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望角系列（套装共9册）：战争的战争+犹太人三千年简史+横渡孟加拉湾+独霸中东+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被掩盖的原罪+无规
Author: 雷蒙德·P.谢德林; 苏尼尔•阿姆瑞斯; 雅科夫·卡茨; 阿米尔·鲍博特; 加藤阳子; 尤金·罗根; 爱德华•巴普蒂斯特; 塔米姆•安萨利; 丹尼尔·戈迪斯;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Date: 2020-10-01
Publisher: 浙江人民出版社

总目录

战争的战争：1618—1648：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
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
犹太人三千年简史

战争的战争：1618—1648
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
［德］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著
马　绎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11-2019-13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的战争：1618—1648：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德）约翰内斯·布克哈特著；马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12

ISBN 978-7-213-09862-8

Ⅰ．①战…　Ⅱ．①约…②马…　Ⅲ．①三十年战争（1618—1648）—研究　Ⅳ．①K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88391号

© 2018 Klett-Cotta-J.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Nachfolger GmbH，Stuttgart
and a reference to the German original edition in latin characters
Johannes Burkhardt，Der Krieg der Kriege. Eine neue 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地图审图号：GS（2020）5282号

战争的战争（1618—1648）：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

［德］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著　马绎　译　孟钟捷　审校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丛书策划：王利波

营销编辑：陈雯怡　陈芊如

责任编辑：汪　芳

责任校对：姚建国

责任印务：程　琳

封面设计：张庆锋

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8.125

字　　数：175千字

插　　页：6

版　　次：2020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862-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录

导读
中译本序言
前言

开篇　战争灾难的三种衡量角度和一个质问
恐怖的地理分布——人口锐减对角线和灾难地区

死亡的“三位一体”——暴力、饥荒和瘟疫
孩童、妇女和士兵的生存威胁
再度提问：来自反方的质问

第一章　被取消的宗教战争——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为何出现
掷出窗外的和平？——错失的埃格尔和谈

维护多教派帝国的和平

拒绝大战但并无和平

第二章　建构国家之战——大型工地欧洲
普世强国抑或独立国家——波希米亚之建国

哈布斯堡和法兰西的普世主义之争

第三章　瓦伦斯坦——战争策动者及其军事遗产
制度化的帝国和连年战祸中的统帅

军队的固定化和国有化

常备军——战争的风险或和平的机会

第四章　古斯塔夫·阿道夫——新教媒体国的哥特移民
机会造就宗教战士——图像的力量

政治和大哥特普世主义候选人

建设和平的流动工地

第五章　转向和平——瓦伦斯坦的另一面及其遗业
和平使徒瓦伦斯坦

1629年天才的外交尝试
做两手准备的和平统帅
媒体战役中的帝国和平政策
没有“最后一分钟的和平”

第六章　1635年的布拉格——成就了和平，触发了战争
重建帝国和平

然而这并不是结局

依靠移民和机构幸存下来

第七章　现已忍无可忍——德意志入局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
求救

欧洲建构国家之战的结局
联邦制帝国宪法的第三条道路
宗教和平即国家成就

终章　三十年战争能否给终结战争带来启示
和平活动家与时间窗口

对秩序政治之利益冲突的误解
和平语言与和平实践
欧洲和平文化的工地

附录　原始资料和文献报告
插图来源
返回总目录

导读

2018年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400周年，欧洲各国文化界纷纷对此进行纪念，相关纪念文章、专著纷纷涌现，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不禁要问，一场发生在400年前、早已时过境迁的战争为何至今还在被人们谈论？这要从三十年战争对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重大意义说起。

三十年战争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历史上最惨烈、人口伤亡比例最高的一场战争。它的导火索是1618年波希米亚等级为反抗皇帝的专制、将皇帝的大臣扔出城堡窗户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这一事件打破了自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订立以来长达60多年的帝国和平。战火一触即发，燃遍德意志。德意志诸侯各自站队，西班牙、丹麦、瑞典、法国乃至英国、荷兰和俄国均介入进来，或暗中资助代理人战争，或直接参战，将一场原本只是帝国内部冲突的战争一步步升级为欧洲大战。通常情况下，根据主要参战方的变化，历史学家将三十年战争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波希米亚普法尔茨阶段（1618—1622/1623）、丹麦尼德兰阶段（1625—1629）、瑞典阶段（1630—1635）和瑞典法国阶段（1635—1648），战争中涌现出瓦伦斯坦、古斯塔夫二世、蒂利等乱世枭雄。1644年起，交战双方边打边谈，分别在相距不远的奥斯纳布吕克和明斯特举行谈判，直至1648年达成协议，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三十年战争战时和战后的一系列双边与多边条约构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重新建构了欧洲的战后格局，且将主权国家等国际法概念应用于近代国际关系并影响至今。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Johannes Burkhardt）教授的《战争的战争（1618—1648）：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恰在2018年问世。1943年，布克哈特教授出生于德国德累斯顿，曾在汉堡和图宾根攻读历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哲学，1971年获博士学位，1984年获近现代史教授资格，主攻七年战争和教皇外交。此后，布克哈特先后在比勒菲尔德大学和波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91年起担任奥格斯堡大学近代早期史教授，2008年荣休。目前，布克哈特教授供职于欧洲文化史研究所，一如既往地活跃在史学研究一线。

在近代早期史领域，布克哈特教授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其代表专著有《告别宗教战争——七年战争和教皇外交》（1985）、《三十年战争》（1992）、《宗教改革之世纪——媒体革命和机构建构之间的德意志史（1571—1617）》（2002）、《前现代帝国的终结和新方向（1648—1763）》（2006）、《近代早期的德意志史》（2009）、《莱茵河即是易北河——理查德·瓦格纳的真实世界》（2013）等，大多关注近代早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显研究的延续性和深厚功力。本书便是布克哈特教授继1992年的专著《三十年战争》后研究三十年战争的又一力作，在延续部分观点的基础上，聚焦三十年战争期间一次次的和平尝试和一个个无限接近和平的时刻，以“和平”为红线串起了这部战争史。

除开篇和终章外，本书共7章。

在开篇的引言中，作者首先沿着历史学家君特·弗朗茨提出的“毁灭对角线”历数三十年战争给德意志的城市和乡村带来的人口损失，人们被迫忍受着过境军队安营扎寨、烧杀抢掠之苦。接着，作者引用编年体史学家所记载的灾难细节和战场考古学的最新成果，描述了人们，尤其是儿童、妇女和士兵在战争中遭受的深渊般的苦难，而战争导致的暴力、饥荒和瘟疫则织成一张网，令所有人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成为整个德意志乃至欧洲文明的威胁。在此基础上，作者多次提出质问：难道真的没有人能够干涉并出手制止战争吗？三十年里，难道整个欧洲都“无人想到走出灾难之策”（参考原文此处）吗？

第一章以1618年5月23日的“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切入。事发后，各方为阻止战争、维护和平作出了种种努力。当时的德意志强邦萨克森选帝侯国积极从中斡旋，以高超的外交技巧、娴熟的公务辞令使事件迎来了转机——皇帝同意在埃格尔举行和谈。然而，就在和谈开启前不久，皇帝马蒂亚斯驾崩，继任者费迪南二世是个热衷强权政治的狂热天主教徒，他断然拒绝和谈——之前的所有和平努力化为泡影。此时，1555年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稳定且有效，从法律意义上赋予帝国和平，此后几十年间的几次宗教冲突均得到平息；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更多的是防御型结盟，彼此间从未进行过基要主义意义上的宗教战争；在“聚合”（Komposition）的理念下，不同教派的帝国等级间不乏跨教派交流，和平至上成为他们共同的价值准则之一；新教强邦萨克森在调停失败后无奈放弃中立立场，加入皇帝及其天主教盟友的阵营里参战。这些事实，均驳斥了“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的传统观点。然而，外国宗教势力、帝国内部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几位和平倡导者的过早离世，触发了这场原本打不起来的战争。

第二章开篇即抛出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建构国家之战”的观点。16世纪以来，欧洲对建构国家的方式尚无定论，在林林总总的政治构想中，建立大一统的欧洲和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是两种分庭抗礼的选项。而三十年战争的第一阶段——波希米亚起义，正是波希米亚等级率领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等邦试图从哈布斯堡王朝分离出去、建立“捷克联邦”的一场独立战争。另一方面，帝国之宿敌法国借助代理人战争或直接参战干预其中，使三十年战争成为一场强国争霸欧洲的大战。法国首相黎塞留一开始暗中支持丹麦、尼德兰和瑞典等一切反对哈布斯堡的力量，到了战争后半程，法国则正式参战，将一场德意志的战争扩大到了全欧洲的范围。欧洲在普世主义和分离主义之间摇摆，而德意志民族之帝国则找到了建构国家的第三条道路，即建立一个联邦制组织下的德意志民族帝国，在哈布斯王朝的选帝制度下给予小国更多的自治权。

第三章呈现了三十年战争名将瓦伦斯坦起起落落的一生。瓦伦斯坦出身贵族，两次迎娶富孀，他通过以战养战的战争融资方式供养军队，却对帝国的税收制度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629年，瓦伦斯坦击退丹麦人、签订《吕贝克和约》，为帝国赢得了一年多的和平休整期。此后，遭到排挤的瓦伦斯坦平静隐退，但庞大的军队却没有被解散——这便是“常备军”的雏形。一年后，瑞典国王率军进犯，皇帝请求瓦伦斯坦出山，并赋予其对军队的绝对权力。1634年2月，功高盖主的瓦伦斯坦遭到刺杀。他的军队被保留了下来并被收归国有，成为制度化的国家暴力组织；而在和平年代保留“常备军”的做法则被视为战争策动者瓦伦斯坦留下的军事遗产。

第四章的主角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1630年7月6日，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波罗的海沿岸登陆，给暂停了一年多的欧洲大战按下了重启键。瑞典大军骁勇善战，很快就横扫帝国，深入德意志南部的奥格斯堡、慕尼黑等地，直至瓦伦斯坦二度出山，帝国在军事上的颓势才得以扭转。不过，哈布斯堡家族普世君主的地位受到了挑战。此外，瑞典人还是媒体宣传的高手，精心策划了“传单战”：一方面，古斯塔夫二世自诩为民族大迁徙时代撼动罗马帝国的哥特民族之合法后代，有义务传承祖先的辉煌过去，更有角逐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权力；另一方面，瑞典人登陆之日恰逢1530年的《奥格斯堡信纲》诞生100周年纪念日，即福音派诞生的100周年庆典，新教思想家极力呼唤“救星”，而古斯塔夫二世则被包装成新教“救星”，并借助宗教宣传画将自己塑造为解救新教世界的天选之子。就这样，1630—1636年，瑞典和帝国在战役中各有输赢，而它的真面目——一场各大普世强国在德意志领土上厮杀以争夺欧洲的斗争——则愈加公开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五章围绕瓦伦斯坦的另一面，即身为“和平使徒”的瓦伦斯坦展开。作者开篇即历数三位穷兵黩武的历史人物转变为和平政治家的事例，即发动三次王朝战争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挑起七年战争的弗里德里希大王和征伐土耳其的奥地利欧根亲王，而瓦伦斯坦的转变可与这三位相提并论。1629年，瓦伦斯坦主导了一场妥协性的会谈——吕贝克和谈，展现了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对外，他向丹麦人开出归还领土、重建丹麦的条件，以换取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放弃对德意志事务的控制和主导；对内，他拉拢皇帝身边的人，争取蒂利将军的支持，劝服本方放弃利益最大化。最终，皇帝同意在和谈书上签字。一年后，瑞典人介入三十年战争，瓦伦斯坦于1632年复出。古斯塔夫二世阵亡后，瓦伦斯坦成功地遏制了瑞典人胜利的步伐，开始张罗与各方进行和谈，并预备了A、B两种计划，尝试谋求和平却未能成功，反而遭到维也纳的猜忌，各级军官宣誓效忠于他的《比尔森保证书》更是被解读为“叛变”的信号。总之，命运没有赐予这位战争策动者成为和平缔造者的幸运，而他追求和平的初心却是有目共睹的。

第六章将目光转向《布拉格和约》。1635年，皇帝费迪南二世和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签订了《布拉格和约》。规定了“正常年”(1)，实际废除了《归还敕令》，试图通过宗教妥协恢复帝国的政治统一。然而，这份德意志内部和约没能结束战争，战争紧接着进入了最后一个毁灭性的阶段。1636年，帝国军队在维特施托克战役中大败，获胜方瑞典公然接受法国支持，占领并肆意破坏德意志北部一半以上的领土长达10年之久，萨克森首当其冲地受到荼毒。战祸殃及整个德意志。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哈布斯堡、法国、瑞典三巨头再度被激发出巨大的战争破坏力。幸而，战争导致的大规模战争移民，使得遭受重创、苦苦挣扎了三十年的文化得以幸存；除此之外，帝国的全套政治制度基本存续下来，在战争混乱中继续运转，甚至在某些地方，邦国的组织、行政能力反而得到了增强。德意志文化的连续性得以维持。

第七章聚焦耗时四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战争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以来，德意志诸侯已忍无可忍，他们愈加坚定地意识到不应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大国谈判上，因而决意躬身入局，参加和谈。在明斯特，皇帝与法国和天主教国家谈判；在奥斯纳布吕克，皇帝的谈判对象则是瑞典人和新教国家；一个跨教派的第三方从中穿针引线，直至1648年10月24日真正缔结和约。在这一过程中，这场“建构国家之战”迎来了大结局——法国、瑞典和帝国各让一步，放弃对普世统治权的要求，承认国与国并立的合法国际秩序；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找到了介于普世主义和小邦分立主义之间的另一条道路，建构起具有联邦性质的双重国家制度。“正常年”和“平等”两项政治法律规则则天才般地解决了宗教争端。

终章是对全书的总结，作者谈到三十年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和平启示。这场惨烈的战争持续了三十年，其原因在于多个方面。首先，致力于和平的历史人物在和谈的关键时刻离世，穷兵黩武的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是一部分原因。其次，战争的斡旋人萨克森选帝侯未能认识到，波希米亚起义以建构国家为目的，并非一场打着宗教旗号的地方政治叛乱。帝国在战后建立了普世主义政治屋檐下的小邦自治制度，对帝国具有重大意义。这场“战争的战争”涌现出的许多推动和平的创举值得人们怀念，如在政治活动中使用和平语言，“和平条款”“永久条款”和“遗忘条款”则为帝国赢得了和平的机会，而和平追求者出色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则推动了和平进程。而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言，在当世，它成了一个引起轰动的媒体事件；于后世而言，它提出种种解决方案，成了未来欧洲和约的模板。最后，作者不无欣慰地谈到，在生灵涂炭的大战期间，文明之火并没有熄灭，音乐、绘画和诗歌等方面的文化艺术成就阻止了欧洲的礼坏乐崩，而这场大战本身亦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素材。

事实上，在过去的400年间，有关三十年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经典著作层出不穷。早在三十年战争刚刚结束时，服务于瑞典宫廷的德意志史学家开姆尼茨的博吉斯拉夫·菲利普（Bogislaw Philipp von Chemnitz，1605—1678）便撰写了四卷本的《德意志战争中的瑞典国王》(2)；18世纪末，德国大文豪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以诗性的笔触谱写了《三十年战争史》(3)和历史戏剧《瓦伦斯坦》三部曲；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恩大学的历史学家莫里茨·里特尔（Moritz Ritter，1840—1923）耗时二十载，出版了三卷本《反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时代的德意志史（1555—1648）》(4)，影响深远；及至当代，三十年战争研究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在英语学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战争史教授彼得·威尔逊（Peter H. Wilson，1963—　）的《欧洲之悲剧：三十年战争新史》(5)（2011）擅长从军事视角分析这场冲突，并指出，宗教并非三十年战争的催化剂，而是引发冲突的政治、社会和王朝势力等致命原因中的一个要素，而战后建立的现代欧洲则让德国人付出了分裂两个多世纪和外交无能的惨痛代价，三十年战争本身则成为后世衡量战争惨烈程度的一杆标尺。在德语学界，耶拿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格奥尔格·施密特（Georg Schmidt，1951—　）的小册子《三十年战争》用100多页的篇幅展现了这一重大危机的起因、过程和影响，并着重阐释了其对“德意志问题”之历史发展的效应，至今已再版8次；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1951—　）的《欧洲的灾难，德意志的噩梦：三十年战争（1618—1648）》(6)（2017）从三十年战争的开端和前史、波希米亚普法尔茨战争、下萨克森丹麦战争、意大利波兰插曲、瑞典战争、强国衰落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的艰难历程等几个方面叙述战争。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政治学家，明克勒将历史书写和政治学分析融为一体，始终关注当下，指出与此后所有的冲突相比，三十年战争能令今人更好地理解当下的战争。

然而，纵有诸多经典之作，布克哈特教授的《战争的战争（1618—1648）：欧洲的国家建构与和平追求》还是另辟蹊径，为读者打开了全新的视界。与作者1992年的专著《三十年战争》类似，本书并未平铺直叙地讲述三十年战争的前因后果、战役细节，也没有一一刻画战争人物肖像，可以说，本书在战役史上未着点墨。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将和平置于所有论述的中心”“从头开始追踪战争进程中的和平尝试与和平机会”（参考原文此处），并通篇将三十年战争比作建设和平的大工地，可谓以“战争史”书写“和平史”。因此，想要读懂本书，需要对欧洲近代早期史，尤其是17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历史有一定的了解。整体而言，布克哈特教授在《战争的战争（1618—1648）》中有如下创见：

其一，布克哈特教授重申了三十年战争并非宗教战争的观点，认为这是一场“建构国家之战”。在17世纪初期，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构何种规模的国家、如何建构、是建构大一统的普世大国还是建立独立主权国家，这些问题均通过这场战争变得明晰起来。波希米亚素有强烈的民族独立倾向和反教会传统，拥有相对独立的宗教、财政、军队权。波希米亚起义实际上是波希米亚联合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上下卢萨蒂亚等邦尝试脱离帝国，建立独立的“波希米亚联邦”的努力。然而，这种努力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变成了“波希米亚叛乱”，未能肯定其在建构国家方面的成就。波希米亚起义失败后，战争进一步白热化，哈布斯堡王朝、法国、瑞典等国的真正目的在于追求欧洲霸权、一统欧洲建立普世大国。

其二，本书肯定了萨克森选帝侯格奥尔格一世和平斡旋人的历史地位。此前不少研究认为萨克森选帝侯首鼠两端、立场不坚，身为新教选帝侯竟帮助天主教皇帝作战，后一度与瑞典国王结盟，古斯塔夫二世死后又回归帝国。本书则摹写了萨克森选帝侯的另一个侧面。“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发生后，新教典范之邦萨克森一度在新教波希米亚的求援和对天主教皇帝的忠诚之间左右为难，然而，萨克森的幕僚们很快判定这绝非宗教冲突，而是一场政治叛乱。于是，格奥尔格一世保持中立，在帝国范围内主持调停活动；埃格尔和谈未能成行，调停失败，萨克森不得不作为帝国诸侯加入皇帝的阵营，但即便如此，选帝侯依然尽己所能到处实行宽恕和大赦，庇护战败的新教“叛乱”分子。

其三，本书承认了瓦伦斯坦对推动和平作出的历史贡献。围绕这位在三十年战争中多次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将军，一直有很多争议，比如他是否是德意志的民族英雄，他是否有背叛帝国之心，还有他的为人处世和暴力军事行为。然而，没有争议的是，瓦伦斯坦目光远大，心怀一统德意志的抱负，在布克哈特教授的笔下，体现为他对和平的追求，而“常备军”这一军事形式作为瓦伦斯坦的军事遗产，亦成为和平的保障。

《战争的战争（1618—1648）》是国内第一本由德文译入、从和平史视角深入解读三十年战争历程的史学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看似是一部战争史，实则是一部和平史。本书主标题是“战争的战争”（Der Krieg der Kriege，即“一切战争的战争”），这一概念贯穿整本书的论述，而在“终章”部分，出现了对应的概念，作者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誉为“一切和约的和约”，将最终的和平称为“一切和平的和平”。

三十年战争的硝烟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散去，它不仅催生了荷兰、瑞士等独立主权国家，而且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体系。而对于三十年战争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德意志而言，三十年的苦难和求索，让它找到了一条建构国家的德意志特殊道路。观照当下，布克哈特教授也提出，缔结联邦制国家或许是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一个选项。

考虑到本书的阅读难度，特此撰写了以上详细的导读，并在译文中加上了一定的注释。本书的翻译、校对工作前后耗时近两年，一方面，我们希望中国读者能从全新视角深入细致地了解三十年战争；另一方面，也希望本书的引入，能对我国的世界近代早期史研究有所启发和帮助。由于自身水平限制，定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欢迎各界同仁不吝赐教。

布克哈特教授对本书被译为中文表示高兴，并专门为中译本撰写了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孟钟捷教授审读了译稿全文，并对文中的历史学概念严格把关。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汪芳编辑完成了全书的编辑工作，她对译文一字一句地精心校订，令人感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译者
2020年4月

(1) 1635年的《布拉格和约》规定，搁置《归还敕令》40年，按照在发生各种变化之前的1627年的状况规定教会财产的占有、信仰和礼拜，即确立1627年为“正常年”。但在最终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正常年”又被改定为1624年，各地的宗教信仰和教派财产均以这一年的状况为准。——译者注

(2) 该书前两卷分别于1648年、1653年问世，后两卷19世纪才出版。

(3) 该书德文名为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有中译本：［德］弗里德里希·席勒：《三十年战争史》，沈国琴、丁建宏译，丁建宏校，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4) 该书德文名为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Gegenreformation und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1555—1648），先后首发于1889年、1895年和1908年，尚无中译本。

(5) 该书英文名为The Thirty Years War：Europe's Tragedy，中译本尚未面世。威尔逊教授在“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纪念400周年之际发表了题为《三十年战争和第二次布拉格掷出窗外》［“The 30 Years' War（1618—48）and the Second Defenestration of Prague”］的演讲，有中译本，请参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54015。该演讲对三十年战争的意义、起因、扩大和结束进行了梳理，有助于读者迅速了解三十年战争，作为阅读本书的铺垫。

(6) 该书德文版名为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Europäische Katastrophe，Deutsches Trauma 1618—1648，截至本导读截稿，中译本尚未面世。

中译本序言

就宏大的文化空间即东亚和欧洲而言，建构国家（Staatsbildung）是一个共同的基本政治秩序问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文化均曾徘徊在统一和多样化的政治组织形式之间。经过漫长的预热阶段后，两者均在近代早期（在欧洲语境下，这是指16—18世纪）找到了各自独特的解决方案。中华帝国历经蒙古人的元朝、汉民族建立的明朝、被汉化的清朝，最终汇成一个大一统国家；而与此同时，疆域大小与中国相近的欧洲却发展成为一个由多个国家构成的大洲。这绝非预设好的——公元800年，当统治欧洲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戴上“罗马人的皇帝”这一桂冠，并将其移交给德意志帝国时，普世主义的理想依旧鲜活。因此，在欧洲跨入近代早期之初，人们尚未决定，建构国家的发展路径将通向一个统一抑或是多国制的欧洲。这种方向上的不确定性为政治人物所利用，给欧洲带来了一系列密集到可怕的战争。这些战争尚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是建构国家的战争。

欧洲也曾有过建立大一统国家的绝佳机会，即哈布斯堡王朝。查理五世（KarlⅤ.，1500—1558）已经统治着半个欧洲，他拥有皇帝头衔并提出了“普世君主国”（monarchia universalis）这一纲领性概念，也曾力争过统治当时欧洲世界的普世政权。查理五世曾五度与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Ⅰ.，1494—1547）交战，因为后者也要求获得普世主义之遗产。德国史学界往往未能正确地理解其背后潜藏的、建构国家的选项，仅仅将其描述为传统的哈布斯堡法国对抗，而这一对抗，则在1600年前后再次兴起。一方面，整个哈布斯堡王室，即德意志皇帝支系和西班牙大西洋支系精诚合作；另一方面，在亨利四世（Heinrich Ⅳ.）和枢机主教黎塞留首相（Kardinalpremier Richelieu）等伟大人物的带领下，法兰西王国的统治在数场内战中得到了巩固，也产生了问鼎欧洲的诉求。这一政治秩序上竞争、冲突的局势，则构成了三十年战争的基本框架。

这场“战争的战争”，正如笔者在1992年首次描述的那样，是欧洲近代早期“黩武性”的巅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时代的深渊。三十年战争由四场战争构成。同时，由于其时间跨度过长，它又是一场包罗万象的典范战争，在欧洲建构国家的进程中，作出了建构一个多元欧洲的重要抉择。本书亦阐释了在帝国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关键冲突中，法国是如何横加干预的，三大普世强国为何无人胜出且均被迫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压抑自己对权力的渴求。而与此同时，在这场“建构国家之战”中，建构单个国家的分离主义战争亦此起彼伏——始于被镇压的布拉格波希米亚起义，以尼德兰独立战争的胜利而告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国际性的概念则确立了主权国家自此平等并立的政治秩序体系，并广受认可。

一种特殊的建构国家的形式在欧洲中心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获得成功，这一点值得更多的关注。其众多诸侯的领地和政权实在太小，成不了独立的欧洲国家，而整个帝国又太过庞大，无法成为欧洲的大一统国家。帝国的解决方式是独一无二的：几百年来，帝国造就出一个具有联邦性质的双重国家制。各邦的邦君或众多弱邦构成的“帝国大区”履行部分国家的任务，而按宪法选举出来的皇帝则代表整个国家，并得到帝国会议、最高法院等帝国机构的支持。德意志联邦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全国性的帝国机构由地方邦君的暴力机构共同承担。在三十年战争期间，皇帝倾向于加强皇权，而不少帝国诸侯则威胁要退出帝国，但最终，大家还是握手言和，重新凝结成一个新的联邦制组织——其影响则持续至当代。

追寻正确的建构国家之路的主要冲突层出不穷，而大量次要冲突则缠绕其间：继承战争、边境冲突、贸易利益、军事暗流等。其中，最重要且最受瞩目的则是宗教问题。欧洲宗教主张追求真理，其教产亦富有争议，因此，其行为方式比东亚的宗教体系更加激进。虽说宗教问题并非是主要冲突，但仍应作为“主要的次要冲突”受到特别关注。在德国乃至欧洲，新教教派化及其变体始于马丁·路德，而与之对立的罗马天主教的教派化则由耶稣会士主导。两者在结构上互不容忍由来已久，最终酿成了多场宗教战争。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三十年战争主要是一场宗教战争，但这种阐释方法再也站不住脚：本书着眼于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来帝国的跨教派政治管理，亦洞察到战争伊始便势同水火的结盟情况——这些都有力地驳斥了“三十年战争主要是宗教战争”的说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新规定了政治和法律制度，使德国最终避开了一场宗教战争。

本书将主要问题抽丝剥茧，解释了战争为何如此漫长而艰难。本书开篇即描述了人们的恐惧和人口统计学上的后果，这不禁令一些编年史学家怀疑，德意志人是否还能够留下后代。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在毁灭的边缘岌岌可危。于是，书中提出了一个此前尚无人探究的问题：难道没有人预见到这场灾难并知晓如何制止它吗？

事实上，绝对有人尝试过。一个全新的视角令人们认识到至今被忽视的和平机会以及制止、缩短战争的备选方案。“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并未直接触发战争，而是差点促成一场成功的和谈与国会外交。即便是瓦伦斯坦这位滔天战火中的战争策动者，也意识到有胜过战争的更优解。化身和平使徒后，若非瓦伦斯坦早了几天被残忍杀害，他几乎能达成自己的和平目标（这一点尚不为人所知）。而就在这场战争灾难中，各地区的联邦制机构——独立行事的帝国诸侯、帝国大区和城镇均能维持其管理，提供生存援助，并在保护其自由权利的情况下，在和平谈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上观察视角促使笔者写下了本书，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战争”概括为一个独特的和平大工地，最后总结出结论。因为三十年战争不只有战争的硝烟和纷扰，它更是一次对和平的追求，至今仍有一些内容要向我们诉说，且不仅仅局限于欧洲。

笔者对所有推动和促成本书翻译之人表示谢忱，他们是奥格斯堡大学的尤塔·舒曼（Dr. Jutta Schumann）博士、我的史学界同仁孟钟捷教授和译者马绎博士。我也要向我的中国读者致以谢意，感谢他们有兴趣从全新的视角领略这一德国史和欧洲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人们或许能在跨文化语境下找到可与三十年战争类比的选项，因为和平的政治机制是一项世界性的任务，拥有着悠久的历史。

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2019年9月于德国奥格斯堡

前言

1618—1648年间的三十年战争曾令德国和欧洲摇摇欲坠。在欧洲人的历史记忆中，三十年战争始终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近乎神话般的色彩。这场战争，注定涌现出瓦伦斯坦（Wallenstein）、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等传奇战争英雄，亦不乏令人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暴力和战争疾苦。诸位编年史学家和作家流传下来的相关作品则汇成一条宽阔的大河——格里美尔斯豪森（Grimmelshausen）在《痴儿西木传》（Simplicissimus）、弗里德里希·席勒在其三部曲戏剧《瓦伦斯坦》（Wallenstein）、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utter Courage）、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相聚在特尔格特》（Das Treffen in Telgte）等世界文学名著中均纪念了这场战争，这些名著亦成为数百部有关三十年战争的叙事作品和戏剧文学作品中的翘楚。更不用提诞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尤为关注三十年战争的历史书写：这些历史书写既有对战争的整体呈现，又有偶像人物的传记，也有一系列对地方志感兴趣以及地区史方面的专业著作。由于战争现场和涉及的地区、地点数不胜数，人们尚无法一窥此类著作的全貌。

一大批研究近代早期史的现当代史学家已经按照不同主题分册著书立说，表达对三十年战争这一时代重大事件的观点，或是自行从不同侧重点出发，对其进行全景式展现，或是将其凝结成一段始于1618年的战争记忆。笔者曾在1992年撰写了某德国史系列丛书中有关三十年战争的小册子，那本书的侧重点所引发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一个400多年前的事件如此密集、持续地出现，令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这完全是一场“战争的战争”。原因是双重的，很难讲清楚它是好是坏。之所以被称为“战争的战争”，首先是因为在记忆文化中，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之长令人无法理解。在德国和欧洲，还没有哪场同一档次的战争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14—15世纪的“百年”战争是文学虚构，尼德兰的“八十年”战争始于16世纪，后成为三十年战争的一部分，后来爆发的破坏力毫不逊色的普法尔茨“九年战争”以及弗里德里希大王(1)的“七年战争”，甚至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在时长上都没有超越这个范畴。与同时代人的感知一致——一些政论家甚至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将战争的年限计算进去——这场“战争的战争”已作为一段不同寻常的历程被载入史册，即在德意志民族之帝国及与之接壤的地区所构成的战场上，充斥着暴力，且久久不愿结束。

其次，称其为“战争的战争”，也是从单场战争的累积这一意义来说的。皇帝的主要对手一直在变换，据此这些战争被命名为波希米亚普法尔茨战争、丹麦尼德兰战争、瑞典战争和瑞典法国战争等，它们将欧洲秩序带入了更加广泛的冲突中。如果我们追问这场战争的主要特征的话，会得出更多结论。传统上三十年战争被视为宗教战争，现在依旧有人这么认为，但同时，它应当更多地被视为欧洲的建构国家之战（Staatsbildungskrieg），有时也作为德意志的立宪战争（Verfassungskrieg）而凸显其重要性。三十年战争的各个阶段和不同的冲突领域令其全然成为一场战争的模板。

然而，为什么我们需要一部新的、也许是别样的历史呢？事实上，这场大战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应得到全面利用的认知机会，即重新估量和平问题。因为正是其怪物般的时长和幅员辽阔到可怕的战场，为战争起因留下了最广阔的研究领域。大量互相扭结在一起的单场战争对于冲突分析、战争各阵营的动机、主要利益评估等方面提出了特别的挑战。许多领域尚待探索，一些领域已有研究涉及，但有待更新。因此，除去对其突出且多元的理解，三十年战争依然发展成为研究近代早期黩武性（Bellizität）及其缘由的范例。

有必要再度澄清的是，本书主要是为了帮助人们在拓宽视野方面有所突破。它不仅是为了厘清战争的起因，也是为了搞清楚有哪些可能的和平选项。近年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获得诸多赞誉，原因是缔结和约的各方成功化解了三十年的战争混乱，并将其引入帝国和全欧洲都能接受的秩序中。不过，之前也曾有过战争间歇的和谈停火，签署过十几份局部和约，也有过一些鲜为人重视的外交活动。如果说为了建立包含欧洲多个国家的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了更新德意志的宪法和宗教教义，真正花了4年时间协商，那么有必要打30年的仗吗？相关人员自己怎么看呢？他们和主政者都采取了什么措施？无论这场“战争的战争”多么漫长、如何多样，或许它只是一个建设和平的大工地。

纪念这一战争爆发400周年或许亦促进了从史学角度重新进行和平研究。2016年，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现任德国总统瓦尔特·施泰因迈尔（Walter Steinmeier）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向历史学家呼吁，在当今和平外交步履维艰的情况下，应主动寻求和平、协商策略，并借鉴成功的历史经验。施泰因迈尔在演讲中突出强调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显然也在此意义上把整个战争视为制造和平的车间，其成败能够“为今天的和平努力提供历史研究方面的实践之利”。

本书的历史呈现，尽量让这场战争保持其与众不同的历史语境，但在讲述这场战争时，又让人们寻找的“新观点、新思路”有迹可循。以上目标也许不能一一实现，但与这样一段过往对话亦能够服务于基于历史信息的政治咨询机构。最后，本书将肩负如下任务：厘清人们今天能从这场“战争的战争”中汲取哪些有益养分。

(1) 原来译为“腓特烈大帝”。——译者注

开篇　战争灾难的三种衡量角度和一个质问

三十年战争人口损失示意图
原始地图由君特·弗朗茨（Günther Franz）绘制，上图是1979年的最后修订版本。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由波罗的海到德意志西南部形成的“摧毁对角线”（Zerstörungsdiagonale），也有一些很少或有可能没有受损失的“未受影响地区”。这些先驱性成果记载着不可更改的客观情况，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会进行纠正，并做补充。

注：此地图系原文插附地图。

从数字上来说，这场“战争的战争”足以令人惊愕。三十年的连年战争彻底肆虐，从种种维度上看，这是德意志土地上一场空前绝后的战争。冷静的人口统计学家估计，战争结束时，德意志人口由战前的1800万下降到1100万，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意味着：三分之一以上、在极端情况下将近二分之一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地因这场战争而死去。幸存者和死者遗属亦是九死一生，他们蒙受重大损失且必须克服更多的困难，正如流传很广的传说所证明的那样。

它可能波及当时的每一个人。除此之外，在衡量战争的恐惧时，有三点令人尤为震惊，甚至成为整个欧洲文明的威胁。首先是战争暴力在空间上的蔓延及其后果，人们不得不向当时一些纯粹想四处游历的潜在游客发出旅行警告；其次，更有甚者，持续的死亡令人越发恐慌，其原因是由暴力、饥荒和瘟疫所造成的危害构成了死亡三角，三者间交互影响，情况已然失去控制；最后，如果最终将特定的高危群体纳入考量范畴，那么，有关儿童不幸、长期性暴力和战场万人坑的消息，则给了人们尽快终止战争的足够理由。一场发生在高度发达文化身上的战争是怎样被引向自我毁灭的边缘的？在这场复合型灾难的多重视角下，回答该问题显得越发迫切。

恐怖的地理分布
——人口锐减对角线和灾难地区

“我们已经完全，完完全全地被毁灭了!”(1)安德烈亚斯·格吕菲乌斯(2)（Andreas Gryphius）在这首或许是他最著名的战争诗歌中，用一个在这场战争中出现的词语来哀叹军队的无所不在及其“毁灭性的”（verheerend）后果。同时代的诗人马丁·奥皮茨(3)（Martin Opitz）则反问道：是否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被战争侵袭？如果回答“有”，不过是随心所欲的答案，而如果回答“没有”，那说明人们对战争的到来并非“无所畏惧”。在德意志战场的边缘地区，确实有未受侵害的地带，然而在帝国的核心地区，编年史学家们哀叹着，军队的破坏力巨大，并带来了无休无止的战争负担。有时，即使是短短几年的战事，便足以给当地造成巨大的破坏。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在很多地方甚至更加可怕。

20世纪中叶，历史学家君特·弗朗茨尝试借助散落在德国各地的资料，呈现出战争中人口损失的全貌。于是，从波罗的海沿岸到帝国西南部，受害尤为严重的地区绵延成一条“摧毁对角线”，贯穿整个德意志境内。其中，损失最巨即损失半数以上人口的邦国，当属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邦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中部从图林根直抵萨克森，南部有普法尔茨和符腾堡。不过，北部的勃兰登堡、中部的黑森和法兰克福以及整个施瓦本地区都不得不承受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损失。除去这条超宽的“摧毁对角线”之外，西北部和东南部还留有少许受损很小的“未受影响地区”。

首次进行这样的划分并对战争的恐怖程度进行分级是在1940年，这就带来一个双重可信度的问题。首先，作者是一位被誉为“农民弗朗茨”的历史学家，以其值得称赞的特别研究而闻名，曾活跃在纳粹的科研组织及其项目中。在其著作的第一版中，没有历史学论断，而是主要论述三十年战争的影响，且充斥着粗鲁的种族意识形态式臆想。在去纳粹化的战后新版中，这部包含简单评价和比较的地方史则因缺少各种统计方法，再度引起学界质疑。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弗朗茨曾经是纳粹且在人口统计学方面一直是个半吊子，但他是正确的，甚至比他自己认为的还要正确。诚然，首位全面测量者尴尬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将战争的恐怖程度相对弱化了，这确有几分荒谬。在借助更多信息和现代方法进行验证时，死亡率、损失率等仍须大幅上调：无论是地理上的广度，还是区域内的激烈程度，实际情况均比弗朗茨的统计结果严重得多。

《生死施瓦本》（Leben und Sterben in Schwaben）一书专门讲述了施瓦本这一如今已被并入巴伐利亚的地区。作者维尔纳·伦格（Werner Lengger）精通现代标准，进一步拓展了这项研究，令读者获得了更多、更确切的情况。就“死亡”而言，整个施瓦本地区属于在战争中遭到严重损失的区域，人口损失约40％——高于弗朗茨的估计——再延伸至巴伐利亚境内的多瑙河流域，甚至高达60％。然而，“对角线”仍需延伸，并向东南方向改道，因为对奥地利世袭领地受战争损失较小的估计，受到了对当地情况更为熟悉之人的有力反驳。对于有过多番交战的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上述情况并不适用，但就整个下奥地利而言，篇首的地图也需要修改。该邦战争开始时有60万人口，大战中损失了近四分之一，且在损失最为严重地区，那些战前还有能力纳税的所谓的“能支撑的人家”中，三分之二在战争结束时都已经不能指望了。

再向北看，作为主战场之一的整个萨克森是帝国受侵袭最惨烈的地区之一。尤其糟糕的是，在战争的后半程，在政治上巧妙规避风险的萨克森选帝侯领地（Kursachsen）交替或同时被交战双方占领，受蹂躏最惨烈的是在“痛苦之年”（Qualjahr）——1640年。整个邦在战争中失去了半数人口，沿易北河方向贯穿该邦的一块宽阔的带状区域中，甚至丧失了其人口的三分之二。卢萨蒂亚（die Lausitzen）的损失应当是“巨大的”，但具体数额尚有待进一步确定。甚至维特施托克战役中双方军队列队交战的战场勃兰登堡，其受损等级也必须调高。这样看来，未受影响地区越来越小，遭受重大损失的规模则越来越大。

从空间上衡量战争恐怖程度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遭遇的情况更为糟糕。当然是农村，因为村子里没有城墙保卫——这是一个容易想到且广为传播的正确答案。村庄依然是当时最重要的聚居形式，编年史中记载的一连串疯狂暴力行为正是发生在毫无戍卫的乡村。有能力的人试图在固若金汤的城墙之后或在军队前的树林里为自己找到安全的庇护，而一位逃难的编年史学家汉斯·黑贝勒（Hans Heberle）则不得不从乌尔姆（Ulm）郊区的内宁根（Nenningen）这个小地方逃出来30次，这一数据创了纪录。受灾最严重的则是军用道路沿线地区、被争夺的城市及战场的周边地带。在勃兰登堡，承受巨大军事压力的乡村地区普里克尼茨（Prignitz）损失了近70％的家庭，是帝国受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各邦等级会议代表哀叹着村庄惨遭蹂躏、荒无人烟，且多数在大火中毁于一旦。有33个教区在战火后仅剩一两户人家。平原地区人口锐减至此，其后果对于基本农业供给而言是毁灭性的，且这绝不是某个地区的个别情况。然而，城市遭受的灾难远不输给乡村。

最早被摧毁的城市之一是一座小而尊贵的帝国城市——温普芬（Wimpfen）(4)。它因建有皇帝行宫而修建了防御工事，一度是帝国法院所在地，却遭逢不幸。在1622年5月攻入行宫的战争中，一场用其名字命名的战役在温普芬城门前打响，战役令小城饱受摧残。最终，山谷里的郊区彻底沦为废墟，12座居民们赖以生存的磨坊中有10座毁于一旦，134座房屋仅剩瓦砾或者完全被夷为平地，内城中心的残垣断壁被飞廉草灌木覆盖，几乎难以被发现，原有的300名市民仅剩37名。

在萨克森，除了村庄外，无数城市被反复包围和占领，遭到帝国军队及瑞典军队的摧毁、焚烧和蹂躏。首先是鲍岑（Bautzen），在被萨克森人占领后又两度被围攻并进一步被摧毁；接下来是埃尔茨山脉的矿业城市及经济中心开姆尼茨（Chemnitz）和茨维考（Zwickau），它们被多次包围和占领，损毁严重。莱比锡亦三度被占领，最终不得不长期忍受被占领之苦。幸免于难的邦都德累斯顿（Dresden）虽未遭兵祸，却在两年内有近8000名居民死于瘟疫，另有大量市民远走他乡。

对于帝国城市奥格斯堡（Augsburg）来说，战争及其后果则尤为悲剧。奥格斯堡曾经见证了众多皇帝的统治和数届帝国等级会议，亦曾以己之名命名了诸多宪法和宗教法规，因此，在最辉煌的岁月里，它一度被视为帝国的隐形首都，被富格尔（Fugger）家族(5)和威尔赛（Welser）家族(6)等商行视为财政首都。这座允许天主教会和新教会同时存在的城市却饱受涌入奥城的、不停变化的交战势力之苦，但更糟糕的还是因外人传入或因饥荒而爆发的瘟疫——1627—1628年间有9000人、1632—1635年间又有18000人命丧于此。这一数字已远远超过了奥格斯堡曾引以为傲的、一度增至40000的城市人口数的一半。新的研究表明，在其他城市甚至像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其遭受的损失要比农村地区惨重得多——这一点与人们迄今为止的设想不同。

受灾最惨烈、进而成为战争暴力之象征的城市，是马格德堡（Magdeburg）。这座不肯投降或太晚才投诚的城市被蒂利（Tilly）麾下的天主教同盟军攻陷，其时，数千名居民在胜利者烧杀抢掠的暴行下，在一场将这个城市化为灰烬的漫天大火中死去。根据当时的战争法规，如果围攻者和被围攻者之间未达成协议且某地已被攻占，那么，暴力掠夺和缴获战利品则完全是胜者的权利，即使妇女和儿童也不例外——他们本应是被保护的对象。这绝不是个案，因为像多瑙河畔的诺伊堡（Neuburg）、内卡尔格明德（Neckargmünd）等一系列其他城市均曾被攻破，给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过，马格德堡的受损情况已经超出了以上任意一次，交战双方和唯恐天下不乱的出版界则格外关注这场灾难，鼓励将其与索多玛和蛾摩拉、耶路撒冷的毁灭或者特洛伊的灭亡相提并论，甚至反复从其城市名“Magdeburg”(7)往外延伸，说它丧失了“童贞”，仿佛有事实给这个类比撑腰。与此同时，对“马格德堡化”的恐惧则轰开了一些城市的城门，人们主动献上赎罪金以换取对方放弃放火烧城，即当时所说的“放火勒索”，只不过，这样只能救下市民的性命，却因而摧毁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养家糊口的机会。

当然，极乐之岛还是存在的，那就是被水和城墙戍卫的、位于易北河入海口的汉萨同盟(8)城市汉堡。即便如此，也没有人真正为之欣喜。原因显而易见：人们心怀巨大的恐惧和对易北河下游的新教姐妹城市马格德堡的深切同情，尤其在教会中，这更是一个令人忧心的话题。不过，汉萨城市也为皇帝和天主教提供军队补给，并锻造武器。在马格德堡被攻占的过程中，这些武器有没有用上呢？市政府无论如何也不想毁了自己的生意，于是他们警告传教士闭嘴，对来自马格德堡的难民采取并非完全拒绝但十分严格的政策。在本书面世的今天，这听起来仿佛是带有倾向性的含沙射影(9)。事实的确如此。

所以，总存在一些例外之人，他们没成为牺牲品，而是狠发一笔战争财。这些人根本搞不清楚战争暴力的全貌。从北到南，从城市到乡村，从历史重镇到经济强邦，战争将整个帝国带到了深渊的边缘。

编年史学家和当地行政官员目睹了这一切。许多地区这样记载：人们因部队安营扎寨或军队过境、士兵掠夺施暴而叫苦不迭，他们不是偶尔，而是持续地承受战争暴力之苦。时人常说，敌友难分被视为当时市民的第一个基本体验。人们如果密切关注并重新组合这些当地史学家和报道中反复出现的陈述，就会得出一个有关战争体验和战争后果的整体形象——恐怖。我们从富格尔家族统治下的一位管家的公务手记中可以了解到，奥格斯堡城区及附近地区的三支军队对当地造成了什么损害：仆人再也没法取出粮食和牲口，房屋被闯入、放火、洗劫。“那时候施瓦本和阿尔高地区再无家族联盟可以忍受这一切”，这位管家这样认为，且这一情况绝不仅限于当地。另一位管家的统计显示，一切谷粒、马匹、家什“尽数被敌方或己方军队抢走，在战争期间，人们要么迁徙，要么死于饥荒，要么被射杀”。“一切都被毁坏殆尽”，一份官方小结如是写道，这也印证了诗人的话。为什么事情会走到这步田地？难道没有人能够制止吗？

死亡的“三位一体”
——暴力、饥荒和瘟疫

从空间上看，对战争的恐怖程度进行人口统计学的衡量距离死者依然太过遥远，但报道者的自述却拉近了我们和死者间的距离，那些惊魂未定的文字令人心生恐惧。这些日积月累下来的自述中内含大量的灾难经历，一方面，面对可怕的细节，今人会产生窥探隐私般的凄惨之感；另一方面，当代研究中尚有诸多分歧，因而现在并不是让这些经历消失在视野中的时候。基数庞大的战争记录使人们认识到这一危害体系的整体规模和运作方式。事实上，人们在日记、编年体史书和档案中，以及格里美尔斯豪森反映当时情形的文学改编以及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10)后来的文化史改写中，总能读到同样的内容。在音乐界，作曲家维瓦尔第（Vivaldi）一度饱受同行嘲讽，因为他把同一段协奏曲写了百来遍，但是，（当人们认识到）它不是一种空转的风格，而是指涉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时，（人们便会发现）该曲调持续重复并带有变化，展现了持续的战争暴力所带来的典型危害，即许多人丧命。

在编年史和教会的损失登记簿中，人们会反复碰上一种不祥的“三位一体”，从而联想到传统连祷中的请求：“主啊，请保佑我们远离瘟疫、饥荒和战争!”上巴伐利亚安德希斯本笃会修道院院长毛鲁斯·弗里泽内格（Maurus Friesenegger）就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战争这一上帝的惩罚之后还紧跟着饥荒和瘟疫？他得出结论：“因为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违背上帝的意愿行事，于是上帝便以牙还牙，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予以还击。”将苦难阐释为上帝的惩罚是帮助人们走出战争阴影的策略之一，上帝的“三位一体”似乎是用不祥的“三位一体”进行惩罚的，即悬在人们头上的死亡威胁。一本牧师登记簿记载道：“如果此时在我们的国家充斥着这样那样的悲伤、恐惧、贫困和愁苦，那是因为上帝不仅仅用战争、用敌人的刀剑，而且用瘟疫”和“大饥荒打击了我们”——这份记录迅速得出这样的结论。接地气点儿说，三重灾难的侵袭宣告了邦国的彻底凋敝，“因为敌人尚未屠戮的、瘟疫尚未杀死的，都被饥荒从这片土地上赶走了”。即使是行政官员哈佩（Happe）这样的世俗编年史学家，也认为“三大主要惩罚”应对巨大的死亡人数负责，早在1626年他就写道，人们“现在正不幸地遭受着战争、物价飙升和瘟疫等所有的主要惩罚”。自那以后，时不时地出现或相互关联或单独的有关三大折磨所造成的最糟糕情况的描述。其他编年史学家也感知到了这一情况。女历史学家、克鲁森斯滕的贝尼希娜（Benigna von Krusenstjern）编撰的目录列出了百余篇有关三十年战争的自述，如果通过主题提示浏览下来，会发现任何一位时代见证者都记录了战争中所受的折磨，更多的人往往记载了全部三项，抑或是亲身经历。而整个威胁体系则是从一个灾难三角的致命尖角发展而来的。

处在所有灾难的金字塔尖的，是直接的战争暴力。这在战争中不足为奇，它对人们的身家性命和家庭财产所造成的伤害几乎是对战争全部的感知。除了这些某种程度上的常规负担外，多种极端的痛苦折磨带来了多重致命侵袭，展现出战争最恐怖的一面。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因弗赖塔格而扬名的上法兰克牧师马丁·伯岑格（Martin Bötzinger）的一生。一开始，他先后遭到帝国军、瑞典军洗劫，在身陷囹圄、性命攸关之际出逃后又被抓住，剥光衣服，饱受刀砍的凌虐，所幸再次逃生。当他回到自己的牧区时，碰上一座多人墓穴，里面埋葬着17位被打死的民众，其中一位死者是他的岳父，而他的岳母则被人用手枪和螺丝施刑并被画上记号，折磨致死，而他的妻子则完全靠侥幸才得以两次自救于极端的险境。事后，伯岑格写道：“1634年，怒火更甚。”为什么呢？没错，“瑞典饮料”(11)出场了。在被人粗暴地灌入粪水的过程中，他所有的牙齿被打断；此外，还被施以特殊的水刑（Wasserfolter），这位神职人员被捆着双脚在水里拉上拉下，直到将他折磨得半死。他再次死里逃生，但回家后发现，他那个教区连藏起来的最后一批豌豆都被抢光了，村民大多饿死。“残存的八九个灵魂，1636年后完全丧命或是逃走。”情况就这样往下发展，于是那里再也没有瘟疫什么事儿了。

这些疯狂的暴力行为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所有流传下来的地方志中随处可见。把来自纽伦堡旁小县城的罗特（Roth）的恐怖报告进行重新编排对比后可以证明，弗赖塔格笔下的主要证人是多么地具有代表性。科恩贝格尔牧师（Pfarrer Kornberger）正是一个人及其家庭所能够遭遇到的一切厄运的受害者代表。首先，他像一般人那样，失去了军队逼近时藏好的家财，包括牲口和储存的粮食。第二年，他被打得浑身青紫，“用土耳其的方法”从脚或脖子处吊起来，并且用上了旋钮战争刑具，即用旋转可致肢体残废的麻绳折磨他。后来，他逃走了，但在逃跑的路上，他的妻子被骑兵抓住，骑兵拖着她的头发穿过田地，用靴子和武器残忍地将她打伤。在继续逃难的途中，这个新教家庭在天主教地区的罅隙里暂时找到了一个容身之所，最后得以在罗特接管了一个空缺的新教牧师的职位。结果好，一切就都好吗？并非如此，他最终在罗特死于瘟疫。很多人的情况并不比他好：他的邻居是一位校长，报告了自己染上瘟疫的消息；市政厅书记员(12)约翰·雅各布·菲克勒（Johann Jakob Fickler）在其妻子被鞭打致死后，自己也死于毒打；在附近的格雷丁（Greding），短短几天内就有18名市民被杀，包括市长在内。这样的情况并未停止，且蔓延到其他许多地区。肇事者是到处抢劫、来自各路军队的正规士兵，当然也有可怜的战争魔鬼，他们为生存而战，压榨勒索存粮，但很显然，接连不停的战局也释放出了人们对暴力的过剩欲望。

尽管这些报告的流传背景不太清楚，但其可信度无须怀疑，文书卷宗和档案室可以给它们作证。在某些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案例中，极端暴行被精确地记录下来，包括名字、亲属、出生地和受害者的死亡方式，从而印证了一整套传言的真实性。比如在黑森的一个小地方，士兵们猖獗地用刑，导致6位女性和12位男性命丧黄泉。而在一份损失列表中，先是众多妇女被强奸，接着士兵们将数名男子从其外生殖器处吊起，最后将所有人拖曳致死。人们在和平时期曾目睹女巫审判等迫害行为，因此，这个时代的人们早已习惯了暴力。但即便如此，报告中依然流露出人们对战争暴力的恐惧。法兰克地区的最新史料将其他时代的犯罪称为战争犯罪，但此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搞清楚什么违背了准则、什么已成为战争常态。一位观察者作出了如下概括：“那些横行霸道的兵痞用旋转麻绳、‘瑞典饮料’和夹手指的方法给被逼无奈的可怜人带来痛苦，愤怒则成了他们的帮凶。可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经是正直有礼的小伙子和绅士，更别提做出侮辱妇女这样的事。”这一概括实际上颇为讽刺地宣告了对市民施加战争暴力已经成为新的行为习惯。

在死亡三角上，相比令人惊恐万分的战争暴力这一角，饥荒和瘟疫这两点似乎更严重地威胁到整个文化和社会。尤其是饥荒，它并不只是一种附加的痛苦折磨，而是战争暴力的直接后果。相关报告往往将财物损失和人员伤亡置于完全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这样的话，掠夺和压榨赖以生存的最后的粮食与钱财，则与凌虐肉体一样，会产生致命的后果。然而，这背后则完全是一场有意识的、应归因于战争的粮食危机。本笃会修士约翰·伯岑哈特（Johann Botzenhart）是他所在的乌尔姆附近的埃尔兴根（Elchingen）(13)修道院的厨房主管和酒窖技师，负责置办食品，因此他对当时每况愈下的粮食状况有一定的认识。“在穷人中间，嗜血的饥荒一日强过一日，因此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这是对饥荒的一个小结。不过，这不仅仅适用于穷人，也适用于客观上没有磨坊而缺少面粉的富人；人们不仅仅会饿死，也会被冻死。饥饿和冻伤往往被并称为两大致命杀手。

此时，“小冰期”似乎获得了机会——这一论点认为，17世纪普遍的气候变冷缩小了粮食供给的回旋余地，饥荒触发了分配冲突。事实上，这位厨房主管观察到了经常出现的气候变化现象：那时候，“基督圣体节”(14)还会下雪，或者秋天像“人类有记忆”以来从未有过的暖和，于是，越冬作物的秧苗或许能安然过冬。不过，没有人将粮食供给紧张归咎于整体气候变差。因为当土地无人耕作、役畜征作军用、磨坊毁坏无法磨面时，其他的解释都是多余的。有人死去，是因为他冬天不得不“光着膀子”逃命而冻死，他的死因在于天气或战争状况，不会怪到“小冰期”的头上。“小冰期”或许存在，但它只是在时间上模糊地与三十年战争同步，这也是有争议的。然而，人为造成、或许也会由人类终结的暴力及其后果，足以解释这样的灾难。我们从巴特克罗伊茨纳赫（Bad Kreuznach）附近的农民、葡萄园主塞巴斯蒂安·文德尔（Sebastian Wendell）的家庭收支账簿这一第一手材料中可以知道，农田耕种和粮食收获是如何在军队横扫及其进攻下被迫中断，又是如何在农民重伤而丧失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走向完全停滞的。在这种情境下，没有人人饿死反倒令人惊讶。

哈佩全面的战争编年史也对饥荒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果把那些声声泣血的消息连成报纸的头条的话，那么从字面上便能了解到1626年的大致情况：“人们因饥荒从哈勒（Halle）逃往吕内堡（Lüneburg）”“伯爵领地施瓦茨堡（Schwarzburg）饿殍遍野”，最后是“从未经历的物价上涨和饥荒”。其后果是请愿民众“每天有500人聚集在宫殿前”。在17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中，“法兰克尼亚地区发生了可怕的饥荒，使妇女和小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为了面包逃往图林根”，但噩耗又来了，“数千人因饥荒死于图林根”。编年史中还有吃人的可怕细节，食用那些现在看来很恶心的腐烂食物和昆虫，饿死的人像俗语中说的那样，真的被“咬进了草里”(15)，再也无法开口。此时，出版业和印刷业正日益兴起。或许，这位真正忧心忡忡且心怀善意的、身处管理岗位的编年史学家应当刊登一些号召力强的大字标题，敦促政客们有所行动。事实上，他自己也时而从报纸中获得消息，身处政界的他深知，如果这么做于事无补的话，那么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第三重恐怖即死亡三角底边上的另一角则是瘟疫，其中首推“鼠疫”，也包括其他致命的传染病，或是能叫出名字的红痢疾。瘟疫的痛苦闯入人们的生活，它是如何逼近、侵袭编年史学家们及其周围的人，如何使一部分人虔诚地屈膝投降、一部分人暴怒得不知所措的，读来令人动容。着眼于世界的史学家哈佩不得不经历亲友一个接一个地染上这种令人不适、厌恶又残酷无情的疫病而死去，他给他们记下名字、亲属关系和职业，留作纪念。哈佩携妻儿出逃，瘟疫过后，他们返回家乡，“看看我那些最爱的朋友们是否还在人世”。1626年，在小小的格罗伊森（Greußen），最糟糕的一个月里死去了344人，全年有843人丧命，这丝毫不奇怪。17世纪30年代，图林根附近的其他村庄也受到几波瘟疫的侵袭，直到最后，哈佩本人在听到接二连三的死讯后也宿命般地染上了瘟疫。其中最可怕的是施瓦本的一个小地方比贝豪（Biberau），一场时疫过后，300多名居民中仅25人被有名有姓地记载下来，但是，记载下来的不是死者姓名，而是仅有的幸存者。由瘟疫引起的大规模死亡，也曾在奥格斯堡、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等大城市肆虐，人口成片地锐减。瘟疫带来的死亡风险与战争暴力相比，似乎也不遑多让。

然而，这些致命的疫病受到战争影响，应将其爆发归咎于战争。原因是：一方面，瘟疫通过军队的持续行军而四处传播。当符腾堡的神职人员还在尝试说服市民瘟疫是上帝的惩罚时，像哈佩这样的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只有当夺人性命的军队自己碰上惩罚时，才会近乎讽刺地请出上帝来利用一番。另一方面，由于灾民涌向敌后安全地区，敌后狭小的空间和糟糕的卫生状况必须负一部分责任。“那里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我们在痛苦中互相枕藉。物价飞涨，饥肠辘辘不期而至，随之而来的是邪恶的病痛和瘟疫。于是，数百人死去。”关于传染病、食物短缺造成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况，上文提到的、被迫逃亡的记录者黑尔勒如是说。下面主要谈谈食物短缺和传染病之间饱受诟病的相互影响：因为常年营养不良、丧失体力的人几乎没有抵御疾病的抵抗力，所以，他们事实上是死于战争导致的饥荒。这位编年史学家提到，“由于这场大饥荒造成了大规模的死亡和瘟疫，数千人死去”。事实上，1632—1635年的大规模瘟疫导致大量人员死亡，这样的情况在14世纪中叶的中欧黑死病之后还是首次出现。这场瘟疫前后均有过短暂的疫病感染，但其杀伤力证明了这场大规模传染病成为三十年战争中的最后一次瘟疫并非偶然。

因此，将暴力、饥荒和瘟疫织成一张死亡之网的源头，自始至终都是战争。概括起来说，有些细节依然明晰：如果资源被因发动战争而进行的征召、烧杀抢掠而消耗了的话，那么这首先应归咎于战争暴力，而不是怪到经济、气候等其他因素头上。由此产生的食物危机和饥荒让人们对传染病失去了抵抗力。各路军队以及逃离军队、躲到安全城墙后的人群造成的拥挤则催生了疫病的蔓延。为争夺最后的粮食库存，民兵和军队都准备好了使用暴力，饥饿则使得这一情况进一步尖锐化。这是一个应归罪于战争的危害体系，人成了它的牺牲品，并用暴力、饥荒和瘟疫构成的死亡三角敲响“丧钟三连”，威胁着整个社会及其文化。

末了，一位编年史学家作出如下判断：“这场战争、瘟疫、物价飞涨和大饥荒让邦国的人口急剧下降，少到令后人难以置信。”另一位编年史学家则对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过后是否还会留下后人感到怀疑。难道这样的担忧不是终止战争和持续摧毁文化的死亡三角的绝佳理由吗？

也许，此时应对神学家提出要求。从跨教派的宗教角度将战争疾苦解读为上帝的三重惩罚，有利于向民众解释并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但亦减轻了其忍受度。当时是一个神鬼之说横行的时代，是否有可能将战争解释为撒旦的三重杰作而非上帝的作品，并赋予背负责任之人与恐怖的“三位一体”作斗争这一基督徒的使命？事实上，沃尔夫冈·E. J. 韦伯（Wolfgang E. J. Weber）考据出的神学战争批判甚至大量使用上帝之惩罚威胁当权者，结果却完全背道而驰——它没有从战争中拯救人们的性命，而是妄图索取牧师的供养费，理由是战争导致的牧师缺位会影响到信众灵魂的救赎。直到1644年才有一位牧师站出来，指责其同僚“不仅没有反对战争，反而助长了嗜血的战争”，而彼时救世主已恩赐了和平。如果神学失灵了且将战争责任推卸到上帝头上，那么，就没有人能够承担战争的责任，并用仅存的理智去阻止这三重罪恶交织的疯狂。于是，我们再度且愈加迫切地提出如下问题：当时就真的没有人能够干涉一下吗？

孩童、妇女和士兵的生存威胁

当人们不仅仅考虑死亡方式，而且将棘手的生命阶段和受威胁群体纳入考虑范畴之时，上述问题便显得越发紧急。一方面，童年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初的岁月，另一方面，妇女和打仗的士兵受到特殊的潜在威胁。还有一个原因是，儿童、妇女和士兵生活的世界及他们各自在战争中遭受的深渊般的苦难直到最近才进入战争研究的视阈中。

战火中的孩童在格里美尔斯豪森的成长小说《痴儿西木传》中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该书将主人公西木设计为战争孤儿和童子军并开启其一生不是没有理由的。同样，这种在今天令人备受煎熬的战争题材促使人们对过去提出质问，但很遗憾，三十年战争却是儿童不幸的渊薮。诚然，近代早期的儿童死亡率本就居高不下，且前现代（Vormoderne）的童年颇为艰苦，但是对于尚处于需要保护年龄的社会弱势群体而言，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生存危机更是大得多。首先，孩子们饿到极点，瘟疫带走了他们的兄弟姐妹。战争暴力降临到最亲近的亲人头上，留下了孤苦无依的孤儿。一个个家庭在战争和瘟疫的打击下支离破碎，就像著名的图宾根数学家、天文学家威廉·席克哈特（Wilhelm Schickhardt）那样，最终守着自己仅存的儿子双双死于瘟疫。若是有人侥幸活下来，他都不知道是否应该真心感谢上帝。“上帝赐予他一次幸福的重生”，雇佣兵彼得·黑根多夫（Peter Hagendorf）在每一篇日记之后写道。他在日记中记录了随军带到辎重队的一个孩子之死，但是在被上帝抛弃的情况下，这样的语句能否带给他一丝安慰，则是令人怀疑的。即使是代代相传的十分动人的救赎故事也无法回避的是，幸存者始终被理解为上帝手下留情的例外，未获得救赎的亡人才是沉默的大多数。

针对这一时期儿童的最新研究初步表明，儿童在编年体史书中出现的频率相当可观，几乎始终与三十年战争如影随形。不过，这也意味着“正常”的童年根本不存在。在复杂的安全形势之下，即便是洗礼和往往紧随其后的葬礼亦颇为艰难——这是牧师和父母值得一提的一项请求。通常是死里逃生之人回首自己或子女的童年、少年时期的记忆，明确记录下来，传之后世。伯岑格牧师甚至直接以一个小孩的口吻提起了这段记忆：“你米夏埃尔，一岁半，你的长姐5岁”，在他们的母亲遭到性侵的时候，他们恰恰在场。另一位牧师则扼要重述了自己的一生，“给我的孩子们特别的慰藉和陪伴”。但愿孩子们不要走他的老路，因为他一生参加过12场大型战役、无数次小战斗和75次攻城战。事实上，人们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是，经历过战火的儿童和战后一代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精神创伤或有暴力倾向。两者或许都不好，但世上哪有十全十美之事。儿童兵令当代人感到震惊，但需要指出的是，那时候的“辎重队男孩”（Trossbuben）和“士兵少年”（Soldatenjungen）还没有上场杀敌，只是承担擦拭武器兼战地服务的工作，而不是去危险的家族联盟护卫队打仗——随军工作至少给了儿童另一种融入社会的机会。然而，如果这些年轻的牺牲品成了肇事者，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接受不到，又谈何社会化？伟大的教育家约翰·阿姆斯·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6)就生活在那个时代，曾在海德堡（Heidelberg）和赫尔伯恩（Herborn）一带活动。打仗时，夸美纽斯转移到了帝国之外的安全地区，并在那里提出形象生动的课堂改革和学校组织改革，日后影响深远。这位《世界图解》（Orbis pictus）和1632年版《大教学论》（Didactica magna）的作者在流亡途中著书立说，对德意志战争地区的教育政治状况多有述评。即使是格里美尔斯豪森也不得不在丛林中安排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隐士，这样他的战争孤儿才不会始终是纯朴无知的痴儿。布莱希特则发明了哑女（或是因战争而喑哑）卡特琳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她对人生的安排与擅长经商的大胆妈妈大相径庭，卡特琳用擂鼓报信的方法唤醒危机四伏的城市——这来自对孩子们的同情心。那么在现实中，真的没有人敲响战鼓吗？

富有预见性的文学作品可以照进现实世界。《痴儿西木传》是一部宏大的男性历险记，里边的女性只是边缘角色。不过，其中一个边缘角色却有一本专门写她的书(17)流传下来，她在书中抱怨《痴儿西木传》只有一章讲到她实在太少且讲的还都是错的，于是她自己讲述了自己的一生。这就是“女流浪者库拉舍”（Landstörzerinne Courage），后来还激发了布莱希特创作戏剧的灵感。格里美尔斯豪森创作的故事仿佛在给后人使眼色，今天读来有如一本影射真人真事的小说，里面的女性出场较晚，但彻底成为这场战争的主角。其一，如在适用于文学创作或媒体报道的流动妓女淫秽案例中，女性完全是主体，有关她们的情况，我们只能通过真实记载中的间接信息窥见一斑，即心情烦躁的居民或修道院的住客对借宿的“游手好闲之徒”惹出的“风流韵事”写下的一些总括性文字；其二，部队的随行人员还包括擅长经商的随军女贩和士兵的妻子，正如彼得·哈根多夫在他著名的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她们积极参加收缴战利品，并事实上跟着部队为四处漂泊的男人和孩子们操持家务。此外，还有能识文断字的女修道院院长和修女们，她们中的一些人，比如艾希施泰特（Eichstätt）附近的玛丽亚施坦因（Mariastein）修道院院长克拉拉·施泰格尔（Clara Steiger）也写下了日记。她们的日记和男性神职人员一样，深深打上了各种战争消息和恐怖经历的烙印。

女性主要作为战争暴力的受害者而出现，这必然符合事实。把多个地区存续多年的、危及众多女性的女巫审判解释为受尽战争折磨的民众摊派罪责，这样解释是否有意义本就存疑，但也没有必要这么解释。与处决类似，追捕女巫带有暴力的时代烙印，但在战争的进程中则可退而居其次。其他受罪和送命的可能性多得是，尤其是对女性而言。比如借宿百姓家里的士兵常常对主人家的女性实施强奸，有如带有侮辱性质的军事暴力，只有女性用惊人的极端手段进行反抗，强奸才有所减少。当时的史书读起来就好像刑事案件报告，其中充斥着对单个女性进行集体性侵、对“未成年少女”进行性犯罪或者提到残缺的乳房等露骨的案例。

可靠的史学权威哈佩提供了饥荒和瘟疫灾难的情况，他记载了各种“侮辱”，其结局往往是死亡，比如仅17世纪30年代就有两打案例。其行文多用复数，如：“所有女人都被可怕地玷污了”，村子里所有被抓住的“女人”都受到了侮辱，或者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妇女和女孩都被奸污了”。如果一旁有目击者，记载常常较为详尽：妇女遭强暴后紧接着被打死，“一个可怜的10岁小姑娘被蹂躏至死”，或是一个被凌辱而死的女人立刻被“剥光衣服并扔进牲口的饮水槽”。显然，这些暴行与压榨存粮没什么干系，它与强迫性交有一定关系，或许只能被部分解释为贫困导致的社会报复——事实上，它纯粹源自对残暴的欲望。当人们开始研究历史长河中被掩盖的性多样化、殉道者故事中受尽折磨的躯体以及其他被宗教粉饰的、因暴力幻想和暴力经历而产生的性冲动等内容时，此类研究便止步不前了。正如女巫研究因破译性虐待而停止，山本威尔逊（Yamamoto-Wilson）(18)开始研究17世纪英格兰话语时也遇到类似情况。当今这个媒体时代对这一点尤为关注，而历史学界对这个问题则持观望态度，但“性别”却再一次让人们有理由为战争的残酷感到惊异。

这是因为在方方面面信条主义化和规制化的过程中，渐渐出现了尴尬界限和限制，从而把充满情欲意味的性行为列为禁忌，直至诡异地重新遮盖裸体——从梵蒂冈到新教牧师的家中、油画上，然后才到现实中。人们提议普通牧师应遵从正当的基督教行为准则，并将坚守“贞洁”的礼教习俗置于中心地位，后又被战争的行为现实席卷而过。在沃尔夫冈·E. J. 韦伯新近发现的职业手册中，新教牧师须教导女性婚前和婚内的贞洁行为，并警告她们只能露出脖子或肩膀；而正是同一拨人，却必须经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被剥光衣服、失去贞操的苦痛。违反婚前和婚外性交禁令的女性会受到严厉的惩戒，然而，接二连三的公然强奸行为让该禁令沦为笑柄，但是，逃过一劫的无罪者却因为这种毫无意义的贞操指责背负上了额外的社会负担。有人跳进水里来逃避失贞，有人遭强奸未遂得以脱险，后世之人必须在略微偏离礼俗标准的情况下来解读她们的故事。长期冒犯那个时代认为神圣的一切，如女性的贞操，令人扼腕。这能否激起男性奋起反抗，在牧师的帮助下阻止这场战争？

即便是那些投宿的士兵也有表现相对良好的时候，“但人们想要离他们越远越好”，修道院的厨房主管如是说。他很确定地知道这帮人在哪里，并引用了这句海外贸易时代的流行语去讽刺那些令人敬而远之的人。平民社会和军方之间的对立贯穿了所有的史书，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完全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年轻的西木记录下这一情况，他简直无法想象农民和士兵的祖先都是亚当，他把他们看作“世界上的两种人”，或是彼此争斗的狂野和温顺的两种动物。最近，当时和后世对兵痞们旗帜鲜明的厌弃被认为太过片面。这一印象主要是通过弗赖塔格的《德意志过去的图像》传播的，但其基础则是对平民社会所经历的暴力和压抑的描述，难以磨灭。不过，这些自述或史书主要出自能识文断字的牧师家庭、修道院或者地区管理部门之手，描述了他们和受其庇护之人所经历的苦难，仅在例外情况下会听取另一方的意见。至少随军的耶稣会神父在第一次远征波希米亚时，对饥饿和瘟疫给士兵造成的痛苦作了极其可怕的描写，以至于人们惊呼这样的战争不会再有。而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士兵及其仆从的状态则令充满正义思想的安德希斯修道院院长感到震惊。当然，只有当士兵与百姓承受一样的痛苦时，人们才能从史书中读出作案人也是受害者的思想。几年前发现了一本独特的士兵日记，作者是彼得·哈根多夫，日记道出了士兵的遭遇，唤起了人们对拖家带口的普通步兵之处境的理解，即便这些打家劫舍的暴力举动无法修正市民对他们的偏见。不过，我们对士兵之死知之甚少，因为哈根多夫之流属于总能死里逃生的那拨人，记载下来的通常是他自己受伤和得救的经历，而对周围的战友之死兴趣不大。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自述不可能见证自己是怎么死的，除非提前下笔或者是记下自己已然逃过一劫的死亡方式。士兵的死亡具有职业特殊性，在其他文献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士兵这一职业的危险在于打仗，打完仗后很快会有内容丰富且神乎其神的战役报告，以书信形式或印刷形式面世。战役报告主要涉及最富争议的战役过程，探讨谁输谁赢的问题。如果输赢分明，那么战役报告则涉及有竞争关系的本方不同统帅部队之间论功行赏的问题。阵亡军官的名字会被记载下来，受到悼念，而千千万万在三十年战争战场上捐躯的士兵则会被清点、估算人数。为了赢得紧随其后的宣传战，人们会夸大对手的损失，人为缩小本方伤亡。就像一开始提到的民事伤亡统计那样，大量的不具名死亡人数十分惊人。如在1636年的维特施托克战役中，获胜方瑞典估算出本国死亡人数是1000人，而战败方帝国萨克森联军则死亡8000人。为了让数据开口说话，瑞典科研人员借助士兵的入伍体检表进行了统计，结果令人震惊。如在瑞典北部某省，有254位男丁被送往德意志战场，其中只有38人生还。整体估算下来，瑞典士兵的生还率约为10％。瑞典人用军事力量荡平了德意志，与此同时，却让自己国家的人口急剧下降。10万苏格兰和爱尔兰大军也概莫能外，有的士兵得以回国，不过是为了继续参加不列颠内战，而大部分人则埋骨疆场。在德意志土地上进行的欧洲战争令士兵的母国人口骤减。“告诉我男人们何在？”有人在战争中拷问道，“他们曾在何处？”

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源则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并可以就此以及个体命运的走向给出精确到令人震惊的答复：“骑兵手枪从右边击中了这个男人。这粒铅弹卡在了右上臂的骨头里。在X射线下，弹头的铅粒清晰可见。子弹碰撞的冲击力除了造成软组织挫伤外，还导致多处骨头裂开，炸成许多碎片。尽管身受重伤，这名士兵很快又被卷入一场近身肉搏之中。也许是斧枪重重砍下来，砍穿了太阳穴附近的头骨，力量很大，右侧头盖骨裂开了一条长长的伤口。头盖骨大脑上的开口令他立刻失去意识，但并没有直接致死。受伤的士兵因为头伤严重瞬间倒在地上，仰面朝天，接着被一把匕首刺穿了咽喉。匕首从前面穿过脖子，切开气管和食管，在第二颈椎处将位于中间的脊椎突起戳裂。这样的伤定然是致命的。”或许有人会想，这恐怕是某个热播的侦探剧集里的尸检报告，因为骑兵手枪和斧枪不会被认为是历史上的射杀与劈杀武器。事实上，这是对一项战场考古学（Schlachtfeldarchäologie）新发现进行科学鉴定的报告节选，该报告从一名士兵的遗骸中读出了许多有关他悲惨一生的内容，也看到了更多的有关他漫长死亡过程的内容，以至于人们最后如释重负，即使专家也并不知道所有情况：“单次进攻间隔多久，已然湮没在历史的黑暗中。”也有包含细节信息的案例，如：其他124名士兵经受了类似“71号个体”（Individuum 71）(19)的生死故事，他们的遗骨于2007年在维特施托克战役遗址处被偶然发现，这是迄今为止为人所知的三十年战争时期最大的万人墓，受到保护和科学的评估分析。

20世纪末才拓展到近代战场的考古研究首先验证了有记载的地面战争的过程，在发现的小铅弹或使用劈杀、射杀武器的证据的基础上作出了一些修正，但随着一些单个万人墓的发现，全新的建构的工作开始了。其原因是，那些“墓中死者遗骸储存的信息”，不仅包含了他们的死亡方式，而且有他们的年龄和出身、先天不足和所患疾病，并且让今人对他们未曾通过书面文献流传下来的、往往十分痛苦的生活有所认识。这门崭新的专业学科将骨头和牙齿视为“生物历史文献”，作为书面文献的补充乃至替代品。比如现已查明，四分之一的死者肯定是瑞典人，其余人来自欧洲各地。这也使人容易推演出如下结论，即朋友和敌人被埋葬在一起。是因为死亡面前众生平等，还是人们对收殓尸体时无所谓敌友？

除了以上的认知机会外，还有另一个认识万人墓葬的视角。在维特施托克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墓穴，84具保存下来的骸骨并列嵌入，分三层叠放，毫无疑问排布得整齐而精心，节约了不少空间。几乎同时，人们勘测到一处位于布赖腾费尔德战役之战场（Schlachtfeld bei Breitenfeld）的万人墓，它实际上就是个大坑，死者遗体被扔进去后化成累累白骨，等待着负责阵亡战士墓的科研机构前来寻找和修缮。即便如此，与那些曝尸战场、遭到动物噬食并腐烂、被当地居民草草埋葬并永远消失的士兵相比，这样的收殓方式已经算是优待了。文博专家则将尚能展出的维特施托克战场遗址的发掘物展览出来，起名为《他们的最后一役》。策展人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展出死者的整副遗骸的想法，其理由十分中肯、令人信服：死者肯定不希望自己的身体在遥远的未来被这样展示出来。不过，在当时那个社会，阵亡者遗体上发生了什么或许并不重要。在古代，兵团士兵为罗马而死是无上荣耀；在近代，从反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到为祖国而战的两次世界大战，国家均会为士兵树碑立传。然而，在近代早期最早的部队中，死者却被弃如草芥。而在当时的社会，晚期人文主义的知识分子一如既往地尊崇古希腊罗马时期所有基督教教派均采用的宗教仪式和复活希望为死者祷告。可战场复战场，万人坑又万人坑，这个社会真的容不下一场个人的基督教葬礼吗？因此，策展人强调，他举办展览的动机不仅仅是科研上的好奇，更有对这些重见天日的阵亡者的尊重——这样的尊重，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是缺失的，的确，这是一场迟到了近400年的纪念。

现在我们也无法断言，统帅和军官们是否像后来很常见的那样把他们手下的战士从安全的港湾送进了万人坑。因为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死亡的威胁——古斯塔夫·阿道夫、蒂利、魏玛公爵伯恩哈特（Bernhard von Weimar，1604—1639）等指挥千军万马的战争英雄都在战役中、在战场上阵亡，或者像瓦伦斯坦那样被自己阵营的人刺死。不过，他们享受到了一等一的葬礼，被隆重地入殓、安葬，军官们也被尽可能地安葬在教堂的墓地中。普通参战人员享受不到的安葬仪式也有其重要意义，以下事例体现了这一点：来自瑞典的德裔贵族默尔讷（Moerner）家族(20)的一位成员被捕并遭到杀害，比他的死亡更令人震惊的是，人们想转运他的遗体时却找不到其遗体了。不过，也有少量贵族军官在整场战争结束后得以幸存，这好似一个奇迹，也被他们的家族视为奇迹。比如来自奥格斯堡的传奇商贾家族富格尔氏，当时已晋升至帝国贵族，按照所处阶层的规制，他们得派出不少于7名子弟参战，其中有3人战死。擢升至军队领导层的奥特海因里希·富格尔（Ott-Heinrich Fugger，1592—1644）活了下来，只是因为遭到突袭时射向其太阳穴的骑兵手枪哑火了，他才有机会捅死进攻者。我们再引用一个大名鼎鼎的勃兰登堡贵族世家的事例：俾斯麦家族和容克贵族奥古斯图斯（Augustus）联合选送了一位狂野的骑士，他似乎参加了所有有名的、没名的战事，经常受伤甚至送掉半条命，简单拾掇、疗伤后重上战场，其恢复之快，足以让人们觉得战场上的军医至少对一流勇士而言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糟糕。他在回顾其戎马生涯、堪称其“简历”的报告中如是说道：“在战争中熬了21年，其间挨过霉运、辛劳和愁苦。”他自己也有罪，人们只能这么说。那么，能否有一位积极参战之人思考一下这场战争的意义和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呢？

再度提问：来自反方的质问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有战争和对战争的呐喊：上帝遏止邪恶吧!”这是伟大的图林根编年史学家福尔克马尔·哈佩发出的一声短促的叹息。这位伯爵领地的行政官员充满人道主义情怀，他用似近还远的目光看到了战争的弊端，即战争利用各种新形式和后果传播其恐怖。我们对这场战祸的衡量已经结束了，证人和证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证据链，哈佩是其主要证人。现在，我们可以集中控诉这场“战争的战争”了。

但是，且慢。在种种战争恐怖中，没有一种是全新的，而且没有一种未曾以相同或更恐怖的形式重回战场，甚至出现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战争中。刚探访的掩埋阵亡将士的乱葬岗和万人坑不曾消失，即便是在主观想象中更人道的启蒙世纪的战争中；针对老百姓的战争暴力不曾消失，当年是为了压榨资源，而在20世纪和21世纪则是有目的的恐怖袭击及其损害，更不用提强奸、失控的暴行和儿童的不幸了。水刑用于刑讯逼供，与英文单词“waterboarding”（意为“水刑”）吻合，都给人一种毛骨悚然之感——它的另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瑞典饮料”：当年是为了逼供粮食藏在何处，今天则是为了逼供敌人隐于何方。其他战争也会饿死百姓，冻死士兵，也会有千万人死于战争引起的瘟疫。整个邦国、各大城市毁坏殆尽，人口锐减，也因为来自危险地区或不再宜居地区的难民，让三十年战争成为接纳远近战争移民的典范。那些在这场或那场战争中单独出现、须特地控诉一番的战争暴力形式，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已悉数降临到人类头上。人类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将其记载为一场什么都不放过、永远威胁人类生存的战争苦难，并常常向后世强调，或许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战争了。这次“战争的战争”也首次对欧洲文明产生了威胁。

当威胁来袭之时，难道就没有一位政治领袖预见到并踩下道德、外交和军事的急刹车吗？我们可以给自己的祖先（不一定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是在建立文明的政治文化世界这一意义上的）硬加上三十年碌碌无为、无人想到走出灾难之策的罪名吗？那时候整个欧洲是看不到终结战争之路，还是完全没开始探索？

诚然，这需要彻彻底底、反反复复、从头开始探寻。“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是否真的像传统的解读所言，是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值得推敲。但该事件触发的则是一项规模最大的、机会最多的阻止战争的行动。因此，对于重述一段历史而言，这一象征性的事件是一个不错的开篇。

(1) 诗句译文部分引用了安书祉教授的翻译，参见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一卷》，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该诗句出自格吕菲乌斯的名诗《祖国之泪，写于1636年》（Tränen des Vaterlandes. Anno 1636），诗中讲述了战争的恐怖和造成的后果。——译者注

(2) 安德烈亚斯·格吕菲乌斯（1616—1664）：1 7世纪德国剧作家、诗人。其作品具有民主思想，反对战争。——译者注

(3) 马丁·奥皮茨（1 597—1639）：17世纪德国诗学理论家，被誉为“巴洛克文学之父”。——译者注

(4) 即巴特温普芬（Bad Wimpfen）：中世纪时是斯陶芬王朝行宫，1803年前是德意志帝国直辖市。今属斯图加特市。——译者注

(5) 富格尔家族：来自施瓦本的商人家族，自1367年起在奥格斯堡定居。——译者注

(6) 威尔赛家族：来自奥格斯堡、纽伦堡的贵族商人世家，1246年起该家族就在奥格斯堡有迹可循。——译者注

(7) 马格德堡的德语为Magdeburg，Magd有“处女、纯洁的少女”之意，Burg意为城堡。——译者注

(8) 汉萨同盟：13—17世纪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以德意志北部诸城市为主。德国著名的汉萨同盟城市有汉堡、不莱梅、吕贝克等。——译者注

(9) 指的是“阿拉伯之春”后，大量中东难民涌入欧洲；2015年八九月以来，德国政府放开接纳难民，形成一波难民潮。——译者注

(10) 古斯塔夫·弗赖塔格（1816—1895）：德国作家。其文化史方面的代表作是四卷本的《德意志过去的图像》（Bilder aus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该书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描绘了德意志历史。自1859—1867年陆续问世以来，截至1909年，该著作再版了27—32次（不同卷本），是19世纪最受欢迎的德国史著作。——译者注

(11) “瑞典饮料”是三十年战争期间常用的一种用刑方法。将混有尿液、粪便和脏水的液体直接用桶或漏斗灌入受害者口中，引起受害者恶心、呕吐及细菌感染，导致窒息、肠胃疼痛甚至肺炎。——译者注

(12) 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市政厅的领导，居于城市管理层之首。——译者注

(13) 埃尔兴根属巴伐利亚州，位于多瑙河沿岸、乌尔姆以东7千米处。——译者注

(14) 基督圣体节（Fronleichnam）：天主教节日，圣灵降临节后第一个周日后的星期四，其日期随复活节的变化而变化，最早在5月21日，最迟是6月24日。——译者注

(15) 此处作者使用了德语俗语“ins Gras beißen”，指人死去。——译者注

(16) 夸美纽斯（1592—1670）：捷克教育家、新教哲学家、神学家、波希米亚兄弟会主教，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译者注

(17) 即格里美尔斯豪森的《女骗子和女流浪者库拉舍一生的描述》，目前无中译本，德语版参见：Grimmelshausen，Lebensbeschreibung der Ertzbetrügerin und Landstörtzerin Courasche [Trutz Simplex ]，hrsg. von Wolfgang Bender，Tü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1967。——译者注

(18) 山本威尔逊（1952—　）：出生于英国纽卡斯尔，剑桥大学博士。在日本上智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早期天主教和新教徒话语。文中作者提到的是其代表作之一《痛苦、愉悦与反常：17世纪英格兰的苦难话语》（Pain，Pleasure and Perversity：Discourses of Suffer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译者注

(19) “71号个体”是在维特施托克战役遗址处发掘出的125具士兵遗骸中身高最高的一具，考古学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可以获知该士兵的出身、年龄、生活方式和战争中受到的创伤。——译者注

(20) 默尔讷是封邑在勃兰登堡边区的古老贵族家族，其16世纪末迁往瑞典的一支流传至今。——译者注

第一章　被取消的宗教战争
——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为何出现

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
波希米亚等级代表（Ständevertreter）抓起两位帝国官员和一位书记官，将他们从布拉格城堡的窗户扔了出去。三个人都活了下来。这幅来自梅里安家族的铜版画于1635年出版，是其代表作《欧洲剧院》（Theatrum Europaeum）系列版画中的一幅。这一最终成为三十年战争之象征的事件，并未触发战争，却催生了寻求和平的积极尝试。

如果说有一场战争可以避免的话，那么就是这场三十年战争。“布拉格掷出窗外”这一轰动事件尚保持在可控范围内。三人在布拉格被掷出窗外，但并没有人死去。那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令无数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却始于这三十年间最不血腥的一次暴力行为。将皇帝派驻地方政府的三位代表扔出布拉格城堡的窗户，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行为，但不是一个终极动作。马蒂尼茨(1)是被掷出窗外的三人之一，和同伴一样，他认为自己是受到阻挠的殉教者。他将他们保住性命的结果拔高为圣母玛利亚庇护的奇迹，并向维也纳宫廷汇报了双方的唇枪舌剑是如何演变成波希米亚等级代表上演全武行这一戏剧性尖锐冲突的。显然，他的汇报带有成见，不过，由于掷出窗外的后果不甚严重，他还顺带汇报了对方的观点和立场。人们习惯于在既定结局的框架下阐释这场战争为何不可避免，但在此之前，人们应当真正走进史料，探寻历史的真相。

掷出窗外的和平？
——错失的埃格尔和谈

仅三天后，一份由布拉格新教教会发布的宣言缓和了局势，其内容是：兼领圣体圣血（sub utraque）的等级贵族（这是对兼领无酵饼和葡萄酒的传统叫法，即使用普通新教徒圣餐杯、领圣餐的波希米亚新教多数派），只会在教派受侵犯之时进行自我防御，绝不会做出反对皇帝的事情。被视为异邦捣乱者的耶稣会士则遭到驱逐，但驱逐并不针对“温和的人们、仅领圣体（sub una）的亲爱的朋友们”，即只领受圣餐的天主教少数派，也不针对皇帝和仁慈的波希米亚国王。另一方面，德意志皇帝马蒂亚斯（Matthias）显然像所有的皇帝那样信奉天主教，且相对而言比较得人心，他保证，他从来没有触犯其前任鲁道夫二世（RudolphⅡ.）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之《陛下诏书》（Majestätsbrief）(2)，也没有收回波希米亚其他特权的意图，即便他对在其行宫宫殿波希米亚办公处发生的无礼暴行感到诧异，也无意收回成命。但令人惊讶的是，马蒂亚斯皇帝表达了温和的责备，原话是“决不能说这是好事”。原因在于：假设针对帝国官员的责难是合法的话，那么，“不特意提前知会我们，也没有正式且合法地施行审讯，就如此突然地对待我们的行政官员和服务人员”，并不恰当。“布拉格掷出窗外”这一世界历史事件可能是等级中的积极分子策划的，谨慎起见，人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仓促的临时行为吗？皇帝兼邦君要求等级停止已经开始的军备（完全看不到有外部的敌人），并汇报预防性的防御措施的情况，虽然这在当时对奥地利还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此时，两份上疏皇帝马蒂亚斯的专家建议较为出名。其中较为严厉的建议来自枢机主教兼首相克莱斯尔（Kardinalpremier Khlesl）(3)。克莱斯尔主张在帝国范围内施行比在奥地利世袭领地内更为温和的教派政策，并建议利用这一机会重新建立完整的波希米亚政权，哪怕使用武力。另一份匿名奏疏则明显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和平，长篇大论地描述了战争的弊端和危险，并推荐皇帝派遣一个混合教派的委员会前往布拉格协商对策。两种建议均被皇帝马蒂亚斯采纳，即进行武力威胁和委员会协商解决。

波希米亚等级印刷出版了《大辩护词》（Große Apologie），目的是“向普天之下”证明其无罪，这实属推波助澜。面对一切质疑，等级们并没有什么新的说辞，而是（这次是印刷版的大字报）首先单独声明这是抵制宗教侵犯之举，其次，他们不愿触犯皇帝的权威。对从皇帝西吉斯蒙德（Sigismund）(4)到1618年的宗教和宪法政策史加以补充的文件不下143份，以此确认波希米亚地位的合法性。如此之大的工作量或许正是文书很晚才付梓的原因。不过，其宗旨始终是“将王国重新带回宁静和平的状态”，因而等级方面也明确呼吁，希望帝国内外采用适当的手段建立委员会，商讨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各执己见的情况下，双方须进行会谈，达成谅解，事情才会有转机。和谈工作需要纯熟的谈判技巧，触发冲突的标志性事件(5)会被往小处说，对比之下一清二楚：在事情的转折点之后，“掷出窗外”事件成了一桩“闻所未闻的过分之事”、一次“堂而皇之的敌对反抗”，是“骚乱和卑鄙的造反”；但谈判双方则将此事当作一件操之过急之事或等级们“根据旧俗”的某种习惯做法而大事化小。各方既不归咎于统治者，也不问责其顾问和执行官，顾全了皇帝马蒂亚斯，相反，“有害的坏人”则须承担责任。皇帝竟接受了谈判结果，甚至计划启动调查和惩罚。宗教法冲突和对两大教派的支配权问题依然存在，且在政治权利层面尚存在谈判的可能性。但是，此时皇帝马蒂亚斯则越来越多地被波希米亚等级利用，以争取新教的支持者。波希米亚等级和其统治者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逐渐露出端倪。不过，此时所有人都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最想维持或重建和平。

此时应考虑到，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平被认定为意义非凡，尽管当时战争密集，人们的行为方式常常完全背道而驰。在战争檄文中［研究者安努施卡·蒂舍尔（Anuschka Tischer）将波希米亚辩护词算作战争檄文］，敌对双方乐意列出一些共同的准则，进而指责对方违背了这些准则。在这些准则中，首推和平。公然违犯准则并公开躲避调停的一方，则被认定为失信于人，这也是一项传统规定。也有人倡导和平，不愿爆发战争。在这些被忽略的和平倡议中，萨克森选帝侯国被称为“干预”（Interposition）的调停行动是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也是维护和平的良机。

萨克森选帝侯国是当时德意志帝国内政治、经济最强盛的邦。此外，因其地位高、名望高，它在帝国内的影响力也很强。然而，邻邦波希米亚发生的动乱却让萨克森陷入艰难的境地，原因是：一方面，依照德累斯顿韦廷王朝的传统，加之对帝国充满热爱之情的邦参议会主席舍恩贝格的卡斯帕（Kaspar von Schönberg）的带领，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Johann Georg Ⅰ.，1585—1656）与帝国首脑皇帝尤为亲近；另一方面，萨克森被视为宗教改革之邦，拥有维滕堡城和维滕堡大学的萨克森是新教的典范之邦，并利用这一地位防范新教内部的竞争。现在，波希米亚人剑指本邦的宗教冲突，希望求得宗教上亲近的新教中立邦的支持，萨克森人该怎么做呢？如果优先考虑宗教政治团结，会不会反而激化、扩大冲突呢？抑或是保持对皇帝的忠诚，当时皇帝同时也是王位岌岌可危的波希米亚国王，而这样做会不会显得萨克森在宗教政策上不可信赖呢？萨克森选帝侯召唤枢密顾问，官员们清楚地表达了令人震惊的意见，并得出如下结论：这绝非宗教事务，而是一场不负责任的等级之间的政治冲突。这一路线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一位波希米亚使者向国内报告，他花了好几个小时劝说萨克森的权臣舍恩贝格，希望为波希米亚的事情争取到舍恩贝格的帮助，但直到他筋疲力尽也无济于事。对统治者和等级之间的冲突进行政治解读后，萨克森选帝侯将其视为一场叛乱，这就允许了他和达到目的的议会多数派保持中立。德累斯顿方面不希望波希米亚挑起任何一场宗教战争，并在帝国范围内释放出反对扩大冲突的信号。

从这一中立且超派别的政治定位出发，德累斯顿人在波希米亚启动了一场大型的调停与讲和行动，目的是阻止冲突蔓延至整个帝国范围内。“为保证和平而服务”——这是其发现者弗兰克·米勒（Frank Müller）给它加上的纲领性标题，这项政策1997年才在萨克森档案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出来。萨克森的外交官从中立立场出发，其经验丰富的办公处承担了调停工作，不遗余力地坚持让波希米亚君主和波希米亚等级之间达成和解，从而将这场危险的冲突遏制在地方并化解。不过，对于这样的“干预”，冲突双方的接纳程度是不同的。刚开始，双方均只愿接受另一方不肯接受的条件；接着可以接受一些只能部分实现的条件，但这些条件均不尽相同；再接下来，是预订和计划磋商日期；最后，双方敲定了最终的协商时间和地点。在9个多月的多轮谈判尝试中，萨克森外交坚定向前推进又不失公务技巧的工作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受欢迎的回答和不成功的点被套话遮掩过去，拒绝的言辞被弱化了，小的让步和妥协则被放大。比如，当皇帝方面要求波希米亚等级代表“恭顺服从”时，德累斯顿人就在波希米亚人拒绝屈服但文风不太富有攻击性的文书基础上让维也纳知晓，波希米亚人已经“有一点肯乖乖屈服了”，并同时询问波希米亚人还能不能再往前跨一小步。有时候，萨克森的办事部门直接帮波希米亚人代笔，教他们怎样向维也纳上书才能让皇帝赞同“干预”，如直言不讳地提示对方，最好否认军事进攻天主教城市比尔森（Pilsen）的责任。因为格奥尔格一世向皇帝派出了一位使者，以敦促宫廷准许“干预”，并由此得知有关比尔森的消息正是皇帝犹豫的原因。彼时，波希米亚战争其实已经开打了（好战的图恩伯爵(6)已与奥地利等级和西本彪根(7)骚乱的发起人贝特伦·加博尔(8)结盟，甚至已两次兵临维也纳城下），所以当务之急根本不是那些有争议的问题，而是要邦国太平。从特定区域撤出、裁减军队等去军事化的前期成果已经向双方提出，其中，部分已执行、得到允诺或至少已宣布。

终于，在1618年的最后一天，事情有了突破：皇帝马蒂亚斯同意在不附加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接受“干预”，以“提升我们的声望和威严”，更确切地说，是采纳了“萨克森选帝侯的多次调解以及善意的建议”，选帝侯则作为倡议人代替皇帝接手后续的整个谈判。波希米亚等级代表应将萨克森方面的建议视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即天主教皇帝为处理一桩宗教事务而将代理权授予新教帝国等级。皇帝早先签发的一项许可还规定，可以成立一个教派比例代表制的调停三人组，新教的普法尔茨和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也可以充当调停人。萨克森的格奥尔格立即恳求犹豫不决的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施以援手，他认为，马克西米利安素以热爱帝国、向往和平而著称，且帝国诸侯的责任不仅仅是维护帝国内部的和平安宁，更是在战火烧进帝国之前及时扑灭邻国的战火。不过，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萨克森得拉着皇帝大步向前。为了减小谈判压力，皇帝立即授予选帝侯“停止并废除武器”之全权，即停战，这一做法要比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召开和会期间要好得多，那时，除了威斯特法伦外，其他地区还鏖战了四年。但是，波希米亚等级代表还需要10周的时间才能最终答复，因为他们需要跟邻邦西里西亚一起投票。然而，萨克森人对此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一直在敦促波希米亚。通过明确时间这一必备步骤，调停谈判开始的日期和地点得以敲定。人们一致同意选择波希米亚边境小城埃格尔（Eger）作为谈判地点，而待处理的第一要务则是“去武装并遣散部队”。萨克森的顾问们已经在草拟与会人员名单、解决草案和会议日程。和谈定在1619年4月14日开启。

然而，3月20日，皇帝马蒂亚斯驾崩了。整个和谈计划一下子泡汤了，通往三十年战争的道路已被扫清障碍。因为随着皇帝的驾崩，他颁布的所有文件均被废除，来自哈布斯堡王室的继任者、在马蒂亚斯生前已被指定为波希米亚国王的费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登基。新皇帝在宗教政策和强权政治方面更加严苛，在他的统治下，和谈的时间窗口关闭了。于是，埃格尔没能成为和平之城，反而在日后的战争中作为另一位和平追求者的死亡之城被载入史册。

在错过埃格尔和谈后，英格兰国王还想开启谈判并要求德意志诸侯“迅速终结波希米亚的革命和混乱”，却无济于事。没错，英王参照五年前借助外交援助达成《克桑滕和约》（Kompromissfrieden von Xanten）(9)的先例，表示愿向继任的皇帝提供斡旋的帮助。不过，英王急切且反复提出的种种调停提议并不受欢迎，德方均通过外交方式谢绝了，于是，一切都按众所周知的程序进入了波希米亚战争。波希米亚等级代表及其所属的世袭领地全部采取军事暴力，并宣布废黜不受人待见的国王费迪南二世。紧接着，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Friedrich Ⅴ.，1596—1632）被立为波希米亚国王，但并未得到帝国和欧洲新教势力的有效支持。几乎是同时，被废黜的费迪南二世在法兰克福被诸位选帝侯选为皇帝。在西班牙和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的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凭借重新武装的天主教同盟，费迪南二世赢得了白山战役（Die Schlacht am Weißen Berg），再次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国王亡命天涯，波希米亚投降，帝国军赢得了战争。

那么萨克森怎么样了呢？在错过埃格尔的和谈机会，不可逆地废黜了皇帝的波希米亚王位，紧接着由普法尔茨的新教先锋弗里德里希五世继位后，萨克森不再扮演其超派别的中立角色。同样的孤立政策要求萨克森改弦易辙。当波希米亚外围的冲突形势无法用谈判调和时，就不得不用武力驱赶了，而口号则是为帝国减少损失。与巴伐利亚不同，萨克森不是哈布斯堡的盟友，只是在严格遵守帝国法律。这位新教选帝侯最后一个加入皇帝阵营，并带着特定的任务和特别许可加入了战争。不过，矛盾的是，与皇廷“教派相反”却携手同行的萨克森，反而比保持中立时更为成功地扮演了为新教利益代言的律师角色。萨克森针对波希米亚下属的卢萨蒂亚和西里西亚的军事行动是由皇帝的委员会委派的。作为接受这一任务的交换，萨克森选帝侯不顾回避问题的皇廷的反对，将保护宗教地位纳入协商范畴，并取得了针对“叛乱者”的自由赦免权。卢萨蒂亚赶走了波希米亚军队，西里西亚人在白山战败后也做好了重新承认哈布斯堡王室的准备。随后，萨克森选帝侯派出的委员则运用其全权，到处实行宽恕和大赦。而此前，费迪南对被定罪的等级政治家进行了布拉格流血审判，再也没有比这两者更鲜明的对比了。选帝侯与卢萨蒂亚人、西里西亚人缔结协议，确认其特权并保证其宗教地位。当他的做法跟皇帝的大相径庭时，皇帝就把巴伐利亚盟军领袖马克西米利安在上普法尔茨完全不同的处置方式作为选帝侯的榜样。此时，萨克森选帝侯则会拒绝他，指出这种激烈的方式对于安抚等级代表毫无用处；当皇帝想再次尝试做一些修改时，选帝侯则不得不再次动用老祖宗的政治手腕：很遗憾啊，很遗憾啊，文书到得太迟了。因为此时选帝侯已经向西里西亚人许下诺言，皇帝亦不愿食言。如果皇帝不愿冒与萨克森决裂的风险的话，他就只能原封不动地批准那份条约。

1621年2月28日与西里西亚等级代表签订的这份协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让维也纳皇廷容忍新教徒存在于其世袭领地上——唯一的例外正是西里西亚。这份《德累斯顿协定》，由萨克森选帝侯国负责跟进，成为即将签署的《布拉格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1707年《阿尔特兰施泰特协定》中例外条款的基础，并有所拓展。

卢萨蒂亚因抵押给萨克森，故全部转为萨克森所有，原因是皇帝未能兑现承担军费的承诺，而正是因为在萨克森选帝侯国的领导下，该地才拥有了部分自治权，索布人的语言和文化得以维持至今。波希米亚的邻邦西里西亚则回归奥地利。两个邦国分别在新教及天主教政权的统治下保持了混合教派的状态，而这一状态正是萨克森这一臣属国从皇帝手中强行取得的。

萨克森原本的和谈目标是，通过解决波希米亚问题让帝国远离战争，但没能成功。波希米亚的争议问题和紧随其后的王位之争在军事与政治上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本可以就此偃旗息鼓，甚至正式缔结和约。但是，在胜利者对波希米亚起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审判后，巴伐利亚西班牙的勤王革命失去了对手段之分寸的最基本判断，而在作为法治国家的帝国体系内，这种分寸感已发展得颇为完善。波希米亚国王的反对者战败，因此被革出社会，削去爵位，夺去田产，日子并不好过。这就是向西班牙求援的代价，而西班牙人则借此为自己留出了沿莱茵河顺流而下、重新攻入尼德兰的陆路；这也是对马克西米利安的军事援助的补偿，后者则罔顾帝国和平，肆意征收邦国和选帝侯领地的产出。皇帝将普法尔茨选帝侯的位置给了巴伐利亚公爵，这在帝国内被认为是一个在法律和政治上都很有问题的做法，到了战争末期，更成为寻求和平的额外负担。另一方面，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五世在雇佣军将领曼斯菲尔德伯爵（Graf Peter Ernst Ⅱ. von Mansfeld，1580—1626）的支持下，想要从这场灾难中至少挽回世袭领地。在曼斯菲尔德的节节败退逼得他不得不逃往荷兰之前，勇敢的弗里德里希五世再次被视为风云变幻的普法尔茨战场及其邦都海德堡的君主。

然而，在这个看起来毫无希望的情形之下，和平之光依然没有泯灭。即便是在流亡荷兰期间，那位娶了英国公主的选帝侯依然不间断地收到英格兰国王的敦促信，催他与敌方达成和解，至少把莱茵普法尔茨领地挽救回来。最终，弗里德里希五世批准了英格兰和西班牙暗中谈妥的普法尔茨停战。1624年春，皇帝和盟军派来的谈判代表甚至提出普法尔茨伯爵可以返回普法尔茨，但作为交换，方济嘉布遣会长老弗朗西斯科·德罗塔（Francesco de Rota）要求他皈依天主教。一位君王通过改变宗教信仰达到其政治目标，这或许不是第一例也非最后一例，至少普法尔茨就这样做过，且接二连三，最后把所有教派都试了个遍。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之下，这么做简直是一桩宗教政治丑闻，弗里德里希五世会因此失去其整片新教领地，却还是没有赢得和平的绝对把握。出于“荣誉和良心”，弗里德里希五世拒绝了这一诛心的妥协。关于接受波希米亚王位一事，弗里德里希后来甚至向皇帝书面致歉，承认这是年少无知时的仓促之举。而普法尔茨选帝侯国则屈服于费迪南，获得了一块领土的补偿，却玷污了名节。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坎普曼（Christoph Kampmann）认为，特定的先决条件和对“有尊严的”和平的追求在当时已经无解，甚至成为战争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由于普法尔茨流亡政府已成为一个继续向帝国内部施加影响、延长战争的不安定因素，符腾堡公爵多年来四处调解，试图促成和平，并举行了科尔马（Colmar）会议，双方进行了试探性谈判，但还是失败了。最后，战争期间袖手旁观的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为了其女儿的利益，试图给他的普法尔茨女婿找一条出路，于是他想到了王朝时代化解干戈的经典招数——让普法尔茨和西班牙联姻，而后者则乐意在维也纳为前者说情。若他那被寄予厚望的外孙——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Friedrich Heinrich）真能迎娶西班牙公主，那么有可能和平解决此事吗？一次宿命般的死亡再次扼杀了和平的机会——在一次荷兰渡轮的海难事故中，那位有望成为储君的年轻王子命丧黄泉。

维护多教派帝国的和平

就这样，萨克森发起的和平尝试未能阻止战争在帝国爆发。但是它也没能阻止一场宗教战争吗？事实上，帝国内部早就缔结了宗教和约。近代早期的“教派形成”（Konfessionsbildung）(10)在结构上限定了新教和天主教之间互不容忍，它们通过把《圣经》或各教会绝对化，将整个基督教真理为己所用，否认另一方的宗教存在权，实际上酿成了多场宗教战争。德意志民族的帝国则早早找到了维持和平的出路，用娴熟的手腕将宗教上无法解决的问题转移到了政治法律层面。1555年的奥格斯堡帝国会议通过了卓有成效的《永久和平条例》的重要实施细则，简单且高效地将围绕“分裂的宗教”的冲突纳入永久放弃使用暴力的范畴中。信仰新教和天主教的帝国等级与皇帝相互许诺，即使在宗教问题上也不进行暴力对抗或讨伐。由此，双重教派性上升到了宪法的高度，甚至比此后的单个帝国宗教法规还要重要。其基本准则是，每个邦国和政权具有宗教决定权，但受到宗教上举足轻重的帝国、帝国首脑及其共同承担责任的机构如帝国会议、帝国司法部门和帝国大区的保障和约束。立法将政治上的帝国和平置于宗教真理问题之上的做法，使得宗教基要主义意义上的宗教战争打不起来。根据帝国宪法和法律，这种可能性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

事实上，《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被证明十分稳定且卓有成效。那时，一系列宗教战争在西欧大地上肆虐，仅法国就连续爆发了9场宗教战争，并随着圣巴多罗缪大屠杀（Massaker in der Bartholomäusnacht）(11)而陷入谷底。阿尔瓦（Alba）公爵在尼德兰进行血腥审判(12)产生了严重后果。西班牙无敌舰队衰落——英国人将此作为“宗教战争”的顶点而欢呼雀跃。而此时，恰恰是宗教改革之国和早早形成教派的国家正享受着和平，或只受到相对而言微不足道的干扰。这表明，在和平处理多教派问题方面，帝国要高明得多。

帝国史学家沃尔夫冈·布格多夫（Wolfgang Burgdorf）最近发现的《选举让步协议》（Wahlkapitulation）给很多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即该协议一点一点地规定了每位新皇帝不断调整、补充的义务和界线。其中一项规定曾将“教会保护者”的责任按照传统委托给教皇，而这已不再适用于宪法规定新教、天主教共存的神圣罗马帝国，但完全删去或许是一种侮辱。该怎么办呢？新教选帝侯不愿将保护义务托付给皇帝。又或者采用历法之争的经典套路：由于新教徒没有接受教皇1582年指定的格里高利历法改革，两种记载日期的方法则作为“旧历”和“新历”同时使用，就像一开始的新旧正字法那样。那么在跨教派的帝国文档中，哪种才是正统呢？人们用双重历法记了整整一百年。长远来看，这不是个令人满意的方法，却是个让天下太平的解决之法。

在这项由帝国负责的政策中，安抚性的语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研究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本特·约根森（Bent Jörgensen）不久前提出，在教会争论中曾有适用不同公众的多种语言层次，从充满斥责言辞的神学语言、平民主义语言到较为平和的、阐明帝国政策的语言，而帝国政策则允许各种各样的立场进行交流。最终，人们不能用“你们来了啊，你这群老异教徒!”这样的话与帝国会议的同事打招呼，也不能在用帝国文体书写的文本中提到“教皇派”和“反基督者”。这些双方都能接受的自我描述和他我描述本身就是一段历史。

在充满冲突的节点上，尽可能选择中立的、能够达成共识的词语的正面对应词，以促进帝国政治融合，强调并提升共同的价值观。奥格斯堡已在实现“德意志民族和平与安全”这一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了和平，政治安全概念则首次出现在一份有关宗教政治的帝国文件中。在“亲爱的祖国”和维持“原有信任”等情绪化表达的辅助下，这些套话在永不干涸的德意志官方语言和公文体语言中产生了长期影响，影响了三十年战争的准备阶段甚至更为久远的未来。就教派政治而言，帝国责任和无疑义的共同秩序话语，是以和平为导向的。既然萨克森政治家舍恩贝格的卡斯帕在三十年战争之前不久还提到了令全世界羡慕的、机构极其协调一致的“罗马帝国之和谐”（Harmonia Imperii Romani），那么人们不应当将舍恩贝格的话视为幻象，而应将其理解为艰难岁月里对和平的呼唤。这个时代的图像语言，比如超越教派与皇帝联盟的选帝侯，或者一位作为“日耳曼尼亚”被驱逐的女性形象，她手持帝国权杖，在战争与和平的立柱间用“爱”的纽带和“统一”的箭束为联邦帝国的凝聚而努力，体现了帝国一体化的和平理想。帝国的话语正是和平的话语。

为什么这个法律上被赋予了和平、帝国政治方面奉行和平至上价值体系的超教派的帝国会发动一场宗教战争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十年战争一直被视为宗教战争，且人们总是优先这样理解。历史学家将其归咎于围绕《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解释纷争，并激发了一系列战争准备阶段的宗教政治冲突，这些冲突为战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一系列几乎已成经典的“前序冲突”始于1583年的所谓“科隆战争”（Der Kölnische Krieg）。在这场战争中，改宗新教的选帝侯——瓦尔德堡的格布哈德·特鲁赫泽斯（Gebhard Truchseß von Waldburg，1547—1601）遭到废黜，就像奥格斯堡针对教会邦国进行保护的特别条例所规定的那样。此后发生了三场冲突，即“斯特拉斯堡大教堂教士会之争”（Straßburger Kapitelstreit）、“马格德堡会议之争”（Magdeburger Sessionsstreit）、“四修道院之争”（Vierklösterstreit），那时候情形还不甚明朗，却为争取宗教统治权留下了悬念。最后，小城多瑙韦尔特（Donauwörth）发生的事件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对具有挑衅意味的天主教游行进行了宗教干涉，该城市受到了帝国放逐令的惩罚，由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执行，其惩罚之彻底令这个新教城市最终成为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城市。当然，这一事件确实不可预见，且人们只能抗议皇帝的违法行为，即皇帝委派其天主教盟友巴伐利亚公爵而非负责整个施瓦本行政区的新教公爵符腾堡公爵处理争端。所有这些事件，本质上都属于帝国政府日常事务中固有的法律纠纷，却对帝国机构的运作能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曾经经历了宗教改革时代的风暴、克服了更加棘手的难题且没有分崩离析的帝国，却因这些极其特殊的冲突而陷入了长达三十年的宗教战争，并因此而倾覆。

上文提到的几起冲突事件中，没有一起直接导致了三十年战争。这些事件中最早的（距离三十年战争爆发）已有35年，最近的也已经差不多10年了。如果有人把帝国比作火药桶，波希米亚的火花点燃了多年累积的宗教争端从而触发宗教战争，那么，此人应确保火药粉仍然干燥。一项最新研究怀疑，存在一条可预测的、符合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是自动通向战争或帝国宗教战争的道路，其怀疑的理由颇为正当：因为这些萧墙之祸在战争爆发前的多年内已然平息，帝国的凝聚力远远强于预期，而且诸多难题也有望迎刃而解。

相互对立的宗教结盟是宗教战争难以破除的经典模式，即联盟和同盟。在帝国内部，为了各自的安全，这些特别的结盟并不罕见，它们在帝国宪法框架内是合法的。由于对针对多瑙韦尔特的违法行为感到震惊，普法尔茨选帝侯国成立了新教联盟（Protestantische Union），主要与德意志南部的帝国城市结盟，相应地，该联盟将重点放在南部。为应对新教联盟，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牵头成立了天主教同盟（Katholische Liga），主要召集了南部和西部的邦国及帝国大主教。两大结盟均为防御性质，表现出安全意识与和平意愿。在各自的创立文书中，双方争先恐后地声明其热爱帝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诚意。在这一点上，双方的理解或许不尽相同，这也正是帝国委员会澄清过的争议点，双方或多或少是谨慎的，但始终显示出防御性。这就意味着，结盟不再是为了扫清宗教对手，而是为确保自身的存在和地位，在可能的情况下占得有利形势。而后来出问题的不是帝国宪法，而是两大同盟由于辉煌不再且缺乏内部团结，陷入了存在危机，已濒临解散。就新教联盟而言，受青睐的新教模范之邦萨克森选帝侯国拒绝成为其成员，并完全拒绝教派联盟，甚至考虑过加入其对手天主教同盟。勃兰登堡选帝侯国和北德各王室很晚才加入联盟并早早退出。改宗加尔文教的普法尔茨选帝侯国和路德宗之间的这种联盟也是一个脆弱的政治共同体。而南德的帝国城市并未跟随行动上操之过急的理事会一起进入波希米亚冒险。在乌尔姆的一场激烈战斗前，新教联盟与天主教同盟达成停火协议，宣布中立，并很快完全解散。不过，后来如此强大的天主教同盟甚至更早便开始步履蹒跚，因为其来自巴伐利亚的领导层与哈布斯堡皇帝的主张相纠缠，直至分裂、退出和解散，而马克西米利安在1617年主持的天主教同盟只剩下个躯壳。帝国内已不存在新的宗教问题，而重新建立的天主教同盟与皇帝费迪南结成了有力联盟，共同对抗波希米亚。同盟本身则沦为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干涉帝国政治的工具。综上所述，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之间从未进行过宗教战争。

教派冲突破坏了帝国制度的稳定性，而另一个宗教战争传说则要求这种不稳定性对战争的爆发负责。当时，在这片早已习惯了危机的国土上，帝国已经走上了复苏的道路。因此，在皇帝马蒂亚斯及其首席顾问克莱斯尔治下，根据专家在战前的判断，新教徒认为不公正而痛恨的、为分配教产而在帝国枢密官处所进行的宗教诉讼已明显减少，这对“正常的”封地诉讼是有利的。梅尔希奥·克莱斯尔是有侯爵封号的维也纳主教，最后和法国政治家黎塞留（Richelieu）一样，被封为枢机主教，他在为其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君主服务时，在自己的世袭领地里推动了天主教的教派化。随着他的主君马蒂亚斯升任皇帝，他很快意识到帝国中存在完全不同的多教派格局，并成长为一个乐意谈判、有和平意识的帝国政治家。与此同时，克莱斯尔与一位没有枢机主教头衔且是坚定的路德教信徒的“灰色红衣主教”关系密切。后者是帝国前财政大臣，在皇廷享有很高声誉，有一个易懂好记的头衔和名字——帝国芬尼大师（Reichspfennigmeister）察哈里亚斯·盖茨科夫勒（Zacharias Geizkofler，1560—1617），他受过全面的教育，并在政治问题上继续担任顾问和专家。从专家亚历山大·西格伦（Alexander Sigelen）的通信分析中可以得知，两位主人公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天主教和新教信仰，但均强调帝国和平是超越宗教信仰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宗教上则通过基督教共同的和平需求来遮掩，但主要还是出于国家理性（Staatsräson）或者是实际上指导行动的帝国理性（Reichsräson）。

在“聚合”（Komposition）的概念下，人们真正开始将帝国等级中不同宗教派别“聚集到一起”。“聚合”政策可能出自符腾堡新教公爵的提议，得到舆论制造者盖茨科夫勒的强烈支持，甚至得到挂名帝国首相的美因茨选帝侯大主教（Kurerzbischof von Mainz）以及一些帝国等级的支持。照理说，“聚合”政策应当首先与克莱斯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大力推行该计划，主要是为了使帝国会议符合皇帝利益，在此合理前提下重新运转。问题在于，帝国会议里有大量有爵位的主教，于是天主教帝国等级在数量上和职位结构上占主导地位，这样，天主教一派总是可以凭借多数投票屡屡获得其对帝国法律的解释权。在此情况下，难怪新教徒议员们宁可在所谓的自动落选前躲得远远的，让帝国会议无法召开。有鉴于此，“聚合”的程序规定，在宗教事务上要一碗水端平，必须就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进行谈判。这可不是幻想，它正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谈”时使用的平等规则，即在处理宗教事务时摒弃多数决定论，而将两个宗教派别间的友好“聚合”规定为解决方案。倡导“聚合”的政治家们对此早已了然于胸。如果它仅仅只是一场宗教战争，那么就能免去长达三十年的战争了。

然而，天主教多数派并没有参加1613年的下一届帝国会议，为此，人们已经计划成立一个相应的委员会来“裁决”宗教问题。为了减少损失，帝国会议并没有中断，而是延期举行。如果放在今天，人们会将其视为在持续的和平进程中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事实上，克莱斯尔的确继续跟进，就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重新着手此事，致力于集结新一届的帝国会议。因此，他特地前往德累斯顿，希望通过开明通达的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将帝国会议和“聚合”政策提上下一次选帝侯大会的议事日程。即使像福尔克尔·普雷斯（Volker Press）那样抱有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也在这里看到了借助斡旋政策阻止进一步两极分化和战争的机会。然而，一呼百应的盖茨科夫勒1617年去世了，“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后三个月，克莱斯尔也失去了其职位和影响力。在一场王朝政变中，大公马克西米利安和费迪南在皇帝马蒂亚斯驾崩前逮捕并拘留了这位对于他们而言过于温和的顾问。好在克莱斯尔身为枢机主教的神职级别，使他免受虔诚的政变分子的糟糕对待，且后来得到释放。但是，那时候战争已经打响了。

不过，即使帝国会议尚未恢复，还有其他机构伸出援手，接手了帝国会议的部分任务，甚至在战争期间继续工作：选帝侯会议掌控帝国之整体，帝国枢密官和帝国最高法院维护律法，尤其是对帝国统治至关重要地区的管理则由10个帝国大区共同承担。其中一些多宗教大区如施瓦本、法兰克或下萨克森往往由两位领导人管理，比如施瓦本大区的符腾堡公爵和康斯坦茨伯爵主教不得不在大区事务中进行合作，即使他们一方属于新教联盟，而另一方隶属天主教同盟。甚至在通过政策渠道收不上税来的时候，大区间也会相互接济。

此时，一个惊人的果断之举成功地维持住了帝国的运作能力，这是一位年轻的帝国史学家发现的。在欧洲，批准税收（Steuerbewilligung）是等级的传统权利，而获得批准的最佳理由始终是国防需求。这一套同样适用于帝国等级，他们在16世纪的帝国会议上主要批准了抵御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土耳其税”（Türkensteuern）。现在，最后的“漫长的土耳其战争”（Der Lange Türkenkrieg）(13)在1609年结束了，而两届帝国会议则因其他原因不告而散。这下该怎么办呢？皇帝顾问、卸任的帝国芬尼大师盖茨科夫勒想出了一个点子。出身富格尔家族财政管理机构的盖茨科夫勒根据实战经验提出：首先，在既有的“土耳其税”名目下，为边境的安全政策措施继续征收预防性质的款项；其次，帝国会议日趋衰弱，帝国大区作为替代者应立刻接手其全部职能。其实，帝国会议始终是负责逐例批准税收的机构，而10个大区的领地横跨整个帝国，它们须在承担其他任务的基础上，负责实际的征税工作。该计划的目的是，如果没有帝国会议，帝国大区应自行接管税务批准事务。这一设想意味着与帝国传统革命性地决裂。但是，该设想未能立刻发挥作用，其发明者盖茨科夫勒在战争爆发前撒手人寰。不过正是这份应急计划为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帝国税收制度奠定了基础。即使帝国的和平策略失败了，其原因并不在于机构赤字。

帝国等级之间并不缺乏跨教派交流。帝国会议上交流机会变少导致沟通障碍和教派阵营间的不信任，以至于最终导致了一场宗教战争，这一论断虽然听起来明白易懂，却站不住脚。一方面，有其他碰面机会，比如在选帝侯大会和帝国大区会议上；另一方面，帝国等级和帝国负责人之间的书信交流并不顾忌教派界线。如果谁仍然坚持更高价值的亲自会面［这在社会学意义上叫“面对面”交流，在历史学意义上则是近代早期的“出席文化”（Anwesenheitskultur）］，那么他或许是想出了拯救和平但又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极端方案。比如，“掷出窗外”事件前几个月，新教联盟的首脑和加尔文教新教阵营的代表人物普法尔茨伯爵弗里德里希一道前往慕尼黑，在那里与天主教同盟的首脑马克西米利安公爵友好会晤，共商帝国局势，而后者正是教派主义天主教政策的代表人物，后来在战场上战胜了他的客人。这又怎样呢？没错，这的确发生在1618年1月24日。

对于即将举行的皇帝选举，普法尔茨选帝侯建议他那位来自维特尔斯巴赫王室的旁系表兄、也是不久后夺走他的波希米亚王位和选帝侯头衔的马克西米利安去竞选皇帝，这样皇位可以不用再次落到哈布斯堡家族乃至独断专行的费迪南手中。马克西米利安则认为，这荣誉太过沉重，而弗里德里希本人能做得很好，于是两人多次来回推让。不过，弗里德里希心里很清楚，自己作为加尔文教徒无法在选帝侯中获得多数支持，而马克西米利安则认为维特尔斯巴赫王室成员担任皇帝候选人的合适时机还没有到，而一个半世纪后，查理七世（Karl Ⅶ.，1697—1745）(14)才真正成功登上皇帝的宝座。所以，皇帝候选人还是哈布斯堡王室的费迪南，不过，在马克西米利安的建议下，费迪南得到了一份更加严格的《选举让步协议》。这份文件第一次真正规定了皇帝的义务，而且特地强调皇帝所有的顾问和臣仆都有义务遵守该协议。弗里德里希此行的最初目标是以推举一位同样来自天主教阵营的皇帝候选竞争对手为代价，阻止费迪南当选。虽然未能达成目的，但作为导师陪同年轻的选帝侯出行并记载此行的路德维希·卡梅拉留斯（Ludwig Camerarius，1573—1651）(15)却认为，此行真正的收获在于宣示双方保持联系、彼此交换信息的意图，以确保帝国的和平。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建立信任的举措，建立了安全伙伴关系。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帝国中无可置疑的教派联系之外也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团结，且诸侯们将其看得比教派联系更重要，原因亦在于高于一切的帝国权利与和平共同体。帝国本身并没有衍生出宗教战争。

拒绝大战但并无和平

确切地说，将某种宗教战争的威胁带入本已复归宁静的帝国的，一方面是教派上来自外部的好斗势力的滋扰，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过去的干扰。就国外势力而言，当新生且富有攻击性的“教派形成”已经在政治和法律层面融入帝国体制且被驯化时，它们才得以在欧洲真正推进。周边的一系列宗教战争却总是反复蔓延到德意志的邻近地区。更具威胁性的是，教派化的好斗气焰从未减弱，他们以新的组合形式挤进帝国，试图冲破已达成的妥协。奥格斯堡的部分规定是开放性的，这就给了国外的教派游说势力以撼动宗教和平的机会。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具有预见性的萨克森外交，其教派煽动者不是帝国等级，而是那些“没有宣誓效忠宗教和平”的“激烈且热烈的外国顾问”。外部的教派化好斗力量当然能在德意志宫廷找到帮手，并对一些统治者施加影响。

一方面是加尔文教国际（die calvinistische Internationale）。加尔文教缘起于日内瓦，后来影响了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此外还在荷兰建立了中心，又在普法尔茨选帝侯的海德堡建立了一个对外部门，而海德堡的宫廷和大学亦吸引了大量宗教移民。这一诞生较晚的“宗教改革者”教会成为新教活动派的核心，政治上虽然被容忍，但在帝国法律上尚不被承认。正是活跃在政坛的、普法尔茨选帝侯的加尔文教顾问三人组——隶属普法尔茨的上普法尔茨政治家兼总督安哈特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von Anhalt，1568—1630）(16)、上文已提到过的颇有影响力的卡梅拉留斯和基要主义的宫廷牧师亚伯拉罕·斯库尔特图斯（Abraham Scultetus，1566—1625），劝说这一在位没几天的“冬王”（Winterkönig）投身1620—1621年的波希米亚王位冒险，用来自异邦的极端行为方式在布拉格加冕教堂上演了一场加尔文教式的破坏圣像运动。波希米亚期待的新教团结并没有出现，反倒是普法尔茨流亡政府在尼德兰收获了信仰相近的东道主的援助，后者拿金钱和雇佣军从外部支援了德意志的战争。

另一方面，天主教国际的运动中心则在反宗教革命的罗马，利用新成立的传播宗教信仰的修道院联合会和设在维也纳、格拉茨和科隆的罗马教皇使节，推动“在德意志重建天主教”目标的实现。尤其是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Papst Gregor ⅩⅤ.）把这场战争理解为宗教战争，称其为“guerra di religione”（意大利语，意为“宗教战争”），用奇特的修辞鼓励天主教派，使人联想到“圣战”并拿出可观的钱帛支持它。这场跨境的礼物交换，教皇收获了海德堡图书馆，在罗马方面的美言下，公爵获得了选帝侯的头衔，教皇通谕则将其作为对抗“异教徒”的双重胜利而大书特书。对于活跃在全世界各地的耶稣会传教团而言，教派混杂的德意志很快成为主战场，耶稣会士担任了诸侯的教师和顾问，在战争伊始便达到了其影响力的巅峰。皇帝费迪南二世和教皇资助的天主教同盟领导人(17)都曾在同一所耶稣会大学学习，时不时地需要彼此的支持。与他的前任和继任者不同，费迪南二世把他对教派政治的义务，远远地放在皇位所要求的、在帝国内部搞好平衡的功能之上。原本是舶来品的神学武器能够将诸侯和更多具有宗教世俗双重地位的采邑主教（Fürstbischöfe）带入不同结局的忠诚冲突中去。

大战前最后一刻的内部干扰则来自德意志的过往。恰恰是在1617年，人们第一次大规模庆祝宗教改革一百周年。在维滕堡大学的推动和选帝侯的命令下，萨克森将其作为新教认同的节日而举行庆典，并以宗教改革之邦的名义，成功邀请了来自北德的信奉路德教的邦政府，依照萨克森之旧例于10月31日进行庆祝。与此同时，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属于新教的海德堡大学发现该庆祝日期有一定争议，普法尔茨选帝侯国便将其推迟到下一个周日，并利用该日期为自己和新教联盟向教皇作出更激烈的抗争。无论以上举动是否故意，它们都对天主教阵营产生了挑衅作用。公布基督教的周年庆或庆祝年是教皇的权力。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赢得颁布大赦的权力，而现在竟然要公开纪念反对大赦的路德和发表论纲的“伪周年纪念日”!天主教时政评论员感到“臭气直钻鼻孔”，这是编年史学家的评论，用现代的话说，这让他们感到“厌恶”。于是，罗马方面宣布纪念不正当年份1617的庆祝年是反周年庆典，而一场媒体战争则令对立教派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于是，在1618年春天的“掷出窗外”事件之前几个月，发生了一场新闻界的动员运动。它在多大程度上对政治决策产生了影响，几乎很难衡量，但对于逐渐拉开帷幕的宣传战而言，这显然是一场教派主义的动员。三十年战争是一场独一无二的传单战，当时的传单图文并茂，颇具说服力，令肇始于宗教改革早期的单面印刷发展到巅峰。政治思考须留给篇幅较长的宣传小册子，图片则向好奇的公众展现了战争中的人物和场面，既有英雄色彩，又颇具讽刺意味，其阐释的内容则偏偏喜欢回溯宗教改革时有关文体的论战，并循环使用教皇和路德的讽刺传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影射当下的事件。那时，在新教插画中，人们会看到耶稣会士如蝗虫般蜂拥而出，坐在《圣经》名篇上，而对手的传单上则印着漫画形象路德带着妻子卡塔琳娜和宗教改革家们撤出波希米亚。此外，还有一些强烈要求和平或以防御为主题的中立宣传画，但即使是在这些画上，人们都添加了流行的宗教主题，进一步塑造民众对战争的感知。在外有教派激进主义、内有周年庆引发的媒体战的情况下，帝国并不能完全避开爆发宗教战争的危险——如果不是萨克森选帝侯国在帝国内制止了这场战争的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笃信新教的萨克森选帝侯国踩下了急刹车，退出了其无法坚持下去的中立立场，站在天主教皇帝及其天主教盟友一边加入了战争。这对于波希米亚普法尔茨来说，可谓灭顶之灾。那么，对于接下来的历史走势也是如此吗？如果像某些历史学家推测的那样，作为新教传统象征力量的萨克森率领其麾下一众小弟宣布支持波希米亚事件，那会发生什么呢？或许在战争的头十年，就会爆发一场德意志的（如果不是欧洲的话）宗教战争，释放出政治上无法抑制的基要主义动力，而这样的战争，是完全不可控的。但萨克森的决定消除了既有教派宣传的政治土壤，于是，一场德意志的普遍宗教战争就这样被扼杀在萌芽之中。原因是，新教大邦站在皇帝和天主教同盟的阵营里参战，这完全是对宗教战争最有力的官方辟谣——在法国参战前，他们站在了“错误的”教派立场上。政治和教派阵营的不一致性，让人们在几乎整个三十年战争的历程中，都未能针对有关宗教战争的解读方式形成共识。

所以，萨克森在第一次拒绝参加波希米亚的宗教战争之后，又再次拒绝了帝国宗教战争，或者说是拒绝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宗教战争。萨克森和其他积极参与的帝国势力虽然尽一切努力调停，但均未能阻止这场战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如果说它不是一场宗教战争，那它是什么？为什么和平努力失败了？

正如在世界历史中反复上演的那样，人们不得不将人的参与和某个生物学的偶发事件纳入考虑范畴。皇帝马蒂亚斯在不恰当的时间驾崩，阻碍了埃格尔和谈的举行，从而未能阻止此后的多起争端；盖茨科夫勒在“掷出窗外”事件发生前一年离世，三个月后克莱斯尔被削权，这些致力于和平的探寻者们渐次退出了历史舞台。若非如此，也许会有其他人物操纵权柄，而不是皇帝兼国王费迪南，也不是身后有一群好斗谋士的选帝侯兼国王弗里德里希。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真的想要把普法尔茨和波希米亚这两张选帝侯的选票集于一身吗？他真的就不能把其中一张选票让给他那来自维特尔斯巴赫王室的竞争对手兼“安全伙伴”马克西米利安，而不是让他们竞相追逐？如果遭逢不幸的弗里德里希像法国的亨利四世那样改变宗教信仰，或者他的儿子没有溺亡，又如果不是拖到1648年才归还普法尔茨领地、确立新的选帝侯头衔，进而解决帝国的这场冲突，情况又会如何呢？设想怎样能避免帝国的战争或者更早结束战争的反事实想象，是天马行空且没有尽头的。

然而，在一切不幸、失败的和平倡议和谈判背后，存在着一个结构性问题，当时已经能通过诸多细节发现其端倪。但究其本质，并统观欧洲，只有回溯过往的历史学家才能完全参透之。这一问题不仅根植于宗教对立的层面，而且基于天然的政治层面。萨克森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埃格尔和其他和平努力中，萨克森人尚未认识到各派别不同的自我理解所引起的争议性和难以调和性，因而降低了成功的概率。这无非是欧洲国家发展的方向性抉择，“掷出窗外”事件以来始终有这样的要求，却耽于战争长久未能作出决断。

(1) 雅罗斯拉夫·博斯塔·冯·马蒂尼茨（Jaroslaw Borsita Graf von Martinitz，1582—1649）：波希米亚贵族，被掷出窗外的帝国官员之一。另一位官员是威廉·斯拉瓦塔（Wilhelm Slawata von Chlum und Koschumberg，1572—1652）。——译者注

(2) 《陛下诏书》：由鲁道夫二世于1609年7月9日签署，承认信奉福音教的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贵族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按照自己的宗教仪式举行圣礼、成立福音教委员会、创办福音教会和学校，并选举30名“监护人”来敦促《陛下诏书》的实施。参见孙立新：《德国通史·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76页。——译者注

(3) 梅尔希奥·克莱斯尔（1552—1630）：维也纳红衣主教，皇帝马蒂亚斯在位时的首相。——译者注

(4) 西吉斯蒙德（1368—1437）：卢森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33—1437年在位），致力于终结教会分裂。——译者注

(5) 指“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译者注

(6) 海因里希·马蒂亚斯·冯·图恩（Heinrich Matthias Graf von Thurn-Valsassina，1567—1640）：波希米亚等级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起义失败后在瑞典担任波希米亚新教宗教难民的军事领袖。——译者注

(7) 南，历史上曾归属匈牙利，一战后划归罗马尼亚。——译者注西本彪根/特兰西瓦尼亚：德语名Siebenbürgen或Transsivanien，位于喀尔巴阡山脉以

(8) 贝特伦·加博尔（匈牙利语名Bethlen Gábor，1580—1629）：特兰西瓦尼亚大公（1613—1629），匈牙利王国反哈布斯堡王朝起义的领袖（1619—1626）。——译者注

(9) 1614年12月14日签订，暂时解决了1609年以来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之间的于利希王位继承争端（Jülich-Klevischer Erbfolgesstreit）。详见本书第二章的相关注释。——译者注

(10) 教派形成：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蔡登（Ernst Walter Zeeden，1916—2011）把1555—1648年定义为“教派时代”，而教派形成是指基督教各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巩固，也是指一种在教条、法规和宗教习俗方面几乎稳定下来的教会体制的建立。后来的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莱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和海因兹·席林（Heinz Schilling）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教派化”（Konfessionalisierung）理论，阐释教派形成对整个社会的深刻改造。参见孙立新：《德国通史·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56页。——译者注

(11) 1572年，法国宗教战争期间，法国天主教徒针对胡格诺派的大屠杀。——译者注

(12) 1567年，西班牙贵族将领阿尔瓦公爵三世（1507—1582）受命镇压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约18000名荷兰人被这个法庭定罪并处决，这个“除暴委员会”被称为“血腥委员会”。——译者注

(13) 指1593—1606年间奥斯曼帝国和多个基督教国家（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之间进行的战争，以1606年11月11日签订《席特瓦托罗克和约》结束。主要冲突地区为匈牙利王国、多瑙河右岸、今天的克罗地亚和瓦拉几亚地区等。——译者注

(14) 查理七世（名Karl Albrecht von Bayern）：出身维特尔斯巴赫王室，巴伐利亚大公、选帝侯（1726—1745），后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42—1745），成为1437年以来唯一一位非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的皇帝。——译者注

(15) 路德维希·卡梅拉留斯：普法尔茨瑞典政治家、法学家、外交家，弗里德里希五世海牙流亡政府首脑。——译者注

(16) 即安哈特贝恩堡侯爵克里斯蒂安一世，作为年轻的弗里德里希五世的顾问，对海德堡宫廷的施政影响很大。——译者注

(17) 指马克西米利安。——译者注

第二章　建构国家之战
——大型工地欧洲

1600年前后的《女王欧洲地图》
自《女王欧洲地图》出现的16世纪起，传达政治信息的拟人地图颇受追捧。以众多版本流传于世的《女王欧洲地图》将欧洲的形状用女性形象展现出来。若人们将地图向左旋转至水平，西班牙、意大利和丹麦半岛的地理轮廓则会依次出现在女王的头部和手臂处。彼时，欧洲尚被视为没有边界、只有零星地区描述的前国家（vorstaatlich）整体。但是，在哈布斯堡的普世主义时代，西班牙始终是戴着王冠的头颅，而波希米亚作为首都则是身体中心，两者均位于最显耀的位置。

从政治层面看，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建构国家之战。“建构国家”这一概念描述了近代最大的制度化过程，人们已开始讨论如何刻画其整体特征。只要它不是一场关于宗教而是关涉国家的战争，它就是一场建构国家之战。但是，它还不是一场国家间的战争，实际上只是一场建构国家的战争，交战的力量即黩武性（Bellizität）也正是来源于此。因为那个时代仿佛国家的青春期，还没有什么已发育完成的国家，只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忠诚和政治构想，为了使它们愈加清晰，人们发动了战争。我们将额外的组织和机构化描述为国家，它毫无疑问位列近代欧洲尤其是17世纪的历史议程中。不过，那时一切尚在进行之中。

此处第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是：那时在欧洲到底有多少个国家？直至宗教改革世纪，欧洲对于建立国家的途径并无定论，未曾规定国家大致的大小等级和数量。人们可以将17世纪初的三十年战争视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尝试，从而明确合适的国家规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建构国家的基本可能，两者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彼此敌对，并斗争到底。

普世强国抑或独立国家
——波希米亚之建国

建构国家的第一种可能性是：建立一个庞大如欧洲的囊括所有人的国家。因为人们的政治理想始终是建立一个政治上大一统的国家，基于基督教、大帝国或君主政体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最初均坚持普世主义传统。在代代相传的等级秩序规则中，欧洲看起来像一座金字塔。金字塔尖的位置常有争议，但当这个位置有人占据时，就算是两个政权并立也会被视为无政府状态。哈布斯堡家族作为皇位的所有者和一半欧洲疆土的统治者，也试图以这个位置为落脚点，建立一个欧洲国家。这是皇帝查理五世根据纲领性概念“普世君主制”（Monarchia universalis）衍生出的构想。当时，查理五世统治着一个横跨全欧洲的、书信上的帝国（Briefimperium）(1)，财政上依仗奥格斯堡富格尔家族的贷款，因此也不愿让人触及用于凝聚大帝国的宗教统一。普世主义的建国纲领并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失败得迅速而彻底，而是在哈布斯堡王室的王朝普世主义的合作分工中，以不同的形式继续下去。宣传性的地图将欧洲展示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性形象，喜欢用西班牙比作加冕的头颅，而当时的皇都所在地波希米亚则是心脏。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中欧帝国和西属大西洋帝国这两条哈布斯堡王室血脉支系重新整合成统一的王室，作为亲密盟友携手参战。这便是1617年缔结的《奥尼亚特条约》（Oñate-Vertrag）(2)的意义所在。该条约是西班牙驻维也纳使者暗中商定的一份世袭协议，有利于未来的皇帝费迪南大公，并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当然，联盟作战的双方之间通常会产生摩擦，这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而且不同于其他欧洲上层贵族的家族纷争，这一联盟维持的时间超过三十年。我们可以从如下认知角度解释这一情况，即只有携手并进才能拥有普世主义的机会。在此次密切协商中，王朝普世主义反对所有处于哈布斯堡国家联合体的边缘、威胁着要脱离的邦国。难怪人们经常说西班牙“高高在上”（Superioridad(3)），说皇帝是绝对君主，并尤为强调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君主制”（这在当时已受到热议）。事实上，这次战争是维护普世主义理想的又一次尝试，即在欧洲顶端建立王朝，由哈布斯堡家族领导。

另一方面，欧洲也已产生多国制（Mehrstaatlichkeit）的萌芽。与普世主义道路相反，该形式是自下而上地建立单个主权国家，主要由帝国等级发起。作为一个地区的代表，等级自身经历过国家化进程，但就像瑞士和尼德兰那样，它们已渐渐脱离了遥远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统治。

此时，波希米亚人被牵扯了进来，后来演变成一场战争游戏。当波希米亚等级通过导演一场将皇帝的代表“掷出窗外”的象征事件来宣示其独立性时，他们早就对教会、财政和军队进行了多年类似国家的行政管理。唯其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紧接着要坚持不懈地争取谈判的解决方式，尽管领导人想要和解，但谈判未必符合各方利益。因为邦等级（Landstände）几乎是事实上的邦君。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引起冲突的宗教问题上：通常邦君行使教会管理权，更确切地说，是“等级君主”的教会管理权，而特殊教会“波希米亚教会”（Confessio Bohemica）则如同享有特权的国教一般受到捍卫，使之免受哈布斯堡天主教的教派化入侵。其次，还体现在，波希米亚等级为了筹措军饷会自行行使税收权，因此，负责戍卫的军阀有时甚至反对自己的统治者。最后，这一点还体现在它的自治经历中，此前哈布斯堡动乱时曾成立过一个等级委员会，作为理事会承担政府的职能。而拥有宗教、战争和政府权力的波希米亚已经算是半个国家了，在埃格尔和谈失败后，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家。

除了与奥地利等级合作等种种大胆尝试外，波希米亚等级后来与传统上属于波希米亚王室的几个邦——摩拉维亚（Mähren）(4)、西里西亚以及卢萨蒂亚的等级联手，结成紧密的联盟，并着手自下而上建立一个共同的国家。就像拥有“瑞士同盟”的瑞士人一样，五个邦作为“波希米亚同盟”即将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该国家拥有在当时看来十分可观的400万居民（多于瑞士人口，比英格兰人口的一半要多），或许在欧洲中部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无论是掌握多种语言的德意志捷克等级政治家的语言多样性，还是其宗教差异性，都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无法阻止地区政治自治的意愿——这一点也与瑞士类似。波希米亚联邦宣称，费迪南二世取得国王的位置是非法的，并废黜了其邦君的头衔。波希米亚国王应当由等级进行自由选举（就像反复要求的那样），它不与任何王朝有关，其王权亦受到严格限制。“由上帝与和睦的等级赋予”，一枚纪念币上镌刻着这样的拉丁语铸文，而纪念币上画着五只象征联邦的手托起了王冠。这令人联想到东欧等级共和国（Ständerepublik）的国家形式，他们选举国王更像是装门面的，比如波兰，或者会联想到后来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其原因是，在选举新国王前，波希米亚联邦的草创文件中就规定了上百条有关权限、职位、办公厅或国防等方面的要点和规则，已然具备了成文宪法的性质。

很长时间以来，胜利者的历史书写始终带有偏见，波希米亚起义被误认为是失败的“暴动”，捷克方面竟也将其误读为悲剧性的早期民族国家阶段，直到近期才有作者揭开了它在建立国家方面的成就。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成就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就得到了全面的研究和承认，后被东欧问题专家约阿希姆·巴尔克（Joachim Bahlcke）重新发现，并加以发展。一套17世纪的丛书用学术语言拉丁语探讨了欧洲的邦国，其中，1634年的《波希米亚共和国》（Res Publica Bohemiae(5)）单独成册，其作者即波希米亚移民帕维尔·斯特兰斯基（Pavel ）(6)由此名声大噪。该册子多次再版，但直到18世纪才被译成德语，并添上了批判性的评论，可见当时几乎没有受到重视。斯特兰斯基对事件进行回顾，描述了一个制度上非常成熟的等级国家政权。这位理论家对严格的君主制政权和自下而上建立的政权进行了比较，认为后者在作决策时往往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即便如此，还是能创造出一个融合良好的统一国家。这是一个具有联邦性质的宪法模式，作为波希米亚的法律传统，该模式将1620年前后的事件合法化，并要求保持连贯性。然而，还有一份以专家鉴定作幌子的国家文书，其中探讨了新当选的波希米亚国王弗里德里希五世的机会，并就他必须如何做才能巩固统治，提供了建议。令人惊讶的是，这篇由沃尔夫冈·E. J. 韦伯发掘出来、翻译成德语并出版的论文，出自受过高等教育的奥格斯堡商行老板巴托洛梅乌丝·威尔赛（Bartholomäus Welser）之手，他在破产后进了债务监狱，显然，他利用了这段时间，沉湎于自己的创作天赋。更令人诧异的是，这篇多次出版的文章竟到了伟大的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处，并得到他的认可。但是，无论用等级还是多君主制的方式阐释，五邦融合建立国家同时产生了分离主义的后果。在完全独立制定宪法、废黜费迪南并选举新国王之后，波希米亚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工序已完成，一个独立国家来到了世界上。然而，世界上没有哪个政治强国，会容忍其等级带领几个邦就这么脱离帝国，也没有哪个王朝允许一个世袭王位未经战争就这么被人夺走，哈布斯堡这个普世强国也不例外。很快，布拉格人就明白，独立，只能通过独立战争取得。而建构国家的代价，则是一场建构国家的战争。

那么，波希米亚的和平还有救吗？和宗教形势一样，已成为主线的政治局势刚开始时更多样、更开放。人们很难估计，一心要建国的知识分子从何时起、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如果埃格尔和谈得以举行，在布拉格让步且维也纳迁就的情况下，尚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的解决方案，比如可以调整为区域自治。即使事态升级、王位易主后，五位伯爵成为待选国王，也没有到必须要动武的程度。最炙手可热的国王候选人、萨克森的约翰·格奥尔格拒绝继位，而萨克森史学家卡尔海因茨·布拉施克（Karlheinz Blaschke）事后曾责备过他，说他这样做让“萨克森选帝侯国失去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布拉施克认为，此举“无需一兵一卒”就能拥有一块完整的领土，从而限制崛起中的普鲁士。这与后来“强壮者”奥古斯特（August der Starke）(7)结成北方同盟取得波兰王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格奥尔格身后的大萨克森计划可能奏效，但反而会让萨克森代替普法尔茨陷入灾难，因为哈布斯堡不可能让萨克森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夺走王冠和土地。接受波希米亚王冠并非对和平作出贡献，反而可能带来另一场战争。尽管如此，这位以固执己见而闻名的历史学家的突发奇想并非完全荒谬。如下方法或许更适合维护和平：如果波希米亚同盟在艰难寻找国王候选人时，向费迪南提出按照新拟定的条款让他重新当选为国王？或者就披着外交的外衣，威胁费迪南要废黜其王位，以此争得费迪南在联邦文件下签名？不做邦君，而成为共主邦联的君王，不用打仗就把地位和选侯权给他，若是如此，情况又会怎样呢？至少，克莱斯尔一度认为，各邦结成联邦制的等级联合，确保不去动王位，是一个不错的计划。然而，人们的思路被钉死在主观想象的二选一的选项中——要么是君主制下的邦君统治，要么地区独立。新的解决方法和既定的过渡形式均未被采纳。第一次自下而上的建国尝试失败了，随之失败的还有和平。

不过，独立国家的模式并没有随着它在波希米亚的失败而陨落，其接力棒被重启战争的尼德兰人接了过去。同时代人已经看到了这种联系并认识到事件之间的平行性：1620年，一份反方的传单声称，他们在尼德兰身上找到了“欧洲爆发战争的原因”，并把尼德兰跟波希米亚的“叛乱分子”进行类比；相反，斯特兰斯基和他的同事则对自下而上建立区域性独立国家的情况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原因是，尼德兰在不停地分离和联盟过程中渐渐脱离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相应地实现了具有等级背景的建国，即成立了“尼德兰共和国七省代表大会”。在尼德兰和波希米亚的案例中，等级们首先援引抵抗权（Widerstandsrecht），从而成为建立国家政权的承担者，并与尼德兰的奥兰治家族以及只统治了一季的“冬王”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联手，当上了半君主制国家高官，以提高独立国家在欧洲的被接受度和建立的机会。但是，无论在尼德兰还是波希米亚，不打仗就想从哈布斯堡王朝分离出去是办不到的，建立国家的代价就是为获得承认而战的建国战争——两者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在触发三十年战争的波希米亚起义被镇压后，众多被阻止的建国者遭到处决；而在尼德兰，16世纪已成功爆发的八十年建国战争则被视为“自由斗争”或“独立战争”而流芳百世，在1621年停火协定(8)到期后，尼德兰重燃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战火，并在遍布欧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力量的支撑下，成为反哈布斯堡阵营的中心。等级连续两次的建国尝试均导致了同一场冲突，其中，建立普世主义的欧洲和多国制欧洲的理念无法统一，互相对立，而这一冲突似乎不能通过妥协而只能通过武力裁决来解决。

哈布斯堡和法兰西的普世主义之争

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主义不仅因这些分离主义的建国运动而受挫，也受到了与之有竞争关系的普世强国的刁难。经典的历史地理传统往往轻率地将反对国视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捍卫者，但只有当人们认识到，干预他国内政的大国的初衷或终极目的不过是一个普世目标时，方能理解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多年的原因。

首先，自近代开始以来，法国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就是一场争夺欧洲的斗争。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为争夺欧洲主导地位而进行的系列战争能清楚地说明一切。法王的头衔“最最信奉基督教的国王”（Allerchristlichster König）由法语最高级“Roi très chrestien”翻译过来，就是在宣示法国国王在颇具政治色彩的欧洲基督教界的领导地位。宣传诗人和政论家们在三十年战争前将法王亨利四世歌颂成“欧洲的裁判”，黎塞留与他们一脉相承，并将自己的战争政策向他看齐。这位枢机主教(9)的奏疏文与西班牙首相奥利瓦雷斯（Olivares）(10)的十分相似，容易混淆，均各自为他们的君主索要基督教世界、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首脑”“最强大的统治者”这样的普世名声。

又是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哈布斯堡和法兰西这两个宿敌分裂欧洲的长期争霸重新启动，最终用尽全力决一雌雄。此前，双方内部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曾一度搁置，但人们在战争爆发前还是克服了这些障碍。哈布斯堡人成功地稳定了他们边界不稳、岌岌可危的欧洲帝国：皇帝支系须感谢他们的哈布斯堡亲戚及德意志盟友帮忙拿回了波希米亚，此后，帝国在那里建立了完整的邦政权，并在1627年的《新版邦条例》（Verneuerte Landesordnung）中规定了这一点；西班牙支系恢复了争夺尼德兰的战斗，并在“奇迹之年”——1624年取得了一些成就，给日渐衰落但因有庞大海外帝国撑腰而始终强大的西班牙带来了新的繁荣。西班牙人的口号是从“衰落”到恢复旧时“声望”，而在委拉兹开斯（Velázquez）的名画(11)中，斯皮诺拉（Spinola）将军以和气的姿态接受了布列达的城门钥匙，似乎预示着协商一致的和平解决方案呼之欲出，有望减少其他地方的新军事行动。

在其对立面，法国的亨利四世通过改宗天主教和颁布《南特诏令》（das Edikt von Nantes）(12)结束了16世纪的宗教战争，并重新建立了完整的王权。没错，他已经准备重拾原先反哈布斯堡王朝的博弈，干预于利希王位继承战争(13)，而一场致命的暗杀(14)和1614年因欧洲居间调停而签订的《克桑滕和约》(15)则又一次推迟了法、西对抗。枢机主教黎塞留，这位自1623年起领导法国的政治家，通过压制胡格诺教徒的“国中国”进一步强化了王权，同时准备恢复其旧政策。双方均亮明自己的立场并加以强化，为新一轮争夺欧洲之血腥博弈的决定性回合做好了准备。

若将战争缩短了看，这场博弈在战争的后半程才颇为紧要，其时，法国正式干预战局，从而将一场德意志的战争扩大到全欧洲范围。如果人们仔细研究，会发现在此前很长时间，至少有三个（注意!新教的）欧洲干预者受到了黎塞留红衣主教的支持和资助，最近的一次是瑞典，再往前有丹麦和尼德兰，或者简单地说，黎塞留支持过一切反哈布斯堡的力量。事实上几乎从一开始，普世强国之争就遮遮掩掩地在一些代理人战争中为这场“战争的战争”涂上了底色。即使是欧洲南部，也属于战争剧场。

故事开始于意大利。意大利北部地区也属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地区，这是由皇帝和帝国的授采邑权、西班牙支系的财产和对外协议决定的。尤其是大名鼎鼎的米兰公国（Herzogtum Mailand）被豪强反复争夺，在几个大国手中辗转，当时归西班牙所有，但是，周边政权的骚乱和悬而未决的继承问题却始终是个隐患，给法国提供了一个乐得利用的干预机会。黎塞留欲借此瓦解“哈布斯堡的包围圈”，尽管这一概念对于一个自行向四面八方铺开并施加影响的中欧大国来说，并不恰当且防御性过强。不过，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它涉及阿尔卑斯山区颇为敏感的交通运输路线。人们将“西班牙之路”（Spanische Straße）理解为西班牙往返西属尼德兰的极易阻断的陆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确保了通往阿尔卑斯地区的本国领地的道路。于是，西班牙人选中了瓦尔泰利纳山谷（Veltlin）(16)，这一区域由瑞士格劳宾登（Graubünden）的新教徒统治着，但天主教徒占大多数。西班牙人利用流血的教派冲突这个受欢迎的由头，占领了瓦尔泰利纳山谷和格劳宾登，将米兰和北欧之间的阿尔卑斯要道与要塞收入囊中。然而，作为格劳宾登的保护国，法国联合萨伏伊（Savoyen）和威尼斯组织了反对联盟，一年后自己占领了原本中立的瓦尔泰利纳山谷地区。

然而，即使在这片战场上，也并不缺乏和平的机会，从中或许还能衍生出更多的和平的可能。这一时期，教皇运用了“共同的父亲”（Padre comune）这一概念，思考他作为天主教诸侯“共同的父亲”的超派别立场，并投入极大的调解热情试图让他们维持和平。这是一项受到教派严格制约的和平政策，很容易突然演变成一场针对新教徒的共同宗教战争，但它或许能够帮助两个天主教大国摆脱一场根本政治争端。在西班牙和法国两国兵戎相见的前夜，即在1623年的瓦尔泰利纳冲突中，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17)成功阻止了对抗，使瓦尔泰利纳地区一致保持中立。为保障安全，教皇派出不偏不倚的教皇军队，他们仿佛是来自罗马的“蓝盔部队”(18)，维护饱受争议的阿尔卑斯要塞的和平。格里高利十五世驾崩后，他的继任者乌尔班八世（Urban Ⅷ.）一开始威望不够，不得不经历法军背信弃义、不顾任何抗议驱逐教皇的维和部队、占领瓦尔泰利纳等事件。1626年，双方总算自行商定并成功签署了一份新的地区性和解书，即《蒙宗和约》（der Friede zu Monzon）(19)。

事态继续发展，且变化多端，并在1627年的曼托瓦及蒙费拉托爵位继承战（der Mantuanische Erbfolgekrieg）中达到其顶点。其中，普世强国落在了各自的地区候选人之后（皇帝甚至动用了尚在德意志作战的部队进行干预），从曼托瓦公国、蒙费拉托大公国到萨伏伊公国周围的大片地区均牵涉其中。在这一冲突中，划地而治并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同样存在，1630年在德意志召开的雷根斯堡选帝侯会议上已进行过协商，使得人们看到普遍和平的希望之光。而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恰恰相反，由于颇具才干的西班牙将军斯皮诺拉的逝世，法国围攻阿尔卑斯要塞的军事形势得以意外好转，于是，黎塞留拒绝批准和约。直到一年后的《凯拉斯科和约》（der Friede von Cherasco）(20)才带来一个仅局限于意大利的解决方案。

于是，在意大利内部或周边，起先遮遮掩掩、后来就大大方方地重新形成了两大普世强国的竞争，一部分是借助代理人的战争，另一部分则是直接对抗，从洛林、阿尔萨斯、莱茵河沿岸的邦国和领地，蔓延到德意志西部以至整个帝国。一系列协定与和约证明这只是区域性的停火，无法解决两个互相竞争的大陆强国之间最根本的问题。1623—1644年间在位的教皇乌尔班八世，继续以“共同的父亲”身份宣扬调解与和平。然而，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颇有势力，教皇从政治上对教皇国的安全忧心忡忡，时不时倾向法国，给哈布斯堡制造不利——在其职位规定的教派限制下，教皇无法为均衡的欧洲新秩序找到出路。两个欧洲大国相互排斥的对抗被证明是实现普遍和平的主要障碍。尼德兰的逾期归还也应归咎于西班牙的威望，在当时的话语中，它意味着西班牙的“荣誉”。最后，那位将黎塞留推入竞争的干预者，自己也提出了普世主义的要求——一切因此变得越发艰难。有关这名出人意料的候选人，后文将专门阐述。从一开始，在前后三十年的时间里，这场“战争的战争”始终是一个建设和平的大型工地，在这片工地上，人们寻找全新且有趣的道路，取得了部分成功，尝试过全套外交手段，但是，唯有从根本上解决建构国家的难题，才能走上欧洲可持续和平的康庄大道。

事实上，只在一种情况下，找到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建国方案，即在一个联邦制组织下的德意志民族帝国中。16世纪以来，在欧洲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建立普遍的大一统国家还是多个主权国家始终是两个互相对立的选项，给德意志历史提出了特殊的挑战。一方面，德意志民族拥有的帝制是普世主义传统的最佳证明，但另一方面，罗马德意志帝国拥有若干强大的诸侯国，如萨克森或巴伐利亚，它们自己本身可能成为独立国家，参与欧洲的角逐。面对这一特殊的建设性挑战，德意志历史在16世纪就已经发现了组织国家的第三条道路：将普世因素和个别因素纳入同一个政治体系。于是，人们在领土层面上实行双元的建国方式，并将其进一步发展成为政治上组织良好的地区、城市等政治单元。不过，将整合的哈布斯堡普世主义以君主立宪的简化形式纳入政治体制，并在16世纪的帝国改革中培育帝国会议、帝国最高法院和跨领土的帝国大区等机构——这一做法也已取得了成功。然而，在一开始就深入帝国体系内部的欧洲冲突的压力下，这种高度发达的早期现代宪法综合体面临着再度解体的风险。建立单个主权国家和大一统国家理念之间的竞争以及大国之间的普世主义角逐，不仅仅在德意志战场上上演，而且还危及已达成的宪法妥协。等级制帝国与帝国元首之间的纽带，同时也是西班牙哈布斯堡普世强国及其交战利益的一部分，反之亦然，由法国领导的对立面则利用帝国等级中的反对派，危害了德意志民族之帝国的和平。

因此，在欧洲，彼此排斥的教派和政治构想作为不可调和的选项相互对立，并将这些问题出口到德意志帝国，而在那里，这些问题事实上已经得到了调控，却仍然时不时动摇帝国的政治体制，以至于很多人无法预料应如何从这场战争中全身而退。在介于普世主义和分离主义之间的欧洲，德意志民族之帝国能否成功地保持并进一步发展其已经找到的、将独立国家和大一统国家结合起来的国家政权形式？而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战争来回答了。

(1) 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幅员辽阔，皇帝查理五世通过书信下达旨意。——译者注

(2) 《奥尼亚特条约》于1617年7月29日签订，是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支系和奥地利支系之间就继承顺序签订的条约，以西班牙使臣奥尼亚特伯爵的名字命名。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放弃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位的继承权，而西班牙支系的男性后代在继承权上优先于奥地利支系的女性后代。——译者注

(3) 西班牙语Superioridad对应的德语是Überlegenheit，意思是“优越、优越性”，这里意译为“高高在上”。——译者注

(4) 摩拉维亚：捷克语、斯洛伐克语称Morava，今属捷克，是捷克历史上的三大邦之一，位于捷克东部和东南部。——译者注

(5) 对应的德语是Republik Böhmen。——译者注

(6) 帕维尔·斯特兰斯基（约1583—1657）：捷克流亡作家。——译者注

(7) 全名为“萨克森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Friedrich August Ⅰ. von Sachsen，1670—1733）：萨克森选帝侯、公爵，1697年起获得波兰立陶宛的王位。——译者注

(8) 即1609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Felipe Ⅲ.，1578—1621）与尼德兰共和国签订的《十二年休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尼德兰的独立。——译者注

(9) 即黎塞留。——译者注

(10) 加斯帕尔·德·古兹曼，奥利瓦雷斯伯公爵（Gaspar de Guzmán，Conde Duque de Olivares，1587—1645）：与黎塞留同时代的西班牙首相，1623—1643年间执政。——译者注

(11) 迭戈·委拉兹开斯（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ázquez，1599—1660）：西班牙画家，国王腓力四世的首席宫廷画师，西班牙黄金时代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此处的名画指委拉兹开斯的著名油画《布列达的投降》：被认为是委氏最佳作品之一，完成于1634—1635年，描绘了西班牙将军斯宾诺拉攻克尼德兰军事要塞布列达城后受降的场景。——译者注

(12) 《南特诏令》于1598年4月13日由亨利四世签署颁布，给予胡格诺派信仰自由和武装权利，这是第一部承认新教徒信仰自由的法令。——译者注

(13) 1609年，天主教的于利希克雷弗贝尔格公爵无嗣而终，多位德意志的新旧教诸侯为继承权产生了争端。因该领土紧邻尼德兰，战略地位重要，西班牙国王迅速派兵强占此地，而法王亨利四世则要求西班牙撤军，并在1610年初联合新教联盟准备征伐西班牙，有爆发欧洲大战之势。但此事随着亨利四世的遇刺而不了了之。——译者注

(14) 即1610年5月13日，亨利四世在巴黎遇刺，第二天不治身亡。——译者注

(15) 即1614年12月12日，约定新教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获得克雷弗公国、马克伯国和拉文斯贝尔格伯国，普法尔茨诺伊堡公爵沃尔夫冈·威廉分得尤利希公国和贝尔格公国，达成暂时的表面和解，但直到17世纪六七十年代，该争端才得到最终解决。——译者注

(16) 瓦尔泰利纳山谷：阿达河谷地，位于意大利北部，与瑞士接壤。——译者注

(17) 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1554—1623）：生于博洛尼亚，1621—1623年在位。——译者注

(18) 指联合国维和部队，因其武装人员佩戴有联合国徽章的蓝色贝雷帽或战斗盔，因而被称为“蓝盔部队”。——译者注

(19) 蒙宗是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韦斯卡省的城镇，曾是阿拉贡王国的首都。该和约由法国首相黎塞留和西班牙首相奥利瓦雷斯伯公爵在此签署，结束了瓦尔泰利纳冲突。——译者注

(20) 《凯拉斯科和约》是1631年4月由皇帝费迪南二世、法王路易十三和萨伏伊公爵三方的全权代表签署的，结束了意大利北部的曼托瓦继承权战争。——译者注

第三章　瓦伦斯坦
——战争策动者及其军事遗产

1626年4月25日，德绍（Dessau）易北河桥战役
这是一幅描绘瓦伦斯坦大军首场大捷的铜版画，第一眼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第二眼则能认识到超然于战术细节的一切要素。雇佣军方阵和骑兵队伍组成了庞大的军队。“易北河”在画面的下方边缘，有桥头堡和固若金汤的阵地进行防守。易北河是瓦伦斯坦最钟爱的战略路线和交通干线，令其对手曼斯菲尔德伯爵望而却步。

“你想象一下，这是战争，没有人会去!”在三十年战争开始时，来自新战争对手的讽刺性语言游戏几乎成为现实。因为在面对一切威胁和平的敌人时，必须先找到人，才能与之决战到底。当波希米亚冲突演变为军事行动时，首当其冲的皇帝甚至没有自己的武装部队。所以，皇帝不得不接受他的西班牙亲戚经济和人员上的接济，让后来的选帝侯兼天主教同盟领袖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公爵以及萨克森选帝侯加入，并向奥地利等级和各帝国大区索要财政援助。但是，在这背后，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难题。

那时，人们并未携常备军（das stehende Heer）参战，相反，这种军队形式诞生于这场“战争的战争”，此后成为一种有效的模式。旷日持久的战争留下了常备军，成为此后所有时代之特征，简直可以称其为“被保留下来”的军队。值得一提的是，专家伯恩哈德·克勒纳（Bernhard Kroener）从军事史的角度对我的以上观点提出了有力的反对意见。他认为，三十年战争后才有遣散大批士兵、裁撤军费高昂的部队一说。但是，三十年来，人们已普遍习惯了军队的存在，甚至在奥地利世袭领地上直接将其有组织地延续下来，这些均促成了之后欧洲历史上的常备军。欲知其演变历程，可以着重关注瓦伦斯坦的故事。

最初，两种军事组织形式混合在一起，释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军事暴力。两种军事组织形式各有其局限性，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运作，但组合起来产生了爆发力，这才使得这场“战争的战争”成为可能。

其中一种是由邦等级组织的邦国防御军以及城市民兵，后者是一种兼职的市民武装，必须随时做好防御准备。这种防御形式来自中世纪的“征召入伍令”（Heeresfolge）(1)和征募士兵的传统，在奥地利边境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战役中经受了考验，已踏上了成为常备军事组织的道路。该形式也被进一步运用到其他地方，如萨克森、符腾堡和巴伐利亚。不过，就此发动一场三十年的战争则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不仅是这种组织形式的力量和凝聚力都很低，而且受到一种根本性的限制：他们只负责戍卫自己的城市或地区。这种位置固定的防御规定（帝国大区间睦邻帮助的规定例外），并不能始终得到遵守，却能限制战事的扩大升级。

另一种则是自由征募的雇佣兵，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被用来进攻。不过，这种形式的限制是，人们只能暂时招募雇佣兵并给他们发放粮饷。在一场战役期间或可以发动战争的时候，他们是季节性的战士和新兵，战争结束旋即遣散。但是，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古斯塔夫·弗赖塔格的《传单选集》（第5446号）中最有趣的一篇文本写道，三位雇佣兵讨论了“以前的战争和现在的战争的不同”。他们认为“这场常在的德意志战争”格外不同的是，他们现在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被遣散。事实上，这正是三十年战争的前提条件和后果。

在“战争的战争”中，这两种组织形式的元素，即地区性防御组织的持续性和按照目的、空间征募雇佣兵的无限可用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常备军。这种部署期限和部署半径不受限制的暴力组织已覆盖了半个德意志。有人说这是一场“燎原之火”，不过，这样的旧说法并没有太多值得阐释之处，除非，人们抓住那位投下战火加速器的人不放。他就是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

制度化的帝国和连年战祸中的统帅

1583年9月24日，这位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贵族出身于波希米亚赫曼尼茨（Hermanitz）的一个新教家庭，1606年改宗天主教，先后两次迎娶富孀，生活优渥。战争前，他就在维也纳宫廷和军队中效力，也短暂地为摩拉维亚等级服务过，后来背叛了主人。在查抄战败后被定罪的波希米亚建国者的家财时，瓦伦斯坦狠发了一笔战争财。他围绕波希米亚北部弗里德兰（Friedland）的城堡和领土，建立起一个权力、管理和经济中心，将其逐步扩大并升级为公国。这在当世即给他带来一个专属外号——“弗里德兰人”。

一切始于这位军事金融玩家和组织天才令人难以置信的提议，即瓦伦斯坦自筹经费，为一直没有武装部队的哈布斯堡皇室建立一支军队，打上皇家军队的旗号，并掌握的军事指挥权。这与那个时代其他雇佣军头目的做法相一致，如敌方的曼斯菲尔德伯爵彼得·恩斯特（Graf Peter Ernst Ⅱ. von Mansfeld，1580—1626）(2)自任军团上校，为军事统帅预先垫付了征兵和粮饷的费用，然后加上利息一起算到军队统帅的账上。不过这次，瓦伦斯坦很快组建了整整一支军队——起初说有2.4万人，接下来到了4万人，最终达到10万人，加上随行人员的话，人数还要多，均在哈布斯堡皇室大旗下接受瓦伦斯坦的统率。

没有哪个雇佣军头目像他一样建立起这种数量级的整支部队。在16世纪时，小几万人就被视为规模可观的部队，但此时，这支武装已达到了10万人的门槛，这一数量级在德意志绝无仅有，甚至在欧洲也很罕见。而且，它真的是一支在各战役间歇期依然保留下来的部队。令弗赖塔格书中三个虚构的雇佣兵惊讶的是，即使在没有战争的冬季，部队也被保留了下来。三个火枪手发现的这一情况没能得到维也纳宫廷的理解，他们最后还被怀疑为总司令刻意设置的障碍。在一支军队完全没有行动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会供养它？后来的研究认识到这是瓦伦斯坦的改革，称其为“冬季营地”，服务于永久性的军事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强行实施的军事后勤措施。众所周知，在瓦伦斯坦自己的大弗里德兰等地区经济蓬勃发展之时，该邦国实际上在从事锻造兵器和军队供应商的行当。如果易北河配备好防御工事并配有预防性的仓库，那么，皇帝的瓦伦斯坦大军则可凭借这条从波希米亚延伸到北海的运输通道，控制并主宰半个德意志了。

鉴于军队庞大的规模，人们很快就清楚地看到，这个物资匮乏的国家无法负担随之产生的军费，甚至连利息也无法偿还。如曾经的奥格斯堡商人富格尔家族基本收不回借给皇帝的贷款，从而被赐予封地和头衔作为补偿，因此，在外包的军事领域，皇帝通过给予其将军更大的政治报酬来解决问题。但是，瓦伦斯坦借的是尼德兰德维特银行（Bankhaus De Witte）的贷款。为了供养军团，他引入了一种战争融资方法——向当地居民征收特别税，此举很快在帝国内招来一片骂声。

总的来说，有两种为战争提供资金的方式。一种是打仗的君主自掏腰包：这些额外收入的来源是王室财产、矿产资源和向领地范围内自愿掏钱的等级征收税款，尽管占比不大也能有些进项，但是在皇帝的世袭领地上，钱永远不够用；另一种是走外部筹资这条路，即由感兴趣的强国提供援款。因此，一开始，帝国的天主教同盟联军受到海外白银充足的西班牙以及罗马教皇的支持，接着，在后来的丹麦下萨克森战争中，丹麦人则受到尼德兰、英格兰和法国的援助。但是，这些钱只是分阶段流入，借钱打仗自有其局限性。

然而，这一切都被战争策动者用更为极端的融资方式超越了，即“特别税体制”（Kontributionssystem）。显然，这种方式应当与瓦伦斯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它实际上是由两种常规的战争融资的基本方式组合而成的：征税不再是自筹资金的唯一手段，而且还扩展到外部筹资。根据帝国的传统，安营扎寨的过境军队有权要求当地人准备住宿、照明和盐，但也会像曼斯菲尔德伯爵的雇佣兵那样要求提供伙食等——只要他们还遵守战争法。瓦伦斯坦却更加得寸进尺，不仅从其军队所驻扎的邦获得膳宿供给，无论其所属——友好、中立、陌生还是敌对，而且还要求该地缴纳现金作为其部队的军饷，就好像他是邦君似的。这种特别税发展成臭名昭著的军队融资体系，后来也被古斯塔夫·阿道夫等其他战争暴君所模仿。“以战养战”（Der Krieg ernährt den Krieg），成为一句流行的谚语。原因是：如果人们直接依靠被占领土的资源维持军队，这些资源总会有耗尽的一天，那么这就刺激人们从空间上扩大战争。事实上，最高指挥兼军事金融公司老板瓦伦斯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令人惊异。

人们立刻感受到了“特别税体制”的负面后果，知情的编年史学家则直言不讳地将其归罪于瓦伦斯坦的行为。具有代表性的《图林根编年史》（Thüringer Chronik）记录了福尔克马尔·哈佩亲身经历的、从邻近地区耳闻的事例和普遍的战争事件，其中瓦伦斯坦的名字总共出现了约24次。从一开始，哈佩便对瓦伦斯坦从尼德兰带来的士兵们做了评价——“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真是遭了殃”，并详尽地控诉“沉重的特别税”。一系列致命的暴力行为，施加在市民和农民头上，或者反过来针对骑兵和“克罗地亚人”(3)，有时候骑兵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又互相施暴。骑兵和“克罗地亚人”其实没几个，可胡作非为却都记到了他们头上。评论有言：“一只狼在吃另一只狼。”有一次，瓦伦斯坦营地的管理员被打死了，原因是不断增长的住宿需求造成了特殊的冲突，因为瓦伦斯坦的雇佣兵不愿被安置在学校和公共建筑中，于是成了私人家庭的负担。这位编年史学家认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偷东西”。那时候，分赃和敲诈可不像今天听起来那样热闹。此外，哈佩呈现瓦伦斯坦的军事和政治故事时，谨慎且带有几分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或许源自对这样一位帝国将军的诧异。编年史学家哈佩当时正担任施瓦茨堡桑德豪森伯国（Grafschaft Schwarzburg-Sonderhausen）的枢密官，为一位帝国等级做管理工作。

人们经常指出，瓦伦斯坦大军的庞大性和有效性只有通过与帝国的一切传统决裂才能实现。宫廷里存在谨慎的保守势力，这位一步登天的波希米亚人太过激进的提议引起了他们在法律和政治上的顾虑，并想把它至少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样一支大规模的帝国军队难道不会对整个运行顺畅的帝国体系构成挑战吗？而这种新的战争暴力形式对帝国的危害，不仅仅体现在编年史中。

一个全新的发现是，瓦伦斯坦的特别税体制破坏了整个帝国的税收制度。根据盖茨科夫勒的建议，帝国税收制度已应用于帝国大区层面，战争爆发以来一直运转良好，对拖欠税款者的司法审判甚至在战争中就已经开始了。与其他人唱衰的推测相反，专家法比安·舒尔策（Fabian Schulze）的一项最新复查显示，在南德帝国大区核准并批复下来的税费中，80％的税收债务实际已经到账，这一比例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令人瞩目的。温和的帝国税收制度至少可以解释为具有法律外形的紧急措施，却被瓦伦斯坦的特别税实践完完全全地压垮了，因为政府无法以常规的方式从民众那里获取更多税收了。事实上，“弗里德兰人”怪兽般的治军方式就好像一头大象，在高度发达的帝国体系这家瓷器店(4)里横冲直撞。

然而，德意志民族的帝国联邦制基本结构源自单个国家和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层面，虽渡尽劫波、有所削弱，但在战火中始终存在且依然有效。尽管直到1640年都没有召开过帝国会议，但不能忽视的是，对各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机构如选帝侯大会、帝国皇家法院和帝国最高法院等高级法院，尤其是对政权至关重要的地区性大区会议（Kreistag），均能在战争期间维持运作。正是各个帝国大区，成功地在战争初期联手阻止了以“劣币危机时代”(5)（Kipperund Wipperzeit）被载入史册的钱币劣质化。瓦伦斯坦时代过后，税收控制力也得到了重塑。此外，帝国大区也拥有了戍卫邦国和平的自决权以及与其他大区结盟的权利。这样，税收成了战争税，因为邦国和平也需要军备。无论帝国大区曾经表现出或想要表现得多么地专事防御且爱好和平，它们都很容易受到战争煽动者的利用。原本寻求中立的下萨克森帝国大区就受到了丹麦国王的欺骗，被拖入了战局，让瓦伦斯坦有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这位对手就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Ⅳ.，1577—1648）。此人作为帝国等级拥有德意志的领土，因此也是下萨克森的行政区等级，长年爱搞阴谋诡计，且屡屡得手。成为下萨克森的行政区长官后，丹麦国王提出建立一个德意志西北欧的战争联盟，以扩大其疆土。一个战争策动者滥用行政区作为发动“丹麦下萨克森战争”的出发点，而另一个则忽视了这些行政区。只是问题在于，瓦伦斯坦是因个人的鲁莽而忽视了帝国的局势，还是他完全认不清形势？毕竟，这位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贵族来自帝国边缘地区，捷克研究者们便理所当然地将其纳入自己的文化。虽然瓦伦斯坦年轻时曾在纽伦堡阿尔特多夫大学读过几个月大学，但没有人真正知道他学的什么；有档案可查的是，他由于暴力行为被开除了学籍，只是因出身良好而得以体面地退学。瓦伦斯坦早年的军事生涯是在意大利和波希米亚为哈布斯堡邦君服务，没有机会融入维也纳宫廷、哈布斯堡和帝国行政机构间的关系网，因此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就像在很多贵族家庭中常见的那样，这位德意志波希米亚男爵、伯爵兼侯爵受到的是双语教育，也掌握了其他学者语言。但是，当人们读到他早年对帝国和皇帝的评价时（其实只看他关于皇帝的说辞就够了），人们八成会怀疑，他是否真正掌握帝国的政治语言。

作为帝国首脑，皇帝费迪南二世本应认真对待瓦伦斯坦的抱怨和恼怒，坚持让瓦伦斯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依法行事，但此时的皇帝，却完全忽视了自己的职责。在这背后，并不像人们怀疑的那样，隐藏着绝对主义的政治纲领，亦有可能是皇帝的西班牙顾问和耶稣会顾问将普世主义的王室利益及教派政治的义务置于合法的帝国政策之上。尤其是高举皇帝大旗的瓦伦斯坦大军捷报频传，驱散了费迪南二世的一切顾虑，皇帝对他的统帅睁只眼闭只眼，并让他尽管放手去做。

镜头随即转向北德，沿着瓦伦斯坦的下属阿尔德林根（Aldringen）驻防的易北河沿线北上。与丹麦国王结盟的雇佣军首领们试图向南德突围，被帝国军拦截，但曼斯菲尔德伯爵却想要证明自己，并坚持对抗。瓦伦斯坦的这位对手是雇佣兵首领中的翘楚，但更确切地说，他是制造混乱的雇佣军头目，也是一位不幸的军事先驱。他以战争为生，但和瓦伦斯坦不同，他不停变换主子并依靠主子们支付的金钱来招募和维持其迅速组建的部队。这也是以战养战，但和只忠诚于皇帝而平步青云的“弗里德兰人”(6)不同，公认的军事专家曼斯菲尔德伯爵则多方求取订单，即便一直以来只接到反哈布斯堡的订单。曼斯菲尔德伯爵先后为新教联盟、波希米亚人、普法尔茨人、尼德兰人以及下萨克森丹麦人的事业而战，他将军队拉来拉去，并作为新教将领载入史册。在这场奇特的宗教战争中，人们从不知道这位军事将领个人所属的教派，以及他和雇佣军的终极忧虑是什么。而皇帝派来的一位督察员在1629年震惊地发现，虔诚的天主教将领蒂利手下的主要职位均被新教指挥官所占据。在宗教和民族任意组合的瓦伦斯坦军队中，教派同质性问题是完全不值一提的。曼斯菲尔德伯爵作为雇佣军首领中的执牛耳者，欲在一系列军事失败和政治羞辱后重振雄风，让敌方皇帝的新宠瓦伦斯坦吃个大败仗。因此，在他最后一次前去驰援因反对皇室而再度起兵的匈牙利西本彪根贵族贝特伦·加博尔途中，他袭击了瓦伦斯坦的易北河封锁处，却遭遇了一次毁灭性的惨败。1626年4月25日，瓦伦斯坦在“德绍易北河桥战役”（Schlacht an der Dessauer Elbbrücke）中取得胜利，这是帝国军的首场大捷，同时也意味着战略性的大型战争企业(7)模式凭借其更强的暴力潜质，超越了小型战争企业模式。而曼斯菲尔德伯爵则被瓦伦斯坦追击，带着其残部到达了贝特伦处，不久后便死去了。此时，胜利者瓦伦斯坦则通过几场微不足道的小战斗和强大的潜在威胁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和平。

在蒂利率领的天主教同盟军队的协同下，瓦伦斯坦再度挺进北方，而这一次则更加彻底。德绍战役同年，蒂利大军穿过瓦伦斯坦的营地，挥师西进，对阵丹麦联军，并将胜利收入囊中，巴伦山麓的卢特(8)［Lutter am Barenberge，地理小贴士：位于希尔德斯海姆市（Hildesheim）之东南，萨尔茨吉特市（Salzgitter）之西南］战场被载入战争纪念册。在当代，卢特名气不算大，但这场胜利已足够以此来命名战役了。瓦伦斯坦和他的部将如帕彭海姆（Gottfried Heinrich Graf zu Pappenheim，1594—1632）、阿尔德林根（Johann Reichsgraf von Aldringen，1588—1634）、阿尼姆（Hans Georg von Arnim-Boitzenburg，1583—1641）等以及他的盟友们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几乎将整个德意志北部收于皇权之下。丹麦国王被驱逐出大陆，撤回日德兰半岛（Jütland），他的德意志盟友则不得不为此买单。瓦伦斯坦在就任弗里德兰和萨根公爵后，又被心怀感激的皇帝擢升为梅克伦堡公爵。但是，对于皇帝的盟友来说，这样做太过分了。迄今为止，皇帝变更选帝侯头衔或封赏土地总是从本朝的敌对阵营中指定，如1547年将韦廷王朝恩斯特支系的选帝侯头衔转封给阿尔布雷希特支系，1624年将普法尔茨的选帝侯头衔转封给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王室，此番却要将一个世代流传的古老王室废黜，只是为了给一位不久前才被提拔为波希米亚公爵的将军予以补偿——不是通过清偿债务的方式，而是给了他一块帝国的土地。梅克伦堡两公爵由于与丹麦身处同一阵营，被唾弃为叛徒，从而被赶出家乡，不得不生活“在痛苦”中，而哈佩的编年史则认为，对于帝国贵族来说，梅克伦堡两公爵的命运是闻所未闻、令人愤慨的。

瓦伦斯坦却开始认真对待邦君的新任务，并适应了他在居斯特罗（Güstrow）的官邸。作为帝国军队所有兵种的总司令，他给自己补上了还缺少的海军将军的头衔，即一个巴洛克式的臃肿头衔——“大洋和波罗的海海军上将”（General des Ozeanischen und Baltischen Meeres）。这对于没有舰船的波罗的海沿岸邦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应当意味着什么，瓦伦斯坦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计划和考虑，但均未付诸实践。汉萨城市表示拒绝与之为伍，瓦伦斯坦被迫放弃围攻港口城市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这些情况令他认识到，只有步兵和骑兵的他仿佛是一只没下过水的旱鸭子。这也意味着，如果不把丹麦国王引诱出他的“水上岛屿”，瓦伦斯坦就无法完全战胜他。这种持续存在的危险也解释了为何要签署那份出人意料的、温和的和平协议。多亏了瓦伦斯坦，皇帝看到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几乎整个德意志北部，他的胜利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在海战方面，丹麦国王是优势方，实力不容小觑。由于尚有欧洲其他纠纷的威胁，这一局只能以平局告终，从本质上而言，情况恢复到了战前状态。这份由皇帝与丹麦国王于1629年签订的《吕贝克和约》（der Friede von Lübeck）(9)中止了德意志境内的战争，赐予了帝国超过一年的和平休整期。

军队的固定化和国有化

在这段时间里，瓦伦斯坦这位职业的战争策动者到底做了什么？他那爱刨根问底的首席传记作家戈洛·曼（Golo Mann）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问题本身。因为瓦伦斯坦虽把其时间精力用在他梅克伦堡公爵的新爵位上，但他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依然担任帝国军队的总司令。不过，在听不到反帝国的雇佣军首领的消息后，他实际上无事可做了。面对这个矛盾的局面，戈洛·曼意味深长地指出：“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瓦伦斯坦是一位没有敌人的指挥官，是一位和平将军。”他在本阵营内的对手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从而抓到了摆脱他的机会。“这个人已经完成了他的职责，他可以走了。”正如席勒的名言所说。而个中真意则两度在瓦伦斯坦身上应验。

在复出之前，瓦伦斯坦为期一年半没有战争的将军生涯是军事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过去，没有战事时不再需要成本高昂的部队，人们会立刻将其遣散，而现在，一支如此量级的部队在和平时期还暂时保留着。对于此后在和平年代依然维持运行的常备军而言，这实际上是第一次试水。不过，这只是具有未来潜力的一步，后面必须跟着另一步。因为就其发展史而言，这种将半私人军队固定化的萌芽，只有与军事力量国有化联系起来才具有意义。这才是瓦伦斯坦在他第二个统帅任期中应火速解决的问题。

在瓦伦斯坦的第一个统帅任期结束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后面还有第二次，相较之下，第一个任期的结束不那么富有戏剧性。“弗里德兰人”的壮大对某些人构成威胁，其他人则认为签订《吕贝克和约》的结局太过示弱，瓦伦斯坦大军表现出的异国或异邦人的粗俗鲁莽令所有皇室以外的人瞠目结舌。帝国等级和行政区等级早就对此心生怨怼，想要设法补救。在1630年雷根斯堡的选帝侯大会上，皇帝不得不为了其王朝的政治目标争取各方的亲善，于是情况一发不可收拾：帝国的最高代表们跨教派联手，尤其是皇帝的天主教盟友、天主教同盟领导人马克西米利安等人，要求解除瓦伦斯坦的军权。其实，皇帝并没有对瓦伦斯坦不满的理由，反而将自己帝国权力的扩张归功于他，但是，为了重建皇帝和帝国诸侯之间的均势，朝廷屈服了。皇帝派遣了两位经验丰富的使节去瓦伦斯坦处，将充满外交辞令的解雇令传达给他。瓦伦斯坦不动声色地面对并接受了这个消息，无论是当时还是今天，这一点总是令人叹服。好在瓦伦斯坦拥有的一切即帝国等级的财产和头衔均保持不变，也包括那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梅克伦堡公爵头衔，毕竟，转封爵位一事曾让巴伐利亚选帝侯和其他为废黜瓦伦斯坦而四处奔走的人十分不快。瓦伦斯坦此前也已经萌生了从军中引退的想法，从而全身心地致力于邦君的职责，在其位，谋其政。

那军队怎么办呢？这或许真的是皇帝的机会，即把这个在短期和平中保留下来的军队国有化，并真正将其纳入自己的世袭领地或帝国军队管理体系中。但发生了什么呢？瓦伦斯坦的死对头马克西米利安想取而代之，未遂后则达成妥协，由天主教同盟军主帅蒂利伯爵兼任帝国军队（或者说解散后残余的四分之一部分）的总司令。军队的固定化被放弃了，帝国首脑也没有利用好这次国有化的机会。不管一支国有的常备帝国军会为日后的发展带来什么，这个结果是一切可能性中最糟糕的一种。

在瓦伦斯坦的第二个统帅任期内，情况又有所不同。1632—1634年的新一轮回合中，起初有些情况似乎在重复过往。天主教同盟无法独自应付来自外部即瑞典国王的干预（见第四章），瑞典人大举进攻帝国，唯有重新召回久经考验的军事奇才和战争组织者瓦伦斯坦。这次，他完全让人求他出山，并最终将最高指挥权转化成“绝对形式”（absolutissima forma），无论这意味着什么，他最终建立了一支新军，阻止了入侵。吕岑战役（Schlacht von Lützen）中，即使瓦伦斯坦没能完全扭转局势而令朝廷失望，但瑞典侵略者之死也遏制了其侵略的势头。“弗里德兰人”的试探性谈判未得到完全授权（见第五章），其部将在比尔森的宣誓效忠令人误解，这一切使得瓦伦斯坦背叛和谋反的谣言甚嚣尘上。无人知晓瓦伦斯坦的目标以及朝廷的行为，这给研究界留下了诸多未解之谜。在瓦伦斯坦缺席的情况下，临时即决审判庭对他进行了审判，皇帝宣布罢黜并逮捕他，“要么抓住后杀死，要么生擒活捉”。军队中有一部分向皇帝投诚，他们认为，死人更加保险，于是在1634年2月24日或25日杀死了瓦伦斯坦。鲜血淋漓的杀戮场景发生在被认为安全的埃格尔：忠诚的军官们被杀死在晚宴上，瓦伦斯坦则被刺杀在卧室里。战争债务此刻被一笔勾销，被革出社会之人的财产被罚没充公，朝廷及其委托人占尽好处。尤其是军队被保留了下来，由背叛瓦伦斯坦、投靠朝廷者担任总指挥，先是瓦伦斯坦的副手加拉斯（Gallas，1588—1647），战争结束时由皮克罗米尼（Piccolomini，1599—1656）控制并组织部队归顺帝国。此外，皇帝的儿子兼日后的继承人、已是匈牙利国王的费迪南大公（Erzherzog Ferdinand）亲自接管大军，并在1635年取胜的诺德林根战役（Schlacht von Nördlingen）中担任了具体的最高指挥工作，并在加拉斯的建议下，凭借这场胜利圆满完成了哈布斯堡王室将瓦伦斯坦大军据为己有的目标。那么，谋杀瓦伦斯坦的动机和目标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与其研究瓦伦斯坦，倒不如研究朝廷或军中背叛者的阴谋，这样更容易解答“对谁有利”这个问题：谋杀瓦伦斯坦的性命对谁有好处？因此，是不是瓦伦斯坦之死的受益者导致了他的死亡？

当然，在为自证清白而将谋反的谣言强加在这位“弗里德兰人”头上的出版物中，不可能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但是，仍然有强大的证据证明朝廷的实际动机。人们在档案中找到了一份庄园总管家列支敦士登的贡达卡（Gundackar von Liechtenstein，1580—1658）于1634年1月11日呈给皇帝的奏疏，奏疏措辞清晰地向皇帝介绍情况是怎样的、会发生什么。贡达卡认为，当前的问题在于总司令“不听话”，总的来说，“大型部队依附于他而并不依附于皇帝陛下”。为了斩草除根，重塑皇帝的权威，从而将军队、军官的支配权以及“特别税和查抄充公的进项”攥在自己手里，人们必须摆脱总司令。不过，瓦伦斯坦不可能自愿挂印，皇帝应秘密将一些人员吸纳进自己的阵营，在顾问三人小组中给该案件定罪，然后，由于危险已临近，应采取极端手段，取瓦伦斯坦的性命。真实发生的情况与上述完全一致。铁证如山，这证实了从军事、政治和财政上接管军队是皇帝的根本目标。

军事上对自己的主子不够顺从最终成了瓦伦斯坦被刺的诱因。皇帝曾多次请求瓦伦斯坦出兵参加某些行动，最近的一次是让他增援被围困的雷根斯堡，但他均未理睬。在指出占领波希米亚“冬季营地”对保住军队的必要性的情况下，瓦伦斯坦也没有或只带了一半兵力前去帮忙。鉴于瓦伦斯坦特殊的半个体户地位和合同规定好的特权，人们是否可以把他的种种行为真正称为“抗命”，还有待商榷。但是，在维也纳，帝国军队越来越脱离皇帝的支配，明显使扼制这一发展趋势、并最终将其逆转过来的决定渐渐成熟。保留至今的军队也应当国有化。虔诚的皇帝知道自己欠瓦伦斯坦的，传说费迪南为了救赎那死去的灵魂，命人做了无数场弥撒。这一奇特的传说或许可以理解为费迪南对出于政治投机而给瓦伦斯坦判死刑的冤假错案的补偿。这与贡达卡的报告相符合：极端邪恶也需要极端的手段，即“为维持现状”，谋杀统帅是一种国家利益至上的行为。

瓦伦斯坦之死，使军队与奥地利世袭君主国的最高军事机构——皇室军务署（Hofkriegsrat）的行政联系得以加强。研究人员奥斯克·雷克勒（Oskar Regele）强调了瓦伦斯坦独特的地位，他的部队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军”，因此瓦伦斯坦提出的装备要求和皇帝意志的实施，均不得不由特地赶来的皇室军务署官员按规矩协商。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瓦伦斯坦军队中有几个久经考验的军团被保留了下来，专家雷克勒把该军队的保留视为“奥地利常备军的基础”——没错，这的确是“奥地利军队的真正起源”。在此过程中，皇室军务署以及负责为军队融资的皇室财政署（Hofkammer）的地位和组织部署力均得以提升；两者均发展成为国家机关，在和平年代依然有序运转。

米夏埃尔·霍赫特林格（Michael Hochedlinger）将威斯特伐利亚之后的奥地利重新解读为军事上被低估的现代强权国家，这一点引起了广泛讨论。他将已成为永久国家暴力的“常备军”（standing army）视作哈布斯堡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决定性因素，并认为，对外无往不利的瓦伦斯坦或因自己的军队而成为这场“建构国家之战”的内政症结。瓦伦斯坦本人被铲除后，他的军队反而成了奥地利国家内部建设的遗产。

常备军
——战争的风险或和平的机会

三十年战争不仅为战争英雄们赢得了“战争的战争”的专属名号，而且也为战争与和平的理论作出了贡献。后来涌现出一位因土耳其战争而成名的常胜将军，名叫拉伊蒙多·蒙特库科利（Raimund Montecuccoli，1609—1680），来自意大利，因而也多用意大利语写作。他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为皇帝效力，是可考的最早的近代军事科学家之一。1639年，身为上校兼伯爵的他光荣被俘，进了瑞典人的监狱，直到双方互换军官，他都被关在什切青（Stettin），并利用这段时间写成了宏大的著作《战争条约》（Trattato della guerra）。这本有关战争事务的著作，结构颇为体系化，此后大量相关著作和报告纷至沓来。此书旁征博引，引用了诸多先贤榜样和至理格言，从古希腊罗马教育宝库到当时正在进行或者刚结束的战争经验。书中也出现了一些经典的、同样适用于古今雇佣兵部队的至理格言，比如在战争中，钱是“最关键的东西”（nervus rerum），并在后文中指出，打仗需要三样东西，它们是：钱，钱，还是钱。在书中，人们也能在有关如何对待阴谋的章节中辨认出瓦伦斯坦的影子。但最重要的是，有关常备军的讨论从这里开始，即始于三十年战争正式结束前。在关于军备的章节中，作者谈道，军队最好要在应战之前就集合好，而不是在急需时匆忙招募，这样招来的兵源质量不够好。就缔结和约时解散军队的问题，蒙特库科利先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七年就提出，人们不应当遣散所有士兵，而必须保留部分战士，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有可靠的指挥官和士兵作为核心人员以供调遣。比如，一个连队的人数可以减半，但“军团的构架”，也就是它的军事基础设施，应当在战争过后继续存在。“一支常备军确保了国家的存在”，这句话在当时显得与众不同，这里的“常备”意味着保留一定数量的人员，在紧急状况下可以重新填充，且“军事科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不致荒废”。事情的进展确实如此，原因之一在于这位顾问兼负责人在朝廷的职位一直在提升。而就军事科学而言，此书也对军队的国有化进行了重新界定。沃尔夫冈·E. J. 韦伯发掘出了一本至今在政治学界不太受重视的著作，作者是约翰·尼古劳斯·弗拉米策尔（Johann Nicolaus Flämizer），书中明确支持民事管理部门采用“政治军事管理”，以便为政治家和国家公务员提供必备的军事知识。

在“战争的战争”的大背景下，人们可以看到国家暴力组织的全盘制度化，而战争背景也助推了其产生和长期化。一方面，自瓦伦斯坦及其继任者以来，军队暴力覆盖了整个平民世界，战争年代的幸存者对军队习以为常，这就使得人们对军队的永久存在有较高的接受度；还有那些只要不从事农民或市民的职业就无所事事、到处抢劫的雇佣兵，将这些人打包进受管制的军事单位中后，人们发觉他们不过是小恶而已。不过，过渡到常备军的决定性原因则来自安全政策方面，即常备军可以使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防御糟糕的情况。蒙特库科利将这一点作为从三十年战争中汲取的教训呈现出来，尽管常备军花费不小，但他还是在缔结和约后为此奔走。蒙特库科利直接从战争经验中得出的最新结论带有一定的偏见，逐字翻译过来是：“对一个国家的安定存续而言，最安全的保证是随时准备好作战的军队，尤其是坚持保有年长稳重、长期训练且久经考验的士兵，而非匆忙招募未经考验的新兵蛋子。如果人们回想起不久前德意志土地上出现的破坏、损毁、纵火、勒索、暴力和抢掠行为，敌人的毫无节制和毫无人性在短短数月甚至几天、几小时内就吞噬和灭绝了一切，而这些被毁的东西足够用来供养一支足以阻止这一切的军队好几年，那么，供养军队也就不困难了。”

眼下处于战争的最后阶段了。皇帝和他的帝国在某种程度上站在了一致反对外国占领势力的阵线上，但苦于军事力量太弱。而为了更好的未来，蒙特库科利想到了一个混合体系，即由固定征募的雇佣兵群体和招募邦国儿童的民兵团体组成，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常备军维护和平的一面。在蒙特库科利的基础建构设计中，可少不了这句经典名言：“欲求和平，不忘备战。”其原因是，已有的常备军并非为了战争而武装，但它也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没有人敢轻易挑战这样一位武装到位的对手。三十年战争开始时，蒙特库科利才9岁，他从自身经验出发，还没能想到战争的爆发本身便是一个具有警示意味的反例；同时，他联想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又不合时宜地结束的瓦伦斯坦的首个统帅任期：那时候，由于德意志只有部分地区武装起来，才让瑞典人有机可乘。

当然，三十年战争时人们曾短期试验过在和平年代保留常备军，不过，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做法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诚然，一个时刻备战、装备精良的国家可以通过威慑潜在对手来预防战争，但是，在几个同样强大的国家之间，常备军可能会招致彼此不断的实力较量。没错，常备军往往只是一种尝试，最终人们还是会动用军队，策动战争。18世纪最大的战争策动者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Ⅱ.，1712—1786），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支规模过大的常备军，并凭借此军发动战争——这是一个最令人瞩目的例子。弗里德里希大王的臣民、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认识到了这一点，并要求废除这些军队作为建立“永恒和平”的条件，当然他没有提到国王的名字。虽然这只道出了一半真相，但它仍然是自三十年战争以来这种军事形式的早期执行者和歌颂者的历史对立面。常备军既有触发战争的一面，也有带来和平的一面。结果到底如何，取决于时代的结构和掌握军权的大人物。

根据某种军事历史发展论点，如果只是统治者取代了被撵走的雇佣兵头子，未将部队国有化而是大肆颂扬之，那么会在作出战争还是和平的决策时，为君主的独断专权和他国利益的入侵大开方便之门，从而威胁和平，正如两位好战皇帝所展现出的宗教和普世主义利益那样。在此前已讨论过多次的“近代早期的动荡”（Friedlosigkeit der Frühen Neuzeit）的解释模型中，军事领域是一个尚不完善但穷兵黩武的国家的弱点之一。国有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长期在安全政策方面显示出破坏稳定的制度化缺陷。这个使“战争的战争”成为可能的、两次超过一般限度的暴力组织最终以常备军的形式，在和平史上留下了一份相当矛盾的军事遗产。这份遗产并不能完全概括瓦伦斯坦的一生，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1) 德语中亦称Heerbann。神圣罗马帝国在《帝国战争组织法》中规定，领主在战争爆发时有权征召一切有作战能力的自由地主参加帝国战争。——译者注

(2) 通常简称为Ernst von Mansfeld，三十年战争初期重要的雇佣军将领，处于反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盟友的阵营。——译者注

(3) 也称克罗地亚骑兵，指三十年战争期间出现的非正规轻骑兵部队，主要由来自东欧和东南欧的雇佣兵组建。——译者注

(4) 此处用了德语习语“瓷器店里的大象”（Elefant im Porzellanladen），意为举止笨拙鲁莽。——译者注

(5) 指17世纪和18世纪，有人非法削减钱币边缘以减轻硬币分量，用剪下的金属再制造新的硬币，或者掺入更多的铜以降低钱币价值。用劣质货币交易后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系统崩溃。——译者注

(6) 指瓦伦斯坦，下同。——译者注

(7) 作者将雇佣军比作战争企业。——译者注

(8) 位于下萨克森哥斯拉地区的市镇，这里的战役即“卢特战役”（Battle of Lutter），发生于1626年8月27日。——译者注

(9) 《吕贝克和约》约定，丹麦国王放弃在帝国境内的宗教和军事职权，保证不再干涉帝国内部事务；帝国将日德兰半岛、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的丹麦王室领地归还，不要求任何赔偿。参见孙立新：《德国通史·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90页。——译者注

第四章　古斯塔夫·阿道夫
——新教媒体国的哥特移民

瑞典人的职业（三折页系列传单的中页1631/1632年）
古斯塔夫·阿道夫乘坐凯旋车驶入帝国。这辆车由德意志诸侯推动，上帝之手用绳子牵引着它。三张图片中，右侧的新教教会均在寻求援助；神鸟叼着统帅之帽穿过，为英雄指出进入“罗马帝国”的道路，最后则通向皇帝的御座。这显然是一场将统治者的教派任命和帝国委任结合起来的宣传。

战争暴力也不得不暂停一下。当这场“战争的战争”在1630年进入“大暂停”阶段时，人们或许应当想到，这可能是一次立刻完全停止战争的好机会。连战神瓦伦斯坦也曾相信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并很高兴能够过上条件优渥的退休生活。雷根斯堡的选帝侯大会已经在裁减军备，并提醒皇帝依照宪法对外国的武装冒险活动进行限制。在与丹麦缔结和约后，德意志北部的战斗渐渐停止，遥远的意大利也走上了调解之路，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全面和平的方向发展。

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令人非常震惊的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于1630年7月在波罗的海沿岸登陆，从此时到他战死的仅仅两年内，他给肆虐12年后即将偃旗息鼓的战争注入了大量新的侵略动力，使之最终成为一场绵延三十年的战争，并将两大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瑞典帝国带到了深渊的边缘。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了什么呢？这是历史学界一个长期以来争执不下的谜题，它从未真正被解决，却有很多答案浮现。瑞典研究人员斯文克尔·奥瑞德森（Sverker Oredsson）在一项大型研究中收集了近200年里不少于11种解释模型，每种模型均各有众多论据支持，但也有不少论据反对。其中，三个领域的解释尤为清晰明了，即宗教领域、政治领域以及新发现的第三领域，而第三领域可能会带来最令人惊讶的答案。

机会造就宗教战士
——图像的力量

1629年，皇帝费迪南二世相信，他已经赢得了战争，且放肆地命人废除几项针对新教帝国等级的规定。他的宗教顾问劝说他，眼下是在教派之间拿出“皇帝的乾纲独断”作决定的时机，这当然是在天主教意义上。因为《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没有完整地规定好一点，即帝国等级及其附庸的宗教领地的所有权。受采邑主教和帝国修道院院长统治的所谓的宗教国家，有落入新教之手的危险，它们会怎么样呢？而那些建立在教会等级制度上的天主教教派反对什么？邦君最基本的享有“教派决定权”的例外规定有必要通过附加条款和反附加条款确定下来，但围绕“教会保留”(1)（geistlicher Vorbehalt）条款的阐释，此后又爆发了精彩的争吵。新教诸侯有权事后获得原有的教会财产，但尚不清楚如果人们在新教意义上要求法律改革（Jus reformandi），其所有权将来是否有效。新教帝国等级将其视为“教派决定权”理所当然的附属品（因为若非如此，他们该如何在邦内建立统一的教会事业呢），但天主教等级可不这么看。这一问题在实践中何去何从，取决于个案以及时代的情况。

各教派阵营之间进行的帝国等级“聚合”谈判被战争碾压后，皇帝认为，他能够凭一己之力达成此事，于是颁布了《归还敕令》(2)（Restitutionsedikt）。他在对现存有效宪法错误认识的情况下，努力想要在天主教意义上扭转《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签订以来发生的实际教派发展。该敕令虽然并未触及《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本身，但却是以皇帝对不同阐释作出裁定的姿态呈现的，对帝国枢密法院和各帝国机构具有约束力，并派遣全权代表立刻实施。该敕令涉及马格德堡和不莱梅的大主教管辖区、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等德意志西北部的主教管辖区和另外10个从新教还俗的小主教管辖区，以及500个主要位于德意志西南的前修道院。此时，原来的合法管理者已进入以上辖区数十年，现在竟没有足够的修道士进行管理，而是由耶稣会士越俎代庖干预事务——这变成了对帝国内新教势力的挑衅。帝国等级的抗议如冰雹般密集地袭来，天主教诸侯也表达了抗议，如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他一开始曾表示赞同，但当他看到这一敕令在有利于皇权的情况下是多么严重地损害了帝国等级的权利时，便联合其新教同僚在雷根斯堡选帝侯会议上提请皇帝“重新考虑”这一危害帝国和平的举措。尽管宗教和平本身毋庸置疑，但其黩武的阐释方式并不妥当，且其修订方法引发了公开讨论，皇帝的失策及其后果则引起了很大的恐慌，令德意志的新教徒陷入了生存恐慌。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赋予此事特殊的爆发力。恰是在这一危急情况下，又在宗教改革纪念庆典后，战争初期出现了另一次对教派认同更重要的周年庆典：《奥格斯堡信纲》（Confessio Augustana）诞生100周年。这份在1530年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上宣读的《奥格斯堡信纲》最初怀着一体化的意图，已成为自宗教和平以来路德教信徒或“奥格斯堡亲属教派”基本的信仰声明书，受到帝国法律承认，因此，这一年也是新教教派成立的周年纪念，而新教教派现下在帝国内的地位似乎颇为尴尬。最早一批心怀恨意的（天主教）神父认为，至今没有哪种异端邪说能够幸存超过100年，并在宣传小册子中威胁要毁坏新教教徒“珍宝”中的珍宝。新教和改革宗方面已有人在考虑，最好取消在此情境下更具挑衅性的周年庆活动，但后来，在萨克森选帝侯国的提议下，变成以强调防御的形式进行纪念。一份周年庆传单形象地记录了纪念的方式：路德在一众历史上信仰新教的诸侯面前，将福音教之光照向圣坛；萨克森选帝侯则从圣坛的另一侧举起《奥格斯堡信纲》，面对一直在上空盘旋的帝国雄鹰。帝国雄鹰用月桂装饰的帝王权杖笃定地触摸了信纲，用羽毛为它遮挡了圣坛上刮起的风暴。鉴于1629年的《归还敕令》，思想之父们此时的愿望或许是，用形象的方式为保护身处险境之中的、受帝国法律承认的新教教派发声。另有传单满怀希望地押韵道：“上帝经常/帮意外的忙”。很多人呼唤救赎或者救星，并把他引用过来。而他，来了。

古斯塔夫·阿道夫显然是精心策划的，于1630年7月6日准时在信纲周年庆之际在波罗的海沿岸登陆，并为新教宣传提供了“救世主”，也给德意志带来了又一个20年的战争。事实上，施特拉尔松德的一份报纸用旧福音教纪年法报道了这一新闻，即“瑞典国王陛下在圣约翰日(3)（der Tag Johannis）抵达吕根岛（Rügen）附近的陆地，因为人们要在那一天庆祝周年纪念”。为欢庆这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施特拉尔松德人唱起了《赞美颂》（Te Deum）(4)。虽然没有人知道“陛下的计划”是什么，但如果人们广而告之并用一系列传单强调他们在对《奥格斯堡信纲》进行必要的保护，情况又会如何呢？

人们在1617年举行首次宗教改革周年庆典时就已经观察到了传单战（Flugblattkrieg）的存在，它伴随着整场“战争的战争”，并主要通过单面印刷品对其进行评论。这种宗教改革时期所特有的、配有解释性短文的图像媒介在100年之后得到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运用，以前用木版画，现在是铜版画和蚀刻画。时至今日，这种独一无二的、形象生动的传统形式密度大、力量强，使得这场战争始终保持着“近代早期最著名的战争”的地位。但是，这些图片对战争英雄及其动机进行了虚假或片面的宣传并维持其生命力，从而形成一种诱导力，至今依然影响着人们的历史感知。

在某种程度上，传单战就是人和人的战争。英雄和反英雄构成了与人相关的战争图片评论的基本形式。许多统治者和高级军官出现在画面中，而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形象则令其他所有人黯然失色：在某种类型的图片中，常胜将军们位于螺旋形排列的成功轨道的中央，周围环绕着奖牌状的插图，插图上画着被他征服的地方，其中，古斯塔夫·阿道夫以远超100枚奖牌的骄人战绩成为最高纪录保持者。

若是人们问及战争传播学潜在的解释模式，那么，这些图片遵循的最主要模式是宗教故事。随着古斯塔夫·阿道夫在1630年左右参战，图片宣传达到了顶点。如一幅名叫《瑞典人拯救基督教会》的传单，上面画着雄狮古斯塔夫·阿道夫从船上跳上岸，斩下教皇九头蛇的头颅，解放了由九头蛇看守的喻指新教教会的地盘。接着，在上帝之意的光芒照耀下，古斯塔夫·阿道夫骑行在支持《奥格斯堡信纲》大军之首——显然，上帝之手牵引着绳子。虽然一群天主教神职人员用风箱、干草叉和其他器具试图熄灭新教之光，但这位基督教信仰英雄则将新教之光放在《奥格斯堡信纲》的烛台之上，穿过“神父小巷”（Pfaffengasse）(5)，即人们所说的有众多采邑主管教区的莱茵河地带，追捕天主教教士和僧侣。虽然两个末日的庞然大物——罗马龙和耶稣会公羊（即对“抵抗耶稣”这一名称的挑衅性的形象说明），令人对奥格斯堡的毁灭忧心忡忡，但是，“屠龙者”古斯塔夫·阿道夫解放了这座帝国城市并随之解放了整个新教世界。绘图者通过将瑞典国王与《旧约》里的摩西(6)或基甸(7)相提并论，证明了他是上帝派来的救世主，并随时有可能要求开始一场“圣战”。

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圣像化等一些特别明显的案例中，政治宗教上的优先，或许增强了人们对瑞典国王的接受度，而瑞典国王却并非帝国诸侯叫来的，事实上，诸侯们也不愿意他存在于帝国之内。现下，诸侯们因新一轮的教派传单进攻战，面临着加入传单战的公众压力。周年庆典对于战争的爆发具有一定的煽动性，今天，人们也会研究它对其他战争产生的影响；此外，两度回溯宗教改革的历史有利于人们利用宗教解释战争。出于以上原因，这场冲突往往被整体性地视为宗教战争，这也是这场战争作为宗教战争流传至今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也有可能是以下情况：人们自19世纪以来努力搜集并反复再版、重印这些图片，盲目相信这些图片的威力——这一幕，自图片宣传出现在战争舞台之日起就反复上演着。

将三十年战争解读为宗教战争自有其局限性。若是这样解读恰好合适，那么教派对立应在三十年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不过，其间常常被忽视的是，1630—1632年围绕古斯塔夫·阿道夫发生了一段故事，这段时间似乎是各宗教和政治阵营真正彼此契合的唯一一段时期。但似乎一切仅此而已。为了制约这一普世强国(8)，法国从一开始就支持并资助了瑞典人的干预，而且，就好像这还不够似的，教皇也插了一脚。一位研究梵蒂冈秘密档案的专家发现，亲法的乌尔班八世统治下的罗马教廷将罗马方面正式劝阻法国与瑞典结盟的日期往前篡改并操纵了文档，以掩饰他们一开始就间接支持瑞典的真相。当然，只支持天主教大国对抗新教的官方计划并不会给和平带来更多助力。

政治和大哥特普世主义候选人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宣战书并未援引教派方面的论据，而是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陈述理由。宣战书声称，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一系列挑衅和侵犯，瑞典必须重视自身安全并进行自我防御。宣战书的撰稿人是饱学之士约翰·阿德勒·萨尔维乌斯（Johann Adler Salvius），就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宣战书那样，他在文中始终遵循“正义之战”的说辞，且在瑞典史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防御性的安全利益框架。为了保卫斯德哥尔摩的安全，眼下占领德意志的波罗的海邦国显然是一次极端的前瞻性防御。饱受争议的波罗的海帝国舰队则从未达到瑞典舰队规模的四分之一，它的创建也根本不是针对瑞典，而是针对背叛帝国的尼德兰。不过，如果涉及“波罗的海的统治权”（dominium maris Baltici），那么瑞典人在德意志的攻城略地之举则并不是一场防御战争，而是一场扩张战争。事实上，从瑞典占领芬兰开始，古斯塔夫·阿道夫已经一个港口接一个港口地占领了波罗的海海岸线，将港口税收纳入瑞典人的战争账户。瑞典人在相继占领多恩岛（Düna）(9)、默默尔（Memel）(10)、维斯瓦（Weichsel）(11)之后站在了奥德河畔（die Oder），也就此站在了德意志民族的帝国领土上。此外，古斯塔夫二世已盘算过干预德意志与丹麦的竞争，顺带保卫施特拉尔松德。但最终，他挺进奥格斯堡和慕尼黑，并敦促瑞士人加入他的行列。显然，这不再只是关涉波罗的海的利益了，而是欲将皇城维也纳也即阿尔卑斯山口纳入其势力范围。所以，这不仅仅是关涉民族利益政策的问题。

政策亦自有其理念，如哥特主义（Gotizismus）。瑞典人将自己视为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哥特民族的正统后代，认为自己有能力延续哥特人撼动罗马帝国的伟大功业。这绝不是形形色色的文学虚构。其中最有名的是16世纪时约翰·马格努斯（Johann Magnus，1488—1544）(12)撰写的哥特人史，这是一份政治纲领。瑞典国王也是哥特人国王，统治者的计数要追溯到哥特统治者，以建构其连续性。在接手政府时，古斯塔夫·阿道夫就已经以哥特人国王的身份登基，并宣布，哥特人尚未征服全世界，是为了给瑞典人留下一些事情可做。在试航时沉没的国王旗舰如今高高在上、供人参观，上面的形象装饰以清楚明了的象征意义，将瑞典狮子与一系列罗马皇帝和哥特勇士融为一体。在起航驶向德国之前，古斯塔夫二世向瑞典贵族起誓，必以其哥特祖先的征服战争为榜样。

当然，一位公开宣称自己是大哥特主义者的瑞典人没那么容易到达德意志，但一系列证据和迹象表明，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其漫长一生中曾经追求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对此，我们能在系列传单上看到一个特别直观且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些传单读起来就像一个图片故事三部曲，讲述瑞典干预的动机、合法性和目标。在第一幅图片中，背景是“瑞典国王”缔结和约，与“波兰国王”告别(13)，目的是转向帝国。国王们站在一座山的前面，它象征性地隔开了波兰战场和新的行动空间。在新空间的背景中，用帝国之鹰装饰城门的“罗马帝国”的剪影清晰可辨。一切指引国王向前：一个伸出双臂的天使，在路边乞求地挥手的“基督教教会”的形象，从云端伸出来的先知之手，乃至整个图像展现出的艺术意图——将古斯塔夫·阿道夫在1629年与波兰停战时确立的优先干预帝国的决定可视化了。

那么在下一张图片上，一架凯旋战车载着身披骑士铠甲的国王滚滚驶向近在眼前的帝国象征，在城堡坐落的山上，人们能看到象征皇帝和选帝侯的图形。“遭驱逐的诸侯们”推动政治战车，乞讨的教会虽被蒙上嘴巴，但依然坚持教派阐释，而上帝之手则用一根长长的木偶绳牵引拉车的役畜穿过帝国的城门。

在变化多端的续篇中，人们可以看到英雄已经抵达。走进帝国大厅，大厅的正面墙壁装饰有帝国雄鹰，侧面墙壁上画着一群选帝侯簇拥着皇帝和德意志领土的徽章旗帜，令人联想到帝国会议。蒂利无法阻止由教会和天使引领的瑞典国王进入帝国。抢劫、谋杀和施暴的场面直观地再现了纲领中“罗马帝国内民不聊生的状态”，并让人们认识到，这里不仅渴求一位教派政治家，而且欢迎一位整顿秩序的政治家。

这几帧连续的图片里却有一个看似被缩小印刷却又被小心翼翼坚持下来的噱头。在波兰战场上空飞翔着一只鹰，它叼着一顶帽子，跟在国王后面——这是在影射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年至公元17年）(14)书中的一则逸事，可能将此与瑞典人的战争逸事联系到一起。在李维的笔下，一只秃鹫从统帅塔奎尼乌斯·布里斯库斯（Tarquinius Priscus）(15)头上叼走了统帅之帽，又给他重新戴上，从而预言他未来会坐上罗马国王的大位。在这套近代早期传单的第一幅图中，鸟儿似乎在给瑞典国王送帽子；但在第二幅图中，鸟儿已经扑棱着翅膀飞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凯旋战车的前面，为他指明通往“罗马帝国”的道路；而在第三幅图上，当古斯塔夫·阿道夫踏入帝国大厅时，鸟儿则已然目标明确地飞向了皇帝的宝座。在其他所有的暗喻性纹饰中，这一文本中的细节暗示透露了那个时代不允许公开言明的内容，即古斯塔夫·阿道夫对帝位的追求。传单宣传几乎仅以教派赋予的天意为目标，并对瑞典文献中的普世君主制的目标缄口不言，此时，这套系列图片暗示了一种新教皇权意义上的平衡。于是，人们印刷了原始传单，目的是抵抗“错误的妄想”，即瑞典皇帝陛下“不具有德意志的血统和出身”，因此“罗马帝国及其领土上的事情与他无关”。鉴于欧洲上层贵族间的联姻，我们并不难找到证据，以证明古斯塔夫·阿道夫从亲属关系上“与纯粹的新教罗马帝国的主要成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然而，由于利用了瑞典大哥特主义谋求皇位，古斯塔夫·阿道夫也在意识形态上与战争敌对方西班牙产生了竞争。西班牙曾是西哥特人的定居地，传统上也以肩负更多使命的哥特民族自居。拿出这些类似神话证据的，主要有同气连枝的西班牙与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以及法国国王，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大目标，就是争取建立一个在他们政治领导下的统一的欧洲。而半路杀出的“普世君主国”的候选人，却是这位率领小众民族却心怀巨大政治野心的瑞典国王。

这个宏大的计划低调地开始实施了。古斯塔夫·阿道夫依靠瑞典民族联盟在波罗的海沿岸站稳脚跟。这一联盟当时将14万人会集到瑞典麾下，在数量上占到战争后期瑞典在德军事力量的十分之一。接着，该联盟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在波莫瑞、梅克伦堡和勃兰登堡等德意志东北部地区攻下了一块领土作为基地，为战争账户募集到了法国的金援，并把军队训练出强大的战斗力。就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瓦伦斯坦被撤职，麾下半数多的军队被解散，这为瑞典的上述工作打开了必要的时间窗口。但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631年的夏天，蒂利作为天主教同盟兼剩余帝国军主帅，挥师北上。一开始，古斯塔夫·阿道夫还不敢抵抗蒂利，但蒂利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政治效果，促使瑞典国王最终找到了重要的德意志盟友。蒂利占领了新教城市马格德堡，使之在随后的抢掠和大屠杀中付之一炬，由此引发了战争中最大的、受到新闻界口诛笔伐最多的灾难之一：他入侵了萨克森选帝侯国，而后者与皇帝并肩战斗多年并始终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争取双方的谅解。于是，萨克森在迫不得已之下只能与古斯塔夫·阿道夫联手，并由此向其他新教帝国等级释放出与瑞典结盟的信号。古斯塔夫·阿道夫与萨克森军队一起加入了莱比锡附近的战役，此役为他打开了整个德意志的大门。1631年9月17日，凭借在兵力、装备和战术上的压倒性优势，他在布赖滕费尔德（Breitenfeld）的决定性战役中获胜。在这场战役中，皇帝的天主教同盟军队被包围且四散奔逃，共损失了包括炮兵在内的半数以上的兵力和战争金库。就此，古斯塔夫·阿道夫凯歌高奏，史无前例地率军穿越整个帝国，而帝国的部分诸侯、领土和帝国城市则被允许加入瑞典人的阵营，另一部分则不得不交出城池的钥匙，并献上一大笔补偿费，以求全身而退。萨克森此时已从皇帝手中夺取了布拉格，其瑞典伙伴眼下则真正穿过了“神父小巷”，向莱茵河和美因河沿岸的教会诸侯收取献金。古斯塔夫·阿道夫已进入新教帝国城市纽伦堡和奥格斯堡，后者在其闯入后改宗新教。当蒂利在莱希河畔的赖恩(16)战役（Schlacht von Rain am Lech）中输了战役、丢了性命后，古斯塔夫二世甚至占领了慕尼黑。现在，阿尔卑斯山已经触手可及了。

直到瓦伦斯坦被召回并重建军队，双方的军事平衡才得以恢复。两位传奇战争英雄之间开始了一场机动战争。双方毫不掩饰对彼此的尊重，而他们的对决则避免了一场持续数月却意义不大的决战。于是从1632年7月到9月，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帝国城市纽伦堡、瓦伦斯坦在齐恩多夫的阿尔特韦斯特（Alte Veste in Zirndorf）附近对峙数月，但在几场不太重要的小规模战斗后，双双将战场转向萨克森。这里是莱比锡低地，即一年前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布赖滕费尔德大胜的福地，但这一行政区不到一年就撤销了。古斯塔夫·阿道夫很想再次证明自己的实力，便于11月16日在吕岑突然向瓦伦斯坦开战。瑞典国王赢了战争，却丢了性命，而瑞典人虽然勉强获胜，但战场上却遗留下6000多具尸体，成了莱比锡周边地区第二个尸横遍野的地方，这里后来也成为第二次布赖滕费尔德战役的战场，而在1813年的莱比锡民族大会战(17)（Völkerschlacht bei Leipzig）中成了最大的万人坑。瑞典国王被一颗手枪子弹击中而亡，他那件被射穿的军服上衣则令信众对他的狂热上升到顶点。一份德语传单安慰了震惊的追随者：国王还活着——因为他的英雄形象依旧影响深远。

建设和平的流动工地

那么，在现实世界里发生了什么呢？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女儿克里斯蒂娜（Christine，1626—1689）还是个孩子，于是，瑞典帝国首相阿克斯艾尔·奥克森斯切尔纳（Axel Oxenstierna，1583—1654）(18)领导摄政政府执掌大权。这难道不是结束这场由战争国王挑起的战争的好机会吗？毫无疑问，无论从新教宗教信仰还是哥特普世主义精神上来说，专属于古斯塔夫二世并驱使他的这股战争热情，均与他本人及其超凡能力密不可分且不可复制，因此，他不再会成为和平的阻力。然而，从媒体和公众对吕岑战役及国王战死的反应来看，人们几乎完全找不到将这位战争英雄的陨落视为和平曙光的依据。平日里相当迅速的新闻报道，却在报道战役消息时犹豫不决，迟迟不报道国王死去的确切消息。在新教的布道中，所有死者都得到了纪念，而这位英雄国王则被尊为新教事业的殉道者，他的胜利被归功于上帝。显然，地区性的新教媒体往往仅限于本方的损失，并不提和平的希望。相应地，媒体也对瑞典帝国首相奥克森斯切尔纳的政权进行了报道，这一领导班子如今负责德意志领土上瑞典军队的军务和政务，整体政策倾向于战争，对和平的呼声充耳不闻。在登陆德意志之前，为谨慎起见，古斯塔夫·阿道夫授予其能干的代理人阿德勒·萨利乌斯（Adler Salvius）与德意志皇帝谈判的全权。萨利乌斯自执政汉堡时期起就负责瑞典的宣传事务，后来由于他成功的战时宣传带来了胜利，之前的谈判全权也就用不上了。

现在，由于奥克森斯切尔纳的想法离国王拟订的进一步计划还有一定的差距，也就谈不上撤退或和谈。相反，这位曾在德意志大学求学、对德意志民族帝国的国情了如指掌的现实主义政治家，现在开始尝试把对皇帝有意见的世俗帝国等级聚集起来，组成“海尔布琅同盟”（der Heilbronner Bund）。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世时就已经开始将封地和赏赐分给忠心的盟友与追随者，就好像他是皇帝那样。瑞典帝国首相已住进了美因茨的德意志帝国大首相府邸，仿佛扮演起了本应与美因茨神职选帝侯的位置联系在一起的德意志帝国首相的角色，且毫不客气地将帝国政策收入囊中。古斯塔夫·阿道夫开出的普世主义帝国的空头支票在现实帝国中得到一定的兑现。不过，在神圣罗马帝国变成德意志民族的瑞典帝国之前，局势发生了变化。劲敌瓦伦斯坦在古斯塔夫·阿道夫死后一年也被杀害，尽管如此，哈布斯堡的反击已然启动。1634年，西班牙德意志联军在诺德林根战役中毁灭性地击败了瑞典及其盟友，使得瑞典被迫撤出经营多年的南德，甚至动摇了其在北德的地位。直到1636年，瑞典人在勃兰登堡的维特施托克战胜了撤退的皇帝和帝国的军队，瑞典人才敢确定自己保住了在北德的地位。战争继续进行，它的真面目——一场各大普世强国在德意志领土上争夺欧洲的斗争——则愈加公开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尽管古斯塔夫·阿道夫入侵帝国、发动战争，但由于值得纪念的帝国等级政策的存在，真正的和平曙光在瑞典战争初期就已显现。1631年初，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邀请天主教帝国等级和帝国大区等级到萨克森的莱比锡开会，恰逢《归还敕令》的施行和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登陆，时局艰难，参会的诸侯很多。这是一次事关重大抉择的会议：一方面是颁布《归还敕令》的皇帝，他身为合法的帝国领袖神圣不可侵犯，在需要防御的情况下有权要求帝国等级伸出援手；而另一方面则是来自瑞典的外来侵略者，他允诺补救新教的损失并进行宗教宣传，以此为筹码逼迫帝国等级加入他的阵营。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zwischen Skylla und Charybdis）(19)，人们该何去何从呢？帝国等级和大区等级在会议上宣布自己保持中立。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因为一般来说，在当时的政治讨论中，中立绝不是一种相对积极、态度平和的价值取向，而是被视为具有嫌疑，且是反复无常、玷污名声的行为方式，正如一项大型调查所发现的那样。但是，在行政区宪法和防御型联盟法的交叉作用下，帝国等级出于安全原因作出武装中立的决定也是被允许的。除此之外，莱比锡会议还呼吁天主教帝国等级看在帝国利益的份上，一起进行和谈。这或许成为帝国等级给整个德意志真正带来和平的核心。然而，无论是皇帝天主教同盟方面，还是竞争对手瑞典哥特方面，都不同意和谈，而是继续利用威胁和暴力，催逼与会等级和他们的带头大哥萨克森，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拉进本方阵营。当帝国天主教联军攻入萨克森、逼迫其与皇帝结盟时，萨克森妥协了，无奈地站到了瑞典人的一方。瑞典人的拉拢没能实现的目标，却因为蒂利对帝国政治的无知做到了。若是双方都不接受莱比锡和平倡议，那么，打一场局部战争并尊重萨克森及其小弟的中立，对双方会更加有利。因为这样，无论是皇帝，还是萨克森倒戈后的瑞典人，都不得不与一个军事上处于有利位置的对手打交道。就这样，莱比锡的和平工地未能成功，随之而来的从中立立场出发遏止战争的计划也失败了。但是，莱比锡会议是首次由帝国等级中的“第三方”来推动和平的伟大尝试，依然值得人们纪念。

古斯塔夫·阿道夫这位新人，以一场史无前例的胜利横扫罗马德意志帝国，如同一位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国王那样，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追求欧洲的最高地位。其间，灵巧且高明的他，成功地适应了这个即将被征服的新教国家，并与法国结盟，给这场普世强国间的战争游戏注入了新的斗争活力。寻求和平的帝国等级无法阻止这一切。在古斯塔夫·阿道夫死后，战争没有结束，而是继续以缩小的形式一步步走向痛苦的结局。“战争游戏开始容易，但想结束它就得费尽力气”，当时的一句格言如是说。不过，在古斯塔夫·阿道夫死后，确实有一次充满机会的尝试。让我们为下一次和平尝试切换场景：另外的工地，其他的阵营和一个人们最不抱希望的人。

(1) “教会保留”条款规定教会诸侯一旦信奉福音教，立即丧失其职位、地产和特权，教会诸侯邦国的地产不得还俗，目的在于确保教会诸侯的永久存在，强化天主教的正统地位。参见孙立新：《德国通史·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4页。——译者注

(2) 根据该敕令，自1552年以来被世俗挪用的所有天主教会财产都须无条件归还。——译者注

(3) 即施洗者圣约翰的诞辰日6月24日，与6月20—21日夏至日有密切联系。——译者注

(4) 4世纪流传下来的一首拉丁语的基督教颂歌。——译者注

(5) “神父小巷”指的是位于莱茵河左岸、由几个天主教教区构成的狭长地带。在当代，这一历史概念已不再使用。——译者注

(6) 摩西：先知，犹太教的创始人。——译者注

(7) 基甸：《旧约》中的以色列英雄和术师，曾率军大败米甸大军，使以色列人太平40年。——译者注

(8) 指神圣罗马帝国。——译者注

(9) 。多恩岛：德国北海岛屿黑尔戈兰岛（Helgoland）唯一的副岛，距离德国海岸线约70千米——译者注

(10) 默默尔：波罗的海沿岸城市，1919年前归属德国东普鲁士，《凡尔赛和约》将其划给立陶宛，此后，除1939—1945年间回归纳粹德国外，一直属立陶宛。今为立陶宛第三大城市克莱佩达。——译者注

(11) 维斯瓦：今为波兰西里西亚省的一个城市，位于同名河流维斯瓦河畔，1939—1945年间属纳粹德国。——译者注

(12) 约翰·马格努斯：瑞典神学家，乌普萨拉大主教，也是瑞典宗教改革前的最后一任天主教大主教。有关哥特人国王的著作《哥特和瑞典国王全史》（Historia de omnibus Gothorum Sueonumque regibus）在其身后的1554年才得以面世。——译者注

(13) 指的是1629年，法国首相黎塞留调解了瑞典和波兰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14) 提图斯·李维：古罗马历史学家，生活在屋大维时代，其流传下来的著作仅有《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译者注

(15) 塔奎尼乌斯·布里斯库斯：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五位国王，公元前616—前579年在位。——译者注

(16) 赖恩：今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施瓦本地区奥格斯堡以北40千米处，莱希河在此汇入多瑙河。——译者注

(17) 也称“莱比锡会战”或“莱比锡战役”，发生在1813年10月16日，是第六次反法同盟与法军的一次决战，以联军胜利而告终，但伤亡惨重：联军伤亡5万多人，法军死伤6万人。此后，拿破仑在德意志的统治逐渐走向崩溃。参见刘新利：《德国通史·第三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23—424页。——译者注

(18) 阿克斯艾尔·奥克森斯切尔纳：来自古老的瑞典贵族家族，其纹章是金色徽章上刻着红色公牛头。——译者注

(19) 一则来自希腊神话的习语，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都是《荷马史诗》中的海妖。该习语意为“不得不在两个坏人中选择一个”，或“进退两难，无论怎么选择都得不到好结果”。——译者注

第五章　转向和平
——瓦伦斯坦的另一面及其遗业

图书出版物中的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
战争进入尾声之时，法国铜版雕刻家、出版商巴尔塔扎·蒙科尔内（Balthasar Moncornet）售出了一大批名人肖像。这幅外貌绘制上借鉴了凡·戴克（van Dyck）绘画风格的统帅肖像展现了沉思中的瓦伦斯坦，此时的他，不再拥有牵动着人们和平神经的统帅大权。艺术家通过在帷幔之后大致暗示人物命运的手法，揭示了这位和平追求者遭到谋杀的一幕。

在德意志历史上，有那么三次，对世界历史造成严重后果的战争暴力的主角在其生命接近尾声之际，摇身一变成了和平政治家；穷兵黩武源自对现行政治法律制度的陌生，这样的情况也有过三次；历史人物的和平转向成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也同样发生了三次。

对迄今为止的德意志历史有方向性意义的，是俾斯麦。这位普鲁士容克贵族、外交家兼政治家通过违宪扩张军队而执掌大权，此后给他身边的军队找了足够的事情做。在一次清晨的工作早餐中，他给他的国王上了一堂历史课：所有的前任国王都为开疆拓土做了一些事情，现在陛下也有机会这样做。大惊失色的王储在日记中将这一幕用自己的话记录下来，他认为，俾斯麦这么说是受到了香槟早餐中“酒神巴克斯(1)的影响”。用现代的话讲，他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最好不要把它记载下来。不过，凭借这一政策成为帝国首相的演说者却把它当真了，并发动了三场战争：攻打丹麦人，对抗奥地利人，最后将矛头指向法国人。这一切都可以在内政和外交背景下加以描述，但只有那时的人们才会明白，所有的战争或许都是可以避免的。最后那场最血腥、给未来带来最深重灾难的“普法战争”，也正是这位好战者从一开始就希望并蓄意挑起的，正如一位近代史学家所发现并考证的那样。然而，当俾斯麦终于达到他用武力换来的目标——排斥奥地利、新建一个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时，为保全自己一生的心血，他转而成了一位和平政治家，避开欧洲的各种冲突，并从中调解斡旋。这位德意志帝国首相在国际会议外交中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建立了一个维护现状的非常复杂的联盟体系。与后世的历史学家不同，当时没有人能够通观全局，也不再有人敢于发动战争。在俾斯麦解职、离世后，他被重新军国主义化，成为尚武主义的德意志精神丰碑。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后世又将他视为德国统一的奠基人，重新承认其后来的和平成就，将他载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历史。

俾斯麦的前辈是普鲁士国王。这里指的是那位为了抵御潜在危险而设立常备军的典范、衡量其毕生的战绩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普鲁士国王。这位国王亲自担任将军，指挥其装备精良的大军，在启蒙运动世纪的中叶为欧洲带来了三次扩张性的侵略战争，其人口损失之巨令人联想到三十年战争，从比例上来看则可以与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但是，在七年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二世并没能达成其有案可查的、如此大规模的扩张战争的目标，他只是勉强脱身。而他的宣传部门则有大量工作要做，他们伪造战役的捷报，把巧合说成奇迹，以此来说服公众且影响深远，使人们认为这场溃败是一次成功的防御战，或者完全是一次道德的胜利。弗里德里希二世深知真实情况，于是从此以后避免战争，并在其他方面加强学习。身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的他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地位，他让自己的普鲁士臣服于帝国宪法，最后又与帝国军并肩作战，并在一场帝国战争中败北。为了减轻这位非法战争策动者的罪责，人们不得不为他开脱，弗里德里希二世年轻时沉迷法国文化，对帝国政治不以为意。这是不是“历史上后果最严重的教育空白案例”呢？他声称自己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帝国事务，这种带有贬低性的表达应当从字面去理解呢，还是只是服务于其欧洲君主的自我定位？这些问题都有待讨论。可以确定的是，弗里德里希大王速度惊人的学习过程值得探究，即他在几场战争后转变为最成功的帝国政治家兼和平政治家之一。

让我们进一步追根溯源，把目光投向奥地利。第三位伟大的战争人物是萨伏伊的欧根亲王（Prinz Eugen von Savoyen，1663—1763），无人能出其右。依照当代军事史学家的权威判断，这位伟大的土耳其征服者发迹时更像是一个战争罪犯，而非“高贵的骑士”，因为他的士兵在没有任何军事意义、“纯粹出于杀人欲望”的情况下，去剿灭已被团团围住、四散奔逃的军队。而正是此人，却依照战争法的标准对土耳其战争的文明化作出了贡献，也推动了奥斯曼帝国在国际法层面上融入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挣扎的欧洲各国。在不太血腥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后，欧根亲王作为奥地利德意志的最高统帅与法国统帅维拉尔（Claude-Louis-Hector de Villars，1653—1734）(2)亲自商谈《拉施塔特和约》（Rastatter Frieden）(3)。在瑞士的巴登，该和约未作任何修改即被确立为帝国和约。此时的欧根，不再只是一名将领，同时也是一名政治家，为同“宿敌”法国和解而奔走。作为奥地利的二号人物，皇帝查理六世（Kaiser Karls Ⅵ.，1685—1740）的和平政策里有他决定性的贡献。宦海浮沉的他深知，所有人都能够和任何人结盟并缔结和约，而召集国际会议的目的不只是结束战争，更是协商如何预防战争。平时担任皇室军务署主席，需要时率军出征，身兼二职、出将入相的欧根亲王成了一名和平政治家。

和平使徒瓦伦斯坦

正如其他历史故事那样，这场“战争的战争”也准备好了一个“扫罗变保罗”(4)的故事。这个皈依故事已成为谚语，其中，正是扫罗这位前基督徒迫害者转变成了首位基督教传教士。在这个故事世俗化的过程中，从负面到正面的转变逐渐升华成战争与和平的对立。这位受到后世赞誉的“和平使徒”，其人生比上文列举的几位历史上的追随者更富有戏剧性，他为自己卓越的洞察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像曾经殉教的使徒那样）——他就是瓦伦斯坦，而到现在为止，我们都将他描述为战争的策动者和常备军思想的先驱。瓦伦斯坦的另一段故事便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和平追求者的故事。他一直在试探、谈判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无论人们如何建构、探求他的动机并作出评价，（无法否认的是）瓦伦斯坦所做的一切本应该能终结战争。

现在，人们可以对这样一个在《圣经》里预演过又在历史中多次轮回的故事——“扫罗—保罗—叙事”表示怀疑，质疑这里面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真正反复出现的人类行为方式，也可以被理解为通俗易懂的、塑造历史事件的文学虚构。自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2018）指出历史叙事也是一种文学虚构以来，即使是伟大的历史女神克莉奥（Klio，也作Clio）也是在“创作”，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服务于文学形式，且始终只能保留对“原始资料否决权”的尊重。该要求是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5)按照经典原则所提出的。在这里，原始材料倒是充足，因而这种叙事模式可信度较高——当然要对《圣经》模型有所削减。在“扫罗—保罗—叙事”中，人们不能或只能少量利用时间、地点可考的突然改变信仰的“保罗归信”（Damaskuserlebnis），而对于历史人物来说，改变信仰却有一个转变或重新权衡的漫长过程。就瓦伦斯坦而言，战争军事方面和政治外交领域往往是同步的。因此，在瓦伦斯坦第一个统帅任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战争史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动需要从和平史的视角进行重新评估，它们仿佛是有限度的尝试，是其第二个统帅任期内伟大的和平倡议的先声。

作为一名具有和平政策思想的统帅，瓦伦斯坦早在1626年就在进军东南边陲时有所行动，而在东南边陲，土耳其人的利益和奥地利西本彪根的利益在此碰撞。这本就令人惊讶（根据以强权国家为导向的奥斯曼历史，奥斯曼帝国的反应已令整个欧洲惊讶），夹在两场扩张战争中间的奥斯曼帝国恰恰在三十年战争中选择了继续按兵不动，放走了这个介入战争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即最终击败忙于在其他战场作战的主要对手——奥地利的帝国军。其他区域的战争纠葛、王朝的脆弱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是，顶层权力交接混乱，哈布斯堡反对派要求紧急干预君士坦丁堡，好战的贝特伦·加博尔（Bethlen Gábor）又在此时请求支援——这时局怎一个“动荡”了得!在这一棘手的情况下，瓦伦斯坦率领的帝国主力军同贝特伦·加博尔联合部队及苏丹派来支援他的奥斯曼大军遭遇。双方先头部队的小型军事行动很快中断，这两支几乎势均力敌的部队不知所措地面对面驻扎下来，陷入僵持。

现在该怎么办呢？交战双方内部进行了全面协商，并在战场上与外国观察员进行了沟通。指挥土耳其兵的是布达佩斯帕夏(6)，他得到了一些含糊不清的指示，要求他只要跟贝特伦一起守住边界就行了。那他到底应该走多远呢？这位年轻的帕夏想冒更大的风险，但经验丰富的贝特伦提醒他要谨慎，不管是考虑到不明朗的态度还是出于对瓦伦斯坦的尊重。而对面的瓦伦斯坦却透露，他并不畏惧西本彪根奥斯曼联军，但他想先等一晚上再说。然而，第二天早上，对方部队却率先撤退了。瓦伦斯坦没有将此解释为脱逃，也没有按照军事逻辑乘胜追击。原因是，即便他可以借此成为战胜土耳其人的大英雄，收获功与名，却有可能因此挑起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事态若发展至此，恐怖的战争剧场或许会再度扩大。在一场对土耳其战争的边缘，瓦伦斯坦这位兼具政治思维的军事家为缓和一触即发的局势作出了贡献，至少让奥斯曼帝国按兵不动，没吃大亏的贝特伦则与皇帝签订了和约。

然而，相较于帝国政治家的身份，早年的瓦伦斯坦或许更是一名成功的欧洲政治家。当他在同一年即1626年率军征讨尼德兰行政区时，他的行军包里还装着一份皇帝给他的谈判任务书——该行政区须解除武装，并承担帝国军的军费。该行政区会议对此表示反对，称他们为了维护本邦和平而自行武装是应有的权利。皇帝不愿接受这一说辞，瓦伦斯坦也无法理解，因此也无从调解。面对该行政区，他坚持认为对方违宪，认为皇帝对帝国等级和大区等级有不受限制的权威；然而，在下一次与欧洲君主国的谈判任务中，他却完全打消了为皇帝索要金钱赔偿的念头。同样，之后与丹麦进行的一系列和谈也没怎么顾及帝国等级，但这些和谈均取得了成功，并给德意志带来了一线和平生机。

1629年天才的外交尝试

1629年的吕贝克和谈是第一次成功的和平大会，它首度结束了战争。吕贝克和谈的背后是人们普遍的和平愿望，但这绝不是欧洲所有人的愿望，尤其不是渴望收获胜利果实的皇帝所希望看到的。从维也纳的角度来看，危急的局势主要存在于帝国南部，在那里，它的西班牙伙伴卷入了对法国的曼托瓦及蒙费拉托爵位继承战争(7)，这使得恢复帝国北部的和平显得更加紧迫。然而此时此刻，真正的和平推动者实际上却是那位至今以“战争策动者”的身份而名声大噪之人。皇帝委托在北德作战成功的大统帅瓦伦斯坦和天主教同盟军总指挥蒂利一起进行谈判，不过，从组织谈判、把控内容到向朝廷汇报并成功促成条约缔结的，是瓦伦斯坦。值得详细强调的是谈判策略，这是那个时代甚至超越时代的典型策略。即使是初涉外交舞台的新手，也已经懂得并掌握了这一手段，尽管此举与初衷偏离，但他也懂得利用，从而直接达成目标。这位外交天才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在谈判成功举行之前，有必要先商讨一下参加谈判的人员和谈判地点——这是一个经典的拖延招数，用以顺利达成和谈结果。这里情况有点不同，因为必须保持其双边谈判的性质。征得丹麦人同意后，双方把会谈地点定在帝国商业城市吕贝克，热情好客的瓦伦斯坦则在他的居斯特罗城堡举行精致的小型私人会谈，作为非官方的补充谈判。接下来，谈判开始了。

一开始，双方都狮子大开口，提出了本方利益最大化的要求。胜利在望的帝国方面要求取得克里斯蒂安国王所属的德意志及丹麦陆地的所有权，北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和日德兰半岛；而丹麦方面则要求对方撤出上述所有邦国，在丹麦国王所拥有的德意志帝国领土上恢复战前状态。另一方面，皇帝要求丹麦国王赔偿其军费，丹麦国王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要求皇帝赔款。因为丹麦人根本不觉得自己是输家，而是以第二赢家自居。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借助岛屿的地理位置，真正的丹麦王国是德意志陆军无法攻克的堡垒。克里斯蒂安国王甚至示威性地顺带参与了德意志与欧洲其他帮手的谈判，即与尼德兰人甚至瑞典人的会谈，而瑞典人在保卫施特拉尔松德时已经在干预德意志事务了。瓦伦斯坦很快意识到，唯有一场妥协性的和谈才有机会把战争结束在沿海邦国内，于是，他摒弃了一切胜利者的主张。

现在，新的和平路线是：归还和重建克里斯蒂安的邦国，包括其位于德意志的邦国，从而换取克里斯蒂安放弃对德意志事务的影响。瓦伦斯坦的和平计划源自其政治理性，但这份进退有度的纲领却无法使双方立刻理解。首先对其表示接受的是丹麦议会，相较于在德意志的利益和欧洲王位政策，丹麦议会更加关心能否很快拿回日德兰半岛和丹麦领土。丹麦国王还是屈服了，尽管他从未停止搞一些军事上的小动作，逼得瓦伦斯坦“为了他亲爱的和平”只能耸耸肩，视若无睹。最后，克里斯蒂安四世遵守了协议，完全表现出合作的态度。而对于瓦伦斯坦来说，更困难的是劝阻自己人放弃利益最大化，因为本方人员期待胜利的主帅能够强制缔约、获取利益，而不是致力于恢复原状。在一份秘密报告中，总司令将事实真相向他的皇帝主子和盘托出，声明自己无法永远击败盘踞岛屿帝国、修筑防御工事的丹麦国王，然而，由于其他迫在眉睫的危险，人们迫切地需要缔结和约，而这项和约没法通过其他办法缔结。通过一系列信件，他笼络了皇帝周围的人，为他的和平理念争取支持，好在皇帝这次不再抗拒劝谏。瓦伦斯坦的同僚、天主教同盟主帅蒂利，原本与他的主子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一样坚持签订赢者通吃的和约，而瓦伦斯坦却小心翼翼地与之接触，晓之以理，巧妙斡旋，从而赢得了蒂利的支持，后者遂同意在关于和平谈判及其结果的报告上一同署名。皇帝最终同意并于1629年批准了和约。至此，和平第一次重新回归到帝国大地上。

由于和平会让瓦伦斯坦自己显得多余，这位最伟大的战争策动者为和平奔走之举就越发显得令人震惊了。因为即使是敌对的雇佣兵首领（如果他们还存在的话），也没什么音信了。或许，瓦伦斯坦自己可以顺走一些领土，这也是他如此卖力地投入和平工作的动力。不过，无法改变的事实是，适度且明智的典范和约已然完成，作为与丹麦的局部和约，它历经反反复复的战争，却始终有效。德意志收获了整整一年的休战期。休战期未能持续更久，完全是因为其他纠纷触发了战争。

做两手准备的和平统帅

事实上，成熟的外交人员早该意识到，人们不应在第二回合也是更重要的回合中剥夺“和平统帅”成功建立全面和平的机会。在古斯塔夫·阿道夫战死后，瓦伦斯坦二度出山担任统帅，遏止了瑞典军人的胜利进程。对于瓦伦斯坦和其他人而言，和平时机似乎成熟了，他开始与来自德意志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各方朋友和敌人进行试探与谈判——他享有部分权力，意图不甚明了，甚至显示出几分矛盾。心存善意的历史学家没有推测这是维也纳方面所宣传的背叛朝廷或者瓦伦斯坦有什么冒险计划，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认为，后期的瓦伦斯坦陷入了一张复杂的大网，失去了全局视角，在自己的种种计划中摇摆不定。

当人们一筹莫展且不明白瓦伦斯坦那些令人困惑的外交活动到底在谋求什么时，一个疑点出现了，即“弗里德兰人”自己并不真正知道这些，他的矛盾行为不再受到政治理性的驱使，而是被非理性的生活伴侣所操控——瓦伦斯坦信奉占星术且疾病缠身。除了计算出行星轨道的科学壮举外，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也会接一些占星订单，用以改善生活。事实上，瓦伦斯坦年轻时就曾在开普勒那里算过颇有激励意味的一卦，也抱怨过开普勒的某个预言已应验，但“日期算得不对”。现在，各种各样的预言都可以得到阐释，或者预言表达的方式有意强化了人们本就想做或不想做的事情。“弗里德兰人”后来有一位因席勒戏剧里的“赛尼”（Seni）(8)而出名的占星师，赛尼是意大利人赛诺的真名，此人滥用自己的机要职位进行暗中监视，并且很坚定地想要达成自己的诉求。再者，占星学的预测涉及种种行为领域，但瓦伦斯坦很少将其用于政治决策，还是主要用于自己的健康问题。瓦伦斯坦是否像他自己认定并进行理疗的那样身患痛风即惊风之症，还是像一些对此更了解的医药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染上了梅毒这一床笫间的“情欲传染病”，此处无关紧要。因为直至19世纪，这两种疾病均无法治愈，在罹患痛风和梅毒的患者中，不少人在离世之前相继达到了音乐、文学和政治成就的巅峰，如舒伯特、海涅或者之前的查理五世等。或许，值得思考的是，人们是否应给予历史人物保护隐私的尊重，以及在这样一场战争中，面对各种民不聊生以及瘟疫、感染导致的大规模死亡，人们是否应毫无理由地对当权者的痛苦表现出过多的好奇。因为，瓦伦斯坦的政策到头来还是解释得通的。

就此，历史学的政治分析中有两种基本解读方式，每种解读方式都有一整套的重点、变体和评价：瓦伦斯坦想要与皇帝一同缔结和约，还是想抛开皇帝，甚至是推翻皇帝？瓦伦斯坦并未留下明确的自述，但却有一些史料可以证明这样或那样的可能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无法澄清，相互冲突的史料则直接促成了如下情况：瓦伦斯坦的政策并不神秘，只不过是采用了包含两种选择的绥靖策略，将替代方案也计划在内。这一点令人惊讶，但近代政治史书写的创始人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并表达了极其相似的观点。兰克的著作文献丰富，其中往往包含着一些被埋没的见解，足以为基于历史的政治视角带来全新的启发。在兰克撰写的瓦伦斯坦传记(9)中，这位史学巨匠用文献考证的传统史学方法和强权政治的专家报告，将看似矛盾的谈判抽丝剥茧。若是将这种经典史学书写的老式语言翻译成现代德语，人们可以清楚地解读出两个层面的理性考虑：以皇帝的名义策划常规的和平协定是绝对优先的；一旦无法让皇帝参与其中，也有一个甩开皇帝的和平B计划，或者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对皇帝不利。这种两手准备属于外交手段之一，最伟大的外交官们——不仅包括帝国缔造者俾斯麦，也包括18世纪致力于对法和解的奥地利首相考尼茨（Wenzel Anton von Kaunitz-Rietberg，1711—1794）(10)——他们绝对不像后世所读到的那样，在毫无预案的情况下贸然行动，成功后被载入史册。反之亦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判定，德军不会入侵中立国比利时，不过，这如意算盘落空了，其原因在于，英国军方抽屉里没有B计划。

瓦伦斯坦有B计划，但存放B计划的抽屉敞开着，这注定了他的厄运。他展开多方会谈，在多个欧洲国家和战争对手之间进行预防性的试探，这些都传到了维也纳耳中。或许，此举会给皇帝施加压力，促使其接纳统帅的和平大计。然而，维也纳朝廷满腹疑惑，并不理解也不愿看到这一点。最后，此事被人利用，维也纳决意铲除瓦伦斯坦这位合作伙伴。

不过，一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是A计划。瑞典人在吕岑失去了他们的国王，而瓦伦斯坦则实际上输掉了战争。他利用无情的军事司法，处决了一些应对吃败仗负责的军官，却没有惩治士兵并重新对他们进行了武装。他曾透露，他从未做过更充分的战争准备，也从未有过像今天这么强烈的和平渴望，而且他给皇帝的相应奏疏也表明了这一点。此时，和平政策的核心变成了与萨克森选帝侯国达成和解，为此，他已经接受了皇帝下达的谈判任务。其间，瓦伦斯坦的首要对手汉斯·格奥尔格·阿尼姆（Hans Georg von Arnim，1583—1641）(11)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出身勃兰登堡的贵族世家，是“弗里德兰人”首个统帅任期内颇受器重的官员，却在《归还敕令》颁布后改换门庭，最后官至萨克森军队的总司令。他率领萨克森骑兵，为瑞典人在布赖滕费尔德的大胜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却又明确与瑞典盟友保持距离。由于彼此敬重，实际上已归属“第三方”的他依然与现在的战争对手瓦伦斯坦保持着个人联系。

在波希米亚利特梅里茨（Leitmeritz）(12)举行的预备会议上，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的选帝侯代表一方，由瓦伦斯坦担任顾问的皇帝使者则代表另一方，双方通过宗教和政治让步协定，就重建战前和平达成一致。布雷斯劳（Breslau）和会则本应就此后发生的变化进行磋商。人们已经考虑到了停火，但尚未决定。瓦伦斯坦火速想出个推波助澜的计策。此时，双方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为了对抗阿尼姆率领的从西里西亚步步逼近的大军，瓦伦斯坦按照战斗序列建立起一支全新的军队。这或许会成为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且无论战争是怎么结束的，几乎不可能在双方平等的情况下达成折中的和谈。而瓦伦斯坦却提出进行谈判，并首先与阿尼姆私下会谈，然后再正式与对方军官团谈判，且在预备会议的基础上约定休战两周。瓦伦斯坦拿出弗里德兰人慷慨的待客之道接待对方的军官团，并在前线部队举行露天盛宴，又争取到了四周的休战。然而，布雷斯劳和会却消逝在远方，最终未能举行。各项研究已达成共识，即和会夭折的原因在于瑞典人的蓄意阻挠，他们旨在阻止这种和平并且在奥克森斯切尔纳的带领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反哈布斯堡帝国的政策。

这首先意味着重新开战，接着启动B计划的和谈试探。萨克森的瑞典盟友一直霸占着西里西亚，对此，瓦伦斯坦通过几场小冲突和一场包围战逼迫城池坚固的施泰因瑙（Steinau）(13)订立城下之盟，俘虏了对方军官，将对方的部分占领军纳入本军麾下。由此，瓦伦斯坦的实力得到加强，使其在西里西亚乃至北德东部占据主导地位，也相应地在外交舞台上自信地登场。他越过皇帝，让人去试探碍手碍脚的奥克森斯切尔纳，为瑞典人提供一些政治和宗教上的修订方案，看是否能在西里西亚或者其他地方实现普遍的和平。要实现这样的普遍和平，要么瓦伦斯坦真正说服皇帝，要么他改换阵营，反对皇帝。但瓦伦斯坦只想迫使皇帝选择和平，而不是借瑞典人之力废黜皇帝，因此，他只是将后者当作极端紧急状况下的选项而搁置起来。即使是资助瑞典人并站队新教帝国等级的法国，也即奥地利、西班牙哈布斯堡皇室的宿敌，瓦伦斯坦也与之保持联系。法国曾提出襄助瓦伦斯坦登上波希米亚国王的宝座，对于这一后来传得沸沸扬扬的谣言，瓦伦斯坦从未作出回应，甚至连外交形式上的拒绝也没有。

比搞定皇帝更困难的是为了普世和平来争取西班牙人的支持。因为此时恰逢西班牙人开启新一轮的计划：他们想取道“西班牙之路”的陆路翻越阿尔卑斯山，沿莱茵河北上击退瑞典人和法国人，并欲在尼德兰通过军事手段巩固其统治。此外，与帝国内诸邦一致，“弗里德兰人”既不愿在莱茵河畔和莱茵兰普法尔茨看到法国人，也不想看到西班牙人，并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一切，只是在西班牙人迅速过境进入尼德兰的问题上作出了小小的让步。新任西班牙驻维也纳特使奥纳特（Oñate，1566—1644）(14)曾经与哈布斯堡王室的军备联盟进行过谈判，其谈判对象正是瓦伦斯坦。奥纳特本以为瓦伦斯坦不过是皇帝命令的执行者而已，后来对他所拥有的自主权大惊失色。于是，他很愿意看到这位在西班牙以高效著称的统帅被罢免和铲除，并以金主的身份对皇帝进行财政上的压榨，为他自己的想法铺路。

总而言之，瓦伦斯坦为帝国甚至欧洲和平谈判所制订的替代计划，似乎并没有成功的基础。常言道，在帝制和王朝的世界里，一位自身实力雄厚的帝国统帅根本不会有机会。甚至常有人质疑他作为独立政治行为体的权力。有人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在他被赋予军事全权的第二个统帅任期里，是否拥有就战争与和平进行谈判的政治权力。与所谓的《格伦多夫协定》（Göllendorfer Vereinbarungen）相关的文件似乎既不明确，也不完整，相关研究则再次出现分歧。然而，这并不重要。反正，瓦伦斯坦有权享有这项权利。

媒体战役中的帝国和平政策

近代专门研究帝国的历史学家们有充分的理由提醒人们，瓦伦斯坦不仅是一名将领，而且是一位帝国等级，即帝国诸侯，并拥有相应的政治含义。早在1623年，“弗里德兰人”就因掌握着各种形式的政权而被擢升为帝国诸侯等级（Reichsfürstenstand），在其第一个统帅任期结束时，这位弗里德兰和萨根公爵获得了转授给他的更大更古老的梅克伦堡公爵的爵位。即使他一度因瑞典人的占领而失去了领地，且这一头衔并不为所有人所承认，但就像所有身处类似境地的统治者那样，瓦伦斯坦保持了这一最高头衔并一如既往地签署文件。一份资料汇编总结道，在第二个统帅任期内，瓦伦斯坦这位前保皇派与其他帝国等级有所合作，在他们所理解的帝国联邦体制中，帝国等级的地位成为“独立政治的基础”。反对的声音认为，直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提出联盟权利，才开启了上述可能性，但这不过是对宪法条款的一种站不住脚的误读。事实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只是维持了早已存在且在三十年战争中已付诸实践的做法。这位年青一代的公爵仿佛学会了近代早期的为政之道，只做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等帝国等级和诸位前任诸侯理所当然要求之事，即莫问太多，与帝国内各方势力及敌方力量保持联系，彼此结盟，甚至与外国势力结盟。根据帝国传统，等级仅有“不反对皇帝和帝国”这唯一的限制，并在1648年被编入法典。有一种例外情况，即“自救”，如萨克森在面临帝国军队入侵时悍然自卫。没有皇帝的和平政策必定会成为针对皇帝的防御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瓦伦斯坦到头来也为自己设置了一个紧急出口。

在来自维也纳的种种威胁传闻影响下，瓦伦斯坦在1634年初发表了著名的《比尔森保证书》（Pilsener Revers），他在本军大营中要求他的军官保证效忠于他，这可以被解读为叛变，但也并不绝对。整个事情本质上是漫长谈判的结果或者是被精心安排的。那时，瓦伦斯坦再度萌生了退意，欲辞去帝国最高指挥官职务，他手下的军官团却大惊失色，有人担心军队的声望，有人害怕自己的地位不保，有人操心财务清算，于是便通过立下誓死效忠誓言的方式迫使瓦伦斯坦改变心意。程式化的宣誓形式缺少了在恰当的位置留下效忠皇帝的言辞，这或许会被过度解读，也可能被宣称为办公室文书的错误。统帅在第二份保证书里否认了反皇帝的意图，但显然，这份亚文本却传递出这样的潜台词，即公爵不仅仅想要被视为皇帝的部下，而且也希望成为皇帝的伙伴和盟友。但维也纳却不这么看：不听话的将军就得下台，这一目标似乎愈加紧迫了，且需要有人加以推动。

在举世哗然的血腥事件后，传单、小册子和新兴报业的反应着实出乎意料。人们本来以为，政界和公众会跳过这一轰动新闻，不会继续对“瓦伦斯坦问题”感兴趣。但这一既有假定是错误的。相反，宣传册和新闻界的不同解释与立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几乎可以说是围绕着死去的统帅打了一场“媒体战役”。与此同时，某些原有的立场完全颠覆过来。帝国和巴伐利亚的将领们将这位被除掉的统帅兼谈判领袖说得一无是处，异口同声地指摘他可耻的背叛。皇帝略有迟疑地承认了杀害瓦伦斯坦的责任。为了给皇帝辩护，人们先后两度搜查了瓦伦斯坦被查封的办公室，试图找到一些书面证据，却一无所获。

由于帝国皇室法院所判决的“臭名昭著的叛国”罪名根本就站不住脚，万不得已时唯一能解释的逃亡萨克森的行动也只不过是针对该判决的回应而已。宣传部门采取的操纵真相、诋毁瓦伦斯坦的手段越来越拙劣。佚名的粗劣作品《背叛的霉运》彻底颠倒黑白，其中一些抹黑瓦伦斯坦的荒诞的说法甚至延续到后真相时代。瓦伦斯坦竟成了其中的流氓演员，从一开始便致力于毁灭哈布斯堡王朝。

与此相对照的是，留给瓦伦斯坦的前敌人的任务是，反衬出瓦伦斯坦的主子即皇帝的忘恩负义，瓦伦斯坦曾两次挽救了他的皇位。此外，维也纳审判瓦伦斯坦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巧合的是，皇帝的统帅在死后被追授为因帝国等级自由而献身的殉道者。

回想起来，以上说法并非完全错误。随着帝国赖以支撑的等级地位的提升，瓦伦斯坦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这就使他成为帝国联邦制度的参与者之一。在追求和平的历程中，他曾多次与试图摆脱战争的帝国等级并肩作战，比如有天生的调解人黑森的格奥尔格侯爵（Landgraf Georg von Hessen，1605—1661）(15)或劳恩堡的弗朗茨·阿尔布雷希特（Franz Albrecht von Lauenburg，1598—1642）(16)，后者出身帝国诸侯之家，其兄尤利乌斯（Julius）为皇帝效力。正如对瓦伦斯坦怀有绝对善意的历史学家所假定的那样，与帝国等级的交往确实没能使瓦伦斯坦转变为帝国爱国者，而是毫无疑问地成了一位富有经验的帝国政治家。相应地，瓦伦斯坦在第一个统帅任期内说出“人们只需要一个皇帝”的名言，反对选帝侯干政，而在第二个统帅任期内，瓦伦斯坦却提出选帝侯可以从其他王室中选举皇帝。人们由此可以了解到帝国联邦制度的一些情况，或许也能知晓第三方即一些帝国等级对和平的追求。

新闻界则认为瓦伦斯坦被杀导致错失和平，并对此表达了极大的哀叹。一些定期出版的报纸显然在刺杀之前已经掌握了有望成功的萨克森密谈的信息，并知道瓦伦斯坦阵营里存在和平阻力，“因为他应当倾向于促成和平”。媒体期望值非常高，甚至已经把与萨克森选帝侯间的联系当作带来和平的事实进行报道。期望越大，对公认的“和平家”的意外死亡就越痛苦——这并不仅仅是事后草拟的宣传稿，而是真正被视为错失了和平良机。不管人们怎么看待瓦伦斯坦被暗杀，纽伦堡外交家们都表示，瓦伦斯坦之死没能让人们接近那件最为关切的大事，“即和平”。瓦伦斯坦死后，市面上流传着多份记载着“瓦伦斯坦和平条款”的清单，但即便其背后暗藏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也表明人们在大统帅身故后相信他曾做出过摆脱战争的尝试。皇帝亲手铲除了本方的首席谈判代表，明确表明他不想对和约有任何了解，也说明瓦伦斯坦孤注一掷尝试和谈的真实性。瓦伦斯坦的惨死恰恰认证了他由战争策动者到和平人士的转变。

没有“最后一分钟的和平”

大众传媒将瓦伦斯坦封为“和平英雄”不仅没有错，而且事实上，就在瓦伦斯坦生命结束前不久，皇帝费迪南二世似乎仍然有意愿达成和平协议。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正是《列支敦士登报告》（Liechtenstein-Gutachten）直言不讳地劝谏皇帝，按照国家至上原则除掉瓦伦斯坦，从而掌控军队并在财政上自救，最终可以尽快敦促双方缔结和约。且该报告认为，不管怎样，事态如果不如皇帝所愿，也会按照他力所能及的方向发展。鉴于敌人众多，不这么做的话有可能“地位”不保，那才是最大的祸患。这份报告从内政上的国家至上原则出发，最为直接地劝皇帝干掉不听话的大统帅，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依据必要的国家外交原则，强烈呼吁皇帝立刻进行妥协性和谈。这是朝廷实际上亟须和谈且将其视为真正利益之所在的有力证明，但矛盾的是，出于其他原因却需要同时消灭最有希望的和平缔造者。事实上，两个原本互相排斥的行为最终同时发生了。

1634年2月25日，瓦伦斯坦的生命走到了终点。就在此前几周内，曾陷入僵局、未能开启布雷斯劳和谈的预备会议重新启动，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的萨克森选帝侯国和地位岌岌可危的帝国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分钟开始正式谈判。当维也纳出于军事原因决定干掉瓦伦斯坦时，新的曙光乍现，差点把1635年签署的《布拉格和约》（Reichsfrieden von Prag）(17)整整提前一年订立。在维也纳和德累斯顿的帝国等级们的发起下，皇帝和萨克森选帝侯同意安排直接的双边和谈，并指派已取得部分成果的首席谈判代表瓦伦斯坦和他的理想搭档阿尼姆出面。此时，勃兰登堡的多数顾问还倾向于继续和瑞典合作，为了拉勃兰登堡入伙，阿尼姆亲自去找勃兰登堡选帝侯，劝说他改变主意。勃兰登堡选帝侯犹豫地答应，在必要时放弃更严苛的和谈条件，与萨克森联手。阿尼姆这才搞清楚，德累斯顿的选帝侯到底愿意走多远。因为阿尼姆了解他战场上的老伙计瓦伦斯坦，这才向他的主子担保谈判策略中的各种可能性。在2月份的7天之内，至少有14条有案可查的指导意见和询问在双方之间来回反复，阿尼姆巧舌如簧，就一些可接受的条件进行了巧妙的谈判。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布雷斯劳和谈拟定的、且已经与瓦伦斯坦谈好的基本要素，即至少重新修订宗教、领土和帝国政策的部分条款，并重建帝国和平与宗教和平。一旦瓦伦斯坦有意与萨克森以及瑞典签订合约并与皇帝脱钩（这意味着改换门庭），阿尼姆就会引导他走上更好的道路。首先是与皇帝缔结帝国和约，接着达成普遍和平——这便是萨克森人的“路线图”。这也恰好和瓦伦斯坦忠于皇帝的A计划一致。如果这样都不能建立和平的话，那么怎样才有可能呢？阿尼姆已经拿到了谈判代表的出行文书以及1634年2月18日的最后一波会谈指示。然而，在他抵达之前，瓦伦斯坦却死了。

德累斯顿方面向他的谈判使者发出了无条件争取和平的信号，这在谈判中是相当罕见的。即使选帝侯在紧急状况下不得不拿起“武器自救”，他也有意与皇帝缔约，以恢复帝国内部的和平作为“普遍和平”之先声，而“永久的战争”是万万要不得的。在进一步的指示中，萨克森选帝侯再次表示不想打“永远的战争”。虽说皇帝粗暴地切断了沟通路径，但他知道这些情况吗？

不过多亏了萨克森人煽风点火下的大众传媒以及持续的外交斡旋，与瓦伦斯坦被谋杀的轰动性息息相关的和平议题始终热度未散。在《布拉格和约》的前史中，有一些有趣的关联和一致之处。命运没有赐予这位战争策动者成为和平缔造者的幸运。几乎没有人怀疑他想要缔造和平的想法。他不需要人们将其帝国和平主义的动机称颂得太过高尚和人道，但他不应当因为不忘获取利益和补偿而受到指责。对于结果而言，动机并不重要；对于民众而言，最终重获和平才重要。但这难道不是瓦伦斯坦16年戎马倥偬的真正动机吗？他难道不想给自己的战争荣耀再加上人们热切盼望的和平使者的桂冠吗？是否有人想过，“弗里德兰”(18)这个统治者的名字给重视征兆的瓦伦斯坦和他身后的历史记忆指出了一条道路？

就这样，瓦伦斯坦终其一生还是败在了战争与和平的行动领域。但是，和平的议题、策略和条件却预示了布拉格和平、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以及整个和平谈判。因此，已经成为神话的瓦伦斯坦形象给日后的历史留下了矛盾的双重遗产：除了存在至今的常备军外，还有在他身后才上演的和平政策的总乐章。

(1) 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巴克斯，对应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别名，是葡萄和葡萄酒之神，也象征丰收、狂欢、放肆。——译者注

(2) 肖德·路易·赫克托尔·德·维拉尔：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主要将领之一，也是法国历史上的七大统帅之一。——译者注

(3) 《拉施塔特和约》是1714年3月6日（另一说为3月7日），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签署的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和约。——译者注

(4) 来自《新约·使徒行传》，故事称，基督徒迫害者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眼睛受到强光扫射而暂时失明，并听见耶稣的声音，几天后受洗改宗基督教，成为基督教主要的对外邦人宣教的使徒，也称“保罗归信”。该俗语喻指从恶棍变成好人。——译者注

(5) 赖因哈特·科泽勒克：德国历史学家，被公认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专攻史学理论、概念史、语言史、历史的人类学基础和社会、法律及行政史。因不属于任何一个既有史学学派，被称为“局外人”。——译者注

(6) 帕夏（Pascha）指的是15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体系内高级文武官员的封号，一般置于名字之后。——译者注

(7) 曼托瓦及蒙费拉托爵位继承战争（1628—1631）：因曼托瓦公爵在1627年12月无嗣而终，旁支的各位继承人在法国、神圣罗马帝国势力的支持下争夺爵位，后演变成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争夺意大利北部控制权的激烈冲突。该战争被纳入三十年战争的范畴中。——译者注

(8) 乔凡尼·巴蒂斯塔·赛诺（Giovanni Battista Senno，1600—1656）：即席勒戏剧《瓦伦斯坦》中的赛尼，意大利天文学家兼瓦伦斯坦的私人医生。——译者注

(9) 指的是《瓦伦斯坦史》（Geschichte Wallensteins，1869）。——译者注

(10) 考尼茨：奥地利政治家、外交家，帝国枢密官。——译者注

(11) 汉斯·格奥尔格·阿尼姆：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统帅、外交家，先后为瑞典、波兰、神圣罗马帝国和萨克森选帝侯国效力，是当时最重要的将领和政治家。——译者注

(12) 利特梅里茨：又称利托梅日采，今捷克波希米亚北部城市。——译者注

(13) 施泰因瑙：现名齐希瓦那，是波兰下西里西亚省的一个小城。——译者注

(14) 奥纳特：第七代奥纳特侯爵，西班牙政治家、外交家。1618—1622年间担任西班牙驻维也纳特使，属于反对瓦伦斯坦的派别。——译者注

(15) 格奥尔格侯爵二世：1626—1661年间的黑森达姆施塔特侯爵，三十年战争期间表现较为中立。——译者注

(16) 弗朗茨·阿尔布雷希特：萨克森劳恩堡王子，军事将领。三十年战争期间，他曾先后为帝国和萨克森选帝侯国效力，在此期间与瓦伦斯坦建立了合作互信的关系。——译者注

(17) 即1635年5月30日缔结的《布拉格和约》，这是皇帝费迪南二世携天主教同盟与新教选帝侯萨克森选帝侯之间缔结的和约，终结了新教帝国等级与皇帝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18) 德语Friedland，字面意思是和平之邦、宁静之地。——译者注

第六章　1635年的布拉格
——成就了和平，触发了战争

《神圣罗马帝国的媾和》——1635年布拉格和谈时的传单
传单上画着皇帝和萨克森选帝侯，两人身穿礼服，作为缔约双方面对面地坐着。他们中间的两位女性形象象征着帝国与和平。这意味着，皇帝和选帝侯不仅在缔结双边和约，而且作为帝国的最高管理者建立了帝国的和平。这张传单仿佛预示了今后的发展。

1635年，皇帝费迪南二世和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签订了《布拉格和约》，这成为德意志帝国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在欧洲当时的情形下，这份德意志内部和约没能结束战争，战争紧接着进入了最后一个毁灭性的阶段。尽管如此，《布拉格和约》还是将瓦伦斯坦未竟的和平事业与最终成功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连接起来，是这场“战争的战争”里所有创新性和平举措中最杰出、最值得纪念的成果，给人们多方探索并进入新领域创造了条件。

与传统的条约相比，这份和约是一份缔造帝国和平的特殊和约。可见，战争危机确实富有创造才能，逼得政治家们采取全新的方法。

重建帝国和平

萨克森与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结盟本就只是半个联盟，因为，萨克森手中同时还握着一张返回帝国的回程票。原因在于，瑞典与其他帝国诸侯签订的结盟协定中一些措辞，仿佛在质疑诸侯们帝国联合体成员的身份。与此相对照，萨克森签署的协定的政治表达较为谨慎，读起来更像一份为维持邦国和平而签订的纯粹军事交换的协议，如1631年的《科斯维希协定》（das Abkommen von Coswig）。协定中的措辞是，瑞典和萨克森联盟愿齐心协力对抗蒂利，但限制在“只有面临敌人侵犯之危险时”——这样的表达避免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联盟术语。而对于奥克森斯切尔纳在国王死后赖以巩固瑞典政治的“海尔布琅同盟”，萨克森政界则敬而远之。加入瑞典德意志联邦是萨克森绝对不考虑的选项。萨克森选帝侯国不是一个寻常国家，而是帝国的成员和最重要的德意志帝国等级——相应地，它也是这么做的。萨克森只想在瑞典那里搭伙一阵子，直到朝廷受到痛苦但必要的军事教训。萨克森选帝侯不仅是德意志帝国中最后一个离开的，也是第一个回归的。

当瑞典帝国首相奥克森斯切尔纳致力于将新教帝国等级聚集在其周围，并尝试夺取宗教和帝国政治的领导地位时，萨克森选帝侯格奥尔格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皇帝此时被引入歧途，而一个被外国势力统治的帝国不可能真正成为他更好的选择。于是，格奥尔格选帝侯重新开启了与皇帝的外交官、中间人的接触和试探，而这些联络其实从来没有中断过。瑞典人试图提醒偏航的萨克森选帝侯要注意名誉，否则就控告他对联盟不忠，但德累斯顿的外交官却冷淡以对，声称联盟只是与古斯塔夫个人缔结的，古斯塔夫死后没有其他任何约定，萨克森方不再负有义务。

萨克森向皇帝靠拢，提出了一个不可妥协的条件，即要求皇帝废除《归还敕令》。当这一条在试探性谈判中得到认可时，和谈便得以成行，最后在上萨克森的易北河畔皮尔纳（Pirna an der Elbe）达成了初步和约。维也纳朝廷对“皮尔纳照会”稍作了改动，且撤回了部分被萨克森拒绝的修改条款。萨克森方面和解愿望强烈，人们也不愿意看到和谈失败。于是，1635年5月30日，皇帝费迪南二世与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一世在布拉格缔结了和约。

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布拉格和约》对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既不能被归入国际法范畴，也不能被归入帝国法范畴。这是一份双边条约，结束了缔约双方未宣战的战争状态，但签约的一方是没有主权的萨克森，所以它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和约。它也不是帝国会议上磋商并通过的和约，同样也不是像《奥格斯堡宗教和约》那样由专门委员会认证的和约。它不是与统治者握手言和的叛乱者的投降条约，而是将同一级别的对手美化成权利平等的双方。然而，这份和约中不仅有针对缔约方萨克森选帝侯国的条款，也涉及所有新教帝国等级和整个帝国。相应地，其他与皇帝发生冲突的帝国等级也被要求加入《布拉格和约》，除去少数例外，大多数帝国等级顺利地照做了。这样一来，萨克森选帝侯国不仅为自己，也凭借选帝侯的地位和新教帝国等级之首的威望合法地代表整个帝国，与皇帝签订了和约。一开始，皇帝费迪南只愿和萨克森选帝侯国单独缔约，孤立帝国内的其他敌人，但德累斯顿人不同意，他们坚持两两签订帝国和约，并一力贯彻。这样的状况超出了所有的帝国法律，因此不得不作为战争灾难中无判例的紧急措施合法化了。事实上，为拯救帝国宪法，人们已经违反了帝国宪法。

这是萨克森选帝侯的特殊和约。他的初衷是，尽可能不受阻碍地接纳尽可能多的需要赦免的帝国等级，从而扩大和平的范围。这是一种新型的和平协定。在以前的战争冲突中，区域扩张的趋势是致命的，此时却起到了促进和平的作用。虽说和平进程未能在接踵而来的欧洲各国中推进，但帝国内部的和平得以恢复。而两人面对面策划和谈一事，则经由当时的印刷媒体呈现在公众面前。萨克森选帝侯国取得了自《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来最大的和平成就，这一功绩也在一幅展现《布拉格和约》的铜版画中，通过直观的图像语言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戴着皇冠的“皇帝”（Caesar）和身着选帝侯礼服的“萨克索”（Saxo）分别坐在以女性形象出现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右侧和左侧，她脚下是手执棕榈叶拂尘的象征和平的“帕克斯”（Pax）(1)。这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人们翻阅一下和约的文本，或许能读出更多的含义。

和约文本中基本上是促进帝国统一的语言，强调了两位负责此事的君主。这不是简单的皇帝和选帝侯之间的合作，而是帝国的“首脑”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主要支柱”的合作——这是对选帝侯褒扬性的尊称，他们在“这么多长期存在的战争”之后在帝国重新建立“稳固的和平”。与战前时期较为平和的语言不同，人们现在必须将帝国从最终的灭亡中拯救出来。和平条约为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服务，最重要的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和“德意志民族的荣耀”一次又一次地服务。在和约的文本中，帝国得到了充满感情色彩的语句的支撑，如“期盼已久的、亲爱的德意志民族祖国的和平”，其煽情程度较之《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更甚。祖国始终是那个全德意志的祖国，德意志民族则成了帝国统一的补充概念和交互概念，而帝国的传统称谓“神圣”或“罗马”则逐渐淡薄、退场。人们乐意为之努力的、帝国成员间原有的德意志“信任”应当得到恢复，为此，皇帝信誓旦旦地承诺，除了权利和宪法外，还要保护“自由”和“特权”，而作为回报，选帝侯和帝国等级应“向一切有罪之人传播恭顺的尊敬、荣誉、顺从、爱和忠诚”。因此，围绕皇帝和帝国的补充说辞充满了高辨识度的主导概念，从语言上支撑了帝国内的和平。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的教派伙伴关系，有利于与帝国相关概念的形塑和宗教规则的程式化，与之不同的是，《布拉格和约》中萨克森选帝侯作为新教阵营的首领以及皇帝作为天主教首领的地位被降低了——只有一点未能达成，即萨克森始终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争取最优条件（Lieblingspetitum），而作为奥地利邦君的皇帝则同意在自己的邦国中给新教腾出一块生活空间。与以往一样，人们没能在皮尔纳和布拉格就这一点达成一致。该条约并不是简单地忽略了这一无可争议的点，也不只是将它转移到附加声明中，而是在文件中用书面语言再次详细地讲述规则需求是怎么来的，作为必备故事之补充——即选帝侯不停地作出新的尝试，努力为波希米亚人争取，而皇帝却岿然不动，不肯在这一点上屈服。选帝侯尝试了一切方法，用他的原话讲就是：“（我）在各种不同动机的指引下热心地催促，无论如何都不愿放弃”，却“不情愿地听到了”皇帝的严词拒绝。但事情就是这样。两位教派首领将自己为本派别付出的努力记载下来，还好没有危及和约本身。这是一种非凡的外交手段：通过接受条约中的分歧，不失脸面地实现和平。总的来说，谈判双方明显将政治上达成一致的和平需求置于教派利益之上。

然而，该条约会如何处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及备受抗议的、皇帝和天主教对《归还敕令》的极端解释？对这两个概念的解释说明要比上述更多，但在围绕修道院、教堂和主教所有权的最突出、最受争议的一点上，双方达成了妥协。对于先前已被新教征收的教产，“被高度奉行的宗教和约”里有“白纸黑字”的规定，而人们对这些基本规定的接纳，也再次间接证明了《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本身的有效性。针对此后新教徒的合法财产变更以及对天主教徒和《归还敕令》而言非法的教会财产变更，该条约引入了一个描述精确的妥协性规则。1627年之前，即修正主义敕令颁布前属于新教的财产，可以在接下来的40年里保持不变。为了让这些规则在质疑者看来不像最终方案，平权委员会应当重新达成一致；如果没有成功的话，一切则维持1627年的情况不变。悄无声息地免除《归还敕令》，实际上就是将其废除了——这是萨克森选帝侯国取得的最大的谈判成功。

《布拉格和约》一如既往地以《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作为其政治和法律基础，但规定了“正常年”，让这个貌似无解的争端重燃和解的希望。萨克森选帝侯及其德累斯顿的顾问们无疑将自己视为该和平手段的发明人和发起者，他们一步一步地说服自己的新教小弟相信这种方法，尤其是在《归还敕令》颁布后。相反地，帝国方面最初认为该方法完全不合适且予以摈弃，后来却在和平需求日渐强烈的情况下也走上了这条解决冲突之路。选帝侯致力于推动此事，并非不假思索、只图作为和平推动者被载入史册的虚名。在进入布拉格谈判初步阶段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一个正确的或者至少可妥协的日期有各自的设想，但双方的设想相去甚远。新教方面希望早日回到对他们有利的战前状态，而皇帝方面则想选一个尽量接近《归还敕令》颁布的时间，这样他们至少可以保住从之前的诉讼和战争中的所得。最终，人们就1627年达成一致，将其作为重新调整教会财产状态的起点，该年份则更加接近皇帝的设想，而非新教的意愿。1627年11月12日这一不凑整的日期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日期，它或许保全了皇帝的荣誉，因为在这一天，选帝侯同意皇帝在教产问题上行使最高裁决者的职权，即使皇帝不得不叫停他的《归还敕令》，修正内容错误的判决。从那以后，人们进一步讨论1627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再次修订后离皇帝定的日期反而远了一些。就这样，萨克森外交官找到了一个解决冲突的方案并予以执行，“正常年”这一政治法律概念被载入史册，并致力于建立和平。在此基础上，《布拉格和约》将保护“宗教和世俗和平”的职责托付给皇帝，让其重新履行一系列帝国职责中的核心部分。

然而这并不是结局

此时，通过宗教妥协恢复帝国的政治统一有了一个明确且实际的短期目标：从欧洲强国的占领下获得解放，尤其是从一直占据德意志半壁江山的瑞典人那里。和约也应对瑞典人开放，然而，考虑到该条约的民族主义文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但是，该条约禁止一切包括天主教同盟在内的特别联盟，将两个教派的帝国等级都聚集到皇帝以及新召集的皇家帝国军身后。

一些同时代人和历史学家已经看到了“布拉格军队改革”背后帝国力量的加强，无论是希望的还是怀疑的。不过，即便如此，中央集权国家、“绝对主义”议程或潜在发展都谈不上。虽然新的帝国军队接受皇帝的最高统率，但很快又出现了一些规定，即三位武装的世俗选帝侯——萨克森、巴伐利亚和勃兰登堡选帝侯分别被任命为各自军队的将军，这样一来，军队在组织上根本没有太大变化，这也符合实际执行情况。君主主义倾向主要适用于皇帝第一个阶段的胜利以及由此产生的1629年《归还敕令》，而这个法令刚刚被纠正，不再适用于1635年前后的情况。《布拉格和约》在很多方面已经预示着威斯特伐利亚和平，皇帝的地位得到了加强，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没能开辟出一条替代性的建构国家之路，却充当了一个转折点，标志着转向双方的让步和共识，以及帝国的普世权力和宗教权力间的合作。

事实上，以上的一切都有助于建立对占领国的威胁。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帝国的每个人都“不该休息和庆祝”，直到人人都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在另一个前线阵地打仗。又是萨克森，受皇帝委任担任执行《布拉格和约》的全权代表，在多个层面上努力协调，向前盟友瑞典人解释《布拉格和约》，要求他们最好在完成各自事业后自愿离开。事实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单纯，因为萨克森选帝侯向他们提供了好几倍的金钱补偿，就像1648年瑞典拿到的赔偿款那样。克里斯蒂娜女王和斯德哥尔摩的议会已经完全准备好终结这场深入遥远国度的战争冒险。甚至瑞典首相奥克森斯切尔纳开始时也完全没有反对，但他却被来自法国的支持和鼓励改变了主意。瑞典军方领导层并不想知道和约的内容，因此拒绝了萨克森的提议。若该提议被采纳，不仅对德意志，而且对瑞典军队和国家都要好得多。

现在，萨克森也别无选择，只能站在皇帝和帝国一方继续战争。如果1636年帝国联军能够在勃兰登堡的维特施托克战役这一决定性大战中打赢瑞典人，那么，《布拉格和约》可能就是战争结束的开始。但仗打输了，只留下了开头所描述的乱葬坑。瑞典公开接受法国支持，占领并肆意破坏德意志北部一半以上的领土长达10年之久。首当其冲的则是萨克森。萨克森选帝侯带领他的邦国顺利地熬过了战争的第一个10年，现在却陷入战争的旋涡，并受到双重摧残：在《布拉格和约》之前，萨克森被表现完全不像帝国军的帝国军蹂躏，之后被服务于瑞典的军队破坏。两者均严重损毁了萨克森丰富的城市景观，且以典型的战争节奏进行轮番破坏——常规的包围、炮击、纵火，接下来是和解与破坏欲下降，复又对妇女儿童无节制地疯狂施暴。萨克森的政客们拯救了帝国，却没能保全自己的邦国。由于生存基础遭到破坏，萨克森失去了近一半的人口。

相应地，获悉《布拉格和约》即将来临且最终得以签订的人们感到非常失望。一直消息灵通的哈佩，曾热切地接受了整个战争期间的每一个和平谣言，并一再“急切地期盼珍贵的、亲爱的和平”。他跟进萨克森和皇帝间的谈判进展，并在1635年6月缔结和约后要求举办一个公开的致谢庆典，在庆典上祈求上天的垂怜，让其他诸侯和帝国等级也愿意接受和约。但是，人们期待的是“普世和平”，而这位编年史学家则有了不好的预感，即局部和平“可能产生更大更多的战争”，因为人们“对这种和平感到更加郁闷、震惊，而不是喜悦”。亲爱的和平是用语言宣布的，但人们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和平的硕果”（fructus pacis），就很快听说了敌人入侵的消息，1635年9月，敌人真的来了：“瑞典军队”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劫掠，“不肯接受和平”。

战祸殃及整个德意志。在战争最后一个漫长的阶段，哈布斯堡、法国、瑞典这三大普世强国完全被激发出清晰可辨的战争暴力，如怪兽般再一次扑向百姓。它不仅延续了上一段战争暴力，而且更疯狂、更残暴。于是，把外国势力驱赶出去，由内而外达成欧洲和平，对于德意志而言便显得愈发急迫。鉴于这一点迟迟没有实现，人类乃至整个文明和中欧的政治经济文化如何才能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紧迫。

依靠移民和机构幸存下来

“11月12日，一名陌生女子来到门前”，1636年埃尔兴根修道院的厨房主管伯岑哈特记载道，那位女子说，“教堂的高级教士或者某位僧侣应当马上赶往乌尔姆城，因为一封重要的委托书即将到达那里，为教堂服务之人，也就是说周边所有高级教士都将聚集到那里。如果大酒窖技师在场，他可以出席，要么就是修道院院长亲自前往，然而两位高级教士均不在家。人们给了那个女子面包等一些吃的东西。之后，人们把她和一位普通僧侣一起送往乌尔姆。那个可恶的女人却很快在塔尔芬根（Thalfingen）(2)附近和他分开，这样人们就再也看不到她了。四月里，教士回来了，一脸不高兴。那个心眼很坏却饥肠辘辘的女人不过是为了要口吃的。神呐，有什么不能怪到饥饿头上!”

显然，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位编年史学家对这种狡猾的生存技术表示理解。毕竟，饥饿是真实的，去乌尔姆的步行道路也很遥远，行政区和教士大会也真的举行了，该编年史的其他章节对此有过记载。这个非常真实的愚人节玩笑的笑点，来自人们脑海里和脚下这个战争社会的机动性。而此情此景下，将战火中依然运行的公共机构作为借口，倒也可信。很多机构在战争中依旧运作着。此时，移民和沟通、融合和机构标志着一种非常有效的生存策略。

西班牙统治时期的尼德兰，曾是大规模战争移民的先驱。受迫害的宗教改革者从尼德兰逃往德意志北部，小部分人逃往德意志西部。北部新教国家逐渐形成，同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天主教南方发生了某种教派上的人口交流，产生的经济利益也使独立的尼德兰受益。最引人注目的宗教移民则是15万名来自波希米亚的新教居民上演的一出“出埃及记”（Exodus），其中包括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他们被当作政治难民、被驱逐者，大多数则作为宗教难民越过国界。彼时，波希米亚战败，祸不单行的是，在《归还敕令》实施的年代，新教徒被无情地天主教化，波希米亚再无新教徒的容身之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萨克森定居，沿着波希米亚边境，从易北河谷到德累斯顿住下来，也有人在埃尔茨山脉、齐陶（Zittauer Land）(3)以及卢萨蒂亚安家。这样的定居情况，仿佛表明了他们想在情况好转时返回故土的意愿。那时的一个中心是皮尔纳，也就是布拉格和谈试探性会谈的举办地，尽管萨克森选帝侯付出过努力，但成功的希望却与《布拉格和约》一起被埋葬。波希米亚移民受到信仰相近的萨克森人的欢迎和萨克森政府的支持，比如借助教会提供资金并允许他们用捷克语布道。邦内的分配不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带来了一些地区性的问题和防卫反应，但在当时这种反应是有限的。这种细致的融合取得了成功，就像后来流亡德意志各邦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那样，融合跨越世代，直至语言上完全同化，而融合也丰富了德国的波希米亚工艺和音乐文化。然而，最重要的是，国家对融合的支持保护了战火中的人们免受迫害。

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不断变化的战争局势也产生了战争难民，主要是教会人士和教育工作者，但并未形成真正的难民潮。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是由整个地区与战争有关的经济损失造成的。当然，移至人烟稀少地区也没那么快，虽然有空间给移民居住，但基础设施和生存环境还无法如此迅速地恢复。例如，施瓦本汝拉山脉（Schwäbische Alb）(4)的一些地区就是这种情况，那里受损严重，但最终来自蒂罗尔（Tirol）的人们还是定居了下来。赔偿和重新安置人口成为一个战后问题，但也可能始于战争期间。移民运动背后的人口机制和旧的欧洲生物社会的人口管制，因房屋空置和职位空缺造成婚龄下降与后代增多，这些均不利于人的尊严、个体的自我建构等人文主义形象，却帮助苦苦挣扎了三十年的文化幸存下来。

然而，对于一些人的个人生存而言，一种特殊形势下的战争迁移，即临时短距离迁移，提供了一个机会，即所谓的避难（Einflucht）。在军队逼近时，大多数居住在农村的人不得已时试图藏身树林，但最安全的办法还是撤到坚固的城墙后。比如乌尔姆就及时更新了堡垒带，在整个战争期间为本城的无数农村人口和其他人员提供避难所。在场地有限的情况下，往往会优先接纳本教派的信徒，但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不同教派间的友爱互助，就越来越不是一个禁忌，比如天主教教徒会将储备物资存放到邻近的新教帝国城市或行政区城市中。巴伐利亚城市韦姆丁（Wemding）完全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城市，最初吸引的主要是天主教难民。但是，作为军用道路之间的一个盲点，韦姆丁相对安全，于是它越来越多地向其他教派的邻居开放，并最终成为周边地区农民的跨教派避难中心。为此，人们需要一个地区性预警系统，即使是简单的装置也可能有用。雇佣兵哈根多夫对某个村庄针对他这种人的预警装置印象深刻，他在日记中如是写道：在教堂塔楼尖顶悬挂一只篮子，危险来临时，放哨的人会把篮子倒过来，然后所有人开溜。邻里之间对军队过境的预警和报告系统可以互惠地扩展到整个城市链与统治链。在这方面，肩负统治重任的帝国行政区也形成了组织有序的框架。

面对危险，人们可以选择逃跑或者坚守。除了为生存而移民和流动外，在充斥着无休止军事暴力的最后一个漫长的战争阶段，维持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则是政治社会制度的抵抗，这种令人震惊的抵抗最终具有决定意义。曾有传言指出，在混乱的战争中，家庭以及一切社会关系都崩溃了，但许多编年体史书中的记载均反对这一点。在编年体史书中，恰恰是配偶、子女和亲属以及地区共同体间的基本关联变得很明确。这些由人类学和社会设定好的小小单元在战争危险中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其力量，这样的经验正是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不能被忽略的。除此之外，帝国的全套政治系统基本存在，在战争混乱中继续运转。城镇当局和各领地庄园试图保全其成员免于毁灭，如设法储存紧急供应品和生产资料，特别是谷物的种子，以便未来继续发展经济。安德希斯修道院院长是一位领主，在敌人进犯的紧急情况下，毫不介意将农民的牲口安置在修道院的十字形回廊中，并将圣所作为人们的藏身之处。政治组织也与军事指挥官达成了妥协。“保护措施”（Salva Guardia）是与军方合作的一种仪式化形式。双方上层商定，军方提供安全通行证或保护卫队以抵御抢劫，民方支付一笔费用，这通常会带来一个双赢局面，因为保护者会得到供养。针对法兰克尼亚伯国霍恩洛厄（die Fränkische Grafschaft Hohenlohe）的一项个案研究，揭示了整个战争时期持续运转的国家和教会管理的成就，这种管理有助于放下战争经历，并得出结论：“政府和教会的存续得益于战前建立良好的秩序，人们应当恢复这种秩序。”

这一经验可以加以推广。领土的组织，即邦国、领地和城市的划分受战争影响而有所推迟，却在这场毁灭性战争中保存下来，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保留下来的一系列文件见证了他们在战争中的活动，在某些地方，随着战争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人们也能清楚地看到邦国的组织能力、行政能力日益增强。此外，整个地区的合作形式可以借鉴传统的帝国行政区之间的团结互助模式，在这些行政区中，“多君主的”施瓦本行政区和法兰克尼亚行政区在实施上级的任务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1640年在雷根斯堡重新召开第一届帝国大会时，尽管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人们还是很清楚应如何操作，并按照既定的形式组织选帝侯议团（Kurfürstenkolleg）、诸侯议团（Fürstenrat）和帝国城市议团（Städtekollegium）开会。其他的文化，有的在大灾难中无声无息地陨落，其昔日文明仅残存片段；而与此不同的是，德意志帝国却凭借其高度发达的文字和其受到法律保障的制度，维持了其文化的连续性，并将一些因三十年的疯狂而岌岌可危的事业继续下去。但现在，真的是时候结束了，况且，结束战争的决定性动力亦来自帝国的机构。

(1) Pax，拉丁语，意为和平。——译者注

(2) 塔尔芬根是埃尔兴根下属的一个小镇。——译者注

(3) 位于萨克森最东南，现在是德国、波兰和捷克三国交界处。——译者注

(4) 旧称Schwäbischer Jura或Schwabenalb，南德中部山脉，有一小部分在瑞士。——译者注

第七章　现已忍无可忍
——德意志入局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

奥格斯堡和平之车
在这张奥格斯堡印刷的版画中，一副车驾正驶向《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驾车的不再是凯旋的统帅，而是以女性形象出现的和平。车驾经过刻着和谈核心概念的立柱，越过手持武器的战神玛尔斯。马的身上挂着纹章，象征着新的欧洲国际体系。强国之车的形象是非常有表现力的，我们将在本章的文本中详细讨论。

为了完成真正终结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大业，欧洲大国花了四年时间。其中有诸多原因，而在文件版本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文书》（Acta Pacis Westphalicae）中，仅完整的皇帝通信系列就有10卷，囊括了所有的原因。帝国摆开了战场，却更加迫切地需要和平，并且……

求救

……不能再等了。诸侯和帝国等级正敦促平易近人的皇位继承人费迪南三世，如有必要，哪怕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最终缔结和约。最后，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向皇帝发出最后通牒：为了帝国，应当断绝与一直打仗的西班牙的联系，方能实现和平。他认为，将波罗的海拱手让出，虽然算是往瑞典人手中放了一把打开帝国的危险钥匙，却获得了萨克森的约翰·格奥尔格从旁协助。但是，为了亲爱的和平，除了通过谈判尽可能地缩小瑞典人的疆域，并同意受损失的当地邦君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易之外，并没有什么可做的——即使这样会对萨克森不利。阿尔滕堡和其他帝国等级一再强烈要求快速达成和平协议。在感到绝望时，一个接一个的帝国等级实施停火、缔结特别和约，甚至像巴伐利亚那样，致力于与国内的篡位者进行联盟谈判。

由于皇帝的所有支持被切断，也为邦国和民众考虑，萨克森甚至退出了战争。在第一次拉拢尝试中，瑞典人没能成功地把这个受到威胁的邦国中立化，因为在最后时刻，这位不太好相处的选帝侯借口可能会“产生误会”而拒绝了瑞典人。瑞典陆军元帅托尔斯滕森（Lennart Torstenson，1603—1651）向他推荐了一份有利于新教事业的协定，约翰·格奥尔格却宣称这是一个有损名誉的指控，称他此前履行选帝侯的职责并非为了新教利益。但是，当瑞典人已经来到邦都德累斯顿城下时，萨克森人只能于1645年9月6日在易北河畔郊区的教堂签订停战协定。这份协定，拔高一些来讲，作为《克茨申布罗达和约》（Friede von Kötzschenbroda）被载入记忆文化，因为瑞典占领萨克森部分领土向萨克森施压，给这个邦国带来了暂时的和平——最终的和约则是《艾伦堡和约》（Frieden von Eilenburg）。为了争取萨克森的支持，瑞典人特别考虑到了选帝侯对皇帝、对帝国的义务，甚至不惜违反外国军队过境权，答应萨克森军队可以继续在帝国军服役。尽管如此，维也纳方面的密使还是试图阻止，但却徒劳无功。萨克森人的特殊和约应该“在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之前一直有效”，从而作为一个预备阶段，无缝衔接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即使是日期的设定也象征了最后的结局：4月初签的字，日期却往前写到3月31日，因为那时4月是“如此不稳定的月份”。

越来越多的帝国等级愈加坚定地认为，他们不应该把一切都寄希望于欧洲大国间无实质性进展的谈判上，并决定自己前往奥斯纳布吕克。不过，皇帝一开始不肯让人夺走独一无二的谈判领导权，拒绝批准其他帝国成员加入。但是，帝国大区决意派法兰克尼亚帝国行政区代表，接着又派出施瓦本帝国行政区代表前往奥斯纳布吕克，而这一未经授权的“入局”也为帝国等级打开了谈判之门。

在明斯特，皇帝与法国和天主教国家谈判，而在奥斯纳布吕克，皇帝的谈判对象则是瑞典人和新教国家。帝国等级们参与了两个城市的会谈，他们喜欢在半道上的伦格里希（Lengerich）约见，彼此间按照与帝国会议类似的形式进行讨论。对帝国问题负责的使者们给谈判注入了新的动力，并主要就各自的宪法和宗教问题达成了共识。在谈判最后一年的年初，一个跨教派的“第三方”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体”（Konjunktion），他们是：新教方面的萨克森选帝侯国、勃兰登堡选帝侯国、斯特拉斯堡、恩斯特系萨克森诸邦国，以及在帝国中担任要职的美因茨选帝侯国、巴伐利亚选帝侯国和当时很有争议的约翰·菲利普·冯·舍恩伯恩（Johann Philipp von Schönborn，1605—1673）(1)。他们最后完全大权在握，不允许再有任何的借口和迟疑，直至1648年10月24日真正缔结和约。但是，在这场漫长战争的漫长和谈中，除了细枝末节，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欧洲建构国家之战的结局

波希米亚起义宣告了这场全欧洲的建构国家之战的开始，尼德兰独立战争又使其进一步白热化。在这场战争中，个别等级对哈布斯堡成为普世大国的追求提出了反对。从一开始，拥有黎塞留的法国和17世纪30年代起拥有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瑞典同时参与角逐，各自怀着对本国一统欧洲、建立普世政权的目标，与哈布斯堡王朝进行对抗。然而，这三个候选国中，并没有谁能够赢得这场争夺统一的欧洲领导权的斗争。一个妥协的方案呼之欲出。然而，只要欧洲通过什么方式建构国家的根本问题没有定论，妥协方案就只能停留在试探或最多停战的阶段，直到下一次战争开火。

因为，只要领导位置虚位以待，等级森严的欧洲理想仍然存在于政治秩序理念中，就会有人一次又一次地去争夺这个位子。欧洲需要一条创造性的出路，一套与普世等级制不同的规范，需要改变范式。当时的政治理论已经致力于此：如让·博丹、托马斯·霍布斯和胡果·格老秀斯等开创的哲学国家理念、政治主导思想，首先是主权、国家至上主义和国际法，让人们最终以复数形式思考“国家”（Staat）这一概念。普世君主制的概念失去了其积极意义，现在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于是，平等共存的理念出现了，那些理论著作使欧洲的新秩序合法化。一切欧洲国家均无须臣服于某个政治机构，它们必须互相承认，不得干涉彼此的内政。正是这种新模式，没有把国与国之间的并立视为必须铲除的无政府状态，而是作为一种合法的欧洲秩序，才使得在此基础上走向全面和平成为可能。

这次“平权活动”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它在四年的时间里通过面对面的谈判、考究的仪式，尤其是程式化的条约文案，正规地践行了新的秩序。因为，首要的缔约方即哈布斯堡皇帝，一方面与法国国王谈判，另一方面与瑞典国王谈判，他们作为曾经的普世君主候选人都作出了让步，不得不相应地减少各自对统治权的要求。在同时发布的条约序言中，他们均以不幸卷入战争的同等级君主身份出现，回顾了战争历程。

具体地说，为了达成和约，三位决赛选手不得不降低各自对几乎完全被占领的德意志进行普世统治的要求，仅满足于顺手捞走一些利益。法国获得了莱茵河畔的一些土地和阿尔萨斯的10个帝国城市，但有很多附加条款的限制，因此没有人知道，这些领土是不是真的在国际法意义上被割让了——从安全政策上讲，这是一种危险的先行达到和平的方法。瑞典得到了一些沿海城市和邦国，但并未将它们从帝国割让出去，而是瑞典加入了帝国，并在帝国会议上代表它们——这是一种温和且更值得推广的吞并形式。然而，皇帝想要为帝国和奥地利求得和平，只能跟西班牙分道扬镳，后者放走了尼德兰，却又不得不继续跟法国打了10年仗。比起获得的莱茵河畔的土地，法国媒体庆祝更多的则是哈布斯堡普世大国分崩离析并被拆成一个个小国的事实。对于皇帝的声誉和德意志民族帝国的重新繁荣而言，这样的限制也是一种收获。

大众媒体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图片报道喜欢把缔结和约的三个前普世大国按三叶草形状排列，形象地表现了欧洲多国制的核心，同时也尝试了其他的呈现形式。其中最有表现力的是在奥格斯堡印刷的《和平之车》（Friedenswagen）。一辆并非由胜利者而是由和平女神驾驶的马车，滚滚驶过被摧毁的军事装备。这一画面形象地象征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名言即“和平是万物之中最好的东西”。和平之车扫过数根立柱，立柱上刻着铭文“理性状态”，即国家利益至上主义，以及“大赦”，即条约中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当时及此后排除了一切阻碍和平的战争债务争议。这辆车由四匹马拉着，马的胸前各挂着一枚本国的纹章：法国百合、瑞典狮子、帝国之鹰以及西班牙的纹章。尤其和谐的是，拉车的不是三匹而是四匹马，即哈布斯堡家族的德意志支系和西班牙支系的分离已然被包括在内。因此，这幅图片实际象征着四个国家将欧洲这辆破车从破碎的普世大国迷梦中拉出来——强国之车作为欧洲国际体系的象征。图中没有呈现的是尼德兰，它不仅得以独立，而且还获得了自己的和平条约，象征性地将尼德兰与西班牙以及其他值得缔约的强国等同起来。与此同时，瑞士人则不得不屈就于一项小小的和约条款。然而，荷兰的绘画界则凭借特·博尔奇（Terborch）的宏大油画主宰了记忆文化，这幅油画其实只是展现了特别和约的谈判过程，却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和平的象征。

就这样，人们作出了反对欧洲走上一国制建国之路的决定，没错，多国制的欧洲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入了国际研究视野，并将欧洲历史推进了现代的门槛。然而，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德意志历史走上了另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

联邦制帝国宪法的第三条道路

为解决建构国家这一建设性难题，帝国找到了介于普世主义和小邦分立主义（Partikularismus）之间的另一条道路。原因是，一方面，拥有皇帝和帝国的德意志人，具有普世主义的传统，且曾经参与过大哈布斯堡的建国尝试。在这场战争中，皇帝与西班牙以及天主教的教派化势力联合起来，使君主制时而占得上风，似乎能够让德意志走上大一统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建构国家”也以复数形式发生在帝国的领土层面。萨克森、巴伐利亚等大诸侯国和个别帝国成员组成的敌对特别联盟，以及动摇了帝国内部联结的瑞典联盟，或许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还有其他选择，并且能够像位于帝国边缘、脱离帝国的尼德兰和阿尔卑斯山地区的邦国那样，独立地进入多国制的欧洲体系。然而，德意志历史并没有遵循以上任何一种模式，而是借助于两个层面上的基本的建国思想，摒弃了被臆想出来的、相互排斥的欧洲建国方案。

在帝国权力的上层，欧洲的普世主义必须降低到一个可容忍的程度。但与此同时，以帝国的综合力量来建立一个德意志的整体国家。选举出来的帝国首脑最终被国有化了，成为德意志的职业皇帝，其能力受到《选举让步协议》的调节，且其权力被帝国会议、帝国最高法院等全帝国机构架空。在各地区的底层，德意志大小邦国正是在这场战争中完成了重要的行政任务，但它们仍然通过平行设置的帝国机构与整个帝国系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些机构中，各邦国作为帝国等级代表自己，并能一次又一次地共同操控帝国。

德意志的国家成就（Staatsleistungen）和国家扩张（Staatsausbau）是在两个层面上取得的，这两个层面时而彼此竞争，时而互相补充，时而在组织方面互相交织。尽管人们曾为集体安全做出过一些努力，却还是没能为多国制的欧洲发展出跨越式的组织形式，在这一点上，德意志帝国取得了小小的成功。如果说欧洲的一些单个国家具有行政和外交政策上的效率优势的话，那么，德意志这一具有双元国家特性（Doppelstaatlichkeit）的组织则更加复杂，为地区参与、法制以及和平的发展提供了特别的机会。

在三十年战争的外部政治和教派压力下，帝国组织中危机四伏，冲突不断，这一切又一次被摆到了桌面上。但是，时不时反体制行事的帝国在费迪南三世的带领下恢复职责，且在战争中四散的帝国等级也将和平谈判带到帝国大会，并恢复了帝国的团结。为避免将来与皇帝发生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调整了邦国和帝国等级的权利，并规定了共同承担的机构。随着德意志双元国家特性的正式恢复，和约在作出重要修订后也正式成为帝国宪法。该条约文案将和约升格为《基本法》，并将它与旧的《基本法》以及《金玺诏书》（die Goldene Bulle）共同认证为德意志的宪法。

从根本上说，随着和约而更新的德意志宪法体系是一个联邦制体系，拥有一位立宪制选举出来的皇帝。后来显现出来的联邦制发展苗头，尽管起伏不定，时断时续，但该体系决定了德意志的历史，直至形成今天这样的联邦和州的格局。

皇帝和帝国在奥斯纳布吕克与瑞典商谈的和约《奥斯纳布吕克和平工具》（Instrumentum Pacis Osnabrugense，IPO）中的一些条例，与在明斯特同法国签订的版本有部分重复，这成为150年来德意志历史上书面化新宪法的基础。与它对帝国的重要意义相匹配的是，该和约的拉丁文原版和德语译文的印量达到了约2万册的数量级，传播广泛。尤其是综观随后的历史，该条约为德意志由谈判产生的、绵延最久的政治秩序奠定了基础。在此，条约的文本实在值得一看。

一条特有的宪法条款（IPO Ⅷ）预防性地排除了帝国成员之间有关其权利的冲突。为此，诸侯和领主首先确认了其邦国层面上的权利，他们在邦国的政权正是基于此。宪法条款的所有其他条例均涉及帝国权力层面。

帝国等级的联盟权利得以恢复，进而确认了德意志传统的结盟自由。由于当时情况特殊，正在进行一场讨伐占领国的帝国战争，《布拉格和约》取缔了所有的特别联盟，后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又将其恢复。就像与皇帝或者外部邻国达成一致、缔结同盟并形成集体安全政策那样，结盟可以用于保护或者强化帝国权力。根据帝国的传统，联盟的目的被设定为防御，即“为了维护安全”，帝国等级可因此而结盟，但出于其他原因则不可以，明确排除反对皇帝或帝国的联盟。结成的联盟必须服务于帝国，对皇权有益，至少不允许其有损皇权。事实上，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后来已多次受到惩罚。

其他规定涉及须重新建立或进行改革的帝国行政机关，尤其是帝国会议。所有帝国等级在一切问题上都享有平等的投票权。这一规定针对皇帝的独断专权，同样也针对选帝侯在帝国事务中权力过大，也能防止帝国城市权力过小。目标是帝国等级的平等，但在那样一个等级意识过强的时代，这种目标只能实现一点点。帝国会议的职责得以规定并有所扩大。所有等级代表的核心权利即税收许可权，以及在“绝对主义”邻国面前被压制的立法权，也得到了确立。

那么接下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成了和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了战争或和平的决定权，这一点，无论是英国议会还是后来俾斯麦德国的国会均未曾有过。不是每位帝国等级自身（就像后世误解的那样），而是所有帝国等级一起拥有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权利。只有皇帝和帝国等级一起，才可以作出发动帝国战争的决议。于是，决定战争或和平这一最高国家权力，便正式归于作为皇帝和帝国等级制度衔接点的帝国会议。

其他条款则规定了有待更新的帝国权力机构，除了皇帝外，还有帝国大区和帝国最高法院。谈判中提到的一些宪法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尽管如此，为了实现和平，人们采用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协定手段，即把尚未敲定的问题记下来，留到以后的会议上讨论。有几个问题在后一次的帝国会议上得以解决，其他问题则始终悬而未决——这是为通过永久帝国会议从制度上进一步扩大联邦制帝国形式而创建了一种巧妙的法律基础。帝国会议未来的永久性使得这个至高无上的宪法委员会，能够在一个和平转瞬即逝的欧洲迅速对政治军事变迁作出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战争与防御以及整个帝国会议审批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帝国的“结构性不可侵犯力”（Nichtangriffsfähigkeit），给帝国安全上了双保险。凭借其防御规范和多元决策结构，帝国几乎无法攻击任何人，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也不可能轻易地作为一个整体被征服。战争虽然很难从帝国方面爆发，但即便如此，帝国还是未能幸免。想要避免战争，就需要有组织的防御，并采取渐进的安全政策措施，而这些措施则为历史学的和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调查资料。

宗教和平即国家成就

《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的多数条款涉及宗教。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首先是一份宗教和约，它毕竟结束了一场举足轻重的宗教战争。但是，人们忽略了一点，最终克服教派冲突的，正是政治势力和国家调控。相应地，宪法最大的成就在于从政治和法制上完成对教派冲突的规制。宪法第五条规定了新教和天主教宗教派别之间的关系，是迄今为止整个一组条约中最全面的一条——在这一点上，与宪法的政治规定不同，人们完全不指望未来伙伴之间的善意。此外还有第七条，它补充性地澄清了两个新教教派之间的关系，这样，宗教改革派就作为支系被纳入教派体系中。在欧洲最复杂的多教派格局中，教派间教条主义的不容异说从未断绝，人们需要以大量的个别规定作为先决条件，但这一貌似无法想象的难题，却主要借助于两项天才般简单的政治法律基本条款得以成功解决，即“正常年”和“平等”。两者已经在这场战争中相遇了，现在人们已经找到了其持续有效的形式。

《布拉格和约》尝试纠正了《归还敕令》，而“正常年”则开启了“教产”分配。引入“正常年”本身，令很多参加威斯特伐利亚和谈的人豁然开朗，但1627年这个年份却引起了极大争议，谈判因而被搁浅。萨克森人将“正常年”作为解决冲突的办法引入并在《布拉格和约》中实施，虽然所有人都质疑1627年这个年份，但却没有人撼动这一原则，此后，人们选择了一个新的、更有效的年份。萨克森代表团迟到了，不过来得还算及时，得以给卡在教派极端境况中的谈判注入了新的动力。皇帝的全权代表、特劳特曼斯多夫的马克西米利安试图通过拓展他的指示全权来进行调解，但在发现其毫无希望后放弃了。他立刻与刚刚抵达的、温和的萨克森人进行商量，讨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宗教问题的方案，得到了好几个可以放入后续谈判的新思路，尤其是定一个“新的”正常年。人们向刚抵达的专家提出问题，问他们哪一年可以让双方同意。使者们本能地提出了一个此前从未被考虑过的年份——1624年。这个年份不在指示中，选帝侯也是事后才表示支持的，所以，人们是怎么想到这一年的，至今令人费解。也许他们简单计算了一下新教方面提出的1618—1620年与天主教方面提出的1627—1630年的中位数吧。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真正公正的日期，因为双方听到后都立刻暴怒，同时，没有人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还能确切地知道，1624年1月1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但正因如此，这一年是一个未被动用过的、不具有派别隐含意义的年份。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接受了这个日期，偶尔也会弃用它，但这个年份依然存在于讨论中，人们围绕其变体1622年年中或1625年年中展开讨论。最后，它出现在条约里：1624年，且出现了不少于47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皇帝费迪南三世已经变得非常好说话了。他虽然希望1627年这一可靠的年份作为重新调整条约的妥协，但在给特劳特曼斯多夫的秘密指示中，他已经答应，在新教帝国等级不达目的就让和谈失败的极端紧急情况下，可以屈服于他们提出的极端要求——1618年，当然要加上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如果这样的话，天主教阵营里的极端分子会怎样面对这种挑衅呢？他们可比愿意妥协的皇帝更加挑剔，人们已经在用各种方式敦促他们接受1624年这一年份了。萨克森的君主或许看在与教会选帝侯同事们的共事之谊上，设身处地地体谅对方教派的心境，因而萨克森提出的建议并非从新教利益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帝国和平的立场出发，因为外交官们经过长期的谈判和交流已经知道，什么样的内容才能让各自的谈判对手接受。萨克森的超党派性和在颇受欢迎的帝国斡旋中练就的移情能力，是其外交人员能够作出精确判断的深层次原因。萨克森外交官在抵达奥斯纳布吕克那天，就已经提出了那个最终决定了几个世纪教派地图的年份。

多年来，邦君的教派决定权（即“法律改革”）使得教派关系始终处在动荡之中。虽然《布拉格和约》再次正式确认了该权利，但“正常年”的规定却令它名存实亡。因为臣民们可以援引“正常年”之前的教派状态，并保持其教会关系。“正常年”尤其适用于当时的混合教派地区，也非常适用于日后想改变教派的邦君。例如在信仰新教的萨克森选帝侯国，选帝侯“强壮者”奥古斯特（August der Starke）1697年改宗天主教时，他的民众不需要跟着他改变信仰。没错，统治者不允许对1624年后引入的教会制度作丝毫改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邦君想改宗，那么就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让等级们同意他建一个“宫廷教堂”。如果没有其他任何协议或者人们不愿动用补充性的移民权，那么，从那以后人们是天主教徒或是新教徒就已经定下来了，因为在“正常年”1624年，相应的地区已有过天主教或新教的公共宗教活动。这显然不符合当代人对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要求，但通过冻结现状并从法律上规定整个德意志的教派地图，平息了诸多不可解决的冲突。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另一方面，“平等”原则在战争之前未能实现，现在才得以确立。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未来在法律上平等的两个宗教派别受到承认，它们在帝国委员会中权利平等，双方尽可能席位相等，但无论如何都不允许他们在决议程序中以多数票否定对方。而在涉及教派关键问题时，则不得不“部分”对“部分”，即在帝国会议组织新教团体和天主教团体，商讨解决方案。其实，在敏感的宗教问题上，人们早该想到这种避免因多数派胜利而发生冲突的办法了，而且人们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想到了。因为当时的办法只是聚合的程序平等，按照克莱斯尔的设想，这种程序平等可以使教派政治领域不至于爆发战争。

天主教同盟和新教联盟两个教派结盟仿佛去军事化了，并成为政治宗教派别团体，其作用类似于帝国会议的议会党团（Fraktion）。宗教改革者们曾在新教联盟中与路德宗信徒同舟共济，也被归入了新教团体。这些措施最终并未导致在多教派的德意志发生宗教冲突的结局。这些措施不是武力措施，而是在帝国最高法院和帝国委员会层面解决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大的功绩之一，它将长期深陷教条主义、不容异教的教派最终纳入政治法律秩序，从而在这个推动宗教改革、建构教派的核心国家永远遏制了宗教战争。帝国管理机构总是能消除战争复发的危险，而在此后的德意志，“宗教战争”一词便成了一个贬义词。

该和约的一些特别条款呈现了具有纪念价值的、为和平而妥协的高超技巧。通常被误认为僵化的帝国体系，以惊人的灵活性成功解决了普法尔茨选帝侯的地位问题，这一问题始终是和平之路上的绊脚石。在一系列领土恢复案例中，应众多强大支持者的要求，恢复已被革出社会的弗里德里希五世的普法尔茨王朝是最困难的。一方面，不可能恢复莱茵普法尔茨却不归还选帝侯的头衔；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剥夺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的选帝侯身份；但更不可能的是，动摇1356年《金玺诏书》所规定的七位皇帝候选者的神圣数字，这七个人则分别是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的三位大主教与具有象征性宫廷要职的四位诸侯，即司膳（Truchseß）、元帅（Marschall）、财务官（Kämmerer）和掌酒官（Mundschenk）。当然，为什么不可能呢？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么就不得不首次破坏这一限定的数字，为普法尔茨造出第八个选帝侯头衔。巴伐利亚能保住自己的选帝侯头衔，而被废黜的“冬王”之子卡尔·路德维希则获得莱茵普法尔茨封地，获封选帝侯头衔。在排位意识很强的选帝侯议团里，卡尔·路德维希的座次只能往后排一排，但作为安慰，他递补了新设的“帝国司库”（Reichsschatzamt）一职，该职位使得他在下一次选举皇帝时也有一个宫廷要职。半个世纪后，递补上来的另一位汉诺威选帝侯，即世界强国领导人英格兰国王乔治一世（König Georg Ⅰ. von England），还与普法尔茨人因排位和官职吵得不可开交，这一点足以表明，在那个年代，地位和仪式问题里充斥着太多矛盾与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表明，通过创造性的和平尝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这成为后来成功恢复选帝侯议团教派平衡的关键第一步，该平衡曾一度被巴伐利亚的天主教选帝侯的选票打破。

另一条妥协性的规定调和了帝国城市奥格斯堡城内悬而未决、且在战争中引发了多次争端的教派状况。对于这个在德国宗教史上富有象征意义的大都市而言，该条约恰恰为整个帝国的“平等”建立了一个缩小的城市模型：所有职位，从城门守将到行会的手工业者，均按照教派分散开来，以便两个教派共存于一个城市。从此以后，奥格斯堡的新教公民能够以这种方式保留他们在战争中饱受威胁的教派认同，他们便一年一度地庆祝“感恩节日”（Dankfest），该节日在经过跨教派的扩展后成为一个城市节日——“和平节”（Friedensfest），至今仍在庆祝。

此外，1648年的妥协困境中产生了“奥斯纳布吕克交替制”（Osnabrücker Alternation），它实际上给各教会提出了一项真正难以置信的任务：他们需要从布伦瑞克王室（das Brauschweigische Haus）中挑选出一位天主教的采邑主教或一位新教诸侯交替担任“主教”。而教会确实这么做了，他们并不理会罗马因选举新教主教而对他们的责备。这一事实说明，帝国教会认为对影响和平的宪法忠诚比遵守教会法更为重要。

可教皇并不这么想。为反对1648年的政治宗教和约，罗马教廷发表了一份万众瞩目的抗议，不承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和谈过程中，罗马教皇的使节法比奥·齐吉（Fabio Chigi，1599—1667），也即后来的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就作为和谈斡旋人在明斯特的谈判中发挥了作用，但主要只是在天主教诸侯之间进行调解。教皇绝不愿意看到与“异教徒”达成最终的和平，并对归还已被天主教收入囊中的主管教区和其他教产提出了律法上的抗议，先是以私下公证的形式，但最后还是公之于众。罗马教廷或许有其他的行为选择，也并不想危及和约本身，但由于不承认和约，罗马教皇最终还是与欧洲国际法体系划清了界线。虽然他与德意志皇帝、天主教诸侯，尤其是采邑主教管辖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此后他还是一次又一次站到了德意志宪法的对立面。而在冲突发生时，忠于宪法的帝国教会通常都能遵守维护和平的帝国法。

就这样，1648年被推翻的普世主义有了两个实际上的继承者：在多国制的欧洲建立独立国家，以及在帝国内建立联邦性质的双元国家制度。后者因负责跨教派的冲突调解，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包含两个持续有效的秩序纲领。两份纲领中的哪一份更适合和平或者更有利于解决今天的问题，还需要讨论。在两个建立国家的工地上，人们能找到对和平举足轻重的提示。三十年来，建立国家的大工地上产生的一系列和平萌芽，有没有可能汇聚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继续发挥作用呢？

(1) 曾先后担任美因茨选帝侯兼大主教（自1647年起）、维尔茨堡采邑主教（自1642年起）和沃尔姆斯主教（自1663年起）。——译者注

终章　三十年战争能否给终结战争带来启示

《和平＝幸福　战争＝痛苦》，1648年
树状的葡萄藤蔓将两个寓意形象分在两侧。左侧的背景是井然有序的风景，缠绕的葡萄藤下可以看到一个带着翅膀的和平之神，一手扶着丰饶角，一手握着棕榈叶拂尘；右侧光秃秃的树枝下，战神玛尔斯拿着武器袋、火炬，头顶是战争的风暴。这张传单将两种文化状态进行了对照，并认为和平是更好的选择。树干上挂着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和瑞典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主要签字国的徽章，为这一选择作出了担保。

希罗多德被视为欧洲史学的先驱，他记载历史，让光荣的过去不被遗忘且保持鲜活。但历史几乎只是由战争和战争英雄构成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不久前。难怪新的“非英雄”世代更愿意转向其他主题。希罗多德的接班人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已经质问了战争的诱因和缘由，而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打了27年，也接近30年了。随后，在这种观点下，一项新的历史学的和平研究重新聚焦欧洲战争，但现在的目的是，通过研究战争的原因来帮助人们避免战争。这是为战争与和平带来一整套全新见解的重要一步，也为特别不太平的近代早期带来有承载力的整体结果。那是一个向新趋势发展的时代，人们的出发点不再是必须被铲除的战争，而是亟待建立的和平。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将政治实践问题抛给了历史学，该问题是：这份“一切和约之和约”（der Friede aller Frieden）是否准备好了思想、方法或手段，帮助人们结束已走入死胡同的当代战争和冲突？历史学家不必过多地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其战争背景割裂开来看，但随着侧重点的更新，整个三十年战争史又呈现出另一番光景，令人震惊。

这本关于“战争的战争”的著作将和平置于所有论述的中心。本书没有在催生战争的前史和寻找战争原因、纷争中耽误时间，并且对战争和战役史保持克制。但是，它却并不是贸然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解决冲突的对比性背景加以分析的。相反，这部全新的、有几分别出心裁的历史是从这场战争灾难的巨大和平需求中衍生出来的，从头开始追踪战争进程中的和平尝试与和平机会。

在引言中，本书讲述了在巨大的时空跨度和近一半德意志人口损失的情况下，如何衡量战争恐怖及其造成的影响，并由此提出问题：真的没有人能阻止这种情况吗？饥荒、瘟疫和战争暴力构成了死亡三角，编年史学家视其为整个文化的生存威胁，着眼未来时则质疑到底还会不会有未来。而位于死亡三角顶端的战争暴力强度大、后果严重，令以上问题愈加迫切。最后，面对异常可怕的儿童命运、备受珍视的女性贞洁以及不带有任何爱国成分或宗教意义的士兵死亡，本书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怎么会容忍这种打击整个族群、违背自身文化准绳和价值观的侵犯？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所有的神学教派都失灵了，它们把战争归咎于上帝对一切的惩罚，而不是像当时常见的那样认为这是需要与之斗争的魔鬼的杰作。直到最后，教会才规劝当权者应当遵循基督教的和平信条。另外，在整个中欧文明行将因战火而崩溃之前，就真的没有人干预过吗？

事实上人们从一开始便制订了计划，寻求机会并有所行动，这一点令人震惊。如人们致力于从政治方面阻止战争，似乎有了和平的可能，却还是错失了机会。这项和平事业贯穿战争的始终，而对于通往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之路上最有希望的站点，本书均进行了近距离的考察。值得铭记的是，1619年几乎接近成功的《埃格尔和约》，如果成功的话，它必定能将德意志的战争扼杀在萌芽时（第一章）；值得回忆的还有1629年的《吕贝克和约》，它给予帝国一个战争间歇期，有可能就此轻而易举地完全结束战争（第三章）；或许，还值得怀念的是1635年伟大的《布拉格和约》，这份和约由皈依和平的瓦伦斯坦推动，立足于更全面的欧洲全局观，目的是把德意志从厄运连连的战争危局中解救出来，从而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提前10年（第五章和第六章）。然而，这些契机和其他种种行动均未能阻止或结束这场大战，但它们并未因此变得毫无价值，反而具有重要的试验价值——有的是根据试验规则“试错”，有的则成为最终和平的基石。最后，人们对沿途出现的观察和反思进行甄选，进行某种系统的汇编，并追问其是否具备和平史的潜质。其中一些内容仅对结束当时的战争至关重要，很多内容则汇入了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轨道，而另一些和平知识或许对解决我们当代的冲突和一切战争有所裨益。

和平活动家与时间窗口

“男人创造历史”，19世纪激进的普鲁士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的这句话一度令人耳熟能详。不过，这句话早就没人引用，也早就不是一句正面论断了，原因很好理解。比如，三位真正在历史上权势熏天的女性统治者即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也纳的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和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主导了近代早期，这一点有些荒谬。此外还有很多女性风云人物，如1648年前后在政治上固执己见的黑森女伯爵阿马莉·伊丽莎白（Amalie Elisabeth，1602—1651）等。完全撇开性别因素，确切地说，是某些社会群体、社会结构和政治进程创造了历史，而不是个人。但有时，的确是人推动了历史。三十年战争中充斥着这样的人物，本书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因为，显然谁在危机和冲突中掌握权柄，从古至今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在是否可以避免战争这一备受争议的问题上，个人层面恰恰起着重新建构的关键作用。维也纳皇廷的三位和平活动家中，颇有影响力的盖茨科夫勒在“掷出窗外”事件前一年去世，首席顾问克莱斯尔在事件发生几周后被政变推翻，而距开始仅一步之遥的埃格尔谈判最终因皇帝马蒂亚斯的驾崩而灰飞烟灭。接手政权的是两拨人，一方是好战的费迪南二世及其追随者，另一方是围绕“冬王”弗里德里希五世的激进团体，随后出现了更多的死亡和卫戍更替，和谈的时间窗口关闭了。人们几乎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些接二连三的个人层面上的倒霉事，三十年战争或许根本打不起来。对于谈判而言，个人状况和幸运时机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无独有偶，另一个在不恰当时机死亡的，是已转变为和平活动家的瓦伦斯坦。维也纳朝廷有两层诉求：其一，通过铲除军队主帅，将瓦伦斯坦的军队国有化（第三章）；其二，通过同一个人即指定的谈判代表瓦伦斯坦，与萨克森达成和平。事实上，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但就像第五章中所述，两件事令人难以置信地平行进行着。谋杀任务早了几天完成，于是和平遭了殃。这是失败、倒霉和谬误？在这一点上，德意志中部的媒体试图化不利为有利——第二年，皇帝与萨克森订立和约，媒体将其报道为死去的和平缔造者留下的遗产。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个人层面上也有创造机会、促进和平的机会。比如萨克森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他始终热爱帝国，在教派政治方面态度温和，致力于达成谅解与和平。在整个战争期间，他统治着当时最强大且富有影响力的选帝侯国，长期积极支持他的有舍恩菲尔德的卡斯帕等一众幕僚。还有，威斯特伐利亚和谈时，萨克森使团里颇有权威的约翰内斯·洛伊贝尔博士（Dr. Johannes Leuber），他是主要的冲突调解剂——“正常年”1624年的发明者。此外，还有瓦伦斯坦与效力于萨克森的阿尼姆总司令之间独特的关系：一对彼此交好的敌人成了谈判伙伴，若是瓦伦斯坦能活下来的话，他们俩定能成功实现和平。

说实话，一些乱世枭雄死去的时间恰到好处，避免造成更多损害，从而给和平带来一线生机。对于法国而言，这一点适用于皇帝亨利四世，他在史书中因结束了法兰西宗教战争而获得荣耀，实至名归，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大约在三十年战争打响前10年，他想要利用某次地区冲突来重启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大国之争。不过，亨利四世恰巧因暗杀而殒命，这对于德意志的和平而言是一大幸事。而在战争中，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吕岑意外战死，将这位双重意识形态的哥特主义新教战争策动者带离了战争剧场的舞台。这给瑞典的主和派以及踌躇不定的奥克森斯切尔纳开启了另一种选项——不过，这一选项却被强大的瑞典将领以及法国人颇有吸引力的结盟提议斩断了。

一桩桩个人层面或时间上无法控制的事情碰到一起，形成了有利或不利的巧合，产生了一个平衡的结果，它能帮助人们从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何种种阻止战争的和平努力均付诸东流，却无法给出一个通用的解释。要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人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去考虑。

对秩序政治之利益冲突的误解

萨克森的谈判政策表明，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波希米亚起义并不真正涉及宗教问题，而是一场政治冲突。抵制任何一场宗教战争的初衷使得这位新教斡旋人，在笃信天主教的维也纳朝廷和信奉新教的波希米亚等级之间采取中立的政治立场（第一章）。尽管萨克森统治者约翰·格奥尔格一世采取了这种从政治角度出发的正确解读模式，但他仍然将其视为一场政治叛乱，需要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解决。但他没有看到的是，波希米亚起义与平行进行的尼德兰起义一样，是以建立国家为目标的。只有认识到波希米亚起义的真正目标，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妥协和平，从而促成所谓的小国家的建立，比如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选帝制度下给予小国更多的自治权（第二章）。

战争的真正目的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公开表达的，而是隐藏在冲突的准备阶段和周边，或以符号进行编码。当然，战争的真正目的应被记录下来，成为可持续和平规定的先决条件。在这场“战争的战争”中，一个事关欧洲方向抉择的因素加大了认知难度，而只有在基本的历史维度内回顾历史时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抉择，即这场战争尚未最终解决的问题是，欧洲的国家建构将会走普世主义的道路还是建立独立主权国家。从德意志的小范围来看，有一条折中道路，即将两种选项嵌入同一个政治体系，并分别设置邦层级和全国层级。这场战争捍卫了这一联邦制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也对其加以保障。而在欧洲，条约致力于建立一个集体安全制度，但很难付诸实践。欧洲开始寄希望于建立独立主权国家。

和平条约将决定德意志和欧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基本道路，在最终的条约宣布、一切尘埃落定前，所有单独订立的和约都还只是没有期限保障的前期成果。唯有承认这一一锤定音的秩序政治成就的伟大之处，方能理解人们为何能容忍这场将整个文化逼到毁灭边缘的战争。

因为协调一致的欧洲秩序不可能用一份份单独的和约加以解决，而是需要调动一切力量。方向性的抉择需要一场盛大的和会，无数的单个问题则不需要。原因是，只有在和会上，平行且互相配合的双边条约，即曾经的普世主义者皇帝，法国、瑞典国王与已获得独立的尼德兰以及条约中提到的几个大国共同缔结的条约，才能建立欧洲的国际体系，也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然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和会花了两年时间才开始，开会开了四年，与此同时，战争并没有停火，而是不受限制地继续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杀气腾腾的战斗进行到最后，仿佛每个人都想打赢德意志这个普世大国，令后者愈加荒芜。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备受赞誉的和平典范《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只是好在其结果，而不是其拖拖拉拉的实现过程。《吕贝克和约》和相对坎坷的《布拉格和约》均在几周内签订，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即使涉及的维度更为宽广，也无法解释谈判为何拖延了近五年之久，反而体现出某些参与者缺乏和平意愿。此处或许也能看到一个减速陷阱。如果不停火，但在威斯特伐利亚给谈判者开辟出一个非军事区，并给予良好的照料，完全将战争疾苦从谈判者视野中清除——这样做无法促进以结果为导向的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安全地带，人们更愿意长时间试探而非认真谈判，直到才华卓越的皇帝特使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的到来。他知道，皇帝和帝国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并且在审慎地咨询后第一次提交了条约草案。这份草案离最终的结果一点都不远，但是它一下子就遭到了拒绝，特劳特曼斯多夫伯爵心灰意冷，重新启程离去。于是，西格丽德·韦斯特法尔（Sigrid Westphal，1963—　）(1)提出“允许加入”这一概念，即本书中用的“入局”一词，强调了人们被迫允许真正受影响的地方代表加入和谈，一点一点地通过跨教派的“第三方”处理完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成功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决定性一步。比如，在纽伦堡召开的一次附属大会上，帝国等级按规定将500万帝国塔勒作为约定好的赔款分配给瑞典，从而将德意志从外国军队的占领中解放出来。这是欧洲团结的重大成就，虽然现在鲜有人提及。

本书突出强调了对和平具有双重重要意义的机构，这一点对于帝国而言意义非凡（第六章）。一方面，各种机构坚定不移地持续运转，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造出一个供人支撑的扶手，让人们得以幸存下去；另一方面，机构本身也化身为和平的积极元素，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敦促和平（第七章），并将德意志民族之帝国带入有序的战后局势中。此外，也有一些与帝国等级、帝国大区和帝国法院完全不同的机构。或许被部分国有化了的“常备军”可以算进去，与自由散漫的半私人部队不同，他们是有组织的联络对象，构成了各政权谈判时的生存筹码。人们尤其不该忘记的是拥有站点和时间表的高度组织化的帝国邮政，由于战争对信息的高度需求，它作为唯一的信息机构甚至经历了一波迅速的发展。帝国的联邦制度在这场战争中坚持下来并历经考验，扛过信息闭塞时期所有的恶意诽谤，最终得以顺利运行。作为欧洲建立单个主权国家之外的另一条建构国家之路，德国的联邦制度完全没有被高估。英国科学家布伦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1967—　）(2)领导的一个国际工作组甚至建议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联邦模式作为解决当前中东冲突的方案——即使该模式被人们不经意间理解为欧洲模式，尽管它只在德意志帝国得到了实现。

和平语言与和平实践

事实上，这场“战争的战争”不仅涉及欧洲的国家新秩序，也保障了德意志不同形式的秩序。这并没有改变追求和平的重要意义，而和平追求长期以来被限定得太过狭窄。如果说这一决定欧洲此后几百年政治方向的抉择不够伟大的话，那么一系列和平化的道路、做法和伎俩肯定会取得成功。这些促进和平的方法始终值得怀念，它们有的进入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有的成为外交手段或者进入了国际法。值得一提的是，人们至今仍然能在谈判实践与和平政策工具中找到上述方法的影子，而其他方法则可能经由熟知历史的政治顾问之手，成为外交技巧。本书精选了一小部分在这场战争中开辟出的道路和影响和平的创举，并披露出来，下文将侧重其和平潜力并一一罗列出来。

其中，最基本的是伴随着政治活动的和平语言。从“掷出窗外”事件后的首批外交信函文本研究结果中人们可以认识到，双方通过最小化对抗、最大化所有共性和成绩，从而实行绥靖策略。除了保护所谓信息不通畅的合作伙伴等旧策略外，萨克森调解员还寄希望于夸大合作及谈判意愿，并放大已谈成的内容。在埃格尔和谈的准备阶段，普法尔茨的新教联盟领导人意外来访，在向慕尼黑的天主教同盟统帅汇报此消息时，和平语言这种有利于和平的交流方式脱颖而出，至今仍受到尊重。帝国的和平语言兴起于16世纪，在整个战争期间受到办公处和外交官们的维护，在战争后很快又被重新接纳。它主要用在与国内和平相关的整合概念上。这些充满感情的目标概念围绕着维护帝国宪法、恢复“旧德意志信任”和帝国成员间的和谐展开。这种整合性语言的意义在于消除宗教干扰因素对帝国和平的影响。该语言可以同时被新教和天主教方面接受，但其目的通常绝不是将另一方排除在帝国协会之外，而恰恰相反，是为了在双方各有教派特殊利益的情况下，强调其原有的归属和对帝国的忠诚。

在《布拉格和约》中，这种整合性的套话添上了几分政治色彩（第六章）。一方面，和约语言在宪法法律层面平衡了帝国的双元国家制度，即在尊重帝国元首的套话和强调帝国等级自由之间达成平衡；另一方面，受局势所迫提出了具有民族爱国意识的解放计划，但避免了军事上的战争威胁或最后通牒，正如当时宣战书中常见的那样。《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原文是拉丁文，由几个欧洲主权国家与其德意志“盟友”正式缔结，虽然条约中主要是对德意志进行规定的内容，但几乎没有给充满民族意识的帝国和平语言提供空间。

但是，1648年和约更多地发展了几个世纪以来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形式。在流血事件发生后，上帝感化了统治者的心，使之转向和平——将这样的和平提议归功于上帝可以避免一切尘世的追问，比如如何一步步滑向战争、谁更迫切地需要结束战争等问题。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各方的统治者及其拥有所有头衔的继承者们跨越两个世代的叙事，赋予和平以超越个人的有效性。

三个此后几乎一直出现的核心条款值得人们特别关注：一是“永久条款”（Ewigkeitsklausel），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永久和平”（Pax perpetua）。它将没有期限的和平与暂时约定的停火区别开来，如当时尼德兰和西班牙的停火在12年后的1621年到期后重新开打，其参战人员还额外给三十年战争煽风点火。瓦伦斯坦主导下的几次和谈停火，均以几周为限。不过，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似乎离“永久”还很远，正如它经常被嘲笑的那样，原因是往往只过了几年下一次战争又开始了，然后再“永久”结束，如此循环往复。但在实践中未能兑现的“永久”主张的意义在于，它把和平而不是战争标记为值得追求的人类的正常状态。“永久条款”的标准意义还包括其对国际法的贡献。几乎以后所有的和约都明确追溯并援引《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宣布其有效性或欲恢复之。但如果以后的和约内容一再重新划分欧洲版图，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例如在路易十四恢复普世君主制后发动了“第二次三十年战争”，从1667年断断续续打到了1697年。显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多国制秩序本身，借助《雷斯威克和约》（Friedensvertrag von Ryswik）(3)得到了保障，经受住了近代早期的所有战争。

二是“归还条款”（Restitutionsklausel），它规定恢复战前状况是一条基本原则，其具体的实施和限制细节由条约内容加以规范。除了规定好的“正常年”1624年是恢复宗教状况的例外，人们将1618年视为标准度量，为退还被占领土和重新任命受到大赦的普法尔茨与梅克伦堡诸侯奠定了基础。于是，重新分配所有重要的领土，似乎只是修正了与美好、和平的旧时代之间的偏差。这也是此后乐于使用且易于接受的和平表现形式。

第三项条款，有时被称为“赦免条款”，但更确切地说，应按照条约概念称之为“遗忘条款”（Oblivionsklausel）。它规定了所有人的相互义务，即将战争中发生在彼此身上的一切深深地埋进永久的宽恕和遗忘中。它实际上也是一项反战争罪责条款，在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前，这一条款或多或少都得到了明确的遵守。《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赔款的理由是德国的战争罪责，而1648年赔偿给瑞典的金钱和土地则被视为报销战争费用，从而报答瑞典人对帝国的“帮助”。因为有“遗忘条款”的存在，所有与战争相关的法律程序都被排除在外，连起诉战犯都不行了。另一方面，放弃一切关于战争罪责的讨论肯定有利于激发各方面的和平意愿。

从1648年起，近代的各项和约使得缔约伙伴之间开始出现更多的情绪高昂的和平与友谊话语。缔约各方的“安全”（securitas），实际上是指互相提防对方。不久前，研究发现，该义项第一次出现在《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1648年时被用来描述和平目的，当前也用于欧洲主权国家之间。在17世纪和18世纪，“安全”则越来越多地被当作帝国和欧洲为确保和平而采取防御措施的理由，时至今日，这一概念仍然存在，如“安全政策”。

人们利用时间走了技巧高超的一步棋，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和平机会。“归还”跳过了战争岁月，“遗忘”删除了战争的过往，“永久条款”欲将和平状态永恒地延续至未来。“正常年”规定的不是现在的状态，而是查明了过去某个协调一致的标准年份，《布拉格和约》规定它为1627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则改为1624年，即在要求1618年或1629年的利益派别之间，取了一个能让双方达成共识的中间值作为妥协的年份。除了一些尚待清理的干扰因素外，偏偏是这种数值上的建构成为维护宗教政治和平最成功的手段。

一个特别精巧的和平诡计通过时间限制封锁了条约的修订，从而推迟了最后的决议。一般而言，帝国的机构，尤其是最高法院、永久帝国会议等喜欢搁置有损和平的冲突，直至棘手情况自行消失，如对手死去或者皇帝要求支援的战争结束。《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苛求基要主义神学家接受两个教派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并规定其为宗教重新统一前的临时方案，以减少其负面影响。但反修正条例却声称，在此之前，该方案得保持原样不变。它果然撑过了整个三十年战争，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凭借必要的修订和“改动”得到了明确的确认。如果这些和约还有效的话，那么这一点始终适用。时至今日，教派在德国的政治法律中的地位还是得追溯到这一和平伎俩，它或许也能帮助其他宗教的基要主义者除掉和平障碍。在《布拉格和约》中，人们运用相同的拖延方法，废除了皇帝1629年的《归还敕令》。《归还敕令》并没有危及宗教和平，但人们却说它易引发冲突，为了保全皇帝，故而仅将其免除40年，然后再次征求意见。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已经不提这茬了。

谈论分裂的人，不愿让人想到整合性的和平方案，而事实往往就是如此。两级政府之间的基本权利分离已成为帝国联邦制的标志，并且在自《布拉格和约》以降的和约中获得了新的平衡和保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远超战争的合作取得了成功。就单个的分离模式而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颇有争议的领土割让问题也得到了皆大欢喜的解决——普法尔茨伯爵重新得到了莱茵普法尔茨，巴伐利亚选帝侯则保住了上普法尔茨。举例来说，在帝国内，王朝的分裂阻止了萨克森继承战争，而在欧洲，后来大型的遗产分割结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这种改良形式使半割让地区在国家法上享有双重地位，是非常实用的和平促进措施，但长远来看，它在阿尔萨斯遭受了惊人的失败，在帝国北部的实践还过得去，但后来也被废除了。

分裂原则最大的应用领域则在宗教方面，自从教派产生分离后，宗教领域有着诸多对峙的宗教派别，其中，政治上可控的有两个。正是这些组织结成了联盟、派别，最后形成了新教团体和天主教团体，从而使这些宗教派别具有谈判能力并被纳入宪法。1648年，在“聚合”及最后的“平等”概念下，人们在帝国委员会中和允许两种教派并存的城镇里建立起维持和平的平衡，通过数量上的平等、配额或程序规则，防止一方强势压倒另一方的冲突性争夺的出现。另一个变体是用于无法分裂情况下的交替制，其中最大胆的是荒诞地要求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轮流选择奥斯纳布吕克的主教亦即统治者，令人惊讶的是这项苛求竟然得到认可，即便有一次一群天主教主教区修道院修士们选举出来的新教主教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一般情况下，这种交替制对于仅一次性分配的帝国职位或仪式性的特权，的确是一种有效的化解争议的手段。其前提是信任对方会坚持轮换制，而这种信任很大程度上是1648年德意志重新建立的法制安全所赋予的。

最后，应当对和平追求者出色的灵活性和创造性给予高度评价。人们发现萨克森政府长于周旋，几乎要成功地阻止战争，也应看到瓦伦斯坦在正式谈判前的即兴创作和私人倡议。两者都是和平有望成功的助推者。在《布拉格和约》中，只有就严重分歧达成不同寻常且公开记录在册的共识，方能就其余要点达成一致，并签署和约。1648年和会期间，只有过渡到磋商阶段并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决议，才能最终形成一个再也不受任何一方挑战的和约文本。而冲破选帝侯的七人之限则更适合作为一个象征，即在战争极端危急的时候，即便是“圣牛”(4)也能宰杀。

欧洲和平文化的工地

那么，这场“战争的战争”能否给出如何实现和平的启示呢？乍一听，就这样一场三十年都没和解的战争提出这种问题，似乎太荒谬了。它似乎是一场战争的反例，人们可以从中更多地了解什么事情不该做。正是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以及贯穿始终、从未停止的和平尝试，却让它成了最大的和平工地。人们运来了建筑材料，备好了种种建筑技巧，最后建成了一个由多主权国家构成的欧洲建筑群，拱卫着一个双元制的联邦国家。但即使是这份“一切和约之和约”，一开始也只有外壳，人们用一系列和平庆典，心怀希望和感激之情，庆祝其新房封顶，其中，至今仍在举办的奥格斯堡和平庆典最为突出。在帝国内，其他的制度扩张则一步步走向完善，形塑着今后整个德意志的历史：有一位早期立宪制的皇帝作为帝国首脑、首次以永久帝国会议形式持续运作的议会、新的确保和平与法制的帝国司法权（其顶端分别是帝国皇室法院和帝国最高法院），以及与邦国共同承担地区管理和阶梯式防御体系的帝国大区。现已成为议会军的帝国军队和联邦制的组织形式所带来的“结构性不可侵犯力”，使得帝国稳定了150年。而这种“结构性不可侵犯力”，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受到双元决策权的军事牵制，从消极意义上来说则是被联邦制等级化的安全体制所掣肘。帝国制度对欧洲国家制度产生了干扰，一些帝国成员也具有双重地位，其中首推从世袭领土崛起的奥地利王室的选帝侯制度，以及后来努力过或成功与其他欧洲大国组成君合国的大选帝侯们，如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和勃兰登堡普鲁士。鉴于以上情况，欧洲战争也可以被带回“帝国基本法意义上的和平帝国”（赫尔穆特·诺伊豪斯语）。

另一方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决定了单个主权国家的发展方向，“集体安全体系”确切地说还不是一个目标导向化的研究模型，欧洲的国家建构尚未完成。然而，国家建构的不完善应当对“近代早期的动荡”负有责任。原因是：其一，国与国的并立虽被提升至准则层面，但还不够稳定，如路易十四新普世主义的倒退，欧洲各国一起动用了军事暴力反抗才阻止了他，还有擅长战争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闯入了国家体系内部，推迟了国家建构；其二，国家的制度自治仍存在赤字。国家政权属于统治者，却听任某个军阀调遣常备军，独断专行，不受控制，但凡有一点点不确定因素，王权的更替就会导致继承战争的爆发。与帝国内不同，欧洲范围内的教派对立并不合法，加之侵略性的重商主义新经济政策很快席卷而来，次要利益冲突频仍，尚未独立的国家理性背负起更沉重的负担。因此，1648年开启的公认的欧洲多国制时代恰好导致了一个穷兵黩武的早期国家时代。

然而，战争频仍的地区也不得不签订大量和约，于是，这场“战争的战争”的经验以及写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种种尝试和部分解决方案，已汇入和平经验的蓄水池。它是一份“和约的和约”，因为往回看，它解决了一场战争灾难，而往后看，它也成了未来欧洲和约的模板。典范的前言和反复出现且持续发挥作用的条款已然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还有一些原则性的内容。

除了战争，和约的签订更是一个巨大的媒体事件，其文字和图片不仅在德意志战场上决定了公众感知，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且正如海因茨·杜赫哈特（Heinz Duchhardt）的研究所指出的，媒体事件使和约签订之年变成了全欧洲的“头条新闻年”。甚至在印刷业中，和平条约以令人惊讶的密集程度传播，公众影响力持续攀升。1998年周年纪念时，已有42种不同版本的条约文本为人所知，但更多的还在后面——人们很快查明，共存在74个版本。值得注意的是，从拉丁文原版译入的德语版本中，有很大一部分不仅作学术和法律用途，而且满足了政治的实际需求。皇帝的维也纳版本和大主教的美因茨版本等几个主要版本逐渐演变成一个由德意志官方语言书写的半官方版本。评论文章和其他欧洲语言的译本接踵而至，就这样为基本的欧洲和约建立起了一个信息灵通、有出版业支持的公众群体。其他欧洲和约也自有其必要性，却完全无法超越这一和约所确立的准则。它们依照这一范例炮制出自己的条约文本，这些文本又被次第发表并评论，好似欧洲人追求永久和平道路上的一座座里程碑，而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则是后来康德试图界定的。

此外，这些和平条约也被纳入近代早期的条约集，就这样有了条约语料库，供政治家、法学家和外交官使用。专家本雅明·杜尔斯特（Benjamin Durst）认为，以上做法大大有助于推导出尚未成形的国际法，并通过反复出现的推动者将国家体系视为国家体系，这一观点令人信服。和平世代累积延续了欧洲的和平话语，排除了那些完全不同且不成功的实践，并创造出自成一体的和平文化。多项研究项目致力于此。这些工作包括厘清和平文化的承担者及其翻译成就，即创造了通行于欧洲的跨语际和平语言，也包括积累法学和外交学的和平知识，如怎样选择谈判地点，条约应如何措辞，有着怎样的应用和象征意义。因为，欧洲外交以和平外交的形象出现，而和平则作为欧洲准则奏效，并非理所当然，在万不得已时，和平之准则也有悖于欧洲近代的现实情况，被邪恶地中断了几次。

从整个国家法兼外交视角衡量政治文化是否适用于和平，需要将视野扩大到整个文化范畴，而位列最后的艺术所达成的和平成就绝非不值一提。因为除了社会、政治制度外，音乐、绘画和诗歌带走了这场人类灾难，并阻止了人类文化的崩坏。三十年战争期间，来自意大利的音乐革命以海因里希·许茨（Heinrich Schütz）和小乐匠的形象在教堂音乐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共鸣。这一时期领先欧洲的西班牙、弗兰德尼德兰绘画双双登顶艺术之巅，丝毫不受两国交战的影响。除了当前的其他骑士画像和战役场景外，迭戈·委拉斯开兹凭借著名的描绘和解场景的油画《布列达的投降》（Die Übergabe von Breda）率先达成了和平，格拉尔德·特鲍赫则画出了尼德兰在明斯特的和谈过程，而首位艺术史学家约阿希姆·冯·桑德拉特（Joachim von Sandrart，1606—1688）则独一无二地在画中记录下了纽伦堡执行大会的闭幕宴会，即人们真正建立和平的大会。总而言之，尽管有战争的存在，宗教、神话以及肖像画、室内画、风景画和静物画构成的日常生活“正常”题材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维持了文化的延续性。德意志的视觉艺术作品主要是铜版画，通过记录和评论的形式伴随着整个战争。随着战争持续时间越来越长，铜版画也开始表达对和平的渴望，比如把手持丰饶象征的和平女神放在手握武器的战神玛尔斯对面，显示出前者是更好的选择。

而最后，诗人控诉着德意志文化的灭顶之灾，却用精巧的艺术消除了这一危机，令人印象最为深刻。其时，诗人刷新了语言和诗学，并发展出一个独立的时代风格，即德语文学史上介于宫廷情诗工匠诗歌（Minne- und Meistersang）和魏玛古典主义（Weimarer Klassik）之间的艺术高峰——巴洛克文学在这场战争中令人难以置信地蓬勃发展。与音乐和建筑的晚期巴洛克风格不同，文学以先锋的姿态走在最前沿。马丁·奥皮茨的诗学规则、坚韧不拔（Constantia）(5)的主导美德以及牧羊人(6)般的兴高采烈和人生乐趣，都是人们放下战争的风流解药。这些作品的基调始终是对和平的渴望，直到人们最终“在欢呼和平”的德意志达到了目标。

另一个不可模仿、独一无二的高峰是君特·格拉斯，他在短篇小说《相聚在特尔格特》（Das Treffen in Telgte）中让多位巴洛克诗人聚在一起，讨论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张力并一起呼吁和平，从而行云流水般表达了所有的内容。这是当代唯一一部不纠结于战争事件而是坚持和平求索的文学作品——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也是本书的目标。如果巴洛克诗人自己成为讨论主题的行为主体，那就十分有意义了。自1947年以来，“四七社”（Gruppe 47）共同塑造了德国战后文学的发展道路，人们可以将这部作品当作关于“四七社”聚会的一部重点短篇小说来读。这或许正是《相聚在特尔格特》创作的初衷。但它不仅是一部重点小说，而且是一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游戏，写作技艺精湛，读来精彩绝伦，除了聚会本身是虚构的之外，它几乎只是把历史上的真实姓名、诗句和事件串在了一起。组织者在召集会议时的意图也是：“于1647年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之间的某地举行聚会，是时，战争已历经二十九个春秋，而和谈依旧没有结果。此举要不惜一切代价，目的是赋予我们仅存的纽带亦即德意志主流语言以新的价值；也是为了参与政界的讨论，即使属‘边缘人’议政也罢。”(7)这段读起来好似诗人“入局”威斯特伐利亚和谈，他们在靠近第三方使者会议地点伦格里希的特尔格特开会，而伦格里希和特尔格特在地理上均位于两个和会城市之间。

格拉斯喜欢在叙事中连带讲述食物在生活中的作用，通过战争题材，他有充分的机会进行观察和讽刺。由于饱受饥荒之苦，诗人们满足于喝汤，但当这种情况可能再度发生时，其中一位诗人认为，人们也不该夸大其词。据说，明斯特和会附近的几位艺术资助者为诗人集会赞助了一场丰盛的宴会；然而当人们一阵风卷残云后，和平诗人们才尴尬地得知，这顿饭实际上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抢来的，他正是尚在积极作战的年轻诗人格里美尔斯豪森，烤肉和美酒都是他用恶劣的暴行从瑞典人的车上抢来的。呼吁和平的工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断，因为厨房里总是不合时宜地传来喊叫声——这是全世界所有会议的典型经验，在明斯特也有很多类似情况吗？一方面，如果附近真正的和会外交官没受到良好的照顾，他们或许会更快得出结论；而另一方面，瓦伦斯坦慷慨的待客之道实在不符合这个时代的饮食状况，但却增进了对手达成和平妥协的意愿。长远来看，特权阶层的菜谱为欧洲人的口味形成打下了基础。特尔格特的旅馆由格里美尔斯豪森长篇小说的主角库拉舍经营，颇有几分讽刺性的影射，而最后，格拉斯却让它付之一炬，它辉煌的故事及其宣言一道化成青烟，飘散而去。但叙述者向我们保证，没有人受到伤害，所有人都已回到家中。事实上，真正的诗人从未离开家乡，他们留在家中创作，其作品使得巴洛克文学脱颖而出，虚构聚会这一技巧则凸显了以维护德语纯洁性（Sprachpflege）与和平政策而闻名的巴洛克时期的重要意义。

即便是小说中诗人们的交往也不是虚构的，人们在战争中就已经组织了五个语言协会（Sprachgesellschaft）(8)。其中最著名的有安哈特·克滕公爵路德维希（Fürst Ludwig von Anhalt-Köthen） 1617年创立的“丰收学会”（Fruchtbringende Gesellschaft），因其会徽为棕榈树，故也被称为“棕榈团”（Palmenorden）。1644年帝国城市纽伦堡成立了“佩洛尼茨河畔的花卉协会”（Pegnesische Blumenorden）(9)。紧随其后的是战后成立的一些协会，如“易北天鹅协会”（Elbschwanenorden）等。它们产生了远超战争的持续影响。除了国家、教会和社会机构，文化机构也作出了贡献，如联邦式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在各邦的大学中达到了巅峰，其中的大部分挽救了饱受战乱摧残的德意志民族之帝国，使之没有陷入混乱而灭亡。那么，这一切是否也有助于其他国家，并防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呢？

如此漫长的欧洲和平塑造在多大程度上适合跨文化转移，始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使是面对奥斯曼帝国高度发达的文化，以及其分裂后成立的国家和完全异质的文化，也不应仓促推荐之。诚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订立的两个世代后，奥斯曼人已经于1699年签署了《卡洛维茨条约》（Frieden von Karlowitz）(10)，采纳了欧洲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然而，对整个近代早期的欧洲文化及对哺育和平知识至关重要的印刷媒体，却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才被接受，因此，与欧洲其他地区不同，印刷媒体无法在近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发挥效用，也无法产生深远影响。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十年和平大工地的和平文化尚未成形和标准化，却已经得到了创造性的规划、尝试和整合，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更有用的模式，用于建设其他的包括欧洲之外的和平工地，并获得了促进和平的启示。

促进和平的启示是什么？或许需要寻求建议的人和给出建议的人自己发现。从欧洲的历史经验来看，笔者寄希望于联邦制的国家模式、法律规范下的宗教捆绑制度带来的政治稳定、文化抵抗以及整合性的和平语言。对于个别难题，列出的一些非常有创意的妥协方案和解决办法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灵感。为了加快和平进程，则需要积极的和平行动者与和平派，如帝国等级、政论家和诗人中追求和平的派别，他们是政治利益代表，也是当地饱受战争疾苦的百姓直接的传声筒。就这样，这场“战争的战争”最终画上了句号，或许，那些已经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人能够在类似的情况下更快地实现和平。

(1) 西格丽德·韦斯特法尔：奥斯纳布吕克大学近代早期史教授。——译者注

(2) 布伦丹·西姆斯：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译者注

(3) 《雷斯威克和约》：1699年9月20日，法国、西班牙、大不列颠在荷兰雷斯威克签订的和约，从而结束了普法尔茨继承战争。——译者注

(4) 此处直译，德语中的“圣牛”（heilige Kuh）意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译者注

(5) 这一概念源自尼德兰语文学家、人文主义者、新斯多噶主义奠基人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的著作《坚韧不拔》（De Constantia）。——译者注

(6) 指巴洛克时期的牧羊人小说。——译者注

(7) 本段译文参考了［德］君特·格拉斯：《相聚在特尔格特》，黄明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译者注

(8) 17世纪初，德语再度陷入混乱，上流社会和学者均不使用德语，加之三十年战争期间大量外来语进入德语，造成德语语法和词汇一片混乱。当时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民族语言是维系民族统一的最后一根纽带，维护德语的纯洁性刻不容缓。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丰收学会”为代表的多个语言学会应运而生。——译者注

(9) 又名“值得称赞的佩洛尼茨河畔牧人花卉协会”，由格奥尔格·菲利普·哈尔斯多尔夫（Georg Philipp Harsdörffer）及其朋友共同成立。参见安书祉：《德国文学史·第一卷》，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译者注

(10) 即1699年1月26日由奥斯曼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波兰、威尼斯共和国等国签署的和约，从而终结了大土耳其战争。——译者注

附录　原始资料和文献报告

以下原始资料和文献报告遵循各章中的文本依次展开。同时，该报告还客观地囊括了相关文献证据。报告中的说明旨在帮助读者找到重要的原始资料引文，主要就书中提到的文献及其在阅读文本中的重要性给出提示，并进一步延伸对该主题的兴趣。该选辑包括和平史的核心信息，除了几部经典作品外，主要将最新的、引发过和平史学科讨论的表述和论点考虑在内。该原始资料和文献报告由赖因哈德·费迪南德·尼斯讷（Reinhard Ferdinand Nießner）与笔者共同编写。

开篇　战争灾难的三种衡量角度和一个质问

历史学的“空间转向”提议，可以对恐怖的战争剧场进行一次空间上的测量。尽管存在政治方法论上的问题，但首次尝试的历史地理学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Günther Franz，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und das deutsche Volk. Untersuchungen zur Bevölkerungsund Agrargeschichte，Jena 1940。这里采用的是战后修订版，有多幅修改过的地图。最后确定年份的是第4版：Stuttgart/New York 1979。关于作者和著作的背景，参见：Wolfgang Behringer，Von Krieg zu Krieg. Neue Perspektiven auf das Buch von Günther Franz »Der Dreißigj jährige Krieg und das deutsche Volk«（1940），in：Benigna von Krusenstjern/Hans Medick（Hg.），Zwischen Alltag und Katastrophe.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aus der Nähe，Göttingen 1999，S. 543-591。该主题分册包括其他后面引用过的文章，作者分别是：Jan Lindegren（Schweden），Peter Burschel（Söldnertagbuch），Erich Landsteiner/Andres Weigl（Niederösterreich demographisch），Hans Medick（Zerstörung Magdeburgs），Benigna von Krusenstjern（Tod und Sterben）und einen Schlusskommentar（Johannes Burkhardt）。另一种重要概念新的原始材料、方法、问题和结论，扩展了以下成果：Werner Lengger，Leben und Sterben in Schwaben. Studien zur Bevölkerungsentwicklung und Migration zwischen Lech und Iller，Ries und Alpen im 17. Jahrhundert，2. Bde.，Augsburg 2002。个性化的地区扩展，参见：Reiner Groß，Von der zweiten Reformation zu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Kursachsen zwischen Union und Liga，in：Uwe Niedersen（Hg.），Reformation in Kirche und Staat.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Torgau 2017，S. 105-162；Michael Herrmann，Die ländliche Bevö lkerung der Prignitz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in：Museum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in Wittstock/Dosse，Redaktion Katrin Hinze 1998，S. 84-92。在关于帝国城市博物馆的温普芬信息中，关于奥格斯堡的，参见：Bernd Roeck，Eine Stadt in Krieg und Frieden，2 Bde.，Göttingen 1989；关于马格德堡的，参见：Silvia Serena Tschopp，Rhetorik des Bildes. Die kommunikative Funktion sprachlicher und graphischer Visualisierung der Publizistik Magdeburgs im Jahre 1631，in：Johannes Burkhardt/Christine Werkstetter（Hg.），Kommunikation und Medi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München 2005，S. 79-103。

恐怖的战争特写镜头遵循编年史的描述和文辞。古斯塔夫·弗赖塔格在其编年史中嵌入了文化史记载，并没有使编年史失去其价值。同样，牧师马丁·伯岑格也记下了自己真实的受难故事，在不同的多卷本版本中，人们总能找到这个题为《村庄和他们的神职人员》的故事。有关书中引用的安德烈亚斯·科恩贝格尔牧师和其他法兰克尼亚的战争受害者，地区资料汇编的信息量很大：Robert Unterburger，Das hässliche Gesicht des Krieges，in：Heimatkundliche Streifzüge. Schriftenreihe des Landkreises Roth 35（2016），S. 66-73。关于富格尔家族的引文，参见：Fugger-Archiv Dillingen 10·1·21. Heimertingen，Amtsprotokolle 1620-1649/54。为考察其代表性，除了反复引用的黑贝勒、弗里泽内格、哈根多夫等名字，也可考虑如下带评论的索引：Benigna von Krusenstjern，Selbstzeugnisse de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Berlin 1997。关于其人其事的简短文献摘要富有启发性，让人们可以进行系统评估和有针对性的检查。关于当时的饮食状况，比较有发言权的是担任修道院厨房主管的人，参见：Schicksale des Klosters Elchingen und seiner Umgebung in de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1629-1645）. Aus dem Tagebuche des P. Johannes Bozenhard，hg. v. Luitpold Brunner，in：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Schwaben und Neuburg 3（1876），S. 157-282。这本战争新史更大程度上是遵照一位权威人士的记载写的，他那儿的信息至今仍取之不尽。他就是政府官员福尔克马尔·哈佩，可以被视为战争恐怖和时代感知的杰出见证人，同时也因其同理心和人道主义的基本态度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关于这一想法，我应当感谢伟大的日常史学家汉斯·梅迪克，他在网络版Mitteldeutsche Selbstzeugnisse de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的框架下发掘并整理了哈佩的《图林根编年史》（http://www.mdsz.thulb.uni-jena.de/happe/quelle.php）。有关该版本信息，参见：Hans Medick，»Pathos der Nähe« und digitale Editio。关于三十年战争中的日常宗教维度，可对比如下基本的小册子：Anton Schindling/Matthias Asche（Hg.），Das Strafgericht Gottes. Kriegserfahrungen und Religion im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 Deutscher Nation im Zeitalter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Münster 2001。还有图宾根的重点科研项目（SFB）“战争经历——近代的战争和社会”。应对以下两种观点进行区分：是在教派意义上将战争解释为宗教战争，还是在跨教派意义上将战争解释为上帝惩罚人类罪行的活动。在神学编年史中，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及战争、瘟疫和饥荒的“三位一体”的并行不悖无法从字面上实现，但作为潜台词通常是明白无误的。

造成危害的群体，参见：Grimmelshausen，Der Abentheuerliche Simplicissimus Teutsch und Continuatio des abentheuerlichen Simplicissimi，hg. v. Rolf Tarot，Tübingen 1967。其中，讲童年的是第一卷第五章，讲兵痞的是第一卷第十五章，讲妇女生存状况的是《痴儿西木传》提到库拉舍的章节，即第五卷第五章，以及Grimmelshausen，Landstörzerin Courage，Wiesbaden 1979. Rückbezug der Courage auf Simplicissimus的第一章和结尾。关于哑女卡特琳，参见：Bertolt Brecht，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11. Szene. Claudia Jarzebowski，»Mit weib und kinderlein wider von der statt nach hauß getzogen«. Kinder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in：Alexander Denzler u. a. （Hg.），Kinder und Krieg. Von der Antike bis in die Gegenwart，Berlin/Boston 2016，S. 219-243；Hans Medick，Der Krieg im Haus？Militärische Einquartierungen und Täter-Opfer-Beziehungen in Selbstzeugnissen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in：Philipp Batelka u. a.（Hg.），Zwischen Tätern und Opfer. Gewaltbeziehungen und Gewaltgemeinschaften，Göttingen 2017，S. 289-305。关于宗教和性，以下著作非常重要，因为新教牧师提供了大量的编年史学家，为这场战争打开了新的视角：Wolfgang E. J. Weber，Luthers bleiche Erben. Kulturgeschichte der evangelischen Geistlichkeit des 17. Jahrhunderts，Berlin/Boston 2017。违反社会常规的性的新辩论，参见：John R. Yamamoto-Wilson，Pain，pleasure and perversity. Discourses of suffer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Surrey u. a. 2013。其他性犯罪的形式，参见：Wolfgang Burgdorf，Die Unsichtbarkeit der Vielfalt. Sexualität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in：Frühneuzeit-Info 28（2017）。关于士兵之死，参见：Alexander Denzler，Kriegstote in Selbstzeugnissen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in：Martin Clauss/Stefanie Rüther（Hg.），Vom Umgang mit den Toten. Sterben im Krieg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Paderborn 2018。关于战役考古学和维斯托克万人坑的科学分析，参见：Sabine Eickhoff/Franz Schopper，1636-Ihre letzte Schlacht. Lebe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Berlin 2012，S. 160。关于士兵详细的个人命运，参见：Eine deutsch-schwedische Adelsfamilie im Ostseeraum. Das »Geschlechterregister «der Mörner（1468-1653），hg. v. Herbert J. Langer/Jens E. Olesen，Greifswald 2001，S. 95；Stefanie Haberer，Ott Heinrich Fugger（1592-1644）. Biographische Analyse typologischer Handlungsfelder in der Epoch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Augsburg 2004，sowie Stefanie Haberer，Fugger als Offiziere-im Dienst von Kaiser und Reich？in：Johannes Burkhardt（Hg.），Die Fugger und das Reich. Eine neue Forschungsperspektive，Augsburg 2008，S. 229-242。有关战争的双刃剑，引用了奥古斯特·冯·俾斯麦的事例，令人想起其家族史上的著名后代：Georg Schmidt，Das Geschlecht von Bismarck，Berlin 1908，S. 85-95。

第一章　被取消的宗教战争——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为何出现

导入性地“细读”“掷出窗外”事件后布拉格波希米亚等级和维也纳皇廷间的信函往来，可参见有趣的原始资料汇编：Gottfried Lorenz（Hg.），Quellen zur Vorgeschichteund zu den Anfägen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Darmstadt 1991。其中，具体的引用内容有，关于新视角，参见：Nr. 31-33，Nr. 33a，Nr. 40，Nr. 42；关于专家建议，参见：Nr. 34（克莱斯尔）und Nr. 39（佚名）；关于直接居间调停，参见：Nr. 38，Nr. 43-48；关于皇帝接受并委托萨克森选帝侯国进行居间调停，参见：Nr. 49（1618年12月31日）；关于其推迟，参见：Nr. 52（1619年2月24日）；关于英国干涉，参见：Nr. 53。两封波希米亚辩解信函原稿，参见：Peter Milner von Milhausen，Apologie，Oder Protestation aller Dreyer des Königreichs Böhaimb den Leib/und Bluht unsers Herrn Jesu Christi under baider gestalt empfangender Stände/Auß was für Ursachen Sie haben ein gewisse Defension，und beraitschafft anordnen müssen，Prag 1618。引文选自：Daniel K. von Karlsberg，Die Grosse Oder Andere Apologia Der Stände deß Königreichs Böheimb/so den Leib und das Blut unsers Herren und Heylands Jesu Christi unter Beyder Gestallt empfahen. Sambt den darzu gehörigen Beilagen（…），Prag 1619。关于类别史的分类，参见：Anuschka Tischer，Offizielle Kriegsbegründung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 Herrscherkommunikation in Europa zwischen Souveränität und korporativem Selbstverständnis，Münster 2012。对萨克森政治的新观点，主要依据如下发现：Frank Müller，Kursachsen und der böhmische Aufstand 1618-1622，Münster 1997。关于全面记载和拓展，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er Dreißgjährige Krieg. Einfluss der sächsischen Politik auf die deutsche Geschichte，in：Dresdner Hefte 56（1998），S. 3-12。关于再次强调和平史，参见：Frank Müller，Der Absturz vom Grat. Die Niederlage der kursächsischen Deeskalationsstrategie nach dem Ausbruch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in：Winfried Schulze（Hg.），Friedliche Intentionen-Kriegerische Effekte. War der Ausbruch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unvermeidlich？St. Katharinen 2002，S. 52-70。拓展到整个萨克森的和平政策，参见：Johannes Burkhardt，Friedensschlüsse auf Sächsisch. Pazifizierende Sprachleistungen eines deutschen Landesstaates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r Frühen Neuzeit，in：Heinz Duchhardt，Martin Espenhorst（Hg.），Frieden übersetzen in der Vormoderne. Translationsleistungen in Diplomatie，Medien und Wissenschaft，Göttingen u. a. 2012，S. 35-65。对萨克森政治的其他解读，参见：Axel Gotthard，»Politice seint wir Bäpstisch«. Kursachsen und der deutsche Protestantismus im frühen 17. Jahrhundert，in：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0（1993），S. 275-319；Axel Gotthard，Der deutsche Konfessionskrieg seit 1619-ein Resultat gestörter politischer Kommunikation，Historisches Jahrbuch 122（2002），S. 141-172。关于普法尔茨问题的科研目录册，信息量很大，参见：Der Winterkönig. Friedrich V. von der Pfalz. Bayern und Europa im Zeitalter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Katalog zur Bayerischen Landesausstellung 2003），hg. v. Peter Wolf u. a.，Augsburg 2003。关于后来的和平行动的传记速写，参见：Peter Bilhöfer（Friedrich V. von der Pfalz）以及Michael Kaiser（Pfalzpolitik Maximilians I. von Bayern）和Joachim Bahlcke（参见第二章）。以下著作将“光荣和平”证实为和平的阻碍：Christoph Kampmann，Europa und das Reich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Geschichte eines europäischen Konflikts，Stuttgart 2013。

关于对《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回顾，可参见涵盖全面的标准专著：Axel Gotthard，Der 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n（＝ Reformationsgeschichtliche Studien und Texte，Bd. 148），Münster 2004。此外，亦可参见专题小册子：Als Frieden möglich war. 450 Jahre 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n，Regensburg 2005。指出其做法和意义堪称“奥格斯堡奇迹”的，参见：Johannes Burkhardt，Geschichte der Frühen Neuzeit，München 2009，S. 43-53，以及Johannes Burkhardt，Konfessionsbildung als europäisches Sicherheitsrisiko und die Lösung nach Art des Reiches，in：Christoph Kampmann/Ulrich Niggemann（Hg.），Sicherhei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Norm，Praxis，Repräsentation，Köln u. a.，S. 181190。关于跨教派的《选举让步协议》，参见：Wolfgang Burgdorf，Die Wahlkapitulationen der römisch-deutschen Könige und Kaiser 1519-1792，Göttingen 2015，本书引用的是1562年和1575年的《选举让步协议》。关于16世纪宗教派别的术语，参见：Bent Jörgensen，Konfessionelle Selbst- und Fremdbezeichnungen，Berlin 2014。关于对“前序冲突”的批判，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as Reformationsjahrhundert. Deutsche Geschichte zwischen Medienrevolution und Institutionenbildung（1517-1617），Stuttgart 2002，S. 197-199。以下著作为新研究对战争自发性的质疑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Winfried Schulze（Hg.），Friedliche Intentionen-Kriegerische Effekte. War der Ausbruch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unvermeidlich？St. Katharinen 2002。个别文献分析各势力的作用：波希米亚（Joachim Bahlcke），新教联盟（Gregor Horstkemper），萨克森选帝侯国（Frank Müller），帝国皇家法院（Stefan Ehrenpreis），巴伐利亚（Andreas Edel）以及神职选帝侯（Axel Gotthard）。衡量战争是否能够避免，参见：Volker Press，Kriege und Krisen. Deutschland 1600-1715，München 1991。以下著作与本书中颇有代表性的、看待帝国内冲突减少的观点完全吻合：Geoff Mortimer，The Origin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the Revolt in Bohemia，1618，Basingstoke u. a. 2015，S. 61。以下著作已认识到“聚合”的深远影响：Georg Schmid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München 2010。关于“聚合”的发明者的通信往来，参见：Alexander Sigelen，Dem ganzen Geschlecht nützlich und rühmlich. Reichspfennigmeister Zacharias Geizkofler zwischen Fürstendienst und Familienpolitik，Stuttgart 2009。首次披露帝国大区在征税问题上施以援手的是：Fabian Schulze，Die Reichskreise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München 2018。该举措此后继续实施，在沃尔夫冈·维斯特教授（埃尔朗根-纽伦堡）的纪念文集中，盖茨科夫勒的建议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卡梅拉留斯对普法尔茨选帝侯意外造访慕尼黑的描述，可在以下著作中找到：Lorenz（Hg.），Quellen zur Vorgeschichte，Nr. 29（2. Februar 1618）。

关于1600年前后欧洲的宗教基要主义，可阅读文集：Heinz Schilling（Hg.），Konfessioneller Fundamentalismus. Religion als politischer Faktor im europäischen Mächtesystem um 1600，München 2007。以下国际政治史手册以欧洲教派政治网，尤其是富有启发性的加尔文教国际为主题，内容全面：Heinz Schilling，Konfessionalisierung und Staatsinteressen.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1559-1660，München u. a. 2007。关于宗教战争的概念和教皇角色的相关文章，参见：Johannes Burkhardt，Religionskrieg，in：Theologische Realenzyklopädie 28（1997），S. 681-687。关于宗教改革周年庆文化下宗教改革周年纪念的语境化以及关于对触发战争影响的衡量，参见：Johannes Burkhardt，Reformations- und Lutherfeiern，in：Dieter Düding u. a.（Hg.），Öffentliche Festkultur. Politische Feste in Deutschland von der Aufklärung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Reinbek bei Hamburg 1988，S. 212-236；Johannes Burkhardt，Die kriegstreibende Rolle historischer Jubiläe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und im Ersten Weltkrieg，in：Johannes Burkhardt（Hg.），Krieg und Frieden in der historischen Gedächtniskultur，München 2000，S. 91-102。图片可参考：Johannes Burkhardt，Reichskriege in der frühneuzeitlichen Bildpublizistik，in：Rainer A. Müller（Hg.），Bilder des Reiches，Sigmaringen 1997，S. 51-95。

第二章　建构国家之战——大型工地欧洲

笔者1992年提出的概念引发了讨论，关于讨论情况的最新文章，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ie These vom Staatsbildungskrieg im Widerstreit der Forschung，in：Michael Rohrschneider/Anuschka Tischer（Hg.），Dynamik durch Gewal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1618-1648）als Faktor der Wandlungsprozesse des 17. Jahrhunderts，Münster 2018，S. 71-92。这一论点经过完善后得到了全面发展，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Frankfurt 1992。建构国家之战的构想也可用于教学，精简版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als frühmoderner Staatsbildungskrieg，in：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5（1994），S. 479-499。关于概念意义的澄清，参见：Johannes Burkhardt，Wars of states or wars of state-formation？in：Olaf Asbach/Peter Schröder（Hg.）：War，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Burlington 2010，S. 17-34。

关于对三十年战争产生影响的普世主义方案的前史，参见：Heinrich Lutz，Reformation und Gegenreformation，München u. a. 1982，sowie Franz Bosbach，Monarchia Universalis. Ein politischer Leitbegriff der Frühen Neuzeit，Göttingen 1988。关于波希米亚起义的国家利益至上的潜质，更多内容参见多次再版的经典著作：Moritz Ritter，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Gegenreformation und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Bd. 3：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Darmstadt 1974。关于帕维尔·斯特兰斯基（Pavel Stránzk·）的重要意义，参见：Joachim Bahlcke，Theatrum Bohemicum. Reformpläne，Verfassungsideen und Bedrohungsperzeptionen am Vorabend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in：Winfried Schulze（Hg.），Friedliche Intentionen-Kriegerische Effekte. War der Ausbruch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unvermeidlich？，St. Katharinen 2002，S. 1-20。从等级政治的角度解读，参见：Joachim Bahlcke，Wird »Behemb ein Hollendisch goubernament«？Das böhmischpfälzische Staatsgründungsexperiment in europäischer Perspektive，in：Der Winterkönig. Friedrich V. von der Pfalz. Bayern und Europa im Zeitalter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Katalog zur Bayerischen Landesausstellung 2003），hg. v. Peter Wolf u. a.，Augsburg 2003，S. 94-100。威尔赛给普法尔茨皇帝的专家鉴定，德语译文参见：Secretissima Instructio-Allergeheimste Instruction. Friderico V. Comiti Palatino Electo Regi Bohemiae，hg. v. Wolfgang E. J. Weber，Augsburg 2002. Karlheinz Blaschke，Sachse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in：Sächsische Heimatblätter 6（1995），S. 329-334。对波希米亚建构国家的总结，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ie böhmische Erhebung-Kriegsbeginn 1618，in：Peter C. Hartmann/Florian Schuller（Hg.），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Facetten einer folgenreichen Epoche，Regensburg 2010，S. 46-57。

除笔者的著作外，其他关于普世主义之争背景的文献有：Peer Schmidt，Spanische Universalmonarchie oder »teutsche Libertet«. Das spanische Imperium in der Propaganda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Stuttgart 2001，S. 18，95-163。关于法国的竞争，始终很有启发性的文献是：Armand Richelieu，Politisches Testament und kleinere Schriften，hg. v. Wilhelm Mommsen，Berlin 1926。以下文学视角的研究也很有启发：Rainer Babel，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im Zeichen der habsburgischen Universalmonarchie 1500-1648，Darmstadt 2005，S. 67-104。关于意大利战场和教皇政治的全面文献，参见：Georg Lutz，Rom und Europa während des Pon-tifikats Urbans Ⅷ.，in：Reinhard Elze u. a. （Hg.），Rom in der Neuzeit. Politische，kirchliche und kulturelle Aspekte，Wien/Rom 1976，S. 72 166；Guido Braun，The papacy，in：Olaf Asbach/Peter Schröder（Hg.），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the Thirty Years' War，Dorchester 2014，S. 101-113。

对国家建构论点进行理论与和平史归类的著作有：Johannes Burkhardt，Der mehr als Dreißigjähre Krieg-Theorie des Staatsbildungskrieges，in：Thomas Jäger/Rasmus Beckmann（Hg.），Handbuch Kriegstheorien，Wiesbaden 2011，S. 335-349，以及Edgar Wolfrum，Krieg und Frieden in der Neuzeit. Vo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bis zum Zweiten Weltkrieg，Darmstadt 2003，S. 35-37，67-69。

第三章　瓦伦斯坦——战争策动者及其军事遗产

本章开头对军事史的描述基于以下著作中的调查研究：Johannes Burkhard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Frankfurt am Main 1991，S. 178-224；“常备军”概念位于第213页及以后。针对Bernhard R. Kroener，Kriegswesen，Herr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300-1800. Enzyklopädie deutscher Geschichte 92，München 2013，S. 36-43一文提出的质疑，本文列举瓦伦斯坦的相关事例，强调该论点。对于瓦伦斯坦的第一个将军任期，以下著作非常有用：Golo Mann，Wallenstein，Frankfurt am Main 1971；对于研究瓦伦斯坦的第二个将军任期，特别有益的是：Robert Rebitsch，Wallenstein. Biographie eines Machtmenschen，Wien u. a. 2010。关于列支敦士登的关键上疏，可参见汇编材料：Gottfried Lorenz（Hg.），Quellen zur Geschichte Wallensteins，Darmstadt 1987，Nr. 121，本文引用内容在第370页。帝国法视角的基本文献有：Christoph Kampmann，Reichsrebellion und kaiserliche Acht. Politische Strafjustiz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und das Verfahren gegen Wallenstein 1634，Münster 1993。

关于瓦伦斯坦的二度出山、编年体史书中的感知以及战争税问题的重要补充，笔者将其归功于以下各领域的专家：Horst Carl，Logistik in Zeiten des Krieges，Vortrag auf dem Symposium »Wallenstein. Mensch. Mythos. Memoria« vom 6. bis 9. April 2017；Hans Medick（Hg.），Volkmar Happe，Chronicon Thuringiae，Teil I，f 68r. und f 135r；Fabian Schulze，Die Reichskreise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München 2018。对于曼斯菲尔德伯爵和他的整个军事政治团队的概览，以下书目信息量大，评论带有贬义：Jörg-Peter Findeisen，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Eine Epoche in Lebensbildern，Graz u. a 1998。该书也可用于“战役导航”（引用内容参见第474页）。

关于军事影响，参见标准著作：Oskar Regele，Der österreichische Hofkriegsrat 1556-1848，Wien 1949. Das Zitat S. 19以及Michael Hochedlinger，Austria's wars of emergence. War，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Habsburg Monarchy 1683-1797，London 2003，S. 98-111。最后，以下两份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史料也有关于常备军的内容，它们是战争史上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材料：Flugschriftensammlung Gustav Freytag Nr. 5446：Gespräch Hauptmann Schnepfs mit Veit Schrammen und Lentze Kumhold. Vom Unterschied der vorigen und jetzigen Kriege，Treschau im Klapperthal 1631，以及翻译为中古高地德语的战争学基础资料，Raymund Montecuccoli，Trattato della guerra，begonnen 1640，im Original ediert als Bd. 1. Le opere di Raimondo Montecuccoli. Trattato della guerra，1988。

在以下著作中继续讨论这个论题：Johannes Burkhardt，Die Friedlosigkeit der Frühen Neuzeit.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Bellizität Europas，in：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4（1997），S. 509-574。其他关于瓦伦斯坦的例证罗列在第五章的文献附录中。

第四章　古斯塔夫·阿道夫——新教媒体国的哥特移民

关于瑞典国王干预德意志事务的11种解释模型，以下著作进行了汇编和归类：Sverker Oredsson，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Kult. Gustav Adolf，Schweden und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Berlin 1994。但颇具代表性的第12种大哥特主义的解释模型，尚不为人所知，参见：Johannes Burkhardt，Reichskriege in der frühneuzeitlichen Bildpublizistik，in：Bilder des Reiches. Tagung in Kooperation mit der Schwäbi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 und der Professur für Geschichte der Frühen Neuzeit der Katholischen Universität Eichstätt，hg. v. Rainer A. Müller（Irseer Schriften，Bd. 4），Sigmaringen 1997，S. 51-95. Johannes Burkhardt，Konfessionsbildung und Staatsbildung. Konkurrierende Begründungen für die Bellizität Europas？，in：Andreas Holzem（Hg.），Krieg und Christentum. Religiöse Gewalttheorien in der Kriegserfahrung des Westens，Paderborn 2009，S. 527-553. Thomas Brockmann，Dynastie，Kaiseramt und Konfession. Politik und Ordnungsvorstellungen Ferdinands Ⅱ.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München u a. 2011，关于《归还敕令》的内容主要在第359-389页。Johannes Burkhardt，Die kriegstreibende Rolle historischer Jubiläe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und im Ersten Weltkrieg，in：Johannes Burkhardt（Hg.），Krieg und Frieden in der historischen Gedächtniskultur，München 2000，S. 91-102。关于罗马方面的文件操纵，参见：Georg Lutz，Rom und Europa während des Pontifikats Urbans Ⅷ.，in：Reinhard Elze u. a.（Hg.），Rom in der Neuzeit. Politische，kirchliche und kulturelle Aspekte，Wien/Rom 1976，S. 72-166。

关于当时约翰·马格努斯对瑞典哥特主义的文学历史地理呈现，参见：Inken Schmidt-Voges，De anitqua claritate et clara antiquitate Gothorum. Gotizismus als Identitätsmodell im frühneuzeitlichen Schweden，Frankfurt am Main 2004。关于大哥特主义在普世主义意义上的实现，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Frankfurt am Main 1992，S. 57 60；Johannes Burkhardt，Gustav Ⅱ. Adolf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Ein Gotenkönig als Kaiser？in：Damals 8（2010），S. 32-39。在宗教、经济和政治三方面解读的虚拟论辩框架下，维斯托克的三十年战争博物馆设计了一个试听小站，重印了以下文章：Johannes Burkhardt，Warum hat Gustav Adolf in den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eingegriffen？Der Schwedische Krieg 1630-1635，in：Peter C. Hartmann/Florian Schuller（Hg.），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Facetten einer folgenreichen Epoche，Regensburg 2010，S. 94-107。该解读方式的其他论据有：Andreas Zellhuber，Der gotische Weg in den deutschen Krieg. Gustav Adolf und der schwedische Gotizismus，Augsburg 2002。从不同意义上论述，参见：Erik Ringmar，Identiy，interest and action. A cultural explanation of Sveden's intervention in the Thirty Years War，Cambridge u. a. 1996。林马尔认为，哥特主义曾经是加强民族国家认同和欧洲认同的意识形态，而瑞典学术界讨论过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破坏性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格局太小。本书未采用此观点。

关于古斯塔夫二世死后未能利用的和平机会，参见对其他事务感兴趣的出版业的反应：Hans Medick，Im Druck des Ereignisses. Zeitzeugnisse zur Schlacht bei Lützen 1632 in ihrer medialen Dynamik，in：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44（2017），S. 409-440。关于莱比锡会议的新曙光，参见：Fabian Schulze，Der Leipziger Konvent von 1631. Zur Rolle der Reichskreise im Selbstbehauptungskampf der protestantischen Reichsstände，in：Michael Rohrschneider/Anuschka Tischer（Hg.），Dynamik durch Gewal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1618-1648）als Faktor der Wandlungsprozesse des 17. Jahrhunderts，Münster 2018，S. 135-160。关于中立态度的接受困境，参见以下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宏大著作：Axel Gotthard，Der liebe vnd werthe Fried. Kriegskonzepte und Neutralitätsvorstellung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Wien 2014，S. 353-875。

第五章　转向和平——瓦伦斯坦的另一面及其遗业

关于引言中的平行事例，参见：Otto von Bismarck，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Berlin 1998，有关香槟早餐的故事见第十九章。重新强调俾斯麦的黩武，参见：Josef Becker（Hg.），Bismarcks spanische »Diversion« 1870 und der preußisch-deutsche Reichsgründungskrieg. Quellen zur Vor- und Nachgeschichte der Hohenzollern-Kandidatur für den Thron in Madrid 1866-1932，3 Bde.，Paderborn u. a. 2003-2007. Josef Becker in der Festschrift für Wolfgang E. J. Weber，Geschichte des Wissens，hg. v. Mark Häberlein，Augsburg 2015。关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最新评价，参见：Volker Press，Friedrich der Große als Reichspolitiker，in：Volker Press，Das Alte Reich. Ausgewählte Aufsätze. In Verbindung mit Stephanie Blankenhorn u. a. hg. v. Johannes Kunisch，Berlin 1997，S. 260-288。以及Johannes Burkhardt，Wie ein verlorener Krieg zum Sieg umgeschrieben wurde，in：Sprache. Macht. Frieden. Augsburger Beiträge zur historischen Friedens- und Konfliktforschung，hg. v. Johannes Burkhardt u. a.，Augsburg 2014，S. 265 308。引文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eutsche Geschichte in der Frühen Neuzeit，München 2009，S. 108。以下内容有一定的局限性：Michael Rohrschneider，Österreich und der Immerwährende Reichstag，Göttingen 2014，besonders S. 55，303。关于欧根亲王，参见：Bernhard Kroener的著作；关于其一生，参见：Max Braubach，Versailles und Wien von Ludwig XIV. bis Kaunitz. Die Vorstadien der diplomatischen Revolution，Röhrscheid 1952，以及Johannes Burkhardt，Vollendung und Neuorientierung des frühmodernen Reiches 1648-1763（Gebhardt 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11），Stuttgart 2006，S. 379。对瓦伦斯坦叙事处理方式的思考，参见：Hayden White，Auch Klio dichtet oder die Fiktion des Faktischen，Stuttgart 1991；Reinhart Koselleck，Standortbindung und Zeitlichkeit. Ein Beitrag zur historiographischen Erschließung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in：Ders./Wolfgang J. Mommsen/Jörn Rüsen（Hg.），Objektivität und Parteilichkeit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München 1977，S. 17-46，hier：S. 45。

对瓦伦斯坦形象的阐释，参见：Joachim Bahlcke/Christoph Kampmann（Hg.），Wallensteinbilder im Widerstreit. Eine historische Symbolfigur in 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Literatur vom 17. bis zum 20. Jahrhundert，Köln 2011。尽管题目意有所指，实际上是全面的全景展示：Inger Schuberth/Maik Reichel（Hg.），Die blut'ge Affair' bei Lützen. Wallensteins Wende，Wettin-Löbejün 2012。关于1626年被阻止的土耳其战争，参见：Ferenc Majoros/Bernd Rill，Das Osmanische Reich 1300-1922. Die Geschichte einer Großmacht，Hamburg 2011，S. 262-272。本书引用的是第272页的内容。但“双线作战的战争”根本不止发生了一次，而是在17世纪90年代成为现实难题。关于危险的干涉，参见：Maria Baramova，Non-splendid isolation：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in：Olaf Asbach/Peter Schröder（Hg.），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the Thirty Years' War，Dorchester 2014，S. 115-124。关于瓦伦斯坦在下萨克森行政区的所作所为，参见：Fabian Schulze，Die Reichskreise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München 2018。关于《吕贝克和约》的激情讲述，参见：Golo Mann，Wallenstein. Sein Leben，Frankfurt am Main 1972，S. 508-518。更激动人心的论述，参见：Hellmut Diwald，Wallenstein. Eine Biographie，Frankfurt am Main 1975。关于吕贝克和谈的文件选编，参见：Gottfried Lorenz（Hg.），Quellen zur Geschichte Wallensteins，Darmstadt 1987，Nr. 55/56（包含费迪南二世的全权和指示），Nr. 57（对瓦伦斯坦的评价），Nr. 58（和平条约），vgl. Nr. 45（丹麦人的想象）。详细展示占星术和疾病的是：Hans-Christian Huf，Mit Gottes Segen in die Hölle.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München 2003，S. 48-77，328-343。关于瓦伦斯坦和平外交的基础，基于史料的经典陈述，参见：Leopold von Ranke，Geschichte Wallensteins，Sämtliche Werke，Bd. 23，Leipzig 1872，S. 187-200，256-261。参见下文的分析：Gerrit Walther，Biographie als Experiment，in：Bahlcke/Kampmann（Hg.），Wallensteinbilder im Widerstreit，S. 245-261。

关于阿尼姆，参见：Jörg Peter Findeisen，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Eine Epoche in Lebensbildern，Graz 1998，S. 294-302。关于谈判文件，参见：Gottfried Lorenz（Hg.），Quellen zur Geschichte Wallensteins，Darmstadt 1987，Nr. 122（1634年1月12日的《比尔森保证书》），Nr. 121（《列支敦士登报告》），Nr. 130（给阿尼姆的指示），引文出自第370页及以后。帝国法对统帅“声名狼藉的叛变”的基本评价，参见：Christoph Kampmann，Reichsrebellion und kaiserliche Acht. Politische Strafjustiz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und das Verfahren gegen Wallenstein 1634，Münster 1993，S. 222-227。

关于辩解和论战，以下书目很有启发性：Heinrich Ritter von Srbik，Wallensteins Ende，Wien 1920，Wien 1952。对于诽谤性小册子Chaos perduellonis（Wien 1634）的作者，斯尔比克先查出来是约瑟夫·魏因加特纳，但后来确认是政界野心家约翰·普茨·冯·阿德勒斯图恩。对暗杀的媒体反应，参见：Silvia Serena Tschopp，Albrecht von Wallensteins Ende im Spiegel der zeitgenössischen Flugblattpublizistik，in：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4（1997），S. 25-43；Hans Medick，Wallensteins Tod. Auf den medialen Schlachtfeldern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in：Daphnis. Zeitschrift für Mittlere Deutsche Literatur und Kultur in der Frühen Neuzeit 37（2008），S. 111-130。1634年2月3日的报道，参见：Ordentliche wöchentliche Zeitungen，Frankfurt 1634（Nr. 9. Zentrale wissenschaftliche Einrichtung deutscher Presseforschung Z1/1634/9）。

第六章　1635年的布拉格——成就了和平，触发了战争

萨克森国家档案馆藏的1635年5月30日《布拉格和约》的手写版文本，已由美因茨欧洲史研究所数字化，在线可查看其原版和平行转录版：http://www.ieg-friedensvertraege.de/treaty/1635％20V％2030％20Friedensvertrag％20von％20Prag％20（Dresden）/t-325-1-de.html？h＝4。该文件无须翻译，因为和约是由两个帝国成员即皇帝费迪南二世和萨克森选帝侯格奥尔格一世用德语起草并写成文件的。不过当然，人们也能从相关的印刷版条约中集中找到该和约，如Theatrum Europaeum，Lünigs Reichsarchiv或Dumont。本书引用的大部分和约内容引自条约的序言和结尾，并将其用易读易懂的德语复述出来。《布拉格和约》的完整版，参见：Kathrin Bierther（Bearb.），Die Politik Maximilians I. von Bayern und seiner Verbündeten 1618-1651. Tl. 2/Bd. 10，4 Briefe und Akten zur 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Der Prager Frieden von 1635，München/Wien 1997，S. 1606-1631。此处使用的概念中，关于选帝侯史的，参见：Axel Gotthard，Säulen des Reiches. Die Kurfürsten im frühneuzeitlichen Reichsverband，2 Bde.，Husum 1999。关于“正常年”的历史的，参见：Ralf-Peter Fuchs，Ein ›Medium zum Frieden‹. Die Normaljahrsregelung und die Beendigung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München 2010，S. 99-118。

关于战争漫长的最后一阶段的恐怖，参见：Peter Englund，Die Verwüstung Deutschlands. Eine 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Stuttgart3 1998，hier besonders S. 181-187。对萨克森狭长地带的严重破坏，可参见本文引用的Reiner Groß的专业文献，也可参见一本不是很严格的学术著作，该书也对19世纪的乡土文献作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评价：Christian Kuhnert，Kursachsen im Dreißigjähren Krieg，Dresden 2010。关于编年体史书中的负面评价，参见：Volkmar Happe，ChroniconThuringae，Teil I，f. 397r，引自在线版本：Mitteldeutsche Selbstzeugnisse de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http://www.mdsz.thulb.unina.de/sz/print.php？seite1＝1&seite2＝870&szid＝10&teil＝I&folio＝。

