厂主来做替罪羊。因为这些“利欲熏心”的老板，其实尽了一切努力来消除这些惨事。这些惨剧的元凶，乃前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也即所谓的“白银时代”[18]里的秩序。

如果和现代工业里的高层雇员和一般工人相比，“工业革命”头几十年中工厂雇工的生活状况，的确坏得惊人。工作时间很长，工厂里的卫生环境恶劣，每个人很快就筋疲力尽了。但事实是仍然是无情的：对于那些因圈地运动陷入困境，而在当时生产制度下无处容身的过剩人口而言，去工厂打工是一种解脱。那些挤进工厂的人们，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

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及其衍生物——工业革命，从意识形态和制度两方面摧毁了进步与福利的障碍。它们推翻了那个不断增加饥民的社会制度。早期的手工业及其贸易，几乎完全是为了迎合富人的欲望。它们的扩张，因此受到富有阶级消费奢侈品的数量的限制。凡是从事非农生产的人们，谋生之道是使富有阶级乐于利用他们的技能和服务。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工厂制度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生产和销售方式。它的特征是，产品的设计不再针对少数富人，而针对的是一向在市场上无足轻重的消费者。为多数人制造便宜的东西，是工厂制度的目的。棉纺厂是工业革命初期的典型工厂。当时的棉织品不是富人所要的东西，他们需要的是丝织品和麻纱制品。一旦使用机动工具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工厂侵入一个新的生产部门，为大众生产廉价产品的时代就开始了。后来，随着大众生活水准的空前提高，工厂才把大规模生产方法也用来制造一些比较精贵的物品，因为这样做，工厂才能够持续获利。例如，由工厂制造的鞋子在很长时间内只由“普罗阶级”购买，较富裕的消费者继续找鞋匠定做。那些廉价苦力工厂显然不是为有钱人而是为一般贫民生产衣物。时髦的淑女和绅士总是喜欢定制的服装。

工业革命的一个显著事实是，它开启了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时代。工资收入者不再是只为他人的福利而辛苦工作的人。他们自己便是工厂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大企业靠的是大众消费。在今天的美国，大企业的各个部门，没有一个不去迎合大众的需要。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宗旨就是为普通民众服务。作为消费者，大众的购买与不购买对企业的命运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说，他们也享有消费者主权。在市场经济里，财富的取得和保持，只有靠以价廉质美的东西来满足大众的需要，此外别无他法。

许多历史学家和作家，因为有成见，对这一基本事实完全不了解。他们看到的是，工资收入者完全为他人而辛劳。但这些“他人”究竟是谁，他们却从不提起。

哈曼德夫妇告诉我们：　1760年的工人比1830年的工人更幸福。[19]这只是一个武断的价值判断。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比较和衡量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快乐。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不妨同意1740年出生的人，在1760年比在1830年更快乐些。但我们不要忘记，1770年英国的居民只有850万人（依照Arthur Young的估计），到1831年即增加到了1600万人（依据人口普查）。[20]人口的这种显著增加，主要是工业革命创造的条件。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关于英国人口的这种显著增长，只有那些欣赏索福克勒斯[21]忧郁诗句的人才能同意。这诗句是这样写的：“毫无疑问，最好是不要出生，但一个人一旦来到人世，他最好还是立即回到他所来的地方。”

早期的实业家，大多数与雇工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简朴，家计开销只占其经营所得的一小部分，其余的都投入事业的扩大。但是，当企业家越来越富的时候，他们的后代子孙就开始步入统治阶级的圈子。而那些身出名们的绅士，自然会嫉妒这些暴发户，并将他们的怨恨之情转向改革运动。他们的一个反击手段就是，研究工厂工人的物质精神状况，并促成工厂立法。

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史，都是工资收入者生活水准不断改进之坎坷趋势的记载。这种演进趋势，一方面与劳动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发展相吻合，另一方面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高相吻合。经济学家相信，工人物质生活的改善归因于人均资本投资额的增加及其引起的技术的进步。劳动立法和工会压力所提高的工资，如果没有超过工人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下所应得的，则并无大碍；反之，则有害于大众的利益。因为这样做，会延缓资本的积累，因而延缓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工资率的上涨趋势。其结果是某些工资收入者得到了特权，而其他工资收入者则作出了相应的牺牲；同时，必然出现大量失业，工人作为消费者的购买力也因此下降。

为政府干预政策和为工会辩护的人，每每把工人生活的一切改善，都归功于政府和工会。他们说，如果没有政府和工会，工人今天的生活水平就不会比工厂制度初期更高。

历史的经验，当然无法为这种争论提供答案。争辩双方对历史事实本身都没有异议。他们之间的对立在于对这些事实的解释，而其解释一定受他们选择之理论的指导。决定一个理论正确与否的认识论和逻辑思考，在逻辑上和时间上皆先于对历史问题的阐释。历史事实本身，既不证明任何理论为真，也不证明任何理论为伪。相反，历史事实必须借助理论的洞察力来解释。

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活条件演进史的时候，不但对经济学无知，而且还炫耀这种无知。但对健全的经济学理论的蔑视，并不意味他们的研究不带任何理论的成见或偏见。指导他们研究活动的实际上是政府万能和工会神圣之类的谬见。毫无疑问，韦伯夫妇（Webbs）和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以及一些二三流的作家，一开始就感染了一个偏见，即对市场经济的极端厌恶，对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热烈赞成。他们的确是这些信念的身体力行者。作为个人，他们的坦诚的确可嘉可恕；但作为历史学家，他们的坦诚就不可宽宥了。不管一位历史学家的意旨多么单纯，但不能因此而原谅他采用了荒谬的学说。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是要对他自己用以处理问题的一切学说加以仔细的检查。如果他忽略了这一点，轻率地为混淆视听的时论所左右，那么，他就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不过是一个诡辩者和鼓动家。

以上两种相反观点的敌对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它也同样涉及今天一些最热门的现实问题，也就是现在美国关于工业关系的问题的争论。

让我们只强调这个问题的一方面。地球上还有广大的地区，如东亚、东印度群岛、南欧和东南欧以及拉丁美洲，它们只是表面上受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影响。这些地区的情况，大体上与“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相差无几。在那儿，有成百万计的人挣扎在传统经济环境里而难以为继，他们的命运恐怕需要工业化才能得到改善。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企业家和资本家。由于自身愚蠢的经济政策使这些国家无法享受外国资本的帮助，只能求助于本国的资本积累。因此，他们必须经历西方工业化所走过的每一个阶段，如必须从较低的工资率和较长的工作时间开始。但是，由于受到西欧和北美流行学说的蛊惑，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便以为他们能够走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也同样热衷于组织工会和劳工立法。他们那种狂热的干预主义把国内工业所赖以建立的一切企图都摧毁在萌芽状态之中。这些人不了解，工业化决不可凭借国际劳工局和美国产业组织工会的那些信条开始。他们所固执的这些教条，使印度和中国的苦力（Coolies），墨西哥的匹鞍（Peons——以劳力抵债的工人），以及千千万万在饥谨边缘拼命挣扎的人们的命运惨不忍睹。

8． 市场的兴衰对工资率的影响

劳动是一种生产要素。市场上劳动出卖者所能获得的价格，取决于市场的具体情况。

一个人的劳动的质量水平，决定于他的先天禀赋和后天学习。前者得之于祖先的遗传，任何有意的行动不能更改。人可以珍惜这些禀赋并加以培养，也可以保持其不至于过早地衰退，但他永远无法超越这天赋的才能界限。天赋才能的展现，也许能够使劳动在市场上卖出好的价格，垄断者因此可获得一个好的职位。但他无法为更加适应市场而改变这种自然特质。

如果市场情况使他所能提供的那种劳动得到很高的报酬，这是他的好运。如果他的天才得到同时代人的特别欣赏，这只是机会，而非他自己的功劳。嘉宝小姐[22]，如果生在100年以前，她赚的肯定比她现在的少得多。她的天生丽质，好比一个农夫拥有的一块耕地，因邻近城市的发展变为城市地块，而身价猛增。

既有的天赋才能，可以通过培训来加强，使其最适合于某些特定工作。由他本人或他的父母承担的培训费用，能够使他获得某种工作的能力，并可能使他成为专家。每种特殊训练都使一个人的工作技能特殊化。为了学习这些特殊技能，一个人付出的艰辛、费用以及赚钱机会的放弃，都基于一个希望，即将来的收入能够弥补它们。所以这些负效用是一种投资，也是一种投机。这种投资是否值得，要由未来的市场情况决定。在训练自己的时候，工人就可以说是一个投机者或企业家。未来的市场情况会决定他的投资是赢利还是亏损。

所以工资收入者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具有特定天赋的人，又是具有后天学得技能的人。

工资收入者按照市场当时允许的价格出卖其劳动。在一个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里，企业家所必须支付的一切生产要素的价格总和，一定（对时间偏好加以适当考虑后）等于产品的价格。在一个变动的经济里，市场结构的变化会引起这两者间的差额。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则有利润，反之则亏损。赢利或亏损不影响工资收入者，皆由雇主来承担。至于未来的影响工资收入者的不确定因素，仅限于：

1． 因培训而牺牲的时间、金钱，和承受的艰辛。

2． 因工作地点的转移所花的费用。

3． 在特定的劳动契约期内，某种劳动的价格和雇主的财力皆发生了变化。

9． 劳动市场

工资是支付给人力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与其他所有生产要素一样，它的水平最终决定于劳动交易时，对于该劳动参与生产的产品所预期的价格。至于劳动者是把他的劳动卖给一个雇主，由这位雇主把他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以及一些物质生产要素结合起来，或者是他自己独立从事生产而自我组合这些要素，则并不重要。同质劳动的最后价格在整个市场体系中无论如何是一致的。工资率永远等于劳动的全部产品价格。“工人有权获得劳动的全部产品”这句流行的口号，主张的是将消费品全部分配给工人，一点也不剩给企业家和物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这是个荒谬的主张。不管从哪个观点来看，凡是人造的东西，决不能被完全视为劳动的产品，它们都是劳动和其他一些物质生产要素有意结合而制造出来的。

在变动经济里，市场工资率会自动调整到最后的工资率水平。这种调整颇费时日。调整期的长短，取决于新工作训练和工人迁居新址所需要的时间。还进一步取决于若干主观因素，例如工人对于劳动市场的现状及其前景是否掌握。这种调整，对新职业的培训和搬家所引起的费用而言，是一种投机行为，因为当事人相信，劳动市场的未来情况会使这些费用的支出得到补偿而且有余。

这些事情，对劳动、工资和劳动市场而言，是一些共有的现象。劳动市场的特征在于，工人不仅仅是劳动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而且他还是一个人，一个与自己的角色不可分离的人。这个事实常常被用来批评经济学的工资理论。但这种批评尽管荒谬，经济学仍然必须对这个原生的事实给予适当的关注。

对工人而言，选择哪种他能够从事的工作、在什么地方工作以及在何种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工作，都是很重要的。有时一些想法和一些感情，即使得某一个工人偏爱某类工作、某个工作地点和某种工作条件。也许一个天真的观察者会认为，这些想法和感情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荒唐和可笑的偏见。但这种天真而学究式的判断，毕竟是无用的。对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处理，在以下事实中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工人不仅从劳动的负效用来考虑他在劳动中所受的辛劳和烦恼，而且还要考虑工作的特殊条件和环境是否有干扰，且在何种程度上干扰他的生活享受。一个工人宁可滞留在老家本土，而放弃背井离乡但能够增加金钱收入的机会；而一个富有但没有职业的绅士，则宁可在繁华都市过昂贵的生活而放弃乡居简陋生活。这后一个事实，更值得注意。工人和消费者是合而为一的，为了便于分析，经济理论才不得不把这两种身份分别对待。人们所作的决定，有的涉及其工作能力的使用，有的涉及其用收入来享受，但他们显然不能把前后两者分开。

家世、语言、教育、宗教、心境、家累以及社会环境，都约束着工人不能仅凭工资的高低来选择工作地点和工作条件。

如果人们对不同的工作地点一视同仁，在工资率相等的情形下，他们就不会舍此就彼或舍彼就此，这时，我们就称市场上特种劳动所通行的工资率为标准工资率（S）。但如果工人基于上述考虑，对不同地点的工作会有不同的评价，则市场工资率（M）的水平与标准工资率之间会经常出现差异。在市场工资率与标准工资率之间，有一个尚不至于引起工人从工资较低的地点转移到工资较高地点去的差额，我们称之为附着成分（attachment component）（A）。某一特定地区的附着成分可以是负的，也可以是正的。

我们还要进一步考虑到，广义的交通成本的不同，会影响到各地消费品的供应情况，即同量物质满足所需要的投入会有不同。在某些地区，一个人为了得到同等程度的欲望满足必须花更多的钱，而本来他可以在别处便宜地得到满足（且不说那些决定附着成分的环境）。另一方面，一个人在某些地区可以省掉某些费用而无损于他的欲望满足，而在别处这样做就会减少他的满足。我们可以把一个工人在某些地区为得到这种意义的同等程度的欲望满足而必须支付的那笔费用，或者他可以省掉而不致减少其欲望满足的那笔费用，称为成本成分（C）。当然它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如果我们假定没有任何制度上的障碍阻止资本品、工人，以及物品从甲地转到乙地，而工人对他们的住在哪和在哪工作都无所谓，那么，地球上人口的分布，将决定于自然要素的物质生产力，以及过去已经形成而且不可变动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分布状况。如果我们不管成本成分，则全球同类劳动的工资率将趋向一致。

如果某地区的工资率加上（正的或负的）成本成分小于其标准工资率，则我们不妨认为该地区的人口相对过剩，反之，则属于人口相对不足。628但这样的说法有其不便之处。它不能帮助我们解释工资率形成和工资收入者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真实情况。换一种说法就更为有效。如果某地区的市场工资率低于标准工资率加上（正的或负的）附着成分和（正的或负的）成本成分，也即M＜S＋A＋C，我们就可认为该地人口相对过剩，反之，如果M＞S＋A＋C，则属于人口不足。如果人口从相对过剩地区向相对不足地区的迁徙没有制度的障碍，则这种迁徙一直会持续到每个地区的M＝S＋A＋C为止。

这个结论，加以必要的修正之后，同样适用于那些自力更生或提供个人服务的人们的迁徙。

附着成分和成本成分的概念，同样适用于从某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

这里讨论的迁徙行动，有一个无须明示的前提，即没有任何制度上的障碍防止资本、劳动和物品的自由流通。我们的这个时代，却正在瓦解国际分工而力求每个主权国的经济自足。因而，上述那些趋势只可能在各国国内出现。

牲畜和奴隶的劳动

对人而言，牲畜是一种物质生产要素。也许有一天，人类的道德情操发生变化，会更友善地对待牲畜。但是，只要人们不放任牲畜自由生活，他们总是把牲畜视为自己行动的对象。社会合作关系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因为只有人才能洞察分工与和平合作的意义和好处。

人把牲畜视为一种物质纳入其行动计划。在驯养训练牲畜的时候，人也常常欣赏动物的某些心理特征，对他们的灵性充满兴趣但即便在此时，人与牲畜之间的鸿沟仍然是不可跨越的。一个牲畜除了可以得到食欲、性欲的满足以及受保护免于外力伤害外，再也得不到其他任何东西。牲畜毕竟是兽类而非人类，正是因为它们像工资铁律想像的工人那样。如果人类只致力于饮食和交媾，此外则无所事事，人类文明就无从产生。牲畜之所以既不能组织一个社会，也不能参加人类社会，就是因为它们只停留在食色二性的低级满足上。

也有人曾经视其同胞为牲畜，并向对待牲畜那样对待他人。他们用鞭子强迫船奴像马那样工作。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毫无节制的野蛮做法会产生很坏的结果。即便是最笨拙的人，在自由状态下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也总比被“鞭策”着工作时好得多。

原始人把妇孺和奴隶视为自己的财产，正如把牲畜和非生物视为自己的财产一样，在他看来，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一旦他希望从奴隶身上得到一点不同于牛马所能提供的服务的时候，他就不得不解除奴隶的锁链。他必须以自利的刺激来代替单纯的威胁；他必须以人际的情感来维系主奴间的关系。如果不再靠锁链和鞭子来防止奴隶逃亡和强迫奴隶工作，则主奴关系就变成为一种社会关系。奴隶少不了会悲叹自己的不幸而力求解脱，尤其当他对快乐的自由时光记忆犹新时更是如此。但即便如此，他还可忍受那些不可避免的命运而自我排遣。于是，奴隶学会了靠努力完成分派的任务来取悦其主人，而主人也学会靠合理待遇来激发奴隶的热情和忠诚，并由此在主仆之间发展出一定的可称之为友谊的亲密关系。

当奴隶制度的颂扬者说许多奴隶宁愿安分守己不思改变身份时，他也许不完全错误。事实上，确有那么些人和人群甚至民族和种族，乐于在奴役之下享受安全保障；他们不感觉到什么羞辱而乐于提供适度劳动以分享寄人篱下的安逸生活。在他们的心目中，偶尔忍受一下主人的坏脾气，不过是一点小小的痛苦，或根本算不上什么痛苦。

当然，在大规模的农场、矿区、工场，以及在古希腊罗马的军舰上辛苦工作的奴隶所处的环境，与家仆、旅馆侍女、厨师和保姆的轻松生活不大相同，而且也不同于小农场那些不自由的劳工、挤奶女工和牧人的生活环境。为奴隶制度辩护的人，恐怕谁也不敢赞美罗马农奴或美国棉田蔗园黑奴的悲惨命运。[23]

奴隶和农奴制度的废除，既不能归功于神学家和道德学家的教义，也不能归因于奴隶主的衰弱或仁慈。在宗教和伦理的教师中，赞成和反对奴隶的人数一样多。[24]奴工的消灭，是因为奴隶制在自由劳动的竞争下难以立足，它的不利在市场经济里是被注定了的。

购买一个奴隶支付的价格，决定于利用他（包括他本人和他的子孙）期望得到的净收益，这和购买一头牛是一样的，即牛的价格取决于它可能产生的净收益。奴隶的所有者并没有把什么特别的收益据为己有。因为虽然奴隶的工作没有薪酬，但奴隶主为了维持奴隶的衣食住所花的费用，可能会超过购买奴隶的价格。这个事实决定了他并没有“剥削”行为。购奴者必须以他后来取得的价格来弥补他一次性支付的价格，而且还要考虑到时间偏好的因素。不管奴隶主是在其家里或其企业中使用奴隶，还是把奴隶的服务租给他人，他都没有因奴隶制度的存在而享受任何利益。只有那些奴隶贩卖者，即掳掠和贩卖自由人的人才能获得特殊利益。但是，贩奴这一行当的收益，又取决于购奴者出价的高低。如果这一价格跌落到低于贩奴业的成本，这个行业也就无利可图而终归消亡。

在市场经济里，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使用奴隶的企业都绝对竞争不过使用自由劳工的企业。奴隶工，只有在没有遇到自由劳工竞争的地方，才有可能被利用。

如果你把人当做牲畜来对待，你从他身上所能榨取的东西就不会比牲畜能提供的更多。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从生理上讲，人比牛马都软弱；而且相对于产出而言，一个奴隶的维持费用远远高于一匹牛或马的维持费用。如果你想从一个非自由的劳工身上得到一般人的成就，你就必须给予他特属于人的鼓励。换言之，假如雇主嫌鞭策威胁下得到的产品其质和量太少，还想多得一些，他就必须让辛苦工作的人也分享其努力的成果。不要对懒惰疏忽加以惩罚，而要对勤谨、熟练和主动加以奖掖。但不管他在这方面怎样做，他也决无法从一个受束缚的工人（也即不能享受他所作的贡献的全部市场价格的人）那里，得到一份与自由人（也即在自由劳动市场上被雇佣的人）相等的工作成就。奴隶和农奴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其质量的程度远比自由劳工的标准低得多。尤其在一些产品质量精细的行业，那些雇佣廉价而非自由的劳工的厂商，绝非是雇佣自由工人的厂商的竞争对手。正是这个事实，使得一切强迫性质的工作归于消亡。

在一些地方，仍然保留着全部或部分使用非自由劳工，而不允许雇佣自由劳工企业加入竞争的社会制度。于是奴隶和农奴就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阶级制度的基本特征，个人的行动即无法废除也无法改变它。在不存在这种情形的地方，奴隶主本身必将逐步地废除所有非自由劳工的制度。使古罗马帝国那些冷漠无情的奴隶主放松奴隶束缚的，不是人道主义的情操和仁慈心，而是他们想从其财产获得最大收益的动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集中管理的领地制，而把奴隶变成事实上的佃农，让后者基于自己的利益来耕种他们的佃田，并允许他们以产品的一部分向地主缴纳地租。在加工业和商业方面，奴隶变成了企业家，而他们得自主人所给的佣金变成他们合法的准财产。奴隶的大量释放，是因为自由人现在为其前主人所提供的服务，其价值要大于一个奴隶所能做的。奴隶的解放，并非奴隶主方面的恩赐，而是一次信用的运作，好像是奴隶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回自己的自由。自由人有义务在许多年甚至终身对以前的主人报答定额的金钱和服务。这个前主人，在自由人死亡后，对所佃土地仍然保有特别的世袭权。[25]

随着雇佣非自由劳工之工场和田庄的消失，632奴役就不再是一种的生产制度，而变为贵族阶级的一种政治特权。封建领主有权要求其属民上贡定量的金钱和提供定量的服务，而且这些属役的子孙也有义务为他们服定期的劳役，或做家奴，或随军侍从。但是那些非特权阶级的农人和工人，则为自身的利益而经营自己的农场和工厂。仅仅是在他们的生产过程完成之后，封建领主才来索取其一部分生产成果。

但16世纪以后，人们又开始在农业生产中使用非自由的工人，甚至在某些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中也如此。在美洲的殖民地，使用黑奴成为种植业的标准方法。在东欧——德国的西北部、波西米亚[26]及其属地摩拉维亚[27]和西里西亚[28]、波兰、波罗的海诸国、俄罗斯、匈牙利及其属地——大规模的农业经营靠的都是奴隶的非薪劳动。美洲和东欧这两个地区，之所以沿用非自由的劳工制，皆赖于政治制度的庇护而得以免遭那些雇佣自由工人企业的竞争。在那些殖民地区，有许多因素妨碍了自由劳动的充分供给和独立农民阶级的成长，如人口迁移的成本高，缺乏保护个人免于政府官吏和地主贵族任意虐待的法律制度。在东欧，阶级制度使外来人口无法进入农业生产部门。大规模的农业为贵族社会成员所占据；小规模的则由当地非自由的农奴自营。但使用非自由劳工的企业无法与雇佣自由劳工的企业相互竞争，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一点上，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讨论农业管理的学者之间的意见不一，不亚于古罗马讨论农业问题的学者之间的分歧。但自由市场活动的影响无法淘汰农奴制，乃因为当时的政治制度阻碍了市场作用对贵族农庄的侵蚀。奴隶和农奴制的废除，取决于自由放任意识形态所指导的政治行动。

今天，人类又面对着一种以强迫劳动代替自由劳动的企图，这种企图阻碍自由人把他的工作能力当做“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当然，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从事的工作，与奴隶或农奴被迫做的工作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说，奴隶的血汗是为一个剥削地主而流淌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产物归之于辛勤工作者所组成的社会，因此工作者是为自己而工作。这一逻辑忽视的是，把同志个人与那633拥有全部劳动成果的同志全体相互等同起来，只不过是一种虚构。政府官吏追求的目的与每个同志的欲求是否一致，还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个人对此集体财富的贡献，不是以市场决定的工资形式来回报的。社会主义国家缺乏任何经济计算的方法；它无法分别决定产品总量中各种辅助生产要素应有的份额。因为它不能确定社会得自每个人贡献的量，所以它不能按照各人的成就支付其报酬。

为了把自由劳动和强迫劳动区分开来，其实无须涉及关于自由与强迫之本质的玄妙问题。所谓自由劳动，是指一个人或者为直接满足欲望而提供的劳动，或者在市场上出卖并以其价格用来间接满足自己欲望的劳动。强迫劳动是指在其他一些诱因的压迫下所提供的劳动。如果有人不满意这种界定，恐怕自由和强迫这些字眼会引起一些足以伤害问题之冷静处理的联想，那就不妨选用其他的名词。我们可以用F来替代自由劳动，用C来替代强迫劳动。概念的选择并不影响问题的根本。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一个人自己的欲望满足，既不直接也不间接地与其工作的质和量相联系，那么，是什么动机可以激发他甘心忍受劳动的负效用呢？

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假设，有很多甚至大多数工人会忠心耿耿地尽最大努力完成其上司分派给他们的工作（我们且不提社会主义国家在分派工作时将遭遇的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如何处分那些玩忽职守的人呢？除了惩罚别无他法。在其上司一方，必须借助主观权威，给出判罚的理由并执行相应的惩罚。这实际上是以权力的束缚替代契约的束缚。工人因此成为其上司任意权威的附属物，人格上成为后者的“阶下囚”。

在市场经济里，工人出卖其劳动，正如他人出卖自己的物品。雇佣者不是被雇佣者的主人。他们只是服务的购买者，而且必须按市场价格来购买。当然，劳动的购买者与其他物品的购买者一样，有时也会任意作为。但是如果他任意雇佣和解聘工人，他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一个雇主或一个担任了企业部门经理的雇员，自然可以自主地决定雇佣工人，也可自由解雇他们或消减他们的工资。但是，如果他过于一意孤行，他就将损害企业或部门的利益，从而损害他自己的收入以及他在这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里的任意作为，将最终招致对自己的惩罚。市场经济对工资收入者惟一实际而有效的保障，是价格决定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市场使工人得以免除雇主及其助手们的胡作非为。工人及其雇主同样只受制于消费者的最高主权。靠购买或不购买而决定产品价格和雇佣生产要素时，消费者就为每一种劳动确定了其市场价格。

雇主在市场价格结构的压力下，把劳动视为一种商品，一种牟利的工具。正是这一事实，使得工人得以成为自由人。在雇主看来，被雇佣者只是一个帮助他赚钱的人。他对雇工的服务支付工资，后者则为工资报酬而提供服务。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存在什么恩惠或刻薄的问题。被雇佣的人不用感激雇佣者的恩赐，他只为后者提供定量的某种质量的劳动。

这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里，雇主无须拥有惩罚工人权力的理由。反之在所有非市场的生产制度里，管理人员则必须掌握对工人的惩罚权，以促使偷懒者更卖力地工作。因为监禁的惩罚会使工人无法工作，或至少大大减低其工作量，所以体罚曾经是督促奴隶或农奴干活的典型手段。随着非自由劳动的废除，鞭子不再是强迫的工具。鞭打曾经是奴役的象征。市场社会的成员把体罚视为不人道的和无耻的，以致在学校里，在刑法里以及在军事训练中，体罚也被废除了。

如果有人相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付偷懒的工人也不用强迫手段，因为每个人都将自觉自愿的恪尽职守，那么，这个人无疑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幻想。

[1]认知不是为的达到求知以外的目的。使思想家得到满足的是思想本身，而不在获得完全的知识。完全的知识是我们人类所无法企及的。

[2]把渴求知识和虔诚的宗教行为与运动和游戏相提并论，并不意味对前者或后者有任何轻蔑之意。

[3]Engles， Herrn Eugen Duhings Umwalzung der Wissenschaft （7th ed.， Stuttgart,1910）,同时参见本书第七章第3节之“直接满足的劳动和间接满足的劳动”。

[4]参见第七章第3节。

[5]参阅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asle， 1791),vol.1,BR.1,Chap.Ⅷ,p.100。亚当·斯密自己似乎已经无意中放弃了这个想法。另外参阅W.H.Hutt,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London, 1930), pp.24-25。

[6]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论点，在上列之Hutt的书中（pp.3572）皆有仔细的分析。

[7]18世纪末，英国由于对法长期战争以及用通货膨胀筹集战费而一度陷入贫困。作为权宜之计，英国政府采用了这一方法（即斯品汉姆兰制度［Speenhamland system］）。它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防止农民转行到工业上去，因为在工厂里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所以这个制度实际上是补贴了地主，使其免于支付农工较高的工资。

[8]参阅Marx， Das Kapital (7th ed. Hamburg， 1914）,Ⅰ，p.133。在《共产党宣言》第二节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学说公式化为“工资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工资，也即为维持一个工人作为工人而生存的绝对必需的最低生活费”；这种平均工资“只够延长工人的生命而使其得以繁衍”。

[9]Robert Torrens（1780—1864），英国经济学家、军人、政治家，澳大利亚殖民地化倡导人。开始时反对李嘉图货币数量说，后又转为全力支持。——译者注

[10]参阅Marx， Das Kapital， p.134。文中所说的“生活所必需的”这个词是马氏原著的“Lebensmittel”的转译。MuretSanders 词典(16th ed.)把此词译成“食物、口粮、饮料或糊口之物”。

[11]参见第十五章第9节。

[12]参见第十七章第4节。

[13]单位时间工作的质和量的其他一些波动，也即紧接着休闲之后的再工作时的较低效率，对市场的劳动供给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14]参见第十五章第9节。

[15]用“工业革命”来标榜英国汉诺威王室的两个乔治朝代，是因为有人要故意把经济史庸俗戏剧化，以使它迎合那些强求平等的马克思主义计划。中世纪生产方式向自由企业制度生产方式的转移，在1760年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在英国，这个过程直到1830年还尚未完成。而英国工业的确在18世纪后半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所以，在对费边主义（Fabianism）、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以及制度学派赋予“工业革命”感情含义进行检讨时，我们不妨也使用“工业革命”这一词汇。

[16]J.L.Hammond & Barbara Hammond， The Skilled Labourer 1760—1832 （2nd ed. London， 1920）， p.4.

[17]在七年战争中，有1512名英国水兵在作战中死亡，同时有133708名病死或失踪。参阅W. L. Dorn， Competition for Empire 1740—1743， New York， 1940， p.114。

[18]直译应该是“好的旧时代”。——译者注

[19]参见第636页注［1］。

[20]F.C.Dietz,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New York，1942）, pp.279,392.

[21]Sophocles（约公元前495—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译者注

[22]Greta Garbo（1905—1990）,美国好莱坞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巨星。——译者注

[23]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在她那部名著《飘》里颂扬南方的奴隶制度，可是她足够小心地不涉及农场奴隶的生活细节，而只描述家庭奴仆的生活情形。在她的故事中，家奴俨然奴隶群中的“贵族”。

[24]关于赞美奴隶制度的文献，可参阅Charles & Mary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44，Ⅱ，pp.703-710；以及C.E Merriam， A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es （New York，1924），pp.227-251。

[25]Ciccoti，Le Declin de lesclavage antique （Paris，1910）， pp.292ff；Salvioli，Le Capitalisme dans le monde antique （Paris，1906），pp.141ff；Cairnes，The Slave Power （London，1862），p.234.

[26]以前中欧的一个国家，现为捷克的一部分。——译者注

[27]捷克中部某地区，昔日奥地利之一省。——译者注

[28]东欧之一地区，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北部苏台区和奥得河盆地。——译者注

第二十二章　非人的原始生产要素

1． 关于地租理论的一般考察

在李嘉图的经济学架构里，使用地租概念处理的问题，实际上与现代经济学用边际效用分析[1]处理的问题相同。在今天看来，李嘉图的理论显得差强人意，而主观价值论的方法更优越，更具洞察力。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仍然是众望所归，因为它播下的良种，在后人的培育下，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经济思想史完全不会因此理论而蒙羞。[2]

土地的质量和肥力不同（也即每单位投入所获的报酬不同），它的价值也不同，这一事实对现代经济学而言，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问题。李嘉图的土地分级评价说，完全容纳在现代生产要素价格理论中。这不属于客观地租理论，而是这个复杂经济体系给予它的特殊地位。级差地租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限于土地价格的决定。在“租”与“准租”之间作诡辩性的区分完全没有必要。土地的效用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效用，都应该以相同的方法来讨论。因为更好的工具比较稀缺，不得不利用较差的工具，所以控制一个较好的工具，与控制一个较差的工具相比，前者必然会产生一种“租”的收获。同样，积极而能干的工人赚取的工资，与懒惰而笨拙的工人赚取的工资相比，前者也就有“租”的成分。

企图用地租概念来解决的那些问题，绝大部分是由于使用一些不适当的名词而引起的。日常用语中那些笼统的概念和通俗的想法，不是就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需要而形成的。但早期的经济学家却毫不犹豫地误用了它们。只有天真而执着于诸如“土地”或“劳动”这些笼统性名词的人，才会对“为什么‘土地’和‘劳动’有不同的评价”这个问题感到迷惑。而那些不受语言欺骗却能发现生产要素与人之欲望满足有关系的人，就会把“不同的服务有不同的评价和评估”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现代价值和价格理论的基础，不是把生产要素分类为土地、资本和劳动，而是立基于高阶商品和低阶商品、生产商品和消费品之间的区分。当它把生产要素区分为原始（自然赋予的）要素和产出（中间产品）要素，以及进一步把原始生产要素区分为非人的（外在的）要素与人的要素（劳动）的时候，它并没有破坏它关于生产要素价格决定论的一致性。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法则对各类生产要素都同样有效。生产要素的功用不同，人们对它的评价、估价和处理方法也不同，这个事实只会使那些没有注意到这些功用不同的人们感到迷惑。缺乏美术鉴赏力的人，看到收藏家高价收购委拉斯盖兹[3]的作品而不买天资较差的画家的作品时，会觉得奇怪。但在艺术鉴赏家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购买或租赁土地的人，对比较肥沃的土地给出的价格或租金较高，这不会使农民感到惊奇。前辈经济学家对此类事情觉得奇怪的惟一原因，是他们用了“土地”这个笼统的名词来想问题，而忽略了土地生产力之间的差异。

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最大优点，是认识到了边际土地不产生地租的这个事实。在这个知识基础上，只要再进一步就可以发现主观价值论的原理了。可是古典经济学家及其门徒都囿于“实际成本”的观念而无法跨出这一步。

级差地租这个概念，大体上可容纳于主观价值论，但从李嘉图经济学派生出来的第二个地租概念，即“剩余地租”则必须彻底抛弃。这个概念乃基于“实际的”或“有形的”成本观念，这种成本观念在现代生产要素价格理论的框架里毫无意义。法国勃艮地（Burgundy）葡萄酒的价格之所以高于意大利奇恩地（Chianti）葡萄酒，不是因为勃艮地的葡萄园的价格高于托斯坎尼（Tuscany，奇恩地葡萄酒的产地）葡萄园的价格。其因果关系是颠倒的。因为人们愿意支付高于奇恩地葡萄酒的价格购买勃艮地葡萄酒，所以种葡萄的人愿意支付高于托斯坎尼葡萄园的价格来购买或租赁勃艮地的葡萄园。

在会计师看来，利润是支付了全部生产成本之后的剩余。在稳态循环经济里，这种产品价格超过成本的剩余是永远无法出现的。而在变动经济中，产品的价格与“企业家为购买各种辅助生产要素所支付的价格加上资本的利息总额”之间的差额，是存在的，而且它可以表现为正的或负的，即盈利或亏损。这些差额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产品的价格在时间间隔中会有变化。凡是能够成功预测到这些变化并据以采取行动的人，就有利润可赚；反之，凡是不能预测未来市场情况并相应调整企业经营活动的人，就会受到亏损的惩罚。

李嘉图经济学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是一种关于国民经济总产量如何分配的理论。像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李嘉图未能把自己从重商主义的“国民经济”的构想中摆脱出来。在他的思想里，价格决定的问题是财富分配问题的附属物。有人认为他的经济哲学的特征“是代表当时英国制造业中产阶层的”。[4]这个说法未中要害。19世纪早期英国工商业人士并不关心产业的总产量及其分配。他们是由趋利避害的牟利动机所驱使的。

古典经济学还错在它的理论结构中给了土地特殊的地位。在经济意义上，土地不过是一个生产要素，决定其价格的那些法则，对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也同样有效。有关土地的经济学说的一切特点，都与所涉及的基据的特点有关。

2． 土地利用中的时间因素

土地经济学说的出发点，是把原始的生产要素分为人的和非人的两大类。由于非人的要素的利用通常与开发地球有关，所以当我们说到非人要素时，指的就是土地。[5]

在讨论土地（即非人的原始生产要素）的经济问题时，我们必须清楚地将人的行动学的观点与宇宙论的观点分开。宇宙论在研究天体现象时，常常提到质量和能量的不灭，这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把“人的行动对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力”与“自然实体的运作力量”相互比较，我们不妨说自然的力量是永恒存在并生生不息的，或更确切地说，它不是人的力量能够毁灭的。就宇宙论所指的那些久远之前的时期而言，人力引起的土地蚀损是微乎其微的。在今天的知识结构下，谁都不知道宇宙的变化，在今后几百万年中，是否会把沙漠变为良田，把良田变为沙漠；或者是把极其肥沃的和最为舒适的田园变为不毛之地。正是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这样的变动，也没有人敢于干扰那些会引起变化的天体事象，因而在讨论人的行动问题时去预测它们，就太不自量力了。[6]

自然科学家可以说，土壤利于植林、畜牧、农田、水利的那些能力是能够周期性再生的。人类即便尽其所能去破坏地壳的生产力，充其量也只能伤其毫发而已。但这些事实严格而言与人的行动无关。土壤能力的周期性再生并非规律性的运动，使人类行动的决定面临不确定性环境。土地的利用，有时会减弱或延缓地力的再生，甚至使其在某个时期完全消失，因而需要巨大的资本和劳力的投入才能使其恢复。因此，人在利用土地的时候，必须从不同的方法中进行选择，而这些方法对地力的保持和再生，各有不同的影响。与其他生产部门一样，在农、林、牧、渔、猎及水利等活动中，时间因素也会发生作用。此时，人也必须在近期满足和远期满足之间进行选择。不仅如此，体现在人的一切行动中的原始逐利现象，也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一些制度上的安排，使得人们只顾眼前的满足，而完全或几乎完全忽视更远期的满足。如果土地一方面不归个人所有，而另一方面，所有的人或特定人群因特权之便或实情使然，可以按照自己的短期利益随意利用土地，他们就不会关心未来的利益。即便土地有主，但地主知道他的所有权不久即将被没收，情况也是一样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当事人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榨取眼前的利益，至于他们的滥用土地行动对未来将产生何种恶果，他们一概不顾。未来与他们无关。人类的伐林、狩猎和捕鱼的历史，对上述情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其他部门对土地的利用，也不乏同样的经验。

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资本品的维持和地力的维护，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制造出来的生产要素早晚要在生产过程中完全消耗掉，也即一点点地转化为消费品并最终被消费。如果我们不想让过去的储蓄和资本积累消失殆尽，在生产消费品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生产一定数量的资本品，使其足以弥补被消耗掉了的资本品。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我们最终消费的就是资本品。这就是所谓的寅吃卯粮，先富后贫。

但经常有人说，地力不一样，它是不会被“消耗掉的”。这种说法只在地质学上才有意义。但在地质学观点上，我们也可以或应该同样否认工厂的设备或一条铁路会被“吃光”。铁路路基、沙砾石头和铁路钢轨，以及桥梁、机车、卡车等，在宇宙学意义上也是不会消失的。只有在人的行动学的观点上，我们才可以说，一件工具、一条铁路或一个钢铁厂被消灭了或被吃光了。正是在同样的经济意义上，我们说土地的生产力被消费了。在农林水利方面，人们处理土地生产力的方法，与处理其他生产要素是一样的。关于地力的利用，行动人也必须在不同的生产过程中选择，有的生产过程是“寅吃卯粮”，有的则是用蓄并举。但地力被榨取到使其将来的利用只提供较小的报酬（就单位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而言）或实际上完全没有报酬，却是有可能的。

的确，人类的这种破坏力会受到某些外力的限制（这些限制在伐木、狩猎和捕鱼方面比在耕地的利用方面更明显）。但这个事实在资本销蚀和地力侵蚀之间所造成的差异，只体现在量上而非质上。

李嘉图把地力称为“原始的和不会毁灭的”。[7]然而现代经济学必须强调的是，对原始生产要素和人为制造的生产要素的评价和估价之间并无差别；同时，宇宙论的物质和能量不灭定律，不论它指的是什么，并不能解释土地利用特异于其他生产部门的特征。

3． 边际以下的土地

一块土地的功用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限的。如果是无限的话，人们就不会把土地看作一种生产要素和一种经济商品。但可资利用的土地是那样的辽阔，自然是那样的慷慨，以至于到现在，土地还是那么丰富。所以只有那些最有生产力的土地才被利用。有些土地，无论是从其生产力，还是从其地理位置来看，人们都认为它太差，不值得利用。因而李嘉图认为边际土地，也即在耕的最差土地，不产生地租。[8]边际以下的土地，如果没有人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会被利用的话，那就会被视为毫无价值。[9]

市场经济中有时会出现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现象。但这个现象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稀缺而引起的，并非因为可耕地的稀少而引起。在其他事物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在一种条件下，可用的土地面积的增加将引起谷物肉类供给的增加，即增加的土地的肥沃度超过在耕土地的边际肥力。另一方面，可用的劳动和资本数量的增加也会引起农产品供给的增加，假使消费者认为，没有其他的用途能使这些新增的资本和劳动更能满足他们最迫切的欲望。[10]

地下的有用矿藏，其储量是有限的。它们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且演化还在继续中，矿藏的储量也在继续增加。但这个过程迟缓而漫长，对人的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人必须考虑到矿藏的可用储量是有限的。每一个矿藏或油田都会枯竭，而且其中有一些已经枯竭了。我们希望发现新的矿藏，我们也希望技术的进步，将使今天完全无法开采的或只能在不合理成本下开采的矿藏得到开采。我们甚至还可幻想，技术知识的跃进，能够使我们的后代能够利用今天放弃利用的那些物质。但是，所有这些希望和幻想与我们眼下的开矿钻油行动毫无关系。矿藏资源的储藏及其采掘的特征，与人类处理它们的手段特征没有关系。就交换学而言，农业用地与矿业用地的区分，只是一种要素基据的区分。

尽管这些矿藏的可采量是有限的，尽管在理论上我们认为这些矿藏总有一天会枯竭，但行动人并不视这种有限为非弹性的。他们在行动过程中，固然会考虑到某些特定的矿藏和油井将会枯竭的事实，但他们并不关心这种枯竭将在未来的哪一天会发生。因为就今天的行动而言，这些矿藏的供给量是那样的丰富，以致谁都不会去想，在现代技术知识水平下，这些矿藏能够充分开采到何种程度。矿藏的开采，是以开采时必须雇佣的劳动和资本有更迫切的用途为极限的。所以，有些边际以下的矿藏没有被完全利用。在采矿藏的生产程度，取决于矿产品的价格与那些必须的非特殊生产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

4． 提供免费功用的土地[11]

用在人的住宅、工厂和道路方面的土地如果增加了，则土地的其他用途就将减少。

古老的经济学理论认为都市土地之所以产生地租的那种特殊位置，此处无须多言。人们对于可用做宅基地的土地评价较高，当然会为其支付更高的价格，这也不值得特别关注。同样，人们建工厂、仓库和铁路货场，自然愿意选择那些可节约运费的地块，并支付较高的价格。

土地也可用来建娱乐场、公园、花园以及用以体现自然之壮美。随着爱好自然界的“布尔乔亚”之风雅渐盛，这一类享受的需求大大增加。一些山脉，以前被视为荒芜凄凉的崖谷和冰河，今日却成为游乐胜地而倍受青睐。

自古以来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进入这些地带。即令这方水土归私人所有，地主一般也无权禁止游客和登山者前来观光，或向他们收费。谁有机会来游览这些地方，谁就有权享受此地美景，并悠悠然以客为主。名义上的主人，并不因他的财产满足了游客而从后者得到任何收益。但“此地为人提供福利因而被欣赏”这一事实并非因此而改变。私有土地也无法阻止别人通过，这就使得任何人都有权在此游览或露营。这种戈壁冰川之地，除了可供游览外，不可能有其他用途。而供游览这一特殊功用既不会损耗、不会竭尽，也无须投入资本和劳动来维持。这与可供伐木、打猎和捕鱼的地区完全不同。

如果这些风景胜地的附近，可用以建筑旅馆和交通设施（如高架铁路）的土地是有限的，这些土地的地主就可以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出卖或出租他们的土地，因而把643观光客免费享受的利益部分转移到自己身上。否则所有这些利益都白白归观光客了。

5． 土地的价格

在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中，特定地块之功用的买卖，与其他要素之功用的买卖没什么两样。一切生产要素，都按照其未来的预期功用来估价，当然要考虑到时间偏好。对于边际土地（自然包括边际以下的土地）完全不用付地租。有地租的土地（与边际土地比较，其单位资本和劳动的产出较高），则是按照其优越程度来估价的。它的价格是未来全部地租的总和，因而未来每一笔地租，都必须以原始利率来折算。[12]

但在变动经济中，买卖土地的人们对某块土地市场价格的可能变动，必须加以考虑。他们考虑和预测的，当然也会有错，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尽其所能预测那些会影响市场情况的未来事件，并据此决定其行动。如果他们相信这块土地的年收益净额将会增加，则地价就会比没有这种预测时更高。例如，那些人口增加的城市近郊土地就是如此；或者在一些国家，因压力集团成功地提高（借助关税）了木材和谷物的价格，因而其林地和农田的价格也相应看涨。另一方面，如果担心土地的净收益有被全部或部分没收的可能，地价则趋于下跌。在日常商业用语中，人们常提及地租的“资本化”（capitalization），而且还观察到，资本化率因土地等级而异，甚至同一等级里的不同地块的资本化率也不一定相同。但这一表述颇为不妥，因为它错误表现了这个过程的性质。

土地买卖者对地租税的考虑，与对那些将降低土地净收入的未来事件的考虑是一样的。对土地的课税将降低土地的市场价格，降低的程度则按照将来的负担量来折算。这种有固化趋势的新税种一经采用，直接的影响就是相关地块市场价格的下跌。这就是税收理论所说的税收“折旧化”（amortization）。

在许多国家，地主或某些不动产的所有人享有政治上的特权或显赫的社会权势，这种制度，对于地价的决定，也会发生作用。

土地的神话

浪漫主义者指责有关土地的经济理论，认为那是些功利主义的狭隘想法。他们说，经济学家是从冷漠无情的投机者的观点来看土地的，而投机者眼中永恒的东西就只有金钱和利润。但是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人类活力和生命的不竭之源。农业不只是一个生产部门，而且是人类活动中惟一自然而值得尊重的活动，也即惟一高尚的生活境界。如果仅凭从土地榨取的净收益来评价农业，是极不正当的。土地不仅产生滋养我们身体的食物，最重要的是，它还产生道德和精神的文明力量。城市、制造业和商业，都是腐败堕落的象征，它们是一种寄生的存在，它们毁灭的就是农夫世代不懈的努力创造的。

几千年前，当渔猎部落开始耕种土地时，那时的人不知有何幻想。但如果那时就有了浪漫主义者，他们可能也会赞美渔猎的道德价值，而把耕种土地说成邪恶现象。他们会指责农夫亵渎了神赐予人作为渔猎场所的土地，把土地贬低为生产工具。

在前浪漫时代，没有一个人在他的行动中，会把土地视为人的福利来源，即促进福利的手段以外的东西。与土地有关的魔术仪式和祭祀典礼，无非是想改善土壤的质量，以提高其产量。他们寻求的并非隐藏在土地里面的神秘力量，而是怎样才能获得更多更好的收成。他们之所以求助于魔术仪式和祭祀祷告，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实现目的的最有效手段。但那些矫揉造作的后人从“理想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这些仪式是错误的。一个真正的农民并不会受有关土地的歪理邪说的迷惑去相信土地有何神秘力量。对他而言，土地是一种生产要素，不是情感的归宿。他之所以贪图更多的土地，目的在于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准。农民买卖或抵押土地，出售农产品，如果卖不出理想的价格，他们会非常恼火。

对自然的喜爱和美丽风光的欣赏，不是乡下人的事情，而是城里人带去的。当城里人开始把土地当做“自然”来欣赏的时候，乡下人还依然从土地的农林牧的生产能力的观点对土地进行评价。很久以来，阿尔卑斯山脉的岩石和冰川，在山里人看来只是无用之地。只有当城里人来冒险登山并相应花钱时，山里人才开始改变对那些最初来此登山滑雪的人的嘲笑，因为他们发现，这种奇怪的行动原来能给他们带来利益。

田园诗的作者，不是农夫和牧羊人，而是那些附庸风雅的贵族和城里人。传说中的达芙尼斯（Daphnis）和乔罗(Chloe)是两个远离尘嚣的牧歌作家。而现在关于土地的政治神话，其脱离实际的程度却不亚于他们。但它不是从森林原野的泥淖中开出的鲜花，而是从城市的街道和沙龙地毯中开出的花。农民之所以利用这些神话，因为他们知道那是取得政治特权的一个实际手段，而那个特权会使他们的产品和他们的农田卖出更高的价格。

[1]费特（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ⅩⅢ，291）说，这是“一个断章取义”的边际理论。

[2]Amonn，Ricardo als Begrunder der thearetischen Nationalokonomie （Jena，1924）， p.54ff.

[3]Diego Rodriguez de Silva y Velasquez（1599—1660），西班牙画家。——译者注

[4]Haney，History of Economic Thonght （rev，ed.， New York，1927），p.275.

[5]法律条款把渔、猎和采矿权与拥有相应土地的地主的其他权利区分开来，这与行为学没有关系。行为学所使用的“土地”也包括水域。

[6]因此有关“熵”的问题不在行为学思考范围之内。

[7]Ricardo，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p.34.

[8]有些地区几乎每个角落的土地都被耕种或作他用。但这是制度安排的结果，是制度限制了这些地区的居民接近那些较优良却未被利用的土地。

[9]对土地的评价不可与对土地改良的评价相混淆。所谓土地改良，是指那些为改善土地利用和提高其未来收获率而投入资本和劳动后，引起的那些不能取消和不能转换的效果。

[10]当然，这一说法的前提是，资本和劳动的流动不存在任何制度的障碍。

[11]原文为“The Land of Standing Room”，可直译为“容身之地”，但与文中内容不衬，因此转译。——译者注

[12]这里必须记住，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在逻辑上是无法一以贯终的。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必须强调两点：　第一，在这种以不存在行为变化为特征的假想的结构里，不存在土地买卖的余地；第二，为了把开矿和钻井之类的活动纳入这一假构，我们必须把矿藏和储油视为永远不变。至于它们可能因开采而枯竭，其生产量和投入量可能发生变动，都可一概不问。

第二十三章　市场的基据

1． 理论和基据

作为市场经济理论的交换学，不是一种只有在理想和非现实条件下才有效，而且仅在某些必要的限制和修正下才可运用于现实的理论体系。交换学的全部定理，只要具备其假定的某些特殊条件，对市场经济的一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有效。例如，是否存在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问题。但在那些存在间接交换的地方，间接交换理论的所有一般法则对交换行动和交换媒介就是有效的。正如已经指出的，[1]人的行动学的知识是有关现实的精确或正确的知识。凡是有关自然科学认识论问题的一切引证，以及比较这两个极端不同的现实和认知的领域而得来的推论，都将产生误导。除了形式逻辑，一种被称为“方法论”之规律的东西，既要适用于来自因果范畴的认知，又要适用于来自终极范畴的认知，那是不可能存在的。

人的行动学处理人的行动，采用的是一般的和普遍的方法。它既不涉及人类行动依赖的那些特殊环境，也不涉及指导其行动的那些价值的具体内容。因此，人的行动学的基据，包括行动人身体和心理的特征，他们的愿望和价值判断，以及他们为适应环境而自我调整以实现所求目标而发展出来的那些理论、学说和意识形态。这些基据，尽管在其结构中是永恒的，严格取决于那些控制宇宙秩序的法则，但它们却在不停地变动，每时每刻地变动着。[2]

究竟什么是真实？这个问题只有借助人的行动学的概念和对历史的理解才能心领神会；而要理解历史，还必须掌握自然科学学说。认知和预测来源于知识的全体。科学各部门提供的总是片段性的知识，它必须得到其他部门研究成果的补充。从行动人的观点来看，知识的专门化和它分解为各门学科，只不过是一种分工的策略。就像消费者择用各种产品一样，行动者必须把他的决策建立在由各种不同的思想和研究部门形成的知识之上。

在处理“真实”问题时，任何一个知识部门都不应该被忽视。历史学派和制度经济学家企图放弃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只专注于考察基据或他们今天所说的制度。但是，关于这些基据的解释，绝对离不开一整套确定的经济原理。当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在解释某特定事件的特定原因时，例如，大量失业产生于有缺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总归要借助某种经济理论。他反对进一步检讨隐含在其结论中的那个定理，是为了不暴露他的错误观点。不存在不涉及任何理论的纯粹事实的记述。两个事件被同时记录或纳入同类事件的过程，也是一种理论的运作过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只有借助某种理论来回答，即如果涉及人的行动，只有人的行动学才能给以解答。如果我们不预先从一个必须的理论洞见出发而寻求相关的系数，则无异于缘木求鱼。这个系数也许有高度的数学值，但并不能说明两组事件之间的任何意义和相关性。[3]

2． 权力的作用

历史学派和制度主义指责经济学忽视了权力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作用。他们说，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即选择着并行动着的个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概念。现实的人是不能自由选择和行动的，他受制于社会压力，受制于无法抗拒的权力（power）的支配。决定市场现象的，不是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像所有其他的对经济学的批评一样，这种诘难也是无稽之谈。

无论是人的行动学通论，还是经济学或交换学，都不主张或假设人在“自由”一词之任何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那种自由。人至少绝对地受制于其生活环境中的自然条件。在行动中，他必须按照自然现象的冷酷无情的规律来调整自己。正是因为自然所赐之福利的稀缺，人才不得不行动不息。[4]

人在行动中，要接受意识形态的指导。他总是在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选择目标和手段。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might）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行动人有时确信它的内涵是正确的，因而他会遵此执行，以实现他自己的利益。此时意识形态的权力是直接的。有时，某种意识形态虽然得到别人肯定，行动人却认为荒谬，但又不得拒绝接受，还必须调整自己屈尊于它。这时的意识形态的权力就是间接的。社会风俗习惯也是人们不得不重视的一种权力。那些认识到大众接受之流俗为荒谬的人，必须作出这样的选择：或者随波逐流以求行动的顺利，或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蒙不利。

关于暴力也是如此。人在选择中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存在一个准备对其施加强制的因素。

人的行动学的所有定理，也适用于这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压力影响下的行动。意识形态的直接或间接的权力和自然界的物质威胁，只不过是一些市场的基据。至于是何种考虑促使一个人不出更高的价格，而实际获得了他出低价时未能买到的物品，这并不重要。就市场价格的决定而言，一个人是否自愿地把钱用在其他目的，是否害怕649别人把他看成一个暴发户或一个败家子，是否害怕违反了政府的限价法令，是否害怕竞争者的暴力报复，这些都不重要。在任何情况下，他拒绝出高价的行动，对市场价格的形成会产生同样程度的影响。[5]

眼下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把财产所有者的市场地位认定为经济权力或市场权力。当这个词被应用于市场情况时，会产生误导作用。一个自由市场里发生的一切，都由交换学研究的那些法则来控制。所有市场现象都绝对地取决于消费者的选择。如果你想把权力的概念运用于市场现象，那你就该说：市场中的所有权力都归属于消费者。为了盈利和免亏，企业家在各种考虑中——如企业内部事务尤其是人事管理行动——都必须把尽量优质价廉地满足消费者作为无上的目标。同样是“权力”一字，我们既可用来表述企业以优于竞争者的能力为消费者提供更价廉物美的汽车、鞋子或人造奶油，也可用来表述政府以其武装暴力对反叛的镇压。

在市场经济里，物质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以及企业家能力或技术诀窍，并不会构成强制性的权力。它们造就的是一种服务市场真正主人即消费者的优势，一种优于竞争者的暂时地位。如果资本的运用能够最好地满足消费者，那么，资本的所有权就是对资本所有者的一种委托。如果一个人不这样来运用资本，他就将丧失其财富并被淘汰出局，而他的愚蠢也不再能够使其继续为害人民的福利。

3． 战争与征服的历史作用

有许多作家赞美战争和革命，流血和征服。卡莱尔、罗斯金[6]、尼采、索列尔[7]和斯宾格勒[8]皆为那些观念的先驱者。

这些哲学家说，历史的进程，不是由那些蝇营狗苟的行商坐贾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武士和征服者的英雄事业。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只是从短暂的自由时期的经验抽象出一套自以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民主、宽容、对所有“真正”和“永恒”价值的否定等等。但这一庶民胜利的时代，现在已经面临消失而且一去不返了。在大丈夫阳刚之气的黎明期，需要一套新的人的行动理论。

但是，经济学家从来就没有否认战争征服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否认匈奴和鞑靼、汪达尔人和威金斯人（Vickings）、诺尔曼人和拉丁美洲征服者在历史上扮演的重大角色。决定人类现状的因素之一，是过去几千年连绵不断的武装冲突。但留存至今而成为人类文明之精髓的，并非武士精神的遗传。现代文明是“布尔乔亚”精神而非征服精神的成就。那些不以劳作代替掠夺的野蛮民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如果他们的存在有迹可寻的话，那就是在那些被征服民族的文明影响下所完成的业绩。拉丁文明遗留于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半岛。假使克莱武爵士[9]和瓦纶哈斯丁家族没有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继承，则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总有一天，会像土耳其在匈牙利的150年统治那样，成为毫无意义的历史陈迹。

经济学的任务，不是去揭示那些复活威金斯人精神的企图。它必须驳斥的说法是：作为一种事实的恒有的武装冲突，是经济学理论的终结者。关于这个问题，有如下几点需要强调：

1． 交换学理论涉及的并非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而是以生产手段私有和分工这两个条件为特征的一切行动。在生产手段私有的社会里，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不仅为直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生产，同时也消费他人生产的物品。这时，交换学的理论绝对有效。

2． 市场外的盗窃劫掠可视为市场的一种基据。行动者必须考虑到谋财害命者的威胁。如果谋财害命肆行到任何生产行动都无可奈何的程度，则生产性的行动将完全停止，人类因此陷入人人互斗的局面。

3． 为了获得战利品，必须先有东西可供劫掠。英雄们必须有足够可以被掠夺的“布尔乔亚”才能生存。因此生产者的存在，是征服者生存的一个条件。但没有征服者，生产者却可生存。

4． 当然，除了生产手段私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外，可以想像还有其他立基于分工的社会制度。黩武主义者渴望建立社会主义。整个国家最好组成一个战士的社会，而其他非军事人员除了供应战斗部队需要的一切东西外，别无他事可做。（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本书第五篇讨论）。

4． 作为某种基据的实在的人

经济学处理的是实在的人的实在的行动。它的理论既不涉及理想的或完全的人，也不涉及荒唐无稽的“经济人”幽灵，以及统计观念上的“一般人”。人皆有弱点和局限，但他们生活并行动着，这正是交换学的研究对象。人的每一种行动都可能构成人的行动学的一个论题。

人的行动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社会、社会关系和众数现象，也包括所有的人的行动。在这一方面，“社会科学”这一名词及其一切内涵具有误导性。

在研究人的行动方面，除了行动人具体行动的最终目的外，科学研究再没有其他的衡量标准了。那些最终目标本身，是超出任何批评的。谁都无法确定使他人快乐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冷静观察者所能问的问题只能是：为实现那最终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是否适合于实现行动者预期的最后结果。也仅仅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经济学才可能对个人的、团体的行动，或者政党的、压力集团的以及政府的政策发表意见。

攻击他人的价值判断，同时又把这种攻击转化为对资本主义和企业家的批评，以掩饰攻击者本自身的武断，是眼下流行的做法。但经济学对所有此类陈述的态度都是中立的。

例如，针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产品的生产之间保持平衡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10]这一武断挑衅，经济学并不急于反击。经济学家说的是：在一个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这种平衡与消费者的购买行动是相符合的。[11]指责他人并说他人的行动结果是错误的，乃非经济学家所为。

在市场经济生产过程的行为中，个人的价值判断是至高无上的。如果否定这种制度，替代它的就只有独裁制。在独裁制下，只有独裁者的价值判断决定一切，尽管他的价值判断并不比别人有更少的武断性。

人的确不是一种完美的存在。人性的弱点会玷污所有的人类制度，包括市场经济。

5． 调整时期

市场基据的每一个变化，都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所有这些影响消失之前，也即这个市场被完全调整到新的状态之前，都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期。

交换学必须研究所有不同的人对市场基据的变动有意采取的反应，而不只研究在市场结构中这些反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最后结果。某一种市场基据的变动结果，往往被另一种市场基据的变动结果完全抵消。这时，市场价格最后就没有多大的变化。统计人员只注意众数现象和市场交易总额体现于市场价格的结果，而忽略了这么一个事实：　价格水平变化的不明显，仅仅是一种偶然，并非基据的连续性和缺乏特别调整的结果。他没有看清这些变动及其社会后果。然而，基据的每一种变化，都有它自己的过程，都会引起相关个体的一定反应，并且扰乱市场活动参与者间的既有关系，即便最终各种商品的价格没有多大变动，而且市场中资本总额也依旧不变。[12]

在事实过后，经济史会对调整期的长短给出一个模糊的信息。取得这些信息的手段，自然不是度量，而是一种对历史的理解。各种不同的调整过程，实际上不是彼此孤立的。无数个调整过程同时发生，它们路径相互交叉，彼此影响。要对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进行解构，观察其中的行动和反应的连锁关系，就历史学家的理解力而言是困难的，因而他们的结论既有限也很成问题。

对那些急于知道未来的企业家而言，要了解调整期的长短也同样地困难。为了企业经营的成功，仅仅预料到市场对某一事件的反应趋势，而失之于正确预测各种相关调整期的长短，并无多大意义。企业家在经营行动中犯的错误，大多与此错误预测有关，而那些预测“专家”对未来商业趋势的错误预测，原因也基本一样。

在研究市场基据变动所带来的结果时，通常把那些结果区分为近期的和远期的，或者短期的和长期的。这种区分由来已久，远在使用这些术语之前。

为了发现某一市场基据的变动引起的短期后果，一般无需借助彻底的探究。短期后果大部分都很明显，一个不惯于研究工作的外行人，也能够看得出来。经济学研究的介入，正是因为有些聪明人开始考虑某一事件的远期结果，而这是与外行人对短期结果的感觉是不同的。经济学的主要功绩是发现了一些长期的后果，而这些后果迄今尚未引起一般观察者和政治家的注意。

古典经济学家从他们的一些惊人发现中，提炼出一种政治实践所需的规律。他们认为，政府、政治家以及政治团体在其计划和行动时，不仅要考虑短期后果，也要考虑长期后果。这个论断的正确性不容争辩。行动的目的在于以更满意的情况替代不良的现状。至于某一特定行动的结果是否更令人满意，则取决于对它的一切短期或长期的结果的预测是否正确。

有些人批评经济学忽视短期后果，只看重长期结果的研究。这种批评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对市场基据变动之后果的研究，除了从直接后果开始，一步一步地对那些继起的后果加以分析，一直到最后结果的分析，别无他途可寻。长期分析必须充分包括短期分析。

为什么某些人、某些政党和压力集团极力宣扬短期后果的极端重要性，这是不难理解的。他们宣称，政治绝对不应顾及某某计划的长期后果，也决不能因某计划虽然有短期利益，但可能有长期恶果而放弃它的执行。只有短期后果是值得考虑的，因为“长期以后我们全都死光了”。对于这类感情冲动的批评，经济学家的答复依然是：　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把它的所有后果——短期的和长期的——加以仔细权衡。在个体的或公共的行动中，的确有些环境因素使行动人有充分理由忍受很坏的长期后果，以避免他们认为更坏的短期后果。把家具送进火炉去烧以取暖，对某人来说也许很方便。但是他这样做，必然知道将来会有哪些后果。他不至于认为这是一个新奇的取暖方法的发现，而自欺欺人。

经济学对短期主义的狂热情绪的反对，这就足够了。终有一天，历史会给出更多的反对理由。它将会告诉大家，短期主义（路易十五的皇后曾说过一句臭名远扬的话“死后的遭遇？管它呢！”）在欧洲文明最严重的危机中所发生的作用。那些热衷于这句短期主义口号的政府和政党所推行的政策，其实是在销毁前人遗传下来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资本。

6． 财产权的限度以及外部

成本和外部经济问题受到法律界定并由法院和警察保护的财产权，乃长期演进的制度结果。但近期的历史，却充斥着取消私有财产权的斗争记录。专制君主和群众运动一再企图限制或干脆废除私有财产权。这些企图未能得逞。但它们的影响却遗留在一些观念上，而这些观念决定着财产权的法律形式及其定义。财产的法律概念没有充分考虑到私有产权的社会功能。由此而形成的一些疏漏和抵触，通过市场现象的决定过程反映了出来。

财产权的一致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它既承认财产所有者有权索取来自使用其财产的一切权益；而与此同时，财产所有者也必须承担来自使用财产的一切损失。于是，只有财产所有者才对其财产的使用结果负全部的责任。他在处理其财产时，将会考虑到他的行动可能引起的一切有利或有害的后果。但如果他的行动后果，有些不属于他的权益范围，也有些不属于他的益损范围，那么，他在其行动计划中，就不会自讨麻烦地关心其行动的一切后果了。凡是不增加其自身利益满足和不增加其自身负担的损失，他都可以置之不理。如果法律能够被妥善地用来调整私有产权的经济目标，财产所有者的行动就不会是这样。他之所以推行某些项目，是因为法律免除了他对他的行动引起的一些损失的责任。同样，他之所以不投身其他的计划，是因为法律没有赋予他取得所能得到的一切利益的权利。

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过去就缺乏，在某些方面现在也仍然不够。“每个人的行动，如果损害了他人，他必须对此损害负责”这个原则，一般而言是被接受的。但是法律还存在许多漏洞，因立法者的迟缓而没得到弥补。这种迟钝，有时是故意的，因为有些漏洞正好符合政府当局的意图。过去，在许多国家中，工厂和铁路的所有者对他们的经营行为中所发生的烟尘、噪音、污水以及生产事故，给邻居、顾客、员工和其他人所造成的损害是不负责任的。因为那时的一个观念是，谁都不应该妨碍工业化和交通的发展。这同样的观念，曾经甚至还在怂恿许多政府，通过补贴、租税减免、关税保护，以及低息贷款等，对投资工厂和铁路给予鼓励。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的责任，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减轻了。但后来，在许多国家又出现了一个相反的趋势，即实业家和铁路企业的责任，相对于其他公民和企业，加重了许多。这又是因为政治目标的作用。立法者这时希望保护穷人、工资收入者、农民，以对抗那些富有的企业家和资本家。

虽然财产所有者对其行动引起的某些损害可以不负责任，可能是因为政府和立法者的政策，也可能是因为传统法律条款的漏洞使然，但无论如何这些总归是行动者必须考虑的一种市场基据。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外部成本”的问题。有些人仅仅因为“成本的一部分不由自己负担而由他人承受”这个事实，而心安理得地选择了某些满足欲望的方式。