厨房主管的逸事摘自：Schicksale des Klosters Elchingen und seiner Umgebung in de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1629-1645）. Aus dem Tagebuche des P. J ohannes Bozenhard，hg. v. Luitpold Brunner，in：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Schwaben und Neuburg 3（1876），S. 157-282，hier S. 238。关于整体的移民研究，参见：Ulrich Niggemann，Migration in der Frühen Neuzeit. Ein Literaturbericht，in：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43（2016），S. 293 321。关于波希米亚移民，参见：Frank Metasch，Exulanten in Dresden. Einwanderung und Integration von Glaubensflüchtlingen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Leipzig 2011，以及Frank Metasch，Für den Glauben auf die Straße. Konfessionsmigranten in Kursachsen und in der Oberlausitz，in：Winfried Müller/Swen Steinberg（Hg.），Menschen unterwegs. Die via regia und ihre Akteure，Dresden 2011，S. 204-211。关于逃亡的案例，参见：Leo Hintermayr，Wemding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Wemding 1989。关于对行政制度成就的个案分析，参见：Frank Kleinehagenbrock，Die Grafschaft Hohenlohe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Eine erfahrung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zu Herrschaft und Untertanen，Stuttgart 2003。关于对会议过程的详细记述，参见：Kathrin Bierther，Der Regensburger Reichstag von 1640/41，Lassleben 1971。

第七章　现已忍无可忍——德意志入局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本史料版本，参见：Acta Pacis Westphalicae。方便可靠的文字版本，参见：Instrumenta Pacis Westphalicae. Die Westfälischen Friedensverträge 1648. Quellen zur neueren Geschichte，hg. v. Ernst Walder，Historisches Institut der Universität Bern，Heft 12/13，bearb. v. Konrad Müller，Bern/Frankfurt am Main 1975。该平装本小册子包含拉丁文原文的条约文本，皇帝和瑞典之间的条约是Instrumentum Pacis Osnabrugense（IPO），皇帝和法国之间的是Instrumentum Pacis Monasteriense（IPM），两者均有额外的现代德语译本。

1998年周年纪念之际出版的两部大型文集包含了重要的研究文献：Heinz Duchhardt（Hg.），Der Westfälische Friede. Diplomatie-politische Zäsurskulturelles Umfeld-Rezeptionsgeschichte，Münster 1998；Klaus Bußmann/Heinz Schilling（Hg.），1648 Krieg und Frieden in Europa，2 Bde.，Münster 1998。该领域主题及相关题材的完整专家文集，参见：Heinz Duchhardt，Frieden im Europa der Vormoderne. Ausgewählte Aufsätze 1979-2011，Paderborn/München 2012。以教学为目的进行阐释的研究报告，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as größte Friedenswerk der Neuzeit. Der Westfälische Frieden in neuer Perspektive，in：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9（1998），S. 592-618。对十周年纪念总结，参见：Inken Schmidt-Voges/Siegrid Westphal（Hg.），Pax perpetua. Neuere Forschungen zum Fried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München 2010。

关于准备工作阶段，参见：Heinz Duchhardt，Kötzschenbroda 1645-ein historisches Ereignis im Kontext des Krieges und im Urteil der Nachwelt，in：Sächsische Heimatblätter 41（1995），S. 323-329；Hans Joachim Schreckenbach，Kursachsen auf dem Westfälischen Friedenskongreß，Masch. Diss.，Leipzig 1952。关于萨克森对瑞典人取得领土一事的立场，参见：APW，Serie 3a，Bd. 1，1，Protokolle Bd. 1：Die Beratungen der kürfürstlichen Kurie 1：1645-1647，Münster 1972，Nr. 92，Sitzung vom 13. Juli 1646，S. 631，in：Nr. 105。105号文件建议，应如何按照帝国宪法和执行秩序将瑞典作为帝国等级融入帝国（第649页）。还有：Maria-Elisabeth Brunert，Zum reichspolitischen Engagement Sachsen-Altenburgs am End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in：Neues Archiv für Sächsische Geschichte 78（2007），S. 49-92。关于帝国等级加入和第三方加速和谈，很具有启发性的文献是：Siegrid Westphal，Der Westfälische Friede，München 2015。

关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概念的起源和讨论，参见：Lynn H. Miller，Global order. Values an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ulder u. a. 1995；Gert Krell，Weltbilder und Weltordnung. Einführung in die Theorie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Baden-Baden 4 2009. Kritisch abwägend：Heinz Duchhardt，»Westphalian System«. Zur Problematik einer Denkfigur，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69（1999），S. 305-315。持赞成立场的，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ie These vom Staatsbildungskrieg im Widerstreit der Forschung，in：Michael Rohrschneider/Anuschka Tischer（Hg.），Dynamik durch Gewal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1618-1648）als Faktor der Wandlungsprozesse des 17. Jahrhunderts，Münster 2018，S. 71-92，hier S. 90。批判性补充的，参见：Michael Rohrschneider，Der gescheiterte Friede von Münster. Spaniens Ringen mit Frankreich auf dem Westfälischen Friedenskongress（1643-1649），Münster 2007。关于插图中的大国马车，参见：Johannes Burkhardt，Auf dem Wege zu einer Bildkultur des Staatensystems. Der Westfälische Frieden und die Druckmedien，in：Heinz Duchhardt（Hg.），Der Westfälische Friede. Diplomatie-politische Zäsur-kulturelles Umfeld-Rezeptionsgeschichte，Münster 1998，S. 81-114。

对和平结果的阐述基于笔者自己多年来的史料分析，也基于欧洲史和德意志史两个视角的研究成果。战争与和平交织的欧洲史通过“黩武”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挖掘，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ie Friedlosigkeit der Frühen Neuzeit.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Bellizität Europas，in：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4（1997），S. 509-574。笔者和其他帝国史专家抛弃了对帝国联邦制意义的错误认识，在历史学经典手册中对其进行总结，并在进一步发展中遵守之，参见：Johannes Burkhardt，Vollendung und Neuorientierung des frühmodernen Reiches 1648-1763（Gebhardt 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11），Stuttgart 2006，darin § 1 »Die Bedeutung des Westfälischen Friedens fü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S. 25-54。

关于宗教和平规定的新内容，参见：Ralf-Peter Fuchs，Ein ›Medium zum Frieden‹. Die Normalj ahrsregel und die Beendigung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München 2010；Johannes Burkhardt，Friedensschlüsse auf Sächsisch. Pazifizierende Sprachleistungen eines deutschen Landesstaates in der erstenHälfte der Frühen Neuzeit，in：Heinz Duchhardt/Martin Espenhorst（Hg.），Frieden übersetzen in der Vormoderne. Translationsleistungen in Diplomatie，Medien und Wissenschaft，Göttingen u. a. 2012，S. 35-65；Hans Joachim Schreckenbach，Doktor Johannes Leuber-Kursächsischer Gesandter beim Westfälischen Friedenskongreß. Eine biographische Skizze，in：Friedrich Beck u. a.（Hg.），Archivistica Docet. Beiträge zur Archivwissenschaft und ihres interdisziplinären Umfelds，Potsdam 1999，S. 323-338。给特劳特曼斯多夫的秘密指示和他的工作总结报告，参见：APW I，1，S. 441，453 f. ；Johannes Burkhardt，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Einfluß der sächsischen Politik auf die deutsche Geschichte，in：Dresdner Hefte. Beiträge zur Kulturgeschichte 56（1998），S. 3-12。

终章　三十年战争能否给终结战争带来启示

最后的论述描述了笔者推动并施行的历史学和平研究的“转向”，即从研究战争的起因转向研究和平的成就。近代早期总结性的历史-系统战争类型学的早期研究，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ie Friedlosigkeit der Frühen Neuzeit，in：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Bellizität Europas，in：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24（1997），S. 509-574。总结性文献，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er mehr als Dreißigjährige Krieg. Theorie des Staatsbildungskrieges，in：Thomas Jäger/Rasmus Beckmann（Hg.），Handbuch Kriegstheorien，Wiesbaden 2011，S. 335-349。一些相应的新思路，参见：Johannes Burkhardt，Die Entfesselung des Friedens. Für einen Aufbruch der historischen Friedensforschung，in：Inken Schmidt-Voges/Sigrid Westphal（Hg.），Pax perpetua. Neuere Forschungen zum Fried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München 2010，S. 29-48。

文中提到的历史学经典，参见：Gunther Gottlieb，Der Dichter und der Geschichtsschreiber：Karl Krolows Zyklus »Herodot oder der Beginn von Geschichte«，in：Juan José Ferrer u. a.，Entre los mundos：homenaj e a Pedro Barceló. Zwischen den Welten：Festschrift für Pedro Barceló，Besançon 2017，S. 655-670。“男人创造历史”的引文引自：Heinrich von Treitschke，Deutsche Geschichte im 19. Jahrhundert，Bd. 1，Leipzig 1879。该引文被特赖奇克用于各类文章中并以不同的变体出现。有关女君主的文献有：Barbara Stollberg-Rilinger，Maria Theresia. Die Kaiserin in ihrer Zeit. Eine Biographie，München 2017。关于黑森-卡塞尔女伯爵阿马莉·伊丽莎白的有：Kerstin Weiand，Hessen-Kassel und die Reichsverfassung. Ziel und Prioritäten landgräflicher Politik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Marburg 2009，S. 168-172。上文笔者指出了经典作品Fritz Dickmann，Der Westfälische Frieden（1959），4. Aufl. Münster 1977档案选择的片面性，并反驳了由此产生的对自由主义反帝国政策的过度强调，从而重新为女伯爵进行历史定位。

关于对和平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果的概要，请参阅本书各章节中的详细阐述和例证。与完全固化的平等主义的国家秩序的观点不同，最新研究表明，即使在1648年之后，等级制的排名观念依然存在于国际法关系中，并成为一个灵活的谈判部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参见：Regina Dauser，Ehren-Namen. Herrschertitulaturen im völkerrechtlichen Vertrag，1648-1748（Norm und Struktur，46），Köln 2017。因着重强调第三方的重要作用，特意再提一下这本著作：Siegrid Westphal，Der Westfälische Frieden，München 2015。关于战争中的邮政业，参见：Wolfgang Behringer，Im Zeichen des Merkur. Reichspost und Kommunikationsrevolution in der Frühen Neuzeit，Göttingen 2003。关于热点话题，参见：Brendan Simms/Michael Axworthy/Patrick Milton，Ein Westfälischer Friede für Nahost，in：Die ZEIT，Nr. 20 vom 11. Mai 2017。

对于和平语言，第一章和第六章已进行了观察、分析和拓展。补充如下文献：Johannes Burkhardt，Sprachen des Friedens und Friedenssprache. Die kommunikativen Dimensionen des vormodernen Friedensprozesses，in：Martin Espenhorst（Hg.），Frieden durch Sprache？Studien zum kommunikativen Umgang mit Konflikten und Konfliktlösungen，Göttingen u. a. 2012，S. 7-24。书中未详加论述的三项条款来自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大纲，是笔者广泛考察后从如下著作中筛选出来的：Jörg Fisch，Krieg und Frieden im Friedensvertrag. Eine universalgeschichtliche Studie über Grundlagen und Formelemente des Friedensschlusses，Stuttgart 1979。亦参见试读文本：Johannes Burkhardt，Frühe Neuzeit. 16.-18. Jahrhundert（Grundkurs Geschichte 3），Königsstein/Ts 1985，S. 166，Quelle 1b。关于未被超越的所有其他考察与和平技巧，参见：Heinz Duchhardt，Gleichgewicht der Kräfte，Convenance，Europäisches Konzert. Friedenskongresse und Friedensschlüsse vom Zeitalter Ludwigs XIV. bis zum Wiener Kongress，Darmstadt 1976，以及Heinz Durchhardt，Frieden im Europader Vormoderne. Ausgewählte Aufsätze 1979-2011，München u. a. 2012。用概念史一手论据特地说明“安全”这一概念的，参见：Johannes Burkhardt，Konfessionsbildung als europäisches Sicherheitsrisiko und die Lösung nach Art des Reiches，in：Christoph Kampmann/Ulrich Niggemann（Hg.），Sicherhei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Norm，Praxis，Repräsentation，Köln u. a.，S. 181-190。

媒体中介和传统教育的发展已经很先进了。因此，美因茨欧洲史研究所、奥格斯堡大学欧洲文化史研究所和斯图加特国家美术馆开展了一项联合研究——“外交和媒体在前现代和平进程中的翻译功绩——欧洲1450—1789”，发布了一个包含约2000条数据的近代欧洲和约数据库，供广大公众使用。有关对和平文化的保障，参见以下数据库：https://www.historicum.net/themen/friedensvertraege-der-vormoderne/。有关评价和拓展，参见：Heinz Duchhardt/Martin Espenhorst（Hg.）：Frieden übersetzen in der Vormoderne. Translationsleistungen in Diplomatie，Medien und Wissenschaft，Göttingen u. a. 2012。关于奥格斯堡大学在联合研究中的子项目，参见以下分册，该册提供了新视角：Johannes Burkhardt/Kay P. Jankrift/Wolfgang E. J. Weber（Hg.），Sprache. Macht. Frieden. Augsburger Beiträge zur historischen Friedens- und Konfliktforschung.（Documenta Augustana Pacis 1）Augsburg 2014，尤其值得一读的是：German Penzholz/Andrea Schmidt-Rösler，Die Sprachen des Friedens-eine statistische Annäherung，S. 309-320。

关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公共影响和媒体效应，参见：Johannes Burkhardt/Stephanie Haberer（Hg.），Das Friedensfest. Augsburg und die Entwicklung einer neuzeitlichen Toleranz-，Friedens- und Festkultur，Berlin 2000. Claire Gantet，Peace Festivals and the Culture of Memory in Early Modern South German Cities，in：Karin Friedrich（Hg.）：Festive Culture in Germany and Europe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2000，S. 57 71. Heinz Duchhardt，1648-Das Jahr der Schlagzeilen. Europa zwischen Krise und Aufbruch，Köln/Weimar/Wien 2015。有关条约印刷版本本身，参见：Konrad Repgen unter Mithilfe von Antje Oschmann，Zeitgenössische lateinische und deutsche Drucke des IPO und IPM，in：Guido Braun/Antje Oschmann/Konrad Repgen（Bearb.），Die Friedensverträge mit Frankreich und Schweden，Teilbd. 2，Materialien zur Rezeption.（Acta Pacis Westphalicae（APW）Ⅲ B 1 .）Münster 2007，S. 1-123，hier S. 1-3。关于塑造国家体系与和平文化的消极、积极影响，如下著作为研究打开了意想不到的新视角：Benjamin Durst，Archive des Völkerrechts. Gedruckte Sammlungen europäischer Mächteverträge in der Frühen Neuzeit.（Colloquia Augustana 34），Berlin 2016。

关于文化的题外话，参见：Günter Grass，Das Treffen in Telgte. Eine Erzählung und dreiundvierzig Gedichte aus dem Barock，Darmstdt/Neuwied 1973，6. Aufl. München 1999，das Zitat S. 23f。该版次不包含诗歌附录。完整的巴洛克作品文集，参见：Albrecht Schöne（Hg.）. Das Zeitalter des Barock. Texte und Zeugnisse，3. Aufl. 1988。关于烹饪艺术的历史状况，参见：Johann Dackard（weland Churf. Sächß. Küchenschreiber zu Dresden）：New Kunstreich und Nützliches Kochbuch，Leipzig 1611. Ein schönes nützliches vnndt köstliches Kochbuch Vor Fürstliche personenn，herausgegeben von Gerog Jänecke und Josef Mazerath. Reihe：Land kulinarischer Tradition. Ernährungsgeschichte in Sachsen. Reihe B- Munumenta Saxoniae Culinaria 3，Ostfildern 2014。也可参考专家约瑟夫·马岑哈特（Josef Mazerath）其他风味史的相关著作。

关于跨文化的对比，参见：Johannes Burkhardt，Wie heute mit den Türkenkriegen umgehen？Eine neue Einordnung in die Geschichte von Krieg und Frieden in Europa，in：Wolfgang Zimmermann/Josef Wolf（Hg.），Die Türkenkriege des 18. Jahrhunderts，Regensburg 2017，S. 15-40。

关于战争与和平在欧洲的进一步发展，参见本附录开始提到的综合性著作：Burkhardt，Friedlosigkeit；关于德意志联邦制发展的最佳概览，参见：Albert Funk，Kleine Geschichte des Föderalismus. Vom Fürstenbund zur Bundesrepublik，Paderborn 2010。在欧洲和奥斯曼历史背景下，从联邦制与和平的角度重新强调《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的德意志史的著作有：Johannes Burkhardt. Vollendung und Neuorientierung des frühmodernen Reiches 1648-1763. Gebhardt. Handbuch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10. völlig neu bearb. Aufl.，Bd. 11，Stuttgart 2006。

插图来源

开　篇　Rudolf Hungreder，Leinfelden-Echterdingen

第一章　akg-images

第二章　Privatsammlung Frankreich

第三章　akg-images

第四章　ullstein bild/Archiv Gerstenburg

第五章　akg-images/bilwissedition

第六章　Kunstsammlungen der Veste Coburg

第七章　Staats- u. Stadtbibliothek Augsburg（Einblattdr. nach 1500，Nr. 208）

终　章　Kurpfälzisches Museum der Stadt Heidelberg，Inv. Nr. S4820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英）尤金·罗根　著
廉超群　李海鹏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714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英）尤金·罗根著；廉超群，李海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7

ISBN 978-7-213-09245-9

Ⅰ．①征…　Ⅱ．①尤…②廉…③李…　Ⅲ．①阿拉伯人民族历史研究　Ⅳ．①K370.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6365号

Copyright © 2009 Eugene Rog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地图审图号：GS（2019）1668号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英］尤金·罗根　著　廉超群　李海鹏　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丛书策划：王利波

营销编辑：陈雯怡

责任编辑：汪　芳

责任校对：朱　妍

责任印务：程　琳

封面设计：张庆锋

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23.625

字　　数：567千字

插　　页：6

版　　次：2019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245-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录

出版者言
佳评推荐
中译本序
序言
第一章　从开罗到伊斯坦布尔
第二章　阿拉伯人挑战奥斯曼统治
第三章　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帝国
第四章　改革的危险
第五章　第一波殖民主义：北非

第六章　分而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

第七章　大英帝国在中东
第八章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第九章　巴勒斯坦灾难及其后果
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第十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第十三章　伊斯兰的力量
第十四章　冷战之后
第十五章　21世纪的阿拉伯人
致谢
图片版权许可
注释
原书索引
返回总目录

图1和图2分别是在1516—1517年间征服马木鲁克帝国阿拉伯领土的奥斯曼素丹塞利姆一世和在1519年将北非沿海地区纳入奥斯曼统治的巴巴里海盗海伊尔丁·巴巴罗萨。这两幅基于想象的佛罗伦萨绘画，大约是在两人去世后的1550年左右完成的。1613—1618年德鲁兹王法赫尔丁二世流亡佛罗伦萨期间，这两幅画可能是他见到的美第奇家族藏品的一部分。

图3　这名19世纪大马士革理发师做生意的方式，同他一个世纪前的同行理发师艾哈迈德·布戴伊里相同。

图4　拿破仑·波拿巴率领法国军队在金字塔之战（1798年7月21日）中大败统治埃及的马木鲁克埃米尔们，成功进入开罗。这幅画是路易·弗朗索瓦·勒热纳（1775—1848）在1806年基于战场速写完成的。勒热纳描绘了马木鲁克骑兵和训练有素的法国步兵间不对等的冲突。用埃及编年史家哲拜尔提的话说，法军“枪声不断，震耳欲聋”。

图5　这幅乔治·伊曼纽尔·奥皮茨（1775—1841）创作的作品描绘了1831年阿卡城门外，年迈的黎巴嫩山统治者埃米尔巴希尔·谢哈卜二世（中间持手杖而立者）向埃及将军易卜拉欣帕夏（马背上）效忠。易卜拉欣是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之子，他在围攻阿卡6个月后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塞，完成了对叙利亚的征服。

图6　医生、编年史家米哈伊勒·米舍卡目睹了1831—1832年埃及人对阿卡的围攻，并汇报给统治黎巴嫩山的谢哈卜家族。米舍卡后来担任大马士革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1860年大马士革屠杀中，他和家人在暴徒的暴力中幸存。在19世纪70年代初米舍卡晚年阶段，邦菲斯创作了这幅肖像画。

图7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是一名出生于卡瓦拉的阿尔巴尼亚人，于1805—1847年间统治埃及，建立了一个覆盖苏丹、希贾兹、大叙利亚和克里特岛的帝国。1840年，他让路易·夏尔·奥古斯特·库代（1790—1873）给他画了这幅坐着的肖像画。同年，他的军队被英国-奥斯曼联军赶出叙利亚。他建立的王朝统治埃及到1952年。

图8　1832年起，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领导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统治的运动，直到1847年他最终向奥马勒公爵投降。法国艺术家奥古斯特·雷吉斯（1813—1880）描绘了这次投降的场面。阿卜杜·卡迪尔因其坚决的抵抗而在法国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他受到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的隆重接见，随后被光荣地流放到奥斯曼领土上，并享有法国的津贴。他在大马士革定居，在该城1860年的屠杀中拯救了许多基督徒。

图9　麦加谢里夫侯赛因之子埃米尔费萨尔的肖像照。他是1916—1918年反抗奥斯曼人的阿拉伯大起义中阿拉伯军队的首领。1918年2月28日，保罗·卡斯泰尔诺运用奥托克罗姆干版彩色摄影技术在红海亚喀巴港拍摄了这张照片。1920年，费萨尔成为叙利亚国王，同年被法国人罢黜，1921年加冕为伊拉克国王。

图10　1918年3月28日，费萨尔阿拉伯军队的一群贝都因士兵在棕榈树丛中。保罗·卡斯泰尔诺的这张奥托克罗姆干版彩色照片记录了一些男子的脸，他们参与袭击了希贾兹铁路和麦加与大马士革间的奥斯曼沙漠要塞。英国军官T．E．劳伦斯，即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在他的经典之作《智慧七柱》中颂扬了这些袭击。

图11　法国第一任常驻摩洛哥将军路易-赫伯特·利奥泰元帅的肖像照。他是一个创新型的统治者，他那富有同情心的帝国统治方式影响了日后法国对叙利亚的殖民治理。利奥泰的统治被阿卜杜·卡里姆·赫塔比领导的里夫战争（1921—1926）破坏。乔治·舍瓦利耶在1927年拍摄了这张奥托克罗姆干版彩色照片，此时利奥泰已经离开摩洛哥两年。

图12　1925年，阿卜杜·卡里姆·赫塔比在摩洛哥抗击法国人的这些激动人心的画面，激发了阿拉伯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者。以北里夫地区的山中要塞为基地，阿卜杜·卡里姆带领他的柏柏尔非正规军先后击败了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直到1926年欧洲联军包围并击败了里夫人。在这张平版印刷画中，拥有现代战机和火炮的法国人在阿卜杜·卡里姆领导的摩洛哥骑兵的紧逼下节节败退，头顶上方的伊斯兰旗帜上写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图13　法国驻叙利亚首任高级专员亨利·古罗将军的奥托克罗姆干版彩色肖像照，1919年10月3日摄于贝鲁特，拍摄者是奥古斯特·莱昂。古罗曾任利奥泰在摩洛哥时的助手，尝试应用利奥泰的多项措施来支持法国对叙利亚的统治，但失败了。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最终在叙利亚激起了一场从1925年持续至1927年的全国性的反叛。这场反叛最终被镇压。

图14　1919年11月22日，法国统治下的贝鲁特。法国三色旗装点着奥斯曼钟楼和主行政中心的阳台，军队在底下的阅兵广场上扎营。虽然一些黎巴嫩人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积极寻求法国的委任统治，但他们希望法国扮演一个更无私的角色，来帮助他们建立独立国家所必需的机构。

图15　1925年，被法国炮火摧毁的大马士革。1925年10月，大马士革人起义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起义者涌入阿兹姆宫，试图俘获法国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法国统治当局清空了这座宫殿，将火炮对准周边的街区，轰炸了48小时。一名目击者记录道，在大马士革，“毁灭性的炮弹和大火吞噬了600多座最美的房屋”。照片的前部就是阿兹姆宫的废墟。

图16　萨阿德·扎格卢勒和埃及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结束在马耳他的流放后回国。1919年3月8日，扎格卢勒被捕，激起埃及全国的民族主义示威。民众的压力迫使英国收回其政策，允许扎格卢勒和代表团成员回开罗，并作为埃及的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但代表团的努力是徒劳的：列强早已承认英国为埃及的保护国。照片上，扎格卢勒被安排坐在中间，握着手杖。他的右边是伊斯玛仪·西德基，两人后来分道扬镳，西德基成为埃及“自由化时代”的反面人物。

图17　1919年，妇女首次参与埃及的国家政治，登上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这份法国周刊描绘了英国骑警注视下一众男性中间一群蒙头蔽面的女性，以大力宣扬“埃及的女性示威”。胡达·沙拉维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她的丈夫阿里与扎格卢勒一同被流放。

图18　在这张1928年摄于吉达的照片中间戴着眼镜、高出身边众顾问一头的人是阿卜杜·阿齐兹·本·阿卜杜·拉赫曼·费萨尔·阿勒·沙特，在西方更多以伊本·沙特而闻名，他是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创建者。他在1925年征服希贾兹的哈希姆王国之后，获得了“纳季德素丹兼希贾兹国王”的称号。1932年，伊本·沙特将他的王国重新命名为沙特阿拉伯，使之成为唯一一个以统治家族命名的现代国家。

图19　法乌齐·盖伍格吉（中间）与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的领导人在一起。盖伍格吉参加了阿拉伯人反抗欧洲统治最有名的几次起义，包括叙利亚的麦赛伦战役（1920）、叙利亚起义（1925—1927）、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和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军事政变（1941）。二战期间，他在纳粹德国避难，躲避英国人的追捕。二战后的1947—1948年，他回到巴勒斯坦，领导阿拉伯解放军。

图20　惩戒性惩罚：英国军队摧毁了被怀疑支持1936—1939年阿拉伯起义的村民的房屋。这种未走常规程序而进行的集体惩罚，其合法性来自英国统治当局为打击阿拉伯起义而通过的一系列紧急法规。1936—1940年间，大约有2000所房屋被毁。

图21　1943年8月17日，叙利亚议会召开。在1941年7月自由法国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后，叙利亚人投票选举出了他们首个独立政府。民族联盟获得了明显的多数，在第一届议会会议（如照片中所示）中，该党派领导人舒克里·古瓦特里当选为叙利亚共和国总统。

图22　1945年5月29日，叙利亚议会一片狼藉。尽管法国做出了保证，但戴高乐的政府无意承认叙利亚的完全独立，拒绝将该国军队的控制权移交总统古瓦特里的政府。1945年5月，当叙利亚人起身进行民族主义示威时，法国人突袭了议会，向政府机关开火，并炮轰大马士革的住宅区，试图将他们的权威强加在不情愿的叙利亚人身上，但他们的尝试失败了。1946年4月，最后一名法国士兵撤离叙利亚。

1948年为巴勒斯坦而战

图23　这张摆拍的宣传照展现了一群集合了常规军和非常规军的士兵，在一名头戴缠头的穆斯林宗教人士的指挥下，保卫耶路撒冷城墙，抵御犹太人的进攻。

图24　事实上，巴勒斯坦战士在1948年没有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由于缺乏装备和训练，没有人拥有能与1948年他们所面对的犹太部队相匹敌的战斗经验。更糟糕的是，他们低估了对手。5月14日，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后，他们被犹太部队彻底击败。

图25　1952年7月在埃及掌权后不久的埃及自由军官们。51岁的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坐在桌后）是平均年龄34岁的年轻自由军官中的老政治家。1954年，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中校（坐在纳吉布右边）软禁纳吉布并就任总统。站在纳吉布右边的是纳赛尔的得力助手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少校。埃及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中校安瓦尔·萨达特坐在左数第四位。

图26　这张照片展示的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即将登上那架将他们送向被俘命运的摩洛哥客机。1956年10月22日，法国战机拦截了这架原本飞往突尼斯的DC-3飞机，并迫使该机在阿尔及利亚城市奥兰降落。艾哈迈德·本·贝拉、穆罕默德·黑德尔和霍辛·艾耶特·艾哈迈德（从左至右）被捕并被关押至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摩洛哥素丹穆罕默德五世之子穆莱哈桑王子（后来的哈桑二世国王，照片中身着制服）为这些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者送行。

1958年黎巴嫩内战

图27　1958年7月，在抵制总理拉希德·卡拉米、总统福阿德·谢哈卜新政府的民众抗议活动中，很多前总统卡米勒·夏蒙的基督徒妇女支持者走上街头，用扫帚柄来骚扰黎巴嫩政府军的士兵。据称有很多妇女在冲突中受伤。

图28　1958年7月伊拉克革命爆发后，总统夏蒙以压制“共产主义颠覆”为由寻求美国支持，黎巴嫩也成为唯一一个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条款的国家。3天之内就有约6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黎海岸线登陆，他们的一举一动引发了贝鲁特居民的密切关注。在10月25日未发一枪一弹而悄然撤离前，这支部队的数量已增至1.5万人，还保有第六舰队和舰载飞机的支持。［原标题：好奇的黎巴嫩人观看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休息……］

图29　阿卜杜·萨拉姆·阿里夫上校是1958年7月推翻哈希姆王室的伊拉克革命的领导人之一。7月14日，阿里夫成功占领伊拉克国家广播电台，向震惊的伊拉克民众宣布了国王费萨尔二世的死讯以及共和国建立的消息，伊拉克人民全力支持革命。图中阿里夫正在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向聚集的支持者发表讲话，阐述新政府的目标和改革计划。随后在1963年，阿里夫又推翻了总统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从而成为伊拉克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1967年6月战争

图30　1967年6月5日清晨，以色列空军向埃及、约旦、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动了一系列毁灭性的突袭，从而掀开了1967年6月战争的帷幕。在不到3小时的时间内，以色列人摧毁了埃及85%的战斗机，使其空军基地完全瘫痪。在取得了空中优势后，以色列地面部队横扫西奈、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彻底击溃了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军队。图中是以色列士兵正在西奈的一处空军基地检查被摧毁的埃及战机。

图31　1967年6月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迫使超过30万名巴勒斯坦人逃往位于约旦河东岸寻求避难。战争期间，连接约旦河东西两岸的道路、桥梁遭到彻底破坏，这也使得难民们的逃亡之路更加凶险。很多新难民仅带着少量可携带的财产就踏上了逃亡之路。

巴勒斯坦劫持事件

图32　莱拉·哈立德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成员。1969年，她成功劫持了环球航空公司一架由罗马飞往大马士革的飞机，最终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被安全释放。其第二次行动针对一架以色列客机，但被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安保人员挫败，她的同伴被当场击毙，她本人则被制服，并在飞机紧急迫降伦敦后被英国警方逮捕。作为犯人交换计划的一部分，莱拉·哈立德于1970年10月1日被英国政府释放。

图33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控制了约旦首都安曼以东道森机场的一条废弃跑道，并宣布将其重新命名为“革命机场”。1970年9月6日至9日，“人阵”先后将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客机、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客机以及一架瑞士航空客机劫持至“革命机场”。9月12日，在清空机上全部310名人员后，3架被劫客机全部被炸毁。这次行动成功地吸引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但也驱使侯赛因国王在1970—1971年血腥的“黑九月”战争中将巴勒斯坦运动彻底清除出约旦。

图34　年轻上尉穆阿迈尔·卡扎菲于1969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利比亚王室，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民众国”。1970年，他宣布将利比亚石油工业收归国有，声称政府将垄断国内石油资源的生产、标价和利润。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也追随其步伐，提升了这些国家的全球经济影响力。

图35　1973年10月6日下午，埃及军队跨越苏伊士运河，成功突破了以色列人沿巴列夫防线所布置的坚固的沙筑工事防御体系。由于是在犹太人的赎罪日发动袭击，埃及人打得以色列人措手不及，在进攻发起后仅几分钟之内就成功地在1967年6月战争中失去的西奈领土上升起了本国国旗。这也是阿拉伯世界在长达20年的战争状态中首次在战场上击败这个犹太国家。

图36　经过一周的激烈战斗，以色列人重整旗鼓，开始向叙利亚和埃及发动攻势。他们利用埃及人10月6日以水枪在巴列夫防线防御工事上打开的缺口横渡苏伊士运河，包围了位于运河西岸的埃及军队。结果战场上两国陷入僵持，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则将这一军事僵局转化为政治优势。

图37　在1973年10月激战正酣之际，阿拉伯产油国动用了其石油武器，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美国因其对以色列战备工作的支持，面临着阿拉伯世界的全面石油禁运。1973年1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对阿拉伯国家的巡回访问期间，呼吁沙特国王费萨尔解除沙特对美国的石油禁运，但并未取得成功。1974年3月，阿拉伯产油国才最终解除了石油禁运。

图38　在1974年11月13日受邀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期间，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享受了国家元首级别的待遇。以色列代表团从其前排座位上集体退场，以示抗议。“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他在座无虚席的大厅中说道，“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

图39　1975—1976年黎巴嫩内战期间，整片整片的贝鲁特街区因内战暴力而被夷为平地。然而，这仅仅是一场延续长达15年的冲突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黎巴嫩国内没有一块土地能够幸免。

1981年10月6日安瓦尔·萨达特遇刺

图40　1981年10月6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遇刺身亡。萨达特为庆祝作为其总统任期高光时刻的1973年战争，每年都坚持全身戎装地出席10月6日的阅兵仪式。1979年后，埃及因打破阿拉伯内部阵线、与以色列单独签署和平协议而遭到孤立，一年一度的阅兵式对萨达特而言就显得更为重要。图为1981年埃及总统乘坐一辆豪华敞篷轿车，参加他的最后一次10月6日阅兵。

图41　阅兵式意料之中的沉闷突然被打破：一辆炮兵卡车突然脱离车队，车上的武装人员向检阅台开火。萨达特总统几乎当场死亡，刺杀者是一名叫哈立德·伊斯兰布里的伊斯兰主义者。他高喊道：“我杀死了法老，我不怕死。”

图42　发生在萨布拉、沙蒂拉难民营的暴行，迫使美国、法国和意大利部队返回黎巴嫩。尽管是作为维和部队进入黎巴嫩，但为了支持总统艾敏·杰马耶勒政府，他们却被迫卷入了黎巴嫩的战斗。1983年10月23日，一系列经过精心协调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将法国和美国营地夷为平地，瞬间就炸死了241名美军士兵和58名法国伞兵部队军人。图中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在其位于贝鲁特国际机场附近总部的废墟中开展救援行动。

图43　20世纪80年代，黎巴嫩什叶派发展为一支新兴的力量。他们与1983年针对法国和美国军队总部的袭击以及一系列针对黎境内以色列部队的毁灭性袭击关系密切。1985年，在伊朗支持下一个名为真主党的新组织悄然成立。作为一支民兵力量，真主党的活动使得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阵地难以维持，最终迫使以色列于2000年单方面撤军。图为1989年什叶派宗教人士在贝鲁特西区领导真主党成员举行阿舒拉节庆祝活动。

图44　为了将巴解组织战士逐出黎巴嫩首都，1982年7月以色列人对贝鲁特西区进行了围攻，也让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经历了一轮前所未有的暴力。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介入下，以色列人才于8月解除了对贝鲁特的包围。根据调解结果，巴解组织战斗人员将在一支由美国、法国、意大利的维和人员组成的国际部队的监督下完成撤离。

图45　1982年8月22日，巴勒斯坦战士登上卡车驶往不远处的贝鲁特港，在那里他们将登船开启流亡之旅。自从1970—1971年巴解组织被逐出约旦以来，贝鲁特就一直是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武装斗争的中心。巴勒斯坦战士宣称在抵制以色列人围攻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他们是在巴勒斯坦旗帜和阿拉法特的画像之下，携带着武器撤离贝鲁特的。

图46　在1948年战争中逃离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至今仍居住在难民营内。这些难民成为黎巴嫩基督徒民兵组织易于袭击的目标，后者指责巴勒斯坦人应为黎巴嫩内战期间几次最严重的暴力冲突负责。1982年9月，在多国部队撤离贝鲁特、马龙派总统巴希尔·杰马耶勒遭暗杀身亡后，基督徒民兵在以色列人的掩护下进入萨布拉和沙蒂拉难民营，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难民进行了疯狂屠杀。图中为屠杀刚刚结束后一位幸存者走在萨布拉难民营的瓦砾边。

图47　1991年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击退了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在遭受长达数周的空袭之后，伊拉克军队在地面战斗开始前夕点燃了科威特国内700口油井，打响了对科威特及其支持者的环境和经济战。

图48　伊拉克军队急于在惨烈的地面战争开始前撤离科威特，征用了大量卡车和汽车。在科威特向北通往伊拉克的80号高速公路上，数以千计的伊拉克车辆在完全暴露的情况下被美国战机击毁，这条公路也因此被称为“死亡公路”。过度的杀戮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也迫使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于1991年2月28日终止了“沙漠风暴”行动。

图49　解放科威特带来了一个计划之外的结果：巴以之间开启了第一次有意义的和平进程。在挪威外交部的支持下开展的秘密“二轨外交”，最终促成巴以双方于1993年9月13日签署《奥斯陆协议》。签署当日，在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协调下，多年的对手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宾在白宫实现历史性握手。

出版者言

当今的世界与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正在面对什么、将会走向哪里，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思考者都需要追问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应该努力回应、解答的问题。出版者应该成为文明的瞭望者和传播者，面对生活，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新。出版“好望角”书系，正是我们回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解答读者灵魂之惑、精神之惑、道路之惑的尝试和努力。

本书系所选书目经专家团队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好望角”，让读者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打开新的视野，突破一隅之见。当然，书中的局限和偏见在所难免，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非洲南部“好望角”本名“风暴角”，海浪汹涌，风暴不断。1488年2月，当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的船队抵达这片海域时，恰风和日丽，船员们惊异地凝望着这个隐藏了许多个世纪的壮美岬角，随船历史学家巴若斯记录了这一时刻：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个海角，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佳评推荐

该书叙事堪称杰出、动人、华丽，随处可见光彩夺目的人物刻画、妙趣横生的旁白和权威睿智的学术洞见，当今世界的很多重要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西蒙·S．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金融时报》

本书以151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阿拉伯世界作为起点，从地缘政治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角度出发，深度梳理五百年来阿拉伯人从摆脱外族奴役到建立主权国家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曲折历程，探究当今阿拉伯世界诸多困境的历史成因，谈古论今，视野开阔，行文朴实，雅俗共赏，尤其是选用史料丰富生动，构思独具特色，加之译者专业功底和语言能力俱佳，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目前学界难得一见的好书。

——中东史研究专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哈全安

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一部讲述阿拉伯人希望与失望的流畅动人的历史。

——《卫报》

极其生动和权威……他是运用阿拉伯资料的大师。

——马克思·黑斯廷斯，《星期日泰晤士报》

杰作……必读。

——安东尼·萨廷，《旁观者》

一部精心创作的历史杰作。如果你想了解现代阿拉伯人是什么样的，以及他们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本书是最佳选择。

——基什维尔·福克纳，《前景》

这是研究这个复杂而有争议地区的一块学术里程碑。西方学者关于中东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大多秉持外部视角。罗根……使用了大量阿拉伯语材料，从阿拉伯人自己的视角讲述阿拉伯人的历史。这是一个动人的故事，尤金·罗根是讲述这个故事最有天赋的编年史家。

——阿维·施莱姆，《铁墙：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作者

关注大国之间的博弈和事件的发展过程，将阿拉伯历史置于现代语境之中。

——《经济学人》年度好书

尤金·罗根书写了一部权威而广博的历史。

——弗朗西斯·罗宾逊，《时代周刊文学副刊》

展现了西方的干涉和腐败的本土领导如何剥夺了阿拉伯世界的权利，且使其自我倾轧。

——乔治·彭德尔，《金融时报》年度好书

尤金·罗根要讲述的历史是血腥的、多样的、动人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段历史通常是大家不熟悉的……这是一本必读指南，解释了为什么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怀恨在心。

——迈克尔·派伊，《苏格兰人报》

［故事］引人入胜，讲述精彩绝伦……一直以来，阿拉伯人努力争取西方更平等的对待，但仍未成功，在这个大背景下分析［阿以冲突］，是本书最为突出的价值……堪称历史书写的典范。

——《经济学人》

他做到了一个凡人能做到的客观公正……若想对这一地区晚近的历史有一个清晰、高效、可靠的了解，本书必不可少。

——斯蒂芬·豪，《新人文主义者》

扣人心弦。

——迈克尔·克里根，《苏格兰人报》年度好书

一部有趣、优雅的作品，对这个多元民族的观察令人耳目一新。在美国，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性格常被严重误解（若非主动歪曲的话）。读一读，你会了解到很多。

——斯蒂芬·M．沃尔特，《外交政策》网站

［罗根］提供了一个棱镜，透过它，西方的普通读者可以看到五个世纪的喧嚣与狂热、混乱与困境……罗根学识渊博，极富人情味，他一直在全力呈现东西方之间大量的共同点。

——《大西洋月刊》

这项广博的研究在连贯叙事和细节呈现间取得了平衡，具有可读性和说服力。因此，罗根的作品当与希提和侯拉尼的早期经典相媲美。

——《外交事务》

罗根以一种既不草率又不激烈的方式，基于阿拉伯人自己的经历，勾勒了五百年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惊人的壮举……［罗根］能够收集并整合如此丰富的信息来展示各方的人性善恶，同时既不屈从也不接受传统观念，这是真正了不起的。希望美国的决策者能人手一册，并好好做笔记。

——《达拉斯新闻晨报》

一部文采斐然的宏大叙事作品，书写乐观与绝望……对广大读者来说，罗根的这部作品生动且富于感召力，兼具时效性和启发性。他通过一个个阿拉伯平民、知识分子、活动家和政治领袖的声音来讲述历史，提供了一个当下亟需的内部视角，同阿拉伯世界在媒体中的刻板形象构成微妙的反差。此外，对于阿拉伯世界与其历史上的“他者”——欧洲、西方和以色列间那些充满争议却又常被简单化的关系，本书揭示了一些不为人熟知且令人不安的事实。这本著作本身已十分引人入胜，又因其同全球事务的相关性而为人们的思考提供了营养。

——《BBC历史杂志》

极具可读性……本书取材于日记、回忆录和报纸中的亲历者的叙述，这一叙述同许多西方历史学家所写的不同，它充满阿拉伯人报道和反思这些动荡事件的声音……本书的优点之一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就这一时期的历史而言，几乎没有其他历史学家试图去覆盖整个阿拉伯语世界。

——安娜·亚历山大，《社会主义评论》

第一手的故事、生动的叙述、出色的研究。

——玛丽·罗素，《爱尔兰时报》

阅读这样一本重要的新书让人愉悦，这本书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写的，他介绍了一个地区的背景，这个地区在未来的几年中将越来越受人关注……罗根讲的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有关权力的故事，我们很难不被字里行间的激情打动……罗根的历史是有深度的。他为与他同时代的人们贡献了杰出的作品。

——马克·艾伦，《碑铭》

中译本序

201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了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文件称：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谊源远流长”，已延续了2000多年。

很明显，阿拉伯人和中国人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曾对追随者说：“求知哪怕远至中国。”他的继任者奥斯曼·本·阿凡（Uthman Ibn Affan，644—656年在位）曾向唐朝派遣使节。801年，被阿拔斯王朝俘虏的旅行家杜环回到中国后曾撰文描述巴格达。15世纪初，著名的航海家郑和航行到过阿拉伯半岛。显然，阿拉伯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跨越了千年。

然而，在现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相对较新。经过几个世纪有限的交流，阿拉伯国家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与中国建立关系。从1956年5月同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建交开始，到1990年7月与沙特互派大使，中国用了34年的时间才与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20世纪下半叶，中阿关系的目标和成就依然不太显著。

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强国，在阿拉伯世界具有巨大影响力。阿拉伯世界已成为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2005—2014年间，双边贸易增长了500%。自2014年以来，中国对几乎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出口都超过了美国。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宣布，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将在未来得到更显著的发展。

因此，我这本阿拉伯近现代史的著作在中国出版，适逢其时。随着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参与越来越深入，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将希望获得世界上更多的关于这个迷人地区的信息。历史是理解世界任何地方的必要起点。

我承认，当初写本书时，我并没有顾及中国读者。本书最初是我在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在纽约和华盛顿发动袭击后为西方读者写的。美国政府及其盟友对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做出回应，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发动了反恐战争。2001年和2003年以美国为首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似乎证实了文明之间存在冲突，这对世界的稳定是有害的，并有可能加剧美国在“9·11”袭击后面临的安全威胁。

21世纪初，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因彼此误解而愈演愈烈。美国人开始将伊斯兰极端主义视为对他们的安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在反恐战争中奉行的政策，使西方成为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人民的安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

作为一名在阿拉伯世界生活了10多年、研究这个地区40多年的西方学者，我觉得我有责任分享我的知识和经验，以帮助弥合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鸿沟。我想，于我而言，最佳的方式是为普通读者写一部历史，这部历史将采用过去5个世纪种种事件的阿拉伯亲历者的记述来记录阿拉伯人的现代历程，即阿拉伯人眼中的现代世界的历史。

在写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我试图展现外部势力如何对阿拉伯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奥斯曼时代即将结束时，英国和法国在该地区发挥了主导作用。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帝国时代开启，直至1971年英国从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撤出才结束。在帝国时代结束之前，美国和苏联就已经将中东拖入了冷战的分裂政治，1946—1991年，阿拉伯人一直处于超级大国的控制之下。自苏联解体以来，阿拉伯世界一直处于美国的单极势力之下。这使得进入21世纪以来的岁月成为阿拉伯现代史上最痛苦的时期。痛苦的经历鼓励阿拉伯人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以平衡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影响力。对许多阿拉伯国家政府来说，中国就是解决之道。

20世纪，中国与中东的交往始终有别于其他世界大国。1949年，从自己的革命经历中走出来的人民共和国，积极推动反帝和民族解放运动。虽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并不试图将中东拖入冷战的分裂政治。相反，通过万隆会议，中国寻求推动一种替代冷战的不结盟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中东各国的领导人和人民非常有吸引力。

1956年5月，从埃及开始，阿拉伯国家开始与这个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50年代，有6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互派大使，其中既有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等革命共和国，也有也门和摩洛哥等更为保守的君主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东和北非的其他国家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较为保守的阿拉伯海湾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和沙特阿拉伯在1984—1990年间也完成了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全面建交。

因此，在中东，中国是一个新的力量。中国来到这一地区时，既没有困扰欧洲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帝国遗产，也没有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庇护关系。然而，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影响力几乎肯定会改变其参与该地区事务的性质。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投资在使其参与中东经济的同时，也会使其参与中东政治。因此，对中东感兴趣的学者和决策者，将通过尽可能多地阅读该地区的历史而受益。为避免历史的错误重演，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特别有意义。

在我与中国大学的学术交流中，中国学者对当代阿拉伯世界政治和经济的认知水平让我印象深刻。我也注意到中国学者给这一地区的研究引入了不同的观点，挑战了西方学界的许多假设。因此，我相信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的交流可以增进我们彼此对这个共同感兴趣的地区的认识。我希望西方读者能够通过翻译了解更多关于阿拉伯近现代史的中国学术研究，并希望我们能基于中国档案了解更多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交流互动的历史。

我非常自豪和高兴地看到，我这部关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著作能通过该领域的优秀学者——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的助理教授廉超群博士和李海鹏博士的优秀译本介绍给中国读者。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这一项目的倾情投入。同时，也非常感谢天津师范大学哈全安教授通读译稿，并对个别之处进行修改和完善。这些学者慷慨地贡献了他们对阿拉伯世界的深刻认识，使我能够同中国读者分享我对阿拉伯历史的思考。

尤金·罗根

2018年11月于牛津

序言

菲达·哈姆迪（Fayda Hamdy）是在牢房里得知突尼斯总统下台的。这一天是2011年1月14日，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已经统治突尼斯超过23年了。为推翻这个强人，哈姆迪扮演了不小的角色，虽然她不敢向狱友承认这一点。哈姆迪是小城西迪布济德的市政巡视员，她被指控侮辱了一名街头小贩，后者的自焚在突尼斯激起全国范围的示威游行，并最终引发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一系列群众性运动，统称“阿拉伯之春”。

西迪布济德是突尼斯一个被游客和政府忽视的省内小城。4周前，2010年12月17日，菲达·哈姆迪在她家乡的菜市场里转悠。她是一个40多岁的女人，身着正式的蓝色制服，她的肩章和肩章上的条纹显示着她的权威。两名男同事陪伴着她。大多数无牌小贩会在巡视员接近时逃离，但26岁的街头小贩穆罕默德·布瓦齐齐（Mohamed Bouazizi）拒绝让步。哈姆迪认识布瓦齐齐，且已经警告过他不要在市场附近无证销售水果。12月17日，布瓦齐齐坚持不走，指责巡视员骚扰、腐败。争吵升级，双方大吵大闹，布瓦齐齐护着他的推车，巡视员没收了这个年轻人的货物。

巡视员和布瓦齐齐间的这场致命的混战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定论。年轻小贩的朋友和家人坚持认为，菲达·哈姆迪侮辱并掌掴穆罕默德·布瓦齐齐——“这在中东社会是一种严重侮辱”，随后命令同事没收了他的水果和秤。菲达·哈姆迪否认曾向这个街头小贩伸出过手，她声称，当巡视员没收他的货物时，“布瓦齐齐袭击了我们，割伤了我的手指”。细节很重要，因为布瓦齐齐的反应如此极端，以至于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和他不相干的人都难以解释他后来的行为。[1]

同巡视员的对抗让布瓦齐齐满心愤怒。对抗结束后，布瓦齐齐立即向西迪布济德市政办公室讨要说法，但没有得到同情的倾听，反而又遭到了殴打的羞辱。他转而去往市长办公室，但后者拒绝接待他。在那一刻，有根弦“啪”的一声断了。他的姐姐巴斯玛·布瓦齐齐解释说：“我弟弟的经历，从没收他的水果推车到被一个女人侮辱和扇耳光……足以让他失去理智，特别是在所有市政官员都拒绝与他见面，他无法抱怨这种虐待行为之后。”

此刻已是中午，市长办公室周围的街道上挤满了市民，穆罕默德·布瓦齐齐往衣服上浇油漆稀释剂，点燃了自己。旁观者中，有人拍下了这一可怕的场景，有人急忙上前试图扑灭布瓦齐齐身上的火焰，他身上的烧伤面积达90%。他昏倒了，被送往附近城镇本阿鲁斯的医院。

布瓦齐齐孤注一掷的自焚行为让西迪布济德的市民们震惊。他们和他一样感受到了不公，普通民众在勉强维持生计，而政府似乎在与他们作对。当天下午，布瓦齐齐的朋友和家人在市长办公室外他自焚的地方举行了一次自发的示威。他们朝铁门扔硬币，喊着：“这是给你的贿赂！”警察用警棍驱散愤怒的群众，但第二天，更多的示威者卷土重来。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并向人群开枪。两人被警察击中，伤重不治。此时，布瓦齐齐的病情也恶化了。

西迪布济德抗议的消息传到了首都突尼斯城，由毕业生、专业人士和受过教育的失业者组成的躁动不安的年轻人，通过社交媒体传播了布瓦齐齐的苦难经历。他们将布瓦齐齐接纳为他们的一员，假称他是一名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尽管他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但他帮助支付他姐妹上大学的学费），沦落到靠售卖蔬果来满足生活需求。他们在脸书上建了一个小组，布瓦齐齐的故事极速传开了。阿拉伯卫星电视频道半岛台的一名记者获知了这个故事。政府控制下的突尼斯媒体没有报道西迪布济德发生的麻烦事，但半岛台报道了。西迪布济德的弱势群体起身行使他们反抗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权利，这一故事每晚在半岛台的网络中播出，传播给了全球的阿拉伯收视者。

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自焚，激起公众舆论反对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治下突尼斯的每一处不公：腐败、权力滥用、对普通民众处境漠不关心、经济发展未能给青年人提供机会。突尼斯的抗议运动激发起对这类问题十分熟悉的阿拉伯世界的公民，他们通过电视关注事态的发展。已掌权23年的本·阿里一筹莫展。示威扩散到卡塞林、塔莱、布尔吉巴营等其他穷困的内陆城市，最终在突尼斯城爆发。

突尼斯各城市持续升级的紧张局势迫使本·阿里做出回应。12月28日，布瓦齐齐自焚11天后，突尼斯总统造访了这名濒死之人的病房。政府控制的突尼斯媒体，一直以来轻描淡写地报道全国各地的示威，这回却在黄金时段报道了总统的探视。报纸和电视上充斥着这样的画面：本·阿里满心关切地询问照料布瓦齐齐的医生——布瓦齐齐此时已失去意识，烧伤的身体裹在纱布中。本·阿里将布瓦齐齐的家人请到总统府，承诺他将尽一切所能挽救他们儿子的生命。他下令逮捕菲达·哈姆迪，这名被指控掌掴布瓦齐齐、刺激后者自焚的市政巡视员。

2011年1月4日，布瓦齐齐伤重不治。突尼斯的抗议者们宣布这名街头小贩为烈士，那位市政巡视员成为本·阿里政权的替罪羊。她同普通囚犯一起被关押在加夫萨，她对布瓦齐齐的死负有责任，公众对此大加斥责，因此律师们拒绝担任她的代理。哈姆迪向狱友们隐瞒了身份，自称是一名教师，因“掌掴一个小男孩”而入狱。她后来承认：“我害怕告诉他们真相。”[2]

1月前两周，示威蔓延到突尼斯的所有主要城镇。警察使用暴力回应，导致200人死亡，另有数百人受伤。但突尼斯的职业军队拒绝代表本·阿里的政权进行干预。当本·阿里意识到他不再享有军队的忠诚且没有任何让步举措可以安抚示威者时，便于2011年1月14日退下总统职位逃往沙特，此举震惊了他的国家和整个阿拉伯世界。菲达·哈姆迪同狱友一起在电视上关注着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突尼斯人民实现了看上去不可能实现的成就：通过民众抗议，他们推翻了阿拉伯世界一个根深蒂固的统治者。

突尼斯“革命”的影响震荡着阿拉伯世界各处。总统们和国王们紧张地关注着公民的行动把他们的同行赶下台。本·阿里是一个“终身总统”，但他不是唯一的。利比亚的统治者穆阿迈尔·卡扎菲、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埃及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分别于1969年、1978年和1981年掌权，他们都培养一个儿子接班。1970年起由阿萨德家族统治的叙利亚成为第一个完成世袭继承的阿拉伯共和国；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在他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去世后登上总统位。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分析家预测，如果一个根深蒂固的统治者可以在突尼斯下台，其他地区的统治者也可能如此。[3]

生活在阿拉伯世界各专制政权下的人们对突尼斯人经历的挫败与压迫感同身受。2005年6月被暗杀的黎巴嫩记者萨米尔·卡希尔（Samir Kassir），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多年，就诊断出一种“阿拉伯痼疾”(Arab malaise)。他指出：“在当下做阿拉伯人并不好受。有些人感受着迫害，有些人则自我厌恶，一种深深的不安漫布阿拉伯世界。”这一不安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传遍阿拉伯世界，最终在2011年爆发。[4]

早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埃及公民就已动员起来要求变革。2004年，一群活动家组成埃及变革运动，称作“基法亚”（Kifaya，意为“够了”）。该运动抗议穆巴拉克延续其对埃及的统治且培养其子贾马勒（Gamal）继任总统。同样在2004年，埃及议会独立议员艾曼·努尔（Ayman Nour）组建明日党（Ghad Party）。在2005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大胆挑战穆巴拉克，让公众浮想联翩，但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遭到了选举腐败的可疑指控，获罪入狱3年。2008年，更年轻的、掌握计算机技术的政权反对者发起“4·6青年运动”，其脸书页面支持工人维权。年末，该运动成员已达数万之众，包括许多之前从未参与政治活动的人。

2011年以前的埃及草根运动，无论是否吸引了更年轻一代，都无法撼动穆巴拉克政权。2010年12月结束的议会选举被广泛谴责为埃及史上最腐败的选举，其中执政的民族民主党获得了超过80%的席位。民众普遍认为，年迈的穆巴拉克正通过操纵顺从的议会为其子贾马勒的继位铺路。大部分埃及人对政治充满幻灭，他们选择抵制选举，拒绝给新的立法机构提供任何一点民众授权。在选举过后两个月，埃及人又从抵制转向积极呼吁推翻穆巴拉克政权。

受突尼斯人鼓舞，埃及的活动分子于2011年1月25日在开罗中心的解放广场组织起一场民众示威。示威者涌进广场，人数之众前所未见，达数十万人。以“1·25运动”著称的抗议浪潮席卷埃及其他主要城市，如亚历山大、苏伊士、伊斯梅利亚和曼苏拉，波及尼罗河三角洲和上埃及，从而使全国陷于停滞。

18天内，埃及的“革命”运动挑战穆巴拉克政权并取得胜利，让全世界为之瞠目结舌。政府使用了肮脏的手段，释放监禁的罪犯制造恐怖与混乱。便衣警察扮作支持穆巴拉克的反示威群体，袭击解放广场的示威者。总统的手下甚至极尽表演之能事，对抗议者发动马、驼袭击。示威过程中，超过800人遇害，数千人受伤。但抗议者们以坚定的决心抵抗住了穆巴拉克政权的每一次恐吓，抗议者的人数持续增长。整个过程中，埃及军队拒绝支持政府，宣布抗议者的诉求合法。

同先于他下台的本·阿里一样，穆巴拉克认识到，没有军队的支持，他的位置是不稳固的。考虑到穆巴拉克本人是埃及的前空军司令，军队的沉默让人惊讶。2011年2月11日，埃及总统下台，解放广场欢声雷动，埃及举国欢腾。掌权约30年的侯斯尼·穆巴拉克曾被认为是不可击败的，他的下台证明，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将会从突尼斯和埃及传播到整个阿拉伯世界。

2月15日，示威在班加西爆发，标志着反抗穆阿迈尔·卡扎菲41年独裁统治的利比亚“革命”开始。同月，示威者在萨拿、亚丁和塔伊兹（Taʻiz）国际通行的阿拉伯语拉丁转写系统用左半圆符“”表示阿拉伯语字母“”（浊咽擦音［］），用右半圆符“”表示阿拉伯语字母“”（声门塞音［］），这两个符号有时会分别简化为左单引号和右单引号。本书的英文原版采用了更为简便的处理方式，即将两个符号统一为右单引号，目的是尽可能降低非专业读者的阅读障碍。对中译本的读者来说，考虑到非专业读者可以直接略过拉丁转写的专有名词和术语，而专业读者则有了解原词的形态与拼法的需求，因此译者在译本的拉丁转写词中用左、右单引号对上述两字母进行区分。——译者注集结，要求也门统治者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下台。2月14日，示威者涌入麦纳麦的珍珠广场（Pearl Roundabout），将“阿拉伯之春”引入巴林。3月，叙利亚南部城镇德拉的非暴力示威引来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严酷政权的暴力镇压，开启了“阿拉伯之春”最为悲剧性的一章。

待到菲达·哈姆迪出狱时，突尼斯和阿拉伯世界整体已变得让人不认识了。哈姆迪最终在她的亲属中找到了一名代理律师，在2011年4月19日的一次庭审中洗脱了所有的指控。她被释放时，突尼斯已走出了穆罕默德·布瓦齐齐之死的一系列悲剧事件，正憧憬着本·阿里政权被推翻后的新政治时期，也在应对这一时期的挑战。她回到西迪布济德，继续供职于市政部门，但她不再巡视市场。她换下制服和贝雷帽，换上平民服装，包上伊斯兰头巾。她的新装束体现了一个从军事威权主义转向伊斯兰民主实验的阿拉伯世界。[5]

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震惊了世界。在威权统治者治下稳定了几十年后，阿拉伯世界的各国被看似前所未有的急剧与戏剧性变化席卷。这就好像阿拉伯政治的地壳板块从地质时间转向现实时间。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历史是最好的向导——这是经常被政治分析者忽视的简单事实。在西方，低估历史对当下的价值再常见不过。正如政治评论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所写：“当美国人用‘这是历史’来评价某事物时，他们的意思是此事物（与当下）毫不相干。”[6]这个观点大错特错。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与知识分子若想了解“阿拉伯之春”的根源，应对2011年后阿拉伯世界面对的严峻挑战，需要更关注历史。

在现代，阿拉伯各民族一直绞尽脑汁应对内部与外部的重大挑战。他们寻求脱离外部势力的控制，推动变革，建立较少专制、对公民更为负责的政府。这些是阿拉伯现代史的大主题，决定了本书的书写方式。

对于他们的历史，特别是伊斯兰教产生后5个世纪，也即公元7—12世纪的历史，阿拉伯人极为自豪。这是伊斯兰帝国的黄金时代，基于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的诸帝国主导了世界事务。可以说，在伊斯兰兴起之初的几个世纪，阿拉伯人被界定为一个在阿拉伯半岛各部落之间共享一种语言（阿拉伯语）的民族，其中大多数人共同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回望伊斯兰初期，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视之为一个逝去的时代，其间阿拉伯人统治着世界。伊斯兰主义者特别响应这一说法，他们认为，阿拉伯人最贴近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之时最强大。

11世纪末起，外来入侵者糟蹋了伊斯兰的土地。1099年，在血腥围困之后，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开启了十字军王国长达两个世纪的外族统治。1258年，蒙古人洗劫阿拔斯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当地居民的鲜血染红了底格里斯河。1492年，天主教收复失地运动（Catholic Reconquista）逐走了伊比利亚半岛最后的穆斯林。但开罗在马木鲁克苏丹国的统治（1250—1517）下，依然是伊斯兰权力的基地，该政权的统治范围包括当今的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和沙特的红海诸省。

只有在16世纪奥斯曼征服之后，阿拉伯人才开始被外国都城统治。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d the Conqueror）占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将该城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自此开始从那里统治他们日益壮大的帝国。伊斯坦布尔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横亘欧洲和亚洲，在两大洲都分布着街区。奥斯曼的伊斯坦布尔，尽管是逊尼派穆斯林帝国的首都，但却远离阿拉伯世界——距大马士革1500千米（940英里）、距巴格达2200千米（1375英里）、陆上距开罗3800千米（2375英里）。此外，奥斯曼帝国的行政语言是土耳其语，而非阿拉伯语。阿拉伯人对现代的探索是在他族统治下开始的。

过去的5个世纪内，奥斯曼人统治了阿拉伯人4个世纪。随着时间的延展，帝国在经历变化，统治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征服后的第一个世纪，奥斯曼人的统治并不太苛刻：阿拉伯人必须承认素丹的权威，遵守他的法律和真主的法律（sharia，“沙里亚”，即伊斯兰法）。非穆斯林少数群体可以在社群领袖的领导下，依照自己的宗教法律，自行管理，只需向国家缴纳人头税。总的来说，在这个当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帝国内，阿拉伯人平静地看待他们的地位，即一个伊斯兰帝国中的穆斯林。

18世纪，统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达到权力的顶峰，但在1699年遭受了第一次领土丧失，欧洲的敌手们夺取了克罗地亚、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乌克兰的波多利亚省。这个现金流干涸的帝国开始拍卖政府职位和行省农业地产作为税收来源。这让边远省份的强人们积聚了大量土地，从中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与权力挑战奥斯曼政府的权威。18世纪下半叶，一批这样的本地领袖对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发起了严峻挑战。

到19世纪，奥斯曼人开启了一个重大改革阶段，旨在平息帝国内部的挑战，遏制欧洲邻国的威胁。这个改革时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统治模式，反映了源自欧洲的有关公民的新思想。奥斯曼改革试图在行政、兵役和税收等领域建立所有公民间的权利和义务平等，对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一视同仁。他们推动构建一个新的认同——奥斯曼主义，试图跨越奥斯曼社会各种民族与宗教分野。改革并没能保护奥斯曼人免受欧洲的侵蚀，但确实让帝国加强了对阿拉伯行省的控制。在民族主义侵蚀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位置之际，诸阿拉伯行省变得益发重要。

但那些启发了奥斯曼改革的思想，也同样带来了关于民族与社群的新观念，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些人心中催生了不满，不满其自身在奥斯曼帝国的地位。他们开始对奥斯曼人的统治恼怒不满，日益指责后者使阿拉伯人自12世纪起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对比过去的辉煌与当下在奥斯曼帝国内的卑微屈膝，以及这个帝国在更为强大的欧洲邻国面前的节节败退，阿拉伯世界中的许多人呼吁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推行改革，并期盼阿拉伯独立。

1918年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覆灭，对许多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这是开启独立与民族荣耀新纪元的分水岭。他们希冀在奥斯曼帝国的灰烬上复活一个伟大的阿拉伯王国；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其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呼吁民族自决，这让他们振作不已。但他们将面对苦涩的失望，因为他们会发现新的世界秩序不是基于威尔逊的原则而是欧洲的规则。[7]

英、法利用1919年的巴黎和会将现代国家体系施于阿拉伯世界，除了阿拉伯半岛中南部，所有阿拉伯地区都陷入了某种殖民统治。在刚刚脱离奥斯曼统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法国人给予这两个殖民地共和形式的政府。而英国人则赋予他们的阿拉伯领地伊拉克和约旦威斯敏斯特模式的君主立宪。巴勒斯坦是唯一的例外，在那里，英国人不顾本地居民的反对而承诺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破坏了建立民族政府的所有努力。

殖民势力给每个新阿拉伯国家确定了首都，作为政府驻地，并向统治者施压，要求制定宪法、组建民选议会。边界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人为设定的，由相邻国家协商确定，但常伴有争执。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对这些举措，认为它们分裂且削弱了阿拉伯民族，后者只有通过更广泛的阿拉伯统一才能重新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即成为受人尊敬的世界性力量。但是，根据欧洲的规则，只有获得承认的民族国家才是合法的政治实体，这与是否拥有帝国的历史根源并不相干。

殖民时代的一个长期遗产是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如埃及民族主义、伊拉克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间的矛盾。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阿拉伯国家开始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时，两种民族主义间的分歧已成为永久性的。其中的问题是，大部分阿拉伯公民相信，基于殖民主义所创制的政治体的、更小范围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不合法的。对于那些期待阿拉伯人在20世纪重振雄风的人来说，只有更广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才能有如下前景：动员起足够多的民众、团结一致，这对于恢复阿拉伯人在当今各国中应有的位置而言是必需的。殖民经历让阿拉伯人成为一群国家而不是一个民族社群，对于这样的结局，阿拉伯人一直深感失望。

二战撼动了欧洲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战后的岁月是一个去殖民化的时代，亚洲与非洲各国从殖民统治者手中获得独立，而独立往往需要借助武力。20世纪下半叶，美国和苏联成为主导性的大国。两国之间的对抗被称为冷战，将界定一个新的时代。

莫斯科和华盛顿为争夺全球统治权而进行激烈竞争。美国和苏联都试图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中东由此成为超级大国对抗的几个竞技场之一。尽管已进入民族独立时期，但阿拉伯世界的回旋空间依然受到外部规则即冷战规则的限制，时长近半个世纪（1945—1990）。

冷战的规则很直接：一国可以成为美国或苏联的盟友，但不能同时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总的来说，阿拉伯人民对美国的反共产主义与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他们的政府试图通过不结盟运动寻求一条中间道路，但徒劳无功。最终，阿拉伯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被迫站队。

那些进入苏联势力范围的阿拉伯国家自称“进步国家”，但西方则称他们为“极端国家”。这些国家包括在20世纪下半叶经历过革命的每个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利比亚。而那些选择站在西方这边的阿拉伯国家——自由共和制的突尼斯和黎巴嫩以及保守君主制的摩洛哥、约旦、沙特和海湾国家，则被进步的阿拉伯国家称为“反动国家”，被西方认为是“温和国家”。这样就形成了超级大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庇护关系，阿拉伯国家从超级大国那里获得军火来发展军队、获得援助来发展经济。

只要两个超级大国存在，这个体系就能维持相互制衡。苏联和美国都不敢在该地区发起单边行动，担心激起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敌对回应。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政府官员生活在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之中，日夜操劳，防止中东点燃这样的大战之火。阿拉伯领导人也知道如何游走于超级大国之间，他们以倒向敌对阵营来威胁庇护国，以获得更多的军火和发展援助。尽管如此，到冷战结束时，阿拉伯人十分清楚，他们离冷战初所希望实现的那种程度的独立、发展和尊严依然遥远。随着苏联的解体，阿拉伯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对之更为不利。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冷战结束。对阿拉伯人而言，这个单极化的时代始于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苏联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领导的打击克里姆林宫昔日盟友伊拉克的战争时，格局已然确定。冷战期间的稳定状态被一个不受限制的美国力量主导的时代取代，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担心出现最坏的状况。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东的政策摇摆不定。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各任总统推行了非常不同的政策。对于苏联解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来说，冷战结束意味着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开始。一直到比尔·克林顿，国际主义与接触战略一直是美国政策的特征。2000年，乔治·沃克·布什当选后，新保守派上台，美国转向单边主义。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到袭击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并最终发展成针对伊斯兰世界、以阿拉伯人为主要嫌疑人的反恐战争。巴拉克·奥巴马试图撤销布什政府的许多政策，削减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此过程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

美国主导的单边主义时代的规则，被证明是自现代以来对阿拉伯世界最为不利的。没有其他强国来限制美国的权力，阿拉伯各国政府发现他们正面临切切实实的入侵和政权更迭的威胁。将“9·11”之后的几年描述为阿拉伯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毫不夸张，“阿拉伯之春”不过是一个简短而悲剧性的中断。萨米尔·卡希尔在2004年观察到的，今天依然成立：“在当下做阿拉伯人并不好受。”

过去200年，阿拉伯人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从外部势力获得独立而奋斗。同时，阿拉伯各国人民也在试图限制本国统治者的专制权力。“阿拉伯之春”不过是阿拉伯人为实现问责政府和法治社会而进行的世纪斗争的最新一章。

到18世纪末，专制主义已是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常态。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只有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做到了用选举议会限制王权。1789年之后，西方国家开始普遍推行宪法：1789年在美国，1791年在波兰和法国，1814年在挪威，1831年在比利时。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产生了：法律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力，臣民获得了具有更高法律地位的公民地位。

在19世纪的第一个25年访问欧洲的阿拉伯人，归来后会着迷于他们在巴黎和伦敦所接触到的新政治思想。埃及宗教学者里法阿·塔赫塔维（Rifaʻa al-Tahtawi）1831年从巴黎归国后，将1814年法国宪章的全部74条翻译成阿拉伯语。生活在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ʻAli）的专制统治之下，塔赫塔维对于法国宪法对国王的限制和对公民的保护大为惊叹。突尼斯改革家海伊尔丁·突尼西（Khayr al-Din al-Tunisi）受塔赫塔维作品的启发，主张推行宪法，限制突尼斯总督的专横统治。突尼斯和埃及分别于1861年和1882年推行宪法，这两个最早立宪的阿拉伯国家也是最先经历“阿拉伯之春”运动的，这也许并不是巧合。

下一波宪政改革同一战之后欧洲的殖民统治的开启同步。1923年的埃及宪法、1925年的伊拉克宪法、1926年的黎巴嫩宪法和1930年的叙利亚宪章，都显示了阿拉伯人基于合法政府和法治、为谋求从殖民统治中独立而做的努力。尽管这些宪法赋予阿拉伯国家以选举的、多党制的立法机构，但殖民当局竭尽全力破坏阿拉伯人的主权。自由宪政受到损害，成为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

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中，以色列痛击阿拉伯国家，控制了巴勒斯坦托管国78%的土地作为新生的犹太国家。战争失败后，阿拉伯自由主义遭到否定。缺乏战备让爱国军官同他们的国王或总统心生隔阂；以色列这个新生国家的军队，被阿拉伯的宣传机器贬斥为“犹太黑帮”，败于这样的军队，削弱了阿拉伯公民对新近独立的阿拉伯各国政府的信心。阿拉伯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革命时期，叙利亚（1949）、埃及（1952）、伊拉克（1958）、也门（1962）和利比亚（1969）的军事政变扶持果敢的行动派人士掌权，统领由技术专家官员组成的政府。这些军事政权既是（国家）民族主义的，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它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军事强盛、独立于外部势力的新时代。作为回报，这些新的军事统治者要求他们的公民绝对服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社会契约，阿拉伯公民自愿停止他们为限制专制统治而付出的努力，来换取政府的承诺，满足他们的需求。

进入21世纪，这一既有的阿拉伯社会契约被违背了。到2000年，除了富裕的石油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无力兑现承诺。一个愈发明显的趋势是：只有该地区统治者的一小部分朋友和家人才能从经济机遇中获益。贫富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加深，引人担忧。阿拉伯各国并不处理公民合法的抱怨，反而以更加高压的方式回应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更糟糕的是，这些高压式的政权通过世袭继承积极维持他们家族对政治的掌控，年迈的总统们培养他们的儿子接班。不仅阿拉伯社会契约被破坏，而且这些失败的政权还有可能让自己屹立不倒。

2011年，阿拉伯各国人民站起来，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试图重新制约统治者。开罗城中心的一个标语牌上这样写道：“人民不应该害怕政府，政府应该害怕人民。”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没能持续。强人重新掌权——只有突尼斯是个例外，2010年12月菲达·哈姆迪和穆罕默德·布瓦齐齐的致命冲突使这场运动首先在那里爆发。此后在那个国家形成的脆弱的宪政秩序，是将成为未来阿拉伯社会秩序的预兆，还是“阿拉伯之春”一个独特的成功案例，目前尚不得而知。

一味强调阿拉伯历史上的各种冲突是错误的，因为这湮没了阿拉伯世界引人入胜之处。作为一名毕生研究中东的学生，我被阿拉伯历史吸引是由于其丰富与多元。我在贝鲁特和开罗度过童年，之后在美国上大学时，我对中东产生了兴趣。我在大学里学习了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以便能阅读阿拉伯历史的原始材料。在细读宫廷记录和编年史、档案文献和手稿、日记和回忆录的过程中，阿拉伯历史让我既熟悉又陌生，这深深吸引了我。

阿拉伯世界在过去5个世纪所经历的种种，与全球其他人所经历的相同。民族主义、帝国主义、革命、工业化、城乡移民、为妇女权益而斗争，所有这些人类现代历史的宏大主题都在阿拉伯世界得到呈现。但又有许多元素让阿拉伯人不同：他们城市的样貌、他们的音乐和诗歌、他们作为伊斯兰教“选民”的特殊地位（《古兰经》中对真主用阿拉伯语向人类降下最后的启示，强调了不下10次）以及他们对于民族社群的概念——从摩洛哥延伸至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人是多元的，但又由一个基于语言和历史的共同认同维系在一起，这让他们愈加有吸引力。他们是一个民族，同时也是许多民族。从摩洛哥到埃及，跨越北非的游历者会发现方言、书法、景观、建筑、饮食、统治方式、经济活动的类型都在发生万花筒似的改变。如果这个旅行者继续穿越西奈半岛，进入肥沃的新月地带，他会注意到在巴勒斯坦和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及伊拉克之间存在着类似的差异。从伊拉克向南进入海湾国家，阿拉伯世界展现出邻国伊朗的影响。阿曼和也门则反映出东非和南亚的影响。所有这些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但他们都认为自己被共同的阿拉伯历史所维系。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试图通过均衡叙述北非、埃及、肥沃的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的历史经历，来合理地处理阿拉伯历史的多元性。与此同时，我也试图展示这些地区历史之间的联系。例如，法国在摩洛哥的统治如何影响了法国在叙利亚的统治，以及对法国在摩洛哥统治的反叛如何影响了对法国在叙利亚统治的反叛。不可避免的是，在叙述中一些国家占据了过多的篇幅，而另一些国家则被遗憾地忽视了，对此我很抱歉。

我参考了各种各样的阿拉伯资料，使用了生活在阿拉伯动荡岁月中的亲历者的叙述：从早年间的编年史，到大量来自知识分子、记者、政客、诗人、小说家、出名的与平凡的人的记录。在我看来，偏向使用阿拉伯资料来书写阿拉伯人的历史是非常自然的，正如偏向使用俄罗斯的资料来书写俄国人的历史那样。一些外国权威人物，如政治家、外交官、传教士和旅行者，都有关于阿拉伯历史的洞见值得分享。但我相信，如果西方读者能够读到阿拉伯人对他们所生存时代的描述，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阿拉伯历史，则读者们对该历史会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章　从开罗到伊斯坦布尔

夏日骄阳炙烤着艾什赖弗·冈素·奥乌里（al-Ashraf Qansuh al-Ghawri）。这位马木鲁克（Mamluk）王朝的第49任素丹，正在检阅即将出征的军队。自1250年建立王朝以来，马木鲁克人一直统治着这个当时最古老、最强盛的伊斯兰国家。这个以开罗为首都的帝国，覆盖了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年逾古稀的冈素，已执政15年。此时，他正在帝国的最北端，叙利亚阿勒颇城外的达比格草原（Marj Dabiq），应对马木鲁克史上最大的威胁。而他即将失利，这次失利将触发马木鲁克帝国的覆灭，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阿拉伯世界铺平道路。检阅的这一天，是1516年8月24日。

冈素头戴轻型缠头，以抵御叙利亚沙漠上的烈日。他身披象征王室威严的蓝色斗篷，肩负战斧，驾着阿拉比亚战马，检阅军队。但凡有战事，马木鲁克素丹往往亲自领兵出征，并带着大部分政府官员随军征战。这就好比美国总统带领半数内阁成员、众参两院领导人、最高法院法官、主教与拉比们，同军官与士兵一起戎装出战。

马木鲁克军队的将领们，同4位大法官一起，站在素丹的红色旌旗下。他们的右侧，是帝国的精神领袖，哈里发穆台瓦基勒三世（al-Mutawakkil Ⅲ）。他站在自己的旌旗下，同样戴着轻型缠头，身披斗篷，肩负战斧。40名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头绑黄色丝绸包裹的《古兰经》抄本，围绕着冈素。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是绿色、红色和黑色旌旗下，各神秘主义苏非教派的领袖。

两万名马木鲁克士兵在平原上集结，这一壮观的场景，定会让当时身处其中的冈素和他的随从们赞赏有加，信心满满。“马木鲁克”，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被拥有的”或“奴隶”，指一个精英奴隶士兵阶层。来自欧亚草原和高加索基督教地区的年幼男子，被带至开罗。在那里，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接受军事训练，远离家人与故乡，并全身心地忠于他们的主人——包括拥有他们的人和教育他们的人。在接受最高水准的军事训练，并被灌输对宗教与国家的无限忠诚之后，成年的马木鲁克会被赋予自由，并跻身统治精英阶层。他们是近身肉搏战中的终极斗士，曾经战胜过中世纪最强大的军队。1249年，马木鲁克人击败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率领的十字军。1260年，他们将蒙古军队逐出阿拉伯人的领土。1291年，他们驱走了伊斯兰世界最后的十字军。

集结的马木鲁克军队呈现出壮观的景象。士兵们身披色彩鲜亮的丝质战袍，他们的头盔和铠甲采用当时最高水准的工艺，他们的武器由高强度的钢铁制成，并镶嵌黄金。外在的华美，是骑士精神的要素之一，也是渴求胜利的勇士们彰显自信的标志。

战场的另一端，奥斯曼素丹手下久经沙场的战士们对马木鲁克人虎视眈眈。奥斯曼帝国源自13世纪同基督教拜占庭帝国进行“圣战”的一个突厥穆斯林小王国，地处安纳托利亚（现代土耳其的亚洲领土）。14—15世纪，奥斯曼人兼并了其他突厥王国，征服了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领土。1453年，奥斯曼帝国第七任素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成功攻占君士坦丁堡，完成对拜占庭帝国的征服，这是之前所有穆斯林政权都未曾做到过的。在此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将以“征服者”闻名于世。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穆罕默德二世的继任者们雄心不减，继续为他们的帝国开疆拓土。1516年的这一天，冈素将要同塞利姆一世（Selim I，1512—1520年在位）作战，他是奥斯曼帝国第九任素丹，外号“冷酷者”。

冈素在他的北部边境展示军事实力，但与之矛盾的是，他原本打算借此来避免战争。奥斯曼帝国与波斯萨法维帝国相互敌对。萨法维人统治的地区在现今的伊朗，他们同奥斯曼人一样说突厥语，可能是库尔德民族的一支。他们那位魅力超凡的领袖，伊斯玛仪沙(1)（Shah Ismail，1501—1524年在位），下令立什叶派伊斯兰教为萨法维帝国的官方宗教，这将他置于同奉行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意识形态冲突之中。[1]1514—1515年间，奥斯曼人和萨法维人因争夺东安纳托利亚爆发战争，前者取得了胜利。萨法维人急切寻求同马木鲁克人联盟以抵抗来自奥斯曼人的威胁。冈素并不特别支持萨法维人，但他想要维持地区的势力均衡，希望部署在叙利亚北部的强大马木鲁克军队可以将奥斯曼人的扩张之心限制在安纳托利亚，将波斯留给萨法维人，将阿拉伯世界留给马木鲁克人。马木鲁克的军事部署对奥斯曼帝国的侧翼构成了战略威胁。同冈素的预期相悖的是，为规避两线作战的风险，奥斯曼素丹暂时停止同萨法维人的敌对，专心对付马木鲁克人。

马木鲁克人派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是奥斯曼军队的规模要大得多，训练有素的骑兵和步兵总人数多达马木鲁克军队的3倍。根据当时历史纪年学家的估计，塞利姆的军队总人数为6万人。同对手相比，奥斯曼人还具有显著的技术优势。马木鲁克人的老式军队倚重士兵的个人作战能力，而奥斯曼人则派出一支装备火枪的现代火药步兵团。马木鲁克人固守中世纪的军事理念，而奥斯曼人则代表着16世纪战争的现代面貌。同通过赤手肉搏赢得个人荣誉相比，作风顽强、经验丰富的奥斯曼士兵对取胜后获得的战利品更感兴趣。

两军在达比格草原交战，奥斯曼的火枪重创马木鲁克的骑士军团。在奥斯曼军队的攻击下，马木鲁克军队的右翼溃败，左翼叛逃。左翼的指挥官是阿勒颇城的长官，他是一名马木鲁克，名叫海伊尔贝伊（Khair Bey）。事后发现，早在交战前，海伊尔就已经和奥斯曼人结盟，转而效忠“冷酷者”塞利姆。海伊尔的背叛给奥斯曼人在战斗开始不久就送去了胜利。

马木鲁克素丹冈素·奥乌里惊恐地看着他的军队在他周围溃散。战场上尘土飞扬、浓烟滚滚，两军都几乎无法看见对方。冈素不再相信他的士兵们能获胜，他转向他的宗教顾问们，催促他们祈求胜利。一名马木鲁克军官意识到局势的不可逆转，他取下并叠好素丹的旌旗，对冈素说：“素丹啊我们的主人，奥斯曼人已经击败了我们，您去阿勒颇自救避难吧！”当领会到军官所说属实时，素丹突然中风，半身动弹不得。他试图跨上他的马，却摔了下来，当场死亡。四散奔逃的随从们抛弃了素丹，他的尸体再也未曾找到过，仿佛大地裂开，吞噬了这位坠落的马木鲁克的身体。

待到硝烟散去，这场屠杀的恐怖景象全部显现出来。马木鲁克编年史家伊本·伊耶斯（Ibn Iyas）这样写道：“这是一段暴怒的时间，使婴儿白头，将铁融化。”战场上尸横遍野，濒死的人与马在呻吟，获胜的奥斯曼人急切地劫掠倒下的敌手，迅速终结了呻吟。他们留下“无首的尸身和布满尘土、面貌狰狞的头颅”，任凭乌鸦和野狗吞食。[2]对马木鲁克人来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失败，这次打击让他们的帝国再也无法恢复元气。

达比格草原之战的胜利让奥斯曼人成为叙利亚的主人。“冷酷者”塞利姆进入阿勒颇，未遭到任何抵抗。他又继续兵不血刃，占领大马士革。9月14日，战斗结束后约三周，战败的消息传到开罗。幸存的马木鲁克将领们集聚开罗，选出了新一任素丹。他们选择冈素的副手艾什赖弗·图曼贝伊（al-Ashraf Tumanbay）继任。图曼贝伊是最后一位马木鲁克素丹，他的统治只维持了三个半月。

“冷酷者”塞利姆从大马士革写信给图曼贝伊，给了他两个选择：投降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属国，可继续统治埃及；抵抗则面临彻底的毁灭。读信时，图曼贝伊因害怕而哭泣，因为他不能选择投降。恐惧开始笼罩马木鲁克素丹的士兵与臣民。为了维持纪律与秩序，图曼贝伊发布公告，禁止出售葡萄酒、啤酒和大麻，违者以死刑论处。但编年史家称，焦虑不安的开罗居民对素丹的命令置若罔闻，面对迫近的入侵威胁，他们从毒品和酒精中寻找慰藉。[3]当奥斯曼人攻陷沿海城市加沙、屠戮千人的消息传来，恐怖的气息笼罩整个开罗城。1517年1月，奥斯曼军队进入埃及，向马木鲁克帝国的首都进发。

1月22日，塞利姆抵达开罗北郊。面对即将到来的战斗，图曼贝伊的士兵们毫无斗志，许多部队没有报到履职。城市传令官被派往开罗的大街小巷，威胁说要把每个逃兵绞死在他自家门前。通过这种方式，图曼贝伊集结了他所能集结的所有士兵，骑兵、步兵和贝都因人非正规军，总计大约2万人。吸取达比格草原之战的教训，图曼贝伊解除了骑士制度对火器的禁令，给大批士兵配备了火枪。他还准备了100辆装备轻型火炮的战车来对抗入侵者。开罗的男男女女来到战场上为军队呐喊，为胜利祷告。这支没有军饷、缺乏自信、基本靠不住的马木鲁克军队，在战斗日来临时，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非为胜利而战。

1517年1月23日，战斗打响。“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伊本·伊耶斯写道，“只要一提起它，就足以让人心生恐惧并失去理智。”战鼓擂响，马木鲁克骑兵跨上战马，驰向战场。他们遭遇了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奥斯曼军队，“像蝗虫一样涌来”。伊本·伊耶斯称，接下来的战斗要比先前的达比格草原失利更糟糕，土耳其人“像乌云一样从四面八方袭来”“他们的枪声震耳欲聋，他们的进攻击搏挽裂”。不到1小时，马木鲁克的防御者们伤亡惨重，全线撤退。图曼贝伊并没能比他的大多数将领坚持战斗更久，他退了下来，发誓择日再战。[4]

胜利的奥斯曼军队袭击了开罗，对这座城市进行了3天的洗劫。无助的平民听任入侵的军队摆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和财产被洗劫。面对奥斯曼士兵的暴虐，开罗民众唯一的庇护是奥斯曼素丹本人，他们竭尽全力讨好新主人。清真寺中，传统上以马木鲁克素丹之名进行的周五聚礼，变为向塞利姆素丹致敬，这是承认王权的传统方式之一。布道者们缓慢而庄重地念道：“真主保佑素丹，两陆与两海之王的儿子、统率两军的征服者、两伊拉克的素丹、两圣城的仆人、胜利的国王塞利姆沙。两世的主啊，请赐予他永远的胜利。”“冷酷者”塞利姆接受了开罗的臣服，他指示他的大臣们宣布大赦并恢复安全秩序。

在击败马木鲁克军队近两周后，塞利姆素丹进入开罗城。这是大多数开罗居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瞻仰他们的新主人。伊本·伊耶斯生动地描绘了这位奥斯曼征服者：

当素丹穿过城市时，所有的民众都为他欢呼。据说他肤色白皙，下巴刮得干干净净。他大鼻大眼，身材短小，戴着小缠头。他举止轻浮而不安分，在骑行时不时左顾右盼。据称他当时约40岁。他没有以往素丹们的威严。他秉性邪恶，嗜血，暴躁，不能忍受别人的顶撞。[5]

马木鲁克素丹逃亡期间，塞利姆在开罗坐卧难安。奥斯曼人知道，只要图曼贝伊活着，他的支持者就会谋划他的复辟。只有他公开死亡，才能使这些希望彻底破灭。1517年4月，“冷酷者”塞利姆获得了这个机会，贝都因部落成员背叛了逃亡的图曼贝伊，将他交给了奥斯曼人。塞利姆强迫图曼贝伊在开罗城中游街示众，以确凿无疑地告诉人们这就是那位被罢黜的马木鲁克素丹。游街结束于开罗的一个主要城门祖韦拉门（Bab Zuwayla）。在那里，刽子手们将图曼贝伊拉出来，在惊恐万分的人群面前绞死了他。行刑时，绞绳断了，据说断了两次，这似乎表明神明非常不情愿允可弑君。“当他的灵魂终于屈服，人群中爆发出一声大叫，”编年史家如此记载，从而记录下公众在见证这一前所未有的场面时的震惊与恐惧。“过去我们从未目睹过在祖韦拉门下绞杀埃及素丹的场面，从来没有！”[6]

对塞利姆素丹来说，图曼贝伊的死值得庆祝。随着马木鲁克王朝的覆灭，塞利姆完成了对马木鲁克帝国的征服，并将他们所有的财富、土地和荣耀都转到了他自己的王朝。在将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的希贾兹省纳入奥斯曼帝国之后，他现在可以荣归伊斯坦布尔了。希贾兹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意义非凡。穆斯林相信，正是在这里，在麦加城，真主第一次向先知穆罕默德降示《古兰经》，而正是在临近的麦地那，先知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团。现在，塞利姆将麦加和麦地那两圣地的仆人与保护者添加到素丹的君王头衔上，赋予素丹以宗教合法性。这些成就向世人昭示，塞利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伊斯兰帝国的素丹。

在离开开罗之前，塞利姆要求看一部著名的埃及皮影戏，这是一种在照亮的幕布上投出剪影来表演的偶人戏。他只身独坐欣赏着剧中的场景。皮影大师制作了一个祖韦拉门的模型和一个图曼贝伊素丹被绞死那一刻的形象。当演到绳子断了两次时，这位奥斯曼素丹“觉得这场面很有趣。他给了这位艺术家200第纳尔和一件丝绒的荣誉斗篷。‘当我们出发去伊斯坦布尔时，跟我们一起走吧，让我的儿子也看看这个场景。’塞利姆对他说”。[7]他的儿子苏莱曼将在3年后继承奥斯曼王位和塞利姆从马木鲁克人手中征服的一切。

奥斯曼人征服马木鲁克帝国是阿拉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马木鲁克剑士和奥斯曼枪手之间致命的兵器冲突标志着阿拉伯世界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的开始。奥斯曼人的征服还意味着，自伊斯兰教兴起以来，阿拉伯世界第一次被一个非阿拉伯国家的首都统治。公元661—750年间，伍麦叶王朝，伊斯兰教的第一个王朝，在大马士革统治着他们快速扩张的帝国。750—1258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在巴格达统治着当时最伟大的穆斯林帝国。建于969年的开罗，在1250年马木鲁克王朝兴起之前，曾是至少四个王朝的首都。从1517年起，阿拉伯人将通过外国首都制定的规则来商议他们的国际地位，这一政治现实将被证明是现代阿拉伯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尽管很多人因“冷酷者”塞利姆的血腥征服而担惊受怕，但事实证明，从马木鲁克向奥斯曼统治的过渡要比他们所预想的顺利。13世纪以来，阿拉伯人一直被讲突厥语的外族人统治，奥斯曼人同马木鲁克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个帝国的精英都是基督教奴隶出身。两个帝国都是官僚国家，都遵守宗教法，并都建立强大的军队保护伊斯兰领土免受外部威胁。此外，现在谈论反对“外国”统治的独特的阿拉伯身份认同为时尚早。在民族主义时代之前，身份认同同个体的部落或城镇出身相关。若阿拉伯人有更为宽泛的身份认同，则更有可能基于宗教而不是种族。大多数阿拉伯人是逊尼派穆斯林，对他们来说，奥斯曼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统治者。对当时的人们而言，行政中心从阿拉伯世界迁至横跨欧洲和亚洲大陆的伊斯坦布尔，似乎并不成问题。

看起来，阿拉伯人是从务实而非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从马木鲁克向奥斯曼统治的转变的。他们更关心法律、秩序和合理的税收，而非思考被土耳其人统治意味着什么。埃及历史学家阿卜杜·拉赫曼·哲拜尔提（ʻAbd al-Rahman al-Jabarti）在19世纪初就对奥斯曼早期的统治表达了尊重：

奥斯曼人在其统治开始阶段是正统哈里发以来伊斯兰社团最好的统治者之一。[8]他们是最强大的宗教捍卫者和非信徒的反对者，因此，他们通过攻城拔寨扩大领土，这是真主赐予他们及其副手的。他们控制了地球上最宜居的地区。四面八方的王国向他们俯首称臣。他们不忽视国家，而是保卫其领土和边疆。他们坚持举行伊斯兰仪式……尊崇宗教领袖，支持维护两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并通过遵守伊斯兰法律和惯例来维护司法的规则与原则。他们的统治是稳固的，他们的控制是持久的，国王们敬畏他们，自由民和奴隶们都服从他们。[9]

叙利亚的村民和市民并不为马木鲁克帝国的覆灭而哀悼。伊本·伊耶斯讲道，饱受过度征税和专横统治之苦的阿勒颇居民，阻止从达比格草原败退的马木鲁克人进入阿勒颇城，并且“用比奥斯曼人更糟的方式对待他们”。当“冷酷者”塞利姆进入阿勒颇城时，“城里点灯庆祝，集市上烛光闪耀，为他祈祷的声音不绝于耳，人们欢欣鼓舞”，庆祝摆脱了之前马木鲁克的统治。[10]根据大马士革编年史家穆罕默德·本·突伦（Muhammad ibn Tulun，1475—1546）的记载，大马士革人也对政治统治者的更迭无动于衷。他对马木鲁克统治末期的描述总是提及税收的无度、官员的贪婪、中央政府的无能、马木鲁克埃米尔肆无忌惮的野心、乡村地区安全的缺乏以及治理不善造成的经济困境。[11]相比之下，伊本·突伦赞赏奥斯曼人的统治，后者给大马士革省带来了法律、秩序和正常的税负。

相较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马木鲁克帝国的覆灭可能更为显著地改变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腹地位于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首都伊斯坦布尔横跨帝国的欧洲和亚洲行省。阿拉伯世界远离奥斯曼帝国的中心，阿拉伯民族为帝国不同族裔的人口增添了新鲜血液。阿拉伯人本身是一个多元的民族，他们共同的阿拉伯语分化成多种方言。从阿拉伯半岛穿越肥沃的新月地带到北非，方言之间越来越不能相通。尽管当时（一如现在）大多数阿拉伯人同奥斯曼土耳其人一样是逊尼派穆斯林，但也有相当规模的少数群体，包括伊斯兰教的分支派别、基督徒和犹太人。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也十分多样，不同的阿拉伯地区都有各自独特的烹饪、建筑和音乐传统。历史也分裂了阿拉伯民族，在伊斯兰教产生后的数个世纪中，不同的地区曾被不同的王朝统治。阿拉伯世界的并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地理疆域、文化和人口结构。

如何为他们新获得的阿拉伯领土设计切实可行的行政架构，是奥斯曼人面对的一个实际挑战。阿拉伯人并入奥斯曼帝国时，帝国正迅速向波斯、黑海地区和巴尔干地区扩张。帝国政府为新领土培训和任命合格行政官员的能力不足以应对帝国疆域的迅速扩张。只有那些最接近奥斯曼帝国腹地的地区，比如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才处于标准的奥斯曼统治之下。离安纳托利亚越远，奥斯曼人就越努力维持原有的政治秩序，从而确保这些地区实现最顺利的政治过渡。奥斯曼人是实用主义者，而非空想家，相较于将他们自己的方式强加于阿拉伯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在这些新的领土上维护法律和秩序，并定期收取合理的税收。因此，在征服之后的初期阶段，奥斯曼人采用多样的方式统治诸阿拉伯行省，并实行广泛的自治。

在叙利亚和埃及，奥斯曼人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在马木鲁克行政人员中组建一个忠诚的政府。只有马木鲁克人有必要的知识和经验替奥斯曼人统治叙利亚与埃及。然而，奥斯曼人不能指望马木鲁克人的忠诚。奥斯曼统治的第一个10年，爆发了一系列暴力叛乱，马木鲁克的一些要人试图脱离奥斯曼帝国，恢复马木鲁克对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

在征服马木鲁克帝国后的头几年里，奥斯曼人基本上保全了前朝的机构，让马木鲁克埃米尔(或称“长官”)掌管。他们以阿勒颇、大马士革和开罗三大城市为中心，将前马木鲁克的领土划分为三个行省。阿勒颇是第一个完全由奥斯曼人统治的行省，一名奥斯曼人被任命为阿勒颇的总督。该省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时的民众并不知道，奥斯曼人的征服将开启阿勒颇历史上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一直持续到18世纪。在那个时代，阿勒颇将成为亚洲和地中海之间一个重要的陆上贸易中心。虽然距离海岸约50英里，但阿勒颇吸引了荷兰、英国和法国的黎凡特公司开设办事处，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国际化的城市之一。[12]当威廉·莎士比亚让《麦克白》中第一个出场的女巫谈论一名水手的妻子时，她说“她的丈夫是‘猛虎号’的船长，到阿勒颇去了”，环球剧场的观众都知道她在说什么。

塞利姆素丹选择马木鲁克人担任大马士革和开罗的总督。他任命的两位总督差别很大。他指定詹比尔迪·加萨里（Janbirdi al-Ghazali）任大马士革的总督。在马木鲁克时期，詹比尔迪是叙利亚的一名总督，曾在达比格之战中英勇抗击奥斯曼人。他率领马木鲁克军队袭击了塞利姆在加沙的部队，并负伤。之后带着余部撤回开罗，协助图曼贝伊守卫开罗。

很明显，塞利姆赞赏詹比尔迪对他的马木鲁克君主所表现出的正直和忠诚，并希望他能将这份忠诚献给他的奥斯曼新主人。1518年2月，塞利姆授予詹比尔迪马木鲁克时期大马士革总督所拥有的一切职权，作为交换，詹比尔迪每年纳贡23万第纳尔。[13]将如此多的权力移交给一人却不加制衡，显然是有风险的。

在开罗，塞利姆选择马木鲁克时期的阿勒颇总督海伊尔贝伊任总督。在达比格草原之战前，海伊尔贝伊曾与塞利姆通信，向这位奥斯曼素丹效忠。在达比格草原之战中，他弃阵而去，将阵地留给了奥斯曼人。后来，他被图曼贝伊逮捕，关入开罗的监狱。塞利姆攻占开罗后，释放了海伊尔贝伊，并表彰了这位阿勒颇前总督的贡献。然而，塞利姆从未忘记海伊尔贝伊背叛了他的前马木鲁克君主。根据伊本·伊耶斯的记载，塞利姆曾用他的名字玩文字游戏，称他为“海因贝伊”（Khain Bey），即“叛徒阁下”。[14]

塞利姆素丹在世时，这些行政安排并没有受到质疑。1520年10月，消息传来，塞利姆驾崩，年轻的苏莱曼王子登上奥斯曼王位。继任奥斯曼王位后，新素丹苏莱曼面临着阿拉伯行省的一连串叛乱。一些马木鲁克人认为，他们效忠的是作为征服者的塞利姆素丹，而非他的王朝。

第一次马木鲁克起义爆发在大马士革。詹比尔迪·加萨里试图恢复马木鲁克帝国，并宣布自己为素丹，王号“最尊贵的王”（al-Malik al-Ashraf）。他穿戴马木鲁克的服饰和轻型缠头，禁止大马士革人穿戴奥斯曼服饰。他禁止清真寺的布道者以苏莱曼素丹的名义念诵周五聚礼的祷文。他开始将奥斯曼士兵和官员驱逐出叙利亚，的黎波里、霍姆斯和哈马都支持他。他组建了一支军队，准备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回阿勒颇。[15]

阿勒颇人民仍然忠于奥斯曼素丹国。他们哀悼塞利姆的死，并以苏莱曼的名义念诵周五聚礼的祷文。当总督得知叛军迫近，他开始加强阿勒颇的防御。12月，詹比尔迪的部队包围了这座城市。叛军炮击阿勒颇城门，将燃烧的弩箭射过城墙，但守军修复了破损的城墙，挡住了詹比尔迪的部队。在围城15天后，大马士革人撤退了。在围困过程中，大约200名阿勒颇居民以及一些士兵被打死。[16]

眼见反叛受挫，詹比尔迪回到大马士革巩固自己的地位并集结部队。1521年2月，他前往大马士革郊区与一支奥斯曼军队作战。詹比尔迪的军队很快被击溃，他本人也在战斗中阵亡。恐慌席卷了大马士革。詹比尔迪企图脱离奥斯曼帝国并重建马木鲁克统治，但却徒劳无果。由于支持詹比尔迪，大马士革人失去了和平服从奥斯曼统治所能带来的好处。

刚刚击败詹比尔迪的军队现在开始洗劫大马士革城。根据伊本·突伦的记载，有3000多人被杀，城镇街区和邻近村庄被劫掠，妇女和儿童被俘虏。詹比尔迪的头颅和1000名阵亡士兵的耳朵被当作战利品送到伊斯坦布尔。[17]马木鲁克人对大马士革的影响就此终结。此后，大马士革将由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奥斯曼总督直接统治。

在埃及，奥斯曼人的统治反复受到挑战。虽然塞利姆质疑开罗马木鲁克总督的诚信，称他为“叛徒阁下”，但海伊尔贝伊在1522年去世前一直维持着奥斯曼帝国在埃及的统治秩序。奥斯曼当局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任命了一位新的总督来取代他。1523年5月，两名来自埃及中部的地方官员利用这段空位期发动了一场叛乱，并得到一些马木鲁克人和贝都因首领的支持。埃及的奥斯曼驻军迅速镇压了叛乱，许多马木鲁克叛乱分子随后被监禁或处死。

接下来的挑战来自新任命的奥斯曼总督本人。艾哈迈德帕夏（Ahmad Pasha）渴望成为一名伟大的维齐尔，即奥斯曼政府的首相。仅获埃及总督的任命让他颇为失望，为满足自己的野心，他试图自立为埃及的独立统治者。他于1523年9月抵达开罗，此后不久，就开始解除开罗奥斯曼驻军的武装，并将大批步兵遣回伊斯坦布尔。他释放了因参加去年起义而被监禁的马木鲁克人和贝都因人。随后，艾哈迈德帕夏宣布自己为素丹，并命令他的支持者杀死城堡中残余的奥斯曼部从。和詹比尔迪一样，他要求周五聚礼的布道者以他的名义念诵祷文，并下令铸造刻有他名字的钱币。然而，他的反叛是短暂的。他的对手攻打他，迫使他撤退到乡下。1524年3月，他在那里被捕并斩首。伊斯坦布尔向开罗派遣了一位新的总督，明确指示他终结马木鲁克的势力，将埃及更为全面地置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此后，苏莱曼素丹证明了他完全有能力赢得阿拉伯臣民的忠诚。直到他统治结束，再没有威胁奥斯曼人统治的叛乱发生。

在塞利姆完成征服后的10年内，埃及、叙利亚和希贾兹已稳定地处于奥斯曼统治之下。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是整个帝国的决策者和立法者的家园。统治集团的顶层是素丹，他享有绝对君权，他的话就是令状。他住在托普卡珀宫（Topkapi Palace），在高墙后面俯瞰皇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从宫殿的城墙向山下走，在一组宏伟的大门后面，是大维齐尔和他的大臣们的办公地。这个内阁中枢以其最独特的特点——大门而闻名。在土耳其语中，该中枢被称作“Bab-i Ali”，即“高门”。这个词在法语中被译作“La Sublime Port”（高大的门），又被英译成“Sublime Porte”（高大的门），或简称“the Porte”（门）。奥斯曼宫廷和内阁这两大机构为各阿拉伯行省乃至整个帝国制定了新的统治规则。

奥斯曼人的统治带来了新的治理实践。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地方统治是一种封建主义形式，中央政府将土地授予军事指挥官们。获得该职位的人负责监督司法的运转，并从他的土地上征税。他用他的土地收益供养一定数量的骑兵，并向中央财政缴纳一笔固定数额的税款。与欧洲的封建主义不同，奥斯曼制度不是世袭的，因此没有产生一个与素丹的权力相抗衡的贵族阶层。这一制度非常适合迅速扩张的帝国，因为开疆拓土的速度超过了国家培养训练有素的官员来管理领土的能力。官员们负责簿记，盘点帝国的财富。他们编制了详细的税务登记，罗列了各行省中每一个村庄应纳税的人、家庭、田地和收入的数量。这些登记理应每30年更新一次，但在16世纪期间，国家开始忽视簿记。到17世纪，这种做法就完全消失了。[18]

叙利亚新设立的奥斯曼行省——阿勒颇、大马士革，以及后来的沿海省份的黎波里（位于今黎巴嫩），被划分为较小的行政单位，由军事指挥官负责管理。行省总督被授予最大的封地，作为回报，总督需要为素丹的征战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并向素丹的国库缴纳固定额度的税收。行省的军事指挥官被授予了第二大的封地，较低级别的指挥官所获封地的大小取决于他们的军衔以及他们预计为素丹的军事行动提供军队的数量。[19]这一经过调整的封建制度并未在埃及实行，对埃及的统治继续在奥斯曼总督和马木鲁克军事指挥官之间不稳定的伙伴关系中进行。

各阿拉伯行省的行政人员由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任命，他们往往来自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地区。同马木鲁克人一样，奥斯曼人也运行着自己的奴隶征募制度，来源地主要是他们治下的各巴尔干行省。每年一度的征募将年轻的基督教男孩从他们的村庄中带走，这在土耳其语中叫作“devshirme”，意为“男孩征募”。男孩们被送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接受训练，为帝国服务。身体健壮的男孩被送去接受军事训练，以加入精锐的禁卫军步兵团。头脑聪慧的男孩则被送去宫廷接受训练，以在宫廷或官僚机构中从事文职工作。

以现代标准衡量，男童征募看上去是不折不扣的野蛮行为：孩童成为奴隶，在远离家人的环境中成长，并被强制皈依伊斯兰教。然而，在当时，这是在一个流动性相当有限的社会中向上流动的唯一手段。通过男孩征募，农民的儿子可以成为将军或大维齐尔。事实上，奥斯曼军队和政府的精英队伍基本上只在征募的男孩中选录。大多数阿拉伯人是自由出生的穆斯林，他们被排除在这种征募之外，这意味着他们在奥斯曼帝国早期的权力精英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20]

苏莱曼二世素丹统治时期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在法律上界定了奥斯曼行省的行政架构。在西方，他以“大帝”（the Magnificent）闻名，而在本国，则以土耳其语外号“立法者”著称。在苏莱曼死后两个多世纪，埃及编年史家哲拜尔提对他实行的法律和行政改革的功劳大加赞赏：“立法者苏莱曼素丹确立了政府管理原则，完成了帝国的构建，并划分了各行省。他在黑暗中闪耀，燃起宗教的光辉，扑灭异教徒的火焰。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国家（即埃及）一直是他们帝国的一部分，也一直服从奥斯曼人的统治。”[21]行政法则以一份名为“法典”的宪法文件的形式被送往各行省。各行省的法典明确了总督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并以白纸黑字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当时，它代表了政府问责制度的最高水平。

第一部行省法典起草于1525年艾哈迈德帕夏叛乱之后。苏莱曼二世素丹的大维齐尔易卜拉欣帕夏担负着恢复奥斯曼素丹对埃及统治的使命，引入法典是这一使命的核心部分。这部法典非常综合，规定了直到村庄级别的行政框架。它明确了公职人员在保障治安、维护灌溉系统和征税方面的责任。关于土地调查、慈善捐赠、谷仓维护和海港管理，法典也都有明确的规定。这部法典甚至规定总督应该多久与他的行省资政委员见一次面（每周4次，就像伊斯坦布尔的帝国资政会议一样）。[22]

为了执行法律，奥斯曼行政长官需要守纪、可靠的部队。各省总督指挥的部队由奥斯曼正规军和本地征募的非正规军组成。部队中的精英是禁卫军，他们的指挥官是伊斯坦布尔直接任命的。像大马士革这样的城市，会有一支由500—1000名禁卫军组成的步兵来维持当地秩序。还有一些骑兵部队，由该省的财政收入来供养。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档案，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间，阿勒颇、的黎波里和大马士革三省共有8000多名骑兵。[23]这些正规军得到了本地征募的步兵和北非雇佣军的协助。

司法是除总督和军队之外，奥斯曼统治体系的第三个要素。伊斯坦布尔中央政府向各行省省会派遣一名大法官统领伊斯兰法庭。虽然基督徒和犹太人有权在他们自己社区的宗教法庭上解决内部纠纷，但许多人选择在穆斯林法庭申诉或记录交易。所有伊斯坦布尔颁布的皇家法令都会在法庭上公开宣读并登记在册。除刑事案件外，法院还为争议各方提供仲裁，担任记录商业合同和土地交换的公证人，并登记人们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结婚和离婚、寡妇和孤儿的安置以及死者个人财产的分配等。所有案件和交易都被正式登记在法院的档案中，许多记录留存至今，是了解奥斯曼帝国城镇日常生活的宝贵资料。

苏莱曼二世被证明是奥斯曼帝国最成功的统治者之一。在长达46年（1520—1566）的统治期间，他完成了他父亲开启的对阿拉伯世界的征服。1533—1538年，他从波斯萨法维帝国手中夺取了巴格达和巴士拉。那里的逊尼派民众遭受了什叶派萨法维人的多年迫害，他们视奥斯曼军队为解放者。对伊拉克的征服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上都有重要意义。苏莱曼二世巩固了他的帝国，将古老的阿拉伯首都巴格达纳入麾下，并阻止了什叶派教义向逊尼派地区的扩张。

16世纪30—40年代，苏莱曼二世的部队从埃及向南推进，占领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地区。1525—1574年，在西地中海地区，苏莱曼将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北非沿海地区以朝贡附属国的形式纳入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到16世纪末，除了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之外的阿拉伯半岛中部和摩洛哥素丹国，阿拉伯世界的其余地区都在帝国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

每一块阿拉伯土地都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特定的情况下，带着不同的历史和行政背景，并入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帝国在每一个阿拉伯行省的统治故事都是独特的，深受这些行省并入帝国时所处状况的影响。

奥斯曼征服北非更多通过海盗行为而非传统战争实现。当然，一方眼中的海盗对另一方来说是海军上将。16世纪，在英国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中，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的海盗行为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作为伊丽莎白一世王国的骑士和她最受信任的顾问之一，人们几乎不会将他和众所周知的海上强盗形象挂上钩。海伊尔丁（Khayr al-Din）也是如此。他是奥斯曼历史上最伟大的海军上将之一，因红胡子而被同时代的欧洲人称为“巴巴罗萨”（Barbarossa）。对西班牙人来说，他是一个无情的海盗、地中海航运的祸害，他把数千名战斗中被俘的基督教水手卖为奴隶。对北非沿海地区居民来说，他是一名神圣的战士，对西班牙占领者发动“圣战”，他所获得的战利品是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奥斯曼人来说，他是他们中土生土长的一员，大约在1466年出生于土耳其海岸附近的爱琴海的米蒂利尼岛。

16世纪初，西地中海是基督教和穆斯林军队之间激烈冲突的战场。1492年，格拉纳达沦陷，西班牙完成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结束了穆斯林对西班牙近8个世纪的统治（711—1492）。在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自主改宗迅速转变成强制皈依，面对这样的形势，大多数伊比利亚穆斯林离开家园到北非寻求庇护。这些被称为摩里斯科人的穆斯林难民从未忘记自己的家园，也从未原谅西班牙。西班牙的君主，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astile）和阿拉贡的费迪南德（Ferdinand of Aragon），无情地将“圣战”推向地中海对岸、摩里斯科人藏身的各穆斯林王国。从摩洛哥到利比亚，他们沿着北非海岸线建立了一系列堡垒殖民地，或称“要塞”，并迫使内陆城镇的地方首领向西班牙纳贡。其中两处殖民地，摩洛哥海岸线上的休达和梅利利亚至今仍是西班牙的属地。

西班牙的侵略扩张几乎没有遭到北非穆斯林小国的反对。基于非斯（在今摩洛哥）、特莱姆森（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三个地方王朝统治着西北非。它们向西班牙君主纳贡，不敢向控制其主要港口和码头的西班牙要塞发起任何挑战。穆斯林统治者与西班牙侵略者的合作让他们失去了臣民的信任。很快，当地的狂热分子开始组织自己的部队来反抗入侵者。由于要塞是通过海上补给的，西班牙的船只比坚固的堡垒本身更易受到攻击。当地的水手武装了船只，在海上开展“圣战”，在西方，这些人被称为“巴巴里海盗”（Barbary corsairs，“巴巴里”可能源自古希腊语，指“野蛮人”，更可能源自对北非土著柏柏尔人的指称）。当这些海盗从他们攻击的西班牙船只上掠夺财物、奴役船员时，他们视他们的战争为同基督教侵略者的宗教冲突。对西班牙人的大胆攻击使这些海盗成为当地的英雄，并赢得了沿岸阿拉伯和柏柏尔居民的支持。

海伊尔丁是最著名的巴巴里海盗。他追随兄长阿鲁吉（ʻAruj），后者在阿尔及尔以东的小港吉吉里建立了一个独立小政权。阿鲁吉沿着阿尔及利亚向西扩张其势力范围，并于1517年占领特莱姆森。第二年，他试图守卫特莱姆森失败，被西班牙人杀害。海伊尔丁认识到，巴巴里海盗若想守住他们的地盘、对抗强大的西班牙帝国，需要一个强大盟友的支持。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他把巴巴里海盗的“圣战”发展成一个成功的战争机器。

1519年，海伊尔丁派遣一名使者，携带礼品和一封阿尔及尔人民的请愿书赴奥斯曼宫廷，请求塞利姆素丹提供保护，并提出将他们自己置于素丹的统治之下。当时“冷酷者”塞利姆行将就木，他同意将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带纳入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他让海伊尔丁的使者带着一面奥斯曼旗帜和2000名禁卫军回去复命。世界上最伟大的穆斯林帝国开始同西班牙舰队交战，这给西地中海的均势带来了决定性的改变。

同奥斯曼人新立盟约，巴巴里海盗备受鼓舞，他们将战线扩展到了北非沿海以外地区。海伊尔丁和他的将领们攻击了位于意大利、西班牙和爱琴海诸岛的目标。16世纪20年代，他像在海上航行的罗宾逊一样，劫持欧洲的粮船，向遭受干旱、物资短缺的阿尔及利亚沿海居民派发粮食。他的船只将摩里斯科人从西班牙救出，将他们带回他控制的城镇定居，并让他们加入他同西班牙的战斗。

然而，海伊尔丁和他的部下最出名的是他们对西班牙船只的攻击。他们击沉桨帆船，释放穆斯林奴隶，缴获数十艘敌舰。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沿海地区，“巴巴罗萨”这一名字引起了人们的恐惧，这是有理有据的。海伊尔丁的部下俘虏的基督徒达数千人，他们将其中的贵族扣下以赚取高额赎金，将平民卖为奴隶。这给穆斯林海盗们带来了一种浪漫的正义感：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前曾被西班牙人俘虏，并被卖为桨帆船上的奴隶。

西班牙海军需要一名海军上将来与海伊尔丁对垒。1528年，皇帝查尔斯五世（Charles V）雇佣著名将领安德烈亚·多里亚（Andrea Doria，1466—1560），让他率军与海伊尔丁交战。多里亚是热那亚人，他养着一支舰队为欧洲的君主们提供租用服务。由此看来，他同海伊尔丁一样是一名海盗。

多里亚是一位伟大的海军上将，但海伊尔丁更伟大。在他们18年的地中海对决中，多里亚很少能胜过他的奥斯曼对手。他们在1530年的第一次相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529年，经过短暂的围困，海伊尔丁的军队攻占了阿尔及尔湾的西班牙要塞。西班牙的战俘沦为奴隶，被驱使去拆除堡垒，而堡垒的石头被用来建造防波堤，以保护阿尔及尔港。失去战略要塞的查尔斯五世暴跳如雷，紧急召集了一个国务会议。安德烈亚·多里亚建议袭击阿尔及尔西侧的歇尔谢尔港。1530年，多里亚的军队在歇尔谢尔附近登陆，释放了数百名基督徒奴隶，但却遭到居住在这个城镇中的摩里斯科人的顽强抵抗，他们正急切地渴望同西班牙人一战。海伊尔丁派遣了一支救援部队。为避免同更庞大的奥斯曼舰队交战，多里亚撤回了他的战船，将西班牙士兵遗弃在歇尔谢尔。坚持抵抗的西班牙士兵被杀，投降者则沦为奴隶。海伊尔丁羞辱了西班牙人两次，从而稳固了他在阿尔及尔的地位。

这名巴巴罗萨也提升了他在素丹眼中的地位。1532年，他受邀赴伊斯坦布尔会见苏莱曼大帝。他带着一支由44艘战船组成的舰队出发，一路上蹂躏了热那亚和西西里的沿海地区，夺取、劫掠并焚毁了18艘基督教船只。最后，他抵达伊斯坦布尔，素丹邀请他到皇宫觐见。他被引领到素丹面前，跪下亲吻地面，等待他君主的命令。苏莱曼命令他的海军上将起身，封他为奥斯曼海军的统帅，或称卡普丹帕夏（Kapudan Pasha），及海洋诸省的总督。在伊斯坦布尔逗留期间，海伊尔丁居住在皇宫内，定期同素丹会面，讨论海军战略。作为宠爱重臣的最高象征，苏莱曼在一次宫廷庆典上将一枚金质勋章钉在海伊尔丁的缠头上，以表达对这位卡普丹帕夏的感激，感谢他为奥斯曼帝国拓展北非疆土、打败敌对的西班牙。[24]

从伊斯坦布尔回来后，海伊尔丁开始筹划他的下一次重大战役：征服突尼斯。他组建了一支近1万人的远征军，于1534年8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突尼斯。奥斯曼人控制了从突尼斯到阿尔及尔的北非沿海地区，查尔斯五世在西地中海的海上霸权摇摇欲坠。安德烈亚·多里亚建议西班牙皇帝将海盗们从突尼斯逐走。查尔斯同意了，并亲自随舰队出征。他写道：“桨帆船、盖伦帆船、克拉克帆船、小帆船、轮船、双轨船以及其他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载着由约2.4万名士兵和1.5万匹马组成的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军队驶向突尼斯。“出发时我们［请求］造物主的帮助和指引……在神的佑助和恩惠下，我们将给巴巴罗萨以看上去最有效、最致命的打击。”[25]

当这支庞大的无敌舰队接近突尼斯时，海伊尔丁心知自己无法抵抗，便撤回了他的部队。突尼斯落入西班牙军队手中。查尔斯五世在他寄回国内的信中称，西班牙军队释放了2万名基督徒奴隶。阿拉伯历史记录称，西班牙人在洗劫突尼斯的过程中杀害了至少同样多的当地居民。从战略上讲，征服突尼斯让西班牙人牢牢掌控了通往西地中海的门户西西里海峡。仅存的穆斯林据点就是阿尔及尔了。

1541年，西班牙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围攻，试图攻占阿尔及尔并一劳永逸地击败海伊尔丁。一支由65艘桨帆船和400多艘运输船组成的舰队，载着3.6万名士兵和围城器械，于10月中旬启航。阿尔及利亚编年史家赛义德·穆拉德（Sayyid Murad）写道：“这支舰队覆盖了整个海面，但我无法数清所有的舰船，因为它们数量太庞大了。”为了对抗西班牙人，巴巴里海盗集结了1500名奥斯曼禁卫军、6000名摩里斯科人和数百名非正规军。面对一支人数超过自己军队3倍还不止的入侵部队，海伊尔丁看起来处于绝境之中。他的一位将领试图提振军队的士气，说道：“基督徒的舰队确实是巨大的……但别忘了安拉会在穆斯林抗击他们宗教的敌人时给予帮助。”[26]他的话在那位本地编年史家看来，是具有预言性的。

在西班牙入侵前夕，天气突变，狂风把西班牙的舰船吹上了岩石海岸。那些安全到达岸边的士兵被暴雨淋得湿透，火药也被水浸湿了。在这种情况下，守卫者的剑和箭被证明是更有效的武器。在150艘舰船失踪和1.2万人被杀或被俘的情况下，浑身湿透、士气低落的西班牙人被迫撤退。巴巴里海盗取得了对西班牙人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一劳永逸地巩固了他们在北非的地位。这是海伊尔丁最伟大的胜利，这之后阿尔及尔每年都会举行庆祝活动，直至奥斯曼统治结束。

5年后的1546年，海伊尔丁·巴巴罗萨逝世，享年80岁。他成功确保了奥斯曼帝国对北非沿海地区的控制（尽管对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的最终征服是由他的继任者在16世纪稍晚时期完成的）。奥斯曼帝国对北非的统治不同于其他阿拉伯领土，更多地体现了这块土地的海盗传统。在海伊尔丁死后的几十年里，伊斯坦布尔任命的总督、奥斯曼舰队上将和奥斯曼禁卫军首领之间相互制衡。在17世纪，在阿尔及尔定居并成为永久居民的禁卫军首领成为阿尔及尔的总督，并通过政务委员会（或称“迪万”，diwan）进行统治。1671年，权力再次发生转移。舰队上将任命一名当地统治者，称号“德伊”（dey），取代禁卫军首领进行统治。在一段时期内，伊斯坦布尔继续任命帕夏，即总督，但帕夏的权力是象征性的，德伊握有实权。1710年开始，德伊也担任帕夏的职务，伊斯坦布尔对北非的控制也越来越弱，德伊们享有完全的自治权，作为回报，他们每年仅向帝国中央政府缴纳一小笔贡金。

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在西地中海的争夺结束后很久，奥斯曼中央政府依然非常满意阿尔及尔的德伊们代其统治北非沿海地区。巴巴里海盗控制的沿海地区因距离伊斯坦布尔太远而无法被直接管理，也因人口稀少而无法负担更为复杂的治理体系的开销，因此，该地区成为奥斯曼人选择与当地精英合作统治的阿拉伯行省中的典型。这使得奥斯曼帝国能够在帝国国库几无损失的情况下，对具有战略价值的穆斯林地区宣示主权，并获得少量收入。这一安排也符合阿尔及尔德伊们的利益，使他们在同地中海地区海上强国的交往中，既享有奥斯曼人的保护，又享有高度自治。这一让德伊们和奥斯曼人同时受益的安排一直持续到19世纪——至此，两者都无力抵抗欧洲殖民北非新纪元的开启。

东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自治制度。长期以来，黎巴嫩山区为逃避受迫害的非正统宗教社团提供庇护。其中两个社团——马龙派和德鲁兹派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统治系统。虽然黎巴嫩高地(以黎巴嫩山著称)与大叙利亚其他地区一样，于1516年“冷酷者”塞利姆征服时期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但帝国的中央政府倾向于让当地居民在自己的山寨中自治。

7世纪末，马龙派为逃避当时拜占庭帝国中敌对基督教派的迫害，到黎巴嫩北部山区寻求庇护。他们是中世纪十字军的支持者，此后与梵蒂冈关系密切。1584年，罗马开设了一所马龙派学院，向最有天赋的年轻马龙派教徒传授神学，这巩固了马龙派教徒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的联系。

德鲁兹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开罗，当时一群持有异见的什叶派穆斯林因遭受迫害而逃离埃及。在孤立的黎巴嫩南部山区，他们的信仰发展出一种独特而高度神秘的新形式。德鲁兹派既是一个宗教团体，也是一个政治团体。在马龙派基督徒的充分参与下，德鲁兹人开始掌控黎巴嫩山的政治秩序。德鲁兹埃米尔，也即德鲁兹王，统治着一个等级森严的德鲁兹和基督教世袭贵族体系，其中每一个世袭贵族都属于黎巴嫩山的某一特定地区。

当奥斯曼帝国将黎巴嫩山纳入统治范围时，奥斯曼素丹们选择保留该地区特定的封建秩序，仅要求德鲁兹王承认素丹的权威，每年向他纳贡。因为德鲁兹人内部分化严重，不足以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构成威胁，所以这种模式运作良好。但随着埃米尔法赫尔丁二世（Amir Fakhr al-Din Ⅱ）的崛起，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

黎巴嫩山之王法赫尔丁二世（约1572—1635）像是马基雅维利书中的一个人物。他的统治方式不同于奥斯曼帝国的其他统治者，更接近于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法赫尔丁将暴力与狡诈相结合，扩大他控制的领土，并持续掌权数十年。他甚至任命他自己的御用历史学家为后人记载下他执政期间的丰功伟绩。[27]

1591年，法赫尔丁在父亲被敌对的赛义法（Sayfa）家族暗杀后开始掌权。赛义法家族是一个库尔德家族，基于沿海城市的黎波里（不要与同名的利比亚城市混淆）统治黎巴嫩北部。在随后的30年内，德鲁兹王法赫尔丁为两重动机所驱使，一是向赛义法家族复仇，二是扩张他自己家族的统治范围。同时，法赫尔丁同奥斯曼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按时足额缴纳他的领地所承担的税款。他前往大马士革，大方地向总督穆拉德帕夏（Murad Pasha）赠送礼物和金钱，后者后来被提升为伊斯坦布尔的大维齐尔。借助这些往来关系，法赫尔丁成功地将他的统治区域扩展到了南部港口城市赛达、贝鲁特城和沿海平原、黎巴嫩山北部地区和东部的贝卡谷地。到1607年，这位德鲁兹王已经牢牢控制了现代黎巴嫩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巴勒斯坦北部的部分地区。[28]

随着他所统治的这个小国家的发展壮大，法赫尔丁的麻烦也越来越多。他所控制的领土已经远远超出了自治的黎巴嫩山，进入了完全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地区。这种前所未有的扩张引发了伊斯坦布尔的政界和法赫尔丁本地竞争对手的忧虑。为保护自己免受奥斯曼帝国的阴谋之害，这位马基雅维利式的德鲁兹王于1608年同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签订了联盟条约。美第奇家族给法赫尔丁提供枪支并协助他建造防御工事，以换取在竞争激烈的黎凡特贸易中的特权地位。

法赫尔丁同托斯卡纳缔盟的消息让人恐慌不安。在随后的几年内，黎巴嫩和托斯卡纳关系的深化让奥斯曼人越发忧心忡忡。当法赫尔丁的朋友穆拉德帕夏的大维齐尔之位被敌对的纳苏哈帕夏（Nasuh Pasha）取代时，法赫尔丁在伊斯坦布尔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1613年，素丹决定采取行动，派一支军队去推翻法赫尔丁并除掉他的德鲁兹小国。奥斯曼海军舰船被派去封锁黎巴嫩港口，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这位德鲁兹王逃跑，另一方面也是为阻止托斯卡纳的船只前来协助。法赫尔丁巧妙地避开了攻击者，用贿赂的方式绕过了奥斯曼舰船。法赫尔丁雇用了两艘法国的盖伦帆船和一艘佛兰德船，在一名顾问和一些侍从的陪同下，去往托斯卡纳。[29]

从赛达到里窝那，法赫尔丁航行了53天，终于到达了托斯卡纳的领土。他5年的流亡经历代表了一个罕见的历史时刻。在那时，阿拉伯和欧洲的君王们平等会面并且带着敬意看待彼此的风俗习惯。法赫尔丁和他的侍从们目睹了美第奇宫廷的运转、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状况以及当地人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德鲁兹王被亲眼看到的一切迷住了，从普通佛罗伦萨人的日常家居用品到美第奇家族杰出的艺术收藏，包括奥斯曼帝国杰出人物的画像。他参观了佛罗伦萨大教堂，登上了乔托钟楼，爬上了布鲁内列斯基（Brunelleschi）设计的著名穹顶。后者是前一个世纪建成的，是当时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一。[30]然而，尽管法赫尔丁在佛罗伦萨目睹了许多奇迹，但他却从未怀疑过他自己国家文化的优越性，也从未怀疑过奥斯曼帝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1618年，法赫尔丁回到了他的故土。他审慎地选择了回归的时机：奥斯曼人又一次同波斯人交战，对他的回归视而不见。在法赫尔丁离开的5年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奥斯曼当局将他家族的统治范围压缩至黎巴嫩山南半部舒夫的德鲁兹区，德鲁兹社团分裂成多个敌对派别，这将确保不会有某个家族获得法赫尔丁曾享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

很快，法赫尔丁就挫败了奥斯曼中央政府和地区竞争对手的计划。从他回归的那一刻起，这位德鲁兹王就重建了他对黎巴嫩山人民和领土的权威，旨在重建他的个人帝国，从北部的拉塔基亚港向南覆盖整个黎巴嫩高地，直到巴勒斯坦并越过约旦河。在过去，法赫尔丁通过获得奥斯曼当局的许可来确保他的所得。而这一次，他在统治疆域上的拓展对奥斯曼中央政府构成了直接挑战。他相信他的战士能够击败奥斯曼人可能部署的任何军队。在随后的5年中，法赫尔丁在对抗奥斯曼当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胆。

1623年11月，法赫尔丁的军队在昂杰尔之战中击败了来自大马士革的奥斯曼军队，俘虏了大马士革总督穆斯塔法帕夏（Mustafa Pasha）。至此，法赫尔丁的权力达到顶峰。[31]德鲁兹军队带着他们的囚徒大马士革总督沿着贝卡谷地追击敌人直到巴勒贝克。在军队包围巴勒贝克时，法赫尔丁接待了一个来自大马士革的要人代表团，他们就释放他们的总督前来谈判。在之后的12天内，这位德鲁兹埃米尔一直拖着谈判的进程，直到确保他的每一个领土目标都实现，才释放他的囚徒。

1629年，奥斯曼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结束，伊斯坦布尔再次将注意力转向黎巴嫩山叛逆的德鲁兹王，此时他已将他控制下的疆域向东延伸入叙利亚沙漠，向北延伸到安纳托利亚。1631年，法赫尔丁做出了一次傲慢的举动，拒绝一支奥斯曼军队在“他的”领土上过冬。从那时起，奥斯曼人下定决心要除去这名不顺从的封臣。

年迈的法赫尔丁也面临着来自其他群体的挑战——贝都因部落、他的宿敌的黎波里的赛义法家族以及同他竞争的德鲁兹家族。在素丹穆拉德四世（Murad IV）强有力的领导下，奥斯曼人抓住了法赫尔丁日益被孤立的时机，于1633年从大马士革派遣了一支部队去推翻这位德鲁兹领袖。也许法赫尔丁的支持者在多年不断的战斗后已疲惫不堪，又或许他们正在对他的判断力失去信心，因为他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违逆伊斯坦布尔的命令。当奥斯曼军队逼近时，德鲁兹的战士们拒绝了他们领袖的战斗号召，让他和他的儿子们自己去对抗奥斯曼军队。

逃亡的德鲁兹王躲在德鲁兹腹地深处舒夫的山洞里。奥斯曼将领们一路追踪，进入高地，点起火用烟把他从藏身之处逼了出来。法赫尔丁和他的儿子们被抓获，并被带到伊斯坦布尔，于1635年处决。这终结了一份非凡的事业，也消除了阿拉伯世界对奥斯曼统治的重大威胁。

在清除了法赫尔丁后，奥斯曼人乐于恢复黎巴嫩山的本地政治制度。为占据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设计的政府体系不适合当地多样化的基督徒和德鲁兹人口，但只要当地统治者愿意进入奥斯曼的体系，帝国中央政府非常愿意接受各阿拉伯行省的多样性。黎巴嫩的封建秩序将一直持续到19世纪，其间没有再给伊斯坦布尔带来麻烦。

塞利姆二世完成征服后的一个世纪里，埃及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政治秩序。虽然他们的统治王朝已经被摧毁，但马木鲁克人作为一个军事阶层幸存，仍然是奥斯曼时期埃及统治精英的核心。他们保全了家族，继续引入征召来的年轻奴隶来更新他们的军队，维护他们的军事传统。由于无法根除马木鲁克人，奥斯曼人别无选择，只能把他们纳入埃及的行政机构。

早在17世纪，马木鲁克贝伊们就开始在奥斯曼治下的埃及担任主要行政职位。马木鲁克人被赋予财政权和对每年前往麦加的朝觐队伍的管理权。他们被任命为阿拉伯半岛希贾兹行省的总督，实际垄断行省的行政事务。这些职位带来了声望，更重要的是，这些职位的获得者得以控制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17世纪，马木鲁克贝伊们还占据了埃及的一些最高军事职位，这让他们同从伊斯坦布尔派来的奥斯曼总督和军官形成了直接竞争的局面。奥斯曼中央政府忙于应对帝国欧洲边境更为紧迫的威胁，对于埃及这个富饶的行省，它更关心的是维持秩序、确保经常性税收制度正常运转，而不是如何调整奥斯曼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与马木鲁克人之间的权力平衡。在埃及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中，总督们只能自行应对。

马木鲁克大家族之间的对抗导致了激烈的派系斗争。对奥斯曼人和马木鲁克人来说，开罗的政治变得变幻莫测。17世纪形成的两个主要派别是法卡里派（Faqari）和卡西米派（Qasimi）。法卡里派与奥斯曼骑兵联系紧密，他们以白色为标志，以石榴为象征。卡西米派同埃及本土军队联系紧密，他们以红色为标志，并以圆盘为象征。每个派别都有自己的贝都因盟友。这些派别的起源只留存于传说中，但可以明确的是，到17世纪末，派别分化已经完全形成。

奥斯曼的总督们试图操纵派系对抗来压制马木鲁克人。这给处于不利地位的马木鲁克派别以推翻奥斯曼总督的切实动机。在编年史家艾哈迈德·凯特胡德·德木尔德什（Ahmad Katkhuda al-Damurdashi，他自己是一名马木鲁克军官）的编年史所覆盖的1688—1755年期间，不同的马木鲁克派别成功罢免了埃及34位奥斯曼总督中的8位。

马木鲁克人拥有比奥斯曼总督更大的权势，这一点在1729年派系斗争的阴谋中显露无遗。法卡里派的首领宰因·法卡尔（Zayn al-Faqar）召集一群军官，计划对敌对的卡西米派发动一场军事行动。宰因·法卡尔对他的手下说：“我们会要求总督给这次征战提供500袋钱，如果他同意，他可以继续担任总督；如果他不同意，我们会罢免他。”法卡里派派代表团去见奥斯曼总督，后者拒绝支付用于攻击卡西米派的军事行动开销。宰因·法卡尔暴跳如雷，他对随从说：“我们不会接受皮条客做我们的总督。走！我们去把他罢免了。”法卡里派未经任何授权，自作主张做了决定。他们仅仅给伊斯坦布尔去了一封信，通知帝国中央政府奥斯曼总督已被罢免，并已任命一名代理总督代行总督职权。随后，这一派马木鲁克人用武力强迫他们任命的代理总督用苏伊士港海关的收入作为攻击卡西米派军事行动的经费。这笔支出以防御开罗的名义被合理化。[32]

马木鲁克人对他们的竞争对手使用了非同寻常的暴力。卡西米派非常清楚地知道，法卡里派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对抗以占得先机。1730年，卡西米派派了一名刺客去刺杀敌对派别的首领宰因·法卡尔。这名刺客是法卡里派的叛徒，曾因与法卡里派发生冲突而转投卡西米派。这次，他乔装成一名警察，假装逮捕了一个宰因·法卡尔的敌人。“把他带到这儿来。”宰因·法卡尔下令，想要面对面见见他的敌人。“他来了。”刺客回答道，然后用手枪射中了宰因·法卡尔的心脏，后者立刻毙命。[33]随后，刺客和他的同谋冲出法卡里派首领的家逃脱，沿途打死了几个人。这是一场大规模血仇的开端。

法卡里派任命穆罕默德·卡塔米什贝伊（Muhammad Bey Qatamish）为他们的新首领。穆罕默德贝伊已晋升到马木鲁克的最高级别，获得了“城市首领”的头衔。作为对宰因·法卡尔遭暗杀的回应，穆罕默德贝伊下令消灭所有同卡西米派有关联的马木鲁克人。“你们当中有卡西米派的间谍。”穆罕默德贝伊指着他侍从中一个不走运的人警告说。在这名男子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之前，穆罕默德贝伊的军官们将他拖到桌子底下，砍掉了他的头。这是为宰因·法卡尔之死复仇的行动中杀害的第一人。在1730年的屠戮结束之前，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杀。

穆罕默德贝伊向宰因·法卡尔任命的代理总督求助，声称参与谋杀法卡里派首领的有373人，并获得了处决他们的授权。对他而言，这是授权清除卡西米派。德木尔德什记载：“穆罕默德·卡塔米什贝伊屠戮了整个卡西米派，除了那些……逃到乡村的人。他甚至把还未到青春期的马木鲁克少年从他们的居所带走，送到尼罗河中的一个小岛上集体杀戮，并把尸体投入河中。”穆罕默德贝伊消灭了所有卡西米派的家族，发誓再也不让该派在开罗立足。[34]

事实证明，消灭卡西米派要比穆罕默德贝伊设想的困难得多。1736年，卡西米派回归，同法卡里派算旧账。他们得到了奥斯曼总督白基尔帕夏（Bakir Pasha）的协助。白基尔帕夏之前就担任过埃及总督，但被法卡里派罢免，不得不提前结束任期。他自然是卡西米派的盟友。白基尔帕夏邀请穆罕默德贝伊和法卡里派的其他重要的马木鲁克人赴会，一群卡西米派人带着手枪和剑埋伏在会场。穆罕默德贝伊一到，卡西米派人就现身，击中了这名法卡里派首领的胃部，并屠杀了他的将领们。总之，他们杀害了开罗10位最有权势的人，并将他们的头颅堆在城里一座主要清真寺里示众。[35]综合各种记录，这是奥斯曼埃及历史上最严重的屠杀之一。[36]

多年的派系斗争使法卡里派和卡西米派都无力维持在开罗的领导地位。这两个敌对的派别被一个叫作卡兹杜厄里（Qazdughli）的马木鲁克家族推翻，在18世纪余下的时间内，该家族一直掌控奥斯曼埃及。随着该家族的崛起，极端的派系暴力冲突减少了，给这个饱受冲突蹂躏的城市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和平。就奥斯曼人而言，他们从未全面掌控富裕但不守规矩的埃及行省。奥斯曼埃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直到“冷酷者”塞利姆征服马木鲁克埃及数个世纪后，各马木鲁克家族依然拥有比伊斯坦布尔任命的总督更大的政治权力。在埃及，就像在黎巴嫩和阿尔及利亚一样，奥斯曼的统治适应了当地政治。

在征服马木鲁克帝国两个世纪之后，奥斯曼人成功地将他们的帝国从北非扩展到了阿拉伯半岛南部。整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许多情况下，奥斯曼人不愿或无法在各阿拉伯行省建立标准化的政府，而选择与本地精英合作统治。各阿拉伯行省同伊斯坦布尔的关系可能差异很大，各省的行政架构也千差万别，但它们毫无疑问都是同一个帝国的组成部分。这种多样性对当时多民族和多教派的帝国来说是很常见的，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也是如此。

18世纪中叶前，奥斯曼人对这一多样性的掌控多多少少是成功的。他们面临过挑战，特别是来自黎巴嫩山和埃及的挑战，但他们使用多种策略，成功地确立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确保没有任何地方领袖对帝国的中心地位构成持久威胁。然而，18世纪后半叶，该中心与处于边缘地位的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生了变化。新的地方领袖崛起，他们开始整合军力，寻求自治，公然违抗奥斯曼帝国的制度。他们往往同帝国在欧洲的敌对势力合作。这些新兴的地方领袖对奥斯曼政权构成了实质性挑战，将在19世纪危及帝国的生存。

(1) 沙(Shah)，君主称号，源自波斯语，被借入奥斯曼土耳其语。——译者注

第二章　阿拉伯人挑战奥斯曼统治

理发师知道城里发生的一切，因为他每天都在同各行各业的人交谈。从理发师艾哈迈德·布戴伊里（Ahmad al-Budayri）日记的记载来看，他非常健谈，且对18世纪中叶大马士革的政治和社会了如指掌。他日记中所涉及的话题都是各地理发店交谈中常见的话题，包括本地的政治、高昂的生活成本、天气以及人们对世风日下的抱怨。

除了他日记所载的内容，我们对大马士革理发师布戴伊里的生活知之甚少。他太卑微了，不足以被列入当时的人物传记，也即奥斯曼时期的名人录。他的日记因此更加引人注目。对18世纪的商人而言，有读写能力本不常见，更不用说用文字记录下他们的想法了。他很少谈论自己，更愿意写别人的事。我们不知道他何时出生、何时离世，但很明显，他写作这部从1741年持续到1762年的日记时是一个成年人。布戴伊里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属于一个神秘的苏非教团。他已婚，有孩子，但没有提过他的家庭生活。他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提到将他引入行的老师时充满敬佩，也回忆了那些他给理过发的杰出人士。

这名大马士革的理发师是奥斯曼帝国忠诚的臣民。1754年，他写道，大马士革人得知素丹马哈穆德一世（Mahmud I，1730—1754年在位）离世，震惊不已。他也记录了已故素丹之子奥斯曼三世（Osman III，1754—1757年在位）登基时公众的庆祝活动。当时的大马士革“装点得比公众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漂亮”。他祈祷道：“愿真主保佑这个奥斯曼国家直到时间的尽头。阿敏(1)!”[1]

理发师为奥斯曼国家的延续而祈祷，理由充分。根据奥斯曼人的治国理念，好的统治是四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之间的微妙平衡，这一平衡可被理解为一个“公正的循环”（circle of equity）。首先，国家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来行使其权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巨大的财富，而税收是国家唯一的常规财富来源。为了征税，国家必须促进国民生活的繁荣。为了国民生活的繁荣，国家必须维护法律的公正，这就回到了国家的责任上来，从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当时大多数奥斯曼政治分析者在解释政治混乱时往往会归咎于对上述四要素中某一要素的忽视。从布戴伊里所见证的18世纪中叶大马士革的状况来看，他确信奥斯曼帝国已陷入严重的困境。官员腐败，军纪松弛，物价高涨，政府权威的衰退损害了公共道德。

可以说，问题的根源在大马士革的总督们。在布戴伊里生活的时代，大马士革并没有按照帝国惯例由伊斯坦布尔任命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替素丹统治，而是由一个本地贵族王朝统治。执政的阿兹姆家族在17世纪通过敛聚叙利亚中部城镇哈马周围的大量耕地而发家致富。后来，他们到大马士革定居，成为城中财富与权势的拥有者。1724—1783年，5名阿兹姆家族成员统治过大马士革，共统治了45年。同时，还有几名阿兹姆家族成员受命统治赛达、的黎波里和阿勒颇等行省。综合来看，统治叙利亚各省的是18世纪各阿拉伯行省涌现的地方领导力量中一个较为显赫的代表。

今天，我们可能会认为，相较于奥斯曼官僚，阿拉伯人更愿意接受同胞的统治。然而，18世纪的奥斯曼官僚依然是素丹的仆人，理论上完全忠于帝国，行使统治职权时不带私利。相比之下，阿兹姆家族的统治者们明显考虑个人和家庭利益，身居高位时，他们借机敛财并建设自己的王朝，这一切都以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为代价。“公正的循环”被打破，诸事开始崩坏。

布戴伊里详细讨论了阿兹姆统治大马士革的长处和短处。他日记所覆盖的时段，大部分是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Asʻad Pasha al-Azm）统治时期。他在位14年（1743—1757），是奥斯曼时期所有大马士革总督中任期最长的。这名理发师对艾斯阿德帕夏极尽溢美之词，但也提出了不少批评。他谴责阿兹姆家族的总督们掠夺大马士革的财富，并认为他们应对军队的混乱和公德的崩坏负责。

在阿兹姆家族的统治下，军队已经从一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纪律严明的部队，堕落为一群目无法纪的乌合之众。大马士革的禁卫军分为两个群体——伊斯坦布尔派遣的帝国部队（kapikullari）和大马士革本地的禁卫军（yerliyye）。此外，还有一些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北非人组成的非正规部队。不同的军团经常发生冲突，给城市的和平带来了严峻挑战。1756年，在帝国禁卫军和大马士革本地禁卫军的冲突中，阿玛拉区的居民因支持前者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报复，后者将整个阿玛拉区的住宅和商店付之一炬。[2]布戴伊里记录了多件士兵袭击甚至杀害大马士革居民而完全不受惩罚的事件。在极度焦虑时期，市民的反应是锁闭店铺，把自己关在家里，这让城市的经济生活陷入停顿。这位理发师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安全部队”对普通大马士革居民生命和财产构成的威胁。

布戴伊里还认为，阿兹姆家族应对大马士革长期居高不下的食品价格负责。他声称，他们不仅没有监管市场、确保定价的公平，而且阿兹姆家族的总督们实际上还滥用职权来囤积粮食，人为制造粮食短缺以最大化个人利益。有一次，大饼价格下跌，艾斯阿德帕夏派他的仆从向饼铺施压，要求他们提高价格以保护小麦市场，而小麦市场是他家族财富的来源。[3]

在日记中，布戴伊里愤怒谴责阿兹姆家族总督聚敛财富，而大马士革的普通百姓却在挨饿。艾斯阿德帕夏在大马士革中心建的宫殿，是他滥用权力的体现，这座宫殿如今依然矗立城中。该项目用上了城里所有的建筑材料和所有训练有素的石匠与工匠，推高了普通大马士革人所需承担的建造成本。艾斯阿德帕夏命令宫殿的建造者们从城里的老房子和老建筑中剥去珍贵的建筑材料，不顾房屋主人的利益和房屋的历史价值。这个项目是艾斯阿德帕夏贪婪的明证。布戴伊里提到，艾斯阿德帕夏在宫殿的“地板下、水井中、天花板上、蓄水池中，甚至厕所里”，为他巨大的个人财富建了无数藏匿处。[4]

布戴伊里认为，军纪的崩坏，加上阿兹姆家族总督的贪婪，已导致公共道德的严重恶化。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获得合法性，是因为它有能力推广伊斯兰价值观，且维持必要的机构，让臣民在逊尼派伊斯兰准则下生活。公共道德的崩坏因而成为国家权威崩塌的显著标志。

在布戴伊里看来，城市里娼妓横行最能说明城市公共道德水准的下滑。大马士革是一个保守的城市，良家女子遮住头发，穿着端庄，很少有机会与自己家庭之外的男性交往。大马士革的妓女们丝毫不遵循这些规矩。这名理发师经常抱怨醉酒的妓女，与同样醉酒的士兵作乐狂欢，裸露着面庞和头发，大步穿行于大马士革的街道和市场。大马士革的总督几次试图禁止卖淫活动，但都没有效果。在城中驻军的鼓动下，妓女们拒绝服从命令。

大马士革的老百姓似乎开始接受，甚至欣赏城里的妓女。18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赛勒姆恩的年轻、美丽的女子完完全全地吸引了大马士革人，她的名字在当地的俚语中成了时尚和美丽的代名词。特别时髦的裙子会被称作“赛勒姆恩裙”，新奇的珠宝会被叫作“赛勒姆恩饰品”。

赛勒姆恩是一个藐视权威的鲁莽的年轻女子。她的行径让人联想起比才的卡门。1744年的一个下午，赛勒姆恩在大马士革城中心与一位法官相遇。她喝醉了，还带着刀。法官的侍从朝她喊叫，要求她让道。赛勒姆恩嘲笑他们，挥刀向法官冲去，法官的手下竟然几乎无法控制住她。法官让当局逮捕了她，当局以暴行为由处决了她。随后，一名城市传令官被派往大马士革街头，传令杀死所有妓女。许多妇女逃走了，另一些则躲藏了起来。[5]

事实证明，禁令是短暂的，大马士革的妓女们很快又回到了街头，抛头露面，无拘无束。1748年，理发师写道：“在那些日子里，腐败加剧，真主的奴仆们遭受迫害，妓女数量激增，日日夜夜都充斥着市场。”他描述了为纪念当地一位圣人而举行的妓女游行，大马士革民众看上去对这种亵渎宗教价值观的活动坦然接受，这让他倍感愤怒。一个妓女爱上了一个生病的年轻土耳其士兵。她发誓，如果她的情人恢复健康，她将进行一次祈祷，向圣人表示敬意。士兵康复后，她履行了她的誓言：

她和同她一样罪孽深重的姑娘们一起，排成一种队列行进。她们手捧蜡烛和香炉穿过集市。这群女子唱着歌，敲着鼓，不遮面纱，长发披肩。人们看着她们却并未反对。只有正直的人们在高声呼喊：“真主至大！”[6]

这次游行结束后不久，市政府再次试图禁止卖淫。城中各区的负责人被告知要举报任何可疑的人，并派城市传令官去敦促妇女正确佩戴面纱。然而，在这些新令发布后的几天里，理发师称：“我们看到这些女子又在街巷和市场里行走，她们的行为举止依然如故。”到这时，总督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决定不再试图驱逐这些厚颜无耻的妓女，转而向她们征税。

阿兹姆家族的总督们滥用职权，牺牲人民的利益来致富，但他们不能遏制邪恶，也不能控制名义上由他们指挥的士兵。大马士革的理发师深感沮丧。一个由这样的人统治的国家能够长久吗？

到18世纪中叶，奥斯曼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从表面上看，奥斯曼帝国成功地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了他们的帝国。奥斯曼人用了两个世纪，将统治范围从阿拉伯半岛最南端延伸到非洲西北部摩洛哥的边境。阿拉伯人普遍接受奥斯曼素丹为他们的合法君主。每周五，他们都以素丹的名义礼拜，为素丹的战争贡献士兵，还向素丹的代理人交税。绝大多数的阿拉伯臣民，如那些在农村耕种土地的人，以及那些居住在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与商人，都接受了奥斯曼人的社会契约。他们所期望的回报是他们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对伊斯兰价值观的维护。

然而，一个重要的变化正在阿拉伯世界发生。在奥斯曼帝国最初的几个世纪中，阿拉伯人，作为自由民出生的穆斯林，被排除在高级职位之外，这些职位，是留给那些通过“男孩征募”招来的奴隶精英们的。但是，到18世纪中叶，地方的显贵们升入了行省行政体系的最高级，并被授予了“帕夏”称号。大马士革阿兹姆家族的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埃及经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山到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都是如此。在阿拉伯世界，地方领袖崛起，伊斯坦布尔的影响下降，因为更多的税收被用于地方军队和地方长官的建设工程。这一现象在许多阿拉伯行省蔓延，从而带来一种累积效应，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因为在18世纪下半叶，地方领袖的快速壮大使得多个阿拉伯行省开始反抗伊斯坦布尔的统治。

各阿拉伯行省地方领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从马木鲁克家族族长到部落领袖再到城市显贵。驱使他们的是勃勃的雄心，而不是对奥斯曼人某一具体做事方式的不满。他们拥有共同类型的财富：他们毫无例外都是大地主，利用奥斯曼土地政策的变化获得了大量地产；他们终生拥有这些地产，在某些情况下还把这些地产传给了他们的子女。他们把自己地产上的收益从政府的金库转移出来，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建造豪华的宫殿，并维持自己的军队来加强权势。伊斯坦布尔的损失转化成各阿拉伯行省地方经济的真正收益，地方领袖得以将庇护网络扩展至工匠和民兵，以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权力。

这样的地方领袖并不是各阿拉伯行省独有的，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也出现了类似的地方领袖，但对伊斯坦布尔来说，阿拉伯世界并不是最核心的，无论我们如何去理解“核心”所指。相较于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奥斯曼人更少依靠各阿拉伯行省的收入和军队。此外，阿拉伯世界离伊斯坦布尔更远，中央政府不愿动用军队和资源镇压小规模叛乱。伊斯坦布尔更关心的是来自维也纳和莫斯科的挑战，而不是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地方领袖带来的麻烦。

一直到18世纪，欧洲邻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都要比各阿拉伯行省可能形成的威胁大得多。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抵御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征服。1683年，奥斯曼人兵临维也纳城门。1699年，奥地利人击败奥斯曼人，并通过《卡洛维茨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获得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和波兰部分地区，这是奥斯曼人遭受的第一次领土损失。俄罗斯彼得大帝在黑海和高加索地区向奥斯曼人施压。与这种重大程度的威胁相比，巴格达或大马士革的地方领袖们根本不值得考虑。

奥斯曼被欧洲军队击败，让帝国范围内的地方挑战者更加大胆。随着地方领袖势力的日益壮大，被派往各阿拉伯行省的奥斯曼官员逐渐失去了阿拉伯臣民的尊重和服从。政府官员也失去了对素丹驻军的控制，后者变得无法无天，并与地方军队和地方领袖的民兵发生冲突。军中的违逆进而损害了伊斯兰法官和学者的权威，他们传统上是公共秩序的守护者。在奥斯曼人治理无效的地方，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地方领袖来保障他们的安全。在巴士拉，一名当地的基督教商人写道：“人们敬畏阿拉伯人的首领而非奥斯曼人。”[7]

一个国家一旦失去臣民尊重就有麻烦了。编年史家阿卜杜·拉赫曼·哲拜尔提在分析18世纪奥斯曼帝国对埃及马木鲁克人的统治缘何崩溃时说：“如果这个时代可以在瓶子里小便，当时的医生们就会知道它得了什么病。”[8]地方领袖的崛起是奥斯曼人疾病的核心，只有通过强力重塑国家权威才能治疗。帝国的中央政府面临一个两难处境，只有确保帝国的欧洲边境足够稳定，才能腾出必要的资源来应对各阿拉伯行省的挑战。

各地地方统治的性质差异很大，给伊斯坦布尔的权威构成了多样化的挑战。大致说来，那些最靠近奥斯曼中心的行省是最温和的。诸如黎巴嫩山的谢哈卜家族、大马士革的阿兹姆家族和摩苏尔的加利利家族等一些显赫家族建立了忠于奥斯曼统治的王朝，但在各自势力范围内要求最大化的自治。[9]在更南的巴格达、巴勒斯坦和埃及，出现了一些马木鲁克领袖，他们试图扩大领土范围，直接挑战奥斯曼政府。阿拉伯半岛中部形成的沙特-瓦哈比联盟对奥斯曼政府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因为它控制了圣城麦加和麦地那，阻止了一年一度的奥斯曼朝觐车队到达圣城。相比之下，更偏远的行省，如阿尔及尔、突尼斯和也门，心甘情愿继续成为奥斯曼素丹的属国，每年向素丹纳贡，以换取全面的自治。

这些地方领袖的活动尚未构成一场阿拉伯运动。他们中许多人并不属于阿拉伯民族，好些人也不说阿拉伯语。在18世纪下半叶，奥斯曼统治的挑战者还只是雄心勃勃的个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很少关心他们统治下的阿拉伯人民。他们相互隔绝，对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几乎没有构成威胁。然而，当他们携手合作，像埃及的马木鲁克人与巴勒斯坦北部的一位地方领袖结盟那样，他们就有能力征服全部奥斯曼行省。

20世纪，中东因石油而扬名四方。但在18世纪，是棉花给东地中海地区带来了极大的财富。欧洲对棉花的需求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兰开夏的纺织厂的棉花主要来自西印度群岛和美洲殖民地，而法国的大部分棉花进口则依赖奥斯曼市场。18世纪，纺织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工业革命，欧洲对棉花的需求猛增。法国从东地中海地区进口的棉花增加至原来的5倍多，从1700年的210万千克增加到1789年的近1100万千克。[10]最受欧洲市场喜爱的棉花是在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生产的。加利利棉花所创造的财富足以满足当地一位世袭统治者的雄心，使他强大到足以挑战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的统治。

这位加利利的强人是扎希尔·欧麦尔（Zahir al-ʻUmar，约1690—1775）。扎希尔是宰伊德尼部落（the Zaydanis）的首领，这是一个17世纪起在加利利定居的贝都因部落，控制了萨法德和提比利亚之间的大片农田。他们与大马士革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并开始通过控制加利利的棉花种植园来积累可观的家族财富。扎希尔是加利利宰伊德尼部落的第三代首领。尽管他在西方并不特别出名，但他在阿拉伯世界声名远播达数个世纪。鉴于他与奥斯曼总督们对抗的历史，他经常被描述为阿拉伯或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这是不合时宜的。到他去世时，他已经是传奇人物了，也有了两部几乎是同时代人给他写的传记。

扎希尔漫长而非凡的生涯始于18世纪30年代，那时他与一个贝都因部落结盟，攻占了当时还不过是一个小村庄的提比利亚。他确保赛达总督正式任命他为加利利地区的征税官，从而巩固了他的所得。他开始在提比利亚筑城防御，并组建了一支由大约200名骑兵组成的小型民兵队伍。

以提比利亚为基地，扎希尔和他的家族开始将他们的控制范围扩展到巴勒斯坦北部肥沃的平原和高地，命令佃农们在他们的土地上种满棉花。他给他的兄弟们分配领土，让他们代为管理。他开始建立自己的小王国，并变得愈加强大。他控制的领土越多，获得的棉花收入就越多，这使他能够扩大军队，让进一步扩张领土成为可能。

到1740年，扎希尔已成为巴勒斯坦北部最有权势的领袖。在打败纳布卢斯的军阀和控制拿撒勒后，他控制了巴勒斯坦和大马士革之间的贸易，这进一步增加了他的财富和资源。

宰伊德尼王国的快速发展致使扎希尔·欧麦尔同大马士革总督产生冲突。总督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满足每年去麦加朝觐的车队的需求并提供费用。扎希尔现在控制的土地，其税收历来是专门用于支付朝觐车队费用的。扎希尔抢在大马士革总督之前获得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北部的税收，这让朝觐车队陷入资金危机。当伊斯坦布尔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素丹命令大马士革总督苏莱曼·阿兹姆帕夏（Sulayman Pasha al-Azm）抓捕和处决扎希尔，并摧毁他在提比利亚周围的防御工事。

大马士革的理发师布戴伊里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道，1742年，苏莱曼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从大马士革出发去推翻扎希尔。伊斯坦布尔的中央政府也派出士兵并送来包括火炮和地雷在内的重型武器去摧毁扎希尔和他的防御工事。苏莱曼帕夏还从黎巴嫩山、纳布卢斯、耶路撒冷以及邻近的贝都因部落招募志愿兵，这些人都视扎希尔·欧麦尔为对手，很高兴有机会击败他。

苏莱曼帕夏围攻了提比利亚3个多月，但扎希尔的部队没有屈服。他的兄弟将粮食和军需品走私越过奥斯曼防线，在他的帮助下，扎希尔成功地抵抗住了军力远胜于他的部队。大马士革的总督很恼火，他设法拦截一些往提比利亚走私食物的宰伊德尼人，砍下他们的头作为战利品送到伊斯坦布尔。然而，苏莱曼帕夏没能取得那个大战利品，3个月后，他被迫返回大马士革，为赴麦加朝觐做准备。苏莱曼帕夏不愿承认失败，他散布谣言说，他解除了对提比利亚的围困，是出于同情该镇手无寸铁的平民。他还声称绑架了扎希尔的一个儿子作为人质，要求扎希尔承诺将他征收的税款还给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理发师一五一十地记录下了这些谣言，并补充了一句免责声明：“我们还听到了故事的另一版本，只有真主知道事情的真相。”[11]

1743年，苏莱曼帕夏朝觐归来，立即同扎希尔·欧麦尔在提比利亚重开战火。同上一次一样，在伊斯坦布尔和巴勒斯坦地区那些怨愤不平的扎希尔邻近势力的支持下，他再次调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提比利亚的居民又一次做好了经受严重围困的准备。但第二次围攻并未发生。在前往提比利亚的途中，苏莱曼·阿兹姆帕夏在海边小城阿卡停了下来，在那里他因高烧离世。他的尸体被带回大马士革埋葬，部队被解散。扎希尔·欧麦尔得以不受干扰地去实现他自己的雄心壮志。[12]

18世纪40—60年代，扎希尔的统治没有受到挑战，他的权力迅猛扩张。赛达总督的兵力绝对无法同扎希尔相匹配，大马士革的新任总督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听任提比利亚的统治者自行发展。在伊斯坦布尔，扎希尔谋得了一些位高权重者的支持，保护他免遭帝国中央政府的关注。

扎希尔利用他相对独立的优势，将他的统治从提比利亚延伸到沿海城市阿卡，后者当时已是棉花贸易的主要港口。他再三要求赛达总督授予他收益丰厚的阿卡征税权，但却一直遭到拒绝。最终，在1746年，他占领了阿卡并宣称自己是征税官。在18世纪40年代，他在阿卡筑城防御，在城中建了自己的基地，从而拥有对棉花贸易从农田到市场的控制权。大马士革法国棉花商的书信显示，他们对扎希尔·欧麦尔非常不满，说他变得“太强大，太富有了……对我们不利”。[13]到18世纪50年代，扎希尔给他出售的棉花定价。当法国人试图迫使扎希尔接受他们的条件时，他禁止加利利的棉农们将棉花卖给法国人，逼迫他们重回谈判桌，并接受他的条件。

尽管扎希尔·欧麦尔多次同奥斯曼政府对抗，但他一直在试图获得官方承认。他是最终想进入统治集团的反叛者。他努力去获得像阿兹姆家族在大马士革那样的地位：帕夏的官僚级别和赛达的总督位置。为此，他每次反叛之后都忠实地纳税。然而，在他在位期间，扎希尔的地位不过是赛达总督下属的征税官。这让这位加利利的强人倍感沮丧。1768—1774年间，同俄国陷入毁灭性战争的奥斯曼帝国，为保证扎希尔的忠诚，以折中的方式回应他的要求。1768年，帝国中央政府承认他为“阿卡的谢赫，拿撒勒、提比利亚和萨法德的埃米尔和全加利利的谢赫”。[14]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头衔，不足以满足扎希尔的雄心。

经过近20年的相对和平，扎希尔再次面临来自奥斯曼行省政府的威胁。1770年，大马士革新总督试图终结扎希尔对巴勒斯坦北部的统治。奥斯曼帕夏（ʻUthman Pasha）设法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的黎波里和赛达的总督，并与黎巴嫩山德鲁兹社团结盟，反对扎希尔。纳布卢斯的贵族们也渴望看到他们好战的北方邻居的末日。突然，扎希尔发现自己被敌对势力包围了。

在与奥斯曼帕夏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扎希尔只能通过与另一位地方领袖合作才能生存下来。唯一强大到足以抗衡大马士革和赛达联军的地区势力是开罗的马木鲁克统治者，一位名叫阿里贝伊（ʻÀli Bey）的杰出领袖。扎希尔和阿里贝伊的联合带来了当时阿拉伯行省对伊斯坦布尔统治的最大挑战。

马木鲁克领袖阿里贝伊有许多外号。有些同时期的人称他为“精灵阿里”，就好像他能用魔法来实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一样。他的土耳其语外号是布鲁特·卡潘（Bulut Kapan），意为“捕云者”，这是因为他镇压贝都因人，奥斯曼人认为贝都因人比云更难抓到。他最著名的外号是“伟大的阿里贝伊”，事实上，在1760—1775年之间，他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奥斯曼埃及史上任何一位马木鲁克。

1743年，15岁的阿里贝伊来到埃及，在占领导地位的马木鲁克家族卡兹杜厄里家族做军事奴隶。他一路攀升，在1755年他主人去世时获得了自由并晋升到了贝伊。贝伊是马木鲁克的最高级别，贝伊们的领袖是“城市首领”。1760年，阿里贝伊成为领袖，此后，除了一些短暂的中断，他一直掌权，直到1773年去世。

阿里贝伊是军阀，擅长借助恐惧赢得尊敬。他的同时代人、伟大的埃及历史学家哲拜尔提将他描述为“一个强大、固执、雄心勃勃、只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他满足的人。他不苟言笑，只对严肃的事情上心”。[15]据说他会给来面见他的人带来生理影响：“他如此使人心生敬畏以至于有人因敬畏他而死去，许多人会因为他在场而颤抖。”[16]他镇压对手毫不留情，从不效忠任何人。而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他也没赢得其他人对他的忠诚。他打破马木鲁克家族内部关系的束缚，像消灭敌对马木鲁克家族那样打击自己家族内部的马木鲁克人。

阿里贝伊是马木鲁克帝国覆灭之后第一个凭一己之力统治埃及的人。他获取埃及的土地收入，控制所有对外贸易，并向欧洲商人群体索取大量资金，毫不夸张地说，他垄断了埃及的财富。他向本地基督教和犹太社团强索财物，并拒绝向伊斯坦布尔缴纳全部税款。阿里贝伊的财富使他得以扩大军力。在打破埃及既有的马木鲁克派系格局之后，阿里贝伊开始建立自己的马木鲁克家族。他购买并训练了自己的奴隶，他们是他唯一能信任的人。他的家族在鼎盛时期约有3000名马木鲁克，其中许多人曾是数以万计的庞大军队的将领。

在确立了对埃及的绝对控制之后，阿里贝伊寻求完全脱离奥斯曼统治而独立。受前朝马木鲁克人启发，他试图在埃及、叙利亚和希贾兹重建他们的帝国。据哲拜尔提说，阿里贝伊热衷于阅读伊斯兰历史，曾给他的仆从们讲解为何奥斯曼人对埃及的统治根本是不合法的。他认为：“埃及的国王——素丹拜伯尔斯（Baybars）和素丹盖拉温（Qalawun）以及他们的子孙和我们一样都是马木鲁克人。奥斯曼人利用老百姓的表里不一，用武力夺去了这个国家。”[17]这里暗含的意思是，通过武力夺取的土地可以合法地通过武力夺回。

阿里贝伊的第一个目标是伊斯坦布尔派驻埃及维护法律的总督和军队。总督们很早就放弃了统治埃及的企图，真正的统治者是那些相互竞争的马木鲁克家族。总督们试图做到的是通过举行权力仪式和征收国库划定的税额来维护伊斯坦布尔对埃及名义上的统治权。由于自身实力不足，总督们试图让敌对的马木鲁克家族互相对抗。但这在阿里贝伊的统治下已不可能了，因为他已经消灭了竞争对手，没有人能挑战他的统治。现在，阿里贝伊罢免总督和军官，有传言说他甚至毒杀他们而不受惩罚。奥斯曼人在这个富裕却叛逆的埃及行省的利益已经受到了十分严重的威胁。

接下来，阿里贝伊出兵反抗奥斯曼帝国，公然谋求领土扩张。哲拜尔提写道：“他不满足于真主赋予他的对上、下埃及这个过去的国王们和法老们引以为傲的王国的统治权，他的贪婪刺激他去扩张王国的领土。”[18]阿里贝伊首先在1769年占领了临红海的希贾兹省，该省曾是马木鲁克帝国的一部分。在取得这一成功之后，他开始用他的名字而不是当时在位的奥斯曼素丹的名字来铸造钱币，这表明他对奥斯曼帝国统治权的反叛。阿里贝伊已经开始了他恢复前马木鲁克帝国的计划。而奥斯曼人正陷于同俄国的战争中，无力阻止他。

1770年，当阿里贝伊反抗奥斯曼帝国正如火如荼之际，扎希尔·欧麦尔第一次联系阿里贝伊，提出联合反抗大马士革总督。这个时机再好不过。当时的一名编年史家记载道：“当阿里贝伊收到这个信息时，他认为这将有助于实现他最大的愿望。他决心反抗奥斯曼政府，并将自己的统治范围从埃及的阿里什延伸到巴格达。”[19]阿里贝伊与扎希尔·欧麦尔缔结了盟约，并同意推翻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总督。

阿里贝伊致函素丹的死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寻求她的帮助，以对抗奥斯曼帝国，这加剧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危机。他要求叶卡捷琳娜派出舰船和骑兵将奥斯曼人赶出大叙利亚，作为回报，他承诺帮助俄国人攻占波斯南部。尽管女皇拒绝派出骑兵，但她同意让当时正在地中海巡游的俄罗斯舰队助阵。阿里贝伊的背叛并没有逃过奥斯曼政府的注意。然而，奥斯曼人在黑海和东欧被俄军围困，无法阻止阿里贝伊。

同叶卡捷琳娜和扎希尔结盟让阿里贝伊备受鼓舞，他开始动员他的部队。他召集了一支约2万人的军队，由他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伊斯玛仪贝伊（Ismaʻil Bey）带领，入侵叙利亚。1770年11月，马木鲁克部队横扫加沙，又经过4个月的围攻，占领了雅法港。扎希尔带领他的部下加入伊斯玛仪贝伊的部队，并陪同马木鲁克军穿越巴勒斯坦。他们穿过约旦河谷，沿着沙漠的边缘向东，往朝觐路行进。随后，叛军急速朝大马士革迈进，企图从奥斯曼总督手中夺取这座城市。他们一直行进到大马士革以南的村庄穆宰伊里卜，此地距离大马士革一日行程。

伊斯玛仪贝伊进入穆宰伊里卜，直面大马士革总督，后者完全丧失了战斗的意愿。那时正是朝觐季，虔诚的穆斯林正在履行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要从大马士革到麦加，进行危险的沙漠之旅。总督奥斯曼帕夏正在履行朝觐统领的职责。伊斯玛仪贝伊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比大多数马木鲁克人接受过更多的宗教教育。在朝觐季攻击总督是反伊斯兰教的罪行。在没有任何警告和解释的情况下，伊斯玛仪贝伊命令他的士兵从穆宰伊里卜撤退，返回雅法。扎希尔·欧麦尔对此震惊不已，但他的抗议无效。在1770—1771年这个冬季的剩余时间里，叛乱完全停止。

阿里贝伊一定会对伊斯玛仪贝伊大发雷霆。1771年5月，他向叙利亚派遣了第二支部队，统帅是穆罕默德贝伊（Muhammad Bey），外号“艾布·宰海卜”（Abu al-Dhahab），意为“黄金之父”。他的外号得自一次赤裸裸的炫耀：当阿里贝伊将他晋升到贝伊并赋予他自由身时，他向站立在城堡和市中心之间的街道两旁的人群抛洒金币。这是一次公共关系的成功之举，让穆罕默德贝伊家喻户晓。

穆罕默德贝伊率领3.5万名士兵出发。他们横扫了巴勒斯坦南部，在雅法同伊斯玛仪贝伊指挥的军队汇合。两贝伊的马木鲁克联军势不可挡。他们穿过巴勒斯坦，在一次小规模战斗后，于6月将奥斯曼总督赶出了大马士革。马木鲁克人现在控制了埃及、希贾兹和大马士革。阿里贝伊几乎已经实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重建马木鲁克帝国的愿望。

然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没给任何警告和解释，穆罕默德贝伊率军离开大马士革，返回开罗。这次的问题又出在虔诚的马木鲁克将军伊斯玛仪贝伊。马木鲁克的将领们刚控制大马士革，伊斯玛仪贝伊向穆罕默德贝伊发难，指责后者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不仅冒犯了素丹，也冒犯了他们的宗教。在为阿里贝伊效劳之前，伊斯玛仪贝伊曾在伊斯坦布尔待过一段时间，他对素丹作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伊斯兰帝国的领袖充满敬意。他警告穆罕默德贝伊说，奥斯曼帝国不会允许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在今世不受惩罚，真主也会在后世追究他们的责任。“因为反叛素丹确实是魔鬼的阴谋。”伊斯玛仪贝伊警告穆罕默德贝伊。

伊斯玛仪贝伊的警告引起了穆罕默德贝伊的焦虑，还激发了后者的野心。他认为，阿里贝伊同俄国女皇签订了反对素丹的协议，这背离了伊斯兰教的道路。他提出：“现在，伊斯兰法允许任何穆斯林诛杀［阿里贝伊］而不受惩罚，并占有他的后宫和财富。”[20]伊斯玛仪贝伊从本质上推断：穆罕默德贝伊会因反叛他的主人而得到真主和素丹的宽恕，也会获得阿里贝伊对埃及的统治权。伊斯玛仪贝伊的观点得到了支持，现在，阿里贝伊最信赖的两名将领正率领一支庞大的马木鲁克军队返回埃及，决心推翻他们的前主人。

马木鲁克人征服并迅速放弃大马士革所带来的冲击在东地中海地区产生回响。当时的一名编年史家惊呼：“大马士革人完全被这件奇事震惊了。”扎希尔和他的盟友们也是如此。当马木鲁克军队进攻大马士革时，扎希尔占领了赛达，并在雅法部署了一支2000人的驻军。由于过度扩张，他现在失去了他最重要的盟友，冒着单独面对奥斯曼人的愤怒的风险。至于阿里贝伊，他意识到他已经无力回天。他只能召集一些象征性的支持者，但这些人在同穆罕默德贝伊率领的军队进行小规模战斗后也四散奔逃了。1772年，阿里贝伊逃离埃及，同扎希尔一起在阿卡避难。

随着阿里贝伊逃离埃及，他建立新马木鲁克帝国的梦想破灭了。穆罕默德贝伊自立为埃及的统治者，并派伊斯玛仪贝伊前往伊斯坦布尔，为他争取埃及和叙利亚两省总督的职位。穆罕默德贝伊不做帝国梦，而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框架内寻求认可。

阿里贝伊急于夺回王位，在还没来得及调集规模足够大的军队去对付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强大的马木鲁克家族的情况下，他仓促行动。1773年3月，他率领一支小部队向开罗进发，为恢复他的王国做无望的努力。穆罕默德贝伊的军队与他交战，彻底击溃了他的部队。阿里贝伊受伤被俘。穆罕默德贝伊把他的主人带回开罗，将他软禁在自己家里。一周之后，阿里贝伊去世。谣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称这是一场谋杀。“只有真主知道他究竟如何死去。”编年史家哲拜尔提总结道。[21]

阿里贝伊的死对扎希尔来说是一场灾难。他现在很老了，已经80多岁了，而当时的预期寿命只有他岁数的一半。他没有地区盟友，且已公然背叛了他的奥斯曼君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扎希尔仍在寻求中央政府的正式承认。由于奥斯曼人深陷与俄国的战争，并渴望确保麻烦重生的叙利亚行省的和平，扎希尔毕生的抱负似乎即将实现。1774年，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总督告诉他，他将被任命为赛达的总督，统领巴勒斯坦北部和外约旦的部分地区。

但伊斯坦布尔确认扎希尔总督任命的皇家法令从未下达。1774年7月，素丹与俄国签订和平条约，结束了长达6年的战争。他没有心情去奖励那些与他的敌手俄国结盟的叛徒。素丹没有发出晋升令，而是派穆罕默德贝伊率一支马木鲁克军队去推翻这位老迈的巴勒斯坦强人。1775年5月，埃及军队占领了雅法，屠杀了当地居民。恐慌蔓延到扎希尔控制下的其他城镇。月末前，扎希尔的政府和大部分民众逃离了阿卡。6月初，穆罕默德贝伊占领了阿卡。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穆罕默德贝伊，这位矍铄、健壮的埃及马木鲁克统治者刚一占领阿卡就病倒了。1775年6月10日，他突然死于高烧。几天后，扎希尔收复了他的城市，在经历埃及占领带来的恐慌后恢复了城市的秩序。但事实证明，扎希尔的解救是短暂的。奥斯曼帝国派海军上将哈桑帕夏（Hasan Pasha）带着15艘舰船出战，要求扎希尔臣服并补缴税款。扎希尔没有抵抗。他对大臣们说：“我是个老人，我再也没有战斗的勇气了。”厌倦了战争的大臣们附和道：“我们是穆斯林，服从素丹。对于信奉独一真主的穆斯林来说，不允许以任何形式与素丹作战。”[22]

扎希尔的和平退隐计划被他自己的家人破坏了。他同意带着家人和仆从从阿卡撤出，投奔他在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盟友。但他的儿子奥斯曼（ʻUthman）背叛了他，他怀疑父亲假装撤退，一旦有机会就重新掌权，就像他一次又一次所做的那样。奥斯曼拜访在扎希尔手下效力多年的北非将领艾哈迈德·阿加·德尼兹利（Ahmad Agha al-Denizli），透露他的父亲正要逃离阿卡。“如果你想成为［上将］哈桑帕夏最喜欢的人，那就把真主的旨意施于我的父亲吧，因为他在外面，和他的家人单独在一起。”德尼兹利召集了一群北非雇佣军，伺机伏击扎希尔。

刺客们不得不设下圈套去抓住那个难以捉摸的老谢赫。在距阿卡城门外15分钟路程处，扎希尔注意到他的一个妃子不见了，家人都不知道她去哪儿了。“这不是抛弃人的时候。”老谢赫责骂道，然后骑马回去找那个被抛弃的女人。他在德尼兹利的小分队藏身处附近找到了她，伸手拉她上马。年龄和焦虑坏了事。86岁的扎希尔被年轻女子从坐骑上拉下来，倒在地上。刺客们跳了出来，用匕首击倒了老人。德尼兹利拔剑砍下扎希尔的头，以此作为战利品献给奥斯曼海军上将哈桑帕夏。

如果说德尼兹利希望通过这一举动赢得哈桑帕夏的好感，他将会非常失望。奥斯曼海军上将让他的部下清洗扎希尔的头颅，然后把它放在椅子上，凝视着这位年迈谢赫干枯的脸。海军上将转向德尼兹利说：“如果我不能替扎希尔向你报仇，真主是不会原谅我的！”[23]他立马命令手下把德尼兹利带走，勒死他，把他的尸体扔到海里。

扎希尔·欧麦尔和伟大的阿里贝伊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经受住了统治阿拉伯世界250年来最严重的内部挑战。两位地方领袖同基督教势力结盟，集埃及和巴勒斯坦两个富裕地区的财力，共同反对素丹的政府。阿里贝伊差点重建囊括叙利亚、埃及和希贾兹的古马木鲁克帝国，并置于他个人的统治之下。但即便在这关键时刻，奥斯曼人仍然对阿拉伯领土上反叛的臣民施加了巨大的影响。马木鲁克将领伊斯玛仪贝伊和穆罕默德贝伊，虽然跨过叛乱的门槛，但在触及合法性的底线时撤回了脚步，转而寻求帝国中央政府的承认。用伊斯玛仪贝伊的话来讲，大多数地方领袖仍然认为“反叛素丹是魔鬼的阴谋”。

扎希尔·欧麦尔和阿里贝伊的倒台并不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地方统治者的终结。马木鲁克人继续主宰着埃及的政治生活，尽管在阿里贝伊和穆罕默德贝伊离世之后，再没出现过单独的统治者。各马木鲁克家族又回复到派系斗争状态，这让埃及在18世纪余下的日子里动荡不安。奥斯曼人重新确立了他们对各叙利亚行省的控制，并任命强人担任大马士革、赛达和的黎波里的总督。更偏远的地方，如黎巴嫩山、巴格达和摩苏尔，仍然由本地领袖统治，但没有人试图直接挑战伊斯坦布尔的统治。

阿拉伯世界对奥斯曼统治的下一个真正挑战出现在帝国边界之外阿拉伯半岛的中部。这是一场因其清教式的意识形态而更具威胁的运动，将在从伊拉克经由叙利亚沙漠到希贾兹的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弧形区域内威胁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与扎希尔·欧麦尔和阿里贝伊不同，这场运动的领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如今的中东和西方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就是瓦哈比改革运动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Muhammad ibn ʻAbd al-Wahhab）。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于1703年出生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纳季德（Najd）地区的绿洲小镇欧叶伊奈的一个学者家庭。他年轻时到处旅行，在巴士拉和麦地那进行宗教学习。他接受了伊斯兰教四大教法传统中最保守的罕百里学派的训练，并深受14世纪神学家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影响。伊本·泰米叶主张恢复先知和他最初的继任者们（即哈里发）时期的穆斯林社团。他谴责一切与苏非主义有关的神秘主义做法，认为这些做法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道。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带着明确的信念和将这些信念付诸实践的雄心回到家乡纳季德。

起初，这位热情洋溢的青年改革者得到了他家乡统治者的支持。然而，他的观点很快就引起了争议。当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下令以通奸罪公开处决一名妇女时，附近城镇的首领和欧叶伊奈的主要贸易伙伴感到惊骇并开始警觉。这不是欧叶伊奈居民所熟悉和践行的伊斯兰教信仰。他们向统治者施压，要求处死这个激进的神学家，但统治者却选择了放逐伊本·阿卜杜·瓦哈卜。

这位带着危险思想流亡在外的年轻神学家并没有走得很远。伊本·阿卜杜·瓦哈卜受到了临近绿洲迪尔伊叶统治者穆罕默德·本·沙特（Muhammad ibn Saʻud）的欢迎。现代沙特人把他们第一王国的建立时间定于1744—1745年间的这次历史性会面，当时两人达成一致，沙特统治者和他的后人将奉行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所宣扬的修正过的伊斯兰教。《迪尔伊叶协议》确立了这场运动的基本原则，后来被称为瓦哈比主义。

该运动初始时期，瓦哈比派被外界广泛误解。他们被描述为一个新的教派，并被指控持有非正统的信仰。恰恰相反，他们的信仰是极端正统的，呼吁回归先知和他的继任哈里发们的原初伊斯兰教。瓦哈比派试图以《古兰经》降示后的第三世纪为界，认定之后伊斯兰教的发展是“有害的标新立异”并明令禁止。

瓦哈比主义最重要的信条是真主独一无二的属性，也即他们所说的“认主独一”。用任何其他低于真主的生命体同真主匹配，都被谴责为多神崇拜（阿拉伯语为“shirk”）。这是因为，一旦有人相信真主有伙伴或代理，那他信仰的就不止一个神。同许多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一些重大变化。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中形成了许多与瓦哈比主义所奉行的绝对的认主独一论相悖的制度。

例如，在阿拉伯世界，圣人崇拜很普遍，从先知穆罕默德的门徒到身份更低的本地村庄的圣人，都有自己的圣墓或圣树。（这些圣地至今仍在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得到保存和维护。）瓦哈比派反对穆斯林向圣人祈祷以代替他们向真主说情，因为这损害了真主的独一性。他们认为，向杰出的穆斯林表达敬意，应该以他们为楷模行事而不应敬拜他们的坟墓。因此，圣墓和纪念圣人诞辰的年度朝圣活动成为瓦哈比派早期的攻击目标。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曾亲手砍倒圣树，推倒圣墓。摧毁圣墓这种对伊斯兰教中最受尊崇的人物的大不敬行为，让主流的逊尼派穆斯林社会震惊万分。

除了憎恶圣人崇拜外，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特别不能容忍与苏非主义有关的神秘主义做法和信仰。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有很多种形式，从行乞苦修到著名的德尔维希旋转舞。从把斋到吟诵、从舞蹈到自焚，苏非派使用多种技巧来达到同造物主神秘结合的狂喜。苏非主义是奥斯曼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各苏非教团定期举行礼拜仪式。一些教团建造精美的道堂，吸引社会精英，另一些教团则呼吁彻底禁欲，抛弃世俗的一切。某些行业和职业与特定的苏非教团相关联。很难想象还有哪个宗教制度会与奥斯曼社会有更密切的联系。然而，瓦哈比派认为，所有参与苏非主义活动的人都是多神崇拜者，因为他们渴望与造物主建立神秘的联合。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

瓦哈比派将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的很大一块视为多神崇拜，从而使自己走上了与帝国冲突的道路。尽管正统伊斯兰教规定容忍犹太教和基督教等其他一神信仰，但却绝对不能容忍多神崇拜或多神信仰。事实上，所有优秀的穆斯林都有责任让多神崇拜者认识到他们信仰的错误，并将他们带上伊斯兰教的正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穆斯林就有责任参加“圣战”打击和消灭多神崇拜。瓦哈比主义将苏非主义和圣人崇拜等主流宗教行为定性为多神崇拜，这直接挑战了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合法性。

只要瓦哈比运动局限在奥斯曼帝国边界之外的阿拉伯半岛中部纳季德地区，奥斯曼人就不会重视它带来的挑战。从1744年到1765年穆罕默德·本·沙特去世期间，瓦哈比运动的扩张仅限于纳季德中部的绿洲城镇。直到18世纪80年代末，瓦哈比主义才扩散到伊拉克南部和希贾兹的奥斯曼帝国边境。

在18世纪90年代，奥斯曼人注意到阿拉伯行省面临的新威胁，并敦促巴格达总督采取行动。巴格达的帕夏尽可能地推迟派他的军队进入阿拉伯半岛的敌对地区。1798年，他终于召集了一支1万人的军队与瓦哈比派作战。奥斯曼军队在瓦哈比地区表现不佳，他们很快被包围，被迫与沙特将领沙特·本·阿卜杜·阿齐兹（Saʻud ibn ʻAbd al- ʻAziz）进行停火谈判。瓦哈比派同意停火，但不承诺今后会一直认可奥斯曼伊拉克的城镇和村庄。巴格达的帕夏对此感到忧虑重重。

1802年，瓦哈比派第一次将他们的“圣战”推进到奥斯曼领土，他们袭击了伊拉克南部圣地卡尔巴拉。卡尔巴拉在什叶派伊斯兰教中占有特殊地位，因为公元680年，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侯赛因·本·阿里（Husayn ibn ʻAli）就是在这里被伍麦叶哈里发的军队杀害的。殉难的侯赛因被尊为什叶派伊斯兰教12位永无过失的领袖（即伊玛目）中的第三位，而建在他陵墓遗址上的清真寺装有镀金圆顶，十分奢华。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来到这位伊玛目的陵墓献礼敬拜，而这恰恰是瓦哈比派最厌恶的圣人崇拜。

瓦哈比派对卡尔巴拉的袭击非常残酷，令人胆寒。编年史家伊本·比什尔（Ibn Bishr）给出了同时代人对这场大屠杀的描述：

穆斯林［即瓦哈比派］包围并突袭了卡尔巴拉。他们杀害了市场和房子里的大部分人。他们摧毁了侯赛因陵墓上的圆顶。他们把在陵墓内部和周边看到的东西都拿走了，包括饰有绿宝石、蓝宝石和珍珠的墓罩。他们洗劫了城里所有的东西——财物、武器、衣服、布料、黄金、白银和珍贵的书籍。他们的战利品不计其数。他们在那里只待了一个上午，午后就带着所有的战利品离开了。在卡尔巴拉有近2000人被杀。[24]

屠杀、亵渎侯赛因的陵墓和清真寺以及劫掠城镇，塑造了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公众口中的暴力名声。残暴袭击圣地并杀害那么多手无寸铁的男女和儿童在奥斯曼世界引起了广泛的憎恶。伊拉克南部、叙利亚东部及希贾兹地区城镇和乡村的居民向奥斯曼政府求助，以抵御这一严重威胁。

面对瓦哈比派的挑战，奥斯曼人困难重重。这场改革运动的根据地在阿拉伯半岛中部，位于奥斯曼帝国最偏远的阿拉伯行省之外。奥斯曼军队须从安纳托利亚行军数月，才能到达纳季德的边境。正如巴格达总督所发现的那样，在瓦哈比派自己的地盘上同他们作战非常困难。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仅仅保证庞大军队的食物和水供给，对奥斯曼人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奥斯曼政府发现自己无力遏制瓦哈比派的威胁。

接下来，瓦哈比派袭击了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给奥斯曼帝国合法性的核心以重重一击。1803年3月，沙特将领沙特·本·阿布杜·阿齐兹向希贾兹进发，于4月进入麦加城。他的军队没有遇到抵抗，也保证不使用暴力。他们先向麦加的居民解释了他们的信仰，然后实施了他们的新法：禁止穿丝绸衣服和吸烟，摧毁圣墓，拆毁建筑上的圆顶。在占领两大圣城几个月后，瓦哈比派退回纳季德。直到1806年，瓦哈比派才决定将希贾兹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中剥离出来，并入他们迅速扩张的国家。

一旦瓦哈比派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朝觐者就不再被允许进入伊斯兰教的圣城来完成朝觐功课。来自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奥斯曼帝国官方朝觐团中都有一顶由骆驼负载的驮轿（mahmal），装饰华美，里面安放着覆盖克尔白(Kaʻba)天房的幔帐。天房位于麦加清真寺的中央，内有神圣的宝石。驮轿中还有《古兰经》抄本和大量珠宝。敲鼓吹号的乐手们围绕着驮轿。使用音乐、装饰克尔白天房以及以奢华敬神都触犯了瓦哈比派的禁令，他们拒绝驮轿进入麦加，破坏了几个世纪以来逊尼派穆斯林对麦加最神圣圣地的礼敬。

一名曾在1806年陪同埃及朝觐团的军官，把他同瓦哈比派接触的经历告诉了编年史家哲拜尔提：

瓦哈比人指着驮轿问他：“你们带来了什么礼物，需要你们如此崇敬？”

他回答说：“这是一个自古以来被遵循的习俗。这是一个象征，也是朝觐者聚集的标志。”

瓦哈比人说：“以后不要这样做了，也别带这些东西来了。如果你再带来，我就把它砸碎。”[25]

1807年，一支不带驮轿和乐师的叙利亚朝觐团试图进入麦加，但仍遭到拒绝。不管有没有驮轿，瓦哈比派都认为奥斯曼穆斯林不比多神教徒好多少，因此拒绝他们进入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

素丹帝王头衔中最重要的部分，强调他是信仰的捍卫者和希贾兹圣城的守护者。瓦哈比派吞并希贾兹并禁止奥斯曼朝觐团进入，蔑视了奥斯曼政府守护其领土的世俗权力和素丹作为伊斯兰教最神圣城市守护者的宗教合法性。威胁已严重到无以复加。若奥斯曼人无法应对这一挑战并重申其权威，他们将无法生存。

尽管奥斯曼人很快就将瓦哈比派贬斥为沙漠中野蛮的贝都因人，但他们知道挫败这场运动将非常困难。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现代战争表明，大国在阿拉伯半岛征战会面临巨大的后勤问题。部队不得不用舰船运送，并在酷热的陆地上长途跋涉，补给线长而脆弱。他们被迫在瓦哈比派的地盘上作战。瓦哈比派是狂热的，深信他们是在践行真主的意志。因此，总会有奥斯曼士兵被瓦哈比派强有力的宣教感染而投入敌方阵营的风险。

从伊斯坦布尔向希贾兹派远征军不太可能。对于这样的远征，奥斯曼人缺乏财力和军事资源。他们转而一再要求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的总督出兵。巴格达总督正在他的南部地区继续抵御瓦哈比派的袭击，尚未能成功击退袭击者。大马士革的总督库尔德人坎吉·优素福帕夏（Kanj Yusuf Pasha）向伊斯坦布尔承诺重新打通朝觐路线，但他没有资源去兑现这一承诺。正如叙利亚编年史家米哈伊勒·米舍卡（Mikhayil Mishaqa）所言，坎吉·优素福帕夏“既无法派出足够的士兵，也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弹药，以将瓦哈比派赶出希贾兹，因为［从大马士革出发］，这将是一场40天行程的远征，将穿过炙热的沙地，沿途也没有食物和水补给他们及其坐骑”。[26]

只有一个人能够调动必要的军力，并证明有足够的能力击败瓦哈比派，为奥斯曼帝国收复希贾兹。1805年以来，埃及一直由一位能力非凡的总督统治。然而，天赋和雄心可以让他应对瓦哈比派的挑战，但很快又会让他转而对抗奥斯曼政府。确实，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ʻAli Pasha）将行省领导人挑战伊斯坦布尔对阿拉伯行省统治的危险趋势带向顶峰。事实证明，穆罕默德·阿里强大到足以威胁奥斯曼王朝本身。

(1) 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使用的“阿门”同源，源自阿拉米语。——译者注

第三章　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帝国

1798年6月，英国舰船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埃及海岸。一个登陆队划船上岸，当时还很不起眼的亚历山大城的总督和地方显贵们接待了他们。英国人警告他们说法国即将入侵，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总督愤慨地说：“这是素丹的土地，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都无权得到它，让我们自己处理吧！”[1]一个像法国这样的次等国家将要威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或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可能会向另一个次等国家英国求助，这类说法显然冒犯了亚历山大的显贵们。英国人划着船回到他们的高桅帆船上，撤走了。当时，没有人再进一步考虑这件事。

亚历山大城的人民在7月1日早上醒来，发现他们的港口满布军舰，他们的海岸被入侵。拿破仑·波拿巴率领一支大规模的部队到来，这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第一支进入中东的欧洲军队。由于军力和火力都不及对手，没过几小时，亚历山大就投降了。法国人站稳了脚跟，继续向开罗进发。

马木鲁克骑兵在开罗南郊与法国军队正面相遇。英勇的马木鲁克人拔出剑，向法国侵略者发起进攻，仿佛1516年马木鲁克人在达比格草原大战奥斯曼人的场面重现。但马木鲁克人甚至没能进入攻击距离。法国人排着紧密队形向前推进，一排排步兵的步枪持续轰鸣，一批批马木鲁克骑兵倒地阵亡。一位同时代的埃及编年史家记录道：“空气浓黑，满布火药、烟尘和风裹挟来的尘土。枪声不断，震耳欲聋，人们觉得地在晃动，天在崩塌。”[2]据埃及目击者说，战斗在45分钟内结束。拿破仑军队占领了毫无防备的开罗，恐慌席卷街巷。

在接下来的3年里，埃及人民直接接触到了法国人的风俗习惯、启蒙运动的思想和工业革命的技术。拿破仑曾打算在埃及建立永久政权，这意味着要用法国统治的好处来赢得埃及人民的心。这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有67名学者随法国步兵前来，他们肩负双重使命：研究埃及，并用法国文明的优越性感染埃及人。随着法国大革命思想的自由传播，占领埃及成为法国最初的“文明化使命”。

阿布杜·拉赫曼·哲拜尔提（1754—1824）是这次占领的重要目击者，他是一名知识分子和神学家，能够接触到法国和埃及社会的最高阶层。哲拜尔提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法国的占领，详细描述了埃及人同法国人及其革命思想和令人震惊的技术的碰撞。

法国革命思想与埃及穆斯林价值观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法国人认为具有普世性的启蒙运动价值观，对许多埃及人来说是非常令人反感的。他们既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也是虔诚的穆斯林。从拿破仑第一次向埃及人民宣布“所有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只有智慧、才干和美德才能使他们彼此不同”时，就可以看出这种世界观上的差异。

拿破仑的声明非但没有引起谋求解放的共鸣，反而令人深感沮丧。哲拜尔提逐行批驳了这篇声明，拒绝了拿破仑所吹嘘的大多数“普世”价值观。他将拿破仑宣称的人人平等贬斥为“谎言和蠢话”，并总结道：“你看，他们是物质主义者，否认真主的所有属性，他们遵循的信条将人的理性变得至高无上，人们随心所欲对世事做出评判。”[3]哲拜尔提的言论反映了埃及大多数穆斯林的观念，他们拒绝人类理性凌驾于天启的宗教之上。

如果说法国人不能说服埃及人接受启蒙运动的思想，但他们仍然相信法国的技术会打动当地人。拿破仑的学者给埃及带来了一批新巧的事物。1798年11月，法国人举行蒙哥尔费（Montgolfier）热气球发射仪式。他们在开罗周围张贴告示，邀请市民见证飞行的奇迹。哲拜尔提听到法国人就他们的飞行器给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说法，“人们可以坐在里面，前往遥远的国度采集信息、发送消息”，于是他亲自去见证这项技术的展示。

看着平台上那只装饰着法国红、白、蓝三色的蔫蔫的气球，哲拜尔提满是怀疑。法国人点燃了蒙哥尔费热气球的火芯，让气球充满热空气直到起飞。人群惊愕得喘不过气来，法国人显然乐意见到这样的反应。一切似乎进展顺利，直到气球失去了它的火芯。没有了热空气，蒙哥尔费热气球垮了，坠落在地面上。热气球坠毁让开罗的观众恢复了对法国技术的蔑视。哲拜尔提不屑一顾地写道：“很明显，这就像仆人们为节日和婚礼做的风筝。”[4]当地人并没有被打动。

法国人没有意识到埃及人固有的骄傲和被外国占领的屈辱感。拿破仑的声明似乎是呼吁埃及人感恩，但鲜有埃及穆斯林会认可法国人或他们的制度——至少不会当着法国人的面承认。贝托莱先生（Monsieur Bertholet, 1748—1822）的化学演示就是一例。

哲拜尔提是开罗法国研究院的常客，这次演示他又出席了。他坦诚地记录下他对所目睹的化学和物理学成就的惊讶。他写道：“我在［研究院］看到的最神奇的事情之一是：一位助手拿起一个装满蒸馏液体的瓶子，倒了一点到杯子里，然后他又从另一个瓶子里倒了些东西。这两种液体沸腾了，冒出五颜六色的烟，直到烟消失，杯子里的液体都干了，变成了一块黄色的石头。他把石头倒出来，放在架子上。那是一块干石头，我们拿在手里查看。”液体转化为固体之后，他又演示了气体的易燃性和纯钠的挥发性。当“用锤子轻轻地”敲击时，钠发出“像卡宾枪一样可怕的声音”。当哲拜尔提和他的埃及同胞们被砰砰的炸裂声惊得瞠目结舌时，他对法国学者们的欢乐愤恨不已。

重头戏是用莱顿瓶来演示电的特性，莱顿瓶是1746年研制出来的静电发生器。“如果一个人一手握引线……一手接触这个旋转的玻璃瓶的底部……他的身体会颤抖，他的骨架会震动，他的肩胛骨会发出嘎嘎声，他的前臂会立即抖动起来。任何人，即使是一千人或更多，只要接触过他、他的衣服或与他相连的事物，就会有同样的体验。”

毫无疑问，现场观看演示的埃及人对他们所见到的景象印象深刻，但他们尽力不表现出惊讶。一名目睹化学演示的拿破仑的助手日后写道：“液体转化、电的骚动和流电实验等所有的奇迹完全没有让他们感到惊讶。”他说，演示结束后，一名穆斯林知识分子通过翻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一切都很好，但它们能做到让我同时在这里和摩洛哥吗？”贝托莱耸了耸肩，以示回答。这位谢赫说：“啊，好吧，他毕竟不是个足够出色的巫师。”[5]对此，哲拜尔提不能苟同，私下里他在他的书房里反思这些演示：“他们的［研究院］里有奇怪的东西、装置和设备，获得的成果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无法理解的。”[6]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的真正原因是地缘战略，而非文化因素。法国在18世纪后半叶的主要对手是英国。这两个欧洲海洋强国在多地争夺霸权，包括美洲、加勒比、非洲和印度。英国和法国的商业公司在印度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霸权争夺战，双方不得不通过7年战争（1756—1763）才分出胜负。当时英国打败了法国并取得了对次大陆的霸权，但法国从未接受过它在印度的失败。

1792年法国大革命战争爆发后，英法两国又恢复了敌对状态。拿破仑重回印度，以期寻找损害英国利益的方法。通过占领埃及，他希望统治东地中海，并关闭通往印度的战略性的海陆线路，这条线路从地中海通过埃及到红海和印度洋。英国人得知拿破仑正在土伦集结一支大规模的远征军，怀疑他将对埃及采取行动。于是，霍雷肖·纳尔逊上将（Admiral Horatio Nelson）率领一支强大的海军中队前往拦截法国舰队。实际上，他们一直追击到埃及，在那里他们与亚历山大总督进行了短暂而令人沮丧的会面。纳尔逊撤出他的舰队，去东地中海的其他地方搜寻拿破仑。

法国人成功地躲避了皇家海军，拿破仑的军队迅速征服了埃及。然而，纳尔逊的中队在一个月后赶上了法国舰队，并于8月1日在尼罗河战役中成功地击沉或夺取了所有法国军舰，只有2艘军舰幸免。拿破仑的旗舰“东方号”在战斗中被炸，形成了一个壮观的火球，照亮了夜空。在尼罗河战役中，法军折损了1700多人。

英国对法国舰队的胜利宣告了拿破仑远征的失败。法军2万人被困在埃及，无法与法国通信。这次失败严重打击了埃及法军的士气。1799年8月，拿破仑突然抛下他的军队，返回法国，同年11月他在法国夺取政权，这加剧了埃及法军的孤立感。

拿破仑逃离后，埃及的法军无所事事。拿破仑的继任者与奥斯曼人就法军从埃及全部撤离进行谈判。1800年1月，法国人和奥斯曼人达成了协议，但他们的计划被英国人破坏了，后者不希望看到一支庞大而富有经验的法军重新加入拿破仑的军团，从而在其他战线上与英国作战。1801年，英国议会批准进行军事远征，以确保法国在埃及投降。远征军于1801年3月抵达亚历山大，同奥斯曼人联合对开罗实行两边夹击。法国人于1801年6月和8月分别在开罗和亚历山大投降。之后，他们登上了英国和奥斯曼的船只，被运回法国，结束了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

法国对埃及的占领只持续了3年。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是一段令人着迷的时期，其间埃及人和法国人在彼此身上都找到了值得钦佩和谴责之处。在这次接触中，双方都受了伤。1801年夏天，在奥斯曼帝国和英国联军的驱赶下，从开罗撤出的法国人不再是自信的革命新秩序的代言人。相反，他们因战争和疾病而减员，他们的士气因困在埃及数年得不到救助而低落。许多法国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娶了埃及妻子——虽然这并不是对他们占领下的人民屈尊俯就的表现。但是埃及人的自信也因被占领的经历而动摇。面对法国人及其思想和技术，埃及人的优越感遭到了打击。

*

法国人的离去在埃及留下了权力真空。为期3年的占领破坏了马木鲁克人在开罗和下埃及的权力基础。奥斯曼人想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各马木鲁克家族的重建——法国人离开了，对奥斯曼人来说，这是对叛乱的埃及行省重塑权威的绝佳时机。英国人担心拿破仑会试图夺回埃及，于是决心留下强大的威慑力量。就保卫埃及抵御法国未来的攻击而言，英国人对马木鲁克人比对奥斯曼人更有信心，因此他们努力复苏最强大的马木鲁克家族。他们向奥斯曼人施压，要求赦免那些开始重建各自家族和恢复势力的最核心的马木鲁克贝伊。奥斯曼人不得不违背对自己更有利的判断，遵从英国的意愿。

1803年，英国远征军刚一离开，奥斯曼人就采用自己的方案解决埃及问题。帝国中央政府命令开罗的总督消灭马木鲁克贝伊，并将他们的财富充入国库。[7]然而，马木鲁克人已经恢复元气，足以抵抗奥斯曼人的攻击。奥斯曼人和马木鲁克人随即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从而延长了饱受战争折磨的开罗平民的苦难生活。混乱的局势下，一名奥斯曼军官冒了出来，控制了与马木鲁克人的冲突，并赢得了公众支持来统治埃及。事实上，他很快就会成为埃及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ʻAli）。

穆罕默德·阿里（1770—1849）是阿尔巴尼亚人，生于马其顿的卡瓦拉，在埃及的奥斯曼军队里统领一支由6000人组成的强大而桀骜难驯的阿尔巴尼亚分遣队。1803—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通过不断变化的联盟关系强化了他的个人权力，牺牲了奥斯曼总督、其他奥斯曼兵团的统领和主要马木鲁克贝伊的利益。他公开寻求开罗显贵们的支持，这些人在经历了由法国人和奥斯曼人5年内先后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之后，变得益发躁动不安。到1805年，这位阿尔巴尼亚分遣队的统领已成为一名有能力在开罗拥立国王的人，但他自己也渴望成为国王。

穆罕默德·阿里的活动并未逃脱奥斯曼当局的注意。这位阿尔巴尼亚人的统领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但他有天分和雄心，可以为帝国所用。阿拉伯半岛的局势依然严峻。1802年，瓦哈比派袭击了伊拉克的奥斯曼帝国领土，并于1803年控制了圣城麦加。这些伊斯兰改革者对来自开罗和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朝觐团施加压力，并威胁要完全禁止他们进入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就像他们在1806年以后所做的那样）。对素丹来说，这种局面是难以忍受的，因为他通过他的帝王头衔宣称自己是伊斯兰教最神圣城市的守护者。1805年，开罗的显贵们首次请求伊斯坦布尔任命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帝国中央政府却决定任命他为阿拉伯半岛希贾兹行省的总督，并委派给他粉碎瓦哈比运动的危险任务。

作为希贾兹的候任总督，穆罕默德·阿里被晋升为帕夏，这使他有资格担任奥斯曼行省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接受了希贾兹总督的任命，但仅仅是为了头衔。他对挪到这个红海行省任新职毫无兴趣。相反，他与开罗文职显贵中的盟友密谋向奥斯曼人施加压力，要求任命他为埃及总督。显贵们相信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阿尔巴尼亚士兵能够给开罗带来秩序。他们还有一种错觉，认为穆罕默德·阿里会因为他们的支持而心怀感激，进而允许显贵们操控这位他们任命的总督。他们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减轻政府对开罗的商人和工匠所施加的税负，以重振该省的经济活力，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但是穆罕默德·阿里另有计划。

1805年5月，开罗市民起来抗议奥斯曼总督胡尔希德·艾哈迈德帕夏（Khurshid Ahmad Pasha）。在经历了多年的动荡、暴力、过度征税和不公正之后，开罗的普通民众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他们关闭店铺以示抗议，并要求奥斯曼人任命他们选择的总督。经历过这些动荡时代的哲拜尔提描述了开罗各清真寺头戴缠头的谢赫们领导的大规模示威，年轻的男性在示威队伍里高呼口号，反对残暴的帕夏和奥斯曼制度的不公。暴民们来到穆罕默德·阿里的家。

穆罕默德·阿里问：“你们想让谁当总督？”

人们回答：“我们只接受你。根据我们的标准，你将成为我们的总督，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公正、善良的人。”

穆罕默德·阿里谦逊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但暴民们坚持。在表达了不情愿之后，这位狡猾的阿尔巴尼亚人假装人们说服了自己。然后，领头的显贵们给他准备了一件毛皮披风和一件仪式长袍，就地给他举行了加冕仪式。这是前所未有的：开罗人民将他们自己选择的总督强加于奥斯曼帝国。

在任总督胡尔希德·艾哈迈德帕夏对此不以为然。他反驳道：“我是素丹任命的，我不会因农民的命令而被免职，只有在帝国政府的命令下才能让我离开城堡。”[8]开罗的平民围困了城堡里被罢免的总督一个多月，直到1805年6月18日，伊斯坦布尔发布命令确认了人民对总督的选择。现在，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的主人。

被任命为埃及总督是一回事——自1517年奥斯曼人征服埃及以来，已有数十人获得了这一头衔，而实际统治埃及则是另一回事。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确立了对该行省的掌控，这是之前和之后的总督们都没能做到的。他成功地垄断了埃及的财富，并用财政收入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他依靠军队扩大了统治疆域，使埃及成为帝国的中心。但穆罕默德·阿里和伟大的阿里贝伊不一样。后者是一名马木鲁克，梦想着重建马木鲁克帝国；而前者是一个奥斯曼人，试图主宰奥斯曼帝国。

穆罕默德·阿里也是一位创新者，他借鉴欧洲的思想和技术，使埃及走上了一条改革之路，他的做法后来为奥斯曼人所效仿。他在中东建立了第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他实施了欧洲之外最早的工业化项目之一，运用工业革命的技术为他的军队生产武器和织物。他向欧洲各国首都派遣了教育代表团，并设立了翻译局出版欧洲书籍和技术手册的阿拉伯语版本。他与欧洲列强建立了直接联系，后者视他为独立的君主，而非奥斯曼素丹的总督。到统治结束时，穆罕默德·阿里已经成功确立了他的家族对埃及和苏丹的世袭统治。他的王朝将统治埃及直到1952年革命推翻君主制。

虽然奥斯曼中央政府已将穆罕默德·阿里的任命从希贾兹转到开罗，但仍然期望他来发动一场反对瓦哈比派的战役，以恢复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权威。这位新总督找了许多借口来忽视伊斯坦布尔的命令。他是在混乱中上台的，他知道，若他不能让开罗的公众和奥斯曼士兵服从的话，他也会倒台。

穆罕默德·阿里的阿尔巴尼亚士兵给他提供了独立的权力基础，帮助他在开罗使用武力获得控制权。支离破碎的各马木鲁克家族是他的第一个目标，他追打他们一直到上埃及。这位帕夏很快发现，这样的战役代价不菲，且光靠士兵不足以控制埃及，他也需要财政支持。农业是该省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埃及五分之一的农田被捐出以支持伊斯兰机构，其余五分之四则以包税的方式承包给各马木鲁克家族和其他大地主，几乎没给开罗的财库带来任何收益。为了掌控埃及的收入，穆罕默德·阿里必须控制埃及的土地。

通过建立对埃及土地直接征税的制度，穆罕默德·阿里获得了控制埃及所需的资源。在此过程中，他破坏了反对他的马木鲁克人和支持他的开罗显贵们的财政基础，剥夺了宗教学者自主获得的收入，地主们发现他们得依赖他们原本希望控制的总督。总的来说，穆罕默德·阿里先花了6年时间巩固了他在埃及的地位，然后才接受素丹的委托，在阿拉伯半岛发动针对瓦哈比派的军事行动。

1811年3月，穆罕默德·阿里派他的儿子图苏帕夏（Tussun Pasha）领导针对瓦哈比派的军事行动。这将是穆罕默德·阿里第一次在埃及境外行动。在把一大部分军队派往国外之前，他希望确保埃及的和平与稳定。他为图苏举行了授衔仪式，并邀请了开罗所有的重要人士参加，包括最有权势的马木鲁克贝伊们。在与穆罕默德·阿里政府多年敌对之后，贝伊们将这一邀请视为和解的姿态。显然，他们认为，总督会发现在马木鲁克的支持下统治要比继续反对他们容易得多。几乎所有的贝伊都接受了邀请，身着盛装来到开罗城堡参加仪式。如果说有哪个贝伊有疑虑的话，那么几乎所有马木鲁克首领都出席的事实一定给了他们某种安全感。此外，什么样的人会违反待客的规矩而对他的客人背信弃义呢？

授衔仪式结束后，马木鲁克们组成正式的巡游队列穿过城堡。当他们穿过一条通道时，两头的大门突然关上了。还没等困惑不已的贝伊们明白发生了什么，士兵们突然从墙头冒出来向他们开火。多年的战斗让士兵们十分仇恨马木鲁克人，他们兴致勃勃地执行任务，从墙头跳下去刺杀了那些贝伊。哲拜尔提记录道：“士兵们狂怒地屠杀埃米尔们并抢夺他们的衣物，带着恨意，他们一个都没有放过。”士兵们杀死了马木鲁克贝伊们及其打扮起来陪同巡游的随行人员，后者大多数是开罗的普通民众。“这些人喊叫着求救。有人叫着：‘我不是士兵，也不是马木鲁克。’另一个人喊着：‘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然而，士兵们毫不在意这些尖叫和哀求。”[9]

然后，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横冲直撞地穿过了这座城市。他们拖出任何被怀疑是马木鲁克的人，把他们带回城堡斩首。穆罕默德·阿里在向伊斯坦布尔提交的报告中称，共有24名贝伊和40名他们的手下被杀，他送去了死者的首级和耳朵来支持他的说法。[10]但哲拜尔提的描述表明，暴力的范围要广得多。

城堡里的屠杀是对开罗马木鲁克人的最后一击。他们在开罗生存了近六个世纪，挺过了“冷酷者”塞利姆的征服和拿破仑的入侵，但却几乎被穆罕默德·阿里消灭殆尽。少数幸存的马木鲁克人留在了上埃及，他们知道开罗的统治者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得权力，他们没法再挑战他。穆罕默德·阿里确信国内不再有对他统治的任何挑战，现在他可以派军队去阿拉伯半岛，去赢得奥斯曼素丹的感激。

事实证明，瓦哈比战役极大地消耗了穆罕默德·阿里统治的埃及的资源。战场离本土很远，通信和补给线又长又脆弱，图苏帕夏被迫在恶劣的环境中、在敌人的地盘上作战。1812年，瓦哈比派利用他们熟悉乡村环境的优势，把埃及军队引入一条狭窄的小路，大败这支8000人的军队。许多士气低落的阿尔巴尼亚军官退出了战场，返回开罗，导致图苏人手不足。穆罕默德·阿里向吉达派遣了增援部队，次年，图苏成功地占领了麦加和麦地那。1813年，穆罕默德·阿里亲自陪同朝觐团，并把圣城的钥匙送交伊斯坦布尔的素丹，作为素丹恢复对伊斯兰教诞生地的统治权的象征。但是这些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埃及军队损失了8000人，埃及财政支出了17万袋钱（相当于1820年的670万美元）。[11]而瓦哈比派并没有被完全击败，他们只是在埃及军队进攻之前撤退了，且一定会回来。

图苏率领的埃及军队和阿卜杜拉·本·沙特（Abdullah ibn Saud）率领的瓦哈比军队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直到1815年双方才达成休战。回到开罗，图苏感染了瘟疫，回家几天后就去世了。图苏的死讯传回阿拉伯半岛时，阿卜杜拉·本·沙特打破休战协定，袭击了埃及的营地。穆罕默德·阿里任命他的长子易卜拉欣（Ibrahim）为埃及军队统帅。这是易卜拉欣帕夏辉煌的军事生涯的开始，他将成为穆罕默德·阿里的大元帅。

1817年初，易卜拉欣帕夏在阿拉伯半岛接任统帅，对瓦哈比派展开无情的打击。他首先确保埃及对红海希贾兹行省的控制，然后将瓦哈比派逐回阿拉伯半岛中部的纳季德。尽管纳季德已经位于奥斯曼帝国领土之外，但易卜拉欣帕夏决心一劳永逸地消除瓦哈比派的威胁，一直将他的敌人赶回他们的首都迪尔伊叶。在那里，双方进行了一场长达6个月的激烈的消耗战。城墙内的瓦哈比派，在埃及人的围困下，慢慢地缺水缺粮，而埃及军队因疾病和阿拉伯半岛中部致命的夏季高温而遭受重大损失。最终，埃及人获胜，1818年9月瓦哈比派投降，他们知道自己将面临彻底的灭亡。

根据穆罕默德·阿里的命令，埃及军队摧毁了迪尔伊叶，并将瓦哈比运动的所有领导者送往开罗囚禁。穆罕默德·阿里知道，通过镇压让奥斯曼素丹政权合法性遭受长达16年质疑的运动，他赢得了素丹马哈穆德二世（Sultan Mahmud Ⅱ）的青睐。此外，他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战役中获胜，这是其他奥斯曼总督或将领没有做到过的。阿卜杜拉·本·沙特和瓦哈比政权的其他领导者从开罗被送往伊斯坦布尔，接受素丹的审判。

马哈穆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将处决瓦哈比运动领导者变成了一个国家庆典。他召集高级政府官员、外国大使和帝国的重要人士到托普卡珀宫观礼。3名罪犯——军队统帅阿卜杜拉·本·沙特、首相和瓦哈比运动的精神领袖被戴上重链，因犯下反宗教和反国家罪接受公开审判。审讯结束后，素丹判处3人死刑。阿卜杜拉·本·沙特在阿亚索菲亚清真寺正门前被斩首，首相在王宫正门前被处决，精神领袖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大市场内被砍头。他们的尸首被拿去示众，头塞在胳膊下，示众3日后，尸首抛入大海。[12]

随着法国军队被驱逐出埃及和瓦哈比运动的失败，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可能有理由相信，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经受住了最严峻的挑战。然而，在阿拉伯半岛取得胜利的埃及总督本人将对马哈穆德二世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瓦哈比派攻击的是帝国的边缘地区，虽然该地区就信仰而言非常重要，但边缘终究是边缘，而穆罕默德·阿里将对奥斯曼帝国的中心和统治王朝本身构成挑战。

*

为了表彰易卜拉欣为奥斯曼帝国击败瓦哈比派，马哈穆德二世将穆罕默德·阿里的这个儿子晋升为帕夏，并任命他为希贾兹总督。红海行省希贾兹就以这种方式成为穆罕默德·阿里帝国的第一块新增领土。此后，埃及财政将获得吉达港的海关收入。吉达是红海贸易中的重要港口，也是每年前往麦加朝觐的门户，因此，吉达海关的收入相当可观。

1820年，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入侵苏丹，大大巩固了埃及对红海的控制。他在尼罗河上游为他的军队寻找新的奴隶士兵来源，同时也希望在苏丹找到神话中的金矿，以充实他的财库。暴行破坏了这次在苏丹的军事行动。喀土穆以北尼罗河边辛迪地区的统治者杀害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伊斯玛仪（Ismail），埃及远征军采取报复行动，杀害了3万名当地居民。黄金从未出现，苏丹人宁愿死也不愿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服役。数千名被俘的服兵役者在从家中被带走时满心沮丧，他们染上了病，在前往埃及训练营的长途跋涉中丧命。1820—1824年间被奴役的2万名苏丹人中，到1824年只有3000人幸存。[13]苏丹战役（1820—1822）真正让埃及受益的是商业和领土。将苏丹纳入埃及帝国后，穆罕默德·阿里将他控制的土地面积扩大了一倍，并控制了红海贸易。埃及对苏丹的霸权将持续136年，直到1956年苏丹重获独立。

埃及军队新兵短缺让穆罕默德·阿里严重受限。阿拉伯半岛和苏丹的战事，以及士兵年事的增长，使他最初的阿尔巴尼亚军队的实力大打折扣。到苏丹战役时，穆罕默德·阿里军队中幸存的阿尔巴尼亚人已经在埃及待了20年。奥斯曼人于1810年禁止从高加索向埃及输出军事奴隶，以防止马木鲁克复兴并遏制穆罕默德·阿里本人的野心。奥斯曼帝国也不愿意派任何帝国的士兵去为穆罕默德·阿里服务，因为欧洲的前线还需要他们。缺少外部的新兵资源，埃及总督不得不回过头来依靠自己的民众。

在奥斯曼帝国的世界里，建立一支国家军队——一支从工人和农民中征募士兵的军队，仍然是新鲜事物。士兵是由奴隶构成的军事阶层。在17和18世纪，奥斯曼帝国著名的步兵军团，也就是所谓的禁卫军，调整了他们的征兵方式，不再实行“男孩征募”。士兵们娶妻生子，并让他们的儿子加入禁卫军，但有别于其他人群的军事阶层的概念依然存在。农民们被认为过于被动、缺乏活力而不适合服兵役。

18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在同欧洲军队作战时失利，这让素丹对帝国步兵的战斗力渐生疑虑。他们邀请退役的普鲁士和法国军官到伊斯坦布尔介绍现代欧洲的作战方法，如阵形组合、刺刀冲锋和移动火炮的使用。18世纪末，素丹塞利姆三世（1780—1807年在位）建立了一支新的奥斯曼军队，士兵征募自安纳托利亚的农民，身着欧式马裤，由西方军官训练。他称这支新军为“尼扎米·杰地德”（Nizam-i Cedid），即“新制”部队，该部队的士兵被称为尼扎米兵。

1801年，素丹塞利姆三世向埃及派了一支4000人的尼扎米军团，穆罕默德·阿里得以亲眼见证军团的训练有素和纪律严明。一名同时代的奥斯曼人记录道，派到埃及的尼扎米军团“勇敢地与异教徒作战，连续击败他们的入侵，未见也未听闻任何一名士兵脱逃”。[14]尼扎米军团对强大的禁卫军构成的直接威胁甚于任何一支欧洲军队。尼扎米军是“新制”，意味着禁卫军是“旧制”，但后者不会在仍有能力保护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接受裁减。1807年，禁卫军叛变，推翻了塞利姆三世，解散了尼扎米军。虽然奥斯曼帝国的首次国家军队试验以不幸的结局告终，但它仍为穆罕默德·阿里提供了一个可在埃及复制的模式。

而拿破仑的军队给穆罕默德·阿里提供了第二个参考模式。法国的全民兵役带来了一支大规模公民军队，在精明能干的指挥官的带领下，具有征服各大陆的能力。然而，穆罕默德·阿里认为埃及人民是臣民，而不是公民，他从来没有像法国的革命将领那样，试图用振奋人心的意识形态口号来鼓动他的军队。他建设埃及的新制军队，除了决定延请法国军事专家来训练他征募的军队外，效仿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尼扎米军的先例。1822年，他委托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塞韦斯上校（Colonel Sèves）——一名在埃及被称为苏莱曼·阿加（Sulayman Agha）的皈依伊斯兰教的法国人，来组织和训练一支完全从埃及农民中征召的尼扎米军。一年之内，他就组建了一支3万人的部队。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该部队的人数达到13万。

埃及尼扎米军的组建并非一蹴而就。埃及农民担心他们的农场和家人的福利，他们对家园和村庄十分依恋，导致服兵役成为一种真正的折磨。当征兵队逼近时，有些农民逃离他们的村庄以躲避征兵。另一些人则故意割下手指或打掉一只眼睛，使自己残疾，以便以此获得豁免。各地都起来反抗征兵，1824年，上埃及估计有3万名农民造反。即便被迫服兵役，也有许多农民逃走。只有通过严厉的惩罚，穆罕默德·阿里的政府才能迫使埃及农民参军。令人吃惊的是，这支不情不愿的军队在战场上却非常成功。在希腊，这支军队接受了第一次考验。

1821年，奥斯曼帝国的希腊诸省爆发了民族主义起义。这次起义是秘密社团“友谊社”（Filiki Etairia）的成员发起的，该社成立于1814年，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希腊国。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是一个独特的社群，维系这个社群的是他们的语言、东正教信仰和共同的历史，从古典时期一直到希腊化的拜占庭帝国。作为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公开的民族主义起义，希腊战争带来的危险要比18世纪地方领袖的叛乱严重得多。以前的叛乱仅由领袖个人的野心推动，而民族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是一种能够激励全体人民起来反抗奥斯曼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1821年3月，起义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希腊中部、马其顿、爱琴海诸岛和克里特岛。奥斯曼人发现他们同时在几条战线上进行阵地战，于是向穆罕默德·阿里求助。1824年，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率领一支由1.7万名新近训练好的步兵、700名骑兵和4个炮兵连组成的埃及军队向伯罗奔尼撒半岛进发。由于他麾下所有的士兵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这是我们第一次谈论真正的埃及军队。

埃及人在希腊战争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新组建的尼扎米军证明了他们的英勇无畏。在征服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后，易卜拉欣帕夏被授予这些行省的总督职位，进而将穆罕默德·阿里的帝国从红海扩大到爱琴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军队在打击希腊人的战场上表现得越好，素丹和他的政府就越担心。埃及人正在镇压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叛乱，并在扩大开罗控制的领土。如果穆罕默德·阿里也起来反叛的话，很难说奥斯曼人能抵挡住他的军队。

埃及的胜利和希腊的苦难也在欧洲各国首都引发关注。希腊战争吸引了英国和法国知识精英的注意力。当古典世界的城市变成现代战场时，欧洲支持希腊的团体大声疾呼，要求他们的政府干预，以保护信仰基督教的希腊人免受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和埃及人的伤害。1823年，诗人拜伦勋爵航行到迈索隆吉翁支持独立运动，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希腊问题的关注。1824年4月，拜伦因发烧去世，这使他成为希腊独立事业的烈士，虽然他并没有死在奥斯曼士兵手中。拜伦死后，公众要求欧洲干预的呼声倍增。

英国和法国政府容易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但更关注更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因素。法国同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发展了特殊的关系。相应地，这位埃及总督为他的军队聘请法国军事顾问，依靠法国工程师满足工业和公共设施建设的需求，还派学生到法国接受高级训练。法国渴望保持与埃及的特殊关系，以此扩大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然而，埃及向希腊的扩张让巴黎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在东地中海地区看到埃及比法国更强大，这不符合法国的利益。

对英国政府来说，情况更为明确。看着巴黎在埃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伦敦日益担忧。自拿破仑入侵以来，英国一直试图阻止法国统治埃及和通往印度的海陆通道。拿破仑时代的大陆战争也给英国留下了创伤，英国担心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领土上谋求影响力可能会再次引发列强之间的冲突。因此，英国政府致力于保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以维护欧洲的和平。很明显，奥斯曼帝国无法依靠自身留住希腊，英国也不希望看到埃及伤害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并将势力扩展至巴尔干半岛。因此，帮助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实现更大的自治，确保奥斯曼和埃及军队撤出争议领土，最符合英国的利益。

穆罕默德·阿里在他的希腊战役中毫无收获。这场战争大大损耗了他的财库。他的尼扎米新军在希腊被过度使用。奥斯曼人对他的猜疑与日俱增，很明显，奥斯曼人正尽其所能耗尽他的军队和财库。到1827年夏天，欧洲列强已明确表示反对埃及在希腊的地位，并集结了一支英法联合舰队，迫使奥斯曼帝国和埃及撤军。埃及总督最不希望的事情是与欧洲列强在战场上交战。1827年10月，穆罕默德·阿里给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政治代理人的信中说道：“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无法站出来对抗欧洲人，［如果我们这么做，］那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整个舰队沉没，多达3万至4万人阵亡。”虽然穆罕默德·阿里为自己的陆军和海军感到骄傲，但他知道他们不是英国和法国的对手。他写道：“尽管我们是军人，但我们只具备基础的技战术水平，欧洲人在这方面远远领先我们，并已将他们［关于战争］的理论付诸实践。”[15]

尽管穆罕默德·阿里对可能发生的灾难有着清晰的认识，但他还是将海军投入了这次战斗，派遣舰队前往希腊。奥斯曼人不愿承认希腊独立，素丹决定戳穿欧洲列强虚张声势的幌子，选择无视他们的联合舰队。但这是个致命的错误。联合舰队在纳瓦里诺湾困住了埃及船只，并在1827年10月20日的交战中，4小时内击沉了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几乎全部78艘舰船。超过3000名埃及人和奥斯曼人在战斗中丧生，而进攻的联合舰队中约有200人阵亡。

穆罕默德·阿里对他的损失暴跳如雷，并要求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对他海军的损失负责。此外，埃及人发现自己处于拿破仑在尼罗河战役后所处的状况：成千上万的士兵被困，没有船只能够补给他们或接他们回国。穆罕默德·阿里直接与英国谈判，达成休战协议，并在没有同素丹商量的情况下将儿子易卜拉欣帕夏和埃及军队从希腊接回埃及。马哈穆德二世被总督的违逆抗命激怒了，但是穆罕默德·阿里不再寻求素丹的支持。他忠心耿耿侍奉君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从此往后，穆罕默德·阿里将牺牲素丹的利益，追求自己的目标。

纳瓦里诺战役也是希腊独立战争的转折点。1828年，在法国远征军的协助下，希腊战士将奥斯曼军队赶出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中部。同年12月，英国、法国和俄国三国政府会晤，同意建立独立的希腊王国，然后将他们的方案强加于奥斯曼帝国。经过3年多的谈判，希腊王国终于在1832年5月的伦敦会议上成立。

在希腊经历溃败之后，穆罕默德·阿里把目光投向了叙利亚。自1811年他首次同意领导反对瓦哈比派的军事运动以来，他就一直渴望统治叙利亚。1811年，他向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请愿，要求统治叙利亚。1818年战胜瓦哈比派后，他又再次请愿。奥斯曼人两次都回绝了他，不想让他们的埃及总督变得太强大而不再为中央政府效劳。当伊斯坦布尔要求埃及驰援希腊时，中央政府提出有望将叙利亚交给穆罕默德·阿里。在纳瓦里诺折损了他的舰队之后，埃及总督要求兑现承诺，但索求无果。中央政府认为，经历这次损失，穆罕默德·阿里已被大大削弱，无须再去赢得他的好感。

穆罕默德·阿里意识到，中央政府从未打算把叙利亚让给他。他也知道奥斯曼人没有力量阻止他夺取领土。易卜拉欣帕夏和他的军队一回到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就开始组建新舰队，并重新装备他的军队，准备入侵叙利亚。他同英国和法国接触，以获得两国对他勃勃雄心的支持。法国对与埃及达成协议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英国继续反对一切对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威胁。穆罕默德·阿里毫不气馁，继续备战。1831年11月，易卜拉欣帕夏开始率军入侵叙利亚。

现在，埃及军队同奥斯曼帝国交战了。易卜拉欣帕夏率领3万名士兵迅速征服了巴勒斯坦。到11月底，他的军队已经到达北部要塞阿卡。当有关埃及行动的报告送达伊斯坦布尔时，素丹派了一名特使去说服穆罕默德·阿里停止进攻，但没有效果。帝国中央政府随即要求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总督们组建军队去击退埃及入侵者。埃及军队正围攻阿卡，这个几乎坚不可摧的要塞，这给了总督们6个月的短暂时机。

虽然奥斯曼人准备击退埃及军队的入侵，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一些地方领袖在面对来自埃及的新威胁时，选择支持易卜拉欣帕夏，以维护自身的地位。埃及军队到达阿卡时，黎巴嫩山的统治者埃米尔巴希尔二世（Amir Bashir Ⅱ）同易卜拉欣帕夏缔结盟约。埃米尔巴希尔所在的统治家族——谢哈卜家族的一名成员派亲信幕僚米哈伊勒·米舍卡去观察埃及对阿卡的围攻，并向黎巴嫩山的统治者们汇报。

米舍卡在阿卡观察埃及军队的行动近3周。他刚到达就目睹了埃及海军和奥斯曼守军在阿卡进行的激烈战斗。穆罕默德·阿里投入22艘军舰围攻，向阿卡城堡发射了7万多发炮弹。守军顽强抵抗，并在激烈的交火中成功地让许多军舰失去了战斗力。米舍卡写道，炮火从早晨持续到日落，“在火药的烟尘中，阿卡隐匿不见了”。根据米舍卡的资料，埃及派出了8个步兵团（1.8万人）、8个骑兵团（4000人）和2000名贝都因非正规军攻击守卫阿卡的“3000名勇敢善战的士兵”。看到阿卡坚固的海堤和保护城墙的防御工事，米舍卡警告他的雇主们围攻将是一场持久战。

埃及人连续攻打了阿卡要塞6个月。到1832年5月，城堡坚不可摧的城墙已经损坏到足以让易卜拉欣帕夏集结步兵攻入城堡的地步。他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们回想起他们在阿拉伯半岛和希腊所取得的胜利。易卜拉欣帕夏警告他们，开弓没有回头箭，“大炮会跟在他们身后，轰炸任何没有攻占城墙就回撤的战士”。在夹杂着威胁的鼓励言语的演讲后，易卜拉欣帕夏带领他的部下攻向残损不堪的阿卡城墙。他们轻而易举地攻破了壁垒，迫使幸存的守军投降。经过几个月的战斗，阿卡守军只剩下350人。[16]

占领阿卡后，易卜拉欣帕夏向大马士革进发。大马士革城的奥斯曼总督动员1万名平民进行防御。易卜拉欣帕夏知道，未受过训练的平民无法同专业军队作战，他命令部队向这些参与防御的平民脑袋上方开火，吓得他们四散奔逃。确实，枪声足以驱散大马士革人。总督撤离，加入北方的奥斯曼军队。埃及人进入大马士革，没有遭到任何抵抗。易卜拉欣帕夏命令他的士兵尊重市民和他们的财产，并宣布大赦全部大马士革人。他打算统治叙利亚人民，所以不想同他们产生隔阂。

易卜拉欣帕夏为大马士革任命了一个执政委员会，随后继续他对叙利亚的无情征服。这位埃及将领把一些大马士革的重要人士带在身边，以防止市民在他离开后造反。米哈伊勒·米舍卡又一次追踪了埃及的军事行动，为黎巴嫩山的统治者们收集情报。当埃及人从大马士革出发时，他统计了他们的人数：“1.1万名步兵，2000名正规骑兵，3000名［贝都因］骑兵”，总共有1.6万人，加上43门大炮和3000头运送补给和物资的骆驼。他们行进到叙利亚中部的霍姆斯，在那里又有6000名埃及士兵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7月8日，埃及人在霍姆斯附近同奥斯曼人进行了争夺叙利亚控制权的第一场大战。米舍卡写道：“场面令人激情澎湃。当埃及正规军到达战场时，他们遇到了数量更多的土耳其正规军。日落前一小时，双方爆发激烈的战斗，枪声炮火持续不断。”在山顶上观战的米舍卡无法判断战斗的走向。“那是可怕的一小时，其间地狱各门都打开了。日落时分，枪声停歇，只留下大炮轰鸣，直到日落后一个半小时，才重回寂静。”直到那时，他才知道埃及人在霍姆斯战役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奥斯曼将领们匆忙抛弃了营地，开始逃亡。“食物还留在火上炙烤，医药箱、成卷的敷料和［给死者的］裹尸布、大量的毛皮和受奖时穿的披风以及许多物资都留了下来。”[17]

不知疲倦的易卜拉欣帕夏并没有在霍姆斯逗留。取胜一天后，他率军向北去往阿勒颇，以完成对叙利亚的征服。和大马士革一样，阿勒颇没有反抗埃及军队就投降了，易卜拉欣帕夏留下一个新政府，代表埃及统治这座城市。奥斯曼帝国的总督早已撤离，加入了一支庞大的奥斯曼军队，其中包括霍姆斯战役中幸存的部队。7月29日，奥斯曼人在亚历山大勒塔附近的贝伦村（时属阿勒颇行省，现位于土耳其）与埃及军队交战。埃及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依然重创奥斯曼军队直至接受后者投降。随后，易卜拉欣帕夏率军前往阿达纳港，那里有埃及的舰船，给精疲力竭的军队提供补给。易卜拉欣帕夏给开罗发去了详细记录埃及胜绩的战报，等待他父亲下一步的命令。

而穆罕默德·阿里从战争转向谈判，试图通过素丹的法令或欧洲的干预来确保他在叙利亚的所得。就奥斯曼人而言，他们不愿意向叛变的埃及总督割让任何利益。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即首相）穆罕默德·拉希德帕夏不承认穆罕默德·阿里在叙利亚的地位，并开始组建一支8万多人的庞大军队，试图将埃及人从土耳其海岸和整个叙利亚赶走。而易卜拉欣帕夏在重组军队和补给军需之后，于1832年10月进入安纳托利亚中部，以对抗奥斯曼人的威胁。当月，他占领了科尼亚城，并在此备战。

埃及军队将不得不在能想象到的最恶劣的环境中作战。习惯了夏季沙漠的炎热和尼罗河畔温和冬季的埃及军队，发现自己身处冬季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漫天暴雪和零下冰封之中。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那些被迫应征入伍的士兵仍被证明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尽管人数少于对手，但他们在科尼亚战役（1832年12月21日）中大胜奥斯曼军队。埃及人甚至抓到并囚禁了大维齐尔，这极大地加强了他们在谈判中的筹码。

素丹一听到军队战败和大维齐尔被俘的消息就屈服了，答应了穆罕默德·阿里提出的大部分领土要求。在科尼亚战败后，素丹失去了所有军事选择，他现在直面一支驻扎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屈塔希亚镇的埃及军队，距离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只有200千米（124英里）。为了确保埃及军队完全撤出安纳托利亚，马哈穆德二世重立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他在入侵叙利亚后被剥夺了头衔，并被宣布为叛徒），并将希贾兹、克里特岛、阿卡、大马士革、的黎波里和阿勒颇等省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帕夏，同时赋予阿达纳港的征税权。1833年5月，在俄罗斯和法国的斡旋下，《屈塔希亚合约》签订，上述战果得到了确认。

《屈塔希亚合约》签订后，易卜拉欣帕夏将他的部队撤回叙利亚和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没有实现他所渴望的独立。奥斯曼帝国把他牢牢地束缚在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他已经把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阿拉伯行省都置于他的家族统治之下，建立了一个埃及帝国，在19世纪3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与奥斯曼帝国相抗衡。

埃及对叙利亚的统治很不受欢迎。新的税收给社会各阶层——从最贫穷的工人到最富有的商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本地领袖被剥夺了传统权力，被隔绝在统治阶层之外。米舍卡记录道：“当埃及人开始改变宗族习俗，对民众征收比他们习惯支付的更多的税时，人们开始鄙视他们，希望再次回到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因此表现出反叛的迹象。”埃及人的反应是解除叙利亚人的武装并将他们征召入伍，这反而激起了更剧烈的反抗。米舍卡解释说：“士兵没有期满后获得自由、回归家庭的固定的服役期限，相反，服役期像地狱一样长久。”[18]许多年轻人为了躲避征兵而逃跑，这进一步损害了当地的经济生产力。叛乱从叙利亚沿海的阿拉维山区蔓延到黎巴嫩山和叙利亚南部的德鲁兹地区，再到巴勒斯坦高地的纳布卢斯。1834—1839年，易卜拉欣帕夏发现他的军队一直忙于镇压不断升级的叛乱。

穆罕默德·阿里没有被叙利亚乡村的民众动乱所吓倒，他把叙利亚看作是他的埃及帝国的永久领土。他坚持不懈地争取欧洲对他计划的支持：脱离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独立王国。1838年5月，他告知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和欧洲列强，他决意建立自己的王国，提出向奥斯曼人支付300万英镑（合1500万美元）的脱离费。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对此发出了严厉警告：“这位［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必将会发现，英国将同奥斯曼帝国素丹一起要求纠正如此骇人听闻的针对素丹的错误行为，以防止土耳其帝国被肢解。”[19]就连穆罕默德·阿里的法国盟友也警告他，不要采取可能导致他与素丹和欧洲对抗的举措。

得到欧洲的支持，奥斯曼人倍感振奋，决定立即对穆罕默德·阿里采取行动。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再次组建了一支远征军。自从1826年暴力解散禁卫军以来，马哈穆德大力建设新的奥斯曼尼扎米军。他的高级军官向他保证，这支德国人训练的步兵要强于埃及军队，后者在连续5年镇压叙利亚民众叛乱后已疲惫不堪。1839年6月24日，奥斯曼军队行进到阿勒颇附近的叙利亚边境，袭击了易卜拉欣帕夏的部队。与所有人的预期相反，埃及人在尼济普之战（Battle of Nezib）中击溃了奥斯曼人，造成后者大规模伤亡，并俘虏了1万多人。

素丹马哈穆德二世没能收到军队被击败的消息。由于素丹患了肺结核，健康状况已经恶化了好几个月，6月30日，他在得知尼济普惨败之前就去世了。他尚处青春期的儿子素丹阿布杜·迈吉德一世（Abdulmecid I，1839—1861年在位）继位，他年轻、缺乏经验，无力安抚帝国将领们的紧张情绪。奥斯曼舰队的海军上将艾哈迈德·费夫齐帕夏（Ahmed Fevzi Pasha）带领他的整个海军横渡地中海，投奔穆罕默德·阿里麾下。这位海军上将担心，俄国有可能像他所预料的那样介入奥斯曼政局、扶持年轻的素丹，一旦如此，舰队可能会落入俄国的控制之下。他也相信穆罕默德·阿里是最有能力维护奥斯曼帝国的领袖；相较于乳臭未干的王储，刚健有力的叛乱者会成为更好的素丹。恐慌在伊斯坦布尔蔓延。年轻的素丹面临着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大的内部威胁，却没有陆军或海军来保护他。

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动荡同样忧心忡忡。英国担心俄国会利用权力真空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确保其黑海舰队可以进入地中海。这将冲击英国数十年来旨在遏制俄国黑海舰队并拒绝其进入温水港口的政策，该政策维持了对英国有利的海上力量均衡。此外，法国有意使其盟友埃及将统治范围扩大到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英国希望能挫败法国的这一图谋。英国领导了一个由欧洲列强组成的联盟（法国没有参加）来介入这场危机，旨在支持奥斯曼王朝，迫使穆罕默德·阿里从土耳其和叙利亚撤出。

谈判持续了一年，穆罕默德·阿里试图利用他在尼济普的胜利来获得更多的领土和主权特权，而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则要求埃及从叙利亚撤军。1840年7月，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组成的欧洲联盟提出让穆罕默德·阿里终身统治大马士革，让他的家族世袭统治埃及，条件是他的士兵立即撤出叙利亚其他地区。这是他们的最终提案，同时英国和奥地利舰队已在东地中海集结准备采取行动。穆罕默德·阿里相信自己拥有法国的支持，拒绝了这一提案。

盟军舰队在英国海军上将内皮尔（Napier）的指挥下迫近港口城市贝鲁特，并于9月11日炮轰埃及的阵地。英国利用当地特工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各地散发传单，呼吁当地人民起来反抗埃及人。大叙利亚地区的人们过去曾经起来反抗过，很乐意再来一次。与此同时，盟军舰队从贝鲁特开往阿卡，力争把埃及人赶出城堡。埃及人原以为他们能抵挡住任何攻击，但根据米哈伊勒·米舍卡的记录，英国、奥地利和奥斯曼联合舰队用了3小时20分钟就攻克了这座城堡。埃及人刚刚收到的火药露天堆放在城堡的中心，而盟军舰船的一枚炮弹引爆了火药，“爆炸出其不意，阿卡城内的士兵四散奔逃，无人继续留守”。[20]欧洲和奥斯曼军队夺回了阿卡，并控制了整个叙利亚海岸。

易卜拉欣帕夏发现他的位置越来越不稳固。海路被切断，他无法补给他的部队，而这些部队正不断受到当地居民的骚扰。他率军从土耳其和叙利亚各地撤回到大马士革。1841年1月，约7万名士兵在大马士革集结，易卜拉欣帕夏开始从叙利亚沿陆路有序撤回埃及。

埃及的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但第二次埃及危机对奥斯曼帝国生存构成的挑战需要正式解决。一项协议在伦敦达成，奥斯曼人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对埃及和苏丹的终身统治，并确立他的家族对埃及的世袭统治，而穆罕默德·阿里承认奥斯曼素丹是他的宗主，并同意每年向帝国中央政府支付一笔款项，以表示他对帝国的顺从和忠诚。

英国还希望确保东地中海地区的纷争不再威胁欧洲的和平。而防止欧洲列强因在黎凡特地区争夺战略优势而发生冲突的最佳保障，是确保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这是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一直以来的重点关切。在1840年《伦敦公约》的一份秘密附件中，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政府正式承诺“不寻求领土扩张，不寻求排他性影响力，不为其臣民谋取任何他国臣民无法公平获得的商业利益”。[21]这一克己的条约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近40年的保护，使其免受欧洲对其领土的图谋之害。

*

从1805年到1841年，穆罕默德·阿里的雄心壮志经历了一个循环。他升为总督，成为埃及的主人。一旦他在埃及站稳了脚跟并增加了财政收入，他就开始建设现代军队。随后，他将自己的领土范围从苏丹和红海沿岸的希贾兹一度扩大到包括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叙利亚。但外部干涉剥夺了他的战果，到1841年，他的势力范围又缩回到埃及和苏丹。埃及将拥有自己的政府，将制定自己的法律，但仍将受奥斯曼帝国外交政策的约束。虽然埃及人可以铸造自己的钱币，但他们的金币和银币上都须印有素丹的名字，而埃及统治者的名字则只能印在价值低廉的铜币上。埃及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但士兵人数不能超过1.8万人，这与埃及之前部署的10万至20万人的庞大军队相去甚远。穆罕默德·阿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曾经的雄心更大。

穆罕默德·阿里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饱受失望与疾病困扰。这位帕夏已进入风烛残年，当他的军队从叙利亚回来时，他已经71岁了。他日渐被他的儿子易卜拉欣疏远。在叙利亚战役期间，父子俩通过宫廷官员沟通。两人都与疾病作斗争，易卜拉欣被送到欧洲治疗结核病，而穆罕默德·阿里因服用治疗痢疾的硝酸银而开始丧失思维能力。1847年，素丹意识到穆罕默德·阿里不再具有足够的统治能力，于是任命易卜拉欣帕夏接替。6个月后，易卜拉欣去世。那时，穆罕默德·阿里早已远离了人们的视线。王位传给了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阿巴斯（Abbas）。1849年8月2日，穆罕默德·阿里去世，阿巴斯主持了他的葬礼。

地方领袖的时代结束了。在剥夺了埃及人对克里特岛、叙利亚各省和希贾兹的统治权后，奥斯曼政府小心翼翼地派自己人担任这些行省的总督。大马士革的阿兹姆家族，就像摩苏尔的加利利家族一样，失去了他们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所统治的城市。黎巴嫩山自治政府因谢哈卜家族与埃及政府勾结而被推翻。在黎巴嫩山，奥斯曼人也试图任命自己的总督，但这将带来爆炸性的后果，使黎巴嫩走上教派冲突的道路。谋求脱离奥斯曼政府的地方自治让阿拉伯世界的劳动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遭受了战争、通货膨胀、政治动荡和雄心勃勃的地方领袖治下无数的不公正待遇。现在，他们想要和平与稳定。

奥斯曼人也想结束对他们统治的内部挑战。在被外国威胁以及与俄国和奥地利的战争所困扰的同时，他们看到了放任阿拉伯行省自行其是的风险：“伟大的阿里贝伊”同扎希尔· 欧麦尔的联盟威胁到了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和埃及的统治；瓦哈比派蹂躏了伊拉克南部，并夺取了奥斯曼统治下的希贾兹；穆罕默德·阿里利用埃及的财富建立了军队，并掌控他自己的帝国，从而威胁奥斯曼帝国的生存。如果没有欧洲列强的干预，穆罕默德·阿里可能已在第二次埃及危机中推翻了奥斯曼帝国。这些经历使奥斯曼政府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不是对已有的政府机构进行温和的修补，而是对古老的统治机器进行彻底检修。

奥斯曼人意识到，他们无法依靠自身来改革他们的帝国。他们需要利用使他们的竞争对手欧洲变得强大的那些思想和技术。奥斯曼的政治家们注意到穆罕默德·阿里如何成功地利用现代欧洲思想和技术建设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向欧洲派遣代表团、引进欧洲的工业和军事技术，以及在各级军事和官僚机构中聘用欧洲技术顾问，这些举措极大地帮助了穆罕默德·阿里成就功业。

奥斯曼帝国与欧洲邻国的关系正进入一个复杂的新时代。欧洲将成为榜样，成为军事和技术领域的典范。但欧洲也是一个威胁，既是觊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好战者，也是危险的新意识形态的源头，因此必须与之保持距离。奥斯曼改革者面临如下挑战：如何在不损害自身文化完整性和价值观的情况下采纳欧洲的理念和技术。

奥斯曼帝国无法对欧洲的进步视而不见。在19世纪，欧洲已经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奥斯曼帝国被迫按照欧洲规则行事的趋势日益显著。

第四章　改革的危险

1826年4月13日，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宗教学者靠近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法国帆船“鳟鱼号”（La Truite）。他是里法阿·塔赫塔维，身着开罗古老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学府（创建于969年）的学者长袍和头巾，正步向通往帆船的舷梯。有生以来，他第一次踏出埃及的土地。他受命前往法国，担任穆罕默德·阿里派往欧洲的第一个教育代表团的随团阿訇。5年后，他才回到他的祖国。

上船后，塔赫塔维审视着代表团其他成员的面庞。他们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群体：总共有44名男子，年龄从15岁到37岁不等。塔赫塔维（1801—1873）当时24岁。(1)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埃及代表团，但实际上只有18名成员是土生土长的说阿拉伯语的人。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说土耳其语，反映了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多样性，而埃及仍然是该帝国的一部分。其中，有土耳其人、切尔克斯人、希腊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这些人是埃及总督挑选去学习欧洲语言和科学的，回国后，他们将用在法国学到的知识改造他们的祖国。

塔赫塔维出生于一个上埃及小村庄的著名法官和神学家家族，16岁起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神学。他是一位有天赋的学者，曾任爱资哈尔的教员。1824年，他获得公职，在欧式尼扎米新军的一个步兵师中担任阿訇。依靠这一任职，加上他靠山的支持，塔赫塔维被选中履行前往巴黎的重要使命。这是一个可以成就一个人事业的任命。

塔赫塔维随身带着一本空白的笔记本，用来记录他对法国的印象。他对每一处细节都颇感兴趣：法国人如何盖房子、谋生活和信宗教，如何运作交通与金融，男性与女性如何交往，如何穿戴与跳舞，如何家装与摆桌子。写作时，塔赫塔维既带着好奇与尊重，也带着客观的批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人游历中东并将他们所见的异国的风俗习惯著述成书。如今，第一次有一个埃及人扭转了局面，书写这个叫作法国的陌生而奇异的国度。[1]

塔赫塔维对法国的反思充满了矛盾。作为一名穆斯林和埃及奥斯曼人，他对自己的信仰和文化的优越性充满信心。他认为法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地方，那里“没有一个穆斯林定居”，而法国人自己则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徒”。然而，他的亲眼观察丝毫没让他怀疑欧洲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优越性。他回忆道：“法国拥有伊斯兰诸王国所缺乏的一切，说真的，在［法国］居住期间，我为此感到悲哀。”[2]塔赫塔维认为，有一道鸿沟将他的读者们同西方科学分隔开。欧洲天文学家已证明地球是圆的，他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从而让人可以稍许感知到这道鸿沟的所指。他意识到伊斯兰世界在科学上已远远落后于欧洲，并认为伊斯兰世界有义务和权利恢复这一学问，因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进步是建立在中世纪伊斯兰教所取得的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奥斯曼帝国借鉴欧洲的现代技术进步不过是西方偿还对伊斯兰科学欠下的债。[3]

对埃及人眼中的法国缘何成为它在19世纪20年代的样貌，塔赫塔维的书中充满了十分有趣的思考，而他对政治改革最重要的贡献，则是他对宪政的分析。他翻译了1814年法国宪章的所有74条，并撰文详细分析了该宪章的要点。[4]塔赫塔维相信这部宪章保有法国进步的秘密。他对他的精英读者们解释说，“我们录下这部宪章，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智慧如何决定了公正和公平是王国文明与臣民康乐的因素，以及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如何由此引导，实现国家富强、知识增长、财富积累、安居乐业”。

塔赫塔维对宪政的赞扬在当时是勇敢的。这些是危险的新思想，没有伊斯兰传统的根基。正如他承认的那样，法国宪章的大部分原则“既不能在《古兰经》中也不能在先知的逊奈［行为］中找到”。他可能会害怕其他穆斯林宗教人士对这些危险的革新做出反应，但更大的风险是惹恼他的统治者。毕竟，宪章同样适用于君主和他的臣民，并要求权力在君主和民选立法机构间分配。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完全专制的政权，而奥斯曼帝国则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制国家。代议制政府的概念或对君主权力的限制，会被大多数奥斯曼精英视为颠覆性的异端邪说。

这位改革派宗教学者着迷于法国宪章如何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而不是强化精英的控制。最打动塔赫塔维的宪章条款中，就有主张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所有公民“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有资格担任任何职务”的条款。他认为，这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将鼓励“人们不断学习”，以“到达比他们所居更高的位置”，从而防止他们的文明陷于停滞。塔赫塔维又一次行走于危险的边缘。在像奥斯曼埃及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会被他那个时代的精英们视为一个危险的概念。

塔赫塔维更进一步赞扬了法国的言论自由权。他解释说，宪章鼓励“每个人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知识和情感”。他接着说道，一般法国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媒介是一种叫作“刊”或“报”的事物。这将是塔赫塔维的许多读者第一次听说报纸，当时报纸在阿拉伯语世界还不为人所知。他解释说，无论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普通人，都可以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事实上，他强调了平民有机会使用新闻媒体的重要性，“因为即使是一个卑微的人也可能会想到一些重要人物没有想到的事情”。然而，真正触动这位宗教学者的是新闻媒体具有让人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力量。“当某人做了一件伟大或可鄙的事情时，记者们会记录下来，让要人和平民都知晓，这样可以鼓励做好事的人，让做可鄙之事的人改过。”

塔赫塔维对奥斯曼政治惯例最为大胆的违反在于，他详细并心怀赞赏地讲述了1830年推翻波旁王朝国王查理十世（Charles X）的七月革命。逊尼派穆斯林的政治思想主张，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臣民有义务服从统治者，哪怕统治者专横跋扈。法国人民在查理十世暂停宪章并“羞辱了保障法国人民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时起来反对他们的国王，目睹这场政治动荡的塔赫塔维显然站在法国人民这边。为了恢复君主的绝对权力，查理十世无视议会代表，禁止公众批评国王及其内阁，并实行新闻审查制度。当人们武装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者时，这名埃及宗教学者选择支持他们。塔赫塔维对七月革命的详尽分析格外引人注目，盖因其含蓄地支持人民有权推翻君主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5]

在巴黎度过了5年难忘的时光后，塔赫塔维于1831年回到埃及，他对法国的印象尚留在他的笔记本上。因法语流利，他获得了一个高级别任命，负责建立一个政府翻译局，主要为穆罕默德·阿里诸项改革所必需的欧洲技术手册提供阿拉伯语版本。在忙于建立翻译局的同时，塔赫塔维抽出时间修改了他的巴黎笔记，准备出版。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因刊载危险政治思想而受惩罚，他在序言中对穆罕默德·阿里大肆颂扬。最终的成果完全是一部杰作，于1834年以阿拉伯语发表，随即被翻译成土耳其文。塔赫塔维的作品，通过对欧洲科技进步的清晰阐述，以及对启蒙运动政治哲学的分析，成为19世纪奥斯曼和阿拉伯改革时期的开先河之作。

*

19世纪期间，奥斯曼人及其阿拉伯公民与欧洲的互动日益增多，迫使中东人民认识到，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欧洲已经超过了他们。尽管大多数奥斯曼人仍然相信他们所处的世界在文化上更为优越，但他们的改革者认为，有必要掌握欧洲的思想和技术，否则，欧洲就会掌控他们。

奥斯曼人及其在埃及和突尼斯的自治属国开始改革他们的军队。他们很快意识到，为了支持现代化军队的开支，必须扩大国家的收入基础。因此，行政与经济领域也开始效仿欧洲的做法，以期带来经济繁荣与税收增长。欧洲资本家为他们的产品和机械寻找海外市场，在他们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欧洲技术被奥斯曼及其自治属国引进。素丹及突尼斯、开罗总督热衷于利用电报、轮船和铁路等现代欧洲技术，作为进步和发展的外在标志。然而，这些技术是昂贵的，随着伊斯坦布尔、开罗和突尼斯受过教育的精英们越来越担心他们的统治者挥霍无度，他们开始呼唤改革议程中缺失的宪法和议会。

改革的每一阶段都是为了在体制上加强奥斯曼帝国及其阿拉伯属国的实力，保护它们免受欧洲的入侵。对此，改革者们要失望了，因为在改革期间，奥斯曼世界越来越容易受到欧洲的渗透。起先是欧洲通过领事施压、贸易和资本投资施行的非正式控制，之后，随着突尼斯、奥斯曼政府和埃及先后未能兑现向外国债权人许下的资金承诺，欧洲的正式控制开始了。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始于1839年第二次埃及危机最严重的时期。素丹马哈穆德二世去世，他尚处青春期的儿子阿卜杜·迈吉德一世继位，这并不是宣布一项激进改革计划的好时机。然而，在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军队迫近的威胁下，奥斯曼帝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欧洲的善意。为了确保欧洲对其领土和主权的保障，奥斯曼政府认为需要向欧洲列强表明，奥斯曼帝国是现代国家共同体中负责任的一员，能够遵循欧洲的治国标准。此外，曾在马哈穆德二世统治下工作的改革者，决心巩固在已故素丹任内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并促使他的继任者承诺继续推动改革。

这两个动机将塑造奥斯曼改革时代的特征：在公共关系上摆出姿态以赢取欧洲的支持，同时，真诚地投入改革以确保帝国在内外威胁下继续生存。1839年11月3日，奥斯曼外交大臣穆斯塔法·拉希德帕夏（Mustafa Reshid Pasha）代表阿卜杜·迈吉德一世，在伊斯坦布尔向受邀的奥斯曼和外国政要宣读改革法令。在那一天，奥斯曼进入了行政改革期。1839—1876年，奥斯曼帝国将奉行君主立宪制，拥有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这一时期被称为“坦齐马特”（Tanzimat，字面义为“重新组织”）。

坦齐马特有三个重大里程碑：1839年改革法令、重申并延展1839年改革计划的1856年改革法令、1876年宪法。1839年和1856年的法令反映了奥斯曼改革者借鉴西方政治思想的程度。第一份法令提出了一个温和的三点改革计划：确保奥斯曼帝国所有臣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的绝对安全”；建立“常规的税收评估制度”；改革兵役制度，实行定期征兵和固定服役期限。[6]

1856年法令重申了1839年提出的改革，并将改革进程扩大到法庭和刑罚制度。身体刑罚将得到遏制，酷刑将被废除。该法令试图规范帝国财政，公开年度预算，接受公众监督。同时，还呼吁金融体系现代化，建立现代银行体系，“以创造用来扩大财富来源的资金”，这是通过在帝国内部投资诸如修建道路、开凿运河等公共工程实现的。该法令总结道：“为实现这些目标，应当寻求利用欧洲科学、技术和资金的途径，并逐步践行。”[7]

然而，仅仅通过重大法令来回顾坦齐马特，还无法全面了解1839—1876年期间所推行的改革。19世纪中叶，奥斯曼国家和社会的主要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为了改革税基，确保未来的繁荣，政府开始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并引入新的土地登记制度，以个人所有制取代包税制，这更符合西方的私有财产概念。省级行政机构经历了彻底改革，形成了从诸如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等省会向下一直到村级的常规政府体系。

这些变革需要数千名受过现代技术教育的新官僚。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国家建立了仿效欧洲课程体系的新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校网络，以培训公职人员。同样，帝国的法律经历了法典化，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调和伊斯兰法与西方法典，从而使奥斯曼法律制度更符合欧洲法律的规范。

若改革只在较高层的政府展开，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就不会对坦齐马特感兴趣。在19世纪50和60年代，改革开始触及个人生活。国家想方设法将奥斯曼臣民的名字登记在册，但由于害怕税收和征兵，臣民们抵制政府的这一做法。家长们不送孩子上公立学校，因为他们担心，登记入学最终会把孩子送入军队。城镇居民尽可能地躲避人口普查官员，农民们尽可能地逃避土地登记。然而，随着官僚机构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帝国的臣民不得不屈从这项现代政府势在必行的举措：保持对国家居民及其财产的准确记录。

素丹同样受到了改革进程的影响，程度不亚于他的臣民。奥斯曼素丹的绝对权力被侵蚀，政治重心从素丹的宫殿转移到了帝国中央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大臣会议在政府中承担主要的立法和行政职责，大维齐尔成为政府首脑。素丹的角色被削减为仪式性与象征性的国家元首。1876年颁布的宪法将这一变革推向高潮，尽管素丹依然手握大权，但该宪法通过建立议会扩大了政治参与范围。此后37年中，奥斯曼专制主义被君主立宪制取代。

任何重大的改革计划都隐含风险，尤其是在外国思想介入的情况下。保守的奥斯曼穆斯林谴责坦齐马特将非伊斯兰的标新立异的做法引入国家和社会。事实证明，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地位变化，在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体的奥斯曼社会中，他们一直是非穆斯林的少数群体。

在19世纪，欧洲列强越来越多地以少数民族权利为借口干涉奥斯曼帝国的事务。俄国为东正教提供保护，这是奥斯曼帝国最大的基督教群体。法国长期以来与黎巴嫩山的马龙派教会保持着特殊关系，并在19世纪对奥斯曼帝国所有天主教群体提供正式庇护。英国人与该地区的任何教会都没有历史联系。尽管如此，英国代表了犹太人、德鲁兹人以及聚集在阿拉伯世界新教传教士周围的少数皈依者的利益。只要奥斯曼帝国占据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欧洲列强就会用一切手段干涉奥斯曼事务。少数群体权利问题为列强提供了大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奥斯曼人的机会。这样做，有时会给欧洲人和奥斯曼人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851—1852年的“圣地争端”表明大国干涉会给各方都带来危险。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的修士们在各自对巴勒斯坦基督教各圣地的权利和特权上存在分歧。作为回应，法国和俄国向伊斯坦布尔施压，要求给予他们各自庇护的群体以特权。奥斯曼人首先屈服于法国的压力，将伯利恒圣诞教堂的钥匙交给了天主教徒。俄国人决心为希腊东正教徒争取更大的权益，以免在法国人面前丢脸。但在奥斯曼帝国向俄国做出类似让步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派了一艘先进的螺旋桨战舰，沿着达达尼尔海峡，将法国大使送到伊斯坦布尔，并威胁称，如果奥斯曼政府不撤销给予受俄国庇护的东正教徒的特权，法国将轰炸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营地。当奥斯曼人向法国人屈服时，俄国人威胁要发动战争。1853年秋开始的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恶化成1854—1855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和法国同沙俄间爆发暴力冲突，超过30万人丧生，更多人受伤。欧洲以奥斯曼帝国少数群体的名义进行干涉，后果过于严重，奥斯曼政府不允许这种做法继续下去。

在1839年改革法令中，奥斯曼人做了一次不积极的尝试，试图收回对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管辖主动权。素丹在他的诏令（firman）中说：“我们崇高的素丹国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臣民将毫无例外地享受我们帝国给予的特权。”显然，如果要说服欧洲列强，不再需要他们的干预来保障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利益，那素丹和他的行政机构就需要就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平等做出更强有力的声明。奥斯曼政府面临的问题是，推行教派平等政策必须得到本国穆斯林多数派的同意。《古兰经》明确区分伊斯兰教和另两种一神信仰，该区分已载入伊斯兰法。在许多信众看来，若奥斯曼政府无视该区分，这将违背真主的经书与律法。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奥斯曼政府决定冒着激发国内公众愤怒的风险，阻止欧洲以帝国非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名义进一步干涉。1856年改革法令的颁布日期的选择，配合了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该法令的大部分条款涉及奥斯曼帝国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权利与责任。法令首次规定，所有奥斯曼臣民，不论信奉何种宗教，一律平等。“任何因宗教、语言或种族而使我帝国臣民中某一群体比另一群体地位低下的区分或指称，都将从行政条例中永远抹去。”该法令进一步承诺，所有奥斯曼臣民，不分宗教和民族，都有机会上学、获得政府工作和征召入伍。

改革进程早已因其欧化的倾向而引起争议。但1856年法令颁布之前的各项改革都没有直接违背《古兰经》。穆斯林视《古兰经》为真主的原话，也是真主永恒的话语。违背《古兰经》就是违背真主，因此，毫不奇怪，在帝国的城市里宣读1856年法令激起了虔诚穆斯林的愤怒。大马士革的一位奥斯曼法官在他1856年的日记中写道：“法庭宣读了这份法令，赋予了基督徒完全的平等，准许了平等、自由和其他违反永恒的伊斯兰法的做法……它是落在所有穆斯林［头上］的灰尘。我们请求真主让宗教更强大，让穆斯林取得胜利。”[8]奥斯曼臣民立即明白了这一改革的重要性。

坦齐马特改革正在把奥斯曼帝国带入危险的境地。由于政府颁布的改革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改革进程有可能引发对政府权威的反叛和民众之间的暴力。

奥斯曼人并不是最早颁布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平等法令的穆斯林统治者。早在19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就已经做到了。但他颁布这部更早的法令，是希望在不分教派的平等基础上面向所有埃及人征税和征兵，而不是考虑解放少数群体。19世纪30年代埃及占领大叙利亚期间，推行平等原则，虔诚的穆斯林们无疑提出了反对，但穆罕默德·阿里强大到足以镇住他的批评者并贯彻他的意志。看到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奥斯曼人很可能认为他们可以遵循他的先例，而不会引发内乱。

埃及的占领还让欧洲的商业打入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行省。贝鲁特成为东地中海的一个重要港口，商人们得以进入像大马士革这样的内陆城市的新市场，这些城市过去是对西方商人关闭的。欧洲商人开始依赖当地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他们的中间人，担任翻译和代理。个别基督徒和犹太人通过与欧洲贸易和领事活动的联系而变得富有，许多人接受了欧洲公民身份，并因此获得了奥斯曼法律的豁免。

19世纪40年代，大叙利亚的穆斯林群体已经对一些阿拉伯基督徒和犹太人享有的特权产生了怨恨，这种怨恨是非常危险的。教派之间微妙的平衡正在被外部力量打破。几代人以来，阿拉伯各省第一次出现了教派间的暴力冲突。1840年，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被指控在宗教仪式上谋杀了一名天主教牧师，随后受到当局的暴力镇压。[9]1850年10月，教派冲突在阿勒颇爆发。一个穆斯林群体袭击了城中富有的基督徒少数群体，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样的事件在阿勒颇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反映出穆斯林商人的怨恨，他们的生意受到损害，而他们的基督徒邻居则通过与欧洲的商业往来而变得富有。[10]

更大的麻烦正在黎巴嫩山酝酿。19世纪30年代埃及的占领导致当地统治秩序崩溃，挑起了与埃及人结盟的马龙派和抵抗埃及人的德鲁兹人之间的不和。埃及人撤退后，德鲁兹人回到黎巴嫩山，发现在他们离去时马龙派已变得富有和强大。德鲁兹人在逃离埃及统治时放弃的土地已被马龙派占有。教派间的差异，导致1841年爆发教派冲突。这场冲突在接下来的20年里时断时续，英国支持德鲁兹人而法国支持马龙派，更是给冲突火上浇油。

奥斯曼人试图利用埃及军队撤退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更大程度地掌控黎巴嫩山。他们设置了一个双总督省，一名马龙派总督掌管北部地区，一名德鲁兹总督掌管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以南地区，以取代17世纪末以来统治黎巴嫩山但已声名扫地的谢哈卜政权。这一教派分治在黎巴嫩山的地理和人口方面都没有根据，因为两个地区都有马龙派和德鲁兹人。因此，设置双总督省只会加剧两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更糟糕的是，马龙派还经历着内部分裂，统治家族、农民和神职人员之间的深刻分歧在农民起义过程中爆发，而起义又加剧了紧张局势。到1860年，随着德鲁兹人和马龙派各自组建武装备战，黎巴嫩山已经成了火药桶。

1860年5月27日，一支3000人的基督徒部队从扎赫勒镇向德鲁兹腹地挺进，为遭受袭击的基督徒村民报仇。他们在临近艾因德拉村的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上遇到了约600人的德鲁兹小型部队。德鲁兹人大败基督徒并继续进击，洗劫了一些基督徒村庄。艾因德拉战役标志着一场毁灭性战争的开始。马龙派基督徒节节败退，德鲁兹人以今天被称为种族清洗的方式蹂躏基督徒的城镇和村庄。目击者称，高地村庄的街道上血流成河。

在3周内，德鲁兹人占领了黎巴嫩山南部和整个贝卡谷地。位于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以北的扎赫勒镇是最后一个被攻陷的基督教据点。6月18日，德鲁兹人袭击并占领了扎赫勒，杀死了守军，并迫使其居民逃离。黎巴嫩的基督教势力被彻底摧毁，德鲁兹人取得了完全掌控。至少200个村庄被洗劫，数以千计的基督徒被杀、受伤或无家可归。[11]

黎巴嫩山事件加剧了整个大叙利亚教派之间的紧张局势。颁布1856年改革法令和确立不同信仰的奥斯曼公民间平等的法律地位，已经让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多位大马士革编年史家都注意到了基督徒获得法律权利后的变化。基督徒不再承认穆斯林一贯享有的特权，穿着的服饰开始使用一些先前只有穆斯林才能用的颜色。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坚定自信。一位愤怒的穆斯林要人写道：“当基督徒与穆斯林发生争吵时，无论后者如何辱骂他，他都会以同样的甚至更多的脏话回骂。”[12]大马士革的穆斯林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

一名基督徒要人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米哈伊勒·米舍卡是黎巴嫩山人，在19世纪30年代埃及占领期间，他曾为执政的谢哈卜家族效力。此后，他移居大马士革，在那里，他被任命为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当时美国的势力还相对较弱。他写道：“当帝国开始在其臣民中推行改革和无关宗教信仰的平等原则时，无知的基督徒过度解读了平等，他们认为小人物不必屈从大人物，位低者不必尊重位高者。事实上，他们认为卑微的基督徒与尊贵的穆斯林可以平起平坐。”[13]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公然藐视古老的惯例，无意间加剧了教派间的紧张关系，最终招致灭顶之灾。

大马士革的穆斯林社群对黎巴嫩山的血腥事件感到非常满意。他们认为，黎巴嫩的基督徒行为傲慢，激怒了德鲁兹人，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很高兴看到基督徒落败，对于流血杀戮，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悔恨。米舍卡记录道，当他们听闻扎赫勒陷落的消息，“大马士革充满了欢腾和庆祝，你还以为帝国已经征服了俄国”。面对城里的穆斯林日益增长的敌意，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

扎赫勒陷落后，德鲁兹武装开始袭击大马士革腹地的基督教村庄。基督徒农民逃离了毫无保护的村庄，躲到相对安全的大马士革城墙内。大马士革基督教区的街道上挤满了这些基督徒难民。米舍卡称，他们“睡在教堂周围的小巷里，以地为床，以天为盖”。在日渐敌视基督徒的人眼中，这些手无寸铁的人成了日益增长的反基督徒情绪的宣泄对象。他们的脆弱和贫穷降低了他们做人的资格。他们指望着基督徒同胞和奥斯曼总督来庇护他们免受伤害。

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总督艾哈迈德帕夏并不是城中基督徒社群的朋友。米舍卡作为领事官员同总督往来频繁，他确信总督正刻意给教派间的紧张关系推波助澜。米舍卡解释说，艾哈迈德帕夏认为，1856年改革以来，基督徒已逾越了他们应处的地位，并故意逃避与他们新获得的权利相匹配的义务，特别是纳税义务。尽管大马士革的穆斯林人口4倍于基督徒，但艾哈迈德帕夏还是装备上大炮来“保护”清真寺免受基督徒袭击，用以加剧穆斯林的恐慌情绪。通过这样的措施，艾哈迈德帕夏促使大马士革穆斯林相信他们正面临遭受基督徒袭击的威胁。

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艾哈迈德帕夏下令制造一场旨在挑起暴乱的示威游行。1860年7月10日，他让一群因犯下伤害基督徒罪行而入狱的穆斯林囚犯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街道上游街示众，表面上是为了教训他们。不出所料，一群愤怒的穆斯林聚集在这些人的周围，打破了枷锁，放走了他们。穆斯林被这样无端羞辱的场面，只会强化这样一种公共认知：1856年法令颁布以来，基督徒已逾越了他们应处的地位。愤怒的民众转向基督徒街区，决心给他们一个教训。黎巴嫩山就近发生的事件仍然历历在目，受这些事件启发，屠戮似乎已成为这些民众眼中的合理方案。

米舍卡发现自己卷入了他早就预料到的暴力中。他描述了愤怒的民众如何砸开他家的大门，涌入他家中。他带着他最小的几个孩子从后门逃走，希望到穆斯林邻居的房子里避难。道路的每一处转角，都有愤怒的民众堵路。为了引开他们，米舍卡扔出几把硬币，当人们争先恐后争抢他的钱时，他就带着孩子跑了。用这个计策，他三次躲过了暴徒，但最后他发现他被一伙儿疯狂的人挡住了。

我无处可逃。他们围上来要扒下我的衣服并杀我。我的儿子和女儿在尖叫：“杀了我们，不要杀我们的父亲！”一个恶棍一斧头砍在我女儿头上，他会为此付出代价的。另一个恶棍在距离我六步远的地方向我开枪，没打中，但我的右太阳穴被斧子击伤了，我的右肋、右脸和右臂也被一棍子击伤了。我周围围了好多人，开枪时不打到别人是不可能的。

米舍卡被那伙人俘虏了。他与家人分离，被带着穿过偏僻的小巷到一位官员的家中。但毕竟，米舍卡是一名外国领事。一位穆斯林邻居给这位遭受虐待的基督徒朋友提供了避难所，让他和他的家人团聚。他的全家，包括被愤怒的民众砍倒的小女儿，都奇迹般地在屠杀中幸存下来。

只有那些找到安全避难场所的基督徒才逃过了这场屠杀。还有一些基督徒被一些穆斯林要人救了下来，为首的是流亡在外的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英雄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Abd al-Qadir）。他和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逃难的基督徒，并为他们提供庇护。其他基督徒则躲在英国和普鲁士领事馆的有限空间里，领事馆的警卫们成功地挡住了暴徒。大部分幸存者躲在并不安全的大马士革城堡里，担心士兵们可能会随时让暴民进入。虽然这座城市的大多数基督徒确实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但没能找到避难所的数千人在3天的屠杀中遭受了暴徒们可怖的暴力。

米舍卡在事后提交给美国驻贝鲁特领事的报告中详细列举了屠杀造成的人员和财物损失。他声称，至少有5000名基督徒在暴力事件中丧生，占原先2万人基督徒社群的四分之一。约有400名妇女被绑架和强奸，许多妇女因此怀孕，其中包括米舍卡家里的一名佣人。财物损失十分严重。超过1500所房屋被夷为平地，基督徒拥有的商店全都被洗劫，基督徒区约200家商店付之一炬。教堂、学校和修道院被劫掠并破坏。[14]基督徒区因偷窃、故意破坏和纵火而遭到大面积毁坏，这是这座城市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教派冲突。

奥斯曼政府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公民之间确立法律上的平等，主要是为了防止欧洲列强干涉其内政。但随后在黎巴嫩山和大马士革发生的针对基督徒的暴力事件，有可能招致欧洲大规模的干涉。获悉屠杀事件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政府立即派出了一支由法国贵族查理·德·博福尔·德奥普尔将军（General Charles de Beaufort d'Hautpoul）率领的远征军，他曾在19世纪30年代埃及占领叙利亚期间担任埃军顾问。德·博福尔的任务是防止进一步的流血事件，并将暴力侵害该地区基督徒的肇事者绳之以法。

奥斯曼帝国必须迅速行动。他们派出了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之一，奥斯曼改革的设计师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在法国远征军抵达叙利亚海岸之前恢复秩序。福阿德以惊人的效率完成了使命。他启动了一个军事法庭，严惩所有破坏秩序的责任人。大马士革总督因未能阻止屠杀而被判处死刑。上至贵族，下至最贫穷的城市工人，有数十名穆斯林在大马士革街头被公开绞死。数十名奥斯曼士兵因擅自脱离队伍、参与谋杀和抢劫而被火枪队处决。数百名大马士革人被流放或戴枷游街后被处以长期监禁，服繁重劳役。

政府设立委员会处理基督徒索赔损坏和被盗财产事宜。穆斯林街区被清空，为无家可归的基督徒提供临时住所。国家雇佣石匠，重建损毁的基督徒街区。总的来说，奥斯曼官员预想了欧洲列强可能提出的每一项不满，并在欧洲人有机会干涉之前就采取行动。当德·博福尔将军抵达黎巴嫩海岸时，福阿德已经控制住了局势。他再三感谢法国人提供协助，并在黎巴嫩海岸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营地，那里远离任何人口聚集地，士兵们可以在那里随时待命，以备不时之需。但需求从未出现，法国人在一年之内就撤走了他们的部队。奥斯曼帝国安然度过了这场危机，他们的主权完好无损。

奥斯曼人从1860年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重要的教训。他们再也不会采取公然违反伊斯兰教义的改革措施。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当废奴运动和英国政府联合起来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要求废除奴隶制时，帝国政府表示反对。《古兰经》的经文鼓励奴隶主善待奴隶，允许他们结婚，并赋予他们自由身，但没有提及废除奴隶制。素丹怎么能宣布真主之书所允许的事非法呢？为了应对英国的压力，中央政府同意致力于废除奴隶贸易，《古兰经》对此并无规定。1880年，中央政府签署了《英国-奥斯曼协定》以禁止黑奴贸易。这是一种妥协，目的是维护帝国内部的和平，而不是遏制奴隶制。[15]

奥斯曼人还认识到，需要在改革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以赢得公众对坦齐马特的支持。扩张官僚机构是为了更有效地向普通民众征税，更高效地征召他们服西式兵役，但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所有旨在使奥斯曼帝国更符合欧洲政治思想和实践的法律变革，都与普通奥斯曼人格格不入。为了鼓励臣民接受这些陌生的变革，奥斯曼政府需要在推动本土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福利上给予更多的投入。诸如煤气照明、蒸汽动力轮渡和有轨电车等大型项目，可以提升公众对素丹政府的自豪感与信心，可能会为改革派政府赢得更多的支持。为避免改革进程带来更多的动荡，帝国中央政府需要对奥斯曼社会和经济做出切实可见的贡献。

19世纪下半叶，政府在帝国各地的建筑项目和公共工程上大量投入。帝国的两个属国——埃及和突尼斯，享有足够的自主权来推行自己的发展计划。在汲取了启蒙运动的思想之后，奥斯曼世界开始在狂热的消费热潮中获取欧洲的工业技术。19世纪晚期，随着奥斯曼世界被引入全球经济，工业商品和产品以日益多样化的形式进入阿拉伯市场。

*

在19世纪，埃及引领着现代化的行动。穆罕默德·阿里在工业和技术方面大力投入，尽管他的项目总是考虑军队建设。投入建设埃及民用基础设施的重任落在了他的继任者身上。

阿巴斯帕夏（Abbas Pasha，1848—1854年在位）批准给予一家英国公司修建亚历山大和开罗间铁路的特许权，这是一个低调的开端。特许权协议是政府鼓励私营公司在其管辖领域进行重大投资的标准合同。特许权的条款将规定投资者和政府在固定期限内应享有的权利和利益。特许权的条件越优厚，就越容易吸引企业家到自己的国家来。然而，如果政府希望企业为自己的国库创造一些利润，就必须谨慎行事，不要向外国人做出太多让步。随着南美、非洲和亚洲各国政府争相谋求新技术，实业家们开始讨价还价。阿巴斯帕夏是个保守的人，他不愿对外国投资者做出太多承诺。

埃及的下一任统治者萨义德帕夏（Said Pasha，1854—1863年在位）致力于实施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之间铺设了第二条铁路，并特许修建了一条从开罗到苏伊士的新线路，完成了地中海和通往印度洋的红海之间海路的陆上连接。他促成了欧洲和埃及的伙伴关系，将蒸汽机船引入尼罗河和红海。然而，1856年萨义德给予他前导师法国人费迪南·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的特许权是其他项目无法匹敌的：修建一条连通地中海和红海的水上通道，即苏伊士运河。这是19世纪埃及最大的发展项目，也是对国库的最大消耗。

授予特许权本身并不需要国库开支。如果埃及的特许权持有者建立的所有企业都成功了，投资者和政府都会从中获利。遗憾的是，许多企业都面临高风险并最终失败。这对于希望通过投资欧洲技术来振兴国内经济的东道国政府而言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损失还会加剧，因为欧洲国家的领事们在他们的公民投资失败时还会索要赔偿。

每个领事都记下其他国家领事得到的赔偿，并试图得到更多的赔偿，因为这关乎民族自豪感。因此，当尼罗河航运公司破产时，埃及国库不得不向欧洲股东赔偿34万英镑。[16]就个人索赔而言，奥地利人创造了新的基准，他们的领事设法从埃及政府那里榨取了70万法郎，理由是28箱蚕茧因苏伊士开往开罗的火车晚点发车而损坏，显然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据说，萨义德中断了与一位欧洲商人的会面，要求仆人关上窗户。他打趣道：“如果这位先生感冒了，我得花1万英镑。”[17]

苏伊士运河工程带来了数目最大的赔款账单。英国曾反对法国修建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计划。鉴于其在印度的帝国，英国将不可避免地比任何其他海上强国更依赖这条运河。让一家法国公司控制这条战略水道是英国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无权阻止埃及政府针对其主权领土发出特许权，但他们可以反对特许权的条款。具体来说，英国反对埃及承诺提供免费劳动力来挖掘运河，认为这等同于奴隶制，并要求废除赋予苏伊士运河公司运河沿岸土地开发权的条款，认为这是一项殖民计划。埃及政府过于依赖同英国的友好关系，无法拒绝英国的反对意见，因此通知苏伊士运河公司，希望重新谈判1856年那份最初特许权的主要条款。该公司将争端移交给法国政府，以捍卫其作为特许权持有者的权利，抵御来自英国的压力。

萨义德的继任者伊斯玛仪帕夏（Ismail Pasha，1863—1879年在位）继承了这场争端，不得不接受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仲裁，后者并不是一个无利害关系的中立方。1864年，拿破仑三世提出解决方案，要求埃及政府向苏伊士运河公司支付3800万法郎以补偿不能使用免费劳工的损失，并另外支付3000万法郎补偿将要归还给埃及的运河沿岸土地。此外，他还找其他借口向埃及政府再额外征收1600万法郎，使赔偿总额达到约8400万法郎（1864年，约合336万英镑或 3350万美元），这个数额是空前的。[18]

尽管在发展项目上遭受重大损失，埃及政府仍然对其经济前景保持乐观。埃及最重要的出口作物是欧洲纺织业者所珍爱的长绒棉。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美国棉花的供应减少。1861—1865年间，棉花价格翻了两番。埃及的棉花年收入急剧增加，从19世纪50年代初的100万英镑上升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1150万英镑。随着棉花收入进入埃及国库，伊斯玛仪帕夏相信他可以在兑现对苏伊士运河公司承诺的同时，仍然可以雄心勃勃地开发新项目。

伊斯玛仪渴望把埃及变成一个强国，也希望自己作为埃及统治者得到更多认可。1867年，他征得奥斯曼的许可，将他的总督头衔“帕夏”改为“赫迪威”（khedive），这是一个更显赫的波斯头衔，意为“总督”。身为赫迪威，伊斯玛仪试图效仿巴黎重塑他的首都开罗。着眼于1869年的苏伊士运河通航庆典，伊斯玛仪开启了开罗迅速而彻底的转变之路。旧开罗和尼罗河之间建起了现代化的街区，欧式风格的建筑排列在宽阔、笔直的街道上。尼罗河上建了一座新桥，伊斯玛仪在尼罗河的主岛上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新宫殿（埃及政府破产后被改作宾馆）。街道铺砌平整，安上了煤气路灯。景观建筑师们将埃兹贝基亚等过去尼罗河泛滥形成的洼地改造成带有咖啡馆和步行道的公共花园。一座国家剧院和一座歌剧院也建了起来。[19]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Verdi）受委托写了一部埃及主题的歌剧，为歌剧院揭幕，但他花了更长的时间才完成了《阿伊达》，歌剧院先在《弄臣》的旋律中揭幕了。这一波建设热潮随着1869年11月法国皇后尤金妮亚到访庆祝苏伊士运河通航而达到顶峰。

伊斯玛仪争取确保埃及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骇人的开支就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尽管诸项庆典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新开罗是一个建立在借款之上的面子工程，伊斯玛仪的政府已经时日无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埃及实施发展计划，是为了摆脱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掌控而获得独立。然而，埃及政府每给出一项特许权都让自己更容易受到欧洲的侵蚀。不仅埃及如此，北非另一个国家也在推行雄心勃勃的改革和发展项目过程中加大了对欧洲的依赖。

突尼斯和埃及一样，在奥斯曼帝国里享有充分自治，在19世纪建设自己的发展项目。突尼斯政府被称为摄政政府，自18世纪初以来一直由侯赛因王朝领导。巴巴里海盗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1830年起，摄政政府禁止一切海盗行为，努力通过工业和贸易发展经济。

1837—1855年，突尼斯由一位名叫艾哈迈德贝伊（Ahmad Bey）的改革家统治。艾哈迈德贝伊深受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影响，他在突尼斯创建了一支尼扎米军队，并开办了一所军事学院，发展了新军所需武器与制服的支持产业。在新军受训的军人中，有一位年轻的马木鲁克名叫海伊尔丁，他将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改革者之一，最终将担任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的首相。

海伊尔丁是从奴隶上升到政治权力顶峰的那类马木鲁克中的最后一人。在写给自己孩子的自传中，海伊尔丁就成为马木鲁克的感受发表了珍贵的见解：“尽管我确知我是切尔克斯人，但我对我的国家和父母没有确切的记忆。我一定是在某次战争或迁徙时与家人分离的，从此永远失去了他们的踪迹。”海伊尔丁做过多次努力，但未能找到他的亲生父母。他写道：“我对童年的最早记忆是在伊斯坦布尔，1839年我在那里开始为突尼斯贝伊效力。”[20]

在学习阿拉伯语和接受伊斯兰教育后，海伊尔丁加入了军队，接受法国军官的训练。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军官，在突尼斯，他仅用了14年就晋升为将军，成为最顶层的军官，随后步入政坛。海伊尔丁熟谙法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广泛游历欧洲和奥斯曼帝国。他亲身感受了欧洲的进步，这让他坚定支持坦齐马特改革，支持借鉴欧洲的经验和技术来充分发挥伊斯兰国家的潜力。1867年，他出版了一本颇有政治影响力的阿拉伯语小册子，阐释了他的观点。两年后，该书的法语译本授权出版。

海伊尔丁对他改革纲领的阐释，既面向怀疑伊斯兰世界现代适应能力的欧洲听众，也面向拒绝外来新生事物的穆斯林听众，后者认为新生事物违背了伊斯兰教派及其价值观。这里，海伊尔丁立足于埃及的改革倡导者塔赫塔维率先提出的观点（海伊尔丁读过并赞赏塔赫塔维讨论法国的书）：穆斯林借用现代欧洲科学不过是欧洲偿还欠中世纪伊斯兰科学的债。[21]而这一观点将被19世纪以后的穆斯林改革家越来越多地提及。

尽管海伊尔丁在倡导政治和经济改革时心直口快、毫无保留，但在财政上他却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希望看到突尼斯发展其经济基础，以支撑使用现代技术的开支。他认为，政府应该投资建厂，将本国的经济作物加工成商品来满足本地市场需求。他遗憾地表示，突尼斯劳动者将原棉、丝绸和羊毛“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欧洲人，待欧洲人短时间内加工成［成品布］后，又以好几倍的价钱买回来”。[22]他指出，由突尼斯的工厂来纺织突尼斯的棉纤维并生产面料供国内消费要好得多。这样的话，国家将不断繁荣，政府就能够投入更多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样完善的财政管理需要有才智的政府。带着越来越深的不安，海伊尔丁眼睁睁地看着突尼斯统治者们的面子工程和糟糕投资把国家带上破产之路。

突尼斯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相较于埃及投入的项目，突尼斯用于改革的支出并不算大。艾哈迈德贝伊统治期间最大的支出都同尼扎米军有关。艾哈迈德贝伊想要维持一支2.6万人的步兵队伍，为此，他从法国引入了所有必要的技术和劳动力来发展相关的支持产业，包括兵工厂、铸造厂、生产制服的纺织厂、生产马鞍和靴子的皮革厂等。然而，就像埃及的伊斯玛仪帕夏一样，艾哈迈德贝伊也有他的面子工程。他最为浪费的一次挥霍，是在距首都突尼斯城西南10英里的穆罕默迪亚建造被他称为突尼斯凡尔赛宫的宫殿群。随着支出日益超出突尼斯的财力，艾哈迈德贝伊被迫削减他的雄心。他最终放弃了多家新工厂，损失巨大。

艾哈迈德贝伊的继任者继续推进改革，公共项目的支出居高不下，资源却日益减少。1859年政府铺设了一条电报线以改善通信，并修建了一条引水渠为突尼斯城提供淡水。一家英国公司获得特许权，修建一条22英里长的铁路，将突尼斯城与拉古莱特港和海滨城镇马尔萨连接起来。煤气照明被引入突尼斯城，城里的街道也被铺砌平整。[23]就像埃及的伊斯玛仪帕夏一样，突尼斯的统治者想要赋予他们的首都以欧洲现代化的所有外在标志。

改革正以不同的速度在伊斯坦布尔和奥斯曼帝国的其他行省进行。作为帝国中心，伊斯坦布尔对分布在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各省负有责任，必须确保所有省会城市都在发展。政府承担了阿拉伯世界的主要城建项目，建造新市场、政府办公场所和学校。此外，政府还在帝国的许多主要城市引入了煤气照明、有轨电车以及现代生活的其他外在标志。

奥斯曼帝国还给予欧洲公司建造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特许权。它们对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贝鲁特的港口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它们在黑海和马尔马拉海建立了轮船公司。1856年，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在土耳其修建第一条铁路的特许权，这条从伊兹密尔港到艾登的农业腹地的铁路长130千米（81英里）。一家法国公司获得了修建第二条铁路的特许权，这条从士麦那到卡萨巴的铁路长93千米（58英里），建于1863—1865年间。铁路线的延长让政府从铁路中获得的收益大幅增长，这鼓励了对安纳托利亚地区铁路的进一步投资。坦齐马特时代还建了一些工业企业，发现并开采了一些煤矿和其他矿场。然而，成功企业的利润被失败企业的亏损抵消，奥斯曼投资欧洲技术的回报永远无法赶上投资新技术的成本。

不计后果的政府开支让奥斯曼帝国和北非各地的改革者们忧心忡忡。欧洲技术的引进带来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发展非但没有使这些国家强大和独立，反而让中东地区的各政府变得贫穷和弱小，更易遭到欧洲的干涉。海伊尔丁在谈论突尼斯时称：“显然，超出这个王国承受能力的过度开支是专断统治的结果，而节约是王国走向繁荣安康的途径。要做到节约，就要控制坦齐马特范畴下的所有开支。”[24]海伊尔丁认为，若要发展项目取得成果，政府必须量入为出。专断统治和过度开支正在破坏坦齐马特改革。

对于像海伊尔丁这样的改革派思想家来说，解决政府开支过度和统治专断的办法在于宪法改革与代议制政府。塔赫塔维对法国宪法的分析在19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清晰的回应。在宪政统治下，国家会繁荣昌盛，人民的知识会增加，他们的财富会增长，他们的心会得到满足。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

而1861年的突尼斯宪法远远没有达到改革者的期望。宪法文本借鉴了奥斯曼帝国1839年和1856年的改革法令，没有限制贝伊的行政权力，保留了后者任命和解除大臣职务的权力。但宪法确实要求成立代表议会，即由统治者提名的60名议员组成的大议会（Grand Council）。被任命为大议会议长的海伊尔丁，很快就大失所望，因为大议会在限制贝伊的过度行为上权力有限。他承认，艾哈迈德贝伊和他的首相成立大议会的目的只是为了给他们的决定提供橡皮图章，因此，他在1863年提请辞职。促使他辞职的导火索是政府决定签订第一份外国贷款合同，海伊尔丁预测这将把这个他移居的国家带向“毁灭”。[25]

埃及宪政运动也勃兴于19世纪60年代。许多改革者追随塔赫塔维的分析思路，认为宪政是欧洲强大和繁荣的基础，也是埃及自身改革中缺失的一环。然而，正如在突尼斯那样，统治者不同意，就不可能有改变。埃及总督伊斯玛仪帕夏在1866年要求成立第一届代表协商议会。议会由75名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任期3年。同突尼斯的贝伊一样，埃及的统治者试图通过组建议会来将地主权贵牵扯进他那些有争议的金融政策中，议会的作用仅限于咨商（代表们不能制定埃及法律）。尽管该议会是统治者的产物，但却成为埃及精英对统治者及其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的论坛，标志着更广泛地参与国家事务的开始。[26]

东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宪政运动发生在奥斯曼土耳其。19世纪60年代末，土耳其一些主要知识分子在巴黎和伦敦集会，他们与欧洲的自由主义者聚在一起，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宪政、人民主权和代表人民的民选议会的要求。他们被称为奥斯曼青年党，他们就奥斯曼社会的贫困和国家的财政状况批评政府。青年党人抱怨奥斯曼帝国日益依赖欧洲列强，抱怨外国干涉奥斯曼事务，并将土耳其的问题完全归咎于素丹及其政府不负责任的政策。青年党人出版报纸，并游说外国政府支持他们的事业。即便如此，他们也承认，只有素丹同意，变革才能到来。19世纪土耳其大知识分子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告诫他的青年党人同伴：“奥斯曼民族忠于其奥斯曼统治者，除非（素丹）真有意愿，否则我们什么也做不了。”[27]青年党于1871年解散，但后来又回到伊斯坦布尔游说，在那里得到了改革派政府官员的支持。1876年，奥斯曼宪法颁布，第一届奥斯曼议会召开，奥斯曼青年党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如果突尼斯、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者希望通过宪政改革来避免经济崩溃，他们会大失所望。早期的宪政运动过于尊重权威，没有对统治者加以约束。他们似乎希望突尼斯的贝伊、开罗的帕夏或伊斯坦布尔的素丹会自愿接受约束，并做出开明仁慈之举，同代表议会分享权力。但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期望。贝伊、帕夏和素丹都像以前一样继续统治，他们不受限制，任意挥霍，直至政府破产。

*

对中东独立最大的威胁不是欧洲的军队，而是欧洲的银行。奥斯曼改革者对接受欧洲贷款所要面临的风险感到恐惧。1852年，素丹阿卜杜·迈吉德向法国寻求资金时，一位顾问把他拉到一边，强烈反对这笔贷款：“您的父亲［马哈穆德二世］曾与俄国人打过两场仗，经历过多次战役。他身负多重压力，但他没向国外借过钱。您统治下的领土平安无事。如果借钱的话，人们会怎么说呢？”这位顾问接着说：“哪怕只借5比索，这个国家都会陷入困境。因为一旦借贷，就没有尽头了。［这个国家］会负债累累，不可自拔。”阿卜杜·迈吉德被说服了，他取消了贷款，但两年后他将再次求助欧洲的债权人。[28]

海伊尔丁不愿成为突尼斯第一笔外国贷款的责任方，1863年，他选择辞去突尼斯大议会议长职务。他日后辛酸地描述了导致1869年突尼斯破产的政策。“在耗尽了摄政国的所有资源之后，［首相］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就自弃于借贷的毁灭之路……之前从不欠任何人分毫的突尼斯，背负上了政府从欧洲借来的2.4亿比索［合600万英镑或3900万美元］的债务。”[29]根据海伊尔丁的估计，在整个改革时期，突尼斯的国家年收入一直稳定在2000万比索左右。7年来，年均支出比收入多170%。结果，突尼斯的主权被移交给国际金融委员会。

接下来宣布破产的是奥斯曼中央政府，时间是1875年。20年间，奥斯曼帝国共签了16笔外国贷款，总额近2.2亿英镑（合12.1亿美元）。每贷一次款，奥斯曼经济就会更深地陷入欧洲的经济控制之中。在给越来越多心生怀疑的投资者提供优惠之后，在支付了在欧洲市场发行债券所需的佣金和费用之后，奥斯曼政府只拿到了1.16亿英镑（合6.3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偿还帝国的债务（约1900万英镑合1.045亿美元用于偿还本金，超过6600万英镑合3.63亿美元用于支付利息）。这样一来，2.2亿英镑中只剩下4100万英镑（合2.255亿美元）(2)可供奥斯曼人用于经济投资。正如阿卜杜·迈吉德的顾问所预测的那样，奥斯曼帝国债台高筑，陷入了困境。

接下来的6年里，奥斯曼人经历了与俄国的又一场灾难性战争（1877—1878）带来的混乱。1878年的《柏林条约》结束了战争，也坐实了领土的损失。奥斯曼人最终在1881年同欧洲债权人达成了协议，成立奥斯曼公共债务管理局。管理局由七人理事会领导，代表了主要的债券持有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和奥斯曼帝国(3)）。管理局的主席由法国人和英国人轮流担任。奥斯曼帝国的所有经济部门都受管理局控制。来自食盐专营税、渔税、丝绸什一税、印花税、宗教税的收入和几个奥斯曼行省部分年度上缴款被专门用于偿还债务。利润丰厚的烟草贸易也受管理局管辖，但很快，一个专门的机构成立了，监管并垄断烟草的购买和销售。管理局取得了对整个奥斯曼帝国财政的巨大控制权，欧洲列强不仅用它来控制素丹政府的行动，还将铁路、矿业和公共工程等奥斯曼帝国的经济部门向欧洲公司开放。[30]

埃及是最后一个宣布破产的中东国家，时间是1876年。但如果早一点宣布破产的话，政府的处境会好不少。埃及的状况同奥斯曼帝国惊人地相似。1862—1873年，埃及共签了8笔外国贷款，总额为6850万英镑（合3.7675亿美元），扣除提供优惠的支出后，仅剩4700万英镑（合2.585亿美元），其中约3600万英镑（合1.98亿美元）用于支付外国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因此，6850万英镑的贷款中，埃及政府仅获得约1100万英镑（合6050万美元）用于投资经济。

筹集资金偿还债务越来越困难，赫迪威伊斯玛仪开始出售埃及政府的资产。据估计，他在国内借债约2800万英镑（合1.54亿美元）。1872年，埃及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提前6年缴纳土地税的土地所有者未来永久享有土地税50%的折扣。这一孤注一掷的措施也未能阻止财政的崩溃。1875年，总督决定以400万英镑（合2200万美元）的价格将政府持有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股份卖给英国政府，但这只收回了政府投入开凿运河的1600万英镑（合8800万美元）资金的四分之一。1876年4月，失去了重要资产的国库试图推迟支付国债利息。这相当于宣布破产，世界各国的追讨人像瘟疫一样降临埃及。

1876—1880年，埃及的财政由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俄国的专家负责，他们的首要关切是外国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同伊斯坦布尔一样，一个正式委员会成立了。一项项不切实际的方案接踵而来，给埃及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每一项方案中，外国经济顾问都设法更深入地参与埃及的财政管理。

1878年，两名欧洲委员被“邀请”加入总督的内阁，宣告欧洲已牢固确立对埃及的控制。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里弗斯·威尔逊（Charles Rivers Wilson）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法国人埃内斯特-加布里埃尔·德·布利尼埃（Ernest-Gabriel de Blignières）被任命为公共工程大臣。1879年，当赫迪威伊斯玛仪试图在一次内阁改组中罢免威尔逊和德·布利尼埃时，欧洲开始显示对埃及的影响力。英法两国政府向奥斯曼素丹施压，要求罢免“他的”埃及总督。一夜之间，倔强顽抗的伊斯玛仪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他更加顺从的儿子陶菲克（Tawfiq）。[31]

随着突尼斯、伊斯坦布尔和开罗的破产，中东的改革进程兜了一圈后又回到了原点。改革运动的初衷是加强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防止外部干涉，结果却让欧洲进一步掌控中东各国。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控制发展成直接的殖民统治，整个北非被日益强大的欧洲各帝国瓜分。

(1) 塔赫塔维出生于1801年10月15日，至1826年4月13日，未满25周岁，故此处为24岁。——编者注

(2) 根据计算，应为3100万英镑（合1.705亿美元）。——编者注

(3) 奥斯曼帝国的债券持有国包括其自身，是因为帝国内有持有国债的个人，此处的“奥斯曼帝国”代表的是私人债权人群体。——编者注

第五章　第一波殖民主义：北非

欧洲早已打下殖民阿拉伯世界的基础，但欧洲在阿拉伯世界的帝国主义活动，直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才轰轰烈烈地开始。如上一章所述，欧洲技术的传播和让资金短缺的中东各国政府超越自身财力、过度开支的金融安排，扩大了欧洲在奥斯曼帝国各地——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的影响力。奥斯曼帝国及其北非自治行省的破产，为欧洲实行更为直接的控制扫清了阻力。

欧洲在北非的利益不断扩大，相应地，它们也更有动力开展彻底的帝国统治。到19世纪80年代，欧洲列强更加关心维护它们在南地中海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1840年的所谓“自我否定协定”不过是一纸空文，瓜分北非的大幕随即拉开。1881年，法国将突尼斯纳入统治范围。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1911年，意大利占据利比亚。1912年，欧洲列强同意摩洛哥（唯一一个一直独立于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北非国家）成为法国和西班牙的被保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直接统治了整个北非。

欧洲在阿拉伯世界的帝国主义活动源自北非，有许多原因。北非的各阿拉伯行省远离奥斯曼帝国的权力中心，脱离伊斯坦布尔、实现自治的趋向在18和19世纪愈发明显。中东大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各阿拉伯行省，更靠近奥斯曼帝国的腹地，并在19世纪的改革（1839—1876）过程中被更紧密地纳入伊斯坦布尔的统治。当突尼斯和埃及等地成为奥斯曼帝国属国时，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依然是帝国不可或缺的行省。出现单一的统治家族，领导日益独立的政府，这些强化北非自治的新发展使北非国家更容易被欧洲占领。

此外，北非各国离南欧国家相对较近，特别是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这也让北非国家更贴近欧洲的势力范围：接受军事援助、工业商品和金融资本。北非是奥斯曼帝国的遥远边疆，但却是欧洲的近邻。19世纪末，当欧洲在新的一波帝国主义浪潮中越过自己的边界时，近邻首当其冲是很自然的事。

欧洲国家殖民北非还有一个原因：先例。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长期统治为其实现对突尼斯和摩洛哥的野心提供了重要先例，也为意大利对利比亚实行帝国主义统治提供了借口。如果1827年促使法国入侵阿尔及尔的历史契机没有出现的话，对北非大部分地区的瓜分也许就不会发生。

*

像突尼斯一样，阿尔及尔摄政国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但统治阿尔及尔的总督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享有很大自治权。统治精英是募自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军人，他们组建行政委员会，选举他们的领袖，或称“德伊”。德伊同欧洲各国政府有直接往来。伊斯坦布尔的素丹正式批准选举出来的德伊，并要求阿尔及尔纳贡。唯一派驻阿尔及尔的奥斯曼官员是伊斯兰法庭的法官。除此之外，素丹对阿尔及尔的权威完全是仪式性的。

阿尔及尔的德伊们利用他们的自治权，单独与欧洲建立商业和政治关系，不受伊斯坦布尔的控制。但是，缺少奥斯曼帝国的背后支持，德伊们对他们的欧洲贸易伙伴几无影响力。1793—1798年，德伊们以赊账的方式为法国在意大利和埃及的军事行动提供军粮，他们一再要求法国政府付款，却得不到任何回应。数十年过去了，法国一直没有支付欠款，这笔交易逐渐成为两国间摩擦的根源。

到1827年，在阿尔及利亚德伊侯赛因帕夏（Husayn Pasha，1818—1830年在位）多次向法国政府去信催讨欠款无果后，德伊同法国领事皮埃尔·德瓦尔（Pierre Deval）的关系即将破裂。在同德瓦尔私下会面时，侯赛因帕夏大发雷霆，用蝇拂打了法国领事。

在向各自的上级提交的报告中，德瓦尔和侯赛因帕夏就这次会面给出了不同的说法。[1]德瓦尔对法国外交大臣称，当他去宫殿拜见侯赛因帕夏时，发现这位德伊正处于焦躁的状态。

侯赛因帕夏质问道：“你的大臣为什么不回复我写给他的信？”德瓦尔称他字斟句酌地回答道：“我将在收到回信后亲自呈递给您。”根据德瓦尔的说法，德伊就在这一刻爆发了：“‘为什么他不直接回信呢？我是乡巴佬吗？是浑身沾满泥巴的人吗？是赤脚流浪汉吗？你这个恶人、异教徒、拜偶像的人！’然后，他起身离座，握着蝇拂的手柄，重重击打了我身体三下，命我退下。”

阿拉伯的蝇拂由一束马尾毛发嵌入手柄制成。人们一时无法明白如何用这样的工具来“重重击打”。然而，法国领事坚称法国的荣誉受到了威胁。他递交给外交大臣的报告是这样结尾的：“若阁下不愿给予此事件以严重而公开的关注，那至少请允许我辞职。”

在给奥斯曼帝国首相的报告中，德伊承认用蝇拂打了德瓦尔，但这是遭到挑衅之后的回应。他解释说，他曾三次写信给法国，要求对方支付欠款，但连礼节性的回复都没有收到。他“特意用礼貌的方式、友好的态度”向法国领事提出此事。

“为什么我写给你们［即法国］政府的信没有得到答复？”领事固执而傲慢地用冒犯性的言辞回答说：“法国国王和政府可以不对你给他们的信做出答复。”他胆敢亵渎穆斯林的宗教，蔑视陛下［素丹］作为世界保护者的荣誉。我无法忍受这种侮辱，这种侮辱超出了所有可以忍受的限度，我只能依靠穆斯林特有的勇气，用我卑微的手握着的蝇拂轻打了他两三下。

无论这两种相互不一致的说法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可以确定的是，1827年，法国人并不打算偿还30年前欠下的债，阿尔及利亚人也不愿意免债。蝇拂事件后，法国要求赔偿对法国荣誉造成的损害，而阿尔及利亚人则继续坚持要求法国偿还长期拖欠的债款。这场争端使双方走向冲突，阿尔及利亚人拒绝让步，法国人也没有退路。

法国人针对德伊的“侮辱”发出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阿尔及利亚人向法国国旗鸣枪敬礼，但遭到了德伊的拒绝。法国人随后对阿尔及尔港实施了封锁，这对马赛商人造成的伤害要大于阿尔及利亚海盗，后者驾着快船可以轻易通过列着长队执行封锁的法国舰船。在经历了两年的僵持之后，法国试图寻求一个挽回面子的解决方案，便派了一名外交官与德伊谈判。阿尔及利亚人向外交官的主舰发了几枚炮弹，阻止谈判者上岸。在阿尔及利亚经历的尴尬让正处于困境的法国国王查理十世的政府十分难堪。

查理十世（1824—1830年在位）面临着内外交困。他试图恢复一些法国国王的绝对权力，让时间倒流到革命前的时代。1830年，他中止宪法（里法阿·塔赫塔维在他研究法国的书中详细描述过），带来了危机。他的首相朱尔·德·波利尼亚克亲王（Prince Jules de Polignac）提出，海外军事行动可以为国王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但波利尼亚克也承认，对于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地中海势力均衡的举措，法国必须应对其他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的反对。他派大使前往伦敦和欧洲其他宫廷，向他们解释，即将入侵阿尔及利亚是为了彻底摧毁海盗，完全废除奴役基督徒的奴隶制，并终止欧洲国家为保航运安全而向这个摄政国纳贡。波利尼亚克希望，这一维护普遍利益的说法可以赢得国际社会对法国入侵阿尔及尔的支持。

1830年6月，由3.7万名士兵组成的法国远征军在阿尔及尔西部登陆。远征军很快击败了德伊的军队，并于7月4日进入阿尔及尔城。这一胜利不足以拯救查理十世，月末他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被推翻。当时旅居巴黎的埃及学者里法阿·塔赫塔维记录道，比起征服阿尔及尔，法国人更满足于推翻不得人心的国王。他认为，征服阿尔及尔的“动机似是而非”。[2]尽管如此，法国在波旁王朝垮台后仍占据阿尔及尔，这是查理十世平庸统治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遗产之一。1830年7月5日，侯赛因帕夏投降，结束了阿尔及利亚300年的奥斯曼历史，开启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132年的统治。

虽然法军在阿尔及尔击败了土耳其驻军，但这场胜利并没有让他们控制整个国家。只要法国人将他们的野心限定在主要的沿海城镇，他们就不太可能在阿尔及利亚遇到有组织的抵抗。欧洲列强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北非海岸的战略港口。法国在1830年7月占领阿尔及尔和1831年1月占领奥兰，同西班牙在休达和梅利利亚(现在仍是西班牙的领地)设要塞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法国人并不满足于占领主要城镇，他们希望执行“有限占领”政策，殖民富饶的沿海平原，引入法国定居者。这是一项势必会激起阿尔及利亚本地居民敌意的政策。

阿尔及利亚人口由彼此隔绝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组成，后者是一个非阿拉伯民族，在7世纪的伊斯兰征服后皈依伊斯兰教。柏柏尔人有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分布在北非，主要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与阿尔及尔德伊们的统治保持独立，并抵制土耳其驻军试图征税或将奥斯曼统治扩展到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和奥兰等主要城市之外的企图。因此，对于摄政国的覆灭，他们毫不悲伤。但这并不意味着，相较于土耳其人的统治，阿尔及利亚乡村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会更顺从法国人。

当法国人开始殖民阿尔及利亚的沿海平原时，当地部落就组织反抗，反抗运动始于阿尔及利亚西部的奥兰附近。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求助于苏非教团（神秘的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他们往往兼具宗教合法性和高贵血统，这一血统将教团成员同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联系在一起。各苏非教团都有遍布阿尔及利亚的分会网络，要求成员向分会领袖效忠。该网络自然就成为发起反抗运动的组织框架。

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卡迪里耶教团（Qadiriyya Order）是最强大的苏非教团之一。教团的首领是一位名叫穆希丁（Muhi al-Din）的长者。当地几个主要部落向穆希丁请愿，请他接受素丹的头衔，领导阿尔及利亚西部的阿拉伯人对法国发动“圣战”。当他以年老体衰为由拒绝的时候，这些部落提名他的儿子阿卜杜·卡迪尔（1808—1883），后者已在攻击法国人时证明了他的英勇无畏。

1832年11月，24岁的阿卜杜·卡迪尔被奉为埃米尔，担任反法部落联盟的首领，开启了中东近代史上最为杰出的职业生涯之一。此后15年内，阿卜杜·卡迪尔团结阿尔及利亚人民展开了反抗法国占领的持久抵抗运动。毫不夸张地说，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都是一个传奇。

对法国人来说，阿卜杜·卡迪尔是“高贵的阿拉伯人”的终极典范，是一个萨拉丁式的人物，他的宗教信仰和个人品质使他的保家卫国、反抗外国军事入侵的动机无可非议。在战斗中，他勇敢而大胆，采用游击战式的作战方式，多次率领小规模军队战胜法军，当时的法军比曾击溃埃及马木鲁克的军队更先进。他的英雄业绩被法军征战阿尔及利亚的官方记录员、浪漫主义画家霍勒斯·韦尔内（Horace Vernet, 1789—1863）用绚丽的油画描绘了下来。维克多·雨果用“le beau soldat, le beau prêtre”这样的诗句赞颂他，字面意思为“英俊的战士，英俊的教士”。

对于他的阿拉伯追随者来说，阿卜杜·卡迪尔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即谢里夫），也是一个主要苏非教团中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因而具有宗教合法性。他们向他宣誓效忠，得到的回报是战胜强大的敌军。阿卜杜·卡迪尔的英雄业绩令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同时代人兴奋不已，他是捍卫伊斯兰世界不受外国侵略者侵犯的“信士的长官”。

阿卜杜·卡迪尔指挥作战极富才智。一次，法国人获取了一些他的文件，他们惊讶地发现，他可靠地掌握了有关法国众议院辩论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情报。他了解这场战争在法国公众舆论中是多么不得人心，也知道法国政府正面临同阿尔及利亚起义者妥协的压力。[3]掌握这些情报后，阿卜杜·卡迪尔推动战事向驱使法国寻求和平的方向发展。

他两次迫使法国将领按他的条件缔结和平条约，承认他的主权，并明确法国控制区的边界。第一份条约是在1834年2月同路易·德米歇尔（Louis Desmichels）将军达成的;第二份是相互承认主权的《塔夫纳条约》，是在1837年5月同罗贝尔·比若（Robert Bugeaud）将军缔结的。后一条约承认阿卜杜·卡迪尔拥有对阿尔及利亚超过三分之二土地的主权。[4]由于双方都有扩张的野心，两份条约都很快失效了。

阿卜杜·卡迪尔和法国人都想将东部城市君士坦丁纳入各自的统治之下。法国人认为君士坦丁远在1837年条约中承认的阿卜杜·卡迪尔政权所辖领土之外。阿尔及利亚人则反驳道，这份条约明确规定了法控地区的边界，法国人侵占君士坦丁即是违约。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立场又一次不可调和。阿卜杜·卡迪尔指责法国人食言，并重启战斗。1839年11月3日，他写信给法国总督：

当时我们处于和平状态，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之间的界限已经明确划定……［现在］你发布［声明］称，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之间的所有地区都不再听我的号令。和约破裂是你造成的。但是，为了不让你指责我背约，我警告你，我将重启战斗。你好好准备吧，并警告你们的旅人以及所有住在孤立无援处的人！一句话，你采取一切你认为必要的防备措施吧！[5]

阿卜杜·卡迪尔的军队袭击了阿尔及尔东部米蒂贾平原上易受攻击的法国农业殖民地。他们杀害并打伤了数百名定居者，将他们的家园付之一炬，这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巴黎政府面临着一个明确的选择：要么撤出，要么下决心完全占领阿尔及利亚。巴黎选择了后者，派出了比若将军率领的庞大的作战部队，要让反抗法国统治的阿尔及利亚势力彻底“屈服”。

比若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在阿尔及利亚取得全面胜利。阿尔及利亚人组织有序、斗志高昂。阿卜杜·卡迪尔将他的阿尔及利亚政权划分为8个省，每个省设一名省长，领导各级行政单位直至部落层级。省长定期领取俸禄，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并为国家收税。阿卜杜·卡迪尔还任命法官，执行伊斯兰法。他的统治并不张扬，在伊斯兰法的约束下运作，鼓励农民和部落成员纳税。

阿尔及利亚政府从税收中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战场上颇为高效的志愿部队。根据阿卜杜·卡迪尔自己的估计，他的部队有8000名常规步兵、2000名骑兵和240名配备20门大炮的炮兵，平均分布在8个省。这些机动部队能够采用经典的游击战术去骚扰法军，而一旦法军人数多到足以压制他们时便撤退。

阿卜杜·卡迪尔还沿着高原的山脊建了一批要塞城镇，法军反攻时他的军队可入内躲避。1848年，阿卜杜·卡迪尔在土伦向俘获他的法国人解释了他的战略：“我确信，战争已经重新开始，我将被迫放弃所有的内陆中心城镇给你们［即法国人］，但你们不可能推进到撒哈拉，因为你们的交通工具会拖累并阻止你们前进到这么远的地方。”[6]

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的策略是把法国人引到内陆，在那里入侵者会因战线拉得过长而被孤立，更易被击败。阿卜杜·卡迪尔在要塞城镇塔格迪姆特警告一名法国囚犯：“你将病死在我们的山里，而那些疾病带不走的人，我的骑兵将用子弹处死他们。”[7]由于他的政府和防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组织得要好，阿卜杜·卡迪尔相信他将再次战胜法国人。

然而，阿卜杜·卡迪尔没有预料到法国会对阿尔及利亚人民使用非同寻常的暴力。比若将军在阿尔及利亚内陆地区使用了焦土策略——烧毁村庄、赶走牲畜、破坏农田、推倒果园，以此削弱民众对阿卜杜·卡迪尔反抗运动的支持。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杀害，军官们被告知不留俘虏。阿卜杜·卡迪尔的手下但凡有想要投降的，一律被砍倒。各部落和村庄开始反对阿卜杜·卡迪尔，避免因支持他而遭到厄运。法军的举措还摧毁了乡村经济，削减了阿卜杜·卡迪尔的税收收入。

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的猛烈攻击下震惊无措，民众对阿卜杜·卡迪尔抵抗运动的支持开始瓦解。战士们的家人开始害怕遭到阿尔及利亚同胞的袭击，阿卜杜·卡迪尔建了一个巨大的营地，叫作“齐马拉”（zimala），将所有战士的家人，包括妻儿与老人，都带了进来。阿卜杜·卡迪尔的齐马拉是一个拥有不少于6万人口的移动城市。他声称：“当一个阿拉伯人失去了与家人的联系后，他有时会花上两天时间才能［在人群中］找到他们。”齐马拉的规模之大可见一斑。齐马拉也是阿卜杜·卡迪尔军队的移动支持部队，内有制械师、制鞍师、裁缝等他的团队所需要的所有工匠。

法军迫切希望打击阿卜杜·卡迪尔手下战士们的士气和阿尔及利亚军队的支持基地，齐马拉自然成为法军的首要攻击目标。由于很好地掌握了法军的位置且熟悉地形，阿卜杜·卡迪尔得以在冲突的头3年里保证齐马拉的安全。然而，1843年5月，营地的位置被出卖，法国军队攻击了齐马拉。阿卜杜·卡迪尔和他的部下得知这次袭击时，为时已晚，已来不及救援。后来他对俘获他的法国人说：“如果当时我在场，毫无疑问，我们会为我们的妻子和孩子而战，会向你们展示一个伟大的日子。但是真主不愿如此，我3天后才得知这件不幸的事，太迟了！”[8]

法军对齐马拉的袭击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据阿卜杜·卡迪尔估计，法国人杀了这个移动营地十分之一的人口。失去长辈与妻儿，严重打击了部队的士气。这次袭击也让阿卜杜·卡迪尔蒙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他失去了大部分资产。之后，他抗击法国的战斗开始走向尾声。阿卜杜·卡迪尔和他的部队不断后撤，1843年11月，这位阿尔及利亚将领带着他的追随者流亡到摩洛哥。

在接下来的4年里，阿卜杜·卡迪尔集结他的部队在阿尔及利亚攻击法国，然后退入摩洛哥境内逃避追捕。摩洛哥素丹穆莱阿卜杜·拉赫曼（Moulay Abd al-Rahman）并不愿卷入阿尔及利亚冲突。然而，由于窝藏敌人，法国攻击了靠近阿尔及利亚边界的摩洛哥城镇乌季达，并派海军炮轰丹吉尔港和摩加多尔港。1844年9月，法国和摩洛哥政府签署了一项恢复友好关系的条约，明确宣布阿卜杜·卡迪尔在摩洛哥帝国全境是逃犯。[9]安全的庇护所被剥夺，同物资基地的联系被切断，阿卜杜·卡迪尔的抗法斗争愈发艰难，1847年12月，他向法国人投降。

法国庆祝阿卜杜·卡迪尔战败，认为他们战胜了一个重要对手。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的一位传记作者（和崇拜者）讽刺地说：“让我们想一想，七年的战斗和十万人组成的世上最强的军队才摧毁了埃米尔［小国君王］用两年零五个月建立起来的军队，这真让人难以置信啊！”[10]这场战争给阿尔及利亚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平民伤亡人数估计有数十万。

法国人将阿卜杜·卡迪尔送到法国，把他和他的家人监禁在一起。阿卜杜·卡迪尔多少是个名人，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政府想利用这名囚徒的声望，准备高调赦免他。但1848年革命爆发，路易·菲利普被推翻，这一计划被打乱了。在巴黎政权更迭的政治动荡中，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被遗忘了。直到1852年，新总统路易·拿破仑（后来加冕为拿破仑三世皇帝）才恢复了阿卜杜·卡迪尔的自由。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受邀作为路易·拿破仑的贵宾乘坐白色战马巡游巴黎，并与总统一起检阅法国军队。他从未被允许返回阿尔及利亚，但法国人给了他终身养老金和一艘轮船，让他自己选择流放地。阿卜杜·卡迪尔起航前往奥斯曼领地，并在大马士革定居下来，在那里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和他的家人被接纳进大马士革精英家族圈，他后来在当地的教派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阿卜杜·卡迪尔专心投入学术和伊斯兰神秘主义。1883年，他在大马士革去世。

战胜阿卜杜·卡迪尔仅仅是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法国继续向南扩展其殖民范围。到1847年，已有将近11万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定居。第二年，定居者群体赢得了选举法国议会议员的权利。1870年，拥有近25万法国定居者的阿尔及利亚正式并入法国，非欧洲裔的居民成为法国的国民（非公民）。除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殖民之外，在整个中东地区没有任何定居者殖民主义能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

*

除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暴力的帝国主义战争外，从1840年的《伦敦黎凡特绥靖公约》（London 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Levant）到1878年的《柏林条约》，欧洲列强遵守了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承诺。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对北非的正式殖民又开始了。

1840—1881年，欧洲和奥斯曼帝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主义这个源自欧洲的新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民族主义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19世纪期间以不同的程度在欧洲传播。希腊是一个早期的皈依者，在经历了10年的战争之后，于1830年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其他欧洲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经过几十年的统一运动逐渐形成国家形态，到19世纪70年代初才以现代国家的形式出现在国际社会中。奥匈帝国内部也开始面临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挑战，奥斯曼帝国在东欧的领土走上同样的道路只是时间问题。

19世纪30年代，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保加利亚、马其顿这些巴尔干半岛国家开始谋求从奥斯曼帝国独立。欧洲列强给予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越来越多的支持，支持他们摆脱土耳其的“枷锁”。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提出了支持巴尔干民族主义运动的动议。俄国政府全力支持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徒和斯拉夫同胞。奥地利人希望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黑山的分离主义运动中获益，借机损害奥斯曼人的利益，并扩大自身的领土（但在这一过程中，引入了1914年致其自身覆灭并触发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些外部支持增加了巴尔干民族主义者与奥斯曼国斗争的勇气。1875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爆发了大规模叛乱。第二年，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发动起义反抗奥斯曼人。保加利亚的冲突毁坏了乡村地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村庄陷入了民族主义战士与奥斯曼士兵之间的暴力冲突。欧洲的报纸对保加利亚穆斯林更高的伤亡人数视而不见，而将对基督徒的屠戮称作“保加利亚恐怖”大肆宣传。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的起义让奥斯曼帝国陷入困境。1876年7月，塞尔维亚的米兰王子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俄国也跟着支持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行动。

通常来说，英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干预。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支持奥斯曼帝国，作为遏制俄国对欧洲大陆野心的缓冲。然而，迪斯雷利发现他被公众舆论束缚住了。暴行及媒体对此的报道使他的亲土耳其政策名声扫地，也使他更易受到自由党对手威廉·格莱斯顿的挖苦。1876年，格莱斯顿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小册子，题为《保加利亚恐怖和东方问题》（The 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他在书中用大段生动而激烈的言辞谴责土耳其人是“人类中反人类的典型”。他的小书主张将奥斯曼人从他们的欧洲行省里全部驱逐出去。他写道：“现在，能让土耳其人结束凌辱行径的唯一可行方式就是让他们自己滚蛋。”格莱斯顿更顺应民意，迪斯雷利和英国政府被迫放弃对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支持。

既然不必再维持土耳其对其行省主权的原则，欧洲列强就开始考虑肢解奥斯曼帝国。欧洲批评人士提出，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带来一个稳定的、可以独立生存的国家。他们指出，1875年奥斯曼帝国的破产进一步证明土耳其是“欧洲病夫”。与其如此，不如商议在欧洲列强之间重新分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德国提议瓜分奥斯曼帝国，让奥地利和俄罗斯分割巴尔干地区，把叙利亚分给法国，把埃及和地中海主要岛屿分给英国。英国对此十分震惊，迅速提议于1876年11月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解决巴尔干危机和俄土冲突。

外交努力赢得了回旋的时间，但那些好战的大国却执意要发动战争，动荡的局势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机会。1877年4月，俄国再次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同时从帝国的东西两侧入侵。俄军迅速攻入东安纳托利亚，并穿过巴尔干半岛，造成奥斯曼守军重大伤亡。1878年初，俄军横扫保加利亚和色雷斯，向伊斯坦布尔挺进，奥斯曼军队的防线崩溃。为避免首都沦陷，奥斯曼帝国被迫无条件投降。

在被俄国彻底击败之后，奥斯曼帝国对1878年柏林会议强加给它们的条款几乎没有发言权。欧洲列强抛弃长期以来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做法，开始了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第一次分割。在柏林会议期间，保加利亚获得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自治权，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实际上被奥地利占领。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获得完全独立。俄国在东安纳托利亚获得了大量领土。这些安排迫使奥斯曼帝国交出了五分之二的领土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中一半是穆斯林）。[11]

英国人无法阻止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便决心在柏林会议开始之前确保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疆域内的战略利益。作为一个海上强国，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在东地中海建一个海军基地来监督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保证其畅通无阻。塞浦路斯岛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个需求。相较于这片岛屿，四面楚歌的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1909年在位）更需要一个盟友，因此，他在柏林会议前夕以塞浦路斯为交换条件，与英国缔结了防御同盟条约。

英国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要求，将对奥斯曼帝国的分割从巴尔干扩大到北非。德国同意英国获取塞浦路斯，但两国都承认需要对法国做出补偿，以维持地中海的势力均衡。他们同意将突尼斯“提供”给法国，以巩固其北非帝国，并维护同阿尔及利亚交界地区的安全。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吞并法国阿尔萨斯-洛林省的德国也很乐意送出这份礼物，以修复同巴黎的关系。只有意大利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它在突尼斯有大量定居者和投资，其他大国不以为意，建议意大利转而考虑利比亚（1911年，意大利确实这么做了）。

法国人获准占领突尼斯，但找不到理由对这个顺从的北非国家采取敌对行动。突尼斯政府自1869年破产以来同法国金融顾问进行了充分合作以偿还外债。1879年，法国政府首次提出在突尼斯建一个被保护国，但统治者穆罕默德·萨迪克贝伊（Muhammad al-Sadiq Bey，1859—1882年在位）委婉地拒绝了将他的国家交付外来帝国统治的提议。

法国的公共舆论反对殖民行为，这进一步加大了阻力。大多数人认为，法国为获取阿尔及利亚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几乎没有人支持法国继续在北非扩张。在内缺乏公众支持，在外缺少借口，法国政府将突尼斯并入其北非帝国的努力受阻。与此同时，意大利利用法国人的迟滞不前扩大在突尼斯的势力范围。在突尼斯，意大利的定居者社群规模远超法国。法意间的对抗最终促使法国人采取行动。

法国人必须找到入侵突尼斯的理由。1880年，一名法国投机商人违反了特许权协议，他费尽千辛万苦，却被突尼斯人驱逐出境。法国领事提出抗议，向贝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赔偿这名法国人，并惩罚对驱逐这名无力偿债者负有责任的突尼斯官员。这次羞辱当然不能同1827年阿尔及利亚的蝇拂事件相提并论，但粗暴对待一名法国国民被认为足以动员一支入侵部队来挽回国家荣誉。突尼斯的统治者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理智，他接受了法国的所有无理要求，从而清除了法国入侵的借口。部队撤回了军营，等待入侵突尼斯的更好时机。

1881年3月，有消息称一群部落成员在一次袭击中从突尼斯越境进入了阿尔及利亚，法军再次集结。虽然贝伊提出赔偿损失和惩罚部落成员，但法国人坚持要自己采取行动。一支法国骑兵支队越过突尼斯边界，绕过犯下过失的部落的领地，直奔突尼斯城。4月，他们在突尼斯首都同一支海上部队会合。面对法国的陆路和海路入侵，穆罕默德·萨迪克贝伊于同年5月12日与法国签订条约，在事实上切断了他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并将主权割让给了法国。突尼斯经历的改革和破产让欧洲对它的非正式控制变为完全的帝国主义统治。

当法国人忙于将突尼斯并入他们的北非帝国时，动乱正在埃及东部酝酿。如上一章所述，埃及的改革和破产引来欧洲对其财政与政府管理的干预。欧洲列强采取的措施非但没有助其恢复秩序，反而破坏了埃及国内政治的稳定，催生了一场强大的反对运动，威胁到了赫迪威的统治。原先是英法协调行动，以加强赫迪威的统治，结果却是英国在1882年意外占领了埃及。

*

埃及的新任赫迪威陶菲克帕夏（1879—1892年在位），被夹在欧洲的诉求和本国社会强大的利益集团之间。他是突然登上总督宝座的。他的前任（和父亲）赫迪威伊斯玛仪因阻碍英法人士对埃及财政的控制，在英法施压游说下，被奥斯曼素丹罢免。因此，陶菲克帕夏深知不能绕过欧洲列强。然而，顺应英法的要求，却让他在埃及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为偿还埃及外债而实施的经济紧缩政策激怒了大地主和城市精英，他们越来越直言不讳地反对赫迪威的蠹政。

埃及的精英们拥有一个政治平台，那就是1866年伊斯玛仪帕夏建的早期议会，叫作代议议会。精英们在议会中的代言人开始要求：议会行使国家预算批准权，内阁对议会负有更大责任，制定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来限制赫迪威的权力。面对这些要求，陶菲克帕夏既无权也不愿做出让步，便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于1879年中止了议会。作为回应，土地精英们开始支持埃及军队中日益壮大的反对运动。

埃及破产后实施的紧缩政策严重打击了埃及军队，特别是军中的埃及人。军中说土耳其语的精英军官和说阿拉伯语的本土埃及人之间分歧严重。这些讲土耳其语的军官，被称为突厥-切尔克斯人，源自成为军事阶层的马木鲁克人。他们同赫迪威的家族和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人都有紧密联系。他们看不起土生土长的埃及人，轻蔑地称他们为农民士兵。埃及财政的掌控者宣布大幅裁军后，突厥-切尔克斯军官为保护自身利益，将裁减配额强加于埃及本土军人。埃及军官团结一致捍卫自身利益，准备动员起来反抗不公平的裁减。一名最高级别的埃及军官艾哈迈德·欧拉比上校（Colonel Ahmad Urabi, 1841—1911）领导了这次反抗运动。

艾哈迈德·欧拉比是第一批进入军官队伍的本土埃及人。他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一个村庄。1854年，他放弃了在爱资哈尔清真寺学府的学业，进入萨义德帕夏开办的新型军事学院。欧拉比相信他和同辈的突厥-切尔克斯人一样有资格成为军官。他声称他的父系和母系都源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在穆斯林眼中，这是非常显赫的血统，没有一个马木鲁克能与之匹敌，因为后者都是皈依伊斯兰教的高加索基督徒军事奴隶。欧拉比才华横溢、胸怀大志，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以反抗者而非军士的身份青史留名。的确，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反抗事件促使英国于1882年占领埃及。

欧拉比在他的回忆录中理想化地将军中的制度描述为举贤任能制，即晋升通过考核决定，“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会被晋升到适当的级别”。[12]显然，欧拉比在考核中表现出色。1854—1860年，他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埃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上校，当时年仅19岁。欧拉比对萨义德帕夏忠心耿耿，这位总督将军官集团向本土埃及人开放。

1863年伊斯玛仪帕夏继位后，这位新任总督又恢复了传统的偏见，在军队中给予说土耳其语的军官更多特权。此后，裙带关系与民族成分取代才能，成为军中晋升的依据。雄心勃勃的欧拉比撞上了突厥-切尔克斯精英设置的玻璃天花板。伊斯玛仪（1863—1879年在位）统治的整整16年内，欧拉比没有得到一次晋升。这一经历让他对军中的上级军官和埃及的总督心生怨愤。

伊斯玛仪掌权后，欧拉比同突厥-切尔克斯精英的冲突几乎立即就开始了。欧拉比被安排在切尔克斯将军胡斯鲁帕夏（Khusru Pasha）帐下，他抱怨道：“他盲目地偏袒自己的族人，当他发现我是血统纯正的［埃及］国民时，我存在于军团中就让他非常苦恼。他想方设法把我开除出军团，这样就可以把我的职位安排给马木鲁克子弟了。”[13]

当欧拉比被送到负责晋升的考核委员会时，胡斯鲁帕夏的机会来了。这个机构确保士兵靠才能而非关系晋升。胡斯鲁帕夏命令欧拉比伪造考试成绩，以提拔一名切尔克斯人。欧拉比拒绝了，于是这名将军就向军事大臣宣称欧拉比不服军令。这个案子一直呈送到赫迪威伊斯玛仪处，欧拉比被暂时解除军职，转到文官部门。1867年，欧拉比获得了赫迪威的赦免，直到1870年春才重新以先前的上校军衔全职回军队服役。但他依然对他的突厥-切尔克斯上级和所遭遇的不公怀有深深的怨恨。

19世纪70年代是埃及军队受挫的年代。欧拉比参加了灾难性的阿比西尼亚战役，赫迪威伊斯玛仪发动此战役是为了试图将埃及的帝国统治扩展到现今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领土。1876年3月，阿比西尼亚国王约翰取得了对埃军的决定性胜利，将入侵者赶出了他的领土。在外遭受了重大伤亡和军事耻辱的军队回到国内，士气低落，但还得面对1876年国家破产后的遣散。这是掌控财政的欧洲人强制推行的一项经济政策，埃及军队将要从1.5万人削减到仅7000人的象征性兵力，2500名军官的薪水将减半。1879年1月，欧拉比奉命将他的兵团从罗塞塔调到开罗，准备遣散。

欧拉比抵达开罗时，发现全城都是等待遣散的埃及士兵和军官。大有前途的军旅生涯突然结束，失业即将到来，面对这一状况，男人们群情激愤。1879年2月18日，一群埃及军校学员和军官在财政部外举行示威，抗议不公平的裁减。当首相努巴尔帕夏和英籍财政大臣查尔斯·里弗斯·威尔逊爵士从政府内出来时，愤怒的官员粗暴地对待了这两名政客。当时没有参加抗议的欧拉比后来向一名支持他的英国人讲述说：“他们发现努巴尔正登上马车，便袭击了他，拔他胡子，扇他耳光。”[14]

军人的骚乱正合赫迪威伊斯玛仪的胃口，因此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怀疑，这位总督参与组织了这次示威。伊斯玛仪想要摆脱他内阁中的法籍和英籍大臣，并希望在预算上拥有更大的支配权。他认为，欧洲财政顾问实施的严格紧缩政策正在破坏埃及国内的政治稳定，损害了埃及偿还外国债务的能力。军人示威结束后第二天，伊斯玛仪接受了努巴尔混合内阁的辞职。然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并不打算纵容赫迪威重掌权力。1879年6月，伊斯玛仪被废黜。

赫迪威伊斯玛仪下台让欧拉比和其他埃及军官们长舒一口气。然而，在他的继任者陶菲克帕夏的领导下，埃及军官的地位反而恶化了。新任军事大臣奥斯曼·里夫奇帕夏（Uthman Rifqi Pasha）是一名突厥-切尔克斯人，他撤去了一些埃及本土军官的职务，代之以他的族人。1881年1月，欧拉比得知他和一些同僚即将在他称为马木鲁克复辟的行动中被解职。“切尔克斯高、低级别的军官定期在胡斯鲁帕夏［欧拉比之前的上司］的家中聚会，颂扬马木鲁克国家的历史，奥斯曼·里夫奇帕夏也出席……他们相信，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收复埃及和埃及的一切财富，就像他们的马木鲁克前辈那样。”[15]

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决定采取行动。他们起草了一份给赫迪威陶菲克的请愿书，陈述他们的不满和要求。1881年1月的这份请愿书标志着欧拉比参与国家政治的开始，开启了军人干政的危险先例，这将在整个20世纪的阿拉伯历史中重演。

欧拉比和他的埃及军官们有三个主要目标：扩大埃及军队的规模，撤销财政掌控者强加给军队的裁员额度；修改条例，确立军人之间不分种族和宗教，一律平等；任命埃及本土军官担任军事大臣。欧拉比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即平等与偏好埃及本土大臣之间的矛盾。

欧拉比他们的要求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来说是革命性的。首相利雅得帕夏（Riyad Pasha）收到军官们的请愿书时，公开威胁他们：“这份请愿书极具破坏性，它比你们先前一位同事提交的请愿书还要危险，他后来被派到了苏丹。”[16]当时，苏丹相当于埃及的西伯利亚。但埃及军官拒绝撤回请愿书，并要求提请赫迪威关注。

收到欧拉比的请愿书后，赫迪威召集最高级军官到阿比丁宫开紧急会议。他们要求以煽动叛乱罪逮捕欧拉比和另两名军官，并同意组建特别军事法庭来审判他们。第二天，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被召唤到军事部，当场被要求交出武器投降。在前往设在军事部内的监狱的路上，这些埃及人经过了两排对他们充满敌意的切尔克斯军官。在牢房门口，老克星胡斯鲁帕夏奚落了他们。欧拉比愤恨地回忆道：“他站在牢房外奚落我们，说我们是‘［只适合］以摘果子为业的农民’。”[17]

欧拉比和他同僚被捕，在埃及军中引发兵变。1881年2月，赫迪威卫队的两支小队袭击了军事部。军事大臣和其他切尔克斯人逃离了大楼。士兵们将欧拉比和他的军官们从牢房中释放出来，带着他们回到阿比丁宫，在那里他们喧闹地示威，向赫迪威陶菲克效忠。士兵们一直待在阿比丁广场，直到那位不得人心的军事大臣奥斯曼·里夫奇被解职，由一个他们选择的人接替。赫迪威还下令修改军事条例，以满足士兵们在薪酬和服役期限方面的要求。

示威随后结束，部队返回军营。虽然重归平静，但这次事件已经改变了埃及政治。欧拉比逐渐成为一名广受欢迎的领袖，而军队迫使赫迪威和他的政府接受了他们的要求。

被解散的代议议会中的大地主和城市精英们极其关注军队的成功。他们认识到，若想让不情不愿的赫迪威接受他们的自由主义宪政改革，同军队合作，成功的机会更大。1881年2—9月，埃及军官、大地主、议会议员、记者和宗教学者组成了一个不同背景的联盟，自称“祖国党”。正如伊斯兰改革家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Shaykh Muhammad Abduh）向一位英国观察家解释的那样，这是“长达数月的遍及所有阶层的重大政治活动。［欧拉比的］行动为他赢得了很大的声望，让他得以同祖国党的文职党员建立联系……正是我们提出了重新要求制宪的想法”。[18]

这个联盟的成员都有各自的目标和不满。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信念：埃及人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得到更好的待遇。他们以“埃及为埃及人”为口号，相互支持，更好地促进彼此的事业。对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来说，宪法代表着对赫迪威及其政府的约束，保护他们免受随意的报复；宪法还强化了他们作为埃及人民利益捍卫者的角色，而不仅仅是狭隘的军人利益捍卫者。

在当时的欧洲观察者看来，这个不断壮大的改革联盟看上去像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欧拉比和改革者们完全认可埃及作为奥斯曼帝国自治行省的地位。欧拉比经常向赫迪威和奥斯曼素丹宣誓效忠，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也曾授予他勋章。改革者们反对欧洲大臣和顾问控制埃及政治与经济，反对突厥-切尔克斯人统治军队和内阁。当示威者走上街头高喊“埃及为埃及人”时，这是呼吁摆脱欧洲人和切尔克斯人的干涉，而不是要求民族独立。

然而，欧洲人没有认识到这一区别，他们将埃及军队的行动解释为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认为这场运动将威胁到他们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英国和法国开始讨论应对欧拉比威胁的最佳方式。

赫迪威关注着反对运动的兴起，对此越来越担忧。欧洲列强已经削减了他的权力，将欧洲官员强行安排进他的政府，并控制了埃及一半的预算。现在，他自己的臣民试图通过颁布宪法和重开议会来进一步钳制他。陶菲克被孤立了。他只能依靠突厥-切尔克斯精英的支持。1881年7月，陶菲克解散了改革派内阁，并任命他的妹夫达乌德·耶根帕夏（Dawud Pasha Yegen）为军事大臣，欧拉比称他是一个“无知、愚蠢、邪恶的人”。

作为回应，军官们在赫迪威宫殿外的阿比丁广场又组织起示威。1881年9月9日上午，欧拉比通知赫迪威：“我们将把所有在开罗的士兵带到阿比丁广场，在当天下午4点向赫迪威殿下提出我们的要求。”[19]陶菲克帕夏担心发生新一轮兵变，便同首相以及美国参谋长斯通帕夏（Stone Pasha）一起，尝试鼓动阿比丁军营与城堡中仍忠于他的驻军起来反抗欧拉比，但没有成功。欧拉比比赫迪威赢得了更多埃及军人的忠诚。

陶菲克被迫在阿比丁宫前接见欧拉比，身后只有侍从和外国领事。军官们向赫迪威提出了他们的要求：组建由立宪改革者谢里夫帕夏（Sharif Pasha）领导的新内阁，重新召开议会，将部队编制扩大到1.8万人。陶菲克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军方和他们的文官支持者们掌控了局面。

赫迪威屈服于改革派的压力，重新召开了议会。1882年1月，议员们提交了一份宪法草案，供赫迪威审议。宪法于2月颁布，改革派内阁成立，艾哈迈德·欧拉比任军事大臣。1863年以来一直没有获得晋升的欧拉比上校最终推翻了突厥-切尔克斯人的等级制度，掌控了埃及军队。

毫无疑问，埃及军官利用这个机会与马木鲁克人清算旧账。前军事大臣奥斯曼·里夫奇帕夏被指控密谋刺杀欧拉比，他手下50名军官都被判犯有阴谋罪，他们全都是突厥-切尔克斯人。许多被关押者受到酷刑，欧拉比对此是知情的。他后来透露说：“我从来没有去监狱看过他们遭受酷刑或虐待，我从来没有接近过他们。”[20]

陶菲克在开罗日益被孤立，这让巴黎和伦敦政府忧心忡忡。赫迪威对改革运动的每一次让步都削弱了他的权威和列强对埃及经济的影响。英国和法国担心赫迪威的让步会引发埃及的政治混乱。欧拉比进入政府丝毫无助于缓解欧洲的担忧。欧拉比迫使新首相马哈穆德·萨米·巴鲁迪（Mahmud Sami al-Barudi）解除政府中欧洲官员的职务。对于保守的欧洲大国来说，这些变化太大、太快，难以接受。欧拉比运动看起来像一场革命，英国和法国于是采取行动来支持摇摇欲坠的赫迪威政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加剧了陶菲克的孤立，并提高了欧拉比的地位。

1882年1月，英国和法国政府起草了一份联合公报，被称为《甘必大照会》（Gambetta Note），以求恢复赫迪威的权威。对于这两个以外交技巧为傲的国家，人们可能会抱有更多的期待。英法两国希望，通过保证“共同努力”来应对对埃及秩序的一切内部和外部的威胁，这样可能会“避免赫迪威政府可能面临的危险，以及那种肯定会使英法两国联合起来应对的危险”。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旨在保护陶菲克帕夏不受自己人民伤害的遮遮掩掩的恐吓，更能削弱这位赫迪威的地位了。

发布《甘必大照会》后，欧洲要求将欧拉比逐出内阁。不受欢迎的欧洲列强试图推翻欧拉比，这反而大大增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相比之下，陶菲克变得更加孤立。欧拉比指责陶菲克帕夏代表欧洲利益行事，背叛了自己的国家。首相和大多数内阁成员都辞职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愿意组建新政府。欧拉比仍然在职，这意味着政府实际上在这位最受欢迎和最有权力的大臣的控制之下。在试图罢免欧拉比的过程中，欧洲列强无意中让他控制了埃及政府。

局势升级让英法两国求诸炮舰外交。1882年5月，英法两国派出一支联合海军中队前往埃及。这种武力展示让陶菲克帕夏的位置岌岌可危。5月31日，他离开开罗前往亚历山大的拉斯埃丁宫，这样可以离英法舰船的保护更近一些。至此，埃及实际上由两人统治：得到合法认可的国家元首赫迪威陶菲克，他被限制在亚历山大的宫殿里；人民领袖艾哈迈德·欧拉比，他是开罗代理政府的首脑。

欧洲军舰沿着埃及海岸巡航，1882年6月11日，埃及人和欧洲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成暴力冲突。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埃及马夫间的街头斗殴演变成了针对外国人的骚乱，夺去了50多人的生命。此外，还有数百人受伤，数千人因房屋和工作场所被毁而穷困潦倒。欧洲媒体大肆渲染亚历山大骚乱是对基督徒和欧洲人的屠杀，并向英国和法国政府施压，要求对埃及秩序的崩溃做出强硬回应。

欧拉比知道，反欧骚乱很可能会招致英国和法国的干涉。他甚至怀疑赫迪威陶菲克煽动暴乱以促成外国干预，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一指控。欧拉比向亚历山大派了1.2万名士兵去恢复秩序，同时加强该城的防御，以应对欧洲可能的回应。欧拉比让埃及进入战备状态，并向支持他的大地主们求助，要求从农民中征募士兵来加强武装部队。欧拉比的政府还征收紧急税来获取抵御欧洲攻击的财政资源。

果不其然，英国舰队司令比彻姆·西摩爵士（Sir Beauchamp Seymour）发布了一系列措辞不断升级的最后通牒，威胁说，若亚历山大的海上防御不拆除，就轰炸该城。埃及军队毫不畏惧地着手加强亚历山大港的防御工事，扩建了沿海的堡垒，建造了火枪发射台，以应对欧洲舰船的威胁。欧洲人和埃及人都不愿让步，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这次军事威胁出现了一个不曾预见的状况：在英法付出几个月协调一致的努力后，法国舰队撤出了。法国政府受其宪法的约束，在与任何国家发生战争之前必须取得议会批准。法国在1870年惨败于德国，又花了很大代价在1871年征服阿尔及利亚、在1881年占领突尼斯，尚在恢复中。法国国库消耗过度，议会不愿卷入任何新的外国纠纷。7月5日，法国政府向英国解释了自己的立场，并从亚历山大撤走了舰船。

现在，英国面临一个重大决定：要么退让，要么继续。英国不想占领埃及。一个统治者声名狼藉、军队叛变造反的破产国家对任何帝国来说都不具吸引力。此外，英国在埃及的存在将打破白厅(1)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的欧洲势力均衡。更成问题的是退出的策略：英国军队一旦进入埃及，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撤出？考虑到英国的目标是确保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和让埃及偿还欠英国债权人的债务，军事行动的风险似乎大于收益。

然而，退让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如果向次发达国家的叛逆军官退让，那就不会自认为“大”了。西摩上将得到了政府的批准，7月11日，他向亚历山大的防御工事和城市开火。到日落时，亚历山大已陷入火海，埃及军队正在撤退。7月14日，一支英军占领了亚历山大。这不仅仅开启了一场战争，也开启了英国对埃及长达近四分之三世纪的占领。

1882年6—9月，艾哈迈德·欧拉比既是起义政府的首脑，也是埃及抗击英国的总司令。欧拉比因勇敢抵抗外国入侵者而获得了城市与乡村的广泛支持。赫迪威在亚历山大的宫殿内闭门不出，许多王室的王子、侍从和妇女都支持欧拉比，为战备贡献金钱、粮食和马匹。[21]他继续得到土地精英、城市商人和宗教机构的全力支持。欧拉比的支持者们竭尽全力支持即将到来的战争，但专业部队的规模和信心不足以与英国抗衡，农民志愿军缺乏纪律和训练，无法在炮火下坚守自己的阵地。尽管欧拉比的手下人数激增，但胜利的机会依然渺茫。

英国人对欧拉比非正规军的顽强抵抗感到惊讶。加内特·沃尔斯利爵士（Sir Garnet Wolseley）率领一支2万人的作战部队在盛夏抵达亚历山大。他率军从亚历山大出发去攻占开罗，但却遭遇了欧拉比的埃及守军的抵抗，被拖延了5周之久，迫使英国放弃了这一计划。沃尔斯利回到亚历山大，将他的部下运送到苏伊士运河地区。1882年9月初，英国依靠强大的海军力量占领了该地区。在运河地区，沃尔斯利得到了来自英属印度的增援，之后他准备向西朝开罗进军。在英军离开之前，欧拉比成功发动突袭，造成入侵者大量伤亡，并在敌军人数占优的情况下撤离。埃军撤到东部沙漠中的泰勒凯比尔——位于运河和三角洲正中间，保护开罗不受入侵。还没等埃及人建起合适的防御工事，沃尔斯利的军队就发动了进攻。9月13日黎明时分，英军行进到距埃及防线不到300码(274米)处，在日出时对守军发动了刺刀突袭。战斗在1小时内结束，精疲力竭的埃及军队最终败给了英国军队。入侵部队通往开罗的道路已经没有障碍。

艾哈迈德·欧拉比的起义政府同泰勒凯比尔的防御工事一起垮塌了。两天后，欧拉比在开罗被捕。他和他的同僚们以叛国罪受审，被判有罪。他们的死刑判罚被减为终身流放，流放地是英国殖民地锡兰（今斯里兰卡）。赫迪威陶菲克恢复了王位，但再没完全恢复统治权。由于英国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英国的顾问被派往各级政府。埃及的真正统治者是英国常驻代表伊夫林·巴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他后来获得了伯爵爵位，被封为克罗默伯爵（Lord Cromer）。

对欧拉比的评价褒贬不一。他的运动失败后，许多人批评他挑起了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为本土埃及人的权利挺身而出时得到了广泛支持。他最有力的支持者中有王室女性。欧拉比的律师A. M. 布罗德利（A. M. Broadley）记录了与一位公主的谈话，她充满热情地说，她们都“从一开始就偷偷支持欧拉比，因为我们知道他一心只为埃及人谋福祉……在我们看来，欧拉比是一个拯救者，我们对他充满了热情”。[22] 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女纳兹莉公主（Princess Nazli）的视野更宽宏，她这样分析欧拉比的诉求：

欧拉比是第一位让欧洲人服从他的埃及大臣。在他的时代里，至少穆斯林是高昂着头的，而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不敢违反律令……现在，没有人能维持法纪了。警察只管埃及人，欧洲人随心所欲。[23]

欧拉比被流放了18年，直到1901年，陶菲克的继承人赫迪威阿巴斯二世（Khedive Abbas II，1892—1914年在位）准许他返回故土。埃及政府正式豁免了他，他向赫迪威宣誓效忠，放弃一切政治活动。新一代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希望他支持他们对英国占领的反抗，但欧拉比信守诺言，远离政治。他已经老了，只想在他心爱的埃及度过余生。他的眼睛牢牢地盯着过去，而不是未来。生命中的最后10年，他读了所有描述欧拉比起义的书籍和报纸，将自己从各项罪行指控中开脱出来。[24]他写了许多自传文章，广泛传送给埃及国内外的作家。

他在1911年离世，尽管他百般努力，但有两项指控在他死后几十年内依然玷污着他的名声：应对挑起英国占领埃及负责，背叛埃及合法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只有当新一代的年轻埃及上校们在1952年革命中，推翻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之后，欧拉比才得以恢复名誉，并被迎入埃及民族英雄的“万神殿”。

*

英国的占领所引发的动荡超出了埃及的边界。看到他们的对手英国在埃及开启了长久的帝国统治，法国的不安变成了敌意。拿破仑时代以来，埃及一直是法国的一个重要附庸国。埃及人聘用法国的军事顾问，派最大的教育代表团去巴黎，并引进法国的工业技术；此外，苏伊士运河本身就由一家法国公司控制着。法国拒绝接受失去埃及的事实，想尽一切办法与“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算账。法国人复仇的方式是谋取非洲的战略领土，这一方面是为了重振他们的帝国荣耀，另一方面是为了对英国的海外利益施压。“争夺非洲”的行动随即展开，英国和法国当先，葡萄牙、德国和意大利紧随其后，在非洲的版图上染上各自帝国的颜色。

1882—1904年，英法之间的殖民竞争引发两国严重对抗。这场竞争最糟糕的时刻在1898年，当时两个帝国为了争夺苏丹境内一段孤立的尼罗河水域，几乎爆发战争。双方都不愿对抗升级从而导致公开冲突。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一块土地让与法国，以补偿英国对埃及的控制，这样才能恢复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势力均衡。鉴于法国已拥有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成为显而易见的选择。[25]

问题是法国并不是在摩洛哥有利益的唯一的欧洲大国。西班牙在地中海沿岸拥有殖民地，英国人享有重大的贸易利益，德国对于维护自身利益也愈发强硬。还有一个问题是，摩洛哥享有独立的国家地位已有数个世纪，既不对外扩张，也不招来入侵。1902年，法国外交部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ile Delcassé）阐述了他的战略：他有意“区分国际问题与法国-摩洛哥之间的问题，致力于依次同各国解决前一类问题来获得解决［摩洛哥问题］的充分自由”。[26]此后10年里，法国依次与各个欧洲大国谈判，为统治摩洛哥做准备。

在摩洛哥利益最少的是意大利，因此德尔卡塞首先与罗马谈判，并于1902年达成协议，承认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利益，以换取意大利支持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

同英国的谈判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英国希望维护在摩洛哥的商业利益，不愿任何海上力量挑战皇家海军对直布罗陀海峡的统治。但英国也真心诚意地希望解决与法国的殖民分歧。1904年4月，英法达成《挚诚协定》（Entente Cordiale），成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新起点。根据协定条款，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地位，不会要求“确定英国占领埃及的时限”。英国则承认法国作为“大片领土与摩洛哥接壤的大国”这一战略地位，并承诺不妨碍法国采取行动“维护摩洛哥的秩序，并为该国提供一切行政、经济、财政和军事改革所需的协助”。[27]

随后，法国迅速让西班牙同意其未来对摩洛哥的占领。法国将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划入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消除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忧虑。以此为基础，法国和西班牙于1904年10月达成协议。

法国人已基本上解决了“国际问题”，为殖民摩洛哥铺平了道路。现在，除了德国，其他欧洲大国都已首肯。德尔卡塞曾希望在摩洛哥问题上绕过德国，毕竟，德意志帝国从未扩张到地中海。此外，德尔卡塞知道德国会要求法国承认其对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占领的阿尔萨斯-洛林的吞并，以换取德国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但这超出了法国为得到德国同意而愿意付出的代价。然而，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政府拒绝被绕过。德国正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一个帝国，在非洲和南太平洋拥有领地，摩洛哥将成为德法之间的竞争点。

德国人开始公开宣称他们在摩洛哥的利益诉求，迫使法国坐到谈判桌前。1905年3月，德国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亲王（Prince Bernhard von Bülow）安排德皇威廉二世去丹吉尔拜会摩洛哥素丹穆莱阿卜杜·拉赫曼。访问期间，德皇表示，尊重摩洛哥主权和德国在摩洛哥素丹治下领土上的利益。这给法国实现对摩洛哥的野心设置了第一个障碍。德国的这一外交手段迫使法国与其谈判，1906年1月，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召开，重新讨论“摩洛哥问题”。

这次有11个国家参加的会议表面上是为了帮助摩洛哥素丹，为他的政府制订一个改革计划。而实际上，法国希望利用这次会议赢得欧洲各国更广泛的支持，并向德国施压，使其放弃反对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尽管德国尽最大努力使与会者反对法国，但3个与会国——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已经同意法国对摩洛哥的领土要求，德国政府被迫让步。1909年，德国终于承认法国在维护摩洛哥安全上发挥着特殊作用。

法国在欧洲列强同意其殖民摩洛哥后，将注意力转移到法摩关系上。自1511年以来，摩洛哥的谢里夫们一直独立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国家统治，未曾中断过。然而，1860年起，欧洲列强越来越多地干涉这个古老的素丹国。在穆莱哈桑（Moulay Hasan，1873—1894年在位）统治时期，摩洛哥也经历了一系列国家主导的改革。改革的动机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了，即通过采用欧洲的技术和思想来阻止欧洲的渗透。改革的结果可想而知，即欧洲的渗透更进一步，国库因高昂的军事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而空虚。

继承改革派素丹穆莱哈桑的是14岁的穆莱阿卜杜·阿齐兹（Moulay Abd al-Aziz，1894—1908年在位），后者尚不成熟，缺乏经验，无力带领摩洛哥与欧洲列强的野心周旋，以维护摩洛哥的主权和独立。法国正在积极利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模糊的边界，以阻止部落袭击为借口，派兵进入摩洛哥领土。在侵蚀摩洛哥领土的同时，法国还让素丹的政府深陷公共借贷。1904年，法国通过谈判，促成了一笔巴黎多家银行提供的6250万法郎（合1250万美元）的贷款，进一步加深了法国对摩洛哥的经济渗透。

摩洛哥人对法国不断扩大在摩势力感到不满，他们开始攻击外国商店企业。而法国采取的报复行为是占领摩洛哥的城镇。最臭名昭著的是，1907年在一家法国工厂遭到暴力袭击后，法国从海上炮轰卡萨布兰卡，并用5000人的兵力占领了这座城市。随着法国进一步侵蚀摩洛哥，民众开始对他们的素丹失去信心。他的兄长穆莱阿卜杜·哈菲兹（Moulay Abd al-Hafiz）发动叛变，迫使素丹于1908年退位并寻求法国的保护。

叛变成功后，穆莱阿卜杜·哈菲兹（1907—1912年在位）继承王位。然而，与他的兄弟相比，阿卜杜·哈菲兹也未能更有效地阻止欧洲的入侵。这位素丹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友是德国，德国于1911年7月派一艘炮艇前往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为阻止法国在摩洛哥扩张做最后努力。阿加迪尔危机最终以摩洛哥付出代价而告终。法国同意将法属刚果内的领土割让给德国，作为回报，德皇(威廉二世)政府默许了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

1912年3月，法国完成了对摩洛哥的占领，穆莱阿卜杜·哈菲兹签署了《非斯条约》，摩洛哥成为法国的被保护国。尽管谢里夫们仍在王位上(事实上，现任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是他们的直系后裔)，但在接下来的44年里，对摩洛哥的正式控制权移交给了法兰西帝国。法国终于可以原谅英国占领埃及了。

*

利比亚是北非最后一块仍由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的领土，到法国将摩洛哥纳为被保护国时，意大利已经与奥斯曼帝国开战，争夺对利比亚的控制权。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这两个利比亚行省，尽管名义上从16世纪起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组成部分，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被帝国直接控制。奥斯曼中央政府对利比亚的统治只是点到为止。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这两个省会都是驻防城镇，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仅限于维持和平所需的少数官员和士兵。

然而，在法国占领突尼斯和英国占领埃及之后，奥斯曼帝国越来越重视利比亚行省的战略价值。1908年土耳其青年党革命后，新的一批民族主义者执掌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政府开始采取积极措施，限制意大利侵蚀利比亚，阻止意大利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购买土地或拥有工厂。奥斯曼人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他们在北非的最后一块地盘，在面对欧洲的帝国主义野心时失守。

几十年来，其他欧洲大国一直许诺把利比亚让与意大利，正如英国、德国和法国分别在1878年、1888年和1902年所做的那样。现在，这些欧洲国家希望意大利能找到一个和平的方式将利比亚纳入其领土。相反，意大利人选择用枪炮打开利比亚的大门。1911年9月29日，意大利以本国臣民在利比亚行省内遭虐待为借口，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在利比亚的奥斯曼人对入侵者展开了顽强抵抗，因此意大利人决定将战火引向奥斯曼帝国的腹地。1912年2月，意大利军舰炮轰贝鲁特，4月攻击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奥斯曼阵地，并在四五月间占领了罗德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其他岛屿，严重破坏了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平衡。

其他欧洲大国迅速采取外交行动遏制战略平衡的破坏，担心意大利人可能在动荡的巴尔干地区引发战争（事实上，意大利人一直在给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煽风点火）。意大利非常希望通过欧洲的会议体系来解决利比亚问题。意大利军队受困于来自小规模土耳其驻军和利比亚本地民众的强烈抵抗，未能将控制范围从沿海扩展到内陆。

以奥斯曼帝国最后的北非领土为代价，和平得以恢复。欧洲国家充当了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调停者，双方于1912年10月缔结正式和平条约，利比亚被纳入意大利的帝国统治。然而，即使在奥斯曼军队撤离后，意大利人仍面临着来自利比亚人的持续抵抗。利比亚人坚持反抗外国统治，反抗斗争在20世纪30年代依然持续。

*

到1912年底，从直布罗陀海峡到苏伊士运河，整个北非海岸都处于欧洲的殖民统治之下。其中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这两个国家被直接殖民统治。突尼斯、埃及和摩洛哥是被保护国，英法通过当地的世袭王朝间接统治。欧洲的规则取代了奥斯曼帝国的规则，这给北非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大量的帝国历史是从高层政治和国际外交的角度书写的。然而，对于北非人民来说，帝国主义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有一个人的经历可以揭示这些变化对他所处的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艾哈迈德·艾敏（Ahmad Amin, 1886—1954）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在英国占领埃及4年后出生于开罗，在英国撤离2年后去世。他只了解殖民时期的埃及。在爱资哈尔接受教育和在职业生涯早期担任学校教师的过程中，他接触了许多他那个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他见到了一些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改革者，目睹了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政党的出现。他见证了埃及的妇女从面纱和闺阁的隔离中走出来，进入公共生活。他在自传中对这些纷乱的变化进行了反思，这本自传写于他成功的大学教授和文人生涯的尾声。[28]

青年艾哈迈德成长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他同他的伊斯兰学者父亲间的代沟令人震惊。他的父亲经历了爱资哈尔的学术训练，达到了在伊玛目沙斐仪清真寺带领礼拜的要求，是一个生活在伊斯兰时代的人。艾哈迈德一代深受新思想和新事物的影响，譬如报纸，记者在其中发挥了塑造公众舆论的关键作用。

艾哈迈德·艾敏在青年时期担任学校老师时开始阅读报纸，他经常光顾一家为顾客提供报纸的咖啡馆。正如艾敏所说，每份报纸都有公开的政治倾向。艾敏通常选择一份保守的、以伊斯兰为导向的报纸，这符合他个人的价值观，尽管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的报纸也都很熟悉。

印刷机于19世纪20年代被引入埃及，是最早进口到中东的工业产品之一。穆罕默德·阿里最早派出的技术代表团中，有一个被派往意大利米兰学习印刷机的知识和技术。不久之后，埃及政府开始出版官方邸报，这是第一份用阿拉伯语出版的刊物。邸报的主要目标是“改进尊贵的省长们及其他负责管理［公共］事务和利益的杰出官员们的工作”。[29]1842—1850年，里法阿·塔赫塔维，也即那本著名的巴黎研究著作的作者，担任这份官方报纸的主编，该报的阿拉伯语名是《埃及时事》。

又过了几十年，私人企业家才开始创办报纸，尽管许多这样的报纸都受到政府的间接管控。因为印刷量太小，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报纸是无法生存的。最早的阿拉伯语报纸之一《新闻》（al-Jawa'ib）从1861年起由私人在伊斯坦布尔出版，但几个月后就陷入财政困境。素丹阿卜杜·阿齐兹接管了这份新生的报纸。出版方告知读者说：“法令已经颁布，从现在起，《新闻》的支出由［奥斯曼帝国］财政部承担并由帝国出版社印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宣誓效忠于我们的主人——伟大的素丹。”[30]尽管新闻自由受到限制，但《新闻》还是极具影响力，所覆盖的阿拉伯语读者群从摩洛哥一直到东非和印度洋地区。其他报纸很快也就陆续面世。

贝鲁特和开罗开始成为阿拉伯世界主要的新闻和出版中心，而且至今仍然如此。19世纪中叶的黎巴嫩正处于一场重大的文学复兴之中，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纳达”（nahda），即“复兴”。穆斯林和基督教知识分子，在（通常是传教士所有的）印刷机的力量的鼓舞下，积极投身字典和百科全书编撰，并出版各种版本的阿拉伯文学和思想的伟大经典之作。

“纳达”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是重新发现知识和重新定义文化的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人开始与他们在奥斯曼帝国之前的辉煌过去建立联系。这场运动包容了所有讲阿拉伯语的民族，不分教派与地区，并播下了一颗思想的种子，这一思想将对阿拉伯政治产生巨大影响：阿拉伯人是一个由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决定的民族。在1860年黎巴嫩山和大马士革发生暴力冲突之后，这一积极的新观点对弥合教派间的深刻分歧尤为重要。对这类思想的传播，报纸发挥了关键作用。“纳达”的一位杰出领导者布特鲁斯·布斯塔尼（Butrus al-Bustani）在1859年宣称，报纸是“教育公众最重要的工具之一”。[31]到19世纪70年代末，贝鲁特因拥有至少25种报纸和时事期刊而自豪。

然而，此时奥斯曼政府开始对报刊施加新的控制，并在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期间（1876—1909）发展为严格的审查制度。许多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从叙利亚与黎巴嫩迁到埃及，在那里赫迪威对报刊施加的限制要少得多。这一迁徙标志着埃及和亚历山大私人报刊业的开始。19世纪最后25年，有160多种阿拉伯语报纸和期刊在埃及创办。[32]如今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报纸之一《金字塔报》，是由19世纪70年代初从贝鲁特迁到亚历山大的塞利姆·塔格拉和比沙拉·塔格拉兄弟创办的。与许多同时期刊登文化和科学主题文章的报纸不同，《金字塔报》从1876年8月5日的第一期起就是一份真正的新闻报纸。塔格拉兄弟利用亚历山大的电报局订阅了路透社的新闻电报服务。当用不上电报、仍需依靠邮寄的贝鲁特报刊滞后数月报道国外新闻时，《金字塔报》的国内外新闻报道已实现事件发生后几天甚至几小时的报道时效。

埃及报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赫迪威们试图加大国家对这个新兴媒体的控制力度。埃及政府关闭了那些被认为持“过分”政治立场的报纸。1876年，埃及破产，欧洲干涉埃及的政治事务，记者们活跃于支持艾哈迈德·欧拉比上校的改革派联盟。1881年，政府做出回应，实施一项严格的新闻法，开创了限制新闻自由的危险先例。

英国占领期间，新闻限制放宽了，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克罗默伯爵不再援引1881年的新闻法。他持续资助那些支持英国对埃及立场的报纸，如英语报纸《埃及公报》（Egyptian Gazette）和阿拉伯语报纸《穆格塔姆》（Al-Muqattam），但也没有对公开批评他政府的报纸采取任何行动。克罗默认识到，报纸只在很小的文化精英圈子中传播，新闻自由是一个有效的压力阀，可以让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发泄怒气。

这就是艾哈迈德·艾敏在20世纪初所遇到的报刊出版的世界。这是一个阿拉伯的媒体，由欧洲的技术发展而来，以最大的跨度表达多种多样的观点，从虔诚主义到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

艾哈迈德·艾敏时代的报纸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把“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单位，一个基于特定领土、拥有自治愿望的社群，这个想法是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产物。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经过19世纪，这个想法在中东扎下了根。19世纪初，许多阿拉伯世界的人还都不赞成民族主义，因为它与巴尔干地区寻求脱离奥斯曼帝国（通常在欧洲支持下）的基督教社群联系在一起。埃及和北非的士兵响应素丹的号召，参加了从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反对巴尔干民族主义运动的战争。

然而，随着北非从奥斯曼世界的版图中被抹去和欧洲殖民统治的到来，民族主义便成为外国统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确实，帝国主义为北非民族主义的兴起贡献了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边界，界定了需要被解放的国家领土；二是共同的敌人，以他们为斗争对象来团结民众开展共同的解放斗争。

仅仅抵抗外国占领而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不构成民族主义。无论是阿卜杜·卡迪尔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还是欧拉比在埃及的反抗，都不能被视为民族主义运动。没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背后支撑，一旦军队被击败，领袖被流放，就不会有任何政治运动来继续推动从外国统治下获得独立。

直到欧洲人占领北非，民族的自我定义进程才真正开始。成为埃及人、利比亚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或摩洛哥人意味着什么？对大部分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这些民族标签并不对应任何有意义的身份。如果被问到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来自哪里，人们或者会用本地的身份来自称，如某个城镇（亚历山大人）或某个部落，至多是某个地区（卡比利亚山区），或者把自己看作一个更大的社群比如穆斯林“乌玛”即“社团”的一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内，只有埃及经历了严重的民族主义躁动。为解决穆斯林被欧洲基督徒统治这一矛盾，改革派穆斯林宗教人士开始策划伊斯兰对帝国主义的回应。与此同时，另一批受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影响的改革者也制定了世俗民族主义的纲领。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和世俗民族主义者都对阿拉伯思想产生了影响，并激起了后来勃兴于伊斯兰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

有两个人决定了19世纪末关于伊斯兰教和现代性辩论的走向：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al-Sayyid Jamal al-Din al-Afghani, 1839—1897）和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Shaykh Muhammad Abduh, 1849—1905）。两人合作提出了一项伊斯兰改革方案，该方案直到20世纪还影响着伊斯兰世界和民族主义发展的走向。

阿富汗尼是一位不知停歇的思想家，他周游伊斯兰世界和欧洲，激励着他所到之处的追随者并警醒当地统治者。1871—1879年，他在埃及度过了8年，在影响深远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学府讲学。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学者，但本性上他是政治鼓动者。他在印度、阿富汗和伊斯兰布尔游历时，欧洲对伊斯兰世界的威胁之大和伊斯兰国家首脑应对这一威胁之无能让他刻骨铭心。阿富汗尼的政治哲学，其核心关切并不是埃及、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者所关注的如何使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变得强大和成功。相反，他认为，如果现代穆斯林遵照他们的宗教原则生活，他们的国家将恢复以前的实力，并成功应对来自欧洲的外部威胁。[33]

尽管阿富汗尼确信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是完全兼容的，但他依然认为穆斯林需要革新他们的宗教以面对当今的问题。同所有虔诚的穆斯林一样，他相信《古兰经》的教义是永恒的，在任何时代都同样有效。过时的是对《古兰经》的解释，这是一门在11世纪被伊斯兰学者蓄意冻结的学科，目的是防止异见和分裂。19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修习神学所用的书籍同12世纪的学者一样。显然，需要对《古兰经》进行新的解释，让伊斯兰教的规定与时俱进，以应对19世纪的挑战——这些挑战是中世纪的神学家未曾预见过的。阿富汗尼希望基于革新后的伊斯兰原则制定宪法，用宪法约束穆斯林统治者，明确限制他们的权力，推动全球穆斯林社团以泛伊斯兰的形式团结行动。这些激进的新思想在爱资哈尔感染了才华横溢的一代年轻学者，其中包括民族主义者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Ahmad Lutfi al-Sayyid ）和萨阿德·扎格卢勒（Saad Zaghlul）以及伟大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

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一个村庄的阿布笃，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是伊斯兰学者，做过记者和法官，最终以埃及大穆夫提的身份结束职业生涯，这是埃及最高级别的宗教官员。他为著名的《金字塔报》撰稿，同塔赫塔维一样，也做过埃及政府邸报的编辑。1882年，他是艾哈迈德·欧拉比的支持者之一，为此费尽心力，并因此被英国人流放到贝鲁特。

流亡期间，阿布笃前往西欧，在巴黎与阿富汗尼会面，与他一起创办了一份改革派期刊，呼吁以伊斯兰的方式回应西方帝国主义。基于阿富汗尼提出的原则，阿布笃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返回埃及后发布了一份更为严格的行动纲领。

阿布笃呼唤一个更进步的伊斯兰教，但与之矛盾的是，他认为这样一个伊斯兰教应以最早的穆斯林社团，也即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们为榜样。这个社团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萨拉菲”（salaf），意为“先辈”。阿布笃因此成为后来被称为萨拉菲主义的新改革主义思想的奠基人。如今，萨拉菲主义这个词与乌萨马·本·拉登和反西方的穆斯林激进主义中最激进的派别联系在一起。而在阿布笃的时代，情况并非如此。通过唤起伊斯兰教的先辈，阿布笃回溯历史去倾听那个黄金时代。那时，穆斯林“正确地”信奉他们的宗教，并因此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在伊斯兰教兴起后，穆斯林统治整个地中海并深入南亚长达四个世纪。此后，他认为，伊斯兰思想僵化了。神秘主义悄然渗入，理性主义逐渐衰落，整个伊斯兰社团都陷入对法律的盲目尊崇之中。只有剥除这些附着在伊斯兰教之上的积淀，乌玛才能回归先辈们纯粹而理性的行为方式，才能恢复曾使伊斯兰世界主导世界文明的活力。

艾哈迈德·艾敏在爱资哈尔求学期间，必须得克服羞怯才能去上伟大的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课。他对阿布笃教学的回忆生动展现了这位伊斯兰改革者施于他的学生们的影响。“我上了两堂课，听到了他那美妙的声音，看到了他那令人尊敬的样貌，从他那里认识到了我从我的爱资哈尔谢赫们那里所认识不到的东西。”穆罕默德·阿布笃经常在他的教学中提及他的改革主张。艾敏回忆道：“他时不时地岔开话题去讨论穆斯林的状况、他们不诚实的行径以及纠正之方。”[34]

随着埃及进入民族主义时代，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笃将伊斯兰教作为民族身份的组成部分。阿布笃和他的追随者们关心穆斯林社会的状况，他们开始围绕民族斗争和社会改革展开讨论。

在关于“穆斯林的状况”的讨论中，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追随者开始主张改变穆斯林社会中妇女的地位。自拿破仑入侵时第一次与欧洲人接触以来，埃及知识分子面对着一种截然不同的两性关系模式，但他们并不赞同。埃及编年史家哲拜尔提对法国男性施于埃及妇女的影响感到震惊。他满心不赞成地记录道：“法国的地方行政人员同穿着如法国妇女的穆斯林妻子走上街头，对地方事务和现行法规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女人们给指示、下禁令。”[35]这对于哲拜尔提的认知中男人给指示、下禁令的世界来说，简直是自然秩序的颠倒。

30年后，塔赫塔维在巴黎观察两性关系时，也抱怨这种“自然秩序”的颠倒。他写道：“这里的男人是女人的奴隶，无论女人漂亮与否，男人都听从女人的指挥。”[36]哲拜尔提和塔赫塔维来自这样一个社会，那里体面的女性都被限制在家中单独的区域，在层层衣服和面纱的遮掩下轻快地穿过公共场所，不留下任何身份的印记。在艾哈迈德·艾敏的童年时期，开罗的情形仍然如此。艾敏形容他的母亲和姐妹们“蒙着面纱，从来只隔着面纱看别人和被别人看”。[37]

19世纪90年代，埃及改革者开始主张改变妇女的角色，其中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律师卡西姆·艾敏（Qasim Amin, 1863—1908），他认为为民族独立斗争做准备须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开始。

卡西姆·艾敏（与艾哈迈德·艾敏并无亲属关系）生于特权阶层家庭。他的父亲是土耳其人，在迁居埃及前，曾任奥斯曼帝国总督，并获得帕夏头衔。卡西姆上了埃及最好的私立学校，又继续在开罗和蒙彼利埃学习法律。1885年，他回到埃及，很快就进入了以穆罕默德·阿布笃为中心的改革派圈子。

当卡西姆·艾敏的同伴们就伊斯兰教和英国占领对埃及民族复兴的作用展开辩论时，他把关注重心放到了妇女地位上。1899年，他写下了他的开创性著作《解放妇女》。在这本穆斯林改革者写给穆斯林读者的书中，卡西姆·艾敏将自己的论点同谋求从帝国主义中得到解放的世俗民族主义纲领联系在一起。

埃及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工作了。1900年，埃及只有1%的女性有读写能力。[38]卡西姆·艾敏认为，未能赋予妇女权利削弱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如今，《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的作者依然秉持这一观点。用卡西姆·艾敏的话说：“妇女至少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延续一个国家妇女的无知状态让该国一半人口无法为国效力，后果显然是负面的。”[39]他用古典阿拉伯语尖刻地批评道：

我们的妇女世世代代一直屈从于强权统治，受制于强大的男性专制。另一方面，男人们只愿意接受：妇女只适合为男人服务并遵循男人的意愿。男人们当着妇女的面把她们关在机会的大门外，阻止她们自力更生。这样一来，妇女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妻子或妓女。[40]

卡西姆·艾敏将欧美妇女权利的进步和妇女对西方文明的贡献同埃及和伊斯兰世界的相对不发达进行了对比。他认为：“穆斯林妇女的弱势地位是阻碍我们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前进的最大障碍。”[41]然后，他把妇女地位与民族斗争联系在一起：“为了改善国家的状况，我们必须改善妇女的状况。”[42]

《解放妇女》在改革者、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谴责艾敏的书颠覆了社会结构，而宗教学者则指责他破坏了真主的秩序。次年，卡西姆·艾敏出版了续篇《新女性》回应对他的批评。在续篇中，他没再使用宗教论调，而是从进化论、自然权利和进步的角度来支持妇女权利。

卡西姆·艾敏的作品并没有达到现代女权主义思想的期望。这是男人之间的争论，争论的是该给女性哪些好处。艾敏呼吁改善埃及社会中妇女的教育状况和总体地位，但他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要求男女完全平等。然而，对于他所处的时代和地区而言，他对妇女权益的推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的作品所激起的争论引发了变革。他的动议将在此后20年内被埃及精英妇女接受，她们加入民族主义运动并开始要求她们自己的权利。

19世纪末，在关于民族认同、伊斯兰改革和如性别平等等社会问题的大辩论的影响下，一种独特的埃及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决定早期埃及民族主义走向的两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和穆斯塔法·卡米勒（Mustafa Kamil）。

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1872—1963）是一位乡村名流之子，他上了一所现代中学，并于1889年进入法学院。尽管他被公认是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弟子，但他并没有优先将宗教作为民族复兴的基础。他政治理念的核心是将埃及视作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阿拉伯世界第一批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之一。他与那些将阿拉伯人、奥斯曼人或泛伊斯兰的理想作为首要拥护对象的人不同。他是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圈子所创建的人民党的创始成员，他也在他编辑的《报纸》（al-Jarida）上写文章，依托前一种身份，通过后一个平台，他宣扬一种理想，即拥有自然自治权的埃及民族。

卢特菲·赛义德反对英国人和赫迪威的两种专制统治，认为他们剥夺了埃及人民建立合法政府的机会。但他也承认英国统治带来的健全管理和财政规范是有益的。他还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谋求从英国独立出来是不现实的，因为英国在埃及有既得利益，也有充足的军力来维护这些利益。相反，卢特菲·赛义德认为，埃及人民应该利用英国来改变埃及政府，迫使赫迪威接受宪法，并建立本国人的统治机构——立法委员会和省议会。

艾哈迈德·艾敏是卢特菲·赛义德《报纸》编辑部的常客，埃及民族主义者会聚在那里讨论当时的热点话题。艾哈迈德·艾敏在那里接受了社会和政治教育，“感谢我们的卢特菲［·赛义德］教授和其他人的讲座，感谢让我有机会接触一群精心挑选出来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43]

卢特菲·赛义德代表了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温和派，愿意与帝国主义合作，使埃及达到能够实现独立的标准。埃及民族主义还有一个更激进的派别，代表人物是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同卢特菲·赛义德一样，他也接受了现代法学教育，是在埃及和法国完成的。他是祖国党的创始成员。在法国期间，卡米勒与一些法国民族主义思想家保持联系，他们对英帝国主义的敌视丝毫不亚于这个埃及青年。卡米勒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回到他的祖国，鼓动终结英国的占领。1900年，他创办了《旗帜报》（al-Liwa'），为新生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声音。

卡米勒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说家，也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年轻人。他在学生间和街头上动员，为民族主义运动争取到了广泛支持。有一段时间，他还得到了赫迪威阿巴斯·希勒米二世（Abbas II Hilmi，1892—1914年在位）的秘密支持，赫迪威希望利用民族主义运动对英国施加压力。然而，年轻的宗教学者艾哈迈德·艾敏起初并没有被卡米勒的激进民族主义所打动，他认为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化、不理性。[44]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初埃及民族主义者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英国人几乎没做什么能激起埃及人民反抗的事情。尽管埃及人民对外国统治这个理念感到不满，但英国人带来了规范治理、社会稳定和低税收。很少有埃及人接触过英国占领者，后者是一群冷漠而独立的人，不习惯与埃及的普通民众交往。因此，尽管埃及人不喜欢被英国统治，但英国也没有做出什么举动来激起他们谋求脱离已经安然接受的殖民统治。

直到发生丁沙威事件（Dinshaway Incident）。

1906年，一支英国狩猎队进入尼罗河三角洲丁沙威村打鸽子。愤怒的村民包围了英国人，阻止他们射杀他们养来作食物的鸽子。在随后的争执中，一名英国军官受伤并在寻求救援时死亡。当时克罗默伯爵不在埃及，他的临时代理们做出了过度反应。英国士兵逮捕了村里52名男子并召集了一个特别法庭，埃及公众通过报纸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丁沙威事件后，艾哈迈德·艾敏的政治倾向和阅读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准确地记得那一天是1906年6月27日，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亚历山大的一个屋顶露台上用晚餐。“报纸送来了，我们读到丁沙威有4人被判处死刑，2人被判终身劳役，1人被判15年监禁，6人被判7年监禁，5人被判鞭笞50下。我们［悲痛不已］，宴会变成了葬礼，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哭了。”[45]艾敏称，此后他在当地的咖啡店里只读穆斯塔法·卡米勒的激进民族主义报纸。

像艾敏这样转投民族主义的情况，埃及各地比比皆是。报纸把悲剧传递给城里人，民间诗人创作的控诉丁沙威悲剧和英国统治不公的歌谣，在乡间传唱。

埃及最终恢复了平静，但丁沙威没有被遗忘，英国人也没有被原谅。1906年，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已经夯实。然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发现，他们面对的大英帝国正寻求继续扩大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范围，并不打算撤退。事实上，埃及和中东其他地区的英国时间才刚刚开始。

(1) 白厅是英国伦敦市内的一条街，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在这条街及其附近设有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等一些英国政府机关。因此，人们常用白厅作为英国行政部门的代称。——编者注

第六章　分而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

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开始在奥斯曼帝国诸阿拉伯行省兴起。奥斯曼人治下近四个世纪之后，帝国内的阿拉伯民众起初甚至难以想象自身可以组建一个独立的国家。究竟何为一个阿拉伯国家？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为一些彼此冲突的概念而争论不休：一些人构想一个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王国；另一些人则渴望在阿拉伯世界不同地区，如大叙利亚或伊拉克建立自己的国家。作为时代的先行者，这些民族主义者在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还面临着奥斯曼当局为警示效尤者而采取的压制措施。那些决意追求政治理想的人也因而被迫流亡海外：一些人寓居巴黎，其思想受到欧洲民族主义者的滋养；其他人则流亡开罗，在那里受到伊斯兰改革者以及鼓动反英活动的世俗民族主义者的影响。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阿拉伯人对奥斯曼统治的幻灭感开始更加普遍。青年土耳其党人是一群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为迫使奥斯曼素丹恢复1876年宪法并重新召开议会而煽动革命。青年土耳其党人采取的措施起初受到了帝国内阿拉伯臣民的广泛支持，他们相信青年土耳其党人将推动奥斯曼统治的自由化。然而，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伊斯坦布尔新政府决心通过更加严格地执行奥斯曼统治来强化对诸阿拉伯行省的控制。

青年土耳其党人引入了一系列他们自视为中央集权化、但被许多阿拉伯人视为压制性的措施。特别是，他们在阿拉伯行省的学校和公共行政部门推广使用土耳其语作为帝国的官方语言，而非阿拉伯语。这一措施疏远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家，对后者而言，阿拉伯语构成了其民族认同不可缺失的一部分。青年土耳其党人强加的这些政策本来旨在强化阿拉伯人对帝国的忠诚，然而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至20世纪10年代，阿拉伯知识分子和军官团体开始组建秘密的民族主义社团，寻求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统治而实现独立。一些民族主义者开始通过欧洲各国的地方领事馆与欧洲列强建立通信联系，希望确保实现其目标所需的外部支持。

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面临着几乎无法跨越的困难。奥斯曼国家无处不在，对非法政治活动采取了无情的镇压。那些寻求阿拉伯地区独立的人缺乏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过去，诸如穆罕默德·阿里这样的阿拉伯行省地方强人尚能起兵击败奥斯曼军队，但这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如果说19世纪奥斯曼帝国改革取得了些许成就，那就是强化了中央政府，使得阿拉伯行省更加顺从于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要想动摇奥斯曼人对阿拉伯世界的掌控显然需要某种巨变。

事实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提供这样一场巨变。

*

1914年11月，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奥斯曼人本希望避免的战争。在经历了1911年与意大利人争夺利比亚、爱琴海岛屿的战争，以及1912年、1913年与巴尔干诸国间两场毁灭性的战争后，奥斯曼帝国已然疲于应对战事。1914年夏，当又一场欧洲大战阴云笼罩之际，奥斯曼政府希望能够置身事外，与英国或法国达成一项防御性的盟约。然而，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不愿许下任何威胁到其协约国盟友俄国利益的有约束力的承诺，而后者的领土野心则是奥斯曼帝国的心头大患。

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领导人之一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是德国的狂热崇拜者。他相信德国作为唯一对中东地区不怀领土野心的欧洲国家，是值得信赖的。俄、法、英三国过去就曾以奥斯曼人的利益为代价扩张其帝国，如今可能还会试图这样做。恩维尔深为德国的军事技术所折服，因而强烈鼓吹只有德国有能力为奥斯曼人提供保护，以抵抗欧洲对奥斯曼领土进一步的侵蚀。恩维尔本人领导了与德国政府间的秘密谈判，并于1914年8月2日，即欧战爆发后不久与德国缔结了一项联盟条约。该条约许诺德国向奥斯曼帝国提供军事顾问、战争物资以及财政援助，作为回报，奥斯曼政府将站在同盟国一方正式宣战。

德国人希望利用奥斯曼素丹作为哈里发（即全球穆斯林社群的领袖）名义上的影响力，来煽动反对英、法的“圣战”。考虑到英、法在南亚和北非殖民地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德国的战争策划者坚信这样一场“圣战”运动将对敌方的战备工作产生毁灭性的影响。1914年11月11日奥斯曼政府最终向协约国宣战之时，素丹即号召全球的穆斯林加入针对英、俄、法三国的“圣战”。对于关注日常生活诉求远多于欧洲战场局势的全球穆斯林信众而言，素丹的“圣战”呼吁收效甚微，然而这一口号引发了巴黎和伦敦的深切关注。战争爆发一段时间后，英国和法国战略家开始积极寻求高层穆斯林官员对其战备工作的支持，以便制衡素丹-哈里发“圣战”口号的威胁。

再次卷入战争后，奥斯曼当局开始严厉打压任何疑似怀有分离主义倾向的人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尤其受到压制。青年土耳其党政府3位首脑之一的哲马勒帕夏（Cemal Pasha）亲自接管了大叙利亚地区，领导了对当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镇压。依据从法国领事馆没收的涉及贝鲁特和大马士革一些最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文件，哲马勒指控数十名叙利亚、黎巴嫩人犯有叛国罪。1915年，他在黎巴嫩山建立军事法庭，该法庭当年即判处数十人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执行绞刑，数百人长期监禁，数千人流放。这些残酷的惩罚措施为哲马勒帕夏赢得了“赛法哈”即屠夫的绰号，也说服了更多的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帝国而寻求独立。

然而，战争年月的苦难影响到了阿拉伯行省的每个人，而绝非仅限于那些卷入非法政治活动的异议人士。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奥斯曼军队征召入伍，几年里很多人负伤、死于疾病或在战场上被杀。农民们失去了他们的粮食和牲畜，作为对此的补偿，政府征购军官则向他们支付新印制的毫无价值的纸币。雨水的匮乏和蝗灾更令农民们雪上加霜，最终导致了一场严重的饥荒。其间，黎巴嫩山和叙利亚沿海地区近50万人死于非命。

但令欧洲列强意想不到的是，奥斯曼人表现为一个顽强的盟友：战争之初，奥斯曼军队向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阵地发动过攻势；1915年，他们在加里波利战役中击败了法国、英国和英联邦的部队；1916年，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成功俘获了印度远征军；1916—1918年，他们在希贾兹铁路沿线遏制住了一场阿拉伯起义；直至1918年秋，他们都能迫使英国人为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而奋战。

在那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战备工作彻底崩溃。英国部队完成了对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的征服，而对叙利亚的征服是在其阿拉伯大起义盟友的支持下完成的。奥斯曼人撤退至安纳托利亚地区，自此未再踏入阿拉伯人的土地。1918年10月，最后一支土耳其部队从阿勒颇以北的边境地区撤出，这一地点正接近于402年前“冷酷者”塞利姆一世开始其对阿拉伯世界征服的起点。奥斯曼人对阿拉伯领土长达4个世纪的统治戛然而止。

当战败的奥斯曼人撤出其阿拉伯行省之际，很少有人哀叹他们的离去。随着奥斯曼统治的结束，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进入了一个政治活动密集期。他们将奥斯曼的统治视为4个世纪的压迫与停滞，对阿拉伯世界重新崛起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景而兴奋不已。同时，他们又意识到欧洲殖民主义所构成的威胁。在通过报纸了解到法国统治下的北非以及英国统治下的埃及的困苦境遇后，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外国控制。在1918年10月至1920年7月这一短暂而令人兴奋的时期内，阿拉伯世界的独立似乎已近在咫尺，而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正是获胜的协约国成员的领土野心。

*

奥斯曼人刚一决定站在德国一边卷入世界大战，协约国就开始筹划战后帝国领土的分割。1915年3月，俄国人首先提出要求，通知其协约国盟友，他们计划战后吞并伊斯坦布尔以及连接俄国黑海沿岸与地中海的海峡地区。法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同时制订了本国吞并西里西亚（土耳其东南海岸，包括亚历山大勒塔、阿达纳等城市）和大叙利亚地区（大致相当于现代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约旦）的计划，后者包括位于巴勒斯坦的圣地。

考虑到盟友的要求，英国被迫权衡本国在奥斯曼领土内的战略利益。1915年4月8日，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召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奥斯曼帝国战败后可能的情形。这个跨部门的委员会以其主席莫里斯·德·本森爵士（Sir Maurice de Bunsen）的名字命名，旨在“通过调整土耳其亚洲部分的现状以及相应增加帝国投入，来确保英帝国在未来的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1915年6月底，德·本森委员会递交了其研究结果。根据这份报告，在奥斯曼帝国最终解体的情况下，英国应寻求保持波斯湾从科威特到停战诸国（即现代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区域作为帝国排他性势力范围的地位；此外，英国应寻求控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包括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并以铁路线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地中海港口海法之间建立起一座路桥，以确保帝国通信。[1]令人震惊的是，最终的战后解决方案与德·本森委员会的建议高度吻合——尤其是考虑到英国与其战时盟友随后达成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许诺。

1915—1917年，英国人就战后奥斯曼阿拉伯领土的分割问题共达成了三项相互独立的协议：与麦加谢里夫的协议许诺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一份欧洲条约旨在在英、法之间分割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协议则许诺后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战后英国外交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即调和上述在很多方面相互矛盾的承诺。

第一项许诺涉及范围最广。德·本森报告发布后不久，英国战争大臣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责成驻开罗的英国官员，与麦加的谢里夫——奥斯曼政府任命的伊斯兰圣城中的最高宗教权威商谈结盟事宜。当时尚值战争初期，英国人担心奥斯曼素丹的“圣战”呼声真的会产生德国人所希望的影响，即一场可能导致英国殖民地瘫痪的伊斯兰世界大起义。英国人希望通过一项由阿拉伯世界最高宗教官员发起的“圣战”宣言反制奥斯曼人，本质上即挑动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对抗奥斯曼人。这样一场阿拉伯起义将开辟一条打击德国东部盟友的内部战线。

1915年夏，英国和英联邦部队受到奥斯曼、德国联军在加里波利顽强抵抗的钳制而亟须援助。同年7月，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Sharif Husayn ibn ʻAli）开始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取得联系，并一直持续至1916年3月。在长达8个月的通信中，麦克马洪许诺英国将承认一个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哈希姆家族统治下独立的阿拉伯王国，作为交换，哈希姆人将领导阿拉伯人起义反抗奥斯曼统治。英国许诺向阿拉伯起义提供资金、枪支和粮食的支持。

侯赛因和麦克马洪的大多数谈判都聚焦于假定中的阿拉伯王国的边界问题。谢里夫侯赛因在领土方面要求十分明确：全部叙利亚，即从位于西奈的埃及边境直至土耳其境内的西里西亚和陶鲁斯山脉；全部美索不达米亚，直至波斯边境地区；以及除英国在亚丁殖民地外的全部阿拉伯半岛。

在1915年10月24日的著名信件中，麦克马洪爵士确认了谢里夫侯赛因提出的边界要求，除去两点例外：第一，他排除了西里西亚以及“位于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地区以西的叙利亚领土”，因为法国对上述领土提出利益要求；第二，他坚持英国对巴格达、巴士拉两省的要求，一个英国-阿拉伯联合行政机构将负责该地区的管理。麦克马洪向侯赛因保证说：“在这些修正的基础上，英国已做好承认麦加谢里夫要求范围内所有地区阿拉伯人独立的准备。”侯赛因则勉强接受了上述修订，但警告说：“战争结束后，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将向你要求……现在我们在贝鲁特及其沿岸留给法国的地区。”[2]

基于与英国达成的这些共识，谢里夫侯赛因于1916年6月5日正式号召发动反对奥斯曼人统治的阿拉伯起义。阿拉伯大起义始于对希贾兹地区奥斯曼政府机构的攻击。6月12日，麦加被哈希姆军队控制。4天后，红海港口城市吉达宣布投降。位于麦地那的较大的奥斯曼军营最初抵抗住了阿拉伯叛军的攻击，并通过希贾兹铁路重新完成补给。为迫使麦地那投降进而完全控制希贾兹地区，哈希姆人决心切断这条通向大马士革的关键通信线路。他们北上破坏了叙利亚荒漠中较易受攻击地区长达1300千米（810英里）的铁路。正是在这次行动中，T.E.劳伦斯（T. E. Lawrence）声名鹊起，他在涵洞和栈桥布置炸药来破坏驶往麦地那的火车。

1917年7月，阿拉伯军队在谢里夫侯赛因之子埃米尔费萨尔（Amir Faysal）的领导下占领位于亚喀巴港（在今约旦）的奥斯曼堡垒。费萨尔在亚喀巴建立指挥部，以此为中心遥控其部队对马安、塔菲拉等地奥斯曼要塞的骚扰，同时继续对希贾兹铁路发动持续攻击。然而，阿拉伯军队始终未能打破奥斯曼人的防御进而占领马安镇。此外，他们还遭遇到与奥斯曼人结盟的阿拉伯部落和城镇居民的抵抗。

在附近的卡拉克镇，部落民众和城镇居民组建了一支约500人的民兵组织，于1917年7月17日开始“狂热地开枪射击以对抗费萨尔和他的部队”。卡拉克的志愿军与哈希姆人领导的部队奋战3小时，在杀害9名阿拉伯军队成员、俘获两匹战马后最终取得胜利。这一小插曲也揭示了阿拉伯大起义在奥斯曼人和哈希姆人的支持者之间所引发的对本地忠诚的分裂。1917年8月，英国和法国情报部门一致承认外约旦诸部落仍牢牢忠实于奥斯曼阵营。[3]可见，谢里夫侯赛因的反向“圣战”并未赢得阿拉伯人整体的支持。

然而，哈希姆人在马安却遭遇了奥斯曼人的顽强抵抗。面对着在一块不时怀有敌意的土地上作战的风险，哈希姆人于1918年8月迅速向北行进至绿洲城镇艾兹赖格。阿拉伯军队以这个新基地为起点，扩充至约8000人，并开始与位于巴勒斯坦的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的军队合作，向大马士革发动钳形攻势。随着1918年10月2日大马士革的陷落，阿拉伯大起义取得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成就。谢里夫侯赛因也期待着英国兑现其承诺。

英国为处置奥斯曼领土而缔结的第二项战时协议也是最复杂的一项。尽管三个战时盟友尚未达成一项正式协议，但英国已意识到法国和俄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野心。因此，在麦克马洪仍在与谢里夫侯赛因谈判的同时，英、法两国政府即派遣代表就战后奥斯曼领土分割的事宜达成了一项正式协议。法国方面的代表是前驻贝鲁特总领事查尔斯·弗朗索瓦·乔治-皮科（Charles François Georges-Picot），英国方面代表是基钦纳勋爵中东事务顾问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双方于1916年初达成协议，后俄国同意在此协议签字，条件是其领土要求得到英、法的认可。

最终的协定，即后来众所周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于1916年10月正式签署。这一协定以红、蓝两色阴影重画了中东地区的地图：红色区域代表巴格达和巴士拉，在该地区英国有权“按照其意愿建立直接或间接的管理或控制”；蓝色部分包括西里西亚和叙利亚沿海地区，在该地区法国享有同样的特权；以棕色阴影标注的巴勒斯坦是一个例外，作为一个“国际共管”的区域处理，其最终地位仍有待确认。此外，英国还宣称对从伊拉克中部的基尔库克横跨阿拉比亚北部直至加沙的区域享有非正式控制权，法国的非正式控制区则覆盖从摩苏尔到阿勒颇再到大马士革的广阔三角区域。[4]该协议还确认了俄国对安纳托利亚东部所要求领土的边界。

《赛克斯-皮科协定》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还要多。英国稍后即后悔给予法国对摩苏尔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托管权，且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国际化的设想也有所改变。此外，《赛克斯-皮科协定》完全没有尊重侯赛因-麦克马洪沟通的精神抑或文本。用一位巴勒斯坦观察家的话来说，这一协定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两面三刀行为”。[5]

在英国政府所有的战时承诺中，第三项承诺经证明是最持久的。在欧洲和俄国数个世纪的反犹主义运动后，一群欧洲犹太思想家就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梦想达成共识。1882年起，一波又一波的犹太移民为逃避俄国反犹主义的迫害而移民，其中很小的一个少数群体定居巴勒斯坦，总共两三万人。1882—1903年，第一波移民中的绝大多数都定居在巴勒斯坦城市地区，仅有约3000人定居在沿海平原和北部卡梅尔山地区的一系列农业殖民地中，这一群体受到摩西·蒙蒂菲奥里、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等欧洲犹太慈善家的支持。

1896年，这一运动因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e Herzl）里程碑式的著作《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一书的出版而加速发展。赫茨尔是一位来自维也纳的记者，他大力倡导一种新的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传播，即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1897年夏，赫茨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期间正式建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确定宗旨，即“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创建一个公法治理下的家园”。[6]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需要为其计划争取国际支持。随着一战的爆发，该组织总部由柏林迁至伦敦。该组织的领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是一位化学教授，其研究成果对战备的贡献（他的一项发现可直接应用于炮兵弹壳的制造）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英国政府最高层。魏茨曼正是利用其个人关系寻求英国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正式支持。[7]两年多后，经过对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的积极游说，魏茨曼终于取得了他所寻求的担保。在一封日期显示为1917年11月2日的信件中，贝尔福向魏茨曼报告说：

英王陛下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民的民族家园，并将尽全力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便利。但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巴勒斯坦现存非犹太民族的民事和宗教权利，或犹太人在其他任何国家已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8]

这样一项笼统的声明显然已深入考虑到英国的利益：贝尔福曾对战争内阁表示，通过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诉求的支持，“我们将有能力在俄国和美国发动极为有效的宣传攻势”，在这两个国家“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此外，《贝尔福宣言》发布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投桃报李，开始为将巴勒斯坦置于英国统治之下而开展游说，从而解决了英国对于《赛克斯-皮科协议》的一大疑虑，因为原协议将巴勒斯坦置于界定不明的国际共管之下。

真相大白的时刻终于在1917年12月到来，这一刻英国被迫面对其相互冲突的许诺。《贝尔福宣言》是一则公开声明，在英国政府中可公开讨论；《赛克斯-皮科协定》则不同，乃是由协约国三方秘密签订的。1917年10月俄国革命后，为揭示沙皇政府秘密外交的罪行，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始公开俄外交部的机密文件，其中便包括构成《赛克斯-皮科协定》的通信记录。关于肢解奥斯曼帝国秘密协定的消息首先传到伊斯坦布尔，随后才传至阿拉伯世界。奥斯曼人和德国人一致将之视为一个离间哈希姆家族与英国人之间关系的良机。

在巴勒斯坦正遭受英军围困的奥斯曼人，迅速抓住英国人背信弃义的契机向哈希姆家族做出和解的姿态。1917年12月4日，奥斯曼指挥官哲马勒帕夏在贝鲁特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就英国人出卖阿拉伯人做了详尽阐述：

假使英国人许诺谢里夫侯赛因的解放并非完全是幻影或妄想，假使他的独立梦想无论多么遥远都有些许实现的可能，我都愿承认希贾兹起义有一丝一毫的合理性。然而，英国人的真实意图现在暴露了，这些意图并未隐匿多久便大白于天下。谢里夫侯赛因也将……自取其辱，这一耻辱正是他以伊斯兰哈里发（即奥斯曼素丹）授予他的尊严换取屈服于英国人的奴役状态的恶果。[9]

哲马勒帕夏向哈希姆家族提出慷慨的条件，希望后者能放弃与英国的盟友关系，重回奥斯曼帝国的怀抱。面对这样一个艰难的抉择，谢里夫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仍选择维持与英国的盟友关系，以寄希望于脱离奥斯曼人实现独立。但阿拉伯人对英国许诺的信任却遭到了动摇，而他们的怀疑确实有理有据：从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到《赛克斯-皮科协定》再到《贝尔福宣言》，英国政府已经将大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绝大部分地区许诺给了至少两方，将巴勒斯坦至少许诺给了三方。

为了向阿拉伯盟友再次确认其善意，英、法于1918年11月，即奥斯曼人最终撤出阿拉伯领土之后，发布了一则缓和性的声明。在这份联合声明中，两国将其在阿拉伯领土上的战争目标设定为“长久以来受土耳其人压迫的各民族完全、明确的解放，建立民族政府和行政机构，后者的权威来源于本地居民的主动倡议和自由选择”。[10]英国人和法国人为让阿拉伯人确信他们的行为别无他求而煞费苦心。这类言不由衷的声明在短期内平复了阿拉伯公众的不满，但对隐藏在肢解协定之下的英、法帝国利益却影响甚微。

随着大战的结束，胜利的协约国开始着手于一项艰难的任务，即在一个为战争所困扰的世界恢复秩序——当然是协约国眼中的秩序。在亟待解决的战后事务的冗长清单中，缺乏耐心的阿拉伯领导人们被告知要耐心等待。调解者将首先处理他们关切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才会转向英国战时许诺所造成的利益冲突。

*

1919年1—6月，获胜的协约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了超过100次会议，以向他们击败的敌国——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强加自己的条款。历史上首次有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为了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而离开美国。英国总理大卫·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莱蒙梭主导了会议日程的制定。英、法、美与意大利一起构成四国委员会，将主导巴黎和会大部分决议的制定。经过这场长达4年的“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英、法两国决心利用巴黎和会来确定德国不会再次崛起并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他们将利用这次会议重新划定欧、亚、非三洲的地图，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他们将以战败国的领土和殖民地财产来褒奖自身在战场上的努力。

作为1919年巴黎和会的调解人之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讲话中所体现出的理想主义精神，令全世界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人民都欢欣鼓舞。1918年1月8日，在大会一次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威尔逊阐明了指导美国战后政策的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他宣称要结束“征服与扩张的时代”，肯定了在殖民地事务中本地人口的利益应与帝国诉求享有同等的重要性。威尔逊在其第十二点原则中论及阿拉伯人的愿望，保证后者将享有“绝对不受干涉的自主发展的机会”。对于阿拉伯世界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与美国这一崛起中的超级大国的首次遭遇，后者在20世纪剩余的岁月中都将主导国际事务。当整个世界都齐聚巴黎商讨和平的条款之时，阿拉伯人则将伍德罗·威尔逊视为他们诉求的旗手。

出席巴黎和会的阿拉伯代表成员中就包括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人埃米尔费萨尔。费萨尔（1883—1933）出生于阿拉伯半岛的塔伊夫高原地区，是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1908—1917年在任）的第三子。费萨尔的大部分童年时光在伊斯坦布尔度过，在那里他接受了奥斯曼式的教育。1913年，作为希贾兹港口城市吉达的代表当选为奥斯曼议会议员。1916年，费萨尔首次访问大马士革，并为哲马勒帕夏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镇压措施所震惊。在大马士革期间，费萨尔会见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社团的多名成员，后来则在1916—1918年阿拉伯大起义的地面指挥中扮演了领导角色。

1918年奥斯曼军队撤出阿拉伯行省后，埃米尔费萨尔在大马士革建立了一个阿拉伯政府，其目标即兑现英国人支持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承诺。凡尔赛和会期间，费萨尔试图巩固自己在叙利亚的地位，并迫使英国人在兑现其他战时承诺之前，履行对其父亲在1915—1916年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所做出的承诺。他与《贝尔福宣言》达成了妥协，甚至在1919年1月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哈伊姆·魏茨曼签署一项协议，同意在盟军满足关于阿拉伯王国剩余要求的条件下，将巴勒斯坦割让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如果哈希姆家族关于阿拉伯王国的要求“哪怕出现最微小的修改或偏离”，费萨尔都声称，“我将完全不受当前协议任何条款的束缚”，[11]这是他在与魏茨曼签署协议的末尾写明的。费萨尔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是否有义务遵守与魏茨曼的协议。

1919年1月，费萨尔向巴黎和会最高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详述阿拉伯人诉求的备忘录。他力主现实，甚至降低了他的父亲3年前在与麦克马洪通信中提出的很多原始要求。在这份备忘录中，费萨尔提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是最终将所有阿拉伯人联合为一个民族国家”。他提出这一要求是基于阿拉伯人的种族和语言统一性，基于战前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所宣称的诉求，以及阿拉伯人对盟军战时工作的贡献。他承认不同的阿拉伯地区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差异巨大”，不可能立刻将这些地区整合为一个国家。因此，他只寻求大叙利亚地区（包括黎巴嫩、叙利亚和外约旦）和阿拉伯半岛西部省份希贾兹立即且完全的独立；为调解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接受外国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并为保证英国在油田的利益，接受外国介入美索不达米亚；宣布也门以及阿拉伯半岛中部省份纳季德（其统治者沙特家族已经与英国达成一项正式协议）不在阿拉伯王国的范围之内。但他仍坚持着“最终将这些地区统一在一个主权政府之下”的承诺。在结论部分，费萨尔表示：“如果我们的独立获得认可，本地人的能力得以确立，种族、语言和利益的天然影响很快就会将我们结合为一个民族。”[12]

一个统一阿拉伯国家的图景显然是盟军最不愿看到的。费萨尔在巴黎的出现使得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时陷入窘境，他要求前者信守诺言，同时又妨碍后者实现其帝国野心。美国为英、法、哈希姆人三方摆脱这一尴尬境遇提供了一条出路：威尔逊提议组建一个多国调查委员会以亲自查明叙利亚民众的真实意愿。对威尔逊而言，这一委员会将为民族自决提供一个先例，将其“十四点原则”诉诸实践；对英、法而言，真相调查委员会可将对哈希姆家族要求的讨论推迟至几个月之后，其间两国将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阿拉伯领土。费萨尔对这一提议信以为真，感谢威尔逊给予阿拉伯人表达“他们对自己民族未来的愿望和理想”的机会。[13]

事后看来，美国主导的“金-克瑞恩调查委员会”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英、法两国政府拒绝派遣官员参与这次调研，导致实际上只有美国参与，因而也削弱了该委员会作为一个多国代表团的有效性。英、法两国无意受委员会调查结果的限制，因而也不愿让本国外交官参与这一程序。然而，《金-克瑞恩报告》却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文件，用其作者的话来说，“对当前叙利亚国内政治观点（提供了）一份相当准确的分析”，为洞见从奥斯曼帝国向欧洲统治更替的这一短暂时期内叙利亚乡村和城镇社群的希冀与忧惧，提供了难得的资料。[14]

1919年3月，威尔逊总统任命奥伯林学院校长亨利·丘吉尔·金（Henry Churchill King）和芝加哥商人查尔斯·R.克瑞恩（Charles R. Crane）为调查委员会负责人。两人都对中东有着广泛的了解：金是一位圣经历史学者，克瑞恩则自1878年以来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到处旅行。带着会见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当地代表和报告阿拉伯民众诉求的任务，美国人于1919年5月正式启程前往叙利亚。事实证明，金-克瑞恩代表团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真相调查小组，两人在大叙利亚地区的停留在当地触发了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所波及的叙利亚人口范围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

埃米尔费萨尔两手空空地回到叙利亚。面对追随者，他将即将到来的金-克瑞恩调查委员会向其追随者描绘为实现叙利亚民族诉求的一项有利的进展和重要一步。他向大叙利亚各地的显贵人士发表了一次讲话，简要介绍了自己（在巴黎和会上）的经历。他当然不能告诉他们全部事实：关于他是如何被迫等待，如何被巴黎和会上的调解人羞辱，后者似乎决心为维护本国在大叙利亚的帝国利益而拒绝他的要求。现在既然已回到阿拉伯领土之上，用自己的母语向支持者讲话，他便反过头来蔑视欧洲人。“我前往……在巴黎举行的和会以阐明我们应得的权利，”他解释道，“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西方人对于阿拉伯人所知甚少，其信息全部来源于《一千零一夜》的传说。”从很多方面来讲，费萨尔所言不虚。除少数专家以外，英国和法国的普通政治家对于阿拉伯世界的了解极其有限。“很自然，他们的这种无知让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解释一些简单的事实。”费萨尔解释说。

俯视着支持者的面容，费萨尔不能承认自己的失败，这些支持者不停地打断他的讲话来宣誓忠诚。但当他宣称盟国已然在原则上承认阿拉伯民族的独立时，他确实言过其实了。他尝试将金-克瑞恩代表团描述为大国对阿拉伯人诉求认可的某种延伸，表示：“国际委员会将要求你们以自愿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因为当前各民族只有在获得其他民族认可的情况下才愿统治他人。”[15]

受到费萨尔讲话的鼓舞，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开始全力将叙利亚民众团结在一个统一的行动纲领之下：阿拉伯政府发放布祷词，以便周五聚礼时在叙利亚全国各地清真寺宣读；各种政治、文化协会被广泛征召，以准备提交给金-克瑞恩委员会的请愿书；村庄和城镇街区的头领则被动员起来，鼓励普通民众热情回应委员会的调查。短时间内印制了大量传单，在叙城镇和村庄中发放，对于不熟悉民族主义政治的民众而言，这些传单以口号的形式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资源。例如，一份传单用粗体的阿拉伯语和英语写道，“我们要求绝对的独立”；另一份则用括号标注出较长文本中的民族主义口号，鼓励全体叙利亚人保卫他们的自由：

别让任何人误导你们出卖你们祖辈的土地，否则你们的子子孙孙都会诅咒你们。自由地生活吧，从压迫的枷锁下解放自己！寻求你们自己的利益，按如下阐明你们的要求：

第一，要求不附加任何限制、条件、保护或托管的（完全的政治独立）；

第二，不接受对你们父辈的土地和祖国的任何分裂，换句话说（叙利亚整体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第三，要求划清你们国家的边界，即北起陶鲁斯山脉，南至西奈荒漠，西至地中海；

第四，寻求其他被解放阿拉伯领土的独立和（与叙利亚的）统一；

第五，如有必要，在保证不损害我们国家完全的政治独立的前提下，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财政和技术支持；

第六，抗议国联第二十二条关于规定对寻求独立的民族实行托管必要性的条款；

第七，彻底拒绝任何国家对我们的土地提出任何历史性的或优先性的权利要求。

（签字）一位了解情况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16]

即便在阿拉伯语原文中，这份声明的语言都显生涩，但其传达的信息却是毫不含糊的。在当地社群准备会见金-克瑞恩代表团期间，这些要求在他们提交的请愿书、高唱的口号以及在标牌和条幅上书写的标语中反复出现。

在充分调动叙利亚公众舆论之后，费萨尔和他的顾问们召开了一次临时议会，以便向国际调查委员会传达叙利亚民众的观点。哈希姆人足够了解欧洲的治国之术，意识到根据其规则，一国民众需通过一个民选议会来表达其合法诉求。他们依据奥斯曼人的选举程序从叙利亚内陆城镇中选举代表。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鉴于英、法的占领，当局禁止一切政治活动，他们被迫诉诸其他办法。[17]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显贵家族与部落的重要成员被邀请前往大马士革参加叙利亚全国议会。近100名代表被选举或受邀参加这次议会，但只有69名成员准时到达大马士革并参与大会议程。他们争分夺秒地工作，目标就是在金-克瑞恩委员会到达大马士革之前达成一项民族诉求声明。

1919年6月10日，金-克瑞恩代表团到达雅法，在随后6周的时间内走访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外约旦和黎巴嫩的城镇与村庄。委员会成员对他们行程中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记录。他们在超过40个城镇和乡村市集举行了会谈，会见了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442名代表，包括市政和行政委员会成员、村庄首领、部落谢赫等；他们会见了农民、商人以及来自10多个基督教派别、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犹太人、德鲁兹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代表；他们还会见了8个不同的女性代表团，惊叹于“女性在东方的民族主义运动所扮演的全新角色”。走访期间，他们共收集了1863份请愿书、91079个签名——代表了大叙利亚地区总人口（据他们估计，约有320万人）的近3%。在打探大叙利亚地区舆情方面，代表团已经做得非常彻底了。

6月25日，金和克瑞恩到达大马士革。埃米尔费萨尔政府的一名大臣优素福·哈基姆（Yusif al-Hakim）回忆道：

他们对王宫和政府首脑进行了正式访问，然后回到住地，在那里新闻界人士成为迎接他们的第一批人员。他们简要地向记者表示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是评估（大叙利亚）人民对他们未来政治的意愿，以及依据威尔逊总统之前的声明，他们愿选择哪个国家作为一定时期内的托管国，以提供技术和经济支持。[18]

7月2日，叙利亚议会向代表团递交了一份包含十点内容的决议，并强调这份决议代表了叙利亚人民和埃米尔费萨尔政府两方的观点。[19]决议显示出起草者对国际事务惊人的熟悉程度：文本中充满了对威尔逊总统的言论以及《国联宪章》的引用，同时又大量援引英国战时外交中相互冲突的承诺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金和克瑞恩表示该决议是他们行程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文件。

在这份决议中，叙利亚议会成员要求叙利亚在其地理边界内的完全政治独立，这一边界保证其国家与土耳其、伊拉克、纳季德、希贾兹、埃及相分离；他们要求以埃米尔费萨尔为国王，在国内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并完全拒绝《国联宪章》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委任统治条款。他们声称阿拉伯人在天赋方面并不逊色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等民族，后者在脱离奥斯曼帝国后全部获得了完全独立，并无类似的欧洲托管。叙利亚代表表示完全愿意接受一个仅限于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的托管方，且最信任由美国来履行这一角色，“相信美利坚民族离任何殖民化的想法距离最远，且对我们的国家不抱有政治野心”。如果美国拒绝承担这一责任，叙利亚人民愿意接受英国的委任统治，但拒绝法国扮演任何角色。决议同时也呼吁当时处于英国占领之下的伊拉克的独立。

叙利亚议会强烈反对战时秘密外交。在一段对《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的尖锐抨击中，决议写道：“威尔逊总统制定的谴责秘密协议的基本原则，迫使我们最严正地抗议任何意图分裂我们叙利亚祖国的协议，反对任何旨在于叙利亚南部地区建立犹太复国主义的私人交易；有鉴于此，我们要求完全废除这些公约和协定。”他们排除了任何将黎巴嫩或巴勒斯坦分裂出叙利亚王国的企图，坚决拒绝与其国家利益相抵触的犹太复国主义方案：“我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叙利亚南部地区即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共同体的主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向我们国家任何地区移民，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所有权。从民族、经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他们对我们的人民是一个巨大威胁。”

叙利亚议会的这份决议有一种道义上的愤慨。事实上，叙利亚临时政府中的很多成员都曾在阿拉伯大起义期间与埃米尔费萨尔并肩战斗；他们坚信作为英、法的战时盟友，他们曾为奥斯曼战线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1918年10月2日，费萨尔和他的阿拉伯军进入大马士革，将后者从奥斯曼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坚信基于战场上赢得的权利，叙利亚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叙利亚议会仅期待其战时盟友践行基本的公正，“以便我们的政治权利有所增益而不是减少，因为我们为自由、独立的事业已付出了如此多的鲜血”。

在叙利亚停留6周后，1919年8月金和克瑞恩转往伊斯坦布尔，开始起草报告。委员会成员对他们所收集的所有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提交给巴黎和会的建议中，两人总体上认可了叙利亚议会的决议。他们呼吁建立一个单一、完整的叙利亚国，一个以埃米尔费萨尔为国王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建议将叙利亚作为一个整体，在有限的时期内置于一个托管国的统治之下，托管国优先考虑美国（英国可作为第二选择），由后者向前者提供支持；敦促对犹太复国主义方案进行重要调整，限制犹太移民的规模。两人论辩说《贝尔福宣言》的两项承诺，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和同时又尊重“巴勒斯坦既有非犹太社群的民事和宗教权利”，根本无法调和。《金-克瑞恩报告》指出：“委员会与犹太代表的会谈反复显示，犹太复国主义者实际上寄希望于通过不同的购买手段，完全占有当前巴勒斯坦非犹太居民的不动产。”[20]毫不令人惊奇，委员会发现巴勒斯坦非犹太人口中90%都“强烈反对整个犹太复国主义方案”，委员会接收到的全部请愿书中72%都旨在抗议犹太复国主义。

1919年8月底，委员会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巴黎的美国代表团。尽管不了解报告的内情，埃米尔费萨尔已然无法要求更多了。然而，对欧洲人而言，《金-克瑞恩报告》是一份令人为难的文件。这份报告在被递交给巴黎和会秘书处之后就被束之高阁，短期内无人问津，3年后才被公之于众。而到那时，英、法两国已经按当时看来更符合本国利益的方式完成了对阿拉伯世界的瓜分。

英国宣布将于1919年11月1日从叙利亚、黎巴嫩撤军，将当地的统治权移交给法国军方。面对迫在眉睫的法国占领，叙利亚议会决定先发制人：基于递交给金-克瑞恩委员会的决议，议会成员拟定了一份独立宣言，并于1920年3月8日在大马士革市政厅正式宣读。费萨尔被宣布为包括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在内的叙利亚国国王。

英、法两国政府拒绝承认叙利亚独立宣言。当法国人着手准备占领大马士革，推翻其战时盟友而如今已是国王的埃米尔费萨尔之际，英国人则视若无睹。由于未能兑现其独立承诺，费萨尔在国内也日益孤立，因而仅能聚集一小支部队来对抗由黎巴嫩向叙利亚进发的法军。显然，大马士革人并不认为费萨尔的事业值得为之牺牲。

1920年7月24日黎明，一队约2000人组成的阿拉伯志愿军聚集在一个名为汗·麦赛伦的废弃驿站，该地位于贝鲁特-大马士革公路上的一个险要的隘口。他们面对的则是一支由身穿法军制服的殖民士兵组成的奇怪纵队——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塞内加尔士兵在法国军官的指挥下被派来确保法国在叙利亚的统治。来自北非殖民地的穆斯林士兵为效忠其殖民者主人而甘愿在叙利亚对抗阿拉伯穆斯林非正规军，这样一个事实也反映出法兰西帝国的力量。身为叙利亚临时政府成员，同时又是一位坚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赛提阿·侯斯里（Sati al-Husri）当时在大马士革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如此记录对“麦赛伦之日”的回忆：

战斗的细节开始缓慢传回。尽管我基于对我们军队和法军装备的了解，对胜利不抱任何希望，但为了军队的荣誉，还是幻想战斗的结果能尽可能晚一分揭晓。然而，10点钟时我们接到消息，说军队已经被击败，战线也已经溃败。［军事大臣、军队总指挥］优素福·阿兹迈（Yusuf al-Azmah）据称力战身亡。我说，不，他是在麦赛伦自杀殉国的，是一位真正的烈士！[21]

法军在横扫麦赛伦的抵抗者后进入大马士革，也开启了一段长达26年的悲惨的殖民占领。然而，麦赛伦战役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叙利亚的疆域。对阿拉伯人而言，这场不大的战役不仅标志着英国对其战时承诺的背叛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倡导的民族自决理念的破产，也表明英、法殖民利益最终压倒了几百万阿拉伯人的希冀和愿望。当欧洲人试图在中东强加其民族国家体系，将一个渴望统一的民族分割肢解并违背其意愿地置于外国统治之下的时候，麦赛伦就等同为原罪。战后解决方案所制造的全新阿拉伯国家及其边界体系表现出惊人的持久性，其一手制造的问题也同样如此。

*

埃及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同样相信他们在巴黎和会上能够从英国获得独立。受到威尔逊“十四点原则”误导，埃及政界误以为巴黎和会将开启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帝国的时代将被一个通过践行民族自决原则而产生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所取代。同时，与英国的盟友哈希姆家族类似，埃及人相信他们在战争中为英国人而遭受的苦难足以为他们赢得独立的地位。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在埃及已维持了36年的帝国统治。1914年12月，英国以“勾结国王的敌人”为由废黜赫迪威阿巴斯二世（当时身处伊斯坦布尔），单方面宣布埃及为被保护国。自此，埃及不再是一个奥斯曼帝国的属国，其统治者也不再是奥斯曼总督。被废黜的赫迪威被他的叔叔，即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最年长的成员侯赛因·卡米勒（Husayn Kamil）取代，后者则开始使用素丹这一新的称号。通过支持这位埃及素丹，英国人意在削弱奥斯曼素丹的影响力，正如他们希望通过谢里夫侯赛因反对奥斯曼人的起义来破坏奥斯曼素丹反抗英法的“圣战”呼声。这一策略对埃及穆斯林乃至更广阔的穆斯林群体影响甚微，穆斯林民众继续尊崇奥斯曼素丹作为哈里发即全球伊斯兰社群领袖的地位。

战争打响后，埃及支持英国战备的负担主要落在埃及劳动人民的身上：粮食以战备的名义被强行征收；农民被征召进入劳工队伍，以便为西部战线提供后勤支持。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降低了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很多埃及人陷入贫困。开罗和亚历山大充斥着英国和英联邦的士兵，这些士兵在埃及集合并受训，随后再被派往加里波利和巴勒斯坦的前线参战。外国士兵的涌入引发了他们与本地人口间的紧张关系，在埃及人看来，更多英国人的到来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更少的自由。

随着战争临近尾声，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口号在尼罗河谷地区迅速传播。埃及人坚信，基于他们对这场与己无关的战争的重大贡献，他们已然赢得了自决的权利。1918年11月13日，即一战结束的停火协议签署后仅两天，一个由埃及重要政治人物组成的代表团便拜访了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Sir Reginald Wingate），要求实现他们国家的完全独立。代表团由萨阿德·扎格卢勒领导，他受训于爱资哈尔，是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追随者，当时担任埃及教育部部长、立法议会副主席。作为战前人民党的一名成员，扎格卢勒已成为反对英国在埃及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陪伴他的还有另外两位民族主义者，阿卜杜·阿齐兹·法赫米（Abd al-Aziz Fahmi）和阿里·沙拉维（Ali Shaʻrawi）。

温盖特接见了代表团，但在听取其要求后当即就表示拒绝。他不仅禁止埃及人向巴黎和会派遣代表团以陈述其要求，还拒绝承认扎格卢勒作为埃及民族诉求代言人的角色。毕竟，并没有人选举扎格卢勒作为埃及的代言人。

埃及代表团并没有被温盖特的严词拒绝所吓倒。扎格卢勒和他的同事们告别高级专员后，即开始为确保自身作为埃及民族诉求代言人的权限而奔波。他们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允许扎格卢勒及其代表团前往巴黎，并在巴黎和会上陈述埃及的情况，正如埃米尔费萨尔代表叙利亚一样。政治活动家寻访埃及各地以争取民众签名支持。尽管受到英国官员阻挠，部分已签名的请愿书被没收，但民族主义者仍然成功地为扎格卢勒的运动寻求到可观的民众支持。大量的请愿书复印件被送往地方民选机构、省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地方显贵，短时间内成千上万的签名涌入发起者手中。[22]

埃及各地的民众一致支持萨阿德·扎格卢勒的事业，迫不及待地希望在巴黎和会上确保埃及脱离英国而独立。随着该运动声势日涨，英国人曾尝试通过将埃及问题与巴黎和会脱钩的方式来终止民族主义者的煽动活动。温盖特宣布，关于埃及地位的任何变动都被英王政府视为“一个帝国内部的而非国际性质的问题”。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帝国内部问题，扎格卢勒及其同事必须在白厅与英国政府讨论其诉求，而非在巴黎向全世界陈诉埃及的情况。英国当局向扎格卢勒发出直接警告，要求他停止煽动活动，但后者对英国人的警告置若罔闻。1919年3月8日，扎格卢勒及其主要同事最终被捕，随后被流放至马耳他岛。这一举措在埃及激起了全国性暴动，也标志着1919年埃及革命的开端。

萨阿德·扎格卢勒及其同事的被捕在埃及民众中引发了迅速而激烈的反应。整个国家陷入骚乱，自发和有组织的叛乱由城镇中心传播至农村地区，牵动了埃及社会的各个阶层。示威活动于3月9日正式开始，当时一群学生发动骚乱，大肆破坏铁路、电车、路灯杆等在他们看来与英国统治相关的基础设施。反英示威活动和英国部队的镇压给双方都造成多人死伤。

古老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学院成为起义的一个中心。英国军队于3月13日逮捕了爱资哈尔的部分师生，随后，英国驻埃及安全主管约瑟夫·麦克弗森（Joseph McPherson）走访了这座清真寺以便观察政治煽动的情况。尽管为伪装自己而头戴一顶土耳其毡帽，麦克弗森还是感受到了身边埃及人不友善的目光。清真寺前的人群是如此拥挤，以至于他根本无法通过清真寺的正门。但即便在视野受限的位置，他仍能看到一位宗教长老“站在一堆石头上面，对数百名听众长篇大论，告诫听众为了摧毁暴虐者、打破其枷锁，他们必须视死如归，同时许诺那些为这一神圣事业而牺牲的‘烈士’将进入天堂”。麦克弗森亲眼看到中央革命委员会为在农村地区发动叛乱而筹集善款。[23]

农村社群同样攻击被他们视为与英国统治有联系的事物，战时用于储存与运输所征收粮食的仓库和铁路设施、保证行政人员间有效通信的电报线路遭到破坏。在城市中，工人阶级发动劳工行动，埃及国家铁路和开罗电车工人相继罢工。英国驻埃及安全主管麦克弗森对从中小学生到街头清洁工等暴动参与者进行了分类，并对此表示鄙视：“街头咆哮的疯子、暂时摆脱束缚发表拗口演讲的妇女、顽童和各种地痞流氓都高喊着粗俗的打油诗，以表达对倒台暴君的蔑视。”

埃及人对1919年的记忆则完全不同。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他们第一次参与自己国家的政治生活，他们因同一个信念而团结在一起——埃及人应当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统治自己的国家。这也是阿拉伯历史中第一次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其间民族主义领袖得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广大民众的全力支持。

同样是在1919年，埃及妇女首次登上民族政治的舞台，其领袖是一位名叫胡达·沙拉维（Huda Shaʻrawi, 1879—1947）的女性。胡达是一位切尔克斯母亲和一位年长的埃及显贵的女儿，出生在一个享有特权但又封闭的家庭环境之中。她生长在一个开罗精英家族的女眷居室之中，从小身边便簇拥着女人、孩子和阉人。在其回忆录中，她写到了两位母亲：一位是他父亲的第一任妻子，被她称为“大娘”;另一位是她的生母。她爱自己的两位母亲，但对大娘尤其感到亲近，因为“当人们仅仅因为我弟弟是一个男孩而偏爱他时，（她能）理解我的感受”。[24]

孩童年代，胡达就不满自己接受的教育少于弟弟的现实。作为一名勤奋的学生，她甚至强迫她的家庭教师给她带来语法书籍，以便学习如何正确地诵读《古兰经》。“带走你的书吧，”负责照看孩子们的阉人一次对家庭教师说，“小姐不需要语法，因为她不会成为一名法官！”胡达当时很沮丧，“我开始变得郁郁寡欢，荒废自己的学业。我讨厌自己是一个女孩，因为这使我无法获得我所追求的教育。后来，女性的身份成为横亘在我本人与所有渴求的自由之间的一道障碍”。[25]

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胡达就沮丧地得知自己将成为一位年长的堂兄阿里·沙拉维帕夏的第二任妻子。“我被要嫁给堂兄的想法深深困扰，因为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位值得敬畏的父亲或长兄。一想到他的妻子和3个比我还要年长的女儿，我就更加心烦意乱。他的女儿们曾经打趣我说：‘日安，继母大人！’”[26]她像“一名被判了刑的罪犯接受处决”那样走上了自己的婚床。毫不奇怪，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婚后不久两人便分居。这样的分居生活持续了7年，这段时间也使胡达有机会走向成熟并发展自己的兴趣。之后，她回到了丈夫的身边，开始扮演其作为一位有影响的名人妻子的新角色。

与丈夫分居的几年成为胡达·沙拉维实现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她开始为妇女组织各种公共活动，例如，邀请法国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克莱芒（Marguerite Clement）在埃及大学举行讲座，后者在讲座中比较了东方和西方女性的生活，还探讨了戴面纱等社会习俗。胡达将这第一次讲座发展为一个常规的系列讲座，这使得埃及女性开始有机会抒发心声。后期演讲人中包括埃及女权主义者麦莱克·赫夫尼·纳绥夫（Malak Hifni Nasif, 1886—1918），埃及第一位公开呼吁妇女解放的女性。[27]1914年4月，胡达召开会议，筹备建立埃及妇女知识协会。这一文学社团笼络了阿拉伯世界女性文学的部分先驱，包括黎巴嫩作家梅伊·齐雅黛（Mai Ziyada）以及阿拉伯世界最早的女性刊物之一的创始人莱比白·哈希姆（Labiba Hashim）。

这些活动也标志着埃及独特的妇女运动的开端，而胡达的后半生都将致力于这一事业。各类讲座、妇女会议拓宽了精英阶层妇女对开罗文化活动的参与范围，为妇女在不寻求丈夫首肯的情况下聚会并探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如此有限的成就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规定两性不同角色的社会习俗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要挑战像男女隔离这样在阿拉伯和奥斯曼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习俗，显然需要一场革命。

事实证明，1919年起义既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1919年春，当时严格的社会鸿沟遭到挑战，并被短暂地弥合。民族主义斗争为妇女在埃及成为政治人物提供了机会，开创了一个持久的女权主义运动，并成为一种遗产。在更加个人化的层面，上述事件帮助阿里·沙拉维帕夏与其妻子胡达实现了和解，将他们的婚姻转变为一个因民族主义事业而凝聚在一起的政治同盟。

阿里·沙拉维帕夏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参与可追溯至1918年萨阿德·扎格卢勒与英国高级专员雷吉纳德·温盖特的决定性会晤，沙拉维帕夏也是参与者之一。与扎格卢勒一道，沙拉维帕夏是后来被称为华夫脱党（即“代表团”）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创始人之一。该政党寻求在巴黎和会期间代表埃及的诉求。扎格卢勒被流放后，沙拉维帕夏继任为该党领导人。革命期间，阿里·沙拉维帕夏与其妻子胡达的关系经历了戏剧性转变：他坚持向胡达通报政局发展的各个方面，以便在他被捕的情况下，后者可填补他留下的政治真空；此外，他们意识到妇女的某些行为可享有豁免权，因为为避免引发众怒，英国当局尚不敢逮捕妇女或向妇女开火。

华夫脱党迅速利用上述优势，动员妇女参与民族主义事业。第一次妇女游行发生在3月16日，即革命爆发后一周。写有白色阿拉伯语和法语口号的黑色标语牌已然备好，黑与白都是哀悼的颜色。随后示威者聚集在开罗市中心，准备向美国公使馆行进，似乎要声明伍德罗·威尔逊在其“十四点原则”中所许诺的民族自决权。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英国部队挡住了女性示威者的道路。“他们用机关枪封锁了街道，”胡达·沙拉维写道，“迫使我们以及在两旁组成纵队的学生停了下来。我已经下定决心，游行必须继续下去。我继续向前走，一个英国士兵用枪指着我，但我仍从他身边走过。当时一位妇女试图把我拉回来，我就大声喊道：‘让我死吧，这样埃及就有了她自己的伊迪丝·卡维尔［一位英国护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人射杀，立即成为烈士］！’”经过3小时的对峙，游行队伍和平解散。后续很多示威活动接踵而至。

埃及妇女直面英国统治者的象征性力量鼓舞着全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旦走出了深闺，埃及妇女便开始以更大的能量和热情投身于公共生活：她们为穷人筹集资金，去医院慰问伤员，经常冒着极大风险参与集会和抗议活动。同时，妇女们开始跨越阶级的界限，精英阶层的妇女与劳动阶层的妇女分享着共同的事业。胡达特别指出，民族主义运动期间6位劳工阶层妇女的死亡成为“全国沉痛哀悼活动的焦点”。妇女们尽其所能鼓励公务人员罢工，经常守候在政府机关之外，鼓励工人们以罢工的形式反抗英国人。当1919年底英国政府派遣以米尔纳勋爵（Lord Milner）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赴埃之际，埃及妇女组织了新一轮示威活动，并起草了一份决议以示抗议。她们开始举行民众集会，来自各个阶层的几百名妇女参与其中。

1919年底，胡达·沙拉维和她的同事们通过组建华夫脱党女性中央委员会，巩固了已取得的女性主义成就。该组织也是阿拉伯世界首个女性政治机构，胡达则当选为主席。1923年，胡达与同伴共同创办了埃及女权主义联盟。同年，当她和同伴们从罗马一次女权主义者会议归来时，她们在开罗火车站公开揭掉了面纱，打破了女性禁闭的习俗。埃及女权主义运动的生命力远远超过了1919年的革命时刻。

华夫脱党争取埃及独立的斗争仅取得了部分的胜利。尽管扎格卢勒及其同僚最终迫使英国允许他们代表埃及出席巴黎和会，但当他们到达巴黎时却得知美国代表团刚刚发布了一项声明，承认英国对埃及的保护地位。威尔逊总统慷慨陈词所带来的希望现在已烟消云散。埃及人被迫在伦敦和英国人直接展开谈判，而不是作为战后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在巴黎确保自身独立。

1919—1922年，英国人和华夫脱党之间的谈判时断时续，不时被民众骚乱打断。最后，埃及民族主义者所能获得的最大成就仅是名义上的独立。基于维护埃及国内秩序的考虑，1922年2月28日英国单方面宣布保护国地位的结束，承认埃及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四个“对英帝国利益至关重要的”核心领域仍受制于英国：帝国通信安全，保护埃及免遭外部侵略，保护外国利益和少数群体权利，以及苏丹。通过以上条文，双方实际上都承认了独立的有限性：英国仍可保留其军事基地，控制苏伊士运河，其干涉埃及内政的频率几乎与保护国时期一样高。在之后的32年中，埃及和英国仍将为限定这种殖民关系而陷入常规的谈判之中，前者寻求其主权完整，后者则竭力维护帝国秩序。

*

埃及的事态进展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受到密切的关注，在伊拉克尤其如此。一战期间，巴士拉、巴格达、摩苏尔三个原奥斯曼帝国行省被英国占领。尽管英国人曾多次向伊拉克人民保证他们将享受自治，但他们拒绝埃及人独立地位的做法确实为伊拉克人的忧虑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一战爆发后，驻印度的英国军队占领了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并确保了对整个省份的控制。英国人决心要保护其通往帝国在印度领地的波斯湾门户免受奥斯曼人的德国盟友的染指。占领巴士拉后，英军向北推进以对抗奥斯曼第六集团军。1915年11月，英军已推进至距巴格达不足50英里的区域，在那里遭遇了兵力占优的奥斯曼军队。英国人被逼退至库特，在那里遭受奥斯曼人长达4个月的围困，最终于1916年4月向土耳其人投降。至此，奥斯曼人已经取得了两次针对英国入侵军队的重大胜利——一次在加里波利，一次在美索不达米亚。然而，英国人重启美索不达米亚战役，最终于1917年3月攻占巴格达，又于1918年夏末在基尔库克击败奥斯曼第六集团军。1918年11月，英军又占领了摩苏尔省，尽管根据停火协议条款，后者并不在划归英国占领的领土范围之内。至此，英国已完成了1915年《德·本森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计划。

事实证明，相比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政治秩序，军事征服美索不达米亚要简单得多——1918年即是，2003年也是如此。三个行省的居民，包括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什叶派穆斯林，在目标和意愿方面分歧严重。在要求三省合并为一个称为伊拉克的独立国家并置于君主立宪政体之下等方面，美索不达米亚的不同社群基本能达成一致，但关于英国在这个新国家中应扮演何种角色，各方则观点不一。一些大地主和富商更看重稳定和经济增长而非完全独立，因而公开支持英国统治；一些之前曾在阿拉伯大起义中追随埃米尔费萨尔的伊拉克军官，则将英国视为逊尼派政治主导地位的保证；但大多数伊拉克人都拒绝外国干涉其内部事务。

占领美索不达米亚之初，英国人曾再次向伊拉克人民确保其善意。1918年11月，英法联合宣言在伊拉克当地媒体中得到了广泛报道，该宣言承诺联军支持通过自决程序在阿拉伯地区“建立民族政府和行政机构”。这一宣言也使很多伊拉克人确信欧洲人无意向他们强加一套殖民主义解决方案。总部位于纳杰夫的《独立报》（al-Istiqlal）写道：“英、法两国关于帮助我们实现完全独立与自由的声明令人感到振奋。”[28]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关于伊拉克自治的承诺并未取得任何明显进展，伊拉克人的疑虑开始增加。英国人似乎忙于在当地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帮助伊拉克人建立政府。1919年2月，一群伊拉克人要求英国当局允许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以确保其民族独立要求获得承认，但英国当局断然拒绝。当伊拉克人要求英国人详细阐述其对伊拉克政治未来的方案时，又无法获得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

事实上，英国人对于如何最有效地统治伊拉克有两派观点。一派以统领英国驻伊拉克当局的民事专员阿诺德·威尔逊爵士（Sir Arnold Wilson）为代表，主张效仿英属印度的模式，寻求在伊拉克建立直接殖民统治。他甚至鼓励从印度向美索不达米亚稳定地输入移民，作为在后者建立殖民行政机构的现成劳动力。另一派以驻巴格达的东方事务秘书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为代表，认为与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合作最符合英国的利益。贝尔认为一个伊拉克的哈希姆王国将为非正式的帝国统治提供理想的构架，对英国政府而言成本低得多，与新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发生冲突的风险也低得多。伊拉克人不知道该相信谁——是貌似支持他们愿望的贝尔，还是她的上司、坚持英国对伊拉克统治的阿诺德·威尔逊爵士？[29]

至1920年，伊拉克人已确信英国人蓄意将其国家纳入殖民统治之下。他们从远方见证了1919年埃及革命；他们越来越担忧地看到英国人抛弃了大马士革的费萨尔政府，从叙利亚、黎巴嫩撤军，从而为法国殖民占领铺平了道路。看上去英、法两国蓄意拒绝阿拉伯世界的独立并在两国间瓜分其领土，当然他们确实这么做了。

1920年4月，国际联盟将伊拉克作为正式托管地委托给英国，伊拉克人的怀疑最终得到证实。伊拉克人始终将托管地作为帝国主义一种改头换面的说法而加以反对，他们开始动员起来全力阻挠英国的计划。反对派由一个新的组织——伊拉克独立卫士领导，该组织1919年首先出现在什叶派社群之中。“卫士”要求伊拉克完全独立以及英国完全撤军，因而吸引了大量逊尼派支持者。为了避免英国当局干预，他们轮流在什叶派和逊尼派清真寺中举行会谈。伊拉克不同穆斯林社群间的这次合作是史无前例的，也为一个超越宗教边界的伊拉克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伊拉克第一波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示威活动采取和平的形式。1920年5月，部分什叶派宗教人士、部落长老以及民族主义组织成员在巴格达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英国政府当即对一切和平示威活动采取镇压的策略，逮捕了那些涉嫌煽动反英活动的领导人。在英国镇压下，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被逐出巴格达，被迫在外省城镇和村庄中继续其反抗活动。

1920年6月底，在纳杰夫和库法两圣城什叶派宗教人士的支持下，伊拉克大起义正式爆发。英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即逮捕了最重要的什叶派宗教学者阿亚图拉设拉齐（Ayatollah al-Shirazi）的儿子。作为回应，设拉齐发布了一则“法特瓦”（fatwa），即法律意见，鼓励反抗外国占领的反叛。因担心危机进一步激化，巴格达的英国当局逮捕了多名他们认定参与鼓动骚乱的什叶派活动人士和部落首领。可想而知，这样的镇压手段很快将起初的和平反抗转变为暴力对抗。

伊拉克的抵抗运动具有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特点。运动领导层为一般行动制定了指导方针，并通过本地印刷机构印制发放。一份1920年7月在巴格达印制的传单规定了对抗的原则：“每位部落首领必须确保全体部落成员理解本次起义的目标，即要求伊拉克的完全独立。”[30]起义的部落民众被教导以“独立”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他们要确保本方控制之下所有城镇和村庄的正常行政运转；妥善看管英国和印度战俘；最重要的，他们要保留从英军俘获的所有武器、弹药和装备，因为这些补给“都属于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手段”。

最初，起义在3个省份同时爆发，尽管冲突的主要区域集中于巴格达与巴士拉之间的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成为运动的中心。在这些地区，英国人被迫撤军，起义军则控制了城镇和村庄，建立起地方政府，成功收取税收并维持秩序。尽管英国人成功确保首都内未发生重要的起义，但巴格达周边地区都迅速被起义军控制。1920年8月，巴格达东北部多个部落发动大规模反叛，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控制了巴古拜和迪亚拉河以北的其他城镇。另一次主要的起义发生在巴格达以西的费卢杰。[31]英国人紧急调动其他部队来增援守军，随后发动报复性的反击。

面对着这样一场全国性的起义，英国人别无他法，只得强化他们在伊拉克过于分散的兵力，以便重新夺回对这块新托管地的控制权。来自印度的新增部队将驻伊英军总数由1920年7月的6万增至同年10月的超过10万。9—10月，英国人借助压倒性的兵力，动用重型火炮和飞机轰炸等手段，完成了对伊拉克的再征服：9月初，他们重新攻克费卢杰，对当地部落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9月底，他们又转向迪亚拉河谷地区的部落，进而向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推进。纳杰夫的一位记者描绘了英军的猛烈攻势：“他们攻击并烧毁部落谢赫的房屋，房屋连同一切财产都付之一炬。他们杀害了大量民众，屠戮马匹和牲畜。”英国人冷酷无情地追捕起义者，拒绝一切形式的谈判。“（英国）军官只想将我们赶尽杀绝，或者送上法庭，”这位记者继续写道，“我们同意他们的停战请求，他们却违背协定；我们从他们手中攻陷一片地区后允许他们全副武装地撤退，他们却背信弃义地攻击我们。近些天来，很多人口密集的城镇遭到严重破坏，血流成河；神圣的宗教崇拜场所遭到侵犯，让人痛心不已。”[32]

10月底，随着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投降，大起义最终告一段落。起义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据英国政府估计，英国和印度士兵死伤超过2200人，伊拉克方面则高达约8450人。[33]对伊拉克人民的财产损失则缺乏相关的估算。

1920年大起义在伊拉克被称为“1920年革命”，它在伊拉克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神话谱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堪比1776年美国革命对美国历史的影响。二者与其说是社会革命，不如说是反抗外国占领者的民众起义；二者都标志着两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尽管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对1920年伊拉克起义缺乏了解，但一代又一代的伊拉克学童正是听着民族主义英雄如何在费卢杰、巴古拜、纳杰夫等城镇对抗外国军队和帝国主义的事迹长大的，这些故事相当于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伊拉克版本。

*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构成了阿拉伯现代历史中诸多最重要的阶段之一。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长达四个世纪的统治最终落下帷幕。同时代的阿拉伯人中很少有人能想象一个没有奥斯曼人的世界。通过更加精巧的官僚机构以及铁路、电报等基础设施，通过向更多的阿拉伯臣民提供在扩大的学校系统中获得奥斯曼教育的机会，19世纪的奥斯曼改革实际上扩大了伊斯坦布尔中央政府对阿拉伯行省的控制。至20世纪初期，阿拉伯人可能会感到与奥斯曼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紧密。

1908年以来，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治下，阿拉伯人与奥斯曼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强化。当时奥斯曼人已经失去了巴尔干地区几乎所有的欧洲省份。青年土耳其党人继承的是一个土耳其-阿拉伯帝国，因而竭尽全力强化伊斯坦布尔对阿拉伯省份的控制。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策可能疏远了一部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但他们却成功地使得阿拉伯独立看起来成为一个更加遥不可及的目标。

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受独立统治愿望的驱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进入了一个热情高涨的活动期。在1918—1920年间一个短暂、兴奋的时期，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希贾兹的政治领袖相信他们即将步入一个独立的新时代。他们求助于巴黎和会以及伍德罗·威尔逊所承诺的全新世界秩序，以便确认自己的雄心。然而无一例外，他们都将感到失望。

阿拉伯人面临的新时代实际上将由欧洲殖民主义而非阿拉伯独立所形塑。欧洲列强确立了他们的战略需求，并通过战后和平进程解决了他们内部的所有分歧。法国将叙利亚、黎巴嫩并入了其在北非的阿拉伯属地，英国则成为埃及、巴勒斯坦、外约旦及伊拉克的主人。尽管对特定的边界还会做少量修正，但欧洲列强大体上划定了我们今天所知的现代中东国家的边界（巴勒斯坦是一个重要的例外）。阿拉伯人从未认同这一根本性的不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剩余岁月中，他们将为追求长期企盼的独立地位而与其殖民主展开斗争。

第七章　大英帝国在中东

战后解决方案授予英国对伊拉克、外约旦、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之时，英帝国已经在阿拉伯世界活动了一个世纪之久。19世纪初，英属东印度公司为打击现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沙迦和哈伊马角的海上部落对商船运输日益严重的威胁，被迫卷入凶险的波斯湾水域。波斯湾是连接东地中海与印度的关键陆海纽带，因此英国人决心终止该地区的海盗行为。正是在征服被他们称为“海盗海岸”地区的过程中，英国人将波斯湾转变成了一个英国内湖。

关于英国对沙迦和哈伊马角地区卡西米部落联盟不满的记录可追溯至1797年。当时，东印度公司将针对英国、奥斯曼、阿拉伯船队的一系列袭击归咎于卡西米人。1809年9月，东印度公司向“海盗海岸”派遣了一支由16艘船舰组成的惩戒性远征军，舰队按照指示袭击了哈伊马角的城镇，焚毁了卡西米劫掠者的船只和店铺。1809年11月至1810年1月，英国舰队严重破坏了哈伊马角和另外4个卡西米港口，共焚毁60艘较大的船只和43艘较小的船只，追缴据称被窃的财物约2万英镑，随后才启程返航。但由于未能和卡西米人达成一项正式协议，英国人在波斯湾的运输船只仍将继续面临后者的袭击。[1]

英国第一次远征后的5年内，卡西米人已经重建了他们的舰队，重新开始海上劫掠活动。为压制卡西米人，第二支英国远征军于1819年从孟买启航。借助两倍于前且集中于哈伊马角的兵力，第二次远征不仅成功捕获并烧毁了卡西米人的大多数船只，且实现了第一次远征未能实现的目标，即达成政治解决方案。1820年1月8日，阿布扎比、迪拜、阿治曼、乌姆盖万、巴林以及控制着沙迦和哈伊马角的卡西米家族签署了一项总体协议，保证完全、永久性地停止对英国船只的一切袭击行为，并接受一套通用的海事规则；作为回报，他们将获许在波斯湾及印度洋的所有英国港口从事贸易。通过赋予这些海上酋长国使用英国控制下港口的权利，这一协议为相关各方维护在公海和沿岸海域和平提供了经济刺激。1853年，上述条款在《永久协议》（Perpetual Treaty）中再次得到确认，此协议将海湾各国之间的海上敌对行为列为非法。“海盗海岸”的微型国家也因其与英国以及彼此之间达成的协议，而被称为停战诸国。

该协议也标志着19世纪“英治和平”（Pax Britannicus）的开端，整个波斯湾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保护领地。通过与独立酋长国统治者达成的一系列双边协议，英国人深化了对波斯湾的控制。1880年，巴林酋长与英国达成了一项协议，保证“在未经英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避免与英国之外的任何国家或政府开展谈判或签署任何性质的协议”，从而将本国的对外关系实质上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随后英国又与其他波斯湾酋长国达成了类似的协议。[2]19世纪90年代，英国人甚至更进一步从海湾统治者那里获得“不让渡契约”，即后者保证“除英国政府外，不向第三方割让、出售、抵押或允许占领其领土的任何部分”。[3]自19世纪70年代起，奥斯曼帝国就寻求拓展对波斯湾地区的主权控制。英国采取上述措施，正是为了确保英国对这一通往其印度殖民帝国的战略性海路的主导权，免受奥斯曼帝国或任何欧洲对手的威胁。1899年和1916年，科威特和卡塔尔为抵制奥斯曼扩张主义又分别寻求英国保护，从而加入了英国在海湾的“受保护领地”。

20世纪，英国对石油日益增长的依赖进一步提升了波斯湾的重要性。随着1907年皇家海军由燃煤转向燃油，波斯湾的阿拉伯酋长国在英帝国的布局中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战略角色。1913年，当时担任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要求下议院正视英国对石油的全新依赖局面。他解释道：“1907年，完全依赖石油的第一支远洋驱逐舰船队正式建立；自那之后的每一年，都有一支新的‘仅限石油’的驱逐舰船队建造完毕。”他指出，至1913年皇家海军中已有约100艘石油动力的新型船舰。[4]这使得英国在波斯湾的首要关切由贸易和与印度间的通信，拓展至对新的石油战略利益的考虑。

1908年5月，波斯湾地区的首个重要储油区在伊朗中部被发现。地质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也能发掘出体量可供出口的石油储藏。英国开始与海湾酋长国缔结一系列涉及独家石油开发权的协议。1913年10月，科威特统治者给予英国特许权，保证只允许英王政府批准的个人或公司在其境内勘探石油。1914年5月14日，英国与巴林统治者达成一项类似的协议。至一战前夕，石油勘探以及商业和帝国通信等因素，已使波斯湾成为对大英帝国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区域。1915年英国政府的一份报告就将“我们在波斯湾的特殊和首要地位”界定为“我国在东方政策的一条核心原则”。[5]

1913年，一个新的阿拉伯国家突然在“英治和平”下的波斯湾地区崛起。沙特家族（其18世纪的联盟曾在自伊拉克至麦加、麦地那两圣城的广大区域对奥斯曼统治构成挑战，直至1818年被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击败）重建了与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后人的盟友关系，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沙特-瓦哈比联盟。联盟首领是一位名叫阿卜杜·阿齐兹·本·阿卜杜·拉赫曼·费萨尔·阿勒·沙特（Abd al-Aziz ibn Abd al-Rahman al-Faysal Al Saʻud, 1880—1953）的富有个人魅力的年轻领袖，在西方更多以伊本·沙特（Ibn Saud）的名字闻名。

1902年，伊本·沙特的势力开始崛起，当时他率领其追随者战胜了多年的宿敌拉希迪（Rashidi）部族，从而控制了阿拉比亚中部的绿洲城市利雅德。他的战斗部队以伊赫万（阿拉伯语意为“兄弟”）之名闻名，是一群寻求将瓦哈比主义对伊斯兰的严厉阐释强加给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狂热信徒。每当他们征服一个拒绝其宗教信仰的城镇，他们还可通过宗教层面许可的劫掠行为赢得回报。信仰与物质回报的刺激相结合，使得伊赫万成为半岛上最强大的战斗力量。伊本·沙特宣布利雅德为其首都。在之后的11年内，通过对伊赫万的有效部署，伊本·沙特将其控制下的领土由阿拉比亚内陆拓展至波斯湾地区。

1913年，伊本·沙特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征服了阿拉比亚东部的哈萨地区。1871年，奥斯曼政府曾试图将这一孤立的阿拉比亚地区（即今天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纳入帝国版图，以便拓展其对波斯湾的影响，这一设想显然受到英国人的坚决抵制。至1913年，奥斯曼人几乎已完全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行政管理，沙特人不费一兵一卒便占领了该地区主要城镇侯夫弗，进而成为阿拉伯海湾诸国中新的主导性力量。

面对这一新崛起的、强大的海湾统治者，1915年底英国与伊本·沙特签订了一项协议。该协议承认了伊本·沙特的领导权，并将其控制下的阿拉比亚中部和东部纳入英国的保护范围；作为回报，沙特家族承诺在未经英国许可的情况下，不与其他外部势力签订条约或向其出售领土，并避免针对其他海湾国家的一切侵略行动。该协议在本质上将伊本·沙特的领土变成了又一个休战国家。签订该协议后，英国向伊本·沙特支付了2万英镑，并给予5000英镑的月俸和大量的步枪与机关枪，这批武器被设想用来对付一战中站在德国一方反对英国的奥斯曼人及其阿拉伯盟友。

然而，伊本·沙特无意在阿拉比亚对抗奥斯曼人，相反他利用英国人的资金和武器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这些目标越来越指向伊斯兰教两圣城麦加和麦地那所在的红海省份希贾兹。在这一地区，沙特人的野心与英国人的另一个盟友——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发生了冲突，后者在1915年秋已与英国人达成了战时盟友关系。与伊本·沙特相似，谢里夫侯赛因也希望统治整个阿拉比亚；通过在1916年6月发动反对奥斯曼统治的阿拉伯大起义，后者希望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在阿拉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实现其野心。然而，由于在与奥斯曼人的战斗中战线拉得过长——其部队分布在一条长达1300千米（810英里）的荒漠地带，谢里夫侯赛因的家乡希贾兹省反而容易受到伊本·沙特部队的攻击。广阔的阿拉伯半岛也难以容下两位统治者的雄心，1916—1918年，平衡开始向有利于伊本·沙特的方向倾斜。

随着阿拉伯大起义的爆发，当谢里夫侯赛因于1916年10月宣布自己为“阿拉伯诸国的国王”之时，沙特人与哈希姆人之间的冲突已变得不可避免。即便是曾许诺他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英国盟友，在麦加谢里夫之外也只愿承认他为“希贾兹的国王”。伊本·沙特不太可能认可这位自封的侯赛因国王之主张的有效性。

整个一战期间，英国一直尝试在两个阿拉伯盟友之间维持和平，将他们的精力集中到同奥斯曼人作战上。然而，就在奥斯曼人战败前几个月，沙特人-哈希姆人围绕支配权的争斗最终爆发为公开冲突。两位沙漠君主间一批引人注目的未公开的通信反映了这种竞争关系，两人的火气也随着1918年夏日的热气而上涨。

当哈希姆人的部队在希贾兹铁路沿线全力与奥斯曼人作战之际，侯赛因国王越来越关注于一些报告，这些报告称沙特统治者正向那些最近宣誓效忠瓦哈比事业的部落发放武器。毫无疑问，这些正是英国人之前提供给伊本·沙特的武器，哈希姆统治者则越来越担心这些英国武器会被用来对付自己的部队。1918年2月，侯赛因致信责难伊本·沙特，在信中写道：“难道［瓦哈比］部落民众相信真主会认为他们对伊斯兰民众的敌意行为是无辜的？伊斯兰民众只信任真主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侯赛因警告他的对手，武装穆斯林来对抗穆斯林同胞是一种违背真主的宗教的做法。[6]

伊本·沙特被侯赛因的信激怒了。毕竟，纳季德发生的一切与麦加的谢里夫毫无关系。而伊本·沙特的回应在1918年5月再次引发了谢里夫侯赛因的激烈反应。如果伊本·沙特的行为还仅限于阿拉比亚中部的纳季德省，哈希姆人可能也不会如此担忧。但沙特统治者近期却赢得了侯赛因国王的一位总督的忠诚，这人名叫哈立德·本·鲁瓦伊（Khalid ibn Luway），掌管着纳季德-希贾兹边境的绿洲城镇胡尔迈。对此，老国王抱怨道：“没有必要欺骗哈立德·本·鲁瓦伊，或对他使用花招和伎俩。”[7]

绿洲城市胡尔迈位于两位阿拉伯敌对统治者领土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人口约5000人，本身也是一个重要定居点。尽管曾身为麦加谢里夫的臣属，胡尔迈的统治者哈立德却在1918年宣布接受瓦哈比派的教义，将其城镇置于伊本·沙特的统治之下，同时将该地区的税款由麦加转向沙特人的国库。侯赛因国王之子埃米尔阿卜杜拉（Amir Abdullah）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哈立德“滥杀无辜，甚至将自己的兄弟处死，仅因后者不接受他的宗教信条。他长期迫害任何不追随瓦哈比运动的亲哈希姆部落”。[8]侯赛因国王试图劝说这位任性的地方长官浪子回头，但无济于事。

胡尔迈争议引发了哈希姆人和沙特人之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918年6月侯赛因国王派遣了一支超过2600人的步兵和骑兵部队，希望重新夺回胡尔迈，但却发现该城镇得到伊本·沙特麾下伊赫万战士的增援。[9]哈希姆部队在两场独立的战役中惨遭沙特人的杀戮。英国人担心其阿拉伯盟友在奥斯曼人被击败前就忙于自相残杀，急忙向伊本·沙特施压，要求后者与侯赛因国王和解。

受到其战士在胡尔迈胜利的鼓舞，1918年8月伊本·沙特向侯赛因发出了一封居高临下的信件。沙特领导人利用头衔称谓来确认地理上的势力范围：在自称“纳季德、哈萨、卡提夫及其属地的埃米尔”的同时，伊本·沙特仅承认谢里夫侯赛因为“麦加的埃米尔”，既不是像谢里夫侯赛因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称其为“阿拉伯土地的国王”，甚至也不是英国所承认的“希贾兹的国王”。他在信中有意完全避免提及希贾兹，仿佛这一广阔的红海省份的主权归属尚有待确认。

伊本·沙特承认收到了侯赛因国王5月7日的来信，但对信件内容有所保留，因为“您的信件中所表达的某些内容并不合适”。他同样承认英国人施压让他们弥合分歧，对此他解释说，反抗奥斯曼人的战役正达到一个关键阶段，因而“争端对所有人都是有害的”。但他不可能对哈希姆人之前的挑衅行为无动于衷。为此，他写道：“毫无疑问，阁下将怀疑我在胡尔迈人的事务中扮演了某种角色。”但他坚称哈希姆人自己应为胡尔迈长官的叛变以及该地居民追寻瓦哈比派事业而负责。“我一直对他们保持约束，”他继续写道，“直到你的军队两次前来讨伐他们。”这是指哈希姆人在胡尔迈的两次战斗。“而后真主所先定的就发生了”，他得意地暗指沙特人击败哈希姆军队的事实。[10]

展望未来，伊本·沙特提议基于现状与哈希姆人达成休战：胡尔迈将仍由沙特人控制；侯赛因国王将致信该绿洲城镇的长官，向他确认哈希姆人与沙特人之间并无分歧；伊本·沙特和侯赛因国王将在其追随者之间维护和平，保证纳季德和希贾兹的部落遵守这一休战。事后来看，这已经是侯赛因能从沙特人那里取得的最佳条件了，即在相互承认领土和边境的前提下，哈希姆人则仍可维持对希贾兹的控制。

侯赛因国王甚至没有考虑伊本·沙特开出的条件：他将信件原封不动地送回，告诉信使：“伊本·沙特无权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我们也无权向他提出任何要求。”与寻求休战相反，1918年8月侯赛因国王又派遣了一支部队前往胡尔迈，试图恢复对该绿洲的主权。他指派自己最信任的指挥官之一谢里夫沙基尔·本·宰德（Sharif Shakir bin Zayd）来指挥这次远征，并向后者担保他已经调动了足够多的骆驼和补给，“以便你能大展身手”。[11]然而，沙基尔的远征军甚至还没有到达双方争议的绿洲就被沙特人的军队轻松击退了。

屡次败给伊本·沙特的军队让侯赛因国王恼羞成怒，他命自己的儿子埃米尔阿卜杜拉再次领军讨伐胡尔迈。阿卜杜拉本人并不赞成这样一场战争。在1919年1月守城将领最终投降之前，阿卜杜拉和他的士兵一直在围困奥斯曼人在麦地那的驻防部队。经过多年与奥斯曼人的战斗，他的部队已经身心俱疲。此外，他也认识到瓦哈比士兵是一群狂热的武士。他曾写道：“瓦哈比派的战士急切地想进入天堂。根据他的信仰，如果他（在战场上）被杀，他就能永居其中。”[12]但阿卜杜拉又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愿。1919年5月，他接受了任务，率部出发与瓦哈比人作战。

在与沙特人的最后这场战役中，哈希姆军队最初取得了部分胜利。在向胡尔迈进发的途中，阿卜杜拉于1919年5月占领了之前已宣誓效忠伊本·沙特的绿洲城镇图拉巴。阿卜杜拉非但没有寻求绿洲内3000名居民的善意，反而允许其部下洗劫这座反叛的城镇。毫无疑问，他意图拿图拉巴作为例子，警告其他边境绿洲不要倒向沙特人。然而，阿卜杜拉部下的行为反而强化了图拉巴居民对伊本·沙特的忠诚。当埃米尔阿卜杜拉还在图拉巴之时，城中某些居民已经发出消息向伊本·沙特求援。阿卜杜拉则从图拉巴致信沙特领导人，希望能够借对这座绿洲的征服，确保以更有利于哈希姆人的方式与伊本·沙特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沙特的战士们却无意与哈希姆人达成和解。鉴于之前已经击败了遭遇的每一支哈希姆部队，他们相信自己可以逆转埃米尔阿卜杜拉的军队。约4000名伊赫万战士从三面包围了图拉巴，他们在黎明时刻向阿卜杜拉的阵地发起攻击，几乎完全歼灭了后者的部队。根据阿卜杜拉的叙述，整支部队1350名战士中仅有153人保全了性命。“我本人能幸免于难也是一个奇迹。”他后来回忆道。阿卜杜拉和他的堂弟谢里夫沙基尔·本·宰德从帐篷的后面逃离了战场，但都负了伤。[13]

这场战役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绿洲内的血腥屠杀。图拉巴战役表明瓦哈比人才是阿拉伯半岛上主导性的力量，而哈希姆人在希贾兹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埃米尔阿卜杜拉回忆道：“那场战役后，进入了一个不安和焦虑的时期，焦虑的对象包括我们的运动、我们的国家乃至国王本人的命运。”事实上，他的父亲侯赛因国王似乎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回到总部后，我发现父亲身体欠佳且精神紧张，”阿卜杜拉写道，“他现在脾气很差，健忘而且多疑。他已经失去了他敏锐的反应速度和健全的判断力。”[14]

英国人也对战役的结果感到吃惊，很多英国人之前低估了伊本·沙特军队的战斗力。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沙特盟友压倒哈希姆盟友，从而打破他们在阿拉比亚精心布置的力量平衡。英国驻吉达的常驻代表（或英属印度政治局管理之下的首席殖民行政官）于1918年7月致信伊本·沙特，要求他立即撤离两绿洲城镇，在双方就边界纠纷达成一致前确保图拉巴、胡尔迈为中立区域。“如果你在收到来信后拒不撤退，”常驻代表警告道，“英王政府将默认之前与你达成的协议无效，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制止你的敌对行为。”[15]伊本·沙特遵循了英国人的要求，命令其部队撤回利雅德。

为恢复阿拉比亚的力量平衡，英国人同样需要与希贾兹的哈希姆人达成一项正式协议。当年谢里夫侯赛因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之间的通信曾建立某种战时盟友关系，但这并不构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如英国与海湾统治者包括伊本·沙特签署的那种。在缺少正式协议的情况下，英国没有理由保护其哈希姆盟友免遭沙特人的侵犯。在阿拉比亚，英国人情愿看到很多国家彼此制衡，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横跨红海和波斯湾的主导性力量的崛起。因此，将哈希姆人作为防范势力日长的沙特国家的缓冲力量，对维护大英帝国利益而言是一条便宜之计。

随着一战趋于尾声，英国政府急切地希望与侯赛因国王及其哈希姆家族达成一项正式的联盟条约。为此，他们专门派遣T.E.劳伦斯上校，即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与侯赛因展开会谈，劳伦斯在阿拉伯大起义期间曾充当英国与哈希姆家族之间的联络人。

1921年7—9月，劳伦斯劝说侯赛因国王签署一项协议，承认战后解决方案的新现实，但徒劳无获。侯赛因拒绝接受战后中东解决方案的几乎所有要点，认为这是英国对他本人承诺的背叛：他拒绝将其王国限定在希贾兹；反对将他的儿子费萨尔国王逐出大马士革，反对在叙利亚建立法国委任统治；拒绝英国对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当时包括外约旦）的委任统治；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政策。1923年，英国人为达成协议做出最后一次努力，但愤愤不平的老国王仍然拒绝签字。结果，他恰恰在伊本·沙特开始对希贾兹的军事征服前失去了英国的保护。

1924年7月，伊本·沙特在利雅德召集部下指挥官，开始计划对希贾兹的征服。他们首先向靠近麦加的山城塔伊夫（Taif）发起攻击，以便试探英国的反应。9月，伊赫万占领塔伊夫，并洗劫该城达3天之久。塔伊夫的城镇居民抵抗了瓦哈比人的进攻，后者则十分残暴地加以回应：据估计约400人在战斗中被杀，很多人逃离该城。塔伊夫的陷落在整个希贾兹地区引发了一波震动。全省的显贵代表在吉达举行集会，要求侯赛因国王退位。他们认为伊本·沙特袭击希贾兹是出于对侯赛因国王的敌意，因而更换君主可能会使沙特改变策略。10月6日，老迈的国王顺从了人民的意愿，宣布他的儿子阿里继任为国王，随后流亡海外。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让伊本·沙特停下前进的脚步。

1924年10月中旬，伊赫万占领了圣城麦加。他们未受到任何抵抗，也避免了对城内居民采取任何暴力措施。伊本·沙特派使者试探英国对其占领塔伊夫、麦加的反应，在确认后者在冲突中保持中立后，才继续进发以完成对希贾兹的征服。1925年1月，他包围了吉达港和圣城麦地那，哈希姆人坚守了近一整年。1925年12月22日，阿里国王将其王国移交给伊本·沙特，随后跟随其父亲开始流亡生涯。

征服希贾兹后，伊本·沙特被拥护为“纳季德素丹兼希贾兹国王”，其控制下的广阔领土使伊本·沙特不同于停战诸国的其他海湾统治者。英国承认了其地位的变化，于1927年与阿卜杜·阿齐兹国王签署了一项新的协议，承认其完全的独立与主权，且不含有休战诸国所接受的关于对外关系的任何限制。伊本·沙特继续扩张其治下的领土，并于1932年将其王国更名为沙特阿拉伯。

伊本·沙特不仅在阿拉伯半岛绝大多数领土上建立了王权，而且在不受英帝国任何形式干涉的情况下维持了独立地位。在这一方面，他也受益于英国人的一个重大误判：他们不相信在沙特阿拉伯领土内有任何石油。

*

流亡国外的希贾兹国王侯赛因有理由认为自己被英国人背叛了：英国人非但没有履行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对哈希姆家族的书面承诺，当法国人1920年将他的儿子费萨尔国王逐出叙利亚，沙特人1925年将他的长子阿里国王逐出希贾兹时，也同样袖手旁观。

对英国而言，他们对自己履行对战时盟友承诺的情况也并不完全满意，因而也在寻找某种方式来部分地补偿他们的许诺，尽管做不到完全补偿。正如时任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1921年6月向下议院所解释的，“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外约旦都强烈倾向于推行我所称的‘谢里夫方案’，埃米尔费萨尔目前正前往前一地区，而后一地区已在埃米尔阿卜杜拉的控制之下”。[16]通过将侯赛因的儿子扶上英国托管地的王位，丘吉尔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补偿英国对哈希姆家族未竟承诺的同时，为英国在其阿拉伯领地提供忠诚可靠的统治者。

英国在中东的所有帝国领地中，外约旦被证明是最容易统治的。然而，外约旦这一新国家的开端却并不顺利。外约旦领土面积大致相当于印第安纳州或匈牙利，但人口仅约为35万人，主要由城镇居民、居住在俯瞰约旦河谷的高地上的农村居民以及迁徙于沙漠与荒漠之间的游牧部落民构成。该地区自给自足的经济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产品为基础的，这些产品仅能为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提供适度的税基。外约旦的政治也相当原始：整个国家分为不同的地区，每一地区有本地的领袖集团，其政治视野是非常地域化的。每年仅15万英镑的英国津贴在这一地区就大有作用。

鉴于其自身条件，英国人起初并未将外约旦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块领土最初是作为巴勒斯坦托管地的一部分被授予英国的，而将外约旦从巴勒斯坦中分离出来的决定成型于1923年，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英国希望将《贝尔福宣言》所承诺的一个犹太民族家园限定在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上；另一方面，英国希望将埃米尔阿卜杜拉的领土野心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1920年11月，埃米尔阿卜杜拉不请自来地首次进入外约旦地区。他身边围绕着一群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是来自他兄弟费萨尔在大马士革那个已不复存在的阿拉伯王国的政治难民。阿卜杜拉宣称他将率领阿拉伯志愿军从法国人手中解放叙利亚，恢复其兄弟费萨尔在大马士革的合法王位（阿卜杜拉则觊觎伊拉克的王位）。英国政府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外约旦成为针对法国在叙利亚委任统治的敌对活动的发射台。英国官员急于在事态完全失控之前处理这一情况。

1921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和T.E.劳伦斯邀请埃米尔阿卜杜拉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谈，从这一刻起他们提升了后者在大英帝国整个中东地区方案中的地位。费萨尔永远不会再返回大马士革，后者已牢牢地被法国人控制；相反，他将成为伊拉克的国王。他们能向阿卜杜拉提供的，最多就是扶植他成为一个全新的外约旦国的首脑。作为一个内陆国（当时外约旦领土尚不包括红海港口亚喀巴），外约旦显然无法满足阿卜杜拉的野心，但丘吉尔提议说如果阿卜杜拉能够在外约旦维持和平，并与法国人建立良好关系，后者在未来的某天可能会邀请他代他们统治大马士革。[17]尽管成功的希望不大，但阿卜杜拉还是同意了上述提议，“谢里夫方案”在外约旦变为英帝国的现实。

当1921年埃米尔阿卜杜拉在外约旦建立首任政府之时，他大量依赖那些曾在大马士革为其胞弟费萨尔效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英国人和外约旦本地居民同样都厌恶阿卜杜拉的这批随从：英国人将之视为煽动叛乱、惹是生非的破坏分子，他们针对驻叙法国人的袭击让人头疼不已；对外约旦人来说，这些后来组建新政党独立（Istiqlal）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代表着一群外来精英，这些人以本地居民的利益为代价垄断了政府和官僚机构。

独立党人在外约旦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是一位名叫奥代·古苏斯（Awda al-Qusus, 1877—1943）的本地法官。奥代是一名来自外约旦南部城镇卡拉克的基督徒，一战前曾在奥斯曼司法系统中任职。他能说一口熟练的土耳其语，又从卫理公会传教士那里学会了少量英语，曾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到处旅行，与高级政府官员合作。奥代坚信埃米尔阿卜杜拉在组建政府时应当选用像他本人那样真正关心这个新国家福祉的外约旦本地人，他对独立党人最大的反对意见在于后者只关心解放大马士革。古苏斯嘲讽地评论说，独立党宪章第一条就是“为改善叙利亚的状况牺牲外约旦及其人民”。[18]当然，他在独立党手中所遭受的迫害只会进一步强化这个观点。

古苏斯在其为本地报纸撰写的文章中公开批评独立党人。他指控政府的大臣们腐败，在阿卜杜拉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挪用国库资金。当地的外约旦民众拒绝向一个被视为挥霍本国有限资金的“外来”政府纳税，以此回应法官的批评。1921年6月，外约旦北部村庄的居民宣布罢税，并迅速升级为一场严重的叛乱。英国人被迫动用皇家空军的飞机进行轰炸，以便平息叛乱。

1921年抗税反叛后，埃米尔阿卜杜拉政府和外约旦本地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古苏斯定期与一群从事专业技术职业的城镇居民举行会面，谴责阿卜杜拉政府中的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这些外约旦的异议人士就政府管理不善的情况交换意见，公开讨论改革的必要性。当1923年夏阿卜杜拉面临一次大规模的部落叛乱之时，独立党人指控古苏斯和城镇异议人士煽动了叛乱，并催促阿卜杜拉镇压他们的国内反对者。1923年9月6日夜里，警察撞开了奥代·古苏斯法官的家门，将他带走。

之后的7个月里，古苏斯都没能再回家。埃米尔下令剥夺了他的公职，并将其流放至邻近的希贾兹王国（当时还在哈希姆家族的统治之下）。和他一起被流放的还有4位外约旦本地居民：一位军官、一个切尔克斯人、一位穆斯林宗教人士，还有一位名叫穆斯塔法·瓦合比·泰勒（Mustafa Wahbi al-Tall）的农村显贵，泰勒未来将被公认为外约旦的民族诗人。5人被指控组建了一个旨在推翻埃米尔阿卜杜拉的政府并以外约旦本地人取而代之的“秘密社团”。他们还被诬告与阿德旺（Adwan）部落的头领结盟，鼓励后者发动部落叛乱以服务于他们的政变。最终的罪名是叛国罪，这项罪名的严重性也体现在古苏斯及其同伴所遭受的残酷待遇之中。

当这5个人到达安曼火车站、搭上流亡的火车之时，他们还斗志昂扬。诗人穆斯塔法·瓦合比唱着民族主义的歌曲，挑动民众的反抗情绪。“在真主和历史之前，归来！”他大喊道。这几位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将面临的严峻考验。他们到达马安之后，被送进了古堡地下室的一间阴臭潮湿的牢房。马安现为约旦的一座城市，当时只是希贾兹边境地区的一个小镇。此情此景之下，古苏斯也不禁抓住他的警卫大吼道：“你们不怕神的报应吗？这种地方牲口都没法住，何况是人！”

警卫及其长官也感到窘迫，他们知道这些囚犯是一些体面的人，所有的社会和文化规范都要求他们善待委托给他们照料的人。但他们又是军人，不得不服从命令。结果，他们对犯人的态度在显著的善意和极大的残酷之间剧烈摇摆：好的时候，可以为他们寻找干净的床铺，提供茶和伴侣；坏的时候，为让他们在政府编造的罪状上画押不惜动用酷刑。那些下令刑讯逼供的官员当然来自埃米尔阿卜杜拉的外国随从。古苏斯和他的同伴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正式起诉“密谋反对埃米尔阁下的政府，意图通过武装叛变推翻政府”。[19]随后他们被送进了希贾兹的监狱，先是在亚喀巴，随后是在吉达。

1924年3月，侯赛因国王自称哈里发而宣布大赦，这些流放者才被允许返回祖国。作为根除奥斯曼素丹影响的最后举措，新任土耳其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不久前刚刚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度，已经从希贾兹流亡海外的侯赛因国王迅速为哈希姆家族夺取了这一尊贵的头衔。作为国家重要场合的惯例，释放囚犯也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牢狱的考验终于告一段落，5名犯人作为头等舱贵宾被送上一艘由吉达开往埃及港口苏伊士的汽轮，随后启程前往外约旦。古苏斯向侯赛因国王发了一封电报致谢，并祝贺后者（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启用哈里发的称谓。他迅速收到这位流亡君主的回电，后者祝福古苏斯平安、迅速地返回祖国，因为他“正需要像您这样对祖国怀有热爱和忠诚、真正忠于伟大的哈希姆家族的人士”。老国王究竟是语含讥讽，还是温和地劝勉这些政治犯捐弃前嫌，以便在未来表现得更加忠诚呢？事实真相是，古苏斯之前从未对埃米尔阿卜杜拉表示不忠，他反对的仅仅是被埃米尔置于外约旦本地人之上、把持着政府要职的独立党人。

奥代·古苏斯可能不知道，英国殖民当局和他怀有同样的忧虑。古苏斯从希贾兹返回约旦后不久，英国驻安曼常驻代表查尔斯·考克斯（Charles Cox）中校就邀请他来访。考克斯让这位法官解释了自己被捕入狱的原因，表示认同他对埃米尔阿卜杜拉政府的观点。考克斯对他们的会谈做了详细记录，向古苏斯致谢，并亲自将他送出官邸。

1924年8月，考克斯向埃米尔阿卜杜拉转交了一份来自英国驻巴勒斯坦执行高级专员吉尔伯特·克莱顿爵士（Sir Gilbert Clayton）的最后通牒。在这封信中，克莱顿警告阿卜杜拉，英国政府对约旦当局“在财政方面的违规操作、毫无节制的挥霍”以及允许外约旦成为其邻国叙利亚动荡焦点的做法“深感不满”；要求阿卜杜拉以书面的形式承诺对其政府进行改革的6项举措，其中第一项就是在5天之内驱逐独立党的领导人物。[20]阿卜杜拉根本不敢拒绝，因为为支撑这一最后通牒，英国人已经向安曼派遣了400名骑兵，向北部城镇伊尔比德（Irbid）派遣了300名士兵。担心英国人会像扶植自己上台那样迅速赶自己下台，埃米尔阿卜杜拉签署了这份最后通牒。

在这次对抗之后，埃米尔阿卜杜拉驱逐了“不想要的”独立党人，改革了政府财政，吸收外约旦本地人进入其行政机构。奥代·古苏斯重新进入外约旦司法机构中任职，1931年升至总检察长的职位。一旦决定与外约旦的精英共命运，埃米尔阿卜杜拉很快便取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忠诚。直到1946年独立，外约旦一直是保持和平、稳定的殖民地典范，对英国纳税人的负担也极其轻微。

*

尽管外约旦是英国中东领地中最易管理的国家，但在一段时期内伊拉克才被视为最成功的托管地。1921年费萨尔国王被扶植上台，1924年选举产生了制宪会议，一份调控英、伊两国关系的条约也在同年晚些时候得到批准。至1930年，英国在伊拉克已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立宪制君主政体，其作为托管国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两国重新商谈了一项新协议，也为伊拉克在1932年的独立铺平了道路。国联承认了伊拉克的独立，并批准这一新国家加入其行列，伊拉克也成为在国联26年历史中转变为正式成员国的唯一一个被托管国。至此，伊拉克成为英法统治下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羡慕的对象，其成就也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者奋斗的目标：独立地位以及国联成员国身份。

在英国引领年轻的伊拉克王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一成功的表象之后，隐藏着一番截然不同的现实。很多伊拉克人从未接受英国在他们国家的地位，他们的反抗并未随1920年起义失败而结束，而是继续困扰着英国在伊拉克的计划，直至委任统治结束。尽管费萨尔在很多方面是一位受欢迎的国王，但对英国人的依赖削弱了他本人在国内的地位。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将费萨尔视为英国影响的延伸，在谴责其殖民主义主人的同时，也对国王提出严厉的批评。

1921年6月费萨尔抵达伊拉克后，英国人开始全力将他们的候选人扶植上王位。一些本地竞争者也想加入竞选，但都遭遇了英国人的强硬抵制。一位觊觎王位的巴士拉名流赛义德塔里卜·纳基卜（Sayyid Talib al-Naqib）仅仅与英国高级专员的妻子考克斯女士共进了一杯茶，在回家的路上就遭到逮捕，随后被流放至锡兰。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及其属下为费萨尔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巡游，以便后者能在关于伊拉克王位候选人的全国公投之前，走访伊拉克全国的城镇和部落。据各方面的记述，费萨尔很成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遍访全国各地，会见国内各社群代表并赢取了他们的忠诚。即便没有英国的干预，也许他也能赢得大多数伊拉克人的支持进而成为他们的国王，但英国人却做得滴水不漏。英国驻巴格达的东方秘书格特鲁德·贝尔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她“再也不会参与创立国王的事情了，因为这种事实在费心劳神”。[21]

1921年8月23日，费萨尔被加冕为伊拉克国王。考虑到巴格达夏日惊人的酷热，加冕仪式被订在一大清早最凉爽的时间举行。超过1500名客人受邀参加加冕典礼。一位来自摩苏尔的显贵苏莱曼·法伊迪（Sulayman al-Faydi）描绘了加冕典礼的“巨大排场……上千名客人参加观礼，通往大典的路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民众”。[22]费萨尔站在礼台中央，两侧围绕着英国高级专员和伊拉克内阁成员。内阁秘书起身宣读了高级专员珀西爵士关于公投结果的声明，费萨尔以96%的得票率当选国王。在场的嘉宾以及显要人物一齐起身向费萨尔国王致敬，同时伴随着《天佑女王》的旋律，伊拉克国旗被缓缓升起。当时，伊拉克人尚未谱写好自己的国歌。[23]英国国歌的旋律也仅能强化费萨尔是英国人选择的国王这样一种信念，而他确实也是如此。

费萨尔和他属下臣民的蜜月期是短暂的。大多数伊拉克人相信费萨尔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期待着他领导国家摆脱英国统治。但他们很快就失望了。费萨尔加冕之际，还是巴格达一座什叶派神学院学生的穆罕默德·马赫迪·古拜（Muhammad Mahdi Kubba），在其回忆录中捕捉到了当时民众的心情。他解释说，英国人“收买了埃米尔费萨尔，将他扶植为伊拉克国王，然后责成他来执行他们的政策。最初，伊拉克人欢迎费萨尔的登基并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作为政府首脑能为国家独立和主权开辟一个新的时代”。的确，一些重要显贵是以费萨尔维护伊拉克的主权和独立为条件，才向后者宣誓效忠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宗教学者、同时身兼古拜所在的巴格达神学院的阿亚图拉马赫迪·赫里希（Mahdi al-Khalisi），正是这样一位心存疑虑者古拜所在的巴格达神学院院长的阿亚图拉。在学校为欢迎费萨尔国王而举行的集会上，古拜亲眼见证了赫里希对国王的效忠承诺：“赫里希为国王祷告……然后拉住他的手说道：‘我们效忠于您，伊拉克的国王，只要您公正地进行统治、政府保持宪政议会制度，并且不将伊拉克卷入任何外国承诺。’”[24]费萨尔国王承诺说将尽力而为，表示他来到伊拉克就是为了服务于伊拉克人民。费萨尔完全清楚他不可能在独立于英国的情况下统治伊拉克：正如国联所规定的那样，他必须在英国的监护下进行统治，直至后者认为时机成熟从而承认伊拉克独立。此外，作为一名外来者，他在伊拉克的盟友仅限于在阿拉伯大起义以及短命的叙利亚王国期间一直追随于他的少数几名军官。因此，在成功巩固自己的位置之前，为了能生存下去，费萨尔尚需要英国的支持。对费萨尔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英国的依赖削弱了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对他的支持；反讽的是，这种依赖也削弱了他赢取本国人民忠诚的能力，直到1933年他去世为止。

费萨尔的困境在1922年开始显露出来。当时英国起草了一份协议来限定其在伊拉克的地位。这份《英伊协议》丝毫不掩饰英国在经济、外交、法律领域对（伊拉克）哈希姆王国的主导地位。协议规定：“伊拉克国王同意在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接受英王政府通过其高级专员在一切涉及国际问题、财政义务及英王政府利益的重要议题方面所提出的建议。”[25]最能揭示英国人意图的是协议的期限——20年，在那之后将回顾协议的履行情况，根据“签订协议各方”的观点决定协议是否延长或终止。这套方案显然旨在寻求英国长期殖民统治，而非伊拉克独立。

协议草案在伊拉克国内遭到广泛谴责。甚至费萨尔国王本人也谨慎地鼓励人们反对该协议，一方面是因为协议对他作为国王的权力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他本人远离英国的帝国政策。一些政府大臣则辞职以示抗议。内阁不愿为这样一份有争议的文件承担责任，坚持要求召开一次立宪会议来批准该协议。英国人同意举行选举，但同样希望保证选举产生的议会能顺利批准他们的协议。民族主义政治家认识到立宪会议只能成为批准这项维持英国长期控制的协议的橡皮图章，因而既反对协议，又反对选举。

费萨尔的公信力因协议危机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在另一次神学院学生和教师的集会上，阿亚图拉赫里希（Ayatollah al-Khalisi）表示：“我们对费萨尔当选伊拉克国王宣誓效忠是有条件的。”阿亚图拉拖长了声音强调：“但他并没有满足这些条件，因此，我们或者伊拉克人民也不再对他负有忠诚的义务。”赫里希与民族主义反对派站在了一起，开始发布“法特瓦”（伊斯兰司法判例），宣布协议无效，并禁止所有人参与立宪议会选举，声称参与选举“等同于一种反宗教的行为，是协助不信道者统治穆斯林的一个步骤”。[26]宗教人士与世俗的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了一场针对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的抵制运动。

最终，英国人被迫诉诸武力来强加他们的协议：英国当局宣布禁止一切示威活动，赫里希及其反对派领袖遭到逮捕和流放，政府出动皇家空军轰炸了幼发拉底河中游举行抗议活动的部落民起义者。反对派得到压制后，英国当局继续举行选举。尽管有法特瓦和民族主义者的抵制，选举仍然顺利进行。1924年3月，立宪会议正式召开以讨论批准协议的议题。

1924年3—10月，立宪会议多次举行，并就协议条款展开热烈的讨论。最终，协议以微弱的优势得到批准。尽管在伊拉克民众中仍然非常不得人心，但这一协议确实推动了一系列重要的进展：议会批准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和一部选举法，从而为国内的君主立宪制和多党制民主奠定了基础。然而，英国人确保协议通过的方式，使得立宪议会制政府的机构蒙上了与帝国主子共谋的污点，最终将削弱伊拉克的民主。在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看来，新国家并非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一个将伊拉克人置于英国统治之下的制度工具。

假如英国人认为《英伊协议》通过后一切就会运转顺利，他们就要大失所望了。实际上，2003年英、美两国的战争策划者本来可以从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的经验中吸取很多相关教训的。

在这个由三个差异巨大的奥斯曼行省合并而成的全新伊拉克国家中，不同地区和社群间的裂痕很快浮现出来。问题立即反映在组建作为独立主权国家核心机构之一的国民军队的过程中。费萨尔国王身边围绕的是一些自阿拉伯大起义时期就在他身边效力的军人，这些人热切地期望在伊拉克建立一支军队，通过国民军役服务将库尔德人、逊尼派、什叶派团结在一起。然而，面对什叶派和库尔德社群的积极反对，这个计划很快便告搁浅。这两个社群反对强制兵役制，正如他们反对在其看来给予阿拉伯逊尼派少数群体超出其人口比例权力的任何政府倡议。

尤其是库尔德人，他们对伊拉克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认同构成一个特殊挑战。与（阿拉伯）逊尼派和什叶派不同，库尔德人在族裔层面并非阿拉伯人，他们不满于政府将伊拉克塑造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努力，认为这一做法否认了库尔德人的独立族裔认同。一些库尔德人并不抵制政府所声称的阿拉伯属性，但同时将此作为要求在库尔德人占绝对多数的伊拉克北部地区实现更大自治权的一个借口。

某些时候，唯一能将伊拉克民众团结在一起的就是他们对英国人存在的反对。费萨尔国王已经对其臣民感到绝望。1933年去世前，这位伊拉克首任国王在一封绝密备忘录中评论道：“我要满怀悲痛地承认，至今为止还没有什么伊拉克人民，只有无法想象的人群的集合；这些人没有任何爱国理想，却被灌输了宗教传统和荒谬的观念；没有任何共同的联系纽带，听信谗言，倾向混乱，随时准备起来反抗一切形式的政府。”[27]

对英国人来说，维护伊拉克国内秩序的代价很快就超过了维持英国委任统治的利益。1930年，英国重估了他们在伊拉克的地位：通过1928年《红线协议》，他们已然确保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利益，该协议赋予英国在土耳其（伊拉克）石油公司47.5%的股份，而法、美两国分别只获得23.75%；他们已在伊拉克建立起一个友好而软弱的政府，在一位“可靠的”国王领导之下，来保护英国的利益。驻伊英国官员越来越确信通过协议而非继续直接统治，他们能更好地确保其战略利益。

1930年6月，英、伊政府签署了一项新协议以取代争议重重的1922年《英伊协议》。这一新协议规定：英国大使将在外国驻伊代表中享有首要地位；皇家空军将保留在伊拉克的两个空军基地；英国部队也将保留在伊拉克的过境权；伊拉克军方在训练和武器弹药补给方面，则将继续依赖英国。尽管仍然不是完全的独立，但该协议已经足以确保伊拉克加入国联。新协议同样满足了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的一个主要要求，后者希望将协议作为实现独立的第一步。

1930年《特惠同盟协议》批准后，英国人和伊拉克人一致同意终止委任统治状态。1932年10月3日，伊拉克加入国联，被认可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然而，这仍是一种模糊的独立状态，因为英国文职和军事官员继续享有的广泛影响，与真正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并不相容。英国的这种非正式控制也将削弱哈希姆王朝的合法性，直至该王朝在1958年被最终推翻。

*

埃及民族主义者满怀艳羡地关注着伊拉克人取得的成就。尽管1930年《英伊协议》与1922年《英埃协议》（承认了埃及名义上的独立地位）并无本质差异，但伊拉克人已经确保英国提名其加入国联，那一仅对独立国家开放的俱乐部。这一成就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者衡量自身成功的标准。作为拥有最悠久民族主义运动传统的阿拉伯国家，埃及本应该成为领导（阿拉伯世界）摆脱欧洲殖民统治、实现独立的领路人，或者说，至少埃及政治精英是这样认为的。整个20世纪30年代，埃及最重要的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面临着摆脱英国统治、实现独立这一来自民众不断增长的压力。

两次大战之间，埃及达到了阿拉伯世界现代历史上多党制民主所能达到的最完善的程度：1923年宪法将政治多元主义、两院制立法机构的定期选举、男性普选权、新闻自由等制度引入了埃及，多个新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选举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投票，记者在工作中享有相当的自由。

然而，人们记住这个自由的时代更多的是因为其分裂的派系主义，而不是作为埃及政治的黄金时代。三个独立的权力集团在埃及争夺主导地位：英国人、国王以及通过议会行事的华夫脱党。三方之间的对抗与争夺对埃及政治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为保护其王权免遭议会的监督，福阿德国王（King Fuad，1917—1936年在位）对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的敌意甚至超过了对英国人；华夫脱党则在反对英国人以争取独立与提升议会权力以制衡国王之间摇摆不定；英国人在华夫脱党当政时就联合国王削弱华夫脱党，在华夫脱党失势时则联合议会削弱国王。埃及政治精英则是一个暴躁易怒的群体，其内部争斗常常被国王和英国人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在脱离英国赢得独立方面始终进展缓慢就不足为奇了。

1924年，埃及人历史上第一次参加投票。1919年民族主义运动的英雄萨阿德·扎格卢勒（1859—1927）所领导的华夫脱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众议院所有席位中的90%。福阿德国王提名扎格卢勒为首相并邀请他组阁，后者于1924年3月正式就职。受到选举结果中所体现的民众支持的鼓舞，扎格卢勒立即与英国人就埃及的完全独立展开谈判，而完全独立地位仅受1922年协议中四个“保留要点”的限制：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英国在埃及驻军的权利；保留外国司法特权，即所谓治外法权；以及英国在苏丹的主导地位。

苏丹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19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埃及人首次征服苏丹。被马赫迪起义（1881—1885）驱逐出苏丹领土后，埃及人联合英国人在19世纪90年代末再次征服苏丹。1899年，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共治”的殖民主义新形式，从而允许英国在埃及人的协助下将苏丹纳入其殖民帝国。自那时起，英国和埃及就宣称苏丹事实上为自己所有。埃及民族主义者拒绝英国人在1922年协议中宣称的对苏丹的绝对决定权，要求维护“尼罗河谷的统一”。与四个“保留要点”中的其他议题相比，苏丹议题在埃及人和英国人之间引发了最严重的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最终在1924年11月19日酿成暴力行为：在英-埃联属苏丹总督李·斯塔克爵士（Sir Lee Stack）开车经过开罗市区时，一伙埃及民族主义者射杀了他。震惊之余，英国政府将这一暗杀事件作为确保其在苏丹目标的借口：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艾伦比勋爵（Lord Allenby）向埃及首相扎格卢勒递交了一份惩罚性的七点通牒，其中就包括对苏丹现状的调整。但扎格卢勒拒绝接受英国对苏丹的要求（撤出所有埃及士兵，允许尼罗河水用于一个英国农业项目的灌溉），艾伦比便命令苏丹政府无视埃及首相的反对而强制执行英国的要求。扎格卢勒已无法维持其在国内的地位，最终于11月24日递交了辞呈。福阿德国王任命一位保皇党人组阁，解散议会，从而有效地将华夫脱党中的民族主义者边缘化。看着英国人和国王以华夫脱党为牺牲品各自提升其权力，扎格卢勒曾做出如下的著名评论：“那几发射出的子弹瞄准的不是李·斯塔克爵士的胸膛，而是我的。”[28]事实上，扎格卢勒之后再未掌权，最终于1927年8月23日去世，享年68岁。扎格卢勒将被一些次要人物取代，他们的派系斗争和内斗也将削弱公众对其政治领袖的信心。

如果说华夫脱党的萨阿德·扎格卢勒是埃及自由时代的英雄，那么伊斯玛仪·西德基（Ismail Sidqi）就是同一时代的大反派。西德基是1919年赴巴黎和会的华夫脱代表团成员之一，返回埃及后却与扎格卢勒吵翻，最终被开除出党。他是授予埃及有限独立地位的1922年协议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扎格卢勒则一直坚决反对这一协议。西德基越是失去扎格卢勒的恩宠，就越是受到福阿德国王的尊敬。1930年，西德基和国王因一个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即摧毁新领袖穆斯塔法·纳哈斯（Mustafa al-Nahhas）领导下的华夫脱党。

在1929年一场摧枯拉朽式的选举胜利后，华夫脱党于1930年1月再次执政，在前一年的选举中，这个民族主义政党赢得了全部235个议席中的212个。国王邀请纳哈斯组阁，基于在选举中被授予的权力，纳哈斯开始与英国外交大臣亚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就埃及独立的遥远梦想展开新一轮谈判。3月31日至5月8日，埃、英双方进行了广泛会谈，但双方在苏丹问题上陷入死结：英国坚持将关于埃及独立的讨论与苏丹的未来分离，埃及人则拒绝放弃苏丹版图的独立。英、埃谈判的失败为华夫脱党的政敌——国王和敌对政党呼吁重新组阁提供了一个机会。1930年6月，纳哈斯政府递交了辞呈。

1930年夏，国王和英国人达成了一致：政府必须置于“一双安全的手”的管理之下。西德基就是那位明显的候选人。

国王的侍从在西德基位于开罗的绅士俱乐部拜访了他，以试探他是否有意愿组建一个少数内阁。“我为国王陛下对我的信任感到万分荣幸，”西德基回答说，“但如果他真的要在这个关键时刻任命我，我希望告知国王陛下，我的政策将从零开始，我将根据我对宪法以及政府稳定需要的理解来重组议会生活。”[29]

西德基的答复进一步加深了国王对他的欣赏。西德基已然公开表达过对自由民主的敌意，谴责“1923年宪法所赋予的议会独裁，尤其表现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他希望将政府从宪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与国王合作通过法令进行统治。国王派他的侍从通知西德基，说“对他的政策非常满意”，愿意邀请他组阁。

1930年6月，西德基首次执掌政府，就借助独揽3个大臣职位的方式巩固其对政府的控制——除了首相一职，他还控制了财政部和内政部。福阿德国王和西德基共同合作，最终解散了议会，推迟了选举，并起草了一份授予国王更大权力的新宪法。在之后的3年内，埃及的议会民主被推翻，国家受皇家敕令的统治。

西德基丝毫不掩饰其强人政治倾向以及他对民主程序的蔑视。他在回忆录中透露道，1930年6月底，“我必然会解散议会，以便启动我所计划的重组进程”。当纳哈斯及其同事为抗议议会被暂停而号召民众示威时，西德基毫不犹豫地镇压了这场运动，并在采取行动前解释说：“我不会等到反对派的运动发展为一场内战。”他派遣军队驱散了示威队伍，暴力冲突接踵而至——在皇家敕令宣布终止议会活动后的3天内，仅在亚历山大就有25名示威者被杀，近400人受伤。西德基带着杂耍剧中留着弯翘胡子的反派人物的做派，继续说道：“不幸的是，在开罗、亚历山大和一些农村城镇发生了令人心痛的事件。政府别无选择不得不维护秩序，阻止闹事者扰乱公共秩序、违反法律。”[30]英国人同时警告了首相西德基和民族主义领袖纳哈斯，但并未介入这样一场可能使埃及人偏离追求英国人统治下更大自由的斗争。

西德基论证其政治哲学合法性的理由是，在经济困难时期领导人不可能仅通过和平与命令就能实现繁荣进步。1929年经济崩溃触发了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对埃及经济已然造成冲击。面对经济破坏，西德基将华夫脱党及其倡导的大众政治视为对公共秩序的巨大威胁。1930年10月，西德基引入一部新宪法，在削弱华夫脱党的同时强化了国王的权力：新宪法将议席数量由235个减少至150个；将国王提名的参议员比例由40%提升至60%，仅留少数席位由公众选举产生，从而加强了国王对上议院的控制；新宪法还限制了普选权，用一个更复杂的两阶段选举程序代替了之前的直选制，其中提高了第一轮选举投票人的年龄要求，对第二轮选举投票人的财产资格和教育水平又做出了限制。这些措施显然旨在削弱普通民众在投票中的影响力（华夫脱党依赖的主要支持来源），将选举权威集中在有产精英手中。鉴于议会会期由6个月缩短至5个月，立法机构的权力遭到削弱，国王推迟法案的权力则得到拓展。

新宪法带有如此明显的强人统治色彩，以至于遭到各个政治派别的政治家以及普通民众的一致反对。媒体对西德基和1930年宪法提出批评时，西德基则干脆取缔了这些报纸，逮捕了相关记者，甚至那些最初支持西德基的人也发现其报纸遭到查封。记者们则以印刷地下传单的方式予以还击，这些传单对西德基的威权政府及其威权宪法进行了猛烈攻击。

1931年，随着新宪法条文所规定的议会选举的临近，西德基也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尽管这位政治独行侠过去一直规避政党隶属身份，但西德基深知他需要一个政党的支撑来确保议会多数。他将新政党命名为人民党——这种颠倒黑白的命名方式简直可以媲美乔治·奥威尔的《1984》了！西德基从自由宪政党以及王室自身的团结党中吸收了一些有野心的叛逃者，他们都来自精英，而不是人民。该党的纲领许诺“支持宪政秩序”“维护人民的主权”，并拥护“国王的权力”（福阿德国王确实慧眼独具），为反对派媒体中的讽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31]由于华夫脱党和自由宪政党都宣布抵制1931年5月的议会选举，西德基的人民党取得了绝对多数席位。他的威权改革距离成功似乎已近在咫尺。

但西德基最终还是失败了。他的威权改革激起了真正的“人民党”——华夫脱党以及其他主要政党的反对。媒体也拒绝保持沉默，持续发动猛烈攻击，挑动民众反对西德基政府。随着民众对西德基政府的批评声音日益尖锐，埃及国内安全局势也开始恶化。过去，西德基一直以保证法律和秩序来论证其威权统治的合法性。面对逐渐失控的局势，英国人开始向国王施压迫使他组建新政府，以便恢复民众的信任、遏制政治暴力。西德基的革命已然熄火，现在就要彻底失败了。1933年9月，国王解除了西德基的首相职务。后者虽然下台但并没有出局，直至1950年去世前一直都是埃及国内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

福阿德国王曾短暂地尝试进行直接统治：他废除了西德基的1930年宪法，但却没有恢复更早的1923年宪法，而是代之以国王敕令；解散了1931年民选议会，却没有举行新的选举。国王在一个未明确说明的过渡期内总揽了埃及国内一切权力。无须说明，这些措施在恢复民众对埃及政府信任方面也不会更加成功，不久福阿德国王就面临英国人和华夫脱党要求恢复1923年宪法、筹备新选举的压力。1935年12月12日，福阿德国王最终妥协，宣布恢复1923年宪法。

1936年，英国人、王室、华夫脱党之间的僵局最终被打破。同年4月，福阿德国王去世，他英俊的儿子法鲁克（Faruq）继位。5月，议会选举如期举行，华夫脱党再次赢得了议会多数。华夫脱党重新掌权和法鲁克国王的加冕这两个最新的事态发展，在民众中激起了强烈的乐观情绪，仿佛一场“开罗之春”。与之相应的是，英国人对重启两国关系的谈判又重新持开放态度：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以及1935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使得确保埃及对英国地位的认可再次成为一个迫切的议题；德国和意大利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宣传，在埃及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青年埃及党等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甚至公开拥护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

为对抗上述威胁，1936年3月英国高级专员迈尔斯·兰普森爵士（Sir Miles Lampson）在开罗开启了新一轮谈判。最终，一个囊括埃及所有政党的代表团与英国政府达成一项新协议，并于1936年8月正式签署生效。这项新的《特惠同盟协议》扩展了埃及的主权和独立范围，尽管与伊拉克的协议类似，该文件也保证了英国享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殊地位，且有权保留其军事基地。协议同样将苏丹置于英国控制之下。但这些收获已足以确保埃及于1937年，即伊拉克加入5年之后，加入国联，进而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中唯一加入这一国际组织的国家。然而，协议中的种种妥协以及长达20年的期限，实际上也将埃及人实现完全独立的梦想排除在政治视野之外。

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使得很多埃及人对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政党政治彻底感到幻灭。尽管埃及人拒绝了西德基的威权统治，但他们对华夫脱党取得的成果也从未感到满意。1922年扎格卢勒就曾承诺使埃及摆脱英国人的统治，1936年纳哈斯又做出了同样的许诺，但这一遥遥无期的独立承诺却还要等一代人的时间才最终得以实现。

*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为正式确立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地位，国联发布了一份委托文件，将《贝尔福宣言》的条款写入了其序言部分。与战后其他的托管地不同，英国人在巴勒斯坦既要在本地居民中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国家，同时又要为全世界的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而对其他托管地而言，相关大国仅被责成在一个新兴国家中建立自治的机制。

《贝尔福宣言》是一个导向社群冲突的方案。鉴于巴勒斯坦极为有限的资源，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同时又不损害本地非犹太居民的民事和宗教权利，这样的想法根本就不切实际。委任统治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一边是高度组织化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另一边则是在英国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殖民主义双重威胁下新生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将成为英帝国在中东最惨痛的失败，而这一失败也将使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冲突与暴力，直至今日。

巴勒斯坦是古老土地上的一个新国家，由几个奥斯曼行省的土地拼凑而成，仅仅是为了帝国的方便。起初设计的巴勒斯坦托管国横跨约旦河，由地中海经由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广阔荒漠地区，直至伊拉克边界。1923年，约旦河以东的地区被正式从巴勒斯坦托管国中分离出来，在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统治下构成了独立的外约旦国。同年，英国人还将戈兰高地的一部分割让给了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至此，巴勒斯坦已经缩小为一个领土面积不及比利时、大体与马里兰州相当的国家。

1923年时，巴勒斯坦的人口构成已经相当多元。巴勒斯坦是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的共同圣地，数个世纪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朝圣者。1882年起，一波新的来访者开始到来，但他们并非朝圣者，而是定居者。受迫于亚历山大三世统治之下沙皇俄国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同时受到一种新的强大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的吸引，数千名来自东欧和俄国的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寻求避难。他们进入的这个社会中，穆斯林是占总人口85%的多数群体，而基督徒是约占总人口9%的少数群体。此外，还有一个本地犹太社群：1882年，原住的“伊休夫”（Yishuv，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称谓）不超过本地人口的3%，居住在4个犹太教教育的中心城镇，即耶路撒冷、希伯伦、太巴列和萨法德。[32]

一战前，犹太定居者在两波不同的移民潮期间到达巴勒斯坦。第一次阿利亚，即犹太移民潮，在1882—1903年期间进入巴勒斯坦，使得本地伊休夫的规模翻倍，由2.4万人增至5万人。第二次阿利亚期间（1904—1914），犹太社群扩大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至1914年巴勒斯坦犹太人总数据估计已达8.5万。[33]

1882年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日益关切地注视着犹太移民的增长。19世纪90年代，阿拉伯媒体开始谴责犹太复国主义；20世纪最初几年，重要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则公开批评这一运动。1909年，一项旨在停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法案起草完毕。1911年，奥斯曼议会两次讨论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议题，但最终未能通过任何法案。[34]

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布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成为英国的官方政策，阿拉伯人的这种担忧也进一步加剧。金-克瑞恩委员会在1919年6月深入走访巴勒斯坦各地期间，迅速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请愿书淹没。“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情绪在巴勒斯坦尤其强烈，”代表团成员在其报告中写道，“全部260封请愿书中有222封（85.3%）都宣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这是该地区就一个议题的表态所达到的最高比例。”

来自巴勒斯坦的信号是明确的：本地的阿拉伯居民多年来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也绝不接受英国人在其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然而，英国和国际社会对这一信号却置若罔闻，仍然在未咨询或考虑民众意愿的情况下就决定了巴勒斯坦的未来。和平手段既已失败，绝望的民众很快转向暴力。

自委任统治伊始，犹太移民和土地收购行为就在巴勒斯坦激起了越来越严重的紧张局势。阿拉伯民众既反对英国统治，又反对在他们中间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设想，因而将犹太社群的扩张视为对其政治诉求的直接威胁。此外，犹太人的土地收购行为不可避免地导致阿拉伯农民被赶出其作为佃农世代耕种的土地。

1919—1921年，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陡然增速，其间超过1.85万名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涌入巴勒斯坦。1920年在耶路撒冷，1921年在雅法，相继爆发大规模骚乱，造成95名犹太人、64名阿拉伯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922—1929年，大约7万名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抵达巴勒斯坦。同一时期，犹太民族基金会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耶斯列谷地（Jezreel Valley）购买了24万公顷土地。大规模的移民加上土地收购成为下一轮暴力的导火索：1929年，耶路撒冷、希伯伦、萨法德、雅法等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造成133名犹太人、116名阿拉伯人死亡。[35]

每次暴力事件之后，英国当局的调查都会出台旨在缓解巴勒斯坦多数人口恐慌情绪的新政策。1922年7月即第一波骚乱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试图安抚阿拉伯人的担忧，即巴勒斯坦将变成“犹太人的，一如英格兰是英格兰人的”。他强调《贝尔福宣言》的条款并未“考虑将巴勒斯坦整体转变为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而是认为这样一个民族家园应当建在巴勒斯坦”。[36]与之相似，1929年严重的骚乱也导致了一批新的报告和建议：1930年《肖报告》（Shaw Report）将犹太移民和土地收购视为巴勒斯坦局势动荡的首要原因，呼吁限制犹太移民以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随后于1930年10月发布的《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同样呼吁限制犹太人移民和土地购买。

每当英国政府发布一份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诉求持同情立场的白皮书，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就开始对伦敦与耶路撒冷的权力部门进行游说，以便推翻这些对其目标不利的政策。通过向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的少数派政府施压，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地迫使前者否认了《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哈伊姆·魏茨曼及其顾问几乎为麦克唐纳起草了这封签署于1931年2月13日的信函。在这封信函中，麦克唐纳肯定英国政府“不会制定或考虑任何暂停或禁止犹太人移民的政策”，也不会阻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获得土地。麦克唐纳的信函彻底打破了阿拉伯人改善其现状的愿望，因而也被阿拉伯人称为“黑色信函”（与白皮书相对）。

此时，一个恶性循环已将巴勒斯坦拖入持续暴力的泥潭：不断增加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和土地收购激起了社群冲突，迫使英国尝试对犹太民族家园加以限制，随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又通过政治手段推翻这些限制。只要这一进程持续如故，在巴勒斯坦建立自治政府机构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巴勒斯坦人不希望将英国委任统治及其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合法化；英国人不愿将比例代表权授予敌视其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多数人口，更不用说自治权；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全力迎合委任统治中能够推进其民族目标的每一个方面。每一轮暴力之后，困难都进一步加剧。

领导权的分裂进一步加深了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所面临的困境。耶路撒冷的两大领袖家族——侯赛尼家族和纳沙什比家族，围绕巴勒斯坦阿拉伯政治的主导权展开激烈争夺。英国人从一开始就充分利用两大家族之间的裂痕。1920年，巴勒斯坦的显贵代表建立了由穆萨·卡齐姆·侯赛尼（Musa Kazim al-Husayni）领导的“阿拉伯执行机构”，以便向英国当局呈递其要求；第二个代表机构“最高穆斯林委员会”则在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Hajj Amin al-Husayni）的领导之下。纳沙什比家族则坚决抵制上述侯赛尼家族主导的机构，尝试与英国人进行直接接触。鉴于领导权分裂的局面，巴勒斯坦人在与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中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

至1929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导层的缺陷鼓励一批新的角色登上民族政治的舞台。与1919年的埃及相似，民族主义为（巴勒斯坦）妇女首次参与公共生活开启了一扇窗口。精英阶层妇女受到胡达·沙拉维和华夫脱党妇女协会的启发，为回应当年发生的大规模骚乱，于1929年10月在耶路撒冷召开了第一次阿拉伯妇女大会。来自巴勒斯坦穆斯林和基督徒社群的200名妇女参加了大会，并在会议期间通过了三项决议：第一，呼吁废除《贝尔福宣言》；第二，强调巴勒斯坦人组建民族政府的权利，所有社群根据人口比例获得代表权；第三，发展巴勒斯坦民族工业。“大会呼吁每个阿拉伯人在与犹太人的经济来往中，除土地外一概不买，除土地外无所不卖。”[37]

随后，与会代表开始与传统决裂。巴勒斯坦社会不赞成妇女在公共场所同男性来往，而她们则反其道而行之，决定拜访英国高级专员约翰·钱瑟勒爵士（Sir John Chancellor），以便递交上述决议。钱瑟勒接见了代表团，承诺将她们的意见传达给伦敦，以便供政府负责巴勒斯坦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参考。与钱瑟勒的会谈结束后，代表团返回仍在进行的大会现场，并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进一步偏离了妇女端庄得体的公认标准。示威活动转变为120辆车的游行，车队从大马士革门出发，途经耶路撒冷的主要街道，向城中的外国领事馆散发她们的决议。

大会结束后，代表们创立了具有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目标的阿拉伯妇女协会，致力于“支持阿拉伯妇女改善其地位的努力，帮助贫困人口，鼓励并推动阿拉伯民族事业”。协会专门募集资金，帮助那些在反英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袭击中遭逮捕或处决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庭。她们不断向高级专员发出请愿书和备忘录，要求宽大处理政治犯，抗议犹太人购买武器的行为，谴责英国当局迟迟无法与“阿拉伯执行机构”的领导层达成政治协议，她们与后者之间常有着密切的婚姻和家庭纽带联系。

阿拉伯妇女协会成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政治与英国乡绅中上层女性文化的一种奇妙混合体。协会成员以她们丈夫的名字相互称呼，如卡齐姆·侯赛尼帕夏夫人、奥尼·阿卜杜·哈迪夫人等。她们通常在下午茶的时间会面并商讨大计。与1919年的埃及相似，妇女参与民族运动同样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口才雄辩的女性为新生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增添了一股有力的呼声。在1933年该协会的第二次公开示威活动中，奥尼·阿卜杜·哈迪夫人就曾这样斥责艾伦比勋爵：“阿拉伯女性在过去15年内已经见识了英国人是如何违背对她们的诺言，分裂她们的国家，并向巴勒斯坦人民强加一项政策。通过允许来自全世界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该政策最终将导致阿拉伯人的覆灭，并被犹太人取代。”[38]她的信息是明确的：整个巴勒斯坦民族，不只是男性，都认定英国应为其委任统治政策负责。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精英确实以能言善辩著称，但夸夸其谈却解决不了问题。尽管他们发表了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论，并与英国当局多次谈判，但犹太复国主义移民仍在飞速进行，英国人也未表现出给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独立地位的任何迹象。《帕斯菲尔德白皮书》颁布后，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速度在1929—1931年间减缓至每年5000—6000人。然而，随着1931年麦克唐纳信函对英国政府政策的反转，以及纳粹在德国的上台，一波新的大规模犹太移民开始涌入巴勒斯坦：1932年，约1万名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1933年超过了3万人；1934年超过了4.2万人；移民高潮出现在1935年，当年近6.2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1922—1935年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比重由9%猛增至27%。[39]犹太人的土地收购已然使得大量巴勒斯坦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早在几年之前，《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就已指出了这一问题，而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仅为1935年规模的一半。完全由城市精英所垄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层的失败恶果，却直接落在了农村贫困人口的肩头。

1935年，有一个人决定将巴勒斯坦农民群体的愤怒导向武装反叛。在这一过程中，他提供了点燃巴勒斯坦这个火药桶的最初火花。

伊兹丁·卡萨姆（Izz al-Din al-Qassam）出生在叙利亚，20世纪20年代为逃避法国委任统治来到巴勒斯坦寻求避难。卡萨姆是一位穆斯林宗教学者，后来成为海法港北部面向普通大众的独立清真寺的一名布道者。同时，他还担任一个民族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青年穆斯林协会”的领导人。谢赫卡萨姆利用讲经台鼓动对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反抗，其人气也因此在那些受犹太移民影响最直接的巴勒斯坦贫苦人群之中迅速飙升，他们将卡萨姆而非分裂且低效的城市显贵集团视为其领导人。

1931年麦克唐纳“黑色信函”之后，卡萨姆开始鼓动针对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武装反抗。他的这一呼吁在其清真寺的聚众中得到了热烈回应，一些人志愿加入战斗，另一些人则愿为购买枪支弹药提供资金。然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卡萨姆在1935年秋天突然失踪。他的支持者开始陷入惶恐，一些人担心他已经遭遇不幸，另一些人则怀疑他带着他们的钱逃之夭夭了。1935年，一个名叫艾克拉姆·祖阿提尔（Akram Zuaytir）的记者和一位与谢赫卡萨姆交好的石匠聊起了卡萨姆神秘失踪的话题。祖阿提尔表示人们对卡萨姆提出这样的指控是可耻的。“我同意，兄弟，”那位匠人答道，“但他为什么要这样躲藏起来呢？”[40]

这时，一个男子冲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告诉他们说一个阿拉伯武装团队和英国部队在杰宁上方山区发生了激烈冲突，反叛者及其杀害的警察的遗体正在被运往英军在杰宁的要塞。年轻的祖阿提尔意识到这是一条独家新闻，于是打电话通知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新闻社的社长。后者闻讯后立即动身前往杰宁，让祖阿提尔照看办公室的一切，并通知巴勒斯坦各大报纸一个重大事件正在酝酿之中。

3小时后，震惊的新闻社社长从杰宁返回，他的话短得像新闻标题一样。“重大事件，”他气喘吁吁地说道，“非常紧急的新闻。谢赫伊兹丁·卡萨姆和武装团队中的4个兄弟牺牲了。”在杰宁警察局，这位社长采访到卡萨姆团队一位幸存的受伤者。尽管后者当时极为痛苦，但还是简略地描述了卡萨姆运动的情况。

那位伤员解释说，卡萨姆1933年就建立了他的武装团体。他只招募那些愿为自己的祖国献身的虔诚穆斯林。他们筹集资金购买步枪和弹药，开始为一场武装斗争做准备，“为的就是杀死英国人和犹太人，因为这些人正在占领我们的国家”。1935年10月，卡萨姆和他的追随者秘密离开海法，引发了当天早些时候祖阿提尔和石匠所讨论的那些传闻。

卡萨姆的武装团体在拜散（Baysan）(1)平原遭遇了一支警察巡逻队，冲突中杀害了一名犹太中士。英国人搜索了整个山区，在从纳布卢斯通往杰宁的道路上伏击了卡萨姆的一名追随者。双方交火中，这位阿拉伯起义者被击毙。“我们听到了他牺牲的消息，”那位卡萨姆团队的幸存者解释说，“就决定在第二天清晨袭击警察。”起义者发现英军和警察的联合部队人数远远超过自己，便逃至靠近杰宁的亚巴德村附近的山洞里躲避。在皇家空军一架飞机的掩护下，英军向阿拉伯人发起攻击。枪战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结果伊兹丁·卡萨姆和另外三名同伴当场被杀，四名幸存者被俘；英国方面一名士兵被杀，两人受伤。

尽管对这些事件感到震惊，祖阿提尔首先想到的却是葬礼。根据伊斯兰文化传统，卡萨姆和他的同伴通常应当在日落前被安葬，但现在“烈士”的遗体还在警察的扣押之下。祖阿提尔请求海法的一位同事与英国人商谈，将死者的遗体移交给其家属，以便后者为葬礼做必要的安排。英国人同意合作，但有两个条件：第一，葬礼必须在第二天早上10点钟举行；第二，葬礼的队伍必须从卡萨姆的家直接向东进入陵园，而不得进入海法市中心。英国人实在太了解事态的敏感性了，因而尽可能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祖阿提尔则恰恰相反，想方设法要确保葬礼变为一个激励巴勒斯坦人反抗英国委任统治的政治事件。在这一天的最后，他在一份伊斯兰报纸《伊斯兰社团》（al-Jamiʻa al-Islamiyya）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齐聚海法，参加葬礼游行；他还向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直接发起挑战，追问道：“巴勒斯坦的领袖们会和巴勒斯坦的年轻人一起，在信士的陪伴下，加入一个伟大的宗教学者葬礼队伍吗？”[41]

第二天一早醒来，祖阿提尔就开始查看阿拉伯媒体的报道情况，并准备动身前往海法。“当我读到报纸上关于那场战斗的描述，读到我呼吁参加葬礼行进的号召，就想到今天将成为海法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他写道，“这是烈士之日。”他的判断很准确。数千名民众涌入海法，来参与这次全国性的哀悼。与英国人的想法正好相反，葬礼在海法市中心的清真寺举行，而葬礼队伍恰恰经过了市中心。“经过巨大的努力，烈士们的遗体从清真寺内穿过人群被抬向外面的广场。在这里，笔端已无力描绘这一场景：烈士遗体被抬到肩膀的高度，数千民众伴随着葬礼队伍行进，高喊着‘真主至大，真主至大’；妇女们则在屋顶和窗前啼哭。”哀悼者高唱着抵抗的歌曲。“然而，当遗体被举起时，一个声音高喊道：‘报仇！报仇！’数千民众也用惊雷似的声音回应道：‘报仇！报仇！’”

愤怒的民众袭击了海法市警察局，向建筑物投掷石块，并捣毁了停在外面的警车。他们还袭击了沿途遇到的每一名英军士兵和警察，尽管英国人为避免双方伤亡已提前撤离。此外，作为受痛恨的英国统治的另一标志，火车站也遭到了袭击。

整个葬礼行进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之后卡萨姆和他的同伴被正式安葬。祖阿提尔回忆说：“想象一下，这些身穿染着‘圣战’鲜血外衣的英雄烈士最终被埋葬，此情此景之下民众们会是什么感受。”此外，他还特别指出巴勒斯坦北部地区所有市镇——阿卡、杰宁、拜散、图勒凯尔姆、纳布卢斯、海法都有代表参与了葬礼游行，“但我并没有看到（民族主义）政党的领袖们，为此他们应当受到斥责”。[42]

谢赫伊兹丁·卡萨姆的短暂起义永久地改变了巴勒斯坦政治。之前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城市显贵阶层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他们已经与英国人进行了15年谈判，却一无所获。巴勒斯坦人距离独立或自治仍遥遥无期，英国人仍牢牢地控制着一切，犹太人口按照其增长速率将很快与阿拉伯人口持平。巴勒斯坦人民需要能与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直接对抗的行动者。其结果就是为期3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而这次起义对巴勒斯坦城镇和乡村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卡萨姆反叛事件后，巴勒斯坦各政党领袖们开始尝试重新确立对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1936年4月，巴勒斯坦各主要政党联合为一个新的组织，即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委员会号召全体阿拉伯工人和政府官员举行一次大罢工，同时抵制与伊休夫之间的一切经济往来。伴随大罢工，还发生了针对英国部队和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袭击事件。

民族主义领袖们的这一策略取得了适得其反的严重后果。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受经济抵制的负面影响要远远超过伊休夫。英国为镇压反叛又新调入了2万人的部队，还呼吁其在阿拉伯邻国的盟友劝说巴勒斯坦领导层终止大罢工。1936年10月9日，沙特、伊拉克国王与约旦、也门统治者一道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呼吁“我们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子民们为避免进一步的流血冲突而下决心争取和平”。“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君主令人难以置信地表示，“我们相信你们的朋友英国的善意，后者已然表示将秉持公正。”[43]

当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回应国王们的上述声明并呼吁停止罢工时，巴勒斯坦人感到被自己的领导人以及阿拉伯同胞同时背叛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诗人艾布·萨勒曼（Abu Salman）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以其辛辣的诗句控诉了巴勒斯坦领导人和英国人支持下的阿拉伯君主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运动的出卖。

那些珍视祖国的人们啊，
快起来反抗这赤裸裸的压迫！
将祖国从暴君手中解放，
从傀儡手中解脱！
我想我们并不缺少国王，可以把人们团结在他身后。[44]

当艾布·萨勒曼强调巴勒斯坦的解放将由它的人民而不是他们的领袖来领导时，他确实说出了失望的巴勒斯坦民众的心声。

大罢工结束后，作为回应，英国又一次派遣了一个调查委员会。1937年7月7日发布的皮尔委员会的报告在整个巴勒斯坦引发了震动。在这份报告中，英国人首次承认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在于两个相互冲突、无法协调的民族主义运动间的矛盾。“在这个小国狭小的边界内，两个民族之间爆发了不可避免的冲突，”报告承认道，“约100万名阿拉伯人和40万名犹太人或公开或隐蔽地陷入了竞争，他们之间毫无共同语言。”

皮尔委员会所建议的解决方案是分治：犹太人将在巴勒斯坦20%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包括大部分沿海地区和位于耶斯列谷地和加利利的一些最肥沃的农业用地；分给阿拉伯人的则是最贫瘠的土地——包括内盖夫沙漠和阿拉瓦谷地，以及约旦河西岸的丘陵地区和加沙地带。

巴勒斯坦的人口分布与分治方案的地理划分并不一致。尤其成问题的是，多数阿拉伯城镇都被划入提议中的犹太国家。为消除这种反常现象，皮尔委员会提出“人口交换”——在20世纪后半叶将被称为种族清洗——的可能性，以便移除分配给犹太人领土中的阿拉伯人口。英国人强制迁徙的提议赢得了犹太事务局主席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886—1973）对整个分治方案的支持。他热情洋溢地说道，“这将给予我们一些我们之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即便是在我们维持独立权威的古典时代”，即一个由高度同质化的人口构成的“真正的犹太”国家。[45]

令阿拉伯人更加不满的是，分治方案并未设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是呼吁将阿拉伯领土并入埃米尔阿卜杜拉统治下的外约旦。巴勒斯坦人民对阿卜杜拉怀有极深的不信任感，将后者视为一个觊觎他们土地的英国代理人。对巴勒斯坦人而言，皮尔委员会的提议代表着他们民族斗争的最坏结果，即不但未能确保自身的自治权，而且其人口将被驱散并受到不友好的外来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统治。

结果就是，犹太人接受了分治方案的条款，埃米尔阿卜杜拉与皮尔委员会达成了一致，巴勒斯坦人却与英国人和伊休夫走向了武力对抗。

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的第二阶段持续了两年，从1937年秋直至1939年。1937年9月26日，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杀害了英国在加利利的地区专员L.Y.安德鲁斯（L. Y. Andrews）。作为回应，英国当局逮捕了200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导人，将很多人流放至塞舌尔，并宣布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为非法组织。在缺乏中央领导的情况下，起义迅速退化为一场缺乏协调的暴动而席卷了巴勒斯坦农村地区。起义者袭击英国警察、军事巡逻队和犹太定居者，刺杀英国和犹太官员，杀害了那些疑似与英国当局合作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破坏铁路、通信以及贯穿巴勒斯坦的输油管道。村民们发现自己进退维谷：起义者要求他们的支持，而英国人则惩罚一切疑似援助起义者的平民。大起义对巴勒斯坦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每次阿拉伯人针对英国人和伊休夫的袭击都招致了激烈的报复行为。英国人决心要通过军事手段镇压起义，因而再次向巴勒斯坦增派了2.5万名士兵和警察——这一数字也成为一战结束以来英军在海外最大规模的部署。他们建立军事法庭，这些法庭所执行的紧急管理章程实际上为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的军事独裁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基于紧急管理章程的合法权威，英国人摧毁了所有参与袭击事件者以及所有确认或涉嫌帮助起义者的房屋。据估计，1936—1940年巴勒斯坦约2000间房屋被毁。战斗人员和无辜的平民一并被关进集中营，至1939年已有超过9000名巴勒斯坦人被关押在过度拥挤的设施内。嫌犯受到暴力审讯，由羞辱到酷刑拷打不等。7—16岁之间的少年犯遭到鞭打。1938—1939年，超过100名阿拉伯人被判处死刑，其中超过30人被执行死刑。为防止起义者在英军经过的道路上铺设地雷，巴勒斯坦人被用作人肉盾牌。[46]

英国人对武力和集体惩罚的过度使用，最终演变为滥用暴力和残酷的罪行，也使得委任统治在巴勒斯坦人的记忆中蒙上了永恒的污点。最可耻的罪行发生在对起义者杀害英国士兵的报复中。在一个有详细档案记录的案例中，为了给在1938年9月一次触雷事件中被杀的同事报仇，英军将来自白萨村的20多名男子装入一辆汽车，用枪逼着他们驶入英国人在村庄岔路中部铺设的一大片雷区。结果所有的乘客当场被炸死，死者残缺不全的遗体被一名英国军人拍摄下来，随后村民们又被强迫将其亲属遗体埋藏在一座集体坟墓中。[47]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被彻底击败了，至1939年他们中间反抗的火种已彻底熄灭。约5000人在大起义中被杀，1万人受伤；超过10%的巴勒斯坦成年男性人口不是被杀、受伤，就是遭到囚禁或流放。然而，英国人也很难说取得了胜利：他们无法长期负担镇压起义的消耗，也无力将他们的政策强加给阿拉伯人。随着欧洲战事的临近，白厅已无法承担动用如此庞大的部队来镇压一场殖民地起义。为了在麻烦不断的巴勒斯坦托管地恢复和平，英国人将1937年皮尔委员会的分治方案束之高阁，并再次召开了一次皇家委员会会议来重新审视巴勒斯坦局势。委员会再次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试图回应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诉求。

1939年白皮书是英国自始至今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供的最好方案。根据该文件中提出的新政策，未来5年内犹太移民的规模将被限定在每年不超过1.5万人，或总数不超过7.5万人。这将使伊休夫占整个巴勒斯坦人口的比重提升至35%，即成为一个规模足以照顾自身但又无力控制整个国家的少数群体。在这以后犹太移民将停止，除非得到阿拉伯人口多数的同意，但各方都承认这不太现实。根据区域的不同，犹太人土地收购将被禁止或受到严格限制。最后，10年后巴勒斯坦将在一个阿拉伯-犹太人联合政府的领导下，“以一种能够确保各个社群根本利益得到维护的方式”实现独立。[48]

无论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而言，1939年白皮书都无法令人满意。阿拉伯人拒绝上述条款，既是因为它允许犹太移民的继续流入——即使速度有所减缓，同样也因为它维护了巴勒斯坦的政治现状，并将独立又延后了10年。伊休夫拒绝了这些条件，因其在纳粹反犹暴行逐渐升级之际，宣布巴勒斯坦向犹太移民关闭了大门（1938年11月，纳粹分子在“碎玻璃之夜”中恫吓了德国犹太公民，这是欧洲迄今为止最恶劣的大屠杀事件）。此外，白皮书排除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的可能性，而是将伊休夫设计为未来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少数群体。

1939年，伊休夫领导层因对1939年白皮书的立场而发生分裂。大卫·本-古里安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白皮书，但他将纳粹德国视为对犹太人民福祉最大的威胁，并发誓站在英国一边反对纳粹，就像白皮书根本不存在一样。而作为对白皮书的回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极端分子——伊尔贡（Irgun）和斯特恩团伙（Stern Gang）则公开宣称英国为敌人。他们反抗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将之视为一个否认犹太人民独立地位的不合法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他们不惜采取恐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纳粹主义被根除之后，英国将发现自身面对一场犹太反叛，其声势远远大于阿拉伯人曾向英国统治发起的挑战。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对中东的控制是不可撼动的。英国部队占领了从埃及到伊拉克的阿拉伯领土，其对波斯湾的控制更是牢不可破。尽管阿拉伯世界很少有人希望受英国人的统治，但无论多不情愿，多数人都满怀敬意地看待自己的殖民领主：英国人高效、神秘、有序、技术先进、军事强大。英国确实伟大，像一座高耸于其殖民领地顶端的巨像。

20年的殖民统治却揭示了这座巨像是一座泥足巨人。在整个中东地区，英国面对着多种多样的反对声音，从温和的民族主义政治到激进的武装起义不一而足。在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埃及，英国被迫就其不受欢迎的存在条件反复进行谈判。英国人向阿拉伯反对派做出的每一次妥协、每一次政策反转，都揭示了帝国权力的脆弱性。

然而，真正将英国在中东的领地转变为大英帝国脆弱软肋的，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威胁的升级。有些时候，上述阿拉伯殖民地似乎已经要脱离英国的控制。二战期间英国在伊拉克和埃及的所作所为，显示了其地位的脆弱性，也预兆了英国在中东主导地位的结束。

在伊拉克，英国在1941年4月1日遭遇了一场亲轴心国的政变。当时，伊拉克在一位不受欢迎的摄政王阿卜杜·伊拉亲王（Prince Abd al-Ilah, 1939—1953年在位）的统治之下，他代表年幼的费萨尔二世（King Faysal II, 1953—1958年在位）进行统治。英国人以亲纳粹倾向为由，要求广受民众拥戴的首相拉希德·阿里·凯拉尼（Rashid Ali al-Kaylani）辞职，这一要求得到摄政王阿卜杜·伊拉的支持；一些重要的伊拉克军官则支持首相。这些高层军官相信德国和意大利将赢得战争，因此与轴心国建立良好关系有利于伊拉克的利益。摄政王担心发生军事政变，便由伊拉克逃往约旦，使得拉希德·阿里和军官们掌控了政权。

拉希德·阿里在摄政王缺位的情况下继续行使政治权力，在英国政府看来已然构成政变。尽管前者竭尽全力向英国人表明伊国内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其新政府（包括巴勒斯坦领袖大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侯赛尼因其极端民族主义观点遭到流放，后成为拉希德·阿里的亲密顾问）的民族主义语调却强化了英国人的恐惧。英国人援引1930年《英伊协议》的条款，要求向伊拉克增派地面部队，拉希德·阿里和民族主义军官则怀疑英国人的意图因而表示反对。英国人无视反对意见，在未经伊政府官方批准的情况下就开始向伊拉克增兵。伊拉克人威胁向未经授权的英国飞机开火，英国则警告说开火将导致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骑虎难下。

1941年5月，英伊两国间爆发战争。战斗从英国在哈巴尼耶的基地外打响，持续了数日之久；随后，伊拉克军队撤退至费卢杰重新集结，以便保卫巴格达。新增的英国部队则从印度和外约旦赶来。拉希德·阿里紧急向德国和意大利求援，轴心国派来了30架飞机和一些小型武器，但受制于时间限制而未能更直接地干预。英军逼近巴格达之际，拉希德·阿里和他的政治盟友包括哈吉艾敏·侯赛尼被迫逃离伊拉克。他们责成巴格达市市长与英国人就停火进行谈判，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状态。

1941年拉希德·阿里政府倒台后，巴格达的犹太社群成为混乱局势的首要受害者。反英情绪、对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计划的敌意同德国的反犹主义观念相叠加，酿出了阿拉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法尔胡德”（Farhud）。巴格达的犹太社群规模庞大，且已高度融入伊拉克社会各阶层：从精英到市场再到音乐厅——多数伊拉克著名的演奏家都是犹太人。但在长达两天的社群暴力和流血冲突中，所有这一切都被抛诸脑后：在英国当局决定进入巴格达并恢复秩序之前，冲突已造成近200人死亡，大量犹太店铺和房屋被劫掠、毁坏。

拉希德·阿里政府倒台后，哈希姆家族重新恢复了其在伊拉克的王位。在其前殖民领主的支持下，摄政王阿卜杜·伊拉以及那些最亲英的伊拉克政客重新掌权。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被激怒了，他们声称拉希德·阿里在伊拉克民众中享有广泛支持，但显然英国人只会允许伊拉克人拥有一个经伦敦认可的领导层。在伊拉克人赢得其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仅9年后，这次（军事）干预就使得英国和哈希姆王朝在伊拉克人民眼中彻底失去了信誉。

然而，英国才是伊拉克土地上最终的失败者。曾几何时，英国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被传为佳话，而现在却只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君主，一支危险的军队，一群如此仇视英国在中东的角色以至于不惜与其轴心国敌人并肩作战的民众。

轴心国在埃及也不乏支持者。埃及民族主义者不满足于1936年《英埃协议》所达成的部分独立。英国仍对埃及内部事务施加着超出其合理范围的影响，并完全控制着苏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埃及境内涌入大量英国部队，自“独立”以来埃及政府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从属于英国。这种状况对于新一代埃及民族主义者而言已不可忍受，对英国的敌意使得他们对英国的轴心国敌人抱有好感。

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在埃及则利用本地的民族主义情感来孤立英国人。意大利人开设了一个强大的新广播电台，以便在埃及和东地中海地区推进其宣传攻势。巴里电台（Radio Bari）大肆鼓吹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与英国在埃及所强加的多党制民主的小打小闹相比，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强硬领导与法西斯军事强力的结合，对埃及民族主义者明显更有吸引力。随着德、意两国与英国开战，很多埃及人开始盼望轴心国能击败英国，从而一劳永逸地将后者逐出埃及。

1940年，随着北非战役的打响，部分埃及民族主义者相信解脱的时刻已近在咫尺。意大利军队跨越利比亚攻击英军在埃及的阵地；在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的指挥下，经过特殊训练的德军北非军团加入了意大利人在北非的战事。至1942年冬，轴心国军队已对英国在埃及的阵地构成真正的威胁。一些埃及政治领袖，甚至包括法鲁克国王本人，似乎很愿意接受德国将英国人逐出埃及的想法。

英国不信任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埃及首相阿里·马希尔（Ali Mahir），因此在1940年6月要求后者辞职。这一干预行为揭示了英国对埃及主权与独立的完全无视，也使得英、埃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随着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在北非战场取得主动权，英国开始试图镇压埃及国内政界轴心国势力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及国内唯一具有可靠的反法西斯资历的政党就是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1942年2月4日，英国高级专员米尔斯·兰普森爵士向法鲁克国王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他提名穆斯塔法·纳哈斯组建一个完全由华夫脱党人组成的政府，或者选择退位。为支持其通牒，兰普森甚至将英军坦克部署至法鲁克国王位于开罗市中心的阿比丁宫。

“阿比丁宫通牒”彻底打碎了运行达20年之久的英-埃政治系统，同时损害了该系统的三大支柱——国王、华夫脱党和英国人自己。法鲁克国王屈从于英国人的威胁，允许外部势力强加给自己一个政府，等同于出卖了自己的国家。很多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国王本应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英国人抗争到底。至于华夫脱党，他们曾经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赢得埃及人民的支持，这次却同意在英国人刺刀的庇护下上台执政。然而，最后通牒背后的歇斯底里，暴露了英国人面对轴心国军队在西部沙漠的进攻时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安。英国人在面对轴心国和埃及民族主义者时同时处于守势，也暴露出了其不可靠性。英国、王朝、华夫脱党三方争夺权力的格局在1942年2月彻底崩溃，在10年后即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骚动时期，这三方也将被扫除出历史舞台。

英国人进入中东之时，意在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一个在他们看来将持续千秋万代的不朽帝国。但从一开始，他们在埃及、伊拉克,特别是巴勒斯坦就遭遇了顽强的抵抗。随着民族主义反对派的兴起以及直接统治成本的上升，英国政府尝试通过承认名义上的独立、以协议确保其战略利益的方式来调整帝国与托管地之间的关系。然而，即便对民族主义反对派的这些让步，也未能赢得阿拉伯人对英国在中东地位的认可。二战时期，英国国内的反对活动使得其在阿拉伯领地内举步维艰。意大利和德国很快就抓住英国的弱点，利用阿拉伯民族诉求来谋取轴心国的利益。随着阿拉伯世界逐渐脱离英国人的掌控，英国在中东的帝国越来越成为一个负担，而不是优势。

对英国人而言，可能唯一的安慰就是：他们的帝国竞争对手法国，在其阿拉伯领土上似乎也并不比自己成功多少。

(1)  从阿拉伯名，译作“拜散”；从希伯来名，译作“贝特谢安”（Beit She'an）。——译者注

第八章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长久以来，法国为了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帝国觊觎大叙利亚地区——大概包含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等国领土。1799年拿破仑从埃及入侵叙利亚，但其军队因在阿卡遭遇奥斯曼守军的顽强抵抗而停滞不前，最终被迫撤退。19世纪30年代，法国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入侵叙利亚，希望通过埃及盟友将法国的影响力拓展至这一地区。1840年埃及撤出叙利亚之后，法国人加强了与叙利亚本地各天主教派，特别是黎巴嫩山地区马龙派间的联系。1860年黎巴嫩山爆发德鲁兹人屠杀马龙派基督徒事件后，法国派遣了一支由6000人组成的远征军，明目张胆地对叙利亚沿海地区提出权利要求。但随着奥斯曼政府在接下来半个世纪中重新确立对阿拉伯行省的控制，法国人的诉求也再次受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为法国提供了一个确保其对叙利亚权利要求的机会。基于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状态，法国及其协约国盟友终于能够公开讨论战争胜利后奥斯曼领土的分割问题。通过马克·赛克斯爵士与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在1915—1916年间进行的密集谈判——其最终结果即《赛克斯-皮科协定》，法国终于赢得了英国对其野心的支持。在相继将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殖民化之后，法国政府相信自己拥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成功统治阿拉伯人。法国人坚信，在摩洛哥运转良好的模式，对叙利亚同样适用。此外，几十年来法国已经赢得了黎巴嫩山地区马龙派基督徒社群的忠诚和支持。事实上，一战结束时，黎巴嫩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有大量选民为法国委任统治而积极游说的国家。

奥斯曼帝国后期的黎巴嫩是一块以奇怪的方式被截取出来的土地。1860年屠杀基督徒事件后，奥斯曼人和欧洲列强举行会议，商讨在西俯地中海、东瞰贝卡谷地的高地上建立一个特殊的黎巴嫩山省。奥斯曼人则维持了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沿海地区——包括提尔、西顿、贝鲁特、的黎波里等城市的直接行政控制。1888年，叙利亚沿海地区被重新划定为贝鲁特省。结果，黎巴嫩山的绝大部分地区与海岸线相隔离，贝鲁特省的很多地区宽度则只有几英里。

黎巴嫩山自治省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其地理条件限制。该省的领土过于狭窄贫瘠，无法维持大量的人口，因此在奥斯曼人统治的最后时期，很多黎巴嫩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经济机遇而被迫远离故土。据估计，1900—1914年约10万名黎巴嫩人（可能高达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离开黎巴嫩山前往埃及、西非和美洲。[1]这也是统治黎巴嫩山的12人行政理事会越来越担心的一个原因，该理事会成员按比例从该地区不同社群中选出。随着一战临近尾声，行政理事会的成员开始渴望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并寻求其长期庇护者法国的帮助来实现这一宏愿。

1918年12月9日，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举行会议，就其希望向巴黎和会陈述的内容达成一致。理事会寻求在法国监护下黎巴嫩在其“自然边界”内的完全独立。“自然边界”意味着理事会成员设想扩大黎巴嫩山的版图，将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提尔等沿海城市以及贝卡谷地东部直至东黎巴嫩山西麓的领土都纳入其中。一个在其“自然边界”之内的黎巴嫩在南北方向将以不同河流、东部以山脉、西部以地中海作为其地理框架。

黎巴嫩山的民众深知法国自19世纪60年代起就倡导建立这样一个“大黎巴嫩”，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法国托管的方式来获取这块至关重要的领土。因此，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是受法国政府的正式邀请，在巴黎和会上陈述其方案。这与埃及、叙利亚等这些不合时宜的阿拉伯国家不同，后者的民族主义诉求与参会帝国的野心直接冲突，因而受到冷落和排斥。

行政理事会派遣了一支以马龙派政治领袖达伍德·阿蒙（Daoud Ammoun）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巴黎参会。[2]1919年2月15日，阿蒙在其向巴黎和会委员会的发言中陈述了黎巴嫩山的诉求：

我们想要一个摆脱一切奴役状态的黎巴嫩，一个能够自由追求其民族目标的黎巴嫩，一个在其自然边界内得以重建的黎巴嫩。为了能自由地生活、在和平中实现繁荣，这些条件都不可或缺。

但我们深知，由于缺少在现代生活和西方文明方面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我们只有在一个西方大国支持下才能发展我们的经济、重组我们的自由。在过去的岁月中，法国一直向我们提供保护、支持、指引和教导，为此我们对她也怀有持久的情谊。我们希望获得法国的支持，以便完成内部重组，并保证我们的独立。[3]

显然，黎巴嫩代表团寻求的并非法国在黎巴嫩的殖民统治，而是在实现最终独立目标过程中后者的支持。然而，法国人似乎仅仅听到了他们想听的那一部分，也很乐意把黎巴嫩代表团作为论证其对黎巴嫩权利要求合法性的工具。

然而，行政理事会的发言并不能代表所有黎巴嫩人。在非洲、欧洲、美洲生活着超过10万名黎巴嫩移民，他们热切地关注着祖国的政治命运。很多黎巴嫩海外移民社团将自己视为更为广阔的叙利亚人民的成员，后一概念同样涵盖了来自巴勒斯坦、叙利亚内陆地区以及外约旦的移民。这些“叙利亚人”中包括了一些黎巴嫩最著名的文人，如神秘主义杰作《先知》的作者赫里勒·纪伯伦（Khalil Gibran）。他们将黎巴嫩视为大叙利亚独立但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呼吁叙利亚作为一个整体在法国的监护下实现独立。考虑到其对法国统治的支持，这些黎巴嫩的大叙利亚支持者同样受邀在巴黎和会上陈述其观点。

舒克里·加尼姆（Shukri Ghanim）是黎巴嫩海外侨民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是叙利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是一个分支机构遍布巴西、美国和埃及的民族主义组织。1919年2月，加尼姆向（巴黎和会）“十人委员会”进行了陈述，呼吁建立一个在法国托管下的叙利亚国家联邦：“叙利亚必须被分为三个部分。如果算上巴勒斯坦，那就是四个部分。大黎巴嫩或腓尼基、大马士革地区和阿勒颇地区应被构建为独立、民主的国家。”但他并不相信所有叙利亚人生而平等，且带着不祥的口气预言道：“法国在那里的任务是引导、建议和平衡一切事物，还有——我们不介意对我们的同胞这样讲，他们都是明白是非的人——根据我们不同的道德健康的状况给予我们不同程度的自由。”[4]我们可能只能猜测加尼姆所谓“道德健康”所指何为，但他显然相信黎巴嫩相比叙利亚其他地区要远为先进，与大马士革、阿勒颇等地相比更适合在法国的保护下享有完全独立。相比达伍德·阿蒙代表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所作的陈述，加尼姆的呼吁在很多方面，与法国人的想法更加一致。

然而，黎巴嫩政治中还有完全敌视法国在黎凡特地区地位的第三种趋势。的黎波里、贝鲁特、西顿、提尔等沿海城市的逊尼派穆斯林和希腊东正教徒并不希望从叙利亚政治社会主流中被分离出去，继而在一个基督徒主导的黎巴嫩国家中被弱化为一个少数群体。这是黎巴嫩山省的亲法国政治与沿海贝鲁特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明显分歧。几个世纪的奥斯曼统治之后，贝鲁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希望成为一个更广阔的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因而全力支持大马士革的埃米尔费萨尔政府。在1919年2月面向巴黎和会“十人委员会”的发言中，费萨尔代表沿海平原的黎巴嫩人表达了政治诉求，他在1916—1918年间领导了从希贾兹到大马士革的反奥斯曼统治的阿拉伯大起义。在发言中，他强调黎巴嫩是英国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之前许诺给他父亲谢里夫侯赛因的阿拉伯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受自己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政府的领导，而非任何委任统治的管辖。

埃米尔费萨尔在巴黎和会上对西方列强的陈述，受到了贝鲁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广泛支持。穆罕默德·哲米勒·贝胡姆（Muhammad Jamil Bayhum）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后成为费萨尔狂热的支持者。1919年7月在金-克瑞恩代表团到来之前，贝胡姆代表贝鲁特当选为在大马士革召开的叙利亚国民议会成员。“法国当局竭尽全力阻止选举的举行，同时向选举人和候选人施压，”贝胡姆回忆道，“但他们这些劝说或强制的手段最终都是徒劳的。”[5]黎巴嫩在叙利亚国民议会中获得了广泛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的22名代表当选。

贝胡姆满怀激动地参加了1919年6月6日正式开幕的叙利亚国民议会。代表们坚信他们召开会议的目的，就是将叙利亚人民的政治意愿通过金-克瑞恩委员会传达给巴黎和会上的西方大国。他们企盼在整个大叙利亚地区建立一个在费萨尔统治下、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阿拉伯国家，尽可能减少或完全避免外部干预。贝胡姆笔下的大马士革充满了乐观主义和高度理想化的政治氛围，甚至将之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的巴黎相媲美：“我们和来自巴勒斯坦、约旦、安条克、亚历山大勒塔、大马士革的代表一起出席了大会，所有人都希望协约国能听从我们的呼声，履行之前向我们做出的自由、独立的承诺。”[6]

贝胡姆留在大马士革参与了叙利亚国民议会的所有会议，即便在1919年7月金-克瑞恩代表团到来又离去后也没有立即离去。他不安地关注着英国1919年10月撤离叙利亚、法国军队取而代之等进展。1919—1920年的冬季，法国开始向被孤立的埃米尔费萨尔强加愈加严苛的条款，其意图明显是分裂大叙利亚、剥夺费萨尔政府的独立地位。1920年3月，叙利亚国民议会宣布大叙利亚独立，将这一既成事实摆在欧洲列强面前，作为避免委任统治的最后一搏。叙利亚国民议会仍坚称黎巴嫩是叙利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其独立宣言中强调：“我们将考虑黎巴嫩人民的所有爱国要求，在战前边界的范围内尊重其国家的自治地位，但条件是黎巴嫩远离一切外部势力的影响。”

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很快便对叙利亚国民议会的宣言提出抗议，坚称费萨尔政府无权“代表黎巴嫩发言，划定其边界，限定其独立或禁止其请求法国的合作”。[7]但黎巴嫩山的政治家也越来越担心法国的意图。1920年4月，英、法两国在圣雷莫（San Remo）会议上最终确定了奥斯曼阿拉伯行省的分割方案：黎巴嫩和叙利亚划归法国所有，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则归英国人统治。尽管很多马龙派基督徒过去曾请求法国人的技术援助和政治支持，但他们期望法国人这样做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原则，而非帝国利益的考虑。随着法国开始准备在黎巴嫩建立委任统治，法国军方管理人员也开始向黎巴嫩山行政理事会强加其政策。相应地，黎巴嫩山的政治家们则开始置疑在国家建设中寻求法国帮助的合理性。

1920年7月，11位行政理事会成员中的7位做了个惊人的180度转弯——寻求与费萨尔国王的大马士革政府达成和解。他们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呼吁叙利亚和黎巴嫩为实现完全独立而采取联合行动，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双方的领土纠纷和经济分歧。这些持不同政见的黎巴嫩议员呼吁建立一个叙-黎联合代表团，向仍在巴黎会谈的欧洲大国陈述自己的要求。然而，法国人听到这一倡议的消息后，逮捕了去往大马士革路上的这7位议员。

部分最受尊敬的黎巴嫩政治家遭逮捕的消息在整个黎巴嫩山地区引发了震动。比沙拉·扈里（1890—1964）是一位年轻的马龙派律师，曾与法国军事管理人员保持密切合作（他后来将成为黎巴嫩独立后的首任总统）。1920年7月10日深夜，法国高级专员亨利·古罗将军（General Henri Gouraud）邀请扈里来他的住所商讨一个紧急事件。到达后，扈里发现古罗正在他的军官中间焦急地踱步。这位高级专员通知扈里，法国当局刚刚逮捕了7位持不同政见的理事会成员。

“他们是叛徒，企图和埃米尔费萨尔联手，将黎巴嫩并入叙利亚，”古罗解释说，“行政理事会已经遭到解散。”

扈里震惊了，问道：“您采取这样暴力手段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古罗回答说已从这些人身上发现一封描绘其详细目标的备忘录。“在一切的一切之前，你首先是一名黎巴嫩人，”法国人对扈里说道，“您赞同他们的这种行为吗？”

由于尚未见到理事会成员备忘录的文本，扈里便谨慎地回答道：“我赞同所有追求独立的人，但我不会求助于黎巴嫩以外的任何人。”“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一位法国军官回答说。古罗告知扈里，这7名理事会成员将在一个军事法庭上受审。

对这些持异议的理事会成员的审判，疏远了法国在黎巴嫩一些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扈里惊骇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案件在两天内即审理完毕，并将庭审过程描绘为发生在“某种恐怖的氛围中”。让他感到愤怒的是，作为证词的一部分，黎巴嫩证人被强制要求宣誓“他们对法国的热爱”。被告人最终被处以罚款，禁止在黎巴嫩工作，并被流放至科西嘉岛。更糟糕的是，当扈里最后读到几名理事会成员备忘录的文本时，发现自己对他们的大多数目标都怀有同情之心。[8]事实上，由于这些高压的手段，法国人正在严重削弱他们在黎巴嫩的支持基础。

尽管如此，法国对这个新黎巴嫩国家的方案仍在按部就班地推进。1920年8月31日，黎巴嫩山的疆域被拓展至黎巴嫩民族主义者所要求的“自然边界”；次日，在法国的协助下，“独立的”大黎巴嫩国正式成立。但法国的协助越多，黎巴嫩享有的独立就越少。已经名存实亡的行政理事会被一个新的行政委员会所取代，委员会受一位法国长官的领导，后者则直接向法国高级专员负责。

在向黎巴嫩强加了一套全新的行政框架之后，法国政府开始根据自身对黎巴嫩社会的理解来重塑这一新国家中的政治文化。法国人将黎巴嫩视为一个由多个宗教社群组成的脆弱混合体，而非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进而根据这一观念来塑造黎巴嫩的政治机构。依据一种被称为教派主义的体制，新成立的行政委员会的席位被分配给各个宗教社群（法语为confessions）。这就意味着从理论上来说，政治职务依据人口比例分配给黎巴嫩不同的宗教团体。作为黎巴嫩天主教徒的长期庇护人，法国决心确保黎巴嫩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法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在扩大黎巴嫩领土边界的同时，又要避免将基督徒弱化为他们国家中的一个少数群体。尽管在黎巴嫩山地区基督徒占总人口的76%，但在新并入的沿海城市以及东部的贝卡和东黎巴嫩山等地区，基督徒又明显是少数群体。因而基督徒仅占大黎巴嫩人口总数的58%，考虑到不同教派出生率的差异，这一比例仍在下降。[9]法国人却无视黎巴嫩新的人口情况，继续优待受他们庇护的基督徒，在执政的行政委员会中赋予他们超出其人口比重的比例——10位基督徒代表，对应4位逊尼派、2位什叶派、1位德鲁兹派代表。

尽管法国专家们相信这一陈旧的政府体制最符合黎巴嫩的政治文化，但很多黎巴嫩知识分子却对教派主义越来越感到不安，渴望寻求一种民族身份认同。一位记者在《觉醒报》（Le Réveil）上写道：“我们是否想成为一个真正、完全意义上的民族？还是继续作为一个可笑的宗教团体的大杂烩，像敌对的部落一样始终相互隔离？我们必须为自己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统一的象征——一个国籍（nationality）。那枝花朵只能在一面国旗下绽放，而绝不会在教堂尖塔或宣礼塔下生长。”[10]然而，法国让独立的黎巴嫩升起的第一面国旗却是一面中间绘有一棵雪杉树的法国三色旗。从那一刻起，法国就开始在黎巴嫩显露自己的真面目。

1922年3月，古罗宣布将解散行政委员会，并以一个选举产生的代表理事会取而代之。这一举动激怒了黎巴嫩政治家，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单方面做出了这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成立的代表理事会所拥有的权限，甚至还不如之前的行政委员会。代表理事会与真正的民选立法机构相差甚远，不但被禁止讨论政治事务，且一年中召开会议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法令给予法国高级专员以立法权，后者可随意中止或解散代表理事会。即便是法国在黎巴嫩国内最狂热的支持者也感到愤怒，一位失望的亲法派移民写道：“这一奴役的法令现在给法国留下了一个将协议与友谊弃掷在士兵军靴之下的强权征服者的形象。”[11]

法国人完全不顾黎巴嫩人不断增长的反对之声，继续推动代表理事会的选举工作，并在这一过程中不遗余力地确保其支持者成功当选，同时排除反对派人士。

穆罕默德·哲米勒·贝胡姆是参加1919年叙利亚国民会议的贝鲁特代表，他从原则上反对法国委任统治，并直言不讳地批评法国在黎巴嫩的行政措施。尽管他本人从未考虑参与竞选，他的密友们却说服他加入了一个反对派的竞选名单。贝胡姆会见了一名负责选举组织工作的法国官员，想试探一下当局是否反对其参与竞选。这位高提耶（Gauthier）先生向他保证，选举将是自由公正的，法国当局完全不会干预选举程序。受到高提耶这一答复的鼓舞，贝胡姆宣布加入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者竞选名单，该名单很快就在投票统计中遥遥领先。

尽管高提耶之前曾担保过，但法国当局很快就发现必须对选举程序加以干预。法国人意识到民族主义者名单的选举号召力后，马上便着手削弱相关候选人的影响力。在第一次会面数周后，高提耶就在办公室中召见了贝胡姆，以“最高当局的命令”之名明确要求后者退出竞选。贝胡姆被激怒了，当时他已经为竞选活动艰辛奋斗了一个月。高提耶却非常直接：“我们会在选举中阻止你。如果你当选了，我们也会将你强制逐出理事会。”贝胡姆拒绝让步，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在法庭上面临着选举舞弊的指控。在听证会上，法官传讯了作为证人之一的高提耶。

“尊敬的先生，您是否指控贝胡姆先生向次级选民行贿，以收买选票呢？”法官问道。

“是的，是的。”高提耶回答说。

法官又转向贝胡姆，指着一个卷宗说道：“我有一大卷文件都是关于你的，全部是指控你收买选票，而这是法律所禁止的。”

贝胡姆只能徒劳地为自己辩护。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就这样持续困扰着贝胡姆，只是为了迫使他退出代表理事会的竞选。

听证会之后，贝胡姆与民族主义者竞选名单上的其他成员商讨应对的策略。他的一位朋友是高提耶的私人医生，这位朋友提出愿意拜访这位法国官员，尝试说服后者撤销对贝胡姆的指控。让贝胡姆和他的朋友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医生在拜访高提耶之后笑着回来。原来高提耶驳回了医生为贝胡姆说情的请求，回答说：“我的朋友，你对政治一无所知。我想说是贝胡姆先生本人迫使我们将他排除在议会的大门之外。我们想要的是这样：如果我们把一个杯子放在窗台上，它就要原封不动，一根头发丝的距离都不能动。”

医生一下完全理解了高提耶的意思：法国人不会容忍对他们所建立的政治机构的任何挑战，像贝胡姆这样的人则有可能将法国殖民统治的“玻璃杯”打下黎巴嫩的窗台。贝胡姆回忆道：“我们所有人和这位医生一起，都为委任统治当局强加给我们国家的这条荒谬的政策而感到好笑。这就是曾许诺帮助我们实现独立的那同一个国家。”贝胡姆随后宣布放弃其候选人资格，不再参与理事会竞选。[12]

这次选举也证明法国意图将黎巴嫩作为一块殖民地来进行统治，而非帮助后者实现独立。这些举措也说服了一些曾经最有力的法国支持者，转而加入反对法国统治的黎巴嫩民族主义斗争。而这也成为两次大战之间法兰西帝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不祥开端：如果法国在黎巴嫩都不能确保诸事顺利的话，那它在其他阿拉伯领土上又将如何做到呢？

*

法国殖民当局在黎巴嫩面临选举斗争的同期，在摩洛哥则面对着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1921—1926年，里夫战争同时以西班牙和法国统治为打击对象，成为阿拉伯世界到那时为止对欧洲殖民主义构成的最重大挑战。

1912年，欧洲列强默许法国将摩洛哥纳入其在北非的领地之内。同年3月，摩洛哥素丹穆莱阿卜杜·哈菲兹（1907—1912年在位）同法国签订《非斯协议》，保留其家族在摩洛哥的统治权的同时，将绝大部分的国家主权以一种被称为“受保护领地”的殖民方式割让给了法国。原则上这意味着法国将保护摩洛哥政府不受外部威胁，实际上法国却通过素丹及其臣属实行绝对统治，即便是以间接的方式。

法国人的第一个失败就是未能维护摩洛哥的领土完整。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帝国利益可追溯至16世纪，其沿海要塞长久以来就已发展为殖民飞地（作为一个昔日帝国的遗存，休达和梅利利亚至今仍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法国不得不与西班牙商谈一项协议，以便划定两国在摩洛哥各自的“权利范围”。1912年11月，随着《马德里协议》的签订，这一程序最终完成。根据该协议条款，西班牙在摩洛哥北部和南部边缘地区拥有一个被保护国，其中北部区域包括约2万平方千米（8000平方英里）的大西洋、地中海海岸线和内陆地区，南部区域包括后来被称为西班牙撒哈拉或西撒哈拉的约2.3万平方千米（9200平方英里）的沙漠地区。此外，位于直布罗陀海峡的丹吉尔港被置于国际共管之下。可以说，1912年以后摩洛哥素丹所统治的已是一个残缺不堪的国家。

尽管在沦为被保护国之前曾享受过数个世纪的独立政治地位，但摩洛哥的统治者从未成功地将其权威延伸至全国所有领土之上。长期以来，素丹对全国领土的控制都是在城市地区最有力，而在农村地区最薄弱。随着摩洛哥被纳入欧洲帝国统治之下，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士兵们发生哗变，很多人返回他们的部落，煽动农村反叛。当第一位法国总督于1912年5月到达摩洛哥履职之时，摩洛哥农村地区正陷入一片混乱。

赫伯特·利奥泰元帅（Marshal Hubert Lyautey, 1854—1934）在其执掌摩洛哥的13年间，将成为帝国治理方面最伟大的革新者之一。他到达非斯第二天，叛变的士兵及其部落支持者就对该城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袭击。法国外交官在确保欧洲对本国在摩洛哥统治的支持方面显然成果有限，利奥泰对此有了切身体会。

尽管受训为一名军人，但利奥泰不希望法国重蹈在阿尔及利亚的覆辙。在武力“平定”阿尔及利亚的几十年时间里，数以万计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死于非命。利奥泰不愿强加欧洲式的行政管理方式，而是希望通过保留本地机构、与本地领袖合作来赢得摩洛哥人的支持，合作从素丹本人开始。

法国人主要通过素丹政府中被称为“迈赫赞”（Makhzan，字面意思为国库的土地）的机构来寻求对摩洛哥各城市的控制。为此，利奥泰对标志着素丹主权的象征符号表现出高度的尊重，在官方场合演奏摩洛哥国歌，在公共机构悬挂摩洛哥国旗。但这种对素丹职位的尊重并不总能延伸至职位所有者身上：利奥泰上台以来的最初措施之一就是迫使执政的素丹穆莱阿卜杜·哈菲兹退位，用一位更加顺从的统治者穆莱优素福（Moulay Youssef, 1912—1927年在位）来取代这位在他看来不可靠的素丹。

利奥泰对摩洛哥农村地区的控制则依靠三个本土支柱：大首领，即部落领袖；诸苏非教团，即伊斯兰神秘主义兄弟会，其地方分支网络遍布全国；以及本地的柏柏尔人。这些大首领掌控着其部落追随者的忠诚，随时有能力动员起数百名武装人员。由于在到达后不久就目睹了部落民对非斯的袭击，利奥泰深深认识到确保部落民支持对于法国统治的重要性。苏非教团代表着一种超越部落纽带之上的信仰网络，其地方分支过去就曾成为庇护异议分子、动员宗教反对派以驱逐非穆斯林侵略者的工具。利奥泰深知阿尔及利亚的苏非教团在19世纪30—40年代阿卜杜·卡迪尔对法国占领的抵抗运动中曾扮演重要角色，因而决心吸纳这些团体以支持其政府。柏柏尔人是一个不同于阿拉伯人、具有独立语言文化的少数群体。法国人采用一种经典的分而治之策略，试图挑动北非的柏柏尔人反对其阿拉伯邻居：1914年颁布的一则法令规定自此之后摩洛哥的柏柏尔人将在法国的监管下，依据其自身法律和习俗而接受统治，从而成为一个被保护国中的被保护国。

利奥泰的治理体系并未因保留了本地机构就缺少了帝国特征。法国行政官员控制着所有的“现代”政府机构——财政、公共工程、卫生、教育、司法等，而宗教事务、宗教基金、伊斯兰法庭等机构则受摩洛哥人的管理。但利奥泰体系为本地领袖提供了一些诱导因素，来吸引他们协助而非颠覆法国殖民当局。摩洛哥的显贵们越是牵连进法国统治之中，利奥泰就越不需要在战场上寻求“平定”。利奥泰被尊为一位伟大的革新者，他对保护本地传统习俗的关注被其同时代人视为一种温情的殖民主义。

然而，即便在利奥泰体系之下，仍有很大一部分摩洛哥领土有待征服。为减少对法国军队兵源的占用，利奥泰招募并训练了一支甘愿将自己的国家交给法国人统治的摩洛哥军队。尽管也渴望完全的征服，但利奥泰更多聚焦于摩洛哥的经济中心地区——被他戏称为“有用的摩洛哥”（le Maroc utile），包括那些农业、矿产和水力资源充裕的地区。

由于来自农村地区的持续抵抗，对“有用的摩洛哥”的征服进展缓慢。从1912年建立被保护国到1914年一战爆发，法国在摩洛哥的控制范围由非斯延伸至马拉喀什，包括拉巴特、卡萨布兰卡等沿海城市以及新建的盖尼特拉港——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利奥泰港。一战期间，摩洛哥的本地事务暂时被搁置，当时约3.4万名摩洛哥士兵应召参加了法国对德国的战争，为他们的帝国领主付出了惨痛的伤亡代价；利奥泰也在1916—1917年被召回，担任法国战争大臣。即便如此，利奥泰体系依旧如故，大首领被证实为法国在摩洛哥最重要的支持者。1914年8月，摩洛哥农村显贵在马拉喀什举行集会，承认他们对法国的依赖。一位重要显贵表示：“我们是法国的朋友，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会与法国休戚与共。”[13]

一战及巴黎和会结束之后，利奥泰重启对摩洛哥的征服，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抵抗。1923年，超过2.1万名法国士兵与约7000名摩洛哥反叛者展开激战。然而，利奥泰最大的挑战将来自法属保护国领土之外，来自北部西班牙属地里夫山区的柏柏尔人。他的死敌是一位地方小镇上的法官，名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卡里姆·赫塔比（Muhammad ibn Abd al-Karim al-Khattabi），更多以阿卜杜·克里姆（Abd el-Krim）的名字闻名。阿卜杜·克里姆在1921—1926年间，从他的家乡、俯瞰地中海海岸线的里夫山区，掀起了一场长达5年的大反叛，其间成千上万的西班牙士兵被杀。这场战争也被称为20世纪殖民军队在非洲所经历的最惨痛的失败。[14]

1921年夏，里夫民众（被称为里非）与西班牙人之间的冲突正式爆发。受到伊斯兰社会、宗教改革讨论的启发，阿卜杜·克里姆同时拒绝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希望在里夫建立一个独立于西班牙王国的国家。“我想让里夫成为一个像法国、西班牙一样的独立国家，希望建立一个拥有完整主权和独立的自由国家，”他解释说，“这种独立能确保我们自决和管理自身事务的完全自由，我还希望能按照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缔结这样的协议和联盟。”[15]

作为一名拥有强大个人魅力的领袖，阿卜杜·克里姆很快招募了数千名里夫人，组建了一支纪律严明、目标明确的部队。里夫人在战斗中占据着双重优势：一方面，他们是为保卫自己的家乡、亲属免遭外国入侵者伤害而战斗；另一方面，他们在战斗中可利用家乡崎岖多变的山区地形。1921年7—8月，阿卜杜·克里姆的军队重创了西班牙守军，杀害约1万名士兵并俘虏了数百人。西班牙迅速派兵增援，并于1922年重新收复了阿卜杜·克里姆部队所占领的地区。然而，里夫人在与西班牙军队的对抗中继续捷报频传，成功缴获了超过2万支步枪、400支山地枪以及125架加农炮。这些武器很快就分发给了战斗人员。

这位里夫领袖通过赎金换俘虏的方式，迫使西班牙人为他的战备工作买单。1923年1月，作为释放战争开始以来里夫人俘获俘虏的条件，西班牙政府向阿卜杜·克里姆支付了超过400万比塞塔。这笔巨款资助了阿卜杜·克里姆雄心勃勃的计划，即通过反叛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1923年2月，阿卜杜·克里姆为在里夫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他接受了里夫各部落的效忠承诺，启用了里夫山区埃米尔（指挥官或统治者）这一政治头衔。作为回应，西班牙发动了又一轮攻势，企图重新夺回里夫地区。1923—1924年，里夫人连胜西班牙人，这一系列胜利在1924年秋攻克山城沙万的战斗中达到顶点。西班牙人在战场上又损失了1万名士兵。这些胜利给予了阿卜杜·克里姆和他的里夫军团更多自信而非审慎：如果击败西班牙人这么容易，击败法国人又有何不可能呢？

里夫战争在法国国内引发了深深的忧虑。在1924年6月对北部边境地区的一次巡查中，利奥泰警惕地发现西班牙军队的战败使得法国阵地很容易受到里夫人的袭击。里夫是一个贫穷的山区，在粮食进口方面严重依赖于法属区内的肥沃谷地。为了防止里夫人为保证食物需求而主动入侵，利奥泰需要强化非斯与西班牙属区之间的军事防卫。

1924年8月，利奥泰返回巴黎，向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及其政府简要汇报了阿卜杜·克里姆的反叛对法属区造成的威胁。但占领莱茵兰及在叙利亚与黎巴嫩建立行政机构已将法国的战线拉得过长，因此，法国无力提供在利奥泰看来保存法国在摩洛哥地位所需的最少人力和物力。利奥泰要求立即增派四个步兵营，但法国政府仅集结了两个。作为一个天生的保守派，利奥泰感觉他并没有得到赫里欧激进党政府的支持。当时他已年届七旬，且身体状况不佳，回到摩洛哥后已不具备必要的身体条件或者政治力量来遏制里夫人。

1925年4月，阿卜杜·克里姆挥师南下侵入法属区。他们寻求占据着里夫南部农业用地的本地部落的支持。他的指挥官会见了部落领袖，向后者解释了他们对当时情况的认识：“以复兴的伊斯兰之伟大荣耀的名义，阿卜杜·克里姆——摩洛哥真正的素丹已经发起了‘圣战’，目标就是驱逐异教徒，特别是法国人。”他们继续解释说，阿卜杜·克里姆的部队占领整个摩洛哥“不过是几天之内的事情”。[16]阿卜杜·克里姆本人则越来越将此运动视为一场反抗非穆斯林侵略者占领穆斯林土地的宗教战争，并公然对整个摩洛哥素丹国而不仅仅是更小的里夫共和国提出了领土要求。

就像利奥泰所担心的那样，里夫人很快便席卷了防御严重不足的北部农业地区；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法国人被迫疏散了所有的欧洲公民，并让部队从农村地区退守至非斯城。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法国人在对抗里夫人的军事行动中就失去了43个军事哨所，遭受了1500人死亡、4700人受伤的巨大损失。

6月，阿卜杜·克里姆的部队已经停驻在距离非斯城仅40千米（约25英里）的地方，这时他写信给城内著名的卡鲁因（Qarawiyyin）清真寺学府的伊斯兰学者们，试图赢得他们对自己事业的支持。他在信中写道：“你们和你们的同事都具有高贵的信仰，与伪善者和异教徒并无瓜葛。我要提请你们注意，不团结的摩洛哥所深陷其中的奴役状态。”他进而指控当政的素丹穆莱优素福已经将自己的国家出卖给了法国人，且与腐败的官员为伍。他要求得到非斯城宗教领袖的支持，强调这是一种宗教义务。[17]

这封信论证有力，采用了合理的神学术语，并辅以《古兰经》节文的支持，来论证“圣战”的必要性。然而，非斯城的阿拉伯学者并未因此就站到里夫的柏柏尔人一方。阿卜杜·克里姆的军队到达非斯市郊时，遭遇由利奥泰体系创造、处于法国牢固控制之下的“有用的摩洛哥”。面对这一两难选择——一方是来自里夫地区、胸怀抱负的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则是法国帝国统治所牢固建立的制度和工具，非斯的穆斯林宗教学者们显然认为利奥泰体系更为强大。

1925年6月，阿卜杜·克里姆的运动在非斯城停滞不前。如果说法国在摩洛哥农村地区统治的三大支柱是穆斯林神秘主义兄弟会、重要部落首领以及柏柏尔人，那么当时利奥泰已经确保了其中两者的支持。“我的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阿卜杜·克里姆后来反省道，“正是宗教狂热。”考虑到他本人也曾将伊斯兰作为争取对反帝“圣战”运动支持的工具，他的这一说法显然前后并不一致。但实际上这位里夫领袖所指的是，穆斯林神秘主义兄弟会坚信“苏非教团的谢赫们是我最大的敌人，也是我的国家前进道路上的敌人”。此外，他在对付大首领时也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功。“起初，我想通过说服和论证的方式来赢得民众对我观点的支持，”阿卜杜·克里姆写道，“但我遭到了拥有强大影响力的重要家族的激烈反对。”除去一个例外，他解释说：“其他家族都是我的敌人。”[18]通过反对阿卜杜·克里姆，大首领和兄弟会的谢赫如利奥泰所设想的那样，支撑起了法国在摩洛哥的统治。至于柏柏尔人，阿卜杜·克里姆和他的里夫战士们本身就是柏柏尔人，他们强化了利奥泰的柏柏尔分离主义政策，甚至比利奥泰本来设想的还要更进一步。毫无疑问，里夫人的柏柏尔人身份在劝阻摩洛哥阿拉伯人加入其反法斗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尽管利奥泰的殖民政府体系仍屹立不倒，但其本人却因里夫的挑战而一蹶不振。对他在巴黎的批评者而言，里夫战争波及法国的保护国，本身就意味着利奥泰寻求摩洛哥完全臣服的努力失败了。1925年7月，随着大规模援军由法国涌入摩洛哥，因数月战事和健康状况不佳而心力交瘁的利奥泰，请求另一位指挥官来协助他工作。法国政府派了一战中凡尔登战役的英雄菲利浦·贝当元帅前来协助。8月，贝当接管了法军在摩洛哥的军事行动指挥权。次月，利奥泰提出辞职，并于10月永久地离开了摩洛哥。

利奥泰离开后，阿卜杜·克里姆也没有坚持很久。法国、西班牙两国军队开始合力镇压里夫反叛。里夫军队撤退至位于摩洛哥北部家乡的山区后，1925年9月开始面对法、西大规模军队的两面围困。10月，欧洲军队已经彻底包围并全面封锁了里夫山区，试图迫使后者投降。阿卜杜·克里姆提出议和，但遭到法、西的粗暴拒绝。1926年5月，一支由约12.3万名士兵组成的欧洲联军攻陷了里夫山区，里夫抵抗运动最终失败，阿卜杜·克里姆于5月26日向法国投降。随后他被流放至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岛，直至1947年。

里夫战争失败后，法国和西班牙恢复了在摩洛哥的殖民统治，再也没有受到新的本地抵抗运动的困扰。尽管里夫战争并未引发对法国或西班牙在摩洛哥统治的持续反抗，但阿卜杜·克里姆及其抵抗运动却激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者的想象力：里夫人被视为阿拉伯人的一支（而非柏柏尔人），他们领导了一场反对欧洲统治的英雄般的抵抗运动，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和信仰而多次击败了欧洲人的现代军队。里夫人反抗西、法的5年反叛（1921—1926），也激励了部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后者在1925年发动了自己的反法斗争。

*

在叙利亚中部城镇哈马，一位年轻的军官从报纸报道中热切地关注着里夫战争局势的进展。法乌齐·盖伍格吉（Fawzi al-Qawuqji）曾与法国人作战。盖伍格吉的出生地的黎波里，当时已成为大黎巴嫩的一部分。作为费萨尔国王事业的支持者，他曾加入那支于1920年7月在汗·麦赛伦反抗法国殖民占领军的非正规部队。那次惨痛的失败使得盖伍格吉确信，叙利亚人在当时不可能将法国人赶走。

麦赛伦战役后仅数周，盖伍格吉就放弃理想主义而选择现实主义，进入一支法国人新建立的叙利亚部队服役，该部队叫作特别部队（Troupes Spéciales），或称叙利亚军团。尽管与一个外来帝国合作来管理自己的国家，但盖伍格吉对自己身穿法国军服并不感到舒服。正是在哈马军营之中，他和同伴中的民族主义者受到报纸上关于里夫战争报道的启发，将阿卜杜·克里姆作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在他们的斗争中所看到的英雄主义，使我们相信阿拉伯人的这种独特的个性并没有彻底消失，”盖伍格吉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一种对牺牲的向往在我们中间传播。我着了魔似的关注着摩洛哥的事态发展，甚至找来了冲突地区的地图。”[19]

如果说里夫战争启发了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那么叙利亚的帝国行政人员则从利奥泰在摩洛哥的治理策略中汲取了灵感。被指派来管理叙利亚的法国官员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利奥泰“学派”的毕业生：法国首任驻叙利亚高级专员亨利·古罗将军，曾是利奥泰在摩洛哥的助手；其他被指派到叙利亚的重要殖民官员，也曾在利奥泰手下供职，其中就包括古罗派驻大马士革的代表卡图上校（Colonel Catroux），驻阿勒颇代表德·拉莫特将军（General de Lamothe），以及派驻在阿拉维地区的两位上校。很多低级别官员也是从摩洛哥来到叙利亚任职。因此可以预料的是，他们试图在叙利亚复制一个经过调整的利奥泰体系。[20]

自占领叙利亚伊始，法国就同时在城镇和农村地区面临民族主义者的抵抗。1919年，叙利亚西部的阿拉维山区爆发了反法起义，经过两年的时间才得到镇压。阿拉维派（Alawites），一个可追溯至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社群，仅仅希望保留其自治地位，并不妄称为民族独立而战斗。法国人通过建立一个微型国家，成功地满足了阿拉维派维持地区自治的愿望。这一微型国家以港口城市拉塔基亚及阿拉维山区为基础，由地方显贵与法国行政长官合作进行统治。

1919年，一次更危险的民族主义反叛在北部城市阿勒颇附近爆发。反叛领导人易卜拉欣·哈纳努（Ibrahim Hananu）是一位拥有土地的地方显贵，一战前曾在奥斯曼官僚机构中任职，后因对奥斯曼战时镇压政策感到失望，在1916—1918年阿拉伯大起义期间志愿加入埃米尔费萨尔的军队，并参加了1919年叙利亚国民议会。在哈纳努这位实干家看来，叙利亚国民议会不过是只说不做的清谈，因此他北上回到阿勒颇，开始组织一支游击队伍以便对法国人构成实际的震慑。他发起了一场抵抗法国殖民统治的农村暴动，1920年法国占领阿勒颇后，这一运动很快发展为一场民族主义起义。1920年夏秋之间，起义军规模迅速由800人扩大至近5000名志愿军。[21]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从邻国的土耳其人那里获得武器和资金援助，后者正在安纳托利亚南部沿海地区武装反抗法国人对该地区的短暂占领。为防止哈纳努起义在叙利亚引发一场全国规模的民族主义大起义，法国人迅速部署了军队，强化了对阿勒颇的控制。1921年秋，哈纳努逃亡至约旦，随后被英国当局逮捕并移交给法国司法部门。法国人对哈纳努进行了审判，但很明智地宣判其无罪，避免使其成为一名烈士。当时法乌齐·盖伍格吉已经加入了叙利亚军团，对他而言，哈纳努起义的失败也印证了他的这一观点：叙利亚人目前尚无实力对抗法国人。

事实上，法国人比法乌齐·盖伍格吉设想的要更担心民族主义煽动可能带来的挑战。为应对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法国人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叙利亚分割为四个微型国家：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被设置为两个独立政府的首都，以防止叙利亚主要城市的民族主义者为共同事业而实现联手；法国人还为叙利亚地区两个拥有悠久的地区自治传统的宗教团体——叙西部的阿拉维派和南部的德鲁兹派设计了两个独立国家。法国人希望能通过利奥泰柏柏尔政策的模式，在委任统治框架内赋予阿拉维派、德鲁兹派某种既得利益，从而确保他们与城市民族主义相隔绝。法国高级专员古罗依据其在利奥泰元帅“学院”中所学得的信条，将叙利亚划分为自治区，又任命本地精英担任叙利亚各个独立地区的总督。[22]

在全力确保叙利亚德鲁兹派、阿拉维派社群善意的同时，法国当局对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领袖却毫不妥协。20世纪20年代初期，叙利亚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是阿卜杜·拉赫曼·沙哈班达尔（Abd al-Rahman Shahbandar, 1882—1940）。沙哈班达尔是一名医生，受训于贝鲁特美国大学，由于医学训练而精通英语。1919年，他曾充当金-克瑞恩代表团的导游和翻译，并与查尔斯·克瑞恩结下了私人友谊。1920年5月，他曾在费萨尔国王最后一任内阁中短期担任外交大臣，同年7月费萨尔政府倒台后流亡埃及。1921年夏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宣布大赦后，他才回到大马士革。

在回归叙利亚途中，沙哈班达尔博士重启民族主义运动，并建立了一个名为“铁拳协会”（Iron Hand Society）的秘密组织。“铁拳”集结了奥斯曼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团体的资深成员，以及费萨尔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政府的支持者，其共同目标是将法国人逐出叙利亚。“铁拳”的行动受到法国当局的严密监控。1922年4月7日，法国人以涉嫌煽动反叛为由，逮捕了沙哈班达尔以及该运动的另外4名领导人。

法国当局的局部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叙利亚异议人士的愤怒。次日，一群民族主义者利用市中心伍麦叶清真寺周五聚礼的机会，鼓动8000名聚众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当时，“铁拳”成员率领着由宗教领袖、街区强人、商人、学生等组成的复杂队伍，穿越大马士革的中央市场向城堡行进，在那里被法国安全部队强行驱散。安全部队逮捕了46名大马士革人，并造成数十人受伤。

然而，法国人的镇压措施并未能遏制抗议活动，更多的大马士革人开始响应民族主义者的号召。4月11日，以沙哈班达尔的妻子为首的40名妇女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法国当局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民族主义者发起大罢工，在法国当局审判沙哈班达尔及其他反对派领袖期间，大马士革店主们进行了长达两周的罢市。最终，法国当局通过了针对被告人的多项指控，沙哈班达尔被判处20年徒刑，其他人量刑也在5—15年之间。“铁拳”最终被击破，民族主义者的声音遭到压制，国内舆论一片死寂。但这样的情况仅持续了3年。

经过3年相对稳定的时期之后，法国自1925年开始重新审视其在叙利亚的政治安排。同时运转多个微型国家被证明过于昂贵。鉴于高级专员古罗已完成其任期，他的继任者们便宣布将阿勒颇与大马士革合并为一个国家，并为将于1925年10月举行的新的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定了日程。

经过3年的政治平稳时期，法国人放松了对叙利亚政治的严密掌控。新任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Maurice Sarrail）将军赦免了政治犯，并允许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在代表大会选举之前组建一个政党。在狱中度过两年之后，沙哈班达尔因大赦而被释放，并于1925年6月建立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机构即人民党。沙哈班达尔的政党吸引了一些最重要的大马士革精英。作为回应，法国当局也扶植了一个亲法的党派——叙利亚联盟党（Syrian Union Party）。叙利亚人担心法国会操纵选举的结果，正如后者在黎巴嫩所做的那样。然而，打乱这一政治进程的插曲却来自德鲁兹山，而非高级专员的办公室。

1921年起，法国人与德鲁兹人之间的矛盾就开始发酵。1921年，利奥泰“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乔治·卡图（Georges Catroux）将军依据法国在摩洛哥柏柏尔政策的模式，起草了法国人与德鲁兹人之间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德鲁兹山将构成一个独立于大马士革的特别行政单元，拥有一位选举产生的本地长官和代表会议。换言之，山区的行政管理表面上将处于德鲁兹人的控制之下。作为交换，德鲁兹人将接受法国委任统治的条款，同意在山区派驻法国顾问并建立一个法国军营。很多德鲁兹人对协议的条款深怀疑虑，担心法国人借协议过多干涉其内部事务；绝大多数德鲁兹人则持观望立场，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判断法国人的意图。然而，随后几年的经历却没能使他们安心。

首先，法国人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即疏远了最强大的德鲁兹领袖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Sultan Pasha al-Atrash）。1921年，法国当局为削弱这位山区最强大领袖的权威，提名苏尔坦帕夏的一位次要的亲戚赛里木·艾特赖什（Salim al-Atrash）担任德鲁兹山区长官。这也为法国人与苏尔坦帕夏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1922年7月，苏尔坦帕夏的属下释放了一名法国人捕获的俘虏，作为回应，帝国政府派遣部队和战机摧毁了苏尔坦帕夏的住宅。苏尔坦帕夏不为所动，领导了一场针对法国在山区据点的游击战，战斗持续了9个月之久，直至1923年4月这位德鲁兹军阀被迫投降。法国人与这位德鲁兹领袖达成了休战，从而避免了将如此重要的一位地方领袖送上法庭的危险。但德鲁兹山名义上的长官赛里木·艾特赖什已经提交了辞呈，而在苏尔坦帕夏的反对下，没有任何一位德鲁兹领袖愿意接受山区长官这杯“毒酒”。

在缺少合适的德鲁兹派候选人的情况下，法国人打破了利奥泰体系的一条核心原则以及他们自己与德鲁兹人达成协议的条款——1923年法国当局任命一位法国军官担任山区长官。更糟糕的是，他们所任命的长官人选加布里埃勒·卡比耶（Gabriel Carbillet）上尉是一位狂热的改革派人士，他将摧毁德鲁兹山地区他所谓的“古老的封建体制”视为自己的使命，这一体制在他看来是“倒退的”。德鲁兹人对卡比耶的不满与日俱增。沙哈班达尔就不无讽刺地指出，他的很多民族主义同僚认为这位法国军官将德鲁兹人逼迫到反叛的边缘，从而推动了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发展。[23]

德鲁兹领袖们无法接受法国人对其1921年协议的公然违背，决定直接向委任统治当局进行申诉。1925年春，山区领袖组成一支代表团前往贝鲁特，试图会见高级专员并对卡比耶提出申诉。高级专员萨拉伊非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来安抚心怀不满的德鲁兹人，反而拒绝接见代表团，进而公开羞辱了这些山区重要人物。德鲁兹领袖们怒火冲天地回到山区，已然决心发动反法起义，并开始寻找合作伙伴。他们转向了城市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自己的天然盟友。

1925年，民族主义运动在叙利亚全国城镇进展迅速。在大马士革，沙哈班达尔将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聚集在他的人民党之下。在哈马，法乌齐·盖伍格吉已建立了一个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政党，即真主党。在这一意义上，盖伍格吉成为最早意识到伊斯兰用以动员民众反抗外来统治的政治力量的先驱之一。盖伍格吉蓄须明志，每夜拜访哈马城内不同的清真寺，为发动起义而争取支持。他和城内的穆斯林布道者们建立了良好关系，鼓励后者在周五聚礼的布道中增添《古兰经》中号召“圣战”的段落。此外，他还从哈马部分富有的地主家庭获得了财政上的支持。1925年初，盖伍格吉派遣使者前往大马士革会见沙哈班达尔，提议在后者的人民党与哈马的真主党之间达成更好的协调。沙哈班达尔则劝阻这些来自哈马的使者，提醒说“在当前的情形下发动起义具有明显的风险，将伤害到民族的利益”。[24]同年5月，随着德鲁兹人加入民族主义事业，沙哈班达尔认为这场运动已经达到了一个可期成功的关键体量。

5月，德鲁兹领袖集团与沙哈班达尔以及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取得接触。最初在一位资深记者家中会面，双方对话主要围绕发动起义的方式而展开。沙哈班达尔向德鲁兹人简要介绍了法乌齐·盖伍格吉在哈马的活动情况，提议在一场全国性的叙利亚大起义中开辟多条反法战线。后续一系列会议都在沙哈班达尔家中举行，参与者包括艾特赖什氏族的重要成员。所有参会者秘密宣誓并签署协定，宣誓为实现民族统一和独立而全力合作。[25]当然，这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盟友关系：沙哈班达尔和他的同僚当然乐见德鲁兹人在其山区发动武装起义，因为相比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德鲁兹人在其山区内享有更高的机动性且武装更加充分；作为回报，德鲁兹人也不会单独面对法国人的军事压力——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许诺将起义传播至全国各地，同时给予德鲁兹人率先发难所需的支持。

7月，德鲁兹人发动反法起义。苏尔坦·艾特赖什率领数千名战士向驻扎在山区第二大城镇萨勒赫德的法军发动了袭击，并于7月20日占领了该镇。次日，他的部队包围了德鲁兹山地区行政首府苏伟达（Suwayda'），使得很大一批法国行政人员和士兵陷入围困。

由于事发突然，法国人尚缺乏足够的兵力和策略来遏制德鲁兹人起义。之后的几周内，由8000至1万名志愿者组成的德鲁兹起义军击败了一支又一支被派来镇压起义的法国军队。为了防止全国性大起义这一噩梦的发生，法国高级专员萨拉伊决心在起义初期就予以镇压。他从叙利亚北部和中部调动法军与叙利亚军团的兵力，来镇压南部德鲁兹山地区的起义。8月，法国当局对大马士革所有一般的民族主义嫌犯采取打压措施，大肆逮捕，未经审判就流放了大量相关人士。沙哈班达尔和他最亲密的合作者逃离大马士革，前往德鲁兹山地区的艾特赖什家族寻求避难。尽管法国人做出最大努力，起义仍开始蔓延至其他地区。下一轮的爆发在哈马。

法乌齐·盖伍格吉已经为在哈马发动起义做好了准备，仅在等待最佳时机。在见证了以往各次反法斗争的潮起潮落后，盖伍格吉深信1925年的情况已有所不同。法国统治的各支反对力量——德鲁兹人、大马士革人以及盖伍格吉的哈马派之间的协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德鲁兹人的反叛已经对法国人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此外，盖伍格吉还关注着摩洛哥里夫战争的进展，了解到法国人在那里的情况也在恶化：“法国军队已经卷入与阿卜杜·克里姆领导下里夫地区部落的战斗而无法自拔。后者胜利的消息不断向我们传来。我们还收到消息称法国增援部队已被派往马拉喀什。”盖伍格吉意识到法国人一旦向摩洛哥增派部队，就无力再向驻叙法军增派援军。“我的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了，”他总结道，“所剩的就是执行这些准备工作。”[26]

1925年9月，盖伍格吉向德鲁兹山的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派遣使者，提议德鲁兹人进一步升级其攻势，从而将法军全部吸引至南部地区。随后，他将于10月初在哈马发动进攻。为了确保在哈马开辟第二条反法战线，苏尔坦帕夏愿意让他的战士面对法军的激烈战斗，因而就同意了盖伍格吉的方案。

10月4日，盖伍格吉在周边贝都因部落战士和哈马城市人口的支持下，领导叙利亚军团发动兵变。他们俘虏了多名法国士兵，并将该市的行政人员围困在政府大楼内。至当日午夜，哈马市已落入起义者的控制之下。

法国人很快做出回应。尽管正如盖伍格吉料想的那样，绝大多数法国军队都在德鲁兹山作战，但法国人还有空军力量。法国人开始了一场针对城市居民区的轰炸，将哈马市中心市场的一部分夷为平地，造成约400名平民死亡，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尽管最初承诺支持盖伍格吉的运动，但哈马的显贵们也是最早脱离反抗队伍、并与法国人就停止反叛和轰炸达成一致的人。起义后仅3天，盖伍格吉及其追随者就被迫撤离至农村地区，任由法国人重新占领哈马。

未受哈马失利的影响， 盖伍格吉和他的部下继续将反叛传播至叙利亚其他城镇地区。“叙利亚土地上反叛的大门已经在我们面前敞开。通过这些演习，”盖伍格吉自诩道，“法国人的智慧和机智在阿拉伯人的智慧机智面前已然落败。”[27]

几天的时间内，起义已传播至大马士革周边的村庄。法国人试图通过展示极端暴力来遏制这场运动：整批的村庄在炮兵和飞机的轰炸下被摧毁；大马士革内陆地区近100名村民被处决，死者尸体作为可怕的战利品被运回大马士革，以便对其他起义的支持者形成震慑。可以预见的是，暴力行为引发了更多的暴力：作为对与殖民当局勾结的警告，12名为法国人服役的本地士兵残缺不全的尸体也被暴露在大马士革城门之外。

至10月18日，起义已传播至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居民不分男女大量加入抵抗运动。加入战斗的男人们依靠他们的妻子与姐妹将食品和武器偷运至其藏身之处：在一位法国士兵的注视之下，一位大马士革战士的妻子就成功地将食品和武器送到她的丈夫及其起义战友的手中。大马士革记者希菡·特季曼（Siham Tergeman）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法国哨兵］从未想到妇女们正在帮助叛军从屋顶逃跑，或者在罩袍或食盒掩盖之下向他们运送武器，从而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28]

对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领袖而言，起义已经成为一场“圣战”，战斗人员也就成了“圣战者”。近400名志愿军进入大马士革，成功确保了对沙古尔和米坦街区的控制，迫使法国行政官员进入城堡避难。起义军的一支分遣队甚至攻入阿兹姆宫，试图抓捕法国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将军。这座宫殿本是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Asʻad Pasha al-ʻAzm）在18世纪建立的一个奢华的建筑，在法国人接管后则被改造为长官府邸。尽管萨拉伊实际上已撤离了相关街区，但一场激烈的枪战仍使这座古老的宫殿陷入火海。但这还只是故事的开始。

为了挫败大马士革的起义，法国人不惜动用蛮力。他们从城堡上用火炮对大马士革各个街区进行狂轰滥炸。大马士革民族主义领袖沙哈班达尔博士写道：“在指定的时间，这些令人憎恶的装备将它们的灰烬喷射向这座城市最美的街区。在随后的24小时内，毁灭性的炮弹和大火吞噬了600多座最美的房屋。”紧随其后的是长达数日的飞机轰炸。“轰炸从周日中午一直持续到周二傍晚，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死于碎石瓦砾之下的死者的准确数量。”沙哈班达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道。[29]据后来的估算，3天暴力期间死者人数高达1500人。

对平民人口的巨大影响迫使起义者停止了在大马士革市区内的行动。“当起义者们看到针对街区的连续轰炸使妇女儿童感到恐怖，看到空中盘旋的飞机对市内房屋不加区别地倾泻炸弹时，他们便离开了大马士革市区。”沙哈班达尔后来回忆说。尽管被逐出了哈马和大马士革，这些起义者已成功缓解了德鲁兹山的局势，3个月以来德鲁兹山一直是法军镇压首当其冲的区域。但如果法国人幻想通过在哈马和大马士革滥用暴力来遏制起义的传播，那他们肯定将感到失望。1925—1926年的冬季，随着起义传播至全国各地，法国当局已被迫将军队派送至叙利亚全国各个角落。

法国人成功镇压了叙利亚北部和中部的反叛之后，才有能力返回德鲁兹山地区。在那里，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仍领导着一场活跃的抵抗运动。1926年4月，法国人重新占领了德鲁兹地区首府苏伟达。同年5月阿卜杜·克里姆在摩洛哥最终投降之后，法国人终于得以将大量兵力调往叙利亚。根据盖伍格吉的说法，驻叙法军增至9.5万人。叙利亚抵抗力量被法国人彻底压倒，其主要领袖流亡海外。1926年10月1日，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和阿卜杜·赖哈曼·沙哈班达尔博士跨越边境进入邻国外约旦。

在其他民族主义领袖放弃抵抗之后很久，法乌齐·盖伍格吉仍尝试继续武装斗争。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仍不知疲倦地呼吁重新起义。但叙利亚人民已经失去了战斗的动力，他们在面对法国人野蛮报复行为时变得谨慎起来。在1927年3月的最后一场战役中，盖伍格吉成功招募了一支由74名战士组成的队伍，但其中仅27人拥有马匹。他们绕开大马士革，隐藏至荒漠地区，最终被之前支持其运动的沙漠部落所出卖。凭借机智和骗局，他们才成功逃脱，撤退至外约旦，但也使自己的国家牢牢控制在法国人手中。[30]

叙利亚大起义未能从法国统治下实现独立。之后，民族主义运动领导权落入一个新的城市精英领导层手中，后者回避武装斗争，试图通过谈判和非暴力抗议的政治程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直至1936年，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种种努力都收效甚微。

*

尽管从摩洛哥到叙利亚，法国殖民当局在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于镇压叛乱，但他们至少在阿尔及利亚还有一个盛大的聚会值得期许。

此时，距1827年阿尔及利亚德伊暴怒挥动蝇拂从而决定了他国家的命运已有一个世纪。自从1830年6月法国军队首次在西迪·法鲁什登陆起，法国人已先后驱逐了奥斯曼人，击败了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镇压了多次大规模起义，最后一次起义发生在1871—1872年。至20世纪初，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地中海到撒哈拉的征服。

至20世纪20年代，已有超过80万名定居者从法国移居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不再是生活在一块外国土地之上。[31]自1848年起，阿尔及利亚就被宣布为法国领土，奥兰、阿尔及尔、君士坦丁三个省份则被转变为法国的海外省，在巴黎的法国议会中拥有民选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们——更准确地说，是法裔阿尔及利亚人代表，因为本土阿尔及利亚人既无权投票，也不得参选国民职务——在议会中享受着远超其人口比例的影响力，作为一个集团致力于保护定居者的利益。

随着1930年百年纪念的临近，法裔阿尔及利亚人开始抓住这一机会，向法国本土的法国人以及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展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存在的胜利和持久性。关于庆典的规划几年前就已开始。1923年12月，阿尔及利亚总督采取了第一步，下令建立一个“筹备庆祝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百年纪念项目”的委员会。法国议会批准了一项4000万法郎的预算，并授权成立一个负责组织庆典工作的委员会。最终，庆祝活动耗费超过了1亿法郎。

为了这一年，整个阿尔及利亚的面貌都发生了变化。为点缀城市和乡村，艺术家们受委托创作了众多纪念法属阿尔及利亚历史中重大里程碑事件的纪念碑；众多博物馆在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奥兰等大城市中先后落成；公共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兴建，其中包括学校、医院、孤儿院、贫民院、农业学院、专业学校，以及一个能确保百年庆典新闻传播至阿尔及利亚全国各地的世界上最大的广播站；一个大型博览会在西部港口城市奥兰举行，其空前盛况可媲美一次世界博览会；超过50次国际会议和大会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其涵盖的主题林林总总；各类体育项目、穿越撒哈拉的汽车拉力赛、帆船比赛同样被列入了日程；各城市在夜间灯火通明，重要建筑物的轮廓被电灯和精致的烟火表演所点亮。

百年庆典的象征意义最集中地体现在受委托而创作的众多纪念碑之中。在距阿尔及尔南部仅几英里的布法利克，竖立着一座宽45米、高达9米（宽约148英尺、高约30英尺）的巨型雕像，以庆祝“法国殖民天才们的不朽荣光”。雕塑家亨利·布沙尔（Henri Bouchard，位于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纪念碑的设计者） 将一小撮法国“文明的开路先锋”置于整个纪念碑的中心，为首的便是19世纪30—40年代为击败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而不惜将阿尔及利亚烧为焦土的两位军事指挥官比若将军和德·拉莫里西耶将军（General de Lamoricière）；在军人背后骄傲地站立着一群法国显贵、市长以及“模范定居者”；在雕像后部俯视上述身着制服和套装的法国人的位置，雕塑家增加了少数身着民族服饰的阿拉伯人，他们代表着“最早一批驯顺的本地居民，其积极的忠诚使得［法国殖民］任务成为可能”。[32]

法国人甚至成功地将一种带有同情色彩的阿尔及利亚元素巧妙地纳入了1830年的军事记忆。旨在纪念1830年6月14日法军在西迪·法鲁什登陆的纪念碑是否会“引发本土居民的不快”？围绕这一点，法国媒体已经展开热烈讨论。百年庆典的官方历史学家梅西耶（Mercier）写道：“所有了解阿尔及利亚以及与其阿拉伯-柏柏尔人保持日常接触的人，在这方面都不会有任何担心。”梅西耶强调，所有本土阿尔及利亚人的真实感情充分体现在部落领袖布阿齐兹·本·加纳（Bouaziz Ben Gana）的评论之中。加纳曾表示：“假如本土居民在1830年就认识法国人，他们本可以在步枪上装上鲜花，而非子弹，去迎接他们。”在这座高达10米(1)的雕像的铭文中，描绘了头戴三色帽的玛丽安向下凝视着一个恭顺的阿拉伯儿子的双眼这一场景，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感：“100年后，法兰西共和国已赋予这个国家繁荣、文明和公正，一个心怀感恩的阿尔及利亚则向祖国致以永垂不朽的敬意。”法国人似乎希望将阿尔及利亚人刻画为其国家殖民化进程支持者的角色。[33]

1930年6月14日，百年庆典活动在西迪·法鲁什达到顶点。在这里，活动组织者再次试图将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描绘为一个法国-阿拉伯联合成果，活动官方称其为“对法国人口与本土人口联合的庆祝”。大量民众聚集在新的西迪·法鲁什纪念碑周围，观看阅兵式并聆听讲话。阿尔及利亚总督率领着一支由殖民官员组成的方阵。空军飞过上空，并向纪念碑周围的聚众抛撒花瓣。火炬传递手仿照奥运会的方式，从纪念碑出发跑向东部约30千米（19英里）外的阿尔及尔。

法国人的讲话不出意外地充满胜利者的口吻，而更让人震惊的是登上讲台的阿尔及利亚高层官员所做的评论。一位代表清真寺学校教职人员的宗教学者哈吉哈姆（Hadj Hamou），对他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讲授伊斯兰教的自由表示感谢。他宣称所有清真寺的聚众在对“神圣的世俗法兰西共和国的共同的爱”方面，都追随其伊马目们的引导，这是多么奇妙的自相矛盾的表述。代表穆斯林知识分子发言的M.贝勒哈吉（M. Belhadj）在当天的庆典中，则强调“法国人与本地人民的深度融合”，他们已然转变为“和平与和谐地生活在同一旗帜下，同样热爱祖国母亲的单一、独特的民族”。一位重要的阿拉伯显贵M.欧拉白（M. Ourabah）则恳求道：“教导我们，让我们上升得更高，升到你们的高度吧！让我们同心同德，一起呐喊：法国万岁，永远伟大！阿尔及利亚万岁，永远属于法国！”[34]

在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阿尔及利亚似乎正在拥抱帝国主义。然而，阿尔及利亚人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很多受过教育的阿尔及利亚精英认识到他们无法击败法国人，因此他们试图加入后者，即享有法国公民身份的充分权利——这些权利直至1930年对他们而言仍遥不可及。在接受法国统治不可避免的前提下，这些阿尔及利亚人选择了一场公民权利运动，而非民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阿尔及尔大学一名药理学学生——法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

法尔哈特·阿巴斯（1899—1985）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某小镇的一个外省行政官员和地主家庭。他在法国学校接受教育，最终认同了法国的价值观念。他最渴望的就是享有任何法国人都拥有的完整权利，但法国法律却对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司法、政治权利施加了诸多严重限制。这些法律从地理层面将阿尔及利亚一分为三：欧洲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施行法国普通法；欧洲人占少数的农村社群，施行军事和民事混合统治；阿拉伯领土则完全处于军事管理之下。

相关法律还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与穆斯林之间做出明确区分。1865年法国参议院颁布法令，规定所有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为法国臣民。他们可以在军事和民事部门任职，但并非实际上的法国公民。作为被考虑授予法国公民权的条件，本土阿尔及利亚人不得不放弃其穆斯林民事地位，同意遵从法国个人身份法。考虑到婚姻、家庭、遗产分配等问题在伊斯兰法中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一条件无异于要求穆斯林放弃其信仰。因而毫不奇怪的是，在该法律施行的80年时间里，只有约2000名阿尔及利亚人申请获取法国公民权。

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不但不受法国法律的保护，还受制于一套被称为《本土居民法典》的歧视性法规。与美国南北战争后通过的旨在维持非裔美国人隔离、从属地位的《吉姆·克劳法》相似，上述法典起草于1871年最后一次重要的阿尔及利亚反法起义之后，规定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可因部分欧洲人有权合法从事的行为而受到起诉，如批评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官员。法典中设定的绝大多数罪行都十分细碎，惩罚措施也很轻微，不超过5天的监禁或15法郎的罚款。但正因为其结果是如此微不足道，法典的内容越是能按部就班地执行。此外，该法典比其他任何司法区分都更加直接地提醒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是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对于法尔哈特·阿巴斯这样深受法国共和思想熏陶的人而言，这种侮辱显然难以忍受。

阿巴斯以一篇用法语写成的尖锐的批评文章作为对百年庆典的回应。这篇文章也典型地反映出法国统治一个世纪后一位阿尔及利亚青年的幻灭情绪，题为《青年阿尔及利亚人：从殖民地到行省》。阿巴斯的这篇力作不啻为一篇要求以法国共和主义的开明侧面取代当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殖民主义的雄辩的请愿书。

已经逝去的这个世纪是一个泪水与鲜血的世纪，而在哭泣和流血的主要是我们这些本土人民……百年庆典活动只不过是对一段痛苦过去的笨拙提醒，是某些人的富有在另一些人的贫穷面前的一种炫耀……如果新的世纪不能将这个国家的不同组成元素一视同仁、给予弱者提升其地位的手段的话，种族间的相互理解就仍将是空谈。[35]

在阿巴斯的文字中，我们听到了在西迪·法鲁什百年庆典中发言的阿尔及利亚显贵们呼声的回响——“让我们上升得更高，升到你们的高度吧！”不过阿巴斯在提出要求方面更加明确自信。

阿巴斯指出，阿尔及利亚人凭借其战时军事服务已经赢得了他们的公民权。自从1913年将强制兵役引入阿尔及利亚以来，法国就给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20万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应征入伍，其中很多人再也未能返乡。关于战争中阵亡的阿尔及利亚人的数量，估计在2.5万至8万之间，伤者更远多于这一数字。[36]

即便在一战结束后，阿尔及利亚人仍被征召进入法国军队。阿巴斯宣称凭借1922年他在军队中的服役经历，他已经赢得了他本人的公民权。他指出，法国并不按种族、宗教区分服兵役的士兵，在法律方面也不应有这种区分。“我们是穆斯林，同时我们也是法国人，”他继续写道，“我们是本土居民，我们也是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有欧洲人和本土民族，但都是法国人。”[37]然而，在殖民主义社会及其法律之下，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在自己的国家却被降格为次等公民。“对于本土居民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街道上、咖啡馆里、日常生活最细小的交易中每日所遭受的侮辱，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理发师拒绝为他服务，旅馆拒绝为他提供住宿。”[38]

阿巴斯尤其批评了要求穆斯林放弃其个人身份的法国入籍法律。“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为何要寻求入籍？成为法国人？鉴于他的国家被宣布为法国领土，他已经是了。”写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统治者时，他反问道：“他们是希望把这个国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还是想分而治之？”对阿巴斯来说，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引导穆斯林阿尔及利亚走向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最需要的就是将同样的法律应用于所有的人。”[39]即便如此，在其作为法国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歧视的前提下，他仍坚持阿尔及利亚人保留自身宗教并使用本民族语言阿拉伯语接受教育的文化权利。

阿巴斯并非是第一个提出完整公民权诉求的人，自20世纪初青年阿尔及利亚运动就已开始推进类似的改革。他也无法为所有阿尔及利亚人代言。以阿卜杜·哈米德·本·巴迪斯（Abd al-Hamid Ben Badis, 1889—1940）为首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就断然拒绝了阿巴斯的同化思想。阿巴斯和伊本·巴迪斯之间的分歧，鲜明地体现在1936年二人在一系列社论的交锋之中。当时，法尔哈特·阿巴斯大胆提出并没有什么阿尔及利亚民族：“作为一个祖国的阿尔及利亚是一个神话。我并没有发现它。我询问了历史，询问了逝者和今人，访问了墓地，但没有人对我谈起过它。”他指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阿尔及利亚人就是法国人。事实上，受到自己慷慨陈词的裹挟，他甚至豪言他本人就是法国（La France, c'est moi）。[40]“不，先生们！”伊本·巴迪斯反驳说：

我们仔细检查了历史的记载和当前的局势。我们发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这个共同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充满了壮举伟业；它有自己宗教和语言的统一性；它有自己的文化、风俗和习惯，其中有好也有坏，像其他民族一样。此外，这个阿尔及利亚和穆斯林民族并不是法国：它不会知道如何成为法国；它不想成为法国；即使想的话，它也不可能成为法国。

但在呼吁阿尔及利亚独立方面，伊本·巴迪斯并没有比阿巴斯走得更远。阿巴斯寻求与法国人的平等，伊本·巴迪斯则希望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与法国人“分离但平等”。他要求法国人给予本土阿尔及利亚人自由、公正和平等，同时尊重他们独特的文化、阿拉伯语言和穆斯林信仰。在其文章的末尾处，伊本·巴迪斯坚称：“这个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祖国将是法国的忠实朋友。”[41]世俗同化主义者与伊斯兰改革者之间的分歧绝非不可跨越。

反讽的是，唯一一群要求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的积极分子，却来自法国的侨民工人社群。在这支多达10万人的阿尔及利亚劳工队伍中，一小撮政治活跃人士通过共产党接触到了民族主义。其领袖麦萨利·哈吉（Messali Hadj, 1898—1974）于1926年在工人中建立了民族主义协会“北非之星”（L'Étoile Nord-Africaine）。1927年2月，麦萨利将这一新组织的章程提交给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殖民压迫联盟大会，章程中提出的要点包括：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国占领军撤出阿尔及利亚；建立一支国民军队；没收定居者种植园，将农业用地重新分配给本地农民；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开展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42]该协会的要求在当时可谓公正，但又同样地脱离现实，因而在国内外的阿尔及利亚群体中仅得到了少数支持。

在20世纪30年代阿尔及利亚所有的政治活动家之中，法尔哈特·阿巴斯的影响力最大。受教育的阿尔及利亚人以及法国政策制定者都广泛阅读他的著作。“我非常有兴趣地读了您的著作，”阿尔及利亚前总督莫里斯·维奥莱特（Maurice Viollette）在其1931年写给阿巴斯的信中写道，“换成是我，我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写作它。我对其中某些页面深表遗憾，但也遇到了一些真正的挑衅段落……我承认对你而言控制自己的情绪是非常困难的，对此我也深表理解。”这种语调是居高临下的，但阿巴斯显然并不介意（他将这段引文作为颂词置于其著作的书皮上）。他明白，通过维奥莱特，他的观点将可以在法国行政当局高层中得到讨论。

莫里斯·维奥莱特作为阿尔及利亚总督的任期结束并返回巴黎后，他的影响力反而进一步扩大。他被提名为法国参议院议员，1935年他提出一项议程，提议在吸取法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授予一小部分阿尔及利亚人以公民权。这部分人在法语中被称为“进化者”（évolués），意思是“进化程度更高者”，这是纯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着阿尔及利亚人在弃绝阿拉伯文化、拥抱更“高级”的法国价值观的过程中，由一个更低的文明状态进化到一个更高的文明状态。这种“文明化使命”正是法国人论证其帝国事业合法性的主要原则之一。在执行“文明化使命”的同时，维奥莱特在参议院辩论说，进步的穆斯林阿尔及利亚人的解放也将遏制民族主义，并推进同化。

然而，法国殖民主义游说（包括定居者代表及其在巴黎的支持者）太过强大，最终挫败了维奥莱特1935年的动议。他们担心给予有限的一小群阿尔及利亚人完整公民权将导致更大规模的解放，最终将削弱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主导地位。

1936年，维奥莱特在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所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中被授予一个内阁职位，其争议观点也获得了一个更有同情倾向的听众群体。人民阵线提出要在法国和其殖民地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阿尔及利亚政治精英们则很清楚维奥莱特是他们事业上的盟友。伊本·巴迪斯所领导的伊斯兰改革者决定与法尔哈特·阿巴斯的同化主义者联合起来。1936年6月，他们在阿尔及尔召开了首届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大会，宣布在不要求放弃其穆斯林民事身份的前提下，支持莫里斯·维奥莱特关于授予有限数量的亲法阿尔及利亚人以完全公民权的提议。随后，大会派遣一支代表团前往巴黎，向法国政府提交其政治要求。代表团成员受到布鲁姆和维奥莱特的接见，两人许诺将满足阿尔及利亚人的多项要求。

1936年12月底，布鲁姆和维奥莱特已经起草了一份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法案，并提交给法国议会。他们坚信《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是一项进步的立法，通过该国政治、经济精英间的合作，可一劳永逸地稳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位置。两人在该法案的前言部分写道：“在多届政府做出如此多庄严的承诺之后，特别是在（1930年）百年庆典之际，我们不可能不意识到这样一项必要的同化工作的急迫性，这一工作将在最大程度上影响到阿尔及利亚的道德健康。”[43]

法案限定了有资格申请法国公民权的阿尔及利亚本地穆斯林的类别。九个不同的群体得到界定，首先就是曾在法军中服役的阿尔及利亚军官、职业军士长或受勋的士兵。那些曾在法国或穆斯林学术机构中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阿尔及利亚人，以及通过竞争性考试招募的政府文职人员，同样有资格申请。当选进入商会、农业协会或财政、市政、地方理事会行政职位的本地精英，以及阿迦（agha）、头领等控制着传统职位的显贵，同样榜上有名。最后，任何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劳动奖章等法国荣誉的阿尔及利亚人，也将有资格获得完全的解放。总之，根据《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的条款，在阿尔及利亚全部450万人口之中仅有不超过2.5万人有资格申请公民权。

考虑到该法案极为有限的目标，以及法案起草者维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长期统治的明确意图，布鲁姆-维奥莱特改革仍遭遇到如此巨大的阻力着实令人惊奇。殖民游说集团再次采取行动，确保了法案根本未得到讨论，毋庸说投票表决。殖民地媒体猛烈攻击该法案为法国的伊斯兰化以及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终结打开了洪水闸门。

法国议会中的辩论在阿尔及利亚街头的法案支持者和反对者中间引发了骚动。本土阿尔及利亚人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以主张对公民权利的要求。阿尔及利亚的动荡则仅仅强化了保守派和殖民游说集团的论断，即问题都是由布鲁姆政府灾难性的政策导致的。法案由一个议会委员会转到另一个，却从未得到切实讨论，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市长以及民选的阿尔及利亚政治家纷纷罢工表示抗议。最终，殖民游说集团取得了胜利：《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于1938年最终被放弃，之前甚至从未在国民议会大厅中得到讨论的机会。

百年庆典也告一段落。尽管之前做出过众多庄严承诺，但法国政府却无法容忍同化的紧急任务。我们甚至很难估量阿尔及利亚精英幻灭之深，这些人的期望值曾被推升到新的高度，最终却因布鲁姆政府无力实现其承诺而彻底破灭。自此以后，民族主义者将成为阿尔及利亚反对派运动中的主流；法国也不会再获得另一个百年庆典的机会——16年后两个国家将兵戎相见。

*

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曾经也希望能解决法国与其在叙利亚、黎巴嫩托管国间的分歧。多年的反对夹杂着徒劳无益的谈判之后，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开始以一种新的乐观立场来回应法国政府的变动。1936年似乎预示着一个更广阔的阿拉伯独立以及更有限的帝国控制的新时代：继1930年赋予伊拉克独立地位之后，1936年英国已接近与埃及达成一个相似的协议。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帝国问题上持进步观点的人民阵线政府将紧随英国的步伐，与叙、黎两国达成协议，使两国能够继伊拉克、埃及之后以名义上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国际联盟。

1925—1927年的大起义之后，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诉诸所谓“光荣合作”的政策，开始以非暴力和谈判的方式追求民族解放的政治目标。在所有致力于实现叙利亚独立这一共同目标的政党和派系中，以富有的城市显贵为首的“民族集团”（National Bloc）成为主导性的党派联盟。1930年伊拉克获得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之后，该联盟也加大了其政治活动的力度。然而，面对着保守的法国殖民游说集团的持续反对，民族集团的合作策略并未取得任何成果。法国人于1933年11月提出的第一份协议远远不能满足叙利亚的独立要求，因而遭到叙利亚议会的否决。“光荣合作”开始让位于系统性的抵抗，最终在1936年初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发起的一次长达50天的大罢工中达到顶点。

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似乎对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抱有同情，同时又十分重视恢复托管国国内的和平与稳定。1936年6月上台伊始，布鲁姆政府就与叙利亚民族集团展开新的谈判。由于法国谈判者对民族主义者的很多要求做出让步，双方谈判取得飞速进展。同年9月，法国和叙利亚谈判者已经达成一项《特惠同盟协议》草案，并分别提交本国议会批准。叙利亚相信自己距离独立已近在咫尺。

鉴于叙利亚（谈判）的成功，黎巴嫩人也开始敦促法国政府起草一份类似的协议，给予黎巴嫩独立地位。1936年10月，双方正式开启谈判。遵照叙利亚文件的模式，双方在短短25天内就达成了一项《法黎协议》草案，并分别提交巴黎和贝鲁特的议会等待批准。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者对两国政府与法国达成协议的条款非常满意，大马士革和贝鲁特顺利的审批过程也说明了这一点。黎巴嫩议会、叙利亚议会分别于1936年11月和12月底以全票通过的结果批准了协议。然而，与《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的情形类似，法国国内的殖民游说集团在国民议会中成功阻止了任何关于1936年《叙法协议》（即《特惠同盟协议》）《法黎协议》的讨论或投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1937年6月布鲁姆政府倒台，叙利亚、黎巴嫩的独立希望也随之破灭。

1939年，随着欧洲大战再次迫近，法国议会正式拒绝批准上述协议。雪上加霜的是，法国殖民当局为确保土耳其在迫在眉睫的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正式将叙利亚西北部领土亚历山大勒塔割让给土耳其。长期以来，土耳其就以占总人口38%的土耳其少数群体的名义对该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被激怒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组织了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活动，进而引发法国当局的镇压，后者借机宣布搁置叙利亚宪法、解散议会。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并推翻其政府后，法国几乎与其在黎凡特地区的两个托管国爆发重大冲突。一个通敌的法国政府——维希政权在菲利浦·贝当元帅的领导下建立起来，而后者正是里夫战争关键时期取代利奥泰在摩洛哥职位的那位“凡尔登英雄”。在新政权之下，叙、黎两国将受一位维希高级专员亨利·邓茨（Henri Dentz）将军的统治。

英国人已然受困于埃及、伊拉克、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亲轴心国倾向，此时则更加将叙利亚、黎巴嫩的维希政府视为一个敌对政权。1941年5月，当高级专员邓茨允许德国人使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之时，英国迅速做出干预。联合夏尔·戴高乐将军所领导的反维希的自由法国部队，英国人于1941年6—7月占领了叙利亚和黎巴嫩。

英国人占领叙利亚后，自由法国政府许诺给予叙、黎两国完全的独立地位。在英、法入侵后迅速发布的一份公告中，乔治·卡图将军代表戴高乐将军宣布：“我到来的目的是为了结束委任统治机制，宣告你们的自由与独立。”[44]法国宣布叙利亚、黎巴嫩独立的宣言则受到大英帝国政府的担保。但事实证明，叙、黎两国民族主义者的庆祝活动还来得太早——自由法国政府还没有放弃在战后维持其帝国的希望。面对法国的执意反对，叙利亚、黎巴嫩两国为确保自身的独立地位都还要面临一场艰苦的战斗。

自由法国政府刚一宣布委任统治结束，黎巴嫩人就开始着手为独立做准备。1943年，黎不同宗教派别的民族主义领袖就权力分享安排达成一项口头协议，即《民族宪章》（National Pact）。在所有相关教派政治领袖的见证之下，黎巴嫩人自然全力支持该宪章，甚至未觉得有必要在一份官方文件中记录下其条款。根据宪章的条款，自此以后黎巴嫩的总统、总理和议长将分别由马龙派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担任；其他重要的内阁职位则将在德鲁兹派、希腊东正教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社群间分配；议会席位将以6名基督徒对应5名穆斯林（为此，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都被视为穆斯林）的比例进行分配。

《民族宪章》似乎解决了黎巴嫩不同教派间的紧张关系，促使它们在国家政治体制中都拥有一定的既得利益。然而，宪章实际上将法国人所推行的同一个“社群主义”原则神圣化，僵化地在各宗教社群之间分配权力职位，削弱黎巴嫩政治，妨碍国家实现真正的融合。在这一意义上，法国人在黎巴嫩留下了分裂的遗产，其为害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法国人统治的历史。

在解决了内部政治分歧之后，黎巴嫩的显贵们开始号召在1943年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根据黎巴嫩宪法，新当选的55名议会成员又召开会议选举共和国总统。1943年9月21日，他们选举民族主义律师比沙拉·扈里担任独立后黎巴嫩的第一任总统。

扈里正是曾担任（首任高级专员）古罗将军顾问、作为法国在黎巴嫩委任统治早期的批评者的那同一位律师。1934年，扈里与一群思路相近的政治家一起组建了“宪政集团”（Constitutional Bloc），致力于以一项《法黎协议》取代法国委任统治，他也因此在黎全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自那时起，他就一直致力于结束法国在黎巴嫩的统治。当扈里最终被提名为总统时，代表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议会内放起了白鸽。“当最终结果被宣布时，”扈里回忆说，“我走上讲台准备发表演说。我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完全被外面的喊声和枪声淹没。尽管如此，我还是成功地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谈到我们应如何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结束黎巴嫩的孤立状态。”[45]

黎巴嫩人认为自己已经获得完全的独立，并没有预料到会面对来自法国人的任何抵制行动。自由法国政府已承诺结束委任统治，维希政权则被英国人武力逐出黎凡特地区。黎巴嫩议会开始修改宪法，剥夺法国的一切特权地位或干涉黎巴嫩事务的权利，以便进一步确认自身的独立地位。然而当自由法国政府了解到1943年11月9日黎巴嫩议会的议程时，他们立即要求会见黎巴嫩总统扈里，并警告后者，戴高乐将军将不会容忍任何调整法-黎关系的单方面措施。会谈现场气氛紧张，结束时双方并未就分歧取得解决方案。

黎巴嫩人并未特别在意法国人的警告。自由法国是一个流亡中的四分五裂的政府，黎巴嫩人相信这一政府无力阻碍他们对独立的合法诉求，且英国已为黎巴嫩的独立作担保。黎巴嫩议员们如期举行了会议，修改了宪法第一条关于将黎巴嫩边界界定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官方承认的（界限）”的内容，从而确认了他们在本国现有公认边界内的“完全主权”，上述边界在修订内容中有详细描述。他们将阿拉伯语确立为唯一的官方民族语言，将法语降至从属性的地位。此外，议员们还授权黎巴嫩总统，在议会通过的情况下缔结一切外交协议，而非法国政府。原来由国联授权给法国的一切权力和特权都从宪法中被正式删除。最后，议员们通过投票修改了宪法第五条关于国旗的设计：红、白、红的横条纹取代了法国三色旗，而雪杉树这一民族的象征仍然被装饰在国旗的中央。无论从法理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黎巴嫩都已确立了其主权地位，剩下的工作只是确保法国认可这一新秩序。

法国当局迅速果断地对黎巴嫩宪法的修订做出了回应。11月11日凌晨时分，总统扈里被破门而入的法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惊醒。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些人可能是前来刺杀他的叛徒，便大喊着要求邻居报警，但没有人回应。他的房门被一位法国上尉撞开，后者手持手枪，还抓着扈里的儿子。“我不想伤害你，”这个法国人说道，“我只是执行高级专员指派的任务来逮捕你。”

“我是一个独立共和国的总统，”扈里回答说，“高级专员无权向我发号施令。”

“我会向你宣读逮捕令。”上尉回答说，随后便宣读了一份机打的声明，指控扈里阴谋颠覆委任统治政权。这位军官拒绝将逮捕令交给扈里，仅给他10分钟时间收拾行装。扈里则被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着，让他心情沉重的是这些士兵都是黎巴嫩人。法国人用汽车将扈里押解到南部城镇拉什亚的城堡之中，在路上他们与另外几辆汽车会合，车上则押解着总理里亚德·苏勒哈（Riyad al-Solh）以及内阁的主要成员。当天下午，黎巴嫩政府的6名成员已被囚禁至拉什亚。

逮捕的消息传开后，立即在贝鲁特引发了激烈的示威活动。扈里的妻子加入了示威人群，以声援那些抗议其丈夫和黎巴嫩政府所遭遇不公的示威者。黎巴嫩人向英国人提出申诉，后者正是1941年7月自由法国政府宣布黎巴嫩独立时的担保人。英国政府迅速介入，迫使法国人释放了扈里总统及其他黎巴嫩政治家。黎巴嫩宪法的变动得到了保留，但法国通过对安全部队的控制仍执意维持其在黎凡特的托管国。为了确保对其军队和警察部队的控制，在之后3年的时间内黎巴嫩政府仍将与法国人展开一场持久的战役。[46]

1941年7月自由法国政府的宣言发布后，叙利亚人对实现独立前景的估计并没有黎巴嫩人那样乐观。大马士革的自由法国当局已向叙利亚政治领导层明确表示， 在保证法国在叙、黎两国利益的一系列条约达成前，法国无意承认叙利亚或黎巴嫩的独立地位。叙利亚民族集团还需要动员一次与法国人的重大对抗，以便实现其独立诉求。

民族集团领导人舒克里·古瓦特里（Shukri al-Quwwatli）出生于大马士革一个富裕的地主显贵家族。1927年古瓦特里因参与民族主义活动而被法国当局流放，1942年才返回叙利亚并担任民族集团的领导职位。1943年叙利亚举行议会选举，古瓦特里的竞选名单作为明显多数脱颖而出，他本人则当选为总统。民族集团政府对法国采取一种和解性的政策，希望说服自由法国政府放弃增加其权威，以便确保叙利亚的独立地位。但和黎巴嫩相似，叙利亚人发现法国人不愿在国家安全部队方面做出让步，包括国民军即所谓叙利亚军团，以及国内安全部队（Sureté Générale）。

叙利亚的古瓦特里政府与黎巴嫩的扈里政府密切合作，为其反法立场寻求国际支持。1944年冬至1945年春，大规模的反法示威游行在两国举行。当法国宣布在叙利亚政府签订协议之前不会放弃对叙国民军的控制时，叙、黎两国政府拒绝进一步谈判。

1945年5月，法国人的固执在叙利亚全国引发了广泛的示威和反法抗议活动。作为首都和全国政治的中心，大马士革成为反对派的中心。鉴于法国当局不具备足够的武装部队来维持秩序，随着局势的快速恶化和失控，法国人开始诉诸致命的武力，试图通过斩首和轰炸迫使叙利亚政府及其公民屈服。

法国人攻击的首要目标是叙利亚政府本身。哈立德·阿兹姆（Khalid al-Azm）是民族集团成员，1943年当选为叙议会议员并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1945年5月29日晚6点，他正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政府大楼内与一群议员谈论当前的危机，突然听到了第一轮炮火的声音。[47]阿兹姆和他的同事们对法国推动危机升级并诉诸猛烈炮击的做法感到震惊。他们试图求救，但发现政府办公室内的所有电话线都已被掐断。阿兹姆通过信使收到消息说议会大楼已经遭到攻击并被法国部队占领，后者还杀害了那里的所有叙利亚安保人员。占领议会大楼后不久，法国士兵就在政府大厦周围安置了岗哨。他们向政府大厦开火，炸碎了玻璃。

法国人已切断了对大马士革的电力供应，夜色很快降临在这座黑暗的城市之上。政府大厦内的叙利亚政治家和他们的警卫人员用桌椅堵住了建筑物的入口，奢望以此阻止法国人进入。午夜之前，阿兹姆和他的同事们收到风声说法国人计划占领该建筑后，他们才及时从一扇后窗溜出。他们绕开法国部队，穿过大马士革的偏僻小巷，最终躲藏在阿兹姆位于大马士革老城中心的宽敞住宅之中。很快，他那宽大的庭院就挤满了超过100名避难者，包括政府部长、议会议员和警卫人员。总理哲米勒·麦尔达姆（Jamil Mardam）却愚蠢地试图使用阿兹姆的电话——电话已在法国人的监控之下，致使法国人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法国人将炮火转向阿兹姆的街区，开始了一场无情的狂轰滥炸。部长和议员们逃到最安全的房屋内。炮火和飞机轰炸震动着他们脚下的土地，将砖石和灰泥倾泻在这些避难者身上。伴随着城市毁灭的声音，他们在恐惧和犹疑中度过了这个夜晚。

第二天，法国人为迫使叙利亚政府屈服而加大了暴力的力度。总统古瓦特里已在位于山坡上的萨利西耶（Salihiyya）郊区建立了办公室，大多数政府部长也都加入了他的队伍。阿兹姆选择与家人留守大马士革，决心与这座城市同命运。法国人的攻击愈加猛烈。他们开始向城市的住宅区发射燃烧弹，其引燃的火势迅速失控。“居民们陷入一片恐慌，他们担心整个街区都会被大火吞噬。”阿兹姆回忆说，“炮弹继续降落，消防队却不愿或无力灭火，因为法国士兵不会允许他们履行职责。”在经历了又一天的炮火轰炸后，阿兹姆决定放弃自己的家，携家人逃往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和其他政府成员所在的相对安全的郊区。

总统古瓦特里从位于萨利西耶的安全藏身处，呼吁英国官员进行干预。援引1941年叙利亚独立的保证，他正式请求英国人与法国人进行斡旋，以便后者停止对大马士革的轰炸。叙利亚总统的请求使英国获得了介入法国帝国事务的合法依据，他们成功说服了其战时盟友解除了攻势。当法国人停止进攻时，已有超过400名叙利亚人丧生，数百座私人住宅被毁，在凶猛的炮火下叙利亚议会所在的建筑被夷为平地。法国孤注一掷地试图保存其在黎凡特地区帝国的版图，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任何理由都无法说服愤怒的叙利亚人放弃其对完全独立的长期诉求。

1945年7月，法国最终承认自己的失败，同意将军事和安全部队的控制权移交给独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法国向两国强加一份协议的问题也不复存在。当1945年10月24日两国以创始成员国这个与法国平等的身份加入联合国之时，国际社会便承认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所剩的工作只是法国从黎凡特地区撤出其部队。1946年春法国军队撤离叙利亚，同年8月从贝鲁特登船回国。

大马士革一位年轻女记者希菡·特季曼记录下了1946年4月最后一名法国士兵撤出叙利亚首都的那晚大马士革举行的庆祝场景。她描述了一个欢欣鼓舞的城市，庆祝它真正独立后的第一个夜晚，这是一场“自由的婚礼”，而大马士革本身就是那位“快乐而充满魅力的新娘”。“客人们乘着大大小小的汽车或马车赶来，火把照亮了城市的所有屋顶、旅店、过道、电线杆、麦尔季（Marje）的花园、希贾兹铁路的柱子、巴拉达河的栅栏以及所有的大街小巷。”特季曼和她的家人整夜庆祝，歌唱家和音乐家们在中央麦尔季广场为聚集的民众放声高歌。她后来回忆道：“叙利亚的独立婚礼一直持续至拂晓时分。”[48]

委任统治结束之际，叙利亚人的欢乐正好与法国人的愤恨形成鲜明对照。尽管仍控制着北非的阿拉伯领地，法国还是为失去在东地中海的影响力而悔恨万分。经过在贝鲁特、大马士革26年的统治，法国人却一无所成。更糟糕的是，法国人怀疑英国——其战时盟友和帝国对手，向叙利亚和黎巴嫩施以援手，乃是为了将这些黎凡特国家纳入其自身的影响范围。即便如此，1946年英国在中东的帝国同样备受压力且处于衰退之中。事实上，与英国1946年在巴勒斯坦所面临的危机相比，法国在叙利亚、黎巴嫩的困境似乎还不算棘手。

(1) 上文介绍此雕像高9米（约30英尺），故此处也应为9米。——编者注

第九章　巴勒斯坦灾难及其后果

1944年1月，巴勒斯坦的犹太极端分子向英国宣战。“在以色列土地（Eretz Israel）上，犹太人民与把我们的兄弟出卖给希特勒的英国行政当局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停火协议，”这一地下抵抗运动宣称，“我们的人民与这个政权处于战争状态，并将战斗到底。”[1]

犹太定居者与英国政府兵戎相见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正是后者将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梦想变为现实。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攻击。对犹太移民施加严格限制、呼吁在1949年实现（阿拉伯）多数统治下巴勒斯坦独立的《1939年白皮书》，已然彻底激怒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

随着英国与纳粹德国间战争的临近，大卫·本-古里安曾承诺将帮助英军与法西斯主义作战，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同时又将反对白皮书的条款，就好像没有战争一样。巴勒斯坦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与本-古里安的政策保持一致，在对抗德国纳粹政权的战争中勉强支持英国一方。然而，其他更加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则将英国视为更大的威胁。他们发动了一场武装起义，公开以将英国人驱逐出巴勒斯坦作为目标。

两个犹太激进组织——伊尔贡和斯特恩团伙应为最恶劣的暴力事件负责。伊尔贡（Irgun Zvai Leumi的简称，意为“民族军事组织”）成立于1937年，建立的初衷是保护犹太定居点在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期间免遭袭击。1939年5月英国议会批准白皮书后，伊尔贡成员开始将英国视为真正的敌人。1940年6月双方敌对活动暂停之前，该组织针对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的办公室、警察站等发动了一系列炸弹袭击。英国向德国宣战后，伊尔贡领导层决定遵从本-古里安的政策，即与英国合作对抗纳粹。

伊尔贡中的一个派系却持不同意见，继续针对英国人的袭击。这个分裂团体在希伯来语中简称为“莱希”（Lehi, 全称Lohamei Herut Yisrael，意为“以色列自由战士”），在西方则主要以“斯特恩团伙”的名字而著称。该派系因其领导人亚伯拉罕·斯特恩（Abraham Stern）的名字而得名，斯特恩及其追随者坚信犹太民族对以色列土地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他们有责任赎回这块土地，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对斯特恩而言，《1939年白皮书》将英国定格在一个非法占领者的角色。为此，斯特恩非但没有站在英国一边反对纳粹德国，反而积极地接近纳粹，与之联合起来对抗英国人。与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类似，斯特恩希望与德国人合作将巴勒斯坦从英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尽管纳粹的反犹主义恶名在外。在斯特恩看来，纳粹德国只不过是犹太民族的一个迫害者，英国则是一个否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国家地位的敌人。

1940年底，斯特恩派遣一位代表前往贝鲁特与德国官员进行会面，寻求“德国人所阐释的欧洲‘新秩序’的目标与犹太民族真正的民族愿望之间”利益的协调一致。通过他的信使，斯特恩提议动员犹太人的力量将英国逐出巴勒斯坦，以此换取犹太人由德国向巴勒斯坦不受限制的移民以及德国对犹太国家的承认。他指出这一联盟在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满足犹太人民族诉求的同时，还能在东地中海给他们的共同敌人英国以致命一击。[2]

斯特恩未曾收到第三帝国的回复。他显然错误估计了纳粹反犹主义的种族灭绝本质。由于向德国人示好，斯特恩遭到了伊尔贡和犹太事务局的严厉谴责，后者向英国人提供情报信息，协助英国人实施对莱希组织的镇压。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当时正为巴勒斯坦境内的一系列袭击和抢劫银行案件而全力追捕斯特恩团伙。1942年2月，英国军官在对特拉维夫一座公寓的突袭中击毙了斯特恩。之后随着其领导层陷入混乱，莱希组织也停止了活动。1942—1944年，随着二战激战正酣，伊休夫与英国当局也达成了一项脆弱的停战协议。

1943年，伊尔贡开始重组，并主导了一场反英抵抗运动。该运动由一位精力充沛的新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 1913—1992）领导。贝京出生于波兰，早年曾加入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逃离祖国，后自愿加入一支驻苏联的波兰军队。1942年，他所在的波兰军队被派往巴勒斯坦，在那里他被招募加入伊尔贡。他迅速升至该组织的领导层，并与包括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在内的莱希组织新领导层建立了联系。两人在晚年都成为以色列总理，尽管他们早年在巴勒斯坦都是以恐怖分子的身份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持续限制，以及对纳粹死亡集中营和大屠杀内幕了解的增多，加剧了激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巴勒斯坦英国当局间的紧张关系。至1944年，伊尔贡和莱希已不愿再受制于整体休战协议，便重启了针对巴勒斯坦的英国目标的袭击。

在反抗英国人的同一斗争中，伊尔贡和莱希采用了极为不同的策略。贝京的伊尔贡主要针对英国委任统治在巴勒斯坦的办公室和通信基础设施开展袭击；相比之下，沙米尔的莱希则主要从事针对英国官员的定点暗杀袭击。1944年11月6日，莱希的两名成员在莫因勋爵（Lord Moyne）位于开罗的住宅外，暗杀了这位英国驻中东地区常驻公使，该组织也因此臭名昭著。莫因是中东地区最高级别的英国官员，且一直支持《1939年白皮书》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限制。暗杀者被埃及警方抓获，随即被处以绞刑。由于担心英国人的报复，犹太事务局及其准军事分支哈加纳（Haganah）一直有意与莱希及其所作所为保持距离。

直到二战结束后，伊尔贡、莱希、哈加纳才开始联合力量对抗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纳粹死亡集中营被解放后，大屠杀骇人听闻的罪行逐渐浮出水面。伊休夫的领导人决心将种族灭绝中的犹太幸存者由欧洲的难民营迁至巴勒斯坦。他们拒绝遵守《1939年白皮书》对犹太移民的限制，宣布发动一场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起义。1945—1946年间的一个短暂时期，哈加纳与莱希和伊尔贡秘密协调行动，试图通过暴力强迫英国人改变政策。

10个月以来，哈加纳与伊尔贡、莱希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抢劫银行、袭击基础设施、绑架英国人员的行动。本-古里安领导的犹太事务局则坚决否认与上述事件有任何牵连，并对哈加纳的参与讳莫如深。但英国人却怀疑伊休夫作为一个整体合谋参与了暴力活动，因而以大规模的镇压作为回应。1946年6月29日至7月1日，超过2700名伊休夫成员被捕，其中包括多名犹太事务局领导人。英国当局还查获了犹太事务局的大批文件，将其带回当时位于大卫王酒店侧翼的英国委任统治秘书处。

对犹太事务局而言，英国查获这批文件不仅意味着一个行政问题，因为部分文件内容证明事务局和哈加纳已卷入针对英国人的袭击。[3]一旦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发现哈加纳和犹太事务局卷入恐怖活动的证据，他们只会更加坚定决心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并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要求做出让步。从这批涉罪文件被带往委任统治秘书处那一刻起，大卫王酒店的命运就已盖棺定论。伊尔贡早已为袭击西耶路撒冷的这座高层酒店——这个巴勒斯坦民事和军事行政机构总部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但哈加纳在之前一直限制伊尔贡的行动，强调这样一种暴行将“引发英国人的极端愤怒”。7月1日英国人缴获犹太事务局文件之后，哈加纳第一时间就向伊尔贡发出命令，要求后者尽快执行针对大卫王酒店的行动。

大卫王酒店爆炸袭击的准备活动持续了3周时间。7月22日，一群伊尔贡行动人员将一批装有500磅烈性炸药的牛奶罐头安放在酒店的地下室。“送奶工”受到两名英国士兵的伏击，一场枪战随之而来。但恐怖分子已然成功设置了遥控装置，该装置将在30分钟后引爆炸药。

“每一分钟都漫长得像一天，”梅纳赫姆·贝京后来写道，“12点31分，32分。发动进攻的时刻逐渐临近，半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耗尽了。12点37分……突然，整个市区似乎都在震动。”[4]

英国当局宣称他们事先未收到任何关于袭击的预警，伊尔贡则坚称他们已经对酒店和其他机构发出了电话警告。无论哪一方的说法属实，爆炸前并没有任何撤离大卫王酒店的尝试。爆炸物于午餐高峰时间在一个公共咖啡馆之下被引爆，将酒店的一侧完全炸毁，随后六层酒店轰然崩塌。爆炸共造成9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死伤者中既包括英国人、阿拉伯人，也包括犹太人。

这次暴行震惊了整个世界，犹太事务局则将其称为“一群暴徒所犯下的懦弱罪行”。但英国政府非常清楚哈加纳卷入了这场恐怖袭击，并将这一点写入了大卫王酒店爆炸案仅两天之后发表的一份关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白皮书。

英国人意识到与他们战斗的不仅仅是一小撮激进分子。在策略和方法方面，犹太事务局和哈加纳可能与伊尔贡和莱希有所不同，但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同一个目标，即驱逐英国人以便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

二战之后，英国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意愿继续留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不可调和：如果英国人向犹太人让步，他们担心阿拉伯人又会发起一场与1936—1939年起义相似的大起义；如果他们向阿拉伯人做出让步，现在已经很清楚犹太人会做些什么。英国人试图撮合阿拉伯和犹太领袖1946年9月在伦敦举行会谈，但因双方都拒绝参会而以失败告终。考虑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相互矛盾的建国要求，1947年2月在伦敦举行的一系列双边会谈也都无果而终。

英国人陷入了绝境，而《贝尔福宣言》的悖谬现在也体现得清晰无比：英国人不可能在实现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同时，不损害“巴勒斯坦既有非犹太社群的利益”。英国政府无计可施，对巴勒斯坦争端中的双方也都无力施加影响。有鉴于此，1947年2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能更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

联合国召集一个由11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 UNSCOP）。这11个国家为：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印度、伊朗、荷兰、秘鲁、瑞典、乌拉圭和南斯拉夫。除伊朗外，特别委员会各成员国在中东事务中并不掺杂任何特殊利益。1947年6—7月，委员会成员在巴勒斯坦度过了5周时间。其间，阿拉伯政治领袖拒绝会见特别委员会代表，犹太事务局则借此机会向国际社会提出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争取后者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支持。

特别委员会代表团还在巴勒斯坦期间，一波又一波的非法犹太移民在犹太事务局的协助下，继续乘坐废弃的汽轮由欧洲涌入巴勒斯坦。英国当局则尽全力阻止这些难民进入，其中多数难民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这些船只中最著名的是“出埃及号”（Exodus）。该船的4500名乘客于1947年7月18日抵达海法港，但由于英国当局拒绝他们进入巴勒斯坦，被迫于第二天乘船返回法国，随后则被关押进德国集中营。英国也因其对犹太难民危机的处理，特别是“出埃及号”事件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特别委员会代表团调查期间，英国与犹太社群间的暴力仍不断升级。1947年7月，英国当局以恐怖罪为名判处3名伊尔贡成员死刑。7月12日，伊尔贡抓获了两名英军中士克里夫·马丁（Cliff Martin）和马文·佩斯（Marvyn Paice），并将两人扣为人质，以防止英国当局绞死被俘的伊尔贡成员。英国人坚持执行了处决之后，伊尔贡也于7月29日将马丁和佩斯执行绞刑以作为报复。刽子手们在死者尸身上粘贴了一份指控清单，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模仿英国的法律术语：马丁和佩斯被定性为“英国间谍”，犯有“非法进入犹太人家园”“加入一支被称为占领军的英国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等“反犹太犯罪行为”。[5]更有甚者，两人身上被装上了饵雷，会在割断绳索时爆炸。这一行为旨在激起英国人最大的愤怒，从而削弱英国人继续在巴勒斯坦战斗的意志。

两名中士被绞死的新闻在整个英国都登上了头版头条。通俗小报通过“被绞死的英国人：震惊世界的图片”等大字标题激起了反犹情绪。一波反犹示威游行很快转化为骚乱，在8月的第一周席卷了整个英格兰和苏格兰。最严重的暴力活动发生在利物浦市，在5天的时间里超过300名犹太人的财产遭到破坏，88名城镇居民被警察逮捕。《犹太编年报》（Jewish Chronicle）还报道了伦敦、格拉斯哥、普利茅斯等地针对犹太会堂的攻击，以及其他市镇对犹太圣殿的威胁。纳粹死亡集中营解放后仅两年，万字章和“吊死犹太人”“希特勒是对的”等标语就重新出现在英国各城市。[6]

1947年8月为联合国起草调查结果之际，特别委员会成员已非常清楚巴勒斯坦局势的复杂性。代表团成员一致呼吁结束英国委任统治，以8∶3的明显多数提议将巴勒斯坦分割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仅印度、伊朗、南斯拉夫三国反对分治设想，倾向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

英国人甚至来不及等待联合国正式讨论特别委员会的提议。“出埃及号”丑闻、英国中士被绞死、随后的反犹骚乱、特别委员会报告，这一系列前后相连的事件已完全动摇了英国继续留在巴勒斯坦的决心。1947年9月26日，英国政府宣布将单方面从巴勒斯坦撤军，并将自身的托管责任委托给联合国。英国撤军的日期被设定在1948年5月14日。

激进分子们已经实现了其第一个目标，即迫使英国人撤离巴勒斯坦。尽管其手段受到犹太事务局的公开谴责，但伊尔贡和莱希在移除建立犹太国家进程中的一个主要障碍方面仍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为实现政治目标而诉诸恐怖策略，他们也在中东历史上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一丑陋传统也将传播至整个中东地区，直至今日。

1947年11月，特别委员会报告被提交联合国大会进行讨论。讨论的议题主要围绕委员会多数成员的提议，即将巴勒斯坦分割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而展开。分治决议将巴勒斯坦分为一个由六部分组成的棋盘格，其中犹太区、阿拉伯区各三个，耶路撒冷处于国际共管之下。该计划将巴勒斯坦55%的领土划分给了犹太国家，包括全部加利利狭长地带直至东北部的领土、从海法到雅法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直至亚喀巴湾的亚拉巴荒漠。

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分子积极游说联合国成员，争取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以便执行分治决议和建立犹太国家的承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争取杜鲁门政府对决议支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哈里·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称自己“在白宫从未经历过像这次这样巨大的压力和宣传攻势”。[7]在最后一刻，美国政府推翻了之前的不干涉立场，积极向其他（联合国）成员施压支持分治方案。1947年11月29日，分治方案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的结果最终获得通过。

在至少部分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国际授权得到确保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朝其建国目标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阿拉伯世界整体，特别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执拗地反对分治方案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计划。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立场并不难理解。至1947年，人口超过120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多数，而犹太人口仅约60万。很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人口多数的城镇——如麦法（Maifa）等都被划入了犹太国家；雅法名义上是阿拉伯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却是一块被犹太国家包围的飞地。此外，阿拉伯人拥有巴勒斯坦全部土地面积的94%，以及全国全部可耕地面积的约80%。[8]基于这些事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拒不承认联合国分裂其国家并将其中一半拱手送人的权利。

在对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提案的回应中，耶路撒冷显贵哲马勒·侯赛尼（Jamal al-Husayni）抓住了巴勒斯坦人的挫败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案例基于国际公正的原则；是天命和历史将他们置于这块土地上，他们想要的仅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不受干扰地继续生活下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何他们自由和平地生活、依据传统发展自己国家的权利，要不断受到质疑并面对调查。”侯赛尼正是在面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委员会时发表了这番评论。他继续说道：“有一件事是毫无疑义的：保卫他们的祖国免遭一切侵略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神圣权利。”[9]

没有人幻想分治决议的执行会不经历任何波折。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不得不为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分给他们的土地而战斗，更不用提那些划分给阿拉伯国家而又被他们所觊觎的领土。对阿拉伯人而言，为阻止犹太人夺取巴勒斯坦的任何一块领土，他们就必须击败犹太人。

从分治决议宣布后的那个清晨起，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开始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而做准备——一场巴勒斯坦主权争夺者间的内战。

在6个月的时间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他们对巴勒斯坦针锋相对的权利要求而兵戎相见。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已经为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哈加纳在二战期间积累了广泛的训练和实战经验，此外他们也储备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未做好类似的准备，他们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以及阿拉伯邻国的支持。

当时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有争议的领袖是流亡中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哈吉艾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无论是在巴勒斯坦国内还是国外都引发了部分人的反对。二战期间，他因叛逃纳粹德国而遭到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痛斥，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阿拉伯领导人的猜疑。在巴勒斯坦，哈吉艾敏的领导权受到多名巴勒斯坦显贵的觊觎，导致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在面对最大挑战时四分五裂。另一方面，由于试图在流亡埃及期间领导巴勒斯坦人的运动，哈吉艾敏又破坏了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内部以及巴勒斯坦人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采取真正意义上一致行动的前景。

阿拉伯国家中很多也是刚刚从欧洲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内部同样分裂严重且士气不振。这些国家刚刚经历了独立后第一次外交失败，尽管激烈反对但并未能阻止联合国分治决议的通过。面对这一分割巴勒斯坦的决议，阿拉伯内部竞争也浮出水面。

自1937年首次提出以来，唯一对分治理念持支持立场的阿拉伯国家就是外约旦。阿卜杜拉国王（前埃米尔在1946年5月被加冕为国王）欢迎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土并入其几乎被内陆包围的王国，他对分治方案的支持也激起了巴勒斯坦政治精英的极大不满以及穆夫提哈吉艾敏的公开仇恨。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阿卜杜拉几乎完全被孤立，仅能得到在伊拉克执政的哈希姆亲族极为有限的支持。他受到叙利亚政府的明确猜忌，后者担心阿卜杜拉对其国家的领土野心，这一野心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在阿拉比亚面对着哈希姆家族的对手沙特家族的长期敌意；在埃及则面临埃及国王的疑忌，后者不接受对埃及在阿拉伯事务中自封的主导地位的任何挑战。

与彼此协调行动并派遣正规军相比，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更倾向于动员非正规的志愿军，即那些决心保卫阿拉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穆兄会成员。正如西班牙内战期间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反法西斯呼声的回应一样，这些阿拉伯的“林肯旅”来到巴勒斯坦与犹太复国主义作战。他们被称为阿拉伯解放军，其最著名的将领即法乌齐·盖伍格吉。

法乌齐·盖伍格吉从未放过任何一个在阿拉伯世界与欧洲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机会。他参与的每一场战役都以光荣的失败告终。1920年，法国人击败费萨尔国王的阿拉伯王国的当天，他就身处从麦赛伦撤退的阿拉伯军队之列；他在叙利亚城市哈马领导了反法起义，在1925—1927年叙利亚大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中的一名老兵；在1941年拉希德·阿里反英政变中，还曾与伊拉克军队并肩作战。当拉希德·阿里的运动被镇压后，盖伍格吉逃往纳粹德国，在那里娶了他的德国太太，并在等待中度过了剩余的战争岁月。

盖伍格吉迫不及待地渴望从欧洲回归阿拉伯政治的舞台。德国战败后，他逃至法国。1947年2月，他和妻子使用假的身份和护照，搭上了一班飞往开罗的飞机。同年11月他抵达大马士革，在那里受到叙利亚政府的款待，每月领取一份津贴。

对叙利亚政府而言，盖伍格吉绝对是天赐之缘。叙利亚人不愿让自己弱小的正规军卷入巴勒斯坦战争，因此全力支持阿拉伯解放军，而盖伍格吉正是指挥这支军队的理想人选。他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享有英雄般的声誉，拥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很快，这位头发灰白的57岁指挥官就在大马士革建立营地，为这支非正规部队开始了紧张的招募工作。

1948年2月，一位名叫萨米尔·苏基（Samir Souqi）的黎巴嫩记者发表了一篇对盖伍格吉的专访，这篇访谈也生动地捕捉到战争前夕位于大马士革的总部内的氛围：

这位阿拉伯领导人执意将他的家改造成一个军事指挥部，身着美军制服的非正规士兵守卫在周围。每天中的任何一个小时，都有身穿现代服饰的贝都因人、农民、年轻人站在他的台阶上，要求作为志愿军加入阿拉伯解放军。他还有一个位于盖塔纳的总部，志愿者在那里接受军事训练，等待被派往巴勒斯坦。[10]

在阿拉伯联盟这一全新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框架内，阿拉伯国家希望在不派遣正规军的情况下，依靠阿拉伯解放军来打败巴勒斯坦的犹太军事力量。他们任命伊拉克将军伊斯玛仪·萨弗瓦特（Ismail Safwat）担任阿拉伯解放军总司令，责成他调动这支非正规的志愿军来执行一套协调一致的作战方案。为协调军事行动，萨弗瓦特根据总作战方案将巴勒斯坦分为三条主要战线：他任命盖伍格吉负责北部战线和地中海沿海；南部战线将由埃及统领；中部战线又称耶路撒冷战线，将在哈吉艾敏的统帅之下，后者则任命富有个人魅力的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Abd al-Qadir al-Husayni）来统领其部队。

虽然也是穆夫提所属的侯赛尼家族的成员，但阿卜杜·卡迪尔却能够超越家族派系纷争，因而深受各行各业巴勒斯坦人的尊敬。阿卜杜·卡迪尔在开罗美国大学接受教育，曾参与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并两度受伤，其间也赢得了作战勇敢且富有领导才能的声望。与盖伍格吉类似，1941年他又参加了伊拉克的反英斗争。

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邻国的军事指挥官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都是武器弹药的缺乏。哈加纳中的犹太士兵曾在英军中训练超过10年，且二战期间在随英军的战斗中积累了实战经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完全不同，他们从未有机会组建一支本土的民兵。此外，犹太事务局长期走私武器弹药进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缺乏获得武器的独立渠道。由于缺乏再补给的来源，巴勒斯坦战士们很快就会耗尽他们持有的有限弹药储备。

然而，后勤保障的缺陷并没有限制巴勒斯坦战士们的行动。针对犹太定居点的零星攻击开始于1947年11月30日，很快便从城市传播至农村地区。阿拉伯部队试图切断通往定居点的道路，从而孤立犹太村庄。1948年冬的大多数月份里，哈加纳则致力于挖好壕沟巩固阵地，力争在5月中旬英国人撤军之前确保分治方案划分给犹太国家的领土。

1948年3月下旬，犹太部队开始发起攻势。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耶路撒冷的犹太社区正处于阿拉伯部队的围困之中，哈加纳决心开辟一条补给线，以缓解耶路撒冷犹太阵地的压力。

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局势远比犹太指挥官设想的要脆弱。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领导下的巴勒斯坦战士并不具备坚守阵地的武器装备。阿拉伯人控制着战略重镇盖斯塔勒，该镇掌控着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的制高点。犹太部队向盖斯塔勒进发的同时，侯赛尼为确保其部下获得坚守阵地所需的武器于4月初紧急访问大马士革。

从一开始，侯赛尼大马士革之行的前景就因阿拉伯内部争端而暗淡无光。叙利亚政府对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怀有敌意，因而拒绝向穆夫提的表兄弟阿卜杜·卡迪尔提供任何支持。叙利亚支持的阿拉伯解放军与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本地部队之间发生激烈竞争，也进一步分裂了阿拉伯队伍。在大马士革与叙利亚及阿盟领导会见期间，侯赛尼发现他本人深深卷入阿拉伯内部政治斗争而无法自拔。

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领导和将领为小事而争吵不休之时，盖斯塔勒已于4月3日被哈纳加精英部队“帕尔马赫”（Palmach）攻克。阿拉伯人尝试重新夺取该镇而失败，犹太部队则巩固了其防御工事。盖斯塔勒成为第一个被犹太部队攻克的阿拉伯城镇，这一消息令大马士革会谈中的所有人感到震惊。从这一战略要地，哈加纳对耶路撒冷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但阿拉伯联盟的指挥官仍无法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仿佛仍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之中。

这时，阿拉伯解放军总司令、伊拉克裔的伊斯玛仪·萨弗瓦特将军转身对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说：“盖斯塔勒已经陷落了。你的工作就是把它夺回来，阿卜杜·卡迪尔。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告诉我们，我们会派盖伍格吉去完成这项工作。”

侯赛尼被激怒了。“给我们我刚才要求的武器，我就能夺回这个镇子。现在形势已经开始恶化，犹太人有炮兵、飞机和步兵。在没有炮兵的情况下，我不可能夺回盖斯塔勒。给我我要求的一切，我向你保证会取胜。”

“这是什么话，阿卜杜·卡迪尔，你没有大炮吗？”伊斯玛仪·萨弗瓦特反驳说。他勉强向这位巴勒斯坦指挥官保证提供大马士革所剩的枪支弹药——105杆老式步枪、21架机关枪、数量有限的弹药以及少量地雷，但要晚些时候才能交付。实际上，他们是把侯赛尼两手空空地送回了家。

侯赛尼暴怒不已，气冲冲地离开大厅并说道：“你们是叛徒。你们是罪人。历史将会铭记是你们丢了巴勒斯坦。我会夺回盖斯塔勒，我会死在我的兄弟们——‘圣战者’身边。”[11]

4月6日当晚，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就离开大马士革，在50名阿拉伯解放军志愿者的陪同下，于次日凌晨抵达耶路撒冷。经过短暂的休息后，他便率领一支由约300名巴勒斯坦战士组成的队伍向盖斯塔勒进发，还有4名英国士兵加入阿拉伯人的部队与之并肩作战。[12]

阿拉伯人对盖斯塔勒的反攻开始于4月7日午夜11点。阿拉伯军队分成了分遣队，从三个方向向这个村庄发起了攻击。其中一个阿拉伯分遣队人员伤亡惨重，几乎用完了所有的弹药。其受伤的首领撤退后，侯赛尼率领一支小分遣队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试图在犹太军队的防线下埋藏炸药。但侯赛尼和他的下属被犹太防御者的猛烈火力完全压制，很快就发现自己被来自附近定居点的犹太增援部队包围。

随着4月8日黎明时分的到来，侯赛尼及其部下被敌军包围的消息像野火一般在阿拉伯战士中传播开来；盖斯塔勒战役看起来必然以失败告终。然而，阿拉伯增援部队响应号召，约500名阿拉伯战士加入了围困盖斯塔勒的部队。经过一整日的鏖战，他们终于在下午晚些时候重新夺取了该镇。当阿拉伯战士在盖斯塔勒镇东部边缘地带发现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遗体时，重夺阵地的喜悦马上烟消云散。作为泄愤的方式，巴勒斯坦战士杀死了被俘的50名犹太俘虏。无论就哪一方而言，巴勒斯坦内战都将成为一场充满暴行的战争。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遗体于第二天被埋葬。上万名哀悼者在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参加了他的葬礼。“人民为他而哭泣，”一位耶路撒冷本地人、专门研究1948年大灾难的历史学家阿里夫·阿里夫（Arif al-Arif）回忆道，“人们将他称为盖斯塔勒英雄。”[13]巴勒斯坦人从未从失去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损失中完全恢复过来，再没有一位本地领袖能够调动一场反抗巴勒斯坦犹太军队的全国性抵抗运动，因而侯赛尼之死构成了对公众士气的巨大打击。更糟糕的是，结果证明他的死亡也是徒然：士气不振的阿拉伯部队仅留下40名防御者来守卫盖斯塔勒，结果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内，犹太军队就重新夺取了该镇——这次是永久性的。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之死以及盖斯塔勒陷落的震动，很快就被4月9日针对代尔亚辛村巴勒斯坦村民的大屠杀所掩盖。这次屠杀发生在侯赛尼葬礼的同一天，在整个巴勒斯坦引发了恐惧的洪流。从那天起，巴勒斯坦人已然失去了战斗的意志。

代尔亚辛是一座平静的阿拉伯村庄，坐落于耶路撒冷以西，约有750名居民，其中既有农民、石匠，也有商人。村中有两座清真寺、一所男童学校、一所女童学校及一个体育俱乐部。该村居民已经与耶路撒冷的犹太指挥官达成一项互不侵犯协定，因而代尔亚辛是巴勒斯坦最不可能遭到犹太人袭击的村庄。伊尔贡和莱希对于其针对代尔亚辛村无缘无故的袭击并未做出任何说明；巴勒斯坦历史学家阿里夫·阿里夫则认为这些犹太恐怖组织之所以袭击该村，“是为了给本民族增加信心，在阿拉伯人心中制造恐慌”。[14]

针对代尔亚辛村的袭击开始于1948年4月9日黎明之前。当时该村只有85名武装人员，面对的却是一支拥有装甲车和飞机支持的犹太部队，因而恐慌迅速在村民中传播。战斗爆发之时，一位农民妇女正在给她的婴儿喂奶。“我听到了坦克和步枪的声音，闻到了烟的味道。我看着他们跑过来，每个人都对邻居大喊：‘你要是知道怎么跑就赶紧跑！’有叔伯的人就试着去叫叔伯，有妻子的人就试着去叫妻子。”她就这样怀抱着自己的儿子逃命，一直逃到邻近的艾因·卡拉姆村。[15]

尽管在艾因·卡拉姆村驻有阿拉伯解放军的部队，附近还有英国警察，却没有一个人来营救代尔亚辛村的村民。目击者称犹太袭击者将所有的阿拉伯武装抵抗者聚集在一起，然后开枪射杀。代尔亚辛事件后，巴勒斯坦编年史家阿里夫·阿里夫采访了几位该事件的幸存者，并对当天的恐怖进行了分类，详细记录了死者的姓名和死亡的情况。他详细讲述道：

在当天犯下的暴行中，他们杀害了哈吉贾比尔·穆斯塔法——一位90岁的老人，并将他的遗体从他家的阳台扔到街上。他们对哈吉伊斯玛仪·阿提耶——一位95岁的老人做了同样的事情，还杀死了他80岁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孙子（女）。他们杀害了一位盲人青年穆罕默德·阿里·赫里勒·穆斯塔法、前来保护他的妻子以及他们18个月大的孩子。他们还谋杀了一位正在照顾伤员的教师。[16]

当天，在代尔亚辛共有超过110名村民遇害。

根据阿里夫的叙述，如果不是一位年老的犹太指挥官下令停止的话，代尔亚辛村的屠杀还会继续升级。随后，屠杀幸存者又被强迫步行至耶路撒冷的犹太街区，“在犹太民众面前受到公开羞辱”，就好像他们是罪犯一般，最后才在哈伊·米斯马拉附近的意大利医院周围被释放。[17]残酷地屠杀无辜村民、野蛮地羞辱幸存者，代尔亚辛事件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谴责。犹太事务局也谴责这一暴行，将哈加纳部队与伊尔贡、莱希的极端分子划清界限。

代尔亚辛大屠杀事件引发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的大规模逃亡，这一人口流动一直持续至5月15日英国撤军。阿里夫解释说，随着屠杀消息的传开，巴勒斯坦地区民众“开始逃离他们的家园，带着各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关于犹太罪行的传闻”。巴勒斯坦政治领导层在阿拉伯媒体中公布了代尔亚辛和其他犹太人暴行的数据，却进一步加剧了恐慌。巴勒斯坦领导人显然希望利用人道主义危机来迫使阿拉伯国家干预，但他们的报道仅仅加剧了恐慌，促使村民逃离他们的家园。[18]同时代的文字记载屡屡提到巴勒斯坦地区的城镇和村庄居民扶老携幼、抛家弃产地逃离家园，仅仅出于对代尔亚辛大屠杀再次上演的恐惧。

1948年春，巴勒斯坦人已经开始逃离他们的领土。1948年2—3月，在耶路撒冷、雅法、海法等战斗最激烈的城镇，约有7.5万名阿拉伯人逃离家园，前往相对较安全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或邻近阿拉伯国家。[19]同年4月即代尔亚辛事件之后，难民数量开始如洪流般激增。

一些巴勒斯坦人则选择以暴制暴。4月13日，即代尔亚辛大屠杀4天后，巴勒斯坦战士伏击了一支前往耶路撒冷郊区斯科普斯山的犹太医疗队。两辆救护车很清晰地标记有红十字，乘客实际上都是来自哈达萨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以及希伯来大学的职员。车队中共有112名乘客，仅36人幸免。

这次伏击的残忍程度体现在袭击者以胜利的姿态站在遇害者身旁所拍摄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照片之中。这些野蛮的照片在耶路撒冷的商业场所公然出售，似乎是为了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显示他们有能力摧毁犹太人的威胁。然而，这些暴行的照片却无法驱散1948年4月弥散在巴勒斯坦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失败氛围。

巴勒斯坦人的士气已然被摧毁，斯科普斯山屠杀犹太平民的事件仅仅加剧了对犹太人报复和后续暴行的恐惧。哈加纳已察觉到巴勒斯坦民众士气的崩溃，于是依据一项被称为“D计划”的军事方案加紧了行动进程。该方案旨在毁灭或减少巴勒斯坦城镇和农村地区人口，以便为建立一个可生存下去的犹太国家创造先决条件。

4月21—23日，犹太军队攻陷海法，从而在整个巴勒斯坦掀起又一波震动。受益于港口和炼油厂，海法一直是巴勒斯坦的经济中心，阿拉伯总人口超过7万人。此外，海法还是巴勒斯坦北部的行政中心。

由于海法被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入了犹太国家，数月来犹太部队一直在计划夺取这座城市。1947年12月中旬，犹太部队首次向海法发动袭击。“袭击在城内触发了一波可怕的外迁洪流，”海法的一位市政领导人拉希德·哈吉·易卜拉欣（Rashid al-Hajj Ibrahim）写道，“一大部分人口预见到了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因为犹太人的有备而来已揭示出阿拉伯人在自卫方面的准备是何等匮乏，从而也迫使后者逃离家园。”[20]作为海法全国委员会主席，哈吉·易卜拉欣与其在市政厅的同事一道致力于恢复秩序，限制本地和外来非正规军——很多是阿拉伯解放军志愿者的袭击活动。但他们的努力却徒劳无益：从当年冬季直至次年春季，阿拉伯非正规军与哈加纳战士一直在猛烈交火。至4月初，已有2万至3万居民逃离海法。

最后的猛攻始于4月21日。当英国部队撤离他们在海法的阵地时，哈加纳开始为夺取该市而发动大规模进攻。在之后的48小时之内，犹太军队以源源不断的炮火向海法的阿拉伯街区发起无情的狂轰。4月23日周五清晨，犹太战机袭击了该市，“在妇女儿童中间引发了恐慌，”哈吉·易卜拉欣写道，“这一群体受到了代尔亚辛恐怖景象的极大影响。”[21]他们如潮水般涌向海滨，那里有船只等待着将惊魂未定的平民撤离海法。

哈吉·易卜拉欣详细描述了他在海法海滨所目睹的惨象。“几千名妇女、儿童和男人，在一种阿拉伯民族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混乱、恐怖状态下，奔向港口区。他们赤足裸体地从他们的房屋逃向海边，等待轮到自己前往黎巴嫩。他们丢下了自己的祖国、房屋、财产、金钱、福利和买卖，出卖了自己的尊严与心灵。”[22]至5月初，在原来超过7万人的人口中，仅有3000—4000名阿拉伯人留在海法，继续生活在犹太人的统治之下。

一旦控制了海法，犹太军队就开始集中精力于联合国划分给犹太国家的其余沿海地区。区别于哈加纳，独立行动的伊尔贡最早发动了针对另一主要阿拉伯港口城市雅法的进攻。雅法市靠近犹太城市特拉维夫。攻势始于4月25日黎明；至4月27日，装备有3门迫击炮、20吨炸药的伊尔贡已经控制了雅法北部的曼什叶街区。在随后的3天内，伊尔贡从这一新阵地向雅法市中心区域发动了无情的轰炸。

这波进攻摧毁了雅法城镇居民的士气和抵抗的意志。仅仅是伊尔贡在发动进攻这个事实，就唤起了很多人对代尔亚辛大屠杀再度上演的恐惧。几天前海法的陷落，使得雅法剩余5万名居民中的绝大多数（至当年4月，已有约2万名居民逃至雅法市外避难）都对抵抗敌人的袭击不抱太大希望。随着居民的大规模外逃，整座城市已陷入一片恐慌。市政领导人们一方面寻找船只将城镇居民撤离至黎巴嫩，另一方面又为其他人从雅法经犹太人的防线撤退至加沙地带展开谈判。至5月13日，雅法城内仅剩下的4000—5000名阿拉伯人将他们的城市拱手让给犹太军队。

随着英国人最终完成撤军时间的迫近，犹太军队开始将其攻势聚焦于分治决议分配给犹太国家的东北部领土。5月11日，哈加纳精英部队“帕尔马赫”攻陷萨法德，一座拥有1.2万名阿拉伯人和1500名犹太人的城镇；5月12日，拥有6000名居民的城镇贝桑被攻陷，该镇居民则被驱逐至拿撒勒和外约旦。同一时期，哈加纳的军事行动还导致加利利、沿海平原、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地区村民的大规模撤离和被逐。巴勒斯坦的公路上满是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为逃避战争的恐怖而仅携带了少量可移动的财产。一位阿拉伯目击者描述了难民的悲惨境遇：“人们失魂落魄、毫无方向地逃离他们的祖国。他们既没有家，也没有钱财，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游荡中病倒、死去。他们缺衣少食，经常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山区的天气日趋寒冷，却没有任何人来关心他们的冷暖。”[23]

战争结束之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经确保了对沿海主要城镇和加利利狭长地带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20万至30万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家园。这些巴勒斯坦难民原本意图在恢复和平后重返家园，但却从未被允许返回。正如1948年6月本-古里安对他的内阁所说的：“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回归。”[24]

英国委任统治的最后一天，巴勒斯坦内战也告一段落。194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犹太人宣布建国，自此以后他们将被称为以色列人。战败的阿拉伯人没有国家来尊崇他们的巴勒斯坦身份，他们将所有的信任寄托在阿拉伯邻国身上。后者正在巴勒斯坦边境集结军队，等待英国人最后撤离。

正如之前承诺的那样，英国人于5月14日站完了“最后一班岗”，降下国旗登船离去，将他们在巴勒斯坦制造的一切悲剧都抛在了身后。

*

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后的第二天，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便入侵巴勒斯坦。1948年5月15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内战结束，第一次阿以战争正式开始。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五国政府都派出正规军部队，表面目的显然是要保卫巴勒斯坦、击败以色列。然而，阿拉伯联盟实际上仅仅是在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前两天即1948年5月12日，才决定出动阿拉伯各国的政府军。在军事干预之前，这些国家哪怕有最起码的相互协调和提前规划、具备丝毫的互信和共同目标，阿拉伯军队在战场上都可能占据上风。但恰恰相反，阿拉伯人进入巴勒斯坦与其说是与犹太国家作战，更多的是彼此为敌。

阿拉伯国家在第一次阿以战争前夕已然完全陷入混乱。巴勒斯坦冲突的结果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糟糕：尽管气焰嚣张，法乌齐·盖伍格吉在战场上却一败涂地，他那支训练不足、纪律涣散的部队在与哈加纳的战斗中屡战屡败；从各方面来看，阿拉伯解放军对被围困的巴勒斯坦人而言都是一个负担，而非救星，依靠阿拉伯志愿军的策略被证明是彻底的失败。随着英国撤军日期的临近，周边阿拉伯国家开始意识到为了阻止犹太部队占领整个巴勒斯坦，他们必须派出正规军参与作战。

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面临一个严肃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将巴勒斯坦发生的冲突视为阿拉伯人共同的事业，感觉有道德义务进行干预，并保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同胞；所有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框架内协调行动这一事实，更强化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每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是以埃及人、约旦人、叙利亚人而非阿拉伯人的身份参战。他们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竞争也带到了战场之上。

1947年秋至1948年冬，阿拉伯国家联盟为讨论巴勒斯坦危机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不同新兴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趋于明显。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自身的利益关切，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真正信任其他国家。在阿拉伯兄弟间引发最大怀疑的是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后者对分治方案的支持揭示了其吞并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以扩大自身国土的野心。这一野心也使阿卜杜拉深受巴勒斯坦领袖哈吉艾敏·侯赛尼的仇视、埃及法鲁克国王的敌意以及叙利亚人的猜忌。在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正全力遏制部分军官中“亲君主国运动”的威胁，该运动支持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及其建立“大叙利亚”的呼声，即将叙利亚和外约旦并入哈希姆家族的统治之下。叙利亚在随后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绝大部分都是为了遏制外约旦。阿拉伯国家最终参战与其说是为了拯救阿拉伯巴勒斯坦，不如说是为了防止改变阿拉伯世界现有的势力均衡。

阿拉伯民众并没有意识到其领导人的这种犬儒主义，相反他们热情地支持本国政府军事介入，保卫阿拉伯巴勒斯坦免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阿拉伯公众以及阿拉伯军队中的战士们深受官方辞令的鼓舞，坚信自身事业的正义性。而战败后阿拉伯公众对国内政客的幻灭，也将在“丢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世界内部引发巨大波动。

1948年5月，阿拉伯国家的军队还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中多数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直至1946年，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仍维持着对武装部队的控制，即便在不情愿的撤军之后，在武器弹药方面也只留下了很少的遗产。英国则垄断着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军队的武器供应，英国人小心地控制着这些半独立盟国的武器流入，以确保这些国家的政府军不会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部队构成威胁。

此外，当时阿拉伯各国军队的规模也非常有限。整个黎巴嫩军队可能只有不超过3500名士兵，其武器装备也极为陈旧；叙利亚军队有不超过6000名士兵，且对总统古瓦特里而言，这支军队更多是一个威胁而非财富——在1947年的叙利亚，几乎每个月都有一场预谋中的军事政变的谣传。最终，叙利亚人派遣了其全部军事力量的一小半——约2500人参与了巴勒斯坦的战斗。伊拉克军队贡献了3000人。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是整个地区训练最有素、纪律最严明的军队，但战争之初，该军团也只能派出全部6000人中的4500人参加战斗。埃及拥有整个地区规模最大的军队，派遣了一支1万人的部队进入巴勒斯坦。尽管有上述种种限制，阿拉伯战争规划者却预测在11天之内就可快速战胜犹太军队。如果这个说法是真诚的话，这一数字只能证明阿拉伯方面对摆在面前的这场冲突的严肃性的估计是何等的不足。

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中，只有外约旦对巴勒斯坦冲突有着明确的政策和利益目标。阿卜杜拉国王从未满足于1921年英国人指定给他的领土。他渴望恢复其家族对大马士革的统治（因此才有建立“大叙利亚”的呼声）。自1937年起，他就开始支持巴勒斯坦分治的想法，其中阿拉伯领土将被并入其沙漠王国（因此才有穆夫提侯赛尼与阿卜杜拉国王之间的敌意）。

早在20世纪20年代，阿卜杜拉国王就与犹太事务局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期间，这些联系发展为一系列秘密谈判。1947年11月，阿卜杜拉国王与果尔达·梅耶森（Golda Meyerson，后改名为梅厄，并成为以色列总理）举行会谈，并在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之前两周就初步达成了一项初步的互不侵犯协定。（根据这一协定）阿卜杜拉将不会反对在联合国授权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作为交换，外约旦将吞并与其毗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主要是约旦河西岸地区。[25]

为执行其吞并巴勒斯坦阿拉伯部分的计划，外约旦还需要英国的同意。1948年2月，阿卜杜拉派遣其总理陶菲克·艾布·胡达（Tawfiq Abu al-Huda）前往伦敦，以争取英国人对该计划的认可；同行的还有阿拉伯军团的英国指挥官约翰·巴戈特·格拉布（John Bagot Glubb）将军（以格拉布帕夏而著称）。2月7日，总理艾布·胡达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陈述了外约旦的计划：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之时，外约旦政府将派遣阿拉伯军团跨越边境，占领与外约旦边境相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

“这是显而易见该做的事情，”贝文回答说，“但不要侵入分配给犹太人的区域。”

“即使我们有意向，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军队这样做。”艾布·胡达回答说。贝文感谢外约旦总理，并对其关于巴勒斯坦的计划表示完全同意，实际上这为阿卜杜拉国王入侵并合并约旦河西岸地区开了绿灯。[26]

正因如此，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外约旦是唯一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何加入巴勒斯坦冲突的乱局、又有何利益诉求的一个。问题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都太清楚阿卜杜拉国王的野心，因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遏制外约旦而非保卫巴勒斯坦之上。为遏制外约旦的野心，叙利亚、埃及、沙特组建了一个未公开的集团，他们的行动明显妨碍了战斗的有效开展。尽管阿盟任命阿卜杜拉国王为阿拉伯军队总司令，但其他独立阿拉伯军队的指挥官却拒绝与他会面，更不用说接受他的任何命令了。阿卜杜拉本人就曾质疑阿盟的意图，在战争前夕向一位埃及军事代表问道：“阿盟指认我来担任阿拉伯军队的总指挥。但这项荣誉难道不应被授予埃及这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吗？抑或这项任命背后的真正意图乃是在万一失败的情况下，将责任和指责全部推到我们身上？”[27]

如果说阿拉伯国家对阿卜杜拉的意图都怀有戒心的话，那么鉴于它们对巴勒斯坦领导人哈吉艾敏·侯赛尼的敌意，这些国家也不会更多地同情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因哈吉艾敏支持1941年拉希德·阿里·凯拉尼反哈希姆王室的军事政变而怀恨在心;阿卜杜拉国王和哈吉艾敏则为争夺对阿拉伯巴勒斯坦的统治权而长期不和；埃及和叙利亚仅仅给予哈吉艾敏不温不火的支持，1948年4—5月巴勒斯坦抵抗崩溃之后更是如此。

因此，阿拉伯联军参加巴勒斯坦战争的目的基本上是消极的：防止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一个外来的犹太国家，防止外约旦扩张至巴勒斯坦，同时防止穆夫提侯赛尼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家。基于这样的战争目标，阿拉伯军队被决意要建立自己国家的犹太军队完全打垮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于人员、火力等因素，犹太人在战场上的优势更多是意志力的因素。犹太大卫被敌对的阿拉伯的歌利亚所包围的景象，并没有反映在阿拉伯和犹太部队的相对规模上。5月15日，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外约旦、埃及等5个阿拉伯国家全部参战，阿拉伯军队总兵力还不超过2.5万人，而当时犹太国防军（这一新兴国家军队的新称呼）总数已达到3.5万人。在战争期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派遣了增援部队，但阿拉伯人军队的规模从未赶上犹太部队，后者在7月中旬达到6.5万人，至1948年12月则达到其峰值9.6万人。[28]

以色列人需要这种数量优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由5月15日持续至6月11日停火，以色列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外约旦军队即阿拉伯军团，于5月15日凌晨跨越边境进入西岸地区。考虑到耶路撒冷在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被宣布为国际共管区，阿拉伯军团起初并不愿进入耶路撒冷，但为防止以色列人占领整座城市，他们于5月19日迅速占领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街区。同时，伊拉克军队于5月22日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北部一半领土以及纳布卢斯和杰宁的阵地，但也未向以色列军队发动攻势。埃及部队从西奈迅速推进至加沙地带和内盖夫沙漠，并挥师北上，准备与阿拉伯军团会合。叙利亚、黎巴嫩军队则侵入巴勒斯坦北部。在冲突的第一阶段，参战各方都损失惨重，但以色列的阵地也许是最脆弱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同时与多支部队作战。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战争爆发后，联合国迅速召开会议以便恢复地区和平。5月29日，联合国呼吁各方停火，6月11日正式开始生效。瑞典外交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被正式任命为阿以冲突的调解人，受委托在巴勒斯坦恢复和平。第一份停战协定为期28天，规定对整个地区实行完全的武器禁运。阿拉伯国家试图为其消耗殆尽的军队寻找武器来源，但却发现英、法、美等国都严格遵守禁运条款。相比之下，以色列人则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确保了关键的武器运输线路，并将军队规模增至超过6万人。当7月9日停火结束之际，以色列比它的对手做了更充分的重启战事的准备。

战争的第二阶段，以色列人利用兵力和弹药上的优势在各条战线上都扭转了对阿拉伯军队的战况。他们在加利利地区痛击叙利亚军队，将黎巴嫩人赶回到其边境以内。他们从阿拉伯军团手中夺取了吕大和拉马拉，并将兵力主要集中于南部的埃及阵地。联合国为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危机深表忧虑——已有成千上万的难民逃离战场，因而重新开始了紧密的外交活动，以便达成一项新的停火协议。联合国外交官发现阿拉伯国家迫不及待地支持停战，其中几个国家几乎已耗尽了弹药储备。第二轮停火于7月19日正式生效，一直持续到10月14日。

无论5月15日前阿拉伯国家可能怀有怎样的共同理念，但两个月灾难般的战争已将这些理念打得粉碎。战争开始前阿拉伯国家间的分裂已十分严重，而各国军队在前两轮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更大大加剧了已有的分歧。阿拉伯国家非但没能像阿盟策划者所乐观估计的那样取得速战速决，反而发现本国军队被卷入了一场愈发取胜无望的战争之中而无法自拔。也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发现可行的脱身的策略，阿拉伯公众正在震惊而难以置信地观望着他们的正规部队是如何被一支他们蔑称为“犹太团伙”的敌人所制服的。

阿拉伯国家拒不接受对其战备不足、缺乏协调的批评，开始相互指责。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开始攻击外约旦人：阿卜杜拉国王难道没有秘密会见犹太人吗？不正是他的英国指挥官格拉布帕夏履行了英国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承诺吗？在以色列人的坚决反攻下，阿拉伯军团仍控制了西岸和阿拉伯东耶路撒冷这一事实，已然被视为约旦人背叛盟友、勾结犹太复国主义者，而非其骁勇善战的证据。这种相互指责对阿拉伯人的战备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阿拉伯国家之间越是离心离德、单打独斗，犹太军队就越容易将其军队各个击破、逐一消灭。

在3个月的停火期内，贝纳多特伯爵领导着联合国寻求阿以冲突危机解决方案的工作。9月16日，贝纳多特提出一项经过修订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根据这一方案，阿拉伯领土将被并入外约旦，其中便包括已被以色列人占领的拉马拉和吕大，以及根据最初联合国分治决议被划分给犹太国家的内盖夫沙漠；以色列国则将包括加利利和沿海平原地带；耶路撒冷仍将处于国际共管之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迅速拒绝了贝纳多特的新方案，而他本人的外交努力也以残酷的方式戛然而止——9月17日，来自莱希团伙的恐怖分子暗杀了这位瑞典外交官。鉴于外交解决无望，10月14日停火结束后战争又重新打响。

战争的第三阶段由1948年10月15日持续至11月5日。其间，以色列人完全征服了加利利地区，将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阿拉伯解放军全部驱逐至叙、黎领土，随后则集中全部精力打击埃及部队。以色列军队包围了被孤立的埃及部队，其空军在3周的时间内针对埃及阵地目标狂轰滥炸。

埃及在巴勒斯坦的失利将在国内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埃及军队中一支较大的分遣队在巴勒斯坦南部、加沙东北部约20英里的费卢杰村遭到围困。在数周的时间内，既无法脱身又未得到任何援兵的救援，埃及士兵感到自己被彻底出卖了。之前他们正是在训练和武器弹药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派往前线的。更具政治头脑的军官们有大量的机会来思考政治上推翻埃及王室和政府的问题。在费卢杰被围困的军官中就包括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札卡里亚·穆希丁（Zakaria Mohi El Din）和萨拉赫·塞利姆（Salah Salem），3位后来密谋推翻埃及君主制的自由军官。纳赛尔写道：“我们身在巴勒斯坦作战，但我们的梦想却在埃及。”[29]由于他们在阿以战争中的经历，这些自由军官将最终把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转变为在埃及的胜利，推翻那个曾经背叛他们的政府。

阿拉伯国家继续徒劳无益地举行会谈，尝试采取一致行动来扭转败局。10月23日，阿拉伯国家首脑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集会，谈论缓解埃及军队压力的方案，但叙利亚、外约旦、伊拉克之间的相互猜忌使得会谈未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合作。埃及人则不愿向其阿拉伯兄弟承认自己的败局，拒绝与各方协调军事行动——即便这样做本可缓解自己被围困的部队。

阿拉伯人的分裂显然对以色列人有利。12月，以色列人不仅成功地迫使埃及人全部撤出巴勒斯坦——被围困在费卢杰的埃及部队除外，实际上还侵入了埃及在西奈的领土。法鲁克国王政府别无选择，不得不援引1936年《英埃协议》——这项因延续了英国在埃及影响力而饱受民族主义者鄙视的协议，请求英国介入以迫使以色列从西奈撤军。1949年1月7日，埃及与以色列达成休战协议。以色列人在内盖夫沙漠发起了最后一波攻势，夺取了南至亚喀巴湾沿海乌姆·拉什拉什的领土，后来则将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埃拉特港。

在完成对内盖夫的征服后，全新的以色列国家最终成型，占据了原巴勒斯坦托管国全部领土的78%。外约旦仍控制着西岸地区，埃及控制着加沙地带。这两个地区也成为保留在阿拉伯人手中的最后的巴勒斯坦领土。在击败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军队，成功遏制阿拉伯军团和伊拉克军队之后，以色列人在1948年取得了一场全面胜利，也获得了向阿拉伯国家强加其条款的资本。联合国提出了一项新的停火协议，并在地中海的罗德岛上开启了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间的停战谈判。以色列与埃及（2月）、黎巴嫩（3月）、外约旦（4月）和叙利亚（7月）分别达成双边停战协定。第一次阿以战争正式结束。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1948年将以“奈克白”（al-Nakba，灾难）的名字被永久铭记。在巴勒斯坦内战和第一次阿以战争期间，约75万名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他们涌入了黎巴嫩、叙利亚、外约旦、埃及等国以及巴勒斯坦剩余的阿拉伯领土。仅有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还保留在阿拉伯人手中。加沙地带名义上是一块自治领土，但实际上处于埃及的托管之下；约旦河西岸地区则被并入外约旦，后者现今已横跨约旦河两岸，因而更名为约旦。

第一次阿以战争结束后，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在地图上已不复存在，所剩的只有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民，或生活在外国占领之下，或处于流散之中。在之后的历史中，他们将为自身民族权利获得认可而斗争。

*

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为巴勒斯坦灾难的深重性所震惊。在这个危机的时刻，阿拉伯知识分子对于失去巴勒斯坦的原因和后果都还保持着清醒的判断。

第一次阿以战争刚刚结束，两部奠定阿拉伯人自我批判与改革基调的重要著作就已问世。第一部作品的作者康斯坦丁·祖雷克（Constantine Zurayk）于1909年生于大马士革，是20世纪最伟大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之一。祖雷克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完成本科教育，在年仅21岁时就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业。他一生都任职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学术与公共服务机构，就阿拉伯民族主义撰写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著作。正是在其1948年8月即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发表于贝鲁特的著名短论《灾难的意义》（Maʻnat al-Nakba）之中，祖雷克首次将1948年战争命名为“奈克白”，即阿拉伯语中的灾难。[30]

第二部里程碑式著作的作者穆萨·阿莱米（Musa Alami）是一位巴勒斯坦显贵。阿莱米的父亲曾担任耶路撒冷市长，他本人在剑桥大学学习法律，随后进入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任职。1937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高潮期间，阿莱米毅然辞职，之前他已升至英国高级专员阿拉伯秘书及检察官的职位。辞职后，他开始私人执业，积极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阿莱米曾带着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参与1939年和1946—1947年在伦敦举行的多次会议，此外他还是阿盟成立大会上的巴勒斯坦代表。在其发表于1949年3月的文章《巴勒斯坦的教训》（ʻIbrat Filastin）中，阿莱米反思了阿拉伯人整体失败的原因，并指出了通往民族复兴之路。[31]

两位作者都承认巴勒斯坦的丢失和以色列的建立，开启了阿拉伯历史中一个危险的新篇章。“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失败，”祖雷克警告说，“绝不是简单的挫败或者暂时的、无关痛痒的灾祸。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是阿拉伯人在其漫长历史中所经受的最严酷的考验和苦难之一，是一段以无数磨难和苦难为标志的历史。”[32]阿拉伯人应对这一新威胁的失败，将使他们在未来陷入分而治之的不幸境地，这一境遇与他们刚刚从中摆脱进而获得独立的殖民时期不无相似之处。

考虑到两人对阿拉伯人病症诊断的相似性，阿莱米和祖雷克开出相似的治疗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阿拉伯分裂的场景使两人都深刻意识到阿拉伯统一的必要性。一战后的解决方案以及英、法对阿拉伯世界的瓜分，导致阿拉伯民族积贫积弱、四分五裂。他们都强调，阿拉伯人只有通过阿拉伯的团结来挽救帝国秩序下四分五裂的局面，才能实现其作为一个民族的潜力。他们也认识到狭隘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比如埃及人或叙利亚人独立的民族主义）与他们所渴求的更广阔的阿拉伯民族间的矛盾。祖雷克承认正式的统一在短期内尚不现实，尤其考虑到新独立的各阿拉伯国家内部根深蒂固的国家利益。因此，在实现阿拉伯统一的长期目标之前，祖雷克首先呼吁在现有的阿拉伯国家内实现“广泛而全面的变革”。[33]阿莱米则寄希望于一个能通过武力实现统一目标的“阿拉伯普鲁士”。[34]随着巴勒斯坦灾难后军人为登上政治舞台做好了准备，“阿拉伯普鲁士”的理想也将启发阿拉伯军队上层中的一批民族主义者。

在对巴勒斯坦灾难的回应中，阿莱米和祖雷克的呼声几乎等同于将一场阿拉伯复兴作为实现阿拉伯统一的序曲，作为在一个现代世界中赎回巴勒斯坦、实现阿拉伯人尊严的自我救赎的先决条件。他们的著作之所以在读者中产生广泛而巨大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的分析反映了时代精神。阿拉伯民众越来越对他们的统治者感到幻灭。老一代政治精英过去曾领导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但他们在与其帝国主人的联系中也受到了污染。他们在欧洲大学接受教育，讲欧洲人的语言，穿西方服饰，在殖民主义强加的机构内工作——总之，他们散发着勾结外敌的气息。他们为小得小失而争论不休，其狭隘的世界观仅局限在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他们的国家边界之内。

阿拉伯世界的政客们完全忽视了那个仍启发着如此众多民众的更广大的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灾难性的表现已然揭示了他们政治的破产。也正因如此，阿莱米和祖雷克提出的补救方案，即一个由被解放的公民所组成、以统一的力量来面对现代世界诸多挑战的更广阔的阿拉伯民族，才会打动许多的阿拉伯人，成为他们解决积弱现状的主要方案。巴勒斯坦的教训表明，在分裂的状况下阿拉伯人必将衰落，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希望承受现代世界的挑战。

时代在变化之中。阿拉伯统治者们因其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而受到了严重削弱。新的一代正伴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呼声而崛起，并将本国政府作为自己的首要攻击目标。

*

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惨败和以色列国的建立，彻底动摇了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稳定性。在紧接着巴勒斯坦灾难之后的数月内，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都被政治暗杀和政变的阴影所笼罩。

巴勒斯坦灾难之后，埃及国内陷入政治混乱。对一个新兴的宗教政党而言，在丢失的穆斯林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无异于对伊斯兰教的背叛。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3月，其创始人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是一位来自苏伊士运河城市伊斯梅利亚的小学教师。班纳是一位致力于与西方影响作斗争而又富有个人魅力的改革家，他坚信西方影响正在削弱埃及的伊斯兰价值观念，强调埃及人民徘徊于欧洲启发的改革与英帝国主义之间，已然“偏离了他们信仰的目标”。[35]一场起初旨在埃及社会中复兴伊斯兰信仰的社会运动迅速发展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穆兄会的势力已足以比肩埃及国内的主要政党乃至华夫脱党。

穆兄会宣称巴勒斯坦战争为一场“圣战”，派遣了大批的志愿者营队赶赴巴勒斯坦以阻止犹太国家的建立。与阿拉伯解放军中的其他阿拉伯志愿者相似，穆兄会成员低估了犹太人的力量和组织性。备战不足的同时，他们同样没有为失败做好准备。他们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视为对伊斯兰教的背叛，并将责任归咎于阿拉伯政府，特别是埃及政府。回到埃及后，他们开始组织示威游行，指责政府，认为政府应对巴勒斯坦的失利负责。

埃及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镇压穆兄会。在1948年的最后几个月内，穆兄会被指控煽动骚乱、阴谋推翻埃及政府。总理马哈穆德·法赫米·努格拉希（Mahmud Fahmi al-Nuqrashi）宣布实行戒严法，并于1948年12月8日颁布政令宣布取缔穆兄会。该组织的资产遭到冻结，文件被查封，很多领导人也被捕入狱。

穆兄会领导人哈桑·班纳仍保持着行动自由。他试图调解自己组织中的极端分子与埃及政府间的矛盾，但种种努力都因双方固执己见而以失败告终。总理努格拉希拒绝会见班纳或对穆兄会做出任何让步。极端分子最终诉诸暴力。12月28日，这位埃及总理在进入内政部的途中遭到近距离枪杀，行凶者是一位1944年加入穆兄会的兽医学专业学生。努格拉希也成为紧接着巴勒斯坦灾难后第一位倒下的阿拉伯领导人。

埃及政府并未因努格拉希暗杀事件而逮捕哈桑·班纳。但这位穆兄会领导人并未因自己的自由而感到宽慰：他深知只要还保持着行动自由，自己就随时有遭到报复性暗杀的危险。班纳尝试与努格拉希的继任者进行谈判，但却发现所有的政府大门都向他紧闭着。他反复申明穆兄会与试图推翻现有政治系统的一切尝试都无关，但却无济于事。

1949年2月12日，哈桑·班纳在青年穆斯林协会总部外遭枪击身亡。人们普遍认为暗杀行动是受到埃及政府的指使，且背后有王室的支持。6周之内的两起政治谋杀案将埃及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灾难引发了一次军事政变。长期以来，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就担心军队会推翻自己的统治。1949年3月30日，他的担忧终于转变为现实——军队总参谋长侯斯尼·宰伊姆上校（Colonel Husni al-Zaʻim）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这次政变也被叙利亚资深政治家阿迪勒·艾尔斯兰（Adil Arslan）描述为“叙利亚近期历史中最重要也最奇怪的事件”。艾尔斯兰在其日记中进一步解释道：“普通公众欢欣鼓舞，大多数学生抓住机会上街举行示威游行，但政治精英却陷入沉默，对国家的命运走向深感焦虑。”[36]叙利亚政治精英们急切地想维护叙利亚共和国青年的民主体制，担心叙利亚滑向军人独裁。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尽管宰伊姆政府仅持续了不到150天，但这次政变却标志着军人开始登上叙利亚的政治舞台。除去几次短暂的间断时期，叙利亚在20世纪剩余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军人的控制之下。

根据叙利亚外交部部长阿迪勒·艾尔斯兰的说法，宰伊姆统治最奇怪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在叙利亚战败后极短的时间内，就愿意与以色列达成和解。1949年7月20日，侯斯尼·宰伊姆政府与以色列签订了停战协议。但在幕后，宰伊姆却希望比停战协议走得更远，即寻求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协议。在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宰伊姆通过叙利亚停战谈判团队向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传达了一系列提议。宰伊姆提出叙利亚与以色列关系全面正常化，包括互换大使、开放边境以及与以色列的全面经济关系。

宰伊姆关于在叙利亚安置30万名巴勒斯坦难民的提议，引起了美国和联合国官员的重视。难民问题即将成为最大的人道主义问题，同时也是解决阿以冲突中的一个关键症结，这一点已确然无疑。宰伊姆请求美国帮助开发位于幼发拉底河北部的哲齐赖地区，因而提议在这一地区安置巴勒斯坦难民。他相信巴勒斯坦劳动力和美国资金的注入将推动其国家的现代化与经济的发展。[37]

以色列总理对宰伊姆的提议却不感兴趣。尽管受到杜鲁门政府、联合国调解人拉尔夫·邦奇博士（Dr. Ralph Bunche）以及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的大力推动，本-古里安仍拒绝会见宰伊姆或讨论后者的提议。本-古里安坚持要求叙利亚人首先签署一份停战协议。他深知宰伊姆意在调整叙利亚的边界，在叙、以两国间分割太巴列湖，对此本-古里安断然拒绝。这位以色列总理并不急于与其阿拉伯邻居达成和平协议，当然更不希望设立以土地换和平的先例。如果说本-古里安有什么担心的，那就是反映在与阿拉伯邻国停战协议中的以色列边界，无法满足这个犹太国家的需求。

由于本-古里安拒绝会见宰伊姆，美国政府便提议叙利亚、以色列两国外交部部长举行一次会谈。美国驻叙利亚大使詹姆斯·基利（James Keeley）私下向宰伊姆的外交部部长阿迪勒·艾尔斯兰提出会谈的设想。艾尔斯兰是一个拥有埃米尔称号的德鲁兹显贵家族中的标志性人物。他虽然加入了宰伊姆政府，但心中却怀有一些疑虑。在他日记的描述中，这位上校既是一位朋友，也是一个疯子。然而，他在1949年6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的基利的提议，却使他确信宰伊姆已经迷失了方向。

“为什么你想让我同意与［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谢尔托克(1)举行一次会谈，”艾尔斯兰向这位美国大使问道，“既然你知道我从未被犹太人的虚张声势所哄骗，也决不会向他们做出任何让步。”

“你的问题迫使我必须给你一个坦率的答复，”基利回答说，“尽管我不能随便讨论这件事，因为它还是个秘密。但我知道您是一位高贵的人，所以我也请求您守口如瓶。”

艾尔斯兰承诺保密。基利便继续说道：“是宰伊姆提出要会见本-古里安……但后者拒绝了他。所以我们（即美国政府）认为可以在叙、以两国外交部部长之间举行一次会谈。夏里特同意了，便提出了这项你刚刚拒绝的提议。”

当基利透露宰伊姆与以色列人间的秘密外交之时，震惊的艾尔斯兰竭力掩饰自己的感情，并将这一主动示好行为解读为叙利亚总统所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美国人并没有强加自己的观点，而是起身告辞，让艾尔斯兰自己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38]

那一夜，艾尔斯兰在他的办公室里待到很晚。他召见了一位叙利亚停战协议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后者则确信宰伊姆有意会见谢尔托克本人。他曾考虑提出辞职，但最终决定坚守岗位，以便阻止以色列人实现其通过单独的和平协议离间叙利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目标。他开始联络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府，警告说“一个大危险”已迫在眉睫，但又小心翼翼地避免透露事实真相。

艾尔斯兰的反应足以说明宰伊姆与叙利亚民众及政治精英的观点已然脱节到何种程度。刚刚经历一场惨痛的失败，叙利亚人绝对没有心情与以色列和解，军队尤其如此。假使宰伊姆公开他的和平计划，他在国内必将遭遇难以逾越的阻力。即便如此，今日我们也很难断然否定宰伊姆计划的价值，毕竟如此多重要的国际人物，包括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联合国调解人拉尔夫·邦奇以及很多以色列政治和情报人士，当时都为这一方案的种种优点所折服。事实上，这一故事告诉我们，正是本-古里安否决了第一次阿拉伯和平倡议。面对一个曾受到美国和联合国支持的和平方案，本-古里安却说了不。

宰伊姆在叙利亚执政的时间过于短暂，不足以将和平转化为现实。他的改革（面向以色列的和平姿态只代表其中很小一部分）疏远了原本支持他夺取权力的不同社会群体，使得他孤立无援。部分曾支持宰伊姆政变的军官现在开始预谋反对他。1949年8月14日，他们重演了3月政变中采取的措施，逮捕了政府重要领导人，控制了广播电台。6辆装甲车包围了宰伊姆的住宅，经过短暂的交火后，逮捕了这位已被废黜的总统。宰伊姆和他的总理被带到一个看守所，随后立即被处决。

逮捕并处决宰伊姆的是安东·萨阿代（Antun Saʻada）的一名追随者。萨阿代（1904—1949）是一名基督徒知识分子，也是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1932年，萨阿代从巴西返回他的出生地黎巴嫩，并创立了叙利亚民族社会党。作为贝鲁特美国大学的一名讲师，他公开反对法国委任统治及其分裂大叙利亚的企图，呼吁大叙利亚地区不同国家的合并。他的政治观点为泛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他呼吁将宗教与政治分离，因此吸引了一大批对逊尼派穆斯林主导下的泛阿拉伯国家心怀疑惧的少数族裔群体。

1949年7月，安东·萨阿代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黎巴嫩政府的游击战，但其反叛为时甚短。发起战役后仅几天内，他就被叙利亚人抓获并移交给黎巴嫩政府，后者立即对萨阿代进行了审判，并于7月8日处决了这位革命未竟者。

萨阿代狂热的追随者们迅速开始谋划复仇。1951年7月16日，一名萨阿代的支持者在黎巴嫩前总理里亚德·苏勒哈（Riyad al-Sulh，他的政府处决了萨阿代）出访约旦首都安曼期间刺杀了他。

随着政变、处决、暗杀在阿拉伯国家领导层更迭中成为家常便饭，阿拉伯政治也变得越来越暴力。里亚德·苏勒哈被暗杀后仅4天，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就遇刺身亡。当时他正准备进入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参加周五聚礼，而当他遇刺时，他15岁的孙子亦即约旦未来的侯赛因国王就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之后再回顾，”侯赛因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现在怀疑祖父是否对即将到来的悲剧有某种内在的直觉。”侯赛因还记得阿卜杜拉国王在遇刺当天早晨与他的一段对话。老国王的话是“如此的充满预言性，要不是今天很多健在的人都听到过这些话，我再提起它们时都会犹豫再三”。侯赛因在自传中这样记录道：“‘如果哪天我要死了，我宁可被一个无名之辈一枪射在头上，’他说，‘这才是最简单的死去的方式。我宁愿这样死去，也不愿变老，成为一个负担。’”老国王将发现这一愿望实现的时间比他自己设想的还要快。

阿卜杜拉国王很清楚自己的人身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在最新纳入其王国版图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他被敌人包围着。很多巴勒斯坦人指控阿卜杜拉为扩张自己的版图而与犹太人进行交易，哈吉艾敏·侯赛尼则指责他出卖了巴勒斯坦。然而，谁也没有意料到阿拉伯政治暴力的新文化竟然触及了穆斯林最神圣的礼拜场所之一。

枪杀阿卜杜拉国王的这位“无名之辈”是一名来自耶路撒冷的裁缝学徒，名叫穆斯塔法·埃舒（Mustafa ʻAshu）。埃舒本人更多是作为一名受雇的枪手，而非拥有政治动机的党徒，当下即被国王的警卫击毙。一系列抓捕行动随即展开，10人被指控合谋参与了暗杀行动，尽管审判并未能揭示出幕后指使者的身份。这10人当中，4人被宣判无罪，2人在缺席情况下（都已叛逃至埃及）被判处死刑，另外4人因参与暗杀而被处以绞刑。被处决的4人中，3人都是身有犯罪记录的普通商人——一名牲畜代理人，一名屠夫，还有一名咖啡店主；第四位，穆萨·侯赛尼（Musa al-Husayni），则是穆夫提艾敏·侯赛尼的一位远房亲戚。[39]穆夫提艾敏以及埃及国王法鲁克都被怀疑资助了这次暗杀行动，但时至今日事实真相肯定已经石沉大海。最终，阿卜杜拉国王也成为巴勒斯坦灾难的另一个牺牲品。

*

在一战后对中东的分割之后，巴勒斯坦灾难成为20世纪阿拉伯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我们至今仍生活在其阴影之下。

1948年战争最持久的遗产之一就是今天仍在持续中的阿以冲突。一方面，阿拉伯人拒绝接受失去巴勒斯坦的现实;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则渴望得到更多的领土。后续的阿以战争也因而变得不可避免，在过去60年内以致命的频率反复上演。

这场冲突造成的人员损失是灾难性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作为1967年进一步的领土流失以及过去60年内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在联合国登记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数量已由原来的75万增至现在的430万以上。在其间的几十年内，巴勒斯坦人为实现建国目标已建立了多个代表性机构，但为了追求自身目标也不惜诉诸武装斗争——从针对以色列的边境袭击，到针对以色列海外利益的恐怖袭击，从被占领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上的民众暴动与抵抗，到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尽管采取了上述策略——有人会说，正是因为采取了上述策略，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诉求至今尚未实现。

巴勒斯坦灾难对阿拉伯政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48年的失败，给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希冀和渴望蒙上了一层阴影。巴勒斯坦战败后，阿拉伯世界经历了剧烈的政治波动，与巴勒斯坦托管国接壤的四个国家深受政治暗杀、政变、革命的困扰。旧政治精英被年轻一代军人推翻，也标志着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的到来。与两次大战之间那些接受外国教育的政治精英相比，这些军人很多来自农村，与大众政治保持着更为密切的接触。元老派政治家们在本国既有的边界内为实现民族独立而奋斗，自由军官煽动家们则是促进泛阿拉伯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旧政权说欧洲语言，新的先锋队则说普通民众的语言。

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巴勒斯坦灾难标志着欧洲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终结。巴勒斯坦问题是欧洲制造的，欧洲解决这一问题之无力反映出二战结束后欧洲自身的衰落。 二战结束后，英、法沦为二等强国：经过多年的战争，英国经济已疲弱不堪，法国的士气在德国占领的几年内受到致命打击。两国在国内所需的重建资金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根本无暇外顾。帝国已处于衰退之中，新的势力主导了整个国际秩序。

分别于1949年、1952年、1958年在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上台的年轻军官们与英国或法国并没有联系，相反他们转向了新的世界强权——美国及其超级大国对手苏联。这是帝国时代的结束，也是冷战新时代的开端。阿拉伯人不得不适应一套新的游戏规则。

(1) 摩西·谢尔托克是摩西·夏里特的曾用名，此处引文中用的是曾用名。——编者注

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阿拉伯世界在革命的骚动中进入了冷战的新时代。两次大战之间萌芽的反帝思潮，在二战末期重新获得了活力。巴勒斯坦战争后，阿拉伯世界对英国和法国的敌对情绪非常普遍，这也使得英国在埃及、约旦和伊拉克的情况更加复杂多变。在这些国家里，英国和它扶植建立的君主国仍保持着特惠盟友关系。

由于未能与英帝国统治划清界限，老一代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他们效忠的君主们已然声名扫地。从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到共产主义者，一批新兴的激进党派竞相争夺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忠诚。军队中的年轻军官同样难免受到当时政治动荡的影响。年轻一代质疑阿拉伯王室和英国人所建立的多党议会制的合法性，反而对革命共和主义表现出更大的热情。

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这一时代超凡的意识形态。至20世纪40年代，摆脱殖民统治成为所有阿拉伯人的共同愿望，但他们还有更高的政治理想。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共同的语言、历史和基于伊斯兰过往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一文化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所共享。他们想打破帝国强权为分裂阿拉伯人而划定的边界，同时基于维系阿拉伯人的深厚历史和文化纽带，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他们相信只有通过统一才能恢复阿拉伯人在世界事务中的崇高地位。正是出于这些信念，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批评本国政府的失败并要求阿拉伯统一。

在很多方面，埃及都处在这些发展的风口浪尖之上。埃及医生、女权主义知识分子纳瓦勒·萨阿达维（Nawal El Saadawi）1948年进入开罗医学院学习，当时校园里充斥着紧张的政治氛围。她在自传中回忆道：“在那些日子里，大学几乎成了持续不断的示威活动的舞台。”萨阿达维本人对民族主义政治并不陌生。她的父亲和她一起阅读报纸，谴责国王、军队阶层的腐败以及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父亲会告诉女儿说：“这是一种积习难改的三重苦难，除了推翻政权之外别无解决的办法，人民必须觉醒，必须反叛。”[1]年少的萨阿达维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当她还是一名高中生时，就已经开始参与20世纪40年代末让整个开罗陷入瘫痪的民众示威活动。

示威活动反映了埃及人民对于变革的迫切心境。巴勒斯坦灾难后，埃及人对国内政党和法鲁克国王感到幻灭，也越来越无法容忍英国在埃及享有的特殊地位。战后时代是一个去殖民化的时代，英国人已经在埃及停留了太长时间，惹人生厌。

在巴勒斯坦战败，以及1948年12月总理努格拉希遭暗杀所造成的混乱之后，埃及政府于1950年举行选举。华夫脱党获得胜利，组建新政府并重启与英国人的谈判，目标便是自1919年以来埃及民族主义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完全独立。1950年3月至1951年10月，华夫脱党与英国政府展开谈判，然而19个月的谈判却未能带来任何结果。华夫脱党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协议》，英国人则拒绝承认协议的废除，因为这一行为将使得他们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驻军变为一支非法的占领部队。尽管英帝国处于收缩之中——1947年英国人已经撤离印度，但就战略重要性而言，苏伊士运河仍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块基石。

鉴于无法通过谈判达成目标，华夫脱党开始通过其他方式向英国人施压。在华夫脱政府的默许下，埃及青年开始自愿组建被称为“菲达因”（fida'iyin，字面意思为“准备自我牺牲的战士”）的游击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穆兄会成员、学生、农民和工人。1951年10月，游击队开始袭击运河区的英国部队和设施。英国人对这些袭击则采取了武力回击。纳瓦勒·萨阿达维的一位同学就离开医学院加入了菲达因游击队，后在反英行动中牺牲。

运河区的武装斗争在开罗激起了激烈的政治争论。萨阿达维还记得她在1951年11月参与的一场大学内的学生集会。她越来越不耐烦地听着那些学生政治家——华夫脱党人、共产主义者、穆兄会成员——故作声势、浮夸空洞的演说，这时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希勒米（Ahmed Helmi）的菲达因成员被叫上讲台。希勒米是一位自由战士，曾参加针对运河区英国占领部队的袭击。他用平静的声音向争吵不休的同学们发出呼吁。他解释说：“同志们，运河区的自由战士急需弹药和粮食补给，必须稳固补给线来保护他们。现在没有党派斗争的时间和空间了，我们需要人民的团结。”[2]萨阿达维被这位热情的青年牢牢吸引住了，后来嫁给了他。

至1952年1月，英国人已经决定动用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对苏伊士运河区的控制。为防止埃及警察向菲达因提供支持，英国部队开始占领运河区内的埃及警察局。1月24日，英国人不费一枪一炮就迫使运河区内一城镇警察站的160名警察投降。眼见英国人如此轻易地占领了这座警察站，埃及政府大为尴尬，于是命令运河区内的埃及警察全力抵抗英国人的占领，“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埃及人次日就得到了机会。那天，1500名英国军人包围了伊斯梅利亚政府所在地并要求政府投降，250名负责守卫政府机关的警察拒绝投降。在随后的9小时内，英国人动用坦克和炮兵连续轰击埃及人阵地，埃及守军则奋起反抗，直至耗尽了所有的弹药。在遭受了46死、72伤的重大损失后，埃及人最终投降。

英国人发动猛攻的消息在埃及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公愤。第二天，即1952年1月26日周六，埃及全国各行业宣布举行总罢工，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学生集聚开罗。为了抗议英国的行为，这座城市已准备好迎接一天的民众示威，但突如其来的“黑色星期六”却令埃及政府或人民始料未及。

“黑色星期六”当天，黑暗势力在开罗兴风作浪。刚开始的一系列愤怒的示威游行迅速发展为暴力活动，其间超过50名埃及人和17名外国人（包括9名英国人）被暴民杀害。在示威活动的掩护之下，煽动者和纵火者最大限度地制造混乱。埃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安瓦尔·阿卜杜·马立克（Anouar Abdel Malek）目睹了“黑色星期六”当天的事件，描述了示威者是如何津津有味地看着纵火犯将开罗市中心最富庶的街区付之一炬的。“他们看着这些人纵火却袖手旁观，因为这座华丽的都市并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那些有钱人。看着后者的财产被烈火吞噬，他们自然乐见其成。”[3]在一天之内，被暴民烧毁的资产包括1家英国俱乐部、1所犹太学校、1间穆兄会办公室、4座宾馆（包括著名的牧羊人宾馆）、4所夜总会、7家零售店以及70家其他的商业机构——包括银行、汽车展厅、机票售卖点等。[4]

1952年1月25—26日的恶劣事件也标志着埃及政治秩序的崩溃。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些在埃及史无前例的纵火事件显然是经过预谋的。在开罗，各种谣传和阴谋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共产党人指责社会党人和穆兄会成员；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场旨在削弱法鲁克国王（开罗大火当晚，国王正在举行一场晚宴庆祝儿子的生日）地位的阴谋；其他人则宣称大火是由国王和英国人一手策划的，目的是推翻华夫脱党政府，任命一个对国王意愿更加顺从的过渡政府。

无论在“黑色星期六”事件中的真实角色如何，法鲁克国王确于1月27日解散了穆斯塔法·纳哈斯领导的华夫脱党政府，任命了一系列由忠于王室的政客领衔的内阁成员。议会也于3月24日被解散，新议会的选举被无限期地推后。似乎法鲁克正追随其父亲的步伐，试图重演1930年宫廷独裁的剧本。埃及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急转直下。

归根结底，究竟何人指使了埃及纵火案（对于这一问题从未有过定论）其实并不重要。各种谣传和阴谋理论已然揭示了王室和政府所面临的信任危机，而这一危机则预示了埃及革命的到来。

1952年，尽管在埃及很多人都在谈论革命，但只有一小撮军官真正在积极预谋推翻政府。这些人自称为“自由军官”，其领袖是一位名叫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的年轻上校。埃及王室和政府的一系列行为令举国上下大失所望，而正是这种失望情绪和满腔的热情让自由军官们团结在一起。纳赛尔和他的同僚们对自己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经历感到震惊，当时他们在缺乏充足武器的情况下就被派往战场，在数月之内遭到以色列人围困而最终战败。起初，自由军官团结在一起是为了反对英国在埃及的帝国主义行径。但很快，他们就将埃及政治体制视为完全脱离英国实现独立的主要障碍。

巴勒斯坦战争后，纳赛尔招募部分最亲信的同僚加入了一个由军人组成的秘密基层政治组织。基于为其行动争取最广阔的支持基础的考虑，纳赛尔招募的成员中既包括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Abd al-Hakim Amer）、萨拉赫·萨利姆等巴勒斯坦战争的亲历者，也包括像安瓦尔·萨达特这样与穆兄会有联系的军官，还包括像哈立德·穆希丁（Khaled Mohi El Din）这样的共产主义者。1949年秋，这些人在纳赛尔家的客厅内举行了首次会议。随着自由军官组织的扩大，新的基层组织也不断成立，但出于反侦查的考虑都彼此保持独立。每个基层组织的成员从埃及军队的不同分支中招募志同道合的军官。[5]1950年秋，自由军官组织发布了其首份传单，以便在军官群体中争取对其反帝事业的支持。[6]

“黑色星期六”事件推动了自由军官运动的转型。直至1952年1月，自由军官还只是聚焦于反帝斗争，并将对埃及政府的批评限定在官员腐败、与英国人勾结等议题。但从1952年1月起，自由军官开始公开讨论推翻法鲁克国王及其任命的保王派政府。他们将1952年11月定为政变的预定日期，并开始加快对反对派军官的招募和动员。

1951年12月，在看似无伤大雅的埃及军官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的选举中，国王和自由军官之间的对抗到达了一触即发的关头。对法鲁克国王而言，军官俱乐部是反映军官对国王忠诚的晴雨表；自由军官则决定将这次选举作为对抗国王及其支持者的工具。纳赛尔及其同僚成功地说服了广受支持的穆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 Naguib）将军领衔一支参选董事会的反对派名单，竞选军官俱乐部主席一职。纳吉布和反对派名单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之后法鲁克国王就千方百计地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最终，法鲁克国王于1952年7月亲自介入，撤销纳吉布的职务，并解散了军官俱乐部董事会。自由军官们深知，如果不能立即对国王的挑衅做出回应，他们将失去所有的信誉。正如纳赛尔最亲密的战友之一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警告其他自由军官时所说的，“国王已经给了我们一记重拳；如果我们不还以颜色的话，我们的组织就会失去在军官中的信誉，没有人会再愿意加入我们”。[7]

自由军官们达成共识：如果无法采取快速并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他们所有人都要锒铛入狱。纳赛尔与自由军官中的高层政治家纳吉布将军进行了会面，策划立即发动反王室政变。“我们一致同意，埃及革命的时机现在已完全成熟。”纳吉布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国王及其内阁正在亚历山大的夏日驻地，将开罗留给军人管理。纳吉布分析道：“天气是如此湿热，以至于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能想象一场革命即将到来，因此这正是我们采取行动的理想时机。”他们决心在国王有时间任命一个新内阁之前，“在他的间谍们有时间发现我们是谁、我们做何打算之前”就采取行动。[8]

自由军官们已经到达了无路可退的境地：密谋推翻政权的风险极大，他们深知一旦失败，自己将面临叛国罪的指控。因此，他们极为仔细地检查自己的计划：同时占领广播电台和军事指挥部；动员忠于政变策划者的部队；采取措施确保公共安全，防止外国介入。在1952年7月23日政变日到来之前，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确保万无一失。

政变策划者受到政府的严密监控，这也使得政变前的最后几天压力陡增。政变前夕，一位下属军官警告纳吉布将军，称后者即将因涉嫌领导一场反对政府的阴谋而被捕。纳吉布在其回忆录中承认道：“我极力掩饰自己的惊恐。”他决定在政变进行的当晚待在家里，宣称自己受到了监视，担心可能使自由军官们的计划陷入危险。[9]安瓦尔·萨达特当晚则偕同妻子去了电影院，在那里与另一位观众发生了一场热闹的争端，随后还去警察局报了案准备起诉——对一位政变策划者而言，这显然是政变失败情况下再理想不过的不在场证据了。[10]即便是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和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他们出现在政变现场时也是身着便衣（后来他们换上了军装），这让支持者们感到惊讶不已。[11]

尽管疑虑重重，自由军官们还是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几乎不流血的政变。叛变的军事部队包围了埃及政府军总部，在击退轻微的抵抗后，于7月23日凌晨2点占领了该机构。军队总部被占领后，支持政变的军队马上获许占领开罗的各战略性机构，而当时整座城市还在沉睡中。军队占领这些机构后，安瓦尔·萨达特来到国家广播电台，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的名义宣布了政变的成功，从而为一场经典的政变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7月23日，纳瓦勒·萨阿达维正在位于开罗市中心的凯斯尔·艾因尼医院工作。她描述了萨达特发布声明后医院内的狂喜场景。“在病房里，病人们一直在听收音机。突然，音乐被一则重要的消息打断了，该消息称军队已经接管了国家，而法鲁克已不再是国王。”病人们自发的反应让她感到震惊。“我们正站在那里，突然之间病人们高喊着‘革命万岁’冲出了病房。我可以看到他们嘴张得浑圆，在空中挥舞着手臂，破旧的衬衫在身前飘动。就好像解剖室的尸体突然间起死回生，高喊着‘革命万岁’！”事实上，甚至死者的运送也被叫停，萨阿达维就亲眼看见一支正离开医院的送葬队伍在听到这则消息后暂时停了下来。“扛着灵柩的男人将灵柩放在过道上，高喊着‘革命万岁’加入了群众的行列；前一刻还在为逝者哀号的妇女们则开始［为庆祝而］发出欢乐的尖叫。”[12]

7月23日，法鲁克国王和他的政府彻底倒台，但自由军官对于运动成功后该如何进行下一步还毫无头绪。萨达特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很显然，我们在发动革命时，对于接管政府职位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没有成为政府部长的雄心壮志，也从没有想过这些，甚至尚未制订一个明确的政府计划。”[13]他们决定邀请资深政客阿里·马希尔（Ali Maher）组建新政府。同样，自由军官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法鲁克本人：是逮捕他，还是将他处决？纳赛尔做了明智的决定：确保法鲁克退位并允许他流亡海外，从而避免让新政府卷入一场可能导致分裂的司法程序，或是因草率的处决而把一位不受欢迎的国王升格为殉难者。法鲁克逊位给他尚在襁褓中的幼子艾哈迈德·福阿德二世（Ahmed Fuad Ⅱ），后者将受到一位摄政王的辅佐。7月26日，在21声礼炮的欢送下，他本人被纳吉布将军送上了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麦哈鲁赛号”（Mahroussa）皇家游艇。

“我向他敬礼，他也向我回敬，”纳吉布在回忆录中写道：

接下来是一段漫长而又尴尬的沉默。我们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您，我的陛下，迫使我们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

法鲁克的回答将让我困惑一生。

他回答说：“我知道，你们做了我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我是如此吃惊，以至于想不出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向他敬礼，其他人也如是。法鲁克向我们回敬，和我们所有人都握了手。

他说：“我希望你能好好管理军队，你知道，我的祖父一手打造了这支军队。”

我回答说：“埃及军队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你的任务将会很艰难。你知道，统治埃及并非易事。”[14]

事实上，纳吉布将军并未获得多少机会来统治埃及。事实很快将表明，埃及的实际统治者是纳赛尔。

自由军官革命代表着新兴的年轻一代在埃及政治中的崛起。该运动成员的平均年龄仅34岁，51岁的纳吉布在其中已经是一位老人。所有人都是本地出生、具有农村背景的埃及人，通过军队晋升至要职——这些特点与19世纪80年代艾哈迈德·欧拉比上校身边的支持者极为相似。

与欧拉比相似，自由军官们对埃及王室身边那些土耳其-切尔克斯精英的特权和做作而感到愤愤不平。夺取权力后，他们最早出台的法令之一就是废除贝伊、帕夏等一切土耳其头衔。在他们看来，这些头衔是由“一位不正常的国王……（赏赐给）一些根本不配拥有它们的人”。[15]

被剥夺了头衔之后，埃及贵族接着又被剥夺了土地。自由军官们开启了一项重大的土地改革，出台法律将个人持有地产的上限限定在200英亩。政府没收了王室的巨大种植园，征收了约1700个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并以30年期债券偿还。合计起来，新政府从埃及土地精英手中没收了约36.5万英亩土地，随后这些土地被分配给小土地所有者，每份地产面积不超过5英亩。尽管遭到了总理阿里·马希尔的激烈反对——马希尔代表着财富源自地产的平民精英，但土地改革方案还是得到了通过。显然，与有产贵族的意愿相比，自由军官们更看重民众的支持。1952年9月，他们成功迫使马希尔辞职。

土地改革措施为自由军官们赢得了切实可见的政治回报。尽管埃及农业人口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共约14.6万个家庭，而当时埃及人口达到约2150万——真正受益于1952年土地改革的措施，但土改措施却在埃及民众中赢得了广泛的好感。[16]在埃及民众的支持下，军人更有胆量执掌政权，在政治中扮演更直接的角色。

一旦登上政治舞台，自由军官们将证明自己是坚决果断的。1952年9月，纳吉布将军同意组建以文官为主的新政府。纳赛尔创建了一个由军人组成的委员会——革命指导委员会来监督革命的工作，表面上与政府合作，实际上与纳吉布的竞争关系不断加剧。1953年1月，作为对华夫脱党和穆兄会压力的回应，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取缔所有的政党，并将各党资产全部收归国有。作为幕后的操盘手，纳赛尔引入了一个国家扶持的全新政党，即解放联盟，宣称两次大战之间埃及国内政治的分裂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党派主义。他显然希望解放联盟能有助于动员民众支持新政权。1953年6月18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废除君主制，纳赛尔也完成了与旧秩序的彻底决裂；埃及被宣布为共和国，穆罕默德·纳吉布则被任命为首任总统。法老时期以来，埃及首次由本土出生的埃及人统治。用纳瓦勒·萨阿达维的话来说，纳吉布是“古埃及国王美尼斯以来第一位统治埃及的埃及人”。[17]

埃及共和国现在成为一个人民政府，享受着埃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萨阿达维回忆说：“国内的氛围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走路时都满脸阴沉、缄默不语。现在大街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聊天、微笑，与完全陌生的人握手、互道早安，询问彼此的健康情况和近期的事件，为政权更迭而相互祝贺，讨论并试图展望未来的发展，每天都期待着变化的发生。”

对极度渴望变化的民众而言，如何满足他们的高预期是新政府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这并不简单，埃及新政府继承了一系列棘手的经济问题：整个国家过度依赖农业，而农业产出又受到埃及沙漠环境的限制；在缺少开发荒漠所需水资源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扩大耕种面积。埃及工业整体上仍处于欠发展状态，1953年农业对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35%，而工业仅为13%（剩余52%的份额全部来自服务业）。[18]工业化步伐的缓慢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低水平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整体人口增长率远远超出了创造就业的增速，这也意味着能够获得稳定工作并显著提升生活水平的埃及人越来越少。

对于他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军官们有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在尼罗河上修建一座水电大坝。工程师们将上埃及地区阿斯旺镇附近锁定为修建水坝的理想地点。这座新的阿斯旺水坝将能够储蓄足够多的水量，将全国耕作土地面积由600万英亩增加到800万—950万英亩，此外还将产生足够的电量来支持埃及的工业化，向全国提供可负担得起的生活用电。[19]但这样一个工程将耗资数亿美元，远远超出埃及自身资源的供给限度。

为了资助阿斯旺水坝、确保埃及的经济独立，执政的军官们将不得不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然而，埃及极其珍惜自己的独立地位，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实现其目标。自由军官们很快就会发现，想要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而不做出妥协是多么困难。

*

在国际舞台，埃及新政府的首要关切是确保英国完全撤军。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埃及民族主义运动未竟的事业。

为确保英国从埃及完全撤军，1953年4月纳赛尔及其属下在美国的斡旋下与英国人展开谈判。对双方而言，这场谈判的风险都非常之高。纳赛尔深信谈判失败将意味着自由军官的倒台；在一个日益步入后殖民时代的世界中，英国则对其国际地位十分敏感。谈判不断地破裂随后又重启，整个进程拖延了16个月之久。最终，英国人与埃及人达成一项妥协方案：英国将在24个月之内从埃及撤走所有的军事人员，只在运河区内留下约1200名民事专家，其停留期限为7年的一个过渡期。显然，英国人并非无条件地完全撤离，政府对撤军延期2年、英国民事存在长达7年的让步，都成为部分埃及民族主义者指摘的对象。但这一妥协方案的独立性已足以让纳赛尔在1954年7月获得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批准。1954年10月19日，英、埃两国政府签署了解决方案。1956年6月19日，最后一名英国士兵离开了埃及。

与英国的新协议在埃及国内也面临着批评的声音。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就抓住协议中的种种缺陷向其年轻的竞争对手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纳吉布显然不再满足于傀儡的角色，而是寻求其作为总统理应享有的一切权力。纳赛尔则通过对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控制不断蚕食总统的权力。至1954年初，纳赛尔和纳吉布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某些同时代的人所描绘的“仇恨”的地步。纳吉布公开批评英国撤军协议之后，纳赛尔开始动员其忠实的追随者丑化纳吉布，煽动民意反对一位至今仍受人尊敬的领导人。

穆兄会同样抓住英国撤军不彻底的时机批评自由军官政权。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与其他政党一道于1953年被取缔，因而对新兴的军人政权已然心怀不满。1954年初纳赛尔对穆兄会的镇压，也使得他成为一个伊斯兰主义分裂团体全力刺杀的目标。这些人甚至考虑过派遣一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身藏炸药的情况下靠近纳赛尔以便将后者炸死——这也成为中东历史上最早的自杀式炸弹计划之一。但这个策略对于1954年的伊斯兰主义者似乎缺乏吸引力，因为并没有志愿者愿意执行该任务。[20]

1954年10月26日，一位名叫马哈穆德·阿卜杜·拉提夫（Mahmoud Abd al-Latif）的穆兄会成员试图用一种更加传统的方式刺杀纳赛尔。在庆祝英国撤离协议的一次演讲中，阿卜杜·拉提夫向纳赛尔开了8枪。但前者显然是一位非常糟糕的枪手，8发子弹竟无一中的。面对身旁嗖嗖而过的子弹，纳赛尔的表现是英雄式的。他没有在枪弹下退缩，只是在短时间内中断了演讲。当他重新开始演说时，他用满腔热情感染了正在收听电台广播的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听众。纳赛尔对着麦克风高喊道：“同胞们，我的血正在为你们、为埃及而流淌。我将为你们而活着，也会为你们的自由和荣耀而死去。”听众们咆哮着表示支持。“让他们来杀我吧。我完全不在乎，只要我已将自豪、荣耀和自由注入你们心中。如果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死了，你们每个人都将成为另一个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21]

这一时刻已不能更加戏剧化了，埃及民众将纳赛尔拥戴为他们的领袖。基于新获得的声望，纳赛尔确立了自己对革命的领导地位，同时也可以放开手脚处理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以及穆兄会这两个与他争夺民众忠诚的主要竞争对手。数千名穆兄会成员被捕；1954年12月，6名成员因参与暗杀行动被处以绞刑。纳吉布因审判也受到牵连，尽管从未被指控有任何犯罪行为，11月15日纳吉布被免去了总统职务，在此后的20年内都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埃及现在有了一位无可争议的主人。从1954年底到1970年去世，纳赛尔一直担任埃及总统，也是阿拉伯世界的总司令。没有一位阿拉伯领导人在之前或此后能像纳赛尔一样，对阿拉伯世界施加如此大的影响，而他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也鲜有人可匹敌。埃及即将开始一次非同寻常的历险，一段纯粹的热血沸腾的岁月，其间一切看起来皆有可能。

与英国人达成撤军协议后，埃及政府的下一项议题就是与新建的以色列国之间未了结的恩怨。在脆弱的边界线两边，埃及和这个犹太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日趋紧张。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做出一系列尝试，以试探自由军官的意图，然而纳赛尔及其属下有意避免任何与以色列人的直接接触（1953年以色列与埃及外交人员的确在巴黎进行了秘密接触）。本-古里安得出结论，即埃及在其新军人领袖的领导下，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普鲁士，从而对以色列构成明确而现实的威胁。纳赛尔深知，他的国家还远远缺乏必要的军事力量来遏制——更不用说对抗——这一满怀敌意的新邻居。为了对以色列构成切实的威胁，埃及需要从国外获得物资。但纳赛尔很快发现，作为提供武器装备的交换，外国政府势必会提出一定的条件，而这将削弱埃及新获得的独立地位。

纳赛尔首先转向美国人，在1952年11月向美国寻求帮助。作为回应，自由军官受邀派遣一个代表团赴美来陈述其需求——飞机、坦克、火炮和舰艇。美国人在原则上愿意提供支持，但希望埃及在处理任何武器装备订单之前，保证加入一个地区性防御条约。

1953年5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访问埃及。杜勒斯此行具有双重目的：其一是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达成和平协议，其二是在中东地区孤立美国的超级大国对手——苏联。与埃及政府的讨论很快转向了武器装备的主题。杜勒斯明确表示，美国仍愿意支持埃及，但条件是后者必须加入一个被称为中东防御组织的新的地区性防御条约，这一条约将使埃及与美、英达成反对苏联的正式联盟。

纳赛尔断然拒绝了杜勒斯的建议。中东防御组织为英国延长在埃及的军事存在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一点是任何埃及领导人都无法接受的。纳赛尔无法让杜勒斯明白的是，埃及没有理由害怕苏联的威胁，因为对埃及的真正威胁来自以色列。穆罕默德·海卡勒（Mohamed Heikal，生于1923年）是埃及很有影响力的日报《金字塔报》的主编，也是纳赛尔的心腹之一。他记得纳赛尔曾这样问杜勒斯：“我怎能到我的人民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对一个手握手枪、距苏伊士运河仅60英里的杀人犯视而不见，反而担忧5000英里以外某个手持小刀的陌生人？”[22]

1954年《英埃撤军协议》签订后，埃、以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在本-古里安看来，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存在，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构成了一个缓冲带，而即将到来的英国撤军则意味着灾难。1954年7月，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开始在埃及开展秘密行动，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英、美机构中安装爆炸装置。显然，他们希望在埃及和英、美之间引发一场危机，从而促使英国重新考虑其从苏伊士运河撤军的决定。[23]然而，令以色列人颇为狼狈的是，一个以色列间谍在安放爆炸装置之前即被抓获，从而导致整个链条都被曝光。在这个臭名昭著的拉冯事件（因当时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平哈斯·拉冯而得名，后者因这一惨败而遭到指责）中，两人后来被处决，一人在狱中自杀，其他人则被判处多年徒刑。

拉冯事件曝光、以色列特工随后被处决之后，埃、以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古里安于1955年2月重新出任总理，之前他已在野一年多，其间以色列政府处于鸽派总理摩西·夏里特的领导之下。1955年2月28日，本-古里安在回归伊始，就对加沙地带的埃及部队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攻击。

加沙地带是1948年战争后仅存的处于埃及人控制之下的原巴勒斯坦托管国领土，数十万巴勒斯坦难民滞留在那里。被剥夺了财产的巴勒斯坦人经常跨越加沙-以色列边境，一些人是为了从已失去的位于今以色列境内的家园里收回财产，其他人则是为了破坏那个使他们流离失所的犹太国家。1955年2月，两起类似的渗透事件为以色列政府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提供了借口。两个以色列伞兵连队跨境进入加沙，摧毁了埃及军队的地方指挥部，打死37名埃及士兵，打伤31人。以色列人已然展现了其军事优势；纳赛尔深知，如果不能为其军队提供对抗以色列人的更先进的武器，他在埃及的日子将不会长久。

埃及在加沙的失利让纳赛尔陷入了可怕的窘境。纳赛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外部军事支持，但又不能为此做出妥协。英国人和美国人则继续向纳赛尔施压，在考虑向埃及提供现代武器前，要求其加入一个地区性联盟。这两个讲英语的大国正敦促纳赛尔在一项北约支持的联盟条约——《巴格达条约》上签字。该条约是1955年2月土耳其和伊拉克就反苏联扩张达成的一项协议，同一年内，英国、巴基斯坦、伊朗也相继加入。纳赛尔极力反对《巴格达条约》，将之视为英国的阴谋，旨在延续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支持其在伊拉克的盟友哈希姆人来打压埃及自由军官。纳赛尔毫不含糊地谴责《巴格达条约》，成功地阻止了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在英、美的唆使下加入该条约。

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开始将纳赛尔视为英国中东政策每一次挫败的背后推手，下定决心要反对这位埃及领导人。在纳赛尔与艾登两人间敌意不断攀升的背景下，英国向埃及军方提供先进武器已成为不可能。

*

随后，纳赛尔试探法国人能否为埃及提供武器。但由于纳赛尔支持北非民族主义运动，法国人同样对他深怀疑惧。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正在动员民众，以确保其国家脱离法国获得完全独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埃及视为典范和盟友。纳赛尔则同情北非的民族主义者，将后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视为阿拉伯世界反抗外国统治的更广阔斗争的一部分。尽管在资金和军事资源方面能提供的支持很有限，但纳赛尔非常愿意为被流放的民族主义者提供庇护，使他们得以自由地在埃及境内为独立斗争开展动员。

只要纳赛尔为北非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一个自由天堂，法国人就拒绝给他提供军事支持。当面临在阿拉伯人和法国人之间做出选择时，纳赛尔选择了前者。法国正在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这一事实也使他们更加嫉恨纳赛尔所选择的立场。

二战伊始被纳粹德国击败后，法国在北非地区的权威遭遇致命打击。亲德的维希政权派遣的士气低落的殖民官员，很难代表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对法国孱弱现状的认识也鼓舞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1942年11月，美国部队轻松击败了驻扎在摩洛哥的维希军队。两个月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见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共同酝酿发动北非战役。两人邀请摩洛哥素丹穆罕默德五世共进晚餐，其间罗斯福公开批评法国帝国主义。素丹之子哈桑，即后来继任摩洛哥王位的哈桑二世国王，也出席了晚宴。根据哈桑二世的转述，罗斯福在晚宴期间曾表示“殖民主义体系已经过时了，注定要灭亡”。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首相，丘吉尔表示不敢苟同，但罗斯福却越说越来劲。根据哈桑二世的回忆，罗斯福“希望二战不久就能结束，并预见在战后，根据《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摩洛哥将自由地获得独立”。罗斯福许诺，在获得独立后，美国将向摩洛哥提供经济援助。[24]

罗斯福这番话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晚宴的餐桌。在他这次出访后两周，一群民族主义者就起草了一份宣言，并致信美国总统，要求他支持摩洛哥独立。素丹甚至提出向德国、意大利宣战，站在协约国一方加入二战。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承诺支持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军队，而非满足摩洛哥的独立要求。1943年6月，美国将摩洛哥移交给自由法国。摩洛哥人将不得不在缺少外部支持的情况下争取自身的独立，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摩洛哥独立运动的力量源自素丹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关系。1944年1月，一个自称为独立党的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发表了一份宣言，要求摩洛哥独立。独立党是公开的保皇派，其宣言提议由素丹代表摩洛哥国家与法国人进行谈判，一个前提条件是，素丹（在获得独立后）建立一个民主政府。

穆罕默德五世全力支持独立党，这也推动他与法国殖民当局走向了对抗。20世纪40年代末期，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由政治精英的狭窄圈子传播至工会和城市大众，素丹越来越被殖民当局视为那条威胁着法国在北非殖民帝国的民族主义毒蛇的蛇头。

更广阔的阿拉伯世界则给予摩洛哥民族主义者道义上的支持。1947年，流亡海外的摩洛哥激进分子在开罗建立阿拉伯马格里布办公室，因而可以在不受法国干预的情况下策划政治行动，从事政治宣传。马格里布办公室从一艘法国船上解救了20世纪20年代里夫战争中的反西、反法领袖穆罕默德·阿卜杜·卡里姆·赫塔比，即著名的阿卜杜·克里姆，当时他正被从其流放地留尼汪岛押送回巴黎。这件事让该组织登上了头条。阿卜杜·克里姆在开罗受到了英雄般的迎接，并被提名为北非解放委员会主席。

法国人越来越担心阿拉伯民族主义潮流可能横扫其北非属地。穆罕默德五世开始极力强调摩洛哥与阿拉伯世界间的联系。1947年4月，他在丹吉尔港发表演说，谈及摩洛哥的阿拉伯纽带，对法国却未置一词。1951年，一位强硬派的法国公使向穆罕默德五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在取缔独立党和逊位之间做出选择。尽管素丹向法国方面的压力做出了让步，但他仍然保有民族主义者和摩洛哥民众的全力支持，后者则开始动员开展民众示威活动。随着工会鼓动罢工、民族主义示威活动演变为骚乱，摩洛哥国内公共秩序开始陷入瘫痪。

同一时期，民族主义示威活动在突尼斯同样风起云涌。1952年12月，法国人暗杀了一位名叫法尔哈特·哈沙德的突尼斯劳工领袖，这一事件在突尼斯、摩洛哥两国激起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法国当局对摩洛哥主要城市中爆发的骚乱采取了过激的暴力镇压方式，反而在无意中推动了民族主义运动。摩洛哥作家莱拉·艾布·宰德（Leila Abouzeid）在她的自传体小说《象年》（The Year of Elephant）中描绘了暴力镇压引发的强烈震动。对小说的叙述者宰哈拉而言，1952年12月的暴力事件，标志着她最终决定加入民族主义地下运动。

早在真正加入抵抗运动之前多年，我就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和当时的场景。那黑暗的一天中卡萨布兰卡发生的屠杀永远都不会被忘记。每当我想到那一天，我的身体就会感到麻痹，似乎又看到他们——来自外国［法国］军团的士兵——从我们街区附近的一个兵营中鱼贯而出，用机枪射杀行人。

枪声在我耳中回荡，妇女儿童倒下的场景不断在我脑海中重演，从何时起这样的状况就困扰着我的生活？之后我还亲眼看到很多尸体像垃圾袋一样躺在路边，但他们从未像那个可怕日子里发生的一切那样深深地震撼我……那一天我失去了对生命的热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否则生命就失去了价值。[25]

1952年12月骚乱事件后，独立党和共产党都被法国当局取缔，数百名政治活动人士遭到流放。但素丹仍是摩洛哥民族主义诉求的关键聚焦点，因此法国人也决心逼迫他退位。通过一个由忠于法国、反对穆罕默德五世的摩洛哥显贵组成的小圈子，法国人精心策划了一场反对素丹的国内政变。一群宗教学者和穆斯林神秘主义兄弟会领袖确信，穆罕默德五世的民族主义政治与他们的宗教学说相抵触，进而宣布效忠于一位名为本·阿拉法（Ben Arafa）的皇室成员。法国当局要求素丹退位，后者拒不服从。1953年8月20日，素丹被法国警察逮捕，并在枪口的威胁下被迫飞离摩洛哥。在随后的两年内，穆罕默德五世都被流放在东非的马达加斯加岛。

穆罕默德五世的流放并未能缓和摩洛哥国内的局势。既然自我表达的政治权利遭到剥夺，民族主义者开始转入地下并诉诸暴力。他们尝试暗杀多名法国殖民官员、与法国人合作的本地显贵，甚至试图推翻新素丹本·阿拉法。作为回应，法国定居者建立了名为“法国存在”（Présence Française）的恐怖组织，旨在暗杀民族主义领袖、恫吓其支持者。法国警察则掀起了恐怖统治，逮捕可疑的民族主义者，对政治犯施以酷刑。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莱拉·艾布·宰德自传体小说的主人公宰哈拉加入了抵抗运动。她的首项任务是帮助丈夫所在的秘密组织的一名成员摆脱法国警察的追捕，由卡萨布兰卡逃亡到丹吉尔的国际区。使这项任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逃亡者乃是一位法国在越南战争的老兵，曾在奠边府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宰哈拉成功地将这位抵抗运动的战友安全转移至丹吉尔的国际区。

在首次任务成功后，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为宰哈拉指派了更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她领导了针对卡萨布兰卡市中心一位通敌者店铺的纵火袭击。在警察和警犬的密切追踪下，她试图从拥挤的市场中逃命。宰哈拉逃避到一处庭院中，当时这家的妇女们正在做饭。“我是一名游击战士。”她告诉她们，而这些妇女没有问任何问题就向她提供了保护。此刻置身于摩洛哥妇女的保护之下，宰哈拉开始遥想政治风云是如何改变了她本人的生命以及妇女在她祖国内的地位。“如果我的祖母起死回生，看到我向店铺纵火、传送枪支、护送男人偷渡边境，她一定会气得第二次死去。”宰哈拉回想说。[26]

1954年是北非法兰西帝国历史的转折点。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反法抗议活动不断高涨，也迫使法国当局重新考虑其对这两个保护国的立场。这两个国家名义上受本地王朝的统治——在摩洛哥是阿拉维王朝的素丹，在突尼斯是侯赛因王朝的贝伊们。法国人相信通过与民族主义者达成和解、在友好政府的统治下承认两国独立，能够更好地维护法国在这两个国家的利益。然而，法国的帝国政策却因两个事件而陷入了混乱——在奠边府战役（1954年3—5月）决定性的失败后失去印度支那，以及1954年11月2日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爆发。这两个事件也敲响了法兰西帝国灭亡的丧钟。

法国人并未将阿尔及利亚视为一块殖民地。与被作为保护国统治的突尼斯和摩洛哥不同，阿尔及利亚领土已然被并入了法国，并和法国本土其他地区一样被划分为省。多达100万的法国公民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其利益受到法国议会中民选代表的密切保护。无论是对法国政府还是法国人民而言，阿尔及利亚都是法国的。因此，当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正式宣战时，法国人迅速并毫无保留地做出回应。他们派遣部队来“保卫”阿尔及利亚免遭民族主义的威胁；已然因越南的失败而满怀怨恨，这些部队决心不再做出任何让步。

由于在阿尔及利亚面临着一场恶战，为减少损失，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政府采取果断行动，以解决与突尼斯和摩洛哥之间的关系问题。法国总理亲自前往突尼斯，要求当政的贝伊穆罕默德·艾敏八世（Muhammad VIII al-Amin, 1943—1956年在位）任命一个新政府来商谈突尼斯独立事宜。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压倒民族主义者，这位贝伊试图将国内最受欢迎的民族主义政党——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领导的新宪政党排除在新政府之外。然而至1955年3月，贝伊迫于民众要求，不得不邀请布尔吉巴参与谈判。

富有个人魅力的布尔吉巴迅速在突尼斯谈判团队中取得领导地位，并于1955年4月确保达成了自治协议。1956年3月20日，双方签署议定书，法国正式承认突尼斯独立。作为确定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原则的一个步骤，1957年7月布尔吉巴宣布废除突尼斯君主制，后者由于与法国殖民当局的合作已然遭到削弱。突尼斯共和国选举布尔吉巴为其第一任总统，他担任这一职位将达30年之久。

在摩洛哥，法国试图通过允许穆罕默德五世由马达加斯加返回摩洛哥执政来平息摩国内局势。1955年11月16日，素丹降落在摩洛哥之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两天之后，穆罕默德五世借王位节（Fête du Trône）——摩洛哥的国庆节——之机，从位于拉巴特的皇宫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宰哈拉，莱拉·艾布·宰德自传体小说中的民族主义自由斗士回忆道：“用什么语言来描述那一天呢？整个卡萨布兰卡都沉浸在由舞台、扩音器连接起来的巨大的庆典活动中。歌舞表演与演说混合在一起，过道两旁备好了茶水，茶香随风飘溢。”宰哈拉、她的家人和朋友登上了一辆由卡萨布兰卡开往拉巴特的火车，专门去聆听素丹的讲话。她仍记得当穆罕默德和他的两个儿子出现在阳台上时迎接他们的“难以置信的欢呼声”。“那个11月18日发表的就职演说我不知听了多少次！多么精彩的演说啊！我牢牢记住了演说的内容，时至今日还能背诵出来！”

宰哈拉凭记忆复述着素丹的发言：“在这个欢乐的日子，真主给予我们双重的祝福：在漫长而悲伤的离别后再次回到我们最挚爱的祖国的祝福，以及重新与我们如此想念的人民相聚的祝福。对于人民，我们始终忠诚无二，而人民对我们的忠诚也投桃报李。”素丹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摩洛哥正是因为国王与人民相互支持才取得独立。对宰哈拉而言，11月18日事件所揭示的最重要事实，莫过于法国通过流放来离间摩洛哥君民关系的企图失败了。“［素丹］对我们心灵产生的影响是何等美妙！流亡生涯给他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正是为了素丹，摩洛哥人民才加入抵抗运动，好像他已成为一种理想或一个原则。假使法国人没有流放他，他们在摩洛哥的存在将延续更长的时间。我对此确信不疑。”[27]

1956年3月2日，摩洛哥脱离法国实现独立。

摩洛哥与突尼斯取得独立之际，阿尔及利亚已然陷入一场全面战争。事态起初只不过是一个武器装备不足、组织薄弱的小团体（据1954年11月1日的估计，有900—3000名战士）发起的反叛，但后来却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起义。其间，手无寸铁的平民，既包括定居者，也包括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常常成为滥杀滥伤的致命暴力的目标。

1955年8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以其法语首字母缩写FLN（以下简称“民阵”）而闻名——袭击了定居者村庄菲利普维尔，杀害了123名男人、妇女和儿童。作为报复，法国人采取了超乎寻常的残忍手段，杀害了数千名阿尔及利亚人（法国官方数据承认1273人死亡，民阵则宣称多达1.2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杀）。[28]

菲利普维尔大屠杀坚定了民阵的决心。法国针对阿尔及利亚公民的不对等的报复措施使得大量愤怒的志愿者加入民阵，反而强化了这一组织的力量。面对着一支拥有一个工业化国家全部资源支持的法国占领军，这次屠杀也鲜明地暴露了民阵的战略弱点。

民阵在开罗的办公室是该运动开展国际行动的重要基地，纳赛尔时期的埃及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独立事业公开给予全力支持。正是出于孤立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迫使埃及放弃支持民阵的考虑，法国才处处设置障碍，拒绝无条件地向纳赛尔治下的埃及出售任何武器装备。一如既往，纳赛尔并不愿接受这些条件。

*

至1955年，纳赛尔已经结交了一些有重要影响力的朋友。他得到不结盟运动多位领袖的尊重，包括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中国总理周恩来。考虑到埃及对外部强权的深恶痛绝，不结盟运动是埃及所能采取的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与该运动的其他成员国相似，埃及政府希望保留与美国和苏联同时保持友好关系的自由，而不愿在冷战中选边站队。该组织也为亚非国家提供了一个推进去殖民化进程的平台。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该组织的成立大会上，纳赛尔就提出了一项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决议。令法国伤心的是，这项决议获得了大会的一致通过。

看到他们年轻的总统被承认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位领袖，埃及人民欣喜万分。美国人却远没有这么高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结盟政治，他的政府相信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没有什么中间立场，即在最终意义上，一个国家与美国为敌为友只能二选其一。纳赛尔拒绝加入一个反苏地区同盟的决定令美国人怒火中烧，但美国政府中仍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说服纳赛尔回心转意。不久他们就会感到失望。

西方拒绝提供纳赛尔所需的武器，这使他最终投入了共产主义阵营。他就确保军队现代武器供应的问题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进行了讨论，后者表示愿代表埃及向苏联提出这一问题。1955年5月，苏联驻开罗大使请求纳赛尔接见，从而开启了两国间持续了一整个夏天的谈判。

即便已转向苏联人寻求军事援助，纳赛尔仍试图维持美国人对他的支持。这位埃及总统向美国人通报了其与苏联人会谈的情况，向美国驻埃大使表示苏联人已明确表示愿意向他提供武器，但他仍然倾向于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在穆罕默德·海卡尔看来，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开始还认为纳赛尔在虚张声势。直到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纳赛尔即将与苏联人达成一项协议，杜勒斯才派遣使者竭力阻挠协议的达成。

1955年9月，纳赛尔宣布埃及将从苏联的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获取武器，从而将一个既成事实摆在美国人面前。[29]埃及获得了275辆现代的T-34坦克以及包含有米格-15、米格-17、伊尔-28在内的200架战机，这一武器交易急剧地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势力均衡。[30]

在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个行动之后，1956年5月，埃及政府与中国正式建交，进一步疏远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考虑到埃及已经严重削弱了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在中东地区传播的努力，美国决心迫使埃及改变政策。

英国人、法国人和以色列人则野心更大，想一劳永逸地推翻埃及政府。他们将纳赛尔视为一支危险的新生力量——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拥护者，深信他可能动员这一力量损害他们在中东的关键利益。本-古里安担心纳赛尔可能召集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发起致命一击，英国首相艾登深信纳赛尔将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剥夺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法国人则认为纳赛尔正鼓动阿尔及利亚人加紧其反法战争。为了提升本国的利益，上述每一个国家都有充分的动机来寻求推翻纳赛尔政府。

整个1956年，这三个国家都在酝酿向埃及发动战争，即那场被称为“苏伊士运河危机”（在西方）或“三方侵略”（被阿拉伯人）的惨败。

通往苏伊士运河危机之路始于阿斯旺。土地改革计划之外，阿斯旺水坝仍是自由军官的国内发展议程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因为根据预期，水坝一方面将为整个国家提供工业化所需的能源，另一方面也会大大提高灌溉农业的种植面积。

然而，埃及政府无力独立资助水坝的建设。该项目是全球最大的民事工程项目之一，其耗资可谓天文数字——估计达10亿美元，其中4亿美元必须以外汇的形式支付。1955年末，埃及政府与世界银行商谈了一个财务方案，由后者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和英国则承诺提供剩余的2亿美元。

英、美两国政府希望利用阿斯旺水坝计划，对纳赛尔治下埃及的政治施加一定的控制。根据海卡尔的说法，美国和英国从未考虑给予埃及所需要的全部款项，仅承诺提供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一。这不足以保证水坝的完工，但恰好足以在工程建设期间对埃及施加影响。海卡尔说，据称，杜勒斯曾于1957年1月向沙特国王沙特表示，“他决定帮助［埃及］建设水坝，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项目”。“未来10年内，该计划将把埃及与美国绑定在一起，在此期间，纳赛尔或者已然体会到与苏联合作的危险性，或者已然倒台。”[31]

美国政府还试图将提供贷款与埃及政府承诺不再从苏联购买更多武器一事相关联。美国政府虚伪地论证说，军费开支将削弱埃及支付部分水坝建设费用的能力。纳赛尔无意与苏联决裂，后者是愿意向其提供军事援助而又不预设前提条件的唯一大国。

纳赛尔已经认识到，冷战的规则排除了与苏联和美国同时保持合作的可能性。至1956年4月，他已怀疑美国将撤销对阿斯旺水坝的支持。3个月后的7月19日，艾森豪威尔果然宣布，他将撤销美国对该项目的全部资金支持。

听到美国的声明时，纳赛尔刚结束在南斯拉夫的一次会议，正在返回开罗的途中。他被彻底激怒了。艾森豪威尔径直宣布了撤销对水坝的资金支持，连向埃及提出事先警告的基本礼节都没有，更毋庸说给出解释了。纳赛尔对海卡尔说：“这不是一次撤资，这是针对政权发起的一次进攻，是号召埃及人推翻这个政权的一次邀请。”[32]

纳赛尔认为他必须快速地做出果断回应。在24小时之内，他制订了一项计划，但只有6天时间来完成他迄今为止最为雄心勃勃的壮举。

为纪念革命胜利4周年，根据日程安排，纳赛尔将于7月26日在亚历山大发表一次重要演讲。他的主题将是阿斯旺水坝。如果西方列强拒绝帮助埃及人，他计划争辩道，埃及将自己为水坝买单，方式便是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调用运河收入来支付水坝建设的开支。

法理上来说，只要能向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东们提供公正的补偿，埃及政府就有充分的理由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然而，考虑到该公司在法国是一家上市公司，且英国政府是其最大股东，纳赛尔深知运河的国有化将引发一场国际危机。特别是英国决心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因而会将国有化方案解读为埃及政府的又一个敌对措施。纳赛尔估计出现外部干预的概率高达80%。

假设英、法选择发动战争，纳赛尔估算，两国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集结干预所需要的军事力量。两个月的时间将给予他一个关键的缓冲期，来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外交解决方案。整个计划听起来很像一场赌博，但纳赛尔相信，为了维护埃及独立并免遭外部势力控制，他必须孤注一掷。

纳赛尔责成一位年轻的工程师马哈穆德·优努斯上校（Colonel Mahmoud Younes）来完成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办公区的实际接管。7月26日当晚，优努斯将通过广播收听纳赛尔的演讲。如果听到纳赛尔提到行动的代码“费迪南·德·莱塞普”——苏伊士运河的设计者——之时，就立即采取行动。如果纳赛尔在演讲期间没有提到这个名字，优努斯就什么也不要做，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纳赛尔一如既往，参照提纲要点即兴发表演说，开始追溯阿斯旺水坝危机的背景。他回顾了埃及遭受帝国主义势力剥削的历史，援引苏伊士运河作为例子，还多次提到了费迪南·德·莱塞普的名字。海卡尔回忆道：“总统先生是如此担心［马哈穆德·优努斯］会听漏了，以至于他不断地重复费迪南的名字。德·莱塞普这般，德·莱塞普又那般，直到他重复了大概有10遍之久。人们也开始感到奇怪总统为何对德·莱塞普这么小题大做，因为埃及人对后者并没有什么好感。”

其实纳赛尔并没有必要担忧，因为专注的优努斯上校在听到这个名字被提起的第一时间，就关闭了收音机并开始行动。他之后曾对纳赛尔坦白说：“我很抱歉，我错过了您演讲的剩余部分。”

马哈穆德·优努斯的团队确保了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在开罗、赛德港和苏伊士的分支办公室的控制，他本人则亲自领导了对位于伊斯梅利亚的公司总部的接管。一位陪同优努斯参与行动的同伴后来回忆说：“我们大约在晚上7点时进入伊斯梅利亚的办公区，当时办公区内除了夜班工人外并没有职员。我们叫来了高层职员——当然是外国人，因为公司决策层中并没有埃及人……他们都感到意外。”[33]一支仅仅由30位军官和民事工程师组成的队伍就完成了对公司全部3个办公区的占领。

当纳赛尔的演讲达到高潮时，苏伊士运河已然牢牢地处于埃及人的控制之下。纳赛尔对狂喜的听众说：“我们不会允许苏伊士运河成为国中之国，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是一家埃及的公司。”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纳赛尔又承诺说运河3500万英镑的收入自此以后将用于阿斯旺水坝工程的建设。“人们因激动而陷入了疯狂。”海卡尔回忆说。[34]

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本-古里安的第一反应是这一事件为推翻纳赛尔提供了机会。他主动向美国提出倡议，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却不置可否。本-古里安在其日记中透露道：“西方大国都感到愤怒……但恐怕他们不会做出任何回应。法国不敢单独行事，［英国首相］艾登并不是一个实干家，华盛顿将避免做出任何回应。”[35]然而，本-古里安低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对纳赛尔上述举措的愤怒程度。

法国人首先做出回应。国有化事件后第二天，法国国防部部长莫里斯·布尔热-莫努里（Maurice Bourgès-Maunoury）就致电时任以色列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的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询问以色列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占领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半岛。佩雷斯做了一个粗略的猜测：两周。随后法国部长单刀直入地问道：以色列是否愿意加入一场针对埃及的三方攻击，其中以色列的工作是夺取西奈，英、法联军将负责占领苏伊士运河区？佩雷斯本人并无权承诺以色列加入某一战争联盟，但他仍给予了法国人一个积极的答复，从而开启了将最终导致第二次阿以战争的三方共谋。

随后，法国人又向安东尼·艾登爵士提出了这一方案。根据该方案，以色列人在西奈向埃及人发动袭击，为一场旨在运河区“恢复秩序”的英、法联合军事干预提供借口。整个疯狂的方案都建立在纳赛尔政府无力挺过这样一场攻击、以色列将确保对埃以边境的控制、英法将通过这样荒谬的途径重新确立对运河的控制等一系列预设之上，因而最集中地揭示了（三方）集体性的判断失误。

为达成这个看起来不太真实的三方联盟，三国在巴黎市郊的色佛尔举行了一次会议，参会代表包括法国外交部部长克里斯蒂安·皮诺（Christian Pineau）、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文·劳埃德（Selwyn Lloyd）和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这是一场令人不安的会谈，以色列人与英国人之间严重缺乏信任也反映出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后遗留的仇怨。然而，对纳赛尔的共同仇恨以及彻底毁灭他的决心，却将这些合谋者团结在一起。

经过48小时的激烈谈判，三方终于在1956年10月24日达成一项秘密协议。首先，以色列将入侵埃及并挑起阿以冲突，从而使经由苏伊士运河的海路交通面临瘫痪。英、法会坚决要求停火，这一要求显然不会得到回应。这时英法联盟就会出动部队进行军事干预，占领运河区。以色列外交人员对其英、法同事是如此不信任，以至于坚决要求各方签署一项书面协议，唯恐欧洲人在以色列入侵后打退堂鼓。

英国和法国都有足够的理由重新考虑它们与以色列之间的共谋。由于1948年后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拒绝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要求，法国已然招致了广泛敌视。帝国过往的历史继续困扰着英国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昔日帝国强权与以色列并肩作战的选择，必然会毒害欧洲国家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而且，想让这样一个阴谋长期维持保密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的计划却变为了现实。10月29日，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在西奈展开战斗并迅速向苏伊士运河进军。次日，英、法两国向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发布了事先议定的最后通牒，要求双方停止敌对行为，并将军队撤出距离苏伊士运河两岸10英里的区域。由于对发布声明时间的误判，法国人和英国人暴露了其插手危机的内幕——当英、法要求所有参战人员都撤出运河区之时，以色列距离运河还有数英里之遥。正如纳赛尔的密友穆罕默德·海卡尔推理的那样：“当以色列人只有一个装备有轻型武器的伞兵营进入西奈且距离运河尚有40英里之时，有什么理由要求双方都撤离至距运河10英里以外的区域呢？”英、法能够预测以色列人到达运河区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也参与了袭击的策划。

随着英国与以色列合谋参与袭击的证据不断浮现——英国侦察机被发现出没在西奈上空，埃及人被迫接受了难以置信的事实。海卡尔回忆说：“纳赛尔就是无法让自己相信，像艾登这么一个自诩对中东十分了解的人，会通过与以色列一起向一个阿拉伯国家宣战，来危及英国在阿拉伯世界所有盟友的安全，以及英国自身在这一地区的地位。”[36]

眼见着苏伊士运河危机迅速展开，美国同样感到难以置信。当然，美国人并不反对类似的策略：中央情报局本身已经策划了一场推翻叙利亚政府的政变，恰恰在以色列人发动进攻的同一天执行。[37]叙利亚已接受了苏联的经济援助，而美国希望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在1956年，这样一次行动与美国的世界观完全一致。

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感到苏伊士冲突难以理解，是因为在冷战的高峰期，英、法却还像帝国强权一样行事。对美国人来说，遏制苏联扩张是唯一重要的地缘战略博弈，就像在世界其他关键地区一样，在中东也是如此。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的北约盟友英国和法国，会为了一条通向他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业已解体的帝国、曾经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而发动战争。艾森豪威尔同样为他的欧洲盟友在未咨询美国的情况下就发动这样一场重大军事行动而感到愤怒。假如受到咨询，美国人当然会反对发动苏伊士战争。英、法两国政府非常清楚美国人会如何回应，因而选择让华盛顿蒙在鼓里。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当时，虽然美国在叙利亚的秘密行动中断了，但匈牙利正在发生的事件让这一挫败显得无足轻重。10月23日，即以色列对埃及发动进攻前6天，匈牙利爆发革命。学生举行示威活动反对布达佩斯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并演化为全国性的抗议。几天内，受苏联支持的旧政府倒台，改革派的伊姆雷·纳吉（Imre Nagy）领导下的一个新内阁上台，并迅速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从而实际上结束了与苏联及其盟友的军事合作。这一事件成为分隔苏联控制下东欧与西方之间铁幕的第一个裂缝，也是冷战开始以来最重要的发展。

正当美国忙于在联合国框架内保护匈牙利的运动免遭苏联报复之际，美国愤怒地发现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对埃及展开军事行动。英、法干预为苏联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移视线的绝佳机遇。在10月31日对埃及空军基地实行闪电袭击之后，11月初英、法开始向运河区空降伞兵部队。苏联外交官在抓住了维护纳赛尔的埃及反抗西方侵略的道德制高点的同时，迅速在匈牙利部署部队以恢复其在东欧地区的权威。在西方最需要呈现出一个坚实的阵线来遏制苏联扩张之时，北约内部的团结却遭到削弱。艾森豪威尔将失去匈牙利的责任完全推给了英国和法国。

在埃及，面对3个装备占优的敌人，纳赛尔发现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取胜无望的战斗。在战斗开始的头几天里，他就命令部队撤出加沙和西奈，以便集中力量保卫运河区；这两个地区很快便被以色列人占领。当时，纳瓦勒·萨阿达维正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一个乡村诊所里行医。她还清楚地记得纳赛尔的讲话：“在家里和街道上成千上万的收音机里回响：‘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侵略者离开为止。我们绝不会投降。’”纳赛尔在面对优势兵力突如其来的袭击时表现出的不屈，再一次感染了埃及人民，人们成群结队，志愿为国效力。萨阿达维回忆说：“我脱下了白大褂，穿上了军装。”

像很多埃及人一样，萨阿达维准备前往交战区去协助战备工作，然而在随后的混乱时期她并没有得到征召。因此，她只是从位于三角洲的村庄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当英、法伞兵部队于11月6日包围赛德港时，她和所有埃及人一样被吓坏了。“成千的火箭和炸弹从飞机上扔下，军舰从海面上炮击着这座城市，坦克在街道上横冲直撞，狙击手被空降到屋顶之上。”萨阿达维写道。埃及平民与他们的军队一道发起了平民的抵抗。“游击战士——大多数还非常年轻——的队伍组建成立，开始用步枪、手榴弹、燃烧弹发起战斗。”[38]共计1100名平民在运河区的战斗中死亡。

为了迫使英、法停战并撤出其部队，美国向两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然而，美国在安理会的努力却遭到英、法的阻挠，两国通过行使否决权阻碍任何限制它们苏伊士行动的决议通过。随着苏联及其盟友威胁要站在埃及一方介入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对英、法采取公然的威胁，以迫使二者接受立即停火的要求。两国受到被开除出北约的威胁，且美国财政部警告说，将出售部分美国持有的英镑债券，迫使英国货币贬值，这一做法显然将对英国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上述威胁产生了效力。11月7日，英国和法国接受了一项联合国停火协议。至1956年12月22日，所有的英、法部队都已撤出埃及。最后的以色列部队则在1957年3月撤离埃及，并被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取代。

对埃及而言，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军事失败转变为政治胜利的经典案例。与他勇敢的言辞和反抗相比，纳赛尔并未取得任何可与之匹配的军事成就。生存下来本身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胜利，埃及人以及纳赛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广大追随者大肆庆祝，就好像纳赛尔确实击败了埃及的敌人们一样。纳赛尔知道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不再会遭遇任何挑战，埃及已经对其全部领土和资源取得了完全的主权。

对以色列人来说，苏伊士运河战争代表一次出色的军事胜利和一个政治挫败。尽管本-古里安在困窘中被迫撤出了以色列国防军通过武力占领的土地，但他再一次向阿拉伯邻国展示了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然而，以色列参与三方侵略这一事实再次强化了一个在阿拉伯世界广为传播的观点，即以色列是帝国主义政策在中东地区的延伸。

以色列与帝国主义间的联系只能使阿拉伯国家更难接受这个犹太国家，更不用说承认其合法性或与其缔结和平协议。相应地，击败以色列不仅关乎解放巴勒斯坦，更关乎中东地区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在20世纪50年代，这两个观念成为阻碍任何和平进程的强大意识形态障碍。

法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损失惨重，它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受到打击，在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影响力遭到削弱。在20世纪50年代剩余的岁月中，法国放弃了阿拉伯世界，开始全力支持以色列。事实上，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伊始，法国就开始给以色列人提供武器，并帮助后者建立了核项目。1957年，法国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座两倍于其原先承诺容量的反应堆。

英国原本希望在阿拉伯世界维持重要的影响力，但无疑却成为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最大的输家。发动战争的决定在英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导致英国政府和外交部多名高层官员辞职。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安东尼·艾登遭受重大打击，并于1957年1月辞去了首相职务。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英国在中东地区地位的影响更是毁灭性的，正如海卡尔所判断的：“苏伊士之后，阿拉伯领导人都不可能成为英国的朋友、纳赛尔的敌人。苏伊士让英国人丢掉了阿拉伯世界。”[39]

*

纳赛尔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把他推上了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他的反帝资历以及对阿拉伯团结的呼吁，使他成为整个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领袖。纳赛尔是通过电波向阿拉伯民众传达信息的，20世纪50年代长距离无线电广播技术与廉价的半导体收音机的普及正好相得益彰。在一个成人文盲率较高的时代，纳赛尔通过收音机可接触到相比报纸而言更为广泛的听众群体。

当时，阿拉伯世界听众最广泛、最有影响的电台是总部位于开罗的“阿拉伯人之声”。1953年建立之时，该电台主要是为了推进埃及革命的思想，后来则结合了新闻、政治和娱乐内容。通过一种共同的语言，“阿拉伯人之声”将跨越国境的阿拉伯语母语者连接在一起，推进了泛阿拉伯行动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听众们深受感染，一位同时代的人回忆道：“过去人民的耳朵就像粘在了收音机上，特别是当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歌曲在广播中响起，号召阿拉伯人抬起头来保卫他们的尊严和土地免遭侵犯之时。”[40]

通过收音机，纳赛尔征服了阿拉伯世界。借助“阿拉伯人之声”电台，他得以向其他阿拉伯统治者施压，以迫使后者遵从他的规则，同时绕过阿拉伯政府首脑们直接向其公民们讲话。在一份关于1957年黎巴嫩国内局势的政治报告中，黎情报机构主管埃米尔法里德·谢哈卜（Amir Farid Chehab）写道：“亲纳赛尔的政治宣传最能占据穆斯林民众的心灵，他们将他视为阿拉伯人的唯一领袖，除了他以外不在乎任何领导人，而这一切都受惠于埃及和叙利亚广播电台的影响以及纳赛尔在埃及取得的成就。”[41]

相比这位埃及总统本人的意图，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开始更多地从字面意义上接受纳赛尔关于阿拉伯统一的口号，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国家比叙利亚更加明显。

1949年侯斯尼·宰伊姆（Husni al-Zaim）推翻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以来，叙利亚政治就陷入长期的脆弱局面。自1949年古瓦特里下台直至1955年他再次掌权，叙利亚经历了5次领导人更迭。至1957年夏末，这个国家已在政治全面解体的边缘。在一个革命动荡的年代，被夹在苏联和美国（1956年美国正策划推翻古瓦特里政府）以及阿拉伯内部争斗之间，这个国家内部也因深刻的政治分歧而发生撕裂。[42]

20世纪50年代末期，叙利亚影响力最大的两个政党是共产党和阿拉伯复兴党——更多以复兴党（Baʻth，字面义为“复兴”）而闻名。作为一个世俗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复兴党于20世纪40年代初由米歇尔·阿弗莱克和萨拉丁·比塔尔建立，其口号是“同一个阿拉伯民族，肩负同一个永恒使命”。复兴党避而不谈单一国家内范围较小的民族国家式的民族主义，而是支持一种团结了所有阿拉伯民众的大阿拉伯民族主义。复兴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认为，阿拉伯人只有通过完全的阿拉伯统一（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成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家，从1919年凡尔赛方案所强加的帝国边界中解放出来），才能摆脱外部统治，从而实现完全独立，并在国内实现社会公正。40年代末期，该党的分支在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伊拉克等地迅速发展起来。

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复兴主义将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50年代该党在叙利亚力量仍很薄弱。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复兴党缺乏民众支持基础。1955年叙利亚议会选举中，该党仅赢得了叙议会不足15%的席位。因此，复兴党非常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其成员在埃及的纳赛尔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们全心全意地支持纳赛尔，一方面是出于信念上的认同——后者的反帝、泛阿拉伯宣传与他们自身的话语是如此地紧密协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纳赛尔在叙利亚的巨大影响力来助力他们自身的事业。

叙利亚共产党并不那么需要纳赛尔，因为其地位随苏联在叙利亚影响力的扩大而提升。叙利亚共产党人也因纳赛尔对埃及共产党的镇压而对后者心怀警觉。但他们同样试图受益于纳赛尔在叙利亚的广泛吸引力。

至1957年，复兴党和共产党都向纳赛尔提出叙、埃合并的提议，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都不惜开出更高的价码来争夺纳赛尔的支持：复兴党提出一种联邦式的合并方案，共产党则加大赌注，提议两国完全合并为一个单一国家——因为后者确信，纳赛尔将拒绝这一请求。这些提议某些程度上都具有游戏的性质，因为无论复兴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权力达成与埃及的合并。

然而，当叙利亚军队卷入合并议题后，原来的游戏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军队此前已发动了三次推翻叙利亚政府的政变，其中很多军官都是公开的复兴党人。他们被埃及军人领导下的纳赛尔政府所吸引，相信叙、埃合并将使他们成为叙利亚政治中的主导力量。1958年1月12日，在未事先告知本国政府的情况下，叙利亚总参谋长和其他13位高层军官飞往开罗与纳赛尔商讨合并事宜。在总参谋长一行前往开罗后，一位叙利亚高层军官才拜访了包括财政部部长哈立德·阿兹姆在内的内阁部长们，向他们通报了军队的行动。阿兹姆问这位军官：“如果能在前往开罗之前告知政府，并与政府讨论你们的决定，不是更好吗？”

“已经发生的就无法更改了。”军官这样回答，随后便告辞离去。

作为一名出身显贵的民族主义政治家，阿兹姆曾为叙利亚摆脱法国委任统治实现独立而斗争，也经历了1945年法国人对大马士革的疯狂轰炸。他深信军队将把叙利亚带入灾难之中。他在日记中反思：“如果阿卜杜·纳赛尔接受了这个提议，叙利亚将会完全消失；如果他拒绝了，军队就会占领国家机关，推翻政府和议会。”[43]

叙利亚政府决定派遣外交部部长萨拉丁·比塔尔——复兴党的两位创始人之一——前往开罗，以试探纳赛尔的想法并向内阁汇报情况。到了开罗之后，比塔尔却被卷入片刻的兴奋之中，以自封的谈判者取代了原本的观察员身份。作为叙利亚政府的官方代表，他与纳赛尔直接进行了讨论。

看到源源不断的叙利亚政客和军人飞来开罗，急于将自己的国家掷于他的脚下，纳赛尔也感到茫然不解。尽管一直提倡阿拉伯统一，但纳赛尔本人将这个词理解为阿拉伯团结，即在宗旨和目标上的统一。他从未奢望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实现正式的合并，他也承认埃及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有一段非常独特的历史——早在革命之前，多数埃及人不会将自身界定为阿拉伯人，而是用这一术语来指代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或者沙漠贝都因人。考虑到埃及和叙利亚并无共享的边界，而是被以色列竖起的铜墙铁壁所隔离，这一提案更是显得不太可能实现。

然而，纳赛尔也看到了与叙利亚合并将如何提升他本人的利益。作为两个主要阿拉伯国家合并后的领导人，他可以确保自身作为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领导人的地位。合并将受到埃及和叙利亚之外阿拉伯民众的巨大支持，从而强化他们对纳赛尔而非其本国领导人的忠诚。合并同样有助于向大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显示中东地区新的政治秩序正在由埃及塑造。战胜了帝国主义之后，纳赛尔现在正在设法绕开冷战。

纳赛尔接见了叙利亚来客并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完全合并，叙利亚受开罗统治，采用与埃及完全相同的统治机构；叙利亚军队将受埃及人的指挥，回归军营并完全退出政治；所有的政党都将被解散，代之以一个名为“民族联盟”（National Union）的单一国家政党，政党多元化将被等同于制造分裂的派系主义。

纳赛尔的条件对叙利亚来客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复兴党的代表们对解散政党的前景感到惊恐不已，但纳赛尔保证他们将主导民族联盟，而后者将被证明为他们塑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新国家将如此称呼——政治文化的工具。新国家的称呼有意被设计为开放式的，因为叙、埃合并将只是迈向更为广阔的阿拉伯统一——以及复兴党所渴望的阿拉伯复兴——的第一步。尽管纳赛尔设定的条件剥夺了复兴党和军队的政治权利，但这两个群体在结束开罗会谈时却仍都幻想通过与埃及的合并，对叙利亚施加主导性的影响。

经过10天的讨论，比塔尔和军官们从开罗返回叙利亚，就他们与纳赛尔达成的合并计划向叙利亚内阁做了简要介绍。哈立德·阿兹姆毫无保留地表示反对相关提议，但却发现他本人属于少数派。阿兹姆沮丧地看着叙利亚的民选领导们，仅仅出于在他看来的一阵阿拉伯民族主义冲动，就欢天喜地地将其国家来之不易的独立地位拱手送人。他嘲讽总统古瓦特里在其开场白中，用“‘阿拉伯性’‘阿拉伯人’‘荣耀’等词语来填充一次原本空洞无物的演说”。随后古瓦特里又邀请外交部部长发言。比塔尔告诉他的同事们，他本人和纳赛尔已经同意将叙利亚和埃及完全合并为一个国家，并且提议在两国将这一议题诉诸全民公决——双方都很清楚合并在叙、埃两国都将得到公众的大力支持。

比塔尔讲完后，他的很多内阁同事都确认支持合并。“当他们都发言完毕后，”阿兹姆继续讲述道，“我提出休会，以便给在场与会者详细研究提案的机会。听到这一建议后，他们所有人看起来都很震惊。这次轮到我感到惊奇了。我无法相信，在提交给内阁这样一份几乎关涉叙利亚政治实体存亡的重要提议后，却不给予部长们充分的时间来研究相关事宜，并咨询其政党、议员和国内决策者的意见。”[44]他仅成功争取到24小时的休会时间。

阿兹姆准备了一份全面的答复，提出了一个基于两国联邦体制的妥协性合并计划。他的提案在叙利亚内阁内获得了足够的支持而被提交给开罗，然而纳赛尔并不接受任何妥协：要不就完全合并，要不就干脆作罢。这时叙利亚军队再次介入，备好了一架飞机准备护送内阁成员前往开罗签订协议。总参谋长为犹豫不定的政治家们澄清了这个问题，据说他是这样说的：“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麦宰［大马士革城外臭名昭著的政治监狱］，另一条通往开罗。”[45]叙利亚政府选择了通往开罗之路，终于在1958年2月1日与埃及签订了合并协议。

这仅仅是一个革命年份的开端。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预示着一个阿拉伯统一的新时代，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激起了强烈的公众支持。纳赛尔的地位也达到新的高度，这一点也引发了其他阿拉伯国家元首的惊恐。

1958年时地位最不稳固的阿拉伯领导人也许要数年轻的约旦国王侯赛因了，到当年11月，他刚刚年满23岁。考虑到约旦与英国长期联系的历史，侯赛因一直是纳赛尔主义宣传机器一个特别的目标。“阿拉伯人之声”传播着对侯赛因毁灭性的批评声音，鼓动约旦人民推翻君主政体，加入现代的阿拉伯共和国的进步阵营。

为了回应上述外部压力，侯赛因国王尽其所能地与英国保持距离。他顶住了英国的压力，拒绝加入《巴格达条约》。1956年3月，他宣布将一直负责其军队运转的英国军官免职，其中就包括有重要影响力的指挥官格拉布帕夏。1957年3月，他甚至就终止《英约协议》展开谈判，很可能在实际上终结英国对约旦哈希姆王国的影响。伴随上述措施的还有一系列与埃及和叙利亚和解的姿态，以及展示约旦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忠诚的努力。

侯赛因所做出的最勇敢的让步，是向纳赛尔主义力量开放他的政府。1956年11月，侯赛因举行了约旦历史上首次自由、公开的选举，从而使得左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议会中获得了明显多数。侯赛因甘冒风险，邀请最大政党的领袖苏莱曼·纳布勒希（Sulayman al-Nabulsi）组建了一个忠于王室的反对派政府。但这个实验只持续了不到6个月。

具有改革思想的纳布勒希政府在调和忠诚与反对之间矛盾的过程中处境艰难。此外，相比国王而言，纳布勒希得到了来自约旦军队中的纳赛尔主义“自由军官”更多的忠诚和公开支持。侯赛因开始确信纳布勒希政府执政越久，他的王位就越危险，因而决定采取行动。1957年4月，侯赛因孤注一掷，以政府同情共产主义为由要求纳布勒希辞职。纳布勒希被解职后，侯赛因迅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重新确立他对国家和武装部队的控制。至4月中旬，侯赛因国王经过精心策划逮捕或流放了约旦最重要的自由军官，确保部队向他宣誓效忠。

1958年叙、埃合并后，约旦所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增大。[46]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提高了他们的呼声，呼吁哈希姆政府下台，要求约旦通过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合并加入进步的阿拉伯阵营。但侯赛因本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理解更多是王朝式的，而非意识形态性的。为了缓解约旦脆弱的处境，侯赛因转向了其表兄弟费萨尔二世统治下的伊拉克。两周之内，他便与伊拉克签署了一项称为“阿拉伯联盟”的合并计划，并于1958年2月14日在安曼正式启动。

阿拉伯联盟是一个联邦式的制度框架，这一框架保留了每一成员独立的国家地位，同时呼吁建立联合的军事指挥权和外交政策。这一新国家的首都每6个月将在安曼和巴格达之间轮换一次。这两个哈希姆王国由血缘纽带、经历过英国托管的共同历史联系在一起，甚至共享着一段边境线。

然而，阿拉伯联盟无法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相比。伊拉克和约旦的合并被视为针对纳赛尔主义威胁的一种防御性策略。考虑到伊拉克是《巴格达条约》的发起国，总理努里·赛义德（Nuri al-Saʻid）被痛斥为当时最亲英的阿拉伯政治家，侯赛因将自身命运与伊拉克相绑定的做法，无疑使其王国面临着来自纳赛尔主义者更大的压力。

黎巴嫩是另一个在叙、埃合并后经历巨大压力的亲西方国家，1943年《民族宪章》中达成的教派分权格局开始松动。黎巴嫩穆斯林（这一类别中包括了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尤其感到愤愤不平。他们不赞成基督教马龙派总统卡米勒·夏蒙（Camille Chamoun）所奉行的亲西方政策，希望黎巴嫩更明确地向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策看齐。1958年，黎巴嫩穆斯林有理由相信他们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基督徒。但自1932年以来，黎政府就再未批准过任何新的人口普查，这一事实也证实了穆斯林的疑虑，即基督徒拒绝承认新的人口现实。黎巴嫩穆斯林也开始质疑现有的权力分配格局，因为这一格局赋予他们的政治话语权太少了。在一个更加尊重人口比例的体系中，他们的人口规模将会赋予他们更大的话语权。他们深知，在真正的多数统治下，黎巴嫩所奉行的政策将与主导这一时代的纳赛尔主义政策相一致。

黎巴嫩穆斯林认为纳赛尔是他们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认为他是一位强大的阿拉伯和穆斯林领导人，他将团结阿拉伯世界，结束黎巴嫩穆斯林在这个基督徒主导的国家中的从属地位。但总统夏蒙却认为纳赛尔对黎巴嫩的独立构成了直接威胁，从而为对抗外部颠覆开始寻求外国保障。

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夏蒙深知他无法依靠法国或英国的支持，因而转向美国。1957年3月，夏蒙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这套信条于1957年1月首次提交给美国国会，后成为冷战在中东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扩张的一套新的政策倡议，该信条呼吁美国向中东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和军事支持，以帮助这些国家维护其民族独立。更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主义授权“部署美国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地区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免遭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之下任何国家的公然武装侵犯”。

考虑到捷克武器交易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苏联与埃及关系的不断深化，在很多人看来，艾森豪威尔主义更像是一项旨在同等地遏制埃及和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政策。与《巴格达条约》一样，埃及再次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这项新政策，将之视为西方大国向阿拉伯世界强加其反苏立场却又无视阿拉伯人针对以色列诉求的又一次尝试。因此，在正式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之后，黎巴嫩总统夏蒙也就走上了一条与纳赛尔政府及其在黎巴嫩众多追随者对抗的道路。

1957年夏举行的黎巴嫩议会选举期间，各种事端开始集中爆发。在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6年。1957年选举产生的议会将在1958年投票选举下一任黎巴嫩总统，因而利益关系重大。

选举前期，夏蒙的反对者成立了一个称为“民族阵线”的竞选集团，穆斯林、德鲁兹人和基督徒都包括在内。该阵线聚集了一批重要的政治家——的黎波里的逊尼派领袖拉希德·卡拉米（Rashid Karami），最强大的德鲁兹政治家卡迈勒·琼布拉特（Kamal Jumblatt），甚至还包括反对卡米勒·夏蒙统治的马龙派基督徒，如比什拉·扈里的宪法集团。民族阵线所代表的黎巴嫩公众的范围，远远广于身处困境的总统夏蒙的支持者。

黎巴嫩成为美国人和纳赛尔主义者争夺的战场，前者试图支持亲西方政权，后者则致力于联合阿拉伯力量反对外部干预。随着议会选举的临近，美国政府担心埃及、叙利亚会支持民族阵线，削弱亲西方的夏蒙的地位。因此，美国人开始插手破坏选举活动。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巨额资金，以担负夏蒙集团内候选人选举攻势的开销。这一行动则由美国驻黎巴嫩大使本人负责，后者决心要赢得“一个99.9%亲美的议会”。身为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威尔伯·克瑞恩·埃夫兰（Wilbur Crane Eveland）曾在其与众不同的克莱斯勒·德·索托敞篷车里亲手将这些资金交付给了夏蒙，而他本人对这次行动也深表疑虑：“［黎巴嫩］总统和总理使用外国资金［贿选］时太过明目张胆，以至于两位被责成监督投票的亲政府部长在选举中途就宣布辞职。”[47]选举时的紧张局势在黎巴嫩北部引发大规模武斗，在投票期间造成多名平民死伤。

夏蒙最终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一胜利与其说是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支持，毋宁说是更大程度上证明了夏蒙政府的腐败。反对派媒体将选举结果视为夏蒙试图在议会中积聚力量以便修改黎巴嫩宪法，从而允许他本人实现总统连任的一个明证。

在议会中被排挤出去之后，部分反对派领袖开始诉诸武力，以防止夏蒙连任。1958年2—5月，爆炸和暗杀事件在首都贝鲁特和农村地区肆虐。叙、埃合并后，随着亲纳赛尔示威让位于暴力，社会秩序开始加速崩溃。

1958年5月8日，一位亲纳赛尔记者纳希卜·麦特尼遭暗杀身亡。反对派将他的死归咎于政府，民族阵线则要求夏蒙政府对这一暗杀事件负责，呼吁举行全国性的大罢工以示抗议。5月10日，的黎波里首先出现武装冲突。5月12日，多支民兵武装在贝鲁特展开激战，黎巴嫩陷入内战。

黎巴嫩政府军总司令福阿德·谢哈卜（Fuad Shihab）将军拒绝部署军队以支持声名扫地的夏蒙政府。随着局势的恶化，亲西方的夏蒙政府似乎有被纳赛尔主义者击败的危险，美国人开始准备介入黎巴嫩。

*

黎巴嫩混战的高潮时期，伊拉克记者优尼斯·白哈里（Yunis Bahri）向妻子提议，离开混乱的贝鲁特，前往相对平静的巴格达。白哈里出生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一直是对英国在中东地区帝国主义行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也是为希特勒德国所吸引的众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中的一员。二战期间，他以柏林电台阿拉伯频道播音员的身份而在阿拉伯世界闻名。“你们好，阿拉伯同胞们，这里是柏林”是他著名的电台呼号。二战结束后，他往返于贝鲁特与巴格达之间，为重要的阿拉伯报纸撰稿并担任广播播音员。如同宿命一般，1958年他接受了伊拉克总理努里·赛义德的委托，播出了一系列批评纳赛尔的报道。战乱在黎巴嫩爆发后，白哈里在贝鲁特的住宅被民众抵抗力量接管，于是他告诉妻子说，为了逃避（贝鲁特的）轰炸和交火，他们应暂时返回巴格达。

“可夏天这个时候的巴格达热得像燃烧的地狱啊！”他的妻子回答说。

“巴格达的热焰总好过贝鲁特的子弹。”他坚持说。[48]但很多情况他并不了解。

1958年7月13日，白哈里和他的妻子到达巴格达并受到热烈欢迎。当地媒体报道了他们的归来，他们在巴格达的第一晚都忙于为向他们表示敬意而举行的一系列应酬之中。第二天他们醒来，迎来的却是一场革命。

1956年以来，以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Abd al-Karim Qasim）准将和阿卜杜·萨拉姆·阿里夫（Abd al-Salam ʻArif）上校为首的一群军官就密谋策划推翻伊拉克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军人领导的共和国。受埃及的纳赛尔及其同僚的启发，他们也自称为“自由军官”。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激励，伊拉克自由军官谴责哈希姆王室和努里·赛义德政府过于亲英——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这是一项相当严重的指控。他们试图彻底清除英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旧秩序，创立一个伊拉克人民自己指定的新政府。他们相信只有通过一次革命性的暴力行动才能推翻现有的君主体制。

自由军官终于等到了机会。7月13日至14日的那个晚上，伊拉克政府将部分军队部署到约旦边界地区，以便增援其阿拉伯联盟的伙伴国家免遭叙利亚和埃及的威胁。从军队基地前往约旦边界的路线使得反叛军官有机会经过首都巴格达。密谋者决定当晚即调遣军队绕道前往巴格达市中心并夺取政权。

自由军官下达指令，命令那些忠诚可靠的士兵将车辆从高速公路调往首都，反叛士兵随即占领了巴格达的核心区域。一个分遣队赶往皇宫，去处决费萨尔二世以及当政的哈希姆家族的所有成员，其他人则直取高级政府官员的住宅。士兵们收到命令，可立即处决总理努里·赛义德。阿卜杜·萨拉姆·阿里夫带领一个分遣队去占领广播电台，以便公布革命的消息并确认自由军官对伊拉克的控制。

“这里是巴格达，”1958年7月14日凌晨时分，阿里夫在电波里拖长了声音说道，“伊拉克共和国的广播服务。”对于正在收听的伊拉克民众而言，这是君主政体倒台的第一个信号。激动不安的阿里夫在广播间踱来踱去，焦急地等待着同谋者传来革命成功的消息。大约早上7点钟，一位身着染血的制服的军官冲进了房间，右手还拿着一把冲锋枪，他确认国王和王室已经被处决。阿里夫开始用最大的声音高喊：“真主至大！真主至大！”随后他坐在一张桌子前，写下了几行文字，之后走进电台直播间，自言自语地重复道：“真主至大，革命取得了胜利！”[49]

优尼斯·白哈里正是通过阿里夫的广播关注着关于革命的最初报道。白哈里回忆说：“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无论是在首都之内还是首都之外，巴格达人蹲在自己家里，被这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突发事件弄糊涂了。”随后，阿里夫号召民众走上街头支持革命，追剿革命的敌人。

尽管知道王室成员已经被杀，阿里夫仍然号召伊拉克人向王宫发动袭击，似乎他想让伊拉克人民也卷入弑君的罪行。此外，他还悬赏1万伊拉克第纳尔追捕努里·赛义德，后者在黎明时成功逃脱了袭击者的围捕，待到第二天被捕并被私刑处死时才发现，他化装成了一个女人。白哈里回忆道：“当巴格达人听到煽动他们去袭击王宫和努里·赛义德的官邸时，他们怀着杀戮和劫掠的欲望走出了家门。”机会来了，去洗劫传说中巴格达宫殿的惊人财富，去杀死任何挡路的人，城市贫民对此蠢蠢欲动。

白哈里走上街头，目睹了伊拉克革命。迎接他的残杀让他感到震惊：“沿着拉希德大街，血水汇成了一股急流。人们看到有人被拖在汽车尾部拖曳至死时都欢呼雀跃。我看到一群暴民在拿阿卜杜·伊拉以儆效尤。在满足了他们复仇的愿望后，他们拖着他的遗体，将之悬挂在国防部的大门之上。”群氓们拆毁了费萨尔一世以及1917年英国人首次占领巴格达时的指挥官莫德将军（General Maude）的雕像，并将英国驻巴格达使馆付诸一炬。

在集体性歇斯底里的氛围之中，任何人都可能被误认为旧政权的一分子并被私刑处死。“任何人只需要用手指一指，说‘那是［内阁部长］法迪勒·哲马利（Fadhil al-Jamali）’，群氓就会抓住这个人，绑住他的双腿，然后毫不犹豫地、残忍地将其拖曳至死，任凭这个人徒劳地嘶喊，呼求着真主、众先知乃至所有天使和魔鬼的名字来辩解［自己被误解的身份］。”巴格达已然变得让人难以识别，“一片火光冲天、血流成河，受害者的尸首散落在大街小巷”。[50]

巴格达街头暴力横行的同时，阿里夫上校在一整天里继续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发布各种声明和命令。他下令逮捕前伊拉克内阁的所有成员，以及（伊-约）阿拉伯联盟的所有部长/大臣——无论伊拉克人还是约旦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低级别的官员也遭到指认和逮捕，从巴格达市长到警察局局长。到当天下午，他们开始传唤被怀疑同情王室的记者和播音员。优尼斯·白哈里过去曾协助过努里·赛义德，自然被列为前政府的一名同情者，在第二天也遭到逮捕。他到达国防部时，赛义德血肉模糊的尸体正好被装在一辆吉普车的后备厢里运到。

旧政权的成员像绵羊一样被集结在一起，随后被运往一座新的监狱。这座监狱位于巴格达市郊一个称为艾布·格莱布的地方，由一座旧医院改造而成。后来，艾布·格莱布监狱将作为萨达姆的酷刑室和美军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的酷刑室而臭名昭著。白哈里在艾布·格莱布被囚禁了7个月，随后被无指控释放。1959年初，他和他的妻子回到贝鲁特，发现一个新政府已然建立，内战也接近尾声。

*

在黎巴嫩，反对派势力因伊拉克王室的倒台而欢欣鼓舞。他们相信哈希姆王室不过是英国人的傀儡，伊拉克自由军官则是纳赛尔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为伊拉克亲西方政府的倒台而深感欣慰，在国内也加强了反对夏蒙政府的活动。正如夏蒙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反叛的街区，男男女女都走上街头，涌入了咖啡馆和公共场所，发狂式地载歌载舞，以伊拉克领导人的命运来威胁黎巴嫩的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在那些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独立的黎巴嫩的公民中间，一种极大的恐惧正在蔓延。”[51]

黎巴嫩国家的根基已然被内战所动摇，现在则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听到伊拉克暴力革命的消息之后仅两个小时，夏蒙就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黎巴嫩是唯一援引该信条的国家）。鉴于美国第六舰队就停驻在东地中海区域，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天就在贝鲁特登陆。

美国介入黎巴嫩是为了防止一个亲西方政府倒向纳赛尔主义势力。美国代表盟友黎巴嫩而展示的武力包括一支1.5万人的登陆部队、数十艘离岸海军舰艇，以及海军舰载飞机多达1.1万架次的飞行任务。这些军机经常在贝鲁特上空进行低空作业，恫吓交战中的黎巴嫩人。美军在贝鲁特仅停留了3个月（最后一支美国部队于10月25日撤离），未开一枪一炮就撤离了黎巴嫩。

短暂的美国占领时期，黎巴嫩恢复了政治稳定。1958年7月31日，黎巴嫩政府军总司令福阿德·谢哈卜将军当选为总统，从而平息了反对派对于夏蒙违宪延长其任期的忧虑。9月22日，夏蒙总统的任期按程序正常结束。10月，谢哈卜总统主持建立了一个囊括忠诚派与反对派成员的联合政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曾希望黎巴嫩能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从而与埃及、叙利亚相绑定。但随着黎巴嫩新政府在“既无胜者，也无败者”的口号下呼吁民族和解，他们的这一幻想也彻底破灭了。

伊拉克革命使约旦完全陷入孤立，暴露在那些推翻了巴格达那远为强大的君主政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威胁之下。侯赛因国王的第一反应是派遣军队赴伊拉克镇压革命，恢复其家族在伊拉克的统治。但这只是一时的情感冲动而非理性的考量。即使他那战线过长、武器装备又不足的军队能够压倒更为强大的伊拉克军队，在伊拉克也找不到任何幸存的哈希姆人可以恢复王位［唯一幸存的哈希姆家族成员宰德亲王时任伊拉克驻英大使，当时与家人居住在伦敦］。

侯赛因很快就意识到其自身地位的岌岌可危——在失去了伊拉克支持的情况下，他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敌人们现在很容易就能推翻他。在召回自己部队——这些部队已然深入伊拉克境内150英里——的同时，他于7月16日向英、美发出军事援助的请求。与在黎巴嫩的情况相似，外国部队被视为防止外部干预的关键。对侯赛因而言，求助于前帝国强权显然风险巨大，毕竟后者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已然声名扫地，但孤军作战的风险更大。7月17日，英国伞兵部队和军机开始到达约旦，以遏制伊拉克革命的破坏性影响。

在冷战的高潮期，政治分析家将世界上的所有地区视为随时可能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因而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也都相信伊拉克革命将触发一场阿拉伯民族主义风暴。他们也都深信伊拉克政变是纳赛尔一手策划的，后者执意要将整个新月地带纳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版图。这一想法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何美、英两国如此迅速地介入黎巴嫩和约旦来支持两国的亲西方政府。

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了埃及和伊拉克，一方面要试探纳赛尔对近期事件的立场，另一方面想弄清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准将究竟意欲何为。纳赛尔是否会将伊拉克与叙利亚、埃及合并，建立一个阿拉伯超级大国，以重新调整中东地区的势力平衡？抑或开罗和巴格达之间的传统竞争关系，将延续到共和国时期？

根据纳赛尔的亲信穆罕默德·海卡尔的说法，这位埃及总统从一开始就对伊拉克革命怀有某些疑虑。考虑到1958年时阿拉伯世界的极端不稳定，以及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的地区动荡对埃及而言只能是一个包袱。

得知巴格达发生政变时，纳赛尔正在南斯拉夫与铁托举行会谈。7月17日，他直接飞往莫斯科去会见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苏联人确信是纳赛尔精心策划了整个事件，对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感到忧虑。赫鲁晓夫温和地责备纳赛尔说：“坦率地讲，我们还没做好冲突的准备，我们还没有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好准备。”[52]

纳赛尔试图让苏联盟友相信，他没有插手巴格达的事件，并试图确保苏联保证（帮助埃及）抵御美国的报复。然而，赫鲁晓夫最多愿意提供的也只是联合保加利亚在土耳其边境进行军演，以期劝阻美国向叙利亚和伊拉克部署土耳其部队。“但我要明确地告诉你，不要指望更多的东西了。”赫鲁晓夫警告埃及总统说。纳赛尔则向赫鲁晓夫保证，他无意谋求将伊拉克并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关于是寻求与纳赛尔合并还是继续维持伊拉克的独立，伊拉克新政府自身也发生了分裂。伊拉克新的领导人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准将决心统治一个独立的国家，无意将国家拱手让给纳赛尔统治。他与伊拉克共产党密切合作，寻求与苏联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对于大力镇压埃及共产党的开罗政权态度冷淡。卡西姆的副手阿里夫上校则尽力迎合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求伊拉克追随埃及、叙利亚而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卡西姆最终逮捕了阿里夫，将他的这位同谋送进了监狱，判处死刑但缓期执行（1963年阿里夫将发动政变，推翻并处决卡西姆）。

之后的5年中，卡西姆将领导伊拉克走上一条与埃及相互竞争而非团结一致的道路，伊拉克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关系在相互指责中不断恶化。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言，伊拉克未能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令他们大失所望。在血腥的革命中，他们一度以为自己已经看到了将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这三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伟大中心联合起来的希望。

*

在埃及革命的推动下，阿拉伯世界经历了彻底的转型。20世纪50年代，埃及已跃居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纳赛尔则成为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

随着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的权力也达到顶峰。合并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引发冲击波，几乎推翻了邻近的黎巴嫩和约旦两国脆弱的政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则翘首期盼着约旦哈希姆王室以及黎巴嫩亲西方的基督徒政府的倒台，期待两国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伊拉克革命推翻了巴格达的哈希姆王室，似乎预示着一个全新的阿拉伯秩序的到来——将埃及与新月地区联合起来，在一个团结、进步的阿拉伯超级大国中实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愿望。在一个短暂、兴奋的时刻，似乎阿拉伯世界将打破那种作为奥斯曼、殖民帝国和冷战时期标志的外部统治的循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伊拉克置身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外的决定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缺少伊拉克甚至约旦或黎巴嫩并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可能带来的兴奋与动力的情况下，埃及和叙利亚被迫独立面对一项枯燥的工作，即让它们的混合国家运转起来。他们将不会取得成功。阿拉伯民族主义将发生偏转：在20世纪50年代到达成功的顶点后，纳赛尔将经历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将20世纪60年代转变为挫败的10年。