极端的例子是前面说过的无主财产的那种情形。[13]如果一块土地不为任何人所有，尽管法律在形式上称为公有财产，它的被使用是不会考虑到任何不利后果的。能够把取自森林的木材和猎物、水域的鱼类、地下矿藏等的报酬据为己有的人，不会考虑他们的采捕方式造成的后果。对他们而言，土壤的侵蚀、矿藏的枯竭以及对未来的持续利用的损害，都是外部成本，不纳入其投入产出的计算当中。他们伐木而不育林，捕鱼而不蓄苗。在人类文明初期，尚有许多质量优良的处女地，初民们并不觉得伤害性的资源掠夺方式有错。当这些方法的后果显现在净报酬递减的时候，耕种者遂放弃原有农田，迁徙他乡。人们开始感觉到这些掠夺方式无异于浪费，只是在人口密度的增加使第一级土地再也无法自由占有的时候。从那时起，人们才巩固土地的私有制度。私有制始于耕地，后来逐步扩展到牧场、森林和水域。新开辟的海外殖民地，尤其是美国广袤的空地，当欧洲首批移民到来之际，那惊人的农业潜力几乎原封未动。于是便上演了同样的掠夺性开采过程。直到19世纪后半叶，那里仍有空地可供新来的拓荒者自由占有。拓荒者及其拓荒过程的存在，并非美国独有。美国的特殊在于，当拓荒者销声匿迹时，是某些意识形态的和制度的因素阻碍了土地利用方式根据市场基据的变动而调整。

在欧洲大陆的中西部地区，私有财产制已有几百年的发达史，情况当然就不同。在那里，已耕土地没有发生地力侵蚀的问题；在那里，森林也没有惨遭蹂躏，尽管建筑和矿业用木材，取暖、铸造、陶器和玻璃制造所需燃料，长期皆仰仗于国内森林。森林的所有者不得不基于其私利来保护它们。直到近年，在人口最稠密的工业地区，仍然有1/5到1/3的地表为一级森林覆盖，而这些森林都依靠科学方法进行经营管理。[14]

仔细考究促使现代美国土地所有权状况形成的那些复杂因素，不是交换学的任务。不管这些因素是什么，它们毕竟造就了一种条件，使得许多农民和多数伐木者，都有理由把那些因土壤森林的疏于保养而发生的损害视为外部成本。[15]

从行动的个人和企业的观点来看，如果行动的成本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外部成本的话，则表明他们的经济计算显然有缺陷，而其结果也必定有假。这个说法是不错的。但这所说的并非生产手段私有制固有的缺陷所造成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遗留在这个制度里的一些漏洞的结果。它是可以靠修改有关法律而得到改善的，即修改那些有关损害责任的法律并废除那些阻碍私有权充分运用的制度。

外部经济，并不仅仅是外部成本的反面，它有自己的范畴和特征。

如果某人的行动结果不仅有利于自己，而且也有利于他人，则有两种可能情形。

1． 行动者在做计划时，认为他期待的那些利益对自己非常重要，以至于他情愿支付该计划所需的全部费用。至于该计划也有利于他人的事实，并不妨碍他独力完成它。例如一个铁路公司建筑堤坝，为的是保护他的铁轨免于雪崩或山洪的冲击，但同时也附带保护了临近的民宅。可是临近居民得以分享这个利益的事实，并不妨碍该公司实施它认为重要的这一计划。

2． 当一个计划所需的费用巨大，因该计划可能得到利益的人们，谁也不愿意全部承当。于是这个计划的实现只有靠分享其利益的人们，多到足够分摊此全部费用的数量。

假如不是因为这个现象完全被现行的伪经济学误解，关于外部经济的问题就似乎无须赘言了。

当消费者宁可牺牲实施计划P可能得到的满足，而转向别的计划时，计划P是不能赚钱的。P的实现要占用许多资本和劳力，而它们本可用以实现满足消费者更迫切需求的计划。外行人和伪经济学家不知道这个事实。他们决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稀缺性。照他们看来，P的实现无须任何代价，也即，无须放弃任何其他的满足；使我们这个国家不能无偿享受P之利益的，只是利润制度在作怪。

这些短视的批评者还说，如果P的不能获利，仅仅是因为企业家的计算不顾那些对他们而言是外部经济的P的利益，则利润制度就更加荒谬了。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些利益不是外部的。它们至少使社会的某些成员受益，因而会增加“总福利”。所以P的未实现，是社会的一项损失。因为企业家专心于别的赚钱事业而放弃此无利可图的计划，填补这个空白就应该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以公营事业的形式来经营之，或者补贴民间企业家和投资者来经营。补贴的方法，或者直接从国库开支，或者间接地使用收费制度，使间接税的负担落在产品购买者的身上。

然而政府亏本或补贴私人经营某项目的资金，必得来自税收支出和举债。而课税会减少纳税人的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举债则减少借贷市场可供民间企业使用的资金。政府和个人一样，都无法无中生有。政府花的钱多，老百姓花的钱就少了。公共工程不是靠一根魔杖的神秘力量就能够完成的。它的代价是民间资金被占用。如果政府不干预，公民就可以用这笔钱去开展有利的业务，否则他们只好放弃。每实现一个政府资助的不赚钱的项目，就相应有一个仅因政府干预而被放弃的项目。而这被放弃的项目本来是能够盈利的，也即它将按照消费者更迫切的需要来使用有限的生产手段。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把这些生产手段用以实现不赚钱的项目是一种浪费。它剥夺了他们希望得到的满足，而不得不接受政府所提供的高成本服务。

老百姓大都只顾眼前利益，因而容易上当，往往被统治者的“丰功伟业”所迷惑。他们无法洞悉自己为这些“丰功伟业”付出的代价，即，如果政府少干那些事，他们将享受更多的利益。他们想像不到被政府限制的可能恰好是更有利于大众的计划。[16]

如果政府的干预使得一些边际以下的生产者，能够逃避更有效率的工厂、商店或农场的竞争而苟延，则那些狂热者会惊讶得更加不知所措。他们会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这种明显的总产量的增加和财富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但实际发生的事实正好相反，总产量和总财富因此而减少了。高成本的生产受到鼓励或被保留，使得低成本的生产被迫减少或难以为继。消费者得到的不是更多，而是更少。

例如，一个流行的观念是，政府在自然资源贫瘠的地区促进农业的发展是件好事。正是由于这些地区的生产成本高于其他地区，才使得其大部分土地达不到边际水平。因此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耕种这些边际以下土地的农民就无法抗拒来自肥地农场的竞争。而农业的萎缩和欠发展，会使这整个地区沦为一国中的落后地区。显然，营利性企业不会在这些地区投资建设铁路，把这些不幸的地区与一些消费中心连接起来。但此处农民的困境并非由于缺乏交通便利而引起，相反，是因为营利性企业家看出这里农民的前景不佳，因而不愿意投资一条缺乏货运而势必赔本的铁路。如果政府屈服于某些压力集团的要求，赔本建设并运营这条铁路，的确有利于这些落后地区的农地所有者。因为运输其产品的成本有一部分乃由政府国库负担，他们就比较容易和那些耕种肥沃土地但没有政府资助的农民竞争。但是，这些受惠的农民得到的利益是由纳税人所支付的，纳税人必须提供这条铁路亏损的资金。这一事实既不影响市场价格，也不影响农产品的总供给量，仅仅是使得经营边际以下土地成为有利，而原先经营有利的土地变为边际以下的土地。它将生产从低成本土地转移到高成本土地，这样做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总供给和总财富。因为那些投入高成本土地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是从其他用途硬拽过来的，而本来这些投入可用以生产消费者更加迫切需要的消费品。政府的目的是达到了，即使某些落后地区得到了它们所不能得到的利益，但它在其他地方却造成了一些损失，而且这些损失大于受惠地区特权集团得到的利益。

知识创新的外部经济

外部经济最极端的例子见之于各种加工业和建筑业的知识背景。指导技术程序的那些聪明设计即公式，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它们所提供的服务是永不枯竭的。因为这些服务的非稀缺性（在被创造出来和没有专利保护或专利保护失效后——译者注），所以它们的使用是没有成本节约之必要的。经济商品私有制所据以建立的那些考虑，并不针对知识服务的创造。它们之所以游离于私有权范围之外，不是因为它们是无形的、非物质的和不可触及的，而是因为它们的服务不会穷尽。

人们到后来才开始认识到这种状况也有其缺陷。它把这些知识服务的生产者——尤其是技术程序的发明家、作家和作曲家——搁置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他们负担了生产的成本，而他们提供的服务却可以被任何人自由地享受。对他们而言，他们的生产成果完全或几乎完全属于一种外部经济。

假如我们既没有版权制度，也没有专利制度，发明家和著作家就处在企业家的地位。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他们享受一种暂时的利益。当他们刚刚开始利用自己的发明或文稿，或使他人（制造商或出版商）得以利用之的时候，他们在此时刻有机会获得利润，直到每个人都可以同样利用其为止。此发明或此文稿的内容一旦人共知，它们就成为“免费商品”，而它们的创造者只剩下荣誉可享受了。

此处涉及的问题与那些天才的创造活动无关。那些空前的智慧成果的原创者的行动，与普通人意义上的生产或工作，无法相提并论。他们的工作完全超越时人的相应反应。他们不用等到鼓励才创造。[17]

至于那些服务为社会所必需的广大知识分子群体，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不管二流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作曲家的问题，也无需探究如果没有这些人的作品，对人类而言是否一大损失。但是，为了把知识传播给后人，为了使其他行动人得以熟悉实现其计划需要的一切知识，显然需要某些教科书、范本、手册和其他非小说类作品。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免费复制这些作品，大概就没有人会辛辛苦苦地写这些东西。在技术发明和发现方面，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因为这方面成就的取得，常常需要高强度和高资金的实验投入。如果那些在实验上投入了巨资的人们，得的结果不过是些外部经济，那么，技术进步将严重受到阻碍。

专利制和版权制是近几百年来法律演进的结果。它们在财产权传统体系中的地位，还存在着争论。人们对它们侧目而视，似乎它们是不正当的。它们作为一种遗迹，是在其发展的初期，来自政府对著作者和发明者授予，并由法律加以保护的一种特权。因此它们的作用是可置疑的，因为它们只有在使垄断价格下的出售成为可能时才是有利的。[18]而且，专利法是否公平，也有人基于下述理由提出质疑：专利法只是奖赏那些在最后阶段完成某些发明，并使其转入实际用途的人们。有许许多多的先驱者为某一发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贡献甚至大过后继者，却没有享受到专利权的好处。

当然，对专利权之臧否议论的检讨，并非交换学分内的事。只有一点是交换学要强调的：这属于财产权界定的问题，随着专利权和版权的废除，作家和发明家充其量只是些外部经济的生产者。

特权与准特权

法律和制度加诸选择和行动之自由的限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克服。那些可以不履行他人必须履行的义务的人，其特权或来自于法律本身，或来自于借助法律强制的行政命令。但也不乏胆大包天之士，对法律的限制藐而视之。他们的胆大妄为使他们获得了一种准特权。

无人遵守的法律，是无效的法律。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法律，或不是所有人都遵守的法律，会使那些得到豁免的人们——或由于法律本身或由于他们自己铤而走险——得到获取级差地租或垄断利润的机会。

但这种豁免，不管是合法的特权还是非法的准特权，对于市场现象的决定，都无关紧要。取得特权或准特权的人或厂商，如果为此支付了成本，那么，这些成本是否合法（例如执照税）或非法（如贿赂贪官污吏）也同样无关紧要。例如，如果进口禁令对某一数量的进口可以通融，市场价格就会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此进口数量的本身，一个是为取得和利用此特权或准特权所付出的特殊成本。至于这批物品的输入是合法的（例如进口数量管制下赋予某些人的配额特权）还是非法的走私，都不影响价格的结构。

[1]参见第二章第3节。

[2]Strigle，Die okonomichen Kategorien und die Organisation der Wirtschaft （Jeua，1923），p.18ff.

[3]Cohen， Nagel，An 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 （New York，1939），pp.316-322.

[4]许多社会改革家，尤其是傅立叶和马克思，对“自然赐予人类解除不适之手段的稀缺性”这一事实，从来是三缄其口，视而不见。在他们看来，一切可用之物的不足，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适当而引起的；这个事实在共产主义这个“较高阶段”的社会里就将消失。但有一位杰出的孟什维克派作家，在面对自然给人类幸福造成的障碍时，却不得不用典型的马克思口吻说自然是最无情的剥削者。Manya Gordon，Workers Before and After Lenin （New York，1941），p.227，458。

[5]对市场现象加以强制干涉所引起的一些经济后果，将在本书第六篇加以讨论。

[6]Ruskin John（1819—1900），英国散文家、批评家和社会改革者。——译者注

[7]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国社会哲学家，著有《暴力论》（1908）。——译者注

[8]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9]Baron 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军人，印度行政长官。1743年加入东印度公司，并参加与法国的战争。——译者注

[10]Albert L. Meyers，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1946）， p.672.

[11]这是政治民主或经济民主的共同特征。民主选举并不保证被选的人不犯错误，而只保证大多数的投票人所选的人当选。

[12]关于那些市场购买力决定因素的变动，参见第十七章第5节。关于资本的积累和消耗，参见第十八章第7节。

[13]参见前一章第2节。

[14]18世纪后期的欧洲，一些政府开始制定保护森林的法律。但是如果把保护森林的任务归于这些法律，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在19世纪中叶以前，那里并没有任何行政机构来执行这些法律，除了奥地利和俄国，欧洲各国政府实际上没有力量足以和贵族地主相抗衡以执行这些法律，更不用说德意志的那些小邦了。因此事实是，在1914年前，政府官吏谁都没有足够的勇气胆敢触怒某位波西米亚或西里西亚贵族，或某位德意志大地主。这些名公巨室之所以自发承担保护森林的责任，乃因为他们能够从私有财产的占有得到安全感，因而孜孜以求地保护其收入来源和财产的市场价值不致贬值。

[15]我们也不妨这样说：　他们把那些注重土壤森林的保养而产生的利益视为外部经济。

[16]参阅Hengy Hazlitt， Economics in One Lesson （New York，1946）对政府公共支出所作的出色分析。

[17]参见第七章第3节“有创造力的天才”。

[18]参见第十六章第6节。

第二十四章　利益的和谐和冲突

1． 市场盈亏的最终根源

市场基据的反复无常的变化，使稳态循环的经济制度无法产生，而且还一再地使企业出现盈利和亏损，因而社会中人有的顺利，有的则不顺利。因此，有人得出结论：“一个人的收益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如果没有别人的损失，谁都不能获利。”古时候就有著作家提出过这一武断的见解。第一个复述它的近代著作家是蒙田[1]。我们甚至不妨称为蒙田式的武断。它是新旧重商主义的精髓所在。在所有现代重商主义的学说中，都包含着这层意思：在市场经济的架构里，一国内部各社会阶层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任何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更是相互冲突的。[2]

就货币购买力因现金诱发的变动对于延期支付的影响而言，蒙田式武断是对的。但就任何种类的企业盈亏而言——不管这些盈亏出现于静态经济（其中利润总额和亏损总额相等），还是出现于进步的或退步的经济（其中盈亏总额不相等），这个武断则是错误的。

在一个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获得利润，不是因为他的同胞身处困境或不幸，而是因为他减轻或完全消除了同胞的不适之感。伤害病人的是病本身，而不是治病的医生。医生的收益非来自流行疾病，而是来自他给病人看病。利润的最终来源，总归是对未来的洞见。那些比别人看得远且准，而又能够调整自己行动以适合于未来市场情况的人，总能赚得利润，因为他们能够满足人们最迫切的需要。那些生产出大家抢着买的商品或服务的人所获得的利润，显然不是来源于那些生产出大家不愿支付其成本购买的产品的人的亏损。后者亏损是因为他对未来消费者的需要缺乏先见之明。

外在事件对供求关系的影响，有时来得是那么的突然和意外，以至于有人会说：任何有理智的人都无法预见得到。于是，嫉妒心强的人就认为从这种剧变中敛财是不公平的。但是这种武断的价值判断并不能改变利害关系的本质。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花大钱去看医生，总比缺医少药好。否则他不会去咨询医生。

在市场经济里，买卖双方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利地位是由于对未来缺乏远见。如果每一个人和市场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准确而及时预见未来，并据以行动，则大家都处于一种愉快的合作中。果真如此，则资本和劳动一点都不会浪费在满足那些较不迫切的欲望上。但是人终究不是全知的。

用怨恨和嫉妒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是错误的；站在个人一时的立场看问题也同样不对。有些社会问题，必须从整个市场制度的运行来判断。能够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正是以下这个事实：那些比别人能更好预测未来的人们更能赚钱。如果为了在市场变动中受害的人的利益而削减利润，则不仅不能改善供需状况，反而会使情况更糟。例如，如果我们不允许医生收取高诊疗费，就无法增加，反而会减少从医人员。

交易通常惠及买卖双方。即便某人赔本赚吆喝，也比完全不售出或只在更低价格下出售要好。他的赔本生意是因为他缺乏远见，这时即便他接受的是低价格，也毕竟对他的损失有限制。如果买卖双方都不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交易是他们所能选择的最好行动，他们就将放弃交易。

如果说一个人的收益真是他人的损失，在盗窃、战争和劫掠场合确实如此。盗窃的赃物就是失主的损失。战争和商业也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伏尔泰在1764年撰写其哲学词典中“爱国者（Patrie）”词条时写道：“一个爱国者必须希望祖国以贸易致富和以武力致富；显然，一个国家如果不牺牲别国就无法致富，如果不加害别国，就不能称强。”伏尔泰和许多其他作家（包括他的前辈和他的追随者）一样，均认为研习经济思想是不必要的。如果他读过同时代作家大卫·休谟的著作，他就应该知道把战争和对外贸易等而视之是多么荒谬。伏尔泰这位古老迷信和谬误的伟大揭发者，竟然不知不觉间深陷如此可悲的谬误。

面包商卖面包给牙医，牙医为面包商治牙，相互间都没有受害。如果把这种服务交换与武装流氓抢劫面包店视为同一事情的两种表现，那就错得没边了。对外贸易不同于国内贸易的，只在于物品和服务的交换超越了两个主权国的疆界。奇怪的是，在休谟、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身后数十年，拿破仑皇子，也即后来的拿破仑三世，居然还写道：“一国输出的物品数量，与这一国为她的荣誉和尊严而向其敌国发射的炮弹数量成正比。”[3]关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之后果的一切经济学说，到现在还不能摧毁重商主义之谬见（即“对外贸易的目的就在于把外国人搞穷”[4]的势力。对这种武断和其他类似幻想和错误之根源的揭发，是历史研究的任务。就经济学而言，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

2． 生育节制

生活资料的天然稀缺性，迫使每一个生物体在生存斗争中，把其他生物体视为死敌，从而导致残酷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竞争。但对人类而言，当劳动分工制度取代了个人、家庭、部落和国家的自给自足经济后，人与人之间不可调解的利害冲突就消失了。在分工社会里，只要人口数量没有超过最适度的规模，就不会有利益冲突发生。只要增加的人口就业后的报酬超过人口增加的比例，利益的冲突就将让位于利益的和谐。人们就不再为争夺极为有限的生活资料而陷入敌争。在追求共同的目标下，他们成为合作者。此时，人口数量的增加并不会降低，而是会增加人均所得。

如果人仅仅追求营养和性的满足，人口就将趋向超过可用生活资料所限定的适度数量。然而人们所要的不止于单纯的生存和性交；他们还希望像“人”那样去生活。的确，环境的改善通常会引起人口数量的增加，但人口的增加不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如若不然，人类不可能成功地建立起社会关系，并推进文明的发展。鼠类和微生物则不然，一俟生活资料增加，它们就很快繁殖到超过生活资料所能维持的限度，剩不下一点东西足备满足其他的需要。工资铁律的根本错误在于，它把人——至少是工资收入者——视为只有动物冲动的存在。它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人与禽兽的差异正在于他还要追求一些特属于人的目的，这些目的，我们不妨称之为更高尚的或更庄严的目的。

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是一项伟大的思想创造。连同分工原理，它给现代生物学和进化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人的行动学来说，这两个基本原理的重要性，仅次于对错综复杂的市场现象之规律性，以及市场基据对市场现象之根本性决定的发现。与对报酬率的反驳一样，对马尔萨斯法则的反驳也是微不足道的。这两个法则都不容置疑，但它们在人的行动科学体系里的角色，与马氏分派给它们的角色不同。

非人类生物完全受马氏描述的生物学法则的支配。[5]对它们而言，“由于它们繁殖的数目趋向于超过生存资料，因而那些得不到生存资料的‘冗员’将遭淘汰”这一观点是绝对有效的。最低生活资料限度这个观念，就非人生物而言，其意义是无比确定的。但就人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单纯的生物学上的冲动是所有动物共有的，但人则把这种冲动统合到一个价值系统中，特属于人的一些目的，因此有了自己的地位。行动人同样要把他的性欲满足合理化，这是一种利弊权衡的结果。人不会像公牛一样盲目受制于性欲的支配，如果他认为成本（预期中的不利）太高，他就会自我约束放弃滥交。在此意义下，我们不妨借用马氏原创的“道德约束”一词，而不含任何价值或伦理的意思。[6]

性交的合理化已经包含着生殖的合理化。后来，又出现了一些与节制性交无关的所谓“人口增加合法化”的方法。人们开始采用弃婴、溺婴或堕胎等残忍的方法。最后，他们学会了防止怀孕的性交行为。在最近几百年里，避孕法已经得到了改良，而且采用的人也大大增加。但这些方法是由来已久并早就实行了的。

现代资本主义带给资本主义国家大众的财富，以及卫生环境和医疗防治方法的改良，大大降低了人口，尤其是婴儿的死亡率，而延长了人们的平均寿命。今天，在这些国家，节制生育的成功更为彻底。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的转折，也即那些束缚私人创业和企业家功能的障碍的消除，已经深深影响到性行为的习惯。新鲜的事情，不再是实行生育节制，而是生育节制愈演愈烈；更新鲜的是它不再限于社会上流阶层，而是普及到全社会。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效果，就是使得社会所有阶层都摆脱了贫民困境。如今，手工业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摇身为“布尔乔亚”，开始像小康市民那样思想和行动。为了自己及其子女皆能保持已有的生活水准，他们也参与了生育节制。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和进步，生育节制成为一个普遍的运动。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出现伴随着两个现象：　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降低，以及平均寿命的延长。

在马尔萨斯时代，还不可能观察到资本主义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但今天这些特征却确凿无疑了。可还有许多人囿于一些浪漫的偏见，竟然认为这些特征是西方文明中白色人种颓废堕落的特殊现象。这种浪漫思想引起一种严重的忧患，即亚洲人没有把生育节制推行到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人同一程度，随着现代医疗预防技术也降低了东方人口的死亡率，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更是比西方国家快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人、马来亚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对西方的技术和诊疗进步没有贡献，仅仅把它们作为意外赠品来接受），难道不会到最后仅凭借人口的优势来压榨西方人的子孙吗？

这并非杞人忧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所有高加索民族对资本主义带来的死亡率下降的反应，是降低出生率。但从这些历史经验不一定能够推导出一般的法则。然而行动学的思考能够指出这两个现象之间的必然连续性。生活环境的改善本来为人口增加创造了条件，但如果增加的生活资料因养活增加的人口而被完全消费掉，那就没有剩余的物资可用以再提高生活。文明的进步受到羁束，人类就将处于一个停滞状态。

如果我们假定某项预防疾病的发明纯属一种偶然的幸运，而且其实际普及利用，又不需要大量的投资和现金购买，则上述结果会更加明显。当然，现代医药研究，尤其是研究成果的应用，乃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可以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与非资本主义制度环境是绝对无缘的。但历史上也有过例外。例如天花的种痘预防法，并非产生于昂贵的实验室研究，而是产生于原始简陋的方法，应用起来也成本有限。试想一下，如果这种方法早已在那些未实行生育节制而又未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得到普及，现在将会有何种结果？无非是人口激增而生活资料相应短缺，平均生活水准无疑降低。于是天花的预防反倒是福之祸所倚了。

亚非两洲的情形大体上是一样的。这些落后地区的人民，仅仅从西方接受了一些现成的防治疾病的技术。的确，在这些地方，引进外国资本以及用本国微弱资本而采用外国技术，也会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使平均生活水准得到逐步改善。但是这并不足以抵消由于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没有相应降低所导致的相反趋势。其实，落后地区的人民与西方的接触，并没有赚到什么便宜，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尚未从古老的迷信、偏见和误解中解放出来；改变了他们的只是一些技术和医疗知识。

东方民族的一些改革家也想使其同胞得到西方国家所享受的物质福利，但由于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以及军国主义观念所左右，他们以为只要引进欧美技术就能实现这个目标。斯拉夫民族的布尔什维克和民族主义者，以及他们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同路人，都没认识到他们的人民最需要的并非西方的技术，而是在许多别的成就外还产生了这些技术知识的那个社会秩序。他们最为缺乏的，是经济自由和民间的原创力，是企业家和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实际寻求的只是工程师和机器。东西方之间的差别在于社会和经济制度。产生资本主义的那种西方精神，东方人仍然陌生。如果他们仅输入资本主义的一些皮毛，而排斥一揽子接受资本主义，则没有多大用处。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或非市场经济的环境里，既不可能取得也不可能保持住资本主义文明的成就。

如果亚洲人和非洲人要进入西方文明的轨道，他们就必须毫无保留地采纳市场经济。唯此，他们才能超越贫困现状，并像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那样实行生育节制；才能改变人口出生过多对改善生活的障碍。但如果东方民族还只继续接受西方的物质成就，而拒绝接受后者的基本哲学和社会理念，那里的人民就将永远滞留于贫困的劣势。虽然那里的人口可能大大增加，但贫困依旧如故。因此这些羸弱可悲的民众对西方国家的独立，不可能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只要武器还有需求，市场社会中的企业家就决不会停止有效武器的生产，以保障其同胞国人凭借优越的军事装备，打败那些仅具黩武精神的非资本主义的东方人。两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经验再一次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在军火生产方面也同样优越。资本主义文明，除非它自我毁灭，决非外国侵略者所能摧毁。凡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容许自由发挥的地方，武装力量总能得到优良装备，而不致落败于仅拥有庞大军队的落后国家。有人一再强调，秘密武器的制造技术如果泄露的话，是非常危险的。这未免过于危言耸听。即便战争再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力量也总能把那些只会抄袭模仿的民族甩在后头。

那些已发展了资本主义制度并继续执着于其的民族，在任何地方都比其他民族优越。他们急于维持和平，并不表明他们软弱怯战，而是因为他们知道武装冲突将使社分工解体并危急其他。但如果战争终不可避免，他们在军事上也会显示出其优越的效率。他们会击退野蛮的侵略，不管侵略者的人数有多少。

有意地把出生率调整到适合幸福生活的物质供给量，这是人类生活和行动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也是文明、财富和福利之增进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至于节制性行为是否节制生育的惟一方法，则是一个必须从身心卫生的观点来决定的问题。由于各个时代面临的情况不同，如果把这个问题与世代沿袭的一些伦理教条混为一谈，那是荒唐可笑的。人的行动学也不研究这个问题，它只强调一个事实：凡是没有生育节制的地方，就谈不上文明和改善生活水准一类的问题。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由政府来管制生育率。人民的性生活也和其他方面的行动一样，必须纳入统一的组织。但在市场经济里，每个人是自觉自愿地处理这一问题，他不愿生下“不足够降低其家庭生活水平就无法养活的孩子”。因此，出生率被自然限制在资本供给量和技术知识水平所决定的适度人口以内。每个人的利益与所有其他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那些反对生育节制的人们，为的是废弃那维持人类和平合作和社会分工所必需的一种机制。凡是平均生活水准因人口的过度增加而下降的地方，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必然发生。在生存斗争中，人人互相为敌，把消灭敌人作为增进自己福利的惟一手段。那些宣称生育节制违反上帝旨意或自然法则的哲学家、神学家，对自然条件限制了改善人类生活之必要资源的事实可谓视而不见。自然条件如此，人就不得不在相互仇杀和社会合作二者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如果人人纵欲生殖，社会合作就不可能。人之所以节制生育，正是要把自己调整到适合自然条件。性行为的合理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纽带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从长远看，生存的人数不会增加只会减少，而且每个人的生活都将穷困潦倒，退化回人类远古时代。

3． “得到正确理解的”利益间的和谐

自古以来，想像人类远祖在原始“自然状况”下幸福生活，并喋喋不休加以赞美的不乏其人。借助那些古老的神话、童话和诗歌，这种原始幸福的幻象，成为17、18世纪不少流行哲学的成分。在他们的用语中，“自然”代表的是人类事务美好和有利的方面，而“文明”则有粗野和无耻的含义。一旦脱离了人与动物相差无几的原始状态，人就开始堕落。当时，这些赞美远古生活的浪漫主义者宣称，在原始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冲突。在伊甸园里和平不受任何侵扰。

但是，自然并没有造就和平和善意。“自然状况”的特征恰好是不可调和的冲突。每一个人都是所有其他人的敌手。生活资料稀缺到难以养活所有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冲突发生呢？实际情况往往是，一群人联合起来打击另一群人，而在敌人被消灭后，胜利者之间又会为战利品的分配再起冲突。冲突的根源在于，每个人的所得都将减少他人的所得。

使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成为可能的，是劳动分工产生的高生产率。它消除了自然的利益冲突。因为凡是有分工的地方，就不再存在“不可增加的供给量”的分配问题。应该感谢分工的劳动高效率，使商品的供给量成倍增加。这显著的共同利益，以及对社会合作关系的维持和强化，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将使一切根本的利益冲突得到化解。人的行动学意义上的竞争，取代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竞争。它使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实现和谐。引发生物性致命竞争的那个条件，即几乎所有人都争夺同一种东西的事实，至此转变成为有利于利益协调的一个因素。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需要面包、衣服、鞋子和车辆，所以必须大规模地来生产这些物品，以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使大家能便宜地购买。虽然与我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其他人也都需要鞋子，但我并不因此更难以得到鞋子，反而是更容易了。使鞋价升高的原因，可能是自然不足以提供更多的皮革和其他必需的原材料，也可能是加工鞋子必须忍受劳动的负效用。那些和我一样急于买到便宜鞋子的人们，通过人的行动学意义上的竞争，只能使鞋价变得更便宜而不是更贵。

这就是市场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被正确理解后，能实现一种利益和谐的原理所在。[7]古典经济学家在陈述这个原理的时候，他们所强调的有两点：　第一，每个人都有兴趣维持社会分工，这一制度使劳动生产率成倍增加；第二，在市场社会里，消费者需求最终指挥着一切生产活动。人之无法满足其所有的欲望，不能归咎于社会制度的不适当，或市场经济制度有缺陷。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自然状态。“自然会赋予人类无穷的财富”，或者“贫穷苦难是由于人们没能组成一个好的社会”，这些信念都是错误的。被改革家和乌托邦者描述为天堂般的那种“自然状况”，实际上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境界。边沁曾说过“贫困不是法律的创造，而是人类的原始状态”。[8]就市场社会而言，即便最底层的人，也比没有社会合作时的人们生活得更好。他们同样受惠于市场经济的运作，并分享文明社会的好处。

19世纪的改革家也没有放弃对原始人间天堂之神话的钟爱。恩格斯把他纳入了马克思的人类进化论。但他们不再把“黄金时代”的极乐世界作为社会经济改造的模型，而是把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邪恶，和未来人们将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义乐园的理想幸福相对照。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会解除资本主义用以抑制生产力发展的那些束缚，将会无限制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无限制地增加财富。自由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保存，只有利于少数寄生的剥削者，对大多数工人是有害的。因而在市场社会的架构里，“资方”和“劳方”之间普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这种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消失，只有等到一个公平的社会组织——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干预主义——取代了显然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种说法几乎成为现代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哲学。尽管它的盛行得益于马克思及其门徒的著作的推动，却并非马克思的创造。今天同意这个说法的，不仅有马克思的门徒，也有许多强调反对马克思的团体，以及口头上赞成自由企业制度的人。它其实是罗马天主教的社会哲学，也是安格鲁天主教的社会哲学；而且还得到了新教各派和东正教中的许多著名人物的支持。它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以及所有形形色色的干预主义教条的一个必要成分。同样，它也是德国霍亨索伦王室和法国力图复辟波旁——奥尔良王朝的保皇党人的政治哲学，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民族主义也奉其为圭臬。这些团体和党派之间也存在敌对情绪，但只与一些偶然事件（如宗教、宪政制度、外交政策等），尤其是与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选择有关。此外，它们都同意这个基本的命题：　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有害于工人、手工艺者和小农等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高举社会正义的旗帜，彻底废除资本主义。[9]

所有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作家，以及不少政客，在分析和批判市场经济时，都以两个根本错误的观点作为依据。第一，他们没有认识到，所有为未来欲望的满足所作的努力，也即所有的人的行动，都必然是投机性的。他们天真地假定，有关为消费者提供最佳服务的方法选择问题，没有必要讨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生产独裁”（或中央生产管理局）去投机。他只需简单地借助那些他认为有利于其子民的方法。主张计划经济的人们，从未意识到这项工作是为了满足将来的那些不同于今天的欲望，因而必须以最便捷的方法去使用各种可得的生产要素，以使未来不确定的欲望得到满足。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如何把稀缺的生产要素配置到各个生产部门，而且能够使那些更迫切的欲望优先得到满足的问题。这是个经济问题，不得和技术问题相混淆。技术知识仅只告诉我们，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它并不回答诸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选择生产工艺”等问题。由于不懂得这一点，那些主张计划社会的人，只能迷信于主管生产的独裁者永远不会作出错误的决定。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和资本家都难免有严重错误，因为他们既不可能准确预测到消费者的需求，也同样无法得知竞争者在做什么。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老板”是不会犯错误的，因为只有他有权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而且他的计划不受他人行动的干扰。[10]

第二个根本错误则来源于他们的工资理论。他们没有看出工资是对工人的工作成就，即他对产品生产的贡献支付的代价；或者如大家说的那样，工人的劳动增加了原料的价值，工资就是此新增价值的代价。无论计件还是计时工资，雇主总是购买工人的劳动而非购买其时间。所以，在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里，工人对其工作没有兴趣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者说，那些以小时、日、周、月、年计时工作取酬的工人，即便不受其自利心的驱使，也会产生工作效率。这是极端谬误的。计时工资下的工人之所以不敢疏忽瞎混，并非什么崇高的理想和责任心在起作用，而是一些非常实际的考虑在督促他。工作越多越好的人，得到的报酬也越高，想赚得更多的工人，必须增加和提高工作的量和质。雇主不会糊涂到让自己受偷懒工人的欺骗，也不会糊涂到像那些给大量滥竽充数之官僚照例发放薪水的政府一般。反之，工人也不可能愚昧到不知道偷懒和无效率，在劳动市场上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11]

以他们对工资的交换学性质的错误理解为基础，社会主义作家进而又提出一种异想天开的神话：　劳动生产力将因他们的计划的实现而增加。他们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损害，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收获劳动成果，他的辛劳只增加雇主——那些寄生和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的财富。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一个工人都会知道，他的工作为的是社会利益，而他正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这一认识将促使他倾其所能地工作。劳动生产力于是大大增加，财富也因此大大增加。

但是，把每个工人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视为一体，只不过是法律和形式上的一种纯粹的虚构，与实际情况了无关系。尽管工人加倍工作的代价，仅由他独自承担，而因此增加的产量中，他只能分到极小的一部分，改善不了多少个人福利；但如果一个工人偷懒，却可以完全享受到这份清闲，尽管他的懒惰减少了产量，他个人所得的份额却减少得微乎其微。在这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制度下激发个人自利心的一切诱因都完全消失了，懒惰者实际上得到了奖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利心激励每个人勤奋工作，而社会主义制度则使人懒惰和懈怠。社会主义者还继续发出狂言：社会主义社会的降临，将使人性发生神奇的改变，高尚的利他心将取代卑鄙的利己心。但是面对现实，他们再也不应该沉溺于这个神话。[12]

任何有判断力的人，都会从这些明显的事实得到一个结论：在市场经济里，劳动生产率不知要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出多少倍。但是这个认识并没有从人的行动学的，也即科学的观点，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争论的问题。

一个不固执己见、不持敌意的，且具有真诚善意的社会主义者还可以这样说：“虽然市场社会里生产出来的净所得总额P，可能大于社会主义的净所得总额p，但如果社会主义制度把p平均地分摊给社会全体成员（也即p/z=d），则那些在市场社会里其所得小于d的人们，将会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而受益。而且这一群人可能还是社会的大多数。不管怎样，市场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相互和谐的说法明显是站不住脚的。由于市场经济的存在，必有一些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的生活就会好得多。”对于这个论断，自由主义者当然反对。他们坚信p将远远小于P，以至于d将小于市场经济里最低工资收入者的平均所得。这种反驳自然有充分的根据。但这个根据却非来自人的行动学的考虑，所以缺乏人的行动学论证所固有的那种明确而不容争辩的说服力。它乃基于一种关联判断，即对P与p两个数量之差的估计。在人的行动方面，这种数量的认知乃得之于领悟，而领悟本身难以得到大家的完全的赞同。人的行动学、经济学和交换学都无助于解决这种数量上的争论。

社会主义者又说：“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最穷的人还穷，资本主义为每个人提供的服务好于社会主义，我们仍然要拒绝和蔑视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我们乃基于伦理的理由，即我们发现资本主义是不公平的和非道德的制度。这种非经济的理由使我们赞成社会主义，即便它降低了每个人的物质福利，我们也宁可忍受。”[13]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对物质福利傲傲然无动于衷的态度，乃一些逃避现实于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和禁欲隐士的特权。而使得社会主义受到欢迎并博得许多人喝彩的，却是“它比资本主义能够更多地给予大家生活舒适”的幻想。但无论如何，这种亲社会主义的议论，显然不是那些从劳动生产力方面来论证的自由主义者所能影响的。

对人的行动学而言，如果仅以社会主义将降低所有人或至少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为惟一理由，对社会主义计划提出反驳，而又要得出一个最后判断，那是不可能的。在处理社资之争问题时，人们应该以价值判断和关联判断为基础。正如其他选择一样，他们必须在这两个制度间做出选择。在这场争论中，没有可资利用的客观标准，使每一个理智的相关人都满意。每个人的选择自由和判断自由都不可用任何借口来消灭。事实的真相却完全不同。人们在这两种制度之间是不能随意选择的。人类的分工合作只有在市场经济里才有可能。社会主义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社会经济组织，因为它缺乏任何经济计算的方法。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是本书第五篇的任务。

确认这个事实，并不等于贬抑反社会主义者从社会主义阻碍生产力的角度，得出的推论的确切性和说服力。其实它是很有说服力的，以致理智的人都会据此毫不犹豫地选择资本主义。但它仍然属于对经济组织的不同制度的选择，即接受或拒绝某一个制度。我们的看法是，这根本不属于二中取一的事情。社会主义之不可能实现，乃因为这种制度的建立非人力所能及。因此，这不是两种制度之间的选择，而是资本主义和混乱之间的选择。好比在一杯牛奶和一杯氰化钾之间做选择，选择的已经不是饮料，而是生与死的选择。一个社会，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做选择，也已经不是两种制度之间选择，而是社会合作和社会解体之间的选择。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而是人类能够生活于其中的任何制度的替代物。强调这一点，是经济学的任务，正如强调氰化钾不是饮料而是致命毒物，是生物学和化学的任务。

事实上，基于生产力的立论是强有力的，以致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旧策略而寻找新的借口。他们急于把焦点从生产力问题转向垄断问题。所有当代社会主义的宣言，无不在垄断力量上大做文章。政治家和教授也争先恐后地描述垄断的罪恶。以至于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因此，今天偏袒社会主义的前锋理论，都涉及垄断问题。

垄断价格的出现（不是指未索取垄断价格的垄断），的确引起了垄断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垄断者不是按照消费者的愿望来生产垄断产品的。垄断价格高到什么程度，垄断者的利益就超过大众利益到什么程度，而市场的民主也就受到限制。垄断价格，带来的不是利益和谐而是利益冲突。

这种说法，在专利权和版权制度保护下的垄断价格现象方面，可能会引起争论。我们不妨承认，如果没有专利权和版权的立法，则某些著作、乐谱和技术的创新就不会出现。大众支付垄断价格所买到的东西，在竞争价格下是买不到的。但我们完全可以忽略这一问题，它与眼下有关巨型垄断的争论没有什么关系。当人们讨论垄断的坏处时，指的是在那个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里，出现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即逐渐以垄断价格代替竞争价格。他们说，这是“成熟的”或“晚期的”资本主义的特征。他们坚信，不管资本主义在早期是任何演进的，也不管古典经济学家怎样阐明利益和谐论的有效性，现在已不再存在所谓利益和谐的问题了。

前面曾经指出，[14]垄断化的趋势是不存在的。的确有不少产品，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都以垄断价格出售。但这些垄断的事例，几乎全是政府干预商业活动的结果，并不取决于活动于自由市场上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是为抵消市场价格的决定力量而付诸实施的那些政策努力的结果。所谓“垄断资本主义”是歪曲事实的说法，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垄断的干预主义”，或“垄断的国家主义”。

在一个不受束缚和政府干预，或不存在政企合谋的自由市场上，也可能出现垄断价格，但这并不太重要。在产量有限并相对集中于某些地区的情况下，一些原材料的确会出现垄断定价，因而这是一种地域性的有限空间的垄断。在此情况下，即便政府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垄断价格也有出现的可能。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消费者的主权有时是不完全的，市场民主程序的运作也会有限制。因此在某些例外和少量的次要事件中，即便是未受政府干预、束缚和破坏的市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其他人群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但是，这些冲突的存在，并不损害市场经济中大家利益的一致性。市场经济是惟一能够运作并实际已经在运作的社会经济组织。社会主义的不可实现，在于它无法开发出一种经济计算的方法。干预主义的后果，从它的主张者来看，一定比它企图替换的那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情形更坏。而且，当它被推行到越过一个狭窄的合理领域后，就会立即自我毁灭。[15]既然如此，惟一能维持并进而加强社会分工的社会秩序就是市场经济。凡是不愿看到社会合作终归瓦解而退回原始野蛮状态的人们，都乐于市场经济恒久存在。

古典经济学家有关“正确理解之利益和谐”的学说，存在着一些缺陷。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民主程序是不完全的，因此在某些次要的事例中，即便是未受束缚的市场经济，也会出现垄断价格。但更明显的是，他们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决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制度。古典经济学家的利益和谐论，乃立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毫无例外地受生产程序的驱使，不得不按照消费者的愿望来运用他的资产。现在，这个命题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经济计算的可能”这个知识的基础上。

4． 私有财产

私人拥有生产手段乃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它的存在乃市场经济之所以为市场经济的特征。在不存在它的地方，就无市场经济的问题可言。

所有权是指对那些可来源于商品的服务的完全控制。这个人的行动学上的所有权和财产权观念，有别于各国法律所界定的所有权和财产权。政府机构以强制的手段使任何人免于其权利被侵占，这是立法者和法院在定义财产权时所持有的法律观念。如果这个目的得到适当的实现，则财产权的法律概念和人的行动学概念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一些废除私有权的趋势，即通过变更法律，对财产所有者行使其财产权的范围进行调整。尽管名义上还保留私有财产，但这些改革的目的，其实在于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因此这一趋势，体现出各种天主教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改革计划的明显特征。但在这些派别的领袖中，像纳粹哲学家斯潘那样露骨的倒也不多。斯潘曾公然宣称一旦他的计划实现，私有权这个制度，将只保留在“形式的意义上，而实际上只有公有权”。[16]之所以有必要提及这些事，是为了免于流行的谬见和混淆。交换学在讨论私有财产的时候，针对的是实际的控制权，而不是法律的名词、概念和定义。私有财产是指由财产所有者决定生产要素的使用，而公有制则是指由政府控制生产要素的使用。

私有财产是一种人为的设计。它并非是神圣的。它出现在历史的早期，那时，有的人用自己的能力把那些尚未成为任何人财产的东西据为己有。但有财产的人，其财产也一再被剥夺。因此私有财产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它起源于某些非法的行动。但现实反映的事实是，每个财产所有者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合法继承人，而被继承人之获得所有权，或由于占据了无主之物，或由于强夺别人的财产。

尽管事实如此，但不管怎样，这与市场社会的状况没有什么关系。市场经济里的所有权，不再与私有财产的远古起源相关联。远古发生的那些事情，淹没在原始人类的黑暗历史中，与我们的今天已无关系。因为在一个不受束缚的市场社会里，是消费者在每天重新决定着谁应该掌握财产或应该掌握多少财产。消费者把生产手段的支配权，分派给那些最善于用它们来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人。只有在法律的和形式主义的意义上，财产所有者才被视为自由占有者或强行掠夺者的继承人。事实上，他们乃受消费者的委托，受市场运作的指导而为消费者提供良好服务的一些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权乃消费者群体的自我选择行动的结果。

私有财产的含义，在市场社会中和在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体制下，是根本不同的。在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场合，私有的生产手段，完全为其所有者服务。他是运用财产而产生的全部利益的收获者。在市场社会里，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如果要享受财产的利益，就必须利用其财产来满足别人的欲望，也即为消费者服务。正是因为他们拥有生产手段这一事实，使得他们不得不顺从大众的愿望。只有对那些知道以最好的方法满足消费者利益的人而言，所有权才是一项资产。它是一种社会功能。

5． 我们这个时代的冲突

通常的看法总以为，发生在当代的国内和国际战争，其根源是市场经济所固有“经济”利益的冲突。内战是国内“被剥削的”大众对“剥削”阶级的造反。而国际战争是那些“穷困”的国家，对那些把自然资源不公平地和贪婪地据为己有的富国的反抗。面对这些事实，那些谈论什么正确理解的利益和谐的人，如果不是白痴，就是替明显不公平的社会秩序辩护的无耻之徒。明智而诚实的人，谁都不会对当今那些不可调解，而只能付诸武力解决的普遍冲突现象熟视无睹。

我们这个时代的确充满了引发战争的各种冲突。但是，这些冲突并非源自自由市场社会的运作。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称为经济冲突，因为它们与通常所说的经济活动有关。但如果因此而推论这些冲突的根源乃生发于市场社会的那些情况，则大错特错。产生这些冲突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那些旨在阻碍资本主义功能的反资本主义政策。这些冲突来自形形色色的政府干预：　抑压工商、限制移民以及歧视外国劳工、外国产品和外国资本。

这些冲突，没有一个会产生于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我们不妨想像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企业家也好、工人也好）都能够自由生活、自由工作、随意迁徙、自主选择，试问冲突何来？我们不妨想像这样一个世界：　完全实现了生产手段的私有制原则，资本、劳动和物品的流动没有任何障碍，法律、法庭和行政官员对国内外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一视同仁，不存歧视。我们还可想像这样一种情况：　政府的任务只严格限于保护个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免遭暴力或欺诈的侵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虽然国与国之间在地图上以疆界互分，但却不妨碍任何人追求其理想中的目标。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人都不会对母国的扩张感兴趣，因为他并不能因此而得到多少利益。征服他国变得不划算，战争也成为徒劳之举。

在自由主义兴起之前和现代资本主义早期，绝大多数人只能消费以附近原材料制成的东西。国际分工的发展迅速改变了这一状况。自遥远国度舶来的食物和原料成为一般的大众消费品。欧洲一些最先进的国家，只有在进口价格高到大大降低其生活水准时，才放弃这些舶来品。他们以出口工业制造品来换取迫切需要的矿物、木材、油料、谷物、脂肪、咖啡、茶叶、可可、水果、羊毛和棉花等，而其工业制造品又大都用进口的这些原材料加工制成。

200年前，一个非欧洲国家是否有效率地利用其自然资源，对瑞士或瑞典而言，没有什么关系。今天就不一样了。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但经济落后的国家，就可能损害所有其他的国家，因为后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本来可依靠前者适当地利用其自然资源。每个国家的无限主权原则，加之政府对工商业的积极干预，对所有国家都构成一种挑战。“富有”（haves）和“穷无”（havehots）国家之间的冲突是一种实在的冲突，但它只在特定情况下才发生，即任何主权政府由于限制本国资源的更好利用，实际剥夺了消费者可能得到的利益，进而损害了有关各国人民（也包括本国人民）的利益。战争的爆发，起因不在主权本身，而是因为那些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政府滥用了主权。

自由主义从未把希望建立在各国主权的废除之上，这是一个将引起不断战争的冒险。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使经济自由的观念获得普遍的承认。如果世界各国人民都信奉自由主义，并认识到经济自由将惠及自己，则国家主权再也无法惹起冲突和战争。维持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既非国际条约和盟约，也非国际法庭以及已瓦解的国际联盟及其后继者联合国一类的国际组织。如果市场经济原则被普遍接受，这些权宜之计都可免去；即便此原则遭遇冷落，这些设计也终归无用。永久和平只能是意识形态转化的结果。但凡人们固执蒙田的教条，认为经济繁荣只有靠牺牲他国才可求得，则所谓和平，不过是下一次战争的预备期而已。

经济国家主义与永久和平是不相容的。但在有政府干预工商业的地方，经济国家主义乃不可避免。如果一国连国内都无法自由贸易，其实行保护主义亦在意料之中。而在干预主义盛行的地方，即便短期自由贸易也能使各种干预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失败。[17]

如果相信一个国家会长久容忍别国严重损害其国民利益的政策，这是个幻想。假设联合国早在1600年就已经建立，而北美印第安部落也成为其会员国，自然地它们的主权被认为不可侵犯。因此它们有权排斥所有外人，不允许其侵入它们的领土，不让外人利用它们因无知而弃用的自然资源。但有谁会真正相信国际盟约和宪章能阻碍欧洲人侵入这些国家？

在许多富藏各种矿物的地区，其居民何止无知、懒惰和笨拙，以致无法利用这天赐富源。如果这些国家的政府阻止外人开发，或各种政府行动武断到使外资得不到完全的保障，其实就构成了对所有有关各国的人民的严重损害，因为后者的物质福利本可因这些矿藏的择优利用而改善。这些政府的政策，无论是文化落后的结果，还是推行干预主义和经济国家主义这一时髦理念的结果，都不重要。因为在两种情况下后果都一样。

一相情愿的想法根本无法消除这些冲突。造就持久的和平，有必要转变一些意识形态。引发战争的，是某些政府和政党几乎一致采纳的那种经济哲学，即在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自由贸易对国家有害，会带来贫穷；用贸易壁垒防止自由贸易的害处，乃政府之天职。为便于讨论，我们且忽略保护政策同样会损害执行此政策的国家的利益这一不争的事实。在此情况下，如果那些受害国已经具备足够的武力排除别国的保护政策，而他们依然能容忍这种保护，则无异于坐井观天了。保护主义的哲学是一种战争的哲学。我们这个时代经历过的一些战争，不但不与流行的经济学说格格不入，正相反，它们恰好是实践这些学说的必然后果。

国际联盟的失败，其病不在组织的不健全，实乃归之于缺乏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它实际上是一群感染了经济国家主义而醉心于经济战争的政府的乌合之众。一方面，那些代表只知学院式地空谈国与国之间善意，另一方面他们代表的那些政府却正在加害他国。国际联盟20余年来的所作所为，充分表明各成员国深陷各相为战的经济丛林。1914年前的关税壁垒，与1920和1930年代花样迭出的伎俩，如禁运、配额、外汇管制、货币贬值等等相比，无异于小巫见大巫也。[18]

联合国的前景不会更好，而是会更坏。每个国家都明目张胆地把进口，尤其是工业制成品的进口，视为灾难，尽其所能排斥外国工业品进入本国市场。几乎所有国家都反对贸易逆差。他们不需要合作，而是热衷于保护自己免受“合作”的危害。

[1]Montaigne（1533—1592），法国散文家。——译者注

[2]Montaigne， Essais， ed. by F.Strowski， BK.Ⅰ， chap.22 （Bordeanx，1906）， Ⅰ， 135-136；A.Oncken， Geschichte der Nationlokonomie（Loipzig，1902）， pp.152153；E.F.Heckscher， Mercantilism， trans.by M.Shapiro （London， 1935），Ⅱ，pp.26-27.

[3]Louis Napolean Bonaparte， Extinction duPauperisme（ed.populaire，Paris， 1848）， p.6.

[4]H.G.Wells（The World of William Clissold，BK.Sec.10）用这些字句来描写一国贵族的典型见解。

[5]当然，马氏法则是一个生物学法则而非行为学法则。但这个法则的认知，对行为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有利于行为学对人类行为特征的分析。由于自然科学没能发现它，经济学家必须填补这一缺陷。人口法则的历史还推翻了一个流行的神话，即鉴于人类行为科学的落后，有必要从自然科学借用若干理论。

[6]马氏用这个词的时候，也是不带任何价值和伦理意义的。参阅Bonar，Malthus and His Work（London，1885），p.53。我们也可用“行为学的约束”代替“道德的约束”。

[7]我们也可以用“长期利益”来代替“正确理解的利益”。

[8]Bentham，Principles of The Civil Code，in Works，vol. Ⅰ， p.309.

[9]罗马教会的官方教条体现在教皇庇护十一世的通谕Quadragegimo anno（1931）。安格鲁天主教的教条是由坎特伯雷大主教（Willian Temple）写在《基督教和社会秩序》（Penguin Special，1942）这本书里的。欧洲大陆新教教义的代表作，是埃米尔·布隆内尔（Emil Brumer）的《正义与社会秩序》（trans. by M.Hottinger，New York，1948）。还有一份极为重要的文献，是1948年世界宗教大会报告中的“教会与社会混乱”一节。这份报告向出席会议的150个旧宗派的代表们建议采取适当的行动。有关俄国东正教最杰出的说教者Nicolas Berdyawe的言论，可参考他的《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London，1937)，尤其是其217218页和225页。我们常常听说，马克思党人与其他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的不同，重要在于前者主张阶级斗争，而后者则把阶级斗争看作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可调和之利益冲突的结果，而期望通过他们推荐的改革来消除它。但是，马克思党人并非为阶级斗争而鼓吹阶级斗争。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之所以是个好东西，只是因为它是一个有用的手段，能够使那被称为指导人类进化之神秘力量的“生产力”，创造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既然不存在阶级，当然就没有阶级冲突可言了。

[10]对此迷信的彻底揭露，见本书第五篇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计算之不可能的讨论。

[11]参见第二十一章第5节。

[12]本文驳斥的这个教条，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eoples ed.， London，1867，p.126ff）能够找到最好的说明。当然，穆勒只是为了反驳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议论（即消灭了自利心的诱因，将有害于劳动生产力）而借用这一教条。他没有盲目到这样说：　劳动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加倍提高。关于穆勒理论的分析和辩驳，参阅Mises， Socialism， pp.173181。

[13]这种推理方式，是许多著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宣传家常用的。马克思的门徒只宣扬社会主义，则基于“社会主义使生产力倍增，而为每个人带来空前的物质福利”这个理由。仅仅在最近，他们才改变宣传策略。他们宣称，苏联俄国的工人比美国的工人更快乐，尽管其生活水准比后者低得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下，就凭这一点，即足以抵消物质的困顿并且有余。

[14]参见第十六章第6节。

[15]参见本书第六篇。

[16]Othmar Spann， Der Wahre Staat， Leipzig， 1921， p.249.

[17]参见第十六章第6节及第三十四章第1节。

[18]关于国际联盟为消除经济战所做的努力的失败，参阅Rappard，Le Nationalismne economique et la Societe des Nations（Paris，1938）。

第五篇　非市场的社会合作

第二十五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假构

1． 社会主义理念的历史渊源

18世纪的社会哲学家在奠定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之基础的时候，人们对于“蝇苟小人”（the petty selfish individuals）和“国家”这一社会全体利益的代表者之间的区别，乃普遍和无可争议地接受。但那时候，神话社会强制机构管理者的过程尚未最终完成。当大家谈及政府时，心中所思的还不是“全能全知的，一切美德皆归焉的圣体”的半神学观念，而是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那些具体的政府，即那些不同的主权体，它们通过流血战争、外交阴谋、异族通婚和继承来扩张其领土。在许多国家，君主的私有财产和收入大都与公库不分。这些国家大都为寡头制共和国，如威尼斯和瑞士的一些州，其公共行政的终极目的，是为执政的贵族增加财富。这些统治者的利益，一方面与其自私自利的子民利益相冲突，一方面又与那些渴求征服和扩张领土的异国政府相冲突。当涉及这些冲突时，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见解的作者，皆极力袒护本国政府的主张。他们非常真诚地把统治者粉饰为谋社会全体利益的斗士，因而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对小民自利行为的抑制，正是政府增进与个人财富相对立的全社会福利的手段。

自由主义哲学摈弃了这些想法。在它们看来，一个不受束缚的市场社会，“正确理解的”利益之间是不会相互冲突的。不但人民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互不冲突，国家之间的利益也互不冲突。

但是在论证这一命题时，自由主义哲学家自己也为“神圣国家”这个观念贡献了一个必备的元素。他们用了一个理想国的形象替代当时的具体国。他们构想出一个模糊的政府形象，它的惟一目的就是使国民快乐。这一理想，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旧体制里，的确找不到与它相似的对应物。那时的欧洲，有德国的一些儿童皇帝，把他们的子民当做牛马卖给外国打仗；有些皇帝一有机会就侵扰邻国；有波兰屡遭分割的惊人事实；法国则被最荒淫无耻之徒奥尔良摄政王和路易十六的统治；西班牙更是由皇后的鲁莽姘夫统治。然而，自由主义哲学家只讨论与这些腐败的宫廷贵族政府毫无共同点的一种国家形态。出现在他们著述中的国家是由一个完全的超人来统治，这一超人王国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增进人民的福利。从这个假定出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公民的个人行为，如果自由放任不受政府任何管制，会否走向贤明君王所不喜的方向去呢？自由主义哲学家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承认企业家自私自利，一心追逐利润的事实。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在市场经济里，企业家赚取利润的最好方法是极力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欲望。企业的目的与那完美国王的目的没有差异。就仁慈的国王而言，除了善用生产手段使消费者得到最大满足外，别无其他目的。

显然，这一理论把某种价值判断和政治偏见引入了问题的讨论。这种父权统治者，只不过是此类经济学家的化身。后者利用这一诡计，把他个人的价值判断抬举成普遍有效和绝对永恒的价值标准。他把自己与那完美君王等同起来，一旦具备君王的权力，他就会把自己中意的诸如福利、公益以及“国民经济生产力”等目的，与自私个人追求的目的区别开来。他竟然天真到没有看出，这个假想的君王其实是他任意的价值判断的化身，还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不容争辩的善恶标准。在这个仁慈父权之独裁者的假面具下，他本人的那个“自我”被侍奉为绝对道德律的福音。

这个假想的君王父权政制，其特征是所有国民都无条件地服膺集权统治。大家以国王号令是从。这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不再有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市场经济的称号虽然保留着，但事实上不再有任何生产手段私有权，没有真正的买卖，也没有市场价格。生产活动不是由消费者在市场上所表现的行为，而是由官方命令来指挥。政府指派每个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其应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每个人可以消费多少。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德国式样的社会主义统制。[1]

现在，依然有些经济学家把这个假想的制度——在他们看来是道德律本身的具体化——与市场经济相比较。关于市场经济，他们能说的不过是，它不会引起一个完全不同于独裁统治的状态。他们之所以赞成市场经济，只是因为市场的运作所达成的最终结果，正是完美君王所需要的。所以，把“义利兼顾”和“集权独裁之计划”（为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斗士所青睐）等而视之，是所有旧自由主义者一致赞同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当他们试图以这种假想世界取代现实中邪恶无耻的暴君政治时，他们就已经导致了这种混淆。当然，对自由主义思想家而言，这一完美境界也许不过是一种推理的辅助工具，一种能够作为市场经济参照物的模型。但人们最终还是会自然而然地提出质疑：　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理想的境界从思想上进行现实的转化呢？

所有以往的社会改革家，都试图通过没收并重新分配一切私有财产，以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所得平均一致，政府的作用就是保证这一平等。实际上，当大规模的工矿交通事业出现后，这一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把大规模企业单位分解并等额分摊是绝对不可能的。[2]于是古老的重组计划被社会化的想法替代了。生产手段必须被没收，但不是用来重新分配，而是国家本身来经营所有的工厂和农场。

一旦人们开始赋予“国家”道德和智慧的完美化身，这种做法在逻辑上即不可避免。自由主义哲学家曾经把他们假想的国家形容为完全利他的组织，只专注于增进其子民的福利。他们也曾发现，在一个市场社会的框架里，公民的自利行为，注定会使此利他的国家的目的得到实现。正因为此，所以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应该保留的。但如果人们开始把至善和全知都归之于“国家”时，事情就不一样了。这时，你就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会犯错误的国家，在生产活动方面必定比容易犯错误的个人做得更好。企业家和资本家导致经营计划失败的那些常有的错误，国家都可以避免。因此，错误的投资和稀缺资源的浪费，都不再发生，财富因而倍增。与万能国家的计划相比，“无政府”的生产显得浪费。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显然是惟一合理的制度，而市场经济则似乎是不合理的具体化。在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市场经济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短暂的越轨时期。那些受了历史相对论影响的人，更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低级的社会秩序，它必然被更高级的社会秩序即社会主义制度所消灭。这两种思路都同意理性本身将保证向社会主义的进化。

天真的人所说的理性，不过是其自身价值判断的绝对化。他把自己理性的产物和绝对理性这一可置疑的观念等而视之。社会主义者何曾想过：　他赋予其无限权力的那些个抽象的东西——不管被称为人类、社会、民族、国家或政府——都可能做出与他愿违的事情。社会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是因为从充分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一定是英明无比的；会努力去实现他完全赞成的那些目的；会选择他希望的那些手段。每个社会主义者只把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制度，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其他的都是假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个伪善的独裁者。反对它的人都无疑会遭殃，甚至丧失其生存权，并必然受到“清算”。

市场经济使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合作成为可能，尽管他们的价值判断彼此不同。而在社会主义者的计划里，异议没有存在的余地。他们的原则是警察强迫下的完全一致。

人们常常把社会主义称为宗教。它的确是一个自我神话的宗教。计划者说的“国家”和“政府”、民族主义者说的“人民”、马克思主义者说的“社会”、实证主义者孔德所说的“人类”，无非这一新宗教所祭之神的名称而已。而所有这些偶像，又仅仅是改革者自身意志的别名。在把神学家归之于上帝的那些属性，全部转移给这些偶像的时候，改革者膨胀了的“自我”给他自己贴了金。“他”至善、全能、全知、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是这个不完全的世界里惟一完全的存在。

经济学不是用来检讨盲目的信仰和偏执的。真正的信仰经得住任何批评。在计划者看来，批评是一种侮辱，是邪恶者的反叛，是对其偶像之尊严的亵渎。经济学只讨论社会主义的某些计划，并不关心驱使人们信奉这些新宗教的心理因素。

2． 社会主义的教条

马克思并非社会主义的始祖。在他接受社会主义信条的时候，社会主义的观念已经是羽翼丰满，完全成熟了。在社会主义先驱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行动学论述之上，已经没有多少补充的余地，马克思也毫无贡献。他对早期和当今那些反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论述，不但没有加以反驳，他甚至从未想这样去做，似乎他完全知道他不可能成功。在捍卫社会主义方面，他只是祭出了“多元逻辑论”这面旗帜。

但马克思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的贡献，就不只限于多元逻辑论的发明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说。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社会进化论被普遍接受的时代。一只无形的神圣之手，在牵引着人从较低的较不完全的阶段走向较高的较完全的阶段，而人本身的意志不起作用。人类历史的一个无法抗拒的趋势是不断进步和改善，越往后，就越加进入更完善的阶段。除此之外，别无永久不变的人类事物。在马克思初露锋芒的前几年告别人世的黑格尔，在其迷人的历史哲学中，曾经阐述过这一论断。而在马克思引退时崭露头角的尼采，也使这一论断成为他那同样迷人的论著中的焦点。这是近200年来的一大神话。

马克思做的，只是把社会主义教条融合进社会进化论里。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高级许多。因为资本主义在前，社会主义在后。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讨论皆无济于事。社会主义将因“无情的自然法则”而必然来临。[3]只有白痴才会提出“必然到来的东西是否一定比以前的更好”这类愚蠢的问题。只有受贿于剥削者的人，才会无礼到寻找社会主义的毛病。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者”用来称呼所有接受这一论断的人，则当今时代的大多数人都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些人相信，社会主义的到来绝对不可避免，而且可喜可贺。“未来的潮流”驱使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当然，他们对于应该由谁来驾驶这艘社会主义的航船，彼此间存在着争议。这个职位有许多候选人。

马克思企图以双重方法证明他的预言。第一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的私有权是个人财产权的第一否定，必然产生它自己的否定，即生产手段公有制的建立。[4]事情竟如此简单，简单如同像马克思时代横行德国的那些黑格尔主义作家所想像的。

第二个方法是渲染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如意之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评，是错误的。甚至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敢真正支持它的一个要义，即资本主义将使工资收入者越来越贫困。但即使为方便讨论计，姑且接受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一切谬见，也得不出如下两个结论：社会主义必然到来，而且它不仅是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甚至是最完善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终将实现将带给人间永恒的至福。所有见诸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信徒的著述的演绎推论，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即马克思的预言乃最终源自于一个所谓的“灵感”，正是借助这一灵感，马克思宣称他发现了决定历史进程的那些神秘力量。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是一个先知，是把自己得之于神灵启示的那个冥冥之音传播给芸芸众生的先知。

从1848年到1920年之间，社会主义史中的一个突出事实，即关于社会主义如何运作的一些根本问题几乎没有触及。对所有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问题的检讨，马克思主义者一概斥之为“不科学的”。谁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冒犯这一禁忌。社会主义的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默认社会主义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人类经济组织。讨论资本主义缺陷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文献汗牛充栋，却从未涉及社会主义那样的经济学。

社会主义的纲领乃立基于三个信条：

第一，“社会”乃全能全知的存在，它摆脱了人的缺陷和弱点。

第二，社会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

第三，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从较不完善的情况进化到较完善的情况，社会主义的到来是可喜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惟一问题是：　社会主义能够作为一个分工制度来运作吗？

3． 社会主义的人的行动学特征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只有“一个意志”是主动的。至于这是谁的意志并不重要。统治行为的主要表现是，一切生产要素的利用只由某一个机构来指挥。只有一个意志在选择、决定和发号施令。所有其余的人只能服从命令和指示。组织和计划的秩序替代了“无政府”生产，以及个人的创造力。分工下的社会合作由一套独霸的体系来保障，即一个统治者独断专行地命令他所有的子民绝对服从。

这个统治者既名之曰“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即如此）、“国家”、“政府”或“当局”，人民就容易忘记它们毕竟是一个人，而非一个抽象的观念或一个神秘的集合体。我们也不妨承认这个统治者及其团体，既具备卓越的能力，又极其聪慧和满怀善意。但是如果认为他们是全知的和无错的，则无异于痴人呓语。

拿人的行动学来分析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没有必要涉及这个统治者的道德和伦理性格。我们既不讨论他的价值判断，也不讨论他的最终目的的选择。我们要研究的只是这个问题：　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仅具备人类心灵的逻辑结构，能否胜任统治社会主义的那些任务。

我们假定这个统治者能够掌握并自如运用其所处时代的一切技术，而且他还收集了全部可用的物质生产要素和劳动力的详尽资料；而且还能够聚集成群的专家向他提供完全的信息，准确无误地回答他的一切问题。似乎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但他行动前仍然必须在许许多多不同的计划中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当然是使生产要素用于优先满足他认为的最迫切的欲望，而非投入他认为的那些次要的欲望。

这个问题与最后目的的价值判断根本无关，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只涉及为达成最终目的而选择的手段。我们假定这个统治者对最终目的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不顾他作了哪些决定，也可以不顾他的人民或子民对此决定赞成与否。为了方便讨论，我们甚至还可假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使得每一个人皆一致地赞同统治者对终极目标的价值判断。

我们的问题，也即有关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和惟一的问题，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因此只涉及手段而不涉及最终目的。