第十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20世纪50年代，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和自由军官领导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连串看似不可能实现的胜利。“纳赛尔主义”已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最常用的表达方式。阿拉伯世界的民众相信，这位埃及总统胸怀一个宏大计划，来团结阿拉伯人民并领导他们进入一个独立、强盛的新时代。从叙利亚与埃及的合并中，他们看到自己的愿望已然实现。

至20世纪60年代，纳赛尔非凡的胜利进程却戛然而止。1961年，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宣告解体，埃及军队深陷也门内战的泥潭。1967年，纳赛尔率领其国家和阿拉伯盟友步入了一场与以色列的灾难性战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剩余领土、埃及西奈半岛以及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占领，使得解放巴勒斯坦的长久许诺进一步遭遇挫败。1970年纳赛尔去世之际，阿拉伯世界在10年前的种种雄心壮志已然被消磨为一股幻灭与激愤的情绪。

20世纪60年代的经历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一种激进化的影响。随着英、法帝国主义迅速成为陈年往事，阿拉伯人也发现自身被卷入冷战政治的漩涡。至60年代，阿拉伯国家已分裂为亲西方和亲苏联两个阵营。冷战对阿以冲突的影响最为显著，苏联和美国为冲突双方提供武器，使该冲突演化为一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看上去，阿拉伯人将继续经历分而治之的命运。

*

事实将证明，统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比纳赛尔预想的更具有挑战性。据传闻，两次遭到废黜的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曾告诫纳赛尔，他会发现叙利亚是“一个难以统治的国家”，并解释说：“50%的叙利亚人认为自己是民族领袖，25%的人认为自己是先知，10%的人幻想自己是真主。”[1]

叙利亚人在埃及统治下并不开心。叙利亚军官起初曾对叙、埃合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现在却痛恨埃及军官的颐指气使。当埃及土地改革计划被推行至叙利亚时，叙利亚的土地精英也被彻底激怒了。至1959年1月，叙利亚大土地所有者已有超过100万英亩的耕地被没收，以备分配给叙利亚农民。随着政府扩大其在经济规划中的角色，并通过社会主义政令将部分公司的私人所有权移交给国家，叙利亚商人也发现自身地位受到削弱。普通叙利亚民众则因埃及官僚系统臭名昭著的文书手续而痛苦不堪。

埃及人将叙利亚政治精英排除在政府之外，以疏远他们。叙利亚社会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叙利亚政治家对于自身政党遭到解散且受制于埃及的单一国家政党深怀不满。纳赛尔任命自己的得力助手、陆军元帅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担任叙利亚地区政府的行政长官，将他在复兴党内的支持者安排到次要职位之上。为表示抗议，至1959年底，包括萨拉丁·比塔尔等埃、叙合并设计者在内的复兴党领导人已经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内阁中辞职。1961年8月，纳赛尔决定完全抛开叙利亚地区政府，通过一个常驻开罗的扩大化的内阁来统治叙利亚。

1958年2月，叙利亚军队曾领导他们的国家与埃及合并，现在又是他们策划了一次政变来切断这一联系并夺回叙利亚。1961年9月28日清晨，几支叙利亚政府军分队在黎明前进入大马士革，逮捕了阿米尔元帅并控制了广播电台。叙利亚过渡政府——一个完全的文职内阁——决定驱逐阿米尔，并于9月30日命令叙境内所有埃及人员全部离境，包括约6000名士兵、5000名文职人员以及1万至2万名埃及外来劳工。

纳赛尔对叙利亚分离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他的第一反应是派遣埃及军队武力镇压叛变，但几个小时之后他就平静下来并召回军队，接受了叙利亚的分离，“以便不流阿拉伯人的血”。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道：“纳赛尔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而备受煎熬，这是他阿拉伯统一的梦想在国际上的第一次具体体现，但在他有生之年再没有尝试追求这一梦想。”[2]

叙利亚政变后，纳赛尔最初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归咎于其反对者——约旦人、沙特人，特别是美国人。但叙利亚的分离也迫使纳赛尔对他自己的政策导向以及埃及革命的走向等尖锐问题进行思索。他从未意识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明显问题，即之前埃及是以一种准帝国的方式来统治骄傲的叙利亚人。相反，纳赛尔最终认为埃及、叙利亚合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两国未能达到这样一个宏大的阿拉伯统一计划所必要的社会改革程度。作为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解体的回应，他将引入一套激进的改革方案，以便清除阿拉伯社会中的“反动”因素，为未来阿拉伯人民的一次“进步的”合并铺平道路。

1962年起，纳赛尔开始将埃及革命导向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项融合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雄心勃勃却又不切实际的改革方案。埃及政府加快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业已启动的私有企业国有化的进程，目标是建立完全由国家主导的经济体。1960年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已经出台了第一个苏联式的五年计划（1960—1965），为工农业经济产量的扩大设定了过于宏大的目标。在农村地区，随着新出台的法律将最高土地持有面积由200英亩降至100英亩，始于1952年的土地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被征用的土地被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埃及产业工人和农民在国家机构被给予了新的重要地位。

埃及新的政策导向被载入了1962年的《民族宪章》（National Charter）。这一文件旨在将伊斯兰、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政治工程。《民族宪章》不仅为埃及展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还为在整体上重塑阿拉伯社会设定了理想。官方的国家政党民族联盟被委以把控国家意识形态导向的重任，该党后来更名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

在转向阿拉伯社会主义之后，纳赛尔也放弃了颠覆冷战规则的立场，而是将自身命运与苏联相绑定，追随后者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为了给未来的合并方案留有余地，纳赛尔在埃及沿用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名字。直到1971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才寿终正寝，纳赛尔的继任者重新将埃及命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阿拉伯社会主义将在埃及国内产生重大影响，并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埃及的政治语言明显变得更加教条主义。阿联解体后，纳赛尔批评的首要对象是“反动派”，即那些将狭窄的国家私利置于阿拉伯民族利益之上的有产者。广而言之，那些受西方支持的国家如摩洛哥、约旦、沙特等保守君主国，以及突尼斯、黎巴嫩等自由主义共和国，都被划为“反动”国家（在西方被视为“温和”国家）。革命的阿拉伯国家都与莫斯科结盟，追随后者的社会经济模式。这些国家在阿拉伯世界被称为“进步”国家（在西方则被归为“激进”阿拉伯国家）。起初，“进步”国家的名单十分有限——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但随着阿尔及利亚、也门、利比亚革命的胜利，这一阵营也将有所扩大。

埃及在这一轮新的地区分裂中相当孤立，因为它与新兴的“进步”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伊拉克之间关系恶劣。1962年，埃及才获得了一位重要盟友：在经历了地区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反殖民战争之后，阿尔及利亚终于脱离法国实现独立。

*

从1954年11月1日首次起义的爆发，到1962年9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持续了近8年。冲突波及了阿尔及利亚的所有地区，从城市到农村无一幸免。战争结束时，超过100万的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失去了生命。

当阿尔及利亚人发起争取独立的斗争时，他们完全有理由预料会有大量人员伤亡。1945年，法国人对东部贸易城镇塞蒂夫的温和民族主义者采取的镇压措施引发骚乱（民族主义者希望在庆祝“欧洲胜利日”的游行中，将阿尔及利亚旗帜与法国国旗并排举在一起），造成40名阿尔及利亚人和欧洲人死亡。1945年5月期间，法国人对塞蒂夫示威者的过激反应，在阿尔及利亚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法国人则部署了军舰、飞机和约1万名士兵来镇压起义。冲突中约100名欧洲男性、女性和儿童被阿尔及利亚起义者杀害，但死于法国报复性措施的阿尔及利亚人则远远高于这一数字——法国政府承认约1500名阿尔及利亚人死亡，军方将数字提升至6000—8000人，阿尔及利亚人则宣称死亡人数高达4.5万人。法国人试图将塞蒂夫事件作为对未来民族主义活动的一个警告。但可以预见的是，法国人致命的过激反应起到了反作用，反而激励大量阿尔及利亚人接受了民族主义事业。当1954年阿尔及利亚人再次发动反法起义时，对塞蒂夫事件的记忆仍像幽灵般困扰着他们。

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触目惊心的伤亡情况，反映出暴力报复的可怕逻辑。民族解放阵线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深信，他们必须对法国人施加恐怖行为，才能迫使殖民势力撤离他们的国家，而这一策略必然会引发后者可怕的报复。法国人方面则并不打算撤离这块历史最悠久、幅员最辽阔的北非属地，他们坚称“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并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相信民族主义者是一支可以被击败的边缘性力量，那些安于现状的阿尔及利亚人中沉默的大多数则将继续法国统治下的生活。结果是，这场充满了难以言说之恐怖的野蛮战争同时撼动了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根基。

针对平民的暴行始于1955年8月“民阵”对菲利普维尔法国定居者的袭击，行动中阿尔及利亚战士共杀害了123名定居者（包括儿童）。经过了塞蒂夫的经历之后，“民阵”很清楚法国人为了复仇将发动大规模报复行动，而这些行动将在广大阿尔及利亚民众中激起对法国人的仇恨。他们的预想非常准确：为报复菲利普维尔大屠杀，法国人据称杀害了超过1200名阿尔及利亚平民；“民阵”则宣称法国人杀害了1.2万人。结果，上千名阿尔及利亚人志愿加入“民阵”。就这样至1955年底，“民阵”发起于1954年的一场小规模起义已演化为全面战争。

随着数千名民众志愿加入民族解放斗争，“民阵”通过说服与恫吓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地巩固了其对阿尔及利亚政治的控制。法国军方的挑衅性策略，促使多个阿尔及利亚政党和运动与“民阵”联合一致，法尔哈特·阿巴斯等早期民族主义者以及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政党都在组织层面与“民阵”完成了合流。对于国内反对派，“民阵”则表现得冷酷无情。据估计，在独立战争的前3年内，“民阵”在其行动中杀害的阿尔及利亚人比法国人多6倍。至1956年7月，“民阵”已确保了其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并将这场斗争同时定位为一场独立战争和一场社会革命。

“民阵”的领导层包括6位在5个起义省份即“战区”（wilayas）中组织抵抗运动的国内指挥官，以及3位常驻开罗的外部领导者。1954年民族主义起义爆发以来，法国人利用其广阔的情报网络全力搜捕“民阵”的国内领导层。在行动开始的最初6个月中，法国人成功击毙了第二战区的指挥官，逮捕了第一和第四战区的领导人。在国内领导集团陷入瘫痪的情况下，抵抗运动的主导权转入外部领导集团手中。

在“民阵”的3位外部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霍辛·艾耶特·艾哈迈德（Hocine Ait Ahmed）以及穆罕默德·黑德尔（Mohamed Khider）之中，本·贝拉声望最高（他后来成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从各种意义上讲，1918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西部一个小村庄的本·贝拉，是法属阿尔及利亚之子。他的母语是法语，1936年曾作为志愿兵在法军中服役，30年代末期甚至曾在一支法国足球队中效力，受到1945年法国对塞蒂夫起义镇压的刺激才转向民族主义政治。1951年本·贝拉曾被法国当局逮捕，但成功地从阿尔及利亚的监狱中逃脱，后逃亡至突尼斯和开罗，并在开罗建立了一个“民阵”办事处。战争爆发后，本·贝拉奔走于阿拉伯各国首都之间，为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而独立的诉求筹集资金和政治支持。

1956年10月，法国人成功地将“民阵”领导层一网打尽。根据可靠的情报，法国空军拦截了一架载有本·贝拉、艾耶特·艾哈迈德、黑德尔以及“民阵”的国内领导集团总协调员穆罕默德·布迪亚夫（Mohamed Boudiaf）的摩洛哥DC- 3飞机，并迫使该机降落于阿尔及利亚西部城市奥兰。上述“民阵”领导人全部被逮捕，随后被转移至法国的监狱中，并在那里度过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剩余岁月。

法国民众欢庆“民阵”领导人的被捕，仿佛这一事件标志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阿尔及利亚柏柏尔裔著名作家穆鲁德·费劳恩愤怒地表示，“民阵”领导人的被捕似乎不会有助于恢复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和平。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将［‘民阵’领导人的］被捕描述为一个伟大的胜利，乃至最终胜利的序曲。是什么的最终胜利？反叛的扑灭？叛乱的平息？还是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友谊、信心、和平的新生？”[3]透过字里行间愤怒的反讽语气，费劳恩指出无论法国人希望什么，本·贝拉及其同事的被捕只会预兆着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暴力。

本·贝拉被捕之时，暴力已然从农村传播至城市地区。1956年9月一个周日的晚上，在阿尔及尔欧洲区被引爆的3枚炸弹彻底打碎了首都相对的平静，这一事件也标志着一场被称为阿尔及尔战役的血腥战斗的开端。“民阵”将战事推进到阿尔及尔，其精心策划的目标就是要煽动法国过度反应，从而在国内强化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同时在国外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孤立法国。自1956年秋至1957年冬，“民阵”组织了一系列致命的恐怖袭击。作为报复，法国人则展开大规模的搜捕并滥施酷刑，以便暴露“民阵”在阿尔及尔的网络。阿尔及尔战役的确吸引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法国人也确实遭遇了谴责的声音，但阿尔及利亚人为这些“成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穆鲁德·费劳恩惊恐地关注着阿尔及尔发生的暴力行为，谴责法国和“民阵”双方杀害无辜者的行为。他在1956年10月的日记中写道：“城里的袭击越来越多，既愚蠢又残暴。无辜者被撕成了碎片。但是哪些无辜者呢？谁又是无辜者呢？是那数十名在酒吧里喝酒的平和的欧洲人吗？还是在一辆血肉模糊的巴士边横尸街头的数十名阿拉伯人？”他以反讽的苦涩笔调反思道：“恐怖主义，反恐怖主义，绝望的呼喊，剧痛的叫号，极度的痛苦，如此而已，这就是和平。”[4]

“民阵”在阿尔及尔战役中动员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女性在战役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她们搬运炸弹，走私枪支，充当藏匿中的领导人之间的信使，为法国人通缉的活动分子提供庇护所。哲米莱·布希里德（Djamila Bouhired）和其他女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在吉洛·彭特克沃（Gillo Pontecorvo）1965年的电影《阿尔及尔之战》中得到了极为真实地展现。

法提哈·布希里德（Fatiha Bouhired）和她22岁的侄女哲米莱在阿尔及尔战役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法提哈的丈夫是她所在的卡斯巴街区即阿尔及尔老城最早加入独立运动的先驱之一。1957年初，他被法国人逮捕，并在逃脱过程中被杀害。丈夫的死强化了布希里德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忠诚，她接纳“民阵”成员在其阁楼之上运作一个秘密的炸弹作坊，她的侄女哲米莱则成为炸弹运输员之一，并负责为潜藏在卡斯巴的“民阵”活动分子之间传递信息。在巨压之下，两位女性都表现得极度镇定。一次，法提哈和哲米莱发觉士兵们马上要对她们的房子展开搜查。她们煮上咖啡，在留声机上播放古典音乐，并精心打扮起来。士兵们到达后，即被奉上新鲜的咖啡，受到两位迷人女性接待贵客般的礼遇。

“我最好奇的是，在这些美丽的眼睛背后隐藏着什么。”巡逻队的队长向哲米莱·布希里德暗示般地低语道。

“在我眼睛后面，”她一面回答，一面挑逗式地转过她的头，“是我的头发。”[5]

就这样，军官们没有进一步搜查这间屋子。

不过，警察很快就会发现哲米莱·布希里德的另外一面。1957年4月9日，哲米莱在逃脱卡斯巴一支法国巡逻队追捕时被射中了肩部，并被发现随身携带着写给萨阿迪·亚瑟夫（Saadi Yacef）和阿里·拉波安特（Ali la Pointe）——两位“民阵”高层领导，也是当时阿尔及尔的头两号通缉犯——的信件。她被带到一家医院处理了弹伤，随后直接从手术台被转移到审讯室。

在随后的17天内她遭受了骇人听闻的酷刑折磨，对此她在向非正规法庭的证词中都做了冷静的描述，该法庭最终却判处她死刑。但她从未屈服。在法庭上她唯一的评论就是“那些折磨我的人没有权利向一个人施加这样的凌辱，对我而言是肉体上的，对他们而言是道德上的”。[6]她的死刑判决随后被减刑为终身监禁。

侄女被捕后，法提哈·布希里德继续支持“民阵”。她在卡斯巴买了一处新房子，以便为萨阿迪·亚瑟夫和阿里·拉波安特提供一个新的庇护所。他们无法相信其他任何人。“他们在我家里才感到无拘无束，藏在别人身边就不行。”布希里德解释说。法国人通过对拘押者的酷刑折磨获得了合作者和情报人员，随着这些人渗透入“民阵”组织，卡斯巴也被不信任的氛围所撕裂。法提哈·布希里德向一位采访者透露道：“我担心那些叛徒，所以我情愿所有事都自己做：我去买东西，做他们的中间人，帮助他们转移。所有的事我都一人担当，但这样我反而感觉更自在。”

在搜捕阿尔及尔剩余的“民阵”领导人方面，法国人表现得冷酷无情。1957年7月，亚瑟夫的一个姐妹被捕。在酷刑折磨下，她供认了法提哈·布希里德在抵抗运动中的作用，以及后者与萨阿迪·亚瑟夫和一位女性炸弹手哈希拜（Hassiba）之间的联系。法国当局立即逮捕了布希里德。“他们把我带走，整夜地折磨我。”法提哈·布希里德回忆说。“亚瑟夫在哪儿？亚瑟夫在哪儿？”法国人质问她。法提哈却坚称对萨阿迪·亚瑟夫的情况毫不知情，表示哈希拜来她的住处只是代表“民阵”就丈夫的死亡向她提供经济资助。在反复的刑罚期间，她始终坚持自己的说法，终于说服了法国人。法国人同意在她的家中安置间谍，以便在哈希拜下次来访时抓捕她。

即便法国间谍就在法提哈·布希里德的住处之内，阿里·拉波安特和萨阿迪·亚瑟夫仍然隐藏在老地方。这便造就了一个法国人向“民阵”秘密指挥中心提供安全保证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局面：法国士兵在一层活动之时，阿里·拉波安特就平安地藏在阁楼里。法提哈为楼下的法国间谍准备阿尔及利亚的传统菜肴库斯库斯，但在端给这些不速之客之前，总会让萨阿迪·亚瑟夫分享一部分食物。“这次先端给他们这份库斯库斯，下次我们要给他们奉上一道美味的炸弹大餐。”亚瑟夫暗中咒骂道。[7]

法提哈对于自己所扮演的法国人的假线人这一角色，并不开心，但她演的这出戏却突然落幕。1957年9月，法国人发现了亚瑟夫的藏身之处，当即逮捕了他和法提哈。她在狱中待了几个月，随后被置于软禁状态之下，日后她拒绝谈论在狱中所受的折磨。

随着“民阵”在首都所有高层领导人的牺牲或被捕，阿尔及尔之战也于1957年秋宣告结束。但更大规模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却仍在持续。

受到挫败阿尔及尔反叛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的鼓舞，法军重新发起在农村地区打破民族解放阵线的攻势。1956年末，法国人启动了一项强迫阿尔及利亚农民由其房产和农场迁徙至拘禁营的政策。阿尔及尔战役后，强制迁居的进程开始加速。成千上万的男女和儿童被聚集起来，被迫在法国人的监控下居住在集中营内，远离他们的农田和生计。因不愿忍受法国人的上述政策，很多农业工人逃亡至城市地区，聚居在贫民窟内，其他人则前往突尼斯或摩洛哥寻求避难。至1962年战争结束，已有约300万阿尔及利亚农村居民被迫迁离故土，很多人未能重返家园。

法国人还在阿尔及利亚与其邻国之间布置电围栏和地雷，关闭边境，进而防止武器、补给和战斗人员由摩洛哥和突尼斯流入阿尔及利亚，以此来孤立“民阵”。

在军事层面，至1958年法国人已经成功遏制并击退了阿尔及利亚的反叛。然而，“民阵”却在独立战争中开辟了新战线，成功地唤起国际社会对其事业的关注。在埃及和其他“不结盟运动”国家的支持下，“民阵”成功地将阿尔及利亚问题纳入1957年联合国大会的议程。次年，“民阵”宣布以其驻开罗办事处为中心成立临时流亡政府，由老一代民族主义领袖法尔哈特·阿巴斯出任总统。1958年12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受邀向中国派遣一个代表团。尽管在军事层面法国人似乎赢得了战争，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却赢得了国际关注与支持，从而有助于在政治层面孤立法国。

至1958年，就阿尔及利亚问题，法国内部分裂日益加剧。法国纳税人开始感受到战争的巨额开销：1954年驻阿尔及利亚法军只有6万人，至1956年已增至原来的9倍，达到50万人以上。[8]这样大规模的占领军只有通过征兵和延长服役年限才能得以维持，而这些措施显然不受欢迎。年轻的入伍者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恐怖难言的战争，很多人返回家乡时已经因其所见所闻而满怀惊恐，因其所作所为而深受创伤：侵犯人权，强制迁徙，摧毁民宅，以及——最丑恶的——针对男女俘虏系统性的酷刑折磨。[9]法国公共舆论也因某些报道而感到震惊，这些报道称法国士兵不惜诉诸二战期间纳粹分子用来镇压法国抵抗运动的残忍手段。在国内，让-保罗·萨特等法国重要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公开地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而在国际舞台上，法国也因在一个去殖民化时代发动一场暴力的帝国战争而遭受孤立。

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和定居者社群警惕地发觉，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的支持已开始动摇。1958年5月，一群法国定居者发动反叛，公开反对无作为的皮埃尔·普夫里姆林（Pierre Pflimlin）政府，怀疑后者试图与“民阵”的敌人达成妥协。他们的口号是“军队掌权”。5月13日，定居者推翻了阿尔及尔的总督办公机构，宣布在一个革命性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实现事实上的自治，精英的伞兵部队指挥官雅克·马絮（Jacques Massu）将军担任委员会主席。

驻阿尔及利亚法军对定居者的行动完全抱以同情。5月9日，驻阿法军总司令拉乌尔·萨兰（Raoul Salan）向其远在巴黎的上司发送一封长篇电报，在电文中转达了其部下对于可能导致“放弃阿尔及利亚”的“外交进程”的忧虑之情。他继续写道：“如果国家的代表们并未下定决心保留法属阿尔及利亚，那么我们的战士就是在为一场无谓的牺牲而战斗、冒险。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对此深感困惑，因为它们对这些战士负有责任。”[10]萨兰警告说，只有为保留法属阿尔及利亚而采取果断行动才能避免一场军事政变——不仅是在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本土也同样如此。阿尔及利亚危机已经威胁到颠覆法兰西共和国本身。

定居者起义轰动了整个阿尔及尔。穆鲁德·费劳恩在5月14日的日记中，描述了这一事件引发的恐惧和不确定性：“革命的气氛。民众在家里设置路障。示威者在全市的主要交通要道上踱来踱去，街道两旁店铺紧闭。广播称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已经接管了一切，占领总督办公室并控制了广播电台。”阿尔及尔的穆斯林意识到这是一场法国人之间的、与己无关的争斗，费劳恩就对第四共和国能否顶住压力表示质疑：“从根本上说，阿尔及利亚战争会被证明是对法国的一个沉重打击，甚至是对（第四）共和国的致命打击。毫无疑问，这次打击将为阿尔及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人带来解脱。”[11]

普夫里姆林政府在不久后就宣告倒台，1958年6月，二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的英雄夏尔·戴高乐将军在民众的欢呼声中重返政坛。上任后不足3个月，戴高乐就将一个新宪法诉诸全民公投，并于1958年9月建立第五共和国。

戴高乐上任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飞抵阿尔及尔，面对面地会见反叛的定居者群体。在阿尔及尔发表的一次著名演讲中，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仍将属于法国，以安抚焦躁不安的军队和定居者。“我理解你们！”戴高乐向欣喜若狂的人群再次保证道。他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纲领，通过发展工业、土地分配以及创造40万个新就业岗位，发展阿尔及利亚，使其阿拉伯公民融入法国联邦。

戴高乐的倡议显然旨在重新确保阿尔及利亚军队和定居者的支持，结束萨兰将军的公共安全委员会的统治。然而，戴高乐的言论显示了他对“民阵”战争背后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何等地缺乏理解。针对戴高乐的表态，穆鲁德·费劳恩愤慨地写道：“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根本不存在。融合？你们已经做到这一点。”戴高乐似乎有意重拾1930年首先在布鲁姆-维奥莱特方案中提出的同化理想。晚至1945年底，同化可能还有些吸引力；但到了1958年，这一想法已然不切实际。对费劳恩来说，这就好比戴高乐在说：“你是法国人，老兄。仅此而已。别再给我们添麻烦。”

面对“民阵”顽强的抵抗，戴高乐被迫与阿尔及利亚人完全独立的要求达成妥协。尽管早些时候曾做出承诺，但戴高乐彻底反转了立场，开始为他的同胞接受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做思想准备。1959年9月，他第一次提及阿尔及利亚自决，次年1月在阿尔及利亚引发定居者一轮暴力示威活动。戴高乐坚持自己的立场，1960年6月在依云首次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展开直接谈判。

定居者运动中的强硬派及其在军队中的盟友开始将戴高乐视为一名叛徒。他们组建了多个恐怖组织，如法属阿尔及利亚阵线以及臭名昭著的“秘密军组织”——更多时候以其法语首字母缩写OAS而著称，积极策划暗杀戴高乐。秘密军还在阿尔及利亚掀起一波暗杀行动，随机地对阿拉伯平民滥施暴力。

依云谈判加之公共秩序的崩溃，在阿尔及利亚定居者及军队中间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1961年1月，法国政府就阿尔及利亚自决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结果高达75%的民众投票支持独立。1961年4月，驻扎在阿尔及尔的外籍军团伞兵团发生叛变，抗议法国政府认可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举措。然而，法国军队仍忠于戴高乐，叛变在军队中并未获得广泛支持，仅4天后叛变首领就被迫投降。

1961年至1962年初，随着定居者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越发脆弱，秘密军进一步升级了其在阿尔及利亚的恐怖暴力活动。“现在看来，秘密军根本不发出警告，”1962年2月，穆鲁德·费劳恩在他最后几条报刊文字中写道，“他们在汽车、摩托车上，用手榴弹、机关枪、刀子杀人。他们袭击银行出纳员、邮局、公司……在一些懦夫的合谋和串通之下。”[12]3月15日，即《依云协议》签订前3天，秘密军枪杀了费劳恩，终结了他勇敢的理性声音。

暴力继续在阿尔及利亚肆虐的同时，“民阵”和戴高乐政府在依云的谈判中取得了稳步的进展。1962年3月18日，双方签订《依云协议》，正式授予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地位。7月1日，协议条款在阿尔及利亚被诉诸全民公决，投票中阿尔及利亚人几乎一致赞成独立（590万人赞成，1.6万人反对）。7月3日，戴高乐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为了与1830年7月5日法国占领阿尔及尔的周年纪念相一致，庆祝活动被延后两天举行。132年后，阿尔及利亚人终于将法国人逐出其领土。

每天发生的恐怖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驱使法国人大批迁离阿尔及利亚——仅1962年6月就有30万人迁离，其中很多定居者家庭已经在北非生活了几个世代。这一年年底，仅剩约3万名欧洲定居者滞留在阿尔及利亚。

但最具毁灭性的却是在民族解放阵线国内和国外领导层之间迅速爆发的激烈内斗。为了夺取权力，这些人在这个他们为之艰苦斗争、做出巨大牺牲才赢得的国家内部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对于已经厌恶了战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而言，这一切显然无法接受。阿尔及尔妇女走上街头，高喊着“7年，已经足够了”的口号，抗议她们的自由战士之间爆发的内斗。

直到1962年9月艾哈迈德·本·贝拉和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确保了对阿尔及尔的控制，内战才宣告结束。本·贝拉出任政府首脑；1963年9月在宪法获得批准后，他当选为共和国总统。3年后，布迈丁在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中推翻了本·贝拉，这也反映出“民阵”领导层内部派系斗争的继续。

对很多人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妇女而言，独立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胜利。在展现出巨大勇气和牺牲之后，妇女们惊恐地听到“民阵”领导人穆罕默德·黑德尔坚称妇女们应该“回到她们的库斯库斯那里去”。白雅·侯赛因，一位曾遭受酷刑折磨和多年监禁的阿尔及尔战役老兵，在反思伴随着独立而来的复杂心情时表示：

1962年是一个黑洞。在那之前是一场巨大的冒险，然后……你发现自己孑然一身。我不知道其他姐妹感受如何，但我脑海里并没有下一步的政治目标。1962年是最重要的慰藉，标志着战争的结束；同时它也是巨大的恐惧。在狱中，我们是如此坚信我们终将……重获自由，我们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阿尔及利亚。……随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实际上没有我们参与……没有任何人想到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对我们来说，这比过去还要糟糕，因为我们已经打破了所有的禁锢，再要我们回归这一切太过艰难。1962年，一切禁锢又被重新树立起来，但却是以一种对我们而言可怕的方式。他们被拉回了原位，结果却排除了我们。[13]

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但代价是高昂的：阿尔及利亚人口遭遇了大规模的伤亡和流离失所，其规模在阿拉伯历史上前所未有；其经济受到战争的摧残以及撤离中定居者蓄意的破坏；其政治领导层为派系斗争所割裂；其社会也因对于男性和女性在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建设中所应扮演角色的不同期待而发生分裂。但阿尔及利亚很快开始组建政府，并作为一个脱胎于反帝革命斗争的共和国而跻身于进步阿拉伯国家的行列。

随着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纳赛尔在对抗阿拉伯“反动派”的斗争中又有了一个新的盟友。埃及——在叙利亚分离后仍保持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称呼——立志于将阿拉伯世界内的系统性改革作为实现阿拉伯统一的铺垫。革命的阿尔及利亚因对反帝、阿拉伯认同政治、社会主义改革的强调，成为埃及的天然盟友。1964年6月，纳赛尔新的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与“民阵”起草了一份联合声明，确定了两国在推进阿拉伯社会主义方面的统一立场。[14]

纳赛尔因对阿尔及利亚革命自始至终的支持而受到赞扬。他也开始远离其早期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旗手的身份，而是寻求将自身塑造为进步革命价值观的拥护者。受到自身话语的迷惑，纳赛尔本人开始向任何地区发生的阿拉伯革命运动提供无条件的支持。因此，当一群军官推翻也门王室后，纳赛尔立即表示支持。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必须支持也门革命，即使我们不知道谁是这场革命的策划者。”[15]

*

长期以来，也门一直在奥斯曼帝国内部保持自治，1918年则确保了其作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地位。独立后也门的第一位统治者是伊玛目叶海亚（Imam Yahya, 1869—1948），作为一个仅存于也门的什叶派小支派宰德派的首领，叶海亚在这个国家同时扮演着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角色。20世纪20—30年代，叶海亚通过对居民主要为逊尼派穆斯林的也门北部部落领地的征服，扩大了其统治范围。

叶海亚在其统治期间，同时面临着来自沙特和英国人的压力：在北部，沙特夺取了叶海亚心目中“历史的也门”中的阿西尔和纳吉兰；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及其内陆地区自19世纪30年代起就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尽管如此，叶海亚进行的征服却在这个沿地域、部落和教派界限严重分裂的社会中制造了统一的假象。在其统治之下，也门与外部世界极少交流，长期聚焦于维持其国家孤立地位的政策。

1948年，叶海亚被一位部落谢赫暗杀，其子伊玛目艾哈迈德（Imam Ahmad，1948—1962年在位）继位，也门的孤立地位也被打破。艾哈迈德素以冷酷无情著称，因在掌权过程中将其竞争对手囚禁或处决而恶名更著。为了寻求发展支持和军事援助，艾哈迈德抛弃了其父亲的仇外立场，与苏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艾哈迈德的王位并不巩固。1955年的一次未遂政变更加深了他对国内对手以及外部威胁的不信任，尤其是纳赛尔及其推翻“封建”政权的执着口号。总部设于埃及的“阿拉伯人之声”覆盖范围远达也门，传播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动人口号。[16]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区相似，纳赛尔通过广播对民众的直接讲话使伊玛目艾哈迈德在也门饱受压力，这也成为也门、埃及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来源。

但纳赛尔并非一直对也门人怀有敌意。1956年，也门、埃及和沙特曾在吉达达成了一项反英协议。1958年，伊玛目艾哈迈德又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合并表示全力支持，并协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起加入了一个名为“阿拉伯联合国家”的联邦方案。然而，艾哈迈德反对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理念，包括国家主导下的经济以及私营公司国有化的主张。他在诗句中谴责“以禁止的方式夺取财产”，称之为“违背伊斯兰法的罪行”。[17]

艾哈迈德上述关于伊斯兰法的讲话刚好发表于1961年叙利亚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后，因此激怒了纳赛尔。埃及宣布与也门断交，“阿拉伯人之声”加大了宣传的力度，鼓动也门人民推翻他们的“反动”君主。

第二年机会终于到来。1962年9月，伊玛目艾哈迈德在睡梦中去世，王国转由他的儿子伊玛目白德尔继任统治。仅一周后，白德尔就被一次军官政变推翻，也门阿拉伯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邻国沙特的支持下，也门王室的支持者向政变者发起挑战。埃及则全力支持新生的共和国及其军人统治者，在纳赛尔看来这也是阿拉伯世界进步势力与反动派之间更大斗争的一部分。

也门革命很快演变为一场也门内战，一场埃及人和沙特人之间的阿拉伯内斗，也是“进步的”共和秩序和“保守的”君主国为争夺阿拉伯世界未来而进行的一场战斗。对埃及人来说，他们的利益并未受到威胁，仅仅是混淆了政治口号和现实政治。这是纳赛尔主动选择的第一场战争，也将成为他的“越南”。

1962年9月政变后，埃及军队开始涌入也门。在未来的3年内，埃及部署在也门的总兵力由1963年底的3万人增至1965年巅峰时期的7万人，即埃及总兵力的近一半。

从一开始，埃及在也门的战争就毫无胜算。埃及人面对的是在其熟悉的地形上活动的部落游击队，超过1万名埃及士兵在5年的战争中被杀。考虑到埃及人始终无法将阵线推进到首都萨那以外较远的区域，惨重的死伤和胜利的渺茫开始严重削弱军队的士气。沙特人向保王派提供资金支持，英国人则提供隐蔽的支持，相比之下埃及人缺乏财政盈余来支持一场海外战争的巨额花销。但这些现实考虑并未左右纳赛尔的判断，他已经被其在阿拉伯世界推动革命性改革的使命所蒙蔽。他对在也门的长官说：“撤退完全不可能，那将意味着也门革命的崩溃。”[18]

纳赛尔乐于承认，他将也门战争视为“更大意义上的一次政治行动，而非军事行动”。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也门战争将影响埃及为对抗更迫切的以色列威胁所采取的军事准备工作。

*

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后的10年内，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就开始为不可避免的下一轮战争而进行军备竞赛。美国开始取代法国成为以色列军事装备的首要来源国，英国向约旦人提供武器，苏联人则武装了叙利亚和埃及。在这块对两个超级大国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苏联人不惜利用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的地位来向其对手美国施压。

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都不满于现状，且不愿在现状基础上考虑和平，因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阿拉伯人是如此不甘于与以色列人和解，以至于拒绝用名字来指代这个国家，而是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1948年和1956年两次在战场上输给以色列军队后，阿拉伯人决心要一雪前耻。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每天都在提醒人们，阿拉伯人未能履行其解放巴勒斯坦的承诺。

以色列人同样决意要开战。他们担心本国在海岸线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狭窄的腰部——在某些地区宽度仅7.5英里（12千米）——会使以色列暴露在将本国拦腰截断的敌对行动之下。其次，以色列人无法接近哭墙和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社区，这些地区仍在约旦人的控制之下。叙利亚人则控制着俯瞰加利利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戈兰高地。此外，以色列人还相信随着苏联向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提供装备有最新技术的武器系统，他们的战略优势——相比其阿拉伯邻国拥有更多、更高质量的武器——将大打折扣。以色列人需要一场出色的战役来确立可防御的边界，并彻底击败阿拉伯人，以便在能保证以色列生存的前提下实现和平。

1967年春，以色列人开始抱怨巴勒斯坦潜伏者由叙利亚跨境袭击以色列，两国间紧张关系迅速升级。以色列人和叙利亚人都将本国军队调整到戒备状态。总理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威胁说如果叙利亚不停止挑衅行为，以色列将发动进攻。4月，口头威胁升级为敌对冲突，以色列战机与叙利亚空军在叙领空展开缠斗，以空军击落了6架叙利亚米格战机，其中两架在大马士革郊区坠毁。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道：“叙利亚和以色列间的局势变得非常危险。”[19]双方敌对行为的突然升级，将整个地区拉到了战争的边缘。

在这一高度紧张的时刻，苏联却选择向埃及当局泄露一条虚假情报，声称以色列部队正在叙利亚边境集结。以色列人和他们的法国幻影战斗机轻而易举地击落了苏联提供给叙利亚空军的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这无疑令苏联感到痛心。埃及与叙利亚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以色列人向叙利亚开战，埃及人将被迫参战。或许苏联人想通过虚假情报来动员埃及人，以两线作战的前景来遏制以色列人。

尽管纳赛尔有准确的情报——包括航拍图片——显示事实上以色列人并未在叙利亚边境上集结兵力，但在公开场合他却表现得好像战争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也许纳赛尔希望不开一枪一炮就能宣称对以色列取得了胜利：首先散布关于叙利亚受到以色列威胁的苏联情报，然后将部队部署到以色列边境以构成震慑，最后宣布以色列部队已远离叙利亚边境，从而证明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压力下完成撤退的。无论他是如何推理的，纳赛尔继续在苏联虚假情报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命令其军队在5月16日跨越苏伊士运河，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西奈半岛一侧集结。这一误判将被证实为导向战争的第一步。

纳赛尔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对以色列人构成切实可信的威胁。考虑到手下5万人的精锐部队仍受也门战争的牵制，为集结必要的兵力，纳赛尔被迫征召了全部的预备役军人。他还需要包装自己的士兵，使他们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加强大。这一方面是为了激发埃及民众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是对以色列人展现出真实的威胁。为此，纳赛尔在军队部署中安排了戏剧性的一幕：他要求自己的士兵和坦克在检阅期间横穿开罗市中心，以便享受民众的欢呼以及国际媒体的关注。“我们的部队在通往西奈的途中故意穿越开罗街头，”阿卜杜·加尼·盖迈西（Abd al-Ghani al-Gamasy）将军抱怨说，“一览无遗且所有人都看得见——无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媒体报道了这些行动，而这与所有的安全原则和措施都背道而驰。”[20]

川流不息赶赴前线的士兵队伍，激起了公众对于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的期待，而这场战争可能挽回阿拉伯人的尊严并解放巴勒斯坦。在纳赛尔数百万的支持者中，没有任何人对于埃及军队将带领其阿拉伯盟友战胜以色列有片刻的怀疑。然而，被派往西奈时，埃及军队却并没有明确的军事目标，似乎其庞大的规模就足以对以色列人构成恫吓。同时，正如盖迈西后来反思的，“以色列已经在最佳环境下不动声色地为战争做好准备”。以色列战略家对埃及军事部署的规模和装备了如指掌——他们不仅在之前数月的时间内搜集了详细的情报，而且在电视上也看得一清二楚。

埃及军队到达西奈后，开始与联合国紧急部队面对面地相遇。该部队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被部署到西奈半岛的，目的即维护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该部队共包括驻扎在41个观察站的4500名国际战士，这些观察站位于沿埃以边境的加沙地区以及西奈半岛南部的沙姆沙伊赫。

夹在埃及部队和以色列边境之间的联合国部队现在成了一个障碍：如果两军之间存在一个缓冲区，埃及军队如何对以色列人构成可信的威胁呢？于是埃及总参谋长致信联合国紧急部队长官，要求联合国部队撤出埃以的东部边境。联合国部队长官将这一请求转达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后者回复说基于主权埃及有权利要求联合国部队撤出其领土，但他仅接受联合国部队的完全撤离。吴丹表示，联合国紧急部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撤出该部队位于东部边境的部分同时又保留位于加沙地带和蒂朗海峡的维和部队将毫无意义。经过对联合国秘书长答复的慎重考虑，5月18日埃及政府最终要求联合国部队完全撤出西奈半岛。最后一支联合国部队于5月31日完成了撤离。突然之间，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之间不再有任何缓冲地带，两国间紧张关系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是纳赛尔的第二个误判，也让他离战争更近了一步。

联合国部队的撤离为纳赛尔制造了一个未曾预见的外交难题。1957年以来，联合国部队维持蒂朗海峡向所有船只开放，无论这些船只的国旗或目的地如何。这促成以色列在这10年之内可由其港口埃拉特向红海自由航行。联合国部队撤出后，蒂朗海峡主权重归埃及人手中，其阿拉伯邻国开始向埃及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其禁止所有以色列船只或驶往埃拉特的船只通过蒂朗海峡。正如安瓦尔·萨达特回忆的，“很多阿拉伯兄弟开始批评埃及向国际特别是以色列航线开放……蒂朗海峡”。

在1967年5月激烈的气氛中，纳赛尔最终屈服于压力。他召开了一次最高执行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元帅、总理西德基·苏莱曼（Sidqi Sulayman）、议长安瓦尔·萨达特以及其他自由军官领导人。“现在我们集结在西奈半岛，”纳赛尔表示，“战争的概率是五五开。如果我们关闭［蒂朗］海峡，战争肯定100%要爆发。”纳赛尔转向他的武装部队总司令，问道：“阿卜杜·哈基姆，军队做好准备了吗？”阿米尔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领袖!我以项上人头保证！一切都完美无缺了。”[21]

5月22日，埃及宣布禁止一切以色列船只以及驶往埃拉特的油船通过蒂朗海峡。纳赛尔对于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判断非常准确：对以色列而言，对其海路航线的威胁已然构成战争的理由。

至5月底，阿拉伯世界已经放弃了任何避免战争的努力。对于1948年、1956年两次失败的战争以及一系列小规模的袭击，阿拉伯公众仍感到愤恨心痛，因而迫不及待地盼望看到以色列受到致命一击。官方电视台对埃及部队动员情况的详尽报道，也提升了公众的预期，似乎清算的时刻已近在眼前。阿拉伯国家间开展合作，意味着以色列将同时面对三条战线的进攻。叙利亚和埃及已签署了一项共同防御条约；5月30日，约旦国王侯赛因也飞往开罗，将其命运与纳赛尔绑定在一起。现代化的武器、统一的意图、强有力的领导人，似乎阿拉伯人已经拥有了彻底击败以色列人所需的一切。然而在这一切虚张声势的背后，阿拉伯人比以往任何一次战争都缺乏准备。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并未吸取1948年阿以战争的教训，他们并未采取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作战计划。尽管相互间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埃、叙、约三国间并不存在军事协调，更别说击败如以色列这样一个顽强的敌人所需的战略。更糟糕的是，埃及已将其财政与军事资源浪费在也门的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争之上：1967年5月，埃及武装部队仍有三分之一的兵力被牵制在也门，这就好比埃及在投入一场战争时自缚一臂。

与以色列的战争肯定是纳赛尔在1967年时最不愿看到的情况，但他已经被自己的成功所绑架。埃及人民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响应他的动员，信任他的领导。他们极为相信他的领导才能，坚信他将成为拯救者。因此，纳赛尔的公信力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都处于胜败的关头。由于他的每一次误判使得他更接近战争，他本人可用于避免战争的回旋余地已越来越小。

埃及的战争动员在以色列激发了深沉的危机感。由于越来越担心阿拉伯敌人的包围，以色列公众指望着政府的承诺，也变得更加焦虑。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希望在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尝试所有的外交手段。以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为首的将军们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行动足够迅速，在敌军建立起巩固的阵地并协调好进攻计划之前，以军有能力击败每一支阿拉伯军队。内阁会议中分歧愈发严重：艾希科尔担心在三条战线上与埃及、叙利亚、约旦同时开战；即使是已退休的鹰派前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也对拉宾的战争动员表达了保留意见。“你已将国家引入了一种非常严峻的处境，”他温和地批评拉宾，“我们绝不能开战。我们被孤立了，你要负全责。”[22]

在关闭蒂朗海峡与战争爆发之间的两周是一段极为紧张的时期，在以色列被称为“等待期”。以色列公众担心他们国家的根本生存，对他们的总理缺乏信心，因为后者看起来过于优柔寡断。

5月底成为事态的转折点。由于在联合政府中受到孤立，艾希科尔被迫任命强硬的退役将军摩西·达扬（Moshe Dayan）进入其内阁担任国防部部长。达扬进入政府使得内阁的天秤倾向了主战派。在得到美国在战争爆发时将支持以色列的保证后，以色列内阁于6月4日举行会议，决定发动战争。将军们立即采取行动。

1967年6月5日早8点，约旦阿杰隆的一部预警雷达监测到了由以色列空军基地出发、驶往西南方向的多批战机。约旦操作人员立即向位于开罗的埃及空军防御中心以及埃及国防部传达警报信号。但他的警告却没有被听到：主接收中心值班的士兵将其收音机调到了错误的电台，国防部值班的军官则未能向部长传达这一消息。以色列在完全出其不意的优势下发动了战争。

在多批以色列战机驶向埃及领空的同时，埃军总指挥阿米尔元帅正和几名高层军官搭乘一架运输机，前往西奈检阅空军和步兵阵地。西奈的高级指挥中心负责人阿卜杜·穆哈辛·穆尔太吉（Abd al-Muhsin Murtagi）将军正在泰马达空军基地地面上等待迎接埃及军队的最高首领。他回忆说：“8点45分，以色列战机袭击了机场，摧毁了所有的埃及战机，还对跑道进行了轰炸，使之无法继续使用。”由于无法着陆，阿米尔的飞机被迫飞回了开罗，而西奈所有的空军基地都同时受到了攻击。[23]

恰恰在同一时间，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斐伊（Husayn al-Shafʻi）正陪同伊拉克总理塔希尔·叶海亚（Tahir Yahya）参观苏伊士运河区。他们于8点45分降落在法伊德机场，正赶上第一波以色列战机发动袭击。沙斐伊写道：

我们的飞机刚一成功着陆，两枚炸弹就在附近爆炸。我们狼狈不堪地走下飞机，在地面上躲避了起来，目睹了事态一分钟一分钟地发展。敌机以3—4架为一组，每隔10—15分钟会发动一次袭击，袭击目标主要是那些停在地面上一动不动的埃及战机。这些飞机的机翼相互连接在一起，仿佛是特别准备好，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不费吹灰之力地被摧毁一样。敌军每出动一架次，都会有一两架埃及飞机爆炸起火。[24]

代表团乘汽车返回开罗途中，每经过一处空军基地都会看见成排的烟柱滚滚升起。

在不到3小时的时间内，以色列空军取得了对埃及空军的绝对优势，歼灭了后者所有的轰炸机和85%的战斗机。雷达系统和飞机跑道也遭受重创，以至于其他战机也无法继续使用埃及领空。事实上，纳赛尔曾向阿尔及利亚政府请求借用其米格战机，之后才意识到埃及空军基地所受重创已使其无法部署这些飞机。

埃及空军完全瘫痪后，以色列继续将矛头转向约旦和叙利亚。根据6天前与纳赛尔达成的防御协议，侯赛因国王已将其军队置于埃及人的指挥之下。埃及指挥官命令约旦炮兵和空军向以色列空军基地发动进攻。规模有限的约旦空军出动了头一批架次，随后返回基地加油，但刚刚午后便遭遇了以色列战机的袭击。仅用了两个批次，以色列人便歼灭了整个约旦空军，包括飞机、跑道和基地。他们随即向叙利亚人发动袭击，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内消灭了叙空军三分之二的有生力量。

一旦取得制空权之后，以色列人很快便派出几波地面部队，试图歼灭其阿拉伯敌人——埃及、约旦、叙利亚，以避免同时面临多线作战的风险。他们先从西奈动手，派遣了约7万名步兵以及700辆坦克来迎战该地区约10万兵力的埃及部队。经过6月5日的激烈战斗，以色列人占领了加沙地带的大部分地区，突破了地中海沿岸的埃及防线，在黄昏时已控制了西奈东部的战略要冲艾布·欧维格莱。

埃及人进行了反击。次日清晨，埃及指挥官命令一个装甲旅尝试夺回艾布·欧维格莱。盖迈西将军是一位见证者。“我目睹了一个装甲旅遭到攻击。那场面真是令人心碎。以色列飞机在空中享有完全的自由，埃及坦克在白昼之下穿越空旷的沙漠，在缺乏有效防御手段的情况下成为轻松的射击目标。”[25]到下午时，埃及人已放弃了进攻。在未咨询战场指挥官的情况下，陆军元帅阿米尔贸然下令从西奈全面撤退，以便在苏伊士运河西岸重整部队。由于完全缺乏组织与协调，这次撤退将埃及人的败局转变为溃败。盖迈西回忆自己目睹了部队“在敌方不间断的空袭之下……以最悲惨的方式进行着撤退，米特拉山口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墓地，到处散布着尸体、起火的设备和爆炸的弹药”。[26]

既然埃及军队已经被彻底消灭，以色列人便转向约旦战线。在6月5日空袭成功后，以色列人利用其空中优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们轰炸了固守约旦河西岸的约旦装甲部队。6月5日夜间，以色列继续对耶路撒冷和杰宁的约旦阵地进行联合攻击，直至黎明时分空军再次发动空袭为止。至6月6日，约旦地面部队已被围困在耶路撒冷老城之内，在杰宁的守军则准备撤离。侯赛因国王亲自赶往前线来判断战场的局势。他回忆道：“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幻影般的失败景象。路上塞满了卡车、吉普车和其他各类车辆，有的扭曲变形，有的开膛破肚，有的凹痕累累，同时还冒着烟。这座大坟墓里都是人，2—30人一组不等，一个个遍体鳞伤、筋疲力尽，绝望地试图从以色列空军的致命打击下开辟一条逃生路线。当日艳阳高照，万里无云，以色列的幻影战机群就在他们头顶上盘旋轰鸣。”[27]

侯赛因国王继续坚持抵抗，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脱离阵线而受到阿拉伯同胞的指责，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一项联合国停火协议，从而有可能保全其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地位。但停火对约旦而言来得太迟了：6月7日清晨耶路撒冷老城陷落，而在以色列人同意与约旦达成停火之前，西岸其他地区的约旦阵地也已经土崩瓦解。6月8日，叙利亚和埃及同意与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却利用有利形势向叙利亚发起进攻，占领了戈兰高地。1967年6月10日，“六日战争”正式宣告结束。

埃及的指挥官们对他们的损失感到震惊，便诉诸幻想来争取时间。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开罗官方报道称击落了161架以色列战机。[28]叙利亚人如法炮制，宣称在战斗打响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击落了61架以色列战机。一场协调一致的虚假宣传就此开始，假消息通过无线电传播，随后由政府控制的报纸转载，这让阿拉伯世界民众相信，以色列已接近于完全战败。一位埃及情报官员回忆道：“我们从广播中收听有关战争的消息，整个世界都以为我们的部队已经推进到特拉维夫郊区。”[29]

至于那些阿拉伯领导人愿意承认的挫败，他们将之归咎于美国人与以色列人共谋。在战争的第一天，“阿拉伯人之声”便开始广播对美国的指控：“美国是敌人。美国是以色列背后的敌对势力。阿拉伯人啊，美国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是生命的杀手，是嗜血的恶魔，正是美国妨碍你们消灭以色列。”[30]事实上，纳赛尔专门联系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后者在阿拉伯进步阵营中因其与英、美两国的密切联系而臭名昭著，以便在声明中协调一致，将以色列人在战场上的收益归因于英、美的共谋。在一次被以色列人破译的轻率的电话交谈中，纳赛尔为侯赛因国王的默许而欢欣鼓舞。“我会发表一份声明，”纳赛尔解释说，“你也要发表一份声明，我们会确保让叙利亚人也发表一份声明，在声明中指责美国和英国战机从其航空母舰上参与了对我们的空袭。我们会强调这一点。”[31]1956年英、法曾伙同以色列发动对埃及侵略这一事实，也增加了阴谋论谣言的可信度。

阿拉伯领导人所推动的虚假宣传攻势仅仅延缓了可怕的清算之日，在那一天，他们将不得不向本国公民揭示其失败的惨重程度：埃及、约旦、叙利亚三国军队和空军的完全失败，广阔阿拉伯领土——包括埃及整个西奈半岛，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阿拉伯东耶路撒，叙利亚戈兰高地——被占领的事实。

然而，在6月的第一周，被蒙骗的阿拉伯民众仍在庆祝胜利。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欢腾的人群在组织胜利庆典，从未怀疑他们的领导人在向他们撒谎。安瓦尔·萨达特回忆了当他看到自发的游行队伍“庆祝我们的媒体每小时推出的关于莫须有的胜利的报道”时的那种绝望感：“他们在庆祝一场想象的胜利——庆祝一场实质上的失败——这一事实，使我对他们感到歉意和同情，同时对那些欺骗了他们和整个埃及的人感到深深的厌恶。”萨达特甚至不敢想象那个不可避免的真相大白的时刻，那一刻埃及人民“意识到他们被兜售的那场胜利实际上是一场可怕的灾难”。[32]

那一刻终于在6月9日来临。当日，纳赛尔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对这次“逆转”承担全部责任，并递交了辞呈。他称这场战争为“大挫折”。他坚持指控英、美与以色列人合谋，宣称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试图主导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漫长历史中的最新篇章，而现在美国成为急先锋。根据萨达特的回忆，纳赛尔表示美国“希望独自控制全世界并且‘统治’埃及。由于纳赛尔不允许这一愿望的实现，他别无选择，只有下台并交出权力”。[33]

就在广播之后，开罗的大街小巷迅速挤满了示威者。萨达特在其回忆录中回忆道：“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行业的男人、女人与儿童，被一种危机感团结为一个坚强的整体，他们协调一致，共同发声，呼吁纳赛尔留任。”接受战败的震惊对埃及人民而言已然足够困难了，他们不想在没有纳赛尔的情况下承担这一切。对埃及人而言，维护他们的领袖正是抵抗失败和外部控制的一部分——“这一次是美国而非英国”。萨达特称，连续17个小时人们拒绝离开街道，直到纳赛尔最终宣布撤销了辞呈。[34]尽管同意继续留任，纳赛尔自此再也没有从这次“大挫折”中恢复过来。

1967年战争的失利为阿拉伯政治开启了一个激进的新时代。失败的惨烈程度加之对阿拉伯民众的故意欺骗，触发了一场对阿拉伯政治领袖的信任危机。即便是拥有民众拥护的纳赛尔也未能逃脱公众的鄙夷。萨达特对其前任并不总是表现得宽宏大量，他就曾回忆，1967年战败后，“各地的民众如何嘲讽［纳赛尔］，将他视为一个笑柄”。阿拉伯巨人纳赛尔跌下神坛，这给了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片刻的喘息。过去一旦与埃及的政策有所出入，他们就要面临纳赛尔宣传机器通过“阿拉伯人之声”广播而散布的激烈攻击，现在他们终于不用再提心吊胆。但这一时刻并未延续多久，在“大挫折”之后，针对阿拉伯领导人的内部威胁迅速增长。

正如1948年战争后所发生的，民众幻想的破灭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触发了一波反对现任政府的政变和革命的浪潮：1968年，伊拉克总统阿卜杜·拉赫曼·阿里夫（Abd al-Rahman ʻArif）被复兴党领导的政变推翻；1969年，利比亚伊德里斯国王（King Idris）被以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为首的自由军官推翻；1969年，加法尔·尼迈里（Jaʻfar al-Numayri）从苏丹总统手中夺取权力；1970年，叙利亚总统努尔丁·阿塔西（Nur al-Din Atassi）被一场军事政变推翻，哈菲兹·阿萨德夺取政权。上述新政府无一例外地采纳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纲领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号召摧毁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并战胜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

1967年战争彻底改变了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从那时起，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就开始了，这一关系有多好，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敌意就有多深。双方之间的分歧必然会出现，因为彼此的地缘战略优先关切不同：美国人无法说服阿拉伯人站在自己一边对抗苏联威胁，阿拉伯人也无法让美国人认同他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看法。

1967年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领导的政府放弃了在阿以冲突中的中立地位，转而支持以色列。他们相信纳赛尔和他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正把阿拉伯世界带入苏维埃阵营，他们很高兴看到他在失败中名誉扫地。而纳赛尔则开始相信自己的虚假信息，即声称美国站在以色列这边，参与了战争。最初，这只是为了转移国内批评的烟幕，但现在却逐渐演变成一种信念，即美国在新一轮帝国主义浪潮中，利用以色列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阿拉伯世界各处都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所谓的勾结来解释那场没有人能想象到的失败。因为美国在1967年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除突尼斯、黎巴嫩、科威特和沙特外，其他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断绝了与美国的关系。

事后来看，我们知道纳赛尔关于美国站在以色列一方参与战争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战争爆发后第四天，以色列空军和海军袭击了一艘美国侦查船“自由号”，造成34名美国军人死亡、171人受伤。以色列人从未公开解释过这次袭击，尽管很明显，他们希望通过攻击，使美国人无法监控他们在战场上的通信信号。不过，这样一次无缘无故且造成美军如此重大伤亡的袭击行为，竟然能够如此轻易地得到宽恕，这一事实已然反映出美、以两国间全新的特殊关系的本质。

“六日战争”后，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立场同样明显趋于强硬。自1948年这个犹太国家成立以来，阿拉伯国家曾几次主动示好，阿拉伯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也曾有过几次秘密外交。1954年，纳赛尔曾与以色列人进行了秘密接触;1963年，侯赛因国王则与这个犹太国家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渠道。[35]1967年阿拉伯战败后，所有与以色列人的秘密谈判都戛然而止。在这场战争中损失最大的纳赛尔和侯赛因都希望通过协商，与以色列达成一项战后解决方案，以收复阿拉伯领土。然而，1967年8月底至9月初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峰会所采取的强硬路线，却将二人彻底边缘化。喀土穆峰会因划定了阿拉伯外交中“三不原则”而闻名于世，即不承认犹太国家、不与以色列官员进行谈判、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不缔结和约。自此以后，阿拉伯政治的道义制高点将通过对此次峰会决议的遵循程度来衡量。

国际社会仍希望将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聚在一起，以便达成一项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当联合国于1967年11月就这一议题展开辩论时，发现阿拉伯世界就外交解决的可能性问题产生了分裂。联合国安理会于1967年11月22日一致通过的第242号决议，为基于土地换和平原则解决阿以冲突提供了法律框架。该决议呼吁“以色列军队撤出在当前冲突中占领的领土”，从而换取“对该地区内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以及他们在安全、公认的边境内和平生活权利的尊重和认可”。联合国第242号决议仍是后续关于阿以冲突的一系列“土地换和平”倡议的基础。

该决议获得了埃及和约旦的支持，但却未能赢得叙利亚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对这些国家来说，喀土穆峰会所制定的“三不原则”排除了第242号决议所隐含的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这是一种顽固的不妥协立场，但在1948年、1956年和1967年连续输掉三场对以色列的战争之后，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只愿接受从一个强势的立场来与犹太国家展开谈判。1967年之后，这些领导人坚信阿拉伯人在目前的处境下无力展开谈判。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后外交中，巴勒斯坦人失去的东西最多。自从被驱赶出其家园以来，巴勒斯坦人在过去的20年内从未被国际社会承认为一个拥有民族权利的独特民族。自委任统治时代以来，他们就一直被称呼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非巴勒斯坦人。194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采纳了以色列人作为民族身份，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却依旧仅仅是“阿拉伯人”，或者是“以色列阿拉伯人”，即那些在以色列国建立时选择留守其家园的人口少数，或者是“阿拉伯难民”，即那些为躲避战乱而逃亡至邻近阿拉伯国家的难民。对西方公共舆论而言，这些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或埃及的阿拉伯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适当的时候将被他们的接收国吸收。

1948—1967年间，作为一个政治群体的巴勒斯坦人完全消失。当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宣称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之时，国际社会中很少有人会质疑她这一明显出于自利考虑的说法。巴勒斯坦人这种缺乏民族诉求的现状也反映在1967年秋的联合国辩论之中。尽管现在我们听起来很合理，第242号决议在当时却意味着全部巴勒斯坦民族诉求的终结。“土地换和平”原则在将阿拉伯巴勒斯坦剩余狭小领土归还于埃及或约旦的监管之下的同时，将承认以色列在民族国家集团中的永久地位；之前被称为巴勒斯坦的那个国家将在地图上永远消失，而所有在1948年、1967年两次战争中作为难民被逐出家园的巴勒斯坦人将不再有国家。拒绝第242号决议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还不够，他们必须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使国际社会关注到其事业的公正性。

20年以来，巴勒斯坦人始终将他们的事业托付给阿拉伯兄弟，寄希望于通过阿拉伯人的联合行动来实现被占家园的解放。1967年阿拉伯人的集体失败，最终说服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去把握主导权。受第三世界革命者的启发，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团体发起了自己的武装斗争，其斗争对象不仅是以色列，还包括那些阻碍他们的阿拉伯国家。

*

20世纪50年代初，巴勒斯坦武装抵抗运动的创始人们在开罗首次会面。1952年，一位名叫亚西尔·阿拉法特（1929—2004）的工程学学生，同时也是1948年战争的亲历者，当选为开罗巴勒斯坦学生联盟主席。他正是利用这一职位激励了一代巴勒斯坦青年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身。

萨拉赫·赫莱夫（Salah Khalaf）是阿拉法特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后来以其化名艾布·伊亚德（Abu Iyad）闻名于世。1948年阿以战争期间，15岁的赫莱夫被迫从家乡雅法迁居至加沙地区。随后他又前往开罗的师范学院学习，在1951年秋巴勒斯坦学生会的一次会议上遇见了阿拉法特。“他比我年长4岁，”赫莱夫回忆说，“我立即就被他的精力、热情和事业心所吸引。”1948年灾难后，两人意见相投，都不信任阿拉伯政权。赫莱夫回忆，在纳赛尔和自由军官上台后，“一切看起来皆有可能，甚至解放巴勒斯坦也不例外”。[36]

事实证明，革命时代的埃及对巴勒斯坦政治而言是一个艰难的环境。尽管许诺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但纳赛尔政府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活动施加着严密的控制。在随后的几年内，巴勒斯坦学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散布开来，在多个国家建立了稳固的落脚点，而这些落脚点最终发展为组织化的基层团体。1957年，阿拉法特迁居至科威特，两年后赫莱夫也前往科威特与其会合。其他人，如现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穆德·阿巴斯，则在卡塔尔找到了工作。受过良好教育的巴勒斯坦人在新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将他们的资源导向了民族事业，即巴勒斯坦的解放。

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巴勒斯坦人才开始创建独立的政治组织。1959年10月，阿拉法特、赫莱夫与另外20名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在科威特举行了一系列会谈，旨在建立法塔赫。该组织的名称具有双重的重要性：一方面，它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Harakat Tahrir Filastin）首字母缩写的倒置形式；另一方面，它又与阿拉伯语“征服”一词具有相同的拼写形式。该运动提倡通过武装斗争超越派系主义，实现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在随后的5年内，该组织在新成员招募和组织方面也将取得飞速的进展。法塔赫开始出版一份名为《我们的巴勒斯坦》（Filastinuna）的刊物来传播其观点，这份刊物的编辑哈利勒·瓦齐尔（Khalil al-Wazir，化名为艾布·吉哈德）也将成为法塔赫的官方发言人。

阿拉伯国家决定建立一个官方机构来代表巴勒斯坦人的诉求。1964年首届阿拉伯国家首脑峰会在开罗举行，峰会呼吁建立一个新组织，以便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在他们祖国的解放、命运的自决方面扮演自身的角色”。阿拉法特及其同僚对这个被称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新机构怀有强烈疑惧。在建立巴勒斯坦人自己的解放组织的过程中，却没有征求巴勒斯坦人的意见。不仅如此，纳赛尔还指派律师艾哈迈德·舒盖里（Ahmad Shuqayri）来领导巴解组织，而后者在巴勒斯坦人中的威望最多也只能说有限。舒盖里出生于黎巴嫩一个混合了埃及、希贾兹、土耳其多种血统的家庭，截至1963年一直担任沙特驻联合国代表。阿拉法特和其他法塔赫积极分子深信，阿拉伯各政权建立巴解组织乃是为了控制巴勒斯坦人，而非帮助他们投身于祖国解放的事业。

起初，法塔赫试图与巴解组织合作。阿拉法特和赫莱夫在舒盖里访问科威特期间同他举行了会面，并派遣代表参加了1964年5月在巴勒斯坦举行的第一届巴勒斯坦国民大会。巴解组织在耶路撒冷大会上正式宣告成立。受邀参会的422名代表——绝大多数来自精英家庭——重组为巴勒斯坦国民大会，扮演着某种流亡议会的功能。大会通过了一整套目标，这些目标在《巴勒斯坦民族宪章》（Palestinian National Charter）中被奉为金科玉律。该新组织甚至呼吁建立一支巴勒斯坦民族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解放军。法塔赫在大会上彻底被边缘化，在离开耶路撒冷时已决心要抢这个新巴勒斯坦官方机构的风头。为了抢占先机，法塔赫决定对以色列发动一次武装袭击。

法塔赫的第一次反以行动在军事层面是一次失败，但在宣传层面却大获成功。按计划，三支突击队将于1964年12月31日分别从加沙、约旦和黎巴嫩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然而，埃及、约旦和黎巴嫩政府都有意避免巴勒斯坦人激怒以色列人，深知任何敌对行动都将使他们自己的领土面临严厉的报复。埃及政府在行动开始前一周拘捕了加沙的法塔赫敢死队；黎巴嫩安全部队在第二组人马抵达黎以边境前实施逮捕；第三支队伍于1965年1月3日由约旦河西岸进入以色列境内，并在一个灌溉水泵站内安放了爆炸装置，但在爆炸前，以色列人便发现并解除了爆炸物。返回约旦境内后，这些巴勒斯坦突击队员随即被捕，一名游击队员在拒捕中被杀。法塔赫有了自己的第一位烈士，尽管值得注意的是，他是被自己的阿拉伯同胞所杀。

与法塔赫的实际军事目标相比，这些最终未成功的袭击的象征意义远为重要。1965年元旦当天，法塔赫假托“风暴”（al-Asifa）组织之名发布了一条军事声明，宣称：“我们的革命先锋队破土而出，坚信武装革命才是回归和自由的途径，同时也是为了向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资助者强调，巴勒斯坦人民仍然在战场上，他们并没有死去，而且永远也不会死去。”[37]

全世界的巴勒斯坦人都因这则消息而振奋不已。“1965年1月1日，法塔赫为现代巴勒斯坦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武装斗争战士莱拉·哈立德（Leila Khaled）写道，他全家在1948年被逐出海法。对莱拉而言，上述行动象征着巴勒斯坦革命的开端，也是迈向其祖国解放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人民在流亡中度过了17年，生活在阿拉伯领导人编织的幻想之中。1965年，他们决定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而非等待真主的佑助。”[38]

在最初的18个月中，巴勒斯坦武装斗争仍是一支边缘化的力量，很容易受到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的遏制。萨拉赫·赫莱夫称，在1965年1月至1967年6月期间法塔赫共开展了“约200次突袭行动”，但他也承认这些袭击“在规模上很有限，并无法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或稳定造成威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拉伯人在1967年的失败对巴勒斯坦武装斗争而言却成为解放的时刻。考虑到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现处于以色列人的占领之下，而非埃及或约旦的统治之下，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首次有机会以被占领土地上巴勒斯坦人代表的身份发声，正如1948—1967年期间那阵。此外，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从被击败的阿拉伯国家手中获得了自由。过去，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对法塔赫和其他巴勒斯坦派别施加着严格的限制。“六日战争”后，心怀愧疚的纳赛尔不再阻碍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行动自由，而是利用其已被削弱的威信向其他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施压，要求后者允许巴勒斯坦人从他们的领土上向以色列发动袭击。

“六日战争”结束伊始，约旦成为巴勒斯坦军事行动的首要中心。在其武装部队遭遇毁灭性打击并失去约旦河西岸地区之后，侯赛因国王开始默许法塔赫的反以行动。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在约旦河谷的卡拉迈村建立了指挥部。以色列人开始留意法塔赫的准备工作。1968年3月，法塔赫接到约旦当局警告，称以色列人即将对其位于卡拉迈的基地发动突袭。面对实力占优的以色列军队，巴勒斯坦人决定坚守阵地、抵抗敌军，而不是提前撤退。约旦人则同意从俯瞰约旦河谷的高地上提供炮火支持。

3月21日，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色列分遣队跨越约旦河，试图摧毁法塔赫的指挥部。约1.5万名以色列步兵和装甲部队向卡拉迈村和法塔赫训练营同时发起了攻击。马哈穆德·伊萨，一位在1948年被迫迁离阿卡的难民，当时就在现场。伊萨回忆说：“我们收到命令，不要介入行动的第一阶段，艾布·阿马尔［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化名］亲自过来解释说，在这样绝望的局势下，只有通过计谋，我们才有可能生存下来。他毫不费力地说服了我们。在物力方面，我们无力保卫卡拉迈。”事实上，据现在估计，当时在卡拉迈只有250名法塔赫游击队员和行政人员，以及当时以卡拉迈为基地的约80名巴勒斯坦解放军成员。伊萨继续写道：“我们唯一的选择，是伏击以色列人，并且要选择正确的时机。”[39]

伊萨和他的同伴在训练营外布置好阵地，以便在日落时分发起反击。伊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白昼慢慢地逝去，卡拉迈完全消失在暮色中，只剩下废墟。很多女人、男人和儿童遭到俘虏，还有很多人死去。”以色列人在约旦猛烈炮火的攻击下完成任务后开始撤退。这正是伊萨和他的同伴等待的时刻。

当（以色列）坦克从我们阵地边驶过的时刻，我们收到发起进攻的信号。无论对我还是我的同志们而言，这都是个如释重负的时刻，就好像我们已经憋气憋了太长时间。我们径直向前冲锋，但还嫌跑得不够快。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人的吃惊程度，他们眼见那些本以为已经埋藏在碎石瓦砾之下的突击队员现在突然向他们冲来。灯光熄灭了。跨越约旦河的桥梁被炸毁了。坦克的履带也停止了转动。在［约旦］炮火的掩护下，一场新的战斗打响了。

在以色列人完全撤出约旦领土之前，巴勒斯坦人凭借枪榴弹和轻型武器摧毁了多辆以色列军车，并对以军造成了一定数量的伤亡。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卡拉迈之战是为求生存、反抗强大敌军而取得的一场胜利；而当以色列人在炮火下被迫撤退之时，卡拉迈之战也成为捍卫巴勒斯坦人尊严的时刻（值得一提的是，“卡拉迈”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尊严或尊重）。然而，尊严的代价是高昂的。尽管阿拉伯媒体报告了一些夸大的数据，但至少28名以色列人、61名约旦人和116名巴勒斯坦人在这次行动中丧生。[40]但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卡拉迈之战却被奉为巴勒斯坦人的一场彻底的胜利。自1948年以来，首次有一支阿拉伯军队在战场上直面以色列人，同时证明其敌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法塔赫成为这次战役的首要受益者。莱拉·哈立德带着某种冷静的批评口吻回忆道：“阿拉伯新闻媒体夸大了这一事件，结果看来似乎离完成解放巴勒斯坦的大业都只有一步之遥了。数千名志愿者蜂拥而入，金钱和武器更是积压如山。法塔赫——一个由几百名半正规的游击队员组成的组织——在阿拉伯人眼中似乎可以与1949年10月前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相提并论了。甚至连侯赛因国王也宣称他是一名突击队员！”[41]法塔赫的创立者之一萨拉赫·赫莱夫也表示他们的办公室已然被成群的志愿者淹没，志愿加入突击队的人数在战役后头两天就达到了约5000人。相应地，法塔赫反以军事行动的次数也迅速增长：从1968年的55次行动猛增至1969年的199次，在1970年的最初8个月中更是达到了顶点——279次。[42]

民众对巴勒斯坦武装抵抗运动尤其是法塔赫的支持，掩盖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内部分裂的宗派主义和深刻的政治分歧。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催生了不同的斗争策略，也导致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由游击战争走向了激进主义。

1967年战争后，巴解组织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型。艾哈迈德·舒盖里从未对广义上的巴勒斯坦运动建立起有效的领导权，最终于1967年12月辞去了巴解组织主席的职务。尽管阿拉法特的法塔赫运动处于接管巴解组织的优势地位，但法塔赫的追随者还是决定维持现状，保留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所有派系的门面，而法塔赫则成为巴解组织伞状结构下的主导性政党。1969年2月，亚西尔·阿拉法特当选为巴解主席，在2004年去世前他将一直保留这一职位。

并非所有的巴勒斯坦团体都接受法塔赫的领导地位。医生出身的乔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 1926—2008）领导下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以下简称“人阵”），与法塔赫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人阵”认为基于中国和越南模式，只有在一场社会革命之后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才可能取得胜利；相比而言，法塔赫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置于首位。这位“人阵”的领导人对法塔赫不屑一顾，认为法塔赫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破产的敌对组织，并被他眼中腐败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所玷污。

法塔赫控制了巴解组织之后，“人阵”领导层决定坚持他们自己通向巴勒斯坦革命的道路，唤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议题的关注。他们脱离法塔赫，以便通过在以色列境内的游击行动来寻求武装斗争；而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高伤亡率（根据以色列数据，至1969年底已有1350名游击队员被杀，2800人被俘），这一策略看起来越来越不切实际。[43]为实现唤起对巴勒斯坦问题国际关注的既定目标，“人阵”转而采取针对境外以色列和美国目标的高调行动。

“人阵”是参与空中劫持行为的首个巴勒斯坦组织。1968年7月，3名“人阵”突击队员劫持了一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民航飞机，并命令飞行员在阿尔及尔降落。与劫持人质相比，劫机者更愿意举办一个记者招待会，因而毫发无损地释放了所有乘客。1968年12月，卡拉迈战役的亲历者马哈穆德·伊萨在雅典清空并破坏了另一架以色列航空的飞机。他收到上级的指示要向希腊政府投降，希望对他的审判能激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从而成为向全球听众展示巴勒斯坦议题的一个平台。伊萨原原本本地执行了他的任务，劫持并清空了飞机，随后在空荡荡的机舱内引爆手雷，并向迷惑不解的希腊政府自首。

作为对巴勒斯坦袭击其客机的回应，以色列人轰炸了贝鲁特国际机场，炸毁了黎巴嫩国家航空公司中东航空的13架波音飞机。“我们感谢以色列人争得了黎巴嫩人对［巴勒斯坦］革命的支持，”莱拉·哈立德不无嘲讽地评论道，“我们也非常赞赏他们如此大胆地炸毁了那些70%—80%的股权为美国人持有的飞机！”[44]

“人阵”认为其策略正在取得成果，坚信他们已然使国际社会聚焦于巴勒斯坦议题。“整个世界最终被迫关注巴勒斯坦人的行动。阿拉伯媒体无法忽视他们，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无法掩饰这些行动。”哈立德总结道。[45]然而在国际媒体中，巴勒斯坦人正在赢得的声誉却是“恐怖主义”，这一标签将削弱他们的运动在西方公共舆论中的合法性。

正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一样，女性在巴勒斯坦武装斗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艾米娜·宰哈布尔（Amina Dhahbour）是第一位参与劫机行动的巴勒斯坦女性，1969年2月她在苏黎世强行控制了一架以色列航空的客机。宰哈布尔的行动鼓舞了其他投身巴勒斯坦运动的女性。莱拉·哈立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国际新闻频道听到这则消息后，便立即转告了她的女性同胞。“几分钟之内，我们集体庆祝巴勒斯坦的解放，庆祝女性的解放。”她回忆道。[46]

哈立德当时刚刚加入“人阵”不久。她志愿提出加入特别行动小组，随后被派往安曼接受训练。1969年8月，哈立德接到了她的第一次任务。“莱拉，”她的上司们对她说，“你要去劫持一架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她因这项任务而兴奋不已，将之视为一次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使命。[47]她坚定地认为劫持以色列和美国飞机的策略推动了解放巴勒斯坦运动的战略目标。哈立德写道：“总体而言，我们行动的目标并非要重创敌人——因为我们缺乏做到这一点的能力，而是为了传播革命话语、恫吓敌人、动员我方群众、将巴勒斯坦议题国际化、团结进步力量，并在西方公共舆论面前凸显我们的不满，因为西方舆论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引导下（对巴勒斯坦人的不满）始终无动于衷。”[48]劫持这架客机的日期将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举办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年会上发表讲话的日期一致，即1969年8月29日。

考虑到今天机场内所采取的严密安保措施，莱拉·哈立德及其同伴在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竟能如此轻易地将手枪和手榴弹偷运上环球840航班，似乎让人难以置信。起飞后不久，她的同谋者强行进入驾驶舱，并宣布飞机处于一位“新机长”的指挥之下，随后莱拉便接管了飞机的指挥权。“为了展现我的可信度，我立即把手榴弹的安全扣作为纪念品送给了［飞行员］卡特机长。他礼貌地拒绝了我的礼物。我把它扔在他的脚下，开始了我的演说：‘如果你服从我的命令，一切都会平安；如果你拒不合作，你要为乘客和飞机的安全负责。’”[49]

确保了对飞机的控制之后，哈立德开始充分享受她的指挥权。她命令飞行员飞往以色列；直接与航线中的飞行交通管制员进行对话；还强迫以色列当局以“人民阵线，自由的阿拉伯巴的勒斯坦”取代“TWA840”，作为对该航班的称呼。在3架以色列战斗机的影随之下，她迫使飞行员在她的出生地海法上空盘旋，这也是自1948年以来她首次看到这座城市。最后，她命令飞行员在大马士革降落，最终所有的乘客都被安全释放。莱拉及其同伙被叙利亚政府软禁长达45天，随后才被允许返回黎巴嫩。他们的任务取得了完满的成功，且全身而退。

20世纪60年代末是巴勒斯坦突击行动的全盛时期。法塔赫在以色列境内的活动以及人民阵线的劫机行动，引发了全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也使全球范围内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心生希望。然而，巴勒斯坦革命与其客居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却迅速恶化。这种紧张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黎巴嫩和约旦。

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在黎巴嫩享有相当高的公众支持率，那些不满于马龙派主导下保守政治秩序的左翼和穆斯林群体尤其如此。但黎巴嫩政府却将巴勒斯坦运动视为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一个直接威胁。1968年以色列突击队员突袭贝鲁特机场之后，黎巴嫩政府试图对巴勒斯坦人采取严厉措施。1969年，黎巴嫩安全部队与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爆发冲突。埃及总统纳赛尔介入，最终在黎巴嫩政府与巴勒斯坦各派系之间达成一个和解方案。1969年11月的《开罗协议》为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领土内开展行动设定了基本规则，允许巴勒斯坦游击队在黎巴嫩领土内开展活动，并承认了巴各派系对生活在黎巴嫩境内难民营的超过30万巴勒斯坦人具有完全的控制权。《开罗协议》仅在黎巴嫩政府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之间提供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停战协议，在未来的6年内，该协议将逐渐趋近于崩溃的临界点。

与约旦王国的关系甚至更加不稳定。一些巴勒斯坦派系公开呼吁推翻“反动的”哈希姆王室，以便通过社会革命来动员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众。在他们看来，这样一场社会革命是解放巴勒斯坦必要的第一步。萨拉赫·赫莱夫承认游击队员应部分地为双方关系的崩溃而负责。“的确我们自己的行为并非完全一致，”他写道，“出于对自身力量和冒险行为的自豪，突击队员（fedayeen）常常表现出一种优越感，有时甚至是傲慢，同时并没有考虑到约旦本地人的感受和利益。更严重的是他们对约旦军队的立场。他们对待后者好像对待敌人，而非潜在的盟友。”[50]巴勒斯坦各派系都深信，侯赛因国王对他们阳奉阴违，在反对巴勒斯坦事业方面与美国人甚至以色列人站在了同一边。

至1970年，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已经走上了对抗的道路。6月，“人阵”将美国驻约旦使馆第一秘书劫为人质，还劫持了安曼市内两个最大的酒店——洲际酒店和费城酒店，绑架了80多名房客。作为回应，侯赛因国王命令军队袭击了安曼多个难民营内的巴勒斯坦阵地。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周之久，直至双方达成休战，所有人质才被释放。莱拉·哈立德很后悔“人阵”没有坚持继续战斗，她在日后的回忆中表示：“我们错过了推翻侯赛因的机会，当时我们既享有民众的信任，也具备实力击败他那支四分五裂的部队。”[51]

1970年9月，“人阵”再次发难，劫持了另一架飞往雅典的飞机，并要求释放马哈穆德·伊萨。1968年袭击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民航客机的事件之后，伊萨就被关押在雅典的一间肮脏的牢房之内，完全被世人遗忘。他曾幻想的旨在让国际社会聚焦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审，在希腊从未变为现实。由于这一大胆且成功的劫持行动，“人阵”登上媒体头条，并成功迫使希腊政府释放了伊萨。

伊萨回到约旦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不到两个月，他就接到了另一项任务——他将为“人阵”的一项重大行动准备一条飞机起落跑道，这一行动计划同时劫持3架以色列和西方飞机，并将这些飞机停落在约旦荒漠地区。“人阵”希望通过上述方式占据世界媒体的头版头条，同时确立巴勒斯坦革命对约旦的权威。这是一次有意的挑衅，也是对侯赛因国王及其军队的公然挑战。伊萨开始在约旦首都安曼以东的一条被称为道森机场的废弃跑道上开展工作，该机场也因这一行动而被重新命名为“革命机场”。

1970年9月6日，“人阵”突击队员登上了美国环球航空一架由法兰克福飞往纽约的客机，以及瑞士航空一架由苏黎世飞往纽约的客机，迫使两架飞机在约旦降落。

同一天，“人阵”还指派了4名突击队员去劫持一架以色列客机，但以色列国家航空的地勤人员拒绝让两名准劫机者登机。后者转而选择劫持一家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泛美航空的飞行员以跑道长度不足以容纳体型庞大的波音747客机为由，拒绝在道森机场降落。他驾驶飞机飞往了贝鲁特，在那里“人阵”爆破小组在该机头等舱上安装了爆炸引线，随后命飞机继续飞往开罗。劫机者向乘客和机组人员声称在飞机着陆后，他们只有8分钟时间用于撤离飞机。事实上炸药在飞机着陆仅3分钟后随即引爆。值得庆幸的是，机上全部17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在飞机爆炸前全部安全撤离。

另外两名“人阵”任务执行者成功地登上了以色列航空一架由阿姆斯特丹飞往纽约的航班，为首者正是环球840客机的劫机者莱拉·哈立德。鉴于自1968年起受到一系列攻击，以色列航空强化了安全措施——驾驶舱门得到加固，且每架航班都配备了空中警察。起飞后不久，莱拉和她的同伴试图控制飞机，但遭遇了空中警察和机组人员的顽强抵抗。双方共发射了14发子弹，造成一名以色列机组人员重伤、劫机者帕特里克·阿奎罗死亡（莱拉·哈立德称后者在飞机上被当场处决）。哈立德最终被制伏并解除了武器。为了输送受伤的机组人员，飞行员在伦敦紧急迫降。英国政府将阿奎罗的尸体运下飞机，并逮捕了莱拉·哈立德。“人阵”迅速做出回应，于9月9日在巴林劫持了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机，随后该客机在约旦“革命机场”与瑞士航空和泛美航空两架客机完成会合。

这一连环劫机案，加之在开罗被炸毁的泛美航空客机，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在空中劫持方面，1970年9月连环劫机事件直至2001年9月才被超越。考虑到约旦境内3架飞机在其掌控之下，“人阵”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释放莱拉·哈立德、被拘押在联邦德国的3名游击队员、在瑞士遭到扣押的另外3名游击队员，以及被以色列囚禁的数量不明的巴勒斯坦人。如果其要求在3天内未得到满足，被劫持的客机——机上共载有31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将全部被摧毁。事实上，由于不愿因杀害人质而疏远国际公众舆论，“人阵”不久就开始释放妇女和儿童。人质亲身经历的描述垄断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9月12日，剩余的乘客被“人阵”武装人员带下飞机，作为人质被扣押在“人阵”控制下的一所位于安曼市中心的酒店。空飞机上被安置了炸药，在一系列巨大的爆炸声中化为乌有，而这一切都被全世界媒体的电视镜头捕捉下来。

5天后，随着约旦军队向巴勒斯坦革命正式宣战，一场更大的爆炸也接踵而至。对侯赛因国王和他的军队而言，巴勒斯坦各派系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东道国的容忍范围。卡拉迈的兴奋已经让位于“黑九月”（这场将巴勒斯坦革命逐出约旦领土的战争后来被这样称呼）。“人阵”毫不掩饰其推翻约旦王室、将约旦转变为解放巴勒斯坦的发射台的意愿，而在约旦领土上发动劫机暴行的决定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法塔赫谴责“人阵”的所作所为，但约旦人已不再区别对待不同的巴勒斯坦派系。在约旦已没有巴勒斯坦革命与哈希姆王室共存的空间。

“人阵”在约旦领土上开展激进暴力活动的大胆行为，彻底激怒了侯赛因国王和他的军队。约旦军队中有些部门试图介入道森机场的劫机事件，但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却以杀害人质相威胁。约旦士兵被迫撤退并避免开火，等待人质危机解决后再采取行动。这种面对巴勒斯坦人威胁而毫无作为的表现让约旦士兵雄风扫地，几乎逼得他们发动一场反对国王的哗变。当时一则广为流传的趣闻称，在国王检阅装甲部队时，士兵们将女性内衣挂在他们的天线上以示抗议。“现在是我们成为女人了。”一位坦克指挥官对国王说道。[52]

9月17日，侯赛因命令他的部队采取行动。“黑九月”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战争，在10天的时间里，巴勒斯坦游击队与约旦军队激烈交火，双方冲突险些扩大为一场地区战争。作为四分五裂的中东地区一个保守君主国的首脑，侯赛因受到“进步”阿拉伯邻国的威胁，这些邻国希望站在巴勒斯坦一方介入冲突。侯赛因面对着来自伊拉克部队的严重威胁，这些军队自“六日战争”起就被部署到约旦，他的北部省份还遭到了打着巴勒斯坦解放军旗号的叙利亚坦克的实际入侵。

现在，侯赛因的军队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要同时对抗巴勒斯坦人和入侵的叙利亚军队。考虑到军队战线拉得过长，侯赛因用上了他与美国和英国的友谊，甚至寻求以色列人的援助，以保护约旦领空免遭外部袭击。但西方军事介入又可能引发苏联的回应来保护其地区盟友。纳赛尔呼吁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冲突彻底失控之前，协调出一个解决方案。

最后是纳赛尔凭借其威信才于9月28日将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国王聚集在开罗，来解决两人之间的分歧。基于阿拉伯国家首脑协商而达成的一份协议，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同意完全停火。劫机戏码中剩余的西方人质被从酒店和“人阵”控制下的不同扣留场所释放。英国政府悄悄释放了莱拉·哈立德和多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但已造成的损失已然无法弥补——即便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也无力回天。在“黑九月”战争中，约3000名巴勒斯坦战士和平民被杀，约旦方面也遭遇了数百人的伤亡。安曼市在10天的战斗之后满目疮痍，市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则被夷为平地。

连续多日紧张的谈判让埃及总统付出了代价。1970年9月28日，在送别了侯赛因和阿拉法特之后，纳赛尔回到家中，突发严重心脏病，于当天下午5点去世。

当夜，开罗广播中断了常规节目的播放，诵读了一段庄严的《古兰经》经文。在适当的停顿之后，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宣布了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的死讯。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说：

（这一消息）瞬间引发极大的反应。人们在深夜涌出家门，走向尼罗河岸边的广播站，只是为了探清他们刚刚听到的消息是否属实。……开始街上只能看到小股的人群，随后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涌上街头，再后来整个街道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没有人能挪动哪怕一步。广播站外一群妇女在尖叫，她们哭喊着说：“狮子死了！狮子死了！”这声哭喊在整个开罗激起了回响，随后又传遍千村万落，直到传遍整个埃及。在那一夜和随后的几天里，人们哀悼他的离世，悲痛欲绝。很快，人们开始从埃及的各个角落涌入开罗，直到整座城市人口达到1000万。政府暂时停运了火车，因为开罗已没有供人住宿的空间，食物供给也趋于短缺。但人们还是从四方赶来，无论是驾车、骑驴，还是徒步。

悲伤的情绪溢出了埃及的边境，传播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主要城市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纳赛尔身上寄托着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希望和诉求，这一点超出了其生前或身后的任何领导人。然而在纳赛尔去世之前，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然寿终正寝：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发生的阿拉伯国家内战、1967年战争的惨败以及整个巴勒斯坦土地的沦陷，对泛阿拉伯主义的诉求构成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最终使之一蹶不振。“黑九月”事件尖锐地反映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深刻分歧。沿着冷战的阵营分野，阿拉伯国家逐渐分裂为美国盟友和苏联支持者两大阵营，似乎只有纳赛尔能超越这些国家之间不断加深的分歧。

至1970年，阿拉伯世界彻底分裂为众多维护自身利益的独立国家。1970年之后，阿拉伯国家之间还会有一些高调的统一方案，但没有一个方案对所涉国家的完整性构成挑战，而且没有一个持续下来。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阿拉伯统一方案，仅是一些旨在赋予阿拉伯政府合法性的公共关系活动，因为这些政府深知阿拉伯民族主义仍对公民保有强烈的吸引力。各国政府继续对抗击犹太复国主义敌人、解放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共同议题施以口头支持，但却无不聚焦于自身利益。而随着该地区的石油资源开始产出巨大的财富，并给予阿拉伯人影响世界经济的能力，一股新的力量正逐渐控制中东。

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多事之秋，阿拉伯世界受到石油力量的形塑。

大自然并没有在阿拉伯国家之间均匀地分配石油资源。在伊拉克，浩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几千年来养育着庞大的农业人口。但除伊拉克以外，阿拉伯世界绝大部分石油储量都分布于人口最稀少的国家：沙特、科威特、其他海湾国家，以及北非的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在埃及、叙利亚、约旦却只有象征性的发现，尚不足以满足本国能源需求。

石油在阿拉伯世界首次被发现，要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随后的40年内，西方石油公司牢牢控制着阿拉伯碳氢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阿拉伯产油国的统治者们逐渐富有起来，在20世纪50—60年代启动了一系列发展计划，以便使国内贫困人口分享到石油财富的利益。

但直至20世纪70年代，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才将石油转变为阿拉伯世界权力的来源。全球范围内对石油依赖的增长，美国石油产量的下降，以及威胁到中东向工业世界出口石油的政治危机，这一系列因素共同造就了70年代史无前例的高油价。在这10年的进程中，阿拉伯国家逐渐从西方石油公司手中夺回了对其国内石油以及伴随而生的权力的控制权。

在现代历史中，石油在阿拉伯人的财富与权力的界定方面超出了任何其他商品的影响力。但石油也象征着某种虚假的权力：石油产出的巨大财富使一个国家更容易遭受外部威胁；石油财富既可用于发展，又可通过军备竞赛和地区冲突而被用于毁灭。石油的作用好坏参半，但最终，在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石油没有给阿拉伯国家带来多少安定，甚至反而让整个地区动荡不宁。

20世纪初起，中东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方兴未艾。当时，石油公司与产油国之间的关系受到政府向公司发放的特许权-许可证的制约；根据这类经营许可，石油公司将向政府支付一定的费用，以换取勘探并开发石油资源的特权。有商业利润可图的石油储量先后在伊朗（1908）和伊拉克（1927）被发现；1931年起，西方石油业人士开始将目光投向波斯湾的阿拉伯海岸。最开始，急需现金的本地统治者将开发权出售给英国和美国公司，后者则需担负石油勘探的全部风险和费用。

对于波斯湾的石油业先驱而言，风险是真实存在的。有一些公司钻探了多年，却没有一丝半点的发现。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石油从业者不断在阿拉伯半岛取得重大发现：1932年，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巴林发现油田；1938年，加德士公司在科威特勘探到巨大的石油储量；同样是在1938年，经过6年令人失望的勘探之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沙特东部省份终于收获了第一个重要发现。

在确实勘探到石油以后，这些公司会向其所在国支付油区土地使用费，然后将剩余的利润据为己有。阿拉伯统治者也没有怨言，因为他们并没有为石油收入付出任何劳动。石油收入很快就超过了（这些国家）国民收入中所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西方石油公司则担负着为全球市场运输并精炼阿拉伯石油的巨额费用。在阿拉伯半岛提取石油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在早年尤其如此：一方面要铺设输油管道，委托油轮来运输石油；另一方面还要建立新的炼油厂，将阿拉伯半岛的原油转化为市场上有销路的产品。在这些石油公司看来，由于是他们独自承担巨大的风险和成本，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开采这一资源，由他们完全控制其生产（开采多少石油）和销售（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制定价格）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到1950年，产油国开始越来越不满于最初特许经营权的条款。一旦石油开采、运输、精炼的基础设施到位后，石油公司就可从其投资中获得巨额利润。1949年，对沙特石油享有排他性特权的阿美石油公司——一个由4家美国公司（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德士古）组成的财团——收获的利润相当于沙特政府的3倍。更糟糕的是，阿美石油向美国联邦政府缴纳的税款也要比沙特的收入额高出约400万美元，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从沙特石油上赚的钱比沙特人还要多。[1]

海湾阿拉伯国家要求获得更多的石油利润份额，这一方面是为了支持其越来越宏大的发展计划，一方面也是为石油资源耗尽的那一天未雨绸缪。他们的请求有先例可循：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在1943年成功地实现了与特许权拥有者对石油收益的平分。因而在石油收入的分配方面，阿拉伯国家决心达成同样的份额。1950年12月，沙特与阿美财团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平分石油收益的协议，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很快也都如法炮制。对石油收入的这种整齐划一的分配比例，也反映出双方都可接受的一种平等合作关系。但西方石油公司对任何试图打破五五分成的尝试都采取了抵制立场，担心产油国会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上风。

受益于其巨大的石油储量，阿拉伯产油国将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在整个20世纪50—60年代，波斯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油区。1948—1972年，中东石油日产量由110万桶猛增至1820万桶。[2]尽管产油国当时在石油收益方面与外国石油公司享有平等的份额，但后者仍控制着有关生产与定价的一切事宜。在石油开采的早期岁月，西方石油商人尚可合理地宣称，相比于阿拉伯谈判方，他们对与石油相关的地质、化学、经济学方面拥有更深入的理解。但到60年代，情况不再如此。阿拉伯产油国正派遣他们最优秀的学生前往西方顶尖大学学习地质学、石油工程和管理学。拥有高级学历的新一代阿拉伯技术官员回到他们的政府工作岗位，对于外国石油公司对其国家自然资源和国民经济所施加的权力表示强烈不满。

阿卜杜拉·图雷基（Abdullah al-Turayqi）属于最早的一批阿拉伯石油专家。图雷基于1920年出生于沙特，纳赛尔统治时期在埃及学习长达12年，在那里接受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教育。随后，他赴奥斯汀大学学习化学和地质学，最终于1948年返回沙特。1955年，他被任命为沙特石油与矿产事务管理局局长，从而成为沙特石油工业中级别最高的沙特官员。凭借这一职务，图雷基有机会接触到其他产油国的政策制定者。他敦促阿拉伯石油商人通过集体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3]

其他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中的大多数都不愿破坏现状。由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石油开始大量涌入市场，他们面临着石油过剩的局面。如果阿拉伯国家向外国石油公司提出过多的要求，后者可能会径直选择去其他地方开采石油。毕竟，主要的石油公司都是一些全球性的巨头，在美洲、非洲和中东都握有丰富的储量。考虑到不久前刚刚从外国石油公司手中取得了石油利润的五五分成，大多数阿拉伯产油国对于继续索求更大的份额持谨慎立场。

1959年时，英国石油公司做出了将石油标价下调10%的致命决定，阿拉伯产油国从对现状的自满中惊醒。苏联石油的过剩对国际石油价格产生了真实的压力，因而英国石油公司的这一决定仅仅反映了市场现实。但这一看似理性的决策，其问题在于，英国石油公司并未向产油国预先通知其决定。由于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双方的收入都基于石油标价，这一单方面的决定就意味着石油公司在未与产油国协商或取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削减了其政府收入，亦即其国家预算。在不经意之间，英国石油公司揭示了石油公司和产油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多么地不平等。

阿拉伯产油国感到无比愤怒。在油价下调事件之后，图雷基发现其他石油部长/大臣对集体行动的想法持更加开放的立场。1959年4月，在首届阿拉伯石油大会会议间歇期间，图雷基在位于开罗市郊麦阿迪区的一个帆船俱乐部，秘密会见了来自科威特、伊朗、伊拉克的政府代表。这些阿拉伯石油从业者达成了一项“君子协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维护油价并创立国有石油公司。他们的目标是打破五五分成的门槛，最终与西方石油公司达成一个六四分成的收益分配方案，从而确立对石油资源的国家主权原则。

1960年8月阿拉伯产油国进一步坚定了意志。当时，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犯了与英国石油公司相同的错误，单方面将石油标价下调了7%。这一举措在产油国中激起了极大愤怒，甚至让最谨慎的人士也确信，只有在确立对本国石油资源控制权的情况下，阿拉伯人才能摆脱西方石油公司的控制。图雷基又出访伊拉克，提议与委内瑞拉联合起来对抗西方石油公司。访问期间，这位沙特石油大臣提议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卡特尔组织，以保护产油国免受西方石油公司的独断行为。时任伊拉克财政部部长穆罕默德·哈迪德（Muhammad Hadid）在回忆图雷基的这次访问时表示：“伊拉克政府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并在巴格达召开了一次产油国会议，其间各国代表就建立该组织达成一致。”1960年9月14日，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委内瑞拉宣布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以欧佩克（OPEC）而闻名。[4]

至1960年，在北非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阿拉伯产油国：1956年和1959年，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分别发现了可用于商业交易储量的石油。晚进入的优势就在于北非国家可以吸取海湾阿拉伯同胞的经验教训，确保在石油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方面获得最佳的条款。

石油被首次发现时，利比亚还是一个贫穷的欠发达王国。截至1943年，利比亚领土一直处于意大利的殖民统治之下。盟军占领意大利后，控制权又转移至英、法两国手中。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块领土被联合为利比亚王国，并于1951年获得独立。鉴于战争期间在反对轴心国势力方面提供的服务，英国把利比亚王位奖赏给了强大的赛努西教团的首领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赛努西（Sayyid Muhammad Idris al-Sanussi, 1889—1983）。1951—1969年，赛义德穆罕默德以伊德里斯一世国王的身份统治着利比亚，并见证了其国家如何通过发现石油，由贫穷走向富有。

早在石油发现前的勘探阶段，利比亚人就急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石油资源。与那些将广袤领土的特许开发权出售给国际石油巨头的阿拉伯国家不同，伊德里斯国王的政府决定，一方面将目标勘探区分割为众多较小的特许开发区，另一方面有意倾向于独立的石油公司。利比亚人的理由是独立公司可用于供油的替代性来源相对较少，因而与那些在全世界作业的石油巨头相比，将有更多的动力开发利比亚原油并将之带入国际市场。他们的策略是成功的：至1965年即发现石油后仅6年，利比亚已经一跃成为非苏联世界的第六大石油出口国，占该地区全部石油出口量的10%；1969年，利比亚的石油出口量已经与沙特持平。[5]

尽管统治着一个新兴的繁荣国家，伊德里斯国王在国内却被批评为一个亲西方的保守君主。利比亚军队中一群年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军官将国王视为一名英国间谍，其首领是一位名叫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年轻上尉（1942年出生）。这些军官认为，为了使利比亚摆脱外国控制、实现完全独立，必须推翻伊德里斯国王。1969年9月1日凌晨，他们在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中推翻了利比亚王室，当时年迈的国王正在国外接受治疗。

当天早晨6点30分，在通过广播向利比亚人民发布的第一份公报中，卡扎菲正式宣布了王室的倒台以及利比亚阿拉伯共和国的建立，他的话里满是历史性的暗示：“利比亚人民！你们的武装部队已经推翻了这个臭名昭著的腐朽政权，一下子就点亮了漫长的黑夜。漫漫长夜中，先是意大利取代了土耳其人的统治，接着就是这个反动、腐朽的政权，这个政权不过是一张滋生勒索、分裂与阴谋的温床。”他向利比亚人民许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新时代中，所有人都将是自由的，都将成为兄弟；在真主的佑助下，繁荣和平等将眷顾我们所有人”。[6]

利比亚的新领导人是纳赛尔的狂热崇拜者。夺取政权伊始，卡扎菲就晋升至上校军衔（1952年埃及革命时纳赛尔的军衔），并且仿照埃及模式建立了一个“革命指导委员会”来监督新的利比亚共和国政府。“告诉纳赛尔总统，我们是为了他才发动了这场革命。”政变刚一结束卡扎菲曾这样对穆罕默德·海卡尔说道。[7]

1970年9月纳赛尔去世后，卡扎菲自封为纳赛尔的意识形态继承人。自此以后，反殖民主义和阿拉伯统一将成为利比亚外交政策的特征。利比亚新政府开始推广阿拉伯语（外语的街道名称被阿拉伯化）、强加伊斯兰教的种种限制（禁止酒精，关闭教堂），以利比亚人民的名义没收外国人所有的财产，从而推进国家经济的“利比亚化”。英国、美国军事基地被关闭，所有外国部队都被驱逐出境。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利比亚新政权接管了西方石油公司，深信后者对石油生产和销售的控制代表着对利比亚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最大威胁。

石油政策方面，卡扎菲上校转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石油专家阿卜杜拉·图雷基（1962年费萨尔国王即位后，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宰基·也门尼的年轻技术官员取代图雷基，出任沙特石油大臣）。1967年，图雷基曾表示：“只有那些将石油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的产油国，才有权为其主要自然资源设定公平的价格。”卡扎菲有决心打破西方石油公司对阿拉伯产油国的控制，在这方面两人可谓志同道合。[8]1970年，卡扎菲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确立利比亚对其石油资源完整主权的政策，西方石油公司则成为主要的利益受损者。

1970年1月，卡扎菲召集在利比亚作业的全部21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举行会议，以重新商定双方合同的条款。西方石油商人不安地坐在他们的椅子上。他们正在努力适应利比亚新的军人统治者。公司主管们宣布抵制对其在利比亚经营方式的任何改动，这时卡扎菲突然对这些石油商人大发雷霆，表明他宁愿完全中断利比亚的石油生产，也不愿让其国家遭受西方利益的剥削。他警告说：“人民在没有石油的情况下生活了5000年，为了争取其合法权利，他们有能力再次在缺少石油的情况下生活几年。”在卡扎菲严厉目光的注视之下，西方石油商人坐立不安。[9]

卡扎菲强迫西方石油公司立即做出决定，并将他的价格强加给这些公司。当年4月，利比亚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幅度要求每桶石油价格上调20%（0.43美元），而当时的交易价仅为每桶2.20美元。作为答复，石油巨头埃索（埃克森公司在欧洲的隶属企业）提出每桶石油仅涨价5美分，且坚持自己的方案。考虑到其可替代的石油来源，埃索和埃克森并不受卡扎菲威胁的影响。

作为回应，利比亚人有意挤压那些稍小的独立石油公司。正如利比亚石油专家阿里·阿提嘉（Ali Attiga）所回忆的，“利比亚政府学会了利用独立公司来提高油价，而且利用得很好”。利比亚人在选择他们的目标时是非常仔细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之前完全默默无闻；依靠在利比亚沙漠中的发现，该公司竟一跃成为西方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缺少利比亚之外的其他石油来源，因而完全依赖利比亚石油来履行合同。在这一背景下，利比亚政府强令该石油公司大规模减产。随着政府强加的减产开始生效，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开始匆忙地寻找其他石油来源，以便履行其对欧洲消费者的承诺。但鉴于其日产量被利比亚政府由84.5万桶骤减至46.5万桶，西方石油巨头无一愿向这家脆弱的独立公司施以援手。其他石油公司同样被勒令减产，但没有一家所受的负面影响像美国西方石油公司那么严重。阿提嘉宣称：“现在，减产促成了两件事：一方面迫使独立公司接受涨价，因为这些公司并没有履行其合同所需的其他供应来源；另一方面则推动开启了一个石油供应短缺时期。”供应短缺则将向上拉动油价。[10]

利比亚的政策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年轻的卡扎菲政权也战胜了各石油公司。最后，在1970年9月签订的一份标志性的协议中，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主席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被迫接受了利比亚政府的条款，同意将利比亚石油的标价史无前例地提高30美分，达到每桶2.53美元。更重要的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同意将石油利润中的多数让给利比亚政府，在产油国和石油公司之间引入了一个55%对45%的全新利润分配比率，从而打破了在过去20年内得到普遍奉行的五五分成协议。在石油（开发）历史上，首次有一个产油国获得了其石油收入的多数。

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先例很快被施加到在利比亚作业的所有石油公司身上，而利比亚的先例很快被伊朗和阿拉伯产油国模仿。1971年2月，伊朗、伊拉克、沙特签订了《德黑兰协议》（Tehran Agreement），规定产油国收益的最低比率为55%，并将石油标价进一步提高了0.35美元/桶。《德黑兰协议》之后不久，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又于1971年4月进一步将地中海市场中的油价提升了0.9美元/桶。这些协议开启了两个趋势：一是产油国有规律地提高石油标价，二是石油公司所享受利润份额有规律地减少。这既标志着西方石油大亨时代的终结，也象征着阿拉伯石油酋长时代的开端。

1971年，最后一批海湾国家脱离英国保护，实现完全独立。在去殖民化和阿拉伯民族主义风云激荡的整个时期，停战诸国仍与英国保持着特殊的协约关系。巴林、卡塔尔的独立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成立，标志着大英帝国在中东地区的终结。1820年，英国在波斯湾开始其在中东的帝国扩张，一个半世纪后，这一帝国也在同一地区寿终正寝。

严格来说，海湾诸酋长国并非英国殖民地，而是通过19世纪签订的一系列协议而与英国保持着特殊关系的独立微型国家。这些酋长国长期将外交关系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作为交换，英国保护其免受外部势力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威胁。19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开始寻求拓展其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

1968年时仍有9个海湾国家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即自1946年起就作为英国驻海湾政治代理处驻地的巴林，以及卡塔尔、阿布扎比、迪拜、沙迦、哈伊马角、乌姆盖万、富查伊拉和阿治曼。英国长期利用其在海湾的特殊地位来确保英国公司取得丰厚的石油特许权，特别是在阿布扎比和迪拜，且试图继续对该地区施加超出其不断下滑的国际地位的影响力。海湾国家统治者则完全满足于现状，因为这一安排能够保护这些微型国家的生存，使其免遭沙特、伊朗等觊觎其富含石油领土的强大邻国的威胁。

有鉴于此，实际上是英国人而非停战诸国当政的酋长们开启了海湾地区去殖民化的进程。1968年1月，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政府突然宣布将于1971年底之前放弃对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承诺的义务，这一表态让海湾统治者完全措手不及。英国撤出波斯湾的决定是由其国内经济困境促成的。1967年11月，为扭转贸易和国际收支逆差，威尔逊被迫将英镑贬值。在类似紧缩措施的背景下，英国政府无法再为维持其在波斯湾军事基地的开支辩护。此外，执政的工党遵照其政党文化，公开反对在撤出印度20年后仍然维持帝国的运转，这更凸显了上述经济问题。

酋长们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放走英国人——准确地说，是拒绝英国人背离协议中对保护其地区免遭外部侵略的承诺。他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沙特宣布对盛产石油的阿布扎比的绝大部分领土拥有主权，伊朗则宣布对岛国巴林以及横跨几个重要近海油田的较小岛屿拥有主权。在之后的3年中，巴林将所有的外交智慧都投入到海湾领土所有权分歧的解决之中，并大力鼓动停战诸国合并，认为这一尝试将赋予这些国家足够的体量以应付波斯湾凶险的政治风浪。

1970年，伊朗国王放弃了对巴林的领土要求。巴林的统治者谢赫伊萨·本·萨勒曼（ʻIsa bin Salman）也便退出了与其他休战国家的合并谈判，并于1971年8月14日宣布其国家独立。巴林的邻国、同时也是长期对手的半岛国家卡塔尔，很快于1971年9月3日宣布独立。剩余7个国家间分歧依旧显著，但却并非是不可跨越的。随着英国撤离截止日期的临近，其中6个国家达成一致，于1971年11月25日建立阿拉伯酋长国联盟（后来改称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国家是哈伊马角，该国为抗议伊朗对其两个岛屿——大小通布岛的领土要求而拒绝加入联盟。哈伊马角认定自己对争议岛屿拥有主权，认为英国有责任维护这块主权领土。英国人则认为伊朗的善意对于保全海湾国家的领土完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而为维护联盟整体的独立，情愿牺牲哈伊马角两个较小的岛屿。在英国人的协调下，沙迦和伊朗就另一个争议岛屿艾布·穆萨岛的领土划分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在英国人看来，类似的让步是为避免伊朗国王兴风作浪而做出的必要妥协。最终，哈伊马角也加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后者在1971年12月6日被承认为阿盟成员，3天后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撤出海湾地区的做法，却使其与两个最热衷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反帝主义理想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趋紧。伊拉克宣布与英国断交，以抗议后者包庇伊朗占领阿拉伯领土——艾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利比亚则更进一步，于12月7日宣布将英国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国有化，作为英国将阿拉伯领土拱手送给伊朗的惩罚。对阿拉伯石油依赖的增长使得西方很容易受到此类惩罚措施的影响，阿拉伯人也开始将石油视为达成政治目标的武器。很快，阿拉伯世界就开始考虑如何在与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的斗争中运用石油武器。

*

卡扎菲上校的石油顾问阿卜杜拉·图雷基，很早就预见到石油可能成为重塑地缘政治的有力工具。1967年6月战争后几个月，他在位于贝鲁特的巴解组织研究中心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将阿拉伯石油形容为“战场上的武器”。在给出战略性地运用石油对抗以色列盟友的合理依据后，图雷基论证说：“每个国家都有权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向敌人施压，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阿拉伯国家则拥有可用来对抗敌人的最强大经济武器之一。”他指出，阿拉伯人拥有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的58.5%以上，工业化世界在能源供应方面对阿拉伯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美、英、德、意、荷支持对手以色列的情况下，阿拉伯人为何还要继续向西方供油呢？图雷基在结论中写道：“阿拉伯人民呼吁动用石油武器，每一个阿拉伯政府都有责任满足人民的意愿。”[11]

运用石油武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图雷基比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在1967年6月战争中石油武器的效果是多么地微弱。6月6日即战争爆发当天，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举行会议，一致同意禁止向支持以色列的美、英及联邦德国三国供油。在48小时之内，沙特和利比亚完全中止了石油生产。阿拉伯石油产量锐减60%，从而向西方市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工业化世界经受住了对石油武器的第一次使用。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后，追踪石油的目的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就使得被禁运的国家能够通过从不受禁运影响的中间商购油，绕开对直接购买的禁令。美国和其他非阿拉伯产油国扩大了产油量来弥补短缺，日本人则动用了新的“超级油轮”舰队来向全球市场运送石油。1个月之内，各工业国完全恢复了石油供应，也表明阿拉伯产油国这一姿态无效，而同时，禁运措施却使这些国家失去了关键的收入来源。至1967年8月底，战败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呼吁其产油兄弟国恢复生产，以便帮助他们担负战后重建的重担。

石油武器不仅在1967年战争中被证明是无效的，而且在战争结束后还长期损害了阿拉伯经济。阿拉伯石油重返国际市场使得市场供过于求，导致油价下跌，这样石油武器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对阿拉伯国家的伤害远甚于对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然而在1967年战败后，阿拉伯军队的士气是如此低迷，以至于很多政策制定者仍相信阿拉伯世界更有可能通过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来实现其反抗以色列的目标。

1967年战争的创伤带来的痼疾，对埃及的影响比对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都要严重。埃及军队的惨败以及整个西奈半岛的丢失，又与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混合在一起。埃及面临一张庞大的战后重建账单，这一点又因苏伊士运河的关闭、旅游业的崩溃而雪上加霜，而后两者是埃及最重要的两大外汇来源。

1967年战争后，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前景比以色列建国以来的任何时刻都要渺茫。国际社会在埃、以两国间协调一个解决方案的努力，因双方敌对的立场而搁浅。以色列方面希望保留全部西奈半岛，将之作为迫使埃及签订一项完全的和平协议的谈判筹码。埃及政府则将收回西奈半岛作为任何和谈的先决条件。

对埃及而言，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停留的时间越久，国际社会承认以色列对埃及领土占领的可能性就越大。纳赛尔总统决心要防止以色列人将苏伊士运河转变为埃、以两国间的实际边境线，因此在1969年3月至1970年8月之间对以色列展开了一场未正式公布的消耗战。埃及人通过突击行动、密集炮火打击、空袭等方式，试图摧毁以色列人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阵地。作为回应，以色列人在运河沿岸修建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即巴列夫防线——以时任以军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Chaim Bar-Lev）将军的名字命名，并发起了一系列深入埃及国土的空袭。

在消耗战几个月的时间里，以色列人继续证明着他们对埃及人的军事优势。埃及人缺乏有效的防空系统，使得以色列人得以自由地攻击开罗市郊以及尼罗河三角洲的城市。阿卜杜·加尼·盖迈西（Abd al-Ghani El-Gamasy）将军分析道：“（敌人的）目标是迫使埃及人民承受沉重的心理压力，从表面上凸显政治领导层的弱势，最终迫使后者停止消耗战。这些空袭隐藏的信息是，既然埃及军队始终无法认识到战斗是徒劳无益的，就用空袭向埃及人民直接揭示这一点。”[12]

尽管以色列空袭并未推动埃及民众反对其政府，但消耗战对埃及的伤害要远大于以色列。纳赛尔逐渐对美国的调解表现出开放立场。1970年8月，作为由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推动但最终夭折的和平计划的一部分，纳赛尔同意与以色列人实现停火。但纳赛尔在次月就与世长辞，这也使得埃、以在解决分歧方面依旧前路漫漫。

纳赛尔的继任者是他的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尽管同样身为自由军官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参与了1952年革命，而且是革命指导委员会最初的成员之一，但萨达特在埃及国内外始终默默无闻。他不具备纳赛尔的个人魅力或公众吸引力，因此为了保住权力就必须证明自己。

上任伊始，萨达特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乐观。尼克松政府正在谋求与埃及的盟友苏联缓和关系。而随着超级大国间紧张关系的趋缓，诸如阿以冲突之类的地区争端在莫斯科和华盛顿议程上的紧迫性便有所下降。为此，在冲突双方为解决分歧而展现出更务实的态度之前，苏联人和美国人情愿维持现状，即阿以之间“不战不和”的政策。萨达特深知维持现状对以色列人有利。每过一年，国际社会就更加接受以色列对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控制。

为打破这一僵局，萨达特必须采取主动。他需要迫使美国人重新介入阿以冲突，敦促苏联人向埃及军队提供高科技武器，同时向以色列人发出收复西奈的真实威胁。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不得不走向战争，但仅仅是一场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而发起的有限战争。

作为走向战争的第一步，1972年7月，萨达特将埃及国内全部2.1万名苏联军事顾问驱逐出境。这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举动，但目的是迫使美、苏两国重新介入阿以冲突。美国人开始质疑埃及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考虑将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策反至亲西方阵营的可能性。正是这一威胁刺激了苏联人，改变他们对庇护国埃及的懈怠。萨达特之前曾催促苏联领导人重新武装在“六日战争”和消耗战的几年内遭受重创的埃及军队，莫斯科却一直推诿搪塞，推迟交付武器的时间，同时拒绝提供尖端苏联武器，那是对抗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高科技武器所必需的。尽管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萨达特却有意避免切断与苏联的关系。相反，他保留了埃及与苏联的友好协议，延续了苏联部队在埃及基地的特权，从而展现了其盟友立场。事实证明，萨达特的策略极为成功。苏联在1972年12月至1973年6月期间向埃及出口的先进武器，比之前两年的总量还要多。

萨达特的下一个目标是敦促军队备战。1972年10月24日，他召集埃及武装部队的将领们在他家中开会，向他们通报了他准备向以色列发动战争的决定。他警告这些埃军最高将领说：“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将军们惊骇万分，因为他们相信，以色列对战争的准备情况比阿拉伯国家要好得多，且埃及完全依赖苏联来获得先进武器，而在向阿以冲突中的盟友提供武器方面，苏联完全落后于美国。对这些将军而言，现在完全不是谈论战争的时候。盖迈西将军也参与了这次会议，根据他的描述，随着萨达特对将军们的抗辩越来越恼怒，会议的气氛也变得“超乎寻常地激烈和不安”。“显然，会议最后，萨达特总统对于发生的一切——递交的报告、表达的观点或预测的结果都深感不快。”[13]但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这次会议后，萨达特重组了其军队领导层，解除了持怀疑态度者的领导职务。盖迈西被任命为作战负责人，负责制订作战计划。

盖迈西将军决心要避免重蹈“六日战争”的覆辙。基于一手经验，他深知1967年埃及军队对战争的准备是多么地不足，而阿拉伯军队在战事中的协调工作又是多么地匮乏。埃及战争策划者的首要任务是与叙利亚人达成协议，从两条战线向以色列人发动进攻。与埃及人在西奈的情况一样，叙利亚人决心要夺回其在戈兰高地失去的领土。为此，1973年1月他们与埃及人达成了一项绝密协议，以统一两国军队的指挥权。

接下来，战争策划者必须要确定一个发动袭击的理想日期，以便保证最大程度上的突然性。为了寻找理想的月色和潮汐条件来横渡苏伊士运河，盖迈西和他的同僚们翻遍了历书。他们考虑过犹太宗教节日以及政治日程，试图寻找一个以色列军人和公众可能有所松懈的时机。“我们发现赎罪日正好是周六；更重要的是，作为这一节日的宗教传统和惯例，赎罪日是整个一年里广播、电视停止播放节目的唯一一天。换句话说，无法通过公共渠道快速召回预备役部队。”[14]综合上述所有因素，盖迈西和他的军官们提议在1973年10月6日周六开始行动。

在盖迈西将军督促埃及军队备战的同时，萨达特访问了利雅得，试图说服沙特人动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武器——石油。萨达特于1973年8月底秘密访问沙特，向费萨尔国王简要介绍了其秘密战争计划，寻求沙特的支持与合作。萨达特必须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自1967年灾难性的经历以来，沙特人一直拒绝阿拉伯人动用石油武器的请求。

对萨达特而言，幸运的是，1973年整个世界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1967年。美国石油产量在1970年达到峰值，其后每年都在递减。沙特则取代得克萨斯成为全球石油生产的调节者，通过简单的增产就可弥补石油供应的亏空。因此，美国和其他工业大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受到石油武器的冲击。据阿拉伯分析家估计，1973年时美国、日本和欧洲从阿拉伯世界进口的石油占其石油进口总量的比重分别高达约28%、44%和70%—75%。[15]作为一位坚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沙特国王费萨尔相信其国家可以有效地运用石油资源，许诺在埃及向以色列发动战争的情况下支持萨达特。据称费萨尔对萨达特这样说道：“但要给我们时间，我们不想在一场只有两三天的战斗中把我们的石油当作武器，然后就不了了之，我们想看到的是一场时间长到足够动员起世界舆论的战斗。”[16]在战争结束后再动用石油武器是毫无意义的，这是沙特人在1967年学到的。沙特国王希望确保下一场战争能够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便石油武器发挥效力。

1973年10月6日周六下午2点，随着叙利亚和埃及军队同时从北部和南部向以色列发动进攻，赎罪日战争正式爆发。尽管埃及人为保密已采取防御措施，以色列情报机构还是确信一场进攻已迫在眉睫。但他们误以为这会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攻势，且将发生在日落前后。对以色列军方而言，一场全面的、两条战线的战争还只是第一个意外。

盖迈西称，在战争打响后的最初几分钟内，埃及发射了超过1万枚炮弹。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埃及突击队高喊着“真主至大”，乘小艇横渡苏伊士运河，向沙土筑成的巴列夫防线发起了猛攻。在攻克一度被视为坚不可摧的以色列阵地的过程中，埃及军队的伤亡极其微小。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道：“两点零五分，关于战况的第一波消息已经传回了十号中心［中央指挥部］，萨达特总统和［总司令］艾哈迈德·伊斯玛仪（Ahmad Ismail）吃惊地听着，仿佛他们正在观看一场军事演习：‘任务完成……任务完成。’一切都顺利得让人难以置信。”[17]

当以色列的指挥官们听到巴列夫工事内的士兵拉响警报，宣称面对兵力占优的敌军其阵地即将失守的时候，他们同样难以置信。在赎罪日斋戒期间，这些士兵普遍放松了警惕。同时，叙利亚坦克攻克了以色列阵地，深入戈兰高地腹地。埃及和叙利亚空军也都深入以色列领空，对以境内重要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

以色列人紧急调动空军，但其战机刚一到达边境地区就遭到苏制萨姆-6导弹的拦截，以军在1967年战争中的空中霸权已一去不复返。在战争打响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以色列仅在埃及边境就损失了27架飞机，被迫将其战机控制在运河区以外15英里的区域。被派往巴列夫防线救援本方部队的以色列坦克也遭遇了类似的打击，装备有苏制有线制导反坦克导弹的埃及步兵击毁了多辆以色列战车。

在以色列陆、空两军都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埃及军事工程师架起了高压水泵，在真正意义上冲毁了沙筑的巴列夫防线，从而为埃及军队突破以色列防线进入西奈半岛铺平了道路。很快，运河水面上便搭建起浮桥，以便埃及部队和战车跨越运河进入苏伊士运河东岸及西奈半岛。

战斗第一天结束时，已有约8万名埃及士兵跨越了巴列夫防线，在西奈半岛内4千米（约2.5英里）的范围内挖建了阵地。在北方战线，叙利亚军队突破了以色列人在戈兰高地的防线，在一波向太巴列湖推进的协调一致的攻势中重创了以色列坦克和战机。受益于攻其不备的效果，在战争最初的几个小时内，埃及和叙利亚几乎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以色列人则在慌乱中应对这个犹太国家建立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

以色列军队重整旗帜，开始发动反攻。在48小时之内，以色列召唤和部署了预备役，一方面防卫位于西奈的阵地，另一方面则集中兵力在戈兰高地发动攻势，希望在集中军力对付规模更大的埃及军队前，首先击败叙利亚军队。作为回应，伊拉克、沙特和约旦步兵与装甲部队被派往叙利亚，以抵御以色列人在戈兰高地的反攻。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都遭遇了重大伤亡，在阿以冲突迄今为止最激烈的战斗中，双方几乎耗尽了武器和弹药储备。

战争第一周接近尾声时，阿以双方都急需补给。[18]10月10日，苏联人开始向叙利亚和埃及空运武器。10月14日，美国人也开始秘密向以色列人空运武器弹药。在装备了全新的美国坦克和火炮之后，以色列人开启了一波成功的反攻，至10月16日在叙利亚战线已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则包围了埃及军队。随着以色列人不断巩固对阿拉伯敌军的优势，战事开始陷入僵局。

正是在这一时刻，阿拉伯国家决定动用石油武器。10月16日，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在科威特举行集会。鉴于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在战争最初几天的收获，他们有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自尊感。工业世界对其能源供给的依赖同样令阿拉伯供油国的领导人感到振奋，因为这意味着一旦阿拉伯人提高油价，他们就可以对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工业国施加立竿见影的惩罚。

在科威特会议的第一天，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们宣布将油价提高17%，他们甚至没有打个电话通知那些无助的西方石油公司。沙特石油大臣谢赫艾哈迈德·宰基·也门尼对一位与会代表说道：“这一刻我已经等待了太久，现在这一时刻终于来临，我们是自己商品的主人了。”[19]这一举措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也激起了广泛的恐慌。当日结束时，石油商人已将每桶石油的标价提升至5.11美元，相比1973年6月的交易价格（2.90美元）足足上涨了70%以上。

油价飙升还只是为赢得全世界注目而打响的第一枪。次日，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概述了一系列减产和禁运的计划，以迫使工业大国修正其对阿以冲突的政策。公报写道：“所有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即刻起将分别削减其石油产量，削减比例不得低于其9月份产量的5%，在之后的每个月将维持相同的减产比例，直至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其在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且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20]

石油部长/大臣们还向友好国家确认他们将不会受到上述措施的影响。他们解释说，只有“那些向敌人以色列提供道义与物质支持的国家，会面临严厉、渐进的阿拉伯石油供应削减，直至最终完全停止供应”。考虑到美国、荷兰与以色列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两国被威胁将面临完全的禁运，“直到诸如美国、荷兰或其他任何积极支持以色列侵略者的国家改弦易辙，接受国际社会关于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占领、完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所达成的共识”。

在战场和石油市场中展现其实力之后，阿拉伯国家开辟了一条外交战线。阿拉伯产油国公布上述联合公报的当天，沙特、科威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四国外交部部长/大臣就在白宫与尼克松总统及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举行了会谈。阿拉伯部长/大臣们发现，美国政府似乎愿意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该决议呼吁以色列撤出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以换取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完全和平。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部长质问，为何第242号决议之前从未得到过执行。“基辛格非常坦诚地回答说，原因在于以色列在军事层面的绝对优势。他表示弱者没有资本进行谈判。过去阿拉伯人是弱势的一方，现在他们变得强大了。阿拉伯人取得了超出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认为有可能取得的成就。”[21]对阿拉伯人来说，似乎美国人只讲实力。

尼克松政府发现自身的处境异乎寻常地困难：既想安抚阿拉伯世界，又不想以以色列的安全为代价，但这一做法已然违背了美国人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承诺。从冷战的角度来看，美国人决心，要保证配备有美国武器的以色列压倒配备苏联武器的阿拉伯人。当以色列向美国提出紧急要求，补充即将耗尽的军火时，尼克松政府于10月18日批准法案，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价值2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美国对以色列战备工作的公然支持彻底激怒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产油国一个接一个地对美国实行完全禁运。阿拉伯国家石油产量下调了25%，油价突然飙升，最终于1973年12月达到每桶11.65美元的峰值。在6个月的时间内，油价涨至原来的4倍，严重扰乱了西方经济，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随着石油储备的减少，司机们开始在加油站排起长队，被迫接受对稀缺汽油资源的配给。

西方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来自国内民众的压力，要求结束石油禁运，而解决石油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设法解决阿以冲突。萨达特已经达成了其战略目标，迫使美国重新介入（中东）地区外交。考虑到埃及军队仍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固守阵地，国际社会将运河视为埃、以两国实际边界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埃及领导人现在开始寻找合适的时机结束战争，并巩固自己的收益。

战事拖得越长，萨达特的军事处境就越不利。到了10月的第三周，以色列已发起了攻势，以军部队深入到距开罗60英里、距大马士革仅20英里的阿拉伯领土。但以色列人也为这些收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超过2800名以色列人在战斗中死亡、超过8800人受伤——伤亡数占以色列人口的比重远高于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后者在战争中付出了8500名士兵死亡、约2万人受伤的代价。[22]

以色列的反击引发了超级大国间的新一轮紧张。随着以色列人威胁要包围苏伊士运河西岸的埃及第三军，苏联最高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致信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呼吁双方采取联合外交行动。否则，勃列日涅夫警告说，苏联将可能被迫单方面介入，以便保护埃及军队。面对处于警戒状态的苏联红军和海军，美国情报机构担心苏联人可能会将核威慑引入冲突地区。作为回应，美国安全官员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首次将其军队置于高度核戒备状态。经过几个小时的剑拔弩张，两个超级大国同意，合力寻求通过外交途径来结束十月战争。

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同样迫切地期待早日结束这场毁灭性的武装冲突。经过16天的激烈战斗之后，双方现在都准备放下武器。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开始协调停火事宜。当天，安理会通过了第338号决议，该决议重申了更早的第242号决议的内容，呼吁召开和谈，通过土地换和平的方式解决阿以分歧。同年12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将处理1967年以色列占阿拉伯领土问题作为公正、持久地解决阿以冲突的第一步。

1973年12月21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在美、苏两国的联合支持下，来自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由于未能获得归还阿拉伯国家所有被占领土的保证，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拒绝出席会议。与会者中并没有巴勒斯坦代表，以色列人坚决不同意巴解组织参会，约旦人也不乐意有一个竞争对手来代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

日内瓦会议并未取得任何最终的定论。阿拉伯代表在会前并未协调一致，其发言揭示了阿拉伯阵营内部的深刻分歧。埃及人用巴勒斯坦领土来指代约旦河西岸地区，从而削弱了约旦在谈判中的地位，约旦人则感觉埃及人是在惩罚他们未参与1973年战争。约旦外交大臣萨米尔·里法伊（Samir al-Rifaʻi）要求以色列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完全撤军。以色列外交部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则坚持以色列绝不会退回到1967年边境线之内，并宣称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这次会议唯一重要的成果即建立了一个埃、以联合军事工作组，以便就埃、以军队在西奈实现脱离接触而进行谈判。

在这次失败的会议之后，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确保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达成脱离接触协议而开启了多轮密集的穿梭外交。1974年1月18日以及同年5月，埃、以双方及叙、以双方先后达成协议。通过这些协议，埃及重新获得了整个苏伊士运河东岸，在西奈的埃以边界之间则设置了一个联合国控制之下的缓冲区。叙利亚人则同样收回了1967年失去的戈兰高地领土的一小部分，在戈兰高地的叙以边界之间同样有一支联合国缓冲部队。鉴于战争已结束而外交努力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阿拉伯产油国宣布其目标已经实现，并于1974年3月18日结束了石油禁运。

然而，并非所有的阿拉伯分析家都将1973年的一系列事件视为完美无缺的胜利，穆罕默德·海卡尔就认为埃及和阿拉伯产油国让步得太多且太早。阿拉伯人在施加石油禁运时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以色列撤出1967年6月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但他们却在未实现任何一项目标的情况下就结束了禁运。海卡尔总结道：“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值得一提的只有：全世界终于看到阿拉伯人协调行动了一次，且石油——即便是笨拙地——被用作了政治武器。”[23]

尽管如此，阿拉伯世界在1973年依然取得了重要收获。阿拉伯人所展现的纪律性和目标的一致性令国际社会印象深刻，也迫使超级大国更严肃地看待阿拉伯世界。在经济层面上，1973年诸多事件使阿拉伯人完全独立于西方石油公司。用谢赫也门尼的话来说，阿拉伯产油国确立了对自己商品的控制权，在石油危机结束后迅速走向暴富——1973年危机之前油价还不到每桶3美元，而危机后的整个70年代都稳定在每桶11—13美元。西方漫画家将阿拉伯石油长老丑化为长着鹰钩鼻子、向全世界勒索钱财的贪婪形象，但西方商人们却迅速涌入了这个看似有无限资源的新兴市场。受益于油价的飙升，西方石油公司因其巨大的石油库存也从危机中牟取了巨额利润。但1973年10月的事件对规制西方石油公司与阿拉伯产油国之间关系的石油特许经营权给予了最后一击。继伊拉克和利比亚之后，科威特和沙特也收购了其国内西方石油公司的全部资产，以用于发展本国的石油工业。1976年，西方对阿拉伯石油施加影响的时代最终落下了帷幕。

十月战争同样是一场外交胜利。萨达特通过战争成功地打破了与以色列之间的僵局，阿拉伯人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战争还加剧了美、苏之间危险的紧张关系。现在，国际社会开始高度重视在联合国安理会第242、第338号决议的基础上，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阿以冲突。

通过1973年大胆的积极行动，萨达特确保了埃及的利益，却也使得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诉求濒临绝境。尽管联合国决议支持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但这些决议在提及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时仅仅是保证“公正地解决难民问题”。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实际的流亡政府，巴解组织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或者参与新的外交方案，或者眼睁睁地看着约旦和埃及通过一个全面和平协议收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这样一个协议也将意味着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愿望的彻底终结。

*

一架直升机迅速地滑过黎明前的夜空，沿纽约东河飞向位于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1974年11月13日凌晨4点，这架直升机成功着陆，随后紧张的安保人员迅速将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拥入联合国大楼内的一个安全套间。由于是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到来，阿拉法特也就免除了被示威者人群围堵的烦恼。而就在同一天清晨稍晚些时候，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联合国大厦门前，高举着写有“巴解组织是国际暗杀组织”“联合国成了恐怖主义论坛”等标语的横幅，抗议阿拉法特的出现。当然，这样做也使他免受暗杀者的袭击。

阿拉法特的联合国之行是巴勒斯坦政治史上达个非同寻常的年份的高潮。苏联、东方集团国家、不结盟运动国家、阿拉伯世界合力确保了巴解组织主席获邀为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发表开幕词。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向世界各国陈述巴勒斯坦人诉求的重要机会。

在联合国的亮相，同样标志着阿拉法特从游击队首领向政治家的转型，对于后一角色他的准备尚不充分。“你为什么不去？”他曾这样问作为巴勒斯坦流亡议会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主席哈立德·哈桑（Khalid al-Hasan），后者则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坚称只有阿拉法特能够代表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发声。“你是我们的主席，是我们的象征。你是巴勒斯坦先生（Mr. Palestine）。要么你去，要么就干脆不去。”[24]

这场大戏在1974年一年中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

十月战争之后，这位游击队领袖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放弃武装斗争以及与之相关的激进策略，围绕旨在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举行谈判。在过去的25年中，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在寻求解放历史上完整的巴勒斯坦领土、摧毁以色列国家等立场上几乎始终保持一致。十月战争后，阿拉法特意识到，这个已经成立25年的犹太国家不仅是中东地区的军事超级大国，而且享有美国的全力支持以及几乎整个国际社会的承认。以色列将继续在中东存在下去。

在十月战争后的外交中，阿拉法特很正确地预见到其阿拉伯邻国将最终接受这一现实，并基于第242号决议，在美、苏的支持下与以色列展开和平协议的谈判，巴勒斯坦人则将被边缘化。阿拉法特曾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问一位英国记者：“第242号决议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什么？对难民的些许补偿，以及可能——我只是说可能——有少数一部分难民回归巴勒斯坦的家园。但除此之外呢？什么也没有。我们将彻底完蛋。我们巴勒斯坦人重新成为一个国家——哪怕是在我们祖国小部分的领土上——的机会将彻底失去，彻底完蛋。不再有什么巴勒斯坦民族。故事结束了。”[25]

阿拉法特的方案是勉强接受一个以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为基础的微型国家。然而，在能够期待为巴勒斯坦人实现这样一个微型国家之前，阿拉法特还有众多的障碍需要克服。

首要一个障碍就是巴勒斯坦公众的意见。阿拉法特也承认，他需要说服巴勒斯坦民众放弃他们对1948年失去的78%的巴勒斯坦国土的要求。阿拉法特解释说：“当一个民族要求收回其全部土地时，领导人很难说：‘不，你们只能收回30%。’”[26]

即便是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30%领土的要求，也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从1948年到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一直处于埃及政府的控制之下；约旦河西岸则在1950年被正式并入了约旦哈希姆王国的版图。尽管埃及人对于吞并加沙地带并没有兴趣，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却决心要恢复约旦对约旦河西岸以及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城耶路撒冷东部阿拉伯区的统治。阿拉法特需要从侯赛因国王手中夺回约旦河西岸的控制权。

巴解组织内部的强硬派系同样不愿承认以色列，这也意味着阿拉法特将不得不克服他们对两国方案的反对。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和人民阵线仍然致力于以解放全巴勒斯坦为目标的武装斗争，而正是后一组织臭名昭著的劫机事件触发了1970年约旦的“黑九月”战争。如果当初阿拉法特公开承认他愿意做出妥协，以实现巴勒斯坦人有限的国家地位，那些更为激进的巴勒斯坦派别早就向他发出死亡威胁了。

最后，阿拉法特还不得不克服国际社会对于作为团体的巴解组织以及他本人作为该组织领导人的厌恶。那种炸毁飞机但安全释放人质的“仁慈”激进主义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至1974年，巴解组织早已与一系列针对欧洲和以色列平民的滔天罪行联系在一起：1969年11月一次针对以色列航空公司职员的袭击，造成1名儿童死亡、31人受伤；1970年2月，一枚空中炸弹摧毁了一架瑞士航空的客机，机上47人全部遇难；当然还有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臭名昭著的袭击事件，造成11名以色列运动员死亡。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将巴解视为一个“恐怖组织”，拒绝与其领导人会面。阿拉法特需要说服西方政策制定者，为实现巴勒斯坦民族自决，巴解组织可以放弃暴力，遵循外交途径。

阿拉法特为自己在1974年设定了很高的目标：确保巴勒斯坦民众对两国方案的支持，限制巴解组织内部的强硬派，挫败侯赛因国王对约旦河西岸的领土要求，赢得国际认可。要想在一年之内完成上述所有目标显然绝非易事。

考虑到种种限制，阿拉法特不得不缓慢推进，确保为其政策变化争取到支持者。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公开宣扬两国方案的构想，因为这牵涉到结束在巴勒斯坦民众中受到广泛支持的武装斗争。就两国方案举行谈判将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以色列，而这是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无法接受的。相反，阿拉法特在1974年2月发布的一份工作报告中，首次以“在能够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下夺回的任何土地上”建立一个“民族权力机构”的措辞，曲折地表达了其新政策。

接下来，他还必须获得作为流亡议会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对其新政策的支持。1974年6月在开罗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大会上，阿拉法特提交了一份旨在将巴解组织限定在“民族权力机构”框架内的十点方案。然而，为了确保不受巴解内部强硬派的阻挠，该方案又重新确认了武装斗争的作用以及民族自决的权利，同时排除了对以色列任何形式的承认。大会采纳了阿拉法特的纲领，但巴勒斯坦人很清楚变化正在酝酿之中；但对其他国家而言，巴解组织看起来依然是一个致力于武装斗争的游击队组织。

若想作为流亡政府而获得承认，巴解组织显然需要以一个新的面孔出现在国际社会面前。1973年，阿拉法特任命赛义德·哈马米（Said Hammami）担任巴解驻伦敦代表。哈马米出生于港口城市雅法，1948年随家人一起被逐出巴勒斯坦，后在叙利亚长大，并在大马士革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学位。作为一名坚定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和政治温和派，哈马米很快便与英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建立了良好关系。

1973年11月，哈马米在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他写道：“很多巴勒斯坦人相信，一个位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国……在任何一揽子和平计划中，都是必要的一部分。”他也成为首位提出这一方案的巴勒斯坦代表。“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民族而言，迈出走向和解的第一步绝非小事，而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满足各方诉求的公正和平”——这里的各方显然暗示包括以色列。该报编辑特别为这篇文章添加了一个注释，强调哈马米“与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关系非常密切”，而哈马米公开发表上述观点的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27]阿拉法特通过其驻伦敦代表，已成功地开启了一条通向西方甚至以色列的渠道。

一位名叫尤里·阿弗纳瑞（Uri Avnery）的以色列记者与和平活动家在读到哈马米的文章后感到极为振奋。阿弗纳瑞在委任统治时期移民到巴勒斯坦，20世纪30年代末期，当他还是一个青年时，曾加入伊尔贡。后来，当有人指责他和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行联络时，他就会用这样的话让后者闭嘴：“你没有资格和我谈论恐怖主义，我曾经是一名恐怖分子。”阿弗纳瑞曾在1948年战争中负伤，随后作为独立人士三次入选以色列议会。尽管是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阿弗纳瑞却一直倡导两国方案，远早于阿拉伯世界任何支持这一设想的人。梅纳赫姆·贝京曾在议会辩论中这样嘲笑他说：“阿拉伯的阿弗纳瑞们在哪儿呢？”[28]读过哈马米的文章之后，尤里·阿弗纳瑞马上意识到他找到了自己的巴勒斯坦战友。

1973年12月，哈马米为《泰晤士报》撰写了第二篇专栏文章，这一次公开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实现相互承认。“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应承认彼此为两个民族，享有一个民族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紧随这一承认之后的应是一个巴勒斯坦国、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联合国成员国……的建立。”[29]基于第二篇文章，阿弗纳瑞断定哈马米的观点肯定反映了巴解组织内部某种有意识的政策调整。一位外交官可能会发表一次轻率言论但却保全了职务，但屡犯者几乎肯定会遭到解职。只有在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支持下，哈马米才有可能提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相互承认对方地位之类的提议。

阿弗纳瑞决心要与赛义德·哈马米取得联系。1973年12月参加日内瓦和平会议期间，阿弗纳瑞会见了一位《泰晤士报》记者，请求后者安排一次与巴解组织代表的会面。会面对双方而言都具有巨大的风险：在20世纪70年代激进主义暴力肆虐的大气候下，无论是巴勒斯坦派系还是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都在积极地针对敌人开展暗杀活动。但哈马米和阿弗纳瑞都愿意承担会面的风险，因为两人都确信两国方案中承载着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唯一希望。

1974年1月27日，两人在阿弗纳瑞位于伦敦的酒店中举行了第一次会面。会面中哈马米陈述了他的观点，阿弗纳瑞将其总结如下：

两个民族，即巴勒斯坦民族和以色列民族，都存在。

他不喜欢新的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建立的方式。他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但他接受以色列国家存在的事实。

既然以色列国存在，它就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正如巴勒斯坦人拥有这一权利一样。当前，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案是让两国人民都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

他不喜欢伊扎克·拉宾，也理解以色列人没有必要喜欢亚西尔·阿拉法特。每个民族必须接受另一方选择的领导人。

我们必须在不受超级大国中任何一方干预的情况下达成和平。和平必须源于这一地区本身的人民。[30]

阿弗纳瑞则向哈马米强调以色列是其犹太公民拥有的民主政体，要想改变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他们就必须改变以色列公众的意见。日后，他回忆自己是这样同哈马米说的：“一个人是无法通过文字、声明、外交准则来改变公众意见的，一个人是通过那些可以直接向每个人内心发出呼声的戏剧性事件来改变公众意见的，人们可以亲自在电视上看到、在广播中听到、在报纸标题上读到这些事件。”[31]

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在西方媒体上呼吁两国方案之外，无论是阿拉法特还是哈马米，都并没有其他办法来进一步赢取以色列公众的支持。然而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这一表态实际上象征着巴解组织政策一次重要的转向，其激进程度要比巴解组织领导层敢于公开表达的大得多。尽管阿弗纳瑞与巴解组织驻伦敦代表之间的会面继续被维持在最高机密状态，但在阿拉法特受邀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一事上，哈马米的温和信号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哈马米向西方世界展示巴解组织已经做好了与以色列人谈判以达成和解的准备。阿拉法特的联大讲话则提供了阿弗纳瑞认为的推动以色列政策转变所必需的某种“戏剧性事件”。

对阿拉法特而言，1974年的另一项重大突破发生在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在拉巴特阿拉伯首脑峰会上，阿拉法特击败了其老对手约旦国王侯赛因，确保了阿拉伯世界对于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身份的认可。1974年10月29日，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对巴解组织给予了一致支持，并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在巴解组织领导下，在“任何被解放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利。这一决议，对侯赛因国王声称代表巴勒斯坦人以及约旦对约旦河西岸地区领土主权的要求，构成了沉重打击。阿拉法特离开拉巴特时，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流亡政府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巩固。

在拉巴特大获全胜15天之后，阿拉法特为确保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利的支持而空降联合国。拥有一半巴勒斯坦血统的丽娜·塔巴拉（Lina Tabbara）是阿拉法特的随行人员之一，负责协助将他的讲话翻译为英语和法语。塔巴拉完全被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震慑了，她回忆说：“我就紧随在亚西尔·阿拉法特后，进入了这幢玻璃建筑物的正门。除了少数礼仪上的细节之外，阿拉法特受到了国家元首级别的接待。这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顶峰、一个被剥夺了合法权利者的胜利时刻，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亲眼看到阿拉法特登上联大讲台，接受来自联合国大会长时间的起立鼓掌，这一场景激发了塔巴拉内心深处“对于拥有巴勒斯坦血统的自豪感”。[32]

阿拉法特发表了一次很长的演讲，总共101分钟。哈立德·哈桑日后回忆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团体合作——草稿，草稿，然后是更多的草稿。在确定我们已经做到万无一失之后，我们又邀请我们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对发言稿进行了最后的审阅。”[33]这是一份激动人心的演讲，一次对正义的呼声，最终意义上也是一次面向巴勒斯坦听众以及那些巴勒斯坦革命斗争支持者的演讲。演讲的宗旨并非要引导巴勒斯坦公众，或推动以色列政府改变其政策。阿拉法特在其运动内部并不享有足够的支持来暗示任何对以色列的妥协，以色列人也没有在听——为抗议巴解组织主席的出席，以色列代表抵制了阿拉法特的演讲。

在演讲中，阿拉法特并没有进一步深化哈马米关于两国方案的呼声，而是回归了其长期的“革命理想”，即在全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能够公正、平等、友爱、进步地生活在一起的民主国家”。对以色列人及其美国支持者来说，这听起来与要求毁灭犹太国家的传统呼声大同小异。更糟糕的是，阿拉法特并没有利用联合国讲台向以色列人伸出和平之手，而是以一个夸张的威胁结束了他的讲话：“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我再说一遍：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34]

阿拉法特在离开大厅时又受到了一次长时间的起立鼓掌。巴解组织要求给予巴勒斯坦人民公正与国家的呼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然而，阿拉法特更需要的是支持者，而非勇敢的姿态。仅仅两年后，当丽娜·塔巴拉再次见到阿拉法特时，这位巴解组织主席将在黎巴嫩内战中为自己的政治生存而战。

1974年，巴勒斯坦运动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立德·哈桑宣称，1974年是“如此重要的一年”，当时巴解组织领导层正“致力于与以色列达成某种和解”。然而，在阿拉法特的联合国演说之后，巴以谈判却未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哈马米和阿弗纳瑞继续在伦敦举行秘密会谈，两人会定期地在报告或会面中向其领导人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宾汇报双方谈话的内容。哈立德·哈桑坚持说：“无论怎样夸大哈马米工作的重要性也不过分，如果伊扎克·拉宾领导下的以色列政府对我们发出的信号做出回应，我们可能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能实现公正的和平。”[35]但阿拉法特不敢向以色列人做出任何让步，而拉宾也不可能推动建立一个他本人坚决反对的巴勒斯坦国。

1974年后，随着巴以双方各自强化其立场，哈马米和阿弗纳瑞也开始面临其社会内部极端分子越来越大的威胁。1975年12月，一个疯狂的以色列人在阿弗纳瑞位于特拉维夫的住宅附近持刀袭击了他，导致他严重受伤。1978年1月，哈马米因与以色列人的会面在其伦敦办公室内被枪杀，背后指使者是巴勒斯坦拒绝派的艾布·尼达勒组织（Abu Nidal Group）。杀手只在哈马米头上开了一枪，向他吐了一口唾沫，大声咒骂他为叛徒，随后就溜入伦敦的街道中逍遥法外。[36]

巴以和平的机遇期现在已经结束。1975年4月13日，基督徒民兵在贝鲁特市郊的艾因·鲁曼尼伏击了一辆满载着巴勒斯坦人的大巴，车上28人全部罹难。该事件也成为一场长达15年的内战的开端，这场内战将使黎巴嫩化为一片废墟，也将巴勒斯坦运动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

黎巴嫩的政治稳定随着国内人口平衡的变化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当初，法国人从其叙利亚托管国中划出了一个尽可能大的国家，以便使受其保护的基督徒能在其中构成人口多数。然而，黎巴嫩的穆斯林群体（包括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的人口增长率更高，至20世纪50年代在绝对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基督徒（包括占主导地位的马龙派，以及希腊东正教派、亚美尼亚人、新教徒和一些更小的教派）。1932年人口普查显示，基督徒人口略多于穆斯林，而这也成为黎巴嫩最后一次官方人口统计——直至今日，黎巴嫩国内仍缺乏关于其人口构成的准确数据。

1943年黎巴嫩独立时，穆斯林人口愿意将政治主导权让给基督徒，以换取基督徒将黎巴嫩融入阿拉伯世界、远离其前殖民宗主和保护国法国的承诺。双方于1943年达成的权力分配方案是一种“社群性”或教派性的体制，其中政府最高职位被分配给黎巴嫩各个社群，如马龙派的总统、逊尼派的总理、什叶派的议长。议会席位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以6∶5的比例进行分配，稍有利于基督徒。

这一权力分配方案在1958年内战中首次受到挑战。美国的干预以及1958年9月改革派总统福阿德·谢哈卜（Fuad Chehab）的当选恢复了黎巴嫩的现状，使得这一教派政治体制又维持了10年。60年代末期巴勒斯坦革命在黎巴嫩的兴起，催化了对教派体制的又一轮攻击。

巴勒斯坦人以特殊的方式打破了黎巴嫩的政治和人口平衡。1950—1975年，黎巴嫩国内登记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已由12.76万人增至19.7万人，然而1975年黎境内巴勒斯坦实际人口已接近35万人。[37]绝大多数巴勒斯坦难民是穆斯林。尽管他们从未被正式计入黎巴嫩人口或被给予公民权，但其在黎巴嫩境内的存在仍然意味着穆斯林人口的显著增长。1969年之前，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人长期处于政治沉寂状态。1969年，埃及总统纳赛尔代表巴勒斯坦游击队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协议，允许巴勒斯坦游击队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黑九月”事件后，巴勒斯坦民兵被驱逐出约旦领土，黎巴嫩自此成为巴解组织活动的总部。巴勒斯坦难民营变得越来越军事化，政治上则趋于激进化。巴勒斯坦人对黎巴嫩政府的主权构成了如此大的挑战，以至于有人指责巴勒斯坦革命在黎巴嫩制造了一个国中之国。

在黎巴嫩，有很多人将1975年内战爆发的原因完全归结到巴勒斯坦人的身上。前总统卡米勒·夏蒙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仍是最具影响力的马龙派领袖之一，在他看来，这场冲突从来就不是一场内战，“从开始到现在它都是一场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战争”，而且被黎巴嫩穆斯林加以利用，以帮助他们“夺取对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38]夏蒙略去了好多事实——实际上，黎巴嫩人之间的分歧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巴勒斯坦人不过是一场旨在重新界定黎巴嫩政治的冲突中的催化剂。

20世纪70年代初期，黎巴嫩穆斯林、德鲁兹人、泛阿拉伯主义者及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的左翼组织联合组建了一个名为“民族运动”的政治联盟，其目标即推翻黎巴嫩陈旧的教派政体，以一人一票的世俗民主政体取而代之。该联盟的首领是黎巴嫩德鲁兹领袖卡迈勒·琼布拉特。琼布拉特1917年出生于其家族的势力中心穆赫塔拉村，早年曾在巴黎和贝鲁特耶稣会大学学习法律与哲学，1946年在其29岁时第一次进入黎巴嫩议会。他曾这样表示：“只有一个世俗的、进步的、摆脱了教派主义的黎巴嫩才有希望存在下去。”[39]在他的批评者看来，琼布拉特呼吁建立一个世俗的黎巴嫩，无非是为了争取穆斯林占多数的统治（据估计，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黎巴嫩的穆斯林、基督徒人口比例已达到55∶45），并终结黎巴嫩作为中东地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对琼布拉特而言，巴勒斯坦人只是一场本质上发生在黎巴嫩人之间的战争的一个推动因素。他分析道：“如果黎巴嫩人并没有为爆发做好准备，那就不会有任何爆发。”关于黎巴嫩的属性，夏蒙和琼布拉特的分歧难以逾越。马龙派领袖夏蒙执意于要维护《民族宪章》中的权力分配方案，亦即基督徒在黎巴嫩的特权地位。琼布拉特和民族运动则要求建立一套基于平等公民权的全新秩序，而这一新秩序将有利于占黎巴嫩人口多数的穆斯林。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场围绕黎巴嫩的统治权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争夺双方都自称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一位同时代的作者将夏蒙和琼布拉特描述为“其支持者眼中的完人、反对者眼中的恶魔”“彼此之间深恶痛绝、不屑一顾，且都深深扎根于自己的官邸和执念之中”。[40]

1975年春，现状的维护者与社会革命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达到高潮。1975年3月，黎巴嫩南部城市赛达的穆斯林渔民举行罢工，抗议一项在他们看来可能毁掉生计的新渔业垄断。获得垄断特权的财团恰好是在卡米勒·夏蒙和其他几位马龙派商人运作之下，从而使得这个本质上来说属于企业行为的事件转变为一个教派议题。渔民发动示威游行，由马龙派主导的黎巴嫩军队奉命来镇压，民族运动则将军队的介入谴责为一支“马龙派军队”对马龙派大资本利益的保护。3月6日，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了一个左翼纳赛尔主义政党的逊尼派领袖马阿鲁夫·萨阿德（Maʻruf Saʻd）。萨阿德之死在赛达引发了民众暴动，巴勒斯坦突击队员和黎巴嫩左翼民兵成员联手，与黎巴嫩政府军发生激烈冲突。

冲突很快便由赛达蔓延到了贝鲁特。4月13日周日，一车武装人员突然袭击了马龙派领袖皮埃尔·杰马耶勒（Pierre Gemayel），当时后者正准备离开教堂。杰马耶勒是黎巴嫩最大的民兵组织、右翼的马龙派长枪党的创始人，据估计该组织拥有约1.5万名武装人员。枪手当场打死三人，包括杰马耶勒的一位保镖。一心要复仇、愤怒的长枪党成员当天便伏击了一辆满载着巴勒斯坦人的巴士，当时这辆车正好路过基督徒郊区艾因·鲁曼尼，车上28名乘客全部被杀害。大屠杀的消息一传开，黎巴嫩人立刻就意识到暴力的突然升级预示着战争。第二天，没有一个人去上班，学校停课，街上也空无一人，贝鲁特人都躲在家里急切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或者读报，或者听收音机，或者在间断的枪声中电话交流本地的消息。

内战爆发时，丽娜·塔巴拉正在贝鲁特工作。1974年，她曾协助亚西尔·阿拉法特翻译其讲话。在完成了联合国的任务后，塔巴拉回到黎巴嫩，继续在黎巴嫩外交部工作。在很多方面，她代表了富有而国际化的黎巴嫩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住在贝鲁特市中心最优雅的街区之一。内战爆发之际，她只有34岁，是2个女儿的母亲，一个2岁，另一个4岁。

长着一头红褐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眼睛，塔巴拉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名基督徒，实际上她是一位有着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混合血统的穆斯林。她为自己的混血身份感到自豪，在内战刚开始的几个月中拒绝选边站队。这一立场并不好维持。从一开始，黎巴嫩内战就伴随着教派谋杀和野蛮的复仇杀戮。

5月31日，经过民兵组织间7周的战斗后，贝鲁特见证了其第一次教派大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仅因宗教身份的原因就遭到杀害。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丽娜·塔巴拉，称穆斯林正在贝鲁特西区的巴舒拉街区围捕基督徒。塔巴拉的朋友称：“有一个路障和一个身份检查站，基督徒必须下车，然后直接被拖进墓地。”当天有10位基督徒在贝鲁特被杀害，新闻媒体称这一天为“黑色星期五”，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41]

整个1975年夏天，随着居民们适应了战争强加的种种限制，贝鲁特的生活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常态。一档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定期向听众提供安全和危险路线的实时更新。节目中，听上去可靠的播音员会宣布：“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建议您绕开这个区域，选择另一条路线。”随着1975年夏秋之交冲突的加剧，主持人的语调也变得更加急切：“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今天是10月20日星期日，你们都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不是吗？现在你们必须赶快回家，赶快！”[42]广播警报标志着贝鲁特市中心一场新的战役的开始，敌对的民兵把该区域内两座最高的建筑物作为观测和轰炸敌人的平台：一座名为穆尔塔的未完成的摩天大厦俯视着贝鲁特的商业中心，这座建筑也成为逊尼派左翼民兵组织穆拉比吞（Murabitun）的大本营；而位于贝鲁特酒店区中心的高层建筑假日酒店则处于马龙派长枪党民兵的控制之下。

在整夜的战斗中，敌对双方从两座高楼上互射导弹和弹药，对周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1975年10月，民族运动武装——塔巴拉称之为“伊斯兰进步分子”——包围了酒店区并成功围困了马龙派军事力量。基督徒民兵最后得到了卡米勒·夏蒙的救援，后者利用其作为内政部部长的权限，在酒店区四周部署了2000人的黎巴嫩政府军，作为敌对双方之间的缓冲带。双方在11月又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但没有人对战争就此结束存在幻想。

12月，路障重新归位，对无辜者的无谓杀戮也再度重启：4名长枪党成员遭到绑架，之后发现被杀；作为报复，长枪党民兵杀害了300—400名平民，身份证显示受害者全部为穆斯林；穆斯林民兵则以牙还牙，杀害了数百名基督徒。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六”。对丽娜·塔巴拉来说，她正是在这一天最终选择了自己的立场。“无视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横亘的鸿沟已经不再可能；在‘黑色星期六’之后，一切都走得太远了。”自此，丽娜开始认同于穆斯林的事业。“我感觉仇恨的种子和复仇的欲望已经在我内心深处扎根。在那一瞬间，我真的希望穆拉比吞或者其他任何人双倍地报复长枪党人。”[43]

到1976年初，外部势力开始在黎巴嫩人的战争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数月的激烈交火消耗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吉普车、制服、火箭弹和炮弹，而所有这一切都相当昂贵。为此，黎巴嫩各民兵组织从武器泛滥的邻国获取武器。石油繁荣的结果之一即中东地区军售的快速增长；诸邻国正是抓住黎巴嫩内战升级的时机，通过武装不同的民兵组织向黎巴嫩施加影响。

长期以来，苏联人和美国人一直向其地区盟友提供武器系统，很快，其他国家也进入了这一利润丰厚的市场，欧洲制造商与美国人展开竞争，向亲西方的“温和”阿拉伯国家出售重型武器。举例来说，1968—1978年沙特的国防开支由1.71亿美元猛增至超过130亿美元。[44]随着地区大国试图影响黎巴嫩国内局势的发展，过剩的武器开始被用来补给交战中的黎巴嫩各民兵组织。丽娜·塔巴拉报道了关于沙特支持基督徒民兵组织的传闻，“因为利雅德政权出于对假想的共产党人夺权的恐惧，宁可支持伊斯兰的敌人”。[45]马龙派基督徒还从以色列人手中获取了武器弹药，以便帮助后者打击巴勒斯坦民兵组织。左倾的民族运动从苏联或伊拉克、利比亚等苏联附庸国获取武器。黎巴嫩人间的内部冲突被拖入了冷战、阿以冲突以及阿拉伯世界革命与保守政权之间对抗的泥潭。

1976年，黎巴嫩内战退化为一场种族灭绝性质的冲突，每一场屠杀都会招致报复性的残杀。1976年1月，基督徒武装占领了穆斯林棚户区卡兰提那，杀害了数百人，并用推土机将这一贫民区从地面上永久地抹去。作为报复，民族运动和巴勒斯坦武装包围了夏蒙的重要据点、贝鲁特南部沿海的基督徒城镇达穆尔。1月20日巴勒斯坦和穆斯林民兵攻陷达穆尔后，500名马龙派基督徒被杀。5个月后，马龙派武装包围了坐落于多个基督徒社区之间、遭到孤立的巴勒斯坦台勒·扎塔尔难民营。该难民营的3万名居民在经历了53天无情暴力后最终投降，其间没有任何医疗救援、饮用水，食品供应也不断减少。关于这次围攻缺乏可靠的伤亡数字，据估计约3000人死于台勒·扎塔尔。[46]总体而言，从1975年4月战争爆发到1976年10月全面敌对行动停止为止，约3万人在内战中被杀、近7万人受伤。对一个总人口只有325万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伤亡数字。[47]

黎巴嫩内战的第一阶段于1976年10月结束，其结束乃是源于一次政治危机。1976年3月，黎巴嫩议会通过了一次针对共和国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Suleiman Franjieh）的不信任投票，并要求后者辞职。弗朗吉亚表示拒绝后，卡迈勒·琼布拉特威胁发动全面战争，军队中的异见分子开始炮轰位于贝鲁特郊区的总统府。为了保护弗朗吉亚并促成停火，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派部队进入黎巴嫩。

在叙利亚军队的保护之下，黎巴嫩议会再次举行会议，同意为解决当前政治僵局而提前举行选举。一直以来，黎巴嫩总统都是由议会成员选举产生。1976年5月，黎议员举行集会投票选举新总统。当时有两位候选人：伊利亚斯·萨尔基斯（Elias Sarkis），受到保守的基督徒和马龙派民兵组织的支持；雷蒙德·埃迪（Raymond Eddé），改革派和民族运动倾向的人选。大大出乎黎巴嫩国内穆斯林力量意料的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全力支持伊利亚斯·萨尔基斯，并确保后者战胜了埃迪。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叙利亚开始直接介入黎巴嫩政治，并通过在贝鲁特以及黎巴嫩全国战略要地部署军队来确保对该国的影响力。

通过对伊利亚斯·萨尔基斯的支持，叙利亚人实际上站在了巴勒斯坦人以及琼布拉特的民族运动的对立面。这一立场的反转着实让人感到震惊：叙利亚人一贯标榜对泛阿拉伯主义和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而在黎巴嫩他们却维护亲西方、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马龙派基督徒。对丽娜·塔巴拉来说，当她看到叙利亚军队在贝鲁特机场，“使用在苏联帮助下购买的苏制‘冰雹’地对地导弹，炮击巴勒斯坦难民营以及［穆斯林］进步力量控制下的贝鲁特区域”之时，事实真相已经再清楚不过了。[48]丽娜很快就认识到叙利亚人并不是为了支持马龙派基督徒而支持他们，而更多地是想利用他们来加大对黎巴嫩的控制。

叙利亚介入黎巴嫩引发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切，这些国家并不希望看到大马士革利用黎巴嫩国内冲突来吞并其一度繁荣的邻国。沙特国王哈立德（King Khalid，1975—1982年在位）在利雅德召开了阿拉伯国家首脑小型峰会，参会者包括黎巴嫩总统萨尔基斯、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以及来自科威特、埃及、叙利亚的代表。

1976年10月18日，阿拉伯首脑们公布了黎巴嫩危机解决方案，呼吁黎巴嫩国内所有武装力量完全脱离接触，并在10天的时间内实现永久停火。阿拉伯国家将建立一支由3万人组成的维和部队，由黎巴嫩总统直接指挥。维和部队士兵将有权解除所有违反停火协议的战斗人员的武装，并没收其武器。利雅德峰会还呼吁巴解组织尊重黎巴嫩主权，撤回到1969年《开罗协议》中划归巴勒斯坦战士活动的区域。在结尾处，峰会决议呼吁黎巴嫩所有党派为实现民族和解而举行政治对话。

尽管对叙利亚的意图怀有疑虑，但利雅德峰会决议却几乎没有削弱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掌控。考虑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不愿在黎巴嫩驻扎相当数量的部队，叙利亚军队就构成了阿拉伯多国部队的主体——在派往黎巴嫩维和的3万名阿拉伯士兵中，叙利亚人占据约2.65万个名额；甚至那些来自沙特、苏丹、利比亚等国的象征性小分队也并未在黎巴嫩停留多长时间，很快就把任务完全委托给了叙利亚人。11月中，约6000名叙利亚军人在200辆坦克的支持下占领了贝鲁特。就这样，利雅德峰会决议仅仅为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提供了一件合法化的外衣。

尽管萨尔基斯总统号召黎巴嫩人“带着友爱与同胞情谊”来迎接叙利亚兄弟，但黎巴嫩穆斯林和进步党派却怀有深深的疑虑。卡迈勒·琼布拉特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他与哈菲兹·阿萨德的一段对话：“我请求您撤出派往黎巴嫩的部队，继续执行您的政治介入、您的调停、您的仲裁吧……但我一定要规劝您放弃军事手段，我们不想成为一个卫星国。”[49]丽娜·塔巴拉惊恐地看着叙利亚军队布满了贝鲁特的大街小巷，但最让她恼火的却是“几乎每个人表面上看起来都满意于这种状况”。

利雅德峰会后，内战爆发以来的第56次停火正式生效。如果黎巴嫩人民希望叙利亚人的占领，将在近两年的战争之后为他们带来和平，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感到失望。叙利亚进驻贝鲁特之后不久，塔巴拉就目睹了最早的汽车炸弹袭击之一，这类袭击也将成为黎巴嫩国内暴力的一个标志。她在形容眼前的惨状时写道：“幕后传来响亮的哭喊声和尖叫声。有人喊着：‘小心！这是一辆装了饵雷的汽车，可能还有一辆！’在过去的几天内，这类袭击越来越多，但没有人知道幕后黑手是谁，很多受伤严重的伤员就躺在路边。”塔巴拉回忆道，当她看到“黎巴嫩人在叙利亚和平笼罩下那种胜利的平静烟消云散”之时，感到了某种残忍的满足。[50]她和家人已经见证了足够多的鲜血和毁灭。他们将贝鲁特留给了叙利亚人，加入了成千上万的黎巴嫩海外流亡者的行列。

就国际社会而言，黎巴嫩冲突已经得到了至少是暂时性的解决。全球媒体的注意力已经从满目疮痍的黎巴嫩转向了耶路撒冷。1977年11月20日周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将在这里向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提议结束阿以冲突。

*

1977年1月，萨达特正在其位于尼罗河上游城市阿斯旺的假日官邸内接受一位黎巴嫩记者的采访，记者突然停止了提问。当时，一股浓烟正从市中心升起。她说道：“总统先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您身后发生。”萨达特转过身来，看见阿斯旺市内的火光，一群暴民正跨过尼罗河大桥向他的官邸走来。不久之前，萨达特刚刚命令深陷财政危机的埃及政府取消了对大饼和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关键补贴，埃及的穷人们认为他们的生计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发起了全国性的大饼骚乱。骚乱共造成17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政府恢复补贴之后，骚乱才趋于平静。[51]

的确，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萨达特身后发生。基于十月战争中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战场上的胜利，埃及公众曾一度欢呼他为“渡河英雄”，现在他们对总统却失去了信心。萨达特并不具备纳赛尔的个人魅力或对公众的吸引力。他需要兑现其对经济繁荣的承诺，否则就要面临被废黜的风险。萨达特越来越确信，繁荣只有在美国支持以及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1973年战争结束伊始，基于埃及具有说服力的军事表现以及对阿拉伯石油武器的成功运用，萨达特成功说服了美国敦促以色列从西奈部分撤军。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开启了其独特的穿梭外交，在开罗和耶路撒冷之间展开了频繁的协调谈判，最终确保了两份西奈脱离接触协议的达成（1974年1月和1975年9月）。协议将苏伊士运河以及西奈的部分油田归还给了埃及。

收复苏伊士运河是萨达特的一项重要成就，首先是因为他在纳赛尔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他成功地避免了运河转变为埃、以之间的实际边界。其次是因为，运河是财政困难的埃及政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在美国的帮助下，埃及人将1967年阿以战争中被炸毁的船只残骸清除出了运河区。1975年6月5日，萨达特重新向国际航运市场开放了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水路。通过运河的第一批船队来自“黄色舰队”的14艘船只。“黄色舰队”是一群因1967年战争而被迫滞留在“大苦湖”的国际汽轮，因花了8年时间来收集黄色灰尘而得名。尽管埃及为这些收获进行了庆祝，但《西奈协议》使以色列控制了西奈半岛（“六日战争”中埃及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的绝大多数地区，而埃及国库还在为收支相抵而苦苦挣扎。

萨达特越来越急于为其国库获得新的资金，为此他甚至不惜与阿拉伯邻国为敌，以便巩固自身的地位。出于对增加埃及收入的迫切需求，1977年夏，萨达特试图夺取隶属于利比亚的油田。根据当时的估计，利比亚每年的石油收入高达50亿美元。对一个人口还不足埃及零头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保护这些财富的军队，其规模也只有埃及的一个零头。在疯狂的机会主义想法的刺激下，萨达特将苏联向这个富裕邻国提供武器作为入侵的借口，仿佛利比亚的军火库对埃及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7月16日，萨达特从西奈的以色列前线撤回了其部队，向驻扎在西部沙漠的利比亚军队发动了进攻。埃及空军轰炸了利比亚基地，为地面部队的入侵提供了空中掩护。资深分析家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说：“几乎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萨达特做出了误判。无论在［埃及］民众还是军队看来，撤下对付敌国以色列的部队去攻击一个阿拉伯邻国都毫无道理。”

埃及对利比亚的进攻持续了9天。埃及民众反应冷淡，华盛顿则公开反对埃及毫无理由的入侵。美国驻开罗大使明确表示，美国反对对利比亚的任何入侵，萨达特被迫做出让步。7月25日，埃及部队撤出利比亚，双方冲突就此结束。海卡尔总结道：“所以，正是1月份的食品骚乱以及搞砸了的对外冒险……导致萨达特在1977年年中得出结论，埃及必须与以色列就全新的两国关系展开谈判。”[52]如果萨达特无法增加国库收入，他就会面临更多的食品骚乱。他又无法确保从其阿拉伯兄弟手中获得资金，无论是通过说服还是强制的手段。但一旦成为与以色列缔结和平的第一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就可能获得大量的美国发展援助并吸引可观的外国投资。考虑到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不妥协立场，这一策略具有很高的风险。但萨达特之前已经冒过很大的风险，还获得了成功。

与以色列和解的障碍从未像现在这样显得难以跨越。1977年5月，梅纳赫姆·贝京领导下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获胜，打破了以色列建国以来工党对政府的垄断。在贝京的领导下，利库德集团坚决主张在以色列于1967年6月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定居点，以保留这些土地。很难想象会有一位比这位前恐怖分子、大以色列的倡导者更顽固的谈判对象了。然而，正是贝京进行了最初的接触，通过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向埃及总统释放了一些和解信号。齐奥塞斯库劝告萨达特说：“一旦工党上台、利库德集团在野，达成和平协议将不再可能；但在二者角色互换的情况下，达成协议的前景还稍好。”这是因为，工党（做在野党时）阻挠与埃及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要稍小。[53]

萨达特回到埃及后，开始考虑这项不可想象的任务——直接与以色列人展开谈判，以确保一项阿以和平协议。在十月战争中，他已经展示了埃及的军事领导地位。通过引领和平，他将确立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正如1972年首次提出该话题时他的将军们反对与以色列开战一样，他知道他手下的政治家们也会抵制他的和平计划。他需要重组政治团队，引入一些更少抵制变革的新人才。他选择了一位完全的外来者来协助制订他的和平计划。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1922年出生）是开罗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在国王时期，他的祖父曾担任过首相，他的叔叔则担任过外交大臣。加利出生于一个土地贵族家庭，1952年革命后，根据新政府的土地改革措施，其家族的农业地产被没收。

埃及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穆斯林，布特罗斯-加利本人却是一名科普特基督徒，他的妻子则出身于埃及一个显赫的犹太家族。1952年革命以来，上述身份特点曾迫使布特罗斯-加利远离埃及政治舞台。现在萨达特决定与以色列达成和解，同样的身份特点却使他成为政府公职的候选人。1977年10月25日，这位日后将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大学教授很吃惊地得知，自己在一次内阁重组中已经被任命为国务部部长。

进入政府后不久，布特罗斯-加利参加了11月9日萨达特向议会发表的演讲。在这次演说中，萨达特首次暗示了与以色列合作的意愿。萨达特这样告诉出席的各位议员：“我已经准备好走到天涯海角，如果这样做能以任何方式保护一位埃及儿童、战士或军官免受杀戮和伤害。”谈到以色列人，他继续说道：“我已经准备好去他们的国家，甚至去以色列议会和他们会谈。”

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同样出席并聆听了萨达特的演说。布特罗斯-加利回忆说，阿拉法特“是对这些话报以热烈掌声的第一人。无论是阿拉法特、他的同事还是我本人，都没有理解总统所说的这番话的含义”。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想到萨达特真的计划于近期前往以色列。[54]然而一周之后，布特罗斯-加利完全理解了萨达特这番话的意思。副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要求他起草一份演讲提纲，“总统将于下周日在以色列发表这份讲话”。布特罗斯-加利兴奋地发现自己“正处在这一历史性事件的中心”。

正像萨达特预料的那样，他手下的很多政治家都反对他的计划：外交部部长伊斯玛仪·法赫米（Ismail Fahmi）、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部部长穆罕默德·里亚德（Muhammad Riyad）双双辞职，而非陪同总统前往耶路撒冷。预计出发时间前两天，布特罗斯-加利被任命为代理外交部部长，受邀加入了前往耶路撒冷的总统代表团。他的朋友们劝告他不要同去。布特罗斯-加利日后回忆说：“空气中几乎可以闻到恐惧的气氛，阿拉伯媒体非常恶毒，他们写道：没有穆斯林愿意陪同萨达特（前往耶路撒冷），所以他选择了基督徒布特罗斯-加利，后者还有一个犹太妻子。”[55]但新上任的代理外交部部长却发现自己“受到这一巨大挑战的吸引”：他们需要打破1967年喀土穆峰会制定的禁忌，该峰会决议要求所有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协调一致，不承认犹太国家、不与以色列官员谈判、不谋求与以色列达成和平。

这位埃及总统先宣布了他的计划，然后才寻求阿拉伯各国元首的支持，这让后者大为光火。为避免与叙利亚决裂，萨达特亲自飞往大马士革，向哈菲兹·阿萨德总统简要介绍了其出访以色列的计划。阿萨德立刻提醒萨达特关于阿拉伯统一立场的问题。阿萨德对他说：“安瓦尔兄弟，你总是那么性急。”他警告道：“我理解你急迫的心情，但请你也理解一下，你不能去耶路撒冷，这是一种背叛。埃及人民不会接受，阿拉伯人民也永远不会原谅你。”[56]

然而萨达特并没有被吓到。11月19日，在布特罗斯-加利的陪同下，他登上了一架公务飞机，踏上了前往特拉维夫的45分钟的行程。布特罗斯-加利惊呼道：“我从未意识到（埃、以两国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近！对我来说，以色列陌生得像来自外太空的一块土地。”[57]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和敌意，这似乎是埃及人第一次将以色列视为一个真实的国家，他们的感受非常复杂。埃及资深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捕捉到了萨达特在罗德机场走下飞机的瞬间。“当电视摄像镜头伴随着他走下舷梯，数以百万计的埃及人所背负的负罪感被一种参与感所取代。无论对错，萨达特在政治和身体层面的勇气是不容置疑的。他踏上了这块禁地，许多埃及人为之侧目，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惊骇不已。”[58]

次日即1977年11月20日周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用阿拉伯语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让布特罗斯-加利伤心的是，他煞费苦心准备的英语讲稿并未被使用）。这恰恰是尤里·阿弗纳瑞一直以来敦促巴解组织应该摆出的勇敢姿态，以便向以色列公众证明，确实存在希冀和平的阿拉伯合作伙伴。萨达特对电视摄像机的镜头说道：“请允许我从这个讲台上向以色列人民发出呼声。”他宣布： “我向你们传达来自埃及人民的和平信息，一条面向以色列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安全与和平的信息。”萨达特径直越过了以色列的立法者们，直接敦促以色列的选民“鼓励你们的领导人为和平而奋斗”。

萨达特继续对以色列议会内外的听众说道：“让我们彼此都坦诚一些，我们如何才能达成基于公正的持久和平？”萨达特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表示持久的和平必须基于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他指责以色列人：“今天在以色列宣扬的口号，完全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甚至质疑他们的去向，世界上再没有人能够接受这样的口号。”他继续说道，和平也不可能在占领他国领土的情况下出现。他呼吁以色列归还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作为交换，以色列将被所有阿拉伯邻国接受和承认。萨达特强调：“正如我们真诚地寻求和平那样，我们同样真诚地欢迎你们和平、安全地生活在我们中间。”

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旅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外交壮举，在以色列和其阿拉伯邻国之间开启了首个严肃的和平进程。然而，事实证明，通往和平之路还很漫长、艰辛，且布满了风险。走到谈判桌前时，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预期极为不同。萨达特希望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领土上完全撤军，且在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基础上，率领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和平。贝京则无意做出这些让步，而且他削弱了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的公信力——他在以色列议会回应萨达特时坚称：“萨达特先生知道，正如在他到达耶路撒冷之前我们已经告诉他的那样，我们关于和邻国之间持久边境的立场与他有所不同。”[59]在随后的谈判中，贝京宣称，愿意将西奈半岛以及戈兰高地的绝大部分分别归还给埃及和叙利亚，以换取双边关系的完全正常化，但他断然拒绝向巴勒斯坦人做出任何让步。

以色列关于阿以全面和平协议的立场过于强硬，无法吸引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参与。贝京执意要保留定居点，同时出于战略考量，要求保留被占的部分叙利亚和埃及领土。以色列人愿意向巴勒斯坦人做出的最大妥协，是允许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一定程度的自治。事实上，贝京一直用圣经地名朱迪亚和撒马利亚（Judea and Samaria）来称呼这两块地方。以色列人拒绝与巴解组织举行会谈，而巴勒斯坦独立或建国以及以色列归还部分耶路撒冷，更是毫无可能。以色列议会已然宣布耶路撒冷为这个犹太国家永久的、不可分割的首都（这一声明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在开启了这一勇敢的和平倡议之后，萨达特发现自己夹在拒不妥协的阿以双方之间进退两难。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愿意追随埃及的脚步，以色列总理贝京也并未激励他们这样做。他深信与埃及达成和解符合以色列的战略利益，因为在缺少埃及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有能力对这个犹太国家构成真正的威胁。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和平仅是次要议题，他也不愿为吸引他们加入严肃的谈判做出任何妥协。在阿拉伯世界对埃及的敌意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埃及不得不单独与以色列人谈判。

为了将处境艰难的埃以和平倡议最终引向和平，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付出了巨大努力。1978年9月，卡特在位于马里兰州戴维营的总统度假地召开了一次会议。布特罗斯-加利再次作为埃及代表团成员参与了会议。随萨达特飞往戴维营参会途中，他听着埃及总统的谈判策略，心中越来越感到担心。萨达特天真地认为他能够赢得美国公众对埃及谈判立场的支持，相信卡特总统将站在他这一边，迫使以色列为实现他本人的要求做出必要的让步。布特罗斯-加利认为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我担心美国人不会向以色列人施压，到那时萨达特将被迫做出让步。”[60]

萨达特也并不完全是错的：埃及的立场的确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而卡特总统也确实向贝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后者做出让步。经过13天的艰苦谈判以及对22份草案的反复修改，卡特终于使双方达成一致。贝京同意从整个西奈（他曾计划退休后在那里安度晚年）撤军，但萨达特也被迫做出了妥协。重要的是，整份协议并未保证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利。框架文件提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设定一个5年的过渡期，规定以军撤出上述地区，同时在这两块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自治权力机构。然而，协议却将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最终地位问题留待埃及、以色列、约旦及巴勒斯坦领土的民选代表通过谈判来解决。对于以色列未履行其承诺的情况，协议中也不包含任何惩罚措施。

为抗议萨达特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背叛，新任埃及外交部部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卡米勒（Muhammad Ibrahim Kamil）愤然辞职。但萨达特并没有被吓到。1978年9月17日，萨达特毅然前往华盛顿，在白宫的一次正式仪式上签署了《为实现和平协议的框架文件》（Framework for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Treaty）。

萨达特脱离阿拉伯阵营、寻求与以色列单独议和的决定，让整个阿拉伯世界惊恐不已。为应对这一危机，阿拉伯国家首脑于1978年11月在巴格达举行峰会。峰会上，阿拉伯产油国承诺在10年的时间内向埃及提供每年50亿美元的拨款，以弥补萨达特寻求与以色列议和背后可能的物质刺激因素。他们还威胁一旦萨达特与以色列缔结和约，埃及将被开除出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总部也将从开罗迁往突尼斯。

但萨达特已经走得太远，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已然无济于事。经过6个月的进一步谈判，1979年3月26日，卡特、贝京和萨达特再次回到白宫草坪上，签署了最终版本的埃以和平协议。在与以色列进行了5场战争之后，埃及这个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最终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在缺少埃及的情况下，阿拉伯世界将再也不可能在军事层面压倒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将不得不通过谈判确保自身的国家和领土诉求。阿拉伯国家将永远不具备足够的筹码来向一个顽固的以色列施压，迫使后者归还他们的土地。他们也将永远不会饶恕埃及脱离阿拉伯阵营、以他人利益为代价确保自身领土的做法。其他阿拉伯国家认为，阿拉伯人本来可以通过集体行动，为所有人达成一份更好的和平协议。

1979年3月埃、以签订和平协议后，阿拉伯国家立即将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践，切断了与埃及的关系，埃及也将花费20多年的时间才重新完全融入阿拉伯阵营。萨达特装作满不在乎，但一贯自豪于本国在阿拉伯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的埃及人民，此刻却为自身所受到的孤立而深感痛心。1979年，他们沮丧地看着阿拉伯国家的国旗从阿盟总部以及开罗市中心使馆建筑上降下。1980年2月，埃、以两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埃及人民又同样担忧地目睹了大卫之星在开罗新落成的以色列使馆上方冉冉升起。

埃及人民并不反对同以色列人议和，他们只是不想让这一和平以埃及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破坏为代价。埃、以两国现在实现了和平，但这一和平并未给任何一方的人民带来多少愉悦。

20世纪70年代末，阿以和平进程的光芒被现代中东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所掩盖。尽管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范围之外，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

1979年1月，美国支持下的伊朗国王被一场伊斯兰宗教学者领导的民众革命推翻。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冷战时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由于美国失去了其在地区影响力的一根支柱，这场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势力均衡。同时，伊朗革命也对油价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革命的混乱期，作为世界第二大产油国的伊朗实际上完全停止了其石油生产。在国王倒台引发的恐慌中，全球市场也经历了10年内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几乎涨至原来的3倍，每桶价格由13美元猛增至34美元。

在全世界消费者遭受损失的同时，产油国则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氢化合物出国口，也是富油国的典型代表。沙特的石油收入由1970年的12亿美元，增至1973—1974年间石油禁运高潮时期的225亿美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的第二轮石油危机后，沙特的石油收入在1979年时已飙升至700亿美元，在整个70年代增长了几乎60倍。包括利比亚、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也经历了相似的增长速率。沙特人则推出了阿拉伯世界最雄心勃勃的公共支出计划，年度发展开支由1970年的25亿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570亿美元。[61]

然而与其他产油国相似，沙特本身缺乏实现其发展目标所必需的人力资源，因而被迫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招募劳动力。埃及成为首要的劳动力输出国，但突尼斯、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也门以及无国籍的巴勒斯坦人，同样也是阿拉伯劳工移民队伍中的生力军。20世纪70年代，在产油国工作的阿拉伯移民劳工由1970年的约68万人，猛增至1973年石油禁运后的130万人，据估计，至1980年已达到约300万人。这些阿拉伯劳工移民为本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1970年，埃及政府通过阿拉伯产油国的埃及劳工获得的侨汇收入为1000万美元，1974年时达到1.89亿美元，1980年时已增至约20亿美元，10年之内增长至原来的200倍。

埃及社会学家萨阿德丁·易卜拉欣（Saad Eddin Ibrahim）敏锐地指出，这种富油国和贫油国之间的劳动力与资本交换造就了一种“全新的阿拉伯社会秩序”。在一个政治分歧深刻、尖锐的时代，阿拉伯人在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却不断加深。这一新秩序具有相当的弹性来缓和阿拉伯国家间的相互敌意。当1977年夏埃及向利比亚开战时，在利比亚工作的40万埃及劳工没有一人遭到报复性的驱逐。即便在萨达特脱离阿拉伯阵营与以色列议和的情况下，这种实用主义仍然占据优势——在《戴维营协议》之后的几年内，产油国对埃及劳动力的需求继续增长。正如易卜拉欣所总结的，到20世纪70年代末，石油已经使阿拉伯世界在社会经济层面的联系比其现代历史中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62]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远远超越了石油市场的范围。伊朗国王是中东地区统治时间最长的独裁君主之一，拥有该地区最强大的武装部队之一，且享有美国的全力支持。他的倒台引起了阿拉伯政客的警觉和思考。紧张的阿拉伯统治者们开始带着更多的疑虑来审视境内的伊斯兰政党。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回忆，自己曾问一位埃及记者：“伊朗革命有没有传播到埃及的风险？”后者向他保证说：“伊朗革命是一种病症，不可能传播到埃及。”[63]这位记者指出，伊朗是一个什叶派国家，而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绝大多数人口都是逊尼派，且埃及受到另一个伊斯兰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的保护，可免遭伊朗的传染。事实很快就将证明这位记者是错的：在未来的10年内，伊斯兰政治将迅速兴起并对阿拉伯世界的每一位政治领袖发起挑战，而其起点正是沙特。

伊斯兰政治对沙特王国的挑战起始于1979年11月20日。当时，一个自称“阿拉伯半岛穆斯林革命者运动”的名不见经传的组织，占领了麦加大清真寺这一伊斯兰的神经中枢。该运动的领导人呼吁净化伊斯兰教，摒弃西方价值观，从沙特王室手中解放其国家，还指责王室伪善而腐败。僵局持续了两周以上，约1000名反叛者劫持了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最后，沙特人被迫派遣国民卫队对反叛进行了镇压。官方数据称死亡人数只有几十人，非官方的观察者则宣称有数百人在冲突中被杀。该运动的领导人被捕，随后与63名追随者一道被处决，这些追随者中很多人来自埃及、也门、科威特或其他阿拉伯国家。

当麦加大清真寺仍处于被包围之时，沙特东部省份的什叶派社群于11月27日发动了暴力示威游行。示威者高举着伊朗革命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画像，散发传单、鼓动推翻“专制的”沙特政权。沙特国民卫队的警力不堪重负，花了3天时间才扑灭了亲伊朗的示威游行，造成数十人伤亡。[64]

突然之间，即便是最富有、最强大的阿拉伯产油国在迅速崛起的政治伊斯兰力量面前都显得脆弱不堪。新一代青年正在阿拉伯世界崛起，他们已不再相信阿拉伯民族主义华而不实的空话。眼见阿拉伯国王和总统们正用腐败所得建造宫殿，并将个人权力置于阿拉伯公共利益之上，他们对本国的政治领袖不再抱有希望。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或苏联式的无神论。他们相信美国代表着一支新的帝国力量，正在阿拉伯国家之间推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为推进以色列的利益而牺牲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他们从伊朗革命中学到的经验就是，伊斯兰教比所有敌人联合起来都要强大。只要穆斯林能团结在其宗教的永恒真理之下，就能推翻统治者、对抗超级大国。在伊斯兰力量的激励下，阿拉伯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新时代。

第十三章　伊斯兰的力量

每年的10月6日，埃及武装部队都要举行阅兵式，这是纪念1973年战争的国定节日。开罗阅兵场的背景是一座现代金字塔，颇具戏剧感，这是安瓦尔·萨达特下令建造的十月战争阵亡将士纪念碑，也是埃及的无名战士墓。

武装部队日的游行庆祝是萨达特总统任期的巅峰时刻，也即他成为指挥埃及军队跨越苏伊士运河的“横渡英雄”的时刻。这次的阅兵式是为了纪念1973年埃及领导阿拉伯军队打击以色列。这次打击发生在埃及与这个犹太国家单独媾和之前，媾和严重损害了埃及的地位。

萨达特竭尽全力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武装部队日的游行上，在埃及和国际媒体的注视下，他亲临游行现场。至少在这一天，他可以忽略埃及被孤立的事实：作为对《戴维营协议》的回应，其他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阿盟将总部从开罗迁至突尼斯。这些措施更坚定了埃及政府的决心，要将1973年战争的成就作为国家荣誉来庆祝。

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身穿礼服，坐在阅兵台上，身边环绕着他的内阁成员、宗教人士、外国政要和高级军官，呈现出国之大典的隆重。一排排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导弹发射器在金字塔形纪念碑和检阅台之间列队前进。一组密集的空军战斗机在头顶呼啸而过，拖着彩色的烟雾。评论员宣告：“现在炮兵来了。”此时沉闷的黄褐色卡车拉着榴弹炮驶近检阅台。

其中一辆卡车突然转向急停。一名士兵从驾驶室跳下来，向检阅台投掷了几枚眩晕手榴弹，而他的3个同伙则从平板卡车后面向聚集的政要们开火。这些叛变士兵的行动完全出乎意料，他们尽情地屠杀了30秒钟，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他们很可能一开火就射杀了萨达特。

这伙人的首领跑到检阅台前，近距离向伏地的萨达特总统开枪，直到一名总统卫兵开枪打伤了他。“我是哈立德·伊斯兰布里（Khalid al-Islambuli），”这名刺客对着一片混乱的检阅台高喊，“我杀了法老，我不怕死。”[1]

电视直播了萨达特遇刺，全世界为之震惊。一个不起眼的伊斯兰主义者，几乎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暗杀了埃及这个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的总统。伊斯兰革命的景象可能不再局限于伊朗，阿拉伯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伊斯兰主义运动，挑战世俗政府。

当哈立德·伊斯兰布里高喊“我杀了法老”时，他是在谴责萨达特，谴责他的世俗统治把人的法律凌驾于宗教之上。将伊斯兰主义者团结起来的是他们共同的信念：穆斯林社会必须按照“真主的法律”来统治，即源自《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的智慧和伊斯兰神学家的法律判例的伊斯兰法，统称“沙里亚”（sharia）。他们视自己的世俗政府为敌人，称他们的统治者为“法老”。《古兰经》和《希伯来圣经》一样，都严厉批判古埃及的法老，把他们描绘成把人的法律凌驾于神谕之上的暴君。《古兰经》中有不下79节经文谴责法老。那些更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主张用暴力对抗晚近统治阿拉伯世界的“法老们”，以此作为推翻世俗政府和以伊斯兰国取而代之的必要手段。哈立德·伊斯兰布里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将伏地的总统萨达特斥为法老，从而宣布暗杀是合法的。

并不是只有伊斯兰主义者批评萨达特。1981年10月10日，埃及为安瓦尔·萨达特举行国葬，许多国际领导人参加了葬礼，但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寥寥无几。与会者包括3位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和吉米·卡特，萨达特都曾和他们密切合作过。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率领一个声势浩大的以色列代表团出席，他曾因缔结埃以和平条约而与萨达特分享了197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阿盟成员国中，只有苏丹、阿曼和索马里派代表参加了葬礼。

也许更令人震惊的是，出席总统葬礼的埃及名流也很少。资深记者和政治分析家穆罕默德·海卡尔对萨达特怀有不满（在刺杀发生前一个月，哈伊凯勒同一群反对派人士一起被捕入狱），他反思说：“一个在西方被视为英雄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而受哀悼的人，却几乎没有同胞哀悼他。”[2]

然而，无论是批评者还是崇拜者，都很满意对萨达特最终安息之地的选择。对于那些尊敬这位“横渡英雄”的人来说，萨达特被埋在1973年战争纪念碑之下，面对着他被枪杀的检阅台，这是最恰当的。而萨达特的伊斯兰主义敌人对“法老”被埋葬在他金字塔的阴影下也感到满意。

伊斯兰主义者成功刺杀了埃及总统，但他们缺乏推翻埃及政府的资源和规划。副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受轻伤，被紧急护送离开阅兵场。在萨达特的死讯公布后不久，穆巴拉克被宣布就任总统。埃及安全部队逮捕了数百名嫌疑人，据称其中多人遭到酷刑。

6个月后，1982年4月，5名被告因参与刺杀萨达特而被判处死刑：哈立德·伊斯兰布里、他的3个同伙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导师阿卜杜·赛莱姆·法拉吉（ʻAbd al-Salam Faraj），后者写了一本小册子，鼓吹对“非伊斯兰的”（即世俗的）阿拉伯统治者发动“圣战”。对他们的处决使刺杀萨达特的刺客们成为殉道者。20世纪80年代期间，伊斯兰主义团体继续使用暴力对抗埃及政府，企图将世俗民族主义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变成埃及伊斯兰共和国。

*

如今，在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教在公共生活中都发挥着显著影响，这很容易让人忘记1981年的中东是多么世俗化。阿拉伯国家中，除了最保守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西式服装比传统服饰更受欢迎，许多人无视伊斯兰禁令公开饮酒，男女在公共场合和工作场所都自由相处，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过上职业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现下的自由标志着阿拉伯人进步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些人则带着不安关注着这些新的发展，担心迅速的变化将会导致阿拉伯世界放弃其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

关于伊斯兰教和现代性的论战，在阿拉伯世界由来已久。1928年，哈桑·班纳创立穆斯林兄弟会，以抗击西方对埃及的影响和对伊斯兰价值观的侵蚀。此后几十年，穆兄会遭到越来越强硬的镇压。埃及的君主政权与纳赛尔政权分别于1948年12月和1954年宣布取缔穆兄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主义政治转入地下，世俗国家越来越多地从苏联社会主义或西方自由市场式民主中获得灵感，这削弱了伊斯兰价值观。然而，镇压让穆兄会更为坚定地反抗世俗主义，并推广他们眼中的伊斯兰价值观。

20世纪60年代，穆兄会里出现了一股激进的新潮流，引领者是一位极富个人魅力的埃及思想家，名叫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b）。他将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改革者之一。1906年，库特卜出生在上埃及的一个村庄，20世纪20年代在开罗师范学院学习。毕业后，他供职于教育部，担任教师和督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活跃于文坛，既是一名作家，又是一名评论家。

1948年，库特卜获得两年政府奖学金，被送到美国留学。他在北科罗拉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其间也在华盛顿特区和加州的斯坦福学习过。虽然他从东到西穿行过美国，但却没有那种典型的交换学生对留学对象国的感情。1951年，库特卜在一份伊斯兰主义期刊上发表反思文章《我所见到的美国》。库特卜谴责他在美国社会体验到的物质主义的肆虐和精神价值的匮乏，厌恶他见到的道德败坏和肆无忌惮。让他尤为震惊的是美国教会里的恶习。他写道：“大多数教堂都有两性共同参加的俱乐部，每个牧师都引导尽可能多的人去他的教堂，这主要是因为，不同教会之间存在激烈竞争。”在库特卜看来，这种招徕信众的做法，更适合剧院经理而不是精神领袖。

库特卜在文中讲到，一天晚上，他去参加教堂的仪式，仪式后是舞会。牧师想方设法让教堂看上去“更浪漫、更有情调”，这让他震惊不已。牧师甚至选择了一首撩人的歌曲来营造气氛，这是“一首著名的美国歌曲，叫作《但是宝贝，外面很冷》”。库特卜对这首歌曲的描述，反映出他同美国流行文化间有多深的隔阂：“［这首歌］由晚上约会回来的男孩和女孩的对话构成。男孩把女孩带到他家，不让她走。女孩恳求男孩让她离开，因为夜色已浓，她的妈妈还在等她回家。但每次女孩提出一个回家的借口，男孩都会用这句歌词回答她：‘但是宝贝，外面很冷！’”[3]显然，库特卜觉得这首歌曲令人反感，而让他更为震惊的是，一个宗教人士竟然会选择这么一首不合适的歌曲来让年轻的教民们跳舞。（在他看来，宗教场所的）社会功能应该同清真寺一样，在其中两性是分开的，穿着得体与举止端庄是基本的规则。

库特卜回到埃及，看着他的同胞安然自得地崇尚着美国所体现的现代价值观，决心把他们唤醒。他提出：“恐怕美国国民的素质同它在物质上的强大并不匹配，待到生命之轮转去、时间之书合上时，美国将不会或几乎不会给将人与物甚至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道德带来任何助益。”[4]库特卜不想改变美国，而是想保护埃及和伊斯兰世界免遭他在美国目睹的道德堕落。

从美国回来后不久，1952年，赛义德·库特卜加入了穆兄会。考虑到他在出版领域的背景，他们任命他为穆兄会媒体与出版部门的负责人。这位狂热的伊斯兰主义者通过发表煽动性的文章建立起了广泛的读者群。埃及1952年革命后，库特卜同自由军官们保持良好关系。据报道，纳赛尔邀请库特卜为新的官方政党“解放大会”（Liberation Rally）起草党章。或许，纳赛尔这么做，并不是因为钦佩这位伊斯兰主义改革者，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尝试，目的是争取库特卜对这个新官方组织的支持。包括穆兄会在内的所有政党都将解散，并入该组织中。

新政权对穆兄会的善意是短暂的。1954年10月，一名穆兄会成员企图暗杀纳赛尔，之后穆兄会遭到全面镇压，库特卜也被捕了。同许多其他穆兄会成员一样，库特卜声称在被捕期间遭受了可怕的酷刑和审讯。库特卜被控颠覆活动罪，处以15年苦役。

在狱中，库特卜继续激励伊斯兰主义者。因健康状况不佳，他常常住在狱中的医院，在那里，他写下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关于伊斯兰教与政治的著作，包括一部对《古兰经》的激进评注和号召推动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社会的《路标》（Milestones）。

《路标》是库特卜对西方物质主义破产和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专制性的最强阐述。他认为，界定当今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是人为设立的，恰恰就是这种人为的属性导致了制度的失败。这些制度并没有开启科学和知识的新时代，反而造成了对神的指引蒙昧无知，或称“贾希利叶”（jahiliyya）。这个词在伊斯兰教中有特殊含义，指伊斯兰教产生前的黑暗时代。库特卜认为，20世纪的贾希利叶，“其形式是声称创造价值、立法规约集体行为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属于人，而不考虑真主的规定”。这里暗含的意思是，20世纪科技的显著进步并没有将人类带入现代，而抛弃真主永恒的旨意却将人类社会带回了7世纪。库特卜相信，这一判断对阿拉伯世界和非伊斯兰的西方同样适用。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在他看来，就是暴政。阿拉伯各国政权没有给公民带来自由和人权，却施行了压迫和酷刑——正如他从痛苦的亲身经历中所了解到的那样。

库特卜相信，伊斯兰教作为真主对人类秩序的完美表述，是通往人类自由的唯一途径，是真正的解放神学。由此推演，唯一有效和合法的法律就是伊斯兰法所载的真主的法律。他认为，必须有一个穆斯林先锋队来恢复伊斯兰教“人类领袖”的角色。先锋队将用“宣讲和说服来革新思想和信仰”，用“物质的力量和‘圣战’来废除贾希利叶制度，这些组织和权威阻止人们改变思想与信仰，迫使他们遵循错误的道路，使他们服务于人类领主而不是全能的真主”。库特卜写作《路标》，就是为了指导引领伊斯兰价值观复兴的先锋队，通过复兴，穆斯林将再次实现个人自由并重回世界领导地位。[5]

库特卜观点的威力在于其简单与直接。他指出了一个问题——贾希利叶，并基于众多阿拉伯穆斯林所珍视的价值观，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伊斯兰解决方案。他的批评，无论对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对阿拉伯政府，都同样适用。他的回应传递出希望，而这一希望是建立在对穆斯林优越性的假设之上的：

状况发生了变化，穆斯林失去他们的体力并被征服；然而意识没有脱离他们，因为他们是最优越的。只要他们坚持信仰，他们就会在面对征服者时处于优越的位置。他们依然确信，这状况是暂时的，也将会过去，而信仰将逆转潮头，席卷一切。即便死亡是命中注定，他们也不会低头。所有人都会死，但对他们来说则是殉难。他们将进入花园［即天堂］，而征服者将堕入火中［即地狱］。[6]

然而，无论库特卜有多反对西方列强，他的首要斗争目标始终是阿拉伯世界的威权政府，尤其是纳赛尔政府。库特卜在注释《古兰经》中有关“掘坑的人”的经文时，几乎毫不掩饰地将之作为反映穆兄会和自由军官之间斗争的寓言。在《古兰经》的故事中，有一群信仰者因信仰而遭到谴责并被暴君们活活烧死，暴君们聚集在一起，亲眼看着这些正直的受害者死去。“愿掘坑的人们，被弃绝”（《古兰经》第85章第1—16节）。库特卜是这样注释的：迫害者，也就是那些“傲慢、凶恶、有罪、堕落的人”，目睹着殉道者的痛苦，享受着施虐者的快感。他写道：“当这些正直的信仰者中的青年男女、小孩和老人被扔进火中时，迫害者们邪恶的快感会达到新的高度，面对血肉模糊的场景，他们会发出狂喜的叫声。”《古兰经》的故事中并没有这样逼真的场面，这或许是受到库特卜和他的穆兄会同伴在狱中所受折磨的启发。库特卜总结道，“信仰者和他们的敌人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信仰的斗争，或是不信与信之间的斗争，或是贾希利叶与伊斯兰之间的斗争”。他传递的信息很明确：埃及政府与他头脑中的伊斯兰政权不相容。两者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964年，库特卜被释放出狱，同年，《路标》出版。他在狱中的作品增强了他的地位，他很快就同被取缔的穆兄会的同志们重新建立了联系。然而，他也一定知道，他的每一次行动都在纳赛尔秘密警察的眼皮子底下进行。这位伊斯兰主义作家因其提出的激进新思想而在伊斯兰世界声名鹊起，将在埃及国内外对埃及政府构成威胁。

库特卜的追随者们同这位改革者一样面临着监视和风险。库特卜最具影响力的弟子中有宰奈卜·安萨里（Zaynab al-Ghazali, 1917—2005），她是伊斯兰主义女性运动的先驱。年仅20岁时，她就创立了穆斯林妇女协会。她的活动受到了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关注，后者试图说服她与他刚建立的穆斯林姐妹会联合。尽管这两个伊斯兰主义女性运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安萨里成了哈桑·班纳的忠实追随者。

20世纪50年代，赛义德·库特卜尚在狱中，安萨里见了他的姐妹们，她们将当时尚未出版的《路标》部分章节的草稿给了她。她在阅读过程中得到启发，便践行库特卜在宣言中所设想的先锋队的使命——让埃及社会准备好接受伊斯兰法。正如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度过13年后才迁徙到麦地那并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团那样，库特卜的追随者准备用13年的时间把埃及社会变成一个理想的伊斯兰社会。她写道：“已经决定了，在对我们的青年、老人、妇女和儿童进行13年伊斯兰培训之后，我们展开全国民调。如果民调显示，至少有75%的信教者相信伊斯兰教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并且深信应当建立伊斯兰国，那么我们就呼吁建立这样一个伊斯兰国。”如果民调结果反映出较低的支持率，那安萨里和她的同事们将再投入13年来改造伊斯兰社会。[7]他们的长远目标就是推翻自由军官政权，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纳赛尔和他的政府决心在伊斯兰主义做大之前消除它的威胁。

1964年底，在关押赛义德·库特卜10年后，埃及政府释放了他。宰奈卜·安萨里和库特卜的其他支持者们一起庆祝库特卜获释，并经常与他见面，当然是在埃及警方密切监视之下。许多人认为，政府释放库特卜是为了追踪与他志趣相同的伊斯兰主义者。库特卜仅仅获得了8个月的自由，1965年8月，他再次被捕，安萨里和其他相关人士一同被捕。他们被控密谋暗杀纳赛尔总统并推翻埃及政府。虽然这些被告们的长期目标肯定是以伊斯兰制度取代埃及政府，但他们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并没有威胁总统生命的阴谋。

安萨里在狱中度过了6年，后来撰文记述了狱中的痛苦经历。她生动地描绘了纳赛尔主义政权施于男男女女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恐怖酷刑。入狱第一天，她就目睹了暴力：“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愿去接受这样非人的迫害。我默默地看着穆兄会的成员被吊在半空，他们赤裸的身体承受着激烈的鞭打。他们中，一些人被扔给凶残的狗，任凭它们撕扯他们的身体，而另一些人则面对着墙，等待遭受酷刑。”[8]

安萨里没有幸免于这些暴行，她经历了鞭打、殴打、恶狗攻击、隔离、睡眠剥夺和定期的死亡威胁，这些都是为了获得一份供状，表明库特卜和穆兄会的其他领导人确实谋划了所谓的阴谋，但施刑者徒劳无获。在安萨里遭受了18天虐待之后，两名新被捕的年轻妇女被投入了她的牢房，她无法用自己的话来向她们描述这种恐怖，于是念诵了《古兰经》中有关“掘坑的人”的经文。念诵完毕，一名女子开始默默哭泣，而另一名则疑惑地问道：“这真的发生在女性身上了吗？”[9]

1966年4月，对赛义德·库特卜及其追随者的审判开始了。包括库特卜和安萨里在内的共43名伊斯兰主义者被正式指控密谋反对埃及政权。政府公诉人以库特卜的著作为证据证明他有罪，指控他煽动暴力推翻埃及政府。1966年8月，库特卜和另外两名被告被判有罪并判处死刑。宰奈卜·安萨里被判处25年监禁和苦役。

埃及政府处决库特卜，不仅使他成为伊斯兰主义事业的殉道者，也证实了他著作中的许多说法。库特卜死后，他的著作比他生前更具影响。他的《古兰经》评注和他的政治行动纲领《路标》，在伊斯兰世界多次重印、传播。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适龄新一代（伊斯兰主义者），受库特卜有关伊斯兰复兴和正义的言论感召，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和平的和暴力的，去实现他的愿景。

*

20世纪60年代，伊斯兰主义的挑战从埃及蔓延到叙利亚。穆兄会的影响和赛义德·库特卜对世俗政府的激进批评，共同在叙利亚催生了革命性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致力于推翻叙利亚那个古罗马执政官式的共和国。这场冲突将叙利亚推向内战的边缘，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并最终在叙利亚城镇哈马达到了残酷的顶峰。

穆兄会叙利亚分支的创始人是霍姆斯人穆斯塔法·西巴伊（Mustafa al-Sibaʻi, 1915—1964）。20世纪30年代, 他在埃及学习，受到了哈桑·班纳的影响。返回叙利亚后，西巴伊将诸多穆斯林青年协会网罗到一起，创建了叙利亚穆兄会。利用穆兄会的网络，他在1943年的选举中赢得了叙利亚议会的一个席位。从那时起，政治精英就不能忽视叙利亚穆兄会的实力了，虽然后者自身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影响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叙利亚日益表现出世俗化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话语。

1963年，当复兴党在叙利亚掌权时，穆斯林兄弟会发起了攻势。复兴党的政策具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要求严格区分宗教和国家。对复兴党而言，形成这样的政策倾向是很自然的，因为党员的教派成分十分多样。复兴党不仅在占叙利亚人口绝大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约占总人口的70%）中吸纳党员，也吸引了许多基督徒，还得到阿拉维派的大力支持。阿拉维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分支，是叙利亚最大的少数族群，约占总人口的12%。在被占叙利亚人口多数的逊尼派边缘化多年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阿拉维派通过加入军队和复兴党，在叙利亚政治中获得了显要地位。

复兴党的世俗化甚至无神论的倾向，引来了穆兄会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后者自称是叙利亚的“道德多数派”。穆兄会将阿拉维派的崛起视为对叙利亚逊尼派穆斯林文化赤裸裸的威胁，其成员决心暗中颠覆政府，在必要时不惜诉诸暴力。

20世纪60年代中期，穆兄会在哈马和北部城市阿勒颇组织地下抵抗运动。伊斯兰主义武装分子开始囤积武器，训练从叙利亚各地高中和大学征募来的年轻人。哈马最具魅力的伊玛目（清真寺中带领礼拜的人）之一谢赫麦尔旺·哈迪德（Shaykh Marwan Hadid），在征募学生加入伊斯兰主义地下运动方面尤其成功。对许多年轻的伊斯兰主义者来说，哈迪德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启发者和榜样。[10]

1970年11月16日，复兴党成员、叙利亚空军司令哈菲兹·阿萨德将军发动政变掌权，伊斯兰主义地下组织和叙利亚政府之间的对抗已不可避免。阿萨德属于少数族群阿拉维派，是叙利亚第一位非逊尼派穆斯林领袖。他在执政初期曾努力安抚逊尼派穆斯林的敏感情绪，但无济于事。1973年颁布的新宪法第一次没有规定叙利亚总统必须是穆斯林，这重新引发了围绕宗教和国家关系的争论。这部宪法在逊尼派穆斯林的核心地区哈马引发了暴力示威。1976年4月，阿萨德决定干预黎巴嫩内战，支持马龙派基督徒，反对进步的穆斯林力量和巴勒斯坦运动，这引发了更多伊斯兰主义者的暴力活动。

阿萨德对黎巴嫩内战的干预引起了叙利亚穆斯林多数派的严重关切。自从阿萨德1970年掌权以来，许多心怀不满的逊尼派发现自己被阿拉维派主导的政府边缘化了，他们怀疑新政权是在推动一个“少数派联盟”，将统治叙利亚的阿拉维派和黎巴嫩的马龙派捆绑在一起，以压制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穆斯林多数派。政府和逊尼派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阿萨德下令镇压叙利亚穆兄会。1976年，政府逮捕了哈马激进的伊玛目谢赫麦尔旺·哈迪德。这个征募伊斯兰主义者的人立即进行了绝食抗议，并于1976年6月去世。政府坚持说，哈迪德是绝食自杀的，但是伊斯兰主义者指责政府谋杀，并发誓为他报仇。

叙利亚的伊斯兰主义者花了3年时间才组织起来对阿萨德政权进行报复性打击。1979年6月，伊斯兰主义游击队袭击了阿勒颇的一所军事学院，该学院的大部分学员——320人中大约有260人来自阿拉维派。恐怖分子杀害了83名学员，他们全都属于阿拉维派。

对军事学院的袭击是穆斯林兄弟会和哈菲兹·阿萨德政权之间全面战争的开始，这场战争将持续两年半，将叙利亚拖入日复一日地狱般的恐怖与反恐的拉锯之中。

叙利亚的穆兄会，坚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拒绝与阿萨德政权谈判或妥协。1979年年中，他们在分发给叙利亚城镇的传单中宣称：“出于对伊斯兰教原则的尊重，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也不寻求推翻一个法老来让另一个法老承继。”[11]他们的话呼应了埃及的伊斯兰主义武装分子，他们同样决心用暴力推翻萨达特政府，并给予在哈马起义反抗叙利亚法老的兄弟们以道义上的支持。

由于没有和解的余地，以总统的弟弟里法阿特·阿萨德（Rifaʻat al-Asad）为首的叙利亚政府中的强硬派，被赋予了用武力镇压伊斯兰主义叛乱的自由。1980年3月，叙利亚突击队乘直升机降落在阿勒颇和拉塔基亚之间的一个反叛村庄，并将全村置于军事统治之下。据官方统计，有200多名村民在这次行动中丧生。

受这次乡村行动胜利的鼓舞，叙利亚政府派出2.5万人的部队入侵阿勒颇，一年前，那里曾发生过屠杀军校学生事件。士兵们搜查了那些被认为支持伊斯兰主义叛乱的街区的每一所房子，逮捕了8000多名嫌疑人。里法阿特·阿萨德在坦克炮塔上警告镇民，他准备每天处决1000人，直到穆兄会在阿勒颇的势力被完全清洗。

1980年6月26日，穆兄会发动回击，企图暗杀总统阿萨德。武装分子在总统接待一位来访的非洲政要时向他投掷手榴弹、打响机关枪，阿萨德在保镖的保护下死里逃生。第二天，里法阿特·阿萨德派他的突击队到关押穆兄会囚犯的臭名昭著的泰德穆尔监狱，执行了可怕的报复。

年轻的阿拉维派突击队成员伊萨·易卜拉欣·法耶德（ʻIsa Ibrahim Fayyad）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第一次任务，他接到命令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囚犯。上午6时30分，叙利亚士兵乘直升机前往监狱。总共大约有70名突击队员，分成7队，每队被派往一个不同的牢房。法耶德和他的部下各就各位，开始工作。“他们为我们打开了牢房的大门，我们中的六七个人进去杀了里面所有的人，共有六七十众，我自己应该是射杀了15人。”牢房里回响着机关枪的射击声和垂死者“真主至大”的呼喊声。法耶德并不同情他枪下的受害者，他冷冷地回忆道：“大概有550个穆兄会成员被杀了。”其他参与者估计有多达700—1100名穆兄会成员被枪杀在他们的牢房中。手无寸铁的囚犯对突击队发动了孤注一掷的攻击，在混战中打死一人，打伤两人。当突击队完成任务时，队员们必须去清洗手、脚上的血渍。[12]

在消灭泰德穆尔监狱的穆兄会成员之后，阿萨德采取主动，将穆兄会从叙利亚社会中清除出去。1980年7月7日，叙利亚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加入穆兄会是死罪。伊斯兰主义反对运动并不屈服，开始了一系列针对叙利亚知名官员的暗杀行动，其中包括阿萨德总统的一些私人朋友。

1981年4月，叙利亚政府做出回应，派遣军队进入穆兄会在哈马的据点。哈马是叙利亚第四大城市，当时有约18万人口，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伊斯兰主义反对派的中心。当部队到达时，镇民们并没有抵抗，以为这将是一次像过去一样的突袭，不过是突击队员把人关起来问话，恐吓几句就放了。可惜他们错了。

叙利亚军队决定拿哈马的平民开刀以儆效尤，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儿童和成人。一位目击者这样向一位西方记者描述这场屠杀：“我走了几步就遇到一堆尸体，接着又是一堆，总共得有10—15堆。我走过一具又一具尸体，长时间地注视着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每堆中有15、25或30具尸体，脸部完全不可辨认了……从14岁往上，什么年纪的都有，穿着睡衣或长袍，穿着凉鞋或光脚。”[13]据估计，这次攻击的死亡人数从150人至数百人不等。政府军和伊斯兰主义者相互敌对的两年里，死亡总数已经超过2500人。

为回应军队在哈马的暴行，穆兄会以牙还牙，在叙利亚主要城镇发动针对无辜平民的武装袭击。伊斯兰主义者将战场从北部城镇阿勒颇、拉塔基亚和哈马转移到首都大马士革。8—11月间，穆兄会安放了一系列爆炸装置，让叙利亚首都大为震动。最猛烈的炸弹袭击发生在11月29日，市中心一枚巨大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200人死亡，多达500人受伤。这是到当时为止阿拉伯世界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炸弹袭击。

1981年10月，安瓦尔·萨达特遇刺身亡，恰逢阿萨德总统51岁生日，叙利亚伊斯兰主义者散发传单，威胁他将遭受同样的命运。阿萨德授权他的弟弟里法阿特在穆兄会据点哈马进行一次灭绝行动，以一劳永逸地击败穆兄会。

1982年2月2日凌晨，叙利亚政府与穆兄会在其据点哈马开战。武装直升机把多队突击队员运送到城外的山上。在1981年4月政府袭击杀戮之后，市民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警觉的伊斯兰主义者听到直升机飞来的动静后迅速做出反应。穆兄会成员们高呼“真主至大”，武装反抗叙利亚政府。城中清真寺里通常用来宣礼的喇叭号召大家参加“圣战”。穆兄会领导人敦促市民将“异教徒”的阿萨德政权一劳永逸地赶下台。

黎明时分，第一批士兵撤退，伊斯兰主义斗士继续进攻，杀戮哈马的政府官员和复兴党成员。早期的成功给反叛分子带来了虚假的胜利希望，因为在第一批突击队员背后，还部署着数以万计的士兵，并有坦克和飞机支援。这场战斗，政府输不起，反叛分子也缺乏取胜的手段。

在第一周，穆兄会成功地击退了叙利亚军队的进攻。然而，政府的强大火力破坏极大，坦克和大炮夷平了整个城市的街区，将守卫者们掩埋在瓦砾之下。当哈马最终沦陷时，政府人员对幸存者进行了血腥镇压。哈马市民中，但凡有一丝支持穆兄会的嫌疑，就遭到逮捕、拷打和任意杀戮。暴力过后两个月，《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进入哈马，发现整片整片的街区都被推土机和蒸汽压路机摧毁、夷平。人员伤亡更为严重。弗里德曼报道说：“实际上，哈马一役中幸存的所有当地穆斯林领袖，从谢赫到教师再到清真寺看管人，后来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遭到了清算，大多数反政府的工会领导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4]

时至今日，没有人知道1982年2月有多少人在哈马死去。记者和分析人士估计死亡人数在1万至2万之间，但里法阿特·阿萨德吹嘘杀死了3.8万人。阿萨德兄弟想让全世界知道，他们已经彻底击败了他们的对手，给了叙利亚穆兄会一次永远无法恢复元气的打击。

伊斯兰主义者和法老们的冲突带来的风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伊斯兰主义反对派，埃及政府使用大范围的酷刑和选择性的处决，而叙利亚政权则进行大规模灭绝。伊斯兰主义者需要更高程度的训练、规划和纪律来推翻如此强大的对手。

叙利亚和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的经验表明，阿拉伯国家太强大了，不可能通过暗杀或颠覆来推翻。那些希望推翻世俗主义并建立伊斯兰国的伊斯兰主义者将不得不另辟蹊径。黎巴嫩内战为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良机来推动其理想的伊斯兰社会愿景的实现。1979年被苏联入侵的阿富汗提供了另一个选择。在这两处，伊斯兰主义者都将他们的斗争推向了国际舞台，将他们的打击范围扩大到了以色列、美国和苏联等地区和全球超级大国。一开始是个别国家的国内安全斗争，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球安全问题。

*

1983年10月23日星期日上午，几乎同时发生的两次爆炸震动了贝鲁特大地。几秒钟内，30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241名美国军人、58名法国伞兵、6名黎巴嫩平民和2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美国海军陆战队遭遇了自硫磺岛以来的最高单日死亡人数，法国遭遇了自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的最高单日死亡人数，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则改变了黎巴嫩冲突的形态。

袭击者驾驶卡车，载着数吨烈性炸药接近目标。卡车在上午6点20分通过服务人员入口驶近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一栋坐落在贝鲁特国际机场区的混凝土建筑。他加快速度，冲破铁门而入。震惊的哨兵连上膛去阻止他的时间都没有。一名幸存者看着卡车飞驰而过，爆炸发生后，他只记得：“那人开车经过时面带微笑。”[15]司机显然很高兴，因为他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兵营，毫无疑问，他相信暴力死亡将为他打开天堂之门。

剧烈的爆炸将这座建筑物从地基处切断，兵营像纸牌屋一样倒塌了。海军陆战队的地下弹药库受热爆炸，这二次爆炸再次震荡了已成废墟的大楼。

向北3英里，另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驾驶卡车进入了法国伞兵司令部所在高层大楼的地下停车场。他引爆了炸弹，夷平了整座大楼，造成了58名法国士兵死亡。爆炸发生几分钟后到达法国司令部废墟的记者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无法理解这次破坏竟然如此剧烈。“我赶到一个冒烟的爆炸坑旁，它有20英尺深、40英尺宽，边上堆放着一个大得骇人的三明治一样的物体，那是一座九层大楼……炸弹把这座九层大楼掀起并移动了20英尺。整座大楼都飞起来了。爆炸坑就是大楼原来所在的位置。这是怎么做到的？”[16]

1983年10月23日袭击造成的破坏，对饱受战争摧残的贝鲁特来说，依然令人震惊。这些行动还反映出（袭击活动的）事先规划与执行纪律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且令人深感不安的程度。今天，我们会说这两场袭击具有基地组织的行动特征，但距离后者发动第一次袭击还有10年。

没有人确切知道谁该为袭击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伞兵负责。首要嫌疑对象是一个自称伊斯兰“圣战”的神秘新团体。1982年7月，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绑架了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执行校长、美国学者大卫·道奇（David Dodge），这是该组织的早期行动之一。他们还声称对1983年4月贝鲁特市中心美国大使馆的汽车炸弹袭击负责；爆炸震塌了使馆的一侧，造成6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

激进的新力量活跃在黎巴嫩内战中。在拨给一家外国通讯社的匿名电话中，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该组织7月对美国大使馆的炸弹袭击，“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击帝国主义的行动的组成部分”。看上去，伊朗在黎巴嫩有很危险的朋友。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发言人继续说：“我们将继续打击黎巴嫩境内的帝国主义势力，包括多国部队。”10月爆炸发生后，伊斯兰“圣战”组织再次宣称负责。他们坚称：“我们是真主的战士，我们热衷于献身。我们不是伊朗人，不是叙利亚人，也不是巴勒斯坦人，我们是遵循《古兰经》原则的黎巴嫩穆斯林。”[17]

从1977年叙利亚干预到1983年自杀式爆炸事件的6年间，黎巴嫩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这场冲突在1975年爆发时是黎巴嫩各派别的内战，巴勒斯坦人牵扯其中，但到了1983年已经演变成地区冲突，吸引了叙利亚、以色列、伊朗、欧洲和美国直接参与，以及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苏联等更多国家间接参与，它们给不同的民兵组织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

战争还导致黎巴嫩各派别之间的权力平衡发生重大变化。1976年，叙利亚军队作为阿盟维和部队的一部分进入黎巴嫩。他们先支持马龙派基督徒，以防止由卡迈勒·琼布拉特领导的左翼穆斯林派系获胜。叙利亚小心维持其在黎巴嫩的主导地位，迅速采取行动阻止任何派别在该国内战中取得明显胜利。这使得叙利亚相对频繁地转换结盟对象。击败左翼穆斯林民兵之后，叙利亚立马反对马龙派，转而支持新兴力量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

什叶派长期以来被政治精英边缘化，直到黎巴嫩内战爆发后才成为黎巴嫩一个独特的政治社群。到20世纪70年代，什叶派在数量上成为黎巴嫩最大的社群，尽管他们仍然是该国教派中最贫穷、最缺乏政治权利的群体。传统上，黎巴嫩什叶派社群的中心位于该国最贫穷的地区——南部地区和北部的贝卡谷地。什叶派纷纷逃离相对贫困的农村，迁至贝鲁特南部的贫民窟以寻找工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黎巴嫩什叶派教徒被吸引加入承诺推动社会改革的世俗政党，如复兴党、黎巴嫩共产党和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等。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一个具有黎巴嫩血统、个人魅力非凡的伊朗宗教学者穆萨·萨德尔（Musa al-Sadr）建立了一个独特的什叶派政党——“被剥夺者运动”（Harakat al-Mahrumin），并开始与左派政党竞争，获得黎巴嫩什叶派的支持。1975年内战爆发后，“被剥夺者运动”建立了自己的民兵组织“阿迈勒”。

黎巴嫩内战初期，阿迈勒站在以卡迈勒·琼布拉特为首、由左翼穆斯林政党构成的“民族运动”（National Movement）一边。但穆萨·萨德尔很快失去了对琼布拉特领导斗争的幻想，他指责这名德鲁兹领导人把什叶派当炮灰。用萨德尔自己的话说，就是“与基督徒战斗到最后一名什叶派牺牲”。[18]阿迈勒和巴勒斯坦运动之间也关系紧张，1969年以来，后者一直把黎巴嫩南部作为抗击以色列的基地。巴勒斯坦人从黎巴嫩南部发动的行动招致以色列的报复性打击，什叶派社群深受其害。不仅如此，巴勒斯坦人对黎巴嫩南部的控制也让什叶派怨恨不已。

到1976年，阿迈勒已经与琼布拉特的联盟和巴勒斯坦运动分道扬镳，转而同叙利亚合作。阿迈勒的追随者认为叙利亚是对抗巴勒斯坦在黎巴嫩南部势力的唯一力量。这开启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什叶派之间的持久联盟，一直延续至今。

1979年伊朗革命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黎巴嫩的什叶派政治。数个世纪的宗教和文化纽带将黎巴嫩什叶派与伊朗维系在一起。穆萨·萨德尔本人是具有黎巴嫩血统的伊朗人，他推动的政治激进主义非常符合伊朗伊斯兰革命者的思想。

可惜萨德尔没能活着见证伊朗革命。1978年，他在去往利比亚的一次旅行中失踪，普遍认为他在那里被谋杀。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还在努力接受他们的领袖失踪这一事实之际，伊朗革命在1979年爆发了，这赋予了他们一批新的领袖，让他们得以在关键时刻团结起来。贝鲁特南部贫民窟里和巴阿勒贝克罗马遗址上的穆萨·萨德尔画像边挂上了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画像。伊朗人竭尽所能激发黎巴嫩什叶派的热情，这是他们早期输出革命的一部分，旨在扩大他们在传统什叶派阿拉伯文化中心——伊拉克南部、沙特东部、巴林和黎巴嫩的影响力。借助这一网络，伊朗可以向其对手和敌人施压，特别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拉克。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迅速恶化。伊朗新政府不信任美国政府，因为后者在过去支持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ed Reza Pahlevi）。1979年11月4日，当美国政府允许被废黜的伊朗国王到美国接受治疗时（他患了癌症并已病入膏肓），一群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劫持了52名美国外交官作为人质。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冻结了伊朗的资产，对伊朗共和国实施了经济和政治制裁，甚至一度试图通过军事救援行动来缓解人质危机，但没有成功。美国外交官被囚禁了444天，而美国政府无能为力，备受羞辱。伊朗处心积虑打击吉米·卡特，后者的连任竞选也因人质危机而受挫。1981年1月，罗纳德·里根宣誓就职后，美国外交官们才被释放。这一姿态并没有使里根政府对伊朗政府产生好感，人质危机所造成的损害从那以后就一直困扰着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伊朗新政权谴责美国是大撒旦，是全体穆斯林的敌人。里根及之后的美国政府给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贴上了“流氓国家”的标签，并想方设法孤立伊朗、推翻伊朗政府。

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加剧了伊朗和美国间的敌对关系，给黎巴嫩带来了可怕的后果。1978年以来，伊拉克一直由萨达姆·侯赛因统治。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入侵了它的北方邻国。侯赛因试图利用革命期间伊朗内部的政治动荡和人质危机期间伊朗所遭遇的国际孤立，夺取伊朗领土上的争议水道和优质油田。两伊战争是迄今为止现代中东历史上最暴力的冲突，战争持续了8年（1980—1988），使用了战壕战、毒气和化学武器、空中投弹与火箭炮袭击城市中心等让人联想起世界大战的作战手段，造成大约50万至100万人丧生。

伊朗人花了两年时间才把伊拉克人赶出他们的国土，并转而发动进攻。随着战事向对伊朗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公开支持伊拉克，尽管后者与苏联关系密切。从1982年开始，里根政府开始向萨达姆·侯赛因提供武器、情报和经济援助，支持后者对伊朗的战争。这加剧了伊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人利用一切机会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黎巴嫩很快成为伊美对抗的舞台。

伊朗在黎巴嫩有两个盟友——什叶派和叙利亚。伊朗和叙利亚联盟，这从很多方面看都有悖常理。叙利亚是公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世俗国家，且正与本国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进行暴力斗争，因此不太可能是这个非阿拉伯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盟友。把两国维系在一起的是现实利益，主要是两国都怀有对伊拉克、以色列和美国的敌意。

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两国都实行一党制，执政党分别是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复兴党的两个敌对支派。因此，复兴党实际上破坏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统一行动和共同目标。这两个复兴党国家之间的敌意如此之深，以至于叙利亚在两伊战争期间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分道扬镳，站到伊朗一边。作为回报，伊朗向叙利亚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并在叙以冲突时提供增援。叙利亚和伊朗的联盟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将叙利亚、伊朗与黎巴嫩的什叶派联系在一起。1982年夏，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成为激活这一将对地区未来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三角关系的催化剂。

*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把黎巴嫩的冲突带入了新阶段，暴力和破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入侵黎巴嫩后，以色列开始作为黎巴嫩冲突的直接参与者卷入教派政治。以色列人将在黎巴嫩逗留超过18年，给两国带来持久的后续影响。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是由一次在英国领土进行的袭击引发的。1982年6月3日，激进团体艾布·尼达勒，即1978年杀害巴解组织驻伦敦外交官赛义德·哈马米的团体，企图在伦敦一家酒店外暗杀以色列大使史罗莫·阿尔果夫（Shlomo Argov）。尽管艾布·尼达勒是一个以暴力对抗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叛变团体，且巴解组织已经与以色列停火一年，但以色列政府仍然以这次暗杀企图为理由，对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发动了战争。

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好战的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将巴解组织和叙利亚赶出黎巴嫩来重塑中东。贝京认为，黎巴嫩的基督徒是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天然盟友。自1977年上台以来，他领导的利库德政府与右翼的马龙派政党建立了日益公开的联盟（可以预想这会给叙利亚和马龙派的关系带来多么不利的影响）。[19]长枪党的民兵被送到以色列受训，以色列人向基督徒战士们提供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武器、弹药和制服。

贝京相信，如果巴解组织和叙利亚都被赶出黎巴嫩，以色列就能与黎巴嫩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是长枪党创始人皮埃尔·杰马耶勒之子，他将成为黎巴嫩总统。继同埃及缔结和约后，以色列若再与黎巴嫩媾和，将会孤立叙利亚，从而可以自由地吞并在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领土。利库德政府一直用圣经名称朱迪亚和撒马利亚指称西岸，出于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决心将西岸并入现代以色列国。然而，以色列政府只想要西岸的土地，而不想吸纳西岸的阿拉伯人。沙龙的解决办法是把巴勒斯坦人赶出西岸，鼓励他们推翻侯赛因国王、接管约旦来实现他们的民族愿望，当时巴勒斯坦人已占约旦人口的60%。这体现了沙龙自己津津乐道的“约旦方案”。[20]

事后看来，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只有通过军事手段和对人生命的漠视才能实现。第一步是摧毁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势力，利库德政府以伦敦未遂的暗杀为由，发动战争。暗杀后第二天，即1982年6月4日，以色列战机和海军舰艇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西部展开猛烈的轰炸。6月6日，以色列地面部队执行“加利利和平行动”，横扫黎巴嫩边境。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在接下来的10周里，以色列的入侵造成超过1.7万名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死亡，3万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以色列人将全部军事力量投到黎巴嫩。黎巴嫩城镇和城市遭到空中与海上的轰炸，以色列军队迅速穿过黎巴嫩南部去围攻贝鲁特，巴解组织总部正设在贝鲁特南郊的法哈尼。身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的冲突中，贝鲁特的居民成为无助的受害者。以色列人把巴解组织领导层作为重点目标，希望通过杀害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高级别副手来摧毁该运动。为了避免暗杀，阿拉法特被迫每天更换住所。他藏身的建筑物，一旦有消息流出，很快就成为以色列轰炸机的目标。

1974年，阿拉法特在联大演讲时的助手丽娜·塔巴拉同她的家人一起生活在贝鲁特西部的穆斯林区，他们在黎巴嫩内战的第一阶段幸存下来。但她的婚姻没能持续，于是她恢复了娘家姓，做回了丽娜·米格达迪（Lina Mikdadi）。1982年贝鲁特被围攻期间，米格达迪生活在贝鲁特西部，她亲眼看到了阿拉法特几分钟前刚离开的公寓大楼被夷为平地。“我注意到公园背后的地方，那里曾有一栋大楼……我跑过去，发现八层高的大楼消失了，人们近乎疯狂地四散奔逃，女人们嘶喊着她们孩子的名字。”[21]根据米格达迪的说法，摧毁这栋阿拉法特避过难的大楼，造成了250名平民死亡。阿拉法特手下的一位指挥官说，这次袭击让阿拉法特悲痛欲绝。阿拉法特质问：“这些被埋在废墟下的孩子犯了什么罪？他们的全部罪过，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我曾经去过几次的大楼内。”此后，阿拉法特睡在他的车里，远离住宅区。[22]

围攻持续了10周，满是无法形容的暴力。幸存者称，一天内有数百次袭击。没有避风港，也没有避难所。伤亡人数迅速上升至数万人，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结束对贝鲁特的围攻。1982年8月，暴力达到顶峰。8月12日，以色列人连续进行了11个小时的空袭，向贝鲁特西部投掷了数千吨炮弹。估计有800所房屋被毁，500人伤亡。在华盛顿，罗纳德·里根总统致电以色列总理贝京，说服他停止战斗。米格达迪诘问道：“里根总统，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呢？”[23]

贝京在美国的压力下让步了，里根政府促成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一项复杂的停火协议。巴解组织的战斗人员将从海上撤出贝鲁特，以军撤出后的阵地，将部署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军人组成的多国部队。

撤军计划的第一阶段进行得非常顺利。8月21日，法国军队抵达并控制贝鲁特国际机场。第二天，巴解组织的第一批部队开始从贝鲁特海港撤出。人们对即将离开的巴勒斯坦人的安全极为关切。许多黎巴嫩人越来越敌视巴勒斯坦运动，指责巴解组织是内战的始作俑者，是他们挑起了1978年和1982年以色列的入侵。然而，当拥有一半巴勒斯坦血统的丽娜·米格达迪来到集合点，向巴勒斯坦男人们告别时，她发现许多贝鲁特西部的市民也来送行。“妇女们从没有玻璃的窗户里探出头来抛洒大米，站在半毁的阳台上挥手。看着卡车经过，她们中许多人哭了。巴勒斯坦人已经在市体育场向他们的孩子、妻子和父母告别了。”[24]

离去的巴勒斯坦战士将分散到也门、伊拉克、阿尔及利亚、苏丹和突尼斯这些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在突尼斯建立了新总部。巴解组织被逐出贝鲁特标志着一支完整的、成体系的战斗部队瓦解。8月30日，亚西尔·阿拉法特最后一个离开，他的离去意味着对贝鲁特的围攻实际上已经结束。整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原计划驻留30天的多国部队认为任务已经完成，提前10天撤离了。最后一支法国特遣队于9月13日离开黎巴嫩。

撤退的巴勒斯坦战士留下了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这些留下的巴勒斯坦平民全都手无寸铁。多国部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确保这些巴勒斯坦战斗人员家属的安全，由于生活在一个对他们充满敌意的国家，他们极易受到攻击。多国部队撤走后，没有人能够保护巴勒斯坦难民营免遭各路敌对势力的攻击。

在巴解组织撤出黎巴嫩的同时，黎巴嫩议会定于8月23日举行会议，选举新总统。由于内战，自1972年以来没有举行过议会选举。议员死亡导致议员从99人减少到92人，其中只有45人实际在黎巴嫩。只有一位候选人宣布有意竞选总统：以色列盟友、来自马龙派长枪党的巴希尔·杰马耶勒。黎巴嫩引以为豪的民主被削弱至此。然而，对于饱受战争摧残的务实的黎巴嫩人来说，杰马耶勒是一个公认的候选人。他与以色列和西方的关系可能会为黎巴嫩赢得些许迫切需要的和平。当杰马耶勒确认当选时，全国各地的黎巴嫩人都发自内心地欢欣鼓舞。

事实证明，巴希尔·杰马耶勒的总统任期很短暂，黎巴嫩的和平也是如此。9月14日，一枚炸弹摧毁了位于贝鲁特东部的长枪党总部，杰马耶勒遇害。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巴勒斯坦人；事实上，年轻的马龙派教徒、亲大马士革的叙利亚社会主义民族党党员哈比卜·沙尔图尼（Habib Shartouni）两天后被捕并认罪，谴责杰马耶勒是与以色列打交道的叛徒。然而，7年的内战，让长枪党民兵对巴勒斯坦人怀有深深的仇恨，他们决定去巴勒斯坦难民营为遭到暗杀的领袖复仇。

如果美、法、意多国部队能够完整履行30天的使命，他们也许能够为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必要的保护。相反，保护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是以色列军队，他们在杰马耶勒死讯宣布后立即重新占领贝鲁特。9月16日晚，以色列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和参谋长拉斐尔·埃坦（Raphael Eitan）授权长枪党民兵进驻巴勒斯坦难民营。随之而来的是对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屠杀。

虽然这场在萨布拉和沙蒂拉进行的屠杀是马龙派民兵执行的，但把守该地区所有入口的以色列部队为他们进入难民营大开绿灯。以色列人非常了解他们的马龙派盟友，十分清楚他们将对巴勒斯坦人构成什么样的危险。即使不确定马龙派的真实动机，但当以色列军官监听到长枪党人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后的无线电交流后，一切犹疑都消散了。一名以色列中尉听到了一名长枪党民兵和马龙派指挥官埃利·霍贝卡（Elie Hobeika）的对话。1976年1月，在巴勒斯坦人围攻基督徒要塞达穆尔时，霍贝卡失去了他的未婚妻和许多家人，他对巴勒斯坦人的仇恨众所周知。民兵用阿拉伯语向霍贝卡报告说，他发现了50名妇女和儿童，请示该如何处置。以色列中尉回忆说，霍贝卡在无线电里的回答是：“这是你最后一次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完全知道该怎么做。”话音刚落，无线电里就传来长枪党民兵们爆发出的刺耳笑声。这位以色列中尉证实，他“明白这些妇女和儿童将被杀害”。[25]因包庇马龙派对萨布拉和沙蒂拉的巴勒斯坦人犯下的谋杀罪行，以色列武装部队，特别是阿里埃勒·沙龙，蒙上了污点。

36小时内，在萨布拉和沙蒂拉的难民营里，长枪党人有计划地杀害了数百名巴勒斯坦人。马龙派民兵穿行于营地里恶臭的小巷，杀害他们发现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28岁的贾迈勒是阿拉法特法塔赫运动的成员，巴解组织撤离后他一直留在贝鲁特，是屠杀的目击者。“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营地上空开始出现照明弹……也有飞机投下曳光弹。暗夜如白昼。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怖极了。我看到人们惊慌失措地跑向小小的沙蒂拉清真寺。他们在那里避难，它不仅是圣所，更是坚固的钢结构建筑。清真寺里有26名妇女和儿童，其中一些人受了重伤。”他们很可能是被霍贝卡在无线电里定下灾难命运的难民。

杀戮进行期间，长枪党人开始用推土机夷平难民营，并不时杀害躲在营地里的人。贾迈勒说：“每一个他们找到的人，都被杀害了，但更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杀人的方式。”老人被砍倒，年轻人被强奸并杀害，家人被迫目睹他们的挚爱被杀。以色列人估计此次屠杀有800人死亡，但巴勒斯坦红十字会报告说，有2000多人遇害。贾迈勒总结道：“他们一定是疯了，只有疯子才会做那样的事情。”谈论这次事件时，他带着些许超然的中立，把屠杀看作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他说：“他们对我们所行之事，其心理动机很清楚。我们像动物一样被困在那个营地里，我们这个样子是他们一直试图向世界展示的，也是他们想让我们自己接受的。”[26]

萨布拉和沙蒂拉难民营的大屠杀招致全世界的广泛谴责，尤其是在以色列。那年夏天，以色列内部反对黎巴嫩战争的声音越来越大。9月25日，占总人口10%的约30万以色列人，聚集在特拉维夫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以色列在这起暴行中扮演的角色。作为回应，利库德政府被迫成立了一个官方调查委员会——卡汉委员会。1983年，该委员会认定以色列最有权势的官员——总理贝京、外交部部长伊扎克·沙米尔和参谋长埃坦将军对大屠杀负责。委员会还要求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辞职。

更为直接的反应是，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促使多国部队返回黎巴嫩，美国也再次介入来解决黎巴嫩危机。9月2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法国伞兵和意大利士兵返回贝鲁特，这对于他们所承诺的保障被驱逐的巴解组织战士家属的安全来说，为时已晚。

上一次，多国部队被派去送走巴勒斯坦战士;这一次，他们被派去充当以色列从贝鲁特撤军后的缓冲。对以色列人而言，他们不愿在与黎巴嫩缔结政治协定之前撤军。但首先，必须选举一位黎巴嫩新总统。在原计划巴希尔·杰马耶勒的就职日——9月23日，黎巴嫩议会重新召开会议，选举他的哥哥艾敏·杰马耶勒（Amin Gemayel）任总统。虽然巴希尔曾与以色列人密切合作，但艾敏同大马士革的关系更好，没有表现出他弟弟那样与特拉维夫密切合作的热情。然而，由于他的国家近一半被以色列占领，新总统杰马耶勒别无选择，只能与贝京政府谈判。1982年12月28日，谈判开始，谈判地点在黎巴嫩以色列占领区的卡勒德和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纳城之间转换。接下来的5个月里，在美国官员的协助下，双方进行了35轮紧张的谈判。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花了10天时间进行穿梭外交，终于促成双方于1983年5月17日达成协议。

在阿拉伯世界，“5·17协议”被谴责为是对正义的嘲弄，在这一协议中，超级大国美国迫使弱小的黎巴嫩对入侵并破坏其国家的盟友以色列予以奖励。尽管该协议并不是以色列人最初希望的全面和平条约，但协议所体现的同以色列占领者的关系正常化依然超过了大多数黎巴嫩人所能接受的程度。协议结束了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状态，要求黎巴嫩政府确保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安全，确保这个犹太国家免受各路敌人侵扰，这将黎巴嫩政府推向了一个艰难境地。黎巴嫩将在南部部署军队，以建立一个涵盖约占三分之一黎巴嫩领土的“安全区”，从赛达向南延伸至以色列边境。黎巴嫩政府还同意将南黎巴嫩军队纳入黎巴嫩军队。南黎巴嫩军队是以色列资助的基督教民兵组织，因同入侵者勾结而声名狼藉。用一位什叶派官员的话说，这是一项“在以色列刺刀下”达成的“羞辱性协议”。[27]

叙利亚政府对“5·17协议”的条款尤为愤慨，该协议只会孤立叙利亚，改变地区的力量平衡，使之向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故意绕过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因为美国知道，他会阻碍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谈判。“5·17协议”没有给叙利亚人任何特权，协议第六条要求叙利亚部队全部撤出黎巴嫩，并将之作为以色列撤军的先决条件。自首次介入黎巴嫩内战起6年内，叙利亚已在黎巴嫩投入太多的政治资本，让黎巴嫩在美国的支持下进入以色列的势力范围是叙利亚不可接受的。

叙利亚迅速动员其在黎巴嫩的盟友拒绝“5·17协议”。反对势力开始炮击贝鲁特的基督教区，战事重启，杰马耶勒政府的软弱显露无遗。反对势力还向多国部队中的美军开火，后者所扮演的中立维和人员的角色因美国的地区政策而受到致命损害。美军还击的主要形式是美国军舰的猛烈炮火，就这样，他们从黎巴嫩冲突的局外调停人转变成深陷其中的参与者。

美国虽然是个超级大国，但在黎巴嫩却处于劣势。美国的当地盟友——被孤立的艾敏·杰马耶勒政府和以色列占领军，较之他们的敌人——苏联支持的叙利亚、伊朗和什叶派伊斯兰抵抗运动，更为脆弱。和以色列人一样，美国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使用压倒性的武力在黎巴嫩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在黎巴嫩的军事部署如何使这个超级大国暴露在它众多的区域敌人面前而易受攻击。

以色列的入侵，相较于那些年的其他冲突，有一突出特征，那就是它将伊斯兰主义运动带入了黎巴嫩。在埃及和叙利亚，伊斯兰主义政党因其反政府、反社会的行径受到孤立和谴责。然而，黎巴嫩冲突给伊斯兰主义运动带来了外部敌人。无论是谁，只要能将痛苦和羞辱施于美国与以色列，都将在黎巴嫩和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中获得大规模的支持。这为一个新的什叶派伊斯兰运动——一个自称为真主党的民兵组织的出现创造了完美的条件，这个运动将发展成以色列和美国的祸患。

真主党诞生于伊朗革命卫队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贝卡谷地中部城市巴勒贝克设立的训练营。数百名黎巴嫩什叶派青年涌向巴勒贝克接受宗教和政治教育以及高级军事训练。他们开始认同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并开始憎恨伊朗的敌人，视其为自己的敌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主党的创立既归功于伊朗，也归功于以色列。1982年6月，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并不特别敌视以色列。1969年以来，巴解组织抗击以色列的行动给南部居民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因此，1982年，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乐见巴解组织战士被赶走，对入侵的以色列部队，他们一开始也视作解放者。真主党二号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Naim Qassem）回忆说：“黎巴嫩南部的居民对巴勒斯坦人怀有敌意，他们对此的回应，就是用欢呼和撒米来欢迎［以色列］入侵者。”[28]

然而，贝鲁特被围困、惨重的伤亡以及以色列占领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傲慢行径，激起了什叶派对以色列的反感。伊朗的宣传更是加深了这新生的敌意，滋长了对以色列、美国和两国在黎巴嫩的共同谋划——“5·17协议”的愤怒情绪。

真主党从一开始就以勇于践行信念著称。其成员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相信伊斯兰教的要旨，并愿意为在人世践行真主的意志做出任何牺牲。他们的榜样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孙伊玛目侯赛因。公元680年，侯赛因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卡尔巴拉与伍麦叶王朝统治者交战，对什叶派穆斯林来说，这依然是为反抗暴政而殉难的终极典范。伊玛目侯赛因的范例在真主党内部形成了一种殉难文化，成为对付敌人的致命武器。真主党大量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让许多分析人士试图将声称对美军和法军营地自杀式爆炸事件负责的伊斯兰“圣战”组织，与1982—1985年形成的萌芽阶段的真主党运动联系起来。不过，真主党自己一直否认参与了这些袭击。

反以和反美斗争只是实现更大目标的手段。真主党的最终目标是在黎巴嫩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然而，该党始终不愿意违背多元的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强加这样一个政府。真主党的领导人们在1985年2月宣布建党的公开信中宣称：“我们不希望伊斯兰教像政治马龙主义现在所做的那样，靠武力统治黎巴嫩。但我们强调，我们相信伊斯兰教是一种信仰、制度、思想和统治模式，我们敦促所有人承认它，诉诸它的法律。”[29]就像埃及和叙利亚的穆兄会一样，真主党希望用真主的法取代人类的法。真主党领导人们深信，一旦伊斯兰的统治制度证明比世俗民族主义优越，绝大多数黎巴嫩人民，甚至是数量庞大的基督徒社群，都会愿意选择更为公正的真主之法。真主党领导层认为，没有什么比战胜以色列和美国更能证明伊斯兰统治的优越性了。年轻的什叶派男子愿意像他们的榜样伊玛目侯赛因那样，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实现这一目标。

1982年11月，真主党的前身伊斯兰抵抗组织在黎巴嫩组织了什叶派第一次自杀式爆炸。一名叫艾哈迈德·卡西尔（Ahmad Qasir）的年轻人发动了第一次“殉难行动”，他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撞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以军总部，造成75名以色列人死亡，多人受伤。记者罗伯特·菲斯克前往提尔调查爆炸事件。他对从这栋八层大楼的废墟中拖拽出的以色列伤亡者的人数感到震惊，但他最难以接受的是炸弹袭击的方式：“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个想法似乎难以想象。”[30]以军总部爆炸后发生的一系列袭击证实，自杀式爆炸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敌人的武器库中一种危险的新武器：1983年4月美国大使馆爆炸，1983年10月对美国和法国兵营的袭击，以及1983年11月对提尔以军总部的第二次袭击，这次又有60名以色列人遇难。

以色列情报部门很快就认识到伊斯兰抵抗组织的威胁，并立即反击，对什叶派宗教人士展开定点暗杀。但暗杀非但没有压制什叶派的抵抗，反而使暴力升级。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到1984年，［什叶派］袭击的频次如此之高，以至于每三天就有一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遇害。”[31]在那一年，什叶派民兵也采取了多种策略，开始绑架西方人，企图把外国人赶出黎巴嫩。到1985年真主党出现时，他们的敌人已经在撤退了。

什叶派起义对以色列的第一次胜利是破坏“5·17协议”。被围困的艾敏·杰马耶勒政府没能执行该协议的任何条款，签署后一年，黎巴嫩部长会议废除了这份同以色列的协议。伊斯兰抵抗组织的下一个胜利是将美国和欧洲军队赶出黎巴嫩。随着美军在黎巴嫩伤亡人数的增加，里根总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撤军压力。1984年2月，意大利和美国军队撤离黎巴嫩，最后一批法国士兵也在3月底撤离。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在黎巴嫩也越来越站不住脚，1985年1月，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内阁同意从黎巴嫩南部各中心城市撤到他们称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地方，这是沿以色列和黎巴嫩边界的狭长地带，纵深5—25千米（3—15英里）。

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最为持久的遗产。建立安全区的目的是形成一个缓冲区，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免受攻击。但恰恰相反，安全区为真主党和其他黎巴嫩民兵组织提供了一个射击场，用来继续打击以色列占领者。在接下来的15年里，真主党获得了来自黎巴嫩所有教派的支持。即便未必支持他们建立一个伊斯兰国，也至少支持他们的民族抵抗运动，抗击那让人深恶痛绝的占领。

对以色列来说，1982年入侵的最终结果是换来了一个比巴解组织这个敌人更为坚定的对手。与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战士不同，真主党和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而战。

从冷战的角度来看，黎巴嫩冲突是美国在与苏联对抗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败。然而，苏联人也没有资格庆祝。他们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叛乱，吸引了越来越多虔诚的穆斯林加入阿富汗“圣战者”的行列，通过战斗来驱逐“不信神的共产主义者”。如果说黎巴嫩是什叶派的“圣战”学校，那么阿富汗则是新一代逊尼派穆斯林武装分子的训练场。

*

1983年，24岁的阿尔及利亚人阿卜杜拉·阿纳斯（Abdullah Anas）从他的家乡本巴迪斯村乘公共汽车前往市集城镇西迪贝勒阿巴斯，那里有一个报摊，可让他了解世界大事。[32]阿纳斯是阿尔及利亚西部伊斯兰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持续关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

阿纳斯记得，那天他买了一本科威特杂志，其中有一则宗教学者们联署的法特瓦（伊斯兰学者的法律意见）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则法特瓦宣称，支持阿富汗的“圣战”是所有穆斯林的个人责任。阿纳斯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坐下来细细读了这则法特瓦。那一长串联署名单让他印象深刻，他们都是著名的宗教人士，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埃及的主要穆夫提们。有一个名字特别突出：谢赫阿卜杜拉·阿扎姆（Shaykh Abdullah ʻAzzam），他的作品和布道录音带在伊斯兰主义者的圈子内流传甚广。

1941年，阿卜杜拉·阿扎姆出生于巴勒斯坦杰宁附近农村一个保守的宗教家庭。20世纪50年代中期，尚值青春期的阿扎姆就加入了穆兄会。[33]完成高中学业后，他赴大马士革大学学习伊斯兰法。1967年6月战争后的一年半内，阿扎姆在约旦河西岸反抗以色列的占领，他称之为“巴勒斯坦圣战”。随后他前往开罗，在爱资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埃及期间，他结识了穆罕默德·库特卜（Muhammad Qutb）和艾米娜·库特卜（Amina Qutb），他们是1966年被纳赛尔政府处决的赛义德·库特卜的弟弟和妹妹。阿扎姆深受库特卜著作的影响。

阿扎姆凭借自己的学术资历，加入了位于安曼的约旦大学的伊斯兰研究系，在那里执教7年，直到他的煽动性出版物和布道让他与约旦当局发生冲突。1980年，他离开约旦前往沙特，在吉达的阿卜杜·阿齐兹国王大学任教。

就在阿扎姆迁去吉达之前，苏联入侵了阿富汗。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府及其苏联盟友表现出对伊斯兰的敌意，阿富汗人正“在真主的道路上”战斗。阿扎姆全力支持后者的事业，相信在阿富汗的胜利将重振伊斯兰的“圣战”精神。

正如他后来的著作所显示的那样，阿扎姆认为，在阿富汗取得胜利能发动穆斯林在其他冲突地区采取行动。他是巴勒斯坦人，他认为阿富汗是未来抗击以色列的训练场。他写道：

别以为我们忘记了巴勒斯坦，解放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宗教信仰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存在于我们的血液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巴勒斯坦。但我确信，在阿富汗的工作，无论会带来多大的牺牲，都将重振“圣战”精神和对真主的忠诚。边界、制约与牢狱让我们无法在巴勒斯坦发动“圣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圣战”，也不意味着我们忘记了祖国。无论我们处于何处，我们都必须竭尽所能，准备“圣战”。[34]

阿扎姆关于“圣战”和牺牲的理念通过他的著作与他激情四溢的布道录音广泛传播。他唤起了世界各地穆斯林男子的“圣战”精神，甚至传到了如阿尔及利亚市集城镇西迪贝勒阿巴斯那样的偏远角落。

越读阿扎姆签署的法特瓦文本并权衡其论点，阿纳斯就越相信，阿富汗人反对苏联占领的斗争是所有穆斯林的责任。法特瓦中强调：“若一处穆斯林领土遇袭，‘圣战’乃居于其间与相邻地区者之个人责任。若其人数不众或缄默不为，则该责任由临近地区之人担负，如此延扩，至世界各处。”[35]鉴于阿富汗局势的严重性，阿纳斯认为，“圣战”的责任已经落到了身处阿尔及利亚农村的他本人身上。这种想法非同寻常，因为正如阿纳斯承认的那样，他当时对阿富汗一无所知，甚至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它。

阿纳斯很快就会了解到，阿富汗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悲惨的现代历史的国家。阿富汗的人口由7个主要族群构成，其中最大的是普什图人（约占总人口的40%）和塔吉克人（30%）；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什叶派大多是少数族裔；官方语言有两种（波斯语和普什图语）。这个国家的多样性是它所处地理位置的反映，西边是伊朗，南边和东边是巴基斯坦，北边是中国和（当时属于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如此的多样性与地理位置难以给内陆国阿富汗带来多少稳定。1973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饱受政治动乱和战争的蹂躏。

苏联与阿富汗的战争源自1973年的军事政变，其间国王查希尔沙（Zahir Shah）的君主制被推翻，左倾政府掌权。1978年4月，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汗（Mohammed Daoud Khan）的共和政权又被一场暴力的共产主义政变推翻。共产主义者宣布建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这是一个与苏联结盟的一党制国家，决心推行快速的社会和经济改革。阿富汗新政府公然敌视伊斯兰教，宣扬国家无神论，这在大多数具有宗教信仰的阿富汗民众间激起了广泛反对。

在苏联的支持下，共产主义政权对所有反对势力实行集权统治，逮捕并处决了数千名政治犯。然而，执政的共产主义者自己却经历派系分裂，忙于内斗。在一连串的暗杀之后，苏联在1979年平安夜干预阿富汗，派出了一支2.5万人的入侵部队，以确保首都喀布尔的安全，并立其阿富汗盟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为总统。

苏联入侵阿富汗激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干预，迫使苏联撤出。阿富汗抵抗运动得依靠自身力量击退红军，伊斯兰主义派别领导了这场战斗。他们得到了来自美国的大量秘密援助。美国严格地从冷战的角度看待这场冲突，将反共的伊斯兰主义战士视为他们打击苏联的天然盟友。美国经由巴基斯坦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军事物资和先进的手射防空导弹。在卡特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了大约2亿美元的援助。罗纳德·里根进一步加大了支持力度，仅在1985年就提供了2.5亿美元的援助。[36]

巴基斯坦政府充当了美国人和阿富汗抵抗运动之间的中间人，并为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游击队）提供情报和训练设施。伊斯兰世界给予了大量财政援助，并从1983年开始招募志愿者参加阿富汗“圣战”。

在阿卜杜拉·阿扎姆领头发出招募阿拉伯志愿者赴阿富汗作战的号召时，阿卜杜拉·阿纳斯是最先回应的人之一。1983年，两人在麦加朝圣时偶然相遇。在数百万聚集在一起参加朝圣仪式的人中，阿纳斯认出了阿卜杜拉·阿扎姆独特的面孔，后者有着长长的胡须和宽大的面庞。阿纳斯走上前去介绍自己。

阿纳斯说：“我读了你和一群宗教人士发布的有关在阿富汗履行‘圣战’责任的法特瓦，我对此深信不疑，但我不知道如何去阿富汗。”

阿扎姆回答道：“这很简单。这是我在伊斯兰堡的电话号码，我将在朝觐结束后返回巴基斯坦。你到了那里之后，打电话给我，我会带你去找白沙瓦的阿富汗同事。”[37]

不到两周，阿纳斯就登上了飞往伊斯兰堡的飞机。这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从未离开过阿拉伯世界，他在巴基斯坦迷路了。他直奔公用电话，阿扎姆接听了，并请他过去吃晚饭，他松了一口气。他后来回忆道：“他用一种人性的温暖来迎接我，这种温暖触动了我。”阿扎姆欢迎阿纳斯来到他的家中，并把他介绍给参加晚餐的其他客人。“他的房子里挤满了他在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大学指导的学生。他让我和他待在一起，直到他去白沙瓦，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去白沙瓦，我没法见到阿富汗的同事。”

阿纳斯在阿扎姆的家做客3天。两人间的深厚友谊和政治伙伴关系就此开始，并在阿纳斯娶了阿扎姆的女儿后达到圆满。在阿扎姆的家中，阿纳斯见到了第一批响应阿扎姆号召参加阿富汗“圣战”的阿拉伯男子。1983年阿纳斯抵达时，参加阿富汗“圣战”的阿拉伯志愿者不过十几人。在他们出发前去白沙瓦之前，阿扎姆把阿纳斯介绍给了另一位阿拉伯志愿者。

阿扎姆介绍道：“我给你介绍乌萨马·本·拉登兄弟，他是一个热爱阿富汗‘圣战’的沙特青年。”

阿纳斯回忆道：“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话不多。谢赫阿卜杜拉解释说，乌萨马经常来伊斯兰堡拜访他。”阿纳斯并没有深入了解本·拉登，因为他们在阿富汗的不同地区活动，但他从未忘记他们的初次相见。[38]

在巴基斯坦，阿纳斯和另外两位阿拉伯志愿者一起被送入训练营。他在阿尔及利亚服过兵役，已经能熟练使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两个月后，志愿者第一次有机会进入阿富汗。

在他们离开巴基斯坦的营地加入阿富汗“圣战者”行列之前，阿扎姆向他的阿拉伯门徒们解释说，阿富汗的抵抗运动分为7个派别，其中最大的是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以普什图人为主的伊斯兰党和塔吉克人布尔汉努丁·拉巴尼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阿扎姆警告阿拉伯志愿者避免在阿富汗的派系斗争中站队，并将自己视为“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客人”。

然而，阿拉伯志愿者在阿富汗不同省份服务，接受特定党派的指挥，不可避免地效忠于他们所服务的人。阿纳斯自愿在北部的马扎里沙里夫省服务，受拉巴尼的伊斯兰促进会的成员指挥。这一小股阿拉伯志愿者加入了300人的武装队伍，同他们的阿富汗指挥官一起在严冬出发，步行穿越苏联控制的地盘。这段危险的旅程持续了40天。

到达马扎里沙里夫后，阿纳斯对他参与阿富汗“圣战”的初次经历感到沮丧。马扎里当地的指挥官刚刚在一次针对苏联人的自杀式行动中丧生，他的3个下属正在争夺对这个战略要镇抵抗力量的控制权。阿纳斯认识到，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在提到自己以及与他一同踏上这段征途的另两个阿拉伯人时写道：“我们是年轻人，没有消息，没有培训，也没有钱。我意识到参加‘圣战’需要做好比我们已经做好的更高程度［的准备］。”

抵达马扎尔后不到一个月，阿纳斯就决定远离这个“爆炸性的局势”，尽快返回白沙瓦。他对阿富汗的第一印象是，阿富汗的问题太大，是一小批善意的志愿者所无法解决的。“伊斯兰世界势必将被动员起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阿富汗的问题比5个阿拉伯人、25个阿拉伯人或50个阿拉伯人要大得多。”他认为有必要向阿卜杜拉·阿扎姆汇报阿富汗境内的政治局势，“以便他能够向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陈述这一局势，并为解决阿富汗问题寻求更多的援助”。[39]

阿纳斯在阿富汗度过的几个月间，边境城镇白沙瓦发生了重大变化。阿拉伯志愿者数量大增，从阿纳斯初到时的十几人增加到1985年初的七八十人。阿卜杜拉·阿扎姆建立了一个接待机构，来迎接响应他的号召而纷至沓来的阿拉伯人。阿扎姆对阿纳斯解释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乌萨马·本·拉登和兄弟们一起建立了服务办公室。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组织阿拉伯人参加阿富汗‘圣战’。”[40]阿扎姆认为，服务办公室是一个独立的中心，阿拉伯志愿者可以在那里见面并接受训练，而不会被卷入阿富汗人的政治分歧之中。服务办公室有3个目标：提供援助、协助改革和推广伊斯兰教。该办公室开始在阿富汗境内和巴基斯坦不断扩大的阿富汗难民营中开办学校与机构。它向因冲突而成为孤儿和寡妇的人提供援助。与此同时，它积极开展宣传，吸引新成员加入阿富汗“圣战”。

作为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服务办公室出版了一份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的刊物——《圣战》（al-Jihad）。《圣战》的字里行间满是英雄主义和牺牲的故事，旨在激励不同年龄的穆斯林。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在该刊物上撰写文章。因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伊斯兰主义活动而被纳赛尔监禁的宰奈卜·安萨里，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接受了《圣战》的专访。尽管已经70多岁了，安萨里一点都没有失去对伊斯兰主义事业的热情。她对采访者说：“我在监狱中度过的整个时光都比不上阿富汗‘圣战’战场上的一刻。我希望我能与阿富汗的女战士生活在一起。我请求真主赋予‘圣战者’以胜利，并宽恕我们［即国际伊斯兰社群］在为阿富汗伸张正义时的不足之处。”[41]安萨里将阿富汗“圣战”理想化为“回归先知门人的时代，愿和平降临在他身上，回归正统哈里发的时代”。

《圣战》加强了对阿富汗反苏斗争的英雄主义叙述，所刊登的关于各类奇迹的报道让人们联想起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其中有文章描述一群“圣战者”杀了700名苏联人，而己方只有7人殉难；有文章描述一名年轻人单枪匹马击落了5架苏联飞机；甚至还有文章描述来自天堂的鸟群搭起鸟幕，为“圣战者”抵御敌人的攻击。这本刊物试图向读者证明，神的干预确实存在——真主用绝境下的胜利来回报信仰。

然而，阿卜杜拉·阿纳斯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也亲身经历了阿富汗战争。在他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枯燥无味的叙述中，没有什么奇迹。1985年，他返回马扎里沙里夫，在那里，他在北部潘杰希尔谷地伊斯兰促进会武装的指挥官艾哈迈德·沙·马苏德手下效力。马苏德是一位天生的领袖，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游击队指挥官，就像切·格瓦拉那样。他经常带着他的部队撤退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兴都库什一带，在深山的洞穴里建立基地。在其中躲避数周的惩罚性轰炸后，又从瓦砾中冒出来，重创苏军。但他的手下也遭受了苦难。有一次，马苏德带着一支队伍从一个狭窄的山谷撤退，突然遭到苏军的火箭弹袭击。阿纳斯回忆道：“不到5分钟，我们就殉难了10多人，当时的场面难以想象。”[42]阿纳斯还描述了另一场战斗，其间马苏德率领300名士兵（包括15名阿拉伯志愿者）战胜了苏联人。双方交战整整一天一夜，马苏德手下有18人丧生（包括4个阿拉伯人），另有多人受伤。[43]

阿富汗“圣战者”和阿拉伯支持者进行了一场孤注一掷的反抗超级大国的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10年的占领使苏联在人员和物资上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少有1.5万名苏联红军士兵在阿富汗阵亡，5万人在战斗中受伤。阿富汗抵抗运动用美国提供的防空导弹击落了100多架飞机和300多架直升机。到1988年底，苏联人认识到，他们无法凭借一支10万人的入侵部队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阿富汗。克里姆林宫决定止损、撤军。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支苏联部队撤出阿富汗。然而，穆斯林武装对核超级大国的这一伟大胜利，最终却令那些在阿富汗作战的志愿者感到失望。

阿富汗抵抗运动战胜了苏联，但并没有实现最终的伊斯兰主义目标，即建立一个伊斯兰国。敌人苏联刚撤出阿富汗的疆界，阿富汗各派就在权斗中相互对抗，并很快演变为内战。尽管阿卜杜拉·阿扎姆尽了最大努力，但许多阿拉伯志愿者还是循着阿富汗的派系分野站队，支持他们各自熟悉的派别。其他人则选择离开阿富汗。对立军阀之间激烈的地盘争夺并不构成“圣战”，选择离去的人也不想与穆斯林同胞作战。

阿拉伯志愿者在阿富汗反抗苏联的战争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事后，阿卜杜拉·阿纳斯称，阿拉伯人对阿富汗战争的贡献不过是“沧海一粟”。这群被称为“阿富汗阿拉伯人”的志愿者可能从未超过2000人，其中，阿纳斯称，“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进入了阿富汗并同‘圣战者’并肩作战”。其余的留在了白沙瓦，以“医生、司机、厨师、会计和工程师”的身份进行志愿服务。[44]

然而，阿富汗“圣战”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响应“圣战”号召的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一心要实现他们在阿富汗未能实现的理想的伊斯兰秩序。阿纳斯估计约有300名阿尔及利亚志愿者在阿富汗效力，其中许多人将返回家园，在一个新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以法语缩写FIS而为人所知）中发挥积极作用。其他人则聚集在乌萨马·本·拉登周围，后者建立了一个组织，同阿卜杜拉·阿扎姆服务办公室竞争。本·拉登称他的新组织为“基地”，其阿拉伯语名称“al-Qaida”更为人所知。一些在潘杰希尔山谷与阿纳斯一起效力的阿拉伯人选择留在巴基斯坦，成为基地组织的创始成员。

那个激励阿拉伯阿富汗人的人，自己在巴基斯坦安息了。1989年11月24日，阿卜杜拉·阿扎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在走近白沙瓦的一座清真寺进行主麻日祈祷时被汽车炸弹炸死。关于谁有可能下令杀害阿卜杜拉·阿扎姆，有许多说法，但没有定论。可能是阿富汗的敌对派系，也可能是乌萨马·本·拉登的圈子，甚至还有可能是以色列人，他们认为阿扎姆是一个叫作“哈马斯”的新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

*

到1987年12月，加沙人民已在以色列占领下度过了20年。加沙地带是一条狭长的沿海地带，长25英里，宽6英里，当时居住着大约62.5万名巴勒斯坦人。加沙的居民中四分之三是来自1948年被新生的以色列国征服的巴勒斯坦地区的难民，他们在1948—1967年期间遭受了极大的孤立。加沙人被埃及政府限制在这块孤零零的地块内，同敌对的以色列接壤，又切断了他们与所失去家园的联系。

以色列1967年的占领让加沙人重新有机会进入巴勒斯坦（历史意义上的地理名称）的其他地区，并与留在这片土地（隶属于以色列的城镇以及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的其他巴勒斯坦人接触。1967年之后，加沙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繁荣。在占领下，加沙人能够在以色列找到工作，并相对容易地跨越边界来来去去。以色列人在加沙购物，以享受免税价。从许多方面来看，在以色列的统治下，加沙居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然而，在占领下，没有人感到幸福，巴勒斯坦人渴望在自己的土地上取得独立。当埃及1979年与以色列缔结和平条约时，由其他阿拉伯国家来解救巴勒斯坦人的希望破灭了。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将巴勒斯坦武装驱散到阿拉伯世界各地，由巴解组织来解放巴勒斯坦人的希望也破灭了。

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开始自己起来对抗占领。以色列政府记录了“非法行为”的升级：仅在约旦河西岸，“骚乱”从1977年的656次上升到1981年的1556次和1984年的2663次。[45]

被占领土内的抵抗引起了以色列的严厉报复：大规模逮捕、恐吓、酷刑和羞辱。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有自尊的民族，羞辱是他们最难以忍受的。用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阿扎姆·塔米米的话说，占领者视巴勒斯坦人为“不值得被尊重的次等人”，[46]这加剧了尊严和自尊的沦丧感。

更糟糕的是，巴勒斯坦人配合以色列的占领，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征服者的同谋。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并吸引以色列顾客到他们的商店购物，这些事实暗示他们也参与了占领。鉴于以色列人正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没收土地和建造定居点，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合作更像是通敌。正如巴勒斯坦学者和活动家萨利·努赛贝赫（Sari Nusseibeh）解释的那样：“用以色列的颜料来涂画我们反对占领的涂鸦，这样的矛盾令人难以忍受，以致（起义）爆发不可避免。”[47]

1987年12月，这种爆发终于发生了，导火索是加沙北部埃雷兹检查站附近的一起交通事故。12月8日，一辆以色列军用卡车撞上了运送巴勒斯坦工人从以色列回家的两辆面包车，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谣言传遍整个巴勒斯坦社区，称巴勒斯坦工人的死是蓄意谋害，这加剧了被占领土上的紧张局势。葬礼于第二天举行，随后，大规模示威爆发，以色列部队用实弹驱散示威者，打死多人。

12月9日的杀戮引发的骚乱像野火一样蔓延到整个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迅速转变为一场反对以色列20年占领的民众起义。巴勒斯坦人称这场运动为“大起义”（Intifada），这是一个阿拉伯语单词，意思是“起义”和“拭去灰尘”，就好像巴勒斯坦人正通过直接对抗占领来清除几十年累积的羞辱。

大起义开始时是一系列同以色列当局的对抗，缺乏组织，不成章法。示威者摈弃使用武器，并宣布他们的运动是非暴力的，但他们投掷石块。以色列当局用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回应。到1987年12月底，以色列部队已经打死了22名示威者。以色列的镇压非但没有平息暴力，反而更为频繁地引发新的抗议和对抗。

大起义由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一系列自发示威发展而来，在最初几周没有核心领导。根据萨利·努赛贝赫的回忆，这是一场草根运动，其中“每个示威者都做到了自以为的最佳，让那些更为出名的领导者在后面紧紧追赶”。[48]

两个地下组织形成，领导大起义的发展方向。在约旦河西岸，巴解组织各派的地方分支机构，包括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法塔赫运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同共产主义者联合组建了一个地下领导层，自称为“民族联合指挥部”（United National Command, UNC）。在加沙，与穆兄会有关联的伊斯兰主义者创建了伊斯兰抵抗运动，其阿拉伯语首字母缩写“哈马斯”更为人所知。以色列的强力镇压使这些地下领导人无法在公开场合见面或行使其权力。相反，他们各自定期印发宣传品，哈马斯有自己的系列传单，民族联合指挥部也有单独的系列公报，印发这些宣传品是为了阐明各自的目标并指导公众行动。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的宣传品包括行动呼吁与新闻简报，反映了巴解组织这样的世俗民族主义力量与正在兴起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之间为控制被占领土内的巴勒斯坦民族运动而进行的日益激烈的斗争。

穆兄会是加沙地带组织最好的政治运动，也是第一个对民众起义做出反应的组织。其领导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Shaykh Ahmad Yassin）是一位50多岁的截瘫活动家。与许多当地的居民一样，亚辛在1948年以难民身份来到加沙。他十几岁时在一次工伤事故中瘫痪，但他继续接受教育，成为一名学校教师和宗教领袖。他于20世纪60年代加入穆兄会，成为赛义德·库特卜的狂热崇拜者。库特卜的著作经他转载与散发，在加沙地带广为传阅，流传之广，无以复加。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建立了一个名为伊斯兰中心的慈善组织，通过该组织，他资助加沙各地兴建清真寺、学校和诊所，搭建起传播伊斯兰价值观的网络。

1987年12月9日，起义爆发当晚，亚辛召集了兄弟会领导人开会协调行动。他们决定将加沙的穆兄会改造为抵抗运动。12月14日，哈马斯诞生，并发布了他们的第一份传单。

哈马斯的新颖之处在于用严格的伊斯兰主义理念表达了巴勒斯坦人的愿望。从第一份传单起，哈马斯就表明了一个决不妥协的立场，将对抗犹太国家与拒绝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哈马斯坚称：“只有伊斯兰教才能打倒犹太人，摧毁他们的梦想。”依循阿卜杜拉·阿扎姆关于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皆为“圣战”的观点，巴勒斯坦的伊斯兰主义者宣布，他们抵抗伊斯兰土地上的外国占领者，而不是像赛义德·库特卜所主张的那样，反抗专断的阿拉伯领导人。哈马斯在其1988年的章程中强调：“一旦有敌人占领某处穆斯林土地，‘圣战’就成为每个穆斯林的责任。在反抗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的斗争中，必须竖起‘圣战’的旗帜。”[49]

再看民族联合指挥部，他们尽管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巴勒斯坦政治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但也有一些新的东西。约旦河西岸本地的活动分子在未与阿拉法特和流亡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协商的情况下，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约旦河西岸，民族联合指挥部在哈马斯的第一份传单发布后不久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份公报。萨利·努赛贝赫回忆说，这份公报是由“两名当地的巴解组织积极分子”撰写的，他们在以色列当局大规模的镇压中被捕，“在公报投放街头时已经入狱了”。该公报呼吁举行为期3天的大罢工——完全停止被占领土的经济活动，并警告不要试图破坏罢工或与以色列人合作。

民族联合指挥部继续每隔几个星期发布通讯（仅在大起义的第一年就发布了31期），并开始在其中提出一系列要求：停止征敛土地和在被占领土上建以色列人的定居点，释放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以色列军队撤出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这些传单鼓励人们悬挂巴勒斯坦国旗，这是以色列人长期以来一直禁止的，并高呼“结束占领！”“自由的阿拉伯巴勒斯坦万岁！”民族联合指挥部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50]大起义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独立运动。

大起义的爆发完全出乎身处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层的意料。巴解组织被所有巴勒斯坦人承认为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长期以来一直垄断着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现在，主动权已从突尼斯的“外部”领导层转移到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活动的“内部”的巴解组织活动分子。这一“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区别让巴解组织领导层处于明显的劣势。一夜之间，阿拉法特和他的副手们看起来像是多余的，因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居民自己开始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努力。

1988年1月，阿拉法特采取行动，以将大起义置于巴解组织的管辖之下。他派遣了法塔赫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之一哈利勒·瓦齐尔（Khalil al-Wazir）——他以别名艾布·吉哈德（Abu Jihad）而更为人所知——去协调突尼斯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行动。1988年1月18日，民族联合指挥部发布的第三份传单是首次由突尼斯的法塔赫领导人批准的。在几个小时内，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共分发了10万多份。被占领土的居民欣然回应来自阿拉法特的政治机器的权威声音。萨利·努赛贝赫观察到：“这就像看着音乐家从指挥那里得到指示一样。”[51]此后，大起义将由阿拉法特和他的官员来运作。

以色列政府决心阻止巴解组织利用大起义以牺牲以色列的利益为代价来谋取政治利益。1988年4月16日，以色列刺客在艾布·吉哈德位于突尼斯的家中枪杀了他，这位巴解组织官员的任务被截停了。但是，既然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巴解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突尼斯就能够继续控制参加大起义的世俗主义力量。

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散发的传单中呼吁举行的罢工与示威继续有增无减。以色列当局曾预计这一运动将失去动力。可恰恰相反，它似乎越来越强大，对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控制构成了真正的挑战。大起义进入第三个月时，以色列当局采取了法外手段加以镇压。对于如何对待占领下的平民，早在《日内瓦公约》确立相关国际法标准之前，英国委任统治官员曾起草过《紧急条例》。参照这一条例，以色列军队采用了大规模逮捕、未经指控的拘留和拆毁房屋等集体惩罚措施。

全副武装的士兵用实弹向投掷石块的示威者开火，这个场面令国际舆论哗然，迫使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伊扎克·拉宾下令用“威慑、暴力和殴打”取代致命的火力。1988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播放了以色列士兵在纳布卢斯附近殴打巴勒斯坦青年的可怕画面，揭露出这一看似温和的政策的残暴之处。在一段尤为让人动容的片段中，一名士兵被拍到拽着一名囚犯的手臂，用一块大石头持续敲击以砸断他的骨头。[52]以色列总检察长力劝拉宾去警告他的士兵不要做这些违法行为，但以色列军队继续暴力殴打巴勒斯坦示威者。大起义的第一年，有3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殴打致死。[53]

面对以色列的暴力，巴勒斯坦人对非暴力抵抗策略的坚持引人注目。巴勒斯坦人宣称的非暴力受到以色列当局的质疑，后者指出，抗议者投掷石块、铁棒和燃烧瓶，这些投掷物会造成严重伤亡。然而，巴勒斯坦人在与以色列人的对抗中从未使用枪炮，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几十年来西方舆论把巴勒斯坦人描绘成恐怖分子、把以色列描绘成被围困的大卫的形象。以色列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同往日；如今，它需要去消除自己在国际媒体上那独特的歌利亚形象。

非暴力使这次大起义成为全民参与度最高的巴勒斯坦运动。示威和非暴力抗争并不优先选择受过军事训练的年轻人，而是动员被占领土的全体男女老少共同进行解放斗争。民族联合指挥部和哈马斯的地下传单介绍了大量抗争策略——罢工、抵制以色列商品、用家庭教育来对抗学校关闭、通过后院种植来加强粮食自给，这些举措增强了被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的力量，并逐渐生成了深深的共同使命感，使大起义得以继续进行，尽管以色列进行了强力镇压。

随着大起义从1988年春季持续到夏季，世俗的民族联合指挥部同哈马斯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这两个组织都声称代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其传单中称自己为“你们的运动、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而民族联合指挥部则称自己是巴勒斯坦民众的领导人，“巴勒斯坦人民听从巴解组织和民族联合指挥部的号召”。[54]世俗派和伊斯兰主义竞争对手相互参阅对方的传单，争夺对街头民众运动的控制权。8月18日，哈马斯在传单中呼吁发动全国性罢工。组织罢工是巴解组织宣称在被占领土上拥有的特权，因此，民族联合指挥部首次直接批评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声称“对民族阵线团结的每一次打击都相当于为敌人服务，损害起义”。

这种权势争夺掩盖了哈马斯与巴解组织之间的根本分歧：哈马斯寻求推翻犹太国家，而巴解组织和民族联合指挥部则希望在以色列旁边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哈马斯认为整个巴勒斯坦都是不可剥夺的穆斯林土地，需要通过“圣战”从非穆斯林统治中解放出来。它与以色列的对抗将是长期的，因为它的最终目标是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相比之下，1974年后，巴解组织倾向于两国方案。亚西尔·阿拉法特想经由大起义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实现独立建国，首都为东耶路撒冷——即便这意味着承认以色列，并将1948年失去的78%的巴勒斯坦领土拱手让给这个犹太国家。两个抵抗运动的立场无法调和，因此巴解组织继续走两国方案的道路，不再考虑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意见。

巴勒斯坦的抵抗和以色列的镇压使大起义完完全全占据了世界各国报刊的头版，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1988年6月，阿盟在阿尔及尔召开了一次紧急首脑会议，以应对大起义。巴解组织借此机会提出一份立场文件，呼吁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相互承认双方和平、安全生活的权利。哈马斯断然拒绝巴解组织的立场，并重申其关于穆斯林对整个巴勒斯坦拥有权利的主张。哈马斯领导人在8月18日的传单中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伊斯兰抵抗运动在传单中坚称：“穆斯林世世代代都对巴勒斯坦拥有完全的——而不是部分的——权利，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

巴解组织没有被伊斯兰主义反对者镇住，而是继续利用大起义使其呼吁的巴以冲突两国解决方案合法化。1988年9月，巴解组织宣布计划召开一次流亡中的巴勒斯坦议会——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以巩固大起义的成果，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回归、自决和在巴解组织领导下在我国国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民族权利”。[55]哈马斯再次拒绝并谴责巴解组织的立场。哈马斯在10月5日的传单上写着：“我们反对放弃哪怕是一寸我们的土地，因为这块土地浸入了圣门弟子和他们追随者的鲜血。”哈马斯坚称：“我们将继续起义，在（真主的帮助下）将我们的整个土地从犹太人的玷污中解放出来。”巴解组织和伊斯兰抵抗运动之间的对立之处再清楚不过了。

阿拉法特定于1988年11月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就是巴勒斯坦宣告在被占领土上建国。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许多人来说，11个月的大起义和以色列的暴力报复使他们筋疲力尽，建国带来了独立和结束占领的希望，这似乎是对他们所做出牺牲的充分回报，他们因此热切期盼11月的全国委员会会议。

尽管萨利·努赛贝赫对巴解组织的政策有所保留，但他认为即将宣布的独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和其他人一样，期待着帷幕揭开”。努赛贝赫提前获得了阿拉法特的讲话文本，他希望巴勒斯坦独立的宣布成为让世人铭记的时刻，他希望向“尊贵禁地”——耶路撒冷老城圣殿山上的清真寺建筑群里的“成千上万人”朗读这一文本。“我想要那个正在经受占领的民族，那个正在进行大起义的民族，聚集在宇宙的中心，庆祝独立。”

但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1988年11月15日，阿拉法特向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当天，以色列对被占领土和东耶路撒冷实行严厉宵禁，禁止汽车和平民上街。努赛贝赫选择无视宵禁，设法穿过偏僻的街道，来到阿克萨清真寺。在那里，一小群政治活动分子正和宗教人士们一起，踱来踱去。“我们一同走进了阿克萨清真寺。当圣墓［教堂］的钟声响起，宣礼塔发出宣告时，指定的时刻到来了，我们一起庄严地宣读了我们的独立宣言。”[56]

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上宣读了这一宣言，这代表了巴解组织对既往政策的大幅调整。该宣言支持1947年联合国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和犹太国家的分治计划，并批准了1967年和1973年战争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其中确立了归还被占土地以换取和平的原则。该宣言意味着巴解组织承诺与以色列和平共处。

自1974年巴解组织驻伦敦外交官萨义德·哈马米首次尝试提出两国方案以来，巴解组织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巴解组织不再是一个游击队组织——阿拉法特现已断然放弃了“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个人、团体和国家‘恐怖主义’”。面向国际社会，巴解组织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等待建国的临时政府。

国际社会很快给予承认。84个国家对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国给予完全承认，其中包括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一些欧洲、非洲和亚洲国家，以及中国和苏联等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传统支持者。大多数西欧国家给予巴勒斯坦外交地位，就差完全承认独立，但美国和加拿大却完全不予承认。1989年1月中旬，巴解组织取得了另一次象征性的胜利，获得了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与成员国平等发言的权利。[57]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宣言没有得到以色列政府的批准。11月15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发表书面声明，谴责这一宣言是“欺骗性的宣传活动，旨在制造一种印象：那些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领土上实施暴力行为的人是温和的，且取得了成就”。以色列内阁将宣言斥为“旨在误导世界舆论的虚假信息”。[58]

哈马斯也对这一宣言不以为然。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了一份公报，其中强调“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在巴勒斯坦所有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而不仅仅在被占领土上建国：“不要听从任何试图赋予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统治巴勒斯坦土地合法性的联合国决议……因为巴勒斯坦的土地是伊斯兰民族的财产，不是联合国的财产。”[59]

无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独立宣言带来了多少振奋，都并没有给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居民带来任何实际利益。1988年11月15日之后，以色列并没有表现出比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宣言宣读之前更多的放弃被占领土的意愿。在经历了一年的兴奋和期待之后，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然而，巴勒斯坦人却为这么小的成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1988年12月大起义周年时，据估计有626名巴勒斯坦人被杀，3.7万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超过3.5万名巴勒斯坦人在这一年中被捕，其中许多人在起义第二年开始时仍在牢狱之中。[60]

到1989年，大起义初期的理想主义已让位于愤世嫉俗，目标的统一已让位于宗派主义。哈马斯支持者同法塔赫成员爆发公开冲突。巴勒斯坦社会中的治安队员开始恐吓、殴打，甚至谋杀涉嫌与以色列当局勾结的巴勒斯坦同胞。公报还在发布，示威还在进行，石块还在投掷，伤亡还在增加，大起义还在继续，结局仍不明朗。这是持续了几十年的阿以冲突的最新阶段，国际社会似乎对此没有任何解决办法。

*

20世纪80年代，一些伊斯兰运动发起武装斗争来推翻世俗统治者或击退外国侵略者。伊斯兰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按照伊斯兰法统治的伊斯兰国，他们坚信这是真主的法律。他们的灵感来自1979年伊朗革命的成功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在埃及，一个分裂运动成功地刺杀了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叙利亚，穆兄会对哈菲兹·阿萨德领导的复兴党政府发动了内战。深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影响的黎巴嫩什叶派武装运动真主党，视美国和以色列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并试图大败两者于黎巴嫩。阿富汗的“圣战”同时针对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打击对象是苏联占领军和公开敌视伊斯兰教的阿富汗共产主义政府。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伊斯兰主义者呼吁对犹太国家展开长期的“圣战”，以在伊斯兰政府的领导下使巴勒斯坦回归伊斯兰世界。真主党在迫使美国全部撤军和以色列重新部署，以及阿富汗“圣战者”在1989年迫使苏联人撤离他们的国家上取得的军事成功，并没有带来他们的理论家所希望的理想的伊斯兰国。黎巴嫩和阿富汗在外敌被迫撤退很久之后仍然深陷内战。

阿拉伯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主义者对建立伊斯兰国的最终目标采取了长期战略。埃及伊斯兰主义者宰奈卜·安萨里提出13年的准备周期，该周期将不断反复直到绝大多数埃及人支持伊斯兰政府。哈马斯发誓要为解放整个巴勒斯坦而斗争，“不管花多长时间”。伊斯兰国的最终胜利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程，需要耐心。

即便伊斯兰主义者在“真主之道上的斗争”中输掉了一些战斗，但他们仍然相信他们最终会获胜。与此同时，伊斯兰主义团体在重塑阿拉伯社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伊斯兰主义组织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兴起，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伊斯兰主义价值观在阿拉伯社会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子开始蓄须，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戴头巾、穿着端庄的遮体时装。伊斯兰出版物占据了书店的主要位置。世俗文化被迫退却，伊斯兰复兴方兴未艾，愈发强势，一直持续至今。

伊斯兰主义者从1989年末世界政治的重大变化中获得了勇气。冷战的种种必然如柏林墙一样迅速崩塌。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标志着美苏对抗的结束，并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许多伊斯兰主义者认为苏联政权的崩溃预示着一个新的伊斯兰时代的到来。但现实情况是，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单极世界，主导这个世界的是最后一个幸存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

第十四章　冷战之后

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超级大国对抗之后，冷战于1989年突然结束。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和改革重建政策，使苏联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1989年11月柏林墙正式被推倒时，分隔东欧和西欧的铁幕已经支离破碎。从1989年6月波兰共产党在大选中落败开始，苏联集团的政府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从匈牙利到捷克斯洛伐克，再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在那年秋天递交了辞呈，而铁腕统治罗马尼亚长达22年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1989年圣诞节被革命者草草处决。

国际体系发生了变化，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制衡政治让位于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捕捉到了美苏敌对结束所带来的希望，承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对于作为冷战中心之一的阿拉伯世界来说，美国主导的新时代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阿拉伯领导人再次被迫接受国际舞台上的新规则。

以推翻长期把持统治权的政府为目标的民众运动，像一个幽灵，让保守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感到不安，但这些国家并不哀悼这些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摩洛哥、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都信任西方，对他们来说，西方从冷战中获胜是一大幸事。

而像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左倾阿拉伯共和国，与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有更多的共同点：一党制国家、长期执政的统治者、庞大的军队和中央计划经济。齐奥塞斯库尸体的视频图像在世界各地传播，让一些阿拉伯政府极为不安。有什么能防止类似罗马尼亚的事件在巴格达或大马士革发生呢？

显然，再也不能指望苏联为其阿拉伯盟友挺身而出了。在过去的40年里，阿拉伯各共和国向苏联寻求军事装备、发展援助和外交支持，以抗衡西方的强力控制，那样的日子结束了。1989年秋季，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敦促戈尔巴乔夫提供更先进的武器，以帮助叙利亚实现与以色列间的战略对等。这位苏联总统回绝了他，他说：“任何这样的战略支撑点都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再参与这场游戏了。”阿萨德回到大马士革，气馁万分。

巴解组织的派系也忧心忡忡。1989年10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乔治·哈巴什在访问莫斯科时批评了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他警告说：“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你会伤害我们所有人的。”资深分析家穆罕默德·海卡尔目睹了阿拉伯领导人的困惑：“每个人都感觉到，国际关系正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但他们仍然坚持遵循熟悉的旧规则，各方都未能正确预测新的情况。”[1]

冷战时期既有的阿拉伯冲突在美国统治的新单极时代中凸显出来。两伊战争进行了8年（1980—1988），伊拉克经济受到削弱，但仍然拥有足够的军事资源来竞争地区主导权。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冷战后世界上的第一次危机。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入侵使整个阿拉伯世界两极分化，一些国家反对外国干预，而另一些国家则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把科威特从伊拉克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科威特危机也割裂了民众与政府，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反抗美国，令人难以置信地做出将巴勒斯坦从以色列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承诺，他因而成为在阿拉伯世界广受欢迎的英雄。

要恢复阿拉伯地区的秩序，仅仅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是不够的。萨达姆·侯赛因将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与叙利亚驻军黎巴嫩、以色列长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联系在一起。在解放科威特战争之后，阿拉伯世界不得不应对已进入第15个年头的黎巴嫩内战。美国在马德里召开了自1973年日内瓦和平会议以来的第一次阿以会谈，以解决双方的分歧。对于当时的观察家来说，伊拉克入侵和随后被逐出科威特，究竟预示着以化解冲突为特征的新时代，还是漫长的地区争端史上的新升级，尚不清楚。

*

最早认识到冷战后的世界现实的阿拉伯领导人之一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早在1990年3月，侯赛因就警告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在今后5年里，真正的超级大国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2]

从先前冷战时期的大国角力过渡到美国主导这一新现实，伊拉克较之其他阿拉伯共和国，条件更为优越。尽管如1972年伊拉克和苏联的《友好合作条约》所确认的那样，伊苏关系特别密切，但8年的两伊战争（1980—1988）也缓和了美伊关系。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敌意促使里根政府支持伊拉克，以阻止伊朗取得彻底的胜利。即使在战争陷入僵局之后，华盛顿仍继续与巴格达修好。

1989年1月，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下定决心进一步改善与伊拉克的关系。同年10月，布什政府发布了一项国家安全指令，阐明了美国对波斯湾的政策，该政策高度重视加强与伊拉克的关系。指令称：“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正常关系将有利于我们的长期利益，并促进海湾和中东地区的稳定。美国应该向伊拉克提出经济和政治的激励措施，以缓和其行为，并提高我们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该指令还鼓励向美国公司开放伊拉克市场：“我们应该寻求机会让美国公司参与伊拉克经济重建并给予支持。”该指令进一步提出通过提供“非致命类型的军事援助”来增强美国对伊拉克国防体系的影响力。[3]因此，萨达姆·侯赛因认为他在冷战结束后带领他的国家度过了混乱，他这样想确实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仍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肇因是他1978年上台后做的灾难性决策。这位伊拉克总统未遭挑衅便与伊朗开战，这场徒劳无获的战争让伊拉克损失惨重，也严重动摇了伊拉克民众对他的支持。8年的冲突，50万伊拉克人丧生，这激起伊拉克国内民众起来反对侯赛因的统治。战争延亘，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反对趋向暴力化。1982年，侯赛因在巴格达北部杜贾伊勒村的一次暗杀未遂中幸存下来。这位伊拉克总统以高压暴力回应，命令安全部队杀害近150名村民作为报复。

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各派借两伊战争来谋求自治。作为回应，伊拉克政府发动名为“战利品”（al-Anfal）的灭绝行动。1986—1989年，数千名伊拉克库尔德人被迫背井离乡，2000个村庄被摧毁，并有男子、妇女和儿童共计约10万人在“战利品”行动中被杀。1988年3月，伊拉克政府对哈拉布贾村使用神经毒气，杀害5000名库尔德平民，这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4]

与库尔德人一样，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社群也面临严酷镇压：任意逮捕、滥施酷刑和即刻处决，这些都是为了压制异见。在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只有身份确定的执政党复兴党成员才能获得信任和晋升。伊拉克曾经以其世俗的价值观、高识字率和两性平等著称，但到1989年已退化为一个恐怖共和国。[5]

在两伊战争结束时，萨达姆·侯赛因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是重建伊拉克支离破碎的经济，这不仅仅是为了应对不安分的民众。伊拉克的财富来自其巨大的石油资源。8年来，对管道和港口设施的袭击，以及将两伊冲突带至海湾地区国际航道的残酷的油轮战争，切断了伊拉克的石油命脉。由于失去了石油收入，伊拉克被迫向其海湾阿拉伯邻国借款数十亿美元，以支持战事。到1988年战争结束时，伊拉克欠其他海湾国家约400亿美元，偿还债务消耗了伊拉克1990年一半以上的石油收入。[6]

石油价格的稳步下降让伊拉克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还债，萨达姆·侯赛因需要油价保持在每桶25美元左右（在两伊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油价一度高达每桶35美元）。到1990年7月，看着国际油价跌至每桶14美元，他倍感绝望。此时，重归和平的海湾，能够满足全世界的石油进口需求。更糟糕的是，一些海湾国家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欧佩克的配额。科威特是违反配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科威特不服从欧佩克的配额规定，有自己的理由。早在20世纪80年代，科威特政府就已推行经济多元化：重金投资西方炼油厂，并在欧洲各地开设了数千家加油站，新品牌取名为“Q-8”，取“科威特”英语名称的谐音。科威特的原油出口越来越多地流向自己在西方的设施。科威特人向其西方炼油厂出售的原油越多，他们在欧洲市场的利润就越高。[7]这些炼油和销售渠道产生的利润率高于原油出口，使科威特免受原油价格变动的影响。因此，科威特更感兴趣的是原油产量最大化，而不是通过遵循欧佩克的指导方针将单桶石油价格推向最高点。

相比之下，伊拉克没有这样的外部渠道，其收入与原油价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单桶石油价格每下跌1美元，伊拉克的年收入就净损失10亿美元。在欧佩克会议上，伊拉克和科威特针锋相对，伊拉克迫切要求减产，并推高油价，而科威特则呼吁增加产量。科威特人不在意伊拉克的关切。1989年6月，科威特干脆不再受其他欧佩克成员国分配给它的配额的约束。科威特人总共贷给了伊拉克140亿美元以支持后者同伊朗的战事，现在战争结束了，科威特人觉得有理由把自己的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了。

萨达姆·侯赛因开始将伊拉克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科威特，他的回应是向这个海湾小酋长国施压并发出威胁。他呼吁科威特免除伊拉克140亿美元的债务，并为伊拉克重建再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他指责科威特从他们共有的鲁迈拉油田窃取伊拉克的石油。他还声称，科威特在两伊战争期间占领了伊拉克领土，并要求“归还”位于波斯湾端首的战略岛屿沃尔拜岛和布比延岛，用来建设伊拉克的军事设施和深水港。

侯赛因的说法虽然没什么根据，但重启了长久以来伊拉克对科威特边界和独立的挑战。在20世纪，伊拉克曾两次声称科威特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一次在1937年，另一次在1961年科威特宣布独立时。但伊拉克的阿拉伯邻国认为，这些新的主张和威胁不过是空洞的言辞而已。

但这些阿拉伯国家误判了。1990年7月，侯赛因在伊拉克与科威特的边界部署了大量部队和坦克，用行动来支持他的言辞。此时，其他阿拉伯国家才意识到，一场严重的危机正在酝酿，他们不得不采取行动。

埃及和沙特阿拉伯试图通过斡旋达成外交解决方案，来应对这场日益严重的危机。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安排科威特人和伊拉克人于8月1日在沙特红海港口吉达会晤。萨达姆在会晤前向阿拉伯领导人承诺，伊拉克与其诸邻国之间的所有分歧都将以“兄弟般的方式”解决。

但萨达姆·侯赛因已经下定决心要入侵科威特。7月25日，在派遣副总统前往吉达会见科威特王储之前，侯赛因要求会见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阿普丽尔·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以听取华盛顿在这场危机中的立场。格拉斯皮向这位伊拉克总统保证，美国对“像你们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纠纷这样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没有意见”。[8]侯赛因似乎将格拉斯皮大使的言论理解为美国不会干预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会见结束后不久，他调整了入侵计划的范围。最初，他设想有限地入侵科威特，占领上述两岛和鲁迈拉油田，而现在，他要求完全占领这个国家。在同执政的革命指导委员会开会时，侯赛因指出，如果他让统治科威特的萨巴赫（al-Sabah）家族继续掌管科威特的部分地区，他们将发动国际力量——特别是美国，向伊拉克施压并迫使伊拉克撤出。迅速、果断入侵，在萨巴赫家族还没来得及呼吁美国干预之前就推翻他们，这是伊拉克取得成功的最好机会。此外，如果伊拉克能完全吞并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邻国，就可以一次性地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

8月1日，当萨达姆·侯赛因派副总统前往吉达会见科威特王储时，他是在利用外交手段出其不意地实施其军事计划。伊扎特·易卜拉欣（Ezzat Ibrahim）和谢赫萨阿德·萨巴赫（Shaykh Saad al-Sabah）的这次会面进行得亲切友好，没有任何威胁迫近的迹象。两人友好分别，相约在巴格达举行下一次会面。午夜时分，当他们离开吉达时，伊拉克军队已经越过边界进入了科威特。

8月2日凌晨的几个小时内，数万名伊拉克士兵以迅猛之势进入科威特，去占领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科威特的居民最先惊觉。科威特城的一名学校行政人员吉罕·拉贾布回忆道：“8月2日早上6点，我像往常一样下了床，打开窗户，看了看外面。令我震惊的是，我听到了尖锐、短促而不连贯的枪声，不是一两声枪响，而是持续不断的枪声，且有回击。枪声传向我们旁边清真寺的墙面，引发回响。我们马上明白发生了怎样可怕的事情——科威特正在被伊拉克入侵。”[9]

电话铃声开始在阿拉伯各国首都响起。凌晨5点，法赫德国王被这个消息惊醒。前一天晚上，沙特国王刚刚在吉达给伊拉克和科威特谈判的代表送行，他几乎无法相信伊拉克军队入侵了科威特。他立即尝试联系萨达姆·侯赛因，但没有成功。他的下一个电话打给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大家都知道，后者同萨达姆走得最近。

1小时后，助手叫醒了埃及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报告说伊拉克军队已经占领了科威特埃米尔的宫殿和位于首都的主要部委。上午过半，阿拉伯各国领导人才等到了巴格达的第一个解释。萨达姆的政治特使向惊疑不定的阿拉伯各国元首解释说：“这不过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回归伊拉克而已。”[10]

国际社会正面临着冷战后的第一次危机。8月1日晚上9点，白宫得知了入侵的消息。当晚，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入侵发出强烈谴责。第二天早上，美国将此事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迅速通过了第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军队立即无条件撤出。

伊拉克军队毫不畏惧，他们冲进首都科威特城，企图抓住科威特埃米尔谢赫贾巴尔·艾哈迈德·萨巴赫（Shaykh Jabar al-Ahmad al-Sabah）及其家人。如果伊拉克人成功了，那他们就可以把埃米尔和他的家人扣为人质，对科威特有更多的控制权，以实现他们的目标。然而，埃米尔接到警告称伊拉克人正在行动，他带着他的家人逃到邻国沙特阿拉伯避难。

科威特王储谢赫萨阿德在结束与伊拉克副总统的吉达会晤后回国，得知入侵已经开始。他立即打电话给美国驻科威特大使，并正式请求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以击退伊拉克的入侵，然后他加入了流亡在沙特阿拉伯的王室其他成员的行列。通过这两个简单的行动——请求美国援助和自我流亡，萨巴赫家族成功地遏制了萨达姆刚开始的入侵。然而，在占领的苦难结束之前，科威特人民还将经历7个月的恐怖。

复兴社会党政权的威权主义和政治空谈让占领的最初几天看上去是乔治·奥威尔《1984》的直接呈现。伊拉克人荒谬地声称，他们进入科威特是应民众革命之邀来推翻执政的萨巴赫家族的。伊拉克政府发表的一份公报解释说：“真主帮助科威特纯粹的自由人民，他们冲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并要求伟大的伊拉克人民给予兄弟般的帮助。”[11]然后，伊拉克政权建立了它所称的自由科威特临时政府。

然而，由于没有明显的科威特革命者支持伊拉克的主张，萨达姆·侯赛因政府迅速放弃了这个解放的借口，宣布吞并科威特，于8月8日宣布其为伊拉克第十九省。伊拉克人开始把科威特从地图上抹去，甚至把首都科威特城重新命名为他们自创的名字——卡齐玛。

到10月，新法令颁布，要求所有科威特人将身份证件和汽车牌照更换为伊拉克标准制式。伊拉克人拒绝向没有伊拉克证件的科威特人提供服务，以迫使他们屈服。牛奶、糖、大米、面粉和食用油等基本食品的配给卡只发给持有伊拉克证件的人。人们必须出示伊拉克身份证才能得到医疗服务。加油站只为上了伊拉克牌照的车辆服务。然而，大多数科威特人顶住了压力，拒绝接受伊拉克公民身份，宁愿去黑市上交易必需品。[12]

入侵科威特时，伊拉克部队大肆劫掠商店、办公室和住宅，并将大部分赃物运往巴格达。看着成车的物品驶往巴格达，一名科威特官员问一名伊拉克官员：“既然你说这里是伊拉克的一部分，那你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后者回答说：“因为没有哪个省可以比首都更好。”[13]

占领一天比一天残暴。8月底，萨达姆·侯赛因任命他臭名昭著的堂兄阿里·哈桑·马吉德（Ali Hasan al-Majid）担任科威特军事长官，他因在“战利品”行动中对库尔德人使用毒气战而获得了可怖的绰号“化学阿里”。科威特居民吉罕·拉贾布在日记中写道：“阿里·哈桑·马吉德抵达科威特后，统治变得愈发恐怖，可能发生化学袭击的传言愈传愈烈。”有能力逃走的人都逃走了。科威特银行家穆罕默德·叶海亚表示：“每个人都想着逃跑。”他描述道，沙特边境，来自科威特的车辆四排并行，绵延了30千米（约19英里）。但叶海亚选择留在科威特。[14]

伊拉克的政治系统对科威特展开全面镇压，随着镇压的深入，科威特人民起身进行非暴力反抗。吉罕·拉贾布写道：“在入侵的第一周，科威特妇女决定走上街头示威抗议。”8月6日，也就是入侵4天后，爆发了第一次示威。“当时的气氛，紧张中混合着期待：就好像人们已下意识地认识到，即使是和平示威，伊拉克人也不会支持。”多达300人参加了游行，他们手持横幅、流亡的埃米尔和王储的画像以及科威特国旗。

抗议者呼喊口号，一边致敬科威特和埃米尔，一边谴责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去死！”“萨达姆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后一个口号并不符合现实。前两次示威，伊拉克没有反应，但当持续的抗议进入第三天，参加的民众越来越多，与武装的伊拉克士兵正面对峙，后者直接向人群开枪。拉贾布记录道：“骚乱爆发了，汽车试图疯狂地沿着公路后退，引擎轰鸣，人们尖叫着，枪声还在继续。”死伤的示威者被凌乱地丢弃在科威特市中心警察局外的地面上。“这是我们这块地区最后一次游行，也可能是所有地区的最后一次，因为伊拉克人开枪了，导致死亡和伤残。科威特人开始明白侵略者是多么的冷酷无情。”[15]

然而，在伊拉克占领期间，非暴力抵抗活动一直持续。抵抗运动改变了策略，以避开伊拉克的枪火。9月2日，占领的第一个月以科威特人的反抗姿态结束。反抗的计划口耳相传，要求科威特城的所有居民在午夜爬上自家屋顶，高呼“真主至大”。在指定的时间，数千人加入了抗议占领的大合唱。在吉罕·拉贾布看来，这一呼喊是“对所发生的事情——入侵、紧随而来的暴行和杀戮以及在科威特多处建立的酷刑中心——的反抗和愤怒”。伊拉克士兵向屋顶鸣枪示警，以平息抗议，但科威特人民成功地让这次对占领的公然反抗持续了1小时。银行家叶海亚称：“有人说那一晚科威特重生了。”[16]

也有许多科威特人在受过枪械训练的前警察和士兵的领导下武装反抗伊拉克人。他们伏击伊拉克部队，袭击军火库。经过吉罕·拉贾布学校的道路是伊拉克军车的主要通道，因而成为反抗者多次袭击的目标。8月下旬，这条路上发生了巨大爆炸，拉贾布大为震惊，紧接着是火箭弹不成规律的暴鸣。她很快意识到，反抗者袭击了伊拉克的弹药卡车，引爆了车里运送的弹药。爆炸平息后，她才敢离开她的公寓。她发现消防车正在冲浇燃烧着的伊军卡车残骸。她在日记中写道：“除了散落的、发黑的车架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了。任何人都会被炸得无影无踪。”

这些袭击使她所在社区的居民面临严重风险，既受到袭击的影响，也受到伊拉克人的报复。她记录道：“这次袭击发生后，有几座房屋被击中，更糟糕的是，伊拉克人威胁说，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会杀了该地区所有的人。反抗者试图保护平民，让爆炸远离居民区。”[17]

对于伊拉克的威胁，科威特的居民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死亡的恶臭在这个被占领的国家弥漫。死亡直临许多科威特人的家门：伊拉克人的策略之一就是把一名被拘留者送回家，在家人面前开枪打死他。更令人恐惧的是，当局威胁说，如果尸体被移走，就会杀死死者全家。炎热的夏日，尸体经常被留置两三天，作为对那些敢于反抗者的可怖警告。

然而，尽管伊拉克努力恐吓科威特人使其屈服，但在整整7个月的占领期间，反抗有增无减。科威特解放后缴获的伊拉克情报文件证实了吉罕·拉贾布“在长达数月的占领期间持续抵抗”的说法，这些文件记录了7个月占领期间的反抗活动。[18]

在占领初期，没有理由相信伊拉克的野心会仅限于科威特。没有一个阿拉伯海湾国家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击退伊拉克的入侵，在科威特陷落之后，美国和沙特都担心萨达姆·侯赛因可能有意占领附近的沙特油田。

布什政府认为，对萨达姆·侯赛因野心的唯一威慑是美国的大规模军力部署。美军若要发动军事行动驱逐伊拉克人，则必须获得军事基地权。在派遣任何部队之前，美国政府都需要沙特政府提出正式的军事支援请求。法赫德国王反对这么做，担心国内公众会有负面反应。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沙特对非穆斯林在其领土上驻军颇感不适。更何况，沙特人未曾受过外部帝国的控制，他们极力捍卫自己独立于西方的地位。

美国军队有可能涌入沙特，这促使沙特的伊斯兰主义者采取行动。那些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沙特人，正因战胜了苏联而志得意满，他们坚决反对美国干涉科威特。从阿富汗“圣战”归来的乌萨马·本·拉登，因其直言不讳的演说而被沙特政府软禁，这些演说借助盒式录音带广为流传。

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入侵科威特后，本·拉登致信沙特内政大臣纳瓦夫·本·阿卜杜·阿齐兹亲王（Prince Nawwaf bin Abdul Aziz），建议发动“圣战者”网络，他认为该网络极为有效地将苏联赶出了阿富汗。阿卜杜·巴里·阿特万（Abdul Bari Atwan）曾在阿富汗托拉博拉山脉的藏身之处采访过本·拉登，是为数不多的采访过他的记者之一。这位记者回忆道：“本·拉登声称他可以召集一支10万人的军队，但这封信被忽略了。”

总的来说，沙特人认为，（相较于美军进驻）伊拉克人对他们国家的稳定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此他们不顾国内反对，还是选择了美国的保护。本·拉登谴责此举是对伊斯兰教的背叛。阿特万记录道：“本·拉登告诉我，沙特政府邀请美国军队来保卫王国和解放科威特的决定是他一生中遭受的最大的冲击。”

他不能相信沙特家族能够欢迎“异教徒”部队部署在阿拉伯半岛临近圣地［即麦加和麦地那］的土地上，这是伊斯兰教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本·拉登还担心，沙特政府在迎接美国军队进驻阿拉伯土地之后将使沙特处于外国占领之下——这完全是阿富汗事件的重演，当时喀布尔的共产主义政府邀请苏联军队进驻。正如本·拉登曾拿起武器与驻阿富汗的苏军作战那样，他现在决定拿起武器在阿拉伯半岛对抗美军。[19]

由于本·拉登的护照被沙特政府没收，他不得不利用家人与沙特王室的密切关系来获得旅行证件并永久流亡。1996年，他宣布对美国进行“圣战”，并宣布沙特王室因其“反伊斯兰教的行为”而“不属于宗教社团”。[20]然而，他同阿富汗“圣战”中的前盟友美国和沙特王室的分道扬镳源于1990年8月的事件。

科威特危机揭开了苏美国际外交合作的新篇章。安理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在不受冷战政治干扰的情况下果断采取行动。随着危机的加深，安理会在8月2日迅速通过第660号决议后的4个月里共通过了12项决议而没有遭遇否决票。8月6日，安理会对伊拉克实施贸易和经济制裁，冻结了伊拉克所有境外资产（第661号决议）;9月25日，联合国再次收紧制裁措施（第670号决议）;8月9日，安理会宣布伊拉克吞并科威特“无效”（第662号决议）。一系列决议谴责伊拉克违反科威特的外交豁免权，并维护第三国公民离开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权利。11月29日，苏联和美国一起促成通过第678号决议，授权成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对付伊拉克，除非后者在1991年1月15日前从科威特完全撤出。中东的冷战正式结束了。

最让阿拉伯尤其是伊拉克政客感到惊讶的是苏联的立场。埃及分析人士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说：“阿拉伯世界里许多人认为，即使莫斯科在伊拉克入侵后拒绝帮助伊拉克，它也至少会保持中立。但让他们惊讶的是，苏联一次又一次地帮助美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阿拉伯世界没有考虑到的是苏联的国力已衰弱，因此注重与华盛顿保持良好关系。鉴于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地缘战略利益，苏联人知道，他们要么支持美国，要么对抗美国，但他们无法阻止美国采取行动。对抗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因此苏联选择与美国合作，而让他们的前阿拉伯盟友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

阿拉伯世界迟迟不承认后冷战时代莫斯科政策导向的改变。伊拉克对联合国的决议置若罔闻，美国开始动员组建作战联盟，而阿拉伯世界仍然期待苏联能阻止美国对其盟友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恰恰相反，苏联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与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密切合作，起草了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决议。海卡尔称：“令阿拉伯代表们感到惊讶的是，很明显，莫斯科将允许华盛顿采取行动。”[21]

美国和苏联在处理科威特危机时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合作，但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却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四分五裂。一个阿拉伯国家入侵另一个阿拉伯国家，且外部干预在即，这引发了阿拉伯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分歧。

因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而被孤立了10年的埃及，当时刚刚恢复与阿拉伯国家的正常关系，它率先组织阿拉伯国家回应科威特危机。8月10日，穆巴拉克总统召开临时阿拉伯首脑会议，这是自《戴维营协议》以来首次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伊拉克人和科威特人自入侵以来第一次面对面。那是个紧张的时刻。科威特埃米尔发表了和解讲话，试图平息伊拉克人的情绪，提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并希望接着8月1日的吉达会谈往下谈。然而，伊拉克人拒绝妥协。当埃米尔结束讲话并坐下时，伊拉克代表塔哈·亚辛·拉马丹（Taha Yassin Ramadan）抗议说：“科威特已经不存在了，我不知道谢赫是基于何种身份来对我们讲话的。”[22]埃米尔气冲冲地离开大厅以示抗议。

对一些阿拉伯领导人来说，美国干预带来的威胁要比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更严重。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Chadli Benjedid）告诫大会：“我们毕生都在为摆脱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而斗争，但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阿拉伯民族正……请外国人来干涉。”[23]利比亚、苏丹、约旦、也门和巴解组织的领导人都赞同本·杰迪德的关切，他们敦促阿拉伯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解决这场危机。他们希望通过谈判，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让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以避免再次发生武装冲突和外国干涉。

在就开罗首脑会议的最后决议进行表决时，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歧显露无遗。决议谴责了伊拉克的入侵，否认了伊拉克的吞并，并要求伊拉克军队立即撤出科威特。决议还支持沙特阿拉伯的请求，后者要求阿拉伯国家提供军事支持，以应对伊拉克对其领土的威胁。对该决议的辩论只进行了两小时，穆巴拉克就叫停并进行表决，结果阿拉伯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10票赞成，9票反对。海卡尔写道：“不到两个小时就制造了阿拉伯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形成阿拉伯解决方案的最后一个微弱的机会已经丧失。”[24]

美国政府认为，只有发出切实可信的威胁，才能迫使伊拉克人撤出科威特。他们对阿拉伯国家外交斡旋没有信心，反而开始招募阿拉伯盟友加入军事行动。第一批美军已经于8月8日在沙特阿拉伯登陆，随后，埃及和摩洛哥的部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叙利亚人是伊拉克的老对手，且自苏联撤销对他们的支持后有意同美国修好，因此，他们也倾向于加入联盟，并于9月12日确认。其他海湾国家——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也站在沙特一边，并向美国领导的联盟提供部队和设施。

萨达姆·侯赛因用行动将阿拉伯国家分裂成不可调和的阵营，接着又利用阿拉伯舆论，鼓动阿拉伯各国公民反对所在国政府。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勇于反抗美国人和以色列人的实干家。他谴责美国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代表石油资源丰富的科威特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另一方面却对以色列一再违反联合国要求其从阿拉伯被占领土撤军的决议视而不见。萨达姆·侯赛因的行动加大了对各阿拉伯政权的压力，他把他们说成是西方大国的走狗，牺牲阿拉伯的利益来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侯赛因公开指责阿拉伯领导人在冷战之后的新时代奉行美国的规则。阿拉伯民众团结起来支持这位拒绝向美国压力低头的领导人。摩洛哥、埃及和叙利亚爆发暴力示威，抗议他们的领导人加入联盟的决定。约旦和巴勒斯坦举行大规模集会支持伊拉克人，这让流亡的科威特人大为懊恼，多年来他们一直慷慨支持哈希姆王国和巴解组织。

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过去与伊拉克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此时，一边是支持萨达姆·侯赛因的阿拉伯舆论，一边是国际社会要求他们支持美国领导的联盟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对此他们左右为难。阿拉法特公开表示支持萨达姆·侯赛因，而约旦国王仅仅做到拒绝谴责伊拉克人，因为他在为科威特危机寻求越来越不可能实现的“阿拉伯解决方案”。由于没有谴责伊拉克人，侯赛因国王被布什政府和阿拉伯海湾领导人指责支持入侵科威特。危机过后，约旦面临着阿拉伯海湾国家和西方的孤立。然而，侯赛因国王继续获得约旦人民的支持，并凭此避免了一场很可能使他失去王位的危机。

萨达姆·侯赛因在阿拉伯街头声望正隆，但却最终作茧自缚。一旦他在诸如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或承受美国压力等问题上占据了道德高地，他就不再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他那些让阿拉伯公众群起力挺的言辞，对美国政府没什么影响力。布什政府只关注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拒绝扩大讨论范围。萨达姆·侯赛因需要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做出让步才能撤军，以保全自己的颜面，但美国不愿如此。萨达姆·侯赛因不愿按美国的规则行事，对战争的前景，他表现得越来越听天由命。

1991年1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第678号决议规定的最后期限过去了，此时，美国已经组建起一个庞大的国际联盟，准备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美军派出65万名士兵，占联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阿拉伯世界派出了约18.5万名士兵，其中，沙特派出10万名士兵，其余兵力来自埃及、叙利亚、摩洛哥、科威特、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巴林。联盟中的欧洲力量以英国和法国为首，还包括意大利和其他8个欧洲国家。总之，来自六大洲的34个国家联合起来，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世界战争。

1月15日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全世界都屏息以待。第二天，美国发动了“沙漠风暴”行动，对巴格达和伊拉克军队在科威特与伊拉克的营地展开大规模的空中轰炸。萨达姆·侯赛因毫不服软，威胁他的对手要发动“战争之母”。联军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是伊拉克是否会像在安法尔战役中对库尔德人所做的那样使用生化武器。美军指挥官希望从空中击败伊拉克，避免他们的步兵去冒毒气战的风险。

伊拉克人应对空袭的方式是向以色列和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营地发射远程飞毛腿导弹。1月18日凌晨，8枚飞毛腿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袭击了海法和特拉维夫，造成了物质损失，但没有人员伤亡。当警报响起时，以色列电台建议市民戴上防毒面具，在密封的房间里躲避，担心伊拉克人在飞毛腿导弹上安上化学弹头。

伊扎克·沙米尔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如何报复，但布什政府成功地说服了以色列人，让他们置身事外。显然，萨达姆·侯赛因希望把对科威特的战争转向波及面更广的阿以冲突，以让美国为首的联军陷入混乱。穆罕默德·海卡尔讲述了伊拉克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如何混淆了联军中阿拉伯士兵效忠的对象。当一群驻扎在沙特的埃及和叙利亚士兵听闻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时，他们高喊“真主至大”，“但过了一会儿，他们才想起，他们是来打击伊拉克的。但为时已晚，7名埃及人和7名叙利亚人受到了惩罚”。[25]

伊拉克总共向以色列发射了42枚导弹，其中一些落在约旦河西岸，另一些则被爱国者导弹拦截。飞毛腿导弹带来的恐惧多于伤亡。许多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为萨达姆·侯赛因袭击以色列欢呼。大起义陷入僵局，以色列铁拳镇压，巴勒斯坦人被严格的24小时宵禁限制在家中，十分沮丧。如今，他们乐见以色列人遭到袭击，期待改变的到来。记者拍摄到巴勒斯坦人在屋顶上跳舞，为飞毛腿导弹欢呼，巴勒斯坦学者萨利·努赛贝赫对一家英国报纸解释了巴勒斯坦人的这种反应：“如果巴勒斯坦人因看到导弹从东向西飞而高兴，那是因为，象征性地说，他们在过去40年里看到的都是从西向东飞的导弹。”努赛贝赫为他的导弹言论付出了代价；几天后，他遭虚假指控并被逮捕，理由是帮助伊拉克人，引导他们用飞毛腿导弹攻击以色列目标，为此他在拉马拉的监狱中被关押了3个月。[26]

伊拉克人向沙特阿拉伯发射了46枚飞毛腿导弹，大多数被爱国者导弹拦截，但仍有一枚击中了达兰的一个当时被用作美军军营的仓库，造成28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是此次战争中造成美军伤亡人数最多的事件。

对导弹残骸的分析让美军指挥官确信，伊拉克人没有使用生化制剂。伊拉克未使用非常规武器，使联军更加大胆地将战争从空中转向地面。2月22日，美国总统布什向萨达姆·侯赛因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第二天中午前撤出科威特，否则将面临地面战争。

到2月，伊拉克及其军队已经遭受了5个多星期的前所未有的空中轰炸，其效果是那些射向以色列和沙特的粗糙的飞毛腿导弹无法比拟的。联军每天出动战机多达1000架次，使用激光制导精密武器，携带高强度弹药和巡航导弹，打击伊拉克的目标。巴格达和伊拉克南部城市遭受了大规模的轰炸，摧毁了发电站、通信设备、道路和桥梁、工厂和居民区。

关于这次“沙漠风暴”海湾战争中的平民死亡人数，没有官方统计数据，各类估计从5000—20万人不等。但毫无疑问，成千上万的伊拉克平民在猛烈的轰炸中丧生或受伤。这场战争中单次伤亡最重的袭击是美国空军向巴格达阿米里亚区的一处防空洞投掷的两枚重达2000磅的“智能炸弹”，炸死了400多名平民，其中大多数是在此躲避城中猛烈轰炸的妇女和儿童。伊拉克军队也在持续的轰炸中遭受重大伤亡。到2月的第三个星期，军队士气已很低落。

伊拉克军队即将被逐出科威特，面对这一情况，伊拉克政府发动环境战，旨在惩罚科威特和邻近的海湾国家。早在1月下旬，伊拉克军队就故意将400万桶石油注入波斯湾水域，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浮油，长35英里，宽15英里（长56千米，宽24千米）。考虑到海湾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且已经历了两伊战争的多年破坏，这次浮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环境灾难。

在地面战前夕，伊拉克人炸了700口科威特油井，造成了一场大火。吉罕·拉贾布在科威特家中的屋顶上目睹了爆炸。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可以亲耳听到，伊拉克人正在引爆更多的放置在井口周围的炸药。漫天都是跳动、燃烧的红。有些火焰有规则地起落，有些则直入云霄，我想象，是它们发出了戏剧性的轰鸣声。然而，其余的火焰几乎都是活生生的：它们四处喷涌，汇成一个膨胀的、剧烈而稳定跳动的火球。”第二天早上，科威特的蓝天被700口熊熊燃烧的油井放出的浓烟遮住了。“今天早上，整个天空都是黑色的，太阳被遮住了。”[27]

伊拉克人的环境战让地面战更为紧迫。1991年2月24日星期日清晨，地面战打响。地面战是短暂的，也是残酷的关键一战。联军涌入科威特，迫使伊拉克在100小时内全部撤离。激烈的战斗对科威特居民和伊拉克侵略者来说都是可怕的。吉罕·拉贾布描述了科威特城在油井燃烧的爆裂声和空中数百架蜂拥而至的战机的轰鸣声中，四处可闻的巨大爆炸和猛烈交火。2月26日，地面袭击发动两天后，她写道：“真是个难以置信的夜晚！炮火照亮了低空，发出炫目的白光和血红的闪烁。”

惊慌失措的伊拉克军队开始混乱无序地撤退。士兵们试图挤上往北开向伊拉克边境的卡车和吉普车，并征用了所有仍能使用的车辆（科威特人弄坏了他们自己的汽车，以阻止盗窃）。成功坐上车从科威特出发的人中，许多在穆特拉山脊遇难，这是从科威特向北通向伊拉克边界的80号公路的无遮挡路段。成千上万名伊拉克士兵乘坐军用卡车、大巴和盗取的民用车辆行驶在80号公路上，造成了大规模交通堵塞。联军飞机轰炸了撤退长龙的前方和后方，将数千辆车困在中间。在随后的屠杀中，约有2000辆车被毁。我们不清楚有多少伊拉克人设法逃离了车辆，又有多少人被打死。然而，“死亡公路”的形象却使以美国为首的联盟面临着过度使用武力甚至犯下战争罪行的指控。布什政府担心这样的暴行会破坏国际社会对他们军事行动的支持，敦促于2月28日全面停火，海湾战争就此结束。

解放的代价是高昂的。科威特人兴高采烈，庆祝恢复独立，但他们的国家已被伊拉克的入侵和战争完全摧毁。数以百计的油井被焚烧得无法操控，基础设施被摧毁，全国多处都得从头开始重建。占领和战争也重创了科威特人民，数以千计的人被杀害、流离失所或失踪。

冲突之后，更广阔的阿拉伯世界也经历着分裂和创伤。阿拉伯各国公民强烈反对他们的政府站在国际联盟一边去打击一个阿拉伯国家。加入联盟的政府排挤没有加入的。约旦、也门和巴解组织因过于支持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而受到谴责。三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湾国家的财政支持，他们为他们的立场付出了经济代价。许多阿拉伯分析人士表达了对美国的严重不信任，以及对其在新的单极世界中的野心的忧虑。美国一心寻求军事解决，且疑似阻碍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海湾危机的努力，这使许多人相信，美国在利用这场战争谋求在海湾地区驻军，并控制该地区的石油资源。科威特解放多年后，数以千计的美国军队仍留在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这一事实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忧虑。

撤出科威特并没有给伊拉克带来任何喘息的机会。布什政府认为已经削弱了萨达姆·侯赛因及其军队的威信，便于1991年2月初鼓动伊拉克人民起来推翻他们的独裁者。美国的广播电台向伊拉克传送信息，承诺美国将支持民众起义。他们的承诺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和南部的什叶派地区都得到了响应，这些地区在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下苦不堪言。1991年3月初，两地爆发了起义。

但这并不是美国所希望的宣传成果，他们希望看到巴格达发生军事政变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的起义都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里的盟友土耳其，自1984年以来一直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以库尔德语简称PKK闻名）领导的激烈的分裂主义叛乱。土耳其反对任何可能让伊拉克库尔德人在其东部边境建国的举措。美国人自己则担心，什叶派起义成功只会加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地区影响力。

尽管美国人鼓动伊拉克人起来反抗，但他们没有向什叶派或库尔德人提供任何支持。萨达姆·侯赛因集结余部，残酷镇压叛乱，布什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据信，有数万伊拉克什叶派教徒在镇压中丧生，还有数十万库尔德人为躲避报复逃离伊拉克，前往土耳其和伊朗避难。

面对自己造成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做出回应，在伊拉克北部设立了禁飞区。美国军机在北纬36°以北地区巡逻，以保护库尔德人不受萨达姆·侯赛因军队的伤害，而英国飞机在伊拉克南部上空设立禁飞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禁飞区恰恰建立了土耳其最反对的那种库尔德自治区。1992年5月，独立于萨达姆·侯赛因政府的地区议会选举举行，开始推动建立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

布什政府未能通过军事手段和鼓动伊拉克国内起义将侯赛因赶下台，便重返联合国，确保通过一项决议，剥夺伊拉克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确立伊拉克支付战争赔偿的责任，并加强先前各项决议规定的经济制裁。萨达姆·侯赛因认识到，这些措施是为了煽动伊拉克人推翻他，他对此做出了蔑视的回应。他在巴格达的拉希德酒店门口铺上了布什的马赛克肖像，这样一来，所有的住客都会踩踏他对手的脸。1992年11月，侯赛因庆祝布什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布什倒台了，萨达姆仍然掌权。

美国人可以宣称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彻底的军事胜利，但政治上，他们只取得了部分胜利。萨达姆·侯赛因的幸存意味着，在这个高度动荡的地区，伊拉克仍然是一个制造不稳定的源头。而且，同布什政府的期愿相悖的是，在“沙漠风暴”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主导了地区政治。这位伊拉克领导人将伊拉克在科威特的立场，与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相提并论，迫使国际社会去应对中东一些悬而未决的冲突。

*

到20世纪80年代末，黎巴嫩的和平前景似乎从未如此遥远。黎巴嫩90%的领土处于外国占领之下，以色列控制着所谓的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叙利亚军队则控制着余下的所有地方。外国资金涌入黎巴嫩，武装了大批彼此敌对的民兵组织，这些组织间的权力斗争让黎巴嫩各大城镇满目疮痍。整整一代人都是在战争的阴影下长大的，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机会正常谋生。一度繁荣的中东民主的典范已经沦为一个失败的国家，挣扎在叙利亚脆弱的控制下。

在黎巴嫩，国家在派别冲突的胁迫下解体，使1943年《民族宪章》规定的黎巴嫩教派政治制度的根基受到质疑。许多资深政客认为，黎巴嫩宗教与政治变化无常的关系是内战的肇因，并决心推行彻底的改革，将之视作任何和平方案的组成部分。拉希德·卡拉米（Rashid Karami）是一名逊尼派穆斯林，曾10次出任总理，长期以来，他一直呼吁对黎巴嫩政府进行重大改革，以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建立政治平等。1984—1987年，卡拉米再次担任总理，他认为，所有黎巴嫩公民，不论其信仰为何，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去竞选任何职位。内阁中的其他改革派成员也赞同卡拉米的观点。什叶派阿迈勒党主席兼司法部部长纳比赫·贝里（Nabih Berri）对《民族宪章》不屑一顾，称之为“一个不能修改或改进的无结果的制度”。他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28]

艾敏·杰马耶勒的6年总统任期（1982—1988）代表了黎巴嫩政治的谷底，他是改革者攻击的焦点。德鲁兹交通部部长瓦利德·琼布拉特（Walid Jumblatt）建议，杰马耶勒应该在枪口下被赶下台。许多部长拒绝出席他主持的内阁会议，卡拉米也加入了抵制的行列。内阁停止开会，政府活动完全停滞。

1987年5月，卡拉米向杰马耶勒提交辞呈，两者的对抗升级。许多观察家认为，卡拉米辞职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1988年大选中竞选总统。这位逊尼派政治家曾在1970年尝试过一次，但被禁止参选，因为总统职位是给马龙派基督徒保留的。卡拉米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众人物，在改革派中有强大的支持者。鉴于黎巴嫩政治的崩溃，也许相较于1970年，他在1988年的机会更大。然而，他再未能有机会宣布参选。在辞去总理职务4周后，拉希德·卡拉米在他的直升机上遭遇事先安放的炸弹袭击，被暗杀身亡。虽然没有找到卡拉米的暗杀者，但他的被杀背后传递的信息大家都明白：《民族宪章》不允许谈判。

卡拉米遇刺后，被孤立的杰马耶勒总统找不到愿意担任总理的可靠的逊尼派政治家。他任命卡拉米已解散的内阁中的逊尼派教育部部长塞利姆·侯斯（Selim al-Hoss）为代理总理。从1987年6月到1988年9月22日杰马耶勒任期结束，黎巴嫩没有正常运作的政府。1988年，黎巴嫩面临的挑战是，在交战的政治精英们无法就任何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选出一名各方都接受的新总统。

1988年，只有一位候选人竞选总统：前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公众对这位78岁的军阀没有信心。上一届任期（1970—1976）中，他没能有效地防止内战爆发。没有人相信他会在12年后更有效地实现民族和解。

缺少总统候选人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到选举当日，甚至没有足够的投票者来选举新总统。在黎巴嫩，总统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由于内战爆发以来还没有举行过议会选举，8月18日，参加1972年议会的年迈的尚在人世的议员被召集来第三次履行宪法义务。在76名老议员中，许多人已逃离了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在国外过上了更安全的生活。在选举当日，只有38名议员出席。议会因未达到法定人数而无法继续召开，黎巴嫩没有总统了，这是该国历史上的头一遭。

根据黎巴嫩宪法，在没有民选总统的情况下，总理及其内阁有权行使行政权力，直至新总统就职。杰马耶勒的总统任期行将结束，这项宪法规定对那些致力维持政治现状的马龙派人士构成了严重威胁。由于黎巴嫩从来没有缺过总统，逊尼派就从未行使过行政权力。保守的马龙派教徒担心，如果侯斯接管总统职权，他势必将寻求政治体制改革，为实现（穆斯林）多数的统治而废除《民族宪章》。这将意味着，作为中东基督教国家的黎巴嫩就此终结。

随着杰马耶勒的任期接近尾声，9月22日午夜，马龙派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米歇尔·奥恩（Michel Aoun）将军亲自行动。这位53岁的将军是贝鲁特南郊基督教和什叶派混合村哈拉特·胡雷克村人，他要求杰马耶勒在侯斯的看守政府获得行政权力之前解散它。奥恩将军警告杰马耶勒：“总统先生，是否重新组阁，是你的宪法权利，但如果你选择后者［即不重新组阁］，我们将从午夜起认定你为叛徒。”[29]

奥恩发动政变是为了避免一场危机，但却又制造了另一场危机。作为一名马龙派基督徒，他没有资格担任总理，因为根据《民族宪章》的条款，这一职位是留给逊尼派穆斯林的。这个自称维护《民族宪章》的人实际上是在破坏黎巴嫩教派分权制度的基石。然而，在晚上11点——确切地说，是11点45分，艾敏·杰马耶勒屈服于奥恩的压力，签署了最后两项行政命令。第一项，解散塞利姆·侯斯的看守政府；第二项，任命米歇尔·奥恩将军为临时政府总理。侯斯和他的支持者们拒绝接受杰马耶勒在最后时刻发布的政令，并宣布对黎巴嫩有统治权。

一夜之间，黎巴嫩从没有政府变成了一个有两个彼此不容的政府的国家：侯斯希望在叙利亚的托管下，用有利于该国穆斯林多数群体的开放民主取代教派分权制度；奥恩则希望基于《民族宪章》重建黎巴嫩国，维护基督徒的统治地位，并完全独立于叙利亚。

两个政府相互敌对，将黎巴嫩分裂为基督教和穆斯林两个小政体。几乎没有基督徒愿意为侯斯的政府效力，也没有穆斯林愿意加入奥恩的政府。侯斯统治着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中心地带，奥恩统治着黎巴嫩的基督教区。双方的竞争带有闹剧的色彩，两位领导人都任命了各自的军事、安全机构和公务员系统的负责人。只有黎巴嫩中央银行经受住了压力，没有分化为两套班子，但却得为两个政府的支出提供资金。

真正的危险来自外部的庇护者。侯斯政府公开力挺叙利亚在黎巴嫩的角色，因而得到大马士革的全力支持。奥恩谴责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威胁了黎巴嫩的主权和独立，他得到了伊拉克的全力支持。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中，叙利亚打破了阿拉伯阵营，与伊朗站在一起，巴格达一心要与大马士革算这笔账。黎巴嫩的诸多纷争为伊拉克政府惩罚叙利亚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伊拉克政府拥有大量的武器和弹药，能够向奥恩提供军事援助，支持他反抗叙利亚驻军黎巴嫩。1988年8月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加大了支持力度。

受此鼓舞，奥恩于1989年3月14日向叙利亚宣战，发动解放战争。作为回应，叙利亚军队对奥恩统治下的基督教区实施了全面封锁。双方开始重炮互击，造成黎巴嫩穆斯林区和基督教区大面积毁损，并致数万平民流离失所，这是自1982年以色列围困贝鲁特以来最猛烈的炮击。

两个月的可怖战斗和严重的平民伤亡促使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1989年5月，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召开，以应对黎巴嫩的新危机。会议授权沙特国王法赫德、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和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这三位阿拉伯国家元首进行斡旋，以结束暴力并着手恢复黎巴嫩的统治稳定。

这三位元首组成“三方最高委员会”，命令叙利亚遵守停火协议，并要求伊拉克停止向奥恩和黎巴嫩武装部队的民兵输送武器。“三方最高委员会”的努力起初收效甚微。叙利亚人无视“三方最高委员会”的要求，加紧轰炸遭围困的基督教区。伊拉克继续通过叙利亚的对手——马龙派控制的港口向其盟友供应军火。

1989年9月，经过6个月的战斗，“三方最高委员会”终于说服各方停火。阿拉伯各国领导人邀请黎巴嫩议员赴沙特的塔伊夫开会，以在确保中立的基础上启动民族和解进程。1972年选举产生的黎巴嫩议会议员中尚在人世者从流亡的法国、瑞士和伊拉克或从黎巴嫩的藏身之处出发，集聚塔伊夫，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未来。62名议员出席了会议，其中一半是基督教徒，另一半是穆斯林，达到了代表黎巴嫩国做决定必需的法定人数。1989年10月1日，沙特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亲王（Prince Saud al-Faisal）召开开幕会议，他警告说：“不允许失败。”

成功的到来比预期的要晚。原计划3天的会议变成了23天的马拉松大会，其成果是不折不扣的黎巴嫩第二共和国的蓝图。《塔伊夫协定》所载的黎巴嫩政治重建条款保留了《民族宪章》规定的教派分权制度的许多要素，但修改了权力分配结构，以反映黎巴嫩的人口现实。因此，议会中的席位仍然分配给不同的教派，但这种分配已从有利于基督徒的6∶5调整为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席位对等。议会席位从99个增加到108个，这样可以在不减少基督徒席位的情况下扩大穆斯林的席位。

改革者未能实现其首要目标，即不分宗教向所有公民开放政治职位，因为很显然，这种对教派分权制度的攻击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折中的解决办法是保留《民族宪章》规定的职位分配，但重新调整各职位的权力。总统仍由马龙派基督徒担任，但其职责被缩减为更具仪式性的“国家元首和团结象征”的角色。总理和政府（被称为部长会议）是权力重新分配的主要受益者。现在，逊尼派总理将拥有行政权力，他将主持召开政府会议，并负责政策执行。此外，虽然总理仍由总统任命，但只有议会有权罢免总理。议长是分配给什叶派穆斯林的最高职位，塔伊夫的改革也赋予了该职位一些重要的新权力，包括在任命总理方面为总统提供建议的“拥护者”角色。通过这些变化，马龙派可以声称保留了他们的关键职位，穆斯林可以声称拥有了比基督徒更多的权力。即便所有人都对《塔伊夫协定》不甚满意，但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它提供了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

奥恩的支持者试图借助《塔伊夫协定》迫使叙利亚撤出黎巴嫩，但没有成功。“三方最高委员会”发现哈菲兹·阿萨德不愿在叙利亚对黎巴嫩的立场上妥协。他们承认，如果没有叙利亚的支持，协定将毫无意义。《塔伊夫协定》正式感谢叙利亚军队过去提供的服务，承认目前驻扎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部队的合法性，并让黎、叙两国政府自行商定未来何时终止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不规定具体时刻。《塔伊夫协定》还呼吁黎、叙两国政府签署双边条约，将两国在“所有领域的特殊关系”正规化。简而言之，该协定在法律上批准了叙利亚对黎巴嫩的立场，并将两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聚集在沙特的黎巴嫩政客们认识到他们的现实处境，接受了妥协的方案，以期在将来取得进一步的成果。《塔伊夫协定》的最终文本得到塔伊夫的黎巴嫩议员们的赞成，没有遭到反对。

在饱受战争蹂躏的黎巴嫩，《塔伊夫协定》的宣布引发了最后一轮战斗。奥恩将军所在的基督徒区，地处高原，遭受重创，在那里，他坚称自己领导的是黎巴嫩唯一的合法政府。他断然拒绝了这项为叙利亚在黎巴嫩的驻军提供法律掩护的协定。他发布总统令解散黎巴嫩议会，试图阻止《塔伊夫协定》的执行，但无济于事。奥恩在国内外被孤立，因为黎巴嫩人和国际社会都支持黎巴嫩的民族和解框架。

为了预先阻止奥恩发难，议员们赶回贝鲁特去批准《塔伊夫协定》。11月5日，黎巴嫩议会正式批准了这项协定，并选举64岁的议员、来自兹加尔塔的勒内·穆阿瓦德（René Moawad）为共和国总统。穆阿瓦德是北方一位受人尊敬的马龙派家族的后裔，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候选人，得到了黎巴嫩民族主义者和叙利亚人的支持。然而，穆阿瓦德有危险的敌人。在他执政的第17天，这位黎巴嫩新总统在结束黎巴嫩独立日庆祝活动回家时，被一枚威力巨大的路边炸弹炸死。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和米歇尔·奥恩都被控谋杀，但那些应对穆阿瓦德遇刺负责的人从未被绳之以法。

对穆阿瓦德的残忍谋杀有可能引发塔伊夫进程的崩溃，毫无疑问，这正是暗杀者们的用意所在。暗杀发生后48小时内，黎巴嫩议会再次召开会议，在穆阿瓦德的死亡阻碍到在塔伊夫商定的重建进程之前，选出继任者。叙利亚当局赶在黎巴嫩议员之前寻觅到了穆阿瓦德的替代者。大马士革电台宣布埃利亚斯·赫拉维（Elias Hrawi）为新总统，这发生在黎巴嫩议员对此提名人选进行投票之前。[30]阿萨德政权有意走漏消息，目的是向世人表明，在塔伊夫时代，对黎巴嫩的最终控制权仍在叙利亚手中。

赫拉维就任总统最先开展的行动之一是对付米歇尔·奥恩，此时，后者被普遍认为是背叛者和黎巴嫩政治和解的障碍。当选后第二天，赫拉维就解除了奥恩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并命令他在48小时内撤出位于巴卜达的总统府。对赫拉维的命令，奥恩置若罔闻，他向支持他的伊拉克人寻求补给，确保通过贝鲁特附近他自己的港口接受武器、弹药和防空设备，以加固阵地，抵御外来攻击。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数以千计支持奥恩的平民在巴卜达的总统府周围安营扎寨，组成护卫奥恩的人体盾牌，这是赫拉维对付抗命违逆的奥恩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

这位黎巴嫩总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89年12月，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萨米尔·贾贾（Samir Geagea）宣布支持《塔伊夫协定》，奥恩和黎巴嫩武装部队的马龙派民兵之间的对抗演变为公开冲突。同奥恩一样，贾贾的军火也是由伊拉克人补给的。1990年1月，这两个派别之间爆发了内战开始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两派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部署伊拉克的火箭弹、坦克和重型火炮，完全无视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战斗持续了5个月，直到1990年5月，这两个敌对的基督教派别才在梵蒂冈的调解下实现了停火。

尽管米歇尔·奥恩面临着孤立和越来越多的反对，但他知道，至少在眼下，他与黎巴嫩武装部队的战斗阻挠了《塔伊夫协定》的进程，对此他多少有些满意。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黎巴嫩冲突的分水岭。在战争中，伊拉克再也无力武装其在黎巴嫩的支持对象。此外，萨达姆·侯赛因试图将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与地区问题的总体解决联系起来，这些问题就包括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侯赛因毫不掩饰他的企图，即将国际社会的压力转到迫使叙利亚撤出黎巴嫩这一问题上来。

叙利亚人非常擅长地区政治，不会被萨达姆·侯赛因的伎俩牵着鼻子走。哈菲兹·阿萨德利用科威特危机改善叙利亚与美国的关系，华盛顿全力支持《塔伊夫协定》。因此，阿萨德决定全力支持落实《塔伊夫协定》框架，并将伊拉克的盟友米歇尔·奥恩视为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进行了磋商，10月11日，赫拉维总统根据《塔伊夫协定》的条款正式请求叙利亚提供军事援助，以推翻奥恩将军。两天后，叙利亚飞机开始轰炸奥恩的营地，同时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的坦克进入奥恩的部队控制的领土。不到3小时，奥恩将军投降，前往法国大使馆寻求庇护，而他的党羽则继续战斗。激烈的战斗在8小时内结束了。10月13日，巴卜达空荡荡的总统府上空的硝烟散去，黎巴嫩人民第一次看到了战后的世界，即便它依然处于叙利亚的占领之下。

在米歇尔·奥恩败北之后，《塔伊夫协定》所设想的战后重建才真正开始。1990年11月，政府命令所有民兵组织离开首都贝鲁特。12月，军队清除了将穆斯林所在的西贝鲁特与基督徒所在的东贝鲁特分开的路障，自1984年以来，首次将这座城市统一起来。

1990年平安夜，被暗杀的改革派总理拉希德·卡拉米的弟弟欧麦尔·卡拉米（Omar Karami）宣布新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新政府有30位部长，是黎巴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阁政府，囊括了黎巴嫩几乎所有主要民兵组织的首领。这些是对冲突中最严重的暴行负有责任的军阀，但由他们来组成政府是有好处的，这很快就在政府根据《塔伊夫协定》下令解除民兵武装时显现出来。政府要求各民兵组织在1991年4月底前解散并交出武器；作为回报，政府承诺将整编那些希望在黎巴嫩军队服役的民兵。无论民兵组织的首领如何反对这一举措，他们都没有反对政府，也没有从内阁辞职。[31]

只有一支民兵获准继续其军事行动，那就是真主党。在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下，真主党保留了武器，以便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反抗以色列的占领。这个什叶派民兵组织同意将其行动限制在那部分属于以色列所称的南黎巴嫩“安全区”的地区，这一地区无论如何都不属于黎巴嫩政府的管辖范围。真主党将继续其对以色列占领者的“圣战”，其手段越来越老练，破坏性也越来越大。

战争终于结束了，黎巴嫩在经历了15年的内战之后，面临着几乎难以完成的重建任务。1975—1990年，估计有10万至20万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残疾，还有数十万人被迫流亡。没有一座城市幸免于难，整块整块的街区都变成了寂静的街道，到处都是破碎的建筑物。后一波战争的难民占据了前一波战争中被遗弃的居民楼。全国许多地方的公用设施已完全瘫痪。电力供应得靠私人发电机，自来水时有时无且不健康，未经处理的污水流淌在街道上，滋养着在战争废墟中繁茂生长的植物。

黎巴嫩的社会结构也受到了同样程度的破坏。对暴行的记忆，对那些永远不能纠正的不公的记忆，在和平宣布之后很久依然割裂着黎巴嫩的许多社群。和解、健忘和对过上正常生活的强烈驱动力结合在一起，使黎巴嫩人能够再次像一个国家一样行事。结果，有些人认为，黎巴嫩人对他们的国家的责任感变得更强了。[32]然而，黎巴嫩仍然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冲突再次爆发的威胁始终存于人们的意识中。

*

萨达姆·侯赛因的入侵以及美国领导解放科威特的战争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迫使美国去处理长期悬而未决的巴以冲突。美国政府承认，科威特危机给美国的阿拉伯盟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萨达姆·侯赛因频繁提到解放巴勒斯坦，虽然这很不现实，但这使他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并使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遭受公众的谴责。阿拉伯各国公民认为，他们的政府已经糊涂了：他们应该为了解放巴勒斯坦去同以色列作战，而不应该为了解放科威特的财富和石油而去代表美国同伊拉克作战。

美国也受到阿拉伯媒体和舆论的广泛谴责。多年来，美国一直支持以色列，而后者却在要求其归还所占阿拉伯领土的联合国决议面前耀武扬威。1990年，以色列继续占领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然而，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美国却援引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似乎这些决议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占领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联合国的决议有的具有约束力，有的不具有约束力。对同为占领者的伊拉克和以色列实施了双重标准，这是不言而喻的。

萨达姆·侯赛因试图将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与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相关联，对此，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予以拒绝，但他无法否认伊拉克所提要求的逻辑性。1991年3月，伊拉克冲突刚结束，布什政府就宣布了一项新的阿以和平倡议。这是一次毫不遮掩的尝试，目的是重新掌握主动权，并表明，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美国都一样可以有效地使用其权力。

美国有意重启和平进程的消息传来，巴勒斯坦人感到些许宽慰。他们支持萨达姆·侯赛因，支持其占领科威特，但这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际社会刻意回避巴解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切断了所有对巴勒斯坦人的资助。尽管布什政府明确表示，对于巴解组织在科威特冲突中采取的立场，他们无意奖惩，但新的和平倡议只会帮助巴勒斯坦人走出孤立。

巴勒斯坦活动家萨利·努赛贝赫在拉马拉监狱的牢房里庆祝布什的倡议。努赛贝赫因指引伊拉克飞毛腿攻击以色列目标这一表面上的指控被判入狱3个月，当1991年3月布什宣布其倡议时，他的刑期将满。美国的倡议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老乔治·布什突然发表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政策声明：‘全面和平必须以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以及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为基础。’”布什接着把以色列的安全与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宣布，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是和平的最大障碍。努赛贝赫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道：“听到这些后，我在我狭小的牢房里跳起舞来。”[33]

一些巴勒斯坦人对美国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努赛贝赫在比尔宰特大学的同事、巴勒斯坦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哈南·阿什拉维（Hanan Ashrawi）剖析了布什声明的语言：“［布什］称将‘投入美国在战争中获得的信誉给该地区带来和平’，我们认为这是在宣扬所得到的战利品。”阿什拉维认为，整个和平倡议是美国为使中东服从其统治而做出的努力。她说：“声明称，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这是根据美国的蓝图对我们的世界进行重新组织。声明称，中东和解的机会之窗正在打开。我们认为这窗户是窥视孔、长隧道或陷阱。”[34]

美国人向巴勒斯坦人表明的第一件事是，他们不会允许巴解组织在谈判中发挥任何作用。以色列政府断然拒绝参加与巴解组织的任何会晤，而美国人则有意排挤亚西尔·阿拉法特，以报复他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

1991年3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前往耶路撒冷，邀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参加和平会议，代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巴勒斯坦人认为，贝克的倡议公然企图建立另一个巴勒斯坦领导层。他们不想被牵扯进来，去破坏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国际公认地位。这些“内部”政治活动人士在同意3月13日与贝克会面之前，给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层写信，以获得阿拉法特的正式批准。

11名巴勒斯坦人出席了第一次会议，领头的是耶路撒冷人费萨尔·侯赛尼（Faisal al-Husseini）。他是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儿子，后者在1948年的盖斯塔勒战役中战死，这次战役标志着巴勒斯坦抵抗犹太复国主义的失败。费萨尔·侯赛尼是耶路撒冷最古老和最受尊敬的家族之一的后人。他也是一名忠诚的法塔赫成员，与亚西尔·阿拉法特关系密切。

侯赛尼开始发言：“我们是奉巴解组织的命令来到这里的，这是我们唯一合法的领导。”

贝克回答说：“你选择谁做你的领导是你自己的事。我正在寻找来自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不是巴解组织成员，愿意在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以及土地换和平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直接的双边、两阶段谈判，并愿意与以色列和平相处。这个房间里有吗？”贝克看着那11个巴勒斯坦人，但并不逼迫他们。

萨伊布·阿里卡特（Saeb Erakat）说：“国务卿先生，我们必须提醒你，我们是一个有尊严和自豪的民族。我们没有被打败，这也不是萨夫万帐篷。”他指的是美国人在海湾战争结束时为伊拉克投降的条件谈判而搭建的帐篷。身材魁梧的阿里卡特是英国大学培养的、纳布卢斯纳贾赫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贝克反驳道：“你们支持失败的一方不是我的错，你应该告诉你的领导不要下错赌注，这太愚蠢了，这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海达尔·阿卜杜·沙菲（Haidar Abdel Shafi）说：“我同意来参加这次会议只为了谈一件事：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建定居点的行动必须停止。只要定居点继续建设下去，就不会有和平进程。你可以一直从我这里听到这个观点。”阿卜杜·沙菲是加沙医学协会的医生和主席，他是被占领土的资深政治家，曾在1948—1967年加沙被埃及统治期间担任巴勒斯坦议会议长。

贝克回应说：“开始谈判，定居点行动就会停止。”

巴勒斯坦活动家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他们必须先停止行动，否则我们不能进入谈判进程。”

国务卿贝克注意到，会谈的主题正在转向谈判，他已找到了一群可靠的人来代表巴勒斯坦出席和平会议。带着些许满足感，他说：“现在你们在谈正事了。”[35]

第一次交流开启了美国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为期6个月的谈判，最终确定了1992年10月在马德里举行的和平会议的议程。美国人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奔走，试图调和几乎不可调和的立场，以确保会议的成功。

事实证明，与巴勒斯坦人相比，以色列政府对美国和平计划的阻碍要大得多。伊扎克·沙米尔总理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致力于保留所有占领的土地，特别是东耶路撒冷。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犹太人得到了移居以色列的自由，以色列政府决心保留对其控制的所有土地的选择权，以应对新的移民潮。以色列正在加紧建设定居点，将其领土诉求扩大到约旦河西岸，并为俄罗斯移民提供新的住处。

对巴勒斯坦谈判者来说，东耶路撒冷和定居点是红线问题：如果以色列人保留整个耶路撒冷，并允许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继续建造定居点，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巴勒斯坦人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萨利·努赛贝赫分析道：“以色列人想把定居点和东耶路撒冷问题排除在外，这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在这两个问题中，我最担心东耶路撒冷问题。围绕耶路撒冷的战斗是关乎生存的战斗，这不是因为它是一座神奇的城市，而是因为它曾经是、现在也是我们文化、民族认同和记忆的中心——这一切，如果以色列人要想在他们所谓的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即西岸］任意妄为，就必须加以铲除。”努赛贝赫总结道：“我确信，只要我们坚守耶路撒冷，我们就可以在任何其他地方抵抗住他们。”[36]

布什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立场表示同情，并显然对沙米尔和他的利库德政府在马德里会议之前的顽固立场感到愤怒。尽管如此，在许多方面，美国继续优先考虑以色列的要求，而非巴勒斯坦人的关切。以色列人坚持将巴解组织完全排除在谈判进程之外，只允许巴勒斯坦人作为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的低级别合作方出席会议，东耶路撒冷的居民不得被委任参加谈判。这意味着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人，如费萨尔·侯赛尼、哈南·阿什拉维和萨利·努赛贝赫，被禁止在马德里谈判中扮演任何官方角色。作为应对，在阿拉法特的建议下，侯赛尼和阿什拉维以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成员的身份陪同阿卜杜·沙菲率领的巴勒斯坦官方代表团。

尽管有种种限制，陪同约旦人前往马德里的巴勒斯坦代表团是国际舞台上最擅言辞、最具说服力的巴勒斯坦民族愿望的代言人。哈南·阿什拉维被指定为巴勒斯坦代表团的官方发言人。阿什拉维先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学习，又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了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其后回到约旦河西岸，在比尔宰特大学任教。阿什拉维是一位来自基督教家庭的杰出女性，有着出色的口才。在西方，许多人将巴勒斯坦事业同一种模式化的恐怖分子形象联系在一起，而她则完全不同。

在马德里，阿什拉维全力争取媒体的支持，让新闻报道的调子向有利于巴勒斯坦人的方向倾斜。从战略上考虑，她知道巴勒斯坦代表团通过赢得国际新闻界的支持来弥补在谈判桌上的弱势是多么重要。阿什拉维用她的足智多谋，在马德里向世人传递了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当被拒绝进入官方新闻中心时，她在公共场所召开临时新闻发布会，吸引了比参加马德里会议的任何一家代表团都多的记者，造成一片混乱。为了规避西班牙极度严格的安全措施，她占据了一个市政公园，在那里，摄像团队可以跳脱安全部队的限制而摆设机位。仅在一天之内，她就接受了国际各大电视网络的27次长篇采访。以色列代表团发言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努力追赶这位魅力非凡的巴勒斯坦妇女，后者正持续不断地抢以色列人的风头。

阿什拉维对马德里会议最持久的贡献，是她为海达尔·阿卜杜·沙菲起草的在1991年10月31日代表巴勒斯坦代表团发表的讲话稿。阿卜杜·沙菲举止庄重，嗓音丰富而深沉，他用尊严感满满的演讲，完美匹配了阿什拉维那文采飞扬的讲稿。他首先向与会的政要们问好，然后开始进入讲稿的核心部分，一边演说，一边用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着全球的观众。面对济济一堂的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和国际社会成员，他缓慢而庄重地说道：“我们在马德里这座有着丰富历史脉络的城市开会，把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编织在一起。又一次，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面临挑战，去迎接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为民主、人权、自由、正义和安全等全球价值观所保护的新时代。我们从马德里开始追寻和平，把人类生命的神圣置于我们世界的中心，把我们的精力和资源从追求相互毁灭转向追求共同的繁荣、进步和幸福。”[37]阿卜杜·沙菲时刻注意着去代表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发言，无论处于流亡，还是居于被占领土。他说：“我们在这里共同寻求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其基石是巴勒斯坦的自由、巴勒斯坦人的正义和结束对所有巴勒斯坦与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共同享受和平的成果：繁荣、安全以及人的尊严和自由。”巴勒斯坦代表团开场表现十分精彩，这是他们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首次亮相。

阿卜杜·沙菲的讲话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伊斯兰主义的哈马斯运动，拒绝向两国方案妥协，它们从一开始就宣布反对参加会议。世俗的巴勒斯坦人则担心，他们的代表团可能会迫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做出与巴勒斯坦民族愿望不相符的让步。在巴勒斯坦大起义进行了4年后，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希望看到他们多年的斗争和牺牲能换来一些具体的成果。

由于巴勒斯坦人能从马德里和平会议得到的好处最多，他们的发言大多面向未来向前看。其他代表团口头上承认会议的历史意义，但实际上却借机申诉过往的冤屈。黎巴嫩代表团关注的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占领，以色列总理列举了阿拉伯人意图摧毁这个犹太国家的种种努力，叙利亚外交部部长罗列了“以色列的不人道行为”，以表明他对必须同以色列人会谈感到厌恶。

共处3天后，代表们开始剑拔弩张，闭幕发言时发生了公开争吵。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定下了辱骂的基调，他狠批叙利亚人，称自己可以“不停不歇地陈述各种事实来证明叙利亚在多大程度上理应被怀疑是世界上最暴虐、最专制的政权之一”。对于巴勒斯坦人，他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称阿卜杜·沙菲“付出了勇敢的努力去讲述他人民的苦难”，但他指责巴勒斯坦人“歪曲历史，歪曲事实”。发言结束时，沙米尔和他的代表团一起冲出会议厅，表面上的理由是需要过犹太安息日。

阿卜杜·沙菲愤怒地回应，他对以色列代表团留下的空座说道：“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拥有合法民族权利的民族。我们不是‘领土上的居民’，不是历史的偶然产物，不是以色列扩张主义计划的障碍，不是抽象的人口问题。沙米尔先生，对这个事实，你也许想闭上眼睛，但我们就在这里，在全世界的面前，在你眼前，我们的存在是不会被否认的。”

当愤怒的叙利亚外交部部长法鲁克·沙雷（Farouk al-Sharaʻa）拿出一张英国通缉伊扎克·沙米尔的告示时，会场上的相互辱骂达到了高潮。这张告示可以追溯到他加入斯特恩团伙在巴勒斯坦与英国斗争的日子。沙雷一边说，一边气势汹汹地挥舞着告示：“让我给你们看一张沙米尔的老照片，那时他32岁。”他注意到沙米尔矮小的身材，停下来讥笑着说：“165厘米。”沙雷越说越来劲，继续说道：“这张相片被四处分发是因为他被通缉了。他自己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据我所知，他承认他……在1948年参与谋杀了联合国调解人贝纳多特伯爵。他杀害了和平的调解人，却还在谈论叙利亚、黎巴嫩和恐怖主义。”[38]

沙雷冗长而激烈的批评让场面很难看，也预示着阿以和平的不祥前景。马德里会议在这不和谐的音符中结束。尽管会议正式结束了，但阿以和平谈判在美国的支持下进入了新的阶段：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分歧，以及通过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的多边谈判来解决水、环境、军备控制、难民和经济发展等全球关切的问题。马德里进程虽然最终并没有成功，但却开启了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40多年冲突以来最大范围的和平谈判。

双边谈判的目的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以归还被占领土换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阿以冲突。但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对这些决议的不同解释从一开始就困扰着谈判。阿拉伯国家抓住决议序言中提出的“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取领土”的原则，主张以色列完全撤出1967年6月战争期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将之作为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相反，以色列人声称，该决议只要求以色列军队从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领土撤出——并非所有领土，只是“领土”，并坚称，以色列在与埃及签订和平条约后，从西奈半岛撤出，这便已经履行了对第242号决议的承诺。以色列人提出，阿拉伯各方必须为了自己而谋求和平，并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以协商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解决领土问题。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双方同意就巴勒斯坦获得5年自治过渡期的条件进行谈判，过渡期结束后双方将进行最后谈判，以结束巴以冲突。但是，谈判开始后，沙米尔政府竭尽全力阻止巴勒斯坦人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并加紧建造定居点，以加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沙米尔在1992年选举失败后接受采访时证实，他的政府阻碍了谈判，旨在阻止巴勒斯坦人建国并保留约旦河西岸作为以色列定居点。“我可以进行10年的自治谈判，到时候，我们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的人口将达到50万。”[39]

沙米尔政府在选举中落败，他对谈判的阻挠也走到了尽头。1992年以色列大选，左倾的工党领袖伊扎克·拉宾上台。在巴勒斯坦大起义中，拉宾授权对示威者实施身体暴力，这样的名声几乎没有理由使巴勒斯坦谈判代表相信“断骨者拉宾”能够成为“和平缔造者拉宾”。[40]

在拉宾上任的头几个月里，对于陷入僵局的双边谈判，他延续前任的做法，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1992年12月，哈马斯活动分子绑架并杀害了一名以色列边防警卫。作为报复，拉宾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下令逮捕416名嫌疑人并将他们驱逐到黎巴嫩。所有阿拉伯代表团都暂停了谈判以示抗议。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拉宾看起来比沙米尔更强硬。

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这引起了阿拉伯谈判团队的担忧。在总统竞选期间，克林顿曾明确表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因此，阿拉伯各国代表团不认为美国总统更迭对他们来说是个好兆头。虽然谈判于1993年4月恢复，但克林顿政府对谈判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在缺少美国强有力领导的情况下，马德里会议发起的框架走进了死胡同。

巴以谈判的突破来自以色列政策的改变。以色列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和他的副手尤西·贝林（Yossi Beilin）确信，与巴勒斯坦人和解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他们还认识到，只有与巴解组织的直接谈判才能达成和解。然而，自1986年以来，法律禁止以色列人会见巴解组织成员。到1992年，违反禁令的以色列记者和政客的人数越来越多，使得该项法律失去了意义。然而，以色列政府不能故意违反以色列的法律。拉宾对与巴解组织打交道并不抱太大热情，但他同意于1992年12月撤销禁止以色列公民与巴解组织接触的法律。

尤西·贝林给两名以色列学者耶伊尔·希尔施费尔德和罗恩·蓬达克在挪威奥斯陆与巴解组织财务主管艾哈迈德·库赖秘密会面开了绿灯。这是在挪威外交部的主持下紧张和富有成果的谈判的开始，一共进行了14次会谈。

作为调解方，挪威人不偏不倚，他们提供了中立和自由决断的土壤，把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干涉降到最小，以让双方解决分歧。挪威派出泰耶·勒厄德·拉森协助谈判，他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开始第一轮秘密外交谈判时，解释了挪威的角色。拉森强调：“如果你们想和平共处，就必须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这是你们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为你们提供可能需要的帮助，如场地和事务性工作等。我们可以从旁协助……但仅限于此。我会在外面等待，不会干涉。只有当你们打起来了，我才会进来干涉。”拉森的幽默打破了两国代表团之间的僵局。巴解组织官员艾哈迈德·库赖回忆说：“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他这话让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41]

以化名艾布·阿拉而更为人所知的库赖在同耶伊尔·希尔施费尔德教授初次见面之前，从未见过以色列人，他把多年来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相互敌对积累起来的所有恐惧与不信任摆在了谈判桌上。然而，在与世隔绝的挪威冬季，这5名男子——3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开始打破藩篱。“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更轻松了，尽管我们这边仍然对以色列人有些不信任，但我们还是开始对他们有些好感了。”在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们确定了今后几轮会谈将要遵循的模式，不再围绕过去相互指责。艾布·阿拉回忆说：“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在和未来，试图衡量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共同点，找出在哪些方面我们可能达成一致，并评估我们在各种问题上有多大的分歧。”[42]

在短短8个月内，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闭门讨论了他们的分歧，并争取到他们政府的支持来建立一个解决这些分歧的框架。他们经历过谈判破裂，挪威人有时不得不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外交大臣约翰·约根·霍尔斯特（Johan Joergen Holst）甚至在突尼斯和特拉维夫之间进行了一些谨慎的电话外交，以帮助打破僵局。1993年8月，双方达成了一项他们愿意公开的协议。

当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宣布就巴勒斯坦在加沙和杰里科的临时自治达成协议时，全世界震惊了，当然他们也面临着可以预见的批评。看到在阿以和平进程中挪威人的成功和美国人的失败，克林顿政府颇为不悦。在以色列，反对党利库德集团指责拉宾政府的背叛行为，并承诺在重新掌权后废除该协议。阿拉伯世界批评巴解组织打破阿拉伯阵营，与以色列达成秘密协议，而巴勒斯坦的异见团体则谴责其领导人承认以色列。

奥斯陆谈判对亚西尔·阿拉法特来说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但这位巴解组织主席已经别无选择。1993年，该组织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财政和制度崩溃。海湾石油国家断绝了对巴解组织的一切财政支持，以报复阿拉法特在海湾危机中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到1991年12月，巴解组织的预算减少了一半。数千名战斗人员和雇员被裁减或连续数月没有薪水；到1993年3月，多达三分之一的巴解组织人员根本没有收入。财政危机引发一系列腐败和管理不善的指控，使巴解组织内部产生分裂。[43]作为一个流亡政府，巴解组织很难在这种压力下坚持很久。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有可能为巴解组织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并将为该组织在巴勒斯坦获得一个立足点，在此基础上可以向实现困难重重的两国方案迈进。

《奥斯陆协议》仅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立足点。该协议规定建立一个临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辖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以杰里科为中心的地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些领土所得同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做出的重大让步相比，似乎微不足道。在《奥斯陆协议》宣布前夕，阿拉法特向哈南·阿什拉维透露了他的战略：“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和杰里科是巴勒斯坦同以色列脱离接触的第一步，我将对两地行使主权。我要下杰里科，是因为它会把我带到耶路撒冷，并进而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连接起来。”阿什拉维看上去并不信服。“相信我，我们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国家电话代码、邮票和电视台。这将是巴勒斯坦国的开始。”[44]

随着1993年9月13日《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在白宫草坪上签署，《加沙地带-杰里科先行自治协议》成为现实。在全球电视观众面前，伊扎克·拉宾克服了不情愿，与亚西尔·阿拉法特握手，达成了协议。艾布·阿拉回忆道：“所有的阿拉伯电视台都直播了这个仪式，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几乎不敢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45]

实际上，巴解组织和以色列达成的是一项巴勒斯坦分治计划。该协议要求以色列从杰里科和加沙地带撤出其军事行政机构，由巴勒斯坦民政管理机构取而代之，过渡期5年。协议还规定设立一个经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以“按照民主原则”管理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控制文教、卫生、社会福利、税收和旅游业。巴勒斯坦警察将为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地区提供安全保障。

这项协议推迟了对最具争议的问题的讨论。耶路撒冷的未来、难民的权利、定居点的地位、边界和安全布局都将在进入过渡期3年后开始的最终地位谈判中讨论。对于最后的永久解决方案，巴勒斯坦人期望的比以色列人可能让步的更多：前者希望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全境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后者期待与非必要的阿拉伯领土脱离，在此之上形成一个去军事化的巴勒斯坦实体。这些根本性分歧留待日后讨论。10月11日，《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在以色列议会以令人满意的多数获批，而在由80名成员组成的巴勒斯坦中央委员会则以压倒性多数（63票赞成、8票反对、9票弃权）获批。

到1994年5月，有关以色列部队撤出加沙和杰里科并在两地建立巴勒斯坦统治的技术细节已经解决。7月1日，亚西尔·阿拉法特胜利返回加沙，监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运作。9月，阿拉法特和拉宾返回华盛顿，签署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关于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临时协议》，称为《奥斯陆二号协议》。中东政治就此进入了“奥斯陆时代”。

《奥斯陆协议》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接受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旦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达成单方面协议，其他阿拉伯国家就可以自由地基于自己的利益同这个犹太国家往来，不会再冒背叛巴勒斯坦事业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阿拉伯世界已经厌倦了阿以冲突，转而以务实的态度看待以色列。约旦人首先对这个新的现实做出反应。

《奥斯陆协议》一经宣布，约旦人就立即行动。侯赛因国王认为，与以色列缔结和约是约旦摆脱自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来遭受的孤立的最佳途径。侯赛因国王相信，作为缔结和约的回报，约旦将获得美国的大量援助和国际投资。《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在白宫签署后第二天，以色列和约旦的代表在美国国务院办公室会晤，签署了双方在马德里双边谈判过程中制定的和平纲领。

1994年7月25日，侯赛因国王和拉宾总理应邀返回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初步和平协议，结束两国之间的交战状态，同意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解决所有领土争端，并承认哈希姆王室在穆斯林圣地耶路撒冷的特殊地位。同年10月26日，约旦和以色列在两国边境的阿拉巴沙漠签署最终和平条约。约旦成为继埃及之后第二个与这个犹太国家交换大使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与巴解组织和约旦达成的协议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府与以色列建立关系铺平了道路。1994年10月，摩洛哥和以色列同意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1996年1月，突尼斯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两个国家都有较大规模的犹太少数社群，与以色列有着长期的联系。1999年11月，西北非的阿盟成员国毛里塔尼亚正式与以色列建交，并互派大使。两个阿拉伯海湾国家——阿曼苏丹国和卡塔尔分别于1996年1月和4月与以色列互建了贸易办事处。“奥斯陆时代”证明以色列得到了从北非到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的广泛接受，这让那些一直以来认为阿拉伯世界永远不可能与这个犹太国家和平相处的人大跌眼镜。

然而，奥斯陆进程在某些地方继续遭到强烈反对，最激烈的反对来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极端分子诉诸暴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1993年9月《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签署后立即发生的针对以色列人的多起致命袭击负责。以色列极端分子也加紧了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1994年2月，巴鲁赫·戈德斯坦身穿以色列预备役部队制服进入希伯伦易卜拉希米清真寺，向聚集在一起进行晨礼的礼拜者开火，造成29人死亡，150人受伤。随后，幸存者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了他。戈德斯坦是一名医生，居住在基尔亚特·阿尔巴。这是希伯伦附近的一个激进的定居点，在他死后，当地人在他的坟墓旁安置了一块匾额，纪念他的屠杀行为，上面写着：“献给神圣的巴鲁赫·戈德斯坦，他为犹太人民、律法和以色列民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极端分子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希伯伦屠杀事件引发的愤怒导致巴勒斯坦人的袭击升级，旨在造成最大伤亡的自杀式爆炸也增多了。1994年4月，阿富拉和哈代拉公共汽车上发生的自杀式爆炸造成13人死亡。同年10月，特拉维夫也发生了一起针对公共汽车的自杀式袭击，造成22人死亡。作为回应，以色列暗杀伊斯兰主义团体的领导人。1995年10月，以色列特工在马耳他击毙了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法特希·沙卡基（Fathi Shiqaqi），并于1996年1月用植入饵雷的手机杀死了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阿亚什（Yahya ʻAyyash）。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发现自己陷入了暴力和报复的循环之中，这严重挫伤了（各方）对奥斯陆进程的信心。

一起谋杀预示了奥斯陆进程的结束。1995年11月4日，伊扎克·拉宾在特拉维夫市中心举行的群众和平集会上发表讲话。这位以色列总理显然被15万张面孔构成的强大阵势所感动，对巴以和平的共同信念让这庞大的人群团结在一起。拉宾缓慢而庄重地说道：“这次集会必须向以色列公众、全世界的犹太人、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地的民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以色列国希望和平，支持和平，为此我感谢你们。”[46]随后，拉宾带领人群唱了一首和平歌曲，便离开了。

一名参加集会的男子结束了和平进程。在拉宾被护送离开讲台回到他的汽车上时，一名叫伊格尔·埃米尔的以色列法律专业的学生突破保护总理的安全警戒线，开枪打死了他。在审判中，埃米尔公开承认刺杀，并解释说，他杀害拉宾是为了阻止和平进程。埃米尔深信犹太人对整个以色列土地的神圣权利，认为作为一名虔诚的犹太人，他有责任阻止任何以土地换取和平的交易。一个经受住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多次暴力行为的进程，在转瞬之间，就倒在了以色列人内部的一次暴力行为之下。

拉宾是奥斯陆进程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直接继任者是老对手西蒙·佩雷斯。尽管佩雷斯是奥斯陆进程的设计者之一，但他并不享有公众对拉宾那样的信任。一个长期的土地换和平方案所需要的那种程度的信任，以色列选民给不了佩雷斯。

安全领域被认为是佩雷斯的薄弱环节，为了向批评者证明此言不实，他发动军事行动报复真主党;后者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营，并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导弹。1996年4月发动的“愤怒的葡萄”行动，证实了选民对佩雷斯在安全问题上的判断能力的疑虑。以色列的大规模入侵致使40万黎巴嫩平民流离失所。之后，以色列空军又轰炸了黎巴嫩南部村庄卡纳的一个联合国基地，造成102名在那里躲避袭击的难民死亡，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这一行动在美国的调解下不光彩地结束了，没有给以色列的安全带来任何明显的好处。佩雷斯在1996年5月的选举中受到了选民的惩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总理职位。

内塔尼亚胡的当选使以色列走上了与其在奥斯陆所做承诺相左的道路。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党一贯反对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尽管他确实迫于美国的压力，完成了对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的重新分割，但他那用小块土地换和平的做法使以色列完全控制了约旦河西岸71%以上的土地，并控制了其他被占领土中23%以上地块的安全事务。这与《奥斯陆二号协议》中巴勒斯坦人期望的90%的领土移交相去甚远。

内塔尼亚胡为耶路撒冷而战，他利用定居点运动制造了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他在艾布·古奈姆山建造并投入使用了6500个住房单元，建立起一个名为霍马山的新定居点，完成了以色列定居点对阿拉伯东耶路撒冷的包围。内塔尼亚胡用犹太人定居点包围耶路撒冷，是为了预先顶住压力，避免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交出1967年6月占领的耶路撒冷阿拉伯区。霍马山是不断升级的定居点政策的最新一项，这种政策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易导致巴勒斯坦人对奥斯陆进程的信心崩溃。

在执政3年后，内塔尼亚胡失去了本党的信任，在腐败丑闻的困扰下，他被迫要求在1999年5月举行新的选举。他被击败了，在另一位退役将军埃胡德·巴拉克的领导下，工党重新掌权。巴拉克的竞选承诺之一是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如果当选，将在一年内撤出所有以色列部队。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在以色列越来越不受欢迎，因为真主党的持续攻击给以色列部队造成了经常性的伤亡。

在以压倒性优势战胜内塔尼亚胡后，巴拉克将从黎巴嫩撤军作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然而，将权力从撤离的以色列部队平稳移交给他们在黎巴嫩南部军队中的本地代理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他们在黎巴嫩的合作者向真主党的部队投降了。以色列的单方面撤军变质为炮火下不体面的撤退，从而使真主党声称其长达18年的旨在将以色列人赶出黎巴嫩的运动取得了胜利。以色列高级军官怒不可遏，急切地等待下一次与这个什叶派民兵组织算账的机会。

一个反常的领土安排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种子。以色列从黎巴嫩完全撤出，除了存有争议的希巴农场，这是黎巴嫩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边界沿线22平方千米（8平方英里）的一片狭长地带。以色列至今声称它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而叙利亚和黎巴嫩则坚持认为它是黎巴嫩领土。真主党以希巴农场被占为借口，继续武装抵抗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

刚一撤出黎巴嫩，巴拉克总理就恢复了与巴解组织的谈判。鉴于以色列在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种种行动，双方之间几乎没有信任或善意。亚西尔·阿拉法特指责以色列未能履行《奥斯陆协议》规定的条约义务，并敦促巴拉克遵守临时协定中尚未履行的承诺。相比之下，巴拉克则希望直接着手讨论永久解决方案。这位以色列总理认为，与巴勒斯坦人无休止地争论临时安排的细节已经破坏了双方的谈判，他希望利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来确保达成一个永久解决方案。

比尔·克林顿邀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参加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胜地戴维营举行的首脑会议。2000年7月，三国领导人举行了为期两周的会晤，尽管提出了大胆的新想法，但在形成解决方案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第二次首脑会议于2001年1月在埃及旅游胜地塔巴举行。在那里，以色列人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慷慨的条件；即便如此，塔巴提案仍然把构拟的巴勒斯坦国的大部分领土置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因而不能作为永久的解决方案。戴维营首脑会议和塔巴首脑会议的失败引发了尖锐的争吵与相互指责，美国和以色列的团队都错误地将失败归咎于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代表团。巴以间建立和平所必需的信任和善意已荡然无存。

奥斯陆框架是有缺陷的，但自1948年犹太国家成立以来，还没有哪个时刻能让阿以如此接近和平。奥斯陆会议的成果非常显著。以色列和巴解组织跨过了数十年的敌对状态，相互承认，并就两国方案进行了富有意义的谈判。巴勒斯坦领导人结束了突尼斯的流亡，开始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色列打破了在中东的孤立，首次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建立了正式关系，并破除了1948年以来阿盟对它的经济抵制。这些都是建立持久和平的重要基础。

不幸的是，这一进程同两个关联因素密不可分：双方之间建立互信和创造足够的经济繁荣，以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愿意做出永久解决所必需的艰难妥协。奥斯陆时期是以色列经济增长的阶段，而巴勒斯坦经济则经历了衰退和停滞。世界银行记录了奥斯陆进程那些年（巴勒斯坦人）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并估计到2000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每4个居民中就会有1人陷入贫困。此外，失业率高达22%。[47]1993—2000年间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巴勒斯坦人普遍对奥斯陆进程不再抱有幻想。

以色列扩建定居点的决定是破坏《奥斯陆协议》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定居点在国际法上是非法的，定居点的持续扩张违反了《奥斯陆二号协议》的规定。[48]然而，在奥斯陆进程的几年里，以色列定居点的扩张程度是1967年以来最大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定居者人数从1993年的24.7 万增加到2000年的37.5万，增幅52%。[49]定居点建在以色列希望保留的地区，这些地区或是靠近以色列的中心城市，或是临近重要的含水层，有利于控制约旦河西岸稀缺的水资源。巴勒斯坦人指责以色列人摈弃土地换和平原则，反而进行土地掠夺，而和平进程的担保方美国却对此视而不见。

巴勒斯坦人对奥斯陆进程的期望，无非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全部领土上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巴勒斯坦人知道他们的立场得到了国际法的支持，并相信人口现实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立场，因为这些领土上的居民几乎全部是巴勒斯坦人。巴解组织已经逐渐承认在1948年占领了巴勒斯坦78%土地的以色列国，但它们坚守对其余22%土地的权利。建立一个可以延续的巴勒斯坦国的地域已如此之小，没有任何可以让步的空间了。

巴勒斯坦人相信，和平进程未能实现建国、财产安全或繁荣，这引发了公众的愤怒，而定居点的扩张更是火上浇油。2000年9月，愤怒的情绪达到顶点，演变成一系列暴力示威，并发展成为一场新的民众起义。同以非暴力抗争为特征的第一次大起义（1987—1993）相比，这第二次大起义确实非常暴力。

第二次大起义爆发的导火索，是2000年9月28日已升任右翼利库德集团领袖的阿里埃勒·沙龙对东耶路撒冷的访问。在戴维营首脑会议上，埃胡德·巴拉克总理提出了将东耶路撒冷交给巴勒斯坦人控制，并让耶路撒冷同时成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首都的可能性。这一提议在以色列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促使巴拉克联盟的一些成员退出政府以示抗议。在这种情形下，一场新的选举势在必行。

对沙龙来说，耶路撒冷是一个制胜因素。他选择访问东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以强化其政党维护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的主张，并发起他的竞选运动，把巴拉克从总理位置上赶下来。圣殿山，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尊贵禁地”，是公元70年被罗马人摧毁的犹太第二圣殿的所在地。7世纪以来，这里坐落着阿克萨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圣殿山对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而言都极为重要，并因此成为一片充满政治色彩的土地。

2000年9月28日，沙龙在1500名武装警察的护送下抵达阿拉伯东耶路撒冷，并参观了“尊贵禁地”。这位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在对随行的新闻记者发表的评论中称，他致力于维护以色列对整个耶路撒冷的统治。沙龙的安保团队驱散了在场抗议的一批巴勒斯坦要人。电视摄像机拍摄到以色列警方粗暴对待阿克萨清真寺最高级别的穆斯林宗教学者。萨利·努赛贝赫回忆说：“不巧，他那象征崇高宗教地位的缠头被打掉了，落进了尘土里。观众看到，这一意义非凡的穆斯林圣地的最高级别穆斯林宗教学者，光着头站在那里。”在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侮辱一位受人尊敬的穆斯林宗教学者，足以在第二天激发大批民众来到“尊贵禁地”，参加周五的聚礼。“数百名全副武装、神情紧张的［以色列］边境警察进入老城，几十万来自周边社区和村庄的穆斯林涌进城门。”

聚礼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事件，但当愤怒的人群撤离清真寺时，一场暴力示威爆发了。青少年从禁地的建筑群向驻扎在下方西墙旁的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以色列边境警察袭击了禁地的建筑群，士兵们向抗议者开火。几分钟内，8名闹事者被击毙，数十人受伤。萨利·努赛贝赫写道：“‘阿克萨大起义’开始了。”[50]

沙龙在安全问题上态度强硬，公共秩序的恶化对他有利，2001年2月，他（在选举中）大获全胜。以色列这位好战的新总理更感兴趣的是土地而不是和平，他的当选只会加剧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动荡。在新千年开始时，中东离和平越来越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远。

*

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阿拉伯世界经历了一些重要的转变。几十年来一直是阿拉伯政治支柱的3位领导人去世了，他们的儿子继任。在一群长期执政的统治者的领导下，中东一直停滞不前。继任将新一代人推向权力宝座，燃起了改革和变革的希望。然而，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共和制国家，都倾向于单一家族统治，这一状况阻碍了实质性的变革。

1999年2月7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在与癌症长期斗争后去世。他在位近47年，是他这一代在位时间最长的阿拉伯统治者。侯赛因被国内外誉为和平缔造者，但他最后一刻更换继任者，引发了他家族和国家的动荡。侯赛因的弟弟哈桑自1965年以来一直担任王储。没有任何预警，侯赛因在去世前不到两周时解除了哈桑的职务，并任命长子阿卜杜拉为继承人。阿卜杜拉刚满37岁，相对年轻，且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军队里度过的，几乎没有做好统治国家的准备。更糟糕的是侯赛因国王对这次换储的处理。这位垂死的君主在约旦媒体上发表了一封给哈桑亲王的冗长而愤怒的信，这封信简直就是对他弟弟的人格暗杀。许多与国王关系密切的人解释说，这封信是一项残忍但必要的措施，以确保哈桑永远不会对换储提出异议。约旦人在两周内接连经历了两次巨大冲击，一次是换储，另一次是执政多年的国王去世。许多人担心，他们这个由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接管的国家，未来岌岌可危。

5个月后，1999年7月23日，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去世，结束了他38年的统治。接替他的是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六世，他只有36岁，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一样，代表着阿拉伯国家新一代的领导人。他受过政治学和法律的训练，并在布鲁塞尔待过一段时间，熟悉欧盟的机构，他的父亲在他继任前的几年里一直在扩大他的职责范围。尽管如此，对于国内外大多数人来说，他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所有人都想知道，新国王将如何在继续执行父亲的政策和在王国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之间取得平衡。

世袭继承并不局限于阿拉伯君主制国家。2000年6月10日，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在执政近30年后去世。老阿萨德一直在训练他的儿子巴希勒（Basil）来接替他，直到巴希勒在1994年的一次车祸中不幸去世。悲痛的总统召回了他的小儿子巴沙尔（Bashar），中断后者在伦敦的眼科学业，为继任做准备。巴沙尔·阿萨德进入了叙利亚军事学院，在他父亲生命的最后6年里，他的官方职责不断扩大。巴沙尔在34岁时就职，承诺改革。尽管叙利亚许多人预计新总统将面临来自政治体制内部和他父亲在30年威权统治中树敌众多的严重挑战，但从大马士革强人到他新手儿子的权力更替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阿拉伯世界其他年迈的领导人也在培养他们的儿子接班。在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最初提拔他的儿子乌代（Uday）为法定继承人。乌代掌管着伊拉克的一家电视台和一家报社。因杀人不眨眼而臭名昭著的乌代·侯赛因在1996年的一次暗杀中身受重伤，一颗子弹留在了他的脊椎中。乌代康复无望，萨达姆·侯赛因开始提拔他的次子库赛（Qusay）继任。在利比亚，有传言称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正准备让他的儿子们继承政权。在埃及，侯斯尼·穆巴拉克正在提拔他的儿子贾马勒，并拒绝任命副总统，这让许多人认为，到时候，贾马勒将继任总统。

然而，2000年最重要的继承发生在美国。当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儿子乔治·沃克·布什在选举团投票中获胜时，阿拉伯世界的专家们嘲笑起美国来。民众投票略微偏袒小布什的民主党对手阿尔·戈尔，且投票结果最后决定于小布什的弟弟担任州长的佛罗里达州的不良选票和颇具争议的重新计票。上述事实表明，美国人的世袭统治并不亚于阿拉伯人。

事实上，大多数阿拉伯观察家在2000年庆祝了乔治·沃克·布什的胜利。他们认为布什家族是得州的石油大亨，与阿拉伯世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阿尔·戈尔选择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乔·李伯曼（Joe Lieberman）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后者成为美国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中的第一位犹太人，这让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认为，民主党将比共和党更亲以色列。他们选择信任布什。

新总统布什对中东不太感兴趣。他不是一个热衷外交事务的总统，他有别的优先事项。在就职前一周，布什与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会面。在简要的情报汇报中，特尼特向当选的总统介绍了美国面临的三大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乌萨马·本·拉登和正在崛起为军事和经济强国的中国。[51]

尽管包括利比亚和叙利亚在内的一些阿拉伯国家被认为拥有危险的武器项目，但国际社会最关心的是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1991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通过以来，伊拉克政府一直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持续压力，被要求交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该决议要求销毁所有生化武器和核武器，以及射程超过150千米（93英里）的所有弹道导弹。萨达姆·侯赛因怀疑美国人利用武器核查制度来颠覆他的政府，便去阻碍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的工作，后者于1998年从伊拉克撤出。

克林顿政府曾决心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府。他们坚持对伊拉克实行自其入侵科威特以来开始实行的严格的贸易制裁，但制裁并没有削弱侯赛因对政府的控制，反而造成了人道主义危机。他们动用英国和美国的空中力量定期在伊拉克北部和南部空中巡逻，对伊拉克领空保持着严格的控制。1998年，克林顿政府推出《解放伊拉克法案》，承诺美国政府投入资金，支持伊拉克政权更迭。1998年12月，在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离开伊拉克后，克林顿总统授权进行为期4天的轰炸行动，以“削弱”伊拉克生产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

小布什保留了克林顿遏制伊拉克的政策，以及据称对美国构成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

同任何来自伊拉克的威胁相比，美国情报界更关心美国与乌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网络间不断加深的冲突。本·拉登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实现基地组织宣布的目标，即将美国赶出沙特和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1998年8月，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同时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22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几乎所有伤亡者都是当地公民（只有12名死者是美国公民）。本·拉登因组织这两起使馆爆炸而被列入联邦调查局十大通缉犯名单。2000年10月，停靠也门亚丁港的美国“科尔号”导弹驱逐舰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7名美国水手死亡，39人受伤。

基地组织攻击美国武装力量中的薄弱环节在白宫圈里引发了切实的忧虑。2001年1月，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警告布什说，本·拉登和他的网络对美国构成了“巨大”“迫近”的威胁。然而，与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不同，本·拉登的威胁是流动的、难以捉摸的。目前尚不清楚新总统可能授权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应对本·拉登的威胁。

布什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时，深信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且似乎并不特别关注本·拉登及其网络所构成的恐怖威胁。在他上任的头9个月里，布什的首要关注是中国。

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非同寻常的事件将改变布什的优先事项，并将开启美国现代史上与中东最大程度的接触，这也将是阿拉伯现代史上最为紧张的时刻。

第十五章　21世纪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感觉，公元第三个千年的最初十几年，已经像是一个世纪。在20世纪，重大的转折，一个人一辈子才经历一次：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奥斯曼时代的结束和欧洲帝国主义之下现代国家体系的引入；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既开启了阿以冲突，也开启了中东的冷战；1991年的海湾战争宣告冷战的终结和一个崭新的美国霸权时代的开始。

而这个新千年已然见证了中东两个重大转变时刻：2001年的“9·11”袭击引发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这两个转折点的到来将决定21世纪中东的面貌。我们依然生活在两者的后续发展之中。在反恐战争和“阿拉伯之春”的压力之下，说2001年9月11日以来的岁月是阿拉伯现代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毫不夸张。

2001年9月11日，周四的早晨，恐怖主义团伙劫持了4架从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和新泽西的纽瓦克出发的喷气式客机。在40分钟内，他们驾驶两架飞机撞向曼哈顿的世贸中心双塔，第三架撞向五角大楼，这是精密计划的自杀式袭击。第四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田野里坠毁，它的目标被认为是美国国会大厦或白宫。除了19名劫机者，共有约2974人在这4次袭击中丧生：死于世贸中心的2603人，死于五角大楼的125人，以及4架飞机上的24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恐怖分子没有事先警告，也没有提出要求。他们的目标是对美国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以催生改变。尽管没有任何组织对袭击负责，但美国情报机构从一开始就怀疑乌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9·11”过后几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就确定了这19名劫机者的身份。他们都是阿拉伯穆斯林男子——15人来自沙特，两人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人来自埃及，一人来自黎巴嫩，他们都与基地组织有关联。我们只能从基地组织后来发布的声明推断自杀式劫机者心中想要推动的改变是什么：将美国赶出伊斯兰世界；动摇那里的亲西方政权，并以一个伊斯兰国取而代之。

对于这一次继日本在1941年袭击珍珠港以来美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的袭击，美国的回应是向一个基本上不知身份的敌人宣战。2001年9月20日，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电视演讲，宣布发动“反恐战争”，从打击基地组织开始，“直到每一个全球性的恐怖组织都被发现、遏制和击败”。他让美国人为一场长期的、非传统的冲突做好准备，并向他们承诺，美国最终会胜利。

“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将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引向冲突之路。阿拉伯世界有很多人（当然不是全部，但依然有很多人）乐于见到美国遭难。对阿拉伯观察家而言，美国看上去对阿拉伯人的遭遇——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伊拉克人所经历的十年严酷经济制裁麻木不仁。乌萨马·本·拉登在他的公开声明中利用了这股阿拉伯人的愤怒。2001年10月，他声称：“美国人今天所尝到的滋味，同我们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我们的民族已饱尝这样的羞辱和蔑视达80多年。”[1]

本·拉登从他阿富汗山中的秘密堡垒发出的声明，极大地激化了阿拉伯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对这名基地组织领导人的崇敬之情遍布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美国本土发动这样的致命袭击，基地组织让民众印象深刻。一夜之间，本·拉登成为一个狂热崇拜的符号，他的脸部肖像成为伊斯兰反抗美国霸权的标志。对于本·拉登的观点，美国人认为不可理喻，将他斥之为彻头彻尾的祸害。

“9·11”袭击之后，美国人民惊恐、困惑、极度愤怒，他们感到在国内受到威胁，在国外也不安全。他们要求政府迅速而决定性地回击他们的敌人。布什政府的回应是：采取秘密行动打击“圣战”恐怖网络，并将美国带入两场自己选择发动的战争。这印证了阿拉伯世界的一个看法，即反恐战争就是反伊斯兰战争。

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始于2001年10月7日，后盾是一支联合国授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的联军。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庇护本·拉登及其组织的那个严苛的伊斯兰主义塔利班政权，逮捕基地组织领导人，摧毁其在阿富汗的训练设施。战事进行得很迅速，也基本上取得了成功。2001年11月中旬，阿富汗北方联盟及其美国盟友将塔利班赶出首都喀布尔。12月中旬，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最后的堡垒陷落。整个过程中，美国只使用了最小数量的地面部队。

阿富汗战争的作战过程是成功的，但被一些重大的失败搞砸了，反恐战争也由此升级。最为致命的是，乌萨马·本·拉登和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逃脱了追捕。两人逃离阿富汗，在邻国巴基斯坦重组武装，重启对美国的打击。对本·拉登的支持者来说，在美国人的打击下幸存就是足够大的胜利。

其他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俘获的基地组织成员被指认为“敌方战斗人员”，被剥夺了《日内瓦公约》和美国法律系统下战俘所享有的权利。他们被关押在美国位于古巴的一个叫作关塔那摩监狱的海外军事设施中。从2001年10月开始，有近800名囚犯被送往关塔那摩，他们全都是穆斯林。这些年来大部分被关押者被释放并免遭起诉——到2017年1月，被关押者人数下降到42人。这些人被释放后回到家中，讲述他们的经历。从羞辱到折磨，关塔那摩的虐囚行为激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阿拉伯世界的愤怒。

在阿富汗，美国人同地方首领合作，为这个饱经战事摧残的国家建立新的政治结构；自1979年苏联入侵以来，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超过20年的战乱。然而，美国人需要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上进行大量投入，以保证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新政府的稳定。但布什政府并没有这么做，到2002年，它已将精力和资源转向策划伊拉克战争，脆弱的阿富汗国无力抵挡塔利班的卷土重来。结果最初始于2001年10月的只有一小股外国地面部队参与的战争扩大为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在2011年的巅峰期，超过12万人的西方部队在打击塔利班。美国人和他的盟友们直到2014年12月才宣布结束作战，那时已有超过10万平民在战斗中丧生，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同基地组织的罪行毫无干系的阿富汗人民为“9·11”袭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不断扩大军事势力，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感到不安。它们对美国反恐战争不冷不热的支持让美国对一些长期的地区盟友心生疑虑，特别是沙特。本·拉登和参与“9·11”袭击的15名自杀劫机者都是沙特公民，且沙特的私人资金曾资助基地组织，这两个事实恶化了沙美关系。其他国家也被重新审视。华盛顿认为埃及对恐怖主义心慈手软，给伊朗和伊拉克贴上了“邪恶轴心”的标签，并将叙利亚挪至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榜单的首位。

“9·11”之后，阿拉伯各国发现自己深陷不可化解的重压之中。如果他们反对美国的反恐战争，那将招致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制裁：从经济孤立到直接鼓动政权更迭。如果他们站在美国这边，他们的领土将会面临效仿本·拉登的本地“圣战”组织的攻击。2003年5—11月间，本地的伊斯兰主义者在沙特、摩洛哥和土耳其的城市中发动多起炸弹袭击，致125人死亡，近1000人受伤。2005年11月，协同炸弹袭击摧毁了约旦安曼的3座宾馆，5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大部分伤亡者是约旦人。阿拉伯世界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时举步维艰。

同样的压力，让美国与阿拉伯人疏远，却让以色列与美国走得更近。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说服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美、以两国正在面对一场共同的反恐战争。2000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其暴力程度到“9·11”袭击时已不断升级。伊斯兰主义组织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以色列平民，让布什总统相信美国和这个犹太国家正在打击共同的敌人。于是美国放任以色列采取行动，既打击它的伊斯兰主义敌手——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的真主党，也打击得到国际承认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色列充分利用美国的默许，对巴勒斯坦政府和社会发动了远超既定规模的袭击，大幅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紧张局势。

2002年6月，以色列总理沙龙下令重新占领约旦河西岸。他的理由是确保以色列的安全、避免恐怖袭击，但他显然想要孤立亚西尔·阿拉法特，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当以色列部队占领了《奥斯陆协议》以来自治的巴勒斯坦城市——伯利恒、杰宁、拉马拉、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和盖勒吉利耶，他们的攻击早已不再限于打击巴勒斯坦人的抵抗。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2000年9月至2005年2月）共有约3200名巴勒斯坦人和950名以色列人悲惨地死去。[2]

在以色列军队竭力镇压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之际，沙龙政府采取了旨在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更多土地的方式，从而加剧了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扩建定居点。2002年6月，以色列政府开始建设一座长720千米（约450英里）的高墙，显然是为了将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袭击隔绝开来。这座分隔屏障（巴勒斯坦人称之为隔离墙）深深切入约旦河西岸，实际吞并了约旦河西岸近9%的巴勒斯坦领土，对近50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生计产生了负面影响。[3]

以色列对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镇压明显拖累了美国的反恐战争。巴勒斯坦人受难的场面，经阿拉伯卫星电视实时播出后，在中东各处激起广泛愤慨。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和美国的不作为给基地组织与其他恐怖组织招兵买马创造了难得的条件。布什政府认识到，若要平息地区争端，必须促进巴以和平。

乔治·沃克·布什成为第一个支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的美国总统。2002年6月24日，布什在一次重要的白宫演讲中展望了一个同以色列“和平相处、相安无事”的巴勒斯坦国的图景。然而，布什的图景要求巴勒斯坦人选举“不沾染恐怖主义的新领导人”，这是对民主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故意打击。

为了实现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的目标，布什政府与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合作。这个新的集团称作中东问题四方，就解决巴以冲突寻求国际共识。特别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认为，中东问题四方有利于平衡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因为它包含历史上更同情巴勒斯坦人愿望的国家和组织，特别是俄罗斯和联合国。

2003年4月，中东问题四方发布“中东和平路线图”，给布什的两国方案提供了方向。路线图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三阶段方案：首先呼吁巴以结束暴力冲突；然后在临时疆域内建立一个临时的巴勒斯坦国；最后，在第三阶段，巴以双方将解决边界、耶路撒冷的未来、难民地位、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定居点的未来等复杂的问题。到2005年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将相互承认，并宣告彼此间冲突结束。

对于美国的用意和路线图能否实现巴以之间公正和持久的和平，阿拉伯世界的人民表示怀疑。这是因为在布什的演讲和路线图发布之间的几个月内，美国于2003年3月入侵了伊拉克。

美国是基于全球反恐战争提出反对伊拉克的。布什政府称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集聚了一大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生化战剂和核武器的前身。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回应布什的担忧，将英国对伊拉克的立场同美国保持一致。白宫同时指出，侯赛因的政府同乌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存在联系，因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可能转移到该恐怖组织。布什政府提出对伊拉克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防止最危险的武器落入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手中。[4]

对于布什政府的指控，阿拉伯世界并不信服。但阿拉伯各国政府错误地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可能确实拥有一个生化战剂库。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他确实使用了化学武器对付伊朗人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甚至联合国首席武器核查员汉斯·布利克斯博士也相信伊拉克确实拥有这样的武器。然而，阿拉伯各国知道伊拉克并没有参与“9·11”袭击，也高度怀疑伊斯兰主义的基地组织运动与世俗主义的伊拉克复兴党之间存在关联。萨达姆·侯赛因所领导的那类政府恰恰是乌萨马·本·拉登想要推翻的。阿拉伯世界确实不接受布什政府所说的，也怀疑美国的隐秘动机是贪图伊拉克的石油和试图控制石油资源丰富的波斯湾。