[1]参见第二十七章第2节。

[2]但直到今天，有些美国人依然试图粉碎大规模生产并解散公司组织。

[3]参阅马克思《资本论》（7th ed.， Hamburg， 1941），Ⅰ，p.728。

[4]同上。

第二十六章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

1． 问题所在

这个统治者现在想建造一幢房子，有许多方法可以选择。在他看来，这些方法，就未来建筑的使用功能而言，各有利弊，房子的耐久性也因此不同；此外建筑所需的材料和人工费用不一样，工期也不同。那么他将选择哪一种方法呢？他无法采用一个共同的单位来计算各种所需的材料和劳动。因此他无法比较它们。无论是房子的建筑期还是耐用期，他都无法以确定的数字来表示。简言之，在比较成本和预期利益时，他无法用算术来运算。在为他服务的工程师的设计中，列举了许多分类的项目，它们涉及各种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能，以及各种机器、工具和工序的物质生产力。但所有这些项目彼此间仍然互不相关。没有方法把它们联系起来。

试想一下这个统治者面对一个项目时的困境。他所要知道的是，这个项目的执行能否增加福利，也即是否能使现有财富增加，而又不损害他所认为的更迫切需要的满足。但他所接受的所有报告，都无法提供解决此问题的线索。

为讨论方便，我们不妨把如何生产消费品的选择难题撇开。我们假设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生产商品的种类错综复杂，而可以用来制造消费品的工序也难以尽数。每个产业的区位、每个工厂和每种设备的最优规模，都必须作出抉择。同样必须决定的是，每个产业应该采用何种机械动力，以及在这些动力中选择何种方法。所有这些问题每天都会发生，而且发生时的情况又各不相同。在每种情况下，还要合适的解决办法。因此，这个统治者的决定所涉及的因素之多，远超过仅从技术的观点，即从物理和化学角度所分类的生产商品的数目。不但必须考虑每种生产商品的生产布局，还要考虑以往利用它所投入之资本的适用性。以煤为例，这个统治者不但要考虑煤本身，还要考虑成千上万已投产的煤矿、新矿开采的可能性、各种不同的开采办法、不同矿藏的质量，以及如何利用煤生产热力及其他衍生物的种种方法。可以说，以现有技术知识水平，几乎能够做到用任何东西生产出任何其他的东西。例如，我们的祖先对木材的用途所知甚少。现代技术则使它增加了许许多多的新用途。木材可以用来造纸、造各种纤维、食品、药物以及许多其他合成品。

今天有两种方法可用来供应城市的清洁水。一个是古老的方法，即建设管道从遥远的水源引水。一个是化学的方法，即把城市临近的水源澄清。为什么我们不在工厂里用综合的方法生产饮用水呢？现代技术当然能够容易地解决有关人造水的问题。但一个普通人仅凭常识，也会认为这是一种应该加以嘲笑的疯狂行为。人造饮用水不是今天所考虑的问题——也许今后就是问题——的惟一理由在于，金钱的经济计算告诉我们这种生产方法过于昂贵。因此，排除经济计算就无法在不同的生产方法中作出合理的选择。

社会主义者也并不认为经济计算是完全不可能的，只不过他们认为资本家的计算往往是错误的。当然,错误永远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人的行动面对的都是不确定的未来。即便最周密的计划，如果其关于未来的预测成为泡影，也注定会失败。我们是从现有的知识去计算未来的情况。我们不涉及这个统治者能否准确预测未来的问题。我们考虑的是，他不能从自己现有的价值判断去预测未来，不管他的价值判断如何。如果他今天投资罐头产业，一旦消费者改变了嗜好，或者关于罐头食品的卫生观念有了改变，他的投资就变成错误的投资。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但他在“今天”如何能够发现，应该怎样建立和装备这个罐头工厂才是最经济的呢？

如果当初人们能够预料到公路和民航运输将大大发展，那么19、20世纪之交就不会建设那么多铁路了。但当时的铁路建设者，是从其自己的预测以及当时消费者评价反映出来的市场价格，并从一些可能的方法中加以选择，来实现其建设计划。一个统治者也可能缺乏同样的见识。正如一个不熟悉航海术而远洋航行的水手，或者一位受托研究机车引擎技术的中古时代的学者。

我们已经假定这个统治者决心建设一个工厂或其他项目。但为了作出这一决定，他必须事先进行经济计算。如果要建设一座水力发电厂，他就必须知道这是否提供能源的最经济的方法。如果他不能计算出成本和产出量，他又如何知道这个方法是否最经济？

我们不妨承认，在开始的时候，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在某种程度以内可以依赖资本主义的经验。但情况在急剧的变化，以后怎么办呢？1900年的物价对1949年的统治者有何用处？1980年的统治者又能够从1949年的物价信息中得到什么教益呢？

计划过程的矛盾在于它无法计划，因为它缺少经济计算。凡是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根本就不是经济。它只是一种黑暗中的摸索。因此不存在为实现最终目的而合理选择手段的问题。所谓有意识的计划，正是有意识的行动的终结。

2． 这一问题以往认识的失误

100多年来，以社会主义取代私人企业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赞成和反对共产计划的出版物何止成百上千。在私人圈子里、报刊上、公开集会中、知识分子团体内、竞选场合以及国会内，再无其他问题比这问题讨论得更加热烈了。也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引发了多少战争，血流成了多少条河流。但在此其间，根本的问题却始终没有被提出。

的确有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如哥森、舍夫勒、帕累托、皮尔森、巴罗内[1]，触及了这一问题。但是除了皮尔森，他们都没有透察到这个问题的核心，都没有认识到它的根本重要性。他们也没敢把它统合进人的行动学理论体系。正是这些失败，使大家不太注意他们的言论。他们既被忽视，不久也就湮没无闻了。

如果责备历史学派和制度主义也无视人类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两大思想体系狂热地诽谤经济学；在他们对干预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宣传中，经济学被称为“忧郁的科学”。但他们无法完全消灭经济学的研究。令人费解的事情，不在于这些诽谤者为何认识不到这一问题，而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也犯同样的错误。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放过数理经济学的两个基本错误。

数理经济学家差不多只专心于他们所谓的经济均衡和静态的研究。前文曾经说过，[2]一个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是经济推理必不可少的心智工具。但如果把这一辅助工具视为非假想的结构，同时忽视它既非实际存在，也无法一致贯通至其最终逻辑结论的事实，那就是严重的错误。数理经济学家的偏见，使他们总以为经济学必须按照牛顿力学来建模，并且可以借助数学来研究。实际上他们完全误解了其研究对象，他们研究的不是人的行动，而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受一些不可再分的神秘力量的驱使的机械。在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里当然不存在企业家活动的余地。所以数理经济学是把企业家排除在外的。他们不需要这种引起变动的人物，因为他们永无止境的“干扰”，会使那假想的制度无法达到完全均衡的静态。他们怨恨企业家的这种干扰，照他们看来，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两条曲线的相交，而非人的行动。

更有甚之，在他描画其宠爱的成本和价格曲线时，数理经济学家也未能发现，把成本和价格化约成可比较的同质的量，必然会涉及某种共同交换媒介的使用。他制造出一个幻象，即纵使缺乏可表现生产要素间交换率的共同单位，成本和价格的计算也是可行的。

因此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在数理经济学家的著述中将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假构，而且这一结构被视为一个可实现的分工合作制度，一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的替代物。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就能够合理地，也即通过计算来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人们在社会主义分工下合作，生产要素得以合理使用。他们既自由选择社会主义，又不放弃经济地选择使用生产手段。社会主义并非不考虑生产要素的合理使用，它也是社会行动的另一种“合理”形态。

这些错误的一个明证，乃苏俄和纳粹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实践。人们看不出它们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它们的运作不排除货币制度，但它们之能够经济计算，靠的是国外的物价。如果没有这些物价的帮助，他们的行动将会是无目的和无计划的。只因为能够借助外国物价，他们才能计算和记账，才能准备其时常自夸的计划。

3．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近期建议

社会主义者的论著什么都讨论，可就是回避社会主义最基本和最独特的问题，即经济计算。只是到了最近几年，他们再也无法躲避这一根本问题了。他们已经觉察到，马克思的门徒对“布尔乔亚”经济学的臭骂，实在不是一个实现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有效方法；他们开始尝试用一套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代替马克思教条中的黑格尔学说，并且已经着手设计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但他们的这项工作，注定是要惨败的。对于他们的那些不是建议的建议，本来没有讨论的必要。但对它们加以检讨，可以使市场社会和假想的非市场社会两者的基本特征有一个明显对照的机会。

这些建议可分为如下几类：

1．以实物计算代替货币计算。这个方法是没有价值的。谁都无法对不同种类的数量（即异质数量）进行加减。[3]

2．从劳动价值论的观念出发，建议用劳动作为计算单位。这个建议没有考虑到原始的物质生产要素，而且忽略了同一个人和不同的人，在不同工作时间完成的工作质量的不同。

3．以效用的“量”为单位。但是，行动人并不衡量效用。他只把效用分等级。市场价格不是等值的体现，而是交换双方评价值之间的一个分歧。现代经济学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定理，即附着在n－1个单位供给量当中的一个单位的价值，大于附着在n个单位供给量当中的一个单位的价值。

4． 建立一个人为的准市场，使计算成为可能。本章第5节将讨论这个设计。

5． 借助微分方程式来计算。本章第6节将讨论这个设计。

6． 借助试错（trial and error）使计算成为多余。本章第4节将讨论这个想法。

4． 试错

对于计划是否最适合于生产要素在各部门间的配置，企业家和资本家并不能预先确定。计划的对错，只能得之于事后的经验。因此他们用的是试错。有些社会主义者说，既然企业家和资本家可以用这一方法，为何社会主义统治者就不可以呢？

试错，可以应用于“最终得到的正确解决方法及其表征，与试错本身无关”的一切场合。比如一个人丢了钱包，自然会四处寻找；如果他找到了，他就认得这是他的东西。他的试错无疑取得了成功，他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埃利希[4]研究梅毒疗法，曾经实验过几百种药物，最后才发现一种既能杀死螺旋状病菌而又不伤害人体的药物。此药物被命名为“606号”，而这一兼具两种特征的标号，乃来自实验室的试验和临床的经验。

如果正确解决的惟一标记，乃由一个被认为适合解决此问题的方法达成，事情就不同了。两个因数相乘的正确答案只有从算术程序的正确运用才能得到。用试错来猜固然也可以，但在这种场合，试错绝非运算程序的替代。如果运算程序未曾提供一个区别对错的标准，那它就是无用的。

如果要把企业家的行动称为试错的一种运用，则不可忘记这种正确的方法自有其容易理解的正确含义，即存在着收入超过成本的可能。利润告诉企业家，消费者赞成他的冒险；亏损则告诉他，消费者不买他的账。

而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问题恰好是，如果生产要素没有市场价格，盈亏的计算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妨假定，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消费品市场，而且消费品的货币价格是由此市场决定的。我们还不妨假定，统治者按期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定量的货币，并把消费品卖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或者还可假定，统治者用实物的方式，把消费品按一定的量分配给每个成员，并且他们可以自由地在一个有交易媒介（某种货币）的市场上相互交换。但这一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在于，生产商品乃由一个机构控制，并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行事，即生产商品是非买卖的，它们没有价格。如此，投入和产出自然无法用算术方法来比较。

我们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计算法，可以保证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能够绝对好地得到解决。任何问题的绝对完美的解决，皆非人力所能及。一个未受强制力量干预的市场能实现的，只是一种在给定的技术知识条件下，最有智慧的人能达到的最好结果。一旦有人发现生产的实际情况与一个可以实现的较好情况[5]之间存在差异，利润动机就会驱使他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计划。在他出售其产品的时候，他事先的预测对错与否，就自然有了答案。市场每天都在重新考验着企业家，凡是经不起考验的都将被淘汰。它总是把商事委托给那些能够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人。仅仅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把市场经济称为试错的制度。

5． 准市场

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只有“一个”不可分的意志在指挥整个社会的一切生产活动。当社会主义者宣称要以“秩序”和“组织”替代“无政府”生产，以有意识的行动替代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无计划，以真正的合作替代竞争，以为使用而生产替代为利润而生产的时候，他们所想的，无非是以“一个”机构的垄断权力来替代消费者，以及那些为消费者服务的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无数的计算。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完全消灭市场和人的行动学意义上的竞争。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没有市场、没有生产要素市场价格以及没有竞争的制度：一切的一切皆无限制地集中统一于一个权威之手。在草拟那统摄一切经济活动的至高无上的计划时，公民的合作——如果有的话——只体现在对统治者及其组织委员会的选举上。在其他方面，他们只能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的命令，并仰赐统治者施舍的福利。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一切优点，以及他们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实现所得到的一切幸福，皆被形容为这绝对统一和集中的必然结果。

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知识领袖却正忙于设计一种社会制度，其中市场、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以及人的行动学上的竞争都将被保留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完全承认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分析和批评是正确的和不容反驳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经济计算这一论断的频频告捷，的确是人类思想史上空前的事情。社会主义者不得不承认他们将最终失败。他们再也不能说，因为取消了市场、市场价格和竞争，使得社会主义无比优越于资本主义。相反，他们现在急于声明，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保留这些东西。他们正在着手起草一种包含市场价格和竞争的社会主义纲领。[6]

这些新社会主义者的倡议，实在很矛盾。他们既想废除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市场交易、市场价格以及竞争，同时又企图构建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民能够在这些被唾弃的环境中行动。这无异于让人民像幼童玩战争、铁路和学校游戏一样“玩”市场。他们忘记了小孩的这些游戏活动与其模仿的真实事物完全不同。

这些新社会主义者说，老一辈社会主义者（指1920年前的所有社会主义者）的严重错误，在于相信社会主义必然要废除市场和市场交易，乃至相信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要义和实质所在。他们无可奈何地承认的这个信念，在他们看来是荒谬的，其果真实现的结果定然一塌糊涂。他们又说，所幸还有较好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他们开出的处方是，各个生产单位的经理不妨用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采用的方法，来经营本单位的业务。市场社会里某公司的经理，不是为自己的打算而自冒风险的，而是为了公司也即股东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也可以以同样的心态来工作，惟一不同的是，他的努力将使全社会富有，而不是使股东富有。他仍然可以像从前一样，在市场上买卖、招募工人、给工人发放工资并设法获取利润。从成熟的资本主义经理制向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理制的过渡，将很顺利的完成；除了投入的资本的所有权外，没有任何改变。用“社会”来替代股东，人民因而分享股利。如是而已。

这一建议和所有类似建议的一个根本错误在于，建议者乃从低级职员的知识眼界来看经济问题。他们以为，不同产业的生产结构和资本配置是不变的，而没有考虑到随着情况的变化，此结构有改变的必要。他们想像的世界，不会再有变化发生，经济史已经发展到了其最后阶段。他们不明白，公司职员们的工作范围只在于忠实执行其老板，即股东委托的事情；在履行接受的命令时，他们必须自我调整以适应市场的价格结构，而市场价格结构乃最终取决于各种管理性工作以外的因素。经理的工作，他们的买进和卖出，只是总体市场运作的一小部分。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也具有将所有资本财配置于各种生产部门的功能。企业家和资本家创设公司商号，扩大或收缩企业的规模，解散它们或与其他企业合并；买进或卖出新老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以及授予、撤消和恢复信用。简言之，他们的所作所为遍及资本和货币市场的全部活动。指挥生产经营活动以最好的方式去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欲望的，正是这些发起人和投机家的金融交易。如果要废除由这些交易构成的市场，就不可能保持住市场的任何部分。剩下的部分无法独立存在，更谈不上发挥市场功能了。

忠实的公司经理在经营业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比经营计划的制订者假定的要简单得多。他仅仅是一种管理功能，作为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助手，只从事附属性的工作。经理的功能无法替代企业家的功能。[7]投机者、创始人、投资者以及借贷者，在决定证券和货物交易以及市场结构时，圈定了一个行动轨道，而经理受托应做的工作仅限于此轨道之内；后者在从事这些工作时，必须调整其工作程序，以适应超越其管理任务以外的那些因素造就的市场结构。

我们的问题并不涉及经理的活动，而只与资本如何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配置有关。例如：哪个部门的生产应该增加或减少？哪个部门的生产目标应该改变？应该创设哪些新的部门？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公司经理如何忠实和高效所能回答的。凡是把企业家精神和经理才能相混淆的人，无法看清经济问题。在劳资争议中，有关双方不是经理部门和工人，而是企业家（或资本）与工薪雇员。资本主义不是经理制度，而是一个企业家制度。但即便我们说决定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配置的不是经理人员，也并不损伤经理阶层的功绩。

没有人曾经建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引入一些发起人和投机者继续他们的投机事业，然后把他们的利润上缴国库。那些建议为社会主义创设准市场的人，也未曾想到保留证券和期货交易所，保留银行家和借贷者作为市场的建制。我们不能“玩”投机和投资。投机者和投资者乃把他们自己的财富和命运作为赌注。这个事实迫使他们向消费者负责。如果我们解除他们的这个责任，就等于取消了他们的特征。他们就不再是生意人，而只是一群由统治者分配任务的人；统治者把指挥一切工作的权力交付给他们，于是他们（虽然不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就变成一些实际意义上的统治者，同样要面对那名义统治者无法解决的问题，即经济计算。

鼓吹准市场计划的那些人，在认识到这一想法的荒唐之后，有时又含糊不清地推荐另一个办法。即统治者应该像一个银行一样，贷款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这又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想法。显然，在社会主义社会，凡是能叫价借款的人，都没有自己的财产。他们的叫价，并不会因为利率过高所可能构成的经济风险而受到限制。他们丝毫无助于减轻统治者的责任负担。贷款给他们是不安全的，不像资本主义信用风险会因借款人自身财产的部分担保而减轻。因此，所有不安全的危险，只能落在“社会”这一一切可用资源的所有者身上。如果统治者毫不迟疑地把可用资金借给那些叫价最高的人，那他简直是在奖励胆大粗心和夸夸其谈之徒，等于让位给最不检点的狂人和恶棍。他还不如把社会资金如何利用的决定权留给自己。但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统治者在指挥生产活动的时候，并没有借助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经济计算实际可行的那种智力分工。[8]

生产手段的使用，既可以由私人控制，也可以由强制性的社会机构控制。在第一种情况下，存在着市场，一切生产要素也有市场价格，而且经济计算是可行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些都不存在。如果寄希望于管理集体经济的那些机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9]只不过是徒然的自我安慰。我们在人的行动学中，不讨论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的上帝行动，而只讨论具有人类心智的普通人的行动。普通人的心智缺乏经济计算就不能作计划。

社会主义制度具备市场和市场价格这一观念，其自相矛盾正如说“四方形有三个角”。生产活动，或者由逐利的商人来指挥，或者由一个享有至高权力的统治者来决定。所生产出来的，或者是企业家希望赚得最高利润的那些东西，或者是统治者所要生产的那些东西。问题在于：　谁应该是主人，消费者还是统治者？既定数量的生产要素应该用来生产消费品a，还是消费品b？应该由谁来作出最后的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直截了当，丝毫不能模棱两可。[10]

6． 数理经济学的微分方程

在适当鉴定“数理经济学的微分方程可用以计划社会主义经济”这一观点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方程式的实际意义。

在设计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时，我们假定所有生产要素的使用，都能达到其提供最高价值的服务的状态。在现实状态下，这种使用结构的任何变动都无法改善欲望满足的情况。这种不变的情形，就是微分方程要表述的。但是，这些微分方程，对于这种假构的均衡状况赖以达成的那些人的行动，并未提供任何信息。它们所说的不过是：　在此静态均衡状况下，a的m个单位用来生产p，a的n个单位用来生产q，如果改变m的数量，不会使欲望的满足有任何增加。（即便我们假定a是完全可分割的，而且a的单位可分至无限小，我们也不能说a的边际效用在两种使用结构中都是相等的，否则就是严重的错误。）

这种均衡状态完全是一种假构，不可能出现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今天不可能出现，任何其他可实现的状态下也不可能出现。

在市场经济里，一再改变交换率和生产要素配置的，是企业家的行动。一个具备企业家潜质的人，一旦发现生产要素的现价，与他预期的产品的未来价格之间有差距，就会利用这一差距为自己谋利。他心中的未来价格，当然不是假想的均衡价格。大凡行动人，谁都不会去关心什么均衡和均衡价格；这些均衡观念乃外在于实际的生活和行动；它们只是人的行动学推理的辅助工具，就人的行动学的推理而言，没有任何其他的心智工具可用来想像行动的恒动性，只好用这个完全静止的观念来和它对照。就理论家而言，每一种变动都是趋向于——假定没有新的变动发生——最终达到均衡状态的那条路径的一个步骤。无论是理论家，还是资本家、企业家、消费者，对均衡价格的水平有多高这一问题，都无法基于其熟悉的现状而形成某一意见。他们也不需要这样一种意见。驱使他们不断改变和创新的，不是什么均衡价格的幻想，而是他在出售某些货物时预期的市场价格水平。企业家开始计划时心里所想的，只是趋向最终均衡状况的变化过程——假定除了他自己的计划引起的变动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变动发生——的第一步。

利用方程式来描述均衡状态，需要知道此均衡状态下消费品的价值等差。这种等差是假定已知的那些方程式的一个因素。但统治者只知道他现在的评价值，并不知道假定均衡状态下的评价值。就他目前的评价值而言，他相信生产要素的配置不甚满意，因而想改变它。可是对于达到均衡那一天他自己的评价值如何，他却是一无所知。而这些评价值要反映他自己在生产方面发动的连续变动所引起的那些情形。

我们以D1表示今天，D n表示达到均衡的那一天。依此类推，我们分别命名以下数值：　一阶商品的评价值分别为V1和V n，所有原始生产要素的总供给[11]分别为O1和O n，所有加工的生产要素的总供给分别为P1和Pn，而且令O1+P1=M1，On+Pn=Mn。最后，我们分别以T1和Tn表示技术知识的水准。为求解这些方程，必须知道Vn，On+Pn=Mn，以及T n。但我们今天知道的只有V1，O1+P1=M1，以及T1。

我们不可假设D1代表的数值等于D n代表的，因为如果基据再有变动，均衡状态就无法达成。作为达成均衡之必要条件，所谓“基据不再变动”中的变动，只是指可能干扰目前已经起作用的那些因素的调整而引起的那些变动。如果有新的外在因素的介入，扭转了该体制趋向均衡的方向，则该体制就无法达成均衡。[12]但只要均衡尚未达成，该体制就继续运动着改变基据。这个向均衡演变的趋势，如果不因外来的干扰而中断，其本身就是一种连续的基据变动。

P1是一组与今天的评价值不同的数值，它是过去的评价值所指导的那些行动的结果，那些行动所面对的技术知识和关于生产要素的信息都不同于今天。该体制不均衡的理由之一，正在于P1不是就现在的情况而调整的。某些工厂、设备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是不会在均衡状态下存在的；而其他一些工厂、设备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供给，又为建立均衡而必须。均衡的出现，只有在P1的这些紊乱部分，就其尚可利用而言，将要耗尽而被同时期那些其他的基据（V、O、T）替换的时候。行动人要知道的，不是均衡状态下的现象，而是有关把P1变换成——以连续的步骤——Pn的最适当方法的信息。就此任务而言，方程式是无用的。

我们不能排除P而专靠O来解决这些问题。不错，利用原始生产要素的那个方式，在决定人为生产要素（即中间产品）的质和量方面有特殊的作用。但在这方面所能得到的信息，只与均衡的条件有关。它没有告诉我们有关实现均衡所必需的那些方法和程序的任何信息。今天我们面对着一个不同于均衡状态的P1的供给量。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实际的情况，也即P1，而非Pn的假设条件。

这一假设的未来均衡状态，将出现在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按照行动者的评价值和技术知识水准相应调整之时。那时，我们将在最适当的场所，用最适当的技术工作。今天的经济活动不是这样。它是用其他一些与均衡状态不相符的手段在运作，而且不能把它放在一个用数学符号来描述均衡状态的方程式体系中来考虑。即便知道均衡状态下的情况，对统治者而言也没什么用处，统治者的任务是要在目前的状况下有所为。他必须知道的，是如何用目前能够利用的手段并以最经济的方法来作为。他还要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做。而这些都不是方程式能提供帮助的。

我们假定有一个孤立的国家，它的经济状况有如19世纪中期的欧洲中部地区，却由一个完全熟悉现代美国技术的统治者来统治。这个受托的统治者大体知道要把这个国家的经济导向何种目标。但是，即便他熟知现代美国的经济运作，也无助于他逐步以最适当最便利的方法，把既定的经济制度转变成他希求的制度。

为方便讨论，即便假定这位统治者得到神助，可以不靠经济计算来解决如何最有利地安排生产活动的一切问题，还假定他对追求的目标了然于胸，仍然有些基本问题不得不靠经济计算来解决。这是因为，他的工作并非始于文明的真空，并非在书写经济史的第一页。他的行动必须借助的，除了未经动用的自然资源，还要有过去生产出来而不能转为或不能完全转为他用的资本品。我们的财富恰好体现在这些人为的东西上，这些东西是在一些不同于今天的评价值、技术知识以及许多其他基据的一个大聚合体下生产出来的。它们的结构、品质、数量和区位，对于选择进一步的经济运作非常重要。其中有一些也许完全无法再用，但大部分我们都必须加以利用，否则我们就要像原始人一样从一无所有做起，而且也难以度过按照新计划制造资本品的那个等待期。统治者当然不能完全新起炉灶，而不顾其子民在等待期的生死。他必须尽可能地善用已有的而且可用的资本品。

不仅技术主义者，就连各色社会主义者也一再声称，使他们的伟大计划得以成功的，乃迄今累积的大量财富。但同时他们又漠视这一事实：　这些财富乃依存于已有的资本品，即便它们从现代评价值和技术知识观点看，多少已经落伍。照他们看来，生产的惟一目的，是利用产业装备把后代人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在他们心目中，现代人简直是可以被遗弃的一代。他们的惟一宗旨，是为那些尚未出世的人的福利而辛勤劳碌。但显然现实的人们并不这样想。他们不仅要为子孙谋福利，他们自己也有享受生活的权力。他们要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利用现有可利用的资本品。他们对未来更好生活的追求，是通过最经济的方法来实现的。为此，他们必然要借助经济计算。

如果相信凭借对非均衡状态下那些情况的了解，并借助数学运算就可以计算出一个均衡状态，则是个严重的错误。同样的错误是相信，对一个假设的均衡状态的了解，能够有助于行动人最佳解决其日常选择和活动中遇到的问题。一个人为了实际运用数学方法，必须每天重新解答那些荒唐的方程式，这本身就是荒唐无比的观念，即便它真能合理替代市场社会的经济计算。[13]关于这一点，再无强调的必要。

[1]舍夫勒（Albert Schaffle， 1831—1903），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奥地利商业和农业部部长（1871）；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著《社会学通论》对个人和社会行动的性质进行了探讨；巴罗内（Enrico Barone， 1859—1924），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只适用于纯粹竞争经济，而巴罗内把它扩展到社会主义经济。——译者注

[2]参见第十四章第5节。

[3]如果这个方法不是由“逻辑实证论者”提出并大力宣扬为“科学单位”的话，甚至都不值一提。参见该集团已故组织者Otto Neurath的论著，尤其是他的Durch die Kriegswirtschaft zur Naturalwirtschaft（Munich，1919），p.216ff。也可参考C.Landauer， Planwirtschaft und Verkehrswirtschaft（Munich and Leipzig，1931），p.122。

[4]Paul Ehrlich（1854—1915），细菌学家，血液学、免疫学和化学疗法的先驱。1908年与他人共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译者注

[5]这里说的“较好”，自然是从在市场上采购的消费者的角度而言。

[6]此处指的自然是诸如迪金森和兰格教授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是熟悉经济学思想的。迟钝的“知识分子”将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优越的迷信。迷信总归难以消逝。

[7]参见第十五章第10节。

[8]参阅Mises， Socialism， pp.137-142；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Chicago,1949），pp.119-208。

[9]H.D.Dickinson， Economics of Socialism （Oxford，1939）， p.191.

[10]关于法团国家（corporative state）计划的分析，参见第三十三章第4节。

[11]供给指的是全部存货，其中全部有效供给按照等级和数量列示。每一级包括的项目，在满足欲望的任何方面（如其区位分配）都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12]当然，如果我们假定技术知识已不再发展，则T1就等于Tn。

[13]关于这方面的代数问题，可以参阅Pareto，Manuel deconomie Politique（2nd ed.， Paris，1927），p.233f.；Hayek，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London，1935），pp.207-214。

第六篇　受羁束的市场经济

第二十七章　政府与市场

1． 第三种制度的构想

生产手段的私有制（即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和生产手段的公有制（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或‘计划’经济）是截然可分的。作为两种社会经济组织，它们各自都可以明确地描述和定义。它们不会彼此混淆，杂合一体；它们互不相融，因此绝不可能彼此间相互渐进地转换。同一些生产要素，或者由私人控制，或者由公共控制，决无第三种存在形式。在一个合作性的社会架构里，生产手段，除了大都由私人控制外，也有一些是公共所有的。即便如此，也不是构成社会主义和私有制相互混合制度的理由。这个制度仍然是市场社会的，假如那社会化的部分并未完全与那非社会化的部分相互隔离，并独自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实体（否则就出现两个独立而共存的体制：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在私有企业为主的市场制度里运营的公有企业，以及一个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交易商品和服务的社会化国家，皆统合于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它们都受市场法则的支配，因而有机会借助经济计算[1]。

如果我们想在这两种制度之间，加入第三种分工下人类合作的制度，就只能从市场经济的，而非社会主义的观念出发。社会主义的观念是一种僵化的一元论中央集权主义，主张把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委之于“惟一”的意志，因此不容任何妥协和折中；这样一种建构不会接受任何调整和改变。但市场经济就不同了。在市场体制下，市场的多元主义和政府的强制权力的二重性，揭示出一些不同的观念。人们会问：政府伺立在市场之外，果真是绝对必要和合理的吗？干预和矫正市场的运作，不应该是政府的任务吗？只能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选择吗？是否还可能存在其他可实现的社会组织，既非共产主义，也非纯粹的不受羁束的市场经济呢？

于是有人便构想出第三种制度，据说它既远非社会主义，也远非资本主义。它们的设计者宣称，这些制度是非社会主义的，因为其目的在于保留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同时它们又是非资本主义的，因为其消灭了市场经济的一些“缺陷”。处理问题的科学方法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因此，即便干预主义不把资本主义的一切方面谴责为罪过、有害、不公平，也仍然是一些不着边际的情感表达。经济学的任务在于分析和寻求真实。它不从任何预定的标准或成见表示赞成或反对。对于干预主义，经济学只提出并求解一个问题：它是如何运作的？

2． 政府干预

社会主义有两种实现模式。

第一种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列宁型的或俄国型的）是纯官僚的。所有工厂、商店和农场都被正式地国有化；它们皆为政府的部门，由政府公务员来运作。生产机构的每一个单位，与高级中央组织的关系，如同一个地方邮局与邮政总局的关系一般。

第二种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兴登堡型的或德国型的），名义上似乎保留了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也保留了市场、物价、工资和利率的外观。但不再有企业家，只有一些商号的经理（即纳粹立法中的“Betriebsfuhrer”）。这些经理在受托管理企业时的行为是工具型的；他们也做买卖、雇佣和解聘员工、给员工发薪水、借债付息，乃至做抵押。但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政府上级管理机构的命令。这一管理机构（在纳粹德国时叫做“Reichswirtschaftsministerium”）告诉经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按什么价格从谁买进以及向谁卖出。它指派每个人的工作，也规定每个人的工资。它勒令资本家在规定的条件下向指定的对象贷出资金。市场交换仅仅是一个幌子。所有的工资、物价、利率都是政府规定的，它们徒有形式而已，实际上成为政府规定每个人的工作、收入、消费和生活标准的相应法令中的数量名词。这些经理服从于政府，而非服从消费者的需求和市场的价格结构。这实际上是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虽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事物的名称被保留了，但其所指，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里的那些相应的事物。

为了避免把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相混淆，我们有必要揭示一个事实：　干预主义或受羁束的市场经济不同于德国的社会主义，前者仍然属于市场经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但并不想完全消灭市场。它要求生产和消费沿着不同于自由市场所形成的轨迹发展；它通过加诸市场运作的一些命令、指令和禁令以实现其目的，而为了保证这些命令的执行，就必须相应建立警察和其他有强制权的机构。但这些都是干预制度下的“分散性”行动。政府并不打算将它们纳入一个整体的制度，由此决定所有的物价、工资和利率，并进而把生产和消费全盘掌控在政府手中。

受羁束的市场经济体制或干预主义，旨在同时保持政府和市场这两种明显不同的行为的二重性。它的特征在于，政府不把其活动仅限于私有产权的维护，使其免于暴力和欺诈的侵害，还用命令和禁令来干涉工商业活动。

干预是由政府通过强制行政机构，直接或间接发出命令强迫实行的。企业家和资本家被迫以不同于市场决定的方法来使用生产要素。此类法令或者是许可，或者是禁止某某从事某些活动。但它们不一定由既定的或一致承认的政府机构本身直接制定。还有些机构会擅自发布这些命令或禁令，并借助自己的强制力来执行。如果公认的政府宽容或支持它们，那就无异于政府本身的行动。如果政府反对其他机构的暴力行动，而又无法动用自己的武力加以镇压，其结果就陷于无政府状态。

政府的干预总归是一种暴力行动或暴力威胁，这一点必须切记。政府实现任何其目的开支有赖于课税。纳税人缴税是因为他们不敢抵抗敛税者。他们知道任何不服和抵抗都没有希望。一旦这种心理既成现实，政府想花多少就能够征收多少税赋。政府执行其命令的最终手段，不外乎是使用武力、警察、宪兵、军队、牢狱和死刑。要求政府更多干预的那些人，其实需要的是更多的强迫，更少的自由。

强调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政府的活动。事实上，对那些强悍执拗的个人或人群的反社会行动，如果不采取暴力手段加以镇压，则和平的社会合作势所不能。“政府是一个恶魔，尽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恶魔”这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是大可商榷的。任何目的的达成都必须有手段，也即必须支付代价。在道德意义上把政府说成一个恶魔，是一种武断的价值判断。但面对当今把国家和政府奉为神圣的趋势，我们最好时刻提醒着自己：与其把上帝的一切属性皆归之于国家，还不如像古罗马人那样，以一束棍子围绕着一柄斧头来象征国家，显得更为实际。

3． 政府功能的界限

披着法律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外衣，并自我标榜的某些思想派别，虽沉溺于思索政府功能的界限，却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们从一些所谓永恒绝对的价值和正义的武断假定出发，自以为肩负着对世俗事物最终裁决的责任。他们把来自其直觉的那些武断的价值判断，误以为全能之神或自然的圣音而自我陶醉。

然而，世间何处能够寻求到所谓的自然法，或所谓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永恒标准？“自然”如何断定孰对孰错？“人不可滥杀无辜”的确不是自然法的成分。自然状态的特征乃动物互戮，许多动物如不杀其他动物就无法自保。对错的观念乃人类的设计，是为了使分工合作成为可能的一种功效概念。一切道德律和人类的法律，皆为达成某些确定目的的手段。这些律则的好坏，只能从它们是否有助于达成我们所选择的目标来评判，此外没有其他的评判标准。

从自然法的观念出发，有人推断生产手段的私有制是符合正义的。也有人从同一个观念主张废除生产手段的私有制。由于自然法的观念非常之武断，所以这样的讨论不可能有结果。

国家和政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加害他人以自娱，惟虐待狂之下作。既存的政府之使用暴力镇压某些人，旨在保障一个确定的社会制度得以顺利运作。暴力所涉的范围，以及警察执行的那些法律的内容，都必须受到已有社会秩序的限制。正因为国家和政府是用来保护社会制度的安全运作，所以它们的功能界限必须应社会制度的要求而调整。对于法律及其执行加以评判的惟一标准，是它们对那应予保护的社会秩序，是否给予了有效的保障。

正义这个观念，只有在涉及那些本身被认为没有争议而可免于批评的规范时，才是有意义的。许多人固执地认为，对与错，乃自古以来即已确定并永远如此。立法者和法官的任务不是制定法律，而在于寻求那不变的正义观所确定的“对”是什么。这种学说的流弊，在于食古不化，视陈规旧制为一成不变。而这正是自然权利学说挑战的。所谓的“高级法”、自然法的观念，与成文法互不相容。必须从自然法的武断标准，去评价法规制度的公平与否。而遵照自然法来制定成文法，乃优秀立法者的神圣使命。

这两种学说的根本错误，早已被揭示。未受它们蛊惑的人们，早就看出在有关新法制定的争论中诉诸正义，是很明显的循环推理例证。因为就立法而言，不存在所谓的正义。正义的观念，逻辑上只能诉诸现行法。正义，只有从那些有效的法律的观点，对具体行动表示赞同或反对时，才有意义。在考虑变革国家法律制度的时候，在修改或废除现行法以及制订新法的时候，面临的不是正义与否的问题，而是社会便利和社会福利的问题。绝对的，不涉及明确社会组织的正义观念，是不存在的。正义并不能决定是否赞同某一特定社会制度，相反，正是社会制度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撇开社会关系，即无所谓对错。对假想中的孤立自足的个人而言，正义与否的观念毕竟是空洞的。他只能区分什么对他有利，什么对他不利。而正义的观念，必然涉及社会合作。

同样，从一个虚构、武断和绝对的正义观念，对干预主义进行是非评判，也是无意义的。从任何先验的永恒价值标准去厘定政府的适当功能，难免无功而返。甚至也无法从政府、国家、法律和正义这些观念来推断政府的合理功能。这正是近代烦琐哲学，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及德国理想法理学派（Begriffsjurisprudeng）的空洞荒唐所在。概念不过是推理的工具，不能成为行为方式的指导原则。

强调国家和主权观念在逻辑意义上的至高无上，并以此排除国家活动的任何界限，这是一种多余的精神游戏。对一个国家有权在其辖域内建立集权统治的事实，谁也不会提出质疑。问题在于，从社会合作的维系和运作观点来看，这种统治模式是否有利。而这个问题，决非概念之争能够解决。解决之法，应该从人的行动学，而非从国家和权力的形而上学去寻求。

为什么政府不应管制物价，并且不能像惩罚杀人犯和盗贼那样去惩罚蔑视限价法令的人？从法律哲学和政治科学家那里难以发现任何解释理由。照他们的观点，对自私自利之人的私有产权的予夺，全都仰仗于全能的主权。而局部或完全取消这种主权所立基其上的法律，没有什么不对之处。立法者可以自由地用任何社会制度取代生产手段的私有制，正如可以自由地更换一国的国歌。“这是我喜欢的”乃立法者惟一的座右铭。

在反对这些形式主义和法律独断论的时候，我们必须再度强调：法律和强制性社会机构的惟一目的，是保障社会合作的顺利进行。显然，政府有权规定最高限价，也有权牢监甚至处死那些违反限价法的人。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政府能否达成政府用此政策希望实现的那些目的。这是一个纯粹的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问题。法律哲学和政治科学都无济于事。

干预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如何界定国家和政府的“自然的”、“正当的”、“合适的”的功能界限。我们要问的是：　干预主义制度如何运作？它能够实现人们寄希望于它的那些目的吗？

在讨论干预主义问题时表现出的混淆和缺乏判断，的确令人吃惊。例如有人说：公路的交通管制，显然是必要的；谁都不反对政府干预汽车司机的行为。主张自由放任的人，既然反对政府干涉市场价格，却又不同意废除交通管制，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一设问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公路交通管制是公路经营机构的职责之一。如果该机构属于政府或市政当局，它就必须这样做。规定列车时间表，是铁路管理局的事情；决定餐厅是否放音乐，是饭店经理的事情；如果铁路和旅店由政府经营，则这些事情就是它的责任。政府可以规定国营歌剧院上演的节目内容，但由此推论出政府也可同样干预非国营歌剧院，那就不合逻辑了。

干预主义鼓吹者一再宣称，他们并不计划取消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企业家活动以及市场交易。干预主义最近期的一个变种，即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持者也强调，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乃最可能的和最理想的社会经济组织，他们反对政府全能型的社会主义。但所有这些所谓“中间道路”政策的拥护者，同样明确表明他们拒绝曼彻斯特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他们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经济力量的自由运作”危及“社会”，政府就有必要对市场现象加以干预。他们的理由是，无论从“社会”观点看某一确定的经济活动被认为是“可恶的”，还是市场情况需要政府采取特定干预行动时，政府对每一种市场行动的干预都是理所当然的。

所有这些干预主义的鼓吹者都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计划必然意味着要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政府，对所有经济事务进行控制；因而最终将导致一种与所谓德国的或兴登堡式社会主义毫无二致的体制。一旦政府对确定经济状况的决定成为合法，市场就没有任何运作的余地。从而最终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达到何种品质、谁来生产、在哪生产以及如何生产的，就不再是消费者，而是政府。因为一旦不受羁束的市场的运作带来的结果，与管理当局想像的“社会”目标不符，政府就会出面干预。这等于说市场仅仅在它准确无误地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是时候，才是自由的。它的“自由”仅体现在它做管理当局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不能做管理当局认为“错误的”事情；如何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则全部唯政府是听。因此，干预主义学说及其推行的最终趋势，不但会放弃其原本与彻底的社会主义不同的初衷，而且必然完全选择全面计划的整体主义原则。

4． 作为个人行动最终标准的正义

按照一个广为扩散的观点，即便政府不干预商业活动，市场经济的运作也可能偏离那完全由利润动机控制的发展路线而误入歧途。那些主张恪守基督教义或“真正”道德要求的人们以为，良心在善良的人从事市场交易时，也会产生引导作用。如果所有的人不仅关心一己私利，而且也关心宗教和道德的义务，则无需政府动用强力以维持正常秩序。我们需要的不是政府和法律的改革，而是人的道德净化，皈依上帝的训诫和道德律，从而远离贪婪自私的罪恶。于是乎生产手段的私有和公平正义才易于调和。这样，既可消除资本主义的邪恶，又无损于个人的自由和创造；而且既可废除邪恶的资本主义又无需建立同样邪恶的政府。

这些观点立基其上的那些武断的价值判断，没有必要在此处讨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指责是不相干的，其谬误在于不中肯。这些观点的要害在于企图把社会制度建立在双重基础上，即一方面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一方面又以一些限制私有财产使用权的道德原则为基础。主张这种制度的人们自诩，他们推荐的制度，既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非干预主义。之所以非社会主义，因为它维持生产手段的私有权；之所以非资本主义，因为良心替代牟利动机而主宰一切；之所以非干预主义，因为无需政府来干预市场。

我们已知，在市场经济里，个人在私有财产和市场的轨道上是自由行动的。他的选择是最终的。他的行动，对其同人的行动而言，成为必须考虑的基据。所有个体的自发行动的协调，乃由市场的运作促成。社会不用告诉某人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用不着什么特殊的法令或禁令来强制合作。非合作者将自食恶果。适应社会生产体系的自我调适，与追求个人的利益并不冲突。因而不需要任何机构来解决冲突。这个制度本身会自主运行，自动完成任务，无需一个发号施令和实施惩罚的机构来干涉。

在私有财产和市场的领域之外，为强制力的运用提供了空间。有组织的社会在这里构筑起一道道“堤防”，用以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使其免于暴力和欺诈的侵害；这是一个自由受限制的领域。这里有许多规则，区分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什么是许可的，什么是不许可的。这里有军警、监狱、刑具和行刑者，用来镇压那些不法之徒。

我们关心其计划的那些改革家，主张伦理规则必须和保护私有财产的规范一道由政府来制定。本来在自由的社会秩序里，个人的行动限制只是不侵害私人的人身和私有财产，而这些改革家想超越此自由秩序，对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有所干预。实际上他们想扼杀的是市场经济中指挥个人行动的那些动机（他们称之为自私、贪婪和牟利），而代之以其他的动力（他们称之为良心、正义、利他、仁慈和敬畏上帝）。他们相信，道德改革的本身，能够使一个比自由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经济制度的运行得到保障，并且得以避免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种种行政措施。

这些学说的支持者没有认识到，被他们指责为邪恶的那些行动动机在市场经济运作中所起的作用。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运作而无需政府对个人的指手画脚，其惟一的理由在于，它并不要求任何人违背他自己的利益而行事。正是个人对自己的目标的追求，才把其个体行动统合进社会整体生产体系之中。正是他的“贪得无厌”，为生产活动的最佳安排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在私有财产和保护私有财产的那些法律范围内，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没有任何抵触之处。

私有产权被改革家污蔑为自私自利，但它一旦被废除，市场经济就变得一团糟。仅仅敦促人们静听良心的召唤，而事事唯公共福利的考虑为先，不可能创立一个可行而理想的社会秩序。告诉人们“不要”贱买贱卖是不够的，告诉他们“不要”逐利弊害也是不够的。我们要做的是，建立一些明确的规则，作为具体情况下个人行为的指南。

改革家说：企业家的蛮横和自私体现在：他们常常利用自己的优势，把价格压低到低效率竞争者所出的价格之下，从而将后者排斥在该行业以外。但是“利他的”的企业家应该怎样做呢？是否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低价竞争，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他又可以这样做呢？

另一方面他们又说：当企业家一再利用其市场优势，把价格抬高到穷人买不起时，他同样是蛮横和自私的。但是“善良的”企业家应该怎样做呢？他应该白白地把货物送给别人吗？如果价格再低也有人买不起或有人只能买一少部分，那么企业家如何将哪些急于购买他的产品的人群区分开来呢？

此处无须讨论由于偏离自由市场价格水平而产生的结果。如果某一卖方不能把价格降低到低效率竞争者的价格以下，则他的供给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卖不掉的。而如果他以低于自由市场价格水平定价，则他的供给，就不足以满足在此价格水平下愿意购买者的需求数量。价格偏离自由市场价格还会产生另一些后果，我们将在下文一并分析。[2]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我们不能自满于仅仅告诉企业家不听市场的指导。重要的是要告诉他确切的定价水平。如果企业家的行动缺乏利润动机的驱使，以此决定该生产什么，如何为消费者提供最佳的服务，那就必须给他们下达一些明确的指令，许可或禁止他做什么，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政府干预吗？因此，企图用良心、仁慈和博爱取代政府干预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基督教社会改革的鼓吹者，总以为良知能够羁束人们的贪婪自私，而且在过去，道德律得到了更好的遵守。如今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于不履行教会的戒律而引起的。如果人们不违背这些戒律，不贪求不义之财，人类本可以继续享受中古时期的幸福；那时至少还有些仁人志士遵从福音而行动。因此，现在必须回复到那优良时代，同时防止新的判教者使人们失去既成的善果。

这些改革家把13世纪的社会经济情况誉为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时期，对此我们无须赘析。我们需要关心的只是所谓“公平”物价和工资率的观念，因为这个观念乃基督教长老的社会教义的精髓所在，它被社会改革家尊奉为经济行动的最终标准。

显然，在理论家看来，公平价格和工资率的观念，实质是指他们认为的也许是最佳的那种社会秩序。他们因此建议采用并永久维持他们的理想计划。任何改变都无法容忍，否则只会使社会事务变得更坏。这些“圣哲”的世界观里，没有考虑到人类为改善物质环境付出的不懈努力。历史的演变和人类一般生活水准的上升，他们竟然视而不见。他们只把符合他们想像的行为方式称为“公平”，其他的都不公平。

但是，公平的价格和工资率，在一般人心中与哲学家所想的是非常不同的。普通人认为某一价格是公平的时候，意思是说，这个价格的维持可以改善，或至少不损害他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凡是可能损害其财富和地位的任何价格，在他看来都是不公平的。他的产品或服务卖出的价格越高，而他购进的东西的价格越低，这就是公平的价格。小麦的价格再高，在农民看来没有什么不公平。工资的涨幅再高，工人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公平。但是当小麦的价格一开始下跌，农民就立刻反应说是违反了神和人的法律。同样当工资下跌时，工人也会群起反对。可是，市场社会却没有办法调整生产以适应非市场因素的变动。市场只能够靠价格的变动，迫使人们减少那些不大受人欢迎的产品的生产，而扩张那些更为人所需的物品的生产。一切平抑物价的企图，其荒谬正在于会阻碍进一步的改善，因而形成僵化和停滞。物价和工资率的自由浮动，乃调整、改善和进步的引擎。视物价和工资的变动为不公平的人，和要求保持他们所谓公平价格的人，事实上是在向那些使经济情况更满意的努力宣战。

农产品的价格决定，很久以来就存在这样一个趋势，即人口的大部分不得不放弃农业而转向工业。如果没有这个趋势，则人口的90%或者更多，仍然会滞留在农村，使工业的成长受到阻碍。这样，包括农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会更糟。假如托马斯·阿奎那的公平价格的主张得以实行，则现在的经济情况会和13世纪一样。人口将比现在少得多，生活水准也将低得多。

由此看来，两种不同的公平价格学说——哲学的和世俗的，都不惜非难自由市场所决定的物价和工资率。但同样是否定，它们本身对“公平的物价和工资率应该达到何种水平”的问题，都未能提供任何答案。如果要把正义抬举到经济行动最终标准的地位，那就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的场合，毫不含糊地告诉每个行动者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要价、应该如何出价，而且必须强迫——借助威胁和强制机构——所有胆敢违令者无条件地服从命令。这就需要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颁布法规以管制各方面的行为，并在必要的情况下修改这些法规；同时它既是这些法规的惟一解释者，又是这些法规的执行者。这样一来，实现以社会正义代替自私逐利之理想的必要手段，恰好是这些道德净化主张者原本不愿的政府干预政策。不靠集权管制而企图超越自由市场经济，是无法想像的。至于这个集权是世俗的政府或神权政治，则毫无区别。

这些改革家，在劝告人们摆脱自私心的时候，总以资本家、企业家，有时也小心谨慎地以工人为说教对象。但是市场经济是消费者主权至上的制度。这些布道者应该针对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才是。他们应该说服消费者不去购买价廉物美的东西，而去购买价高质劣的东西，以免伤害那些效率低下的生产者。他们应该说服消费者限制购买，以便较穷的人有机会多买。如果想消费者这样做，那就必须明确告诉他们买什么、买多少、向谁买以及以什么价格买；为此同样必须动用强制机构。但这又回到了道德改革所不倡议的集权控制制度。

在社会合作的架构里，个人能享受的任何自由，都是以私利和公利的协调为条件的。个人在追求自身福利的同时，也在促进或至少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个人的我行我素，既不妨碍社会的安定，也不损害他人利益。于是便可造就一个自由而鼓励个人创新的环境，一种允许个人选择并自主行动的境界。这一自由的领域——它被社会正义和干预主义者贬抑为“经济自由”——乃所有适合于社会分工合作的其他自由的基石。因此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必然结果（即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上层建筑），就是代议制政府。

有人认为，个人的牟利行动，不但在个人之间，甚至在个人与公共社会之间，都将产生利益的冲突，因此他们难免主张对个人的选择和行动权加以压制。他们必定要求由某一中央集权的生产管制当局代替人民作决定。在他们的美好社会的计划中，不存在个人创新的空间。人们只能被动服从权威机构的命令。

5． 自由放任的含义

在18世纪的法国，一些自由（liberty）事业的倡导者，把他们的理想计划通过宣扬“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的口号表达出来。他们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不受羁束的市场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认为更勤勉而有效率的人，理应淘汰那些较懒惰而低效率的竞争者，而且物品和人力都应该自由流动。因此他们主张废除所有限制和阻碍这些事物的法律。这就是这一著名格言的涵义所在。

而在我们这个热衷于政府万能的时代，自由放任变得声名狼藉。公共舆论视它为道德堕落和极端无知的体现。

在干预主义者看来，取代它的或者是“自发力”，或者是“有意的计划”。[3]他的意思，显然认为自发过程是愚蠢至极的；没有一个有理知的人会真正主张无为，让一切事情自由发展而不加以有意的干涉。一个计划——正因为它是有意的行动——必然优于无计划。而自由放任的意义是使邪恶泛滥为继，放弃用理性的行动改善人类的命运。

这是绝对荒谬的说法。主张计划的观点，完全来自对一个隐喻的不当解释。这个隐喻把市场过程描述为“自发的”，隐含于“自发的”这个形容词的语意，乃这一观点的惟一论据。[4]照简明牛津字典[5]的说法，“自发”的意思是“无意识的、低智的、机械的”。照韦氏大学字典[6]的说法，“自发”的意思是“不受意志支配的……未经主动思考的，没有预期目的和方向的”。可想而知，拥有这张王牌的计划鼓吹者会多么得意！

事实的真相，并非在呆板的机械主义或僵化的自发主义与有意的计划之间作选择，也即不是在计划和非计划之间取其一。问题在于是谁来计划？是社会单个成员为自己计划呢，还是仅由一个行仁政的政府代替全体公民做计划？这个问题就不是自发主义与有意行动的对立，而是个人自发行动与政府排他性行动的对立。也即自由与政府万能的对立。

自由放任的意思并非让那些没有灵魂的机械力量随意运作，而是让个人选择在社会分工中的合作之道；让消费者决定企业家生产什么。计划的含义则在于，让政府单独选择并以强制机构来执行它的决定。

主张计划的人说，在自由放任下所生产出来的商品，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东西，而是希望获取最高报酬的手段。计划的目的是要指导生产，使其满足“真正的”需要。但是谁是“真正的”需要的决定者呢？

例如，英国工党前主席拉斯基以为“把投资者的储蓄用于住宅，而非电影院的建筑”[7]是计划投资的目标。显然他认为较好的住宅比电影院更重要。至于你是否同意他的见解并不重要。事实是，那些花一部分钱进电影院的消费者，作出了别的选择。即便那些投票工党执政的英国大众，不愿光顾影院而愿意在舒适的住宅和公寓方面多花钱，那些谋利润的企业家自会在住宅公寓方面多投资，而在影院方面少投资。但是拉斯基先生的主意，抹杀了消费者的愿望，而代之以他自己的愿望。他企图以某一集权的经济沙皇来消灭市场民主。他也许自以为是对的，是高瞻远瞩的决策；作为一个超人，他有权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给大众。但问题是，他应该足够坦白地这样说。

所有这些对政府超凡行动的热情赞扬，都不过是干预主义自我神话的一个可怜的伪装。伟大的神圣之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神，只因为要借其名义行干预主义之实。只有它这位计划者完全赞成的计划才是完美的，其他人的计划都是冒牌货。褒扬计划之利的作者，在谈及“计划”的时候，心中所想的自然是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反对自由放任，也即反对个人选择和行动的自由。至于选择何种计划加以推行，他们则争论不休。如果有人揭发干预政策的明显不争的缺陷，他们会以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们会说：　这都是冒牌的干预主义造成的后果，我们自己提倡的干预主义是好的，而不是坏的干预主义。自然，这好的干预主义贴的是他们自己的商标。

自由放任的意思在于：让普通人自己选择，自我行动；不要强迫他服从独裁者。

6． 政府对消费的直接干预

我们在探究干预主义的经济问题时，没有必要讨论政府对消费者选择消费品行动的间接干预。政府对工商业的每一干预，必定会间接地影响消费。因为政府的干预会使市场基据发生变化，也一定会改变消费者的评价和行为。但是，如果政府的目的，在于直接强迫消费者消费不同于他们自愿选择的消费品时，所发生的任何问题，就不需要经济学来研究了。无疑有一个残暴的警察机构被授权来执行这样的命令。

在讨论消费者的选择时，我们并不过问是什么动机促使某人购买a而不购买b。我们只考察消费者的具体行动对市场价格的决定产生了什么影响，进而对生产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影响不取决于人们购买a或b时的那些考虑，只取决于购买与否这些实际的行动。人们购买防毒面具是出于自愿，还是迫于政府命令，对防毒面具的价格决定并不重要，重要的只在需求的大小。

有的政府打着维持自由的旗号限制自由，用的方法是在干预工商业的外衣下掩盖其对消费行动的直接干预。美国的禁酒令目的在于防止本国居民服用酒精饮料。但它却伪善地不规定饮酒为违法，不对其进行处罚；而是禁止酒类的制造、销售和运输这些发生在饮酒行动以前的行动。它的立法旨意是，人们之所以染上酗酒的恶习乃受了奸商的引诱。但很明显，禁酒的目的在于侵犯个人花钱的自由，不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去享受。这才是限制工商业的最终目的所在。

政府直接地干预消费不是交换学的问题。它超出了交换学的范畴，而涉及人类生活和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如果政府的权力果然来自神授，而且是遵天命以保护无知庶民，则规定人民的每一个行为就的确是政府的使命。上帝派遣的统治者，对于他所保护的庶民的利益，知道的比后者本身还要清楚。如果让这些无知小民独立选择和行动，他们会自我伤害，所以这个统治者有责任使他们免于伤害。

自称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没有认识到此处涉及的一些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他们反对从他们所说的哲学或学术的观点来讨论这件事情。他们的申辩只从实际的角度来考虑。他们说，有些人因为消费麻醉品伤害了自己及其无辜家人，乃确凿的事实。因此反对政府管制麻醉品交易，是极端偏激的。管制的好处不容争辩。

然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鸦片、吗啡的确是有害的致瘾毒品。但“保护人民免于自我愚昧之害乃政府责任”一旦成为被接受的原则，我们就无法对政府得寸进尺侵犯自由的行动，提出更严正的反对。既然政府禁止饮酒和吸毒理所当然，那么为何把政府的好意仅仅局限在保护人民的身体？为何不禁止他阅读坏的书刊，看坏的戏剧、绘画、雕刻，听坏的音乐？其实坏的意识形态造成的灾难，对于个人和社会，比酗酒吸毒造成的要严重得多。

这些恐惧并非杞人忧天。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在，事实上，没有一个父权式的政府不管制其国民的心灵、信仰甚至个人意见。如果剥夺了一个人的消费自由，也即剥夺了他的一切自由。那些天真地主张政府干预消费的人，当他们不理会在他们看来不屑一顾的学究式问题时，其实是在自欺欺人。无意中，他们成为意识审查、宗教迫害、制裁异己的帮凶。

交换学在讨论干预主义问题时，并不涉及政府干预老百姓消费引起的政治后果。我们只讨论政府强迫企业家和资本家，把生产要素投向非市场所指导的用途采取的干预措施。在这种讨论中，我们不想凭借任何成见提出这些干预好坏与否的问题。我们要问的是，各种被鼓吹和被借助的干预措施，能否达到干预主义者所期望的目的。

腐败

对干预主义的分析，如果不涉及腐败现象，就是不完全的。

政府干预市场的任何行动，涉及社会当事人利益的，毫无例外地不是没收就是赠予。通常是某人或某群人因政府的干预而增加了财富，其他的人或人群则受到损害。但在许多情况下，某些人的利益损害，并不等于其他人得到任何相应的利益。

干预主义赋予立法和行政机构巨大的权力，在其具体运用过程中，绝对不存在任何公平的方法。干预主义的主张者，自以为能够以贤达无私的立法者和善良勤勉的行政官僚的无限自由裁量，取代私有财产和既得利益所产生的，在他们看来有害于“社会”的后果。在他们的心目中，芸芸众生乃无助之幼童，急需父爱的保护以免遭坏人伤害。他们以“更高尚”的正义为借口，排斥传统的法治观念。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因为从“高尚”正义的观点来看，他们打击的是那些把本该属于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的自私自利者。

在这种推理中使用的“自私”和“不自私”的观念，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前面曾经讲过，行动者的每个行动，都是要达到比不采取此行动更满意的状况。在此意义上，任何行动都是自私的。人们对饥饿儿童给予施舍，或者是因为他对施舍行动本身带来的满足的评价，高于把这笔施舍用以购买带来的满足；或者是因为他来生得到好报。在这个意义上，政客同样是自私的，不管他是为了一顶乌纱而趋炎附势，或是唯恐自己固执己见可能丧失掉“如果放弃自己的信念即能够得到的利益”。

在反资本主义者的用语中，“自私”和“不自私”这些字眼，是用来把人进行分类的。分类的标准是，财富和收入的均等乃惟一自然而公平的社会状态。凡是既有财富和收入超过平均数的人都归入自私剥削者一类，企业家的活动更属于公害系列了。凡是从事工商业的、完全凭借消费者来裁判其行动对错的、迎合购买者争取其光顾的、能够比其竞争者更好满足购买者并赚取利润的，从官方的观点看来，皆为自私和无耻。只有在政府机关支领薪俸的人，才可以说是不自私的和高尚的。

不幸的是，政府机关的首脑及其属僚并非天使。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所作的那些决定，会使工商业者大起大落。不错，官僚中清廉者有之，但也有不少人很想利用一切“安全的”的机会来“分享”因他们的决定而获利者的利益。

有许多干预措施，简直无法避免以权谋私。国际贸易的进出口特许制，就是一个例证。获得特许的人无疑将占有实实在在的利益。政府应该给谁或不给谁特许呢？这种决定没有中立的或客观的标准可资判断而免于偏私。至于在这种场合是否有金钱交易，并不重要。只要被特许者对作出特许决定的人投桃报李（如报以或许诺金钱或选票），同样也是徇私舞弊。

腐败乃干预主义的必然结果。与此有关的其他一些问题，可留待历史学家和法律学家去讨论。[8]

[1]参见第九章第1节。

[2]参见第三十章第1节。

[3]A.H.Hansen，“Social Planning for Tomorrow”，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War （Cornell University Lectures， Ithaca， 1945），pp.32-33.

[4]参见第十五章第11节。

[5]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3d ed.Oxford，1934）， p.74.

[6]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5th ed.Springfield，1946）， p.73.

[7]参阅哈罗德·拉斯基的广播稿“Revolution by Consent”，重印于Talks，Ⅹ，no.10， （October，1945）， p.7。

[8]今天，人们常常借攻击非共产主义政府的腐败，来鼓吹共产革命的事业。为获得支持，他们常常引用某些美国出版物或某些美国政府机构代表的言论。但即便从这一观点出发，共产革命反对的政府，并不都完全承认自由放任原则的合法性。

第二十八章　通过征税的干预

1． 中立税

社会强制机构的运作，必须花费人力和物力。在一个自由政治制度下，这些花费只占个人所得总额的一小部分。政府越是扩大其活动范围，就越需要增加预算。

政府本身拥有并经营工厂、农场、森林、矿产，也许是因为它想用所赚得的收益和利润，来支付财政需要的全部或一部分。但一般而言，公营企业的效率都很低，赔本的时候多，赚钱的机会少。所以政府还是必须依靠税收，也即强迫人民把他们的财富或所得的一部分上缴给公库。

可想而知，中立税是一种不致改变市场原有（即没有任何税收）运作轨迹的税收模式。然而有关税收和政府财政政策问题的大量文献，几乎没有涉及中立税的问题。它们更急于寻求的是“公平”税。

中立税对居民生活状况的影响程度，仅限于被政府机构所课征的那部分人力和物力。在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里，财政部门持续地课税，并把全部税入不多不少地花费掉，以支付政府活动所必需的经费。每个公民，以其所得的一部分用之于公共支出。如果我们假定在稳态循环经济里收入分配是完全平等的，即每个家庭的收入都按其成员数同比例地分配，那么，人头税和比例税都是中立税，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除了公民的所得被公共性地使用了一部分外，再无其他的税收后果发生。

变动的经济则与此假想的稳态循环而又收入平等的经济结构不同。不断的变化以及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乃变动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和必然的特征，也是市场经济惟一切实可行的体制。在这种体制架构中，不存在任何中立的税收。正如中立货币一样，中立税是无法实现的。但两者必然非中立的理由，又各有不同。

拿人头税来说，不管个人所得和财富的多少，都按同一税率无差别的征税。这样，经济状况较差的人，与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相比，承受的负担就相对较重。由此，对大众消费品的生产限制，会大于对富人消费品的生产限制。但另一方面，这种税赋对储蓄和资本积累的缩减，其影响要小于对富人的重税。它不会把边际资本品的生产率相对于边际劳动生产率而降低的趋势，减缓到那种歧视富人的税课所能减缓的程度，因此也不至于把工资率的上涨趋势减缓到相同的程度。

现在所有国家采取的财政政策，完全受按个人“付税能力”分摊税赋的观念的支配。在使这一原则被普遍接受的考虑中，有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即这种针对穷富不同而轻重有别的课税，乃更为中立。然而不管怎样，有关中立税的说法都不足置信。能力原则已经被抬举为社会公平的一个条件。现在大家都认为，课税的财政预算目的只是次要的。课税的主要功能是要把社会状况改造得更为公平。从此观点出发，越是良好的、不中立的税，越能够使生产和消费远离自由市场导引的路线。

2． 全税化

隐含于能力原则的社会正义的理念，乃所有人的财富完全相等。只要还存在所得和财富的不平等，就可以振振有辞地说：　较大的所得或财产，不管其绝对量有多少，都意味着它具备超额的付税能力，换言之，所得和财富不平等的事实，体现了付税能力的差异。因此，能力学说逻辑的终点，是把全部的、高于任何人最低数量之上的那部分收入和财产都没收，以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完全平等。[1]

全税化这个理念，与中立税的理念背道而驰。全税化即课掉——没收——所有的所得和财产。然后，政府再从丰盈的国库中拿出钱来支付每个人的生活费用。或者，政府在课税时，留下被认为是每人应得的财富平均份额，对那些不足平均额的人则给予补贴。这两种做法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全税化最终的逻辑结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企业家和资本家不能从他们的生产手段的利用中承担任何个人的利润或亏损，他们对行动方式的选择，也就可有可无了。他们的社会功用消失殆尽，成为不关心和不负责的公共财产的管理者。他们再也不必适应消费者的愿望来调整生产。如果只把所得课征掉而留下财产归本人自由处置，则无异于鼓励财产所有人消费他们的财产，从而损害到每个人的利益。为了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全税化显然是一个非常笨拙的手段。它意味着对财产和收入都同样课税，这哪里还是税呢？在市场经济里，税收只不过是政府筹集公共收入的一个方法而已，这时却成为社会主义化的一个措施，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务，社会主义就取代了资本主义。

即便把全税化看做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方法，它也是有争议的。有些社会主义者发动了倾向社会主义的税制改革计划。他们有的提议实行百分之百的遗产赠与税，有的提议课征掉全部的地租或全部的“不劳而获”——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中，凡不是经由劳动赚得的收入皆属不劳而获。对于这些计划的检讨是多余的。我们只要知道这些计划与市场经济的维持是水火不容的。

3． 税收的财政目的和非财政目的

税收的财政和非财政目的是不一致的。

以酒税为例。如果把酒税视为政府收入的一个来源，那就是多多益善。然而，酒税会增加酒的价格，因此限制酒的销售量和消费量。所以必须设法寻找在何种税率下才可能产生最大的税收。但如果把酒税视为最大限度限制酒类消费的一个手段，则税率就越高越好。高到某一点之上，消费自然大减，同时税收也大减。如果酒税最终实现了使人们戒酒的非财政目的，税收就为零了。它不再服从于财政目的，只剩下了禁止的功能。这种情形不限于所有的间接税，直接税也是如此。对大公司和大规模企业征收的差别税，如果高到某一程度以上，其结果就会使那些公司和企业闭门关张。资本税、遗产税以及所得税，如果推行到极致，同样会自讨苦吃。

税收的这两种目的之间水火不容的冲突，是无法解决的。大法官马歇尔一语中的：课税权乃毁灭之权。这种权力可用来摧毁市场经济，而这正是某些政府和政党决心利用它所求的目的。一旦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这两个显然不同的领域就不再并存了。政府完全吞并了个人自发行动的领地，最终导向集权主义。取之于民不再是实现财政目的的手段，不再有公产和私产之分。

征税乃市场经济的题中之意。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乃政府不干预市场现象。政府的技术建构很小，它的维持只需要征收全部个人所得的一小部分。因此税收乃筹集政府经费的一个适当的办法。之所以适当，正因为它们是低的，对生产和消费的干扰几乎难以觉察。如果它们高到某一程度之上，就不再是税，而变成破坏市场经济的工具。

租税转变为破坏工具，乃现代财政的特征。重税好坏与否，以税收率应付支出明智与否，有许多武断的价值判断，我们不予讨论。[2]重要的是要知道，税赋越重，与市场经济的维持就越不相容。果真如人所说，“迄今尚未有一个国家因大家花大家的钱而毁灭”吗？我们无须顾及此问题。但市场经济是会被巨额公共支出摧毁的。而且确凿无疑的是，许多人正是这样想的。

工商界常为重税所苦。政客一再被警告：　不要“饕餮种子”。然而税收问题的真正难点，在于越是增税，越加破坏市场经济，同时也毁灭税制本身这个矛盾。所以，私有财产的维持和没收式的课税决不相容是个很显然事实。不管是单一税，还是国家整体税制，当其税率超过某一程度，都无疑将自我毁灭。

4． 税收干预的三种类型

有三种方法可用来管制经济，即作为税收干预政策的工具。

1． 对某些特定物品的生产加以遏止或限制的税。这种税也间接干预到消费。为达到干预消费的目的，有时课征某些特殊税，有时为豁免某些产品而对所有其他产品一般征税，或者豁免消费者在没有租税歧视时所愿购买的那些产品的税。至于采用哪种方法并不重要。在关税方面，免税也是一种干预手段。国内产品不负担关税，只对进口物品课税。有些国家用差别税来管制国内生产。例如，为了鼓励葡萄酒生产（中小规模的葡萄园产品），便对大规模啤酒生产商的产品课以重税。

2． 征收部分收入和财产税。

3． 征收全部收入和财产税。

我们不讨论第三类税收，因为它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因而在干预主义范围之外。

第一类税的效果无异于下一章讨论的那些限制政策。

第二类税包含第三十二章讨论的那些没收办法。

[1]Harley Lutz，Guideposts to a Free Economy （New York，1945）， p.76.