对伊拉克的入侵始于2003年3月20日，入侵遭到了国际社会和阿拉伯世界的广泛谴责。美国和紧随其后的英国在没有遭到挑衅，也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入侵了一个阿拉伯国家。面对强大的西方军队，萨达姆·侯赛因依然保持藐视的姿态。同1991年的海湾战争一样，这一姿态赢得了阿拉伯公众的广泛支持。所有22个阿盟成员国，除科威特外，都支持谴责入侵的决议，认为入侵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要求美英联军于3月23日完全撤出伊拉克领土。但是没人真的指望布什政府会理睬联合国的关切，更不用说是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了。

尽管伊拉克人发起了顽强的反抗，但未经抵抗便控制了伊拉克领空的美英联军完全压制了他们。4月9日，美国人控制了巴格达，标志着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在战争开始的三周内倒台。伊拉克人民感情复杂，他们一边庆祝推翻了遭人痛恨的独裁者，一边又怨恨美英侵略他们的国家。

推翻侯赛因的政府，让美国得以控制伊拉克。布什政府建立了一个叫作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CPA）的统治机构。临时管理当局在2003年5月做出的两个初期决定，将战后伊拉克的混乱局面转变为反抗美国统治的武装起义。第一个决定宣布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复兴党非法，禁止前复兴党成员担任公职。第二个决定解散了50万之众的伊拉克军队和情报机构。这两项举措合在一起，被称为“去复兴党化”。

美国政府推行“去复兴党化”，以清除萨达姆·侯赛因对伊拉克的有害影响，这受到了二战之后盟军驻德国占领当局的“去纳粹化”政策的启发。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够自由地建立一个尊重人权的新的、民主的伊拉克国家。事实上，临时管理当局让大批全副武装的人失业，也剥夺了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政治精英同美国的新的、民主的伊拉克合作的意愿，这个国家越来越被占据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把控。反对美军占领的反叛和伊拉克社群之间的教派冲突随即到来。

伊拉克很快成为反美和反西方活动分子的征募地。新的组织出现了，比如伊拉克基地组织。这是一个同本·拉登的组织只保持名义联系的“圣战”团体，部署针对外国和本土目标的自杀式炸弹袭击。2003年8月19日，伊拉克基地组织发动针对性的炸弹袭击，致联合国驻伊拉克高级特使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和20多名下属身亡，迫使联合国关闭了驻巴格达办公室。西方人被扣为人质，并有多人惨遭杀害。军事巡逻队成为攻击的目标，攻击的方式日益复杂。一场英美鲜有人伤亡的战争变成了盟军伤亡惨重的占领。到2011年美军最终撤出为止，反叛者已经杀害了近4500名美国人和170多名英国人，并致3.2万余名外国士兵受伤。[5]

传播民主是美国反恐战争中常见的主题。布什总统和他的新保守主义顾问们认为，民主价值观和参与型政治与恐怖主义不相容。这类观点的主要倡导者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2002年5月，他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外交政策论坛上发表讲话时称：“要赢得反恐战争……我们必须与伊斯兰世界数亿温和与宽容的人们对话……他们渴望享受自由、民主和自由从业的福祉。”[6]2002年12月，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发起了他自己提出、后来早夭的中东伙伴关系计划，旨在将“民主和自由市场”带给中东。[7]布什政府认为，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将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灯塔，并将掀起一股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浪潮。

2005年1月，当伊拉克公民投票选举国民议会以起草新宪法时，伊拉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占伊拉克总人口50%—60%的什叶派是新民主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他们中参与投票的人数众多，据报道，什叶派地区的投票率高达80%。库尔德人是一个非阿拉伯民族，在全伊拉克境内是少数群体，但在自己的省份他们占据绝对多数。他们是伊拉克新民主制度更热情的支持者，投票率高达90%。逊尼派阿拉伯人是“去复兴党化”的首要对象，他们基本上抵制了选举。逊尼派在摩苏尔的投票率低至10%。[8]

2005年12月，根据新宪法举行的选举验证了伊拉克的新政治现实。领头的什叶派集团伊拉克团结联盟获得了国民议会275个席位中的128个。库尔德联盟成为第二大集团，获得了53个席位。由逊尼派政客组成的联盟伊拉克和谐阵线以44席名列第三。库尔德领导人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被任命为伊拉克总统，什叶派政治家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被任命为总理。逊尼派阿拉伯精英们在统治了伊拉克政坛几个世纪之后失去了权力，鉴于他们的相对人口比重，他们再也不能通过票箱重掌权力。在无法通过民主手段取胜的地区，逊尼派武装分子诉诸暴力。反叛团体将目标从占领军转向他们的什叶派同胞，伊拉克陷入毁灭性的教派冲突之中。

伊拉克安全部队和美军无力遏制派别暴力。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每日在伊拉克城市的市场和清真寺发动屠杀。卫星电视将死亡与破坏的现场图像在阿拉伯世界传播。尽管入侵以来伊拉克平民的伤亡数字存在广泛争议，但伊拉克政府估计，2003—2011年间，有10万至15万平民丧生。同阿富汗一样，在伊拉克，平民承担了反恐战争的真正代价。入侵及其后续的暴力摧毁了他们的安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9]

萨达姆倒台后，什叶派崛起掌握了伊拉克的权力，这也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地区力量平衡。2003年之前，伊拉克一直是最强大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之一，也是遏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威胁的缓冲。2005年后，什叶派领导的伊拉克被视为伊朗的盟友。以沙特和约旦为首的逊尼派邻国忧心忡忡地谈论从伊朗穿过伊拉克到叙利亚（1980年以来就是伊朗的盟友）和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在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阿迈勒和真主党在国家政局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这一局势的发展将进一步破坏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稳定。

同伊拉克一样，布什政府提出的促进民主的倡议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没能取得多少成功。民众对其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不满，使得主张抵制美国的伊斯兰政党，比寻求与西方和解的温和派更具吸引力。2005年在黎巴嫩和2006年在巴勒斯坦领土举行的选举，呈现了一个有关阿拉伯世界民主的令人不安的事实：在任何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中，最有可能获胜的是那些最敌视美国的政党。

2004年11月11日，亚西尔·阿拉法特，这位巴勒斯坦民族斗争的历史性的领袖，这位被围困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因并发症在巴黎一家医院逝世。布什政府坚称，尽管巴勒斯坦人哀悼阿拉法特，但他的离世为他们选举“不沾染恐怖主义”的新领导人提供了机会。2005年1月9日，巴勒斯坦人选举新总统。法塔赫领导人马哈穆德·阿巴斯以63％的绝对多数获胜，接替阿拉法特。布什政府称赞这一结果，宣布阿巴斯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则拒绝与他打交道。

2005年，沙龙宣布打算从加沙地带撤出所有的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以色列在加沙的位置非常不稳固，为保障身处140万敌对的巴勒斯坦人中8000名定居者的安全，以色列派出了数千名士兵。从加沙撤军，受到以色列军队和选民的欢迎。这也使沙龙有更大的自由去忽视路线图，并声称推进他自己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计划。但沙龙拒绝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谈判，以确保加沙顺利交接。结果当以色列人于2005年8月完成撤军时，他们造成了加沙地带危险的权力真空，给哈马斯带来了一场重要的胜利。这个伊斯兰政党自然将以色列撤军归功于自身，是他们多年的抵抗将以色列赶出了加沙。

哈马斯的实际所得之大，直到2006年1月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才体现出来。参选的两个主要政党是阿拉法特的法塔赫，由马哈穆德·阿巴斯领导，以及哈马斯，由伊斯玛仪·哈尼亚（Ismail Haniya）领导。西方的媒体和政策制定者都预计哈马斯将获得强有力支持，而法塔赫在立法委员会中的多数席位将有所减少。然而，哈马斯成功之巨震惊了巴勒斯坦人和外国观察者。哈马斯赢得了绝对多数，获得了立法委员会132个席位中的74个，法塔赫仅保住了45个席位。巴勒斯坦领土被分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其统治机构也分裂为法塔赫控制的行政机构和哈马斯控制的议会。让局势更为复杂的是，一个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而予以正式抵制的政党，赢得了一场国际观察者眼中自由而公正的选举，组建了巴勒斯坦的下一届政府。对于美国的反恐战争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逆转。巴勒斯坦人民将为此付出代价。

哈尼亚总理领导的哈马斯新政府公开拒绝中东问题四方的政策。哈尼亚拒绝承认以色列，拒绝接受武装抵抗，拒绝接受路线图的条款。因此，四方切断了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一切援助。在哈马斯证明愿意以西方的方式“放弃恐怖”之前，欧盟和美国都不会支持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即使这一机构是民主选举产生的。

在黎巴嫩，伊斯兰真主党因其反抗以色列和美国的政策而吸引了选民。真主党的强势让布什政府惊讶，布什政府坚持认为黎巴嫩公民在叙利亚的压迫下成功地维护了他们的民主权利，是一个典范。

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k Hariri）遇刺，引发了黎巴嫩的民主运动。哈里里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人，就在4个月前，他辞职抗议叙利亚干涉黎巴嫩政治。对他的谋杀，其暴力程度甚至震惊了饱经战火的黎巴嫩人。哈里里的车队按照每日例行的路线从议会回家，在经过海滨酒店区时，刺客引爆了1吨重的汽车炸弹。有21人与哈里里同归于尽，包括政客、保镖、司机和无辜的路人。

哈里里的儿子萨阿德（Saad）领导全国哀悼，并明确表示叙利亚是他父亲遭受暴力死亡的罪魁祸首。暗杀事件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示威，使黎巴嫩政治陷入停滞。3月14日，100万黎巴嫩人涌向贝鲁特市中心，要求叙利亚完全撤出黎巴嫩。这是第一起将同6年后的“阿拉伯之春”联系在一起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这场运动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后者指责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叙利亚政府同意将其士兵和情报部门撤出黎巴嫩，此前叙利亚已占领黎巴嫩近30年。最后一批叙利亚军队于4月26日从黎巴嫩撤出。

2005年5月和6月，黎巴嫩公众投票选举新议会。布什政府称赞这次选举证明了美国促进阿拉伯世界民主的政策是正确的。以萨阿德·哈里里为首的反叙利亚联盟赢得了议会128个席位中的72个。然而，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的政治派别赢得了14个议会席位，形成了一个稳固集团，并与一群亲叙利亚政党一起，成为黎巴嫩政治中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即使在黎巴嫩，明显敌视美国的政党在投票中也表现良好。

抵抗以色列给伊斯兰主义政党带来了政治利益。事实上，只要他们坚持大胆打击犹太国家，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就可以指望得到广泛的政治支持。他们还认为，反抗以色列、解放穆斯林土地是一项宗教义务。2006年夏天，双方对以色列的袭击都升级了，给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2006年6月25日，一群哈马斯活动分子通过埃及边境附近的一条隧道，从加沙地带进入以色列，袭击了以色列军队的一个哨所。他们打死了2名士兵，打伤4人，俘虏了一名叫吉拉德·沙利特的年轻士兵，并带着他逃回加沙。6月28日，以色列士兵进入加沙，并于第二天逮捕了64名哈马斯官员，其中包括8名巴勒斯坦内阁成员和20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哈马斯的回应是向以色列发射自制火箭，以色列人则部署空军轰炸巴勒斯坦目标。11名以色列人和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2006年11月的停火前死亡。

真主党同以色列的交战引发了后者针对黎巴嫩的极其过度的回应。2006年7月12日，一群真主党战士越境进入以色列，袭击了2辆在黎以边界巡逻的吉普车。他们打死了3名士兵，打伤了2人，并俘虏了2人。这次无端的袭击引发了为期34天的冲突，其间以色列地面部队入侵了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空军轰炸了关键的基础设施，并夷平了贝鲁特南郊整个什叶派街区，导致约100万平民流离失所。真主党战士在黎巴嫩南部山区与以色列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并持续不断地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迫使数千名以色列人撤离冲突地区。

黎巴嫩政府向美国寻求援助。毕竟，布什政府把民主的黎巴嫩吹捧为中东的榜样，并在2005年黎巴嫩要求叙利亚撤军一事上给予了全力支持。然而，在2006年，美国不愿对以色列进行干预，甚至不愿呼吁停火。由于以色列正在打击的是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布什政府拒绝对该盟友加以限制。事实上，当对黎巴嫩的轰炸行动耗尽了以色列的军火库时，美国政府向以色列人提供了激光制导武器和集束炸弹。到8月14日34天的冲突结束时，已有1100多名黎巴嫩人和43名以色列平民在空袭中丧生。在战斗人员中，联合国估计有500名真主党民兵被打死，以色列军队报告有117名士兵死亡。

2006年夏季的冲突表明，美国对阿拉伯民主的支持是有限的，对以色列的支持是无限的。实际上，布什政府只会承认亲西方政党掌权的选举结果。美国会支持以色列对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各方采取的任何行动，无论这种行动多么过度。美国与以色列谴责哈马斯和真主党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强了后两者在国内的地位。伊斯兰抵抗运动非但没有因为挑起与以色列的毁灭性战争而受到谴责，反而因为反对布什、以色列和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在国内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中赢得了更大的支持。

2008年11月，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美国进入了一个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新时代。在上任的头100天里，这位新总统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旨在缓和7年反恐战争所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他开始裁减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并放出信号表示，巴以和平进程是第一要务。他恢复接触叙利亚和伊朗等布什政府回避的国家。

对这一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新政策的最为清晰的表述，出现在2009年6月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美国和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一个新开端，一个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新开端，”奥巴马对专心听他演讲的听众们说，“必须不断努力地相互倾听、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寻求共同点。”尽管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保留自己的判断，等着看奥巴马是否言行一致，但他所传递的信息，对于这个因多年来处于反恐战争核心区而不堪重负的地区而言，是令人欣喜的宽慰。

尽管奥巴马在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他在8年任期内一直与伊斯兰世界保持战争状态。在减少驻伊美军人数的同时（2011年12月，美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巴格达），他将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增加到10万人，直到2014年才宣布结束在那里的军事行动，使阿富汗战争（2001—2014）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最具争议的是，奥巴马加大了在巴基斯坦、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使用无人机发动致命袭击的力度。布什总统授权了大约50次无人机袭击，造成296名战斗人员和195名平民死亡，而奥巴马则批准了500多次无人机袭击，夺去了3040名战斗人员和数百名平民的生命。[10]奥巴马的白宫授权的最重要的定点清除行动发生在2011年5月2日，美国突击队员在乌萨马·本·拉登位于巴基斯坦阿博塔巴德的秘密营地枪杀了他，并将他海葬。“9·11”袭击后，布什总统援引了蛮荒西部（Wild West）的正义，称要缉拿本·拉登，无论他“是死是活”。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奥巴马成功做到了这位反恐战争设计师的未竟之事。

同这名基地组织头目在与西方的冲突中所获得的突出地位相比，阿拉伯世界对本·拉登被杀缄默无声。2011年，整个地区发生的事件盖过了这场冲突，也盖过了西方的光芒。因为，随着突尼斯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和埃及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的倒台，阿拉伯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希望和危险的变革时刻，这一时刻在西方被称为“阿拉伯之春”。

2011年1月的突尼斯“革命”和2月的埃及“革命”促成了“阿拉伯之春”。它们提供了一种民众反抗的语言和策略，阿拉伯世界各处纷纷效仿。最先在突尼斯出现的口号在埃及被重复使用，接着又被用于利比亚、巴林、也门和叙利亚：对那些已经失去其统治效力的强人们用命令式的口吻喊道“滚！”，以及那响彻各处的“人民想要推翻政权！”。战略上，通过社交网站进行大规模动员，让组织者绕开安全部队，让示威者占据市中心的公共空间，比如突尼斯布尔吉巴大道和开罗的解放广场，并昼夜不停地举行抗议活动，直到统治者倒台。示威的规模使阿拉伯公民有信心坚持挑战专制的统治者。阿拉伯世界各国首都的抗议者坚称，他们不再害怕他们的政府。当时的假设是，每一个发动“阿拉伯之春”起义的国家都可以重复突尼斯和埃及抗议者所取得的成功。

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是同质的，普适于同一个“革命”范式，这个观点被证明是“阿拉伯之春”的谬误。很快人们就发现，穆阿迈尔·卡扎菲统治下几乎完全没有国家机构的利比亚，同受逊尼派和什叶派间教派冲突困扰的巴林完全不同，巴林又同拥有悠久地方主义历史的也门不同，而也门又同阿拉维派少数族裔统治下的叙利亚毫无相似之处。2011年经历了“革命”的6个国家，在国内的限制因素和地区大国干预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极为不同的结果：反“革命”、内战、地区冲突和跨境哈里发政权兴起。一开始的解放运动迅速恶化成困扰现代中东的最严重的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

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成功之后的几周内，反“革命”的力量在巴林扭转了“阿拉伯之春”的走向。

巴林的年轻人关注着突尼斯和埃及的事态发展，愈来愈兴奋。他们在“巴林在线”（Bahrain Online）上进行互动，这是一个社交媒体网站，为安全、匿名地交换政治观点提供了一个虚拟的聚会场所。到2011年，“巴林在线”已经拥有数十万用户。2011年1月26日，也就是埃及人聚集在解放广场的第二天，一位发帖人在“巴林在线”上建议：“让我们选择一个特定的日子，开始巴林的民众‘革命’。”读者们一致认为，2月14日是不二之选，因为这一天关联着这个岛国一度被拉高却又破灭的期望。[11]

10年前，即2001年2月14日，巴林政府就《国家行动宪章》举行全民公投，以改革的承诺平息多年来的政治抗议。该宪章承诺恢复选举产生的议会，强化1973年的宪法，并基于君主立宪制赋予巴林更大程度的民主。大量巴林民众支持宪章，公投结果显示，支持率达98.4%，彰显了王国内什叶派和逊尼派社群的高度团结。

《国家行动宪章》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在一年后破灭了。2002年2月14日，统治者谢赫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Shaykh Hamad bin Isa Al Khalifa，1999年起在位）发布命令，批准了一部专制的新宪法，该宪法设立了通过任命产生的上议院和几乎没有权力的民选议院。新宪法把巴林国变成了君主制，国家的统治者成了国王。反对派谴责这一举动是宪法政变，将执政的哈利法家族的意志强加于人民。

2002—2011年间，巴林局势紧张。虽然没有该岛国官方的教派人口数据，但普遍认为什叶派是绝对多数。在该国60万公民中，什叶派占60%甚至更高，余下的是逊尼派（巴林130万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人）。巴林的许多人认为新的宪法秩序给执政的逊尼派少数带来了超过他们人口占比的收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使得对新君主制政权的反对愈演愈烈。

到2011年1月，巴林持不同政见者的不满清单很长：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利用教派主义分裂巴林人；腐败，统治精英掠夺国家财富，征敛土地；残酷镇压异见、审查制度；使用外国安全部队打压公民（没有什叶派在安全部队服役）。一位网友在“巴林在线”的一篇帖子中写道：“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愤怒和沮丧。”2月14日被宣布为民众反抗政权弊病的“愤怒日”，组织者自称“2·14青年运动”。

就在侯斯尼·穆巴拉克下台两天后，巴林抗议者在“愤怒日”走上街头。安全部队发射催泪瓦斯和实弹驱散人群，造成一名示威者死亡，多人受伤。第二天为倒下的示威者举行的葬礼引发了新一轮的抗议，并导致另一人死亡。人群开始从城郊和村庄向首都麦纳麦行进，前往“巴林在线”网友们指定的地点，那里是巴林版“解放广场”的理想位置：珍珠广场。

珍珠广场上竖立着为纪念1982年巴林主办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而建造的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由6张弧形风帆组成，每张风帆代表一个海合会成员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每个桅杆上都悬挂着一颗巨大的珍珠，追溯前石油时代巴林的采珠经济。珍珠广场交通便利，位置居于中心且邻近麦纳麦附近的村庄，自然成为巴林抗议者的汇聚点。

2月15日，示威者涌入珍珠广场，高喊“和平！和平！”以劝阻警察不要向他们开枪。他们呼喊口号：“人民和土地都很愤怒，我们的要求就是有约束力的宪法。”[12]他们在珍珠广场扎营了两天，直到2月17日安全部队介入强行驱赶示威者，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进一步激起了抗议者的怒火，2月19日安全部队撤离后，抗议者立即涌回珍珠广场。他们了解，突尼斯和埃及的运动是在分别死了几十人和几百人之后才成功的。他们相信，他们也能通过牺牲获得合法的政治权利。政府的镇压使得抗议者的要求更加强硬。人民不再满足于改革，转而要求国王退位，即推翻政权。

3个多星期内，珍珠广场一直是巴林人民起义的神经中枢。抗议者们搭起了帐篷、屏风、临时厨房、医疗中心和演讲台，还为满足国际媒体报道“阿拉伯之春”的不竭需求开设了一个媒体办公室。人群持续在珍珠广场集聚，男男女女、逊尼派和什叶派、资深反对派政客和“2·14青年运动”参与者。狂欢的气氛毫不掩饰对王权的挑战。根据“阿拉伯之春”的脚本，这种对中心广场的公开占领直到政权倒台时才会结束。

哈马德国王和他的政府在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由首相哈利法·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亲王（Prince Khalifa bin Salman Al Khalifa，他自1970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非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领导的强硬派想要镇压。王储萨勒曼·本·哈马德·阿勒·哈利法（Salman bin Hamad Al Khalifa）与7个公认的反对运动进行了秘密谈判，提出了有可能让抗议者满意并解决危机的宪政改革方案。[13]巴林的海湾邻国站在了首相一边。对沙特领导人来说，巴林的起义对他们自己的统治秩序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他们认为，保守的海湾君主国中，任何一个国家发生“革命”都会威胁到所有国家的政治稳定。他们认为，在这场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抗议运动中，伊朗施加了恶性影响。沙特人推断，如果伊朗在巴林取得成功，他们将势必鼓动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阿拉伯东部省的什叶派居民发起叛乱。沙特决心在巴林“革命”和伊朗在巴林的渗透这双重威胁生根蔓延之前遏制并消除它们。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牵头进行干预，以打压珍珠广场的“革命”。3月14日，海湾国家以驻扎在沙特的海合会“半岛之盾”联合部队的名义，调动2000人的部队和150辆装甲车穿过连接沙特和巴林的25千米（15英里）长的堤道。沙特及其盟友为干预辩护，称要维护巴林主权免受伊朗威胁，这个理由也反映了这些国家自己的忧虑。哈马德国王宣布巴林进入“国家安全状态”，授权巴林政府“清空或隔离某些区域以维持安全和公共秩序”，赋予其搜查权、逮捕权以及撤销（相关人士）公民身份和驱逐威胁公共安全的外国人的权力。[14]

在海湾盟国的支持下，巴林安全部队开始清除珍珠广场的示威者营地。政府不仅推倒了珍珠广场的临时建筑，还拆除了纪念碑，风帆和混凝土塑成的珍珠被夷为瓦砾，用卡车运走。巴林外交大臣哈立德·本·艾哈迈德·阿勒·哈利法（Khalid bin Ahmad Al Khalifa）将此次行动形容为“消除糟糕的记忆”。[15]之后，政府镇压了所有与抗议运动有关联的人士，包括大规模逮捕、涉嫌使用酷刑、组建特别安全法庭进行审判和判处重刑。巴林政权充分利用了在进入“国家安全状态”后可采取的措施。

国际社会对镇压的批评迫使哈马德国王做出让步，授权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巴林的起义和对起义的镇压。在杰出的美籍埃及裔法学教授谢里夫·巴斯尤尼（Cherif Bassiouni）领导下，该委员会对这个海湾国家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法律审查，于2011年11月发布了长达500页的详细报告。该报告记录了数百起不公正的定罪和过度的判决、多起对被拘留者数周内不得与家人或律师见面这样的“强迫失踪”控诉、60起酷刑以及5名被拘留者死于酷刑。[16]国王承诺惩罚那些虐待行为的责任人，实施改革，并努力在经历2011年严重分裂事件后实现民族和解。但是最终，巴斯尤尼报告提出的建议没有得到落实，巴林政权诉诸镇压以规避改革。

巴林政府战胜了珍珠广场的抗议者，这标志着突尼斯和埃及模式的“阿拉伯之春”终结。靠聚集足够多的人已不再能确保政权垮台。这个海湾小国向世人展示，如果一国武装部队一直忠于统治者并愿意向示威者开火，政权就能够挺过“革命”。对“革命”的逆转于2011年3月在巴林开始，于2013年7月在埃及达到高潮。如果说“阿拉伯之春”是关于公民不再恐惧他们的政府，那么反“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来恢复恐惧。反“革命”将把随后在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发生的所有起义变成流血冲突。

“阿拉伯之春”是在巴林起义爆发几天后来到利比亚的。1969年以来，自诩为“兄弟领袖”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他总是拒绝接受“总统”头衔），通过残酷的镇压而非利比亚人民的首肯，长期掌握着权力。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下，利比亚人民奋起反抗统治他们41年的独裁者，揭开了2011年阿拉伯觉醒运动的暴力新篇章。

2月15日，东部城市班加西爆发示威，安全人员用武力镇压示威者，打伤数十人。利比亚活动分子效仿埃及和巴林组织者的做法，呼吁在2月17日发动“愤怒日”行动。抗议活动蔓延到全国各地，并波及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政府大楼和警察局。安全部队对示威者使用实弹，打死80多人。卡扎菲的儿子、预计的接班人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在2月20日的一次电视广播中威胁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他轻蔑地对着镜头摇着手指说：“不要为84人的死亡而哭泣，因为你将为数十万人的死亡而哭泣。血流成河将近。”他谈论利比亚，就好像这是他家族的私有财产：“这个国家属于我们。”[17]

局面迅速脱离了政府的控制。卡扎菲政权的反对者将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作为他们的大本营，并于2月27日在那里成立了执政机构——国家过渡委员会。利比亚东部地区的武装部队和安全机构成员反抗政府，加入了反叛。反叛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寻求推翻卡扎菲。然而，其余大部分武装部队依然忠于政权。一开始就是武装冲突的利比亚“革命”很快演变成内战。

在反叛初期，反叛分子占了上风。他们巩固了在班加西和利比亚东部沿海地区的地位，重新竖起1969年革命之前的红、黑、绿三色带有白色伊斯兰星与新月的国旗。数以千计的平民志愿者带着与他们的纪律和训练成反比的热情，加入了反叛的军队。他们驾驶配备重型机关枪的改装皮卡车，从班加西的基地出动，占领了重要的沿海城市，包括炼油港口城市布瑞加与拉斯拉努夫。到2月底，叛乱分子已经把控制范围扩大到班加西以东的整个海岸和的黎波里附近的主要城镇，如米苏拉塔。班加西四处都张贴着强硬的标语，用粗体红字书写的“拒绝外国干涉”周围围绕着鲜明的武器图案。“利比亚人民可以自己解决。”然而，事实证明，有关卡扎菲将重蹈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覆辙的预言是不成熟的。

这位利比亚独裁者对他的统治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表现出愤怒，但毫不畏惧。他在的黎波里实施了全面打击。政权在城中心的绿色广场组织了支持卡扎菲的集会，数千名利比亚人在那里高呼口号支持“兄弟领袖”、反抗叛军。卡扎菲仍然控制着他的军队中装备最精良、训练最有素的部队。2月22日，他发表了冗长而杂乱无章的演讲，把叛军斥为“老鼠和蟑螂”，并发誓要“一寸一寸、一屋一屋、一户一户、一巷一巷”地追捕他们。这是卡扎菲扼杀“革命”的开始。

政府军在3月头几周的几个重大战斗中与反叛者交战并击败了他们。当卡扎菲的军队接近叛军在班加西的据点时，国际社会担心大屠杀迫在眉睫。反叛者2月的强硬立场不再，叛军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干预。3月12日，阿拉伯联盟做出一项非同寻常的决定，要求联合国授权在利比亚叛军控制的地区设立禁飞区，以支持反叛者对抗被承认的政府。根据阿盟的决定，联合国安理会于3月17日通过了第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全境设立禁飞区，并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

联合国的决议使利比亚“革命”国际化。北约领导的干预部队几乎即刻袭击了利比亚境内的主要目标，法国、英国和美国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约旦、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拉伯空军部队的支援下，北约战机发动致命空袭，卡扎菲的部队被迫从班加西撤退。行动的主动权已经从利比亚人转移到西方人手中，而任务也从设立禁飞区转向迫使卡扎菲下台。由国际社会来寻求推翻政权，这在“阿拉伯之春”诸起义中是头一次。

2011年春夏期间，尽管北约发动了数千次袭击，但卡扎菲仍控制着政权。反对运动的重大突破出现在8月20日，一次大规模进攻突破了卡扎菲在的黎波里的防线。8月23日，在反叛者庆祝胜利之时，利比亚独裁者和他的儿子们逃离了首都。国家过渡委员会获得国际承认，成为利比亚临时政府，并承诺迅速过渡到立宪政府。烟花四射，利比亚人民公开庆祝的黎波里的解放。

然而，这场战争在攻陷首都后仍在继续。卡扎菲的效忠者继续在这名下台领袖的家乡苏尔特和效忠者的根据地巴尼瓦利德，与国家过渡委员会的部队作战。经过长时间的围困，苏尔特于2011年10月20日落入国家过渡委员会部队之手，卡扎菲和他的儿子穆塔西姆（Mutassim）在那里被捕并被用私刑处死。卡扎菲之死的恐怖视频被上传到互联网，他的尸体在曾遭受政府军数月围困的米苏拉塔被公开示众，以向利比亚人证明，这名暴君真的死了。卡扎菲是这场已导致超过1.5万人丧生的冲突中最新一名死者。

政权的垮台并没有带来新的民主秩序，而是造成了权力真空。卡扎菲给他的人民留下了一种特殊的、缺乏制度的统治模式，这种模式使他多年来可以在权力不受制约或制衡的情况下统治。当利比亚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世界公民结束流亡回来助力重建祖国时，他们见到的是危险的混乱，因为有枪的人比有思想的人更容易填补权力真空。

利比亚向民主的过渡如约开始。2012年7月7日，约280万利比亚公民踊跃投票，选举设有200个席位的国民议会，以取代国家过渡委员会。然而，从一开始，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派别分歧，加上利比亚本土政治中显著的部落和地区分裂，阻碍了议会的工作。的黎波里的民选政客对部落民兵统治的省份没有控制权。到2013年8月，敌对民兵组织之间爆发武装冲突，它们与政府角力，争夺城镇、港口和石油设施。

2014年，受迫于不可调和的政治力量，利比亚一分为二。在国民议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伊斯兰主义派别控制了首都的黎波里和整个利比亚西部。新选出的取代国民议会的国民代表大会和总理阿卜杜拉·萨尼（Abdullah al-Thinni）为首的利比亚政府被迫流亡到利比亚东部。利比亚国民军由一名前卡扎菲麾下的将军哈利法·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领导，支持利比亚东部的国民代表大会，而强大的民兵组织则力挺利比亚西部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国民议会。

利比亚的战争给这个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据估计，2011—2015年间，有2.5万人死于这场冲突，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就百姓的苦难和政治的分裂而言，利比亚“革命”与也门2011年以来的经历最为相似。

卡扎菲死后一个月，2011年11月23日，执政33年的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成为第四位倒台的阿拉伯统治者。

也门的“革命”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陷入僵局。这个国家按照先前南北分立（1990年统一）的模式呈现出内部分化，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这一较为活跃的基地组织分支的根据地，并深陷也门-沙特边境什叶派胡塞社群的武装叛乱。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总统于1978—1990年统治北也门，并于1990年成为也门联合共和国总统。同阿拉伯专制统治的做法一样，他正在培养他的儿子艾哈迈德（Ahmed）来接替他。在阿拉伯世界中处于人类发展水平最低的情况下，也门人民对父子继承的前景深感忧虑，认为这会使萨利赫的蠹政永久化。因此，也门人民采纳了2011年阿拉伯“革命”的口号，希望推翻他们的政权。

2011年2月，萨那、亚丁和塔伊兹爆发数万人之众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分子在萨那大学附近搭建了一个帐篷城，效仿开罗解放广场，称之为“变革广场”。《纽约时报》记者罗伯特·沃思（Robert Worth）回忆，变革广场上的横幅上醒目地写着“反对腐败，反对暴政，人民要求推翻政权”，广场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也门风格。“它可能是受到开罗解放广场的启发，但它显然不同：更大、更脏、更狂野。它向不同方向延伸了好几个街区，在人行道上搭起了一大堆帆布帐篷，中间还有一个大舞台，供演讲用。”[18]

随着主要军事和部落领导人加入反对派行列，对总统的支持开始瓦解。然而，也门这场以和平抗议开始的运动变得越来越暴力。3月18日，军中忠于总统的部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50多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许多支持总统的人辞去了职务，加入了反对派。也门军中整支整支的部队倒戈支持示威者。国际社会也呼吁也门总统下台，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变得更加孤立。

在经历了10个月的政治动荡之后，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终于在海合会的斡旋及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支持下签署了一项协议：放弃权力并即时生效，以免于被起诉。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萨利赫于11月23日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Abed Rabbo Mansour al-Hadi）。然而，该协议远远没有满足抗议者改变政权的要求，也没有解决也门政治精英在“革命”过程中的派系分歧。活动分子希望看到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对示威者的死亡（总计近2000人）负责，他们认为，萨利赫不应该获得法律豁免。当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下台时，也门几乎没有庆祝，因为也门人依然不相信他真的放弃了权力。

也门于2012年2月举行了选举，但许多也门人质疑投票的意义，因为选票上只有一个名字：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然而，65%的选民最终还是授权哈迪总统改革也门政府，让该国各派实现和解。哈迪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2014年1月，全国对话会议就也门新的联邦结构和新宪法的条款达成了协议。然而，政治过渡也带来了不稳定。胡塞部落在以前忠于被推翻的总统萨利赫的军队的支持下，在北部重启叛乱。许多人公开推断，萨利赫正与他担任总统时试图镇压的胡塞武装分子勾结在一起。

2014年9月，胡塞武装未经抵抗进入也门首都萨那。胡塞人对这座城市并不陌生。他们属于宰德派，是什叶派的一支，其领袖或伊玛目以萨那为基地，统治也门达数个世纪，直到1962年共和革命为止。从历史上看，宰德人与伊朗的主流什叶派几乎没有接触。尽管在阿拉伯半岛，宰德人是少数教派，但他们从未在也门经历过教派冲突。然而，这些历史上的区分在21世纪困扰阿拉伯世界的恶性教派主义中很容易被忽视。

在几个月不愉快的共处之后，胡塞人在2015年2月任命了一个执政委员会来接替哈迪总统，后者带着政府主要成员逃往他的家乡亚丁。哈迪不愿将权力移交给胡塞人，他仍然是国际公认的也门领导人。胡塞人向亚丁挺进，打压这位流亡的总统，但哈迪逃到沙特阿拉伯，为他倒台的政府谋求支持。沙特人对也门的危机越来越担忧，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伊朗人幕后操纵、旨在破坏阿拉伯半岛南部稳定的什叶派运动。他们决心像对待巴林那样，采取果断行动，防止伊朗在阿拉伯半岛立足。

2015年3月，沙特领导的十国联军对也门胡塞叛军发动了战争。[19]沙特海军对沿海地区实施严格海禁，防止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海上补给。与利比亚和巴林一样，最初的国内起义已演变成一场国际冲突。到2015年9月，也门政府军在其阿拉伯盟友空中力量的支持下，成功收复了亚丁。哈迪总统回到这座南部港口城市，领导一个无力的政府，这也确认了也门分为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和哈迪统治的南部。与此同时，阿拉伯联盟发起了毁灭性的空袭，将这个阿拉伯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大量居民楼和基础设施夷为平地。

2011年之后的几年里，“革命”、战争和海上禁运加在一起，造成了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到2015年底，战争使约250万也门人在境内流离失所；到2017年，战争估计已造成1万人死亡，4万人受伤。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面临着饥荒的爆发，因为海上封锁关闭了也门的国际货运渠道，而也门90%的粮食依赖进口。比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更糟糕的是，也门退化成了两个失败国家，彼此间争斗不休。[20]

尽管事实证明，利比亚和也门的事态发展是可怖的，但“阿拉伯之春”历史上最悲惨的一章是在叙利亚展开的。

叙利亚是2011年最后爆发民众起义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当脸书活动分子首次试图在大马士革发动大规模抗议时，安全部队的人数远远超过示威者，以至于他们被吓得不敢坚持推进他们的行动。此外，2000年接替父亲哈菲兹·阿萨德担任总统的巴沙尔·阿萨德，享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公众的支持，这让他有别于其他阿拉伯统治者。他掌权了11年，相对还是一个新人，而且他仍然享有改革者的名声——尽管这并不符实。2011年春，叙利亚政权在叙利亚和约旦边境的农业城镇德拉对一群青少年的抓捕与折磨，打破了这一形象。

3月的一天，一群叛逆的年轻人在德拉的墙上写上了2011年阿拉伯“革命”的标语：“人民想要推翻政权”。这一小小的挑衅行为，在当年春天的阿拉伯世界显得平淡无奇，但叙利亚政权对它的反应，将引发一场“革命”。

对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局势发展忧虑不安的阿萨德政权，拒绝容忍最低限度的异见表达。秘密警察逮捕了15名10—15岁之间的男孩，罪名是制作异见涂鸦。他们绝望的父母向政府请愿，要求释放他们，随后发展为公开游行抗议。安全部队以实弹回应，在德拉枪杀示威者，最后同意释放被拘留的青少年以平息事态。被释放后，这些男孩身上带有明显的酷刑痕迹，他们大部分的指甲都被拔掉了。

释放德拉的受虐儿童非但没有平息局势，反而激起了愤怒。在叙利亚近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中，成千上万的市民起来反抗，推翻了所有与阿萨德政权有关的象征物。作为回应，军队加大了镇压力度，袭击了市中心一座被抗议者用作基地的清真寺，造成5人死亡。人群聚集起来埋葬死者，抗议的规模成倍增加。3月的最后一周，超过55名德拉市民死亡。

叙利亚各地的人们都密切关注着德拉事件。在许多像德拉那样经济不景气的小镇，市民们感觉被政府遗忘了，但却因害怕遭到报复而不敢抗议。在2011年春的“革命”氛围下，叙利亚人民鼓起勇气表达他们的异见并要求变革。他们开始组织抗议活动，给每一天都起不同的名字。萨玛尔·亚兹贝克是大马士革的一位单身母亲，她从2011年3月25日“尊严的星期五”开始写关于叙利亚“革命”的日记，从一开始就记录了伴随起义而来的激烈暴力：

今天，在尊严的星期五，叙利亚各大城市都爆发了示威。超过20万名示威者悼念德拉的死难者。德拉城外的全部村民都向南部的墓地行进。15人被杀。在霍姆斯有3人被杀。在拉塔基亚，有人被杀害，有人受伤……军队包围德拉，并向任何移动的生物开火。在塞奈迈因，安全部队实施大屠杀，杀了20人。[21]

事后看来，亚兹贝克对起义的支持似乎很令人惊讶，因为她是阿萨德总统所属阿拉维教派的一员。然而，在“革命”的头几个月，包括穆斯林、基督徒、阿拉维派和德鲁兹人在内的所有教派的叙利亚人共同行动要求改革。只有当“革命”演变成内战时，教派主义才开始起作用。

在叙利亚“革命”的第一阶段，抗议者是非暴力的。他们呼吁废除1963年以来实施的“紧急状态法”，以恢复他们的政治权利和人权。他们在反对法国委任统治时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使用的旗帜下集会，该旗由绿、白、红三道横条构成，中间有三颗红星（叙利亚的官方国旗同1958—1961年间与埃及联合时使用的旗帜保持一致，由红、白、黑三道横条构成，中间是两颗绿色的星）。他们开始从小城镇发动，也呼吁大城市的同胞们高举横幅，提出改革诉求。

无论示威者多么平和，政权从一开始就开枪还击。与其他经历反“革命”的国家（巴林、利比亚和也门）一样，很大一部分军队仍然忠于总统，并被证明愿意向同胞开火。越来越多的持不同政见的士兵脱离部队，以抗议指挥官命令他们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2011年7月，一群变节的军人组建叙利亚自由军，领导反政权的武装叛乱。从非暴力到武装抗议的转变，把“革命”变成了全面的内战。

叙利亚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充分反映了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在战争的第一年结束时，联合国已经报告有5000多人在叙利亚死亡。到2012年底，这一数字上升到4万人。联合国估计，到2014年夏季，死亡人数为19.1万。而在2016年，经过5年战争之后，死亡人数已超过40万。虽然死亡人数令人震惊，但它只反映了叙利亚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中的一小部分。到2016年，冲突已使叙利亚一半以上的人口背井离乡。大约有610万叙利亚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另有480万人去境外的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和欧盟国家寻求避难。[22]叙利亚人民和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解释，为什么“阿拉伯之春”会走上如此严重的错误道路。

示威者和国际社会忽视了阻碍叙利亚政权倒台的一些国内制约因素。无论反对者如何辱骂，巴沙尔·阿萨德在叙利亚一直享有较大的支持。叙利亚的少数群体——阿拉维派、德鲁兹人、伊斯玛仪派和基督教徒，约占2200万总人口的25%。绝大多数叙利亚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估计占总人口的75%。少数群体中的许多人认为，巴沙尔·阿萨德和他的阿拉维派主导的政府是对抗保守的逊尼派穆斯林秩序的堡垒，在这种秩序下，少数群体会遭到歧视。阿萨德还得到了更多持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立场的逊尼派穆斯林的大力支持，他们是执政的复兴党成员。支持者中还得算上为政权奋战的所有军队和安全部队人员。考虑到叙利亚出现的内部分歧比许多外国分析人士所承认的要严重得多，阿萨德的支持基础就显得更大了。

此外，与反对派相比，叙利亚政权的团结程度更高。在叙利亚战争期间，出现了数十个反对派民兵组织向政权发起挑战，从呼吁民主改革的公民团体，到以建立伊斯兰政权为目标的强硬派萨拉菲。这些反叛团体往往各有各的目标，为争夺地盘而相互战斗。另一方面，政权的凝聚力远超反对势力。政权受到的威胁越大，其核心就越强大。对于阿萨德政权及其支持者来说，胜利关乎生存。这场冲突已经恶化到不仅赢家通吃而且输家必亡的境地。这种对阿拉维派和复兴党人以及阿萨德政权其他关联群体进行种族灭绝式报复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阿萨德政权为何在保持权力上下了如此坚定的决心，为何宁可整个国家沦为废墟也不愿投降。

最后，随着地区和全球大国为保护自身利益进行干预，叙利亚冲突迅速国际化。自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叙利亚政权与阿拉伯国家分道扬镳去支持伊朗以来，伊朗一直与叙利亚保持着特殊关系。德黑兰从一开始就给予阿萨德政权无条件支持，这一立场得到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的力挺。在叙利亚这场多战线的冲突中，伊朗革命卫队和真主党战士支持疲于作战的叙利亚正规军。为削弱伊朗的影响力，沙特及其海湾盟国在背后支持保守的逊尼派穆斯林民兵组织，向他们提供武器和弹药。土耳其为叙利亚自由军和致力于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政治派别提供了一个基地，同时派军队跨境进入叙利亚，以阻止叙利亚库尔德民兵组织在对抗阿萨德政权过程中获益。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向一些特定的反对派别和民兵组织提供了有限的支持，或多或少与土耳其和海湾国家保持一致。

2015年9月，俄罗斯部署战机支持阿萨德政权，这突破了西方干预叙利亚冲突的限度。俄罗斯在叙利亚有明确的利益，因此果断采取行动保护叙利亚。叙利亚向俄罗斯提供了在地中海东部唯一的海军基地，以及一个监测中东情报的平台。叙利亚也是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中最后一个盟友。一旦阿萨德倒台，俄罗斯将失去对叙利亚所有影响力，这将大大削弱它在该地区的地位。

俄罗斯对反对派阵地的空袭为叙利亚军队提供了战略和道义上的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政府表示不会允许阿萨德政权倒台。西方列强谴责俄罗斯干预，但美国和欧洲大国都不愿意直接对抗俄罗斯，也不会把自己的军队投入叙利亚冲突之中。因此，西方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相形见绌，阿萨德政权奉行与俄罗斯和伊朗联合对抗国内反对派的战略，并让美国及其盟国应对另一个争夺对叙控制权的势力——“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产生于2003年之后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组织抗击美国占领的过程中，特别是伊拉克基地组织。在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的领导下，伊拉克基地组织因对西方人和什叶派教徒使用极端暴力而出名。2006年扎卡维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将该组织重塑为“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拉克深陷逊尼派对什叶派掌控的政府的反抗之中，叙利亚处于困境的阿萨德政权正在努力维护其控制下的核心领土，“伊斯兰国”利用两国政府控制力的崩溃，给地区的国家体系带来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挑战。[23]

2011年起，“伊拉克伊斯兰国”与一支在叙利亚内战中作战的基地组织分支——2012年1月出现的努斯拉阵线结成联盟。2013年，基地组织领导人拒绝了“伊斯兰国”对努斯拉阵线的恶意收编。“伊斯兰国”运动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名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Sham, ISIS）。阿拉伯语词“沙姆”既指大马士革，也指伊斯兰早期大马士革控制的大叙利亚（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现代国家合在一起的地区）。[24]2014年6月29日，在占领伊拉克的逊尼派核心地区安巴尔省的主要城市和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后，“伊斯兰国”领导人艾布·伯克尔·巴格达迪宣布自己为哈里发，即全球逊尼派穆斯林社群的精神领袖。随后，巴格达迪的部队驾着推土机推倒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边界，宣布他们的哈里发国不再承认国家间的边界。“伊斯兰国”定都叙利亚东部城市拉卡，控制了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广阔而人烟稀少的区域。

“伊斯兰国”的出现进一步使叙利亚内战国际化。这场运动迅速以对敌人和它认定的异教徒实施极端暴力而出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斩首外国俘虏视频录像以及施于少数群体雅兹迪人的种族灭绝措施震惊了全球公众。“伊斯兰国”还成功地招募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引发了从华盛顿到北京的安全忧虑。“伊斯兰国”开始宣称对欧洲和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负责。“伊斯兰国”在亚洲和非洲的特许分支开始宣布效忠于这个自封的哈里发国。西方国家遏制“伊斯兰国”的斗争开启了反恐战争的全新篇章，这回的焦点是叙利亚和伊拉克。

叙利亚领土支离破碎，控制方有阿萨德政权、各反对派运动、东北部的库尔德人以及“伊斯兰国”。新出现的敌人分裂了交战各方：美国及其欧洲盟国集中精力打击“伊斯兰国”，土耳其越发注重遏制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而俄罗斯和伊朗则与叙利亚政权合作挫败反对派势力。多股力量的交汇解释了为什么叙利亚经受了反“革命”过程中最为暴力的冲突。

反“阿拉伯之春”的决定性篇章出现在埃及。

“1·25运动”成功推翻了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在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燃起了希望：一个公民权利和问责政府的新时代将要到来。穆巴拉克一下台，埃及就进入了狂热的政治发展时期。埃及军方对政府实行托管，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6个月时间表来起草宪法修正案，作为选举新政府的指导。

埃及历史最悠久的反对派别穆斯林兄弟会已是该国最强大的政治组织。那些青年组织者，尽管十分高效地发动了民众抗议，但他们缺乏体制基础，也没有政治经验。他们创立了几十个政党，没有一个达到足够多的党员人数，这让更有组织的各伊斯兰主义政党主导了过渡时期的政治。那些较为世俗的埃及人怀疑穆兄会是一个秘密阴谋集团，企图将埃及变成一个伊斯兰国。为了不激起这些埃及人的警觉，穆兄会领导层承诺不寻求议会多数席位，不派候选人竞选总统。在此基础上，解放广场上的其他运动派别接纳穆兄会为埃及政治改革的建设性伙伴。

事实上，2011年11月埃及人投完票后，穆斯林兄弟会获得了40%的议会席位，居各派之首，获得第二多席位的是更为保守的伊斯兰萨拉菲主义政党光明党（Hizb al-Nur）。鉴于这个民选机构中的大多数席位都被伊斯兰主义者获得，世俗的埃及人开始担心，他们将迎来的不是一部自由主义宪法，而是一部用伊斯兰法取代埃及民法的伊斯兰主义宪章。

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竞选总统，这让穆兄会违背了早先的承诺，也让民众加深了对穆兄会真实意图的怀疑。穆尔西是受过美国教育的工程师，也是资深的穆兄会成员。他的竞争对手是同穆巴拉克有密切关联的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Ahmed Shafik）。对于埃及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必须在一个穆兄会成员和一个旧政权成员间做出选择，简直糟糕透顶。他们最终选择了变革而非世俗主义。2012年6月30日，穆罕默德·穆尔西宣誓就任埃及第五任总统，这是埃及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

穆尔西的总统任期仅维持了1年。他日益专制的倾向疏远了大批埃及选民。2012年11月，穆尔西发布总统令，授权自己凌驾于法院之上，自封为埃及“革命”的监护人。在他的监督下，制宪会议召开了，但科普特基督徒和世俗的埃及自由主义者退出，抗议专制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制宪会议余下的成员几乎完全是男性伊斯兰主义者，他们于2012年11月30日批准了宪法草案，并急着在12月15—22日间对草案进行全民公投。埃及自由主义者呼吁抵制公投，结果只有33%的人参与投票。占投票者64%的多数人赞成宪法草案。12月26日，穆尔西签署总统令，宣布新宪法生效，他证实了自由主义改革者们对穆兄会劫持“革命”的担心。

2013年头几个月，反对穆尔西总统的声势越来越强。一个自称“反叛”（Tamarod）的运动发起全国范围的请愿，呼吁穆尔西下台。该运动自设目标，要在穆尔西就职一周年之际确保收到1500万个签名，但据报道，到6月29日，已有超过2200万人签名，一致要求穆尔西辞职，这已超出了既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这一数字从未得到证实，新闻报道援引了一些人，他们吹嘘自己已经签了20次请愿书甚至更多。不管是否存在潜在弄虚作假，请愿运动将自由主义者发动了起来，他们走上解放广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推翻穆尔西政权。

埃及军方抓住“反叛”运动带来的机会，干预埃及的政治动乱。许多分析者认为军队积极煽动请愿活动。从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到穆尔西当选总统，埃及一直由一个军事政权统治，每一位总统都曾经是军人：来自陆军的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安瓦尔·萨达特与来自空军的穆巴拉克。60年来，军队加深了对埃及政治和经济的控制。穆尔西政府及其穆兄会支持者对军方的利益构成了真正威胁，在埃及民主实验的乱局中，最高层军官迅速采取行动，重新控制局面并维护自身的利益。

埃及军方向穆尔西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48小时内处理埃及人民的合法关切，不然将进行军事干预。这是一个不可能得到响应的请求，穆尔西拒绝了。7月3日晚，国防部部长阿卜杜·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通过电视直播宣布解除穆尔西总统职权，由最高宪法法院院长阿兹利·曼苏尔（Adly Mansour）临时接替。穆尔西和他的几名主要官员被逮捕并秘密关押。这是一场典型的军事政变，尽管武装部队及其支持者愤怒地否定了这个说法。在开罗和全国其他地方，埃及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颂扬军队的行动尊重了人民的合法要求，是第二次“革命”。

7月3日的政变实际上是埃及暴力反“革命”的开始。一夜之间，穆兄会从执政党变成了违禁组织，其领导人被捕或在逃。穆兄会在埃及拥有广大的支持基础，其支持者被激怒了，因为他们认为，军队违宪，非法从民主选出的总统手中夺取权力。他们聚集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清真寺示威，采用“阿拉伯之春”的模式，即占据一个中心地点，直到人民的意愿得到尊重，可惜徒劳无获。

军队及其支持者的人数比穆兄会更多。大多数埃及人都对穆兄会未能恪守其选举前的承诺感到失望，并对穆尔西拙劣的威权主义感到惊恐。此外，埃及人普遍厌倦了“革命”的混乱。人们希望恢复正常秩序，希望经济复苏，希望回归工作岗位谋取生计——这些都是被两年“革命”的动荡打乱的生活常态。人们信任军队，因为他们相信军队能够做到令行禁止、雷厉风行。

埃及政治历史上最暴力的篇章接踵而至。2013年8月14日，在6周的抗议活动之后，军方袭击了开罗的两处穆兄会的抗议据点：拉拜阿·阿达维亚和复兴广场。安全部队用实弹攻击平民示威者，一天之内屠杀了多达1000名被废总统的支持者。[25]军方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宵禁，法律便因此暂时失去了效力。当局更猛烈地镇压穆兄会，逮捕了数千人。9月，政府宣布穆兄会非法，冻结了其资产，12月，政府宣布穆兄会是恐怖组织。法院判处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穆兄会最高精神领袖穆罕默德·巴迪阿（Mohamed Badie）和数百名级别略低的骨干人员死刑。此外，还有2万多名伊斯兰主义者被捕入狱。[26]

埃及军队清洗穆兄会势力的过程中，军队总司令阿卜杜·法塔赫·塞西将军的声望急剧上升。他的崇拜者们把他和纳赛尔相提并论，并鼓励他实现政治抱负。2014年3月，塞西辞去军中职务，得以不受限制地竞选总统。他只有一名竞争对手——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的反对派活动家哈姆丁·萨巴希（Hamdeen Sabahi）。2014年5月，塞西以96%的多数票赢得了总统选举。卸下军装的塞西无疑代表了军队重新掌控埃及政治。

埃及的反“革命”完成了。对许多人来说，2011年的“1·25运动”似乎从未发生过。阿拉伯人民不再要求公民权利和问责政府，他们放弃了对政治自由的希冀，不顾一切地寻求稳定。“革命”造成埃及和巴林的政治动荡，在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升级为内战。事实证明，“革命”式变革的代价超出了阿拉伯人民的承受能力——除了突尼斯，那里上演着“阿拉伯之春”仅存的成功故事。

突尼斯是唯一一个在“阿拉伯之春”后通过谈判实现向新宪政秩序平稳政治过渡的阿拉伯国家。反对派成员与本·阿里时代官员联合组建团结政府执掌权力。2011年10月，突尼斯人涌向投票站选举制宪会议来修订突尼斯宪法。本·阿里治下非法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复兴党（Ennahda）赢得了最多选票，达41%。同埃及穆兄会不同，突尼斯复兴党并没有试图利用从选举中获得的权力来主宰突尼斯政治。在突尼斯，伊斯兰主义者选择与两个中间派世俗政党合作，维持了较高程度的民族团结。起草新宪法的进程很漫长，但这是为了建立共识而不是实行胁迫。2014年1月通过的新宪法庄严载入了“革命”运动在公民权利和法治方面取得的成就。

2014年10—12月，突尼斯选民根据新的治国规则投票选举议会和总统，突尼斯向新宪政时代的过渡告一段落。这些规则是突尼斯人经过反复讨论和投票确认之后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外国势力强加的，达到了几个世纪以来围绕限制统治者专制权力而进行的斗争的目标。2014年的选举结果十分乐观。世俗派呼声党（Nidaa Tounes）赢得相对多数席位，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党获得第二多席位，两党同意组建联合政府，呼声党主席贝吉·凯德·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当选总统。

然而，突尼斯所取得的成就还很不稳固。突尼斯遭受了恐怖袭击，严重破坏了作为经济支柱的旅游业，而外国投资者尚未给予突尼斯足够的信任。在恐怖主义威胁得到遏制和经济增长得以恢复之前，突尼斯“革命”取得的成果仍将面临风险。然而，突尼斯脆弱的民主实验所取得的成功，符合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经历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暴力和破坏之后，阿拉伯人民势必将重申对问责政府的合法要求。对于阿拉伯人民在21世纪的希冀而言，突尼斯将成为一座灯塔。

致谢

在撰写这部阿拉伯世界的近现代史时，我有幸已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杰出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

已故的阿尔伯特·侯拉尼是研究阿拉伯世界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聚集了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使中东研究中心成为欧洲领先的研究现代中东的大学研究所。从我1991年成为中心成员起，已经退休的同事穆斯塔法·巴达维、德里克·霍普伍德、罗伯特·马布罗和罗杰·欧文一直是我的导师。我充分仰仗了他们对中东的深刻了解，与他们讨论了本书的论点，并硬是将各章草稿发给他们以征求意见。他们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励和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中东研究中心目前的研究团队在各方面都保留了阿尔伯特·侯拉尼最初团队的魔力。在艾哈迈德·沙希、沃尔特·安布拉斯特、拉斐拉·德尔·萨托、荷马·卡忒泽安、西莉亚·克斯莱克、菲利普·罗宾斯和迈克尔·威利斯等人中，我有慷慨的朋友和同事每天都为这个项目做出贡献——每天早上在中心边喝咖啡边闲聊，推荐阅读文献和评论章节草稿。我特别感谢阿维·施莱姆，他是一位研究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波折历史的杰出而富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学家。阿维阅读了每一章，并在大学的午餐时间与我会面，给我最详细和最有建设性的反馈。他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对本书的每一部分都有影响。

我要感谢中东研究中心的档案管理员黛比·阿瑟，她慷慨地支持我对档案中丰富的私人文件和历史照片的研究。我非常感谢中东研究中心图书管理员马斯坦·埃布泰哈伊和中心管理员朱丽亚·库克。

我在牛津大学的阿拉伯近现代史课程中使用了本书稿，非常感谢机敏的学生们的反馈。我要感谢丽姆·艾布·法得勒、尼克·卡尔达赫吉和纳迪亚·奥维达特对本书研究的帮助。

在写本书的这几年里，我一直依靠家人和朋友，无论他们是否为专业人士，都来阅读并评论章节草稿。他们的鼓励和批评对本书的完成起到了比他们所想的更大的作用。我要感谢彼得·艾雷、图伊·克拉克、我的伊拉克历史导师福拉斯·哈迪德、蒂姆·肯尼迪、迪娜·扈利、约书亚·兰迪斯、罗纳德·奈特勒、汤姆·奥尔德、最先鼓励我写作这本阿拉伯人史的托马斯·菲利普、加比·皮特伯格、塔里克·拉马丹、我的兄弟格兰特·罗根、凯文·沃特金斯和我才华横溢的妻子恩盖尔·伍兹。

我要特别感谢我最执着的读者——我的母亲玛格丽特·罗根。她一生都在研究中东，她从头到尾阅读了本书的每一章，挑出错误，没有让母爱蒙蔽她。

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多位读者来信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更正，其中许多已被这一版本采纳。我要感谢阿里·阿拉维、马克·艾伦爵士、穆扎法·H.巴拉齐、赛斯·弗兰茨曼、艾弗·卢卡斯、米歇尔·吕特法拉、弗朗西斯·罗宾森、阿扎姆·萨阿德和理查德·昂德兰。

我要感谢布洛涅-比扬古的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的塞尔日·富沙尔，他制作了阿尔伯特·卡恩收藏中卓越的早期彩色相片的副本以供出版。我也非常感谢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的维多利亚·霍格思和哈佛美术图书馆的杰夫·斯珀尔，他们为本书收录的图像提供了帮助。

如果没有我的文学经纪人费利西蒂·布莱恩的卓越才干，本书就不会问世。我特别感谢费利西蒂打破自己不为朋友代理的规矩。我将永远感激乔治·卢卡斯同意在纽约代表我，并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把我介绍给纽约的出版界。他们两人一起为本书找到了最好的出版社。

对基本书局（Basic Books），我深深地感谢我的编辑劳拉·海默特，她用幽默与洞察力，鼓励我写出了一本比我独自一人能写出来的更好的书。布兰登·普罗亚贡献了他的编辑才能，并帮助搜寻适合本书的图像。凯·玛丽亚和米歇尔·浅川拼尽全力，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文字编辑。在企鹅出版社，西蒙·温德以其深邃的学识深度参与本书的写作过程，使我受益匪浅。

在写作本书的每一刻，我的家人都是我的力量和灵感。我疯狂地承担了这个写作项目，但恩盖尔以及我俩的儿子理查德和女儿伊莎贝尔十分通情达理，谢谢你们！

图片版权许可

1.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 © Christie's Images/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2.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 © Christie's Images/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3. Photograph by Bonfils.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ine Arts Library, HSM

4. Chateau de Versailles, France/ Giraudon/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5. Private collection/ © The Fine Art Society, London, UK/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ine Arts Library, HSM 620

7. Chateau de Versailles, France/ Lauros/ Giraudon/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8. Musée Condé, Chantilly, France/ Giraudon/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9.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15488

10.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15562

11.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51046

12. Private Collection/Archives Charmet/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All bes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contact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is anonymous Moroccan work.

13.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19031

14. Frédéric Gadmer,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19747

15. Owen Tweedy Collection, PA 7/216,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16. Sir Edmund Allenby Collection, PA 5/8,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17. 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 France/ Archives Charmet/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18. Norman Mayers Collection album 1/40,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19. John Poole Collection 11/5/5,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0. John Poole Collection 11/4/16,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1. Sir Edward Spears Collection, Album 8/28,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2. Sir Edward Spears Collection, Album 9/75,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3. Desmond Morton Collection, 13/1/1,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4. Desmond Morton Collection, 13/1/2,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25. AP Images

26. © Bettmann/Corbis

27. © Bettmann/Corbis

28. © Bettmann/Corbis

29. © Bettmann/Corbis

30. ©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

31. © 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

32. © Bettmann/Corbis

33. © Bettmann/Corbis

34. © Genevieve Chauvel/Sygma/Corbis

35. © Bride Lane Library/Popperfoto/Getty Images

36. © Christian Simonpietri/Sygma/Corbis

37. © Bettmann/Corbis

38. © Bettmann/Corbis

39. © Alain DeJean/Sygma/Corbis

40. © Kevin Fleming/Corbis

41. © AFP/Getty Images

42. © Dominique Faget/epa/Corbis

43. © Gérard Rancinan/Sygma/Corbis

44. © Michel Philippot/Sygma/Corbis

45. © Françise de Mulder/Corbis

46. © Françise de Mulder/Corbis

47. © Peter Turnley/Corbis

48. © Reuters/Corbis

49. © Reuters/Corbis

注释

序言

1. 穆罕默德的姐姐巴斯玛·布瓦齐齐，转引自“Controversy over ‘the Slap’ That Brought Down a Government,” Asharq Al-Awsat, February 2, 2011；菲达·哈姆迪，转引自KaremYehia, “Tunisian Policewoman Who‘Slapped’ Bouazizi Says ‘I Was Scapegoated by Ben Ali,’” Ahram Online, December 16, 2014。另见Yasmine Ryan, “The Tragic Life of a Street Vendor: Al-Jazeera Travels to the Birthplace of Tunisia's Uprising and Speaks to Mohamed Bouazizi's Family,” AlJazeera.com, January 20, 2011；Kareem Fahim, “Slap to a Man's Pride Set Off Tumult in Tunisi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2011。

2. 菲达·哈姆迪在多次采访中就这一系列事件给出了自己的讲述，见Yehia, “Tunisian Policewoman Who ‘Slapped’ Bouazizi,”和Radhouane Addala and Richard Spencer, “I Started the Arab Spring. Now Death Is Everywhere, and Extremism Is Blooming,” Daily Telegraph, December 17, 2015。

3. Roger Owen, The Rise and Fall of Arab Presidents for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Joseph Sassoon, Anatomy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Arab Republ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4. Samir Kassir, Being Arab (London: Verso, 2006)， from the author's introduction.

5. 菲达·哈姆迪在以下采访中谈论自己佩戴头巾：“Interview with Fadia Hamdy ［sic］,” video posted by CorrespondentsDotOrg on YouTube, July 11, 20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eRkT5A8rQ。

6. George Will, “Take Time to Understand Mideast Asia,”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9, 2001.

7. Eugene Rogan,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2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第一章　从开罗到伊斯坦布尔

1. 先知穆罕默德离世引发了伊斯兰教最早的分裂之一，因为他的追随者们在如何选择他的继承人（即哈里发）来领导穆斯林社团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一派穆斯林主张继承者须来自先知家族，并支持阿里·本·艾布·塔利卜为继承者，他是先知的堂弟和女婿，是他的近亲。这个派别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阿里党人”，“什叶”一词即源于此。然而，大多数穆斯林认为，哈里发应该是最虔诚的穆斯林，最有能力去维护“逊奈”（sunna），即先知穆罕默德的做法和信仰，这派人后来被称为逊尼派。在伊斯兰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逊尼派一直是信仰者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特别是在阿拉伯和土耳其世界，而什叶派伊斯兰教各支则扎根在阿拉伯半岛南部、波斯和南亚。

2. 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本·伊耶斯（约1448—1524）的编年史《世事奇葩》（Bada'iʻ al-zuhur fi waqa'iʻ al-duhur）1893—1894年首次在开罗出版。关于奥斯曼征服叙利亚和埃及部分的英语节译本为W. H. Salmon, A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of Egypt in the Year A.H. 922 (A.D. 1516)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1)。全译本为Gaston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Chronique d'Ibn Iyâs, vol. 2 (Paris: S.E.V.P.E.N., 1960).此处的叙述参见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p.41-46；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65-67。

3. 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p.92-95;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117-120.

4. 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p.111-113;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137-139.

5. 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p.114-117;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140-143.

6.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171-172.

7. Ibid., p.187.

8. 正统哈里发是先知穆罕默德的最初四位继承者,即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他们在7世纪统治着早期的伊斯兰社团。他们之后是伍麦叶王朝（公元661—750年），定都大马士革。

9.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eds., ʻ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94), p.33.

10. 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p.46-49;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p.69-72.

11. 沙姆斯丁·穆罕默德·本·阿里·本·突伦（约1485—1546）的编年史《大马士革土耳其省长的背景资料》的校订本与译本为Henri Laoust, Les Gouverneurs de Damas sous les Mamlouks et les premiers Ottomans (658—1156/1260—1744) (Damascus: Institut Français de Damas, 1952)。

12. Bruce Masters, The Origins of Western Economic Domi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Mercantilism and the Islamic Economy in Aleppo, 1600—175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

13. Laoust, Les Gouverneurs de Damas, p.151.

14. Salmon, Account of the Ottoman Conquest, p.49; Wiet, Journal d'un bourgeois du Caire, p.72.

15. Laoust, Les Gouverneurs de Damas, pp.154-157.

16. 源自伊本·朱玛（逝于1744年后）的编年史，参见Laoust, Les Gouverneurs de Damas, p.172。

17. 伊本·朱玛和伊本·突伦的叙述几乎相同，前者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后者的叙述，参见Laoust, Les Gouverneurs de Damas, pp.154-159, 171-174。

18. Amnon Cohen and Bernard Lewis, Population and Revenue in the Towns of Palestin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3-18.

19. Muhammad Adnan Bakhit, The Ottoman Province of Damascu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rut: Librairie du Liban, 1982), pp.91-118.

20. I. Metin Kunt, The Sultan's Serva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ttom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1550—16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32-33.

21. Philipp and Perlman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p.33.

22. Michael Winter, Egyptian Society Under Ottoman Rule, 1517—1798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16-17.

23. Bakhit, Ottoman Province of Damascus, pp.105-106.

24. 赛义德·穆拉德所著《海伊尔丁帕夏征服记》（Ghazawat-i Khayr al-Din Pasha）为16世纪抄本，其法语节译本为Sander Rang and Ferdinand Denis, Fondation de la régence d'Alger: Histoire de Barberousse (Paris: J. Angé, 1837)。此处的叙述参见vol. 1, p.306。

25. John B. Wolf, The Barbary Coast: Algeria Under the Turks (New York: W. W. Norton, 1979), p.20.

26. Cited in ibid., p.27.

27. Ahmad b. Muhammad al-Khalidi al-Safadi, Kitab tarikh al-Amir Fakhr al-Din al-Maʻni ［The book of history of the Amir Fakhr al-Din al-Maʻni］,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Asad Rustum and Fuad al-Bustani under the title Lubnan fi ʻahd al-Amir Fakhr al-Din al-Maʻni al-Thani ［Lebanon in the age of Amir Fakhr al-Din II al-Maʻni］ (Beirut: Editions St. Paul, 1936, reprinted 1985).

28. Abdul-Rahim Abu-Husayn, Provincial Leaderships in Syria, 1575—1650 (Beirut: American University in Beirut Press, 1985) pp.81-87.

29. Al-Khalidi al-Safadi, Amir Fakhr al-Din, pp.17-19.

30. Ibid., pp.214-215.

31. Ibid., pp.150-154.

32. Daniel Crecelius and ʻAbd al-Wahhab Bakr, trans., Al-Damurdashi's Chronicle of Egypt, 1688—1755 (Leiden: E. J. Brill, 1991), p.286.

33. Ibid., p.291.

34. Ibid., p.296.

35. Ibid., pp.310-312.

36. Winter, Egyptian Society Under Ottoman Rule, p.24.

第二章　阿拉伯人挑战奥斯曼统治

1. Ahmad al-Budayri al-Hallaq, Hawadith Dimashq al-Yawmiyya ［Daily events of Damascus］ 1741—1762 (Cairo: Egyptian Association for Historical Studies, 1959), p.184; and George M. Haddad, “The Interests of an Eighteenth Century Chronicler of Damascus,” Der Islam 38 (June 1963): 258-271.

2. Budayri, Hawadith Dimashq, p.202.

3. Ibid., p.129.

4. Ibid., p.219.

5. Ibid., p.57.

6. Ibid., p.112.

7. 转引自Albert Hourani, “The Fertile Crescen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Vision of History (Beirut: Khayats, 1961), p.42。

8.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eds., ʻ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94), p.6.

9. 关于黎巴嫩山的谢哈卜家族，参见Kamal Salibi, The Modern History of Leban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65)。关于摩苏尔的加利利家族，参见Dina Rizk Khoury, State and Provincial Socie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Mosul, 1540—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 Methuen, 1981), p.7.

11. Budayri, Hawadith Dimashq, pp.27-29.

12. Ibid., pp.42-45.

13. Amnon Cohen, Palestin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erusalem: Magnes Press, 1973), p.15.

14. Thomas Philipp, Acre: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alestinian City, 1730—183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6.

15. Philipp and Perlmann,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p.636. 关于伟大的阿里贝伊，参见Daniel Crecelius, The Roots of Modern Egypt: A Study of the Regimes of ʻÀli Bey al-Kabir and Muhammad Bey Abu al-Dhahab, 1760—1775 (Minneapolis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1)。

16. Philipp and Perlmann,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p.639.

17. Ibid., p.638.

18. Ibid., p.639.

19. 这段叙述来自黎巴嫩山的埃米尔哈伊达尔·艾哈迈德·谢哈卜（1761—1835）的编年史《当世英华录》（Al-Ghurar al-Hisan fi akhbar abna' al-zaman）。谢哈卜的编年史由Asad Rustum 和Fuad al-Bustani校订出版，题为《谢哈卜埃米尔时代的黎巴嫩》（Lubnan fi ʻahd al-umara' al-Shihabiyin）， vol. 1 (Beirut: Editions St. Paul, 1984), p.79。

20. Shihab, Lubnan fi ʻahd al-umara' al-Shihabiyin, vol. 1, pp.86-87.

21. Philipp and Perlmann,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1, p.639.

22. Philipp, citing Ahmad al-Shihab's Tarikh Ahmad Pasha al-Jazzar, in Acre, p.45.

23. 这段关于扎希尔·欧麦尔之死的戏剧性叙述出自米哈伊勒·萨巴厄（约1784—1816）的编年史《谢赫扎希尔·欧麦尔·齐达尼史》（Tarikh al-Shaykh Zahir al-ʻUmar al-Zaydani）(Harisa, Lebanon: Editions St. Paul, 1935), pp. 148-158。

24. 引自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London: Saqi, 2000), p. 98。

25. Philipp and Perlmann, 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4, p. 23.

26. Mikhayil Mishaqa, Murder, Mayhem, Pillage, and Plunder: The History of Lebano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Albany: SUNY Press, 1988), p. 62.

第三章　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帝国

1.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eds., ʻ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94), p.2.

2. Ibid., p.13.

3. Ibid., p.8.

4. Ibid., p.51.

5. M. de Bourienne, Mèmoires sur Napolèon, 2 vols. (Paris, 1831), cited in ibid., p.57, n. 63.

6.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eds., ʻ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3, pp.56-57.

7. Afaf Lutfi al-Sayyid Marsot,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7. See also Darrell Dykstra, “The French Occupation of Egypt,” in M. W. Daly,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13-138.

8.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eds., ʻ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3, pp.505-506.

9. Ibid., vol. 4, pp.179-180.

10. Marsot,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 p.72.

11. Ibid., p.201. 一袋钱相当于500比索，19世纪20年代的兑换比率约为1美元=12.6比索。

12. 对处决瓦哈比运动领导者的叙述来自俄国大使给奥斯曼帝国的报告,转引自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London: Saqi, 2000), p.155。

13. Khaled Fahmy, All the Pasha's Men: Mehmed Ali, His Arm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92.

14. Mustafa Rashid Celebi Efendi, cited in ibid., p.81.

15. Letter from Muhammad ʻAli to his agent Najib Efendi dated October 6, 1827, translated by Fahmy in All the Pasha's Men, pp.59-60.

16. 米哈伊勒·米舍卡写于1873年的编年史《答挚爱者建议书》（al-Jawab ʻala iqtirah al-ahbab）由Wheeler Thackston翻译出版：Murder, Mayhem, Pillage, and Plunder: The History of the Lebano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Albany: SUNY Press, 1988), pp.165-169。

17. Ibid., pp.172-174.

18. Ibid., pp.178-187.

19. Palmerston's letter of July 20, 1838, cited in Marsot,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 p.238.

20. Mishaqa, Murder, Mayham, Pillage, and Plunder, p.216.

21. London 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Levant, 15-17 September 1840, reproduced in 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71-275.

第四章　改革的危险

1. 对塔赫塔维作品《披沙拣金记巴黎》（Takhlis al-Ibriz fi Talkhis Bariz）的完整英译和研究，见Daniel L. Newman, An Imam in Paris: Al-Tahtawi's Visit to France (1826—1831) (London: Saqi, 2004)。

2. Ibid., pp.99, 249.

3. Ibid., pp.105, 161.

4. 对这部宪法的分析转载于ibid., pp.194-213。

5. 塔赫塔维对1830年七月革命的分析可参见ibid., pp.303-330。

6. 1839年改革法令的译本转载于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69-271。

7. 1856年改革法令的文本转载于ibid., pp.315-318.

8. 大马士革的奥斯曼法官穆罕默德·萨义德·乌斯图沃奈的日记由Asʻad al-Ustuwana编辑出版，Mashahid wa ahdath dimishqiyya fi muntasif al-qarn al-tasiʻ ʻashar (1840—1861)(Damascus: Dar al-Jumhuriyya, 1993), p.162。

9. Jonathan Frankel, The Damascus Affair: “Ritual Murder,” Politics, and the Jews in 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 Bruce Masters, “The 1850 Events in Aleppo: An Aftershock of Syria'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Capitalist World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22 (1990): 3-20.

11. Leila Fawaz, An Occasion for War: Civil Conflict in Lebanon and Damascus in 1860 (London: I. B. Tauris, 1994); and Ussama Makdisi, The Culture of Sectarianism: Community, History, and Viol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Ottoman Leban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2. 大马士革穆斯林要人艾布·沙特·哈希卜的回忆录引自 Kamal Salibi, “The 1860 Upheaval in Damascus as Seen by al-Sayyid Muhammad Abu'l-Suʻud al-Hasibi, Notable and Later Naqib al-Ashraf of the City,” in William Polk and Richard Chambers, eds., Beginning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190。

13. Wheeler Thackston Jr. 翻译了米哈伊勒·米舍卡写于1873年的历史，译本题为Murder, Mayhem, Pillage, and Plunder: The History of the Lebano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Albany: SUNY Press, 1988), p.244。

14. 米舍卡1860年9月27日向美国驻贝鲁特领事提交的阿拉伯语报告，存于美国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国家档案馆。

15. Y. Hakan Erdem, Slavery i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Demise, 1800—1909 (Basingstoke, UK: 1996).

16. Roger Owe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 Methuen, 1981), p.123.

17. David Landes, Bankers and Pashas: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in Egyp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91-92.

18. Owen,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pp.126-127.

19. Janet Abu Lughod, Cairo: 1001 Years of the City Victoriou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98-113.

20. 海伊尔丁的自传《致我的孩子》（À mes enfants）由M. S. Mzali和J. Pignon编辑出版：“Documents sur Kheredine,” Revue Tunisienne (1934): 177-225, 347-396，本段引文见p.183。

21. 海伊尔丁的政治著作《万国实闻录》（Aqwam al-masalik li maʻrifat ahwal al-mamalik）的编译本为Leon Carl Brown, The Surest Path: The Political Treatise of a Nineteenth-Century Muslim States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22. Ibid., pp.77-78.

23. Jean Ganiage, Les Origines du Protectorat francaise en Tunisie (1861—1881)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9); L. Carl Brown, The Tunisia of Ahmad Bey (1837—185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and Lisa Anderson, The Stat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unisia and Libya, 1830—198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24. 转引自Brown, The Surest Path, p.134。

25. Mzali and Pignon, “Documents sur Kheredine,” pp.186-187.

26. P. J. Vatikiotis, The History of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Sadat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27. Niyazi Berkes, The Emergence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London: Routledge, 1998), p.207.

28. Ahmet Cevdet Pasha in Charles Issaw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urkey, 1800—19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349-351; and Roderic Davison,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56—187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12.

29. Mzali and Pignon, “Documents sur Kheredine,” pp.189-190.

30. Owen,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pp.100-121.

31. Ibid., pp.122-152.

第五章　第一波殖民主义：北非

1. 两份报告的文本转载于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27-231。

2. Rifaʻa Rafiʻal-Tahtawi, An Imam in Paris (London: Saqi, 2004), pp.326-327.

3. Alexandre Bellemare, Abd-el-Kader: Sa Vi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Paris: Hachette, 1863), p.120.

4. 两份条约的原始文本与英语译文转载于Raphael Danziger, Abd al-Qadir and the Algerians: Resistance to the French and Internal Consolidation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77), pp.241-260。条约分配给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土地图见ibid., pp.95-96，157-158。

5. Reproduced in Bellemare, Abd-el-Kader, p.260.

6. Ibid., p.223.

7. A. de France, Abd-El-Kader's Prisoners; or Five Months' Captivity Among the Arabs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n.d.), pp.108-110.

8. Bellemare, Abd-el-Kader, pp.286-289. 阿卜杜·卡迪尔之子在Tuhfat al-za'ir fi tarikh al-Jaza'ir wa'l-Amir ʻAbd al-Qadir (Beirut: Dar al-Yaqiza al-ʻArabiyya, 1964), pp.428-431中描写了齐马拉陷落对士兵士气的影响。

9. Tangier Convention for the Restoration of Friendly Relations: France and Morocco, September 10, 1844, reproduced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pp.286-287.

10. Bellemare, Abd-el-Kader, p.242.

11. Stanford J. Shaw and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90-191. 注意法郎兑英镑比率为FF25 =￡1, 土耳其镑兑英镑比率为￡T1 =￡0.909。

12. 欧拉比的自传被收入Jurji Zaydan编写的人物志《19世纪东方名人传》（Tarajim Mashahir al-Sharq fi'l-qarn al-tasiʻ ʻashar）， vol. 1 (Cairo: Dar al-Hilal, 1910), (hereafter Urabi memoirs)。

13. Ibid., p.261.

14. 1903年，欧拉比向威尔弗里德·斯科恩·布伦特讲述了这些事件，后者将之收入Secre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Egyp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reprint of 1922 ed.), p.369。

15. Urabi memoirs, p.269.

16. Ibid., p.270.

17. Ibid., p.272.

18. 布伦特请穆罕默德·阿布笃评论欧拉比对这些事件的叙述，见Blunt, Secret History, p.376。

19. Urabi memoirs, p.274.

20. Blunt, Secret History, p.372.

21. A. M. Broadley, How We Defended Arabi and His Friend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84), p.232.

22. Ibid., pp.375-376.

23. Blunt, Secret History, p.299.

24. Mudhakkirat ʻUrabi ［Memoirs of Urabi］, vol. 1 (Cairo: Dar al-Hilal, 1954), pp.7-8.

25. 关于“争夺非洲”和法绍达事件，参见Ronald Robinson and John Gallagher,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2nd ed. (Houndmills, UK: Macmillan, 1981)。

26.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1, p.477.

27. Ibid., pp.508-510.

28. Ahmad Amin, My Life, translated by Issa Boullata (Leiden: E. J. Brill, 1978), p.59.

29. 转引自Ami Ayalon, The Press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A History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5。

30. 转引自ibid., p.30。

31. 转引自ibid., p.31。

32. Martin Hartmann, The Arabic Press of Egypt (London, Luzac, 1899), pp.52-85, cited in Roger Owen, Lord Cromer: Victorian Imperialist, Edwardian Proconsu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51.

33. Albert Hourani, Arabic Thought in the Liberal Age, 1798—1939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113.

34. Ahmad Amin, My Life, pp.48-49.

35. Thomas Philipp and Moshe Perlmann, trans. and eds., ʻAbd al-Rahman al-Jabarti's History of Egypt, vol. 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94), pp.252-253.

36. Daniel L. Newman, An Imam in Paris: Al-Tahtawi's Visit to France (1826—1831) (London: Saqi, 2004), p.177.

37. Ahmad Amin, My Life, p.19.

38. Judith Tucker, Wome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gy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9.

39. Qasim Amin,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trans. Samiha Sidhom Peterson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at Cairo Press, 1992), p.12.

40. Ibid., p.15.

41. Ibid., p.72.

42. Ibid., p.75.

43. Ahmad Amin, My Life, p.90.

44. Ibid., p.60.

45. Ibid., pp.60-61.此处英译者使用了“upset”（苦恼）一词，但原阿拉伯语用词意为“悲伤”，语义更强。

第六章　分而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解决方案

1. “De Bunsen Committee Report,” in J. C. Hurewitz, e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2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26-46.

2. 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转引自ibid., pp.46-56。

3. 引自卡拉克居民奥代·古苏斯未出版的回忆录，转引自Eugene Rogan, 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Transjordan, 1851—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32-233。

4. 《赛克斯-皮科协定》转引自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60-64。

5. 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The Story of the Arab National Movement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38), p.248.

6.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巴塞尔纲领》转引自Paul R. Mendes-Flohr and Jehuda Reinharz,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29。

7. 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London: Abacus, 2001)， p.44.

8. 《贝尔福宣言》转引自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101-106。

9. 哲马勒帕夏的评论载于《东方报》（al-Sharq），转引自Antonius, Arab Awakening, pp.255-256。

10. 1918年11月7日英、法两国发布的声明转引自ibid., pp.435-436;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112。

11. 费萨尔与魏茨曼的协议转引自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 eds., The Israel-Arab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New York: Penguin, 1985), pp.19-20。

12. 费萨尔的备忘录转引自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130-132。

13. Harry N. Howard,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 (Beirut: Khayyat, 1963), p.35.

14. 《金-克瑞恩报告》首次刊载于Editor ＆ Publisher 55, 27, 2nd section, December 2, 1922。他们所提建议的节略版转引自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191-199。

15. Abu Khaldun Satiʻal-Husri, The day of Maysalun: A Page from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Arabs (Washington, DC: Middle East Institute, 1966), pp.107-108.

16. 转载于阿拉伯语版的Sati' al-Husri, Yawm Maysalun (Beirut: Maktabat al-Kishaf, 1947), plate 25。关于标语口号的政治功用，见James L. Gelvin, Divided Loyalties: Nationalism and Mass Politics in Syria at the Close of Empire (Los Angeles 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7. Al-Husri, Day of Maysalun, p.130，为巴黎美国代表团撰写的《金-克瑞恩报告》的秘密附录证实了这一点。

18. Yusif al-Hakim, Suriyya wa'l-ʻahd al-Faysali ［Syria and the Faysali era］ (Beirut: Dar An-Nahar, 1986), p.102.

19. “Resolution of the General Syrian Congress at Damascus,” reproduced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180-182.

20. “King-Crane Recommendations,” in ibid., p.195.

21. Al-Husri, Day of Maysalun, p.79.

22. Elie Kedourie, “Saʻad Zaghlul and the British,” St. Antony's Papers 11, 2 (1961): 148-149.

23. 麦克弗森关于1919年革命的信件转引自Barry Carman and John McPherson, eds., The Man Who Loved Egypt: Bimbashi McPherson (London: Ariel Books, 1985), pp.204-221。

24. Huda Shaarawi, Harem Years: The Memoirs of an Egyptian Feminist, trans. and ed. Margot Badran (New York: The Feminist Press, 1986), p.34.

25. Ibid., pp.39-40.

26. Ibid., p.55.

27. Ibid., pp.92-94.

28. Al-Istiqlal, October 6, 1920, reproduced in Abd al-Razzaq al-Hasani, al-ʻIraq fi dawray al-ihtilal wa'l intidab ［Iraq in the occupation and mandate eras］ (Sidon: al-ʻIrfan, 1935), pp.117-118.

29. Charles Tripp, A History of Iraq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6-45.

30. Published by Shaykh Muhammad Baqr al-Shabibi in Najaf, July 30, 1920. Reproduced in al-Hasani, al-ʻIraq, pp.167-168.

31. Ghassan R. Atiyya, Iraq, 1908—1921: A Political Study (Beirut: Arab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Publishing, 1973).

32. Muhammad Abd al-Husayn, writing in the Najaf newspaper al-Istiqlal, October 6, 1920, reproduced in al-Hasani, al-ʻIraq, pp.117-118.

33. Aylmer L. Haldane, The Insurrection in Mesopotamia, 1920 (Edinburgh and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922), p.331.

第七章　大英帝国在中东

1. Charles E. Davies, The Blood-Red Arab Flag: An Investigation into Qasimi Piracy, 1797—1820 (Exeter: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5-8, 190. See also Sultan Muhammad al-Qasimi, The Myth of Arab Piracy in the Gulf (London: Croom Helm, 1986).

2. 英国与巴林谢赫的协议签订于1880年12月22日，见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Affairs, vol. 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432。

3. 引自巴林与英国在1892年3月13日签订的排他性协议，见ibid., p.466。

4.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ary Debates, Commons, 5th ser., vol. 55, cols. 1465—1466, cited in ibid., p.570.

5. De Bunsen Report of June 30, 1915, reprinted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28-29.

6. Middle East Centre Archives,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hereafter MECA), Philby Papers 15/5/241, letter from Sharif Husayn to Ibn Saud dated February 8, 1918.

7. MECA, Philby Papers 15/5/261, letter from Sharif Husayn to Ibn Saud dated May 7, 1918.

8.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Memoir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p.181.

9. 沙特军队在第二次胡尔迈战役（1918年6月23日至7月9日）中截获的文件显示，哈希姆军队有步兵1689人、骑兵和其他部队约900人，共2636人。MECA, Philby Papers 15/5/264.

10. MECA, Philby Papers 15/2/9 and 15/2/30, two copies of Ibn Saud's letter to Sharif Husayn dated August 14, 1918.

11. MECA, Philby Papers 15/2/276, letter from Sharif Husayn to Shakir bin Zayd dated August 29, 1918.

12. King Abdullah, Memoirs, p.181.

13. Ibid., p.183; Mary Wilson, King Abdullah,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7.

14. King Abdullah, Memoirs, p.183.

15. 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London: Saqi, 2000), p.249.

16. 转引自Timothy J. Paris, Britain, the Hashemites, and Arab Rule, 1920—1925 (London: Frank Cass, 2003), p.1。

17. 转引自Wilson, King Abdullah,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p.53。

18. 南部城镇卡拉克基督徒奥代·古苏斯（1877—1943）的回忆录从未出版。这里引用的所有段落都来自回忆录阿拉伯语打字稿中关于外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第九章。

19. 奥代·古苏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转载了1923年11月1日的起诉书，见第63页。1924年1月9日，他在吉达收到该起诉书的副本。

20. Uriel Dan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ransjordan, 1920—1949: The Making of a Stat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4), pp.81-92.

21. 1921年7月8日信件。格特鲁德·贝尔的信件可通过纽卡斯尔大学的格特鲁德·贝尔项目网上阅览，见http://www.gerty.ncl.ac.uk/。

22. Sulayman Faydi, Mudhakkirat ［Memoirs of］ Sulayman Faydi (London: Saqi, 1998), pp.302-303.

23. Gertrude Bell, letter of August 28, 1921.

24. Muhammad Mahdi Kubba, Mudhakkirati fi samim al-ahdath, 1918—1958 ［My memoirs at the center of events, 1918—1958］ (Beirut: Dar al-Taliʻa, 1965), pp.22-25.

25. 1922年协议的文本转载于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310-312。

26. Kubba, Mudhakkirati, pp.26-27.

27. 费萨尔的绝密备忘录转引自Hanna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25-26。

28. 扎格卢勒的评论转引自“Bitter Harvest,” Al-Ahram Weekly Online, October 12-18, 2000, http://weekly.ahram.org.eg/。

29. Ismail Sidqi, Mudhakkirati ［My memoirs］ (Cairo: Madbuli, 1996), p.85.

30. Ibid., p.87. 伤亡人数来自一部持同情立场的西德基传记，Malak Badrawi, Ismaʻil Sidqi, 1875—1950: Pragmatism and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Egypt (Richmond, UK: Curzon, 1996), p.61。

31. Sidqi, Mudhakkirati, p.97.

32. 奥斯曼时期的人口数据很不可靠。巴以冲突中人口统计的政治化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不可靠程度。最可靠的资料是Justin McCarthy, The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这些数字见table 1.4D, p.10。

33. Ibid., p.224.

34. Neville J. Mandel, The Arabs and Zionism Before World War I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Hasan Kayali, Arabs and Young Turks: Ottomanism, Arabism, and Islamis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18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103-106.

35. 移民人数见McCarthy,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p.224。伤亡人数见Charles 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4th ed.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01), pp.113, 130。

36. 丘吉尔的备忘录转载于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301-305。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37. Matiel E. T. Mogannam, The Arab Woman and the Palestine Problem (London: Herbert Joseph, 1937), pp.70-73.

38. Ibid., p.99.

39. McCarthy,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pp.34-35.

40. Akram Zuaytir, Yawmiyat Akram Zuʻaytir: al-haraka al-wataniyya al-filastiniyya, 1935—1939 ［The diaries of Akram Zuaytir: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35—1939］ (Beirut: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1980), pp.27-30.

41. Ibid., p.29.

42. Ibid., pp.32-33.

43. 转引自Wilson, King Abdullah,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p.119。

44. 艾布·萨勒曼的诗转载于巴勒斯坦小说家Ghassan Kanafani， “Palestine, the 1936—1939 Revolt” (London: 1982)。

45. 本-古里安的日记转引自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London: Abacus, 2001), pp.403-404。

46. 对英国为打击阿拉伯起义而采取的这些和其他镇压措施的详细描述见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pp.415-443。另见Matthew Hughes, “The Banality of Brutality: British Armed Forces and the Repression of the Arab Revolt in Palestine, 1936—39,”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24 (2009)：313-354。

47. Harrie Arrigonie, British Colonialism: 30 Years Serving Democracy or Hypocrisy (Devon: Edward Gaskell, 1998)。本书描述了这些发生在他抵达白萨前一周的事件。Arrigonie也转载了被毁公共汽车和村民尸体的照片。阿拉伯人对这场屠杀的叙述来自Eid Haddad，他的父亲在15岁时目睹了这起暴行，但他将这次事件的发生日期定为1939年6月，见“Painful memories from Al Bassa,” http://www.palestineremembered.com。Ted Swedenburg从库威凯特村收集到了相似的叙述，见Memories of Revolt: The 1936—1939 Rebellion and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Past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2003), pp.107-108。

48. 1939年白皮书转载于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vol. 2, pp.531-538。

第八章　法兰西帝国在中东

1. Meir Zami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Lebanon (London: Croom Helm, 1985), p.15.

2. 与阿蒙同行的还有另一个马龙派教徒、一个逊尼派穆斯林、一个希腊东正教基督徒和一个德鲁兹人。Lyne Lohéac, Daoud Ammoun et la Création de l'État libanais (Paris: Klincksieck, 1978), p.73.

3. 阿蒙的陈述载于颇有影响力的《巴黎日报》（Le Temps）, January 29, 1919，转载于George Samné, La Syrie (Paris: Editions Bossard, 1920), pp.231-232。

4. Ghanim's introduction in Samné, La Syrie, pp.xviii-xix.

5. Muhammad Jamil Bayhum, Al-ʻAhd al-Mukhdaram fi Suriya wa Lubnan, 1918—1922 ［The era of transition in Syria and Lebanon］ (Beirut: Dar al-Tali'a, n.d. ［1968］), p.109.

6. Ibid., p.110.

7. Lohéac, Daoud Ammoun, pp.84-85.

8. Bishara Khalil al-Khoury, Haqa'iq Lubnaniyya ［Lebanese realities］, vol. 1 (Harisa, Lebanon: Basil Brothers, 1960), p.106.

9. Lohéac, Daoud Ammoun, pp.91-92.

10. Alphonse Zenié, quoted in ibid., p.96.

11. Yusif Sawda, resident in Alexandria, cited in ibid., p.139.

12. Bayhum, al-ʻAhd al-Mukhdaram, pp.136-140.

13. Si Madani El Glaoui, cited in C. R.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A History (London: Hurst, 2000), p.176.

14.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p.190.

15. 被法国人逮捕后，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卡里姆（阿卜杜·克里姆）在拉希德·里达主编的期刊《光塔》（al-Manar）上发表了他的政见，见al-Manar 27, 1344—1345 (1926—1927)：630-634。英译本见C. R. Pennell, A Country with a Government and a Flag: The Rif War in Morocco, 1921—1926 (Wisbech: MENAS Press, 1986), pp.256-259。

16. 转引自Pennell, A Country with a Government，源自阿卜杜·克里姆失败后法国人对部落民的采访，p.186。

17. Ibid., pp.189-190.

18. Ibid., pp.256-259.

19. Fawzi al-Qawuqji, Mudhakkirat ［Memoirs of］ Fawzi al-Qawuqji, vol. 1, 1914—1932 (Beirut: Dar al-Quds, 1975), p.81.

20. Edmund Burke III, “A Comparative View of French Native Policy in Morocco and Syria, 1912—1925,” Middle Eastern Studies 9 (1973): 175-186.

21. Philip S. 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The Politics of Arab Nationalism, 1920—194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02-108.

22. Burke, “Comparative View,” pp.179-180.

23. Abd al-Rahman Shahbandar, Mudhakkirat ［Memoirs］ (Beirut: Dar al-Irshad, 1967), p.154.

24. Al-Qawuqji, Mudhakkirat, p.84.

25. Al-Qawuqji, Mudhakkirat, pp.156-157.

26. Al-Qawuqji, Mudhakkirat, pp.86-87.

27. Ibid., p.89; Michael Provence, The Great Syrian Revolt and the Rise of Arab Nationalis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5), pp.95-100.

28. Siham Tergeman, Daughter of Damascu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p.97.

29. Shahbandar, Mudhakkirat, pp.186-189.

30. Al-Qawuqji, Mudhakkirat, pp.109-112.

31. 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2nd ed.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2005), p.69.

32. Gustave Mercier, Le Centenaire de l'Algérie, vol. 1 (Algiers: P＆G Soubiron, 1931), pp.278-281.

33. Ibid., vol. 1, pp.296-300.

34. Ibid., vol. 2, pp.298-304.

35. Ferhat Abbas, Le jeune Algérien: De la colonie vers la province ［The young Algerian: From the colony toward the province］ (Paris: Editions de la Jeune Parque, 1931), p.8.

36. 根据Ruedy书中第111页的数据，有20.6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被征召入伍，其中2.6万人战死，7.2万人受伤。Abbas称有25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被征召入伍，其中8万人死亡；p.16。

37. Abbas, Le jeune Algérien, p.24.

38. Ibid., p.119.

39. Ibid., pp.91-93.

40. Claude Collot and Jean-Robert Henry, Le Mouvement national algérien: Textes 1912—1954 ［The Algerian national movement: Texts 1912—1954］ (Paris: L'Harmattan, 1978), pp.66-67.

41. Ibid., pp.68-69.

42. Ibid., pp.38-39. 关于麦萨利，见Benjamin Stora, Messali Hadj (1898—1974): pionnier du nationalism algérien ［Messali Hadj (1898—1974): Pioneer of Algerian nationalism］ (Paris: L'Harmattan, 1986)。

43. 法案的全译本见J. C.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Affairs, vol. 2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504-508。

44. Al-Khoury, Syria and the French Mandate, p.592.

45. Bishara al-Khoury, Haqa'iq Lubnaniyya ［Lebanese realities］, vol. 2 (Beirut: Awraq Lubnaniyya, 1960), pp.15-16.

46. Ibid., pp.33-52.

47. Khalid al-Azm, Mudhakkirat ［Memoirs of］ Khalid al-ʻAzm, vol. 1 (Beirut: Dar al-Muttahida, 1972), pp.294-299.

48. Tergeman, Daughter of Damascus, pp.97-98.

第九章　巴勒斯坦灾难及其后果

1. Communiqué of the Jewish Underground Resistance in Palestine, cited in Menachem Begin, The Revolt (London: W. H. Allen, 1951), pp.42-43.

2. 斯特恩的话转载于Joseph Heller, The Stern Gang: Ideology, Politics and Terror, 1940—1949 (London: Frank Cass, 1995), pp.85-87。

3. Begin, The Revolt, p.215.

4. Ibid., pp.212-230.

5. Manchester Guardian, August 1, 1947, p.5, cited in Paul Bagon, “The Impact of the Jewish Underground upon Anglo Jewry: 1945—1947” (M.Phil. thesis, Oxford, 2003), pp.118-119.

6. Jewish Chronicle, August 8, 1947, p.1, cited in Bagon, “Impact of the Jewish Underground,” p.122.

7. 转引自William Roger Louis,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1945—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485。

8. Charles D. Smith, Palestine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4th ed. (Boston and New York: Bedford/St. Martin's, 2001) pp.190-192.

9. 转载于T. G. Fraser, The Middle East, 1914—1979 (London: E. Arnold, 1980), pp.49-51。

10. Al-Ahram, February 2, 1948.

11. 卡西姆·利马维陪同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前往大马士革，向研究1948年巴勒斯坦大灾难的历史学家阿里夫·阿里夫讲述了他的经历，见al-Arif, al-Nakba: Nakbat Bayt al-Maqdis wa'l-Firdaws al-Mafqud ［The catastrophe: The catastrophe of Jerusalem and the lost paradise］, vol. 1 (Sidon and Beirut: al-Maktaba al-ʻAsriyya, 1951), pp.159-161。

12. Ibid., p.161. 阿里夫在脚注中提醒读者，另一些英国士兵加入了哈加纳的部队。

13. Ibid., p.168.

14. Ibid., pp.171-170.

15. 工厂主之子艾哈迈德·阿伊什·赫里勒和当时17岁的小农家之女阿伊莎·吉马·宰伊丹的证词，转载于Staughton Lynd, Sam Bahour, and Alice Lynd, eds., Homeland: Oral Histories of Palestine and Palestinians (New York: Olive Branch Press, 1994), pp.24-26。

16. Arif, al-Nakba, p.173。

17. Ibid., pp.173-174.

18. Ibid., pp.174-175.

19. Benny Morris, The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194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0.

20. Rashid al-Hajj Ibrahim, al-Difaʻʻan Hayfa wa qadiyyat filastin ［The defense of Haifa and the Palestine problem］ (Beirut: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2005), p.44.

21. Ibid., p.104.

22. Ibid., pp.109-112.

23. 来自Khalil al-Sakakini，转引自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London: Abacus, 2000), p.508。

24. Morris, Birth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Problem, p.141.

25. Avi Shlaim, The Politics of Partitio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s, and Palestine, 1921—19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 John Bagot Glubb, A Soldier with the Arab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p.66.

27. 转引自Fawaz Gerges, “Egypt and the 1948 War,” in Eugene Rogan and Avi Shlaim, eds., The War for Palestine: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19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59。

28. Avi Shlaim, “Israel and the Arab Coalition in 1948,” in ibid., p.81. 只有埃及军队在战争过程中大幅度增加了兵力，从最初的1万人增加到战争结束时的峰值4.5万人。Gerges, “Egypt and the 1948 War,” p.166.

29. Gamal Abdel Nass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Revolution (Buffalo, NY: Economica Books, 1959), pp.28-29.

30. Constantine K. Zurayk, The Meaning of the Disaster, trans. R. Bayly Winder (Beirut: Khayat, 1956).

31. Musa Alami, “The Lesson of Palestine,” Middle East Journal 3 (October 1949): 373-405.

32. Zurayk, Meaning of the Disaster, p.2.

33. Ibid., p.24.

34. Alami, “Lesson of Palestine,” p.390.

35. Richard P. Mitchell,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6.

36. ʻAdil Arslan, Mudhakkirat al-Amir ʻAdil Arslan ［The memoirs of Amir ʻAdil Arslan］, vol. 2 (Beirut: Dar al-Taqaddumiya, 1983), p.806.

37. Avi Shlaim, “Husni Zaʻim and the Plan to Resettle Palestinian Refugees in Syria,”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5 (Summer 1986): 68-80.

38. Arslan, Mudhakkirat, p.846.

39. Mary Wilson, King Abdullah, Britai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09-213.

第十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

1. Nawal El Saadawi, A Daughter of Isis: The Autobiography of Nawal El Saadawi (London: Zed Books, 2000), pp.260-261.

2. Nawal El Saadawi, Walking Through Fire: A Life of Nawal El Saadawi (London: Zed Books, 2002), p.33.

3. Anouar Abdel-Malek, Egypt: Military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36.

4. Mohammed Naguib, Egypt's Destiny (London: Gollancz, 1955), p.101.

5. Anwar el-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London: Collins, 1978), pp.100-101.

6. Khaled Mohi El Din, Memories of a Revolution: Egypt 1952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5), pp.41-52.

7. Ibid., p.81.

8. Naguib, Egypt's Destiny, p.110.

9. Ibid., pp.112-113.

10. 萨达特在《寻找身份认同》（In Search of Identity）一书第107页表示，政变爆发时他正在电影院；穆希丁在《革命回忆录》（Memories of a Revolution）中记录了那场争吵和相关警察记录。

11. Mohi El Din, Memories of a Revolution, pp.103-104.

12. El Saadawi, Walking Through Fire, p.51.

13. 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p.121.

14. Naguib, Egypt's Destiny, pp.139-140.

15. Ibid., p.148.

16. Alan Richards, Egypt'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800—1980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 p.178.

17. El Saadawi, Walking Through Fire, pp.53-54.

18. Charles Issawi,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table A.3, p.231.

19. 该数据转引自Naguib, Egypt's Destiny, p.168。

20. Richard P. Mitchell,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49.

21. Joel Gordon, Nasser's Blessed Movement: Egypt's Free Officers and the July Revolu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79.

22. Mohamed Heikal, Nasser: The Cairo Documents (London: New English Library, 1972), p.51.

23.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p.112.

24. Hassan II, The Challenge (London, 1978), p.31, 转引自C. R. Pennell, Morocco Since 1830: A History (London: Hurst, 2000), p.263。

25. Leila Abouzeid, Year of the Elephant: A Moroccan Woman's Journey Toward Independen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9), pp.20-21. 艾布·宰德的首部阿拉伯语小说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

26. Ibid., pp.36-38. 在这部小说英语译本的序言中，艾布·宰德写道：“在整部作品中的主要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的。这些故事并不是我创造的，我只是简单地按事实真相讲述了他们，而摩洛哥充满了尚未被讲述的故事。”

27. Ibid., pp.49-50.

28. 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2005), p.163.

29. Heikal, The Cairo Documents, pp.57-63.

30. Motti Golani, “The Historical Place of the Czech-Egyptian Arms Deal, Fall 1995,” Middle Eastern Studies 31 (1995): 803-827.

31. Heikal, The Cairo Documents, p.68.

32. Ibid., p.74.

33. Ezzet Adel, quoted by the BBC, “The Day Nasser Nationalized the Canal,” July 21, 2006, http://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5168698.stm.

34. Heikal, The Cairo Documents, pp.92-95.

35. 转引自Shlaim, The Iron Wall, p.166。

36. Heikal, The Cairo Documents, p.107.

37. 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政变密谋的细节，参见Wilbur Crane Eveland, Ropes of Sand: America's Failur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W. W. Norton, 1980)。

38. El Saadawi, Walking Through Fire, pp.89-99. 伤亡数字转引自Heikal, Cairo Documents, p.115。

39. Heikal, Cairo Documents, p.118.

40. Abdullah Sennawi, quoted by Laura James, “Whose Voice? Nasser, the Arabs, and ‘Sawt al-Arab’ Radio,” Transnational Broadcasting Studies 16 (2006), http://www.tbsjournal.com/James.html.

41. Youmna Asseily and Ahmad Asfahani, eds., A Face in the Crowd: The Secret Papers of Emir Farid Chehab, 1942—1972 (London: Stacey International, 2007), p.166.

42. Patrick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A Study of Post-War Arab Politics, 1945—1958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07.

43. Khalid al-Azm, Mudhakkirat ［Memoirs of］ Khalid al-Azm, vol. 3 (Beirut: Dar al-Muttahida, 1972), pp.125-126.

44. Ibid., pp.127-128.

45. Seale, The Struggle for Syria, p.323.

46. Avi Shlaim, Lion of Jordan: The Life of King Hussein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Allen Lane, 2007), pp.129-152; Lawrence Tal, Politics, the Militar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Jordan, 1955—1967 (Houndmills, UK: Macmillan, 2002), pp.43-53.

47. Eveland, Ropes of Sand, pp.250-253.

48. Yunis Bahri, Mudhakkirat al-rahala Yunis Bahri sijn Abu Ghurayb maʻ rijal al-ʻahd al-maliki baʻd majzara Qasr al-Rihab ʻam 1958 fi'l-ʻIraq ［Memoirs of the traveler Yunis Bahri in Abu Ghurayb Prison with the men of the Monarchy era after the 1958 Rihab Palace Massacre in Iraq］ (Beirut: Dar al-Arabiyya li'l-Mawsuʻat, 2005), p.17.

49. 这段叙述是一位目击者在艾布·格莱布监狱中向优尼斯·白哈里讲述的，见Bahri, Mudhakkirat, pp.131-134。

50. Ibid., pp.136-138.

51. Camille Chamoun, La Crise au Moyen Orient (Paris, 1963), p.423, 转引自Irene L. Gendzier, Notes from the Mine Field: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in Lebanon and the Middle East, 1945—195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97-298。

52. Heikal, Cairo Documents, p.131.

第十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

1. 转引自Malcolm Kerr, The Arab Cold War: Gamal ʻAbd al-Nasir and His Rivals, 1958—1970,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1。

2. Mohamed Heikal, Nasser: The Cairo Documents (London: New English Library, 1972), p.187.

3. Mouloud Feraoun, Journal 1955—1962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62), p.156.

4. Ibid., pp.151-152.

5. 这个故事是阿尔及尔战役的另一位女性亲历者宰哈拉·德里夫讲述的，见Danièle Djamila Amrane-Minne, Des Femmes dans la guerre d'Algérie ［Women in the Algerian War］ (Paris: Karthala, 1994), p.139。

6. Georges Arnaud and Jacques Vergès, Pour ［For］ Djamila Bouhired (Paris: Minuit, 1961), p.10. 哲米莱·布希里德是埃及导演优素福·夏因一部故事长片的主人公。

7. Amrane-Minne, Femmes dans la guerre d'Algérie, pp.134-135.

8. Alistair Horne, 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6), p.151.

9. 保尔·欧萨莱斯将军在其2001年出版的关于阿尔及尔战役的回忆录中，公开承认了使用酷刑的普遍程度，在法国国内也重新激起了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滥施酷刑的争议。这本书已被译为英语出版，标题为：The Battle of the Casbah: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Algeria, 1955—1957 (New York: Enigma, 2002)。

10. Horne, Savage War of Peace, p.282.

11. Feraoun, Journal, p.274.

12. Ibid., pp.345-346.

13. Amrane-Minne, Femmes dans la guerre d'Algérie, pp.319-320.

14. Anouar Abdel-Malek, Egypt: Military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287.

15. 转引自Laura M. James, Nasser at War: Arab Images of the Enemy (Houndmills, UK: Palgrave, 2006), p.56。

16. “毫无疑问，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门）北部的部落民……也在定期地收听开罗（的广播）。”见Paul Dresch, A History of Modern Yem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7。

17. Ibid., p.86.

18. 转引自Mohamed Abdel Ghani El-Gamasy, The October War: Memoirs of Field Marshal El-Gamasy of Egypt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3), p.18。

19. Heikal, Cairo Documents, p.217.

20. Gamasy, The October War, p.28.

21. Anwar el-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London: Collins, 1978), p.172.

22.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p.239.

23. 转引自Gamasy, The October War, p.53。

24. Ibid., p.54.

25. Ibid., p.62.

26. Ibid., p.65.

27. Hussein of Jordan, My “War” with Israel (New York: Peter Owen, 1969), pp.89-91.

28. Michael B. Oren, Six Days of War: 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Penguin, 2003), p.178.

29. Hasan Bahgat, cited in Oren, Six Days of War, p.201.

30. BBC Monitoring Service, cited in ibid., p.209.

31. Ibid., p.226.

32. 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pp.175-176.

33. Ibid., p.179.

34. Ibid.

35. 关于纳赛尔（与以色列的秘密）外交，见Shlaim, The Iron Wall, pp.117-123；关于（约旦国王）侯赛因与以色列官员会谈的启动，见Avi Shlaim, The Lion of Jordan: The Life of King Hussein in War and Peace (London: Allen Lane, 2007), pp.192-201。

36. 萨拉赫·赫莱夫与埃里克·鲁洛合作，使用化名艾布·伊亚德发表了回忆录。见My Home, My Land: A Narrative of the Palestinian Struggle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1), pp.19-23。

37. 转引自Helena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eople,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3。

38. Leila Khaled, My People Shall Liv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3), pp.85, 88.

39. Mahmoud Issa, Je suis un Fedayin ［I am a Fedayin］ (Paris: Stock, 1976), pp.60-62.

40. 本数据引自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Peac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78-179。

41. Khaled, My People Shall Live, p.107.

42. Abu Iyad, My Home, My Land, p.60.

43. Sayigh, Armed Struggle, p.203.

44. Khaled, My People Shall Live, p.112.

45. Ibid.

46. Ibid., p.124.

47. Ibid., p.126.

48. Ibid., pp.136-143.

49. Khalaf, My Home, My Land, p.76.

50. Khaled, My People Shall Live, p.174.

51. 转引自Peter Snow and David Phillips, Leila's Hijack War (London: Pan Books, 1970), p.41。

52. Heikal, Cairo Documents, pp.21-22.

第十二章　石油时代

1.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446.

2. Ibid., p.500.

3. 例如，图雷基对一条阿拉伯输油管道的观点，见Naql al-batrul al-ʻarabi ［Transport of Arab petroleum］ (Cairo: League of Arab States, Institute of Arab Studies, 1961), pp.114-122。

4. Muhammad Hadid, Mudhakkirati: al-siraʻ min ajli al-dimuqtratiyya fi'l- ʻIraq ［My memoirs: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Iraq］ (London: Saqi, 2006), p.428; Yergin, The Prize, pp.518-523.

5. Yergin, The Prize, pp.528-529.

6. 转引自Mirella Bianco, Gadhafi: Voice from the Desert (London: Longman, 1975), pp.67-68。

7. Mohammed Heikal, The Road to Ramadan (London: Collins, 1975), p.70.

8. Abdullah al-Turayqi, Al-bitrul al-ʻArabi: Silah fi'l-maʻraka ［Arab petroleum: A weapon in the battle］ (Beirut: PLO Research Center, 1967), p.48.

9. Jonathan Bearman, Qadhafi's Libya (London: Zed, 1986), p.81; Frank C. Waddams, The Libyan Oil Industry (London: Croom Helm, 1980), p.230; Yergin, The Prize, p.578.

10. Ali A. Attiga, The Arabs and the Oil Crisis, 1973—1986 (Kuwait: OAPEC, 1987), pp.9-11.

11. Al-Turayqi, al-Bitrul al-ʻArabi, pp.7, 68.

12. Mohamed Abdel Ghani El-Gamasy, The October War: Memoirs of Field Marshal El-Gamasy of Egypt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3), p.114.

13. Ibid., pp.149-151.

14. Ibid., pp.180-181.

15. Riad N. El-Rayyes and Dunia Nahas, eds., The October War: Documents, Personalities, Analyses, and Maps (Beirut: An-Nahar, 1973), p.63.

16. 转引自Yergin, The Prize, p.597。哈立德·哈桑向阿兰·哈特讲述了同一故事：“费萨尔说：‘条件是你必须要坚持战斗很长时间，不能在几天后就要求停火。你战斗的时间不得少于3个月。’”见Alan Hart, Arafat: Terrorist or Peacemaker?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84), p.370。

17. Heikal, The Road to Ramadan, p.40.

18. 盖迈西称，10月6日、7日分别有27架、48架以色列飞机被击落，这就意味着战争打响的最初两天共有75架以色列飞机被击落（第234页）。他宣称10月6日、7日以色列损失的坦克分别为120辆和170辆（第217、233页）。与整场战争的官方数据——以色列共损失了103架飞机和840辆坦克，阿拉伯军队损失了329架飞机和2554辆坦克——相比较，这些数字看来是可信的。见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p.321。

19. 转引自Yergin, The Prize, pp.601-606。

20. El-Rayyes and Nahas, The October War, pp.71-73.

21. Heikal, Road to Ramadan, p.234.

22. 以色列官方数据转引自Shlaim, Iron Wall, p.321。

23. Heikal, Road to Ramadan, p.275.

24. 转引自Hart, Arafat, p.411。

25. Ibid., p.383.

26. Ibid., p.379.

27. Uri Avnery, My Friend, the Enemy (London: Zed, 1986), p.35.

28. Ibid., p.52.

29. Ibid., p.36.

30. Ibid., p.43.

31. Ibid., p.44.

32. Lina Mikdadi Tabbara, Survival in Beirut (London: Onyx Press, 1979), pp.3-4, 116.

33. Hart, Arafat, p.411.

34. 阿拉法特演讲全文转载于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bin, eds., The Israel-Arab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New York: Penguin, 1985)。

35. Hart, Arafat, p.392.

36. Patrick Seale, Abu Nidal: A Gun for Hire (London: Arrow, 1993), pp.162-163.

37. 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已登记的难民数据。正如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所指出的，登记是自愿的，因此登记难民的数量并非准确人口数据，而是少于难民实际人口数量。罗伯特·菲斯克称1975年黎巴嫰国内巴勒斯坦难民总数为35万，见Pity the Nation: Lebanon at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3。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网站上公开的难民数据，见http://www.un.org/unrwa/publications/index.html。

38. Camille Chamoun, Crise au Liban ［Crisis in Lebanon］ (Beirut: 1977), pp.5-8.

39. Kamal Joumblatt, I Speak for Lebanon (London: Zed Press, 1982), pp.46-47.

40. Tabbara, Survival in Beirut, p.25.

41. Ibid., p.19.

42. Ibid., pp.20, 29.

43. Ibid., pp.53-54.

44. Saad Eddin Ibrahim, “Oil, Migration, and the New Arab Social Order,” in Malcolm Kerr and El Sayed Yasin, eds., Rich and Poor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2), p.55.

45. Tabbara, Survival in Beirut, p.66.

46. Walid Khalidi,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Lebanon: Confront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60-62.

47. Ibid., p.104.

48. Tabbara, Survival in Beirut, p.114.

49. Jumblatt, I Speak for Lebanon, p.19.

50. Tabbara, Survival in Beirut, p.178.

51. 大饼骚乱发生于1977年1月18日和19日。见Mohamed Heikal, Secret Channels: The Inside Story of Arab-Israeli Peace Negotiations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6), p.245。

52. Ibid., pp.247-248. 关于利比亚对埃及入侵的看法，见Bearman, Qadhafi's Libya, pp.170-171。

53. Heikal, Secret Channels, pp.252-254. 萨达特在其回忆录中有一段相似的说法，见Anwar el-Sadat, In Search of Identity (London: Collins, 1978), p.306。

54. Boutros Boutros-Ghali, Egypt's Road to Jerusal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7), pp.11-12.

55. Ibid., p.16.

56. Heikal, Secret Channels, p.259.

57. Boutros-Ghali, Egypt's Road to Jerusalem, p.17.

58. Heikal, Secret Channels, p.262.

59. Doc. 74, Statement to the Knesset by Prime Minister Begin, November 20, 1977, in Israel's Foreign Relations: Selected Documents, vols. 4-5: 1977—1979, 发布于以色列外交部网站：www.mfa.gov.il/MFA/Foreign+Relations/Israels+Foreign+Relations+since+1947/1977—1979/。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60. Boutros-Ghali, Egypt's Road to Jerusalem, pp.134-135.

61. 统计数据转引自Saad Eddin Ibrahim, “Oil, Migration, and the New Arab Social Order,” pp.53, 55。

62. Ibid., pp.62-65.

63. Boutros-Ghali, Egypt's Road to Jerusalem, pp.181-182, 189.

64. 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London: Saqi, 2000), pp.395-396.

第十三章　伊斯兰的力量

1. Gilles Kepel, The Prophet and the Pharaoh: Muslim Extremism in Egypt (London: Saqi, 1985), p.192.

2. Mohamed Heikal, Autumn of Fury: The Assassination of Sadat (London: Deutsch, 1983), pp.xi-xii.

3. Sayyid Qutb, “The America I Have Seen,” in Kamal Abdel-Malek, ed., America in an Arab Mirror: Images of America in Arabic Travel Litera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p.26-27.

4. Ibid., p.10.

5. Sayyid Qutb, Maʻalim fi'l-tariq ［字面意思为“路标”，英译本通常译作Milestones（里程碑）］ (Cairo: Maktabat Wahba, 1964). 该书有多个英译本，我所引用的版本是大马士革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出版日期不明）。此处的观点引自前言，第8-11页；第四章“沿着真主的道路进行圣战”，第55页；第七章“伊斯兰是真正的文明”，第93页。

6. Ibid., ch. 11, “The Faith Triumphant,” p.145.

7. Zaynab al-Ghazali, Return of the Pharaoh: Memoir in Nasir's Prison (Leicester, UK: The Islamic Foundation, n.d.), pp.40-41.

8. Ibid., pp.48-49.

9. Ibid., p.67.

10. 一名哈迪德的应召者向一名叙利亚法官讲述了他的经历，该讲述内容的法语译本转引自Olivier Carré and Gérard Michaud, Les frères musulmans ［The Muslim brothers］ (1928—1982) (Paris: Gallimard, 1983), p.152。

11. Ibid., p.139.

12. 伊萨·易卜拉欣·法耶德在约旦被捕，被控参加了叙利亚派来杀害约旦首相的暗杀小组。他对泰德穆尔监狱屠杀事件的叙述转引自ibid., pp.147-148。

13. 《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记录了这一匿名目击者的叙述，转引自该报文章“Syrian Troops Massacre Scores of Assad's Foes,” June 25, 1981。

14. Thomas Friedman,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London: Collins, 1990), p.86.

15. 转引自Robert Fisk, Pity the Nation: Lebanon at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518。

16.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ibid., p.512。

17. 转引自ibid., pp.480, 520。

18. 转引自Augustus Richard Norton, Hezbolla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9。

19. 关于马龙派和以色列的联盟，参见Kirsten E. Schulze, Israel's Covert Diplomacy in Lebanon (London: Macmillan, 1998), pp.104-124。

20. 关于沙龙的重构中东计划，参见Kirsten E. Schulze, Israel's Covert Diplomacy in Lebanon (London: Macmillan, 1998), pp.104-124。

21. Lina Mikdadi, Surviving the Siege of Beirut: A Personal Account (London: Onyx Press, 1983), pp.107-108.

22. Colonel Abu Attayib, Flashback Beirut 1982 (Nicosia: Sabah Press, 1985), p.213.

23. Mikdadi, Surviving the Siege of Beirut, p.121.

24. Ibid., pp.132-133.

25. 引自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伊扎克·卡汉领导的“1983年贝鲁特难民营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的官方译本，第12、22页。

26. Selim Nassib with Caroline Tisdall, Beirut: Frontline Story (London: Pluto, 1983), pp.148-158.

27. Naim Qassem, Hizbullah: The Story from Within (London: Saqi, 2005), pp.92-93.

28. Ibid., pp.88-89.

29. 这份建党文件，即1985年2月16日发布的《真主党致黎巴嫩和世界上被压迫者的公开信》，全文转引自Augustus Richard Norton, Amal and the Shiʻa: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Leban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7)，本文索引段落在第174-175页。

30. Fisk, Pity the Nation, p.460.

31. Norton, Hezbollah, p.81.

32. Abdullah Anas, Wiladat “al-Afghan al-ʻArab”: Sirat Abdullah Anas bayn Masʻud wa ʻAbdullah ʻAzzam ［The birth of the “Arab Afghans”: The autobiography of Abdullah Anas between Masʻud and Abdullah ʻAzzam］ (London: Saqi, 2002), p.14. 他出生于布·朱玛阿，在加入阿富汗“圣战”组织后，采用别名阿纳斯作为自己的姓氏。

33. 阿卜杜拉·阿扎姆的简短传记见Thomas Hegghammer, “Abdallah ʻAzzam, the Imam of Jihad,” in Gilles Kepel and Jean-Pierre Milelli, eds., Al Qaeda in Its Own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81-101。

34. Abdullah ʻAzzam, “To Every Muslim on Earth,” Jihad (他在阿富汗编辑的阿拉伯语刊物), March 1985, p.25.

35. Abdullah ʻAzzam, “The Defense of Muslim Territories Constitutes the First Individual Duty,” in Keppel and Milelli, pp.106-107.

36. 美国支持阿富汗“圣战者”的完整记录见Steve Coll,Ghost Wars (New York: Penguin, 2004)。卡特政府的援助数据在第89页，1985年的援助数据在第102页。

37. Anas, Wiladat “al-Afghan al-ʻArab,” p.15.

38. Ibid., pp.16-17.

39. Ibid., pp.25-29.

40. Ibid., pp.33-34.

41. Interview with Zaynab al-Ghazali, Jihad, December 13, 1985, pp.38-40.

42. Anas, Wiladat “al-Afghan al-ʻArab,” p.58.

43. Ibid., p.67.

44. Ibid., p.87.

45. Shaul Mishal and Reuben Aharoni, Speaking Stones: Communiqués from the Intifada Underground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1.

46. Azzam Tamimi, Hamas: Unwritten Chapters (London: Hurst, 2007), pp.11-12.

47. Sari Nusseibeh with Anthony David, Once Upon a Country: A Palestinian Life (London: Halban, 2007), p.265.

48. Ibid., p.269.

49. 该章程发布于1988年8月18日，此处引自art. 15。“Charter of th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Hamas) of Palestine,”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2, 4 (Summer 1993): 122-134.

50. Communiqués 1 and 2, in Mishal and Aharoni, Speaking Stones, pp.53-58.

51.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272.

52. M. Cherif Bassiouni and Louise Cainkar, eds., The Palestinian Intifada - December 9, 1987-December 8, 1988: A Record of Israeli Repression (Chicago: Database Project on Palestinian Human Rights, 1989), pp.19-20.

53. Ibid., pp.92-94.

54. Hamas Communiqué No. 33, December 23, 1988, and UNC Communiqué No. 25, September 6, 1988, in Mishal and Aharoni, Speaking Stones, pp.125-126, 255.

55. UNC Communiqué No. 25, September 6, 1988, in Mishal and Aharoni, Speaking Stones, p.125.

56.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p.296-297.

57.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624.

58. 转引自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p.466。

59. Communiqué No. 33, December 23, 1988, in Mishal and Aharoni, Speaking Stones, p.255.

60. Robert Hunter,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 A War by Other Me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215.

第十四章　冷战之后

1. 关于阿萨德和哈巴什的原话，见Mohamed Heikal, Illusion of Triumph: An Arab View of the Gulf War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2), pp.14-17。又见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 Mitrokhin, The World Was Going Our Way: The KGB and the Battle for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pp.212-213。

2. Mohamed Heikal, Illusion of Triumph, pp.16-17.

3. 引自Zachary Karabell, “Backfire: U.S. Policy Toward Iraq, 1988-2 August 1990,” Middle East Journal (Winter 1995): 32-33.

4. Human Rights Watch, Genocide in Iraq: The Anfal Campaign Against the Kurds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DC: Human Rights Watch, 1993).

5. 1989年，伊拉克作家卡南·麦基亚用化名萨米尔·哈利勒发表了他的研究The Republic of Fea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生动描述了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伊拉克的政治压迫。

6. Charles Tripp, A History of Iraq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51.

7.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767.

8. 格拉斯皮和侯赛因面谈的文字转录转载于Phyllis Bennis and Michel Moushabeck, eds., Beyond the Storm: A Gulf Crisis Reader (New York: Olive Branch, 1991), pp.391-396。

9. Jehan S. Rajab, Invasion Kuwait: An English Woman's Tale (London: Radcliffe Press, 1993), p.1.

10. Heikal, Illusion of Triumph, pp.196-198.

11. Ibid., p.207.

12. Rajab, Invasion Kuwait, pp.55, 99-100.

13. Heikal, Illusion of Triumph, p.250.

14. Mohammed Abdulrahman Al-Yahya, Kuwait: Fall and Rebirth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p.86.

15. Rajab, Invasion Kuwait, pp.14-19.

16. Ibid., pp.73-74; Al-Yahya, Kuwait: Fall and Rebirth, pp.87-88.

17. Rajab, Invasion Kuwait, pp.43-45.

18. Ibrahim al-Marashi, “The Nineteenth Province: The Invasion of Kuwait and the 1991 Gulf War from the Iraqi Perspective” (D.Phil. thesis, Oxford, 2004), p.92.

19. Abdul Bari Atwan, The Secret History of Al-Qaʻida (London: Abacus, 2006), pp.37-38.

20. “Declaration of Jihad Against the Americans Occupying the Land of the Two Holy Sanctuaries,” 转载于Gilles Kepel and Jean-Pierre Milelli, eds., Al-Qaeda in Its Own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47-50。又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本·拉登的采访，载ibid., pp.51-52。

21. Heikal, Illusion of Triumph, pp.15-16.

22. Ibid., p.230.

23. Ibid.

24. Ibid., p.234.

25. Ibid., p.13.

26. Sari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A Palestinian Life (London: Halban, 2007), p.318.

27. Rajab, Invasion Kuwait, p.181.

28. Theodor Hanf, Coexistence in Wartime Lebanon: Decline of a State and Rise of a Nation (London: I. B. Tauris, 1993), p.319.

29. Ibid., p.570.

30. Ibid., p.595.

31. Ibid., p.616.

32. Kamal Salibi, A House of Many Mansions (London: I. B. Tauris, 1988).

33.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337.

34. Hanan Ashrawi, This Side of Peace: A Personal Accoun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p.75.

35. Ibid., pp.82-84.

36. Nusseibeh, Once Upon a Country, p.342.

37. 海达尔·阿卜杜·沙菲的演讲稿全文转载于耶路撒冷媒体与传播中心网站，http://www.jmcc.org/ documents/haidarmad.htm。

38. 参加马德里会议的各代表团团长的开闭幕式发言转载于以色列外交部网站，http://www.mfa .gov.il/MFA/Archive/。以色列历史学家认为沙米尔和斯特恩团伙的另两名领导人对贝纳多特的“谋杀负有真正的责任”，见Ilan, Bernadotte in Palestine, 1948 (Houndmills, UK, and London: Macmillan, 1989), p.233。

39.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p.500.

40. Ashrawi, This Side of Peace, p.212.

41. Ahmed Qurie (“Abu Ala”), From Oslo to Jerusalem: The Palestinian Story of the Secret Negotiations (London: I. B. Tauris, 2006), p.58.

42. Ibid., p.59.

43. 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656-658.

44. Ashrawi, This Side of Peace, p.259.

45. Qurie, From Oslo to Jerusalem, p.279.

46. Avi Shlaim, The Iron Wall: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p.547.

47. World Bank, “Poverty in the West Bank and Gaza,” Report No. 22312-GZ, June 18, 2001.

48. 修建新定居点违反了《奥斯陆二号协议》第31条，该条规定：“在永久地位谈判取得结果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得启动或采取任何步骤改变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状况。”

49. B'tselem, the Israeli Informatio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Land Grab: Israel's Settlement Policy in the West Bank,” May 2002, p.8.

50. Ibid., pp.433-444.

51. Bob Woodward, Bush at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p.35.

第十五章　21世纪的阿拉伯人

1. 乌萨马·本·拉登的这一电视讲话于2001年10月7日在半岛电视台播出。讲话的英译文本见英国广播公司网站：“Bin Laden's Warning: Full Text,” BBC, October 7, 2001, http:// news.bbc.co.uk/1/hi/world/south_asia/1585636.stm。

2. 该统计数字来自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转引自BBC， “Intifada Toll 2000—2005,” BBC, last updated February 8, 2005, http:// 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3694350.stm。

3. 所有有关行政拘留、房屋毁损及隔离墙的统计数据均可参见“List of Topics,” B'tselem.org, http:// www.btselem.org/english/list_of_Topics.asp。

4.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情报部门并不认同布什政府的评估。正如2016年《齐尔考特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联合情报委员会继续判定伊拉克与基地组织之间的合作‘不大可能’，也没有‘可信证据’表明伊拉克向恐怖主义分子转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的技术和专门知识。”见Iraq Inquiry, executive summary, paragraph 504, p.70。

5. 美军在伊拉克的伤亡数字见美国国防部网站：www.defense.gov/casualty.pdf。

6. “Bridging the Dangerous Gap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Muslim World” (remark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Deputy Secretary Paul Wolfowitz at the World Affairs Council, Monterey, California, May 3, 2002).

7. Secretary Colin L. Powell, “The U.S.-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 Building Hope for the Years Ahead” (lecture delivered to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2).

8. Gareth Stansfield, Iraq, 2nd ed.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2016), pp.185-194.关于伊拉克3300万庞大人口，没有官方统计数据。201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什叶派占伊拉克总人口的比例多达60%—65%，余下的人口中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各占一半。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末的调查发现，51%的伊拉克穆斯林自称属于什叶派。

9. 非政府组织伊拉克罹难人数统计组织（Iraq Body Count）统计了媒体和官方报道的死亡人数，发表报告称2003—2011年间，共有近12万平民丧生，见“Documented Civilian Deaths from Violence,” www.iraqbodycount.org/data base。联合国支持的伊拉克家庭健康调查研究小组估计，仅2003年3月至2006年6月期间，就有15.1万人死于暴力，见“Violence-Related Mortality in Iraq from 2002 to 2006,”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8 (2008): 484-493。

10. Micah Zenko, “Obama's Embrace of Drone Strikes Will Be a Lasting Legacy,”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2016.官方报告的平民死亡人数在64—116之间，该统计遭到质疑。杰克·塞尔称有380—801名平民死于无人机轰炸，见Jack Serle, “Obama Drone Casualties Number a Fraction of Those Recorded by the Bureau,”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July 1, 2016。

11. Ala'a Shehabi and Marc Owen Jones, eds., Bahrain's Uprising: Resistance and Repression in the Gulf (London: Zed Books, 2015), pp.1-2.

12. Shehabi and Jones, Bahrain's Uprising, p.4.

13. Toby Matthiesen, Sectarian Gulf: Bahrain,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Spring That Was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36-48.

14. 引自“Report of the Bahrai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originally delivered November 23, 2011, final revised version December 10, 2011, accessed online at http://www.bici.org.bh/BICIreportEN.pdf, pp.47-48。

15. Shehabi and Jones, Bahrain's Uprising, p.84.

16. “Report of the Bahrai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17. 转引自利比亚流亡小说家Hisham Matar的作品The Return: Fathers, Sons and the Land in Between (London: Penguin Viking, 2016), p.235。1990年，Matar的父亲因在政治上反对政权被利比亚安全部队绑架、关押，他在狱中消失，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8. Robert F. Worth, A Rage for Order: The Middle East in Turmoil, from Tahrir Square to ISI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6), p.107.

19. 这10个国家是巴林、埃及、约旦、科威特、摩洛哥、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苏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0.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2016” (May 2016); Ahmad al-Haj, “Yemeni Civil War: 10,000 Civilians Killed and 40,000 Injured in Conflict, UN Reveals,” Independent, January 17, 2017.

21. Samar Yazbek, A Woman in the Crossfire: Diaries of the Syrian Revolution (London: Haus, 2012), p.4.

22. 人权观察在《2017年世界报告》中援引叙利亚政策研究中心有关伤亡和流离失所人数的说法，称截至2016年2月，已有47万人死亡，见“Syria: Events of 2016,” Human Rights Watch, https://www.hrw.org/world-report/2017/country-chapters/syria。

23. Jean-Pierre Filiu, From Deep State to Islamic State: The Arab Counter-revolution and Its Jihadi Legacy (London: Hurst, 2015); Fawaz Gerges, ISIS: A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24. “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的阿拉伯语缩略语是“达伊什”（Daʻish），而由于不确定“沙姆”的所指，西方世界既使用“ISIS”（IS in Iraq and Syria，即“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也使用“ISIL”（IS in Iraq and Levant，即“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

25. 埃及卫生部报告称在拉拜阿广场有638人死亡，人权观察称至少有817人遇害，而穆兄会称有2600人遇害。

26. Ashraf El-Sherif,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al Islam in Egypt” (paper published by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ctober 21, 2014).

原书索引

Abbas II, Khedive

Abbas, Ferhat

Abbas, Mahmoud

Abbas Pasha

Abbasid caliphate

Abduh, Muhammad

Abdulhamid II

Abdullah, King (formerly Amir)

Abdullah II, King

Abdulmecid I

Abouzeid, Leila
absolutism

Abu Ala (Ahmad Qurie)

Abu Dhabi

Abu Ghurayb Jail

Abu Musa

Abu Nidal Group

Abyssinian Campaign

Acheson, Dean

Acre
occupied by Muhammed Bey
siege of

Aden

Administrative Council of Mount

Lebanon

Afghani, al-Sayyid Jamal al-Din al-

Afghanistan

Arab volunteers in
and Soviet Union

US war against Taliban

Aflaq, Michel

Ahmad, Imam

Ahmad Bey

Ahmad Pasha (Damascus)

Ahmad Pasha (Egypt)

Aida

Ain Rummaneh attack

Ait Ahmed, Hocine

Ajman

Al-Ahram

Al-Asifa (Fatah)

al-Istiqlal
al-Jamiʻa al-Islamiyya

Al-Jazeera
al-Jihad
al-Liwa

Al-Muqattam
al-Nakba (The Disaster)

al-Qaida
al-Qaida in Iraq
al-Qai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al-Qastal

ALA

Alami, Musa

Alaoui sultans

Alawites

Aleppo

Alexandretta

Alexandria

British occupation
counterrevolution against the Arab Spring
riots
surrendered to British

Algeciras Conference

Algeria
abolition of slavery

Battle of Algiers

Code de l'Indigénat
destruction of piracy

Egyptian support for FLN

Evian negotiations

French citizenship rights

French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independence from Franc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LN)

OAS (Secret Armed Organization)

oil

Philippeville massacres
republic established

Sétif repression

Soviet influence
volunteers in Afghanistan
women's status
in WWI

Algerian Muslim Congress

Algerian War (1954-62)

Algiers
autonomy

Battle of

European trade

French occupation
as Ottoman vassals
siege of

Ali Bey

Allenby, General Lord

Amal

Amal militia

Amar, Abu
see Yasser Arafat

Amer, Field Marshal Abd al-Hakim

Amin, Ahmad

Amin, Muhammad VIII al-

Amin, Qasim

Amir, Yigal

Ammoun, Daoud

Anas, Abdullah

Anatolia

Anglo-Egyptian Evacuation Agreement

Anglo-Egyptian Treaty

Anglo-French Declaration

Anglo-Iraqi Treaty

Anglo-Jordanian Treaty

Anjar, battle of

Aoun, General Michel

Aqsa Mosque

Arab
high officials

Arab - cont.

journalism
language
religions
threat to Ottoman Empire
unity
volunteers in Afghanistan

Arab Higher Committee

Arab League

Arab Legion

Arab liberalism
rejection of

Arab Liberation Army (ALA)

Arab malaise

Arab Renaissance Party
see Baʻth Party

Arab Revolt

Arab Socialist Union

Arab Spring

Bahrain
counterrevolution against

Egypt

Libya

Saudi Arabia

Syria

Tunisia

Yemen

Arab Union

Arab Women's Association

Arabi, Colonel
see Urabi

Arab-Israeli War (1948)

Arab-Israeli War (1956)

Arab-Israeli War (1967)

Arab-Israeli War (1973)

Arafat, Yasser

Aramco

Argov, Shlomo

Arguello, Patrick

Arif, Abd al-Rahman

Arif, Colonel Abd al-Salam

Arif, Arif al-

Arslan, Adil

Asad, Bashar al-

Asad, Basil al-

Asad, General Hafiz al-

Asad, Hafez al-

Asad, Rifa'at al-

Ashrawi, Hanan

Ashu, Mustafa

Asquith, Herbert

Assembly of Delegates

Aswan Dam

Atassi, Nur al-Din

Ataturk, Mustafa Kemal

Atrash, Pasha al-

Attiga, Ali

Atwan, Abdul Bari

Avnery, Uri

Ayn Dara, battle of

Ayyash, Yahya

Aziz, Abdul

Aziz, Moulay Abd al-

Aziz, Nawwaf bin Abdul

Azm, Asʻad Pasha al-

Azm, Khalid al-

Azm, Sulayman Pasha al-

Azm family

Azzam, Abdullah

Baalbek, siege of

Bab Zuwayla

Badr, Imam

Baghdad

Baghdad Pact

Baghdadi, Abu Bakr al-

Bahrain
and Arab Spring
constitution, 2002

National Action Charter

Bahri, Yunis

Baker, James

Bakir Pasha

Balad, Shaykh al-

Balfour, Arthur

Balfour Declaration

Banna, Hassan al-

Barak, General Ehud

Barbarossa (Khayr al-Din)

Barbary Coast pirates/corsairs

Barber of Damascus
see Budayri

Baring, Sir Evelyn (later Lord Cromer)

Bar-Lev, General Chaim

Bar-Lev Line

Barudi, Mahmud Sami al-

Bashir II, Amir

Baʻth Party

The Battle of Algiers

Bayhum, Muhammed Jamil

Beaufort d'Hautpoul, General Charles de

Bedouins

Begin, Menachem

Beilin, Yosse

Beirut

Airport bombing
bombarded by British
civil war (1975-76)

Israeli attacks on
and journalism

Marine barracks bombing
and Ottoman rule

PLO expelled
riots/demonstrations
sectarian massacres
see also Lebanon

Belen, battle of

Belhadj, M.

Bell, Gertrude

Ben Ali, Zine el-Abidine

Ben Arafa

Ben Badis, Abd al-Hamid

Ben Bella, Ahmed

Ben Gana, Bouaziz

Ben-Gurion, David

Benghazi

Benjedid, Chadli

Berbers

Bernadotte, Count Folke

Berri, Nabih

Bevin, Ernest

Bey, Muhammad al-Sadiq

Bin Laden, Osama

Bin Zayd, Sharif Shakir

Bitar, Salah al-Din

Black September

Black Letter

Black Saturday

Blair, Tony

Blignières, Ernest-Gabriel de

Blix, Hans

Blum, Léon

Blum-Viollette bill

BOAC
book of laws

Bouazizi, Basma

Bouazizi, Mohamed

Bouchard, Henri

Boudiaf, Mohamed

Bouhired, Djamila

Bouhired, Fatiha

Boumedienne, Houari

Bourgés-Maunoury, Maurice

Bourguiba, Habib

Boutros-Ghali, Boutros
boy levy

BP (British Petroleum)

Brezhnev, Leonid

Britain
and Alexandria

Anglo-Egyptian treaty
anti-Jewish riots

Battle of the Nile
colonial rivalry with France
condominium colonialism
and Cyprus
decline in Middle East
and Egypt

Entente Cordiale with France

Gambetta Note
and Gulf protectorates
gunboat diplomacy
and Ibn Saud
ignorance of Arab world
invasion of Iraq
and Iraq (Mesopotamia)

and Jordan
and Morocco
and oil
and Palestine
postwar plans for Ottoman Empire

RAF bombs Middle Euphrates

Red Line Agreement 239 reliance on oil

Suez Canal. see Suez Canal
and Suez Crisis
and Transjordan

Treaty of Preferential Alliance
in WWI
in WWII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Broadley, A.M.

Budayri, Ahmad al- (al-Hallaq)

Bugeaud, General Robert

Bulgarian Horrors

Bülow, Prince Bernhard von

Bunche, Ralph

Bush, George H.W.

Bush, George W.

Byron, Lord

Byzantine Empire

Cairo
bankruptcy
battle

Citadel massacre
counterrevolution against the Arab Spring
and journalism

Mamluks in
surrendered to British

Tahrir Square protests

Cairo Accord

CalTex

Camp David Accords (Carter era)

Camp David meetings (Clinton era)

Carbillet, Captain Gabriel

Carter, Captain (TWA)

Carter, Jimmy

Casablanca

Casablanca conference

Catherine the Great, Empress of Russia

Catroux, General Georges

Ceausescu, Nicolae

Cemal Pasha

Chamoun, Camille

Chancellor, Sir John

Charles V, Emperor

Charles X, King

Chehab, Amir Farid

Chemical Ali (Ali Hasan al-Majid)

Cherchel

Chevron

Churchill, Winston

CIA

Citadel massacre

Clayton, Sir Gilbert

Clemenceau, Georges

Clement, Marguerite

Clinton, Bill

Code de l'Indigénat
condominium colonialism

Congress of Berlin

Congress of the League against

Colonial Oppression

Constantine

Constituent Assembly

Constitutional Bloc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constitutional reform

Consultative Council of Deputies
corporal punishment
corruption
cotton

Council of Four

Council of Ministers

Council of Ten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Cox, Lady

Cox, Lieutenant-Colonel Charles

Cox, Sir Percy

Crane, Charles R.

Crimean War

Cromer, Lord
see Baring

Crusader army (1249)

Crusaders

Cyprus

Damascus
and Arab Spring
under Azm rule

Damascus - cont.

capture by Ibrahim Pasha
captured by Mamluks
corruption
prostitution in
riots
sack of

Damurdashi, Ahmad Kathuda al-

Dayan, General Moshe

Dayr Yasin
de Bunsen, Sir Maurice
de Bunsen Committee
de Gaulle, General Charles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Declassé, Théophile
democracy promotion

Democrat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Denizli, Ahmad Agha al-

Dentz, General Henri

Deraa

Desmichels, General Louis

Deval, Pierre
devshirme
see boy levy

Dhahbour, Amina

Din, Khaled Mohi El

Din, Khayr al- (Barbarossa)

Din, Khayr al- (Tunisia)

Din, Muhi al-

Din, Zakaria Mohi El

Dinshaway Incident

Dirʻiyya Agreement

Dirʻiyya destruction

Disraeli, Benjamin

Dodge, David

Doria, Andrea

Druzes

Dubai

Dulles, John Foster

early colonialism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Eban, Abba

Eden, Anthony

Egypt

Abyssinian Campaign
administration

Alexandria riots

Ali Bey as ruler

Anglo-Egyptian treaty
anti-British strikes

Arab Socialist Union
and Arab Spring

Arab-Israeli War (1948)

Arab-Israeli War (1967)

army austerity

Assembly of Delegates

Aswan Dam
attack on Libya
as autonomous Ottoman province

Axis support in
bankruptcy

Baʻth party

Black Saturday
bread riots

British occupation

Centr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clash with French culture

Communists
constitution of 1882

Constitution of 1923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Constitutions

Consultative Council of Deputies
counterrevolution against the Arab Spring
covert Israeli operations in
democracy

Dinshaway Incident
elections, 2011
elections, 2014
financial indemnity
foreign debt
foreign military asistance

Free Officers

French occupation

French savants in

Gambetta Note
industry
and Iraqi Revolution
and Islam

Islamic Republic campaign

Islamist trials
and Israel

January

Movement
joins League of Nations
joint British/French gunboat diplomacy

Liberation Rally

Mamluks in
military coup

Montgolfier balloon in
under Muhammad 'Ali Pasha

Muslim Brotherhood. see Muslim Brotherhood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ational Party
nationalism

Navarino Bay, battle of

Nile, battle of the
and Non-Aligned Movement
oil
under Ottoman rule
peasant conscription
printing presses introduced
reforms in 19th century
reforms under Muhammad 'Ali Pasha
relationship with France

Revolution

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
riots
scientific demonstrations

Second Egyptian Crisis
and siege of Acre
and Soviet Union

Sudan campaign (1820-2)

Suez Canal. see Suez Canal

Suez Crisis. see Suez Crisis
support for FLN

Syria/Egypt union

Tahrir Square protests

Tamarod movement
and UAR
and United States aid
women in politics
women's rights
in WWI
and Yemen
see also Nasser; Sadat

Egyptian Feminist Union

Egyptian Gazette

Egyptian Movement for Change

Egyptian Muslim Brotherhood

Eisenhower, Dwight

Eisenhower Doctrine

Eitan, General Raphael

El-Al

Enver Pasha

Erakat, Saeb

Eshkol, Levi

Essebsi, Beji Caid

Esso

Ethiopia

European Colonial era

European commerce

European investment

Eveland, Wilbur Crane

Evian negotiations

Exodus

Exxon

Fahd, King

Fahmi, Ismail

Faisal II, King

Faisal, Saud al-

Fakhr al-Din
famine

Faqar, Zayn al-

Faqaris (Mamluks)

Faraj, Abd al-Salam

Farouq, King

Faruq, King

Fatah

Faud, King

Faud Pasha

Faydi, Sulayman al-

Faysal I, King (formerly Amir)

Faysal II, King

Fayyad, Isa Ibrahim

February 14 Youth Movement

Feraoun, Mouloud

Ferdinand of Aragon

Fez

Fez Convention
fida'iyin

Filastinuna

Filiki Etairia (Society of Friends)

financial indemnity

First Aliya

First Arab Women's Congress

First World War

First Zionist Congress

Fisk, Robert

FLN
see Algeri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ly-whisk incident

Ford, Gerald

Fourteen Points (Woodrow Wilson)

Framework for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Treaty

France
and Algeria

Algerian citizenship rights

Algerian War (1954-62) 407-18 colonial ambitions

colonial rivalry with Britain
colonialism in Middle East

Entente Cordiale with Britain

Evian negotiations

Gambetta Note
gunboat diplomacy in Egypt
ignorance of Arab world
and Indochina
and Lebanon
and Morocco

Nazi occupation

OAS (Secret Armed Organization)

opposition to Algerian War
relationship with Egypt
and Rif War
as seen by al-Tahtawi
and Suez Canal

Suez Crisis
and Syria
and Tunisia

Vichy government

Franjieh, Sulieman

Free Officers

Egypt

Iraq

Jordan

Libya
and Muslim Brotherhood

Free Syrian Army

French Charter of 1814

French Revolution

Friedman, Thomas

Fujayra

Galilee cotton

Gallipoli

Gamasy, General Abd al-Ghani El

Gambetta Note

Gaulle, Charles de

Gauthier, Monsieur (French official)

Gaza

Gaza Strip

Gaza-Jericho First plan

Geagea, General Samir

Gemayel, Amin

Gemayel, Bashir

Gemayel, Pierre

Genoa

Georges-Picot, Charles François

Germany
and Morocco
and Stern Gang
in WWI

Ghanim, Shukri

Ghazali, Janbirdi al-

Ghazali, Zaynab al-

Gibran, Khalil

Gladstone, William

Glaspie, April

Glubb, General John Bagot (Glubb Pasha)

Goldstein, Baruch

Gorbachev, Mikhail

Gore, Al

Gouraud, General Henri

Great Mosque siege

Greek uprising

Guantánamo Bay Detention Camp

Guardians of Iraqi Independenc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ulf States, Western influence

Habash, George

Hached, Farhat

Hadi, Abed Rabbo Mansour al-

Hadi, Awni Abd al-

Hadid, Marwan

Hadj, Messali

Hafiz, Moulay Abd al-

Haganah

Haifa National Committee

Hakim, Yusuf al-

Hama

Hamas

Hamdy, Fayda

Hamid, Abdul II

Hamid, Abdul III

Hammami, Said

Hammer, Armand

Hamou, Hadj

Hananu, Ibrahim

Haniya, Ismail

Har Homa settlement

Haram al-Sharif (Temple Mount)

Hariri, Rafik

Hariri, Saad

Hasan, Khalid al-

Hasan, Moulay

Hasan Pasha

Hashemites

Hashim, Labiba

Hassan II, King

Heikal, Mohamed

Helmi, Ahmed

Henderson, Arthur

Hero of the Crossing

Herriot, Edouard

Herzl, Theodore 192 hijacking

Hijaz
attacked by Wahhabis
under Ottoman rule
seized by Ali Bey
seized by Ikhwan

Hijaz Railway

Hilmi II, Abbas

Hirschfeld, Yair

Hizb Allah

Hizbullah

Hobeika, Elie

Hocine, Baya

Holst, Johan Joergen

Holy Places Dispute (1851-2)

Homs, battle of

Hoss, Selim al-

Hrawi, Elias

Huda, Tawfiq Abu al-

Hugo, Victor

Hungarian Revolution

Husayn, Imam ibn Ali, Imam Husayn

Husayn, King (formerly Sharif ibn Ali)

Husayn, Kamil

Husayn Pasha

Husayni, Abd al-Qadir al-

Husayni, Hajj Amin al-

Husayni, Jamal al-

Husayni, Musa al-

Husayni, Musa Kazim al-

Husaynid beys

Husaynid Dynasty

Husayni/Nashashibi rivalry

Husayn-McMahon correspondence

Husri, Sati al-

Hussein, King

Hussein, Qusay

Hussein, Saddam

Hussein, Uday

Husseini, Faisal al-

Iberian Peninsula
the Catholic Reconquista

Ibn Bishr

Ibn Iyas

Ibn Saud (20th century)

ibn Saud, Muhammed

Ibn Taymiyya

Ibn Tulun, Muhammed

Ibrahim, Ezzat

Ibrahim, Rashid al-Hajj

Ibrahim, Saad Eddin

Ibrahim Pasha

Ibrahimi Mosque killings

Ibrat Filastin

Idris I, King

Ikhwan

Ilah, Abd al-
inequality

Intellectual Association of Egyptian Women

Intifada

Iran
an axis of evil

Islamic Revolution
oil
threat of
and United States

Iran-Iraq War

Iraq

Abu Ghurayb prison

Anglo-French Declaration

Arab-Israeli War (1948)

an axis of evil

Baʻth Party
bombed by RAF

British occupation

British postwar plans for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communal violence

Constituent Assembly

Constitution of 1925
de-Baʻthification
elections, 2005

Free Officers

Iraqi Uprising (Revolution of 1920)

ISIS in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Kurds

Kurds

Iraq - cont.

Kuwait invasion/Gulf War (1990)

in League of Nations
military coup
nationalism
and oil
and OPEC

Red Line Agreement

Revolution
rioting

Saddam Hussein. see Saddam Hussein

Shiite uprising

Soviet influence

Treaty of Preferential Alliance

US invas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

in WWI

Iraq Liberation Act

Iraqi Uprising (Revolution of 1920)

Irgun

Iron Hand Society

Isabella, of Castile

ISIS

Islam
and al-Tahwati
beliefs in
in Egypt

Hanbali school
and jahiliyya
in modern world
mysticism
need to update

Ottoman
and polytheism

Qur'an. see Qur'an
religious tolerance
rise of
and Tanzimat

Islambuli, Kalid al-

Islamic (sharia) law

Islamic Center

Islamic empires

Islamic Jihad

Islamic Resistanc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see Hamas

Islamic Revolution

Islamic Salvation Front (FIS)

Islamic State

Islamic State in Iraq

Islamists

Islamo-Progressives

Ismaʻil Bey

Ismail, Shah

Ismail, General Ahmad

Ismail Pasha (later Khedive)

Israel

Arab relations established

Arab-Israeli War (1948)

Arab-Israeli War (1956)

Arab-Israeli War (1967)

Arab-Israeli War (1973)

armistice agreements with Arab states
attack on USS Liberty

Beirut Airport bombing
covert operations in Egypt
and Egypt

Hamas rocket attacks
invasion of Lebanon

Jordan-Israel peace treaty
missile attacks in Gulf War
occupation of Arab territory

Oslo Accords

Palestine occupation

Sadat's visit

Second Intifada

Separation Barrier
two-state solution
and United States
see also Palestine

Israeli-Lebanese Agreement

Issa, Mahmoud

Istanbul

Istiqlalis

Italy
occupies Libya

Jabarti, Abd al-Rahman al-

Jaffa massacre
jahiliyya

Jalili family

Janissaries

January 25 Movement

Jarida

Jerusalem

Jewish Agency of Palestine

Jewish Chronicle

The Jewish State

Jihad

Jihad, Abu
see Khalil al-Wazir

John, King of Abyssinia

Johnson, Lyndon

Jordan

Arab-Israeli War (1967)

Baʻth Party

Britain in
and Egypt/Syria union

Free Officers
and Iraqi Revolution

Karamah
nationalism
oil

Oslo Accords
and Palestine
and Syria

Western influence

Jordan-Israel peace treaty
journalism

Jumblatt, Kamal

Jumblatt, Walid

Kabir, Ali Bey al-

Kader, Abdel

Kahan Commission

Kamil, Muhammad Ibrahim

Kamil, Mustafa

Kanj Yusuf Pasha

Kanuni
see Süleyman II
kanunname

Karak

Karamah

Karami, Omar

Karami, Rashid

Karbala, attacked by Wahhabis

Karmal, Babrak

Karzai, Hamid

Kassir, Samir

Kaylani, Rashid Ali al-

Keeley, James

Kemal, Namik

Khair Bey

Khalaf, Salah

Khaled, Leila

Khalid, King

Khalifa, Shaykh Hamad bin Isa A

Khalisi, Ayatollah al-

Khan, Mohammed Daoud

Khan Maysalun

Khartoum Summit

Khattabi, Muhammad Abd al-Krim al-

Khider, Mohamed

Khomeini, Ayatollah

Khoury, Bishara al-

Khurshid Ahmad Pasha
see Ahmad Pasha (Egypt)

Khusru Pasha

King, Henry Churchill

King David Hotel bombing

King-Crane Commission

King-Crane Report

Kissinger, Henry

Kitchener, Lord

Konya

Krim, Abd el-

Kristallnacht

Kubba, Muhammed Mahdi

Kurdish Regional Government

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KK)

Kurds

Kuwait
invasion

Lamoricière, General de

Lamothe, General de

Lampson, Sir Miles

Larsen, Terje Roed

Latif, Mahmoud Abd al-

Lavon, Pinhas

Lavon Affair

Lawrence, Colonel T.E.

Le Réveil

League of Nations

Lebanon

Amal militia
and Arab Unity

Baʻth Party
colonial rul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Constitution of 1926

Constitutional Bloc

Constitutional change

Druze community

Eisenhower Doctrine
elections, 2005
elections, 2006
independence
internal disputes
and Iraq

Israel invades South Lebanon

Israeli invasion
joins United Nations

Maronite community

National Front

National Pact
nationalism
and Ottoman Empire
regional conflict
riots/demonstrations

Second Republic
secular parties

Shiites

South Lebanon Security Zone
and Syria

Taif Accord
troika
see also Arab-Israeli Wars; Beirut

Lehi
see Palestine

Lesseps, Ferdinand de

L'Étoile Nord-Africaine

Liberal Constitutional Party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Liberation Party

Liberation Rally

Libya
and Arab Spring
attack by Egypt

Free Officers

General National Congress
military coup

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
occupied by Italy
oil
under Ottoman rule

Qadhafi coup

Soviet influenc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war in

Lieberman, Joe

Likud Party

Lloyd, Selwyn

Lloyd George, David

London 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Levant
l'Orient

Louis IX, King

Louis Philippe, King

Lyautey, Marshal Hubert (and Lyautey system)

Macbeth

MacDonald, Ramsay

McMahon, Sir Henry

McPherson, Joseph

Madrid Conference

Maher, Ali

Mahmud I

Mahmud II

Majid, Ali Hasan al- (Chemical Ali)

Makhzan

Malek, Anouar Abdel

Maliki, Nouri al-

Mamluks

Mardam, Jamil

Marj Dabiq, battle of

Maronite Church

Maronite Phalangists
see Phalangists

Maronites

Martin, Cliff
martyrdom in Hizbullah

Massoud, Ahmad Shah

Massu, General Jacques

Matni, Nasib

Maude, General Sir Stanley

May 17 Agreement
see Israeli-Lebanese Agreement

Mecca

Medicis

Medina

Mehmed II (Mehmed the Conqueror)

Mehmed Rashid Pasha

Meir (Meyerson), Golda

Mello, Sergio Vieira de

Mercier (historian)

Mesopotamia
see Iraq

Middle East Defense Organization (MEDO)

Middle East Partnership Initiative

Middle East Quartet

Mikdadi, Lina
see Lina Tabbara

Milestones
military coups

Milner, Lord

Mishaqa, Mikhayil

Mitija Plain

Moawad, René

Mobil

Mogador

Mohammed V, King

Mohammed VI, King

Moms

Mongols

Montefiore, Moses

Moriscos

Moroccan Question

Morocco
becomes Franco-Spanish protectorate
bomb attacks

Communists

France in
independence

Independence Party (Istiqlal)

under Lyautey
nationalist movement

Rif War

Spanish interests in

Western influence
in WWI

Morsi, Mohamed

Mosul

Mount Lebanon

Movement of the Dispossessed

Movement of the Muslim Revolutionaries of the Arabian Peninsula

Moyne, Lord

Mubarak, Gamal

Mubarak, Husni

Muhammad (the Prophet)

ancestor of Abd al-Qadir
ancestor of Ahmad Urabi
as role model

MuhammadʻAli Pasha
ambitions of
birth of
and Citadel massacre
founder of dynasty
as governor of Egypt
innovator in Egypt
invades Sudan
modernization
as Ottoman commander
and printing
and religious equality
threat to Ottomans
and Wahhabi campaign

Muhammadia Palace

Muhammed Bey Abu al-Dhahab

Muhammed Bey Quatamish

Munich Olympics attack

Murad, Sayyid

Murad IV

Murad Pasha

Murtagi, General Abd al-Muhsin

Muslim Brotherhood

Muslim Ladies' Society

Muslim Sisterhood

Mussolini, Benito

Mustafa Pasha

Mustafa Reshid Pasha

Mutawakkil III, caliph al-

Muzayrib

Nabulsi, Sulayman al-

Naguib, General Muhammad

Nagy, Imre
nahda (cultural renaissance)

Nahhas, Mustafa al-

Napier, Admiral

Napoleon (Bonaparte)

Napoleon, Louis (Napoleon III)

Naqib, Sayyid Talib al-

Nashashibi/Husayni rivalry

Nasif, Malak Hifni

Nasser, Gamal Abdel

Nasuh Pasha

National Bloc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Egypt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LN)

National Movement

National Pact
nationalism

NATO

Navarino Bay, battle of

Nazi atrocities against Jews

Nazli, Princess

Nelson, Admiral Horatio

Neo-Destour party

Netanyahu, Benjamin

New Order (Nizam-i Cecid) army

The New Woman

Nezib, battle of

Nile, battle of the

Nile Navigation Company

Nixon, Richard

Nizam-i Cecid (Nizami) army

Non-Aligned Movement

Nour, Ayman

Nubar Pasha

Numayri, Ja'far al-

Nuqrashi, Mahmud Fahmi al-

Nusra Front

Nusseibeh, Sari

OAS (Secret Armed Organization)

Obama, Barack

Occidental Petroleum

October War (Arab-Israeli War 1973)

Office of the Arab Maghrib
oil
in 1967 Arab-Israeli war
embargos
fires in Kuwait
location of reserves
multinational profits
royalties
in twentieth century
as a weapon

Omar, Mullah

OPEC

Operation Desert Storm

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

Operation Peace for Galilee

Oran, French occupation of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see OPEC

Oslo Accords

Osman III

Ottoman Empir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Albania

Ali Bey revolt against

Arab threat to
and Barbary pirates
battle of Navarino Bay
conquests (1516-17)

Constitution
corruption
decline in authority
and Druze
in Egypt
end of
and Enlightenment ideas

European threat to
in First World War
foreign debt
on good government

Greek uprising
and Hasa region
judiciary
in Lebanon
in Libya
and Mamluks
masscare at Gaza
and Mount Lebanon

Muhammad 'Ali Pasha threat to
and nationalism

Nizami troops
partition proposals
postwar plans for

Reform Decrees
reforms
reforms and Islamic doctrine
and religions

Russian War (1768-74)

Russian War (1877-78)

and Safavid Empire

Second Egyptian Crisis
slave embargo
and Spain

Tanzimat period
territorial losses
troops
and Wahhabi challenge

Ottoman Era

Ottoman Public Debt Administration (PDA)

Ottoman-Russian War (Crimean War)

Oujda

Ourabah, M.

Pahlevi, Shah Mohamed Reza

Paice, Marvyn

Pakistan

Palestine
al-Nakba (The Disaster)

al-Qastal

Arab states invade

Arab-Israeli War (1967)

Beisin

British in

British reprisals

British soldiers hanged
conquered by Ibrahim Pasha

Dayr Yasi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economic decline

Haganah activity

Haifa captured

Irgun activity

Israeli occupation
as Jewish national home

Jews declare war on Britain
and Jordan

Karamah

King David Hotel bombing

Lehi (Lohamei Herut Yisrael)

liberation movements
medical convoy ambush

Oslo Accords
partition proposals

Phalangist atrocities
and PLO
population diversity
refugee resettlement
riots and demonstrations

Safad

Second Intifada

Stern Gang

UN Partition Resolution

UNSCOP report

White Paper
in WWI

Zionists in
see also Hamas; Israel

Palestine Liberation Army

Palestine Liberation Movement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see PLO

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PNC)

Palestine Student Union

Palestine War, 1948

Palestinian Authority

Palestinian Legislative Council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two-state solution

Palmerston, Lord

Pan Am

Paris Peace Conference

Passfield White Paper

Peace of Kütahya

Peace of Paris
peace process

Peel Commission

Peninsula Shield Force

People's Party (Egypt)

People's Party (Syria)

Peres, Shimon

Perpetual Treaty

Pétain, Marshal Philippe

Pflimlin, Pierre

PFLP

Phalangists
pharaohs

Philippeville massacres

Pineau, Christian
piracy

PKK (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LO

Pointe, Ali la

Polignac, Prince Jules de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see PFLP

Popular Front (France)

Port Lyautey

Porte
see Sublime Porte

Postwar (WWI) Settlement

Powell, Colin

The Prophet
prostitution in Damascus

Pundak, Ron

Putin, Vladimir

Qadhafi, Colonel Muammar al-

Qadhafi, Seif al-Islam

Qadir, Abd al-

Qadiriyya order

Qana

Qansuh al-Ghawri, al-Ashraf

Qasim, Brigadier Abd al-Karim

Qasimis (Mamluks)

Qassam, Izz al-Din al-

Qassem, Naim

Qatar

Qawuqji, Fawzi al-

Qazdughlis

Qur'an
commentaries on

Qurie, Ahmad (aka Abu Ala)

Qusus, Awda al-

Qutb, Amina

Qutb, Muhammad

Qutb, Sayyid

Quwatli, Shukri al-

Rabat Summit

Rabin, Yitzhak

Radio Bari

Rahman, Moulay Abd al-

Rajab, Jehan

Ramadan, Taha Yassin

Raqqa

Ras al-Khaima

Rashidis

Reagan, Ronald

Red Line Agreement

Reform Decrees
refugees

Syrian civil war

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

Rif War

Rifai, Samir al-

Rifqi, Uthman Pasha

Rightly-Guided Caliphs

Rigoletto

Riyad, Muhammad

Riyad Pasha

Riyadh Summit

Road Map

Rogers, William

Rommel, Field Marshal Erwin

Roosevelt, Franklin

Rothschild, Baron Edmond de

Russia
postwar aims
protects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Syrian civil war intervention
territorial claims
threat to Britain
see also Soviet Union

Russian Revolution

Russian War (1768-74)

Russian War (1877-78)

Saʻada, Antun

Saadawi, Nawal El

Sabah, Jabar al-Ahmad al-

Sabah, Saad al-

Sabra camp

Saʻcd, Maʻruf

Sadat, Anwar

Sadr, Anwar

Sadr, Musa al-

Safavid Empire

Safwat, General Ismail

Saʻid, Nuri al-

Said Pasha

Salafism

Salan, General Raoul

Saleh, Ali Abdullah

Salem, Salah

Salim Pasha

Salman, Abu

Salman, Isa bin

Salmun (Damascus prostitute)

San Remo conference

Sanaʻa

Sanussi, Sayyid Muhammed Idris al- (Idris I)

Sarkis, Elias

Sarrail, General Maurice

Sartre, Jean-Paul

Saʻud ibn Abd al-Aziz

Saudi Arabia
and Arab Spring
bomb attacks
and Houthi insurgency in Yemen
oil

Western influence

Saudi-Hashemite conflict

Saudi-Wahhabi confederation (18th century)

Saudi-Wahhabi confederation (20th century)

Sayfas

Sayyid, Ahmad Lufti al-

Schultz, George 528 scramble for Africa

Second Egyptian Crisis

Secret Armed Organization (OAS)

self-denying protocol

Selim I (Selim the Grim)

Selim II

Selim III

September 11 attacks

Sétif repression

Sèves, Colonel

Seymour, Admiral Sir Beauchamp

Shafʻi, Husayn al-

Shafi, Haidar Abdul

Shahbandar, Abd al-Rahman

Shakespeare, William

Shamir, Yitzhak

Shaʻrawi, Ali Pasha

Shaʻrawi, Huda

Sharett, Moshe
sharia (Islamic) law

Sharifian Solution

Sharja tribe

Sharjah

Sharon, General Ariel

Shartouni, Habib

Shatila camp

Shaw Report

Shaykh al-Balad
see Muhammed Bey Qatamish

Shertok, Moshe

Shiba Farms

Shihab, General Faud

Shihab family

Shiite Crescent

Shiite uprising in Iraq

Shiqaqi, Fathi

Shirazi, Ayatollah al-

Shuqayri, Ahmad

Sibaʻi, Mustafa al-

Sicily

Sidi Bouzid

Sidi Ferrush

Sidqi, Ismail

Sinai Disengagement Accords

Sisi, Abdel Fattah el-

Six Day War (Arab-Israeli War 1967)

slavery
abolition by France
and Barbarossa
boy levy

Ottoman slave embargo
and Qur'an
slave soldiers
slaves released at Tunis

Spanish soldiers
and Suez Canal
social contract

Society of Young Ottomans

Solh, Riyadh al-

Souqi, Samir

South Lebanon Security Zone

South Yemen, Soviet influence

Soviet Union
in Afghanistan
in Cold war
collapse
and Egypt
and Iraq
and Iraq invasion

Nasser and Khrushchev
oil
and Syria
and Yemen
see also Russia

Soviet-American cooperation

Spain
and Morocco

Muslim rule in
siege of Algiers

Special Operations Squad (Palestine)

Stack, Sir Lee

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Stern, Abraham

Stern Gang

Stone Pasha

Sublime Porte

Sudan

British/Egyptian occupation
invaded by Egypt (Muhammad'Ali Pasha)

Mahdi's Revolt
military coup (1969)

Suez Canal

Suez Canal Company

Suez Crisis (Tripartite Aggression)

Sufi orders

Sufism
suicide bombings

Sulayman, Sidqi

Süleyman II (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law-giver)

Sulh, Riyad al-

Sultan Pasha (Pasha al-Atrash)

Sunni militants

Supreme Muslim Council

Sykes, Sir Mark

Sykes-Picot Agreement

Syria

Alawaite Mountains revolt

Aleppo military academy attack

Aleppo revolt

Arab Renaissance Party (Ba'th Party)

and Arab Spring

Arab-Israeli War (1948)

Arab-Israeli War (1967)

Baʻth Party

Charter of 1930

CIA plot against
civil war
colonial rule

Communists

Egyptian rule

Egypt/Syria union
famine
and France
the Friday of Dignity
independence

Iron Hand Society
joins United Nations
and King-Crane Commission

Kurds
and Lebanon
military coup

Muhammad 'Ali Pasha and

Muslim Brotherhood

National Bloc
nationalism
occupied by British
occupies Beirut
oil
under Ottoman rule
refugees

Syria - cont.

riots/demonstrations

Russian intervention

Soviet influence

Tadmur Prison

Syrian Central Committee

Syrian General Congress

Syrian Legion

Syrian Revolt

Syrian Union Party

Taba summit

Tabbara, Lina

Tadmur Prison

Tafna Treaty

Tahtawi, Rifaʻa al-

Taif Accord/Agreement

Tal al-Zaʻtar

Talabani, Jalal

Taliban

Tall, Mustafa Wahbi al-

Tall al-Kabir

Tamarod movement

Tamimi, Azzam

Tangier(s)

Tanzimat period

Taqla, Bishara

Taqla, Salim

Tawfiq Pasha (later Khedive)

Tehran Agreement

Temple Mount

Tenet, George

Tergeman, Siham

Texaco

Thinni, Abdullah al-

Tiberias, siege of

Tlemcen

Topkapi Palace
torture
abolition

Abu Ghurayb Jail/prison
in Algeria
following Urabi assassination plot
in Hama
in Kuwait
of Muslim Brothers
in Palestine
in Transjordan
of Zaynab al-Ghazali

Transjordan
air strikes on

Arab-Israeli War (1948)

and partition
tax strike

Treaty of Berlin

Treaty of Fez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Iraq/Soviet Union)

Treaty of Madrid

Treaty of Preferential Alliance

Tripartite Aggression (Suez Crisis)

Tripoli
troika

Troupes Spéciales (Syrian Legion)

Trucial States

Truman, Harry

Tumanbay, al-Ashraf

Tunbs

Tunis
and Arab Spring
bankruptcy

Ottoman vassals

Regency government

Tunisi, Khayr al-Din al-

Tunisia
and Arab Spring
constitution, 1863
constitution, 2014
demonstrations
development projects
elections, 2014
foreign loans

French occupation
and Khayr al-Din

Neo-Destour party
political transition

Western influence

Tunisian Constitution

Turaba

Turayqi, Abdullah al-

Turco-Circassians

Turcomans

Turkey
bankruptcy
bomb attacks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as Sick Man of Europe
and Syrian civil war

Turkish Petroleum Company

Tussun Pasha

TWA

U Thant

Um al-Qaiwain

Umar, Zahir al-

Umayyad dynasty
unified Arab state proposal

Union of Arab Emirates
see United Arab Emirates

United Arab Emirates

United Arab Republic (UAR)

United National Command (UNC)

United Nations

Arafat visit

Emergency Force (UNEF)

Lebanon joins
and Libya

Partition Resolution (Palestine)

peacekeeping after Suez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42)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338)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60)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61)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62)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70)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78)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87)

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UNSCOP)

Syria joins
and Syrian civil war

United Arab Emirates joins

UNSCOP report

United States
in Afghanistan

Arab relations (after 1967)

attack on USS Liberty

CIA involvement
in Cold war
drone attacks

Eisenhower Doctrine
as Great Satan
invasion of Iraq
and Iran
and Israel
in Lebanon

Marine barracks bombing

Obama era

September 11 attacks
and Suez Crisis
and Syria
war on terror

Urabi, Colonel Ahmad

USS Liberty

Uthman Pasha

Verdi, Giuseppe

Vernet, Horace

Versailles Peace Conference

Viollette, Maurice

Voice of the Arabs (radio station)

Wafd nationalist party

Wafdist Women's Association

Wafdist Women's Central Committee

Wahhab, Muhammad ibn Abd al-

Wahhabi
attack on Hijaz
attack on Karbala
attack on Mecca
attack on Medina
attack on Southern Iraq
attack on Taif
and Muhammad ʻAli Pasha
as zealous warriors

Wahhabi-Saudi confederation

Wahhabism

Waldheim, Kurt

War of Attrition

Wazir, Khalil al-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

Weitzman, Chaim

Weizmann, Chaim

West Bank

Wilhelm II, Kaiser

Will, George

Wilson, Sir Arnold

Wilson, Sir Charles Rivers

Wilson, Harold

Wilson, Woodrow

Wingate, Sir Reginald

Wolfowitz, Paul

Wolseley, Sir Garnet
women in politics
women's rights

World Bank

World War I

World War II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Worth, Robert

Yacef, Saadi

Yahya, Imam

Yahya, Mohammed al-

Yahya, Tahir

Yamani, Ahmad Zaki al-

Yassin, Ahmad

Yazbek, Samar

The Year of the Elephant

Yegen, Dawud Pasha

Yellow Fleet

Yemen
and Arab Spring
and China
civil war
and Egypt
elections, 2012

Houthi insurgency
humanitarian crisis
military coup
and Nasser

National Dialogue Conference
as Ottoman vassals

Saudi embargo

Yemen Arab Republic declared

Yemen War

Yezidi, the

Yom Kippur War (Arab-Israeli War 1973)

Younes, Colonel Mahmoud

Young Algeria movement

The Young Algerian: From Colony to Province

Young Men's Muslim Association

Young Turks

Youssef, Moulay

Zaghlul, Saʻd

Zahir Shah, King

Zahleh, siege of

Zaʻim, Colonel Husni al-

Zarqawi, Abu Musab al-

Zaydanis

Zaydi Sect (Yemen)

Zaydis, the

Zeid, Prince

Zimala encampment

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

Zionists

Ziyada, Mai

Zuaytir, Akram

Zurayk, Constantine

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

【美】塔米姆·安萨利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出版者言

佳评推荐

中译本序

前言

第一部分　阿富汗的建国

第1章　国父

第2章　艾哈迈德·沙阿的帝国

第3章　隔壁的法兰奇人

第4章　熊与狮之间

第5章　奥克兰的蠢行

第6章　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回归

第7章　短暂的黄金岁月

第8章　第二次英阿战争

第二部分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第9章　铁血时代

第10章　新的开始

第11章　崇尚变革的君王

第12章　王法还是教法？

第13章　王朝分崩离析

第三部分　喀布尔的规则

第14章　风暴之后

第15章　不结盟国家

第16章　不要停滞，要发展

第17章　民主的时代

第18章　左翼兴起

第19章　改弦更张

第20章　苏联入侵

第四部分　旧阿富汗的爆发

第21章　穆贾希丁

第22章　冷战的最后阶段

第23章　从恐怖到混乱

第24章　走出难民营

第25章　塔利班对战穆贾希丁

第26章　“基地”组织

第27章　美国参与其中

第五部分　乱象依旧

第28章　波恩计划

第29章　喀布尔之春

第30章　源源不断的麻烦

第31章　毒品与腐败

第32章　塔利班

第33章　临界点

第34章　增兵阿富汗

第35章　希望之光

大画景

致谢

人物对照表

术语释义

注释

参考文献

原书索引

返回总目录

出版者言

当今的世界与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正在面对什么、将会走向哪里，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思考者都需要追问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应该努力回应、解答的问题。出版者应该成为文明的瞭望者和传播者，面对生活，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新。出版“好望角”书系，正是我们回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解答读者灵魂之惑、精神之惑、道路之惑的尝试和努力。

本书系所选书目经专家团队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好望角”，让读者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打开新的视野，突破一隅之见。当然，书中的局限和偏见在所难免，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非洲南部“好望角”本名“风暴角”，海浪汹涌，风暴不断。1488年2月，当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的船队抵达这片海域时，恰风和日丽，船员们惊异地凝望着这个隐藏了许多个世纪的壮美岬角，随船历史学家巴若斯记录了这一时刻：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个海角，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佳评推荐

《无规则游戏》是关于阿富汗历史最动人、最有感染力和最富有洞见的作品。作者叙事技巧高超，着眼细节，他通过阿富汗人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国家常被世人忽略的历史，印度河和乌浒河之间这片土地上两个多世纪的种种故事：战争、革命、宫闱斗争，都在书中一一得到呈现。任何关心阿富汗命运的人，都应该好好读一读这本书，它会告诉你阿富汗局势动荡不安的真实原因。

——拉吉夫·钱德拉塞卡兰《小美国：阿富汗战争中的战争》作者

安萨利讲述了两个多世纪的阿富汗历史，带领我们走过荒僻的草原和残酷无情的戈壁，见识一个充满血性的民族。他驳斥了“帝国坟场”的论断，认为正是雅利安人、蒙古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外族的入侵，成就了今日不屈不挠的阿富汗。安萨利认为，现代入侵者之所以屡战屡败，其致命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片土地上的种种内部矛盾。英国、苏联和美国的干涉，是对阿富汗国家建设的严重干扰，导致这个几乎与美国同时形成的国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国家建设之路。

——《中东日报》

安萨利擅长用非常随意轻松的语言论证自己的观点，而这丝毫不破坏叙事的严谨。他深入历史语境和还原文化的能力，令人眼前一亮。几个世纪之前的人、事、物，经他之手变得栩栩如生。读者若对阿富汗或中亚历史抱有兴趣，绝对不可错过本书。

——《出版人周刊》重点推荐

安萨利将超凡的学识与高超的叙事技巧揉捏一处的能力令人叹服。他出生于阿富汗，尽管16岁时离开了那里，但他从未停止收集阿富汗的故事。他以大师级的文笔将其进行加工，知道何时应该脱离宏大叙事而专注细节，从而勾勒出当地赤贫村民的生活气息。他始终将重点放在阿富汗，间或穿插论述外国势力。作者关于阿富汗领导人人格魅力的描写尤其精彩，他结合与此相关的斗争、外国干涉，生动讲述了一段动荡的阿富汗历史。

——《爱尔兰时报》

本书给人如春风拂面般的阅读体验，作者讲述了几个世纪以来阿富汗动荡的历史，也讲述了这个国家当今的军事纠葛。作为喀布尔本地人，作者对阿富汗有序、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以及陷入困境的游牧部群有着深刻理解……他生动论述了阿富汗如何应对过去与现在的各种难题，这部分内容有着很高的战略意义。

——《科克斯书评》

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报道令人眼花缭乱，来自旧金山的记者兼作家塔米姆·安萨利认为，人们对于这场战争仍有许多误解。在书中，他重点论述了塑造当今局势的历史事件。

——《圣何塞信使报》

安萨利以叙事大师的超凡自信，从阿富汗人的角度，娓娓讲述阿富汗的发展历程，这是一种微妙而又复杂的历史叙事……作者对于故土的深情与对未来的乐观情绪跃然纸上。

——《书单》

作为阿富汗裔美国人，安萨利是讲述这个故事的不二人选。通过他的锐利笔锋，读者可以了解他那战乱频仍的祖国。随着2014年北约部队逐渐撤出，了解阿富汗已刻不容缓，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地理杂志》

中译本序

2012年，塔米姆·安萨利先生的《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一书在美国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并颇受好评，已被视为了解阿富汗的必读书籍之一。

安萨利是阿富汗裔美国人、美国知名作家，尽管兴趣广泛，从事过多种工作，但他长期关注阿富汗问题，对阿富汗有着特殊的情结，出版的多部著作大多与阿富汗相关，因此对塔米姆·安萨利来说，写作《无规则游戏》，更像是在娓娓讲述阿富汗故事。

本书对1747年到最近几年的阿富汗历史进行了梳理，尽管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更像是带有个人体验和历史记忆色彩的国家画像，充满了“传闻”“秘闻”，但安萨利强大的叙事能力和卓越的文字功底，以及对大量一手素材的掌握，使得本书不仅免于野史之嫌，而且完全可以和正史著作相媲美，同时又比正史著作更加生动精彩，有很强的可读性。

安萨利敏锐地洞察到了阿富汗国家和社会的两面性，通过他活泼的语言，读者可以轻松掌握阿富汗的全貌。安萨利认为，阿富汗得以维持统一的原因之一是：外部的干涉和入侵，激发并一再刺激了阿富汗的国家认同。同样，关于阿富汗中央政府为何一直相对无能，部落、宗教势力为何如此强大、顽固的原因，也可以在书中得到答案。安萨利对德奥班德派的描述也非常生动、详细，这对研究教派和极端主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阿曼努拉的改革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如何与当时的阿富汗格格不入，阿曼努拉又是如何一步步陷入泥潭的论述详细且生动，这足以弥补之前类似著作在这段历史叙述方面相对模糊或生硬的不足。

通过《无规则游戏》，我们还可以依稀想象当年苏军在阿富汗的窘境，也可以想象出戈尔巴乔夫负责任的撤军方式，和奥巴马、特朗普想要的撤军方式并无分毫差别。安萨利通过“布兹卡谢”游戏来说明阿富汗的悲哀处境，但他在文末也指出，“无规则”背后也有“规则”。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两个有意思的观点：一是他直截了当地在序言中指出，阿富汗不是“帝国坟场”，因为历史上曾有多个国家或势力征服了这里；二是他认为塔利班事实上从未真正想制止罂粟的种植，只是因为大量种植导致价格下跌，才在个别年份控制了罂粟的种植面积和产量。虽然这些观点不占据主流，但无疑是正确的。

以上问题，都非常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阿富汗复杂的历史、当下的乱象，以及看起来仍遥不可及的平静未来。

《无规则游戏》中的近代阿富汗还可能会让中国读者产生些许错觉，尤其是会有近代阿富汗与近代中国有几分相似的联想。事实上，近代的东方国家确实面临过相似的内外困境，如阿曼努拉夫妇1927年欧洲之行在阿富汗国内遭遇的非议，与半个世纪前郭嵩焘的遭遇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阿曼努拉下台逾30年后，竟然还有边远村民向其问好……塔拉基和阿明的关系，也会让中国读者唏嘘不已。

通过本书可以发现，阿富汗历史的主题其实不是阿富汗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历史，而是阿富汗改革力量与保守力量对决的历史，其结果往往以改革发起者和推动者的流血失败而告终，这最终造就了今天的阿富汗。

当然，书中也有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关于苏联人埋设地雷的说法，可能是因为作者更多地受到了当时西方的反苏宣传的影响。事实上，阿富汗遗留至今的地雷主要出自“圣战士”之手，内战期间，阿富汗人自己埋下的地雷更是难以计数。由此可见，冷战时期的各种片面宣传造成的影响有多深远。

在阿富汗的前景问题上，本人可谓是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作为阿富汗裔美国人，安萨利先生在悲观的同时，比我要乐观许多，他仍对阿富汗充满希望，甚至对矿业救国抱有很大期许。

正如塔米姆·安萨利所说，“阿富汗的历史屡被中断，也在不断重新开始，这个国家还在整合，未来如何，谁也无法下定论。”相信看过本书的读者，会对阿富汗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相对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这也是我为本书作中译本序的主要原因之一。

阿富汗是中国的20个邻国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长期以来，国人对阿富汗知之甚少，也没有太多兴趣对其进行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出版本书是需要勇气的，也是具有远见的。浙江人民出版社策划“好望角”书系，并关注阿富汗，选择出版《无规则游戏》，令我个人非常钦佩，因此斗胆为本书作中译本序。

朱永彪

2018年10月

于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

前言

过去的200年间，阿富汗先后五次遭遇外敌干涉，好些世界强权与地区强国都曾试图侵略、占领、征服或控制这片土地。每次侵略，都让侵略者付出了沉重代价。奇怪的是，每一次干涉，仿佛都出自同样的原因；每一次外敌来犯，也都延续着一贯的套路——汹汹而来、悻悻而走，似乎都不知道前车之覆乃是后车之鉴。

1839年，英国殖民者第一次侵入阿富汗。初次接触的回忆相当不堪。40多年过后，同样的入侵者，犯下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错误。前辈的痛苦教训，后人却一点不曾汲取。又过了40年，英国人第三次踏进同一条河流。60年后，苏联军队也在阿富汗栽了跟头。如今，阿富汗的土地上驻扎着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故事似乎一直在循环往复。

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健忘呢？

由此，我想起了一段亲身经历。数年前，我有幸前往哈萨克斯坦宣传自己的作品。拙作内容关乎世界历史，我想通过伊斯兰的视角审视世事的变迁。所到之处，读者提出的问题无一例外都与阿富汗有关——这也难怪，我虽是美国公民，却在阿富汗出生和长大。我在哈萨克斯坦逗留期间，美国军队正在造访我幼时的家园，而且他们陷入了战争的攻坚阶段。此外，哈萨克斯坦的读者朋友对于阿富汗也怀有一份独特的记忆。他们的国家曾是苏联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的那场战争，也许我的读者之中不乏亲历者与见证人。

提到阿富汗，读者们总爱问个不停。他们想知道我如何看待美苏两国对阿富汗政局的干涉。这个问题，我曾在美国遭遇过无数次。每一次，我都会给出相同的答案：两次入侵都给阿富汗带去了沉重的灾难。苏联人无法自拔的深渊，如今又困住了美国人。开战之前，美国政府奉行实用主义，轻而易举就找到了干涉的理由；之后，却又受困于政治因素而无法迅速抽身离去。每蹉跎一点时间，美国政府就要付出更多的生命与金钱，而且他们并不知道原因何在。美国能够控制城市，却无法平息那些自以为在捍卫伊斯兰教的人发起的农村叛乱。

我的回答，读者们并不满意。有一位读者反复追问，还觉得我刚才那番话太过粗浅。我没能给出他想要的答案。最后，我不得不向他摊牌：“我觉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您一定早已成竹在胸。您觉得我忽略了什么？”

“您一直在强调两场战争的相同点。”读者有些怨言，“对于差异却避而不谈。”

“哦，您觉得两者有何差异呢？不妨指教。”

“嗯，您不会不知道，我们当年出兵阿富汗，是受到了对方的邀请。阿富汗国内有难，所以才向邻居求援。那一次，我们不但出动了作战部队，还派遣专家顾问，帮扶阿富汗的进步势力。而贵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则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行径。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当时，我只能摇头叹息。“您刚才的话是认真的吗？您当真觉得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是为了吊民伐罪？贵国军队当时的任务是要帮助进步力量打击反动派？其实，您的看法倒显示了苏、美之间的又一个共同点。很多美国人说起阿富汗战争，也会像您一样义正词严：阿富汗有难，美国军队千里驰援；美军来到这里不为攻城略地，只为消灭暴政。而且，我们美国人还在不遗余力地帮助阿富汗人生产和生活。”

问答之间，我产生了一点灵感。内外视角的差别，确实能让同一个故事生出不同的观感。从内部看，各支外国势力及其干涉意图实在大同小异。在战火纷飞的乡下，唯有那些反抗势力最能悟出美、苏、英之间的差异所在。

从外部看，阿富汗仿佛从未变迁，它面临的挑战一如从前，依旧崎岖的山脉、蒸腾的沙漠和无尽的草原。这里的人民向来悍勇不驯，还有着虔心宗教、仇视外族的名声。部落，是他们永恒的归宿。头巾、胡须、长袍、弯刀与马匹是部落习气的象征。每一个部落成员都必须拥有这些东西，否则，他就不属于这里。如此严格的会员准入制度，远远早于重金属音乐同好会，比起当代男士必须遵奉的着装守则也要悠久得多。

事实上，阿富汗人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历史上，这个国家总是朝着某一目标蜿蜒前行，尽管途中总被外来干预打断。那么，抛开路上的种种蹉跎，阿富汗人的故事还能剩下些什么呢？

“布兹卡谢”（Buzkash）这种马背叨羊游戏，似乎只见于阿富汗及中亚的草原上。游戏中，大家各自骑上马匹，瞄准地上的山羊尸体发起攻击。骑手一旦抓获猎物，就要朝场地两端狂奔；只要马儿跃过端线，他就能够获胜。不过，幸运儿的身旁总会你追我赶地聚起一众人马。大家不停扭打撕扯，只为夺取那件战利品。比赛没有队伍，参与其中的选手都是为了个人荣誉而战。参赛人数也从来没有具体规定。除了端线，场地内外并无明显区分，甚至没有负责掌控全局、研判形势的裁判。这种游戏并无犯规一说，自然也不需要有人维护规则。要想约束选手的行为，只能依靠传统习俗以及乡规民约，而且需要参赛者相互之间形成一种自觉。那些需要明文保护方才愿意上场参赛的人，根本就不会收到竞逐的邀请。

200多年前的阿富汗社会，就好像一场轰轰烈烈的布兹卡谢。而后，阿富汗历史的主题一直围绕着两个问题：这种游戏需不需要一点规则？何种规则最为适合？当然，阿富汗这片土地不仅被用于布兹卡谢，这个地方还成了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口中那场“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竞技场。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世界强权纷纷加入。就像所有主权国家之间的博弈一样，这也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它本身与阿富汗问题无关，其利益关系是全球性的。阿富汗不幸卷入其中，只是因为它正好位于混战的前沿而已。

两场不相干的游戏在一个场地举行，玩家难免磕磕碰碰，双方的命运也由此交织到了一起。自19世纪早期以来，太多类似的故事曾在这里上演。一场游戏会影响另一场游戏，并使其更为复杂。但是，大国间的博弈绝不能与阿富汗内部的竞逐混为一谈，那样一来，只会让历史的面目混淆不清。

大国干预阿富汗的故事确实引人入胜，不过，阿富汗也有自己的故事。一场干预自有生发起落，不同的侵略者则在来往更替。不过，他们并非阿富汗这个故事的主角，他们只是搅乱了故事的发展。每次外部势力造访，故事都得从头再来，此前的情节发展悉数毁于一旦。同样一个故事，被人屡屡搅局，也难怪那些搅局者总会吞下同样的苦果。

“帝国坟场”一类的论调，笔者不想重复。介入阿富汗事态的大国势力似乎总会一败涂地。这里地形复杂、人民善战，这对征服者而言确实是特殊的挑战。如此想法看似智慧超然，实则大错特错。历史上，阿富汗沦于外敌铁蹄之下的情况实在不知凡几。3000—4000年前，雅利安人（Aryans）便征服了这片土地。因此，这里才会被人叫作“雅利安人的国家”（Ariana）。后来，“雅利安人的国家”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阿富汗人以波斯语（阿富汗官方称之为达里语，近90%的阿富汗人将达里语作为第二语言）为通用语言，正是出于这层关系。后来，希腊人又成了这里的征服者，他们建立的希腊王国延续了200多年。时至今日，在阿富汗的一些地方，偶尔还能见到金发碧眼的希腊征服者后裔。佛教徒也一度成为这里的主宰，独一无二的希腊式佛教艺术由此在阿富汗起源并走向繁荣。

如今，99%的阿富汗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显然，这是阿拉伯人征服阿富汗留下的一项遗产。突厥人更是隔三岔五就会吞并此地。横扫而过的蒙古大军，把阿富汗化为了一片鬼域。阿富汗是“帝国坟场”，但不是蒙古帝国的坟场。15世纪，喀布尔还曾沦为一名突厥军阀的领地。此人后来南下印度，开创了莫卧儿帝国。种种事例表明，阿富汗这片土地并非不可征服，只是所有成功的征服者现在都被称为“阿富汗人”。

早期的征服活动塑造了现在的阿富汗。本书讲述的是阿富汗最近200余年的故事。其间，西方强权想要主宰这个国家，阿富汗人先后五次（次数取决于读者对“战争”的概念）与之交战。阿富汗的故事与大国干涉的故事交相勾连，仿佛同一个故事的两条叙事线。它们互不隶属，却又相互影响。唯有站在世界的高度，才能解释阿富汗为何屡遭侵略，而侵略者却无法遂愿，其原因可能就在这个国家的内部。

接下来，笔者将带领大家深入阿富汗内部，好好看看这个国家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并不是很长，阿富汗几乎和美国一样年轻。内有顽疾，外有持续不断的干涉，才让这个国家步履蹒跚、求存艰难。故事的开头，要从一个名叫艾哈迈德·沙阿的男子说起。

第一部分　阿富汗的建国

阿富汗

第1章　国父

乔治·华盛顿登上北美政治舞台的时候，遥远的中亚与南亚之间，一个帝国正在形成。帝国的主人艾哈迈德·沙阿（Ahmad Shah）是位部落首领，日后的阿富汗人都会把他尊为“国父”（Baba）。因为，大家追根溯源，觉得此人才是他们国家的初代君主。

艾哈迈德确实是个大人物。他块头很大，还长着一张宽颊大脸；一双杏仁眼颇具部落特色，同时又带着几分浪漫豪情。艾哈迈德16岁时，波斯国王纳迪尔·阿夫沙尔（Nadir Afshar）已对他赏识有加。纳迪尔出身草莽，性情残暴，一心想要重现波斯帝国的荣光，一度还差点如愿以偿。他曾经远征印度，并把著名的孔雀宝座（Peacock Throne）掠夺回国。攻伐期间，艾哈迈德一直伴在国王左右，取得了对方的信任。纳迪尔把手下一支4000多人组成的精锐骑兵托付给了这个部落青年。要知道，当时的艾哈迈德不过十来岁。

1747年的某天夜里，波斯军队发生哗变，纳迪尔被自己的亲信大臣杀死。而后的一夜混乱不堪，各位将领忙着争权夺位，普通士兵则在尽情抢掠。和国王一道出征的后宫妃嫔，自然成了乱兵垂涎的战利品。据说，艾哈迈德当时正在王室女眷下榻处当差值守，他凭借一人之勇，打退了好些前来骚扰的醉汉。最终，他成功守护了一屋子的女性，并召集手下突出重围，踏上了回家的行程。

这个故事来自笔者小时候在历史课堂上的见闻。故事听起来有些虚假，不过，史书确有记载。那个晚上，一个体貌特征神似艾哈迈德的人逃出了纷纷扰扰的波斯军营，国王生前攒下的大批财宝被此人劫掠一空。黄金、宝石自不必说，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光之山”（Koh-i-Noor）也落到了他的手中（如今，这件珍宝是英国王室的藏品，被陈列在伦敦塔供人观瞻）。

那个时候，艾哈迈德的乡亲父老正在蓄积力量、图谋变革。历史上，普什图人从未得到真正的统一。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结成部落，互相攻伐。眼看纳迪尔的波斯帝国行将崩溃，普什图的各部首领意识到必须选出一位共主，带领大家暂时团结起来共克时艰。出于这个目的，各大部落决定会盟坎大哈。每逢这种支尔格大会议（Loya jirga），主要部落的一众头面人物都要出席。为了帮助头领作出正确选择，德高望重的学者、法官和教士也将列席旁听。一些作家认为，该地区的其他重要族裔，比如塔吉克人、哈扎拉人和乌兹别克人，也会派出代表参加。艾哈迈德也是与会人士之一，只不过，会上的他总是沉默不语。这也难怪，当时艾哈迈德只有25岁。按照地区传统，他作为后生晚辈，必须行事谨慎，服从长者的意愿。

会议开了9天，各部长老争论不休，没人愿意退让，把王位让与他人。最后，一位年迈的、很有威望的托钵僧走下会场，一手指向了年轻的艾哈迈德。“他就是你们的王。看啊，他拥有众人所没有的贵气与王者之气。”艾哈迈德本人谦恭异常，他婉言表示，自己资历不够，难堪大任。托钵僧却把一顶麦草编成的王冠戴在了艾哈迈德的头上。那一刻，艾哈迈德仿佛焕发了领袖的神采。各部长老都立即拜服于他，他们觉得，这位谦谦后生的身上确有与众不同的英雄气概。

就这样，艾哈迈德得以称王。

对此故事，我们大可提出质疑。长老们臣服于一个小辈，显然不只因为后者的领袖魅力。那个时候的艾哈迈德本就实力雄厚，他有一支忠心耿耿的铁骑可供差遣，还掌握了波斯国王留下的大笔财富。不过，虚构的故事反映了普什图文化有趣的方面，这使艾哈迈德的晋升合法化。即使强如艾哈迈德，他也需要宗教老者的支持、部落领袖的选票。此外，他的谦逊态度也让他显得卓尔不群。雄厚的实力、宗教的肯定、出众的人品，艾哈迈德三者兼具，终于得到“沙阿”的头衔。年轻的艾哈迈德成了所有普什图人及其当地盟友和部下的王。［1］

普什图人聚居区北至兴都库什山脉，向南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河谷。他们的人口有4000万左右，虽不及西班牙，却比加州略多。他们的主要语言是普什图语，这门语言和波斯语有些相近（可能和葡萄牙语与意大利语之间的关系有得一比）。他们的文化也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关于普什图人的起源问题，学界尚无定论，普什图人的传说故事将其起源追溯到古以色列遗失的部落。不过，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两三千年，这个地方确是他们的家园无疑。

普什图人的社会生活要靠部落制度维系运转。当然，大大小小的部落、子部落、氏族与大家庭，也造成了普什图社会的分裂局面。每个家族都会攀附某位英雄作为始祖。各位读者只要注意姓氏末尾的“扎伊”（-zai），就能大致了解某个普什图人的血脉传承，就像苏格兰人姓氏当中的“麦克”（Mac-）。艾哈迈德出自萨多扎伊（Sadozai）家族。顾名思义，他和他的族人拥有一位名叫“萨多”（Sado）的男性祖先。萨多有何丰功伟绩，史册上未见记载。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的他忙着开枝散叶，后世子孙才有生生不息的机会。巴拉克扎伊（Barakzai）与萨多扎伊同为望族，其祖巴拉克同样籍籍无名。但是，两族人民都还记得，他们的祖先乃是一对血亲兄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不同氏族组成部落，部落又组成松散庞大的部落联盟。萨多扎伊和巴拉克扎伊同属阿卜达利（Abdali）部，也就是说，他们来自一个更遥远的祖先，名叫阿卜达勒（Abdal）。

吉尔扎伊（Ghilzai）部和阿卜达利部互为世仇。与阿卜达利部一样，吉尔扎伊部也是根系庞杂、人口众多。他们都以坎大哈为根据地，不断南进拓展。吉尔扎伊部的领地位于东面，阿卜达利部则占据了西部。几个世纪以来，吉尔扎伊部一直掌握着普什图部落社会的主导权。对此，阿卜达利部很是不满。15世纪时，吉尔扎伊部在印度北部建立了德里苏丹国。18世纪30年代，他们曾短暂统治伊朗。到了1747年，大局仍在吉尔扎伊部的掌控之中。可是，一场支尔格会议却把艾哈迈德推上了国王的宝座，部落社会的权力天平开始朝着阿卜达利部倾斜。

面对各部长老，艾哈迈德态度谦卑。登基之后，他却自封为“杜尔-依兰-杜兰”，意即“珍珠中的珍珠”（Durri-i-Durran）。后来，国王声望渐长，他的那些部落同胞争相攀附，不少阿卜达利部人都自称出自“杜兰尼”（Durranis）一族。这个源自“珍珠”的词汇，仿佛真是自带光环。到了后来，阿卜达利人个个自称“杜兰尼人”，祖先的真正名号反而湮灭在了史海深处。

如上的一切都是后话。初登大宝的艾哈迈德根基尚浅，族人也并不那么以他为荣。故而，他这个国王有名无实，倒更像是个部落联盟的召集人。只是由于危局来临，大家才把他推上王位，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艾哈迈德的王位难以长久。正如普什图古谚所说：“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联手对抗我的陌生人。当没有外人时，我对付我的兄弟。”艾哈迈德能够称王，不过是因为外敌当前，北方的突厥军队、西方的波斯军队，都叫一众部落长老坐立难安。待到局势缓和，联盟就会重新分裂成不同的部落，部落再分裂成氏族，氏族变成大家庭，而大家庭才是普什图文化的基本单位。

这是艾哈迈德这个国王面临的最大挑战。他领导下的“国家”由大家庭组成，每个大家庭都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事实上，每个家庭中的男性也自视为国王。的确，传统赋予每个人一个角色、一个等级：男人在上，女人在下，年长意味着拥有尊位，官富子弟也比平民的儿子要高贵……

然而，除了这些准则之外，普什图部族社会还有一种独特的立身原则：男人的地位并不取决于他所担任的职位或这些职位所拥有的权力，直截了当笼络人心，才是步步进阶的保证。身居高位的人，一定有真本事让属下服膺。他们赢得这种尊重，是因为其在政治游戏中获得的经验。在这个游戏中，才干是有意义的，但不是一切；继承下来的声望固然重要，但并不代表一切；雄辩的口才、亲切的举止、盟友关系、姻亲背景，都是有意义的，但又不是必然的。这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王权的更替。国王总像流水一般换来换去，觊觎王位的野心家也是层出不穷。小小的疏失、无意的惊扰、笨拙的举止、不雅的言行，都有可能成为对手利用的契机。

家人相处的道理，总能用于解释家族之间的关系，家族关系又能为氏族和部落的生存竞争提供借鉴。在这个部族社会，一切权力都来自私人关系。错综复杂的家族政治和这些关系网络交织在一起。干涉部落内部事务只会让国王大伤面子，甚至还会害他失去权位。因此，即便是艾哈迈德这样的酋长也无法命令他的近亲，他的每项命令都必须经过大家讨论，方能施行。

艾哈迈德能够得势，少不了身边一群人的追随与拱卫。至于地方上那些实力派，国王则许以权力与高位，换取他们对他的忠诚。君臣之间就像家人，家人之间的关系，外人自然无法买断。权力的秘密总在折磨入侵的外敌，他们总在扶植傀儡，试图达到代治的目的，却浑然不知一个官位在阿富汗并不代表相应的权力。

艾哈迈德很清楚，唯有养战自重，他才能保住盟主的位置，他的子民也会因为战争而团结一心。他的先祖曾经远征印度、大肆劫掠，他决定效仿。印度人大多是印度教徒，他们的信仰包含了偶像崇拜的成分。艾哈迈德和他的百姓则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反对以物配主，他们认为摧毁偶像越是得力，就越能得到安拉的赐福。艾哈迈德·沙阿在印度破坏神庙、打砸神像，自然收获了不少福气。

劫掠，还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神像之上，往往饰有珍珠和宝石；神庙之内，还有黄金等其他稀罕玩意儿。一场对印战争，总能满载而归。腰包鼓鼓的艾哈迈德因此有了收买人心的更多本钱；那些人接受了国王的好处，自然就得登上国王的战车。艾哈迈德·沙阿一生征战无数，他的疆土越来越广，原有的地盘也愈发巩固。

艾哈迈德作战英勇。不过，臣民对他的爱戴并不仅仅缘于他的武功。作为普什图部落的一员，国王也得和臣下一样慷慨大方。为此，他不惜金钱，频频赐宴；又打开国库，救济穷困。他总是摆出一副乐善好施的模样。诚然，朝廷的大小事务都在国父的掌控之中。不过，艾哈迈德也得满足属下的自尊与骄傲。唯有谦逊的君王，方能拥有强大的力量。雄辩，也是普什图社会颇为看重的一大才能。艾哈迈德在这方面是一等一的好手。国王御制的沙场诗篇，至今仍为后人所传诵（可惜，艾哈迈德的诗作精髓，译笔实在难以传神）。［2］

总之，敌人对艾哈迈德忌恨入骨，但在臣下的眼中，国王却是智慧、老练、公正的象征。他非但没有专制，还成立了9名顾问组成的委员会帮助他执政。这些顾问出自不同的部落，是各部的首领，所有内政事务都须经过顾问委员会讨论方能敲定。他对部落势力百般讨好，也换来了他们的耿耿忠心。

普什图瓦里（Pushtoonwali）是普什图人遵守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它要求普什图人慷慨待客，甚至在必要时牺牲财富和生产；提倡恩怨必报、血亲复仇，要誓死捍卫家中女性的纯洁；要求普什图人宽恕敌人等。

其实，阿富汗的其他民族也遵守着同样的守则。虽然普什图人在这方面堪称表率，不过，哈扎拉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也未落人后。大家都要为客人倾其所有，都觉得家门荣誉与女眷的贞操息息相关。未婚女性一旦失节，更是罪莫大焉。艾哈迈德对普什图社会多加规范，对于其他民族也未曾放纵。普什图人与少数民族之间自然存在文化差异，但是，在艾哈迈德这个普什图人的统治下，大家相处得还算融洽。国家一派和谐，与艾哈迈德对地方势力的宽纵有关。身为国主，自然需要收缴税款。不过，艾哈迈德并未横征暴敛。他将各族臣民征召入伍，与其说这是一种强加于人的做法，不如说是分享战利品的方式。

艾哈迈德·沙阿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全盛时期，帝国疆域西及伊朗东部，东至印度河畔。这等业绩，先辈也曾数次企及。早在11世纪，加兹尼王朝苏丹马赫迈德（Mahmoud）就已出兵南下。他劫掠的那些神庙，艾哈迈德日后也会造访。16世纪的时候，莫卧儿帝国的开国皇帝曾在帕尼帕特（Panipat）赢下关键的一仗。同样的地方，200年后又迎来了艾哈迈德的武装。

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帝国的位置和范围

众多雄主之中，艾哈迈德也有那么一点不同：唯有他能让普什图部族团结在一起。吉尔扎伊部与杜兰尼部的关系被他妙手修复，巴拉克扎伊与萨多扎伊两大家族也重归于好。他甚至搭起了一座桥梁，让普什图人与少数族裔和平共处。说波斯语的塔吉克人、信仰什叶派的哈扎拉人与隶属突厥语族的乌兹别克人，都对他俯首称臣。阿富汗北部的土库曼人、伊朗境内的波斯人，也成了帝国的一部分。大家对这位伟大帝王都深感服膺。各族杂处的军队中，隐隐约约的国家意识正在慢慢萌生。在艾哈迈德·沙阿国父军队中并肩作战的各民族，开始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一种阿富汗意识。［3］这就是为什么在艾哈迈德统治的时代，这片古称“亚里安那”（Ariana），后又改名“呼罗珊”（Khurasan）的土地，开始被人叫作“阿富汗”。

第2章　艾哈迈德·沙阿的帝国

如果以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概念为标准，那么艾哈迈德·沙阿统治的地域很难称作国家。因为国家必须具备以下要素：一定的领土、连续成形的边界、人人遵守的法律和民众用于交易的统一货币。回到艾哈迈德时代的阿富汗，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恐怕并不存在，在这个地方，每个人的权力范围都相当有限。这里的地势太不平坦，居民又系属多个族群，要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实在太不容易。更不要说当时根本没有便捷的通信手段，交通工具也十分原始。艾哈迈德的帝国看起来广袤，却没有明确的疆域。一座座的城镇与要塞分布在农村地区，唯有在城市方能感受到帝国的威严。

帝国虽有疆界，不过，帝国的疆界并非划线为界，而是以地域作为国与国的区隔地带。帝国的每座城市都由一个强人统治，邻近的乡村地区也得听从城中强人的差遣。不过，强人一旦离开城市，权力即会大大削弱。他的威望就像磁铁一般，随着距离远近而递减递增。作为大城，喀布尔就是帝国权力的一极。南疆名邑坎大哈的地位同样举足轻重。不过，喀布尔与坎大哈之间的广大区域，两座城市的领主都是鞭长莫及、无力管治。

地方豪强的权势虽不如大城领主，却更加直接有效。所谓地方豪强，可能只是邻近城镇的一位领主，也可能是周围某个村子的头人。到了某些偏远地区，一位地主也能自命豪强。只要能够私设武装，并把亲戚佃户聚拢一处，他完全可以在那里称霸称王。帝国的国情就是如此。国王的权势大小，完全取决于他从臣下那里获取税款的多寡。要想巩固统治，君主还得和地方豪强友好相处。只要某地乐于纳税又肯向君主称臣，就可以被视为帝国的一部分。当然，君主总会将富庶的中心地带恩赏给最为忠心的臣子。这类人往往是王亲国戚，如亲王、王子或王孙之类。

众多城邑当中，要数赫拉特、坎大哈和喀布尔最能代表阿富汗。当然，南部的白沙瓦与北方的马扎里沙里夫的战略意义同样不可小觑。无论这片土地落入谁的统治，这五座城市往往都会作为帝国的一部分而被纳入其统治。其中的四座城市仍是今天阿富汗的一部分，白沙瓦已经成为他国领土。白沙瓦的失陷，一直是阿富汗人的历史隐痛。时至今日，围绕此地的种种问题仍在不断发酵。

在艾哈迈德·沙阿那个时代，阿富汗的城市格局与中世纪的欧洲十分相似。每座城市都有城墙，有一到多个城门。城市越大，城墙越高，城门的数目也越多。喀布尔这样的大城市就有五处城门，它们面向不同的方向。五条道路由城门而出，一条通往坎大哈，一条直指白沙瓦，另外几条也各自承担通衢使命。进入城中，道路变得宽阔，从各个方向延伸到市中心。所有的林荫大道都通向大巴扎（Grand Bazaar）。这里的摊贩店铺多如迷宫，商品琳琅满目：既有本地的手工艺品，也有邻近国家输入的现代制造物。大巴扎的一旁，喀布尔河流淌而过。河道两边，正好立着一道谷口。大巴扎北面的山坡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民居。河流对岸，巴拉希萨尔（Bala Hissar）王宫坐落在一片山岬上。王宫四周的山峰上矗立着厚厚的黑色城墙，巨大的塔楼上点缀着小窗户。人们常把大巴扎和周边的民居称为“朔尔巴扎”（Shor Bazaar），意为喧闹市集。这个名字所言不虚，此地确实热闹非凡，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最为生动的烟火气息。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风情。在坎大哈的市中心，可以看到密集的清真寺建筑群，周围是驻军。这个普什图文化的故都一直是座保守的宗教城市，也是主要部落的首都。

赫拉特的中心又有另一派景象。此地向来人文荟萃、重视教育，一直以来就是重要的艺术、文学和学术之都。因此，城市中央是学校和神社。赫拉特还是波斯细密画第一人贝哈扎德（Behzad）的故乡，著名的苏菲派诗人贾米（Jami）和安萨利（Ansary）也曾在此安居。(1)

马扎里沙里夫意为“神圣的陵园”。城市中央的确建有一座巨大的陵墓，被部分阿富汗人认为是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埋葬地。对于什叶派穆斯林而言，阿里是最受尊敬的人物，其陵墓有着无与伦比的宗教意义。不管谁统治这里，都会对其进行美化与修葺。长此以往，陵墓才达到了今天的规模。马扎里沙里夫市民庆祝新年的方式也是阿富汗的一绝，其中的某些典礼活动，可以追溯到琐罗亚斯德教盛行的年代。［1］

几百年来，阿富汗走出过无数个自命王者的人物，他们统治的区域通常都会包括上述的一到几座城市。其实，他们的大部分臣民并不生活在城市，而是住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阿富汗农村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了解乡村地区的社会结构，才能了解阿富汗的过去与未来。迄今为止，乡村地区的种种事态，仍在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阿富汗的主要城市

阿富汗历史学家穆罕默德·阿里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阿富汗的乡村共和国（village republic）发展到了最经典的形式。［2］数千个这样的村庄分布在阿富汗的丘陵和平原上，每个村庄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自治的政治和经济单位。它们有的深居山间，有的位于幽谷，雪峰之下的河水之滨，也是它们自由生长的领地。几乎每个村庄的中心都有一座卡拉（qala），许多卡拉的四角还耸立着坚固的塔楼。

乡村社会当中，婚姻对象相对有限，一番嫁娶之后，几乎人人都算得上血脉相连。但他们追认各自的祖先，记录血缘，以此区分你我。大家族内部自然也有等级制度，最有特权的家庭和他们的仆役、穷苦亲戚生活在卡拉，其他人围住在卡拉周围。大片的田地将家族领地分割开来，两个家族领地之间通常有一天以上的距离。田地上方的斜坡用于放牧羊群，其中以绵羊居多，山羊的数目则要少一些。［3］

在阿富汗，少有人家蓄养畜牛，毕竟这种牲口实在太难伺候。不多的畜牛则被圈养在家中作为奶源，肉食的情况实在少之又少。放羊是男人的活计，照料奶牛则由女性承担。为了应付耕地的重活，大多数农家都配有耕牛。至于交通，大家基本靠走路。只有路程过于遥远，才会骑上毛驴。同时，驴子还负责搬运重物，比如木材、砖石、麦穗等。任何人力难及的东西，都需要驴子来承担。骡子不太多见，但也有人饲养。山区之中，马倒是真正的稀罕物。蓄养马匹的花销，一般人根本负担不起，还是驴子实用得多。北疆的辽阔草原，才是万马奔腾的王国。

阿里认为，这些小小的社会单位都可以被视作“乡村共和国”，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的统治者。宗族的族长是村里的首领。有些宗族地位更高，因此他们的族长和首领更有权威。但他们的权威更像是家长，而不是王，这正说明了艾哈迈德·沙阿的真实身份：家长中的大家长。正因如此，大家才会称他为“国父”。

在当地，最重要的宗法领袖是可汗（Khan），他们构成了阿富汗的封建领主阶层，其地位是世袭的。每个村庄通常还有一位马利克（mailk），一个正式的首领。马利克基本是选举产生的，但马利克的父亲可能也担任过马利克，或至少是可汗。村庄一旦遭遇危机，主要的可汗协助马利克作出决策。很多时候，马利克往往由当地最大的可汗兼任。

正式的决策由村中最重要的人物组成支尔格（达里语地区称为“舒拉”），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作出。支尔格是常设的议事机构，但并非定期召开，只有出现问题时才会召开。支尔格无法通过简单的表决作出决定，而是必须讨论到所有成员都达成共识。这是解除未来冲突的一种方式，因为简单投票作出的决定，可能使多数人获得胜利而少数人闷闷不乐，任何这样的不满都会在看似无关的情况下爆发。因此，大家必须在支尔格上达成一致意见。传统上，支尔格的每个成员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支尔格一旦作出决定，所有成员都不能再有异议。

马利克由支尔格选举产生。不过，他的权威与他从声望、家资和社会地位中获得的非正式权威是分不开的。所谓选举，不过是公推一位声望最高的人物而已。乡村的规模实在太小，成员之间太过熟悉，一切内部事务都可以约定俗成。马利克确实有一些正式的职责：他要负责处理与外部势力的关系，他们可能是邻近城镇的强人、部落首领，甚至还有国王（如果有的话）。有时候，村庄需要直接向国王缴纳实物税。征税的职责自然需要马利克出面完成，所得的物品则会转交给国王派出的代理人。［4］

除了马利克，每个村庄还至少拥有一名毛拉（mullah）。毛拉是伊斯兰教的基层神职人员，他们不是“圣人”，拥有妻子、儿女，可能也拥有土地，参加战争，他们并不比村里其他任何人更圣洁。他们只是粗通文墨，读过几遍《古兰经》，知晓一些宗教法规而已。他们监督人一生中有关宗教的各种仪式。例如，孩子降生，毛拉会被召唤，他要对着婴儿轻轻念诵《古兰经》。如此一来，孩子才会被正式认作穆斯林。村里的丧仪，毛拉也不能缺席。棺椁下葬的时候，需要他在一旁祈祷；安葬完毕，毛拉还得带领人们念诵《古兰经》，向死者致以最后的敬意。婚姻大事也需要毛拉在场。婚礼自不待言，双方家长议定合同的时候，毛拉也须在一旁相陪——请别吃惊，在阿富汗的乡村社会，婚姻绝非男女爱情的结果，而更像是家族间的一笔生意。

祷告的时候，特别是早晨和日落的时候，毛拉会登上宣礼塔（如果没有宣礼塔，毛拉会站在一处显眼的屋顶），高声祷唱宣礼词，提醒人们祷告时间到了。规模稍大的村庄，则会安排一位宣礼人（muezzin）协助毛拉。可想而知，这位宣礼员一定中气十足、嗓音洪亮。

每个村庄都有类似清真寺的地方，那是礼拜五聚礼、日常昏礼、传统节日及支尔格大会的聚集地，也是旅行者的落脚地。看管清真寺也是毛拉的职责之一，但并不是每位毛拉都有自己的清真寺需要照看。有幸驻寺的毛拉被称为伊玛目（imam）。人们聚集礼拜的时候，伊玛目要负责领拜，他站在前面，保持着和大家一样的姿势，朝向麦加方向鞠躬祷告，伊玛目高声诵读《古兰经》，其他人则轻声地念诵。整个礼拜仪式由伊玛目负责调控，他会适时高喊“真主伟大”（Allahu Akbar），提醒大家适时地端立、跪坐、俯卧和鞠躬。总之，毛拉就像宗教机械师，他在一个充满宗教信仰的世界里照顾着日常生活的细节，在这里，宗教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除此之外，毛拉其实并没有什么独特地位可言。

其实，很多阿富汗人想象中的毛拉，往往是一些喜欢恶作剧的无赖之徒，因为毛拉·纳斯鲁丁（Mullah Nasruddin）的传说实在太过深入人心。纳斯鲁丁是个虚构人物，也是各种幽默民间轶事的主角。一次，邻居想要借纳斯鲁丁家的驴，纳斯鲁丁却满心不愿意。为此，他只能信口雌黄：“不好意思，我家的驴昨晚已经死了。”不巧的是，屋后的驴正好嘶鸣起来。“这是什么声音？”邻居问道，“亲爱的毛拉，你家的驴肯定活得好好的，我刚才明明听见它在叫。”“那又怎么样？”纳斯鲁丁面不改色，“你是相信一头驴的话，还是愿意相信毛拉？”

另一种漫游乡村世界的人物是达拉克（dalak），他们负责处理日常生活中许多不太愉快但必要的细节。达拉克虽非宗教人物，但他们的日常工作却与宗教息息相关。男孩小时候都要例行割礼，达拉克就是那个操刀的人。达拉克还从事拔牙、理发等各种个人服务。他们居无定所，在一个个家庭之间辗转借住，走到哪里，就睡在哪里，食物也来自人家的馈赠。乡村社会（大多数阿富汗人的生活环境）有严格的公私领域之分。公共世界只有男性，家庭则属于私人领域，个中情况外人难得一窥究竟，唯有达拉克可以在公私领域之间游走穿梭。他们知道每个家庭的私密细节，因为他们处理的是最私人的事情。各种闲言碎语，他们没少听闻，并总能毫不吝惜地再将其传扬出去。因此，达拉克也算是乡村社会的新闻媒介。哪户人家有女待字闺中，哪户人家的男孩已到了婚娶的年纪，这类消息达拉克最是清楚不过。因此，他们还能替人做媒。由于达拉克常常走村串乡，掌握的资源比起一般媒人更为广泛，所以许多人家也乐得让他们做媒，从中撮合。［5］

对于各种专业人物，乡村社会也分出等级，排好了座次。达拉克与毛拉同样居于最低等级。在他们之上，还有好些更受敬重的人物。米拉布（mirab，水资源仲裁人）便是其中之一。村庄之间若是出现与水相关的纠葛，须由他们出面调停解难，其话语权很不一般。阿富汗干旱少雨，沙漠广布，水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地位最高的是大毛拉（mawlawi，宗教学者），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人物，深得众人爱戴。卡兹（qazi，法官）是最杰出的宗教人物，但并不是每个村庄都有一位卡兹。家庭内部纠纷全由家长调解，家族内部的纠纷由部族处理，村庄之间出现诸如谋杀或盗窃之类的案件，则交由支尔格解决。卡兹有资格裁决复杂的案件，因为他们作为学者和虔诚的教徒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有些公案可能涉及对某些法律问题进行微妙的宗教解释，卡兹处理起来也会觉得力有不逮。遇上这种情况，他可以与穆夫提（mufti）进行磋商。穆夫提是声誉极高的宗教学者，由于深得民众信任，他们拥有签发法特瓦（fatwa，对教法的解释）的权力。这并不是对特定条件的判决，而是对法律作出裁决。由此可见，这里的法律来自宗教经典和古代圣徒的神学著作，而并非出自政府意志，也不是来自任何民选机构、政党、豪强、军阀，任何个人都无力改变法律的内容。统治者想要获取合法地位，必须得到穆夫提与卡兹的支持，它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系统。

生活在乡村，货币不是必需品，村民之间甚至无须以物易物，这里的伦常关系冲淡了劳动交易。毕竟一个村子里，人人都互为亲戚——父与子、舅与甥、叔公与侄孙，亲戚之间总有一些必须承担的相互义务。［6］身处其中，每个人都要安守本分，同时，也能享受亲人提供的庇护。晚辈要孝敬长辈，年轻女性得服从家中年长的女性。

女性掌握着某些领域的控制权，男性通常不进行干涉。采购食物、管教孩子的事情由女性定夺。她们还要代表家族议定婚约，为了礼金讨价还价。不过，总体而言，男性的地位凌驾于女性之上。即便是在女人掌控的领域，最终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男性手中。在乡村共和国里，有领主，有臣民，人们身在其中，各安其位，每个人按照社会的期望做事，同时也被赋予相应的权利。

阿富汗的村庄几乎都能自给自足。他们自己生产粮食，制作木工，缝制鞋子，给马匹钉上马蹄掌（如果有马的话）。女性们纺纱织布做衣服，在自家的院子里烹煮食物、烘烤馕饼——每户人家都有烤炉，因此，女性大可不必为此抛头露面。她们还会将鲜奶发酵成黄油或干酪，将酸奶干燥后制成令人垂涎的克鲁特（q’root）。妇女们还会想尽办法储藏蔬菜与肉干用于过冬。杏仁、核桃与水果干搅拌在一起，就成了男人外出旅行的口粮。男人在外面从事繁重的工作：挖水渠、修水坝、分配水源、耕种收割等。村中来了陌生客人，他们也要前往照应。如果有战斗（事实上经常有），男人就会去参加战斗。

村庄虽然大体上自治，但并不是完全孤立的。一个村庄的人认识其他村庄的人，邻近的村庄里，大多也有熟人居住。有时候，村民还会带上酸酱之类的农产品，骑着毛驴前往附近更大的城镇。他们要用这些东西换取现金，以购买火柴、汤勺、化妆品一类的精巧工业品。在城镇的市集上，他们能听到外面世界的种种消息。然而，外面世界的人与事不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太大影响，对村民来说，总督只是一个故事。至于国王，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大家只是模模糊糊有些印象：一个硬汉带着军队在遥远的地方征战。国王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近乎为零。当然，倘若国王御驾亲临，大家还是会对他毕恭毕敬。不过，国王总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久留。很快，国王又会成为传说，成为人们的谈资。“我见过国王，没错！当时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像那匹马一样真实！”

不过，村民即便足不出户，也有和游牧部族打交道的机会。游牧民约占总人口的10%或更多。他们虽是少数，却是拥有成千上万人的少数。他们过着迁徙的生活，遍布各地，操波斯语的居民叫他们“库奇”（kuchi），即移动的人。普什图语人称他们为“波文达”（powinda）。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各地游走、迁徙，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他们会在合适的地方停留几天，或者说最多几个星期，然后继续上路。［7］

小的游牧营地可能有10顶帐篷，大的营地则可能多达50顶，他们可能会有数百只羊和数十头骆驼。牧民视牲畜如珍宝，从来都是小心伺候，几乎寸步不离。无论驻足还是迁徙，他们都要带上所有牲畜一同来去。因此，每个游牧部落都有自己的狗，牧民的狗并非优雅的阿富汗猎犬，它们大多形如马士提夫犬，块头足有拉布拉多的两倍大，而且体壮头宽，下颚似斗牛犬。我还在阿富汗生活的时候，几乎没人注意过游牧犬的独特性，人们只是觉得它们是可怕的杂种狗。不过，既然这些看家狗的外貌如此相似，我倒觉得它们可能系属一种有待发现的纯种犬。小时候在喀布尔，我可没少遭它们的惊吓。游牧犬到了主人身边，立即变得恭顺异常，不是跟着畜群一溜小跑，就是守在帐篷之外寸步不离。由于它们的存在，外人大多不愿踏进游牧民的营地。

游牧部族过着危险的生活方式。由于总在外国领土上游走，他们常会遭到其他游牧民族，或是以打家劫舍为生的部群的袭击。在古老的阿富汗，特别是在北方，这样的劫掠者多不胜数。各位读者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盗匪偏要盯上一无所有的游牧民？奥秘与牲畜有关。的确，这些带蹄的生物都是宝贵的财产，而且游牧部族当中还有女人。为了保护女性，游牧部群采取的方法和拓荒时代（pioneer days）历经千辛万苦穿越北美大平原的先驱差不多。在方阵之中，男人守在外面，妇女、儿童围在中间。不同的是，美国人有火车，游牧民则只能策马前行。在下马扎营的时候，妇女、儿童的帐篷也位于营地中心，男人的居所则设在外围，而且男性还得时刻警惕敌人来犯。凡是有人接近，都会被拦下质询，直到弄清身份和来意为止。

游牧部群一旦进入一个村庄的领地，双方往往会爆发冲突。双方都有牲畜需要放牧，自然都需要牧场。村民们自然理直气壮，毕竟他们首先来到这里，这是他们的地盘。眼见如此一群外人赶着几百头羊浩荡而来，一下子就占据了整片山坡，村民的心里肯定很不高兴。

当然，这不能说是游牧民与村民之间处于战争状态。事实上，如果上溯几代，很多农耕民的祖先也曾过着游牧生活；而有些游牧民原来也是一些定居耕种的农民，因为干旱之类的天灾降临，他们的耕地变得荒芜，这才过起游牧生活。不过，既然祖先也曾四处迁徙，他们倒是乐呵呵地接受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甚至觉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要好过天天种地。游牧部落与城镇居民是一种脆弱的共生关系，这一点对游牧民尤其重要。比起农民，游牧民无法做到自给自足。诚然，他们可以制作食物，但他们不得不进城，在集市上讨价还价，购买器皿、金属制品以及缝制帐篷的布料。此外，他们还得向农民换取蔬菜、水果以及面粉，毕竟阿富汗人三餐都离不开面包、馕饼。当然，游牧民带来的奶制品、肉干、兽皮、刺绣、珍珠和其他轻便的手工艺品，也得到了城镇与乡村居民的欢迎。

因此，游牧民即便过着游牧生活，也不意味着与世隔离。他们属于部落，并受到部落体系的约束，有些游牧部群和定居村民之间甚至系出同源。他们中也有毛拉，也有指定的卡兹作为宗教法官。村民敬仰的宗教学者，也得到他们的崇敬。游牧部群与定居村民之间的区别在于距离：村民终其一生，可能都局限在家乡附近的20英里区域。游牧部群一年走过的路，可能就有几百英里之多。他们的足迹南至印度，向北则跨过了阿姆河，他们几乎不知道“边界”这个词的含义。出身游牧部群的人可能保守顽固、生性多疑，但是，他一定也见过世面，甚至会说三种以上的语言。但国王并不喜欢这些到处游荡的子民。国王想要弄清他们的具体人口都十分困难，更别提向他们征收税款了。而且，他们还会时不时地洗劫朝廷和领主的财产，甚至加入反叛军队与国王作战。正因如此，对待游牧部群，国王从来不敢怠慢。

尽管除了征税之外，艾哈迈德国王在臣民的生活之中没有一点存在感，不过，他们之间还存在另外一种联系。臣民如果觉得自己含冤在身，又在支尔格大会和卡兹那里求告无门，他可以向国王请愿为自己主持公道。毕竟，除了教法，还有王法。传统的教法基于宗教教义，以及一些原本属于流俗后来被误认为带有宗教属性的规矩。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代表了几代人的共识。而王法则源自王公大臣的智慧或者怪癖，王法的解释权掌握在国王的手里。

艾哈迈德拥有军事权，他的裁决自然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威性。不过，任何寻求国王正义的人都是在冒险，因为国王的裁决是不能更改的，而且可能是武断的。要想上达天听，需要历经漫长的过程。国王只有一个，他的官僚队伍有限。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等来国王的裁定。如此一来，臣民自然不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打搅艾哈迈德。实际上，由于没有熟人打通关节，一般臣民从来不会向国王求助。因此，只有可汗和其他权贵才会选择这条路。对于乡村地区的普通百姓而言，贤明的国王好过愚昧的国王，仁君比暴君更受欢迎。不过，即便改朝换代，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诚如阿富汗的一则谚语所言：“院子里的一条好狗，比首都的好国王更有用。”［8］

(1)　这位安萨利与笔者并非同宗同源，因此谈不上是亲戚。

第3章　隔壁的法兰奇人

关于艾哈迈德·沙阿是不是阿富汗的第一位国王这个问题，尚具争议，但不容置辩的事实在于，他确是从这里走出的最后一位征服者。他和之前的许多征服者一样，集结部落武装，在中亚与南亚之间开疆拓土。当他死的时候，邻近地区的地缘环境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新的势力开进了这片区域，这些势力是当地战士在公开战斗中无法击败的，有些人把他们叫作“法兰奇”（Farangi）［这个单词乃是“法兰克”（Frank）在波斯语中的变体］。7个世纪以前，法兰克人走出欧洲，袭击了圣城耶路撒冷。正是他们的行动，引发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抵抗“十字军”的战争。从那时起，法兰奇便成了对欧洲人的通称。艾哈迈德逝世的时候，帝国边界的那一侧已经有不少法兰奇人定居。

当地人称他们为“因格雷齐”（Engrayzee），也就是波斯语和普什图语中的“英格兰人”。早在150多年前，英格兰人就已来到印度。1613年，英国人在印度海岸设立了第一个通商据点。建立据点并非出自政府行为，而是寄托了东印度公司一众股东的发财梦。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正式合并，形成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此后，印度不再只有英格兰人，移民来自整个不列颠。当时，这些移民大多从事商贸活动，他们得到莫卧儿帝国的批准，得以在几个小岛栖身，并默默地操持着自己的生意。

当时，在印度的欧洲商团可不止不列颠一家，每一家商团都想从贸易当中赚取好处。为此，他们经常互相攻伐。不过，战争只在欧洲人之间进行，印度当地势力从未卷入其中。最初，英、法联手驱逐了葡萄牙人。而后，英、法商团又开始互相攻伐。1743年，艾哈迈德还未登上王座，英、法军队已在印度东海岸开战。这只是当时全球冲突的前线。在欧洲，这场冲突被称为七年战争，在北美，即是法国-印第安人战争。1763年，印度的战事终于有了结果，英国人大获全胜。此后，法国人虽然还能在印度定居，不过得“接受英国的保护”。

对法战争期间，英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征服印度，因为他们并不想要统治印度，他们的主要利益全在商业上。那时，英国政府还未向印度次大陆派驻任何官员，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存在仍局限于东印度公司。严格意义上来讲，东印度公司属于私人企业，尽管它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充分支持，并充当了英国利益的代理人。因此，东印度公司只管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最大利润，而这个目标与英国政府的利益诉求不谋而合。

1756年，英、印双方在贸易港口加尔各答爆发冲突。莫卧儿帝国驻孟加拉省的总督纳瓦布（Nawab）下令逮捕了一批英国公民，并将他们关进一间小牢房。他们在狱中的容身之地实在逼仄难受，为此，欧洲媒体还发明了一个全新词汇——“加尔各答黑洞”（Black Holes of Calcutta）。只在小小的黑洞中待了一天，就有不少人丧了命。恶行很快传到了东印度公司设在本地治理（Pondicherry）的总部。盛怒之下，东印度公司决定教训一下纳瓦布。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率领一支小型武装，北上袭击了加尔各答，纳瓦布的势力一触即溃。在克莱武的扶植下，纳瓦布的侄子接替了叔叔的职务。这次军事冒险被英方称为“普拉西战役”（battle of Plassey）。其实，这谈不上是一场战役，倒更像是一种行政程序。此前，英国人浑然不知，孟加拉的大局早已落入己方的掌控。经此一役，他们才恍然醒悟。殖民活动的起点已经无法考证，不过，普拉西一役过后，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和印度的任何其他地方愈发为所欲为，类似的军事冒险也越来越多。

“加尔各答黑洞”事件爆发的同一年，艾哈迈德·沙阿的军队正在德里大肆劫掠。那一刻，阿富汗的国势似乎还要强过大英帝国。后者不过推翻了一位总督，艾哈迈德却直接废黜了莫卧儿帝国的皇帝，扶植了一位听话的傀儡。正当英国人在印度东部展示赤裸裸的权力时，艾哈迈德·沙阿直接占据了印度西部的大片领土。简单的事实表明，英、阿两股势力即将展开对决。

英国与阿富汗确实将会产生不小的纠葛。不过，一切都是后话。从加尔各答到德里，起码有1000英里的距离。从德里出发西行，还要走过500英里才能到达艾哈迈德的家乡坎大哈。阿富汗与英国之间没有交集，也没有理由发生冲突。

“加尔各答黑洞”事件过后的数年间，英国人在孟加拉的统治日渐稳固。同时，英国也在大力向西拓展势力。当时，莫卧儿帝国已经分崩离析，肢解成了一个个独立的邦国。英国人步步为营，一一控制了这些邦国，分而治之。如有需要，英国殖民者会对其实行直接统治；有时候，他们会扶植地方势力代行统治，自己则身居幕后进行操控。

对于东印度公司的代管活动，英国政府渐生不满。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横征暴敛，几乎危及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可是，印度又是如此重要而不容失去。英国政府决心对印度实施直接统治。1773年，英属北美殖民地开始分崩离析的时候，英国政府派了一名总督来到印度履职。东印度公司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仍在次大陆运转，不过，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正式拉开了帷幕。尽管殖民政府的总督经由议会提名任命，其作出的决定也须经议会批准，但他在印度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拥有一整套内阁班子辅助左右，帮他制订外交政策。

1772年，艾哈迈德·沙阿因罹患颌骨癌而离世。这一年，马萨诸塞州的爱国者正在筹建“茶党”，这不仅是对英国政府的反抗，也是对东印度公司的反抗。没错，这家公司在印度与北美都曾开展业务。那个时候的阿富汗，还是一个庞大的帝国。疆土从现代伊朗的心脏地带延伸到印度洋，东北部的克什米尔也被纳入其中。在伊斯兰世界，阿富汗是仅次于奥斯曼帝国的第二大强国。

但是，随着艾哈迈德的离世，第二强国也行将崩溃。此前数年，艾哈迈德一直卧病在床，无法理政。他一撒手人寰，阿富汗便由盛转衰。这时的英国殖民者正在步步紧逼。不过，阿富汗的衰落与当时的英国人毫无干系，内部因素才是帝国衰微的根源。这是一个王朝帝国，这是一种本质上就不稳定的政治形式，毕竟王朝的兴衰起落完全系于统治者的个人才能。艾哈迈德·沙阿即便再伟大，也无奈儿子能力平庸。他的孙辈就更加不堪了，为了夺取王位，互相残杀，打成一片。短短30年里，王位便六易其主。持续的内乱，演变成了普什图两大家族之间的血腥内战。这与英国的玫瑰战争颇为相似。当年，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曾进行过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

玫瑰战争之后，亨利七世登基为王。他开创了都铎王朝，其作为使他在很多方面被认为是英格兰的缔造者。阿富汗版的“玫瑰战争”之中，同样走出了一位杰出君主，阿富汗人至今仍敬称他为多斯特·穆罕默德大王（Dost Mohammed the Great）。内战期间，艾哈迈德的孙子要么失明，要么死去，要么流亡国外。当然，这些孽债大多是他们互相残害所致。1826年，多斯特·穆罕默德自立为埃米尔（amir）(1)，开启了巴拉克宰王朝。他虽非艾哈迈德·沙阿的直系后裔，却也和国父一族血脉相连。毕竟，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样来自杜兰尼部，也是一颗“珍珠”。

多斯特·穆罕默德体形瘦长，蓄着长长的胡须，他有着黑黑的眼珠、高大的体格。少年时代，多斯特·穆罕默德曾经放浪形骸、沉溺酒精。不过，他很快回归正途成熟了起来，成为一位外表严厉但言语温和的君主。与国王有过接触的人，都觉得他是位完美的绅士。［1］显然，一位历经内战并最终获胜的人，本性不会太过谦和温柔。如果情势需要，多斯特·穆罕默德从不吝惜雷霆手段。当然，在王室与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合中，国王还是一如既往地优雅得体。

多斯特·穆罕默德着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并定都喀布尔，他将在此对国家实行统治，这也将成为阿富汗历史的基本内容。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力，仿佛都要对这项工作加以阻挠和破坏。我们的阿富汗故事正是从多斯特·穆罕默德开始讲起。

新君施政不过几年，国内的秩序便稳定下来。对此，广大臣民感激不尽。农民终于可以回归家园继续耕作，游牧部群也重新开始迁徙放牧。女人们在家中料理花园、安排政治婚姻；男人们则溜进市场闲逛取乐，和一干朋友大扯闲篇。贸易已经恢复，骆驼商队再次出发，他们穿过兴都库什山口，前往印度河平原，用羊毛、兽皮、亚麻籽油、青金石、华丽的地毯和马匹、骆驼等牲畜，换取大米、茶叶、香料、棉花和其他令人垂涎的货物。［2］

在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治理下，艾哈迈德·沙阿帝国的核心部分已经收复。可是，多斯特大王对此并不满足，因为他还没收复整个帝国。马什哈德（Mashad）易于人手，国王倒还能够容忍，毕竟那座城池本来就在波斯的势力范围之内。可是，国王也失去了印度河沿岸的丰沃土地以及白沙瓦城。夺取领地的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甚至不是穆斯林，而是个锡克教徒！要知道，白沙瓦及其附近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普什图人，白沙瓦更是阿富汗国王长期以来的冬都。同为普什图人的阿富汗统治者，不能不觉得心痛万分。于是，多斯特·穆罕默德决心要用一战之功夺回白沙瓦。但他的雄心反而让他一度跌落王位，由此生成的裂痕，不但他再也无力补救，甚至直到今天仍在作祟。

(1)　埃米尔：原意为“受命的人”“掌权者”，是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称呼。——编者注

第4章　熊与狮之间

多斯特·穆罕默德崛起前的阿富汗内战时期（约1792—1826），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整个18世纪，欧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期。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短短100多年里，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船队几乎把五洲四海游了个遍。他们抵达了遥远的彼岸，并在那里开拓出殖民地，建立了贸易据点。不过，随着殖民活动的深入，欧洲列强之间渐渐生出嫌隙。为了争夺万里之遥的殖民地，他们之间时常爆发战争。与此同时，在整个西欧文化中，科学正在取代宗教的地位，成为理解自然的一种方法。技术革新由此不断涌现，蒸汽机、铁路、机械化工厂以及大规模生产等技术变革，都具有深刻的经济与政治意义。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这场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革命之一。法国人推翻王室，推翻了依靠土地生存的贵族。资产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是未来政治精英的代表。欧洲各国的保守势力试图颠覆这一全新的秩序。不过，保守派的反攻倒算都被革命派一一击退。战争中，走出了一位全新的征服者，一个小记者出身的士兵——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拿破仑并不满足于捍卫法国，他带领法军主动出击，征服了德国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此外，拿破仑还扶植了一些温顺的保护国，如西班牙和意大利等。

然而，拿破仑一生征战，面对英国人却始终未有胜绩。他试图远征俄罗斯，最终也因灾难而不得不选择放弃。滑铁卢惨败过后，他被逐荒岛，孤独而终。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国际政治的面貌，英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强权。英国的权势主要来自强大的海军。论海上实力，没有一个国家能与英国匹敌。拿破仑战争印证了海上力量是称霸全球的一大关键。

技术变革则是又一关键。在这方面，英国同样执天下之牛耳。这个国家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率先利用蒸汽动力完成了大规模生产改造。蒸汽动力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英国虽是岛国，却拥有无与伦比的资源优势，它的殖民地遍布全球。若把殖民地比作房产，英国拥有的印度定然是其中最为昂贵的那一间。有了强大的海军、领先的技术以及可供支配的印度资源，大不列颠的国力几乎让所有对手难望其项背。

拿破仑战争同样刺激了另一个国家的野心，那就是沙皇俄国。沙俄给了拿破仑致命一击，拿破仑的雄师劲旅在进军莫斯科的途中沦丧殆尽。沙皇俄国在很多方面与英国完全相反。英国很小，俄罗斯却广袤无垠；英国技术先进，沙俄却寒酸得几近原始；英国拥有一个规模不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这是一个“店主民族”，［1］而沙皇俄国根本不存在中产阶级，一小撮的贵族统治着数百万的农奴阶层，两个阶层甚至说着不同的语言。

长期以来，沙俄一直在向东扩张，越过乌拉尔山，向中亚挺进。不过，沙俄的殖民势力并没有扩张到远方。这个缘于它与英国的另一个关键区别：沙俄几乎是个内陆国家。其北面的海岸线虽然漫长，却因濒临北冰洋，绝大多数时候海面完全冰封无法航行。沙俄在黑海有港口，但是黑海本身就被陆地包围，唯有达达尼尔海峡的小小豁口可供远洋通行。在海权时代，一个强国有志于争霸全球，自然需要通达四洋的良港。

沙俄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向东扩张，而后南下夺取阿富汗。那样一来，俄国人就可以在阿拉伯海上设立港口。由此出发，他们面前便只剩下浩瀚无边的海洋了。这个目标当然值得奋斗。现在，沙俄的光明前途上，只剩下阿富汗这块阻路的石头了。

俄罗斯向印度洋的扩张，英国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毕竟那样一来，印度边境会多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对于英国人而言，一两个港口并不值得顾惜；但印度一旦失陷，大英帝国的财富和国力将有枯竭之忧。所以，英国当然要保卫印度！沙俄的扩张图谋必须得到遏制！于是，两大强权围绕中亚的主导权，开始了一场你争我夺的较量。鲁德亚德·吉卜林(1)在其小说《基姆》（Kim）里，把英、俄间的这场较量称为“大博弈”。但对即将变得残酷血腥的斗争来说，“博弈”的说法多少有些轻佻。

1831年，东印度公司决定对印度河上游流域进行考察。这项任务落在了雄心勃勃的亚历山大·布尔内斯（Alexander Burnes）身上。这个年轻人溯流直上，穿过阿富汗，到了布哈拉（Bukhara）(2)，又造访了古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几座城市。布尔内斯的任务是考察所经地区的商机。他初到东方，又向往冒险生活，因此，他满怀热情地写下了一本旅行日记。日记中，布尔内斯以记录者的眼光审视旅途中的细微变化，途中看到的风景与听到的言论都在他的笔下鲜活动人。

“大博弈”形势下的阿富汗

布尔内斯的第一站是卢迪亚纳（Ludhiana）。在这里，他见到了阿富汗的两位前国王——舒贾·沙阿（Shah Shuja）和泽曼·沙阿（Shah Zeman）。［2］两人同是艾哈迈德·沙阿的孙子，更是兄弟关系。两人都做过一段时间的短命君王。泽曼·沙阿下台之时，还被继任者刺瞎了双眼，以确保他不再有复辟之力。此人正是舒贾，他让自己的兄长失去了视力。前尘往事如过眼云烟，两人现在生活在一起，带着悲凉互相陪伴。

对于阿富汗人，布尔内斯总是不吝赞美之词。显然，这里的人民让他很有好感，他甚至生出了一点敬佩。面对曾经的君主，他也想说些好话。至少，他觉得两人都有王者威仪。不过，他描述的那幅场景却让人感觉非常黑暗：失明的哥哥表情阴郁吓人，纨绔子弟模样的舒贾则一直悲悲戚戚。舒贾穿着一件粉红色短上衣，帽子上坠有流苏与祖母绿。他体型肥胖而且脾气很坏，总在喋喋不休，抱怨命运不公。被废黜之后，舒贾逃到了白沙瓦，向占据此地的锡克王公兰吉特·辛格寻求庇护。为了活命，他甘愿把“光之山”献给辛格。这颗钻石是舒贾逃走之前从国库偷拿出来的。没想到对方收下钻石后，却把他投入了地牢。

舒贾挖了条地道通往下水道，最终逃出了白沙瓦。在他短暂统治期间，他和英国人一直关系不错。他甚至签订条约，把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控制权割让给了英方。此举为舒贾带来了后福，英国人觉得，此人日后还有利用价值。于是，英国人批给他一处房产和一笔津贴，足够容下他那几百名妃嫔（和他的哥哥泽曼），并维持一大班人的生计。但是，舒贾对此还不满意。他表示，自己志在统治一个国家。布尔内斯告诉舒贾，信德省还有不少友人仍对他念念不忘。舒贾对布尔内斯的宽慰不屑一顾：“哦，那样的朋友比敌人更糟糕，他们什么也帮不了我。”［3］最终，布尔内斯不得不承认，舒贾实在没有统御国家的能力。

告别兄弟俩，布尔内斯拜访了兰吉特·辛格的王宫。奢华的宫殿里金光闪闪，到处都是奇珍异宝。这里的主人是个军阀头子，沉溺于酒色，而且是个瘾君子。不过，他倒也十分虔诚。为此，他还特地念诵了一段锡克教经典《阿底格兰特》（Granth）。经典用十层布包着，而且每层的颜色都不相同，最外面那层是黄色的。兰吉特的王宫每天都要更换陈设，且每日的陈设在色调上须保持一致。布尔内斯造访那天的颜色是黄色。他看到的每个人都是一身黄色衣装，戴着黄色头巾。房中摆放的鲜花也是黄色的，就连花园里放养的鸟儿也是黄灿灿的。读罢经文，兰吉特·辛格骄傲地拿出那颗“光之山”请布尔内斯一同品鉴。按照布尔内斯的说法，钻石“足有半个鸡蛋大小”。［4］

继续旅程的布尔内斯等人转道西北，来到白沙瓦。此地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普什图人。［5］城市虽在兰吉特·辛格的统治下，总督却由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兄弟苏尔坦·穆罕默德（Sultan Mohammed）担任。这位普什图领主亲临城门迎接布尔内斯一行，布尔内斯记得，主人的衬衫裁剪得体，还衬着孔雀的翎毛。

布尔内斯本以为苏尔坦性情可能相当怪诞，没想到白沙瓦的这位头号人物举止得体、有教养，简直就是一位绅士。那天，布尔内斯和他的朋友们得到了和这位杜兰尼酋长共进晚餐的机会。菜品是酸汤炖羊羔、烤米饼配柑橘片以及蜜饯、鲜果和果子露的甜食。布尔内斯觉得，阿富汗人善于交际、见多识广、幽默风趣，而且他们对人毫无偏见。苏尔坦·穆罕默德多次提到欧洲，而且没有任何恶意，他表示，“每个国家都各有风俗”。［6］布尔内斯注意到，白沙瓦领主就在自己的城市里自由地走动，没有警卫，他的身边只有亲戚与仆役，他们之间似乎没有地位上的尊卑之别。

离开白沙瓦，布尔内斯一行继续沿着喀布尔河行进。1831年4月底，他们来到了多斯特·穆罕默德的首都。布尔内斯说，这座城市异常熙攘和喧嚣。下午如果两个人肩并肩走在大街上，必须大声说话才能让对方听到。喀布尔河把城市一分为二，河畔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林荫树。城中果园数不胜数，空气中弥漫着果子的芬芳，是桑葚、杏、梨和榅桲的味道。喀布尔的风气虽然还算开放，但并没有酒精。曾经沉溺杯中物的多斯特·穆罕默德早已“改过自新”，他下令彻底禁绝了酒精饮料。城中的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现在离开了，他们大多以酿酒、卖酒为生，多斯特·穆罕默德的酒精禁令剥夺了他们的生计。

多斯特·穆罕默德设宴款待了布尔内斯。宴会地点陈设朴素、干净整洁，唯一的装饰是一条华美的地毯。［7］几人席地而坐，用手抓食。布尔内斯发现，阿富汗的埃米尔虽然少言寡语，但让人印象深刻。他向客人提出的那些问题充满了智慧：欧洲有几位君主？关系如何？英国政府如何征税、募兵？埃米尔从布尔内斯那里了解到，英属印度的部队当中征召了不少当地人作为步兵。国王又问他们是否对喀布尔也有类似的企图，英国产品的价格为何如此低廉。布尔内斯向他介绍了蒸汽机，多斯特·穆罕默德对此非常感兴趣。

布尔内斯似乎很得主人欢心。这也难怪，布尔内斯是个热情、聪慧、迷人的年轻人，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地语和波斯语。布尔内斯不但通晓当地语言，还读过阿拉伯语写成的苏菲派诗作。布尔内斯的访问，可能有助于阿富汗与英国开启一段亲善关系，至少多斯特·穆罕默德觉得两国可以和平相处。

布尔内斯出版了一本有关他伟大冒险的书，这本书在伦敦畅销一时，布尔内斯也成了城中的风云人物。达官贵人纷纷发来邀请函，请他去府上赴宴畅谈。交际场合中，布尔内斯总喜欢戴上头巾，穿着各种东方式样的服装。因此，大家都叫他“布哈拉来的布尔内斯”。他的另一个雅号则是“东方的伊斯坎德尔”。“伊斯坎德尔”（Iskander）是波斯语中对希腊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的称呼。毕竟，布尔内斯去到的地方是如此偏远，难得一见，难怪英国公众对此表示惊奇。

当然，也有好些人对那些地方并不陌生。布尔内斯足迹所至之地，他们也曾去过，他们甚至就一直住在那里。他们感兴趣的异国风情来自布尔内斯本人，而且，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地处“偏僻”。要知道，巴尔赫、布哈拉、撒马尔罕、塔什干等北部城市，都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商路荒废之前，这里曾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贸易通道，是连接中国、欧洲及印度的枢纽。那时候，这些城市的居民常常奔赴印度寻求商机。当然，作为一个穆斯林聚居地，踏上麦加朝圣之路的人同样很多。总之，他们并非闭塞的蛮夷，反倒是欧洲，似乎很少有人踏足。世界上如果真有一个遥远而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恐怕就在那里！

多斯特·穆罕默德和兰吉特·辛格曾经数次兵戎相见。多斯特·穆罕默德一心想通过战争夺回白沙瓦。征战中，他虽未尝败绩，但是也没有取胜。白沙瓦仍在锡克人的掌控之中。为了打破僵局，多斯特·穆罕默德自觉需要一点外力相助。于是，他开始环顾周边寻觅盟友。

很快，他就有了两个选择。这两个选择似乎同样可行，但也都暗藏危机。其中一个选择是统治印度次大陆的英属印度。英国何以统治印度？多斯特·穆罕默德并不清楚。他只知道，英国本土远在万里之外，而且驻印英军人数也不算太多——不，应该说英国只派出了几个军人，其中大多数还是军官，士兵基本来自印度本土。事实上，英国在印度有两支这样的部队：其中一支直接听命于英女王，被称为“女王部队”（多斯特·穆罕默德不免吃惊，大不列颠的君主竟然是个女人！）；另一支军队则受东印度公司差遣。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渗透印度次大陆的开路先锋，这组人马被称作“约翰军团”。虽然各为其主，两支军队却又经常合作。英国军队中，九成以上都是印度人，但是英国人却控制了印度。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力量，但没人知道它的运行奥秘和组织结构，只知道它规模庞大、战力过人。

另一个选择是与俄国结盟。多斯特·穆罕默德知道，俄罗斯的国王叫作沙皇。和英国一样，他的国都遥在远方。但即便如此，他的势力仍能扩张到中亚，他的部队跨越千里，就驻扎在阿富汗的北疆之外。沙俄军队跨越高加索，已经征服了阿塞拜疆。他们还穿过里海，抵达了咸海沿岸，沙皇的军队越来越近了。事实上，沙俄军队甚至为波斯国王效力，袭击了阿富汗控制的赫拉特，那次攻击失败了，但它让多斯特·穆罕默德认识到了俄国人的实力。于是，他又有了一个潜在伙伴。

与沙俄结盟，无疑是与虎谋皮。沙皇军队可能是个好帮手，但就怕他们到时候太过投入。不过，转而向英国求助，也有同样的风险。于是，多斯特·穆罕默德想到了第三条出路：用一种力量对抗另一种力量，利用一方的势力把另一方驱逐出阿富汗的领土。但如此一来，又有谁能帮他收复白沙瓦，他又将如何重建艾哈迈德·沙阿的帝国呢？

思来想去，多斯特·穆罕默德较为倾向英国人。尽管英、俄两国兵力雄厚，也都存在反噬的可能，不过，国王觉得英国人似乎没有那么热衷于扩张。而且，那个叫亚历山大·布尔内斯的苏格兰年轻人，曾在1831年给多斯特·穆罕默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此外，英属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Lord Aukland）曾向多斯特大王发来亲笔信，相当直接地向他保证：“我的朋友……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绝非女王政府所愿所为。”［8］虽然这封信是对阿富汗请兵求援、合力攻打兰吉特·辛格的拒绝，不过，多斯特·穆罕默德认为，既然英国政府无意干涉他国内政，那对阿富汗来说，英国会是个可靠的盟友。

1837年的一天，多斯特·穆罕默德收获了一则好消息：奥克兰勋爵派出的一支贸易使团行将抵达喀布尔，为首的正是亚历山大·布尔内斯！国王对客人表示欢迎，并盛情款待了布尔内斯一行。那一次，排场极为奢华。阿富汗方面为了尽到地主之谊，真是费尽了心思。表面上，布尔内斯此行是为东印度公司寻找商机。因此，他没有权力谈判任何形式的协议。临行前，奥克兰勋爵召见了布尔内斯，他叮嘱布尔内斯在王宫里尽量拖延，以了解沙俄在阿富汗的影响力。但强调，绝不能向阿富汗埃米尔许诺任何援助事宜，也绝对不要问及他的任何计划或心愿。总之，布尔内斯这次其实是怀着一份谍报使命而来。

就算是刺探情报的任务，也无须布尔内斯太过挂心。因为奥克兰勋爵正在听取一位资深外交政策专家的意见，此人名叫威廉·海伊·麦克纳顿（William Hay Mcnaghten）。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活跃着一群麦卡锡主义分子。麦克纳顿和麦卡锡分子一样草木皆兵，他觉得自己的身边到处都有“熊”迹，大英帝国在从中亚到东欧的漫长战线上与沙俄形成了对立之势。作为中亚事务专家，麦克纳顿认为这种威胁主要集中在中亚。他甚至预见了俄国人的最终目标——吞并印度！

与友好的多斯特·穆罕默德结成强有力的同盟对抗沙俄，或许是阻止沙俄扩张的一个好办法。不过，麦克纳顿和奥克兰并不信任多斯特大王——没错，这就是他们对这位阿富汗君主的称呼。他们认为多斯特·穆罕默德实力太强，很难引为盟友。毕竟实力越强，就越容易生出二心。

无论是在宫廷宴会上，还是随后的私下会面，布尔内斯都谨慎小心。对于白沙瓦、军事援助、盟约以及英阿友谊等话题，他只字未提。多斯特·穆罕默德意识到，布尔内斯将在不做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返回印度。

就在这时，一位自称伊万·维特克维奇（Ivan Vitkevich）的陌生人到来了。他自称沙皇特使，和多斯特·穆罕默德有事相商。其实，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维特克维奇的真实身份。不久之后，沙俄的外交部长声称并不认识此人。沙皇也出面表示，维特克维奇并非自己的特使。当然，这对君臣公开否认，可能只是想要保守秘密。伊万·维特克维奇可能是个间谍，也可能是个冒险家，一个自由外交家，试图通过与多斯特·穆罕默德达成一项协议来取悦沙皇，谋得晋升。

不过，伊万·维特克维奇还真和多斯特·穆罕默德见了一面。维特克维奇表示，国王不妨和沙俄皇室缔结一种亲密关系。他并不是鼓励双方和亲，所谓亲密关系，是指两国的邦交。当然，维特克维奇并非是要怂恿阿富汗与沙俄联手侵入印度，他不过是希望俄国派出几名外交官在喀布尔常驻……而后，一支部队将顺带驻扎到阿富汗首都，以便保护外交使团的安全……

关于这次会谈，多斯特·穆罕默德并没有隐瞒的打算，相反，他巴不得布尔内斯尽快知悉个中细节。因此，国王一五一十地向布尔内斯作了转述。其实，多斯特·穆罕默德愿意接见维特克维奇，不过是想借此给英方施加压力，并迫使他们采取行动。他和“熊”打打闹闹，只是为了撩拨“狮子”的醋意。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向心爱的白沙瓦进军。

阿富汗国王会晤俄国使者的消息在英属印度引起了轩然大波，麦克纳顿为此恼羞成怒，多斯特大王如他想象中的一般狡诈。奥克兰勋爵甚至发去了一封问罪信警告埃米尔：“未经我方许可……请勿要再与波斯及俄国密切来往，请勿随意接见对方来使。”［9］与两年前相比，奥克兰仿佛变了个人。那个时候，他还信誓旦旦表示，“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绝非女王政府所愿所为。”

即便到了这个地步，多斯特·穆罕默德也不愿疏远英国人，他甚至还惦记着对方能够答应结盟。于是，他在给奥克兰的回信中没有提醒对方自己是一个主权国王，而是希望奥克兰勋爵把他的条款写下来，特别是关于白沙瓦的条款。

条款？殖民当局的一众高官顿时紧张起来。多斯特大王为什么就这样服软了？他到底打着什么主意？麦克纳顿觉得，多斯特·穆罕默德已经投靠沙俄成了傀儡。因此，英国应当迅速出兵推翻他的统治。而且，有一个现成的国王继任者——舒贾。此人当时就在英属印度靠英国的“养老金”过活。考虑到王权的合法性，舒贾确实是合适的人选，他是国父的孙子，还一度登上王位（1803—1809）。在那个血腥的年代，王位更替频繁，刺杀行动层出不穷，兄弟之间甚至发生了剜眼的惨祸。舒贾也是在乱局之中忙于厮杀的一分子。

多斯特·穆罕默德确在耍弄两面手段。眼见英方迟迟没有回信，他便再次召见了维特克维奇。好吧，英国人终于抓住了阿富汗国王的把柄。奥克兰决定实施所谓的“前进政策”。他不会坐以待毙，他要直接介入阿富汗的局势，制造一些事端。很快，奥克兰勋爵签署了《西姆拉宣言》（the Simla Manifesto），公开宣布：每一条事关政策和正义，引导总督支持舒贾及其复辟事业的意见……通过这些可对阿富汗的自由、商贸安全、人民的团结和幸福进行合理的展望。［10］此后的170多年，《西姆拉宣言》中的内容还会反复被提及：英国人来阿富汗并非为了征服，而是“为了确保阿富汗独立与领土完整”。使命一旦完成，英军就会撤离。

(1)　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小说家、诗人。1907年，他凭借小说《基姆》获诺贝尔文学奖。——编者注

(2)　布哈拉：乌兹别克斯坦城市，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编者注

第5章　奥克兰的蠢行

1838年的最后几个月，奥克兰召集了一支军队，总人数达3.18万人，其中包括兰吉特·辛格派出助阵的锡克军队。［1］到了12月，大军行至奎达。1839年3月，坎大哈不战而降。当年夏天，英军一路东进，向着喀布尔步步进逼。加尼兹是一座防御工事极为坚固的城池，英军在此受到了阻碍。阿富汗方面觉得，在坚不可摧的城墙面前，英军会败退而去。

一个炎热的7月天，英军开到了加兹尼城下。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守军打开城门投降。城中的阿富汗人拒绝了。几个晚上过去了。一天，英国人趁着暮色发起攻势，顿时大炮轰鸣，士卒高喊，子弹迸射而出，但这只是一阵佯攻。阿富人匆匆起身迎敌，却让另一侧城池完全空虚。此前，炮兵亨利·杜兰德早已潜到城墙下，并在那里埋好了炸药。爆炸过后，英军有了入城的豁口。很快，加兹尼城完全落入了英国人的控制。

加兹尼失守的消息传来，喀布尔朝野震惊。多斯特·穆罕默德弃城而逃，逃往北方向他的亲戚布哈拉埃米尔寻求庇护。不过，这位亲戚早已被英国人买通。投奔而来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反而被投入了监狱。数百英里之外的南方，英军不费一枪一弹便挺进了喀布尔。舒贾再次登上王位，英国人让他在巴拉希萨尔宫暂住。这是一座令人敬畏的堡垒宫殿，高高耸立在狮门山（Lions-Gate Mountain）的一侧，俯视着整个喀布尔。宫门之下，除了喀布尔河，还有喧闹无比的市集朔尔巴扎。

很快，多斯特大王逃出牢笼，他又招揽了一批乌兹别克人为自己效力。英国军队出城迎敌，却在喀布尔北部的科希斯坦山口遭遇惨败。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多斯特·穆罕默德和他的部队盘踞山中，和英军打着游击战，英国人不堪其扰，只得撤回喀布尔城中。就在英国人似乎即将失败的时候，一件怪事发生了。多斯特·穆罕默德带着一名随从来到英军营地，表示向英方投诚。个中原因，没人知道。但您可以肯定，狡猾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另有计划。无论如何，多斯特·穆罕默德“退休”到了印度，住进了舒贾腾出的地方，靠领取英国“退休金”过活。

英国人承诺舒贾一旦复辟成功，会立即撤离，但他们决定推迟撤离。一方面，舒贾的种种行为实在不似人君，大多数时间都在后宫厮混。他的妻妾实在太多，甚至超过了800人。［2］与此同时，国内各地动乱频仍。虽不是真正的叛乱，只是各种犯罪活动，但因为数量多，因此足以干扰日常生活。但这并不意外，因为喀布尔有数不胜数的“坏种子”——暴徒和黑帮。一些暴徒可能是收了穆罕默德扎伊家族的钱财，潜入首都有意施行破坏。因此，所谓的犯罪，也可能是政治阴谋。一些“坏种子”可能是沙俄间谍。局势日益失控，英方再也无法坐视不管。他们需要采取措施，帮助舒贾安定局面。

为此，英国方面派出了一支顾问团。麦克纳顿以女王陛下在喀布尔的特使身份主持工作，并同意担任国王的首席顾问。在他的主持之下，阿富汗建立起了行政系统，招募了一支军队，并新建了一支警察部队。

顾问团中，亚历山大·布尔内斯算是二号人物。作为一名政治代理人，他的工作就是发现阴谋，粉碎阴谋。当时，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阿克巴（Akbar）正躲在北部某地煽动叛乱。为了防止他率军南下，英军专门在巴米扬山谷的隘口筑起了一座要塞，又在坎大哈等城市派驻了军队。整个阿富汗都在英方的重兵监管之下，除了一点犯罪活动，完全无须担心局势生变。

多斯特·穆罕默德还有个姐姐。英方觉得，公主无力构成威胁，所以对她未加管束。哪曾想到，弟弟一逃，姐姐就只身前往北方，徒步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呼吁阿富汗人为捍卫信仰而与英国人作战。受宠若惊的村民自然要为贵客张罗盛宴。可是，公主威胁道，倘若大家不拿起武器反抗，她就一直不吃不喝。因此，公主所到之处，人们纷纷宣誓效忠，捍卫尊严。［3］

对阿富汗的征服实在太过容易，想来甚至有些不可思议。但英国人并不单靠武力来控制这个国家，他们的金钱攻势击垮了多斯特大王（至少殖民当局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们决定拿出一笔钱，以保证白沙瓦到喀布尔的道路通畅平安。这些金钱全部流进了吉尔扎伊部族的口袋，因为道路正好从吉尔扎伊部族的聚居区域穿过。有人觉得，吉尔扎伊部族收了钱之后就会派兵守护道路。事实上，他们收了钱却按兵不动，对于道路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也好，至少当地没有引发动乱，英属印度和喀布尔之间还能畅通无碍。只要道路通畅，加尔各答就可以慢慢将这片蛮荒之地纳入其治下。

几个月内，喀布尔的英国人越来越多。除了英国官吏和印度随员，他们的家属、情妇和仆役也来到了阿富汗。一个整洁的英国小社区在喀布尔兴起。英国人带来的殖民新风吹过兴都库什山来到了喀布尔，阿富汗人第一次见识到了许多新奇玩意儿：华丽的家居、精美的玻璃器皿、各种西洋乐器、葡萄酒、蒸馏酒、法国酒，还有雪茄和香烟。晚餐之前，英国人会舒舒服服地来上一杯威士忌，饭后再吞云吐雾，美哉乐哉！［4］

英国人聚居的地方被称作“营地”，它沿科希斯坦大道延伸了近一英里，这里有生活区、办公楼和营房，还有一大片英式庭院。一堵城墙圈起了整片区域，但它并无任何防御功能。毕竟，营区两边就是高耸的山地。一些官员在这个区域外另觅居所，亚历山大·布尔内斯的家就安在了喧闹市集的附近。

在他们的住所和营地里，英国人努力营造家的感觉，他们举办舞会和茶会，组织板球和马球比赛，一些女性甚至组织了业余戏剧表演。营地外面，阿富汗人从高处的山坡上俯视英国人的一举一动，他们感到大惑不解。这些法兰奇人来到阿富汗居住生活，阿富汗人却和他们毫无交集可言。

不幸的是，英国人从未让阿富汗真正安定下来。坎大哈的局势一直动乱纷纷，城市之间的道路总不那么安全。在波伦山口（Bolan Pass），几个身份不明的俾路支人袭击了史密斯太太。她虽然带了一名卫士，但也没能逃过劫难。喀布尔山口临近首都，但是詹金斯中尉和他的几十名手下却在这里惨遭杀害。即使到了城中，也不能脱离危险。斯图尔特上尉在城里被一个年轻人刺伤了脸。事后，英国人一直没能找到这名凶犯。［5］

各种反叛活动愈演愈烈，麦克纳顿却在信中吹嘘局势太平。他在写给加尔各答的信中说，“阿富汗形势一片大好”。至于布尔内斯，也乐得让上司继续报喜不报忧。毕竟阿富汗局势一旦稳定下来，麦克纳顿即会另得重用。作为副手的布尔内斯，会顺理成章地接替特使一职。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不料，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阿克巴，却突然出现在了与喀布尔相去不远的巴米扬，这时，阿富汗人都要尊称他一声“瓦济尔·阿克巴·汗”（Wazir Akbar Khan）。“瓦济尔”又称“维齐尔”（Vizier），即是宰相之意。宰相是国王的左膀右臂、首席执行官，是王国权力的核心。当时，阿克巴虽只有20岁出头，却已经是出了名的骁勇善战。画像中，阿克巴总是身穿铁甲，头戴尖尖的战盔。他月亮般的脸上有一种天真无邪的神气，眼神之中的杀气却说明此人的心性并不单纯。阿克巴曾和兰吉特·辛格交战数次，他的无畏和嗜血让对手胆寒。在反叛喧嚣的科希斯坦，阿克巴的威名传来，酋长们纷纷追随其后举事。

1839年，威洛比·科顿（Willoghby Cotton）将军率领英军进入喀布尔。1841年初，将军任满回到印度，需要任命新的驻阿英军最高统帅。接替威洛比·科顿的空缺，威廉·埃尔芬斯通并不情愿，也并未主动请缨前来阿富汗解困救急。埃尔芬斯通有过辉煌的战绩，但那已经是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老皇历了。25年过去，当年的英雄已经是个风湿病人，肩膀酸痛，行动迟缓。但是，埃尔芬斯通还是像忠诚的士兵那样坦然接受了使命。

与此同时，英国议会觉得阿富汗只是一个销金窟，特别是自特派团入驻以来，大英帝国已经在那里花费了太多钱财。既然阿富汗的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还要加大投入呢？吉尔扎伊部何德何能，需要向其支付如此巨额的费用？他们看起来温顺无害，根本无须安抚。于是，议会停止了对吉尔扎伊部族的补贴。

没想到，吉尔扎伊部立即宣布反叛。由于阿克巴的积极活动，科希斯坦走向全面叛乱，甚至在喀布尔，阿富汗人也开始蠢蠢欲动。其他地方的武装暴乱层出不穷，大有燎原之势。可是，驻阿英军的指挥棒却握在一个老弱病夫的手中。英国政府担心，阿富汗的局势即将失控。

麦克纳顿倒是颇为乐观。那年8月底，他写信给印度的一位同事，说“从丹（Dan）到比尔示巴（Beersheba），阿富汗处处宁静安好。”［6］11月1日，一位阿富汗随从找到布尔内斯，表示喀布尔很有可能发生暴乱。布尔内斯不以为然，他表示只要自己接过麦克纳顿的职位，一切都会好起来。［7］

显然，布尔内斯并非对局势毫无察觉，不过，他和他的同事们很有可能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毕竟，阿富汗之乱并不在于街头的偷抢拐骗，也不是科希斯坦的部落武装。英国人的麻烦和阿富汗女性有关。在当地人看来，有些英国男性一直想和阿富汗女性建立“亲密关系”。“亲密”这个字眼，可能有些不当，而且大多数英国男士还算绅士得体。如果是在伦敦，他们的行为不会引起任何争议。在那里，礼貌的绅士主动结识亲切的淑女，是社交场合当中再常见不过的。不过，伦敦的礼貌举止到了喀布尔，可能就是冒犯和不敬。按照阿富汗人的社交规矩，年轻男子可不会把同龄女性带到房间角落，然后和她彬彬有礼地交谈。女孩的父兄发现，这些英国男青年不但和自己的女儿或者妹妹相谈甚欢，还会时不时伸出手去，拍拍女孩的肩膀或者手臂。

更别提，英国使团中真有一些人可能涉嫌不轨行径。有谣言称，某些职位较低的英国士兵可能曲解了“前进政策”。对于这段历史，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兼外交家弗雷泽-泰勒所言：“需要乃发明之母；有需求的人，则会成为混血儿之父。”［8］数十年后，一名英国士兵这样为同伴当年的荒唐行径辩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远离家乡、远离异性，孤独之中自然会有追求异性之心，而且“阿富汗女性真是太过主动了”。［9］

这种说法，笔者难以置信，那可是在1841年。当时，受人尊敬的喀布尔女性可不会“太过主动”。在私下里，阿富汗女性可以挑逗和调情，她们的言语可能尤其撩人。不过，身在当时的阿富汗，每个人都清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不能逾越的。当然，大家也不会当面挑明——这就是文化的魔力。可以想见，1841年的喀布尔，社交场合中时时面临尴尬的局面。无意之间，客人就得罪了主人，主人又坚持认为，客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们自己刚才的行为有违礼仪。

但也不都是无辜的。一次，阿富汗酋长阿卜杜拉·汗去某位英国军官的住处拜访，其间，他偶然瞥见隔壁房间里女子的身影——竟然就是自己的情妇！她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一个陌生男人的住处！盛怒之下，阿卜杜拉·汗找到亚历山大·布尔内斯反映情况，布尔内斯表示会立即彻查。不过，事情终究没有结果。也许布尔内斯有心纠错，但世事变迁太过迅疾，容不得他有所作为。［10］

11月2日，即布尔内斯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第二天，他的住处突然被人包围。来人抓住布尔内斯并把他狠狠折磨了一番，这就是英国人玩弄阿富汗女性的代价。可怜的布尔内斯，他对阿富汗文化评价很高，而且他也很喜欢阿富汗人。在书中，他对阿富汗的喜爱表露无遗，他觉得阿富汗人也愿意接纳自己，毕竟他通晓阿富汗人的主要语言。可是，布尔内斯也喜欢女人。他是大胆的冒险家，外貌英俊且又足智多谋。他曾是伦敦社交场合的红人，因此他很有信心：没有女人能够抵抗自己的魅力。遭到袭击的那天，布尔内斯的府上还有好几个女人。严格意义上说，她们是克什米尔人，并非阿富汗人，但愤怒的人群已经失去了理智。

布尔内斯走到二楼窗口，想要安抚闹事人群，他表示自己可以支付一笔巨款作为赔罪。可是，外界早有传言，布尔内斯家中有大量黄金。这样一来，对方反而更加起劲，双方开始互相推搡。布尔内斯的护卫朝天鸣枪示警，直接导致抗议人群化身凶恶的暴民，骚乱开始了。待到事态平息，“布哈拉的布尔内斯”“东方的伊斯坎德尔”已经咽了气。［11］

消息传到英国人的营地，大家立即恐慌起来，高级官员无不觉得应该尽快离开这个国家。麦克纳顿还想以钱为饵，驱使一些部落首领加入英方阵营。但是，暴乱早已不可收拾，喀布尔附近的两座军营先后失陷。情况紧急，麦克纳顿只得向他心目中的阿富汗人的领袖寻求帮助。在他看来，瓦济尔·阿克巴·汗堪能担起领袖的职责。

可惜，阿克巴的名望还没有这么崇高。当时，阿富汗并不存在一位全民领袖。多斯特·穆罕默德倒台之后，阿富汗的局面已经注定不会太平。好几位酋长都有很高的威望，但没有一位拥有无可争议的最高地位。因此，英国人想要讲和，却找不到和谈对象。阿克巴也许深得民心，可是，他的威望主要来自战功。一旦阿克巴和英国人达成协议，他的光辉形象就会黯淡下去，从而削弱他达成协议的能力。各大部族的首领正在为了最高权位争来夺去。身处当时的情形，谁最能给英国人带去重创，谁就最有可能登上高位，和谈则等于自行退赛。因此，英国人苦苦求和，却始终没人答应。

最终，阿克巴还是开出了自己的条件：他可以保证英方人员的安全，不过，英国方面得向他支付一笔津贴，并以摄政的位置相许，来年夏天之前，英国使团必须离境。其实，阿克巴的保证并无实际效力。也许，阿克巴也很清楚这一点：他是杜兰尼部的一员，与控制阿印边界的吉尔扎伊部互为世仇，即便他下了命令，吉尔扎伊部族也根本不可能从命。这点情况麦克纳顿本该明了，可是，英国人实在急于求和，阿克巴愿意伸出援手，已让他们感激不尽了。麦克纳顿立即表示，愿与阿富汗的各位实力派人物举行和谈，时间就定在圣诞节前的两天。

还有几个星期，和议就要进行，可是英国方面却昏招迭出。首先，麦克纳顿致信坎大哈的诺特将军，请他赶快率领大军赶往喀布尔。麦克纳顿在信中毫不避讳地表示，他会拖住阿富汗人，直到诺特率军赶来。那样一来，他们就能一起击溃叛军。不知何故，这封信竟落到了阿富汗人的手里。

麦克纳顿的女婿约翰·康诺利（John Connolly）在一封密信中提议，提供一万卢比作为悬赏，索取各位酋长的项上人头。这封信也落到了阿富汗人手中。［1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信件的内容不仅激怒了名单上的酋长，也激怒了那些未列入名单的酋长，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外，意味着康诺利不认可其实力。

与此同时，阿卜杜拉·汗也捅了麦克纳顿一刀。本来，阿卜杜拉也接受了英国人的讲和条件，但是，他眼看时局有变，干脆将英国人给自己的交易条件告诉了其他酋长。阿卜杜拉表示，这些就是英国人试图离间阿富汗人的铁证。其他酋长随即披露，英国人也在试图贿赂他们。

1841年12月23日，一群英国官员和一群阿富汗酋长在一处空旷的场地碰了面。此地远离双方各自的要塞，正好适合公平谈判。此前的一系列图谋算计、阳奉阴违和深切敌意，让双方都积压了一肚子怨气。谈判没多久，便宣告破裂。麦克纳顿和阿克巴等人甚至直接厮杀起来。有人——可能就是阿克巴本人——一下子结果了麦克纳顿的性命。很快，暴乱的阿富汗人砍掉了麦克纳顿的头颅，并将其插上旗杆，竖在河边示众。

麦克纳顿和布尔内斯现在都死了，英国人只得依靠埃尔芬斯通将军主持大局。骇人的事件吓得这位老人几乎手足无措。驻地之外，喀布尔已经陷入大规模的、无组织的暴乱。英国人只能蜷缩在营地，苦苦思索对策。也许，他们可以杀出营地，冲到城市的那头，去高地之上的巴拉希萨尔宫，向国王寻求庇护。不过，天知道舒贾会不会开门援助。近来的几个星期，住在巴拉希萨尔宫的傀儡国王舒贾发现形势有变。于是，他顺应时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反对英国的阿富汗爱国者，表示要和英军对抗到底。

没办法，英国人只得选择另一条路，这也是一条疯狂之路。他们打算弃城而去，然后一路朝英属印度奔去。1月，他们就能徒步穿越兴都库什山口。1月6日，大部队出发了。其中，军人只有4500人，家眷、随从、杂役等则有12000余人——喀布尔英印社区的全体成员都在逃亡的队伍之中。［13］他们大约需要走上60英里才能脱离困境，这还只是直线距离，途中数不胜数的蜿蜒曲折并未计入里程之中。这条路万分艰险，峡谷之中的一些羊肠小道根本算不得路，“丝绸峡谷”（Silk Gorge）因为陡峭崖壁间如丝线般纤细的空间而得名。天寒地冻，大雪纷飞，许多人因为寒冷天气而一病不起，一些人则死在了吉尔扎伊武士的弯刀之下，好些人则沦为俘虏，耽误良久才恢复自由。最终，撤离喀布尔的那群人中，仅有一个人活着走到了贾拉拉巴德。从这位名叫布莱顿的军医口中，全世界才知道了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接下来的9个月，英国人一边舔舐伤口，一边总结教训。其间，舒贾遭人暗杀，舒贾众多儿子中的一个曾短暂称王，不过，最终还是逃往了印度。舒贾的一名卫士从王族中揪出一个小字辈，给他扣上了王冠。傀儡一上台，便向英国人发出邀请，并保证他们在阿富汗随时都会受到欢迎。那年秋天，波洛克将军和诺特将军率领的两支部队进入喀布尔，他们决心要在这座城市“留下一些难以磨灭的报复痕迹”。

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两位将军把任务交给了总工程师阿伯特。阿伯特接到的命令是摧毁喀布尔的商业中心大巴扎。根据命令，阿伯特要把整个集市付之一炬，但不能殃及附近的社区，也不能破坏国王和英军的驻所。他们只给阿伯特几天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任务紧急。阿伯特思来想去，发现除了火药和火柴，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于是，一场大火殃及了周边的大片建筑。英军冲上大街，摧毁了他们所能破坏的一切。不少市民趁乱闹事，大肆哄抢，想要发上一笔灾难财。这场灾难也成了另一些人暗中报仇的好机会。“那个疯狂的时候，灾难就像一双无情的手，它打倒敌人，却也害了朋友。”提起当年的惨祸，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凯耶（John Kaye）如是说，这时距离火灾已有十年之久。不过，凯耶也表示：

想一想那些军人的愤怒与委屈，想一想他们的几千名兄弟和同胞在阿富汗边境惨遭杀害的经历，想一想我们遭受的羞辱以及敌人的各种暴行，那些军人实在无法忍耐，也无力控制自己的愤怒。罪孽的城市就在眼前，那些士兵怎么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那一刻，大家本就应该不管不顾地疯狂一把。［14］

大火吞噬了喀布尔的大片城区，毁掉了许多人的家园，也葬送了无数生命。而后，英国人降下巴拉希萨尔宫上空的米字旗，开始撤出这个地区。1842年10月11日，英军全体撤离，也带走了他们扶植的王室残余——舒贾的子嗣与亲戚，也包括那位失明的泽曼。

回到印度，波洛克和诺特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英印当局为他们的归来鸣放礼炮，随后又组织了盛大的游行。此时，奥克兰勋爵已经丢了官位，新总督根据《西姆拉宣言》签署了新的文件，解释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此前，英印政府派军越过兴都库什山，驱逐了一位被认为敌视英国利益的阿富汗酋长，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被认为尊重英国利益且深受人民爱戴的新领导人。［15］

这份文件没有明确是谁“声称”多斯特·穆罕默德敌视英国利益，也不清楚是谁“认为”舒贾深受爱戴。事实证明，结果正好相反。多斯特·穆罕默德没有敌视英国，而舒贾根本不得民心。英国政府决定纠正错误，恢复多斯特·穆罕默德的王位。这则文件的结论是：

悖逆当地民意而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有违英国政府的一贯原则……阿富汗人民的任何选择，英印政府都乐意接受并予以承认。［16］

第6章　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回归

伟大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得胜回来了。他被囚印度期间，阿富汗人发起一场又一场抗争，打击了英国人——这是多斯特·穆罕默德所期待的。相形之下，多斯特·穆罕默德比英国人更胜一筹。如今，骄傲而不可战胜的人民，要用歌声与鲜花欢迎王者归来——嗯，至少在阿富汗的历史课本上，多斯特·穆罕默德就是这样光荣回归的。

当然，事实和课本的描述不太一样。回到阿富汗之前，多斯特·穆罕默德曾和英属印度总督有过一次会面，双方达成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与舒贾签下的并无区别，这也是战前多斯特·穆罕默德一直渴望与英国人签署的协议。他承诺绝不允许俄国或波斯使者进入喀布尔，不与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打交道。如有第三方人员来到喀布尔向他发出诱惑，阿富汗国王将会第一时间向英印当局通风报信。［1］

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意放弃对阿富汗五大城市中三个城市的所有权。他将以喀布尔为首都，统治喀布尔以北、阿姆河以南的区域（马扎里沙里夫纳入其统治范围），以及喀布尔以南贾拉拉巴德以外的区域，但不包括白沙瓦。坎大哈和赫拉特则将作为自治省，由其部族中的反对派进行统治。白沙瓦仍将留在锡克人的手中。可想而知，多斯特·穆罕默德为此肯定咬碎了牙齿。不过，他仍然接受了英国人的一切要求。

他为何如此大方呢？因为多斯特·穆罕默德的诸多让步，换来了英国人的一系列承诺。英方向多斯特大王保证：国王可以不受任何干涉地统治他的领地，英国不会派出任何特使。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多斯特·穆罕默德还能从英国方面获得一笔津贴。虽然给出了种种优惠，英国政府倒也不算战争的输家，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阿富汗作为缓冲国，将遏制沙俄的扩张势头；阿富汗一分为三，内部纷争将使其再无余力觊觎印度；失去了开伯尔山口以东平原上的白沙瓦，阿富汗人将很难染指英属印度的领土。

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瓦济尔·阿克巴·汗，如今已是阿富汗人心中的战神。英军撤离之后，喀布尔一直由他和几位部落首领负责驻防。一小撮部落首领请求阿克巴登基为王，他们无不认为，除了阿克巴，国内再无人选能够担此重任。不过，阿克巴拒绝了他们，他是孝子，而不是篡位者，让他废黜自己的父亲是不可想象的。的确，在历史上，儿子有时会废黜父亲，但这在阿富汗不常发生。阿克巴视父亲有如高山一样伟岸，这样的事不会发生。

在阿富汗历史学家霍巴尔（Ghobar）看来，当时的阿富汗统治者白白错失了一次收复失地的机遇。［2］英国人立足未稳，兰吉特·辛格也垂垂老矣，其统治下的人民为远离英国人的魔掌，倾向于和他们的阿富汗亲属结盟。一个真正的阿富汗民族主义者本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恢复印度河沿岸从克什米尔到信德那些失落的故土，甚至如今的巴基斯坦的很大一部分也会是阿富汗的一部分。显然，那些曾经击败英国势力的革命者，无一不想完成这样一份伟大的使命。他们需要领袖的一声令下，而领袖又对瓦济尔·阿克巴·汗寄予希望，但王子只会听从父亲的命令。

多斯特·穆罕默德重登王位后，很快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反抗英国的军阀势力。洛加尔省的阿明曾在抗英斗争中和阿克巴并肩作战，而且他还曾将王冠献给阿克巴。多斯特·穆罕默德再度掌权后，阿明被捕下狱，他生命的最后15年，是在巴拉希萨尔城堡下的地牢之中度过的。［3］

战争中，穆罕默德·沙阿·吉尔扎伊（Mohammed Shah Ghilzai）的威名大震，英国人为之深深忌惮。穆罕默德·沙阿·吉尔扎伊在喀布尔拥有自己的领地，是一位有实力的领主。在战争结束后，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手下袭击了他，他和家人被带到喀布尔东南山区的一个偏远地区，过着与世隔绝的流亡生活。

苏尔坦·穆罕默德（Sultan Mohammed）是另一位令人畏惧的战争首领，他被流放到坎大哈。不过，国王仍然不放心，这个危险的家伙似乎还没有撤到足够安全的地方。埃米尔命令苏尔坦·穆罕默德继续往西走，最终到达了伊朗。此后，他和多斯特大王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此人仍会在阿富汗的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就这样，在战争中得势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遭到国王的罢免和驱逐。他们的领地被剥夺，官职被削去，有人被迫远走他乡，有人身陷囹圄，有人甚至不幸丧命。国王虽然放弃了坎大哈、赫拉特和白沙瓦，但是，在他能够控制的领地里，已经没人能向他发起挑战。

毫无疑问，多斯特·穆罕默德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时势需要他拿起武器，他也能够勇敢投入战斗。但是，他并不擅长战争，他擅用政治手腕——在这方面，他是个才华横溢、冷血的现实主义者。当年，英军还未开到喀布尔，他便已经匆匆出逃。那不是因为他是懦弱怯战之辈，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精明的幸存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他一贯的信仰。如今，他已重掌国政，虽然地盘大为缩水，但他欣然接受。他并不喜欢山河破碎的感觉，只是暂时忍受现状，他认为等待时机是最好的选择。

如此一来，多斯特·穆罕默德又该如何治理手下的这片领土呢？那个时候，他仍是个部落领袖，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统治者。他缺乏议会的辅佐，也没有内阁可以分担职责，甚至无法向大臣问政求计。政府日常工作主要掌握在一个叫作阿加西的副手手中，此人承担着仆人和首相的双重角色，就如欧洲君主政体中的知名人物张伯伦。［4］

话又说回来，多斯特大王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官吏，因为他的朝廷职权有限，没有太多的管理工作。现代政府的诸多职责或提供的服务，当时的多斯特·穆罕默德完全无须挂心。

例如，朝廷没有警察部队，地方安全保障由部落与村社负责；朝廷也不用兴办教育，教书育人由伊斯兰神职人员中最低级别的毛拉负责，而培训和任命毛拉与政府无关。有人可能以为，毛拉是自发产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想要成为毛拉的男孩从毛拉那里学会了阅读，得到了宗教上的指点，并帮助毛拉或者伊玛目处理一些琐碎事务，比如打扫清真寺、给蓄水池加水等。当他们渐渐地得到伊玛目的赏识，会负责做更重要的事。直到有一天，有人需要一个毛拉，而年长的毛拉分不开身，才会让自己的学徒去代替，久而久之，学徒就正式成为毛拉了。

除了国王和官吏的个人判决外，这里也没有像样的世俗法庭。非宗教人士之中，唯有国王及其重臣拥有审判权。支尔格会议可以帮助裁决地方上的纠纷，其中的成员大多是当地的乡绅和头人。有些不涉及社区的个人纠纷可以支付一笔费用请毛拉来论断。乡村之外，法律掌握在高级神职人员手中，他们依据沙里亚法作出裁决。这些法官不需要政府的批准，他们普遍由自治的宗教机构选出，并受其管理和控制。他们的资质不由朝廷审定，教士制度完全建立在民间的土壤之中。每一步晋级，朝廷方面都无从置喙。

当然，国王要负责抵御外侮。中亚草原上的游牧势力常常南下劫掠，西方的波斯军队也是个严重的威胁。国王确实提供了一些安全保障，如驱逐盗匪，保证商路安全，镇压可能引发战争的反叛。政府还督促市场执行严格的度量衡标准，在城市颁布了一些法律，国王的军队还拥有国内重大事件的最终裁决权。

军队是国王的力量来源，有了军队，他才能向地方征收税款。征收所得，大部分用于维持王室生活和军费开支。其中，修筑桥梁道路、采买军需物资、整修神殿与新建清真寺，都是增加国王威信的必要举措。由此而来的浩大工程自然需要征调大量的民夫，不过，大多数阿富汗人都任劳任怨。约翰·肯尼迪总统一定非常羡慕多斯特·穆罕默德，因为多斯特大王的臣下从来不问国王能为自己做些什么，而总是为了国王倾其所有。

国王需要每个行省有一名忠诚的总督，以确保没有人反抗王权。在多斯特·穆罕默德统治第一个时期，也就是英国入侵之前，他任命他的兄弟作为各省总督。不过，事实证明，兄弟之情并不可靠。再度掌权之后，他转而相信自己的儿子们。普什图人有句谚语：“在部落里，你最好有个大家族；在家族之中，你最好能有很多兄弟；在兄弟之间，你最好能有很多儿子。”多斯特·穆罕默德也许并非人丁最为兴旺的那一个，但是，他绝对是个竞争者，14房妻室给他诞下了56个孩子（100年后，他的直系后代已经多达7000余人）。［5］

多斯特·穆罕默德在世时，已经子孙满堂。众多的子嗣，正好可以占据重要的职位。他的长子是巴达赫尚省总督，次子则负责巴尔赫省的大小事务，哈扎拉贾特等地的要职，也一一派给其他儿子，每个儿子都担起了一份守土之责。为了维持境内的安全与稳定，他们必须组建军队；为了给旗下的将士提供薪饷，各位王子拥有征税的权力。因此，每一位总督都近乎是半独立的藩王。但是，多斯特·穆罕默德知道如何管住他的儿子们，让他们对自己俯首帖耳。同时，国王还要一边仔细应承英国人，一边小心翼翼地与沙俄周旋。外国势力对其统治施加的限制，他不得不接受。不过，他可以对他的儿子们行使绝对的权力。［6］阿富汗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家族企业；与其说是穆罕默德扎伊家族统治着这个国家，不如说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所有者。

诸多王子之中，唯有一人未获封地。其实，此人才是王子之中的翘楚，他声名显赫、英勇无畏、深孚众望，他就是阿克巴·汗。多斯特·穆罕默德把他立为王储，并让他留在了自己身边。阿克巴十分精明能干，做一省总督实在有些大材小用。多斯特·穆罕默德需要阿克巴在身边提供有关国家事务的建议，而且，阿克巴既有名望，又具帅才，能帮助国王指挥战役。

瓦齐尔·阿克巴·汗确实胸怀大志，他一心想要收复白沙瓦。而后，他还将以此为起点，把整个信德地区纳入版图，更不用说克什米尔了。总之，年轻的王储想要重现艾哈迈德·沙阿的帝国荣光。不过，英国人不会让他达成愿望。按照英国人的打算，白沙瓦将永远与阿富汗分离。多斯特·穆罕默德不会违背他与英国人签署的协议，所以儿子的志愿，自然不是父亲的打算。

一次，喀布尔南部某省发生部落起义，阿克巴受命前往平定。没想到，王储一到城外，叛军便打开城门，向他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我们并没有背叛您，也没有背叛您的父亲。我们只想夺回白沙瓦！带我们去战斗吧！”［7］

阿克巴写信给他父亲，请求他重新考虑。他告诉国王，人们想要战争。“请您下令作战吧！”阿克巴向多斯特·穆罕默德请愿。

阿克巴的请求，被多斯特·穆罕默德严词驳回，他要求阿克巴立即班师回朝，北方的一件重要任务，需要阿克巴前去执行。于是，忠诚的阿克巴遵循王命，赶往北方的巴尔赫省。途中，王子突然一病不起，可能是疟疾。为了救治儿子，国王特地派出了自己的御医。这位来自印度的医生专门研究“希腊医学”。该学派认为，疾病都是空气、土、火、水四大元素不调之故，可以通过泻药、膏剂、草药和放血疗法，帮助病人祛除病灶、恢复平衡。御医用一种通常有毒的草药治疗阿克巴。很不幸，毒药就是毒药，医生只能表示遗憾。看来，真主对于王子的命运已有安排。就这样，阿克巴死在了路上，死因并非疾病本身，而是他接受的治疗。他的尸体被安葬在了马扎里沙里夫。多斯特·穆罕默德虽然痛失爱子，但自此之后，却无须担心阿克巴抢班夺权了。

阿克巴的死，并未削弱埃米尔的政府，毕竟多斯特·穆罕默德膝下的儿子比他治下的行省还要多。那个时候阿富汗的“行省”和阿富汗这个“国家”一样，并不具备完全的现代意义。阿富汗的国家边界十分模糊，行省与行省之间的区隔也并非那么清楚。不过，也有一些不同的区域。阿富汗中部的高地被称作哈扎拉贾特，因这里的主要居民是蒙古裔的哈扎拉人而得名“哈扎拉人的土地”。再往北的巴尔赫省曾在阿富汗最古老的城市巴尔赫的统治下，13世纪时被蒙古大军摧毁。此外，巴达赫尚、迈马纳、卡塔干、卢格尔、楠格哈尔等地，也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登记为地理上的不同地区。为方便起见，我把它们称作“行省”。

1855年，坎大哈与赫尔曼德自治区的14名封建领主引发了一场纷争，其实，他们都是亲戚关系，因此，所有人在坎大哈都有亲人。每个人都在觊觎着别人的土地，并由此开启了一场争执不下的战争。但战争终归未能解决问题。交战的领主们召开了支尔格大会，试图议定和平方案，但会谈无果。看来，他们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腕才行。于是，14名领主联名上书多斯特·穆罕默德，他们表示，倘若多斯特·穆罕默德能够保证他们的财产权，维护和平，就接受他为他们的国王。虽然和英国人有约在先，绝不攻击坎大哈，但这并不是攻击，而是受到了邀请。多斯特·穆罕默德欣然接受了各位领主的请愿。就这样，多斯特·穆罕默德在不违反与英国协议的情况下，收复了他放弃的三大城市之一。［8］

1857年，一伙印度士兵把枪口对准了英国军官，反对英国统治的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多斯特·穆罕默德的诸位大臣立即劝他出兵白沙瓦，他们觉得收复故土的时机就在当下，毕竟兰吉特·辛格刚刚去世，锡克人的势力趋于衰微，英国人则自顾不暇。不过，国王拒绝背弃与英国人的和约。虽然他也认为时机已到，却坚决不愿出兵白沙瓦。在那个时代的阿富汗人之中，大概只有多斯特·穆罕默德认清了事实：兴兵白沙瓦就是枉费血汗和金钱。虽然英国势力无力染指开伯尔山口以西的土地，但是，到了开伯尔以东的平原，他们的优势实在明显。哪怕阿富汗能获得一时的胜利，控制白沙瓦，但英国人一旦平定印度民族大起义，就会立即展开反击，夺回白沙瓦。对于阿富汗国王而言，按兵不动反倒是一张王牌。只要他摆出隐忍的姿态，英国人反而会时刻有所忌惮。多斯特·穆罕默德趁着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当口，和英国方面展开秘密谈判。国王承诺不会出兵白沙瓦，但是英国人必须允许他有一天武力夺回赫拉特。困境中的英国人接受了他的条件，心满意足的多斯特·穆罕默德把协议放进口袋里，等待“有朝一日”的到来。

1861年，15年前被多斯特·穆罕默德流放伊朗的苏尔坦·穆罕默德率领军队杀回了赫拉特。苏尔坦宣称，自己比多斯特·穆罕默德更有资格成为阿富汗国王。对此，他很有底气。毕竟他已经认定，伊朗是他的后盾，沙俄也默许了他的野心，而且，苏尔坦认为英国人定然不会纵容多斯特·穆罕默德发兵赫拉特，自己这次应该是胜券在握的。

苏尔坦·穆罕默德并不知道多斯特大王与英国人之间的密约，其中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军队开进赫拉特时，英国人并未进行阻止。事实上，英国人有足够的力量阻止伊朗政府“干涉阿富汗内政”。俄国方面对于苏尔坦的默许，并没能落实到金钱与武器方面。事实证明，这只是空谈。就这样，苏尔坦·穆罕默德反而成了孤家寡人。

1862年，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军队包围赫拉特城，围城行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其实，交战双方亲缘深厚（这种现象在阿富汗内战中并不鲜见），苏尔坦·穆罕默德是国王的女婿，围城期间，他的夫人，也就是多斯特大王的千金不幸离世。双方的敌对行动一时间都停止了，以便两人都能参加葬礼。［9］多斯特·穆罕默德离城而去后，围城行动继续。

最终，苏尔坦·穆罕默德死于压力和痛苦，多斯特大王终于夺回赫拉特。4月的那一天，当他骑着马穿过城门时，他一定是志得意满。回首往事，他一定感到兴奋又害怕。他是21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可谓前途黯淡，他在内战中一步步上升到主宰地位，结果却把他的国家输给了英国人。之后，他又死而复生般地回来了，开始苦心经营，一点一点地重建他的王国。

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一生征程就这样走到了终点，他的任务完成得还算圆满，现代阿富汗的疆域和边界得到奠定。他是这片领土上每一个人的国王，从最卑微的农民到强大的可汗。要不是痛失白沙瓦，他本可以安度晚年。重新夺回赫拉特之后，他很快就一病不起。6个星期后，70岁的多斯特大王与世长辞。

第7章　短暂的黄金岁月

阿富汗的大部分君主，都没能和平顺利地将手中的权力交接给继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与先辈不同的是，他培养了一个接班人。他死之前，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希尔·阿里（Sher Ali）立为王储，并让他参与对赫拉特的围攻。当这位伟人去世时，希尔·阿里守在了父亲的病榻前。而后，他被拥立为王。不过，为了确立自己的地位，希尔·阿里又和自己的兄弟们鏖战了整整9年。其间，他一度差点失去王位。最终，他获得了权力，局势得到稳定。希尔·阿里继承父亲的遗志，试图建立一个不受外国势力干涉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

1863年，希尔·阿里初登大宝的时候，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在他的宫廷中工作，这是一个神秘、雄辩、机智的人，名叫贾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uddin-i-Afghan）。很难清楚界定他的身份，教师？演说家？政治哲学家？改革派？革命者？他确实教书、演讲、阐述政治理论，并激励了伊斯兰世界的革命运动。但是，他从未著书立说，没有创立过系统的哲学，没有建立过学校、政党，他的目标也并非始终如一。在封建的阿富汗，他寻求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拥有强大中央政府的土耳其和伊朗，他敦促民众推翻集权统治。在埃及和印度一类的欧洲殖民地，他提倡民族主义。在北非，欧洲人任意将其划分为毫无意义的国家单位，贾马鲁丁呼吁以泛伊斯兰统一体取代民族主义。中亚的突厥斯坦被俄国人分成不同的国家，贾马鲁丁在这里的主张和北非相似。

其实，贾马鲁丁家族是王室的远房亲戚。其家族在喀布尔东北部的山区小城阿萨达巴德（Asadabad）拥有土地，但由于一些争议，他们被迫在伊朗流亡了一段时间。［1］他们在伊朗的定居点也叫阿萨达巴德，因此，一些伊朗人至今还觉得，这家人自称“来自阿富汗的贾马鲁丁”，其实是在掩盖身份。实际上，他们都是如假包换的伊朗人，甚至以逊尼派穆斯林身份掩盖自己真正的什叶派身份。无论真相如何，贾马鲁丁的事业始于喀布尔，他出任多斯特·穆罕默德诸位王子的宫廷教师，其中一位学生就是希尔·阿里。

希尔·阿里即位后不久，贾马鲁丁来到国王身边，呈上了一份详细的计划。这是一份旨在帮助阿富汗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的计划。不久之后，贾马鲁丁不告而别，离开了阿富汗。贾马鲁丁之后的人生都在伊斯兰世界奔走，他一边救济穷人，一边打击既得利益阶层。有生之年，他没再重返故土，直到逝世后很多年，祖国迎回了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喀布尔大学的校园里。

贾马鲁丁的强国计划，直到希尔·阿里击败所有兄弟后，方才着手实施。这时，已经到了1868年。希尔·阿里播下的种子，会成长为另一个阿富汗，终有一天，它会和传统社会形成掎角之势。

希尔·阿里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邮政系统。喀布尔是全国的邮政中心，在主要省级城镇设立分支机构。从理论上讲，任何两个阿富汗人之间都可以通信。当然，前提是他们都得身居主要城镇，而且必须识文断字。一封邮件可能要历经数月才能抵达，不过，希尔·阿里的尝试，代表着阿富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邮政网络让阿富汗朝着统一国家的方向迈进。

新国王对税法也作了一番改革，改善了私营企业的环境。新法允许商人投资商业和工业企业，这使得少数人能通过商业头脑而不是土地所有权获得财富和权力。这无疑将会瓦解封建社会的生存根基。

以前的国王没有内阁，他们的股肱重臣通常由王亲国戚担任。希尔·阿里组建了一个正式的政府，内阁成员包括首相、财政大臣、宫廷侍卫长及负责外交、内政和军事的专门官员。后宫的意见决定了内阁的人选，其中，希尔·阿里的妻子密尔蒙·阿伊莎（Mirmon Ayesha）的看法最为重要。［2］同时，国王还邀请12位学者组成咨议机构，研究政府和国家面临的问题，并向国王提出有效建议。这项改革促进了一个阶层的诞生，即日后所谓的技术官僚，他们正是在此时登上了阿富汗的历史舞台。

在希尔·阿里统治期间，支尔格大会成了常设机构，这大概可以被视为阿富汗议会的雏形，尽管它的职能纯粹是咨询性的。阿富汗的第一届议会始于1865年，由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代表组成。会上，希尔·阿里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关乎他一位谋反的兄长，国王想知道应当如何处理。“镇压！镇压！”随着全场激昂的高喊声，希尔·阿里决定发兵坎大哈。最终，他在战场上击败了自己的兄弟。［3］

这表明他是一位勇者，但你不会从照片中看出这一点。当时，照相技术刚刚诞生，希尔·阿里成了第一位留下照片的阿富汗国王。他看起来性格沉稳，蓄着浓密的胡子，嘴唇噘起，鼻子弯曲，一双沉思的眼睛看上去有些忧郁。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卡拉库尔羊皮帽，像倒置的蜂窝，但看起来比听起来更时尚。

希尔·阿里的形象在东欧拥挤的钟表铺里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如果不当国王，希尔·阿里也许会和机器或者其他设备相伴一生。的确，在10年黄金期间，他设法克服困难，进口了不少工具和机器，并在他的宫殿里摆弄这些设备。巴拉希萨尔宫里有一台平板印刷机，国王借此办起了阿富汗的第一份报纸。这是一份16页的小报，名为《太阳报》。他感兴趣的主题，特别是军事问题，会印刷成册，分发给手下的军官。［4］

希尔·阿里有一支常备军，约5.6万人。［5］他认为士兵就该像照片中西方军队的样子。因此，他无法容忍士兵继续穿着各自的衣服上阵打仗。灯笼裤与头巾被一律禁止，国王为他的士兵设计并颁发制服，要求全体官兵统一穿戴。唯有如此，大家才能整齐划一，看起来像欧洲国家的军队。因此，这支在首都效力国王的部队和过去为国王效力的部落武装是不同的。不过，部落武装仍然存在，他们不是职业兵，他们只有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才会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国家现在有了两支武装力量：一支是政府的，一支是人民的（或者简单地说，是人民）。

此前，已有好些阿富汗人去印度参加英国军队。希尔·阿里吸引一些人回来训练他的军队，教他们如何列队行进、使用武器、指挥战斗及其他项目的演习。希尔·阿里还开办了阿富汗第一批军工厂。如此一来，终有一天他能摆脱对国外武器的依赖。

国王甚至认为，如果阿富汗再次遭到大国干涉，他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进行有力还击。希尔·阿里命令军队不得在城市驻扎，实行军民分离政策，因为军民混住容易造成摩擦（有时双方甚至会大打出手）。为此，国王在喀布尔北部建造了一座全新的军事城市，叫舍普尔（Sherpoor），专供军人居住。这个项目在5年内征调了6000名劳工、1000名木匠和无数的能工巧匠。［6］不过，这座城市并未完工，因为到了19世纪70年代，一度沉寂的外部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英、俄又开始制造麻烦，这些麻烦让阿富汗故事这一简短篇章画上了句号，阿富汗平静的黄金岁月也走到了尽头。

第8章　第二次英阿战争

1878年，欧洲列强之间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辅佐下，将中欧的德语邦国合并组成了统一的国家。这个新兴的民族国家介入了英、法、俄三国旷日持久的争霸局面。俾斯麦宣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俾斯麦的目标直指法国，法国总统路易·拿破仑三世那打过蜡的胡须两边飞翘，一直延伸到两颊。他那滔滔不绝的吹嘘在铁血政策前将变得不堪一击。

确实如此。俾斯麦耍弄手腕，引诱法军主动开战。普鲁士军队突破边境，轻松瓦解了法国人的防线。而后，他又通过和约，攫取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地区盛产铁矿石，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德国由此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开始环顾世界，寻找海外殖民地。

然而，法国战败让英国迎来了进一步扩展的契机。当时，英国占领了全球23%的土地，算上殖民地人口，世界上1/4的人口都是大英帝国的臣民。［1］英国本土仅有世界2%的人口，但其工业产值却达到全球总产值的45%。当时，英国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5倍，俄罗斯的155倍。［2］大英帝国的国力让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都相形见绌。不过，崛起的德国却可能动摇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德国的崛起也让沙俄大惊失色。当时的沙俄虽然领土广阔，却落后原始，没有现成的港口，因此，沙俄在全球争夺殖民地的浪潮中步履蹒跚。20年前，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遇惨败。随后的条约阻止了沙俄对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削弱了沙俄海军在黑海的军事存在。如今，俄国人试图卷土重来。黑海上的港口正在重建，如果不能进入巴尔干半岛，那么沙俄将沿着传统方向向东扩张。奥斯曼帝国行将灭亡，欧洲列强虎视眈眈，都想从中分得一杯羹。在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Levant），欧洲列强之间的争夺被称作“东方问题”；在高加索以东的中亚地区，“大博弈”再次上演。

1865年，沙俄军队占领塔什干。两年之后，古城布哈拉也落入俄军之手。次年，他们的势力进一步拓展到撒马尔罕。1873年，希瓦汗国被迫接受沙俄“保护”。这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委婉说辞。三年后，随着浩罕汗国沦为“保护国”，沙俄的势力已经扩张到阿姆河沿岸地区。如今，雄心勃勃的沙俄和虎视眈眈的英国之间，仅有阿富汗这一缓冲带。作为一个小国，这样的地缘环境真是糟糕。

希尔·阿里在阿富汗的统治稳定下来的同时，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率领的自由党在英国执政。自由党实行重商主义政策，这一点和19世纪的美国共和党颇为相近。他们对可能导致动荡的海外冒险保持警惕，因为那可能危及英国的商业利益。至于殖民地事务，自由党人秉持“得过且过、维持现状”的原则。在奥克兰之后的几十年，一个含糊不清、自治的阿富汗在很好地服务于英国的利益。因此，格拉德斯通认为维持现状是最好的。他的印度总督诺斯布鲁克勋爵（Lord Northbrook）和首相意见一致。

不过，1874年的选举让英国政坛变了天。以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为首的保守党获得胜利上台组阁。作为上流社会的代言人，保守党以大英帝国和女王的荣耀为名，大肆鼓吹海外军事冒险，以扩大他们在工人中的影响力，争取更多选票。迪斯雷利政府用利顿勋爵（Lord Lytton）取代了诺斯布鲁克。和奥克兰一样，利顿勋爵也是“前进政策”的坚决拥护者。

迪斯雷利政府认为，一个自命中立的缓冲国居于印度河和乌浒河之间，似乎还不足以抵御俄国的威胁。希尔·阿里的态度尤其让他们难以心安。他们怀疑，到了紧要关头，希尔·阿里能否阻止俄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家，毕竟沙皇看起来咄咄逼人。于是，迪斯雷利政府决心在沙俄将阿富汗变成其另一个“保护国”之前，把阿富汗牢牢控制在手中。“前进政策”的新篇章始于英国人干涉阿富汗的王位继承人问题。当时，希尔·阿里已经指定阿卜杜拉（Abdullah）作为王储。另一个儿子亚库布（Yaqub）曾经造反作乱，自然不受希尔·阿里的待见。国王不但讨厌亚库布，甚至还把他囚禁了起来。

当希尔·阿里收到利顿勋爵命令他废黜阿卜杜拉、改立亚库布的信时，可想而知希尔·阿里当时的沮丧。英国人为何钟情亚库布？信中并未明确。也许，他们曾和亚库布有过私下接触，王子的谈吐和思想让英方觉得孺子可教。

这封信还警告希尔·阿里，千万不要指望俄国人的帮助，正如利顿勋爵在信中所说：“在俄国的军队到来之前，我们会向你的国家投入一支军队。”信中还说，如果国王是友好的，英国会对他进行保护。如若不然，英方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其统治。［3］信的结尾，利顿告知希尔·阿里，一位特使将前来与国王商谈相关事宜。

希尔·阿里自然不会待见英国人颐指气使的态度，这叫他忍无可忍。无忧无虑的黄金时代，看来已经过去。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回信告诉英国人，他更愿意自己决定接班人问题，而且不打算接待英国特使，相反，他将派使者到加尔各答，双方可以就任何问题展开协商。

当希尔·阿里的特使到达加尔各答，得到的并不是一场谈判，而是英方列出的诸多条款：英国特使长驻喀布尔，由英国控制阿富汗边境；英国公民可以在阿富汗境内自由来去，受英国法律保护，而不受阿富汗的法律约束；英国商人可以在阿富汗境内自由贸易。希尔·阿里若能答应如上条件，英方就允许其自行选定王储。而且，英国政府还给他和他的继承人一笔丰厚补贴，并向阿富汗提供抵抗沙俄势力所需的顾问和军事援助。

英国人开出的条件，叫国王大为恼怒。希尔·阿里可不像多斯特·穆罕默德那般圆滑，他立即口述了一封回信，大意如下：“不！我会坚决捍卫阿富汗的主权，哪怕流干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不幸的是，沙皇俄国正在阿富汗北部集结，就在希尔·阿里告诉英国人不能进入阿富汗的时候，一个俄国外交“代表团”却径自跨过阿姆河向着喀布尔前发。希尔·阿里频繁警告对方立即停止前进，打道回府。俄国人却对此置若罔闻。他们不但进了城，还在那里住了下来，甚至进宫面见了希尔·阿里。俄国人说，“我们是来交朋友的”。

那个时候，国王正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他最喜爱的儿子、心爱的王储阿卜杜拉因病不幸身亡。王室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希尔·阿里一向看重亲情，爱子故去，让他备受打击。他独自一人待在宫中舔舐伤口，丢下朝政完全不理。有人再次见到国王时，发现他眼圈红肿，显然是刚刚哭过好几场。这时，利顿勋爵的又一封书信递到国王手中，他希望希尔·阿里做好接待驻喀布尔英国使团的准备。国王下令阻止英国人入境。于是，当一小队英国外交官及护卫队抵达阿富汗边境时，边境指挥官却对他们下了逐客令。“我只是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才对你们如此客气。否则，我会立即杀了你们。”［4］

虽然英国使团遇阻返回，但希尔·阿里此举让他们怒不可遏。很快，利顿勋爵就向国王发来了问罪信，希望希尔·阿里道歉。可是，对方只是装聋作哑，没有回信。利顿便集结了军队准备开展行动。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英印当局曾经派出2.5万人赴阿参战。那次战事给了英国人一个深刻教训：区区一支孤军，不足以奠定胜局。于是，他们召集了三支部队，规模是第一次英阿战争投入人数的3倍。

此时的希尔·阿里感到痛苦不堪。俄国人不请自来，英国人再次入侵，王储不幸离他而去，除了亚库布这个可恨的逆子，他无人可以托付王位，希尔·阿里决定投靠俄国人。但前往沙俄面见沙皇之前，他得先释放亚库布，并将国家托付与他。对此，希尔·阿里别无选择。英国人一路攻城略地，已经开进开伯尔口、波伦山口、库拉姆山谷，虽然阿富汗军队在三个地方都抵挡住了，但不知能坚持多久。

希尔·阿里来到阿姆河边，沙俄却不允许他入境，毕竟大国关系远比阿富汗这个国家来得重要。沙皇掂量再三，觉得这并不是正面对抗英国的最佳时机。于是，沙皇无视希尔·阿里的请求，任凭他被围困在阿富汗。可怜的希尔·阿里当即便一病不起。他发起了高烧，不吃不喝。医生劝他补充能量，他完全置之不理。逃亡中，他受了腿伤，却又拒绝接受任何治疗。伤口日趋恶化，国王却只想听之任之。几周以后，亲切和蔼的希尔·阿里国王在凄惨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时，他只有54岁。

亚库布成了阿富汗的埃米尔。他的行为有力地表明，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亚库布要求军队放弃抵抗，让英国人和平地进入阿富汗。他自己则前往南部小镇甘达马克。在这里，他和英国代表签署了“友好条约”，即《甘达马克条约》。条约确认割让东部和东南部领土给英国，并接受英国使团长驻喀布尔。英国人想让希尔·阿里答应的种种条件，都在他儿子的手中实现了。

很快，一个英国“外交”使团动身前往喀布尔，为首的特使名叫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他是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英国首相，与希特勒签订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议》的张伯伦首相的先祖。与张伯伦同行的是英国派驻阿富汗的全权政治代表路易·拿破仑·卡瓦格纳里（Louis Napoleon Cavagnari）。他有法国、爱尔兰和意大利的血统，是大英帝国的忠臣。卡瓦格纳里蓄着浓密的胡须，看上去颇有学者气质，但也有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慢，让人想起与他同名的法国总统。此前，卡瓦格纳里参与过多次外交斡旋，因此，他自觉拥有足够的能力去对付普什图人，并吹嘘自己了解他们。卡瓦格纳里认为，如果软硬兼施，普什图人是可以被控制的。如果对方变得好斗，那么就必须对他们展现英方坚定不移的军事勇气，因为这是最能让普什图人折服的。卡瓦格纳里自信，他的勇气足以折服所有普什图人。

约翰·劳伦斯拥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当他得知卡瓦格纳里的使命和他那番夸夸其谈的吹嘘时，他说：“他们都将被杀死。”［5］

卡瓦格纳里一行骑着大象进入喀布尔城，他们坐在镀金的象轿里，向街道两边的民众挥手致意，好像他们是受到邀请来到这里的。不过，阿富汗人没有任何回应。为了营造节日气氛，安抚臣民，亚库布表示，为庆祝英国贵客到来，朝廷将减税，而且一次性补齐军队的欠饷。不过，民愤依旧，只要国王的承诺没有兑现，他们就不会相信。

巴拉希萨尔宫脚下的一片区域，成了卡瓦格纳里等人的落脚点。就像40年前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营地一样，这个大院的一侧是高山，敌人可以从那里直接向院子里射击。不过，卡瓦格纳里等人毫不在意，他们觉得这一次自己并非不请而来，因此无须考虑安全问题。

当然，如果国王愿意兑现承诺，阿富汗人民倒也乐意热情迎客。亚库布表现得尤为热情。卡瓦格纳里等人日复一日地受到邀请，前往巴拉希萨尔宫和王室成员、大臣一起宴饮。国王的一众亲属、朝臣也都敞开大门邀请英国客人前往做客。卡瓦格纳里的一名部下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表示，国王坚持动用公帑为我们的军队支付薪饷，就连我们的马匹也得到了国王的照顾。国王真是个好人。他又小心补充道：“但是，他的臣民可就没那么热情了。显然，一般百姓还不适应我们的存在。”［6］

与此同时，亚库布和他的军队闹起了矛盾。朝廷一直拖欠薪饷，军人为此很是不满。要知道，国王可是有言在先，表示要为军队补发薪饷的。亚库布说目前资金不足，大家应当耐心一些，但是，朝廷明明又能拿出大把金钱，去博得英国人的欢心和愉悦。流言蜚语很快传遍了军营。后来，不只是士兵，一般百姓也受到感染，对国王和英国客人怨声载道。不过，卡瓦格纳里并不在意，毕竟他自认为很了解普什图人，他说“会吠的狗不咬人！”［7］

亚库布的民望确实不高。这一点，卡瓦格纳里也看在眼里。为此，他有些忧心。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会是件好事，他向加尔各答的上级保证，一个弱势的国王将无法号召人民为其效命。如此一来，他更会一心一意遵守与英国的约定。

1879年9月2日，卡瓦格纳里致信英印当局：“喀布尔大使馆一切顺利。”［8］这样的字句仿佛带有不祥之兆。38年前，麦克纳顿写给印度友人的信中宣称，“从丹（Dan）到比尔示巴（Beersheba）一切安宁”。几个月后，麦克纳顿便身首异处了。卡瓦格纳里更在写信的第二天就丢了性命。

当时，阿富汗军队的欠饷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一位阿富汗将军告诉士兵去和卡瓦格纳里谈欠饷问题，因为“他有很多钱”。于是，部队浩浩荡荡地奔往英国使团的驻地。驻地大门并未向他们敞开，他们便强行闯了进去。在那里，他们开始大肆掠夺，马匹、马鞍和一切其他能得手的东西，都成了抢掠的战利品。如果没能得到现金，就用实物相抵。后来，数以千计的平民也加入了抢劫的队伍。对于英国人，喀布尔的百姓积怨久矣。这一次，他们正好可以发泄情绪。

没办法，卡瓦格纳里只得向国王求援。他想提醒对方，首都正在发生严重骚乱，他必须有所作为。可是，亚库布也是抓耳挠腮、心绪烦乱，他一边流泪，一边告诉英国来使：为了阻止骚乱，他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可是，单凭他一人，又怎能阻拦汹汹的闹事人群呢？

自知援兵无望到来，卡瓦格纳里只得爬上驻地的房顶，向围拢而来的人群施压。他觉得自己的冷静和勇气，也许能够换来普什图人的畏惧，毕竟对方一向赞赏英勇的品质。可是，阿富汗人全然没有理会。卡瓦格纳里命令部队开火。此举真是大错特错，起义人数实在太多，他们将英国人围困在里面，无处可逃。英国的外交官和军队虽然奋勇作战，但终究是徒劳。几个小时后，阿富汗人就把他们都消灭了。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莫德·戴弗（Maud Diver）(1)和其他人的说法，英国人以惊人的勇气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仍然无一生还。当然，笔者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如何走漏的。英国人的遭遇传进王宫，亚库布的毛拉当即感到不寒而栗。整个城市瞬间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中。“那时，我就知道，英国人的部队已经在路上了。”［9］

没错，英国军队已经开拔阿富汗。此前阿富汗人曾经与之交手的三支武装，如今又开进了昔日的战场。由于亚库布早前的步步退让，其中一支英军离开驻地之后，很快就逼近了喀布尔。军队的首领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k Roberts）来自爱尔兰，他体形清瘦，留着一脸大胡子，总是一脸坚毅强硬的表情，冷冷的目光叫人不寒而栗。罗伯茨治军严格，自律不辍。正因如此，他赢得了部下的忠诚，他们亲切地称之为“鲍勃斯”（Bobs）。

很快，鲍勃斯的威名再次因为他英雄般的表现得到了同伴们的称赞。鲍勃斯率军赶到时，大批部落武装已经集结在喀布尔近郊，对首都形成拱卫之势。罗伯茨轻松突破防线，冲进了喀布尔，并很快控制了这座城市。

于是，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置亚库布？他还能继续担任一国之君吗？不少人认为，当年国王一边与英国人达成协议，一边又和各地的酋长密谋，卡瓦格纳里的死和他脱不了干系。那么，英国人是否就此认为他是个“坏傀儡”，并顺道终结他的政治生命呢？毕竟，一个“坏傀儡”似乎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

亚库布倒是及时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他来到罗伯茨面前，请求免去他的国王职位：“您也看到了，我的这些子民，有谁能辖制他们？我情愿在英军驻地割草，也不愿做阿富汗的埃米尔了。”［10］就这样，亚库布得到了豁免，他被送往印度幽禁。这似乎是阿富汗国王的一贯命运。巴拉希萨尔宫上空飘扬着英国国旗，下一位傀儡确立之前，英国政府不得不对阿富汗实施直接统治。

罗伯茨成了阿富汗的实际统治者，他对阿富汗展开了报复性的惩罚。喀布尔的反英暴动，似乎每个市民都参与了，因此他们统统得付出代价。亚库布的朝廷官员对英国人保护不力，因此纷纷被投入监狱。涉嫌策动叛乱的人更被大肆围捕和绞杀，他们的尸体被悬挂在城中最为醒目的场合以儆效尤。英国军队开进乡村，捣毁堡垒，烧毁村庄，迫使涉嫌与叛军勾结或支持叛乱的部族首领投降。

如此雷霆手段让麦克格雷戈上校（Colonel Macgregor）深感不安。“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震慑作用，只会激怒阿富汗人。如此一来，英国人只会成为阿富汗的敌人。”［11］

此言不虚。面对暴行，阿富汗人并未退缩。对于英国人的所作所为，他们怒火中烧。乡村里的神职人员，对宗教权威有些许要求的人，都开始鼓吹伊斯兰教正在遭受异教徒的攻击，呼吁阿富汗人起来捍卫信仰，抵御异教徒的攻击。穆什基·阿拉姆（Mushk-i-Alam）曾经参与第一次英阿战争，他的名号意为“宇宙之芬芳”，正是从战争当中得来的。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穆什基驻守兴都库什山口。在那里，他见识了英国使团全军覆没的惨况。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不再年轻。英阿战事再起的时候，穆什基差不多已是90岁的老翁了。不过，追随者们抬着他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他到处发表演说，呼吁人们奋起抵抗。“要知道，法兰奇人可是吃猪肉的！”他厉声警告同胞。猪肉在伊斯兰教是完全被禁止的，许多穆斯林甚至不会用手触碰。阿拉姆的讲话振聋发聩，听罢他的演讲，大家回到家中，无不磨枪霍霍、准备战斗。

希尔·阿里那支欧式军队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虽然他们身着统一的军装，队列整齐，服从指挥，可是到了战场上，他们一触即溃。很快，这支部队逃得不剩一人。英国人现在面对的是部落游击队，他们是农民和游牧民。对他们而言，战斗绝非职业，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穆罕默德·詹（Mohammed Jan）旗下就聚起了两万多人。［12］村民们为他的部队提供粮食和情报，使他能够伺机而动，对英军实施打击。而后，游击队又依靠村民的掩护，退回山区。

虽然穆罕默德·詹势力最大，但也只是众多部落武装中的一支。部落武装几乎在每一次激战中都击溃了阿富汗部队，但是，这些被击溃的军队很快就消失不见了，英国人甚至找不到谈判的对象。一次，梅西（Massey）军官遭到伏击，罗伯茨因解救这名军官陷入了阿富汗人的包围圈。面对汹涌而来的阿富汗人，鲍勃斯拼死抵抗，他知道援兵正从贾拉拉巴德赶来，只要他们抵达战场，对手就会遭遇灭顶之灾。一个寒冷的夜晚，援兵终于赶到。可是，围困他的阿富汗军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全都回家去了。经过一年战斗，英军取得了十多场战斗的胜利，英国人赢得了他们枪支所及的每一块阿富汗领土的管辖权，但仍未能有效控制这片土地。

1880年1月，英印当局陷入了困局。显然，阿富汗人并非不可战胜，在战场上，英方部队是常胜之旅。但即便如此，也难以阻挡阿富汗人继续战斗。英国人虽然可以赢得战争，却无法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英印当局的宝贵资源在迅速流失，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一个无底洞。于是，殖民政府的官员提议让穆罕默德扎伊家族重新掌管阿富汗，将阿富汗分割成几个部分，然后交给不同的王室成员。英国便可借机将内战的烂摊子留给俄国人，全身而退。

1880年夏天，希尔·阿里的其中一个儿子阿尤布（Ayub）率领手下的8000名士兵杀出赫拉特，直指坎大哈。7月27日，阿尤布所率部队和英国人在坎大哈以西平原迈万德（Maiwand）遭遇，对2万英军展开了“大清洗”。在英国，“迈万德”成了阿富汗剽悍善战的同义词。西方人因《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华生大夫在这里受伤而知道这场战役，那是在他回到英国和夏洛克·福尔摩斯一起在贝克街221B号探案之前。

可以想见，迈万德一役成了阿富汗人的民族骄傲，据此虚构的英雄故事在这个国家广为流传。迈万德战争期间，阿富汗军队的阵线一度面临崩溃的危险。关键时刻，17岁的姑娘马拉赖（Malalai）站了出来，她高举旗帜，鼓舞男同胞血战到底。最终，姑娘牺牲了，但她的鼓舞却扭转了整个战局。马拉赖由此成了阿富汗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她就是阿富汗的圣女贞德。阿富汗的第一所女校就是因她而得名。

迈万德战役的英雄事迹一言难尽。但是，大名鼎鼎的罗伯茨勋爵（在阿富汗人看来是臭名昭著）闻讯立即从喀布尔赶来，阿尤布的部队最终被击溃，英军占领了坎大哈。迈万德一役也许是阿富汗人取得的关键性胜利，但它不过是更大规模战争的一部分，阿富汗人最终还是输掉了战争。

话又说回来，迈万德和坎大哈战役的成败，并不足以改变第二次英阿战争的格局。这场战争很难说谁负谁胜。迈万德大捷，让阿尤布赢得了阿富汗人民的热切钦佩，但他并未因此在阿富汗历史上有更多作为。当时，他的侄子阿卜杜尔·拉赫曼（Abdu’ Rahman）正向喀布尔进军，这就是日后的“铁腕埃米尔”。19世纪60年代，因为涉嫌谋反而遭到希尔·阿里的驱逐，他和父亲一起流亡阿富汗北部。英阿战争一打响，阿卜杜尔·拉赫曼就回来了。

此时，英国人已经一心想把政权交还给穆罕默德扎伊家族。阿卜杜尔·拉赫曼似乎是一个上好的人选。他手段强硬，足以统御全国；也足够精明，可以和英国人达成良好的默契。他是“多斯特大王”的众多子孙之一。这意味着他的血统是王室的，他也有继承王位的合法性。于是，英国人将阿卜杜尔·拉赫曼请进喀布尔城。经过一番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英国人把这个国家交给了他。

英国人的条件是：不允许俄罗斯人进入阿富汗，阿富汗不能和英国之外的任何国家打交道，等等。阿卜杜尔·拉赫曼对一切要求都签字应允，他只想让英国人赶快离去。

不过，阿卜杜尔·拉赫曼也提出了他的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在阿富汗境内，他拥有绝对的权力，英方不能干涉。对于他的条件，英国人巴不得立即答应。阿富汗的内部问题，他们才懒得关心。协约达成后，英国人松了一口气，撤出了他们的军队。因此，很难说谁赢得了这场战争。双方都得到了一些东西，但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论如何，阿富汗已经整合成为一个国家，一度被英国粗暴打乱的故事，如今可以重新开始了。

(1)　莫德·戴弗（1867—1945）：英属印度作家，著有著名传记《赫拉特英雄：边境传奇》。

第二部分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阿富汗获得其现代名称时，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地理名词，甚至连边界都尚未敲定。这里民族众多，一个民族中还有数不胜数的部落和氏族，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国王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酋长，对于臣民的生活并不能施加太多管治。他只是名义上统治着王国。

相互竞争的酋长们总在为了霸权而战。但这些小规模的战事结果，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太重要。当强大的国王出现时，他们会投入战事，开疆拓土，向外扩张是阿富汗国王的主要作为。

英国势力的介入，改变了游戏的规则。对于阿富汗人而言，这帮外来客是一群真正文化上的“他者”。作为个体，英国人和阿富汗人相处得还算融洽，但作为两种文化，两者没有融合的倾向。当英国入侵者进入阿富汗，他们与阿富汗人的区别就像油倒进水里一样。阿富汗人抵抗英国人，反映的不是统治者的政策，而是阿富汗民众面对他们中的外来者的本能反应。通过战争，阿富汗人终于找到了彼此之间的相同点：我们都不是英国人。

英军尚未撤离，阿富汗统治者的基本任务已经发生改变。他们不再追求广袤的疆域，转而开始清点手中的“财产”，消除全境范围内一切有可能独立于王权的地方势力。多斯特·穆罕默德及其子孙都致力于此，而且干得卓有成效。到了1879年，阿富汗有了明确的边界，喀布尔的首都地位也得以奠定。坎大哈、赫拉特或马扎里沙里夫不再是能与中央王权分庭抗礼的权力城邦。

一个联合的阿富汗让英国人受到了刺激。于是，他们第二次挥师入侵。不过，英国人虽然再次推翻了喀布尔王权，却又一次搅起了阿富汗部族社会里潜藏着的蛮荒之力。因此，英国人再次被迫撤离。不是因为他们的战败，而是因为他们无法统治阿富汗。此外，英国人再次激发了阿富汗人之间的认同感，同时也强化了使阿富汗四分五裂的离心倾向。当一个新的强人登上王位后，他明白巩固边界和恢复喀布尔的首都地位是不够的。他必须组建更加强有力的政府，从而影响并控制其治下的所有臣民。但是，一直以来，臣民眼中只有家，没有国。他们只服膺于宗教和传统，听命于部落和氏族。对于这样的国家，王权又该如何行使日常权力呢？这个问题困扰阿富汗的统治者达半个世纪之久，并将阿富汗分裂成了两个文化世界。

第9章　铁血时代

英国人走了，阿富汗又迎来了一位雄主。以往的几个世纪，阿富汗这片土地上走出过许多纵横中亚和南亚的征服者。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方方面面都和这些先辈很是相似，他的才略几乎可与国父艾哈迈德·沙阿相提并论。借以时势，阿卜杜尔·拉赫曼本可以缔造一个从伊朗到德里的不甚稳固的帝国。当然，可以想见的是，他撒手人寰的那天，也是帝国分崩离析之日。

如此一番伟业，阿卜杜尔·拉赫曼却无缘成就。大国和强权已经为阿富汗国王划定了活动疆界，叫他再难逾越半步。既然无力开拓领土，他只能深耕自己脚下的“一亩三分地”。于是，他把一腔雄心壮志都施展在了阿富汗境内。他无法容忍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遍布全国的自治村庄也不合他的心意。他要扫清这一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阿卜杜尔·拉赫曼是阿富汗历史上最强硬的人物之一。年岁尚幼，他的暴虐性情便已显露无遗。他的祖父是多斯特大王，父亲是阿富汗北部大省巴尔赫的总督，可想而知，未来国王的童年生活当然极度优渥。在巴尔赫，他的家庭拥有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力，他享有一切特权。

有一天，阿卜杜尔·拉赫曼想知道他的小口径枪是否足以杀死一个人，于是，他举枪射向自己的侍从。侍从当场倒毙，阿卜杜尔·拉赫曼却在一旁哈哈大笑。那时，他不过十二三岁。如此一桩命案实在太过荒唐，即使他的父亲也无法全然包庇。就这样，阿卜杜尔·拉赫曼被送进了监狱。不过，只为测试武器就敢取人性命，倒也说明他的确胆识过人。一年之后，父亲便恢复了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自由身。17岁的时候，阿卜杜尔·拉赫曼还被委以重任，成了父亲手下的一名重要指挥官。之后不久，他的父亲因举兵反对希尔·阿里失败遭到流放，阿卜杜尔·拉赫曼也随父亲在阿姆河以北地区过起了流亡生活。这位昔日的王子、未来的国王过了几年很是潦倒的日子。他放下王室的身段，转而干起古董商的生意。他靠在市场上买卖古董和考古奥秘度日。四分之一的收入用于维持生计，剩下的则积攒起来，作为东山再起的本钱。阿卜杜尔·拉赫曼苦苦等候东山再起的一天。［1］

1893年，距离他从英国人手中接管阿富汗已有13年，这位“铁腕埃米尔”即将接待一支来自印度的英国使团。阿卜杜尔·拉赫曼在登基之初曾和英国人谈过一笔交易。这一次，双方将正式确定这份协议。使团本应由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k Roberts）将军率领，但是，阿卜杜尔·拉赫曼却对英方的人事安排提出了异议。第二次英阿战争，罗伯茨起了主导作用，阿富汗人无不恨他入骨，阿卜杜尔·拉赫曼也容不下这样一个谈判对象，他表示，纵然王权坚硬如铁，也无力压制臣民的怒火。于是，英方临时换人，改派英印当局的外交部长马蒂摩尔·杜兰德。［2］

这是一次两人会议。杜兰德只身前来，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左右也没有顾问，地方长老、民意代表更是不见踪影。会谈中，这位英国外交官提出了关于阿富汗南部边界的建议，阿富汗国王表示接受。那次谈判的结果一直贻害至今。杜兰德大手一挥，就把普什图人的聚居区一分为二。他这一笔是如此随意，甚至丝毫未曾考虑所在区域的地貌和环境。如果你到了那里，除非有人告诉你，否则你不知道这条线在哪里。“杜兰德线”（Durand Line）两侧的村庄住着同一个部落的成员。对他们而言，界线那一头往往就是自家亲戚的住地。那么，杜兰德是如何决定这条线的呢？其实，这条线标志着在某一特定时刻的混战线。杜兰德线是英国在不被击退的情况下推进阿富汗领土的最远处。因此，它肯定是一个长期冲突的地方。它埋下了阿富汗因失去白沙瓦而产生的怨恨火种，由此而来的种种政治争端将持续久远。

然而，为了实现他的最终目标，阿卜杜尔·拉赫曼需要一片确定的领土，以实施绝对的统治。因此，阿卜杜尔·拉赫曼接受了杜兰德线。其实，任何能将世界其他地方排除在外的提议都能得到埃米尔的认可。国界一经确定，便立即遭到封禁。此后，少有阿富汗人能够得到出国游历的机会，而外人也基本无法进入阿富汗，埃米尔的政府还对输入的工业品、信息严加控制。为了更有效地将他的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他颁布法令，禁止在其境内修建铁路。阿卜杜尔·拉赫曼切断了阿富汗与现代文明的联系，阿富汗境内了无一丝现代风气。不过，他觉得自己得到了天赐良机，可以大展宏图了。

宏图大展之前，阿卜杜尔·拉赫曼还有几块心病亟待祛除。迈万德的英雄阿尤布最让他惴惴不安。阿尤布的民望实在太高，在埃米尔看来，此人断不可留。终于，阿卜杜尔·拉赫曼和阿尤布兵戎相见。战事终了，国王获得胜利，一位强敌就此倒下。

杜兰德线的位置

依斯哈克（Ishaq）和阿尤布同是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堂兄弟，也需要小心提防。依斯哈克是阿富汗北部的实力派，他虽不像阿尤布那样战功赫赫，但因为精明善治、公正严谨而深得属下和子民的拥戴。阿卜杜尔·拉赫曼自然容不下他。这一次，国王主动兴师问罪，不善战事的依斯哈克没有正面应战就逃亡国外了。就这样，阿卜杜尔·拉赫曼又为自己祛除了一大敌手。那么，接下来的“铁腕埃米尔”又有何作为呢？

不多久，孟格尔（Mangal）部举族叛乱，结果遭到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平定。而后，吉尔扎伊部的叛乱也被他镇压下去。阿卜杜尔·拉赫曼在位期间，打了40场部族战争并获得全胜。当然，几十场胜仗还不能叫国王完全安心，他要这些手下败将彻底失去反抗的能力。于是，随着阿卜杜尔·拉赫曼的一声令下，很多民族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居地。如此一来，他们便要和盟友分离，转而去和曾经的对手做邻居。由于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安排，比邻的两个部落之间往往存在很深的猜忌。同样的政策，亚述人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实行过；几十年后，斯大林也会实施这一政策。由此，整个普什图部落一路由南转迁来到北方，数以千计的家庭被迫从北方大草原南迁到喀布尔以南地区。阿卜杜尔·拉赫曼的专制政策确也产生了一个有益的副作用：它将阿富汗各民族融合在一起，鼓励他们融入一个单一的政体。

对于大多数国王来说，21年内打赢40场战争足以耗尽一位王者的心力，还有多少时间来完成其他事情？但对阿卜杜尔·拉赫曼来说，如上种种战绩不过是他政治生涯的冰山一角而已。埃米尔征服普什图部落的同时，也让一个国家得到了重建。曾几何时，阿富汗境内的行省和政区不过就是部落势力范围的代名词，一个区域往往为一个部族所占据；不同区域之间的区别，往往在于住民的部族身份。这样的行政区划，倒是符合部族社会的生态。可想而知，各地区的封疆大吏当然要由当地主要部族的首领担任。

这样一番局面并不合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心意。在他治下，行省的数量大为增加，行省下面的行政区划更是多得犹如雨后春笋。而且，他还有意确定边界，以跨越部落的领土。如此一来，各位封疆大吏治下的子民便不再是一族同胞，而过去一个部落的专属领地也被划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地方长官再也无法利用部族亲缘进行串联和勾结；普通臣民在听命于部落长老的同时，还得接受地区官员的管辖。这是两个独立而不相关的系统。

为了增加地方官员的权威，阿卜杜尔·拉赫曼可谓不遗余力。这些人都由他亲自任命，相较于基层的部落长老，更加容易掌控。毕竟，无论他的官员攫取多少权力，他仍然可以随时将其撤换，甚至直接剥夺他们的权柄。但他对可汗或部落长老不能这样做。

话又说回来，被任命到某个省级办公室的官员总会有机会扩充自己的势力，特别是如果埃米尔不对其密切监视的话。试问，国王一个人哪里看得住如此众多的官员？事实上，阿卜杜尔·拉赫曼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情报系统，有相当多人为他服务。他的情报机构无人能及，并影响至今，成了阿富汗政治的永久特征。

有了情报机构的效力，国王可以随意操控地方官吏的命运。埃米尔可以在他认为必要时羞辱和降职他的总督，他还经常罢免他的宫廷事务官，声称有人指控其贪污。为了洗脱嫌疑，大臣须拟好陈情表，公布家中的种种账目，以证明自己并未挪用国库、损公肥私。可是，哪有一个人的自白书能够毫无瑕疵，找不出哪怕一点矛盾之处呢。要知道，一笔记录不清的钱款、一件来历不明的器物、一点似是而非的小错误，都足以叫一个人不得翻身。他将因此丢掉官职，没收财产，最终落得名誉扫地的下场。当然，声名狼藉的官员可以指望国王法外开恩，以保全自由。可是，国王的恩典常常十分有限，若是能以活罪抵偿死罪，已经算好运了。不过，这种情况只是偶尔有之，久而久之，大家便都噤若寒蝉了。一次，一位大臣得到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赏识，即将接受一份要职。此人是国王的老朋友，他听到升迁的消息，立即收拾了家中所有财物，放上马车，奔赴王宫面见国王。

“你这是何意？”国王见到老朋友的所为，不禁皱了皱眉头。

“国王陛下，”大臣说：“我知道您一旦任命一个人担任要职，他的命运就是在几年内失去一切。我现在提前交出全家的财产，免得您日后费事劳神。”［3］阿卜杜尔·拉赫曼看在他们友谊的分上，才饶了这犯上的大臣一命。

埃米尔在他的宫廷里保留着大量官僚机构，其中有不少都属于“古兰巴洽”（Ghulam Bacha），意即“童仆”（slave boys）。几百年来，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传统赋予“奴仆”这个词一种特殊含义。这些童仆自幼便脱离了原生家庭，宫廷才是他们长大成人、接受教育的地方。君主将童仆打造成为一个特权阶层，把一些重要官职托付给他们。这些官奴的权力完全得自君主的授意，而不像一般官僚那样拥有民意基础等其他权力来源。在阿富汗，要数“埃米尔的孩子”（amir-zada）最为得宠。后来，这一称谓缩写成“米尔扎”（mirza）。

阿卜杜尔·拉赫曼有一支米尔扎军团。他安排他们进入内阁，指挥军队。国王给他们荣华富贵，允许他们享受奢华、优雅的生活，而且还坚持这样做，毕竟这些童仆就是他这个伟大君王的化身。因此，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以一袭锦衣、身跨名马的形象示人。不过，这些人养尊处优惯了，难免会生出二心。埃米尔也总在猜忌这些近臣。他花了很多精力，派出不少探子，专门监视这群童仆的动向。对此，他那个绰号“波波·古尔”（Bobo Gul）的宠妃哈丽玛很是不解，她觉得既然信不过童仆，国王大可一杀了之。

“不管用的。”国王说，“我不相信任何人。”［4］

哈丽玛不仅是埃米尔最喜欢的妻子，还是某种程度上的共同统治者，她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人们说全天下都怕阿卜杜尔·拉赫曼，而阿卜杜尔·拉赫曼只对波波·古尔服软。哈丽玛为埃米尔执行外交任务，与部落首领和敌对指挥官谈判。她的女仆受过使用枪支的训练，她有自己的保镖队伍，核心是女战士。［5］

阿富汗需要一支常备的职业军队——在这一点上，希尔·阿里和阿卜杜尔·拉赫曼这对叔侄的看法完全一致。面对外来侵略者，部落武装确实可以实施有效抵抗。但是，国王需要一支效忠自己的亲兵，如此他才能够打压那个他不好明说的对手，也就是他的人民。即位三年，埃米尔的雇佣兵就达到了4.3万人之众。到1887年，国王的部队扩大到6万人。1890年，阿卜杜尔·拉赫曼已然成为一支10万大军的最高指挥。他的麾下兵种齐全，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各个师团都配有一名毛拉。神职人员的主要职责是宣讲，他要让各位将士相信，如果他们临阵脱逃，伊斯兰世界就将遭遇灾难，而逃兵会堕入火狱，永远不得超生。［6］

枪械，曾是埃米尔幼年时期的爱好（出乎意料吧！）。称王之后，这点爱好升级成了激情。一次，一位法国工程师献上一台望远镜，想要博得国王的欢心。他把望远镜对准天空，对国王说：“陛下，通过这台仪器，您可以观赏月亮。”

“月亮和我有什么关系？”阿卜杜尔·拉赫曼咆哮道，“如果你那杆玩意儿能够射出子弹，我可能会有点兴趣。”［7］

国王军队的装备主要来自英国。同时，他在喀布尔及周围设立了军械厂。在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巅峰时期，平均下来，阿富汗生产的枪支数量几乎可以和欧洲任何一个强国等量齐观。如果国王愿意，足以使全国的成年男性每人手中至少有一支步枪。［8］当然，阿卜杜尔·拉赫曼不会把枪支交到别人手里，除了他的军队。

阿卜杜尔·拉赫曼一生征战无数，他的对手几乎都是自己的穆斯林臣民，不过，他却又以信仰的捍卫者自居。阿富汗历任国王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意愿。没有各位长老在支尔格会议上的支持，艾哈迈德·沙阿无法登上权力的巅峰。不过，阿卜杜尔·拉赫曼并不觉得自己的王权合法性来自人民。17世纪的欧洲，“君权神授”思想十分盛行，阿卜杜尔·拉赫曼认为其权威来自上帝。他通过挥舞伊斯兰旗帜，就可以指控反对他统治的人反叛上帝。

为了宣扬他的宗教主张，阿卜杜尔·拉赫曼执行了最严格的正统法律和最保守的宗教法律。国王的手下豢养了一群穆赫塔西卜，其职责相当于道德监察官。穆赫塔西卜的活动地点并非清真寺，他们在大街上巡视，保证每位妇女都面纱遮脸，确认每位男性都能按时祷告。倘若有人在斋月期间进食，一定会遭到穆赫塔西卜的鞭笞。他们甚至惩罚在公共场合讲粗话的人。显然，这是出自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授意。通过与极端的社会保守派结盟，阿卜杜尔·拉赫曼将自己定位在他想要攻击和击败的阶层——长老和毛拉——的右边。

阿卜杜尔·拉赫曼一直在打压国内的传统势力，他竭尽全力，意图用自己的权威取代长老的权威。其实，这也是“铁腕埃米尔”最为宏伟的一项抱负。对了，这里所谓的长老，是指各地的酋长、马利克、可汗和家长。他们都是各自地盘上有威望的人，其尊贵地位不但根基深厚，而且由来已久。他们的权威来自与其一起生活并直接与之打交道的人。这样一个阶层自然很难控制，更别说被连根拔起。因为长老们只有当地的隶属关系，他们不属于更大的组织，不能通过打败其领导人来瓦解这个阶层。阿卜杜尔·拉赫曼想要消灭他们，必须与之一一开战并将其击败。因此，埃米尔的敌人并非一个政治实体，甚至不是一种政治制度，他是在对一个国家长久以来的文化开战。征服这些部落与征服成千上万的部落长老相比，毫无意义。就他获得的成功而言，这是他取得的最惊人的成就了。

按照“铁腕埃米尔”的命令，每个村落、每座城镇、每个城市的社区都必须选出一名代表，负责与政府接洽。这样的代表被称为卡兰塔（kalantar）。国王还任命了一大批自己的官员担任警察局长（kotwal），负责监察地方事务。

卡兰塔的职责可不是为民请命。他们要收缴税款，在自己的辖区内推行国王那一套严苛的教法；报告他们听到的反政府言论、对抗王权的行为、可疑的活动迹象，无论他们发现了什么，都必须向所在区域的警察局长一五一十地报告。从本质上说，卡兰塔实际在为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情报系统添砖加瓦。

卡兰塔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在于记录辖区内居民的详细信息，居民的姓名、身份、住址和财产等，他们都要心里有数。每个阿富汗人都得到了一张编号的身份牌，上面详细记录了他们的信息。没有官方许可，臣民不能随意离开家乡。签发旅行许可证正是卡兰塔的权力。当然，没有警察局长的批准，卡兰塔即便发出许可证，最后也会沦为一张废纸。

卡兰塔的工资是由政府发放的，埃米尔对其兼施“胡萝卜＋大棒”的双重手段。卡兰塔因为工作得力而得到奖励，也就是胡萝卜；但是，如果没有完成任务，或者有意包庇谋反的邻居或亲戚，国王便会举起惩戒的大棒，让他们丢掉身家性命。

埃米尔给每位卡兰塔、警察局长都定了“指标”。在指标的压力下，他们需要按时定量举报逃税分子、骗子、盗贼、杀人犯，以及各种各样的违法者。如果没有完成指标，国王可不会因此觉得那个地区政通人和、治安良好；相反，只能说明官员渎职怠工，其薪金将会遭到罚没。如果辖区内发生劫案，而案犯又没能按时缉拿归案，那么官员必须自掏腰包，弥补受害者的损失。

警察局长的日子也不好过。如果有人在纳税上作弊却没有发现，警察局长就会遭到惩罚，至少他们需以薪水相抵。当然，更多的事务官无法拿钱赎罪，只能乖乖地去蹲监狱。敢谤议国王的人一旦落网，通常会落得两种下场：要么被处以割舌酷刑，要么把嘴巴用针线缝上。对待那些谋逆者，国王会把他们关进铁制的囚笼，吊在路边示众，直至饿死。同样的惩罚，有时也会施加到劫匪或其他犯人的身上。严刑峻法之下，阿卜杜尔·拉赫曼也有了吹嘘的底气。他曾向来访的英国使节表示：贵国的犯罪率实在太高，相较而言，阿富汗简直是个升平世界。［9］在他统治期间，这可能是真的。

犯下重罪的人，往往会遭受极其严酷的刑罚，比如，国王会把谋逆者绑在炮口上，活活把人炮轰成碎片。（在这方面，阿卜杜尔·拉赫曼并不算先驱。英国殖民者早已利用类似的办法，惩治那些反抗的印度士兵。）粉身碎骨的可怕场面叫人头皮发麻，遭此厄运的人会很快倒毙。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另一项发明，更为残忍恐怖。一种名为“黑井”（Siah Chah）的酷刑到底是怎样的，还是留待各位读者自行去想象吧。

埃米尔遇到的另一个难以打破的阶层，是毛拉和其他神职人员。同样地，这个阶层的权力来自社会共识、习惯和传统。阿卜杜尔·拉赫曼没法通过破坏他们的组织来制服他们，因为他们并无组织可言；他也不能捣毁他们的总部、抓捕他们的领导人，因为他们并不效力于特定的机构，更没有领袖。所以，他用另一种方式打击他们，即向他们支付薪金。

并不是每一个自称毛拉的人都能得到国王的薪酬。只有那些按规矩行事，并让警察局长相信他们忠诚的人才会得到薪水。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这笔钱，大多数毛拉都选择接受。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反对国王：他不反对伊斯兰教，从未推动任何有违阿富汗文化的社会变革。事实上，国王宣称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虔诚和正统。面对这样一位王者，毛拉们怎么会反对呢？

一旦他们开始依靠政府的钱生活，国王便拥有了他们。他可以施加条件，而他确实也这样做了。他要求毛拉必须证明他们真正了解自己的宗教（这个要求相当合理）。国王特地派出一支考核队伍到全国巡查，考核各地毛拉的知识水平。相关的试题由国王和高级神学家设计。结果是，近九成的毛拉都吃了瘪。当然，阿富汗人的宗教观本来就很独特。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中，掺杂了不少传统立法、乡规民约和传统习俗，即便他们能够阅读，可供阅读的书籍也少得可怜。

在证明毛拉的无知之后，埃米尔颁布了一项规定：毛拉必须通过考试，取得相应资质后，方可担任神职。没有许可证的毛拉无法得到工资，敢无证上岗的毛拉会遭到严惩。然而，出于对子民的同情，对上帝意愿的崇敬，埃米尔建立宗教学校，人们可以在那里学习所需的知识，以便为考试做好准备；此外，国王还在喀布尔开办神学院并亲任督学，学生无须参加考试，只要完成学业便可拿到执照。阿富汗以外的一些著名伊斯兰大学的文凭也被接受为宗教能力的证明。

全国的毛拉被阿卜杜尔·拉赫曼管得服服帖帖，卡兹和穆夫提也得服从国王的差遣。阿卜杜尔·拉赫曼特意提拔了一名宗教法官进入内阁。此人掌管阿富汗的教法事务，其权威凌驾于所有卡兹之上。同时，埃米尔还组织学者对伊斯兰各派法理学进行研究和整理。逊尼派穆斯林承认四种学派的法理学，也就是四种不同的教法解释，并认为他们都是正统的。虽然其原则上相似，但在细节上则千差万别。委员会审议多时，最终决定尊奉哈纳斐派（Hanafi）作为国家的立法基础。于是，阿富汗有了一套国家法律。哈纳斐派之外的派别从此失去了对教法的解释权。

当然，不是每个神职人员都乐于顺应王权。但是，反抗的人不是被迫出走他国，就是锒铛入狱。横遭虐待、死于非命的例子也不少见。埃米尔虽对神职人员多有弹压，却仍然宣称自己是信仰的捍卫者，他甚至以“最忠诚的穆斯林”自居。如此一来，他才可以把“胸怀异志”和“背弃信仰”的帽子扣在反对者的头上。毕竟，有哪位忠于真主的毛拉会忤逆他这位无比虔诚的君主呢？

埃米尔的制度有赖于数量庞大的政府雇员，他们都拿着薪水：士兵、毛拉、探子、卡兰塔、警察局长、省长和地方官员，还有喀布尔那帮“王的男孩”。因而，阿卜杜尔·拉赫曼对于钱财的渴望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位前任国王。阿富汗人身上的苛捐杂税又因此沉重了几分。除土地税、牲畜税之外，还有树木税、种植税和收获税、所得税和营业税、贸易税和旅行税。商业活动也逃不过税收，不但卖家需要按时交税，买家也得承受同等负担。新婚夫妇必须小心，因为埃米尔设立了婚姻税；如果你死了，嗯，这也是征税的，这笔钱落到了你的家人身上。一切都能成为国王榨取金钱的由头。待到统治末年，阿卜杜尔·拉赫曼的税收收入，几乎达到了希尔·阿里的四倍。

国王需索无度，手下自然要尽力征缴。卡兰塔、警察局长、乡村执法者、探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此才能确保每个人缴纳他们“所欠”的税款。阿卜杜尔·拉赫曼担心，其手下很可能和百姓勾结欺骗他。于是，他组建了一个间谍网络来监视他的间谍们。国王的特务人数众多，报备的事务也从来不少。因为无论国王的手段多么强硬，总是有人选择揭竿而起，毕竟他们是阿富汗人。

特务不过是政务部这个恐怖体系的一部分。内政大臣米尔·苏尔坦专门负责夜间抓捕。每到晚上，大家都担心苏尔坦及其手下会突然“造访”。谁会成为苏尔坦的目标？没人知道。有哪些人已经沦为内政部的阶下囚？同样无人知晓。他们获罪的原因、入狱后的命运，更是一个未解之谜。人们发现，身边总有面孔不断消失，总有熟人落得没籍除名、不知所终的境地。

终于，因为米尔·苏尔坦制造的冤孽实在太多，就连包括王储在内的最高法院官员也认为他应该收敛。这一次，国王倒是顺应民意。于是，米尔·苏尔坦不再是国王的得力助手，反而成了可怜的替罪羊。在法庭上，这名穷凶极恶的酷吏努力辩驳，为自己洗脱罪名。埃米尔告诉各位法官：“在座的各位必须清楚，此人夺取了6万人的性命！他呈上的死刑命令当中，我本人只应允了15或20起死刑。剩下那些都是此人为泄私愤而一手炮制的冤案。这样一个血债累累的屠夫应当如何处置，相信各位自有公论！”［10］

国王的意思，各位法官心知肚明。最终，米尔·苏尔坦被判公开绞刑。国王为民除害，似乎可以收获人民的爱戴。其实，对于苏尔坦的死，百姓们固然鼓舞欢腾，不过，每个人也都清楚，真正的暴君到底是谁。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残忍暴虐，从他设立的监狱就可见一斑。他的每处宫殿之下，都设有一处地牢。喀布尔城的中心地带，有一座德玛赞监狱，可以关押9000名囚犯，监狱数量不断增加，（根据一些报道）一度有7万人被监禁在喀布尔，已占到喀布尔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11］异见人士，贪污受贿的官吏，偷逃税款、散布谣言之徒以及涉嫌悖逆的商贩，无论年龄和性别，也无关出身高低，任何人都有可能沦为国王的囚犯。

阿卜杜尔·拉赫曼一生征战无数，其中最惨烈的一役不是针对其他普什图部落，而是针对其境内的其他民族。哈扎拉人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并以波斯语为通用语言。论及源流，这个民族是蒙古后裔，生活在阿富汗中部。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之前，哈扎拉人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不过，埃米尔无法容忍任何不服他教化的势力。为了迫使哈扎拉人就范，他派出自己的军队，又征召了一些部落武装，进军哈扎拉贾特（Hazarajat，即哈扎拉人的土地）的武装足有10万人之众，而哈扎拉部落全员不过34万人。［12］哈扎拉人的抵抗异常激烈，战争分外血腥。最后，哈扎拉政权惨遭倾覆。埃米尔曾短暂地使奴隶制合法化，但仅限于哈扎拉人。由此，许多哈扎拉人被拉到市场公开贩卖，贵族之间甚至兴起了一股赠奴的潮流风气，几个哈扎拉儿童就可以表示“真挚的谢意”。

阿卜杜尔·拉赫曼的最后一场战役把他带到了喀布尔东北部的偏远山区。这里的人们长期以来信奉万物有灵论，惯用木制雕像装点墓园，因此那个地方被称为“卡菲里斯坦”（Kafiristan），意即“异教徒之地”。卡菲里斯坦的五处山谷和众多的侧壁峡谷是如此狭窄和崎岖，以至于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没有人能够征服这里。埃米尔在六个月内便征服了此地。他将卡菲里斯坦更名为“努里斯坦”（Nuristan），意为“开化之地”。此役之后，境内的最后一块领土也归于阿卜杜尔·拉赫曼的管治之下。很快，“开化之地”遍布卡兰塔和毛拉，变得和其他地方毫无差异。

想当年，“国父”艾哈迈德·沙阿也曾创下一番功业，并成为阿富汗各大部落的公认领袖。但这无法满足阿卜杜尔·拉赫曼的胃口，他不甘心只做个部落酋长，他要成为真正的王者。要达成目标，就必定得改变阿富汗这个社会。埃米尔的目标几乎已经达成。他逝世之前，阿富汗有了一个中央政府，它的官僚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可以让人们感受到它的权力，并将其影响带给每一个人。

但是，阿卜杜尔·拉赫曼到底没有成功。他没能让阿富汗拂去旧貌，换上新颜。他想创造一个单一、完整、同质的新社会，但只创造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双重世界。一方面，毛拉、马利克、村庄、部落社会中的可汗和首领，仍深深扎根于阿富汗土地上；另一方面，阿卜杜尔·拉赫曼播下的新制度种子在生根发芽：以喀布尔为中心的中央及其附属机构的神经向全国各地延伸，其代理人和管理者遍布全国，新旧两套政治体系由此呈掎角之势。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完全属于其中的一个社会。许多为中央政府工作的人有不少乡下亲戚，有人出身封建领地，后来进入城市，并成了政府官僚体制的一部分。私人生活中，阿富汗社会的二元对立不那么清晰，相关的情况并非一言两语能够说清。

阿富汗，还是那个阿富汗。乡村社会仍很封闭，国王的代理人无法进入乡村的中心地带，他们无法进入家族大院，无法进入隐秘的家庭世界，而这构成了阿富汗人生活的主体。“铁腕埃米尔”只是引发了一场斗争。斗争的一方由中央政府、城市精英阶级领导，他们较为开明，渴望进步；他们的对手则倾向保守，多是乡村地区的传统领袖。双方的角力不但左右了国家的命运，而且企图干预阿富汗局势的外国势力也会受其影响，这种影响将贯穿整个20世纪。

第10章　新的开始

1901年，阿卜杜尔·拉赫曼与世长辞。死讯如同飓风席卷过阿富汗大地之后，只留下一片静寂。而后，王储哈比布拉（Habibullah）和平地继承了王位，噢，他真是一位好命君主。他的父亲采用雷霆手段扫除了障碍，继任的他除了享受之外没别的事情可做了。

哈比布拉确实非常放浪。他是个老饕，在位期间，他的体重因此大涨。他喜欢运动，尤其是骑马和打猎。这点爱好倒是让他免受了肥胖之苦。他还是个好色之徒，娶了教法所允许的几个妻子后，仍不满足，继续纳妾。他的后宫规模放在一百年前舒贾那个时代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哈比布拉可是生活在20世纪，就连国王身边的近臣也觉得他的作为招人厌恶。况且，哈比布拉不单想要纳妾，还时时刻刻惦记着别人的女儿和妻子。每到周三，国王都要大摆筵席，邀请各位大臣带着妻子和女儿进宫赴宴。这种“女士之夜”（Lady’s Night）的背后藏有何种目的，大家都心知肚明。一次，一位大臣拒绝了哈比布拉的宴请，他表示，自己愿毫无保留地为君主服务，但他的妻子可没有这个打算！为此，国王赏了他一记狠狠的耳光。［1］

哈比布拉是个暴君，他会毫无由头地惩罚一个人。哈比布拉没有什么远大理想，这一点和他的父亲毫不相像。阿卜杜尔·拉赫曼想要重塑这个国家，让历史按照他的意愿发展，所以他把村庄、部落、民族、国家都肢解了，以实现他的抱负。父亲的遗志，儿子未曾继承。哈比布拉只想纵情享乐，他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脾气暴躁的大男孩，如此过分的特权以致让他忘了国王的本职。他可能会打一个惹恼他的人，但不会去故意伤害任何人。毕竟，他才没有那个闲工夫！如果有时间，哈比布拉宁愿美餐一顿，然后躲进后宫逍遥快活。

哈比布拉统治时期，阿富汗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他父亲当政的21年间，实在过于严酷。当然，在先王的励精图治和百姓的苦干下，国家的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这位“铁腕埃米尔”将阿富汗巩固为一个可以阻止英、俄入侵的缓冲国。有了这段铁血时期，朝廷的政令畅通了不少，国王的权力也不再是镜花水月。新君如若胸怀大志，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创建一番功业。

偏偏哈比布拉胸无大志，不想追求什么功业。当然，他倒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1904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哈比比亚（Habibia）学校成立，这是阿富汗第一所世俗中学。阿富汗有不少宗教神学院，但哈比比亚这种世俗学校却是新生事物。入读这里的男孩需要学习数学、地理、英语、乌尔都语，可以接触绘画、历史、土耳其语及各种科学。有朝一日，一个崭新的精英阶层将会从哈比比亚的校门走出，他们的所学所知，足以发展和管理阿富汗，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希尔·阿里曾委托12名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提供建议。如今，哈比比亚培养了许多专家，如果国王需要的话，他们会提供建议。

此外，哈比布拉还从国外带回了不少新鲜玩意。当然，他引进这些东西大多不是为了享乐，就是出于好奇。访问英属印度时，他见识了电话机。那个时候，电话算得上是新发明。他带回了几部电话机。1908年，喀布尔和其他几个重要城市已经形成一个小小的电话网络。同一时期，连接阿富汗各大城市的电报网开始成型。1910年，喀布尔近郊的水电站动工了。很快，首都的精英阶层至少每晚都能享受一段有电灯的时光。国王购买的汽车，也让权贵们趋之若鹜。［2］哈比布拉想要以车会友，自然需要场地。于是，随着他的一声令下，王宫周围多出了几条公路。

取得这些发展其实大部分要归功于埃米尔雇用的一位金融专家。此人名叫穆罕默德·侯赛因（Mohammed Hussein），他和王室没有关系，精通经商之道，擅长财务管理，哈比布拉将他提拔为穆斯陶菲（mustaufi，会计和财政主管）。没过多久，侯赛因就成了国王的亲信。手握财政大权的他，在阿富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3］

穆斯陶菲要将阿卜杜尔·拉赫曼新征服的地区纳入其统治，并将这些地区的人民纳入合理的税收制度。上任伊始，侯赛因巡视了哈扎拉贾特。这里本是哈扎拉人的故乡，后被纳入“铁腕埃米尔”的治下。战争期间，当地人民饱受蹂躏。穆斯陶菲此行，是为了了解此地到底能为朝廷奉献多少税款。我对他的这次哈扎拉贾特之行略知一二，是因为我的祖父艾因努丁是穆斯陶菲的私人医生。侯赛因出巡期间，祖父一路随行，还治愈了某个地方的村长。为表谢意，对方送祖父一个哈扎拉女孩。虽然当时奴隶制已属非法，但所拥有的奴隶仍可买卖赠送。女孩最终成了祖父的第四任妻子，两人共育有5个儿子，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

现在的阿富汗相对和平安全（当然，胆敢招惹国王的人仍会陷入险境）。不少在阿卜杜尔·拉赫曼时期逃离的人回来了。其中有一个人很快就成了埃米尔的首席顾问，他的5个儿子也都成为朝廷的栋梁。长兄纳迪尔是他们之中的领导，是个严肃、魁梧的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和他的四个兄弟在英属印度长大，自幼接受英式教育。五个人的举止都是那么优雅得体，身材健硕。他们还都很沉静，总是跟着纳迪尔的指挥棒在行动。他们和埃米尔是亲戚，但只是远亲。两支血脉在多斯特·穆罕默德之前的一代就已分开。回国之后，兄弟五人很快得到了哈比布拉的信任。纳迪尔成了禁军统领，其他兄弟则成了封疆大吏。他们的妹妹尤利娅·贾娜卜（Ulya Janab）嫁给哈比布拉之后，他们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喜欢西式服装的尤利娅是位才女，她创作了不少诗歌，而且通晓多门外语。她去世前，正在将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二位继承人奥马尔的传记从乌尔都语译成达里语。1932年，她的哥哥帮她出版了这本书。

回来的另一个人是马哈茂德·塔尔齐（Mahmoud Tarzi）。此人回国之后，曾经掀起过一场政治风暴。去国期间，塔尔齐一家一直在奥斯曼帝国定居。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掀起的革命风暴，让年幼的塔尔齐兴奋不已。青年土耳其党人发起了一系列的运动，他们呼吁摒弃陈腐、停滞的过去，拥抱崭新的未来。并不是所有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都是青年。“青年”不代表他们的年龄，而是代表他们的态度。

塔尔齐将土耳其的这股风潮带到了阿富汗，他成了宫廷里的常客。穆斯林激进现代主义者贾马鲁丁·阿富汗尼给了塔尔齐莫大的影响，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贾马鲁丁曾是多斯特·穆罕默德委任的宫廷教师，当年，他为希尔·阿里起草了一份现代化蓝图。塔尔齐相信他可以通过塑造国王的思想来改变这个国家，他和他的偶像一样，以教师的身份登上了阿富汗的历史舞台。哈比布拉的好几个儿子都接受塔尔齐的教育，塔尔齐希望他们中的一位能够继承大统。他教授的知识并不局限于书写、计算。根据他的计划，他们应当好好认识阿富汗以外的广阔世界，并对国家的未来抱有期望。

哈比布拉将塔尔齐视为亲信，同时，穆斯陶菲和塔尔齐的关系也很亲近，其儿子哈利卢拉（Khalilulah）也是塔尔齐的学生。日后，哈利卢拉将成为阿富汗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现代诗人。70多年以后，回想起幼时的求学经历，这位伟大诗人仍记忆犹新。有一天，他在老师的书房玩耍，偶然被老师的几本译作所吸引。他全神贯注地读完了《海底两万里》《环游世界八十天》《神秘岛》和《天空之旅》，这些都是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s）的小说。［4］

塔尔齐不仅是翻译家，他还是个作家。他出生于文学家庭，“塔尔齐”这个词在达里语中有“文体学家”之意，原本是其祖先所用的笔名，后来成了姓氏。早在多斯特·穆罕默德时期，塔尔齐家就已经有了文名。马哈茂德·塔尔齐没有辜负家学，在当时的诗坛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比起鲁米（Rumi）、贾米、哈菲兹（Hafez）和安萨利（Ansary）等前辈诗人，塔尔齐的作品别有一番新风气。他确实使用了古典形式，遵循了古典韵律，但他不再单调地吟咏爱情和美酒，也不沉迷于飞蛾扑火般的意象之中难以自拔——要知道，老一辈诗人常常以此暗喻人类对真主的尊奉。塔尔齐把自己的浪漫情怀挥洒到了其他地方，他歌颂过电线和疫苗的威力，也曾对柏油路诗兴大发。［5］

塔尔齐创办的《新闻之光》（Seraj-ul-Akhbar）是阿富汗最著名的报纸。《新闻之光》异常关注世界局势。科技进步、文化革新，也是报纸的一大主题。《新闻之光》涉猎的内容十分广泛，从电波理论、天气预报到微生物学及其病理，从法国大革命的得失到制宪理论和相关的政治哲学，就连心理学的最新发现，读者也可通过塔尔齐等人的讲述而知晓一二。《新闻之光》上刊载的各种信息，让人应接不暇。塔尔齐的妻子阿斯玛·丽斯蒂亚（Asma Restya）也是阿富汗新闻事业的一名先驱。在她的主持下，阿富汗有了第一份女性报纸。不过，这份报纸只局限在城市精英之间传播。［6］

20世纪初，喀布尔的年轻人逐渐成熟，他们渴望听到这样的想法，渴望了解，并随时准备进入这个从未想象过的广阔世界。塔尔齐等人的观点和思想让这些“青年阿富汗党人”很是受用。对于外面的广阔天地，他们十分好奇；未来那些无法预料的日子，更是让他们心生向往。年轻人总是拥有这样的能量，它会在某些时候、某个地点，以某种特殊的强度爆发。在我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喀布尔似乎就处于那样一个时间和地点。对于喀布尔的年轻人而言，他们的城市堪比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阿拔斯时代的巴格达、美第奇家族治下的佛罗伦萨及爵士时代的巴黎。至于塔尔齐，则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他是点燃火焰的那根火柴。

塔尔齐的身边聚集着一批青年贵族门生，他们都对他十分崇拜。当然，没人比埃米尔的第三个儿子阿曼努拉（Amanullah）更崇敬塔尔齐。阿曼努拉还娶了塔尔齐那美丽且多才多艺的女儿索拉娅。

那个年代，塔尔齐和他的追随者们风头很盛。不过，他们不是宫廷里唯一的活跃派。国王的兄弟纳斯鲁拉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潮流。纳斯鲁拉是狂热的正统穆斯林，他鄙视兄弟的懒惰和淫荡。不过，他并没有出面反对。纳斯鲁拉继承了他父亲的性格和志趣，却没能登上父亲留下的那个位置。为此，纳斯鲁拉自然有些懊丧，却也忍受了现实。阿卜杜尔·拉赫曼主政期间，曾经打倒了不少神职人员，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作为儿子的纳斯鲁拉，却和他们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纳斯鲁拉知道，他们既没有被打垮，也没有被拉拢，他们仍在塑造乡村的公众舆论与民众的热情和影响。阿富汗乡村好像一片汪洋，而朝廷及其走卒不过是海浪上的飞沫。对此，纳斯鲁拉再清楚不过。于是，他主动和保守的神职人员交好，并多次暗示自己是他们在宫廷中的朋友。神职人员自然得投桃报李，要对亲王无限忠诚。纳斯鲁拉不喜欢英国人，这种厌恶源自宗教情绪。为此，他甚至主张发动一场战争，与英国人公开决裂。那时，阿富汗的外交权仍然掌握在英方手中，但纳斯鲁拉已摆出一副最深刻的保守姿态。［7］

表面上，纳斯鲁拉不担任任何公职。事实上，他在阿富汗权势滔天。一次，他漫不经心地对手下说，他可以把哈比布拉丢在一边。不过，他并未这么做，因为他没有必要这么做，他可以等待时机成熟。虽然哈比布拉已把长子立为王储，不过，这个叫埃纳亚图拉（Enayatullah）的年轻人软弱无能，看起来实在不似人君。

那个时候，阿富汗正面临一个重大抉择。当时，所谓的欧洲大战（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拉开帷幕。阿富汗应该站在哪一边？纳斯鲁拉和塔尔齐一致认为，阿富汗应该向英国宣战。只不过，纳斯鲁拉的建议是出于宗教原因，塔尔齐的反英倾向则源自反帝热情。［8］但国王哈比布拉觉得，阿富汗应该宣布中立。显然，国王要比两位近臣棋高一招。阿富汗和沙俄比邻而居，又是英国的“保护国”，两大帝国所在的协约国阵营，哈比布拉朝廷自然开罪不起；另一边的轴心国(1)成员中，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富汗不能向伊斯兰世界中的头号大国宣战。毕竟，当时仍有不少阿富汗人把土耳其苏丹当作哈里发（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万一两国兵戎相见，朝廷的面子多少有些过不去。

英国人知道中立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英方清楚，阿富汗人可以越过杜兰德线，加入“印度”军队，为己效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近70万名印度人奔赴欧洲为英国效力。其中1/3是穆斯林，超过80%来自印、阿边界或阿富汗本土，也就是说，许多人是阿富汗人。［9］许多阿富汗人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埃米尔哈比布拉以阿富汗为英国取得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为由，要求参加巴黎和会。但印度总督认为这样的想法是极其荒谬的。［10］

接下来，各位读者将会见识阿富汗历史上的一桩奇案。若论诡异程度，这起真实的案件恐怕还要胜过侦探小说。事情发生在1919年2月。巴黎和会刚刚开幕，远在阿富汗的哈比布拉则准备外出打猎。一般而言，2月可不是出猎的好时节。虽然山区仍是白雪皑皑，但热爱冒险的国王还是欣然前往。不过，侯赛因却没有这样的兴致。于是，他中途脱队，在贾拉拉巴德停驻下来。哈比布拉则继续赶路。国王走后不久，侯赛因收到一封密报（有人亲眼所见，并向笔者作了转述）。读罢信件，侯赛因脸色大变。他立即手书一封，让信使速速转呈国王御览。他特地嘱咐信使骑上黑马，穿上黑衫，如此一来，国王才能一眼得见。信使倒是按时完成了任务，但是，哈比布拉忙于取乐，那封手书被他扔到一边，未曾启封。

当晚，国王用过晚餐后，乘兴回到营帐准备就寝。餐点由御厨掌勺，主菜是烤肉，辅以几道小菜。营帐外，禁军首领纳迪尔正带队巡逻。帐中除了哈比布拉，还有亲王纳斯鲁拉。营帐四周都有卫兵站岗，门口是上校雷扎。国王照例在三名仆役陪同下进入大帐休息，其中两人负责按摩松骨，另一人则负责说书。［11］

没过多久，哈比布拉进入了梦乡，仆役退出大帐。但是，没走几步，他们就听到一声巨响。随后，只见一个黑影正要闯出门外。雷扎一手抓住那人的胳膊，却未能看清他的身份。禁军首领纳迪尔和亲王纳斯鲁拉闻讯赶来。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早就知晓今晚有事会发生。一片混乱当中，那个神秘人挣脱束缚，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后，他再也没有现身。事后有人声称，因为纳迪尔和纳斯鲁拉有意包庇，才让刺客得以逃脱，这场刺杀本就是两人的阴谋。而哈比布拉则早就断了气。一颗子弹不偏不倚，穿透了他的心脏。显然，刺客一早已埋伏在营帐中。为什么守卫如此疏忽，竟然没有发现刺客的行踪？这样一起谋杀事件，会不会有王族贵胄或者高官牵涉其中？

次日，纳斯鲁拉迅疾赶回贾拉拉巴德，并宣布自立为王。哈比布拉的长子、王储埃纳亚图拉一向性格温和，他不曾提出异议，并对新君宣誓效忠。国王的次子在几天前就借口公务繁忙离开了狩猎的大部队。国王遇刺当日，他本该在喀布尔，但在回程途中，因身体不适，在某处村舍耽搁了一段时间。那么，他是如何得知父亲被杀的噩耗的呢？一定是赶往喀布尔传递国王遇害消息的信使经过了王子正在养病的地方。

哈比布拉的死讯在喀布尔炸开了锅，大家都不知所措，唯有热衷改革的三王子阿曼努拉临危不乱，他似乎对当下的局面早有预料。没过多久，财政大权便落入了他的掌控之中，他还接管了军队的指挥权。阿曼努拉宣布军队大幅加薪，以确保军队的忠诚，并承诺要犒赏众位将士。他召集喀布尔的名流贵胄，发表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演说，他拔出佩剑，发誓“把杀害我父亲的凶手绳之以法之前，这把剑绝不回鞘！”［12］

星期五，纳斯鲁拉来到贾拉拉巴德的清真寺，吃惊地听到以“埃米尔阿曼努拉”名义宣读的布道令。没多久，阿曼努拉的亲兵逮捕了纳斯鲁拉，指控他谋杀哈比布拉。而后，先王的高级顾问先后入狱，那些可能妨碍阿曼努拉的人一个接一个地遭到了审判。哈利卢拉的父亲侯赛因也在阿曼努拉的名单中，那一年，哈利卢拉12岁。目击者看到阿曼努拉拿出一封信，大概是穆斯陶菲给先王的那份手书。显然，信中的内容为穆斯陶菲招来了灾难。阿曼努拉让侯赛因作出解释，侯赛因声嘶力竭地怒斥：“你才是杀人凶手！是你谋害了自己的父亲！”［13］

阿曼努拉下令立即将穆斯陶菲拖到花园吊死。行刑人是来自北方的普通农民。当其中一人把绳索套在穆斯陶菲脖子上的时候，手还有些颤抖。侯赛因嘲笑道：“被吊在这里的人是我，你在那里抖什么？来吧，年轻人，吊死我好了。等你们离开这里，记得告诉全世界，这起冤案是阿曼努拉一手炮制的。”［14］

对于阿富汗的统治者来说，暴力的结果并不罕见，但大多数人是在战争中丧生或战败后被处死的。哈比布拉被谋杀，成了一桩公案。谁是幕后主使，谁策划了刺杀行动？杀人者是何身份？没有人知道。早年间的一些“安乐椅神探”（armchair detectives），都把嫌疑指向纳斯鲁拉和纳迪尔，毕竟，前者有动机，后者有机会。机缘之下，两人很有可能串通一气。话又说回来，尽管阿曼努拉大肆宣扬要追捕杀手，但他打击的人不像是杀父仇人，倒更像他的政敌。由此一来，阿曼努拉自然也有悖逆的嫌疑。

当然，当时没有人对阿曼努拉表示怀疑，因为他是国王。所有的闲言碎语都集中到了纳迪尔的身上。后来，阿曼努拉跌下宝座，纳迪尔成了国王，舆论又将矛头指向阿曼努拉。总之，这一谜团与嫌疑人的政治命运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至今没有人知道真相的原因。但这已超出了我们的故事范围，不作多述。

(1)　原文有误，应为“同盟国”。——译者注

第11章　崇尚变革的君王

阿曼努拉这般做派的君主，阿富汗人还是第一次得见。民间流传着新君的一段往事。阿曼努拉还是王子的时候，他曾经穿着农民的衣装走街串巷，和市井民众打成一片。传说听上去有些无稽，但对我来说却有一种真实感，毕竟阿曼努拉的个性便是如此。［1］在他之前，阿富汗的国王和英国人走得很近，这不符合阿富汗人民的心意。王室拿着英国人的补贴，用他们提供的武器控制自己的臣民，是地方部落和广大民众，而不是王室奋起抵抗，才换来了两次抗英战争中的那些胜利。阿富汗的精英阶层把英国人当成处得来的伙伴；而街头的市井小民却憎恨这群外来客，希望他们快点离开。在这个问题上，阿曼努拉和民众看法一致。

阿曼努拉的授业恩师塔尔齐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老师的思想，得到了学生的全盘接受。即使阿曼努拉对追求民族独立并没有那么强烈的热忱，但他仍可以喊着“独立”的口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无论动机如何，1919年，初登大宝的阿曼努拉立即宣布阿富汗摆脱英国的控制，实现“完全自主”。阿曼努拉的举动颇让英国人感到意外，谁能想到，阿富汗的国王竟然拒绝表示臣服！

为表独立之志，阿曼努拉特地致信英属印度总督。他在信中表示，“独立自主的阿富汗”愿与英国缔结新约，建立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这意味着英、阿两国是平等的关系。［2］英军最高统帅对阿曼努拉的这番天真言论嗤之以鼻，根本懒得有所回应。

不久，又一封喀布尔来信摆在了殖民当局面前。这一次，阿曼努拉宣布阿富汗已建立外交部，部长由马哈茂德·塔尔齐担任。一直以来，阿富汗的外交事务都在英印当局的操控之下。多斯特·穆罕默德以降的各位阿富汗国王，无不对此表示认同。正因如此，阿曼努拉这种自命不凡的行为几乎算得上挑衅。不过，英印殖民当局仍然决定不予理会。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美国、法国、波斯、日本、土耳其和俄罗斯政府先后接到阿曼努拉的照会。如此一来，阿富汗建立外交部的事情便成了举世皆知的国际新闻。殖民当局似乎应当忍无可忍，但是，英国人对待阿曼努拉就像对待木箱里“吱吱”作声的老鼠。

自然，阿曼努拉还得制造一点更大的动静。1919年4月13日，他的机会终于来了。那天，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爆发要求印度独立的示威游行。虽然游行的人群并无暴力举动，但英军将领雷吉纳尔德·戴尔（Reginald Dyer）还是下令向示威者开枪。十分钟的暴力屠杀，造成379人丧命，超过1200人受伤。［3］阿曼努拉抓住机会，号召民众向英国殖民者发起“圣战”。国王的命令得到了众多普什图部落的热烈响应，英、阿边境地区很快陷入混乱，第三次英阿战争打响。

人们常说的第三次阿英战争，其实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阿曼努拉任命纳迪尔·汗（Nadir Khan）为总司令，派他和另外两名将军向边界的英国驻所发起进攻。其间，双方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但没有领土易手。

英国方面表现得很克制，他们担心战局一旦扩大，又会演变成一场部落大起义。部落起义，可是英国人最大的噩梦。于是，英国人想要速战速决。为此，他们用上了一件当时最新的武器——英国飞机使用炸弹对贾拉拉巴德市实施了空中打击。受惊的当地居民纷纷撤离，一夜之间，贾拉拉巴德人去城空，变成了一座鬼城。

不久，两架英国战机（像《花生漫画》里史努比狗狗的那台座驾差不多）向喀布尔投下了炸弹。虽然那场空袭未造成重大伤亡，但是，空袭带来的严重后果却长久地萦绕在喀布尔市民的心头。即便事情过去了40余年，当年的噩梦还是挥之不去。有一次，我的父亲需要填写文件中的个人信息，于是向祖母咨询自己的出生日期（阿富汗当时尚未普及西式历法，人们也没有庆祝生日的习惯，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和家人的生日实属正常）。出乎父亲的意料，祖母确切地记得他的生日。她记得儿子周岁那天，英军正在空袭喀布尔。因此，我的父亲出生于喀布尔大空袭的前一年。

空袭的效果立竿见影，殖民当局很快收到了阿曼努拉的来信。国王表示，诉诸武力无助于消除分歧，他建议双方不妨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好好谈判，这才是文明国家解决纠纷的应有方式。但英国人根本懒得回应。这本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羞辱，但阿曼努拉利用了这一点：他要求和平，而英国人甚至不予理会，有违普什图人一贯的行为准则。国王的臣民也很愤怒，他们想不到这帮“法兰奇”竟然如此野蛮！相比起来，阿曼努拉就是个碰了壁的和平主义者。阿曼努拉通过呼吁追求民族独立成了民族英雄，通过号召“圣战”，又让他赢得了虔心卫教的名声，现在他通过呼吁和平而遭冷落，获得了殉道者的光环。一场风波过去，他的民望已经登峰造极。

与此同时，边境上的一座英军要塞落入了纳迪尔的包围圈。除了朝廷的正规军，1.2万余名部落出身的义兵乡勇也在助阵剿敌。［4］他们的枪械实在原始，为此，那头的英军很是嘲笑了一番。不曾想，纳迪尔切断了英国人的水源，英国人自然再也笑不出来了。

对于英方而言，坏消息还不止于此。阿曼努拉掀起的反英浪潮在边境地区的阿富汗人中间蔓延，殖民当局又一向担心部落起义。当时，边境地区的部落蠢蠢欲动。英国人可不想和这些部落同时开战。1919年，大英帝国尚在大战后的恢复期。于是，英国人接受了阿曼努拉的和谈动议。双方特使在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会晤。英方选择和谈，不是慑于阿富汗军队的勇武，而是考虑到当时的世界形势。

就这样，第三次英阿战争宣告结束。其间，双方发生过几次小规模冲突，造成少量伤亡，有四五枚炸弹落到了两座城市。虽然规模不大，但英国人觉得足够了，因为这让阿富汗人恢复了理智，阿曼努拉已在修书乞降。那么，阿富汗需要承受怎样的惩罚呢？对此，伦敦的诸位官员意见并不一致。不少人觉得，英国应当借机直接占领阿富汗。可是，巴黎和会刚刚落幕，伍德罗·威尔逊那震惊整个西方世界的“十四点原则”言犹在耳，关于“民族自决”、尊重弱小国家利益的讨论满天飞。直接接管阿富汗看起来并不酷，即使这样做，也必须以一种含蓄的方式进行。［5］和谈开始之前，英国政府内部对此已经达成了共识。

来到拉瓦尔品第谈判的阿富汗代表意气风发，仿佛他们是战胜的一方。英方谈判代表团由汉密尔顿·格兰特（Hamilton Grant）率领。英国人企图对阿富汗代表团进行一些羞辱，有意挑起矛盾，却都被阿方代表阿里·艾哈迈德（Ali Ahmad）巧妙反驳。阿里·艾哈迈德可谓举止得体、表现亮眼，他的巧舌如簧和诡辩技巧派上了用场。谈判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几个月的口舌交锋下来，英国人总算从艾哈迈德的嘴里探得了阿富汗国王的底线：在外交上保持独立。这点要求立即得到了英方的首肯。但签订协议的那天，事情又起了波折。阿里·艾哈迈德要求，文书中提及阿曼努拉的地方，都应以“殿下”相称，因为“埃米尔”之称实在不成敬意。对此，格兰特自然不答应。他说，“殿下”这一尊称乃是英王乔治五世的专属荣誉。格兰特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文书中删去两国君主的提法，条约以“英国政府”和“阿富汗独立政府”的名义签署。英国代表满心以为，如上提议保全了大英帝国的尊严，其实，此举正中了阿富汗人的下怀。此前，英、阿之间的每项条约都是两国君主之间的私人协议，国王一旦去世，所有的承诺就化为泡影，这份条约则成了两国政府间的协定，无论谁统治这个国家，都要遵守，而且条约还用了“独立政府”一词。

此次谈判，艾哈迈德还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应他的要求，格兰特提供了一份单独文件，代表英国政府承认阿富汗的主权国家地位，放弃对阿富汗的外交控制。对此，格兰特的解释是：“自由不过是一件新鲜的玩具。”他向上司表示：“阿富汗对此爱不释手，非常兴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玩具坏了，他们会来找我们修补。反正他们只在乎自主之名，并不在意名头之下的实质。”［6］

此后的一件事情让英国人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为了操办独立庆典，阿曼努拉征用了喀布尔的一间大清真寺。阿富汗取得独立自由的那一刻，英国代表团自然不能错过，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也派代表前来观礼。这时，英国人恍然大悟，阿曼努拉对这个新玩具可能是认真的，但木已成舟。到1921年11月21日，英、阿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时，阿曼努拉朝廷已先后与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和友好条约。

当然，也有那么一个国家让阿富汗人碰了钉子。1922年，阿富汗代表团来到纽约。没想到，国王与美国建交的愿望却被同期而至的一个可笑冒险家搅了局。这位老妇自称法蒂玛·苏塔娜公主（“princess”Fatima Sultana），是舒贾的后裔，一袭珠光宝气的打扮，充满西达·贝拉式的异国情调，与纽约人印象中的神秘东方甚是契合。她的珠宝包括一颗特别大的钻石：“光之海”（Darya-i-Noor）。“公主”的身边还有一个自称“埃及王储”的流氓。这样的人物，各位读者应该在马克·吐温的小说里见识过，只不过，他们的舞台不在密西西比河的竹筏上，而是在纽约。

更糟糕的是，这两个诈骗艺术家成了韦茅斯这个美国骗子的牺牲品。韦茅斯自称在美国海军部供职，能把法蒂玛公主介绍给总统认识。事实上，他是在打“光之海”的主意。突然冒出的两个阿富汗外交代表团，叫纽约的各大媒体都难辨真伪。不过，他们选择了更有趣的法蒂玛和她的随从。每天“公主”和她的钻石总会在报纸上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思（Charles Evans）从英国得知，阿富汗仍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根本不是一个主权国家。最终，真正的阿富汗代表团一无所获。法蒂玛的钻石则落入韦茅斯的口袋。后来，因为欠账过多，她被酒店扫地出门。

尽管美国对此不屑一顾，但是，阿富汗取得独立已是既成事实。列代先王信誓旦旦想要实现的目标，就这样在阿曼努拉的手中得以成真。如此伟大的成就，是通过外交和谈判而不是战争取得的。那时，阿曼努拉拥有比大多数统治者更多的政治资本，百姓对他拥戴万分，国王也爱惜百姓。国王习惯于晚上把城里的显要人物召集在一个大礼堂，畅谈阿富汗的发展前景。阿曼努拉觉得，天赐良机正摆在国家的面前。他巡视全国，在坎大哈及其他城市召开会议，向普通民众发表演说。他希望国民重视教育，毕竟下一代肩负着阿富汗的未来。国王表示，孩子们必须识文断字，养成学习的习惯。唯有如此，阿富汗才能造出自己的飞机，拥有完备的电力系统和路政设施。他还提到，倘若妇女毫无贡献，国家何谈进步？因此，阿曼努拉希望男性让自己的妻女接受教育，并善待妻子。阿曼努拉说，善待妻子是先知的教诲。先知说，人人平等，男女也是如此。阿曼努拉希望臣民记住这一点。

阿富汗的专制君主之中，阿曼努拉的作风最为开明。即便只是惺惺作态，他的虚情假意也足够感动臣民。毕竟，他屈尊纡贵和民众当面交流，他愿意放下身段和普通人握手，他甚至能够倾听臣下的陈情诉苦。一次，阿曼努拉来到南部边境考察，执意要与一帮在此作业的筑路工人会面谈话。当地地形崎岖，施工难度很大，工人基本来自社会最底层。国王拥抱了他们，并向他们的辛勤工作致以谢意。访问期间，阿曼努拉身边没有任何保镖。列代先王看重的官民之防，他似乎并不在意。“整个国家都在为我保驾护航。”阿曼努拉说。

回到喀布尔，阿曼努拉摇身一变，成了高贵宴会的男主人。他的妻子（也就是塔尔齐的女儿）索拉娅在一旁作陪。阿曼努拉和男宾高谈阔论之时，索拉娅也会召集到场的女士，发表同样慷慨动人的讲话。这对夫妇以启蒙先驱自居。他们觉得，自己的演讲能把人民引向光明的未来。对于宗教事务，阿曼努拉夫妇并不看重，世俗生活才叫他们万分向往。毕竟，世俗化才是西方世界强大力量的来源。

第12章　王法还是教法？

1923年，阿曼努拉昭告全国，推行新宪法，这部新法是国王自掌权以来的心血结晶。他称之为“尼扎姆纳马”（Nizamnama），也就是“秩序之书”。这部法典是阿曼努拉的新鲜发明。他借鉴了凯末尔在土耳其主持的改革。而凯末尔又从瑞士、法国和意大利的法典当中得益良多。阿曼努拉的立法之举在阿富汗掀起了不小的风波。广大神职人员认为，人类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如此至高无上的权力，只属于真主。而且真主早就已经颁布法律约束人间的生活，任何人为的规矩都不应凌驾于沙里亚法之上。

阿曼努拉并未称他的法典将取代沙里亚法，他没有提及沙里亚法。“秩序之书”的种种条文，和国王制定法律的举动一样具有革命性，其中的某些法条令人兴奋，但也有些令人不安。

阿曼努拉的法典禁止酷刑，禁止强行进入私人住宅，政府公职人员也要遵守。新法赋予公民检举贪腐官吏的权利。求告无门的下层民众可以直接向国王提出申诉。此外，法典废除了奴隶制。对于以上法条，阿曼努拉的臣民莫不表示欢迎。

可惜，“秩序之书”的内容不仅如此。神职人员发现，法典白纸黑字写明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没人知道阿曼努拉所谓的宗教自由限度何在。显然，他绝不容许穆斯林自行脱教——如此行为严重违背沙里亚法，阿曼努拉恐怕没有反对沙里亚法的勇气。那么，他所谓的宗教自由有何意义呢？难道他是想把《古兰经》和《圣训集》的解释权下放给每位穆斯林？但即便如此，他也会把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神职人员都开罪一遍。要知道，教士阶层在阿富汗可是树大根深、难以撼动。

在新宪法规定下，童婚成了一种犯罪行为。阿曼努拉规定，18岁以下的女子不得与人婚配，男性的法定婚龄是22岁。关于彩礼，新法也有一番规定。过去，男方需要向女方支付一定的彩礼，方能迎娶新妇过门，具体金额由双方家长商定。在阿曼努拉等改革者看来，此等行为无异于卖女牟利。不过，国王并未彻底废除这种习俗，只是规定了彩礼的上限。如此一来，男人至多花费29卢比，便可迎娶一位妻子。几房妻室加在一起，礼金也不会超过1万卢比。［1］

女性的头巾、面纱和罩袍也是新法关注的一大问题。按照伊斯兰教法，面对家人之外的男性，女性须用面纱遮住脸部。阿富汗的罩袍令（purdah）以严苛闻名于世。在公共场合，女性需要穿着一种名为“却德里”（chadri）或者“布卡”（burqa）的罩袍，从头到脚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下眼部位置的一小块网纱供女性看到外面世界。阿曼努拉的新法规定，罩袍不再是女性外出的必穿衣物，男人也无权要求她们穿戴。即便是丈夫也无权要求妻子穿戴。如果女性愿意穿着，法律不会干涉。这样的规定，简直就像一场革命。

法律之外，国王还向国民提了不少建议。伊斯兰教允许男人拥有四名妻子，前提是丈夫必须对每位妻子都平等相待。阿曼努拉指出，除了先知本人，没有哪个男人能把一碗水端平。因此，他认为《古兰经》其实反对一夫多妻。阿曼努拉本人也只有一位妻子。他表示，男人拥有一个妻子已经足够了。(1)

此外，“秩序之书”禁止鞋匠制作老式的翘头旁遮普风格的鞋子，这是大多数阿富汗男性的用鞋。从此，阿富汗制鞋商只能制作西式鞋子。蓄须人士不能为政府工作，他们必须刮脸修面，方能继续担任政府公职。官员上班必须着西装，打领带，戴有帽檐的帽子，而不能穿戴头巾、长衬衫和灯笼裤。

可想而知，新法一经面世，就会在社会上造成爆炸般的轰动效应。对此，国王和王后倒是不太担心。他们觉得，阿富汗人需要时间接受教化，臣民们只需学习。有鉴于此，阿曼努拉在全国各地大办学校，而且这些学校不仅仅招收男生。在这个崭新的阿富汗，女性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虽然第一批学校不是男女同校制，不过，男女学生一起读书已经成为趋势。阿曼努拉之前，阿富汗已经有一所高中，那是他父亲哈比布拉的政绩。阿曼努拉登基后，又主持开办了三所同等规模的学校。每所高中都会教授一门外语，而且到了高年级，所有自然科学的课程都通过欧洲语言讲授。加兹（Ghazi）和哈比比亚（Habibia）中学用英语教学，内贾特高中（Nejat）用德语教学，埃斯特格拉尔高中（Istiqlal）用法语教学。毕业于这些学校的男生，可前往法国、英国和美国继续深造。他们所学的知识，是国王夫妇实现新阿富汗愿景所需的必备技能。

在纳迪尔和他的兄弟看来，国王的新法既是灾难，也暗藏机遇。第三次英阿战争中，纳迪尔身处前线，冲锋陷阵。其间，他和南方的部落首领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他可不想因为国王的新法而和这些朋友断了联系，继而失去乡村势力对他的支持。不过，纳迪尔为人精明，他并未对新法提出高声的非议。阿曼努拉毕竟还是一国之君，纳迪尔不好驳了国王的面子。但在私底下，他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态度。纳迪尔对英国人大献殷勤，声称自己对英国的制度、风物甚是倾慕，认为阿曼努拉国王大刀阔斧的激进改革是受苏联影响的产物。相较之下，他更愿与英方交好。后来，纳迪尔得到一个外交职务前往巴黎赴任。如此一来，他可以一边保持安全距离，一边观察阿富汗局势的走向。

阿曼努拉推动的改革深受塔尔齐的教导和影响。不过，眼见国王如此激进，塔尔齐生出了一丝不安。塔尔齐建议国王，改革不妨缓行。但阿曼努拉和索拉娅却不以为然。在这方面，国王和王后都有一点青年人的脾气。在他们的心目中，塔尔齐曾在过去引领一时的风气，如今却已经有些落后守旧。不过，岳父的一点教导，国王倒是牢记在心。塔尔齐曾经谏言阿曼努拉借鉴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改革。当年，凯末尔大刀阔斧改革之前，先掌握了军权。塔尔齐建议阿曼努拉，不要让改革先于军事准备。

君王应当掌控军权。对于这一点，翁婿两人看法相同。于是，阿曼努拉恢复了祖父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哈什特-纳法里”（hasht-nafari）制度。根据该制度，每8名成年男性中，就有一人得去服兵役。

阿曼努拉的改革走得太远了。城市之外，宗教领袖已经在鼓吹国王成了异教徒，他建立军队是想策划阴谋，实现他的异教徒意志。他会闯进各家各户，强行摘掉妇女的面纱。接下来，天晓得阿曼努拉还会做出什么事情。1924年，杜兰德线附近爆发部落叛乱。不过，事情很快平息下去。当时，朝廷的军备远远强于叛军，而且国王也尚未失去大多数部落的支持。［2］但是，胜利过后，阿曼努拉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阿曼努拉的困境关乎阿富汗境内最有权势的宗教人士。他们是兄弟，被称作“朔尔巴扎的哈兹拉特”（Hazrat of Shor Bazaar），意为喧闹市集走出的圣人。唯有最受尊敬的宗教人士才能被授予“哈兹拉特”的尊衔，他们的学识也因此得到承认。同时，哈兹拉特拥有很强的权势和号召力。诸位信徒不仅追随他们，甚至愿意为他们献出生命。

哈兹拉特兄弟来自穆贾杰迪（Mujaddedi）家族，即“新来者”。一开始，他们是阿曼努拉的支持者，其长兄亲自把皇冠戴在了阿曼努拉头上，并于1919年在清真寺宣布他为国王。不过，长兄在叛乱开始时便去世了。弟弟舍尔·阿迦·穆贾杰迪（Sher Agha Mujaddedi）反对国王的改革，不再支持阿曼努拉。事实上，他是煽动那场暴乱的帮凶。

尽管如此，阿曼努拉却不能把舍尔·阿迦逮捕下狱，因为这不是某个在山区传教的与世隔绝的毛拉。相反，舍尔·阿迦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宗教人物，在这个国家，人们对宗教的态度比对任何其他事情都要认真。人们对舍尔·阿迦抱有高度的敬意，甚至容不得舍尔·阿迦遭受非议，更别提指控他犯有叛国罪。即便是国王，也不能。于是，阿曼努拉召见了舍尔·阿迦，并暗示他去另一个国家可能会更舒适。舍尔·阿迦领会了国王的暗示，来到印度，落脚在德奥班德（Deobande）附近。