[2]这是讨论财政问题的习惯方法，参见Ely Adams，Lorenz，and Young，Outlines of Economics （3rd ed.New York，1920）， p.702。

第二十九章　对生产的限制

1． 限制的性质

在这一章，我们将讨论那些直接的或主要想改变生产（广义的生产活动，还包括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方向，使其偏离自由市场经济的干预措施。在一个不受羁束的市场经济里，本来，生产活动的方向乃仅由消费者显示于市场的需求所指示，而集权主义的每一项干预，都想取代这一信号，扭转生产的方向。对生产的限制性干预的特征在于，生产的转向不仅仅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无意图的派生结果，而是政府当局的有意所为。和任何其他的干预行动一样，此类限制性的措施也影响到消费。但就本章的内容而言，这并非政府当局的首要目的。政府直接干预的是生产，至于其可能影响到消费方式这一事实，却与它的本意完全相反，或至少是它不欢迎的后果。它之所以忍受这一后果，乃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与不干预的后果相比较，其损失被视为微不足道。

生产限制是指政府对生产、运输或特定生产资料的分配，及生产、运输和分配采用的特定方法加以禁止，或使它们更困难、成本更高。于是，政府便消灭了某些可用以满足人之欲望的手段。这种干预的结果是，人们无法把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劳动以及拥有的物质生产手段，用于能够赚钱最多和满足最大的途径。因此它只能使人民更穷和更不满足。

这件事的难处就在于，企图推翻这一基本结论的任何花言巧语和吹毛求疵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在未受羁束的市场里，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乃每一生产要素都被雇佣在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的需要方面。如果政府对此过程加以干预，只会减损满足，而无法增进满足。

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人为的国际贸易壁垒，这一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政府干预手段的运用中，得到了极佳的铁证。古典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国际贸易学说，乃不可逾越的顶峰。关税所能实现的目的，只是把生产从单位投入产出量较高的地方扭向其较低的地方。这并不能增加生产，反而会削减生产。

人们不厌其烦地说到政府对生产的鼓励。然而，政府并没有力量去鼓励某一生产部门多生产，除非他限制其他部门的生产。他只能把生产要素撤出自由市场所决定雇佣的部门而转到其他部门。政府采取何种行政程序来实现这一目的，如公开补贴或通过关税壁垒变相补贴而增加一般人的负担等，倒无关紧要。惟一重要的是：人们不得不放弃他们评价较高的那些满足，而得到的补偿乃他们评价较低的满足。干预主义者一个最根本的观点是，政府和国家乃社会生产过程以上或以外存在体，他拥有一些非国内征税的神秘收入，并可以用于某些特定的目的。这是凯恩斯爵士这位圣诞老人所创造的一个经济学神话，凡是希望从政府支出得到个人利益的人自然都相信它。为了驳斥这些谬传，我们必须强调一个自明之理：一个政府的开支和投资只能取之于民，它的开支和投资增加多少，民间的消费和投资就将减少多少。

政府的干预不会使人民更富有，却可通过限制生产，使人民的满足较差。

2． 限制的代价

限制生产必然会减损人们的满足，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它必然被视为有害的。政府不会无缘无故地采取限制措施。他是有目的的，而限制措施乃实现其计划的适当手段。所以在评价政府限制政策时，有两个基本问题要回答：　其一，政府选择的手段与它的目的是一致的吗？其二，这个目的的实现是否足以补偿大众因此而承受的损失？在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把生产限制与征税一样来看待。因为缴纳税收也同样会直接减损纳税人的满足。但是，这是他对政府为社会和每个社会成员提供服务支付的代价。只要政府完成它的社会功能，而税收不超过政府机构得以顺利运作需要的数额，税收就是必要的成本并能够得到自我补偿。

这样来处理限制措施，其适当性在其作为税收之替代物的场合更为明显。国防经费的大部分乃由从国库的公共收入来支付。但也不妨偶尔采取其他办法。国家在抵御外侮时，有时也要依赖自由市场里不会存在的某些工业部门。这些工业必须给予补助，而补助可视为军费的一部分。如果政府对有关产品课以进口税以间接补贴这些工业，结果亦无二致。不同的是这时消费者直接负担发生的成本，而在政府直接补助时，他们则是通过缴纳较高的税收来间接支付这费用。

在实施限制措施时，政府和国会几乎从未顾及工商业由此受干扰而产生的一些后果。所以他们轻松地认为保护性关税能够提高国民生活标准，而拒不承认揭示这些后果的那些经济理论的正确性。经济学家对保护主义的谴责是无从反驳和不带任何偏见的。经济学家不是因为有任何偏见而说保护主义坏，他们要指出的是，保护主义其实不能达到政府预期的目的。他们不对政府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提出异议，他们只是不承认它们乃实现其目的的适当手段。

最为流行的限制措施，乃那些所谓的劳工立法。在这方面，政府和舆论又一次作了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限制工时和禁止童工只会加重雇主的负担，对于工资收入者乃一“社会收益”。但这只有在这些法律减少了劳动供给，因而使劳动边际生产力相对于资本边际生产力而提高的程度内，才有可能。可是劳动供给的减少也将减少产品的总量，因而每个人的单位资本消费量也随之减少。整张饼缩小后，分给工资收入者的那部分在“比例上”将高于他们从较大的饼分摊到的，而相应的，资本家的那部分在“比例上”降低了。[1]它取决于在每一具体场合，这个结果是否改善或损害了各类工资收入者的实际工资率。

对劳工立法的评价通常立基于这样一个谬见：工资率与工人的劳动附加于物质的价值，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按照工资“铁律”的说法，工资率乃取决于并决不能超过必需的最低生活费。工人生产的价值与他得到的工资之间的差额，都归剥削者雇主。如果这部分剩余因限制工时而减少，则工薪者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得以解脱一部分辛苦，然而雇主的不当利润却相应减少了。总产量的减少，只是使剥削者资产阶级的所得减少。

我们曾经指出过，劳工立法在西方资本主义演进中发生的作用，直到最近几年，其重要性远比其热烈主张者所讲的小得多。在西方社会，劳工立法的大部分只是对那些已经因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而引起的情况变动予以法律承认而已。[2]但在那些晚近方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劳工立法便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国家的政客受干预主义的蛊惑，相信可以抄袭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立法，以改善其穷苦大众的命运。在他们看来，此间的问题，似乎仅凭所谓的“人道观点”就可以处理，实际上他们没有认识到真正的问题。

在亚洲，有几百万羸弱儿童饥困交加，那里的工资与美国或西欧相比微不足道，而且工作时间很长，工厂卫生环境又极差，这些的确是悲惨的事实。但要消除这些惨相，除了工作、生产、多储蓄因而多积累资本外，别无他法。但凡持久的进步必然如此。而那些自以为是的慈善家和人道主义者主张的限制措施，终归无济于事。它们不仅不能改善任何情况，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假如做父母的人穷到养不起自己的孩子，禁止童工即等于让孩子饿死。如果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低到一个工人10小时的工作，勉强能赚得仅供糊口的收入，这时强令把工时减少到8个小时，反而会不利于这个工人。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不是改善工资收入者的物质福利的愿望。劳工保护法的主张者一再鼓吹更多的闲暇、较高的实际工资以及儿童和已婚妇女远离工作，就能够使工人的家庭更快乐。他们靠说谎和卑鄙的诽谤，把那些认为此类法律必将伤害工资收入者之利益的反对者，称为“劳工的陷害者”或“劳工的敌人”。其实，这些法律的反对者不赞同的，并不涉及前者追求的目的，只涉及他们为实现此目的采用的手段。问题不在于大众福利的改善是否可欲，而在于政府对工时和妇女童工的雇佣的限制，是否是提高工人生活水准的良法。这是一个必须借助经济学来解决的纯粹市场交换的问题。与感情用事毫不相干。由于这些自以为是的限制政策的主张者，找不到任何有力的办法来反对经济学家健全的理论，感情的言论遂成为这一事实的一个可怜的托词。

美国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之所以高于中国工人，他们的工作时间也短，儿童被送到学校而非工厂，并非美国的政府和法律的成就。其原因在于美国工人人均使用的资本品远多于中国，因而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也远高于中国。这并非“社会政策”的好处，而是由于过去的自由放任政策没有妨碍资本主义的演进。如果亚洲人想改善其人民的命运，恐怕也必须先采取这自由放任的政策。

导致亚洲和其他落后国家贫困的原因，与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状况之所以让人不满的原因是一样的。人口迅速地增长，而限制政策则延缓了适应人口增长必需的生产方法的调整。经济自由使一般生活水准得到空前的提高，这其中凝聚着那些为经济自由铺路的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的不朽功绩。可是，现在一些大学使用的教科书，却把他们贬为悲观主义者，以及贪婪的资产阶级剥削者的辩护人。

经济学不是那些自命为“非正统的”政府万能和集权独裁之鼓吹者们贬斥的教条。经济学对政府限制生产的措施，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它的责任只是揭示这些措施的一些后果。至于政策的选择，应该是人民的事情。只不过如果想实现追求的目标，在政策选择时，他们就不可忽视经济学家的学说。

的确有那么一些场合，人们会把某些特定的限制视为正当。比如防火管制是一种限制，而且会提高生产成本。但是此类管制引起的总产量的减少，是为了避免更大灾难付出的代价。每一种限制措施的选择，都必须仔细权衡其利弊得失。对此，恐怕谁都不会表示怀疑。

3． 作为一种特权的限制

市场的每一次被干扰，对不同的个人或人群都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即有人获利，有人受损。只有在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生产根据新的情况作出了调适，这些影响才会消失。所以一种限制措施，虽然对大多数人不利，却能暂时改变某些人的境况。对于那些受益的人而言，这种措施等于赋予他一种特权。他们渴望这些措施，因为他们企望享有特权。

这里又遇到了干预主义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对进口物品征收保护性关税将增加消费者的负担。但它对国内生产同种物品的生产者而言，却是一种恩惠。在他们看来，制定新的关税或提高原有关税税率，是极好的事情。

许多其他的限制措施也如此。如果政府对大规模公司加以限制——或直接限制或通过财税歧视，则小企业的竞争力就会因此加强。如果政府限制大商店和连锁商店的经营，小店主无疑会很开心。

这些限制措施的受益人享受到的那些利益，只在有限的时期内得以保持。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从长远看，某一部门的生产者得到的特权，最终会使它创造特殊利益的能力丧失殆尽。此乃因为享有特权的生产部门将吸引许多新进入者，而他们的竞争，势必趋向于消灭那些来自特权的特殊利益。所以寻求法律恩宠取得特权的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他们将继续要求新的特权，因为旧的特权失去了其功能。

另一方面，业已引起生产结构相应调整的某一限制措施，一旦被取消，意味着再次打乱市场秩序，在短期内使某些人受益和使某些人受害。让我们举一个关税税目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假设在许多年以前，比如1920年，鲁里塔尼亚[3]对进口皮革课以关税。这对当时的硝皮业是一种恩惠。但随着后来这个行业的扩大，不消几年，硝皮业在1920年享受的滚滚横财就消失了。遗留下来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世界皮革生产的一部分转移到其他地区，而且皮革产品还从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开始出口到生产成本较高的鲁里塔尼亚。该国居民不得不以较设定关税前更高的价格来购买皮革；同时该国硝皮工业所雇佣的资本和劳力的数量，也比自由贸易时的要多。显然该国的其他产业势必萎缩，至少其扩张受到了限制。从国外输入的皮革数量减少了，为偿付进口皮革而输出的产品也随之减少。鲁国的对外贸易总量也因而减少。这样一来，全世界的人都没有因保留这一旧关税而得到任何利益。相反，每个人却因总产量的减少而受害。假如所有国家都向鲁国学习，对皮革进口施加高关税，则皮革的国际贸易将完全消失，各国也将退回到完全自给，所有的人都被迫放弃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

显然，这时如果鲁国取消进口皮革的关税，从长期来看，会使该国内外的所有人都得到好处。但在短期内，则必然会损害在鲁国投资皮革业的资本家的利益，也同样会损害该国专长于制革的工人的利益。这些人当中就得有一部分迁居国外，或者转业。所以他们势必强烈反对降低或完全取消皮革进口关税。

这就清楚地说明，为何一些限制生产的措施，在产业结构相应调整后，要想取消它们在政治上极为困难。尽管这些措施的后果对于任何人都是有害的，它们的取消也只在短期内对特定人群有害。这些因保护措施而受益的人群，当然只是少数人。在鲁国也只有少数人从事制革业，取消进口关税自然会使他们受害。而大部分的人是皮革及其制品的购买者，他们将因皮革降价而受益。在鲁国以外，只有那些因皮革业扩张而他们从事的行业将随之萎缩的人才受到损害。

反自由贸易者的最后一个理由是：除了少数与皮革关税保护有关的鲁国人外，其他鲁国人都分散在其他生产部门。如果每种国内产品都受关税保护，则转向自由贸易就会损害每个行业的利益，因而也损害所有劳资集团也即全国人民的利益。于是就得到一个结论：取消保护关税在短期内不利于所有国民。而且值得考虑的正是短期利益。

这个论点有三重错误。第一，取消保护关税并转向自由贸易，会使所有生产部门受害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相反，那些比较成本最低的生产部门在自由贸易下将会扩张。它们的短期利益会因关税的取消而增进。对它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其实对它们没有好处。因为它们在自由贸易下不仅能够生存，还有可能发展。对鲁国内生产成本较国外高的那些产品课以关税，也损害它们的利益，因为原本可用来使它们扩大生产的资本和劳力，被转移到了那些被关税保护的生产部门。

第二，短期利益原则完全是谬见。在短期内，市场情况的每一变动的确不利于那些未及时预料到这种变动的人们。坚决主张短期利益的人，一定会倾向于故步自封，反对任何变动，包括医疗和技术的改进。[4]如果人们在行动中，只想避免近忧而无远虑，他们就会沦为禽兽。人的行动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乃在于人会自觉地为实现远大的满足而放弃某些近利。[5]

最后，如果要讨论取消鲁国全部关税的问题，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个事实：使皮革业者短期利益受损的只是取消了诸多关税税目中的一种，而其他税目的取消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那些税目涉及的产品乃本国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相对于其他行业，制革业的工资率短期内确会下降，直至各行业工资率之间的长期比例重新建立为止。但是，制革业工人在其收入暂时减少的同时，他们购买的许多物品的价格也在下跌。而且这一对他们有利的趋势，还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自由贸易终将产生一种持久的福利趋势，它把每个生产部门安排在比较成本最低的地区，因而提高劳动的生产率而使产品的总量增加。此乃自由贸易给市场社会全体成员带来的持久利益。

如果保护关税只针对进口皮革，那么从制革业者的观点来看，反对废除关税也许还说得过去。这时我们不妨把他们的反对态度解释为特殊利益使然，这种原属于某一行业的利益，无疑会因特权的取消而受损。但在此假设案例中，制革业者的反对一定是无效的。因为大多数的国人会群起而攻之。保护关税的主张者之所以得势，是由于除皮革业外，许多其他部门也受到了同样的保护，因而他们都反对废除与自己利益有关的关税税目。这已然超越了基于某一特殊利益集团的同盟范围。如果每个人皆受到同样程度的保护，则他作为消费者的损失不仅等于其作为生产者的利益，而且他还将因劳动生产力的普遍降低而受害。劳动生产力之所以普遍降低，是由于一些产业从较有利的地区转向较不利的地区而引起的。相反，一律废除所有关税，将使每个人享受长期的利益；同时，废除特定关税对有关集团造成的暂时损失，在短期内至少有一部分已经被抵消，因为在废除的税目中，有的乃属于该集团购买和消费的产品。

许多人把保护关税视为给予本国工资收入者的一种特权，即当保护关税存在时，他们可以赚得比自由贸易下更高的工资，并因此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准。这种说法不仅流行于美国，在其他平均实际工资较高的国家也大行其道。

如果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完全自由，则全世界同类同质的劳动价格的确会出现相等的趋势。[6]但即便产品是自由贸易的，由于现在资本输出和跨国移民存在许多制度性的壁垒，这一趋势也难以出现。之所以美国的劳动边际生产率高于中国，是因为美国的人均资本投入高于中国，也因为中国工人不能自由进入美国并与美国工人竞争。在解释这种差异时，我们既无必要探讨是否美国的自然资源比中国多，也不必探讨中国工人是否天生就比美国工人差劲。无论如何，只要存在资本与劳动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就足以说明为何工资无法趋同化的原因。只要美国关税的废除不影响到这两方面的制度性壁垒，美国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水准就不会受到损害。

相反，当资本和劳动的流动受到限制，而产品却可自由贸易，则必然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准。美国的那些成本较高（也即其生产力较低）的工业势必萎缩，而其成本较低（也即生产力较高）的工业却必然扩张。

在自由贸易下，瑞士制表业可以在美国市场上拓展其销路，从而使美国竞争者的销路萎缩。但这只是自由贸易的一部分成果。产销多了，瑞士人自然赚得多，买得多。至于他们是多买美国其他工业的产品，还是多买其母国或其他国家（如法国）的产品，则并不重要。不管怎样，他们多赚的那笔钱，终归将流入美国，增加对美国某些产品的购买。如果瑞士人不是把他们的产品作为礼物白送，他们就必然把赚到的钱花在美国。

然而有一种基于幻想的流行见解：美国可以靠减少其公民手中的现金总量以增加进口品的购买。按照这个臭名昭著的谬见，人们可以不顾手中现金的多少去购物，而且之所以手中有钱，是因为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买而有剩余。我们曾经指出过这种重商主义教条是如何地完全错误。[7]

关税保护在工资率和工人生活水准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根本不是这回事。

在一个物品贸易自由，而劳动和资本流动受阻的世界里，各国对同类同质之劳动支付的价格之间，会趋向于建立一个确定的关系。不可能出现工资趋同的现象。但是各国支付给劳动的最终价格会保持某种数量关系。这一最终价格的特征体现于以下事实：所有急于赚工资的人都能得到一份工作，所有急于雇佣工人的人都能雇到他所需要的人数。这就是所谓的“充分就业”。

让我们假设只有两个国家，鲁里塔尼亚和拉普塔尼亚。[8]鲁国的最终工资率是拉国的一倍。鲁国政府采用了一种“保护劳工”的方法。它增加雇主的负担，使他们按雇佣人数的比例负担一笔额外的开支。例如，减少工作时间而不许降低周工资率。其结果是产量减少而产品单价上升。工人虽然享受了更多的闲暇，其生活水准却降低了。可用物品量的一般减少会产生其他后果吗？

这一结果发生在鲁国国内，也可能发生在其没有任何对外贸易的情况下。但鲁国并非自给自足，而与拉国有着贸易往来的事实也不改变这一内部结果。受影响的是拉国。当鲁国人生产和消费减少了以后，就会减少购买拉国的产品。这时，虽然拉国的生产没有普遍减少，但那些原本为出口鲁国而生产的工业，将因此不得不仅为本国市场而生产。眼见本国对外贸易量的下滑，拉国不管愿不愿意都将变得更加自给自足。这在保护主义看来是好事。但事实上意味着生活水准的降低；高成本的生产代替了低成本的生产。拉国人经历的事情，恰似在一个自给自足之国，当上帝下令限制其某些工业的生产力时，该国居民经历的事情。对市场供给量的限制，对每个人的损害将随分工程度的高低而或大或小。

可是，鲁国保护劳工的新立法所引起的这一国际后果，并不会同样影响拉国的各工业部门。生产活动对新情况的调适，从开始到最终结束，必须经过一连串的步骤。因此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不同。前者几乎每个人都能注意到，而后者只有经济学家才看得出来。向大众掩盖长期效果并不难，但为了抑制对所谓劳工立法的狂热，有必要进一步揭示那些易为人知的短期效果。

首先出现的一个短期效果，乃鲁国的某些生产部门的竞争力，相对于拉国而言将减弱。因为鲁国物价的上涨，就可能导致拉国人在鲁国扩张其销售量。这只是暂时的效果，最后拉国所有的工业在鲁国的销售额将会减少。尽管如此，拉国的某些工业仍可能在长期内扩张其市场。（当然这要看比较成本的新变化）但长短期效果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过渡期的某些调整，会引起完全不同于最终结果的千变万化的情况。然而缺乏远见的大众，其注意力完全被这些短期效果吸引住了。他们将听到受影响的商人抱怨说，鲁国的新法律使拉国人有机会在鲁国和拉国低价倾销。他们还将看到鲁国的工商业者不得不限制生产并裁减工人。于是乎他们开始怀疑那些自以为是的“非正统的劳工朋友”的说教可能有些毛病。

但是，如果鲁国设立一种关税，其税率高到足以防止拉国人大肆蚕食鲁国的市场，甚至连短暂的扩展都不可能，情况就迥然不同了。这个新法律最显著的短期效果，就被掩盖住了。虽然长期效果无法避免，但它们毕竟是由一些短期效果的另一种次序引起的，只是这种过程比较隐蔽而较少令人不快。关于缩短工时能够产生所谓“社会利益”的说教，并不会因每个人或被解雇的工人所觉察到不妙的那些后果的出现而被立即推翻。

因此，现在推行的那些关税及其他一些保护策略的主要功能，在于掩饰那些虚夸能够提高大众生活水准的干预政策的真实后果。经济的国家主义是这些流行政策的必要补充，而这些号称为改善工资收入者福利的政策，实际上在损害工人的福利。[9]

4． 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限制

我们曾经说过，在某些场合，限制措施能够实现其欲求的目标。如果采取这些措施的人认为此目的比限制引起的不利，如消费品数量的减少，更为重要，则从他们的价值判断来讲，采取限制措施是合理的。他们蒙受损失，支付代价，为的是取得他们评价更高的东西。至于他们的价值判断是否适当，任何人，包括理论家在内都管不着。

对待这些限制生产之措施的惟一适当的方法，是把这些措施视为实现某一特定目标而作出的牺牲。它们属于“准支出”和“准消费”，挪用了本可用之于实现其他目的的生产或消费品。虽然其他目的被放弃，但这些准消费对制定限制措施者提供的满足，却大于取消这些措施释放出的生产力的增加。

就某些限制措施而言，这个观点被普遍采纳。如果政府规定一块土地不得挪作他用，而必须保持其自然状态并建立国家公园，恐怕谁也不会认为这种做法是非消费性的。政府剥夺了人民耕种这块土地可能获得的增产，而代之以另一种满足。

由此可知，生产的限制，除了作为某一生产体制的补充外，再无任何其他的作用。人们不可能在这种限制措施之外独立构建一个经济行动体制。但这些混杂的限制措施无法统合进一个有机的经济体制。它们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生产体系。它们只属于消费领域，而不属于生产领域。

我们在检视干预主义引起的那些问题时，曾特别留意到干预主义所宣称的，他们的制度可以替代其他一些经济体制。这种体现于限制生产措施方面的说法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对生产的限制和干预必然削减产量和满足。财富的生产必须消耗生产要素，减少生产要素，无异于减少而不是增加商品的生产。即便减少工时的目的可以靠命令来实现，这也非一种生产的策略，而无非是减少产量的一个途径。

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生产制度。按照社会主义者的说法，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制度。但对于限制生产的那些措施，即便干预主义者也不能持同样的说法。他们只能说，在资本主义下过多的东西被生产出来，而抑制这过剩的生产，是为了实现其他一些目的。他们自己也必须承认，限制措施的运用应该是有限度的。

经济学并不认为“限制”是一种坏的生产体制，而是断言它根本就不是一种生产体制，充其量是一种准消费体制。干预主义者企图借助限制措施实现的目的，大都南辕北辙。但即便在它们适于完成“任务”的场合，它们本身也是“有限”的。[10]

限制政策在今天之所以大行其道，原因在于人们没有认识到它的后果。在讨论政府规定缩短工时这一问题时，人们意识不到总产量如果必须减少，则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水准也必然随之降低。至于此类“保护”劳工的政策，在增加雇主负担的同时，能够改善工人的“社会收益”的说法，完全是当今“非正统派”的一种独断。谁怀疑这个独断，谁就会被扣上“剥削者的辩护人”的帽子而遭受残酷打击，被指责阴谋把工资收入者沦为穷人，并无限制地把工作时间延长到现代工业化的早期状态。

为了驳斥这种污蔑，我们必须再次强调：　只有在生产不受限制的状态下，才可能创造财富和福利；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一般工资收入者比他的祖先能够消费更多的商品，而且享受着更多的闲暇；他能够抚养妻儿而不必送他们去工作。这些都不是政府和工会的成就，而是由于谋取利润的工商业者，积累并投入了更多的资本，因而成百乃至成千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1]企业家的盈亏并不受保护劳工之立法的影响，因为它完全取决于适应市场而调整生产的成败。在这方面，劳工立法只有作为引起变动的一个因素来看时，才成问题。

[2]参见第二十一章第7节。

[3]鲁里塔尼亚（Ruritanian）乃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小说中充满权谋术数的中欧王国，因而是一个想像中的国家。——译者注

[4]这种一贯性主张为某些纳粹哲学家持有。参阅Sombart，A New Social Philosiphy， pp.242-245。

[5]参见第二十八章第1节。

[6]参见第二十一章第9节。

[7]参见第十七章第13节。

[8]拉普塔尼亚（Laputania）乃从事许多幻想计划的人居住的一个浮岛。出自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译者注

[9]参见第十六章第6节关于卡特尔功能的分析。

[10]关于从李嘉图效应的观点对此命题提出的反对，参见第三十章第3节。

第三十章　对价格结构的干预

1． 政府与市场自治

政府对于市场结构的干预，意在把物品与服务的价格以及利率，规定在一个不同于自由市场既已决定的水平。政府自身或授权特殊集团，通过或明或暗的告示，对某些价格和费率设定最高或最低限制；政府并且提供强制力来执行这些命令。

政府这样做，在最高限价场合，是为了取悦买者，在最低限价场合则是为了取悦卖者。最高限价的目的，是要使买者可能用低于自由市场的价格购其所好；最低限价，则是为了让卖者可能以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卖掉他所欲出手的物品或服务。至于政府欲施惠的那些集团，最终能否得到恩惠，则取决于它们的政治力量的较量。对于某些物品，政府时而采用最高价，时而采用最低价。如工资，政府有时公布最高工资率，有时则公布最低工资率。至于利率，政府从未公布过最低利率；当政府干预利息的时候，总是公布最高利率。政府对于储蓄、投资和放贷总是侧目以待。

如果这种干预涉及所有物价、工资和利息，则无异于以社会主义（德国型的）全面取代市场经济。于是市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生产手段的私有权、企业以及民间的创新，也一概被湮灭。任何人再也没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本意来改变生产程序，每个人都必须听命于一个超然集权的生产管理当局。在这些命令之下，价格、工资率和利率，再也不具有交换学的原意。它们只是由集权指挥者决定的一些数字符号，而与市场程序无关。进一步，如果采用价格管制的政府和主张价格管制的改革家一心构建德国型的社会主义，就没有必要对价格管制进行经济学的讨论。因为这种价格管制所涉及的问题，都尽数囊括在社会主义的分析中。

许多主张政府干预价格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非常地模糊。他们不明白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社会的根本区别。观念上的模糊，反映在他们含混不清和模棱两可的语词上。

主张价格控制的人当中，宣称保护市场经济的一直不乏其人。他们竟然坦言：政府固定价格、工资和利率的做法，既能够达到政府干预的初衷，还不致废除市场和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他们甚至宣称价格的管制，乃保护私有企业制度和防止社会主义的最佳的或惟一的办法。如果有人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并指出价格管制，即便从政府和干预主义观点出发不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也将最终导向社会主义，他们就恼羞成怒。他们会抗辩，他们既非社会主义，也非共产主义，他们的目的是经济自由而非极权统治。

我们要检视的正是干预主义的这些说辞。问题在于，用警察的力量能否实现非自由市场规定的价格、工资和利率实现的那些目的。当然，一个坚强而果敢的政府，自然能够规定这样的最高或最低价格，而且能够对不服从的人施加严厉的报复。但问题是，政府并不能靠这样的命令实现其预想的目的。

历史详细记录了价格管制和反高利贷的实践。皇帝、国王以及革命的独裁者，一再极力插手市场现象。那些不服从的商人和农民时常遭受严厉的惩罚。许多人成为群众狂热盲从之迫害的刀下鬼。但是所有这些做法都失败了。而法学家、神学家以及哲学家对此失败的解释，竟然与统治者和群众的想法如出一辙。他们说，人生而自私有罪，政府的执法未免太松懈。权力的行使应该变本加厉地毅然决然。

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始于一个特殊的问题。不少政府早已实行通货贬值。它们在金银铸币中掺入较劣质和较便宜的金属，或者减少铸币的重量和体积。但它们仍然使这贬值通货保持原先的名称，并规定按名义上的票面价格流通。后来，它们又规定金银币之间以及金属货币和信用货币之间的比率，命令人民必须照此法定比率交换。在解释这些企图最终无效的原因时，中世纪后期的经济思想先驱已经发现了后来被称为格雷欣法则的规律。但从这个孤立的洞见过渡到18世纪的哲学家对所有市场现象的相互关联，其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

古典经济学家及其继承者，在揭示价格管制的徒劳后果时，借助了一些惯用的表达方法，以致很方便地为那些曲解者提供了曲解的机会。他们偶尔也说及价格管制的“不可能性”。其实，古典经济学家的真正意思，不是说价格管制不可能，而是说那些管制措施不可能实现政府的预期目标，反而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他们的结论是，这样的一些规定事与愿违，且得不偿失。

有必要认识清楚的是，价格监管不仅仅是经济学的一个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之间可能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还不如说，这里涉及的问题乃是否存在着经济学？以及在市场现象的连续和相互关系中，是否存在任何规律性？对这两个问题持否定答案的人，否认经济学作为一个知识部门存在的可能性。他们持有的是经济学诞生以前的那些理念。他们断言经济法则，以及物价、工资和工资率只由市场条件来决定的说法乃子无虚有。他们说市场现象是由警察任意决定的。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倒无所谓取消经济学，因为在他的基本假设中，本来就不一定隐含市场现象的不确定性。但是干预主义者，在鼓吹价格管制的时候，却不得不抛弃经济学。如果否认市场法则，经济学就名存实亡了。

对经济学加以猛烈攻击，并企图以政治学中的经济成分取代经济学，乃德国历史学派的一贯做法。英国的费边主义和美国的制度主义也是如此。但那些不完全放弃经济学却宣称价格管制可以有所作为的人，则陷入了自相矛盾。逻辑而言，经济学和干预主义在观点上是不可能相互妥协的。如果价格惟一地由市场来决定，那就没有政府强制力操纵的余地。政府干预仅仅是一种新的外生变量，它的干预效果取决于市场的运作，因此不一定是政府希望的。而且干预的最终结果，从政府的本意来看，可能比政府所想矫正的弊端更坏。

这个命题，并不因有人故意贬低和挑剔经济法则这一概念而终告无效。说到自然法则，我们想到的是，在物理和生物现象间存在着某种永恒不变的关联，而一个希望成功的行动人，也必须承认这个规律。说到人的行动法则时，我们也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人的行动领域也存在着某种永恒不变的关联，而行动人若要成功，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关系。人的行动学法则和自然法则的真实性，有一个相同的显示信号，即“人实现其目的的力量总归是有限的”。如果没有法则，人就是万能的，而且永远感觉不到任何他无法即刻消除的烦恼，或者他本来就根本缺乏行动的能力。

这些宇宙法则决不可与人为的国家法律以及人为的道德律相混淆。与物理学、生物学和人的行动学提供的知识有关的那些宇宙法则，乃独立于人的意志，它们是本体论上的事实，严格地限制着人的行动能力。至于道德和法律是人们为实现某些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它们能否实现这些目的，必须取决于宇宙法则。人为的法律如果适于实现其目的，就是合宜的，否则就事与愿违。所以这些人为法要从适宜与否的观点来加以检讨。至于那些宇宙法则，我们无力过问它们是否适宜。它们是原生的，自我调适着。谁违背它们，谁就将自食其果。但那些人为的法则，却必须依靠某些特殊的制裁来实施。

只有狂妄之徒才敢于藐视物理和生物法则。但游戏人的行动学法则的人却屡见不鲜。统治者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力量也受物理和生物法则以外的法则的限制，因此他们自然不会把失败和挫折归因于对经济法则的违背。

最为敌视经济知识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对这个学派的某些教授而言，如果有人认为他们所崇拜的那些偶像——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选侯以及普鲁士国王——并非万能，那简直是无法忍受。为拒绝经济学学说，他们埋首于记载着那些光荣君主之史迹的故纸堆，并断言这才是研究国家政治问题的不二法门。循此方法，就可以看到确凿的事实和真实的生活，而非英国学院派的那些毫无生气的抽象和错误的一般化。其实，所有这些汗牛充栋的史实，记载的都是因藐视经济法则而自捣黄龙的那些政策措施。那些Acta Borussica是最有教益的案例史。

但是经济学对此类例解是不予认同的。它必须进一步仔细地检讨市场对政府干预价格结构而作出的反应。

2． 市场对政府干预的反应

市场价格的特征在于它使供需相等。需求与供给不仅在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里相等。基本价格理论所发展的那个静态概念，也是市场上每一瞬间所发生之情形的忠实描述。在不受羁束的市场上，价格一旦偏离供需相等的那个水平，就会自动更正过来。

但是，如果政府把价格规定在一个不同于自由市场决定的水平，供需均衡就被打破。此时——在最高限价场合——有些潜在的买者尽管愿意按政府限价乃至高于政府限价购买，也可能买不到。如果在最低限价场合，就有些潜在的卖者尽管愿意按政府的限价甚至更低的价格销售，也可能卖不出去。这个法定的价格因此再也无法把那些能买或卖的潜在买卖者，与那些不能买或卖的潜在买卖者分离开来。于是乎关于商品和服务的分配以及关于谁能得到那部分供给，就必然取决于一个不同的原则，即能够买到物品和服务的，只有那些先到的人，那些具备特殊人身关系的人，或者那些以威胁和暴力行盗的人。如果官方不想让先后机会或暴力来决定供给的分配，不想使情况陷入混乱，它就必须出面管制每个人能购买的数量，也即实行配给制。[1]

但配给制并不影响这个问题的核心。把已经生产出来的东西分给那些急于想取得它们的人们，只是市场的次级功能。市场的主要功能在于指挥生产。它把生产要素导向那些可以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渠道。如果政府的最高限价只涉及一种或有限种消费品，同时辅助性生产要素的价格保持自由，则相关消费品的生产就会减少。边际生产者将不再继续生产它们，以免亏损。而那些非绝对特殊的生产要素，将更多地转移到生产不受价格管制的其他商品。同时，比起没有最高限价时，更多绝对特殊的生产要素将被弃用。由此将出现一个趋势，即把生产活动从受到最高限价的产品的生产转向其他产品的生产。这个结果显然与政府的意愿相悖，因为政府采取最高限价政策，本来是想使消费者更易于取得那些限价所涉的物品。政府自认为那些物品对生活特别重要，特意加以价格管制，希望即便是穷人也能得到充分的供给。但结果却是这些物品的产量减少甚至完全停产。政府的愿望彻底落空。

如果政府不甘心失败，接着再对生产这些被限价之消费品的生产要素规定一个最高价格，结果也同样是徒劳的。这种做法，只有在所有生产要素皆为特殊的场合，才可能奏效。由于这种场合决不存在，所以政府在采取了第一个办法——把一种消费品的价格限制在潜在的市场价格之下——以后，必须接二连三地将限价范围扩大，不仅对所有消费品和生产商品限价，而且要进一步限定工资。这等于强迫所有企业家、资本家和雇主皆按照政府规定的物价、工资和利率，去生产规定种类和数量的产品，并卖给政府指定的对象——生产者或消费者。如果有一个生产部门不受此限制，资本和劳动力就会流入此部门；生产受到限制的，只在那些政府视为极其重要而必须加以干预的部门。

政府只对一种或少数物品的价格加以管制，经济学并不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坏的或行不通的。它只是说这种干预所产生的结果将适得其反，将使情况变得更糟，而非更好，当然这是从政府及其支持者的观点而言的。在政府干预之前，那些商品在政府眼中太贵。可是限价的结果是那些商品减少了甚至完全绝迹。政府干预的原因是他认为这些物品特别重要、必须并且必不可少。但它的行动却削减了它们的供给量。所以从政府的观点看，真是荒谬而尴尬。

假使恼羞成怒的政府不愿自食其果，再施以更多的干预，将全部异阶商品和服务都实行限价，同时下令所有的人都按照规定的价格和工资继续生产和工作，结果就是完全消灭市场。于是诸如计划经济、德国型的强制经济等社会主义便取代了市场经济。消费者不再能够以自己的购买或不购买来指挥生产，政府成为指挥者。

最高限价的结果必然导致供给减少和事与愿违。这个规律只有两个例外，其一指的是绝对租，其二乃指垄断价格。

最高限价之所以导致供给减少，乃因为边际生产者遭受亏损而不得不停止生产。非特殊化的生产要素被用于生产那些不受限价的产品。那些绝对特殊的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因之萎缩。在自由市场情况下，绝对特殊之生产要素被利用的程度，当为满足更迫切之欲望，使用那些非特殊化之辅助生产要素的机会的减少时，它们才会受到限制。现在只有少部分绝对生产要素可资使用，而那未被利用的部分的供给随之增加，但如果这些特殊要素的供给是如此稀少，以致在自由市场价格下全部被利用，那么，政府干预不会导致其供给减少的领域就是既定的。只要它无法完全吞没这些特殊要素之边际供给者的绝对租，最高限价就不会减少供给。但无论如何，其结果总归是产品的需求与其供给之间的不平衡。

城市土地的租金会比农地租金高，在此差额以内的租金管制，还不至于使可租地的供给为之减少。如果租金的限额，还不致使地主宁可将土地用之农业而非建筑业，就不会影响到公寓和商业设施的供给。但租金的限价会增加对公寓和事业用房的需求，因而可能导致房荒，而这正是企图利用租金限制来解决的问题。政府是否会进一步配给土地，乃是次要问题，但不管怎样，政府的限价并未消灭城市地租这个现象，不过是把这种租从地主的所得中转移给了房客。

然而在事实上，政府在限制租金的过程中，从未基于这些考虑来调整租金的最高限额。政府的做法，或者对实施干预之前的毛租金予以冻结，或者是稍微增加一点毛租金。由于毛租金的两个构成部分——城市地租本身和利用地面建筑所支付的代价——之间的比率，因每幢房屋的特殊环境而不同，因而租金限制的结果也不一样。在某些场合，地主转给承租人的利益只是城市地租和农村地租之间差额的一部分；在其他场合，它则可能大大超过这个差额。但无论如何，租金的限制总归要引起房荒，因为它刺激了需求而未增加供给。

如果租金的最高限度不只针对那些已有的出租场所，而且还包括尚待建筑的房屋，则新房的建筑就不再有利了。这种建筑或者完全停止，或者萎缩到一个低水准，从而房荒现象将持续下去。即令新房租金不受管制而可自由索取，新房的建设也会减少。有先见之明的投资者不愿在这方面投资，因为他们考虑到政府也许不日将宣布新的紧急措施，像对付旧房主那样来征收其一部分收益。

第二个例外与垄断价格有关。某一相关物品的垄断价格与竞争价格之间的差额标准，乃政府可以在其间实行最高限价，又不至于事与愿违。如果竞争价格是p，而在一切可能的垄断价格中的最低者为m，最高限价为c，c小于m，因为有这个c，出卖者把价格抬到p以上是不划算的。于是这个最高限价重新建立起竞争价格，并且使需求、生产和供给都增加。基于对这种连续关系的模糊认识，有人便主张政府干预以维持竞争，使竞争尽可能顺利地进行。

为便于讨论，我们不涉及因政府干预而形成的垄断价格事实。假若政府反对新发明的垄断价格，它就应该停止专利权的授予。既授予专利权又强迫专利持有者按竞争价格出售其专利，这岂非荒谬可笑。假若政府不准许卡特尔，那就应当放弃所有使商人有联营机会的一切措施。

在非政府促成的垄断价格场合，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能够研究出事实上不存在的取决于竞争市场的价格水平，政府的最高限价就可能重建竞争环境。凡是企图建立非市场价格的努力都将白费工夫，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2]公用事业的服务价格怎样才算公平，所有有关的决定都差强人意，这是所有经济学家都熟知的事实。

这两个例外说明了为何在极少数情况下，最高限价（被谨慎地用于一个狭小的领域）不至于减少有关物品的或服务的供给。但这毕竟是例外，它并不影响上述一般原则的正确性，即最高限价导致的情况，从颁布限价法的政府的观点来看，比不限价的情况更坏。

对古代文明衰落原因的考察

既已明了政府干预市场价格的后果，我们就可能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古代文明之所以衰落的经济原因加以解释。

把罗马帝国的经济组织称为资本主义是否正确，似无定论。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公元2世纪“好”皇帝安东尼治下的罗马帝国，社会分工和区域间贸易，皆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若干大的城市中心，相当数量的中等城市以及众多小市镇，都是高度文明的所在地。这些城市居民所需的粮食和原料，既来自临近地区，也来自遥远省份。这些供给，一部分流进城市，成为那些拥有地产之富人的收益，大部分则变成城市居民的加工品，再由乡村农民所购买。在帝国广袤的领土上，区域间的贸易空前地繁荣。分工进一步细化的趋势，不仅见之于加工部门，也见之于农业部门。帝国的许多属地已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它们之间相互依存。

导致帝国衰落及其文明式微的，乃此经济互联的解体，而非野蛮异族的入侵。外来侵略者只不过乘虚而入而已。从军事观点看，公元四五世纪侵入帝国的那些部落，并不比早期罗马军团轻易击败的那些军队更强大。而此时的帝国业已变质，它的经济社会结构依然停留在中古时期。

罗马给予工商业的自由大大减少。对谷物和其他重要必需品市场的限制，甚至超过了其他物品。凡是谷物、油类和酒（在当时是大宗产品）的叫价高于平常价格，都被视为不公平和不道德，而市政当局会立即没收这些不法利润。于是，这些物品的有效率的批发贸易的发展，开始受到阻碍。为弥补此缺陷，政府当时采用了一种“阿诺那”政策（相当于谷物贸易的国营或市营），效果却欠佳。城市能得到的谷物日渐稀少，而农民却因种植谷物无利可图叫苦连天。[3]

接着，在公元三四世纪的政治纷争中，帝国皇帝使出了最后的招数，即通货贬值。这一措施及其他限制政策，完全瘫痪了主要食粮的生产和贸易，并使社会经济组织解体。政府越是急于推行限制政策，那些靠购买粮食生活的城市居民越陷入贫困。当谷物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被完全消灭，为了免成饿殍，人们纷纷离开城市，迁居乡下，开始自给自足地种植谷物，制造油、酒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另一方面，大地主不再剩余生产谷物，转而制造自己所需的手工制品。因为得不到有利的价格，大规模的耕种显然不再合理。这些有产主既失去了城市贸易，也就不再雇佣城市工人。他们不得不寻找替代的办法，如雇佣手艺工人在自己的农舍里工作，以满足自身所需。在中断大规模农业经营后，他们变成向佃户收取地租的地主。这些佃户或者是解放了的奴隶，或者是迁居乡村的城市贫民。这样一来，每个封建领地都趋向自给自足。城市、商贸以及手工业的经济功能由此萎缩。意大利以及帝国的一些省份的社会分工出现退化。上古文明中高度发达的经济结构，退化到今天众所周知的中世纪的庄园组织。

面对这种结果，罗马帝国的皇帝惊慌失措起来。但他们的反应因未触及祸根而徒劳无益。他们依赖的强制和暴力，毕竟无法挽救社会瓦解的趋势；相反是加速了这一趋势。可怜的罗马人，却并不知道此乃政府干预物价和通货贬值的罪过。政府还颁布法令禁止城市居民迁往乡村[4]，结果也无效。而强迫城市富人提供公共服务的那个“莱特基亚”制度，只能加速分工的退化。那些关于船主特殊义务的法律，本想防止航运的衰退，其结果和那些旨在防止农产品城市供应不足的谷物处理法一样地不成功。

这一辉煌的古代文明的毁灭，乃因为它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调整其道德律法和法律制度。为社会秩序正常运转所必需的那些行动，如果被道德标准所反对，被国家法律视为非法，被法院和警察作为犯罪来惩罚，则此社会秩序注定要崩溃。罗马帝国的灰飞烟灭，正因为它缺乏自由主义的精神和自由企业。干预政策及其政治上的必然结果——领袖主义，毁灭了强大的帝国，也同样会瓦解任何社会织体。

3． 最低工资率

在提高劳动价格方面，干预主义政客的伎俩是依靠政府的法令或工联的暴力或威胁行动。他们认为把工资提高到自由市场价格之上，乃永恒道德律的基本要求，也具有经济上的必要性。谁胆敢向这个伦理和经济的教条挑战，谁就必须背上卑鄙和无知的骂名。现在有许多人看待那些敢于违犯工会纠察队的愚勇之夫，就像原始部落时代的人看那些违犯禁忌戒律的人一样。如果那些敢于不参加罢工的“工贼”受到罢工者应有的惩罚，而警察、检察官和刑事法庭都视而不见，这时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欢呼叫好。

市场工资率趋向的水平，是劳动力供需相符的水平，即所有想赚到工资的人都能够得到职业，而所有想雇佣工人的人都能够雇佣到数量合适的工人。它趋向于达到现代人所说的充分就业的境界。在没有政府或工会干预市场的地方，只存在志愿失业。但是一旦有了外来的压力或强制，只要政府或工会超过市场价格规定工资，立即就会出现制度性的失业。在自由市场上，志愿失业可能会逐渐消失，而制度性失业，只要政府或工会的命令继续有效，就不会消失。如果最低工资只涉及一部分职业，其他职业允许自由定价，则那些因最低工资律而失业的人们就会进入这些自由的职业，因而增加这些职业的劳动供给。如果工会组织只限于技术工人，则工资的提高还不至于引起制度性失业。它只会降低那些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松散的部门的工资率。但有组织的工人的工资率提高后，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无组织的工人工资率的降低。这时，如果政府出面普遍干预工资或支持工会的强制行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即制度性失业将变成长期的或永久的普遍现象。

现在已经成为政府和工会干预劳动市场的热心拥护者的贝弗里奇爵士，1930年曾经撰文指出，“高工资政策”可能导致失业的后果，乃“任何够格的专家都不否认”。[5]事实上，否认这一后果，等于完全推翻市场现象的连续和相互关联的任何规律性。那些同情工会的早期经济学家也都充分了解，工会要成功实现其目的，只有在少数工人组织工会时才有可能。他们把工会视为有利于特权劳动贵族的一个政策而予以支持，但不曾想这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工资收入。[6]谁都无法有效证明工会的那套办法，能够改善和提高“所有”工资劳动者的生活标准。

连马克思也未曾说过工会可以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准。记住这一点很重要。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提高，而是压低工资的平均水准”。既然趋势如此，工会在工资方面的努力只能做到“尽可能利用偶然的机会谋暂时的改善而已”。[7]马克思之所以看得起工会，仅仅因为工会攻击“工资奴隶制和当今的生产方法”。[8]工会应该懂得“放弃保守的口号即‘公平地按工计酬’，而代之以革命的旗帜即‘打倒工资制度’”。[9]现代劳工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了工会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对立。老牌的英美两国的工会完全致力于工资率的提高，无论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它们都一律讨厌。在德国，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们与工会领袖也是相互冲突的。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中，工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它们实际上转变了“社会民主党”的性质，使该党接受了干预主义和工会的主张。在法国，乔治·索列尔曾矢志把马克思的那种残酷的革命斗争精神灌输进工会。今天，在每一个非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工会内部都存在两个针锋相对之派别的冲突。其一把工会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改善工人生活的一个工具；其二则想把工会带进战斗的共产主义阵营，他们之所以支持工会，只是希望工会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中充当急先锋。

工会的问题，曾经被伪人道主义的胡说八道弄得混淆不堪。最低工资率——或者是政府规定，或者是工会武力要挟的——的主张者总以为它可以改善劳工大众的生活状况。他们有一个不容他人置疑的说法，即急于赚取工资的人们如果要永久地提高工资，惟一适当的办法就是规定最低工资率。他们自诩为“劳工”、“普通人”、“进步阶级”和“社会正义”的真正朋友，并以此自豪。

但问题在于，除了增加人均资本投资以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外，并无别的方法来提高所有想工作的人们的生活水准。工会中的一些空谈家，却一心想把这一点搞混。对工人人数和可用资本品数量之间的关系，他们从不触及。但工会的某些政策却又暗地承认有关工资率决定的交换理论的正确性。工会总想用移民限制法防止外来人口加入劳动市场的竞争，因而减少劳动供给。他们也反对资本输出。如果人均可使用的资本配额对工资的决定果真不重要的话，则工会就没理由采取这些政策了。

工会教条的实质隐含在“剥削”这个口号中。按照工会对剥削一词不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相同的解释，劳动乃财富的惟一源泉，劳动的消耗乃惟一的真实成本。就正义而言，出卖产品所得的收入应该全部归于工人。工人有权要求劳动的全部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公平之处在于它允许地主、资本家和企业家扣留工人分内的一部分。这些寄生虫扣留的这一部分乃不劳而获之财，属明显的掠夺，也即赃物。因此工人阶级理所当然要努力提高工资率，最终不留一点剩余供那些懒惰而无用的剥削者挥霍。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们通过前仆后继的斗争来解放自己，在前辈为解放奴隶、农奴和解除农民苛捐杂税的斗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劳工运动为的是争取自由平等，为的是维护那些不可出让的人权。它将毫无疑问地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它将彻底扫荡所有阶级特权而牢固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反动雇主阻止进步的企图，注定将失败。

这些说法乃当今社会教条的主要内容。有些人尽管完全同意它的一些哲学观点，但对于激进分子推导出来的那些实际结论，在略加保留和修正后仍给予支持。这些温和派并不主张完全废除“经理阶层”的应得收入，而主张把它消减到“公平”的数量。由于对于公平的解释难执一是，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的不同也就无关紧要了。温和派也赞成“实际工资必须不断提高而且只升不降”的原则。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几乎无人对工会的要求提出过异议，这一要求是：　工人拿回家的净工资应该比生活费用增加得更快。

按照工会的教条，没收资本家和企业家特有收入的一部分或全部，没有任何害处。在这一场合，他们是在古典经济学家所赋予的意义上使用“利润”一词的。对企业家利润、资本使用利息以及企业家的技术服务报酬这三种不同性质的收入，他们从不加以区分。后面，我们将要讨论没收利润和利息所引起的后果，以及隐含于“量能付税”原则的工团主义和利润分享制因素。[10]我们也曾讨论过为迎合提高工资至市场工资率之上的政策，而提出来的购买力理论。[11]以下有待讨论的是所谓李嘉图效应的意涵。

李嘉图曾经提出，工资上涨会鼓励资本家以机器替代劳动力，工资下跌时则相反。[12]工会的辩护人因此推论，不管自由市场的工资率如何，提高工人工资的政策总是有利的，它会引起技术进步并提高劳动生产力。高工资可谓适得其所。工会在强迫雇主提高工资的时候，成为进步与繁荣的先锋。

尽管不同意工会辩护人的上述推论，但不少经济学家对李嘉图效应是首肯的。李嘉图效应无非一个大众所能理解的经济学常识，但基于它而得出的推论却是最坏的一个经济谬论。

观点的混淆始于对机器替代劳动这一陈述的误解。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劳动因机器的帮助而更有效率，即同量的劳动可以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机器的使用，本身并不直接减少生产A产品的劳动的供给。作为一种间接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A产品的供给增加，相对于其他产品单位边际效用而言，产品A的单位边际效用减少，因而促使劳动从A的生产中退出并转向其他产品的生产。A产品生产技术的改善，使一些此前无法实现的计划得以实现，而以前这些计划之所以无法实现，是因为工人更多地被雇佣于生产消费者更迫切需要的产品A。因此A产业雇员的减少，是那些有了扩张机会的其他产业的劳动需求增加所引起的。附带提一下，这个结论推翻了所有关于“技术性失业”的无稽之谈。

工具和机器的主要功能不是为了节省劳力，而是为了增加每单位投入的产出量。从个别生产部门的角度看，它们似乎是节省劳动力的手段。但如果从消费者和全社会的观点看，它们就是提高工人生产力的手段。它们增加了供给，使我们能够消费更多的物质财富，享受更多的闲暇。至于消费和闲暇增加的程度，乃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判断。

较多较好的工具的利用，受限于必要的资本投资。储蓄，作为生产超出消费的一份剩余，在技术进步的每一个步骤中都不可或缺。缺乏必要资本支持的技术知识，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中国的工商业者也熟悉美国的生产方法，但他们之所以无法采用它们，不是因为中国的工资低，而是因为缺乏资本。

反过来说，资本家的储蓄必然促成工具和机器的更多使用。单纯的储蓄，即为准备应付消费品的不时之需而存钱，在市场经济中担任的角色微不足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般而言只有资本家的储蓄才有意义。生产超过消费的那部份剩余，可以直接投资于储蓄者本人的生产事业，也可通过储蓄存款、普通股、优先股和公司债等金融工具，间接投资于他人的企业。[13]人们将其消费保持在净收益以下的那个程度，就是资本可能被创造的程度，同时也是资本设备可能扩张的程度。前文曾经说过，这个结果不会因现金储存的增加趋势而受影响。[14]因此，便出现了一个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更多更好的器具的使用，绝对需要必要的资本累积；另一方面，额外资本的积累又有赖于更多更好之器具的使用。

而李嘉图的说法经工会的曲解，使事实颠倒过来了。工资率的趋高，不是技术改进的原因，而是技术改进的结果。以牟利为目的的工商业不得不使用最有效率的生产方法。妨碍他们这样做的，只有资本的不足。如果缺乏必要的资本，对工资率加以干预也无济于事。

在机器利用方面，最低工资率能够做到的，不过是把新增的投资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我们假设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前面曾提及的鲁里塔尼亚，码头工人工会成功地迫使工商业者支付给了他们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结果是，新增资本最有利的使用是采用机器来装卸物品。但这样利用的资本，是从鲁国其他一些生产部门转移过来的，而那些部门由于不存在工会政策干预，这些资本可投向更有利的方向。由此可见，码头工人高工资的结果，不是鲁国总产量的增加，而是它的减少。[15]

实际工资的提高程度，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取决于资本供应量的增加幅度。如果政府和工会成功地迫使工资提高到自由劳动市场所决定的工资率之上，劳动就会供大于求，于是导致制度性失业。

为了防止上述不良结果，有些固执于干预政策的政府，现在又开始采取所谓的充分就业政策，包括失业津贴、劳资争议仲裁、挥霍公共开支兴办公共工程、通货膨胀以及信用扩张等。但所有这些补救措施，无异于庸医治病，沉疴愈甚。

失业津贴并不能解决失业，反而会使失业者更加悠闲自得。这种津贴的水平越是接近自由市场工资率，收益者就愈加不想找工作。结果显然是失业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将继续存在。

劳动仲裁，也不是一个解决工资争议的适当方法。把工资率定得和潜在市场工资率一样高或者较低，都超出了仲裁者的本分。如果工资率高于潜在市场工资率，结果无异于其他最低工资率的引起制度性失业。无论仲裁的理由多么充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从某种武断的标准来衡量工资的是否“公平”，而必须看所决定的工资率是否会引起劳动的供大于求。在某些人看来，把工资定在让大部分潜在劳动力长期失业的水平似乎是公平的，但谁也不会同意这将对社会有利。

如果政府用以公共工程的投资来自向居民的征税或举债，则居民的消费和投资力量随之减少，减少的数量正好与政府的投资额相等，而不会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

但如果政府采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筹集其上述开支，即增发货币和扩张信用，就会使所有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出现一个现金诱导的普遍上涨。在这一通货膨胀过程中，如果工资率上涨的幅度小于物价上涨幅度，制度性失业或许会减少或完全消灭。但这一结果的另一面却是实际工资率下降的事实。凯恩斯爵士视信用扩张为消除失业的有效办法。他相信“物价上升造成实际工资的逐渐和自发的下降”，不至于受到工人像反抗货币工资率下降那么强烈的反抗。[16]显然，如此一个削减工资的计划，如果取得成功，只能说工人的无知和愚昧达到了一个难以想像的地步。其实，只要工人相信最低工资率对自己有利，他们就不至于被此伎俩欺骗。

实际上，这些林林总总的所谓充分就业的措施，最终都将导致德国型的社会主义。因为由劳资双方代表组成的仲裁法庭，不可能就工资率是否公平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工资率的最终裁定，实际上乃由政府的仲裁代表一锤定音。可见规定工资率的权力仍然由政府掌握。

公共工程的规模越大，政府为填补“民间企业不能为大家提供就业机会”而遗留下来的缺口所做的事情就越多，民间企业则更趋萎缩。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又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选择问题。根本不存在什么持续不变之工资率的问题。

工联主义的交换学观点

交换学关于工联主义的惟一问题是：　是否有可能以强迫的手段，把所有急于就业者的工资率提高到自由市场决定的水平之上？

几乎在所有国家，工会都取得了暴力行动的特权。暴力强制本应属于政府的垄断权力，但为了取悦工会，政府已经放弃了这种垄断。法律上规定，任何非自卫的施暴行动必须以罪论处。虽然这一点在法律形式上没有被废改，但工会的暴力行动却在一个宽大的限度内被容忍。工会实际上可以自由使用暴力，以防止任何人违背其有关工资率和其他劳动条件的命令。他们可以随意加害于破坏罢工的工人，以及雇佣这些工人的企业家及其代理人。他们可以任意捣毁这些雇主的财产，甚至伤害这些雇主的店铺及其顾客。政府宽恕此类暴力行动，还可得到舆论的支持。警察不制止这些罪犯，检察官不指控他们，使他们的行动得以逃避刑事法庭的制裁。只是在暴力行动过分激烈的时候，才可能采取一些畏畏缩缩的镇压措施。但这些措施照例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或者由于官僚作风的低效率，或者由于政府的措施本身不当，但更常见的是政府机构不愿意有效地镇压这类暴行。

即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很久以来这也见怪不怪了。经济学家在确认这些事实时，不会责备和归咎于任何人。他们只是解释，是何种条件使工会有力量厉行其所规定的最低工资率，以及“集体谈判”的真实意义所在。

按照工会提倡者对集体谈判一词的解释，其意在以工会的谈判取代单个工人的谈判。在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里，关于同类同质且通常大量交易的那些物品和服务的议价，并不受非同类质且不可相互替代的物品和服务之交易方式的影响。对于可替代的消费品和服务，买卖双方的议价开始是试探性的，然后彼此按照对方的反应逐渐调整，一直到他能够买到或卖出其计划买卖的数量为止。就技术而言，此外不存在其他可行的程序。百货商店不会和他的顾客斤斤计较。它通常对每一件物品定价，然后待价而沽。如果在原有价格下卖不出足够的数量，它就会把价格降下来。一个需要500名电焊工的工厂，同样把工资率定在它希望能够雇到这么多工人的水平上。如果雇不到这么多工人，它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每个雇主都把支付的工资提高到竞争者无法拉走他所需要的工人的水平。最低工资之所以徒劳，正是因为工资率提高到超过这一点的时候，劳动的需求就不足以吸纳劳动的全部供给。

如果工会果真代理工人议价，他们的集体选择就不会把工资率提高到高于自由市场所决定的水准。只要还存在失业工人，就没有理由要求雇主提高工资。真正的集体议价与个别议价不应有差别。它应该与后者一样，让那些正在寻找而尚未找到工作的人们有机会显示他们的愿望。

然而，工会领袖以及亲劳工的立法者婉转称道的“集体谈判”，其性质却完全不同。这是一种枪口下的议价，是一个随时准备动武的武装团体和一个被威胁的非武装团体之间的议价。这不是一种市场交易，而是由雇主单方面接受的命令。其结果无异于一个政府动用警察和刑事法庭来执行的那种命令。这种谈判必然引起制度性的失业。

舆论和许多冒牌的经济论著，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完全误入歧途。这并非一个结社权利的问题，而是对于民间结社该否授之以特权，使其施暴不予惩罚的问题。它与三K党的问题是同一性质的。

从罢工权的观点来看这一问题也不妥。这已经不是罢工权的问题，而是用威胁和暴力逼迫他人罢工，因而制止任何人在工会宣告的罢工工厂里工作权利的问题。工会利用罢工权为其威胁和暴行开脱罪责，这和一个宗教团体利用良心自由权，为其迫害异教徒辩护没有什么区别。

过去有些国家的法律不承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当时的立法理念，乃认为这样的工会除了使用暴力和威胁以外不会有其他的目的。那时，政府也动用武装力量镇压罢工暴动，以保护雇主、雇主经理以及雇主的财产，却不见得是敌视劳工的做法。他们只是履行每个政府应尽的职责。暴力的行使是政府在维持其暴力的垄断权力。

经济学无须进而讨论有关罢工的一些法律问题，尤其是美国新政时期的一些法律，其明显不利于雇主，而使工会处于特权地位。此处要强调的是，如果一个政府下命令或工会用暴力把工资提高到高于自由市场所决定的那个水平，制度性失业就在所难免。

[1]为讨论方便，本节的进一步讨论只涉及最高限价，在下一节只涉及最低工资率。但我们的这些讨论，加以若干必要的变更，即可同样适用于法定最低价格和最高工资率。

[2]参见第十六章第15节。

[3]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m Empire （Oxford，1926）， p.187.

[4]Corpus Juris Civilis, 1.un.C.X.37.

[5]W.H.Beveridge, Full Emplyment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1944）, p.92 f.

[6]Hutt,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pp.10-21.

[7]Mark, Value, Price and Profit, ed. by E. Mark Aveling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p.125.

[8]A. Lozovsky, Mark and the Trade Unions （New York, 1935）, p.17.

[9]Mark, op.cit., pp.126-127.