事后看来，舍尔·阿迦的出走，在阿富汗的未来之路上埋下了灾难的种子。德奥班德有一所著名的神学院，那里兴起了一场德奥班德运动。几个世纪以来，德奥班德神学院走出来的人活跃在印度的穆斯林中，鼓吹伊斯兰教应当回归“本来的模样”，即公元7世纪麦加和麦地那实行的形式。这不仅是一场宗教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德奥班德学派认为，伊斯兰教已为社会提供一个全面的指导，穆斯林有责任建立一个受沙里亚法指导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安拉的法律是唯一的法律。

他们认为，要想达成目标，穆斯林必须摒除异教徒的影响。欧洲帝国主义殖民者带来的种种事物，自然受他们唾弃，先知及其伙伴的朴素作风，方才值得他们学习和追随。各位读者可能据此以为，德奥班德学派一定都是坚定的反英分子。事实上，至少在那个年代，德奥班德学派更关注的是他们自己倒退的兄弟，特别是穆斯林现代主义者。为了打击这群“近敌”（奥萨马·本·拉登后来称之为世俗穆斯林），德奥班德学派准备与英国达成协议。他们相信，除去“近敌”之后，才能着手对付那些远方的祸患。阿曼努拉的所有作为，都是德奥班德学派反对的；德奥班德学派的主张，又正是阿曼努拉一心摒弃的东西。

为了平息叛乱，阿曼努拉被迫取消了他的改革，以求得部落的支持。不过，事态一经平息，国王又开始实行“秩序之书”。与此同时，舍尔·阿迦·穆贾杰迪和阿富汗的亲近盟友保持着密切联系。不少德奥班德学派人士带着情报，在杜兰德线两侧来回穿梭。由此，阿富汗多地的神职人员和部落首领在哈兹拉特的煽动下，起来反对国王的统治。阿曼努拉已经背弃信仰、沦为“卡菲尔”（kafir）的言论在疯传，阿富汗阴谋论者认为，英国秘密煽动并支持了这场有腐蚀性的行动。

1927年，阿曼努拉又做了一件史无先例的事情。虽然国内局势并不稳定，但他仍执意前往欧洲进行访问。他将国事托付摄政处理，自己则以普通公民的身份经印度前往孟买。在那里，阿曼努拉和索拉娅登上海轮前往埃及。途中，王后换下了沉重的阿富汗面纱，新的面纱只遮掩了脸的下半边。当她戴着这张面纱抵达开罗时，狗仔队拍下了她的照片。

在埃及，阿曼努拉夫妇受到了热烈欢迎。大家视阿富汗国王是以弱敌强的英雄。伊斯兰世界的众多君主之中，唯有他让国家摆脱了欧洲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完全独立。埃及人民的热情引起了欧洲媒体的关注，一场阿曼努拉旋风在西方席卷开来。

阿曼努拉夫妇在东方也引起了轰动。阿曼努拉访问了埃及拥有千年历史的伊斯兰古老高等学府爱兹哈尔大学（Al-Azhar），这里走出过无数的穆斯林神学家、学者和圣人。阿曼努拉来此访问，却并没有换上传统的穆斯林服装。他身着一袭鸽子灰西装，戴着礼帽而不是头巾，在清真寺里祈祷。对此，在场的学者和教士又是皱眉，又是咋舌。远在阿富汗的一众政敌，倒是有些幸灾乐祸。

离开埃及之后，阿曼努拉夫妇驾临意大利。当地记者无不觉得，阿富汗国王的优雅风度，比身为东道主的维克多·埃曼努埃尔（Victor Emmanuel）国王要胜出许多。索拉娅彻底摘下了面纱，她的美貌倾倒一片。媒体把这对夫妇吹捧成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为了尽到地主之谊，意大利政府可谓是费尽心思。摄影记者手中的相机快门更是一刻也未曾消停。

之后，阿曼努拉和索拉娅来到法国，在这里出现了更热烈的人群。法国人绝不允许自己输给意大利！阿曼努拉夫妇乘坐的列车抵达巴黎车站的时候，法国总统已在月台上恭候。索拉娅走上站台时，总统先生低头鞠躬，握住索拉娅的手，殷勤地把嘴唇贴在她的手背上。这一幕，自然没有逃过无处不在的摄影镜头。

新闻界都为索拉娅着迷。他们注意到，“索拉娅”听起来像sourire，法语中是“微笑”的意思。出席国宴的王后换上了巴黎定制的时装，相当高级得体。在那个摩登的年代，索拉娅并未选择短裙，但是，当晚的那件晚礼服还是让她香肩半露，她戴的小面纱十分轻薄，只遮住了下半边脸。法国人民又一次发出赞叹，阿富汗王后的扮相美丽且神秘，摩登又不失异国风情。

没过多久，德国人民也迎来了一睹风采的机会。身处现代的各位读者要想体会当时的那种激情，不妨联想一下摇滚乐巨星巡演欧洲时的场景。德国东道主不希望在风格上与意大利、法国相提并论，苦苦思索该为不喝啤酒、不吃猪肉香肠的客人提供什么。为了周全礼数，德国政府颇费了一番心思。最终，他们决定用贸易订单、经济援助及各种贵重礼物来弥补差距。阿曼努拉还接受了几架飞机、一批卡车以及好些工业机械。阿曼努拉想要建设一家肥皂工厂，德国立即表示全力支持。一家德国公司与阿富汗达成贸易协议，提出在未来三年，每年从阿富汗采购价值83万卢比的青金石。［3］

阿曼努拉的欧洲之行超越了政治的范畴。当然，“超越”一词可能并不贴切。这不是真正的政治，而是娱乐。回首世界媒体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那个年代的大众传媒已不再专注于沉重的国政事务，转而为公众提供各种乐子。阿曼努拉的到来，正好可以促进报纸的销量。待阿富汗国王和王后离去，媒体会忘掉先前的热情，而去发掘其他新奇有趣的卖点。当然，阿曼努拉和索拉娅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只记得，到访的每个国家（包括英国）都在竞相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无论他走到哪里，阿曼努拉都能收获一堆礼物和援助。他怎能不开始认为，即使在这一巅峰时刻，他可能也低估了自己。

不过，欧洲各国的民众确实非常欢迎这对王室佳偶。摄影记者的镜头记录了他们的风采，相关影像登上报纸杂志，甚至漂洋过海，从欧洲传播到了印度。国王夫妇旅欧期间的所作所为，自然也被德奥班德学派看在眼里。哈兹拉特派人把那些照片送到了阿富汗。

一张张王后的露肩照片，在阿富汗的山区传播开来。满脸胡须、戴着头巾的老男人目瞪口呆地盯着这些照片，美丽的王后半裸着身子和外国男人坐在一起，还露出了半张脸！薄纱下的半张脸也是若隐若现，如此招摇，显然是为了撩拨那些浪荡的看客。她甚至大大方方伸出手去，供人抚摸和亲吻！她的丈夫居然对此熟视无睹！国王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如何能够容忍妻子如此丢脸卖乖？阿曼努拉到底是国王还是皮条客？

照片风波之后，又一则骇人的新闻传进了山区。国王在德国获得了好些机器，并准备在喀布尔筹建一家肥皂工厂。肥皂的原料就是穆斯林的肉体——对此，各位政敌深信不疑。传说国王会把国内的老者集中处决，将尸体熬煮成蜡，制成肥皂，然后销售到英属印度乃至欧洲（类似的传说至今都有市场）。

阿曼努拉的欧洲之行还剩下最后一站——莫斯科。面对阿富汗国王的到访，当时的苏联政府有些进退两难。一方面，他们也想热情待客，从而不被资本主义国家抢了风头；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又怎能逢迎一位封建君主呢？不过，苏联政府还是为接待阿曼努拉找到了一点理由。他们记得，阿曼努拉的改革举措曾经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出，阿曼努拉是亚洲的进步领袖，并称赞他是自己的兄弟。所以，对阿曼努拉小题大做应该不会违反正确路线。于是，在几名外交官的带领下，阿曼努拉夫妇参加了各种公开活动。他们的车队驶过大街的时候，得到了几万名群众的热烈欢迎。虽然这里的晚宴不如巴黎那么光鲜亮丽，但是苏联方面也向国王表达了提供军事援助和开展经贸合作的真诚意愿。可以想见，大陆那一头的大英帝国的诸位官员，肯定已经气得咬牙切齿了。

就在那时，身在法国的纳迪尔似乎察觉到了英国人的心思，找到驻尼斯的英国领事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想让英国人知道，他仍然存在，他在阿富汗还有势力，他愿意提供帮助，也不知道纳迪尔有没有对英国人的“贡献”表示感谢，毕竟双方曾是生死较量的对手。

最后，阿曼努拉取道伊朗回到阿富汗。综观全球各国的历史，也很少见到如此意气风发的君主。国王亲自驾车驶入国境，同行的王后戴着轻薄的面纱。回国的第一站是赫拉特。阿曼努拉召集了城里的知名人士，带着孩子般的兴奋，向他们讲述他这次伟大的旅行。他甚至保证，假以时日，赫拉特会像巴黎一样光彩夺目，但首先要荡涤旧的东西，他嘲笑宗教圣地加祖尔噶（Gazurgah）。此地乃是11世纪的苏菲派诗人胡瓦贾·阿卜杜拉·安萨利（Khwadja Abdullah Ansary）死后的长眠之处。这是一处神圣的避难所，无论是国王、军阀，还是任何政府官员，都不敢闯入此地捉拿任何人。但是，阿曼努拉称那是一堆胡说八道的迷信。他决定将圣殿夷为平地，并在那里建一些有用的东西，也许是一家医院，［4］也许是肥皂厂？

回到国内的阿曼努拉，好心情渐渐消去了大半。相比欧洲，这里的一切都如此落后，心中不觉有些丧气。行至坎大哈，他已经转忧虑为愤怒。当整座城市都展现出迎接游子归家的热情时，却遭到他的一顿冷言训斥。他批评人们压迫家中的女人，而且傲慢懒惰，如此一来，他们的生活永远不会改善，除非他们全力以赴，努力工作，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阿富汗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过活，一切都要向欧洲看齐。

改造阿富汗社会的工作势在必行。不过，这对夫妇显然是在做梦。他们举办了一次宴会，要求宾客换上路易十六时代的宫廷礼服。首都的一些公园，是国王特设的“无罩袍街区”。一天，阿曼努拉在一处无罩袍街区撞见一位穿着罩袍的妇女，他勃然大怒，当即命令妇女脱下罩袍，他甚至把罩袍付之一炬。那位女性只好赤身露体跑回了家。［5］

秋天到了，阿曼努拉的妥协也已近极限。他宣布自己将不再宽容国民的旧俗和陋习，“秩序之书”将完全施行。自此，新法严禁蓄须，不得穿戴传统的头巾，否则将会遭到重罚。接受教育是每个国民应尽的义务，即便女孩也不能偏废。此外，一百余名男性被派往欧洲留学，宗教考试让位于学术资格考试。他还给了10名女性留学的机会，虽然只是去土耳其，只学习助产术。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阿曼努拉在会见喀布尔女界名流时，发表了特别演说：在座各位女士，你们的丈夫如果哪天起了再娶之心，你们可以杀了他，我非常乐意提供武器。

当年10月，阿曼努拉召集首都的600位知名人士，发表了长达5天的演说。国王的演讲着实震撼人心。为了保证索拉娅王后等一众女性能够列席旁听，会场中央还围起了一片专门区域。当国王宣布，其实宗教并未规定妇女必须佩戴面纱时，会议达到了高潮。那是戏剧性的一刻，只见索拉娅王后站起身来，扯下了脸上的轻纱。王后的举动激励了好几位勇敢的女性，她们甚至一鼓作气，脱下了罩袍。［6］

(1)　阿曼努拉没有提及他的第一任妻子，两人是包办婚姻，但未办理离婚手续。

第13章　王朝分崩离析

阿曼努拉回銮之时，喀布尔以北的科希斯坦闹出了新的乱子。一名传奇的塔吉克土匪正在这片山区出没横行，人称巴洽·萨考（Bachey Saqao），意即“挑水夫之子”。阿富汗的城乡间，有不少挑着羊皮水袋卖水的萨考［读者可联系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营房谣》（Gunga Din）］。运水者是最卑微的街头小贩。萨考出身山区，体格强壮得好似一座山丘，萨考的名字因为他那骇人听闻的力量而闻名。一次，白沙瓦发生一起盗窃案，某户人家的一只大号铁制保险箱不翼而飞。警察很快把矛头指向了萨考，因为只有他具备这般神力。

萨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暴徒。他十分狡猾，特别擅长从天罗地网中脱身而去。阿富汗的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他像佐罗那样挫败警察的故事。据说有一次，警察已经把他堵在了一间屋子里。情急之下，萨考决意险中求生。他放了把火，然后趁着烟雾弥漫中的混乱逃走了。［1］在很多人的眼里，萨考是罗宾汉一样的人物，他行侠仗义，劫富济贫，高利贷者、商人是萨考的目标，为穆罕默德扎伊贵族服务的政府官员更是其首要目标。所得的金钱被萨考分给穷苦的乡亲，当然，他本人也从中渔利不少。［2］

一开始，萨考还只是个独行大盗。慢慢地，他的身边就聚起了一伙人，后又演变成为私人武装，萨考的声望也在与日俱增。再加上他旗下的这支精悍武装，朝廷眼里的萨考不再只是一个劫匪，而是政治上的威胁。特别是萨考已经表示，自己效忠于国内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在喀布尔与异教徒作战。

一次，萨考洗劫了朝廷的一支运输队，“挑水夫之子”收获颇丰。阿曼努拉终于坐不住了，他打算和这个土匪谈条件，希望对方能够归顺朝廷。国王的邀约让萨考受宠若惊，而且，国王还许了他一个将军的头衔。萨考不愿错过招安的机会，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在朝廷的委任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虽然萨考目不识丁。

与此同时，一个看似更严重的问题爆发了。1928年的最后几个月，喀布尔南部强大的辛瓦里（Shinwari）部落突然发难，部落武装把贾拉拉巴德围得水泄不通，连接喀布尔和白沙瓦的贸易通路因此横遭切断。而后，蓄力已久的地方势力蜂拥起兵，一场反对阿曼努拉的武装暴乱席卷开来。国王当即下令，所有部队开赴南方打击叛军。阿曼努拉觉得，他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平息乱局。

阿曼努拉的决策真是大错特错。他致电负责与萨考谈判的省级官员，电话里两个人狠狠嘲笑了那个无知的土匪，说他竟然相信国王会任命他为将军，真是愚不可及！谁能想到，命运却和国王开了一个玩笑。他与臣下的对话并非通过专线进行，他口中的“无知劫匪”人脉广布，电话室里有他的眼线。就这样，国王的真实想法，萨考听了个一清二楚。幡然醒悟的匪徒很快召集人马，宣布他们要向喀布尔进军。［3］

喀布尔是阿富汗的第一大城市，萨考的部队不过几百人。一般而言，这是无法取胜的，萨考的行动无疑愚蠢而又鲁莽。但是，在那个当口，喀布尔正处于不设防的状态。所有军队都已经开拔南部，电话和电报线路被全部切断。朝廷纵有万千精兵，也无法立即返回勤王。

军事学院是前往喀布尔的必经之地。虽然大多数师生已经提前逃走，但仍有18名学员（其中包括我的叔父穆扎法鲁丁，当时他才十几岁）驻守此地。他们从一个窗户跑到另一个窗户开枪，愚弄了萨考，不明就里的萨考误以为学校里有重兵驻守。为了避免遭遇伏击，萨考所率人马不得不放慢了前进的脚步。没过多久，萨考就回过了神。但是，阿曼努拉已有足够的时间逃离险境，他那已有身孕的妻子、妹妹，还有一众王子、公主、亲族乘飞机来到了暂时安全的坎大哈。

萨考重新开始了对喀布尔的进攻。稍稍定下心神的国王发布了一则悬赏令，鼓励国民夺取反贼的人头。岂料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阿曼努拉发现另一则悬赏公告已在城中散播得铺天盖地，上面写着萨考为夺取国王的项上人头，愿意出更多的赏金。阿曼努拉这才意识到，这个“挑水夫之子”有一批追随者，对方的黑手一早就伸进了自己的地盘。

屋漏偏逢连夜雨，南方叛军的最后通牒也递到了阿曼努拉的面前。他们提出了社会保守派所尊崇的那一套要求：恢复罩袍，政府不得干预婚姻事务，降低税收，保证沙里亚法作为阿富汗唯一法律的地位。除此之外，叛军希望国王以身作则，办好以下几件事情：和王后索拉娅离婚，把岳父塔尔齐关进监狱，将塔尔齐的家人驱逐出阿富汗。唯有如此，他们才能继续奉他为王。

叛军还有最后一个奇怪的要求，国王必须驱逐除英国人以外的阿富汗领土上的所有外国使节。正是这个要求，引起了阿曼努拉支持者的怀疑。不少人都觉得，英国人担心在无休止的大国博弈中落了下风，所以才导演了这出闹剧。兴兵闹事的普什图部落、煽风点火的德奥班德分子，还有那位出自朔尔巴扎的哈兹拉特，都是伦敦操控下的棋子。

面对质疑，英国政府矢口否认。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怀疑英国人的清白。看一看当时英方高层之间的往来通信，就会发现他们确实对此一无所知。那场起义完全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他们也没有任何应对之策。但还有一个可疑的情况，为阴谋论者提供了一点理据。一个名叫劳伦斯（T. E. Lawrence）的英国人，当时正在白沙瓦开展活动，化名肖（T. E. Shaw），这就是著名的英国情报人员，“阿拉伯的劳伦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此人策划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起义。虽然他在白沙瓦很可能与阿富汗无关，不过，劳伦斯在白沙瓦的具体作为至今仍是一个谜。

部落叛军发出的最后通牒击垮了阿曼努拉的精神防线。那个时候，他已经众叛亲离。即便身边的私人卫队，他也不敢完全托付信任。曾几何时，他信誓旦旦地表示：“整个国家都在为我保驾护航！”这样的豪言壮语，如今想来不免有些令人唏嘘。1929年的那个冬日，阿曼努拉悲惨地投降了。他冒着大雪走上大街，穿的既不是传统服装，也不是王室的长袍大氅，他甚至没有选择西服，而只是披了一件普通步兵穿用的单调灰色制服。他在城市的街道上找了一个种植观赏植物的平台，站在上面，开始面对路过的民众作可悲的演讲。他放弃了为之奋斗的一切，不再容许女性接受教育，关闭宗教学校之外的一切学校，任命一批毛拉入阁参政，废除“秩序之书”，宣布沙里亚法为国家法律。阿曼努拉还表现出了对多妻制度的赞许，说他之前搞错了。为了表示自己所言非虚，阿曼努拉回宫后娶了19岁的表妹阿利亚。

但一切为时已晚。萨考继续进攻，阿曼努拉只得继续败退。1929年1月中旬，他开着自己的劳斯莱斯汽车，一路向西撤退。阿曼努拉原本打算以加兹尼、坎大哈和赫拉特为据点徐图反抗，可是，当他举起王旗，却无人响应。没办法，他和岳父、妻子只得出国避难。塔尔齐回到了土耳其，阿曼努拉与索拉娅则去了意大利。他们的朋友维克多·埃曼努埃尔国王愿意为他们提供庇护。由于走得匆忙，阿曼努拉没能携带任何财产，除了一点身为国王的经验，他甚至不具备任何专业技能。可惜，当时的欧洲也不缺国王。阿曼努拉只得靠做家具维持生计，他的日子过得非常惨淡。1960年，阿曼努拉去世，死时的他贫病交加。31年的流亡生涯，阿富汗对他不闻不问。斯人离去，祖国那边也没有传来半点吊唁之意。

那边，萨考和他的农民军已经成为王宫的新主人。据称，宫里的豪华家具让乡巴佬们目瞪口呆，他们误把夜壶当成盛汤的器皿，吃了散落在地上的水果，并试图将种子吐到窗外，然而惊讶地发现种子反弹回来了，因为萨考等人从没有见过玻璃窗。如上的笑话叫笔者也难辨真假。也许，只是喀布尔城中老于世故的一些人成心编派这些农民而已。［4］

叛军背后的宗教巨头舍尔·阿迦仍在印度。其实，近来的变故让舍尔·阿迦也吃惊不小。他的弟弟古尔·阿迦（Gul Agha）倒是动了野心，一直劝说哥哥自立为王。舍尔·阿迦会见了萨考，赞颂对方为国锄奸的功绩。萨考以阿富汗新埃米尔的身份，承诺要给他奖励。

萨考表示，自己一定和阿曼努拉大不相同，他感激哈兹拉特的支持。为此，他在政府中留了好些高官厚职。在他登基为王的那天，大家知道了他的真名——哈比布拉（Habibullah），萨考与阿曼努拉的父亲竟然同名。为了把他和第一个哈比布拉区别开来，他被称为“哈比布拉·卡拉卡尼”，卡拉坎（Kalakan）是他的家乡。

其实，萨考的举止并不粗鲁。他思维敏锐，而且坦率幽默。过去，他掠夺了不少钱财，但是，他从未据富自傲，也不像其他军阀那样虚情假意。他非常坦率地告诉喀布尔人民，自己不会读书写字，因此非常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任命的内阁成员中，有好几位是阿曼努拉的大臣。他还保证了英国公使馆的安全，他从没和他们争吵过。［5］

一介匪徒忽然成王，萨考的头脑不免有些发昏。他需要争取民心，以他能想到的简单方式。他一声令下，废除了所有税收，除伊斯兰教法规定的慈善募捐外。在他的家乡，人们对政府的诉求就是不征税！没过多久，他就意识到，朝廷需要收入。这笔钱财，他打算向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寄生阶层收取，即富商、高利贷者和政府官吏。萨考长期混迹民间，他非常清楚，百姓早就对这些人深恶痛绝。榨取钱财的差事，被他托付给了几个亲近的手下。这些人敲骨吸髓的本事很大，使出了折磨、恐吓和杀戮的新手段。通过这些手段榨取了一些钱财，不过还是难以满足萨考的胃口。［6］

新的社会立法方案也在同一时间得以实施，和阿曼努拉的改革基本就是两个极端。萨考取缔女性的受教育权利，规定她们必须穿戴布卡。女性公开外出，须有男性陪护左右。即便身着罩袍，也不可以独自出行。至于男性，则必须蓄须，佩戴头巾，身穿西服或戴帽子的人将被殴打或罚款，或是直接落得个人财两失的命运。

从1929年1月到10月，“挑水夫之子”试图统治阿富汗。其实，教士和部落首领的愿望，他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他尽量用宗教的外衣把自己裹得紧紧的。不过，一旦他成为国王，这一切就都不重要了。他的民族出身和农民身份让很多人都不大高兴。萨考是塔吉克人，而且出身最低贱的苦力阶层，和任何贵胄王家都搭不上关系。这样一个人居然能够成为国王，可想而知，普什图部落的各位首领一定满怀怨愤。

时机已然成熟，阿富汗的马基雅维利自然应当出手了。阿曼努拉刚刚倒台，穆萨希班兄弟中最年长的纳迪尔就从巴黎赶到了白沙瓦。在这里，他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列宁当年从芬兰取道回国，见识的场景也不过如此。接下来的几个月，纳迪尔和南部的诸位酋长取得了联系，这些地方上的实力派都是纳迪尔在1919年对英战争中结识的。纳迪尔一再表示，当年正是自己英勇奋战，才让阿富汗取得了独立，阿曼努拉的贡献则被他抛到了一边。历史在他的口中被巧妙改写。纳迪尔正是部落一直在寻找的人选：他倾向保守又立有战功，和英国人关系良好，又拥有与多斯特·穆罕默德一脉相承的王室血统。

没过多久，穆萨希班兄弟率领部落人马开到了喀布尔城下，他们很快又和萨考碰了面。萨考以为穆萨希班兄弟打算和自己议定城下之盟，于是亲自前来谈判。没想到，萨考掉进了纳迪尔的陷阱，这名匪徒就这样被吊死在王宫的院子里。阿富汗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就此告终。

随后，纳迪尔召集各部长老召开了一次支尔格大会，就像当初批准艾哈迈德·沙阿为王那样。会上，纳迪尔称他此次回国并非图谋王位，而是要拯救国民脱离水深火热的境地。阿曼努拉的支持者以为纳迪尔会迎回阿曼努拉。没想到被废国王的名字，他根本没有提及。纳迪尔说他会效忠国家所选择的国王。

就在那个时候，会场里响起了（似乎是自愿的）请纳迪尔为王的呼声，他们恳请纳迪尔接受王冠。纳迪尔一再表示婉拒，但第三次呼声响起时，他说，自己将服从国家的意志，心怀谦卑地接下国家元首与绝对统治者的重担。［7］

因此，在1929年行将结束，纽约股市崩盘，西方经济陷入大萧条前的两周，阿富汗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第三部分　喀布尔的规则

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阿富汗长达21年。事实证明，这段时期是阿富汗历史的转折点。他确定了这个国家的疆界，更重要的是，他与英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阻止外部势力进入，阿富汗得到了喘息的空间。他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完全由他直接控制、以喀布尔为权力中心的国家。然后，他创造了另一个阿富汗，与旧有的那个阿富汗形成了对立。埃米尔领导下的阿富汗，是一个由城市、省、区、省长、市长、监察员、官僚、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国家供养的神职人员、庞大的间谍系统和国家军队组成的矩阵。在这张大网下，古老的阿富汗继续生存和呼吸，农民和封建领主、部落首领和乡村教士、游牧部族及部落酋长、自治的乡村和部落游击队组成了一个有机网络。

新旧世界壁垒分明，并走向分化。首都的精英阶层拥有和外界接触的机会，并因此吸收了不少新鲜玩意：思想、梦想和时尚。不少人甚至雄心大发，既然西方如此强大，阿富汗为何不采纳他们的新技术、新科学和新思想，从而也能享受西方社会的繁荣、富强、舒适和便利呢？

但另一个阿富汗，那个封建领主、部落首领和保守神职人员的农村世界，抵制了这种拉力。他们没有开眼看过世界，自然不可能接受他者的文化。他们对于英国人及其文化万分警惕，小心翼翼地接受了旧的价值观，享受着独自实践自己方式的奢侈。就这样，阿富汗内部开始了一场拔河角力。一头是喀布尔，另一头则是那个旧的阿富汗。双方都竭尽全力，想把国家拉上自己的轨道，形势时有逆转。阿曼努拉的改革，标志着一个令人震惊的极端转变。然而，巴洽·萨考带来的反击十分强劲，混乱过去，国家满目疮痍。即便秩序恢复，新王朝的工作已被切断，新的统治者也面临巨大的问题：阿富汗社会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西方列强仍然虎视眈眈，统治阶级仍然渴望将这个国家推向现代世界。如果他们重视的事情发生任何改变，那个旧的阿富汗仍有可能揭竿而起。引导国家走过困难重重的坎坷道路，成为接下来半个世纪阿富汗统治者的基本任务，而这促进了喀布尔的统治。

第14章　风暴之后

初登王位的纳迪尔，看起来是当年的“铁腕埃米尔”的翻版。他自称是旧制度的拥护者，誓言要维护传统的部落社会，捍卫赋予他个体和意志的信仰。纳迪尔的花言巧语使神职人员和封建领主认为，他会拨乱反正，阿曼努拉的一切革命都将被彻底清除。在纳迪尔的治下，女性再次遭到禁锢，不能轻易走出家门，宗教警察又开始在街上巡逻。如上两项措施，仿佛让阿富汗人回到了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下的铁血年代。纳迪尔确认了封建地主的财产，并承认哈纳纳斐派沙里亚法的权威。纳迪尔宣布，任何裁决都不能取代它，任何法典都不能与之相违背。［1］

尽管表面如此，但纳迪尔和他的兄弟都是现代主义者。他们心中的理想社会和阿曼努拉的看法相似。他们之间的区别，大概只在实现理想的手段。纳迪尔的关键词是谨慎。他崇尚变革，但希望这种变化悄无声息、易于操控。阿曼努拉的倾覆，足以给他提供前车之鉴。阿富汗的保守势力如此强大，随时可能聚众生事、击垮王权。农村、封建世界是那只狗，而城市不过是尾巴。对此，兄弟几人最清楚不过。他们并不打算同神职人员及部落长老翻脸，而是把他们当作伙伴对待，而后抓住机会，慢慢削弱他们的权力。

纳迪尔并没有做太多这方面的工作，他的国王生涯不过四年。如此短暂的岁月，坐稳位置尚嫌不够，又何谈宏图伟业呢。那个时候，阿曼努拉的不少追随者都觉得纳迪尔不但谋权篡位，还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恰希（Charkhi）家族和阿曼努拉关系匪浅，是纳迪尔最大的威胁。纳迪尔以一种阿卜杜尔·拉赫曼时代以来罕见的残暴手段摧毁了他们。他那无情的手段，颇有阿曼努拉父亲的风格。恰希家族的长老先是遭到囚禁，而后未经审判便处决了他们。其他成员则被人殴打致死，纳迪尔旁观了整个过程。［2］

阿曼努拉的支持者自然要展开报复。没过多久，纳迪尔的一位兄弟在德国遇刺身亡，凶手是一位阿富汗留学生。六个月后，纳迪尔本人也遭遇噩运。那一天，纳迪尔到一所高中为学业精进的优秀学生颁奖。我的父亲正是其中之一，当时，他还在读十年级。另一位获奖者是在恰希家族长大的男孩。有一天，父亲和那男孩放学后一起踢足球，男孩吹嘘说，他很快就会有一记被历史记住的射门。父亲还以为同学是在谈论足球。没想到，第二天，他就目睹了同学走出队列、枪杀国王的全过程。国王的三个幸存兄弟对此展开了报复，恰希家族的所有成年男子均遭处决，女眷和孩子被投入监狱。［3］如上短短的两句话已让人不忍听闻，事件背后的种种细节更叫人惨不忍闻。直到1934年，冲突才结束，阿富汗陷入了通常被委婉描述为“稳定”的残酷平静中。

纳迪尔横死之后，阿富汗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时的阿富汗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纳迪尔被刺之后，他的一干亲戚却不曾起来野蛮地争权夺利，将这个国家分裂，部落势力老老实实的，其他民族也没有试图分裂出去。取而代之的是纳迪尔19岁的儿子查希尔·沙阿（Zahir Shah）。加冕礼上，三位叔父宣誓要对国王忠诚。当然，实际的权力都掌握在年纪最大的叔父手里，他担任首相一职，另外两位叔叔则占据了国防大臣和外交部长的要害位子。其他亲戚和亲密伙伴则在政府的其他部门各有安置。接下来的44年里，阿富汗的真正统治者并非一个人，而是一个像机器一样运转良好的家庭。一位首相下台，会有另一位执政家庭的成员取代上台，即使这些变化反映了幕后的权力斗争，但从外部看并不明显。在公众看来，这个家庭在私人会议中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做出决定，向世界展示了其天衣无缝的一面。

是的，查希尔·沙阿是个有名无实的领袖，但也是至关重要的人物，是一个执政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臣民都觉得，查希尔国王气度雍容，颇有君王风范。掌握权力意味着杀戮、破坏和折磨，这些恐怖的事情都发生了，但是，臣民眼中的国王可亲可敬，所有那些黑幕似乎和他毫不相干。人们总是看到他穿着一身裁剪得体的军装，或是一套完美无瑕的西装。即便有他穿着传统服装的照片，我也没见过。他的肖像出现在每一个公共办公室的墙上，或是每一本小学课本的扉页。国王不断老去，肖像却永远是他年轻时的样子。查希尔·沙阿35岁左右的时候，肖像就不再随年龄增长变化了。实际上，国王渐渐白了头发，谢了顶，一道道皱纹爬上了脸庞，但画像中的他却永远那样年轻有活力。

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阿富汗偶有几次部落叛乱，都被穆萨希班家族平定了。朝廷的武装军备精良、实力强大，任何地方势力都不能与之匹敌。更重要的是，即便某个部落举族反叛，其他地方势力仍然和朝廷站在一起。穆萨希班家族虽然残暴，政治手腕却很高超。他们懂得阿富汗文化的微妙之处，使用外交手段和武力把国家团结在一起。一次，一位异见分子发表檄文，猛烈抨击穆萨希班家族的统治，他还对阿曼努拉时代怀念不已。没过多久，此人就没了声音。他的生命应该终结在了某座秘密监狱。阿卜杜尔·拉赫曼那密不透风的特务网络和警察系统在纳迪尔的手中得以复兴。一旦感到威胁，朝廷从不吝惜采用恐怖手段。

在很大程度上，穆萨希班家族的残暴镇压、优雅文化和内政外交相结合，使阿富汗从30年代至60年代后期维持了相当平静的局面。

乡村又回到了过去，阿曼努拉的革命痕迹被扫荡得一干二净。虽然政府的官吏仍在各地坚守，各项税款也是征收不辍，但他们或多或少保留了农村的权力结构，对部落长老、教士谦恭有礼，部落的自治权力也得到了保全，还允许游牧民不受边界约束自由出入国境。

最重要的是，政府放弃了对家族内部事务的任何干涉。每个家族都是一个城堡，这是官方的态度。只要家长愿意，完全可以为尚在婴儿期的儿子指认一门娃娃亲，即便对方是堂兄弟家尚未出生的女儿，等女孩长到青春期，他们便能如愿以偿。政府不会提出异议。那些想在家中痛饮威士忌的人，只要不去公共场合招摇过市、被人闻到酒气，政府才不会予以理会。当然，他们所在的家族可能会予以处罚，但政府完全不关心人们在家里做了什么。简而言之，新王朝不仅尊重，而且加强了阿富汗传统文化中公私之间的区隔。

穆萨希班朝廷的君主制是一种暴政，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这是为西化发展服务的暴政。一方面，朝廷对国民思想严加禁锢，极力安抚保守的乡绅和教士阶层；另一方面，穆萨希班朝廷一开始就已朝着梦想迈开脚步，哪怕步履蹒跚，国家好歹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纳迪尔死之前，就已经拟好了一部宪法。法典内容趋于保守，它赋予王室绝对的控制权，使神职人员和大地主的权力合法化。不过，颁行宪法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它树立了一种观念：即便贵为王者，也受法律约束。

一个类似议会的国家委员会或舒拉·米利（Shura-i-Milli）也是纳迪尔的遗产。这个机构的部分成员由王室任命，其他成员虽在名义上经过选举，实际也出自支持王室的选区。虽然该机构的职责仅限于盖橡皮图章，即签发朝廷已经决定的指令。不过，它至少植入了民主的形式，一个在日后可以填充实质内容的外壳（多年以后，议会确实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阿曼努拉倒台之初，他建立的大多数学校都被穆萨希班朝廷强制关闭。而后，这些学校又慢慢恢复招生。阿曼努拉统治期间，全国学生的总人数曾经达到8.3万人。纳迪尔统治时期，这个数字一度降到4.5万人，［4］但至少皇室培养了现代教育是一件好事的观念。的确，学生必须修习《古兰经》，诵读伊斯兰经典，还要接触神学和阿拉伯语。这减少了神职人员可能提出的任何抱怨。与此同时，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欧洲语言，以及地理、绘画和世界历史，也是学生的必修课，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世俗课程体系。

政府还专门开办了一些面向女童的小学。到了后来，保守势力的气焰有所收敛，其中的一所小学得以升格成为女子高中。为了纪念迈万德（Maiwand）之战中的那位巾帼英雄，女子高中还以“马拉赖”为名。女中既收贵族小姐，也向寒门小户的女儿开放。眼见马拉赖高中没有引发什么争议，政府又着手筹建第二所女校——扎尔胡娜高中，之后又开设了更多的女子高中。

这些学校培养了阿富汗妇女运动的领导人，而后，她们走上历史舞台发光发热，影响了40余年。1965年，成为卫生部长的科布拉·努尔扎伊（Kobra Noorzai）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她也是阿富汗女性中进入内阁担任职务的第一人。另一位明星学员玛苏玛·艾斯玛泰-瓦尔达克（Massouma Esmatey-Wardak）曾担任教育部长。她撰写的《阿富汗女性在阿富汗社会中的地位与身份》，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

阿曼努拉时期，政府每年都会遴选4至5名最优秀、最聪明的高中毕业生，送他们前往欧洲、美国的大学深造。纳迪尔上台之后，恢复了这一政策，只是阿曼努拉的先驱作用再也没人提起了。

我的伯父纳吉姆丁（Najmuddin）就是第二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他就读于塔夫茨大学，成了一名牙医。他回到阿富汗执业以后，因为那些显贵顾客实在难以伺候，从不按预约时间就诊，颐指气使，命令他必须随叫随到，伯父一气之下，关了诊所，退休了。最后，为了不浪费对他的教育投资，政府聘他为教育顾问。到了全新的岗位上，伯父为公办学校编写教科书，并把《大英百科全书》译成了波斯语和普什图语。

塔吉克裔学者哈玛德·安瓦尔（Hammad Anwar）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公派留学生。此人作风颇为新潮，归国之时，他带回了一位美国妻子。安瓦尔的夫人不受约束，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而且拒绝穿罩袍。为此，安瓦尔和王室发生了巨大冲突。事到最后，出于安全考虑，夫妇二人离开了阿富汗。这一去，安瓦尔再也没有回来。政府的又一笔教育投资打了水漂。［5］

纳迪尔遇刺事件，一度让王室对学生很是忌惮。为此，政府的奖学金计划暂停了好些年。直到1937年，5名来自喀布尔各高中的拔尖学子再次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根据他们学习的外语，政府安排他们分别前往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我的父亲毕业于哈比比亚，精通英语，他和4名同学被送到了美国。临行之前，首相对他们提出了警告：不许和美国女人搞在一起。父亲违反了禁令，他在芝加哥和我的母亲结婚了。为了爱情，父亲到底付出了代价。政府取消了他的奖学金，而且命他回国。母亲和父亲一起来到了阿富汗。此后的20年，他们一起生活在阿富汗。父亲的4位同学中，有两人娶了美国妻子，还有一人和同在美国留学的印度女子结为夫妇。他们都和自己的外国妻子回到了阿富汗。眼见木已成舟，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决定忽略这些婚姻带来的破坏，他们进入政府担任公职，为国家发展尽心尽力。通过放宽与外国人的婚姻限制，政府从奖学金计划中收到了回报，国家朝着20世纪的世界向前迈进了小小的一步。

1932年，在法国的帮助下，阿富汗有了第一家医学院。这是喀布尔大学的最早萌芽。而后的10年里，留学生纷纷归来，成为大学的顶梁柱。学校在医学院的基础上，开设新的科系。一座囊括科学、工程等诸多学科的学府开始形成。我父亲是文学院院长，教授心理学和教育学。就这样，喀布尔大学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学校机构。

在政府看来，高中教育不仅是培养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适当的教育还能整合人心，让国民团结起来。政府规定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学校里的孩子必须学习这种语言。虽然那个时候一大半的阿富汗公民并不会说普什图语，之所以选择普什图语，是因为它是统治家族最初使用的语言，它帮助统治者巩固了与南部和东南部强大的农村部落的联系，而这些部落只会说普什图语。其实，王室精英成员在喀布尔长大成人，达里语才是他们的惯用语言。那所谓的母语，他们还得去学校学习。正因如此，宪法将达里语定为第二语言，达里语是大多数阿富汗人实际使用的语言。

每到夏末，阿富汗会迎来它的“独立日”（Jeshyn-i-Istiqlal）。这个节日由阿曼努拉创设。穆萨希班家族统治阿富汗后，将“独立日”作为培养国家意识的工具，恢复了庆典活动。节庆长达一个星期，政府会组织许多娱乐活动，举国庆祝。其中最盛大的活动在喀布尔举行。每年8月，全国各地的人群纷纷涌向首都朝圣。节日的现场，随处可见查希尔·沙阿的海报，还有他父亲纳迪尔·沙阿的照片，那是一位严肃的、看起来像学者的形象，他为国家带来了独立和尊严，是祖国之父、民族英雄。至于阿曼努拉，却不再被人提及，在这里看不到他的肖像，好像这个人物从来不曾存在过。事实上，阿曼努拉当时生活在意大利的某个地方，以做家具为生。时光荏苒，他渐渐地消失在了阿富汗人的集体记忆中。

喀布尔电台是阿曼努拉的另一项创举，新政府让电台恢复了服务。重新开张的喀布尔电台向每一个能获得收音机的国民播放音乐，电台还成了政府的宣传工具（以新闻的形式）。农村的阿富汗人也为拥有电台这样的现代物件骄傲不已。当然，阿曼努拉的开创性贡献，大家已经绝口不提，这成了新政府的荣光。

哈比布拉和阿曼努拉统治时期，阿富汗已经出现几个资本主义企业家，到了穆萨希班时代，他们得以进一步壮大。阿卜杜勒·马吉德·扎卜里（Abdul Majid Zabuli）本是一个棉花商人，后来成了棉花大亨。他还垄断了国内的食用油贸易，获得了运输专营权，积累了巨额资本，开办了自己的银行，从而有了发展私人工业的本钱。20世纪40年代，阿富汗的企业家兴办工厂，加工棉花，制造纺织品等。当然，这些新兴产业都操控在政府手中，毕竟开厂兴业需要政府的批文；要获得批文，就得打通各种关系中的重重关节；想要打通关系，就需要削减皇室成员的利润份额——是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无论如何，阿富汗的一小部分工业发展在那个时期开始了。

1946年，阿富汗与美国正式建交。外交大臣哈比卜·塔尔齐（Habib Tarzi）向美国杜鲁门总统递交了国书。阿富汗还成了联合国的一员。同年，塔尔齐来到旧金山，参观了莫里逊·努德森（Morrison Knudsen）公司总部，这是一家工程和建筑公司，横卧在科罗拉多河谷的胡佛水坝，便是莫里逊·努德森公司的建筑成就。前来参观的塔尔齐，正怀抱着一项大胆的建坝计划。

当时的阿富汗政府现金充裕。二战期间，由于严守中立，阿富汗的坚果、水果和食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印度，为其军队提供补给。卡拉库尔羊皮热卖一时，这是一种用于制作轰炸机飞行员夹克的皮毛。当时，参战各国实行战时经济，他们没有出口产品，只能通过现金支付。阿富汗朝廷赚得多，花得少。待到战事结束，阿富汗便有了强大的购买力。

对于这笔巨款的用途，政府是有打算的。阿富汗的第一大河赫尔曼德河流经国内最广袤的平原。如果能将河水引济到干涸的平原地带，大片的荒漠即会变成千顷良田，使之开花结果。在这方面，加利福尼亚州早有成功先例。他们建造了胡佛水坝，利用科罗拉多河水灌溉帝国谷，把沙漠变成了肥沃的农业区。

现在，塔尔齐想知道努德森公司是否会考虑接受聘请，在阿富汗修建几座大坝和运河网，阿富汗政府愿意出资1000万美元。对于这番提议，努德森公司非常有兴趣。双方组建了联合公司，即MKA公司。美国工程师、菲律宾建筑师和阿富汗的行政人员搬到赫尔曼德河谷开始工作。阿富汗政府建造了查因杰尔（Chainjeer）和拉什卡加赫（Lashkargah）两座小城，为他们提供住所。

二战结束初期，乐观情绪在喀布尔和阿富汗的各大城市弥漫。巨大的变化摆在面前：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可恶的大英帝国已经崩溃，世界上最强大的美、苏两国结成了反希特勒联盟，并取得了胜利。有了这样两个大国的共同努力，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一定会到来，阿富汗可能是这一切的一部分。

首相哈希姆（Hashim）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物，与乐观的时代精神实在不相合。因此，哈希姆下台，首相职位改由善良温和的弟弟马哈茂德（Mahmoud）接任。把一个兄弟换成另一个兄弟，不会引发任何乱子。这不是政变，也不是政权更迭，这是一次公关行动，这个家族决定向全国展示一张不同的面孔。马哈茂德颁行了不少改革措施：言路大为放宽，一批政治犯重获自由，并组织了新的议会选举。如此一来，议会将不再是一枚橡皮图章。王室任命上议院成员，下院成员则由人民经过公平、自由和可信的选举产生。当然，所谓公平自由的选举仅仅是理论。

1949年，新议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胡须满腮、头戴头巾的保守派占据了不少议席。但是，一个新兴的西方现代主义阶层同样不可小觑。议院当中，他们的代表有四五十人。其中的一些人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相信王室所说的议会拥有真正的权力和责任，他们召集内阁成员到下议院说明预算，他们在贪污腐败、裙带关系一类的敏感问题上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内阁大臣个个出身高贵，他们不是和王族血脉相连，就是国王的亲信，面对如此无礼的责问和质疑，他们当然老大不高兴了。

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仅在议会上发声，他们还办私人出版物，在上面自由发表言论。政府不由得警觉起来。要知道政府标榜的“言论自由”，可不意味着出言无忌，而是人们应该自由地、以他们想要的方式赞美王室。可是，在这些出版物中，王室看到了危险政党的前兆和令人担忧的政治野心。

1953年，赫尔曼德工程出了麻烦。工期大有拖延之势，开销也到了不可承受的境地。毕竟，修筑水坝所需的每一件设备都需要从国外引进。当地的路政设施又落后至极，要把设备运抵工地，实在是费时又费力。所以在项目开始前，只得先修路。最初的1000万美元已近告罄，但几乎没有成果。同时，美国专家和当地行政官员之间还存在配合问题，他们正在就管辖范围问题展开争论。赫尔曼德工程的混乱，反映了喀布尔日益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事实证明，温和的马哈茂德不起作用，仍然要实施坚韧、有纪律的统治。王室政策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变，马哈茂德的“阿富汗之春”被证明是错误的。

新的策略，需要新的面孔。王室也发生了代际更替，父辈已经走完他们的路，是时候将接力棒传给下一代了。家族年轻一代有一个候选人——国王本人。查希尔·沙阿早已成熟稳重，再也不是当年的孩子。可是，他不能做王室需要他做的事。近20年来，他一直以宽厚慈爱的形象示人。如果国王摇身一变成为大独裁者，开始钳制言路、逮捕政敌，那么谁又能接替他留下的仁君角色呢？不，国王必须继续他的工作：欣赏音乐、支持艺术、打猎出游，这些工作更适合他的性情。最终，接力棒，或者我应该称之为警棍，交到了国王的堂兄弟达乌德（Sardar Daoud）和纳伊姆（Sardar Na’eem）的手里。

达乌德和纳伊姆都曾赴法国留学。回国之后，兄弟两人又得到叔叔哈希姆·汗（Hashim Khan）的有意栽培。纳伊姆曾在外交和经济部门工作多年，达乌德则被赋予军事和政治等权力。现在，他们就像一个摔跤球队，开始分管这个国家。

纳伊姆体形瘦长，长着一张马脸，有一个鹰钩鼻子。他穿着西服，看上去优雅贵气。他的声音很悦耳，钟爱美食、古典音乐，对于东西方的诗歌也很了解。健谈儒雅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坚韧机敏的心。他的优雅和外交天赋，使他有能力应对阿富汗四周环伺的强邻。正因如此，纳伊姆被委以重任，担任国家的外交部长。

达乌德是个身材魁梧的壮汉。他嘴唇很厚，浓眉大眼，秃顶脑袋如子弹。年岁见长之后，达乌德养成了佩戴墨镜的习惯。黑超加上光头，让他与特利·萨瓦利斯1(1)（Telly Savalas）更加接近。从外表一看便知，这是个强势人物。作为内政部长，处理本国内政要比和全世界打交道困难许多。达乌德还是国防大臣，拥有军事指挥权。同样，作为首相，他要把持全局。

国王查希尔·沙阿未曾改变，他依旧保持着绅士形象，端坐在劳斯莱斯后座，亲切地向人们挥手致意。

达乌德和纳伊姆上台之后，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充满美好的时代结束了。1949年的自由议会被解散，那些敢把王亲国戚叫来问话的国民议会议员全都丢了工作，前任首相任内兴起的私人出版物被关闭，那些热情呼吁世俗改革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被投进了监狱。喀布尔大学教授穆罕默德·霍巴尔（Mohammed Ghobar）曾在《历史进程中的阿富汗》一书里忠实讲述了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统治家族的严酷手段。而后，霍巴尔因书获罪，被流放到西南部荒漠的小镇，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艰难度日——阿富汗版本的“流亡到西伯利亚”。［6］一些人就这样消失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阿卜杜尔·拉赫曼统治下的恐怖日子。

不过，达乌德、纳伊姆和查希尔·沙阿三人想要的不仅是权力，他们想要改变一切。他们都曾开眼看过世界，清楚阿富汗之外世界人们的生活。绝对权力是强大的，问题是它统治着什么。是默默无名的农民、封建领主、游牧民族和宗教“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只字不识，他们统治着连一根针都生产不出来的国家，更不用说汽车了。他们想要统治一个富裕而发达的国家。

尽管达乌德专制冷酷，但他也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主义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有不少这样的强人型现代主义者。伊朗的巴列维国王（Shah Reza Pahlevi）和埃及总统纳赛尔（Gemal Abdul Nasser）就是其中的代表。达乌德年轻时，与一个名为“觉醒的青年”（Wikh-i-Zalmayan）的组织有联系，拥抱现代主义、民族主义，认为发展是好的，教育是必要的，过时的习俗应该摒弃，妇女应该解放，外国影响应该被抵制，发展本国工业，总之，阿富汗是阿富汗人的。如今，达乌德已经手握大权，他打算不遗余力地把理想付诸实践，推向极致。［7］

然而，发展资金是一个问题。在一个农牧业国家，又从何募得如此庞大的一笔资金呢？前景似乎让人绝望。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国境外，那里集结了各种力量——该地区正在成为冷战的一个关键舞台。这场全球的权力斗争在20世纪后期占据了主导地位。

(1)　特利·萨瓦利斯（1922—1994）：美国电视与电影演员、歌星、喜剧演员，以光头造型闻名，美国电视艾美奖得主。

第15章　不结盟国家

冷战序幕拉开的时候，热战其实还未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各大盟国都感觉胜局已定，他们开始为本国在战后的地位问题争论不休。罗斯福和斯大林先后在德黑兰与雅尔塔会晤，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但是为时已晚，已无法阻止即将到来的一切。那个时候，英、美军队正从西线进入德国，东线的斯大林也取得了同样的战绩。当他们最终会师柏林时，苏联已经控制了整个东欧，从保加利亚到波罗的海之滨，都是苏联的卫星国。西方阵营担心斯大林打算效仿希特勒，想要征服世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让西方的忧虑进一步加重。然而，美国及其盟友无法通过发动战争来阻止苏联，因为双方都有核弹，而且很快就会拥有热核武器，这些武器能够终结地球上的人类。

美国战后的第一任总统杜鲁门对共产党政权的突然扩张作出了回应，这一政策被称为“遏制”。美国及其盟友扶植了一批敌视共产主义、亲近西方的国家，以隔离苏联的影响。为此，美国的外交官们拼凑了一些军事联盟。在西方，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东方，有（较弱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中东地区，有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土耳其和伊拉克是该组织的成员国。不久，新建国的巴基斯坦相继加入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成了反苏链条上的关键一环。有了巴基斯坦的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和“北约”连成一线，再加上美国的东亚盟友日本等国，西方阵营对共产主义国家形成了包围。［1］

当然，不是每个国家都愿意在两大阵营之间选边站。摆脱英国统治的印度，迎来了国大党执政的年代，表现出令人不安的独立。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不结盟主张，呼吁不结盟国家联合自强，这一主张后来发展成了“不结盟运动”，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先后宣布中立，他们得以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灵活游走。“不结盟”的构想，得到了阿富汗的热情拥抱。

冷战从来不乏“热点”。在朝鲜半岛、越南及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两大阵营都在挑选各自的代理人，驱使他们为各自的利益操戈相向。［2］冷战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不结盟”国家进行“和平”渗透，在这些国家中，每一方都试图把另一方挤出去。这些不结盟国家成了秘密间谍、宣传战、援助战角力的舞台。

在阿富汗，这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是首屈一指的。这个国家正好位于两大阵营的交锋前沿。当时，阿富汗领导人面临三个选择：要么投入苏联的怀抱，要么被哄骗加入“自由世界”，再就是保持中立。那么，阿富汗的前途到底何在呢？答案和一个古老的话题息息相关——地缘，地缘，还是地缘。阿富汗毗邻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又是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连接。阿富汗一旦选择依附苏联，苏联就有可能以阿富汗为跳板进占巴基斯坦，如此一来，就相当于在遏制共产主义的围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因此，美国不会让阿富汗继续“赤化”。

于是，美国和19世纪的大英帝国形成了战略上的默契：阿富汗绝对不容失手，要阻止这个国家成为北方强国进攻印度（或者至少是现在的巴基斯坦部分）的平台。当达乌德与纳伊姆放眼世界时，他们在冷战中看到了机遇。

赫尔曼德河谷上的那座水坝，是美国发挥影响的关键。这项工程规模巨大，耗资良多，是阿富汗历史上最雄心勃勃、引人注目的发展项目。如果工程失败了，美国的面子自然不大好看。其实，喀布尔中央政府的声誉也和工程息息相关。就这样，一项工程让美、阿有了共同的利益。阿富汗故事发展与冷战息息相关。

达乌德一上台，便下令组建赫尔曼德河谷工程局，负责该工程一切事务（以“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为模型）。虽然最初的1000万美元早已消耗一空，但美国现在投入了相当于原来2倍的资金。达乌德组建了一个管理团队，领导人阿卜杜勒·卡尤姆（Abdul Kayeum）博士是我父亲的好友。1938年，5名来自哈比比亚高中的毕业生前往美国留学深造，卡尤姆博士便是其中之一。父亲作为卡尤姆博士的助手来到工程现场，此外，还有几十名受过西方教育的阿富汗人在工程局中任职。

在美国方面，赫尔曼德河谷是国际合作署［后更名为国际开发署（AID）］的一个项目，这是美国利用发展援助实现冷战目标的主要工具。美国方面派出工程师、地质学家、土壤科学家等专家来到阿富汗西南部，与当地的官员合作共事。赫尔曼德河谷工程局的局长被提拔至内阁部长的级别。工程局的中枢神经、政府建造的拉什卡尔加小城，则成了阿富汗人所说的“小美国”。虽然“小美国”被杜兰尼和吉尔扎伊普什图部落——阿富汗最保守的势力包围，不过，拉什卡尔加的房屋一改阿富汗的建筑传统，没有建造围墙。“小美国”里面，游泳池、俱乐部、现代化医院、公立学校一应俱全。从该地区村庄挑选出来的孩子在那里接受世俗教育（尽管宗教仍是学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项目的核心包括两座水坝的建设，一座在赫尔曼德河上，另一座则位于赫尔曼德河的最大支流阿尔甘达卜河（Arghandab River）上。在水坝的下游，工程人员还规划了一个运河网络，配有水闸、机械化水闸和其他技术发明。水流沿着运河河道，便可以达到引济荒漠的目的。接受灌溉的区域——政府经营的试验性农场，很少将水输送到现有的田地。在试验农场，部落居民学会了用拖拉机和化肥种植从美国进口的新作物种子。

朝廷建造的模范城镇在运河网络地区像蘑菇般冒出来。纳迪·阿里（Nadi Ali）和马尔贾赫（Marjah）这样的小镇，其特色是整洁的平房、厚厚的墙壁和圆形屋顶，以保持凉爽。要知道，这在酷热气候地区是非常必要的。这里的房子都配有现代化的水电设施，小花园是每个房子的标配，房子之间有很好的碎石路。

这片土地上的生民大多是季节性迁徙的游牧民，现在政府不允许他们到处迁徙，要求牧民迁入“模范城镇”，并从事农业生产。每户人家都能分得一块土地，这些土地距离定居点有一到两天的脚程。

水坝造成的影响不止于此。这两座美国建造的大型水坝被改造成水力发电厂，产生的电力足以造福阿富汗的西南地区，包括大城市坎大哈。

阿尔甘达卜水坝全长1740英尺，坐落在坎大哈附近。赫尔曼德河上的那座水利工程则与城市相距甚远，建在上游很远的山区中叫卡加开伊（Kajakai）的地方。第一次建成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坝之一，它的后面形成了一个32英里长的水库。［3］MKA在水坝下游几英里处，在一处陡峭斜坡上，建了一个小小的村庄，供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居住。建筑以石头和混凝土为材质，其坚实耐用的程度远超当地传统民居。整个村庄看上去像意大利的休闲胜地。这里约有100余栋房子，每栋楼都有一到两间卧室，厨房配备了现代电器，还有西式家居床、沙发、椅子、桌子等。

水坝建成后，所有的专家都撤走了。卡加开伊只剩下一户人家——来自意大利的科列加（Corriega）夫妇。科列加先生是一名工程师，驻守此地是要看管水电设施。由于通常每天只需下坝检查一次仪表，因此，科列加先生拥有大把的自由时间制作各类手工艺品。科列加先生是位高超的金属工，卡加开伊的每座房子都安装了锻铁栏杆或其他装置。这里每条街道的尽头都立着装饰性的灯柱，而且形态不一。此外，他还煞费苦心地收集了数吨五颜六色的鹅卵石，并按形状和大小进行分类，然后用它们铺成人行道和步道，用绿的、红的、黑的、白的和其他颜色的石材呈现花纹和几何图形。到了后来，这个村庄似乎再也没有美化的余地，于是他又打造出一艘豪华远洋客轮的比例模型。透过舷窗，甚至可以看见房间里的小床和小衣橱。

可惜，科列加的精心雕饰没有几个人能够亲眼得见，少有的几个观众也是赫尔曼德河谷工程局的官员。每年的开斋节，局里的官员会和家人从拉什卡尔加来到卡加开伊度过为期3天的假期。剩下的362天，科列加夫妇住在一座鬼城里。

高达300多英尺的混凝土突然堵住了河流，住在附近的阿富汗人作何感想？据我所知，没人问过他们。

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让苏联感到沮丧，尤其在苏联先行一步的情况下。早在1950年，苏联就和阿富汗达成易货协议，苏联将用石油和天然气换取阿富汗的羊毛和棉花。两年后，斯大林政府提议向阿富汗提供水泥，并签署了协议。苏联人满心以为，通过一揽子的援助，他们买下了阿富汗。

但是，不讲信义的阿富汗政府没有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打算。1953年，斯大林去世，阿富汗的最高权力易手。达乌德掌权，之后美国援助涌入了赫尔曼德河谷工程。苏联人绝不可能放弃。即使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的混乱中，苏方仍向达乌德施加新的恩惠，在喀布尔兴建一座规模庞大的面包厂（名为“西洛”(1)）。此外，他们还打算增加援助，帮助阿富汗北部的纺织产业扩大规模。

然而，这还不够，因为此时西方列强已经深入阿富汗教育系统。喀布尔各大高中的课程体系，就是德国、法国、美国规划的，阿富汗学生还学习他们的语言。综观全国，却没有一所以俄语为教学语言的高中，学习俄语的阿富汗人寥寥无几，也很难在这里看到俄语出版物。与此同时，喀布尔大学正在与哥伦比亚大学、怀俄明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等美国学校建立伙伴关系。这些学校还派出学者、教授来阿富汗担任教职。赴美留学的学生队伍也呈壮大之势，涉及农业技术工程、医学、公共管理等多个领域。教育是文化，文化是意识形态。在阿富汗，苏联人花费的真金白银远远超过美国，却失去了阿富汗人的心和思想。

为了挽回局面，1955年，继任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喀布尔。阿富汗政府筹备了盛大的迎宾礼，准备组织群众夹道相迎、沿街喝彩。然而，与保守的宗教机构有关联的几个人却对此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因为赫鲁晓夫是自豪的无神论者，政府却为他如此大费周章，待若上宾。年轻的激进分子西卜加图拉·穆贾杰迪（Subghatullah Mujaddedi）试图组织反对赫鲁晓夫的示威活动，但他被关进了监狱，直到苏联人安全离开。西卜加图拉与为推翻阿曼努拉立下大功的哈兹拉特是亲戚关系。假以时日，西卜加图拉将成为阿富汗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50年代中期，他还只是当局眼中一个天真的讨厌鬼。西卜加图拉在狱中的时候，赫鲁晓夫和达乌德在王宫签署了一份协议，苏联将向阿富汗提供1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援助。如此慷慨的援助，在阿富汗历史上前所未见。

美国也不甘落后，促成了一项协议，帮助阿富汗建立一家国有航空公司“亚里安那”（Ariana），公司部分股权由泛美航空公司持有。达乌德也请求美国的军事援助，但这与美国的冷战政策相违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敌对的邻邦，其原因可追溯到多斯特·穆罕默德那个时代。可是，美国和巴基斯坦是亲密的盟友，巴基斯坦通过连接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在美国的遏制链条上成了至关重要的一环，美国万万不敢忽视。正是由于巴基斯坦桥头堡般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没有应允达乌德在武器问题上的请求。毕竟这会激怒巴基斯坦，破坏联盟关系。

美国政府的顾虑给了苏联人可乘之机。苏联很快承诺，愿向达乌德提供坦克、米格战机、喷气式轰炸机、直升机，及足够装备一支十万大军的小型武器。苏方还将帮助阿富汗建立三座空军基地，其中一座大型空军基地位于喀布尔北部的巴格拉姆（Bagram），另外两座基地位于阿富汗北部。

美国尽其所能对抗苏联的这些行动。他们不仅出资改善喀布尔机场，还将在坎大哈建造一座全新的空港。根据美方的规划，坎大哈机场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机场之一。美国专家还希望坎大哈机场能成为长途货运飞机的加油站，从而使阿富汗成为一个繁荣的国际商业中心。过去的几个世纪，阿富汗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巴尔赫就曾是陆路商队的中转站。机场跑道等级很高，可以服务比当时任何机型都大的飞机（对今天使用该机场的大型美国军用飞机来说是完美的）。

苏联当局很快作出回应。一大批地质学家和工程师受命对阿富汗境内的油气资源进行勘探。他们在阿富汗北部探得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并铺设了天然气管道，将天然气输送到为阿富汗北部城市服务的发电站。此前，苏联帮助在阿富汗的北部建立了不少工厂，天然气资源正好支持当地工业的发展。毗邻阿富汗北部的苏联中亚地区，也在天然气管线的照顾范围内。此外，苏联还出手整顿了阿富汗的通信设施，长达600多英里的电话和电报线路在各地铺设开来。

1959年，两个超级大国的慷慨程度真是让人震惊，以致艾森豪威尔总统觉得访问喀布尔是值得的。赫鲁晓夫之后，阿富汗又迎来了一位大人物。访问期间，美国总统与阿富汗商人阿卜杜勒·马吉德·扎里布握手的举动让民众十分吃惊，那一刻，家资亿万的富豪似乎和王亲国戚同等尊贵。艾森豪威尔的这次访问为阿富汗带来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捐赠和贷款，并有一项重要的基建项目得以开启：修筑一条喀布尔与坎大哈之间的柏油路，其中包括穿越沿途无数河流所需的桥梁。

然而，说到援建道路，美国只能说是在追赶。苏联正在建造一条更重要、更雄心勃勃的公路，这条公路从喀布尔通往该国北部边境，其中包括一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隧道——萨郎隧道，全长2英里，海拔11100英尺。这是一条坚固的道路，可以承受坦克的重量。事实上，它能承受的重量比阿富汗当时拥有的任何坦克都大（倒是20多年后，苏军的钢铁洪流体验了一把道路的舒适感觉，堪称完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美、苏在阿富汗实施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在地球上一些最困难的地形上修建了超过1200英里的优质柏油路，建立起了连接阿富汗主要城市的公路网络。［4］可以想见，达乌德和纳伊姆该多么喜欢这场冷战啊！

(1)　营业之初，西洛的生意相当惨淡，主要生产百吉饼，但阿富汗人更喜欢本国那种拖鞋形状的扁形全麦面包。不过，随着口味的改变，西洛至今仍在运转。

第16章　不要停滞，要发展

阿富汗的基建形势如火如荼，文化与社会改革也取得了进展，王室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妇女解放问题，以及为妇女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开辟道路。阿曼努拉的革命因为妇女问题失败了，纳迪尔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让步。

达乌德自有一套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他的举措并不激进，先通过一些小举措来试水。1957年，喀布尔电台开始播放女歌手的音乐，电台里也有了女播音员。政府并没有反对，这可被视为批准。也没有引发骚乱，保守派认为女人只要不被看见，她们的声音可以被听见。当年晚些时候，亚洲妇女大会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举行。达乌德让阿富汗妇女代表团前往参会。1958年，在政府获得父母同意书后，40名穿着罩袍的女工得以入职一家国营制陶厂，与男性一起工作，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而后，朝廷终于向前迈出了大胆的一步。1959年8月，独立日假期的第二天，王室成员在包厢里观看常规的阅兵仪式，但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王室女性没有穿罩袍！一张张贵妇的芳容，就那样展现在公众面前，人们第一次见到了哈麦拉王后、比勒吉斯公主的容貌。达乌德妻子扎米娜·贝古姆（Zamina Begum）的脸，同样被看了个一清二楚。想知道这在阿富汗引发多大的震动，联想一下美利坚的第一夫人赤裸上身出席总统国情咨文演讲时的情景就可以了。更别提，此事实在来得突然。王室没有发布任何关于这一举动的公告，也没有通过任何法律，就毫无征兆地这么做了。

这一次，宗教机构很快作出了回应。国内几位最有权势的神职人员联名上书达乌德，表示了震惊，他们希望达乌德能把国家带回沙里亚法规定的正轨上。达乌德回信说，他非常希望能按照教法的要求去做，但他翻遍了《古兰经》，也未找到先知强制执行罩袍的只言片语。达乌德谦称自己学识有限，恳请学者们到首都来，把相关段落找出来给他看。然后，他们带着书来了。他们仔细钻研着，却没有任何发现，怒火中烧。最后，他们无法提供无可争论的圣经支持。

既然如此，达乌德宣布：王室女性将不再穿着罩袍，其他的女性也无须继续穿着。当然，王室并不打算强制其他女性怎么穿着，每个家庭都可以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只是，王室将会遵从伊斯兰教法的规定：不穿戴罩袍。

之后，不少勇敢的平民女性也这么做了。科布拉·努尔扎伊（Kobra Noorzai）作为女学校督学，她从事工作时并没有戴面纱。还有扎尔胡娜女校的校长玛苏玛·艾斯玛泰-瓦尔达克。要知道，朝廷并未明确发布反对罩袍令。这些女性是冒着生命危险这么做的，但正是她们对阿富汗女性在公共事务上拥有一席之地的主张，才使王室的政策得以实现。

每个人都为暴乱做好了准备，但一切都风平浪静。王室的“赌博”获得了成功。虽然达乌德多次表示，政府不会强迫人们遵从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但政府官员不得不允许家中的女性在公开场合露面。当年晚些时候，女孩开始在拉什卡尔加的公立高中上学（第一个是我姐姐贝丽卡）。男女同校在阿富汗实现。更重要的是，她们没有穿罩袍，而是穿灰色的制服，一条黑色的长袖连衣裙，搭配黑色长袜、白色头巾。1978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电视新闻里，不少女性活动家身上的服装和当年的阿富汗女校服如出一辙。我的几位美国友人见此情景，对霍梅尼革命强加给伊朗女性的压迫嗤之以鼻。那一刻，我不禁想到了近20年前的阿富汗，那些在公共场合那样穿着的阿富汗女性是如何做出令人震惊的女性解放的革命姿态的。

脱下罩袍，阿富汗女性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但是，她们的活动没有获得太多的支持。王室将女性从基于性别的权利剥夺中解放出来，只迈了一小步。罩袍仍然未被禁止，男人仍然拥有摆布女性命运的权力，可以合法迎娶四位妻子；父亲为了敲诈大笔金钱，有权把未满青春期的女儿许配给富有的老人。而且，王室没有把罩袍倡议与更广泛的计划联系起来。毕竟，改革力度越大，越有可能遭遇风险。

哪曾想到，如此细微的一步，也招来了麻烦。坎大哈一个名为“赤脚男孩”（paylucha）的帮派打算对该地区不戴面纱的妇女和外国工人下黑手。美方承建的赫尔曼德河谷工程就在坎大哈附近，因此不少外国人聚集到了那里。阴谋很快传到达乌德那里。达乌德部署坦克进行镇压，日落之前，暴乱便被平定，且没有爆发更多的抗议活动。当时的阿富汗民智渐开，罩袍一事，人们已经不像以往那般坚持。某些毛拉的所作所为，倒像是在阻碍社会进步。他们甚至和黑帮流氓勾结，阴谋作乱，对于民众的性命安危毫不顾惜，这引起了公众的不满。达乌德就这样利用此事，让保守派败坏了自己的信誉。

王室的步伐虽然不太大，但他们开启了一扇门，变革随之缓缓到来。接下来的5年里，阿富汗女性仿佛走完了5个世纪的进程。她们终于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并在教师、护士甚至医生的岗位上发挥作用。政府部门、工厂和私营商业机构中，也出现了女性职员的身影。亚里安那航空公司开始雇用女性乘务员。喀布尔电台的女播音已经成为常态，大家不但可以欣赏女歌手的歌声，还能听到女性播报的新闻。随着晶体管收音机的普及，阿富汗各城镇的人们已经习惯听陌生女人的声音，这对阿富汗男性来说是一种陌生的经历。

1963年，喀布尔已经拥有6家电影院，其中的3家放映欧美电影，其余3家则放映印度电影，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宝莱坞电影。尽管宝莱坞电影已是出了名的循规蹈矩，接吻一类的镜头从来难得一见，不过，那里面有未经遮掩的女人面孔，有女人唱歌、说话的影像，女人穿着展现身体的紧身衣跳舞！阿富汗的其他城市也有了电影院。

冷战仍在继续，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资助了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还推动了随后的社会进步。如此一来，反而给王室带来了挑战。现代化的浪潮滚滚而来，君主的绝对权力自然会遭受冲击。过去，政府里的关键职位都为王亲国戚所把持，这是出于巩固政权的考虑。但现代化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和官僚系统，这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维持运转。一个如此庞大的系统，没有任何一个家族能胜任其所有关键岗位。因此，政府不得不打破王室圈子，面向平民招揽贤才。

政府求贤若渴，从欧美学成归来的专业人才也越来越多。一方面，王室需要这些专业人士发挥才智，促进社会建设；另一方面，又不想让他们掌握政权，但这是没有希望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官僚和行政人员拥有事实上的权力，无论这些权力是否合法。阿富汗的教师、技术人员和金融专家的人数不断积累，远远超过了王室及相关部落贵族。他们发展成了一个全新的阶层，一个足以挑战王朝的技术官僚阶层。

对于这个新兴阶层，王室抱有很大的戒心，但也离不开他们，因为这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属于一个家族，几千人去对抗数百万人。所以必须创造各种途径，实现更广泛的（也许不是普遍的）政治参与。一批经过挑选的非王室成员确实已在参与国家治理，社会的进步的确给了技术官僚跻身精英阶层的机会。

与此同时，阿富汗故事和冷战之间出现了分歧。杜兰德线——那根老毛刺，制造了很多麻烦。白沙瓦这个地方，一直被阿富汗人所挂念。从多斯特·穆罕默德那个年代起，普什图部族就在不断进言，希望重新征服白沙瓦，夺回失地。这个愿望仅限于普什图人，其他民族并不在意，但他们的想法并不重要，阿富汗的政权从来都把持在普什图人的手里。多斯特·穆罕默德以来，阿富汗的历代国王都不得不照顾同胞的情绪，至少，他们的言辞强硬，信誓旦旦要把所有的普什图人统一到一个国家之下。不过，为了保住王位，每一位国王都必须被迫接受强加的东部边界，因为他们需要金钱、枪支和大国的保护。

1947年，一个重大事件戏剧性地改变了这个故事的面貌。当时，英国势力正在慢慢撤出印度次大陆，国大党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似乎就要开花结果。在长期追求独立的斗争中，穆斯林独立运动脱离了甘地领导的国大党领导的主流运动，这个由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要求为穆斯林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人通过支持成立两个独立的国家来解决纷争，英属印度由此一分为二：印度教徒组成的世俗国家名叫印度，穆斯林则会得到一个名为“巴基斯坦”的家园。

巴基斯坦的建国让一个古老的问题重新被提及。既然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可以独立建国，那么，杜兰德线以东的普什图人又当如何寻求自己的前途呢？巴基斯坦的建国会不会是阿富汗的一次契机——迎回沦落异国的同胞，收复失落多年的故土？英国人决定正视这一问题，于是在英属印度的普什图人聚居区举行了全民公投，要求人们选择更愿意加入哪个国家，印度还是巴基斯坦？

印度还是巴基斯坦，难道就只有这两个选择吗？

是的，那就是唯二的选择。大多数人叹了口气，投票赞成加入巴基斯坦。部分民众完全抵制公投，“都不是”。不愿加入任何国家的普什图人不在少数，他们希望独立建国，组建独立的“普什图斯坦”。那么，“普什图斯坦”和阿富汗如何相处呢？他们会组成联盟吗？又或者成为阿富汗的一个自治省？

如上问题太过遥远，自然没人关心。1947年，阿富汗政府简单地认为，在没有详细说明的情况下，宣布支持普什图斯坦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阿富汗政府表态，“普什图斯坦问题”尘埃落定之前，反对巴基斯坦加入联合国。哪怕巴基斯坦建国已成事实，阿富汗政府仍在暗中支持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分裂主义运动。

普什图独立运动的领袖阿卜杜勒·加法尔·汗（Khan Abdul Ghaffar Khan）是杰出的和平主义者，被称作“边境地区的甘地”。阿富汗政府让他来到喀布尔定居，通过喀布尔电台向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发表充满激情的讲演。［1］巴基斯坦展开报复，一家“自由阿富汗电台”在奎达（Quetta）设立，阿富汗境内的普什图居民不断收到另一侧“兄弟”的邀请，敦促他们脱离阿富汗，加入巴基斯坦。

尽管加法尔·汗主张非暴力，但是他的宣讲却诱发了武装冲突。电波来往间的唇枪舌剑，演变成为实实在在的枪林弹雨，造成人员伤亡。巴基斯坦前后三次封锁两国边界，只为炫耀它对内陆国家的影响力。

相关冲突甚嚣尘上的时候，正值达乌德执政初期。达乌德本就是个狂热的普什图民族主义者，他应该支持这一事业，因为普什图民族主义者是他执政的基础。即便他没有这样的诉求，也会为了争取民心而一意孤行。由此可见，即使是拥有绝对的权力，政治家也得讨好自己的支持者。因此，达乌德开始谈论有史以来最强硬的反巴基斯坦普什图主义。

与此同时，达乌德向美国请求军事援助却遭到了拒绝。对于美方而言，人口上亿的巴基斯坦比1200万人口的阿富汗更具战略价值。华盛顿担心，普什图人的独立愿望可能会危及其盟友——巴基斯坦这个大杂烩国家的生存。毕竟建国不久的巴基斯坦已被分成了两个互不相连的部分。东巴基斯坦很快会分裂，成为孟加拉国；印度声称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普什图斯坦”若实现，信德省（Sind）的一部分及俾路支省（Baluchistan）可能追随而去。如此一来，偌大的一个巴基斯坦岂不只剩下一个旁遮普（Punjab）？如此一个小国求得生存尚且不易，即便幸存下来，又怎能承担起连接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纽带作用，如何作为该地区唯一的力量抗衡不结盟、偏左的印度？正因如此，美国绝对不能放弃巴基斯坦。无论如何，这个国家的生存必须得到保障。因此，美国的外交官试图劝说达乌德接受杜兰德线。

普什图人聚居区

“普什图斯坦”的梦想始终在达乌德的心头回荡。不过，他也未能在这方面取得进展。1960年，达乌德决定要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于是阿富汗单方面关闭了两国边界。综观达乌德的执政生涯，这个决定真是愚蠢之极。边界一关，双边贸易立即陷于停滞，边界地区的游牧民无法自由来去，城市里大小商店的货架变得空空如也。一个内陆国家，为什么要切断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难道达乌德当真以为如此举动能让巴基斯坦感到压力？反正世界各地的观察家们挠破头也不理解达乌德的决定。达乌德这是在向巴基斯坦以死相逼吗？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就活活憋死自己。对此，巴基斯坦政府只是笑而不语。惊慌失措的美国政府将150多名技术顾问撤离阿富汗，并警告达乌德收敛他的小孩子脾气。

不过，达乌德不肯让步，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一般都难得认错服软，相反，达乌德指望苏联来为他摆脱困境。达乌德的请求得到了苏联的热情回应。边界关闭之前，卡车每天载着上千吨阿富汗出产的葡萄，开赴巴基斯坦的港口城市卡拉奇。现在，苏联以飞机作为运输工具，倒也运走了几百吨葡萄。有传言说，其实苏联并不想要这些水果，苏联本就有不少葡萄产地，他们实在没有理由引进一批外国货来打压本国产品。可是，达乌德的面子又不能不给。无奈之下，苏联人只得把阿富汗葡萄倒进咸海。［2］不过，只要能让阿富汗政府投入己方阵营，其他事情都不在话下。总之，达乌德的蠢行让阿、苏两国关系变得十分紧密。美国人看在眼里，怒在心里，却没有一点阻挠之力。

不过，王室可不希望和苏联走得太近，不结盟仍是阿富汗的国策。如果达乌德让不结盟国策变得困难，那他必须下台。1963年的这场外交风波，让查希尔国王下了决心。国王亲自出面，撤掉了达乌德的首相职位，他感谢堂兄多年来为国家所作的贡献，希望他退休之后生活愉快。查希尔国王宣布亲任首相一职。

第17章　民主的时代

达乌德下台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要知道，达乌德可是主动请辞的。试问，哪位强人能在军队、警察、情报及特务系统尽数听命于己的情况下主动放弃权力？我想不出第二个例子。作为一个在阿富汗长大的孩子，我并不喜欢达乌德，他是我的噩梦，我向你保证，他是个可怕的人。不过，回首往事，我也得承认，达乌德有他的伟大之处。毕竟，他让妇女摘下了面纱，后来他还和平交出权力，避免国家陷入喋血境地。尽管他的主要动机可能不是他的国家，而是为了家族利益。显然，家族政治、幕后交易和未公开的压力，让他作出了辞职的决定。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他大权在握，他有了选择，他选择了辞职。

接下来发生了更加不同寻常的事件。国王决定削弱自己和王室的权力，他下令制定一部新宪法，对王权进行限制，赋予人民更多权利。综观阿富汗历史，这样的事真可谓史无前例。(1)

一开始，大家都非常怀疑，人们说这不过是马哈茂德虚假的“阿富汗之春”的重演。政府假借取消审查制度、举行选举来打击潜在的异己，待政敌的人头纷纷落地，一切又将回归高压统治的老路。

可是，人们都错了，国王是认真的。他不仅要求达乌德辞职，还解散了整个内阁。接下来，一名技术官僚被任命为首相。在查希尔国王的支持下，新首相组织了新内阁。新内阁成员中，没有一人拥有王室背景，其中两人甚至不是普什图人。他们所处的时代确实在改变。

久居囹圄的政治犯得到释放。在监狱长大的恰希家族成员不曾想到，他们还能重见天日。历史学家霍巴尔（Ghobar）结束了长达10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喀布尔大学继续从事教职。

在查希尔国王批准下，新首相和内阁任命了一个由学者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制定新宪法——一部真正的宪法。该委员会共有7人，我的叔父纳吉姆丁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一生甚是离经叛道，虽然学习医科，却从未正经执业。另外还设有一个咨询委员会，作为磋商机构。前文提到的杰出女性玛苏玛·艾斯玛泰-瓦尔达克和科布拉·努尔扎伊都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另一位成员莎菲卡·齐亚耶（Shafiqa Ziaie）后来被任命为内阁部长，但不担任部长职务。也就是说，齐亚耶虽然参与内阁会议和政府决策，但不具体管理某个部门。拟订宪法草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最终获得批准也耗费了数月，最终出台的宪法着实震撼了整个阿富汗。

根据新宪法，阿富汗将建立一个真正的议会，议员通过真正的选举产生。同时，议会是阿富汗的立法机关。

宪法明确限制君主的权力，国王将变成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那样的象征性君主。

新宪法第二十四条最令人震惊。

第二十四条规定：任何王室成员和国王的近亲都不得在议会、内阁、最高法院任职，也不得加入任何党派。

天呐！

我写到此处的时候，还是目瞪口呆的。人类历史上，何曾有过这种事情？请不要以美利坚合众国为例：北美殖民地天高皇帝远，为了摆脱大洋彼岸的王权束缚，美国人可是经过了八年苦战。法国大革命也不能算。法国从绝对专制到极端民主，是通过血腥革命和恐怖统治才实现的。可是在阿富汗，这种变化一夜之间发生。主持这场变革的，还是曾经的专制君主。

当时的喀布尔人，都不敢相信民主已经成真。大家在茫然中走来走去，等待美梦化为泡影，等待达乌德挥舞斧头突然出现。不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达乌德在喀布尔过起了平静的退休生活，十足是个安享晚年的老绅士。他只是观察事态发展，与朋友私下讨论，而不公开发表意见。平民内阁开始运作，选举也顺利进行，最终有4名女性获选。由此形成的新一届议会开始顺利履职。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办报纸，在政府没有反对的情况下，涌现出了更多出版物。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边界重新开放，货物得以流通。各大商店的货架上商品琳琅满目，不仅有本地产品，还能买到荷兰巧克力、法国香水、意大利面条、坦噶尼喀咸牛肉、挪威沙丁鱼罐头、瑞士手表、法国钢笔、德国相机、英国自行车和美国唱片。［1］

在外交上，1963年的“天鹅绒革命”（the Velvet Revolution）将阿富汗重新归位于它原来的位置——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夹缝中，坚定走不结盟的外交路线，不抗拒两边的“勾搭”，对双方提供的各种馈赠更是一应笑纳。

那个时候，外界送来的大礼包可谓接连不断。德国人为喀布尔大学建造了现代化的校园。苏联方面慷慨解囊，建起了60多栋现代公寓大楼，配有完备的水电设施。这是一个带遮阳行道、商店和娱乐设施的住宅开发项目。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银行、现代化高级酒店、百货商店等不断入驻，城市里还有了现代化的公共汽车，这些都是拜冷战时期阿富汗的“追求者”所赐。除了老城区，喀布尔的街道都铺上了沥青，人行道路也成了标配和时兴。驴和骆驼不再经常进城，卡车和轿车变得普及起来。主要的河流上建起了巨大的水力发电厂，它照亮了喀布尔的夜晚，照亮了每晚喧嚣的婚礼宫殿，照亮了遍布主干道的现代西式餐厅和咖啡馆。市中心新开了不少书店和音像店。茶室、冰激凌店和烤肉店多得有如雨后春笋。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新兴的中产阶级会驱车前往近郊的风光胜地，如度假小镇帕赫曼（Paghman），卡尔哈（Qargha）水库也是大家喜爱的度假选择，那里有一家俯瞰水面的大型露天咖啡馆。

每到夏末，会迎来阿富汗的独立纪念日。独立日的庆典活动本就是阿富汗人狂欢的上佳时机。现在，庆典变得更加隆重。每年，政府会将举行庆典的广场周围布置得张灯结彩，充满了节日气氛。

在这个节日里，会举行阿富汗的传统体育项目“布兹卡谢”。这是一场残酷的马术比赛，骑手们为抢夺一只山羊的尸体进行搏斗，他们需将山羊拖过球门线。传统上，布兹卡谢属于个人之争，这些参赛队伍代表各自的省份。操场中心的人工湖畔还会大放烟火，政府部门赞助了露天茶室，乐队在这里演奏，人们可以免费聆听知名歌星的演唱。半古典歌唱家萨拉罕格（Sarang）曾经在此献唱，流行明星艾哈迈德·查希尔（Ahmad Zahir）更是在这里大放异彩。他弹着电风琴唱情歌的神采迷倒了万千少女。那些情歌歌词是数百年前波斯的古典诗人写的。美术馆里，展出了现代阿富汗画家带有些许野兽派色彩的风景画。

更重要的是，独立日还为贸易博览会创造了契机，也是冷战各国较量的“战场”。各国纷纷设立展馆，展示自己的商品。阿富汗人涌进展馆，大开眼界。美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中国和苏联，都在不遗余力地展示自己。从摩托车、收音机、电动打蛋器、冰激凌机、唱片机到鞋子、帽子等各种机器制造的时尚物品，应有尽有，还在不断增多。

展馆附近，还有各国自设的剧场，观众可以欣赏到花样百出的异国演出，有来自美国的艾灵顿乐队爵士乐表演、中国传统京剧，还有来自莫斯科的马戏团表演，那些空中飞人、杂耍高手在钢丝上辗转腾挪，表演高难度动作。两大阵营都在竭尽全力争取东道主的芳心。“来吧，做我们的盟友吧！”这可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资金和技术援助源源不断地涌入，用于建设阿富汗的公路网。到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可以在一天内驾驶汽车从巴基斯坦边境穿过喀布尔，直抵苏联边境。苏联援助的萨朗隧道则是途中的必经之地。

大量的外国人使喀布尔人口激增。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家庭条件相当不好，他们拥挤在公寓或小房子里，有时甚至是两三户人家同住。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在集市上采购当地物品，与阿富汗人手忙脚乱地挤在一起。

在喀布尔，美国人和西欧人同样随处可见。不过，他们自有他们的生活空间，和阿富汗人几乎互不相干，就像19世纪来到喀布尔的英国人一样。他们在物资供应所购买的商品全部来自各自国家。不过，60年代中期“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涌入阿富汗，他们与阿富汗人有密切的生活和工作联系，不仅是在喀布尔，他们还深入边远城镇，担任教职，参与医护工作，还有不少人投身到了阿富汗的农业振兴事业当中。其实，这些年轻人一无专业经验，二又缺乏真正的技术，他们对于阿富汗社会发展的贡献相当有限。不过，这一张张来自美国的面孔十分和蔼可亲，至少，“和平队”促进了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也促进了美国的冷战事业）。

20世纪60年代，世界革命形势风云激荡。到1967年，激进浪潮更是达到了巅峰，嬉皮士开始涌入阿富汗。2(2)这些人就像现代社会中的游牧民，他们从欧洲开始流浪，经伊朗进入阿富汗，经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然后一路向印度奔去。他们喜欢阿富汗的一切：这里的大麻劲头十足，人民友善平和。阿富汗有严格的社会规定，不过，至少在最开始接触外国人的时候，他们对他人的标准是豁达包容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亚历山大·布尔内斯写于19世纪30年代的阿富汗见闻，足以为此提供例证）。

“嬉皮之路”上的阿富汗人在这群新的外来者身上发现了商机。聪明的商家很快发现，嬉皮士口口声声说要体验生活，但他们毕竟来自欧美国家，又怎么会挤进烟馆，和本地人一起吞云吐雾呢？当时的阿富汗，大麻虽早已合法，但声名狼藉。任何人都可以吸，不过，真正沉溺其中的阿富汗人，是一些白天辛勤的苦力、经常挨更守夜的司机以及浪荡江湖的暴徒和恶棍。相形之下，上层人士更喜欢酒精。尽管饮酒违反教义，不过，也许正因如此，上层人士才会趋之若鹜。因此，阿富汗的“创业者”们为嬉皮士创造了一个浪漫的梦想，他们建立了酒吧和俱乐部，在这里，嬉皮士们可以获得他们想象中的阿富汗体验。［2］为了保证这一点，商家还对本地客人进行特别筛选，拒绝接待地痞流氓、贩夫走卒，允许入内的阿富汗人必定地位较高、受过教育。当然，和商家熟识的关系户也能加入这种毒品俱乐部。正因如此，嬉皮士们都很热爱阿富汗。毕竟，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周到而可爱。不过，正如“和平队”志愿者为西方国家塑造了形象，嬉皮士也是如此。当他们的数量寥寥，像一股细流时，并不会给阿富汗带来多大麻烦；但一旦他们变成洪流，这一形象就会在阿富汗人的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1969年，阿富汗的城市结构正在经历迅速、激烈的变化，尤其是喀布尔。当时，城里的许多人（包括女孩）都接受过高中教育，进入高校继续深造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她们大多入读师范学校或医学院，阿富汗的女医生、女教师因此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的阿富汗，男女同校已成常态。男女同学之间开始了谨慎的约会。当然，这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约会，阿富汗的风气还不至于如此开放。男孩和女孩们会在公共场合相见，然后进行双向选择，再让各自的家庭出面安排婚姻。这些爱情的婚姻会让两群互不相识的人参加婚礼，他们来自新娘和新郎的家庭。这为参与其中的青年男女提供了另一个场所，让他们单独约会，安排自己的婚姻。

与此同时，喀布尔的女士开始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不仅展露容颜，还露出了手臂、腿，甚至是乳沟。西方的时尚风潮也在技术官僚阶层的下一代之间流传开来。迷你裙和低胸衬衫，她们已经习以为常。夜店越开越多，啤酒和威士忌一类的东西，也不再仅向外国客人开放销售。对于酒精，阿富汗人愈加适应。城市当中，不会有人对饮酒提出异议。前文提到过的那位科列加先生，也从卡加开伊搬到了喀布尔。毕竟，首都是个大都会，只有在这里，他才能更好地行销自家酿造的葡萄酒。总之，如果文化也是一片阵地，冷战双方已经在阿富汗分出了高下。这一次，西方阵营取得了一场完胜，他们的流行音乐、蓝色牛仔裤和超短裙在喀布尔随处可见。不过，在政治和外交领域，美国和他的盟友却一步步败下阵来。美方寄予厚望的赫尔曼德河水电站非但没能撑起华盛顿的面子，反倒成了不可承受的负担。工程开启之前，没人做过足够的土壤研究，新的灌溉方式反倒加重了土壤中的盐碱成分，使大部分土地无法耕种，寸草难生。

此外，没有人研究过水坝与运河修建带来的社会影响，受到工程影响的一干村民本就在调查人员的考虑之外，自然不会有人苦口婆心向当地人介绍大坝的功能和意义。人类学家路易·杜普利（Louis Dupree）曾经指出，阿尔甘达卜大坝落成之后，距离大坝20英里的村民仍对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茫然无知。［3］

卡贾卡伊大坝完工之后，大坝下游仍有一些事务需要处理。于是，我父亲开着一辆路虎汽车前往那里的几个偏远村子。附近地势崎岖，甚至没有像样的公路。在一个地方，前来迎接他的村民询问阿曼努拉国王的健康状况。当时，距阿曼努拉下台已逾30年了，相关的消息却一点也未曾吹进这处偏远山区。上游那座宏伟的水坝，村民同样毫无察觉。他们只是觉得，河道的水文状况变得有些奇怪。有时候，河水湍急异常，水量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村民那套古老的水资源管理系统根本无法处理这些令人费解的新型水资源情况，村里的土地被淹，粮食歉收，村民陷入了饥馑的境地。

河流突然发生了令人费解的变化，这破坏了围绕水资源管理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社会传统。过去，米拉布受人敬仰，由他来组织与水利相关的工作，并裁决水源纠纷。上游的大坝一拦，他们在村里的地位一落千丈，这种权威的侵蚀还产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后果。

与此同时，模范城镇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政府本来指望不同民族的人聚居在一起，能够相互理解、互相融合。可是，大家到底没有找出一条共存之道，相关的冲突倒是层出不穷。一些新城镇的居民受够了，他们离开模范城镇，重新过起了游牧生活。

在新灌溉区，为给大型试验农场项目腾出空间，许多居民被迫迁出了他们的农场。后来，一些农民想回到自己的农场，但政府不允许这么做，这导致相关的矛盾不断积聚。

至于坎大哈机场，整个想法都落空了。设计建设的机场是为了能给螺旋桨飞机提供完美的服务。但机场建成时，正是螺旋桨飞机被淘汰、新兴的喷气式飞机兴起之时。而且，机场的油泵无法正常工作，长途货运飞机自然不会把坎大哈机场作为加油站。飞机络绎不绝的情景从未在此出现，坎大哈空港虽然摩登气派、规模宏大，却始终门可罗雀。

一些发展项目已成功完成，但只限于较大的城镇，农村并未获益。沿着任何一条神奇的现代高速公路去往任何一个方向，都会通向不知电力为何物的村庄。村子里的人没听过“冷战”这个词，至于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他们也只是从其他村民那里听来的，而这些“报道”已经被不认同的“记者”歪曲了。

这就是那个旧有的阿富汗。阿卜杜尔·拉赫曼曾试图摧毁，让阿曼努拉跌下王位的旧阿富汗仍然存在，而且绝大多数阿富汗人仍属于这里。更重要的是，旧的阿富汗和喀布尔政府及其技术官僚居住与管理的城市阿富汗，还在日益疏离、渐行渐远。

(1)　即便是阿曼努拉这样的民粹主义者，也丝毫未曾削弱王室的权力。

(2)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阿富汗的“黄金时代”，长发披肩、身着奇装异服的放浪青年沿着“嬉皮之路”，一路穿越欧洲、土耳其、伊朗，来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编者注

第18章　左翼兴起

达乌德在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后，开始派人前往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接受军事训练。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数百名受过良好教育、具备管理才能和掌握技术的西方留学生回国，数百名留学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军事训练的留学生也回来了，他们训练有素，已做好进入军队的准备。在社会主义国家求学期间，他们不仅收获了军事知识，还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看待祖国前途和个人命运的角度由此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史观，阿富汗尚处于向前工业社会过渡的封建社会阶段。而他们是阿富汗迈向工业文明的开路先锋，要消除所有关于天堂和地狱的胡言乱语，把阿富汗打造成天国乐园，工人的天国乐园。

随着时间推移，马列主义思想从军营传到了喀布尔大学。大学毕业生走上教师岗位，又把共产主义思想带进了中学课堂。当时的喀布尔工作机会十分有限，许多大学生只能远走他乡，到各地的公立学校从事教职；年轻军官则被派到全国各地驻防，共产主义思想由此播撒到了阿富汗地方社会。在喀布尔，不少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秘密结成学习小组，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每个小组的成员不过10—12人。在议会时代，其成员也只有几十人，但他们的思想在不断传播。

1965年，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30多名代表齐聚在记者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ohanmmed Taraki）的家中。塔拉基因写过一些说教小说及有关阿富汗工人和农民的小说，从而在苏联引起了一些关注。塔拉基出身贫穷的普什图家庭，通过就读公办学校晋升成为技术官僚。他还曾经前往美国，在阿富汗大使馆当过一阵子助手。他的一部小说被翻译成俄语，并受到苏联读者的欢迎，称赞他是“阿富汗的高尔基”。1965年，塔拉基已是两鬓添霜的老人，而与会者大多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塔拉基由此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毕竟在阿富汗这个社会，年长即等于权力。

然而，会上有那么一位人物并不服气。此人名叫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时年36岁的他虽然华发未生，但在一众大学毕业生当中也算得上半个长者。求学期间，卡尔迈勒曾经组织过多场反政府学生运动，并因此招来了一段长达四年的牢狱之灾。正是由于这段经历，卡尔迈勒在喀布尔的激进分子当中闯出了名声。在达乌德的黑狱中，他的狱友——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向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出狱之后，卡尔迈勒继续求学，取得法学学位。与此同时，他这个拥有特殊牢狱经历又富有领袖魅力的大龄学生，在年轻的同龄人中拉起了一支规模不小的拥趸队伍。1965年，卡尔迈勒已经离开校园，但左翼学生运动仍和他有很多联系。

30多名参会者连夜决定成立一个政党，角逐即将到来的国民议会选举。这个政党就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th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PDPA）。那天晚上的这些与会者，不仅是党的领导人，也是党的大多数成员。他们中的半数出身普什图农村家庭，来自那个旧的阿富汗，通过公立学校得以进入新的阿富汗。剩下的那部分党员出身城市。塔拉基是第一个群体的代表，他的父亲是个牧羊人，其先祖是游牧民。第二个群体的代表则是卡尔迈勒，他的父亲是个将军，与达乌德来往密切。

选举结果出来了，卡尔迈勒为代表的群体几乎全部成功当选，塔拉基的团队则无一人当选。不过，新兴的人民民主党到底是在阿富汗政坛有了一席之地。议会开幕那天，一帮学生涌进了会场，他们的抗议行动让不少人对学生运动心生反感。学生们觉得，各位议员并非真正的民意代表，而且大多有贪污与结党营私之嫌，他们要求一年前国王任命的首相及内阁集体请辞。会场里嘘声阵阵，议员的讲话频频遭到打断。显然，这是人民民主党策划的一次示威。一片喧闹中，大厅里的一名议员突然站起身来。此人身着衬衫袖子的便服，看起来像学生，他就是卡尔迈勒。示威者安静下来，给了卡尔迈勒发号施令的光环。他开始了一番慷慨陈词，痛陈国家面临的困境和农民的悲惨遭遇时，卡尔迈勒相当动情，好些反对派议员听了都为之落泪。卡尔迈勒讲话期间，每个人都在认真聆听。当他坐回议席，会场又开始喧闹起来，议会不得不休会。［1］

接下来的几天，学生们仍在议院中抗议。没办法，议会只得动用警力，把一干学生逐出大楼。但是，抗议活动还在继续，只不过把阵地转移到了街头。四面八方的学生还在源源不断地加入示威人群，能有机会成为这历史性时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十分兴奋。至于抗议游行有何目的，又有什么打紧呢。

游行仍在继续，官方渐渐难以容忍。1965年10月25日，当局授意警方出马驱赶示威人群。警方开了三枪，造成三人不幸身亡，其中两人是学生，还有一人是围观者。在很多人的心中，阿富汗可能就是政坛暴力的代名词，区区三条人命是小事。这样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这桩惨案一直被阿富汗人铭记至今，大家都不会忘记，那天是阿富汗历8月的第三天。此后的十多年里，这一天不仅仅是日历上的一个日期，还是那场运动的象征。

1965年，示威游行进一步升级成一场罢工。喀布尔大学的学生发动罢课，还把一封请愿书递到了副校长（碰巧是我父亲）手里，请求政府彻查整起事件，惩罚下令向学生开枪的人。如若这样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他们将让大学今年内无法再复课。

示威活动已经导致第一任首相被迫辞职，继任者哈希姆·麦万德瓦尔（Hashim Maiwandwal）接受了请愿书，承诺会进行调查。最终，一位默默无闻的大学老师被指控，罪名模棱两可，实际上调查并没有结果。街头流言称，国王的堂兄、喀布尔驻军司令阿卜杜勒·瓦里（Abdul Wali）嫌疑最大。如果真是这样，调查毫无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阿卜杜勒·卡尤姆（Abdul Kayeum）因为“八三事件”辞去了内政大臣的要职并流亡海外，人们认为，无论他是否真的要对此事负责，他都应该承担责任。

到底谁应该为“八三事件”负责呢？时至今日，没人清楚问题的答案。事实上，这可能并不重要。当年的喀布尔就像一个火药桶，“八三事件”不过是导火索。此后的十年里，每逢阿富汗历的8月3日，广大学生都会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在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学生激进分子会等同“左翼”，或至少是“自由派”。在喀布尔，这两个词并不是同义的。在这里，富有煽动性的校园激进分子都是宗教激进主义者。大学里的神学教授是这类学生的带头人，其中最知名的参与者要数布尔汉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和阿卜杜勒·拉苏勒·赛义夫（Abdul Rasool Sayyaf）。两人是校友，都曾在埃及著名的伊斯兰神学院爱兹哈尔大学就读。一帮留苏学生为阿富汗带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拉巴尼与赛义夫则带回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旨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应当生活在统一的哈里发国，摒弃民主、人文主义之类的西方思想。拉巴尼和赛义夫认可穆斯林兄弟会建设一个完全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国家的愿景。

在众多的学生追随者中，有两位活跃的学生：塔吉克人艾哈迈德·马苏德（Ahmad Massoud）和普什图人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希克马蒂亚尔是个凶残狡诈的人物，他一开始是共产党员，但最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和他的同伴们抗议喀布尔的社会变革，在学校里跟踪不戴面纱的女性，将硫酸泼向她们的脸。［2］

阿富汗的学生激进分子从一开始就两极分化。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统一的领导，左派和右派都分裂成许多派别，反映了潜在的种族、部落和个人冲突，因敌对产生的分裂愈演愈烈。1965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正式成立。一开始，全党不过30人。经过两年的发展，党员发展到35人。35人的小团体却很快一分为二，由于塔拉基和卡尔迈勒政见不合，他们各自拥有12—15人的追随者。他们通过所创办的报纸发声，抨击政府，指责王室，视另一派为政敌。塔拉基及其追随者创办党报《人民》（Khalq），因此被称为“人民派”，其成员来自农村。卡尔迈勒所代表的一派因为机关报《旗帜》（Parcham）而得名“旗帜派”。旗帜派由城市技术官僚组成，有些人嘲笑他们是阿富汗皇家共产党（The Royal Communist Party of Afghanistan）。两大派别对立严重，几乎无法共存，其中甚至有更小的左翼团体分离出来，他们是更特殊的种族亚族或领袖。［3］

不幸的是，在“新民主”的十年里，达乌德邀请他精心挑选的左翼人士到他家中进行私下会面，试探他们的派别、忠诚度和思想，并以阿富汗的传统方式建立了一个新的联盟网络。达乌德在年轻军官中寻找朋友和同盟是很自然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旗帜派。他们团结在这位曾经的强人周围完全是可能的，当年，正是达乌德的政策，他们才得以前往苏联留学，变得训练有素、思想激进。60年代末期，喀布尔充满了活力，来自西方的嬉皮士蜂拥进来，夜店与派对的喧闹声响彻整个喀布尔。工厂越来越多，工人阶级队伍逐步壮大，学校教育逐渐普及。学生们常常因为课业上的要求（如更宽松的考核）而罢课，工人要求雇主缩短工时、提高薪酬而罢工。仅在1968年夏天，阿富汗就出现了15次学生大罢课和25次工人大罢工。与此同时，军队里的下级军官也在小声说着“革命”，大学和清真寺里的宗教学生都在妖魔化“世界末日”——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

喀布尔的活力麻木了人们的感觉，但寻欢作乐的背后却隐藏着麻烦。沿着任何一条公路或从政府哨所步行几个小时，就会来到那个古老的阿富汗，乡村世界和游牧部族里的毛拉、马利克、汗仍在沿着自己的轨道隆隆前行。

1973年，查希尔·沙阿前往意大利度假。他的堂兄达乌德趁机发动政变，夺取了国家的控制权。行动十分迅速，几乎未发生流血事件。这很可能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政变，达乌德把至少一辆劳斯莱斯轿车送去了意大利。如果你能得到它，这是一次不错的政变。核心的王室成员可能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对国家的最大威胁，必须进行遏制。达乌德已为这天做了许久的准备。他一废黜查希尔国王，就宣布自己任阿富汗的首任总统。你也许会质疑达乌德的合法性，毕竟这世上哪有自封的总统。不过，政治进步并非一日之功，美利坚合众国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也许，他只是觉得“国王”的称呼听起来过时了，“总统”这个头衔要摩登许多。

达乌德倚仗旗帜派重登权力巅峰，不过，他并不是人民民主党党员。局势一稳定，他立即着手排挤左翼盟友，把一些人降职，把另一些人提拔到无关紧要的位置，并派遣许多人到国外担任大使。阿富汗与苏联永恒的友谊被达乌德反复强调，但是，他同时又在拉拢美国的地区盟友。他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和伊朗国王礼萨汗。阿里·布托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总是穿着一身萨维尔街出品的考究西装；礼萨汗则是美国在伊朗的“钢铁侠”。三位领导人计划组建一个地区贸易联盟，并考虑签署一份集体安全条约，修建一条联通三国的铁路。苏联远远地关注着这次会谈，警钟开始敲响。

打压左派的同时，达乌德也不准备对右翼人士手软。当拉巴尼、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等伊斯兰主义者蓄谋叛乱时，达乌德镇压了他们。无奈之下，拉巴尼等人只得逃往巴基斯坦。

再度上台的达乌德保留了自己的一贯强硬作风。他用国家暴力机器镇压政敌，用从德国订购的新刑具恢复权力。［4］但是，总统很快发现，自己的铁腕手段并不足以把整个国家牢牢攥紧，社会的各个阶层似乎都要和他分道扬镳。1978年4月，两名身份不明的持枪歹徒暗杀了颇受欢迎的左派领袖米尔·阿克巴·胡贝尔（Mir Akbar Khyber）。胡贝尔之死引发喀布尔持续数天的示威活动。达乌德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内的安全隐患。在一次迅疾的行动中，几乎所有他认识的左派领导人都被逮捕下狱，尤其是人民派的各位领导。只不过达乌德行动还是不够迅疾，人民派的干将之一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事前就听到了风声，他设法让他的小儿子带着消息到人民派各位地下工作者那里，告诉他们发动政变。显然，人民民主党早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只是在等待时机。

逮捕行动刚过一两天，坦克部队的指挥官求见达乌德总统，带来的消息让达乌德大感震惊。来人声称，他得到消息，一个很大的阴谋正在酝酿中，阴谋者计划在4月27日行动。他请总统下达指示，坦克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并将坦克部队部署在喀布尔市中心的王宫周围。

4月27日清晨，天气晴朗。整个上午，街道平静如常，难道是一场虚惊？中午12点了，近郊的山顶上传来一声隆隆的炮声。没什么好担心的，每天中午，那个地方都会鸣放礼炮计时，喀布尔市民可以据此对时。但是，那天的一声炮响，听来意味深长。果然，炮声刚落，塔克的炮塔旋转过来，对准了王宫。达乌德恍然大悟，难怪那名军官知道今天有事发生，他也参与其中，是人民派的一分子。

装甲部队当前，达乌德已经无路可逃，他退到被围宫殿的最深处。所有的家人和亲信都应召来到他的跟前。达乌德表示，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自行离开，他不会轻视他们，毕竟这已是最后的生机。不过，没有人离开。

宫外，枪声密集作响。护卫宫殿的2000名精锐禁军和叛军展开了激战。而后，几架战斗机掠过低空，朝着王宫猛烈开火。事后有人指出，这些飞机并非来自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而是来自塔什干（Tashkent），苏联人正是从那一刻起介入了阿富汗局势。不过，据我了解，尚无依据证明这一点。无论如何，对方把王宫驻防的禁军全部杀了。人民派冲入王宫，与达乌德及其家人展开正面冲突，双方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杀。达乌德拿着枪倒下了。那场政变导致达乌德及其18—30名家眷遭到杀害。不过，达乌德的名声实在骇人，哪怕他已经成为一具尸体，叛军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们秘密将达乌德的尸体装上卡车，运往某处无名地点草草掩埋。他们没有透露达乌德的葬身之处，也从未提及涉事人员的具体身份。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达乌德的恐惧。30年后，其中的一名涉事者还记得那个地点，他带着一批官员发掘了达乌德的骸骨。(1)一代强人终于得以迁葬安息。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1978年4月27日，达乌德和他的全部家人死于政变，2000多名卫兵在那次政变中丧生，多斯特·穆罕默德家族走到了尽头。

(1)　2008年，达乌德及其家人遗体被发现。此时，距离1978年达乌德死于政变已过去了30年。——编者注

第19章　改弦更张

从理论上讲，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成了阿富汗的执政党。但在实践中，它面临着与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样的挑战，他们必须巩固喀布尔的权力，以让广大乡村地区服膺，虎视眈眈的外国势力，也需要他们积极应对。政变之后的几天里，新政权的武装在喀布尔四处搜捕王室的漏网之鱼。能够逃出阿富汗的王亲国戚，全都已经走得一干二净。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民民主党官员通过喀布尔电台，宣布大局已在“革命委员会”的控制中。然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个委员会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而后，民众从电台得知，空军中尉阿卜杜勒·卡迪尔（Abdul Qadir）掌握了权力。对于卡迪尔，大部分阿富汗人觉得很陌生。这场政变来得太突然，连胜利的一方都不知道谁是赢家，他们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把事情弄清楚。

记者穆罕默德·塔拉基成了总统、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总书记，他还是各种组织的领袖。总之，塔拉基几乎包揽了一切可能的尊衔。师范大学的前校长哈菲佐拉·阿明，则成了新政权的二号人物。

新内阁完全由人民民主党党员组成。人民派和旗帜派各占一半席位，似乎形成了力量平衡。不过，各种机要位置都为人民派所把持，并很快摆脱了旗帜派。就连卡尔迈勒也被派往东欧担任大使。两派的矛盾很快公开白热化，他们偶尔会进行西部式的疯狂枪战。最终，旗帜派纷纷败走，人民派成了最高统治者。

长期以来，人民民主党都在地下活动。尽管旗帜派参与政变、帮助达乌德重夺权柄的时候，有好些党员身份公开了，不过，大多数党员仍然是秘密的。因此，在政变后，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党员身份。

随着人民民主党的自信与日俱增，即使是级别较低的官员也开始有些跋扈起来。在整个行政系统中，就连政府高官也开始遇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不尊重、不服从或随意被下属嘲笑的事件。军官们开始意识到，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指挥系统，下士可能凌驾于上校。大家不知道谁可以信任，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可能招来灾难，噤声不言才是最好的选择，恐惧在城中蔓延。这时，一个组织开始像海怪一样在技术官僚阶层兴起：人民民主党。这些年，人民民主党的各派别和分支一直在他们的秘密会议中制定“方案”。掌握政权后，曾经的秘密方案终于可以大大方方投入实践。虽然没有一点治国理政的具体经验，但新政府信心满满，他们开始依据“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颁布法令。

从理论上看，新政府的大多数法令颇具进步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例如，妇女的地位得到提高。新法禁止父亲支配女儿、丈夫支配妻子，礼金与童婚也被视为非法——这与阿曼努拉试图颁布的措施相同。新法令规定为女性开设扫盲班，并规定为新母亲提供长达270天的带薪产假。

新法虽好，但范围非常有限，很难惠及喀布尔之外的任何地区。这也难怪，人民民主党的党员来自心怀不满的技术官僚阶层，而非在农村生活的农民。由于村民们没有立即受到影响，所以他们谨慎观望。随后，政府出台了一项对村民有重要影响的法令：取消农民欠地主的所有债务，宣布以土地作为抵押的高利贷非法。你知道这为什么听起来很高尚吗？过去，地主通过借贷巧立名目，将当地的穷人、亲戚和仆人牢牢束缚在农奴般的奴役之下。虽然伊斯兰教法明文禁止债权人谋取利息，不过，地主仍有办法规避教法向穷人放高利贷。不少毛拉也和地主沆瀣一气，成了盘剥农民的帮凶。农民难以偿还高额利息，不得不把土地抵押给地主。人民民主党政权觉得，取消债务能一举消灭这一罪恶，就像用斧子砍头一样。［1］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如人意。穷人举债通常为了两件大事：年轻男子娶妻需要一大笔钱，家里有人亡故得筹巨款办丧礼。既然新法严禁高利贷，地主和富商干脆收紧钱袋分文不借。如此一来，年轻人负担不起结婚的费用，除非变得富有，从而导致性和情感上的挫败感不断累积。

就连体面的白喜事也成了富贵人家的专利，穷苦百姓的身后事只能寒酸可怜，就连中等富裕家庭也为葬礼不周而苦恼不已。想想吧，家中老人故去，儿女却只能接待少数吊唁者，只能为他们提供寒酸的食物。按照阿富汗人的观念，如此寒酸的丧礼无异于辱没家门。［2］为满足传统社会诸多关键需求而建立的社会机制被一应废止，但是，人民民主党又没有建立新的机制来满足这一需求。封建领主倒是抓住机会大肆蛊惑人心，本就牢骚满腹的劳苦大众对新政府的新政策更加心怀怨愤，身无分文的穷人们觉得，政府的所作所为妨碍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甚至在将其逼入绝境。

人民民主党还为个人拥有土地的面积规定了上限。按照新法，每个人名下的土地不得超过60公顷（148英亩）。新法实施的第一年，政府便从各大地主手中收回了近80万公顷土地，所获土地被分给了13.2万户农民家庭。政府还宣布，下一年将把100万户家庭组成4500个农业合作社。［3］政府愿望虽好，却是重蹈了之前的覆辙——在美国受教育的赫尔曼德工程的管理者曾强迫不同民族的游牧民聚居在“模范城镇”。人民民主党认为，他们可以用行政命令创造一个人为的新单位——合作社，取代源自部落和村庄的群体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合作）。

阿富汗气候干旱，没有水的滋润和灌溉，田地即便均分到户，也无法促进生产，水的管理需要复杂的合作。几百年来，乡村地区的阿富汗人摸索出了一套找水、取水和驭水的传统办法。他们开凿井渠、壕沟，还在地下开辟了密密麻麻的坎儿井。这些传统的水利设施并不先进，却绝对行之有效。但这需要得到相应部落社会角色的支持，并与宗教、民间传统交织在一起。

如今，原本完备的系统已经全部崩溃。新政府的新规定好似一枚莫洛托夫鸡尾酒(1)，炸毁了这个完备的组织体系。在阿富汗，绝大多数地主并非身居城市、敲骨吸髓的食利阶层（当然，类似的人物也有不少）。相反，他们控制着大片土地，是当地的酋长，当地人也把这些土地视为酋长们的土地。当大片土地被分配给数百个家庭，这些家庭却没有建立起合作的社会机制，因此也无法通过合作来管理他们的水资源。为了抢夺灌溉资源，家庭之间争斗不休。到头来，没有人能够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水源。我的表弟马扎尔当时在阿富汗居住，他记得，当时许多农民来到首都向政府投诉，说在新法实施之后，他们的土地每天得到的供水不足30秒。换在以前，同等份额的土地可以养活土地上所有居民，现在却无法养活任何一个家庭。现在虽然人人平等，却都饱受饥饿之苦。

水源之争导致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十分紧张，而且传统观念与宗教习俗根深蒂固，就连改革的不少受益者都觉得，自己获得的土地本就该是地主的产业。为此，他们甚至有些心怀愧疚。土地改革之后作物歉收，饥荒接踵而来，有关水源的争端看起来永无休止。农民们还非常担心自己会受到土改这宗“罪孽”的拖累，在死后堕入地狱。再加上礼金不足造成的婚事不遂，又让不少男性感到雄风受挫。重重困难之下，民怨自然沸腾。人民民主党那套说辞完全无法平息民愤，一项项旨在推进社会公平的施政措施，反倒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人民派政权却不觉得危机将至，因为他们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阿富汗社会进行了严格分析：因为他们站在多数人一边，领导人民打倒那一小撮剥削阶级，那就一定会获得斗争的最终胜利。对此，政府很有信心。可是，阿富汗农民并未认识到什么阶级利益，民族出身、部落关系与宗教信仰才是他们认同的起源。他们觉得，自己和地主并非阶级敌人，而是血脉相连的亲戚。即便抛开这层血缘关系不讲，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相互羁绊，几个世纪的家族史、人际交往和情感上的相互义务与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有人说，“可汗”（khan）这个词起源于“桌布”（distar-khwan），就是指为别人安排宴会的人。［4］

菲茨杰拉德问海明威：你知道有钱人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吗？海明威说：他们就是有钱一点而已。在阿富汗，这样的回答确实站得住脚。在宗教的教导下，农民安然接受了寄人篱下的地位，文化让他们相信，其命运会因为“好人”的慷慨而改善。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是部族社会的基础。农民从成为更大部落的一部分而获得一些满足感。其实，即便在美国，职员在谈到自己效劳的公司时，不也总以“我们”相称吗？身在强势多金的大企业，好些职员甚至感觉与有荣焉，仿佛劳资双方并非一层雇佣关系那么简单。想到这一点，当年阿富汗农民对于领主的忠诚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农民和领主之间的关系，可不是两周领取一次薪水、圣诞节补贴一点奖金那么简单。它还源自往代人对葬礼、婚礼、拉马丹斋戒和开斋节的共同记忆，由此带来的忠诚情感会更加强烈。

接济穷人并非领主的法律义务（而且好些领主确实为富不仁），不过，宗教传统鼓励乐善好施，慷慨会促进威望，因此，领主们也会时不时表现得慷慨一点。这点恩惠叫农民们感激不已。他们不愿疏远领主，以免被冷落。不过，人民民主党认为，农民完全无须如此谨慎逢迎。领主所谓的善行，不值得他们如此感恩戴德。相反，农民应该仇视领主，农民分配领主的土地是合理合法的，他们大可不必感到惭愧，更不用担心领主不再开恩施舍，毕竟政府会照管农民的生活。

游牧民族是阿富汗的重要组成部分，占阿富汗总人口的12%—15%。［5］游牧民与定居的农耕民有着明显的认同差异。不过，大家并不清楚这种差异是否源自“阶级”。同一部落中，所谓“阶级利益”应该如何体现？不同的部落，所属的“阶级”是否也有差异呢？

部落控制的领地上，酋长们都有自己的部落利益：他们用来走私的路线、多斯特·穆罕默德以来政府发放的补贴，以及用来捍卫自身利益的枪支。这些人会融入一个由“阶级利益”定义的框架吗？

尽管民主决策机制根植于每个村落和宗族，但是，不同的村庄和部落之间，很少有民主决策的经验。人民民主党政权希望血缘、历史、人际关系不再成为部落联盟之间的权力来源，新政权建构的这个框架，其中的附属关系基于政策，但这是徒劳的。

一个正常运作的中央政府可能已经采取措施阻止接二连三的灾难了，不过，人民派政府是启思东警察（Keystone Kops）那样的革命军政府，他们不闹出悲剧才是可笑的。

人民派驱逐旗帜派之后，开启了一场残酷的内部清洗。“亲中分子”难逃厄运，其他小型左翼政党也遭到严厉打击。人民民主党执政初期，曾经大赦政治犯。事后看来，他们似乎只是想要腾出牢房，为内斗失败的一方找个合适的落脚点。

大多数人认为，政变让苏联方面也始料未及，虽然苏方早就希望阿富汗“革命”。人民民主党上台执政，苏联人自然乐见其成，但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如此天赐良机，苏联人自然不能错过。于是，他们派出“顾问”来到阿富汗，指导人民派政府。顾问的人数越来越多，仅喀布尔一地，苏联的军事、技术顾问便达到5000多人。几乎每位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军事指挥官，都能配备一名苏联“顾问”。

人民派初掌政权，手腕还不够强硬，一支高效的特务队伍似乎有助于政府施政。新生的人民派政权在克格勃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政府分支：秘密警察。其间，国内政局几经动荡，这个情报机构几易其名，最终被称为“卡德”（KhAD）。时至今日，这个恐怖的名字仍让阿富汗人闻之头皮发麻、胆战心惊。

人民派把大批敌人、对手、朋友、熟人关进了监狱，同时，他们也在竭力笼络人心。他们觉得，赢得人民爱戴和尊重的最主要办法，就是弘扬塔拉基同志的伟人风范。喀布尔的大街小巷遍布塔拉基的巨幅海报与宣传画，塔拉基被称赞是“东方的天才”“伟大的导师”。［6］塔拉基的家乡远在加兹尼省，他的童年故居已被辟为圣地。屋外红旗招展，彩灯闪烁。步入屋内，参观者可以了解塔拉基的早年生活，看一看他曾经睡觉的床、使用过的简陋餐具。

政变之前，塔拉基把家安在了喀布尔的一处中产阶级社区。他搬去王宫居住后，此地变成了一座博物馆，屋内的一切都成了展品。这里有伟人曾经伏案写作的书桌，桌上有一瓶墨水、一支笔，那是塔拉基伟大思想的见证。他的鞋子与短裤，他坐在上面思考的椅子，也被展出供人观瞻。馆内的向导会绘声绘色地告诉游客，塔拉基正是坐在这把椅子上，悟出了革命的种种真理。伟大导师的小说及其他著作是阿富汗作家联盟的研究课题，塔拉基的情感小说成了那个时代小说的范本，这是一些充满说教意味的虚构小说。［7］

奇怪的是，这场华丽的运动并非塔拉基本人发起，哈菲佐拉·阿明才是这场造神运动的总指挥。对于分配给塔拉基的每一个头衔，阿明总会给予自己相应的荣誉。塔拉基是“伟大的导师”，阿明就是“伟大导师的忠实学生”。提到这层师生关系，阿明有过一番颇为精妙的比喻：塔拉基如果是一根手指，那他就是手指上的指甲盖。因此，他这个学生将永远与伟大导师血肉相连、形影不离。

其实，阿明和塔拉基的交情远谈不上亲密。阿明心狠手辣、狡黠多智，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操纵者，行使着实际权力。至于塔拉基，不过是一个智力平平、学业不精的书呆子，他只是权力的象征。阿明并不是唯一能控制塔拉基的人，他不过是其中之一。这样看来，塔拉基与其说是领袖，不如说是大家都争相要坐上去的椅子。

竞争者中，阿明最有优势。他在党内人脉最广，政敌的把柄他多有掌握，他也最有组织头脑，正是他将人民派的成员扩大到军队，从而比旗帜派更深地渗透到军中。而且，他曾为人民民主党领导的革命立下大功。1978年4月27日，几乎党内的所有领袖都遭到了达乌德政府的逮捕。幸好阿明反应迅速，当机立断发动袭击，局势方才得以扭转。若不是阿明指挥若定，人民民主党可能已经覆灭。

诸多优势之外，阿明也面临一重隐患。苏联方面对他这个二号统帅并不信任。苏方属意的领袖另有他人，那就是卡尔迈勒。如果卡尔迈勒无法上位，塔拉基倒也勉强可以接受。早就有人指出，阿明一直在向美国中央情报局输送情报。可能出于这个传言，苏联方面才对阿明如此冷淡。其实，阿富汗本就是国际谍战的角力焦点，身处其中的各位政客，恐怕谁都难逃“间谍”的嫌疑。不过，阿明的个人经历似乎又印证了他的美国间谍身份。60年代中期，他曾在美国留学，还是当地阿富汗学生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阿富汗学生联合会似乎和中情局有些往来。1967年，《壁垒》（Ramparts）杂志曾经刊文披露过一桩秘闻，一个名叫“亚洲基金”的半政府组织曾向阿富汗学生联合会提供金钱，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亚洲基金”的幕后金主。

传言可能是假的。［8］不过，苏联方面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阿明不希望阿富汗被纳入苏联阵营，成为其名下的附属。他希望阿富汗像南斯拉夫，或至少像阿尔巴尼亚那样，作为强硬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不结盟的国策。如此一来，他才能给自己和国家留出一些自主空间。可是，阿明想得轻松，苏联人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1979年2月14日，喀布尔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事件的缘由，也许就和阿明与苏联人之间的冲突有关。当时，距离政变已经过去9个多月。情人节当天，一伙武装分子劫持了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阿道夫·杜布斯（Adolph Dubs）。没错，即便人民民主党已经执掌政权，美国政府也没有选择与之断交。美方仍然希望在阿富汗保留一些影响。阿明的不结盟意愿激起了美国人的这种希望。据称，劫持案的元凶来自一个“左派中的左派”（chupi-i-chup）的团体（类似的团体其实不在少数，只是成员寥寥，很难称得上“党派”）。几名绑匪出此计策，据说是为了迫使政府释放身陷牢狱的自家领导人。不过，如果他们真的怀此目的，为什么要针对美国大使下手呢？要知道，美国政府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没有任何影响力。想要当局服软，绑架苏联大使似乎更有效，毕竟这是一个充当苏联代理人的政权。

此外，一般的绑匪会将人质藏匿在隐蔽处再提出要求，这几位劫持者却偏偏把美国大使带到了喀布尔酒店！在喀布尔，要数这座酒店规模最大、名声最响，而且，它就位于城市中心，是在阿富汗工作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下榻的地方。因此，这里的安保措施十分完善，绑匪一旦入内，插翅也难逃。不管他们冒险的结果如何，总之，这是一个奇怪的决定。

美国大使馆向阿富汗政府提出和绑匪直接接触，因为他们知道怎么通过言语来击垮绑匪，救出人质。不过，人民民主党政府一口回绝了美国人的要求——这是克格勃专家的建议。阿方声明，解救人质一事应由阿方全权负责。他们确实快速组织人马展开了营救。一个突击小队冲进了绑匪所在的房间，一通扫射之后，房间里包括人质在内的所有人都被打死。短短的几分钟，问题都解决了。

不出所料，美国大使馆关闭，美国断绝了与阿富汗的外交关系，阿明的自主梦想走到了尽头。阿富汗别无选择，只能完全依赖苏联的援助和保护。神秘的阿道夫·杜布斯事件，使阿富汗进一步接近成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接下来的一个月，阿富汗境内再次发生绑架事件。一群叛军在赫拉特绑架并杀害了9名苏联专家。事后不久，几架军机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起飞，轰炸了赫拉特。城市的三分之一被夷为平地，死难者人数更是多得叫人心惊。很多观点认为，赫拉特空袭共造成25000人死亡（不过，苏联和一些左翼作家坚称这一数字不超过800人）。［9］

赫拉特城内尸横遍野，苏联方面却一再表示此事与自己无关。阿明瞅准这个能树立自己令人生畏的执行者威望的机会站了出来，表示赫拉特事件是他的命令。与此同时，白沙瓦的一批阿富汗流亡者也在为绑架杀害苏联人的“功绩”而争论不休。喀布尔大学的知名学者拉巴尼声称，该事件由他一人策划，正因如此，当局才会血腥报复。拉巴尼的对手西卜加图拉·穆贾杰迪抗议说，不是拉巴尼，而是他组织了导致这种破坏的行动。总之，他们都在争先恐后地要为大屠杀负责。

与此同时，宗教激进主义使整个地区对阿富汗共产党政权的好感度越来越低。与阿富汗的政变不同，邻国伊朗经历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最终，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他国，霍梅尼开始统治伊朗。这场巨变发生于1978年，它标志着一场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巴基斯坦的宗教极端分子也已夺取政权。1977年，阿里·布托涉嫌贿选的丑闻被曝光，反动宗教组织立即借机发难，所掀起的抗议大潮卷走了布托手中的权力。伊斯兰派军方领导人齐亚·哈克成了巴基斯坦的新总统。哈克一上台，立即对布托进行了审判，判他有罪。在全世界惊愕目光的注视之下，阿里·布托被判绞刑。巴基斯坦的世俗化改革就此走到了尽头。

人民民主党上台之前，喀布尔也曾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大本营。如今，他们全都移居到了巴基斯坦。齐亚·哈克看到了机遇，他觉得可以通过扶植这帮人，来削弱阿富汗这个令人头痛的强邻。

阿富汗国内的局势同样也不平静。努里斯坦（Nuristan）一带的农村地区不断爆发新的叛乱，阿明和塔拉基只得一次又一次地“请求”苏联增加各种军事援助。很快，军事顾问已经不能满足阿富汗当局的要求。于是，整编整队的苏联陆军与空降师开始介入阿富汗政局。

即便苏联方面出手相助，人民民主党仍在节节败退。苏联政府觉得，一切乱象都与阿明息息相关。在苏联看来，阿明有三大罪，完全不可饶恕：第一，此人性情暴虐。由于他施政不当，才煽动了阿富汗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仇恨情绪。第二，此人毫无指挥才能。他煽动叛乱，却又无力平息。其三，不服从命令。总之，苏联人已经认定，塔拉基固然愚钝，却也好过刚愎自用的阿明。1979年夏末，塔拉基受邀前往古巴，参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会议。返程途中，塔拉基被告知请他前往莫斯科会晤。在克里姆林宫，塔拉基接到暗杀阿明的指示——在阿明靠近飞机时，伺机将其打死。暗杀之事非同小可，苏联方面也足够谨慎。克里姆林宫的会晤，只有塔拉基一人获准参加。不料，塔拉基身边的随扈当中，早有阿明埋下的暗桩，他们在塔拉基的西装口袋中装了窃听器，苏联人的一切密谋都在阿明的掌握当中。

离开莫斯科之前，塔拉基已经通知他在喀布尔的四个亲信做好准备，命令他们在机场杀死阿明。然而，当塔拉基的飞机飞至首都上空，飞机却并没有立即着陆，而是盘旋空中、绕来绕去。塔拉基的四名手下按时来到机场，环顾四周，却不见机场工作人员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阿明的枪手。显然，这里就是一处陷阱，四名杀手倒成了猎物。就在塔拉基的座驾开始缓缓降落时，阿明现身了。他走下自己那台白色大众汽车，对四名杀手笑脸相迎。然后，他又迎向塔拉基。整个过程，阿明不卑不亢，神色难掩轻慢。两人握手时，阿明向那四个人点点头，并对塔拉基说：“您还是让他们先走吧！”

一场暗杀阴谋被挫败了。接下来，塔拉基和他那四名杀手又应怎么办呢？五个人秘密碰了头，都显得很是心焦。他们必须赶快除掉阿明，否则，苏联人那边可不好交代。思来想去，塔拉基决定宴请阿明共进午餐。他们计划提前在王宫的马桶上绑一枚定时炸弹。一旦阿明进入洗手间，便锁上门，启动炸弹。随着“嘭”的一声，心头大患就解除了。

厕所炸弹这样的圈套，显然难不倒狡猾的阿明。他提前两个小时来到宴会现场，这时，塔拉基的四个亲信还在手忙脚乱地准备炸弹。伟大的导师和两个卫兵站在楼梯上，看到自己那位忠诚的学生走上楼梯时，当机立断，命令身边的卫兵开火。突袭迅速夺去了阿明随从的性命。不过，阿明从台阶上滚下来，他拔出手枪，奋力还击。就这样，阿明且战且退，朝着自己的座驾逃去。

阿明得救了，他又搬来部队回到王宫。那天之后，塔拉基再也没在公开场合露面。据政府报纸报道，他病了。三周之后，官方发布了一则只有四行字的短讯：伟大导师塔拉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死于自然原因，从今以后，他的职务将由他忠诚的学生阿明承担。［10］

苏联一向担心阿明会出尔反尔，这种担心随着一场政变而成了现实。手握大权的阿明立即决定和苏联划清界限。他派出代表前往几个重要的不结盟运动成员国进行访问。阿明此举，显然是想拓展外交空间。同时，他也在加紧平定叛乱。阿明为此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一场国内争端，他就采取了刑侦、镇压、折磨乃至空袭等手段。阿明觉得，唯有如此，他才能摆脱对苏联的军事依赖。不过，尽管他费尽心力，武装叛乱的形势却日益严峻。

苏联方面觉得，如果放任阿明继续执政，阿富汗的局势迟早会变得无法收拾。一旦人民民主党倒台，美国人可能会展开报复。1978年，美国已经失去了伊朗国王这个重要盟友，阿富汗也许会成为伊朗的替补。如上种种可能，叫苏联人再也无法袖手旁观。苏联的不少高层都觉得，应将阿富汗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就像苏联曾在1956年军事介入匈牙利局势，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预那样。

当年10月，一个苏方代表团来到阿富汗进行访问。代表团由60多名高级军官和一名俄罗斯高级将领组成。他们此行怀着一个不便透露的目的——侦察阿富汗地形。据此，苏方可以作出判断，入侵阿富汗到底可不可行。侦察一圈之后，总参谋部还是难下决定。他们觉得，当下似乎并非出兵的最好时机。当时的苏联仍在勃列日涅夫的铁腕掌控下，腕力虽还强劲，手臂却不住地在颤抖，指挥这只手臂的大脑更是有些不听使唤、稀里糊涂。总之，勃列日涅夫已然年老体弱。到明年，他就将一病不起。在那之后的两年，苏联将由一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人掌舵，幕后那些穿着黑大衣、戴着紫貂帽的官僚们则在为最高权力展开激烈斗争。但即便阿富汗幅员狭小、经济贫弱，在这种情况下入侵恐怕也不是时候。

根据苏联总参谋部编写的一份文件显示，入侵阿富汗的决定直到入侵开始前的13天才最后作出。［11］此时，零星的苏军部队才慢慢开拔前往塔吉克斯坦。一支8万多人的预备役部队就此集结起来，他们被称为“第四十军”，也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主力。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他们的家乡与阿富汗接壤。如此安排，还暗含苏方高层的一番苦心。如果苏军与阿富汗人语言相通、容貌相似，那么他们一定心心相通，阿富汗的百姓应该不至于对这些不速之客特别反感吧？可是，参谋总部的将军们这次却打错了算盘。阿富汗是个多民族国家，其中又以普什图人人数最多，无论文化还是语言，普什图人甚至都不是阿富汗北部突厥人的近亲。

第四十军的指挥官名叫伊万·帕夫洛夫斯基（Ivan Pavlovsky）。11年前，他曾挥师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武装终止了“布拉格之春”。苏联高层对帕夫洛夫斯基寄予很高的期望，既然他在捷克斯洛伐克能取得成功，那么阿富汗应该也不在话下。两个国家似乎差不多，东欧的战略经验自然适用于阿富汗：采取雷霆手段，镇压所有敌人和潜在的异己，让坦克部队在街上巡逻几个星期，待一切恢复平静，再扶植一个亲苏政府重建秩序。苏联人的计划就是如此简单而想当然。

1979年12月下旬，第四十军在边境集结。圣诞节的前一天，一支空降兵部队在喀布尔附近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着陆，军队悄无声息地进入城市，在街上呈扇形排列，城中的军事要塞与政府机关都被占领。与此同时，第四十军的工程兵先遣队正在阿姆河上搭设浮桥。跨过这条宽阔的水带，就是阿富汗的北疆。12月27日，桥梁终于完工，苏军的大部队正式踏上了阿富汗的领土。当时，那支部队的士兵并不知道他们真正的任务。此前他们曾经接到通知，边境地区有一股“匪徒”已经破坏了和平。因此，他们以为此行的目的地就在边境地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部队很快接到最新命令，要他们沿着高速公路开赴喀布尔！他们脚下的这条通衢大道，正是20年苏联赠予阿富汗的礼物。

12月28日，喀布尔被苏军完全占领。打头阵的空降部队第一时间就将总统府置于控制之下。苏联人的突然袭击对阿明自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不过他也不知如何应对。喀布尔城外的广大农村居民对他和他的政党恨之入骨，因此他无法向他们寻求帮助。他也不能指望城市居民支持他，因为这些人无不惧他三分，鄙视他所在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在党内，有一半的干部属于旗帜派，和阿明所在的人民派不共戴天，旗帜派上下隐忍已久，一直试图反击。既然如此，阿明只能依靠人民派的战友。可是，他们都很清楚，阿明就是杀害塔拉基的凶手。虽然不少人都觉得塔拉基酸腐无能、难堪大任，但曾经的伟大导师到底也有一帮忠实的拥趸。即便是身边的亲信随从，阿明也无法完全信任，他只能把自己这条命托付给苏联人指派的“保镖”。这些“保镖”来自苏联的反恐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Spetsnaz），他们受过专业严格的训练，是个闻之令人胆战心惊的组织。和苏军一样，来到阿富汗的阿尔法小组也身负使命。当其他部队走街串巷的时候，特种兵也开始了忙碌。就这样，苏军的大部队开进喀布尔时，阿明已经死了。事后，苏联方面对阿明的死因进行了调查。相关的报告汗牛充栋，但其死因却仍不清楚。有些报告认为，阿明是死于枪杀；也有调查者指出，阿明似乎有遭遇窒息的痕迹。不过大家一致认为，阿明咽气之前，似乎已经身中剧毒。

按照苏联人的说辞，阿明是死于阿富汗野心家的谋杀。苏联人不得不这么说，以证明他们是被邀请才进入阿富汗的。不管阿明是怎样的人，不管他是怎么得到权力的，当苏联人到来的时候，他是阿富汗的国家元首，是唯一能向苏联发出邀请的人。苏联人第一次通过邀请进入阿富汗，就是为了杀害东道主的事实，自然不能公之于众。

经过苏方安排，旗帜派的领袖卡尔迈勒成了阿富汗的新总统。苏军入侵之前，卡尔迈勒一直避居在苏联。他选择出走他国，也是由于党内的派系斗争太过激烈。苏联人的一种说法是，正是卡尔迈勒提出请求，他们才会来到阿富汗。简而言之，他们是被一个不在阿富汗（直到苏联把他带进来）的人“邀请”到阿富汗的。他们总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

(1)　一种土制燃烧弹的别称。——编者注

第20章　苏联入侵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上台之后，人民民主党政权也准备重整旗鼓。肃清乡村地区的反叛势力，成了政府的首要任务。这些穆斯林反政府组织通常被称为“穆贾希丁”（mujahideen），即“进行圣战的人”，或“圣战者”。苏联入侵之前，“穆贾希丁”仍以常规部队的形式运作，并未转入游击斗争。他们与政府军进行激烈的枪战，势均力敌，政府军的装备虽然精良，但并没有好出太多。

苏联人的到来，让这场对峙彻底失衡。装备方面，苏军的优势实在过于明显。他们出动的坦克、战机和大炮，很快就把“圣战”武装逼入了绝境。不到几个星期，“圣战”武装似乎就无力反击了。当然，比起当年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圣战”武装的抵抗还要持久一些。城市里，秘密警察加紧活动，任何涉嫌反政府的人都遭到了逮捕。哪怕只是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也会被带到喀布尔的普里恰希（Pul-i-Charkhi）监狱。每天晚上，都有大批嫌疑犯遭到秘密处决。

2月22日的一起事件，实实在在地震撼了苏联人。当天，喀布尔的居民在院子里、屋顶上高喊“真主伟大”（Auah-u-Akbar）。喀布尔的每个角落都在发出这样的呼喊，苏联人根本无力阻止。况且，当时正值夜晚，城市没有配备探照灯，由于苏联占领军和当地居民杂居共处，轰炸与炮击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苏联人试图通过发射火箭弹来掩盖鼎沸的人声，但人们的声音更大了，反而淹没了火箭弹的声音，就连邻近的村庄也听到了城里的动静。于是，村民也加入其中。一整晚，喀布尔及其近郊，“真主伟大”的呼喊声始终未绝。当然，如上的行为并不足以证明参与者的宗教热情。他们选择如此表态，只是因为这句话实在通俗易懂、人尽皆知。唯有高喊“真主伟大”，他们才能向占领者表明一种态度：我们是阿富汗人，我们反对你和你的傀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苏联占领军面临的麻烦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真主伟大”的呼喊声余音未了，喀布尔各大学校的学生又涌上街头举行抗议。前来平息事态的警察和一群女性示威者正面相遇。女性示威者对他们又是嘲笑，又是唾骂，直指这帮警察不是男人。她们甚至摘下头巾，套在警察的头上。一些警察并未粗暴对待她们，反而倒戈相向，成了各位女性的支持者。不久，中学生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后来，示威人群中甚至出现了不少孩子摇旗呐喊的身影。面对他们，警察自然不好随意使用暴力。但是，当局豢养了好些流氓走狗，即便游行群众只是妇女和儿童，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一位名叫娜希德的女学生，便成了屠刀下的牺牲品。在一次游行活动中，娜希德走在人群的最前方。身边的同学纷纷中枪倒下，她仍毫不畏惧。那一刻，娜希德甚至单膝跪地，把遇害同伴抱在怀中。最终，一枚子弹夺去了娜希德的生命。她成了大家心目中抵抗运动的象征。过去，阿富汗也曾有过类似的女中豪杰。迈万德之战中的马拉赖面对入侵的英军，也是一样的英勇。人们视娜希德为新时代的马拉赖。

这时，负责平定农村的苏军发现，打败和驱散“圣战者”的军队并没有解决问题。“圣战”武装退入山区，反倒加大了苏军清剿的难度。他们的藏身之处地形崎岖，大大小小的村庄分布在无边无尽的山野里。每一个村落都是“圣战”武装的根据地，“圣战者”们自觉是在捍卫信仰，要驱逐不信神、不信主的可怕敌人。他们的队伍化整为零，成员超过100人的武装已经算是大型的，更多的是20人左右的小部队。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反苏力量都有20人的规模。抵御这场侵略，不一定要是任何组织的一部分，单枪匹马照样可以对苏联人造成打击。喀布尔的事件已经给苏联人提了个醒：没有秘密集会，不用有人提出行动纲领，只要一声“真主伟大”，就能引起阿富汗人的集体反应。这好像就是一种使命感，早已渗透进阿富汗人的灵魂，从而产生一种智力上模糊但情感上强烈的群体意图、一种令人兴奋的感觉，即“我们”团结起来，与庞大的邪恶势力作斗争。

有了这种情绪，任何团体，无论有组织的成年男性，还是十几岁的青少年，都可以构想出一种使命，通过谋划计策，向入侵者发动进攻。他们只管自己行动，不用考虑什么大局。而且，敌人在这里很容易辨认，毫无隐蔽的余地。

没错，敌人根本无从隐匿，苏联人个个长着外国脸，其盟友的穿着也足够惹眼：西装、衬衫、军便帽，这些玩意儿明显属于城里人。到了游击战场上，它们就是敌人的象征。偏远山区的反抗武装也很好辨认，他们穿着长长的衬衫、肥肥的裤子，戴着头巾，他们视谋杀为高尚的爱国行为，而非犯罪。

敌人不但惹眼，而且总会自己送上门来。政府不断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向人们宣讲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人民民主党政府将为他们做什么。每个村子都建立了委员会，政府寄望该机构能够发挥作用，在管控地方局势的同时，也能推进苏联的发展项目。苏联人及其附庸政权满心以为，随着农村的形势安定下来，发展项目开始取得成果，村里一旦通电、通路，村民一旦能够享受外界的商品和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所有反抗活动都将偃旗息鼓。有了丰厚的物质生活，农民就会认识到革命的种种好处，就会理解并拥抱这场革命。

但是，政府派出的工作队总是由几名苏联顾问、一名或多名秘密警察、一些内政官员（掌管警察与监狱）、几名人民民主党的干部以及政府雇用的一两位毛拉或穆斯林学者组成。在当地人看来，这些人不可避免地看上去像装模作样的走狗。工作队也很明白，这里的人民并不欢迎自己。于是，每次工作队入村工作，都要带上十几个卫兵。

从村民的角度来看，工作队也就那么回事。这些人一看就是远道而来，他们的衣着跟可恶的侵略者别无二致，荷枪实弹的士兵与他们如影随形，装甲车保护着他们开进村庄。而后，他们会找到村里的长老，招呼大家听取讲话，宣传政府要为村民造福。第一件福利，就是让村里的女性接受教育。讲话的时候，村里的所有女性都要到场。工作队将对她们进行现场筛选，挑出适合的人接受教育。

教育问题之外，工作队还很热心土地改革。村中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他们总要在第一时间予以掌握。随后，地主们会被通知，政府已经剥夺他们的一切资产，他们的土地将被分给农民。曾经的农民成了土地的新主人，而原来的地主则要为农民打工。就这样，土改就算完成了。

男人为什么要掀起战争？阿富汗的一则谚语回答了这个问题：为钱，为地，为女人！话虽粗鄙，倒也不是没有道理。村民们怀疑政府领着外国人涌进村庄也是怀着这样的目的，天晓得村里的女性会接受怎样的“教育”。

工作队的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们原本以为，落后的乡村会在一夜之间进步起来。哪曾想到，工作队却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冲突。武器落后的村民自然成了斗争的输家，横死的人因此不在少数。可是，工作队还得开展工作，还得要求村民“让家中的女人接受教育！”［1］他们的帮扶对象，很有可能在冲突中失去了亲人。因此，工作队离开之后，“圣战”武装很快就能夺回局面。在他们的煽动下，村民们纷纷昂起斗志，他们要赶走这帮外国来的恶魔，为亲人报仇，夺回失去的土地。

同时，在乡村地区活动的苏军也发现，他们似乎陷入了一场必输的战争。战争极度血腥，那些支离破碎、不成规模的部队（对方的人数实在少得可怜，几乎不能称之为“部队”）总能占得先机，他们从不与苏军正面冲突，唯有遇上有利时机、进入有利地形时，才会选择出击。

苏联军官彼得罗夫少校的遭遇很能说明当时的战况。1982年3月，彼得罗夫受命前往一个叫作舍尔汗卡勒（Sherkhankel）的乡村附近，那里隐匿着40名“圣战分子”，他的任务就是全歼敌人。彼得罗夫打算趁着夜色发动突袭。其间，炮火会为他及其手下提供掩护，会有四架直升机飞抵现场助阵。行动那天，彼得罗夫一伙盯上了一队人马，他们觉得这些人即是“圣战”武装无疑。他们一路追击，走上一条小路。路的一侧是一堵泥墙，另一侧是水渠。显然，彼得罗夫被诱进了埋伏圈。但他们并未察觉，也没有半点畏惧。他以为对方的武器非常落后，持有的步枪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水平。不料，手榴弹突然爆炸，机关枪和火箭炮的声音渐次响起。“圣战者”从墙洞后面突然发起攻击。几分钟过去，大惊失色的彼得罗夫才稳定心神，决定予以还击。可是，一转眼，“圣战”武装就钻进了地下灌溉水渠或山洞，消失得无踪无影。苏联士兵只得不停地朝岩石和泥土射击。［2］其实，从1879—1880年，英国军队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苏联人本该从历史中汲取一点教训——阿富汗人一向神出鬼没。

在阿富汗战场，苏联军队空有精良装备，却奈何不了对手。他们对这里的地形一无所知，很多地方甚至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苏军的坦克与装甲车无法进入。没办法，坦克部队只能留守城市，穿梭巡逻。所谓的车载炮台，同样不适合山地作战。喷气式战斗机倒是可以精确锁定敌人的方位，不过，对方的移动速度实在太快，飞机无法瞄准，更别提火力打击。藏在深山中的游击队甚至总结出了一套规避空袭的有效战法：任何细微动静都会惊扰山间的飞禽，当看到远处的鸟儿成群飞起时，便意味着苏军的侦察机即将到来。收到信息的穆贾希丁会舒舒服服躲进山洞，让风尘仆仆赶来的苏联人扑个空。［3］

苏军发现，“雌鹿”武装直升机大概是唯一真正有用的军事装备，它们可以飞进峡谷，悬停在山谷上空，机上的苏军一旦发现“圣战者”的踪迹，便可以伺机打击。问题在于，不少“圣战”武装也有了苏制武器。这些武器要么来自被俘或战死的苏联人，要么拆自苏方的坦克。此外，境外的盟友也在向他们提供军事装备。苏制机枪的射程足以覆盖300码，为求安全，直升机只能与之保持安全距离，这使“雌鹿”的威力大减。

退一万步讲，即便苏军及其代理人控制了深山与荒漠，也不意味着大局已定。唯有彻底消灭“圣战”武装，他们才能彻底安心。可是，赢下一场战斗容易，要想把所有“圣战者”逼入绝境，却是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几乎所有的“圣战士”都来自乡村地区。从外貌上看，他们无异于普通农民，举枪战斗并非他们的全职工作。放下武器，他们仍过着耕耘田地、放牧羊群的普通生活，也会费尽心思筹备婚礼，反正喜事的风头绝不能让隔壁村的表亲抢了去。

过活之余，“圣战士”会不时出击，他们时不时就能干掉那么一两个侵略者，而后，又一头躲进附近的村庄，消失得无影无踪。那里的亲戚朋友能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掩护。也许在工作队的宣讲场合，他们也曾驻足聆听。待敌人的大部队离去，他们又会拿出武器，杀死政府派驻村里的代理人。

“圣战者”中的大多数和外部世界几乎没有联系。因此，政府无法通过切断其与外界的补给线来打败他们。他们的后盾往往就是自己的家庭。不少村民虽和他们非亲非故，却乐于收留他们、保护他们。毕竟，他们和村民同气连枝，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

因此，“圣战者”不用担忧后勤问题，苏联军队可没有这个便利。苏军的补给线路常常遭到“圣战士”的重点打击，桥梁遭到破坏。“圣战者”还会守在通衢大道的一边，等待苏联人的补给车队自投罗网。小规模的伏击战中，他们总在暗地躲藏，让苏联人的车队无所遁形。这场战斗是不平等的，苏联人要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

最后，苏联的军事决策者做出了决定命运的决定——剥夺“圣战者”的后勤优势，切断“圣战者”与人民的联系，把人民赶出农村，这在他们看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此，这场可怕的战争进入了最为恐怖的阶段，一个永远不应从耻辱的历史中消失的阶段。苏联人采取各种手段，人为地减少农村人口，他们对乡村地区进行密集轰炸，让战斗机在田地上空飞来飞去，散布地雷，使大部分土地难以耕种，甚至无法耕种。他们在空中扫射牲畜，把它们击成碎片，他们觉得，如此一来，“圣战”武装便拿不到任何补给了。这也顺便迫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样一来，苏联可以用装甲车和大炮控制他们。当然，如果这些乡下人逃往他国成为难民，苏联人也算达到了目的。1985年的战事尤为血腥。到当年底，已经造成约100万阿富汗人丧生，另有600万阿富汗人背井离乡成为难民，他们大多逃到了伊朗或者巴基斯坦。

大多数的阿富汗家庭并未举家出逃，敌人的残暴激起了人民的义愤，他们决心抗争到底，直至流干最后一滴血。有战斗力的适龄男性会把家人护送到国外的难民营，然后折回家乡继续战斗。无数个阿富汗家庭就此离散，整个国家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阿富汗人向来崇尚阳刚，男孩小小年纪就被教育要隐忍顽强。父兄的体罚责打，算是铸就男儿本色的必修课程。真正的阿富汗孩子，应该对此一笑置之。亲人的一顿严厉鞭笞，是关爱的体现。男孩甚至应该感恩戴德，感谢长辈给了他们一次长大成人的机会。

阳刚，并非粗暴的代名词。在正常的教育环境下，阿富汗的男孩除了保持勇敢坚韧的品质，还得学会为家族争光，有辱门风的事情，他们绝对不能做。尊重长辈，怜惜幼子，这才是大丈夫所为。好多阿富汗男性都喜欢和自己的孩子腻在一起，爱抚、亲昵，丝毫不觉得有损面子。身为男人，还得不顾一切地保护家中女性——在这方面，阿富汗男性甚至有些过分踊跃。按照阿富汗文化，完美的男性应该拥有救济穷困、帮扶弱小的慷慨品质和阳刚的男子气概。

抗苏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男性奔赴战场。他们告别亲人，脱离了原来的乡村环境。身边不再有父母妻儿，同伴都是年纪相仿的大老爷们。战争异常血腥，耳濡目染之下，阿富汗整整一代男性的心理渐渐变异，阿富汗的民族性格也开始发生扭曲。在笔者看来，那场战争的一大恶果正在于此。

遍布全国的地雷也在戕害阿富汗人的身体。苏联人挖空心思，设计了一种新型武器。它看上去像玩具，内里却暗藏玄机。其中的炸药虽不会致死，却足以带来终身残疾。苏联人放出这种东西，主要是想吸引孩子的注意。他们如此苦心孤诣，不过是为了拖住阿富汗全民抗战的步伐。毕竟，孩子一旦死去，大人会将其就地掩埋，然后继续前进。但是，一般家庭都不忍抛弃残疾的孩子，由于行动不便，他们的脚步会被拖住。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难民营，精疲力竭的一家之主没准会选择留在他乡，而不是回国抗战。从纯科学的角度考虑，这些类似玩具的地雷是解决军事问题的聪明办法。

如今的阿富汗境内，还留有不少地雷。种下地雷的人，大多是生活在苏联某个破败地区的中年男子，而发明这一“科学”方案的人，大部分已自然死亡，不在人世了。(1)

(1)　事实上，阿富汗境内遗留至今的地雷主要出自“圣战士”之手，内战期间，地雷成了各种武装斗争的杀伤性武器，被不加区分地投放到阿富汗各地。地雷数量之大、分布之广，使阿富汗成了当今世界上受到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编者注

第四部分　旧阿富汗的爆发

多斯特·穆罕默德开创的事业几经转手，又轮到纳迪尔一家继承。阿卜杜尔·拉赫曼和阿曼努拉曾经为之耗尽心力，奋斗一生，却收效甚微。而后的穆萨希班兄弟自然变得更加审慎，通过雷霆手段，让这个列强环伺的国家巩固在一个全能中央的统治下。喀布尔的统治精英把发展视为一切的关键。冷战期间，中央政府坚持战略不结盟，如此一来，东、西两大阵营都能为阿富汗提供资源，中央政府才有修公路、建学校、设邮局、架构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本钱。果不其然，所有这些从首都开始的发展，使喀布尔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无论其规模、实力，还是文化优势，喀布尔都已经把国内的其他城市远远甩在了后面，其他城市加在一起，也难以和首都匹敌。如火如荼的基础建设，催生了一个强大的新技术官僚阶层，他们的出现，对旧贵族阶层形成了挑战。前者拥有的技能和知识，胜过后者仰仗的宗教背景和部落出身。喀布尔成了阿富汗农村的帝国存在，中央政府建立的各种制度，对阿富汗的传统生活方式形成了挑战。新喀布尔与旧阿富汗之间的拉锯战，变成了现代与传统、国际主义与狭隘主义、世俗法律与沙里亚法、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城市价值观与乡村价值观之间的较量。纳迪尔·沙阿王朝似乎注定要成功，古老的阿富汗正在节节败退，失去动力。

不过，旧势力并没有放弃抵抗。新旧两股力量渐行渐远，矛盾在步步加深。阿富汗社会看似稳定，不过是因为双方势均力敌。平衡不是稳定，终有一天，对垒中的一方会败退而去。重重矛盾之下，失衡的那一刻便意味着天崩地坼。在城市阵营内部，激进分子竭力反对温和派，以推动更大力度、更快速度的世俗化改革。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夺取政权，并非贫与富的决战，也不是农民对地主的革命，而是城市精英阶层内部关于如何追求喀布尔帝国长期目标的一次暴动。

然而，真正的冲突不在喀布尔内部，而在喀布尔和农村之间，双方的决战还未到来。苏联人闯入阿富汗，是为了防止美国人的干涉。但他们不必为此费心，阿富汗新兴的左派可能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全球对抗势力中的一方，但他们的对手却感觉不到与任何一方的联系，这些都不是美国利益或理想的代言人。在国内，这些人是古老阿富汗的象征，历经阿卜杜尔·拉赫曼等几代君王的剿杀，仍然屹立不倒。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代表着全球政治中的一个新因素——伊斯兰革命派。总之，阿富汗的国内冲突和冷战没有多大关系，这场冲突只是阿曼努拉和萨考那个时代，乃至更久以前一场悬而未决的阿富汗争端的爆发。苏联人的介入，打破了过去140年来精心设计的平衡，为被喀布尔的现代化改造压制的势力打开了大门。

第21章　穆贾希丁

有人说，唯有面对外国侵略者，阿富汗人才会团结一致，但这只是一种不理性的刻板印象。苏军入侵不到一年，就已有80多个抵抗组织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展开活动。［1］这些抵抗组织大小不同，政治倾向也存在一定差异，有些来自自由主义左派，有些则出自传统的民族主义阵营。但是，大多数抵抗组织都打着捍卫伊斯兰的大旗进行战斗。正因为如此，人们习惯把阿富汗的抵抗力量称为“穆贾希丁”。

既然大多数抵抗组织拥有一致的目标，对抗同一个敌人，他们为什么选择各自为战，而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各位读者没准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些组织的凝聚力并非源于意识形态的立场或某种思想，而是基于领袖的个人号召力和他们的盟友。组织之间你争我夺，各个领导人都想攫取这场抵抗运动的指挥权。不过，他们都不想接受别人的领导，不愿和其他组织合并。在阿富汗的文化传统当中，领导地位仍然要回到相关的人际关系网络上来，在艾哈迈德·沙阿那个年代就是如此，即使到了1985年，也仍是如此，人民民主党和穆贾希丁也要这样做。

当然，白沙瓦聚集了80多个抵抗组织，并不代表阿富汗国内就有相应的80余支武装。白沙瓦的大多数组织都是独立的实体，如果有联系，也只是和阿富汗国内武装有微弱的联系，也许有几百个，也许多达数千个。总之，白沙瓦的组织和阿富汗国内武装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恩惠和交易基础之上的。

恩惠？交易？没错，白沙瓦的“圣战”组织领袖本质上是集资者，他们从世界各地通过各种渠道争取金钱和武器。某些组织的金主远在沙特阿拉伯，有些则依靠伊朗过活。北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革命党，也是不少“圣战者”仰仗的资源所在。

而且，从一开始，就有少量金钱和枪支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流出，只不过这一类赞助并不会直接交到“圣战者”的手里，而是流向巴基斯坦政府，后者再把援助物资分配给他们喜欢的人。正因如此，大大小小的“圣战”领袖必须竭力讨好巴基斯坦政府，只有如此，才能分得一杯羹。

负责分配援助物资的职能部门是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ISI）。表面上看，三军情报局不过是巴基斯坦军队下属的间谍机构。与陆军或空军相比，三军情报局掌握了军内的大小机密，它虽是一个很小的组织，但是，作为各军事部门之间的联络人，加上巨额的西方援助，三军情报局权势滔天。对于这笔巨额资金，三军情报局完全可以自行支配，不会有任何部门提出异议，更不必对其作出的选择负责。巴基斯坦政治体制内的这个秘密集团之所以能在穷凶极恶的阿富汗武装分子中获得制高点，是因为其本身就是一支最为凶恶的军阀。

金钱、武器一旦到手，身在白沙瓦的“圣战”首领会立刻招兵买马，在阿富汗组建起一支武装。只有拥有稳定资源的领导人，才能拥有稳定的追随者。得到金钱、武器的武装分子，则会为了问鼎全国而继续征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入侵者面对的敌人，并非某一派别的政治势力，也不是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苏联人只是稀里糊涂地闯进了阿富汗特有的纷乱世界之中。

“圣战者”希望有一天能统治的国家，不仅已经四分五裂，甚至涣散到了原子状态。农业和制造业几近崩溃，除了走私宝石、军火和毒品交易，国民经济如同一潭死水。阿富汗人只能指望外国援助来求得苟活，城市依靠苏联人的金钱，乡村地区则生存在阿拉伯势力和西方世界的羽翼之下。其实，大多数西方援助没能抵达阿富汗的第一线。三军情报局的诸位官员妙手空空，用西方人的援助填满了自家的钱袋。该组织好像一个国中之国，滚滚而来的战争财让白沙瓦的“圣战”领袖也获益良多。阿富汗百姓得到的，却只有无尽的战争和暴力。

在白沙瓦，诸位首领不但要讨取三军情报局的欢心，还要争夺拥趸的爱戴。大家兴兵造反的目的，都是“保卫伊斯兰”。在这种情况下，标榜“温和中正”的组织可没有什么竞争力。大家无不觉得，“温和中正”之类的说辞，更像是战斗乏力、信仰不坚定和意志薄弱的表现。要想从竞争中脱颖而出，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众多武装中“最虔诚”的。不少“圣战者”都把建立“伊斯兰国”当作终极的奋斗目标。其他人只能作出更强硬的表态，试图把对手的豪言壮语贬斥得好像无神论者的呓语。经过这样一番竞争，“圣战者”的整体倾向自然愈发极端。早早闯出名声的宗教极端分子最能得到手下的拥护，也最容易得到三军情报局的青睐。

三军情报局虽然拥有广泛的资源，但并非所有援助都通过它来提供。阿富汗境内的什叶派武装大多听从伊朗的指挥，曾在19世纪遭到残暴“清洗”的哈扎拉人，是阿富汗什叶派武装的主体。面对苏联入侵者，哈扎拉人坚决抵抗。但是，他们不愿与逊尼派主导的白沙瓦武装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沙特阿拉伯也绕过三军情报局，与阿富汗境内一些武装建立了直接联系。埃及政府也拥有自己的跟班。就连巴基斯坦的老对手印度，也在扶植自己的代理人。

就这样，反苏战争代表了外部世界的重重矛盾和生死斗争。这些冲突加剧了阿富汗国内原本就存在的种族、宗教和语言分歧，让他们之间的敌对状态进一步加深。不了解阿富汗历史的人常常有一种错觉，认为阿富汗国内各民族都将彼此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其实，他们错了。苏联入侵之前，种族之分、教派之别，从未酿成太大的惨祸。“铁腕埃米尔”对哈扎拉人的迫害是一个例外。长久以来，不同民族杂居共处的经历，早就让他们学会了共存与包容，并形成了复杂的共生关系。敌意自然存在，部落纷争也在所难免，不过，纷争只是战士之间的个人对决，他们的房屋、田园、牧畜和家人从不会受到牵连。苏联的入侵和阿富汗的反应，打破了群体间古老的默契，并为即将到来的野蛮种族战争埋下了祸根。

侵略军与抵抗者不断拉锯，重组了阿富汗原有的社会结构。我在第二章提到的“乡村共和”，在苏联入侵之前，它或多或少还是完整的。土地所有者、部落首领及村中的马利克等世俗长老是乡村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拥有土地、财富、武器，还拥有争权夺利的意志。他们和神职人员合作，但后者起从属作用，只负责批准他们的决定。

战争扭转了这一局面。［2］如今，当越来越多的“圣战者”在阿富汗寻找合作伙伴时，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神职人员身上。这一阶级以牺牲世俗长老为代价，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土地被烧焦、经济被摧毁，苏联军队地毯式的空袭，不仅让几百万人陷于离乱，乡绅仰仗的部落体系也在轰炸中一溃到底。此外，战火中走出了一个全新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权力建立在战争技能上，而不是部落关系、血统等。

一开始，没人觉得阿富汗的抵抗力量能与苏联抗衡。面对强大的苏军，“圣战”武装落后得像一帮原始人。战争的结果难道还有悬念？假如阿富汗人还想抓住一线战机，他们就必须团结起来——所有的国际问题专家都给出了这样的建议。殊不知，各自为战才是“圣战”武装的力量所在。苏联方面遭遇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个时候的英国军队也有同样的烦恼。其实，强如英国、苏联这样的大国，不是奈何不了弱小国家阿富汗。迈万德之战，虽然阿富汗人曾经克敌制胜，在喀布尔与贾拉拉巴德之间的兴都库什山口，他们也击退了英国入侵者，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战争将阿富汗社会分解成数以千计的单位，每个单位都要和英国（现在是苏联）人死战到底。因此，英国（以及现在的苏联）人无法将他们一一打败，也没有人能代表这个国家与他们谈判，因为谁都不会默许有人治理国家。

四分五裂的局面给苏联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阿富汗则承受了更大的灾难。自1826年以来，多斯特·穆罕默德等历代君王取得的统一成就，在短短的一年里就化为了泡影。阿克巴·纳鲁兹的父亲曾在查希尔·沙阿时代担任议长，经历了国家从统一到分裂的跌宕年代，对于国家的前景，他悲观地说：“阿富汗要想恢复到50年前的样子，我看还需要50年的时间。”［3］

在众多的“圣战”领袖中，有十几人是杰出的，有两人则特别引人注目：马苏德和希克马蒂亚尔。这两个人都是年轻人，作为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分子，见证了查希尔·沙阿执政最后十年的喧嚣与狂暴。

马苏德来自潘杰希尔，是塔吉克人。从人口数量上看，阿富汗的塔吉克人仅次于普什图人。但是，长期以来，塔吉克人毫无政治影响可言。马苏德的父亲是一名技术官僚。由于工作调动，举家移居喀布尔。马苏德来到法国人兴建的埃斯特格拉尔高中求学。学校的一旁就是王宫，在劫难逃的达乌德在那里作了最后的生死搏斗。我和马苏德是中学校友，我读十一年级的时候，他还是个六年级学生。正因如此，我当时从没注意过这位小学弟。高中毕业之后，马苏德进入苏联建造的工学院。不过，他是如此热衷政治，以至于未能完成学业。

到马苏德开始上大学的时候，他已不仅仅是一名虔诚的政治化的穆斯林了，他还经常抨击同学不遵守教规。他看不惯有人在斋戒期间进食，也见不得有人不按时进行礼拜，他已经改变了以往阿富汗人那种随和的态度。［4］他不仅是穆斯林，还是伊斯兰主义者。

不过，比起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还算是温和派。希克马蒂亚尔原是一名反叛分子，曾从军事学院转至喀布尔大学。后来，他也因为关心政治而没有完成学业。在校期间，希克马蒂亚尔选读过一阵子工程课程，这使他后来自称“工程师古勒卜丁”。有人说，希克马蒂亚尔是作为一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员开始职业生涯的。对此，他本人及其追随者坚决否认。无论他早年间的思想倾向如何，在政坛闯出名声的希克马蒂亚尔是个宗教激进分子。1972年，他涉嫌谋害一名同学而被捕入狱。然而，没过几年，一位想讨好宗教激进势力的总理释放了他。于是，希克马蒂亚尔重获自由，前往巴基斯坦这一安全地带。

马苏德加入了一个名为“伊斯兰促进会”（Jamiat-i-Islam）的宗教党派，该组织由喀布尔大学的神学教授拉巴尼一手创立。后来，马苏德虽已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阿富汗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但他仍自称是“协会的一员”，拉巴尼才是马苏德心目中的领袖。希克马蒂亚尔原本也是该协会的一分子，后来，他自立门户，创建了“伊斯兰党”（Hezb-i-Islam）。这“一党一会”成了随后几年阿富汗暴力事件中最为重要的两大角色。

1975年，当达乌德领导一个共产党内阁管理这个国家时，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与拉巴尼等伊斯兰主义者试图在潘杰希尔武装起事。但密谋未能成功，所有人不得不流亡巴基斯坦。此后五年，他们一直在巴基斯坦，直到苏联坦克开入阿富汗，他们知道机会来了。

马苏德回到家乡潘杰希尔后，很快组织了一批人马开始抵抗苏军。拉巴尼仍然坐镇白沙瓦，负责为协会笼络资源。武装头目回到国内组织斗争，政治领袖则在国外活动，马苏德与拉巴尼倒真是这种合作关系的典范。

希克马蒂亚尔主要的活动地点仍是巴基斯坦，只有形势需要，他才会回到阿富汗与手下并肩作战。“工程师古勒卜丁”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游说官员、筹措资金与获取政治资源上。虽然他大部分时间并非身处阿富汗，但其影响力又触及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

在激进学生中，马苏德的表现并不出众。他不善演讲，组织游行也非他的专长。正因如此，他才把协会的领导位置让给拉巴尼吧。后来的山里游击作战，倒是让马苏德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事实证明，马苏德在军事方面天资卓越，几乎能和切·格瓦拉(1)、毛泽东相提并论。很快，他就被崇拜者冠以“潘杰希尔雄狮”（潘杰希尔本就是“五头狮子”之意）之名。他不仅能设下埋伏，击落直升机，还有组织平民生活的天赋，他一手拿着枪，一手枕着头管理着他的社区。马苏德摸索出了一条与苏联侵略者的相处之道。白天，对方战机出动时，山里的百姓会上山躲藏；待苏军撤离，大家又会回家过各自的生活，他们还会趁着夜色犁地、播种，照料其他农活。

马苏德也想把所有的游击武装团结在一起。为此，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牵头组织了一个监督委员会。鼎盛时期，有130多个游击武装挂靠在委员会的名下。不过，马苏德毕竟是个塔吉克人，民族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他的身份自然无法服众，占人口多数的普什图势力与马苏德的关系一直若即若离。［5］

马苏德激发了他的追随者们近乎宗教膜拜的忠诚。我曾和马苏德的亲密助手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有过一次谈话，我问他对马苏德的印象。他回忆起马苏德在历经与苏联人艰难杀戮的一天后，回到家里与孩子们玩耍时所散发的温柔。这样的故事是传说，是后人创造的英雄神话，真实的人与事可能要复杂许多。

希克马蒂亚尔是马苏德的一大劲敌。希克马蒂亚尔并不具备马苏德的领袖魅力，他也不是一个游击战士，这不是他的专长。希克马蒂亚尔过去是（显然现在仍是）杰出的组织者，具有非凡的政治头脑。我预感多斯特·穆罕默德也是这样的人。马苏德转战山间的时候，希克马蒂亚尔在竭力拉拢三军情报局的各位官员，这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三军情报局拨出的金钱、军备，有四分之三流入了希克马蒂亚尔的口袋。希克马蒂亚尔用这笔援助，将伊斯兰党打造成一个强大的部落间（虽然基本上是普什图人）的游击队网络。阿富汗的每个地区都有伊斯兰党武装人员和特工。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难民营里，希克马蒂亚尔派出的人总在招兵买马。每个在战乱中长大成人、慢慢变得麻木残忍的阿富汗男性，都有可能成为希克马蒂亚尔旗下的一名走卒。

无论是马苏德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在和苏联人及其傀儡政权展开血战。之后，同一阵线的两大势力也交上了火。抗苏战争期间，希克马蒂亚尔武装经常寻衅其他“圣战”武装。有一次，他们差点要了马苏德的命。大家清楚地知道，两位领袖彻底决裂的那一天即将到来。

(1)　切·格瓦拉（1928—1967）：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是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编者注

第22章　冷战的最后阶段

苏联入侵激起了阿富汗各派势力的强烈反应，伊朗的世界末日革命，布托政府的垮台和伊斯兰主义在巴基斯坦的胜利，阿拉伯世界反政府、反西方的秘密伊斯兰革命组织和政党在崛起。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局势即将迎来一场新的对决。在伊斯兰世界，不仅思想家和活动家，就连集市上的普通百姓都把当前的历史重新定义为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较量。

相比之下，在西方，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观察家仍然从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角度来看待全球问题。两大阵营都具备核打击能力，因此，双方都不能直接诉诸武力。他们要想在世界各地施加影响，只能通过冷战的方式。第三世界时常爆发的代理人战争，正是双方你争我夺导致的后果。

冷战到了1980年，西方阵营觉得己方形势不妙。当时，美国的经济情况实在糟糕，承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同时，经济发展却陷于停滞。此外，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按照此前的经济观点，高通胀、高停滞与高失业率绝不可能同时出现。与此同时，油价一路飙升，就像坐上了火箭。危局当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却束手无策，他只是干巴巴地恳请国民节俭一些。当时的情况，需要每个人勒紧裤腰带。悲观情绪在全国迅速蔓延，迫使总统发表电视讲话。面对电视观众，卡特承认，美国正在经历困境。［1］

在古巴，卡斯特罗的权位还是那样稳固。美国中央情报局用尽计策，也没能把他整下台。中美洲的左翼游击武装不但控制了尼加拉瓜，还在萨尔瓦多取得了节节胜利。在欧洲，喧嚣一时的团结工会遭到苏联的强力镇压，活动转入低潮。新鲜出炉的SS-20导弹，将整个西欧纳入了苏联的核打击范围。在中东，美国失去了伊朗国王这个最强硬的盟友。更糟糕的是，一群年轻的伊朗激进分子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控制了52名外交官。一个超级大国，何曾遭遇过如此频繁的羞辱？没过多久，苏联的介入又导致了阿富汗政权的更迭。难道对手真是不可抵挡？

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卡特政府作出回应：苏联攫取控制海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作对美国根本利益的威胁，美国将采取必要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卡特主义”。也就是说，吉米·卡特只打算守住波斯湾这一阵线，承认了阿富汗。

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1)却觉得危局之中暗藏转机。在他看来，阿富汗已让苏联泥足深陷，它会耗尽苏联的心血和财力（当年，美国不也在越南触了同样的霉头），有了阿富汗的战事，美国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苏联付出不小的代价。对此，布热津斯基很有信心。当然，他并不希望美国对此投入过多，毕竟他可不敢指望阿富汗能战胜强大的苏联。只要美国暗中扶持阿富汗，尽可能拖慢苏军那不可阻挡的胜利进程，让苏联在稳赢的这场战役中尽可能付出大的代价就可以了。

回想起来，1980年的苏联为什么会让世界如此恐惧和敬畏，是很难理解的。诚然，美国在当时已经疲态尽显，不过，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却在垂死挣扎。一方面，国内的官僚体制已经僵化不堪，甚至连它自己的官员都在鄙视它；另一方面，指令性计划经济除了生产巨型武器和工业设备，无法生产其他消费品，苏联人民梦寐以求的汽车和电视，似乎只有“自由世界”才能供应。

最糟糕的是，政府没有充满活力的理想来弥补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共产主义曾经履行了这一职责，但如今，即使在共产主义世界，它也失去了号召力，甚至没有了激励共产党人的力量。年老多病的勃列日涅夫早就无力问政，但却无法摆脱，即便哪一天他撒手人寰，政治体制内也找不出合适的接班人。1982年，勃列日涅夫结束任期，权力移交给了原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关于安德罗波夫，外界知之甚少。此人同样年事已高又疾病缠身，上任不过15个月就去世了。继任者契尔年科更是个无足轻重的政治局官员，而且他和前两任一样老病交加。不到一年，契尔年科死在了任上。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冷战赢家，一个即将称霸全球的大国。

即便如此，苏联的威胁仍让美国感到不安。罗纳德·里根能够赢得1980年总统大选，和他牛仔般好斗的姿态密切相关。里根甚至多次出言攻击苏联，为冷战对手贴上“邪恶帝国”的标签。他宣称自己不会像吉米·卡特那般束手束脚，而要和苏联大干一场。阿富汗（和伊朗）也是里根手中的一把利剑，就此展开的层层诘问，让卡特简直无力招架。阿富汗战争对里根尤其有利，它已经成为里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右翼“反共”老战士津津乐道的话题。右翼政治家虽然对伊斯兰主义知之甚少，却称赞阿富汗的“圣战者”是光荣的自由战士，视他们为“反共产主义者”。

入主白宫的里根，亟须用实际行动把竞选承诺一一兑现。在这方面，里根还真不是作秀。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是为了占据冷战的上风。为此，里根不惜采用核对抗的手段。他在联邦德国境内部署的潘兴导弹，直指莫斯科。对于苏联方面发出的高声质问，他只是微笑以对。里根甚至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也许美国可以打造一个全新的防御体系，让苏联的导弹完全瘫痪。他的这个战略防御计划就是众所周知的“星球大战”计划，让一众战略专家闻之心惊。由于“相互摧毁”原则的存在，两大阵营才会陷入僵局，世界和平因此有了保证。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自然没人敢轻启战端。假如美国在防御方面棋高一着，里根就可以选择主动出击，攻打苏联。倘若苏联当局觉得对手已经占据优势，没准会先发制人实施打击。里根冷笑了一声，估计他会冒这个险。

“星球大战”计划也许不可行，不过，对峙的原则在于料敌从宽，苏联人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研制新的核武器。不知不觉中，双方展开了一场军备竞赛。

“星球大战”计划有些抽象，即使对那些赞成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为了支持他的强硬立场，里根不得不在美苏对抗中坚持到底，其中之一是尼加拉瓜，另一个是阿富汗。

对里根政府而言，尼加拉瓜比阿富汗更为迫切。在该国境内，美国一手扶植了反政府游击队（Contras）。游击队表现颇为出色，一度推翻了桑迪尼斯塔主导的政府。当然，里根政府也向阿富汗的“圣战者”提供了许多方便。虽然马苏德等人得到的金钱、装备，加起来不过价值几千万美元，但比起一毛不拔的卡特时代，“圣战”武装的境况好了许多。

冷战总能适时影响阿富汗的局势。1985年，苏联这艘巨舰迎来了一位充满活力的年轻舵手——戈尔巴乔夫。不过，他接手的这艘巨舰已经出现沉没的先兆。为了应对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政府投入大量金钱，国家财政几近枯竭。戈尔巴乔夫深知，如若不对军事与战争支出加以控制，苏联的国运恐怕将此终结。他因此推出了好些全新措施：“新经济政策”下，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接纳市场要素；“新思维”的推行，让苏联国民也享受到了有限度的言论自由。对于戈尔巴乔夫的种种举措，西方大加称赞，称他是一位伟大的改革者。

戈尔巴乔夫还和里根就缓和核紧张局势进行了会晤，并取得一些实质进展。两大阵营由此有了一次真正的喘息之机。会谈之后，里根在国内赢得一片赞誉，戈尔巴乔夫也收获了诸多好评，人们称他是和平的缔造者（除了右翼福音派基督徒，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额头上的胎记表明他“反对基督教”）。［3］

戈尔巴乔夫的有些作为确实值得称颂。不过，此人的大胆举措却给阿富汗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戈尔巴乔夫认为，入侵阿富汗简直是大错特错，阿富汗就像套在苏联脖子上的一根绳索。为此，他迫不及待想要从中逃脱。但他并没有撤军停战的打算，而是要求军方不惜代价，尽快取得战争的胜利。当年的尼克松不也想在越南“光荣撤退”［4］吗？戈尔巴乔夫想从阿富汗撤军，但他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离开。那个时候，苏联正在和美国就核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因此他不能表现得软弱无力。

打那以后，苏联军队明显加大了空袭力度。在狭窄的山谷间来回上下穿梭，直升机上的机枪对准平民的次数明显增多。戈尔巴乔夫上任第一年，也是战争最为血腥恐怖的一年。这一年，苏军参谋部制订屠杀计划，要把阿富汗的广袤乡村辟为无人区。那个古老的阿富汗在地毯式的空中打击下彻底解体。所谓的“乡村共和”，就此成为历史。同一年，逃亡伊朗、巴基斯坦的难民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600万人。而战争开始时，阿富汗的总人口不过2000万人。全世界的难民中，阿富汗难民占了大半。摧毁阿富汗的凶手，并非一个势大力强、莽撞无知的新兴国家，而是一个风雨飘摇的超级大国，它把阿富汗的局势搅得一片混乱。

阿富汗的战事还在不断升级，隔岸观火的美国人却从局势中看到了阿富汗取得真正胜利的可能性。于是，国会参议员戈登·亨弗莱、众议员唐·里特等人开始为阿富汗事业游说。里根总统任命了一位阿富汗事务顾问，此人是阿富汗侨民，名叫扎勒米·哈利勒扎德，在贝鲁特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查理·威尔森也认为援阿之事可行，与国会和中情局的盟友一道，成功将美国对阿富汗“圣战”武装的（秘密）援助增加两倍。在威尔森的游说下，沙特阿拉伯政府决定拨出一笔同等价值的援助。到1987年，“圣战”武装每年可以从美国方面获取10亿美元的援助。当然，这笔援助还要通过三军情报局获得。此外，沙特阿拉伯还有10亿美元的援助。

除了金钱和武器，威尔森等人还给了“圣战”武装一个重要建议。通过实地勘察，议员们发现了苏军的一道软肋，抵抗组织可以加以利用，穷追猛打。为此，“圣战者”只需要一件方便带进山区的武器，就能随时向苏军的直升机展开射击。

可惜，当时的世界上还没有如此便携且威力十足的武器。于是，威尔森联合中情局内所谓的“阿富汗别动队”，矢志要为“圣战”武装打造一件实战利器。以色列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埃及政府则在运输方面打开绿灯。最终，著名的“毒刺”（Stinger）便携式防空导弹得以问世。这种导弹有长长的炮筒，可以根据热成像原理追踪目标。发射的时候，只需两个人固定炮筒，另一个人负责瞄准、开火即可。“毒刺”导弹虽谈不上十分先进，但足以威胁苏军。

1986年9月25日，“毒刺”导弹第一次被用于实战。伊斯兰党的军事指挥官阿卜杜勒·哈法尔（他自称“工程师哈法尔”）瞄准贾拉拉巴德机场的一架苏联直升机，发射了“毒刺”导弹。战争一打响，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虽然苏联的空中打击仍在继续，许多人死于空袭，但其经济意义是决定性的。据三军情报局披露，截至1987年，阿富汗抵抗组织发射的“毒刺”导弹，每天都能命中1—2架苏联战机。一枚“毒刺”导弹，花费不到4万美元，而苏联军用直升机的身价却高达1000万美元。美国中情局向“圣战”武装提供了500多枚“毒刺”导弹（一说2500枚）。另外，英国产的类似武器也在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来。［5］从经济角度而言，这场战争对于摇摇欲坠的苏联实在太不划算，一次就损失了1000万美元，还是败给只有大把猎枪装备的游击队。没办法，戈尔巴乔夫只得选择撤军，越快越好，战果、面子只能统统抛之脑后。

苏联撤军的第一步，就是撤掉卡尔迈勒。此人施政无方，督战不力，已经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继任者是秘密警察部队的头目纳吉布拉。此人体格魁梧，肌肉发达，像一位举重运动员，外号“公牛”。纳吉布拉上任之后，也有一番改革亟待推行：首先，他不再执着于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其次，他要和“圣战”武装展开谈判，争取组建联合政府；他还得收买人心，拉起一支声势足够大的拥趸队伍。以上目标达成后，苏联人方能安心离去。

为了维持局面，纳吉布拉可谓竭尽全力，所有能够缓和局势的手段都被他使了一遍。秘密警察的名声实在太臭，纳吉布拉将其更名为“武装警察”（WAD）。每个人都清楚，总统此举纯属换汤不换药。在纳吉布拉统治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更名为“阿富汗祖国党”，但却没人高唱爱国歌曲。纳吉布拉主持颁布了新宪法，宣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改为“阿富汗共和国”，伊斯兰教为国教，保障所有公民的自由。但没有人相信他。纳吉布拉还拨出专款，修建了不少清真寺与神学院。他呼吁反对派放下武器，与政府达成和解，还在议会中为“圣战”武装领导人留出位置。他甚至说，如果某些条件得到满足，他将辞职。

放在十年前，这个计划可能奏效。不过，20世纪80年代的血腥记忆早就关上了和解的大门。阿富汗人如何能够相信，残忍阴鸷的秘密警察局局长是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会致力于重建阿富汗的价值观。“圣战”武装清洗了枪支，开始向城市进军。

战争之初，联合国就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呼吁交战方重回谈判桌。数年来，多个国家派出代表参与斡旋，却总是毫无成效。1987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苏联自来年起，将从阿富汗前线分批撤军，阿富汗的内部事务将交由阿富汗人自行处理。如此决定，尚不知是福还是祸。同时，苏联希望美国和巴基斯坦作出以下保证：承认现有边界，美国不再向阿富汗境内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及经济援助；苏联撤军之后，任何国家不得干涉阿富汗的国内局势。苏方提出的要求并未收获切实的承诺，但是，戈尔巴乔夫已没有多余的精力迫使美方作出承诺，毕竟当时的苏联已经走上了解体的道路。

1988年，第一批苏联军队从阿富汗回国。那一年，苏军在慢慢撤出。与此同时，无论从苏联自身出发，还是站在全球高度，一些更为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在苏联境内，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爆发群众运动，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都遭受了严重挑战。而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三国人民先后走上大街抗议示威。风雨飘摇的苏联行将崩溃。

1989年2月，鲍利斯·格罗莫夫上校踏上铁尔梅兹（Termez）大桥(2)，穿过阿姆河，回到乌兹别克斯坦。他是最后一名离开阿富汗的苏联军人。当时人们并没有太多关注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消息，因为东欧剧变更加牵动人心。同一年，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吹响了这场剧变的前奏。访波期间，这位苏联领导人公然否定勃列日涅夫坚持的“有限主权”原则。他表示，任何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苏联都将不再干涉。东欧诸国就此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团结工会立即行动起来，迫使政府举行选举。最终，波兰选举以团结工会大获全胜而告终。匈牙利紧随其后，不仅进行议会选举，还将国名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为“匈牙利共和国”。大量人口从民主德国涌向联邦德国，政府虽然试图阻止，却根本无能为力。态度强硬的埃里希·昂纳克不得不辞去总书记一职。当年11月，大批东柏林市民聚集到柏林墙边，开始拆除这堵将国家一分为二的隔离墙。那一刻标志着冷战和苏联的终结。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在如此短暂的瞬间便走到了尽头，历史上似乎也找不出第二个例子。1989年前夕，苏联的所有卫星国都摆脱苏联控制。1990年，苏联境内的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1991年，俄罗斯宣布独立。“苏联”正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毕竟在此之后，它已经不剩什么了。

(1)　布热津斯基：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鹰派战略政治理论家。——编者注

(2)　铁尔梅兹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苏尔汉河州首府，位于阿姆河口北岸，是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交通要道，与阿富汗有大桥相连，是1979—1989年苏联进军阿富汗的主要陆上通道。——编者注

第23章　从恐怖到混乱

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使纳吉布拉成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的最后一位领导人。他仍在努力与“圣战者”达成妥协，但他却在玩一副疯狂八人牌扑克。随着苏联撤军，纳吉布拉没了靠山。还好，苏联人留下的各种武器装备十分精良，还够他支撑好一阵子。喀布尔的城防工事也还算牢靠，虽然“圣战”武装在步步逼近，但纳吉布拉政权尚能维持。就这样，一年又五个月过去了。

正如喀布尔大学经济学家沙姆斯博士指出的那样，［1］当时阿富汗境内有近30万名武装人员，这些人不仅久经战事，而且个个有武器傍身。其中，政府军有10多万人，另外的18万余人则隶属各个“圣战”武装。同时，阿富汗还是一个巨大的军火库，喷气式轰炸机、坦克、重型火炮应有尽有，1000余枚“毒刺”导弹［2］还未开封，机关枪更是泛滥成灾。平均下来，每个阿富汗人都能分到一挺。各派势力囤积的弹药，更是足以支持多年的内战。如果纳吉布拉与“圣战”武装真能组成联合政府，当时的阿富汗可以一跃成为地区第一大军事强国。

当然，如上假设完全不可能成立。纳吉布拉早已形同困兽，但对手仍然没有放弃进攻，反而有大批政府军倒戈相向，投入对方阵营。最为严重的一次叛变发生在1992年4月。纳吉布拉的盟友之一、乌兹别克军官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与塔吉克军官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联合作战。人民民主党上台之前，杜斯塔姆一直在工会担任领导人。1978年政变过后，他投身军旅。此后，杜斯塔姆官运亨通，一路高升，他把大批乌兹别克同胞招至麾下，这些人对他忠心耿耿。政府军中，就此出现了一支杜斯塔姆的私人武装。反苏战争末期，这支私人武装已经发展到3万余人。另有数字表明，当时杜斯塔姆武装的规模超过了5万人（当然，这些人表面上还属于政府军）［3］。杜斯塔姆之后的经历表明，他既不是人民派，也非旗帜派。他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范畴，只是个首鼠两端、嗜酒如命的世俗海盗，他信奉宗教现实主义，只为求得生存。

在1992年这个关键时刻，纳吉布拉与“圣战”武装僵持不下，杜斯塔姆看到了他的机会。于是，他选择改换门庭。他这一去，大大削弱了纳吉布拉的有生力量。4月底，已有成千上万的游击队涌到喀布尔周围的山上扎下营寨，喀布尔行将陷落。不过，也没有哪支武装能够独力掌控这座城市，山上的游击队少说也来自11个派别。

1992年4月16日晚，马苏德拿起卫星电话，拨通了希克马蒂亚尔的号码。他们的这场对话被录了下来，这段刺耳的录音至今仍在互联网上传播。［4］马苏德对希克马蒂亚尔说：“我们应该谈一谈，我很担心这个周日会闹出乱子。大家都想进城，个个不甘落后。如此一来，我怕局面会乱。所以，我想和你坐下来好好谈谈。让我们想出一些办法，组建一个可接受的政府，然后举行选举。事不宜迟，最好现在就采取这些步骤，而不至于走到武力解决问题的地步。如果你同意，不妨这个星期天就……”

希克马蒂亚尔打断了马苏德：“目前这个状况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只要局势稳定，我和我的追随者及所有“圣战士”都会按兵不动。我们现在大概不会采取侵略行动。”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马苏德说，“我们无所作为，情况会更加糟糕。我和我的兄弟并不害怕。一切取决于你和你的追随者……”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希克马蒂亚尔再次打断，“我的意图，你刚才不也听到了吗？”

“看来你决定在星期天进攻喀布尔了？那么，我是否应该有所准备？”

“准备什么？”

“准备保护喀布尔的男女老少。”马苏德大声说道，“我们还要保护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保护这些流离失所、前途未卜的人民。我告诉你，尽我的能力保护这些人不受任何形式的攻击是我的责任。”

随后是一段忙音，一场对话就此结束。

第二天，“圣战”武装集体开入喀布尔。纳吉布拉带上兄弟和司机，朝机场方向逃去。纳吉布拉事先和联合国方面取得了联系，联合国提供了一架飞机，可以送他们前往印度。不料，纳吉布拉的计划早已被杜斯塔姆知晓，杜斯塔姆下令封锁机场。当天，没有航班可以离境。

看到前方设有路障，纳吉布拉命令调转车头，来到了联合国驻喀布尔办事处。在这里，他们获得了政治避难的许可。联合国的决定，“圣战”武装表示尊重。只要纳吉布拉等人待在联合国大楼，他们就是安全的。于是，接下来的四年里，纳吉布拉等人一直在大楼里，寸步不出。这样的避难和蹲监狱差不多，差别可能就在于，这里可以点外卖，看一些宝来坞电影。

“圣战者”还在巴基斯坦时，已就组建阿富汗临时政府（AIG）制定了一个松散计划。根据计划，将由西卜加图拉·穆贾杰迪出任总统，他是白沙瓦七个主要伊斯兰政党中最小政党的领袖。两个月后，拉巴尼继任总统。四个月后，拉巴尼辞职，举行全国大选。西方媒体心目中的阿富汗抵抗运动的代表马苏德，则会出任临时政府的国防部长（确属机要职位）。党派无论大小，只要在白沙瓦占据一席之地，都会得到至少一个内阁席位。希克马蒂亚尔则是政府总理的不二人选。

希克马蒂亚尔并未领情。他觉得总理一职未免太过屈才。要知道，他所领导的伊斯兰党是第一大政党。希克马蒂亚尔甚至认为，整个政府都该由他和他的党派来领导。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也不能容忍希克马蒂亚尔成为次要角色，因为此人是他们操控阿富汗的关键人物。因此，阿富汗的最高职位一定要由希克马蒂亚尔担任。

拉巴尼接任总统之后，希克马蒂亚尔勉强接受了总理职位。不过，他仍然不愿来到喀布尔。他说，如果内阁有事相商，请大家到城郊的住处见他。

事实证明，马苏德的预料没有错，动乱随即爆发。但应该指出的是，马苏德也是阿富汗动乱局势的一大根源。正是他和伊斯兰统一党（Hezb-i-Wahdat）之间的纠葛，导致喀布尔一度陷入混乱。伊斯兰统一党是一个包括哈扎拉人在内的什叶派团体组成的超级大团体，当它占领喀布尔的西南部（哈扎拉人的主要聚居区）时，马苏德采取了行动。他和阿拉伯支持的普什图军阀阿卜杜勒·拉苏勒·赛义夫（Abdul Rasool Sayyaf）结成同盟。赛义夫占领了哈扎拉人的西南领土，马苏德则占据了哈扎拉人的东北区域。如此一来，两派军阀正好对哈扎拉人形成了夹击。

哈扎拉人进行了激烈的反击，由此而来的后果相当骇人，抢劫、强奸与谋杀的暴行在枪战和轰炸中愈演愈烈。我的堂姐扎希达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那个时候，她正住在喀布尔的西郊。有一天，一群哈扎拉人突然闯进她家，宣布把那里征为要塞。堂姐一家只得离家出逃，前往我叔叔阿塞夫位于市中心的房子。那个时候，叔叔已经流亡美国，留下来的房子正好能容纳扎希达一家。

搬家之后，堂姐过了一段太平日子。但是，她和家人仍能隐约听到远处的枪声。后来，枪声似乎越来越近，次数也越来越多，但具体方位无法确定。她预感战争即将一触即发。不过，她和家人又不敢立即逃走，毕竟那样太危险了。她甚至有些后悔，怪自己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一走了之。还好，堂姐和她的家人当时选择留在家中。那个时候，外面早已经陷入战乱。有几发子弹打入庭院，迫击炮打坏了她家的墙壁。那时，他们即便想要逃离，也已经无路可走了。

但随后的炮弹开始打在窗户上。他们不得不躲进没有窗户的储藏室，食物只有生洋葱和土豆，没有水。因此，每天晚上，扎希达的丈夫要在夜幕的掩护下到院子里的井中取水。一天晚上，他在院子里被一枚弹片击中。他流着鲜血一步一步爬回储藏室。还好伤势并不太重，扎希达用酒精棉为他清理伤口。那次事故让堂姐下了离开的决心。“继续留在这里，我们只能坐以待毙。”

于是，她戴上她所有的珠宝，那是阿富汗女性的便携财产，一家人把所有的钱款捆在一起。枪声一平息，他们就出了门。街上到处是尸体，在街区的尽头，他们看到一个哈扎拉少年，一手拿香烟，一手握着机关枪。他每吸一口烟，就会朝山上开一枪。一口烟，一发子弹，不间断地重复着。他每开一次枪，马苏德武装就会予以回应，进行还击。

堂姐高声喊叫那个少年，请他稍停片刻。如此一来，她和家人才能安全通过。少年耸了耸肩，答应了。就这样，扎希达一家才来到了河边。他们沿着河畔，走到了一个稍微安全的街区，那里的一位熟人收留了他们。

对生活在1992—1996年间喀布尔的人们而言，扎希达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从新闻可知，那个时期喀布尔的局势并不稳定。延绵不绝的战火之中，间或有短暂的和平。但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屠杀：超过6万人因为冲突而丧生，30多万人逃往农村，最终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这是对尚未逃出国境的难民的称呼。反复无常的杜斯塔姆在战斗中不断转换阵营。战争期间，他犯下了累累血债。哈扎拉人常常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不过，他们也常常以暴制暴，以血洗血。无论是赛义夫还是马苏德，参与内战的每一方都双手沾满鲜血，与暴行脱不开关系。

然而，所有人都认为，最严重、最不可原谅的流血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工程师”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在喀布尔一站稳脚跟，希克马蒂亚尔就把势力扩张到喀布尔附近几英里的郊外，并用火箭弹无情地袭击城市。1992年8月10—11日，希克马蒂亚尔武装向喀布尔发射了上千枚火箭弹，他声称自己的每次攻击都有“特定目标”。但是，他领导的武装人员根本不具备精准瞄准火箭的技术，他的辩解显然并不成立。即便希克马蒂亚尔能瞄准目标，在距城市几英里的据点开火，又何从知道炸弹有没有准确击中目标。有几天，这些火箭弹以每分钟两三枚的频率降临喀布尔市区，无边的战火之下，大量房屋受损，无辜丧命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阿富汗的乡村已被苏联人彻底摧毁，如今，阿富汗人又亲手摧毁了自己的城市。“圣战”武装互相攻伐，导致半个喀布尔遭到破坏。另一座城市坎大哈，也成了武装割据之地。内战是一场种族战争，它带来的仇恨因此更加难以消弭。对于夺走亲人性命的凶手，很少有人清楚其具体身份。于是，他们就把这种仇恨记在某个民族的账上。

当大屠杀撕裂城市时，军阀们正在为巩固农村的领地而战斗，数以百计的人划出了属于他们的半主权领地。残破的道路上设有无数的检查站，任何通行的路人都得向拦路设卡的军阀缴纳过路费；商店里本就稀少的商品，其价格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购买力。贫穷和饥饿就像疾病，随着战争蔓延开来，笼罩着整个国家。这些都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遗产。

第24章　走出难民营

1989年，苏联人前脚刚走，美国方面就急不可耐地呼唤盟友。大家匆匆召开会议，试图安排人民民主党下台之后的阿富汗。一个稳定的阿富汗，符合与会各国的共同利益。会议能否促成和平？答案尚不可知。不过，那个时候的美国政府至少真心诚意，他们希望和巴基斯坦以及众多“圣战”武装建立合作，保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很可惜，没过多久，阿富汗就不再是华盛顿的外交重点。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美国政府的注意力也转移到了其他地区。阿富汗曾是冷战的战场，但是，冷战已近尾声，纠结此地，似乎也没了意义。虽然冷战正式结束还要等到两年之后的那个冬天，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已颓态尽显，它已经在事实上结束了。苏联解体是90年代初的政治地震，其余震影响了之后十年的西方政治决策。1991年，有人曾向布什总统报告喀布尔附近又出现了新的冲突。对此，布什相当惊讶：“阿富汗还在打仗？”［1］仿佛一切冲突都已随着苏联一起没入历史的尘埃。

事实上，对美国来说，阿富汗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麻烦的种子早在苏阿战争时就已埋下。在此期间，有近350万阿富汗人流亡巴基斯坦，逃往伊朗的人数也差不多。难民们居住在边境地区的难民营，如白沙瓦附近的沙姆沙图（Shamshatoo）和奎达附近的哈扎拉镇（Hazara Town）。这些难民营都位于城郊，如此一来，难民才不至于妨碍城市居民。难民不被允许找工作，毕竟巴基斯坦政府不想因此导致本地人大量失业；难民也不被允许创业，因为这会对巴基斯坦人形成竞争，巴基斯坦政府希望他们老老实实地蜷缩在难民营里。那里虽没有空袭之忧，但也没有建立新生活的希望。食物和水由联合国提供，食物包括油、面粉、糖、盐和茶。难民们什么都不用做。

一般来说，这些营地都被铁丝网包围着，身居其中，难免会产生坐牢的感觉。营地门口，巴基斯坦军方派了专人把守。2002年，我曾经参观过几座难民营，没想到里面有大量的未成年人。在纳斯尔·巴赫（Nasir Bagh）难民营，我和不少孩子聊过天，他们几乎都拥有10—12个兄弟姐妹。负责难民营事务的官员告诉我，营地里四分之三的难民年纪都不满15岁。血气方刚的年纪却被困在封闭的营地之中，焦躁不安的情绪无处宣泄，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在周边建立记忆。

孩子们要想逃离沉闷的日子，可以进入宗教学校。这样的学校有数以百计，由巴基斯坦神职人员建立，由强大的右翼伊斯兰政党控制，如与三军情报局关系密切的“伊斯兰神学者协会”（Jamiati-Ulama-Islam）。此外，沙特阿拉伯政府投入巨额资金，以在这些学校推广瓦哈比教义。瓦哈比派运动源自18世纪，以追求“纯净的伊斯兰”著称。后来，瓦哈比派在沙特阿拉伯的宗教界占据主流地位，并通过联姻等手段，同该国的统治精英建立了密切联系。几十年来，瓦哈比派发展迅速，正是得益于沙特政府的大力支持。瓦哈比派并不想在非穆斯林中发展追随者，他们希望让穆斯林皈依瓦哈比式的伊斯兰信仰。巴基斯坦官方提供的记录显示，仅在邻近边境的18个地区，就有2000多所宗教学校，总招生人数接近22万人。［2］未被列入统计的数量想必更惊人。

阿富汗男孩能够免费进入宗教学校，他们还能得到食宿，只要他们把自己完全交给老师。进入宗教学校，这些孩子便和外界断了联系。除了老师，他们无从了解新闻、获取信息。而且，这些老师的教学内容似乎不仅关乎宗教。一位官员向巴基斯坦总理提交的报告指出，大约有100所宗教学校在向学生传授作战技能。实际的数字可能远不止这些。［3］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教老师面对众多的难民学生，不过是在夸夸其谈。他们告诉那些睁大眼睛的男孩，历史上唯一一次完美的世界，存在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有生之年，整个社会都严格遵守安拉的法律，这种服从让他们百战百胜、无往不利，毕竟没有力量能和安拉抗衡。这不是胡言乱语，几乎是穆斯林叙事的核心，其中的内容足以令大家如痴如醉、深信不疑。

近年来，好些势力在伊斯兰世界宣扬这样的思想：末日即将来临，安拉的子民将和魔鬼的信徒展开决战。难民营、宗教学校，正是此种论调的重要阵地。宗教老师们信誓旦旦，战斗一旦开启，一个完美的世界将降临人间。是的，如果穆斯林能像先知引导的麦地那民众那样生活——按照确切的法律与规则——世界就会得救。那些正在经历世界上最糟糕童年的男孩渐渐有了自信，他们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使命竟然是拯救世界！

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总会有一些争论。显然，他们培养了塔利班的未来骨干，但他们知道这一点吗？他们是不是有意识地建立了一支军队，以便让他们日后回到阿富汗展开行动呢？根据公开的记录，我们很难回答这些问题。即便巴基斯坦方面早有精心盘算，它也从来没有摆上台面。

可以肯定的是，巴基斯坦政府确实很想控制阿富汗。地区中的冲突、对峙及力量对比，让巴基斯坦不得不对本地区小心关注。同时，世界各国也各怀心思，闯进了阿富汗。这里再一次成了国际力量角逐的战场。

克林顿总统第一届任期内，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从来没在公开场合提到过阿富汗。［4］他的外交重点大多放在了东欧。苏联解体之后，东欧风云激荡，各种武装冲突来势猛烈且持续不断。旧有制度约束形成的原定局面，由于新兴国家的建立而分崩离析。塞尔维亚人大战克罗地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纠缠不清，马其顿人反击塞尔维亚人的同时，又遭遇了科索沃人的挑战。当每个群体都试图将领土上的其他群体排除在外时，“种族清洗”一词就进入了人类耻辱的字典，难怪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在东欧。

但苏联解体后的余震波及了东部边境，其影响同样重大，尽管起初这些事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年，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不安地加入了苏联。苏联解体后，它们忆起了久远的历史经验，加盟苏联之前的种种经历，开始受到当地人的重视。

除了塔吉克斯坦，中亚其他四国的主要居民都是突厥语系民族，他们自古以来就在此定居。有那么一段时期，这几个国家（包括塔吉克斯坦）曾是伊斯兰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联解体之后，原来的党员干部摇身一变，成了新国家的统治者。他们不再以共产党人的身份实行统治，而开始凸显自己的崇高地位。全国各地遍布他们的海报与塑像，全国人民得把他们的生日当作民族节日来庆祝。政坛新贵希望个人崇拜能够取代原有的意识形态，从而主导人民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教重新崛起，这是一种本土的精神观念，能提供有凝聚力的社会意义。

后苏联时代的中亚处于这样的文化变迁中，借由文化上的渊源，许多国家都想在此施加政治影响力，土耳其对此很感兴趣。但伊朗开始感到不安，毕竟，历史上的几大帝国都曾将土耳其草原和伊朗纳入统治，波斯不过是一个被征服的行省，而帝国的征服者就是土耳其人。

最重要的是，巴基斯坦看到了中亚重组的可能性。该国历史不长，却危机四伏，它夹在敌对的阿富汗与印度之间，夹缝中求生存的巴基斯坦只能寄望在中亚打开局面。随着苏联的解体，整个中亚重归伊斯兰的怀抱。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的基本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前提，它为巴基斯坦提供了社会凝聚力。同样地，无论土耳其和伊朗作何感想，古代的贸易、交通和征服，已经以中亚为中心向南北剧烈扩张开来，正如其之前往东西方发展一样，尽管这意味着南亚平原上的城市会沦为中亚骑兵南下劫掠的目标。因此，巴基斯坦和中亚有一种历史联系，而伊斯兰可能是文化溶剂，可以将它们再次融合到一起。

中亚地区以逊尼派教徒为主，巴基斯坦亦然。相形之下，信奉什叶派的伊朗很难在中亚地区发挥真正的影响。毕竟，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纠葛已经持续了14个世纪。至于土耳其，实在相距遥远。如果巴基斯坦能够建立与中亚的贸易联系，它可能会建立一个由伊斯兰堡指挥的松散的逊尼派穆斯林共荣圈。届时，它将在平等的条件下对抗印度和伊朗，巴基斯坦将会成为该地区的第一强国，坐上伊斯兰世界的头把交椅。

愿景固然美好，现实却有一大障碍，那就是阿富汗。巴基斯坦要想联结中亚，阿富汗是无论如何都难以绕开的。那该对此做些什么呢？

苏联解体，不仅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格局。在冷战正式结束之前，新一轮战争已经打响，政治学家迈克尔·克莱尔（Michael Klare）(1)称之为“资源战争”。

争夺的核心资源就是石油。20世纪70年代，石油政治已经抬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突然宣布石油减产，此举是为了报复西方工业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短短一年内，油价翻了三番，西方经济由此进入了衰退期。1974年的石油危机给世人提了个醒，石油实在重要。至冷战结束前夕，世界人口增长了近10亿，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在不断推进，世界各国对石油的需求量在节节攀升。［5］

1990年，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悍然入侵科威特，从而控制了世界第二（一说第三）大石油资源，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可能还有伊朗）。而后，萨达姆又在科威特边境大量陈兵，沙特阿拉伯似乎也在他的劫掠计划之中。以伊拉克军队的规模，达成目的并不困难。

不过，沙特阿拉伯的财富不仅限于石油，它还有美国这个重量级的盟友。对于萨达姆的侵略行径，布什总统表示：“此风绝不可长。”而后，他更是牵头组织了一支由38个国家组成的联军，要对萨达姆进行惩戒。多国部队的行动得到了联合国的批准。近85万人的多国部队开赴沙特阿拉伯，随时准备应对萨达姆的军事冒险。［6］海湾战争从1991年1月17日打响，历时42天。战争期间，伊拉克承受了8.5万吨炸药的袭击。［7］很快，萨达姆的部队溃不成军，只能向巴格达方向撤退而去。途中，他们还得躲避多国部队的空中打击。最终，多国部队付出了358人死伤的代价，而伊拉克军队的阵亡人数接近10万人。［8］美国总统布什随后突然宣布停火，海湾战争因而并未触及萨达姆的统治根基。

第一次海湾战争加深了人们对资源的认识：海湾国家（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出产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石油，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工业世界扣为人质。世界要想稳定，油气资源必须多元化。随着石油供应的减少，由此而来的竞争也将愈发激烈，主要的工业强国不得不从战略上考虑寻找新的石油资源。

20世纪90年代，专家预测世界上50%的石油资源都位于波斯湾地区。不过，该地区的储量虽大，却也在迅速开采。里海盆地则是位居其后的全球第二大富油产区，而且该地区很大程度上尚属一片处女地。［9］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都是里海沿岸国家。这几个国家正是土耳其、伊朗与巴基斯坦念念不忘的中亚盟友。波斯湾的石油资源在日益减少，里海地区的战略价值自不待言。

里海盆地虽有资源，但西方工业家又当如何获取呢？有三种方案。方案一，修建一条直通西欧的油气管道。不过，这条管道必须经过苏联数千英里的土地，俄罗斯势必会趁机征收巨额关税。此外，还会经过局势动荡的东欧各国，也须向沿线国家缴纳税费。万一局势生变，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方案一未获认可。

规划中的输油管道

方案二，通过输油管道将里海的石油输送到波斯湾沿岸港口，再通过油轮运往欧美国家。可是，按照该方案，大部分管道将位于伊朗境内。如此一来，伊朗岂不有了左右西方国家命运的能力？时至今日，美、伊两国还处于对立状态，眼见伊朗得势，美国政府万万不能接受。

第三种方案是架设一条从土库曼斯坦直通阿拉伯海沿岸的管道，在巴基斯坦的沿海港口（比如卡拉奇）将里海的石油资源通过油轮运输出去。该方案立即得到了美方的首肯，毕竟巴基斯坦是个值得信赖的好伙伴。巴基斯坦政府更是坚决支持。其实，巴基斯坦倒没有考虑经济因素，他们只是觉得，如此一来，本国的国际地位将会大大提升，而且管道两头的逊尼派穆斯林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热络，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将一直延伸到吉尔吉斯斯坦，相关的前景实在可期！

不过，方案三也并非皆大欢喜，问题在于，这条线路必须经过阿富汗。

只要想到阿富汗境内遍布地雷、局势混乱，输油管道要想从中安然通过，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我想说有点痴人说梦。但是，相较另外两种方案，阿富汗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毕竟，一个国家有再大的麻烦似乎都好解决。总之，巴基斯坦在稳定和控制阿富汗方面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于是，三军情报局有了一个新任务，即保证输油管道在阿富汗的安全。希克马蒂亚尔在巴基斯坦的计划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巴基斯坦将竭尽全力，让他当上阿富汗毫无争议的头号人物。

但是，希克马蒂亚尔却让巴基斯坦失望了。首先，他的军事才能远不如马苏德，即便他对喀布尔发射了无数的火箭弹实施空袭，也没能让他挺近喀布尔哪怕一步。他没有容人的雅量，其他“圣战”领袖都不想加入他主导的政府。他还习惯出尔反尔，刚拟订的停火协议，转身就撕毁。而且，希克马蒂亚尔毫无民意基础，由他担任国家领袖，实在难以服众。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其他军阀也好不到哪里去。苏联撤军之后，军阀的名声都在迅速恶化。事实上，穆贾希丁正在作为一个整体丧失作为救世祖的信誉。历经劫掠、强暴、杀戮与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大家都认清了“圣战者”的真实面目。

巴基斯坦方面开始传出质疑声，不少官员都觉得三军情报局所托非人。反对者中，就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前陆军将领纳斯鲁拉·巴布尔。就连三军情报局内部，大家的信念也在动摇。于是，三军情报局开始挑选其他代言人。找来找去，他们注意到了坎大哈的一个小团体。

那是在1994年，这些激进分子还不叫“塔利班”或其他任何组织，说他们是“有组织的”，似乎都有些夸张。他们并不是一个团体，不过是一起上过战场、聚到一起的几个年轻人。他们中有一位年纪稍长的人，叫作毛拉·奥马尔。他们尊敬奥马尔，并帮助他采取大胆行动，以保护当地人民不受流氓的侵害。

当时，奥马尔大约30岁。他十几岁时就加入了伊斯兰党的一个分裂组织，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战斗。在与苏联人的战斗中，他失去了左眼。(2)不过，这点伤势足够让他引以为荣。苏军撤离之后，奥马尔把武器交还上级。而后，他进入宗教学校学习宗教，从那时起大家称他“毛拉”。

像许多阿富汗人一样，奥马尔也对他以前的战友很失望。在他看来，这些人已经失去了信仰，按照沙里亚法，他们都是应受惩戒的犯人。他的激愤态度得到不少同龄人的认可，年轻一代也对他五体投地。这些人都和宗教学校有所联系，要么是曾在那里求学，要么就是在读的学生。阿拉伯语中，学生被称为“塔利布”（Talib），一群学生就是“塔利班”（Taliban）。所以，这个词起初并不是政党或运动的名称，只是描述了奥马尔及其同伴的学生身份。

奥马尔的“传奇”始于1994年的一个夜晚。那晚，先知穆罕默德托梦给他，先知不但解下披风相送，还鼓励他要为拯救穆斯林而战。过了几天，奥马尔听闻一名军阀绑架了两个姑娘，并把她们关起来供自己和手下淫乐之用，奥马尔立即号召兄弟准备行动。最终，他们不但救出了被掳女子，还把涉事的军阀吊死在了坦克炮台上。奥马尔觉得，此举足以警示恶人，他也因此成了替天行道的好汉。

上面这则故事堪称“传奇”。一般来说，所谓传奇，大多是杜撰出来的。那个年代，我听过太多类似豪杰的故事，其中的情节与人物大同小异。显然，塔利班分子有意借传说为自己装点门面。传说中的他们行侠仗义又虔心宗教，而且远离腐败政治的影响。不得不说，当时的老百姓对此很是买账，塔利班的表现确实要比一般军阀好许多。

即使这些故事是虚构的，但这些年轻人一定做了一些事来打动当地人，否则巴基斯坦政客也不会注意到他们。三军情报局派驻赫拉特的官员伊玛目上校很快和奥马尔搭上了线。不久，双方就建立了联系。巴基斯坦驻坎大哈的总领事（也是一名三军情报局官员）提供了帮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巴布尔对此表示默许。［10］而后，据说内政部直接执掌的边境兵团开始向奥马尔的手下提供军事训练。到当年10月，塔利班的武装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只待考验的到来。

巴布尔命令一支满载诱人商品的卡车队穿越阿富汗前往土库曼斯坦，他想借此了解一下阿富汗的国内环境，看车队能否通过军阀割据的阿富汗，抵达目的地。如果车队一路顺利，那么一条纵贯南北的贸易路线就在眼前，巴基斯坦的各类商品可以顺道北上，中亚的石油也能找到南下的出口。

车队行至坎大哈，遭遇一伙武装分子的阻截，物资被洗劫一空。抢劫案发生不久，附近的山里冲出一队人马，约有200人，武器装备十分精良。双方的交锋持续了整整两天。最终，匪首被吊死，货物得以归还原主。［11］没错，这又是塔利班的一次义举。不过，部分目击者发现，闻风而来的塔利班分子当中，不少人操着一口乌尔都语。这是巴基斯坦的国语，并不是阿富汗人的语言。当然，大家也只是心生疑窦，并未多加考虑。总之，由于奥马尔等人的英勇奋战，巴基斯坦才不至于蒙受损失。这样的局面，巴布尔自然很满意，他决定为塔利班提供更多有利条件。塔利班的发展，与巴基斯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塔利班很快摆脱了巴基斯坦的影响，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才是塔利班真正的“传奇”岁月。

这些传说得以迅速传播开来，是因为塔利班分子确实做了他们声称会做的事。他们曾宣称要重建邻近地区的秩序。后来，经过塔利班的清剿，坎大哈与边境之间的道路上再也没了军阀私设的检查站，商人们不用再缴纳高额的通行费。由此，坎大哈的商品变得丰富起来，价格也趋于合理。

当月晚些时候，塔利班分子又在边境地区查抄了一处军火库，军火库的主人，想来应该是希克马蒂亚尔。奥马尔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大约800车枪支和弹药。［12］愤世嫉俗的人也许会认为，这些全都是巴基斯坦的安排，他们只是把礼物放在那里，待塔利班分子前去领取。

两个月不到，塔利班有了飞机、汽车、坦克、直升机、大炮、先进的无线电通信设备、枪支弹药和金钱。巴基斯坦方面对这些勇敢的年轻人的迅速进展感到震惊，而且他们否认在支持和武装塔利班。按照巴基斯坦政府发言人的说法，塔利班劫掠了本该属于“圣战”武装的辎重，或是从加入他们的指挥官那里获得了这些物资。［13］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官员打开了难民营的大门，让数千名新兵越过边界加入塔利班。

1994年11月，塔利班决定占领坎大哈。他们的行动异常顺利，阿富汗的第二大城市很快易主。全国范围内，要数坎大哈遭受战争蹂躏的程度最为严重。长期以来，当地民众在恐惧中苟且偷生，对于暴力，他们深感厌倦，“圣战士”所激起的民愤更是高涨。自命虔诚纯粹的塔利班分子受到了民众的欢迎。奥马尔打着安拉的旗号，宣称要扫除一切军阀势力，恢复国家秩序，并确立沙里亚法的统治地位。每个人都在期盼救世主的降临，奥马尔仿佛带着拯救世界的使命，难怪大家会对他寄予厚望。

坎大哈一役，给了塔利班极大的信心。他们一鼓作气，先后拿下加兹尼、瓦尔达克和洛加尔。一时间，奥马尔仿佛统帅着一支无敌之师。1995年9月，塔利班已经逼近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此地的军阀伊斯梅尔·汗和马苏德互为盟友。敌军当前，伊斯梅尔·汗选择逃亡伊朗。“安拉的武装”（Army of God）未放一枪，就占领了赫拉特。

6个月前，塔利班还默默无闻，如今，他们控制了阿富汗34个省中的9个。他们日益增加的神秘感和民众对“圣战者”的普遍仇恨，促成了塔利班的成功。当然，他们还有一件利器：大量的金钱。塔利班只需付钱给军阀，他们便会放弃抵抗。奥马尔清楚，大部分军阀都是为了钱才参与进来的。但是，一帮青年学生哪来的滚滚财源呢？好些批评家认为，奥马尔的背后肯定有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对于这样的指控，巴基斯坦官员表现得非常吃惊。无论如何，在第一年里，塔利班的承诺正在步步成为现实。他们每占领一地，就会遣散军阀武装，并悉数收缴他们的武器。奥马尔占领下的区域，安全形势仍然脆弱，不过，人们的生活得以稍稍安定。

就在塔利班征服阿富汗西部的同时，他们也在朝阿富汗东部进军。塔利班出动了好些“丰田”牌的全地形皮卡车，车辆都是崭新的，只需稍加改装，在后厢上搭配机枪与床铺，一台皮卡就能变身成为战地利器。有了汽车，塔利班行军神速，就像几百年前蒙古人的流动骑兵。塔利班的目标直指喀布尔。塔利班现在要进军喀布尔了，那不仅是首都，还是比六大城市总和还大的第一大城市。

1995年9月，塔利班征服赫拉特的同时，另一支部队抵达了喀布尔郊区。面对塔利班武装，希克马蒂亚尔厉声警告塔利班最好远离他的要塞，否则，他会给他们上一堂军事课。希克马蒂亚尔还提出接管塔利班军队，成为他们的老板。荒谬的是，就在他发出警告、提出条件的时候，其手下纷纷投奔塔利班而去。他想向巴基斯坦求援，却发现他们不再支持他了。希克马蒂亚尔只能低三下四地去投靠马苏德，以寻求安全保证（不久，希克马蒂亚尔就背叛了马苏德）。

在“潘杰希尔雄狮”那里，塔利班第一次吃了败仗。但是，奥马尔从不担心人员问题。他只需发出招募志愿者的呼吁，就会有大批青年离开宗教学校，走出难民营，投到他的帐下成为新兵。途中，他们需要穿越两国边界，巴基斯坦自然不会设置障碍，早早就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塔利班再次包围了喀布尔。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不断展开空袭，喀布尔城中的半数居民被迫逃离家园，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住进难民营。

(1)　迈克尔·克莱尔：全球安全专家和防御分析家，是研究全球冲突的权威，著有《资源战争：全球冲突的新场景》《石油政治学》。——编者注

(2)　关于奥马尔哪只眼睛受伤一直众说纷纭，未有定论。——编者注

第25章　塔利班对战穆贾希丁

1996年4月，喀布尔之围还在继续，大约有1000名乡村神职人员聚集在坎大哈，他们称赞毛拉·奥马尔是“穆民的埃米尔”（意为“信徒的领袖”）。这是先知的第二位继承人（也叫奥马尔）所采用的头衔。塔利班的这个奥马尔就这样与伊斯兰历史上最受尊敬的人物“平起平坐”了。为了防止有人忽略这层象征意义，他举着一件声称是先知的披风来到公共场合。这是坎大哈清真寺中最珍贵的文物，民众少有机会能够看到，不过，既然奥马尔想要实现政治野心，清真寺倒也乐于提供帮助。

毛拉·奥马尔地位高贵，甚至超越了国王。追随者相信，奥马尔是先知的副手，是受安拉之托来到人间，就像先知穆罕默德的直接继承人——事实上，他对科学、地理、数学和经济学一窍不通，只会说普什图语，他甚至很可能连一张报纸都未曾读过。

第一次对喀布尔的围攻以失败告终，不过，塔利班在秋天卷土重来。他们出动了400多辆坦克，喷气式飞机、直升机和重型火炮也参与其中——这对于一个由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领导的学生军队来说，还真不错。杜斯塔姆旗下的5万雄兵并未遭遇太大折损，但是，这位乌兹别克军阀觉得喀布尔不宜久留，他打算前往北方，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半独立领地。马苏德的部队也在对手的劝降之下大为削弱，军队人数从原来的3.5万人锐减至1万人。［1］塔利班包围了这座城市，每天都对其展开扫射。最后，马苏德觉得应当保存实力，来日再战。于是，他带领部队撤出喀布尔，一路退回到喀布尔以北60英里外的潘杰希尔谷地。

1996年9月26日，喀布尔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城中已经变了天。街上到处是蓄着大胡子持枪巡逻的年轻人，他们眼窝凹陷，头上戴着笨重的黑色头巾。对于喀布尔人民来说，这不是政权更迭，而是占领。眼前这些征服者和蓝眼睛的俄罗斯人一样陌生。先前那些军阀，比如马苏德、拉巴尼、赛义夫、希克马蒂亚尔和穆贾杰迪，至少是六七十年代动乱中的风云人物，大家都认识他们。

相比之下，塔利班分子来自西南沙漠和横跨巴基斯坦边境山区的普什图农村家庭，他们来自另一个阿富汗，那个被“铁腕埃米尔”阿卜杜尔·拉赫曼征服，但未被同化的阿富汗。其实，喀布尔与乡村地区的隔阂由来已久，双方早就有了巨大的文化鸿沟。更何况，这些年轻的塔利班分子并非来自和平安宁的乡村，他们来自边境地区的难民营，父辈曾经享受过的传统阿富汗生活，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2］

塔利班信奉与“圣战者”组织相同的教义，但更加保守。在每一点上，他们都来得更加粗暴、简单、极端。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拥有更纯粹的信仰。塔利班无意再讨论什么对阿富汗最好，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沙里亚法。他们是来执行法律的（根据他们的理解），没有妥协，没有偏差。这无疑是所有塔利班分子所坚信的。

进入喀布尔的第一天，塔利班就诱杀了前总统纳吉布拉及其兄弟。他们引诱其离开联合国大楼，经历一番折磨后，将其殴打致死，并肢解了尸体，将纳吉布拉等人的尸体悬挂在阿里亚那广场的灯柱上，成了士兵练习枪法的靶子。

暴行背后的用意非常明显，他们并没有对世界舆论无动于衷。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又要大费周章地把纳吉布拉等人诱骗出联合国大楼呢？是什么让这些狂热分子对侵犯联合国权威的外交后果敏感呢？答案也许是，他们并不知道。在这群乌合之众的背后，站着一批经验丰富的、与巴基斯坦有联系的军事战略家，也许正是这些幕后军师策划了这次行动。［3］

但是，巴基斯坦政府的高级官员为什么会对塔利班把社会秩序强加给阿富汗感兴趣？为什么要关心阿富汗女性是否戴面纱、阿富汗男孩是否追风筝？其实，阿富汗的国内局势，巴基斯坦政府并不关心。只要塔利班有利于巴基斯坦的全球利益，伊斯兰堡的官员对阿富汗的内部事务并不关心。

可是，塔利班并不只是巴基斯坦博弈的工具，他们还有自己的“宏图大计”，与巴基斯坦的需要和愿望是分开的。塔利班一有了政府的雏形，就宣布了他们的计划。

直到此时，阿富汗人才发现，塔利班强加的安全措施会让他们失去什么。女性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她们不能外出工作或上学。总之，女性不能离开他们的“营地”，除非穿戴从头盖到脚的罩袍。女性上街，身边得有男性陪同，同时，这位男性必须是她们的丈夫或至亲。出租车不得搭载未穿戴罩袍或无人陪同的女性，商店也严禁向这类女性出售任何物品。反正走出家门的女性不能显示出哪怕一点人类特征，如果她们胆敢露出肌肤，就会被当场鞭笞。

伊斯兰教法中所列的刑事处罚将完全按照规定执行。盗窃犯会被剁去手，有时甚至是脚。医生们被要求放下手中的病人，去进行这些手术。凶杀案受害者的亲属可以被邀去亲手射杀凶手，被指控通奸的女性将被公开处以石刑——用石头砸死。至少有一次，这是在城市的主要体育场进行的，那里原本是人们观看足球比赛或其他娱乐活动的地方。长时间的控辩交锋、对质举证，被视作弊政，判决要迅速作出，要当场执行。

塔利班严禁音乐、电影与摄影，一切表演艺术都在禁止之列。剧院变成了清真寺，音像店被焚毁。电视仍然提供了一种娱乐，但不是节目，而是电视机本身。电视机被搬到大街上，任凭塔利班分子开枪扫射，将其打成一堆碎片。任何带有赌博色彩的东西都是非法的，因此，风筝比赛被禁止，足球与国际象棋遭到严厉打击，因为很多人可能在这上面下注。过去，许多人家都有喂养鸽子或其他鸟类的习惯，如今，他们也不得不放弃爱好，因为塔利班严禁蓄养宠物。

庆祝任何非伊斯兰节日（如阿富汗独立日或新年）都被视为犯罪。无论男女都得按照伊斯兰教法穿着，传统的部落服装，如长衬衫、灯笼裤、男性头巾、女性头巾，符合教法规定；西式服装都是非法的，塔利班禁止任何人穿着西式服饰。男人不得留长发，但必须蓄须。任何违反着装守则的人都会受到惩罚。祈祷也是强制性的，若不按时祈祷，也会遭到政府的惩罚。

如上种种倒行逆施，似乎前所未见。其实，在阿富汗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并非第一次出现。巴洽·萨考推翻阿曼努拉之后，也曾出台一样的法令。历史似乎进入了循环。

塔利班执政期间，至少有两名男子因为逃避祷告而被从二楼窗户扔出去。修面剃须之类的轻微违法行为，也会被鞭笞。所有的惩罚工作，都由一个名为“恶习与美德部”（该机构的正式名称其实更长，但几乎没有人使用它）的机构负责施行。此外，该机构还承担部分外交和国防事务。其实，当年的“铁腕埃米尔”也曾设立过一个同名机构，但并不是常设机构，而且他的本意是处理政务。但在塔利班时期，“促进道德”和“防治恶习”成了国家的核心目标。

虽然塔利班自称代表最纯粹的伊斯兰，但他们是一个压倒性的普什图政党，他们的民族、种族、宗教仇恨主要针对什叶派哈扎拉人。塔利班上台之初，他们对哈扎拉人社区进行扫荡，哈扎拉成年男性与男孩被充作壮丁，在威逼之下去为塔利班卖命。敢于反抗的人，都被杀了。久经苦难的哈扎拉人，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塔利班政权对待哈扎拉人的种种作为和世界其他地区被称作“种族清洗”的做法并无区别。

然而，在最初的几个月乃至最初的几年，面对塔利班的累累恶行，世界各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使世界多数国家保持中立的原因，是石油政治。事实上，石油是整个塔利班戏剧的子叙事。为了保证输油管道安全无碍，巴基斯坦政府才会对塔利班进行支持，西方石油公司也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早在1991年，阿根廷规模较小的布里达斯（Bridas）石油公司董事长卡洛斯·布尔格罗尼就来到土库曼斯坦，寻求获得对该国石油和天然气的所有权。他会见了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提出修建一条横贯阿富汗的输油管道的第一份方案，并与阿富汗的军阀进行了谈判。事实上，布尔格罗尼相信他的工程会为阿富汗带来和平。

巴基斯坦的政治掮客与布尔格罗尼串通，尽管双方的逻辑正好相反。巴基斯坦认为，唯有阿富汗局势稳定，输油管道方可实现。因此，当务之急便是不惜任何代价结束战乱、奠定和平，而这个任务非塔利班不能完成。

布里达斯公司的代表和塔利班进行了磋商，也会见了其他军阀。阿根廷人是在两面下注。1996年初，布尔格罗尼同拉巴尼政府草签了一项三年协议。布里达斯公司负责修建输油管道，拉巴尼政府则负责施工区域的安全。可是，拉巴尼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他仅占有喀布尔一地，而就在那一年，这唯一的地盘也没能得到保全。布尔格罗尼与拉巴尼的协议就此成了一纸空文。

铺设中亚输油管道的方案，美国的石油公司一开始并不看好。可是，眼见布里达斯公司有所进展，美国人开始有了兴趣。总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优尼科公司反应最快，他们的代表专程前往土库曼斯坦会见尼亚佐夫总统。尼亚佐夫随后表示，当年和布里达斯公司签署的那份协议“并不成熟”，既然优尼科公司有意愿合作，他愿意撕毁旧约，与美国公司重新谈判。

对于布里达斯公司而言，优尼科这个对手的能量非同小可。该公司与美国共和党关系匪浅，其朋友包括亨利·基辛格、亚历山大·海格，以及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阿富汗事务顾问哈利勒扎德。如今，优尼科公司似乎能够借助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的力量来达成目的。哈利勒扎德、卡尔扎伊及美国共和党的新保守派一致认为，美国应该支持塔利班，因为他们可以发展成一支稳定的力量。哈利勒扎德预言，塔利班将会发展成沙特阿拉伯那样的政权，而不会成为另一个伊朗，成为美国的敌人。［4］当布里达斯还在与“圣战”武装谈判时，优尼科公司已经选择了塔利班。

优尼科发起竞购后，美国的军方、情报与外交界的多名官员积极介入。这些官员与不少巴基斯坦政府官员交往颇深，有了他们的牵线搭桥，巴基斯坦极有可能转变态度。美国政府更是乐见美国公司获得里海的石油大单。不过，华盛顿当局也不是没有安全方面的顾虑，他们担心工程期间或输油管道投入使用之后在当地工作的美国公民的安全问题。对此，巴基斯坦方面请美国政府放心，并表示塔利班已经占领阿富汗大部领土，不久之后整个国家都将归于统一。唯有塔利班，才有结束战争、创造稳定商业环境的能力。

有了这层关系，西方国家对塔利班的纵容无视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的立场是，阿富汗政府的国内政策只是阿富汗人的私事，西方人对此不该滥加干涉。况且，阿富汗问题专家已经打了包票：塔利班会成为又一个沙特阿拉伯。美国人不一定要喜欢沙特阿拉伯的生活方式才和他们做生意，他们是理性的人。对美国而言，真正的顾虑在于塔利班是否真能稳定阿富汗。哈利勒扎德对此表示肯定。美国国务院认为应该相信哈利勒扎德，毕竟他生在阿富汗，成长在阿富汗，还有谁能比他更了解阿富汗的国情？

美国并没有像一些批评人士后来指责的那样，直接创建了塔利班或向其提供资金。他们只是继续资助其盟友巴基斯坦，无视巴基斯坦政府对塔利班的支持。美国也采纳了巴基斯坦的建议，不再支持马苏德及其盟友。事实上，美国试图确保马苏德得不到任何西方援助。

不过，马苏德远没有到彻底败亡的境地。塔利班占领了喀布尔，马苏德的部队也在潘杰希尔重整旗鼓。1996年11月，马苏德召集多名前抵抗苏联组织的领导人，组成“解放阿富汗联合阵线”（United Front for the Salvation of Afghanistan），其中包括乌兹别克军阀杜斯塔姆、阿富汗中部的哈扎拉武装、东北部的塔吉克什叶派武装，以及几乎所有其他非普什图少数民族代表、南方的几个普什图“温和派”。这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多民族的政治实体。

我之所以称它为实体，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政党，而且是一个政府。“北方联盟”(1)（后来的称呼）追求阿富汗的完全独立，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一切外国势力都不得干涉阿富汗，寻求建立一个现代化、多民族的伊斯兰国家。塔利班的极端主义为北方联盟更自由地解释伊斯兰教创造了争取信誉的空间。

经过一致推举，拉巴尼成为北方联盟的总统，马苏德为国防部长。为了寻求巴基斯坦以外国家的军事支持，拉巴尼访问了邻国，他获得了印度和伊朗的支持，就连俄罗斯政府也对北方联盟表示支持。俄罗斯不想塔利班式的宗教激进主义蔓延到本国，伊朗则对塔利班强烈的反什叶派姿态表示担忧，印度则将阿富汗视为其与巴基斯坦斗争的筹码。

而后的四年多时间里，塔利班先后数次进攻北方联盟，地盘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双方在同一区域不断拉锯，交替来去。1997年春天，塔利班武装占领北方主要城市马扎里沙里夫，聚居此地的哈扎拉人立即遭了殃。塔利班学识丰富的神职人员支持种族清洗，理由是哈扎拉人根本不是穆斯林。他们认为，杀死一个哈扎拉人能够得到一次进入天堂的机会，只要这不是他荣誉的唯一善行。

巴基斯坦政府选择这个时机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紧随其后予以承认，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及联合国则没有表态。总的来说，世界各国对塔利班的态度还是那样模棱两可。在此期间，优尼科公司倒在积极活动，塔利班的几名高层应邀前往达拉斯商谈输油管道问题。塔利班在华盛顿开设了办事处以开展业务，而华盛顿的“好心人”则聘请了一家公关公司，负责提升塔利班在美国的形象。

(1)　拉巴尼、马苏德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势力集中在阿富汗东北部，杜斯塔姆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运动集中在西北部，哈利利领导的伊斯兰统一党集中在中北部，故而从地理上称之为“北方联盟”。——编者注

第26章　“基地”组织

其实，伊斯兰世界早就具备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条件。从巴基斯坦到摩洛哥，几乎每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都有一个由警察力量支撑的威权政府。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不断从西方帝国主义那里获得枪支和金钱，以帮助他们维持统治，激进的反西方情绪一直在高涨。社会虽在发展，贫富差距却因此不断扩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财富上，还反映在西化的精英阶层和他们统治的大众之间的文化鸿沟上。自阿卜杜尔·拉赫曼时代起，这道鸿沟就已形成，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

冷战期间，一些穆斯林不满者拥护共产主义，仅仅是因为如此作为可以得到强大苏联的资助。马克思主义从来没在伊斯兰世界真正扎根。东欧剧变之后，苏联再也无法提供金钱和军备，于是，伊斯兰革命者转向根植于伊斯兰土壤的斗争哲学，这就是伊斯兰主义。阿富汗成了伊斯兰主义的纽带，因为它的反苏独立战争吸引了阿拉伯世界成千上万的激进分子。他们以激进分子的身份来到这里，以坚定的革命者身份离开，暴力倾向早已深入他们的骨髓。这一代“圣战”老兵，就是众所周知的“阿拉伯裔阿富汗人”（Arab Afghans）。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就是这样一位思想极端的阿拉伯青年。他的父亲原籍也门，是一位富商。其家族和沙特王室关系密切，在沙特阿拉伯也算得上是一大豪门。本·拉登有50多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十七。家族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循规蹈矩的富家子弟，但本·拉登走上了另一条路，相对家人放荡不羁的言行，他追求极端的“虔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加入了成千上万涌向阿富汗的阿拉伯空想家的行列。在那里，他用财富支持“圣战”，这让他很快就结交了不少当地朋友。他还多次奔赴前线参加战斗，大家对他自然又多了几分敬意，尽管他的军事功绩远不及后来传说的那般神奇。后来，本·拉登在白沙瓦为在这里的阿拉伯激进分子设立了招待所，他们可以从这里冲向战场，回来后洗个澡，美餐一顿。这个地方就是本·拉登打造的一处“基地”（al Qaeda）。1988年，随着阿富汗战事结束和阿拉伯裔阿富汗人的回国，“基地”组织成了他新成立组织的名称，该组织致力于为阿拉伯激进势力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推翻各自国家的政权。

回到沙特阿拉伯的本·拉登志得意满，阿富汗的光荣经历让他有些自我膨胀。那个时候，萨达姆·侯赛因刚刚挥师入侵科威特，伊拉克军队距离沙特阿拉伯本土越来越近。危急关头，本·拉登主动请缨，希望由他领导一支阿拉伯裔阿富汗人组成的军队对抗萨达姆。他的这番豪言壮语并未得到沙特政府的重视。沙特政府不把“圣战英雄”放在眼里，显然有些令人难堪。而后，沙特政府乞援美国的行为，更在这些“圣战英雄”的伤口上撒了把盐。眼见政府大开国门邀请美军进来，本·拉登痛心疾首，他对王室大加挞伐。沙特政府也毫不客气，立即宣布将他驱逐出境。

本·拉登来到苏丹，继续公开抨击沙特王室。最终，沙特政府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那时，他正忙于建立“基地”组织，研究恐怖主义的政治可能性，即利用其组织的弱点（人数、资源和地盘的匮乏），通过让个人破坏者和自杀式袭击者偷偷进入“敌国”领土，对平民进行可怕的屠杀。1995年11月，他的阴谋第一次付诸实践。几名“基地”成员潜入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美国人社区实施恐怖袭击，爆炸导致十几名美国工程师及助理死亡。

事后，美国中情局很快就认定本·拉登乃是罪魁祸首。美国政府还向苏丹政府施压，迫使其交出本·拉登。苏丹政府只能要求本·拉登离境。1996年，本·拉登回到阿富汗。

反苏战争期间，本·拉登结识了几位三军情报局的重要人物。回到阿富汗，他和他们的关系再次亲近起来。那个时候，塔利班武装正在阿富汗各地扩张，本·拉登支持的300万美元，帮助他们收买了喀布尔以南的军阀，这使本·拉登成了塔利班最喜欢的阿拉伯裔阿富汗人之一。五个月后，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本·拉登深感振奋，因为塔利班拥护他信奉的一切，本·拉登宣称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穆斯林政权。

塔利班的盟友在贾拉拉巴德市附近，一个叫托拉博拉（Tora Bora）的地方，为本·拉登提供了一个遍布灌溉渠道的地盘。为了改造这里，本·拉登很是破费了一番。当然，他不光自掏腰包，世界各地的瓦哈比派也向他提供了不少支持，他将这里的洞穴改造成一个可怕的地下军事基地。毛拉·奥马尔喜欢本·拉登的所作所为，在靠近边境城市霍斯特南部的边境地区给了本·拉登更多土地。这里就是恐怖分子的“西点军校”（West Point），本·拉登在此建立了一系列武装训练营，全球各地的宗教极端分子可以在这里学习美国海豹突击队与陆军游骑兵的特种作战技能。

塔利班还向本·拉登提供了一处位于坎大哈郊区的大院，一座塔尔纳克农庄，这里成了“基地”组织的总部所在。本·拉登的妻子儿女也来到阿富汗与他一起生活。他和他的同伙正是在这里策划了那些震惊全球的恐怖试验。

1998年2月23日，本·拉登及同伙发表了一份放肆的声明，公开向美国、以色列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宣战。两年前，本·拉登发表过一篇类似的声明，但由于篇幅冗长，语无伦次，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篇声明更简短、更大胆。他引用《古兰经》中（关于打击异教徒）的段落，列举了对犹太人和“十字军”的不满，并发布教令，号召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以各种方式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无论平民还是军人。

本·拉登称他的声明是一种法特瓦（即教令）。教令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暗杀命令或宣战书，而是一种宗教裁决，涉及现有判例未涵盖的案件。面对前所未有的问题，宗教机构必须决定伊斯兰教法如何适用于这种情况，这种裁决为日益增多的伊斯兰教法提供了新的先例。因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因此，只有最高的宗教机构才可以发布教令。本·拉登显然不是这样的权威，毕竟他从未接受宗教教育，在正统的伊斯兰学者中没有地位，他不过是个热心“圣战”的有钱人而已。

不过，伊斯兰教并无教皇一类的人物，也没有等级森严的教会体系，没有人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力。教令的认证来自大家的共识，提出的教令若能获得大众认可，自然就有了效力。这样看来，本·拉登似乎有发布教令的权力，而且他有追随者，至少一些穆斯林接受了他强加的“宗教责任”。

对于美国决策者来说，这是一个好时机，让他们退一步，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们本可以研究什么是“圣战主义”（Jihadism），源自何处，吸引了谁，为什么吸引他们，以及它是如何进入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文化的。除了思考这些问题，他们本有机会联络一些穆斯林中值得信赖的宗教知识分子，破除本·拉登等“圣战主义”者的蛊惑。他们本可以察觉伊斯兰探究“圣战主义”者及其对手是如何与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潜流交织在一起的，以便拟定对策，远离实际危机的上游。最后，他们可能已经知道如何区分长期存在的地方冲突和全球冲突，并分别处理他们。

但美国策决者走了另一条路，缩小了研究范围，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因素，他们全都未曾考虑，而是单纯地把伊斯兰主义作为军事问题加以关注。而且，相应的军事行动往往只指向一个人——奥萨马·本·拉登。美国政府认为，压制此人将解除威胁。

当然，追踪本·拉登并非没有意义，他确实极度危险，而且在恐怖分子当中极具威信。克林顿总统认识到了本·拉登的破坏性，强调要留心此人。但是，应该由哪个部门展开行动，又该如何行动？既然没人清楚，就只能一齐上阵。众多情报部门都在为追捕本·拉登而劳神费力，时不时爆出的相关新闻证明，情报部门并非徒劳无功。他们破获了不少劫机谜案，也在很多地方发现了恐怖分子布下的炸弹。可是，一个不知规模的恐怖组织，居然要向整个西方发起挑战！如此言论，倒真是前所未闻。那么，这到底应由哪个部门负责呢？中情局、国防部、国土安全局、联邦调查局，陆军或是海军的情报部门，又或者应先由海军陆战队打个头阵？克林顿任命了一位白宫反恐“沙皇”来协调所有反恐力量，此人名叫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克林顿还授予他内阁级别。可是，克拉克只是在本已喧嚣的反恐声浪上，添了几声鼓噪而已。

国务院横插一杠，让事态愈发复杂。副国务卿托马斯·皮克林等人认为，若要阿富汗的局势稳定，阿富汗总统只能由南方的普什图人担任，美国政府千万不能错判形势。在皮克林看来，塔利班的最高领导人奥马尔正是这样一位候选人。在皮克林看来，美国应当让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全国政权，即便要对本·拉登动手，也不能妨碍塔利班。对于巴基斯坦，美国国务院也在全力维护。毕竟，巴基斯坦是美国在该地区不可或缺的盟友。20世纪80年代，正是巴基斯坦从中配合，美国的援助物质才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圣战”武装的手中；冷战期间，巴基斯坦也一直追随美国，起到了反苏桥头堡的重要作用。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美国不能抛开盟友单独作战，无论美国政府要对本·拉登做什么，都最好不要触动巴基斯坦的敏感神经。

不幸的是，本·拉登不但与塔利班打得火热，还得到了巴基斯坦的安全保证，巴基斯坦又与塔利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不“改变战场”的情况下，把本·拉登从混乱的局面中抽离出来，实施打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反恐政策却缩到了一种狭隘的执念上。

中情局策划了一个抓捕行动。他们准备派专人潜入阿富汗，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本·拉登绑架出境。这个任务看似简单，毕竟人人都知道本·拉登就在塔尔纳克农庄。此地与世隔绝，被沙漠与灌木包围。中情局30人的抓捕小队打算趁着夜色，通过井渠潜入本·拉登的老巢，绑架拉登后乘直升机撤离。

抓捕小队本来已经准备行动，但在关键时刻，克林顿临阵退缩了。1980年的伊朗人质危机，卡特曾做过相似的决策，但由于一场沙尘暴，冒险救援未能成功，卡特的政治生命也因此走到了尽头。克林顿在一张塔尔纳克的卫星照片中看到一个空荡荡的儿童秋千，于是，他想到了最坏的情况：万一行动失败，本·拉登逃脱，而孩子们被杀了，那会怎么样？克林顿承受不起失败带来的后果，于是下令终止抓捕行动。

中情局很失望，但是，他们很快制定了二号方案。这一次，美方打算通过空袭，直接除掉本·拉登。本·拉登及其同伙在霍斯特训练营的时候，就是下手的最佳时机。但在最后一刻，克林顿再次退缩了。他得到情报，训练营中没有本·拉登及其同伙，而是阿联酋的王室成员，每年他们都要来这里猎鹰。克林顿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试图杀死本·拉登，却误杀了阿联酋王室，那样一来，他将面临严重的指控，所以他取消了行动。（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指责克林顿优柔寡断。当时，他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事实证明，那次行动不会把本·拉登怎么样，反而会导致盟国王室成员死于非命，由此而来的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同时，本·拉登也一直在策划他的下一步恐怖行动。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都有本·拉登的特工在行动，他决定是时候让他们中的一些人采取行动了。1998年8月8日上午10点30分，几名“基地”组织成员驾驶装满炸弹的卡车，袭击了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的大使馆。那次恐怖袭击导致213人当场丧生，4000多名伤者中，有300多人不治身亡。受害者中，有12名美国公民。9分钟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也成了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袭击导致11名当地群众死亡，85人受伤。

面对如此严重的恐怖袭击，美国总统应该立即作出强有力的应对，但是，那个时候的克林顿因为几桩政治丑闻而有些自顾不暇。早在克林顿成为总统之前，他和妻子因为参与白水房地产开发生意而赔了钱。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他的对手要求对此进行调查，国会任命特别检察官肯·斯塔尔（Ken Starr）调查此案。斯塔尔像维克多·雨果笔下的沙威那样坚韧不拔，他无法确定克林顿与白水公司的指控是否成立，但在调查过程中，一名叫宝拉·琼斯的女性对总统提起了诉讼，琼斯表示，克林顿担任州长期间，曾多次对自己实施性侵。

琼斯的指控最终被驳回，不过，该事件已被斯塔尔纳入调查。他发现克林顿和白宫里一位叫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实习生最近有性关系的迹象。经过斯塔尔的不懈追查，最终还原了事实的全部细节。克林顿曾经一边办公，一边接受莱温斯基的口头性服务，地点竟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斯塔尔将调查结果中最露骨的细节透露给了媒体，引起全美国的热议。当时，正是非洲那两场恐怖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星期。爆炸发生当日，莱温斯基女士正在向大陪审团就她与总统的性行为作证。8月17日，克林顿出现在电视上，承认自己的性犯罪行为。之后，他从电视台直接奔赴会场，与情报专家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应对之策。克林顿下令在8月20日，向霍斯特附近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发射60枚“战斧”巡航导弹，并向据称正在制造化学武器的一家苏丹化工厂发射了十几枚巡航导弹。

那次行动一共耗资5500万美元，不过，没有一名“基地”组织的重要人物因此丧生。这倒也不奇怪，导弹袭击之前的几个小时，本·拉登便已安全撤离。行动前一天，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Nawaz Sharif）已经得到消息。至于苏丹的化工厂，“基地”组织的宣传人员声称那是一家生产阿司匹林的工厂。这一说法仍有争议，但在当时，观念占据了主导权，塔利班打赢了这场战争。

克林顿从他这次果断的行动中得到的是嘲笑，丑闻缠身的总统发动空袭，难道真是为了国家安全？大多数选民对此表示怀疑。从专栏作家到深夜电视喜剧演员一致认为，这一切与克林顿和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丑闻有关。这让人们想起了1997年上映的《摇尾狗》（Wag the Dog），电影里虚构的总统为了掩盖性丑闻，选择对阿尔巴尼亚动武。

本·拉登倒成了大赢家，他从他的目标选民那里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不满的穆斯林被他的“圣战主义”所吸引，他那冠冕堂皇的“教令”表示，他不希望被认为是甘比尼兄弟和“豺狼”卡洛斯的同类，而应与克林顿、叶利钦等国家政要齐名。为了打击本·拉登，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甚至出动军队，用上了战争中才会派上用场的先进武器。本·拉登不仅还活着，很快他还发布了关于他胜利的录像带。在巴基斯坦，一时间出现了两本奉承本·拉登的传记，并很快成为畅销书（在美国，非虚构类图书畅销榜上有一本关于戴安娜王妃的书，另一本是关于莱温斯基的）。

那年秋天，国会开始讨论弹劾克林顿在性生活上的撒谎问题。如此一来，克林顿自然三心二意，更没了武力解决本·拉登问题的精力。而且事实证明，军事手段并没有奏效。于是，美国政府决定改变策略，要求塔利班逮捕本·拉登，并将本·拉登移送美国受审。美国的这种试探只会刺激塔利班的自负感，他们欣喜若狂地拒绝了。本·拉登是他们的客人，普什图瓦里要求他们用生命保护客人。塔利班表示对本·拉登的行踪一无所知。

而后，美国政府又转向巴基斯坦寻求帮助。克林顿向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发出呼吁，要求他帮助美国抓捕本·拉登。谢里夫虽然出口应承，却又表示此事的结果不敢保证。谢里夫还向克林顿抱怨，巴基斯坦军方没有合适的装备，且缺乏专业技能，抓捕本·拉登谈何容易。于是，中情局给了谢里夫所需的资金、物资和顾问，用于组建这样一支突击队。但这支部队从一开始就不是去追击本·拉登，而是塔利班的敌人。1999年，他们杀害了著名反塔利班军阀阿卜杜勒·哈克（Abdul Haq）的妻儿。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哈克虽是普什图人，却并不支持塔利班，他这样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事实上，巴基斯坦政府已不再能够帮助美国，即使他们有心相助。因为这个时候的塔利班，已经不再受制于巴基斯坦。当巴基斯坦决定扶持塔利班的时候，其考虑的是自己的地区和全球利益，他们想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政权，通过它控制阿富汗的外交，至于塔利班如何处理内政，巴基斯坦政府无意干涉。

千算万算，巴基斯坦政府却忽略了一种可能。他们不曾想到，塔利班对本国心怀不满的穆斯林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而且，塔利班不仅是宗教激进分子，他们还是普什图沙文主义者。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有数百万，他们和巴基斯坦政府的关系向来是有争议的。他们没有预料到这些作风强硬、久经战斗考验、激进的普什图沙文主义者，有能力与巴基斯坦社会中强大的、潜在的叛逆分子建立紧密的联系。他们与巴基斯坦境内的宗教激进党派、游走在杜兰德线两侧的走私黑帮、在贫民群体中影响巨大的宗教学校与清真寺、谴责世俗价值观的乡村教士、边境城市的市井商贩、瓦济里斯坦等地的部落酋长关系密切。这也难怪，毕竟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共享同一种文化。

当年，巴基斯坦将塔利班送到了阿富汗。如今，塔利班主义从边境渗透回来，扰乱了巴基斯坦社会。到1999年，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机构已经意识到他们制造了一个怪物，但为时已晚。两国的边界正在消失，从卡拉奇到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领土上充斥着塔利班主义。军方和三军情报局的中低层人员是忠于塔利班的，结果是，这些组织的高层不敢命令下属对抗塔利班，因为害怕下属抗命不遵，而一旦下级意识到可以违抗上级命令而不受惩罚，那么所有的赌注就都落空了。

第27章　美国参与其中

1999年初，克林顿团队挫败总统弹劾案，克林顿得以走完剩下的总统任期。不过，克林顿到底是被丑闻束住了手脚，就连民主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戈尔也被牵连，选情一度告急。因为美国女性在选举中拥有极强的话语权，她们心中的民主党形象已经变得相当不堪。民主党必须努力扭转局面。首先，白宫得转变对待塔利班的态度。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美国的女权活动家已经有所了解。正当克林顿因为“拉链门事件”遭口诛笔伐时，喀布尔的沙里亚电台（Radio Sharia）自豪地宣布，每天都有数百名女性因在公开场合露出手或脸而在街上被毒打。

一个名为“女权主义者领导联盟”（Feminist Majority）的组织开始尽其所能地宣传有关塔利班的信息，为大家揭开了塔利班的真实面目。喜剧演员杰伊·雷诺（Jay Leno）的妻子梅维思·雷诺（Mavis）发起了捐款项目。为了深刻揭露塔利班的种种恶行，该组织通过电子邮件报道塔利班社会政策的残酷事实，这封电子邮件是第一批迅速传播的电子邮件之一，“性别隔离”一词由此进入美国的政治良知中。

如果这些女权主义者的努力旨在羞辱塔利班，使其改变政策，那她们的努力是徒劳的。奥马尔的统治十分稳固，一帮美国女人作何感想，他完全无须理会。但女权主义者的目标确实也很重要，她们纠察了优尼科公司的美国办事处，还在那里向西方各国政府与企业发出警告：与塔利班打交道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优尼科搁置了输油管道计划（尽管优尼科公司否认此事与女性抗议有关），美国政府方面也显示出转变的迹象。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发表了批评塔利班的声明。1999年，联合国作出对塔利班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

至于塔利班，倒不能说无动于衷，他们表现得变本加厉。奥马尔先是签发“教令”，要求所有印度教徒佩戴黄色标志，这让人想起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在马扎里沙里夫，一名涉嫌通奸的妇女惨遭石刑。在体育场里，成千上万的男性观众仿佛庆祝胜利一般朝那名女性投掷石头。奥马尔通过展示肌肉，向巴基斯坦总理传递了一个简短信息：现在开始“一步步”执行“伊斯兰法律”，否则“他的国家可能会不稳定”。

塔利班士兵用炸药摧毁了阿富汗中部巴米扬山谷里世界最大的雕塑，这是一千多年前刻在悬崖上的两尊巨大立佛。在塔利班的所有行动中，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上最广泛的关注和谴责。奥马尔对此颇为困惑，他问大家在哭什么，他说：“我们不过就是在炸石头。”［1］

尽管美国对塔利班日渐疏远，但仍与北方联盟保持距离，反对马苏德的理由一如从前。美国国务院仍然觉得唯有普什图人才能领导阿富汗，而北方联盟中有太多人不是普什图人。更何况现在出身杜兰尼部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已经加入马苏德的阵营，因为奥马尔刺杀了他的父亲。此外，贾拉拉巴德的实力派、吉尔扎伊部的长老哈吉·卡迪尔（Hajj Qadir）也追随兄长阿卜杜勒·哈克加入了马苏德的北方联盟。乌兹别克军阀杜斯塔姆、哈扎拉武装首领卡里姆·哈利利及占据赫拉特的伊斯梅尔·汗等人也先后加入，可见北方联盟是一个广泛的联盟。美国之所以反对马苏德，可能是由于马苏德与伊朗关系密切。毕竟，敌人的朋友，只能是敌人。

尽管如此，美国的战略家还是看到了北方联盟的一些价值。联盟一旦溃散，塔利班将更无动力交出本·拉登，只要北方联盟继续战斗，塔利班随时可能为了获取支持而同美国政府谈判。于是，中情局开始向马苏德的组织提供援助。金钱、武器虽不足以让它发展壮大，但足够维持其生存。中情局还暗示马苏德，如果能生擒本·拉登，并将其安全移交，美国政府将提供更多帮助。

这是一个愚蠢的要求。按照当时的形势，生擒本·拉登已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更不可行。马苏德毕竟是一位穆斯林领袖，与本·拉登争夺同样的民心。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战场上杀死本·拉登，这无损他的声誉，但若是在美国要求下抓捕本·拉登，并将其移送美国进行司法处置，那么他会成为一个傀儡，失去阿富汗穆斯林的拥戴。既然如此，他与美国的合作也就没了意义。

美国总统大选渐渐临近，克林顿任期即将结束。提到阿富汗政策，虽然克林顿及其幕僚一向短视，但布什政府却根本无视这个国家及其带来的问题。克林顿政府一心只想抓捕本·拉登，而布什团队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本·拉登，更不用说他带来的风暴了。2000年大选期间，有人问乔治·布什对塔利班的看法。当时，布什还以为塔利班是个摇滚乐队。［2］布什的外交政策专家赖斯对塔利班不屑一顾，称其为伊朗的走卒，要知道，双方根本不共戴天。布什政府承诺会制定一个总体方案，但他们不想对个别威胁大惊小怪。“我厌倦了打苍蝇。”面对赖斯，布什总统如此表示。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承认恐怖主义问题严重，但“时机尚未成熟”。［3］

乔治·布什及其团队是具有不同全球视野的新保守主义者，施政重点将发生重大转变。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只剩下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唯我独尊的地位，让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又称新自由主义者）萌生了新的想法。他们无不觉得，美国正面临一次天赐良机——与其说是机遇，毋宁说是使命——美国应当发挥超群的国力，改变世界。为此，美国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在一切地区推行美式价值观；扶持民主政权，组织民主选举；打破一切贸易壁垒，缩小政府职能，让世界各国效仿美国，施行自由的经济政策。新保守派认为，干预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出的药方，但明显不大成功，现在是时候看看私人资本从所有限制中解放出来后能做些什么了。

碰巧的是，刚刚过去的十年，科学技术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相形之下，工业革命看上去就像石器时代。当“圣战”武装将喀布尔夷为平地的时候，计算机及其影响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塔利班进军喀布尔时，个人电脑已经开始进入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家庭，电子邮件问世，使邮政服务变得过时。1989年还没有手机，此时变得只有磁带大小，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再也无须依赖固定电话。互联网在飞速发展，一个调制解调器就能连接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可以访问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信息世界，而塔利班正把阿富汗拽回公元7世纪。

新技术和新保守主义的愿景与日益增长的全球化趋势相吻合，大型公司可以以任何方式将其业务进行跨国分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薪资要求较低，生产正转移到中国、印度、东南亚与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企业的行政职能在基础设施发达、生活舒适的西欧、美国集聚，财政和会计职能则正在转移到税收较轻的“主权”国家。

阿富汗与这些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它和索马里及其他“失败国家”一样，似乎与这些发展进步无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星球上，最先进的部分和最落后的部分之间的巨大差距即将达到引爆点。

2000年，美国大选陷入僵局。当年底，当两位候选人就“绞刑”问题展开辩论时，德国汉堡的圣城清真寺里的阿拉伯学生正在为宗教激进分子、阿富汗“圣战”老兵扎马尔（Zammer）唱彩。扎马尔的四名学生，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齐阿德·扎拉赫（Ziad Jarrah）、马尔万·舍卜希（Marwan al-Shebhi）和拉姆齐·比纳勒希卜（Ramzi Binalshibh）前往阿富汗与“基地”组织的高层领导人会面，并提出了一项计划：劫持飞机作为自杀式恐怖袭击的武器。本·拉登饶有兴趣地听着。

2001年夏天，马苏德前往法国访问，那是他唯一的一次外访经历。马苏德此行是受到一名比利时外交官的邀请，就“基地”组织的危害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在那里，他告诉各位议员，阿富汗其实正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塔利班不过是巴基斯坦的前驱部队。在马苏德看来，塔利班控制的区域，已经成了恐怖主义的武装训练营，从这里走出的恐怖分子，将对西方世界进行破坏。为此，西方国家应当引起重视，并对自己及其盟友进行支持，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马苏德的讲话，大家礼貌性地报以掌声。

那一次，马苏德一无所获。回到阿富汗，他与其盟友还在不断失去阵地。塔利班咄咄逼人，北方联盟仅能掌握阿富汗东北部的一隅。就这一点立足之地，他们还得竭力苦战方能维持。那年夏天，马苏德在住所的露台上读着古典波斯诗集，度过了许多个炎热的夜晚。当时，他的须发已经略微灰白，背部疼痛的老毛病也在时时折磨着他，一生的事业仿佛就要走到终点。不过，马苏德并未放弃希望，他认为形势即将转变。塔利班宣扬的那种“教法”残忍无知，终归会让广大穆斯林心生反感。总有一天，大家会迷途知返，回归中正理性的信仰之路。相信到那个时候，阿富汗会迎来繁荣摩登的新时代，它会向世界展示伊斯兰的公正、优雅与民主，成为万国仰慕的典范。只要他把信息传达给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就能引发潮流的逆转，他需要冲破塔利班、巴基斯坦与美国的重重封锁。

因此，当马苏德收到伦敦一家电视台的采访邀约时，他很高兴。对方表示会派出两名记者，前往阿富汗拜会他。马苏德的普什图盟友赛义夫已经作出保证，此事并无问题，两位记者也都确有其人。赛义夫也是纵横一方的军阀，他的支持者是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那一次，也不知他是无心之失，还是蓄意谋害马苏德。总之，马苏德决定接受采访。

9月9日，卡里姆·图扎尼和卡塞姆·巴卡里两名“记者”敲响了马苏德的家门，采访在装饰简单的住所里进行。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过去，马苏德似乎放松了警惕，“摄影记者”趁机引爆了摄像机中暗藏的炸药，其本人当场倒毙，而马苏德也被炸得血肉模糊，马苏德的助手、著名诗人哈利利（Khallili）的儿子身负重伤，另一名“记者”跳窗逃离了现场。当然，他没能逃出马苏德武装的掌心，大家一拥而上，将凶手痛殴至死。如此行为，引发了一些怀疑：为什么不活捉凶手，从而揪出幕后主使？这也许是马苏德武装中的内鬼在杀人灭口，那又是何人所为？中情局、三军情报局、“基地”组织，还是其他组织派来的人？

对于这种阴谋论，我觉得可笑。凶徒竟然深入马苏德的总部，杀死了这位神话中的英雄，行凶地点竟然就在马苏德的宅邸。那一刻，这场刺杀一定在马苏德的追随者中激起了盲目的愤怒。对于接下来的暴力事件，我们无须解释，如果凶手活着走出来，人们反而会怀疑其中有鬼。

马苏德遇害之后两天，一则新闻震惊了世界。22名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民航客机，其中两架撞向纽约的世贸中心大楼，一架撞向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还有一架飞机在匹兹堡附近坠毁，共造成约3000人遇难。“9·11”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伤在历史上前所未见。值得一提的是，那年夏天，其中的4名恐怖分子曾在本·拉登设在阿富汗的武装训练营受训。

“9·11”恐怖袭击的消息传到阿富汗，好些塔利班高层人物都为之欢欣鼓舞。虽然他们并不清楚真凶的身份，但是，美国是敌人，敌人受难，他们自然心情不错。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政权将会因此倾覆，毕竟华盛顿与喀布尔相距遥远，美国人能做什么？［4］

绝大多数喀布尔人并不这么认为。受过教育的阿富汗人视美国为压倒一切的力量，不等布什发表讲话，他们便有了风雨欲来的预感。“9·11”事件发生后不过几天（《纽约时报》报道，几个小时内）［5］，美国就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2001年10月7日，美国人终于动手了。从停泊在波斯湾的军舰上发出的“战斧”巡航导弹，精准击中了阿富汗境内的目标，英、美联军的远程轰炸机聚集在阿富汗上空。这个不幸的国家再次遭到严重的空中打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全球新闻媒体对这些袭击进行了跟踪报道，并以动画形式加以说明。电视观众看到的是一条从阿拉伯海射出的箭流，目标直指代表阿富汗城市的小圆圈，那里的爆炸图标反复绽放。

新闻播音员还在画面下配了文字，但不懂英语的人并不知道在说什么。数百万穆斯林只看到阿富汗在饱受摧残，遍地都是爆炸，爆炸，爆炸。

同一时刻，本·拉登正在发表严肃的视频讲话，他身着庄重的白色长袍，还引用《古兰经》的诗句。有了互联网的支持，全球观众都能实时观看本·拉登的讲话。他说的是阿拉伯语，绝大多数穆斯林其实不会说阿拉伯语，就像他们不会说英语一样，他们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他们理解图像。通过视频画面，人们了解到，本·拉登谈到了先知穆罕默德是如何从一个凡夫俗子成为安拉在人间的代表，这是穆斯林想象中最振奋的一幕。简言之，战场之外，媒体领域也在进行激烈的交锋。战场上，西方国家大获全胜；但在舆论战场，本·拉登似乎占了上风。毕竟，他只是想挑起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并趁机自命为领袖。

几个星期过去了，阿富汗境内几乎所有的目标都被美国军队从空中清理了一遍。而后，美方转变策略，分别从两个方向推进：其一，鼓励北方联盟发起反击，并承诺为其提供掩护与支援；其二，正式警告巴基斯坦，要求其不得继续偏袒塔利班。

这一次，美国人动了真格。经济与外交政策双管齐下，巴基斯坦的态度终于有所转变。其实，华盛顿方面一早就有能力掌控局面，不知为何，他们却要耽搁如此长的时间。失去了巴基斯坦的支持，塔利班变得一事无成。北方联盟则在西方的军事支持下，步步挺进，势不可挡。

11月8日，巴基斯坦政府命令塔利班撤走其设在卡拉奇的领事馆，塔利班派驻卡拉奇的领事人员立即离境。三天之后的一个夜晚，塔利班的领导人逃出了喀布尔。次日，喀布尔已经成了无主之城。纵使北方联盟星夜兼程，其先头部队也在几十英里之外。不过，他们不能继续行进了。美国军方有令，“国际社会”（也就是美国政府）对阿富汗的前途尚无打算，因此，所有军队都要原地待命。或许1992年的乱局让美国学到了一点教训。他们勒令各派军队止步，可能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又或是巴基斯坦和美国讨价还价，成功说服美国保住了其代理人的地位。塔利班出逃前的一周，媒体上就有人根据形势猜测，其实有两种塔利班：一种秉性邪恶，不但欺压妇女，还与本·拉登沆瀣一气；另一种则正直保守，是阿富汗传统的捍卫者。

北方联盟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马苏德的几个亲信手里。美国的命令，他们并不打算遵守。此外，他们也不想与“正直保守”的塔利班进行谈判。他们知道，唯有拿下喀布尔，才能拥有对国家未来的发言权，否则他们就只能靠边站。于是，11月13日，许多曾经相互交战的“圣战者”政党组成的军队回到了他们五年前放弃的城市。这一次，盟友之间没有争执，更没有火并，反复无常的希克马蒂亚尔并未出现在联盟的队伍里。喀布尔人民对他们表示了欢迎，人们涌上街头庆祝，狂欢的氛围笼罩着整座城市。这不足为奇，每个人都觉得战争结束了，美国拯救了阿富汗！

12月7日，距离空袭阿富汗开始已逾两个月，奥马尔及其同伙逃离了他们的真正据点坎大哈，逃窜到巴、阿边境地区。他们对这里实在太过熟悉，抗苏战争时期，他们曾作为难民儿童生活在这里，他们悄无声息地就能融入人群，彻底消失。

第五部分　乱象依旧

表面上看，阿富汗人拿起武器驱逐苏联侵略军，是在进行一场万众一心的爱国解放战争。事实上，战争并未显示团结，倒是反映了阿富汗社会的二元对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不仅是苏联的傀儡，还是城市阶级的代言人。“圣战”武装也不仅是“反共”的自由战士，他们的背后还有保守的乡村势力作支撑。反苏战争和20世纪20年代的那场争夺区别不大。当年，保守势力赶走了阿曼努拉。几十年后，他们再一次击垮了革新阶层，阿富汗文化中关于妇女问题的争论再次甚嚣尘上。这是一场世俗的现代冲击与伊斯兰之间的战争。

自从一位普什图战士建立这个国家以来，普什图人在阿富汗政治中就一直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反苏战争打破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治格局，它把各民族间的权力关系问题摆到了桌面上。马苏德不仅与苏联作战，他也为塔吉克人而战。哈扎拉人以哈扎拉人的身份战斗，乌兹别克人以乌兹别克人的身份战斗。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是普什图人对其他民族的胜利。即便在普什图社会内部，那场战争也带来了变迁。曾经显贵的杜兰尼部风光不再，聚居杜兰德线南部的普什图人成了领导。有了这场胜利，旧的阿富汗似乎决定性地打败了新的阿富汗，农村部队打败了城市，阿富汗妇女解放被赋予的权利被永久剥夺，阿曼努拉的革命性改革走到了尽头。

事实上，多斯特·穆罕默德家族建立的一切都成了废墟，喀布尔不再是这个国家唯一无可置疑的首都。坎大哈成了塔利班的据点，赫拉特再次成为割据势力的中心，马扎里沙里夫更是成了独立小王国的都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落入了军阀之手，南部和东南部的边界正在消失。一个旧有的问题再次被提出：这样的阿富汗还是一个国家吗？

但是，“基地”组织以此作为据点制造了“9·11”事件，把美国卷入了阿富汗的故事。塔利班很快被推翻，但这对阿富汗意味着什么？喀布尔的中央政权能否回归？流亡的城市精英能否重返家园？技术官僚会不会再次崛起？阿富汗能否回到拥有民主宪政政府的中央集权现代民族国家的轨道上？这些都是阿富汗人现在面临的问题。

第28章　波恩计划

2001年12月，联合国在德国召开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不少代表应邀来到德国，讨论阿富汗的前途问题。大战之后的和平会议一般都是战胜国颐指气使，对战败者发号施令，战败方甚至都不能出席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主要是为保证战胜各方能够和平共处，与会代表都是在反苏战争中崛起的军阀势力。2001年12月召开的波恩会议，本该在苏联撤军后的1992年召开。多年以后，当年的参战各方再次聚到一起（唯一的例外就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毕竟这个党派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代表们虽然以个人身份参加会议，但可分为四大阵营。其一是北方联盟，他们是阿富汗北方的少数民族政党代表。其二是“白沙瓦组织”（the Peshawar group），以普什图的“圣战”武装为主，他们在巴基斯坦活动频繁，并在该国具备一定政治影响力。其三是“塞浦路斯集团”（the Cyprus group）(1)，以伊朗为后台，包括哈扎拉人和赫拉特人，比如伊斯梅尔·汗。最后是“罗马组织”（the Rome group），是前国王查希尔的盟友、同伙和支持者，是城市精英的代表。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曾在西方生活多年，代表了寓居欧美的阿富汗侨民的希望。对他们来说，这些人将带领国家走向未来。

会议上，南部和东南部乡村地区的普什图人被排除在外。这也难怪，阿富汗的南部是塔利班的勃兴之地，就连美国人也觉得，一旦当地的普什图势力加入会谈，塔利班很可能不费一枪一弹便能重夺政权。问题在于，被排除在外的普什图人占阿富汗人口的多数，将他们排除在外，无助于阿富汗局势的进步和稳定。当时，吉尔扎伊部和杜兰尼部不断交恶，双边关系几乎倒退回了艾哈迈德·沙阿时代。两个部落所在的区域正是阿富汗的那道创口——杜兰德线附近。当地居民无法参会，鸿沟就有可能进一步加深。同时，普什图部落的缺席与失位，还将在北方各大城市和落后的南方部落之间产生更大的裂痕。事实证明，这是一场并不完备的会议，阿富汗的前途将因此蒙上阴影。

不过，与会各方代表当时都怀抱乐观情绪。在西方的主导下，他们制订了一个四步计划：

一、联合组建一个临时政府，过渡期为6个月。

二、召开支尔格大会议，也就是大国民会议，组成临时政府，过渡期为2年，并选举产生一名足以服众的政府首脑。

三、在两年的过渡期内，一个由博学的阿富汗人组成的委员会将起草一部新的宪法。

四、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确立代议制民主政体。

这个计划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与会代表想当然地为计划假设了一个终点，他们满心以为，有了宪法的保证，总统大选与议会选举都将顺利举行。虽然宪法还未成形，但既然总统与议会都会各司其职，那么起草宪法的工作也会顺利进行。对于一个战后百废待兴的国家，波恩计划也许是完美的。不过，阿富汗的纷争远没有真正停止，长期存在的对立纷争不断把这个国家拉上各自想要的发展轨道：农村与城市、变革与保守、新与旧、国家官僚与部落关系、世俗与宗教、国家军队与私人武装、以喀布尔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与一个没有任何中心的由乡村共和组成的混乱宇宙，以及古老的阿富汗与阿卜杜尔·拉赫曼创造的阿富汗等。阿富汗的历史就像一个钟摆，近几十年来，钟摆的每一次摆动，都将这个国家推向了另一个极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一度将阿富汗推向一个极端，建立了一个世俗化的威权政府，但没能延续下来；塔利班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推行教士与军阀掌控的极端宗教保守主义。

如上的矛盾，波恩会议自然未能解决。不过，国际社会决定搭一把手，让阿富汗回归世俗化的方向，一系列重大援助即将展开。对于阿富汗的前途，与会各方也达成了共识：未来的阿富汗应该是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其政治制度将遵循西方价值观运行。对此结果，不少阿富汗人深感欣慰，包括笔者在内。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时期，正值现代化蔚然成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这一代人的努力呼吁，西方世界才注意到苏联入侵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大多数美国公众总能记得那么几个来自阿富汗的名人，他们和我一样，对波恩计划充满期待。

波恩计划代表了阿富汗技术官僚和贵族的回归，标志着阿富汗这个屡被中断的“项目”又重启了。它发端于多斯特·穆罕默德时期，由阿卜杜尔·拉赫曼发展壮大，阿曼努拉更是将其发展到了极致。毫无疑问，对手会重新集结并展开反击，因为在阿富汗问题上，钟摆永远不会停止，哪怕一方暂时得胜，也不能阻止对方展开反击。

波恩会议圆满结束。在美国的组织与强势推进下，阿富汗成立了临时政府，哈米德·卡尔扎伊当选为总统。此人虽无政治经验，却是美国政府属意的人选。卡尔扎伊的好些亲戚都在美国定居，美国第一家著名的阿富汗餐厅，就是他的兄弟马哈茂德创立的。旧金山的赫尔曼德餐厅，便是马哈茂德旗下的产业之一，它赢得了《美食杂志》（Courmet Magazine）(2)的赞誉。卡尔扎伊的朋友哈利勒扎德曾是里根总统的阿富汗事务顾问，通过这层关系，卡尔扎伊和美国共和党的众多官员有了交情。正是这些人的全力推举，布什方能当选总统。据说，卡尔扎伊曾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达拉斯的优尼科公司奔走呼吁。不过，他本人对此坚决否认，他与优尼科公司的关系到底如何，外人实在难以知晓。卡尔扎伊为人精明，了解全球商业热点所在，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可以相信他不会在外交场合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卡尔扎伊也有一些优势，如传统的阿富汗部落声望。他是普什图人，他的父亲是波帕扎伊部落的首领。波帕扎伊是主要的（杜兰尼）普什图部落，也是坎大哈的主要部落。阿富汗各大城市之中，坎大哈算得上是最主要的普什图人聚居地。一开始，卡尔扎伊和塔利班走得很近。后来，老卡尔扎伊被塔利班暗杀，从而使哈米德·卡尔扎伊成了反塔利班的坚定支持者。

诚然，卡尔扎伊在阿富汗没有什么忠诚的支持者，但这也意味着不存在死敌。抗苏战争期间，他鲜有建树，而曾经的抗苏英雄，后来大多因为内战而身败名裂。卡尔扎伊没有追随者，没有死敌，没有污点，似乎是理想的总统人选，毕竟，新兴的阿富汗应该和伤心的过去彻底告别。

然而，北方联盟的势力仍然不可小觑，那个时候，喀布尔仍处于他们的掌控之中。因此，北方联盟占据了内阁中最关键的三席——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与外交部长，分别由马苏德的三员干将法希姆将军、尤努斯·卡努尼将军及名字非常好的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担任。

和谈会议一般在战事结束后召开，波恩会议召开时，阿富汗战事未曾结束。事实上，它在战场形势白热化前就召开了。当阿富汗代表前往德国时，美国特种部队和北方联盟的战士正在向东南边境的托拉博拉洞穴建筑群发起进攻，美国军队朝里面发射了燃烧弹，焚烧了里面所有人，但本·拉登不知何故逃脱了。

北方联盟部队继续在阿富汗北部与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圣战分子”的核心部队作战，后者中有数百人被捕，但大多数人后来在越狱未遂中被杀。另有7000多名塔利班分子与“基地”组织成员被困在北方，但在美国支持下，巴基斯坦方面出动飞机，运走了其中的数千名阿拉伯人与巴基斯坦人。北方联盟本已将敌人逼入绝境，最终却扑了个空。［1］

托拉博拉一役以后，战火又烧到了沙希科特的山谷里。正是在这个地方，驻阿美军第一次遭遇了重大伤亡。一架直升机不幸失事，导致8名士兵身亡。当时我正在白沙瓦的一家宾馆里，通过屋里的大屏幕卫星电视了解到事件的来龙去脉。房间里的电视频道有五六十个，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到半岛电视台，再到当地的新闻频道，几乎都对这场战役投入了百分之百的关注，取代了日常的板球和足球比赛节目。

一个最近跨越边境来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村民坐在我身旁，敬畏地盯着电视问道：“这些伟大的将军是谁？”

“这些人不是将军，只是普通的士兵。”我告诉他。

他感到迷惑不解：“我们村每天都有人被杀。有时候，一天就有十几人丧生，但从没有上过新闻。你肯定搞错了吧！这些人里面肯定有什么重要人物。”

沙希科特的塔利班分子抵抗得尤为激烈。不过，一周之后，他们仍然没逃过败亡的命运。3月18日，美军司令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宣布主要战斗已经结束，美国取得了胜利。看来，阿富汗这片“帝国的坟场”也没有那么邪性，美国人轻轻松松就征服了这里。当然，仍有数千名美军会在边境“扫荡”塔利班残余。现在，波恩计划可以实施了。

支尔格大会定于6月召开。按照美国人的安排，大会将会非常顺利。前国王查希尔已经表示，他不会试图复辟。作为交换，北方联盟的领袖拉巴尼也声称无意竞逐任何职位。如此一来，总统一职只为卡尔扎伊虚位以待。温文尔雅的国际人士哈米德·卡尔扎伊即将成为阿富汗过渡政府的总统。

本来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支尔格大会之前的那个星期，却又闹出了一些乱子。查希尔国王的一位孙子向媒体表示，其实国王殿下本想为阿富汗作出更大的贡献。第二天，喀布尔的墙上贴满了拉巴尼的海报，发出了不寒而栗的信号，如果查希尔参选，他会奉陪到底。如此一来，喀布尔街头可能会喋血一片，相关的剧情，在1992年就已经上演过。哈利勒扎德出面平息事态，并且成功了。查希尔称他被误解了，拉巴尼的海报也消失了。6月11日，支尔格大会如期开幕，进展顺利。一切都是那么顺利。

但一切实在太过顺利了。真正的支尔格大会通常要持续数天，大家为了一点利益不断争辩、不断妥协。会议结果从来都是未知的，而最后作出的决定则代表了一个实际的、来之不易的共识。可是，这次会议尚未开幕，结果就已明了。大家都知道美国人选择了卡尔扎伊，他就一定能够当选。美其名曰支尔格大会，其实不过是一场政治秀。

既然是大选，形式自然要完备。除卡尔扎伊之外，他们还安排了另外两位候选人。其中一人是女权主义活动家玛苏达·贾拉尔（Masooda Jalal），她在会上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妇女权益。出于礼貌，一些代表用选票支持她。另一位候选人是诗人纳代（Nedai），他表示要为阿富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因为流程需要，他也获得了一些选票。回首往事，纳代说，他早就知道无望当选，但是，仅有一名候选人的民主选举实在不像话，正因如此，他才自告奋勇“陪跑”，这么做只是为了帮助建立民主。这是一种非常勇敢的姿态，真的。

时至今日，阿富汗人都在纳闷美国人为什么要百般排挤前国王查希尔，要知道，他是全国唯一可信的和解象征。曾经的喀布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沙姆斯告诉我，当年他若有机会角逐总统宝座，就会宣布全力支持美国的干预行动，然后告诉议会，一旦当选，会把所有权力移交给议会真正需要的前国王。沙姆斯认为自己的这番表态会带来大量的支持，将压倒美国支持卡尔扎伊的计划。他的计划虽然听起来很狡猾，不过，沙姆斯和政治圈根本沾不上边，更别提进入支尔格大会，竞选总统。支尔格大会已经确立了卡尔扎伊的合法地位，其程序就如把艾哈迈德·沙阿推上王位一般。按理说，大家都该对卡尔扎伊的权威毫无疑义，可是，许多阿富汗人认为，美国人操纵下的议会根本不能算数，猜忌的种子在那次会议上已经种下。

根据波恩计划，卡尔扎伊组织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宪法。2003年12月，宪法草案成形。随后，政府再次召开支尔格会议审议宪法草案。这一次，美国人倒没有多加干涉，会场变得混乱。来自西部边境省份的年轻女代表马拉赖·乔亚甚至站起来，指责身边这些大胡子老头都是军阀与战犯，认为这些人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而不是堂而皇之地参与国政，对阿富汗的未来指手画脚。对方也不示弱，连连叫着“妓女”，把乔亚赶了下去。

接下来的一个月，国内各派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宪法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为求妥协，最终的定稿自然问题很多，不少条款语焉不详，有些地方又过分烦琐。例如，宣布前国王查希尔为“国父”，但这一规定很快就随着这位老人的去世而变得毫无意义。宪法多次宣布阿富汗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禁止任何与伊斯兰教法相抵触的法律，它明确规定，男女都是自由的，保障女性平等地享有选举权、工作权和（免费的）受教育权。这些都与阿曼努拉时代的问题遥相呼应，还试图用同样的方式解决问题。

根据宪法，阿富汗议会分上、下两院，下院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上院则由总统亲自任命。总统任期五年，同一个人最多只能连任两届。除非总统认为国家需要，有必要继续执政，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连任两届以上。

总统与议会都可以制定法律，但如果议会不批准，总统提出的法律就不能颁布施行，除非总统认为这是为了国家利益绝对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这样做。

新宪法出台的时候，我问了在加州的阿富汗朋友对此有何看法。阿拉美达一所大学的行政人员穆斯塔法·博帕尔表示：“如果能够带来十年的和平，我会很高兴的。我只要十年。”看来，大家对宪法的要求实在不高。

其实，阿富汗的真正问题不是宪法能否提供适当的机制，而是阿富汗人是否会接受宪法。电影制作人塔玛拉·古尔德（Tamara Gould）拍摄纪录片《国家的地狱》（A Hell of a Nation）期间，曾就宪法问题采访当地一名男子。达里语中，“宪法”与“基本法”乃是同一个词。男子摇了摇头，“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基本法？”他笑道，“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基本法就是沙里亚法。”此言一出，其他人都“咯咯”地笑了起来。是啊，基本法，阿富汗早已有之，这些外国人为什么还要多此一问呢？

尽管如此，波恩计划一开始还算顺利，2004年秋天的总统选举非常成功。选举前，联合国曾经请了不少当地人为选举造势，进行选民登记。宣传团队中有不少妇女，她们深入偏僻的乡村，去和那里的人们解释什么是选举。我的堂姐扎希达曾与一个团队一起工作，农村女性对于选举的高昂热情让她印象深刻。她记得，有位妇女激动地说：“我要让我丈夫多拿一些选票，能拿多少就拿多少！选举那天，我什么都不做，就要不断投票。”

最终，登记的选民超过1200万人，其中的75万人来自巴基斯坦的难民营。当时阿富汗的人口有3000万，其中57%是未成年人（按照选举法，未满18周岁不能参与投票）。因此，1200万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不错了。最终，四分之三的登记选民完成了投票。这个数字似乎有些夸张，毕竟在美国，一半的登记选民能够出现在投票站就不错了，一场大雨更会浇得投票站门庭冷清。阿富汗总统大选期间，联合国观察员并未发现舞弊现象。每一个投票点外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就连身着罩袍的妇女也在静静等待，准备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那一次，共有18人进入最后一轮角逐。其中有世俗化倾向的塔吉克诗人佩德拉姆，也有伊斯兰保守主义者艾哈迈德·艾哈迈德扎伊，此人外号“工程师”，是位大学教授。卡尔扎伊在第一次支尔格会议上的竞选对手玛苏达·贾拉尔再次参选，她宣称：“苦难的国家需要母亲与医生来拯救。本人既是医生，又身为人母。”

那次大选很少有竞选活动，因为只有哈米德·卡尔扎伊有资源派遣他的团队到全国各地。塔利班的残余势力试图破坏选举，他们伏击了一辆公共汽车，杀死了车上所有持有选票的人。尽管如此，选举那天，仍有900多万人前往投票站，那一刻，大家都无所畏惧。

大多数选民目不识丁，自然不清楚选票上那些名字分别是谁。为了减轻困扰，允许候选人在他们的照片一旁附上一个图标，以表达他们代表的东西。候选人若希望选民知道他是一位支持现代教育的进步人士，就附上一枚书本形状的记号。如果候选人希望人们知道他是虔诚的保守派，把《古兰经》看得高于生命，也可以标上相应的记号让选民了解。

由此可见，大多数选民并非心中已有心仪的总统人选，他们出现在投票站，只是为了支持选举本身。从这个角度看，这次选举非常成功。

几个月后的议会选举却没有这么顺利。较之大选，议员舞弊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更多的暴力事件在选举前期、期间和后期爆发。不过，议会制度到底得到了奠定。到2005年初，波恩计划的四步都已走完，即便悲观主义者也相信阿富汗即将腾飞。

但是，想要走出苦海又谈何容易。阿富汗历经连年的战争与无序，早就已经满目疮痍。不少阿富汗人已经从苦难的岁月中悟出了苟存乱世的“真理”：相信枪，别相信邻居。大家也已经习惯投靠血缘相近的军阀，在他们的保护下抱团取暖。战乱一日不停，波恩计划就不会起到任何效果。从第一次支尔格大会结束的那一刻起，这个国家就一直游走在秩序与混乱之间。唯有秩序得到奠定，大家才可以安享和平；只有大多数人都放下武器，放眼长远，社会方能恢复秩序。可是，绝大多数人不会安心追求长期目标，除非他们相信未来是稳定的。如果明天有炸弹会落到房顶上，修缮房子是没用的。

阿富汗的重建者们必须尽快让社会恢复常态，唯有如此，才能让阿富汗人对波恩计划保持信心。哪怕乐观者只有一小部分，他们也算达到了目的。如此一来，外国投资者才能从日后的繁荣稳定中受益。因此，必须有人作出表率，只要一部分学校复课，一部分商店再次开门迎客，一些人再次找到工作，波恩计划就不至于遭遇信任危机。慢慢地，大家就会跟随潮流，继续追求和平生活，波恩计划的前景也会变得更加乐观，社会大众才不至于错过这趟重建的列车，整个社会才有可能恢复如初。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和平与秩序抱有期待。至少，波恩计划下的社会局面，他们并不乐见。如果喀布尔的命令能对全国的每个地区、每个村庄都产生约束力，整个国家将会更加太平，大多数百姓的日子也能好过一些。但是，中央集权的加强，也会让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大伤元气。中央与地方之争，并不仅限于阿卜杜尔·拉赫曼那个时代。自命毛拉的无赖、部落的首领、支尔格会议选出的头人，都曾利用乱局巩固势力，国家恢复和平，反倒有损他们的利益。如果西方价值观深入每个家庭，那么作为一个阶级的男性恐怕将失去在家庭中凌驾于女性的某些权力。对女性而言，未受教育的年长女性过去还能凭借年长占据尊位，新观念之下，她们的主导权将让给年轻一代，毕竟后者大多受过教育，还有自己的事业，对于外部世界也更加适应。如此看来，波恩计划对每个人都是利害攸关的。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在于那些走下战场的男性。他们无家可归，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长大成人。他们可能出身贫困，但是战场不论出身，也无关背景，只看战果，因此，那些好勇斗狠的人就变得突出了。而且，一旦阿富汗人开始相互争斗，决定等级高低的不仅是战斗能力，毕竟善战的人有很多。因此，从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战士，往往是不顾底线、残忍暴虐的亡命徒。

战争好似一把筛子，无用的品质将被残酷洗刷。战场中的人往往没有同情心，也不会拥有什么骑士精神。唯有毫不顾忌地行使暴力、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才能在无序的社会中赢得先机。同时，家族的解体、亲人的离散，也让这些人挣脱了文化与道德的束缚。无法无天的环境之下，自然没人能够惩戒他们的恶行。抗苏战争期间的游击队指挥官，后来大多蜕变成了暴虐的军阀，他们造成的混乱局面，为塔利班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塔利班的统治严酷至极，不过，也有一些人因此受益。一时间，国内又多出了一大批自命的毛拉。阿富汗现在到处都是指挥官、毛拉和军阀。严酷的教法统治下，只有这三类人才有机会大显身手，甚至称霸一方。波恩计划一旦实现，他们的辉煌过去只会沦为负担，甚至可能会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因此，对他们而言，社会一定不能恢复安定。

2004年的总统大选，吸引了900万人前来投票。人心思定，和平才是阿富汗的主流意见。但是，比起蠢蠢欲动的军阀，建设者们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难题。区区一点进步，实在不足以唤醒民众的信心，持之以恒才有可能迎来转机。医院开业、桥梁奠基、学校复课、学生毕业，缓缓汇流，才有可能填满干涸的希望之池。问题在于，这一池希望之水不知道何时才能蓄满。

相比之下，意图破坏的无赖只需要小小的动作，就能达到让人绝望的目的。他们只要炸毁一家医院，焚毁一所学校，用自杀式人肉炸弹搅乱一次毕业典礼，人们心中的恐惧都会被无限放大，化作凄厉的惨叫。破坏者清楚，一点挑衅足以让人拿起武器进行对抗，选择以暴制暴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战争与和平的天平随时可能失衡，就看哪一方先突破临界点。

阻止阿富汗在喀布尔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对巴基斯坦来说也是利害攸关的。塔利班早已渗透进巴基斯坦，从斯瓦特山区到俾路支的部落叛军以伊斯兰教法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名义，纷纷组织起各自的武装，发动了针对伊斯兰堡政府的叛乱。巴基斯坦自然希望这股危险洪流快点转回到喀布尔，远离伊斯兰堡，而这可以通过派遣特工进行破坏来实现。

边境地区还活跃着各种帮派，他们有的主营走私，有的通过毒品敛财，有的则贩卖军火，还有的什么都做。所有帮派都在与塔利班形成合力，而且它们的武装在不断扩大。总之，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横亘在阿富汗通往和平的道路上，他们阻碍了新的中央政府发号施令，也阻挡了城市中的西化思潮，饱受战乱的普通百姓、归国创业的技术官僚深受其害，国际社会的良好愿望可能因此化为泡影，美国政府付出的金钱与军力将难以得到回报。

(1)　原文the Cypress group有误，应为the Cyprus group。——编者注

(2)　美国历史上最经典的美食杂志，2009年停刊。——编者注

第29章　喀布尔之春

一开始，波恩计划颇具势头。2002年1月，德国波恩会议刚结束，几个发达国家的代表就齐聚日本东京，商讨阿富汗的前途问题。与会代表都想知道，让阿富汗回归正常国家轨道，国际社会需要花费多少金钱。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被抛来抛去，100亿美元、150亿美元、200亿美元……

美国总统布什的心里也有一笔账，他认为解决阿富汗问题，美国可以借鉴此前的“马歇尔计划”。提到马歇尔计划，阿富汗的城市阶层绝对不会陌生。战后欧洲经济的复苏，还得感谢杜鲁门总统的这一大手笔。当年，美国政府付出很多，收获也不少，苏联的扩张势头得到遏制，投资带来的回报更让美国大发横财。马歇尔计划的成功，让布什政府看到了在阿富汗推行类似计划的可能，通过援助让阿富汗恢复元气。如此一来，美国在中亚的核心地带将拥有一个忠诚、繁荣的穆斯林盟友，美国的战略利益将得到保障。同时，宗教激进主义也将得到有效遏制。

到了夏天，马歇尔计划已在阿富汗被炒得火热，每个人都在畅想自己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那年，我搭乘飞机从印度前往喀布尔，同机的一位乘客告诉我，他要开一家化妆品工厂。这个人并非来自加州弗里蒙特的阿富汗人，而是一个从未到过比印度德里更远地方的店主。我还记得他的模样：一脸黑胡子，穿着一件过膝的衬衫、一条肥大的灯笼裤，头上还戴着头巾。路透社记者镜头下的塔利班分子，就是这副样子。

“您打算在阿富汗开化妆品工厂？”我有些惊讶。

“没错，我想开一家化妆品工厂。”他表示，“塔利班下台了，全国的女人自然不会继续被关在家里，美容用品肯定大有市场。我的表兄已经从迪拜进口了一大批口红，就等着轻轻松松地数钱了。但要我说，口红这种东西何必进口，我们完全可以自产自销嘛。”

回到老家我才发现，几乎每位乡亲都有一个发财的梦想。马歇尔计划援助的资金，他们已经想好了用途。在战争爆发之前，凿井是一门广受欢迎的小本生意。有了马歇尔计划支持，他们觉得可以把生意做大。当时，阿富汗已经连续七年遭遇旱情，他们认为只要水井落成，田地里立即可以长出葡萄。著名的侯赛尼提子一旦卖到喀布尔，就能带来可观的收益。

我还结识了年轻的卡尼什卡·纳瓦比。塔利班时期，他一直避居白沙瓦，其间，他成了“阿富汗重建与节能协会”的一员。这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总部远在瑞典。纳瓦比回国，是希望将协会的一些发明作商业推广。其中，有一种便携式的水力发电机，正好适用于那些尚未通电的村庄。其实，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从中受益。村里只需一挂从山巅飞流直下的瀑布，人们就能享受电力带来的方便。除了阿富汗，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村庄拥有这等风景。发电机产生的能量可以满足附近居民的用电需求，用于发电的水还能继续灌溉田地，相关的好处真是不胜枚举！纳瓦比所在的协会还有另外两种发明，一种是犹如两个锅盖天线的巨型太阳能暖炉，一种是可以从牛粪中提取沼气的装置，这些东西都有在农村地区畅销的潜力。

东京会议最后决定，阿富汗所需的重建资金应在250亿美元左右。阿富汗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他们表示，100亿美元就已经足够。不想，参加会议的国家却只愿出资30亿美元。不过，这个数目仍比之前估计的多。一年前，阿富汗可没人想到会有这种结果。况且未来，可能有更多的援助滚滚而来。［1］

仲夏的喀布尔一派乐观景象，微风当中弥漫着水泥带来的重建气息。侨民正在回流，无论医生、金融专才、管理者还是工程师，都觉得祖国大有希望。加州弗里蒙特是亚洲之外最大的阿富汗侨民聚居地，战争结束后，舍尔扎伊博士回到祖国。此后，他被委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职位。阿史拉夫·哈尼教授也告别了霍普金斯大学，作为著名的政治学者和经济学人，哈尼一度被认为将在科菲·安南之后接任联合国秘书长。此次回国，他将被委以新政府财政部长的重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转眼已是年底，东京会议承诺的30亿美元到账不到一半。但对于当时的阿富汗而言，即使10亿美元也犹如久旱之后降下的甘霖。归国侨民纷纷开始索回他们在喀布尔的房产，虽然大部分房屋已成瓦砾，但好在地皮仍在，他们还能重建家园。一些侨民拥有建筑或者规划方面的专业背景，在他们的帮助下，政府制订了城市的重建与整修计划。根据计划，喀布尔的下水管道、路灯设施、给水系统都会整修一新，每家每户都会通电。总之，大都市所需的一切基础建设都在规划之中。而且，由于喀布尔早已不再繁华，所有的工程都能快速推进。内战期间，喀布尔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建筑与设施完全损毁，塔利班上台之后，却没有进行任何整修。规划者认为，与其慢慢修复，不如再造一个喀布尔，北郊的农田和沙漠正好可以作为新址。

许多生活在欧美的阿富汗人带着少量的资金回到阿富汗，执行他们理想的发展项目。穆罕默德·汗·哈罗提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定居多年，毕业于拉什卡尔加的一所高中，我刚好也在那里就读过。哈罗提出身游牧民家庭，后来，他和家人在政府的引导下进入一个叫纳迪·阿里（Nadi Ali）的“模范城镇”定居。他后来成了医生，并移民美国，他在美国的生活很是优渥，不过，他还是选择回归故里，投身“绿村学校”（Green Village Schools）的建设。其实，早在塔利班统治时期，哈罗提就已经开始行动，塔利班官员还对他大加赞赏，而且允许他招收女生。当然，哈罗提绝不能对此大加声张。塔利班倒台之后，哈罗提彻底放开手脚，“绿村学校”越建越多，还吸引不少志愿者前来协助办学。

霍斯特省是本·拉登长期经营的一大地盘，这里的“基地”组织树大根深。即便如此，也有人愿意寻梦而来。哈法尔·拉坎瓦尔曾是人民民主党政权的一名官员。20世纪80年代，他逃往美国，后来在明尼阿波利斯从事社区工作。塔利班政权倾覆之后，拉坎瓦尔来到霍斯特兴办学校，启动资金来自美国人的捐款，不过，他也得到了当地人的鼎力支持。拉坎瓦尔把男女同校当作立校之本。他的家乡就在霍斯特附近，属于那种典型的乡村共和。拉坎瓦尔的善举，当然是为了报答家乡的桑梓之情。

其他国家也纷纷开始捐资办学。2003年初，我参加了一个与伊朗电影导演马赫马勒巴夫（Makhmalbaf）有关的组织发起的募捐活动，该组织规划在阿富汗建设一批私立学校。我并不清楚学校建成后将从哪里获得运营资金，也不知道这些学校将要设置的课程以及学校负责人的身份。不过，学校将会同时招收男女学生。历经塔利班时代的禁锢之后，大家都明白女性解放的趋势不可阻挡。阿富汗境内每多一所学校和一家企业，阿富汗的女性就多了一点挣脱束缚的可能。

喀布尔大学从未完全关闭。塔利班时期，它备受摧残，神职人员将它变成了一间发育不良的伊斯兰学校。人民民主党时期，大学遭到政府的强力干预，课程中因此多了不少左翼教条思想。如今，学校重启全日制四年高等教育，学术的尊严得以慢慢恢复。秋天到来前，校园里已经有几千名学生，而且近四成是女性。喀布尔大学不仅开设应用技术、医药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还有文学、历史和美术等课程。我曾参观过学校的美术学院，发现那里既有伊斯兰装饰艺术的专门课程，也有学生在练习素描与风景画。换在塔利班时代，后者纯属异教淫物，是大逆不道的。

城市里再次响起了音乐。有些人仍在使用老式的晶体管收音机，有些人已经换上了最新的播放工具，如今人们可以津津有味地欣赏音乐了。喀布尔电台（塔利班时期被称为“沙里亚电台”）得以恢复，又播放起了流行音乐，沉寂已久的流行歌手再次受到听众的追捧。我特别喜欢歌手迪尔·阿迦（Dil Agha）的欢快歌曲《最亲爱的喀布尔》（Kabul Jan）。在我看来，迪尔·阿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最深的故乡情。

走在喀布尔，耳畔还会不时传来久违的老歌。其实，人们对艾哈迈德·扎希尔等人的经典旋律一直念念不忘，他的那些歌曲卡带还是大家的必备珍藏。哪怕在塔利班时代，人们也会趁着夜深人静、门户紧闭的时候，拿出磁带，放进收音机，调低音量，慢慢回味。现在，人们总算能好好欣赏音乐了。大街上，你会看到人们戴着随身听耳机听音乐，他们一边走，一边摇头晃脑地打着节拍。

这些歌曲无论新旧，几乎都是从巴基斯坦传进来的，那里的一些难民从未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在喀布尔市中心靠近河边的大巴扎旧址，可以找到另外一种乐子。161年前，英国人把大巴扎烧成了废墟。如今，这里又是一派热火朝天的买卖景象。商铺鳞次栉比，多得就像迷宫。其中，售卖录音带和录像带的生意尤为火爆，施瓦辛格的片子销量相当可观。当然，要说最受欢迎的影片，还数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其实，当时那些小摊所在的地方正是喀布尔河的河床（2002年以来的连年干旱，导致喀布尔河几近断流），因此，人们也把这里叫作“泰坦尼克市场”（如果河水涨起来，所有摊位都会没入水底）。

国家剧院（Kabul Nindari）再次开门迎客。20世纪六七十年代，剧院每逢独立日便会上演一些原创戏剧。后来，由于塔利班政权禁止人们庆祝世俗节日（哪怕是庆祝阿富汗独立），剧院变得门庭冷清。古尔·马卡依（Gul Makai）曾是这里的一位小童星，如今，人到中年的她结束流亡生活，回国担负起了复兴剧院的重任。作为主管，马卡依的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招聘演员，排练剧目。几年过去，剧院已经创作了十几部新剧，并完成了200多场演出。［2］一个马戏团开始在阿富汗各地巡演，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另一家剧团别出心裁，不但把莎士比亚《爱的徒劳》译作达里语，还将故事背景嫁接到了现代阿富汗，他们的创意收获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亚洲基金会赞助了一个名为“阿富汗媒体与文化中心”的项目。最终，他们推出了一部名为《面纱下的阿富汗》（Afghan Unveiled）的电影。由于亚洲基金会的资助，14名年轻的阿富汗女性接受了如何使用摄像机、做记者的培训。随后，她们走南闯北，深入城市、乡村采访妇女。那部影片非常精彩，不仅因为素材本身，还与女记者们的故事相关。影片的质量自然也属上乘。唯有女性记者才能深入女性的生活世界，毕竟，无论阿富汗的风气如何开放，也没有哪个家庭会允许陌生男人进入私人空间。随着影片的问世，阿富汗人的家庭生活第一次为外人所知。而且，14名女性都是塔利班时代的过来人，都有困守家中的经历，她们甚至一度忘了家门口街角的模样。没想到，如今她们能够去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和霍斯特这些远方的城市，和陌生人聊天接触，了解各地同胞的生活。通过这段经历，她们都找到了自我。［3］

20世纪60年代末，阿富汗的电影业在喀布尔缓慢起步。国立的喀布尔电影公司曾经辟出专馆，保存与阿富汗相关的一切影像资料。藏品当中，只有40部电影是本土出产的（其中大部分是纪录片与短片）。内战爆发，让本就举步维艰的电影业遭遇了灭顶之灾。塔利班又遣人把展馆里的2000部电影焚毁，一切能找到的摄影器材也被捣毁。所幸展馆的工作人员在一面墙壁后藏了1000多部电影拷贝与一些设备，［4］塔利班垮台之后，它们才重见天日，仪器再次派上用场。依靠日本方面的援助资金，喀布尔电影公司重建了基础设施。像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毕业生亚马·拉希米（Rama Rahimi）这样的外籍人士，在喀布尔大学开办了一个暑期班，为40名热切的学生讲授电影课程。

这时，喀布尔电影公司的导演萨迪克·巴尔马克（Saddiq Barmaq）也在筹备拍摄电影《奥萨马》（Osama）。这可不是一部讲述奥萨马·本·拉登生平的影片，主人公是一位年轻女性，她乔装改名，以一个叫“奥萨马”的男子身份生活在残酷的塔利班时代。后来，她的身份惨遭揭穿，并被一个毛拉强占为己有。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赢得了广泛赞誉并获奖，为其他电影的制作铺平了道路。比如霍拉斯·山萨布（Horace Shansab）的《佐雷哈的秘密》（Zoleikha），完全是在阿富汗拍摄完成的，这部影片在世界多地的电影节上广受好评。

巴米扬大佛已被塔利班摧毁。现在，喀布尔大学的几名教授提议，重建其中的一座佛像，保持另一尊佛像的现状，以作为这场文化劫难的庄重纪念。这项提议引发了不少争议。正当阿富汗国内议论纷纷的时候，旅法阿富汗考古学家泽马利亚莱·塔尔齐（Zemaryalai Tarzi）宣布，巴米扬山谷的某处洞穴中有一尊更大的卧佛。他的结论是基于对古代旅行者文献的研究，研究表明，卧佛比最大的立佛还要大三倍。此后的每年夏天，塔尔齐都会带领团队前往巴米扬寻找卧佛（他们最近搁置了这项工作，因为当地局势仍不太平，某些野蛮之徒倘若得知佛像的所在地，巴米扬会再次迎来一场悲剧）。

喀布尔博物馆本身就充满了故事。1978年，它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小型博物院，收藏了大量犍陀罗时代的艺术品。那个年代，佛教与希腊美学互相融合，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希腊式佛教艺术。人民民主党执政时期，一些干部伙同苏联人从博物馆盗取文物，拿到国际黑市交易。内战期间，博物馆的建筑又遭到战火的摧残。20世纪90年代末期，塔利班分子闯进博物馆，剩余的文物悉数被毁。如今，博物馆工作人员将文物残片放在基座上展览，并在一旁配上文物损毁前的照片，博物馆成了塔利班文化野蛮的证明。

幸运的是，2004年4月，博物馆馆长奥马拉·马苏迪对外披露，15年前，他和同事预见到了即将到来的灾难，他们在一个秘密的地下室里藏了2000多件博物馆中最珍贵的文物。地下室被打开的那一刻，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考古学者前来参观，还进行了电视转播，就像发现图坦卡蒙法老的陵墓一样。这批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物中，后来有数百件作为“阿富汗黄金”（The Gold of Afghanistan）特展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

这些文物大多是金银制品，并镶嵌有宝石、半宝石，极具魅力。如此重大的发现，已经足够令人振奋，但实际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文物的背后还有一个伟大的文明。从公元前2200年到公元100年间，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人们在生产精致的金银碗和烧瓶。同一时间，正处于最后一批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正在建造金字塔，阿卡德的萨尔贡大帝正在打造第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始建于公元前300年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阿伊哈努姆（Al Khanum）经过考古人的发掘，出土了大量希腊文物，如青铜大力神像，以及一块描绘自然女神西布莉乘坐波斯战车的银盘。

在基督时期，阿富汗北部的游牧民族已经掌握了较高的手工艺品制作水平，其艺术风格深受波斯、希腊、罗马、中国、印度和西伯利亚等的影响，如镶嵌着绿松石的便携式黄金王冠、一只游牧民族公主穿的薄金拖鞋。

考古人员曾在巴格拉姆发现两处密室，并从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的部分珍宝被列入“阿富汗黄金”特展。考古学家一度认为，这些密室里一定藏有国王的珍宝。事后证明，这些是古代商人的仓库，一些商人把买卖物品存放在那里，如罗马统治时代的埃及玻璃烧瓶、叙利亚的青铜雕像、中国的漆器、印度的象牙雕塑、绘有希腊神话的吊坠、讲述佛陀生平的牌匾，以及描绘胸部丰满的女神与跳舞的印度教神祇交织在一起的复杂雕塑。新闻学教授乔尔·布林克利（Joel Brinkley）最近评价阿富汗是世界上最野蛮、最原始的民族，他甚至断言：“阿富汗人就像狼蛛，他们会吃掉幼崽。”［5］当人们站在这些文物面前，反思马苏迪馆长及其同事为保护和保存这些文物所冒的风险时，会对布林克利的这番言论感到厌恶。阿富汗的苦难并非阿富汗人和狼蛛的基因相似，而是由于持续数十年的灾难性悲剧。阿富汗的黑暗时代似乎已经过去，阿富汗人正踌躇满志地准备迎接下一个文明时代的到来，他们的前景会一片光明吗？

不幸的是，阿富汗的马歇尔计划从未实现。成千上万实施小规模计划的人们翘首企盼，也没能等来点燃梦想的创业启动金。规模更大的私营企业迅速崛起，不少归国侨民都掌握了一笔资金。此外，他们在国内人脉活络、关系密切，可以为银行、手机公司和电视台等企业筹集资金。阿富汗这个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似乎即将直接步入后工业化阶段。过去阿富汗甚至没有铁路，如今正在建设覆盖每个城市的航空服务（这是政府的承诺）；一个没有固定电话的地方，已经迈入了手机时代；一个没有办法让国家的邮政正常运转的地方，现在却有了互联网，几乎每个阿富汗人都可以注册一个电子邮箱。

跨国公司和国际机构使国家间的边界变得模糊。阿富汗这个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在新浪潮的冲击之下，一个“后国家社会”正在出现。总部在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印度、伊朗、荷兰、澳大利亚、德国和加拿大等国的企业，都把触角伸进了这片土地，他们的力量塑造了阿富汗人的生活，政府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也许，只有当这些跨国公司或国际机构需要一点行政资源的时候，阿富汗政府才会发挥作用。

第30章　源源不断的麻烦

局势并不乐观，城市建设者面临一系列艰巨的挑战，单单一个难民问题就已足够让他们头痛。这些难民是当年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村人，他们逃出战场之后，大多蜷缩在巴基斯坦或伊朗的难民营中（那些受过教育、拥有资源和技术，而得以前往西方发达国家重新建立新生活的阿富汗人，我更愿意称之为“流亡者”）。到2002年，阿富汗的难民人数已达世界之最，位居第二的柬埔寨，其难民人数远低于阿富汗。600多万难民急不可待地想要重返家园，暂时收留这些难民的国家也巴不得他们赶快离开。

但是，故国早就变了模样。亡命他乡之前，不少难民靠牧羊为生，如今即便回归故园，他们也无法重操旧业。家中的牲畜早在苏联军队的狂轰滥炸下损失大半，剩下的也因为主人疲于奔命而离散殆尽。

水果和坚果曾是阿富汗农民的重要经济作物。阿富汗的葡萄干一度占到世界市场的10%，包括葡萄干麦片中所用的葡萄干。［1］无花果、石榴、梨、杏仁、核桃、桑葚、瓜类，也为国家创造了可观的收益。在水果和坚果种植方面，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可谓一对竞争对手。战争期间，巴基斯坦人购买了不少阿富汗的裸根果树，特别是开心果。如今，果园荒废，要想完全恢复昔日的生产，得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阿富汗曾经盛产小麦与棉花，但如今既没有种子，也没有水源，重振农业，谈何容易。连年的干旱，再加上原来的水利设施已经遭到彻底摧毁，纵贯地下的坎儿井不是已经积满泥沙，就是被轰炸得不成样子，倒成了“圣战”武装的藏身之地（阿富汗人住进洞穴的消息您一定有所耳闻，这些洞穴通常就是前面提到的坎儿井，经过水泥浇筑加固，用于军事目的）。

原来的耕地，现在遍布地雷，没有哪个国家的地雷数量能与阿富汗相提并论。埋下一颗地雷，只需3美元，但要将其排除，成本可能达到1000美元。［2］如此一笔巨款，阿富汗的普通农民当然支付不起。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企图用肉眼找出田间地头埋藏着的致命威胁，然后予以排除。可是地雷的颜色近于土壤，稍不注意就会忽略过去。有时候，他们可能和地雷发生“亲密接触”，轻则残废，重则当场毙命，阿富汗几乎每天都会有儿童因为地雷爆炸落下残疾。农民要想恢复生产，必须得先清理地雷，相关事宜不但劳神费力，而且随时可能夺人性命。如此一来，种植业在阿富汗实在前途暗淡。

正因如此，一些回国的难民并未回到家乡。他们辗转来到城市，想在那里谋职求生，可是，城里的工作也不太多。不少难民因为找不到容身之地，只能住进废弃的无主房屋，危楼倒塌之后的断壁残垣也成了他们的避难所。这些难民多是寡妇和孤儿。大街上，随处可见这些失去丈夫的女性，她们穿着蓝色罩袍，一边号哭，一边乞讨，只求路人能够赏赐一点零钱。遇上一个穿戴整齐的过客，她们会使出浑身解数，几乎到了死缠烂打的地步。要想不受叨扰，只能加快脚步，绕道而行。孩子们在街上到处寻找垃圾桶，翻找里面值钱的东西，废旧金属和鞋子都是他们的目标。

当然，战后的城市里不仅有无助的寡妇、失怙的孩子，还有流亡西方的人，他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这些人大多拥有一技之长，希望发挥自己的所学，帮助国家重获新生。很快，他们就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不过，这些人在西方生活多年，早就习惯了国外的舒适与安全，而他们的员工是一直在国内担惊受怕、艰难过活的人。因此，双方免不了会生出重重矛盾。在员工看来，老板不过就是一群“给狗洗澡的人”，他们虽然现在颐指气使，但在国外不过是曾经低声下气地为阔气的外国佬的宠物洗澡的（穆斯林认为狗是一种不洁的动物）。如此讥讽虽然可能出于醋意，但仍然体现了不少人的真实看法。他们认为自己虽在国内受苦，却也不至于为生活低头，而那些跑到国外的人虽然发了财，却要对异教徒假意逢迎。

西方的自由和平活动家认为，教育与重建是治好阿富汗痼疾的良方，是取代军事力量的道德选择。这种观点在2002年也许还能成立，毕竟那个时候的阿富汗看起来复兴可期，全国上下充满创业的活力，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项目，大规模的小额贷款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不同。

小额贷款主要来自国外，外国投资者为有意创业的阿富汗个人或团体提出的小项目提供贷款或捐款，让阿富汗人设计和管理他们认为合适的项目，如深井、口红工厂等。例如，一个名叫“阿富汗为了明天”（Afghanistan-4-Tomorrow）的组织，开发了一种在农村地区使用的手动设备，它能将木棍、茎、麦秆之类的农业废弃物压成耐燃的燃料砖块。在一个几乎没有薪柴的国家，这样的设备犹如雪中送炭，而且一些家庭还可以用它来制作燃料卖钱。

小额贷款本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比起投入10亿美元督造三座大型工程一类的投资计划，50万名创业者各分得5000美元的方案似乎更加合理。2002年，1美元可兑换45000阿富汗尼，5000美元着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然，这样的贷款难免带来浪费。有些“创业者”可能只是诈骗犯，而创业计划也并非个个都能成功。不过，小额贷款更为可控，涉及的项目也更贴近民生。即便项目失败，也会有少量资金渗透到当地经济中，从而带来一些直接的好处，人们将利用熟悉的技术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可是，这些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首先，阿富汗的基础设施水平根本无法承担发放小额贷款的任务，想要建立一支相关的人员队伍更非一日可期。其次，捐赠者付出大量金钱，却不能从投资中获得回报。再者，由于缺乏合理的监督机制，资金的具体去向难以掌控，恐怕没有人愿意掏钱资助这种项目。最后，大多数潜在的捐赠者，包括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并不仅仅希望阿富汗恢复如初，他们更想看到一场变革。因此，重建资金仍然来自世界各国政府，这些资金被投向外国规划的大型工程，其目的是让阿富汗脱胎换骨。

美国方面其实并不积极，因为执政党在帮助任何一个被摧毁的国家恢复其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方面持有矛盾的态度。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曾斥责“国家建设”，并表示，如若当选，他绝对不会参与任何国家的建设。他把阿富汗战争看作一次纯粹的军事行动，只要能够推翻塔利班、杀死本·拉登，一切使命便告完成。阿富汗可能会受到伤害，但重建阿富汗并非美国的工作。布什政府的思路就是如此。

当年晚些时候，大多数驻阿美军在阿富汗南部与西南部按兵不动。第二年，相关态势也没有改变。当时，美军总数为5200人，他们的驻地靠近巴基斯坦。按照布什的打算，美军在快速肃清塔利班残余后，将撤军回国，之后阿富汗的国防任务将交由国际维和部队承担，土耳其与德国会派军参与维和行动（不久，维和行动便由北约接手）。

但是，美国对阿富汗的干预使快速撤军变得不切实际。每一场战争都需要公众的支持以及一个正义的理由。对于“9·11”事件，美国公众深感义愤，政府出兵阿富汗的决定，他们也在高声叫好。可是，一场正义之战似乎不该只是为了宣泄仇恨。塔利班对妇女的迫害给了美国人一个理由，美国官方将阿富汗战争定义为“反恐战争”。从情感上讲，“解放阿富汗女性”似乎更加师出有名。阿富汗妇女问题并非塔利班一手造成，而与阿富汗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要想彻底解决，只能依靠阿富汗人自己的努力。现在战争结束了，在美军撤离前，阿富汗女性的处境至少应该有所改善。但是，本·拉登并没有落网，这场战争到头来很有可能落得一场空。

阿富汗战事尚未结束，布什政府又开启了另一场战争。这一次，美国的目标是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这场战争完全由新保守主义者的教条而起。布什政府认为，美国应当通过军事行动推翻暴政，并借此推广美式民主，为世界造福。怀抱这样的愿望，布什下令10万美军开赴伊拉克战场。英国也派出了7.5万人的军队。由36个国家组成的“自愿联盟”（Willing of Good），共有2.7万人参战（其中，冰岛派兵2人）。萨达姆显然不是对手，不过，美国承诺的民主、幸福、繁荣也如空中楼阁，从未在伊拉克实现。

2003年过半的时候，伊拉克的情况糟糕到了极点。既然伊拉克成了“失败国家”，那么阿富汗无论如何也得坚强幸福起来。布什政府原本认为，推翻塔利班后，阿富汗会自愈。可是，到2003年底，美国政府却不得不接过重建阿富汗的任务。至少，他们要保证一部分阿富汗女性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保证民主政体得到巩固，让阿富汗出现恢复的迹象。

2002—2003年，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开支达到350亿美元。［3］相较之下，用于人道主义和紧急援助的规划资金仅有8亿美元，而用于长期重建的项目资金不到这一数字的十分之一（约6400万美元）。直到2004年，重建和发展项目的资金才开始有所增加。［4］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在向阿富汗提供帮助。其中一些资金直接由捐助国政府部门提供，大多数资金则来自政府雇佣的私人公司或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属于私人性质，需要依靠公众捐款和私人捐助维持运营，美国一般称之为非营利机构。在阿富汗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中，既有“和平之根”（Roots for Peace）这种致力于排除地雷的组织，也有自冷战初期以来一直在亚洲从事发展工作，服务于美国外交战略的“亚洲基金会”。许多非政府组织规模不大，成员多是本地人，他们在巨大的困难中斗争。2003年以前，喀布尔的300多家非政府组织聘请的员工有近万人。到200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6万人。［5］

事实上，77%的重建资金完全绕开了阿富汗政府。200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资金通过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和外国政府直接投入到重建中，而不是通过阿富汗政府。［6］所以，重建计划再成功（有些项目确实收入颇丰），也无助于阿富汗新政府树立威信。许多阿富汗人甚至觉得，政府就是局外人，根本毫无用处。

外国规划的这些建设项目理论上可能是合理的，但事实上，这些项目是被他人的利益所驱使的，而且很多项目匆匆上马，根本没有经过认真论证（2004年，布什与卡尔扎伊都面临连任竞选，个中因素显然影响了某些项目的时间表），执行也很不到位。

阿富汗北部一条连接萨尔普勒省（Sar-e-pul）与希比尔甘市（Shiberghan）的公路，反映了阿富汗重建面临的一大问题。公路建成后，可以大大缩短两地往来的时间，对贸易有巨大推动作用，相关的构想应是很好的。不过，沿线居民却少有机会前往省会，汽车一类的交通工具在农村也远未普及，他们即便进城，通常也是步行，由驴子驮运货物。因此，更好的路况也无助于缩短村民的脚程。不过，新的公路总比村民们几十年来修建、维护的土路要好，那种土路一到夏天，不是尘埃漫卷，就是一片泥泞。

为了保持路面干燥，公路采用填石路基。但是，由于前期的调查工作太过仓促，设计方根本没有综合考虑道路的整体坡度，造成某些路段又高又陡，像一道水坝，而一些必要的位置甚至没有涵洞，导致水在地势低洼处汇聚，变成了水池。村民担心水会使土壤变得松软，从而导致他们的棚屋倒塌。于是，他们扛上工具，在公路上挖出一道又一道的排水沟。这就破坏了公路的全部用途，因为这些水沟让汽车难以跨越。警察逮捕了“破坏”公路的村民。［7］这条公路确实在农民和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可是这个政府似乎并不想为阿富汗人做主。

早期美国人试图进行的最大、最有魄力的重建工程，是对坎大哈到喀布尔的公路进行全面整修。战争期间，坎大哈－喀布尔公路已经破败不堪，路面必须完全整修。坎大哈与喀布尔是阿富汗的两座主要城市，人员、商贸来往异常频繁。工程完成后，两地间的通行时间可以缩短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但是，工程造价不菲，而且同其他由美方提议、主导的重建项目一样，坎大哈－喀布尔公路的大部分预算都花在了美国，毕竟这些工程必须经过美国国会审批，国会议员又必须为各自的选区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发展。若不如此，他们可能会输掉下一次大选。因此，远在阿富汗的公路所需的物资与设备却必须在美国采购，唯有如此，美国的技术工程人员才能从中受益。［8］

阿富汗没有坎大哈－喀布尔公路重建所需的相关专家。这部分工作只能委托给美国的咨询机构，咨询机构把任务派给下级承包商，下级承包商再去寻找更下级的承包商。如此一来，66%的阿富汗重建资金其实都进了美国账户。这不是腐败，这是民主。但在另一头的阿富汗人看来，这很像在阿富汗普遍被贴上腐败标签的做法。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有部分资金的确到达了阿富汗，而且以阿富汗的标准来看，数目还不小，不过，其中的部分被支付给了在现场工作的外国专家。这些技术专家要求在阿富汗工作的薪水至少要与他们在本国私营单位所能得到的工资相当，这是合理的。不然，他们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来这里工作呢？阿富汗的工作确实涉及实实在在的风险，因此，只有提供比他们在国内更好的待遇，才能招聘到有才干的专业人士。坎大哈－喀布尔公路工程的技术顾问与工程人员，每年收入都可以达到10万乃至20万美元。此外，任何人不得强迫他们进入没有安保措施的环境施工作业。况且，阿富汗警察没有能力提供这种安全，他们的能力和忠诚都是不确定的。路易·伯杰集团（Louis Berger）一类的私人建筑公司，更愿意聘请黑水（Blackwater）或者环球安全（Global Security）等私人安保公司的精良保镖。如此一来，每天的安保费用就能达到1000美元，一年下来，一名保镖的费用就高达25万美元。

达里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大多数美国专家对此一窍不通。而美方投资的那些民用工程所在地区更常用的是普什图语，对阿富汗的这种官方语言，大家更是两眼一抹黑。因此，翻译成了工作的必需。除了负责传递信息，优秀的翻译还能为美国人化解一些文化难题。此外，翻译人员的英语能力必须达到母语水平。因此，新保守主义者首选的援助机构——私营承包商，大多选择聘请移居海外的阿富汗人。经过面试，他们可以为阿富汗境内的建筑公司、非政府机构、政府办事处与美国军方提供翻译服务。

一天，一家上述这样公司的招聘人员突然打来电话，让我大吃一惊。我表示自己不会普什图语，而这是那份工作需要掌握的语言。没想到，对方请我放宽心，说：“您的普什图语已经很好了。”她的安慰反而让我大惑不解。要知道，本人的普什图语水平仅限于会表达“我不会普什图语”的意思而已。

然而，对方请我先了解相关的待遇再考虑是否拒绝：这份工作每年的总收入达20多万美元，其中80%免税，福利费和差旅费一应报销，而且吃住所需都由美国陆军包管（这是那份工作的独有福利）。我的不少亲戚朋友都接受了类似的工作机会，因此我清楚对方所言不虚。

因此，当一名技术专家来到乡下时，都会带着他的保镖与翻译随行，其座驾一般都是价值10万美元的装甲防弹车。总之，每个在阿富汗各地漫游的专业团队都要花去近100万美元。［9］而从事体力劳动的阿富汗人则只能拿到40—70美元的周薪。百万美元的工头，使唤日薪只有5—10美元的碎石工人，这无疑是在自找麻烦。

当然，按照当地标准，10美元的日薪已经算是高收入，如果这条路没有经过他们的家乡，这些工人每天的所得将会远低于此。工程一旦结束，许多工人就会立即失业，这等幸运将会降临到其他地区。为了保住工作，很多阿富汗人会趁着夜色，拿着工具，把白天的工作成果破坏殆尽，相关的责任完全可推到塔利班的头上。也难怪这条公路的造价如此昂贵。

尽管不少援助阿富汗的重建资金未离开捐赠国就已被抽走，但是，仍有大量资金涌入了阿富汗市场。相比本国孱弱的经济，外来资本的规模过于庞大，由此带来的问题始料未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作为更加重了这种经济疾病。非政府组织的总部大多在国外，派驻喀布尔的工作人员也多是一些心怀理想的热血人士，他们是真心实意在为这个国家的利益着想。如果在本国企业工作，他们的收入可能要比为阿富汗奔走呼吁高得多，不过，他们仍然愿意坚守在那里，哪怕收入少得可怜，只能达到他们国家的最低工资水平。另外，有些人虽然薪酬丰厚，但也是应得的，毕竟他们要冒着危险，前往局势不明地区为孩子接种疫苗。在那些地方，随时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也有不少外国人来到阿富汗是为了更好的待遇，他们会选择私营企业而不是非政府组织。

最重要的是，现在喀布尔到处都是腰包很鼓的外国人，但他们几乎没有消费的地方，因此，只要阿富汗人能够提供任何产品或服务，他们可以立即买单。讨价还价实在没有必要，毕竟他们的薪水比起当地普通人高出许多。因此，有房屋出租的阿富汗人可以随意开价，由此而来的后果就是顶级房产的租金大涨。慈善家詹姆斯·里奇（James Ritchie）之所以有兴趣帮助阿富汗人，是因为他小时候曾跟随从事援建工作的父母生活在喀布尔。塔利班倒台之后，他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办事处。一开始，每月租金为200美元，五年之后，租金已经涨到了3000美元。

租金上涨，可不仅仅针对外国人，喀布尔的每个居民都得承受。与此同时，房价也在攀升。喀布尔的房价一度接近加州水平。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涨，其他行业也出现了通货膨胀。奢侈的需求，意味着消费者愿意花大价钱采购任何他们需要的东西——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要最新鲜、最流行、质量最好的！——由此，鞋、面包和其他物品的价格一应上涨。无论外国人、阿富汗暴发户，还是普通百姓，都在承受物价飞涨带来的后果。

滚滚而来的现金流并非源于阿富汗经济的改善，也不是来自新产业的出现、贸易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因此，人们的收入并未提高，唯有非政府组织、国际公司和外国政府机构聘请的阿富汗人可以从中受益。正因如此，有些获得医学文凭的人宁可放弃医师执业，也要去给外国人开车，因为给外国人当司机要比医生挣得多。

不过，大多数城市居民仍然生活在旧经济中，仍是原来的工资水平。教师、警察和公务员每月的工资仍只有30—50美元，高级官员的月薪也不过数百美元，而不是几千美元。一般的上班族，月收入可能只有警察或教师的一半，除非他们的老板从事走私活动。

新旧经济之间的落差因为外来资金（及毒枭的黑钱）的涌入而进一步扩大，阿富汗社会结构因此受到极大侵蚀。基层腐败大行其道，几乎成了一种流行病。原本只卖10阿富汗尼的邮票，邮局工作人员却堂而皇之地以20阿富汗尼的价格出售。个中差价，自然都被他们中饱私囊了。［11］毕竟，他们也要谋生。警察来到事故现场，不管是目击者、旁观者，还是路人，都有可能收到警察的罚单。负责处理各种文书的官员拥有一种权力，那就是放慢速度的权力。如果没有收到小费，也就是通常说的行贿，那他们肯定会行使权力。没办法，他们也有苦衷啊！这些人也需要每天按时上班。可是，阿富汗的油价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每加仑4美元。

第31章　毒品与腐败

与此同时，农民们找到了合适的营生，他们可以种植鸦片。比起其他作物，鸦片有许多优点。它很耐旱，可以在任何温暖的地方种植，即使没有任何灌溉系统。而且，长期储存也不会影响鸦片液的纯度，即便市面上出现价格波动，也不用急于抛售。经过提纯，鸦片就能成为海洛因，海洛因很轻，容易运输。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价格。如果种植葡萄或者小麦，农民们得先冒着生命危险排除地雷，辟出大片耕地，他们的孩子也有可能受其连累。辛辛苦苦得来的收获即便全部售出，所得的金钱可能还抵不上一点点鸦片。鸦片售价高昂，农民们只需在小块土地上种植，就足以养家糊口。

商业化种植鸦片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但在这方面，阿富汗人有着丰富的经验。鸦片曾是塔利班政权的一大财源，为了增加收入，自然需要农民扩大生产。为此，塔利班派了许多“顾问”对农民进行指导。他们会把如何种植鸦片、切割球茎、正确引流汁液和提纯胶质的知识传授给农民。他们还派出执法者，迫使顽固的农民放弃其他作物去种植鸦片。截至1999年，阿富汗鸦片已经充斥国际市场。后来，因为鸦片产量过多，导致售价暴跌，塔利班又适时推出禁种政策使价格回升。他们的手段与石油输出国通过减产而控制油价的方法如出一辙（这造成了一种持久但错误的观念，即塔利班至少反对毒品）。［1］塔利班末期，鸦片产量确实得到控制，但是，他们传授的技能，阿富汗农民却并没有放弃。

将非法产品推向市场同样需要特殊的技能，这方面的能力阿富汗人同样具备，因为走私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早年间，阿富汗的走私贩子曾把中东的金条走私到中国，从迪拜走私汽车到巴基斯坦。如此一来，他们可以逃过政府关税以及边界地区的腐败官员。偷运金条的经验，可以随时转变为走私毒品的能力。

行业的发展兴盛离不开相应的人才队伍。加州硅谷电子工业的蓬勃发展，有赖于斯坦福和伯克利等学府培养的计算机工程师，这类人才是电子工业最需要的专业队伍。走私贩毒最需要的则是经验丰富的武装分子，在这方面，阿富汗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5年的战争，造就了一代具备如此技能的人。战争结束后，这些人需要工作。即便没有毒品产业，他们也会采取其他方式，来维持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毒品产业促进了阿富汗的和平。

同时，毒品产业还带来了人们收入的提高，它迅速催生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种植鸦片的农民位于产业链末端。种植鸦片，他们可以养家糊口，不过生活仍然贫困。位居中游的则是那些负责贩运毒品的人。他们把毒品运到伊朗或巴基斯坦，而后再输入中亚国家（从那里装船运往俄罗斯）。这类人倒是能够发家致富，不过随时有生命危险，而且他们发现，真正的老板另有其人。那些人聪明狡猾，掌握着组织复杂企业、管理偏远工人队伍和跟踪财务状况所需的技能。这些毒枭在赫拉特、坎大哈和喀布尔建立据点，贩毒所得的资金被他们投入其他生意。这些生意大多是合法的，比如航空、通信、银行、运输、建筑和房地产。我曾经谈到海外归侨的投资热点也是这些领域。但请别误会，我可不是暗指归侨就是毒枭，我只是想说，繁荣的喀布尔一切都相互交织，当然，这些都是金钱带来的。

新保守主义者认为，阿富汗的重建应当主要依靠私人企业，而不应受琐碎的法规约束，这样的国家愿景正在发挥作用：阿富汗的经济在增长！钱很伟大！每个人都很高兴，除了众多的穷人和瘾君子，而且后者的人数很快便超过了100万，这个数字远比伊朗要多。吸毒之风很快风靡中亚北部各国，随后波及俄罗斯，土耳其和欧洲也没能幸免。利润越高，风险自然越大。为了争夺路线与地盘，毒枭组建武装，互相攻伐，受害的百姓不计其数。因为毒品仍属非法，毒枭为求安全，只能向政府官员、警察行贿。于是，后者向他们大开绿灯，毒品由此成了政府腐败的催化剂，上至内阁官员，下至最低级别的边防警员，无不有所沾染。

阿富汗毒品交易的主要受害者是伊朗。为了阻截阿富汗毒品走私贸易，伊朗官方在两国边境驻扎了几十万军队，还修建了一条600英里长的防线。不过，毒贩可以用金钱或毒品开路。驻扎在边境的伊朗士兵放弃缉毒本职，转而成了毒品产业中的一环，还有不少人则沾染上了毒瘾。毒品渗透到了阿富汗的方方面面，整个社会的结构因此大为改变。［2］其实，因为普遍存在的腐败案件，阿富汗的社会结构已经受到侵蚀，大型腐败案件及相关指控让社会结构受到巨大冲击。以矿业部长易卜拉欣·阿德勒为例，他的工作是与外国企业就阿富汗的矿产权利进行谈判。2008年，他将一处铜矿批给了一家国外公司，售价不过35亿美元。《华盛顿邮报》披露，阿德勒向对方索取了近3000万美元作为回扣。这项指控出自一位美国官员之口，而官员的信息则来自一份军方情报。报告称，双方在迪拜的一家酒店完成了这次交易。阿德勒否认了该项指控，而且他也从未因此被起诉。为求避嫌，总统卡尔扎伊还是解除了阿德勒的职务。

一开始，政府为阿德勒安排了另一项工作，即协助完成霍里（Ghori）水泥厂的私有化工作。面对众多竞标者，阿德勒耍弄起了拖延手段，直到投标时间已经迫在眉睫，他才提出竞标条件：有意者需向有关部门提供2500万美元现金。时间紧迫，唯有一家公司在短时间内凑齐了钱，这家公司就是马哈茂德·卡尔扎伊的阿富汗投资公司。马哈茂德的兄弟正是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他在保镖的簇拥下，亲自把装着巨款的密码箱带到了阿德勒的办公室。［3］接手水泥厂后，阿富汗投资公司承诺要把每月的水泥产量从4万吨增加到300万吨。［4］

那么，马哈茂德·卡尔扎伊如何能够筹集到这么一笔巨款？原来，是国内最大的私人银行向他提供了贷款。巧合的是，马哈茂德·卡尔扎伊就是银行的股东之一。喀布尔银行拥有两名创始人，舍尔·汗·法尔努德与哈利卢拉·菲罗兹。前者出身贫困，苏联干涉时期曾赴莫斯科求学。20世纪90年代，他以职业扑克玩家的身份游走世界各地，比赛的总奖金达到60万美元。菲罗兹作为法尔努德的副手，曾是马苏德武装的一员。当时，菲罗兹通过宝石生意为马苏德筹备军饷，相关的钱款达到上百万美元。与此同时，他也在从事塔利班的洗钱活动。这点秘密，马苏德后来有所察觉，菲罗兹随即遭到解职。

这么两位人物何德何能，居然可以成为一家10亿级银行的主管？

这样的时局下，两人所拥有的本领才是最有用的。他们有本事、有人脉，能够和政界人物及其家属搭上关系，他们向马哈茂德·卡尔扎伊提供了600万美元贷款，其实和他当年用于购买银行股份的金钱正好相等。总统的兄弟其实只是拿走了自己的钱。银行的另一位股东阿卜杜勒·哈辛（Abdul Haseen）同样来头不小，此人是副总统法希姆将军同父异母的兄弟。马苏德遇害之后，法希姆一度成为北方联盟的领导人。美国入侵之后，指定了好几位实力派人物作为新政府的顶梁柱，法希姆就是其中之一。

法希姆利用职权，帮助哈辛走上了腾达之路。在法希姆的筹谋下，哈辛获得了一份为北约新的基地和美国大使馆提供混凝土的订单。赚取的第一桶金，被哈辛用于建设购物中心。这座购物中心高达多层，容纳了许多珠宝店。中心位于城市中央，法希姆只用了极小的代价，便得到了那块地皮。这桩生意绝对合法，待价而沽还是免费相送，一切都由原来的主人定夺。显然，主人觉得关系大过金钱。购物中心得到的巨额利润被哈辛用于更多的投资，包括一家私人保卫公司。驻阿富汗的许多外国政府机构都需要哈辛的公司提供安保服务，就连美国中情局设在喀布尔的基地也在该公司的保护之下。喀布尔银行也是哈辛的投资之一。作为股东，他轻松借到了一亿美元。由此，哈辛可以开展更多的商业冒险，也能进入迪拜的房地产市场。

帕米尔航空公司的一些股东也持有喀布尔银行的股份。航空公司的创办人哈吉·扎比·舍卡尼据称是一名毒枭。喀布尔航空公司同属私营企业，其创立者是乌兹别克军阀杜斯塔姆的干儿子。国有的亚里安那航空公司在新的竞争者夹击下，经营状况举步维艰。公司主管纳迪尔·阿塔什博士不得不启动私有化方案。其间，阿塔什惊讶地发现，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由政府高官及其商界亲信收购。［5］而后，阿塔什被卷入了一场反贪风暴。调查者扎比乌拉·艾斯玛泰和他一样系属归侨。据称，阿塔什曾经借由购买飞机，从波音公司获取了600万美元回扣。但最后调查无果，阿塔什也没有吃官司。他逃出阿富汗后，还写书喊冤，声称艾斯玛泰才是一个大贪污犯。他走后，艾斯玛泰确实接手了亚里安那航空公司，不过，他不久就去世了，死因不明。2011年，另一名检察官再次提起诉讼，并对阿塔什及其两名助手发出了通缉令。［6］

阿塔什潜逃的时候，总检察长还是阿卜杜勒·贾巴尔·撒巴特，此人惯于知法犯法，并因此丢了官职（撒巴特后被绑架，本书面世时，仍下落不明）。“9·11”事件爆发后，撒巴特还是美国政府对外宣传喉舌“美国之音”的一名小职员，其间，他曾前往关塔那摩监狱进行采访。一番调查下来，撒巴特对监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为此，美、英方面对他赏识有加，并向卡尔扎伊总统举荐他担任总检察长。撒巴特这种“犯罪克星中的明星”，似乎也该得到重用。上任之后，撒巴特屡屡利用职权打击商业上的竞争对手，他为对手安插的罪名是贪污。撒巴特在任期间，也是喀布尔机场走私活动的高发期。据称，喀布尔银行与帕米尔航空公司勾结，前者提供金钱，后者负责偷运，每天运出的钱款高达1000万美元。撒巴特忙于打击其他罪案，对于这些犯罪情况自然无暇理会。刚刚调任喀布尔的时候，撒巴特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但总检察长的权位让他的财富大为增加，很快，他就在喀布尔的高级社区置办了产业。［7］近来，美国国务院的好些专家开设课程，旨在帮助阿富汗新政府的官员提高人际交往能力。［8］对此，笔者不禁感到可笑，因为阿富汗政府官员的人际交往能力实在无须请教他人。

除马哈茂德之外，总统的另一个兄弟艾哈迈德·瓦里·卡尔扎伊也是政商界的一大人物。艾哈迈德·瓦里的地盘位于坎大哈，表面上看，他只是当地议会的议长，但是，当地人很清楚，艾哈迈德·瓦里控制着警察部队，并对市长发号施令。任何人想在坎大哈投资兴业，必须拜会总统的这位兄弟。没有艾哈迈德·瓦里从中撮合，任何投资都将无果而终。中情局还为艾哈迈德·瓦里提供金钱，请他组织一支武装在坎大哈附近负责防卫。长期以来，中情局都想为坎大哈增加一重安全保障，这种工作自然只能交给信得过的人。人脉广布的艾哈迈德·瓦里·卡尔扎伊得到了中情局的信任。据称，即使是坎大哈附近最为凶恶的毒枭，遇上艾哈迈德·瓦里也得敬让三分。［9］

我之所以用“据称”一词，是因为关于艾哈迈德·瓦里的种种传说并未得到证实。2011年底，艾哈迈德·瓦里遇刺身亡。调查称，这场谋杀源于口角之争，纯属一次激情犯罪，与政治、毒品毫无关系。其实，贪腐政治（corruptocracy）——这个单词尚属近来的发明——能在阿富汗甚嚣尘上，不能诿过于军阀或战争，艾哈迈德·瓦里之类的权力掮客才是问题的根源。

腐败并不足以形容阿富汗当前的环境。无论是总统的兄弟，还是阿德勒这样的矿业部长，这些权力掮客堂而皇之地参与商业经营，其实并不违反阿富汗生意场上的规矩。这些规矩与西方的规则有所不同，这里的商业关系必须经由人际关系建立，而政府的统治则建立在抽象的概念之上。

一个人如果随身携带装有2500万美元现金的密码箱，肯定会被指控为犯罪分子。2010年，阿富汗媒体披露，总统卡尔扎伊每个月从伊朗那里得到一笔总额高达数千万欧元的赞助，顿时全国上下一片哗然。［10］媒体反复强调了对方装运钱款的方式，竟然是塑料袋！卡尔扎伊的助手把这些钱款当作行李，一路运到了喀布尔。在美国，这样的行径似乎应是罪犯所为，而罪犯恐怕也不会这样冒险。不过，这里不是美国，而是阿富汗。在阿富汗这个饱受摧残的社会，从前（也许现在依然如此）人们选择将钱装进密码箱，由保镖护送着随身携带，而不是将钱存进银行。

裙带关系、结党营私，是阿富汗政治腐败的主要形式。在位的人各显其能，都在争取荫庇子孙、提携亲友。在阿富汗，提携亲友不但合法，而且被视为荣誉，甚至是一种责任。一个阿富汗人，应该得到全体家人的鼎力支持，不论外界有何非议，家人都会对他不离不弃。一个人不去帮助家人，难道应该扶助那些陌生人吗？面对家人也不愿伸出援手，简直就是奇耻大辱！阿富汗的新贵阶层，无不在政府当中安插自己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得到亲人的扶助，走上一条康庄大道。政府不就该是这种作用吗？几代人之前，大部分阿富汗人不是过着游牧生活，就是生活在穷苦的农村。艰难的环境里，帮扶亲人的道德准则已经植入了阿富汗人的基因，即便过上城市生活，传统仍然发挥作用。因此，成亿资金涌入这个破败的国家并非什么好事。新保守主义者奉行这样的理念：尽力谋求私利的人能更好地服务公众利益，传统与这样的理念交织在一起，催生了阿富汗惊人的腐败现象。

当然，新保守主义者并不认为自由市场会在自然状态下发生，而是必须得到法律的保障。法律下达之后，人们才能在规矩下各安其位。新保守主义者的观点是，如果企业都能尽力渔利而又不逾规矩，那么优胜劣汰的法则就能成立，赢得竞争的人必定是才学出众之人。

其实，新保守主义者的逻辑有一个严重的破绽，如果两个竞争对手的才学同样出众，资金也一样雄厚，那么显然那个敢于破坏规则的人更容易获得胜利。这些人并非罪犯，只是拥有一点胆气而已。破坏规则，自然也可能涉及犯罪，对此，他们并不害怕，而且也愿意承担风险，毕竟法律并不一定会实施制裁。喀布尔银行的两位创始人无疑就是这样的赌徒，一个扑克玩家，一个宝石贩子，就这样开始了一段传奇。当然，这类赌徒大多已经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同样涉案的政府官员并未受到惩罚，甚至没有被起诉。随着贪腐政治的到来，阿富汗重建工作渐渐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第32章　塔利班

在城市之外，麻烦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在土壤中萌芽，但美国干预初期所引发的普遍乐观情绪，创造了一种反对暴力的环境，因此，这些种子在秘密中悄悄萌发。记者克里斯托弗·鲁伊特和博尔罕·尤努斯讲述了穆拉·法鲁克的一个故事。法鲁克住在加兹尼省乡下，曾在宗教学校学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名塔利班成员。塔利班被驱逐，激起了法鲁克的愤怒，他决定闹出一点动静，向世界宣告塔利班仍在斗争，而且他们准备奋斗到底，直至把血流干。2002年底，法鲁克找到友人阿卜杜勒·阿哈德。后者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比法鲁克更具斗争经验。法鲁克想要立即举事，阿哈德表示反对：“现在时机未到……人民还不会跟从我们。”因为“人民”（大多数阿富汗人）都还对美国寄予厚望，觉得美国人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1］

阿哈德与法鲁克一直在耐心等待，他们觉得局势迟早生变。机会果然来了。战后重建失败，仅是变局到来的原因之一。2002年夏天，第一次支尔格会议召开的那一段时间，飞临赫尔曼德省的美军战机误把一处婚礼现场的喧嚣声当成了叛乱分子的行动。其实，宾客们只是在朝天放枪表示庆祝，那是当地的习俗。但悲剧还是发生了。轰炸之下，47人不幸丧生，死者之中，包括不少妇女、儿童。此外，事故还造成117人受伤。事情水落石出之后，喀布尔的美军官员不得不真诚道歉。那次事故给阿富汗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但我在喀布尔还是听到了不少宽容的声音。有人表示，当时的情况过于混乱，也十分紧急，美军犯错在所难免。只要吸取教训，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他们愿意继续信任美国人。

当年底，阿富汗人的观感却发生了转变。大家觉得，美军的各种暴行似乎已经成为习惯。美军接管苏联援建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后，把它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阿富汗人不能随意接近，更别说进入其中。少数进去过的人表示，基地内已经建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美国城，城中到处是夜店、影院、饭店和商店（这些描述有些太过夸张）。巴格拉姆不但驻有军人，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承包商。为了维持基地运转，美国人投资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基地附近的阿富汗人并未因此受益。毕竟，基地所需的物资全数从国外空运进来，就算是牛肉，美国人也更喜欢澳大利亚产品。有人甚至谣传，美国人在基地里养猪。

美军在巴格拉姆基地中设立的一座监狱，其恶名堪与关塔那摩监狱相提并论。任何阿富汗人只要被美军特种部队或情报人员怀疑为恐怖分子，就可能被押往此地接受调查。附近地区的拘留营地当中，巴格拉姆监狱的规模最大。狱中聘有好些人，负责对囚犯进行审讯，这些人除了来自军方，还有一些是美国政府雇佣的私人承包商。美军承认存在冤枉无辜的情况，虽然无辜的人得到了释放，但此前一定经受了相关审讯。据亲历者回忆，巴格拉姆监狱中的囚犯常常遭到殴打，狱卒还会使用枷锁、头套限制囚犯的自由，囚徒甚至会被罚站数天。一名出租车司机遭遇殴打的时候，总会痛苦地大喊：“哎呀，真主！”审讯人员据此认为他可能有宗教极端倾向，并因此加紧用刑，最终，司机不幸惨死。事后证明，他和塔利班并无关联。［2］巴格拉姆的故事和关塔那摩的恐怖传说一模一样，阿富汗社会无不人心惶惶。

卡尔扎伊政府很快建立了阿富汗国民军和阿富汗国民警察部队。军警自然有助于恢复秩序，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可能也将随之结束。但是，他们的上岗实在太仓促。几万名毫无作战经验的男性匆匆提枪上阵，他们要和最凶恶的极端分子作斗争，却没有人能够提供指导，而且很多强力机关的人员还会仗势欺人。加兹尼省的布料商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就遭遇了类似的不公。一次生意，国家情报局的一位军官想向他索取极低的折扣，卡里姆并未应允。结果，对方立即指控他与“基地”组织勾结，并把他抓进了监狱。卡里姆在狱中饱受毒打，最终他只能付出1万卢比贿款，才得以出狱，而他的生意因为耽误了一年而荒废了。［3］

卡里姆的遭遇并不稀奇，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更糟糕的是，新政府的军警部门几乎被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把持，因为他们也是得胜一方的主力军。这些军警大多来自北部，但多驻扎于乱象频起的阿富汗南部。南部是普什图人的聚居地，如此安排不免让人产生误会——政府在有意扶植少数族裔迫害普什图人，这样的误会可不利于阿富汗社会的安定团结。

怨恨一旦生成，关于新政府种种不堪行径的谣言自会不胫而走。从喀布尔回来的人说，“喀布尔大街上到处是乱扔的酒瓶”，乡下的一位毛拉在周五的祈祷仪式上，痛心讲述了喀布尔大街上男女恬不知耻当街苟且，而民众对此置若罔闻的骇人见闻。他痛心地表示，喀布尔已经堕落，就快变成欧洲的一部分了。甚至有谣言说，美军性侵关在巴格拉姆的老者。当时，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的虐囚秘照已被公诸天下，即便身处阿富汗农村，人们也能看见照片上骇人的场面：美国女兵用狗链锁住一名穆斯林男子的脖子，迫使他在狱中裸体爬行，好像遛狗一般，旁边还有好些赤身裸体的男人被迫叠在一起，活似一堆木头。有了这样的新闻，村民自然对内容相似的谣言深信不疑。

2003年8月，法鲁克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只要一点火，马上就能呈燎原之势。那么，法鲁克及其追随者打算在哪里打响第一枪呢？他们的目标并非巡逻的军队，也不是美军的兵营，他们甚至不打算袭击政府机构，他们杀害了两名红新月会（即伊斯兰国家的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法鲁克的暴行激起了人们的义愤，不过，法鲁克的目的已经达到。他才不想赢得民心，他只想出名。虽然大家都对法鲁克指责纷纷，但这反倒让大家都认识了这个人。红新月会人员的惨死，让法鲁克的小团伙出了名，人们由此知道了这个魔鬼的存在。

几个月后，两名枪手骑着摩托车射杀了29岁的法国人贝蒂纳·格瓦斯拉尔（Bettina Goislard）。她是联合国的一名工作人员，帮助安置流离失所者（阿富汗国内难民），她的不懈努力惠及了5万多人。她的工作充满善意，深受爱戴。当地人民愤怒了，他们抓住凶手，并狠狠殴打了一顿。随后，凶手被移送司法机关，听候法律的制裁。你可能认为当地人的这一反应会导致法鲁克和他的组织重新考虑他们的策略，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认为非常正确，没有创伤的日子就是在支持喀布尔政府及其外国支持者的事业；任何可怕的残暴行为，无论是谁犯下的，都能迫使大家放弃幻想，不再期待未来，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卡尔扎伊的统治。法鲁克认为，要想驱逐外国势力，暂时的战争与苦难是一种历史必然。等傀儡政权垮台，外敌离境，他们可以重建秩序，恢复法律。当然，那是塔利班统治下的秩序与法律。

美国、北约和卡尔扎伊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为法鲁克的事业作出了贡献。格瓦斯拉尔遇害之后一个月，北约战机对一处房屋发动空袭。据称，那是塔利班领导人的藏身之地，不过，屋内的住民却是9个孩子与一些无辜平民，他们和塔利班毫无关系。这一行为引起了与杀害格瓦斯拉尔同样的反感，并激起了人们一种道德上的对等感：塔利班杀害了无辜的慈善工作者，美国及其盟友正在杀害无辜的儿童，两者有什么区别？

每当美国误杀平民时，它会承认错误，受害者家属也会得到赔偿。不过，赔偿本身就是一种有问题的做法。在阿富汗普什图部落，对于谋杀案件存在一种独特的处理法则。有些时候，只要案犯一家愿意用金钱赔偿受害者家庭，案件可以就此了结。我觉得，一些美国人可能因此产生了严重误解，觉得误杀事件可以通过交易而轻松摆平。在华盛顿特区的一次培训会议上，我结识了一位认真的研究员，他告诉我，据他的分析，在伊拉克发生类似案例的补偿标准是多少，又问我阿富汗“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但对非正常死亡的赔偿并不是一种“现价交易”，这是管理部落互动的复杂社会机制的一部分。这种特殊的机制是为另一种机制所引发的无休止的血亲复仇提供的免责条款，即深深感到有义务为自己的亲属受到的伤害报仇，每一个解决方案都是一定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复杂谈判。美国人也许会觉得，既然对方已经接受了赔偿，那么一切仇恨也就一笔勾销了。事实上，这些钱可能只会使阿富汗人对其亲属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国政权杀害的不满情绪更加复杂。

2004年7月，阿富汗警方查封了一座私人监狱。监狱位于喀布尔的某处住宅区，狱长叫作杰克·伊德马。此人原在美军特种部队服役，后来成了警方口中的恶棍。伊德马还有两个帮凶，一个叫布伦特·本内特，一个叫爱德华·卡拉巴略。在拷打虐待方面，本内特是伊德马的好帮手。卡拉巴略的职责是用摄像机记录“犯人”刑讯的过程。三人被捕时，那里正关押着8名阿富汗男子，他们被吊在半空中。几天来，伊德马和本内特一直在对他们进行“审讯”，天知道伊德马等人想要套出什么样的情报。美国否认与伊德马有任何关系，但这是在监狱曝光前的一两周开始的，这表明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已经知道伊德马在做什么（他们也可能只是觉得伊德马古怪、令人讨厌）。［4］

地处农村地区的安达尔是穆拉·法鲁克的家乡。卡尔扎伊政府正努力在像安达尔这样的地方建立一个正常的行政机构。它任命了各区的省长，配备了警察，设立了市政中心和法院，以完善政府职能。许多非政府组织也进入安达尔和其他类似地区，以恢复供水系统、建立保健诊所，并为当地百姓提供其他亟须的生活服务。

政府为了争取民心不遗余力，叛乱分子却想方设法予以破坏。他们并不想和卡尔扎伊政府硬碰硬，更不愿意和外国军队正面冲突。每一个袭击目标，他们都要精挑细选。他们一次只针对一个人下手，就像恶狼玩弄猎物一般玩弄着喀布尔政府和美军。有时候，他们会把目标指向政府官员，更多的时候，受害者是那些与政府合作的平民。只要他们对卡尔扎伊统治下的安定生活表现出向往，就可能遭到杀害。政府也许可以派出军警保护一片区域、一个城镇，也许能够守护一个街区、一栋大楼。但是，政府能够保证每一个平民、每一个官员都能得到如此周到的安全保护吗？显然不能。既然有了漏洞，对手也就有了可乘之机。

阿卜杜勒·哈基姆正是这样一位受害者。他住在加兹尼省，和警察存在合作关系。哈基姆并非位高权重的人物，只是因为工作需要，他才和警察有所接触。法鲁克写信警告哈基姆，勒令他立即辞职，还在哈基姆家的外墙上写满了威胁语，警告他不那么做的严重后果。对方恐吓再三，哈基姆仍不为所动。于是，法鲁克决定出手给他一点教训。一天，哈基姆刚从部队退役回家的长子，就在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被不明分子暗杀了。几周后，哈基姆的小儿子又遭到逮捕（其实是绑架），之后，被指控为“美国间谍”而遭到处决。哈基姆不得不接受教训，选择退缩。［5］

当一家私人建筑公司试图修建一条穿越法鲁克管辖地区的公路时，工程反复遭到法鲁克一伙的破坏。他是在借此发出警告：他并不反对修路，只是反对未经他允许在其所在地区工作的外来者。于是，私营企业与非政府组织进入当地之前，都要主动和法鲁克取得联系，并获得他的批准，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而且这样的做法并不会损失什么，安全也因此有了保证。那么，大家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当外来者寻求穆拉·法鲁克许可他们在他的地区工作时，他们倾向于承认法鲁克是那个地区的统治者。

其实，穆拉·法鲁克并不重要，毕竟他势单力薄，影响有限。不过，在美国干预的几年里，阿富汗涌现了数百个类似的人物。他们是自主行动的参与者——但也可以说，他们不是。他们的亲戚认识和他们一样的人，从而与另一些人建立关系，达成协议，做出合作安排。渐渐地，穆拉·法鲁克一类的小人物合并成庞大的组织，他们要听从上级指示。这种领导威望是通过传统渠道获得的，而且基于成员之间的相互义务，这种义务源自多年以来同甘共苦的经历，以及部落与家庭联系中产生的对等义务。

其中，最大的网络是阿富汗东南部贾拉鲁丁·哈卡尼领导的网络。抗苏战争期间，他就已经闯出了名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哈卡尼曾经从中情局那里获得大量金钱与武器装备。当然，这些资助是为了帮助他打击苏联人。第一届“圣战者”政府时期，他担任司法部长（那时卡尔扎伊是外交部的副部长）。塔利班倒台之后，哈卡尼声称自己是塔利班的一员，并开始与西方国家部队作战。哈卡尼声称奥马尔是自己的精神领袖，他得到奥马尔的任命，成了东南地区的“军事指挥官”。作为哈卡尼武装的二号人物，其儿子塞拉吉·哈卡尼是个极其残忍的暴徒，惯用自杀式爆炸和斩首等手段。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也从伊朗回来了，现在的他简直就是旧时代的活化石。过去，中情局和三军情报局都对希克马蒂亚尔宠爱有加，但他表示自己加入了塔利班。希克马蒂亚尔虽然自称塔利班，但仍然领导着伊斯兰党。他所谓的“塔利班”，其实是指自己的武装。哈卡尼占据了东南地区，希克马蒂亚尔虽没有任何成片的地盘，但他所拥有的“孤岛”却遍布全国，他在其他人的领地上建立了小小飞地。希克马蒂亚尔由此再次登上了阿富汗的政治舞台。

毛拉·奥马尔依靠曾经的威望在奎达重整旗鼓。这座城市位于阿巴边境的巴基斯坦一侧。在这里，奥马尔设立了舒拉（Shura）。名义上讲，阿富汗国内的一切反叛活动，都要听从奥马尔的指挥，但他从不公开露面，他的所有讲话都由发言人发布。当然，他的这些代言人常常互相矛盾，发言人到底是在自说自话，还是在传达领袖旨意，根本无从得知。显然，奥马尔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特别指定了两名官方代言人——扎比乌拉·马扎希德和哈尼夫·亨思福斯。当然，这个消息也出自发言人之口。据两人所说，唯有他们的话才能代表奥马尔的意愿。［6］不过，两位发言人从来不现身，他们总是通过电话与媒体进行接触，没有人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也许，这两位发言人并非真有其人，而只是两个假名。很多叛乱分子都可以用他们的名号自行发声，如此一来，外界实在无从得知哪一次声明才是来自奥马尔。

当然，这不重要，因为奥马尔已经不是反政府武装的实际领导人，他只是一个符号，代表一众势力。如果奥马尔亲自指挥反击，确实会拉起一支庞大的拥趸队伍，但是，他也一定会结下不少仇敌，毕竟政治斗争中，无法让每个人都心服口服。因此，奥马尔选择置身事外，对具体的事务概不过问。由此一来，他反倒成了一个传奇，有心人大可以打着他的旗号做着自己的勾当。两派虽然互相攻伐，却都可能自称是奥马尔的亲传弟子。显然，名义上的称呼与具体的行为和目的其实毫无关系。

奎达舒拉也许没有统御全国的权力，但是，阿富汗南部的大部分叛乱大概还在奥马尔等人的指挥之下。当然，笔者只是猜测，因为奎达舒拉的实际权力备受质疑。虽然阿富汗各地的叛乱分子都声称是在奎达舒拉的领导下，但他们却又在各行其是。有时候，叛乱武装之间确实存在合作，但有时候他们又为了地盘与毒品线路而互相倾轧。

叛乱武装的头目之一毛拉·阿合塔尔·奥斯曼尼掌握着庞大的走私生意，是塔利班重要的税收来源。2007年，他在北约的一次空袭中丧生。他的死亡可能和另一名武装头目毛拉·达杜拉有关，达杜拉故意向北约泄密，透露了奥斯曼尼的行踪。达杜拉其人残忍无比、臭名远扬，就连盟友及其手下也要惧他三分。大家都把达杜拉称作“屠夫”（据说他喜欢用斧头砍人头）。又有人说，达杜拉手下的小头目多达几百人（小头目又各自统辖一批更小的武装团伙）。后来，达杜拉被英国特种部队击毙，可能是在他的行动被奎达舒拉内部敌对毒枭泄露给北约之后。［7］达杜拉死后，他的兄弟曼苏尔接管了他留下的庞大组织。由于毛拉·巴拉杜尔的告密，曼苏尔被巴基斯坦特工逮捕。巴拉杜尔在奎达舒拉有很高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巴拉杜尔是塔利班的二号人物（2011年，巴拉杜尔被三军情报局逮捕，但在9个月后获释）。

阿富汗境内的所有叛乱都被媒体归咎于塔利班，这样的看法未免有失偏颇。我认为，一个组织并不足以掀起如此巨大的风浪。1996年，塔利班第一次横扫阿富汗南部时，它是一个大致符合这一说法的组织。不过，在美国介入之后，一切被称为“塔利班”的新叛乱逐渐形成。如今的塔利班，聚集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既有毒贩，也有宗教激进分子，还包括一些外国的“圣战者”。甚至抗苏战争时期的抵抗组织，也在挥舞着塔利班的大旗。

《伦敦时报》的汤姆·柯格兰（Tom Coghlan）提供了一个例子。2006年6月18日，一辆载有卡尔扎伊政府官员埃米尔·达多及其随员的汽车在坎大哈附近遭遇袭击，导致达多的兄弟被杀。而后，坎大哈地区暴力事件不断，到那天结束时，达多的40多名亲属遭到杀害。那么，这一系列惨案是塔利班策划的吗？

嗯，算是吧。塔利班接管之前，埃米尔·达多已是坎大哈地区的实力派。奥马尔的塔利班能够得势，还要感谢达多这类军阀的残暴行径。美国干预之后，达多等军阀再次得势。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卡尔扎伊政府无法与他们全面对抗。最终，好些军阀还得到了新政府的任命，在他们控制的地区担任正式官员。

达多所在部落还和同一地区的另外两个部落处于敌对状态。其实，三大部落的宿怨由来已久。现在，他们仍在为了争夺毒品线路而互相攻伐。由于达多身居高位，他所在的部落自然占得了先机。对此，敌对部落早就积压了一腔怨气。［8］

正是由于积怨太深，这场仇杀很快就席卷了坎大哈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人民起义，仇视埃米尔·达多的人都在选择以武力泄愤。同时，这也是反对中央政权的地方起义，是三个部落之间长期不和的一段插曲，是一场争夺毒品和金钱的战斗，还是总部位于巴基斯坦的奎达舒拉在重新控制坎大哈的运动中所遭受的打击。因此，将这场战斗追溯到塔利班是正确的，但一旦人们解构了“塔利班”这个词，这样做的意义就没有了。

2005年，反政府暴力愈演愈烈。不过，在此期间，政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民选总统开始履职，民选议会开始运作，喀布尔涌现出不少新公司，各大城市都开起了豪华酒店。如喀布尔新建的五星级塞莱娜酒店，为世界各地的商务人士在阿富汗提供一流的住宿。喀布尔、马扎里沙里夫和赫拉特等地的外国人多了一些口福。他们外出就餐不仅有烤肉串和烤肉之类的阿富汗菜，还可以吃到泰国菜、意大利菜等各种美食。2005年，一位刚从阿富汗回来的美国人告诉我，当地局势已经大有好转，“街上连啤酒也有得卖！”这一点，让他惊掉了下巴。购物者可以前往喀布尔一家类似加州的圣莫尼卡购物中心的商场，在瓦济尔·阿克巴·汗这样的高档社区，有一家西式超市可供外国人采购物品。

喀布尔政府各部的顾问开始整理全国错综复杂的土地所有权档案，并将其数字化。如此一来，流亡者终于可以有理有据地索回自家的财产了。此前，每一次政权更迭，新官员会趁机霸占房产与土地，并伪造文件以支持他们的不正当行为。

喀布尔大学新设了研究特定学术专题的学科和研究所。阿富汗的一家研究机构着手收集历史档案并将其数字化，他们将这些文献上传网络，世界各地的学者因此有了研究阿富汗的第一手资料。喀布尔还开办了一所私立大学，虽然学费不低，但也不愁生源，部分阿富汗人的消费能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新宪法承诺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尽管仍会不时爆出一些钳制言论的事件，不过媒体确实进入了繁荣时代。私人报纸、杂志与电台相继出现。一个从澳大利亚回国的流亡者家庭还建立了著名的TOLO（日出）电视台，亚里安那和沙姆沙德等电视台也先后开播。至于一般的独立广播电台，更是举不胜举。

流亡者、非政府组织、外国政府和阿富汗政府继续在全国的城市、城镇和农村地区推动教育。大家一致认为，教育是实施重建的百年大计。“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的2002年，在洛杉矶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女士与我接洽，她说：“如果阿富汗人都能接受教育就好了。”我问她阿富汗人应该在哪些方面接受教育，她双手一摊，黯然表示：“所有方面！”

第33章　临界点

转眼2005年就快走完了，混乱与秩序的竞赛仍然不分上下。桥梁遭到轰炸，诊所不断被毁，无辜平民死于非命。与此同时，桥梁也在不断新建，手机得到普及，新开了好多学校，甚至边远乡村的人们也开始参与大选。2006年，混乱局面进一步扩大。漫不经心的观察家和政策专家都认为，这一年将是一个转折点。对于塔利班分子而言，2006年的目标是学校，他们将对学校实施袭击。

许多人认为学校是必需的。所有父母都希望子女接受教育，这种想法的前提是人们对教育的意义存在普遍共识。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工具，当一种战争倾向的思潮大行其道，建造一所学校就是一种战争行为。在阿富汗，当心地善良的人们来到农村地区兴办教育，战乱地区因此多了好些不设防的建筑——学校，里面塞满了最脆弱的目标——儿童。2006年，塔利班叛乱分子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

此前，他们还不敢对学校下手。那个时候，他们不想得罪人民，不愿随意突破底线，毕竟他们还想有朝一日重新统治全国。但是，2002—2005年，激进主义的宣传攻势不断袭来，塔利班分子也渐渐放开了顾忌。奎达舒拉出言偏激，巴基斯坦那些伊斯兰学校同样在大打心理战，他们要在民众中间制造“学校恐惧症”。目不识丁的父母得知了一个骇人的消息：孩子一旦进入西方人办的学校，长大了肯定背弃伊斯兰信仰。其实，类似的手段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已不鲜见。当时，农村公立学校的孩子成了“共产主义者”，并驾驶着苏联战机轰炸自己的祖国。如今，宣传机器再次开动起来：喀布尔的大街上满是空了一半的威士忌酒瓶，市集里到处售卖色情影片，政府唆使年轻女孩半裸着上街到处游荡，美国飞机源源不断地把猪肉运进巴格拉姆基地，而造成这一切的人，正在诱骗家长让孩子去学校“接受教育”！

当人们都在为学校问题而惶惶不安时，塔利班分子针对学校发动了袭击。2005年12月中旬，赫尔曼德省的一名教师在学校门口惨遭杀害。次月，扎布尔省的一名高中教师惨遭斩首。同月，坎大哈、赫尔曼德和拉合曼三地都有学校遭到焚毁。接下来的几个月，教师横遭虐待的事件愈发常见，打砸、焚烧和毁坏学校的事件屡见不鲜。［1］哈法尔·拉坎瓦尔设在霍斯特省的学校便遭遇了一场劫难。反政府武装把校内所有的课桌集中在一间教室，而后纵火焚毁。在纳迪·阿里小镇，哈罗提的“绿色乡村学校”陷入了塔利班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一年之内，南部和东南部便有200多所学校被迫关闭。无论如何，家长都不希望孩子处于斗争的前线。于是，没人愿意上学了。

针对学校的恐怖袭击驱散了希望之光，一时间，未来又变得血腥起来。在南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地区，武装叛乱活动急剧增加。2007年，赫尔曼德省共发生了751起袭击、谋杀和越狱之类的暴力事件。

2007年，看来是困难的一年，但下一年的形势还要更加糟糕，驱动叛乱的态度仿佛嗜肉细菌感染一般蔓延开来。我所说的“态度”，是一种普遍的感觉，即攻击任何与外国项目有关的人都是值得称赞的。政府官员及来自美国、北约、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人员等都该统统被消灭，没有任何区别。

塔利班运动不再是一盘散沙，国外的理论家与奎达舒拉提供的那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溶剂和黏合剂，给了“异质”运动一种团结感，使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男子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即他们是谁，他们在为什么而战。这种感觉更容易被唤起，因为它来自传统的部落和宗教，无论阿富汗农村的社会体制以及农村群众有何分歧，基本上都认同这一观念。

叛乱分子当中，哈卡尼、曼苏尔、希克马蒂亚尔和毛拉·图尔（黑毛拉）等所在的组织规模最大，他们的旗下有多支武装协同作战，同时，他们与巴基斯坦方面保持着联系。在巴基斯坦，类似的塔利班叛乱组织正在形成，如斯瓦特山区的贝图拉·马哈苏德及其家人领导的武装。情况和反苏战争时期几乎一样，叛乱组织的头目负责筹措资金、管理资金、提供军备。

他们下面有一群战场上的作战指挥及专业的武装分子和全职杀手，他们的职责唯有叛乱。这些人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农民那里讨取食物、寻求庇护。时机一旦成熟，他们就会对目标发起攻击。事成之后，这些人会撤回巴基斯坦休整，补充军需。

除了这些以战争为职业的武装人员，塔利班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阿富汗各地的乡村当中，无数业余战士跃跃欲试，只需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在家乡投入叛乱。当然，他们的活动地点仅限于家乡附近。平日里，这些人不是务农，就是在干其他农村活计。除非有明确的举事意图，否则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本业。奎达舒拉一旦发出号召，这些人就会群起响应。

所谓叛乱，莫过于谋杀、暗杀和小型游击战这几种手段。他们的目标虽然人员众多、钱财充裕，武器军备也要精良得多，但是，面对叛乱分子的作战手法，政府军与美国人空有多重优势，根本无处施展。有时候，塔利班分子会聚起100人左右的队伍，向警察局及其他关键部门发起挑战。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从不恋战，几小时内，所有叛乱分子都会撤得一干二净，待到北约部队赶来，他们已经没了踪迹。［2］这些人看起来就像农民，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是普通农民而已。过去，苏军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在更久以前，英国人的麻烦也大致如此。

2008年，阿富汗的塔利班分子已经组成了“影子政府”。有权有势的武装首领被任命为“影子市长”“影子警长”“影子区长”和“影子省长”。这些“影子官员”是否实际掌权，我们并不清楚。不过，塔利班有了这一套完整的班子，阿富汗的百姓似乎也有了另一种选择：除波恩计划扶植的新政府之外，还有塔利班政权。后者似乎随时可以夺权，将卡尔扎伊及其外国朋友驱逐出境。

最重要的是，塔利班发展了一套替代政府司法系统的司法体系。［3］塔利班的流动法庭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巡游（就像古代英格兰的巡回法庭），他们不必听从上头的指挥，这些“法庭”建立在已有的司法系统基础上，并且已经发展了15个世纪。法律非常具体，关于法律的书籍汗牛充栋，那些在学术上享有声望的人——名字中包含大毛拉、穆夫提和卡兹的人——都可以主张根据沙里亚法行使权力。就此而言，任何被称为毛拉的人都可以这样做，尽管从技术上讲，毛拉并没有足够的学识立法或者判决。在紧要关头，即使是一个哈吉（hajji，至少去麦加朝圣过一次的人）也可以说自己有资格主持正义。如果人们接受判决，他就拥有其所声称的权威，因为这就是伊斯兰教在基层的运作方式。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法官都知道伊斯兰教法，他们所知道的是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固有的判断和习俗。

塔利班分子的影响日益扩大，许多地区的民众因此陷入了两难，他们如有诉讼需要，恐怕都要掂量再三。新政府开设的法庭确实是一种选择，但是选择了政府，就得准备贿赂法官。很多时候，判决结果和双方提供的贿款多寡息息相关。如果不愿意，他们也可以等塔利班“巡回法庭”的到来。

似乎越来越多的农村人都更愿意相信塔利班。首先，求助政府可能为他们带来杀身之祸。而且，即便政府的法官清廉刚正，政府的判决也可能有失偏颇，毕竟政府提倡的法律制度一向罔顾农村地区的礼俗、传统与部落关系，对于农村人口也是多有偏见。例如，一名男子给了远亲一定数量的鸦片来交换他12岁的女儿，他的亲戚卖了鸦片还钱，但因为女孩反对而没有交出女儿。塔利班的“法官”肯定会对原告表示理解；相反，一个诚实、正直的政府法官会按照喀布尔政府颁布的法律行事，可能会说：“你把女儿卖给这个人？用鸦片来交换？好了，别喊冤了，你们都给我蹲监狱去吧！”

叛乱无疑荼毒了乡村社会的生态，很多地区渐渐脱离政府的控制，外人根本无法涉足。2007年，联合国派专员来到邻近巴基斯坦的帕克蒂卡省（Paktika）调查当地人民对新政府的观感。可是，他们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在很多地方，即便是联合国人员也会遭到袭击。

战火也悄悄地蔓延到了城市。巴格兰的一间糖果工厂遭遇自杀式袭击，造成75人死亡。2008年1月，4名持枪歹徒潜入喀布尔的塞莱娜酒店放置炸弹，杀害了一名警卫。最终，有两名枪手死亡，两人被抓获。这次恐怖行动惊人的不是死亡数量，而是目标，要知道，商务旅客来到喀布尔多在塞莱娜酒店下榻。一个月后，坎大哈再次发生人体炸弹袭击。自杀式袭击者混进观看斗狗的人群，最终约有100人遇难。7月，有人驾驶汽车炸弹冲入印度大使馆，造成58人死亡，其中多数为阿富汗平民。媒体猜测塔利班应该对此负责，但在我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此时，塔利班历经摸索，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敛财手段，即对所有利润征收10%的税。农民是被压榨的主要对象，当时，阿富汗的农产品中，唯有鸦片最有价值。在很多鸦片生产地，鸦片已不仅仅是一种商品，其本身已经成了货币。人们随身携带鸦片作为现金，用于交换布料、杂货等常用消费品。［4］当然，鸦片之所以经历如此转变，是因其具有货币所需的一切属性：它不易损毁（主要是因为大家不舍得损毁），可以精确计量，价值得到广泛认可，而且产量相当有限（拥有鸦片的唯一途径是生产鸦片或参与其贸易体系）。作为一种上佳的货币替代品，鸦片甚至稳定了整个社会经济。

就这样，塔利班分子有了税收制度、影子行政系统、快速发展的（移动的）司法系统和（模拟的）货币。塔利班似乎可以宣称自己是卡尔扎伊政府的替代者，至少在各省是这样。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没有明显的机制来实际管理一个国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所拥有的是使阿富汗无法治理的力量。

因此，塔利班叛乱对北约和美国构成了挑战，正如20世纪80年代“圣战”武装对苏联人构成挑战，以及一个世纪之前英国人面对阿富汗部落的挑战一样。英国放弃了击败他们那个时代叛乱的努力，只要一找到能把领导权交出去的人，他们就会抽身离去。这个人既强硬到可以统治这个国家，又足够精明，可以在国际和战略上充当英国的合作伙伴。如果美国能找到一个像阿卜杜尔·拉赫曼这样的强势领导人，那么它也会这么做。可是，阿富汗政坛上似乎没人能够担起这个角色。

第34章　增兵阿富汗

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贝拉克·奥巴马一再强调，他一旦入主白宫，将从伊拉克撤军，所有部队将会转赴阿富汗执行任务。我知道很多人将奥巴马的这番竞选言论当作一场政治秀，从而让他自己看起来和麦凯恩一样强硬。既然麦凯恩面对恐怖主义如此强硬，奥巴马自然不能落于人后。他们认为，奥巴马倘若当上总统，美国将结束所有的对外军事行动。

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奥巴马是认真的。上台之前，奥巴马已经有了四点清晰的认识。其一，阿富汗比伊拉克重要。其次，阿富汗战争并非一场简简单单的清场行动，而是实实在在的战争。其三，美军及其盟友正在输掉这场战争。最后，美国要从这里撤出，但阿富汗这间屋子已经着火，倘若置之不理，整个社区将会承受池鱼之祸，问题解决之前，美军不能撤离。

奥巴马是第一位揭露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战争中所扮演的不忠角色的美国总统，他还承认，问题的核心正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不断侵蚀的边界。事实上，奥巴马和他的顾问团已经把这一地区当作一个单独的实体，把它和两个国家分开考虑，称之为“阿富巴”（Af-Pak）。种种迹象显示，奥巴马是正确的，他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很好。那么，奥巴马打算如何解决阿富汗问题呢？

奥巴马决定派遣更多军队，这并不完全违背之前的对阿政策。布什执政期间，驻阿美军人数就在不断上升。以下是布什政府时期驻阿美军的人数统计：［1］

明眼人都能看出，驻阿美军从未减少。这些数字还仅是美军的人数，同样身涉战地提供支援服务的私人安保人员并未统计在内。事实上，其人数也在稳步增多，至2008年12月，相关数字达到了71555人。［2］

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国家的部队在北约的指挥下，作为国际维和部队为阿富汗提供安全保障。2006年，联军指挥权正式移交北约。同一时期，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几乎每个北约成员都在向阿富汗增兵。例如，英国已向该地区派出了5000人规模的部队。

奥巴马第一届任期内，北约各成员国（包括美国）驻阿富汗的军事人员共计5.6万人。加上军中的各种承包商，这个数字达到12.7万人。事实上，这个数字尚且小于实际数量。阿富汗境内还有一支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私人安保公司（这并非美军聘请的饮食、洗衣和设备维护人员），他们参与军事任务并只对雇主负责，他们接受金钱，提供安保服务。阿富汗战争期间，近100家公司开展了有针对性的业务，它们雇请的人员最多时达到了4万人。

综上所述，奥巴马的增兵过程并非那么令人吃惊，而只是政策的延续。布什政府时期，军队规模虽然有所扩大，但是美国政府需要不断释放信号，给人留下阿富汗局势不断好转、一切尽在掌控中的印象。因此，增兵的幅度并不那么明显。

奥巴马上台之后，调子有所改变。他断言，伊拉克战争是个错误，真正的敌人在“阿富巴”，后者才是他的政策重心。宣誓就职后不久，奥巴马就下令往阿富汗增兵1.7万人。这个数字不禁让我想到1842年逃出喀布尔的英国移民人数，两者大致相当，当年，英国人在兴都库什山口遭遇了惨绝人寰的不幸。随后，奥巴马又下令4000人的部队开赴阿富汗。

布什任命的驻阿美军指挥官也被奥巴马解职，改派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rystal）。麦克里斯特尔不是那种在华盛顿溜须拍马、油腔滑调的人，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早餐之前先跑上数英里，堪称战士中的战士、汉子中的汉子。据报道，他的手下对他十分敬佩，因为麦克里斯特尔对自己的要求甚于他对手下的要求。伊拉克战争期间，在他指挥下，联军除掉了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扎卡维。大家都期待他在阿富汗再创奇迹，消灭本·拉登。

在确认提名的听证会上，麦克里斯特尔向国会表示，他的对阿政策将和以前大不一样，他称之为“反叛乱行动”（Counterinsurgency）。这意味着他将集中精力把阿富汗人民带到美国一边，给当地人提供一个好的政府和安全感，他将通过正面打击塔利班来达到这一目的。坎大哈、赫尔曼德省以及邻近地区是打击的重点，他要扫荡与控制塔利班势力，并引导当地百姓安居乐业。麦克里斯特尔还表示，自己的成功不在恐怖分子被消灭的数量，而与阿富汗人民的安全感息息相关。他将实施严格的交战规则，确保今后误杀平民的事件不再发生。然而，他警告说，这种方略一开始可能导致美国付出更大牺牲，因为可能会让没有防弹衣保护的美国士兵和阿富汗人面对面地互动，而这些阿富汗人随时可能杀害美方人员。麦克里斯特尔希望美国公众做好准备，坚持到底。

麦克里斯特尔的策略遭到副总统拜登的反对，相较而言，拜登更喜欢指向精确的“反恐战略”（Counterterrorism）。拜登希望撤出大部分战斗部队，减少美军参与一线任务的次数，只留下部分特种精锐，随时留意、跟踪并伺机消灭武装分子。如此一来，绝大多数阿富汗人都不会和美军直接接触，美军也不必同阿富汗人太过亲近，对方的反美情绪也将缓和一些，美国方面的伤亡人数也会减少许多。那样一来，美国公众也不用成天嚷嚷着反对战争了，美国政府在阿富汗的战略压力可以因此变小，相关的各种事宜也可以慢慢处理。

拜登还认为，无人机是个好东西。只消一个游戏机一般的遥控手柄，人们就能远远地操纵这种飞行器。地面上的目标也能被及时消灭。有了无人机，美军的伤亡率有望进一步降低。

两项策略都深得奥巴马的认可。于是，他又给麦克里斯特尔批了3万人的部队，同时，派遣了更多的特战部队。此后，拘捕塔利班分子的行动在步步加紧。北约部队常常采用夜间袭击的方式，对疑似塔利班分子进行抓捕。他们会趁夜深人静、无人防备的时候，突然造访嫌疑人的住所。在那之前，他们尽量不发出任何警告。行动时，作战小组却又尽量夸大抓捕的动静。特战人员穿着防弹服，带着夜视镜冲入房间，抓上嫌疑人后将其带离。当然，受假情报所害，很多受惊被捕的人其实完全无辜，但是，误抓的次数并不太多。即便抓捕行动扑了个空，也能对塔利班分子的身边人，如妻子、儿女、亲戚和其他友人形成威慑，对方可能因此悬崖勒马而不再选择继续对抗。

比斯米拉·易克巴（Bismillah Iqbal）作为驻阿美军的随军翻译，向我讲述了夜袭的情况：

白天不能去，因为太容易暴露行踪，对方一旦发现是美军，肯定会立即用武力还击。即便好不容易摸到门口，他们也已经找好退路，逃得一干二净。晚上，一切都会不一样。闯进屋内，黑暗中地板上到处都有人在休息，还有少年儿童。没人辨得出美军的模样，也不知道闯入者有何目的。离开之前，作战人员可以随意锁定目标。有一次，我记得房间角落里缩着一个人影。那是个孩子，应该才10岁。之前他睡得很香，现在则醒了，仿佛陷入了梦魇。每个人都戴着夜视镜，我们的模样他绝对看不清。我不敢想自己在他心中到底是什么形象。那天被美军拖走的人肯定和他有亲密的关系，也许，那人就是孩子的父亲，或者是大哥，我不知道。女人哭天抢地，孩子失声尖叫，婴儿大声啼哭，那个场景，你绝对不敢相信。我看见那个孩子眼睛发亮，渗出了一道寒光。当时我就想，迟早这个孩子也会加入叛乱。

奥巴马执政以来，驻阿美军极大加强了对无人机的依赖。2008年，驻阿美军先后35次出动无人机进行攻击。奥巴马上任第一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140次，一共造成200多人死亡。因此，一个问题不可避免被提出来：死者到底是何身份？美国与北约方面再三表示，死者都是恐怖分子。但是，遭遇无人机打击的村民往往说，他们和叛乱组织毫无关系。无人机的到来，只是一场无妄之灾。双方各执一词，至于真相，可能介乎他们的说辞之间。

因为奥巴马有言在先，“阿富巴”地区是问题的核心。因此，无人机经常向巴基斯坦一侧的目标发射火箭弹。这激怒了巴基斯坦各界人士，迫使巴基斯坦政府向美方表示抗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基斯坦一边抗议美军的无人机行动，一边又从美国采购了不少同等型号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都被巴基斯坦用于打击反政府武装，他们的行动区域正是“阿富巴”地区，而巴基斯坦政府却还在对美国使用无人机进行抨击。［3］

2009年底，美国与北约同时展开大规模的“反暴乱”行动。在阿富汗（及“阿富巴”）地区，美方行动以“反恐”为主。当时，北约各国驻阿富汗的作战人数已经达到10万人之多，此外，还有10.7万名私人承包商。私人承包商中，外籍人员有2.6万人（其余的8.1万人为阿富汗人，他们或为美军效力，或服务于某个北约成员国）。如此一来，美国及其盟友派出的兵力已经超过当年苏联巅峰时期的派兵人数。即便如此，叛乱活动仍在继续蔓延。

2010年，美军在马尔贾展开了近年来最大的一次清剿行动。马尔贾距赫尔曼德省的省会城市拉什卡尔加20英里，麦克里斯特尔认为，马尔贾就是反政府武装的据点，攻克此地会让塔利班遭受重创。那一次的战况非常激烈，结果也在意料之中。不到一周，北约部队便告大获全胜。塔利班分子死的死，逃的逃，面对麦克里斯特尔的部队，所谓的塔利班政府完全不堪一击。很快，马尔贾的学校开始复课，诊所得以重新开业，警察也恢复了日常巡逻，基础建设得以重启，生活似乎变得美好起来。

但美好生活当中，仍有那么一点缺憾。零星的暴力活动还在城市及郊区不断出现。这些活动算不得战斗，甚至够不上武装袭击的程度，倒更像是有人作奸犯科，只需当地警察出手，事态就能得到平息。但是，暴力事件仍在持续。希尔夫人在《阿富汗蒙难记》(1)中的种种描述，和1841年英国人在喀布尔的遭遇是如此相似。几个月后，就连麦克里斯特尔也表示，马尔贾成了“不断流血的溃疡”。他的话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不过倒也不算错误。对于北约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它的军队无法区分被打击的目标和被保护的对象。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唯有深入阿富汗社会的内部，才能知道其中的区别，而且即便身在其中，相关的界限仍然可能相当模糊。［4］

麦克里斯特尔战功卓著，不过，一次不当发言断送了他的前途。2010年7月，麦克里斯特尔接受《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的采访，他公然表达了对奥巴马总统的蔑视。［5］他说，奥巴马会见自己的军事指挥官的时候，一直有些“畏手畏脚”。对于副总统拜登，麦克里斯特尔更是难掩轻蔑之意。他假装不知道拜登的名字，并允许他的手下暗示自己拜登（Biden）的名字可能是“咬我”（bite）。于是，麦克里斯特尔被调回华盛顿，接受军事礼节再教育。他的职位由传奇人物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接任。

传统观点认为，彼得雷乌斯是美国增兵伊朗的推手。所谓增兵，是指在短期内大量增加作战部队的行为。彼得雷乌斯支持麦克里斯特尔在据点打击塔利班的策略，但他放弃了严格的交战规则，认为遵守这些规则更多是违反规则。彼得雷乌斯说，自己不能平白让属下身陷险境。接任那天，北约部队的空袭行动再次造成平民伤亡。39名死难者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当年秋天，彼得雷乌斯决定发动一场比马尔贾更大的战役，他决定征服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这里也是塔利班的诞生地。

一开始，双方的冲突并不算大，而且集中在坎大哈的郊区。美军战机朝一个叫塔洛克·科拉切的小村投下了25吨炸弹，村庄被夷为平地（村民得到北约方面的提前通知已被疏散，官方称此次行动没有造成任何平民伤亡）。［6］两个月的战斗过去，美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很不幸，马尔贾战役的成果却已经丧失殆尽，阿富汗北部的暴乱又有抬头之势。

2011年4月25日，坎大哈发生的一起严重事件，让大家对北约的控制能力产生了严重怀疑。那一天，800多名囚犯集体逃出了当地最大的一座监狱。此前，他们花费数月时间打通了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如此明显的行为，却没有人注意到。当天，狱中800多人花了4个小时才全部逃离，也没有人察觉。他们从监狱对面的院子出来，而后搭乘汽车去了更远的地方，有一些人则是通过出租车逃亡的。直到人去楼空，狱中的警报才迟迟响起。［7］

2011年5月2日，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这本该是阿富汗局势的转折点，因为自2001年美军进入阿富汗以来，抓捕本·拉登、挫败“基地”组织是这场战争的公开目的。塔利班之所以介入，是因为他们怂恿了本·拉登。美方把大多数阿富汗人定义为“战争的受益者”。2001年，本·拉登离奇失踪，阿富汗的这场反恐战争似乎失去了一个胜利标志。当时，塔利班已经垮台，喀布尔也被攻占，唯有逮捕本·拉登，消灭“基地”组织，才算真正的战果。布什的对手不会主动说一声“我们投降了”，因为其对手并非一个国家、组织或固定实体，美军是要和一种环境战斗，与一种意识形态交锋。这种意识形态源自贫困、武力、仇恨、羞辱与侵略，并且已经深入伊斯兰世界的土壤之中。美军每发动一次镇压行动，阿富汗人被羞辱的感觉就会增加，仇恨的怒火也会更加旺盛。美国人的胜利越多，战争就越激烈；战争越激烈，怒火也会越旺盛。长期以来，“基地”组织及其“圣战”理念已经和阿富汗历史的主题结合在了一起。摩登的喀布尔和保守的落后乡村之间的交锋，又多了“圣战”的元素。这种冲突，美国与北约无力解决。相反，他们对于阿富汗社会的帮助，被许多阿富汗人视作对阿富汗文化的侮辱。

2011年5月之前，奥巴马政府一直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而不敢从阿富汗贸然撤军。那样一来，无异于接受败局，进而不可避免地遭到政敌的大加挞伐。转机就在5月到来了。当一小撮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冲入距离巴基斯坦军事学院不到一英里的阿伯塔巴德的一个大院击毙本·拉登时，他们达到了战争的目的，美国似乎可以宣告得胜，而后撤军走人。可惜，一切为时已晚。美国政府已经在阿富汗泥足深陷，难以自拔。奥巴马一心计划为阿富汗新政府训练一支警察部队与国家军队，从而尽快将权力移交出去，可是，这个计划再也难以如愿进行。

本·拉登死后，阿富汗的反政府势力又有进一步壮大之势。2011年6月，枪手与自杀式人体炸弹冲入喀布尔的洲际酒店。当时，一些外国代表正在酒店参会，讨论阿富汗的前途问题。混乱持续了5个小时才平息。9月，塔利班分子又在喀布尔制造事端。他们向美国大使馆发射了火箭弹，并在城市多个地方制造了自杀式炸弹袭击，喀布尔经历了整整一天的乱局。一周之后，北方联盟领导人拉巴尼遇刺身亡。此前，卡尔扎伊曾委派拉巴尼组建“和平委员会”，负责与塔利班进行谈判。2012年4月，喀布尔再遭连环袭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一个月后，“和平委员会”的又一名领导被杀。事态似乎永远得不到平息。

凶兆还在不断涌现，不少警察与军人也加入了塔利班的阵营。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潜入国防部并引爆了炸弹。2012年，身着警察制服的杀手谋杀了两名美国军人，地点就在有高度戒备的内政部。两起惨案都并非凶手一时起意。有人为此精心谋划，就是要让凶案成为“他们的一部分”。那么，到底是塔利班分子身着制服故意制造混乱，还是他们一早就已渗透进了北约军队与警察部队呢？情况很难判断。此后，政府禁止裁缝制作军装，以免反政府势力再有可乘之机。

叛乱愈演愈烈，而美国与北约部队还在不断用犯罪和错误手段火上浇油，这让阿富汗人生出了遭受西方侵略的愤怒感觉。2011年夏天，美军“斯特瑞克”旅（Stryker Brigade）的“狙击手小组”成员被送上法庭。这些狙击手把杀害阿富汗平民当成了军旅生活的调剂，他们甚至砍下死者的手指和其他身体部位来炫耀自己的战绩。如上细节，都在法庭上得到披露。2012年的一则录像资料同样令人发指。视频中，4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公然朝阿富汗平民的尸体小便。录像放上Youtube网站后，引发轩然大波。2月，巴格拉姆基地的美军又在垃圾堆里焚烧《古兰经》。一年之前，佛罗里达州的一名神父也曾做出侮辱与烧毁伊斯兰经典的行为，其蓄意挑衅的行为在阿富汗引发了严重的骚乱。2012年3月，一名美国士兵在坎大哈横冲直撞，杀害了16名阿富汗平民。

对于美军的暴行，美国总统候选人纽特·金里奇立即发表声明，美国应该尽快撤军，因为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阿富汗文化”。［8］他的这一声明证实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所有这些军队及战争的目的，就是想“从根本上改变阿富汗文化”。

(1)　希尔夫人原名佛罗伦萨·温奇（1790—1853），丈夫是罗伯特·亨利·希尔将军。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希尔夫人与众多英军士兵、妇女、儿童被俘，在被关押的9个月里，她每天写日记记录在狱中的经历。1843年，她出版了《阿富汗蒙难记》，这是一部关于第一次英阿战争的经典作品。——编者注

第35章　希望之光

这些事态的发展可能使阿富汗看上去毫无希望。无论塔利班是谁，他们都在前进，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将阿富汗拖入20世纪90年代末的黑暗与蒙昧中……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然而，这种判断可能为时过早。其实，抵御黑暗的力量也在变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巨额资金正面临着威胁。2010年7月，麦克里斯特尔遭到解职。同时，《纽约时报》的一则重磅好消息开始与所有来自这个不幸国家的可怕战争报道竞相吸人眼球。报道称，阿富汗的地下有未曾发掘的矿藏，价值达1万亿美元！这份报告基于2009年五角大楼对阿富汗进行的地质勘探。说是新闻，其实并不新鲜。亚历山大大帝就曾提及这里的铜，马可·波罗也知道此地矿藏丰富。至于矿业救国的论调，我早在1978年就已经听说。当时，人民民主党政府矿业部的一位官员来到亚洲基金会访问，我正好在那里工作。此后，苏联人也曾在阿富汗四处寻找。可是，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大家都低估了阿富汗的矿藏潜力。

阿富汗的梅斯·艾纳克（Mes Aynak）拥有世界第二大未开发的铜矿，拥有亚洲最大的未开发高品铜矿石储量（之一）。黄金、宝石、钴、磷、钡、锶与铀等资源，阿富汗境内也是一应俱全。这里的天然气储量同样惊人，甚至还有少量石油。

当然，稀土资源才是阿富汗各类地下宝藏中最吸引人的，稀土包括锂、镧、铈、钕及其他13种稀有金属。说来惭愧，家乡的这些宝物，我是从未听闻。稀土其实并不比锡矿更加罕见。不过，它们在土壤与岩石中的成分过于稀少，要想获得足够多的稀土并用于商业开发，并非一件易事。不过，今天提取它的努力是值得的。没有稀土，光纤、计算机显示器、硬盘、手机电池、笔记本电脑电池、节能灯、太阳能转化电池、混合动力汽车引擎和卫星通信工具等是不可能的，智能炸弹、无人机、精密导弹、激光武器、信号干扰设备和雷达等高科技军事设备的控制系统，同样离不开稀土。谁掌握了这些技术，谁就可能在下个世纪获得话语权，保持繁荣。稀土资源在未来的重要性，恐怕将和石油资源在当代的重要程度等量齐观。因此，开发稀土自然有利可图，而蕴藏着丰富稀土矿藏的阿富汗正处于几大强国的争夺前沿。

中国拥有世界上已知最大的稀土储量，达3600万吨，俄罗斯则以1900万吨位居第二，储量第三的美国是1300万吨。阿富汗的稀土储量尚未探明。不过，美国军事地质学家认为，仅在赫尔曼德河河谷不到一平方英里的地下，就有150万吨稀土。即便这是阿富汗的全部稀土储量，也足以令人激动，毕竟这个国家幅员并不辽阔，而且真实储量很有可能更为可观。不过，现在还很难说，因为稀土矿藏就在坎大哈和赫尔曼德省，而这些地区因为反政府武装活动频繁，相关的地质勘探并未完全展开。

这是巧合吗？

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请您原谅，笔者有时也是阴谋论者。因为现代科技的需要，稀土资源得到了世人的重视。坎大哈和赫尔曼德省的居民历来好斗剽悍，远早于使稀土成为宝藏的技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一直站在一座宝库上，不过，他们迟早会发现。

资源丰富是个利好条件，但也令人喜忧参半。也许，阿富汗会因为丰富的矿藏而迎来技术革命，他们会对资源善加利用，把觊觎本国的外国势力拒之门外，由此而来的丰厚回报，也能得到合理的利用。财富不应仅仅施惠于一小部分人，而应让整个社会都受益。可想而知，外国公司将是开发矿藏的主力军。通过地契与租约，阿富汗也可能有所收获。当然，收获的前提是公平公正的政治与社会机制，唯有如此，财富才能无所争议地发挥作用。可惜，大国势力的窥视之下，阿富汗总是备受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此一来，这种机制可能无法在强权争夺的高压下得到真正发展。

阿富汗的丰富资源在国际上引起了激烈的竞逐。目前看来，中国是最大的赢家。在《纽约时报》报道阿富汗铜矿消息的前一年，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以35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阿富汗的一处铜矿所有权。2011年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阿富汗国有瓦坦公司组成合资公司，双方将共同开发阿富汗境内的油气资源。未来十年，阿富汗政府每年可以从工程的土地使用费和税收中获益50亿美元。

总部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纽蒙特矿业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黄金制造商，为了阿富汗的铁矿石资源，该公司曾经参与阿富汗主要铁矿项目的投标。不过，7家印度企业组成的联合体成了最后的赢家。印度方面准备拿出70亿—110亿美元，用于铁矿的开发。与此同时，英国、伊朗和土耳其的有关企业，也像饥饿的秃鹫一样围绕着阿富汗的其他矿藏资源，争相和阿富汗公司组成合资公司，开发黄金、铀、钴等矿藏。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未向阿富汗派出过一兵一卒，也没有在那里的军事行动上花过一分钱，然而，他们正在赢得阿富汗诸多矿藏资源的使用权，他们在那里缺乏军事存在正成为竞争优势。中冶集团签订艾纳克铜矿合同的时候，还提出了其他丰厚的条件。中冶集团将在铜矿所在的地区兴建学校、公路、宗教场所，以及一座400兆瓦的火力发电站。铜矿开发还涉及一系列移民问题，中冶集团拨出专款，请村民在合适的地点新建家园。原有的村舍则会因为矿区作业而荒废。如此一来，村民不但有了新家，而且还得到一份不错的生计。至少，中方的承诺是诚意满满的。

碰巧的是，法国与阿富汗的一些考古学家也在附近有了重大发现——一座建于公元前7世纪的佛教寺庙。可想而知，出土的文物珍宝又会让喀布尔博物馆的展品丰富起来。但是，铜矿开采会对文物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中方原计划于2011年开始动工，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后，中国公司决定推迟三年再动工。因此，考古学家有了挖掘文物的时间。由于工程至少需要推迟三年，中方因此蒙受了不少经济损失。而且考古学家表示，工程可能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无论如何，中国公司推迟工期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受到了广泛好评。

过去，阿富汗一条铁路也没有。多亏了矿藏的发现，国内很快就建起了三条铁路，而且将来可能还有更多铁路铺设在阿富汗大地上。中国公司将承建一条从北方通往喀布尔南部洛加尔省的铁路，用于运输艾纳克出产的铜矿。印度方面也需要为哈吉加克铁矿寻找对外通道。他们规划的铁路始于喀布尔西部的巴米扬省，一直连接到伊朗境内的恰赫巴哈尔港。经由这些铁路，阿富汗的其他矿藏资源也可以行销国内外。2012年，从乌兹别克斯坦到马扎里沙里夫的铁路已经建成通车。除了货运，这条铁路也担起了客运的职责。

作为巴尔赫省省会，马扎里沙里夫的经济发展迅猛，当地的叛乱活动也因此转入低潮。土耳其商人投资兴建的食品工厂出产了大量食用油和罐头食品，除了出口，也惠及阿富汗国内的消费者。同时，巴尔赫省的纺织与成衣产业已粗具规模，甚至有了一家摩托车装配厂。

叛乱活动虽时有发生，但商机也在增多。阿富汗企业家兴办的公司（总部位于迪拜）已和百事可乐达成协议，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百事可乐产品在阿富汗的代理权。另一家与阿联酋商业利益密切相关的阿富汗公司，则准备投资1亿美元在阿富汗开发3G电信业务。公司估计，3G网络一旦投入使用，用户能够再增加600万人。“9·11”事件以来，阿富汗的电信运营商已有三家，手机用户超过百万，其中一家运营商推出的手机银行业务，更是极大促进了商贸活动，人们可以在拥有手机信号的任何地方开展业务。

虽然数百万阿富汗人仍陷于赤贫，不过，喀布尔等城市正在腾飞。看一看新富阶层迎婿嫁女的阵势，就知道大量金钱在流动。对于阿富汗人而言，婚丧礼俗一定要讲究派头，因为这关乎家族的荣誉。以前，很多年轻男子无法结婚成家，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财大操大办，毕竟那样一来反而有损家族名望。

大户人家过去的婚礼非常热闹风光，但比起近些年来各种喜事的显赫排场，也会显得相形见绌。通常情况下，如今的一场婚礼，来宾人数起码数以百计。权势人物（权力寻租已经取代领兵割据，成为阿富汗上层人士的主要营生）为子女操办人生大事，前来道贺的宾客更是可能突破2000人。即便一般的家庭，也喜欢大操大办，有些家庭甚至为了一场婚礼而走到破产的边缘。

大办婚礼自然有其益处，至少可以大大地刺激经济。开办婚庆公司因此成了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人们喜欢在宫殿般的豪华场所举办奢华的婚宴，仅在喀布尔一地，便有80多处这样的场所。［1］一场婚礼可能会把一些人的腰包榨干，也可能让一些人赚得盆满钵满。婚庆产业还给妇女提供了就业良机，一些女性甚至借此开办了自己的生意。美容行业方兴未艾，毕竟有钱人都乐得花钱，把自家的妻子和女儿打扮得光彩夺目。这样一来，婚礼上他也会有面子一些。款式新潮俏丽的女式长袍总是很受欢迎，女性设计师也凭借自己的巧手裁剪而获得巨大的成功。豪华的婚宴自然也挽救了餐饮业，租赁漂亮碗碟，同样可以赚上一笔。在现代喀布尔，音乐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工作。

事实上，婚宴过于奢靡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病，政府甚至有意出台法律予以限制，但是没有任何效果。不管法律怎么规定，总会有人为了炫耀成功而不惜钱财。

伊德里斯·艾哈迈德·拉赫曼尼是一位工程开发师。2001年“9·11”事件前夕，他曾深入阿富汗乡村并辗转多地，与大量村民有过密切接触。他还记得，一旦偏离公路，就会进入一片落后原始的地区。那里的乡村没有水电设施、邮政服务，也没有电话，村民无法了解外面世界的最新进展，对喀布尔的时局也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巴基斯坦、巴黎、美国的皮奥里亚发生了什么。2010年，拉赫曼尼再次以研究者的身份造访这些地区，他发现那里已经没了与世隔绝的村子，阿富汗的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十年的变化大过千年的漫长变迁。拉赫曼尼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拉赫曼尼将这一变化部分归功于电视。他足迹所至的每个乡村，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而且还配备了卫星天线。电视与天线通常放在市政厅的所在地，每到晚上，村民们就会聚在一起观看世界各地的电视节目。

那么村里的用电从何而来呢？拉赫曼尼发现，村民们已经用上了燃气发电机。中国制造的发电机价格低廉，每个村子都能负担得起。那么，他们的天然气又来自哪里呢？拉赫曼尼说，每隔几天，村中长老便会吩咐年轻人驾驶摩托车，前往邻近的集市购买液化气。中国和伊朗生产的这种价格低廉的代步工具，每个村子都能买得起几辆。［2］而且，太阳能电池板正在那里得到广泛使用。偏僻的乡村居民如何能负担得起太阳能电池板、摩托车、发电机，以及时时需要补充的液化气呢？拉赫曼尼并未言明。但是，答案似乎很明确，阿富汗各地的农民都在生产一种颇受欢迎的商品——鸦片，这种商品可是行销全球的硬通货。

塔利班控制下的毒贩通过把毒品走私到国外销售，来达到资助塔利班的目的。他们到乡村收购鸦片并不一定通过现金支付，他们常常用各种新鲜玩意作为鸦片的抵偿。于是，村民们用上了手机、电视机、摩托车、越野车和电脑。［3］一方面，塔利班的种种作为确实在把阿富汗拽回7世纪的落后境地；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把现代科技传播到全国各地，从而无意中促进了信息流动和文化影响在阿富汗农村地区的传播，而这最终将葬送塔利班的“大局”。村民们已经爱上了电视，电视节目来自世界各地，这一切还得感谢卫星天线。拉赫曼尼甚至发现，有些村民看得津津有味的东西，竟是盗版的HBO电视剧！这个消息虽然无从证实，但是我相信真有其事。

即便村民只能接触本国节目，也足以达到开阔眼界的目的。《阿富汗偶像》（Afghan Idol）一类的真人秀，他们绝对前所未见。显然，这是阿富汗版的《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选手面对评委表演才艺，每轮比赛过去，都有人淘汰、有人晋级，人员不断减少，最后会产生一位冠军。节目开始第一年，就有两名女性歌手进入了决赛。其中，出身赫拉特的塞塔拉着实成了风云人物。决赛中，她不但没有佩戴头巾，而且载歌载舞（并不是阿富汗人熟悉的那种婚庆舞蹈，而是左右扭动脖子，手臂蜿蜒如蛇，眼光闪烁挑逗）。面对全国观众，塞塔拉扭腰摆臀，跳了一曲迪斯科。放在美国，她的表现只能算中规中矩，并无挑逗之意，但是，在阿富汗，如此举动却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死亡威胁成了国际新闻，加强了经常与阿富汗联系在一起的倒退野蛮的主题，但对我来说，大新闻是女性在这个节目中，通过竞争进入决赛。更值得一提的是，参赛选手包括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最后的冠军由电视观众手机投票决定。第一季比赛的冠军是个哈扎拉人，他的民族出身并没有引起争议。

看到《阿富汗偶像》大受欢迎，阳光电视台又制作了阿富汗版《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2010年，电视剧《此地的秘密》（The Secrets of This House）在阳光电视台开播。电视剧全程在喀布尔完成制作，编剧阿提克·拉希米（Atiq Rahimi）曾经多次获得各类奖项的肯定。他离开法国回到喀布尔，就是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4］同年，阳光电视台还播出了讲述警察生活的《飞鹰四号》（Eagle Four）。该剧得到美国大使馆的鼎力支持，剧情与阿富汗国家警察的一个反恐小分队有关，主人公出生入死打击犯罪，而且他们的行动自由自在，很少考虑规则。故事基本就是基弗·萨瑟兰（Kiefer Sutherland）《二十四小时》（Vehicle 24）的翻版，只不过“飞鹰四号”是个男女搭配的组合。当然，这一点只是主创人员的美好愿望。事实上，阿富汗直到2010年才有第一名女性警员，同年，阿富汗国民军也迎来了第一名女兵。2012年，笔者在阿富汗期间，曾经收看过一档关于绑架的真人秀节目。那个时候，阿富汗国内的绑架案件频发。节目中既有演员的事后讲述，也有纪录片中的真实影像资料。

艺术品市场也在加速回暖。2011年，策展人拉明·贾韦德带着30幅先锋画作前往美国巡回展览。画作全部出自阿富汗艺术家之手。“绿松石山基金会”（Turquoise Mountain Foundation）由英国作家罗瑞·斯图尔特（Rory Stewart）创办，不过负责团队却由清一色的阿富汗人组成。在他们的帮助下，年长的手工艺人和青年学徒两两结对，使阿富汗民间手工艺的传承得到了保障。舍林·帕夏（Shireen Pasha）的纪录片电影《慢点，慢点，泥土和莲花》（Slowly, Slowly, Mud and Lotus）对这些工匠及他们的工作有惊人的呈现。［5］2011年，“绿松石山基金会”又开启了一项旨在保护喀布尔老城街区的计划，并筹措资金，修葺城中迷宫般的楼宇和窄巷。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战火摧残，老城几乎面目全非。阿富汗仅剩的几位传统艺术大师，将和学徒一起投入重建工作，他们的专业涉及木雕、制陶、瓦工和金属工艺等。

阿富汗的电影产业大有欣欣向荣之势。德国籍阿富汗人布尔汗·库尔班尼（Burhan Qurbanni）导演的《沙哈达》（Shahada）入围柏林电影节。两个月后，索尼娅·纳赛里·科尔（Sonia Nassery Cole）执导的《黑天鹅》（Black Swan）在喀布尔亚里安那电影院上映，影片是在阿富汗拍摄完成的。《黑天鹅》讲述了一个喀布尔家庭经营一间咖啡馆，并举办诗歌朗诵会的艰辛历程。这部电影还遭受了一个悲惨的打击，反动派绑架了女主角，并砍掉了她的脚，以惩罚她所谓的对宗教不忠。最终，科尔不得不选择自导自演。

音乐界的几位巨星也结束了流亡生涯。鼓手阿西夫·穆罕默德（Asif Mohammed）和歌手法尔哈德·达丽雅（Farhad Darya）先后回到祖国。国家博物馆修葺一新。在企业界的资助下，喀布尔又多了一座国家体育馆。2012年伦敦奥运会，阿富汗也派出了代表团参赛。田径选手塔哈米娜·科希斯坦尼（Tahmina Kohistani）带着头巾参加了女子100米的角逐，罗胡拉·尼克帕伊（Rohullah Nikpai）再续2008年的辉煌，获得一枚跆拳道项目的铜牌。

阿富汗的历史也许悲剧不断，不过，这个国家从来不乏喜剧明星。阿曼努拉·穆贾杰迪（Amanullah Mujaddedi）就是阿富汗的安迪·考夫曼。一天，他像过去的军阀一样，在公路上设置了一个检查站。不过，阿曼努拉·穆贾杰迪并非想要诈取买路钱，而是向路过的司机送钱。对方的错愕反应，就是他想要的喜剧效果。穆贾杰迪还在构想一个“圣战痞子”的角色。根据他绘出的草图，人物身着金色长袍，戴着墨镜，身边总有几个穿着罩袍、摇来晃去的女性。显然，他是在讽刺阿富汗的宗教极端分子。如此作为，堪称“讽刺喜剧”的大胆尝试。您可能觉得这样的人物一定出身激进的文化家庭，其实，阿曼努拉·穆贾杰迪的叔叔，乃是抗苏战争时期的七大“圣战”武装首领之一的西卜加图拉·穆贾杰迪，是一位保守派。

总之，竞争并未结束。乡村地区的保守派还在向城市步步进逼。他们时不时派出的人体炸弹会混进人群密集的市场和街区，制造一起又一起的惨案；他们还会不遗余力地要把国家拖离现代化的轨道。但是，进步人士也予以了有力的还击，大家齐心协力，要把阿富汗引向未知的未来，让人们看到广阔的外部世界。

资金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国家，贪污腐败仍然触目惊心，社会充满活力，导弹、炸弹、炮火仍在威胁和平，歌手还在歌唱，喜剧仍在上演，阿富汗的历史屡被中断，也在不断重新开始，这个国家还在整合，未来如何，谁也无法下定论。

大画景

谈古而不论今，这是本书的主旨。时事瞬息万变，自然不好妄下断言。但是，本书行到结尾，我也想谈一谈今天的阿富汗。毕竟，“今天”代表了阿富汗历史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由来已久，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对阿富汗来说，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问题。阿富汗是一个中间地带，是列强之间为争夺比阿富汗更大的赌注而苦苦挣扎的地方。在古代，突厥、波斯与印度文明在此交汇，他们都对阿富汗有所影响，但阿富汗却又那么与众不同。人民在此不断融合，但这片土地从来不是波斯的边疆，也未变成印度北部的一部分。古往今来，介入阿富汗的大国势力不断变化，争夺从未停止，但阿富汗却从未消失。阿富汗非但没有被融合，反而不断从入侵者那里吸收各种因素，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有别于邻国和入侵者的实体。

2002年，最初的塔利班被推翻后不久，我37年来第一次回到喀布尔。我一路北行，游历了大片乡村，一直到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曾经的据点潘杰希尔山谷。当时，首都的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区域被夷为平地，北郊的平原上还有战火的硝烟。我发现，阿富汗还是那个我离开时的阿富汗。

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潘杰希尔河畔走走停停。几分钟后，我发现周围都是牧羊人和农民。他们会从我们身边走过，看看我们是谁，并给我们带来了热茶和新鲜的桑葚。每到一地，都有陌生人主动攀谈。他们常常说起他们的故事，也会天南海北地随意聊天。类似的际遇实在太多，我已记不清当时的谈话内容。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遭受了难以置信的破坏，但是其文化在死亡和时间面前还是那样冷静和漠然。这里的人们还是那么乐于交际，不管哪个国王在位，阿富汗的老百姓都会热情得有点咄咄逼人。

为了争取男女平等，阿富汗人曾经付出过太多血的代价。不过，这个国家仍是一片公私分明的世界。公共世界几乎完全属于男人，女人仍然要远离陌生人的视线，只能生活在高墙大院之内。不过，作为一个阿富汗人，我可以证明，至少在我的家族和家庭里，女性仍像以往那样充满力量、健谈而有活力。

2012年，我再次回到阿富汗。我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虽然仍有许多事情没有改变。2002年的喀布尔街头一片混乱，被破坏的建筑随处可见。2012年，喀布尔的秩序也没好到哪里去，只不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成了混乱街景的根源。2002年，几乎没有人有电话。2012年，虽然没有固定电话，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很多人甚至有两部手机。在我上一次访问中，虽然城市里几乎看不到有人骑驴，但在乡下有不少人在骑。现在仍可以在农村看到驴子，但骑驴拉货的农村人运送的物品可能变成了电脑。

2002年，喀布尔约有35万居民，这里的汽车很多，但（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交通信号灯，城市的交通状况自然很不乐观，但大家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2012年，喀布尔的人口已达数百万，具体有多少，众说纷纭。根据美联社的估计，大概是300万人。喀布尔的很多人认为有500万，也有些人估计是1000万。然而，正如我所说的，许多方面仍没有改变。这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仍然缺乏交通信号灯，交通拥堵仍旧无解，但似乎依旧没人关心。他们只是一边等车，一边用手机做生意。“今天我们不被堵在这里，也会被堵在其他地方，有什么好着急的？”一个人耸了耸肩，补充道，“一切听从真主的安排！”

阿富汗的乡野一如既往地古老而宁静。驶出喀布尔100多英里，我们进入了一处看似没有人烟的山谷。我们停下来换了一个轮胎。一个白发苍苍的当地人从我们根本看不见的村庄走过来，邀请我们上门喝茶。城市里的人可没有这等闲情，那种从容不迫的平静感已经让位于金钱和科技引发的疯狂喧嚣。然而，这只是阿富汗人性格中的一个方面。这个社会也一直是一个比拼人际关系的丛林竞技场，掌握权力的人可以恣意妄为。从艾哈迈德·沙阿时代开始，这个情况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时至今日，十年前的喀布尔人所藐视的那些交通规则，大家仍然觉得只是一种不合国情的舶来品。有人笑言，在喀布尔开车就像玩布兹卡谢。司机们随意变道，只要瞅准一个空当，甚至会驶入对方车道，逆向行驶。您可能认为这里毫无秩序。

您如果这么想，或许也有失偏颇。如果真的没有规则，街上每天的车祸数量会多达成千上万起，但我看到的是上千次的险些碰撞，没有一次真的碰撞。车辆非常之多，刮擦相撞的情况却从未发生。外国人眼中这些规则可能并不明显，但对阿富人来说，它真实存在，并理解这种规则。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也是如此。

阿富汗人的规则很难辨析、领悟，部分原因是那里拥有不止一套规则。当阿富汗在18世纪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联合起来时，它可能就有一种一贯的文化，虽然它在不断演变，但它是在一个连贯的框架内发展变化的。

随后，这个国家经历了来自欧洲的一系列入侵，引发了一系列的相互冲突。阿富汗人民的凝聚力来源于传统的部落和伊斯兰价值观，人们希望政府不遗余力地尊重和捍卫这些价值观，希望政府能对自己的生活少一些管束。不过，阿富汗的统治者也不能简单地顺从，因为周边总有两个或更多装备精良的西方巨人在竞争，而阿富汗就在他们混战的战线上。每一方都想进入这个空间，都想与阿富汗合作成功，他们都觉得自己能为阿富汗带来文化上的进步、物质上的改善，各方都乐于和阿富汗领导人打交道，只要他们在欧洲人熟悉的文化基础上运作。

阿富汗的统治者试图在内外之间进行周旋，但这使他们陷入了双重困境。想要确立地位，他们必须谋求当时最强大的外国势力的支持。但是，没有一个阿富汗人能够在没有本国最强大的力量支持下长期统治这个国家。在外部强权看来，阿富汗的统治者必须为己服务，内部势力却又要求统治者摆出力拒外敌的姿态。成功的国王总得学会两面平衡，表面上声称自己是保守的社会传统和伊斯兰价值观的拥护者，实则在暗中追求现代化。

如今的阿富汗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不过，内外势力对于卡尔扎伊政府都心怀疑虑。阿富汗人觉得卡尔扎伊不断妥协，总在答应美国人的各种条件；卡尔扎伊的各项政策，美国政府看在眼里，认为阿富汗在开倒车。美国人甚至担心，卡尔扎伊会和塔利班沆瀣一气。其实，任何人只要坐上卡尔扎伊的位置，都会表现得如此“精神分裂”。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无能的表现，他的矛盾表现只是阿富汗社会图景当中各类矛盾的集中体现而已。

大国之间的交锋，导致人们对阿富汗的民族性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每一支外国势力都觉得自己是在干预“一个国家”，其实，他们每每横插一杠，不过是加入了一场阿富汗人关于国家认同的内部斗争。每一支干涉力量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他们总要扶植代理人，帮助自己统辖整个阿富汗。但由于傀儡的权力得自国外，因此，阿富汗传统社会对于喀布尔中央政权的信任度在一路走低。外国势力原本觉得，只需抓住把手，就能握住阿富汗这把瓷壶，没想到瓷壶破裂，他们的手里只剩下一个把手。舒贾·沙阿和亚库布·汗就是英印当局的把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穆罕默德·塔拉基则被苏联人握在手中。他们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但其代理人的角色相似。至于卡尔扎伊，则是新时代的代理人，只不过他无须顾及英国或者苏联的命令，只需听命于美国和北约而已。

外国干涉，不仅削弱了傀儡政权的执政能力，也破坏了喀布尔在阿富汗的权威。中央权威涣散，导致地方割据势力纷争而起。最终，入侵者都陷入了难以收拾的乱局。这种乱局消耗了他们的资源，以致其没有时间和力量来实现干预最初的目的。问题不在于统一团结的阿富汗不可征服，而是分裂内乱的阿富汗让征服者无力管制，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外国干涉势力想要重建中央权威，却总是无能为力，毕竟，能够团结阿富汗的只有阿富汗人自己，这取决于阿富汗文化内部矛盾的解决。只有当外国势力从这个他们无力控制的国家撤出，阿富汗的城市（或农村）统治阶层重新掌权，阿富汗才能重新迎来团结的局面。驱逐外敌一定会使新政府的威望高企，阿富汗历史的钟摆也会从分裂转向中央集权。在新政府的努力下，国家将整合各民族和团体，形成统一的合力。

阿富汗的每届政府都在进行这样的努力，因为外国势力总在干涉阿富汗的局势，没有哪个政府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社会分崩离析。

一旦获得阿富汗人的信任，新的统治者就会着手推进两件事：表面上，他们要秉持不结盟的原则；暗地里，则要和外部势力达成谨慎的妥协。而且，他们要让阿富汗的文化传统融入整个世界潮流。后一项任务，尤其需要他们谨慎操作，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身败名裂，失去权位。

同样的情况会再次发生，无论是华盛顿属意的人选获得阿富汗的统治权，还是塔利班分子席卷城市、确立统治。面对大国干预的持续威胁，喀布尔中央政权渐渐习惯向外看，并倾向于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如果塔利班分子夺取政权，他们很快也会生出同样的迫切心态。这种向外看齐的心态和对某种形式的现代性追求很快会显现出来。

面对阿富汗，世界列强有两个选择：要么征服这片土地，要么秉持公正立场，促进阿富汗社会达成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阿富汗在文化和政治上建立起主权国家的和解，最符合所有各方的利益。我之所以说“讽刺”，是因为阿富汗一旦获得主权，它将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这将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由此一来，大国可能宁愿彻底征服这个国家。可是，这一目标完全不可能实现。那么，外部势力到底想要一个中立的阿富汗，还是一个俯首帖耳、四分五裂的傀儡政府呢？

奠定民主、消除腐败、解放妇女，皆非美国在阿富汗面临的主要难题，这些问题应由阿富汗人处理。对美国政府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放手。华盛顿当局必须让阿富汗政府学会自立，但又不至于落入其他国家的掌控。这样的局面并非美国或者北约能够单独掌握，因为任何关心周边利益的国家，都有可能介入其中。因此，各方必须达成一致，确保“中亚瑞士”阿富汗的永久中立地位。

一旦外部压力减弱，阿富汗人就能着手解决国内的文化矛盾。这条道路注定布满荆棘。但是，希望并非那么渺茫。虽然城市和农村这两个世界的冲突由来已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条鸿沟正在渐渐缩小。十年前，我在阿富汗的家乡还没有像样的路政设施，虽然这个小村就在喀布尔不远处的郊区。要想到达那里，得适时脱离公路，沿着那个方向一路翻山越岭，步行、骑驴或搭乘汽车。不过，这些已成历史。如今，我的那些亲戚正在忙着对他们一直耕种的土地进行确权，因为无主的土地即将被政府征收。笔者老家所在的德叶海亚（Deh Yahya）村，将来会成为首都新区的一部分。

2012年，我偶然结识一位普什图司机。他来自瓦尔达克农村，不过已来喀布尔谋生多年。听说我在为阿富汗写作，他立即表示要为父老乡亲发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可能觉得，阿富汗人只知道互相杀戮、互相伤害，但那不是事实！看看我吧，难道我不是个温柔可爱、行为得体的男人吗？”（没错，司机先生的确是我见过最温柔可爱、行为得体的人）他还说，“政府已经修好了路。以前，从我家到喀布尔需要4个小时，现在45分钟就够了。母亲一旦身体欠安，我可以迅速带她到喀布尔的医院。所以，你觉得我们会反对修路吗？我们农村人不会反对修建道路，也绝对支持兴办医院。我们只想和平地生活，就像一直以来那样平平安安地生活。”

那一次，我还去了巴米扬。矗立在那里的大佛已经被塔利班摧毁。上一次来到此地，我只有2岁。对于庄严的佛像，我已经毫无印象，只能通过旧日留影进行缅怀。我们沿着谷地，一路走进巴米扬省的腹地。道路两旁的所见所闻，并未让我生出太多陌生感。附近的巴扎和我幼时的记忆没有太大差异。对我而言，这里就像喀布尔的德赫布里（Dehbouri）市集，窄窄的街道两边，密布各类小商铺，肉店的吊钩上挂着各种新鲜肉类，水果和蔬菜被高高地堆着，火柴、电池、铅笔、睫毛膏、玩具等物品也能在这里找到。店里的老板和顾客一边喝茶，一边谈生意，街上的小贩在高声叫卖，为手中的货物寻找销路。人群当中，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坐在高脚凳上，身前还有一方小桌。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是个达拉克。从前，村民需要剃头或者行割礼，就会请他们。

他当然不是达拉克，这种工作早就没了。我走近一看，才发现他身边有好些现代玩意儿。桌边立着一个手提箱大小的太阳能电池板，电池板的一头连着一个12伏的汽车电池，用于支持笔记本电脑的运行，笔记本电脑可以通过无线信号连接互联网。即便身处阿富汗中部农村，他仍可以从喀布尔或印度的网站上下载歌曲。他的生意非常有利可图。所有的歌曲都经过电子调制，虽然风格现代，但明显源自20世纪50年代我在喀布尔电台听到的那种音乐。这种音乐源于山区的民间音乐，可以追溯到12世纪乃至更久以前，就像美国的乡村音乐可以追溯到阿巴拉契亚的蓝草音乐，英国乡村音乐可以追溯至都铎王朝时代，摇滚乐也可以通过密西西比三角洲的蓝调找到非洲这个源头。

这就是阿富汗。在这里，21世纪与12世纪紧密相连，不过，其文化与历史的漩涡冲击终将汇成一条新的巨流。站在大佛曾经凝望的巴米扬集市，我突然生出一种感觉：周围的一切并不代表过去和现在，也许它们象征着未来，它们正从阿富汗历史的沼泽中升起。我无法想象它最终的形态，只是突然觉得，阿富汗就像一个实验室。数个世纪以来，无数势力席卷过这片土地，这个国家充满了矛盾——我们的星球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阿富汗能成功地将国内的众多民族融合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文化整体，那么，也许这个星球也会有希望。

致谢

本书写作期间，我曾和多位友人有过恳切交流，在此，我要感谢他们的悉心指点和不吝赐教，也要感谢他们对拙作提出的种种建议，他们是阿克巴·纳鲁兹、哈法尔·拉坎瓦尔、比斯米拉·易克巴、亚尔达·艾斯玛泰、呼麦拉·吉尔扎伊、伊德里斯·拉赫曼尼、安瓦尔·雷扎伊、阿卜杜勒·海伊、巴希尔·沙哈瓦兹、查希尔·安萨利与莎菲卡·安萨利夫妇、法里德·安萨利与萨曼·安萨利夫妇、阿合塔尔·贾迈勒·安萨利、法兹鲁丁、纳吉布拉·赛德克、瓦希德·奥马尔、扎马莱克·沙利兹、卡西姆·加尔德兹等人。感谢乔伊·奎克的大力支持。同时，我要特别感谢我亲爱的妻子黛博拉·克兰特。她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我的书稿，与我仔细探讨其中的得失。每个作家都需要一双慧眼，而我的慧眼就是我的妻子。此外，还要感谢伯克利奥谢终身学习研究院的苏珊·霍夫曼女士、我的经纪人卡罗尔·曼对本书的支持，感谢编辑老师丽莎·考夫曼的仔细审校与勘误。

人物对照表

阿卜杜勒·哈克（Abdul Haq）：普什图“圣战”领袖，2001年遭塔利班杀害。

阿卜杜勒·马吉德·扎卜里（Abdul Majid Zabuli）：阿富汗企业家，国家银行的创始人。

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乌兹别克军阀，曾是人民民主党政权军事将领，后加入“圣战”组织。

阿卜杜勒·拉苏勒·赛义夫（Abdul Rasool Sayyaf）：著名的伊斯兰主义者，“圣战”组织的主要领袖。

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高级助手，2004年、2009年两度参选阿富汗总统。

艾哈迈德·沙阿国父（Ahmad Shah Baba）：萨多扎伊家族族长、阿富汗的缔造者，开创了杜兰尼王朝，1747—1773年统治阿富汗，被尊为阿富汗的“国父”。

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Ahmad Shah Masoud）：阿富汗抵抗运动的军事领导人，1994—1996年担任国防部长。

艾哈迈德·查希尔（Ahmad Zahir）：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富汗最有影响力的歌手，有“阿富汗的猫王”之称。

亚历山大·布尔内斯（Alexandre Burnes）：1839—1841年，麦克纳顿派驻喀布尔的政治代理人。

阿卜杜尔·拉赫曼（Abdul Rahman）、“铁腕埃米尔”（the Iron Amir）：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孙子，希尔·阿里的侄子，1880—1901年统治阿富汗。

阿曼努拉（Amanullah）：哈比布拉之子，阿卜杜尔·拉赫曼之孙，1919—1929年统治阿富汗。

哈比布拉（Habibullah）：阿卜杜尔·拉赫曼的儿子和继承人，1901—1919年统治阿富汗。

希尔·阿里（Sher Ali）：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和继承人，1863—1866年、1868—1879年两度统治阿富汗。

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人民民主党“旗帜派”领袖，1980—1986年担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统。

巴洽·萨考（Bachey Saqao）、哈比布拉·卡拉卡尼（Habibullah Kalakani）：塔吉克土匪，1929年2月推翻阿曼努拉统治，曾短暂统治阿富汗（至1929年9月）。

布尔汉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喀布尔大学教授，伊斯兰促进会主席，1994—1996年任阿富汗总统。2011年遇刺身亡。

洽希家族（Charkhi）：阿曼努拉的坚定盟友，阿曼努拉倒台后，遭到穆萨希班家族的强势镇压。

多斯特·穆罕默德大王（Dost Muhammed the Great）：穆罕默德扎伊家族出身的第一位国王，1826—1839年、1843—1863年两度在位。

杜兰尼部（Durrani）：自1747年出身杜兰尼部的艾哈迈德·沙阿成为阿富汗的国王以来，一直到1978年，阿富汗的统治者全都出自杜兰尼部（除巴洽·萨考短暂统治期间）。

弗雷德里克·罗伯茨（Frederic Roberts）：1878—1880年第二次英阿战争的英军将领。

吉尔扎伊部（Gilzai）：阿富汗的主要部落势力，与杜兰尼部长期对立。

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宗教激进分子，伊斯兰党的创建者和领导人。

哈菲佐拉·阿明（Hafizullah Amin）：人民民主党“人民派”领袖，塔拉基的助手，1978年政变的策划者。1979年9—12月任阿富汗总统。

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2004—2014年任阿富汗总统。

哈希姆·汗（Hashim Khan）：纳迪尔国王的弟弟，1933—1946年担任阿富汗首相。

朔尔巴扎的哈兹拉特（Hazrats of Shor Bazaar）：穆贾杰迪家族受人尊敬的成员。

伊斯兰党（Hezb-i-Islam）：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创建和领导的政党。

三军情报局（ISI）：巴基斯坦的军事情报机构，美国正是通过该组织向阿富汗境内的“圣战”组织输送武器与金钱。

伊万·维特克维奇（Ivan Vitkevich）：自称“沙皇特使”的俄国特工，1837—1838年在喀布尔从事间谍活动。

贾拉鲁丁·哈卡尼（Jalaludin Haqqani）：20世纪80年代的“圣战”领袖之一，2002年后加入塔利班。

贾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uddin-i-Afghan）：伊斯兰现代主义激进知识分子，希尔·阿里的宫廷老师。

伊斯兰促进会（Jamiat-i-Islam）：布尔汉努丁·拉巴尼与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所领导的伊斯兰政党。

人民派（Khalq）：1967年人民民主党分裂后的一大派别。

奥克兰勋爵（Lord Aukland）：1836—1842年任印度总督。1838年，发动第一次对阿富汗战争。

利顿勋爵（Lord Lytton）：1876—1880年任印度总督。1878年，发动第二次对阿富汗战争。

路易·拿破仑·卡瓦格纳里（Louis Napoleon Cavagnari）：1879年英国驻喀布尔使团的全权政治代表。

马哈茂德·塔尔齐（Mahmoud Tarzi）：哈比布拉国王时期杰出的现代主义者。

马拉赖（Malalai）：她在迈万德战役中鼓舞士气，团结阿富汗人打败了英军，是阿富汗杰出的女英雄。

马拉赖·乔亚（Malalai Joya）：女权主义者，2004年当选阿富汗国会议员。

玛苏玛·艾斯玛泰-瓦尔达克（Massouma Esmatey-Wardak）：阿富汗女权运动的先锋人物，1979—1990年担任阿富汗妇女理事会主席。

穆罕默德扎伊家族（Mohammedzai）：多斯特·穆罕默德所在家族，杜兰尼部的一个分支。1826—1978年，阿富汗处于穆罕默德扎伊家族的统治下。

穆贾杰迪家族（Mujaddedis）：阿富汗望族、宗教世家。

穆贾希丁（Mujahideen）：20世纪80年代与苏联作战的伊斯兰抵抗组织。

毛拉·阿合塔尔·奥斯曼尼（Mullah Aktar Osmani）：赫尔曼德省著名的塔利班分子和毒枭，2007年被北约击毙。

毛拉·巴拉杜尔（Mullah Baradur）：阿富汗南部主要的塔利班分子，2010年被巴基斯坦逮捕和监禁。

毛拉·达杜拉（Mullah Dadullah）：阿富汗南部与塔利班有关联的叛乱武装头目，2007年被杀。

毛拉·法鲁克（Mullah Farooq）：2002年以来，活跃在加兹尼省的叛乱武装首领。

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塔利班的“独眼”神秘领袖。

穆萨希班家族（Musahibbans）：多斯特·穆罕默德兄弟的后裔，1929—1978年统治阿富汗。

纳迪尔·沙阿（Nadir Shah）：穆萨希班家族的大家长，1929—1933年任阿富汗国王。在他的领导下，阿富汗赢得了第三次英阿战争的胜利。

“公牛”纳吉布拉（Najibullah the Ox）：隶属人民民主党“旗帜派”，秘密警察头目，1988—1992年任阿富汗总统。

纳斯鲁拉·巴布尔（Naseerullah Babar）：贝娜齐尔·布托政府的内政部长，是塔利班的支持者。

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领导的反塔利班军事政治联盟。

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Nur Muhammed Taraki）：人民民主党“人民派”领袖，1978—1979年任阿富汗总统。

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极端恐怖分子，“基地”组织的创始人。

旗帜派（Parcham）：1967年，人民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另一大派别。

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PDPA）：阿富汗主要的共产主义政党，成立于1965年。

卡西姆·法希姆（Qasim Fahim）：马苏德死后的北方联盟领袖。

索拉娅王后（Queen Soraya）：塔尔齐之女、阿曼努拉之妻，阿富汗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

奎达舒拉（Quetta Shura）：2002年以来，效忠于毛拉·奥马尔的塔利班领导人在巴基斯坦奎达组成的军事组织。

萨多扎伊家族（Sadozai）：艾哈迈德·沙阿所在的家族，隶属于杜兰尼部。萨多扎伊家族的统治从1747年延续到1826年。

萨达尔·阿尤布（Sardar Ayub）：希尔·阿里之子，曾在迈万德之战中大败英军。

萨达尔·达乌德（Sardar Daoud）：纳迪尔·沙阿的侄子，1953—1963年任阿富汗首相，1973—1978年任阿富汗总统。

萨达尔·纳伊姆（Sardar Na’eem）：纳迪尔·沙阿的侄子，1953—1963年任阿富汗外交大臣。

沙阿·马哈茂德（Shah Mahmoud）：纳迪尔国王的兄长，1950—1953年任阿富汗首相。

沙阿·舒贾（Shah Shuja）：艾哈迈德·沙阿的孙子，两度登上王位（1803—1809年，1839—1842年）。1839年，他在英国扶持下重登王位。

舍尔·阿迦·穆贾杰迪（Sher Agha Mujadeddi）：20世纪20年代阿曼努拉改革的主要反对者。

萨迪克·巴尔马克（Siddiq Barmaq）：阿富汗电影导演，导演了电影《奥萨马》。

瓦济尔·阿克巴·汗（Wazir Akbar Khan）：多斯特·穆罕默德之子，1839—1842年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担任阿富汗军事指挥官。

威廉·海伊·麦克纳顿（William Hay Mcnaghten）：1839—1842年任英国驻喀布尔代表团特使。

亚库布·汗（Yaqub Khan）：希尔·阿里之子，在英国人的扶植下成为阿富汗国王。

查希尔·沙阿（Zahir Shah）：纳迪尔之子，1929—1973年任阿富汗国王。

扎勒米·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zad）：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家、外交官，曾任里根政府、布什政府的阿富汗事务顾问。

术语释义

巴德玛什（Badmash）：流氓、暴徒。

巴拉希萨尔（Bala Hissar）：俯瞰喀布尔的城堡和宫殿建筑群。

布兹卡谢（Buzkashi）：阿富汗马术运动，骑手围绕一只山羊尸体进行争夺，把山羊尸体移到目标位置即为获胜。

却德里（chad’ri）：阿富汗女性在公开场合穿着的覆盖全身的罩袍，又称“布卡”（burqa）。

达拉克（dalak）：流动的乡村理发师和牙医。

德奥班德主义（Deobandism）：诞生于印度德奥班德神学院的宗教激进主义运动。

尔德节（Eid）：伊斯兰教的两大节日之一。

法兰奇人（Farangi）：指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是阿富汗人对“法兰克”（Frank）一词的讹误。

法特瓦（fatwa）：权威教法学家作出的教法判例或教法新解。

古兰巴洽（ghulam bacha）：即童仆，他们从小脱离原生家庭在宫廷长大，是国王的勤杂工。

哈兹拉特（hazrat）：重要宗教人物的尊称。

希兹卜（Hezb）：政党。

伊玛目（imam）：主持穆斯林祈祷和管理清真寺的人，也是对伊斯兰法学权威的尊称。

杰辛（Jeshyn）：阿富汗庆典之一，后特指阿富汗独立日庆典，每年夏天举行。人民民主党时期曾一度废止。

圣战（jihad）：为保卫伊斯兰或伊斯兰社会而进行的武装斗争。

圣战主义（jihadism）：一种把“圣战”作为穆斯林首要责任的宗教激进主义运动。

支尔格（jirga）：阿富汗传统部族首领大会。

卡菲尔（kafir）：异教徒。

坎儿井（kahrez）：地下灌溉渠道。

卡兰塔（kalantar）：地方选举产生的国家代理人，负责向国王报告地方事务。

汗（khan）：封建领主、大地主。

科希斯坦（kohistan）：位于喀布尔北部，字面意思是“山地”。

警察局长（kotwal）：内政部官员，负责监察地方事务。

库奇（kuchi）：游牧部落，字面意思是“移动的人”。

支尔格大会（loya jirga）：阿富汗传统部族首领大会，是讨论决定重大国事的机构。

马德拉萨（madrassa）：伊斯兰学校、神学院。

马利克（malik）：乡村头人。

大毛拉（mawlawi）：杰出的宗教学者。

梅斯·艾纳克（Mes Aymak）：位于喀布尔南部，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

米拉布（mirab）：乡村长老，负责处理水源纠纷。

米尔扎（mirza）：该词汇是“埃米尔·扎达”（Amir zada）和“埃米尔的孩子”（Amir’s child）的缩写，他们是直接对国王负责的特权阶层，米尔扎通常从古兰巴洽中发展。

宣礼人（muezzin）：在清真寺宣礼塔上报告祷告时间的人。

穆夫提（mufti）：向法官提供法律解释的伊斯兰教法权威。

穆赫塔西卜（muhtahib）：负责强制执行伊斯兰教法的道德警察。

穆贾希德（mujahid）：参加“圣战”的人，通常指伊斯兰游击队。

穆贾希丁（mujahideen）：“圣战”组织。

毛拉（mullah）：主持穆斯林日常生活的神学家。

穆斯陶菲（mustaufi）：财政大臣或财务主管。

秩序之书（Nizamnama）：阿富汗20世纪20年代颁布的世俗法典。

赤脚男孩（Paylucha）：一个坎大哈街头帮派，后来更名为“穆贾希丁”。

深闺制度（purdah）：把女性与非近亲男性隔离的做法。

普什图瓦里（Pustoonwali）：传统普什图社会的不成文守则，它要求普什图人庇护路人，热情待客，慷慨解囊，捍卫女性亲属的纯洁，提倡恩怨必报和血亲复仇。

克鲁特（q’root）：阿富汗料理中常用的一种干酪。

卡拉（qala）：封建领主的乡村碉堡，有时供整个家族居住。

卡兹（qazi）：法官。

拉马丹（Ramadhan）：穆斯林的斋月。

沙里亚（Shari’a）：即伊斯兰教法，伊斯兰学者数个世纪以来制定的涵盖民事、刑事、宗教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穆斯林行为准则。

舒拉（shura）：伊斯兰术语，即“委员会”。

塔利班（Taliban）：起源于巴基斯坦阿富汗人难民营的宗教极端组织，字面意思是“学生的组织”。

瓦济尔（wazir）：又作“维齐尔”，宫廷大臣或宰相。

觉醒的青年（Wikh-i-Zalmayan）：20世纪40年代拥抱现代主义和普什图民族主义的学生激进组织。

注释

第1章

1．Pohand Abdul Hayy Habibi, Tarikh-i-Mukhtasar-i Afghanistan [Concise History of Afghanistan] (Arlington, VA: Association of Afghan Refugees, 1989), 256–257.