[10]参见第三十二章第1—3节。

[11]参见第十五章第9节末尾。

[12]参阅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第一章第5节。李嘉图效应这个名词为哈耶克使用，参阅Hayek,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London，1939），p.8。

[13]因为此处讨论的是自由市场经济，我们可以忽略政府举债引起的资本消耗的后果。

[14]参见第十八章第9节。

[15]这不过是假设的案例，但如此强大的工会很可能也会妨碍机器装卸的推广和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16]参阅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London，1936），p.264。对此观点的批评，参阅Albert Hahn，Deficit Spending and Private Enterprise，Postwar Readjustments Bulletin No.8，U.S. Chamber of Commerce，pp.28-29。关于凯恩斯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的成功，参见下一章第4节。

第三十一章　通货与信用的操纵

1． 政府与通货

交换媒介与货币乃市场现象。使一种东西成为交换媒介或货币的，是从事市场交易的人们的行为。政府当局干预货币问题的原因，与他们干预所有其他交换物品的原因是一样的，即当从事交换的某一方没有履行他的契约义务的时候，政府被授权来判断这个行为是否事实，并应否加以严厉的制裁。如果交换的双方都如期履行了双方的义务，一般而言，就不会出现必须诉诸法庭的争执。但是如果一方或双方都未能依约尽其义务，法庭就会被诉求以判决如何履行契约的条款。如果案件涉及某一数额的金钱，法庭就需要裁定契约中的金钱条款的具体意义。

因此，一国的法律和法庭，必须判定签约双方在论及某一金额时，其所想的是什么，以及确定如何按照相互同意的条款履行支付这笔金钱的义务。他们必须确定什么是以及什么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赔偿金。在努力这样做的时候，法律和法庭都不“创造”货币。某物之所以成为货币，仅仅因为那些交换物品和劳务的人们通常都用它作为交换媒介。在不受羁束的市场经济里，法律和法官在认定某物品是否具有法币资格的时候，不过是把从事买卖的当事人惯常视为货币的东西加以确认而已。他们对商业惯例的解释，与受诉对契约所定的任何其他条款的意义作判决，用的是同样的方法。

铸造货币，很久以前即国家统治者的一种特权。但是，政府这种活动的原始目的只是要标明和厘定铸币的重量和成色，别无他图。政府在铸币上标明币值及其他符号，只是为了证明它的重量和纯度。到后来，有些国王用一些质劣价廉的金属来代替一部分贵金属，而同时仍保留它原有的名称和面值。他们完全知道这种偷梁换柱之举，是一种瞒天过海的欺诈行径。一旦人民发现这种诡计，这些劣质的铸币马上就按原来优质的铸币打折扣。而政府的反应是施之以强力压制。凡在交易中或在债务的偿付中区分“优”币和“劣”币，即属违法，并对“劣”币规定最高限价。但结果终与政府的愿望相违。政府的法令无法阻止将劣币调整到真实价格关系的那个过程。不但如此，格雷欣法则所描述的那些后果也随之发生。

然而，政府干预货币的历史，还不单是铸币贬值又徒然避免其必然后果的有关记载。有些政府并不把他们的铸币特权当做欺骗的手段，以欺骗那些信赖统治者的诚实子民，以及由于无知而按照面值来接受劣币的人民。这些政府不把铸币视为一个不光彩的财政收入来源，而视其为保证市场运作顺畅进行的一项公共服务。但即便是这些政府——由于无知和一知半解——也常采用那些等同于干预价格结构的方法，尽管他们并非有意如此。在两种贵金属同时作为货币流通时，有些政府当局竟天真地相信用命令来规定金银之间的固定比率，是他们为统一币制应尽的义务。这种复本位的币制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复本位并没有形成，却形成了一个交替本位。在金银之间瞬息万变的市场交换率之下，法定比率过高的那种金属，在国内的流通中占优势，而另一种金属货币随之绝迹。最后，政府放弃了其无效企图而不得不接受单一金属币制。美国政府数十年来推行的购银政策，已不再是一个认真的货币政策。其目的在于通过提高银价，以维持银矿主及其雇工，以及银矿所在的那些州的利益。那其实是一种拙劣的变相补贴。它的货币意义仅在于：　靠增发钞票来购买白银，而增发的钞票与联邦储备银行的钞票同样具有法偿资格，尽管前者印上了那毫无实际意义的 “银券” 字样。

不过，经济史中也有些精心设计而又成功的货币政策，制定这种货币政策的政府，只是想为他们的国家设置一种能够顺畅运作的货币制度。自由放任主义并不放弃政府传统的铸币特权。只不过在自由主义政府手中，这种国家垄断权的性质完全改变了，视其为政府干预之工具的念头被抛弃了。它不再成为财政目的的手段，也不再被借以特惠某些人群而牺牲其他的人群。政府的货币活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使交换媒介的使用顺畅而简单，这里说的交换媒介乃人民的行为形成的货币。大家皆同意，一国的币制必须健全。但健全的原则是指那些本币——也即法律上承认它们具有无限法偿资格的铸币——必须经过适当的检验和戳记，以备蚀损或伪造能够很容易被发现。政府戳记的惟一目的，是在保证铸币金属的重量和成色，别无其他作用。铸币因流通太久而磨损，或者因为别的缘故其重量减低到某一限度以外，就失去了法偿的资格；而政府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的铸币收回，重新铸造。同时保证凡是外表没有磨损的铸币，在接收的时候用不着天平和熔炉来鉴定它的重量和成色。另一方面，人民也可把金块送到铸币厂请其铸成本位币，而铸币费仅按成本收取，或者完全免费。如此，各国的通货才货真价实。同时，遵守同一健全货币原则的国家间的国际汇率即趋于稳定。国际金本位的形成，也无须各国政府间达成任何条约和制度。

在许多国家，金本位的出现乃格雷欣法则的后果。政府政策在英国扮演的角色，仅在于确认格雷欣法则的结果，并把事实的存在合法化。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则是在金银的市场比率的变动，达到应该实际存在的银币替代实际存在的金币的时候，经过深思熟虑而放弃复本位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金本位的正式采用，只是就既有事实制定法律，此外政府行政当局和立法机关无须任何画蛇添足之举。

当另有些国家想以金本位替代一种——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银币或纸币时，则要另当别论了。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帝国想采用金本位的时候，国家的法币银币想仿效那些仅靠批准既存事实，而使金本位具有法律基础的国家的那个简单程序，是无法实现其目的的。它必须把大家手中的银本币换成金币，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是一个很复杂的金融运作，其情形类似于那些想以金币代替信用货币或法币的国家。

认清这些事实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揭示了自由时代与今天干预主义时代的情形之所以不同的原因。

2． 法币立法上的干预主义

最简单和最古老的货币干预，是为减轻债务而降低铸币的质量或减轻它们的重量，缩小它们的面积。政府给这种廉价的货币完全相等于以往足额良币的法偿资格。所有的延期支付都可“合法地”按照它们的面值偿付。因而债务人得益，债权人则遭损。但与此同时，它实际上还使得未来的信用交易对债务人更为不利。这是因为当事人考虑到此类划减债务的把戏会重演，自然会出现市场毛利率上涨的趋势。货币贬值及由此带来的债务降低，尽管有利于当时现存的债务人，却有损于那些急于或不得不借新债的人们。

减债的这种因缘对范（antitype）——经由货币手段的债务增值——也曾经被采用过，尽管鲜见于史。然而它从来没有被故意地用来加惠于债权人而使债务人受损。果真有这种事情发生，也只是另有他图的币值变化的副产品，币制变动的必要性源于其他一些观点。政府情愿忍受延期支付的后果，而不惜借助这种货币手段，或者是因为它们认为这个手段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因为它们假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决定契约条件时，已经预料到这种变动而作了适当的考虑。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这两次事例中，英国都是在战争结束后或迟或早地用货币紧缩政策，使币值回复到战前英镑的金本价。至于用金本位来替换战时的信用货币，承认英镑与黄金间已经发生的市场比率的变动，并把这个比率作为新的法定币值来采用，这个想法没有被接受。这种不光彩的变通做法之所以未被接受，是因为它容易被人指责为国家的破产，国家不公平的赖债行为，以及对所有那些在大英银行钞票无条件兑现时期取得要求权的人们的权利所加的恶意侵犯。人们在“通货膨胀的恶果终会因继起的通货紧缩而得到矫正”的幻想下努力工作。可是，回复到战前金本位，对于债权人损失的补偿，并不能达到在货币贬值期间债务人已经偿还他们旧债的那个程度。而且，这有利于所有在此期间已经放债的人，而有害于所有同时已经借债的人。但是，那些负责采用这种紧缩政策的政治家们并不知道其行动的重要性。他们没有看出那些不良的（即令在他们的眼中也是不良的）后果，而且即便假设他们及时地看出这些后果，他们也会知道如何避免它们。他们的行为确实会加惠于债权人而使债务人受损，尤其会有利于公债持有人而不利于纳税人。在19世纪20年代当中，这个行动使英国农业的困境更加严重；而事过100年后，英国出口贸易的处境也是如此。尽管如此，如果把英国这两次的币制改革视为使债务增殖的有意作为，那就是错误的。债务增殖仅仅是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政策引起的一个副作用而已。

政府每次实行债务贬值的时候，总是承诺以后不再如法炮制。他们强调：　造成在紧急关头不得不采取这种坏手段的那些极端条件，不再会发生，而这种手段在其他环境下是绝对应该谴责的。他们宣称，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债务贬值的策划者和支持者为什么不得不作此承诺，并不难理解。假若消灭债权人的全部或部分权利的政策一旦成为定例，借债行为也就完全消灭了。延期支付的契约，靠的是有收回债款的预期，如果早知这个希望是不可靠的，也就没有人肯放债了。

所以，把债务贬值视为一个可用来替代正常社会经济组织之其他制度的某种经济政策体系，是不允许的。这绝不是一种建设性行动的一个工具，而是一个隐埋的炸弹，除破坏社会外别无他果。如果只用一次，被摇撼的信用制度还可能重建。但是如果爆炸一再发生，就会造成灭顶之灾。

只从延期支付之后果的观点来看待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是不对的。我们曾经说过，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对各种物品或劳务的价格不会同时同程度地产生影响；这种不一致的影响在市场上发生的作用，我们也曾经讲过。[1]但是如果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作为一个重新安排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的手段，人们必然会看到，借此手段的政府想实现的目的，只能在很不完全的程度下达到，而且其结果，即便从该政府的观点来看也是非常难以满意的。正如政府对物价结构采取的各种干预一样，其结果不仅与政府的意愿相反，而且引起的情况，就政府的观点来看，比那不受束缚的市场情况更坏。

政府借通货膨胀手段惠及债务人而损及债权人的这个企图，其成功也仅限于以前约定的那些延期支付。通货膨胀并不能使新的借贷合约成本更便宜；相反地，由于放债者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而加在利率中的补贴将使债务人更不划算。如果通货膨胀推进到其极点，则凡是以贬值通货作为延期支付手段的一切契约，都将到此为止。

3． 现代通货操纵法的演进

金属通货不受政府的操纵。当然，政府有制定法币的立法权。但是格雷欣法则引发的后果会使政府追求的目的成为泡影。从这个观点来看，金属本位对于想用货币政策干预市场现象的一切企图，的确是一个障碍。

要检讨政府之获得操纵本国货币制度权的演进过程，我们必须首先提到古典经济学家最严重的一个缺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都把维持金属通货的成本视为浪费。照他们的看法，纸币替代金属货币，就可把那些用在货币用途的金银的生产费用——也即资本与劳动力——转而生产可以直接满足欲望的支出。从这个假定开始，李嘉图就构想出了他那个发表于1816年的著名的“关于建立一种经济而安全的通货制度的若干建议”。但一直到他死后几十年，才有国家在“金汇兑本位”这个名称下采用了李嘉图建议的基本原则，金汇兑的采用，为的是减少所谓运作金本位（现在被贬为“古典的”或“正统的”币制）的浪费。

在古典金本位下，个人所储存的现金中有一部份是金币。而在金汇兑本位下，人们的现金储存全部是代用币。这些代用币可以按照黄金或采用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的那些国家的外汇的法定平价兑现。但是，这样的货币银行制度安排，目的是防止大众向中央银行挤兑黄金作为国内现金提存。兑现的首要目的，在于维持汇率的稳定。

在讨论金汇兑本位问题的时候，所有的经济学家——包括本书的著者——都未曾认清一个事实，即：这个制度给了政府随意操纵本国通货的权力。经济学家轻率地假定，没有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会故意将金汇兑本位作为通货膨胀政策的工具。当然，我们不应该高估金汇兑本位最近几十年在通货膨胀涉险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毕竟是那个赞成通货膨胀的意识形态。金汇兑本位不过是实现通货膨胀计划的一个方便工具而已。但即便没有它，通货膨胀政策照样会被采用。1933年的美国大体上还维持着古典的金本位制度。但这个事实并未阻止“新政”中的通货膨胀。美国采用的是没收民众储存黄金的方法，一下子放弃了古典的金本位而将美元贬值（对黄金贬值）。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发展起来的那种新式的金汇兑本位，可称为弹性金汇兑本位，或者干脆叫作弹性本位。在这个制度下，中央银行或外汇平衡账户（或同类政府机构所用的各种名称）自由地将本国的法偿代用币兑换成黄金或外汇，或反过来将黄金或外汇兑换为本国的代用币。这些兑换依据的比率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变更的。正如人们所说，汇率是有弹性的。然而这个弹性实际上总是在下降。政府当局总是运用他们的权力降低本国货币对黄金的比价，以及降低其对那些币值对黄金尚未降低的国家的货币的比价；他们从未尝试提高这些比价。如果对别国通货的比价真的提高了，那只是由于别国通货对黄金的比价，或者对那些通货比价维持不变的国家的通货的比价降低了。它的目的是要将此特定外国通货的估价与金本价或与其他国家之通货的估价拉平。

如果比价的向下跳动很显著，就称为贬值。如果比价的变动不怎么明显，金融报告的撰稿人就把它说成这种通货在国际估价中疲软[2]。两种情形都说明这个国家已经提高了其黄金价格。

从交换学观点所看到的弹性本位的特征，与从法律的观点所看到的，决不可相互混淆。交换学的观点并不受宪政问题的影响。是立法机关还是行政部门拥有变更比价的权力，这并不重要。而对行政当局的授权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像美国的新政立法是有限的授权），也不重要。就这件事的经济讨论而言，重要的只是弹性比价原则替代了固定比价原则。不管宪政方面的情形怎样，如果舆论反对“提高黄金价格”，政府就不会这样做。相反地，如果舆论赞成这样做，就不存在任何法律技术方面的阻碍，甚至不会稍有拖延。1931年在英国、1933年在美国、1936年在法国和瑞士发生的事情，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如果舆论赞成所谓专家关于通货贬值的意见，代议制政府机构就能以最快的速度来实施。

如下一节将讨论的那样，通货贬值——不管其规模大小——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要重新安排对外贸易的条件。由此产生的效果，使一个小国在通货操纵方面，可以不顾与它有最密切的国际贸易关系的国家的反应而自行其是。此般弱国，不得不以他国的货币政策为行动指南。在货币政策上它们自然成为某一外强的卫星国。它们把本国通货与某一币制“宗主国”的通货维系在一个固定的比价上，但凡“宗主国”通货对黄金和别国通货的比价上有任何变动，它们也就跟着变动。它们彼此间结合为一个货币集团，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货币区。最常提到的是英镑集团或英镑共同体。

在某些国家，政府仅仅宣告本国货币对黄金和外汇的官方比价，而并不真正使其有效。这种情况也不可与弹性本位相混淆。弹性本位的特征是：任何数量的本国代用币，事实上可以按照选定的比价，与黄金或外汇相互自由地兑换。按照这个比价，中央银行（或以其他名称从事此工作的政府机构）自由买卖任何数量的本国代用币以及任何数量的外汇。这里说的外汇是指那些采用金本位或弹性本位的国家的外汇。而其本国银行的货币是实实在在地兑现的。

如果一个公示的官方比价，不具备弹性本位的这种基本特征，则其意义完全不同，而且其引发的后果也完全不同[3]。

4． 通货贬值的目的

弹性本位是一个便于启动通货膨胀的工具。采用它的惟一理由，是它能够使政府反复启动通货膨胀在技术上变得非常简单。

在1929年被终结的那个泡沫时期，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会都成功地把工资率提高到劳动市场（如果这个劳动市场只有移民的限制）所决定的水平以上。当这种工资率在许多国家已经引发大量制度性失业的时候，信用还在加速地扩张。最终导致不可避免的萧条，物价开始回落，而工会却依旧固执高工资政策，政府也坚决支持工会的立场，甚至那些被骂为反劳工的人们也表示支持。工会或断然拒绝名义工资率的任何减低，或稍示让步作轻微减低，其结果无疑是制度性失业的剧增（另一方面，那些保住饭碗的工人由于每小时实际工资的上升而改善了生活水平）。失业津贴的支出，大到不堪重负的程度。上百万失业者对国内稳定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工业化国家笼罩在革命阴影之下。但工会领袖仍然强悍难驯，以至于没有一个政治家有勇气敢于公开向他们挑战。

身处如此困境，那些惊魂不定的统治者祭出了很久以前通货膨胀主义者推荐的一个权宜之计。由于工会拒绝调整工资以适应货币关系和物价的变化，他们就只好调整货币关系与物价以适应工资率的水平。照他们看来，太高的不是工资率；而是他们本国的货币单位与黄金与外汇相比，价值被高估了，所以必得重新调整。于是贬值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贬值的目的是：

1． 保持现有名义工资率的水平，甚至创造一些为将来提升工资率所必须的条件，然而实际工资率却是下降的。

2． 使物价，尤其是农产品的价格（以本国货币计）上涨，或者至少阻止它们继续降低。

3． 使债务人受益，债权人受损。

4． 鼓励出口，抑制进口。

5． 吸引更多外国游客，使本国人民出国旅行的费用（以本国货币计算）增加。

然而，政府以及拥护政府政策的人们，从未公开坦白地承认贬值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降低实际工资率。他们大多宣称，贬值的目的在于消除所谓国内外物价“水平”之间的“基本不均衡”。他们也说起过降低国内生产成本的必要性。但他们不敢说他们其实想降低的是实际工资率，而另一种成本即长期的营业借款的本息只好成为贬值的对象。

支持贬值的那些借口，没必要认真对待。它们完全是混淆而自相矛盾的。贬值不是一个对臧否双方的理由作了冷静权衡后制定的政策。工会领袖碍于面子而不承认他们的工资政策已经失败，并且产生了空前规模的制度性失业，而贬值乃政府对这些工会领袖的示弱。它实际成为那些只想保住乌纱又软弱愚昧的政客孤注一掷的伎俩。在为自己的政策作辩护时，这些政客也就顾不得自相矛盾了。他们对制造业者和农民的承诺是，贬值将使物价上涨。但同时他们又向消费者说，严格的物价管制将会防止生活费用的上升。

政府毕竟还可以舆论作借口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是在给定的完全受工会武断谬见支配的舆论压力下，没有别的政策可行。至于那些奉弹性汇率为至善良币的人们，却不能以此作借口。政府方面还可强调贬值是个紧急措施，以后不再采用；而那些鼓吹弹性汇率的人们，却宣称弹性本位是最好的币制，且急于说明所谓汇率稳定的一些坏处。他们一味盲目而热衷于取悦政府和强力组织的农工压力集团，过分夸张弹性比价的好处。但弹性本位的一些缺点很快地暴露出来。贬值的热情也随之冷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即英国创立弹性本位近十年以后，凯恩斯及其高足也发现汇率稳定自有其好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的目的之一，即为稳定汇率。

如果不以政府和工会辩护者的观点而以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待货币贬值，那么，首先必须强调的一点就是，所谓贬值的一切好处都是暂时性的。而且，它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只有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而其他所有国家都不这样做。如果其他国家的货币也同比贬值，则对外贸易就没有任何变动发生。如果别国贬值的程度更大，则所有暂时性的好处只有它们才能享受。因此，如果弹性汇率原则被普遍接受，其结果必将是国家间争先恐后地贬值。竞争最终导致所有国家的货币制度完全崩溃。

货币贬值之可能对外贸和旅游业有些好处，完全是由于国内物价和工资率适应贬值造成的形势而不得不作出的调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只要这个调整过程还没有完成，出口就受到鼓励，进口则受到抑制。然而这仅仅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贬值国的人民得益于出口的渐渐减少，而支付于进口的渐渐增多，因而他们必须限制自身的消费。这种效应，照那些把贸易平衡视为国家福利标尺的人们的观点看，显得一片繁荣景象。直截了当的说法则是：　贬值以前出口较少的英国货就能买到的那个数量的茶叶，如今却必须出口更多的英国货才能买到。

主张贬值的人说，贬值会减轻债务负担。这倒是真的。它确实有利于债务人而损害债权人。他们之所以认为贬值是有益的，是因为他们尚未认清在现代经济中，债权人并不见得就是富人，而债务人也不见得就是穷人。实际的后果是，借债的那些不动产所有主、农地所有主，以及借债公司的股东都因此获利，而那些把储蓄投资于公私债券、储蓄银行存款，以及保险的大众却受到损失。

外债方面的情况也一样。当英国、美国、法国、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债权国贬值其通货，无异于给他们的外国债务人送了一份厚礼。

还有一种赞成弹性本位的主要说法，即它能够降低国内货币市场的利率。据说，在古典的金本位以及固定的金汇兑本位下，一个国家必须适应国际货币市场的情况来调整其国内的利率。而在弹性本位下，则可完全就本国福利的考虑来自主决定国内利率。

对那些对外债务总额大于对外债权总额的国家而言，这个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19世纪，此类债务国采行一种健全的货币政策，它们的厂商和人民因而可以用他们本国的货币借举外债。但这种机会随着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改变而完全消失了。没有一个外国银行家用意大利里拉签约放债或发行债券。就所涉国外债权人而言，债务国国内货币情况的变动不会有任何作用。而就国内债权人来讲，货币贬值只减轻那些已经订约的债务。它提高了新债务的市场毛利率，因为它导致了物价的上涨。

就债权国的利率来讲，这也是有效的。利息并非一个货币现象，长期而言不会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对此观点的论证已无需赘言。

的确，在1931年与1938年之间，有些国家借助货币贬值，使国内实际工资率降低，因而减少了制度性失业的人数。所以有些历史学家在解释这些贬值的时候会说：　这些贬值是成功的，因为它们防止了不断增加的失业可能引起的革命动乱，而且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都认为在这种紧急关头没有别的方法可用。但历史学家应该再加上一句话：　这个药方并没有治愈制度性失业的病根——工会的那些谬误说辞。贬值实际上是规避工会行动的一个诡计。它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它不致伤害工会的尊严。但正因为它维护了工会的声誉，也只能在短期内有效。工会领袖后来也懂得了名义工资率与实际工资率的区别。他们如今的政策是要提高实际工资率。货币单位购买力的下降，再也骗不了他们。货币贬值，作为减少制度性失业的一个机制，已经失去了它的效用。

认识到这些事实，对凯恩斯理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扮演的角色，就能够作出正确的评价。对被经济学家驳斥过千百次的通货膨胀主义的谬见，凯恩斯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内容。凯恩斯的教义甚至比其前辈的更加矛盾和更不一贯。在他的前辈中，有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ell）这种曾被斥为货币奇想者的人。凯恩斯只知道如何用数理经济学的某些牵强附会的术语来掩饰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的主张。干预主义作者正不知如何有力地鼓吹滥用公共财政的政策，对关于制度性失业的经济理论，他们简直也一筹莫展。在这个时刻，他们用华兹华斯赞美天堂的诗句来欢迎“凯恩斯革命”[4]。但这只是一个短命的天堂。我们不妨承认，在20世纪的头30年当中，就英国和美国政府来说，除了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信用扩张、不平衡的预算，以及赤字支出以外，的确没有别的路可走。政府无法摆脱舆论的压力。他们不能反对那些被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尽管它们是那样的荒谬。但这并不是在为政府官员辩护，因为他们本可以辞职而不去执行这些危害国家的政策。最不可饶恕的，是为通货膨胀主义的漏见提供所谓科学辩护的那些作者。

5． 信用扩张

我们业已指出，把信用扩张完全视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一个方式，这是错误的。信用媒介的出现，并非源自政府有意提高物价和名义工资率、降低市场利率，以及减轻债务，而把它设计为一种政策工具。信用媒介是从银行日常业务演化出来的。活期存款户的收据（也即银行钞票）可以被大众当做货币替代品而流通，而银行在开始把一部分存款贷放出去的时候，也只是作为自己的一种经营业务。在银行看来，对存款金不保持十足的储备并没有什么害处。它们相信，即令把存款贷出一部分，也总能够不致迟缓地履行兑现义务。因此银行钞票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运作中，便成为一种信用媒介。信用扩张的始作俑者，是银行而非政府。

但在今天，信用扩张却成为政府的绝对特权。就私人银行的发行信用媒介而言，其作用只是辅助性的，只涉及技术上的操作。唯有政府是全程的指挥者。关于信用流通的规模等一切事情，政府握有充分至上的权力。私人银行在自由市场上所能操纵的信用扩张量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而政府的目的却是最大可能地扩张信用。信用扩张因此成为政府对抗市场经济的一种最重要的工具。它在政府的手中成为一根万能魔杖，被用以弥补资本品的稀缺，用以降低或完全消除利率，用以供应政府的浪费性支出，用以没收资本家的财富，用以刺激持久的繁荣，以及达至每个人的“富有”。

商业循环理论业已指出信用扩张之不可避免的后果。对此后果，即令那些一直拒绝承认商业循环的货币或流通信用理论之正确性的经济学家，也不敢表示怀疑。他们不得不，而且确已承认：　信用扩张必然导致循环上升的趋势；如果没有信用扩张，这种趋势既不会发生，也不会继续；而当信用扩张一旦停止，商业萧条即立刻来临。按照他们的解释，最初引发商业循环上升趋势的不是信用扩张，而是另有他因。甚至是那种为一般繁荣必需的信用扩张，在他们看来，也并非那故意降低利率和促进投资之政策的后果。是一些其他因素开始发生作用时，才导致了信用扩张莫名其妙地出现，无须借助政府方面任何积极的作用。

这些经济学家在反对借信用扩张来消除经济波动的那些计划时，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反倒是那些坚持“信用扩张乃经济万灵之药”之信念的膨胀主义历史观的天真支持者，在其推理过程中保持了一贯性，尽管这一信念是错误和自相矛盾的。但那些不否认信用扩张是繁荣的必要条件而又不致导致经济萧条的人们，在反对抑制信用扩张的计划时，却违背了他们自己的信条。政府和压力团体的发言人，以及现在支配大学经济系的“非正统理论”的拥护者，都同意应该设法避免经济萧条，而且也同意为此必须防止泡沫的突然出现。他们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反对放弃鼓励信用扩张的那些建议。但是他们顽固地拒绝听取这方面的任何意见。他们肆意谩骂那些防止信用扩张的计划，认为它们会使经济萧条延续下去。他们的这种态度清楚反证了有关“商业循环是旨在通过降低利率以促进人为繁荣之政策的后果”这一说法的正确性。

降低利率的方法，现在被普遍地看好，而信用扩张则被视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有效方法。正是这个偏见使得所有的政府都反对金本位。所有的政党和所有的压力团体，都坚决致力于放松银根的政策。[5]

信用扩张的目的，是通过损害部分人群，而使另一些人群受益。干预主义如果能够做到不损害所有的人群，自然是最好的。但实际上，它固然使全社会更为贫穷，而且还可使某些阶层变富。至于有幸富有的属于哪些阶层，则要视情形而定。

有人产生了一种所谓“质量信用控制”的想法，意欲将通过增发信用或信用扩张带来的所谓利益，从某些人群转移给其他人群。它认为，信用不应流进证券交易所，不应使股票价格飞涨。而是应该使加工业、矿业等“合法的生产活动”和“合法的商业活动”，尤其是使农业生产活动受益。另一些主张质量信用控制的人，则企图防止增加的信用用于固定资本投资而无法流动。他们主张把增加的信用只用于流动商品的生产。按照这些计划，政府给银行一些具体的指示，即哪些款可以放，哪些不可以放。

但是，所有这些计划都是徒劳的。放款的差别待遇，决不可替代对信用扩张的限制。后者乃真正能够防止证券市场交易牌价飙升，以及固定资本投资扩张的惟一方法。至于信用的增量如何进入借贷市场，则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有了一笔新生的信用流入。如果银行对农民授信较多，农民就能够偿还别处的借款，并有现金来购买其所需。同样，如果银行将较多的信用授予商业作为流通资本，商人就可以把原先用作流通的资金移为他用。在任何情形下，银行都能够创造出充足的可贷货币，以使这些货币的所有者进行最有利的投资。很快地这些资金会在证券市场或固定投资方面找到它们的去向。但是，这种信用扩张而不引起股票价格上涨和固定投资扩张的想法，乃是荒谬的[6]。

信用扩张机制的典型过程，直到几十年前才由两个事实确定：　一是金本位下的信用扩张，一是各国政府及其指挥的一些中央银行之间行动不一致的结果。第一个事实乃政府不准备放弃银行钞票按照固定的比价兑换黄金。第二个事实则造成信用扩张的规模缺乏量的一致。有些国家跑在其他国家前面，但它们的银行却面临黄金和外汇准备可能大量外流的严重危险。为保证自己的偿付能力，这些银行不得不采取严格的信用限制。由此引起经济恐慌，使国内市场陷于萧条。这种恐慌很快蔓延到其他国家。在所波及的国家，商人也起了戒备之心，因而增加借款以充实其流通资金以防不测。而正由于这些新的信用需求的增加，使得该国货币当局——已经因首个国家的经济恐慌而引起戒备——也采取紧缩政策。于是乎不消几天或几周，经济萧条乃泛滥为国际现象。

贬值政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典型的过程。货币当局面对黄金和外汇外流之危险时，采取的方法不是信用限制和提高中央银行体系所收取的利率。他们靠的是贬值。可是贬值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政府坐视汇率肆意上升而不顾，它还可以暂时继续固执于信用扩张。但总有一天市场泡沫会毁灭它的货币体系。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想避免一再地加速贬值，它在安排其国内信用政策的时候，就必须保证其信用扩张程度，不超过它想与之保持货币比价的那些国家。

扩张信用的企图，无一例外会引起短暂的繁荣及接踵而至的萧条期。这种几乎规律性的交替，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以为信用扩张的后果，即便在将来，与18世纪末期以来的英国，以及19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欧、中欧和北美所经历的那些后果，也不会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不知道情况是否已经有了转变。商业循环的货币学说，到今天连循环经济学的外行都已耳熟能详，以致在过去泡沫期刺激企业家的那种天真的乐观，已经被某种戒备心理所替代。商人将来对信用扩张采取的反应态度也许会大不同于过去。他们也许不再把便宜得到的金钱用于扩张他们的事业，因为他们将记取泡沫之后的悲惨结局。有些迹象预示了这种变化。但是要作肯定的断言，却还为时过早。

在另一方面，商业循环的货币理论也肯定对上述过程产生过影响。尽管政府官员——不管他是否供职于政府金融服务机构或某中央银行，是否在某一新的正统大学授课——不准备承认这一点，舆论却多少不再忽视循环信用理论的两个主要定理，即萧条的原因在于此前的假繁荣，而假繁荣又是由信用扩张引发的。认识到这个事实后，金融出版物在经济泡沫苗头初现时就会立即警觉起来。然后，甚至管理当局也会开始谈论预防价格和利润进一步攀升的必要性，并且也准备对信用扩张加以控制。这样，一场泡沫有可能尽早破灭。虽然萧条不可避免地到来，但结果是，周期的长度很可能相当程度地缩短。尽管泡沫和衰退不可避免，但它们之间的继起和延续的时间却缩短了，至少要比杰文斯“经典的”十年半的农作物周期短得多。而且最重要的是，泡沫越是尽早破灭，不良投资的数额就越少，相应地，紧随而至的萧条也缓和得多。

反循环政策之妄想

由所有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所拥护的“非正统”学说的一个精义，说的是经济萧条的反复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固有现象。但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才能消除这个祸害，而干预主义者则主张把矫正市场经济运作的权力委之于政府，并由此实现他们所说的“经济稳定”。如果这些干预主义者的反萧条计划旨在彻底摒弃信用扩张政策，那么，他们是对的。但他们一开始就拒绝这个想法。他们所求的是一而再的扩张信用，而同时采用特别的“反循环”或反周期措施以防止萧条。

在这些计划中，政府像神一样地伺立和工作于人事轨道之外，它独立于人民的行动，而且掌握从外部干预这些行动的权力。它拥有非人民提供的储蓄和资金，并可以自由地按统治者的意图使用它们。而如何最有利地行使这个权力，只需听取专家的建议。

这些“药方”中最受吹捧的是公共工程和公营事业支出的反循环的时间安排。但这个想法并不像它的鼓吹者要我们相信的那么新颖。过去，当萧条来临的时候，舆论总是要求政府兴办公共工程以创造就业机会，阻止物价下跌。但问题在于如何筹集公共工程的经费。如果政府向人民课税，或向他们举债，则对凯恩斯学派所说的总支出量而言，并没有什么增加。它限制的是居民的消费能力及其自身同等程度的投资。而如果政府采用素珍爱的通货膨胀来筹措经费，无疑会把事情弄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它虽然可以把物价暴跌的开始期延续一时，但一旦不可避免的后果来临，则政府延缓的时期愈长，危机的程度愈厉害。

干预主义的专家并未把握这里涉及的真正问题。照他们看来，主要的工作在于“预先完善地计划公共资本支出，并准备好随时可以实行的公共工程运作方案”。他们说，这是“一项正确的政策，我们建议所有国家都应该采用”[7]。但是，问题不在于精心炮制一些方案，而在于如何筹措实施这些方案的资金。干预主义者以为这并不难办到，即只需在繁荣期节省政府的支出，到了萧条时期再增加支出。

节省政府支出的确是一件好事。但它并不足以供给政府在以后扩张支出时所需要的资金。个人是可以这样做的。他可以在赚钱多的时候储蓄，到赚钱少的时候再用它。但就一个国家或所有的国家而言，情形就不同了。因为经济繁荣时期增加的税收，国库可能掌握一大部分盈余。只要从紧缩和反循环政策出发，从流通中撤出这笔资金，信用扩张引起的暂时繁荣也将同程度地减弱。而当这些资金再支出的时候，就会改变货币关系并创造一个现金引起的货币单位购买力降低的趋势。无论如何，这些资金不能供应公共工程所需的资本品。

上述干预主义计划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了资本品匮乏之事实。在干预主义者看来，经济萧条原因在于人们的消费和投资倾向的神秘衰竭。其实惟一真正的问题是要多生产少消费，以增加可利用的资本品存量，而干预主义者却想增加消费和投资。他们希望政府兴办一些非营利的项目，而这些项目之所以没有利润，正因为它们需要的那些生产要素，必须从其他的更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之欲望的用途挪过来。他们没有认识到，诸如此类的公共工程只能大大增加资本品匮乏这个真正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政府在繁荣期所积累的储蓄还有其他利用方法可想。财政部门在萧条期到来时，可以将预算盈余用于购买兴办公共工程所需的物资，以及从事公共工程的员工需要的消费品。但是，政府果真这样做，又必然使泡沫膨胀，加速危机的爆发，从而使后果更加严重[8]。

所有为政府反循环政策作的辩护，其目的只有一个，即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使其无法辨别周期性商业波动的真正原因。所有的政府都固执于低利率政策、信用扩张和通货膨胀。一旦这些短期政策的必然恶果出现，他们只有一根救命稻草可寻——走向通货膨胀的危途。

6． 外汇管制与双边贸易协定

如果某一政府将国内信用或法币对黄金或外汇的比价，固定在高于市场决定水平，也即，如果它把黄金和外汇的最高价格规定得比潜在的市场价格更低，那么，格雷欣法则所说的那种后果就会出现。此后果就是一般所谓的“外汇稀缺”——当然这种说法非常不恰当。

经济商品的一个特征，是它的有效供给不至于丰富到可以满足任何需求。不缺乏供给的东西不是经济商品，是不需要为它支付代价的。因为货币必然是一种经济商品，“非稀缺的货币”这个想法显然是荒谬的。然而此稀缺并非那些抱怨外汇稀缺的政府想到的“稀缺”。后者乃政府定价政策必然的后果。它意味着政府的武断定价造成了供不应求。如果那个靠通货膨胀降低本国货币单位对黄金、外汇、物品和劳务之购买力的政府，放弃控制汇率的任何企图，也就不会有什么“稀缺”——就政府使用该词的意义而言——问题发生。凡是愿意照市价购买外汇的人，想买多少就买多少。

但是政府却决意不容汇率上涨（就那贬值了的本国通货而言）。政府依仗其治安法官和警察，禁止人民按非官定的价格买卖外汇。

在政府及其附属机构看来，汇率的上涨是由支付平衡逆差和投机者哄抢而引起的。为消除这件坏事，政府的办法是限制外汇需求。此后有权购买外汇的，只限于做政府许可的贸易而需要外汇的人。凡是政府认为不必要的物品再也不许进口。外债的还本付息也被禁止。本国人民不许出国旅游。然而政府却不知道，这样的办法不可能“改善”收支平衡。如果进口减少，出口也就随之减少。不得购买外国债务和出境游的国民，也并不见得把这省下的本国货币作为现金来储存。他们通常会增加消费品或生产商品的购买，因而促成国内物价进一步上涨。而物价愈是上涨，出口愈是受阻碍。

现在政府更进一步。它把外汇交易国有化。凡是取得外汇——例如经由出口而取得——的人民，必须按官价卖给外汇管制机关。如果这个规定（这等于一项输出关税）被有效地执行，出口就会大大减少或完全停止。这个结果，当然也是政府不喜欢的。但是它并不想承认，它的干预完全功败垂成，而且产生了更为恶劣的情况（这里的“更恶劣”是从政府自己的观点来说的）。于是政府又耍新的花招。它转而补贴出口商，以弥补它的政策对出口商所造成的损失。

另一方面，外汇的政府管制机构，依然顽固抱持汇率未曾“真正地”上涨，而且官定汇率乃有效汇率这个幻想，并按照此官定的汇率把外汇卖给那些进口商。果真如此，等于是对进口商的一种奖赏，后者把舶来品在国内市场卖出就可赚得盆满钵满。于是政府又开始操弄权术。它或者提高进口关税，或者对进口商人课征特别税，或者用其他方法增加他们购买外汇的负担。

这样一来，外汇管制当然行得通。但是它之所以行得通，只是因为它事实上承认了市场汇率。出口商从外贸活动中取得的收入，除了按官定汇率所兑换到的本国货币外，还加上了政府给的津贴，两者合计就等于市场汇率。进口商支付的外汇，除按官定汇率折合的本国货币外，再加上一些特别贴水和税赋，加起来也等于市场汇率。而只有那些愚钝之夫，既无法了解真实情况又受官方舆论愚弄，才著书立说讨论什么新的货币管理和经验。

政府既垄断了外汇的买卖，对外贸易也就成了政府的掌中玩物。但这并不影响汇率的决定。政府是否视出版物所发表的真实有效的汇率为非法，也不重要。只要对外贸易还在进行，只有真实有效的汇率才具说服力。

为了更周密地掩盖事实，政府就企图封闭关于实际汇率的一切信息。它们甚至想当然地认为，对外贸易再也不可用货币当做媒介。它必须是易货交易。它们与外国政府签订易货和清算协定。规定订约国各方必须以某一数量的物品和劳务换取对方某一数量的其他物品和劳务。在这些协定的字里行间，实际市场汇率被小心地排除。但双方却都用那以黄金表示的国际市场价格来计算其交易量。这些清算和易货协定使两国间的双边贸易得以取代自由时代的三角贸易或多边贸易。但这不会影响到这个事实：一个国家的本国通货已经损失了对黄金、外汇和物品的一部分购买力。

作为对外贸易国有化的一项政策，外汇管制是完成“社会主义代替市场经济”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此外，从任何其他的观点来看，它都是无效的。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它都无法影响汇率的决定。

[1]参见第十七章第4节。

[2]参见第十七章第16节。

[3]参见本章第6节。

[4]P.A.Samuelson，“Lord Keynes and the General Theory”， in Ecomometrica，14(1946)，p.187；reprinted in The New Economics, ed. by S.E.Harris （New York，1947），p.145.

[5]如果银行不靠增发信用媒介（或者是银行钞票或者是存款通货）来扩张流通信用，它就不会引起市面的突然兴旺，即令它把收取的利息降低到自由市场的利率以下。降低利率只是对债务人的赠予。那些想防止突然兴旺的重现因而防止后续的萧条的人们，从货币的循环论所应推演出来的不是说银行不应降低利率，而是说银行应该不做信用扩张的事情。当然，信用扩张必然导致市场利率的暂时性走低。哈伯勒（Haberler） 教授在他的《繁荣和萧条》（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pp.6566）中完全没有把握住这个要点，因而他的评论是徒劳的。

[6]Machlup, The Stock Market, Credit and Capital Formation, pp.256-261.

[7]Leaque of Nations, Economic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World, Report of the Delegation on Economic Depressions, Pt.Ⅱ （Geneva, 1945）, p.173.

[8]在讨论反循环政策的时候，干预主义者总会提到这些政策在瑞典的所谓成功。诚然，在1932年至1933年间，瑞典的公共资本支出事实上增加了一倍。但这并非20世纪30几年来瑞典繁荣的原因，而是它的一个后果。瑞典那个时期的繁荣完全是由于德国的重新武装。纳粹的这个政策一方面增加了德国对瑞典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缩减了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对瑞典所能供给的产品的竞争。于是瑞典的出口大大增加：　铁砂从2219000吨增加到12485000吨；铁块从31047000吨增加到256146000吨；机器从46230000吨增加到70605000吨。申请救济的失业人数在1932年是114000人，1933年是165000人。一到德国重新武装进入高潮的时候，失业人数随之大减：　1934年减少到115000人；1935年减少到62000人；1938年减少到16000人。显然，这个奇迹制造者不是凯恩斯，而是希特勒。

第三十二章　没收与再分配

1． 没收哲学

干预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是：对于财产权的干预不会影响生产规模。这个谬见最简单的表现即没收式的干预。生产活动的收获，被视为一个给定的量，与社会秩序的偶然安排无关。而政府的任务，则被视为在社会各成员间“公平”分配国民所得。

干预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认为，一切物品是由一个社会的生产过程制造出来的。等到这个过程结束并收获其产品时，第二个社会过程，也即产品分配过程，就紧接着把产品分配给各个社会成员。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乃分配的不平等。有些人——企业家、资本家和地主们——据为己有的多于他们应得的。因此其余的人分得的就相应减少了。政府当然要取长补短，没收前者的超出部分以补偿后者。

在市场经济里面，不存在所谓两个独立的过程——生产的和分配的过程——的双重性。这里只存在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商品不是先生产然后再分配的。并不存在把无主的商品据为己有的事情。产品总归是从某人的财产中产生的。如果有人想分配它们，就必须首先没收它们。政府是使用强制力的机构，所以政府去没收可谓易如反掌。但是这并不证明，一个持久的经济制度可以建立在这种没收和强占的基础之上。

当维京人（8—10世纪掠夺欧洲海岸的北欧海盗）一离开他们劫掠的那些个自给自足的农村时，村庄里的幸存者又开始工作、种田和建房。几年后海盗去而复返，又发现有了可劫掠的东西。但资本主义岂能经得起如此频繁805反复的打劫。在资本主义制度里，资本积累和投资皆立基于一个希望，即希望没有此类烧杀掠抢或没收的事情发生。如果这个希望幻灭，人们就宁可消费其资本而不会为掠夺者保存它。凡是一方面企图维持私有财产权，另一方面惦记着一而再地没收人民财富的一切计划都是荒谬的。

2． 土地改革

早期的社会改革者志在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他们分配给社会每个成员的土地是相等的。在这些乌托邦的理想社会里没有分工和专业化的余地。如果把这种社会秩序称为农地社会主义，那是个严重的错误。它只不过是一个个相并列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家庭单位而已。

在市场经济里，和其他任何物质的生产要素一样，土地是生产手段。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的那些计划，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即等于使那些效率较低的生产者获得特别优惠，而使消费大众受损失。有些农民，由于其生产成本高于为生产“消费者愿意购买的那个数量的产品”必需的边际成本，自然会在市场运作中被完全淘汰。市场运作决定生产方法，也决定生产数量。如果政府为了打破农业方面原有的生产安排而采取干预政策，那就将提高农产品的平均价格。在竞争的情况下，本来m个农民每人可耕种1000亩土地，并能够生产出所有消费者需要的农产品，而政府的干预却以5m个农民代替原先的m个农民，每个农民只耕耘200亩土地。这样的干预政策，其实是使消费者承担了损失。

用自然法和其他抽象的观念为这样的土地改革开脱，自然是徒劳的。简单的事实是，它使农产品的价格提高，而又使非农业的生产受到伤害。由于生产一个单位的农产品所需要的人力增加，使得更多的人被雇用于农业，因而可从事非农业产业的人数就相应减少。可用以消费的物品总量也随之降低，结果是某一群人得利而大多数人受害。

3． 没收式税收

今天，没收性干预的主要工具是课税。至于开征财产税和所得税，是追求所谓均贫富的社会目的，还是为了国家敛财，却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它的后果。

一般人乃以赤裸裸的嫉妒心态来看这些问题。为什么别人比他更富有呢？而那些典雅之士则把他的感情隐藏在一些哲理性论著中。他会说，一个身家千万元的人不会因再增加9000万元而更快乐。相反地，一个富达亿元的人，即便将他的财富减少到千万元，也不会感觉到他的快乐受到损害。这样的推理对超额的所得都有效。

这样的判断，意味着其出发点乃个人主义的观点。所用的标准乃假想中的个人情感。可是它涉及的问题却是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就它们的社会后果来评判。其重要性并不在于任何富翁的苦与乐，也不在于他个人的功与过，而在于社会和人类的生产力。

任何法律，如果限制任何人的财富积累不得超过千万元，或者限制任何人一年的所得不得超过100万元，那么它们限制的恰好是那些最能满足消费者欲望的企业家的活动。如果50年前美国制定了这样的法律，则今天那些拥有千百万家财的富人将生活在更简朴的环境中。同时，所有为大家提供前所未有的产品的那些新兴工业部门，即令生产的话，也只能维持很小规模的生产，而其产品决不会普及到一般人的手上。最有效率的企业家自会寻求广阔的活动范围，他们之所以扩张其活动范围，动机在于有消费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如果对企业家的活动加以限制，则显然与消费者的利益相冲突。这里的问题又回到了“谁应当有至上的权威”，是消费者，还是政府？在不受羁束的市场上，消费者的行为——购买或不购买——最终决定着每个人的所得和财富。难道我们应该授权给政府去限制消费者的选择吗？

这一质疑会遭到那些无可救药的国家至上主义者的反对。在他们看来，促使大企业家活动的不是财富欲，而是权力欲。如此“高尚的商人”，决不会因为担心自己过多的财富被征税而缩小其活动范围。为讨论方便起见，我们姑且承认这一心理学的说法。但是，商人的权力如果不基于他的财富，那么又基于什么呢？假若洛克菲勒和福特没有赚得那么多的财富，他们何以取得“权力”。一句话，正是因为财富会给人经济权力，那些想限制财富积累的人倒是比这些国家崇拜者更为中立。[1]

课税是必要的。但是，在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这一误导的名称下被普遍接受的差别税制，与其说是一种课税方式，不如说是对成功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的一种变相的没收方式。不管政府所豢养的食客如何称赞，它总归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充其量也只能权当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把从1913年开始演变至今的美国联邦所得税税率作一回顾，我们就难以相信，这种税不会在很快的将来把超过工会领袖之薪水的所得统统用100%的税率课征掉。

对于那些主张累进税的形而上学论调，经济学可以置之不理，它要讨论的是累进税对于市场经济的影响。支持干预主义的作家和政客，乃从他们那种武断的所谓“社会利益”的观点来看待这里所涉及的一些问题。照他们的看法，“课税的目的决不是为了筹措经费”，因为政府“可以靠印刷钞票来筹措它所需要的经费”。课税的真正目的在于“让纳税人的手中少留些钱”。[2]

经济学家则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们首先要问：没收式的课税对于资本积累的影响如何？被课征掉的高额所得，有一大部分本来将用于新增资本之积累。如果财政部把征税收用于经常支出，其结果就是资本积累数量的减少。征收累进遗产税，其结果也如此，而且将更大程度地减少资本积累的数量。因为它必然逼迫继承人不得不变卖遗产的大部分来完税。当然，这一项资本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转换了所有权而已。但购买这份财产的人们用掉的那笔储蓄，原本是可以构成一笔资本净增额的。所以新的资本积累肯定是减少了。因而技术进步的实现将被损害；每个在职工人分配到的资本额也减少了；边际劳动生产力无法上升，工人的实际工资率也就不能上升了。通常的想法以为，这种没收式的课税只是有损于直接纳税的富人，这显然是个谬见。

如果资本家眼看着所得税或遗产税率将有可能提高到100%，他们就宁可花光手头的资金而不傻等着被征缴。

之所以说没收式的课税妨碍经济的进步与改善，不仅是由于它对资本消费的影响，它还引起某种一般的趋势：　即“在自由市场经济难以长期为继的”工商业活动的长期停滞。

资本主义的一个固有的特征是不偏袒既得的利益。它迫使每个资本家和企业家时刻注意适应市场的变动以重新调整自己的行为。资本家与企业家是永远无法轻松的。只要他们还留在工商界，他们就无法安逸地享受其先人及其自己所获得的成果。如果忘记他们的任务在于尽最大努力为消费者服务，他们就将立即丧失其优越的地位而跌落至普通阶层。他们的领导地位和他们的财富，不断地受到新进者的挑战。

每个有才干的人都可自由创办新的企业。他也许是个穷人，他的资本也许很少，且其中的大部分也许从别处借来。但如果他能够以价廉物美的东西满足消费者的欲望，他就会靠“超额的”利润而成功。他会把利润的大部分用于再投资，因而使他的企业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之所以富有“动力”，正是由于这样一些企业家暴发户的行动。这些暴发户是促使经济进步的先锋队。他们具有威胁性的竞争迫使那些老资格的大公司不得不调整其行为，继续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服务，否则就只能被逐出工商界。

但今天的税收制度常常没收掉新进者“超额”利润的大部分。因而他们无法积累资本；无法扩展其经营范围；更无法做大并与既得利益者抗衡。老牌公司因此不必害怕竞争，它们受到税吏的庇护。他们可照常行事而无所戒惧；对于大众的欲望也可视而不见并逐渐归于保守。所得税固然也使他们不能积累新的资本，但对他们更重要的是，那些具有威胁性的新进者甚至一点资本都无法积累。老牌公司实际上因为这种税制而获得了一种特权保护。在这个意义下，累进税妨碍了经济进步并促成经济的僵化。在不受羁束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所有权是一种责任，这个责任迫使所有者不得不为消费者服务，而现代课税方法却把资本所有权变成一种特权。

干预主义者有时也发牢骚，指责大企业渐渐僵化和官僚化，有能力的新进者再也不可能向那些老而富有的家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挑战。这些牢骚涉及的的确是事实，但这些事实，正是干预主义者自己推行的那些政策引起的结果。

利润是市场经济的推动力。利润愈多，消费者的需要愈是满足。因为利润的获得，只能靠把“消费者的需求”与“以前的生产活动状况”之间的差异消除掉。最善于服务大众的人自然能赚到最高利润。政府之反对利润，也即故意破坏市场经济的运作。

没收式的课税与风险承担

有一个流行的谬见，即把企业家的利润视为承担风险的报酬，把企业家视为赌徒，后者在权衡得失机会后投下他的赌注。这种观点最明显的表达，是把证券市场的交易称为赌博。从这个流行的错误观点看来，没收式的课税所引起的弊病，乃搅乱了得与失之机会间的比率。赢得的几率减少了，而输掉的机会仍然不变。因而资本家和企业家就不乐于承担风险了。

这种推理的每一个字都是错误的。资本的所有者并非在大、小危险和安全的投资之间作选择。他是在市场活动的压力下，不得不把他的资金投向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之欲望的领域。如果政府采用的课税方法引起资本消耗或妨碍新资本的积累，则那笔为边际就业所必需的资本就相应缺乏，而在没有这些课税时可能发生的投资扩张也被阻止了。于是消费者的欲望只在一个较低的程度下得到满足。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是由于资本家不愿承担风险；而是由于资本供给的降低。

从不存在所谓的安全投资。如果资本家果真依照上述避险神话而行动，只向他们认为最安全的途径去投资，那么他们的行为本身就会使这一投资途径不安全，他们一定会丧失他们所投下的资金。就资本家而言，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逃避这个市场法则：　投资者必须遵从消费者的愿望，并在给定的资本供给、技术知识和消费者评价的情况下生产所能生产的东西。资本家之选择投资，绝不是照他对未来的了解，去选择那种蚀本危险最小的途径，他选择的是他认为可赚得最高利润的途径。

凡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对于市场趋势缺乏正确判断能力的资本家，不会投资于普通股，而是把他们的资金借给那些投资于普通股的股东。于是他们与他们认为对市场趋势具有较好判断能力的那些人之间，就有了休戚相关的关系。通常把投之于普通股的资本叫作风险资本。但是，优先股、公司债、抵押和其他放款等投资方式的成功或失败，最后也同样取决于所谓风险投资的成败所赖以决定的那些因素。[3]市场的情况变动不居，没有任何事物与市场的变动无关。

如果课税的目的在于鼓励信贷资本的供给而牺牲风险资本的供给，那就会使市场毛利率降低，同时在公司或商号的资本结构中，借贷资本相对于普通股的资本比例为之上升，因而使靠借贷的投资也变得不安全。所以这个过程会是自我抵消的。

资本家照例不愿把他的资金全部投之于普通股或借贷，也不会全部投资之于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部门，而会把他的资金分散于许多不同的投资途径。这个事实并不证明他想减轻他的“赌博风险”。他想的是如何改善他赚得利润的机会。

如果不希望通过投资赚钱，那么谁也不会去投资。谁也不会故意选择一个错误的投资。使一项投资成为错误投资的，是投资者事先没有正确预料到的那些情况的发生。

我们曾经指出，不存在所谓的“非投资的资本”。[4]资本家不能在投资与不投资之间自由选择。他在选择投资的途径时，也不能自由地违背消费者尚未满足的欲望中最迫切的欲望决定的那些途径。他必须努力正确地预测这些未来的需要。税收会减少资本的可能增加量，甚至会引起原已积累的资本的消耗。但是税收并不影响可利用之资本的利用。[5]

对于极富者课以高所得税和遗产税税率，资本家就会认为“以现金方式保存他的全部资金，或者将其存入银行的活期存款户而放弃利息”是最聪明的办法。他消费他的部分资本，不缴纳所得税，也可减少他的继承人将来需缴纳的遗产税。但是即便人们真的这样做，他们的行动也并不影响可用资本的利用。它影响的是物价。但绝没有资本品因为这个缘故而成为非投资的。市场的运作，把投资推向那些可能满足消费者尚未满足而又最迫切的欲望的途径。

[1]在讨论经济问题时使用政治的术语是完全不适当的。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无须乎再强调。参见第十五章第4节的“政治术语的比喻用法”。

[2]A.B.Lerner, The Economies of Control， Principles of Welfare Economics （New York, 1944）, pp.307-308.

[3]参见第二十章第3节。

[4]参见第十八章第9节。

[5]在使用“可用资本财”一词时，必须适当考虑资本的可转换性问题。

第三十三章　工团主义与社团主义

1． 工团主义者的理念

“工团主义”（syndicalism）[1]这个名词用来指称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照乔治·索雷尔及其党徒的用法，工团主义是指那些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使用的特殊革命策略。它意味着：　工会不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架构下浪费他们的精力以求得工薪者生活境况的改善。他们应当采取直接行动，不屈不挠地以暴力摧毁资本主义的一切制度。为了实现最后的目的——社会主义，他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斗争。无产阶级决不可让自己受资产阶级那些漂亮口号——自由、民主、代议制政府——的欺骗。他们必须在阶级斗争、流血革命以及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求得自己的解放。

这种教条曾经并且在现代政治中依然发生着重大的作用。它曾经成为俄国新政权、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中心思想。但这是一个纯政治的问题，在交换行为的分析中可以忽略。

“工团主义”这个名词的第二个意义，是指社会经济组织的一个方案。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以生产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工团主义则要把工厂的所有权给予工厂所雇用的工人。诸如“铁路属于铁路工人”、“矿场属于矿工”一类的口号，最能表现工团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直接行动”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一些观念，是由一些知识分子发展出来的，而这些知识分子，却是马克思宗派中那些思想一贯的信徒不得不称为资产阶级的一伙。但是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制度，工团主义的观念乃“无产阶级心灵”的一件纯种产物。它正是天真的被雇佣者所认为的，可改善他们物质福利的一个公平而便利的手段。消灭那些懒惰的寄生虫——企业家和资本家，把他们“不劳而获的”所得给予工人！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了。

如果有人仔细想想这些计划，他就不会在讨论干预主义问题时来处理它们。他就会认识到，工团主义既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不是干预主义，而是异乎这三个主义而自具特色的一种制度。但是谁也不会认真地去思考工团主义的方案，也从未有人认真地想过。谁也没有糊涂到把工团主义当做一种社会制度来公开颂扬。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工团主义曾经扮演过角色，只是在某些方案无意中包含着工团主义一些特征的场合。在政府和工会干预市场现象的某些目标中具有工团主义的一些要素。而且，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和社团主义(corporativism)，[2]这两种掺和着工团主义成分的主义，以掩饰和避免一切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所固有的政府万能理念。

2． 工团主义者的谬误

工团主义的思想根源，见之于“企业家和资本家乃胡作非为毫无责任心的专横之徒”这个信念中。因此这样的横行霸道者岂可容忍。曾经以代议制政府取代世袭的君主和贵族专制的自由运动，必须以“产业民主”代替世袭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的暴政而完成其使命。经济革命一定会把政治革命所发动的人民解放运动推向最高峰。

这种议论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企业家和资本家并非不负责任的暴君。他们无条件受消费者主权之支配。市场乃消费者之民主。工团主义者企图把市场变成生产者的民主。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生产的惟一目的是消费。

工团主义认为的资本主义制度最严重的缺点，以及他们诬蔑为专横谋利者的残忍无情，正是“消费者至上”的结果。在不受羁束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情况下，企业家不得不致力于改善生产技术而不顾工人的既得利益。雇主付给工人的工资，势必不能高于消费者对他们的成就所作的评价。如果一个工人因为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小孩而要求加薪，而雇主以该婴儿的诞生无益于他的工厂为由拒绝这个要求，这正说明雇主的行为遵照的是消费者的命令。他的消费者并不准备仅为这个工人有个大家庭，而对他生产的物品支付较高的代价。工团主义者的天真幼稚，可以从“他们自己决不会因为生产某一物品的工人经济情况不佳，而出较高的价钱来买这件物品”之事实看出来。

工团主义的原则是要把每个公司的股份，从那些不具体工作的股东手中拿出来，并平均地分配给工人；债本债息的支付应当停止。管理权归于一个由工人选出的委员会，工人也因此成为公司的股东。这种没收和重新分配的方式，显见得无法在任一个国家内部或全世界实现平等。它将使一些工人增加收获，而另一些工人减少收获，前者是人均资本支配额较大的那些工业所雇用的工人，后者则是人均资本支配额较小的那些工业雇用的工人。

一个有特征的事实是，工团主义者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场合，总是说到管理工作，而从不提及企业家的活动。照一个平凡的低级职工的见解，工商业里的所有事情，无非是一些可委托给管理部门的辅助工作。在他的心目中，现今正在运行的各个工厂或工场，乃永久之基业。它将永不变更。它总是生产同样的产品。事实上，一切情况都处于不停的流变中，产业结构必须天天调整以解决新的问题。他对这些现象一概置之不理。他的世界是静态的。他不理会新的工商业部门、新的产品，以及可以用新的和更好的制造方法制造旧的产品。企业家阶层的基本问题，是为新的产业和已有的产业提供资本，缩减那些需求降低了的产品的生产部门，促进生产技术的改良。但工团主义者全不理会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把工团主义称为短视者的经济哲学，或称为顽固的保守份子的经济哲学，并非不公平。这些保守份子嫉妒任何创新，而其嫉妒心之烈，甚至使他们顽固到连那些为他们提供更多质优价廉之物的人们也要咒骂。有些病人，对于那个成功医治好其痼疾的医生反而心怀妒忌，这些保守分子与这些忘恩负义的病人并无二致。

3． 某些时髦政策中的工团主义成分

工团主义的风行，显见于当今一些经济政策的各种标语中。这些政策的精髓，总是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使少数人的利益集团享有特权。其后果，将损害大多数人的财富和所得。

许多工会蓄意限制被雇用者的会员人数。一般大众总希望有更多更便宜的书刊报纸可读，在自由的劳动市场里，他们本来是能够实现这些希望的；但印刷业工会却极力限制印刷厂雇用新工人。其结果当然是会员工人所赚得的工资提高。但相应地，那些不能进入印刷业的工人的工资率会降得很低，印刷品的价格也将上涨。工会反对技术改良以及各种强迫雇用员工的策略也引起同样的后果。

激进的工团主义者意在完全消灭股东的股息和贷款人的利息。干预主义者则热心于中庸之道，他们想分一部分利润给工人，以缓和工团主义者的激烈情绪。利润分享因此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这个口号涉及的一些谬见，没有必要再行检讨，这里只需指出它可能引起的一些后果足矣。

如果生意红火而给员工额外分红，这在小规模的商店或雇用高级技术员工的企业，有时倒是个好政策。但如果把这个在特殊情况下就某一单独厂商而言是明智的政策，视为可以普遍实行的一般制度，那就不合逻辑了。我们没有理由主张一个焊接工人因为其雇主赚得高额利润，他也应当赚得更多；而其他的焊接工人因为其雇主赚得较低的利润或完全没有利润，则应当赚得少些。对于这种报酬分配法，工人自己也会起来反对。即令在短暂的时期，这个办法也是无法实行的。

利润分享制的一个滑稽办法，是美国工会最近采用的“给付能力”原则。原来的利润分享只是把已经赚得的利润分一部分给员工，“给付能力”制则要把某些局外人认为的雇主将来可能赚到的利润提前分配。杜鲁门政府在接受这一新的工会教条以后，宣布成立一个“事实调查”局，该机构为了决定雇主是否有较高的工资给付能力，有权查阅雇主的账册。可是，账册能提供的，只是一些关于过去的成本与收益、利润与亏损的信息。至于将来的产量、销售量、成本、利润或亏损，都不是事实，而是预先的测度。上哪儿去查有关将来利润的事实呢？[3]

依照工团主义的理想，企业的收益应该全部归于被雇用的员工，不给所投的资本留下利息，也不留下利润。在他们看来，要实现这个理想，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就我们所知，如果取消所谓的“不劳而获”，则无异于实行社会主义。

4． 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社团主义

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社团主义的想法有两个思想渊源。

颂扬中世纪制度的人们一向是赞美基尔特的。要荡涤所谓市场经济的罪恶，只需复辟那些经过多次试验的老办法。但是对于市场经济的这些咒骂，仍然是徒劳无益的。那些批评者从来没有为社会秩序的重建提出他们的具体办法。他们至多只是胡说八道着，法国的三级会议（EtatsGeneraux）[4]和德国的Standische Landtage[5]那些旧式的准代议制优于现代国会。但即便在这种宪政制度问题上，他们的观念也大为模糊。

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渊源，见之于英国的特殊政治环境。当英国与德国的冲突愈演愈烈而终于在1914年引发战争的时候，英国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对于他们自己的方案开始感到不安。费边社社员的国家崇拜以及他们对德国和普鲁士之制度的赞扬，在其祖国和德国殊死战斗面前，确实是很矛盾的。当本国最“进步的”知识分子渴望实行德国社会政策的时候，和德国人打仗有什么用呢？颂扬英国的自由，谴责普鲁士的奴役，同时又推荐俾斯麦及其后继者的那些办法，这是可能的吗？于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打造一种特属于英国牌子的社会主义，尽可能地区别于条顿牌子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免于国家至上和国家万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即个人主义型的集体主义。

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正如同要制作一个“三角的四方形”一样地不可能。可是牛津的青年却很自信地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从一群不怎么有名的复古主义者（颂扬中世纪制度的人们）借来“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命名他们的方案。他们宣称，这一方案特异于别国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产业自治，乃源自极负盛名的英国地方政治分权制度的一个经济制度。在他们的计划中，他们把领导的任务委托给英国最有力量的压力团体——工会。他们尽力把自己的设计做得合乎本国人的口味。

然而，这些迷人心窍的修饰和恬躁喧嚣的宣传，对于明智之士不会产生误导作用。计划本身是矛盾的和行不通的，不消几年，它就在其发祥地灰飞烟灭。

后来它又曾一度复活。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人急需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经济方案。他们在退出马克思的共产国际以后，就不能再以社会主义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以为是曾经无敌天下的古罗马军团的后裔并以此而自傲，所以他们既不愿对西方资本主义让步，也不愿向普鲁士的干预主义学习。普鲁士的干预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伪装的野蛮人的意识形态，更何况那些野蛮人曾打跨过他们的光荣帝国。他们要探求一种纯粹的专属意大利的社会哲学。其实，他们的信条只是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复制品，至于他们是否知道这一点乃无关紧要。无论如何，社团主义国家不过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一个翻版。其间的差异只在于一些细枝末节。

社团主义由于法西斯党人的大肆宣传而达到惊人的成功。许多外国作家也极力赞扬这一奇迹似的新制度。奥地利和葡萄牙政府也特别强调他们要坚决实行这一高尚的社团主义。教皇的通谕《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 1931也有些地方可以（但是不必）解释为对社团主义的承认。无论如何，天主教作家，在那些经宗教当局认可出版的书籍中，是支持这种解释的。

然而，不论是意大利法西斯党，还是奥地利和葡萄牙政府，都没有认真地去实现社团主义的幻想。意大利人给种种机构加上“社团主义的”名称，而且还把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改名为“政治的与社团主义的经济学”。但关于社团主义的本质，也即工商各部门的自治，只见之于空谈。法西斯政府首先固执的是干预主义的同样原则（干预主义乃现时所有名义上的非社会主义政府所已实行的经济政策）。然后它逐步转向德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即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盘控制。

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的基本观念都是：　每一产业部门都组成一个垄断体，它被称为基尔特或行业协会（也包括雇主协会和工会——译者注）。[6]这个实体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它可自由处理其所有内部事务而不受外在因素或外人的干预。而各基尔特之间的相互关系则由它们之间直接谈判来处理，或由所有基尔特授权的代表大会来决定。在通常情形下，政府不加任何干预。只有在特殊情形下，即当各基尔特之间无法实现一致意见时，才需要政府出面干预。[7]

在草拟这个方案的时候，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对英国地方政府及其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情况，似乎是了然于胸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产业的每个部门都得以自治；像韦伯夫妇所说，他们想把“自治权给予每个行业”。[8]这正同每个地方政府管理它本地方的事务，中央政府只处理那些有关全国利益的事务一样，基尔特对于它内部的事情应有处理权，政府应把它的干预限之于基尔特本身不能解决的那些事情。

但是，在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制度下，绝无所谓仅关系到某一特定工厂、特定行业，或特定产业部门，而与他人无关的事情。任何基尔特或行业社团的内部事务的处理都不可能不影响到全国。某一产业部门不仅仅为其业内从业人员服务，它的服务对象是社会每一个成员。任何产业部门，如果它内部缺乏效率，浪费稀缺的生产要素，或者不采用最适当的生产方法，则每个人的物质利益都将受到损害。我们不能把那些关于生产技术、生产数量与质量、工作时间，以及许许多多其他问题的决定都委托给基尔特内部的成员，因为这些事情不仅关系其成员的利益，也同样关系到外部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里面，企业家在作这些决定的时候，是无条件地受制于市场法则的。他只向消费者负责。如果他拒绝消费者的命令，他就要赔本，而且会很快丧失其企业家的地位。但是垄断性的基尔特却不怕竞争。它在它的生产范围以内享有处理一切事务的权力。如果任其自治自决，它就不再是消费者的仆人，而是它主子的仆人。它就可以任意采取牺牲别人以利其成员的一些办法。

在基尔特的内部，是仅由工人统治，还是与资本家、企业家合作管理，这并不重要。基尔特的管理部门是否有消费者的代表参加，这也不关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基尔特是自治的，它就可以无视市场压力并据此调整自身的活动以满足消费者。它自然会把其成员的利益放在消费者的利益之上。在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的制度下，决不会想到“生产的惟一目的在于消费”。事情恰好颠倒了过来，生产本身变成了目的。

当美国的“新政”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复兴方案的时候，政府及其智囊团完全知道，他们计划的不过是建立一个机构以便政府对工商业进行全盘控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社团主义者认为，自治的基尔特或行业社团可视为一种可行的社会合作制度。这种自恃显然是一种短见。

每个基尔特在处理其所谓的“内部事情”时，很容易使其成员充分满意。因为在后者看来，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率，不再接受那些他们感觉不便的生产技术改良，可谓再好不过了。但假若所有的基尔特都这样做，其结果将会怎样呢？

在基尔特制度下，再也没有市场的问题。再也没有任何价格（人的行动学意义上的价格）。竞争价格也好，垄断价格也好，都不存在。那些垄断了必需品供给的基尔特，遂取得一种独裁的地位。它生产必需的食物和燃料，供应电力和交通服务，并随意榨取全民利益而无所畏惧。谁胆敢认为大多数人都能忍受这种情形呢？假若这些与基本生活有关的产业滥用其特权地位，而政府又不加干预，则为实现社团主义这个乌托邦的任何企图，将会很快导致暴力的冲突，这是不容置疑的。于是，被这些空想家视为例外措施的政府干预将会变成惯例。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将会转变成政府对一切生产活动的全盘控制。普鲁士的统制经济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想避免的，但是其发展的结果，却正是这种统制经济。

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其他根本缺点，这里没有讨论的必要。它和任何其他的工团主义方案一样，都是有缺陷的。它没有考虑到，资本和劳动在部门之间的转移，以及创立一些新的生产部门都是必要的。它完全忽视了储蓄和资本积累的问题。总而言之，它是荒谬的。

[1]工团主义，亦称无政府工团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主张工人阶级采取直接行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国家），建立以生产单位的工人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运动。它是从法国工人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反议会主义传统中发展起来的。——译者注

[2]基尔特社会主义，一译“行会社会主义”。主张由工人通过以合同关系与公众相联系的各个全国性基尔特体系支持工业的运动。它主张将工业归国家所有，通过将有权的工人代表派进按民主原则建立的各个全国性基尔特，实行“工人管理”。关于国家本身，一些人认为国家将大致以现有的形式继续保持下去，另一些人则认为国家将转化为一种联合体，代表工人基尔特、消费者组织、地方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社会机构。

社团主义（又称为法团主义），系把整个社会纳入国家指挥下的各种“社团”的理论和实践。工人和雇主都可以加入产业和职业社团，它们是政治代表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其管辖之内的人员及其活动。——译者注

[3]参阅F.R.Fairchild, Profits and the Ability to Pay Wages (IrvingtononHudson, 1964), p.47。

[4]三级会议，法国中世纪时期的等级代表会议，参加者为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市民（第三等级）。

[5]指德国中世纪时期的等级代表会议。

[6]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叙述得最详细的是Sidney & Beatrice Webb， 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920)；关于社团主义最好的一本书是Ugo Papi, Lezioni di Economia Generale e Corporativa, vol. III(Padova, 1934)。

[7]墨索里尼1934年1月13日在上议院宣布：“只有在更后的阶段，当基尔特相互间没有达成协议的时候，政府才能干预。”（见前注Ugo Papi， Lezioni di Economia Generale e Corporative， p.225）

[8]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op. Cit, pp.277 ff.

第三十四章　战争经济学

1． 全面战争

市场经济提供了和平合作。一旦平民变成了士兵，市场经济就瓦解了。于是物品和劳务的交换被相互的战斗所替代。

原始部落间的战争并不影响分工下的合作。因为它们之间的合作，在战争爆发以前并不存在于交战双方之间。这些战争是无限的，或全体参加的战争。它们的目的是全面的胜利和全面的征服。被征服者或者被消灭，或者被撵走，或者被收为奴隶。至于说条约可以解决纷争，可以使双方和平相处，战斗者自然不会有这一类的想法。

征服者是不知道自我约束的，除非受到坚强的抵抗。建立帝国的原则，是尽可能地扩张统治区域。历史上，亚洲的一些大征服者和罗马帝国的大将军，只有在他们无法再前进的时候才停止下来。但这时他们也只是把侵略行为稍微延缓一些。他们从不放弃征服的野心，独立自主的他国，在他们的心目中不是别的，只是日后攻击的对象。

这种无止境征服的哲学，也鼓励了中世纪欧洲的统治者。他们的首要目的在于尽量扩张他们的领土，但是封建制度能够供应给他们的战争经费是微薄的。诸侯自己的利益打算限制了君主的侵略野心。于是若干主权国的和平共存就开始出现了。16世纪有一位叫博丹的法国人[1]，就发展出国家主权学说。到了17世纪，又有一位叫做格劳秀斯的荷兰人[2]，给这一学说补充了战时与平时的国际关系理论。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国家主权再也不能依赖诸侯的支持，于是就产生了军队的国家化。此后，作战的人就成为君主的雇佣兵。这样的军队，其组织、装备和给养的费用是很大的，使统治者的财政不堪重荷。君主的野心虽然无限，但财政的考虑使他们不得不节制自己的企图。他们再也不想去征服一整个国家。他们的目的只在征服少数几个城市或一个州。占有得过多，在政治上也许是不聪明的办法。欧洲的列强都不愿他们当中有一个变得太强因而危害其自身的利益。哪怕是极凶狠的征服者，也会恐惧那些被威胁者会联合起来对付他。

由于这些军事、财政和政治的联合影响，欧洲在法国革命以前的那300年当中的一些战争，就成为有限的战争。战争是由一些职业士兵组成的小规模军队来打的。战争不是人民的事情；它只与统治者有关，人民都厌恶带给他们灾难、增加他们租税负担的那些战争。他们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未置身其中之事件的牺牲者。甚至交战的军队双方也尊重人民的“中立”。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在为夺取军事的优势而战，至于敌方未参战的人民并非攻击的对象。所以在欧洲大陆的那些战争中，平民的财产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1856年的巴黎会议已把这个原则应用到海军作战方面。接着就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开始讨论完全废除战争的可能性。

看到无限战争引起的后果，哲学家发现战争是无用的。一场战争下来，多少人被残杀，多少财富被破坏，多少地方遭涂炭，这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国王和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战争胜利了，对于人民没有任何好处。他们的统治者扩张了统治区域，却并无法使他们富有。对于人民而言，战争是不值得的。武装冲突的惟一原因是专制君主的贪婪。民主政治替代君主专制将完全消灭战争。民主政治是和平的。国家领域的或大或小，不是民主政治关切的事情。领土问题的处理，不能够任凭偏见和激情，而应该诉诸和平谈判。要使和平得以长久维持，就必须废除独裁政治。这自然无法通过和平的途径所能取得。国王的雇佣兵必须被完全击溃。但人民对专政君主的这种革命战争，将是最后的战争，也即根绝战争的战争。

这个观念，在法国革命领袖击退了普、奥侵略军队之后，当他们自己发动侵略的时候，已经模模糊糊地存在于他们的心中。在拿破仑的领导下，他们自己很快地采取无限扩张，无限吞并的最残忍的政策，一直到所有欧洲列强联合起来挫败了他们的野心时才作罢。但是持久和平这个观念不久又复活了。此乃19世纪自由主义哲学的要点之一，也即曼彻斯特学派[3]遵循的那些原则中力图实现的自由主义。

这些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及其欧洲大陆的友人，敏锐地发现，永久和平的维持不能单靠民主政治，而要靠无限自由放任的民主政治。在他们的心目中，自由贸易是保持和平的必要条件，就国内而言如此，就国际而言也是如此。在这样一个没有贸易障碍和移民障碍的世界，就没有可引起战争和征服的诱因了。他们充分相信自由理念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因而他们放弃了“根绝一切战争的最后战争”这个想法。所有的民族将会出自本意地承认自由贸易与和平乃大家的共同幸福所在，它们将会约束其本国的专制君主而无需国外的援助。

大多数历史学家完全没有看到使古代的“有限”战争被现代的“无限”战争代替的那些因素。照他们的看法，这个转变是随“朝代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而来的，是法国革命的一个后果。他们只注意到衍生的现象，而把原因与结果混淆。尽管他们论及军队的组织结构、战略和战术的原则、武器和交通设备，以及军事技术和行政技术等许多其他方面的事情[4]。但所有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现代国家要侵略而不愿和平。

全面战争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衍生物，这是一致公认的事实。但这只是个循环推理。我们把民族主义称为促成现代全面战争的意识形态。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是干预政策和国家计划的产物。自由放任会消除国际冲突的原因，而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招致一些无法和平解决的冲突。在自由贸易和自由移民的场合，没有人会关心国家领土的大小。而在经济国家主义的保护措施下，几乎每个国民在领土问题上都有利害关系。本国领土的扩大，对于他而言乃福利的增进，至少可以解脱外国政府对其福利所加的限制。使皇朝之间的有限战争变成民族之间的冲突的，不是军事上的技术，而是福利国家替代了自由放任的国家。

假若拿破仑一世实现了他的目的，法兰西帝国该已大大超越了1815年的疆界。西班牙和那不勒斯该已被波拿巴—缪拉（BonaparteMurat）王朝来统治，而非由另一个波旁（The Bourbons）王朝统治；卡塞尔（Kassel）皇宫该已被一个法国花花公子占据，而非由黑森（Hesse）家族的选侯保有。所有这些事情并未使法国人民更为富有，普鲁士国民也并不因他们的国王于1866年把汉诺威（Hanover），黑森—卡塞尔和拿骚（Nassau）的那些堂表兄弟撵出豪华邸宅而有所获益。但如果希特勒实现了他的计划，德国人就可望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相信消灭了法国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就可使德意志民族的每个成员更富有。为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战，乃关系他们自身利益的战争。

在自由放任的经济环境下，多国间的和平共存是可能的。而在政府统治经济的环境下，那却成为不可能。威尔逊（Wilson）总统的悲剧性错误就在于忽视了这个要点。现代的全面战争与古代皇朝的有限战争之间决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对付贸易障碍和移民障碍的战争，是人口过多的国家对人口较少的国家的战争，是为废除有碍全世界工资率趋向于平等的那些制度的战争，是一些耕种贫瘠土地的农民反对政府不许他们去耕种更肥沃空地的战争。简言之，它是一些自称为无特权的“无有者”工人和农民，反抗别国的那些有特权的“富有者”工人和农民的战争。

对于这个事实的认知，并不是说胜利的战争果真会消除掉侵略者诉说的那些弊端。只有以多边合作哲学普遍而无条件的取代了社会、政治团体、宗教、语言集团和种族之间的所谓不可调和的敌对，人类的这些生存利益之冲突才可能消除。

依赖条约、国际会议，以及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样一些官僚机构，终归是无用的。在意识形态之间的战斗中，全权大使、政府官员以及专家的作用皆乏善可陈。征服的野心不是官样文章所能遏止的。我们需要的是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的彻底改变。

2． 战争与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说，市场经济再好也不过是和平时期所能容许的一种制度。一旦战争来临，这种自由放任则不可容许。它只有利于资本家和企业家的私人事业而危害国家。因此任何情况下的现代全面战争，绝对需要政府的经济管制。

几乎无人具备足够的勇气胆敢挑战这一“圣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圣律”成为无数经济管制的借口，有些国家则由此逐步走向完全的“战时社会主义”。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有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即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和在经济“复原”时期，甚至比战时更需要政府的经济管制。而且，在两次大战期间都能够行得通的一种社会制度，为什么不让它长久维持下去，以及时准备应付任何可能的紧急变故呢？

我们对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当中所面对的那些问题作一检讨，即可清楚地发现这一推理何其荒谬。

为赢得战争，美国需要的是很快地转变其所有的生产活动。凡非绝对必需的民间消费都得停止，工厂和农场除为非军事用途生产最低限的产品以外，要把全部生产力用于生产军用品。

这个方案的实现，并不需要建立经济管制。如果政府通过征税和举公债来筹措全部战争经费，广大民众就不得不大大削减其消费。企业家与农民也将转而为政府的需要而生产，因为销售给人民的物品减少了。由于收入了大量的税收和债款，政府这时即成为市场的最大买主，因而它能够取得它需要的一切。即便政府筹集到的大部分战争经费，来源于增发货币流通量以及向商业银行借债而非举公债，也不会改变这个事态。通货膨胀，自然要引起所有物品和劳务价格的上涨。政府也无例外地必须支付较高的名义价格。但是，政府仍然是市场上最有偿付能力的买者。它能够以高于民众所出的价格抢先购买，因为民众这时既没有为自己的需要而制造货币的权力，同时也被沉重的租税所榨取。

但是政府却故意地采取一种必然违背自由市场运作的政策。它采用的是物价管制政策，使提高物价成为非法。而且在对通货膨胀所抬高的收入征税时，政府的动作是很缓慢的。政府对于工会的要求也一再屈从，工会要求工人在战时的实际工资（意即扣除一切税捐以后的实际收入）必须保证工人维持战前的生活标准。事实上，这个人数最多的，在平时消费了全部消费品中最大部分的阶级，由于口袋中有了更多的钱，其购买力和消费水平反而大于平时。这些工人，会使政府指挥生产界多生产军用品的努力受到挫折，在某种程度内，农民以及为政府生产的那些工厂主也会如此。他们会诱导生产界多生产战时被认为是奢侈品的物品。正是因为这种情形，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优先制和配给制。这些种筹措战争经费的办法，其缺点在于使得政府的经济管制成为必要。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如果税收的对象是全民的所得而不只是高收入者的所得，使全民的税后所得不超过其战前的税后所得，则经济管制的一切措施就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接受“工人的实际工资在战时甚至要高于平时”这个信条，则经济管制就无法避免。

使美国赢得战争的那些物资，以及美国供应盟国的那些装备，并非来源于政府的命令和官僚的文牍，而是民间企业所生产的。经济学家并不打算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得出任何结论。但是，当干预主义者要我们相信“禁止钢铁用于民宅建筑的一纸命令，就可自动地生产出飞机和军舰”的时候，借用这些事实来驳斥它，倒是一个方便的办法。

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变动来调整生产活动，这是利润的根源。调整前的生产活动与适应新的需求结构的生产活动，两者间的差异愈大，则需要的调整也就愈大，因而那些调整得最成功的人们赚得的利润也就最大。从平时突然地转到战时，这是对市场结构的革命，它使剧烈的调整成为必要，因而也成为某些人获得高额利润的来源。经济计划者和干预主义者把这种利润视为不义之财。照他们的看法，政府在战时的首要任务，在于防止新的百万富翁的出现。他们认为，当一些人血染沙场不死即残的时候，某些人却在发财，这是不公平的。

战争中岂有公平之理。大军团战胜小军团，装备精良的打败装备简陋的，这也不公平。在前线的兵士默默无闻地流血，司令官则在远离战壕几百里外的司令部里舒舒服服地享受荣誉，这又有何公平可言？一场战争下来，张三马革裹尸，李四终生残废，王五则荣归故里，永久享受退役军人的一切特权，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战争使那些对军事装备最有贡献的企业家发了国难财是不“公平”的，这个说法我们也不妨承认。但是如果否认利润制度能够生产出最好的武器，那就愚昧了。社会主义的俄国并没有用租借的办法援助美国；在用美国大公司研制的炸弹攻击德国以前，俄国军队屡遭惨败。战时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避免超额利润的出现，而是要为本国的士兵提供最好的装备。一个国家最坏的敌人，是那些把忌妒心的发泄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们。

当然，长期而言，战争与市场经济的维持，是互不相容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和平国家的制度。但这并不是说，一个被迫起而抵抗外来侵略的国家，必须以政府的管制来替代私人企业。如果政府这样做，它就在自毁最有效的抗战武器。从未有过社会主义国家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记录。尽管德国人特别推崇战时社会主义，可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他们都战败了。

战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容，这句话的真义，乃在于战争与高度文明的不相容。如果资本主义的效率被政府用于生产毁灭性的工具，则私人企业的发明潜力就会制造出威力足以毁灭一切的武器。使得战争与资本主义彼此不相容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具有无与伦比的效率。

受制于消费者选择的市场经济，必须生产出使大众的生活更为舒适的物品。它迎合的是消费者的需求。正是这一点，使得那些主张暴力的狂徒们认为资本主义是卑鄙的。他们所崇拜的是“英雄”，即毁灭者和屠杀者，因而瞧不起资产阶级及其“市侩气息”。我们人类现在所遭受的苦难，其祸根正是这些疯子所种下的。

3． 战争与自给自足

两个经济上自足的人彼此争斗，并不能引发什么特殊的“战时经济”问题。但是如果一个成衣匠与一个面包师彼此红了眼，他以后就恐怕要自己制造面包了。如果他忽视这一点而贸然与面包师作对，他就将比他的敌人——面包师——更快地陷于困境。因为面包师不着急新衣服穿，而成衣匠等面包吃，则是迫不及待的。所以战争的经济问题，就他们两人而言是不一样的。

国际分工，是在“不再会有战争”这个假定下发展起来的。曼彻斯特学派的哲学，把自由贸易与和平视作互为条件。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们不认为有新的战争发生。

参谋本部和研究战术的学生没有注意到国际分工所引起的情况变化。军事学的方法在于检讨过去作战的经验，从而演绎出一般的法则。即使是在与蒂雷纳和拿破仑战役期间最严峻的时候，我也不会提出在没有实际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年代不存在的问题。

欧洲的军事专家不重视美国内战的研究。在他们的心目中，那次战争没有什么教益。那是一些非职业的军官——比如林肯——率领的非正规军在打仗。他们认为，这种战争经验没有什么可学的。但是，地域分工的问题第一次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这次内战中，当时的南方，大体上是农业地区；它的工业微不足道。南方联邦要依赖欧洲输入的工业产品。当北方联邦的海军强大到足以封锁南方海岸时，他们就立即缺乏需要的装备。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也遇到同样的情形。德国人依赖海外输入的粮食和原料。但是他们无法冲破英国的封锁。两次大战的结局都决定于大西洋战役。德国人的失败在于，他们既不能切断英伦三岛与世界市场的交通，又不能保护自己的海上运输线。因此战略的问题被国际分工的情况决定。

德国的战争贩子曾力图采取一些既可避免外贸障碍，又可筹集战争经费的政策。他们的秘方就是替代品（Ersatz）。

与被替代品相比，替代品或者较不适用，或者成本较高，或者既较不适用而成本又较高。如果制造的技术改进了，或者发现了比原先使用的东西更适用或更便宜的东西，这就是创新而不是代替。“替代品”，当这个名词用于军需方面的时候，其特征就是质量较劣，或成本较高，或两者兼而有之的东西。[5]

德国战争经济学的教条是说：　产品的生产成本和质量，对于战争而言都不重要。营利性的事业才关心产品的成本和质量。但优等民族的英雄气概不屑于计较这些投机营生。只有军备才值得计较。好战之国，为了不依靠对外贸易，必须做到自给自足。它必须放弃拜金主义的计算而发展替代品的生产。而要做到这一点，非由政府全盘管制生产不可，否则民众的自利心会使领袖的计划失败。即便在和平时期总司令也必须掌握经济独裁权。

替代品主义的两个命题，都是荒谬的：

首先，“替代品的质量和适用性是不重要的”命题显然不实。如果那些冲锋陷阵的士兵，既营养不良，装备的武器又是由劣质的材料做成，那么取胜的机会也就渺茫了。而且士兵们一旦知道他们所用的武器很糟，他们的作战心理也将受到影响。替代品既瓦解军队的物质力量，也涣散他们的精神力量。

其次，“即便替代品的生产成本较高，也不值得计较”的命题，也是错的。生产成本较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为了在生产方面获得敌人达到的同样效果，我们必须花更多的劳力，更多的物质生产要素。这等于把有限的生产要素即物资和人力都浪费了。这样的浪费，在平时将使生活标准降低，在战时则减少军需的供给。在现有的技术知识下，要说任何东西都能够生产出来，似乎不算太夸张。但重要的是，要从许许多多可能的方法中选择那最经济的，即每单位产出量最高的那个方法。违背这个原则就无异于损害自己。其后果，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同样是有害的。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很少量的原料仰赖外国输入，所以它可能靠合成橡胶这类替代品来改善军备。合成橡胶当然不及被代替的天然橡胶，但其不利的后果与其有利的后果比较，究竟是小的。但是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也自认为可以用合成汽油、合成橡胶、劣质的代用纤维和脂肪来打胜仗，那就大错特错。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都像是那个成衣匠，而挑战那个供给他面包的人。尽管纳粹党人残忍暴虐，终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4． 战争之无益

人类之所以与其他动物不同，在于他能够洞见分工合作的利益。为了与别人合作，他会抑制他先天的侵略本能。他愈是想改善自己的物质福利，就愈要扩展分工制度；同时更要避免军事行动。完全废除战争乃国际分工的必要条件。这正是曼彻斯特学派自由放任哲学的精髓所在。

这一哲学，当然是与国家崇拜主义不相容的。在这个哲学体系中，国家这个使用暴力的社会建构，乃用于对付那些反社会的个人和帮伙的捣乱，使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运行。国家的这个功用是必要的和有利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把警察权力当做偶像来崇拜，视它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是它绝对做不到的。例如，它无法用魔术来消除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它无法使人民更为富有，它也不能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它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防止歹徒破坏那些专心于促进物质福利的人们的事业。

当“国家神圣”这种捏造出来的神话开始风行的时候，边沁和巴斯夏的自由哲学，还没有做到把贸易障碍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完全消除。政府用命令来改善工人和小农的生活而做的那些努力，必然会使那些联系国际经济的纽带日益松懈。经济国家主义——国内干预主义的必要补充——会伤害外国人的利益，因而引发国际冲突。而国际冲突必然引发国际战争。为什么一个强国要容忍一个弱国的挑衅呢？一个小国，用关税、移民限制、外汇管制、贸易数量限制等方法去伤害一个大国的国民，或者没收大国国民在它国内的投资，这难道不是小国的傲慢吗？而大国的军队要摧毁小国的那点武力，不是轻而易举的吗？

这就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战争贩子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持有的这种意识形态，从那个新的“非正统的”教义的观点来看，却是一贯的。干预主义孕育出经济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孕育出黩武精神。如果人民和物品不许越过疆界，为什么不用军队来打通这条路呢？

自从1911年意大利攻击土耳其的那一天以来，战争就一直在继续，世界上总有些地方成为战场。一些和平条约，实际上只是暂时的停战协定而已。而且这些停战协定只与某些大国有关，许多小国则经常处于战争之中。此外，同样有害的内战和革命也此起彼伏。

我们现在离有限战争时代发展出来的那些国际法则何其远哉！现代战争是那样的残忍，它甚至不宽恕孕妇和婴儿；它不分皂白地杀戮和毁灭。它不尊重中立权。千千万万的人被杀、被奴役，或被迫背井离乡。谁也无法预言，这永无止境的战争，在其下一个回合将发生什么事情。

这与原子弹无关。祸根不在于新的更可怕的武器被制造出来。祸根正是那种征服精神。科学可能发明出来某些防御原子弹的方法，但这并无法改变形势，只不过是把文明完全毁灭的过程稍微延缓一时而已。

现代文明是自由放任哲学的产物。它无法在政府万能的意识形态维持。国家崇拜乃来自黑格尔的教条。但我们不妨原谅黑格尔的许多不可宽恕的谬见，因为同一个他还说了“胜利无益”这句话，[6]打败侵略者不足以缔造永久和平。关键在于必须消除那个孕育战争的意识形态。

[1]Jean Bodin（1530—1596），政治哲学家，也是出色的律师和政治活动家，主要著作是《共和六书》（1576），论述君权的定义与范围，主张有限形式的君主政体。——译者注

[2]Hugo Grotius（1583—1645），亦称Huig de Groot，法学家和神学家，1625年发表关于国际法的伟大著作《战争与和平法》。——译者注

[3]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是后人对那些在1838—1846年废除谷物法中作了成功鼓动的领袖的称呼。其内部有5个派别。其中的和平主义者不自觉地继承了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思想，即认为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才能获得物质利益。——译者注

[4]最有代表性的传统解释是E.M.Earle编的这本书：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尤其是R.R.Palmer编的那一篇（pp.49-53）。

[5]在这个意义上，在德国境内依赖关税保护而种植的麦子，也属替代品：　因为它的成本比外国麦子的成本高。替代品这个概念是一个行为学的概念，决不可就其技术和物理的特征来下定义。

[6]参阅Hegel,Vorlesungen u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ed. by Lasson (Leipzig, 1920), IV, pp.930-931.

第三十五章　福利原则与市场原则

1． 反对市场经济的理由

社会政治学各派别提出的反对市场经济的理由，其依据的是一种很坏的经济学。他们一再复述被经济学家早已驳倒的那些谬论。他们把自己鼓吹的那些反资本主义政策引起的后果归咎于市场经济。他们把干预主义必然失败的责任推卸给市场经济。

但这些宣传者最终必须承认，市场经济毕竟不像他们的那些“非正统的”教条所描述的那么坏。市场经济不负众望。它每天都在增加产品的数量，在改进产品的质量。它产生了空前规模的财富。但是，干预主义者却表示异议，从他们的所谓社会观点来看，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它没有消除贫穷。它是一个牺牲大多数人利益而只给少数富人以特权的制度。它是个不公平的制度。因此应该用“福利”原则来替代利润原则。

为讨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把福利这个概念解释为非禁欲主义的大多数人接受的一种情况。这样的解释，为的是使福利这个概念摆脱任何具体的意义和内容。这样，它就成为人的行动之基本范畴的一个不具任何色彩的词句，即，尽可能消除不适之感的冲动。众所周知，为便于消除不适之感，只有依靠社会分工，使人们在社会联系的架构内相互合作。异于“自给自足之人”的“社会人”，必须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社会合作的要求，并把别人的成功视为自己成功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社会合作的目的是要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没有人敢于反对这个定义，而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是一件好事。针对边沁这一公理的所有攻击，都集中于“幸福”这个概念的模糊和误解；至于说“幸福”——不管它是什么事物——应该由大多数人分享，这是谁也不会反对的。

然而，如果我们这样来解释“福利”，这个概念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它可以用来为任何种类的社会组织作辩护。有些赞成黑奴制度的人以为奴隶制度是使黑人快乐的最好办法；直到现在，美国南部还有些白人真正相信严格的种族隔离分离对白人固然有利，对黑人也同样有利。戈宾诺[1]和纳粹的种族主义要旨，是说优等民族的霸权有益于劣等民族的真正利益。大凡一个原则如果广泛到足以包容一切互相冲突的学说，那么这个原则就毫无用处。

但是，在那些宣传福利的人们的口中，福利概念有一个确定的意义。他们故意使用一个大家都喜欢而不容任何反对的名词。即便是一个正派的人，也不会轻率到反对“福利”方案的实施。宣传福利的人们称他们自己的方案为福利方案，显然这玩的是一种简易的逻辑把戏。他们想用每个人喜爱的名称做护身符，从而使他们的计划免于批评。他们采用“福利”这个名词时已经暗含着某种意思，即所有的反对者都是不怀好意的，损大众之利某一己之私的坏人。

西方文明的困境正在于严肃而认真的人们，在使用这种推理手段时不会受到严厉的谴责。这里只有两个可能的解释。或者是这些自称福利经济学家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推理能力；或者是他们故意选择这个手段，以一个可以预先塞住一切反对者之口的字眼来掩护他们的谬见。在这两种场合，他们都遭到自己行动的谴责。

前面几章曾论及各种干预主义的后果，这里没有任何补充的必要。汗牛充栋的福利经济学论著，并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足以驳倒我们的结论。现在我们还必须做的事情，只是检讨福利经济学宣传品中指责市场经济的那个部分。

福利经济学派的所有情感表达，可以浓缩为三点。他们说，资本主义是坏的，因为那里有贫穷，存在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以及不安定。

2． 贫困

我们不妨描述一个农业社会的情况，在那里，每个成员耕种一块足够生产他自己及其家庭生活必需品的土地。我们也可把少数专业人士，如铁匠、医生等，加入这个社会。我们甚至还可以假设，有的人没有自己的土地，而只在别人的土地上做工。地主给予他们工作报酬，并在他们生病或年老的时候照顾他们的生活。

这种理想社会的组织，乃许多乌托邦计划之原型。在某些时候某些地区，大体上实现过这种组织。最接近这种组织的，大概是几百年前在今天的巴拉圭这个国家，西班牙耶稣会的神父建立的那个社会。可是我们不必检讨这种社会制度有何优劣。历史的演进早已将其淘汰。它的架构过于狭窄，容纳不下生活在当今地球上如此众多的人口。

这种社会组织的一个固有缺点，是人口增加必然造成贫困的加剧。如果一个农民死了，他留给其子孙的土地份额，将逐步缩小到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虽然每个人都还是地主，但他们都将极端贫穷。存在于中国广大地区的这种情况，就是小农悲惨生活的写照。另一种情况就是无恒产大众的出现，形成贫民与有产农民之间的鸿沟。他们逐渐形成一个贱民阶层，他们的存在，为社会平添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自己既无法谋生，社会也用不着他们，他们只能穷困至死。

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前的时代，政治家、哲学家和法学家在讨论贫穷和贫困问题时，指的就是这些为数众多的可怜人。是自由放任哲学及其产物——工业化——把这些可雇用的穷人转变成赚取工资的工人。在一个不受羁束的市场社会里面，尽管有的人收入高，有的人收入低，但那些有工作能力而又愿意工作的人再也不会找不到正常的工作，因为在这个社会生产制度下，不会没有工作岗位留给他们。但遗憾的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甚至在其最鼎盛的时期，也只流行于西欧、中欧、北美和澳洲的少数地区。在其他地区，千千万万的人仍然在饿死的边缘挣扎。他们是古老意义上的穷人和贫民，人数过多而孤立无助，不但成为他们自己的负担，同时也构成少数较幸运者的一个潜在威胁。

这些悲惨大众——大都是有色人种——的贫穷，并非资本主义所造成，而是由于没有赶上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自由放任主义的盛行，西欧的许多民族甚至比中国的苦力还要苦。亚洲的病根在于人均资本投资额远低于西方。现代流行的意识形态及其产生的社会制度，阻碍了追逐利润的企业家精神的生发。本国的资本积累既少得可怜，同时却仇视外国人的投资。在这些国家当中，人口的增长率大都超过资本的增长率。

把欧洲列强早期殖民地的大众贫穷归咎于那些列强，这是错误的。在这些地区投下资本的时候，外国的统治者曾尽可能地改善大众的物质生活。但东方人不肯放弃他们的传统教义，而把资本主义视为外来的意识形态且厌恶有加，这岂是白种人的过错。

一旦有了不受羁束的资本主义，就再也不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那种意义上的贫穷了。人口增加的结果，不再是过多的乞食者，而是新增了许多能够生产更多财富的生产者。身心健壮的贫民将无处可寻。在那些经济落后国家的人看来，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劳”“资”冲突，无异于特权阶级内部的冲突。在一个印度的或中国苦力的心目中，美国的汽车工人俨然是个“贵族”。他甚至属于全世界人口中收入最高的那2％部分中的一员。不只是有色人种，甚至斯拉夫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也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所赚得的平均收入——大约占全人类收入的12％—15％——视为来自其自身物质幸福的削减。他们没有认识到，那些被称为特权人群的富有，并非以他们的贫穷作为代价而得来；他们的物质生活之无法改善的主要障碍，在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厌恶。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架构里，贫穷这个概念仅仅指那些无力照顾自己的人们。即便我们忽略儿童的事例，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总有一些无法就业的人们。资本主义，固然改善了大众的生活标准、卫生环境以及医药诊疗技术，却无法消除所有的身体残疾。的确，有许多本来将终生残废的人，在今天却完全恢复了健康并重新获得了充分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因先天的疾病或意外伤害，本来将早已死掉了的人们，终致永久残废而苟活。而且，平均生命期的延长，也使那些无法自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体力衰弱无以谋生这个问题，乃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问题。其他动物到了这一步就会很快地被淘汰。它们或者是饿死，或者是被别的动物吞噬。野蛮人对于那些不够健康的人，毫无恻隐之心。甚至许多部落，消灭这一类人的方法，与纳粹现在用的那些野蛮而残忍的方法并无二致。但羸弱者人数的增多，却成了文明和物质幸福昌盛时代的一个特征，这是多么矛盾啊！

使这些无以谋生而又缺乏亲属照顾的残弱之士得到生活的基本供给，自古以来即被视为慈善之举。这种工作所需要的资金，有时由政府支付，但更多地是由私人捐助。天主教堂和基督教会在筹集和使用这些善款方面，曾有过辉煌的成绩。现在还出现了不少非宗教团体，它们在这方面和宗教组织展开了高尚的竞争。

但这种慈善事业因为有两个缺陷而受到批评。一是资金常感不足。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财富的愈益增加，投入慈善事业的资金也就愈来愈充分。一方面，人们更加愿意量入为出地从自己的福利改善中给出捐助。另一方面，急待救助的人数也相应减少。甚至那些只赚取中等收入的人，也有机会——借储蓄和保险——自己准备意外事故、疾病、年老、儿女教育所需的资金，以及孤儿寡妇的生活费用。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干扰和妨碍市场经济的运作，慈善事业需要的资金很可能是足够的。然而信用扩张和货币数量膨胀性的增加打消了一般人储蓄以备逆境的念头。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干预措施，也同样地伤害工人、雇员、自由职业者以及小商人的主要利益。而且，有的人之所以需要慈善机构的帮助，很大程度上正是政府的某些干预措施使然。同时，通货膨胀以及把利率降低到潜在的市场利率以下的做法，实际上是把那些本要捐给医院、养育院、孤儿院及其他同类机构的资金给没收了。福利经济的宣传者指责慈善资金的不足，殊不知这正是他们主张的那些政策导致的后果之一。

慈善制度被指责的第二个缺点是说，它依靠的只是人们的慈善和怜悯之心。贫困者并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对他施惠。他们靠的是好人的仁慈，靠的是他们的困苦引起的怜悯心。他们接受的是需要报以感恩之情的自愿赠予。作为一个受救济的人，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是有自尊心的人无法忍受的。

这些指责都是对的。这些缺点确实也非一切慈善工作所可避免。它是一种既败坏施舍者，也败坏受施者的制度。它使前者居功自傲，后者唯唯诺诺。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下，人们才形成了接受施舍是耻辱的心理。除了市场上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和金钱往来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沾染了这同样的污点。市场交易的非人情化因素，正是那些指责资本主义冷酷无情的人们所一致感叹的。在这些批评者的心目中，在“有所取、有所予”的原则下的合作，使一切社会关系丧失了人情味。但这种合作事实上是以契约来代替人们彼此间的相爱相助。这些批评者在斥责资本主义的法律秩序忽视了“人情”因素的同时，却又指责慈善事业依靠的是怜悯心，显然这是自相矛盾的。

封建社会的基础是恩惠行动和受惠者的感恩图报。强权君主通过给属臣赏赐，使得属臣对他效忠。就属臣必须亲吻上君之手以示忠贞这一点看来，是合乎人情的。在封建的环境中，来自慈善行动的那种恩惠绝不可能开罪于人。它与一般人接受的意识形态和习惯是相符合的。至于“给穷人一个法律上的要求权——要求社会给养的权利”这一观念的出现，只是在一个完全基于契约的社会架构中才有的事情。

为主张这种权利而发展出来的那些形而上的议论，乃立基于自然权利学说。在上帝或自然面前，人生而平等，且具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然而说到天生的平等，又的确与天生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后果不相符合。生理上的缺陷使许多人无法在社会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个可悲的事实。这些人之所以见弃于社会，也是自然法则的结果。他们似乎不是上帝或自然的亲生子。我们也可完全赞成宗教和伦理的信条——帮助那些天生残废的同胞，是人的义务。但是，承认这个义务并不能回答“用什么方法来尽这些义务”的问题。应该尽此义务，并不意味一定要用那些有害社会生产力的方法。一个社会可利用的商品的减少，无论对身心健全的或有缺陷的人而言，都是不利的。

这里涉及的一些问题，并不具备人的行动学的特征，而且经济学无法提供用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这些问题乃起因于生物学的事实，即害怕贫穷和担心接受救济后丢了脸面，是人的心理均衡赖以维持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使一个人不得不自我保重，避免疾病和谨防意外；以及在遭遇伤害后力图尽快地恢复。社会安定制度，尤其是最古老最完全的德国式社会安定制度的经验，业已清楚地显示出这些心理因素的消失造成的不良后果。[2]凡是文明社会，决不会冷漠无情地置残疾人士于不顾。但是以法定的给养要求权来替代慈善性的救济，却似乎有悖于人性之本然。“宣布一种法定的给养要求权”之所以不妥，并非来自形而上的偏见，而是出于具体实践的便利与否的考虑。

而且，相信制定这类法律即可使得穷人在接受救济时免于羞辱之感，这其实也是个幻想。这些法律规定愈慷慨，它们执行起来一定会变得更加繁琐和拘泥于形式。官僚的任意裁决因此替代了那些出于良心而行善的人们的自由判断。这一变化，很难说能够使那些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们过得舒服一点。

3． 不平等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乃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消除它，就无异于完全消除市场经济。[3]

要求平等的那些人的心中所想，不外乎增加他们自己的消费力量。在赞成把平等原则列入政治纲领的时候，谁也不想把自己的所得分给收入较少的人。当美国工人说到平等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股东应该将一部分红利分给他。他不会想到把自己的所得分给那些收入更低的占地球95％的人口。

收入不平等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不可与它在封建社会或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作用相混淆。[4]然而，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这种前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却非常地重要。

让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英国的历史。中国曾经发展到高度的文明。两千年前，它已经远远走在英国的前面。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英国已然是一个富强而文明的国家，而中国反而成为一个穷国。它的文明与它历史上已经达到的层次，并无太大的差异。它是一个停滞的文明。

中国曾经力图实现收入平等原则，而且比英国做得更彻底。土地可保有的面积，一再地被细分。无地的贫农在中国并不构成一个阶级。但在18世纪的英国，这个阶级的人数是非常庞大的。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加诸非农职业的种种限制（它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支持）延缓了现代企业精神的出现。但是，当自由放任哲学完全摧毁了限制主义的那些谬见，而为资本主义开辟出坦途的时候，工业化需要的劳动力已经存在，所以工业化的进程得以加速。

引进“机器时代”的，并非如桑巴特[5]想像的，是贪得无厌的欲望占据了某些人的心，并因而把他们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人”。而是不断有人准备着最佳地调整生产以满足大众的需求并从中谋利。但是，他们曾受阻于“视谋利为不道德而必须阻限之”的意识形态。当自由放任哲学终于取代了那些限制学说，这一哲学就扫除了那些物质进步的障碍，并使人类跃入一个新的时代。

自由哲学攻击传统的阶级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的维持乃与市场经济的运作水火不容。它主张废除特权，因为它要让那些有聪明才智，并能够生产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的人们得以自由发展。关于市场经济的消极面，有人从所谓自然权利的观点和人人平等的学说来攻击特权，功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对此并不反对。这两组人都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这种一致，并不消除这两条思想路线之间的基本冲突。

在自然法学派的见解中，所有的人在生物学上是平等的，所以有不可让渡的权利来平均分享一切东西。这句话的前一部分显然与事实不符。后一部分，如果解释得首尾一贯，则其导致的荒谬结果，荒谬到使这一见解的主张者完全放弃逻辑的一致，最终竟然把每个制度，不管它如何地不平等的或不道德，都视为可与那人人不可让与的平等权彼此相容。激发美国革命的那些杰出的弗吉尼亚人的理想，却容许黑奴制度的存在。有史以来最专制的布尔什维克政治制度，反而自夸为人人自由平等原则的化身！

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者，充分认识到人乃生而不平等，正因为他们的不平等，才产生社会的合作和文明。在他们的见解中，法律面前的平等，不是用来纠正宇宙间的冷酷事实，使自然的不平等得以消灭。相反地，它是使全人类能够从这个不平等的事实谋取最大利益的一个伟大设计。因此，决不可提倡一个人为的制度，以妨碍人们取得最善于为其同胞服务的地位。自由主义者处理这个问题时，不是从所谓不可让渡的个人权利的观点出发，而是从社会的和功利的角度出发。法律面前的平等，在他们的心目中之所以是好的，乃因为它最有利于所有的人。谁能够掌握政权，由投票者来决定；谁来指挥生产活动，则让消费者来决定。于是即可消除暴力冲突的根源，而保证人类平稳地进入一个更满意的生存环境。

自由主义哲学的胜利，遂产生了被称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全部内容。但是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只有在收入平等这个理想非常微弱的环境下才能得势。如果18世纪的英国人沉迷于收入平等的妄想，自由放任哲学就不会投合他们的心意，正如今天它还不投合中国人的心意。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必须承认，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遗产实有助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尽管它们是如此不同。

18世纪时与新功利学说无关的那些哲学家，也曾说及中国的种种传统优势。但关于东方世界的社会结构，其实他们所知甚少。他们在一些模棱两可的报道中发现的，是那里没有世袭的贵族阶级和大地主。于是他们以为这些国家在建立平等方面比他们自己的国家更成功。

后来，这些说法到了19世纪，又被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重新提出。这支队伍的领头羊是泛斯拉夫主义。[6]这一主义的拥护者，对实行于俄国的米尔（mir）和阿托（artel）以及南斯拉夫的扎达拉加（zadruga）一类的公社土地制青睐有加并极力颂扬。由于被揉入了相反的词义造成的日益严重的混淆，“民主”这一政治形容词现在已被滥用。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冷静的眼光看待这些民族情感的发泄。他们把亚洲的文明定位为低级文明的时候，并不显露出任何价值判断。他们只是确认这个事实：　这些亚洲民族不具备产生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那些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条件，而西方文明的优越又是亚洲人今天承认的；至少从他们急于追求西方的技术和医药治疗的成就方面，即可看出他们是默认这一点的。当人们发现许多亚洲民族的古代文明的确比同时代的西方文明优越时，自然会问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东方的进步呢？就印度文明来讲，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明白的。印度文明中那种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阻塞了个人的原创力，凡是违背传统标准的任何企图，一开始就被扼杀了。但在中国，除掉奴隶人数较少以外，并无严格的等级制度。他们被专制君主统治。但人民在君主面前都是平等的。甚至于奴隶和宦官也有机会成为高官显要。因此，现在人们说到东方民族的民主习俗，指的就是这种统治者面前的平等。

这些民族及其统治者追求的经济平等，其观念是很模糊的，缺乏明确的定义。但有一点却非常明白，它们都无条件地谴责私人积累大量财富。统治者把富有的人民视为对其政治权利的一个威胁。所有的人，统治者也好，被统治者也好，都认为谁都不能不靠剥夺别人的权利而积累大量财富，少数富人之富有，乃许多穷人之所以贫穷的原因。在所有东方国家中，富商巨贾的地位是极端不稳定的。他们受官吏的摆布。即便是慷慨的贿赂也难以保障财产的不被没收。当一个富商在官吏的妒忌或怨恨下破产时，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

这种反营利的精神，阻碍了东方文明的进步，并使得大众挣扎于被饿死的边缘。由于资本的积累受到限制，就不会出现任何技术上的改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外来的意识形态，是借助殖民主义或治外法权的做法，由外国的海陆军带到东方来的。这种使用暴力的方法，的确不是改变东方人传统心态的适当手段。但是，我们一方面承认这个事实，一方面我们还是可以说：　使数万亿亚洲人穷困的，正是他们对于资本积累的厌恶心理。

当代社会福利的宣传者的平等观念，其实不过是亚洲人的这种平等观念的复制品。尽管他们其他方面的特征都较模糊，但在厌恶私人财富方面却明显无误。他们反对大的私营企业和巨富阶级。他们主张用种种方法限制个人企业的发展，用没收式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来实现平等。这显然是为了迎合懵懂大众的妒忌心。

没收式政策的直接经济后果，我们已经论述过了。[7]其长期的后果，不仅将减缓或妨碍资本积累，而且也会消耗掉以前所积累的资本。这样的政策不仅会阻碍物质繁荣的趋势，甚至还将逆转这个趋势而日益返贫。亚洲人均贫富的理想，也许会胜利；最终东方与西方也许将在一个“平等的”穷困水平上共存。

福利学派不仅自以为代表着全社会的利益，与自私性的营利企业相对抗；他们还以为是在为国家的长久利益打算，以打击投机者、促进者和资本家的短期利益，因为这些人只知道追求私利而不顾全社会的未来。这第二点，是福利学派自相矛盾之处，因为他们一贯特别着重短期政策而不作长期考虑。福利学派的那些观点，本来就缺乏一致性。为了讨论方便，我们暂且忽略其观点的矛盾，而只对那些观点本身加以检讨。

储蓄、资本积累和投资，目的在于节省用之于当前消费的有关资金，而将它用以改善未来的情况。储蓄者放弃增加眼前的满足，以改善他自己及其家庭未来的福利。他的动机的确是自私的。但是他自私行为的结果乃有益于整个社会及其所有的成员。他的行为产生的一切现象，即令最顽固的福利政策宣传者也不得不用“经济改善与进步”这一类字眼来形容它们。

福利经济学派主张的那些政策，消除了私人储蓄的诱因。一方面，用以褫夺高收入和巨额财富的那些办法将严重地削弱或破坏富人的储蓄力。另一方面，中等收入者以前用之于资本积累的那些资金，也被导向消费。过去，当一个人把钱存入银行或拿到一份保险单的时候，这家银行或保险公司就可以作出等额的投资。即令储蓄者将来会消费所储蓄的款项，也不会出现反投资和资本消耗的事情。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投资总额总是在继续增加，尽管存在间歇性的提存。

现在流行的一个趋势，就是敦促银行和保险公司尽量投资于政府公债。社会安保网的建设资金完全依赖于公债。公债既是为了满足当前的消费，则个人用之于买公债的那笔储蓄，就无法形成资本积累。在不受羁束的市场经济里面，储蓄、资本积累和投资是相一致的。但在干预主义的经济里面，人民的储蓄会被政府浪费掉。人民节省他当前的消费而为他自己的将来做准备的做法，既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也有助于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一旦政府插手，就将把这些人的行为所导致的有利于社会的效果统统勾销了。这是用以推翻福利学说之谬误再好不过的例证。福利学说的谬误在于把个人视为自私的、小心眼的和短视的享乐主义者，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国人的福利和社会的长治久安。相反，政府是有远见的，它会一心一意地致力于促进整个社会的长期福利。

福利政策的宣传者则提出了两个申辩理由。第一，个人的动机是自私的，政府则是善意的。为便于讨论，我们姑且承认个人坏得像魔鬼，统治者则好得像天使。但是，与生活和现实有关的——无论康德怎样反对——并非善意，而是成就。使社会既能够存在又可能进化的，正是“社会分工下的和平合作，长期而言总是最有益于个人的私利”这个事实。市场经济的优越，在于其全部的功能和运作乃此原则的实现。

第二，在福利制度下，政府的资本积累和公共投资是对私人的资本积累和投资的替代。这就是说：　政府过去借到的债款，并非全部用于当前的消费，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乃投资于建设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发电厂和其他公共工程。还有不少的部分被用于防御性的国防设施，而这部分费用，显然不可能通过其他方法来筹措。但这种说法同样地不中肯。关键在于，表面上只有一部分私人储蓄被政府用于当前的消费，当其实任何力量也难以防止政府将这一部分扩大到其全部。

显然，如果政府限制人民积累资本和增加投资，那么新资本的形成，假若必要的话，其责任就落到政府身上。问题由此变得更加复杂了。福利政策的宣传者看不出这种复杂性；他们总以为“政府管制”乃“上帝保佑”的同义语，会把人类悄然引至更高和更完善的进化阶段。

节省今天的消费，不仅是为了增加储蓄和积累更多的资本，即便是为了维持现有资本存量，也同样要节制今天的消费。这叫作节欲，即放弃一些眼下本可以满足的欲望。[8]市场经济造就出了一个有节欲余地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节欲的结果是积累了的资本，被投资于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途径。言及于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政府的资本积累可否替代私人的资本积累，政府会把积累的资本投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涉及干预主义国家，不管这种干预主义是全部地或近乎全部地摧毁了私人资本形成的环境。甚至就美国来看，也在明显地逐步滑向这一境地。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政府是如何控制民间储蓄之大部分用途的。社会安保体系的投资、民营保险公司的投资、储蓄银行的投资以及商业银行的投资，大部分都由政府决定并投之于公债的购买。一般大众仍然是储蓄者。但他们的储蓄是否引起资本形成，因而增加资本品的数量且有助于生产设备的改善，这就要看政府如何运用它所借得的那些资金。如果政府浪费这些资金，或者用于当前的消费，或者进行了错误的投资，那么，那个源于大众储蓄，继之于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投资的资本形成过程就将中断。把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两相比较，就不难发现以下事实：

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程序中，某甲储蓄100元，并把它存进一家储蓄银行。如果他选择了一家好的储蓄银行，这家银行在信贷投资业务方面做得很精明，其结果就是资本的增加，劳动生产力也因而提升。增产的一部分就以利息的形式归于某甲。如果某甲选错了他的银行，把那100元存到一个后来破产的银行，他就只落得两手空空。

在政府干预储蓄投资的过程中，某乙于1940年支付100元给国家社会安定机构作为储蓄。[9]他换得一个要求权，也即一张无条件的政府借据。如果政府把这100元用于当前的消费，就不会有新增加的资本，劳动生产力也不会提升。这张政府的借据等于一张要向将来的纳税人索取现金的支票。到了1970年，其实是纳税人某丙为政府偿还了这笔债，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因为1940年某乙储蓄100元而得到任何利益。

所以，为了解公债在今天扮演的角色，我们不必去考察苏俄。“公债没有负担，因为那是我们对自己负债。”此乃胡说八道。1940年的某乙并不欠他们自己这笔款。欠他们的债的，乃1970年的某丙。这一套体制，乃短期原则的极致。1940年的政治家，解决其当时问题的手法，就是把那些问题推给1970年的政治家。届时，他们或者已作古，或者已老朽。

福利学说的那些圣诞老人式的童话，其特征在于他们完全不懂得资本的问题。仅据此缺陷，就可否认他们自我标榜的“福利经济学”这个名称。凡不考虑资本品稀缺性的人，就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童话作家。他说的不是实在的世界，而是一个无限丰富的神话世界。与社会主义作家一样，现代福利学派的一切说辞，皆立基于一个隐含的假定——资本品的丰富供给量。有了这样一个假定，当然就容易找到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就是“各取所需”，每个人都其乐陶陶，快乐无比。

不过确有一些福利政策的主张者，因困惑于某些有关问题的模糊概念，而感觉到事情的麻烦。他们知道：　如果想不损害劳动的未来生产力，就应该保持资本的完整。[10]但这些人也并不了解：　即便是仅仅保持资本的不变，也必须借助投资的技巧，它往往是深思熟虑的成果；而且保持资本不变的那些措施，也必须事先进行精密的经济计算，因而必有市场经济的操作。这都是他们不了解的。至于其余的社会政策宣传者，对于所有相关问题都一概置之不理。他们在这方面是否赞成马克思社会改造方案，或是否凭借某一新的幻想，例如借助事物的“自我永续性”[11]倒无关紧要。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储蓄过多和消费不足会引起不良的后果，因而把消费视为万灵之药来提倡。他们的一切教义都在为这一点作辩护。

有些福利政策宣传者和社会主义者，迫于经济学家的压力不得不承认：　要避免一般生活标准的降低，只有靠保持已经积累的资本；经济进步则要靠更多的资本积累。但他们又说，资本的保持和新资本的积累，今后将成为政府的任务，而再也不能委托给私人。私人只关心自己及其家庭的福利；政府则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执行这一任务。

问题的症结，正在于自私心的作用。在一个不平等的制度下，唯有自私心驱使人们去储蓄，而且不断驱使他将其储蓄投向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欲望的生产途径。在平等的制度下，这个动机会消失。节省当前的消费，是一种可以感觉到的痛苦，也即对个人自利心的一个打击。当前的节约在将来可能增加供应，这是一般人难以察觉的。而且，在一个公共积蓄的制度下，其有利的后果摊派到各个人身上也就微乎其微，甚至不足以使一个人觉得这是对以前节约的补偿。福利学派的确很乐观地认为：　今日储蓄的成果将要平均分配给后代的每一个人，这就会促使每个人的自私心倾向于多多储蓄。这种想法，无异于柏拉图的“不让人们知道自己是那些孩子的父母，将会使他们对所有的年轻人存父母之爱”这个幻想。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这样的结果，是所有的父母对于所有的小孩一律不关心。[12]如果福利学派的人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会更聪明一些。

维持和增加资本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法解决。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无法进行经济计算。它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定它的资本设备是在增加或减少。但是在干预主义制度，以及在还可借助国外价格作经济计算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下，事情不至于这样糟。在这里，至少还可能知道情况在如何发展。

如果在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资本保持和新资本积累的问题，就将成为政治争论的主题。在野的政治煽动家这时会这样说：　我们用之于现在消费的东西，可以比执政者或其他政党许诺的更多。他们总喜欢说：“在眼下非常时期”，没有为将来积蓄资本的必要。相反地，消耗一部分已有的资本是完全对的。各个政党竞相向选民承诺，一方面将有更多的政府支出；另一方面还将降低税收，甚至富人负担的税也不例外。在自由放任时代，人民心目中的政府，是一个要靠他们纳税来维持其活动的机构。在老百姓的家庭预算里，政府是一个支出项目。今天绝大多数的人民，则把政府视为一个施舍利益的机构。工人和农民都希望取之于国库的，比他们缴纳于国库的更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府是一个支出者，而非一个收入者。这种流行的说法，现在已经由凯恩斯及其门徒的合理化而成为半吊子的经济学说了。公共支出与不平衡的预算，不过是资本消耗的同义语。如果当前的消费——不管你想像它如何有益——靠的是向高收入者将用以投资的那部分所得征税，或者靠征课遗产税以及借债，则政府就变成一个消耗资本的机构。现在的美国，虽然每年的资本积累大概还会超过每年的资本消耗，[13]但这个事实并不会使下面这句话失效：　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综合结果，乃趋向于资本消耗。

不少人知道资本消耗的不良后果，但他们却以为受欢迎的政府与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不相容的。他们没有看出应该受到谴责的，并非民主本身，而是幻想以“圣诞老人”的政府观念替代“守夜人”的政府观念的那些学说。左右一个国家经济政策之趋势的，总是舆论追捧的那些经济观点。无论是民主的政府还是独裁的政府，都无法避免被普遍接受之意识形态的支配。

有些人主张限制国会在预算和课税方面的特权，甚至主张以极权政府替代代议制政府。这是由于他们被一个完美的国家元首之幻象蒙蔽。这样的人，既仁慈，又聪明，一定会诚心诚意致力于人民永久福利的增进。但即便有这么一个实在的元首，他毕竟还是一个人，他的行动目的，首先在于永久保持其优越的地位，其次是他的亲属、朋友及其政党的优越地位。他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难免会采取一些恶劣手段。他不投资，不积蓄资本。他乐衷于建筑堡垒，充实军备。

我们常常听说为了“投资”而节省当前的消费。德国纳粹从来不掩盖“一切投资都是为战争做准备”这个事实。苏俄在开始的时候并非如此直言不讳。但是现在他们却很骄傲地宣布，他们的一切计划都基于作战的考虑。历史上从未有政府积累资本的例子。政府固然有时建筑公路、铁路和其他有用的公共工程，但这些方面需要的资金，都来自人民的储蓄，并由政府借用。但是公债收入的更大部分乃用于当前的消费。人民的储蓄被政府消耗殆尽。

即便是把财富和所得的不平等视为可厌之事的那些人，也不能否认这种不平等有助于资本的继续积累。只有新的资本积累，才会引起技术进步，工资率上升以及生活标准的提高。

4． 不安定

主张福利政策的空想家，在抱怨不安定的时候，想的是一个模糊的安定观念，似乎它是社会用以保证每个成员（不管他的成就如何）都满意的生活标准的一个理由。

一些泥古之人说，这种意义上的安定，曾经存在于中古时期的社会之中。对此我们无须进一步讨论。即便在极受称赞的13世纪，真实的情况也远非学究派哲学所描绘那么理想；其实那些被描绘的境界并非指它们曾经如此，而是指它们应该如此。但是，即便是乌托邦式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也承认存在着一个为数众多并完全靠富人施舍度日的乞丐阶级。这恰好说明安定这个观念的现代意义的虚妄。

安定这个概念，乃工薪者和小农对资本家所持有的稳定概念的相对物。[14]资本家想的是永久享有一笔不受世事变化之影响的收入，同样的，工人和小农也想使自己的收入不受市场变动的影响。这两组人都不想被卷入历史事件的变幻中去，盼望着不要再发生有损其地位的任何事件；另一方面，他们当然不会反对使他们的物质福利得到改善。过去他们曾经努力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市场结构的变化，当然谁都不会愿意总是不停地进行新的调整。例如，当欧洲的一个山民遭遇加拿大农民成本较低之农作物竞争时，自然会非常地恼火。同样一个屋饰漆匠每遇到新的装置出现，并影响到他们所处的劳动市场时，也会勃然大怒。很明显，这些人的愿望只有在一个完全静止的世界才可实现。

一个不受羁束的市场社会，其特征是不尊重既得利益。过去的成就，如果变成将来改善的障碍，那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就这一点而言，安定的主张者指责资本主义不安定，乃十分正常。但是，他们的指责中却意含着资本家和企业家必须对其自利心负责，这显然是在歪曲事实。损害既得利益的，是消费者的冲动——冲动于欲望的最大满足。使生产者不安定的，不是少数富人的贪婪，而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倾向——倾向于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以增进自己的福利。激起油漆匠愤怒的，是他的国人宁愿购买更便宜的房子，而且这个油漆匠自己，在不买昂贵的物品而选择便宜货的时候，也有助于引起其他劳动市场的不安定。

为了适应变动的情况而被迫一再地调整自己，这确实是件麻烦事。但是，变化乃生活的本质。在一个未受羁束的市场经济里面，无安定可言，也即不保障既得利益，正是促成物质福利不断增进的重大因素。我们无需议论罗马诗人维吉尔以及18世纪的诗人与画家描述的那些牧歌般的梦境。我们无需去考察牧羊人是否果真享受过那种安定的生活。恐怕谁也不会真正去想和他们掉换生活环境。

对于安定的渴望，在1929年开始的那个经济大萧条期间，显得尤其地强烈。那时有几百万失业者受到不稳定带来的痛苦。农工压力团体的领袖大声疾呼，说这是资本主义害了你们。但是事实恰好相反，这祸患并非资本主义之过，而是干预主义者“改良”、“促进”市场运作的结果。经济崩溃，乃扩张信用降低利率那些做法的必然后果。制度性的失业，乃最低工资率政策的必然结果。

5． 社会正义

现代福利政策的宣传者，至少有一点比老派的社会主义者和改革家高明。他们不再强调，不管结果如何地不利，人们也必须遵守那个武断的所谓“社会正义”。他们赞成功利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反对“评价一切社会制度的惟一标准，乃它们能否实现行动人追求的目的”这一原则。

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检讨市场经济的运作时，他们就旋即把他们的那些健全意识抛在脑后。他们提出一套形而上的原则，不由分说地先把市场经济责骂一顿，因为它不符合这些原则。他们把那个被拒绝于正门的绝对标准的道德观从后门塞进来。在寻求药方对付贫穷、不平等和不安定的时候，他们逐步承袭了老派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的一切谬见，并由此愈益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最后他们不得不抓住所有过气的“非正统”改革家攀附的那根稻草——统治者的超人智慧。他们的最后口号是国家、政府、社会或其他用以影射这个超人独裁者的名词。

福利学派，以及此前的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及其支流——美国的制度学派，曾经发表过何止上千种书刊，几乎千篇一律地记载着资本主义令人不满的情况。在他们的见解中，这些搜集到的资料清楚地证实了资本主义的缺陷。其实他们只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改善。然而他们的确没有证明福利学说的任何命题。

各种物品较丰富的供给，是所有人都欢迎的。这一点用不着他们告诉我们。问题在于：　除了靠更多的投资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以外，我们是否还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实现较多的供给。然而福利政策的宣传者一再鼓噪的惟一目的，就是要遮蔽这个要点，因为只有这一点是重要的。更多的资本积累乃促成经济进步的必要手段，而这些人偏偏指责这是“过分储蓄”和“过分投资”，偏偏要强调更多的消费和限制生产的必要。所以他们是经济倒退的领导者，他们宣传的是一种使社会崩溃的哲学。依照他们的模式安排的社会，从一个武断的所谓社会正义的标准来看，也许有人觉得是公平的。但是，这个社会注定是一个所有成员愈来愈穷的社会。

至少有一个世纪，西方一些国家的舆论因一个想法而晕头转向。这个想法就是：　市场经济里有大量“社会问题”或“劳动问题”存在。它的含义是说，正是资本主义伤害了大众的切身利益。其中工人和小农的损害尤甚。因此我们无法容忍继续保存这个显然不公平的制度，彻底的改革在所难免。

事实正好相反：　资本主义不仅使人口倍增，同时以空前的进度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标准。无论是经济思想还是历史经验，都没有告诉我们有任何一种其他的社会制度比资本主义更有利于大众。后果俱在，其本身就是证据。市场经济用不着辩护者和宣传者。它可以把雷恩爵士[15]为圣保罗写的墓志铭中的一句话应用于其本身：“如果你要寻找他的纪念物，你就向四周望一望。”

[1]Joseph de Gobineau（1816—1882)，法国外交官、作家、人种学者和社会思想家。他的《人种不平等论》（1853—1855）提出了种族成分决定文化命运的理论，说明雅利安社会只是在没有黑人和黄种人血缘时才能保持繁荣。——译者注

[2]Sulzbach, German Experience with Social Insurance （New York, 1947）, pp.22-32.

[3]参见第十五章第7节及第三十二章第3节。

[4]参见第十五章第11节。

[5]Werner Sombart（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初期热衷于马克思学说，但后来日趋保守而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1902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他认为资本主义在进化发展，而并不预示其走向腐朽衰落。——译者注

[6]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19世纪的一种运动，最初由东欧和中欧东部的斯拉夫知识分子、学者和诗人兴起的。其宗旨在于激发斯拉夫人大团结的思想。在1848年6月布拉格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上，即要求各斯拉夫人同心协力，迫使奥地利皇室放弃个人独裁，实行民主政治和民族平等。到16世纪60年代，在奥匈帝国和土耳其人统治下的斯拉夫人都向俄国寻求领导和保护。导致泛斯拉夫主义在俄国风靡一时。——译者注

[7]参见第三十二章第1节。

[8]当然，确认这个事实并不是同意“把利息说成对节欲的奖赏”的那些学说。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不存在任何神秘的执掌赏罚大权的机构。原始利息究竟是什么，这已经在第十九章中作了说明。但是对付被许多教科书一再引述的所谓拉塞尔反语(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in Gesammelte Reden und Schriften, ed. by Bernstein, V.167)，我们最好还是强调：　储蓄，就储蓄者放弃目前的享受的程度而言，的确是一种受苦。

[9]不管是某乙本人支付这100元，或者是法律规定由他的雇主支付，这都不重要。参见第二十一章第5节。

[10]这里所指的，特别是A.C.Pigou 教授的一些论著，如The Economics of Welfare前后几版和一些杂文。关于对Pigou教授的批评，参阅Hayek, 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London, 1939),pp.83-134。

[11]F.H.Knight， “Professor Mises 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 in Economica, VIII(1941), pp.409-427.

[12]Aristotle, Politics, BK.II,chap. iii， in 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 ed. by R.Mckeon (New York, 1945), pp.1148f.