2．Mohammed Ali,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Kabul: Mohammed Ali, 1964), 217–220.

3．Saira Shah, “‘Afghaniyat’ Is Alive and Well in Afghanistan,” Guardian, April 7, 2011,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1/apr/07/afghanistan-nation-building-alive-well.

第2章

1．Hasan Kawun Kakar,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and the Afghan Response, 1979–19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135–140.

2．Ali,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198–199.

3．This picture of the qala comes partly from conversations with Akbar Nowruz, whose family had a qala in Logar.

4．See the discussion of Afghan society in Hasan Kawun Kaka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The Reign of Amir ’Abdal-Rahman Kha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9), 50–66.

5．Description of dalak drawn heavily from Akbar Nowroz’s accounts plus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dalaks of my day.

6．Ali,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199.

7．Kaka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124–126.

8．Zarb-ul Masal-ha, Afghan proverbs collected by Dr. Ja’far Taheri, 129.

第3章

1．This description of Dost Mohammed comes, in part, from Alexander Burnes, Travels into Bokhara: Being the Account of a Journey from India to Cabool, Tartary, and Persia (Philadelphia: E. L. Carey and A. Hart, 1835), 2:23.

2．Mir Ghulam Mohammed Ghobar describes Afghan trade goods, in Afghanistan Dar Maseer-i-Tareekh, Juld-i Awal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Volume 1] (Kabul: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1967), 573, although he claims the economy suffered under Dost Mohammed. Fraser-Tytler has a more complimentary view of his reign. W. K. Fraser-Tytler, Afghanistan: A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entral and South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127.

第4章

1．The phrase appears in The Wealth of Nations, bk. 4, chap. 7, pt. 3. Smith actually qualifies the description by describing England as “a nation whose government is influenced by shopkeepers.” The book can be found at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3300/3300-h/3300-h.htm#2HCH0027.

2．Burnes, Travels into Bokhara, 1:127.

3．Ibid., 1:128.

4．Ibid., 1:178.

5．Ibid., 1:210–217.

6．Ibid., 1:234.

7．Ibid., 2:15–17.

8．Quoted in Ben Macintyre, 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 The First American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2004), 201.

9．Quoted in Karl Ernest Meyer and Shareen Brysac, 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85.

10．Quoted by Fraser-Tytler, Afghanistan, 110. 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manifesto, see Abdul Hakim Tabibi, Afghanistan: A Nation in Love with Freedom (Cedar Rapids, IA: Igram Press, 1985), 144–148.

第5章

1．See Terence Blackburn, The Extermination of a British Army: The Retreat from Kabul (New Delhi: APH, 2008), ix–x, for a detailed breakdown.

2．Jules Stewart, Crimson Snow: Britain’s First Disaster in Afghanistan (Gloucestershire: Sutton Press, 2008), 78, refers to eight hundred wives. Lady Florentia Sale, in her 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Franklin, TN: Tantallon Press, 200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43), 48, refers to the king’ s womenfolk, including wives, daughters, and serving maids, as numbering in the eight hundreds.

3．Mohan Lal, Hindu interpreter for the British, reported this information but didn’t mention the woman’s name. His report was quoted by M. Saeed, Women in Afghan History, http://www.scribd.com/doc/30234527/Women-in-Afghan-History, 13.

4．Louis Dupree, Afghanist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384. Fraser-Tytler, Afghanistan, 114.

5．Sale, Journal, 6–20.

6．Dupree, Afghanistan, 382–383, quoting John William Kaye, 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Third Edition (London, 1874), 2:130.

7．Stewart, Crimson Snow, 102–103.

8．Fraser-Tytler, Afghanistan, 114.

9．I found this diary on the Internet, but unfortunately it has vanished now. I am, however, amused to see that the phrase “frighteningly willing” made its way into the Afghan Chamber of Commerce’s account of the First Anglo-Afghan war here: http://www. afghanchamber.com/history/englishinvation.htm. They must have seen the same diary as I.

10．David Loyn, InAfghanist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35–46.

11．Macintyre, Man WhoWould Be King, 259–260.

12．Dupree, Afghanistan, 386.

13．Ibid., 389.

14．John William Kaye, 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368–370.

15．Ibid., 376.

16．Ibid.

第6章

1．Ghobar, Afghanistan Dar Maseer-i-Tareekh, vol. 1, 573.

2．Ibid., 587–588.

3．Ibid., 573.

4．Ibid.

5．Ibid.

6．Habibi, Tarikh-i-Mukhtasar-i Afghanistan, 290.

7．Ghobar, Afghanistan dar Maseeri Tarikh, vol. 1, 547.

8．Ibid., 583.

9．Ibid., 588.

第7章

1．Abdul Hakim Tabibi, The Politicial Struggles of Syed Jamaluddin al-Afghani (Kabul: Muassisa Intasharat Baihaqi, 1977). Also see Jamil Ahmad, “Jamaluddin Afghani,”http://www.renaissance.com.pk/julletf94.html. For the Iranian-origins argument, see Nikki Keddie, Sayyid Jamal al-Din “al-Afghani”: A Political B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2．Saeed, Women in Afghan History, 15.

3．Ghobar, Afghanistan Dar Maseer-i-Tareekh, vol. 1, 594–595.

4．Habibi, Tarikh-i-Mukhtasar-i Afghanistan, 291–293.

5．Ghobar, Afghanistan Dar Maseer-i-Tareekh, vol. 1, 595–596.

6．Ibid., 594. Sherpoor is within the city limits of today’s Kabul.

第8章

1．Niall Fergusson, Colossus, 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15.

2．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151.

3．Maud Diver, Kabul to Kandahar (London: Peter Davies, 1935), 21.

4．Ibid., 29.

5．Ibid., 48.

6．Ibid., 54.

7．Ibid., 55.

8．Ibid., 58.

9．Ibid., 61.

10．Ibid., 94.

11．Ibid., 98.

12．Ibid., 100.

第9章

1．Kaka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3–6.

2．Habibi, Tarikh-i-Mukhtasar-i Afghanistan.

3．Kaka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48.

4．Ibid., 13.

5．Ibid., 16; also mentioned in Saeed, Women in Afghan History, 17. The story of female bodyguards comes from a conversation with Bob Darr/Abdul Hayy, author of Spy of the Heart.

6．Kakar,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98–100.

7．Ibid., 105.

8．Ibid., 103–105.

9．Ibid., 40.

10．Ibid., 35.

11．Ibid., 38–39.

12．Ibid., xxiii.

第10章

1．Ghobar,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vol. 2, 19–23.

2．Rameen Moshref, “The Life and Times of Amir Habibullah,” Afghanistan Online, http://www.afghan-web.com/bios/detail/dhabib.html. See also Dupree,Afghanistan, 408–409.

3．Khalili, Yawd-dasht hai Ustad Kahlili [Memoirs of Master Khalili] (As told to his daughter Marie) (Herndon, VA: Marie and Mohammed Afzal Nassiri, 2010), 25–27.

4．Ibid., 37–38.

5．Senzil Nawid, “Political Advocacy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fghan Persian Poetry,” Afghanistan Studies Journal 3 (1992): 5–15.

6．Saeed, Afghan Women in History, 19.

7．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3), 11.

8．Ludwig W. Adamec, Afghanistan, 1900–1923: A Diplomatic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95.

9．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20–21.

10．Ibid., 20.

11．Khalili, Yawd-dasht hai Ustad Kahlili, 28–31.

12．Ibid., 32.

13．Ibid., 36.

14．Ibid.

第11章

1．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23.

2．Ibid., 37.

3．Ibid., 43.

4．Ibid., 61.

5．Ibid., 73.

6．Ibid.

第12章

1．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188.

2．Sana Haroon, Frontier of Faith: Islam in the Indo-Afghan Border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7–119.

3．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346.

4．Khalili, Yawd-dasht hai Ustad Kahlili, 55–59.

5．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378.

6．Ibid., 377–379, 403–405.

第13章

1．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416–417. Also see Saqao’s “own” accounts of his exploits in his supposed autobiography: Habibullah Kalakani, My Life from Brigand to King (London: Octagon Press, 1990), 54–59, 66–68, 71–82.

2．For a discussion of Saqao’s image, see Ludwig Adamec, “The Two Faces of Habibullah Kalakani,” Afghanistan Studies Journal 2 (1990–1991): 85–90.

3．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425–426, 435–437. Saqao’s autobiography gives an amusingly different account of this episode. Kalakani, Brigand to King, 115–116, 118–120.

4．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480. These stories were still being told when I was growing up in Kabul twenty-five years later. The poet Khalili’s memoir gives a far more admiring picture of Bacha (59–60, 71–82), as does his biography of Amir Habibullah Kalakani.

5．Khalili, Yawd-dasht hai Ustad Kahlili, 71–73. Rhea Talley Stewart, Fire in Afghanistan, 438.

6．Kalakani, Brigand to King, 158–180.

7．M. H. Anwar, Memories of Afghanistan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04), 127–129.

第14章

1．Anwar, Memories of Afghanistan, 131–132.

2．Ghobar,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vol. 2, 96–97.

3．Khaled Siddiq Charkhi recount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harkhi elders and the subsequent fate of surviving family members in From My Memories: Memoirs of Political Imprisonment from Childhood in Afghanistan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10). See 1–37.

4．Ghobar,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vol. 2, 68.

5．Anwar, Memories of Afghanistan, 200–201, 212–215, 228, 225–226, 262–277.

6．Ghobar,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vol. 2, 151–161.

7．Amin Saikal, Modern Afghanistan: A History of Struggle and Survival (New York: I. B. Taurus, 2004), 114–115.

第15章

1．Dupree, Afghanistan, 510.

2．When Mao Tse-tung invented the term “Third World,” he meant to label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the “first world,” the developed second-tier powers such as France and Germany the “second world,” and all the undeveloped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the third world. In common usage, First World came to mean the Capitalist West, Second World the Soviet-led Communist countries, and Third World everybody else.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terms has remained ambiguous.

3．Dimensions from Dupree, Afghanistan, 483.

4．Ibid., 513–522.

第16章

1．I remember hearing these speeche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m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growing up in Kabul.

2．Dupree, Afghanistan, 546–548.

第17章

1．Dupree, Afghanistan 549.

2．From private conversations with Nasser Hosseini, former ambassador to France, Mazar Ansary, and others.

3．Dupree, Afghanistan, 501.

第18章

1．Raja Anwar, The Tragedy of Afghanistan: A First-Hand Account (London: Verso, 1988), 45.

2．Bashir Sakhawerz, author of the novel The Snake Charmer, described these events to me in July 2011; so did Ghulam Ebadi, author of an unpublished memoir, “In Quest of Khalil,” which I was editing when he unexpectedly passed away.

3．Anwar, Tragedy of Afghanistan, 39–45.

4．Mentioned by Khaled Hosseini, who heard it from his father’s associates in the government.

第19章

1．Conversation with Ghaffar Lakanwall, former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in the Karmal government, August 16, 2005.

2．Ibid.

3．Kabul Times, page 1, August 9, 1979.

4．Conversation with Idrees Ahmad Rahmani, June 17, 2011.

5．Anwar, Tragedy of Afghanistan, 129, cites a 1978–1979 survey that claims 2.5 million Afghans—one out of every six—were nomadic or seminomadic at that time.

6．Fred Halliday, “The War and Revolution in Afghanistan,” New Left Review, no. 119 (January–February, 1980): 31.

7．Anwar, Tragedy of Afghanistan, 179–180.

8．My cousin Farid, who was studying in New York at the same time as Amin, recollects Amin’s fruitless but sincere attempt to recruit him into the Afghan Communist Party.

9．Kakar, among others, gives the twenty-five thousand figure in his book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and the Afghan Response, 1979-1982. Anwar, Tragedy of Afghanistan, 156–157, gives the eight hundred number.

10．See Anwar, Tragedy of Afghanistan, 166–173,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is debacle.

11．The Russian General Staff, The Soviet-Afghan War: How a Superpower Fought and Los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15.

第20章

1．Conversation in the summer of 2002 with Malia Zulfiqar, former minister of women’s affairs in the Amin government, who resigned (and then defected)because she was required to take part in episodes like this.

2．Russian General Staff, Soviet-Afghan War, 21–22.

3．This detail comes from Mahtab Mujaddedi, who fought in Afghanistan as a Mujahid in the eighties.

第21章

1．Kakar, Afghanistan, 80.

2．Ibid., 138.

3．I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4．Chronicled in Ghulam Ebadi’s unpublished personal essay “The Prince and the Lion.”

5．From Abdullah Qazi, “Biography: Ahmad Shah Massoud,” Afghanistan Online, http://www.afghan-web.com/bios/yest/asmasood.html, 2001, updated 2007.

第22章

1．In the nationwide speech delivered on July 15, 1979, Carter used the phrase “crisis of confidence,” but his advisor Patrick Caddell had used the word “malaise” in his memo to Carter about the address, which became known ever after as Carter’s “malaise” speech.

2．Reagan first evoked the phrase in a speech t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March 8, 1983, in Orlando, Florida.

3．If you don’t believe me, just Google “Gorbachev, birthmark, anti-Christ.”

4．Nixon used variations of this phrase in his campaign speeches leading to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972 and explicitly in a speech on January 23, 1973, describing the Paris Peace Accords his negotiators had just signed with the North Vietnamese.

5．Kamal Matinuddin, The Taliban Phenomenon: Afghanistan 1994–1997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53. Steve Coll, Ghost Wars (New York: Penguin, 2004), puts the number distributed by the CIA at twenty-three hundred, 337.

第23章

1．In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July 2, 2002.

2．Coll, Ghost Wars, 337, says six hundred remained in Afghan hands in 1996.

3．Mark Urban, War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241–243.

4．http://www.youtube.com/watch?v=p_Kp21GGccE.

第24章

1．Peter Tomsen, The Wars of Afghanista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17.

2．Matinuddin, Taliban Phenomenon, 18.

3．Ibid., 20.

4．Ahmad Rashid,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Yale Note Ben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78.

5．http://www.infoplease.com/ipa/A0762181.html.

6．For a complete list of countries in the coalition and their troop contributions, see http://www.cryan.com/war/AlliedForces.html.

7．Various sources, such as BBC news reports, http://news.bbc.co.uk/2/shared/spl/hi/ middle_east/02/iraq_events/html/desert_storm.stm.

8．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45404) official count of Americans killed in this war is 147. CNN (http://articles.cnn.com/2003-04-17/world/sprj.irq.casualties_1_combat-deathscasualties-coalition-deaths?_s=PM:WORLD) set total coalition casualties at 358.For casualties on the Iraqi side, see http://www.cryan. com/war/AlliedForces .html. The accuracy of this count is open to discussion since official US Defense Department sources avoid estimating Iraqi casualties, as discussed by John Heidenrich, “The Gulf War: How Many Iraqis Died?” Foreign Policy, no. 90 (Spring 1993): 108–125.

9．Michael Klare, 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1), 2–3; also see CIA estimates of oil reserves worldwide at https://www.cia. 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178 rank.html.

10．Matinuddin, Taliban Phenomenon, 65–66.

11．Michael Griffin, Reaping the Whirlwind: The Taliban Movement in Afghanistan (London: Pluto Press, 2001), 36–37.

12．Ibid., 40.

13．Matinuddin, Taliban Phenomenon, 49–50. According to US State Department cables, however, US intelligence believed Pakistan directly funded and armed the Taliban. See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227/index.htm#15#15.

第25章

1．Matinuddin, Taliban Phenomenon, 87.

2．For a full picture, see Abdul Salam Zaeef, My Life with the Taliban, ed.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and Felix Kueh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3．Tomsen, Wars of Afghanistan, 20.

4．Ibid., 17.

第27章

1．Coll, Ghost Wars, 548.

2．Ibid., 538.

3．Ibid., 543.

4．Zaeef, My Life with the Taliban, 141–143.

5．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1/06/22/world/asia/afghanistan-war-timeline. html.

第28章

1．Ahmad Rashi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ilure of Nation Building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Viking, 2008), 90–93.

第29章

1．This data is collected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including Lydia’s Poole’s report to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t http://www.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 org/wpcontent/uploads/2011/02/gha-Afghanistan-2011-major-resource-flows.pdf. Also see GAO report found at http://www.gao.gov/new.items/d05742.pdf.

2．Interviewed in the movie DefyingSilence by Stacia Teele and Ed Robbins.

3．http://www.pbs.org/independentlens/afghanistanunveiled/film.html.

4．http://old.bfi.org.uk/sightandsound/feature/242.

5．Joel Brinkley, “Pity Afghanistan’s Childre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November 6, 2011.

第30章

1．Gayle Lemmon, “Raisins Give Hope to Afghan Farmer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8, 2010.

2．This statistic was cited by a speaker at a September 2003 fund-raising event in Marin County for Roots for Peace, an NGO dedicated to removing land mines from war-torn areas and planting grapevines in the clear soil.

3．http://www.infoplease.com/ipa/A0933935.html.

4．General Accountability Office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July 2005,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Despite Some Progress, Deteriorating Security and Other Obstacles Continue to Threaten Achievement of U.S. Goals (Washington, DC: GAO, 2005), http://www.gao.gov/new.items/d05742.pdf.

5．Tomsen, Wars of Afghanistan, 640; and Sayid Sattar Langary, Women from Afghanistan in Diaspora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10), xii.

6．Lydia Poole, Afghanistan: Tracking Major Resource Flows, 2002–2010 (Wells, UK: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http://www.globalhumanitarianassistance.org/wp-content/ uploads/2011/02/gha-Afghanistan-2011-major-resource-flows.pdf.

7．Fariba Nawa, “Deconstructing the Reconstruction: A Corpwatch Investigative Report,” http://www.corpwatch.org/article.php?id=14076, 15.

8．Afghan Amabassador Tayeb Jawad (in a speech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April 2007) claimed that two-thirds of the money allocated to aid in Afghanistan was banked in America. See also Matthew Nasuti, “America’s ‘Phantom Aid’ to Afghanistan,” Atlantic Free Press, November 4, 2009, http://atlanticfreepress.com/ news/1/12194-americas-qphantom-aidq-to-afghanistan.html.

9．A June 2011 Majority Staff Report to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estimated that posting one US civilian in Afghanistan costs half a million dollars, excluding security expenses and salary. Evaluating U.S. Foreign Assistance to Afghanista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1), http://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 SPRT%20112-21.pdf, 7.

10．Conversation with James Ritchie, June 14, 2006.

11．Conversation with Wahid Mohmand, 2006.

第31章

1．Fariba Nawa, Opium Nation: Child Brides, Drug Lords, and One Woman’s Journey Through Afghanista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11), 100–101. See also Gretchen Peters, “The Taliban and the Opium Trade,” in Antonio Giustozzi, ed.,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14.

2．Nawa, Opium Nation, 142–144.

3．Joshua Partlow, “Afghan Minister Accused of Taking Brib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8,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11/17/ AR2009111704198_2.html?sid=ST2009111800831.

4．Jonathan Landay, “Factory, Coal Mine Show Connections Matter Most in Afghan Business,” McClatchy Newspapers, Washington Bureau, November 14, 2010, http://www. mcclatchydc.com/2010/11/14/v-print/103393/afghan-business-model-connections.html.

5．Dr. Nadir Atash, Turbulence: The Tumultuous Journey of One Man’s Quest for Change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Planetpix Productions, 2009), 188–189.

6．Ben Farmer, “Karzai Under Pressure After Investigations Target 15 Officials on Corruption Charges,” Telegraph, November 23, 2009,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 worldnews/asia/afghanistan/6636999/Karzai-under-pressure-after-investigations-target-15-officials-on-corruption-charges.html.

7．Arthur Kent, “West’s Afghan Mission Undone by Farcical Spy vs. Spy Bribes,” Sky Reporter, August 31, 2010, http://skyreporter.com/blog/page/2/20 100830_01/.

8．Conversation with Humaira Ghilzai, January 2, 2012.

9．Jonathan Steele, “US Convinced Karzai Half-Brother Is Corrupt, WikiLeaks Cables Say,” Guardian, December 2, 2010,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0/dec/02/us-karzai-half-brother-wikileaks; see also Dexter Filkins, Mark Mazzetti, and James Risen, “Brother of Afghan Leader Said to Be Paid by C.I.A.,”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7,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0/28/world/asia/28intel.html?_r=1.

10．Dexter Filkins, “Iran Is Said to Give Top Karzai Aide Cash by the Bagfu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10/24/world/asia/24afghan.html?pagewanted=all.

第32章

1．Christopher Reuter and Borhan Younus, “The Return of the Taliban in Andar District,”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101, 105.

2．Tim Golden, “In U.S. Report, Brutal Details of 2 Afghan Inmates’ Deaths,” New York Times, May 20, 2005, http://www.nytimes.com/2005/05/20/international/asia/20abuse. html?pagewanted=all. Also see Carlotta Gall, “U.S. Examines Death of Afghan in Custody / Pathologist Described It as a Homicid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ch 3, 2003, A-5, http://www.sfgate.com/cgi-bin/article.cgi?f=/c/a/2003/03/04/MN204728. DTL#ixzz1dtkZHw3U.

3．Reuter and Younus, “Return of the Taliban,” 102–103.

4．Duncan Campbell and Kitty Logan, “The Man Who Thinks He’s George Clooney. A Story of Today’s Kabul,” Guardian, July 9, 2004.

5．Reuter and Younus, “Return of the Taliban,” 109–110.

6．Joanna Nathan, “Reading the Taliban,”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25–26.

7．Peters, “The Taliban and the Opium Trade,”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13–14.

8．Tom Coghlan, “The Taliban in Helmand: An Oral History,”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119–120.

第33章

1．“UNICEF Alarmed as Attacks on Afghan Schools Rise,” Unicef News, http://www. unicef.org/infobycountry/media_35196.html. See also Carlotta Gall, “Taliban Behead High School Teacher in Southern Afghanist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06, http://www. nytimes.com/2006/01/04/international/asia/04cnd-afghanistan.html.

2．See, for example, Abdul Awaal Zabulwal, “Taliban in Zabul: A Witness Account,”184–186, and David Kilcullen, “Taliban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Kunar,” 238–240, both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3．Mohammed Osman Tariq Elias, “The Resurgence of the Taliban in Kabul, Loar, and Wardak,”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50–52.

4．Nawa, Opium Nation, 176.

第34章

1．Amy Belasco, Troop Level in the Afghan and Iraq Wars, FY2001–1012 (Washington, DC: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July 2, 2009), http://www .fas.org/sgp/crs/natsec/R40682. pdf.

2．Moshe Schwartz and Joyprada Swain,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Washington, DC: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May 13, 2011), http:// www.fas.org/sgp/crs/natsec/R40764.pdf.

3．Quoting an English language radio station in Islamabad. “U.S. to Provide 85 Drones for Pakistan,” Xinhua News Agency, April 22, 2011, http://www .afghanistannewscenter. com/news/2011/april/apr222011.html#16.

4．Sayyaf, a leading Mujahideen commander, and Amin, the Communist president, were related by marriage: their wives were sisters. In my village, some men were affiliated with Hezb-i-Islam while their cousins fought for Parcham.

5．David Hastings, “The Runaway General: The Rolling Stone Profile of Stanley McChrystal That Changed History,” Rolling Stone, June 22, 2010, http://www.rollingstone. com/politics/news/the-runaway-general-20100622.

6．Spencer Ackerman, “25 Tons of Bombs Wipe Afghan Town Off Map,” Wired, January 19, 2011, http://www.wired.com/dangerroom/2011/01/25-tons-of-bombs-wipes-afghan-town-off-the-map/.

7．Taimour Shah and Alyssa Rubin, “Taliban Proudly Describes Secrets of Great Escape,” Sydney Morning Herald, April 27, 2011.

8．Geneva Sands, “Gingrich: ‘I Don’t See a Path Ahead’ for Reform in Afghanistan,”Hill, March 13, 2012, http://thehill.com/video/campaign/215749-gingrich-i-dont-see-a-path-ahead-for-reform-in-afghanistan-.

第35章

1．Kirk Semple, “Big Weddings Bring Afghans Joy, Debt,” New YorkTimes, January 14,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1/14/world/asia/14weddings.html?pagewanted=all.

2．Conversation with Rahmani, now doing his doctoral studies at UCLA, June 17, 2011.

3．Peters, “The Taliban and the Opium Trade,” 9.

4．Elizabeth Rubin, “Studio Kabul,” New 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 October 24, 2010, 40.

5．http://www.imdb.com/title/tt1506942/.

参考文献

Ackerman, Spencer. “25 Tons of Bombs Wipe Afghan Town Off Map.”Wired, January 19, 2011. www.wired.com/dangerroom/2011/01/25-tons-of-bombs-wipes-afghan-town-off-the-map/.

Adamec, Ludwig W. Afghanistan, 1900–1923: A Diplomatic Hist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Afghanistan’s Foreign Affairs to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Relations with the USSR, Germany, and Britain.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4.

——. “The Two Faces of Habibullah Kalakani.” Afghanistan Studies Journal 2 (1990–1991): 85–90.

Ahmad, Jamil. “Jamaluddin Afghani.” www.renaissance.com.pk/julletf94.

Ali, Mohammed. A Cultural History of Afghanistan. Kabul: Mohammed Ali, 1964.

Anwar, M. H. Memories of Afghanistan.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04.

Anwar, Raja, The Tragedy of Afghanistan: A First-Hand Account. London: Verso, 1988.

Arnold, Anthony.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in Perspective. Palo Alto,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1.

——. Afghanistan’s Two-Party Communism.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3.

Atash, Nadir. Turbulence: The Tumultuous Journey of One Man’s Quest for Change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Planetpix, 2009.

Belasco, Amy. Troop Level in the Afghan and Iraq Wars, FY2001–1012. Washington, DC: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2009. www.fas.org/sgp/crs/natsec/R40682.pdf.

Blackburn, Terence. The Extermination of a British Army: The Retreat from Kabul. New Delhi: APH, 2008.

Burnes, Alexander. Travels into Bokhara: Being the Account of a Journey from India to Cabool, Tartary, and Persia. 2 vols. Philadelphia: E. L.Carey and A. Hart, 1835.

Campbell, Duncan, and Kitty Logan. “The Man Who Thinks He’s George

Clooney. A Story of Today’s Kabul.” Guardian, July 9, 2004.

Charkhi, Khaled Siddiq. From My Memories: Memoirs of Political Imprisonment from Childhood in Afghanistan. Bloomington, IN:Author-House, 2010.

Chayes, Sarah. The Punishment of Virtue: Inside Afghanistan after the Taliba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Coll, Steve. Ghost War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Cooley, John K. Unholy Wars: Afghanistan, America,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99.

Coghlan, Tom. “The Taliban in Helmand: An Oral History.”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119–154.

Darr, Abdul Hayy Robert. The Spy of the Heart. Louisville, KY: Fons Vitae, 2006.

Diver, Maud. Kabul to Kandahar. London: Peter Davies, 1935.

Dupree, Louis. Afghanist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Edwards, Lucy Morgan. The Afghan Solution: The Inside Story of Abdul Haq, the CIA and How Western Hubris Lost Afghanistan. London:Pluto Press, 2011.

Elias, Barbara, ed. Pakistan: “The Taliban’s Godfather”?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227. Washington, DC: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2007.

Elias, Mohammed Osman Tariq. “The Resurgence of the Taliban in Kabul, Logar, and Wardak.”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43–56.

“The English in Afghanistan.” North American Review 55, no. 116 (July 1842): 45–72.

Farmer, Ben. “Karzai Under Pressure After Investigations Target 15 Officials on Corruption Charges.” Telegraph, November 23, 2009. 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 afghanistan/6636999/Karzai-under-pressure-after-investigations-target-15-officials-on-corruption-charges.

Fergusson, Niall. Colossus: The Price of America’s Empire. New York:Penguin Books, 2004.

Ferris, John. “Invading Afghanistan, 1838–2006: Politics and Pacification.”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9, no. 1 (Fall 2006).www.jmss.org/jmss/index.php/jmss/article/ view/119/131.

Filkins, Dexter. “Iran Is Said to Give Top Karzai Aide Cash by the Bagful.”New York Times,October 23, 2010. www.nytimes.com/2010/10/24/world/asia/24afghan? pagewanted=all.

Filkins, Dexter, Mark Mazzetti, and James Risen. “Brother of Afghan Leader Said to Be Paid by C.I.A.”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7, 2009.www.nytimes.com/2009/10/28/world/ asia/28intel?_r=1.

Forbes, Archibald. The Afghan Wars. New York: Scribner, 1892. Reprint, Kessinger, 2004.

Fraser-Tytler, W. K. Afghanistan: A Stud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entral and South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Gall, Carlotta. “Taliban Behead High School Teacher in Southern Afghanist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4, 2006. www.nytimes.com/2006/01/04/international/asia/04cnd-afghanistan.

——.“U.S. examines death of Afghan in custody / Pathologist Described It as a Homicid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March 3,2003, A-5. www.sfgate.com/cgi-bin/ article.cgi?f=/c/a/2003/03/04/MN 204728.DTL#ixzz1dtkZHw3U.

Gandhi, Sajit, ed. The September 11th Sourcebooks. Vol. 8, The Taliban File. Washington, DC: The GWU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2003.

Ghaus, Abdul Samad. The Fall of Afghanistan: An Insider’s Account. Washington, DC: Pergamon-Brassey, 1988.

Ghobar, Mir Ghulam Mohammed. Afghanistan Dar Maseer-i-Tareekh, Juld-i Awal.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Volume 1].Kabul: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Department, 1967.

——.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Vol. 2. Translated by Sherief Fayez. Alexandria, VA: Hashmat Gobar, 2001.

Girardet, Edward. The Soviet Wa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6.

Giustozzi, Antonio, ed.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Gohari, M. J. The Taliban: Ascent to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Golden, Tim. “In U.S. Report, Brutal Details of 2 Afghan Inmates’Deaths.”New York Times, May 20, 2005. www.nytimes.com/2005/05/20/international/asia/20abuse?pagewanted=all.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 Despite Some Progress, Deteriorating Security and Other Obstacles Continue to Threaten Achievement of U.S. Goals. Washington, DC: GAO, 2005.

Griffin, Michael. Reaping the Whirlwind: The Taliban Movement in Afghanistan. London: Pluto Press, 2001.

Gross, Nassrine Abubakr, ed. Qassarikh-i-Malalai ya Khaterat-e Awaleen Leesa-ye Dokhtaran-e Afghanistan [Memories of Malalai, the First Girls’ School in Afhganistan]. Falls Church, VA: KabulTec, 1998.

Habibi, Pohand Abdul Hayy. Tarikh-i-Mukhtasar-i Afghanistan [Concise History of Afghanistan]. Arlington, VA: Association of Afghan Refugees, 1989.

Hafvenstein, Joel. Opium Season: A Year on the Afghan Frontier. Guilford, CT: Lyons Press, 2007.

Halliday, Fred. “Revolution in Afghanistan.” New Left Review, no. 112(November–December 1978): 3–44.

——. Soviet Policy in the Arc of Crisi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1981.

——. “The War and Revolution in Afghanistan.” New Left Review, no. 119 (January–

February 1980): 20–41.

Haroon, Sana. Frontier of Faith: Islam in the Indo-Afghan Borderlan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Hastings, David. “The Runaway General: The Rolling Stone Profile of Stanley McChrystal That Changed History.” Rolling Stone, June 22, 2010. 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 news/the-runaway-general-20100622.

Heidenrich, John. “The Gulf War: How Many Iraqis Died?” Foreign Policy,no. 90 (Spring 1993): 108–125.

Jones, Ann. Kabul in Winter: Life Without Peace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Joya, Malalai. A Woman Among Warlords. New York, Scribner, 2009.

Kakar, Hasan Kawun.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and the Afghan Response, 1979–19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Afghanistan: The Reign of Amir ’Abd al-Rahman Kha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9.

Kalakani, Habibullah. My Life from Brigand to King. London: Octagon Press, 1990.

Kaplan, Robert D. Soldiers of God: With the Mujahidin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0.

Kaye, John William. History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3 vols. London:Richard Bentley, 1858.

Keddie, Nikki. Sayyid Jamal al-Din “al-Afghani”: A Political B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Kent, Arthur. “West’s Afghan Mission Undone by Farcical Spy vs. Spy Bribes.” Sky Reporter, August 31, 2010. http://skyreporter.com/blog/page/2/20100830_01/.

Khalili, Khalilullah. Yawd-dasht hai Ustad Kahlili [Memoirs of Master Kahlili] (As told to his daughter Marie). Herndon, VA: Marie and

Mohammed Afzal Nassiri, 2010.

Kilcullen, David. “Taliban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Kunar.”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231–246.

Lal, Mohan. Life of the Amir Dost Mohammed Khan of Kabul. London: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46.

Landay, Jonathan. “Factory, Coal Mine Show Connections Matter Most in Afghan Business.”McClatchy Newspapers, Washington Bureau,Nov. 14, 2010. www.mcclatchydc. com/2010/11/14/v-print/103393/afghan-business-model-connections.

Langary, Sayid Sattar. Women from Afghanistan in Diaspora.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12.

Loyn, David.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MacEachin, Douglas. Predicting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s Record. Langley, VA: CSI Publications, 2007.

Macintyre, Ben. 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 The First American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2004.

Majority Staff Report to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Evaluating U.S. Foreign Assistance to Afghanistan.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1, 7. www.foreign.senate. gov/imo/media/doc/SPRT%20112-21.pdf.

Matinuddin, Kamal. The Taliban Phenomenon: Afghanistan 1994–199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eyer, Karl Ernest, and Shareen Blair Brysac. Tournament of Shadows: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Basic Books, 2006.

Moshref, Rameen. “The Life and Times of Amir Habibullah.” Afghanistan Online. www. afghan-web.com/bios/detail/dhabib.

Nathan, Joanna. “Reading the Taliban.”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23–42.

Nasuti, Matthew. “America’s ‘Phantom Aid’ to Afghanistan.” Atlantic Free Press, November 4, 2009. http://atlanticfreepress.com/news/1/12194-americas-qphantom-aidq-to-afghanistan.

Nawa, Fariba. “Deconstructing the Reconstruction: A Corpwatch Investigative Report.”www.corpwatch.org/article.php?id=14076.

——. Opium Nation: Child Brides, Drug Lords, and One Woman’s Journey Through Afghanista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11.

Nawid, Senzil. “Political Advocacy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fghan Persian Poetry.”Afghanistan Studies Journal 3 (1992): 5–17.

Noelle, Christine. State and Tribe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 The Reign of Amir Dost Mohammed Khan. London: Curzon Press, 1997.

Overby, Paul. Getting Out of Afghanistan. New York: Foothills Press, 2012.

——. Holy Blood: An Inside View of the Afghan War. Westport, CT: Praeger, 1993.

Partlow, Joshua. “Afghan Minister Accused of Taking Brib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8, 2009.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11/17/AR2009111704 198_2?sid=ST2009111800831.

Peters, Gretchen. “The Taliban and the Opium Trade.”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7–22.

Poole, Lydia. Afghanistan: Tracking Major Resource Flows, 2002–2010. Wells, UK: Glob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www.globalhuman itarianassistance.org

Qazi, Abdullah. “Biography: Ahmad Shah Massoud.” Afghanistan Online. www.afghanweb.com/bios/yest/asmasood, 2001, updated 2007.

Rashid, Ahma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ilure of Nation Building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New York: Viking, 2008.

——. Taliban: Militant Islam, Oil, &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 New Haven: Yale Note Ben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Reuter, Christopher, and Borhan Younus. “The Return of the Taliban in Andar District.”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101–118.

Robson, Brian. The Road to Kabul: The Second Afghan War 1878 to 1881. Gloucestershire, UK: History Press, 2008.

Rotberg, Robert, ed. Building a New Afghanistan. Cambridge: World Peace Foundation; and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07.

Rubin, Elizabeth. “In the Land of the Taliba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22, 2006, 86–94.

——. “Studio Kabul.”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24, 2010, 40.Russian General Staff. The Soviet-Afghan War: How a Superpower Fought and Los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Sadeed, Suraya. Forbidden Lessons in a Kabul Guesthouse. New York: Hyperion, 2011.

Saikal, Amin. Modern Afghanistan: A History of Struggle and Survival. New York: I. B. Taurus, 2004.

Sale, Florentia. 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Franklin, TN: Tantallon Press, 2002.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43.

Sands, Geneva. “Gingrich: ‘I Don’t See a Path Ahead’ for Reform in Afghanistan.” Hill, March 13, 2012. www.thehill.com/video/campaign/215749-gingrich-i-dont-see-a-path-ahead-for-reform-in-afghanistan.

Savranskaya, Svetlana, ed. Afghanistan, Lessons from the Last War: The Soviet Experience in Afghanistan: Russian Documents and Memoir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 21. Washington, DC: GeorgeWashington University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2001.

Savranskaya, Svetlana, and Thomas Blanton, ed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272, Afghanistan and the Soviet Withdrawal, 20 Years Later. Washington, DC: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2009.

Schwartz, Moshe, and Joyprada Swain.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Washington, DC: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May 13, 2011. www.fas.org.

Semple, Kirk. “Big Weddings Bring Afghans Joy, Debt.” New York Times,January 14, 2008. www.nytimes.com/2008/01/14/world/asia/14weddings?pagewanted=ala.

Shah, Saira. “‘Afghaniyat’ Is Alive and Well in Afghanistan.” Guardian, April 7, 2011. www. 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1/apr/07.

Shah, Taimour, and Alyssa Rubin. “Taliban Proudly Describes Secrets of Great Escape.”Sydney Morning Herald, April 27, 2011.

Shalizi, Abdussattar. Afghanistan: Ancient Land with Modern Ways. Kabul: Ministry of Planning, 1964.

Steele, Jonathan. “US Convinced Karzai Half-Brother Is Corrupt, Wiki -Leaks Cables Say.”

Guardian, December 2, 2010. www.guardian. co.uk/world/2010/dec/02/us-karzai-half-brother-wikileaks.

Stewart, Jules. Crimson Snow: Britain’s First Disaster in Afghanistan. Gloucestershire: Sutton Press, 2008.

Stewart, Rhea Talley. Fire in Afghanista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3.

Tabibi, Abdul Hakim. Afghanistan: A Nation in Love with Freedom. Cedar Rapids, IA: Igram Press, 1985.

——. Talashhayi Siyasi Sayyed Jamaluddin Afghani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of Sayid Jamal ad-Din Afghani]. Kabul: Muassisa Intasharat Baihaqi, 1355/1977.

Taheri, Mohammed Ja’far. Zarb’ul Masal-ha [Proverbs]. Arlington, VA: Asghar Taheri, 1389/1991.

Tomsen, Peter. The Wars of Afghanista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UNICEF Alarmed as Attacks on Afghan Schools Rise.” Unicef News. www.unicef.org/ infobycountry/media_35196.

Urban, Mark. War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U.S. to Provide 85 Drones for Pakistan.” Xinhua News Agency, April 22, 2011. www. afghanistannewscenter.com/news/2011/april.Zabulwal, Abdul Awaal. “Taliban in Zabul: A Witness Account.” In Giustozzi, Decoding the New Taliban, 179–190.

Zaeef, Abdul Salam. My Life with the Taliban, edited by Alex Strick van Linschoten and Felix Kueh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原书索引

Abdali confederation, 11–12

Abdullah Abdullah, 209, 270

Abdullah Khan (son of Sher Ali), 75–76

Abdu’Rahman
builds spy network, security services, 91–94, 97, 137
centralizes Afghan government, 93–99, 133
consolidates village republics, 87
controls religious leaders, 93–96
formalizes agreements with British, 83, 88, 133
death of, 101

Abu Ghraib, 309

Adel, Ibrahim, 301–302

Afghan culture. See Culture of Afghanistan

Afghan Interim Government (AIG), 221, 339

Afghan National Army (ANA), 308–309, 330–331

Afghan National Police (ANP), 308–309, 330–331

Afghan Star television program, 339

Afghan Student Association, 186

Afghanistan
cities bombed in retribution for 9/11, 260–261
daunting problems of postBonn era, 275–278, 289
dynastic empire under Ahmad Shah, 17, 31–32
as family business under Mohammedzais, 63–66
independence recognized by GB, world, 114–116
mineral wealth, 333–336
modern borders established (1879), 67, 86
modernization programs, 70, 104, 155–158
as nexus for Islamism, 245
nonaligned during Cold War, 148, 162, 165, 201
opposes Pakistan state over Peshawar issue, 159–161
reconstruction (see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Soviet invasion/depopulation/with-drawal, 190–200, 214, 217

Taliban takes control of Mujahideen-held provinces, 235–236
culture (see Culture of Afghanistan)

Afghanista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Ghobar), 145

Afghanistan Unveiled film, 283–284

Afghans-4-Tomorrow, 291

Afghan–Soviet War, 190–200, 203–209, 214–218, 265

Af-Pak policies of Obama, 323–325, 327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 149–150

Ahad, Abdul, 307

Ahmad Khan. See Ahmad Shah

Ahmad Shah
as young man, early reign, 9–13
as patriarch of patriarchs, 21
sacks India, 13, 31
unites Pushtoons and ethnic groups, 14–15
death of, 31–32

Ahmad Shah Baba. See Ahmad Shah

Airports, 153, 170

Akbar (son of Dost Mohammed).

See Akbar Khan, Wazir

Akbar Khan, Wazir
as young man of war, 48–51
as Dost Mohammed’s heir, 60–61, 63
leads Afghan rebellion against British, 53–55
death of, 64

Al Qaeda
origins, 246
bombs embassies in Nairobi and Tanzania, 250–252

Bush’s perspective, 257
considers airplanes as suicide bombs, 259
trains for 9/11 attacks, 260, 267
implications of bin Laden’s death, 329–330

Al-Azhar University, 122, 174

Albright, Madeleine, 256

Alcohol consumption, 40, 169, 316

Alexander the Great, 40, 98–99, 333

Ali, Mohammed, 20

Ali Ahmad, 114

Allah-u-Akbar demonstration against Soviets, 193–195

Amanullah
succeeds Habibullah, 105, 108–109
attains independence from GB, 111–116
implements revolutionary reforms, 117–120, 125, 265
travels to Europe, 121–124
overthrown by bandit Saqao, 129–130
dies in exile in Italy, 130
vanishes from collective Afghan memory, 141
loyalists strike at Nadir, 135

American Idol television program, 339

Amin, Hafizullah
conflicts with Soviets, 185–187
leads coup against Daoud (1978), 177
reduces dependence on Soviets, 189
second in command in Khalq regime, 179
murdered by Soviets during invasion, 191–192

Amin of Logar, 60–61

Andropov, Yuri, 213

Anglo-Afghan War, First (1839–1842), 47–57, 61

Anglo-Afghan War, Second(1878–1880), 75–83

Anglo-Afghan War, Third (1919), 112

Ansary, Aman (father of author)birth, youth, 103, 112–113, 136
education abroad, marriage, 140
on Kabul University faculty, administration, 140, 173–174
on HVA project, 149, 169

Ansary, Khwadja Abdullah, 19, 125

Arab Afghans, 245–247

Arghandab Dam, 150, 169

Ariana, 4, 15

Ariana Airlines, 152, 157, 303

Ariana TV, 317

Article 24 of the constitution, 164–165

Arts return to Afghanistan, 340–342

Asef (author’s uncle), 222

Asia Foundation, 186, 283–284, 293, 333

Asian Women’s Conference in Ceylon, 155

Asma Restya, 105

Asmatey, Zabiullah, 303

Atash, Nadir, 303

Ataturk, 117, 120

Auckland, Lord (George Eden), 42–44, 45, 47

Ayatollah Khomeini, 187–188

Ayub, 82–83, 90

Babar, Naseerullah, 233–235

Bagram airbase/detention center, 153, 191, 308, 309, 331

Bala Hissar palace, 18, 47, 56, 78

Bamiyan valley, 49, 256, 285, 349–350

Barakzais clan, 11, 15

Bhutto, Zulfiqar Ali, 176, 188

Biden, Joe, 325–326, 328

Bin Laden, Osama
allied to, funds, Taliban, 247
as Arab Afghan, 246
bombings of 1998, 250–251
focused on by US policy makers, 249
issues fatwa, 247–248
videotape, 261
significance of his death, 329–330

Bismarck, Otto von, 73

Black Hole of Calcutta, 30–31

Black Swan movie, 340

Blackwater private security, 296

Bollywood movies, 158, 221

Bombings. See Suicide bombings; specific incidents

Bonaparte, Napoleon. See Napoleon

Bonn Conference (2001), 267–275

Brezhnev, Leonid, 190, 213, 217

Bridas oil company, 241–242

Britain. See Great Britain

British Empire. See Great Britain

British invasions of Afghanistan.

See Anglo-Afghan wars

Brzezinski, Zbigniew, 212

Buddha sculptures destroyed, 256, 285

Buddhism, 4

Buddhist monastery at Mes Aynak, 336

Bulgheroni, Carlos, 241–242

Burnes, Alexander, 38–53

Burqa, 118, 125, 131. See also Chad’ri

Bush, George H. W., 225

Bush, George W.

disregards bin Laden, Taliban, 257
increases troops,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323–324
invades Iraq, 230
sees Afghan intervention as purely military, 292–293

Buzkashi games, 3, 166, 345

Capitalism. See Entrepreneurships

Carter, Jimmy, 211, 212, 250

Cavagnari, Louis Napoleon, 77–80

Cell phones, 258, 287, 336–337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Amin’s rumored association, 186
increases secret US funding for

Mujahideen, 215–216

Pakistan funding helps bin Laden, 252–253
pays Ahmad Wali Karzai for
paramilitary, 304
plans to kill bin Laden, 247, 250

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

(CENTO), 148, 153, 161

Chad’ri, 118, 131, 239. See also Burqa

Chad’ri initiative, 155–157

Chamberlain, Neville, 77–78

Charkhi family, 135–136, 164

Chernenko, Konstantin, 213

China
awarded copper concession, with kickback, 301, 335–336

Communist insurgents take over (1949), 147
produces cheap generators for villages, 338

CIA. Se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ties
disconnected from old Afghanistan, 170
flooded with homeless people, 290 See also Kabul

Civil wars, 32, 66, 82, 224, 284, 340

Clinton, Bill
strikes retaliate for embassy bombings, 251
struggles with bin Laden menace, 249–250, 257

Coghlan, Tom, 315

Cold War
background, 147–149

HVA used to promote US goals, 149–153

US and Soviet vie to supportAfghanistan, 158–159, 165–167
bipolar competition ends, 211–214, 218

Cole, Sonia Nassery, 340

Communism
and Amin’s PDPA, 188
ideology filters through military, universities, 171, 282
indoctrination offends villagers, 195–196
not good fit for Muslims, 245

Soviet empire ends, 212–213, 228–229

See also Marxism-Leninism;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Constitution of Afghanistan
under Nadir (1931), 138, 140
rewritten by commoner cabinet (1963), 163
of Bonn commission (2003), 272–273

Copper, 301, 333, 335–336

Corriega, Mr. (HVA engineer), 149–153, 169

Corruption
banned under Amanullah’s code, 117
of foreign development projects, 295
as nepotism, 143, 304–305
small-scale becomes endemic, 298
throughout government, 301–305

Corruptocracy, 304, 305

Counterinsurgency approach, 325, 327

Counterterrorism approach, 249, 325–326, 327

Coups, 177, 178

Culture of Afghanistan
and Alexander Burnes, 51–53
change intended by foreign interventions, 330–331
generosity, charity, revered, 14, 183, 199
helping kin, 305
as macho, 199
and Musahibban, 137–138
nature of leadership, 13, 94, 203
resolving contradictions, 343–347, 350
revealed through museum artifacts, 285–286
roles of women, 25, 168–169, 265

Czechoslovakia, 190, 193

Dado, Amir, 315

Dadullah, Mullah, 314

Dalaks, 23–24, 349

Daoud, Sardar background, 144–145
as anti-Pakistan Pushtoon nationalist, 160–163
receives aid from both Soviet Union and US, 149–154
moves women’s emancipation forward, 155–158
deposes king, declares himself president, 175
killed by PDPA coup (1978), 177–178

Daoud’s Folly, 160–162

Dari language as lingua franca, 4, 104, 140, 283, 296

Darya-i-Noor diamond, 115

Dehmazang prison, 98

Demonstrations
both leftists and radical Islamists, 173–177
signal collapse of Soviet empire, 217
against Soviet invasion, 193–195
topple Bhutto in Pakistan, 188

Deobandism, 121, 123

Depopulation of Afghanistan by Soviets, 198–200

Development
aid funds don’t reach villages, 170
flourishes alongside violence, 336–337
generated from both sides in Cold War, 201
industrial, 141
as priority for Daoud, 145

Disraeli, Benjamin, 75

Dogs, 26, 290, 321

Dost Mohammed Khan introduced, 32–33, 39–40

Afghan consolidation set back by Soviet invasion, 206–207
battles for, seeks alliance over, Peshawar, 40, 43–44
outwaits GB in India (1839–1842), 47–48
regains Herat, 66
regains Kandahar, 65
restored to throne with concessions, subsidy, 59–61
government of second reign, 62–66
death of, 67
dynasty ends with coup against Daoud, 177–178

Dostum, Rashid
cedes Kabul to Taliban (1996), 237–238
with Northern Alliance, 243, 256
switches to join Massoud against Najibullah, 219–223

Drone attacks, 326, 327

Drug addiction, 301

Drug lords/drug mafias, 278, 300, 315. See also Opium

Dubs, Adolph, kidnapping, 186–187

Dupree, Louis, 169

Durand, Henry, 47

Durand, Mortimer, 88

Durand Line
crossed to fight in WWI, 106

Peshawar issue reopened, 159–162
straddled by Pushtoons, 265, 268
used by Abdu-Rahman for isolation, 89–90

Durrani Pushtoons
background, 12
conflict, reconciled, with Ghilzais, 15, 53, 268
and Dost Mohammed, 32

Hamid Karzai, 256, 270

Durri-i-Durran. See Ahmad Shah

Dyer, Reginald, 112

Eagle Four television program, 339

East India Trading Company background, 29–31
army in India, 41–42
and explorer Burnes, 38

Eastern Europe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217–218, 228–229

Economy (domestic)

development flourishes along-side
violence, 336–337
disparity with foreign reconstruction money, 297
with opium as currency, 321–322

Education
under Amanullah, 119
girls attend classes unveiled, 156–157
under Habibullah, 102
in model towns of HVA, 149–150
under the Musahibban family, 138–141
new schools built, 281–282
provided by mullahs, 22–23, 62

Taliban burns schools, kills children, 317–318

See also Kabul University; Universities Egypt, 122, 205

Einuddin (author’s grandfather), 103

Eisenhower, Dwight D., 153–154

Elections
under Musahibban family, 143
of Zahir Shah’s velvet revolution, 165
presidential (2004), 274–275, 315
parliamentary (2005), 315

Electric services and power stations, 102, 153, 166, 280, 338

Elphinstone, William, 51, 54

Enayatullah (son of Habibullah), 106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39

England. See Great Britain

Engrayzee, 29

Entertainment
abolished under Taliban, 240
under Habibullah, Amanullah, 101

Jeshyn festival, 140–141, 155, 166–167
movies, 158, 283–285

Entrepreneurships
along hippie route, 167–168
build National Sports Museum, 340
energized in 2002, 291
industrial development, 141
laws enabling, 70–71
need microlending, 291
as neoconservative vision, 301, 305
of women, 337

Esmatey-Wardak, Massouma, 139, 156, 164

Ethnic cleansing, 228, 241

Ethnic groups
accommodations broken by Soviet invasion, 205–206
under Ahmad Shah, 15
of army, police, conflict with Pushtoon society, 309
battle each other in Mujahideen civil war, 224
forced to work together in HVA towns,170, 181
formed into Northern Alliance, 243
represented in new TV programs, 339

Exiles
escape from Soviets, Taliban, 269
return to establish enterprises, arts, 280–281, 283, 287
as urban elite, 266, 267, 290

Fahim, Qasim (General), 270, 302

Farangi, 29–50, 81, 113

Farooq, Mullah, 307, 309–310, 312

Farsi language, 4, 15, 26, 139

Fatwas
of bin Laden, 248, 252
of mufti, 24
of Mullah Omar, 256

Feminist Majority, 255

Feminists

Afghan activists, 157, 272
in the United States, 255–256

Films and documentaries (Afghan), 273–274, 283–285, 339–340

Foreign interventions, 1–5, 346–348.

See also United States vention

Foreign Ministry of Afghanistan, 112, 144, 281

Forward Policy, 45, 52, 75

France, 30, 73

Fraser-Tytler, W. K., 52

Freedom of speech, 143

French Revolution, 35–36, 165

Frontier Gandhi (Khan Abdul Ghaffar Khan), 160

GB. See Great Britain

Gender apartheid, 255

Genocide. See Depopulation of

Afghanistan by Soviets; Ethnic
cleansing Germany, 73–74, 123, 165

Ghazni city, 47, 235

Ghilzai, Mohammed Shah, 61

Ghilzai Pushtoons
background, 11–12
conflict, reconciled, with Durrani Pushtoons, 15, 268
crushed by Abdu’Rahman, 88–90
lead anti-British insurgency, 53–55
politician Taraki, 172
radical Islamist Hekmatyar, 175
subsidized by GB, cut, 49, 51

Ghobar, Mir Ghulam Mohammad, 60, 145, 164

Gingrich, Newt, 331

Global Security, 296

Globalization, 258

Goislard, Bettina, 310

The Gold of Afghanistan, 285–286

Gorbachev, Mikhail, 214–217

Gould, Tamara, 273

Government
builds HVA model towns, farms, 142, 149
centralized under Abdu’Rahman, 93–99
constitution, parliament, created, 138
independence declared in Rawalpin-ditreaty, 114–115

Khalq regime in post-coup era, 179–185
under kings, emperors, 61–63
modernization programs, 69–72, 158, 346
as nationalistic under Amanullah, 111–116
undermined by foreign interventions, 347

Grand Bazaar of Kabul, 18, 55, 283

Grapes, 162, 280, 289

Great Britain (GB)

Anglo-Afghan wars, 47–57, 75–83, 112
confronts Russia in central Asia, 43
as European and global power, 29–31, 35–36, 73–74
forced to pull out of Afghanistan, 53–56, 83
life in Kabul after Dost reign, 47–50
and overthrow of Amanullah, 129
treaty with Dost Mohammed, 59–60, 65–66
treaty with Shah Shuja, 38
treaty with Yaqub Khan, 77

The Great Game, 3, 37, 74, 129, 239

Great Indian Mutiny (1857), 65

Greco-Buddhist art style, 4, 285

Green Village Schools, 281, 318

Guantanamo, 303, 308

Guerilla warfare
of Anglo-Afghan wars, 48, 81–82
commander/warlord/mullah terms, 277
fall of Kabul (1992), 220–224
tactics of Mujahideen against Soviets, 196–199, 208–209
uses surface-to-air missiles, 215–216

See also Mujahideen

Gul Agha, 130

Gulf War (first), 230

Habibia School, 102, 140

Habibullah (son of Abdu’Rahman)

background, 101–102
influenced by Hussein, Musahibban, Tarzi, 103–106
assassinated, 107–108

Habibullah Kalakani. See Saqao, Bachey

Hafizullah Amin. See Amin, Hafizullah Hakim, Abdul, 312

Hanafi School of Law, 96

Haqqani, Jalaluddin, 313, 319

Haseen, Abdul, 302–303

Hashim Khan, 142, 144

Hashish, 167–168

Hazarajat, 65, 98, 103

Hazaras
autonomy crushed under Abdu’Rahman, 98
battle for Kabul, 222–223
post-Iron Amir, 103
resist Soviets, supported by Iran, 205
as Shi’a Mongolian ethnic group, 15, 65, 98, 205
suffer ethnic cleansing by Taliban, 241, 243–244

Hazrats of Shor Bazaar, 117, 120–121, 123, 129, 130, 152

Hekmatyar, Gulbuddin
bombs Kabul, 219–223
fails to satisfy Pakistan, 232–233
forced to join Massoud to resist Taliban, 236
in Pakistan, 177
as prime minister in Islamist interim government, 221–222
as radical Islamist extremist, 175, 177, 207–209
as Taliban network commander, 313, 319

Helmand Valley Authority (HVA)

described, 142, 149–151
troubles, 143
as liability, 169

Henry Ⅶ, king of England, 32

Herat city
conquered by Taliban, 235–236
as early power center, 18–19, 42
retaken by Dost Mohammed, 66, 69

Hezb-i-Islam (Party of Islam), 208, 209, 233, 235

Hindu Kush mountains, 11, 33, 49, 53, 55, 81, 206

Hindus
carry yellow IDs, 256

Marathas routed by Ahmad Shah, 13, 15

Hippies, 167–168, 175

Hungary, 190, 193, 218

Hussein, Mohammed, 103, 108

HVA. See Helmand Valley Authority Idema, Jack, 311

IDPs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223, 236

Imams, 23

India

Amritsar demonstrators massacred, 112
controlled by GB, 29–31

Great Mutiny, 65
iron development, 335
as nonaligned, left-leaning, nation, 148, 161
partitioned to create Muslim Pakistan, 159–162
sacked by Ahmad Shah, 13, 31

Indian Embassy car bombing(2008), 321

Indus River, 15, 33, 38, 60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funded by Soviets, 152, 154
funded by US, 154
roads and streets, 166–167, 294–295

Insurgencies
against British (1841), 187
against PDPA in rural areas, 188

See also Talibanist insurgents Intellectuals

(liberal and modernist) emerge under Zahir Shah, 164–165
as Marxist-Leninist dissidents, 171–172
during Musahibban family reigns, 143, 145
publish publications, 143, 165
religious, 248

Internet, 258, 287, 316, 349–350

Interrogation methods
of Mustauffi Hussein by Amanullah, 108
at Bagram detention center, 308
of Idema and Bennet, 311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I)

disburses Western funds to

Mujahideen, 204–205, 215–216 sponsors, supports, Hekmatyar
for Pakistan take over, 209, 221–222, 232–233
as Taliban loyalists, 254
works with Mullah Omar, 234

Iqbal, Bismillah, 326–327

Iran
aids Northern Alliance blocking anti-Shi’a Taliban, 243, 256
backs Sultan Ahmad, 66
gives aid to Shi’a Hazaras, 205
included in feudal Afghan territory, 31

Islamic Revolution, 157, 187–188
after Soviet collapse, 228–229
refugees’ destination during Soviet depopulation, 199, 215, 225
as victim of Afghan drug trade, 301

Iraq, invasion of, 230

Iron Amir. See Abdu’Rahman

ISI. See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Islamism

Deobandi school, 121
as political program, 245

US chooses to view as military problem, 249

See also Radical Islamism

Ismail Khan, 235–236, 256, 267

Jalal, Masooda, 272, 274

Jalalabad, 55, 107–108, 112, 128, 216

Jalali, Robina, 340

Jamaluddin-i-Afghan, 69–70, 104

Jamiat-i-Islam (Islamic Society), 208

Jeshyn-i-Istiqlal (Festival of Independence), 140–141, 166–167

Jihadism, 248, 252, 279, 330

Jirgas (village councils), 21–22, 62

Jones, Paula, 251

A Journal of the Disasters in Afghanistan (Sale), 328

Joya, Malalai, 273

Kabul
bombed, burned, looted, by British, 55 –56, 112–113
as center for dealings with outside world, 133
of Dost Mohammed, 32, 39–40
as early power center, 17–18
established as single capital, 86
under siege by Mujahideen factions, 222–223
taken by GB (1839), 47–48
conquered by Taliban, 236, 237, 247
with booming economy, 337, 344
weakened by interventions, 347

Kabul Bank, 302–303, 305

Kabul Museum, 285–286, 336

Kabul Nindari national theater, 283

Kabul University
academic respectability restored, 282, 316
with both leftist and radical Islamist activists, 171–174
early history, 140
with US partner universities, 152

Kabul-Kandahar road project, 295–297

Kafiristan, 98–99

Kajakai dam and town, 150–151, 169

Kalantars of Abdu’Rahman, 94–97

KAM airline, 303

Kandahar
bombed by US forces, 329
conquered by Taliban, 235
as early power center, 17–18
overthrown by GB, 47, 83
prisoners escape, 329
reduced to rubble by Mujahideen, 224
as seat of Taliban power, 262–263, 265

Kandahar/Helmand region, 65

Karmal, Babrak
background, 172–173
installed as president by invading Soviets, 192
replaced by Soviets with Najibullah, 216
sent to Eastern Europe by PDPA, 179

Karzai, Ahmad Wali, 304

Karzai, Hamid
creates untrained army and police forces, 308–309
implicated in corruption, 303–304
as interim chairman, president, 269–270
with neoconservative US allies, 242
in Northern Alliance, 256

Karzai, Hamid (continued)

receives payments from Iran, 304
in contradictory position, 346

Karzai, Mahmoud, 302

Kaye, John, 56

Kayeum, Abdul, 149, 174

KhAD, 184, 193, 216

Khalillulah (son of Mohammed Hussein),104, 108

Khalilzad, Zalmay, 215, 242, 270, 272

Khalq political party/regime, 175, 177–180, 182

Kharoti, Mohammed Khan, 281, 318

Khomeini, Ayatollah, 157, 187

Khost co-ed school, 282, 318

Khost terrorist training camps, 247, 251, 282

Khrushchev, Nikita, 152

Khyber, Mir Akbar, 177

Kim (Kipling), 37

Kipling, Rudyard, 3, 37

Klare, Michael, 229–230

Koh-i-Noor diamond, 10, 38, 39

Kotwals of Abdu’Rahman, 94–97

Lakanwal, Ghafar, 282, 318

Land ownership decrees, 181–182, 196

Landmines
appear to be children’s toys, 200, 299
cause farms to be uncultivatable, 290
planted by Soviet Union, 198

Roots for Peace NGO, 293

Languages. See Dari; Farsi; Persian;

Pushto languages

Lashkargah town, 142, 149, 151, 156–157, 281

Lawrence, T. E. (Lawrence of Arabia), 129

Laws

Amanullah’s Nizamnama legal code, 117–125
local conflicts settled by jirgas, 62

Shari’a, 117, 273–274
as Talibanist mobile courts, 320–321
traditional vs. king’s law, 28

Leno, Mavis, 255

Lewinsky, Monica, 251

Lion of Panjsher. See Massoud, Ahmad Shah

Logar, 235

Louis Berger Group, 296

Louis-Napoleon Ⅲ, 73

Loya jirga (grand assembly)

ratifies Nadir, 132
selects Ahmad Shah as king, 10–11, 93
for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Bonn Project), 268, 272, 275

Lytton, Lord (Edward Bulwer), 76–77

Macnaghten, William Hay, 43–44, 48–51, 53–54, 79

Madrassas
in Afghanistan, 102
and Mullah Omar, 233
in Pakistan, controlled by radical

Islamists, 226–227

Mafias (trucking, drug, smuggling, gunrunning), 253, 278, 315

Mahmoud (Ghaznavid sultan), 15

Maiwand battle, 82–83, 139, 194, 206

Maiwandwal Hashim, 174

Malalai, 82–83, 138–139, 194

Maliks as headmen, 21–22

Marjah town, 150, 327–329

Marriage
bride prices, 118, 157, 180
to foreigners, 139, 140
for love, 168
underage, 118, 137–138, 180

Marshall Plan for Afghanistan, 279–281, 287

Marxism-Leninism, 171–172, 175, 184, 245

Mashad, Iran, 33

Massoud, Ahmad Shah
battles Hazara Mujahideen, 222–223
brings down Najibullah, 219–221
forms multiethnic Northern

Alliance, 243, 256
leaves Kabul to Taliban (1996), 238
as politicized Muslim, military genius, 175, 177, 207
warns Europe of al Qaeda dangers, 259
assassinated, 259–260

Massoudi, Omara, 285, 286

Mawlawis, 24

Mazar (author’s cousin), 182

Mazar-i-Sharif
as early religious and power center, 18, 19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336

Shi’a Hazaras massacred, 243–244
woman charged with adultery stoned, 256

McChrystal, Stanley, 325–328

Mes Aynak, 333, 335–336

Microlending, 291

Military

Abdu’Rahman’s troops, armaments, 92–93

Amanullah attempts to strengthen, 119–120
disunity tied to anti-Soviet resistance strength, 206

Sher Ali’s national army, 72

Military aid
provided by Soviets, 153
received by Amanullah, 111, 124

US war-related vs. reconstruction dollars, 293–294

Mineral wealth, 333–336

Mir Sultan, 97–98

Mirabs (water arbitrators), 24, 169

Mirzas of Abdu’Rahman, 92, 97

Missiles, 212, 213, 215–216, 251

Moghul Empire, 15, 29–31, 252

Mohammedzais clan, 32, 48, 63, 82

Mongol conquest of Afghanistan, 4, 65, 236

Morality police, 93–94

Morrison Knudson Afghanistan (MKA), 141–142

Muftis, 24, 96, 320

Mujaddedi, Amanullah, 340–341

Mujahideen resistance against Soviets
warriors annihilated when Soviets invade, 193
aid flows from West through

Pakistan ISI, 204, 214
attack Soviets from tactical advantages, 195–197
receive Stingers from CIA, 215–216

Mujahideen (after Soviet withdrawal) take Kabul from Najibullah, 219–221
factions reduce Kabul to rubble, 224
forfeit credibility, 233
as Peshawar group at Bonn Conference, 267
replaced by Taliban, 235–236

Mullahs
controlled by Abdu’Rahman, 95–96
described, 22–23
provide education, local rulings, 62

Musahibban family
introduced, 103–104
implements dam projects, 142
replaces Amanullah, murders Saqao, 131–132
some reforms of Amanullah reinstated, 138–141
women appear in public unveiled, 155–157
rules Afghanistan for 44 years, 135–145, 155–178

See also Daoud, Sardar; Nadir Shah;

Zahir Shah

Music (Afghan), 155, 166, 240, 282–283, 337, 350

Muslim Brotherhood, 174

Muzafaruddin (author’s uncle), 128

Nadi Ali town, 150, 281, 318

Nadir Afshar, 9

Nadir Khan. See Nadir Shah

Nadir Shah
introduced, 103–104
allies with GB, 118, 124

Nadir Shah (continued)

and assassination of Habibullah, 107–108
commander in Third AngloAfghan War, 112–113
replaces Amanullah/Saqao, 131–132
resumes Dost Mohammed’s project, 135–136, 201
assassinated, 139–140

Na’eem, Sardar, 144–145

Naheed, 194

Najibullah (Najib)

installed as ruler by Soviets, 216–217
takes political asylum in UN building, 221
tortured, murdered, by Taliban, 238–239

Najmuddin (author’s uncle), 139, 164

Napoleon, 35–36

Napoleonic Wars, 36, 51

Narcotics industry, 300–301

Nasrullah, 105–108

National Museum, 340

National Sports Museum in Kabul, 340

NATO
formation, 147–148
air strikes kill civilians, 307–308, 310–311, 328
attacks Talibanist network
leaders/smugglers, 314, 319
night raids, 326

Nedai, 272

Nehru, Jawaharlal, 148

Neoconservatives
lead to massive corruption, 305
as the power of private capital/military, 293, 301
prefer private contractors for aid delivery, 296
promote US social values, freemarket
capitalism, 257–258
support Taliban as stabilizingforce, 242

Nepotism, 143, 173, 304–305

NGO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Andar, 325–326
attacked by insurgents, 311–312
foreign support bypasses Afghan government, 292–293
outside money undermines economy, 297–298
push for schools, 316

Nicaragua, 212, 214

9/11. See September 11, 2001

Niyazov, Saparmurat Atayevich, 241–242

Nizamnama by Amanullah, 19, 117–125

Nomads
introduced, 26–28
forced to settle, farm, in model towns, 150, 170, 181, 281
produce ancient precious artifacts, 286
roam freely under Musahibban family, 137

Nonalignment

Amin’s vision, 186
generates resources from Cold War, 201
as Musahibban family policy, 162

Nehru’s third bloc notion, 148
as strong Afghan position (1963), 165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ee NGOs

Noorzai, Kobra, 139, 156, 164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See NATO

Northbrook, Lord (Francis Baring), 74–75

Northern Alliance
created by Massoud, 243, 256
in interim government posts, 270
loses ground to Taliban, 259
not fully accepted by US, 256–257
post-9/11, takes over government, 261–262
represented at Bonn Conference, 267

Nott, General, 54, 55–56

Nowrouz, Akbar, 207

Nuclear weapons an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147, 211, 213–214

Nuristan, 99, 188

Obama, Barack

Af-Pak policies, 323–330
drone use increases, 327
replaces McChrystal with

Petraeus, 328
suspected Taliban arrests
increase, 326

US/NATO crimes and blunders, 331

Oil and natural gas development built by Soviets, 153
joint venture with China, 335
and neutral view of Taliban atrocities, 241
workers’ security, 242

Oil pipeline proposal from

Turkmenistan to Pakistan

Bridas and Unocal compete, 241–242
politics of, 231–233, 234

Old Afghanistan
defeats the City through Taliban, 265
increasingly disconnected from urban life, 133–134, 170
pressured by modern Kabul, 201–202
shifts to cleric leadership due to war, 206

Olympic Games, 340

Omar, Mullah
acclaimed Mohammed’s deputy on earth, 237
flees Kandahar, 262
issues oppressive restrictions, 239, 255–256
organizes early Taliban, 233–236
as spiritual commander of Taliban, 313–314
supported by bin Laden, 247

Opium
as currency, 321–322, 338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market, 300
as viable crop for devastated farms, 299

Osmani, Mullah Akhtar, 314

Ottoman Empire, 32, 74, 104, 106, 129

Pakistan
destination for Afghan

Islamists, 177, 188
drones attack, are deployed, 327
links CENTO, SEATO, to contain

Communism, 148, 153
and oil pipeline politics, 231–233
opposes autonomous Afghan government, 277
receives, distributes, aid from West, 204, 214
refugee camps, 199, 209, 225–226
supports bin Laden, Talibanist networks, 227, 234–236, 239, 249–250, 319
loses control of Taliban, 253–254
post-9/11, cuts support of Taliban, 261–262

Pamir Airlines, 303

Panjsher Valley, 207, 208, 238, 243, 343

Parcham political party
created by Marxist-Leninist urban elite, 175–176
installed by invading Soviets, 192
overpowered by Khalq, 179–180
shoots anti-Soviet demonstrators, 194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 107

Parliament
created from advisory jirga of Sher Ali, 71
under Musahibban family, 143, 144–145

National Council created by Nadir, 138

Parliament (continued)

PDPA students disrupt proceedings (1965), 173
reformed (1963), 165
designed by Bonn project, 273–275

Pasha, Shireen, 340

Pastoral nomads. See Nomads

PDPA. Se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Peace Corps volunteers, 167, 168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 (PDPA)

conducts 1978 coup, 177–180
created by Marxist-Leninists, 172–173, 175
farm land redistribution proves disastrous, 181–182
renamed Fatherland Party, 216
requests Soviet weapons to fight insurgents, 188

Pepsi, 336

Persian Empire, 4, 9–10

Persian language, 4, 11, 49, 98

Persian poetry, 166, 259

Peshawar
held by Ranjit Singh, 41–42
issue reopens upon creation of Pakistan, 159

Mujahideen assemble against

Soviets, 203–204
as negotiating point for Dost–GB, 64–66
as Pushtoon power center, 18, 33, 39

Petraeus, David, 328–329

Plassey battle, India, 30

Police. See Afghan National Police Pollock, General, 54, 56

Polygamy versus monogamy, 118, 124–125, 130, 157

Popal, Mustafa, 273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Afghan Women in Afghan Society (Esmatey- Wardak), 139

Postal system, 70, 258, 287, 298

Private enterprises
foreign contractors, subcontractors, 295, 308, 324, 327
sabotaged by Talibanists, 312
started by returning exiles, 287

See also Entrepreneurships

Propaganda war of Talibanists, 317–318

Publications
freedom of press (2005–2006), 316
of liberal intellectuals, 143

Purdah
liberalized under Amanullah, 118
oppressive restrictions by Taliban, 239
prohibitions restored under Saqao, 129

Pushto language, 11, 139, 140, 237, 296

Pushtoon people
advocate for Peshawar,

Pushtoonistan, 159–162
culture and history, 11–15, 18
select Ahmad Shah as king, 10
of Taliban’s origins, 241, 267–268

Pushtoonistan, 160–162

Pushtoonwali code, 14, 113, 252

Qadir, Hajji, 256

Qazis (village judges), 24, 96

Quetta Shura directs Talibanists, 313–315, 317–318, 319

Qur’an burned by US troops, 331

Qurbanni, Burhan, 340

Rabbani, Burhanuddin
agrees to not bid for government office, 271
claims to instigate Herat uprising, 187
forms Jamiat-i-Islam, 208
as president in Islamist interim government, 221–222
as president of Northern Alliance, 243
as radical Islamist activist, 174, 177
killed by Talibanist insurgents, 331

Radical Islamism
emerges, coalescing around leaders, 203–204
inhospitable for Communists in region, 187
represented by Hekmatyar, 177
rises in Pakistan, 188
university students, 174

See also Talibanist insurgents Radio

Kabul, 141, 155, 157–158, 160, 179, 282–283, 350

Radio Shari’a, 255, 350

Rahmani, Idrees Ahmad, 337–339

Railroads, 336

Ramparts magazine, 186

Ranjit Singh, 33, 38–42, 47, 50, 60, 65

Rare earth minerals, 333–334

Reagan, Ronald, 213–214, 215

Reconstruction of Afghanistan
funds, projects, required, 280, 291
road projects, 294–297

US spending, 293–294
corruption rises, 305
as failed effort, 307

Refugee camps during Soviet depopulation, 199, 209, 225–227

Refugees
boys recruited from madrassas for Taliban, 236–237, 238
flee Kabul as IDPs, 223, 236
population swells to 6 million, 215
return to destroyed countryside, landmines, 289–290
vote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2004), 274

Relief workers killed, 309–310, 318

Religious freedom, 117–118

Republican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242

Resource wars, 229–230

Reuter, Christoph, 307

Reza Shah Pahlevi (Shah of Iran), 145, 176, 187–188, 189, 212

Rice, Condoleezza, 257

Ritchie, James, 297

Roads and highways, 102, 140, 166–167, 294–297

Roberts, Frederick, 80, 82, 83, 88

Rolling Stone magazine, 328

Rumsfeld, Donald, 257

Rural life. See Village republics of Afghanistan

Russia
aids Northern Alliance to block fundamentalism, 243
conflicts with GB to dominate central Asia, 36–37
czar seeks India through Afghan territory, 41–45
discusses trade deals with Amanullah, 124
threatens Afghan borders, 74–77

Sabet, Abdul Jaber, 303–304

Saddam Hussein, 230

Sadozais clan, 11, 15

Salang Tunnel, 154, 167

Sale, Florentia, Lady, 328

Saqao, Bachey (Water Carrier’s Son), 127–132

Saudi Arabia
aids anti-Soviet resistance, 205
funds madrassas to promote

Wahhabi, 226–227
matches US funding for Mujahideen, 215
royals reject bin Laden, 246

Saddam Hussein threatens invasion, 230

Saudi Arabia US compound bombing, 246

Sayyaf, Abdul Rasool, 174, 222, 260

SEATO. See 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tion

The Secrets of This House television program, 339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s
provided by villages, tribes, 62
secret police force in Khalq regime, 184
spy network of Abdu’Rahman, 91–94, 97
spy network of Musahibban family, 137

See also InterServices Intelligence

Sehum-i-Aqrab (the third of Aqrab), 173

September 11, 2001, 259, 260, 292

Seraj-ul-Akhbar newspaper, 105

Serena Hotel in Kabul, 315–316, 321

Setara, 339

Shah Mahmoud, 142–143, 164

Shah of Iran. See Reza Shah Pahlevi

Shah Shuja

British install as Afghan monarch, 38–48
switches to oppose British, 54
assassinated, 55

Shah Zeman, 38, 56

Shahada film, 340

Shams, Dr., 219, 272

Shansab, Horace, 284–285

Shari’a
clerics fail to find veiling practices, 156
enforcement as Taliban mission, 235
fatwas, 248
as God-given law, 117, 320

Hanafi version, 96, 135
for jurisprudence beyond village level, 62

Sharif, Nawaz, 251, 252

Sher Agha Mujaddedi, 120, 121, 130

Sher Ali
as Dost Mohammed’s successor, 69
fails to handle Russian threat, GB invasion, 75–77
modernization program, 69–72, 104

Shi’a Islam

Hazaras, 205, 241, 244

Iranian, 229, 243

Mazar-i-Sharif shrine, 19

Shuja Shah. See Shah Shuja

Sikhs and Sikh religion, 33, 39, 41, 47, 60, 65

Simla Manifesto, 45

Slave boys, 92

Slavery, 98, 117

Slowly, Slowly, Mud and Lotus
documentary, 340

Smuggling
of gold, gems, raw currency, 204, 300, 303
tied to Taliban, 300–301, 314, 338
by tribal chiefs, 183

Smuggling mafias, 253, 278

Soap factory, 123, 124

Soraya, 105, 116, 121–125, 130

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 148, 153, 161

Soviet Union
bombs Herat, 187

Cold War competition with US, 151–153, 165–166

Daoud’s Folly, 162

Dubs kidnapping, 186–187
invades Afghanistan (1979), 190–200

KGB, 184, 213

Khalq regime, 184
depopulates rural Afghanistan, 198–200, 215
collapses, withdraws from

Afghanistan (1989–1990), 211–218

Soviet Union occupation compared to US involvement, 1–2

Stalin, Joseph, 90, 147, 151–152

Stinger missiles, 216, 219

Strikes of students and workers, 173, 176, 177

Stryker Brigade kill team, 331

Student activism, 173–176

Subghatullah, Mujaddedi early activism, 152, 187
role in Islamist interim government, 221, 341

Sudan, 246–247

Sufi poetry, 19, 40, 125

Suicide bombings, 246, 250–251, 277, 321, 330, 341

Sultan Ahmad, 61, 66

Sultana, Fatima, 115

Sultans of Delhi, 12

Sunni Islam, 229, 231

Tajik ethnic group

Bachey Saqao, 127, 131
culture, 14

Hammad Anwar, 139

Islamist Massoud, 175, 207, 209

Tajikstan, 190, 228

Taliban
conquers Kandahar, Ghazni, Herat, Kabul, 235–238
criminalizes women, nonIslamic behavior, 239–240, 255–256
establishes opium as currency, controls
production, 299–300, 321–322
inadvertently brings technology to villages, 338–339
kills potential voters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 274
massacres Shi’a Hazaras, 243–244

Mullah Omar as original organizer, 233–234
recognized as Afghan government(1997), 243–244
supported by Pakistan, 241
trusted, supported, by US, 242, 249

Talibanist insurgents
attack, terrorize, individuals, 309–312
burn schools, kill children, teachers, 317–318
coalesce into networks, 312–314, 319
operations directed by Quetta Shura,313–315, 317–318, 319
with power to make Afghanistan ungovernable, 322
seem to strengthen after bin Laden’s death, 330–331

Taraki, Nur Mohammed
as Khalq regime president, 179, 184–185
leftist activist, 172
dies after attempting to kill Amin, 188–189

Tarnak Farms, 247

Tarzi, Habib, 141–142

Tarzi, Mahmoud
as Amanullah’s mentor, 111–112, 119–120
driven from Afghanistan by Saqao, 129–130

Tarzi, Zemaryalai, 285

Taxation
under Abdu’Rahman, 94–95, 97
abolished by Saqao, 131
improving private enterprise, 70–71
under kings, governors, 22, 62
by Taliban, 314

Technocracy class, 71, 158–159, 164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services, 128, 153, 287, 344

Television (Afghan), 240, 280, 285, 287, 316, 338–339

Terrorism
al Qaeda proposes airplanes as suicide bombs, 259
bin Laden’s early methods, 246
bombings of 1998, 250–251
events of 9/11, 260
killers dressed in Afghan uniforms, 330–331
training camps, 247, 251, 282

US jurisdiction in question, 249

See also Suicide bombings

3-G telecom services, 336

Titanic movie/video, 283

Tokyo Conference (2002), 279–280

TOLO (Sunrise) TV station, 317, 339

Tora Bora cave complex, 247, 270

Translators for reconstruction work, 296

Treaty of Gundamak (1879), 77

Treaty of Rawalpindi (1921), 113–115

Tribal rebellions, 120–121, 128–130, 137

Truman, Harry S., 141, 147, 279

Turkey, 4, 228–229

Turkmenistan, 228, 231, 234, 241–242, 347

Ulya Janab, 103–104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 230, 244, 250

United Nations
and Afghan refugees, 226

Afghanistan becomes member, 141
approves US invasion of Iraq, 230
asylum for Najibullah violated by Taliban, 221, 238–239
economic sanctions on Taliban, 256

Soviet–Afghanistan peace talks, 217

United States Embassy bombing in Kenya, 250–251

United States Embassy bombing in Tanzania, 250–251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Kabul, 186–187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Tehran hostage crisis, 212

United States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Abu Ghraib, 309
kills civilians by mistake, 307–308, 310–311
new Talibanist insurgencies take shape, 312, 314–315
regarded as purely military by Bush, 292
violence in Afghanistan increases, 308
weakens Afghan central authority, 346–347

United States Marines desecration of corpses, 331

United States Special Forces, 270, 308, 311, 325–326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 249

Universities
demonstrations, 173–174, 194–195
overseas programs, 125, 139–140, 158, 171
women allowed to attend, 157, 168

Unocal oil company, 241–242, 244, 256, 270

Urban elite, 99, 105, 133, 202, 266, 267

Veiling practices, 126, 156–157, 283–284

Verne, Jules, novels, 104

Village republics of Afghanistan

Abdu’Rahman tries to consolidate, 87, 99
culture, social structure, 20–28
destroyed by Soviet depopulation, bombing, 198–206, 215
impacted by HVA dams, irrigation, 169–170

Mujahideen replace secular elders with clerics, 206
vs. new Afghanistan, 134, 269
as old Afghanistan, 133, 176

Vitkevich, Ivan Victorovich, 43–44

Wag the Dog movie, 252

Wahhabi sect of Saudi Arabia, 226–227, 247, 260

Wardak, 235

Water Carrier’s Son. See Saqao, Bachey

Water management of rural

Afghanistan, 24, 169–170, 181–182, 280

Weddings as economic stimuli, 337

Whitewater investigation, 250–251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339

Wilson, Charlie, 215–216

Women
accepted into police, army, ranks, 339
attend university, enter professions, 157, 168, 281–282
girls schools, 138–139, 156–157
in nomadic culture, 26–27
and offensive behavior by British men, 51–53
oppressed by Taliban, 239–240, 255–256

PDPA improves status, 180
progress under Daoud’s reforms, 155–158
roles in rural areas, 25
stalked, acid thrown in faces, 175

World War I, 106

World WarⅡ, 142, 147

Wrongful death compensation, 310–311

Yaqub Khan, 75–79, 80–81

Young Turks, 104, 145

Younus, Borhan, 307

Zabuli, Abdul Majid, 141

Zaheda (author’s cousin), 222–223, 274

Zahir, Ahmad, 166, 283

Zahir Shah
and Bonn project, 267, 271–273
as figurehead king for Musahi-bban family, 136–137, 141, 144–145
disempowers himself with new constitution, 162–165
deposed by Daoud, exiled to Italy, 176

Ziaie, Shafiqa, 164

Zoleikha’s Secret film, 284–285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日）加藤阳子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日）加藤阳子著；章霖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9

ISBN 978-7-213-09257-2

Ⅰ．①日…　Ⅱ．①加…②章…　Ⅲ．①侵略战争-研究-日本-近现代　Ⅳ．①K31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77802号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11-2018-238号

SOREDEMO NIHONJIN WA SENSOU O ERANDA

Copyright © 2009 Yoko Kato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9 by Asahi Press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sahi Press CO., Ltd.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and CREEK & RIVER SHANGHAI CO., Ltd.

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日］加藤阳子　著　章　霖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丛书策划：王利波

营销编辑：陈雯怡　陈芊如

责任编辑：吴玲霞

责任校对：姚建国

责任印务：程　琳

封面设计：张庆锋

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10.625

字　　数：236千字

插　　页：6

版　　次：2019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257-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录

中译本序

序言

序章　思考日本近现代史
一　从战争的视角审视近代
“9·11”恐怖袭击的含义

历史只是死记硬背吗？

二　民有、民治、民享
南北战争之时

《日本国宪法》的由来

三　战争与社会契约
为了彻底动员人民的力量

改变敌国的宪法

日本宪法的根本宗旨是什么？

四　“为何和平只维持了20年？”
“怪人”卡尔老师

写在大战爆发前的书
错在联盟
从特殊到一般
历史影响现在的例子

五　历史的误用
出类拔萃的精英们错了吗？

要求无条件投降的原因

战争无法停止的理由

第一章　甲午战争：“侵略与被侵略”以外的视角
一　对列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日本与中国相互竞争的故事

什么制度支撑着贸易

作为安全保障的华夷秩序

二　甲午战争之前
中国的变化

山县有朋的警诫
福泽先生登场
施泰因先生登场

三　民权论者如何看待世界
最重要的是国家独立

国会的意义是什么？

“毫无气力的奴隶本性！”

为了对抗藩阀政治

我们提供了战争经费

四　甲午战争为何爆发
强势的外务大臣

清朝的反驳
甲午战争的国际形势
发生普选运动的原因

第二章　日俄战争：问题在于选朝鲜还是选满洲
一　甲午战争之后
战争的“效用”

什么是新型战争
“二十亿钱款和二十万生灵”
施泰因的预言恐成现实

二　英日同盟与清朝的变化
俄国的满洲政策与清朝的变化

慎重开战论

通过俄国史料可以了解什么？

三　不得不开战的理由
日俄交涉的分歧

不为韩国问题而战

四　日俄战争带来的影响
日本与美国的共同步调

清朝在战场上的协助

战争改变了什么？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所受的主观挫折
一　拥有殖民地的时代，失去殖民地的时代
世界面临总体战

日本一贯追求的目标
日美战争的恐慌
西太平洋岛屿
山东半岛的战略意义

二　为什么会出现“国家改造论”
不改则亡国

将来的战争

危机感的三个来源

三　开战前与英美的交涉
加藤高明与爱德华·格雷

英国害怕的事

美国的备忘录

四　在巴黎和会上被批判的日本
松冈洋右的信

近卫文麿的愤慨

“三一”独立运动

五　与会者的侧面与日本所受的创伤
空前的外交战

青年凯恩斯
“通灵者”劳合·乔治
抨击的口实

第四章　“九一八”事变与中日战争：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论
一　当时人们的意识
计划好的作战和“偶发”的事件

“九一八”事变与东大学生的感受

不是战争而是“革命”

二　“九一八”事变为何发生
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

条约的灰色地带
陆军、外务省与商社
大多与国家有关

三　计划事件的主体
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争论

错位的意图
独断专行与事后追认
蒋介石的选择
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
吉野作造的感叹

四　退出联盟
帝国议会中强硬论的侧面

松冈洋右的感叹

所有国际联盟会员国的敌人

五　迈向战争时代
被陆军口号迷惑的国民

总结德国失败的原因
黯淡的觉悟
汪兆铭的选择

第五章　太平洋战争：说不出死者阵亡地的国家
一　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各种看法
“历史是创造出来的”

天皇的担忧

数字魔术

二　战争扩大的理由
激烈的淞沪会战

南进的主观原因
中国的要求
丘吉尔的牢骚
7月2日御前会议决定的幕后

三　为何寄希望于首战大捷
特别会计

以突袭先发制人

珍珠港为何毫无防备？

只能速战速决吗？

日本没资格打仗

四　战争的种种面目
必死的战斗

日本人仍然相信会胜利吗？
说不出死者阵亡地的国家
满洲的记忆
俘虏的待遇
如何看待那场战争

后记
谢词
参考文献
译者后记
返回总目录

出版者言

当今的世界与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正在面对什么、将会走向哪里，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思考者都需要追问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应该努力回应、解答的问题。出版者应该成为文明的瞭望者和传播者，面对生活，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新。出版“好望角”书系，正是我们回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解答读者灵魂之惑、精神之惑、道路之惑的尝试和努力。

本书系所选书目经专家团队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好望角”，让读者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打开新的视野，突破一隅之见。当然，书中的局限和偏见在所难免，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非洲南部“好望角”本名“风暴角”，海浪汹涌，风暴不断。1488年2月，当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的船队抵达这片海域时，恰风和日丽，船员们惊异地凝望着这个隐藏了许多个世纪的壮美岬角，随船历史学家巴若斯记录了这一时刻：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个海角，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佳评推荐

令人眼前一亮的趣味性。竟可以写出这样的书吗？

——鹤见俊辅（日本反战人士、哲学家、评论家）

读罢此书，如醍醐灌顶般地理解了历史学的趣味……不为先入为主的观念所左右，勇于将自己独立的判断发表出来。作者的获奖可谓名副其实，我真心感到高兴。

——加藤典洋（日本文艺评论家、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名誉教授）

不是单方面地提出结论，而是指出通往结论之门的方向，也就是说，（本书）给了读者评论的空间。

——桥本治（日本作家、评论家）

与“口感温和”的参考书截然不同，这本书充满了“辛辣”的内容，而我正是被那些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刺激之处所吸引。

——堀江敏幸（日本作家、早稻田大学教授）

这部获奖作品一经出版就成了热议的话题，我已经读过一遍。这次重新品读，再次感受到了内容的精彩。这是不会让人感到厌倦的作品。

——养老孟司（日本脑科学专家、畅销书作家）

讲义的准备十分周密……并用恰到好处的语言书写，完成了这部如同过去的惊险小说一般，又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

——关川夏央（文艺评论家）

中译本序

拙作《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于2009年在日本出版，正好是10年以前。10年时间里，这本书获得了为数不少的读者，实属荣幸。听闻浙江人民出版社将要出版发行本书的简体中文版的消息之后，我真是感到万分欣喜。

与此同时，因为在本书中登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让中国的读者们读到这本书，也让我颇感压力。2019年的中国，不仅是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达到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更是成功到达了月球背面的航天大国。虽然本书所讲述的历史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但是正如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所说的那样，“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对于过去的评价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当下视角的影响。这本书已经有了整整10年的历史，希望接下来您将读到的内容，还不至于因为这些岁月而变得过时。

接下来，我想先说明一下写作这本书时的时代背景和意图所在。我写下这本书的2009年，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肆虐了一年多时间。虽然在这本书出版时，针对世界规模的经济不景气，各国都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然而，在这之后的2011年3月，日本又遭遇了东日本大震灾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到了2012年9月，因为日本突然展开对钓鱼岛的“国有化程序”，使得中日关系也变得极为紧张。因此可以说，写下这本书的2009年以及之后的数年间，日本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打击的同时，还面临着其他诸多问题。虽然其中不少问题都是因日本自己而起，但是确实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的所谓“安全感”开始被重新定义了。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当时就想到在今后的日本社会内部，围绕着日本近现代史以及日本的未来这些问题，恐怕会不断发生尖锐的对立和论争，而且这些对立和论争也会与日本的对外态度互相影响。事实上，日本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否认从军慰安妇、强制劳工、南京大屠杀等事实的反动潮流，以及针对首相“战后70年谈话”的评价等问题，确实都陆续发生了。

在本书的后记中，我写道：“我们在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的同时，总在无意识地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做出评价和判断。在评价或是判断当今社会的状况时，又会无意识地借用过去的事例进行类比，当进一步对未来进行展望时，同样会无意识地对比过去和现在的事例。

“在这些时候，年轻人的脑海中储存了多少可供类比的历史事实，对这些事实又进行了什么程度的整理分析，这些因素最终将会左右他们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判断。”

现在重新回顾这段话，我觉得依然如此。甚至可以说，对于初中和高中学生这样的年轻一代，抑或是年纪虽大，但是头脑还年轻的人们来说，越来越有广泛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也就是那些战争的历史的必要性了。

我这样想的理由，首先是因为刚刚所讲的，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人一样，2009年的日本人也在主观上产生了某种危机意识。另一个理由则在于，围绕着73年前制定的《日本国宪法》，如今护宪与改宪双方正在展开激烈的争论。在序章的“战争与社会契约”这一节中，我提到了卢梭的理论。他认为，对于战争中的国家，其终极目标就在于改写敌国的宪法，也就是国家存续所仰仗的社会基本秩序。日本在二战战败之后，就按照占领军的要求改写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天皇制，以新的《日本国宪法》与象征天皇制取而代之。

那么，为了讨论宪法的修改问题，就有必要把1945年8月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前提进行思考。在《朝日新闻》2015年春天进行的有关“日本开战的原因”的舆论调查中，对于“目前为止本国的追究与阐明是否已经足够充分”这个问题，尚有65％的人选择“还不充分”（《朝日新闻》2015年4月18日晨间版）。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那场战争还留有诸多有待解释和定义的问题。

刚刚我已经提到，这本书是为年轻人所写的。不过，对于过去日本利用日俄战争的回忆，来将“九一八”事变正当化这种做法，即利用过去战争的观念与历史，为新的战争进行背书的行为，是值得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警惕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太平洋战场上，日军既没有制海权也没有制空权，作为对手的美军则拥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但是，中日两国于1931年之后在中国东北与华北平原上展开的战斗，则大部分是士兵之间面对面的杀戮。日军给中国带去的惨祸，自然罄竹难书，而很多日本士兵也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战争神经症。近年来，吉田裕的《日本军兵士》与中村江里的《战争与心理创伤》等研究，很好地揭示了这些事实。

当时身在中国的日军士兵与军官之中，也有不少人对于中国有着很深的理解。日本从明治初年开始施行义务兵制，到1943年甚至废止了对于学生的暂缓征召制度。因此，像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学习研究中国文学的武田泰淳（1912—1976年）这样的人被征召进军队的例子，也并不罕见。

武田在他所写的《司马迁》的序文中，这样写道：“我对于《史记》的思考，始于昭和十二年踏上战场之时。在充满危险的战地生活中，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千古流传的古代经典的强大之处。那些在汉代写下的历史的世界，也让我有一种现代的感觉。当我思考着历史的严酷、世界的严酷，或者说现实的严酷之时，总是能在《史记》中找到一些参考或是根据。”

武田入伍之后被派往自己研究的国家——中国，他在那里重新认识了《史记》的世界和古代经典的力量。在战争期间，他写出了《司马迁》并成功出版。司马迁的《史记》完全着眼于政治中的个人，武田将司马迁这种对于世界的理解娓娓道来，意在与当时日本所信奉的“万世一系”的天皇神话形成对照。身处战争中的审查制度之下的知识分子，应该会很容易理解他的这番用意。

在经历了长时间战争的国家之间，居然还存在这样的关联性，我本人对于这一点也深感兴趣。在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就很难发现诸如武田与司马迁，或是竹内好与鲁迅之间的那种关联性。反过来，如果是英国人或是美国人，倒是有可能通过文化、艺术、音乐等媒介，与德国人产生相似的关联性。长久以来不断从中国学习文化的日本，在近代以后又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种日本视角下的说明，希望中国读者也能有所了解。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学生，目前正在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学习日本近代史的章霖，他利用写作博士论文的宝贵时间，付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来翻译这本书。同时，也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为出版本书所做的诸多努力。这本书另有繁体中文版已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版，不过，作为作者，我相信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这个版本，才是最能正确反映我想法的中文“决定版”。

2019年1月听闻中国月球车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

加藤阳子

序言

一直以来，我所写的通俗读物或是学术著作，大多是面向年龄层较高的读者，而非高中或者初中的学生们。那么我又是为什么突然起意，要和高中生们一起探讨从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人所做的选择呢？首先，我想要从这一点开始说明。大学老师说话难免会让人感觉有些绕圈子，还请稍加忍耐，继续读下去。

从我到东京大学讲授日本近现代史开始，时间一下子已经过去了15年。因为隶属于文学部(1)，所以我的学生都是进入东大两年以上的本科生或是研究生。毫无疑问，他们每个人都很优秀。但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首先在教养学部(2)时期将学生分为文理两科，再让文科学生分别进入法学部、经济学部、教育学部、文学部这种做法，我越来越感到疑惑。因为这样一来，最终就只有文学部的学生才会接触到日本近代史课程，这种安排是不是太迟了？有句老话不是说，打铁要趁热吗？

我所研究的对象，是从1929年“大萧条”开始的时代。那场经济危机经常被拿来与现代的金融危机相比较，当时的经济危机规模空前，影响了整个世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充满战乱的时代。其中，我主要的着眼点是20世纪30年代的外交与军事。在报纸和电视上，人们常常会简单地把30年代的历史与现在的状况进行对比，但是，要简洁地回答从30年代的历史教训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容易。

大家如果被问到30年代的历史教训是什么，能够马上回答出来吗？在这里，我试着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从帝国议会众议院议员选举与县会(3)议员选举的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止，当时的民众一直试图通过政党政治来实现国内的民生改革（比如制定相关法律来认可劳动者的自由结社权、集体谈判权等权利，大家可以联想一下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实施的诸多类似改革）。其次，当时的民众也强烈期盼着能够有一个新的政治体制，通过正确地反映民意，来实现政权的更迭。

但是，相信大家已经知道，在战前的政治体制下，那些呼吁进行改革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要求，在既存政党、贵族院、枢密院等诸多“围墙”的阻挡下始终未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因为在既存的政治体制下无法实现这些改革，结果就造成许多民众转而支持军部这个似是而非的改革推动者。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吧。但是，单就当时陆军提出的各种改革方案来看，诸如创设自耕农、制定工厂法、改进农村金融机关等内容，可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民生改革。

大家应该可以想到，我在这里使用“似是而非”这个词的理由。因为这种改革的姿态终究只是一种假象，不论是陆军还是海军，最重视的肯定是国家的安全保障。如果到了与苏联的战争不可避免，或是要与美国开战的地步，那些旨在保障民众生活的改革就会在第一时间被毫不犹豫地抛弃。

通过这一点，我想要揭示的教训就是，当本来应该对国民的正当要求加以回应的系统无法正常运作时，就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势力，他们通过向民众虚假地展示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来获得人民的支持。当然，我完全没有战前陆军那样的政治势力可能会卷土重来之类的意思。《莱特战记》和《俘虏记》的作者大冈升平(4)也在《战争》一书中大胆宣称，历史绝非单纯的循环，诸如“这条路似曾相识”(5)之类的想法，本身就是失败主义。

那么，现代政治体制的机能不全又是什么样的呢？一方面，其来源于如今选举制度的桎梏。在众议院议员的选举中，虽然也同时使用比例代表制，但六成的议席还是从小选区选出的。在一个选区只存在一个当选人的小选区制度下，执政党就有可能在失去民众支持的情况下，也不解散众议院进行总选举。这种情况在2008年和2009年都真实地发生了(6)，在失去民众支持的情况下，本应该重新进行选举，但实际上却没能实现。

另一方面，同样在小选区制度下，那些对投票充满热情，并且在人数上占有优势的群体，其意见就会相对得到尊重。根据2005年的统计，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占到日本总人口的两成。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老年人还非常较真，投票率很高。例如，在2005年的选举中，高唱邮政民营化政策的自民党获得大胜。当时，60岁以上人群的投票率超过了80％，相对地，20多岁的年轻人的投票率则徘徊在40％。面对这种情况，小选区制度下的政治家显然无法忽视那些踊跃投票的老年人的意见和要求。这与战前的政友会等政党因为支持者中存在大量的地主，而未能实现创设自耕农、制定《小作法》(7)等政策的情况，十分相似。

再过17年，我也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年人，所以刚刚那些言论恐怕对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在义务教育阶段保障所有孩子能够得到健康保险，对单亲妈妈给予额外的援助这类政策亟须优先实施。遗憾的是，这些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预算支持，其中就有年轻一代的需求在政治上没能得到很好地反映这一客观原因。

这样的话，我觉得政府即使被批评偏袒年轻人，也必须下定决心去实施照顾年轻一代的政策，否则就没法公正地发挥自己的职能。在教育方面，一方面，国家需要从早期开始就准备好众多的优良教育内容来供人们选择；另一方面，我希望年轻人抱有自己是国家未来希望的觉悟，不分文理，努力学习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知识。刚刚是从30年代的历史教训说起的，一下子就说到这里了呢。

这本书以朝日出版社铃木久仁子准备多年的策划为基础，在神奈川县私立荣光学园的石川昌纪老师、相原义信老师、福本淳老师，以及在后记中所提到的诸位老师的无私协助下，最终得以完成。另外，我还想说，对于在东京都私立樱荫学园度过了初中、高中生活的我来说，荣光学园是我踏入的第一所男校呢。

2007年底到2008年元旦，我进行了为期5天的讲座，本书就是以该系列讲座内容为基础构成的。全书分为5章，序章从历史学家面对历史事件时的反应出发，引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们围绕历史事件所提出的问题，然后从这些了不起的问题出发，讲述历史在被解读的过程中可以变得多么富有趣味。第一章主要着眼于甲午战争，第二章则是日俄战争，第三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接下来是“九一八”事变与中日战争，最后以太平洋战争收尾。要是单纯喜欢历史的话，从哪一章开始读大概都没问题，但是如果还抱着“历史不就是死记硬背吗”，或者“历史怎么看都不像是真正的学问呀”这类问题的话，还请务必从序章开始读起。

记得以前在写《战争的日本近现代史》(8)这本书时，我就有一个计划，希望能够弄明白日本这样一个从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差不多每10年就经历一场大战的国家，是如何将一场场战争的理由正当化，从而获得民众支持的。之所以要厘清这些事实，是因为我自身一直抱有一个疑问，如果自己也生活在那个时代，是否同样会被国家的那些说辞所欺骗，我很怕自己也看不穿那些冠冕堂皇的话。

这次课程主要的探讨对象虽然已经众所周知，但这一次我希望尝试拓宽视野来关注这些问题。例如，在序章中，我将从以下三个论点出发，尝试总结出战争的根本特征。（1）“9·11”恐怖袭击之后的美国与中日战争期间的日本在对外认识上有什么共通之处？（2）在经历了出现大量死伤者的战争之后，国家为何需要新的社会契约？（3）卢梭曾说战争是一种攻击敌国宪法及构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理的暴力形态，那么作为太平洋战争的结果，日本又有哪些基本原理被改写了呢？

总而言之，本书探讨的主题就是各个时期的战争究竟对国际关系、地区秩序、参战国家及其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各个时期的战争前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战争这一惨祸一直无情地反复发生着，不断地将参战各国的人民逼向绝望的深渊。在这次课程中，我希望让同学们站在作战计划的制定者，或是被派遣到中国东三省的移民等当事者的立场上，引导大家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让这些过去的战争在我们的课程中再现。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就需要简洁明了地总结那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的战争的根本特征，以及战争带给地区秩序、国家及社会的影响和变化。这些思考的全部结果，就是这本书了。

另外，本书不会像地心说一般，只把日本作为中心，我也会从中国和西方列强的视角出发来审视问题，并尽量融入最新的研究成果。例如，将甲午战争视为日本与当时的清政府对东亚地区领导权的争夺的观点，以及根据旅顺会战中日本陆海军相对良好的协同作战能力，将日俄战争视为新形态的近代化战争这种俄国方面的观点。相信这种尽可能让人身临其境的讲述方式，不仅会得到年轻读者的喜欢，也不会辜负更高年龄层的读者们对本书的期待。

(1) 相当于我国大学的人文学院。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学制改革中，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由旧制第一高等学校与旧制东京高等学校合并而来。学生入学后，先在教养学部学习两年，而后进入其他学部，或留在教养学部进一步学习专业知识。

(3) 1947年《地方自治法》颁布之前，县议会的旧称。

(4) 大冈升平（1909—1988年），日本小说家、评论家，法国文学翻译家、研究者。

(5) 原文“この道はいつか来た道”，出自日本诗人、童谣作家北原秋白的童谣“この道”。

(6) 2009年，第45届日本众议院议员总选举中，民主党在得票率为42.41％的情况下，获得64％的议席（480席中的308席），出现小选区制度下扭曲民意的情况。

(7) 保护佃农佃耕权的相关法律。

(8) “戦争の日本近現代史”，讲谈社2002年版。

序章　思考日本近现代史

一　从战争的视角审视近代

“9·11”恐怖袭击的含义

大家好，我是加藤阳子。从今天开始的一段时间，我想与大家一起从战争这个角度出发，探讨日本的历史。今天来到这里的大约有20个人吧。我听说大部分是历史研究部的成员，不过来自不同的年级。

——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都有。

刚好是最合适的年龄层呢。

我呢，平时是在东京大学文学部讲授从日俄战争到太平洋战争为止的历史，最擅长的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外交和军事。我经常被别人说：“研究这种走下坡路的时代，有什么意思呀。”（笑）

要让大家立刻了解其中的有趣之处，确实是有点困难，我就先举个例子来说明吧。大家是否还记得，2001年9月11日，美国在短时间内受到了多起恐怖袭击，当时人们将这样的恐怖袭击称为“新型战争”（war like no other）。这一观点首先就将焦点放在了这种过去未曾有过的战争形态上。所谓“新型”，就是指恐怖分子在未宣战的状况下，劫持民航客机撞击纽约的世贸双子塔——这一美国人心目中的象征性建筑——杀伤大量平民的方式。这种做法直接深入美国内部，利用一般人日常搭乘的民航飞机，对美国人的生活及工作场所进行袭击。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美国所受到的攻击是在美国国内，在与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地点发生的。因此，这起恐怖袭击与其说是由敌国倾全国之力挑起的对美国的战争，倒不如说是潜伏在美国国内的不法分子以无辜民众为目标进行的无差别杀人事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那些不法分子就可以被认为是需要借由国家权力进行镇压的对象。

如果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必然会有五花八门、无论如何都不得不诉诸战争的原因，而且不论什么时代，每个国家都会主张自身不得不使用武力、进行战争的正当性。但在“9·11”事件中，美国的态度与其说是要击败战争中的敌国，不如说是要将那些违反国内社会秩序和法律的邪恶犯罪者绳之以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感觉很难把敌方视为战争中的对手，或者说战争的当事人。

其实，日本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大家能想到吗？

——是什么时代的事呢？

在学校可能还没学到这一段吧。就是发生在我所擅长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事件，当时中日两国正在交战。日本在家世显赫的近卫文麿(1)担任首相的时候，曾对当时身兼中国军事与政治领袖的蒋介石发出声明，当时日本说了什么呢？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没错，就是这样。教科书也有写。1937年（昭和十二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的中日两军的冲突，瞬间就扩大为全面战争。但在这场战争爆发后大约半年，也就是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发出声明，表示“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无视正在交战的国家，这算怎么回事？普通人大概都会这么想。但是，当时的军人们，以及本来应该辅佐并提供建议给近卫首相的智囊们却并不在意。不仅如此，他们对于战争还有更不可思议的看法。

比如1939年1月，作为被派遣到中国作战的日本陆军华中派遣军（原名“中支那派遣军”）心脏的司令部曾发出这样的言论：“此次事变不是战争，而是报复，国际惯例认同以报复为目的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当时日本进行的不是战争，而是“报复”，因此，这一军事行动也是被国际惯例认同的。

——报复？第一次听说……

确实如此呢。我甚至可以说，现代日本人当中，听过这个词的人可能基本上没有吧。如果用简洁明了的方式说明“报复”这个概念，就是当对方国家出现违反条约等不当行为时，可由我方采取相应的行动，制止其行为。而当时日军的借口就是中国没有遵守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所以必须采取武力行动来让中国遵守条约。

然而，当时国际惯例所认同的“报复”行动，都是程度比较轻微的。例如，当对方国家未遵守条约时，国际认同的对抗行动是扣留对方的货物或船只，从而让对方感到困扰。因此，1937年7月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不能套用“报复”的概念。

目前为止所提到的，都是军人们的说法，而在近卫的智囊们所撰写的史料中，也发现了以非常不可思议的方式来称呼中日战争的例子，他们将这场战争视为“一种剿匪战”。大家听过“剿匪战”这个词吗？恐怕只有生活在二战结束之前时代的人们，才能在脑中立刻浮现这个词吧。“匪”，简单来说就是在国内为非作歹的坏人，就好像是山贼那样的形象，而“剿匪战”的意思，就是讨伐剿灭这些不法团体。

总之，只要能意识到日本在中日战争期间所抱有的“不将这场战争当作战争”，以及“不承认对方为交战对象”这样的认识就可以了。在某种意义上，2001年的美国与1937年的日本，都用一种相似的感觉看待各自眼前的战争：因为对方做了坏事，所以动武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将这种战争看成是警察抓捕坏人的行动。

通过比较不同时代与背景的两场战争，从而发现乍看之下完全不相同的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与现代美国之间隐藏着的共通点。其实，可以说历史乐趣的精髓，就在这种比较和相对化之中。经过前面的说明，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学的近代史研究好像也蛮有意思的，而战争也可以作为近代史研究的切入点呢。

历史只是死记硬背吗？

我从初中时代开始就喜欢历史，进入樱荫学园初中部后就加入了历史社团，不过我同时也参加物理社团。因为喜欢历史，所以历史成绩很好，历史就成了我的得意科目。但在初中和高中时代，喜欢历史的人往往受到轻视，理由是“历史还不就是死记硬背，只要背下来，根本不用动脑思考就能得分了”。大家觉得呢？有没有被问过，相比物理、数学等科目，“为什么喜欢历史”这样的问题呢？

——基本没有欸。

是吗？现在不会被那样问了吗？

——不过，就算历史成绩好，感觉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另外，确实会有历史就是死记硬背这样的感觉。

是啊，作为学校课程的历史，其实有点可怜呢。因为考试形式的关系，一直到高中为止，历史总被认为是“死记硬背的东西”。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下面就试着把历史和数学、物理来进行一下比较。

当一个数学或者物理方面的问题的答案是“1”的时候，只要确认了答案是“1”，那么就基本能够确定推导出这个答案的过程的正确性。因为如果计算过程满是错误的话，恰好得出答案是“1”的情形，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只要能得出“1”这个答案，就差不多可以确定中间的思考过程也是正确的。数学和物理这样的科目，如果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总结的话，可以说只要有对于定理的解释说明，并通过重复积累的例题与考试来进行反复确认，就能达到该科目所要求的学习成效与目标，而且不论例题与考试的形式如何，学习目标的达成度都能够得到具体的确认。

但历史科目就无法如此。就拿高中日本史B(2)来说，其学习指导要点中的“目标”部分明确地写着这样一些内容。想必没有人看过这部分内容，我就在这里稍做介绍吧。

以各类资料为基础，结合地理条件以及世界历史，对我国历史的进程进行综合探讨，并通过加深对于我国传统及文化特色的认识，培养历史思考能力，养成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主体而存在的日本国民的觉悟与资质。

怎么样？相当艰涩难懂吧。把日本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和现象与世界的动向相结合进行思考，到这里还比较好理解。对于接下来的部分，所谓探讨日本与世界的关系，加深对传统与文化的认识，从而获得作为国际社会生存资质的历史思考能力，我们又要如何来确认学生获得了这种思考能力呢？

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各个历史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解释说明的妥当性，进行一一确认。为了进行这样的确认，就需要让学生进行论述，并在这一过程中尝试去了解其思考过程是不是巧妙、正确和妥当。例如，作为教师来说，在探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时，真正想让学生做的是，让他们依据多种史料，论述这两个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对众多考生的答案进行评分，在实际的大学入学考试里是没法出这样的题目的。于是，考题就不得不局限于“将以下五个事件依时间顺序进行排列”这样的形式，只是让学生回答《美国独立宣言》与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对因果关系进行恰当的探讨，但只要记住《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于1776年，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也可以顺利作答。

不过，最近的学习方式似乎也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大家听说过PISA调查吗？这是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会员国为中心，由参与国家共同开发，以15岁学生为对象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日本2006年的测评结果非常糟糕，甚至被称作“PISA冲击”。PISA的评估内容涵盖阅读能力、数学运算能力和科学应用能力，而其中与历史课程相关的是阅读能力，即以论述形式进行写作。当时，日本学生阅读能力的测试结果相当糟糕，在57个国家中的排名分别是：阅读能力第15位、数学运算能力第10位、科学运用能力第6位。而在2000年举办的第一次评估中，日本学生的数学运算与科学应用能力分别居于第1、2位。总之，长期来看是一直呈现下滑的趋势。

总体来说，日本社会对与他人进行比较和来自外界的批评是较为敏感的，所以PISA评估的结果就促成了一种新的趋势，即对于一直以来忽视培养写作、论述能力的教育的否定。历史考试也必须进行写作论述，而对于理论的说明能力也绝非光靠死记硬背就可以培养的。随着这种新的认识渐渐为人们所接受，学生真正接触历史乐趣的机会也变多了。

二　民有、民治、民享

南北战争之时

对于现在和大家共同学习的这个讲座，我给它起的名字是“为了历史爱好者而办的特别讲座”。虽然这个名字容易被误认为是以上了年纪的老一辈人为主要对象的讲座，但是我用“为了历史爱好者”其实是有缘由的。我是在想着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进行的演讲，借鉴其中著名的“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进而写下这句话的。

接下来，就通过分析葛底斯堡演说的主要内容来讨论下面的问题。具体而言，当我们思考历史的时候，应该如何开动脑筋呢？要怎么样才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死记硬背以外的历史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林肯是在1863年11月19日进行葛底斯堡演说的。这场演说非常有名，可以说众所周知，他主要阐述了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来运作美国政治这样一个理想。在这里，希望大家站在林肯的角度想一想，当时的林肯为什么需要进行“民有、民治、民享”的演说呢？可以试着联想这一演说的时代背景。请大家赶快开动脑筋，试着在25个字以内，写出林肯必须提出这一理想的原因。

——25个字不够吧？

只写必要的内容，这点字数应该就够了哦。先给一个提示，大家知道与这一演说有着紧密关系的那场战争吧？

——南北战争。

没错。南北战争是围绕着美国立国的理念，在北方的联邦政府与南方的联盟国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战争，葛底斯堡演说正是因为这场有可能将美国一分为二的大规模战争而进行的。那么，林肯进行这一演说的具体目的是什么呢？答案的要点有两个。请已经写好的同学来说说看。

——在战争中，提高北方人民的士气。

在演说中揭示这一理想，是因为需要鼓舞士气。不论是现在（2007年）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还是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日本，都竭尽全力去鼓舞士气。为了安抚民众，统一民心来应对战争，才会在演说中使用“民有”这样有力的话语。南北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就发生在葛底斯堡。1863年7月，兵力不相上下的南北两军（北军8万人、南军7.5万人）在此交战，北军在付出2.3万人伤亡的代价之后，获得了胜利。在这样一场重要战役的发生地，联邦政府的总统林肯发表了“民享”的演说。

联邦政府为这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历时4年的南北战争中，全美伤亡人数更是高达62.5万人。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南北战争的转折点、葛底斯堡战役的发生地、新落成的国家公墓，林肯进行了演说。面对幸存的北军士兵和联邦政府相关人士，他在对献身沙场的士兵表示哀悼之意的同时，也希望拂去人们心中隐约浮现的厌战情绪，毕竟今后的国家建设，还需要这些从战场上幸存下来的人。

除了那段有名的排比句，林肯还说了下面这段话。

对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倒是应该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并以崇高的精神境界向前推进未竟的事业，应该把自己奉献于依旧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3)

这是第一个要点。还有其他的吗？

——寻求北方联邦政府统治的正当性。

很好。相对于为了持续战争而鼓舞士气的角度，这个视角看到了更高层次的问题。南北战争将美国一分为二，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裂痕。在这场内战中，林肯的对手除了南方联盟，还包括联邦政府内部在继续战争的方式等问题上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众多人物。这场内战可以说背叛了那些从欧洲逃离，呕心沥血建立起一个统一合众国的先驱，为了把这场内战继续下去，仅仅靠鼓舞士气是不够的。为了彻底终结这场战争，还需要一个能够重新将美国整合为一个整体的理念，一种统合国家来共同迈向远大目标的意志。换言之，就是需要制定统一新国家的宪法，以此来指引国家的新目标。

对于将先人们所建立的国家维持下去的使命，林肯这样说道：

87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大陆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现在，我们正从事着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说，以考验任何孕育于自由并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能否长久地生存。(4)

总结一下上面的内容，就会发现林肯演说的目的，除了追悼战争的牺牲者，同时也是为了今后国家的统一以及国家的新目标。所以，原因就可以用“为了追悼牺牲者并设定国家的新目标”这16个字总结出来。而第二个要点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必须重新确立国家的目标和正当性。

另外，在思考这一演说的背景时，我想要再强调一遍，这场战争的战死者非常多。刚才已经说到伤亡的人数，如果单论阵亡者的话，又有多少呢？依照不同的资料和统计方式，得出的数字也不尽相同。根据《世界年鉴》的数据，在南北战争中阵亡的北军人数为74524人，南军为110070人，总计达184594人。出现如此庞大的阵亡人数，可见美国内战进行到了多么激烈的程度。

说起来，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阵亡人数大约是多少吗？

——……？

没有概念吗？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阵亡人数是92540人。也就是说，南北战争的阵亡人数是在太平洋战场与日军战斗的美军阵亡人数的两倍。从这一点也可以大概感受到南北战争给美国所留下的深刻伤痕。当然，如果将欧洲战场也算上的话，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总人数是294597人，还是比南北战争多的。

太平洋战争给日本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太平洋战争的损失仍比不上南北战争。如果仔细揣摩的话，就可以感受到林肯的演说也在尝试缝合因内战而出现的美国社会的深刻裂痕。“为了让我们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就需要美国人民的奉献和牺牲，林肯如是说。

《日本国宪法》的由来

其实，令人过目难忘的“民有、民治、民享”，在现行的日本宪法中也能发现相似的表述，那就是1946年11月3日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前言中的一节。

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

“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代表民有，“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则是民治，而“其福利由国民享受”就是民享。可以说，宪法前言的这段内容，就是基于“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

对于在《日本国宪法》前言中加入“民有、民治、民享”这一点，大家是否会感到惊讶呢？啊，并不惊讶吗？原来如此。大家都知道《日本国宪法》的条文本身是战后根据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SCAP）准备的草稿来制定的，既然是美国人起草的，那么出现林肯的话语当然也不奇怪。大家是这样想的吧？

请大家先记住刚刚所说的南北战争期间林肯的演说，以及《日本国宪法》前言中的这些内容，因为接下来我想先换个话题，提个小问题考一考大家。当然，稍后大家应该会发现，其实所有话题都是互相联系的。那么，在这里就容我稍微离题。曾经有位政治家说过，“历史就是数字”，具体是这样说的。

政治源于众人所在之处。且其起源之处的人数绝非数千人，至少应有数百万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会诞生真正的政治。

历史就是数字，即使有数千人的诉求，政治也不会有所反应，只有达到数百万人的规模，政治才会开始出现反应。相当激进的观点呢。大家认为这段话是谁说的呢？给个提示，这个人在20世纪的前半期就已经去世了。

——不是日本人？

不是的。但如果是日本人说出这样一段话，感觉还挺厉害的。

——阿道夫·希特勒？

确实像是他会说出的话，但不是他。

——如果比希特勒还早的话，是伍德罗·威尔逊吗？

这要是被威尔逊听到的话，只怕他会悲愤而死吧，因为他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肯定不会这样说话。

答案是列宁。他与威尔逊确实是同时代的人。列宁的祖国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英国、法国还有日本同属协约国阵营。在与德国的激烈战争中，沙俄疲态尽显，终于在1917年3月爆发了二月革命，之后又在11月爆发了十月革命。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列宁与托洛茨基共同推动着革命的发展。

现在，我们试着再来理解一下刚刚所引用的列宁的话。列宁所说“诞生真正的政治”，如果进一步解释的话，大概可以得出“之前的都不是真正的政治”这样的结论吧。在20世纪前半期，可以断言没有“真正的政治”“大众的政治”的大国，大概就是俄国了吧。因为当时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自不待言，即使在没有受到殖民主义摧残的国家中，最晚建立立宪制度的日本，也已经在19世纪末制定了宪法，并建立了帝国议会制度。在尼古拉二世统治的沙俄倒台数年之后的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接下来我们慢慢回到正题，让战争转化为革命的政治家列宁所断言的“历史就是数字”这一结论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时，伤亡数字所带来的冲击将会决定性地改变战后的社会。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考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线战场上俄方的巨大伤亡。

同样地，在探讨《日本国宪法》时，也必须把太平洋战争中日方的大量死伤和日本社会所遭受的重大打击一起加以思考。当然，说到日本的伤亡，我们也不能忘记在那场战争中，还有众多遭受了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战争同样给这些国家带去了大量的伤亡。

一提到日本宪法，马上就会出现诸如这是GHQ起草的宪法，是被迫接受的宪法等论调，但是这些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在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日本宪法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它们都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在众多的生命消失之后，国家需要新的社会契约，广义而言就是宪法。

说到宪法，特别是明治时代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大家的印象大概是所谓“不灭的大典”吧。然而，不论是葛底斯堡演讲还是《日本国宪法》，其实都属于某种新的社会契约，它们都明确构筑起了国家的基本秩序和信念。而从广义上来说，这就是宪法了。

不论是葛底斯堡演讲中关于“人民”的部分，还是《日本国宪法》当中“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的内容，都非常强调这一理念，而其背后却有着极为深刻的理由。根据日本厚生省（现厚生劳动省）的估计，包括军人、为军队提供劳务者以及平民在内，共有310万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中丧生。

三　战争与社会契约

为了彻底动员人民的力量

对于新宪法或社会契约的需求，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之一，就是所谓“总体战”（total war）这种新的战争形态的出现。为了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就必须提出相应的国家目标。而“民治”这个词汇在这时就显得尤为必要。总体战最单纯的定义就是不分前线和后方，全国青年男子的数量基本等同于被动员士兵的数量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世界各国，几乎都处于总体战的状况下。为了让青年自愿从军而免去强制征兵的麻烦，从他们未成年时起，国家就会在教育中加入有利于募集士兵的内容。大家应该知道，国家为了进行这样的全面战争，就需要对忍受着辛劳的人民提出类似于“为了建立民主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目标。国家如果不对其国民宣扬未来的希望和补偿，是无法持续地动员国民为战争出力的。

为了维护国家的团结，就需要设定新的国家目标。因为这个时候，承受着大规模动员的民众有可能对实施动员进行战争的国家的正当性产生怀疑。为了打消这种怀疑，国家往往会先将战争的目的加以明确。例如，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口号是：“使民主制度安全屹立于世界”，“一场为了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相对地，德国、奥地利方面则将本国战争的目的定义为：“为了捍卫民族生存的战争。”

大致上能够理解吗？目前为止所讲的问题，就是因战争而出现的大量牺牲以及总体战这一战争形态本身，都会从内部改变参战国家的社会。

接下来，我们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战争会对敌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些作用生效之前，己方又是出于什么目的而选择开战的呢？

——为了让对手服从自己。

很好，就是当通过政治途径，比如外交交涉等手段无法说服对手时，就以武力使对方屈服，迫使对方服从自己。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打败敌国军队，消灭其军事力量。

哦哦，真是尖锐呢。

只要击溃敌军的主力，就可以让对手陷入不得不投降的境地。19世纪上半叶，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战争论》中对战争进行了定义，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应该是关于战争最古典的定义。虽然普鲁士在与拿破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但是克劳塞维茨还是从普鲁士的视角出发，阐释了理想意义上的战争，并将相关思想的精华总结成书。其观点的一个特点在于，提出了政治领域的交涉与诉诸武力的战争之间在某种意义上的延续性。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正因为参战各国普遍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吃了苦头的世界各国以美国为中心，签订了《非战公约》(5)，试图以条约的形式来禁止战争。二战前的日本政府也以初始签约国的身份加入了这份于1928年（昭和三年）签订的国际公约。公约第一条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第二条则规定，只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

在这一公约的约束下，只有自卫战争以及对发动侵略的国家的制裁行为是被允许的。如果回顾直到《非战公约》签署为止的人类漫长历史，就会明白，长久以来人们是如何将战争作为实施国家政策的手段或是解决国家之间纷争的工具，从而发动了无数的战争。

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问题吧。战争会对敌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进一步说，在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国家会对战败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

——会压榨战败国。

好严厉呀。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恐怕会马上引发复仇战争，战胜国也没法过得安稳吧。

——占领并改变战败国的体制，将其改造成为符合本国利益的体制。

这确实是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后企图进行却未能实现，而且到现在也很难说已经达成的目标。刚刚的回答，很好地抓住了重点。

改变敌国的宪法

差不多该揭晓答案了。

关于战争所带来的某种根本上的影响这个问题，法国思想家卢梭也反复思考过。不过，因为卢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还没有日文译本，因此我一直都不知道。直到我读了东大法学部宪法学学者长谷部恭男教授的著作《何谓宪法》(6)，才感到异常的惊奇与趣味，真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在这本书中，长谷部教授着眼于卢梭的论文《战争与战争状态》。卢梭的这篇论文写道：战争就是国家之间对于主权与社会契约的攻击。也就是说，是对敌国宪法的攻击。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并实施了间接统治。而我们日本人则抱着这样的想法：“哦，美国是作为民主主义的老师，本着到日本传授民主政治的目的来了”，把占领政策看成是美国特质的体现。而卢梭则早在18世纪就预见到了战后美国的这种做法。

卢梭当然只能知晓直到他本人生活的18世纪为止所发生的战争。对于19世纪的南北战争、普法战争（1870—1871年，发生于普鲁士及法国间的战争），以及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都无法知晓。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卢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基本理论，与19世纪、20世纪以及现代的战争都相符。如此卓越的洞察力，也是他成为闻名世界的哲学家的原因之一吧。

接下来，我想稍稍对卢梭的这一理论做进一步的说明。

卢梭认为，战争不会在消灭了某国常备兵力的三成以后就恰到好处地结束，也不会在对方的国王举手投降时就宣告终结，战争的最终目的不是占有对方的领土（这种意图当然也会存在），或是收编对方的军队（这种意图还是会存在）。他将种种想法加以归纳，最终得出了结论，强迫对手改变对其而言最重要的社会基本秩序（广义而言，就是被叫作宪法的东西）这一行为，才是战争。

战争就是要直接介入敌国的社会基本秩序（即宪法），并将其改写。简单地说，为了给对手造成最大的伤害，就要对对方最重视的东西进行决定性的打击。这样思考的话，应该就可以了解卢梭的理论了吧。卢梭生活在18世纪，却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要求敌方无条件投降的战争形态，真是不可思议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日本等战败国的宪法，即最重要的社会基本秩序，以英美式的议会制民主主义为范本进行了修正。因此，如果从历史的“数量”问题以及战争的目的这两方面进行思考，就会发现《日本国宪法》其实并非是美国热衷于理想主义而创造出来的产物。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论哪一方获得胜利，恐怕都会发生由战胜国来改写战败国宪法的情况。

谈到这里，大家能够渐渐体会从战争的角度来考虑历史问题的有趣之处了吗？接下来，让我们试着探讨敌国与我国、敌方与我方之间的根本性差异。

日本宪法的根本宗旨是什么？

请大家想一想在美日交战后，美国获得胜利并改写日本宪法时，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异在哪里？而战前的日本宪法的根本宗旨又是什么？构筑起战前日本社会的基本秩序又是什么呢？在事后来看，美国也正是借由战争的胜利将日本的这一部分进行了改写。简单来说，只需要两三个字的词汇就能表达出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天皇是神的后代，其权力具有绝对性。

非常好的想法。这是根据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1月1日发布的否定天皇为神的诏书，即所谓“人间宣言”来说的。从美国的立场出发，也需要借由天皇之口来否定对天皇的神化，而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刚刚这位同学所说的就是战前日本宪法的根本宗旨。还有其他的吗？

——天皇作为国家元首统帅陆海军。

这是军事角度的回答吧。美国的制度是作为国民代表的国会拥有决定开战等权力，虽然实际上是由总统做出判断和决定。反观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这两场战争中，其实从开战到缔结和约为止的过程，与其说是由明治天皇来做出决定，不如说是元老们(7)在主导政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变成了既不是由大正天皇，也不是由元老，而是根据内阁的判断来决断。关于这一点，虽然《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十一条明文规定：“由天皇统帅陆海军”，但也必须有人对天皇的统帅大权进行辅佐。内阁并不负责此事，而是由另外设置的，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1933年起改为军令部总长）以及侍从武官长等官员组成的统帅机构来进行辅佐。

此外，有关宣战、和谈以及缔结条约等大权，也是如此。虽然宪法第十三条明文规定了“由天皇进行宣战、和谈及缔结各种条约”，但实际上也离不开国务大臣的辅佐。要得到两个字组成的答案，还要再加点油呢。《大日本帝国宪法》与现在的《日本国宪法》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国家主权在天皇而非国民，统治国家的中心是天皇。

是的，没错。《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四条：“天皇为国家元首并总揽统治权，并依本宪法条规执行。”这些内容就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如果用当时常用的两个字组成的惯用语来表达，由天皇统治国家的存在方式以及根本宗旨应该是什么呢？

——国体。

没错，刚刚我说两个字的时候，心里想的词就是“国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说明战前日本宪法的根本宗旨，那就是“国体”。换句话说，就是“天皇制”。1925年制定的《治安维持法》规定：“组织以变更国体或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之团体，或者明知其性质而加入者，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监禁。”这里所说的国体，就是指天皇制。

可以说，美国通过战争的胜利，最终改变的是日本的天皇制。我们之前也说过，现在的《日本国宪法》前言部分：“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与林肯演说中“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基本一致。不过，就在这一部分的前面，还写着：“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制定本宪法。”

大家是不是有点累了？（笑）

到这里为止，我们从美国与日本的战争形态的意外相同点出发，接着又从“为了历史爱好者”这个说法，把话题延伸到了林肯的演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改写的宪法之间意外的相同点。上面的共通之处就是“意外的相同点”。其实，不管是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与现代的美国，还是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与1945年前后的日本，都意外地存在着一些共通性呢。

但是，这些共通性必须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去观察才能发现。比如第一个例子，就在于是否注意到战争的“形态”；而第二个例子，则在于是否能够发现卢梭所提出的，社会基本秩序将在大规模战争之后被改写这一理论。当我们谈到是否具备以历史的视角观察事物的能力时，其实就是在问能不能注意到这些历史的视角。

那么，我们要如何培养利用这种视角看待问题的能力呢？其实，这正是历史这门学问最重要的地方。

四　“为何和平只维持了20年？”

“怪人”卡尔老师

研究本国历史这门学问的环境可以说是有些麻烦的，因为作为分析主体的个人也必然要在其所研究的国家与社会当中呼吸与生存。因此，当生存在这个国家与社会中的人的内心，被诸如“日本为何要进行一场让310万日本人失去生命的战争呢？”“为何没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中学到教训，又一次开启战端呢？”这样一些“问题”所深深冲击的时候，他往往就会开始用历史的视角审视这些问题。因此，我认为历史的视角就来自烦恼之人所抱有的“问题”的迫切性。

那么，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内，过去历史研究的第一线所讨论和思考的日本史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如果有教科书可以把这个“问题”明确化，肯定会相当有趣吧。这样一来，我会非常希望让初中生、高中生还有大学生等年轻读者，都切实地了解那本教科书提出的“问题”所在。等到“问题”广为人知，相信对于世间大众也会有很大的意义吧。

听到这里，已经有人开始产生疑问了吧。比如，没必要让初中生和高中生了解历史研究第一线的问题吧，除此之外，肯定还有更迫切的“问题”想要与初、高中生一起思考吧，等等。请再稍加忍耐，继续听下去。

学生时代真的很忙，除了有很多课程要学，还要忙着参加社团活动，还得费劲儿与朋友相处。不论多努力地对着没有太多闲暇时间的年轻朋友们说，学习日本史“将来一定有帮助”，可能都没办法引起他们的兴趣。对于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人们提出的根本“问题”，或许只有让初、高中生们实际感触这些问题产生的情境，才能抓住他们的心，并将其引向日本史的方向吧。

一个研究者，为何总是从思考某个想要解答的“问题”开始自己的研究？而那个“问题”又为何值得投入心血去追寻答案？我们的教科书，可以说是众多研究者对于他们所追寻的“问题”的探究结果的集大成者。如果能够有更具真实代入感的教科书，那就太好了。

所谓感触第一线研究诞生的情境，具体而言是指什么呢？接下来，我想要谈一谈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8)在20世纪30年代所思索的迫切问题。

卡尔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担任历史学教授，他在1982年去世。在英国，受到尊敬的历史学者大多是从理想主义的立场出发，讨论文明史观等宏大论点的学者，但卡尔并非如此，他会在列举各种细微史料的同时，阐述关于英国未来的黯淡预测。因为他同时也是苏联史专家，所以被视为亲苏派，在美苏冷战最高峰的时代，英国学界以及其他知识分子等都对他有些敬而远之。这样的卡尔老师，在日本倒是特别受欢迎。

在卡尔的著作中，以《历史是什么？》(9)最为出名，这本书非常阴郁，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如果现在冷静地阅读的话，甚至会产生为什么如此难懂的书会畅销的疑问。这本书是以卡尔1961年在剑桥大学所做的一系列演讲为基础完成的作品，内容确实很难懂。尽管如此，但因为其中重要的部分经常被引用，所以即使是年轻的各位，或许也曾经听过。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所谓“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听起来并没有剧情最高潮的时候，主人公说出决定性台词那样的感觉，而就像在说很普通的事情一样呢。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卡尔老师是个非常有趣的人。首先，我们从卡尔的个人情况开始讲讲他的有趣之处。卡尔是个名副其实的勤奋向学的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外交官，还曾在英国极具影响力的《泰晤士报》发表社论，63岁时成了剑桥大学的老师。

一方面，卡尔会咒骂圣诞节假期。在基督教思想中，圣诞节假期是休息并与家人团聚的重要时间。但是，卡尔因为讨厌研究时间被削减，就咒骂圣诞节。另一方面，如此热衷于研究的卡尔老师却不知为何有过三次婚姻，而且其中两次的结婚对象还是有孩子的已婚女性，他最后一次结婚是在74岁的时候。

大家肯定不知道与带着孩子的已婚女性结婚的辛苦吧，（笑）那无疑是一件非常非常费时费力的麻烦事。除了要尽快办妥与前妻的离婚手续，还得等待对方离婚，相当麻烦。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卡尔先生既讨厌圣诞节又厌恶人际关系，但他为什么又不断重复如此麻烦的事呢？（笑）

为什么我能够像亲眼所见一般来讲述这些趣闻呢？那是因为在卡尔的大弟子为他写的传记里，这些事都被认真地记录下来了。英国是个会把一个人的好坏都确切记录下来的民族，比如说一个政治家，如果不能直接对他是不是坏人这样一个问题做肯定回答，就有可能会被认为没有政治家的才能。英国人的思考方式还真是相当成熟呢。

卡尔的传记《正直之恶》，是由卡尔的弟子、同在剑桥大学讲授俄国史的老师所写的，原文书名为Vices of Integrity。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名时，曾经一瞬间惊讶地觉得是不是把“美德”（virtue）误写成了“恶习”（vice）。为什么卡尔会被说有“正直之恶”呢？接下来，终于要进入正题了。让我们好好思考一下卡尔所面对的“问题”吧。

写在大战爆发前的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9年，卡尔老师完成了《20年危机（1919—1939）》（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这本书。据说这本书是卡尔一边听开战快报，一边修改完成的。让卡尔动念写下这本书的，就是“为何和平只维持了20年”这个问题。这本书的副标题提到的1919年，举办了一场有名的会议，有谁知道这个被冠以举办地名字的重要会议叫什么吗？给个提示，这次会议是因为前一年结束的世界大战而召开的，从1919年开始，和平总算是回来了。

——巴黎和会。

对。卡尔提出的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1919年，召开了巴黎和会，构筑起凡尔赛体系，并开始了建立国际联盟的尝试，可为什么这一切在20年后就面临破产了呢？《20年危机》正是卡尔为解答这个迫切的问题而写下的书。1920年，即巴黎和会后的第二年，虽然美国最后在参议院的反对下没有加入，但国际联盟还是以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为中心被建立起来了。对卡尔来说，寻找国际联盟失败的原因，有着关乎自己存在意义的迫切性。这是因为卡尔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之后不久，曾以外交官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在会议即将举行之际，英国外交部副大臣哈丁从外交部选出18人，派往巴黎参加和会，而卡尔就是这18名出席者之一。这次会议的经历想必给了卡尔相当强烈的刺激，因为在和会上，卡尔参加了新兴国家委员会，目睹了小国和战败国的利益被当作战利品与筹码，被随意处置。

他所看到的是，丝毫不了解大战始末，而且对于欧洲和西亚的地理历史情势既不了解也没有兴趣的威尔逊总统等人，却要做出对这些地区的人民而言生死攸关的重要决定。威尔逊的做法，是否能够治愈饱受战争创伤、业已分裂的欧洲？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卡尔在《20年危机》中回顾道：“（威尔逊）真心地相信政策应该从道德伦理中导出，而非由政策来引出道德伦理，真是个空想型的政治家。”然而，正是这样的政治家，在美国切实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

卡尔一边听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逐渐接近的脚步声，一边焦虑于一般英国人普遍持有的看法。大多数人单纯地认为，引起20世纪30年代大灾难（即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的出现）的原因，在于未能对德、意、日三国百分之百地严格执行国际联盟的盟约，或者是英、美、法等大国未能及早应对德、意、日的挑战。

如果让卡尔来说的话，这些说明不过是把相同的事情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转述，根本无法说明为何德国、意大利及日本没有如其他国家所预期和希望的那样行动，而是选择发动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各国的总阵亡人数超过1000万，在西线战场构筑起的战壕总长度，几乎可以绕地球一圈。为了不再重复这样的战祸而组织国际联盟的尝试，为何仅仅20年后就破产了呢？卡尔并不认为如果更早一些对德国、意大利及日本发起攻击，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他又是如何回答自己的问题的呢？当这本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后发行时，大概会让许多英国的政客和知识分子感到困扰吧，因为卡尔就像是朝着正处于开战不久这样一个重要时期的英国政府和人民泼了一盆冷水。卡尔的回答是这样的：

人们之所以无法运用正确的原理，并非因为自身的愚蠢或是邪恶，可能是因为原理本身有误，根本就是无用之物。

错在联盟

也就是说，卡尔直言错不在作为敌方的德国，而是国际联盟有错，国际联盟对于战败国德国的处分方式是不对的，甚至由美国、法国及英国等大国主导构筑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本身就是错误的。

——真是大胆啊。

日本、德国和意大利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卡尔的说法等于是帮着战败国说话，表示开战错在英美，所以日本人可能会产生“卡尔老师，说得真好”这样的感觉，而这可能也是《历史是什么？》《20年危机》等卡尔的著作在日本被广泛阅读的原因吧。在英国备受欢迎的汤因比等历史学家，大多是站在文化论这样的制高点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总是会论述如希特勒那样的邪恶精神出现的原因，最后展开相信人性之美之类的论述。卡尔的观点则非常冷静透彻，他认为，巴黎和会上的错误决定以及国际联盟的错误作为，都有意地将错误的事强加给德国等国，这当然会导致被压迫的国家试图突破被强加到自己身上的困境。

而在原理错误时，为了遏制日本和德国，英国应该怎么做呢？卡尔在《20年危机》中也对这个难题进行了回答，大家可以想到他的答案吗？为了抑制德国、意大利及日本等对当时国际秩序不满的国家的抬头，书中给出了英国应该采取的对策。

——欸……

当德国于1939年9月入侵波兰时，英国应该怎么做才能遏制这样的侵略行动呢？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原理本身有误”的卡尔，对于英国在30年代要做出何种选择才能改变历史的潮流这一点，是怎么考虑的呢？

——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输掉就行了。

嗯，这个答案太有意思了。（笑）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保守派大叔说出这个答案的话，倒是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非殖民化浪潮（亚洲、非洲等地的大英帝国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独立）中，某些英国国民会有这样一种心情，虽然表面上英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实际上如果没有那场战争的话，英国就能继续保有殖民地。虽然现在的答案非常出乎意料且很有深度，但和卡尔老师的想法还是有些出入。

——先发制人？

果然是喜欢先发制人的日本人的想法呢。不过挺好的，先发制人这个想法渐渐接近答案了。

——是哪个时期的事呢？

卡尔老师所设想的英国本来该做的事情，大概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止的。换句话说，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四五年，英国应该做什么呢？

——延续英日同盟。

这也是很重要的想法。英日同盟的最大优点在于英国可以保持在欧洲和亚洲的海军军力。但就实际的历史走向而言，在1921年底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英日同盟就已经告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显出疲态的英国认为，太平洋方面的安全保障不能缺少美国的协助，所以就缔结了由美国、英国、法国及日本四国参加的《四国条约》来代替英日同盟），所以延续英日同盟的想法只能是历史的假设。

差不多该说明卡尔老师的想法了。他认为，英国不应该试图以国际联盟的权威为支撑，单纯通过言语或是理论来抑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英国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加强海军军力。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即一战以后以国际联盟为中心构筑国际秩序的想法，也可以说是一种重视经济的安全保障观，德、意、日三国都将其视为既得利益国家试图维持现状的做法而加以批判。卡尔认为，面对持有如此主张的国家，显然无法光靠言语来制止，在缺乏优势军力的情况下，试图维持现状的国家是无法遏制意图打破既有秩序的国家的。

那么必须思考的一点就是，30年代前半期的英国是否还有余力来扩充海军军力。与法国一样，英国是受到1929年10月那场从美国开始的“大萧条”的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随之而来的高失业率，使英国饱受其苦。1930年末，英国的失业人口是250万，到了1931年年中，这一数字达到了270万，并且还在持续增长，直到1933年。

因此，卡尔认为，如果英国不能通过扩充海军这样的强硬政策来压制德国，就不应该以国际联盟为后盾来刺激德国。对于英国而言，这个结论可谓相当黯淡呢。如果无法扩充海军，就应该在更早的时期，更真诚地与德国进行交涉。

从特殊到一般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卡尔在英国不受欢迎的另一个理由。他在英国国内不讨人喜欢，除了因为对已经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入口的英国指责国际联盟的做法是错误的之外，其实还有其他原因。通过这一点，或许可以让大家更了解所谓的历史视角。不好意思，现在又来了一个唐突的问题，请问，大家认为历史是科学吗？

——历史与科学好像不一样吧……

哪里不同呢？

——科学给人的印象是，通过实验来探究未知事物，从而阐明真理；而历史嘛，就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事。

没错。感觉上，科学给人的印象是诸如发现存在于自然中的规律，或是研究那些可以通过反复实验来验证的问题；而历史，就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总之，认为历史并非科学的意见似乎比较多。

但是，卡尔却主张“历史是科学”，反驳了“历史非科学”的观点。而他提出这一观点的时间是1961年，大约就是各位的父母出生的时候。

卡尔的观点最有趣的部分，是他同时主张“历史是科学”和“历史是进步的”。在1961年前后，相当多的英国人虽然说不出历史是否是科学，但想必也不会认为历史是进步的。

让我们先来听听卡尔如何解释“进步”的意义。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中，弥漫着相当强烈的反苏情绪。1951年，苏联间谍“剑桥五人组”(10)中的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马克林，因身份暴露逃亡苏联。而在卡尔发表以上观点之后不久的1963年，同为“五人组”成员的金·菲尔比也逃到了苏联。

卡尔并不在意这样的社会状况，表示“为了实现经济及社会平等的社会，就应当被视为进步的”。在当时，提到实现经济及社会平等的话，就会被认为是指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因此，英国保守派也批评卡尔的观点，声称“20年后，卡尔的书会成为苏联教科书”。在那个年代，如果说“历史是进步的”，就会被认为倾向共产主义。

所以，“历史是科学”这句话也被认为是相当过激的表述。卡尔说道，主张历史并非科学的人常常引用两个观点：一是由于历史主要记录特殊事件，而科学则研究一般事物，因此历史并非科学；二是历史无法给予任何经验教训，也就是说，因为历史是无法进行归纳的学问，所以也不可能从中得到经验教训。卡尔首先将以上两点作为自己辩驳的对象。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反驳呢？首先，卡尔认为历史记录的是特殊事件，而科学是研究一般事物这样的区分方式并不恰当。历史学家真正关心的并非特殊事件，而是隐藏于特殊事件内部的一般事件。正是因为对这些事件有兴趣，才会不厌其烦地去挖掘其中的细节。在座的各位或许也有同感吧。（笑）卡尔认为，历史学家是无意识地在特殊之中寻找一般。对于这一点，他说明如下。

传闻理查德三世（1483—1485年的英格兰国王）在伦敦塔中杀害了其他王子，但在没有任何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会怎么想呢？“解决可能继承王位的竞争对手的行为，是当时统治者们的习惯吗？”虽然用“解决”这个说法不太好听，但卡尔老师表示，这样的问题会立刻无意识地在脑海中浮现。

直到15世纪末的某个时期，理查德三世都被视作恶名昭彰的国王。关于这位国王有许多传说，比如将可能与自己竞争王位的对手幽禁在伦敦塔中并将其杀害，等等。当历史上流传着这些传说时，历史学家首先要做的是将问题一般化。“在15世纪，杀害王位竞争者的举动是一般行为吗？如果亲手杀了自己的亲人，会不会反而让自身王位的正统性出现问题，甚至因此丧失政治生命？所以恐怕这不是上策。”历史学家在看待过去的某一事件时，经常会无意识地尝试将其一般化，将个例与普遍、特殊与一般联系在一起去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就可以说是从历史角度出发的。

对了，理查德三世非常有名，他是为什么而出名的呢？

——莎士比亚。

荣光学园的学生真是厉害，马上就答上来了。《理查三世》，他的名字本身就已经成为莎翁的戏剧了。《理查三世》大概是与日本的《忠臣藏》(11)一样被反复上演、极受欢迎的剧作吧。卡尔以众所周知的理查德三世为例，说明了为什么不能以科学可以一般化，而历史有特殊性这样的理由，将两者区分开来。

历史影响现在的例子

卡尔老师也不赞同因为历史只发生一次，所以无法从历史中学习，或是历史不能提供经验教训的说法。有些人顽固地主张历史事件是由个别特殊事件积累而成，这些事件相互独立，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经验教训。对于这样的看法，卡尔针锋相对地认为，历史是能够提供经验教训的，历史人物的个性或是某一特殊事件，都可能对后世产生影响。

某一事件的过程会影响之后的不同事件，当事者的行为会受到过去某些记忆的束缚。大家可以试着联想一下，历史上的某一事件强烈地影响到其他事件的例子。

卡尔所举的例子是发生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发动十月革命的是被称为布尔什维克的团体，其中有不少犹太裔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当中有不少人认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因为拿破仑这个兼具军事领导才能与人格魅力的领袖的崛起而变质的，其结果是让欧洲进入了长期的战争状态。

布尔什维克通过历史，了解了法国大革命的结局。当他们思索俄国革命的前途时，就面临选择什么人来成为列宁继承者的问题。如果选择拿破仑那样富有魅力的军事领袖，结局恐怕会像法国革命一样，导致革命变质。所以列宁死后，他们没有选择具有军事领袖魅力的托洛茨基，而是足以控制国内状况的斯大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与反革命势力作战的过程中，斯大林完全没有体现出军事领袖的魅力。而托洛茨基则是历经内战的一员猛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更是竭力与德国进行单独媾和谈判，从而让俄国得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脱身的英雄。那时的托洛茨基承受着来自国内的诸多压力，比如，怎么可以让俄国受到如此巨大的损失，这样下去要亡国了，等等。为了让革命取得成功，他坚持必须与德国达成协议，并割让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领土。这是有史以来一个欧洲帝国因一场战争而割让最多领土的案例，但结果是使俄国终于得以脱离一战，进而让俄国革命获得了成功。托洛茨基具备这样高超的政治才能。

托洛茨基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拿破仑，所以选择来自格鲁吉亚的乡下人斯大林会更安全。

肩负着俄国革命大业的人们因为了解法国大革命的结局和拿破仑的崛起，所以选择了斯大林，这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因果关系，完全可以说是活用了经验教训之后的选择。所以，某些事件确实会影响到看似毫无关系的其他事件，并留下相应的经验教训。然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影响对于人类来说，并非全部有益或者正确。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斯大林开始在红军内部以及苏联的经济、文化界展开肃反，牺牲者据说达到了数百万人，这也使得他的名字带上了恐怖之感。

听了刚才的内容，大家有没有想到相似的例子？不论是日本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也不管是小事情还是大事件，都可以。

——虽然不是很确定，比如日俄战争与土耳其革命的关系。

非常好的回答。这是与日本史、世界史都有关系的事件呢。1905年，日本这样一个黄种人的、非基督教的、才打开国门的国家，勉勉强强地打败了沙俄帝国这个白种人的基督教国家，虽然很不容易，但终归是胜利了。这一事件不仅对东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强烈地影响到了正准备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土耳其。土耳其革命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确受到了日俄战争的影响。

拥有宪法的国家（日本）比没有宪法的国家（俄国）强，设立议会的国家（日本）比没有议会的国家（俄国）强，这样的经验教训流传到了世界各国。1905年，凯末尔从陆军学校毕业成为上尉参谋后，组织起“祖国与自由党”参与政治活动，最终在1923年建立共和制，并成为土耳其第一任总统。

通过俄国的革命者们选择斯大林而非托洛茨基作为列宁的继承者这个例子，我的脑中瞬间浮现的是西乡隆盛与统帅权独立的关系。接下来我会详细地说明这一点，请大家仔细听。说到西乡隆盛，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上野公园里会有不修边幅地穿着和服遛狗的西乡先生的铜像？（笑）

拿破仑、托洛茨基与西乡隆盛的共通点是，三人都拥有军事领导才能和极大的人格魅力。大家都知道，从倒幕开始到明治维新的政局当中，西乡在军事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江户城。而同为政治家的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三条实美以及伊藤博文等人，都不会带兵打仗。此外，西乡作为政治家也有着很高的声望，明治天皇对他相当信赖，可以说，西乡拥有文武双全的领导能力。

但是，西乡却在1877年（明治十年）的西南战争中，被反政府势力拥戴为领导人，最后于9月24日在鹿儿岛的城山切腹自杀了。西南战争爆发那一年，正好也是火星与地球距离相对较近的一年，因此，据说从这一年的8月上旬左右开始，在东方的天空可以见到又大又耀眼的星星。由于火星接近的关系，再加上景仰在西南战争中与政府军对抗的西乡，人们就将这颗行星称为“西乡星”，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很多彩色的浮世绘版画。学习院大学的井上勋教授介绍了其中一幅，相当有意思。

在这幅浮世绘中，身穿大礼服、骑着马的西乡与部下桐野利秋一起被描绘在圆形的星星里，底下则有许多人在拜这颗“西乡星”。这些人的多样出身背景，正说明了西乡受欢迎的程度。都有哪些人在拜西乡呢？有背着小孩的母亲、年轻女性、小妾等市井百姓，还有士族、农民、商人、手艺人、演员以及僧侣等，全都是普通人。里面没有出现的大概就是政府的公职人员、军人和神社的神官了。总而言之，那些拜西乡的人都是些在现实社会中与身居高位者无缘的人。由此可见，相比政府方面，站在反政府立场上的西乡更受市井民众的喜爱。

西乡在拥有军事领导才能的同时，作为政治家也极为优秀，这样的人在西南战争中切腹自尽，可以说让政府松了一口气，但想必也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吧。如果今后再出现类似西乡这样文武双全又深受民众爱戴的领导人所发起的叛乱，政府肯定会非常苦恼。

西南战争后的第二年，即1878年8月，一方面，近卫炮兵队因为对薪水不满而发起竹桥暴动；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影响到军队内部，山县有朋产生了把军队与政治相分离，即所谓统帅权独立的想法。在这一年，作为参谋本部长的山县亲自制定规章，规定由参谋本部长独揽军令（调动军队）事务。如果仔细观察山县的行动，就可以发现他所做的决定不仅仅是因为惧怕自由民权运动，试图阻止这场运动对军队的影响。西南战争中，他亲自上阵指挥与西乡对抗的经验教训，也对他的决定有相当大的影响。把军事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分开，对国家的安全较为有利，这一举措也有防止发生叛乱的考虑吧。

之前我们说过，因为把斯大林选为列宁的继承者而造成了诸多不幸，西乡隆盛与统帅权独立的关系，或许也同样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惨祸。在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各个局面中，由于外交、政治与军事脱节，导致战争陷入了不知如何停止的状况，这给日本本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带去了巨大灾难。

五　历史的误用

出类拔萃的精英们错了吗？

回顾前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当需要做出政治方面的重要判断时，人们从历史事件中得来的错误评估和经验教训是如此之多。最后，我想通过介绍美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Ernest Richard May），来谈一谈历史的误用。梅教授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在1973年出版了《历史的教训》（The Lessons of the Past）一书。对比英文书名就知道，“历史”一词只是译者的翻译，实际上是指过去的经验教训，或者说是关于过去的一堂课。

梅教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决心要写《历史的教训》这本书呢？他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大家能想到吗？提示一下，这本书是在1973年出版的。

——石油危机。

嗯，这个点不错。再想一想受到石油危机影响的事件，就能得出答案了。

——越南战争的结束。

对，非常好，就是越战。越战结束于1975年，而1973年是美军从越南撤军的年份。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策划了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协议，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梅教授当时在做什么呢？他因为编纂越南战争史的缘故，暂时待在政府机关里。

梅教授当时怀抱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会如同掉进了泥沼中一般，深陷越南局势之中？”越战的相关政策是由美国政府机关中被称为“最好和最聪明的人”（The Best and Brightest）所制定的，这些出类拔萃的精英们为什么会做出跳进泥潭的决定呢？梅教授在阅读史料与相关记录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进一步将其整理成三个命题。

1．外交政策制定者（makers of foreign policy）常常会受到他们所相信的历史所给出的教训或预测的影响。

2．政策制定者（policy makers）则经常会误用历史。当他们准备制定政策、思考那些自己必须做出判断的问题时，会一边承受着压力，一边拼命地希望从历史中找出类似的案例。过去的人们面对相似的问题是怎么做的？当时的政府又是怎么做的？但是，关于当时的历史往往还有很多事实没有被完全阐明，而且人们所能想到的历史，范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思维很容易被自己首先想到的案例所局限，即便是最优秀的政策制定者，要在尽可能广泛的历史事件中找出类似的案例，也是非常困难的。梅教授首先认定，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即决策者）所陷入的历史的误用，就是在这样的框架下产生的。

当人们必须做出重大决定时，会无意识地把自己所知范围内的过去的事件用自己的解释，将“这件事、那件事，还有那件事……”进行参照，并互相联系，同时在脑海中极其快速地进行整理比较，找出哪件事可以作为参考，哪件事与这次的问题具有“一致性”。当大脑进行这种工作时，思考范围的广度及对于过去经验教训所进行的解释的真实性，都会对正确使用历史作为经验教训产生影响。因此，研究历史时就不应该有偏左或偏右的观点，如果一味偏向一方，那么存储在脑海中的关于经验教训的“历史”索引就无法正常运作，也就没法得到恰当的答案了。

反过来说，在做出重要决定时，那些更有可能在最后做出正确决定的人，就是能够在头脑中广泛地将大量过去的事件与其接近真实的解释相联系进行思考的人。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梅教授的第三个命题。

3．政策制定者可能会有意识地对历史进行选择性的利用。

简而言之，梅教授想说的就是，请为政府指引方向的政策制定者们多多阅读历史吧。梅教授为了让政府的决策者们能够仔细倾听自己的主张，非常翔实又生动地讲述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冷战后、朝鲜战争时以及在越战的局势中，都是如何误用历史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稍微谈一谈梅教授所举的误用历史的案例。

要求无条件投降的原因

梅教授认为，美国在选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方法时，很明显地误用了历史。那是指什么呢？其实就是“无条件投降”这件事。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为何坚持要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轴心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呢？这一点是否推迟了二战的结束？如果观察当时德国、意大利及日本三国的国内状况，就会知道，上述三国实际上都已经出现了希望结束战争的动向。梅教授思考的是，在只接受无条件投降与有条件投降这两种状况下，哪一种更能降低对美国国民的损害，是不是像到一战为止的所有战争一样，由参战各国商讨投降条件反而会更好。

顺便提一下1945年（昭和二十年）7月26日对日本发出的《波茨坦公告》。根据现在的研究，虽然铃木贯太郎首相确实对记者们说了“不对《波茨坦公告》进行回应，继续战争”这样的言论，但美国在发表《波茨坦公告》的时候，其实已经认可了对原子弹的使用（此时的总统是接替当年4月逝世的罗斯福而成为第33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所以，这样的假设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即如果日本方面更明确地向同盟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意思，就可以让广岛和长崎免于被原子弹轰炸。

总而言之，根据梅教授的解释，罗斯福总统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方式这个历史教训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罗斯福认为，“无论如何就是不能妥协，1918年就是因为妥协才失败的”。大家知道罗斯福所指是什么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是以停战的形式结束的。当时，德国方面认为，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可以接受，所以就考虑在1918年11月停战。因为德国接受了“十四点和平原则”，一战也最终得以停战。然而，在1919年于巴黎召开的对德和会中，威尔逊所提倡的理想主义和谈方案却因为英国和法国的反对而化为泡影。因此，美国也不免受到德国关于停战条件与最终和约不同的指责。

“当时没有同意停战就好了”，这种强烈的不满情绪在卡尔老师所说的危机的20年间持续地在德国国内蔓延。由此，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到的教训就是，不能与敌国商量停战的条件。

梅教授除了考虑美国国民的牺牲，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局势进行了思考，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对大战末期苏联的态度以及斯大林的发言等加以考量，就应该充分预料到在德国与日本战败后，苏联会在东欧和东亚地区施展自己的影响力。因此，为了牵制苏联在战后的影响力，也应该放宽德国和日本的投降条件。

战争无法停止的理由

美国误用历史的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美国深入越战的理由。美国到底被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或者说创伤束缚住了呢？第一个例子，是一战时的威尔逊的亡灵束缚住了二战时的罗斯福，那么在越战时，又是什么样的亡灵束缚住了美国呢？

——虽然不太敢肯定，但感觉是朝鲜战争在双方依然处于紧张状态下停战的事。

朝鲜战争的经验束缚住了美国吗？确实是这样。当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突然越过“三八”线向南进攻的时候，美国其实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另外，美国也没能预料到中国会派出志愿军参战。从某种程度上看，也就是因为开战初期的这种近乎天真的乐观，使得美国直到最后都没法掌控战争的节奏，而1953年7月27日签订的也只是停战协议。美国是不想在越南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了吧，即在未能取得胜利的状态下停战。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强硬要求对手无条件投降，结果是让德国和日本实现了民主化。因此，美国只要鼓起干劲去推进，总会得到成果。

美国在“9·11”事件后对伊拉克战争的有关想法，可以说就是来自对占领日本这一成功案例的思考。通过坚持强硬的手段来结束战争，美国确实让德国与日本成功地民主化了。这些讨论倒是可以帮助了解如今美国这种“十字军”式的做法的本质，但美国无法从越战的泥潭中抽身，应该是源于过去更大的教训。

——（美国国内）曾经存在“红色恐慌”，在麦卡锡主义下搞得人人自危，因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不得不变得强硬。

这是对美国介入越南局势的时代背景有着充分理解的回答。对美国而言，虽然苏联是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友，是与美苏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纳粹德国作战的同盟，苏联在打倒纳粹的过程中有相当大的贡献。因此，美国对越南局势的恐惧可能又和对于苏联共产主义的恐惧有所不同。如果美国对越南的革命，或是胡志明们的影响力置之不理的话，正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亚洲各国恐怕会渐渐走向社会主义。

虽然大家举了许多例子，而且已经很接近答案了，但是我设想的答案还是没有出现呢。这是在战后反倒容易被遗忘的视角，那就是美国“失去中国”这一经验。

二战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参加反法西斯同盟对日作战，中国因此成了战胜国之一。但在中国之后爆发的内战中，直到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胜利为止，美国都对中国局势无能为力。在“九一八”事变和中日战争时期，美国担心中国的庞大市场会被日本独占，“门户开放”政策无法维持，因而支持国民政府。但美国在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且战争期间对国民政府进行了巨额援助的情况下，却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在1949年丢掉了政权。

对于这种结果，美国估计是扼腕叹息的吧。关于中国市场，以前人们常常开玩笑说：只要让10亿中国人每人买一支高露洁牙膏，那就是10亿支的销量。但在1949年之后，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止，外国资本都无法进入这个有着诱人经济前景的市场进行商业活动。“失去中国”的回忆给美国留下了相当巨大的阴影，这一阴影使美国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即在他国发生内战之时，不如彻底介入并扶植自己所期望的政权。因此，当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南越对峙时，美国不仅将南越傀儡化，试图间接地影响越南民主共和国，而且直接出手，试图推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权。

以上就是欧内斯特·梅所举出的美国在介入越战之际，误用历史的案例。在美国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捏造（frame-up）了东京湾事件后，面对来自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的强烈批评，总统也曾经多次考虑停手。但是，鉴于之前眼睁睁地看着中国这个邻近苏联，又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倒向共产主义的经验，他最终抑制了这种想法，“失去中国”的经验强烈地束缚着美国对于越南局势的态度。

回顾今天所讲的内容，大概会有一种尽管人类一再地考虑各种情况，但是仍旧无法避免惨祸发生的感觉。我们无法随时获得所有的信息，但是我真心地希望大家能够在所得到的有限信息中，尽最大的努力去广泛地回想过去的事例，从中找出最适当的部分，从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对历史加以选择和利用。学习历史并加以思考，这将是我们今后在决定自己如何生存、如何选择时最大的力量。

(1) 近卫文麿（1891—1945年），出生于宫廷贵族五摄家之一的近卫家，为第30任宗主，后阳成天皇的十二世孙，近卫笃麿公爵的长子。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昭和战前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先后任贵族院议员，第9、13任贵族院议长，第34、38、39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拓务大臣，农林大臣，司法大臣等职。二战结束后，被指定为甲级战犯，自杀身亡。

(2) 日本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分为A、B两版。日本史A以近现代史为中心，日本史B则是从古至今的通史。

(3) 【美】卡耐基著，朱凡希译：《林肯传》，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190页。

(4) 【美】卡耐基著，朱凡希译：《林肯传》，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页。

(5) 《非战公约》：全称《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亦称《巴黎非战公约》或《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由法国外交部部长白里安、美国国务卿凯洛格于1927年发起，1928年8月27日，由15个国家于巴黎共同签署生效。

(6) “憲法とは何か”，岩波书店2006年版。

(7) 元老：明治维新之后，在日本政府中具有极高政治影响力的重臣。从明治到大正时期，共有9人被称为元老，分别是长州藩出身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桂太郎，萨摩藩出身的黑田清隆、松方正义、西乡从道、大山岩及西园寺公望。

(8)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一般简称E.H.卡尔（1892—1982年），英国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

(9) 原书题为What is history？，日本译为“歴史とは何か”，岩波书店1962年版。中译本《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10) 剑桥五人组（Cambridge Five），指被苏联招募为间谍的5名英国人。其中四人分别是：盖伊·伯吉斯、唐纳德·马克林、金·菲尔比及安东尼·布兰特。第五个人的身份虽然众说纷纭，但根据四人的苏联上司兼接应奥列格·戈迪夫斯基的说法，此人应为英国情报人员约翰·克恩克罗斯。五人均出身英国中上流社会，20世纪30年代，他们在剑桥大学就读时，因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同情共产主义者，毕业后被正式招揽，开始将情报泄露给克格勃。

(11) 原名《假名手本忠臣蔵》，通称《忠臣藏》，是以元禄十四年（1701年）的赤穂事件为题材的人形净瑠璃以及歌舞伎的代表剧目。宽延元年（1748年），在大阪竹本座初演，是日本最优秀的歌舞伎剧目之一。

第一章　甲午战争：“侵略与被侵略”以外的视角

一　对列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日本与中国相互竞争的故事

大家好，从今天开始，课程终于要进入正题了。今天我们要讲1894—1895年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而且会对甲午战争之前的历史也一并加以分析。

各位阅读过的教科书等书籍，对于江户末期到明治初期的这段历史都是如何说明的呢？对这段历史的大多数叙述都向读者揭示出这样一种历史走向，即日本在目睹了清朝在鸦片战争（1840—1842年）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中的败北之后，也受到欧美列强的压力而被迫打开国门，然后开始以列强为目标，开展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这种观点本身并没有错，但这种叙述方式容易让读者忽视欧美与中国、欧美与日本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同样受到欧美列强压力的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由此，读者在脑海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样一种简单的对比关系，即渐趋落后的中国与逐渐成长的日本。今天，我希望能够避开所谓“落后的中国与成长的日本”这种千篇一律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当时的中日关系。

衰弱的中国与强大的日本是描述那段历史时一种常见的叙事方式。当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策划并发动“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与张学良通过诉诸国际舆论的方式来避免与日本的直接武力冲突。这种做法是为了在遏制中国共产党等国内反蒋介石势力的同时，与日本进行对抗，可以说有其合理性。但如果从当时日本的立场出发，往往会认为中国方面是因为“弱小”才选择诉诸国际联盟。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样的解释都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但这种衰弱中国与强大日本的对照，其实并不适用于直到甲午战争为止的明治时代，以及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的大正时代。今天就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历史吧。

其实，已经有一位学者很切实地阐述了在思考中日关系时必须注意的问题，他就是美国历史学家沃伦·F.金博尔。他曾经负责将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往来书信编辑成书。罗斯福与丘吉尔作为同盟国的国家元首代表，他们之间的书信被印制成书让人阅读，这真是历史爱好者梦寐以求的事呢。但是很可惜，这一资料还没有日文翻译版。金博尔老师对中日关系是这样描述的：

对日本人和中国人来说，战争与斗争都只是施与受（give and take）的互动形态而已。对日本和中国来说，围绕着由哪一方来领导两国之间均势的漫长竞争，存在于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也包括“知识领域”。

学者的表达有点不容易理解。简单地说，他认为围绕着东亚地区的领导权，中日两国长期处于竞争关系当中，这种竞争在文化、经济、社会、知识分子的思想及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展开，军事冲突只能算是其中之一。因为在中日战争以后，日本以军事手段侵略中国这一事实人尽皆知，不容置疑，所以当日本人读到金博尔老师的论点时，不禁会感到惊讶。

不是从日本侵略中国这一视角来看问题，而是从日本与中国互相竞争的角度来审视过去。我这样说绝对不是要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只是在单纯的侵略与被侵略这一视角下，有相当多的问题难以被清晰地阐明。因此，在这里我希望通过比较分析中日两国在19—20世纪前期的文化、社会、经济战略，来阐述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

什么制度支撑着贸易

接下来，我们暂时将时间倒退回到英国、美国以及俄国进入东亚的19世纪后半叶。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列强开始积极地进入中国市场。请大家先假设自己是东亚最知名的英国贸易公司之一——怡和洋行的员工。说起怡和洋行，因长崎的哥拉巴宅邸(1)而闻名的托马斯·布莱克·哥拉巴，正是在1859年（安政六年）作为怡和洋行的代理人来到长崎任职的。

假设大家接到怡和洋行总部的指示，前往日本和中国采购当地出产的铜矿。在进行交易时，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希望日本与中国“可以维持稳定的价格和产量，并且对各国一视同仁，以相同的条件进行交易”。怡和洋行员工应该以什么为基准判断日本与中国达到了这样的条件呢？这一基准是某种法律，请想一想贸易中不可缺少的法律是什么？

——法律的名称？

嗯，应该说是法律的类别。

——……

只要能了解这一点，就可以对长期以来让日本苦恼的修约等问题有所认识了。

——要为英国的购买创造比较好的条件。

哦？这是在考虑如何才能在贸易中规避日本的高额关税吧？这是与关税相关的问题。请大家想一想1858年（安政五年）幕府时代签订的《美日修好通商条约》。这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内容包括：1.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潟及兵库等港口；2.自由通商；3.在开港地设置外国人居留地，让一般外国人居住于该处，并禁止前往日本国内旅行；4.承认对于居留在日本的该国国民的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5.日本不具有决定关税税率的权力（失去关税自主权）。除美国以外，幕府也与荷兰、俄国、英国及法国签订了相同的条约。

因此，如果把首先迫使对手签订不平等条约作为前提条件的话，确实是这样的。不过，我想问的不是这个。

例如，像足尾铜山这样日本国内为数不多盛产铜矿的矿山，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流入附近的河道，使得田地荒废，无法耕种，农民因此向政府请愿陈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面对民众的抗议，不得不对铜矿污染问题进行调查，铜矿的生产就有停止的危险。那么，身为英国怡和洋行的员工应该用什么方法胁迫日本政府，从而使其顶住人民的不满而继续生产呢？让大家扮演这样讨人厌的员工，真是不好意思。（笑）

——警察。

哦哦，使用警察的力量吗？那就是动用警力来监督管束附近居民这样的相关规则了。如果制定了这样的法律，那就称之为“取缔法”好了。明治政府确实曾经聘请法国的法学家布瓦松纳(2)，让他以法国法律为蓝本起草各种法典，并在1880年（明治十三年）先于宪法公布了《刑法》与《治罪法》（即《刑事诉讼法》）。在宪法颁布之前制定刑法的想法，可以说与历史是一致的呢。虽然在出现农民暴动的情况下可以出动警察，但作为企业来说，最基本的还是应该从经济层面入手，保证铜矿的产量吧。如果要说是刑事还是民事方面的话，那应该是民事。那么，什么样的法律可以保证这样的目的呢？

——《商法》与《民法》。

啊，答案终于出现了。只要有这两种法律，就可以用契约之类的手续来完成交涉。如果只是单纯要求维持产量的话，只要经营足尾铜山的古河矿业与怡和洋行单独进行沟通就可以了。没错，就是《商法》与《民法》。

但是，不论《商法》还是《民法》的制定，进展都相当缓慢。政府为了修改条约，加紧进行着《商法》与《民法》的起草工作，在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公布了《商法》《民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诉讼法》，日本终于有了一个法治国家的样子。但是，《民法》颁布之后，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部《民法》破坏了诸如家族道德等日本的传统伦理。就日本政府的立场而言，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自然希望能够早日制定《民法》，但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制定的《民法》却一直未能真正施行。直到1898年7月，《民法》才得以施行。《商法》的施行，更是要等到近一年后的1899年6月。

在日本不断要求尽快废除不平等条约时，列强则表示：“请制定《商法》及《民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是正当的主张。当然，列强通过强加于对方的不平等条约，的确能够获得可观的利益，所以列强自然也不会简单地配合进行修改条约的交涉。但只要制定了《商法》和《民法》并遵照实施，贸易就可以相对稳定安全地进行，列强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刚刚的内容，大家都理解了吧。当列强想要从中国和日本获取经济利益时，他们高度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平等待遇”。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问题。如果日本基于与英国是友好国家等理由而给予英国优惠的贸易条件，却不给法国相同的待遇，这种行为就会使得未被平等对待的国家与日本产生纠纷。因此，只对英国实行运费优惠等措施是绝对不行的。

如此一来，英国就会这样考虑：并不需要将日本变成英国殖民地，因为如果将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话，就需要在日本驻军，以防日本受到俄国等其他列强的影响。这不仅需要相关费用，还有可能引发与其他列强的纷争。因此，英国只需向日本要求在港口税收及运费等方面享有与其他列强相同的条件。如果明治政府具有能够在列强之间保持独立，并平等地管理列强利权的能力，那英国就不需要直接控制明治政府；如果是拥有这种能力的国家，就不需要耗费各种成本，将其殖民化并进行直接统治。英国这种充满自信的观点，可以说是建立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军力量基础上的。

作为安全保障的华夷秩序

英国认为，俄国以东亚为目标南下这一行动，不利于自身的整体利益，因此要求日本以能够不被卷入列强间对立及纷争为目标，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日本也确实如英国所预期的那样，经过一系列前期准备，在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

有一个国家则选择了与日本完全不同的道路，那就是中国。甲午战争后，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以至于多个列强的利权并存于中国国内。但19世纪中期的中国，还远未沦落到半殖民地的境地，中国当时拥有的“华夷秩序”这一资产，对列强而言极富魅力。

大家知道什么是华夷秩序吗？

——和朝贡贸易一样吗？

看来大家大致上都有所了解呢。东京女子大学的茂木敏夫教授对华夷秩序做了这样的定义：作为世界和文明的中心的中国，以“德”来感化周围的地区，并依据周边地区被感化的程度所形成的从属秩序便是华夷秩序。其中，规范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关系的国际秩序，就被称为朝贡体制。

虽然仅仅听一次可能很难想象，但琉球王国的例子特别能说明华夷秩序中，与基于土地的“属地”相对的“属人”这一特点。因为琉球当时向清朝朝贡，因此自然被划入清朝的华夷秩序当中。但琉球同时也对日本萨摩藩进行朝贡。如果就被国境线环绕的土地来说，这种关系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即并非由琉球国，而是由琉球国王向清朝皇帝进行朝贡，那么这种两属关系（同时归属清朝和萨摩的关系）也是可以成立的。

对于列强而言，这种以中国为中心、以交易和礼节为基础的东亚秩序，是一种相当方便的系统。例如，不论是当时被称为安南的越南，还是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国号为大朝鲜国），列强如果想与华夷秩序下的国家和区域进行贸易，为了能够顺利开展后续的工作，第一步就可以先与清朝进行沟通。从列强的角度而言，如果在朝贡体制的基础上可以更容易地与李氏王朝或者安南进行商谈的话，也没有理由不加以利用。

在这种意义上，朝贡体制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廉价的安全保障措施”。身处朝贡关系中的国家只要老老实实地向中国履行礼仪方面的手续，中国方面就不会干涉朝贡国的内政与外交；只要遵守被规定的礼仪体系，就不会有不必要的紧张情况发生。中国与朝贡国的关系也不会让双方承受不必要的军事负担。进一步来说，中国、朝贡国以及列强间，都不需要承受这种不必要的负担。

——具体而言是什么样的廉价安保措施呢？有点没听明白。

如果把中国比喻成房东那样的角色，应该会比较容易理解吧？只要列强向中国说声“拜托了”，就可以通过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商谈。

让我们想象一下，例如，英国与俄国围绕朝鲜半岛的某个优良港口陷入了紧张状态。当英国想要使用朝鲜半岛的港口时，就可以向中国表达这一意图，而中国就会向俄国及朝鲜政府转达这一情况。中国会向他们表示：“英国这次不是为了建立舰队基地而进行港湾调查，而是因为如此那般的具体情况。”而当俄国想要进行朝鲜半岛东海岸的调查时，也可以向中国传达自己的意图，并由中国转达给英国。对于朝鲜半岛，通过中国这一华夷秩序的中心来进行沟通，可以极大地提高效率；而对于安南（越南），列强也只要向中国传达相关意图就可以了。当时，中国通过华夷秩序，扮演了类似房东的角色，而对列强而言，这就提高了效率。

19世纪80年代左右，日本与中国各自有着可以让列强安心的秩序模式。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日本和中国在这一时期都实现了一定的成长。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中日两国之间的竞争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开始激化的，并最终使得日本得以取代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二　甲午战争之前

中国的变化

甲午战争开始于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并在第二年结束，持续了大约10个月。从时间上看，这是一场相对短期的战争。为了了解战争的起因以及战争爆发前的相关情况，应该先回顾一下1880年以后的中国动向。

当列强利用朝贡体制所提供的便利的安全保障体系时，中国也开始逐渐改变。这一时期中国的核心人物应该说是李鸿章。李鸿章出生于安徽省，安徽因为是许多清政府政治家和将领的故乡而闻名。在明治初期的1871年（明治四年），日本与清朝缔结《日清修好条规》，相互开放港口并承认领事裁判权，当时日本的谈判对手就是李鸿章。另外，在甲午战争结束后，李鸿章还担任清政府的和谈使者，带着全权委任状前往下关，与伊藤博文进行了谈判。李鸿章曾经领导清朝的外交工作长达20多年，就这一点而言，他实在是一位厉害的人物。

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正在着手对中国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革。到了1881年，他开始准备解决中国西北地区的问题。让我们回想一下同一时期日本所进行的活动。就在这一时期前后，天皇发出了开设国会的敕谕，以天皇之名保证在1890年开设国会，伊藤博文则为了宪法问题而前往欧洲进行考察。

在中国最西边的新疆，有个叫伊犁的地方。当时在这个地区，出现了一个名为阿古柏的人，他在俄国的不断援助下，企图独立建国。清朝一方面立即出兵进行剿灭，另一方面，对俄国提出的割让部分领土的要求予以满足，并与俄国签订了《伊犁条约》，努力恢复了伊犁地区的秩序。可以说，李鸿章是以武力解决了这一问题。

列强目睹了李鸿章的决断力之后，大概会想，“哎呀，中国变了呢”，产生一种“中国挺能干”的感觉。如果按照一直以来的模式，中国大概会先与俄国进行沟通，然后再着手处理阿古柏问题，但清政府这一次却毫不犹豫地出兵了。

接下来是重点。中国对朝鲜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一直以来，负责对朝事务的是一个名为礼部的政府机构。所谓礼部，顾名思义，就是由文官掌管的交换礼仪的政府机构。李鸿章于1881年将负责朝鲜及安南（即越南）事务的这一机构，纳入自己的权力范围，进行直接管辖。

刚好在同一时间，朝鲜李氏王朝的统治出现了动摇。日本在1876年与朝鲜缔结了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虽然朝鲜仍为“自主之邦”，但是必须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而且也失去了关税自主权。

在面临追随中国还是日本的选择之际，朝鲜在1882年（明治十五年）7月爆发了壬午兵变（韩国方面称为“壬午军变”）。这一事件中，支持大院君（国王的亲生父亲）的旧式军队因为反对试图接近日本的闵妃外戚集团，在首尔（当时名为汉城）发起暴动，随之而起的数千民众进而袭击了韩国官署以及日本公使馆。闵妃集团一直以来推行各种学习日本的所谓开化政策，实行了诸如以日本军官为教官训练新式军队等改革措施。因此，旧军队与民众中有许多人对这些政策充满了不满的情绪。

清朝出兵平息了这场动乱，并将取得政权的大院君押送到国内，恢复了闵妃政权，进而开始积极介入朝鲜事务，朝鲜国内的亲清派也由此得势。单就清朝可以押送大院君到天津这一点，就能看出当时清朝势力的强大。

1884年（明治十七年）12月，为了颠覆处于清朝势力影响下的闵妃集团政权，接受日本公使馆援助的金玉均等亲日改革派（独立党）发动了甲申事变（甲申政变），日本公使馆方面看准中法战争这一时机，趁清朝无暇他顾之际发起了事变。但是，这一事变同样被清朝军队平息，日本政府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力也随之被极大地削弱。

在这以后，李鸿章任命袁世凯（此人之后窃取了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为“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派驻朝鲜。另外，他还在天津与伊藤博文展开会谈，双方在1885年（明治十八年）4月缔结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虽然日本与清朝在甲申事变中相互对立，但还是本着避免战争的宗旨进行了交涉。两国以今后出兵朝鲜时必须事前通知对方为条件，达成了从朝鲜撤军的协议，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避免了双方在朝鲜的冲突。

山县有朋的警诫

在甲申事变的事后处理中，李鸿章也取得了主导权。列强在伊犁之乱后，再一次感受到清朝的外交政策正在从维持华夷秩序这一老旧的体制之中脱离。在与安南（越南）的关系中，清朝也在改变自身的态度。先前已经提到，与朝鲜甲申事变同时的是，发生了中法战争。当时法国的计划是，如果英国把中国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划为势力范围，他们就选择中国华南地区和安南（越南）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然而，在1884年法国试图独占越南港口的使用权时，清朝与法国之间爆发了战争。虽然清朝在战争初期的海战中落败，但是在之后的陆战中，清军表现得相当骁勇善战，清政府也因此取得了较为有利的和谈条件。在这里让列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清朝就算诉诸武力，也要守住处在华夷秩序（朝贡体制）下的安南（越南）。

当俄国、法国以及日本等国挑战清朝的华夷秩序时，清朝确实可以慢慢地一一加以应对，或者说清朝逐渐有了应对的能力。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说日本的发展道路与清朝的发展道路都有着充分的可能性。在清朝方面，华夷秩序被逐步调整，以适应近代的国家体制，而且清朝的国力也在增强。

对于这种“中国挺有本事”的动向，日本陆军领导人山县有朋等人也从相当早的时期就注意到了。山县在1880年（明治十三年）11月上奏明治天皇的《进邻邦兵备略表》里，首先描述中国不仅地域广阔，而且人口数量庞大。“现今清朝版图之大，其十八省幅员约为我国十倍，四万万人口又约为我国十倍有余。”接着谈到中国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诸多难题，也在相当努力地进行应对。山县的汉文水平太好了，所以对现代的日本人来说，他的文章还挺难读的呢。

因而，清政府将兵制改革与周围海防视为重要课题，正拼命致力于相关工作：

在福建福州建造大型造船厂，并着手进行军舰制造……在各地建造官方的军工厂以制造兵器……在要冲之地皆筑炮台，李鸿章的两万乡勇已是英式精兵。

山县的文章很好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目睹中国在李鸿章的领导下，逐渐进行军备扩充的焦虑情绪。当然，必须指出的是，作为陆军领袖的山县描述清朝的优点，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日本国内对于扩充军备的支持。

福泽先生登场

当清朝正在增强自身实力的时候，日本又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就通过前人所留下的只言片语，来看看当时的日本人对东亚形势的看法吧。

首先，我们来看福泽谕吉。他出生于1834年，与李鸿章一样，在1901年去世，可以说两人是同时代的人物。1860年（万延元年）时，为了向美国递交《美日友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咸临丸”随美舰“波哈坦号”（Powhatan）横渡太平洋，福泽就是“咸临丸”上的成员之一。在适塾(3)学习过荷兰语并且早就将目光投向海外的福泽，就在这种情况下访问了美国。之后，他又陆续前往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诸多城市，成为最早访问这些地方的日本人之一。福泽同时还是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还将朝鲜留学生请到自己家里住宿，热情地给予支援。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885年写出了《脱亚论》。以下是《脱亚论》中常被教科书引用的，非常有名的一段。

虽然我国日本的国土位于亚洲东部，但国民的精神持续地脱离亚细亚的守旧而转向西洋文明。但不幸的是，在近邻处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朝鲜。……若以我辈来看，这两个国家在此文明东渐的风潮中，他们毫无维持自己独立之道。……因此毋庸置疑地，他们的国土终将被世界文明各国分割。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以共同振兴亚洲，反而应该要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以及对待中国及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怀，应该只要追随西洋人对他们的方式处理即可。（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社论）

福泽对朝鲜的独立党人士抱有期望，并且对朝鲜留学生非常爱护。明白这一点的话，可能会对这篇文章稍感意外。大家知道为什么一直以来致力于支援朝鲜的福泽会在这个时机发表《脱亚论》吗？

——在列强侵略逼近的情况下，继续这样下去，日本也会一起完蛋。

如果只读这篇文章的话，确实会这么想呢。请再进一步想想，当时在朝鲜发生了什么事。

——朝鲜的事件？

是的，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就是福泽写出《脱亚论》前一年发生的事。

——1884年的甲申事变。

没错。甲申事变的结果是独立党失败，日本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力极大地下降。历史学家坂野润治教授对甲申事变之后出现的“脱亚论”提出了新的解释，他的解释非常有趣。首先，我们需要注意这篇社论的写作时间，比1885年4月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缔结《天津条约》要早。

坂野教授表示，《脱亚论》中的这句“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以共同振兴亚洲”，其实单纯是一种失败宣言，即表明通过援助朝鲜国内的亲日改革派，来实现日本在朝鲜的利益这一方法已经不可能实现。因此，这里所说的“邻国”只是指朝鲜，并不包含中国。“对待中国及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怀，应该只要追随西洋人对他们的方式处理即可。”则应该解释为，今后只能在借由战争这一手段击败清朝后，日本才能实现其在朝鲜的利益（参考坂野润治的“大系日本の歴史13　近代日本の出発”，小学馆）。

所以，福泽并非主张因为感到欧美列强对亚洲的瓜分正在迫近，日本便要哭着放弃与亚洲的联系，舍弃朝鲜及中国；而应该将其理解为：日本若要在朝鲜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先用武力击败中国，而不是仅仅利用朝鲜国内的改革派。

施泰因先生登场

在福泽之后，接着来看看山县有朋吧。

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12月，山县受命前往欧洲进行地方制度调查，到第二年10月，他先后访问了法国、德国以及奥地利等国。山县确立了明治时期地方自治制度（郡制及町村制）的基础，因此，他当时在欧洲肯定对这个问题做了相当多的调查。山县也曾经担任陆军大臣一职，还创建了参谋本部，并出任本部长，是陆军的领袖人物。所以，他对国防问题显然也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在国外访问中增长了这方面的见识。1889年6月，山县在奥地利维也纳与当时担任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发生了命运的邂逅。

施泰因是个魅力型学者，伊藤博文从为了调查宪法而访问欧洲时起，就深深地被施泰因吸引住了。施泰因把作为明治宪法支柱的权力分立这一基本架构，以及由国家制定社会政策的必要性等理念传授给了伊藤博文。这一次，施泰因教授又如同教导伊藤宪法问题一般，把有关主权线和利益线，这些之后成为山县在帝国议会演讲的主题的重要思想，教给了山县。解说宪法的教授也会讲授军事理念，这一点还挺有趣的。

山县在与施泰因见面之后，首先请教了自己最担心的事。“西伯利亚铁路完成后，日本会怎么样？”山县的担忧源于俄国，因为当时他听闻俄国计划从1891年开始铺设西伯利亚铁路。铁路与国防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当俄国着手建设西伯利亚铁路，并最终要把铁路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时，俄国会不会威胁到日本的国防安全呢？担心这一点的山县便向施泰因询问了关于此事的看法。一直以来，对于日本的国防，一般认为只要能控制对马海峡、朝鲜海峡、津轻海峡以及宗谷海峡等，即可确保国土的安全，但是如果俄国军队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在这里部署舰队，可就糟糕了。

不知道施泰因这个时候有没有说：“山县先生，别着急啊。”他先让山县冷静下来，再不慌不忙地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施泰因曾经见识过全面运用欧洲各国的铁路来进行的战争，所以，他对山县的问题做了如下说明。

1．即使西伯利亚铁路贯通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你（山县）也不需要担心到害怕的程度，因为抵达东亚部分的西伯利亚铁路，必须经过中国领土。这对俄国来说，就是一个限制因素（虽然施泰因这样说，但是西伯利亚铁路实际上并未通过中国领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延伸到中国境内的是中东铁路）。

2．假设进攻日本的俄国军队有3万人，用客车运送兵员的话，需要多达900节车厢。因为西伯利亚铁路是在荒凉的土地上铺设的单线线路，所以要保持整条铁路的通畅，并把3万兵力运送到亚洲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即便大部队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但因为港口冻结、缺乏足够的运输船等因素，俄国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运送这么多兵员到战场上。

听到这番话，山县应该稍感安心了吧。但是，施泰因教授接下来的话，却一下子又让心情稍微平复的山县再次不安起来。

当俄国计划占领朝鲜时，西伯利亚铁路就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俄国可以借此在亚洲构筑起自己的海军力量。俄国对朝鲜可能的支配以及在朝鲜半岛东侧设置海军基地这两点，才是西伯利亚铁路兴建后给日本造成的大问题。

我若是山县，大概会急得边掉眼泪边说：“施泰因先生，你怎么不早点说呢。”因为俄国军队一旦出现在朝鲜半岛东侧，简直就是掌握了日本的生死。对日本人来说，日本海虽然没有歌手石川小百合所唱的“津轻海峡冬景色”那般严寒，但也有一种冷得会结冰的印象呢。当然，还有好吃的松叶蟹。可是，生活在朝鲜半岛和俄国等极寒之地的人们，却对日本海有着温暖海域的印象。对于受到大陆严寒考验的人们来说，日本海已经算是温暖海域了。

如果俄国得以南下朝鲜半岛，并且在半岛东海岸的元山附近建设港口，那里就会成为俄国远东舰队的根据地。而且那里的谷湾海非常深，大型船只也可以安全地停靠。施泰因教授具体指出，面对日本海的元山，其附近的永兴湾温暖不会结冰，感觉上就和对岸的日本新潟差不多。施泰因先生警告道，如果俄国在这里建立海军基地，日本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山县在与施泰因先生会面前，就已经抱有这样的想法，即“我国的政治战略是要让朝鲜完全脱离与中国的关系，让它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以免被欧洲某一强国借事端进行侵略占领之忧”。这段话的意思是，日本的政治与战略是要让朝鲜摆脱中国的影响，并且不让欧洲强国（应该就是指俄国）占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让朝鲜脱离中国这一点上，山县与刚才介绍过的福泽谕吉有着相同的见解。

施泰因向脸色变得非常黯淡的山县提了几个对日本可行的措施。他首先说明，在主权之下的国土范围称为“主权线”。接着说明关乎本国存亡的外国的状态，就是所谓“利益线”，日本的利益线就在于将朝鲜置于中立地位。施泰因认为，日本没有必要立即占领朝鲜，只需让朝鲜如同瑞士、比利时，或是苏伊士运河那样，保持中立状态就行了，要让朝鲜成为中立国，只要取得英国、俄国、中国、德国及法国等多数国家的认同即可。

也就是说，暂且先不主张占领朝鲜才是明智的，而朝鲜中立一事需要得到清政府以及其他列强的允诺。于是，这里就出现了由日本来代替清朝，对朝鲜的中立进行保障和担保的理论。所谓担保，就是通过武力等实力来维持某种状态，山县在与施泰因会面时，就萌生了这种意识。当时是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6月，来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就将开始施行，并召开首次国会，即帝国议会。而调查之后回国的山县则将成为首位内阁总理大臣，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与众多议员对峙。

三　民权论者如何看待世界

最重要的是国家独立

1889年12月，从维也纳归来的山县从黑田清隆手中接管了内阁。在1890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中，民党人士占据了全部300个议席中的大多数，而山县必须在这样的议会中取得对于海军建设费等军备扩张预算的支持。顺便说明一下，民党反对当时执政的藩阀，在帝国议会众议院中，立宪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的议员都被归为民党，他们在第一届议会的人数达到171人，占所有议席的一半以上。

因为当时只有缴纳直接国税达到15日元以上的人，才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所以不论是拥有选举权的人，还是候选人，都可以说是有钱人，而其中多数是地主。身为地主，大概都希望能够降低地租吧。因此，在立宪自由党中占大多数的地主们，在政府推进的富国强兵政策与休养民力（降低地租）的主张之间，显然更倾向于后者。用现在的常识思考的话，地主（有钱人）应该会支持政府，但在当时，地主却站在民党一边，要求降低地租，反对政府的政策。

在当时的情况下，民党人士对于世界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就以刚才介绍过的福泽还有山县等人对东亚的认知，来与民党方面进行比较。不过在这之前，我想先回溯到更早一点的时代，即11年前的1879年（明治十二年），读一读当时在千叶县担任县议员的干义郎的日记。

西南战争结束两年之后的1879年，出现了资金不足这一重大问题，政府开始增发纸币，造成物价高涨。受此影响，1880年主张尽快开设国会的国会期成同盟成立了，要求开设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

干义郎既是出生在千叶县的名望家，也是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人物。名望家，一般都在江户时代担任过名主(4)或村方三役(5)等职务，相当多的人也在明治维新以后担任郡公所管辖下的区长等职，属于在地方肩负重要职责的人物。干义郎留下的日记，时间跨度非常长，从1879年一直写到了1931年。

干义郎在日记中写道：

我国稍有学问的人皆在讨论开设国会及自由民权。开设国会当然很重要，但若仔细思考，会发现还有更急迫之事。那是什么呢？就是修正条约。要让日本成为独立国家，就必须修改条约。……因此，我认为眼下第一要事是修改条约，开设国会之事就算稍微延迟也无妨。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主张，应该如何表达呢？

——首先要修改条约。

没错。简单来说，就是这一点。这是干义郎1879年的日记，正是政府答应开设国会（国会开设敕谕）两年前的事。最初倡导民权的，是由板垣退助、片冈健吉等士族所组成的土佐立志社。以立志社为中心，准备建立民权派的全国性组织的则是爱国社，而爱国社在大阪召开大规模集会的时间，就是1879年。

但是，就算是对开设国会如此期待的民权派，也主张先修改条约。当时日本的国家主权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所侵害，那些绞尽脑汁进行思考，努力制定《商法》和《民法》，试图恢复国家主权的日本人，大多对于国家独立抱有独特的强烈感情，这样的人也同样大量存在于民权派中。

大家大概知道吉野作造这个人吧。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的教授，正是他奠定了大正民主理念的基础。在教科书一类的资料上，吉野作造于1916年（大正五年）在《中央公论》发表了《试论宪政之本义及达成宪政目的的途径》，他是提倡民本主义的学者。比起吉野作造，他的学生、同为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教授的冈义武也不逊色。太平洋战争末期，东大法学系的教授团体与海军的一部分军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不经过苏联而是直接与美国接触、试图停战的活动，冈义武便是其中之一。

冈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36—1938年，曾经前往欧洲留学，其间，他阅读了英国的外交史料。可以说，他是第一位使用第一手资料，把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与英国的外交关系进行好好梳理的学者。而在将日本民权派的自由民权思想与欧洲自卢梭以来的民主理论进行比较后，他注意到一个不同点：日本民权派关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非常单薄，这一点与欧洲差异极大。

从1935年开始，冈义武着手将这一观点写成论文，并在1939年自欧洲留学归来之后得以完成。这个时间点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不知道大家是立志成为理科学者还是文科学者，还是说想要成为大富豪呢？（笑）先不论梦想是什么，单论努力去实现这些梦想的时机，其实也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冈教授是继承了吉野作造衣钵的知识分子。他写作这篇论文的时间，适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还在继续写作。冈教授注意到了日本民权派思想中缺乏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原因。虽然不能将原因完全归结为所谓“没有国家独立，就没有个人独立”这样的口号，但是从明治初期开始，民权派似乎就总是以国家主权为先。当需要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做出选择时，如果缺少自由主义这一支柱，人们就会在某些时代状况下，认同国家所做的任何事情。冈教授想必是在听着步步逼近的战争脚步声的同时，深深苦恼地思考着日本人要怎么做的问题。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这样一个战争时代，他在仔细地回顾着明治时期日本人的内心世界。

也就是说，即使是民权派，即使他们的立场是反政府的，但只要涉及外交或者军事问题，就都与福泽或山县的想法没有太大的差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新政权在诞生之初，就处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之下，所以在要求自由和民主这些理想以前，首先要恢复国家的主权，这种合理主义的观点浸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国会的意义是什么？

当然，也有部分民权派人士主张开设国会才是第一要务，甚至比修改不平等条约更为优先。说起来，这些民权派其实更激进一些，不过他们关于为什么要开设国会的理由相当有趣，可不仅仅是为了讨论法律和预算问题之类的漂亮话。让我们先来看看同样是1879年10—11月间，山梨县的某位民权派记者所写的新闻报道吧。

山梨县与长野县一样，养蚕业盛行，因此也成了制丝业发达的地区。前面已经提到，民权派人士大多是地主阶级，所以对于什么样的法律可以保护贸易和产业，以及关于地租和税金的问题，特别较真。不过，如果也以这样的视角来阅读这篇报道，那可就错了。下面就引用这篇题为《国会论》的社论中的一段话：

原本一国的兵力就不仅是士兵的力量，其根源在于国民团结一致的力量。……总而言之，兵力就是全国民心的集合体。该怎么做才能团结国民之心呢？就是要借由国会。因此，必须立即开设国会。

这是就“为何必须开设国会”这一问题进行的阐述。让人感到恍然大悟的是，这里将兵力解释为国民的集合体，是国民团结一致的象征。如何才能让国民团结一致呢？于是，问题最终归结到了可以借由国会来团结国民这样一个结论。有趣的是，当时人们的脑中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等式，即所谓的兵力、力量，不光是指狭义上的军事力量，还等同于汇聚人心的场所，也就是国会。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即使是主张以开设国会为第一要务的民权派，他们对于国会的观点，也大多来源于要如何集聚军事力量或者对外的国家实力这种观念。听着日本民权派——这些日后将占据议会中民党议席的人——的议论，就会明白虽然他们一直声称反对政府，但是在左右国家前途的根源问题上，他们其实与其他人并无不同。批评政府的权力中心被萨长藩阀占据也好，指责开发北海道是浪费国家预算也罢，虽然都是对政府政策的反对，但是他们作为反对派，在国会中所起到的作用本应不止于此。在日本的对外政策这一问题上，民权派与福泽、山县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异。经过前面的论述，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了吧？

“毫无气力的奴隶本性！”

下面再将时间稍微向前推进，看看临近甲午战争的时候，人们对战争的感觉。让我们先来看看战争爆发前一年，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的自由党报纸。自由党是由大井宪太郎在第一届国会总选举前的1890年1月重建的，选举之后，他又在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前，将该党改名为立宪自由党。政党几番改名，实在是有点麻烦。1891年坂垣退助就任总裁后，这个党再一次将名称改回了自由党。在这以后，自由党成为初期议会时期的一大有力政党，并且是民党联合的核心。

当时，从上层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到底层的庶民，大家所居住的世界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因此，记者这个角色就显得很有趣。底层百姓就如同生活在民间故事里的张三、李四，或是遗世独立的隐居者，上层人士要如何向这些人传达世界的动向或政府的工作呢？民权派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相比底层民众，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更接近上层的官员们。所以，自由党就发行了两种报纸：《自由党报》和《自由灯》。前者主要刊登以民权派及政府官员为目标读者的严肃文章，后者则是一份图文并茂的报纸，他们借此来将自由党的主张传播给下层民众。“自由灯”，既与“自由党”有相同的读音(6)，也可以被解释为“自由之灯”，还挺俏皮的吧。《自由灯》所刊登的文章都是用有趣滑稽、还带点煽动性的语气写成的，有点类似于演讲，比较能被下层民众所接受。例如，下面这篇由牧原宪夫老师整理出来，并被引用在了《客人与国民之间》(7)这本有趣著作里的文章。文章写于1884年（明治十七年）8月，让我们来简单地看一看这篇文章。

在征兵及税金问题方面，日本人中存在着众多诉苦的老顽固。但对于与外国的关系，却是毫不关心，只要提到外交等话题，就会立刻睡过去……真是充斥着毫无气力的奴隶本性的人们……对于这些散漫的人来说，假如日本变成俄国的附属国，也绝对只会乖乖地听话……

嗯，就算下层的人民没有选举权，但这种煽动方式还是会让人担心，如此鼓噪说这些人毫无用处，真的没关系吗？但如果阅读了整篇文章，就可以发现，这是在向民众呼吁：要是再不好好正视相关问题，日本恐怕就要变成俄国的附属国了。这其实是在用夸张的话语，来拼命地让大家对国会产生兴趣。对于当时的演讲会等活动，不论是否具备选举权，老百姓都会以一种看热闹的心情前往听讲。所以，对于政党来说，这些民众虽说没有选举权，却也是重要的客人。

而以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为目标读者的《自由党报》，又刊登了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知道，自由党的主张与山县几乎是一样的。如果列举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言论，不外乎是这样一些口若悬河的言论，如“为了支持韩国独立的正义之战”“为了捍卫我国独立的自卫战争”“开化与保守之战”等。

自由党报纸的言论，就如同福泽谕吉在甲午战争开始后的1894年7月29日在《时事新报》所写的文章（《日清之间的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中所说的话。

但他们却冥顽不灵，不懂得普通道理，见到开化文明的进步非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且无法无天地对我方表示反抗之意，导致我方不得不发动此战争。

福泽的逻辑是，因为清朝人食古不化，无法理解普通的道理，他们非但不同意朝鲜的改革，反而加以阻碍，所以日本为了文明开化而不得不诉诸武力，日本军队就是为了让清朝了解文明的军队。

看到民权派与福泽举起双手赞成甲午战争，大家会不会感到有点奇怪呢？

——不会觉得特别奇怪。当时的人们大概对战争并没有“反对”或“可以反对”的想法……

啊，我没料到会有这样的答案，有点麻烦了。（笑）是这样吗？在大家灵活的头脑中，并没有“民党＝反政府＝反对战争”的公式呀。嗯……

那就让我们先退一百步来讲。请大家设想一下民权派会反对或者说应该反对战争的情况，毕竟在日俄战争时就出现了相当多的人反对开战，为什么这种情况在甲午战争时没有出现呢？

当然，就像之前所说的那样，民权派也有着要将日本从不平等条约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意愿。但即便如此，民权派为什么没有像反对日俄战争那样反对甲午战争呢？

——没有反对的理由？

如果知道日俄战争爆发前的议会状况，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吧。在日俄战争之前，政友会这样的政党也反对过战争。怎么措辞比较好呢？自由党为什么会采取比较偏向政府的，即便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打仗的路线呢？

——……

大家想到了吗？其中有一个非常直接的答案，还有一个比较深奥的答案。

——因为清朝很弱，相比之下，日本军队比较强，所以战争可以简单地结束。

也就是对清朝的蔑视。或许这个因素也存在吧。还有其他答案吗？

——要是能提高对朝鲜的影响力，出口的生丝就可以卖得更好，农村就可以赚钱，自由党就会得到选票。

虽然这也不是我设想中的答案，但是如果仔细阅读《自由党报》的话，就会发现其惊人的好战态度，而其中一个理由正是刚刚这位同学的回答。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后，日本就能独占对朝鲜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从而扩大日本的市场规模。当时的日本对于这种前景确实有着相当大的期待。

为了对抗藩阀政治

让我们试着用政治学等思考方法，来将现在的思路再扩大一些吧。福泽谕吉曾经说，虽然民党在众议院占有八成议席，可以将政府的法案与预算案逼到无法通过的地步。但是，面对政府还是只能进行诸如“藩阀政府”“专制政府”之类的批判。有点像现在的执政党对民主党（2016年民主党与维新党等合并成为民进党）等在野党的批评。到头来，政府的重要职位大多由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这四个幕末雄藩占据。因此，民党中的自由党和改进党的成员们即使既有钱又有头脑，也无法进入藩阀政府内部。

如今可以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来任用官员。如果有志成为内阁大臣，只要取得国会议员席位，就会有机会，因为内阁大臣的半数以上都选自国会议员。但在当时，这种以政党为基础的议院内阁制以及国家考试制度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府的人事都掌握在藩阀政府手中。福泽就表示，假如朝鲜被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而日本人也可以自由出入的话，政党成员们就可前往朝鲜这一新天地去取得相应的地位。事实上，甲午战争后，不仅中国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而且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力也得到极大地提高。台湾“总督府”首先被建立，经过日俄战争和之后的日韩合并，朝鲜“总督府”也被建立起来。这就意味着出现了数千个新的政府职位。

无论是圣诞节、新年还是盂兰盆节假期，历史学家大概都会在国立公文书馆等地方一直看历史资料的微缩胶片，毕竟入了这一行就注定要这样。（笑）所以，我也曾看过在台湾“总督府”和朝鲜“总督府”任职官员的名录。甲午战争后，中国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在当地建立各类机构，并派遣了非常多的日本人前往任职，其中包括小学老师、农业试验场的技师及法院的法官、警官，当然还有军人等。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台湾“总督府”共有43870名日本官员。就官员的职位数量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因此，对外战争所带来的不仅是市场规模的扩大，还有福泽所说的：“现在，民党要获得新的殖民地，并在当地取得自己至今未能得到的行政职位。”而这就是自由党等在议会中并未强烈反对战争的理由之一。

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

我们提供了战争经费

想不到吗？那么差不多就公布答案吧。甲午战争是一场历时9个月的战争（1894年7月25日至1895年4月17日），平均每个月所花的军费是2000万日元，临时军费则控制在约2亿日元。那时大隈财政(8)已经结束，正是松方财政(9)时期，明治政府对于通过发行国债来增加国家年度收入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政府担心实施这种政策，会危及国家的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日本是个不举债的国家。

甲午战争的军费，经由从第一届议会开始进行的交涉而准备完毕。在讨论甲午战争的经费之前，我想先对当时的预算制度进行一些基础性的说明。当国家要用钱时，政府需要先提出预算案，经议会同意后，才可以使用相关的经费。关于这一点，《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六章“会计”当中有相关的规定。明治维新后，虽然还有些勉强，但日本还是基本维持了安定。完成地租改正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是另一个因素的影响更大，即形成了能够提出年度收入和支出的制度，也就是说可以编制国家预算。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家计划。例如，当准备购入数艘战舰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一个十年期的购买预算案。而拜地租所赐，政府终于能够制定预算了。

这里的重点是宪法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国家的年度收入及支出必须要提出每年预算案，并经帝国议会决议通过。”因为有这项规定，所以就算是政府也无法任意决定预算。如果议会没有对年度预算做出“这个预算案没问题”的表示，预算案就不能成立。

当时，明治天皇为了建设海军，曾经将皇室经费转给海军建造舰艇。另外，让政府缩减自身经费也是一种手段。因为民党绝对不希望增加地租，所以民党向政府所要求的，就是督促其精减人数众多的官员所需要的经费。从第一届议会开始，民党方面的议员就一直强烈主张缩减政府开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观点呢？不论是自由党还是改进党，都自负地认为是因为自己强烈要求国家节约政府开支，才筹措到战争所需的费用。我是如何知道民党议员们的这种心情的呢？其实是来源于史料。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田中正造所写的贺年卡。

在日俄战争时，田中正造明确坚持反战立场，但在甲午战争时，他却支持战争，而且他在之后发生的足尾铜山矿毒事件中，向明治天皇提出了直诉状，时间是在日俄战争爆发前的1901年。田中在第一届众议院选举中当选，是立宪改进党的议员，他认为甲午战争“是一场好战争”。1895年1月1日，甲午战争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人们对日本获胜充满了信心，田中在这一天寄出的贺年卡中这样写道：

恭贺新禧！文明的名誉在全世界发扬光大。海陆军连战连胜，压倒四百余州。2600多万日元剩余金支付了5个月的军事费用。这是自议会开设以来，民党辛苦忍耐、尽力节省经费的结果。我想没有同苦，就无法共享喜乐。正因为过去曾经与各位共苦，所以今日与大家共享喜乐。一同祝贺吧。

几乎全是汉文的世界呢。现在的人如果收到这样难懂的贺年卡，新年的快乐气氛可能也就飞走了。“四百余州”是一个比喻，就是指广阔的中国。“剩余金”就是年度支出剩下的钱，用来支付5个月的战争费用，这是我们大家拼命逼着政府节约的成果。因为当时的弹药、军舰等战备多由英国及法国制造，所以支付军费是个没法通融的问题。而日本政府能够支付这些军费，就是我们民党的功劳了。总而言之，是议会持续向政府要求节约、打击官员的浪费和海军贪污等，才把钱从预算中一点一滴节省下来，用以支付军费。

这段话含意颇深。也就是说，甲午战争的胜利并非山县、海军或是陆军的功劳，而应该归功于在议会拼命要求政府节约行政费用、筹措战争经费的民党。真是强势呢。这是在以后要直接向天皇告状的人、一个坚定的民党人士对于甲午战争的想法，请大家记住。

最后，让我们来说一说最终将日本引向开战的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请大家仔细阅读陆奥的以下言论，这是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他在帝国议会演讲的节选。

若要达成修改条约之目的，就必须让外国看到实际的证据，即我国的进步、我国的开化，使得我国真正成为亚洲特别的文明，一个强大的国家。

陆奥宗光的意思是，如果要成功与列强修改条约，就不能只在鹿鸣馆等地向列强展示日本的发展状况。要让欧美列强确切知道日本的进步和开化，就必须让他们亲眼看到，虽然同在亚洲，日本乃是特别的文明，并具备相应军事力量的实际证据。

这个演说果然非常强势呢。在日本与清朝因为朝鲜政府能否推进财政改革而陷入争执之时，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将局势引向战争。我们必须考虑外务大臣陆奥对日本政府这一立场的影响。

在即将开战前，陆奥还发出了这样的言论：“只要错不在我方，不论采取何种手段，都要制造开战借口。”首先发难要求开战的居然不是军部大臣，而是外务大臣。因为在甲午战争可能爆发的时候，或是在开战以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势必会进行各种干涉，比如敦促早日停战，或者要求日军不得攻入北京，等等。所以陆奥说，不论采取何种手段，也要制造出日后日本不会被批评的开战借口。

——真是惊人。

四　甲午战争为何爆发

强势的外务大臣

那么甲午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来说一说战争即将爆发前的情况吧，先看一看陆奥宗光的著作《蹇蹇录》吧。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4月，日本与清朝签订媾和条约后不久，俄国、德国、法国三国认为日本不能夺取属于中国大陆领土一部分的辽东半岛，要求将之归还中国，这就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蹇蹇录》写于发生这一事件的当年年底，陆奥宗光在其中详细讲述了甲午战争中，他是如何行动、如何奋斗，却遭到三国干涉的经过。也就是说，这本书要表达的实际上是某种辩解。《蹇蹇录》这个不常见的书名，来自中国古典中的“蹇蹇匪躬”（意指劳心劳力、全心全意地侍奉君主）一词。总之，陆奥是在向明治天皇说明自己是如何开战、获胜、和谈，但在最后却受到三国干涉的经过。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甲午战争的开战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这本书完全是从陆奥个人角度出发的。它以“东学党之乱”作为第一章，以“俄国、德国及法国三国的干涉（下）”作为最后一章。也就是说，他将东学党起义作为甲午战争爆发的大前提，那么我就先对这一事件进行一些说明吧。

1894年，朝鲜国内发生了反抗朝鲜政府的农民暴动。因为这些农民信奉东学，因此被称为“东学党”。东学是与西学（基督教）相对的说法，以儒教为根本，融合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是当时朝鲜的民间宗教。由金琫准率领的东学党起义（韩国称之为东学农民战争、甲午农民战争）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并在当年6月达到高潮，朝鲜政府因此请求清朝出兵。

当时的清朝不惜诉诸武力，也要守住朝鲜。“为保护属邦”，李鸿章立即派遣2艘巡洋舰以及2000多名陆军到朝鲜。6月6日，清朝向日本发出了出兵朝鲜的照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日本与清朝之间签订了有关于朝鲜的条约，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1885年（明治十八年）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条约规定，当朝鲜发生任何问题需要出兵时，两国应在事前照会。虽然条文上日本与清朝处于平等的立场，但是从地理上来说，中国与朝鲜领土接壤，而日本与朝鲜则隔海相望，因此，实际上清朝在派兵方面较为有利。日本方面在6月7日联络清朝，表示了出兵的意向。

但在6月11日，并不喜欢外国干涉的朝鲜政府几乎全盘接受了农民军方面的要求，局势很快就得到了控制，清军沉浸在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撤军的氛围中。而在前一天，却发生了让朝鲜政府和清朝方面都惊讶的事。那一天，日本派遣430名海军陆战队员进入汉城，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展现出了让人无法置信的迅速行动力。6月16日，又有4000名日本陆军在仁川登陆。陆奥说出了这样深沉的话语：

我政府的计策是在外交方面居于被动者地位，而在军事方面则要时刻掌握先机。

陆奥暗示道：“在外交方面，日本不得已，只能采取被动姿态。但在军事方面，则在确实地准备着。”

以前人们的表达方式还真是有意思。“被动者”这个词在现代几乎已不再被使用，就是自己并不想做，“被如何如何”的被动形态。关于“军事方面则要时刻掌握先机”这一点，许多学者做过相关的研究。例如，从广岛派出的军队最快需要多少时间抵达朝鲜半岛的仁川，结果发现，日本的确从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相关准备了。但至少在外交方面，陆奥认为还是要等待“朝鲜发生动乱、中国首先出兵”的时机。

朝鲜的局势已经趋于稳定，但是日军与清军却开始了在朝鲜的对峙。甲午战争是在一个月后的1894年7月底（宣战时间是8月）开始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陆奥宗光提议，由日本与清朝一起向朝鲜政府要求改革，并表示“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撤兵”。这可真是有点微妙呢。日军与清军正在对峙，而朝鲜被要求的“改革”是编制预算、制定征税手段等绝非一朝一夕可成的项目，日本还提出要求，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之前不撤兵。

这就是“外交方面居于被动者地位”。反正无论是谁，都很难批判要求经济改革这种事。虽然朝鲜政府确实需要经济改革，但是日本不撤兵的举动很难说是被动者，这种立场显然更主动，更有攻击性。

一方面，清朝义正词严地表示，最重要的就是双方一起撤军；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提出的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则表示“日本自己去处理就行”。因为当时朝鲜政府内部有许多亲清派，已经不存在听从日本指挥的势力了。从清朝的角度来看，大概是认为陆奥的强硬态度只不过是表面功夫而已。因为清朝了解到，当时日本的帝国议会上发生了争执，政府如果不停止宪法，可能就没法通过预算案。所以日本应该只是做出需要处理国际问题的姿态，来给解决国内问题争取时间吧。如果阅读中国方面的史料，就能够发现当时清朝的驻日本公使做出了上述判断。

清朝的反驳

当陆奥强硬地表示“不撤军，日本决意即使只有自己，也要进行朝鲜的改革”时，清朝进行了相当聪明的反驳，让日本一时语塞。如果站在清朝派驻朝鲜顾问的立场上，应该如何反驳日本的要求呢？

——……太突然了，有点困难。

给个提示，是直接利用对方的言论进行反驳，这在外交上也是最有效的做法。清朝要如何反驳，表示“朝鲜不需要在此时进行改革”呢？日本曾经用某种主张来批评朝鲜与清朝的关系，清朝应该如何利用这一点来进行反击呢？

——朝鲜政府并没有请求日本过去帮忙。

是的，没错。虽然说日军与清军同在汉城，但是清军是受朝鲜政府请求而出兵的，而日本并没有接到请求。不过，因为《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关系，日本也有出兵朝鲜的权利。清朝一旦反驳日本并不是朝鲜政府请来的，日本就答不出话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必须尊重朝鲜的意愿。

为何日本必须那么做呢？

——因为朝鲜是“独立国家”。

没错没错，而且可以用过去日本曾使用过的一个词来表述，就是日本与朝鲜缔结条约时留下的一个词。

——“自主之邦”。

是的，就是这个词。观察这样的互动过程挺有意思的吧。“你们不是说朝鲜王朝、李氏王朝是独立自主的吗？”清朝就这样正中要害地反驳了日本。1876年2月，日本与朝鲜缔结的《江华条约》第一条就这样明确了，而且在那之后，日本也持续地强调这一点。福泽谕吉也一直说：“因为清朝以宗主国的身份位居朝鲜之上，所以朝鲜政府无法断然实行改革。”清朝反驳道，一直以来表示朝鲜是“自主之邦”的日本，要强制进行有干涉内政之嫌的改革吗？这个时间大约是6月21日。

因为发生了东学党起义这样的突发事件，所以中日双方根据先前缔结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共同出兵朝鲜。在双方军队保持一定距离的对峙状态下，清朝与日本进行着外交上的折冲。这就是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前的状况。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关于是否要推动朝鲜政府内部改革的主张，就带上了相当强烈的强迫性色彩。但即便如此，日本方面最终还是决定要用武力来改变由清朝决定朝鲜是否为“自主之邦”的状态。

甲午战争的国际形势

最终，甲午战争爆发了。这当然不是陆奥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关于这一点，还应该从国际环境出发来加以确认，清政府在开战前就已经充分认识到日本担心俄国会进行干涉。从甲午战争是帝国主义代理人战争的性质来说，这场战争的爆发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英国在1894年7月16日从背后支持了日本，这种支持相当于是对日本说：“想干的话，可以干啊。”这个时候签订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就是英国支持日本的表态。其实，一直到签约前夕，英国都在担心如果日本与清政府因为朝鲜问题纠缠不清，进而开战的话，俄国可能会趁机南下。但是，随着英俄之间对话的展开，英国渐渐开始将无所作为的清政府的态度看成是软弱，并因此转变了态度，准备通过支持日本来对抗俄国的南下，开始响应日本关于关税自主权和修改治外法权等要求。战争爆发前着手进行的这些程序，可以看作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信号，如果这意味着日本要进行战争的话，英国会采取旁观的立场。

相应地，清政府就成了俄国的代理人。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接近俄国的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正确地反映出了在这场代理人战争中，各方在开战之前就已经确立的对立关系。

为什么英国和俄国会在以朝鲜为舞台的甲午战争中对立呢？大家可以试着以经济利益为中心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之中。为期9个月的战争结束后，1895年4月，中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第一条就是“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对于朝鲜的形容词，是不是越来越繁复了？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多少会觉得这个句子有些不可思议吧。想要代替清政府来对朝鲜施加影响的日本，却让清政府许下了这样的承诺。

在1876年（明治九年）订立的《江华条约》中，已经出现了“自主之邦”这样的用词；而在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中，进一步变成了“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这些关于朝鲜的条约及通商口岸的开放等，都会通过最惠国待遇来让其他列强也得到同样的待遇。当然，因为有地理上靠近朝鲜的有利之处，可以预见日本大概会占有朝鲜市场庞大利益中的大部分。《马关条约》还规定，除已经作为通商口岸开放的城市之外，再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及杭州等地。同样地，这些条件也可以平等地适用于其他各国，所以对列强来说，日本的胜利也实现了它们在贸易上的利益。

发生普选运动的原因

对于近代日本来说，甲午战争是首次与大国的战争。根据参谋本部编纂的官方版战史，1894年7月25日到1895年11月18日，日本陆军的阵亡人数为13488人，伤病总人数为285853人。死者相对来说比较少，但伤病者真是非常多。海军的阵亡人数则是90人，受伤197人，陆海军共有约14000人战死。清朝方面的详细阵亡人数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根据研究甲午战争第一人的原田敬一的估计，清朝方面大约有3万人战死，而朝鲜方面大概也有3万人以上的牺牲者。

下面来看看甲午战争结束后的日本吧。经过甲午战争，日本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刚才已经提及的与英国的关系。1894年7月，《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并在原则上恢复了关税自主权。日本从清朝获得的2亿两白银（若加上赎辽费，总计约3.6亿日元）赔款，实在是一笔巨款，要知道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国家预算仅约为1亿日元，这相当于获得了3倍于国家预算的赔款。

那么在国内政治方面，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大概可以用十个字来论述。

——是战争结束后立即出现的改变吗？

很好的问题。并不是立即出现的，是大约5年内的变化。给个提示，福泽谕吉也说过参与其中的话。

——获得赔款，使财政得以好转。

从清朝获得的赔款，六成被用于以俄国为假想敌的军备扩充和八幡制铁所(10)的建设费，另外还填补了充当军费的临时军事费用，让紧张的财政状况获得了缓解，确实是很大的影响。

——让国民产生了“日本是亚洲盟主”的意识。

没错。日本人对清朝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朝是个大国，过去一直很强大，让人感到害怕，而且直到近代之前都是文化的中心，如果说到文人，那就是指清朝和朝鲜的知识分子。但是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士兵看到拖着辫子的清朝士兵，使用着规格完全不一的武器来打仗，就不免产生了轻蔑之感。在出现轻视中国的情感这一点上，回答正确，这也确实是东亚盟主意识的萌芽。不过，这也不是我想到的答案。

——普通选举之类的……

没错，真是敏锐，就是这一点。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7年（明治三十年），民权运动家中村太八郎等人以长野县松本为据点，成立了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战争结束后，一部分人开始讨论改革设限选举制度的问题。1890年的选举，选出了第一届帝国议会。大家知道，当时只有缴纳直接国税15日元以上的人才有选举权。也就是说，最开始的选举是有条件限制的。7年之后，在松本成立了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为何中村太八郎和木下尚江会突然意识到必须争取真正的普选呢？

——没能得到辽东半岛，让很多国民对政府有一种失望感，于是转而支持这一运动。

我认为“失望感”这个词用得很好。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人数是45万人，再从中选举300人作为帝国议会的众议院议员，失望感就是在这种状况中产生的。另外，当时还出现了许多以三国干涉还辽为题材的小说和时事评论。

德富苏峰是一位思想家，也是出版《国民之友》杂志的评论家。他原本抱有民权主义的想法，但是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向国权论。当时的国民都非常关注三国干涉还辽问题，正是因为民众对时事有这么高的关注度，中村等人可能也期待着民众对自己的支持，所以才发动了普选运动。还能想到其他方面的原因吗？

——在与俄国对立关系明确化的状况下，即使没有政治权利，但一旦与俄国开战，也有可能被征召入伍，对于这种前景感到不公平的人在增加。

原来如此。很有主动性的回答呢，非常有意思。在甲午战争中，约有14000人阵亡。如果开战，民众就会被征召，直面死亡。所以在考虑将来的战争时，自己既然有可能会被征召，就应该拥有相应的权利，即选举权，这正是普选的思想。已经越来越接近答案了。

——因为三国干涉，政府就不得不放弃既得利益，民众觉得政府靠不住，没有反映民意。

对，这就是正确答案。当时的人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日本明明在战争中获胜了，但是因为俄国、德国和法国的不满，就必须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这是军队虽强，然而外交太弱的缘故。因为政府的软弱，就擅自归还了国民浴血奋战得到的东西，而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自作主张，就是因为没有普选的关系。

宣战与和谈的权利是由天皇在内阁或国务大臣的辅佐下行使的，因此，议会几乎不会讨论外交议题，既无法通过法律进行约束，也无法借助预算来控制。虽然议会也有诸多局限性，但是能够反映国民意见的也只有这里了，所以只好通过普选来对政府施压。当时要求普选的人们大概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吧。以对三国干涉还辽的不满为契机，人们开始期望实现普选，着实有些出人意料呢。

(1) 哥拉巴宅邸，位于长崎的哥拉巴公园内，是幕末至明治初期在日本经商的英国商人托马斯·布莱克·哥拉巴的旧宅，现为长崎著名的观光景点。

(2) 布瓦松纳（1825—1910年），法国法学家，明治初期受日本政府聘请，在司法省法学校等处任教，负责起草了“旧刑法”“旧民法”等法律。

(3) 1838年（天保九年），绪方洪庵在大阪开设的兰学私塾，又称适适斋塾、绪方塾。

(4) 名主为村落的最高职位，相当于村长，负责管理村落的账簿、年租收入、社会治安及相关行政事务。

(5) 村方三役亦称地方三役，是村落的首领，确立于江户时代。村方三役包括名主、组头和百姓代三职，是负责村落行政自治的农民官吏，也是村落管理的直接责任者。

(6) 在日文中，“党”与“灯”有相同的读音。

(7) “客分上国民の安儿太——近代民衆の政治意識”，吉川弘文馆1998年版。

(8) 明治初期，由参议兼大藏大臣大隈重信推行的财政政策。他通过废藩置县、地租改正、秩禄处分等政策，保证明治政府的财政稳定，并通过建立官营工厂和国有银行向私营企业主提供资金来实现产业的现代化。

(9) 19世纪80年代，大藏大臣松方正义推动的财政政策。松方正义在1881年10月取代大隈重信成为大藏大臣，并贯彻大隈财政末期开始推动的纸币整理，于1882年借鉴比利时中央银行制度创设日本银行，建立日本现代信用制度。

(10) 八幡制铁所是位于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的炼钢厂，1901年开始投入生产。二战之前，其钢铁产量占日本全国产量的一半以上，是当时日本最大的炼钢厂。现为新日铁住金旗下企业。

第二章　日俄战争：问题在于选朝鲜还是选满洲

一　甲午战争之后

战争的“效用”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日俄战争。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效用”。日俄战争作为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有什么“效用”呢？在这场以俄国为对手的战争中，日本在非常勉强的情况下获得了胜利，结果是使日本成了可以在欧美等列强国家设立大使馆的国家。在那个时代，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弱小国家是无法在大国设立大使馆的，而只能设立公使馆。以日本与英国的关系为例，日本驻英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是在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12月。那一年9月，日俄两国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日本的国家地位因此立刻得到了这样有形的提升。在那个时代的国际社会中，实际上是有着严格的上下关系的。

第一章已经提到过，在清朝与日本开战之前，英国已经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内容包括废除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税率以及平等的最惠国待遇等。也就是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经废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条约，剩下的一个目标，就是彻底恢复关税自主权，这一点在日俄战争结束以后的1911年也达成了。

从这一点来看，或许可以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首先实现了在亚洲的独立，又通过日俄战争，进一步达成了从列强势力下独立的目标。甲午战争始于1894年，日俄战争则是1904年开始的，其间刚好隔了10年。这相当于日本在10年时间里通过两次战争，一步步地达成了独立的目标，不得不说这种做法还挺“脚踏实地”的呢。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可·皮第（Mark R. Peattie）在他的《殖民地——帝国50年的兴亡》(1)一书中，揭示了日本政治家在战略思想和安全保障观上广泛存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政府官员和议员们都赞同这种通过实力把不平等条约一个个废除的策略。但这里不能忘记的是，山县与施泰因教授两人之间所谈论的，关于朝鲜半岛对于日本的重要性。大家可能会觉得，朝鲜半岛问题不是已经通过甲午战争解决了吗？事实上，在朝鲜半岛与日本展开对抗的并不只有清朝，俄国与日本之间也存在着问题。

我们观察日俄战争开战的过程就可以发现，朝鲜半岛问题再次让日本感到烦恼了，朝鲜问题这一次作为动摇岛国安全保障观的问题浮出了水面。施泰因关于不要让第三国占领朝鲜半岛的警告，因为日本与俄国的紧张关系而再度浮现出来。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最重要的内容。

虽然日本通过日俄战争达成了修改不平等条约这一目标，但是这场战争最重要的结果，其实是在战争结束5年之后的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日本吞并韩国，使其成为自己的殖民地。这意味着作为岛国的日本，通过把与中国和俄国接壤的朝鲜半岛并入国土，拥有了与欧亚大陆相连的土地。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夺走的土地是台湾与澎湖列岛，这些殖民地都是岛屿。因此，这一点可以说是很大的变化。

附带说明一下，到现在为止的内容，我们都使用朝鲜这个称呼，这是因为朝鲜的正式国号是大朝鲜国，简称就是朝鲜。但是，朝鲜在1897年已经将国号改为大韩帝国，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后到日俄战争之前的这段时期，当时的日本多将朝鲜称为韩国，将朝鲜半岛称为韩半岛。

什么是新型战争

首先，让我们确认一下日俄战争的规模。在不同的资料中，关于这场战争的数据各不相同。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与俄国都出现了超过20万的死伤者。

在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先想一想，对于俄国来说，日俄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这一点也相当有趣。在日俄战争中，俄国方面有一位年轻的少将斯维青(2)，战争爆发时，他尚在俄国参谋本部所属的研究机构学习，之后随军出征。在沙俄政府垮台之后，他在苏联军中任职，并成为研究对日战争准备的战略家。

1937年，也就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那一年，斯维青以《20世纪最初阶段的战略：1904—1905年的陆海战争计划与作战》为题，回顾了日俄战争的创新之处，非常有意思。我是通过庆应大学的横手慎二教授的研究了解到这一点的，当时非常兴奋。斯维青这样写道：

日本计划的核心是运用不同的军队，也就是发展陆军与海军的协调合作。通过这种协调合作，达成陆上战略的基本，同时运用军事力量这种思想则被排除。日军的展开并非是同时性的，而是阶梯式的，本质在于陆海行动的协调合作。

听起来很费解吧？文中所说的“达成陆上战略的基本，同时运用军事力量”，是指在比日俄战争更早时期的1870年，德国（当时是普鲁士）与法国作战时所采用的，堪称陆战经典的以大军包围歼灭对手的作战方式。而在日俄战争中，日军并未采取这种德式战略，而是采取“陆海行动的协调合作”。也就是说，对于战略家斯维青而言，陆海军共同作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

斯维青所讨论的陆海军共同作战，具体是指什么战役呢？

——日本海海战？

因为陆军没有参与，所以日本海海战不能说是共同作战呢。提示一下，这是在《二百三高地》（东映电影，1980年上映）等电影中一定会出现的场景，日军与俄军围绕要塞和堡垒所进行的绞肉机般的肉搏战。欸，大家没看过《二百三高地》啊……确实，当时各位还没出生呢。那换个提示，是由乃木希典担任司令官的战役，这样能答上来了吗？

——旅顺战役。

是的，就是这个了。当时，对俄国来说极为重要的舰队正停泊在辽东半岛南端的大军港旅顺，乃木就是负责攻略这一要地的陆军第三军的司令官。当时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被编为第二太平洋舰队，正驶向远东地区，对日本海军来说，其无论如何都要避免这支庞大的舰队与停靠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会师。因此，海军非常希望陆军可以攻陷旅顺要塞，再从这里炮击停泊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这正是斯维青所写的陆海军共同作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对马海战中协助东乡平八郎指挥作战的作战参谋秋山真之。这个秋山当时天天给乃木写信，请他一定要攻下旅顺要塞。以下是1904年11月30日秋山写给乃木的书信，我把难读的部分修改成现代文了：

从大局出发，能否占领二〇三高地，实际上是关乎国家存亡的，请务必断然实行。……为了攻略旅顺，即使损失四五万勇士，也不算太大的牺牲。若此战对敌我而言都关乎国家存亡的话，就应该如此。

秋山在信中说，尽管这场战争会牺牲四五万名陆军士兵，但因为关乎国家存亡，所以，乃木先生，拜托了。面对这样的重托，陆军无法无动于衷。总人数达到13万人的第三军在经过3次总攻之后，死伤人数达到了七成（阵亡15390人，受伤43914人，另有病人约3万人），遭受了非常大的损失。但是，结果终于如秋山所愿，陆军赶在1905年5月的对马海战之前，在1月攻陷了旅顺。

说到旧日本军队，脑海中总会浮现这种印象：陆军与海军的关系极为恶劣，互相争夺着物资与预算。但是，从战争对手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或许更能正确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

“二十亿钱款和二十万生灵”

接下来，先让我们简要地了解一下日俄战争对于日本社会的意义。因为在讨论导致开战的原因之前先掌握这一点，可以更明确地理解我们学习日俄战争的意义。

仅旅顺战役就出现这么多的死伤者，所以日本从日俄战争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总是说自己是付出了20万人的牺牲及20亿日元的军费，才终于得到了满洲(3)。事实上，这个说法出自山县有朋在日俄战争结束4年后，即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所写的《第二对清政策》这一意见书中，他在其中就用了“二十亿钱款和二十万生灵”的说法。大概“二十和二十”说起来比较简洁有力吧。

把时间推进到1931年（昭和六年）的“九一八”事变前后，当时也有“守护二十亿资源和二十万生灵得来的满洲权益”的说法。昭和时期，当日本与中国因满洲权益而发生争执时，日俄战争的记忆被迅速地从日本民众的记忆中唤醒。当情势进一步发展，日本在1933年3月退出了国际联盟。在退出国联之前，日本的全权代表松冈洋右在国际联盟的会场上发表了这样一些言论，即日本通过《朴次茅斯和约》从俄国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权益，而中国也承认了日本的许多权益，所以关于满洲权益，中国的主张是错的，日本才是对的。当然，对于松冈洋右这种“中国有错、日本没错”的主张，从历史上来看是否正确，我们会在之后讲述“九一八”事变的部分再来详细说明。

总之，请大家先记住，“九一八”事变其实是源自中日之间围绕着日俄战争的记忆进行的斗争。学习日俄战争的意义，其实也是思考昭和时期战争的起源问题。

施泰因的预言恐成现实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提到，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俄国、德国和法国的干涉，日本只能把在《马关条约》中得到的辽东半岛归还给清政府。三国干涉还辽不仅让日本丢了面子，还极大地影响了朝鲜和清朝日后对待日本的态度。

简单来说，就是产生了“日本这不是挺弱的吗，还不是只能听俄国的话”这样的想法。在朝鲜政府内部，对日本不满的势力集结在闵妃（明成皇后）周围。计划接近俄国的亲俄派势力也在朝鲜政府内部增加。这种转变在甲午战争结束3个月以后的1895年7月就已经开始发生，对日本来说，这种情况相当严峻。

日本方面非常震惊，并采取了非常残酷的行动。原陆军中将（1887年转为预备役）三浦梧楼作为公使被派往朝鲜。三浦计划重新拥立大院君，于是派遣公使馆卫兵入侵景福宫，发动了暗杀闵妃的乙未事变。这是无可辩解的野蛮行径，属于干涉别国内政的政变。他的打算是，除掉亲俄派的核心人物闵妃，从而让朝鲜政府内部愿意与日本合作进行改革的人重掌政权。

身为王后的闵妃被杀，朝鲜方面不可能坐视不管。聚集在闵妃周围的亲俄派安排国王高宗到俄国公使馆避难，亲俄派依靠俄国的势力，重新掌握了政权。真是可以拍成电视剧的激烈斗争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在1897年10月将国号由大朝鲜国改成了“大韩帝国”，开始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各种改革，又在1899年颁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大韩国国制》，共九条。其中第一条明确：“大韩国乃世界万国公认自主独立之帝国。”请大家注意“自主独立”这个词。

当朝鲜把国号改为大韩帝国时，首先对其加以承认的就是俄国。但俄国没有立即表现出把韩国变成自己的保护国，或是要牵制日本的明显意图。这个时候，俄国最在意的是中国的东北地区，也就是满洲。

虽然借由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在朝鲜半岛貌似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但是也仅仅维持了一小段时间。紧接而来的是，韩国对于现代化的摸索以及日本与俄国之间围绕韩国的均势对立状态。

当初是俄国发起了三国干涉还辽，所以可以想象甲午战争之后清朝与俄国的关系应该会不错，而促成这一局面的就是李鸿章。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俄国的对华政策。俄国仿佛是在呼应李鸿章的亲俄政策一般，对中国的政策也活跃起来。刚才提到，相对于朝鲜，俄国对满洲更有兴趣。俄国对处于西伯利亚南方的中国东北表现出这样的兴趣，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1896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专使出席，据说还收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贿款。2005年10月，我曾经在莫斯科逗留一个月，其间游览了克里姆林宫钻石馆，里面的财宝真是让人叹为观止。看着那些堆积如山的财宝，真会让人不禁去想：“如果收到这样的宝物作为贿赂，大概会把灵魂都卖掉吧。”以李鸿章的这次访俄为契机，1896年6月，清政府与俄国签署《中俄密约》，又称《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日本则称之为《露清防敌相互援助条约》。条约规定，当日本进攻中国或者俄国领土时，两国将一致对日。这是一份没有被公之于世的秘密条约，也是非常明确的对日攻守同盟。

这份条约把从黑龙江、吉林两省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清铁路（中东铁路）铺设权许给了俄国和法国的银行。也就是说，俄国现在能够铺设铁路横跨中国东北地区。1898年，俄国又以清政府对日本赔款的援助作为担保，获得了旅顺和大连湾25年的租借权，以及一直延伸到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大连的东清铁路南部支线的铺设权，这部分铁路就是之后的南满铁路。

现在我想问问大家，对于旅顺、大连租借权的问题，我为什么会用“竟然”这样强烈的用词呢？

——因为俄国通过三国干涉还辽让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现在俄国却从清朝那里夺走了，真是太狡猾了。

啊，确实是这样。这一点可以说是深刻了解当时日本国民的心情而发出的感叹。还有其他的吗？

——因为施泰因的警告恐怕会变成现实。

非常好。如果听到这个回答，坟墓里的施泰因教授也会喜极而泣吧。施泰因对山县说过：“西伯利亚铁路本身并不可怕，因为抵达东亚地区的西伯利亚铁路必须通过中国领土。这对俄国来说，是一个限制因素。”然而，这个限制因素现在却部分消失了。如果清朝与俄国进一步合作，由清朝与俄国的合资公司来铺设东清铁路及其南部支线的话，对于俄国的限制因素也就完全消失了。虽然不是在朝鲜半岛的东侧，但是俄国会在辽东半岛的南端拥有一个不冻港，也就是说，俄国现在可以在远东海域建立海军基地、部署海军了。关于铁路的铺设，清政府与俄国分别在1896年和1898年签订了《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这些条约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简直就像噩梦。

二　英日同盟与清朝的变化

俄国的满洲政策与清朝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俄国所推行的向满洲发展的政策吧。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俄国取得了横跨满洲的铁路，以及从这条铁路的中间向南延伸到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的铁路铺设权。接着在1900年，清朝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是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农民团体义和团在中国各地发展起来以后所发动的农民斗争。各国派遣到清朝的传教士被当作外国势力的象征，成了义和团打击的对象，传教士被斩首这样的残酷事件也多有发生。另外，驻北京的各国公使馆遭到围攻，清政府不仅参与其中，还向列强宣战了。在日本，这场运动被称为“北清事变”。

俄国把这场事变看作一个好机会，声称为了保护广布于满洲北部的俄国权益，派兵占领了黑龙江沿岸地区。

从这时候开始，清朝与俄国的合作关系发生了变化。清政府开始觉得俄国似乎有些可疑，不能完全信赖。李鸿章确实采取了联合俄国来抑制日本的政策。但是，俄国却趁义和团运动之机，占领了黑龙江沿岸，还发生了侵占这些地区并杀害中国人的惨案。结果就在清廷内部产生了“到底应不应该追随俄国”的疑问。第二年，也就是1901年，李鸿章去世了。

俄国还派了很多部队到北京，声称在义和团被八国联军（日本也有参与）完全镇压前，要驻军保护自己的权益。与中国签订的条约则规定，以1902年为限，联军进行分批撤军。

但是，义和团运动平息一年后，本来应该撤军的俄国却完全没有从满洲撤军。英国于是在1902年采取了行动。俄国与清朝之间有长达数千千米的边境接壤，还租借了优良的港口旅顺和大连，俄国是不是在陆海两方面都拥有了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力呢？英国暗自想道：“对，肯定是这样没错了。”英国进一步认为，如果自己再不有所动作，恐怕将来会很不利。要是俄国掌握了从海陆两方面都能够进入北京的能力，肯定对自己没有好处。

加之，条约明确规定1902年要从满洲撤军，俄国却完全不履行条约。眼见俄国不会遵守与清朝约定的撤军期限，英国转身向日本提出了结盟。就这样，英日两国在1902年1月签订了同盟条约。当时的英国正深陷南非的布尔战争，所以暂时没有余力在中国施加自己的影响力。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英国的行动意在向俄国展示一种姿态，即“日本要和英国合作了，明白吗？”期待能借此让俄国改变态度。所以英日同盟缔结之后，并没有立刻引发日本与俄国的对立，更不要说战争了。从史实来看也确实是这样吧？日俄战争是在英日同盟缔结两年之后爆发的。

1900年，伊藤博文创立的政党政友会这样冷静地评论道：“英日同盟实现了，但这是要求俄国自律的同盟。”并且认为同盟的效用之一，是通过与海洋强国英国结盟，让日本暂时不用建造军舰，如此一来大概就不用提高地租了，对于政党来说，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英日同盟是在第一次桂太郎内阁时期缔结的。当时在议会的376个议席中，政友会及宪政本党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两党反对政府为了准备与俄国的战争而扩张海军，他们主张，因为已经有了英日同盟，所以不需要扩张海军来对抗俄国。直到不久之前，大部分的研究仍然认为，就是因为缔结了英日同盟，所以让日本政府和军队早早地进入了对俄备战的状态。但是，最近着眼于政党势力动向的研究却否定了这种观点。这是第一章中介绍过的坂野润治教授和京都大学的伊藤之雄教授等人在研究中得出的新观点。坂野教授表示：“直到日俄战争爆发之前，相当多的日本国民和一部分的统治阶级，应当说都是厌战的。”

确实，从选举结果来看，也可以发现政党非常强势。桂太郎内阁在1902年12月解散了国会，但在第二年3月的总选举后，赞成政府预算案的议员依旧没怎么增加，政府因此陷入了困境。即使解散后再选，在议会376个议席中，政友会和宪政本党仍然胜出了。也就是说，虽然当时的选民因为有财产限制而无法代表全体民众，但是这些选民选择支持政党，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他们不希望政府去扩张海军。

与此同时，清政府内部也在逐渐改变。刚才已经提到过，在外交上，清政府开始对与俄国的合作产生怀疑；在内政上，也有了新的变化。1898年，清政府的一部分开明势力试图进行改革，这被称之为戊戌变法，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起君主立宪制。让我们再想一想东亚的其他地区，对比一下可能就会觉得还挺有趣的。韩国在1897年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并在1899年颁布了宪法。当时的东亚几乎同时发生了这些变化。

改革举措包括废除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用中央政府或者地方的经费派遣优秀的官员和学生出国留学，推进军队的现代化，等等。从清朝开始对俄国的态度产生疑问的1902年左右到日俄战争之后，清朝出现了前往日本留学的热潮。这大概是出于日本同在汉字文化圈，留学费用相对欧美也更为便宜，而且可以更迅速地展现出留学的成果等原因。以《故乡》而闻名的鲁迅，就是在1902年来到东京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招收了许多留学生，例如，1913年（大正二年），在中国陆军参谋本部的7位局长当中，就有5人是从日本留学归国的。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重点是，在日俄战争开始之后的1905年，在东京诞生了一个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组织，即孙中山建立的中国同盟会。在1911年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中，具有日本留学经历的人们起了关键作用。例如，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宋教仁，就组织发起了建立新国家的运动。但是，宋教仁在辛亥革命之后的活动中，被袁世凯的手下暗杀了。

慎重开战论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日俄战争之前日本与俄国的动向。在日本也有积极鼓吹开战的势力，比如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中心的“七博士”，他们在1903年6月前后开始积极活动。之所以说“以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为中心”，是因为七人之中还有一位是学习院大学的教授。当然，这种事情其实无关紧要啦。小野冢喜平次等六位东京帝大的教授和学习院大学的教授中村进午，将《关于满洲问题的七博士意见书》提交给了首相桂太郎、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陆海军大臣以及山县等元老。

提出《意见书》的时间其实并不算早，因为日俄战争在第二年2月就开始了。参谋本部的意见是，应该在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前开战，“早点开战较为有利”，并从1903年10月开始对态度慎重的桂太郎内阁施压。这个时候距离开战已经只有4个月的时间了。

虽然一部分人高唱要早点开战，但是直到开战之前，桂太郎首相和大部分元老仍然认为应该先进行外交交涉。他们无疑都对日俄之间的交涉抱有相当的期待。但是，以往的研究因为过于相信那些二战之前写下的传记等资料，都认为桂太郎首相、山县以及小村在非常早的时候，如缔结英日同盟时，就已经在考虑日俄战争了。然而，根据昭和女子大学千叶功老师的研究，这并不正确。当时的信件一般都是用现代人难以阅读的草书写的，在仔细解读了这些难以阅读的信件之后，千叶老师发现了一些至今为止不为人知的真相。

当时有两位元老资格最老，那就是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日俄战争结束4年后，伊藤在哈尔滨被韩国独立运动家安重根刺杀。日俄战争之前，伊藤和山县是明治天皇最重要的顾问。事实上，他们二人和桂太郎首相等内阁成员，还有议会里的政党势力等，都对开战非常慎重。

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封有趣的信件。这是桂太郎在1903年12月21日因为认识到与俄国的外交交涉无法成功，而必须进行战争的准备了，所以在内阁会议以后给元老山县和伊藤写信，请求他们赞成开战。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下面这一段：

在朝鲜问题上，我方要充分陈述修正的期望，如果对方不同意，就贯彻最后的手段（即不惜一战）。

简单来说，就是关于日本与俄国正在进行交涉的朝鲜问题，先试着向俄国详细说明日本的希望，如果俄国还是不同意的话，日本能不能下定决心准备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手段？山县先生、伊藤先生，可以吗？桂太郎通过给元老的书信，进行着关于开战的最终确认。而这个时候距离开战只剩下两个月了。

当时山县多大年纪呢？65岁。在那个时候，这已经是相当高龄了。冬天他应该待在小田原这样比较温暖的地方，住在带漂亮庭院的别墅里取暖吧。山县给桂太郎回信了。桂太郎是陆军军人出身，对于山县来说是个小后辈。所以，山县如同对待毛头小子一样对待桂太郎，他有些不高兴地写道：“开始战争的论调，老夫不知道。”也就是说，日本决心不惜进行战争这种事，他没听说过，不知道。

山县虽然在韩国问题上也不退让，但是对于满洲问题，这个俄国与日本正在交涉的另一个问题，他认为可以妥协，满洲的门户开放问题，就照俄国所说的去做不就好了吗？用不着急着去要求门户开放。所谓门户开放，是指俄国按照与清朝的约定，从满洲撤兵，不独占当地的贸易和经济。山县认为，这些要求可以全部放弃。事实上，直到1904年1月，山县仍然主张在坚持韩国问题不退让的基础上，做出某些妥协来与俄国继续交涉。这时距离开战已经只有一个月了。

山县等人直到最后仍然对外交交涉抱有希望的理由之一，是他们明白，虽然日本缺乏战争经费，但俄国同样没钱。当时处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周边国家，波兰、爱沙尼亚、芬兰等，都在进行着反抗俄国的活动。日本认为，这时的俄国怎么也不像有能力打仗的样子，毕竟其周边已经忧患重重。

通过俄国史料可以了解什么？

俄国的名字，在十月革命之前是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成为苏联，而苏联解体后又重新将国名改回了俄罗斯。如今的俄罗斯公开了许多史料，通过阅读这些史料，研究者们有了许多有趣的发现。俄罗斯真是个有意思的国家，它采取“沙俄所做的事，无论好坏都公开”的立场。在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史料馆，历史学家鲁克亚诺夫（Igor V. Lukoianov）阅读了大量关于日俄交涉的史料，就让我们通过他的研究来了解一下关于日俄战争的新发现。

当时的俄国不仅在经济上出现了困难，同时也饱受帝国统治下的地方动乱的困扰。在尼古拉二世时代，俄国并没有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当然也没有内阁会议。沙皇通过在具体问题上听取不同大臣的意见来进行决策。当面临开战的最终决定时，对于远东问题有着相当了解的财政大臣维特和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等，都已经不在沙皇身边，这些人当时都下台了。

取而代之的是名字有点拗口的别佐布拉佐夫（Aleksandr Mikhailovich Bezobrazov）。1903年10月，以此人为中心的别佐布拉佐夫派在宫廷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受到沙皇宠信的别佐布拉佐夫派中的一人被任命为远东总督，负责进行日俄交涉。这位总督对于韩国问题非常积极，也抱有很大的野心，而韩国问题恰恰也是日本最为重视的。

我们已经说过，俄国的兴趣在满洲。维特和库罗帕特金等人计划铺设东清铁路，并将其南部支线一直延伸到辽东半岛南端，进而在铁路沿线进行矿藏等产业的开发。这是一个有着很高可行性的计划（之后，日本继承了俄国铺设完成的南部支线铁路权利，并将其改称为南满洲铁道）。当然，这一计划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如今，我们还可以在哈尔滨看到当初俄国兴建的漂亮街道和建筑，从这些地方也能窥见当初沙俄投入的金钱之多。

这个时候，远东总督对沙皇夸下海口：“还有比建设铁路更好的方法。只要拿下韩国，不就不用花钱了吗？至于日本这样的小国，根本不值一提。”他的意思是，一旦控制韩国，就可以通过韩国保护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大连。通过在陆上铺设铁路、建设城镇来保护居于东清铁路南部支线末端的旅顺、大连要花很多钱，为了节约这些经费，保障旅顺和大连的安全，可以从海上，也就是通过控制朝鲜半岛的方式来完成。而日本是不敢真的开战的。

甲午战争就是围绕着朝鲜和朝鲜半岛进行的战争。然而这一次，韩国问题因为意外的原因再次成为日俄之间斗争的焦点。原因就在于俄国的经济状况及安全保障观，它既希望节约铺设铁路和建设城镇的费用，又想在远东海域保有海军力量。

关于日俄战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尽相同的答案。到20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日本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当时比较有力的解释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成长，它便开始追求满洲，也就是中国东北的市场，于是要求俄国遵守门户开放政策，并由此发动了战争。

但是，根据俄国方面以及日本的公开史料，关于日本与俄国开战的原因，围绕着朝鲜半岛出发的战略安全保障观这一因素也不容忽视。2005年，在纪念日俄战争百年而召开的国际会议上，聚集了来自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等国的学者。前面提到的鲁克亚诺夫先生也上台做了报告，关于日俄战争中到底哪一方更想开战这一点，他表示，应该是俄国对战争更为积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日俄战争的双方来说，其实日本更想避免战争，而俄国更倾向于开战。

三　不得不开战的理由

日俄交涉的分歧

听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从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8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开战前一个月为止的日俄交涉中，日本与俄国在满洲和韩国这两个问题上处于对立的状态。大学教授们总是会把显而易见的事情解释得高深莫测，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说明问题的水平不行吧。所以大家现在对于满洲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韩国问题具体来说又是什么，还是一脸茫然的样子呢。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日本希望俄国接受的项目具体都是什么吧。下面就是日本当时的主张。

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优势权益，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进行铁路经营的特殊权益。在日本出兵韩国、俄国出兵满洲时，约定会尽快撤回。俄国承认由日本独自协助韩国改革。

很明显，日本最希望获得的是俄国对于自身在韩国的优先权的承认。“优势权益”是当时的说法，指某国拥有在殖民地或是相当于殖民地地区的特殊权益。也就是说，日本要求俄国承认日本将韩国纳入其势力范围。作为交换，日本虽然无法赞同俄国占领满洲，但是可以承认满洲的铁路沿线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即承认俄国拥有东清铁路及其南部支线的“特殊权益”。

这些交涉的内容在当时就已经广为人知，也被称为“满韩交换论”。所谓“交换论”，就是列强之间互相承认对方在某些地区的优势地位，而日俄之间交换的，就是韩国和满洲。

如果看过俄国对这一提议的回答，大家可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啊，大国果然厉害。”俄国是这样回答的：“日本根本就没有讨论满洲的资格。”真是非常冷酷。关于韩国，俄国也表示没办法承认日本的优势权益。不过，俄国也没有直接把话说绝：“嗯，如果日本答应某个条件的话，我们承认日本在韩国的优势权益也不是不可以。”

是什么样的条件呢？嗯，那是一个非常厚颜无耻的条件。（笑）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而是当时的日本人大概都是这么想的。俄国的条件是，要求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海峡的航行自由。只要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广阔的朝鲜海峡的自由航行权利，俄国就承认日本在韩国的“优势权益”。俄国进一步表示，要让北纬39度以北的韩国保持中立，而且日本保证不将韩国领土用于军事战略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朝鲜战争，使朝鲜半岛分裂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其军事分界线就在北纬38度附近。在这附近进行分割，大概是因为这条线两边的地形原本就界线分明吧。

俄国提出的关于韩国的提议，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是绝对无法接受的。虽然元老、首相以及阁僚对于和俄国这样的大国开战都表现得非常谨慎，但是俄国的答复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过于严厉了。不得将韩国领土用于军事战略活动这样的条件，对日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束缚。而且，如果俄国舰队可以在朝鲜海峡自由航行，那施泰因教授的警告不就成真了吗？

不为韩国问题而战

正如之前我们所讲的那样，对当时的日本来说，韩国问题是无可退让的。但如果俄国也确实不想打仗的话，为什么在这一点上，它不能稍做妥协来与日本对话呢？

主要原因在于，俄国没有发现日本竟然如此重视韩国问题，直到日本真的先发制人发起攻击，俄国都没有想到日本会下决心开战。沙皇和远东总督为什么都没有理解日本会为了韩国问题，不惜与俄国开战这一点呢？俄国在当时没能正确地理解日本的想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误判呢？

——因为当时日本一直表示韩国是独立国家。

也就是说，俄国并没有意识到日本从甲午战争结束到1905年的10年间，一直在增强在该地区的存在这一点。确实是这样。大家如果去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看一看沙皇的财宝，就能完全理解为什么俄国会轻蔑地说“日本这样的小国”了。还有没有别的奇思妙想？

——俄国在内政上有许多不安定因素，一旦在外交方面向日本妥协，就会让沙皇在国内显得无力。

确实是个刁钻的角度。（笑）这个回答等于是说，不管日本怎么样，俄国都会开战。当时沙俄对于波兰等国的支配力有所减弱，为了提高这些国家对沙皇的向心力，就有必要进行战争。

——日本主张韩国独立只是为了本国的国防安全。

这是个非常成熟的回答。山县是一个对安全保障非常执着的人。只要韩国保持中立，日本基本上就没什么可担心的。就俄国误判日本对于韩国的看法这一点来说，没有错。

——（俄国）认为日本的目标是取得在大陆的利益。

很好，我也觉得是这样。日本在进行日俄战争的准备时，就需要谴责俄国，并极力宣传自身战争的正当性。那时日本基本上就是在高唱满洲的门户开放。为了让英美真正地支持自己，在借款、购入军舰等方面给予方便，日本必须有一个漂亮的借口。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韩国问题已经是过去式，因为清朝与日本已经进行过甲午战争，结果是日本获胜，现在俄国与日本虽然在争夺在韩国的优势权益，但这已经与英美的贸易无关了。

对英美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满洲。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是世界主要的大豆出产地，而且这一地区一旦被俄国占据，俄国军队就相当于驻扎到了接近清朝首都北京的地方，不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俄国都将成为对清朝最有影响力的列强国家，这样的状况是英美所不乐见的。日本对于英美的这些想法非常清楚，所以它在谴责俄国时，并不怎么提及韩国，而是说满洲，至少要说满洲的门户开放。之前提到过的七博士的言论，也都在谴责俄国试图独占满洲这种行为是有违文明的。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时期，政友会领导之一的原敬所留下的日记吧。

事实上，我国的大多数国民都不希望战争。政府刚开始让七博士高唱讨伐俄国论，又组织对俄同志会等组织，一再地提倡强硬论，只是企图借此向俄国示威施压，从而让日俄交涉成立，但却意外地导致了不得不开战的局面。（《原敬日记》，1904年2月11日）

这里介绍的是原敬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后不久所写的日记。日记的内容表明，大多数日本国民都不希望发生战争，政府之所以会让七博士和对俄同志会这些强硬派高唱对俄强硬论，只是为了能更有利地展开日俄交涉，但是却意外地发展成了真正的战争。

其中的重点在于，“（政府）又组织起对俄同志会等组织，一再地提倡强硬论”。七博士和对俄同志会认为，如果东清铁路及其南部支线在满洲铺设完成，中国东三省就会落入俄国统治之下，哈尔滨等重要都市都会变成俄国都市，门户开放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样一来，其他国家就连经济活动也完全无法进行了。如此一来，美国人、英国人也很困扰吧？七博士和对俄同志会都抱有类似这样的观点。

总之，当日本说起为何不得不与俄国对抗的这个问题时，几乎都不曾提到韩国问题。当日本为了战争的资金向英美借款的时候，如果说：“因为韩国的问题要打仗了，请借一些钱。”可以预料到对方大概不会有积极的反应。“欸？你因为韩国问题不是已经打了甲午战争了吗？”要让英美了解到日本对韩国的需求，是要确保施泰因教授指导下产生的所谓“优势权益”，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所以，不如直接说：“美国想要出口南方棉花生产的棉布吧？想让中国东北的大豆出口到世界各国吧？”在这种情况下，满洲的影响力就很大了，满洲就会显得非常重要。

1900—1905年，满洲的市场在持续扩大。但是，俄国也恰巧在这个时候，在铁路运费方面对本国和外国实施了差别对待。如果这时候对美国、德国和英国说，这么下去可能港口关税及使用税等也要提高，其他国家当然会产生警诫。

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向欧美阐述正当化战争的理论时，并不能直接明说对于自身最为重要的部分，这不免让人感到悲哀。

四　日俄战争带来的影响

日本与美国的共同步调

甲午战争具有帝国主义时代代理人战争的性质，日俄战争更是如此。战争中，给予俄国财政援助的是德国和法国，而给予日本财政援助的则是英国和美国。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在《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中答应修改部分不平等条约，以此作为对日本的支持。有意思的是，日俄战争爆发前，美国也做了类似的举动。

在日本还没有下决心开战，军部开始进行陆海军联合演习的1903年10月8日，美国与日本一同进行了一项活动。日本与美国在商议后，同时宣布修改各自与清朝签订的通商条约。这两者之间看似毫无关系，其实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窥见日俄战争的代理人战争性质。

日本与清朝修改通商条约所释放的主要信号是，“日本要求在东三省的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日本通过修改通商条约，使得清朝决定开放更多的城市。美国也在修改的通商条约中，要求清政府开放更多的都市。观察这两个同时发表的条约，可以发现其中释放了这样一种信号：日本与美国要求开放满洲地区的门户，使外国商人可以自由出入并经营企业。

通过签订这样的条约，日本与美国向全世界宣示了战争结束后满洲会发生的状况，美国由此为日本创造了一个比较容易募集战争经费的环境。了解这样的背景之后，看到那些貌似与战争毫无关系的条约，也能够知道“这些决定促成了战争”。此外，相较于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的门户开放宣言，这一次的要求也稍稍向前更进了一步。

代理人战争的规则之一，就是要让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知道，“这场战争赢了的话，会有这样的种种好处”。

——德国和法国为什么会援助俄国呢？

其中各有说来话长的缘由，没办法简单地说明。但法国援助俄国的理由之一在于，“已经上了贼船”。在俄国铺设东清铁路时，法国银行曾经援助俄国政府。因此，如果俄国输掉战争，法国可能就没法收回19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东亚投资的铁路公债。得知俄国要与日本打仗，法国也感觉有些没底，只好说：“没办法了。总之，加油吧。只要能小胜就好，战争可别拖太长时间了。”

在德国方面，仿佛魔术师般控制着中欧和东欧国际关系的俾斯麦下台了，现在由威廉二世这位通过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获得了极大权势与力量的皇帝控制着德国。威廉二世认为，在德国专注于西欧事务时，就需要先解决其背后来自俄国的威胁。于是，他决定把俄国这个潜在的敌人引向东方。这也是三国干涉还辽时，德国在俄国背后加以支持的原因。虽然威廉二世从甲午战争后期就开始高唱所谓“黄祸论”，但是他关于“亚洲令人不安，日本令人不安，俄国还是早点去打压一下他们比较好”的说法，也可以解释成德国希望把俄国的注意力引向东方。相比法国，德国给了俄国更多的借款。德国的东方政策可以说就是让俄国在远离德国的一边进行战争，德国的这种战略也是促使俄国开战的理由之一。

清朝在战场上的协助

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当时清朝的动向吧。清朝在甲午战争之后，选择与俄国合作。到了日俄战争时，有没有发生变化呢？这又是非常复杂的情况。前面已经提到过，日本在七博士“满洲、满洲”的鼓动下，主张门户开放就是一切。清朝也意识到，“虽然俄国能给钱，但是如果继续追随俄国，国家怕是都要被夺走了”。既然如此，那么与相比俄国弱小的日本合作，实行满洲的门户开放会比较好，反正只是开放，应该没问题。因此，清朝便开始向日本靠近。

在日俄战争中，清朝采取了中立态度。但是，当日军与俄军交战时，一些地方势力曾经向日本提供资金支持，例如，清朝的地方官员中就有人捐款给日军。这种行为很有趣，在国民政府时期的战争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某位将军获胜时，居然会收到现金作为奖励。日本这边就很遗憾，不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都没有出现过哪个将领因为打了一场漂亮仗而得到现金奖励的事。当时，袁世凯也送了2万两上海银给日本。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清朝在战场上提供的协助。当时的战场主要在满洲，也就是奉天（沈阳）、旅顺、大连和金州，并不包括长城以南地区。在这个地区的情报战方面，日本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是因为清政府虽然嘴上说着中立，但其地方官员们却对日军给予了帮助，对当地的地理情况非常熟悉的农民们在为日军的情报工作效力。

那些农民虽然不识字，但是会数数，因此完全可以掌握俄军马匹的数量、部队的序列等情报。这种程度的情报工作，只要人多就可以很好地完成，日本由此对铁路沿线的俄军部署有了相当确切的了解。有趣的是，进行这项研究的是一位美国学者，名叫沃尔夫（David Wolff），2007年，他正在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研究所工作。

在小说中，明石元二郎的情报工作很有名。但事实上，前面所讲的那些不显眼的情报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甚至可以说，是这些工作帮助日军在战争中获得了险胜。

战争改变了什么？

日本从日俄战争中获得了什么呢？《朴次茅斯和约》中有以下内容：

第二条　俄国政府承认日本国于韩国之政治、军事、经济上均有卓绝之利益。

虽然这是付出高达84000名阵亡者代价才得到的胜利，但是通过这场战争，日本在对俄交涉中所要求的条件终于得到了满足，当初所要求的在韩国的“优势权益”成了和约条文中的“卓绝之利益”。甲午战争后签订的和约中，只写了“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到这里则进一步变成了“政治、军事、经济上均有卓绝之利益”，可以说是相当执着了。从这一条款也可以看出，日俄战争之后，韩国被日本殖民地化已是必然。

《朴次茅斯和约》的第三条，对俄国以外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堪称福音。

第三条　俄国政府声明在满洲之领土上利益，或优先的让与，或专属的让与，有侵害中国主权及有违机会均等主义的，一概无之。

因为俄国占领黑龙江、吉林和辽宁而被排除在满洲之外的列强，现在可以平等地进入满洲了。美国、英国，甚至在战争中援助俄国的德国和法国，都能享受这一条款带来的好处。通过日俄战争，中国东北地区以“帝国主义列强，欢迎光临”的姿态开放了。

因为日俄战争，日本国内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些变化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甲午战争所产生的变化的延续。首先是不平等条约的修改，列强明确承诺将在1911年实施修约。日本终于可以完成不平等条约的修改，实现真正的独立了。至于日本国内，应该说有两三个方面发生了改变。日俄战争的阵亡人数达84000人，而甲午战争是14000人，前者是后者的6倍。因为这场战争，日本国内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嗯……不是太清楚，反政府的思想会扩散得更厉害吧。

没错。1910年，发生了幸德秋水等人企图暗杀明治天皇的所谓大逆事件。西园寺公望内阁时期，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管制较为宽松，使得社会主义思想有所传播，不过马上就被严厉打击，进入了“严冬”。这个回答本身是没有错的。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石川啄木这样的思想家，他认为当时国家已经达成目标，并写出了《时代闭塞之现状》等作品，来批评日俄战争之后的日本社会状况。还有其他的思考吗？

——因为战争，国家债台高筑，又造成了那么多的死伤者，结果却没拿到赔款，民众因此对政府多有批评。

说得很对。因为条约中没有赔款条目，使大家都感到很失望，“甲午战争那样的美梦”没法再一次实现。还有其他的吗？提示一下，战争中的巨额军费是由民众负担的。

——……？

有点难吧。甲午战争后产生的变化之一，是第一次出现了政党内阁。宪政党作为执政党，组织了第一次大隈重信内阁。日俄战争之后，也出现了与选举有关的重大变化。回顾日俄战争时期的议会状况，就会发现，相比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当时并不希望开战。原敬的日记里也有相关的描述。原因之一就在于，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必须向外国进行大笔借款。

大家知道“非常特别税法”吗？这又是与经济相关的话题。桂太郎内阁通过大规模增税，来支持日俄战争。在战前，地租、营业税和所得税都是直接税，从比例上看，地租占比最大。与此同时，企业的数量也在增加，个人的工作所得也在提升，营业税与所得税也在作为直接税支撑着国家的运转。

税金的增加幅度非常厉害，比如地租，就增加到了原来的两倍左右，原本的税率只是地价的2.5％。而在战争之前，政府颁布了“非常特别税法”，即“只在战争期间增税”。根据这一法律，地租的税率增加到了5.5％，市区的地租更是增加到了20％，真是非常大幅度的增税。所得税方面，则一律提高到了原来的1.7倍。

根据井口和起教授在《日俄战争——从世界史所见的“坂之途上”》(4)这本小册子中给出的数据，日本政府分别在1904年4月和12月两次实行“非常特别税法”，结果从民众那里额外取得了相当于1903年国家年度收入的税金。明明已经缴纳了地租、营业税和所得税，却因为国家实施了特别税法，必须再缴纳差不多金额的税费，一年的纳税额相当于变成了原来的两倍。

这样的特别税法是有时间限制的，原本应该在战争结束后立刻取消，但是，政府这一次没能从俄国那里得到赔款。在谈判时，据说日方曾要求30亿日元的赔偿金。当时日本人的胆子还真是大呢。然而，尼古拉二世坚持一个戈比也不会支付，所以日本直到最后也没有得到赔款。日本政府虽然心痛，但是也没有办法，结果就把在国内增税七成的制度永久化了。政府盘算着，只要删除“本法仅适用于战争期间”这一条，“非常特别税法”就能直接继续施行了。政府通过删除条文的方法修改法律，强行让原本的临时法律永久化，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1900年，山县内阁修改了众议院选举法。选举法在修改之前，规定只有缴纳直接国税15日元以上的人才拥有选举权，这一次修改则将标准降到了10日元。选举法修改之后，拥有选举权的人达到了98万人。相较于开始实施选举时的45万人，人数已经大幅增加。通过修正选举制度，让地主以外阶层的意见也可以通过议会表达出来了。

在之后的日俄战争期间，发生了前面所说的相当于一年缴纳两次税金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选举法与1900年时的仍然一样，但是特别税法却在意料之外的地方产生了影响。在1908年的选举中，拥有选举权的人一下子达到了158万。请大家注意这一点，拥有选举权的人达到了150多万，战争前后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目前还没办法确认政府是否在事前预料到了这一点。

因此，在日俄战争之后，国会、地方议会的人员构成就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非常大，大家知道出现了什么变化吗？

——……是被选为议员的人出现了变化吗？

是的。拥有选举权的人增加了，权力阶层也就发生了变化。因此，在选举中被选为政治家的人也就不同了。之前，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哪些人呢？

——地主。

没错，大多是富裕的地主。现在这种情况正在逐渐发生改变。例如，经营企业或在银行等薪水不错的地方工作的人，他们所缴纳的直接税是营业税和所得税。经过战争时期的增税，缴纳这些税金超过10日元的人数增加了不少。可以想象，在拥有选举权的人中，企业经营者和银行家这样的有钱人也增加了。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要如何求证呢，应该做些什么样的调查呢？可以看看那个时候新成立的政党。当时一些人打出了“我们要组织维护企业家利益的政党”的旗号。在1908年的第十次总选举中，首次出现了戊申俱乐部这样一个由45名企业家组成的政党。

即使是被称为地主政党的政友会，在那次选举中也出现了大地主议员落选、新兴的企业家议员当选的情况。日俄战争后，原本在地方工商会议所等场所活动的企业家们，第一次组织了自己的政治团体并冠以政党的名号。企业家议员们也开始了公开的活动。

相比之下，虽然山县内阁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但其实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1900年的选举法修改，虽然只是把选举资格从15日元降低到10日元，但实际上包含着对甲午战争后因产业繁荣而兴起的工商业者和企业家们的肯定，并给予他们在议会中的地位这一系列内在含义。另外，通过诸如改变选区的划分方式，把更多的议席分配给拥有大工厂的都市区域等举措，来将新兴的阶层吸收进议会。毕竟如果议会里的议员都是地主的话，就没法增加地租税率了。虽然日本这个时候还没有下决心要和俄国打仗，但是如果地主议员占据大量议席，支撑战后军费增长的预算案就可能因受到太多的反对而无法通过。所以，政府需要更加重视工商业者，这部分人因此也得到了选举权。

被选举权就是在选举中作为候选人参选的权利。但是，根据1889年的选举法，不少想要参选的人最后都没有真正参选，因为当时的选举，不仅存在需要缴纳直接国税达15日元以上的限制（我们说过很多次了），作为候选人，还需要缴纳一定金额的保证金，如果在选举中没能取得一定的票数，这些钱就会被没收。通过1900年山县内阁的选举法修改，被选举人的纳税资格限制已经基本消失，因此，如果城市里的工商业者认为某个新闻记者出身的人“能言善辩，应该把他送进帝国议会”，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赞助他进入议会。这样一来，就可以对地主议员施加压力，让更多具有不同想法的人进入议会，于是企业家们就在实际上掌握了选举权。山县内阁对被选举权限制的改革，在日俄战争后的1908年选举中就慢慢显现出了效果，企业家可以把自己希望的人送进议会了。

山县在历史上是个饱受批评的人物，好像还被人起了绰号，叫作“蝈蝈”，这大概是因为他的脸比较瘦长。据说，大正天皇也不喜欢和山县一起吃饭，可能因为大正天皇是个铁道迷，所以非常喜欢努力建设铁路的原敬，而不喜欢山县。不过，山县却建立起了让工商业者、企业家以及实业家们得以进入议会的制度基础，这一点可以说非常有趣。

日俄战争后，因为增税，使得缴纳直接国税10日元以上的人数扩大到了原来的1.6倍，拥有选举权的人数则超过了150万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植民地——帝国50年の興亡”，读卖新闻社1996年版。

(2)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维青（1878—1938年），沙俄、苏联的军人、军事作家、教育家与理论家，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处决。

(3) 满洲：指中国东北部，现在主要作为历史名词使用，为保持译文的流畅性，下文中基本加以保留，不做修改。

(4) “日露戦争：世界史から見た「坂の途上」”，东洋书店2005年版。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所受的主观挫折

一　拥有殖民地的时代，失去殖民地的时代

世界面临总体战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第一次世界大战吧。这场世界规模的战争发生在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协约国方面由塞尔维亚、英国、法国、俄国等国组成，奥匈帝国、德国、土耳其等国则组成了同盟国。一战的开战时间是1914年（大正三年）7月28日，德国最终接受停战协议、结束战争的时间则是1918年11月11日，双方在第二年缔结了和平条约。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一战期间全世界和日本的伤亡人数。相比全世界总计阵亡1000万人、伤2000万人，日本仅因为进攻青岛伤亡了1250人，这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牺牲者，但日本却只有1000多人的死伤。

因此，关于这场战争改变了什么这一问题，要将全世界和日本的情况分开考虑。在世界层面，三个重要的欧洲帝国崩溃了，这可以说是最大的变化。首先崩溃的是统治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作为协约国一员的俄国，因为长期的战争造成了国内的动乱，于1917年3月（俄历2月）首先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的统治被推翻。11月（俄历10月），列宁与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建立了工农兵政权。接下来是身为同盟国核心的德国，因为1918年11月国内劳动者发起的武装暴动，皇帝威廉二世逃亡，德意志帝国就此灭亡。德国的盟友奥匈帝国在之后也因为战败而四分五裂。在帝制瓦解之后的1919年，在德国诞生了魏玛共和国，俄国则历经外国干涉与内战摧残，于1922年建立起了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日本，虽然以天皇为中心的立宪君主制尚未出现动摇。但是，大正天皇因为幼年时期疾病的影响，体质一直相当虚弱，这个时候病症更是进一步加重了。同时，又有传闻说政府要出兵西伯利亚（因为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并脱离协约国，害怕战线瓦解的协约国于是计划对俄国内战进行干涉，日本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导致国内米价高涨，各地都发生了米骚动。面对这种情况，元老山县有朋决定推举原敬为首相，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当时出现的最大变化。因为在这之前，当元老向天皇推荐首相人选时，资格最老的山县一直反对政党内阁。但是面对恶化的内外形势，山县不得不同意原敬出任首相，政友会于是成为执政党，政党内阁由此诞生。除外务大臣和陆海军大臣之外，原敬内阁的成员全部由政友会的成员担任，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政党内阁（1918年9月29日至1921年11月4日）。虽然这与世界的激烈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政党内阁的成立依然算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

我们在序章中已经说明过，当在战争中出现大量的死伤者，国家就有必要更新社会契约。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总体战也不例外。三个帝国崩溃后分别成立了共和国，这也是新的社会契约形成的表现吧。另外，这场战争中的参战各国普遍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此出现了通过建立国际组织来避免战争再次发生的构想，这种构想在1920年以国际联盟的形式实现，而国际联盟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对之前的战争所具有的新的特征。

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国家拥有殖民地被视作理所当然。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于这种行为的批评开始出现了。对于殖民地的竞争正是大战发生的原因之一，各国也由此开始反省殖民制度。所谓帝国主义，一般是指某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支配，从而使自身处于政治与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一直以来，以国家之名公然掠夺殖民地以及发展保护国等行为，在这以后不会再得到无条件地承认了。当协约国一方处理原属德国的殖民地时，国际联盟采取委任统治的形式。赤道以北的南洋诸岛等原属德国的殖民地，正是通过委任统治的方式落入了日本手中。

日本一贯追求的目标

虽说掠夺殖民地的行为已经不再被认可，但世界也不会在转瞬之间就变成满是圣人君子的地方。必须承认的是，委任统治在本质上与殖民统治并没有区别。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在殖民地方面，日本从这次大战中获得了什么呢？日本对于殖民地的态度，是否与在过去的战争中一样呢？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点吧。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通过日俄战争，获得了关东州（旅顺、大连的租借地）、东清铁路的南部支线（长春到旅顺）和其他附属的煤矿及铁路沿线的土地，并在日俄战争结束5年后的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吞并了韩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获得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以及赤道以北的德属南洋诸岛，这些都是日本逐步取得的。此前我们提到过的马可·皮第教授是美国顶尖大学之一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他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的特征很有研究，皮第教授认为：

在近代的殖民帝国当中，像日本这样以清晰的战略思考为导引，并在政府领导层内部有着对于战略的慎重考虑和广泛的一致见解的国家非常罕见。

日本所领有的殖民地，都是基于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这一最高宗旨来取得的。

在皮第教授的以上论述中，最重要的是“战略利益”这个词。我们回想一下日本所取得的殖民地，确实可以说几乎全都关乎国家的安全保障，也就是具有明确的军事目的。中国的台湾与福建省隔台湾海峡相望，台湾海峡对于海上交通运输非常重要。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则是朝鲜海峡，关于这里的重要性，施泰因教授已经解释过了。

为了与日本进行比较，我们也来看一看英国、法国、俄国这些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吧，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是因为什么样的理由而寻求扩大殖民地的呢？在工业革命前，15—18世纪前后，实行君主专制的欧洲各国为了增加国家财富而采取的贸易政策被称为重商主义，大家可以结合这一点来思考这些国家获取殖民地的理由。

——为了扩大市场，刺激经济。

没错。商业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15世纪前后开始，欧洲国家就开始为了获得资源与市场而开拓殖民地。

——以类似种植园的模式，有效率地大量生产农产品。

所谓种植园模式，就是在殖民地的广阔土地上大规模地种植单一作物。这种模式在亚洲和非洲都曾被推行，用于生产茶叶、咖啡、可可和天然橡胶等作物。还有其他想法吗？

——为了传播基督教。

丰臣秀吉和江户幕府禁止基督教的一个理由就是，害怕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通过传教与贸易，扩大对日本的影响。而荷兰与中国则被认为是专心进行贸易的国家，所以依然允许与它们进行贸易往来。还有吗？

——……

嗯，暂时想不到了吗？那就由我来说吧。通过向海外殖民地输出移民，来解决国内的人口过剩和失业问题，这种获取殖民地的理由属于社会政策的一种。在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就采取过这种政策。对于日本来说，虽然以上因素也必然存在，但军事用途同样是日本获取殖民地的一大目的。或许正如皮第教授所言，日本对于殖民地的这种考量，是很少见的。

日美战争的恐慌

为什么日本会参与到这场主战场离自己很远的世界大战中？如果能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理解日本为什么会去夺取德属南洋诸岛和山东半岛的权益了。

1914年（大正三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与日后造成数千万人死伤的战争相比，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显得有些无足轻重。一个月前，奥匈帝国的皇储被亲俄派的塞尔维亚人刺杀。当然，在这之前巴尔干半岛的民族问题，德国、奥匈帝国与俄国的对立等问题，早已深刻存在。在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后，8月4日，与俄国结盟的英国对德国宣战，波及全世界的战争就此开始。

8月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日本这次参战其实有点蛮干的感觉。

这一次的主角是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的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当时，大正天皇正在位于栃木县日光田母泽的御所避暑，加藤高明不请自到，在半夜赶到了日光，得到了天皇对于参战的裁可。德国就像日本的老师，一直以来是日本在科学、军事、技术等方面学习的榜样。元老山县等人对于参战颇为犹豫，但是加藤高明却已经非常积极地着手加入战局。

那么这个时候，岛国日本希望通过对德开战，从而在安全保障方面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当列强忙于欧洲战事时，日本趁火打劫，强化了其在中国的影响力。这个事实无可否认，在列强没有余力向亚洲输出商品时，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便增加了。不过，这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的，军事战略方面又如何呢？日本把这场战争视作一个机会，希望趁机获得什么呢？作为提示，请大家想一想海军方面的问题。

——南洋诸岛？

是的。刚刚已经提到过，南洋诸岛被委托给日本统治。德国在赤道附近的太平洋中间这个绝佳的位置占据了许多岛屿，这也是日本想要夺取这些岛屿的原因。这个回答没有错。因为如果日本与美国发生战争，就需要太平洋上的岛屿作为海军基地。

大家现在去旅行游览的那些岛屿，实际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已经被列强惦记上了。美国一直以来都没有占有殖民地，但经过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战胜西班牙，获得了菲律宾和关岛，还合并了夏威夷和东萨摩亚。位于太平洋东西两侧的美国与日本，哪一方更早开始对对方产生警惕之心呢？可能是美国。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7年，美国发生了“战争恐慌”（war scare）。这种恐慌来源于日本人可能会跨洋袭击美国、战争就要爆发这种毫无根据的臆想。

这种恐慌的来源是1906年4月18日发生的旧金山大地震。在旧金山有许多中国城，那里居住着大量华人。就算酬劳比美国人低，中国移民还是会毫无怨言地努力工作，但结果却是被美国社会所敌视。大地震发生之后，因为害怕中国城的华人会趁乱攻击自己，美国人感到十分恐惧。在敌视华人的环境下，又发生了大地震，虽然还没有详细的数据，但是确实发生了针对中国城和华人的暴行和劫掠。在日本也发生过同样的事。1923年（大正十二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发生之后，也发生了针对朝鲜人和中国人的屠杀事件。事件的起因是一些毫无根据的谣言，认为“平时被欺负的朝鲜人说不定会攻击日本人”。那起事件造成数千名朝鲜人、约200名中国人遇难。美国与日本都经历过因为大地震而引起的战争恐慌。

从加州白人的视角来看，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东方人。1891—1906年，有数千名日本移民前往加州，拿着较低工资的日本移民也被视为破坏美国社会一体性的捣乱者。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发生后，市政府以教室不足为由，禁止日本学童进入公立学校。1907年，排斥日本移民（禁止日本移民经由夏威夷、墨西哥及加拿大等美国本土以外地区进入美国）的联邦移民法案获得通过。在日本打败俄国之后，好战的日本国家形象在美国社会快速地传播开来。

西太平洋岛屿

当美日关系发生摩擦时，日本开始注意到德国拥有的太平洋岛屿的重要性。包括马里亚纳、帕劳、加罗林及马绍尔等在内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处于美国横跨太平洋的必经之路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就以日本与英国缔结的英日同盟为依据，要求参战，但是英国的态度却相当警惕。英国消极地回应说：“没事，现在好像还用不着日本协助。”加藤却拐弯抹角地说要“保护英日同盟所期望的整体利益”，坚持参战。

1914年9—10月，日本出兵占领了德国领有的岛屿，其理由是这样可以让英国安心地把军事重心放在西半球。虽然德国在马绍尔群岛的贾卢伊特（Jaluit），加罗林群岛的波纳佩（Pohnpei）、特鲁克（Truk）、雅浦（Yap）及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等岛屿设有海军基地，但都被日本占领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以上海军基地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经常出现的地点？如塞班岛，如果被美军占领的话，B-29这样的大型轰炸机就可以从塞班的基地出发，空袭日本本土。美日双方围绕塞班岛展开了极为激烈的战斗，因为不论对哪一方来说，这里都是战略要地。

现在提到南太平洋诸岛，除了观光以外，大家大概都不会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但在过去可不是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祖父母那里听过《酋长的女儿》这首歌。光说歌名大家可能反应不过来吧，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我的爱人／酋长的女儿／虽然皮肤黝黑／但在南洋是美人／在赤道边／马绍尔群岛／在椰子树荫下／一步一步起舞……”

歌词挺奇怪的吧？日本在1914年占领了这些德属岛屿，并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被正式委任统治南太平洋诸岛。从那时起，为了进行水产养殖和贸易等活动，移居当地的日本人不断增加，岛上的原住民与日本人也开始了交流。这就是这首创作于1930年的歌曲的背景了。

非常不好意思，这里要插一段我个人的事情。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1931年，我的母亲出生在栃木县佐野市附近一个叫田沼町的小镇（现属佐野市），她曾经说过，小时候镇里有一位从南洋嫁过来的褐色肌肤的女性。小孩子们不懂事，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有多坏，他们会跟在南洋姑娘的后面走，一边唱《酋长的女儿》，一边拍手。据说她还能很巧妙地头顶着一个大坛子慢慢行走。这表明在昭和初期，即使在田沼町这样的小镇，也出现了南洋出生的新娘。

山东半岛的战略意义

太平洋上的岛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日本在参战以后迅速占领了这些岛屿。就战略价值而言，日本为什么要占领中国青岛呢？请大家一边思考这个问题，一边看看日本在中国大陆获得的据点。

青岛在一战之前便处于德国统治之下。日本参战以后，不仅攻占了青岛，还占领了德国铺设的胶济铁路。这条铁路由东向西，连接了面对胶州湾的重要城市青岛和山东省的省会城市济南。德国在19世纪末动工建设这条铁路，1904年铁路全线贯通。在巴黎和会上，这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利权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美国表示应该直接归还中国，但日本认为这是自己从德国手中赢得的，应该先由德国移交给日本，再寻找一个适当的时机，由日本归还给中国。

这个时候，日本坚持要把山东半岛的铁路据为己有的理由是什么呢？陆军是基于安全保障方面的什么理由而要占据这条铁路呢？

——因为满洲距离这条铁路比较近吗？

哦，真是个好问题。满洲基本上就是指中国东北地区的三个省，即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所以距离上并不是很近。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取得了从长春到旅顺的铁路。在旅顺和长春之间，有一个叫奉天的地方，虽然奉天现在的名字是沈阳，但因为是讲历史上的问题，所以还是用当时的名称吧。在奉天，有一条从朝鲜新义州和中国安东过来的铁路，也就是说，日俄战争和日韩合并后，如果要从日本经由朝鲜前往满洲，可以先从日本乘坐渡轮前往朝鲜半岛，然后乘火车前往中国。接着，日本又通过下一场战争，夺取了山东半岛的铁路。

——也许是为了更方便地介入中国的内战。

很好的方向。不过相比“内战”这个词，说是中国走向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斗争，可能更为恰当。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先稍微偏题，说一说1914年（大正三年）前后中国的情况。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中国发生了旨在推翻清政府统治的辛亥革命。主要有三方势力参与其中：以留学早稻田大学的宋教仁和在夏威夷创立了革命团体的孙文等为代表的革命派，清政府学习西方军制所建立的新军内部的改革派，以及要求开设国会的政治家。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英国认为，就算清政府覆灭了，但只要由官僚当中最有实力的袁世凯来组织政府，就可以控制局势，英国因此没有干涉革命。

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诞生。虽然革命的原动力是以南京和广州为根据地的孙文等南方革命派，但是以北京作为根据地的袁世凯在逼迫清朝末代皇帝宣统退位的过程中出力很大，从而赢得了与孙文的竞争，并在这一年3月出任临时大总统。1914年，袁世凯仍然统治着北京政府，但是在南方，孙文等革命派和不少有着新思想的地方实力派正在计划扩张地盘。“更方便介入中国的内战”，也就意味着对于中国内乱的担心，这个回答非常好。还有其他的回答吗？从军事层面来看，日本的行动实际上非常具有战略性。

——那里有一片内海吧？辽东半岛的最南边是旅顺，如果拿下山东半岛，就可以把两个半岛之间的内海……

没错，那里是渤海。那日本夺取山东省铁路的目的是什么呢？

——可以从海陆两个方向进攻中国。

正是这样。在战争结束后，陆军的军务局局长（负责陆军与其他省厅的政治事务交涉）山田隆一强烈主张，对日本来说，胶济铁路比青岛租借地更重要。由此可见陆军对这条铁路的重视。他是这样说的：

在山东省，青岛租借地并没有价值，这条铁路（指胶济铁路）才是唯一在军事上、经济上以及殖民上具有价值的重要物品。

当中国出现动荡时，控制着青岛和胶济铁路的日本可以从山东半岛南部的青岛登陆，然后沿着铁路向西推进。只要把军队迅速地送到济南，之后就可以通过中国的铁路直达天津和北京。在此之前，日本如果想派兵到北京，军队首先要在朝鲜半岛的仁川登陆，从这里通过铁路前往安东，再经奉天、锦州和山海关，抵达北京。

英国控制着建设在中国心脏位置的最佳铁路。而日本通过一战，迅速夺取了原本被德国控制的重要地区，当时很少有国家掌握如此重要的地区，也没有国家具备从海陆两个方向威胁北京的条件。“从陆地和海洋同时前进”，是地理上邻近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优势。我们在第二章的开头已经说明过，俄国军人斯维青认为，日本进行的陆海军协同作战是一种创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依然有陆海协同作战的想法呢。

在俄国海军被驱离东亚海域后，距离日本最近的海军力量就是德国的东亚分舰队了。在一战爆发以后，停留在青岛的德国舰队虽然大部分已离港驶向太平洋等海域，只有很少的几艘军舰留在青岛，但是试图将德国舰队驱逐出东亚海域，可以说依然是日本参战的一大原因。

二　为什么会出现“国家改造论”

不改则亡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的影响，恐怕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一样巨大。我们已经通过原敬组织了真正的政党内阁这一点，说明了战后日本出现的变化。但是日本国内的变化，远不止政党内阁的成立这一点，还有其他更大的变化。接下来，我想和大家一起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变化。

一战造成欧洲3000万人死伤，而日本却仅有千人。正如我们在序章中提到的，当在战争中出现大量的伤亡时，社会就会出现紧张状态，导致战后出现相应的变化，所以需要对基本的社会契约进行修改。从这个角度思考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的影响应该不大才对。

日本在1914年8月参战，三个月后的11月左右，主要的战斗就已经结束。虽然在那之后，日本依然在地中海等地进行运输和护航等任务，但是并没有出现大的伤亡。不过，在一战结束之后，日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的所谓“国家改造论”，有不少个人和集体向社会宣扬充满危机感的言论，如“日本再不改变的话，就要亡国了”，等等。

为什么日本在战后会出现这样强烈的危机感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国家改造论”都要求一些什么样的“改造”。

1．普通选举

2．消除身份歧视

3．打破官僚外交

4．建立民本政治组织

5．承认工会

6．保障国民生活

7．改革税制

8．取消形式教育

9．改革对新领土、朝鲜、中国台湾和南太平洋诸岛的统治

10．整顿宫内省

11．改造现有政党

一共有11个项目呢。这些要求在1919年（大正八年）后被陆续提出，都是那些被称为“改造团体”的组织的典型主张。其中一些要求乍听起来，现代人可能会难以想象，如第5项“承认工会”，劳动者的自由结社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等权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认可，所以当时一些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第7项“改革税制”，应该是要求废止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的税制。关于“改革对新领土、朝鲜、中国台湾和南太平洋诸岛的统治”，我认为其中包含着要让日本的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也适用宪法，赋予当地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的要求。“改造现有政党”，则是在地主和资本家支持的政友会和宪政会以外，成立其他政党。

这个时期的改造团体，大多是由参加过1919年巴黎和会的少壮派政治家和记者等创立的。当时，除被政府委任前往巴黎的外交官和军人之外，还有许多政治家、记者以自费或者工作单位出资的方式，前往巴黎感受会议气氛。刚才所列的11项要求，就是这些政治家、记者及企业家等在巴黎萌生了“日本不行了，这下要完蛋了”的危机感以后，回国提出的改造运动的目标。

甲午战争后出现的改造运动，只有“普通选举”一个要求，如果说这只是一个点，那么，日俄战争后的改造运动，则是企业家和地方议员主张“消除不当税金”的经济运动，已经扩大到线的程度。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全面的国家改造论，其主张已经由线扩展成面。其中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呢？

这些改造论所要求的普通选举、消除身份歧视、不搞官僚外交和秘密外交以及组织工会、保障国民生活等主张，即使被说成是由南美等地的军人领袖发动政变之后建立起的革命政权的口号，也不奇怪。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一战之后，会出现这样彻底的改革要求？与一战相比，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伤亡都更大，也充满了紧张的气息，还花费了很多金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反而是赚了15亿日元。

——日本人看到欧美与本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后，认为日本被轻视的原因会不会就在这里，所以要求改革。

是的。在那之前，也有岩仓使团这样的机会让人们得以向欧洲先进国家学习。但是这一次，记者们将亲眼所见写成报道，刊登在东京《朝日新闻》等报纸上，让大众都能够看到。而且这一次的报道是通过电报传送的，可以将会议的最新进展快速传回国内。大家看清了日本什么地方不行，与欧美的差距在哪里，于是就产生了这种改造论。

——一战以后，美国实力的增强、苏联的诞生，这意味着日本的假想敌势力在增强。因此，就需要学习对手的政策来让日本成长。

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回答，（笑）假想敌也出现了。不过，这确实是一个重点。在巴黎和会结束三年后的1922年，也就是上面的改造论被提出之后不久，苏联成立了。也就是说，因为已经预见到革命后的俄国会诞生一个全新的政权，日本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国际环境，需要改革。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上面列出的11个要求就是西欧的协约国与日本的较大不同之处，从战争的结果来看，是不是可以说，就是这些不同之处使协约国获得了胜利？

如果以上面的11点要求为标准，比较一战的战胜国、战败国以及日本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先来看看一战末期的情况。在一战的末期，其实感觉德国一度就要获胜了。我们可以联系之前提到过的俄国的状况来一起思考。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了革命，于是向德国表示“希望停战”。我在序章介绍托洛茨基时也稍微讲到过，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中，俄国割让了许多领土给德国作为赔偿。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布尔什维克为了专注国内革命，不惜一切代价想要从大战中抽身。最终，将包括芬兰、俄属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爱沙尼亚及比萨拉比亚等地割让给了德国。这是近代以来，一个国家割让最多领土的案例。但德国为何在取得了俄国割让的广阔且富饶的土地后，仍然成了战败国，在和谈会议上被战胜国横加指责呢？

德国最后是哪里做得不对呢？对于同时代的人来说，这大概是非常令人在意的秘密了。换句话说，英国和法国在战争的最后，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如果仔细观察战败的德国与胜利的英法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的差异，大概就是刚刚所列举的那11点要求了。毕竟连欧洲的三个帝国都灭亡了，怎么能不好好地进行宫内省的改革呢。这个答案虽然出乎我的预料，但也是非常好的回答。其他同学有什么看法呢？

——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惨状，想到虽然这次日本没有受到巨大的损害，但下一次再发生战争要怎么办呢？这种不安全感在逐渐扩散。

将来的战争

也就是说，虽然日本在一战中受到的损害比较轻，但是前往巴黎的日本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惨状产生了同理心，进而担心起了日本的未来。这也是相当厉害的想象力呢。日俄战争所使用的弹药总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战地，只要一到两周的时间就会被消耗殆尽。日俄战争造成日本8万人阵亡，在一战的激战中，一场战役就会造成这样的损失。面对将来可能面临的总体战，这些人开始变得非常不安。另外，飞机等新武器也在一战中登场了。

他们在欧洲所感受到的恐怖，许多日本人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也切身体会到了。很多人曾在和会的举办地巴黎，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严重损害，而大地震的惨痛经历更让日本人实实在在地通过自己的双眼，感受到了“总体战也许就是这样的”。因为地震和之后发生的火灾，死亡与失踪人口超过了10万。地震发生后，人们仿佛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状，这不由得让人感到不安。如果能进一步分析这种不安的感觉，应该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历史发展的轨迹大概是螺旋式的吧。在甲午战争中，日本阵亡14000人，日俄战争中，则有8万人死亡。虽然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幸免于难，但是在欧洲，包括平民在内，有1000万人失去了生命。如果发生下一场战争，又会是什么样的状况？战争结束后的欧洲国家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损失，恐怕会重新将注意力转向资源丰富又陷于军阀割据当中的中国。20世纪20年代之后，围绕中国的资源与经济，可能会爆发新的战争。通过分析总结日本的中长期战略《帝国国防方针》的修改过程，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1907年编制的《帝国国防方针》是基于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状况，对于日本未来的国防方针所进行的设想。后来，在原敬内阁担任陆军大臣的田中义一等人起草了文案，然后由山县有朋加以修改，最终定案。这份由军方主导编写的机密文件，即便是首相也只能查阅与内阁和议会有关的预算部分。在当时的国防方针中，头号假想敌还是俄国。

1918年，军方对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一次修改，这已经是初版完成11年之后了。这一次，俄国、美国还有中国被并列为首要的假想敌。从第一次修改的时间来看，下一次修改应该也是这么从容才对。但就在五年后的1923年，军方再一次就方针进行了修改，时间间隔被缩短了。在这一次的修改中，假想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陆海军都将美国视为头号假想敌。

从国防方针修改的频率增加、假想敌对象的改变，也可以了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紧张感有多么强烈。

日本为什么会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发生巨大的变化，我所预想的答案相当复杂，可能会有些超出大家的想象。

危机感的三个来源

那么，我就来说明一下自己的答案吧。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引起改变的原因。首先是一战刚爆发时发生的事情，接着是战争结束后日本面临的状况，最后是因为巴黎和会而引发的反抗日本统治的行动。这三点成了日本主观危机感的来源。

具体来说，第一点是日本在准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与英国、美国进行了沟通，但是沟通的内容在帝国议会上被揭露后，日本社会掀起了对政府的激烈批评。第二点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受到了中国与美国的批判，因此深受冲击。最后是在巴黎和会期间，处在日本统治下的韩国发生了“三一”运动。所谓的威胁就是以上三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体验了各种各样的苦恼，由此在主观上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接下来就从这个观点出发，回到开战初期，来分析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请大家不要做出“欸？又要从头开始吗”的表情。（笑）即使是一样的时间轴，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完全不同的历史，不必担心哦。

三　开战前与英美的交涉

加藤高明与爱德华·格雷

让我们来更详细地看一看1914年8月日本参战时的状况吧。当时，第二次大隈内阁的外务大臣是加藤高明。先前说到过不速之客高藤高明前往大正天皇的御邸，排除元老山县的犹豫坚持开战的事情。

加藤高明不同于那些从幕末维新时期开始活跃的政治家，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先是进入三菱工作，之后在大藏省任职，然后才成了一名外交官，他属于明治时期国家进入安定以后的一代人。他长得颇为仪表堂堂，还迎娶了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的女儿。所以，要说加藤最不缺什么的话，那就是选举经费了。他领导的宪政会，是后来与政友会并列的两大政党之一，基本上都靠三菱所提供的选举经费，所以从来没有担心过宪政会成员的选举费用问题。

因为加藤之前担任过驻英大使，所以当他以“保护英日同盟所期望的整体利益”的名义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致力于对德开战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因为加藤有“英国病”而无话可说。当时，日本人把那些英国说什么就做什么的行为称为“英国病”。但是，两国间的外交应该没有那么简单。之前好像也已经稍稍提到过，其实日本以英日同盟的名义参战的计划，英国一开始是反对的。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是爱德华·格雷，这位外交大臣很喜欢赏鸟、飞蝇钓等亲近大自然的活动，这些都是英国上流社会的爱好，他还写过一篇非常好的随笔《垂钓者的假日》。

格雷本人对日本有很深的了解。但是，英国最初却要求日本不要以英日同盟的名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两国自1902年缔结同盟以来，同盟条约已经有过两次修改，但是条约的目的仍在于确保“东亚及印度的整体和平”，以及“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仔细阅读条约就会发现，这是关于东亚、印度以及中国这些区域安全的保障条约，并不存在必须对德开战的内容，这是英国拒绝日本参战的第一个理由。

另外，在1914年8月，还没有人能断言这场战争到底会不会长期化，所以英国认为，目前只需要日本帮助保护在东亚海域的英国商船就行了。虽然英国一度以这样的理由拒绝了日本参战的要求，但在加藤的一再要求下，英国终于表示：“对于日本所做的，关于日本为了英日同盟的友谊而参战的说明，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不过，格雷也对日本提出了参战条件，他要求日本方面发表声明，把军事行动限定在“中国海以西、以北以及德国租借地胶州湾以内的区域，不扩及太平洋”。这个要求可以说是相当严厉。

然而，在加藤还没有做出回应的时候，英国已经在没有告知日本的情况下，擅自发表了英日政府已经达成一致的消息，表示日本的军事行动只限上述区域。这着实让人感受到了英国的厉害之处呢。

为什么英国会要求同盟国日本发表限制军事行动范围的声明呢？英联邦和自治领对日本怀有的戒心可以说是其中的一大原因。太平洋南部的澳洲和新西兰，对于日本的南下十分担心，如果日本以英日同盟作为理由参战，最后可能会摆脱英国的控制，突破军事行动的区域限制。而一旦日本占领太平洋上的那些德属岛屿，就会逼近这些澳洲国家。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而且格雷对于这个原因的担忧更甚。当日本以英日同盟为理由参战时，英国最担忧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一旦日本扩张得太厉害，会对英国海军的优势造成威胁。

当时英国的海军大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出任首相的丘吉尔，丘吉尔和英国海军却都希望日本快点全面参战。一战开战之初，德国计划以短期决战的方式来结束战争，而英国海军则动员了所有地区的舰队，迅速投入各地的战斗。因此，丘吉尔所领导的英国海军与想要尽可能限制日军活动区域的格雷及英国外交部不同，他期待日本遵照英日同盟的约定，全面参战。

——英国可能是担心日本与美国间发生什么状况吧。

是的，英国确实很在意美国的反应。这也是正确答案之一，还有其他的思考吗？

——如果日本的势力过度增长，远东会变得不安定。

“远东变得不安定”，这一点非常好。维护远东的秩序这一点，算是一个提示。

——嗯……远东吗？

对，在之前的内容里我们也已经有所提及。在远东，英国拥有最多利权的地方是哪里呢？

——中国。

没错，就是中国。在中国境内划分了各自势力范围的英、法等国，这个时候正在欧洲战场与德国打仗。德国当然也一样无暇顾及其在中国的权益。与此同时，日本却趁机强化自己在中国的利权，而强化的手段大概就是夺取原本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半岛吧。因为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趁战争之机夺走好像也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忘了这片土地原本的主人中国，中国当时处于中立状态，尚未参战。日本以对德开战的方式夺取德国在华利权，必然涉及中国，不免会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对。英国考虑到了这一点，它并不想因为英日同盟的关系，而让中国对日本的反对波及英国。

英国害怕的事

对英国来说，最不乐观的是损失中英贸易的利益，而非日本占领德国租借地。中英之间的贸易额大概占了英国国际贸易总额的一成，所以英国对于日本在中国采取某些行动而引起中国混乱的情况很警惕。当时的日本挺能搞这类活动的，例如，日本与中国南方的革命派合作并向其提供资金，让他们能够发动革命反对袁世凯的北京政府。英国担心的就是日本干出这样的事情，而日本也确实像是会干这些事的样子。总之，如果中国发生南北之间的对立和内乱，导致以上海和香港为据点的中英贸易额下降的话，那将会是最令英国感到痛苦的事情。

1912—1931年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后恐慌、大萧条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美国的对华出口贸易占比最小，其次是日本，英国则遥遥领先。1915年，即战争的第二年，英国的对华贸易依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剧烈的变化发生在1917年左右，日本的对华出口额超越英国。但日本也只是在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里超越了英国，到1919年时，日本对华出口份额又开始下降，而英国的份额再度回升。不过，英国的对华贸易额没能回到一战以前的水平，日本下降的部分主要被美国填补了。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三国的竞争呈现三足鼎立之势。美国的贸易份额逐步提升，日本则在缓慢下降，英国在1925年前后的大幅下降之后，虽然出现了短暂的回升，但整体而言还是下降的。1925年发生了什么呢？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织发动了反帝群众运动(1)，中国掀起了抵制英货的浪潮，英国成了运动的锋芒所向，一时间异常狼狈。英国不希望在贸易方面遭受损失，所以非常执拗地要求日本，就算参战也不要将军事行动的范围扩大到中国南方。

美国的备忘录

美国也对日本的参战颇有意见。日本在1914年8月23日对德宣战以后，美国发表了这样的声明：

1．日本政府没有在中国扩张领土的意图，只是基于英日同盟而采取行动，美国政府对此表示满意。

2．中国发生动乱时，若日本政府判断须由日本或其他各国采取相关措施，美国政府希望日本能够事先与美方达成协议。

第一条声明明显是在牵制日本。“日本要参战了啊，知道了。美国相信日本没有想在中国搞事情，也没有要扩张领土。”美国通过发表这样的言论，来约束日本的行动。第二条则表示，当中国发生内乱或革命时，日本要与美国商讨以决定下一步行动。

美方的备忘录如果只是美日两国间的秘密，就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日本的在野党却知晓了这封来自纽约的电报。在第二次大隈内阁时，执政党是立宪同志会，而政友会则是在野党。美方的备忘录被政友会得知后，在1914年9月大隈内阁为审议临时增加军事费用而召开的临时议会上，政友会对加藤外相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即使到了同年12月召开的第35次帝国议会上，这种攻讦依然在继续。政友会议员松田源治批评美国和日本政府，表示“这是对日本自主权、独立权、宣战权的一大限制”。

政友会批评政府说，美国这是侵犯了日本的独立自主和宣战的权利，是对基本主权的侵犯。真是义正词严呢。政友会议员们对于来自英美的种种限制和牵制感到异常的愤怒。政府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判断倒是还行，但怎么能被英国把军事行动的范围限定在“中国海以西、以北以及德国租借地胶州湾以内的区域，不扩及太平洋”呢？而且被美国要求不能在中国大陆搞小动作，扩大利权。这被认为是对日本主权的侵犯，成了相当大的问题。

说到侵害主权，我们来看一看明治宪法中的相关内容吧。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拥有宣战与和谈的权利。当然，天皇也不能专断独行，而需要在外务大臣的辅佐下来行使，所以宣战与和谈事务实际上是由内阁负责的。根据政友会议员们的想法，在什么时间、与什么国家开战这样的事，是不应该受到他国干涉的。加藤外相对于来自英美的“干涉”默默接受的举动，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加藤的外交工作被批评为软弱外交。同时，日本国内还产生了对于同属协约国的英国，以及之后加入协约国一同对抗德国的美国的敌意。明明是应该团结合作的协约国成员，却在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政友会作为在野党，紧抓着宣战权不放，吵闹着说英美干涉了日本的主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只是攻击政府的计策。不过，1914年9月临时议会中的这场争执，与1919年巴黎和会上英、美、法三国与日本之间的激烈争论也是有关系的。

争论的焦点在于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利权，到底是直接归还中国，还是先由日本接管，再寻找适当的时机归还中国？当几个国家为这一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1914年临时议会上的痛苦回忆又一次浮现出来。巴黎和会召开时，日本处于原敬内阁时期，政友会是执政党。所以，在巴黎遇到的外交难题，全部被归咎于当年第二次大隈内阁、立宪同志会及加藤外相的无能，这种记忆通过巴黎和会上的争论被再一次强调。而日本与英、美等协约国盟友之间的不信任感，反而在这漫长的共同作战期间形成了。

“二二六”事件在思想上给参与叛乱的青年军官们很大的影响，被判处死刑的右翼分子北一辉曾就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的激烈争论发表如下言论：“在凡尔赛，中国与美国同时排日，仿佛在朝着日本扔烂泥。”

四　在巴黎和会上被批判的日本

松冈洋右的信

战争结束后的1919年（大正八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经过大约半年的会议，与会各方终于在6月28日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巴黎和会可谓热闹非凡，除了与会议直接相关的外交官外，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才俊。参与撰写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从而创造了德国停战契机的年轻才子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为了出席会议，拜托了威尔逊的亲信：“什么样的位置都没关系，我就想参加会议。”他这才参与到了会议中。

在会议结束一个月后的1919年7月27日，松冈洋右给牧野伸显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被收藏在国会图书馆的宪政资料室里。牧野是大久保利通的儿子，当时与西园寺公望一起率领日本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和会。松冈则是长州藩（相当于现在的山口县）出身，松冈家原本在当地小有名气，但在明治维新时期没落了。松冈洋右少年时赴美苦读，从俄勒冈大学毕业不久后回国。他在日俄战事正酣的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10月，取得了当年外交官考试的第一名，由此成了一名外交官。1933年（昭和八年）3月，日本因为满洲问题最终退出国际联盟时，松冈作为全权代表发表了最后的演说，然后离场而去，那一瞬间使得他成了当时的著名人物。

松冈写这封信的时候，国际联盟还没有成立，更不要说日本退出国联了。当时的松冈是作为巴黎和会的报道主任前往巴黎的，报道主任差不多就是所谓的宣传部部长。松冈在会议期间以宣传专家的身份支持牧野，在这样大型的国际会议上并肩奋战了半年的两个人，在会议结束以后会交换什么样的意见呢？真是让人感兴趣呢，一起来读一读吧。

所谓的“二十一条”是越辩解越不利的。无论如何，山东问题原本就无法与所谓的“二十一条”分开讨论，而且关于“二十一条”，其实我们开口辩解就会显得愚蠢。我们的说辞大多会被当作是诡辩（special pleading），主张因为他人同样做了强盗，所以自己的强盗行为就不应该被谴责，这种借口毕竟只是强词夺理罢了。

松冈认为，对于所谓的“二十一条”，日本越辩解越是不利，山东问题根本无法与“二十一条”分开讨论，日本的辩解都是徒劳的。试图用做小偷的不只有自己这样的说辞来脱罪，并没有说服力。说得还挺好的吧。毕竟松冈是努力学习，从美国的大学毕业的人呢。“special pleading”是一个法律用语，指不直接反驳对方的观点，而是通过提出新的事实来为自己辩护。不过，这个词在这里大概是更口语化的用法，就是只陈述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松冈认为，这种不公正的诡辩是行不通的。

让日本备受批评的就是山东问题。1914年8月，日本明明宣称是“以归还中国为目的”而与德国开战，但在1915年5月，却态度强硬地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硬是炮制出了关于山东的条约。一开始说为了将山东归还中国而从德国手中抢走山东，结果却将山东据为己有，也难怪日本会受到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

信中似乎传达着松冈的烦恼：自己很努力地进行了宣传，说因为别人也做了强盗，所以没道理单单谴责日本，然而“能否让人首肯，存疑”。也就是说，松冈其实也明白，这样是没办法说服其他国家的。现在提到松冈，大家对他的印象大概是个搞极端外交的人物：他做了退出国际联盟的演说，在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时期，缔结了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然而，这个时候的松冈，却是一位忧心不已、认真务实的外交官。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写出了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的青年松冈。

虽然松冈当时对日本政府抱着批判的态度，但他也明白自己在巴黎和会上的任务。已经意识到无法说服世界，却还要履行报道主任的职责，想必是相当令人痛苦的吧。了解松冈的这一烦恼以后，大概也能预想到在外交官中间，同样会出现对改造运动的那11项要求的共鸣。

近卫文麿的愤慨

接下来，我们来读一读近卫文麿的文章。近卫也是拜托了全权代表西园寺公望才来到巴黎的。进入昭和时期以后，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前的1937年6月，近卫在各个阶层的期待和支持下，出任首相并组阁。然后，他又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的一段时期里担任了首相。下面的文章是近卫在1920年从巴黎回到日本后写成的。

在和会的举办地巴黎，首先感受到的是实力支配这一铁律，这一铁律至今仍然严峻地继续保持着自身的存在。……正确的人种平等提案(2)，因为是实力不足的日本所提出的，就被抛弃。与此相反，毫无道理的门罗主义，却因为是有实力的美国的主张，就堂而皇之地被写入国际联盟的盟约里了。

出生在日本最有历史的华族之家的贵公子近卫，在巴黎气愤地大发牢骚。他发现，虽然大家嘴上冠冕堂皇地说着理想，但是到巴黎和会现场一看，终究还是凭实力说话。有着崇高意义的人种平等提案，因为是实力不足的日本提出的，结果遭到了否决；而令人难以认同的门罗主义（美国要远离欧洲的斗争，专注美洲事务），却因为美国的强大实力，被写入了国际联盟的盟约。

关于人种平等提案，在这里稍做一些补充说明。在决定和约的具体条款，以及接下来要建立的国际联盟的盟约会议上，日本提议在盟约中加入这样的条款：“参加国际联盟的各国，不得对居住在境内的外国人实行差别待遇。”其实就是希望禁止对移民的差别对待。因为日本人在美国常常受到各种差别对待，比如限制日本人移民美国，加州等地还禁止日本人获得土地所有权或是租赁土地。

日本外务省等部门认为，对于美国歧视日本移民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加入禁止对移民实施差别待遇的条款，来牵制美国的行动。但是，如果日本一开始就明确表达这样的意图，美国肯定会首先反对，所以就把这样的企图包装成谁都难以反对的内容，也就是将其泛化为“追求国际联盟会员国之间的平等，以及对于国民的公平待遇”，试图将这样的内容写入国际联盟盟约。

但是，担任国联盟约起草委员会主席的威尔逊却表示，这样重要的议案不能实行一般的多数同意，而需要获得委员会的全体一致通过才行。结果，日本提出的人种平等提案以11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被否决了。这样的事情也难怪会让近卫感到愤慨。

在一战结束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已经开始思考战后的世界秩序了。当时，领导俄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了国内革命，脱离了协约国，进而退出了战争。他们还揭露了沙俄时期的秘密外交文件，这些文件暴露了英国、法国和日本是如何毫无廉耻地计划在战后瓜分殖民地的。其中与日本相关的部分，就是日本与英、法、俄、意等国通过秘密条约，确定了原属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半岛和太平洋上的南洋诸岛在战后都会被日本收入囊中。

面对这种状况，威尔逊认为必须重新赋予协约国的战争目的以崇高的理想，否则就难免会让世人失望，还会在理念上输给布尔什维克。1918年1月，他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关于战后世界蓝图的构想，即所谓的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中最有名的内容就是民族自决原则。但是，威尔逊在阐述民族自决原则时，所设想的区域其实是相当有限的，这一点在当时还不为人所知。

在威尔逊的设想中，适用民族自决原则的区域，是《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中被割让给德国的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以及中立立场被破坏的比利时。威尔逊认为，对于这些区域，应该承认其民族自决的权利，否则这些区域恐怕会成为引发下一次世界战争的导火线。

事实上，对于英、法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取得的殖民地，威尔逊并未想过在这些地区实行民族自决原则。威尔逊明确表示，“这一宣言不会忽视拥有权利的政府的正当要求”。但是，正如负责外交事务的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在1918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到的那样：“这一宣言充满了炸药，唤起了绝对无法实现的希望。”威尔逊的宣言在世界各殖民地人民的心中，燃起了极大的希望。

“三一”独立运动

当时处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就是这些燃起希望的地区之一。威尔逊并未设想在朝鲜实行民族自决原则，然而兰辛的担忧却变成了现实——朝鲜爆发了争取独立的运动。1910年后成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某种意义上是按照自身的希望对威尔逊的意图进行了解释，并进一步将本国独立的希望与之联系起来。

1919年，大韩帝国时代的皇帝朝鲜高宗突然去世。朝鲜民众群情激愤，一部分人以将于3月3日举行的高宗葬礼为掩护，于3月1日在首尔发起了众多群众参加的示威游行，之后运动规模扩大到整个朝鲜半岛，这就是“三一”运动。不论是朝鲜总督府还是驻朝日军，都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种全国性的独立运动。2007年，曾经担任朝鲜军司令官的宇都宫太郎的日记(3)出版了。宇都宫太郎作为朝鲜军司令官，是镇压“三一”运动的主要人物，他的日记里有不少关于那场运动的记录。顺便一提，他的儿子是以和平主义者身份而广为人知的自民党议员宇都宫德马，并主持着宇都宫军缩研究所。

宇都宫太郎的日记被发现一事，曾经轰动一时。原因就在于通过对日记的解读，发现一直以来不少被认为是独立运动英雄的人物，都曾经出现在宇都宫周围，还有人接受过宇都宫的资金援助。当然如果是革命家的话，从敌人那里套取情报或者资金都可以说是极大的胜利。所以，我个人并不认为在日记中出现的行为可以与背叛画等号。

宇都宫太郎是个认真务实的军人。他在日记里描写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在街上游行的场面，他们“一边散发独立宣言书，一边高呼独立万岁的口号”。宇都宫判断，运动的主导力量是天道教徒、基督教徒以及学生等“新进有为”（前途乐观且年轻优秀）的朝鲜人。从研究史上看，这也是正确的判断。而且，宇都宫直率地谈道，独立运动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蛮横无理的强行合并”，并在合并后对朝鲜人进行有形无形的各种歧视。也就是说，他认为造成朝鲜独立运动的原因在于日本的错误。

宇都宫太郎的日记里，有一段记述会让人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啊，那个事件果然是真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堤岩里教会事件”，这是日军在镇压“三一”运动过程发生的残暴事件之一。同时，日记也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朝鲜总督府与朝鲜军司令部之间，曾经讨论过应该隐瞒多少事实，以及如何就事件的真相向东京的中央政府进行辩解的问题。

堤岩里教会事件发生在1919年4月15日，朝鲜水原郡一个名为堤岩里的村落中。前往这一地区负责警备任务的宪兵“将村中30多名耶稣教徒与天道教徒驱赶到教堂内，在讯问了两三个问题之后，杀掉了32人，然后烧毁了教堂和20多间民居”。简单地说，事情经过就是宪兵们把认为与独立运动有关的30多名天道教和基督教教徒关到教堂里讯问，但大家什么都没有交代，可能是因为原本就与事件毫无关系。但是，宪兵却杀害了全部的人，还放火烧毁了教堂和附近的民居。村民没有武器，也没有抵抗，结果却被军队杀害焚尸。从日记可知，朝鲜军和朝鲜总督府都明白这一事件势必会成为国际焦点，所以对外宣称并没有屠杀和放火的情况，仅仅是镇压方式有点问题。

当各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议论正酣的时候，朝鲜发生了“三一”运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的参议院于是开始讨论，与其他列强对殖民地的统治相比，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是否过于残酷了，并质疑日本是否适合对战败国的殖民地进行委任统治。美国国会还批评从巴黎回国的威尔逊对于这些发生在远东的问题不闻不问。为什么华盛顿会热心地讨论关于朝鲜的问题，甚至对威尔逊进行抨击呢？接下来，我们会更详细地分析巴黎和会，请大家思考其中的原因。

五　与会者的侧面与日本所受的创伤

空前的外交战

观察那些聚集在这次会议上的人们，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首先是刚才已经提到过的沃尔特·李普曼，他是能够与前后四位美国总统聊家常的知名记者。美国在1917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李普曼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正是个崭露头角的新人记者。美国参战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欧洲的战争即将结束时，通过参战来引导战争走向一个“理想”的结局。为了让战争更像样地结束，就要制定更加合适的和谈条款。正是李普曼执笔写下了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

李普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展现了自己的力量。比如在美日关系方面，1939—1941年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一方面，他写信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宣称“美国对日本开战毫无好处”；另一方面，他又在报纸专栏上写下这样的文章（1939年2月）：

这不是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战争，而是民主主义对集权主义的战争，决定这种情势的首先是日本，其次是美国。如果日本不希望美国参战，他们就不会冒着开战的危险贸然行事。如果日本不这样做，罗马和柏林也不会做出冒险的事。

写下这篇专栏文章的李普曼，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与日本达成某些共识。

让我们回到巴黎和会的话题。当时，吉田茂也前往巴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1年9月8日，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旧金山和约》，日本终于结束了被占领状态。签署这份和约的全权代表就是吉田茂。那个时候，吉田茂的形象就是整天叼着雪茄。不过，他去巴黎的时候是不是也叼着雪茄就不得而知了。

吉田茂去巴黎之前就已经是一名外交官了，他在中国的山东济南担任领事。这种级别的外交官本来是没有资格出席和会的，不过，吉田茂的岳父就是日本派往巴黎的副全权大使牧野伸显。吉田于是拜托岳父带他一起去参加和会，并如愿在1918年去了巴黎。吉田茂当时写给牧野的信件被保存了下来，这封信读起来相当有趣，一起来看看其中的一部分吧。

欧洲战争终于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想必就是外交舞台上的事了，为了作为日后的参考，非常希望能前往欧洲见识这场空前的外交战……因此，作为晚辈，非常冒失地拜托您，如果方便的话，即便只是暂时也好，请让我到英国工作，希望不吝举荐。

吉田茂也明白，因为自己刚成为济南领事，外务省恐怕不会立即同意自己的调动。但是，巴黎和会肯定会是一场“空前的外交战”，所以非常希望能去“见识”一下，即使是短暂的时间也好。他希望岳父在外务省的上级那里运作一下，把自己派到英国周边任职，所以就写了这封信。

吉田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次组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领导着自民党政权。但从“混蛋解散”(4)也能看出来，他是位诙谐直率的政治家，这封信也是恭敬而又直率的好文章。

青年凯恩斯

聚集在巴黎的人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巴黎和会结束10年后的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以纽约华尔街的股灾为起点，全球范围的大萧条开始了，失业问题尤其让各国政府困扰，在美国，失业率最高达到了25％，而在德国，甚至达到了40％。

为了摆脱大萧条，当时受到广泛支持的“处方”是减少政府的公共投资，让经济自主调节自身的问题。但是，凯恩斯却大胆指出：“不，那样的想法不对。”他论述道，为了克服大萧条，即使出现持续的赤字，政府也要积极发挥自身的财政机能，扩大公共投资，总之就是要扩大需求，直到失业者消失为止。这是对凯恩斯1936年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简单的总结。京都大学教授间宫阳介通过岩波文库出版了该书新的翻译版，大家可以找来读一读。不过，这本书可不太好懂。

说到凯恩斯的书，大家总会觉得那是经济学著作，肯定不好理解，所以就敬而远之。其实，他也写过非常有意思的书，比如披露巴黎和会幕后故事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

当时凯恩斯是英国全权代表团的财政部首席代表，但他不等6月28日的《凡尔赛和约》签字仪式，就在6月7日（另有说法为5日）辞去职务，离开巴黎回国了。回国后的凯恩斯为了向全世界曝光巴黎和会的不公正之处，写下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这本书出版后，立刻被翻译成各国语言，成了畅销书。

凯恩斯辞职回国的原因就在于他对协约国，尤其是美国对德国的处置感到极度愤慨。在巴黎和会上，协约国一方的战胜国热衷于讨论如何才能有效率地从德国榨取赔款。德国背负巨额赔款义务，被战胜国极尽所能地压榨，经济复兴自然就成了不可能的事。只要人们冷静地加以思考就会马上明白，如此一来，战胜国恐怕并不能拿到自己想要的赔款。

英法必须在促进德国最重要的鲁尔工业区复苏的同时，不断从德国获得赔款，再用这些赔款偿还美国的战争借款。这些借款的金额是天文数字，我看过一份资料，当时着实被吓了一跳，因为上面居然是直到1985年为止的借款偿还计划。也就是说，美国对英法的借款数额之大，已经到了需要偿还60年以上的程度。当时，各国对美国的战争债务分别为：英国42亿美元、法国68亿美元、意大利29亿美元。

只要想象一下这样庞大的金额在各国之间流动的情形，就不难预料，这种流动不仅需要严密的计划，而且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发生问题，一旦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世界经济整体陷入危机。整个计划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德国尽早实现产业复兴，通过向世界出口其优秀的产品来持续地支付战争赔款。

因此，凯恩斯要求美国在尽可能降低德国赔款金额的同时，也应该放宽英法所背负的战争债务的偿还条件。但是，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并不同意这位经济学家提出的意见，主张英法应当首先偿还债务。

这时人们总会不禁产生这样的想法：1919年的时候，如果像凯恩斯建议的那样，将德国赔款的金额控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是不是就不会发生1929年的大萧条了。这样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然而，凯恩斯的意见却没有被采纳。最后，凯恩斯留下一句“你们美国人是压伤的芦苇”，离开了巴黎。大家知道凯恩斯这句深沉的台词是模仿了谁的话吗？

——帕斯卡的“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吗？

其实这句话出自《旧约圣经》中《以赛亚书》第三十六章第六节：“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苇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也就是说，凯恩斯通过把美国比作“压伤的芦苇”来批评美国不可靠。凯恩斯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中，以相当大的恶意描写了巴黎和会上的威尔逊总统。

虽然他的手很大而且很有力气，但是并不灵巧，从第一印象来看，不管他在其他方面多有地位，却丝毫感受不到学者的气质或是相应的学识。……大家普遍相信，总统在一大帮顾问的协助下，已经准备好一个全面的计划。不仅包括有关国际联盟的内容，也有“十四点和平原则”的具体实施方案。然而，实际上总统还没有任何计划。……他的构想不仅如浮云般模糊不清，而且也不全面。

相当过分的说法吧。威尔逊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是一位学者型的政治家。凯恩斯却断言这样的人没有学识，批评他的理想没有实质内容，看得出他对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做法非常不满。

“通灵者”劳合·乔治

凯恩斯对劳合·乔治的评价与他对威尔逊的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我们来看看凯恩斯对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评价。凯恩斯将劳合·乔治与威尔逊相比较，并赞扬了前者。

对于身边的人，劳合·乔治先生具有一种极为准确、仿佛能够通灵一般的感知能力。面对这样的对手，威尔逊总统完全没有一点儿机会。英国首相在注视着在座所有人的同时，会调动他那非同常人的第六感或是第七感，判断出每个人的性格、动机和潜意识的冲动，进而洞察他们的想法，甚至是接下来要说的话，再加上心灵感应般的直觉，他能够让争论和诉求都最大限度地满足周围人的自负、嗜好和利己之心。这不禁让人觉得，可怜的总统在会议上简直就是捉迷藏游戏中被蒙上眼的那一方。

所谓“通灵者”，就是指坐着就能看透他人想法的人。虽然凯恩斯说劳合·乔治伯爵是“通灵者”，但如果真的有超越第六感的第七感，未免也太恐怖了。（笑）另外，之前我们说到过的“怪人”卡尔老师，也对劳合·乔治有着很高的评价。

“通灵者”劳合·乔治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那就是日本与中国因为原属德国的山东半岛利权而激烈对立的时候，劳合·乔治与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和威尔逊一同进行的调解。

1919年4月22日，日本与中国代表因为山东问题发生了争执。日本主张应该先由自己从德国手中接管山东半岛，之后再寻找时机归还中国；中国则主张自己也是向德国宣战的战胜国，所以要求立刻归还山东半岛。威尔逊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不打算和日本进行可能会阻碍中国成长和发展的妥协，而且也相信通过压制日本可以为太平洋地区带来和平。在威尔逊的安全保障观中，为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安全，就需要对日本进行遏制。

但是，威尔逊这种扶植中国、压制日本的战略在会议上有些过于直白，陡然引起了牧野伸显和西园寺公望等日本全权代表的反感。当时，恰逢五大国之一的意大利因为欧洲的殖民地瓜分问题，在与英、法、美争吵之后中途退出了和会。因此，英、法、美三国并不想过分刺激日本。面对威尔逊要求日本承认中国主张的劝告，牧野和西园寺等日方全权代表威胁道：“如果这样的话，日本也拒绝签约，将和意大利一样，退出回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合·乔治与克里孟梭一起介入了中、美、日三国之间。

在克里孟梭、威尔逊与劳合·乔治同时出席的巴黎和会三巨头会议上，克里孟梭首先请来了中国全权代表团的成员顾维钧。顾维钧精通英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专业外交官。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时，顾维钧也是中国的全权代表，所以松冈洋右与顾维钧也算是颇有渊源。克里孟梭首先开口说道：“威尔逊总统，我今天早上重新看了法国与日本之间关于山东利权的协议，法国确实做了支持日本要求的约定。”据说克里孟梭在说完这句话后，就一直摆出一副打瞌睡的样子，在之后的会议中，他再也没有发表其他言论。这等于是向中国表明法国置身事外的态度，会议就在这样略显尴尬的情况下开始了。另外，克里孟梭只会说法语，无法与只会说英语的威尔逊直接对话。

克里孟梭说的没错。1917年（大正六年），为了在战后的和谈中瓜分战败国的殖民地，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之间缔结了相互承认的秘密条约。这个时候，正好协约国期待着日本能够对地中海的运输行动进行援助，因为德军的潜水艇相当活跃，协约国在地中海的运输受到了相当大的威胁。日本出力进行护航任务，于是就要求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协约国给予的回报就是这份秘密条约。所以克里孟梭才会表示，法国与日本之间确实存在密约，对于日本想要的东西，法国必须支持，然后他就闭眼沉默了。这样的秘密条约交叉地存在于各国之间。刚刚我们也说过，俄国在革命之后曝光了与沙俄有关的秘密条约。

顾维钧立刻对此展开了反驳，虽然他不否认法国与日本之间的秘密条约，但是日本逼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中与山东相关的条款，是中国在日本的最后通牒下，受到军事威胁而签订的。最近的国际法规定，强迫缔结的条约并无法律效力。

顾维钧依据法理所做的进一步反驳，同样非常有说服力。如果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宣战并在战争中获胜，那么该国之前与战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不再具有效力。虽然中国向德国宣战的时间是1917年8月，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宣战这一事实是不容否认的。顾维钧表示，中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论实际上对战争做出了怎样的贡献，都是战争的胜利者之一。这一事实造成的结果，就是那些清政府时期被德国强加的不平等条约现在应该一笔勾销。虽然1898年德国从清政府手中夺走了胶州湾和青岛，但是现在相关的条约已经失效了。顾维钧的主张是正确的，中国与德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已经因为中国的宣战和胜利而消失。因此他主张，既然原有的条约已经失效，那么就不应该经过日本，而是由中国直接收回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利权。

超能力者劳合·乔治是如何回答顾维钧的呢？劳合·乔治的回答一方面抓住了中国的弱点，另一方面也暗含对美国的讽刺：

（1917年，欧洲）处在极度痛苦中的时候，日本尽了自己的努力前来帮助。事到如今，情况好转，不能只用一句“当初谢谢了，那么再见吧”来打发。我们对中国的同情不容置疑，但是已经缔结的条约，不能因为自己不满意，就像碎纸片一样随意丢弃。

劳合·乔治用这番话否定了顾维钧的主张，之后他更是发挥了通灵者般的实力。当时的会议记录被保留了下来，读起来很有临场感。当顾维钧刚说出“不”字，准备反驳时，劳合·乔治却没有给他机会，而是继续说道：

如果德国是胜利者，世界就会落入德国的统治之下，中国也不例外，明白吗？美国？美国在当时还没做好准备对抗德国。

顾维钧和威尔逊对于这番话都沉默不语。不可否认，劳合·乔治的观点非常有力，而且在英国的立场上完全正确。英国与日本缔结秘密条约，即使与中国的贸易额下降，也要与德国对抗。与法国一样，英国牺牲了大量本国青年的生命，才终于获得了战争的胜利。美国与中国参加一战的时间分别是1917年4月和8月，距离德国求和停战已经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劳合·乔治似乎看出了顾维钧准备把美国作为后盾的意图，所以他在顾开口前的一瞬间平静地说道：“美国是在相当后期才参战的。在对德战争最痛苦的时期，给予支持的国家并非美国。在最艰难的时候，与一同作战的盟友签订密约，这有什么不对吗？”虽然劳合·乔治对中国也表示同情，但是他支持日本对于山东利权的要求。

抨击的口实

就像前面讲述日本国内的“国家改造论”时所提到的那样，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感受到了极大的危机感。事实上，巴黎和会所缔结的《凡尔赛和约》第156—158条，都按照日本的要求明确了“山东利权归日本所有”。所以如果我们客观地观察日本所处的立场，就会发现那些认为日本在巴黎外交失败的人，其实基本都是说主观意义上的失败。但是，相较于政治和经济问题，意识问题以及与身份认同相关的问题，更容易在人们心中留下伤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在巴黎的经历，可以说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作为今天讲座的结尾，接下来我想说一说刚才讲到“三一”运动时稍微提到，但没有深入的话题：关于威尔逊总统因为“三一”运动而受到美国国会强烈批评的事情。“三一”运动受到了世界范围的关注，日本也因为其对朝鲜的残暴殖民统治而广受批评。

大家在世界史的课堂上，是否听过这样的说法？美国因为国会的反对，所以没有加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国际联盟。这是一个重点。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期间回到美国，希望说服抱着强烈门罗主义思想的国会。他认为不必提防即将诞生的国际联盟，因为国际联盟并不会侵害属于国会的宣战及和谈等权力。

但是，国会还是担心美国会被卷入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并被某些欧洲国家利用，所以反对威尔逊的主张，并猛烈地抨击打算与国际联盟携手并进的威尔逊。国会利用美国的公众舆论来抨击威尔逊，日本和朝鲜“三一”运动就在这样的舆论中登场了，并成了抨击威尔逊的有力武器。

美国国会攻击威尔逊的言论相当具有煽动性，他们宣称：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总统一直拼命想让德国接受《凡尔赛和约》，但《凡尔赛和约》却是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完全答应日本对山东半岛的要求的不当条约。日本想必会用殖民的方式统治山东半岛。然而，通过朝鲜的“三一”运动就可以明白，日本的殖民统治是非常残酷的。但即便如此，威尔逊总统为了让日本签署《凡尔赛和约》，竟准备向日本妥协，而全然不顾日本将要把残酷的殖民统治扩大到中国本土的事实。

日本得知其在美国国会被如此批评，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虽然美国国会对于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的批评没有错，日本也只能忍受，但是美国国会如果只是为了抨击威尔逊总统而批评日本，这种行为是不是不妥呢？当时日本人的这种情绪，可以从派驻美国的日本海军武官的报告中窥见一斑。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所受到的冲击与创伤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1) 即五卅运动。1925年2月起，上海、青岛等地陆续发生工人争取权利、反对外国势力的罢工抗议活动。事件发展至5月30日，上海的抗议工人与学生被英国警官指挥的警察开枪镇压，死伤甚重。

(2) 日语原文为：“人種的差別撤廃提案”。

(3) 宇都宫太郎关系资料研究会编：“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1—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岩波书店2007年版。

(4) “バカヤロー解散”，在1953年2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吉田茂与社会党议员西村荣一就日本外交问题辩论时，因情绪激动而小声骂了一句“混蛋”，但声音还是通过麦克风传了出去，在野党针对这一问题发起内阁不信任案，迫使吉田茂解散了众议院。

第四章　“九一八”事变与中日战争：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论

一　当时人们的意识

计划好的作战和“偶发”的事件

大家好。今天的话题关于“九一八”事变与中日战争。“九一八”事变是在1931年（昭和六年）9月18日，按照关东军参谋的计划发动的事件；中日全面战争则是以1937年7月7日的小规模武力冲突为导火索而爆发的。请注意，“九一八”事变是“人为”发动的，而中日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偶然”爆发的。

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年之前的1929年就已经开始策划有关行动。关东军是指日俄战争之后，为了守卫在战争中从俄国手中夺取的关东州租借地（以旅顺、大连为中心的区域）和中东铁路南部支线（日本称之为南满洲铁道）而设置的部队。“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自行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然后对位于辽宁省奉天（沈阳）的张学良的军事据点发动了进攻，并在短时间内就占领了东北的诸多要地。

当时，张学良是东三省的政治和军事统治者，作为一名年轻的地方领导人，他也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建立了不错的关系。9月18日晚上，张学良并不在东北，而是在北平（今北京，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对北京的称呼）。这也是日本一手策划的，日本的特务机构通过在华北发起反张学良的动乱，使得张学良前往镇压，离开了东北。张学良还带走了11万东北军的精锐，越过万里长城进入关内。

关东军为什么要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策划这样复杂的阴谋呢？原因在于双方兵力悬殊。关东军由两年轮换一次的日本内地派来的师团和独立守备队组成，总兵力不过1万人，而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兵力达到了19万人。战后，石原莞尔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人证进行了陈述，他讲述了为对抗装备完善的20万东北军，只有1万人、装备并不占优的关东军是如何仔细规划作战的，但是对于如何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却绝口不提。石原所说的兵力差距，除了把19万东北军说成20万人以外，大体上是客观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东北军中有11万人并不在东北，这一点石原却没有说出来。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石原这个人吧。石原莞尔虽然作为关东军作战参谋一手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但是到中日战争爆发时，作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他却反对扩大战争，然后迅速地辞去了作战部部长职务，去满洲当了关东军的副参谋长。石原的经历相当曲折，所以他不仅在当时很有人气，到今天也依然有很多人对他感兴趣。石原出生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正好是明治宪法颁布的那一年，所以他也是宪法时代之子。正当他处于多愁善感的年纪时，发生了日俄战争。进入昭和时期以后，与石原同在满洲工作的内务官员武部六藏曾这样评论石原：

石原莞尔君在食堂里批评真崎（甚三郎）(1)大将的无罪判决岂有此理，并且认为决定判决结果的陆军上层所提出的各种训示，都是浪费纸张。他说话随时都带着讽刺，直指真相而又开朗愉快，但同时也很有煽动性。

1936年（昭和十一年）2月发生的陆军叛乱事件，也就是“二二六”事件的相关判决公布后，身在满洲的石原在食堂里发表了上述言论，并被武部记录了下来。听到这段对话，不知道大家的脑海里有没有浮现石原这个军人的形象。石原首先批评陆军宣判“二二六”事件幕后黑手的真崎大将无罪是错误的。他用了“岂有此理”这个独特的词来表达。而做出这种错误判决的陆军省又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送来各种冠冕堂皇的训示，简直“都是浪费纸张”。武部对石原的评价非常准确，认为他虽然时常语带讽刺，开朗又能够抓住真相，但是很会煽动人心。

石原经常大骂陆军中央，所以有可能被认为是个反体制的失意军人，但他其实是陆军的精英。他12岁进入陆军幼年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顺利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在部队服役一段时间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校，在那里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石原因为成绩优秀，还得到了天皇御赐的军刀。但是在太平洋战争中，东条英机不喜欢石原的言论，使得石原在陆军中备受冷遇，早先已经由中央公论社出版的著作《战争史大观》也被限制发行。

现在让我们回到之前的话题。相对于“九一八”事变的严密计划，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卢沟桥事变，却是“偶然”发生的。不过，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有着结构性的原因，而且中日之间的矛盾积累已久，最终引起质变，爆发战争并不奇怪。卢沟桥始建于12世纪，横跨北京郊外的永定河，马可·波罗曾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盛赞这座桥的美丽。1937年7月7日，当时被称为中国驻屯军的日军在卢沟桥北侧的河道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时，与中国第二十九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刚才提到的结构性原因，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提到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之后，清政府与列强签署了《辛丑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日本与英、法、德、俄等列强一样，能够以保护在中国的本国人为理由，在天津附近派驻军队，中国驻屯军就是以此为根据被派驻到卢沟桥附近的。这从条约上看倒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36年6月，日本在事先未与中国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将驻军从1771人增加到5774人，兵力一下子变成了原来的3倍，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新增的军队需要新的驻地，于是就新建了兵营。这时候新建的丰台兵营就与卢沟桥事变直接相关。丰台位于北京西南郊区的铁路交会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中国军队的驻地也在丰台附近。日军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射击空包弹进行夜间演习的。而且在事变发生当晚，日军是配发了实弹的。在这种情况下，反倒是不出事才会让人觉得奇怪。

今天，我们会说明从“九一八”事变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过程。大家听了这些内容就会明白，当时在中国士兵心中不断累积起来的对于日本的憎恨和抗日情绪，已经到了只要有一点火星，就能瞬间燃起熊熊大火的地步。

“九一八”事变与东大学生的感受

在说明“九一八”事变和中日战争的原因及发展过程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九一八”事变和中日战争的，以及人们在那种情况下的感受。下面引用的是长期在京都大学讲授教育学的竹内洋教授在其著作《丸山真男的时代》(2)里介绍的一个故事。

1931年7月，恰好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两个月，对现在的东京大学，当时被称为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进行过一次意见调查。在那次调查中，首先向学生们提问：“为了满蒙地区（满洲南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而使用武力，是否正当？”

满蒙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讲课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弄清楚这个地区的情况，稍后我会进行更详细的说明，在这里大家可以先简单地认为，满蒙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以后所获得的权益的集中地。

对于这个问题，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大家认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不太确定，因为那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回答是“正当”的人大概会有六成吧。

认为会超过一半，是吧？实际上是更多，高达88％的东大学生回答了“是”。这个结果挺让我感到意外的。再仔细研究调查的内容，就会发现，其中有52％血气方刚、性情急躁的男生认为“应该立即使用武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报纸和广播肯定会积极报道事变的消息，所以如果是在事变发生以后，这样的调查结果倒是还能理解。

顺便一提，日本的广播是从1925年（大正十四年）开始放送的。从1932年2月开始，日本有了对广播签约收听者的准确统计，那时候收听家庭已经超过100万户。太平洋战争时，这个数字达到了600万户。换句话说，当时全国45％的家庭有了收音机。虽然我们现在觉得房间里的声音大到让别人听见挺难为情的，但是过去的人就喜欢开着很大的音量听广播。所以近半数的家庭拥有收音机的话，全国人民大概都可以听广播了吧。（笑）在这样的环境下爆发“九一八”事变，坊间又充斥着支持军部的报道，确实容易产生“也许确实需要使用武力”这样的想法。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的问卷调查中，就已经有那么多的东大学生支持动武了。

当然，在回答“是”的学生中，也有36％的人认为，“应该在外交手段用尽之后，再使用武力”；还有12％的学生回答，“不能使用武力”。但是，这依然不能改变有近九成的学生认为可以开战的事实。一般而言，接受过学术训练、拥有社会科学知识的人，对外国的偏见会比较少，看法也会更为宽容。拥有知识的理智头脑应该具有同理心，理应会认为“中国因为自己的国情而有自身的问题，日本也一样”。但是在经过了大量学习，拥有各种知识的东大生里，却有88％的学生对于使用武力回答了“是”，这一点让我深感诧异。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同样也以东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人们总是对东大学生的举动充满关注。这次的调查是由宪兵进行的，宪兵司令官在9月30日将调查结果提交给陆军大臣。这么珍贵的史料能留下来真是不容易。对了，大家知道什么是宪兵吗？

——军队里的警察。

没错。宪兵原本是为了打击军队内部的犯罪而设置的，直属于陆军大臣，但是对一般国民也能行使超越警察的权力。因为宪兵不仅在军队内部拥有司法警察权，对于一般人也可以行使这项权力，所以宪兵也会接受司法大臣的领导，根据《治安警察法》和《治安维持法》来约束国民的思想。宪兵的存在，让昭和时期的言论空间变得更加狭小。所以一说起战争时期的狂热，一般都会提到宪兵。

这次调查是在由陆军军人主讲的“国防思想普及演讲会”上举行的。一般而言，在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军人会被认为是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是被讨厌的角色。当时的学校里有军事训练课，大概是因为以前在这样的课上被军队的教官整得厉害，所以也引起了大家对军人的反感吧。陆军省对这一点倒也心知肚明，所以派往东大这样的学校的讲师，一般都是陆军选派到东大经济学部等地方进修过的优秀军人。因此也就不会出现因为讲话非常无聊，被学生喝倒彩赶下台去的情况。

陆军军人在充分说明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理由之后，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你们认为满蒙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吗？”“第二，你们觉得应该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满蒙地区的问题吗？”虽然我也说不上明确的理由，但是总觉得这种问卷已经预设好了答案。果然，在被调查的854名学生中，有九成的学生对两个问题都回答了“是”。

把刚才提到的大学意见调查和宪兵的调查放在一起思考的话，会发现很有趣的一点，“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调查结果几乎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即使是在那些被认为应该对国家的行为具有批判精神的群体中间，也已经存在着战争一触即发的情绪。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在当时的日本国民中间，存在着关于满蒙问题的某种理解，并且这种理解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而关于这种具有一致性的理解是如何在国民的意识中积累起来的问题，也是今天讲座的主题之一。

不是战争而是“革命”

我们已经了解了人们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看法，接下来再了解一下当时人们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吧。有趣的是，与其说当时的人认为中日战争是好还是坏，支持还是不支持，倒不如说日本人根本就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在序章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和近卫文麿首相的智囊们的看法（参见此处）。当时曾经出现过“报复”和“剿匪战”的观点，大家还记得吗？

——明明是一场战争，却不把对方视作战争的对手，以及当时的日本与现代美国之间相似的地方，这些都令人感到意外。

确实如此。不把战争视作战争，这一点很有冲击性。再举一个例子，当时在大藏省预金部担任课长的精英官员毛里英於菟，曾在1938年11月发表探讨中日战争的文章，题目是《作为“东亚一体”的政治力量》。他认为，“日支事变”（当时对中日战争的称呼）是日本等“东亚”各国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世界发起的“革命”。毛里所说的东亚，是指日本以及处于日本统治之下的中国台湾、朝鲜，1932年由关东军支持建立的所谓“满洲国”，此外，恐怕还要加上处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由上述这些区域组成的东亚，面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国家，正在尝试进行革命。中日战争就是这场革命的组成部分，所以中日战争并不是战争，而是革命，相当奇妙的想法吧。

——当时的日本人没有把中日战争视作为一场战争，这种看法好像一直延续到了现代，而且人们在今天似乎仍然继续着这种错误的认识。

那就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感觉和奇怪的看法。从毛里的言论中可知，当时日本的精英官员们并不认为战争是破坏，而是一种更有积极意义的行动。

二　“九一八”事变为何发生

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

在序章里解释林肯的演说时，曾经提到卢梭的《战争与战争状态》（参见此处）。所谓战争，是指对关乎敌国主权的重大问题，或是对构成敌国社会的基本原理进行挑战和攻击的行动。关于这一部分，请大家务必读一读在东大法学部讲授宪法的长谷部恭男教授的著作《何谓宪法》（岩波新书）。总之，当一国的国民对另一个国家抱着类似“那个国家的举动已经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或者“那个国家要否定我们国家的历史”之类的想法时，就已经有了发动战争的倾向。

“九一八”事变之前，近九成的东京帝国大学学生赞成为了满蒙问题而使用武力，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当时的日本人普遍认为满蒙问题已经威胁到了日本的主权，或是对构筑起日本社会的基本原理形成了挑战呢？

大家还记得在巴黎和会一节中出现过的松冈洋右吗？他在巴黎和会后辞去了外交官职务，成了隶属于立宪政友会的众议院议员。在1930年（昭和五年）12月开始的第59次帝国议会期间，松冈第一次以议员的身份发表了演说，就是在这次议会上，他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松冈进行这一演说的目的在于，抨击滨口雄幸内阁的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所推行的“协调外交”。

松冈的主张有两点：第一，不论是经济上还是国防上，满蒙地区都是日本的生命线；第二，日本国民的要求在于“作为生物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权”。把满蒙的土地比作生命线，还用了“作为生物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权”这样的说法，松冈试图用这样的论述，说明满蒙问题确实关乎日本国家的生存和主权。

——说到施泰因教授的时候（参见此处），提到过主权线和利益线，生命线是更高一级的词吗？

单从意义上来说，这个其实和施泰因教授所说的利益线差不多，但是生命线这样的说法肯定更加响亮吧。用卢梭的话来说，就是危险的征兆。下面就进入今日的主题，我先对满蒙做一些介绍吧。

一般来说，满蒙是指满洲南部与内蒙古东部这两块区域，大致相当于1932年建立的“满洲国”的南半部分。明治时期，爆发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那时候对日本来说，朝鲜半岛最为重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大正时期，日本关注的焦点则在山东半岛，还没有多少人对满洲抱有兴趣。那么为什么到了1930年左右，这个区域会变成对日本来说无法割舍的存在呢？今天讲座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理解这种变化。

刚刚说满蒙是指满洲南部与内蒙古东部，那么满洲又是指哪里呢？满洲其实是个音译词，被称作“Manju”的民族原本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日本人将这个名字配上日语中读音相近的汉字，于是就写作“满洲”。在战后的日本，“洲”字不再常用，所以有时候也写作“满州”。不过，在松冈等人抛出满蒙问题的“昭和战前期”，报纸等出版物肯定全部是用“满洲”这样的写法的。

在清朝的地方制度下，满洲大致相当于东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所在的地区。所以，满洲在日本也经常被称作中国东北部，或者东三省。日俄战争以后，这个区域的北部被俄国控制，南部则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在战争结束之后，俄国和日本倒是能坐下来好好商量了。1907年第一次西园寺公望内阁时期，双方商讨了如何划分满洲的铁路和电信事业。在第一次日俄协约的秘密条款中，正式确定了双方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北部归俄国，南部归日本。那个时代可真是野蛮啊，明明是主权属于清朝的土地，就这样被俄国和日本任意地瓜分了。

大家可以去地图上看看珲春所在的位置，这个地方现在属于中国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想象一下自己握着笔，从这里出发向左画一条线，通过吉林后再进一步向左前进，一直画到蒙古国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国界线为止。这样形成的一条线，就是俄国与日本势力范围之间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以下的部分，或者说地图上的南半部，就是南满洲。

那么，满蒙地区的另外一个部分——内蒙古东部又是指哪里呢？1912年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时，日俄两国缔结了第三次日俄协约。这次协约中的秘密条款规定，以东经116°27′线（中国首都北京就在这条线上）为界，该线以东的内蒙古部分为日本势力范围，以西则是俄罗斯势力范围。用一条经过北京的经线，就简单地决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同刚刚提到的满洲南北分界线的确定一样，都是非常野蛮的行为。从当时日本的认识来说，大概是认为如果不与俄国达成这些协议，内蒙古东部、西部还有今天的蒙古国，都会被俄国收入囊中。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清朝灭亡、新国家诞生的时期，对于这个新诞生的国家，今后应该如何投资呢？英国一边邀请美、德、法三国商讨对策，一边企图维持自己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对于英国的行动，日本与俄国并不赞同。尽管日本与俄国邻近中国，但是不同于英、美、德、法等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个国家不论在资本还是技术方面都明显落后。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共同点，所以日本和俄国才会在日俄战争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保持了某种程度上的协调关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章中我们提到过，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政治体制居然一下子从帝制变成了共产主义。于是，新建立的苏联政府不仅披露了沙皇俄国与日本缔结的秘密条约，而且连同沙俄与其他列强之间的秘密条约也全部一一向全世界做了揭发。承认满洲南部与内蒙古东部是日本势力范围的国家就这么消失了。

当然，国际法在惯例上依然承认通过战争签署的条约效力。所以《朴次茅斯和约》以及日本与清政府之间基于《朴次茅斯和约》签署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3)中，日本得到的各种利权在沙俄灭亡后仍然得以延续。但是，长期以来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共进退的国家灭亡了，这一点的影响是很大的。

不仅如此，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改变，清王朝灭亡后，建立起了中华民国。在国际情势转变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先前条约所规定的利权之中最重要的部分，诸如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中东铁路南部支线（即南满铁路）的经营等，因为在条约中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不会出现问题。但是，中日双方在缔结条约的时候，还存在没有谈拢的内容，双方对于这些内容的解释并不一致，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其中的灰色地带就会渐渐扩大，引起问题。

条约的灰色地带

关于满蒙问题的条约灰色地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在中东铁路南部支线，也就是南满洲铁路沿线派驻铁路守备兵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是中方不能铺设可能与南满铁路平行的干线和支线铁路。

铁路守备兵是关东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日本来说，在铁路沿线驻兵的权利非常重要。

但是，在日俄战争后不久，清政府主张因为之前并没有将这种权利给予俄国，所以俄国把这种权利让给日本的做法根本没有根据。日本则认为，因为俄国与日本已经缔结条约，互相承认了派兵守卫铁路的权利，所以中国无权提出异议。就这样，日本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对立。另外，关于禁止南满铁路平行线的条款，日本主张该问题已在《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秘密协定书中写明。但是实际上，这些内容只是被记录在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会议记录当中，而并没有写成秘密协定书。

这种经常出现在两国条约里的灰色地带，在尽可能不损害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大部分通过两国政府围绕条约的解释所进行的磋商对话来解决。通过磋商来填补条约中的灰色地带，是专业外交官的职责之一，同时也是外交工作中不为常人所知的乐趣之一吧。

关东军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政府内部以外交官为中心的一部分官员，对于满蒙问题还是有着相当清醒认识的。他们明白，对于日本所主张的满蒙特殊权益，西方列强并没有像日本想象的那样予以承认。1928年（昭和三年）7月，外务省亚洲局主管对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有田八郎局长写信说道：

关于日本在东三省拥有特殊权益这一点，各国历来多有争论。至今为止，各国都没有对此予以承认。最近，英国外交大臣在下议院回答劳动党议员的质询时，也表示英国不承认日本在满洲拥有任何特殊权益。

有田直白地承认，日本虽然主张自己在满蒙地区拥有特殊权益，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列强的认可。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在回答下议院议员的质询时，就表示自己不认为日本在满蒙地区拥有特殊权益。在这样的分析之后，有田主张通过和平的经济方式，对实际控制着东三省的张学良施加影响，从而守住日本一直以来在满蒙拥有的权益。

同一时期，因为张学良正在接近南京国民政府，所以日本陆军中已经有人计划推翻张学良政权，从而在国民政府控制满蒙之前，抢先将满蒙分离出去。有田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军部的这种满蒙分离论而写下了上面的言论。

1931年3月3日，即松冈洋右在议会上口若悬河，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之后不久，参谋本部第二部（掌管情报的部门）部长建川美次发表了一次演讲，其中部分内容是这样的：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十二月日清条约的秘密议定书已经规定，与满铁平行的铁路会损害满铁利益，故而禁止铺设，但是（中国方面）却无视这一决议，我国虽然一再抗议，但中国仍在建设平行的铁路线。

建川因为中国没有遵守条约规定，建设满铁平行线路而大发脾气。这种对于条约灰色地带的解释，并不是基于双方的磋商，而是单纯认为自身毫无过错，对方才是条约的破坏者。这种解释要将灰色的部分明确区分开，形成非黑即白的局面。当时，陆军的在乡军人（非现役的预备役、后备役军人）正在全国各地举行国防思想普及演讲会，全力对国民进行煽动。建川的讲稿也被作为这些演讲会的参考模板之一，广为流传。

陆军对于举办这样的演讲会有着异常的热情。美国优秀的研究者路易丝·杨（Louise Young）在她的著作《总动员帝国》（Japan’s Total Empire）一书中列出了这样的数据：根据宪兵的记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6500万人口之中，有1655410人参加了1866次演讲会。

这些演讲会上的言论基本都主张，中国侵害了日本在条约上获得的权利。军方煽动说，因为中国这种破坏条约的举动，让日本的生存权受到了威胁。这就形成了卢梭所说的，原理上的对立。

日本有着这样的强烈信念，即在以前的战争中，日本在付出了很多士兵的生命以及金钱的代价以后才终于获胜，所以签订条约所获得的权益无论如何不能放手。只要阅读一下关东厅（日本在关东州租借地与满铁附属地实行统治的机构）出版的书籍，就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这种信念。这本名为《满蒙权益要录》的书，由关东厅在1931年12月编纂完成，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3个月之后，国际联盟选出李顿调查团成员的时候。

《满蒙权益要录》是一本索引类的书籍，这本书的序言写道：“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让为政者能够立刻通过条约的基础知识，了解满蒙地区现阶段发生的有关对外关系的事件的全貌。”这本书的字体非常小，页数多达633页，内容全部与中国相关，摘录了包含日本在内的列强各国与中国缔结的条约中的重要部分。比如书中与军事相关的部分有“北京驻兵权”这样一个条目，通过查阅这个条目，就可以立刻知道这是来源于1901年9月7日签署的《辛丑条约》第七条。如果查看铁路的相关内容，也能找到“禁止南满铁道平行线”的条目，这一内容出自1906年12月22日签署的《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附属秘密议定书要领》第三条。这是一本不知为什么反正就觉得很厉害的书呢。

陆军、外务省与商社

说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觉得陆军既自大又厚脸皮呢？擅自就把满洲南部和内蒙古东部合称为满蒙，又与俄国合作，在那里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当时的语境下，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就意味着该国在这里拥有特殊权益。特殊权益“主要是在条约中被承认的，实际上不能被其他国家所共享的日本独享的优先权利，通过这些权利，日本可以建设设施，进行经营，从而实现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这个定义有些难懂吧，这是当时的国际法学者信夫淳平教授对“特殊权益”所下的定义。

就这个定义而言，即使说满洲南部与内蒙古东部是满蒙，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但是在当时的列强看来，日本如果既没有修建完成通向这一带的矿山的道路，也没有进行实际采掘，换言之，就是没有进行信夫淳平教授所说的“建设设施，进行经营”这些活动，也还是没法获得除俄国以外的其他列强的认同。于是，日本在当时经常声称，自己在这个地区已经有相当规模的经营，因为它意识到了列强看自己的目光，因此急于捏造相关的既成事实。

在这个问题上，当时的陆军参谋本部、外务省，以及代替国家进行资金周转的商社十分活跃。所以陆军拼命宣传“满蒙的特殊权益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也就能够理解了。因为从喊出特殊权益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成了参与这个问题的主体。

具体而言，为什么说日本在内蒙古东部拥有特殊权益呢？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一点。

暂时把话题转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两年前。前一章我们介绍过朝鲜军司令官宇都宫太郎的日记，这里再来看看他的日记吧。这是他在1912年（大正元年）写的日记，当时，宇都宫太郎在参谋本部第二部工作，负责分析中国局势。

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呢？在一年前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的统治结束了。在清政府倒台的时候，一方面，外蒙古（现在的蒙古国）开始接受俄国援助，并进一步出现了脱离清朝实行独立的动向；另一方面，日本一边与俄国合作，呼应外蒙古在清朝灭亡之后、中国的新政权根基不稳时的独立动向，一边把手伸向了内蒙古。宇都宫写下这本日记的时间，正是日本为了取得内蒙古的东半部分，与俄国进行交涉之时。

从日记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知道，外务省做的并不仅仅是与他国政府进行外交交涉这些光鲜漂亮的工作。在1912年1月10日的日记中，宇都宫写道：“关于在蒙古的势力范围，研究（中略）希望地域，提交（参谋）次长，另外也交给田中（义一），进行外交交涉。”日记写得非常简略，主要内容就是以参谋本部第二部的成员宇都宫为中心，研究把蒙古的哪一部分作为日本势力范围，决定了所谓“希望地域”以后，再请示参谋次长。“希望地域”这种表达方式，实在是太直白了。

宇都宫在2月28日的日记中接着写道，田中义一来到参谋本部，带来了“俄国对我方提出的关于内蒙古东部的建议的回答”。也就是说，田中去外务省打探了俄方意向。3月7日，事情有了进展，“确定借款给蒙古。以矿山开采权作为担保，借款总额11万日元，外务省负担8万日元，参谋本部负担3万日元”。这里的田中，就是1927年政友会成为执政党后出任首相的田中义一，他这时候正担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负责陆军的预算和政策。日本与俄国达成协议，通过贷款给内蒙古的王族，获得了内蒙古东部矿山的开采权。宇都宫太郎在日记中还写道：“外务省无法立刻周转的机密费（未经帝国议会通过而使用的费用），先由商社大仓组代为垫付。”通过日记，我们可以清楚地明白一点，陆军、外务省和商社为了制造出有关特殊权益的既成事实而联手合作。

关于日本在内蒙古的特殊权益，不只是外务省通过与内蒙古王族商议来决定，军队也插手其中。军队的迅速行动，真是不禁让人呵呵一笑，感到“佩服”。在清朝即将倾覆的时候，俄国与日本迅速采取行动，制造了既成事实，两国的行动抢在了英、美、德、法等国准备与新生的中国政府进行协商并组织联合借款之前。因此，就陆军的立场而言，难免会形成这样的想法，自己当年费尽周折取得的涵盖内蒙古东部的满蒙权益，竟然被中国政府忽视，这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大多与国家有关

刚刚说到的日本最低限度的生存权受到了威胁，以及生命线、生存权之类的说法，有人觉得好像有点太夸张了吧。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分析一下日本所主张的满蒙特殊权益的特征，或许可以看出日本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什么特点。

1926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的详细统计资料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所以就以此为基础展开讨论吧。日本在满蒙地区进行的投资有两种形式，即通过借款给目标区域的公共机关与私人企业来进行贷款，以及创办企业。1926年，日本通过上述两种形式对满蒙地区进行的投资金额，达到了1402034685日元。

从投资者的投资比例来看，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占54％，日本政府的借款占7％，民间借款占1％，法人企业占31％，个人企业则是7％。满铁与日本政府一共占了61％的比重。如果更进一步分析这些数据，还会发现，虽然法人企业的占比为31％，但是这个数字中实际包含了满铁出资的3亿7千多万日元，如果把这部分也归入满铁的份额，那么满铁及其相关企业，以及日本政府在对满蒙地区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实际达到了大约85％。

在这里，我想再对满铁这个企业做一些说明。现代人听到满铁这个名字，可能会在头脑中浮现一个负责铁路管理的小公司的形象，那可就错了。满铁诞生于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6月，最初确实是为了经营铁路运输业而成立的。但是在同年8月，除了运输业，满铁还被政府委托经营矿业（尤其是抚顺和烟台的煤矿）、水运、电力、仓储以及铁路附属地上的房地产。

国家投资占对满蒙投资的绝对优势的状况，使得民众难以对满蒙的相关问题进行批评。如果像英国或者美国那样，大量的投资都由私人企业进行，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企业家就会成为制衡政府领导层的力量。但是实际上，日本对满蒙85％的投资都是由满铁和政府进行的。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需要的时候，人们就会按照政府的希望去行动。