[13]用统计来答复这个问题的一些企图，在这个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的时代是徒劳无功的。

[14]参见第十一章及第十二章。

[15]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 1632—1723），英国天文学家、几何学家、物理学家和杰出的建筑师。曾经在伦敦建造了许多大教堂，其中最著名的是圣保罗大教堂。——译者注

第三十六章　干预主义的危机

1． 干预主义的收成

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几十年来推行的干预政策，已经产生了经济学家预料的一切后果。国际战争与内战、独裁者对大众的迫害、经济萧条、大量失业、资本消耗以及饥荒等等，可谓层出不穷。

但导致干预主义之危机的，并非这些灾难。干预主义的理论家及其追随者依然把所有这些恶果解释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现象。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出现了这些坏现象，才必须加强政府的干预。干预政策的失败，丝毫无损其理论教条的声誉。他们自己对这些失败作辩解，不但不会削弱，反而将提高这些教条声望。正如一种邪恶的经济学说无法仅以历史的经验去推翻，干预主义的宣传家也能够无视他们播种的灾害而大言不惭。

但是，干预主义的时代很快将末路穷途。干预主义更是黔驴技穷，终将灭亡。

2． 储备金的耗竭

将富人较高的收入和财富视为可自由用以改善穷人生活的一笔基金，乃一切干预政策的基本观念。干预政策的精髓在于取之于一群人而用之于另一群人，也即没收和分配。干预主义者认为，凡是劫富济贫的办法都绝对的合理。

这一教条最明显的具体化，乃在公共财政领域，对所得与遗产征收累进税。向富人征税，再把税收用于改善穷人的生活，是当代财政预算的原则。在工业关系方面，缩短工时、提高工资以及许多其他办法的实行，都被认为有益于受雇者而增加雇主的负担。所有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处理，都只立基于这个原则。

国营企业和市营企业采用的经营方法即是一个例证。这些企业大都是亏本的；其亏损则需要国库或市库负担。至于亏损的原因，是由于公营事业缺乏效率，还是至少有一部分定价太低，并无深入检讨的必要。关键在于“纳税人必须承担这些亏损”之事实。干预主义完全赞成这个办法。在感情上他们反对其他两个解决法，即把这些企业出卖给私人，或者提高其价格使其不再赔本。干预主义者也明白，第一个办法是反动的，因为它将不可避免地逐步导致社会化。第二个办法则是“反社会的”，因为它加重了消费大众的负担。然而让纳税人——尤其是那些富有的公民——支付这笔负担却是公平的。与那些乘国营火车和市营地铁、电车、公交车的一般民众相比，他们的支付能力要大得多。干预主义者声称，让这些公用事业自给自足而不由公库补贴，乃过时了的老式财政观念；如果这些公用事业应当自给自足，那么公路和国立学校也应如此而不用公库贴补。

没有必要同这些补贴政策的主张者辩论。显而易见，“量能支付”这一原则的实施，其基础是存在着可供征税的所得和财富。一旦这些作为税基的所得和财富被税收和其他干预政策榨干，这个原则就再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欧洲许多国家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美国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但如果它不尽快彻底地扭转现行的经济政策趋势，不出几年美国也将陷入同样境地。

“量能支付”这个原则的彻底实施，一定会引起许多恶果。为讨论方便，我们只就其最严重的金融方面的后果来讨论，而忽略其他所有的后果。

干预主义者，在主张政府增加支出的时候，并未想到“可以利用的资金是有限的”这个事实。他没有想到，一个部门的支出增加必使另一部门的支出减少。在他看来，金钱是取之不尽的。富人的所得与财富无妨任意榨取。当他主张给学校较多津贴的时候，他只强调“在教育方面多花钱总是好事”这一点。他并不去证明为学校筹措预算津贴比为其他部门——例如卫生保健部门——要更方便。他从未想到激烈而严肃的辩论必将得出“限制公共支出，减轻租税负担”的结论。在他的心目中，凡是主张削减预算的人都是富人阶级利益的维护者。

在目前如此之高的所得税率和遗产税率之下，干预主义者赖以存附并用于全部公共支出的这项准备金，将会很快地枯竭。在欧洲许多国家，这项基金几乎所剩无几。在美国，最近提高税率的结果，只使税收得到微乎其微的增加。对高所得者征收的高额附加税率，尽管大受一知半解之干预主义的欢迎，但它只稍微增加了一点税收。[1]公共支出的大规模增加，不能仅靠“向富人榨取”，而必须由大众共同承受，这种情形日益明显。干预主义时代的租税政策、累进税和浪费性支出等一整套设计，已经被推行到再也无法掩饰其荒谬的程度。“私营经济量入为出，公有经济量出为入”这一臭名昭著的原则，结果是自我否定。今后，政府该会知道一块钱不能用两次；政府的各项支出是相互冲突的。政府每增加支出一分钱，正是要取之于那些想把负担转移给其他人群的人。那些急于得到津贴的人们，最终必须为这些津贴自行付账。公营企业的亏损终归要落在大众的身上。

在雇主与工人的关系中，情形也将类似。流行的教条是说，工资收入者应当获得“社会收益”，使剥削阶级牺牲其“不劳之获”。据说，罢工者打击的对象并非消费者而是“经理阶层”。当劳动成本上升的时候，没有理由提高产品的价格；其间的差额应当由纳税人负担。但一旦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分内所得，渐渐被租税、更高的工资率、其他名义“社会收益”，以及限价等措施榨干，就不再有任何可留着缓冲之用的资金了。到了那个时候，一个必然的现象将出现：　工资提升多少，产品的价格就会升高多少，任何群体得到的所谓社会利得，必然全部反映于其他人群遭受的社会损失。每一次罢工，即便是短期的，都将造成对其余人群的打击。

干预主义社会哲学的生存基础，是必须存在一项可资随意榨取而永不枯竭的基金。当这个财源枯竭的时候，干预主义体系即随之崩溃。“圣诞老人”的那种作法无异于自掘坟墓。

3． 干预主义的末日

干预主义这段历史上的插曲，一定会永远沉寂，因为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组织的一种永久制度。其理由有三：

第一，限制的办法总归是限制生产量，因而限制了可供消费的商品量。某些特定的限制和禁止不管其理由如何，这些限制办法的本身绝无可能形成社会生产的一种制度。

第二，所有干扰市场现象的一切措施，不仅不能实现设计者和主张者追求的目标，而且会引起——从设计者和主张者的观点来看——比他们想改变的原先事态更坏的事态。如果进一步用干预的办法去纠正这些更坏的事态，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经济的完全崩溃，从而被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第三，干预主义其实是将一部分人的“剩余”没收而转赠给另一部分人。到了这种剩余被全部没收无遗的时候，这种政策也就难以为继。

沿着干预主义的道路前行，所有那些尚未选择苏俄式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都越来越多地趋向于所谓的计划经济，即德国的或兴登堡型的社会主义。就今天的经济政策而言，在各个国家之间以及在一国内的各党派和各压力集团之间也已几无区别。历史学派的称呼业已失去其意义。就经济政策涉及的范围来说，只留下了两个特殊的小党派：　即列宁式的全盘国有化的支持者和干预主义者。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对事情的发展过程几乎不再有任何影响。经济自由（freedom）的一息尚存乃政府政策措施失败的产物，而非一项有目的的政策。我们已经很难发现，在干预主义的支持者中，有多少意识到自己所推荐的政策已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的事实，有多少还依然抱守着一个幻想，即一个中间道路体制能够延续为永恒的经济体制——社会经济组织问题的“第三种”解决方案。不管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干预主义者都相信政府而且只有政府才能够决定，是否每一件事情应该按市场规则去办，或是否应该采取一项干预主义的行动。这意味着他们只在消费者主权能够带来他们认可的结果的情况下才准备对其加以容忍。一旦在经济活动中发生了任何官僚机构不乐意或引发某一压力集团愤怒的事件时，人们就将诉诸新的干预、控制和限制措施。但是由于立法者的低效率和政府机构普遍的涣散、粗心和腐败，市场经济的最后痕迹要消失也很难。

资本主义在效率方面的绝对优势，在今天这个极端仇视资本主义的时代，却以一个更有利的方式得到了空前的自我显示。尽管政府、政治组织和工联恶意破坏所有的商业运营，企业家精神依然成功地提高了产品的数量和改善了产品的质量，使得它们更容易为消费者所获得。在那些尚未完全废除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普通大众在今天享受着令旧时国王和贵族嫉妒的生活水准。不久前那些政治煽动家诋毁的是资本主义使群众贫困。今天他们却转而抱怨资本主义不该将“优裕”的生活赐给广大群众。

我们曾经指出，管理制度——即：　把经营行为的辅助工作委之于助手，对于他们给以一定范围内的决定权——只有在利润制的架构以内才可能实行[2]。经理人员之所以为经理人员而异于纯粹技术人员之特征，就是在他的任务范围以内，他自己决定那些使他的行动得以顺应利润法则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没有经济计算，也没有资本会计和利润估计，因而就没有管理活动的余地。但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要还能靠国外市场所决定的价格作计算，它也可以在某种程度内利用一种准管理的阶层负责制。

把任何一个时期叫作过渡时期，这是个拙劣的权宜之计。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总是有变动的。每个时期也就是个过渡时期。我们可以把那些会永久存在的社会制度与那些由于自我毁灭而必然是过渡的社会制度准确区分开来。这已经在上文讲到干预主义的自我毁灭而最终走向德国型社会主义的时候指出。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谁也不知道美国会不会追随。但是只要美国坚守市场经济而不实行全部的政府统制，西欧的社会主义经济还可以作计算。他们的经营行为还不具备社会主义行为的特征；它仍然基于经济计算。如果全世界都转向社会主义的话，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当半个世界是社会主义的时候，另半个世界就不能仍然是市场经济，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假定这样的两个制度把地球分割而又彼此并存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如此，那么，那些已经放弃资本主义的国家现在的经济制度，也许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这个制度的推行，会引起社会分解、混乱以及人民穷困。但是，低的生活水平也好，愈来愈穷困也好，都不会自动地消灭一个经济制度。只有人民自己的明智足够了解这种制度的改变是有利的时候，它才会被一个更有效率的制度代替。或者是被国外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摧毁，而那些国外的武装力量之强是由于他们更有效率的本国经济制度提供的。

乐观的人们，总希望那些曾经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其文明的国家，至少也可坚守这个制度于将来。对于这个希望确有些肯定迹象，但也有同样多的否定迹象。在财产私有与公有、个人主义与极权主义、自由与独裁这些原则性的意识形态大冲突之间，预测其结果是徒劳无益的。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我们能预先知道的，可以浓缩成下列三点。

1． 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大冲突中，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力量一定会使那些有利于人类的意识形态——社会的纽带和人类的物质福利赖以保持和促进的那些意识形态——得到最后胜利。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坚信人类前途一定会更满意，也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坚信人类前途不会变得更坏。

2． 人们必须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选择。想避免作这种选择而采取所谓“中间路线”，这是做不到的，不管给这中间路线安排什么名称。

3． 普遍地实行社会主义，废除经济计算，其结果一定是一团糟，社会的分工合作也就归于解体。

[1]在美国，1942年法案的实施，收入在22000—26000美元之间的人群，其上缴的累进附加税率居然高达52%。在这一税率水平上，1942年这些人群的收入损失将达到2490000美元，或当年全体居民收入的2.8%。同年，收入水平在10000美元以上的人群的全部净收入为8912000美元。而即便是全部没收这些收入，也无法支付同年实际公共支出的9046000美元。参阅A Tax Program for a Solvent America, Committee on Postwar Tax Policy （New York, 1945）， pp.116-117, 120。

[2]参见第十五章第11节。

第七篇　经济学的社会地位

第三十七章　难以形容的经济学的特征

1． 经济学的独特性

在纯粹知识和知识的实际应用领域，经济学之所以具有其独特的地位，乃因为如下一个事实，即它的那些特殊定理是经验所无法证实或证伪的。当然，一个基于健全的经济推理而采取的手段，自然会达成预期的效果，而一个基于错误的经济推理所采取的手段，则无法实现所追求的目标。但这些经验总归还是历史的经验，也即复杂现象的经验。前面已经指出过，它不能证明或反证任何特定的定理[1]。那些伪经济定理之应用，必将导致某些不良的后果。但是，与自然科学在实验室中提供的经验事实相比，这些后果决无那种不可争辩的说服力。鉴别经济定理正确与否的最后标准，只有那无需经验助力的理性。

这种事态的一个不祥预兆，在于它妨碍了那些天真的心灵去认识经济学所处理的那些事情的现实性。在一般人看来，“现实”是他无法改变的一切存在，如果他想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就必须调整他的行动以适应现实。承认现实，是一种可悲的经验。这个经验教导我们，一个人的欲望满足是有限度的。有许多事情，其间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并非一厢情愿所能改变。因此人们只好勉强地靠自己去理解这些事实。但是，感官的经验会说出一种易于理解的语言。这里用不着涉及实验问题。实验确定的那些事实的实在性是不可争论的。

但在人的行动学知识的领域内，无论是成功的或者失败的理论，都讲不出一种能被每一个受众听懂的清晰语言。完全从复杂现象归纳出的那种经验，难免于一厢情愿的解释。天真的人，倾向于视自己的思想为全知。这个倾向，尽管荒谬而矛盾，863但经验却无法明白无误地证明其不实。对那些有如江湖郎中之类且大言不惭的经济学骗子，经济学家却无法像医生驳斥江湖郎中那样加以驳斥。历史只对那些知道如何依据正确理论去解释历史的人们说话。

2． 经济学与舆论

如果我们认识到经济学理论的实际应用必须事先得到舆论的支持，则认识论的这一基本差异的重要性也就明朗了。在市场经济里，某些技术创新的实现，只需要一个或少数开明人士对其合理性加以承认即可。一般大众的愚昧无知并不能阻止技术先驱的步伐。这些创新无需事先赢得大众的赞成。即便开始时遭人嘲笑，创新者也可自由自在地实施其计划。而当更新、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出现于市场时，它们却成为那些嘲笑者争先恐后抢购的对象。一个人再怎么笨拙，也总能知道一双鞋子的价钱有高低之差，总愿意青睐新颖而更适合的产品。

但社会组织和经济政策方面的情形就不是这样了。最好的学说，如果得不到舆论的支持，也将会无效和行不通。不管政治制度如何不同，任何政府都不会以某些违反舆论的学说作为政权的基础而谋求长久统治，最终总是被大众接受的哲学大行其道。从长期看，不会存在不合舆论的政治制度。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差异并不影响这最终的结果。这种差异不过是方法上的差异，也即为了适应大众所持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用以调整的方法会有所不同。违反舆论的专制君主只有靠革命来推翻，而民主政治下不合舆论的政治领袖则可借助下次选举被和平地替换掉。

舆论的权威不仅决定经济学在思想和知识之织体中所占据的独特地位，它也决定着人类历史的全部过程。

关于个人的历史角色的那些讨论，往往是不中肯的。其实，凡是被想到、被做到并且完成了的事情，都是芸芸众生的个人成就。新观念和新事物的创新，更是非凡之士的功绩。但这些伟大的人物，如果不说服舆论，就无法按照他们的计划去调整社会环境。

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因素：由杰出之士精心构建出来的健全的社会经济理论，以及他们或其他人士能够用这些意识形态说服大众的能力。

3． 自由主义前辈的幻想

群众乃凡人之乌合体，并不具备任何健全的或不健全的理念。他们只能在知识领袖建立的意识形态之间加以选择。但他们的选择却是最终的，而且能够决定事物发展的进程。如果他们选择了一种坏的学说，那就无法防止灾祸的降临。

18世纪启蒙时期的社会哲学家，并没有意识到不健全之理念的流行可能引发的危险。虽然对古典经济学家和功利主义思想家的唯理主义的挑战都无功而返，但被挑战者的学说却存在一个缺陷。他们轻率地假定，凡是合理的东西，必将无条件地根据其合理性得到实施。他们从未想到舆论也可能拥趸不健全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实现势将危害人们的福利乃至瓦解社会的合作。

有些思想家批评自由主义哲学家过于信任凡众，但他们本身之招致蔑视，却成了今天的时髦风气。但是，伯克和哈勒、博纳尔和迈斯特尔[2]注意到了一个被自由主义者忽视的基本问题。他们对于群众的评价显然要比他们的反对者的切实得多。

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存在着一个幻想——传统的父权政治制度和严格的经济制度是可以保持的。他们特别赞美那种曾使大家富庶，甚至使战争人道化的旧社会政治制度。但他们未曾看到：使人口增加，因而在旧的经济限制主义体制下无法容纳过剩人口的，也正是这旧制度的“成就”。对于他们企图永久保存的社会秩序以外的那个阶层的人数的增长，他们则紧闭双眼。对于“工业革命”前夕人类急于克服的那个迫切问题，他们并未提出任何解决办法。

资本主义供应了世界需要的东西，它使得持续增加之人口能够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但自由主义者，这些资本主义的先锋和支持者，却忽视了一个要点。一个社会制度，不管怎样有利，如果得不到大众的支持，总是行不通的。他们没有预料到反资本主义的宣传会成功。在戳穿了国王有其神圣使命这个神话以后，自由主义者自己却陷于另一个迷信，迷信一种不可抗拒的理性力量、绝对的公意以及大多数人的神灵启示。他们以为，从长远角度看，社会的进步和改良是无法阻拦的。在揭开了古老之迷信的同时，启蒙时期的哲学家立即为理性竖立了无上权威。他们以为自由主义的一些措施，将会为这个新的意识形态之造福人类提供十足的证据。没有一个聪明人会怀疑这一点。在这些哲学家的意识中，绝大多数人是明智的，且能够正确地思想。

老一辈自由主义者从未想到，大多数人会依据其他哲学来解释历史经验。他们没有料到他们认为反动的、迷信的和不理智的那些想法会在19、20世纪得势。他们假定所有的人都具有正确推理的能力，并如此深信这个假定，以致完全曲解了那些预示的意义。在他们看来，所有那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皆属暂时的退步和偶然的插曲，哲学家认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这些事情都无关紧要。不管反对者怎样说，有一个事实是他们不能否认的，即资本主义为激增的人口提供了一个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

然而正是这个事实为大多数人所诟病。所有社会主义的论著，尤其是马克思的学说，有一个要点，即资本主义使得劳工大众愈来愈穷。就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这个谬论很难被忽视。就一些仅受到资本主义肤浅之影响的落后国家而言，空前的人口增加也未尝使大众愈来愈穷。与进步国家相比较，这些国家无疑是穷的。他们的贫穷是人口激增的结果。那里的人民宁可多生孩子而不期求较高的生活标准。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他们拥有可延长平均生命的财富的这个事实仍然存在。如果生活资料没有增加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养活较多的孩子。

但有人居然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演进的预言，基本上被最近80年的历史证实。说这种话的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许多所谓的“布尔乔亚”作家。

[1]参见第二章第1节。

[2]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英国政治家，177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其重要演讲和著作都发表于他的党（辉格）反对诺斯勋爵的美洲、爱尔兰、印度政策时期（1770—1782）。他的《法国革命感想录》（1790），表示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对。他不希望实现法国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和“平等”，而是主张调和社会生活中的多种组成部分。哈勒（Karl Ludwig von Haller， 1768—1854），瑞士政治家，保守主义代表，对德国的保守主义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博纳尔（LouisGabrielAmbrose Bonald ［vicomte de］， 1754—1840），法国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家。他和另一位法国辩论家、德育家和外交家约瑟夫·德·迈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 1753—1821）均系王统（正统王权）主义的主要辩护者，采取否定法国革命的价值，拥护国王和教会的权力的立场。——译者注

第三十八章　经济学在知识界的地位

1． 经济学的研究

自然科学的最后基础，乃实验室里通过试验确定的一些事实。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理论必须得到这些事实的印证，当与事实冲突的时候，就得被放弃。这些理论的完善，同技术和医疗的进步一样，需要更多更好的实验研究。这些试验需要投入许多时间、专家的辛苦工作以及巨额的经费。研究工作再也无法由贫穷的科学家单独来承担，不管他如何聪明。在今天，一些大规模的实验室是由政府、大学、大企业和某些基金来支持的。这些研究机构里的工作，已经发展为职业性的日常操作。那些被雇用在实验室的人们，大多数是记录事实的技工，而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事实，可能在某一天被一些发明家用作其提出新理论的基础。试验者中当然也可能产生一些发明家。就自然科学的理论进步而言，日常性研究者的成绩不过是辅助性的。但是他的发现对于诊疗技术和经营方法的改进，常常具有直接的实际功效。

忽视了自然科学与人的行动科学之间这一基本认识论差异的人们，总以为要促进经济知识，就必须按照医学、物理学、化学等研究机构业已发展得很好的方法，来组织经济学研究机构。于是大量的金钱花费于所谓的经济研究。事实上，所有这些机构的工作，基本上都是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

鼓励经济史的研究，的确是一件可称赞的事情。但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不管如何有益，我们也不可把它们与经济研究混为一谈。它们不能够产生事实——这里说的“事实”，是就这个名词用于实验室试验之意义而言。它们也无法为构造预先假说和定理提供材料。相反，如果不就已有的理论来解释，它们就毫无意义。在前面一些章节里，关于这一点已讲得很多，此处无需赘述。关于一个历史事实之成因的争辩，不能靠那些未经明确的人的行动学理论指导的事实检验来解决。[1]

癌症研究机构的基金可能有助于这种恶性病的治疗和预防方法的发现。但是，一个研究商业循环的机构对于避免经济萧条却毫无帮助。有关以往经济萧条的一切最精准可靠的基据收集，对于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学者对于这些基据的看法并不相同；而且他们解释这些基据所依据的理论，也彼此不一致。

更重要的事实是，收集一个具体事件的有关基据，一开始就要受到某位历史学家所持之学说的影响。摆脱这种影响是不可能的。这位历史学家并非如实报告所有的事实，他只是基于其所持的学说去收集他认为相干的那些事实；他会把那些他认为与事件的解释不相干的基据舍弃掉。如果他被错误的学说误导，那么他的报告肯定是粗陋的，甚至毫无用处。即令是最可靠的一部经济史，乃至最近时期的历史，也不能替代经济学的思考。经济学，像逻辑和数学一样，是一种抽象推理的展示。经济学决不会是试验的或经验的科学。经济学家用不着一套费用昂贵的研究装备。他要的是清晰的思考力，借助这种思考力从汪洋大海似的无数事件中辨识出哪些是本质的，哪些仅仅是偶然的。

经济史与经济学并没有冲突。知识的每个部门，自有其自身的价值和范围。经济学家从来不轻蔑或否认经济史的意义。真正的历史学家也不反对经济学的研究。两者间之所以存在敌对状况，是某些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故意造成的，这些人无法驳倒经济学家对其教条所提出的异议，因而制造出两者之间的敌对。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企图以所谓“经验的”研究来代替经济学，其目的是要压制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在他们的计划中，经济史成为摧毁经济学声誉而宣传干预主义的一个工具。

2． 作为一门专业的经济学

早期的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经济学的一些问题，他们在演讲和著述的时候，目的是向国人传达他们的思考。他们也企图通过影响舆论，并促使政府健全合理地制定政策。他们从来不把经济学视为一门专业。

经济学家成为一名专业者的这种变化，乃干预主义的产物。专业的经济学家无异于一个工具性的专家，他设计种种措施，以帮助政府干预民间经济活动。他在经济立法方面俨然是个专家，而今天的经济立法，其目的往往是妨碍市场经济的自由运作。

成千上万的这种专家，分布于各级政府机构、各种政党的总部、压力团体，以及政党报纸和压力团体刊物的编辑室，整天忙忙碌碌。还有一些被工商企业聘为顾问，或经营独立的顾问机构。其中有的闻名全国，甚至全世界；有许多甚至跻身于国家最有影响力的人群。这样的专家，常常被请去管理大银行和大公司的业务，常常被选为立法者，也常常被任命为官员或部长。他们在最高层次的政治事务方面与法律专家相抗衡。他们扮演的这种突出的角色，已经成为今天这个干预主义时代最特殊的现象之一。

在这一群如此重要的人物中，无疑包括极有才能的人，甚至还可能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但遗憾的是，指导他们活动的那种哲学却缩小了他们视界。借助与某些特定政党和压力团体的关系，又急于获取特权，于是他们就蜕变成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于他们所主张的政策可能导致的深远恶果，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只在乎其所属团体的短期利益。他们这样做的终极目的，乃牺牲别人而为其所属团体谋利。他们努力说服自己：　人类的幸福与其团体的短期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甚至还想把这个观念推销给大众。在为了争取较高的白银价格、食糖价格，为工会分子谋求较高的工资，或对较廉价外国产品征课关税而奋斗的时候，他们声称自己追求的是至善、自由和正义，是在为祖国繁荣，乃至为文明进步而奋斗。

一般人大都厌恶国会的游说者，并把干预主义的立法引起的不良后果归咎于他们。其实，其为祸患比这更深远。各种压力团体的哲学已渗透立法部门。现在，国会议员代表的，是小麦种植者、牲畜饲养者、白银生产者、农民合作社、各种工会、那些不靠关税就经不起外国产品竞争的工业，以及许多别的压力团体。行政部门的情形也如此。农业部长把自己视为农民利益的保护者，他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粮价高涨。劳工部长把自己视为工会的支持者，他的主要任务是使工会尽可能地庞大。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有它自己的工作方针并彼此冲突。

今天，有许多人为缺乏创造性的政治家而感叹。然而，在干预主义占优势的情况下，政治界的参与，只有那些和某一个压力团体相互提携的人才有份。一个工会领袖或一个农民协会的执行秘书长，根本就不具备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所应具备的心境。为一个压力团体的利益而服务，不会有助于一个大政治家必须具备的那些特质的发展。政治家的天职在于制定长期的政策；但压力团体是不关心国家长期利益的。德国魏玛宪政和法国第三共和的失败，就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客只不过是一些深谙压力团体之利益的专家。

3． 作为一门专业的预测

工商业者终于了解到，信用扩张创造的市面繁荣难以持久，而必然将走向萧条。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趁早知道萧条来临的日子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他们就向经济学家请教。

经济学家虽然也知道这种虚假的市面繁荣终归要导致萧条。但是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危机将在何时出现。这取决于具体个案的某些特殊情况。许多政治上的措施也会影响其结果。我们没有什么法则可据以估计此市面繁荣可延续多久，或下一次的萧条何时到来。而且，即令有这样的一些法则，对于工商业者也没有用处。个别的工商业者为避免经营上的损失所必须具备的，是在别的工商业者还相信经济萧条到来还为时过远时，预先知道那个转机的时日。这样，他的优越知识就使得他有机会调整自己的业务以免受损失。但是，如果市面繁荣的结束可以按照一个公式来预测的话，则所有的工商业者都会同时预先知道这个时日。这样一来，大家都依据这个信息来调整他们的业务，其结果就是百业萧条的立即出现。这时，任何一个工商业者要想避免损失都已为时太晚。

假若估计未来的市场结构是可能的话，未来也就不是不确定的了。果真如此，那就不存在企业损失，也不存在企业利润。一般人希望于经济学家做的工作，显然超越了人世间任何人的力量。

“未来是可预测的：　某些公式可用以代替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的那种特别敏感；熟悉了这些公式，任何人都可从事工商业。”这个想法，正是现代反资本主义政策立基其上的那些谬见和误解的产物。在所谓的马克思哲学的整个体系中，从未提及“行动的主要任务在于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这个事实。“促进者”和“投机者”这两个名词，现在只用作骂人的下流语言。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于什么是行动的基本问题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

企业家的判断，是市场上无法买到的东西之一。企业家的理念不是大多数人所能够具备的。它不只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正确远见，而是比其余人的见解更优越的远见。资本只归属于那些不受大众普遍接受之谬见的误导，而独具判断力的人物。利润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有人为那些被别人忽视的未来需要而做准备，这些人就能够得到别人得不到的利润。

企业家和资本家如果深信自己的计划是健全的，他们就是拿自己的物质福利在打赌。他们绝不会被一位专家的教导左右。靠秘密消息在证券和商品交易做买卖的那些无知者，准会赔掉老本，不管他们从何种渠道获得灵感和“内幕”消息。

事实上，经济学家和工商业者都充分知道未来是不确定的。工商业者也清楚知道，经济学家不可能向他提供关于未来事件的任何可靠的消息。经济学家能提供的，不过是过去相关统计的解释。就资本家和企业家而言，经济学家关于未来的意见，只是一些靠不住的推测。他们岂是轻易上当受骗之辈。但由于他们充分地确信那些也许与业务有关的信息终归有些用处。他们会订阅一些刊登经济预测的报纸和杂志。唯恐漏掉任何可利用的消息来源。因此大规模的企业总要雇用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专家做他们的职员。

经济预测无法使未来的不确定变为确定，因而不可能使企业家精神失去它固有的投机本性。但是，“预测”在收集和解释那些关于最近经济趋势的基据方面，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服务。

4． 经济学和大学

靠税收维持的某些大学，必然会受到执政党的支配。政府当局只聘用那些愿意宣扬政府所赞成之观念的人当教授。由于今天所有非社会主义的政府都坚信干预主义，所以他们只任用干预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大学的首要任务，乃在于向下一代推销官方的社会哲学。[2]他们用不着经济学家。

但是，干预主义在许多独立的大学也一样地流行。

按照古老的传统，大学的目的不只是教学，同时也要促进知识与科学。大学教师的责任不只是把别人已建立的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他还应该对他自己那一门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贡献。他应该成为知识界具备充分学术资格的成员，在走向更丰富更优良的知识道路上，他是一位创新者或先锋人物。一个大学不应甘心承认它的教授在其专业领域中不及他人。每个大学教授应该要求自己能够与同门学科中的其他大师相比肩。像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人一样，在知识的增进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所有的教授都不相上下”这个想法，当然只是一个假想而非事实。在天才的创造性著作与某一专家的论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在经验研究的领域里，这一假想不算过分。伟大的创新者和简单的常规操作者，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是相同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他们在实验室里做试验或者收集历史性的记录。在外人看来，他们的工作没什么两样。他们发表的论著讨论的是相同的学科和问题。因而他们是可以等量齐观的。

但在理论科学领域，像哲学和经济学，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些领域，例行工作者按照刻板的模式进行研究无法取得任何成就。这里不需要专家性作者的日常勤恳而辛劳的工作。这里不需要经验性的研究；所有的成就都必须依靠深思熟虑与逻辑推理能力。这里不存在什么专门化，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一旦涉及这个知识体系的任何部分，实际上即必须对待其整体。有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曾经从心理和教育的观点来形容博士论文，他说，这种论文给作者一种骄傲的自信，自信虽然他只进入了那个知识领域的一个小角落，但他不比任何人差。显然，这种效果是一篇经济分析的论文所无法产生的。在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中，不存在任何孤立的角落。

在同一时期对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人，从来不超过十个。有原创力的人，在经济学方面如此之少，在其他知识领域也同样地少。而且，有原创力的经济学家，有许多并不属于教师群体。但大学和学院需要的经济学教师则数以千计。学术界的传统是要求每位教师都发表原创性贡献以证明自己的学术价值，而非仅编一些教科书和手册。一位大学教师的声望和薪水，应该由他的学术性著作而不是他的教学能力来决定。一位教授不得不出版几本书。如果他觉得自己没有相当的能力去写经济学书籍，他最好转向经济史或描述经济学。但因为怕丢面子，他还要坚称他处理的问题是纯经济学的，而非经济史。他甚至强词夺理地说，他的论著并未越出经济研究的正当范围，而且只有这些论著才是经验的、归纳的和科学的，至于那些“讲坛”理论家纯抽象的著作，才空洞无物。如果他不这样说，他就得承认经济学教师当中有两类的人：一类是那些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曾经有贡献的人，一类是那些在思想方面没有贡献，但在其他方面，如最近的经济史领域做得不错的人。这样一来，学术界的气氛，对他们就十分不利了。许多教授——幸而不是所有的教授——存心蔑视他们所谓的“空洞理论”。他们企图用那种缺乏系统的历史和统计的基据的拼凑来替代经济分析。他们把经济学割裂成许多独立的部门。然后专攻农业、劳工、拉丁美洲和其他类似的科目。

让学生熟悉一般的经济史，乃至最近的经济发展，这的确是大学教育的工作之一。但是，所有这一类的教学，如果没有经济学作基础，是注定要失败的。经济学不允许被割裂为一些特殊部门。它处理的，必定是一切行动现象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分别处理生产的每个部门，人的行动学的一些共同问题就难以显现。研究劳动和工资，而不涉及物价、利率、利润和亏损、货币和信用，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的重大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工资率决定这个问题的实质，在“劳动经济”这一课程当中甚至无法被触及。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劳动经济学”或“农业经济学”。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经济学。

这些专家在他们的讲演和所发表的论文中涉及的，都不是经济学，而是各种压力团体的辩解。他们不理睬经济学，因而不得不被某一压力团体的意识形态所俘虏。甚至那些不公开偏袒某一压力团体并自诩中立的专家，也在无意中赞成干预主义者的某些基本信条。在讨论林林总总之政府干预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坚持他们所说的“纯消极主义”。如果他们批评政府采取的措施，也只是为了推荐他们自己标榜的那种干预主义以替代另一种干预主义。他们毫不愧疚地赞成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论点——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有利于无情的剥削者，而不公正地伤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照他们的看法，凡是论证干预主义徒劳无益的经济学家，就毫无例外地属于被大企业收买并为不公平的权益辩护的人。所以他们主张一定要把这些歹徒排斥于大学之外，而且拒绝他的论文发表在学校的刊物上。

学生迷惑了。在数理经济学家教授的课程中，他们被灌输了许多关于均衡状态假说的公式，而在均衡状态下不再有任何行动。他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方程式对于经济活动的了解没有任何用处。在专家的演讲中，他们又听到了许多关于干预措施的细节，他们必然推论出一些矛盾的条件，因为从来就不存在均衡，而且工资率与农产品价格也没有高到工会和农民希求的高度。于是他们断定，激烈的改革显然是必不可少的。但需要的是哪一种改革呢？

大多数学生毫无顾忌地拥护教授推荐的干预主义万灵之药。他们相信，当政府实行最低工资率，为每个人提供适当的食物和住宅的时候，或者当人造奶油的销售和外国糖品的进口被禁止的时候，社会情况能够让人完全满意。他们难以觉察出老师的话里存在许多的矛盾，这些为人师表者今天感叹竞争的疯狂，明天又感叹垄断罪恶；今天抱怨物价下跌，明天又抱怨生活费上涨。这些矛盾，大多数的学生察觉不到。他们需要取得学位，需要尽快地在政府或某一强势压力团体中谋得一个职位。

但这并不妨碍一些头脑敏锐的年轻人能够看透干预主义的那些谬误。他们虽然接受了老师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反对，但他们不相信干预主义的那些孤立的措施，能够达成其追求的目的。他们一以贯之地把教师的思想推演到最后的逻辑结论。于是他们转向了社会主义。他们向苏维埃制度欢呼，认为它是一个新的更好文明的开始。

然而，造成今天许多大学成为社会主义温床的上述情形，在经济学系里却不像其他各系那么突出。在经济学系里还可以找到若干杰出的经济学家，甚至在经济学系教授其他课程的教师，也熟悉经济学家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这种情形与许多教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教师不同。后者乃立基于断章取义和漏洞百出的辩证唯物论去解释历史。其中的一些人，即便是因为不赞同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而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也仍然受到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政治纲领所体现的那些观念的支配。他们把经济萧条、大量失业、通货膨胀、战争和贫穷，皆解释为资本主义的必然灾难，而这些灾难只有当资本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后才能够被消灭。

5． 普通教育与经济学

在那些不受各种语言集团相互攻击而困扰的国家里，公共教育，如果仅局限于读、写和计算，就能够办得很好。针对那些聪明的小孩，还不妨再教点最浅显的几何学、自然科学和本国现行法律的基本概念。但一旦他想多学一些东西，就会出现严重的困难。基层水准的教育必然是注入式的。如果把一个问题的各种看法都摆在青年面前，让他们从中加以选择，是断然行不通的。另一方面，能够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像自己同意的一样，乐于讲给学生听的教师，也很难找得到。而且主办这些学校的党派，甚至会在校内宣传它的主义或信条，同时轻蔑其他党派的主义或信条。

在教会学校里，自由主义者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政治与宗教分开。在自由国家，公立学校不再讲授宗教的教义。但是学生的家长可以自由地把子女送到教会办的学校。

但这里的问题不只涉及宗教教义以及某些与圣经冲突的自然科学理论，它甚至涉及历史和经济学的教学。

关于这件事，一般人知道的只有国际史的教学。现在，有些人说到历史教学时，必须避免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公平而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这种情形也同样发生于国内史的教学方面。教师自己的和教科书作者的社会哲学，自然会渲染他们所讲的和所写的故事内容。为使小孩和青年易于了解，必须简单扼要地讲授；可是愈简单扼要，效果也愈糟。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的看法，学校里教的历史，被古老的自由主义观念污染了。他们企图以自己的历史解释来替代“布尔乔亚”的历史解释。在马克思的见解中，1688年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19世纪欧洲大陆的某些革命运动，都是布尔乔亚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结果，是封建制度的崩溃，以及资产阶级的优势随之建立。无产阶级大众并没有得到解放；他们只是从贵族阶级的统治，转而受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统治。为了解放劳工，必须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干预主义者主张用德国式的社会政策或美国式的新政来实现这个目标。另一方面，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断言：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才能够更有效地解放无产阶级。

对这些争执不下的问题及其隐含的经济学说，如果缺乏明确的立场，是不可能去讨论任何一段历史的。在对待需要共产革命去完成“未竟的革命”的鼓吹面前，教科书和教师们也无法选择一种超然的中立性。每一种关于近300年来历史事件的陈述，都涉及对这些争论的明确的价值判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在独立宣言、葛底斯堡演说[3]和共产党宣言的哲学之间作出选择。

在高中，甚至在学院这个阶段，历史和经济学的传授实际上是填鸭式的。大多数学生确实还没有成熟到拥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如果公共教育在实际上更有效率，那些政党将会更加控制学校系统，以决定这些课程的教学方式。然而普通教育对于后代人政治的和社会经济的观念的形成，发生的作用不大。报纸、广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力，远比教师和教科书的影响来得大。教堂、政党以及压力团体的宣传，也胜过学校的影响力，不管学校教授的是什么。学校里面教的东西常常会被很快地忘掉，而无法长期保持住对不断变化的生活环境的免疫力。

6． 经济学与公民

经济学不可拘限于学校教室和统计官署，更不可停留于秘密传授的圈子里。它是人的生活和行动的哲学，它关系到每个人和每件事。它是文明的精髓，也是我们人类“人道地存在”所不可或缺的东西。

本文提到这个事实并不像某些专家一样，故意夸大其知识部门的重要性。今天赋予经济学重要地位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所有的人。

今天的一切政治问题都涉及广义的经济问题。当前关系社会公共事务的一切议论，都涉及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基本因素。每个人都醉心于经济学学说。哲学家和神学家对于经济问题的兴趣，似乎超过了前辈人所关心的一些主要的哲学和神学问题的兴趣。甚至眼下流行的小说和剧本，也大都从经济学说的角度来处理所有的人事——包括性关系在内。每个人都在思考经济学，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是经济学。加入一个政党并投出他的选票，一个公民即在无意中表明了他对重要经济理论采取的立场。

在16、17世纪，宗教是欧洲政治争论中的主要问题。到了18、19世纪，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代议制政府和王权专制之争成了主要问题。今天则是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绝对需要依靠经济分析来解决的问题。诉之于空洞的口号，或诉之辩证唯物主义的神话，都无异于缘木求鱼。

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自身的责任。凡是疏于检讨一切与自己有关的问题的人，等于甘愿放弃他固有的权利而受制于某一自命为超人的精英，在生死攸关的重要事情上，盲目地信赖“专家”，或不假思索地接受那些流行的标语和偏见，则等于放弃自决权而听任别人摆布。在今天的情形下，对于每个有理解力的人而言，没有比经济学更重要的。他本人的及其子孙的命运都与经济学息息相关。

对经济思想体系能够有所贡献的人实属罕见。但所有理智的人，都必须去熟悉经济学。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公民的基本责任。

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经济学再也不能是秘密传授的知识部门，也不再是少数学者和专家独享的知识。经济学处理的是社会的基本问题；它关系到每个人，它属于所有的人。它是每个公民的必修课。

7． 经济学与自由

经济观念在公共事务的决定上所起的作用，往往非常的巨大，这就能够解释，为何政府、政党和压力团体会极力限制经济思想的自由（freedom）。他们急于宣传的是“好的”学说，同时不让“坏的”学说声张。照他们的看法，真理仅凭借其固有的力量是无法取得最后胜利的。为了实现真理，必须有警察或其他的武装暴力行动作后援。在这个见解下，真理的标准是看谁能以武力制胜。这意味着，指挥一切人事的上帝或某种神秘力量，总是襄助那些为正义而奋斗的人获得胜利。政府来自上帝，因而它肩负着消除异端的神圣使命。

对异端不宽容并加以迫害的这种学说，包含着许多矛盾，而且缺乏逻辑的一致性。对于这种矛盾和不一致，没有详加讨论的必要。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过如现代政府、政党和压力团体所建立的如此机敏的宣传和压迫制度。但所有这些庞大的建构，一旦遭受一个伟大的意识形态的攻击，就像小孩用纸牌做的房子一样将立即倒塌下来。

今天，经济学的研究几乎成为非法的活动，这不仅在野蛮专制和新兴野蛮专制的国家是如此，在所谓西方民主国家也如此。经济问题的公开讨论，几乎完全抹煞了经济学家在200年前讲的一切。人们在讨论物价、工资、利率、利润时，似乎它们的决定，皆不受任何法则的支配。政府通过法令强制实施最高商品价格和最低工资率。政客则劝告工商业者减少利润、降低价格、提高工资，似乎这些事情都立基于个人的善意。在讨论到国际经济关系的时候，大家又轻率地采纳重商主义者的某些最为天真的谬见。很少人清楚所有这些著名学说的缺陷所在，或认识到为什么基于这些学说的政策必然引起普遍的灾难。

这些都是可悲的事实。只有一个方法我们可用以回应这个事实：永不松懈对真理的寻求。

[1]关于这里涉及的一些基本的认识论上问题，参见第二章第1节至第3节；关于“计量”经济学的问题，参见第二章第8节及第十六章第5节；关于资本主义劳工境况的敌意解释，参见第二十一章第7节。

[2]F. Santayana在讲到柏林大学（当时的普鲁士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的时候说，对于这个人而言，好像“教授的职责是循着政府的线路，拖着一船法定的货色疲于奔波”(Persons and Places ［New York, 1945］, pp.11, 7)。

[3]这是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南北战争期间一场决定性战役的战场）国家公墓落成典礼（1853年11月19日）上的一篇举世闻名的演说。其中最后几句话是：“我们决不能让先烈的鲜血白流，要使我们这个国家在上帝的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译者注。

第三十九章　经济学与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

1． 科学与人生

现代科学之所以常被指责，乃因为它回避价值判断。我们时常被告知，活着并行动着的人，用不着“价值自由”；他需要知道的只是应当追求什么。如果科学不能答复这个问题，它就是无用的。然而这个异议是没有理由的。科学不作价值判断，但它却可以为行动人提供其作价值判断时需要的一切信息。只有在“生活本身是否有价值”这个问题面前，科学是保持沉默的。

这个问题，过去一再被提出，将来也会常常被提起。既然谁都逃避不了一死，那么，人们临终前的一切活动和努力，究竟有什么意思？人乃在死亡的阴影下活着。尽其一生，不管他有什么成就，终有一天他的业绩都将离他远去。每一瞬间都可能是他最后的时刻。关于个人的未来，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死亡”。从这个最终而不可躲避的结果来看，所有的人生努力，似乎都枉费心机和徒劳无益。

而且，即使仅就其眼下最近的目标来判断，人的行动也可以说是空虚的。它无法带来充分的满足；它只能够在刹那间略微减轻一部分不适之感。一个欲望刚刚满足，马上又产生新的欲望等待满足。有人说，文明使人们更贫乏，因为它强化了人们的欲望，并使之更强烈而非减弱。辛苦工作的人们，整天忙忙碌碌，而其焦急、奋斗和忙乱是那样地了无意义，既得不到快乐，也得不到安宁。心灵的和平与宁静，无法取之于行动和世俗的野心，只能得之于节欲与忘形。惟一的圣哲式的生活方式乃隐遁于沉思冥想的静寂中。

然而，所有这些不安、怀疑和内疚，都在那不可抗拒的生命力面前低了头。不错，人是无法逃避死亡的。但只要现在还活着，支配他的就是生活，而不是死亡。不管将来会怎样，他总无法逃避当前的现实。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不得不服从其本能的冲动。人的本性在于保持和增强其生命力，在于消除其不适之感，在于寻求所谓的快乐。在每个人的身体内都存在一种莫名的冲动。这种冲动乃万念之源，是驱使人们投入生活和行动的力量，是追求快乐人生的渴望。这种渴望既原始，又根深蒂固而难以祛除。只要人活着，它就发生作用；只有当生命结束时，它的作用才消失。

人的理性有益于这种本能冲动。理性在生物学上的功能，是保持和改善生活，以及尽可能延长生命。思想和行动并不违反自然；它们是人性的主要特征。人与非人动物的区别，有一个最恰当的描述，即人是一种执意对抗有害于其生活之诸种力量的存在。

因此，所有讨论非理性因素如何重要的言论都是废话。宇宙的存在，不是人类理性能够解释、分析或想像的；只有在一个狭隘的宇宙范围内，才可能使得人们把不适之感消除到某种程度。这就是理性和推理力、科学和有意的行动所施展的领域。尽管这个范围很狭隘，而且人所能取之于它的成果是那样的贫乏，都无法让人对自己的生活抱持冷漠的态度。无论如何精妙的哲学理论，都无法说服一个健康的人放弃他所认为可满足其需要的行动。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也许也存在一种谋求纯粹植物生态性的安宁和静睦。但对于活着的人而言，这种向往终会被那个为改善自己的境况而行动的冲动所战胜。一旦淡漠的倾向占了上风，人也就行将就木了。

的确，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不会去告诉一个人应否保持或放弃他自己的生命。生命的本身以及创造和维持其健康的那些不可知的力量，乃最终之极据，因此它超出了人类科学的范围。人的行动学的主要论题，仅仅是人生的本性的必然展示，也即行动。

2． 经济学与价值判断

有些人指责经济学对价值判断保持中立；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经济学随意地进行价值判断并因此指责它。有些人说经济学必然要作价值判断，所以不是真正的科学，因为科学是中立于价值判断的；另外一些人又说，好的经济学应该而且能够做到不偏不颇，只有坏的经济学家才违背这一基本要求。

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之所以出现语意混淆，是由于许多经济学家不适当地使用了一些名词。一个经济学家在研究政策a能否达到它之所以被推荐而预定达到的结果p时，他发现a的结果不是p而是g；这个结果，甚至从支持政策a的人来看也是不好的。如果该经济学家叙述这一研究结果时，把a说成是一个坏的政策，这并不表明他作出了一个价值判断。他仅仅是说，从那些企图达到目的p的人们的观点出发，这个政策a是不适当的。在这个意义下，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才攻击贸易保护政策。他们不会像贸易保护的主张者相信的那样，论证这一政策会增加商品的总产量，而是得出了相反的判断；所以站在那些想拥有较多商品供给的人们的立场，保护贸易是坏的政策。经济学家之批评政策，是从那些政策想达成的目的的观点来批评的。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说最低工资率是个坏政策，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政策的后果与推荐这个政策的人们的意愿正好相反。

从相同的观点，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都重视人类生存和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即社会分工下的合作，与孤立性的自给自足相比，是一个更有效率的行动方式。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并不说人们应该在社会架构下和平合作；它们仅仅是说，如果人们想使他们的行动比别种方式的行动更成功，他们就必须这样做。道德规律，是社会合作的建立、维持和加强必需的；遵守这些道德规律，不要认为是在为一个神秘的存在体而牺牲自己，而要认为采取最有效的行动方法，乃为得到更高价值的报酬而支付的代价。

这样，自律的、理性的、自愿的伦理，即可替代直觉学说和天启圣训那一类他律性的教条。而这种替代，正是一切反自由主义学派和教义所群起猛攻的。他们一致指责功利哲学把人性以及人的行动的最后原动力描述和分析得那么冷酷严肃。对于这些批评的反驳，几乎见之于本书的每一页，再说纯属多余。只有一点必须再行强调，因为一方面它是所有现代唱反调者的中心论点；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害怕经济学这门吃力学科的普通知识分子，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他们说，经济学的一个“合理”的前提假定，是人们惟一的或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福利。但实际上，人们常常是非理性的。更多的时候，他们受那种想实现某些神话和幻想的冲动的支配，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受那种企图享受较高生活标准的冲动的支配。

对此，经济学必须给出如下的答复：

1． 经济学并不假定人们惟一的或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福利。经济学，作为较广泛的人的行动学的一个分支，处理的是所有的人的行动，也即处理人们有意追求其选择的目标的行动，而不管这些目标是什么。把“合理的”或“不合理的”的概念应用到选择的目标上，这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可以把这最终的极据（也即我们的思考既不能分析，也不能约之于其他极据的那些东西），视为不合理。这样一来，任何人所选择的每一个最后目标，也可以说是不合理的。像6世纪格劳秀斯那样的大富豪之以财富为目的，并不比一个佛教徒之以贫穷为目的更合理或更不合理。

2． 这些批评者，当他们使用“合理的目的”这个名词时，想的是对于物质福利和较高的生活标准的渴望。他们的意思是，一般而言，尤其就我们现代人而言，人们被那种想实现神话和梦想的愿望驱使的时候，较多于受那种想改善他们物质福利的愿望驱使的时候。这个说法是否正确，是个事实问题。尽管有理解力的人，都能给出正确的答案，我们也不妨忽略这个问题。因为经济学对于神话，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对于工会的理论、信用扩张的理论以及所有那些被认为是神话的理论，经济学都是完全中立的。它只是把这些理论视为有关手段的理论。经济学并不说工会的那一套理论是一种坏的神话。它只是说，为所有想赚得工资的人提高工资，并非一个适当的手段。至于工会神话的实现，是否比避免工会政策的那些必然后果更为重要，则可留给每个人去作判断。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是脱离政治的，或非政治的，尽管它是某些政策和每种政治行动的基础。我们还可进一步地说，它是完全中立于一切价值判断的，因为它只说到手段，而从不说到最后目的的选择。

3． 经济的认知与人的行动

人的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受三方面的限制。第一是物理学上的法则，这些法则是冷酷无情的，是绝对的，人们如果想活下去，就得调整自己的行动来适应它们。第二是个人的一些先天的特征和气质，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知道，它们既影响目的的选择，也影响手段的采用，尽管我们对于它们的运作具有的认知颇为模糊。最后即第三方面，是关于手段与目的互相关联所产生的那些现象的规律性，也即不同于物理学和生物学法则的人的行动学法则。

关于这第三类的一些普通法则的说明，以及其类型和形式方面的解释，是人的行动学及其迄今最发达之分支——经济学的主题。经济知识的本身，是人类文明结构中的基本因素；它是现代工业化和最近一两百年当中，所有道德的、知识的、技术的和医疗的成就赖以取得的基础。至于经济知识提供给人们的这一丰富宝藏，今后是否被妥善利用，或者置之不用，乃取决于人类自身。但如果人们不能善用它，且无视于它的学说和警告，他们消灭的不会是经济学；将被消灭的乃是社会和人类本身。

索引

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编者注

贝蒂纳·比恩·格里夫斯编写A

Abilitytopay principle量能支付原则

fixing wage rates固定工资率，815-816

taxation税收，738-739， 856

Acceleration principle加速原则，584-585

Accounting，monetary calculation:会计核算，货币计算：

capital资本，229-230， 259-264， 491， 514-515， 520

cost accounting成本会计核算，339-350

method方法，212-213

Action, human行动，人（类）的，11142

analysis of分析，92-98

aprioristic先验的（演绎的），38-41， 64-66

calculative计算的，198-199

causality and因果律，22-27

change and变化，46-47， 219-223， 248

conscious/purposive有意的/有目的的，11-13， 25-27， 177

cooperation and合作，143-145， 280

defined定义，11， 26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经济计算，231

economic knowledge (cognition) and经济知识（认知力），885

ends goal and means（终极）目的、目标和手段，14-15， 92-94， 95， 200-207

environment and环境，46-47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方法论问题，47， 30-71

exchange and交换，97-98， 194-199

future oriented未来导向的，100-101

history and历史，47-64， 407

ideas and理念（观念），177-193

individual个人（体），41-47， 724-730

inheritance and遗产，46-47

insecurity and不安定（可靠），851-853

instincts，impulses, emotions and本能、冲动、情感，15-17， 27-28， 168

interest (originary) and收益（原初的），527

marginal utility and边际效用，119-127

market and市场，724-730

meaning of意义，42-44， 59， 92-94

monetary calculation and货币计算，229-231

money and货币，405-408

morality, righteousness, justice and道德、公正、正义，724-730

motives动机，62， 233-236， 239-244， 677-678， 735

past, influence of过去的影响，505-514

prerequisites先决条件，13-17

reality,and实在，38-41

reason,thought and理性，思想，25， 35， 72-91， 177-178， 587

scarcity and稀缺性，235-236， 528

selfishness自私（利），242， 677-678， 735

speculation and投机，58， 105-106， 112-113

theory of理论，47

time and时间，99-104， 479-523

ultimate given极据，17-19

uncertainty and不确定性，58， 105-118

value and价值，92-98， 200， 331-333

See also Copperation另见合作

Advertising广告，320-322

Agriculture， see land农业，参见土地，361， 368， 387， 391， 395， 660

Alter ego另一个我，23-27

Altruism利他主义，499， 725

American Revolution美国革命，428

Amonn, Alfred Otto阿尔弗里得·奥托·安蒙，635 n.

Anarchism无政府主义，149， 191， 286 n.， 582-583

Anarchy of production生产的无政府状态，239， 257， 582， 692

Anderson Benjamin McAlester本杰明·麦卡莱斯特·安德森，409 n.

Animals动物（牲畜），11-13， 15-17， 27-28， 168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反资本主义唯心论，90， 267-268， 540-541， 590-591， 614， 736n.

Anthropomorphism人神同形论，69， 192

Appraisement and valuation估价和评价，331-335

Apriorism先验主义

methodology of先验主义方法论，35， 38， 64-69

praxeology and人的行动学与先验主义，32-36， 64-65

reality and实在与先验主义，38-41

time and时间与先验主义，99-104

Aquinas,St.Thomas圣托马斯·阿奎那，37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203， 849 n.

Artists艺术家，240n.， 636

See also Genius另见天才

Asceticism禁欲主义，29， 87， 178-180

Assisi, St. Francis D圣方济各，87， 157

Association，Ricardian law of协作，李嘉图法则，159-164， 168， 175

Atomic bomb原子弹，832

Augustine,St.圣奥古斯丁，37

Austrian economists奥地利经济学家，4， 120， 495-496

Austrian port Office Savings Service奥地利邮政储蓄服务部，445-446

Autarky,economic自给自足经济，164， 267n.， 317， 323-326， 750

Authority权力当局，287， 323-324

Autistic exchange/economy自闭（自给自足）的交换（经济），194-195， 243-244

Automatism(vs. conscious action)机械性行动，（对比于有意行动）730-731

Averages,economic平均数，经济的，221-222

B

Backwardnese, economic经济倒退，669-671， 746-748

See also Economic development/progress; Industrial Revolution参见经济发展／进步；工业革命

Bailey, Samuel塞缪尔·贝利，219

Baker, John Randall约翰·兰德尔·贝克尔，499 n.

Balance of payments支出平衡，450-458

Banking School金融学院，439-440， 444， 571

Banks/banking银行与金融

booms and繁荣，562

British英国，442， 460， 571

central中央，445， 459， 460， 465-466

Federal Reserve Act of 19131913联邦储备法，568

free免费（息），440-448

international国际的，476-478

interventionism and干预主义，434-448

liberalism and自由主义，443-444

private私人的，465

Swiss瑞士，465-466

See also Credit expansion, Cycle theory，money另见信用扩张、周期理论、货币

Bargaining，collective. See Labor谈判，集体的，参见劳动

Barone, Enrico恩里克·巴罗内，701

Barter. See Exchang,direct易货贸易,参见直接交易

Bastiat, Frederic弗里德里克·巴斯夏，147 n.， 831

Beard, Charles and Mary比尔德，查尔斯和玛丽，630 n.

Beethoven,Ludwig van路得维格·冯·贝多芬，87

Bentham, Jeremy杰里米·边沁，175， 192， 674， 831， 834

Berdyaew, Nicolas尼古拉·别尔佳耶夫，675 n.

Bergmann, Eugen尤金·伯格曼，203 n.

Bergson, Henri亨利·柏格森，33 n.， 49， 100 n.， 219 n.

Bernard, Claude克劳德·贝尔纳，28 n.

Bernouli, Daniel丹尼尔·伯努利，125-126

Betting赌博，115-116

Beveridge, William Henry威廉·亨利·贝弗里奇男爵，770

Bilateral exchange agreements双边贸易协定，475， 800-803

Bimetallism复本位制论，471-476， 781-782

Birth control生育控制，667-672

Bismarck, Otto奥托·俾斯麦，323， 367， 816

Bodin, Jean琼·博丹，231， 821

BohmBawerk, Eugen尤金·庞巴维克，123， 201n.， 254n.， 334， 480-482， 487-490， 526-528

Bonald, Louis路易斯·博纳尔，864

Bonaparte, Louis Napoleon路易斯·拿破仑·波拿巴，666

Bonar, James詹姆斯·博纳，668 n.

Bondage. See Slavery/slaves/serfdom奴隶身份，参见奴隶制/奴隶/农奴

Bonds. See Government,debt/bonds/lending债券，参见政府债券/借款，

money lending;public debt货币贷款；公债

Bonds, hegemonic(command)vs. contractual(voluntary)债券，强权的（命令的）与合约的（自愿的），195-198

Bookkeeping簿记，230， 304

Brentano, Lujo卢约·布伦塔诺，623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布雷顿森林会议，478

Bribery贿赂，273， 735

British， see Great Britain英国的，参见大不列颠

Brunner, Emil埃米尔·布隆内尔，675 n.

Buddhism佛教，29

Bureaucracy,bureaucratic management官僚的，科层制管理，303-311

Burke, Edmund埃德蒙·伯克，864

Business工商业

calculation计算，304-308

forecasting预期，870-872

good will and商誉，379

operations运行，239-243， 492-493， 584-585， 653， 809-811

propaganda宣传，320-322

socialist control of社会主义控制，256

See also Consumer sovereignty, Eonomic calculation， Entrepreneurs,interventionism另见消费者主权、经济计算、企业家、干预主义

C

Caimes， John Elliott约翰·爱略特·凯尔恩斯，203， 631 n.

Calculation计算

action and行动，97， 198-199

monetary货币的，229-231， 424-426

valuation and评价，97， 198， 200-211

See also Eonomic calculation另见经济计算

Cannan, Edwin埃德温·坎南，535 n.

Cantillon,Richard理查德·埃特龙，3

Capacity, unused能力，未投入使用的，394， 579-580

Capital资本

accounting会计核算，230， 259-264， 489， 491， 520-523， 609

accumulation积累，260， 493-503， 520-523

consumption消费，261， 531-532

convertibility of可转换性，503-505， 508， 513

flight外流，518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国际市场，500-503

money and货币，520-523

social,volkswirtschaftliche(national)wealth社会的，国民财富，521-523

Capital goods(factors of production)资本品（生产要素），259-264

convertibility and可转换性，503-514， 713-714

entrepreneurs and企业家，294-297， 300， 301

saving and储蓄，260， 532-534， 840-851

time and时间，490-493， 493-499

Capitalism资本主义，264-269， 590

incapacitation/disabilities and无能，残废，166， 837

See also Capital goods;Calculation; Entrepreneurs/promoters; Industrial revolution;investment; Market;money; Profits/losses;saving另见资本产品、计算、企业家、创始人（促进者）、工业革命、投资、市场、货币、盈/亏、储蓄

Capitalist,defined资本家，254， 311-313

Carlyle, Thomas托马斯·卡莱尔，9， 649

Cartels卡特尔，361， 365-369， 447， 596

Case probability案由或然性，110-115

Casey, R. P.凯西，82 n.

Cash holdings, see also Money持币，另见货币，402， 417， 430， 520， 568

Cassel, Gustav古斯塔夫·卡塞尔，194 n.

Cassirer, Ernest恩斯特·卡西雷尔，38 n.

Caste system种姓制度，841

Catallactic unemployment交换性失业，596-600

Catallactics交换学，3， 232-234

Causality, see also Teleology因果律，另见目的论，22-23， 25， 99， 106， 207

Cernuschi, Henzi亨茨·塞那奇，446

Censorship审查官，322， 733-734

Central Banking. See  Banks/banking中央银行，另见银行/金融

Chamberlin, Edward H.爱德华·张伯伦，322 n.

Change,adjustment变化，调整，296-297， 652-654

Charity善事，241， 603， 837

Chasles, Philarete费拉雷特·查理，192

Cheyney, Edward Potts爱德华·波特·切尼，41 n.

Child labor童工，614， 616， 620， 747

Choosing选择，3，45

See also Action;human;Value/values另见行动、人类、评价/价值

Christianity, see also religion基督，另见宗教，37， 724

Ciccotti, Ettore爱托·西科第，631 n.

Civil/political rights公民/政治权，285-287

Civil War, American国内战争，美国，829

Civilization文明

ancient古代的，767-769

freedom and自由，279-287

liberalism and自由主义，840-843

oriental东方的，669， 835， 842-843

private property and私有权，264， 683

progress进步，10， 165， 490， 602， 649， 837

social cooperation and社会合作，143-145

See also History；savings另见历史、储蓄

Clark, John Bates约翰·贝茨·克拉克，4， 254 n.， 499 n.

Class interests阶级利益，5， 80

See also Marx/Marxism另见马克思/马克思主义

Class probability类或然性，107-110

Classical economists古典经济学家

achievement of成就，23， 810， 231， 653

error of错误，62， 121， 637， 682

theory of value and价值理论，2， 62， 121， 205， 488

trade and贸易，274

Coercion，Governmental强制，政府，70， 149， 188， 280， 285， 719， 722

Cohen, Morris R.莫利斯·科恩，38 n.， 86 n.， 647 n.

Collective bargaining， see Labor，参见集体谈判

Collectivism集体主义，42-43， 145-153， 778

See also Max/Marxism； Socialism另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Colonial regimes殖民体制，500

Communism， see also Marxism socialism，共产主义，另见马克思社会主义

Communist Manifesto共产党宣言，607

Comparative cost,Ricardian law of比较成本，李嘉图法则，159-164

Competition竞争，273-279

biological生物的，273-274， 667

catallactic交换的，117， 274-277， 278-279， 673

free自由的，275

good will and商誉，380

imperfect不完全的，359， 381

labor unions and工会（联），377

monopolistic垄断的，359， 381

prices and价格（物价），357， 360

restriction of限制，278-279， 376-377

social社会，274

See also prices/pricing另见价格（物价）/定价

Comte, Auguste孔德，72-73， 151

Concatenation. See Interconnectedness连接，参见互联

Con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概念和理解，51-58

Confiscation没收

philosophy哲学，809

redistribution and再分配，804-811

risktaking风险—承担，809-811

taxation and税收，806-811

Conflicts (and harmony) of interests利益冲突（和谐），664-688

Conquest侵略，649-651， 821

See also Action, human另见行动，人类的

Conscription征兵（制），282

Conservation,private ownership and保护，私有制，654-658， 657n

Consumers消费者

advertising and广告，320-322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and政府干预，732-736

molopoly prices and垄断价格（物价），384-387

policy政策，315-319

sovereignty主权，269-272， 299， 309， 311， 498， 610， 729

Consumption of capital资本消费，261， 531-532

see also Malinvestment;retrogression,economic另见错投资，经济倒退

Consumption,production for为消费的生产，299， 300

see also Consumers, sovereignty of; Entrepreneurs/promoters，另见消费者主权，企业家/创始人（促进者）

Contract society契约社会，195-198， 282-283， 500

Contracyclical policies反周期政策，798-800

Convertibility of capital goods资本品的可转换性，503-505， 508， 513

Cooperation合作

government and政府，279-287

social社会，143-176， 194-199， 280-283

socialist (nonmarket) 社会主义者（非市场），689-715

See also Labor,division of; Market economy/process另见分工，市场经济

Copernicus, Nicolaus哥白尼，59， 186

Copyright版权，385-386， 661-662， 680-681

Cornhog cycle猪食谷物周期，586

Corn Laws,British谷物法，英国，81

Corporations法人

intervention and干预，804-811

management of管理，306-308， 535n.， 707-708

See also Entrepreneurs/promoters;profits/losses另见企业家/创始人（促进者）；盈/亏

Corporativism and syndicalism法团主义和工团主义，812-820

Corruption, political腐败，政治的，734-736

Cost: accounting成本核算，339-350

difined定义，97， 396

external外部的，654-661

fixed固定的，346

law of comparative比较法则，159-164

Crackup boom市场泡沫，427, 436

Creative genius， See Genius创造性天才，参见天才

Credit: circulation信用，周期，203, 434, 571-575

commodity物品，433

contraction合约关系，566-570

manipulation操纵，780-803

qualitative control数量控制，795

Credit expansion: difined信用扩张（定义），434， 439， 793-798

effect of效果，550565， 777, 793-798

inflation vs.通货膨胀，570-571

pressure for压力，473， 476， 777

See also monetary or circulation credit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另见货币或循环信用

Creditors vs debtors债权人和债务人，539, 783, 791

Croesus克罗伊斯，884

Currency: devaluation通货：贬值，465-466

government政府，780-783, 790

manipulation and操纵，780-803

See also money另见货币

Cycle theories: acceleration principle周期理论：加速原理，584-585

circulation credit theory循环信用理论，203, 434, 571-575

contracyclical policies反周期政策，798-800

cornhog猪食谷物，586

currency school货币学派，203

disproportionality doctrine of trade cycle商业周期的非均衡学说，584-586

durable goods doctrine耐用品学说，583

monetary or circulation credit货币或循环信用，203, 434, 571-575

nonmonetary非货币的，554-555, 580-586

purchasing power arguments购买力观点，302-303

sunspot太阳黑点，582

underconsumption消费不足，301-302, 581

D

Damocles,sword of达摩克利斯之剑，540

Darwinism达尔文主义，171, 174-176

Davanzati, Bernardo贝纳多·达万扎蒂，231

Debt abatement (reduction) or aggravation of债务：减轻或加重，540-541，783-785，791

See also Interest rate,theory of;Moneylending另见利率理论，借款

Debt,public公债，225-228， 847-849

Deflation/deflationism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主义，422-424, 431, 567-570, 785

See also Cycle theory; Depression;Money另见周期理论，衰退，货币

Democracy,political: case for民主，政治的，76 n., 150, 850

eighteenth century18世纪，174

elections选举，652 n.

majority control多数人控制，76, 149， 153, 189, 193, 652 n.

See also government另见政府

Democracy of market市场民主，271， 387， 652n.

See also Market economy/process另见市场经济/过程

Depression，economic经济衰退，

See also economic boom/busts;Trade cycle另见经济泡沫/崩溃，商业周期

Devaluation贬值，465-466, 787-793

See also Money另见货币

Dewey,Thomas E.托马斯·杜威，57

Dickinson, Henry Douglas亨利·道格拉斯·狄金森，706 n.， 710 n.

Dictatorship独裁制，113, 651

Worldwide socialism泛世社会主义，277

See also Government; Totalitarianism另见政府，整体主义

Dietz, Frederick Charles弗里得里克·查尔斯·迪茨，621 n

Dietzgen, Eugen尤金·迪茨根，74 n.

Differential,equations微分方程，710715

See also Mathematical/quantitative economics另见数理/数量经济学

Distribution,fuctional vs.market分配,功能的和市场的，254, 254 n., 338

Disutility of labor. See Labor劳动的负效用，参见劳动

Division of labor. See Labor（分工）劳动分工，参见劳动

Dorn, Walter Louis瓦特·路易斯·多恩，619 n.

Douglas, Clifford Hugh克里弗德·休·道格拉斯，186

Douglas, Paul保罗·道格拉斯，352

Drugs,prohibition of禁毒，733， 734

Duopoly双寡卖主垄断，363-364

See also Molopoly另见垄断

E

Easy money. See Credit expansion低息贷款，参见信用扩张，

Econometrics, 计量经济学，350-352

See also Mathematical/quantitative economics； Measurement另见数理/数量经济学，度量

Economic boom/busts:characteristics of经济泡沫/崩溃：特征，553556

course of过程，559565， 797-798

crackup boom市场泡沫，427, 436

See also Credit expansion另见信用扩张

cycle theories周期理论

Economic calculation经济计算，200-231, 698-715

business and工商业，304-308

gold/silver and金/银，224

money and货币，214, 223

socialism and社会主义，698-715

Economic development/progress经济发展，810，294-300， 835-837

See also Industrial Revolution;Investment;Saving另见工业革命，投资，储蓄

Economic history经济史，30n.， 224n.， 652-649

Economic man. See Homo oeconomicus经济人，参见同质经济人

Economic vs.real man经济的或真实的人，62-64， 651

Economic measurement: see Mathematical/quantitative economics； Measurement; Statitics;经济度量，参见数理/数量经济学，度量，统计学

Economic problem(scarcity)经济问题（稀缺性），207， 235-236， 528

Economics经济学，867-880， 881-885

defined定义，10, 199, 207, 224n,， 266， 386, 396

denial of否认，4, 7, 21, 234-236, 647

education and教育，876-878

epistemology and认识论，4, 3071

forecasting and预见，117-118， 870-872

freedom and自由，879-880

human life/action and人（的）类生活/行动，881-885

market society and市场社会，232， 688

mathematical/quantitative数理的/数量的，710-715

methodology (procedure) of方法论（程序），64-69

probability and或然性，106-115

public opinion and公共舆论，541, 863-864

reason and理性，89-91

religion and宗教，69-70

science of科学，410， 232-237

theory of理论，710， 874

ultimate ends and终极目的，21， 95

value free非价值的，10， 21-22

value judgment and价值判断，10, 21, 297， 359, 883-885

See also Action;human; market/market process另见行动，人类，市场/市场过程

Eddington, Arthur Stanley阿瑟·斯坦利·埃丁顿，57n.， 210 n.

Ego绝对（纯粹）的我（自我），11, 23-27, 44

Ehrlich, Paul保罗·埃尔利希，704

Enstein, Albert爱伯特·爱因斯坦，39, 102 n.

Elasticity of demand需求弹性，56, 352

Elections选举，652 n.

See also Voting另见投票

Ellis, Howard霍华德·埃利斯，409 n.

Ely, Richard T.理查德·伊利，359 n., 526 n., 741 n.

Empathy vs.understanding神入，理解，50, 87

Empiricism经验主义，32, 68

See also Nature/physical science另见自然/物理科学

End,absolute (destiny)目的，绝对（不可抗拒）的，28-29

Ends and means目的和手段，92-94， 279

See also Action;human;cooperation另见行动，人（类），合作

Engels, Frederick恩格斯，591 n., 604 n.

Marx/marxism马克思/马克思主义

England. See Great Britain英格兰，参见大不列颠

Englis, Karel卡雷尔·英格利希，25 n.

Enlightenment, Age of启蒙，年代，238

Entrepreneurs/promoters: activities of 企业家/创始（促进者）者：活动，226, 229， 248

credit expansion and信用扩张，553-554

defined定义，61， 289-301

evenly rotating economy and稳态循环经济，248-249

interest and利率，539-541

monopoly and垄断，360

profit/losses and利润/亏损，289-303, 378， 746 n.

stationary economy静态经济，255-256

See also consumers; market economy/process; prices/pricing; profit/losses另见消费者，市场经济/过程，价格（物价）/定价，利润/亏损

Environment and inheritance环境和遗存物，46

Envy嫉妒，90

Epicureanism享乐主义，15, 147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认识论问题，1， 4, 30-71

Equality under law  法律下的平等，842

See also Government; Inequality； Justice另见政府，不平等，公平

Equations of exchange交换方程，357, 396, 399, 413， 427

See also mathematical/quantitative economics另见数理/数量经济学

Equilibrium均衡，247, 329， 377, 414, 710

See also mathematical/quantitative economics另见娄理/数量经济学

Error, fight against错误，反对，184-187

Espinas, Alfred阿尔弗雷德·埃斯皮那斯，3 n.

Ethics.See Morality伦理学，参见道德

Ethnologists民族学家，84

Eudaemonism幸福论，15, 21

Evenly rotating economy（imaginary construction）稳态循环经济（假构）

defined定义，246-250

interest and利息，526, 534, 538

land and土地，643 n.

money and货币，414， 416

prices and价格（物价），329, 354, 378, 637， 711

state of rest and静止状态，244-250

Evolution:biological进化：生物，192

logic and逻辑（学），3337

Exchange:autistic交换：自闭（自给自足）的，194-195

Exchange，direct (barter)交换，直接（易货）的，201-202

Exchange,indirect.See Money交换，间接的，参见货币

Exchange,interpersonal交换，国际的，92-98

See also Action,human另见行动，人类

Experience,historical (empirical)date经验，历史（经验的）的基据，30-32， 58-59

External costs/economies外部成本/经济，654-661

External drain, money and外流，货币，440， 459， 462, 476, 571, 797

F

Fabianism, British费边主义，英国，761

Factors of production (goods of higher orders)生产要素（高阶商品），93-94

original (nonhuman) fators原始（非人为）要素，635-645

unemployed (unused capacity) in a boom经济崩溃期的弃用能力，578-580

See also capital goods;goods另见资本商品，物品

Factory system,  see also Industry Revolution; Technology生产体系，620，另见工业革命，技术

Fairchild, Fred Rogers费尔柴尔德，816 n.

Fascism法西斯主义，817

Federal Reserve Act of 19131913联邦储备法，568

Ferguson, Adam亚当·弗格森，197 n.

Fetter, Frank Albert费特，262 n., 271 n.， 489, 635 n.

Feudalism封建主义，821, 838

Feuerbach, Ludwig费尔巴哈，15

Fichte, Johann费希特，721

Fiduciary media. See also Money信用媒介，另见货币，433

Final causes. See also Teleology终极原因，另见目的论

Final state of rest最终静止状态，245

Fisher, Irving费雪，204, 220, 442-443, 489， 543 n.

Flaubert, Gustave福楼拜，267 n.

Flexible (gold exchange) standard浮动(金属货币交换)标准，787-789, 790-792

Flight into real goods/values真实商品/价值流失，427， 436

See also inflation/inflationism另见通货膨胀主义

Foch, Ferdinand福煦，512

Forecasting: business预测：商业，633, 870-872

entrepreneur and企业家，307, 337, 872

uncertainty and不确定性，105-106

Foreign aid对外援助，496

Foreign exchange: balance of payments and对外交换：收支平衡，452-458

bilateral exchange agreements双边贸易协定，800-803

equalization accounts平衡账户，461, 787

external drain and外流，440, 439, 462， 476, 571, 797

purchasing power and购买力，455

speculation投机，457

Trade and贸易，452-458

See also Money;Trade; Domestic and foreign另见货币，贸易，国内和国外

Foreign investments对外投资，496-498， 500-503

Foreign trade. See Trade; Domestic and foreign外贸，参见国内外贸易

Fourier, Charles傅立叶，夏尔，71 n., 137, 239

Franklin, Benjamin富兰克林，本杰明，78 n.

Free banking自由银行，443, 444-448

Free trade. See Trade; Domestic and foreign 自由贸易，参见国内外贸易

Free will自由意志，46

Freedom自由，279, 283， 729, 730

competition and竞争，274-276

foes of对手，敌手，268

French Revolution法国革命，286 n.

Freud, Sigmund弗洛伊德，35

Frictional unemployment摩擦性失业，660

Führer (leadership) princple（德）独裁（领袖）原则，695， 769

See also Dictatorship另见独裁政治

Fullarton, Principle of富拉顿原则，444

Future. See Change; Economic calculation; Speculation; uncertainty未来： 参见变化，经济计算，投机，不确定性

G

Galileo, Galilei伽利略，41, 186

Gambling博彩，106， 108, 112, 115-116

Games博弈（游戏），116

Garbo, Greta嘉褒，624

Genius天才，89, 139-140， 240 n., 267, 314， 661

German Reichsbank德国国家银行，552, 570

Germany: cartels and德国：卡特尔，366

money货币，428， 570

Nazism and纳粹主义，76, 187, 268 n., 702

pattern of socialism社会主义模式，474, 691, 717-718

Volkswirtschaft (national economy)国民经济，323-326， 399

Gesell, silvio西尔雅奥·格塞尔，793

Gestatpsychologie哥式塔（形态）心理学，45-46, 145

Giddings, Franklin Henry吉丁斯，144 n.

God/Creator上帝/创造者，1， 69， 71

Godwin, William高德温，71 n

Goethe, Johann Wolfgang歌德，230

Gold金

exchange (flexible) standard弹性的汇兑标准，460-462, 786-789

export/import points出口（进口）均衡点，453-453

paradox(gold vs. iron)矛盾（金或铁），64， 121

price＄35（19341972）价格（物价）＄35（193472），478

production生产，414-415

standard标准，428-430， 459

See also Money另见货币

Good will商誉，379-383

Goods: consumers商品：消费性的，93-94, 128, 333, 490

economic经济的，93

free免费的，93

knowledge (recipes,formulae,etc.)知识（处方、公式等），128， 364

law of returns and报酬律，127-131

nonmaterial (services)非物质（服务），94， 140-142

orders of阶，93-94

See also capital goods另见资本商品

Gordon, Manya戈登，648 n.

Gossen, Hermann Heinrich哥森，124, 334， 701

Government: autocratic政府，独裁的，651, 690

bureaucratic management官僚科层制管理，308

coercion强制，71, 149, 188, 285. 719, 722

confiscation and redistribution没收和再分配，804-811

corruption and腐败，734-736

debt/bonds/lending债务/债券/借贷，225-228

democratic,majority rule民主的，多数法则，76

laissez faire vs. planning自由放任或计划，730-732

liberalism and自由主义，149, 284, 324, 723

licensing and许可，369

market and市场，716-736, 758-762

money and货币，780-830

necessity for必要性，719

See also Intervention; monopoly;socialism; totalitarianism另见干预，垄断，社会主义，极权主义

Great Britain: banking laws of大不列颠：金融法，442

capitalism in资本主义，622

corn laws谷物法，81

Currency School and通货学派，203, 571

deflation通货紧缩，567

economists经济学家，496 n.

Fabianism of费边主义，761

free trade自由贸易，80-84

gold standard金本位，472

monetary crises货币危机，784

Peels Act (1849)皮尔法案，571

planning and socialism计划与社会主义，816

Speenhamland system and斯品汉姆兰制度，602 n.

Gregory, T. E.格雷戈里，472 n.

Greidanus, Tjardus格雷登努斯，430 n.

Greshams Law格雷欣法则，470, 472, 760

operation of执行，435 n., 781-783, 786

Grillparzer, Franz格里尔帕策，139

Grotius, Hugo格劳秀斯，821

Guild socialism and corporativism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816-820

H

Haberler, Gottfried哈勃勒，554 n., 795 n.

Hahn, Albert哈恩，777 n.

Haller, Karl Ludwig哈勒，864

Hammond, John Lawrence and Barbara哈蒙德，劳伦斯和芭芭拉，618 n., 621

Hampered market economy受羁束的市场经济，716-861

See also Intervention; Government;market另见干预“政府”；“市场”

Haney, Lewis Henry黑尼，637 n.

Hanson, Alvin Harvey汉森，730 n.

Happiness幸福，1415

Harmony and conflict of interests利益的和谐与冲突，664-688, 725-729

Hayek, Friedrich August哈耶克，277 n., 278 n.， 398 n., 496 n., 528 n., 580 n., 7pe n., 715 n., 773 n., 848 n.

Hazlitt, Henry哈兹里特，659 n., 777 n.

Heckscher, Eli Filip赫克谢尔，664 n.

Hedonism快乐主义，享乐主义，15, 21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See also Marx,Karl黑格尔，另见卡尔·马克思，72, 74, 80

Hegemonic（command）bonds羁权（指挥）约束，195-198, 283, 500

Heraclitus赫拉克里特，173

Herzfeld, Marianne赫次菲尔德，466 n.

Heteronomous ethics他律伦理学，15, 148

Historical School历史学派，201 n., 205, 267， 647, 701, 761

Historicism历史主义，46, 267

History历史，4764， 862-864

capitalism资本主义，9, 264-269, 498, 616

ideal types and理想的类型，5964

ideas and理念，83， 863

inflationist view of通货膨胀主义者观点，466-471

judgments of relevance相关因素评价，57-58

natural and human自然的和人文的，58-59

private property私有财产，264, 683

origin of socialist idea and社会主义理念的起源，689-693

praxeology and人的行动学，28， 30-32， 59

understanding and理解，50-51， 51-58

value free无价值判断，47-51

war,conquest and战争，征服，649-651

Hitler, Adolf希特勒，76, 83, 649, 800 n.

Hoarding储藏，381 n., 402-403, 521-523

Hoff, T. J. B.霍夫，709 n.

Hogben, Lancelot霍格本，77 n.

Hohenzollern霍亨索伦，323, 367

Holism有机组织论，1， 145-157

Homme moyen霍姆，651

Homo agens有行为能力的人，14

Homo oeconomicus经济人，62-64， 240， 651

Homo sapiens作为高级动物的人，14， 25， 33

Hot money热门货币（外流游资），464-466

Human action:economics and人的行动：经济学的，110， 22-23

See also Action;human; Conscious/purposive behavior; Cooperation;Interconnectedness; Market economy/process另见行动，人类，有意的/有目的行为，合作，互联关系，市场经济/过程

Hume. David休谟，3, 73, 147, 203, 416-419， 666

Husserl, Edmund胡塞尔，100 n.

Hutt， William Harold哈特，594 n., spe n.， 770 n.

I

Id同上（左），12， 882

Ideal types观念的类型，5962， 251-255

Ideas:innovation/invention理念，知识：革新/发明，139-140， 314

role of作用（角色），177-194

Ideology: influence of意识形态：影响，648

realpolitik and现实政治，189

traditionalism and传统主义，191

world view and世界观，178-187, 192

See also Ideas;marx;Might;Polylogism另见理念，马克思，强权，多元逻辑论

Idle resources (unsued capacity)， see Malinvestment闲置资源（弃用能力），参见不良投资

Imaginary constructions假构，201-205， 236， 256

autistic (isolated/selfcontained)自给自足的（孤立/自足的），205

evenly rotating economy稳态循环经济，244-255， 239

money and货币，201

socialism and社会主义，689-697

socialist society and社会主义社会，689-697

state of rest and静态，244-250

stationary economy and静态经济，250, 255， 294

Imputation, physical派算（分摊），物质的，494

Income: capital and收入：资本，260-261， 300， 485

distribution and分配，254n.

inequality of wealth and财富的不平等，287-229

national国民（家）的，217, 294 n.

prices and价格（物价），393-394

unearned不劳而获的，300

Index numbers. See also Measurement指数，另见计量，220-223, 443

Indirect exchange. See also Money间接交易，另见货币，65, 202, 398-478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vs.个人主义：集体主义，152， 730-732

methodological方法论的，41-43

ruggged彻底的，284 726

Individuals:change and个人主义：变化，46-47

freedom and自由，279-287

market and市场，315-319

society and社会，143， 165-166, 178-179

See also Action,human,cooperation另见行动，人类，合作

Industrial Revolution工业革命，8, 609, 618-623

See also Economic development/progress另见经济发展/进步

Inequality平等，89, 134， 158, 174-178

wealth,income and财富，收入，287-289

See also cooperation另见合作

Ricardian Law of association李嘉图协作法则

equality under law法律的平等

Infant industries幼稚工业，509-510

Inflation/ Inflationism,course of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主义之因，427-428

credit expansion and信用扩张，570

debt abatement/aggravation and债务贬值/增殖，783-785

defined定义，422-424

effects of效果，408-409, 826

exchange rate and交换率，457-458

Germany and德国，552， 570

Interest rate and利率，550-560

See also Money另见货币

Inflationist view on history通货膨胀主义者的历史观，466-467

Insecurity不安定，851853

Institutionalism制度主义，4， 205， 647

Instincts and impulses本能和冲动，15-17, 27-28, 170

Insurance保险，109, 112 n.

Interconnectedness (concatenation) of the market市场的互联（联结），2， 231

Interest rate,theory of利率，理论，524

computation of计算，536-537

credit expansion and trade cycle信用扩张和商业周期，538-586

defined定义，527

deflation, credit contraction and通货紧缩，信用收缩，566-571

depressions,totalitarianism and衰退，极权主义，565-566

entrepreneur and企业家，539-541

gross market全市场，539-545

inflation通货膨胀，570

market and 市场，539-570， 575-586

money relation and货币关系

originary原始的，526-532

price premium and价格（物价）贴水，541-545

See also Time preference另见时间偏好

Interests:harmony and conflicts of利益，和谐与冲突，664-688， 725-730

“rightly understood”“正确理解的”，673-682

short run vs.long run短期，长期，82， 296

vested既得的，268, 276, 337, 852

Intergovernmental commodity control agreement政府间物流控制协议，368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国际金融合作，475-47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78， 79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国际组织，368, 687-688, 821

International trade:balance of payment国际贸易，451， 478

bilateral exchange agreement双边贸易协定，800-803

capital market资本市场，500-503

money,foreign exchange and货币，外贸，448

See also foreign exchange另见外贸

trade;domestic and foreign贸易，国内，国外

protectionism保护主义

Intervention,governmental:consumption and干预，政府：消费，732-734

corruption腐败，734-736

crisis of危机，855-861

labor,wages and劳动，工资，615

market and市场，716-861

money,banking and货币，金融，376-378

new Deal and新政，315

prices and价格（物价），357-379

Savings,private property and储蓄，私有财产，855-858

See also Taxation另见税收

Intolerance宽容，148

Investments:convertibility/inconvertible and投资：可转换/不可转换，346

foreign外国的，496-498, 500-502, 508， 513

speculation and.投机，517

See also malinvestment;savings另见不良投资，储蓄

Investor, mobility of投资者，流动性，517-520

Iron law of wages工资铁律，20 n., 604, 667， 746

Irrationality:不合理性，19-22， 89, 102, 103， 884

See also rationality;Ultimate given;Value/values另见合理性、极据、价值、评价

J

James, William詹姆斯，156

Jefferson,Thomas杰斐逊，61-62

Jevons, William Stanley杰文斯，121, 482， 488, 497 n.

Just price公平价格（物价），727, 728

Justice公正，147，720-721，724-730

See also Morality/ethics； Social justice/reform另见道德律/伦理学、社会公正/改革

K

Kant,Emanuel康德，37

Kaufmann, Felix考夫曼，39n., 103n.

Kautsky, Karl考茨基，137

Kempis, Thomas a肯皮斯，216

Kepler, Johannes开普勒，59

Keynes, John Maynard:money, gold standard凯恩斯:货币，金本位，471

inflation通货膨胀，467, 470, 793

unemployment,labor and失业，劳动，549 n.

spending支出，432, 744, 850

Knight, Frank Hyneman奈特，66 n., 292 n.， 492 n.

Knowledge,pursuit知识，探求，5, 32, 84, 206, 587

Ku Klux Klan.三K党，779

L

Labor:劳动，131-138， 141-142

Backward countries后进国家，609

child儿童，614, 616, 620, 747

defined定义，588

disutility of负效用，65， 131-137, 236, 387, 611-617

division of, cooperation and分工，合作，157-165

entrepreneurs and企业家，289-300

extroversive外向性，587-588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and政府干预，315-319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国际分工，377, 627， 828, 831

introversive内向性，137-138

Marxian theory of马克思理论，602-608

Migration/mobility of迁徙/流动，135n.

production and生产，592-598

reason and理性，理由，131

slave奴隶，628-634

socialism and社会主义，137, 678

strikes罢工，779

subsistence and生存，生计，487

syndicalism and工团主义，812-816

unemployment失业，770-773, 792-793, 815

unions and工会（联），376-377

wages and工资，608, 770-773， 789

work and wages and工作和工资，592-598, 620, 624， 676

worker,defined工人，254

Laissez faire: Industrial Revolution自由放任：工业革命，618

meaning of含义，730-732

peace and和平，824, 828

productive forces and生产力，9, 840

standard of living生活水准，620， 748

technology and技术，620

Land: capital accounting and土地：资本核算，262-263

conservation and保持，656-658

external costs/economies and外部成本/经济，654

myth of the soil土壤神话，644-645

owner/ownership of所有者/所有权，312

prices and价格（物价），393， 525， 624, 637, 643-644

reform改革，805

rent,theory of租，理论，524525， 635-637

submarginal边际下的，640-642

tax税，739

time and时间，637-640

See also Factors of production,original另见生产要素，原始的

Property财产权

Landauer, Carl.朗道尔，卡尔，703 n.

Lange，Oskar兰格，奥斯卡，706 n.

Langlois, Charles Victor朗格卢瓦，50 n.

Laski, Harold拉斯基，731

Lassalle, Ferdinand拉萨尔，846 n., 830

Latin Monetary Union拉丁货币联盟，472

Laum, Bernard劳姆，267 n.

Lavoisier, Antoine Laurent拉瓦锡，186

Laws of: association(Ricardian)法则：协作（李嘉图），159-164， 168, 175

comparative cost and比较成本，159-164

marginal utility边际效用，119-127, 635

population (Malthusian)人口（马尔萨斯），20n., 129, 175

praxeology人的行动学，761-762

price价格（物价），331-339

regularity (Gregory King)规律（格雷戈里），231

returns报酬，127， 31, 341-350, 667

See also Greshams Law另见格雷欧法则

market economy/process市场经济/过程

League of Nations国际联盟，686, 687, 688

Legal tender法偿货币，435 n., 448, 450, 472， 780, 783-785

See also money,kind of另见货币种类

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莱布尼兹，13 n.

Lendlease平等租借交换，477

Lenin, Nikolai列宁，76, 83, 649 859

Lerner, Abba勒纳，807 n.

“Level of prices”价格（物价）水平，222， 398-399， 413

LevyBruhl, Lucien莱维布吕尔，3637

Liberalism: banking and自由主义，金融，443-444

defined定义，146-147

economic improvement and经济进步，9， 153-155

freedom and自由，284-287

philosophy of哲学，689, 841

praxeology and人的行动学，153-155

religion and宗教，147-148， 155-157, 281-287

social cooperation and社会合作，145-153

See also Laissez faire另见自由放任

Licenses许可（证），369, 662-663

Lincoln,Abraham林肯，55

List Frederick李斯特，80

Loans: market借贷：市场，527, 545-548， 574, 579

Locke, John洛克，13 n.

Logic逻辑，25, 33-38, 74, 84, 99, 184-185

Logical positivists逻辑实证主义，703 n.

Lorenz, Max Otto洛伦茨，526 n., 74t n.

Losses. see profits/losses亏损，参见利润/亏损

Lozovsky, A.洛佐渥斯基，771 n.

Lutz, Harley卢茨，739 n.

Lysenko, Trofim Denisovich.李森科，449 n.

M

Machlup, Fritz.马赫鲁普，520 n., 573 n., 796 n.

MacIver, Robert Morrison麦克爱佛，144 n.

Maistre, Joseph梅斯特里，864

Majority rule多数人规则，76, 149, 153, 193, 652 n.

See also Democracy，political另见民主，政治

Minority rule少数人规则

Malinvestment不良投资，394, 559-561, 564, 584

See also Credit expansion； Economic booms/busts另见信用扩张，经济泡沫/崩溃

Malthus, Thomas Robert马尔萨斯，668

Malthusian law of population马尔萨斯人口法则，20 n.， 129, 175

Man: acting人：行动的，1129

Economic经济的，62

primitive原始的，33, 3638， 146， 602

See also Action, human；inequality另见行动，人（类）；不平等

Management,bureaucratic管理，官僚的或科层的，303-311， 707-711， 814

See also economic calculation另见经济计算

Profit/loss利润/亏损

Manchesterism曼切斯特学派，723, 823, 828, 831

Mangoldt, Hans Karl Emil曼戈尔德，291 n.

Marginal productivity边际生产率，296-298， 597-598

See also compitition； Price/pricing;Profit/loss另见竞争，价格（物价）/定价、利润/亏损

Marginal utility边际效用，119-127, 404, 448, 635

See also value/values另见价值/评价

Market economy/process市场经济/过程，232-256， 257-326

autonomy of自治的，758

capitalism and资本主义，264-270

case against反对的理由，833-835

catallactics and交换学，232-686

chang,adjustment to变化，调整，117， 311-315

consumers and消费者，269-272, 331, 393, 735

inequality and不平等，840-851

private property and私有权，650-651

production and生产，257-259

trade cycle and商业周期（循环），575-578

war and战争，825-828

welfare principle and福利原则，833-854

See also cooperation; money； Price/pricing;Profit/loss；value/values另见合作、货币、价格（物价）/定价、利润/亏损、价值/评价

Marshall, Alfred马歇尔（英），388 n.

Marshall, John马歇尔（美），739

Marx, Karl,ideas of (marxism)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观念

“anarchy of production”“生产的无政府状态”，582

capitalism and资本主义，152， 265

class interests阶级利益，674-675

communism and共产主义，648 n.

economic crises,inherent in capitalism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所固有，582

exploitation doctrine剥削理论，301

doctrine of, ideology意识形态学说，74, 7784， 693-695

labor,wages劳动，工资，604 n., 606 n., 607， 865

polylogism多元逻辑主义，75， 84, 693

production and生产，142

production for use/profits为使用（利润）的生产，299

proletarians and无产阶级，74， 83

property and产权，267

reason attacked反理性的，5， 7289

religion, opium of the masses宗教，大众的鸦片，82

socialism社会主义，259, 265, 267. 675n., 693-695

Mass production大量生产，387, 590, 620

Materialism vs. higher values物质主义，更高价值，17, 23-27， 154

Mathematical/quantitative economics数理/计量经济学

differential equations微分方程，354， 357

equations of exchange等量交换，250

equilibrium均衡，250

method of方法，118， 250

“velocity of circulation”“周转速度”，399

See also Measurement;Statistics另见度量、统计学

Maupassant, Guy de莫泊桑，267 n.

Maximization of profits利润最大化，128, 239-243

Maxwell, James Clark麦克斯韦，77

McDougall, William麦克杜格尔，16 n.

Means and ends of action. See Ends and means行为的手段和目的，参见目的和手段

Measurement,economic度量，经济的，55-56

national income/wealth国民收入/财富，217

See also Mathematical/quantitative economics另见数量/计量经济学

statistics统计（学）

Media of exchange交换媒介，40, 208, 398， 401， 462-466, 780

See also money另见货币

Meliorism（世界改善）可能论，191193, 693-694

Menger, Carl门格尔，121, 123, 334, 405-408

Mercantilism重商主义，53, 452, 456, 664

Metaphors,use of隐喻，暗喻，117, 272-273, 460, 730-731

Metaphysics形而上学，17, 25, 31, 32, 145-153

Methodenstreit (struggle over method)方法论之争，4

Methodology:dualism方法论：多元主义，18

economic经济的，47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41-43

monism一元论，17

singularism个体主义，44-46

Meyers, Albert迈耶，651 n.

Meyerson, Emile迈耶松，38 n.

Middleoftheroad policy中间道路政策，732, 859

See also welfare principle另见福利原则

Might权力，187-191, 648

See also ideology另见意识形态

Mill, John Stuart穆勒，107, 203, 416-419， 496 n.

Minority role少数人规则，190, 191 n.

See also majority rule另见多数人规则

Mises, Ludwig米塞斯，16n., 29n., 187n.， 204 n., 264 n.

Mitchell. Billy米切尔，B，512

Mitchell, Magaret米切尔，M，630 n.

Mixed economy,impossibility of混合经济，不可能性，258-259, 716, 723

See also hampered market economy另见受羁束的市场经济

intervention干预

middleoftheroad policy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政策

Mobility/migration of workers工人的流动/迁徙，135n.， 377

Mobility of investments投资的流动，498， 502

Moloch摩洛（神），160, 724

Monetary calculation货币计算，229-231, 398 n.， 424426

See also capital accounting另见资本核算

economic calculation经济计算

Monetary cranks货币奇人，186

Monetary or circulation credit theory of the trade cycle商业周期的货币或循环信用理论，203, 434， 571-575

See cycle theories参见周期理论

Monetary standards:货币本位

bimetallic/double/alternating复本位/双重本位/替换本位，781-782

de facto事实上的，472

de jure法理上的，783

flexible/gold exchange可浮动的/金的兑换，786789， 790

gold金，471-476

monometallic单本位的，472

Money (indirect exchange)货币（间接交换），65-66， 202

capital and资本，520-523

cash holding现金储存，402-404

currency and credit manipulation通货和信用操纵，780-883

defined定义，202, 208, 398, 401

demand for需求，401-408

devaluation贬值，465

(Swiss， 1936)（瑞士， 1936），466

(British， 1939)（英国， 1939），783-785

(Keynes and),driving force of（凯恩斯），驱动力，416-419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经济计算，214, 223

government and政府，412-414

hoards储蓄（备），402

interlocal exchange rates地区间汇率，452-458

origin of起源，405-408

purchasing power and购买力，220-221

quantity theory of数量理论，38， 231

regression theorem回溯定理，409-410, 425, 610

supply供给，225， 401-408, 434, 554, 574

See also inflation/inflationism另见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主义

Money, kinds of banknote货币种类：钞票，438-440

certificate凭证，433

checkbook支票，445-446

commodity商品，428-429

credit信用，429

defined定义，202

fiat法币，429

fiduciary media（信用）纸币，433

gold/specie/bullion金/硬币/锭（条）

export/import出口（输出）/进口（输入），448-458

hot热币，464-466

legal tender法偿，453n.

neutral,inconceivability of中性（立），不可想像的，202

paper票据，422

precious metals (gold/silver)贵金属（金/银），428

secondary media of exchange第二交换媒介，462-466

substitutes替代物，432-434

token coins代币，433

See also credit expansion

Monopoly: agriculture and垄断：农业，361, 369

Cartels卡特尔，365-368

copyrights版权，385-386， 661-662， 680-681

defined定义，277-278

demand and需求，383-384

entrepreneurs and企业家，360

failure失效（败），371-373

gain vs.entrepreneurs profit收入（收益），企业家利润，360, 372, 378

government and政府，412-414

incomplete不完全，362-363

licenses许可（证），369, 662-663

limitedspace有限空间，375

margin边际（缘），365, 369-370, 373

patents专利，364-366, 385-386, 510-512, 661-662

prices价格（物价），278, 357-379， 384-387, 397, 680, 766-767

worldwide socialism泛世社会主义，277

See also competition另见竞争

Montaigne, Michel蒙田，664, 687

Morality/ethics:human action and道德/伦理：人类行为，13-15， 95

inequality and不平等，840-847

profit and利润，299

righteousness,justice and正当，正义，147， 724

social cooperation and社会合作，146

See also God/Creator;Religion; Social Justice/reform另见上帝/造物主、宗教、社会正义/改革

Morgenstern, Oskar摩根斯顿，116 n.

Mugge,M.A.马格，139n.

Mussolini, Benito墨索里尼，83, 649, 818 n.

Mysticism神秘主义，80, 166

N

Nagel, Ernest内格尔，647 n.

Napoleon I.拿破仑，512

Narcotics麻醉剂，733

National debt国债，847-849

See also government另见政府

National/social income/wealth国民（社会）收入（财富），217, 294 n.

National sovereignty国家主权，685-687

Nationalism: economic国家主义：经济的，183， 685-686， 755, 823-825

See also interventionism另见干预主义

mercantilism;Nazism重商主义、纳粹主义

Natural resources自然资源，135 n., 386, 369， 657, 685

Natural/physical sciences自然（物理）科学，59, 174-176, 206， 638

Natural rights自然权利，175， 285

Nature,natural law自然，自然法，13， 174， 176， 762， 824

Needs/vlues, scale of需要/价值，范围，96-97

Neumann, John纽曼，116 n.

Neurath, Otto诺依拉特，703 n

New Deal新政，387， 368, 819

Newton,Isaac牛顿，37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尼采，139， 172

Nonmarket price,chimera of非市场价格（物价），妄想，395-397

O

Offspring, limitation of果实，有限，667-672

Oligopoly寡头垄断，363-364

Omniscience and omnipotence全知和全能，7, 69， 70

Oncken, August欧肯，664 n.

Orginary interest原始利率，526-532

Overconsumption过度消费，575

See also Malinvestment另见不良投资

Overinvestment过度投资，559-561

See also Malinvestment另见不良投资

P

Palmer, Robert帕尔默，823 n.

Panics. See Trade cycle（经济）恐慌，参见商业周期

Papi, Ugo帕皮，818 n.

Paradox of value价值矛盾，64， 121

See also value/values另见价值/评价

Paraguay巴拉圭，835

Pareto, Vilfredo帕累托，701, 715 n.

Pascal, Blaise帕斯卡尔，106

Passfield, Lady帕斯菲尔德（女士）

See Webb, Beatrice参见韦伯，比阿特丽斯

Past, influence of过去，影响，100-101

Patents专利，364-366, 385-866, 510-512， 661-662, 680-681

Paul,Tsar of Russia保罗，俄国沙皇，115

Peace和平，280

See also cooperation另见合作

Liberalism;war自由主义、战争

Peter Ⅲ, Tsar of Russia彼德三世，俄国沙皇，115

Petro, Sylvester彼德罗，778 n.

Physical science see Natural sciences物理学参见自然科学

Pierson, Nikolaas Gerard皮尔森，701

Pigou, Arthur Cecil庇古，848 n.

Plain state of rest静止的平稳状态，244-245

Planning:economic计划：经济的，258-259

bureaucracy and官僚的，308-311

welfare priciple and福利原则，833-854

See also Dictatorship;intervention另见独裁制、干预主义

socialism;totalitarianism社会主义、极权主义

Poincare, Henri普恩加来，39 n.

Political programs政治计划，182-183

Polylogism多元逻辑论，5, 6, 7, 75-79

Pompadour,Madame蓬巴杜夫人，654

Population人口，20 n., 129, 175

Positivism实证主义，4, 18, 26, 31, 56

Ponnd,Roscoe庞德，778n.

Poverty贫困，241, 603, 674, 835-840

Power: ideology and权力：意识形态，189-191

Market and市场，279-289

Pragmatism实用主义，24, 32, 126 n.

Praxeology: apriorism and人的行动学：先验论，32-36

attack upon攻击，57

definition定义，3, 7, 12, 21， 28-29, 32

economics and经济学，13, 92, 95, 500, 883

freedom and自由，279-287

history and历史，28, 30-32， 100

human action and人的行动，34-41

laws of法律，279, 761

liberalism and自由主义，153-155

method of方法，236

objective of对象，客体，185

polylogism and多元逻辑论，76-84

prediction of预言（测），117-118

psychology and心理学，12, 123-127， 486-488

time and时间，64-65

Precapitalistic era前资本主义时代，620

see also Feudalism另见封建主义

Predetermined, natural, harmony, doctrine of先决的，自然的，和谐学说，239

Prediction: business forecasting预测：商业预测，870-872

economic经济的，105, 117, 336, 653, 853, 867

entrepreneurial企业家，307

praxeological人的行动学的，117-118

See also economic calculation;uncertainty另见经济计算、不确定性

Present, past and future现在，过去，未来，100-101

Pressure groups压力集团，269, 318-319, 859， 869-870, 874

See also interests;vested； Intervention;privileges另见利益、既得的、干预、特权

Price controls价格（物价）控制，395-397

Prices/pricing价格（物价）/定价，327-329

appraisement估价，331-333

barter and易货交易，201-206

change and变化，217-219

competition and竞争，357, 359

costs accounting and成本核算，212-214

cost and成本，97-98

discrimination歧视，330 n., 388-391

entrepreneurs and企业家，296-297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生产要素，333-339

final (hypothetical)最后（假设的），245-246

good will商誉，379-383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and政府干预，744-748

income收入，393-394

inflation,credit expansion and通货膨胀，信用扩张，411-416

interconnectedness and互联关系，391-392

just公平，726, 727

level (inappropriate term)水平（不妥用词），222, 398-399, 413

money relation and货币关系，411-416

monopoly垄断，278, 357-379, 3887, 397, 680， 766-767

nonmarket非市场的，395-397

premium贴水，431, 469， 541-545, 548, 551-552

production生产，338, 394-395, 636

profits and利润，9798

purchasing power and购买力，424-428

static or equilibrium（imaginary constructs）静态或均衡（假构），329-331，350-357，652

statistics and统计学，329-331

See also consumers;sovereignty of另见消费者、主权

labor;wages and劳动，工资

market economy/process市场经济/过程

value/values“价值/评价”，97, 201

Primitive man原始人，3637, 146, 602

Private property私有权，264, 311312, 655-656, 682-684, 724

Privileges/pressure groups特权/压力集团，268-269， 662-663

See also producers policy； Protectionism另见生产者政策、保护主义

Probability: case或然性：案由，106-115

Producers goods,See capital goods生产（性）商品，参见资本品

factors of producion生产要素

Production: anarchy of生产：无政府，239, 254， 582

capital goods资本品，259-264

cost accounting成本核算，303-308

defined定义，140142

entrepreneurs and企业家，296-297

government inteference and政府干预，743-757

government ownership of政府所有权，743

interest rates and利率，545-570

land and土地，635-645

malinvestment and不良投资，575-580

money changes and货币变化，545-570

personal services and个人服务，140-142

prices and价格（物价），338, 394-395, 636

reason and理性，141-142

savings储蓄，260

spiritual/intellectual精神/智力，141-142

time时间，639-640

war战争，825

See also consumers;sovereignty of； cooperation;labor； market economy/process； profits/losses另见消费者、主权、合作、劳动、市场经济/过程、盈/亏

Profit sharing利润分享，815

Profits and losses: accounting盈/亏：核算，212， 705

condemnation of非难，300-301

entrepreneurial企业家的，289-303, 378, 396， 317

illusory/imaginative幻想/想像的，424-426

market and市场，664-666

money changes and货币变化，424-426

monopoly gain vs.垄断所得（收益），360-361

psychic心灵的，289

taxation and税收，241n.

war and战争，827

See entrepreneurs/promoters参见企业家/创始人

Progress: inflation not necessary 进步，不必要的通货膨胀，466-471

meliorism世界改善可能论，191-193

savings储蓄，294-300

trade cycle商业周期，575-580

See also economic development/progress； saving另见经济发展/进步、储蓄

Promoters: See entrepreneurs/promoters促进者，参见企业家/创始人

Propaganda: anticapitalist宣传：反资本主义，590

Business商业，320-322

Property:产权

government ownersip and operation of政府所有权及其运作，258-259

legal definition of法律定义，655-656， 682

private私有的，264, 311312, 655-656， 682-684, 724

right权利，654-661

social reform and社会改革，724-726

Protectionism保护主义，81， 315-317

Proudhon, Pierre Josepb蒲鲁东，186, 235

Psychiatry精神病学，185-187

Psychology praxeology and人的行动心理学，12, 123-127, 486-488

Public debt, see also government公债，225-228, 847-849

Public finance公共财政

See Spending, public, Taxation参见支出、公共、税收

Public opinion, economics and公共舆论，经济的，540， 863-864

See also anticapitalistic menality另见反资本主义心理

Public spending:contracyclical公共支出：反周期的，798-800

effect of效果，226-227

See also government; Taxation另见政府、税收

debt/bond/lending债务、债券、借贷

Public utilities公共设施，375-376

Public works公共工程，798

Purchasing power: changes购买力：变化

cash and goodsinduced现金和商品引起的，419-428, 431

foreign exchange and对外贸易，455

money relation货币关系，401-405

measurement of度量，220

regression theorem of萧条理论，610-611

Pythagoras毕达哥拉斯，38, 79

Q

Quantitative economics计量经济学，55-57, 118， 209, 350-352

Quasimarket准市场，705-707

Quasiprivileges准特权，662-663

See also privileges另见特权

R

Racism种族主义，6, 7S, 84-86, 89

Rae,John雷，496n.

Rappard, William E.拉帕德，687 n.

Rationality理性，19-22, 102-104

irrationality and非理性，19-22, 89, 102, 103, 884

liberalism自由主义，157

See also Action, human另见行动、人（类）

Rationing:配给

See also price controls另见价格（物价）控制

Reality，a priori and实在的，先验的，38-41

Reason: age of理性，推理：年代，69

aprioristic演绎的，先验的，38， 321

case for理由，89-91

human action and人的行动，18-19， 26-27

Marx and马克思，5

revolt against反对，攻击，72-91

Regression theorem 萧条理论，408-410

See also money另见货币

Regularity/interconnectedness规律性/互联关系，12， 47

Relevance: judgments of相关性：判断，50, 55, 57-58, 87

See also Valuations另见评价

Religion宗教，12， 69-71

conflicts among冲突，147-148, 156-157, 183-184

economics and经济学，280， 283, 287

just price doctrine公正价格（物价）理论，724-730

liberalism and自由主义，155-157, 281-287

Marxism and马克思主义，82

mysticism and神秘主义，37，166-169

primitive原始的，23-24， 69

protestantism保护主义，675n.

Roman Catholicism罗马天主教，675n.

See also cooperation;God/Creator另见合作，上帝/造物主

harmony of interests,morality利益和谐，道德

Rent租（金），524, 635-637， 765-767

Research,physical sciences vs.economics研究，物理学，经济学，867

Restriction: competition and限制：竞争，278-279, 376-377

economic system of经济体制（系），755-757

privilege of特权，749-755

price of价格（物价），744-748

See also government另见政府

intervention干预

Retrogression退步（化）

economic,vs.economic development经济，经济发展，191, 251, 298

Returns, law of报酬律，127-131, 341-350, 667

Revolution:革命，649

American美国，428

communist共产主义，736 n.

French法国，286n.;

Russian俄国，83， 88

See also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ason;revolt against另见工业革命，理性，反对

Ricardo, David:李嘉图，75, 79, 147, 175, 496 n., 604

money and货币，422

law of association/cooperation协（合）作法则，89， 159-164

rent租金，635-637, 640

the R. effect李嘉图效应，757 n., 773-776

trade and交换，666， 744

Righteousness:正当性：

See justice;morality参见公平、道德

Risktaking风险承担，809-811

See also gambling 另见博彩

probability;speculation概率、投机

uncertainty不确定性

Robbins, Lionel Charles罗宾斯，103 n., 532 n.

Robinson Crusoe economy鲁滨逊·克鲁索经济，205

Rome: fall of罗马之衰，767-769

Rostovtzeff (Rostovtsev), Mikhail Ivanovich罗斯托夫采夫，768 n.

Rougier, Louis鲁基埃，73 n.

Rousseau, Jean Jacques卢梭，165

Rugged individualism强健的个人主义，284， 726

Rumania， 19 century罗马尼亚， 19世纪，496

Ruml, Beardsley拉姆尔，572 n.

Ruskin, John罗斯金，649

Russia俄国，71n.， 85

economy of经济，259

laborers of劳工，679 n.

revolution革命，83

socialism社会主义，717

socialist experiment社会主义试验，264n.

technology of技术，5

See also economic calculation； marxism； socialism另见经济计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S

Salvioli, Guiseppe萨维利，631 n.

Samuelson, Paul Anthony萨谬尔森，793 n.

Santa Claus (welfare),fable圣克劳斯（福利），神话，744， 848

Santayana, George桑塔亚那，872 n.

Satisfaction of want. 欲望满足

See action,human； Value/values参见行动、人（类）、价值/评价

Saving储蓄，493503

abstinence and禁欲（酒），846n.

advantage of好处，490-492, 515-517， 844

capital goods资本品，260, 530, 534, 774， 775

forced强迫的，548-550, 556-558, 573， 846 n.

plain (rainyday)一般的（雨季），486， 491

See also investments;time preference另见投资、时间偏好

Scale of needs/values需求（评价）的范围，94-97

Schaflle, Albert舍夫勒，701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谢林，721

Scholasticism, medieval经院哲学，中世纪，721

Schopenhauer, Arthur叔本华，29

Schultz, Henry舒尔茨，352

Schumpeter, Joseph熊彼特，357, 530 n., 531

Schutz Alfred许茨，24 n., 100 n.

Sciences:economic vs. physical科学：经济的，物理的，78， 10

history and历史的，48

natural自然的，31, 59， 174-176, 206, 638, 668 n.

See also Action human； Economics; Research； Praxeology另见人（类）、经济学、研究、人的行动学

Seignobos, Charles塞格诺博斯，50 n.

Semantic,confusion语意的，混淆，269, 284, 361, 423, 842

Silver standard银本位，459, 471, 781-782

Sismondi, Jean Charies西斯蒙弟，268

Slaves/slavery/serfdom奴隶/奴隶制/农奴，196, 282, 629-634， 821， 839

Smith,Adam亚当·斯密，3， 147n.， 594

on money论货币，422, 786

Social cooperation 社会合作

See Cooperation参见合作

Social engineering社会工程，113

See also dictatorship; Planning另见独裁制、计划

Economic;totalitarianism经济的、极权主义

Socail justice/reform社会公正/改革，675, 724, 835-854

Social phenomenon社会现象，157, 275, 287

Socail sciences: 社会科学

See action,human参见行动，人（类）

Economics;praxeology经济学、人的行动学

Social security社会安定，617, 839, 847-848

Socialism,socialist society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259， 689

agrarian土地所有权，805

British英国，816

capitalism and资本主义，676-682, 691, 716

depressions under萧条，566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经济计算，698-715

German pattern of德国模式，323， 474, 691, 717-719, 758-759, 765

guild基尔特，816-817

historical origin of历史起源，689-693

Marxism and马克思主义，259, 265, 267， 675 n.

value theory and价值理论，6, 205-206

praxeological character of人的行动学特征，695-697

Russian pattern of俄国模式，717

Worldwide泛世的，277

See also Marxism另见马克思主义

Society社会，143-199

exchange交换，194-199

See also cooperation,social另见合作、社会的

Sociology社会学，30 n.

Sociology knowledge社会学知识，5, 84, 206, 587

Solon of Athens雅典的梭伦，540

Solvay, Ernest索尔维，186, 235

Sombart Werner桑巴特，197, 751 n., 841

Sophocles索福克勒斯，621

Sorel, Georges索雷尔，172, 659, 812

Sound money. See money, Purchasing power and健全的货币，参见货币、购买力

Sovereignty of consumers, See Consumers, sovereiguty of消费者主权，参见消费者，主权

Sovereignty of National国家主权，685-688

Sozialpolitik. See social engineering社会政治，参见社会工程

Spann, Othmar斯潘，683

Special interests. See interests; Vested;privileges特殊利益，参见利益、既得的、特权

Specialization, See labor,division of专业化，参见劳动、分工

Speculation投机，252-253

change and变化，652-654

socialism and社会主义，676

stock exchange and股票交易（所），517-520

uncertainty and不确定性，112, 250

See also action,human另见行动，人（类）

entrepreneurs/promoters企业家（创始人）/促进

Speenhamland system斯品汉姆兰制度，602 n.

Spencer, Herbert斯宾塞，197

Spengler, Oswald斯宾格勒，649

Spinoza, Benedictus斯宾若莎，5

Stabilization/security vs.change稳定化/安定，变化，219-228, 362

Stalin, Josef斯大林，83, 649

Standard of living生活水准，165-166， 602-605

State of rest静止状态，244-250

Static method see also equilibrium静态方法，248，另见均衡

Stationary economy静态经济，250-251, 255-256， 294

Statism国家统制，188, 692, 696, 721

Statistics统计学，30n.， 60

index numbers指数，220-223

prices and价格（物价），329-331, 350-352, 652

See also mathematical/quantitive economics另见数理、数量经济学

Statolatry中央政府集权论，148, 225, 831, 832

See also government;nationalism另见政府、民族主义

Stirner, Max斯特勒，151

Stock exchange:credit expansion and证券交易所：信用扩张，793-798

speculation and投机，517-520

Strigl, Richard斯特格尔，261 n., 646 n.

Subconscious vs.conscious潜意识，有意的，1113

Subjectivism主观主义，3, 21, 37, 64， 94, 242， 395

See also value/values另见价值、评价

Subsidies补贴，602 n., 659-661, 744， 745

See also Public spending另见公共支出

social engineering社会工程

Sulzbach, Walter苏兹巴赫，839 n.

Superiorty, racial优越，种族的，89

Sweden, prosperity瑞典，繁荣，800 n.

Switzerland: currency crisis (1936)瑞士：通货危机（1936），465-466

Government cereals monopoly政府的谷物垄断，391

Syndicalism工团主义，608， 812

T

Tariffs: cartels and关税：卡特尔，365-368， 745

effects of效果，744

infant industries and幼稚工业，509-510

monopoly prices and垄断价格（物价），365-368

See also protectionism另见保护主义

Taxation/taxes税收/课税，737-742

confiscatory没收，806-811

effects of效果，213

interference by干预，737-742, 804

land土地，739

neutral中立，737-738

progressive (ability to pay)进步（量能支付），738-739

total总合，739

See also government;public spending另见政府、公共支出

Technology: economic calculation and技术：经济计算，206-209

economics and经济学，394395

improvement in改进（改善），8, 394, 468， 507, 512, 620

influence of影响，206， 295, 507

investment and投资，295-297

labor and劳动，136-137

role of作用，93， 303

See also Industrial Revolution另见工业革命

Teleology, see also causality目的论，另见因果律，25-26

Temple, William坦普尔，675 n.

Theocracy神权政体，69, 151-157

Time时间，99-104

action行动，102-104, 479-523

capital goods资本品，490-493, 496， 502-505, 608

land and土地，637640

Time preference时间偏好，483-490, 492 n.

See also interest rate,theory of另见利率、理论

Tirala, Lothar Gottlieb蒂拉拉，85 n.

Tolstoy,Leo列夫·托尔斯泰，87

Tooke, Thomas图克，446

Torrens, Robert托伦斯，604

Totalitarnism极权主义，9, 113, 152-153, 265， 282

depressions under萧条

See also  Collectivism; Socialism另见集体主义、社会主义565-566

Trade,domestic and foreign:ancient贸易，国内和国外的：古代的，767

Cartels and卡特尔，361， 596

free自由，81-84

Ricardian law of association李嘉图的协作法则，161-164

See also foreign exchange另见对外贸易

internationl trade国际贸易

market economy/process市场经济/过程

protectionism保护主义

Trade cycle商业周期，203， 538-586

See also credit expansion另见信用扩张

cycle theories周期理论

economic boom/busts经济泡沫/崩溃

malinvestment不良投资

Trotsky, Leon托洛茨基，71 n., 83, 88, 277 n.

Truman Harry杜鲁门，816

U

Ultimate given：animal insticts and极据:动物本能，28

history and历史，59-50

human action and人的行动，17-19

See also causality;teleology因果律、目的论

Uncertainty不确定性，105-118, 248

Unconscious vs.subconscious无意识的，下意识的，11-13

Underconsumption myth消费不足神话，301-303

Understanding,historical悟解，历史的，68， 115

Unemployment: catallactic失业：交换论的，579-580， 598-600

frictional摩擦性的，600

institutional制度性的，600

technological技术的，136-137, 774

wages and工资，367-368

Unions. see Labor工联，参见劳工（动）

United Nations联合国，368, 686, 687-688， 825

United states: Labor unions美国，工会，779

money,credit and货币，信用，372-478， 561

new Deal新政，368， 555

taxes and税收，572， 856-857

World War Ⅱand foreign aid二次世界大战，外援，477-478

Universalism vs.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普遍主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41-42

Universities,economics and大学，经济学，872-876

Usevalue使用价值

Subjective vs. Objetive主观的，客观的，120

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15, 21, 148, 175

Utility, marginal效用，边际的，119-127, 635

See also value/values另见价值/评价

Utopian乌托邦，2, 70, 72, 835

See also social justice/reform另见社会正义/改革

V

Value/values价值/评价，14-15， 18， 97-98

classical theory of古典理论，3， 62

economic calculation经济计算，97-98， 198

economics and经济学，10， 21-22

labor theory of劳动理论，205-206

marginal utility and边际效用，118-127

money货币，351, 408411, 428430

prices and价格（物价），97, 201-206, 331, 359, 393， 636

scale of范围，94-96, 102-103

socialistic theory of社会主义理论，205-206

Subjective vs. Objetive use主观的或客观的使用（价值），120

timepreference时间偏好，486

Value paradox价值矛盾，62, 121

Velocity of circulation循环速度，399， 427

See also mathematical/quantitative economics另见数理/计量经济学

Vested interests. See interests,privileges既得利益，参见利益、特权

Violence暴力，170-174， 589-590

See also coercion,governmental另见强制、政府

war战争

Volkswirtschaft， See national/social income/wealth国民经济，参见国民/社会收入/财富

Voltaire, FrancoisMarie伏尔泰，666

W

Wages工资，587-634

consumer sovereignty and消费者主权，271， 610

iron law of铁律，20 n., 604， 746

just price and公平价格（物价），727-728

labor legislation and劳工立法，745-748

labor unions and工联，376-377

marxian doctrune of马克思主义学说，604-605

minimum wage rate最低工资率，769-779

monetary manipulation and货币操纵，789-793

purchasing power argument of购买力观点，301-303

socialism and社会主义，676-677

technology and技术，136-137

See also labor另见劳动（工）

Walras, Leon瓦尔拉斯，121

War战争，821-832

autarky and无政府，828-830

conscription征兵，282

defensive防御，282

economics of经济学，821-832

financing of筹资，227-228， 282

free trade vs. Nationalism and自由贸易，民族主义，501-503

futility of无益性，831-832

history and历史，649-651

socialism and社会主义，825-828

technology and技术，136-137

total总体，169-170, 821-825

Wars/conflicts:American Civil War战争/冲突：美国国内战争，829

American Revolution美国革命，428

French Revolution法国战争，286n.

Napoleonic Wars拿破仑战争，512

Seven Years War(17561763)七年战争，619n.

World WarsⅠ&Ⅱ第一、二次世界大战，466， 816

Wealth,inequality of财富，不平等，287-289

See also Consumer sovereignty另见消费者主权

profits/losses;Saving盈/亏损、储蓄

Webb, Beatrice and Sidney韦伯夫妇，272 n., 623, 818 n.

Weber, Max韦伯，30 n., 126

WeberFechner law of psychophysics韦伯费克纳精神物理学定律，125-127

Welfare principle vs.market principle福利原则，市场原则，833-854

See also Social engineering; Social justice/reform另见社会工程、社会公正/改革

Wells, Herbert George韦尔斯，666 n.

Wertfreiheit (neutrality with respect to values, value free)价值中立（在价值问题上保持中立），47-48, 881-885

Whately, Richard惠特利，3 n.， 535 n.

wicksell, Knut魏克塞尔，489

Wicksteed, Philip Henry威克斯第德，103 n.

Wiese, Leopold韦尔斯，170 n.

Wieser, Friedrich维塞尔，204, 206 n.

William Ⅱ, Emperor (Germany)威廉二世（德国），62

Wilson, Woodrow威尔逊，824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世界宗教大会，675 n.

World government世界政府，685, 687, 821

See al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另见国际组织

World view: ideology and世界观，178-187， 192

See also ideas;ideology另见观念、意识形态

World WarsⅠ&Ⅱ第一、二次世界大战，466， 816

Wren, Sir Christopher雷恩，854

Y

Yates, Douglas耶茨，139 n.

Young, Allyn扬，526 n., 741 n.

Young, Arthur扬，621

译后记

应某大出版社一位编辑朋友善约，我从1998年开始，花了四年时间翻译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米塞斯的这本巨著《人的行动》（Human action），又花了两年时间重校，出版合同也签了，但一直没有面市，引发诸多朋友关心，如《南方周末》读书版编辑刘小磊先生甚至还寄来台湾夏道平先生的新译版，备我进一步校对用。直到我在2011年3月初被朋友告知，这家出版社不拟出版此译时，我才不无悲哀的发现，13年已经过去！

让我欣喜的是，当我把此事告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公司的姚映然女士时，她很快答复愿意提供此书的出版机会，并于2011年5月即签订了出版合同。这是一家我很喜欢的出版集团，我此前已经在这里出版了四本著作（第一本译著《管制与市场》出版于1999年），可惜14年前与其还没有结下善缘，否则也不会如此无奈的“好事多磨”吧？

一本用心血翻译的心爱著作姗姗来迟，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但当我忆及作者米塞斯先生二战期间去国离乡寄人篱下之际，却终成此煌煌巨著时，当我发现我的祖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仍在摸索一条立基于民主宪政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时，我却不无欣慰地发现，这本诞生于62年前的著作依然如灿烂辉煌的航灯，屹立于中国“历史三峡”（唐德刚先生语）的出口。尤其在“权贵资本”（吴敬琏先生语）有可能断送30年改革开放已取得之成绩的时候，这本书将同时警醒那些贪婪跋扈之徒和那些寄希望于计划经济复归的愚昧者。一本流芳千古的好书，不在乎沉默十几年，何况国内前两年已有本书的新译出版，同一作者的其他书籍也陆续在大陆面世。

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我的两位尊敬的朋友，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经济学家杨春学和左大培教授为本译做序。他们严谨、脱俗而高效的风格令我感动。在他们的序中，对这本书的历史背景、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有十分详细而精到的介绍和剖析。他们告诉我们，本书不但是作者本人的学术总结，也是新奥地利学派自由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甚至还是所谓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读者诸君不妨先拜读一下这两篇非常重要的学术文献。

作为译者，在此我想对与本书书名《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有关的两个重要词汇的译法及其含义作些补充：

其一为“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此词虽由埃斯比纳斯（Espinas）在1890年首次使用，但其真正为人所知则归功于本书作者及其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有关“人的行动学”的完整理论。本书作者认为，（单个的，而非集体的）“人”的行动及其动机太过复杂，既无法以自然科学的实验方式，也无法以历史资料的分析来进行研究，因而只能被视为一种先验的存在。他同时认为有行动能力的人，必然具备一般动物所不具有的逻辑推理能力，这些能力使其能够判断导致他不适的原因，并将这些原因进行排序，然后以自身能够付出的成本（或能够采用的工具）将其逐项排除。这也是本译尊重作者本意，把“human action”译为“人的行动”而非“人类行动”或“人的行为”、“人类行为”（“行动”首先是一种个人的理性的行为，这里排除了类似动物的条件反射性行为）的原因。

基于此，针对“社会主义”立基其上的“集体主义”、“全体主义”，作者强调说：“人的行动学研究的是每一‘个’人的行动。只有在其更深入的研究过程中，才能获得有关人类合作的知识，而社会行动才被视为更普遍的人的行动范畴之一特例来对待。”“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远离所谓集体主义之纷争，却把对整体之形成、消解、变迁及运作的描述和分析，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也只有选择个人主义的方法，才能完满解决这一问题。”

其二为“交换学”（Catallactics）。此词或曰“交换的科学”，乃由怀特利（Whately）在其《政治经济学导论》（伦敦，1831）首用。但本词得以流行也归功于本书作者。虽然“交换学”研究的对象（如价格形成）与经济学、市场学的基本一致，但本书作者为了使后者成为人的行动学这个较广泛的学科的一部分，才采用了这个有所区别的词。实际上大量的人的行动都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贸易或交换关系中，一个人将他视为较不重要的东西与另一个人交换他视为较重要的东西，反之亦然。因此人的行动学把对于此领域的研究称为交换经济学或交换学，也易于被经济学界所接受。

另外需要读者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多处激烈的批评，但那都针对的是当时欧洲和苏联的各种社会主义和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实践。尤其在“二战”期间，这些“主义”之间的“肉搏”的确给全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作者作为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对此作言辞过激的批评不难理解。不过对60多年后的中国读者而言，对这些“主义”的理解，在中年以上的读者与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读者之间已经大异其趣。尤其在电子网络信息时代，社会各界联系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实践，对各种意识形态、各种主义的讨论和争论更已是家常便饭。我相信本书读者的判断力不会为书中的这些批评所迷乱，当然也不会完全同意作者所持的所有观点。因此，本译最大限度的保留了作者的这些讨论和批评，以保持这本名著的原貌和对作者的尊重。

我还是应该感谢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是他使我和米塞斯先生和这本书结下了善缘，而且我相信他为本译的编辑和出版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我要感谢慷慨赐序的杨春学、左大培先生（据朋友说，当时还是大培先生向他推荐我作为译者的）；我还要感谢世纪文景的姚映然女士和编辑袁晓琳女士，是她们热情和细致的工作使本译得到了新生。此外，我还要把我的谢意送给当时在《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工作的王京燕女士，在十年前个人电脑还不普及的情况下，是她很辛苦地将我的手写稿录为电子版。当然，我更要衷心感谢翘首期盼本译的广大新老朋友，是他们的共同守候，才有本译的出版。

余晖

于京西北知行斋

2012年6月1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行动：　关于经济学的论文 / （奥）米塞斯著；

余晖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书名原文：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ISBN 9787208111127Ⅰ.①人…Ⅱ.①米…②余…Ⅲ.①奥地利学派

Ⅳ.①F091.343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2952号

责任编辑袁晓琳

装帧设计陆智昌

美术编辑赵晓韵人的行动：　关于经济学的论文

[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

余晖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毫米1/16

印张　63.5

插页　4

字数　765，000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112-7/F·214

定价　98.00元

中文版译自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by Ludwig von Mises

Fourth revised edition published by Bettina Bien Greaves in 1996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Inc.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世纪人文系列丛书(2012年出版)

一、 世纪文库

《中国南洋交通史》冯承钧 撰谢方 导读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陈子展 撰徐志啸 导读

《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附补编)》蔡尚思 撰李妙根 导读

《书林清话》叶德辉 撰

《中国修辞学》杨树达 著

《中国文字学概要·文字形义学》杨树达 著

《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演进史》吕思勉 著

《中国封建社会》瞿同祖 著

《神话与诗》闻一多 著

《汉语方言地理学》[比利时]贺登崧 著石汝杰[日]岩田礼 译

《论自由》[英]约翰·穆勒 著徐大建 译

《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徐波等 译马小军 校

《新工业国》[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著嵇飞 译

《实用人类学》[德]康德 著邓晓芒 译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德]康德 著苗力田 译

《神话研究(上)》[德]汉斯·布鲁门伯格 著胡继华 译

《人的行动：　关于经济学的论文》[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著余晖 译

二、 袖珍经典

三、 世纪前沿

《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美]小威廉·休厄尔 著朱联璧费滢 译

《政权与斗争剧目》[美]查尔斯·蒂利 著胡位钧 译

《大革命与现代文明》[以]S．N．艾森斯塔德 著刘圣中 译

《复杂适应系统——社会生活计算模型导论》[美]约翰·米勒 斯科特·佩奇 著隆云滔 译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美]查尔斯·蒂利 著魏洪钟 译

《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德]阿克塞尔·霍耐特 著童建挺 译

《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美]戴维·斯沃茨 著陶东风 译

四、 大学经典

《白香词谱》[清]舒梦兰 撰丁如明 注评

《孙子兵法》[春秋]孙武 撰[三国]曹操 注郭化若 校笺

《白话本国史》吕思勉 著

五、 开放人文

(一) 插图本人文作品

(二) 人物

(三) 插图本外国文学名著

(四) 科学人文

《千年难题——七个悬赏1 000 000美元的数学问题》[美]基思·德夫林 著 沈崇圣 译

《分子探秘——影响日常生活的奇妙物质》[英]约翰·埃姆斯利 著刘晓峰译

《技术的报复——墨菲法则和事与愿违》[美]爱德华·特纳 著徐俊培钟季廉姚时宗 译

《意识探秘——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美]克里斯托夫·科赫 著顾凡及侯晓迪 译

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 　　　纸书购买链接

Table of Contents

内容推荐：

作者简介：

译者：

出版说明

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代序）

一、 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的演变

二、 社会主义核算大争论

三、 米塞斯的独特思想： 兼与哈耶克的比较

四、 结束语

为余晖译米塞斯所著《人的行动》一书所作的序言

第四版 序言

第三版 序言

绪论

1． 经济学与人的行动学

2． 人的行动学通论的认识论问题

3． 经济理论与人的行动的实践

4． 小结

第一篇 人 的 行 动

第一章 行动人

1． 有目的之行动与动物性反应

2． 人的行动的先决条件

论快乐

论本能和冲动

3． 作为一种极据的人的行动

4． 理性与非理性；人的行动学

5． 作为行动前提条件的因果关系

6． 另 一 个 我

论本能的有用性

绝对目的

植物人

第二章 人的行动科学的认识论问题

1． 人的行动学与历史

2． 人的行动学的形式和演绎特征

所谓原始人逻辑的异质性

3． 先验与实在

4．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

我和我们

5． 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原则

6． 人的行动的个性和变动性

7． 历史的范围及其特殊方法

8． 概念化与理解

自然史和人类史

9． 论观念的类型

10． 经济学的程序

11． 人的行动学概念的某些限制

第三章 经济学与对理性的反叛

1. 对理性的反叛

2． 多元逻辑论的逻辑

3． 多元逻辑论的人的行动学

4． 种族多元逻辑论

5． 多元逻辑论和理解

6． 理 性 论 辩

第四章 行动范畴的初步分析

1. 目的与手段

2. 价值的等级

3． 需求的等级

4． 作为交换的行动

第五章 时间

1． 作为人的行动学因素的时间

2． 过去、现在和未来

3． 时间的经济化

4． 行动之间的时序关系

第六章 不 确 定 性

1． 不确定性与行动

2． 或然性（Probability）的意义

3． 类的或然率

4． 案由或然率

5． 案由或然率的量估

6． 打赌、赌博和竞技

7． 人的行动学的预测

第七章 人间世界的行动

1． 边际效用法则

2． 报酬律

3． 作为一种手段的人类劳动

直接满足性劳动和间接满足性劳动

有创造力的天才

4． 生产

第二篇 社会架构中的行动

第八章 人 类 社 会

1． 人类之合作

2． 对整体主义和形而

人的行动学与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与宗教

3． 分工

4． 李嘉图的协作法则

现时关于协作法则的一些谬见

5． 分工的效果

6． 社会中的个人

7． 大社会

8． 侵略与破坏的本能

对现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对达尔文主义的流行误解

第九章 观念的作用

1． 人 的 理 性

2． 世界观和意识形态

对一些谬见的反驳

3． 意识形态的权力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统主义

4． 社会改良论与进步之理念

第十章 社会里的交换

1． 自给交换与人际交换

2． 契约性约束和支配性约束

3． 计算的行动

第三篇 经 济 计 算

第十一章 无需计算的评价

1． 手段的等级

2． 价值和价格原论中的直接交换虚构

价值理论与社会主义

3． 经济计算的问题

4． 经济计算与市场

第十二章 经济计算的范围

1． 货币记录的特征

2． 经济计算的局限

3． 价格的可变性

4． 稳定化

5． 稳定化理念的根源

第十三章 作为一种行动工具的货币计算

1．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的货币计算

2． 经济计算与人的行动科学

第四篇 市场社会的交换学或经济学

第十四章 交换学的范围与方法

1． 交换学问题的界定

2． 假构法

3． 纯粹市场经济

利润的最大化

4． 自给自足的经济

5． 静止状态和稳态循环的经济

6． 静态经济

7． 交换功能的统合

静态经济里的企业家功能

第十五章 市场

1． 市场经济的特征

2． 资本品与资本

3． 资 本 主 义

4． 消费者主权

政治法则术语的比喻用法

5． 竞争

6． 自由

7． 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

8． 企业家的利润与亏损

9． 进步经济中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

对利润的道德谴责

对消费不足怪论和购买力说的几点批评

10． 促进者、管理者、技术专家和官僚

11． 市场的选择过程

12． 个人与市场

13． 商业宣传

14． “国民经济”

第十六章 价格

1． 定价过程

2． 评价与估价

3． 高阶商品的价格

生产要素定价的一种局限性

4． 成本核算

5． 逻辑的交换学和数学的交换学

6． 垄断价格

垄断价格理论的数学处理

7． 商誉

8． 需求垄断

9． 垄断价格影响下的消费

10． 卖方的价格歧视

11． 买方的价格歧视

12． 价格的相互关联

13． 价格与收入

14． 价格与生产

15． “非市场价格”的怪诞之处

第十七章 间接交换

1． 交换媒介与货币

3． 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

卡尔·门格尔的货币起源论的认识论意义

4． 货币购买力的决定

5． 休谟和穆勒的问题与货币的驱动力

6． 现金引起的购买力变动和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通货膨胀主义与通货紧缩主义

7． 货币的计算与购买力的变动

8． 对未来购买力变动的预期

9． 货币的特殊价值

10． 货币关系的意义

11． 货币替代品

12． 信用媒介发行量的限制

有关自由银行制的讨论

13． 现金储存的规模和构成

14． 收 支 平 衡

15． 地区间汇率

16． 利率与货币的关系

17． 次级交换媒介

18． 通货膨胀主义者的历史观

19． 金本位

国际间货币合作

第十八章 时间推移中的行动

1. 时间评价的观点

2． 作为行动之一个必要条件的时间偏好

时间偏好理论的演进

3． 资本品

4． 生产期，等待期及准备期

准备期延长到超过了行动人的生命期

时间偏好理论的某些应用

5． 资本品的可变性

6. “过去”对于行动的影响

7． 资本的积累、维护与消耗

8． 投资者的流动性

9． 货币与资本；储蓄与投资

第十九章 利息

1． 利息现象

2． 原始利息

3． 利率的水平

4． 变动经济中的原始利息

5． 利息的计算

第二十章 利息、信用扩张及商业周期

1． 问题所在

2． 市场毛利率中的企业家成分

3． 市场毛利率中的价格贴水成分

4． 借贷市场

5． 货币关系变动对于

6． 受通货膨胀与信用

所谓集权管理下没有萧条

7． 受通货紧缩与信用收缩之

信用扩张与单纯的通货膨胀的区别

8． 商业循环的货币或流通信用理论

9． 受商业循环影响的市场经济

闲置的生产要素在市面繁荣期第一阶段所起的作用

第二十一章 工作与工资

1． 内向性劳动和外向性劳动

2． 劳动的喜悦与乏味

3． 工资

4． 交换学意义上的失业

5． 毛工资率和净工资率

6． 工资与生活维持费

工资率的历史解释与回溯定理的比较

7． 受劳动负效用影响的劳动供给

关于“工业革命”一般解释的批评

8． 市场的兴衰对工资率的影响

9． 劳动市场

牲畜和奴隶的劳动

第二十二章 非人的原始生产要素

1． 关于地租理论的一般考察

2． 土地利用中的时间因素

3． 边际以下的土地

4． 提供免费功用的土地[11]

5． 土地的价格

土地的神话

第二十三章 市场的基据

1． 理论和基据

2． 权力的作用

3． 战争与征服的历史作用

4． 作为某种基据的实在的人

5． 调整时期

6． 财产权的限度以及外部

知识创新的外部经济

特权与准特权

第二十四章 利益的和谐和冲突

1． 市场盈亏的最终根源

2． 生育节制

3． “得到正确理解的”利益间的和谐

4． 私有财产

5． 我们这个时代的冲突

第五篇 非市场的社会合作

第二十五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假构

1． 社会主义理念的历史渊源

2． 社会主义的教条

3． 社会主义的人的行动学特征

第二十六章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

1． 问题所在

2． 这一问题以往认识的失误

3．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近期建议

4． 试错

5． 准市场

6． 数理经济学的微分方程

第六篇 受羁束的市场经济

第二十七章 政府与市场

1． 第三种制度的构想

2． 政府干预

3． 政府功能的界限

4． 作为个人行动最终标准的正义

5． 自由放任的含义

6． 政府对消费的直接干预

腐败

第二十八章 通过征税的干预

1． 中立税

2． 全税化

3． 税收的财政目的和非财政目的

4． 税收干预的三种类型

第二十九章 对生产的限制

1． 限制的性质

2． 限制的代价

3． 作为一种特权的限制

4． 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限制

第三十章 对价格结构的干预

1． 政府与市场自治

2． 市场对政府干预的反应

对古代文明衰落原因的考察

3． 最低工资率

工联主义的交换学观点

第三十一章 通货与信用的操纵

1． 政府与通货

2． 法币立法上的干预主义

3． 现代通货操纵法的演进

4． 通货贬值的目的

5． 信用扩张

反循环政策之妄想

6． 外汇管制与双边贸易协定

第三十二章 没收与再分配

1． 没收哲学

2． 土地改革

3． 没收式税收

没收式的课税与风险承担

第三十三章 工团主义与社团主义

1． 工团主义者的理念

2． 工团主义者的谬误

3． 某些时髦政策中的工团主义成分

4． 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社团主义

第三十四章 战争经济学

1． 全面战争

2． 战争与市场经济

3． 战争与自给自足

4． 战争之无益

第三十五章 福利原则与市场原则

1． 反对市场经济的理由

2． 贫困

3． 不平等

4． 不安定

5． 社会正义

第三十六章 干预主义的危机

1． 干预主义的收成

2． 储备金的耗竭

3． 干预主义的末日

第七篇 经济学的社会地位

第三十七章 难以形容的经济学的特征

1． 经济学的独特性

2． 经济学与舆论

3． 自由主义前辈的幻想

第三十八章 经济学在知识界的地位

1． 经济学的研究

2． 作为一门专业的经济学

3． 作为一门专业的预测

4． 经济学和大学

5． 普通教育与经济学

6． 经济学与公民

7． 经济学与自由

第三十九章 经济学与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

1． 科学与人生

2． 经济学与价值判断

3． 经济的认知与人的行动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