三　计划事件的主体

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争论

在这里，我们让石原莞尔再次登场吧。1923年（大正十二年），石原莞尔受命前往德国留学，他在德国停留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石原果然和平常人不太一样，他有一张在德国穿着带家徽的袴(4)大摇大摆上街闲逛的照片。德国是明治时期日本学习的对象，石原在留学期间潜心研究了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原因。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状况糟糕，马克大幅贬值，这就使得日元在德国变得更有购买力，拿着日元去德国的人们可以在德国一下子购入很多书籍和资料。想来石原也不例外。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德国战败的原因是未能通过短期决战将敌军主力全部包围歼灭。石原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原因在于德国没能清楚地认识到，一战并不是一场能够通过短期决战来决定胜负的歼灭战，而是一场长期持久的消耗战。所以最重要的是，为了不输给敌人的消耗战略，就要承受住经济封锁，坚持作战。

回到日本以后，石原参加了永田铁山、铃木贞一、根本博等陆军中坚幕僚创立的小团体木曜会。木曜会于1927年（昭和二年）11月在东京成立，通过研究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战争，从而为制定国策和国防方针提供参考。永田、铃木、根本三人在“九一八”事变时，都曾担任陆军的重要职务。永田当时是陆军省军务局的军事课长，铃木是陆军省军务局中国班长，根本是参谋本部的中国班长，石原则是身处事变第一线的关东军参谋。军事课长永田可以掌握预算，其他两人分别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掌握着与中国相关的职位，再加上身处事变现场的参谋，简直就是策动阴谋的完美布局。

在1928年1月19日召开的第三次木曜会会议上，担任陆军大学校教官的石原做了题为《我的国防方针》的有趣报告。为了在同志们面前做报告，石原确实是非常认真地进行了准备。

日美为两大横纲，其余的小角色则紧随其后，双方使用飞机进行决战，这就是世界的最终战争。……必须在不从日本国内拿出一分一毫资金的方针下进行战争。对俄作战，仅需数个师团。只要能以整个中国为根据地并完全地加以利用，就可以坚持进行二十年或三十年的战争。

石原的报告有两个主要的观点：一是日本与美国分别领导各自的阵营，以飞机作为决战武器，进行世界决战；二是只要将中国作为根据地，利用中国的资源，那么对苏战争即使打上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也没有问题。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都认为，战争需要花费巨额资金并进行长期的总动员，否则根本没法打。当负责财政的人为此烦恼以至于面有菜色之际，石原的这种野蛮观点，像消除了压在他们心口的巨石一般，令人兴奋。

另外，石原在陆军大学校的授课笔记中也表示，持久战就像是拿破仑曾说过的“以战养战”，即通过在占领区征税、征收物资和兵器来供养军队，让军队在当地“自我生存”，说白了就是掠夺当地百姓。

查阅铃木贞一留下的会议速记，我们可以得知，在木曜会的参加者中，只有永田冷静地表示：“不一定非得打仗。没有战争的话，还需要夺取满蒙吗？”1935年8月，也就是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达到白热化之际，永田铁山因为是统制派（支持者多为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等中央机关的精英）的核心人物，在陆军省军务局长室（自己的办公室）被擅长剑道的皇道派（在地区连队进行士兵教育的将校大多支持这一派）军人相泽三郎中佐杀害了，可以说是个悲剧人物。

再回到木曜会。不同于永田铁山，根本博甚至气势汹汹地扬言：“不仅要取得满蒙，还要拿下西伯利亚。”铃木贞一也神气地说：“在1930年前拿下满蒙。”由此可见，身居适合发动事变职位的木曜会课长级别的中坚军人们，正在企图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分离出去。

错位的意图

讲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发现，对于满蒙，木曜会军人之间讨论的内容与军方对民众宣传的内容，有很大的不同。

——……？

完全没注意到吗？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之前的内容，整理一下思路吧。军方当时是怎么煽动民众的呢？

——……煽动民众，是说军队搞了很多演讲会的事情吧？

对，像国防思想普及演讲会之类的。

——他们宣称中国没有遵守过去签订的战后条约。

是的。中国违反了条约，日本是受害者，因此必须从无法无天的中国手中保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的言论，简直可以说是条约“原教旨主义”了。但是，石原等人的言论却完全不同。

——取得满蒙是为了将来的战争。

是的，就是这样。军人们主要着眼于应对可能爆发的对苏战争，因而需要满蒙作为基地。而且对苏作战时，美国很可能会进行干涉，更需要满蒙作为对美持久战的资源供应地，所以才要策划把满蒙从中国国民政府手中分离出去。至于那些国际法和条约规定的日本权益，到底有没有被中国侵害，事实上和军人的真正目的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参谋本部的情报部部长建川美次却煽动民众说：“这在条约中有明确规定，但是如今却没有一条真正得到遵守。”

对满蒙地区的意图出现错位这一点，军人们作为发动事变的政治主体，早就心知肚明。虽然军方用条约和法律问题不断煽动民众对中国的不满，但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满蒙地区作为对美苏战争的基地。

1929年10月，以纽约股市的暴跌为起点，大萧条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大萧条彻底点燃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使得这种意图的错位一下子就得到了解决。根据农林省所做的农家经济调查，1929年农家的年均收入为1326日元，而到了1931年，收入居然下跌了大半，仅有650日元。

农家在大萧条中收入减半，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日本采取了协调外交方针，但是民众的苦难还是成了在野党攻击政府外交政策的借口。1931年7月，松冈洋右在政友会总部演讲时，就抨击了当时若槻礼次郎内阁所采取的“币原外交”。他表示，虽然现在的外交正在进行国际事务的交涉，却没有“以国民生活，也就是经济问题为基调，确立执行我国国民生存所需的大方针”。这种批评对于陷入生活困境的民众来说，显然相当受用。军方当然也没有放过这个时机，于是在1931年9月18日，酝酿已久的形势达到了燃点，“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独断专行与事后追认

当关东军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执政的是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第二次内阁。这时的外相是币原喜重郎，他从一开始就正确地判断出这一事件可能是关东军策划发动的。在事变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首相若槻质问陆相南次郎：“这是正当防卫吗？如果这是日军策划的阴谋，那我国该如何面对国际社会？”他还要求陆相向当地军队传达不扩大事端的方针。

若槻曾就读于第一高等学校，这里是人才辈出的旧制高等学校。之后，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现在的东大法学部）毕业，进入大藏省就职。日俄战争时期的总理桂太郎对他颇为青睐，这使得若槻早早就踏上了从政之路。作为政治家，他最初隶属于桂太郎筹建的立宪同志会，后加入立宪同志会的后继政党宪政会，后又成了民政党的一员，可以说他是一名政党政治的资深政治家。在其前任滨口雄幸内阁(5)时期，若槻礼次郎还担任过伦敦海军军备会议的首席全权代表。因此，他不仅通晓财政，对裁军等军事外交问题也非常熟悉，若槻内阁应该是能够压制关东军暴走的理想内阁。

根据司令部条例，关东军原本可以在条例明确规定的任务范围内自由行动，不在规定范围内的行动则须取得内阁的同意。例如，要让关东军在远离南满铁路的地方行动，就需要内阁点头。因为不管怎么说，东三省都在中国主权范围内，对日本来说那是外国的领土。如果内阁阻止了关东军的行动，事变应该就此终结的。但是，关东军的参谋们是抱着强烈的决心发动事变的，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从三年前就已经开始着手制订缜密的计划，所以自然不会这么简单就罢手。他们采取了种种手段来让事变进一步发展扩大，比如趁为人稳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从奉天前往旅顺的时机发动事变，之后，又对司令官隐瞒了中央的联络电报，故意拖延通讯时间，等等。

朝鲜军未经许可的越境是事变中最出格的行为。当时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就在中国东三省的东侧，派驻朝鲜的是日军中最精锐的朝鲜军。我们曾经提到，石原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说关东军仅有约1万人（参见此处），因此需要朝鲜军的支援来增强实力，以防备张学良的东北军回师东三省。这种增援行动，是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进军到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东三省，毫无疑问这是跨境行动。当时，要让军队跨越国境的话，必须有天皇的命令，如果用那个艰涩的词汇来说的话，就是要有“奉敕命令”才行。发布奉敕命令和出动驻外军队进行规定以外的行动一样，也需要内阁的同意。

当然，关东军一开始也曾经试图通过南次郎陆相取得议会的同意，但因为币原外务大臣和井上大藏大臣的反对，内阁没有认可越境行动。大家是不是觉得币原和井上还挺有魄力的？不过，当时担任朝鲜军司令官的林铣十郎在得知内阁会议的结果后非常愤慨，决定无视币原和井上的反对，在9月21日擅自让军队越境进入了中国。

在朝鲜军越境已经成为事实的情况下，内阁于22日再次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事态的发展变得有些令人意外。内阁做出了一个暧昧的决定，一方面，因为出兵势必会引起国际联盟的关注，所以不认可朝鲜军的越境行为；另一方面，却同意拨付出兵的经费。作为没有天皇的命令就擅自调动军队的责任人，参谋总长在得知内阁的决定后，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如果内阁会议既不认可出兵行动，又不同意拨付经费的话，参谋总长可就不得不引咎辞职了。天皇的顾问元老西园寺公望在听到内阁的这一决定后，对于内阁的退缩也难掩失望之情。

为什么内阁会退缩，而没有坚定地制止军方的行动呢？根据现在的研究，若槻内阁面对驻外军队的擅自行动，没能保持内阁内部的团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于当时的政党内阁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在选举中获胜更重要的事了。在若槻内阁中负责选举事务的，是被称为“选举之神”的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安达对民政党的当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时发生了“三月事件”（1931年3月曝光的陆军将校秘密结社樱会，与右翼大川周明串通谋划的未遂政变）等军部和右翼策划的恐怖活动，安达认为，要在这种情况下保住政党内阁，就需要民政党与在野党政友会的合作，而不是单独组阁。于是，他便开始筹划两党的合作。然而，对于安达的主张，民政党内部却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包括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在内的不少民政党人士认为，政友会在经济、外交政策等方面都和民政党不同，无法进行合作。若槻首相被夹在安达与井上之间，无法紧密地团结内阁成员。而正是安达提出的政友会与民政党合作的主张，使得内阁意见无法统一，最终导致若槻内阁在1931年12月11日总辞职(6)。

在现代社会，人们已经不会仅仅因为某些思想和信念，而被国家机关打击了。现在提到“那些人”(7)的话，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黑道吧。不过在当时，这个词一般是指军方，尤其是陆军和警察。在战前，“那些人”就代表了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的国家机关，是令人恐惧的存在。

“三月事件”以未遂收场。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月，又发生了“十月事件”。虽然该事件也在策划阶段就被发觉了，但是接二连三的未遂政变还是让政党人士感到毛骨悚然。“十月事件”依然是由樱会与大川周明等右翼分子策划的，他们准备响应“九一八”事变，推翻政党内阁，进行国家改造。在第二年，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被井上日召领导的右翼团体血盟团的成员暗杀身亡。政友会的总裁，在第二次若槻内阁后出任首相进行组阁的犬养毅，也在1932年5月发生的“五一五事件”中被害。那是一个表明自身立场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时代。

蒋介石的选择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并不在首都南京，他正在江西南昌指挥军队进攻红军根据地。这可不是漫画或者游戏里那种几十骑打来打去的有趣行动，蒋介石动员了大约30万军队包围中共根据地，企图将根据地的红军全部歼灭。关东军的石原等人选择这时候发动事变，应该是把蒋介石不在南京这一点也计算在内了吧。另外，蒋介石的敌人不只有红军，这个时候，对蒋介石不满的国民党实力派在广州另立了国民政府，迫使蒋介石分兵征讨。国民党内部的这一纷争规模也不小，广东派动员了5万人的军队。

俗话说：“前门有虎，后门有狼。”对蒋介石来说，就是“前门有红军，后门有广东派”，再加上关东军发起了“九一八”事变，这种情况下恐怕谁都想哭吧。不过，蒋介石一生历经几度沉浮，面对逆境倒是不会退缩。他认为，日本目前的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值得信赖，“九一八”事变应该可以通过中日之间的对话来解决。但是，不论自己通过什么条件来与日本达成妥协，共产党和广东派肯定会说他是为了与日本妥协而牺牲了中国的利益，指责他是卖国贼。所以，蒋介石认为不如通过国际社会，借由国际联盟来寻求争端的解决。

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的蒋介石日记里，可以看到蒋介石当年的选择：“诉诸公理。”不是进行两国之间的对话，而是寻求国际联盟仲裁的理由有两点：其一，蒋介石虽然也不认为通过国际联盟就可以解决争端，但是他相信国际舆论的压力可以牵制日本的行动，从而创造出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样一来，以后中日之间如果进行直接交涉，也会对中方较为有利。其二，通过诉诸国际联盟这一行动，可以把国内民众的关注导向国际联盟。让国际联盟来分担一部分国防方面的压力，有利于维护自身的统治。

蒋介石的算盘真是打得非常冷静呢。他把“九一八”事变当作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诉诸国际联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张学良统治的东三省，只有外交事务上才有插手的余地。不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行政方面，张学良都实际控制着东三省。因此，一旦日本的关东军开始与东三省的实际统治者张学良商议停战事宜，国民政府恐怕将再无干涉的机会。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蒋介石也必须把问题提交国际联盟。

9月21日，由于中国将问题诉诸国际联盟，因此国际联盟开始着手处理“九一八”事变。这个时候，中方依据的是国联盟约第十一条，简单概括来说，就是当国际联盟会员国之间发生了可能演变成战争的纠纷时，需要召开国际联盟理事会。

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

日方坚持应该由日本和中国进行对话来寻求争端的解决方法，而中方则主张通过国际联盟来解决，两国的意见无法统一。作为国际联盟理事会核心的英国，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是怎么看的呢？通过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留下的笔记，我们可以一探究竟。

政策：对日和睦。

中国：不要只靠别人，而要尽自己的本分。

在当时的欧洲，英、法与德国之间的对立趋于明朗。这是从美国开始的大萧条造成的后果，德国政府开始延迟向英法支付战争赔款，对立便由此产生。英国当时希望专注于解决欧洲的问题，只要关东军的行为不是太过分，英国还是希望能够依靠日本来确保东亚的秩序，所以才会有“对日和睦”这种方针吧。但是对中国，却写着“不要只靠别人”，意思是说别再想着依靠外国了。这种用词简直是残忍。

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基本上是基于这种立场派出的，所以只要关东军和日本方面没有太过分的举动，调查报告就应该是偏向日本的。1931年12月10日，在第二次若槻内阁倒台前不久，国联理事会决定派遣调查团前往调查“九一八”事变。

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伯爵，他的父亲曾经担任印度总督，而他自己也曾经担任英属印度孟加拉总督，可以说他是熟悉殖民地事务的人选之一。没有参加国际联盟的美国则派遣了麦考伊少将。此人曾经参与美国对古巴的占领统治，还仲裁处理过中南美洲的玻利维亚与巴拉圭的边界纠纷。法国派出了曾经担任法国驻天津部队的参谋长和法属印度支那驻军司令官的克劳德中将，他对殖民地的军事事务非常熟悉。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经担任德属东非的总督，是一名殖民地政策专家。意大利的马柯迪伯爵则是位老练的外交官。

调查团成员全都从大国选出，而且大多对殖民地的军事和行政有一定了解，毫无疑问在外交方面也是专家。调查团一行于1932年2月29日抵达日本横滨港，在先后视察了日本和中国关内地区之后，进入东三省开始调查。直到9月在北京起草报告书为止，调查持续了大约半年时间。

1932年10月2日，这份备受日本关注的调查报告在日内瓦、北京和东京公布了全文。首先，这份报告考虑了日本的经济利益，这一点应该说对日本是有利的。例如，它认可了日本因为“（东三省在张学良的统治下）陷入无法律状态，受到了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伤害”，而且认定中国在国民党的授意下，对日本的商品进行了不合法的“抵制”。在这一前提下，报告提出了争端解决的原则：（1）派驻外国顾问，并充分考虑日本人的比例；（2）永久停止抵制日货活动；（3）将日本人的居住权及土地租借权扩大到满洲全境。可以说，该报告已经充分照顾了日本的经济利益。调查团要求中国满足日本在经济方面的要求。如果日本的要求也仅仅停留在经济方面的话，李顿调查团开出的处方应该是有效的。

但是，在“错位的意图”部分我们已经提到过，军人们对于满洲有不同的想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报告书中那些被认为对日本不利的内容写了些什么。报告书并没有明确说日本的行动违反了国联盟约，或是《非战公约》，也不承认日军在9月19日的军事行动是合法的自卫措施。另外，虽然“满洲国”在1932年3月宣布成立，但是调查团并不认可“满洲国”是基于当地居民独立的要求建立的。调查团认为，这个所谓的“国家”不是民族自决的结果，而是日本利用关东军的军事力量建立的。调查团要求日本必须承认满洲地区的“中国特性”，简单来说，就是要日本承认满洲处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

吉野作造的感叹

提到吉野作造，大家都知道他是支撑大正民主的知识分子吧。吉野曾经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讲授日本政治、欧洲政治以及中国革命史等。

他年轻时也写过把日本进行日俄战争的理由正当化的文章，把日俄战争说成是为了世界的“好战争”。

俄国真乃文明之敌。今日若俄国战胜日本，其政府权力将更为强大，压迫亦更甚。若是幸而败于日本，自由民权论的势力或由此增加。因此，为文明，亦为俄国人民之福祉计，万望俄国败北。

吉野的意思是，因为俄国没有建立立宪制度，没有宪法、内阁制度和国民的自由，所以这种国家输给日本，反而对俄国民众是有利的。日本获胜以后，俄国国内的自由民权论就有可能抬头，这是一件好事。

虽然吉野在目睹了日本退出国联之后的1933年8月逝世了，但是他已经注意到时代的变化，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日本国民的想法都在迅速改变。例如，在李顿调查团报告公布的第二天，也就是1932年10月3日，吉野在冷静地阅读报告后，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了日记里。原文没有标点，这里为了方便阅读加上了。

比早先传闻的还要对日本不利，报纸的论调也很险恶。但是公平地看，如果过分偏袒日本，就不免要遭到执拗的非难。从欧洲式正义的常识来说，可谓无懈可击。

吉野认为，相比早先的有关评论，报告中的内容对日本更为不利，日本的报纸则满是对报告毫不留情的批评。但是，如果报告把日本写得比现在所写的更好的话，就会被批评偏袒日本了。吉野认为，该报告已经秉持了正义。大家可以想一想报告中对日本有利和不利的地方，应该就能认识到吉野的评价很正确。另外，请大家注意一下“报纸的论调很险恶”这部分内容。

1932年1月号的《中央公论》杂志上，刊登了吉野题为《民族、阶级与战争》的文章，这个题目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吉野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日本今天的状况真是不可思议。自己曾经见证过日俄战争，那时候无论是政党还是知名报纸，在战争爆发之前都对政府推动战争的举动进行了大肆批评。但是，今天却没有发生那样的情况，真是不可思议。

吉野认为，土地狭小且资源缺乏的日本所主张的“土地及资源的国际性均分”，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他同时表示，只有在“强有力的国际组织的管理下”，才能对不均衡的土地和资源进行调整。他感叹道，日本人难道不是从小就被教导“不饮盗泉之水”的吗？

这一时期，政党没有对战争进行反对的原因，可以从两大方面来说明。一方面是对日共的打击。1928年3月15日，发生了“三一五”事件，一开始就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的日本共产党员及其关系者被大肆逮捕（起诉488人）。第二年4月16日，又发生了“四一六”事件，“三一五”事件时逃脱的共产党上层人物在这一次被大批逮捕（起诉339人）。这两起事件都发生在田中义一内阁时期。在1925年通过男子普通选举法后，1928年2月举行了首次普选下的众议院议员选举。田中内阁对于开始公开活动的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最终下令抓捕。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反对战争的势力差不多都被安上了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进了监狱。即使到了滨口内阁时期，1930年2月民政党以超过政友会99席的优势，获得众议院议员选举的大胜之后，紧接着在2月26日进行了对共产党的大搜捕（逮捕1500人，起诉161人）。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日共的势力已经差不多被连根拔起了。

另一方面，除日共之外，被认为最有可能反对战争的合法无产政党(8)也在内部出现了问题。例如，全国劳农大众党在1931年9月28日设立了“反对对华出兵斗争委员会”，显示了反战的姿态。但是到了1932年2月，在上一次总选举中大败于民政党的政友会获得了301席（民政党仅146席），重回议会第一大党的位置。全国劳农大众党这时的选举口号就变成了“服务士兵家族的国家保障”。这一要求的意义非常深远，因为这是在向雇主要求保证不解雇“九一八”事变后被征召的士兵，并保障其在服役期间的薪水。当时有不少企业主为了提高利益，解雇被征召的士兵或者不支付士兵服役期间的薪水。陆军省对这些雇主施加了最大的压力，来争取对士兵的生活保障。也就是说，无产政党与陆军省追求着同一个目标。

虽然全国劳农大众党还是打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口号，但是对于改善士兵待遇的问题，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敢喊出会激怒陆军的口号。所以，该党就把对支撑着战争的士兵家族的生活保障也加入了口号中。全国劳农大众党的一位候选人还完全舍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针，提出了“服务士兵家族的国家保障”的口号，结果就当选了。面对经济衰退、民众生活困难，不论是无产政党还是其支持者，可以说都被迫做出了痛苦的抉择。

四　退出联盟

帝国议会中强硬论的侧面

1932年10月，吉野作造在李顿报告公布后发表文章，表示生活再怎么不顺也不能去作恶，这种古老的美德和从容的心态，正从日本社会逐渐消失。而且不同于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可以挺直腰杆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主张，这一次日本甚至完全没有恰当的说辞来证明自身开战的正当性。

但是，当时的日本人其实也没有决绝到如果日本的主张得不到认同，就退出国联的地步。我们必须注意到，虽然当时人们的公开论调乍看之下都是一副豁出去的样子，但是其中或多或少都有畏惧军部的因素存在，使得人们只能在嘴上高喊一些强硬的口号。

例如，在1932年6月14日的众议院会议上，由政友会和民政党这两个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政党共同提案，议会全员一致通过了承认“满洲国”的决议。与此同时，李顿调查团的成员们正在挥汗写作报告。议会完全无视这种形势，承认了“满洲国”，真可以说是狂妄至极。不过，通过现在的研究，我们能够知道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强硬派的政友会当时的真实意图。

芦田均是一名外交官出身的政治家，他因为在战后制定日本国宪法草案时，对宪法第九条进行了修正而出名。“九一八”事变时，他隶属于政友会。1932年，芦田在政友会发行的11月号机关报《政友》上发表文章，论述了自己对“满洲国”的意见。他认为，虽然“满洲国”毫无疑问只是关东军建立的傀儡国家，但是，日本政府在9月15日正式承认“满洲国”的举动还是理所应当的。

芦田还表示，就算国联无视日本的主张，在报告中不承认“满洲国”，日本也可以不承认调查报告，这样并不违反国联盟约。芦田有作为外交官的经验，熟知国际联盟的相关规定。因此，他建议没有必要嚷嚷着要退出（当时最强硬的论调已经在高呼退出国际联盟），而只要单纯采取“不回应劝告”的态度即可。如同吉野作造的感叹，社会已经完全倒向了强硬论。但是，就算在这种时候，议会中还是有人抱着“承认‘满洲国’可以、退出国际联盟不行”的态度。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时的外相是内田康哉，此人因为提出“焦土外交”而闻名。1932年8月15日，不知道当时在想什么的内田外相在众议院的答辩中，说出了“即使让国家成为焦土”的惊人言论，以此来表明其承认“满洲国”的决心。不过，通过现在的研究，内田外相当时内心的想法已经大致明了。东大国际关系论的酒井哲哉教授和学习院大学的井上寿一教授为我们说明了内田的意图。内田认为，如果日本在“满洲国”问题上表现出强硬态度，也许中国国民政府内部倾向于对日妥协的人，就会出面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

这些倾向于对日妥协的人，其实也包括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蒋介石已经预见到，国际联盟是无法发挥实际作用的，所以他准备在与日本完全对立之前，先在国内击败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国民政府在1932年6月中旬召开的秘密会议上，确实决定了先在国内击败共产党，然后与日本对抗的方针。蒋介石还专门找来驻日公使，要求“对日合作”，逐步推动中日两国的协调关系。7月，蒋介石对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由此可知，内田外相的方针确实是对中国国民政府内部方针变化的回应。1933年1月19日，内田自信满满地向昭和天皇报告，国际联盟那边已经没有问题，难关就快要渡过，日本不用退出国联了。

松冈洋右的感叹

听到内田对天皇的上奏，有个人感到相当不安，那就是内大臣牧野伸显。内大臣侍奉在天皇身边，会在包括政治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上给天皇提供参考意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牧野在日记中写道：“天皇感到担忧，似乎并没有接受意见。”虽然内田信心满满，但是并没能让天皇安下心来。昭和天皇对于内田采取强硬的态度来迫使中国坐到谈判桌前的做法，感到强烈的不安与不满。

对内田的做法感到不安的，不只有天皇和牧野。在巴黎和会上与牧野合作，向世界宣扬日本主张的正当性的松冈洋右，也是其中之一。在审议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时，松冈再次以日本全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际联盟的会议。

松冈在1933年1月底发给内田外相的电报里提了不少建议，如日本应该适时停止强硬表态，因为英国尽力想让日本留在国际联盟的妥协策略不见得会奏效，所以日本要赶紧拟定一个妥协条件。让我们来看看松冈给内田外相的电报里具体是怎么说的：

不用我多说，很多事都是保持在八分程度最好。联盟不可能如期望的那样对满洲问题不闻不问、袖手旁观，我国政府内部应该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洁癖是日本人的通病。……纠结于一个问题，最终落得不得不退出的境地，令人遗憾，绝对不能这样。考虑到国家的前途，我在此直率地陈述意见。

大家觉得松冈这个人怎么样？我经常被学生说对松冈太宽容了，但是在面对是否退出国际联盟这种关乎国家前途的问题时，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交给外相，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松冈认为，日本应该就英国提出的两个方针进行妥协：一是邀请美国、苏联等非国联成员国加入国联调解委员会，听取意见；二是中日两国以当事国的身份一起加入调解委员会。以上是1932年12月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西蒙的提案，但内田却断然反对妥协。

内田认为，一旦美国和苏联加入国联调解委员会，日本在国联的舆论环境会更加恶劣。事实上，内田的观点并不正确。当时美国正值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没有余力关注其他国家。1932年11月，随着民主党人士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当选总统，美国国务卿也从一直以来对日本严加指责的亨利·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变成了赫尔（Cordell Hull）。美国开始专心于国内问题，外交上也转向了孤立主义，而且美国这种外面的世界与自己无关的态度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苏联则在1932年12月向日本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当时的苏联正在进行农业集体化，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以至于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所以也需要暂时专注于国内事务，无法进行与日本开战的准备。

准备进行妥协的不只是松冈，1932年12月15日，被陆军派去参加国联会议的建川美次也在发给陆军大臣的秘密电报中写道：“现在不如大张声势同意他们加入，如何？”这里所说的“他们”，就是指美国与苏联吧。即使陆军方面也有人表示需要妥协，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所有国际联盟会员国的敌人

之后，突然又出了一件大事，这让正等着中国妥协的内田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这件事甚至让整个斋藤实内阁都非常震惊。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目前所知的大量史料，来了解一下斋藤首相和昭和天皇当时的震惊心情吧。

让内田的计划失败的，还是昭和战前期不断惹出麻烦的陆军。1933年2月，陆军出兵进攻位于“满洲国”南部、万里长城北部的中国热河省。这一行动本身并非陆军的独断专行，而是天皇在1933年1月接受内阁决定后正式下令批准的作战方案。陆军出兵的理由是，“满洲国”虽然已经独立（1932年3月1日发布所谓“建国宣言”），但是在属于满洲区域的热河省依然存在张学良的军队，而且它还在不断发动反满抗日活动，所以必须出兵将其击败。

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奇怪的地方：为什么日本可以在“满洲国”部署军队并随意调动呢？1932年9月15日，日本承认“满洲国”的同时，双方缔结了《日满议定书》，其中规定：“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威胁，同时亦对于缔约国地方之安宁及存在之威胁，相约两国共同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要之日本国军驻屯于满洲国内。”签下如此荒谬条文的“满洲国”，不是日本建立的傀儡国家，还能是什么呢？

但是，在陆军的认识里，这不过是驻扎在“满洲国”的日军为了维持治安，前往“满洲国”境内的热河地区而已。天皇听到这样的说明，应该也没什么好疑虑的吧。但是，斋藤首相不愧是海军的优秀人才，他注意到这回陆军又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大事。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斋藤的想法。在陆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1月，海军作为主力在上海策动了“一·二八”事变，与中国军队爆发了新一轮战斗。“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援引国联盟约第十一条向国联控诉日本，到了“一·二八”事变时，控诉的依据进一步改成了更为严格的盟约第十五条。

盟约第十一条的内容是：“凡遇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秘书长应依联盟任一会员国之请求，立即召集理事会会议。”在这里，为了解决问题，还只是开会研究。第十五条的前提则变成了“如联盟会员国间发生足以决裂之争议”，这是为了应对更加严重的状况。而让斋藤头疼的就是接下来的第十六条。第十六条规定如下：“联盟会员国如有不顾本盟约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或第十五条所定之规约而进行战争者，则据此事实应即视为对所有其余联盟会员国之战争行为。”该条文的规定就有点可怕了。也就是说，在国际联盟努力寻求事变的解决时，进一步发动新的战争的国家，将被视为所有国联会员国的敌人。

斋藤首相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虽然陆军认为热河战役只不过是“九一八”事变的延续，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与国际联盟盟约有关吧？

没错。这时国联做的事情就和陆军的热河战役产生了关联。

——国际联盟不承认“满洲国”，所以那里是中国领土。即使日本认为自己是“在满洲国境内动员军队”，但是从国际联盟的角度来说，并不存在所谓“满洲国境内”。

正是如此。1933年2月，正是国际联盟提出交涉案，要求日本进行最后妥协之时。当国际联盟正在为解决事变努力的时候，日军却开始进攻毫无疑问是中国领土的热河地区，这就使日本成了第十六条中规定的“不顾本盟约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或第十五条所定之规约而进行战争者”。斋藤首相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会成为所有国联会员国的敌人，不仅会受到盟约第十六条规定的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经济制裁，甚至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被国联除名这种耻辱的惩罚。

1933年2月8日，斋藤首相赶到天皇那里，请天皇取消内阁已经通过的关于热河战役的决定，并收回成命。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在日记里记录了天皇的讲话。

根据今日斋藤首相所言，热河战役关乎与国际联盟之关系，不应实施，内阁不能同意。虽然前几日因参谋总长表示热河战役乃不得已而为之，便给予了肯定。今日要与内阁商议，取消之前决定。

天皇对侍从武官长表示，准备中止前几天允许参谋总长进行的热河作战。如果此时一切能够按照斋藤首相和天皇的想法进行的话，或许日本的历史就会走向其他方向。但是，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和元老西园寺公望对这种做法并不支持。他们认为，如果天皇在此时撤回已经下达的许可，天皇的权威就会荡然无存。更令人担心的是，这还有可能引起陆军和其他势力对天皇的公开反抗。基于这些考虑，他们二人建议天皇不要同意斋藤首相的请求。

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的天皇非常苦恼。奈良武次在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天皇“情绪极度不佳”。而且从日记中还可以知道，对于阻止自己许可斋藤首相请求的侍从武官长，“天皇有点激动地问，可以根据统帅最高命令来中止这次行动（热河战役）吗？”天皇这时已经有点沉不住气，准备设法用自己的命令来叫停行动。

元老和天皇的随从因为担心发生政变，阻止了斋藤首相的计划。斋藤遂不得不在2月20日的内阁会议上表示，这样下去，日本恐怕会受到国际联盟的经济制裁，甚至可能被联盟除名，这种让国家失去面子的情况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因此，他们决定一旦国联全体大会通过已经准备好的对日决议，日本不等被除名，就先行退出国联。做出这一决定两天之后，日军侵略热河。2月24日，松冈离开了国联全体大会的会场。3月27日，日本正式发布了退出国联的诏书。

目前为止的说明，大家都明白了吗？内田外相试图通过强硬表态来等待对手妥协，从而在避免退出国联的同时达到自身目的。虽然侵略热河的计划起先被认为没有太大影响，但实际上却隐藏着让日本成为所有国联会员国的敌人的危险性。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令天皇与首相都感到痛苦，而日本则最终选择了与其被动接受制裁和除名，不如主动退出国际联盟的做法。

五　迈向战争时代

被陆军口号迷惑的国民

我们终于要讲到中日战争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则是在1937年。那么，这6年间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梳理一下这期间的历史进程。

首先请大家想一想，当时社会是如何看待军部的？军队通过各种各样的危险举动，可以说是用物理性的方法介入了政治之中。这在一个立宪制的社会中显然是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举动。然而，这种错误同时又显得有些诱人，因为军队这个本来不能干涉政治的集团，现在似乎要去实现那些民众所要求的，却无法通过现存的政治体制实现的愿望。从“九一八”事变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6年间，这种诱惑不断地引诱着当时的日本民众。

按照产业人口划分，1930年，日本的就业人口中，46.8％是农业人口，也就是说，农民占了大约一半的就业人口。1928年起，在政党内阁的统治下，25岁以上的男子都有选举权，当时所谓的普选已经进行了3次。但是，农民所期望的政策，即使在普选下也未能实现。例如，尽管所有农民都期盼着保障佃农权利的《小作法》，但是这类法律却仍然没有得到帝国议会的通过。

而且，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同样波及了日本，而受到最大冲击的就是农村。然而，在这样的时候，不论是政友会还是民政党，都对农民的负债和借款状况不闻不问。当时的农村有不少农家以养蚕为业，在蚕的食物来源桑田毁于虫害的情况下，如果能获得低息贷款，农家还有可能渡过难关。但是如果向高利贷伸手借钱的话，恐怕就永远无法翻身了。尽管如此，政友会和民政党却都没有提出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给予农民低息贷款的相关政策。

只有军部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最重要的政策就是拯救农山渔村的萧条”，为农民发声。前面引用的口号，是陆军统制派在1934年10月出版的宣传册《国防之本义与其强化提倡》中提出的。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当时的农村是入伍军人最重要的来源。虽然当时也对就读于旧制中等学校、高等学校以及大学的男性实施征兵检查，但实际上学生可以不用入伍服役。此外，在大企业、重工工厂工作的熟练劳动者，也在征召范围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民子弟，因为周边缺少可供就职的工厂，在义务教育结束后也没能顺利升学，就会被征召入伍。

先前我们曾提到，当时陆军中存在皇道派和统制派两个派系。皇道派中有许多被称作队付将校(9)的军官，在部队里，这些军官会与那些出生农村的士兵一同生活起居；统制派则大多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或是陆军大学校，在陆军省、参谋本部这样的陆军中央机关任职。刚刚说到的陆军宣传册，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最典型的统制派军人、悲剧人物永田铁山在担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时编写的。

让我们来看看这本册子吧，其中的内容还挺吸引人的。它首先说明了“战争的定义”：“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一直以来，统制派一心只想着增强军备，只要军事预算能够在帝国议会得到通过就满足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统制派的立场出现了变化，他们开始宣称国防不仅仅是增强军备，而是将国防定义为“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因此，对于国防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国民生活：“必须寻求国民生活的安定，最重要的就是保障劳动人民的生活，拯救农山渔村的萧条。”这样的用语和今天政党的选举口号有点像。

在陆军统制派于1934年1月完成的计划书《紧急政治事变发生时的处理对策纲要》里，对农民的救济计划占据了很大的篇幅。相对于政友会选举口号中救济农民、国民保健和劳动政策等内容的缺位，陆军则准备充分。单就救济农民这一项，陆军就提出了由国库负担义务教育费用、肥料贩卖国营化、稳定农产品价格以及保护租地耕作权等诸多目标。对于劳动问题，陆军则提出了制定工会法、设置适当的劳动争议调解机构等措施。虽然一旦战争开始，陆军所描绘的这些看似美好的蓝图就会化为泡影，劳动人民的生活会首先恶化，但是，当时的人们对于可能为自己推进政治和社会改革的陆军，确实抱有期待。

总结德国失败的原因

陆军统制派会如此积极地提倡保障国民生活，其理由首先来源于军部对于民众在今后战争中的反应的分析结果。在陆军的宣传册里，有对于德国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分析。分析指出，在实际的战场上，到最后都不能说德国败给了协约国。既然如此，为什么德国成了战败国呢？陆军宣传册中是这样说明的：因为“无法承受列强的经济封锁，国民陷于营养不良状态，失去了艰苦抗战的气力”。另外，“国民在思想战中丧失斗志，萌生了革命思想”。以上这些问题使得德国从内部崩溃了。陆军由此得出结论，决定今后战争胜利的关键，就是“对国民的组织”。而如何妥善地组织占就业人口一半又是主要兵源的农民，则是重中之重。军部也由此认为，在政党占据主导地位的议会政治下，是无法有效组织国民的。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点吗？

陆军统制派炮制该宣传册的理由，除了在下一场战争中必须有效组织国民的想法外，还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苏联正饱受农业集体化政策的挫折，但是通过推进五年计划，苏联在重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并开始充实其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在这本宣传册完成的1934年，日本的军用飞机数量不到苏联的1/3，而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这也难怪陆军会坐立不安了。

陆军在把原属俄国势力范围的北部满洲也收入囊中，并建立起傀儡国家“满洲国”来对满洲加以控制以后，仍然因为苏联的重新崛起而惴惴不安。面对这种情况，陆军希望能够在“满洲国”与苏联交界处有效地抗击苏联军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陆军计划在“满洲国”西南部，也就是中国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建立起安全区域。通过把这片处于中国主权下的土地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从而在这里的飞机场配备日本军用飞机。这里所说的华北地区，按当时的省份名称来说，就是指河北省、察哈尔省、山东省、山西省和绥远省。

陆军打算将华北地区从中国国民政府的统治下分离出来，在台面上扶持一个领导人作为日本的傀儡，从而建立起独立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外的经济圈与政治圈。这就是1935年左右，广田弘毅内阁时期陆军所推进的“华北五省自治”计划。这一计划决定性地加深了日本与中国的对立。虽然当时国民政府内部也存在对日妥协派，但他们在目睹日本陆军面对苏联的重新崛起，罔顾中国主权，企图将华北也纳入其控制后，也不由地感到绝望。在日本取得殖民地的过程中，一直相当重视军事方面的目的，这种特殊性在这里也有所体现。

尽管如此，经济问题也是加深日本与中国对立的因素中不可忽视的部分。日本建立“满洲国”以后，中国长城以南区域与日本的贸易额一下子就减少了。华东地区的上海和杭州商业繁荣，与满洲和华北地区也有紧密的经济联系。在中国很有名气的浙商就出自这一地区，甚至蒋介石也接受着浙江财团的财力支援。

在日本夺走华北及满洲地区以后，华东地区的经济状况也受到了较大影响。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额减少，不仅仅是受到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还有日本自身造成的原因。通过分析各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可以发现，1929年时，英国占中国进口总额的9.4％，日本占25.5％，美国则有18.2％。到1937年时，英、日、美三国的贸易份额分别变成了11.7％、15.7％和19.8％。在英国和美国都出现小幅增长的情况下，日本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这些份额主要被德国和苏联占有了。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而苏联则宣称放弃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能够与这两个国家缔结平等的贸易协议，德国与苏联就这样成了对中国来说非常好的贸易伙伴。

考虑诸多方面的因素，就可以明白日本对华贸易的减少，主要是因为日本自身的政策有误。但日本政府却未向民众说明这一事实，反而宣称“贸易额减少了10个百分点，是因为中国政府抵制日货”，要求中国改变政策。

黯淡的觉悟

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在卢沟桥“偶然”发生的冲突。为什么一次“偶发”的冲突会发展成全面战争呢？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说明。接下来，就先从中国外交战略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蒋介石作为军事领导人掌控着国民政府，他虽然在军事方面喜欢亲力亲为，但是在外交领域，他不仅任用专业的外交官，还另外拔擢拥有才能的人物参与到外交工作中。

例如，1938年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就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社会思想方面的专家。1941年12月8日(10)，也就是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当天，胡适作为驻美大使正在华盛顿。胡适如此优秀，以至于让人不由得想象，被派到美国进行日美交涉的野村吉三郎要是遇上胡适这样的对手，大概根本招架不住吧。通过胡适的亲笔书信，我们得以从中了解当时中国的外交战略。接下来的内容，是由大东文化大学的鹿锡俊教授研究阐明的。鹿教授出生在中国，在一桥大学留学并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胡适提出了所谓“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论”。也就是在日本切腹的时候，中国来当介错人，这个说法很厉害吧。介错就是指在切腹者切腹的时候，从后面砍下其首级的行为，这样可以让切腹者不至于死得太痛苦。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胡适对于当时世界局势的看法吧。

首先，他认为中国只有借助美国和苏联的力量才能脱离困境，因为在当时看来，美苏肯定会成为世界的两大强国。日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为所欲为，是因为美国海军的扩张和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都还没有完成。要在远东对抗陆海军军备充足的日本，就需要美国海军和苏联陆军的力量。

而且，胡适相信日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日本必须趁美苏尚未完成各自的军备扩充之机发动战争，来给中国决定性的一击。也就是说，日本计划在对美苏的战争爆发之前，先打赢对中国的战争。嗯，从日本与这些国家开战的时间来说，这个推测是正确的，美日之间的太平洋战争是1941年12月爆发的，苏联则是在二战接近尾声的1945年8月对日开战的，而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在1937年7月就开始了。

胡适进一步认为，长久以来，中国人都期盼美国和苏联可以介入中日之间的纷争，比如对“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五省自治进行干涉等。然而，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都认为与日本为敌对自身并没有好处，所以两国选择站在相扑场地的外围观战，眼睁睁地看着中国陷入困境。那么，要怎么做才能让美苏不得不介入日本与中国的纷争呢？胡适思考着把美苏也拉到相扑场地上的方法。

如果大家是当时的中国人，会怎么想呢？

——让美国和苏联对日开战的方法吗？

没错，也就是最终迫使日本切腹的策略。当然，对于日本人的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沉重。

——让国际联盟更积极地介入，用各种方式宣传日本的残暴行为。

也就是说，要继续推进蒋介石之前实施的策略吗？这个做法很直接，但是国际联盟这时候已经暴露了自身的无力，而且美国也不是国联会员国，这个方法好像有点弱呢。

——一时还说不清楚，不过，中国已经和德国建立了新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加以利用……

这一点会在下一章加以说明，德国确实曾经短暂地帮助过中国。不过，现在要说的是与美苏直接相关的方法。

——首先把英国卷进来，再通过英国把美国拉进来……

在美国重视英国这一点上，没有错。不过，当时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对立已经十分明显，此时的英国并没有精力顾及远东。差不多该说说胡适的想法了。他的想法相当大胆，我想大家听了一定会感到惊讶。

胡适表示：“为了让美国和苏联介入这个问题，首先，中国必须在战场上正面迎战日本，并在两三年的时间里不断失败。”能在蒋介石和汪兆铭面前果决地说出这种想法的人，大家不觉得很厉害吗？在日本，恐怕谁都不敢在内阁会议或者御前会议上发表这样的言论。有这般决心的人是很有意思的。到1935年时，中国与日本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以及热河战役中，真正的战斗其实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尤其是“九一八”事变，虽然波及范围很广，但是东北军并没有进行太多的抵抗。胡适表示，从今以后中国绝不能逃避了，即使要付出极大的牺牲，中国也必须坚持作战，甚至要有由中国先开战端的觉悟。在日本的政治人物里，恐怕没有人能做出这种黯淡的觉悟。胡适这样具体阐述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想让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中国非得要有绝大牺牲的决心。我们试着平心估计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总得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我们必须准备：（1）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侵占毁灭，那就是要敌人海军的大动员。（2）华北的奋斗，以致冀、鲁、察、绥、晋、豫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陆军的大动员。（3）长江被封锁，财政总崩溃，天津、上海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与欧美直接起利害上的冲突。……在这个混战的状态之下，只要我们能不顾一切作战，只要我们在中央财政总崩溃之下还能苦战，我们可以在二三年之中希望得到几种结果：……（3）使满洲的日本军队西调或南调，使苏俄感觉到有机可乘；（4）使世界人士对中国产生同情；（5）使英美感觉到威胁，使中国香港、菲律宾感觉到迫切的威胁，使英美不得不调兵舰保护远东的侨民与利益，使太平洋海战的机会更迫近。

石田宪主编的《膨胀的帝国　扩散的帝国》(11)一书，收录了鹿锡俊教授的论文，其中就有胡适的这段话。胡适的思路可谓彻底决绝。当然，他的想法不会就这样直接变成中国的外交政策，恐怕还会被蒋介石和汪兆铭说“血气太旺了”吧。但是，公然阐述这般言论的人，还是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活跃在外交舞台上。我在知晓了中国国民政府内部的这种讨论之后，深刻地感受到了所谓“政治”的存在。在日本，由军方课长级别的年轻人想出来的作战计划，在年纪差不多的各省厅课长的会议上稍加调整以后，就被送到了内阁会议，内阁会议也没有经过实质性的讨论，最后在御前会议上进行一番徒有形式的问答以后就算完事了。胡适的黯淡觉悟和日本的这种形式主义则完全不同，他下定决心要在战场上咬牙坚持三年的失败，从而迫使美苏介入远东事务。虽然胡适是在1935年做出这一预测的，但是他准确地预见了到1945年为止的大致历史走向。再来看看胡适论述的最后部分吧。

只有这样才可以促进太平洋世界战争的实现。……我们必须咬紧牙关，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曾说过，日本武士自杀的方法是“切腹”，而武士切腹时还需一名介错人。日本今日已走上了全民族切腹的路。上文所述的策略只是八个字：日本切腹，中国介错。

——好厉害……

汪兆铭的选择

日本已经走上了自取灭亡的道路，而中国则要为其介错。为了进行介错，中国也要准备好做出相应的牺牲，非常有魄力吧。我们现在要介绍另一位政客，这个人就是汪兆铭。身为国民政府二号人物的汪兆铭在1938年底出逃，来到现在越南的河内，后迎合日本的阴谋，回到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建立起傀儡政权，从此成为南京伪国民政府的主席，这也成了他最广为人知的头衔，甚至盖过了他早年的其他事迹。不过，这个“国民政府主席”仅仅统治着南京以及上海周边的区域。

1935年，汪兆铭与胡适进行了争论。他反驳胡适的言论说道：“我相当理解胡适所言。但是，与日本进行那样三四年的激烈战争，中国必定会苏维埃化。”汪兆铭的这种恐惧和对于未来的预测，倒也没有错。大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中国由此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汪兆铭仿佛预测到了这一点，所以反对胡适的“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论”。总之，他认为中国不能与日本完全决裂，如果双方发生全面冲突，国民党就有可能丢掉政权，中国会被共产党统治。他之所以会选择走上与日本妥协的道路，一部分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不论对错，这无疑也是一个需要极大魄力的选择。汪兆铭的夫人也很有胆量，在汪兆铭的叛国行为被批判的时候，据说她曾这样反驳和辩解：“蒋介石选择英美，毛泽东选择苏联，而我的丈夫汪兆铭选择日本，这有何不同呢？”

虽然立场不同，但是当时的中国人都已经下定决心，所以战争已经注定要进行到你死我活的最后一刻。1938年10月，在日军的不断进攻下，继南京之后，武汉也已沦陷，中国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庆正在遭到轰炸，东南沿海则被全面封锁。一般来说，战争打到这种地步，大部分国家可能已经举手投降了。但是，中国并没有开口提出停战，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人的深刻决心和思想，此时正在支撑着这个国家。

(1) 真崎甚三郎（1876—1956年），日本陆军大将，皇道派核心人物之一。皇道派青年军官在1936年发起的“二二六”事件遭到镇压后，他一度被捕，但是被军事法庭宣判无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被列为甲级战犯遭到逮捕，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给予不起诉处分。

(2) “丸山眞男の時代―大学·知識人·ジャーナリズム”，中央公论新社2005年版。

(3)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日本称为《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日俄签署《朴次茅斯和约》后不久，日本在1905年12月22日与清政府签署《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迫使清政府承认东三省的南部为日本势力范围。

(4) 日本传统下裳，有多种样式，长久以来被广泛穿着使用。近代经过改良后，曾经一度作为女学生制服，目前仍为女大学生毕业时的礼服。

(5) 滨口雄幸内阁，即1929年7月2日立宪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后组织的内阁，持续到1931年4月14日。滨口出任首相后，起用币原喜重郎担任外务大臣，推行协调外交，缔结《伦敦海军条约》以限制海军军备竞赛，滨口因此受到了右翼的敌视。1930年11月14日，滨口遭右翼分子枪击而身负重伤，于翌年8月26日去世。

(6) 即内阁总辞职，指从内阁总理大臣到各国务大臣的内阁成员全体辞职的情况。战前日本的政治体制下，除去丑闻、对局势应对不力等情况，阁内意见不统一也会导致内阁总辞职。

(7) 日语原文“その筋”，指代权力机关，尤其是警察的隐语，亦指暴力团等黑帮团体。

(8) 日语“無産政党”，是对于二战之前日本国内合法存在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声称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党的总称。但在中日战争等问题上，这些政党并未采取反对立场。在接下来的新体制运动中，这些政党同样被吸收到了大政翼赞会中。

(9) 日语写作“隊付将校”。在基层日军队伍中，除部队长官外，还有一些不在部队正常编制内，负责士兵生活训练以及部队本部勤务的军官，即所谓“队付将校”。这些军官与基层士兵接触较多，对当时的农村疾苦有更深的认识。

(10) 此处为日本时间。

(11) “膨張する帝国　拡散する帝国”，东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鹿锡俊的论文题为“世界化する戦争と中国の「国際的解決」戦略——日中戦争，ヨーロッパ戦争と第二次世界大戦”。

第五章　太平洋战争：说不出死者阵亡地的国家

一　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各种看法

“历史是创造出来的”

大家好。今天就是讲座的最后一讲了，我们要来聊一聊太平洋战争。看大家的表情就知道，肯定有很多想问的问题，果然大家对太平洋战争都很有兴趣。日军在1941年（昭和十六年）12月8日对美英发动突袭之后，这场战争正式开始。在我开讲之前，先来听听各位的问题吧。

——明知道与美国在军力方面差距极大，日本为什么还是发动了战争？我还想知道在战争开始之前，有多少人意识到日本在很多方面都不如美国。

——我也觉得前一讲介绍的胡适很厉害，但是不知道日军有没有关于结束战争的规划？是计划在夺取满洲和东南亚等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以后，经济得到恢复就停战，还是准备和德国、意大利等国一起把战争继续下去，直到掌握世界的主导权呢？我想知道日军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从这些问题就能看出来，对于之前的内容，大家都已经很好地消化吸收了，真不愧是荣光学园的学生。刚才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也许是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的相似疑问，我们就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思考吧。不过，为了吊起大家的胃口，我想像电视节目进行到精彩处插播广告一样，先说一下当时日本各阶层在得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感想。

最早有关开战的消息，是大本营陆海军部（战争时期陆海军之间的沟通机构）在清晨6点通过广播发布的临时新闻。新闻中的这段话颇为有名：“帝国陆海军于8日凌晨，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队进入战争状态。”

关于普通民众在听到这段话后做何感想，留存下来的相关记录很少。但是，在临近战败的1945年（昭和二十年）左右，有相对多的人都留下了日记。每天为了工作而累得满头大汗的民众，没有太多余力去注意日常生活以外的事情。而与美英开战，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大概也属于那些“日常生活以外的事情”吧。所以，就让我们先来看看坐在书桌前工作的知识分子的反应吧。大家知道学者南原繁吗？他是一名政治学者，曾在战败后担任东京大学校长。南原在开战那天，吟诵了下面的短歌：

超乎人之常识，亦超乎学问，日本起而与世界为战。

短歌的大意是说，日本因为发动这场战争而与世界为敌，这已经脱离了人类的常识，并不是基于理智做出的判断。南原在最高学府里讲授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对于日本向美英开战的举动，他感到非常震惊。南原通过自身的学识，也就是由知识所得的见解，他在当时就充分认识到了日美之间的国力差距。例如，开战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2倍，而作为重工业和军工产业基础的钢产量，美国是日本的17倍，汽车保有量则是日本的160倍，石油更是达到日本的721倍。我在这里引用的数据，是明治大学的山田朗教授在《军备扩张的近代史》(1)一书中列出的。

不过，日本政府倒是没有刻意对民众隐瞒这种巨大的差距。为了激发所谓的精神力量，宣扬用大和魂来克服物质上的不利条件，当局甚至还特别强调了日美之间的国力差距。煽动民众的危机感，也算是笼络民心的一种快捷方式吧。所以我们还需要把认识到国力的巨大差距，与因为国力的差距而反对战争这两件事，区分开来。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像南原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认为开战是理智的决定。

另一方面，自然也会有人在认识到巨大的国力差距以后，仍然积极地支持开战。毕竟要是没有那种人的话，国家也就不会故意强调日美之间的国力差距了吧。虽然美国的国力压倒性地超过日本，但是日本政府仍然走上了开战的道路，这些支持者也算是“功不可没”了。关于这一点，我想再介绍一个人物，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竹内好？

——好像是研究中国文学的。

没错。虽然单名一个“好”字，有点像女性的名字，但他是个男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1931年（昭和六年），竹内就读于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1937年后的两年间，他在北京留学。当时，竹内的研究对象中国正在与日本打仗，他也真是辛苦呢。

竹内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后，好像还有点感动。因为这场战争不是以中国为对手，而是与强大的美国、英国作战，他对这一点感到满意。不过，在日本向美英宣战以后，一直以来都没有对日本宣战的中国国民政府也随之向日本宣战了。所以，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对手并不只有美英，其实也包括中国。在开战8天以后，竹内在自己主持的杂志上写下了题为《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议》的文章。

历史是创造出来的。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而我们则亲眼见证了这一变化。

在感动地颤抖的同时，注视着那一道如同彩虹般的光芒的前方。……宣战诏书下达的12月8日，日本国民的决心在一起燃烧。可谓神清气爽。……老实说，对于日中战争，我们实难赞同。疑惑困扰着我们。……至今依然怀疑，我国是否在以建设东亚之名，行欺负弱小之实？……面对这一变革世界历史的壮举，仔细思量，日中战争可谓一个无足轻重之物。……大东亚战争巧妙地让日中战争完结，然后使其在世界舞台上复活。现在，我们正是要完成大东亚战争之人。（《中国文学》八十号，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

怎么样，相当惊人吧。大约在开战的同时，竹内动情地感叹道：“历史是创造出来的。”现代人一般都认为，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如同泥沼一般的中日战争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更加扩大了，而当时竹内的认知却完全不同。

“中国通”竹内认为，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无法让人感到名正言顺，而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对抗的是强大的英美，所以并不是欺负弱小，而是一场光明正大的战争。竹内在文章里写道，自己对于战争感到“神清气爽”。在小说家兼艺文评论家伊藤整的日记中，也能找到相似的看法。他在开战的第二天(2)，也就是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每个人都面带喜色，颇为快活，与昨天完全不同。”1942年2月15日，英国在亚洲的重要据点之一新加坡陷落，伊藤在日记中写道：“这场战争让人感到明快。……国民之间平均地分享幸福和不幸，国内的这种情绪确实较中日战争之前变得更为明朗。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前那种沉重的苦闷感也逐渐消失了。这真是一场好战争。心情愉悦。”在他看来，太平洋战争居然是开朗快活的。

那么民众又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呢？中央大学名誉教授吉见义明的著作《草根法西斯主义》(3)，收集了一些当时民众的信件和日记。在这里，我们就来引用其中的几段。山形县大泉村的佃农阿部太一在开战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终于开始了，感觉全身都紧绷了。”袭击珍珠港的战果发表后的12月10日下午，他专门停下手中农活，用半天的时间“看了报纸”。通过短短几行字，我们不难想象这个人被辉煌的战果所吸引的样子。

小长谷三郎是横滨市高岛站的一名站务员，开战当天他的心情是这样的：“听到站长宣布这一消息的瞬间，我们就已经告别了昨天的悠然心情。内心仿佛归于平静。”可以说，除了南原繁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之外，知识分子竹内好、小说家伊藤整、农民阿部太一以及站务员小长谷三郎等人，对于开战的反应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天皇的担忧

刚刚的内容，相当于对第一个问题回答了一半。另一半因为涉及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后的一年里，日本与美国之间对立加深的过程，以及几个国策的决定过程，所以我们留待稍后再详细说明。

我们暂时先把话题转到刚才的第二个问题，日本对于结束战争的规划。日本是不是准备像德国进攻苏联，一路打到距离莫斯科只有30千米的地方那样，进军美国的华盛顿或是英国的伦敦呢？事实上，就算是轻率无谋的陆军，也没想过这种事。既不同于领土互相接壤的欧洲，也不同于核战争时代的互相毁灭，当时陆军取胜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让敌国的国民对继续战争感到厌恶，从而引导战争走向终结。不过，与其说这是冷静的判断，不如说只是陆军的一厢情愿。

昭和天皇可能是最关心如何结束战争的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军部曾在天皇面前夸下海口，扬言这场战争只要3个月就会结束。但是，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中日之间已经持续了4年的战争，而且仍然没有结束。对天皇来说，新的战争如果又一次迟迟无法结束，无疑是非常令人头疼的。1941年9月5日，天皇向首相近卫文麿、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反复确认，计划在对美开战的同时发动的“南方作战，能够如计划的那样顺利进行吗？”“你们觉得登陆计划会那么轻松吗？”

军方则无论如何都要说服因为战争的对手是英美而感到害怕，对开战显得消极保守的天皇。为什么军方在1941年9月的时候会这样焦躁呢？通过9月6日御前会议上决定的《帝国国策执行要领》这份文件，可以找到原因。御前会议是臣下在天皇面前决定重要政策的会议。在9月的这次御前会议上，内阁方面的出席者有首相近卫文麿、枢密院议长原嘉道、陆相东条英机、外相丰田贞次郎、藏相小仓正恒、海相及川古志郎及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而负责作战计划和军队指挥的统帅部则由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参谋总长杉山元、参谋次长冢田攻，以及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出席，决定的文件上有他们的签名。

陆军在为这次御前会议准备的资料中写道：“正在准备的战争以英、美、荷为对手，目标是驱逐东亚的英、美、荷势力，确保帝国的存续与安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

日本计划在军事、经济及政治等方面与亚洲其他国家建立紧密的联系，而英、美、荷等国反对日本的这种野心。日本如果在这个时候退让，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就会日益加强，而日本的石油储备则会日益减少。也就是说，开战时间如果推迟一到两年，日本的劣势会更加明显。

紧接着，军部突然讲了一个历史故事，大家知道是哪个时代的事吗？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军部居然突然说起了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时代的事。他们提到了“大坂冬之阵”。虽然现在都把“大坂”写作“大阪”，但在明治以前，其实都是写作“大坂”的。在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以冬之阵为例，对天皇在内的与会者进行了如下说明：

可避免的战争就没有必须开战之理。但是如果像大坂冬之阵那般，在取得和平之后的第二年夏天到来之时，被迫在不利形势下再战，为了皇国百年大计，窃以为不应如此行事。

永野举大坂冬之阵作为例子，认为虽然并不是无论如何都要开战，但是为了日本的将来，绝不能像丰臣氏被欺骗那样，在陷入绝对不利的状况后再开战。1614年12月20日那个冬天，丰臣秀吉所率军队与德川家康军队在大坂冬之阵以后进行了和平交涉。德川家康表示今后就和平了，所以丰臣氏的据点大坂城也不再需要坚固的石墙和壕沟了，于是半强迫地要求丰臣家解除了大坂城的部分防御。然而在第二年的夏天，德川家康再次发动战争，歼灭了丰臣氏。当时的这段历史通过评书等方式，成了众所皆知的故事。

到底是维持现状不开战，最后像丰臣氏那样被击败瓦解，还是赌一赌有七八成胜算的首战大捷呢？如果只有这两个选择，可能还是寄希望于开战比较好。听到军部搬出这种历史教训，天皇的意志也终于动摇了，也开始怀疑正在与美国进行的外交交涉会不会让日本如丰臣氏一样被欺骗，他也渐渐地倾向于军方的判断。

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出任首相后，天皇下令让海陆军课长级别的官员们制定“促使对美英荷蒋（即蒋介石，亦指当时的中国）战争终结的相关腹案”。虽然东条对部下宣称，这是为了向天皇进行说明而准备的材料，但是，这一腹案的内容还是非常糟糕，几乎完全把目标达成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由日本居间调停苏德之间的战争，然后让德国集中战力对付英国。这样一来，就能先迫使英国屈服，英国一旦屈服，美国继续作战的意志就会被削弱，战争就有可能结束了。可以说，目标实现的希望全在德国的表现。德国全力对付英国的话，英国大概会投降，美国则会放弃战争的打算。这种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需要反复达成好几次，这个计划才会成功。

为什么这些人会认为1941年6月22日爆发的苏德战争，能够因为日本的调停而结束呢？今天再来看这一点，大家恐怕会觉得难以置信吧。当时的日本政府积极地对民众宣传，说英国、美国、荷兰、中国都是信奉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邪恶国家的国内，都是资产阶级在压榨劳动者和农民。日本因此就一厢情愿地认为，苏联是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在经济政策上，实行由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点上，苏联与德日是一致的。

数字魔术

参谋本部第二课是制订陆军作战计划的部门，为了说服天皇，他们也准备了相关文件。1941年10月19日，一份题为《关于在对英美荷战争初期与数年后的作战观点》的资料，对作战物资的损失情况进行了预测：开战初期，会因为破交战(4)与敌方航空兵而损失相当数量的物资，但是情况会逐渐好转，最终“可以在战斗的同时，培养自身力量”。这份资料列出了运送物资的运输舰、海军舰艇和飞机的补充速度，以及战中损失的舰船和飞机的数量，并得出了没有问题的结论。然而，这一估计是不正确的。

例如，当时日本拥有的运输船总量约为600万吨，与军需相对的那些支持国民生活所需的物资就是民用了，运输民用物资所需的船只大概是300万吨。即使是战时，也必须有一半的运输船用来运输民用物资，否则民众的生活就会无法维持。然而，开战以后，为了将士兵与军需物资运送到南方，民间船舶也必须协助陆海军进行相关的运输作业，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征用船只。这就意味着民用运输船会不足。陆海军一开始表示，只在战争初期的6个月征用民用运输船，之后就会归还。但是，陆海军的这种保证完全就是空话，开战以后，根本没有归还征用船只的余地。随着运输船的数量逐渐出现缺口，不仅是战略性物资，就连从殖民地朝鲜运来的米、殖民地中国台湾运来的砂糖以及日军统治下的中国华北地区运来的盐等生活必需品，也逐渐不足了。

除了军民之间的互相争夺，日军对于被潜水艇击沉而无法使用的船只比例（即损耗率）的估计也过于乐观了。日本计算损耗率所依据的资料，居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德国潜水艇攻击的英国船只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两年了，为什么日本还没有欧洲战争的相关资料呢？真是乱来。海军军令部于1941年6月完成的《现今情势下帝国海军应采取之态度》这份资料中，估计战争第一年的船只损耗量为80万—100万吨，第二年为60万—80万吨，第三年为70万吨。然而，实际的情况是，1941年12月到1942年12月的战争第一年为96万吨，第二年为169万吨，第三年为392万吨。除第一年的数据大致在预测范围内，第二年、第三年的估计都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

因为军方认为，如果开战，就得尽早下定决心，所以阐述的基本上都是带着很强主观愿望的预测。1941年11月5日，在进行最终开战决定的御前会议上，文官代表的枢密院议长原嘉道质疑道：“南洋的敌舰不会对物资运输造成影响吗？”负责物资运输的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表示，“船舶的损害是陆海军共同研究的结果”，断然表示不会有问题。

不过，仅凭上述内容，倒也不能认定日军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实状况也确实远远超出了日本的预期。

进入战时状态以后，美国爆发了惊人的军工生产能力。1939年时，美国一年只能生产2141架飞机。相比之下，日本的产量是美国的2倍以上，每年能制造4467架飞机。但是，在美国全力投入战争后，日本的优势就瞬间消失了。1941年，美国制造了19433架飞机，日本则只有5088架，美国的产量已达到日本的4倍，而且美国的这种巨大优势一直维持到了战争结束的1945年。由此可见，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在遭受别国的挑衅并决意反击后，会迸发出多么强大的力量。日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

二　战争扩大的理由

激烈的淞沪会战

在第四章的最后，我们提到过胡适在1935年做出的论断。1941年，胡适作为中国驻美大使，在美国华盛顿见证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胡适在1935年的论断中，呼吁中国政府做好准备，在三四年的时间里承受住日本进攻中国内陆并全面封锁海岸线的压力，然后才能等来美苏的参战，让局势转变。接下来，我们就把视角转向中国战场。在本土抗击侵略的中国，其抗战的决心确实非常坚定。

1937年7月在北京郊外引爆的中日全面战争，从华北地区扩大到了华东，国际大都市上海也成了战场，中日双方进行了包括空战在内的激烈战斗。上海的战斗从8月1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9日。根据记录，在将近3个月的战斗中，日本陆军阵亡9115人，伤31257人。在8月13—21日的8天时间里，海军的死伤人数就达到了465人。中国军队的顽强作战给日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在参谋本部派往前线观察战况的西村敏雄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敌军的抵抗非常顽强，其第一线兵力约有19万人。”

外务省的亚洲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8月17日的日记中也显得很没底气：“中国将大批部队派往上海，企图歼灭陆战队，面对这种情况，可以支撑几天呢？陆战队总部不会被攻陷吧？”这里提到的陆战队，是指日本海军为了进行地面作战而设立的部队，正式名称是海军特别陆战队，总兵力约为5000人。外务省的官员担心这支部队会被全部歼灭。

伊东政喜作为第101师团的师团长参加了上海战事，他在与中国军队真正交手之前，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指蒋介石）应该是想通过持久战，来求得第三国的同情或是俄国（苏联）的支援。蒋介石这种把希望寄托于外国的态度，真是可悲。”伊东政喜认为，中国在上海建立起牢固阵地，拼命坚守，做出一副拼死决战的样子，只是为了获得苏联或其他第三国的援助。但是，当他与中国军队实际交战以后，其看法出现了极大的转变。伊东是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老将，他在10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敌人的顽强堪比日俄战争时在旅顺的俄军，在某些方面可能还在其之上，不论我方如何炮击，似乎都要坚守至全体阵亡为止。”他认为，与日俄战争中旅顺会战时表现顽强的俄军相比，中国军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军队作战如此顽强，首先当然是因为“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所做的种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使得中国国内的抗日情绪高涨。还有其他的原因吗？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四章的最后部分，我们提到过一个国家曾经短暂性地支援过中国。

——德国？

没错。我们都知道德国在1940年9月27日与日本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德国是日本的二战盟国。但是，直到1938年5月12日承认“满洲国”，明确与日本合作之前，德国是向中国出口武器最多的国家。除了武器和军需品，德国还向蒋介石派出了军事顾问团。由德国军事顾问团训练的中国部队，是用戴姆勒—奔驰卡车运送到战场上的。没错，就是那个制造豪华车的奔驰，奔驰卡车的性能想来要比日军用的国产卡车好得多吧。

中国与德国之间的武器买卖，使用现金或货物进行结算。中国拥有不少德国需要的矿产资源，比如钨矿，中国用这些物资换回了不少德国的工业产品。中德之间的这种关系主要是经济层面的，而中国与苏联的合作则更多地体现在军事层面，两国在1937年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苏联向中国提供924架飞机、1516辆汽车、1140门大炮和9720挺机关枪，并以志愿军的名义派遣了苏联飞行员参战。苏联认为，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是迟早的事，如果能够让中国在苏联做好对日战争的准备之前，为自己争取一些备战的时间，给予这种程度的军事援助完全不是问题。

英美也对中国进行了军事援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国的援助还带有一些道德意味。由于英美在中国的各主要城市都拥有大量的经济权益，所以无法容忍日本独占与中国的贸易。1938年12月，美国向中国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借款。通过这种援助，中国可以向美国购买相应金额的物资。即使中国海岸线已经被日本封锁，但是物资仍然可以经由中国香港运入内地。

另一方面，1939年1月，美国禁止向日本出口飞机及相关零部件，并在同年7月26日宣布废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这是美国对日本的警告：“日本真的准备倡导东亚新秩序，施行旨在实现日本对东亚的经济支配的政策吗？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美国将不惜与日本对立。”

日军接连攻陷上海、南京及武汉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中国的工业和文化中心已经处于日本的占领之下。在武汉陷落的1938年10月左右，英国开始担忧中国会在与日本的战争中落败，害怕丢掉了这么多国土的中国将变得任由日本摆布。于是在1939年3月，英国也开始对中国提供旨在保持币值稳定的贷款，避免中国货币贬值带来的中国经济崩溃。来自英国的物资经由中国的香港、广州及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当时是法国殖民地）等地，也就是所谓的援蒋路线（即运送援助蒋介石物资的路线），进入中国内陆地区。

南进的主观原因

虽然贸然评论某个国家的国民性格是相当奇怪而且不可靠的，不过，在日本人的性格里，确实存在那么一些乖僻之处，容易一个人闹别扭。（笑）在看到苏联、美国和英国援助中国之后，日本就发脾气了，为什么大家只帮着中国呢？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日本先挑起了战争，企图用武力逼迫中国改变对日政策，但是日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到1944年底左右，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华北、华东以及华南的大片地区。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领土落入敌方手中，就算投降也不奇怪。日本在分析了中国坚持抗战的理由后认为，原因在于中国背后有英、美、苏等国的援助。既然如此，只要切断援蒋路线就可以了。切断援蒋路线，就需要控制法属印度支那的机场，然后日军飞机就可以从这些机场起飞，轰炸运输援华物资的车辆和船只。这无疑是英国在援助中国时最为担心的情况。英国虽然在附近拥有中国香港、新加坡等殖民地，但这时还没有做好防御日军进犯的准备。

出于尽早结束中日战争的主观目的，日军开始实施入侵法属印度支那的计划。入侵行动共有两次，分别是1940年9月对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入侵和1941年7月进一步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继中国之后，日本又剑指法属印度支那，竟然如此大胆，一个接一个地侵略别国的领土。日本敢于入侵法属印度支那的一大原因就在于，这个地方是法国的殖民地。在说明这一点之前，让我们回顾梳理一下二战初期法国的表现。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后，英法在9月3日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1940年上半年，德军先后进犯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及法国，并在同年6月13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巴黎。占领法国以后，德国扶植了傀儡维希政权。

1940年9月22日，日本为控制机场而进军法属印度支那之前，本来应该与控制着这块殖民地的法国政府交涉的。但是，法国当时已经处于德国的占领之下，因此交涉的对象就成了德国的傀儡维希政府。日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承认日军进驻，那么第三国就没有理由反对。

日本南进的第二个理由是，企图获得东南亚的资源。因为日本承认了汪兆铭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已经很难期待与蒋介石实现和平，所以日本认为，切断为蒋介石提供物资的援蒋路线自然是南进的理由之一。但是，如果中日之间的战争持续下去，还是需要向南方寻求维持战争的资源。况且在这个时候，西欧的大部分国家已经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只要德国不出手，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就等于是无主之地。于是，日本就产生了占领这些地区来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圈的想法。

中国的要求

刚才在讲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的问题时，说其目的在于建设机场来轰炸援蒋路线。实际上，日本建设机场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当时，英、美、苏等国都已经开始进行情报战，破译敌方的密码。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当时的日本也解读了相当多的密码。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研究员小谷贤在其著作《日军的情报工作》(5)中，详细叙述了这方面的问题，这本书非常有趣，请大家有机会一定读一读。

“九一八”事变以来，陆军就着手破译中国国民政府的密码，而张学良政权使用的密码早在1928年就已经被破译了。据说到1936年时，日本已经可以解读国民政府的外交电报了。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蒋介石曾给驻美、英、法、苏的中国大使发电，“探询与日本开战时可期望的任何援助及驻在国意见，并尽快回报”。而这封电报就被日方窃听并解读了。英国也留有日本成功破译中国电文密码的记录。根据英国情报部门的调查，驻伦敦、新德里、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悉尼及华盛顿等地的中国驻外武官与本国的通信，据说也都被日方破译了。

那么中国的通信中有哪些重要的信息被日方截获解读了呢？当时日本最关心的是拥有世界最强海军的美国，到底会对中国提供多少援助。日本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内兄、支撑着中国国民政府的浙江财团的核心人物宋子文，正计划前往华盛顿，游说美国给予更多的借款和军事援助。宋子文在1940年6月启程赴美，请求美国给予直接军事援助，而在此之前，美国还没有向中国提供过直接与战争相关的军需物资。虽然美国在当年9月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以后，向中国提供了第三笔2500万美元的借款，但是在6月的时候，美国还没有下决心给予中国武器援助。

美国的考虑是，虽然中日尚未互相宣战，但是实质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如果向中国提供武器援助，就等于与日本为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美国提出了一份提案，这些内容被记录在美国陆军的官方战史中。1940年10月18日，蒋介石向美方表示：

日本封锁中国的海岸线，弱化中国，且削弱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长此以往，正中共产党的下怀。我认为共产党比日本人更为危险。日本还有可能侵略新加坡，封锁缅甸。如果美国不能提供更多的援助，包括由美国志愿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中国可能会崩溃。但是，如果能顺利地获得飞机，从中国起飞的飞机就能够破坏日本的海军基地，这样一来就能彻底地解决太平洋的悬案。

蒋介石对美国的这番说辞，或者说是威胁，很有效果。首先，他威胁说，这样下去，共产党的势力会进一步扩大。就美国的立场而言，它当然讨厌日本和德国这样的集权主义国家，但是同样不喜欢共产主义。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这种担心，中国一旦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就没法卖出10亿支高露洁牙膏，也没法在中国出售可口可乐了。（笑）蒋介石的第二个威胁是，日本当时考虑着南进，而且矛头直指对英国而言非常重要的新加坡。

因为当时美国尚未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双方主要是英法和德意。嗯，不过法国嘛，已经投降了，所以其实只剩下英国了。这个时候，如果英国在东亚发挥影响力的重要据点新加坡失守，英国的处境将会非常不利。美国想必也很担心吧。最后蒋介石保证，如果美国能提供飞行员和飞机，美国就可以把中国作为基地，轰炸日本的海军基地，这样一来，就能削弱美国所担心的日本海军战力。哎呀，真是漂亮的威胁和诱惑呢。

中国在1940年11月派遣中国空军代表前往华盛顿，游说美方在1941年底以前提供500架飞机以及相应的飞行员给中国。日本当然也察觉到了这些举动。1940年12月1日，美国再次向中国提供了1亿美元借款。虽然此前美国并不同意向中国直接出售武器，但此时却改变了态度，同意中国利用这笔资金采购美国的飞机。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签署《租借法案》，进一步打开了向英国和中国进行武器援助的大门，回应了中国方面的请求。同年7月28日，已有100架美国飞机和相应的飞行员抵达中国并展开作战。

当日本得知这些交涉的内容时，该有多么焦躁啊。各位大概也能够想象吧。先锁定与中国大陆接壤的地区，切断援蒋路线，再通过掌握东南亚这一英法权益集中区域的制空权，来达到牵制英法的目的。这些就是日本希望在法属印度支那获得机场的主要原因。

丘吉尔的牢骚

仅从表面意思去理解刚才讲的内容，可能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中日战争扩大为太平洋战争，是因为英、美、苏等国援助中国，日本在这一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也就是说，日本是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受到其他国家压迫，才被迫选择了战争。这种看法当然是错误的。只要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决策过程加以分析，就可以知道这些都是日本选择的结果。我们已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过程进行了说明，当时日本的内阁，即阿部信行内阁（1939年8月30日至1940年1月16日）和米内光政内阁（1940年1月16日至同年7月22日），都表示不介入欧洲战事。

如果能一直不介入欧洲战事，也就不会有后面的问题，但是，德军闪电战的成功勾起了日本的欲望。东南亚到处都是欧洲的殖民地，但现在殖民宗主国大多已经战败投降，日本如果要夺取这些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只需要德国点头。而且，日本对于德国的纳粹独裁体制也心生向往。当时，众议院的大部分议席为政友会和民政党等大党所掌握，而在贵族院，又尽是那些家世显赫的无能贵族，许多国民都对这种局面感到不满。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担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就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着手进行所谓新体制运动(6)。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再度登上首相之位，并在两个月后，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

这时，陆军内部就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这一问题出现了分歧。第一部长田中新一在参谋本部主要负责作战相关事宜，他认为，如果蒋介石坚持抗战，那么中日战争就会变成持久战，为了把战争继续下去，就需要获得南方的资源（主要是指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这一点在之前的内容中也说明过。他们计划在德军成功登陆英国本土后，趁机进军南方，建立起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参谋本部一直以来都在埋头准备对苏战争，这时可以说出现了转变。请大家注意参谋本部计划在什么情况下实施南进。

另一方面，当时负责应对议会以及预算问题的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等人则希望与美国交涉，从而找到从中日战争的泥沼中脱身的办法。1941年4月，陆军派遣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前往华盛顿，参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负责的日美交涉。

这里的问题就是，当时美国是否准备认真调停中日战争？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过，1941年3月，罗斯福总统为了向英国和中国提供武器援助而签署了《租借法案》。通过这一点，当然能明确地了解到美国对中国的善意，不过，我们还要仔细地探讨一下当时的国际关系。

日美交涉始于1941年4月，两个月后的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所以，当时盟军方面主要是英国在抵抗德国的全力攻击。在《租借法案》通过以前，英国需要付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英国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这样有趣的交谈。

1940年6月15日，丘吉尔致罗斯福：

“美国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行动？否则，英国可能会与德国展开交涉。美国的驱逐舰是绝对必要的。”

1940年12月7日，丘吉尔致罗斯福：

“英国是在替美国打仗。英国已经无力再继续付钱购买美制武器。”

丘吉尔的威胁也相当厉害，可以说与蒋介石不分伯仲。原本美国应该与英国共同对抗德国，但是正如丘吉尔抱怨的那样，英国正在“替美国打仗”。英国已经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罗斯福总统确实有必要说服国会，使得无条件提供武器援助的《租借法案》得以通过。

总之，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到1941年4月，美国终于可以毫无顾虑地向英国输出大量武器，而且海军的大规模造舰计划也终于开始实施。对于将自己定位为同盟国兵工厂的美国来说，此时最需要的是时间，也就是要为军工生产争取到一定的时间。国务卿赫尔在1941年4月16日正式着手进行日美交涉，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日本陆军省军务局计划让美国调停中日战争的想法，可以说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

7月2日御前会议决定的幕后

在试着对日本走向战争的原因进行一一确认时，我的脑海中曾经闪过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些重要的事情会被如此轻易地决定呢？例如，1941年7月2日，御前会议上决定的《随着情势推移之帝国国策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就是如此。

这份文件的重点之一，就是最终决定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然而，希望进行日美交涉的陆军省军务局为什么没有反对？而且，海军省应该清楚，日本海军仅应对英国一国尚可，但是如果同时面对英美两国的海空兵力，就会力有不逮。海军省为什么也没有反对呢？关于这个决定，筑波大学的波多野澄雄教授在仔细阅读陆军省及海军省参与决策的课长们的日记以后，给出了下面的见解。读了之后会让人有恍然大悟之感呢。

让我们试着回想一下7月2日之前发生的事情。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了。而在两个月前的4月13日，当时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飞抵莫斯科，与苏联缔结了《苏日中立条约》，双方约定互不敌对。从松冈的立场来说，通过这一条约可以阻止苏联对中国进行武器援助，因此成功缔结该条约是非常值得高兴的。另一方面，日本已于1940年9月，与德国、意大利缔结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本认为，这样一来，由日、德、意、苏四国组成的同盟就接近于形成了，待四国同盟结成，就可以对抗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下面这张实力对比情况表。这张表格将当时已经缔结三国同盟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各项军事指标的总和，与同盟国的英国、法国、波兰的总和进行了比较。在人口、常备军、主力舰和驱逐舰等方面，两大集团各有高低。如果单论战斗机的数量，轴心国有压倒性的优势。另外，还必须看到的是，在二战爆发的1939年，美苏两大国还没有加入战争。苏联的常备军与战斗机数量远远超越美国，而海军实力强大的美国，则在主力舰和驱逐舰的数量上拥有优势。

通过这张表，可以发现松冈洋右所构想的“三国同盟加苏联”的四国同盟路线，确实很有吸引力。但是，6月22日爆发的苏德战争，使松冈的计划化为了泡影。对于松冈有没有抱怨希特勒突然发动战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松冈这时却一反常态地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日本不如在德国攻击苏联的时候，配合德国，从苏联的背后发起进攻。换言之，日本应当北进。

1939年参战各国的实力对比情况

*主力舰含战舰、航空母舰及巡洋舰。

资料来源：Robert Goralski：World War II Almanac 1931—1945.

参谋本部的作战课非常支持松冈的“北进论”。之前我们提到过参谋本部作战课宣扬南进，以获取资源建立起自给自足的经济圈。不过，稍加思考就会明白，参谋本部原本就一直埋头准备对苏战争，所以在这里附和松冈外相也不奇怪。在当下趁机进攻苏联的呼声迅速蔓延开来。与此同时，陆军省军务局和海军（包括海军省及军令部）则不赞同这种激进的“北进论”，他们认为现在攻击苏联只会造成麻烦。以陆军省与海军为中心的一部分人，对日美交涉仍然抱有希望，所以采取行动来牵制“北进论”。

具体来说，为了抑制外务省与参谋本部突然提出的北进主张，他们便针锋相对地提倡南进，并呼吁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陆军省和海军完全没有考虑到美国会因为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而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手段。他们认为，那是法国的殖民地，应该与美国无关吧。这一点，可以通过军人们的日记得到确认。在参谋本部战争班撰写的日志中有这样的判断：“只是驻军于法属印度支那，确信不会受到禁运制裁。”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在得到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消息后，美国立即在7月25日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并在8月1日全面禁止对日出口石油。实施冻结资产的制裁，就是禁止提取或转移该国政府与民间所有的资金与财产。

为什么美国会如此迅速地做出反应呢？美国的海因里希斯（Waldo Heinrichs）先生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相关研究，他的部分研究内容被翻译收录在细谷千博等人编著的《太平洋战争》(7)一书中，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读一读。总之，美国当时认为，因为苏联有“冬将军”这位坚强的好朋友，如果苏军能在俄罗斯10月的寒冬到来之前抵挡住300万德军的攻击，应该就能够顺利支撑到来年春天。法国的拿破仑也曾在19世纪初陈兵莫斯科城下，但是依旧无法迫使俄国屈服，原因就在于俄国冬季的严寒。美国估计，到1942年春天，其军工产业可以有足够的能力为苏联生产军需物资了。

1941年9月28日，美英与苏联签订协议，为苏联提供军需物资。英国同样希望苏联可以坚持到来年春天。对1941年夏天的美国而言，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让苏联能够挺过德军的闪电战。所以美国对日本施加严格的制裁措施，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为了消除苏联对日本的担心。

三　为何寄希望于首战大捷

特别会计

请大家回顾一下1941年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军令部总长在试图说服天皇时所说的话（参见此处）。他表示，与其在短暂的和平后陷入无法反击的状态，倒不如寄希望于有七八成胜算的首战大捷，即在战争的最开始就决出胜负。现在从日美双方的国力差距来看，会觉得这个想法并不合理，但为什么当时的决策者会坚持这个想法呢？

为了弄清楚这一点，就必须对军部自1937年7月中日全面战争以来，在战时悄悄地为太平洋战争，也就是以英美为假想敌的战争准备资金、确保军用物资的情况进行考察。1937年9月，近卫内阁在帝国议会上以特别会计的方式加入了“临时军费”。特别会计是以从政府认定的开战日到战争结束为止（一般以缔结和约为界）作为一个会计年度的会计制度。

开始于1937年的特别会计，竟然直到1945年11月才在帝国议会上被提出来。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为止的特别会计，居然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才提出决算报告，这种情况太异常了。但是对军部来说，不同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因为不需要考虑政党的反对，所以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制度了。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军部虽然一边要全力对付蒋介石，但还是同时在暗中做着准备，以应对太平洋战争。

根据一桥大学吉田裕教授的研究，以1940年的临时军费为例，分别计算其中被用于中日战争及为太平洋战争准备的数额，发现只有三成被用于中日战争，其余的七成则分别被海军用于对英美战争的准备，以及陆军对苏联战争的准备。实际上，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被海、陆两军用掉的临时军费总额达到了256亿日元。换算成现在的币值，差不多就是乘以800，那么就是204800亿日元了。

当时，军方内部似乎也察觉到不对劲。在海军省调查课负责应对帝国议会的军人高木惣吉在1937年8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即使是我们军队内部的人，也不能理解为何需要这么多经费，无法完全认同这种主张。”军部表面上是为了和中国打仗，实则在暗中拼命地储备着太平洋战争所需的军用物资。军部的想法是，只要在美国没有完成战争准备的时候发动奇袭并获得胜利，或许就可以打赢战争。

实力对比，就是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国力或者军力。请各位再看看前面的实力对比情况表（参见此处）。在战斗机方面，德、意、日三国的总数压倒性地超过英国、法国及波兰，而美国的战斗机数量仅为800架，只有苏联特别突出，拥有5000架。如果苏联加入轴心国一方，即使美国加入英法一方，战争也不会对轴心国特别不利。日本必然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然而，实际上，这张表格隐藏着数字陷阱，因为其中的数值取自1939年9月这个静止的时间点，而各国的军备生产力是随时变化的。在这一点上，美国是个不可思议的国家。

再来看看下面这张表，其中反映的是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的数量变化情况。航空母舰是能够把大量飞机运送到决战海域的大型舰艇，而舰载机的数量则是各国海军航空兵实力的象征。让我们来看一看美日两国在1941年和1945年，也就是战争开始和结束时的舰载机数量差距。1941年日本生产的飞机数量若以100计，那么同时期的美国大约也只有107，双方的差距很小。但是到了1945年7月，日本若为100，美国则达到了1509。

1941年12月至1945年7月

日本与美国的舰载飞机数量对比情况

说明：假设日本各个时期的舰载机数量为100。

资料来源：Robert Goralski：World War II Almanac 1931—1945.

这种变化幅度正是美国潜力的反映。日本经过拼命地准备，拼上积攒下的飞机和预算，在1941年12月开战时，的确是在军力相对平衡的状态下进行战争。但是一段时间以后，终究还是会被具有巨大潜能的美国反超，然后失败。虽然和大坂冬之阵的比喻不尽相同，但在1941年的平衡点之后两年，从1943年起，美国就占据了决定性的优势。从这一点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日本会希望在飞机的数量、性能以及航空母舰的数量等相对充沛，综合战力尚优于美国的时机开始战争。

以突袭先发制人

在讲了预算和军需品的生产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实际的突袭作战。据说是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推广了这一想法，并使其最终成为海军及政府的决策。说到开战的广播时，我们知道在日本时间12月8日，先是陆军在凌晨2点登陆英属马来西亚的哥打巴鲁，接着是海军在凌晨3点19分（当地时间7日早上7点49分）袭击了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虽然陆海军已经发动了对英美的作战，但是在华盛顿的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却是在开始攻击后的一个小时，才把最后通牒递交给美国国务卿赫尔，所以日本是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对美英发动了突然袭击。

日本海军没有能力同时对付英美两国的海军，那要怎么办才好呢？任职于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相泽淳老师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点。他认为，山本五十六利用飞机对停泊在港口的敌国主力舰进行鱼雷攻击，从而将敌方一网打尽的计划，是基于日俄战争的经验想出来的。我们在第二章说到旅顺会战时也提到过，当时俄国舰队一直龟缩在旅顺港，并不打算出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海军的几次攻击并不奏效，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山本五十六认为，敌军舰队聚集在港内，正是实施突袭的最佳时机。在当时，如果战列舰或者航空母舰被击沉的话，建造新的舰艇，一般需要花费1—2年的时间。山本进一步设想，如果日本能趁美国忙于建造新舰的时机，在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中国台湾以及周围的东南亚区域建设军用机场，并且能活用这些军用机场组成的网络，进而掌握制空权，就可以确保这些海域的己方船只的安全。战后的“事后诸葛亮”常常会强烈地批评日本不派海军为运输船队护航而任由美国潜艇攻击的做法，事实上，山本所设想的确保船队安全的方法并不是利用海军舰艇护航，而是以确保制空权为前提，以空对海进行全面的防卫。

1941年11月15日，山本向天皇报告了这一作战计划，并取得了天皇的同意。天皇听取了包括偷袭珍珠港在内的整个作战计划，海军将偷袭珍珠港说成是堪比“桶狭间之战”的突袭作战，对于接下来双方的主力舰队决战，海军也有“充分的胜算”，即使局势演变成持久战，还是“可以保护海上交通线”，所以对美国开战是可行的。海军提到的“桶狭间之战”很重要，那场战役发生在旧历的1560年（永禄三年）5月19日，仅有对手1/10兵力的织田信长突袭手握重兵的今川义元的本阵，并获得了胜利。不论是“大坂冬之阵”还是“桶狭间之战”，昭和天皇对于这种引用历史典故的说明方法似乎没什么抵抗力，这说不定也是海军方面的妙计。

最终获得天皇通过的作战计划如下：集中投入赤城、加贺、苍龙、飞龙、翔鹤和瑞鹤6艘航空母舰，待它们的舰载机起航集结之后，同时对目标展开攻击。而攻击的目标，就是位于夏威夷瓦胡岛上的珍珠港。

珍珠港为何毫无防备？

中田整一先生曾经在NHK担任制作人，制作过《纪录昭和》等优秀的纪录片。他发现了政府军监听参与“二二六”事件的青年将校们的电话一事，并最终找到了监听录音。从NHK退休以后，他根据掌握的史料编撰了多部作品，比如将在美国发现的海军军人渊田美津雄留下的自传手稿经过整理后，以《突袭珍珠港总队长的回想——渊田美津雄自传》(8)为题出版。这本书的内容相当有趣。

渊田的经历有些不一般，他在战后成了基督徒，并前往美国周游传教。这可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因为他就是日本海军突袭珍珠港时攻击机群的指挥官。在他的指挥下，来自赤城等航空母舰的舰载机袭击了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军舰，并夺去了许多舰上水兵的生命。

当时的日本海军飞行员有着相当长的飞行时长，以及由此磨炼出的高超飞行技术。因为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就反复执行过对中国的跨海轰炸等任务，因此培养出了一批老练的飞行员。同时，海军还装备了费尽脑汁研发出的、在当时性能颇佳的零式舰上战斗机，这种战斗机常常被简单地叫作“零战”。根据美国的记录，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共造成3077名美国海军（包含海军陆战队）士兵阵亡、867人受伤，陆军也有226人阵亡、396人受伤。另有5艘战列舰、2艘驱逐舰被击沉，188架飞机被击毁。但是，日军没能找到美军的航空母舰，这是这次作战的一大失误。

据说渊田在夏威夷上空盘旋了足足3个小时，对战果进行确认。如果不这么仔细的话，就没法准确地对美军飞机和军舰的受损状况进行判断。

为什么美军舰队会毫无防备地停泊在珍珠港呢？我一直对这一点感到疑惑。美英方面应该相当清楚，日本是一个惯于主动发起突然袭击的国家。可以预见，与日本开战的时候，就有可能受到日本先发制人的攻击。日本若要先发制人，夏威夷是最恰当的目标。明明可以预见到这种情况，美国为什么没有提前布置防雷网之类的设施来防御飞机投下的鱼雷呢？有人知道原因吗？

——……？

就算是喜欢海军的宅男可能也不知道这一点吧。（笑）当然，我也是看了中田先生的著作以后现学现卖啦。当时的飞机很难准确地用炸弹来攻击军舰，如果要准确命中，就必须到达比较近的距离。但这样一来，飞机就会受到舰载高射炮的攻击。那么飞机应该如何在不靠近军舰的情况下实施攻击呢？鱼雷这种便利的武器此时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了。鱼雷从飞机上投下后，就会潜入水中，朝军舰高速游去，这样就可以从距离目标大约1000米的地方发起攻击了。

如果飞机的高度是100米的话，鱼雷入水以后会先沉到距海面大约60米的地方。鱼雷入水的冲击力会启动鱼雷内部的动力装置，推进系统使鱼雷浮到海面以下的设定深度，并保持这个深度迅速地朝目标前进。如果目标舰艇的吃水（指船舶沉入水下部分的最长深度）是7米，就可以设定鱼雷在6米的深度前进，从而可以刚好击中距离船底大约1米的弹药库。在某种意义上，鱼雷真是设计得非常优秀的武器。装备了鱼雷的飞机可以停留在相对安全的区域，通过在海面下穿梭的鱼雷攻击敌舰的要害部位。

珍珠港水深在12米左右，是一个浅水港。美国海军把这里作为母港，不仅因为战列舰的吃水是7米左右，更是因为这里的水深只有12米，而鱼雷被投入海中时，会先沉到60米的深处，所以珍珠港堪称免疫鱼雷的军港。如果是深水港，鱼雷就会有充分的空间可以正常工作。美国认为，因为珍珠港是浅水港，所以即使飞机投下鱼雷，也会如同在海底打桩一般，插进海底，几乎没有威胁。总之，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轻视了日本的技术，他们认为不可能有技术可以避免飞机投下的鱼雷扎进珍珠港的海底。然而，问题就在这里。

在战场上，对于敌国的人种偏见有时候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有记录显示，即使在日军飞机疯狂地对中国香港实施攻击以后，仍然有英国人坚持认为，一定是德国人在驾驶日本飞机。

像渊田这些海军航空兵的训练情况被形容为“月月火水木金金”(9)，意思就是没有休息，时刻都在严格训练。那么他们的训练项目又是什么呢？他们在与珍珠港地形相似的鹿儿岛进行鱼雷投射训练，努力做到不让鱼雷入水以后一下子沉到60米深。当然，不仅是训练，鱼雷本身也需要进行各种技术改良。

——需要训练多久，才能让鱼雷即使在水深只有12米的海域也可以工作呢？

这个作战计划是在1941年9月下旬制订的，到实施为止，大约持续了3个月。

——很厉害，这是相当短的时间呢。

是啊。美国也没有想到日本会发动这样的攻击，所以对于珍珠港12米的水深非常放心，并没有设置防雷网之类的防御设施。果然，不论哪个国家的军队都免不了轻敌。不过，在浅水区域进行鱼雷攻击，并不是日本人的独创。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的1940年11月11日，英国海军的攻击机群就奇袭了意大利的塔兰托军港，用鱼雷攻击了停泊在军港中的意大利军舰，塔兰托军港的水深只有14米。所以日本海军所做的努力，其实就是将这14米的深度进一步降到12米。根据美国方面的资料，在日军投下的鱼雷中，有27发命中，其中7发命中了“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5发命中“俄克拉荷马号”战列舰。

只能速战速决吗？

在那些保守派的月刊上，每年夏天差不多都会按惯例出一期太平洋战争特集，其中总是会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出一些既没有反省之意，也看不出多少伤痛的问题。为什么日本要不宣而战去偷袭美国，反而让全美上下同仇敌忾？日本为什么要与缺乏资源和战争潜力的德国、意大利缔结三国同盟？每次我看到诸如以上问题，都会想，日本真的能制订出比速战速决更好的计划吗？要是一直考虑这种事的话，最后简直就成了哲学问题。

在面临总体战时，能够进行持久战的恐怕只有几个国家：国土广阔且拥有丰富人力、物力资源的苏联、美国、中国，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殖民地的英国。既然如此，那些想要通过速战速决来避免持久战的国家又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通过了解德国所做的判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的行动，所以这里就先把话题拉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考察一下当时德国的动向。

1939年时，德国的黄金和外汇储备还不如日本。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德国曾向中国表示，“可以用钨来换购武器”，并与中国进行了相当规模的以物易物贸易。在德国的传统政治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国防军和外交部的官僚们致力于与苏联、中国维持良好的关系，以便获取德国所需的资源。因此，根据1936年的统计数据，在德国的武器出口总量中，对中国的出口占57％，相比之下，对日出口只占了0.5％。这些数据是成城大学的田嶋信雄教授整理出来的，很有意思吧。与资源丰富的国家搞好关系，德国这种实用主义的政策一直延续到了1938年6月。

德国原本可以通过这种政策积蓄国力，再向宿敌英国和法国发难，但其内部却出现了反对这种实用主义政策的声音。国防军的情报部门里有一个名叫卡纳里斯的海军上将，他与赢得希特勒信任而成为外交部部长的里宾特洛甫等人一起，反对实用主义政策。他们认为，“与苏联和中国继续维持良好关系，并进行以物易物贸易，将会给德国带来危险”。他们根据得到的情报，推测了苏联的计划。

卡纳里斯等人确信，苏联准备在全世界输出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也着手进行“防共”“反共”工作，以对抗共产主义。虽然现在一提到纳粹，一般都会马上想到“反犹太主义”政策，但是也不能忘记纳粹还有“反共”的一面。他们认为，如果不建立对共产主义的防波堤，德国就有可能灭亡。希特勒由此对支持中国的政策进行了180度的转变，在1938年6月转而支持日本。在这里要弄清楚的一点是，德国这时候看上了日本的哪一点呢？

德国国防军原本是看不上日本的，因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甚至都没有经历过总体战的鲜血洗礼。但是，国防军的态度还是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因为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日本可以说是对抗苏联的天然要塞。在苏联进出太平洋必经的海峡中，日本就掌握着津轻、宗谷和对马这三个海峡。为了对付苏联，德国放弃了实用主义的对华政策，转而选择了日本。

德国放弃中国的政策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会靠近苏联。直到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为止，德国一直在向中国输出武器，但在其准备与苏联对抗以后，就开始了与远东日本的合作。而中国的国民政府则害怕中国共产党的势力扩大，准备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合作之前，抢先拉拢苏联。

德日两国的合作使得中国向苏联靠近，这种情况的背后，存在着对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地缘政治学因素。正因为德日都是无法坚持进行持久战的国家，所以才会计划从亚、欧两个方向同时牵制苏联。在亚洲发生的中日战争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

日本没资格打仗

正因为日本无法进行持久战，所以必须制订出速战速决的计划，或是考虑地缘政治试图夹击敌国。做这么多还真是辛苦了。（笑）那么，既然日本无法进行持久战，不如坦承自己没有资格打仗，这样一来不就了结了？一名高唱和平的军人提出了这种观点。大家知道他是谁吗？这是一位在昭和初期倡导和平的海军军人。

——山本五十六？

不对。虽然山本的心中确实有过和平的想法。

——米内光政？

米内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军人。不过，此人既不是山本，也不是米内。20世纪20年代，他曾说：“基于这些理由，日本根本就是无法进行战争的国家。所以别再考虑战争了。”能答上来吗？答案是水野广德。

水野广德在1929年写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与国防问题》的文章。为什么这两个词会一起出现呢，有点不可思议吧？水野深入地探讨了何谓国家安全的问题。到1929年时，飞机研制出来才20多年，还没有成为战争中的主要武器。水野认为，由于日本是岛国，所以本土安全基本不会受到威胁，唯一会让国家不安定的因素就只有经济上的问题。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维系与外国的经济联系，只要日本不对其他国家做出“国际性的蛮横不法行为”，经济就能得到保障。

水野认为，日本的重点在于经济，因为日本80％的重要物资都依赖进口，所以必须维持良好的国际贸易关系，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现代战争势必会演变成持久战、经济战，然而，当时的日本经济却有着致命的弱点，如物产匮乏、技术低劣、主要出口物资蚕丝并非生活必需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日本在战场上一时处于优势地位，也绝对无法打赢接下来的持久战和经济战。所以，水野得出了日本没有资格进行战争的结论。

水野作为一名军人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于技术低劣这一点，虽然我认为水野的评论有些过于苛刻了，但是确如他所言，日本的主要出口产品既不是生活必需品，也不是攸关贸易对象生死的重要物资。日本没有钨、铀、钛等珍稀矿藏，只能出口女士们喜欢的蚕丝和棉布，可以说经济上非常脆弱，不会有哪个国家会因为和日本断绝了贸易往来而感到困扰。

在战争发展到机械化的现代，战争需要的是国家的工业和经济实力。大部分军工产品的原料都仰赖外国进口，这种仰人鼻息的国防工业就好似依赖外国的雇佣军来守卫国土，一旦爆发战争，这就会成为一个致命的弱点。极端地说，这种国家并没有独自进行战争的资格，无论在和平时期如何扩张陆海军的军备，也不过是毫无基础的空中楼阁罢了。

水野的这种观点在“不留情面”方面，与之前提到的胡适的观点有些类似。胡适认为，要等到中国几成的国土沦陷、大部分海岸线被封锁以后，才能等到美苏参战。水野则直言，日本根本就没有打仗的资格。但是，水野的观点受到了压制，没有被民众认真地加以思考和接受，当时人们争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地方。也就是说，既然日本打不了持久战，那就只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去夹击苏联，或是主动出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四　战争的种种面目

必死的战斗

目前为止我们所谈论的，差不多都是关于战争的技术性话题，当年的军国少年、少女们心情激动地抱着收音机收听的内容，可能也可以纳入同一范畴。在对美英等国开战以后的3天里，日军就收获了堪比桶狭间之战的战果。在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袭击下，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英国远东舰队的主力分别在夏威夷和马来半岛外海损失殆尽，这确实不免让人吃惊。

但是，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国力差距还是非常明显。同盟国在最糟糕的时候，差不多只有英国在战斗。苏联与美国直到1941年6月和12月才加入盟军作战。而从1937年开始，就将大量日军牵制在大陆的中国，也随着美日开战而对日宣战，同盟国由此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我们之前提到过吉田裕教授，在他的著作《亚洲、太平洋战争》(10)一书中，有一张很令人在意的表，上面列出了岩手县出生的阵亡士兵人数的变化情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战败为止，岩手县共有30724名军人阵亡。其中，1944年以后的阵亡人数占了总数的87.6％。也就是说，九成左右的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半中死去的。

美日之间的战争其实在1944年6月19—20日的马里亚纳海战之后，就已经决出了胜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以委任统治的方式接收了原属德国的马里亚纳群岛，该群岛包含了著名的塞班岛、关岛等主要岛屿。在马里亚纳海战中，美日双方的特混舰队展开了对决，最终日本惨败，并失去了大半的航空母舰和飞机。

说到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战役，虽然1942年6月5日的中途岛海战（美军破译日军密码，并布下埋伏，最终日军在此战损失了4艘航母）也非常有名，但在1942年时，日本陆军先后侵占了中国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爪哇岛以及缅甸等地，还有不少人相信“日军不败”的神话。同一时期，负责中国战线的蒋介石则与印度、缅甸方面的英军不断发生摩擦，蒋介石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揭发了英国统治印度的残忍事实：

英国应该给予印度完全的自由。因为这同时是同盟国的战争目的与我们共通的关心事宜，所以我无法保持沉默。中国古代有个成语叫“良药苦口”。虽然发自诚心的建议可能会让英国感到不满，但是这依然是我们今后应该采取的方针。

蒋介石的意思大概是，如果英国能允许印度将来走向独立，印度士兵应该会更加勇敢地与日军战斗。因为印度士兵似乎不怎么善战，这让中国军队也感到相当难办。

丘吉尔的回应也颇为惊人，他用冰冷的口气回答道：

同盟国应该采取的最佳方针，就是不要干涉各自的国内问题。即使在中国国内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立最激烈、最危急万分的时刻，英国人也非常克制地没有对这种状况发表任何评论。在这里我想郑重声明，只要我还担任首相，任何事关大英帝国尊严的多余批评，英国政府都完全不予接纳。

这种态度可谓是表面上客气，实际上却完全看不起对方。蒋介石这个时候真是让人觉得有些可怜。虽然中国与英国都是同盟国的成员，但是面对不顾死活拼命进攻的日军，在到底由谁在最前线抵挡住日军的这个问题上，中英之间不断出现分歧。丘吉尔拒绝在缅甸与日军大规模交战，表示“为了和日军作战而分散兵力进入丛林，就像是为了和鲨鱼战斗而轻率地潜入水中”，他希望保存英军的实力。所以即使日本海军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失败以后，日本获胜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到1944年6月之后，等待日本的已经只有战败这一种结局了。

日本人仍然相信会胜利吗？

——明明出现了那么多战死者，为什么大量伤亡的消息没有在日本国内传开来呢？

这是个好问题。身在前线的士兵们与故乡的通信毫无疑问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当时不仅存在针对信件的审查制度，而且一张小小的明信片上能够书写的内容也是非常有限的。但只要人还活着，每个月都应该可以寄出一张明信片。然而从某个时候开始，明信片就突然不再寄送了。例如，被派遣到新几内亚的第十八军，10万人之中竟有9万人饿死在那里。在他们的故乡，诸如“奇怪了，父亲的信一直不来，隔壁村的谁家也是”这类绝望的信息会逐渐传开。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通过邻里之间的交流，就可以大概想象到从故乡出发的军团已经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而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只有新潟县和宫城县等地的地方报纸会刊登第十八军阵亡者的姓名与人数，毕竟在士兵的故乡，葬礼是重要的大事。但是，这样的坏消息却不会传到士兵故乡以外的地区。研究审查制度的专家中园裕就发现，统计刊登在地方报纸还有全国性报纸地方版上的全部阵亡者消息，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开着汽车不断地往返各县市，统计出日本所有县的地方版报纸上一个月内的阵亡人数，就可以进一步统计出全国的阵亡总人数。但是没有人会那样做，因为会被警察抓起来。如果只阅读在全国范围发行的报纸，就只能看到前去“特攻”的飞行员特写照片，而不会知道某个地方师团的士兵有九成都阵亡了的消息。不让全体国民察觉战争的失利，并在无法收集相关信息的情况下继续战争，这就是1944年日本的情况。

那么，当时的日本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取信息的呢？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提到过，大家都听广播。因为有大约一半的人与广播公司签约收听广播，所以只要附近有人在用大音量收听广播，国家想要让大家知道的那些事情就会马上传开。

国家不想让大家知道的信息又是怎么传播的呢？短波广播是很难用技术手段拦截的，所以只要下定决心，不怕被宪兵抓住的话，懂英语的人就会偷偷收听国外的短波频道。当时国家有规定，只有许可的通讯社或者报社才能使用短波通信。不过，在轻井泽等能收到短波的地方，还是有很多人收听了“敌台”，并在战后说出了这段经历。

况且民众也不是那么好骗的，有些人已经通过股票，察觉到了某种信号。

——欸，股票？战争时期还存在股市吗？

是的，吃了一惊吧？股票市场还在交易哦。这又是吉田裕教授的著作中提到的一个小插曲。从1945年2月开始，那些与军工并不相关的公司（主要是民用工业企业）的股票价格开始上涨。具体来说，就是纺织工业的股价开始上涨了。股票价格上升，也就意味着购入股票的人在增加。在战争时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运输船接连不断地被击沉，到1943年左右，民用船舶的状况已经惨不忍睹了，国家不仅没有建造船只的钢材，也没有驱动船只的燃料和发动机。尽管如此，与船舶相关的股价却同样在上涨。由此可知，当时有一部分人已经预见到日本很快就会停止战争，社会状况就要出现变化，股价的上涨就是反映。

说不出死者阵亡地的国家

与德国人相比，日本人常常被指责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省不够。仅仅是对珍珠港的偷袭，日本就夺去了3000名美国年轻人的生命，他们许多人甚至还在星期天早晨的睡梦中，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毫无疑问，日本确实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根据中国的统计，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为止，中国共有330万军人、800万平民伤亡（这个数字因为统计主体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同时，也不能忘记中国台湾、朝鲜及南洋群岛等日本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的居民所遭受的苦难。根据1938年制定的《国家总动员法》，日本在第二年发布了所谓“国民征用令”，认可了国家以命令的方式将所需人员安排到战争所需的产业进行劳动。根据国民征用令，日本从殖民地强征了许多劳动者到国内进行采矿、机场建设等劳动。以朝鲜为例，到1944年为止，据说有16％的朝鲜人口被征发到了朝鲜半岛以外的地区。

但是，日本为什么总是以被动的方式来阐述太平洋战争呢？为什么日本人认为自己是“被害者”呢？这么多的日本民众选择这种表达方式，无论对错，必然有其理由。就像岩手县的情况那样，九成的阵亡者都死在了日本战败前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们在距离故乡数千千米的遥远战场上丢掉了性命。国家甚至无法告诉阵亡士兵的家属，这些士兵是在何时、何地失去生命的。现代的我们对于当时追悼死者的想法可能有些难以理解。

日本传统的慰灵思想认为，年轻的男性在未婚、未留子嗣的情况下，背井离乡，死于非命，灵魂就会作祟。对于战死在外地的青年的灵魂，必须在弄清楚死亡地点和时间以后，举行葬礼。想了解日本人关于灵魂和慰灵的相关思想，读一读折口信夫的著作应该最适合了。折口信夫与柳田国男并列为日本民俗学与国学研究的第一人。关于折口，还有另外一些令人感伤的故事。

折口最喜爱的弟子名叫藤井春洋。据说这种喜爱，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于自身艺术与学术继承者的爱上，他们的关系已经超越师徒关系。1945年的春天，日军在淡水和粮食双双告急的情况下，在这个远海孤岛上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藤井就是死于这场战役。对于硫磺岛战役，大家可以看一看2006年上映的《硫磺岛的来信》（Letters from Iwo Jima），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执导、渡边谦主演的这部电影，可以作为影像参考，让大家对硫磺岛战役有一个较为生动的认识。

折口曾经写过一首短歌，其中寄托了对于藤井的思念：“如月二十，夜月深邃，生者犹战乎。”美军在2月19日登陆硫磺岛，3月17日，硫磺岛的日本守军全部被歼，阵亡者达到了23000人。“如月”是对阴历二月的雅称。已经是阴历二月二十日了，夜空中的月亮看起来那么深邃，我所爱的春洋现在还没死的话，是不是还在继续着那场必败的战斗呢？折口用“释迢空”的笔名创作短歌，是一位优秀的短歌诗人。他吟咏的这首短歌，确实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

折口在这首短歌中，平静地传达着对于满不在乎地将自己所爱之人投入一场必败战争的国家的愤怒。他认为，那些远离故乡死于非命的人不够被供奉的条件，所以灵魂会在后世作祟。折口的这种想法也在普通人之间广泛存在，通过下面的例子可见一斑。

一位阵亡者的父亲在战后写给国家机构的信被保留了下来，信中这样写道：“如果无法救出被遗弃在山中的爱子，身为父亲深感不安，同样也有违天理。”不管是在莱特岛还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如果不找回死在那里的爱子的遗骸，作为父亲就无法原谅自己。从这位父亲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与折口相似的情感。

满洲的记忆

置于太平洋战争的背景之下，日本民众将自己想象成“被害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于满洲的记忆。1945年8月8日，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以后一直没有加入对日战争的苏联，依照与英美在雅尔塔的协定，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对日宣战，出兵满洲进攻关东军。德国是在5月7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确实是相当准确的3个月后呢。美国已经在8月6日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日本的战败只是时间问题。苏联在这个时候进攻满洲，作为开拓团移民移居满洲的许多日本人也被卷入了与苏联的战争中。战后的日本长期存在着对苏联的憎恨情绪，某种程度上也来源于此。

在日本战败时，有150万日本人生活在满洲地区。除了这些普通民众，还有50万关东军。也就是说，当时共有200万日本人身处满洲，其中有63万人（根据1990年公开的俄国史料）被苏军扣留在西伯利亚和蒙古地区。因为与德国之间的激烈战争持续了数年，使得苏联国内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因此苏联就把日本俘虏派去从事修筑铁路、伐木之类的工作。在被扣留的63万人中，有66400人在西伯利亚的苦寒之地丢掉了性命。

到战争结束时，身处海外的日本民众有321万人，再加上大约367万名陆海军军人，总计有688万日本人滞留在海外。其中，有200万人在满洲。包括那些被扣留最终死在西伯利亚的人在内，苏联发动进攻以后留在满洲的200万日本人中，有245400人丧生。这个数字真是惊人。除了死者和因为种种原因与亲人离散而无法回国的滞留孤儿和妇女，在满洲的大部分日本人都撤回到了日本。如果以刚刚提到的人数计算，日本战败后，有8.7％的日本人体验了从海外撤退的行动。

上百万男女老幼同时经历的历史事件，无疑是一个民族的深刻历史记忆。因为漫画《明日之丈》(11)而闻名的漫画家千叶彻弥，以及2008年去世的《天才傻鹏》(12)的作者赤塚不二夫，都是从满洲撤退回到日本的。芥川奖获得者安部公房也经历过撤退，他以这些经历为基础写成的小说《野兽们要回家》(13)，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大家可以找来读读看。

毫无疑问，从满洲撤退回国之路充满艰辛。许多人因此不断诉说其中的苦难，甚至以“被害者”自居，倒也不是不能理解。但绝对不能忘记的是，造成这种惨祸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这里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对这些政策加以说明。长野县有许多人作为开拓移民去了满洲。在长野县内，相较于县政府所在地长野市或松本市的周围地区，长野县南部的南信有更多的村庄送出了大量移民。

饭田市历史研究所编纂了一本题为《满洲移民》(14)的书，属于南信地区的饭田市的历史学家们研究了这个地区满洲移民的有关情况。南信地区送出了大量的开拓移民，这些被送到满洲的人在战败后又体验了艰难的撤退之路。现在由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自己研究过去的这段历史，所得到的成果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在饭田市周边，开拓移民最多的村庄，移民满洲的比例为18.9％，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村民中就有1人被送到了满洲。饭田地区养蚕业发达，以生产远销美国的优质蚕丝而闻名，但是大萧条之后，蚕丝价格暴跌，农村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历史学家通过调查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个村庄的主要经济来源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较为顺利地从养蚕业转向其他种植业，那么这个村子的移民就相对较少。至于那些平地较少、山地较多的村庄，就往往难以实现这种转型。也正是这些地区，积极（甚至可以说是过于积极）地响应了国家和农林省从1938年开始推行的满洲分村移民的招募计划。

为什么我要说“过于积极”呢？其实，试验性的满洲移民从1932年左右就开始了，村民们从那些初期移民传回的消息中了解到，满洲并不像国家宣传的那样，是“流奶与蜜之地”，实际上非常严寒，日本人并不容易适应那种环境。所以从1938年左右开始，愿意移民的人数急剧减少。为此，国家和县政府出台政策，如果村中的一部分居民愿意移民满洲，政府就提供各种特别补助来帮助村庄进行道路整修和产业振兴等事业。

以这种方式送出的移民就被称为分村移民(15)。苦于生计的村庄为了得到国家的补助款，纷纷配合负责县移民工作的拓务主事，进行了分村移民。这些移民中的许多人最终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但是，其中也有大下条村村长佐佐木忠纲这样具有远见的领导者。佐佐木反对分村移民，他认为这是国家和县政府以补助款为诱饵，草率地对待村民性命的行为。佐佐木没有被蒙蔽。

当人们讲到从满洲撤退的苦难时，总是很容易就联想到苏军的突然袭击，以及没有通知开拓移民就自己撤退了的关东军。但是，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在推行分村移民政策时，国家和县政府做了什么？使用补助款来“购买”分村移民这种做法，难道没有问题吗？在下伊那地区担任町村会长的吉川亮夫也颇有见识，他批判那些为了取得分村移民补助款而几近疯狂的村庄，一语道破这种状况只是“为了补助款而争夺开拓民”。通过开出在某一期限内召集多少分村移民，就可以得到多少预算的条件，让村庄之间展开互相竞争，即便到了现在，国家和县政府还是会有类似的做法。

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否也是这样，一个人对于事实的了解，是会影响他对于现代社会以及历史的看法的。我对于写出《满洲移民》这本书的乡土历史学家深表敬意。在这本书中，有大量的内容是唯有扎根于当地的人才能弄明白的。一些开明的开拓团长，从到达目的地开始，就尽力与脚下这片土地原本的主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得知战败的消息后，从而得以立即与中国的农民代表进行沟通，通过出让所有的农场和房屋来换取中国人的帮助，抵达安全地带，最终以较低的死亡率回到了日本。其中又以死亡率最低的千代村为代表。这些例子明确地揭示出，面对历史的必然，个人也能凭借资质与努力，对历史施加相应的影响。

俘虏的待遇

在日本人当中，相信有不少人对于“正视过去的德国人与不这么做的日本人”这种简单的二分法感到不满。但是我认为，日本人在面对战争时确实表现出了某种特殊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能够将这种特殊性用数据正确地总结表示出来，就可以加以正视了。

其中一项数据就是俘虏的待遇问题。美国的一个组织根据被俘虏的美国士兵名单，计算出了不同地区被俘美军的死亡比例。日本与德国的数据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被德军俘虏的美国士兵的死亡率是1.2％，但是一旦成为日军的俘虏，死亡率就上升到了37.3％。这种差距非常大，明确地凸显了日军对待俘虏的残忍程度。日本的士兵一直被灌输不能当俘虏的思想，所以就产生了不把投降的敌国军人当人看的结果，但是原因还远不止于此。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军队忽视本国士兵人权的特质，使得这样的军队也不会重视俘虏的权利。曾经在一桥大学担任教授的藤原彰先生在战前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前往中国战场服役。在日本投降以后，他复员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学习近代史。虽然先生已经去世，但是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他所写的《饿死的英灵们》(16)这本著作。

战争需要粮食。在新几内亚北部的丛林里，根本没有可供汽车通行的道路，运输差不多只能依靠人力。如果限定士兵一天的主食为600克，在需要出动5000名士兵时，就算只是搬运主食也需要大约30000人。当然，这个数字还会随着基地与前线的距离变化而变化。然而在新几内亚，没有一条战线上的日军能够在这样的粮食补给计划下作战，所以才会说在那里没有战死者，都是饿死者。

日军的这种特质，也影响到了国民的生活。战时的日本可能是最轻视国民食物的国家之一，在临近战败时，日本人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已经降到了1933年的六成。1940年，有41％的人口是农民的日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日本当时的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明明需要大量的人手从事农业，国家却把农民征召进了军队。虽然对工厂的熟练工人实施了延期征召，但是农业学校出身的人们还是没有逃过征兵，这些人知道肥料的使用方法和虫害的防治知识，可以说是支撑农业发展的人。在他们应征入伍以后，农业生产就全无技术和知识可言了。到1944年以后，农业出现了减产。当政府在这一年注意到农民之中也存在技术者而开始实施暂缓征召时，已经太迟了。

相比之下，德国则大不相同。虽然德国的各种工农业设施遭受的破坏比日本更为严重，但是在1945年3月，也就是德国投降之前的两个月，德国人的卡路里消耗居然还比1933年增加了一到两成，比战前还多。德国坚持不能减少分配给国民的粮食，这是为了避免国民出现不满情绪。

不论对士兵还是民众来说，太平洋战争都是悲惨的。在日本的矿山里，有大量的中国俘虏以及从朝鲜半岛强征来的劳工们在被迫劳动。对于俘虏，本来应该提供充足的粮食和薪水才能要求他们劳动，而且不能要求军官从事劳动，但是这些规则完全没有被遵守，并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死伤者。然而，在日本士兵和民众的心中，这些悲惨的事实并没有比他们自身所遭受的恶劣待遇与痛苦生活来得刻骨和鲜明，以至于这些事实渐渐从日本人的记忆中遗落了。

如何看待那场战争

我们的课终于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长时间的陪伴。我们已经从甲午战争讲到了太平洋战争，这5天的内容，大家觉得怎么样？

——整体来说，难度还挺高的，即使是历史研究社的成员，理解起来也颇费脑筋。老实说，要跟上老师讲的内容，就已经很辛苦了。但是，讲课的过程中出现了好多很有个性的有趣人物，一边探究这些人的想法，一边追寻时代的脚步，真是非常有趣。胡适的形象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另外，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松冈洋右的内心想法，所以松冈所写的信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被中国蕴藏的深厚力量吓倒了吧。松冈一直以来都被单纯地认为是个强硬派，但是如果不仔细了解这个人物背后的故事，我觉得就无法真正了解过去发生的事。人们的看法应该是会随着对一件事的了解程度而改变的。

——我还没有用这种方式去思考过历史。感觉思考的方式与平常不一样了，虽然觉得很累，但是真的很有意义。关于太平洋战争，日本为什么要打这种毫无胜算的仗呢？虽然一直以来完全不知道过去人们的想法，但是这次通过了解各种数据，不禁产生了“只要着眼于某一时间点，厘清当时世界的动向，就可以看到平常看不到的问题”的想法，接触了各种人的思考和文章，似乎能够稍微了解过去人们的想法了。

能够让大家觉得有意义，真是太让我高兴了。在这次讲座中，虽然你刚刚说的是各种数据，其实花了最多工夫去准备的是地图。但是，如果大家今后能够对历史有一个空间上的概念，那么我就没有什么需要多说的了。（笑）

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2005年由《读卖新闻》进行的调查。其中，34.2％的人认为“对中国和美国的战争都是侵略战争”，33.9％的人认为“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对美国的战争则不是”。其实我最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二战时期日本的政治及军事领导人的战争责任问题，您认为在战后已经被充分讨论了吗？”超过五成的人回答“完全没有被讨论”或是“几乎没有被讨论”。

否认对美国和中国的战争同为侵略战争的人，与认为两者皆为侵略战争的人，在数量上差不多，这非常令人在意。但是，认为战争责任的问题还没有被充分讨论的人占比最大，这已经让我相当感动了。我希望今后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能够了解民众对于“日本的政治及军事领导人”的相关想法。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持续地保持两个态度：第一，希望探讨包含天皇在内的内阁以及军方领导人的责任；第二，试着想象如果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是否会去帮助那些为了一点补助款就将分村移民送出的县政府官员、村长或是村民？

(1) “軍備拡張の近代史―日本軍の膨張と崩壊”，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

(2) 以日本时间计算，太平洋战争爆发是在12月8日。

(3) “草の根のファシズム―日本民衆の戦争体験”，东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 指破坏敌方海上交通线的作战，是海上进攻战的一种，目的是切断或阻挠敌方作战物资的运输和兵员的补充，限制其海上兵力机动，削弱其作战能力。主要手段包括袭击敌方运输舰船、破坏敌方装卸港口、封锁敌方舰船航线。

(5) “日本軍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讲谈社2007年版。

(6) 1940年，以近卫文麿为中心展开的旨在效仿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政治运动。运动开始后，各大政党纷纷解散，“大政翼赞会”被建立起来，日本由此向法西斯体制迈进了一步。

(7) “太平洋戦争”，东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 “真珠湾攻撃総隊長の回想淵田美津雄自叙伝”，讲谈社2007年版。

(9) 《月月火水木金金》是旧日本海军的一首军歌，歌名来源于日语中对于一周七天的称呼。周日为日曜日，周一为月曜日，周二为火曜日，周三为水曜日，周四为木曜日，周五为金曜日，周六为土曜日。“月月火水木金金”即一周之中没有周日（日曜日）与周六（土曜日），七天皆为工作日，用来形容工作、训练之刻苦。

(10)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岩波书店2007年版。

(11) 漫画原作者为梶原一骑，他以笔名高森朝雄创作了这部漫画。千叶彻弥是漫画的作画者。

(12) 一部著名的搞笑漫画。

(13) 这是一部以日本战败之前的满洲为背景创作的小说。

(14) “満州移民——飯田下伊那からのメッセージ”，现代史料出版社2007年版。

(15) 分村移民是日本拓务省与农林省从1938年开始推行的移民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在各町村中调查农户的经济状况，统计出所谓“适正农家”与“过剩农家”。将一村农户分为这两个部分，并把后者作为移民送往中国东北地区。

(16) “餓死した英霊たち”，青木书店2001年版。

后记

您能读到这一页，真是让我非常高兴（当然，可能也有不少人是从这一页开始阅读的）。

承蒙多方协助，这本书才得以问世。首先，我想对荣光学园的校长、大岛弘尚老师以及早川英昭老师等人的果断决定表示感谢。他们在不能浪费一分一秒的学年安排中，给了我这种没有定性的人一个授课的机会。

另外，也要衷心地感谢学生们，他们在人生最光辉的阶段，在同样不能浪费一分一秒的圣诞和新年假期里，挤出宝贵的时间，热情地来听我讲课，并展现出了优异的头脑，不断给出在我意料之外的答案，其中一些回答的深度令我震撼不已。在后面的谢词里，分学年列出了大家的姓名。从讲座到这本书，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真是没想到。这次讲座只有5天的时间，在与同学们共同度过的这段时间里，我并非在单纯施教，这同样也是我受教的5天。

“在有冲击力的同时，又要漂亮好看。”我这个非常任性的要求，被装帧设计师有山达也及其助手池田千草完美地满足了。牧野伊三夫的插画颇有意境，肯定会有读者翻着书专挑这些图来看吧。能由牧野老师来给自己画这么棒的肖像画，松冈洋右在九泉之下大概也会高兴的吧。

朝日出版社第二编辑部的铃木久仁子小姐可以说是策划和编辑这本书的总指挥，给了我一言难尽的诸多关照。另外，也要感谢在许多重要之处给予关照的第二编辑部部长赤井茂树先生。

这大概是历史学家的习惯吧，收到的信件我都会好好地保存起来，所以我马上就可以查到铃木小姐第一次寄信给我的时间（有点得意），那是2005年5月。而她起意向我约稿的契机，更要进一步回溯到3年前的拙作《我想要写的“理想教科书”》（《中央公论》2002年版）。铃木小姐在追这本稿子时的认真劲儿真是百万吨级当量的，想必就连被凯恩斯认为有超能力的劳合·乔治，面对这种热情也不能保持冷静。

被称为战争与革命的20世纪，带给近代日本和日本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写作时，经常会有不可思议的感觉浮现在脑海中，就好像写稿的并非我的头脑，而是近现代这个“时代”被通灵师铃木小姐叫住，借用我的身体在书写“历史”一样。不过，这种幸福感总是在瞬间就消失了。

今后，我也要坚持锻炼头脑和身体，如果再遇到“时代”转身朝我而来的机会，我一定要牢牢地抓住他的额发，写出更容易理解的“历史”来。上面的说法模仿了成语“抓住幸运女神的额发”(1)。既然说到女神了，我想再提一下历史女神。在所有的缪斯女神中，掌管历史的女神克丽俄（Clio）是最内向和谨慎的一位，鲜少让人看到她的脸。

神话以引人入胜的创作来打动人，但历史还是应该内向谨慎一些比较好。在书店里常常可以看到一大堆把“大谎言”“为了不再道歉”之类刺激性的语言放在书名里的所谓近现代史读物。不论是在地理还是历史方面，中韩两国都与日本有着很深的关系，但是在诸多讨论日本与中韩关系的书籍封面上，也能找到这类刺激性的广告语。

不过，即使读了这种书而得到一时的痛快，最后大概还是会把手伸向关于“那场战争到底是什么”的书。要说为什么会这样，我想第一个原因在于那些痛快的书并没有设定好挖掘历史事实的“问题”；第二个原因则是在那种书里，史料和史料中包含的潜在信息并没有被全面、公平地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还是无法理解过去的战争，既得不到充实感，也消解不了心中的疑惑，结果可能就会再去阅读相同类型的书。年轻人不应该做这种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事情。

我们在度过生命中的每一天的同时，也在无意识地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做出评价和判断。在评价或是判断当今社会的状况时，又会无意识地借用过去的事例进行类比，当进一步对未来进行展望时，同样会无意识地对比过去和现在的事例。

在这些时候，年轻人的脑海中储存了多少可供类比的历史事实，对这些事实又进行了什么程度的整理分析，这些因素将会左右他们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判断。当一个人一边回想历史，一边对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尽情畅想对比时，他的表情想必会如克丽俄一般，平静、温和而又稳重。

2009年6月听闻《公文书管理法》通过之消息

加藤阳子

(1) 出自谚语seize the Fortune by the forelock，亦作grasp Fortune by the forelock，意为抓住重要的机遇。福尔图娜（Fortuna）是罗马神话中的幸运女神。

谢词

承蒙各位帮助，使得本书得以出版，在此表达深切谢意。

——编辑部

荣光学园高中部：

（二年级）石塚慎平、尾崎综志、金丸卓生、菊地悠太、小森勇希、下郡骏、原俊明、松村辽平、间部秀规、若林将大

（一年级）浅井秀太、宫里洸树、山下拓郎、吉本伦大

荣光学园初中部：

（三年级）中岛宽太、（二年级）吉川宏平、（一年级）柿崎光波

感谢上述17位同学，感谢荣光学园前任校长关根悦雄，教师相原义信、石川昌纪、大岛弘尚、福本淳，神奈川县立大船高中教师早川英昭（以上皆为讲座当时的年级与职位）。

参考文献

序章　思考日本近现代史

エイブラハム·リンカーン、高木八尺·斉藤光沢“リンカーン演説集”（岩波文庫、一九五七年）

サムエル·モリソン、西川正身翻訳監修“アメリカの歴史〈3〉”集英社文庫、一九九七年）

入江昭“二十世紀の戦争と平和”（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六年）

クラウゼヴィッツ、篠田英雄訳“戦争論”上·中·下（岩波文庫、一九六八年）

長谷部恭男“憲法とは何か”（岩波新書、二〇〇六年）

E·H·カー、清水幾多郎訳“歴史とは何か”（岩波新書、一九六二年）

ジョナサン·ハスラム、角田史幸他訳“誠実という悪徳”（現代思潮新社、二〇〇七年）

E·H·カー、井上茂訳“危機の二十年”（岩波文庫、一九九六年）

“見る·読む·わかる　日本の歴史”（朝日新聞社、一九九五年）

アーネスト·メイ、進藤栄一訳“歴史の教訓”（岩波現代文庫、二〇〇四年）

第一章　甲午战争：“侵略与被侵略”以外的视角

三谷太一郎“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岩波書店、一九九七年）

加藤陽子“戦争の日本近現代史”（講談社現代新書、二〇〇二年）

John J.Sbrega,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Colonialism in East Asia, 1941—1945（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3）→この本の序文が、キンボール教授Warren F·Kimballのもの

茂木敏夫“変容する近代東アジアの国際秩序”（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講談社選書メチェ、二〇〇八年）

浜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は近代アジア”（岩波書店、一九九七年）

坂野潤治“大系　日本の歴史＜13＞近代日本の出発”（小学館ライブラリー、一九九三年）

岡義武“山県有朋”（岩波書店、一九五八年）

牧原憲夫“客分と国民のあいだ”（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大澤博明“近代日本の東アジア政策と軍事”（成文堂、二〇〇一年）

第二章　日俄战争：问题在于选朝鲜还是选满洲

マーク·ピーティー、浅野豊美訳“植民地”（読売新聞社、一九九六年）

横手慎二“日露戦争史”（中公新書、二〇〇五年）

千葉攻“旧外交の形成”（勁草書房、二〇〇八年）

金文子“朝鮮王妃殺害と日本人”（高文研、二〇〇九年）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木鏵社、二〇〇〇年）

日露戦争研究社会編“日露戦争研究の新視点”（成文社、二〇〇五年）

井口和起“日露戦争の時代”（吉川弘文館、一九九八年）

川島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二〇〇四年）

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二〇〇七年）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所受的主观挫折

伊藤隆“大正期「革新」派の成立”（塙書房、一九七八年）

北岡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八年）

NHK取材班編“理念なき外交「ペリ講和会議」”（角川文庫、一九九五年）

ジョン·メイナード·ケインズ、救仁繁郷訳“講和の経済的帰結”（ペリカン社、一九七二年）

加藤陽子“戦争の日本近現代史”（講談社現代新書、二〇〇二年）

加藤陽子“戦争の理論”（勁草書房、二〇〇五年）

第四章　“九一八”事变与中日战争：日本切腹、中国介错论

家近亮子“蒋介石と南京国民政府”（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二〇〇二年）

竹内洋“丸山真男の時代”（中公新書、二〇〇五年）

ルイーズ·ヤング、加藤陽子他訳“総動員帝国”（岩波書店、二〇〇一年）

伊藤隆“近衛新体制”（中公新書、一九八三年）

デービッド·J·ルー、長谷川進一訳“松岡洋石とその時代”（TBSブリタニカ、一九八一年）

クリストファー·ソーン、市川洋一訳“満州事変とは何だったのか”上·下（草思社、一九九四年）

坂野潤治“近代日本の外交と政治”（研文出版、一九八五年）

酒井哲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体制の崩壊”（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二年）

井上寿一“危機のなかの協調外交”（山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鹿錫俊“中国国民政府の対日政策”（東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一年）

加藤陽子“模索する1930年代”（山川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加藤陽子“満州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へ　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⑤”（岩波新書、二〇〇七年）

第五章　太平洋战争：说不出死者阵亡地的国家

山田郎“軍備拡張の近代史”（吉川弘文庫、一九九七年）

吉見義明“草の根のファシズム”（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七年）

加藤陽子“戦争の理論”（勁草書房、二〇〇五年）

吉田裕“アジア·太平洋戦争　シリーズ日本近現代史⑥”（岩波新書、二〇〇七年）

小谷賢“日本軍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講談社選書メチェ、二〇〇七年）

工藤章·田嶋信雄“日独関係史”全3巻（東京大学出版会、二〇〇八年）

Warren F.Kimball ed.,Churchill and Roosevelt,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Princen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波多野澄雄“幕僚たちの真珠湾”（朝日選書、一九九一年）

波多野澄雄“「大東亜戦争」の時代”（朝日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淵田美津雄、中田整一編·解説“真珠湾攻撃総隊長の回想　淵田美津雄自叙伝”（講談社、二〇〇七年）

飯田市歴史研究所編“満洲移民”（現代史料出版、二〇〇七年）

藤原彰“餓死した英霊たち”（青木書店、二〇〇一年）

译者后记

初次与这本书相遇，已经是5年前的2013年了。在日本本州中部岐阜市的一家书店里，作为游客初到日本的我在琳琅满目的图书中，看到了作为畅销书而被特别陈列的这部作品。当时距离加藤老师在2007年末为学生们所做的讲座，即构成本书的主要内容，已经过去5年多了。在日文原著出版10年、距讲座12年之后的今天，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终于要与读者见面了。难怪加藤老师会在专为中文简体版所作的序言中，谦虚地对书中内容是否会过时表示担心。

加藤老师之所以会关心10年前出版的著作是否会过时，我想一部分原因可能恰恰在于本书内容在出版时的新颖性。翻看本书的参考文献，能够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2007年左右出版的，甚至还有2008年和2009年出版的著作。也就是说，老师在准备出版讲座内容时，还进一步参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原有内容进行了增补。可见本书在日本出版时，确实无愧于“让初中生和高中生了解历史研究第一线的问题”这一口号。即使在10年之后的今天，这本书也依然常常被摆在历史类书籍的最显眼处。担心这本书的内容过时，实在只能说是老师的自谦之词。

与国内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相似，日本也有人将黑船来航之后被迫与美国签订《日美和亲条约》一事作为日本近代史的开端。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中日两国由此被卷入了由西方列强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并各自走上了寻求现代化之路。从此，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诸多变化。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本书所讨论的那些战争，也无一例外都与中国相关。老师在序章中表示，自己之所以要写作本书来揭露日本过去发动战争时所利用的种种说辞，原因在于“自己一直抱有一个疑问，如果自己也生活在那个时代，是否同样会被国家的那些说辞所欺骗，很怕自己可能也看不穿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这种自省之心令人钦佩。

因为体裁的关系，这本书整体是用平易近人的口语体写下的，我也力求使用相似的口吻来进行翻译。翻译此书的过程因此颇为流畅愉快。然而，限于能力与时间等问题，译本势必存在一些未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章　霖

2019年6月写于东京

被掩盖的原罪
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
（美）爱德华·巴普蒂斯特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11-2017-21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美）爱德华·巴普蒂斯特著；陈志杰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4

书名原文：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ISBN 978-7-213-09120-9

Ⅰ．①被…　Ⅱ．①爱…②陈…　Ⅲ．①奴隶制度-研究-美国　Ⅳ．①D7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3480号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Copyright © 2016 by Edward E．Baptist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an imprint of Perseus Books，LLC，a subsidiary of Hachette Book Group，Inc.，New York，New York，USA．All rights reserved．

地图审图号：GS（2018）6656号

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
［美］爱德华·巴普蒂斯特　著　陈志杰　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丛书策划：王利波

营销编辑：陈雯怡

责任编辑：吴玲霞　朱康平

责任校对：朱　妍

责任印务：程　琳

封面设计：张庆锋

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20.625

字　　数：492千字

插　　页：6

版　　次：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120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录

出版者言
佳评推荐
导言　心　1937
第1章　足　1783—1810
第2章　头　1791—1815
第3章　右手　1815—1819
第4章　左手　1805—1861
第5章　舌头　1819—1824
第6章　呼吸　1824—1835
第7章　种子　1829—1837
第8章　血　1836—1844
第9章　背部　1839—1850
第10章　手臂　1850—1861
第11章　尸体　1861—1937
后记
致谢
注释
原书索引
返回总目录

来源：《美国历史上的州与领地》。
在线获取地址：http://publications.newberry.org/ahcbp.

来源：《美国历史上的州与领地》。
在线获取地址：http://publications.newberry.org/ahcbp.

来源：《美国历史上的州与领地》；1840年和1860年的美国人口统计资料。

来源：《美国历史上的郡县》。
在线获取地址：http://publications.newberry.org/ahcbp.

来源：1800年、1840年和1860年的美国人口统计。

出版者言

当今的世界与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正在面对什么、将会走向哪里，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思考者都需要追问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应该努力回应、解答的问题。出版者应该成为文明的瞭望者和传播者，面对生活，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新。出版“好望角”书系，正是我们回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解答读者灵魂之惑、精神之惑、道路之惑的尝试和努力。

本书系所选书目经专家团队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好望角”，让读者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打开新的视野，突破一隅之见。当然，书中的局限和偏见在所难免，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非洲南部“好望角”本名“风暴角”，海浪汹涌，风暴不断。1488年2月，当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的船队抵达这片海域时，恰风和日丽，船员们惊异地凝望着这个隐藏了许多个世纪的壮美岬角，随船历史学家巴若斯记录了这一时刻：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个海角，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佳评推荐

研究深入，论证严谨。

——2014年度《彭博观点》非虚构类十大好书

本书研究充分，措辞典雅，论证有力，详细阐述了1783—1861年间奴隶制与经济改革之间的联系。

——2014年度《普罗维登斯杂志》最佳图书

巴普蒂斯特通过令人信服的分析，证明奴隶制对美国崛起起了根本性作用。

——2014年度《卫报》（澳大利亚版）最佳图书

迄今为止，关于奴隶贸易与美国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关系的最好诠释。

——畅销书作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史蒂芬􀍡特

废奴主义者对此类自私自利的废话不屑一顾，但他们往往也认为，从经济角度看，奴隶制的效率低下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是旧时代的残余……在《被掩盖的原罪》一书中，爱德华·巴普蒂斯特提出了充满激情的假设，他认为，奴隶制既非原本低效，也不是与资本主义相悖的制度，而是被编织到19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的跨国体系中……巴普蒂斯特的写作充满激情，对重大事件颇有见地。

——《华尔街日报》

巴普蒂斯特的著作对于奴隶制和美国发展的文献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巴普蒂斯特善于用通俗、简明的语言阐释复杂的金融问题……《被掩盖的原罪》论证充分，有说服力。

——《纽约时报书评》

《被掩盖的原罪》是关于美国内战以前经济和社会的一部巨著……巴普蒂斯特所讲述的故事具有强大的震撼力，他所搜集的有关种植园的资料，使得该书真实可信……这是一部全新的著作……我们本以为对这段历史已了如指掌。这是一部受害者的历史，他们经历了黑暗的奴隶制而幸存了下来……巴普蒂斯特给这段历史加上了很多新的、确凿的重要证据。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向我们展示了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如何把奴隶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悲惨。

——《洛杉矶时报》

《被掩盖的原罪》向我们讲述了经济史中引人入胜的细节。

——《纽约时报》维卡斯·巴加耶

巴普蒂斯特细致地分析了这样一个案例：美国的经济是如何从强制劳动中获利，以及投资者如何通过金融体制从奴隶制中获取收益。

——《西雅图时报》

一本十分引人入胜的书。巴普蒂斯特非常巧妙地将经济数据的分析与历史叙事编织在一起，勾画出美国奴隶制的画面，与你在中学社会学研究课上所学的大不相同。

——《赫芬顿邮报》

巴普蒂斯特真正的成就在于他将抽象的金融概念变得通俗易懂。他以生动的文笔重现了档案记载中奴隶制苦难的历史，描写了被全球市场拆散的各个家庭。最为重要的是，巴普蒂斯特试图说明美国的崛起与黑人奴隶的痛苦经历密不可分。

——《沙龙》

爱德华·巴普蒂斯特的《被掩盖的原罪》是一流的成功之作……他通过严谨的研究，以全面的视角按时间顺序讲述了被掩盖的另一半故事，而且讲得很好。巴普蒂斯特的叙事风格独特，巧妙地将奴隶主和奴隶的记述以及信件中所讲述的故事编织到政治经济的语境中，令读者沉浸在这部学术著作中……巴普蒂斯特描述了家庭的破裂、戴着锁链的奴隶队伍和艰苦的田间劳作，令读者动容，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人终将是不能被当作财产的……本书所写的是“奴隶制在美国的第二次生命”，阐述了非裔美国人来到新大陆后自身传统的演变，及其在美国政治经济史中的重要作用。它对于美国所宣称的理想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将此书强烈推荐给想要了解这些知识的读者。

——《华盛顿独立书评》

爱德华·巴普蒂斯特的这部著作，是我所读过的有关奴隶制的最为丰富、最具感染力的描述。他有力地抓住了种植园奴隶制令人痛苦与悲惨的特征……作者出色地描绘出新的地域以及现在称之为西南部（肯塔基、亚拉巴马、密西西比、田纳西和得克萨斯）地区的种植园奴隶制与内战前美国资本主义崛起之间的密切联系。

——《基督教世纪》

对黑人奴隶制的有力控诉，将这种“特殊制度”的历史纳入19世纪发展中的美国资本主义语境之中……巴普蒂斯特让普通读者体会到奴隶制的恐怖，也使读者认识到了奴隶制如何将南部变为全球市场中占据主导力量的地区，并将棉花转变为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原料。

——《新闻与观察家》

爱德华·巴普蒂斯特的著作《被掩盖的原罪》之所以如日中天，是因为作者将其分析根植于人性的维度。这本书超越了之前所有关于奴隶制的著述……简言之，巴普蒂斯特使美国奴隶们的生活人性化，将他们从人类所设计的最不人道的体制中解放出来。整个国家都需要这样做。

——《反击》

巴普蒂斯特将历史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力图更加充分、全面地讲述美国奴隶制的历史……对于美国奴隶制及其在美国资本主义辉煌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作者颇有见地。

——《书单》重点评论

巴普蒂斯特的这本书使我们对奴隶制的理解更加深刻，也更加全面……专业历史学者和普通读者在今后的几年中会潜心研读此书，本书是所有对美国历史和奴隶制历史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读物。

——《图书馆杂志》重点评论

这部作品打破了以往的神话，探究世界是如何从美国奴隶制中获利的……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极具价值，对于理解美国历史大有助益。

——《科克斯书评》重点评论

在美国崛起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过程中，奴隶制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本书是对这一确凿而恐怖的事实的描述，在宏观数据与零距离倾听奴隶自述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该书将学术客观性与语言通俗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巴普蒂斯特所写的这段历史，揭露了美国人所继承下来的几乎所有财富中的斑斑血迹，使得此书可以让任何一个对美国的黑暗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获益良多。

——《出版人周刊》

这本书揭露了美国商业肮脏的秘密，以及商业如何促成了美国内战的爆发。巴普蒂斯特揭露了一个巨大而肮脏的故事：无论是北部还是南部，奴隶制都是一种肮脏的燃料，它点燃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之火，使这个国家得以发展。

——《家中的奴隶》作者爱德华·鲍尔

《被掩盖的原罪》是一个真正的奇迹。它具有开拓性，研究深入、广泛，发人深省，让研究奴隶制及其后续历史的学者重新审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特殊制度”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当代种族主义和民主问题的思考。该书引人入胜，充满新鲜、有力、振奋人心的洞见，值得读者广泛阅读、探讨和辩论。

——塔夫斯大学种族与民主研究中心创始人潘尼尔·约瑟夫

导言　心　1937

时值奴隶制在美国废除72年之后，4月末的一天，风和日丽。克劳德·安德森将车停放在丹维尔市霍尔布鲁克大街旁，在513号住宅的门廊前，他重新整理了一下夹在腋下的笔记本，长出一口气之后，他下定决心，走到那座手工建造的房子前，敲响了房门。

丹维尔市位于弗吉尼亚州皮埃蒙特高原区西部边缘。追溯到1865年，该市是南部邦联的最后一个首都。大约也是在这一年的4月3日，杰斐逊·戴维斯在逃离里士满之后，宣布定都于此。但戴维斯在此仅逗留了一周，就又被迫继续逃亡。当时，联邦波多马克军的蓝衣士兵正在全力追捕他。当他们到达丹维尔时，发现叛军已经逃离此地，但他们在市中心的烟草仓库内意外发现了数百名关押于此的联邦军战俘。于是，这些营救者和获救者组成了一支蓝衣大军。他们穿行城镇时，数千名美国黑人涌向街头，为他们唱歌跳舞。这些黑人被囚禁的时间远比那些战俘要长得多。

1865年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和南部许多其他的村庄一样，丹维尔也变成了一个棉花工厂遍布的城镇。安德森是汉普顿大学的一名黑人硕士研究生，他原本不能在这种种族隔离制的工厂工作，但是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中，公共事业振兴署成立了，他才有了来此调查采访的工作机会。历经大萧条之后，为了让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公共事业振兴署发起了许多项目，包括组织建筑工人建造学校，雇艺术家创作壁画，组织作家和学生采访洛伦佐·艾维这样的美国老年人。这位老人此刻正步履蹒跚地走过松木地板，为安德森打开房门。

在位于丹维尔以东200英里的汉普顿大学档案馆中，安德森发现了洛伦佐·艾维这个名字。1850年，也就是洛伦佐出生那年，丹维尔还没有汉普顿大学，也没有汉普顿市，只有一个以某位奴隶主出身的总统名字命名的堡垒。门罗堡地处老波因特康弗特角（Old Point Comfort），位于切萨皮克湾和詹姆斯河之间，是一块狭长的三角地带。1607年4月，早在堡垒建成之前，“苏珊康斯坦号”曾满载英国移民驶过这个地方。他们在几英里之外的上游靠岸，并在那里建立了詹姆斯敦，这是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永久居留地。12年后，两艘遭到风暴袭击的私掠船又经过这里，船员们一来是想寻找一个安身之所，二来是想找一个地方卖掉船上的20多个（从一艘葡萄牙贩奴船上抓来的）非洲奴隶，这些奴隶正戴着脚镣躺在货仓里。

自从1619年首批黑奴途经此处之后，又陆陆续续有10万余名非洲奴隶经老波因特康弗特角被运往上游。这些奴隶身披枷锁被囚禁于货舱，只有被带到甲板上进行贩卖时，他们才看得见陆地。美国的这种合法奴隶贸易即使在1807年被叫停后，也仍有成千上万的奴隶经过这个地方。如今，他们已经改行另一条路线，在美国最大的东部奴隶贸易中心里士满登船，然后乘船到达密西西比河流域。

1861年5月下旬的一个黑夜，此时南方的奴隶制已经延续了240多个春秋，为了维护奴隶制，弗吉尼亚州最终决定脱离联邦政府。自南卡罗来纳州突然退出合众国6个多月以来，弗吉尼亚一直摇摆不定，但它最终还是选择站在南部邦联一边。门罗堡原本用于保护詹姆斯河，以抵挡来自海洋的入侵者，现在却成了联邦在东弗吉尼亚州的最后一个立足点。叛军为自己挖了横跨堡垒的向陆通道，包括查尔斯·马洛里在内的当地农场主均派遣奴隶来帮助建造护堤，以抵挡城外的炮火袭击。但是当天深夜，站在堡垒上巡视的联邦哨兵发现，海面上有一艘小船正从黑暗中缓缓驶来。弗兰克·贝克和汤森德划着消音桨，谢泼德·马洛里撑着船柄，他们正准备解放自己。

几天后，查尔斯·马洛里也出现在了联邦军堡垒的门前，他要求联邦政府的指挥官本杰明·布特勒归还属于他的财产。布特勒是马萨诸塞州的政治家，他虽然不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却是一位聪明的律师。布特勒告诉马洛里，如果他口中所说的财产是前几天逃来的人，并且他还曾利用他们与美国政府为战，那么从理论上来讲，这些人就是战时禁运品。

那三个最初的“战时禁运品”，在奴隶制的百年城墙上凿开了一道裂缝。接下来的4年间，成千上万的奴隶逃到了联邦这边，使这道裂缝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他们的这些行动削弱了南部邦联的战斗力，并为联邦及其总统选择把大规模解放黑奴作为一种战争手段提供了便利。最终，联邦军队开始吸纳以前的奴隶进入军队，将难民营变成了招兵处。这些黑人士兵日后将对北方军队的胜利起到关键作用——后者在1863年末已经精疲力竭，前途未卜。

在老波因特康弗特角难民营内曾出现过一些教育项目，战争结束后，联邦军官塞缪尔·阿姆斯特朗借机将它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汉普顿学院。1875年，洛伦佐·艾维来此求学，这在美国黑人史上绝无前例。他在汉普顿学院接受教育后，回到丹维尔市，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黑人儿童。他靠自己的双手在霍尔布鲁克街建造了一座属于他自己的房子，并把他的父亲、兄嫂一家人都接到这里生活。1937年4月，艾维打开了自己亲手用锯子和刨刀建成的房门，这扇门在安德森来到这里时依然能转动自如，不会磨到门框。(1)

关于美国历史，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安德森正在搜集相关的证据，或许他能从这次访谈中获得更多信息。他的笔记本里罗列着公共事业振兴署为他提前准备的一些问题，问题常常会暴露提问者所希望得到的答案。在20世纪30年代前的几十年间，美国白人一直在抗议，因为他们要求只听到净化之后的有关洛伦佐·艾维那个年代的故事。这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19世纪中期，美国白人因为奴隶制的存亡问题而同室操戈，战争以奴隶制的失败而告终。实际上，在1865年后的几年中，许多北方白人仍把奴隶的解放看作是一种集体的胜利，这种解放在《宪法第13条修正案》颁布后被永久确立下来，《宪法第14条修正案》和《宪法第15条修正案》又把种族中立的公民政策写入了宪法。但是，白人对奴隶解放的信念远没有那么坚定。许多北方人响应本杰明·布特勒和亚伯拉罕·林肯发起的废奴运动，仅仅是因为他们讨厌像查尔斯·马洛里这样自大的奴隶主。1876年之后，北方盟友就抛弃了南方黑人选民。

布特勒让查尔斯·马洛里从门罗堡空手而归之后的半个世纪，这些联邦和南部邦联战士的白人后代便联起手来，反对美国黑人享有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这种白人至上的做法让南方白人开始肆无忌惮地在公共场合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以阻止黑人投票的方式剥夺他们的选举权，甚至为了迫使黑人就范而滥用私刑。白人也开始在南方以外的地区强制推行白人至上的做法。在原南部邦联以外的一些州，许多餐馆不接待黑人顾客，商店和工厂也拒绝雇用黑人。美国中西部的数百个城镇将黑人强制驱逐出境，因此变成了“日落城镇”（即纯白人城镇，此种术语源自一些社区的布告，要求黑人“日落之前离开城镇”，“不要让城镇的落日照到你”）。同时，绝大多数美国白人深信，科学从生物学角度证明了人种之间的确存在差异，欧洲人是最优越的人种。当时的大量移民，如俄罗斯的犹太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涌入埃利斯岛，改变了美国北方城市中心的文化，而在那些英裔美国人看来，自己与他们也不同，并且优于他们。

20世纪早期，美国最早的一批历史学家试图证明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并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这一做法是合理的，那段历史似乎说明白人至上主义既是合理的又是必要的。首先，这些历史学家生活在一个重归统一的白人国家，他们坚持认为，奴隶制只是一种前现代体制，其目的并非盈利。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其实只是重复了内战前的论争：在废奴主义者看来，奴隶制不仅是一种病态的体制，奴隶时常遭受鞭笞、强奸和家庭离散之苦，而且是一种存在严重缺陷的经济体系，其生产效率天生低于北方已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自由劳动体系；而一些支持奴隶制的作家并不认为这种制度是病态的，到19世纪50年代时，他们仍认可奴隶主从根本上来讲并非利益寻求者，在他们看来，农场主们把奴隶视作家人，对他们关怀备至。因此，虽说废奴主义者与蓄奴主义者在有关奴隶制道德性问题上的最终看法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同奴隶制是一种商业模式，都认为奴隶制就其本质而言并非一种赚钱的好方式，而只是适用于更早社会时期的一种制度。首先，奴隶劳工的效率并不高，奴隶生产力并没有跟上工业化前进的步伐，而且奴隶主也不同于追求利益的商人。奴隶制作为一种体制，并没有随着新工业经济的到来而兴盛，更不用说在经济扩张中起到驱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它在现代美国爆炸式的经济增长中拖了后腿。事实上，内战期间，北方美国人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因此，他们坚信，从奴隶劳工到自由劳动力的转变将大大提高棉花产量。

但事实并非如此。之后的70多年间，有关生产率不断下滑的数据证明，奴隶制可能是生产棉花最有效的方式，不过，人们并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相反，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所做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认为奴隶制与19世纪西方巨大的经济与社会转型相脱离。毕竟在这种体制下，人们使用的不是高效率的机器，这种不盈利的经济结构只可能产生一些过时的社会安排，在那个工业化和城镇化迅猛崛起的社会中，人们只会以轻蔑或是怀旧的态度看待这些。许多白人宣扬科学证明非洲人的后代智力低下，且黑人骨子里就有犯罪的基因，因此他们心中还向往那个黑人被鞭子和锁链统治的时代。他们声称，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讲，奴隶制不具有现代性，因为它既没有改变自身去适应现代经济体系，也不曾对经济扩张作出贡献。但是，对带有明显种族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以及以史为重且热衷于种族支配权的白人公民来说，南方白人想粉饰奴隶制的历史，试图永远维持种族隔离的欲望，恰好与种族支配的目的不谋而合，于是，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控制这些落后的、尚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黑人。

20世纪30年代，克劳德·安德森在访谈中所提的问题都与奴隶制的这些说法相关。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你会发现许多有关种族主义的故事。这些故事曾出现在畅销小说中、政治家的演讲中、种植园的怀旧广告中，甚至还出现在当年第一部风靡一时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Birth of Nation）中。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是一位出生在南方的历史学教授，他把白人至上主义歌颂成“用光辉书写的历史”，并且曾在白宫放映这部电影。很快，美国民众也都以这种方式描绘奴隶制，甚至很多反对种族歧视的人，也把解放前那个时代的种植园描绘成一幅田园生活般的画面：奴隶们开心快乐，主人如同家长一般对他们关爱有加。而废奴主义者成了罪恶的根源，因为是他们引发了内战，导致数十万的白人死亡。他们认为，对于南方来说，也许只有终结奴隶制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但不一定是以这种方式终结。

从那时起，美国人对奴隶制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种族隔离在公共场合的解除，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90年代期间人们对黑人文化的认可，人们对奴隶制又有了崭新的认识。历史学家不再把奴隶制描述成一所学校，奴隶主们在那里耐心地教导这些什么都不会的野蛮人，以便以后能长期奴役他们。奴隶制剥夺了黑人的权利，这预示着以后将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而奴隶们的反抗，也预示着他们将联合起来抵抗到底，直到最后发展成为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

或许人们对奴隶制看法的改变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巨大。例如，把黑人刻画成顽固的反叛者就说明了一个令人不悦的事实：如果人们仅仅因为那些反叛者进行了抵抗而赞叹他们，那么那些未曾抵抗的黑人也就不值得称颂了。其实，在美国奴隶制历史上，只出现过少数几次叛乱。一些学者为解决人们的这种困惑提出了另一种观点：黑人共同创造了一种反抗文化，尤其是在奴隶聚居区和白人注意不到的一些地方，这种文化特征更为突出。但是，那种认为坚决的反抗削弱了奴隶主势力的观点，以及对黑人文化的独立发展的聚焦，使得一些人认为奴隶的反抗很成功，白人实际上没能如愿剥削奴隶的劳动。这种观点在内战后农场主的回忆录中也有相应的反映：奴隶主被描绘成温和的主人，他们之所以维持奴隶制，目的不是追求利益上的回报，而只是想让奴隶接受文明的教化。

因此，即使后来在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权力运动、多元文化时期，历史学家已经改写了种族隔离者所讲述的那些有关绅士、佳人以及感恩的奴隶故事，后来的历史学家还是按照先前流行的观点，片面地叙述部分史实。有关奴隶制历史和美国历史的一些基本假设，很奇怪地并没有发生改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观点是，美国奴隶制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即生产与交易商品的方式，从根本上不同于现代经济，并且与之相分离。提到工业化，人们只会想到白人移民和心灵手巧的发明家，而忽略了那些棉花田和在其间劳作的奴隶们。19世纪，美国从一个无足轻重的欧洲贸易伙伴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成就了美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章。而上述观点则暗示，不但奴隶制没有变化过，而且奴隶制和黑人奴隶在这段时期对美国的崛起也没有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观点是，美国奴隶制从根本上是与自由共和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相对立的，这种矛盾最终会以支持自由劳动的北方的胜出而结束。奴隶制最终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结束，这本身就是一个毫无悬念的故事，而一个结局已定的故事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故事。

第三个观点认为，奴隶制在美国历史上产生的最恶劣的影响是，它剥夺了黑人的自由权利以及作为公民的自由主动性。这种影响实属必然，这种不公在现代史上当属最恶之列，而且奴隶制让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即使对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来说，奴隶制也夺走了他们曾拥有的一切。这种残酷浩大的工程迫使超过100万人远离故土，野蛮地将他们带到一个疾病丛生的异乡，让他们在恐惧和饥荒中不断地建造与重建这个商品生产帝国。然而，这一点在之前的奴隶制历史著述中却只字未提，人们一直以来都只强调它的主要目的并非盈利，而是维护其作为半封建“精英”的地位，或是为了维护白人团结以及精英力量而创立一些现代的种族观念。一旦人们忽略奴隶制的暴力，就会出现另一种声音，即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黑人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公民权利，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愿意去争取。

这些说法也产生了一些其他影响，影响了人们的态度、认同以及有关政策的辩论。假设奴隶制并不曾出现在美国历史上，或是没有带动美国经济增长，而是拖了后腿，那么当谈到有关美国的成长、成功、实力和财富等方面的成就时，人们就不会谈及奴隶制了，而且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大量财富也不会归功于美国黑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它声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与机遇并存的国家；另一方面，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非洲裔美国人却被剥夺了自由，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机遇。这是不争的事实。有关奴隶制的历史观点决定了美国人希望以何种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如果奴隶制最恶劣的方面真的只是剥夺了美国黑人的公民自由权，那么作为补偿，只需要还给他们这种权利，或是选一位黑人总统，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谈到奴隶制，人们只是在反复强调上述这些说法，教科书也专门把250多年的奴隶史单独编成一章来讲，但这只会把奴隶制刻画得一成不变。现在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去参观那些种植园中的房屋，导游们喋喋不休地介绍着屋内的家具和银器。那些房屋掩盖了这些地方的真实作用，主人给奴隶提供这些居所，目的是让他们在烈日下辛苦劳作，为自己赚钱。两位当地的学者把这种现象叫作对奴隶的“象征性歼灭”。(2)同时，我们又极力赞美那些逃跑的或是在反抗中牺牲的奴隶，让人们去琢磨那些没有逃跑或是牺牲的奴隶是否设法“接受”了奴隶制。许多美国黑人学生为他们的祖先没能摆脱奴隶制的命运而感到羞耻，其实那些教授奴隶制历史的老师都知道这个肮脏的秘密，这也反映出历史学家们研究的失败。

如果我们知道该问什么问题，真相便可以让我们解脱。我们再回到丹维尔市的这所小房子。安德森还在读着那些白人官员设计的问题，其中一部分问题还算善意，但也有一部分并不那么友善。他感到这些问题正不自觉地把他引向一种对种植园的怀旧情结。“奴隶会反感自己被叫作‘黑鬼’吗？”“奴隶都管他们的主人叫什么呢？”“您觉得是在奴隶制统治下还是在现在的自由状态下更开心？”“种植园中的大房子漂亮吗？”然而，安德森没有办法绕开这些问题，他的工作就是问这些已经提前为他准备好的问题，然后做好记录。

艾维静静地坐在那儿，认真地听着，然后他回答说：“我母亲当时的主人叫威廉·汤斯顿，他是一个刻薄的人。他做过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把我们一家人卖给了我父亲当时的主人乔治·H．吉尔曼。我想他也只是碰巧做了这样一件好事。”

也许是时过境迁，“老汤斯顿赶上了‘棉花热潮’。那是当时出现的一股热潮，之所以管它叫热潮，是因为它的‘症状’像发热一样。当时人们都急切地跑去南方种植棉花，然后进行销售。因此，老汤斯顿也把一些奴隶带到了南方，迫使一些人两地分隔。他带走了我的两个阿姨，把她们的丈夫留在了这里。他迫使7对夫妻分离，其中还包括一名带着12个孩子的母亲。他把她们都带到了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

那真是一场大规模的分离，人们泪流满面。艾维说庆幸当时自己没有遇到最坏的结果，但他知道那只是一时的侥幸，下次有可能就是他的母亲被带走了。白人都是见利忘义的、不可靠的。而书本中没讲过这样的故事。

安德森接着问了艾维下一个问题：是否有奴隶被卖到这里？这时，房间似乎变得更暗了。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白人一直把奴隶贩子当作外来的异类，他们来自下层社会，抛弃了家族的纽带，都是一些道德沦丧之徒。这些替罪羊还有一位贵族先辈。在《独立宣言》的初稿中，托马斯·杰斐逊试图指责乔治三世通过大西洋奴隶贸易在殖民地强制实行奴隶制。根据历史学家的描述，1808年大西洋贸易的废除，为奴隶制带来了稳定，这一废除令当时也传遍了“旧南方”（Old South，内战之前便已有此称呼）。当然，人们可能会不解：这样一种崭新的、革命后创造的事物，其发展速度甚至快于历史上任何商品生产经济，为什么会用“旧”来形容。但是别着急，历史学家们所说的1808年后的奴隶贸易和“旧南方”的奴隶制是无关的，与美国国家的形成也无关。提到美国现代化，人们想到的是企业家、创新、发明、市场、运动和改变这些词，奴隶制完全和这些沾不上边，奴隶贸易更是和这些无关。至于迫使奴隶离开家人去种植棉花这种事，更是无从谈起。因此，现代美国和奴隶制完全是不相干的两件事。

但是，艾维所说的奴隶制和我们平时听到的有所不同。“他们把奴隶卖得到处都是。我曾看到成群结队的黑人路过这里被带去南方进行贩卖，他们每个人背着一个麻袋，里面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他们排成两队，每两个人锁在一起，翻过山丘，直到从视野中消失。他们将黑人从这里赶到铁路边，然后像运送牛群一样用船运往南方。”

之后，洛伦佐·艾维又说了这样的话：“小伙子，其实有关奴隶制还有一半的事情人们都不知道。”

直到今天，这些事情仍没有被讲述。而这另一半的故事就是有关奴隶制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发展的过程，这段时期包括洛伦佐·艾维那个时代，他父母那个时代，还有他祖父母那个时代。18世纪80年代后，南方从一个满是破败农场的沿海狭长地带，发展成为一个次大陆帝国。那些从非洲来的奴隶贸易的幸存者在南部和西部建造了一些自己的社区，而创业奴隶主把超过100万名奴隶从这些社区硬带到他们从美国土著居民那里夺来的广袤土地上。从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到1861年，美国奴隶的数量激增了5倍多，这种扩张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其原因是那些白人奴隶主可以让黑人奴隶比自由劳力更快地采摘棉花。这种经营模式让南方迅速成为全球棉花市场的主力军，而棉花在工业革命的前100年是最重要的原材料，因此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交易商品。美国从棉花垄断中得到的利润为美国经济的现代化助力，到内战时期，美国已经成为第二个经历大规模工业革命的国家。事实上，奴隶制的扩张对这个新生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每个关键方面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扩大和增强了国家的规模和实力，分化了美国的政治，区分了地区认同及利益，也使内战成为可能。

人们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观点：正是商品化、苦难与折磨，以及对美国黑人的奴役，造就了美国的强大和富有。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另一半故事的真相就掌握在经历过奴隶制扩张的幸存者身上，他们有的被带过了那座山丘，有的则留了下来。这种强制移民左右着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影响着他们对生活及所处时代的看法。他们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努力生存下去，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不为人知的另一半故事。奴隶制结束以后，美国人一直试图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形容奴隶制，但这与那些幸存者们所经历和讲述的奴役历史并不相符。

洛伦佐·艾维的话让我感到非常不安。我感到历史并没有还原真相，美国史没有叙述真相，就连奴隶史也没有讲出真相。我开始探寻这另一半故事，探究奴隶制是如何不断地发展、变化并重塑现代世界的，它又是如何在现代化中不断进行现代化探索的，对于生活在奴隶制惊人扩张年代的人们，它又意味着什么。当我开始调查时，我发现有关另一半故事的蛛丝马迹无处不在。棉花热潮不仅影响了白人企业家，也让黑人夫妻、子女分隔两地，左派与右派各执一端，有关棉花热潮的消息在战前的信件、报纸以及法庭文件中随处可见。最重要的是，那另一半未被讲过的故事刻骨铭心，就像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灭亡后留下的铱层一般，贯穿了像洛伦佐·艾维这样当过奴隶的人留在史料上的每一句证言，构成了叙述被迫分离、暴力以及新型劳力的长篇史诗。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将这个充满张力、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容纳到一本书中。从很多方面来讲，奴隶制的扩张塑造了美国内战前的各个方面，而最具困难的挑战就是叙述这个事实。奴隶主们留下来的一些文件，记录了棉花种植区为奴隶劳工建造临时小屋所用的花销，也记录了奴隶买卖所得的利润。当时报纸上也充斥着有关对土地和劳力进行投资，对他们所生产的商品、人们的赚钱方式及赚钱多少发生的变化进行的报道，以及对伴随这些改变所产生的暴力行为的报道。这些北方商人、银行家以及工厂主的账目，向我们展示了他们从奴隶主那里买卖奴隶所做的投资，以及从奴隶扩张中瓜分得到的利益。一些学者和学生把政治形容为一场有关各州权力以及共和原则的战争，而换个角度来看，各州之间有关奴隶制的斗争，其焦点在于如何分配奴隶制扩张所得的利润，以及这种扩展是否应该继续。

这个故事太过复杂，以至于出现了很多版本，甚至连艾维也不知道该如何描述那些带着锁链向西南方向的山丘和远方空旷广袤的土地前行的队伍。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奴隶主把100万名奴隶从旧的蓄奴州带到了新的地方。1790年时，他们还没有开始生产棉花，可是到1860年，棉花的产量已经达到20亿磅。从奴隶制的南方延伸出去，这个故事不仅涉及华盛顿的政治家和美国选民，还牵扯到康涅狄格州的工厂、伦敦的银行、中国的瘾君子以及东非的消费者。仅靠这一本书就能把洛伦佐·艾维的洞见全面地叙述出来吗？本书要尽量避免一些陈词滥调，还要避免把整个故事拆开来写，一会儿写奴隶的反抗，一会儿又写女性与奴隶制，因为这些抽象的描述不能体现故事的精髓。未被讲述的这部分故事是一个运动、变化、未知的过程，凡事皆有前因后果，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反应促成了之后事件的形成。

但这毕竟应该是一个故事，不能仅仅从故事中强势人物的角度来讲述。的确，政客、种植园主和银行家们对政策的形成、奴隶的迁移、棉花的买卖，乃至对土地的改造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以洛伦佐·艾维的叙述为切入点，那么美国史便是从那些带着枷锁的人走过山丘之后展开的。自那之后，奴隶拍卖场以及他们辛勤劳作的边疆棉花田都开始发生改变，这些改变又重塑了整个世界。他们的故事就是一个挣扎求生存的故事。而他们得到的“奖励”，就是要迅速适应一种新的劳动方式，让他们在每天的劳动中改变自己。奴隶的创造力让他们得以幸存，但是，他们的创造力都被耗费在日益增长的棉花生产中，从而使当时的南方奴隶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扩张。正是这些黑人奴隶以显性或隐形的方式创造了现代美国，甚至是整个现代世界。

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这个比喻源自伟大的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1)，你可能听说过他写的小说《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在20世纪50年代，艾里森还写了一些了不起的随笔。其中有一篇写道：“我认为，在道德层面，我们应该把美国生活看成是在一位黑人巨人身上上演的一出戏剧，这位巨人像格列佛一样被捆绑着躺在地上，所有的表演就在这个以巨人为舞台和场景的地方展开。”(3)

这个形象恰好符合艾维所说的话。唯一的问题是，艾里森所描述的是一位静止的巨人。在以前的历史叙述中，17—20世纪，美国黑人生活在静止不变的农场。但是，洛伦佐·艾维把世界描绘成是不断变化的。美国独立战争后，似乎预示着奴隶制即将终结，但实际上，战后迎来的是奴隶制这个巨人的革新变化。奴隶主和其他自由人从剥削、商品化以及虐待奴隶中得到了一种新的现代力量。不论是奴隶制中产生的血汗，还是这张由个人、家庭及每年不断扩张的奴工营所构成的关系网，都为经济的巨大变革注入了动力。这些奴隶遭受着各种折磨，还要辗转各地，他们必须找到生存下去的办法，要么反抗，要么忍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黑人的奴役与自由问题成了美国政治问题的中心。

这个曾经躺在美国这片痛苦之地被束缚着的巨人真的长大了，就像一个人经历磨难以后变得成熟一样。我按照艾里森所描述的巨人形象，把本书分成了若干篇章，主要是以叙述黑人奴隶的经历为中心。在进入艾维打开的大门之前，我们先讲一下这几个篇章的名字。第1章是“足”，因为故事一开始描述的是黑人们身披锁链走在路上，他们正赶往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后到19世纪早期这段时间的西部边疆。“头”是第2章的标题，这一章主要讲的是美国暴力收购密西西比河谷这一事件，该事件加强了奴隶主在边疆地区的影响力。接下来的第3、第4章标题分别是“右手”与“左手”，这两章揭露了奴隶主得势的秘密，也就是让全世界白人富有的秘密。

第5、第6章分别是“舌头”与“呼吸”。这两章主要讲述19世纪20年代中期奴隶主如何平息舆论对他们的批评，并且建立了一种适应当时扩张形式的奴隶贸易系统。当大多数的抵抗都徒劳无功时，这样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那些束缚在肉体中的灵魂会不会毁灭，只留下行尸走肉般的躯壳为奴隶主工作，或者那些躯壳仍活跃着，会起来反抗？每一个被运到这里的奴隶都必须和过去的生活说再见，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是和他们的同伴一起工作，还是为了个人生存去挣扎反抗？这些黑奴做了多种选择。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选择生存下去，而想要真正地生存下去，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团结让他们看到彼此的共性，并形成了对奴隶主权力的批评态度，由此也形成了他们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对于是非对错，他们另有见解。

这本书所依据的是数千人的讲述，洛伦佐·艾维对克劳德·安德森所叙述的自身经历便是其中之一。奴隶制曾存在于许多社会形态中，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奴隶能像从美国奴隶制解放出来的那些奴隶一样，事后会记录下自身的遭遇。故事一开始，写的是在19世纪奴隶制扩张过程中逃奴的经历。19世纪，大约有100名当时的逃亡者出版了自传。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回忆录找到了一个不小的市场，其原因是这些从南方农场逃出来的奴隶在很大程度上正改变着一些北方白人的思想，使他们认清了奴隶制的扩张对他们产生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许多像克劳德·安德森这样的人，他们对生活在那个年代曾经为奴的人进行了总共高达2300次的采访。在这些采访中，老人们讲述着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们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有关内战前的故事，这些叙述仿佛让我们置身于当时的火堆旁、走廊里以及棉花田中，感受着那个时代的故事。对于那些历史书中没有描述的故事，这些自传和采访也并不能做到完全客观，不掺杂任何主观感情；但如果把它们都通读一遍，你会了解到更多的细节，在大脑中构建起一幅更完整的画面。故事之间互相补充，更能让人读懂其中的言外之意。(4)

了解当时人们所受之苦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对于理解美国历史进程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奴隶们共同建立起了新的纽带，用新的方式理解他们的世界，这帮助他们的心灵和身体得到解脱。最终，他们的这种精神及诉求让他们找到了新的同盟，掀起了废奴运动，让那些操控着数百万奴隶的奴隶主无法再肆意妄为。但是，他们被奴役的路仍然很长。第7章“种子”把这条路所导向的地方称作地狱，本章讲述了1829—1837年近10年的恐慌生活。在这几年中，奴隶主们在奴隶制地区肆意妄为，使政治和经济异常活跃，也为他们自己带来了空前的权力。这些企业家也受到了来自其他白人的压力，后者想通过政治民主来宣称他们的平等权利，不过，这些聪明的企业家找到了利用他们的这种欲望和其他欲望的办法。随着新的金融工具的发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可以直接在奴隶制扩张中进行投资。这种创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盈利空间，同时让奴隶主们将体力转化为商品，并由此改写了西方金融史。

奴隶主、普通白人选民、投资家以及奴隶，这些人让19世纪30年代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世界的一边是工业革命以及造就了现代世界的创新发明，另一边是一个现代的美国。1837年，奴隶主们的辉煌导致了大规模的经济崩溃。本书的第8章“血”提到，这种由自身造成的祸端不仅给奴隶主的权力带来新的挑战，给奴隶带来灾难，也给普通白人家庭造成了困扰和混乱。一些南方的政治行动家想利用与墨西哥的战争来重新开始扩张，但遭到了北方人日益坚决的反对。书的第9章“背部”提到，到19世纪40年代，北方人依靠黑人高收益的棉花劳动力，在这些奴隶的背上建立起了一种结构复杂的工业化经济体制。虽然对奴隶的进一步剥削为北方白人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他们还是想利用政治手段来反对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张。而那些从奴隶制扩张中逃出来的奴隶，又把这些奴隶主野心勃勃的话语扩散开来，使之成为激化反对浪潮的关键工具。

当然，许多北方人在奴隶制扩张中获得了利益，作为回报，他们愿意认可奴隶主的权力。第10章“手臂”提到，在这些同盟的帮助下，奴隶制在《1850年妥协案》颁布之后得以进一步扩张。然而，这种扩张只能在即将封闭的疆域内进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南方白人会大力发起倡议运动，要求在政策上以及宪法解释方面能够让整个美国进一步扩大奴隶制的范围。到那时，奴隶制将遍布整个国家。他们的同盟抱怨，由于他们的步步紧逼，强制推行，想让他们的同盟者像奴隶一样屈服，结果导致抵抗力量进一步产生，最终造成了白人之间的同室操戈。

最终，南方人退出了联邦，宣布成立独立的国家，并炮击萨姆特堡。此举激怒了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他派出10万民兵应战。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美国白人仍希望尽可能将这种争端的风险降到最低，大多数北方联邦主义者反对解放黑奴。也许美国白人之间的争端并不是源于理念上的不同，而是在如何保持棉花的生产和收益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是保持奴隶制现有的边界不变，还是进一步扩大它的版图？但是，炮火的蔓延让人们不得不马上做出一个更决断的选择：要么永远维持奴隶制，要么就此废除。当弗兰克·贝克、汤森德、谢泼德·马洛里划过詹姆斯河，这条曾经有无数满载着行人的船只经过的河流时，未来仿佛就已在两条不确定的路之间蓄势待发，前途未卜。这三个人都带着某种力量，正和洛伦佐·艾维讲述的另一半故事一样，而他们从中所学到的东西将引领未来走向一条自由之路。他们的故事也可以继续引领我们。聆听这个故事，我们就要像孩提时代的洛伦佐·艾维一样，站在丹维尔，凝望着戴着枷锁的人们越过山丘；或者像弗兰克·贝克及其同伴一样，站在里士满码头，望着从詹姆斯河顺流而下的船只前往密西西比河，然后转身跟着前行的队伍，聆听这另一半未被讲述的故事。

(1) 拉尔夫·艾里森（1914—1994），当代著名的美国黑人作家，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他的长篇小说《看不见的人》（又名《隐形人》）在1952年出版后，引起美国文学界和美国社会的巨大反响，被誉为二战以来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作品，至今仍是世界文坛的“现代经典作品”。

第1章　足　1783—1810

玉米田中的孩子们一听到铁链相互碰撞而叮当作响，甚至还未看见从拐角处走来的队伍，就已经闻到了成年人的味道。30多个男人拖着脚镣，急匆匆地走在泥土路上，远远望去就像一架巨大的机器在移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戴着重达20磅的铁链，而这些铁链把他们的脖子和手腕拴在一起，前后相连。他们衣衫褴褛，破破烂烂的布条飘在空中，看上去像一面面静止的三角旗。他们的头发有的因恐惧而竖立在头顶上，有的则因沾满灰尘而软趴趴地贴在头皮上。走路时，有些人低着头，看起来像是紧张症患者，另外一些人则凝视遥远的前方。走在这些身披铁链的男人后面的是一群女人，她们身上松松垮垮地绑着绳索，同样是一脸茫然的表情。离开马里兰已有几周，他们小腿的肌肉都已变得僵硬，显示出极强的忍耐力。在队伍的最后，跟着一个白人，他大摇大摆地骑在一匹灰色的快马上。

孩子们拿着锄头站在那里，完全忘记了自己手头的活儿。1805年，在北卡罗来纳山麓罗文县南边的小路上，奴隶已并非“稀客”，但他们也并非每天都会路过。路边站着一个12岁的身材瘦高的姑娘，她的目光一直盯着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个人，这个人独自走在两排队伍的前面，双唇紧闭，他的汗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也许是这个人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在她的记忆中，父亲身材高大魁梧。几年前，她的父亲便不再来和她们共度周末了。当时她的母亲告诉她，父亲已经被卖到了佐治亚州。就在这时，这个男人匆匆走过来，他也注意到了这个女孩。虽然他没有停下来，但他如同铁链般僵硬的脸上突然闪过一丝表情，好像是似曾相识。这个男人叫查尔斯·鲍尔，25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看到女孩，他不禁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今后10年，他的女儿也将没有父亲的陪伴。他继续沿着那条路走了下去，拉着后面两队人像条千足虫一样从女孩身边走过。后面还跟着赤脚的女人，她们的脚步逐渐远去。队伍最后面是骑马的白人，他俯视女孩，打量着她。这时田间的监工朝着这个一动不动的女孩喊了一声，“嘿”，或许女孩已经意识到，自己将来的命运将和这些奴隶联系在一起。(1)

1英里等于1760码，也就是2000多步。每天走20英里已是相当漫长的旅程，而一周走100英里就更是艰辛了。1785—1865年的80年间，这些奴隶移民每天、每周都在不停地走，走过了一英里又一英里。他们穿过平原，越过高山，被驱赶到西部和南部地区。他们每走一步，便离故乡又远了一些。他们有时疲惫不堪，有时又酒令智昏，步履蹒跚，甚至有时不去想自己的处境，在阳光明媚的早上昂首阔步。就这样，他们在登船前已行走了700英里，也就是150万步之遥的路程。数周之内，他们跋山涉水，穿越州界，登船上岸，最终穿过了新旧蓄奴区的边界。

在这80年间，大约有100万人踏上了前往新蓄奴区的旅程（见表1.1）。本章讲述的就是当这些奴隶踏上征程时，他们是如何改变美国东西部地区形势的，这就好像是要改变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的谷物一样。它还讲述了第一批被迫移民者是如何为后来者开路的，因为后来又有100万名奴隶移民走过这700多英里的路程来到这里，为新美国未来70多年的奴隶制扩张打下了基础。这些奴隶和运奴者在这个国家的重要文件与协议上留下了印迹，他们在大地上、政治上、经济上所开辟出的道路，无疑巩固了国家的团结，加快了国家的成长。

表1.1　美国国内强迫移民的净人口数量（以10年为单位）

资料来源：Michael Tadman，Speculators and Slaves：Masters，Traders，and Slaves in the Old South（Madison，1989），12．
注：此表数据未涵盖全部州。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这个刚刚独立的国家的领袖们还不能确保把松散的各州紧密地团结起来。美国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广大土地划归国有，但是这些土地却成了潜在的分裂因素。其他国家也想要这些土地，印第安人当然拒绝从这片土地上迁出，西部殖民者也谋划着从新成立的联邦政府中脱离出来创建独立联盟。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内部的分立也威胁着这个新生国家的统一。美国独立战争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印制纸币和债券，这也导致国家通货膨胀，负债累累，以及商品价格过低，在18世纪80年代，这直接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当时货币也不稳定。事实上，当时的联邦政府并没有权力征税，当然也就不可能履行一个国家的职能。

从1619年首批黑人到达美国本土，到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奴隶制一直是殖民地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在17世纪60年代末之前，被运往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的黑人还不多，每年大概只有几十人。但这些黑奴与白人契约奴在切萨皮克湾及其支流区域建造了一个大型的烟草生产综合体。在奴隶制形成的50年间，殖民者从其他殖民地（如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殖民地，17世纪中期当地的黑奴数量已经超过其他居民的数量）引进了“种族奴隶制”这个概念。到1670年时，美国的习俗和法律规定女性奴隶的子女仍为奴隶，黑人奴隶不享有任何权利，永远被视为局外人（即使他们改信基督教），劳动时可以受到鞭笞，奴隶主可以将其买卖和转移。他们是属于奴隶主的私人财产。所有黑人后代注定为奴隶。(2)

1670年前后，被运往北美的黑奴数量开始激增。截至1775年，贩奴商船运载了16万名黑人到切萨皮克殖民地，14万名黑人到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等新开发的奴隶殖民地，3万名黑人到北部殖民地。而这些黑人数量与那些被运往甘蔗种植园的黑人数量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8世纪末，奴隶贩子把150万名被绑来的黑人运往英属加勒比海岛地区（主要是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等地），运往巴西的黑人超过200万人。除了疟疾频发的卡罗来纳稻米低地外，北美的奴隶数量都呈现增长趋势。到1775年，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口共计250万人，其中奴隶50万人，几乎和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的奴隶数量持平。黑奴劳力对北美殖民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卡罗来纳低地的种植园主是这个尚处在革命阶段的共和体制国家中最富有的精英阶层。切萨皮克湾的烟草货船支撑了这些人的贸易航行。1800年之前，北方殖民地的商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把种植园产品卖到欧洲盈利，而新英格兰的奴隶贩子则经由中央航道将13万名黑奴运载到美洲。(3)

然而，独立战争的爆发威胁了奴隶主们的经济前景，前进的军队毁坏了低地稻米种植园中的基础设施。2.5万名卡罗来纳奴隶跟随着英国军队离开了种植园。此外，英国还在本土及其所在的整个殖民市场对美国进行贸易封锁。虽然欧洲大陆的烟草市场仍然开放，但是产品价格在18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极速下滑。(4)

独立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内部围绕奴隶制问题也产生了政治分歧。风雨飘摇的联邦政府深陷其在国内和欧洲欠下的债务危机，无暇分身，但是大陆会议的南北方代表们还在争论一个问题：如果税收按人头分配，是否要把南方黑奴算进来。独立战争还引发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那就是奴隶制是否应继续存在，既然宣称人生而有天赋的自由权，那么奴隶的反叛就合情合理了。在17世纪70—80年代，北方各州立法机关不断接到诉状，人们控告奴隶制违反了自然权利。面对奴隶的呼声，托马斯·杰斐逊承认“上帝不会站在我们一边”。他并不是唯一一个作出此种表态的南方要人。(5)

然而，到18世纪80—90年代，这些奴隶身上所承载的希望、所体现的财富以及他们被迫迁移的方式，将会超越国家内部的矛盾，并加强各州之间的联系。奴隶们前进的步伐增强了奴隶主的力量，向南部和西部的被迫迁移催生了一种新的金融纽带和杠杆效应。即使是在这100万双脚中，人们也会找到迈出的第一个步伐，即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决定开拓奴隶制新领地的决定和行动。肯塔基州和密西西比州原本可以杜绝奴隶制，然而，在18世纪80年代，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初期，费城、纽约、蒙蒂塞洛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决策者就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使奴隶制得以继续扩张。

独立战争中，接连不断的炮火袭击阻断了那些缺少山脉屏障的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州的白人拓殖者。很少有殖民者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到达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地区，也就是如今的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但是，一些有移民意图的人对殖民地那条血界另一边的事也有所耳闻。早在17世纪初，一些白人商贩就深入如今的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及亚拉巴马州的丛林，他们用骡子载着珠宝、枪支和烈酒，有时这些商贩还会与黑奴和黑人助手一同前行。那些生还者回来告诉人们，那里有富饶的土地和宽阔的河流。更北部的一些殖民者则听信了拓荒者丹尼尔·布恩的描述，到阿巴拉契亚山脉另一边谢南多厄河谷以西的富饶土地探险。(6)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才开始有大批移民涌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17世纪80年代初，肯塔基州每英亩土地能产100蒲式耳玉米，殖民者称之为“至福宝地……一个没有禁果的花园”，并把这些话传到了肯塔基州以东的地区。但是，印第安人却把这片土地称之为“黑暗血腥之地”，因为这个地方猎物丰富，他们一直都在为能在这片土地上狩猎而争斗。1782年，印第安人开始突袭这些拓荒者的定居地，撤退时还会把他们的奴隶带走。一些潜在的殖民者开始留意那片土地，到那边探险也格外小心。横穿阿巴拉契亚山脉隘口的“荒野之路”缓慢而艰险，肖尼人和切罗基族人每年都会在荒野之路上杀掉几十个行人。很少有印第安人于冬天开战，但是1780年的冬天，在约翰·梅和一个奴隶的旅途中，他们在这个崎岖阴郁的山上看到了许多正在融化的马匹和牛的尸体，看来这是人们在冬天试图穿越山脉失败后遭受了惨重的伤亡。(7)

同年，北卡罗来纳的奴隶主托马斯·哈特也在考虑运送一批奴隶到自己在肯塔基州的土地上：“把这些可怜的奴隶送到一个自己不敢去的地方”，看起来像是典型的“无代表而征税”的行为，不符合独立战争所宣扬的理念。但是，哈特最终还是改变了想法，带着一批奴隶穿过山路，让这些奴隶砍伐森林，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和烟草。但即使只做这些苦工，也会使他们时刻处于危险的境地。1789年，一份报纸基于一封来自西部边疆的信件，作出了这样的报道：“8月22日，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在约翰逊上校的属地，有两名黑人儿童被杀，另外还有两名成年黑人受伤。”肖尼人有时会割掉俘虏的头皮，有时也会生擒回去。1794年，在肯塔基州斯雷特河上的一家炼铁厂里，3名印第安人抓到了一个奴隶。他们把他的胳膊绑起来带走，并且告诉他会把他卖到底特律（英国当时无视《巴黎条约》，仍在那里留有堡垒）去换塔菲亚，一种廉价朗姆酒。当时他们一行人在俄亥俄州停下来歇脚，印第安人给那个奴隶松了绑，让他去捡些柴火来，他便趁机逃走了。(8)

18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的入侵者发起了数百次战役，其中一次发生在1786年。亚伯拉罕·林肯（第16届美国总统的祖父）出生于弗吉尼亚州，是当地的一个移民，当时他正在打理位于路易斯维尔以西的一块土地。突然间，几声枪响盖过了斧头的“咔咔”声，林肯倒下了。这时，印第安人从森林里小心翼翼地走了出来，林肯的儿子托马斯当时在地里玩耍，看到这一幕，马上蹲在一根圆木后面。狙击手还在到处搜寻，那个黑发的白人小男孩到底在哪儿呢？突然，又是“砰”的一声枪响，那个印第安人也倒地死了，是林肯只有十几岁的小儿子莫迪凯在田边小木屋里透过窗户射杀了他。当这些移民赢得越来越多这样的胜利后，穿过俄亥俄州来到南方的肖尼人则寥寥无几了。(9)

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旧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烟草地区靠奴隶制盈利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一些奴隶主也承认，奴隶制与这个新国家所宣扬的自由与权利不符。1782年，弗吉尼亚州州长托马　　斯·杰斐逊在《弗吉尼亚札记》中写道，奴隶制把白人变成了“暴君”。他在1776年起草的《独立宣言》初稿中，就谴责了英国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支持。尽管杰斐逊本人拥有许多黑奴，但是他认识到如果人口买卖继续下去，他一直高调宣称的自然权利就成了一种谎言，而这种谎言和旧欧洲腐败的君主专制一样令人心生厌恶。但杰斐逊最终还是没有摆脱这种伪善，甚至没有解放曾为他生下孩子的奴隶。杰斐逊死后，他的财产账簿上有一条这样的记录：“萨莉(1)，一个价值50美元的老妇女。”1781年，马萨诸塞州在审理一个名为夸库·沃克的逃奴案件时，承认奴隶制与本州的核心原则不相符，其依据是杰斐逊《独立宣言》中宣称的人生而有享受自由的权利。(10)

虽然弗吉尼亚州的政治家拒绝了杰斐逊逐步解放黑奴的建议，但是杰斐逊在进入这个新国家的立法机关后，他还是希望管理美国西部的是自由的、自给自足的农民，而不是由统治奴隶的种植园主形成的寡头政治。1784年，杰斐逊领导下的隶属于大陆会议的一个委员会建议颁布一条法令，专门用于管理阿巴拉契亚山脉周围的领土。但是，大会很多成员担心这样会使一些西部殖民地分离出去，甚至可能会落入欧洲帝国之手。由于英国人的印第安人同盟不断从他们的基地底特律向南发起进攻，西班牙趁机占据了纳奇兹周围英语区的殖民地。1784年，西班牙还封锁了美国西部主要的贸易通道，即密西西比河在新奥尔良的河口。立法者希望卖掉西部的土地以偿还独立战争所欠下的债务，而东部各州在解决有关西部土地的所属问题上争执不下。在肯塔基州，严格来说当时还是弗吉尼亚州的一部分，由于政府总是摇摆不定，像林肯家族这样的小农户很难把他们得来不易的田产经营好。由于还没有严谨的土地测量系统，这些竞标就好像疱疹一样堆积起来。弗吉尼亚州的律师们深入研究本州复杂难懂的土地法，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最终以竞价高者得土地的办法解决了争端。(11)

因此，1784年大陆会议所面临的西部土地问题，大到对国际关系，小到对日常的经济和法律权利都有着重要影响。杰斐逊颁布的《1784年条例》，主要是为了表明自己站在像年轻的托马斯·林肯这样的人一边。他还提出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土地划给新增的16个州，并且规定新州与原本的13个州完全平等。杰斐逊所拟的第二个法案，即《1785年条例》，则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土地测量、标识与记录系统，这套系统可以避免重蹈拍卖肯塔基州土地的覆辙。(12)

杰斐逊认为，西部扩张的最大受益者是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白人小农，但是《1784年条例》宣布：“1800年后，美国已成立的各州将废除奴隶制以及强制劳役。”这将推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奴隶获得最终解放。随着全国性的奴隶解放，新英格兰地区的奴隶也可能得到解放。由于密西西比河流域纳奇兹附近的农场和种植园对奴隶劳动的依赖更为严重，到1790年为止，这个饱受争议的地区还有3000名黑奴。如果杰斐逊的提议获得通过，那么这里的奴隶应该也会获得解放。但是，根据《1787年宪法》制定之前所颁布的《邦联条例》（颁布宪法前政府就是依照这一战时妥协性法律组建的），国会上的任何提议，只有经大多数州代表同意才能上升为法律。虽然代表们能够接受杰斐逊的所有其他提议，包括国会应为所属领地立法，领地可以划归成州，以及推广土地测量及分配的相关规定。但是，包括杰斐逊自己所在的弗吉尼亚州的大多数代表，都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废除奴隶制条款。失意之下，杰斐逊只好远渡法国担任美国驻法大使。(13)

杰斐逊于1789年9月从法国返回。在那里，他目睹了巴士底狱如何一点点被摧毁，也看到了一些不祥的征兆，那就是法国大革命最终将会演变成一场残酷的杀戮。他还开始和一名年轻的女奴发展为情人关系。当他回到美国时，政治上的一些变动改变了他的某些想法，让他重新思考是否在美国的西部发展奴隶制。杰斐逊想要建立一种全国性的政治联盟，以推翻由联邦党的农场主和商人所主导的旧格局，而支持奴隶制扩张是团结南北方的政治家最好的办法之一。

与此同时，国会采取了一项措施防止奴隶制的扩张。国会于1787年重新审议了杰斐逊的《1784年条例》，并且同意在俄亥俄以北地区实行废奴条令。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道德层面，这也许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很少有（如果有的话）奴隶被运往俄亥俄州。此外，未来几十年中，美国西北部的奴隶数量一直很少，而法令本身也存在矛盾，从而为新州的奴隶制扩张留下了余地。然而，这条法令为国会禁止在联邦国土上实行奴隶制提供了一个重要先例。(14)

从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到1787年国会确立西北部领地的4年间，国会在稳定山区西部和东部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成果。局势依然很混乱：13个州的贸易政策、货币流通以及司法体制各行其是，互不相同。《邦联条例》只是13个殖民地为了战时对抗英国而制定的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它并没有赋予联邦政府实权，包括管理各州、控制货币流通以及征税的权力。其结果不仅使经济陷入混乱，而且导致政治和社会权力逐渐瓦解，富人们担心可能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在马萨诸塞州乡下，因为经济混乱，一些农民无法偿还债务及税款，法官因此取消了他们的抵押品赎回权，前大陆军士兵也因此关闭了法庭。在其他州，愤怒的群众选出了那些能为农民以及普通民众实行债务免除的立法机关，虽然这对债权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一场经济灾难。

因此，1787年初国会休会之后，来自12个州的代表们齐聚费城，他们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联邦政府。与会者包括未来的总统乔治·华盛顿和詹姆斯·麦迪逊，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大过绝大多数总统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世界上最有名的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在其中。5月快结束的时候，他们走进独立大厅，拉上窗帘，锁上门。当他们在夏末走出来时，美国宪法也随之诞生了，这部宪法旨在把13个州发展成一个统一的联邦政府。宪法一旦获得各州支持，它所提出的集权体制将赋予国会行使其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职能：征税、保护边境、解决各州对西部领土的重复竞拍、实行稳健的贸易政策以及调控经济。大州与小州之间也达成协议，决定在众议院按人口比例选举议员，但是参议院的各州代表数量相同。(15)

但是，宪法中还包括另一项协议，那就是南北方的主要政治掮客要给他们那些犹豫不决的同僚们施加压力，让他们同意奴隶制的存在和扩张。他们争论和彼此妥协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确定各州的众议院席位时，是否把奴隶计入人口总数。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警告称，这种做法会导致进口奴隶的州在联邦政府中的势力不断扩大，会因此助长非洲奴隶贸易。但是最终，除一个州之外，北方各州均同意在确定代表数量时，每名奴隶可以以3/5个人记入人口总数。“五分之三协议”不仅影响到众议院，而且影响到总统选举，因为每个州选举团的票数是按各州众议员人数加上两名参议员决定的。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在未来的70年间，南方一直独占着总统的职位。在美国的前5位总统中，有4位是弗吉尼亚州的奴隶主；前12位总统中，有8位拥有奴隶。

从长远来看，这些总统通过奴隶制扩张实现了国家版图的扩张和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些政策得以实现，不仅仅是因为在代表选举问题上的妥协，问题的根源其实还是宪法本身。正如古弗尼尔·莫里斯所建议的那样，大会必须考虑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问题，这种贸易让奴隶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新大陆。到18世纪80年代，许多美国白人和英国革命家认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不应该再参与这种奴隶贸易的暴行。在制宪会议中，弗吉尼亚州的奴隶主乔治·梅森夸口称，弗吉尼亚州与马里兰州已经禁止了对人口的“邪恶走私”。如果让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继续进口奴隶，他担心这种贪婪会为这个新生国家“带来上帝的惩罚”。梅森谴责说，“每个奴隶主都是天生的暴君”，而这种诅咒可能还会继续流传下去。他称：“西部人（主要是指肯塔基州和其他刚建成的定居地的人）迫切地想在他们的新领地买进奴隶，如果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继续进口奴隶，估计他们会把奴隶填满整个国家。”(16)

最南部沿海地区的那些政治家迫不及待地想为自己争取权利，梅森的评论激怒了他们。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C．平克尼称，虽然梅森自称是一名反对奴隶制、热爱自由的人，但其实他只是基于自己的利益才这样说。平克尼说：“如果停止进口奴隶，弗吉尼亚州将获利最大，它所拥有的奴隶的价值将提高，它也将得到更多。”平克尼其实也暗示了新大陆的奴隶制未来将产生的新变化：美国自身的黑人奴隶储备就能满足新的种植园地区对劳力的需求，这之所以可能实现，是因为切萨皮克的奴隶人口已经在自然增长，不需要依赖进口。平克尼之后又在理论层面为奴隶制进行了辩护。他称：“如果实行奴隶制是错误的，那么在世界上早该有国家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从古至今有一半的人都曾为奴。”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也威胁要退出制宪会议。

大厅里门窗紧闭，酷热难耐，讨论也即将到达白热化状态。这时，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奥利弗·埃尔斯沃思（此人后来成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站起来给切萨皮克的代表们浇了一盆冷水。埃尔斯沃思称，他“从未有过奴隶，因此也无法评价奴隶制对品行方面的影响”。他没有单纯地攻击奴隶贸易的道义性，也没有从道德层面为蓄奴的影响哀叹，而是让白人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决定大西洋奴隶贸易是否应该叫停。“随着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奴隶数量的极速增加，直接养育奴隶的成本已比进口的成本低很多……那我们也就不必干涉”内部的强迫移民了。另一位未来的首席法官，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拉特利奇同埃尔斯沃思的观点一致，他同样认为“这个问题与宗教及人道方面无关”，他声称：“主导这个国家的只是单纯的利益。目前真正的问题在于南方各州是否会加入联邦。如果北方各州顾及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不会反对奴隶的增长，毕竟这也会增加他们运送商品的数量。”独立战争中，美国东北部的商人失去了英国蔗糖岛这个资源，而美国境内的新农场正好可以填补该空缺。因此，大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国会将禁止非洲的奴隶贸易，但是至少等20年之后再实行。(17)

数年之后，伊利诺伊州的政治家亚伯拉罕·林肯（他的名字与他那位在肯塔基州农田被射杀的祖父相同）认为，这种奴隶禁令无论拖多长时间，都只是那些耻于奴隶制的人所作出的让步。他指出，宪法中甚至都没有出现过“奴隶制”或是“奴隶”这样的字眼。相反，它使用了一些比较含蓄的说法，比如“从事服务或劳动的人”。又或许埃尔斯沃思和拉特利奇是对的：宪法是以利益为核心原则的。既然能够维护利益和团结，他们和其他美国白人当然愿意允许奴隶的强迫移民。无论是坦率来说还是委婉来说，结果显而易见：南方上下将通过大西洋贸易和内部贸易扩大奴隶制。同时，由于奴隶制的发展，美国东北地区的人们通过运送商品也获益匪浅。

但是，这些决定对一些美国人，甚至对很多白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利益，至少没有直接利益。然而，他们不接受协议又会导致分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对他们利益的损害更大。允许奴隶制的存在和扩张，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团结。因此，这些黑人还要带着枷锁走向西部和南部，宪法的妥协塑造了一种经济，让奴隶生产的商品出口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大陆国家。奴隶制的扩张使国家更加统一，在全国性的新资本市场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更为强大的经济体制。事实上，美国白人并不认为奴隶制扩张是他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事实，他们之所以接受，是为了避免陷入冲突，维系国家刚刚建立的纽带，在此基础上建立更为完美的联邦。南北双方的利益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紧紧联系在一起。

1792年初，弗吉尼亚奴隶主约翰·布雷肯里奇有些担心。他在肯塔基山区拥有大量土地，他了解到大会成员正在那里编写一部宪法，这很可能让肯塔基州成为独立于联邦之外的一个州。他还听说大会上有些人和托马斯·杰斐逊以及乔治·梅森有着同样的疑虑。

但是，布雷肯里奇没有这样的疑虑。他曾经给他的一位女性亲戚这样的建议：“绝不能让任何人说服你去放弃你的土地和奴隶。”然而，她是不会被联邦决议所逼去放弃财产的。1789年，美国宪法签署生效后，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并着手稳定混乱的土地问题。国会批准了《西北法令》，禁止在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以及明尼苏达州实行奴隶制。没有人曾想到这些地区会像约翰·拉特利奇在费城会议上所承诺的那样生产大宗商品。新国会为奴隶主在俄亥俄州以南地区留出了大片新土地，并于1790年通过《西南法令》，组建田纳西州。该法令几乎和《西北法令》如出一辙，只不过它忽视了一些禁止奴隶制的条款。(18)

在密西西比河的纳奇兹地区，奴隶们已经种上了大量的槐蓝。据1790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统计，肯塔基州有6.1万名白人和1.2万名奴隶。杰斐逊一直梦想建成一个由拥有土地的自耕农组成的共和国，而土地制宪会议以来，规定所有的土地纠纷要由全州上诉法院的3名精英法官处理，因此，肯塔基州没有变成杰斐逊所梦想的那种共和土地。在肯塔基州，21名投机者占有全州1/4的土地，他们当然会支持这种做法。同时，国会的代表大卫·赖斯是一名奴隶主兼长老会的牧师，他在大会上声称奴隶制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偷盗、绑架和强奸等行为。虽然有些奴隶主是好人，但是债务可能把他们逼得去拆散家庭。赖斯还坚持，奴隶制会把那些人民的公敌聚集起来，从而削弱新建成的共和国。但是，其他代表拒绝了解放奴隶的提议，他们认为奴隶制会吸引那些富有的拓殖者来购买投机者的土地，从而增强肯塔基州的实力。(19)

约翰·布雷肯里奇一听到这个好消息，就准备把他的奴隶运往山的西边。他不确定是否可以通过出租自己的奴隶来避免“种植园的困惑”。他听说西部缺乏劳动力，人们通过出租土地和黑奴所得的收入，可以超过他们以往任何一年的年收入。布雷肯里奇自己不想做这件事，因此说服了他的邻居约翰·汤普森，让他替自己带着家奴穿过山区到他在肯塔基州的土地。4月3日早上，汤普森在詹姆斯河弗卢万纳县带着布雷肯里奇的18个奴隶准备出发。(20)

弗朗西斯·弗德雷克还记得那个早晨，那时他要运送奴隶到肯塔基州。那些要出发的人在黎明前便已集结完毕，他看着男男女女跪在老旧的工字住宅后的湿地上，“哀求着能和他们的爱人卖到一起”。其中还有一些被称作“园外丈夫”（abroad husbands），他们是其他奴隶主的奴隶，他们的主人允许他们每周六晚可以与妻子见面，而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等着黎明来临时和他们的妻子分离。还有一些“园外妻子”，她们凌晨3点就起身徒步赶来种植园，最后一次为她们的丈夫带来换洗衣物。那些将被卖掉的孩子抓着父母的手，哽咽抽泣。弗德雷克回忆说：“即便哀求也无济于事。”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带奴隶去肯塔基州了。他准备好后，他们便开始动身走向蓝岭，不久便消失在远方。(21)

他们确实是徒步前行。只要约翰·布雷肯里奇在山脉两侧都拥有奴隶，他就掌握了制约他们的关键。他可以软硬兼施，比如，他从岳父约瑟夫·卡贝尔那里继承了一个叫作比尔的奴隶。布雷肯里奇让他和他的姐姐莎拉一起去肯塔基农场。于是，他们的母亲维奥莱特找到布雷肯里奇的岳母，也就是莎拉的主人玛丽·卡贝尔。维奥莱特央求卡贝尔不要让莎拉去肯塔基州，如果非要这样，就让莎拉的丈夫史蒂芬（属于其他奴隶主）一同前往。维奥莱特说服了卡贝尔。然而，购买史蒂芬的钱超出了布雷肯里奇的预期。而如果把莎拉留在弗吉尼亚州，对布雷肯里奇来说也可以避免自己家庭内部的矛盾。因此，莎拉留了下来。但是比尔踏上了荒野之路，他明白如果自己逃跑了，那么所有的希望就会破灭，莎拉以及她可能生的孩子都将从维奥莱特的生活中消失。他所能做的就是把对自己的束缚看作一笔交易，用自己的自由换来姐姐的婚姻和母亲的晚年生活。(22)

汤普森带着布雷肯里奇的奴隶穿过蓝岭，这里连接着皮德蒙特的夏洛茨维尔和谢南多厄河谷的司汤顿，就是现在的64州际公路的路线。弗德雷克根据自己的旅程回忆道，他们沿着山谷往上走，看到阿勒格尼河“如同蓝天一样在远处若隐若现”。平地居民想要寻找穿过褶皱山脉到宾夕法尼亚州莫农格西拉河的捷径，他们爬上了“一条狭长而曲折的山谷”，“每面都是看起来蓝光闪闪的巨大岩石”。弗德雷克当时有些担心：“这些石头如果掉下来，会把他们砸扁。”虽然当时是4月，但是晚冬的恶劣天气似乎总伴随着布雷肯里奇的这支队伍，每天不是下雪就是下雨。傍晚时，疲惫的人们围坐在路边的火堆旁，瑟瑟发抖，周围还不时传来狼群的嚎叫声。早上，他们与家人分离产生的愤怒爆发了。汤普森写道：“那时我终于知道了威士忌的价值。”事实上，它整天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每当黑奴全身湿透准备停下来时，我就会拿出我的‘好朋友’——威士忌，每小时一次，除非他们睡着了，否则不得不给他们喝威士忌。”(23)

然而，人们半夜还是要经常醒来。弗德雷克回忆道：“监督员每晚都要点两三次名，每个人都要起来应答。”他们没有被锁在一起，虽然奴隶主在蓝岭的东端握有制约这些移民家庭的筹码，但他们还是担心奴隶逮到机会逃跑。其中一个逃跑的例子就是肯塔基州的玛丽，因为她的奴隶主乔纳森·斯托特要把她卖到俄亥俄州，她于是就逃了出来。她和一个黑白混血的男人一起逃走，他们渡过河，进入了西北领地。她逃跑的原因刻在了她的皮肤上，她的主人在广告（登在《自由先驱报》上）中写道：“她身体健壮，一只眼睛上有一道疤，后背上也有许多疤痕。”(24)

一些被迫移民的黑人穿过山区去了俄亥俄河的惠灵（当时在弗吉尼亚，现在位于西弗吉尼亚），其他一些人漂流而下，去了宾夕法尼亚州的莫农格西拉城。虽然宾夕法尼亚州的“冰川解放计划”会让奴隶制继续存在几十年，但是到18世纪90年代，据说宾夕法尼亚的一些白人在通往肯塔基州的沿线组织一个“黑人俱乐部”，以解放奴隶。1791年，3名弗吉尼亚州奴隶主史蒂文斯、弗西以和拉科正带着一群奴隶在平底船上行驶，忽然听到岸上有人叫他们过去，并“带上一些酒”。在荒野地区喝上一通威士忌，顺便打听一些交易信息，似乎还不错。很快，船就靠了岸。这时，岸上的一个白人突然拉走了船上的一个奴隶，带着他跑进了森林。奴隶主赶紧拉起操作杆，让船驶向下游，这时森林中传出一片嘘声。还有一年冬天，天气恶劣，奴隶和奴隶主被困在了宾夕法尼亚州雷德斯通的一个小旅馆，3名奴隶趁机逃走。弗吉尼亚的奴隶主带着他的伙伴重新回到了雷德斯通，指控当地白人“诱拐”黑人逃跑，但是当地政府认为他试图重新抓捕他“绑架”来的人，因而逮捕了他。“雷德斯通案件”最终演变成了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联邦层面的对抗。1793年，南方人在国会通过了第一部综合性的逃奴法案，从而解决了这个危机。(25)

奴隶主一旦穿越山区在俄亥俄河上抓到这些奴隶，奴隶们的逃跑率就会下降。平底船会一直行驶到路易斯维尔才停下来，这个地方正在不断发展边疆港口。从这里，旅行者可以前往列克星敦和蓝草地区（Bluegrass region）。在这个地区，经商成功者与失败者并存，如今越来越像是一个更加繁荣的皮德蒙特。在列克星敦周围的县中，大约有60％的白人没有土地，但是，所有20岁以上的白人男性都拥有2名奴隶。这里的土地比弗吉尼亚州的还要肥沃，奴隶们在田地里辛苦劳作，种植烟草、玉米和小麦。此外，他们还种植大麻，列克星敦和路易斯维尔周围绳索工厂的奴工会把大麻加工成绳索和船上用的索具。美国政府根据联邦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对那些愿意开通密西西比河口岸进行通商，并且留在合众国的肯塔基州奴隶主给予奖赏。1795年，美国与西班牙签署《圣洛伦索条约》(2)（Treaty of San Lorenzo），允许农场主把烟草、绳索和其他一些商品带到密西西比河下游，通过新奥尔良港口运往世界市场。

1792年，州宪法规定不能把奴隶运往肯塔基州进行贩卖，但是，这条禁令和其后颁布的许多禁令一样，漏洞百出。1795年，9岁的男孩威廉·海登被卖到弗吉尼亚州的阿什顿峡谷。他在奴隶贸易中度过了接下来的30年，他先是被当作商品卖掉，后来又成为奴隶贩子的雇员。他的买主带他走过荒野之路，把他卖给了肯塔基州林肯县的弗朗西斯·伯德特。在新主人家里，海登每天早晨都会看着池塘中旭日的倒影，因为以前在弗吉尼亚，他经常和他的母亲一起这样做，现在只能以此来安慰自己。他心里想着，自己的母亲现在也正在某个地方看着朝阳的倒影。同时，东南部的查尔斯顿也出现了奴隶买主，肯塔基州的这些奴隶买主通过大西洋贸易买来黑人，然后把他们赶到西部的列克星敦北部铅矿做苦工。(26)

奴隶制正在肯塔基州迅速兴起，这让这个新州吸引了许多像约翰·布雷肯里奇这样的人。乔治·尼古拉斯——这位参与制定1792年州宪法的重要人物，把这些人称作“来自南方五州的重要移民”。这些移民让州内的体制更加倾向于保护私人奴隶这种财产。浸信会和其他教派的一些区域团体组成协会，惩罚那些宣传反对奴隶制的牧师。那些富有的开拓者掌控着土地法，这让普通白人农民倍感受挫，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搬离这里。年幼的托马斯·林肯在田中玩耍时，曾目睹了父亲的被杀，如今他已长大成人，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农场，希望自己开垦种植的土地归自己所有，但远在费城的投机者对他提起诉讼，使他不断败诉。1816年，他带着家人，包括刚满7岁的亚伯拉罕横渡俄亥俄河。托马斯的撤退是更广泛的失败的一部分，人们原本希望肯塔基州是属于自耕农的土地，而不是投机者对土地和人口进行高资本投资的地方，但现实根本不是这样。当弗朗西斯·弗德雷克和威廉·海登这样的年轻人向西行进时，另一批被迫迁移的队伍已经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出发了。(27)

1805年，马里兰州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早晨，查尔斯·鲍尔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辆牛车的板座上，手里拿着他主人的牛轭上的牵引绳，他正将队伍带往帕塔克森特河岸边的一个小镇。鲍尔虽然才25岁，但是他已有过5位主人了。巴拉德是他现在的主人，为人非常刻薄，他会让奴隶在大雪天光着脚在森林里工作。但是，鲍尔还抱有希望。他的邻居都知道他脾气温和，既强壮又聪明，和他那易怒的祖父和逃跑的父亲不一样。查尔斯·鲍尔曾被出租到华盛顿的海军工厂工作，但是，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一有机会到“外面”工作就逃跑，他又回来了。鲍尔做任何事情都能马上找到既快捷又省力的方法。因为他有动力，那就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们都在另一个白人主人那里。鲍尔会用工余的时间给家人挣取食物和衣服。虽然后来他会嘲笑年轻时的自己，但他还是希望自己和家人能获得自由。像鲍尔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马里兰州的烟草经济日趋衰退，奴隶主们允许黑人购买自己的自由。1790年，州内11万名黑人后代中，有5％获得了自由；到1810年，14.5万名黑人后代中，有22％获得了自由。马里兰州处在蓄奴州与自由州之间，成了“中间地带”。(28)

鲍尔抵达小镇，按照指示，他把牛车拴在了主人在那里开的一个商店旁边。他的主人也骑马来了，走进店里和店主一起吃早饭。然后，巴拉德让鲍尔进去把剩下的食物吃了。鲍尔坐了下来，透过厨房的波纹玻璃窗户，他看见他的主人正和另一个白人饶有兴趣地谈论着。

鲍尔不安地咽下最后一口食物，站起来慢慢地走了出去。他给牛套上挽具，笨拙地摆弄着皮鞭和套索。突然，他感觉有几个人正在靠近他。他转过身来，看见不知打哪儿来了十几个白人正围着他。还没等他来得及看向旁边的一张冷面孔，他的头猛地抬起来，因为突然有人抓住了他的后衣领。有人冲着鲍尔大声喊道：“现在你是我的财产了。”鲍尔转过头，发现抓着自己的正是刚才和巴拉德说话的那个人。那个陌生人厉声说道：“你现在要和我去佐治亚州！”(29)

鲍尔呆站在那儿。几个白人抓住他，背过他的胳膊。很快，又有人把他的手绑在背后。大声叫喊着“现在你是我的财产了”的那个人猛地往前推搡鲍尔，害他差点绊倒，几个白人大笑起来。鲍尔感到十分无助，双脚几乎不能站稳。他想尽力拖延点时间，要求去看望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的新主人却说：“你可以在佐治亚州娶到一位新妻子。”鲍尔感到欲哭无泪，他后来说：“绝望中，我大声笑了出来。”

支持奴隶制的作家后来嘲笑那些改革家，认为他们把奴隶交易看成是情感悲剧，好像在说：“他们被卖的时候只能大笑——这是多么绝望的一件事啊！”在奴隶主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明白大笑可能是奴隶宣泄感情的唯一方式了。鲍尔大笑着，脑子里迅速闪过“佐治亚”这个词。马里兰州的每个黑人几乎都知道这个词。1805年，几乎每个奴隶谈到佐治亚州，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而鲍尔的故事就是他对母亲仅存的一些回忆。1784年，当时鲍尔4岁，他母亲的主人由于受到烟草价格下降的影响而破产，并相继离世了，这也许是他逃避债务的唯一方式。随后，鲍尔的母亲、鲍尔以及他的兄弟姐妹们站在马里兰州卡尔弗特县的老房子的院子前，作为死去主人的财产被拍卖。

鲍尔的父亲是另一个白人的奴隶，他想在妻子和孩子被卖掉之前去见上一面，但没有得到允许。其实，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当一个男人看到自己的儿子赤裸裸地站在买主面前的时候，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可是，那些露面的买主是长途跋涉来到马里兰州的几位男性，他们都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这些人主要是想买一些劳力，为他们在稻田或是槐蓝地工作，在印第安卡陶巴人撤走之后到森林里伐木。虽说直到1784年，他们都还没有弄清自己到底要在这片原始的内陆土地上种些什么，但是他们给出的价格比马里兰州所有的买主都要高，当地的卖家都称之为“天价”。几个卡罗来纳人让鲍尔和他的兄弟姐妹手足分离。一个佐治亚人买走了他们的母亲。由于鲍尔太小，没人愿意带他走500英里。最后，一个马里兰人买下了他，给他披上了一件自己孩子穿的多余的睡衣。那个买主骑上马，把鲍尔放在自己前面，就要调转马头回家。鲍尔离开前，他的母亲哭着跑了过来。她把鲍尔抢过来放在怀里，乞求那个人把他们母子都买下。还没等她解释完，那个佐治亚人就下了马，拖着他那双靴子走了过来，拿起鞭子便抽打鲍尔母亲的肩膀。最后，她只能把鲍尔交出来。查尔斯的母亲尖叫着，佐治亚买主把她拖向了院子。小男孩哭泣着紧紧抓住他的马里兰新主人。(30)

18世纪80年代，大约有5000名奴隶走过古印第安人的贸易路线，来到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但是，这些人发挥的作用不是这个数字所能体现的，他们正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兆。18世纪80年代，由于烟草价格大幅下跌，长绒棉（或称“海岛棉”）的价格提高了。18世纪90年代早期，卡罗来纳州与佐治亚州的奴隶已经开始使用一种叫“轧棉机”的新机器，这提高了短绒棉的加工速度。短绒棉是一种生命力和适应性都比较强的作物，它可以生长在长绒棉无法生长的边远地区。如此一来，奴隶主们便知道该在佐治亚州和卡罗来纳州种什么了。在南方，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奴隶们开始在私底下议论，在那里他们要吃棉花籽。一个奴隶听说有个佐治亚人要买他之后就逃跑了，他写道，被卖到那里是“一种最残酷的惩罚”。(31)

这些谣言都是道听途说，并没有人证实，因为并没有黑人从佐治亚州回来过。像约翰·斯普林斯那样的佐治亚人倒是回来过，他带着大量黄金去买奴隶，沉重的鞍囊把马的腹部都刮出了瘀伤。佐治亚人还带来信息说，边远的西南地区发展潜力更大。佐治亚州当时就得到了如今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这一地带的领土。从18世纪80年代末开始，政府官员和北方投资者发起了数个项目，旨在把西南地区的数百万英亩土地卖给相关各方。奴工建立起了未来的商品边界，而西南和东北地区的企业家则利用人们想在这里投资这一点，建立了土地投机的国家金融市场。北美土地公司持有人、美国的金融家、宪法的签署者罗伯特·莫里斯购买了那里200万英亩的土地，那些土地不过就是一片废地，充其量也就是贫瘠的松林泥炭地。然而，接下来还有一些更大的项目。虽然各州之间、各帝国之间以及印第安人都在争夺这些土地，一些人还是希望能够投机到肥沃的土地。当时备受瞩目的土地就是如今的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的6500万英亩土地。在一些土地投机者和船员的随记中，他们把这个地区称作“亚祖”（Yazoo），是以如今密西西比州境内的一条河流命名的。(32)

图1.1　第一台轧棉机。这是奴隶制后革命扩张时期的技术创新之一。这幅画由内战之后的一位艺术家所作，看着这些笑容满面的工人和在一旁观看的孩子，他也不清楚奴隶制到底是偏向商业利益还是一种安逸的生活（Harper's Weekly，December 18，1869，P．813）。

亚祖地区有两个主要的投标计划。一个是在1789年发起的，佐治亚州似乎是要把田纳西州以南的土地交给联邦政府。实际上，由于美国宪法的批准，再加上北卡罗来纳州愿意把土地交给联邦政府，更加快了此项计划的实施。投资者们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土地，把南卡罗来纳亚祖公司、田纳西亚祖公司以及弗吉尼亚亚祖公司组织到了一起。弗吉尼亚亚祖公司（名义上说）是由美国革命家帕特里克·亨利领导的。支持者宣称，每个公司都是由一些“可敬的”绅士组成的，他们的付出将会为美国“荣誉”开拓出一片广阔而“富饶”的土地。这些公司和佐治亚州议会达成协议，以20万美元的价格购得1600万英亩的土地，相当于每英亩土地12.5美分。这就是传闻中的土地。一些支持者宣称，这片土地能够生产出1789年北美读者所能想到的所有农作物。人们都认为槐蓝、水稻和甘蔗等植物在亚祖地区会生长繁茂，可以达到一年两熟，这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土地，气候和古希腊相似，土地购买者会蜂拥而至！一位自称查尔斯顿的人在费城一份报纸上写道：“假如这里每个人只购买一个奴隶”，最终都会“为非洲奴隶贸易创造一个巨大的机会”。查尔斯顿认为，种植烟草和槐蓝的农场主可以用奴隶种植的作物来换取更多的奴隶，“可以先买一个，明年再买两个，以此不断累加”。(33)

1789年，投资者们在头脑中已经把亚祖地区划为奴隶制地区，那些被亚祖地区的发展潜力吸引而来的投资者都指望着奴隶制能带来财富，以此把有关区域各方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那些自由州的人们，虽然可能对“五分之三妥协”的政治后果不满，但也毫不犹豫地把钱投到了这个奴隶制地区；他们希望通过土地投机、融资、运送奴隶以及销售商品，把钱赚回来。全国的投资者都买了这些土地公司的债券，并且让这些证券像纸币一样流通。(34)

1789年，亚祖销售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但是不到6年，佐治亚州的议员又想出了第二套欺诈方案。也许这次受骗的就是佐治亚州的权力掮客，又或是佐治亚州人民。1795年，美国与西班牙政府签署了《圣洛伦索条约》，同意交出在亚祖地区的土地。新成立的佐治亚－密西西比土地公司马上就提出了一份新协议。该公司的领导，包括一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一位地区执政官、两位国会议员、两位参议员（宾夕法尼亚州的罗伯特·莫里斯和佐治亚州的詹姆斯·岗恩），以及南卡罗来纳州的韦德·汉普顿（他即将成为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由于联邦政府即将出让佐治亚西部的主权，投机者们要花比贿赂联邦政府更多的钱去贿赂州议会，因此，公司派参议员岗恩带着大把现金赶往佐治亚的首府奥古斯塔市。(35)

只用了几天时间，岗恩就说服了州议会，以价值50万美元的金银价格出售查特胡奇河与密西西比河之间3500万英亩的土地。佐治亚－密西西比土地公司马上把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转让给了波士顿的新英格兰－密西西比土地公司和其他投机商。新英格兰－密西西比土地公司拥有大量的风险资本，他们把土地分成若干块，然后以纸质股票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这些亚祖股票在波士顿引起了巨大混乱，不仅大幅推高了新英格兰－密西西比土地公司的股票价格，而且创造了纸面财富。但是在佐治亚州，人们非常愤怒。岗恩的同事，同时也是他的政治对手詹姆斯·杰克逊声称，整个计划就是一场骗局。虽说杰克逊自己就是一个出了名的土地投机者，但他却在下届州议会选举中掀起了反对亚祖销售的浪潮。1796年，议会选举的新代表通过了一项法案，推翻了之前的政府捐地项目，他们烧毁了1795年议会会议纪要中的销售记录。(36)

然而，土地销售所带来的一些影响还未解决。显然，现在全美的人都想把钱投在奴隶制地区，他们认为，奴隶生产的商品将会有广阔的盈利市场。那些移民奴隶主也是这样想的，因此他们想要更多的奴隶。1786年，约翰·洛索给弗吉尼亚一位农场主写了封信（他正在经营这位农场主在佐治亚州的土地），信中说，这里的农作物生长良好，与印第安人即将爆发的战争会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土地，而且“用黑奴来换取土地好像是最有利的交易”。(37)

事实上，切萨皮克拥有大量“剩余”奴隶，而这些奴隶是用来换取私有土地的最好通货。弗吉尼亚州的爱德华·布特勒为了得到佐治亚州威尔克斯县的土地，答应用还在弗吉尼亚州工作的3个年轻奴隶来换土地。布特勒在日记中记道，买主希望“这3个奴隶中要有一个少女或是少妇”。而此时，布特勒在弗吉尼亚州也雇好了托马斯·伍顿，去帮他运送13名奴隶到佐治亚州。伍顿把3名“年轻可靠的黑奴”交给了他们的买主，然后把剩下的奴隶安置在布特勒刚购得的土地上。在此过程中，像伍顿这样不太富有的白人发现，对于那些愿意在切萨皮克购买奴隶，然后运往南方销售的人来说，发财的机会越来越多。18世纪80—90年代，美国白人开始独立运送更多数量的奴隶。因此，在这些美国黑人奴隶的口口相传中，“佐治亚人”成了恶魔的代名词、危险的象征。(38)

查尔斯·鲍尔被绑着坐在雇来的船头上，这艘船从巴拉德码头出发，将穿越帕塔克森特河。他一声不响，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在美国黑人奴隶口中，“佐治亚”和“佐治亚人”仿佛成了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的代名词，而这些现实正在毁灭着他们在切萨皮克建立起的世界。虽然20年来，他一直对佐治亚人心怀恐惧，但当他面临家庭破裂和前途毁灭的命运时，还是难以承受。鲍尔也一直对奴隶贸易感到恐惧，他意识到，眼前这个不时穿过汗流浃背的船夫的佐治亚人正在制造一种比他想象中更狡猾的机制。

当他们快到对岸时，鲍尔看到一些黑人正挤在岸边。这些人是与他一样被俘的51名同伴，其中19名女人被一根绳子绑在一起，绳子拴在她们脖子的绳套上。另外32名男性的境遇则不同，鲍尔马上就要加入他们其中。一个铁匠正拿着铁具等着他：铁枷、手铐和锁链。买主解下鲍尔手上的绳子。据鲍尔后来回忆，他就站在那里，对自己的“命运毫不关心”，两个白人男性把铁枷套在他脖子上，然后把铜挂锁挂在铁枷的铁扣上，“咔嗒”一声锁住。

沉重的铁链让鲍尔也加入了那个32人的队伍，那个场景就像是几条鱼鳃被连在一起的鱼在行走。最后，铁匠拿出两条铁片，把它们套在鲍尔的手腕上，敲击螺钉把手铐锁牢。他又用一条短链把鲍尔右手的手铐和他旁边人左手上的镣铐连在了一起。这样，他们两个就必须紧挨着并且步调一致地向前走了。鲍尔现在也成了这支被称作“奴隶队伍”（coffle）的一员了。这个词是非洲人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来自阿拉伯语cafila，意思是带着锁链的奴隶队伍。锤子猛烈地敲打着，螺钉把鲍尔同伴的手腕夹得生疼，他开始大叫起来。鲍尔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内心已经波涛汹涌。他的思绪开始驰骋，想到了今后将遭受虐待的地方，他认为那是他母亲很久以前遭到杀害的地方，他真希望自己从没有来到这世上，真想一死了之。但是，他现在被链子拴着，连死都没有办法。(39)

他们在岸边等着。铁匠打了个哈欠。平底船快到岸时，鲍尔的心跳都快停止了。鲍尔晚年时谈道，虽然很艰难，但他还是马上振作了起来，“最后我想，既然事情已经到了不能再糟糕的地步，而且既然人生总是在变化的，那么总有一天我也会时来运转。虽然一切都是那么渺茫，但我还是得到了一丝解脱”。

船上坐着的是返回来的佐治亚人，这些人命令奴隶登船。鲍尔发现女性中有好几位都还怀着孕，32名男性连同鲍尔登上了船。他们一动起来，铁链就发出叮当的响声。奴隶桨手划着船，平底船向着塔克森特河南岸出发了。一位白人游客曾听切萨皮克的水手唱过一首歌：“出发吧，去佐治亚，划啊划！主人把可怜的黑奴卖掉了，哦，划啊划！把可怜的妻子和孩子抛下，哦，划啊划！”或许他们并没有唱这首歌。(40)

不论男人还是女人，只要他们发现自己要被带到南方，绝望之下，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有些人选择逃跑，有些人则奋力反抗。一个名叫威廉·格兰姆斯的奴隶曾试图用斧头砍断自己的腿。这也难怪卖家和买主会瞒着像查尔斯·鲍尔这样的黑人，不告诉他们去哪儿，从而顺利地把他们带走；也难怪买家一旦把他们买来，就给他们带上脚链，又用铁链把他们拴在一起。这些男性可以带着镣铐一起行走，却没有办法带着镣铐一起逃跑，他们也没有办法跳下船游到岸上，更没有办法做到33个人拖着1000多英镑重的铁链在森林中不发出声响。这些铁链让佐治亚人违心地前进，也让奴隶离开了孩子和爱人，使他们看不到自由和希望。(41)

平底船在河的另一边靠了岸，人们蹒跚地走下船，佐治亚人把他们领上岸，带着他们朝西南方向一直走到天黑。他们在一个破旧的酒馆前停了下来，店主把他们带到一个大房间。趁天还没黑得看不见，这52个手带着锁链的人一起吃了一大锅玉米粥。

那天晚上，鲍尔躺在和他锁在一起的两个人中间，久久不能入睡。当他终于昏昏入睡时，他梦见儿子向他走来，在梦中，他的儿子试图把他手铐的锁链弄断，让他获得自由，这样他就可以修复儿子破碎的世界了。但是铁链并没有断，儿子渐渐消失了，这时祖父出现了。18世纪20年代，鲍尔的祖父出生于非洲，当他还是个少年时，就被人绑走卖掉了。买主带他穿越重洋来到了马里兰州，并为他重新起了名字。当鲍尔见到他时，白发苍苍的老本（Old Ben）已做了半个世纪的奴隶。但本没有放弃自己的伊斯兰信仰，也一直鄙视着奴隶主和那些屈服于白人的奴隶。相比之下，鲍尔的父亲没有那么桀骜不驯。但是，自1785年鲍尔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被卖掉后，鲍尔的父亲开始变了。他经常在老本的小屋里待很长时间，和他一起讨论非洲的事和奴隶制的罪恶。奴隶主担心他可能会逃跑，便找来民防团，想让他们帮着抓住鲍尔的父亲，然后把他卖给佐治亚的奴隶贩子。老本无意中听到了两个白人的谈话，他连夜穿越树林走了3英里路来到鲍尔父亲的住处。本给了他儿子一袋干玉米和一壶苹果汁，然后送他去了宾夕法尼亚州。卡尔弗特县的人们从此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鲍尔父亲的消息。

本现在如果还活着，也会来救他的孙子。但是，这个老人10年前就已经离世了，而且即使他能来，鲍尔有这些锁链在身也难以逃脱。太阳升起的时候，鲍尔又在努力地跟上队伍、艰难前行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鲍尔他们跟着佐治亚人的队伍向西南前进，每天走10—20英里，一路上都能听到铁链叮当碰撞的声音。那些怀孕的妇女怨声载道。佐治亚人骑着马前进。他们穿过波托马克河之后，佐治亚人把身体最强壮的鲍尔从铁链中间移走，然后把他脖子上的挂锁拴在了第一条铁链上。鲍尔带着队伍行走的速度比原来加快了，两支并行的队伍急匆匆地在路上行进，这是弗吉尼亚州粮田中的一条土路，位于如今美国301号公路的路基下。

鲍尔的情绪一直在波动。然而，他的内心慢慢地变得和脸上的表情一样麻木，队伍中的男性大多也是这副面孔。鲍尔回忆道：“时间并没有让我屈服于这些锁链，只是让我更加熟悉它们。”这里所谓的熟悉，就是指晚上其他人睡着的时候，鲍尔爬到其他囚伴中间，掂量一下每条铁链，试着找到一根不结实的，但最终却是一无所获。但有时，这些奴隶贩子还是很粗心的，比如1801年押送杰克·尼尔到俄亥俄河的那几人。他们把尼尔绑在船边，一天晚上，尼尔把联结铁链和木头的钉子弄松了。他沿甲板爬到熟睡的奴隶贩子旁边，从白人的口袋中掏出装有实弹的手枪，然后一枪击穿了那人的头部。尼尔又来到船的另一头，另一个白人正在那里掌舵，尼尔说：“该死的，过去我的命掌握在你手里，现在换过来了。”

最终，尼尔在俄亥俄海岸被抓回来处死了。其实，其他奴隶也做过同样的事。1799年秋，一个奴隶在北卡罗来纳州杀死了一个名叫斯皮尔斯的佐治亚人。斯皮尔斯花了9000美元在北弗吉尼亚购买奴隶，这些钱是佐治亚州一个议员挪用的州财政公款。如果斯皮尔斯一路把他们带来并卖掉，也许这些钱还能赚回来，但是谁也不能预见这些。据报纸报道，一天晚上，他忘记把一把锁锁上，“黑人们起来，割断斯皮尔斯及其同伴的喉咙”。在地方当局重新抓捕这些人的过程中，有10个奴隶被杀。(42)

每个奴隶都或多或少想过揭竿起义，只是这些锁链牢牢地锁着他们，让他们未能如愿。手铐束缚着他们的双手，他们既无法攻击别人，也无法保护自己。男性身上都戴着锁链，这让女性也更无力抵抗。女性与男性相隔离，因而更容易受欺辱。一天晚上，在弗吉尼亚绿蔷薇县的一个小酒馆中，一名旅客看到几个商贩把一队奴隶带到一个房间。这名游客于是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每个白人男性从奴隶中“带走一个女性去和他们过夜，这已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10岁的奴隶移民约翰·布朗曾看见奴隶贩子斯塔林·芬尼和他的助手在南卡罗来纳州路边的马车上轮奸一位女性，其他女性在旁边哭泣，而那些带着锁链的男性只能在旁边默默地坐着。(43)

铁链也使另一种暴力行为得以实施。锁链拯救了白人，使他们不必去安抚这个奴隶的母亲，或者要买下那个奴隶的孩子。一旦这些奴隶加入队伍当中，除非铁链坏掉，否则他们绝无可能逃走。即使要走500英里的路，运送的人也不用半夜起床点名，以确保奴隶没有逃跑。

这些带着锁链的人不能单独行动，除了朝同一个方向前进之外，他们也不能集体行动，而即使是这样也是需要磨合的。一个人经常被另一个人从喉咙上垂下来的锁链绊倒。许多人腿上都擦出了瘀伤，脾气也慢慢磨没了。现在这支长长的队伍保持着一样的速度和节奏，也不再有人把手摆错方向。

虽然奴隶们成了一个整体，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团结起来。奴隶之间的关系有时是对立的，有时则会结成同盟，或者两者都有。人们对彼此的气味和发出的声音感到愤怒、失落、绝望和厌恶，抱怨有人走得太慢或太快，抱怨自己甚至不能单独大小便。晚上，戴着铁链的男人们或被绳子捆在一起的女人们披此紧挨着，他们手腕和脚上的伤口开始隐隐作痛，他们开始争吵、推搡，发泄着自己的不满。当时，还不满13岁的约翰·帕克也成了这个戴枷锁前进的队伍中的一员。他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叫杰弗的男孩经常被欺负，后来他站到杰弗一边，帮他对付一个抢他食物的大男孩。(44)

只要队伍能继续前进，佐治亚人就不会管这些事。鲍尔带领着这支队伍稳步前行，穿过弗吉尼亚州来到北卡罗来纳州。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些从未卸下过铁链的男人身上变得越来越脏。晚上，虱子在他们的头皮上跳来跳去，铁链上也开始出现黑红的锈迹。不过，没关系，佐治亚人会让这些奴隶去市场之前洗干净。与此同时，这些奴隶仿佛成了铁链的推进物，这些铁链已不仅仅是一种金属或工具了，它成了一种机器。铁链和铁枷把奴隶们束缚起来，就是为了满足那些远在奴隶领地外的创业奴隶主和投资者的利益需求，让他们以300美元的价格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购进奴隶，然后以600美元的价格卖到佐治亚州。

图1.2　奴隶队伍正在向南方和西方前进，男人们被一条长链子拴在一起，手被绑着，女人们跟在后面，守卫跟在旁边。这支队伍靠着小提琴、歌曲和威士忌才能走下去（The Suppressed Book About Slavery，New York，1864，P．49）。

越过波托马克河之后，鲍尔意识到，如果继续待在队伍中，他就只能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戴着锁链继续前行，就像是那双顺从的、无知觉的脚。当然，这样做既有利于佐治亚人，也有利于那些奴隶卖主和买家，以及这些贸易的资助者。虽然这会让鲍尔远离家乡和家人，但是不论他愿意与否，他都必须这样做。而第二件事就不一样了，他可以选择做或不做。鲍尔决定记住来时的这条路，因为这会对他自己有好处。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弗吉尼亚的土路和脚下那条北卡罗来纳州的小路。晚上戴着铁链躺下时，他小声念着河流的名字。5月末6月初时，他注意到玉米地中的玉米开始抽穗。队伍旁边冷酷的男人骑在马上，马蹄发出“嗒嗒”声。鲍尔每天都会和这个佐治亚人试探性地聊一些话题，比如马里兰的风俗习惯、烟草种植，以及他在海军工厂的事情。

奴隶们几乎一生都在学习从白人那里获取信息。但是，鲍尔现在却连这个佐治亚人的名字都套不出来。佐治亚人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白人口中的名声并不好，一些人讨厌看这些奴隶队伍被带过城镇，因为这直接把奴隶制最不好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现在他们面前，还有一些人讨厌这些奴隶贩子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尴尬。在1800年总统选举中，托马斯·杰斐逊战胜了时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联邦政府也搬到了哥伦比亚特区，美国的中心也因此移到了切萨皮克。共和国宣称自由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共和国首都叮当作响的铁链却使人尴尬，尤其是对弗吉尼亚州的那些政治领袖来说，更为尴尬。北方一些联邦党人(3)的报纸称，杰斐逊之所以当选，是因为宪法中“五分之三法案”帮他获得了选举团的选票。换言之，弗吉尼亚州的权力并不是通过拥护自由，而是通过奴役他人得来的。(45)

有时，佐治亚人和奴隶仿佛都想故意激化这种尴尬。在鲍尔被带到南方的几年后，一个奴隶贩子押送一队奴隶经过美国国会大厦，这时正好有几名国会议员出来在门前台阶上休息抽烟。一个奴隶举起他的链子，满带嘲讽地唱起当时流行的一首爱国歌曲《美国万岁》。另一个类似的造成这种情感冲击的事件不是奴隶的嘲讽，而是奴隶贩子的无理回答。杰西·托里是一名费城的医生，有一次他去国会时，看到一队带着锁链的奴隶经过。一个路人说，这些带队的白人“赶奴人”就像是“佐治亚人”。托里走过去询问其中一个人（当时肯定是带着一种责问的语气）：“你们那里的奴隶还不够吗？”那个人轻蔑地答道：“还不够。”(46)

图1.3　“美国万岁！！华盛顿国会图景”。这是西奥多尔·韦尔德《真实的美国奴隶制》（American Slavery As It Is，New York，1839）一书的插图。虽然此书出版于1839年，但此图描绘的是发生在19世纪初的事件。一队奴隶走过华盛顿，看到国会议员在国会大厦的台阶前抽烟休息，他们高唱爱国歌曲《美国万岁》，嘲讽那些代表自由人的国会议员。

另外还有一件事甚至成了媒体丑闻。19世纪早期，美国人正重新定义女性的角色，认为如果要把青年培养成这个年轻共和国的高尚公民，母亲们就要教会她们的孩子牺牲精神。1815年12月，一位名叫安娜的女性奴隶却做了一件在奴隶制扩张中匪夷所思的事。她被迫与丈夫和孩子分离，与其中两个孩子一起被卖给了一个佐治亚人，然后被人关在华盛顿特区F街乔治·米勒酒馆三楼的一个房间里。她从顶楼的窗户探出身来，不知道是想要逃跑还是自杀。反正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重力让她从25英尺的高处摔下，摔断了她的脊椎和双臂。她躺在床上，临死前说：“当初我不应该选择跳楼，结果他们带走了我的孩子，还把他们送到卡罗来纳州。”(47)

杰斐逊和他的同盟想要压制关于奴隶制的讨论。最终，他们在北方人的帮助下如愿以偿。18世纪90年代，杰斐逊及其盟友在许多问题上都曾与他们的对手联邦党人对抗，如法国大革命、联邦党人对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尝试，以及在政治上反对总统应被视为叛国罪。但是，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却从未争论过。1800年的总统选举，虽然一些北方联邦党人控告杰斐逊在蒙蒂塞洛有一个“后宫”（harem），里面有许多奴隶情妇，但是，南方联邦党人和大多数北方联邦党人却对奴隶制问题讳莫如深。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奴隶制扩张是各方政治领袖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之一。1796年，由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古德洛·哈珀所领导的著名的南方联邦党，在国会阻止了佐治亚州废除亚祖销售的意图。哈珀与一些北方金融资本的倡导者，如杰斐逊的宿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都坚持认为合同就是合同，出售是最终决定。投资者和开发美国西南部的事业都应受到保护，使其不受由民众煽动而产生的立法机关的影响，从而推翻一项合法的交易。(48)

有关亚祖申购的争论看起来似乎十分明了，即资本大亨与小农之间的对决，也就是联邦党人和杰斐逊派之间，以及联邦主义者和州权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许多北方共和党人都投资了亚祖债券。许多佐治亚人认识到，如果继续出售，他们将获益匪浅。谈判桌上有一个潜在的交换条件。1798年，国会还在讨论是否要重新规划1795年被佐治亚议会低价出售的密西西比土地。一些北方联邦党人试图把《西北法令》第六条加入法案中，他们提议废除这个国家现存的奴隶制，尤其是在纳奇兹周围地区。虽然知道这片土地上至少已有一个州支持杰斐逊，但联邦党人罗伯特·古德洛·哈珀还是组织了一个包括联邦党人和共和党在内的跨区域联盟来反对修正案。这些人不仅包括南方人，还包括一些北方人，这些北方人意识到，如果废除奴隶制，佐治亚州可能拒绝把土地所有权交给联邦政府，而这将会影响土地的测量和销售，当然也会影响亚祖投资者收回他们投资成本的时间。投资者们也明白，如果让奴隶们在那数百万英亩的土地上从事生产，这些土地将产生更大的价值。(49)

许多国会议员仔细分析了他们的直接经济利益，最终选择让密西西比成为蓄奴州。为了安抚他们的良心，杰斐逊的一些追随者开始宣称奴隶制的扩张将更有可能导致奴隶制的最终灭亡。弗吉尼亚州议员威廉·贾尔斯声称：“如果允许南方各州的奴隶到西部去，减少他们在旧州的数量，让他们更加分散，那么他们的境况很可能得到改善。而如果他们仍像现在这样集中在南方各州，他们的情况是不会有所改变的。”如果奴隶们分散开来，奴隶主就有可能给他们自由，毕竟白人身边的自由黑人太过集中，他们也会感到恐慌。因此，如果一些奴隶搬到新地区，那么他们在那里的劳动会升值，也会得到自由。让奴隶制扩张的目的是缩小它的范围，通过任其扩张而限制其影响力。其实，最想购买这一虚假土地所有权的是弗吉尼亚人。杰斐逊是最倡导奴隶分散的人。奴隶制一直无法让自由的奴隶主感到心安理得，而这个概念的提出，正好让他们找到了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奴隶分散也正是对那个高唱美国国歌的奴隶的回应，也是对那个轻蔑的佐治亚人的回应，他知道每个黑人的价钱。(50)

1798年，佐治亚州把土地移交给了联邦政府，国会把查特胡奇河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土地并入密西西比领地，并在那里保留了奴隶制。国会无法判定亚祖购买者有权得到他们在1795年购买的土地。在众议院的辩论中，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是这些购买者中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马歇尔一直以来都是西南土地投机者的拥护者，不久之后，他就会被亚当斯总统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51)

杰斐逊当选总统后，试图解决这个国家政治的混乱状态。他在1801年的就职演讲中说：“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我们都是共和党人。”其实他不妨直接说：“我们都是支持扩张者，我们都是亚祖投机者。”然后，自信满满地说：“我们都不是佐治亚人。”1805年，那个骑马男子带着查尔斯·鲍尔和一队奴隶，在弗吉尼亚首府里士满招摇过市。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那些还未完全被扩张主义这种混乱逻辑说服的人的眼睛和良心受到伤害。但是，佐治亚人不必对查尔斯·鲍尔这样的人解释，只要奴隶主愿意为偏远地区源源不断地提供男女奴隶，他们就不必向任何人解释。一些人看到了奴隶制扩张的丑恶，对他们来讲，佐治亚人的存在，只会令他们将热情浪费在一些根本不会理会他们的敌人身上。

鲍尔一行人在里士满西部乘船渡过了河。男人们拖着铁链，女人们挂着绳子，两支队伍从里士满出发，朝西南方向走了几周。终于有一天，在弗吉尼亚州南部，他们走过一条小路，来到一些矮房子前，房子周围是沙质烟草田。大约有100名男女和孩子正在田里干活，一个白人拿着长鞭在一旁监督。佐治亚人拦住了走过来的一个白人，问道：“这是谁的土地？”那人回答：“国会议员伦道夫先生的。”

队伍继续前行。他们穿过罗阿诺克河，来到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德蒙特高原。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艰辛地前行着，他们走过高原上的一些小农场，路过玉米田，看到田里的男女在辛苦劳作。亚德金河上，船夫正忙着拉纤绳：第一趟先运男人，接着又回来拉女人，这艘船已经超重，甲板上的水在鲍尔脚边飞溅。三天之后，佐治亚人告诉他们，已经进入了南卡罗来纳地界。在鲍尔的概念中，这个地方只是佐治亚州的一部分。夜幕降临了，死亡的念头又回来了。

到了早上，佐治亚人为了让奴隶们明白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地方，他终于张开了那张紧闭的嘴，说了几句话。他告诉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离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十分遥远，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必须放弃回去的念头。佐治亚人说的大部分是事实。这52名黑奴现在来到了那个地图上印刻着由奴隶们的汗水和肮脏的镣铐留下的铁锈的地方。当时是初夏时节，他们看到田里长着一种奇怪的农作物。鲍尔回忆道：“它看起来并不像是未成熟的荞麦。”这种作物其实是棉花。在这个地方，奴隶们看到的这些棉花看起来像食物，其实是要长成纤维的。就是在这里，他们最终还是陷入了奴隶制的扩张中，这种扩张形成于佐治亚人往返切萨皮克的20年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时候，南卡罗来纳偏远地区的奴隶人口只有2万人，而现在这里的奴隶人口已经达到7.5万人。与此同时，佐治亚州的奴隶人口也在持续增长，从1790年的3万人增长到了1810年的10.7万人。(52)

第二天他们赶路的时候，一个陌生人骑着马追上了佐治亚人，问道：“这些黑人是要卖的吗？”他想要买两个女人。两个人便交谈起来，争吵了一阵子，还互相辱骂了对方。陌生人盯着队伍中的女人，告诉她们他想让她们做些什么。队伍继续前行着。陌生人骑着马跟着，继续讨价还价。如果这个南卡罗来纳人愿意支付把铁链剪断的钱，那么和佐治亚人的交易就还有得商量。两个黑人1000美元，外加铁匠手工费。他们在一个打铁铺前停了下来，两个人还在不停地争论。陌生人说他曾经让带铁枷的黑奴劳累致死，他的话大家都听到了。鲍尔后来说，当时铁匠出来问：“你们两个到底在吵闹什么？”他才明白“吵闹”（Frolicking）一词在卡罗来纳人那里的意思：当他们争论、吵闹、协商、恐吓奴隶的时候，才是最能体现他们本性的时候。

铁匠摘下铁链的要价是2.5美元，他卸下螺栓，佐治亚人打开锁，南卡罗来纳买主便把两个黑人女子带走了。其中一个来自卡尔弗特，是4个孩子的母亲。鲍尔很久以前就认识她了。买走她的那个人太恐怖了，他希望自己别落到那种人的手里。

卸下了沉重的铁链，鲍尔感觉轻松了许多，但是他并不高兴。5个星期以来，他们带着铁链前行，这不仅改变了他们在地图上的位置，也彻底改变了鲍尔。当这些从马里兰来的新人路过时，奴隶们一直在埋头苦干。看得出这里的奴隶所受的管控更多，现在他也和他们一样了。

白人现在把鲍尔当作另一种财产对待。自17世纪以来，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法律规定，奴隶可以被当作一种动产。主人可以出售、迁移自己的奴隶，也可以将其与他们的亲人分开。佐治亚州和卡罗来纳州将弗吉尼亚奴隶法的很多方面纳入了他们的法律。但实际上，各州法律真正实施起来都有所不同。买这些奴隶的白人也是刚认识这些奴隶，他们毫无节制地使用他们。提到买卖奴隶，切萨皮克的奴隶主总是有很多的顾虑。比如，不同主人的奴隶之间的家庭联系，对暴怒的奴隶们的担心，对宗教信仰的担心，此外，还担忧来自其他自由州的指责。到1805年，这些戴着锁链前行的队伍改变了这种情况，甚至也影响了弗吉尼亚州。沿着这些东西走向或是南北走向的路上上下下，铁链使得奴隶们的脚不再听自己使唤。确实，这些拴着铁链的人更像是由别人来支配的，他们能更轻易地被带离家人，拿去贩卖。

这支队伍加重了对鲍尔的奴役，也让这种奴役变得更加灵活，它使鲍尔的前进步伐与这个国家最成功人士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也为那些明知奴隶制不道德又不想唤起自己良知的人提供了辩护，并将奴隶制纳入了新的州宪法。如果把年轻美国的政治经济比作拼图游戏，佐治亚人和亚祖的存在，让身戴枷锁的鲍尔成了其中的一片。比起宾夕法尼亚大道，虽然这些队伍可能离1810年约翰·马歇尔宣布“弗莱彻诉佩克案”(4)的房间并没有更近，但是几乎在所有的案件卷宗中都能看到他们被铁链锁住的脚印。法院面临的一个技术问题是，佐治亚州的立法机关能否推翻上一届会议通过的销售协议。马歇尔和法院最后判定，佐治亚州不能撤销这一销售。当初的销售协议很可能就是贿赂产生的，它可能违反佐治亚州大多数白人的意愿，但是向投资者的土地公司出售土地就是出售财产。而根据首席大法官对宪法中合同条款的解释，财产权是一种绝对的权利。投资该公司的人士大多数是新英格兰金融市场人士和银行家，他们应该从土地销售中获得收益，而联邦政府现在是这些土地的持有者。

联邦党人非常高兴，杰斐逊党人也是如此。马萨诸塞州、纽约市和费城的许多杰斐逊党人与他们的联邦党人对手一样，把他们的财产投资在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开发上。如今，国会不得不赔偿这些亚祖的债券持有者，而对这些大量购买债券的投机者进行赔偿，无疑会增强整个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法院也作出保证，让西南领地逐渐吸纳更多的资金。一些南方的杰斐逊党人感觉自己被法院中的共和党人背叛了，佐治亚的一些政客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异常愤怒。先前佐治亚州议会打算卖掉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领地的一半土地，但是很显然，不论是杰斐逊还是其门生麦迪逊总统，都不打算支持佐治亚州而推翻这个决定，他们不希望因此影响亚祖销售的结果。

有关合约不可更改以及财产绝对化的原则已经被联邦宪法所接受。在弗莱彻案中，最高法官从未提到过奴隶制问题，但是法院的判决允许测量并销售2000万英亩的土地用于奴隶制扩张。马歇尔的判决为未来奴隶制及奴隶制扩张的辩护者提供了极好的工具。试想一下，如果佐治亚的人民都不能够推翻一个由明显腐败而产生的协议，那么州议会或是任何政府机关又如何能够让奴隶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解放出来呢？根据蓄奴州的法律，黑人奴隶属于通过协议获得的财产。该项决议还暗示，任何立法机关都无权干涉奴隶主的权利，他们有权把奴隶当作绝对的财产，按照个人意愿对其进行迁移及转让。

奴隶制与金融资本主义相互关联的扩张，成了这个新生国家经济体系的驱动力，这一体系使大西洋沿岸以及内陆地区的精英阶层和其他人受益。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看来，即将成为新州的密西西比领地将会增加其在选举人团和国会中的选票，用于对付联邦党，而且比他们通过拉拢核心的州权主义分子所获得的选票还多。后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杰斐逊前助理约翰·伦道夫，一位越加憎恨亚祖的古怪之人。在查尔斯·鲍尔看来，伦道夫的那位挥着长鞭的监工仿佛就是佐治亚州的一种象征，在路的尽头若隐若现。然而，共和党人形成了一个支持金融和奴隶制扩张的联盟，吸纳了很多前联邦党人，并主导着美国的政治。到19世纪20年代，它成了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南方奴隶主中，只有少数人一直认为对佐治亚人以及奴隶制扩张骗局的攻击是伪善的，伦道夫就是其中之一。真话会让牵涉其中的人发疯，而曾任众议院议长的伦道夫就陷入过一种疯癫的状态，即使是对一个弗吉尼亚州政客来讲，那种情况也极其罕见。

另一个十分虚伪的人物就是布什罗德·华盛顿，他是乔治·华盛顿的侄子，也是最高法院的法官。这位典型的弗吉尼亚绅士曾于1799年从他去世的叔叔那里继承了弗农山庄，他在1810年与马歇尔站成一队。他这样做也许是因为首席法官提出的观点颇有道理，更有可能的是，有关合同和财产的规定为华盛顿这些人提供了一系列有利的借口。比如1812年，当人们得知华盛顿把弗农山庄的54个人卖给了奴隶商贩，这些商贩又带着他们穿过亚祖领地时，这种借口就派上了用场。报刊编辑控诉“美国之父”的侄子居然把人像“带角的牛”一样卖出去。为了回应这种评论，布什罗德·华盛顿写道：“代表我个人以及南方全部公民严正抗议质疑我们权利的行为，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来说，我们都有权这样处理我们所持有的其他种类的财产，同样也可以以此方式处理这种法律认可的财产。”(53)

虽然一路唱着歌的奴隶队伍和态度轻蔑的佐治亚人的矛盾就展现在国会的眼皮底下，但是像华盛顿的侄子这样的人可以依仗“弗莱彻诉佩克案”中有关财产的规定，避免面对奴隶制扩张中的矛盾。1788年，杰斐逊曾这样标榜自己，“没有人（比我）更愿意用一切代价”换取奴隶的解放。1814年，他悲伤地摇着头说，老一代（在解放奴隶方面）走得太慢了，他发现“年轻人大方的性情”并没有让新一代摆脱贪婪，在这个新时代来临之际，年轻人吸取了佐治亚州的经验，也急于从奴隶制扩张中创造财富。

布什罗德·华盛顿从杰斐逊的分散政策中得到了许多好处。他认为其出售奴隶的行为并不是出于贪婪，而是为了展示强迫迁移下如何使白人得到保护。他声称，随着弗农山庄黑人数量的增多，他们越来越不好管理。华盛顿的几个奴隶逃到了北方，用他们的脚侵犯了他的财产权。其余的奴隶则认为只要华盛顿死了，他们就自由了。法官开始担心有一天他们会用利刃刺死他，或是在他的食物里投毒。没有华盛顿，就没有奴隶制了。杰斐逊也表达过类似的担心，提出了“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s）这一著名的论调，并且把切萨皮克奴隶主们当时的处境描述为，“抓着狼的耳朵骑在狼背上……既无法抓住他，也没有办法安全地离开”。即使白人们同意全面解放奴隶，他们也有着“深植内心的偏见”，而黑人也会拥有“无法抹去的回忆”。“新的矛盾”会让他们分裂，进而陷入毁灭性的种族战争，最后以“某一个种族的毁灭”而告终。(54)

因此，杰斐逊、华盛顿以及其他弗吉尼亚白人作出了第三种选择，一种在经济上有利可图的选择，那就是把黑奴分散到南部和西部地区。由于佐治亚人的存在，这些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和分散的阴暗面之间产生了所谓的情感与道德的距离。当奴隶队伍和佐治亚人经过的时候，他们或是绝望地搓着双手，或是声称奴隶将在新州过上比旧州更好的生活。虽然华盛顿声称这种强迫移民完全是为了奴隶们的利益，然而，1821年8月，当一位站在利斯堡的目击者目睹布什罗德·华盛顿的奴隶队经过时，他看到的却是一群“不幸之人”，他们中有的人被强行与妻儿拆散，许多亲属都不得不留了下来。而留在弗农山庄的那些人，经常向参观国父故居的游客倾诉苦水。(55)

从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到1810年“弗莱彻诉佩克案”判决期间，奴隶制的扩张把整个国家连在了一起。显然，国家的需要促进了复杂制度和模式（同样重要的还有借口）的形成，而这使国家政治和金融联盟成为可能。个体奴隶主和其他想从各种经济机会中扩张的人的需要，促进了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有利于市场法律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国家扩张的需要，再加上奴隶本身具有行走的能力，奴隶在美国的各种政治妥协、政治同盟、金融计划以及这个年轻国家的地图中成了一种绝对任人支配的财产，令他们在奴隶制中越陷越深。奴隶制已经变成了国家公认的惯例，是宪法中严格定义的财产权，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习惯，也是一种政治妥协的模式，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奴隶主有权买卖或是把奴隶迁移到新的领地。

而影响事件始末的还是这些行进中的奴隶——查尔斯·鲍尔、与他拴在一起的32名男性、跟在他们后面用绳子拴着的女性，还有那些即将长大被出售的奴隶。这些戴着锁链的奴隶和运送他们的白人从老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出发，叮当作响地走过数百英里的路程，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的一切都变幻莫测。虽然老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等地的政客们向世界营造了一种光彩浮夸的表象，但实际上其内部正在一点点坍塌。强迫移民和奴隶制扩张似乎成了双方已达成共识的谎言结构中永久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马歇尔灵活的法律现实主义和分散奴隶的骗局成了谎言的挡箭牌，而正是这个谎言造就了这个国家。为了使机器运转起来，华盛顿现在可以依赖一群“锁链专家”（chaining experts），让佐治亚人承担财产、人身以及地位的各种风险去运送奴隶。从各种意义上说，查尔斯·鲍尔他们现在比原来更容易运送了，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法律和个人层面的冲突都减少了。

因此可以说，奴隶队伍把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绑在了一起。到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鲍尔的脖子和手终于从整支队伍的锁链中解脱了出来，因为只有这样，他的主人才能把他和剩下的马里兰奴隶带到市场出售。由于他们一路上不断流汗化脓，体内有限的脂肪已消耗殆尽，因此，佐治亚人让他们在一个棉花农场主的房子里先休息20天。鲍尔及其同伴每天的食物是黄油，这样他们才能马上变得又圆又“胖”。他们会经常洗澡，以去掉身上和衣服上的虱子。很快，就有一些白人过来看他们，会问他们一些问题，并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这里的人都很尊敬这个佐治亚人，称呼他为“商人”，而不是“赶奴者”或“佐治亚商贩”。在这里，人们需要他这样的人，而不是把他当作其他奴隶主的替罪羊。甚至他严实的嘴巴也向来人透露了自己的名字，他对一位询问他姓名的准买主说：“先生，我叫玛吉芬。”(56)

两周后，玛吉芬把这些奴隶赶到了南方的哥伦比亚。7月4日，当地的狱卒在数百名刚吃完一顿美餐、听完了爱国演讲的人面前拍卖这些奴隶。最后，只剩下3个人还没有被卖出去——包括鲍尔在内的最强壮的3个人。这时狱卒戏剧性地宣布，如果玛吉芬不能把每个人以600美元的价格出售，他就要把他们带到佐治亚出售。这时一位老绅士站出来，他说要买下那个“木匠”。鲍尔并不是一名真正的木匠，但庆祝摆脱暴政的这一天，人们说了太多谎言：待售的奴隶没有一个逃跑过，没有一个从主人那里偷过东西，也没有一个遭受过鞭打。奴隶们原来的主人都是马里兰州或弗吉尼亚州的谦谦君子，是因为不幸负债才被迫出售奴隶的。

其他白人也都非常尊敬这位老者。鲍尔断定他是一个大奴隶主。他其实就是韦德·汉普顿。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名亚祖投资者。汉普顿在继承了低地地区的稻田后，现在又打算让自己的奴隶去种棉花，他的几英亩棉花地就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附近。随后，他的野心让他深入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不过，汉普顿此刻正喝着酒庆祝独立日。他让鲍尔在马厩里找个地方睡觉。第二天，他们将赶往汉普顿在附近的农场。在漫长行程的最后，鲍尔的脚终于从旧州踏上了新州。

(1) 杰斐逊的黑人情妇。

(2) 该条约规定，西班牙放弃亚祖地区，在6个月内撤走北纬31°线以北的驻军，美国由此得到了密西西比河从源头到河口的航行权。

(3) 1792—1816年间存在的一个美国政党，由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成立，是1801年前美国的执政党。该党主张增强联邦政府的权力，其支持者来自新英格兰和南方较富有的农民。其竞争对手是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该党更强调各州的权力，重视自耕农的利益，主要支持者来自西部和南部。

(4) 1795年，佐治亚州政府因急需资金而低价出售了3500万英亩土地。1796年，佐治亚选民要求州政府收回土地，并将该案上诉至最高法院。1810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宣布佐治亚州政府无权侵犯私人财产，私人财产受宪法保护。

第2章　头　1791—1815

海关小屋的周围打着木桩，小屋建在木头支架上，从远处看，就像一只小鸡立在浅水区。大陆的闷热笼罩着一切。任何能在水里持续漂流一个月的东西——树皮、树枝和整棵的树，如果没有在数千英里的漂流途中被截住，最终都会聚集在伯利兹，这是密西西比河口的一片平地。被淹死的鹿和野牛没能漂到这里，因为鲶鱼和乌龟早在它们漂到这里之前就把它们吃掉了。最重的一层漂流物藏在这些森林垃圾翻起的涟漪下面，那是水面下一股巨大的潜流，波涛暗涌，虽然新鲜但并不好闻，水流在随着它的重量下沉。暗流中的铁来自遥远的北方，银来自落基山脉，但主要是污泥。森林中的成千上万条支流卷着腐殖质，翻滚着流经杰斐逊统治下的16个州，与三角洲的黑土搅在一起。长期以来，这条河流汇集两岸的淤泥，独自向着南方流去。但在过去的10年里，由于流域上游的耕作、播种和收割，径流的淤泥一直在增厚。

1807年初，从“阿文提诺号”望过去，在这个航道上浮锚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的男人。自查尔斯顿建立以来，他就是这艘船上唯一的奴隶。船员们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他既构不成威胁，也不是主要的货物。一直以来，他都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别人也听不懂他的话。但是他们不再担心他会跳下去，就像当初那些在大西洋口岸站在围栏上试图跳海后被拽回来的黑人。他身上有两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一是他睡觉的时候总是蜷缩成同一个姿势，二是他脖子上戴着一个铁项圈，上面刻着“休·杨的财产”。(1)

从他的眼中可以看出来，他是记得的。从非洲来到南卡罗来纳州，1000多万人被迫移民到这个新的世界，他和他们一样幸存了下来。他们或被捕或被绑架而来，或者干脆就是买来的，然后被运往海岸，从一个陌生人的手里贩卖到另一个更陌生的人手里（这些人或是白人，或是棕色人，或是有一头棕褐色与黑色的卷发）。他们被从黑暗的地牢中带出来，手脚戴着铁链，白人水手把这一大批非洲人捆在海岸边的一艘大独木舟上。海水冲刷着船舷，独木舟上的人都能感受到溅起水花的咸味。他们穿过汹涌的波涛上了海中的浮式据点，然后被拖到罗德岛的船上。他们相互推挤着前进，用轻巧又迅速的步伐在一个只有4英尺高的顶棚下保持着平衡，即使对这些平均身高只有5英尺的人而言，这个地方也太矮了。在他们面前，一些散发着恶臭的男人蜷缩在地板上。他们的睡相告诉这些新上来的人该如何躺着：左边朝下，面对背紧贴着躺在一起。船长认为这样对心脏有好处。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允许继续进行奴隶贸易。以后的20年里，这个新国家的公民从非洲海岸拉来了10多万人口。其间，充满了抗争。有些人紧紧抓住地牢和奴隶集中营的门框不肯进去；有的带着锁链成队从船边翻进海里，一起淹死在海浪中；有时水手用棍子把他们打倒在甲板上，有的奴隶会夺过他们的棍子；当船员让他们出来操练的时候，他们会冲破栅栏。大西洋的贩奴航程中，有10％经历了重大叛乱，但是基本以失败告终。水手在船中间向那些绝望的人们发射加农炮弹，船上的排水口血流成河，尸体都被扔进海里喂了鲨鱼。(2)

现在这个人都还记得他当时是怎样躺在呕吐物里，躺在粪便里，躺在尿液里，怎样吃着那些他们带来的桶里的食物。他听见另一层甲板上的女人为一个垂死的婴儿或是姐妹痛哭；当水手要将她们带到船员的住处强奸时，他听到她们在挣扎反抗；他看见水手把那些身体已经僵硬、带着一脸苦笑的人拖了出去。天使也曾险些伸手把他抓走。他晕船到连胆汁都吐了出来；痢疾导致他拉得倾泻一空，差点儿没了命；他在船舱里发烧，汗如雨下，气喘吁吁地等着从桶里盛的一口饭食。他当时很可能像那几百万人一样死去，但他活了下来。

他也许是幸运的。这艘船最后停靠在了查尔斯顿港。随后，船员把他卖给了当地的一位新奥尔良中间商，这个人给他锁上了一个铁项圈，上面烙着这个商人的名字。另外一个白人把他从东湾街带到阿文提诺码头。牌子在风中“咔咔”作响，风里还夹杂着加兹登码头那艘旧船上散发的恶臭。在库伯河的对岸，秃鹰落在树上拍打着翅膀，它们知道这个港口的洋流会将尸体堆积到沙洲的某个位置。仅在那一年，25艘船在此隔离等待检疫期间，就有700个非洲人死在船上。(3)

又一次航行之后，这艘小船驶进了阿文提诺的泊位。白人海关官员爬上了绳梯。那个戴铁项圈的黑人观察着这一切。他能看出来，靠在桨上休息的那个奴隶也经历了那片黑暗的海域。划桨人也看向了这个戴铁项圈的人，并回忆起了奴隶甲板上浸出水的木头挤压在他伤痕累累的脸颊上的感觉。

但这次重新登陆的经历也许会有所不同。奴隶制本身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变化，从最初塑造了新世界的糖岛模式（sugar-island model），直到变成现在这种状况。这个戴着铁项圈的男人不是要去一个小岛，也不是要去一个紧邻海岸线的孤立居民区，他要前往一片广袤的大陆。在泥泞沼泽地的浓雾后面，奴役没有地域上的界限，只有政治上的限制，奴隶主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制定政策，这些奴隶未来的主人是美国公民而非殖民者，他们有权投票，竞选政府公职。同样地，是这些奴隶主的财产利益而不是遥远的帝国官僚计划决定着奴隶的命运。这个戴着铁项圈的男人和所有跟他一起走进这片大陆腹地的人，将要生产的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种无限扩张的新经济中最基本的商品，因而他们生产的商品也拥有无限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对于奴隶主的数量没有限制，对于那些想要从奴隶制中获取利益的投资者的数量也没有限制。只有当奴隶主良心发现，或者世界投资市场无法调动足够的储备时，才能阻止资本流向奴隶制的新地界。

这都是确定无疑的，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整个美国和所有想将奴隶制扩大到大陆中部大河谷的企业家是否可以深入北美腹地。直到1807年，这个疑问依旧没有答案。事实上，这个疑问自18世纪90年代开始就始终存在，并且持续了十几年。由于这个原因，奴隶制的扩张并不是注定的结局。四次剧烈的暴力冲突，其中三次都发生在该河谷地区，河水震动着“阿文提诺号”，这才是决定奴隶制命运的关键。

自1807年开始，从旧大陆来到这片新大陆的人中，4/5来自非洲而非欧洲；这些人戴着锁链被关在船舱里，甚至不能在甲板上自由活动。三等舱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吵着闹着要远离饥荒、摆脱贫困，他们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者俄罗斯犹太人，那些人后来也来到了这片新大陆。1000万来自中央航道的非洲人被掳到这里，他们塑造了这个新世界，并且将新大陆与旧大陆联系起来。一个与之规模类似的变化，就是在这个半球上数百万原始居民的死亡。借助人口灾难和中央航道，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英国这些帝国统治了美洲前300年的历史。一旦将所有的金银财富洗劫一空，这些国家就会从巴西到弗吉尼亚建立起一系列种植园殖民地，以寻找更大的财富来源。虽然很多种植园规模很小，但其对经济和政治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1763年，在第一次《巴黎和约》中，法国以其在加拿大的全部殖民地换取了瓜德罗普岛。(4)

在1807年之前，蔗糖是这些岛屿上主要的产物，也是欧洲大部分新财富的来源。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把甘蔗带到巴西。那时，他们已经学会如何榨汁，如何熬煮甘蔗汁，以及如何在马德拉岛或圣多美等大西洋岛屿上使甘蔗汁结晶。在那里，欧洲人首次将甘蔗的挥发性成分、肥沃的土壤、奴隶制和背井离乡的非洲奴隶结合在一起。在巴西，这种结合不仅在起泡的甘蔗汁桶中收获了蔗糖结晶，还获得了巨额的收益。16世纪晚期的西欧经济中，有威望的消费者吃糖的数量越来越多。巴西曾一度是早期现代欧洲的硅谷，是创造巨额利润的技术孵化器，是一夜暴富的代名词。当海难将鲁滨孙·克鲁索扔到荒岛时，他打算成为巴西的一名种植园主。(5)

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巴巴多斯岛取代巴西成为第一产糖地。巴巴多斯岛的全盛期也只持续了几十年，牙买加紧随其后，声名鹊起。在一个又一个的岛上，欧洲人和他们所携带的病原体夺去了当地人的生命，贩奴船在海上航行，甘蔗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甘蔗地里劳作的奴隶死后，又会有一波幸存下来的奴隶从贩奴船上爬到这片甘蔗地，接替他们的劳动，从而使奴隶主变得极其富有。在每个岛上，最富的人把其他人排挤出去，然后一个新的小岛出现了，它为企业家们提供更新鲜的土壤，为投资者们提供吸引资金的新方式。糖岛破坏和开发的过程塑造了这个新世界前3个世纪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虽然弗吉尼亚与南卡罗来纳不同于糖岛，但它们同样是流通渠道。北部殖民地本来与这些毫不相干，但后来他们开发了糖岛所需的造船业、谷物种植业和畜牧业，并开始将甘蔗糖浆蒸馏制成朗姆酒，运输奴隶，贩卖奴隶制造的商品。(6)

在欧洲的商店和厨房里，糖起初是富人的奢侈品。到了1700年，糖变成了新兴中产阶级咖啡和茶里的甜味剂，同时也是一种上等的调料。到了1800年，糖成了英国穷人的奢侈品，偶尔作为熬过一天辛苦工作的兴奋剂，或是一种让哭闹的孩子安静下来的奖励。糖和奴隶制一起，加速了欧洲的贸易，拓宽了企业家获得金融资本的途径，刺激了追求利益的欲望，促进了集权国家收入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但糖和奴隶制绝没有使西欧的经济超越世界其他地区。中国人也消费糖，而且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欧洲人时常面临饥荒的威胁。他们按照当地人的农业传统种植粮食作物，而这些传统农业技术的复杂性、效率和生产力都更接近公元元年时的状况，而不是1900年。大部分穷人和农民像戴着铁项圈的奴隶一样矮小，因为自农业时代以来，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还没有得到改善。(7)

在船尾的甲板上，白人海关官员和船长一起走到这个戴项圈的男人面前，盯着他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船长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海关官员又回到了船里。在白人的文件里，这个人依旧没有名字，但墨水已经记录下了他的存在。这艘划艇向着海关小屋划了回去。“阿文提诺号”的海员们拉着船锚，升起船帆，船锚发出碰撞的声音，船帆在空中飘荡。驾驶盘转动起来，这艘双桅船驶入了航道。

戴项圈的男人在围栏上向远处眺望。薄雾渐渐散去，一片低平的陆地进入视野。接下来几天，“阿文提诺号”顺着蜿蜒的河流穿过密西西比的新土地。慢慢地，河岸开始上升，堤坝保护着后面的平地，地里长着绿色的甘蔗。他最先看到的是临时搭建的小木屋，然后是被小木屋簇拥着的大房子。三天后，河道向右拐后变直，一丛密密匝匝的桅杆映入眼帘。他们抵达新奥尔良了。

1800年，当法国旅行者皮埃尔-路易斯·迪瓦隆（Pierre-Louis Duvallon）看到一小丛桅杆，他便预言新奥尔良“注定会成为北美的主要城市之一，也许还是新世界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新奥尔良在1718年由法国人建成，于1763年割让给西班牙。来到这个城市的设计者、愿景家和投资者同样能预见到这里广阔的前景。迪瓦隆认为，坐落于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奥尔良，要比尼罗河、莱茵河、多瑙河和恒河更具有经济潜力，这里将会成为半个大陆产品的接收地。迪瓦隆甚至说，在新奥尔良，“自然与社会的精粹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完全超乎想象”。(8)

然而，自从13个殖民地取得独立以来，强大的帝国决心让新奥尔良远离美国的控制。1783—1804年，西班牙一再地剥夺美国居民通过新奥尔良向上游地区运输商品的权利。每当他们这样做时，西部的居民就会考虑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美国官员对此很忧虑，曾多次试图与西班牙谈判关于密西西比河口附近这座城市的出售和割让事宜，但是，西班牙试图遏制这个新国家的发展，因而一再地拒绝了他们。(9)

西班牙顽固地控制着密西西比河口，这使得美国依然有可能分裂，但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1791年，在法国加勒比圣多明各殖民区，受奴役的非洲黑人爆发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起义。圣多明各岛是伊斯帕尼奥拉岛东部的第三个岛屿，是当时最后一个糖岛，也是法兰西帝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8月的一个夜晚，第一个奴隶制磨坊停止了运转。在整个圣多明各蔗糖帝国，这个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地区，奴隶们涌入大厦豪宅里屠杀奴隶主，在蔗糖仓库和甘蔗地里放火，成千上万的人在殖民统治区海地角游行。在遭到阻止后，他们又重新集结。当时这场起义波及了整个殖民地区。(10)

到1791年末，起义已造成成千上万的白人和黑人死亡。甘蔗地里的滚滚浓烟被吹进了大西洋信风中。难民逃到查尔斯顿（当时他们已经充满了对奴隶叛乱的恐惧），逃到古巴，逃到大西洋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所到之处，他们带去的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的疯狂故事。由于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统治法国1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欧洲人陷入了认识混乱的痛苦中，当时人们对这些事件反应不一，但都深感困惑。小规模的奴隶叛乱是一回事，黑人取得完全的胜利又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欧洲思想家一直在讨论法国的那场革命，却对圣多明各的事绝口不提。例如，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黑格尔，他当时正在围绕一个奴隶反叛主人的理想化古典形象构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他却从来没有谈及现实世界中正在发生的奴隶叛乱，即使他阅读的每篇周报上都有关于流血冲突的报道，但他坚持认为，非洲黑人与一个由欧洲民族国家新获得自由的公民塑造的未来无关。(11)

但是，圣多明各的这场革命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今天，圣多明各被称作海地，它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但是，海地革命是当时最具革命性的革命。当这一切结束时，这些曾在欧洲帝国的相互倾轧中受到压榨的人们，统治了这个曾经奴役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公民地位（至少在理论上）是迄今为止最平等的。他们在加勒比推动的事件，促使法国革命家在国民议会中坚定地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例如，在1794年解放所有法国奴隶，试图使圣多明各这个经济龙头支持法国的新任领导人。然而，奴隶革命本身就已经消灭了岛上的奴隶制。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之前是一名奴隶，他将一群狂暴的反抗者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起义军，这支军队保护了他们的革命果实。1794—1799年，杜桑·卢维杜尔的军队击败了成千上万的反革命英国红衫军的侵略。(12)

1800年，圣多明各名义上依然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杜桑·卢维杜尔在写给法兰西第一人拿破仑·波拿巴的信中自称“第一黑人”。拿破仑当时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也是一位出身卑微的传奇人物。他是一位政治和战争领域的领袖，而非商业巨头，他的军事胜利摧毁了陈旧的那一套。然后，他试图去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一种新的经济、一套新的法律、一个新的欧洲、一个新的帝国。但在1800年(1)与英国签订《亚眠和约》后，这个表面看起来实行了共和制的国家变成了君主制。拿破仑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新的目标：收复皇冠上的蓝宝石——失落的圣多明各。1801年，他派出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舰队——大约有5万人——在他妹夫查理斯·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率领下进入这个岛屿，他们的任务是干掉圣多明各首领，也就是当过奴隶的杜桑·卢维杜尔。拿破仑命令道，“要灭掉非洲黑人的威风”，要通过欺骗和暴力压制所有叛乱，将所有幸存的非洲人再次套上奴隶制的枷锁。(13)

拿破仑还组建了第二支军队，并给了这支军队第二个任务。1800年，他签订了一份秘密条约，将西班牙控制了37年的路易斯安那“归还”法国。第二支军队被派往路易斯安那，在那里插上法国国旗。这支军队有2万人之多，比整个美国军队都要庞大。拿破仑早已从内部征服了一个革命共和国。他现在又派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试图通过野蛮的武力去征服另一个领地。至于第三个共和国，当拿破仑的第二支军队登陆路易斯安那的时候，它在密西西比上游的存在，将破坏美国东西分界线地区的稳定。(14)

杰斐逊在华盛顿听闻了有关这个秘密条约的传言。为了维持他独立白人共和国向西推进的乌托邦计划，杰斐逊向奴隶制的扩张作出妥协。现在他面临着又一个迫在眉睫的选择：要么虚伪地妥协，要么毁灭。1786年，他和约翰·亚当斯作为反叛共和国的代表被派到英国皇家法院，对杰斐逊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所遭受的屈辱更让他痛心的了。当一个戴假发的法官大声地喊出美国特使的名字时，乔治三世还在盛怒之下，他傲慢地转过身，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大臣们一阵窃笑。然而，正如此时杰斐逊对前往巴黎的特使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所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占据这个地方的人是我们天生的宿敌，这个地方就是新奥尔良。”杰斐逊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开放密西西比河。他写道，如果法国军队占领新奥尔良，“我们就必须和英国及其舰队联合”。(15)

拿破仑有他自己的野心。他没有理会杰斐逊对于密西西比河口这座城市最初的报价。虽然杰斐逊总统让前去谈判的詹姆斯·门罗（美国未来的总统）带去了一个更高的报价：1000万美元买下这座城市及周边地区，但法国最后仍没有答应这笔交易。勒克莱尔的军队大批登陆圣多明各的时候，法国发现海地角已是一片废墟，作为焦土政策的一部分，此地被付之一炬。勒克莱尔通过骗局成功抓获了杜桑·卢维杜尔，并将他押至法国，囚禁在侏罗山的一个堡垒里。然而，反抗并没有因此停止。卢维杜尔的军队开始接连告捷，战胜拿破仑的大军。法国军队开始由镇压叛乱转向种族灭绝，数千名疑似叛乱分子及其家属惨遭杀害。这种恐怖行径激起了更激烈的反抗，随之而来的还有黄热病和疟疾，数千名法国士兵因此丧命，其中包括勒克莱尔。

1802年中期，法国的第一波军队已经退却了，拿破仑极不情愿地将路易斯安那的军队转移到圣多明各。随后，加勒比地区的第二次远征也宣告失败了。虽然杜桑·卢维杜尔在大洋彼岸的牢房里正冻得瑟瑟发抖，但他留下的军队成为率先粉碎拿破仑野心的决定性力量。“该死的糖，该死的咖啡，该死的殖民地。”有人在宴会上听到一位白人首脑这样抱怨。1803年4月7日，看守卢维杜尔的狱卒进入牢房，发现这位黑人领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已经去世了。同一天，门罗的船驶入法国海岸。4月11日，门罗的车队还没有抵达巴黎，一位法国部长就邀请利文斯顿到他的办公室。(16)

拿破仑的这位官员的报价惊得利文斯顿差点从他的及膝短裤中跳出来：不仅仅是新奥尔良，而是整个法属路易斯安那——整个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的西岸，全部出售。美国只花了1500万美元就买下了82.8万平方英里，即5.3亿英亩的土地，每英亩约合3美分。这片广阔的土地使这个国家的面积扩大了一倍。最终，美国从路易斯安那领地中先后划出15个州。到20世纪末，杰斐逊的这笔意外之财将为世界生产大量的粮食。可以想见，利文斯顿难掩自己的兴奋，当即同意了这个决定。(17)

就这样，1804年伊始，举行了两场重大的仪式。每一次都正式化了受奴役的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推翻了欧洲帝国最有利可图、发展最充分的蔗糖奴隶制所带来的结果。其中一个仪式在太子港举行，由几个经历了奴隶队伍、奴隶制、革命和战争的领导人主持。1月1日，他们宣布国家正式独立，他们称之为海地——他们认为，在西班牙人将这里的泰诺原住民赶尽杀绝之前，泰诺人称这里为海地。即使这个国家的历史充斥着杀戮、内战、独裁和灾难，即使白人国家一直绞尽脑汁地拒海地于国际社会之外，但海地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公民观念：只有黑人才能成为海地公民。那么，谁是“黑人”呢？是那些反对法国和奴隶制，并且接受黑人统治海地这一事实的所有人。也就是说，即使是“白人”，也能成为海地的“黑人”公民，只要他（她）否认白人应当统治社会、非洲人应当服务他人这样的观念。(18)

海地的独立不仅粉碎了拿破仑征服西半球的计划，还敲响了新世界奴隶制的丧钟。在糖岛上，生产力取决于那些从非洲掠夺来的黑人劳动力的不断供给。一些曾认为非洲奴隶贸易并非不道德行为的欧洲人转变了看法，因为奴隶贸易给圣多明各带来了灾难，那里初尝自由滋味的男女现在满怀愤怒。1791年，受到圣多明各反叛分子身首异处和巴黎断头台恐吓而暂停的英国反奴激进主义，现在成了传统的伦敦智慧。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终止了英国的国际奴隶贸易。英国政府和统治阶层认为，废除奴隶贸易为他们提供了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Christopher Brown）所谓的“道德资本”。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可以利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向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施压，要求他们也废除其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19)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在推进本国禁止国际奴隶贸易的法案，1808年是宪法同意这条禁令的第一年。但是，该禁令之所以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原因之一是贩奴船不必再经由中央航道。托马斯·杰斐逊在1806年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敦促实施奴隶贸易禁令。向西、向南和向西南的领土扩张，使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奴隶主能够从源源不尽的奴隶队伍中买到像查尔斯·鲍尔那样的人。因此，法案的通过并不意味着投票的那些南方代表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所说：“绝大多数南方人并不认为奴隶制是一种犯罪。”(20)

无论如何，海地革命已经让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为了奴隶贸易开放了密西西比河口。1803年12月22日，大约在太子港宣布独立10天前，路易斯安那的新总督与新奥尔良官方进行了权力交接。美国的所得依赖于数十万非洲男性、妇女和儿童的牺牲，这些人在圣多明各奋起反抗那个似乎被写入美国宪法的社会制度，即对非洲黑人的奴役。这种对海地革命胜利的依赖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杰斐逊关于“扩张”的言论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白人对奴隶反抗的恐惧，而并没有承认是杜桑·卢维杜尔死后的胜利，使这个国家和奴隶制的扩张成为可能。当时唯一指出这位共和党总统是一个没穿衣服的皇帝的声音，来自杰斐逊的老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表示：“我们应该感谢圣多明各的恶劣气候、这个地方黑人居民的勇气及其顽强的抵抗……事实是，波拿巴被迫（并不是被杰斐逊强迫）放弃了他在密西西比河岸殖民的宏伟计划。”(21)

甚至直到今天，大多数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路易斯安那购买案的描述，都没有承认这是圣多明各的奴隶革命促成的。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1804年，海地人向世界宣告他们的社会理念，即公民完全放弃白人特权。但是与此同时，他们革命的成功，却给密西西比河口带来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帝国，这片伟大的大陆会孕育第二个奴隶制帝国，且其经济实力远超第一个。

因此，那个戴着铁项圈的男人并非意味着旧的被迫移民的结束，而是新一轮强迫移民的开始。但是，获得的领土并不会自动变成管理权，潜在的财富也不能自动转化成滚滚财源。为了将密西西比河口潜在的可能变为现实，奴隶主就不得不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共同努力，尤其是在1807年以后，他们不仅要找寻新的奴隶资源，还要去摆平那些威胁他们权力的挑战。假如我们能够在1809年5月15日采访奥尔良领地的总督威廉·克莱伯恩（William C．Claiborne），他可能认为奴隶主们的前景不容乐观。那天，他在坐落于新奥尔良阿姆斯丹广场总督府——一栋白色石头建筑——的书桌前匆忙潦草地写信。这个建筑由西班牙人建造，现在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州立博物馆，但是在1804年“改旗易帜”之后的几年里，这里曾是帝国边疆政府的神经中枢。

克莱伯恩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随着新美国的扩张，他的政治事业平步青云。1775年克莱伯恩出生于弗吉尼亚，后来移居田纳西州，并于1795年当选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势力强大的弗吉尼亚盟友使他获得了新吞并的奥尔良地区（现在的路易斯安那）联邦总督的任命。但是，他想在这里完成的一切似乎都泡汤了，其中有一些是由于他自己的失误，比如他不愿意学习法语。他为人鲁莽冒失，像他的国家一样总是火急火燎。就在这时，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望向窗外的河流，然后又急匆匆地大步回到座位上，继续潦草地写信，全身晃动。(22)

因为总督刚刚得到一个棘手的消息，一艘来自古巴装满奴隶的船只试图停靠在新奥尔良港，这违反了禁止向美国输入奴隶的禁令。进口奴隶的问题可能会激化这个领地固有的矛盾。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讲法语的居民与讲英语的新教徒会在新奥尔良街头争论舞会上应该跳哪一种舞，是英格兰的时尚舞还是法国的流行舞。在这里，一些有钱的白人男子先是和黑白混血的女子同居，之后再找个有头有脸的白人女子结婚，“美国”女性（还有少数男性）对此怨声载道。这样的事情在弗吉尼亚时有发生（克莱伯恩很了解托马斯·杰斐逊的类似故事），但他们通常都秘而不宣。同时，新到美国的移民会利用境外资本主导新奥尔良的商业活动，他们可以畅通无阻地获得那里的商品和利润。路易斯安那的法国人只能依靠他们对该地区固定资本的控制，以及拒绝出售土地的方式来阻止美国移民。(23)

文化冲突一直动摇着路易斯安那新居民的忠诚。西班牙帝国仍对东西边境地区虎视眈眈，不愿放弃西佛罗里达。传言有人密谋将密西西比河流域脱离华盛顿控制，谣言引起了很多人的密切关注，包括西班牙人、对美国不忠心的法国路易斯安那人以及野心勃勃的讲英语的人。最臭名昭著的就要数1806年的那场阴谋了，据称是由前副总统阿伦·伯尔和詹姆斯·威尔金森将军策划的，企图在路易斯安那建立一个脱离联邦的共和国。虽然威尔金森是受雇于西班牙的一名特工，但是并未被逮捕。而伯尔遭到了逮捕，但是随后关于他叛国罪的审判却演变成了杰斐逊的一场灾难。总统看起来像一个急于扭曲事实的人，以此来报复对手（伯尔是杰斐逊在1800年选举中的竞选副手，据说他试图通过与联邦党人合作，使选举结果由众议院决定，从而窃取总统职位）。(24)

圣多明各革命之后，最扑朔迷离的就是路易斯安那奴隶制的未来。奥尔良领地1804—1810年的法律记录显示，这里有15927名奴隶，学者们已经找到了足够的信息对其中的5527名奴隶进行种族鉴定。其中，61％似乎是生于非洲，27％生于路易斯安那，6％生于加勒比海，还有6％生于英属北美地区（见表2.1）。在新奥尔良的市场里能听到数十种非洲语言，能看到一些奇怪的“国家标记”，从甘蔗地里走出来的男女脸上刻着部落的伤痕。那些从非洲来的“奇怪黑人”看起来特别具有抵抗倾向。1810年，约翰·帕弗瑞在自己的种植园写道：“我们的老朋友曼丁哥·查尔斯（或称哥利亚）又从种植园逃跑了，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克莱克的人。”帕弗瑞的种植园在圣查尔斯教区，位于距新奥尔良50英里的上游地区，取名“焦蔗”（Burnt Cane）。帕弗瑞是一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商人，在18世纪90年代搬到了路易斯安那，接管他姐夫的制糖企业。1810年底，企业负债累累，他无力偿还，便把公司卖给了新奥尔良企业家威廉·肯纳和史蒂芬·亨德森，之后在路易斯安那的阿塔卡帕斯地区开展棉花种植业务。克莱克就藏身于圣查尔斯的森林里。(25)

表2.1　1804—1810年新奥尔良记录中奴隶的来源情况

人口来源 | 数量（人） | 所占比例（％）
非洲人 | 3387 | 61.3
路易斯安那克里奥尔人 | 1482 | 26.8
北美白人 | 338 | 6.1
加勒比海地区 | 304 | 6.1
其　他 | 16 | -
不　明 | 10400 | -
总　计 | 15927 [5527] | 100.0

资料来源：霍尔数据库，网址：www.ibiblio.org/laslave/。
注：此表中除非洲人的数量外，其他群体的统计数据均借鉴了变量研究的成果，其出生地不唯一。

圣多明各的精神存在于克莱伯恩试图统治的路易斯安那。新奥尔良街头的大部分白人警察都出生在这座法国岛屿上。糖和制糖专家也从那片被烧毁的殖民地来到了路易斯安那。1794年，逃到此地的难民、制糖工安东尼·莫林帮助艾蒂安·波尔成为路易斯安那第一位用甘蔗制糖的种植园主。一个小的圣多明各在沿着从圣詹姆斯教区向下延伸到这座城市的“日耳曼口岸”勃然兴起，甘蔗田取代了玉米地。1804年，有70多家制糖厂投入运营。随着100多英里甘蔗地的种植，军官阿莫斯·斯托达德看到了“悲伤与痛苦的场面”。他还补充道：“创伤和撕裂是由意志消沉的主人与监工造成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无知和堕落，折磨着陌生人的情感，榨干他心里的血……上帝啊！你为什么不让他们遭到报应！”这番话与杰斐逊所说的如出一辙。(26)

圣多明各的难民及其说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同胞似乎无法超越复仇的结局，他们要求更多的奴隶。从他们的视角来看，路易斯安那殖民地长期以来缺少黑人奴隶，在美国收购之前的10年，他们进口的黑人不到2000人。1804年克莱伯恩到这里，带来了国会可能会在这个领地禁止国际奴隶贸易的消息，他发现“人们几乎普遍赞成这种不人道的贸易”。他的报告称，“禁令是不满的根源”，甚至说英语的居民也表示：“他们必须进口更多的奴隶，否则他们将会永远被毁灭。”(27)

毁灭！永远毁灭！克莱伯恩的一个副手写道：“没有什么东西能像从非洲进口野蛮的黑人一样引起他们的兴趣。”新近偷来的被称作“野蛮黑人”，也叫“头”。克莱伯恩报告称：“对于调节法国居民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而言，重开奴隶贸易大门比其他任何承诺都有效。”尽管他也担心路易斯安那会因为奴役非洲人而变成第二个圣多明各。然而，1804年7月，路易斯安那的白人得知，国会也计划禁止美国其他地区与路易斯安那之间进行国内奴隶贸易。新奥尔良爆发了，公众集会中充斥着要脱离联邦的言论。集会领导人围攻克莱伯恩说：“一旦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出台，即使是最受尊敬的人物站在面前，也压制不住他们的怒火。”(28)

在10月奴隶贸易禁令实施之前，有进取心的人蜂拥而至，但并没有像克莱伯恩预想的那样带来“成千上万的非洲黑人”，只有6艘来自非洲船只上的463名黑人，外加3艘来自牙买加和哈瓦那的船只所载的270名奴隶。但是到1805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新奥尔良的领地地位提升到和密西西比平等。新奥尔良的总检察长詹姆斯·布朗，一位在“日耳曼口岸”有一座甘蔗种植园的弗吉尼亚人，抓住了这条法令的空子。密西西比可以从其他州进口奴隶，甚至可以进口从其他港口转运来的非洲奴隶，因此，他坚持认为，新奥尔良领地的奴隶主们也可以这么做。杰斐逊允许了这种做法，奴隶进口就此恢复。(29)

到1807年末合法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结束之前，奴隶贩子把数百甚或数千名“野蛮黑人”从非洲途经查尔斯顿运送到新奥尔良，有时像戴着铁项圈的男人一样单个运送，有时两个奴隶一组，有时则是整船载入。此外，包括田纳西州法官安德鲁·杰克逊在内的奴隶主，将讲英语的奴隶运送到密西西比河地区。新一轮奴隶的涌入，满足了新奥尔良新移民、难民种植园主和像老克里奥尔人企业家这些人的需求。仅1804—1805年间，新奥尔良黑人销售的数量就增加了近5倍，随着奴隶供应量的增加，平均价格也随之下降（见表2.2和表2.3）。其实，并非所有的卖家（或者买家）都是白人。约翰·帕弗瑞的监工说，他从“一个名叫约翰·查西尔的人手里”购买了一辆“黑人绞车”。查西尔是个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帕弗瑞特别提到，查西尔对所放的债务追得很紧。(30)

表2.2　1800—1819年新奥尔良出售的奴隶数量（以5年为一个统计单位）

资料来源：霍尔数据库，网址：www.ibiblio.org/laslave/。

表2.3　1804—1811年奥尔良教区贩卖的个体奴隶情况

资料来源：霍尔数据库，网址：www.ibiblio.org/laslave/。

由于伦敦和华盛顿的决策，这种繁荣并没有得以持续。英国坚持搜查和扣押去往它的敌国法国的美国商船，经常绑架一些船上的水手，强行让他们加入英国海军。1807年，杰斐逊禁止了所有的国际奴隶贸易。他的理论是，这样一来，英国和法国将会损失惨重，迫使他们最终同意尊重中立的航运，并允许美国船只携带美国的烟草、砂糖和其他作物，运抵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市场。

政府努力将杰斐逊的政策严格执行了18个月。猖獗的走私钻了这条禁令的空子，削弱了总统在国内外的权威。但是，走私并没有对新奥尔良的出口依赖型经济起到作用，并且贸易禁令在整个1808年还遏制了奴隶买卖。最终，在1809年3月1日，即杰斐逊卸任的前3天，国会用《互不往来法案》代替了贸易禁令，试图只禁止美国与英法之间的贸易。

现在，让我们回到1809年5月15日，克莱伯恩在他的办公室正处于恐慌的边缘，因为有一艘来自古巴圣地亚哥的船只载着“一些法国乘客和36个奴隶”，行驶在新奥尔良附近，他正在写信给华盛顿的上司报告此事。许多圣多明各的难民搬到了西班牙殖民地古巴，这些法国人中，有一些人曾为古巴新的制糖业的初期发展提供过帮助。但是，当1809年初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时，西班牙帝国以驱逐难民的方式进行报复。现在，这些二次难民乘坐的船只已经穿越伯利兹，前来寻求庇护。一艘快速的信使船已经报告了这个消息，正在等待总督的指示。

克莱伯恩不知道该怎么办。在这座城市，许多之前的难民都非常同情最新的这波难民浪潮，其中许多人是离开了古巴的咖啡种植园和制糖厂来到这里的。有些难民是带着奴隶来的，但接纳他们是违反联邦法律的。甚至在总督写完给华盛顿的第一封信之前（这封信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并不会对当时面临的紧急危机作出及时的回应），当地的法国领事就来到总督府，告诉他又有6000人正在来路易斯安那的路上。克莱伯恩打发领事尽快回去，然后撕开给华盛顿的第一封信的封条，写下了绝望的附言：“如此数量巨大又突如其来的移民来到这片领地，将会对我们自己的公民造成巨大的不便和尴尬。”(31)

克莱伯恩能轻易地勾勒出当前出现的困境。在一个通常能容纳1.5万人的城市里，有9000人面临着食物、住宿和就业的问题，还有携带奴隶的法律问题。而且，这些难民中有1/3是自由黑人，他们被禁止移民到美国。自由黑人也不招新奥尔良白人们的待见，尤其是追求表面上美国模式的那些讲英语的人。在他们的美国模式下，所有黑人都是应该受奴役的对象。但是几天之后，新奥尔良的白人举行了会议，他们写请愿书表示希望克莱伯恩能接受这些难民。(32)

可能是出于恻隐之心，也可能出于一些其他的原因，新奥尔良的市长给克莱伯恩写信，小心翼翼地向克莱伯恩施压，让他接受这些难民和他们的奴隶，信中写道：“接受这些难民能新建很多种植园，这样就能在三年之内收获大量的棉花和其他作物。”商业贸易会越来越多，与其他市场的联系会更为密切，白人市民也会更加团结，不管他们来自什么语种。市长和其他富有的路易斯安那人都坚持认为，推动奴隶制的扩张会使白人统治下的新奥尔良和白人主导的美国更加富裕、更加团结，各州和各党派的联系会更加紧密。最终，克莱伯恩妥协了，难民们过了河。如果国会当时得知此消息，一定会就此事争辩一番，但是鉴于既成事实，国会将此案例当作1807年国际奴隶贸易禁令的例外，对此作出了让步。总督本人仅执行了一条法律，他按照法律条文，驱逐了难民船上所有15岁以上的自由黑人。只有妇女和儿童可以留下来。(33)

有一位名叫博纳麦的路易斯安那奴隶主，他在新奥尔良的《路易斯安那观察报》（Moniteur de la louisiane）上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我想从来自古巴的新移民中雇用30名黑人‘斧头奴隶’，还会长期雇用一些黑人女工。”1809年，在新奥尔良买卖的奴隶数量急剧上升，近1/3来自古巴的奴隶被奴隶主贩卖，这些奴隶主需要用贩卖奴隶的资金去做别的事情。在移民史上，那些愿意而且有能力在困苦之中谋利赚钱的人往往会成功。拥有法国血统的克里斯蒂安·米尔滕贝格医生就是一例。他于1809年被赶出古巴。正在他将要登上开往路易斯安那的船只之前，他从难民玛丽·弗朗索瓦那里买了一个名叫皮埃尔·路易斯的奴隶。皮埃尔·路易斯生来就是个圣多明各奴隶，他的主人在1791—1804年的那场革命中将他一起带到了古巴。米尔滕贝格一到新奥尔良，就贩卖了一些奴隶，然后重新开始他的种植园主生涯，但他留下了皮埃尔·路易斯。米尔滕贝格利用贩卖奴隶所得的金钱，建了一个小型的甘蔗种植园，让皮埃尔·路易斯在那里做苦工。(34)

难民的到来为路易斯安那南部注入了新的奴隶劳工和新的买家。英法之间的关系紧张和文化冲突，以及与华盛顿之间的距离，延缓了新西部融入美国的步伐。这些难民的加入有助于缓和一些矛盾的根源，他们所带来的奴隶数量，占奥尔良领地奴隶人口增长量的1/4。1806—1810年，奴隶人口从22701人增长到34000人；1809—1811年，3000名被卖到新奥尔良的奴隶中，难民带来的奴隶占16％（见表2.4）。这非但没有造成当地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争吵不休的局面，反而使美利坚帝国得到了扩张。(35)

表2.4　1809—1811年路易斯安那的进口奴隶情况

奴隶来源地 | 奴隶数量*（人） | 比例（％）
路易斯安那 | 176 | 19.9
美国东部 | 251 | 28.3
美国西部（不含路易斯安那） | 287 | 32.4
加勒比海地区（不含古巴和圣多明各） | 28 | 3.2
圣多明各难民 | 144 | 16.3
总计 | 886 | 99.9

资料来源：霍尔数据库，网址：www.ibiblio.org/laslave/。
*所用的变量是“经由”某地的数量，即购买奴隶的人从某地或途经某地运到新奥尔良的奴隶数量；9157条其他销售或遗嘱记录不包含在内。

并不是所有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人都愿意配合。敌对国家西班牙仍希望遏制美国的发展，英国也是如此，还有5万名美国原住民，他们也不准备让出脚下的这片沃土。他们仍然生活在数百万英亩的土地上，而这片土地已经被亚祖公司和其他投机者成功地变成了美国东北部城市金融交易的一份文件。不久，冲突便随之而来。早在1811年，那些被带到密西西比河谷称为“头”和“斧头奴隶”的人就试图改变事态的进程。

沿着密西西比河新奥尔良上游的东岸，在“日耳曼口岸”，数十个奴隶劳工营从法国勘探的“狭长区”延伸出来。这块狭窄的土地有一两英里长，一直延伸到茂密的森林沼泽地带。它们的样式（今天在空中鸟瞰依然清晰可见）可以让尽可能多的大地主进入密西西比河。每一份地产都有一片非常肥沃的土壤，位于堤坝和沼泽之间。沼泽地本身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里面到处是鳄鱼、蛇、豹和熊。逃奴们在沼泽地藏身，在这里躲避监工和自由的黑人奴隶捕手。1810年11月初，高强度的甘蔗收割劳动已经开始，40岁的菲利普（或称科尔斯）从肯纳和亨德森的新领地，也就是以前约翰·帕弗瑞那片“焦蔗”种植园里逃了出来。就在那一年，他上了纳奇兹人的船，被卖给了肯纳和亨德森。距城市几英里处有一个大型的奴工营，它是作为示范种植园“奥蒙德”而保留下来的。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查德·布特勒及其合伙人塞缪尔·麦库切最近为奥蒙德购买了数十名新奴隶，其中一人就是6英尺高的约翰。他也在11月份跑进了树林，再也没有回来。随着1811年的到来，在那里的某个地方，从约翰·帕弗瑞手下逃跑的克莱克还躲藏在那里。(36)

收割甘蔗的工作在1月初结束。几个星期以来，监工和种植园主一直在催促着黑人工头，这些工头则去逼迫其他奴隶收割、装运，让妇女们两班倒，没日没夜地把甘蔗装进厂房。那些糖商和工匠（自由人或者奴隶）对煮沸、过滤、结晶成糖这些工艺过程进行监督，不停地逼迫着他们手下的人全天候地干活。现在，一些奴隶要花几天的时间将糖和糖浆装桶运送到货船和小木舟上，运往新奥尔良。在过去的10年间，大多数来自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出生在路易斯安那的人，以及少数来自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人，都要在1月份做一些沉闷辛苦的工作，如刨除尖锐的甘蔗茬，以便种植下一季的甘蔗。

河岸边有一道堤坝，用于防止曼纽尔·安德里的土地被春季的洪水淹没。如果你曾在1811年1月5日那个周六的午夜外出，你会听到堤坝上人们的窃窃低语，其中夹杂着克里奥尔法语和蹩脚的英语。这些男人并不是简单地坐在那里交易塔菲亚（一种由甘蔗汁制成的劣质朗姆酒），也不是妇女们在相互交流如何对监工或主人说长道短。他们是在谋划美国内战之前最大的一场奴隶起义。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比如根据名字，我们就能猜出阿马尔出生于西非受穆斯林影响的萨赫勒地区，威廉·肯纳和斯蒂芬·亨德森的混血奴隶哈里可能来自切萨皮克，领地检察官詹姆斯·布朗的奴隶卡曼那可能来自现在的加纳，而且可能是因为他的主人成功打开了通往路易斯安那的国际奴隶贸易，他才被带到此地。至于查尔斯·德斯隆德斯，一个被认为是叛乱领袖和煽动者的人，我们并不清楚他到底是谁。他可能是克里奥尔人，换句话说，他可能是生于路易斯安那的黑人。但当时有很多人说他出生在圣多明各，还担任过安德里的指挥官，或是黑人监工。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是，奥古斯特·吉拉德在1809年作为一个难民离开圣地亚哥之前，曾买过一个名叫查尔斯的人。查尔斯在1787年生于圣多明各，因此他也许会记得一些1791年发生的事情。吉拉德离开古巴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卖了11个奴隶，其中一个就是查尔斯。曼纽尔·安德里就是那个买家。或许这个在奴隶革命和制糖革命中长大的查尔斯，和安德里安排的组织奴隶加工和提炼蔗糖的是同一个人。吉拉德的查尔斯也许就是1月5日晚上在堤坝上召集会议的查尔斯·德斯隆德斯。(37)

关于奴隶的每次叛乱和反叛阴谋的指控，我们的了解大多出自被俘的叛乱分子的供词。当信息来自于那些受尽折磨想要保护自己体肤的人时，“了解”也许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动词。然而，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似乎在那次堤坝集会之后，起义领导人阿马尔、卡曼那、哈里和其他在“日耳曼口岸”上下游的指挥官同僚和蔗糖提炼工都回到了各自的种植园，把这些话告知他们信任的人。唯独查尔斯没有返回自己的种植园，他沿河去了艾蒂安·特里佩尼尔所有的那片狭长地带。走了1.5英里之后，查尔斯到达了那里，那是“他的女人”生活的地方。作为指挥官，查尔斯有着非凡的感召力、强壮的身体和强大的头脑，所以他能够让自己的追随者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他足智多谋又沉着谨慎，所以对于何时进退能够把握得当。这些品质使查尔斯在很多女人眼中魅力十足，这也使得这次起义的领袖角色非他莫属。(38)

周日晚上，在夜色的掩护下，查尔斯等人一起沿着河边向安德里的地盘移动。特里佩尼尔的奴隶奥古斯丁后来说，他之所以和查尔斯一起去，只是因为这个指挥官拿枪对着他。也许查尔斯担心奥古斯丁是一个叛徒，或者说，也许奥古斯丁编造了这个枪的故事用以自保。无论如何，这个核心团体的大多数人都藏在安德里那片土地附近的树林里，而查尔斯又回到了安德里和他的儿子吉尔伯特的眼皮子底下工作。这些奴隶在等待时机，可能聊到了大家都有所了解的一件事：发生在圣多明各北部平原的奴隶起义。那次起义也是由像指挥官那样的高级奴隶策划的，起义领导人也是在夜间的仪式上聚集，而且那次起义也是依靠从甘蔗种植园集结的一支力量来打击白人，令他们猝不及防。

这些密谋者1811年战略的关键是长驱直入新奥尔良。他们显然认为其在“日耳曼口岸”的人数远远超过白人，足以将白人扫荡干净。然后，他们就可以拿下这座城市——美国西南部奴隶主势力的关键地区，并在这次起义中将它作为奴隶海岸的核心地带。一些指挥官和侍从都知道，1811年是一个特别有利的时间，因为当时路易斯安那正与西班牙在“西佛罗里达”对峙，那是从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到庞恰特雷恩湖北岸的一片土地，美国声称这片土地属于自己。韦德·汉普顿将军就是曾在南卡罗来纳州购买查尔斯·鲍尔的人，当时他是美国陆军新近动员来的军官，他正希望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名利双收。克莱伯恩总督命令汉普顿将军带领他的军队离开他们在新奥尔良的常规据点，去占领西佛罗里达。然而在1月6日，有人袭击了邮车。可能是草率的叛乱分子，也可能是某个逃奴。听到这个消息，克莱伯恩命令汉普顿暂且推迟前往西佛罗里达的行程。到了7日，也就是星期一，他又给汉普顿发了一条指示，描述了他所了解的“这次叛乱行动的一些相关情况”，命令汉普顿带领军队驻扎在这座城市附近。(39)

1月8日，星期二，从日出到日落，查尔斯带着跟随他的奴隶在河流上游安德里营帐的后面聚集。午夜时分，他们向曼纽尔·安德里的前门行进。他们拿斧头劈开大门，冲了进去，寻找那个自称是他们主人的人。安德里的儿子挡住了他们的路，被他们砍倒。当斧头扔向安德里的时候，他跳出窗户，上了一艘停靠在岸边的船，划向密西西比河的西岸，安德里在那里盘算着以后要提高警惕。(40)

在密西西比河东岸，起义者已经通过水路向新奥尔良行进。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都有新兵加入。在安德里那里，朱庇特是第一个加入起义队伍的。后来朱庇特说，因为他想“到那座城市去杀白人”。他们与新奥尔良之间有两个教区，沿河有50多英里的路程。后来，起义者袭击了教区法官阿希尔·特鲁尔德的种植园。法官事先已经得知他们要到来的消息，当这帮人席卷而来的时候，他和他的侄女躲到了甘蔗地里。日出时分，起义者向着圣查尔斯教区行进，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种植园：皮库种植园、肯纳和亨德森种植园、特里佩尼尔种植园，以及德洛姆梅种植园。(41)

1月9日上午6时30分，指挥官皮埃尔叫醒他的主人埃尔莫金·拉布兰切。德洛姆梅的奴隶刚刚在河上告诉皮埃尔，一支反叛军队在朝这个地方逼近。后来，皮埃尔说一些信使已经投靠了叛军，但他们可能原本就是侦察员，想要打探一下这群“土匪”出现在拉布兰切的奴隶营时，皮埃尔手下有没有人想加入。但是，皮埃尔选择叫醒其主人拉布兰切。拉布兰切跳下床，带着他的妻子和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的奴隶一起逃到了树林里。当叛军经过拉布兰切的制糖厂时，又有10人加入了队伍。(42)

他们继续前进。林德尔（肯纳和亨德森的奴隶）走在队伍前面，敲着鼓。马图林（布鲁萨德的奴隶）手中握着剑，俨然像个军官。指挥官达格伯特（约瑟夫·德洛姆梅甘蔗地的奴隶）也和马图林一样。伊波利特找到了一匹马，骑了上去。在拉布兰切加入队伍的雷蒙德拿着一支火枪。其他人把甘蔗刀绑在长杆上，就像矛一样。有些人临时做了一些旗帜。他们来自路易斯安那、肯塔基、圣多明各、牙买加、刚果或是尼日尔三角洲东部的伊博村落，还有的出生于弗吉尼亚，这500名起义奴隶从房屋和甘蔗棚燃烧的烟雾中走出，沿河而下。

过去的10年里，白人一直用铁链把“野蛮黑人”串在一起，在新奥尔良大街上驱赶着这些“头”。现在已然今非昔比。到了下午，“日耳曼口岸”的大多数白人们不是已经逃走，就是正在逃跑。有一个倔强的奴隶主，简弗朗西斯·特里佩尼尔，艾蒂安的亲戚，不愿意离开，后来他的一个家奴，一个叫库克的年轻人，用斧子砍下了他的头。起义者把尸体扔在堤坝上，然后继续前进。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已经占领了特斯特汉种植园，该种植园就在今天同名村镇的西部。他们把营帐安扎在杰克斯·福捷地区，正好在杰斐逊教区线以外，距离此地20英里处有一块土地，那是他们和美国的必争之地。(43)

1月9日上午10点，一个惊慌失措的骑兵飞奔到新奥尔良的街道上，把他的缰绳扔在了阿姆斯丹广场，跑上总督府的楼梯，撞开克莱伯恩的门，把打探到的消息全部告诉了总督。随即，总督下令下午6点实行宵禁，关闭法国区的大门，并关闭了军备库（现在是美国博物馆所在地。一位路易斯安那的历史学家认为，克莱伯恩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叛军在这个城市的同伙已经在试图闯进军备库抢夺武器了）。同时，克莱伯恩派遣了许多军队沿河去迎战叛乱分子。

1月10日清早，天未破晓，起义军的营地很冷。晚上生起的篝火半夜时已经熄灭，当时还有几声枪响。后半夜，起义军就躲在福捷的糖厂和仓库周围的尖桩篱栅后面。现在，窸窣的响声越来越大，查尔斯和他的同伙们需要做好准备了：声音来自沿河道路，但是现在堤坝上和北部也传来这种声音。他们从围栏上方望过去，借着灯光，他们看见韦德·汉普顿的常规军和来自新奥尔良的志愿军正在沿路推进。从右边的堤坝看去，有海军陆战队，从左边的沼泽看去，是更多的志愿军。他们突然听到身后有马的嘶鸣声和马蹄的“嗒嗒”声。他们落入了陷阱。起义军听从命令或按照之前制订的计划，在围栏后面冲出来。有几个人跳上了马，其余的转身就跑，跑得飞快，而且没有发出一声喊叫。枪声猛烈地响起，起义军将密西西比河西岸赶来的骑兵冲散，消失在了晨雾里。(44)

骑兵迎战十分仓促，试图重新整队。汉普顿的步兵已经去追赶叛军了。他们已经追了15英里，赶了整整一夜，汉普顿决心在叛乱扩大之前将它平定。军队踏过躺在福捷门前的一具尸体出发了，那是一个名叫特勒马库斯的老黑奴，直到前一天下午参加起义之前，他一直遭受着特斯特汉的奴役。(45)

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起义军跌跌撞撞跑了15英里。有些人穿过凹凸不平的田地，向沼泽地奔去，而那些失散的人很可能被“日耳曼口岸”紧追不舍的骑兵逮到。在起义军和混乱的骑兵后面，是汉普顿和他的士兵，他们全副武装（不像许多起义者已经扔了自己的长矛），训练有素，信念坚定。

最后，骑兵回去将这个消息带给了汉普顿：那些叛乱分子因为太过疲惫，已经没有力气再跑下去了，正在伯纳德·伯努伊种植园的树林里稍作休整。起义队伍只剩下大约100人了，其余的可能在路上躲着，也可能已经被抓获了，又或是死在了路上。汉普顿的部队加快了步伐，很快就到了伯努伊的种植园。他们在骑兵的后面摆开队列，然后向叛军的临时防线发起猛攻。起义者四散奔逃，躲避着尖刀和子弹。那个已经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伊博人克莱克、布特勒和麦库切的蔗糖精炼工道森，还有其他10多个人已经倒下。其他人投降了，有的被白人当场处决，有的则被绑了起来。阿马尔与其他人绑在一起，虽然他在民兵攻击中幸存了下来，但惨遭割喉。(46)

民兵押着俘虏沿河向特斯特汉的种植园赶去。一位名叫查尔斯·佩雷的圣约翰白人组织了一支骑兵，甚至横扫了距离那条河很远的地方，察看一个又一个的奴工营。他们命令那些没有和叛军一起走的指挥官，把他们的奴隶赶到地里去干活，让他们看起来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很多民兵都把逃亡者抓到树林里，逼他们指认那些跑回来试图混进干活队伍中的同伙。(47)

12日，佩雷和他的士兵们回到了奴隶主安德里这里，带着叛乱分子皮埃尔·格里夫和汉斯·温普伦的首级。安德里向佩雷和他的部队（其中有几个自由黑人）展示了自己的战利品。灯光下，乌黑的院子里站满了拿着枪和刺刀的白人，安德里命令把那三个人绑起来，他们分别是巴塞洛缪，他曾经是特里佩尼尔的蔗糖精炼工；一个叫雅克·贝克尼尔，也可能叫杰克·巴克诺尔的男人；还有最重要的查尔斯·德斯隆德斯。佩雷说，有很多白人地主出席了这次“庭审”。一位出席这个“法庭”的美国海军讲述了接下来的情况。斧头砍掉了查尔斯的手——我们可以想象，安德里，一位刚失去了一个儿子的父亲，把查尔斯的手放在剁肉板上剁了下来。“随后就给了大腿一枪，后来又拿枪打了另一条腿，直到两条腿都废了，又开始朝身体开枪。”但是，还能做些什么呢？在查尔斯流血而死之前，有人打开一大捆稻草，把这个奄奄一息的人扔进稻草堆，把草撒在他身上，然后点了一把火。查尔斯·德斯隆德斯就这样被活活烧死了。(48)

第二天，“日耳曼口岸”的奴隶主们在特斯特汉种植园建立了一个更有条理的审判机制。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他们将被捕的32名叛乱分子一个接一个地带到他们面前。有些人试图为自己辩护，说很多人都参与了他们所谓的犯罪，但法不责众，不可能全部处决。圭亚曾经归约翰·帕弗瑞所有，现在是肯纳和亨德森的奴隶，有人控告他偷了一匹马，还带着人们离开了种植园。为了逃避这个指控，他说：“所有肯纳和亨德森的黑人奴隶都跟着那些土匪走了。”那些审判者说得很明确：供出所有的叛乱者及其名字，就可以活命。有些人说了。拉布兰切兄弟的奴隶丘比顿和特里佩尼尔的奴隶路易斯供出了数十个人，有些已经死了，有些还活着。因为丘比顿和路易斯把矛头指向了很多在押的人，其他人就没有什么可出卖的了。

最后一组人的表现非常与众不同。4月14日，卡曼那站在了法庭上。根据法庭的记录，他“坦承他在起义中表现卓越”，他所说的“坦承”是什么意思并不清楚。他主动承认了？他遭受酷刑了？他还说了些什么？法官们只是简单地写一些他们想要了解的？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没有揭发任何人。”他确实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罗宾、哈里、伊波利特、库克、内德和艾蒂安也是如此。然后，法官将阿马尔带到他们面前。他们指控他是“叛军的领袖，许多人都谴责他”。阿马尔没有回应，虽然他想说，也许因为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也许他嘴里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只有当他挣扎着呼吸的时候，才能听到有风穿过喉咙的声音。(49)

15日早晨，法官进行了宣判，20个人会被处死。丘比顿和路易斯也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其他保持沉默的人一样，他们最后也被处死。死刑将以枪决的形式执行。每个有罪的反叛分子都被带回其所属的种植园，在所有奴隶面前接受死刑。大约是在第二天，民兵执行了处决，在人群寂静的注视下，开枪射杀了这些人，然后砍下了他们的头。与此同时，在新奥尔良，有8人因为涉嫌谋划叛乱被施以绞刑。另外7人，包括查尔斯·德斯隆德斯，已经在安德里的“法庭”上作了处决。奴隶主们至少又将10人处以死刑，至少45人被本州判处死刑并执行。加上1月10日战斗期间和之后被杀的奴隶，至少有66人，也可能有接近100人。而吉尔伯特·安德里和简弗朗西斯·特里佩尼尔可能是仅有的死在叛军手里的白人。(50)

1811年叛乱和海地革命都始于甘蔗种植最密集的地区，由少数指挥官组织策划，且都处于奴隶主面临内忧外患之时。然而，尽管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1811年起义的奴隶还是未能占领新奥尔良，也未能严重威胁到美国，或者奴隶主在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区的统治。他们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这些原因预言了现代世界历史上的第二个奴隶制时代的多种特征，这个时代不仅不同于第一个奴隶制时代，而且还造就了一个更加不同、更加广阔、更加现代的世界。(51)

美国对于1811年叛乱迅速而残忍的反应告诉我们，美国西南部的奴隶主与加勒比的奴隶主不同，他们比加勒比的奴隶主更擅长运用自己的势力，因为他们吸取了很多教训：海地革命的教训，多数人是远远观望的（尽管其中一些路易斯安那的奴隶主曾经就在那里）；美国革命的教训，距当时还不太遥远；还有一些是从那些与印第安人之间似乎无休无止的战争中汲取的教训。他们的人数比岛上奴隶主的数量多，也比他们更善战，更善于运用刑法。面对危机，他们也更加理智，更有决断力。在奴隶制度主导的地区，白人可以召集两个关键的暴力因素，这两个因素是圣多明各的白人所没有的。其一，无论在地区还是全国范围内，白人都占大多数。尽管在美国的一些种植园里，奴隶的人数超过自由白人，比如“日耳曼口岸”的奴隶占当地人口的70％，但奴隶人数从未达到90％的压倒性多数，而这在糖岛则十分普遍。其二，由奴隶主主导的联邦政府可以行使镇压奴隶集体抵抗的职能。联邦军是打击1811年暴动的核心力量。政府保护奴隶主们的企业，反过来又通过占领和开发领地的方式来提高美国国力。(52)

从表面上看，奴隶主属于固执的传统主义者，他们什么也没有抛弃，什么也没有学到。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学习，以提高自身收益。但在1811年的叛乱之后，他们对奴隶人口的监管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地方上加紧了对当地民兵的训练，巡逻队以新的规则彻底搜查奴隶居住区。克莱伯恩一如既往地焦躁不安，一有叛乱的谣言传到他耳朵里（就像1811年圣诞节前传到他耳边的那个谣言一样），他就会在当地实行警备状态。路易斯安那政府通过给予自由来奖励那些通风报信的人。美国自由黑人只占少数，而且总是在危机时刻与大多数白人站在一边，这与圣多明各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圣多明各，许多自由黑人参与了暴动。(53)

路易斯安在国会中的支持者们利用这次起义作为借口，他们认为，一个面临特殊危险却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地区，应该在共和国的议会中拥有一席之地。正如北方的几位议员警告的那样，这意味着整个国家现在被迫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去捍卫路易斯安那的奴隶制。但国会最终还是同意承担这一责任，于是，路易斯安那在1812年成为一个州。就像所有采取的措施和汲取的经验教训一样，这一举措在未来的几年都是至关重要的。

圣多明各的那场黑人暴动为美国赢得了密西西比河谷地，也造就了新的充满活力的奴隶制，奴隶制的发展反过来又带动了国家的发展。这种暴力已经延伸到了新奥尔良。对于那些想要奴隶制转型的企业家来说，来自内部威胁的高潮已经过去，而来自外界的暴力，将会再一次向奴隶主和他们的同盟发起挑战。(54)

在韦德·夏博内的院子里，民兵站在阿马尔面前。所有认识他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要作为观众看着他。白人拿枪瞄准了他，乱枪齐射，他的身体一阵剧烈摇摆。他栽倒在地的时候，他脑子里有500亿个神经元，它们保守着甘蔗汁变成白色晶体的秘密，保留着只要一个笑话就能让他微笑的回忆，掌握着他满足爱人心愿的小伎俩，铭记着所有默默地站在这里的人的名字。他的脸贴在地上，那地上曾留下他的脚印。他的嘴里流着血，火药的硝烟聚成一团，向东边飘去。一位白人军官踏着靴子向他大步走来。阿马尔的大脑中，跳动的脑神经抚摸着45年的文字、画面、感觉，村里的伊玛目(2)拿着旧书，他的妈妈在泥砖房的门口喊他。他的脑中还有关于一艘贩奴船（或许不止一艘）的记忆，甚至还有圣多明各的谣言，所有的一切都在那儿，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经历，但他所有细胞的生命就此戛然而止。当一位士兵举起最近才磨锋利的斧头砍下阿马尔的头时，他不情愿地发出了最后一声喘息。

6个星期之后，一位商人搭货船顺流而下时，发现一种奇异的果实在生长。他写道：“沿着坎特雷尔和红色教堂之间，我看到了钉在堤坝桩子上的一些黑人的头。”在士兵的矛上，阿马尔的脸凝视着这片水面。秃鹰和乌鸦已经做了它们能做的事情。阿马尔的下巴慢慢地变得松弛，嘴巴干裂开来。人们既不敢把阿马尔放下来，担心如果被抓住不知会有什么后果，也害怕他不安的魂灵，所以他的黑人伙伴就将它留在了那里。也许有些人认为他做错了，他和那几十个被枭首示众的人头在堤坝上延伸了50英里，他们的选择给自己及其追随者带来了灾难。也许其他人认为他是一名烈士，是革命、骄傲和反抗的化身。

阿马尔不过是回应了当时的召唤，在能选择的时候作出了选择。在他死后的半个世纪，像他这样的人不再有机会作出选择。那个时候，他的颅骨早已在长期日晒下风化为碎屑，但是在他化为尘埃之前，他或许在堤坝上凝视着1814年最后几周顺流而下的平底船队。船上装载的不是寻常的猪肉、烟草和玉米等货物，而是来自田纳西州的一支白人军队，其规模是那支跟随叛乱军队而来的军队的8倍。

12月1日，西南地区的美国陆军部长安德鲁·杰克逊已经通过老切夫门托大道进入了新奥尔良，这条路从墨西哥湾沿岸一直通向比洛克西。杰克逊从莫比尔来，历经10天的跋涉，带领着1000名士兵一路接连告捷。这座城市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之后再次兴起，当他带兵进城时，年轻的黑人和白人男孩们高呼杰克逊将军终于来了的消息。

在阿姆斯丹广场，塞萨尔、丹尼尔·加勒特和杰里曾因为参加1811年的暴动而在这里被处以绞刑。现在，新奥尔良白人居民再次聚集到这里，这次聚集更多是因为恐惧而非为壮观的场面所吸引。克莱伯恩（路易斯安那建州时，他当选为州长）先讲了几句话。随后，杰克逊由爱德华·利文斯顿陪同上了台，利文斯顿是一个油滑的政客，他准备将杰克逊的发言翻译成这座城市大多数人能接受的法语。(55)

戴着金色肩章的蓝色制服看起来像是为这位高大的男士量身定做的，但并不是因为他帅气——他并不帅气。杰克逊的脸棱角分明，克里克印第安人称他为“利刀”。他曾经一头红发，现在红色变成了灰色。他身高有6英尺1英寸，在当时算是很高了，但非常瘦，最重的时候也只有140磅，现在他更瘦了。杰克逊在过去行军的18个月里，患上了严重的痢疾。他病到无法进食的日子还在一天天继续。巷战和决斗在他的身上嵌入了子弹，几个月前，他上臂残留的弹片从他二头肌的纤维中钻了出来。

杰克逊虽然羸弱，但他决心要打败所有他视为敌人的人，这样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意志让他像矛一样挺拔伫立。杰克逊的眼中没有一丝犹豫。在他还是田纳西州的法官时，一名罪犯拒绝出庭接受审判，并恐吓杰克逊派去抓他的民防团。最后，杰克逊从法官座椅上站起来，亲自去抓这名罪犯。他盯着那个村里的恶霸，令对方心惊胆寒，并使其乖乖进了法庭。后来被告被问及原因时说：“当我看着他的眼睛时，我看到一把枪在瞄准我。”

托马斯·杰斐逊在年轻的安德鲁·杰克逊短暂的参议员任期间认识了他，并且注意到此人极其情绪化：“因为他鲁莽暴躁，所以他几乎没有正常地讲过话。我看见他好几次试图说话，但因为愤怒而说不下去。”安德鲁·杰克逊的凶悍有一些神秘的内在缘由。1781年，一支英国军队扫荡南卡罗来纳州偏远地区的游击队要塞，抓走了14岁的杰克逊和他的哥哥罗伯特。安德鲁因为拒绝像奴隶一样为英国军官擦靴子而受到骑兵军刀的毒打，罗伯特则死在了监狱里。杰克逊活了下来，并且长大成人。现在，他把他的愤怒当作一件训练有素的武器。他在纳什维尔城外拥有几十名黑人奴隶，这也强化了他喜欢发号施令的习惯。这些奴隶的劳苦为其创造了财富，也提高了他的地位，为他赢得了当选田纳西民兵队长的机会。他现在管理着一个常规军事委员会，这是美国政府在战争的第三年保护墨西哥湾沿岸不受入侵威胁的唯一希望。(56)

杰克逊告诉聚集在广场（后来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上的人群，他能拯救这座城市。谣言说，成千上万的英国老兵正在靠近，他们的指挥官是那个曾经打败了拿破仑的惠灵顿勋爵。新奥尔良的白人害怕的不仅是大规模的英国侵略军从海上逼近，更害怕随战争而来的分裂和奴隶叛乱。他们害怕讲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人之间的分裂。他们曾一起进行商业交易，购买来很多奴隶，还共同镇压过奴隶叛乱，这些经历弥合了彼此之间的裂痕。但是，面对英军入侵的压力，他们的关系会像旧伤复发一样再次破裂。这时，杰克逊告诉他们，他会将敌人扔到海里，不成功便成仁。(57)

一阵欢呼声响起。让人们平息焦虑的不仅是杰克逊坚定不移的承诺，还有他的爱国言论。自从1812年英美战争开始，美国取得的胜利少之又少，这着实出乎人们的意料。美国曾尝试了各种战略，敦促英国给予美国在远海更多的贸易自由，但都未能如愿。1812年，詹姆斯·麦迪逊总统迫于共和党议员的压力，要求向英国宣战。最激进的国会议员是所谓的“战鹰”，他们大多是来自西部各州的年轻代表。他们认为，英国海军和陆军正在与拿破仑纠缠不休，这正是通过吞并加拿大来分裂大英帝国在北美统治势力的最好时机（结果证明，加拿大人并不想这样）。南方的国会议员也认为，与英国的战争能使他们从西班牙那里夺取更多的领地。他们刚刚吞并了西佛罗里达这条从莫比尔到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达教区之间的地带，现在又在觊觎佛罗里达剩余的土地。

到1814年，美国民族主义者已经受到多次打击，备感失望。庞大的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在港口封锁了弱小的美国舰队，加拿大和英国军队在北部边境接连击败美军。一些讲英语的种植园主领导了一次未遂政变（后来被誉为“爱国者战争”），他们生活在西班牙统治的佛罗里达大西洋沿岸。西部人一直在战争的决策上起着主导作用，这使东北部的各州很恼火，于是开始在战备方面公开掣肘。1813年，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的数十名克里克部落村民组织起来反抗白人定居者，那场冲突被称为“红棍战争”，以武装分子在战斗中佩戴的徽章图案命名。8月30日，1000名克里克士兵冲入一个名为米斯堡（Fort Mims）的边境营寨，里面有700名白人和黑人奴隶。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他们杀了250名白人男子、妇女和儿童，只有少数白人得以逃脱。克里克人没有杀害其中的黑人俘虏（克里克人中最有权势的人拥有黑人奴隶和棉花种植园）。(58)

在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得知米斯堡的消息后，立即召集这个州的民兵，南下进军亚拉巴马。随后的战役十分残酷，既显示了杰克逊霸气的个性，也显示出西南部白人的决心，他们为了守住奴隶制扩张所需的沃土可以不顾一切。杰克逊暗自谋划，使其指挥不受后方政治对手的控制，他对逃兵格杀勿论，最终将2000名克里克人围困在马蹄湾的塔拉波萨河的河谷中。1814年3月27日，他的部队越过敌人的防线，一通乱砍乱杀，导致900名克里克战士丧命，而杰克逊方面只牺牲了70名士兵。之后，杰克逊召集所有克里克的领导人，包括反对“红棍”的那些人，让他们来杰克逊堡会面。在那里，杰克逊威逼他们签署了一项条约，割让2300万英亩（3.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整个印第安纳州。友好的克里克人表示抗议，但杰克逊有军队，作为战胜的一方，他非常强势。克里克人签字放弃了他们在亚拉巴马一半以上的土地，其中大部分都是这个领地中部肥沃的黑土地。这片土地作为亚祖销售的一部分已经被多次勘察测量，如今再次被勘测出售，这次确实是卖给了白人居民。(59)

杰克逊在马蹄湾的胜利，是美国1812年战争中两次真正的胜利之一，因为是与印第安人作战，并且在西南内陆腹地，这使许多人忘记将其视为1812年战争的一部分。从伤亡人数看，这是1812年战争中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双方共有将近1000人阵亡。当然，尽管马蹄湾一役是“拿破仑战争”中100场最惨烈的战役之一，但其伤亡数量肯定无法与在欧洲战斗20多年的大规模军队造成的伤亡相比。考虑到其结果，这场战役可以被列为影响最深远的战役之一。《杰克逊堡条约》的签订，将更多、更有价值的土地永久地交给了美国奴隶主，比法国花费大量鲜血和财物所换取的土地多得多。对克里克人的强取豪夺行为，为接下来半个世纪成千上万的交易奠定了基础。白人奴隶主对西南印第安人的军事统治地位，决定了后者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失去他们在亚拉巴马、佐治亚和密西西比剩下的土地。

杰克逊正在做的事情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海地击败了战无不胜的法国，使整个密西西比河谷地区向美国开放，美国开始以奴隶制生产力为驱动进行扩张。在镇压1811年暴乱的时候，奴隶主和美国政府就已经表明，要义无反顾地抓住机会。在当前开放西南地区的新环境下，奴隶制正在发生改变，变得与之前那些早期的州和加勒比地区都有所不同。但是，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圣伊尔德丰索条约》(3)（Treaty of San Ildefonso）是非法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也是如此，因为拿破仑没有权利出售不属于他的土地。英国海军上将亚历山大·科克伦爵士突袭了切萨皮克海岸，将华盛顿烧成了平地，现在正在前往这个海湾夺取新奥尔良的路上，他要将比原来更大的路易斯安那归还西班牙，将美国限制在密西西比河的后面。

麦迪逊总统从白宫仓皇逃走，已然使他感到莫大的羞辱，但是，如果他要防止英国军队推翻他的前辈最重要的功业，他肯定需要帮助。能助他一臂之力的人就是杰克逊。8月，杰克逊将《杰克逊堡条约》强加给克里克人以后，他追击“红棍战争”的残余，来到表面上中立的西属佛罗里达。他夺取了彭萨科拉，将英国海军陆战队和一支舰艇船队击退。他还加强了莫比尔的防御工事，这是英国的另一个入侵目标。与此同时，英国将军队转移到一个在牙买加的中途补给基地。他们认为，路易斯安那是唾手可得的，因为这个地方由于种族冲突而四分五裂，而且一旦开战就会打乱奴隶主的财产经营，所以他们都会不战而降。11月末，杰克逊听说大规模的侵略军准备离开牙买加，于是传命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的部队火速从密西西比转移到新奥尔良。他在22日离开了莫比尔。现在，他就在新奥尔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集结了更多的军队，想方设法逼近城市，又继续给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富有居民鼓舞士气。但是，英国人来了。

如果你从新奥尔良的老广场（今称法国区）开车进入马里尼，这个杰克逊时代完全在城市以外的郊区，你会发现兰帕特街变成了圣克劳德大道。圣克劳德大道横跨运河，运河两岸分布着白人区和黑人区。穿过安德里街和德斯伦特街，你会看到另一番风景，那里曾经被洪水冲得几乎不剩一间房子。尽管如此，还要继续前行。不用想那些简陋的水泥地和人行道，仅仅是下九区街道的名字，就会让你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不远处就是圣伯纳德高速公路，你从这里再走一分钟就能抵达战争现场。但是，这里距离法国区只有5英里。

如今，沼泽地已经被填平了，但是，在1815年初新奥尔良战斗打响的时候，查尔梅特是一个狭长地带，后面有900米（1000码）长的甘蔗地，甘蔗根茬覆盖了这片几乎无法通过的湿地与密西西比之间的缺口。入侵者的舰队在试图渡过这条蜿蜒曲折的防御河时，退缩了。与之不同的是，英国的陆军登陆博恩湖，几乎抵达了新奥尔良的后方，并且在12月22日和23日通过运河，穿过森林小路。爱德华·帕克南，一名37岁的拿破仑战争老兵，手下有一支大约5500人的常规军，现在已经几乎抵达了新奥尔良附近，再走5英里就能毁掉美国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地盘了。(60)

虽然杰克逊可以在帕克南前往新奥尔良的要塞上部署4000多名士兵，但美国民兵在与训练有素的欧洲常规军激战中，历来战绩不佳。而且，那些军队还不是由安德鲁·杰克逊指挥的。他为新奥尔良的市政官员感到羞耻，因为他们（当英国军队抵达新奥尔良时）请求他从新奥尔良撤退到上游，并且宣布打开城门，以免因为抵抗而遭英军烧杀掠夺。杰克逊的队伍主要来自田纳西和肯塔基，也有来自路易斯安那南部两个营的自由黑人，其中一个是由来自圣多明各的难民组成的。据说这些敌人自从抵达这里两个星期以来，就向逃到他们阵营的几百名奴隶承诺，将给予他们自由。杰克逊告诫这两个黑人营的士兵，敌人“宣称这是一场复仇之战，要杀得片甲不留，他们的残忍、贪婪和恐怖是文明民族闻所未闻的”。他的意思是，只有胜利才能阻止圣多明各的悲剧在密西西比河谷的奴隶社会中再次上演。(61)

杰克逊选择的阵地位置极佳，他把防线设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落基山脉之间最易守难攻的地带。1月7日过去了。到1月8日，他和他的部队驻扎在10英尺宽的罗德里格斯运河后面。这条河是查尔梅特的土地与本杰明·马卡蒂土地的分界线。凌晨1点，杰克逊叫醒了他的副官，他能嗅到敌人进攻的味道。4年前的这天，黑人指挥官们在奴隶主势力最集中的种植园发起攻击，4年后的这天，帕克南的军队开始悄悄行动了。

黎明时分，4000人组队穿过查尔梅特的狭长地带向前逼近。然后，战鼓齐鸣，炮弹纷飞，帕克南的军队开始向杰克逊的防线挺进。步伐齐整，英姿飒爽，浑然不知厄运即将降临。他们展现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欧洲战场上应有的军容风纪。他们兵分两路进入查尔梅特地区，以避免陷入查尔梅特地区中间的巨大泥潭。但就在此时，杰克逊军队开始小心翼翼地瞄准英军队伍，子弹像暴风雨一般倾泻而出，炮火将帕克南的军队撕裂。帕克南亲自骑到前方来察看军队战栗着停滞不前的原因时，身中数枪，最后倒在了沼泽地边上，流血至死。(62)

图2.1　新奥尔良之战。1815年1月，杰克逊在新奥尔良的胜利，使长达20年的暴力冲突告一段落，从而为美国的奴隶主控制密西西比河谷地区提供了保障。图中描绘的是英军被困的情况，北面是沼泽，南面是河流，英军别无选择，被迫跨过冬天泥泞的甘蔗地，进攻杰克逊用棉花围成的防御工事（1820年，亚森特·拉克洛特绘，国会图书馆）。

早上8点，战斗结束。2000名英国伤亡士兵躺在查尔梅特平原，其中有300人已经死了，而美军方面只死了13人。尽管如此，当杰克逊的手下请求继续追击撤退的英国军队时，杰克逊还是明智地拒绝了，他知道英军还有2000名训练有素的储备军。相反，他让敌人收拾行装。1月25日，侵略者撤离，和他们一起走的还有800名已经自行解放的奴隶。

在抑制奴隶主势力方面，虽然强大的军队要比奴隶们的反叛更有效，但奴隶们也赢了这一回合。损失这800名奴隶一点也不会动摇坚不可摧的奴隶制，很多年后，英国承诺为此对路易斯安那的奴隶主予以补偿。这是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到内战之前，美国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在美国得胜的几个小时之内，一位骑兵快马加鞭，带着胜利的消息从圣查尔斯堡飞驰而过，然后左转经过长期以来挂着造反者人头的堤坝，踏上了切夫门托大道。另外一个骑兵上了沿河道路，经过那些依然伫立着的杆子。事实上，直到好几周以后的2月4日，这则消息才送达首都。当消息抵达时，人们欣喜若狂，欢呼雀跃。

这份喜悦并没有因为同时从欧洲传来的另一个消息而有所减弱。1814年12月22日，美国谈判代表与英国在中立城市根特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根特条约》。当时，英国的舰队才驶离博恩湖。条约从根本上将一切都还原到了1812年时的状态，将侵占的领地物归原主。有些人认为，这个条约的签订使杰克逊在新奥尔良的胜利变得无关紧要，只不过将杰克逊塑造成了国民英雄。但是，英国仍拥有路易斯安那领地，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既可以继续拥有这片领土，也可以将其归还西班牙。事实上，《根特条约》第九条要求美国归还从英国的印第安人同盟那里获得的土地，包括“红棍”的克里克印第安人的土地。然而，由于杰克逊的胜利，美国不必推翻《杰克逊堡条约》，因此也就不用归还3.6万平方英里土地给克里克人。所以当海地革命中的牺牲撼动了帝国这棵大树时，美国趁机获得了意外之财。新奥尔良战役守住了美国所获的这笔横财，也认可了杰克逊从克里克人那里攫取的大片土地。奴隶制现在可以畅行无阻地扩张了。

这个戴铁项圈的男人来到了一个奴隶制的新疆域，这是用暴力开拓出来的。圣多明各革命推翻了早期现代奴隶制的旧模式，而现代奴隶制曾将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推向大西洋世界。海地的革命家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人权观念，即人人有权成为平等的公民。但是，这个观念无论是在独立的海地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实现。的确，旧奴隶制的消亡为一些新事物的产生腾出了空间，这个新事物就是第二种新的奴隶制。这个现代化的进程首先在美国西南部成形，为更广泛的群体带来好处和权力的同时，用更加激进的暴力手段将他们与外界隔离开来。在密西西比河口，暴力武装像守护婴儿一样保卫着刚刚起步的现代化进程，防止奴隶对它的阻碍，他们在这个婴儿的摇篮边筑起壁垒，上面挂着许许多多叛乱者的头颅。接下来，杰克逊的胜利开辟了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完成了美国向西南部的扩张。如今，建立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大陆帝国已经成为可能。然而，他们自身的暴力行为加剧了混乱无序的状态，如果想要在这种混乱的条件下建立大范围的领地，这些胜利者还需要很多条件，比如信用、土地、市场、庄稼、权力和双手——尤其是手，能写字、能购买、能伸出、能抓握、能耕种，也能收获的手。

(1) 原文有误，应为1802年。

(2) 伊玛目：阿拉伯语中表示领袖、楷模和表率。

(3) 1800年，法国与西班牙签订的一项密约，西班牙将路易斯安那割让给法国，但在主权交接完成以前，路易斯安那仍受西班牙统治。

第3章　右手　1815—1819

在“坦珀伦斯号”的甲板与绿草丛生的新奥尔良河堤之间，伸展着一条狭长的木板。四个男人从上面鱼贯而过时，这条木板就弯曲变形了，蕾切尔也跟在后面，她从上面走过时，木板也弯曲了。

1819年1月28日的整个上午，白人一个接一个地登船上岸，先是与船长比尔德交谈，然后踩着木板走回去。其中一人从船上的24名奴隶中挑了两个带走。蕾切尔穿着新衣服站在木板上，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堤坝上成堆的棉花之中。

甲板的另一边是滔滔江水，成百上千的桅杆映入眼帘：远洋的双桅船、三桅帆船、单桅纵帆船，还有双桅纵帆船，它们像“坦珀伦斯号”一样停靠在河堤附近。数以百计的平底江轮到此卸载来自俄亥俄州的玉米和猪、密西西比州的棉花以及肯塔基州的烟草。蕾切尔还看到十几艘蒸汽船。一艘小船划过密西西比河棕色的波浪行驶过来，一个瘦小的白人男子笔直地站在船尾，身穿一身黑色西装。在他旁边，一个黑人正划着桨。(1)

在木板末端，蕾切尔的脚已经踏入了路易斯安那州。她稳健地爬上堤坝向西南方向走去。从“坦珀伦斯号”离开巴尔的摩开始，她已经在海上漂泊了6周。在巴尔的摩，一个名叫大卫·安德森的商人买下了蕾切尔，然后将她委托给他新奥尔良的合作伙伴赫克托·麦克莱恩拍卖。大卫还买下了威廉（他身材高大，皮肤黝黑，24岁）、乔治、埃利斯和内德·威廉姆斯。蕾切尔跟着他们走上了斜坡，低头俯视着堤坝。为了保持平衡，她将两只手伸开，却碰到了插在泥土里的杆子。一排排的杆子一直延伸到上游，每根杆子相距1英里左右，杆子上钉着的或许是招贴广告。在新奥尔良到处可以看到广告标语，它们贴在墙上，印在手册上，登在报纸上。“马斯佩罗的咖啡店……拍卖商皮特·马斯佩罗告知他的朋友和其他人，他将在查斯特大街长期出售各式商品、房产以及奴隶。”广告的最底端还写着：“镀金制镜厂——皮特·马斯佩罗。”(2)

蕾切尔站在堤坝上，她看得出眼前这座城市一派蓬勃发展的气象。在1803年美国收购时，新奥尔良只有7000人口，现在这里的人口号称有4万，已经是美国第四大城市了，仅次于纽约、费城以及巴尔的摩。就商业活力来说，杰斐逊的“地球上的一点”，也就只有纽约可以比得上了。每时每刻你都能听到锤子的击打声，工人们把破损的平底船用木材修好，然后送到店铺再次出售。往东，从“坦珀伦斯号”的停靠点往下游走是法国区，马里尼区就在其中，这个区是个“郊区”，人们大多讲法语。往西，则是迅速发展的美国区，也叫作圣玛丽区。蕾切尔随着其他人到了堤坝的另一个斜坡，他们从一队带着锁链的黑人身边经过，新奥尔良的居民把他们叫作苦囚犯。他们是因为企图逃跑而被判入狱的，晚上关在卡维尔多后面的地牢里，白天则被赶去修建堤坝。每年春天，新奥尔良都会因河水漫涨引起洪涝灾害。新奥尔良政府此举，一方面可以惩罚那些反抗的奴隶，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他们来保护城市的安全。(3)

堤坝的下面是一条与之平行的泥泞大道，叫作堤坝街。当他们五人踏上这条街道时，他们就进入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旋流从马里兰开始就一直在吸着他们的脚。在这里，各种肤色的女人用法语、英语、西班牙语以及乔克托语大声吆喝，兜售食物以及一些小饰品，但是，在这种杂乱的叫卖声之下，还有另外一种嘈嘈切切之声，那是更大的生意，它正在蓬勃发展。在角落里，白人聚集在新砖建筑的遮阳篷下聊天，不时在心中盘算着。在1812年战争爆发之前，新奥尔良很少有来自美国其他州的奴隶。但是在1815—1819年间，被贩卖到这里的奴隶有近1/3是来自东南部各州——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北卡罗来纳州（见表3.1）。另有20％的奴隶是从肯塔基州沿河辗转而来的。还有几百名奴隶来自北部州，如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他们违反了逐步解放奴隶的法律，这些法律的目的是防止奴隶主在破产时出售奴隶变现。(4)

表3.1　1815—1819年新奥尔良的奴隶进口和销售情况

奴隶来源地 | 奴隶数量*（人） | 比例（％）
切萨皮克和旧南部 | 705 | 32.9
肯塔基、田纳西、密苏里 | 423 | 19.7
西南地区（阿肯色、密西西比、亚拉巴马） | 314 | 14.7
东北和西北地区 | 22 | 1.0
加勒比地区 | 89 | 4.2
路易斯安那的其他地区 | 591 | 27.6
总　计 | 2144 | 100

资料来源：霍尔数据库，网址：www.ibiblio.org/laslave/。
*所用的变量是“经由”某地的数量，即购买奴隶的人从某地或途经某地运到新奥尔良的奴隶数量；6698条其他销售记录或不包含在内，或在奥尔良教区无记录。

向左一转，抬头就可以看见一条泥泞的街道。道路中间摆放着大包的棉花，堆成了比人还高的小山。由于堆积的棉花占据了大部分街道，货车难以通过。1月，正值棉花运送的高峰期，通过平底船和汽船将棉花运载到这里。棉花供销商的雇员们把棉花一摞一摞堆得高高的，而买棉花的顾客则要雇用车夫把货物包装成原来的样子：他们要把棉花从货车上卸下来，检查棉花包装上的许可证，然后把重400磅的棉花压缩成方块形状，运送到河岸附近。

如果蕾切尔跟随运送棉花的货车，她就会亲眼看见货物从堤坝运送至远航船上。这些满载棉花的船只将穿过大西洋，到达英格兰西北部的港口城市利物浦，然后由码头工人把货物搬到仓库。在利物浦的棉花市场出售之后，棉花将用驳船运送至曼彻斯特的新加工厂。纺织工人——通常是以前的手摇织机操作员或是丢了耕地的农民——打开包装，用新机器把洗净的棉纤维纺成棉线，再经过其他机器的加工，织成大匹的布料。利物浦用船运来了一捆捆的成品布，它们几乎进入了包括这里在内的世界上的每一座城市和村镇。

棉布成就了新奥尔良今天的繁荣，也让世界发生了改变。这里的白人企业家，和蕾切尔在工厂里遇到的那些顾客、在转角处遇到的人们，以及那些在堤坝上的卖家和买家们一样，都在参与甚至推动着这个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历史意义的改变。基于政府资助的人口迁徙、佐治亚州开发的市场，以及奴隶主们通过武力手段打开的密西西比河谷等有利条件，1815年以后，一批新的企业家开始雇用蕾切尔和其他被迫来到这里的人们，想在此创造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通过将新的机遇与必要的财政手段（这些财政手段可以使经济的增长速度比以往更加迅猛）相结合，将遥远的纺织工厂里的技术革命同棉花田里的技术革新联系起来。这股热潮改变了世界的未来走向，棉花则塑造着现代化的西方世界，而那些雇用蕾切尔的企业家们正在成为现代化的西方世界最强大的群体。

18世纪末之前，所有的社会都是处于前工业化的经济模式中，几乎所有的居民不是农场主就是农场工人。不管是欧洲、亚洲、美洲还是非洲，经济增长的速度每年最多也只有1％，自从1万年以前人类发明农业以来就一直如此。人们所生产的东西只有少数几类：食物、燃料以及纤维，创新的步伐极其缓慢。而当具备一些条件的时候，无论是技术进步，通过征服或者贸易获取更多的资源，还是气候条件的变化（如800—1300年欧洲的变暖），这个前工业化的社会开始发展。而随着经济日益繁荣，人们选择生育更多的孩子。这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婴儿长大后成为农民，他们会耕种更多的粮食作物；同时，也会成为购买者，去购买他们的粮食。然而，这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嘴需要填饱，在当时前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背景下，人口的增长已经开始超过粮食生产量的上限，随手可得的木柴即将耗尽，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穿衣问题，需要种植亚麻，饲养更多的牲畜生产羊毛，而这些土地正被移交给维持温饱的边缘农业。由于成本不断攀升，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饥荒、瘟疫、战争、政治动荡以及社会的全面崩溃将接踵而来。

图3.1　著名的奥尔良堤坝风光。在新奥尔良的堤坝上，一包包的棉花从内河轮船上卸下，被装上远洋轮船。在这里，西南地区的棉花种植业由此与世界商品和信贷市场相连，新奥尔良也成为驱动其他网络系统的中转站，如强迫奴隶迁移到奴隶制的边疆要在此中转，发展新的非裔美国人的文化也以此为基础（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v．9，no．228，April 14，1860，p．315．）。

1798年，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一本众人皆知的小册子(1)里阐述了这一恶性循环。他认为，粮食最多以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则可能以几何级数增长。如此一来，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可持续的，它总是会遇到资源的限制。西方社会在1500—1800年间获得了大量的新资源，征服者掠夺了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的金银，第一个奴隶制复合体的建立伴随着一些“药物食品”的生产，如糖、烟草、茶叶、咖啡以及巧克力，这刺激了西欧寻找和消费更多资源的欲望。大规模的大西洋奴隶贸易需要船只、商品贸易以及新的信贷结构，与糖不那么直接相关的行业也开始有所发展。许多西欧人开始延长劳动时间以获取更多的新商品，这被称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5)

然而，不论是早期奴隶制，延长工作时间，还是窃取资源，都不能永久解除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压力。托马斯·杰斐逊曾希望购买路易斯安那州的方案可以使他的自耕农天堂的崩溃推迟两三千年，但他清楚这样的方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马尔萨斯和杰斐逊对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800年间人类历史的悲欢解读不无道理。(6)

随着蕾切尔踏上堤坝，时代背景也发生了转变。全球经济出乎意料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增长，并且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现在。过去3000年里，世界的人均收入向世人表明，一些国家（最早是英国）正在走上经济持续扩张的道路。这条道路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一部分人的财富大幅增加，而另一些人则陷入贫困（见表3.1）。也正是这条新路将世界各个国家区分开来，有的成为胜利者，而有的则成为失败者。直到20世纪末，我们经常看到的字眼就是：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

资料来源：Gregory Clark，A Farewell to Alms：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Princeton，NJ，2008）．

对于这场人类历史上难以置信的转变，人们也有着五花八门的称呼：现代化、工业革命以及大分流。在那些受益最多的社会中，这种转变是基于一个最关键的转换：在劳动力和土地数量不变的条件下，提高商品产量，如食物和衣服。这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会因为人口的增长而下降，而且对很多人来说，生活质量还会有所提高。显而易见的是，到1819年，机械的革新以及新的劳动分工提高了产量，而劳动力和资源的成本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范例就是英格兰西北部棉花纺织业的发展。

直到18世纪末期，棉布仍属于奢侈品，都是由印度农村里的手摇织机编织出来的。1790年，英国发明家创造出了新的纺织机器，能把棉花快速纺织成线，其效率之高是手工不能及的。而且，新机器的成本和机器操作也没有人工操作那么昂贵。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曼彻斯特工厂的工人用新机器织布的速度大大提升，比手工操作快5—10倍。一批坐拥工厂的新型企业家产生了。他们在纺织产业获利颇丰，纺织业的收益进而又推动了整个英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富裕的地主们将棉花带来的收益进行投资，使农业商业化，农村过剩的劳动力被推向城镇的工厂，成为雇用工人。(7)

蕾切尔在商店里见到的白人顾客周围，到处是转变的迹象。想象一下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正在用手指摩挲着一匹匹的布料，感受着布的重量、质地以及由曼彻斯特工厂制成的精美花纹。报纸上刊登的布料广告是：“上好的宽幅布料”“白色法兰绒”“薄棉布和平纹细布”。质量较差的则是棉质“黑人布料”拼接制成的标准型号的“黑人衬衣”。成堆的奴隶毯子上面堆放着铁锅和拴牲畜的链子，用于拉骡子犁地；柜台上堆着锯子、原木输送链和称量棉花的平衡木，叫作“杆秤”；堆在角落里的是来自西印度和卡罗来纳的锄头，分别用于种植甘蔗和棉花。这些非纺织品大部分产自英国的车间，这些商品就是为种植园和新兴城市的新市场设计的，经济学家称之为棉花纺织机活塞推动的“连锁反应”。货架上的易碎品是供消费而非生产的几百箱陶器（以蓝印花为主），可能是由英国第一家大型瓷器制造商韦奇伍德（Wedgewood）陶瓷厂制作的，还有上等金表、数十箱枪支、双片眼镜（导致马斯佩罗破产）、考究的钢琴及水晶刻花玻璃制成的水晶瓶。(8)

这样的商店、城市以及商业网络延伸到纽约、利物浦、伦敦以及许多其他城市，在这些地方，很多人也像这个男人一样在改变着他们的世界观。他们越来越感到，这样的进步会使他们的国家以及社会蒸蒸日上、空前强大，并且在下一个80年，通过强大的工业实力和技术，征服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到19世纪末，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能够继续存在于地球上的独立的、非西方国家将只有五六个。正如1816年前往新奥尔良的医生威廉·默瑟预测的那样，连大自然也屈服了。“蒸汽船的航行”将会征服“西部地区”，驯服水深流急的俄亥俄河以及密西西比河这两条大河。机械技术的稳步进步成了一个流行的比喻，它将变化描绘成永无止境的进步。在这种变化中，机器从自然中获得能量并服务于人类。(9)

这种从算术经济增长到几何经济增长的改变，并不仅仅因为英国机械的高效率。如果工业初期棉花纤维断货，那么所有新型高效的机械、所有加速增长的曲线都会发生短路。并且，这个担忧差点成为现实。在1800年之前，大部分的棉花纤维是由印度、加勒比海和巴西的工厂进行小批量的生产。因为可用于生产棉花的土地和劳动力十分有限，并且他们的产量也很低，所以原棉的价格很高，并且持续走高。高昂的原棉成本制约着英国纺织工业的扩张。

另一方面，北美内陆拥有数千英亩的土地可供种植棉花，并且可以供给加勒比海的每一位居民。18世纪90年代早期发明的轧棉机，使棉纤维与棉籽的分离变得容易，从而突破了生产中的一个瓶颈。然而，即使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的棉产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奴隶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东南部的奴隶主仍然不能满足国际市场对原棉日益增长的需求。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可以从面积更为广阔的密西西比河谷找到解决棉花供需矛盾的方法。然而，密西西比人曾写道，新奥尔良将是“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的糖、烟草、棉花、大麻等剩余产品的出口港”。这个观点很有代表性，在1815年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棉花的经济地位排在第三。设想路易斯安那取代法属圣多明各，成为世界蔗糖生产的重要一环。1815年以前，新奥尔良作为北美主要的棉花港口，远远落后于查尔斯顿。(10)

1815年5月19日，也就是杰克逊取得胜利后的4个月，新奥尔良的棉花企业家威廉·肯纳声称，“有30艘船在前往该市的途中”，因为“欧洲必须，也将为它的制造商提供棉花”。他的利物浦经纪人预测棉花价格“不会下跌”。1815年还没过去一半，已经有6.5万包棉花用平底船运到了新奥尔良，这些棉花都是由奴隶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及其支流的丛林里生产出来的，这个数量占了全美国棉花产量的25％。同时，西南部的奴隶主在与奴隶、美洲原住民以及英国人的斗争中赢得的土地和统治权，为他们进一步扩大原棉生产占据了先机。(11)

事实上，棉花供应的增长速度比预测的还要快。4年之后，蕾切尔到新奥尔良的时候，又有6万多名奴隶从古老的南方迁移到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以及亚拉巴马州。到1819年，密西西比河流域奴隶劳工营的迅速扩张，使美国控制了世界的棉花出口市场。棉花是工业时代早期最关键的商品，棉花因而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这样一个依赖出口获得商品和信贷，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体制中，1802年，棉花已占全美出口总额的14％，到1820年，又飙升至42％。新奥尔良已经成为经济扩张的枢纽，一位游客这样写道：棉花已经成为欧洲和美国、工业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契合点”。报纸上铺天盖地的专栏，充斥着长长的轮船进出港信息、进口商品广告、经纪人求购棉花的信息、商业信贷的提供以及银行董事会的通知。蕾切尔从堆积如山的棉花中感受到了经济的加速增长。(12)

这些改变就像精致的棉线一样从人的指间滑过，经过蕾切尔和其他4个人。他们只是人类血液中的区区五滴，经过一个又一个人，辗转到达沙特尔教堂。大教堂在右边商场的屋顶上隐约可见。又穿过两个街区，他们到达与圣路易斯大街的交汇点。右边是一幢两层的灰泥建筑，外墙上镶着跟凳子差不多高的木框。为他们引路的白人打开门走了进去，门上有块标牌，写着“马斯佩罗之所”。蕾切尔用左手抵住门，跨过了门槛。

在1819年，来到这个城市的人肯定会去马斯佩罗的咖啡馆。如果说新奥尔良是西南部扩张的中枢，乃至是国家扩张的中枢，那么这个咖啡馆就是这个城市商业运行的中心，即便它跟星巴克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一位游客曾经抱怨道：“这个地方叫咖啡馆，但你在这里可以品尝到各式甜酒饮料，唯独没有咖啡。”咖啡馆里弥漫着威士忌和烟草混杂的气味，蕾切尔看到齐腰高的吧台和后墙一样长，吧台后面来回忙碌的是个地中海血统的中年男人。他的眼镜制造厂就在隔壁，可是马斯佩罗把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这里捞金。他可能会卖给你一杯果酒或者烈酒，如果时机正好，他甚至会把你卖了。蕾切尔来到“马斯佩罗之所”一两年后，一个德国来的契约奴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乡下死了，他的女儿据说会在这里被当作奴隶卖掉——就像许许多多其他人的女儿一样。(13)

过去的几年间，马斯佩罗的主业是为人们提供一个见面谈生意的地方。几十个白人正坐在四处放置的桌子旁，地上铺满了沙子，这样就不需要痰盂了。每次门被打开时，他们当中就会有人去迎接进来的人。蕾切尔对在场的人都盘点了一番：有些人20多岁，有的再大一点；有些人戴着帽子，有些没戴；多数人穿的是当时的风格：长裤、深色夹克和带领结的白衬衫，其中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则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蕾切尔可能早些时候就已认出了他，他就是小船上的那个男人。

蕾切尔也注意到他们投过来的目光——他们如何盯着她看，是通过审视的目光来评估她能为奴隶主创造的价值。这也是威廉·海登被这样盯着看时的感受。18世纪90年代，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被卖到了肯塔基州，1812年他又被卖到一个叫菲利普的男人手里。此人是个密西西比河谷版的“佐治亚人”，他用平底船把奴隶带到下游，把他们卖到新奥尔良的纳奇兹，或是路易斯安那的其他小镇。一天，一个叫卡斯尔曼的商人过来和菲利普交谈了一番。海登记得，卡斯尔曼“急于想把他买下”，卡斯尔曼的笑容就像“一只狼伺机扑上一只羊羔时一样开心”。(14)

他们就是一群狼。蕾切尔感受到他们的目光。在“马斯佩罗之所”出售的所有商品，包括棉花，都是最新的。当她登上“坦珀伦斯号”时，她就知道她会被贩卖至新奥尔良。马里兰的黑人们就像了解佐治亚州一样了解新奥尔良。蕾切尔可以看到一排排的男女和未成年的孩子们背对着墙站着，她也知道“马斯佩罗之所”就是将要进行交易的地方。即使她看不见，空气中弥漫的那种欲望的气息，也能让人嗅到这个地方的本质。这种渴望不是因为她是奴隶，或者因为她是女人而针对她一个人，尽管这两者也都掺杂其中，这种渴望是那些等在屋子里的人的特征之一。他们并不等同于奴隶贩子，奴隶贩子通常是指像玛吉芬或者菲利普那样的佐治亚人，以及后来在新奥尔良像他们一样贩卖奴隶的人。这些人其实是专门在一个地点购买奴隶，然后把奴隶带到另一个地方贩卖。1819年时，专门贩卖奴隶的奴隶贩子在新奥尔良还是很少见的。到了19世纪50年代，在格拉夫以及男爵夫人大街一带，也就是现在新奥尔良超级圆顶体育馆的东南方向，建起了20多间私人牢房。但1819年时，没有人有这种专门的私人牢房，人们在堤坝上也看不到专门用于贩奴的船只，直到后来才逐渐出现往返于切萨皮克和密西西比之间的贩奴船。(15)

1817年，在沿密西西比河旅行的途中，一个英国人注意到，在商人们去往新奥尔良的路上聚会的小旅馆里，“很多人都有真实的资本，但更多的是拥有虚拟资本的商人。他们的职业并不限于某一份工作，一个人经常会身兼数职，既是农民，也是商场和旅馆的店主，还是地产投机商、啤酒生产商、蒸汽船老板以及奴隶贩子”。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投机倒把的生意人，每个人都做着发财梦，他们不想通过正当的行业规则或者本着自己的职业操守勤劳致富，他们只是想一夜暴富”。“马斯佩罗之所”就聚集着这样一帮人。约翰·麦克多诺身着一袭黑衣，嘬着冰水，他是比较节俭的长老会会员。麦克多诺和蕾切尔一样来自巴尔的摩，但是要比她早来20多年——他并没有被当作商品贩卖，而是受雇运送商人雇主的货物到这里来的。他把货物出售，将所得的钱款汇给雇主，然后开始自己单干。其竞争对手声称，麦克多诺和他的商业伙伴理查德·谢泼德在“马斯佩罗之所”故意散布卖地谣言，这些谣言抬高了麦克多诺地产的价格，他在路易斯安那州有很多地产。然而，麦克多诺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奴隶贩子——尽管他也买卖奴隶。麦克多诺是一名企业家，他把自己的欲望隐藏在那一身肃穆的黑色绒布衣服里，不显山不露水，实则他是那个打破秩序并且妄图重塑世界的大奸巨蠹，与贪婪地盯着蕾切尔的张狂的男人们属于一丘之貉。(16)

要说把新奥尔良的棉花贸易做到世界最大，没有一个人的影响力能比得上文森特·诺尔特。1812年之前，诺尔特受英荷合资的希望公司指派来到新奥尔良，同时，他在英格兰银行的资金支持下，带来了50万英镑的资金。他用这笔资金在新旧世界之间建立起了棉花和资金的循环周转模式。1812年战争结束以后，他联合霸菱银行（Baring Brothers，伦敦一家大型商业银行，曾资助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并施压说服英国和美国谈判代表放下架子，在1814年末签署了《根特条约》。霸菱银行的资金支持，使诺尔特在1815年以后大量囤积棉花，到1819年，他每年都会购买2万—4万包棉花，相当于美国棉花出口总量的4％—8％，占经由新奥尔良出口棉花总量的1/4。(17)

可以说，文森特·诺尔特与世界上很多伟大的发明家、工厂主和银行家一样，让现代化成为可能。他创建了19世纪最重要的商品贸易模式和制度，这一模式倚靠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原材料，足以让英国的工厂有足够的原材料而蓬勃发展。他将大量的资金从英国带到“马斯佩罗之所”，这刺激了密西西比河谷地带棉花产量的大幅提高，使新奥尔良的经济发展欣欣向荣。诺尔特的贸易现代化无意间让它变得更加高效，并且对新成员更加开放。他制作并印刷了一份市场简报，搜集并且传播有关密西西比河谷的市场状况，让人们及时了解新奥尔良各种商品的现价——当时人们称之为“当前报价”(18)。

我们通常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缔造者是理性的。他们或许很贪婪，会竭尽所能为自己牟取暴利，但绝不以赌博的心态参与其中，而是通过忘我的努力和高效的工作获得成功。经济报告通常认为，人们往往受效用与价格计算驱动，市场行为是有规律的、理性的。然而，诺尔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赌徒。他并不在意效率，他只想赚取大把大把的钞票，在赌博中当一个赢家。但是，不要误认为他是在碰运气。他认为自己对投机了如指掌，并且参透了其中的奥秘，他只不过像赌博一样投掷了骰子。数十年来，诺尔特时而大赚一笔，时而大赔一笔。甚至为了赚钱去跟人拼命，他在1814年和1815年就与其商业对手决斗了4次。(19)

如果诺尔特想坐拥无比的财富，那不是因为他觉得成功就是救赎，也不是因为利润本身就是目的。诺尔特通过刺激大量棉花的生产——更加有效地开发利用越来越多的资源——推动了经济的现代化。在真实的现代社会的历史潮流中，人们总是做着颠覆性的改变。就如诺尔特这样的人，不断投掷骰子，通过引入新元素打破现有的均衡，以此赚取巨额利润。他们引进新元素的主要优势可能是技术创新，但是企业家很少自己开发创新。相反，他们总是试图从新技术中获利，以便从其他资本家们手中夺取市场份额和利润，那些投资于当前的技术以及陈旧商业模式的资本家便成了牺牲品。他们是充满“创造性破坏”活力的建筑师，反传统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引擎。创造性破坏会产生痛苦的冲击，以及急剧的扩张、战争、征服和奴役之后所面临的毁灭性经济萧条。在新奥尔良，棉花和奴隶使创造性破坏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现代经济。(20)

诺尔特说他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他找到了想要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所说的“魅力”，这个魔咒就是以他自己为中心，拓展巨大的商业网络。在马斯佩罗的咖啡馆，满屋子都是诺尔特这种人，对他来说，创造性破坏是一个过程，也是动力的源泉。与麦克多诺、谢泼德以及诺尔特齐名的人还有：贝弗利·丘、理查德·雷尔夫、威廉·肯纳、斯蒂芬·亨德森，还有说法语的商人路易斯·勒塞纳，与克里奥尔人做生意的中间人杜邦。他们也喜欢手握权力的感觉，这种权力是从诺尔特所谓的“商业进取精神”中获取的：减少竞争对手，感受远在千里之外的人都屈从于他们意愿的满足感。他们从内部购买棉花，然后将货物通过水路运至利物浦，再从英格兰和德国购买大量商品，然后把商品卖给商店，那里的商店多得就像河边串在一起的珠子，一直延伸到路易斯维尔。(21)

这些企业家虽然并不专业，但头脑却很灵活，他们利用区位优势、专业知识以及获得商品的特定渠道，白手起家，大规模增加了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原材料。从1815年开始，南方的棉花已经跃居成为世界上交易最广的商品，新奥尔良也随之成为购买和运销系统的引力中心。这个城市运送棉花的数量翻了一番，很快就超过了东南港口城市查尔斯顿和萨凡纳。

“马斯佩罗之所”是新奥尔良的第一个棉花贸易中心，这也是另一个新市场开始形成的地方。正如《路易斯安那公报》报道的那样，在“马斯佩罗之所”，你可能会买到产自爱尔兰和英国的衣服、领航艇，沙尔特街上的一块地皮、一幢砖房、一个种植园（属于曼努埃尔的遗孀安德里夫人）以及奴隶。除了星期天，每天都可以通过竞拍或者与奴隶主协商购买奴隶。这些人不仅从事其他生意，还在那里买卖大量的奴隶。在1815—1820年间，肯纳和亨德森至少在“马斯佩罗之所”卖出了150名奴隶。麦克多诺的贸易伙伴谢泼德卖出了97名奴隶。苏格兰棉花商人托马斯·厄克特售出76名，等等。和棉花一样，那些具有创造性的破坏者建立了供应渠道、刺激了需求，还建立了一个交易场所，使购买者可以买到他们想要的一切。换句话说，他们建立了这样一个市场：它虽然集中在密西西比河下游，但是它所涉及的地区远远超过这个特定的市场，延伸至马里兰的农场、亚拉巴马州的棉花码头、纽约的银行以及伦敦的客厅。接下来的40年里，这个奴隶市场将继续推进与棉花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22)

通过追踪蕾切尔的去向，我们可以了解到市场是怎么产生的。她被跨州贩卖这件事也源于联邦和州政府的态度。宪法的妥协允许了跨州运输奴隶这一行为，国会还通过1793年法律，(2)保护了运输奴隶的合法性，法律禁止自由州收容逃亡奴隶。与此同时，与大部分19世纪20年代之前从东南部贩卖至新奥尔良的奴隶一样，蕾切尔来的路线就是其他商品运到堤坝的路线。西南部的企业家们会让东南部的经纪人为他们购买奴隶，有时他们会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为纳奇兹的史蒂芬·迈纳找一名马里兰州的铁匠，但他们通常是没有具体要求的，而只是说“从弗吉尼亚州给我找几个人手”。买下来的奴隶会被送至定期往返的商船上，如“克莱奥号”，本杰明·拉特罗布就是在1818年乘坐这条船从诺福克出发的。“克莱奥号”上还有一些货物，一名叫作戴的医生，他要搬到雷德河做一名棉花种植园主，他还带了12名奴隶一同前往。同船的还有汤姆，他和蕾切尔一样，也是巴尔的摩商人戴维·安德森托运的。汤姆花费了安德森800美元，加上船票30美元，但是他死在了佛罗里达的海岸上。看着“克莱奥号”的水手把汤姆的尸体扔进海里，白人旅客估算着他本可以带来1200美元的利润。安德森在新奥尔良的收货人损失了不少本金。(23)

到达新奥尔良之后，像蕾切尔以及身材高大的威廉这样的奴隶会一直待在船上，直到被卖出去。有时，奴隶主也会把奴隶关在马厩里、城市监狱里，或者和其他商品一起，关在简陋的房间或者仓库里。威廉·肯纳把奴隶关在自己的奴隶劳工营里，直到他认为已经把奴隶调教好，能够出售了。奴隶贩子同样会把奴隶关在“马斯佩罗之所”——酒吧附近的舞厅里，或者楼上的会议室里，安德鲁·杰克逊就是在那里痛斥那些惧怕帕克南的红衣士兵的市政官员。但“马斯佩罗之所”是一座简陋的监狱，防护并不严密。当地有几个奴隶主，人称罗马兄弟，他们在所有买进的奴隶身上都打上烙印。1819年10月，他们以1500美元的高价购买了一名叫玛利亚的黑人女子。他们在谈生意期间，一直把她关在“马斯佩罗之所”。罗马兄弟花了很多钱让人用烙铁在她身上烙下烙印，因不愿忍受这种折磨，玛利亚逃走了。7周之后，仍然下落不明。(24)

虽然“马斯佩罗之所”作为牢房并不合格，但在1815—1819年，它一直是奴隶市场的运行中心。即使待出售的黑人男女没有到场，买主坐在那里也能从《路易斯安那信使报》（Louisiana Courier）上找到他们的名字，会在心里同其他到场的奴隶进行比较。卖家过来和买家进行交易，买卖奴隶的协议就在这个酒吧里签署，并在这个狭长、矮小又混杂着烟草味的屋子里生效，这里由此改变了成千上万像蕾切尔和威廉这样的黑人的命运。新奥尔良企业家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增加了他们的账户余额，也同样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对于“马斯佩罗之所”的企业家们来说，现代世界的诞生为他们打开了通往权力的大门，而这些权力在非专制君主制中很少有人体验过。

也只有那些生来就是白人的男性，生对了地方和家庭的幸运儿才可以享受这种权力。然而，旧的商业联盟和家族逐渐被那些建立起新赚钱帝国的年轻人赶超。想象一下亨利·帕尔弗里的命运，一个失败者的儿子，他12岁时成为新奥尔良贝弗利·丘和理查德·雷尔夫的职员。帕尔弗里在“马斯佩罗之所”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后，他的内心欲望不断涌起，他会写下命令和请求，然后把信函递送出去，结果令人惊讶，那是他早年间生意失败的父亲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大量的棉花被运走，奴隶被贩卖而与家人离散，成堆的布和铁被装上了船，资金也周转了起来。(25)

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家们的价值观被同化，并将此视为正常的思维模式，这也揭示了他们为什么会将毕生精力放在美国西南部，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扩展的商业体系”。他们说话的口气就好像他们自己在身体力行地做着交易——销售棉花、购买土地或奴隶、大洋彼岸的现金结算。然而，并非他们的全身都在参与，他们只是使用了手。他们写了便条和信件，告知他们的联系人，他们“手上有奴隶”，“钱在手中”，重要的信件“到手了”，棉花“出手了”，商品进入市场了。1815年，约翰·理查德还在等待棉花的价格上涨，他向密西西比州银行提供了一张票据，以确保他不必出售“手中的棉花”。还有一种凭信用向其他商人借款时的付款承诺，叫作“手写期票”。(26)

很少有身体的哪个部位比手与思维的联系更亲密、更直接。当企业家用言语来掌控新经济时，他们将这种感觉描述为，仿佛新世界的力量像木偶一样掌握在自己手上。他们手写在纸上的文字，能在远方产生具体的效果。那些写字的人手里握着的并不是贸易中物质的东西，诸如一包包的棉花、一堆堆的硬币，以及运载这些货物的货船。但毫不夸张地说，写字的人掌控着这些货物的去向，还有这些人的命运。

这些写字人的手里掌握着比过去商人更多的东西，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新的动态增长正在产生如20世纪伟大的神学家罗伯特·法拉·卡蓬（Robert Farrar Capon）所称的“右手的权力”（right-handed power），一种推动结果的力量。卡蓬认为，右手的权力就像很多宗教信徒所信奉的上帝观念：神祇以他无上的威严，施以毁灭性的力量，把邪恶的人扔进火焰中，水淹罪恶的地球。右手的权力是主宰的力量，是国王的权力，是武器的威力，是律法的权威。19世纪初，在权力和地位之争中获胜的群体与个人，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右手的权力。他们得到更多的枪支和子弹，更多的士兵，拥有更强大的能力去摧毁他人的防御工事，迫使他们以最有利于西方的条件进行贸易。他们统治其他民族的程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获得胜利的新的现代化国家中，右手的权力逐渐以一边倒的方式进行分配。新领导阶层的成员，比如在“马斯佩罗之所”的人、曼彻斯特的棉花工厂主、纽约的商人、伦敦的银行家，他们掌握了大部分的权力。(27)

所以，一个人如果要选择“马斯佩罗之所”的写信人提到的“手”是哪一只，那么他可能会说“右手”。尽管企业家们所做决策的影响有时会在距决策地很远的地方显现，但它们仍然是直线效应。信写完寄出以后，马里兰州的贸易伙伴读了信，把汇票存起来，参加遗嘱认证拍卖，买下一个女人做仆人，然后把她带到下一艘开往路易斯安那州的船上。一个白人（他说路易斯安那的成功给了他一种新的“独立感”）在给亲戚的信中写道，棉花经济的交易“增强了你的力量”，抓住这些机会，“使自己飞黄腾达”。有了新的市场和机会，一个人（用右手食指）在贸易世界的机器上按下一个按钮，那里有新的市场和机会，会使他成为受益方，包括英镑、一大批棉花或长长的奴隶名册。新兴的现代世界强化了这些人右手的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使一切变得新鲜而特别，使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现代世界。(28)

强大的右手权力主要是受到信贷的刺激，这本身就是一种近乎神奇的现象，人们似乎可以用手进行远程操控。信用是一种信任（这个词来自拉丁语Credere），它以未来偿付的承诺来换取今天的价值。信贷使企业家们把明天的钱花在今天来进行交易和投资，（贷款人相信）这样可以在明天赚取更多的财富。当信贷条件变得宽松，信贷就可以使贸易得以开展，并顺利推进，使大西洋周围的人们富裕起来。

例如，新奥尔良的企业家威廉·肯纳可以使用一家英国商业银行承兑的汇票，从他的种植园贸易伙伴约翰·米诺那里购买成包的棉花。肯纳随后可以将棉花运到利物浦，并把它们卖给一个商人，这个商家可以把款记入肯纳的账户，这样汇票就可由原来的公司兑现。商人可以允许肯纳通过书面支票或汇票从他的账户中提款。如果合作伙伴相信肯纳未来的财务状况，也可以自己开具期票，并在美国议价出售，作为他的信用来源。如果卖家认为利物浦公司认可肯纳所签的期票，肯纳可以在“马斯佩罗之所”出售这样的期票以兑换现金，或者以此换取商品和奴隶。接受期票的人对其信任的程度（即对其魔力的期望值），不仅可以决定他（她）是否将其视同金钱来接受，还可以决定其数额。在票据面值基础上进行“折扣”交易，浮动价值类似于利率（一个人用96美元买一张期票，在6个月后就可以兑换100美元。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把钱借出，每年可获得8％的收益）。对承诺的买入和卖出本身就是一桩生意。文森特·诺尔特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声称想要购买巴黎、纽约或者伦敦的兑换券，即在那些城市可以用作支付手段的票据，这样他就可以把这些票据邮寄过去支付自己的账单。(29)

但是，必须在信贷中建立信用。人们必须信任其机构和贸易伙伴的可靠性，才能使信贷转化为资金，成为爆炸性增长的动力。像其他信仰一样，信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而蕾切尔就在这个过程的关键时刻来到了“马斯佩罗之所”。

杰斐逊共和党人在1811年扼杀了美国第一银行。在1812年战争期间，财政混乱使得詹姆斯·麦迪逊政府难以筹集战争所需的资金。形势所迫，美国共和党在1816年特许（长达20年之久）建立了美国第二银行。其实，第二银行的建立是为了稳固国家共和党(3)提出来的全面经济计划。国家共和党由一群年轻的领导人建立起来，他们当时正在排挤老杰斐逊派。这些人包括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Henry Clay）和南卡罗来纳州棉花边疆地区的约翰·卡尔洪（John Calhoun），他们计划在美国利用联邦政府创建现代经济，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银行吸引外国投资债券、稳定金融体系，以及将信贷纳入企业家手中的能力。克莱声称的“美国制度”还包括“内部改进”计划，即运河、道路和河流清理项目，以降低运输成本，并鼓励面向远方市场的生产。一项保护国内纺织品生产的关税，将使美国经济按照英国的工业化模式发展。(30)

总部设在费城的第二银行也在新奥尔良等主要贸易中心设立了分支机构，但大多数分支机构忽视了监管资金流动的职能。其间，地方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肯塔基州议会仅在1818年就特许建立了40家银行。第二银行将信贷流入国家的每个角落，这种昙花一现的繁荣让传统主义者沉默了，他们警告纸币和银行都是骗局。1814年4月，有38艘平底船从上游驶来，停泊在新奥尔良大堤旁；4年后，其数量猛增至340艘。金融巨头霸菱银行、希望公司和其他欧洲棉花商人向诺尔特及其同行提供了数百万英镑的信用贷款。纺织业和其他行业的商人为了倾销他们战时积压的商品，向美国经销商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商品。第二银行直接向土地投机者提供了巨额信贷，银行的董事和雇员竭尽所能从银行的金库中借出大量金钱，用于自己的经营活动。(31)

对于像蕾切尔这样的奴隶来说，金融信用额度的增长不仅不意味着解放，反而使情况更不乐观。银行帮助美国白人和海外投资者对这样一个未来抱有信心：英国工业化模式下需要的商品能不断增加收益，而这些收益可以偿还奴隶买主的债务。人们可以看到美国西南部这种右手权力的迅速崛起，不仅在“马斯佩罗之所”，还在亚拉巴马州一个位于边境的村子亨茨维尔。1819年1月，就在蕾切尔和威廉抵达堤坝的同一天，一个名叫弗朗西斯·里夫斯的弗吉尼亚人风尘仆仆地来到这个村庄。不久，里夫斯在里士满的洲议会任职。但是，这天他和他的雇员带着20多名奴隶离开了弗吉尼亚州南安普敦县。看守这些奴隶的里夫斯和他的手下是新兴的信贷和贸易国家的探险者，他们试图从弗吉尼亚州南部奴隶舱储存的人力资源中获取新的收益，他们这次远行将佐治亚的贸易范围向西扩展了数百英里。他们沿着切罗基人的足迹，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左上角穿过大烟山（Smoky Mountains）的山脊，抵达田纳西河谷地区，亨茨维尔就在田纳西河畔。(32)

田纳西州人可以将装满棉花的平底船驶入密西西比河，所以亨茨维尔在贸易信贷方面与新奥尔良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彼此维系在一起。由于第二银行的注资以及贸易的机会，里夫斯的奴隶队伍面前的这块谷地因此有了规划，并种上了棉花，一下子变得繁荣起来。安妮·罗伊尔（Anne Royall）是一名言语尖锐的宾夕法尼亚旅行作家，1818年，她去亚拉巴马州为一本新书准备素材。当她登上里夫斯的奴隶曾爬过的山脊时，她发现平时那种傲视一切的写作风格无法发挥。她写道：“这时，棉花田映入了眼帘，它们的面积大得惊人，一片田野里就有400—500英亩的棉花！简直无与伦比！其发展前景之大难以想象！”

“在这个国家定居的人，只要有一点资本，就无一例外会在几年内变得富裕起来。”一个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移民约翰·坎贝尔这样说道。他显然受到了人们所谓“亚拉巴马热”的影响，这个狂热的执念就是，每一个得到边疆土地的白人只要奴役他人种植棉花，就一定能够致富。而信贷让这种狂热持续升温。亚拉巴马州大部分的殖民者霸占着曾经被包括在亚祖销售中的土地，后来杰克逊堡的克里克人被迫交出这些土地，现在由设在亨茨维尔的联邦土地办公室出售给那些依赖信贷的买家。到1818年底，土地办公室已经处理了将近100万英亩的土地，带来了700万美元的收益。但包括安德鲁·杰克逊、詹姆斯·麦迪逊和当地土地办公室的首席雇员在内的投机买主，只预先支付了150万美元，其中100万美元是以代金劵的形式支付的，这些代金劵是联邦政府在1810年“弗莱彻诉佩克案”判决后给予投资者的赔偿。因此，政府的信贷支付了里夫斯面前这个山谷的土地成本的93％，这笔钱将不得不用尚未被买来的奴隶种植的棉花偿还。难怪里夫斯将这些奴隶带到了亨茨维尔，因为这里是贩卖奴隶的主要猎场。(33)

信贷似乎正在将奴隶主的亚拉巴马梦变成现实。亚拉巴马州的棉花总产量在美国已位居第三，人均产量居全国首位。不只是亚拉巴马州的奴隶主：在1815—1819年间，当地居民将近10万名非自由移民运送到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田纳西州中部和密西西比州的纳奇兹周围地区。这些奴隶将投机购买的土地开垦出来，种植棉花以支付利息，从而保持贷款的流动性，并以此作为抵押品。潜在企业家借贷能力的显著提高，使他们的右手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越过山脉和海洋。(34)

回到新奥尔良，在那里，买家和卖家都可以得到足够的信贷，距“马斯佩罗之所”不远的阿姆斯丹广场上，圣路易斯大教堂正午的钟声响起，钟声在充满阴谋的咖啡馆里回荡。然后，一位信贷行家出现了，他就是图森特·莫西，这个城市最受欢迎的拍卖商之一。到现在为止，他一直坐在桌边，观察着那些靠墙站成一排的人。他吸着烟斗，眼睛时不时瞥一眼面前的一张纸，上面写着姓名、年龄和只言片语的介绍，其中一些信息可能是真的。他站起来，转过身去面对着大家，操着一口法语口音的英语向那些满怀期待的观众解释说，现在将拍卖23名奴隶。报纸上只是简单地说：“条件会在出售时公布。”作为地产的一部分出售的奴隶，常常以当地卖方向当地买方授予一年或一年以上的长期信贷的方式出售，用抵押贷款来保证放贷人不受损失。像麦克莱恩这样的卖家，很可能是用很快就会到期的短期信贷在切萨皮克买下了奴隶，所以他想要纸币，或以汇票的形式容易地交易信贷。随后，莫西对众人说拍卖将在外面进行，说完就转身走了出去。(35)

阳光投射在圣路易斯街的墙上，蕾切尔和威廉在阳光下不停地眨着眼睛。第一个被拉出来的人可能是约翰，大约50岁，是该组中年龄最大的。莫西指了指低矮的长板凳。约翰身材高大，肤色较浅，他站到那张凳子上面，马斯佩罗咖啡馆里的人鱼贯而出，在他身边围成了半圆。路过的人也都停下了脚步，有去市场买菜的女人，从商场走出来的男人、白人以及黑人儿童，还有那些在河上作业的船夫。奴隶则站在人群的后面，面无表情。堤坝上传来车轮嘎吱作响的声音以及装卸工人含糊不清的叫喊声，打破了片刻的寂静。此刻站在拍卖台上的这个人，他曾经伐过树，用绳子紧紧捆住棉花，把货物堆满仓库，还曾将票据送到大洋彼岸又带回来，他被拍卖的全过程即将展现给整个世界。(36)

莫西开始讲话了，但并不是那种日常的讲话。日后的很多拍卖师都是像莫西这样交易，人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拍卖的，但在多数拍卖会已经在网上进行的这个时代，他们的技能似乎已经过时了。但是关于莫西的工作，有两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记住。首先，拍卖会纯粹是为了满足需求，从而理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格。在1月的某个星期四，棉花销售势头强劲，信贷弹性良好，可以用面对着人群的约翰预测新奥尔良人对一名50岁男性黑人的需求情况，听到结果的买家和卖家将挂出各种竞价。这次拍卖将会形成私人销售的大体价格，从而影响日后拍卖的出价，权衡地产库存里奴隶的数量。莫西的巧舌如簧，人群中那些潜在买主之间的耳语碰撞，示意出价的点头与举手，信贷以及棉花的价格，都是在你来我往、不断商榷之中形成的，这就是奴隶市场的规则。

其次，过去和现在一样，拍卖师都想将拍卖会推向高潮。莫西想要拍出最高的价格，他在“马斯佩罗之所”也建立了一个买家和卖家的团体，可以让买家学会如何估算奴隶的价值。莫西公布了约翰的主要信息以及其他被拍卖奴隶的相关条件。除了身高、年龄、价格，他还教买家挑选奴隶时考虑的最重要因素。身高是最容易辨别的因素，一眼就能看出来，通常高个子的男人会比矮个子的价格更高一些，但身高对女性的价格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无论男女，年龄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买家对18—25岁的年轻男人出价最高，女性则是15—22岁。根据1819年1月的价格，麦克莱恩需要花费900—1100美元买下内德或者威廉，而同龄女性奴隶的价格则会比男性低100—200美元。莫西得想方设法把50岁的约翰卖到400美元。(37)

图3.2　在拍卖会上，奴隶主和他们所持有的信贷结构形成了一个企业家群体，这个活动中的企业家有男有女，他们站在拍卖现场四周。拍卖也形成了把人当作商品衡量的市场，就像这些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在前台的长椅上等待着被拍卖（George Bourne，Picture of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Middletown，CT，1834，pp．144—145．）。

人们通常认为，与新到美国西南部的移民相比，出生在本地的奴隶死于疾病的概率要小一些，但来自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黑人已经成了这个奴隶市场很重要的货源，而且当地也没有足够的适龄男女来满足市场的需求。与经验丰富但精明的当地黑人不同，来自弗吉尼亚的年轻黑人更有可塑性，能够帮助奴隶主实现右手权力的梦想。例如，亚历山大·麦克尼尔告诉出售少年亨利·沃森的奴隶贩子，他“想养一个适合自己的男孩”。这个时候的马里兰，20岁出头的年轻奴隶的售价大概是500美元。内德或威廉在新奥尔良的售价是在切萨皮克的两倍之多。每个奴隶的运输费用平均不到100美元，所以企业家们从建立较早的州所购得的奴隶，即使其售价比当地黑人低，仍可从中获取大量利润。(38)

通常的销售模式是，甲方以y或z的价格将商品x卖给乙方，但拍卖会交易事实上比其他任何形式的销售都复杂。拍卖的时候，竞标人会以五十、十几，甚至更小的数额加价，有时他们不是为了买奴隶，而是想证明自己的判断。卫理公会牧师威尔逊·惠特克报道了北卡罗来纳州一次拍卖会的情况，约翰·科滕与一位被他叫作丹西的人展开交战。两人先是竞标一片玉米地，然后他们又把一名男性奴隶的价格抬至1400美元——拍出了新奥尔良奴隶在北卡罗来纳的价格新高。丹西无法再抬高价格，他气急败坏地喊道：“混账！”然后拎着鞭子冲向科滕，科滕则掏出手枪朝他开枪。后来科滕逃跑了，让一个朋友将他买下的奴隶领了回去。(39)

与此同时，在拍卖会中也可以看出在买主的右手中，一个奴隶有多大的可塑性，是否符合主人的心意。年轻的路易·休斯还清楚地记得，在里士满的一个奴隶市场，他和几十个奴隶站成一排，任由买主将他们推来推去。买主“在人群中来回穿梭，打量着这些可怜的家伙，盘问（女人们）：‘你会做什么？’‘你会做饭吗？会裁剪衣服吗？会做奶制品吗？’……（问男人们）：‘你会耕地吗？会打铁吗？’”(40)

图3.3　检查是检验自己选择的助手是否得力的一部分，也是准备出售的常规程序。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奴隶只需要遵循以下规则：笔直地站着，不反抗，回答问题时要用礼貌的态度和得体的举止（Illustrated London News，February 16，1861，p．138．）。

私人销售不是公开拍卖，而是一对一的谈判，有时能让黑人有机会评估他（她）潜在的客户。一方面，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妻儿老小被卖到了某个地方，而从某处听到的小道消息说潜在买主就住在那附近，那么你就要在这帮人里表现得最机灵、最温顺。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不想引起注意。对于心惊胆战的少年亨利·沃森来说，亚历山大·麦克尼尔是一个“看一眼就会打寒战的人……他灰色的眼睛目光犀利，还有高挑的鹰钩鼻和扁平的嘴。”“他长得太恐怖了，”沃森很多年以后这样说道，“再也不想看到他的脸。”但是要当心，如果卖家看出你故意不想“推销自己”，你会被鞭打。(41)

在拍卖会上，当多数白人将目光集中在一个奴隶身上，会使得问话的人有恃无恐，而被问的人则战战兢兢。所提的不是委婉暧昧的询问，而是咄咄逼人的审问：“你会干什么活儿？你逃跑过吗？”卖家可能事先已经教奴隶如何应答，但是，这些气势汹汹的企业家乌云压城般的提问让人无法喘息，他们企图通过恐吓的方式让奴隶吐露实情：“谁教你砌砖的？”约翰可能都熬不过5分钟，所以莫西又从拍卖名单中找条件好一些的奴隶。但是，有的奴隶要忍受半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下台。这样的一问一答会花去很多时间，为了施压，当白人察觉到奴隶露出疲态的时候，他们会假惺惺地故作善态，强迫奴隶分享一杯白兰地，迫使奴隶降低抵抗力，顺从地吞下酒和卖主教他们的话。(42)

不！在这里，只有孤注一掷的表现才有机会如愿以偿。德利西亚·帕特森15岁时曾站在台上作过演讲：“老法官米勒，你不要为我出价，即使你这样做了，我也不会住进你的种植园，我会在你把我买下来之前拿刀把喉咙割断。”其他人则一边等待着自己的归宿，一边抽泣着：让我和孩子在一起吧；买下我吧，您不像其他人那么残酷，我会努力干活的。一些人则虚张声势，故意大声谈笑：看吧，你拿我没办法。然而，虽然米勒法官放弃了德利西亚，但当这个年轻女人的父亲央求他现在的主人买下他的女儿时，那个白人重复了他女儿的话，拒绝了他的请求。倔强固执也会招来皮肉之苦。在圣路易斯拍卖会上，玛莎·迪克森被命令介绍自己时，她拒绝说话。于是，拍卖师叫人对她施以鞭刑，直到她开口为止。(43)

所以，拍卖会不仅规定了价格，还打破了和奴隶谈判的假象，建立了一个右手的权力共同体。最有用的建议，是夏洛特·威利斯的祖父在密西西比的一个拍卖场获得的感悟：“最好克制你的情绪。”有些人将痛苦和恐惧转化为无声的愤怒，一个人回忆道：“登上拍卖台的时候，我的仇恨和羞耻交织在一起。”对于拍卖会上幸存下来的多数奴隶来说，即使内心充满仇恨，但表面仍要装得若无其事，这是他们在被出售的过程中学会的唯一本领。但是，前途未卜、羞辱与威胁，使拍卖场上的大多数黑人吓得不知所措。最终，他们的身体状况暴露了内心的恐惧。母亲开始哭泣，有些人的身体不堪重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开始变得语无伦次，承受不住那些品头论足和买主精打细算的眼光。伊丽莎白·希尔回忆道，在新奥尔良的拿破仑街上，“我看到那些奴隶伙伴刚从拍卖场出来，他们跟着新主人，摇摇晃晃地从‘马斯佩罗之所’”出来，他们“似乎汗流浃背，看起来萎靡不振”。(44)

这一天，当约翰下台后，17岁的玛丽登上长凳，人群开始骚动起来。人们从玛丽身上找到了一种顺从和消遣的乐趣，她所散发的特质与男人完全不同。塔布·格罗斯拥有一半白人血统，是玛丽同父异母的兄弟，他说他亲眼看到了1830年的那场拍卖，“她的出现让全场观众激动起来”。一位妇女记得，有人在拍卖场另一侧喊道：“这姑娘太漂亮了！”还有人问：“谁买？谁买？”(45)

蕾切尔看着这一切。事实上，从巴尔的摩的销售点到“马斯佩罗之所”，一直有很多人在觊觎玛丽，似乎从她进入青春期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不断发生。而拍卖时间其实就是对女性奴隶强行进行赤裸裸的性骚扰的过程。19世纪30年代前后，白人通常要求女性奴隶脱掉衣服。罗伯特·威廉姆斯看到女人们被要求脱下裙子：“每个人的身上只有腰间的一块布……她们的胸部以及其他部位全都裸露在外。”科莱尼亚·安德鲁斯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史密斯菲尔德中部，奴隶贩子“让这些黑人赤条条地在广场上跑”。在查尔斯顿，黑人女奴们站在街道的拍卖台上，身上只裹着一条毯子。拍卖师会描述她们的身体，而把奴隶带回拍卖行的竞标白人可以扯掉包裹奴隶身体的毯子。(46)

拍卖师和竞拍人会让女人转过身来，掀起裙子，“不断拍打着她，看看有多胖”。威廉·约翰逊还记得，“竞拍者来回摩挲女人的大腿，撩起她们的衣服查看臀部，摸她们的胸，以此检查她们能否生孩子”。对于白人来说，看着玛丽站在长凳上是合伙企业家成员的福利之一。他们向女人提的问题与提问约翰或者威廉的不同，这些问题试图强迫她承认所有被买卖的东西。女人如果拒绝配合，很有可能会惹恼白人。一名观察者曾这样写道：“当竞拍人要求奴隶在街上回答提问时，眼泪会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当她拒绝回答那些令人作呕的问题时，受到的便是劈头盖脸的咒骂。”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白人都介意奴隶的反抗。一些人很享受征服的过程，毕竟这也是游戏的一部分。(47)

蕾切尔知道该轮到她了。但就在蕾切尔等待的时候，透过拍卖人的高谈阔论，透过人群里各种尖锐的问题，有一个词在潜在买家的窃窃私语中反复出现，而这些买家与那些愿意支持他们的放贷者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有些奇怪但是常见的字眼不断萦绕在她的周围，钻进她的耳朵，敲开她的心门。不仅如此，它还在“马斯佩罗之所”那些写信人的笔下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它静静地躺在黑暗的折叠信件中，装在皮革信封里放进船舱，整装待发。虽然被蜡密封住，但它已经急不可待地要挣脱开来，奔向世界。它讲述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制度，一个关于价格水平和价格变化的价值结构。但是，它同样也会有困扰：创造、毁灭、伟大、秩序和进步的梦想，机器、金属、恐惧和辛勤劳作的汗水，还有寄托于堆放在棚子里炙手可热的棉花包中的欲望。

这个词就是“手”。在拍卖师完成对玛丽的拍卖之后，随即宣布威廉是下一个被拍卖者。蕾切尔在那一天听到这个词语的次数比以往都要多。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词，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刻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与他们写汇票等用到这个词时所表达的含义不尽相同，而是与拳头的意思有关。在他们经历了现代生活后，奴隶贩子们所说的“手”，是作为右手权力的隐喻，这种用法看起来好像也很平常。从莫西的拍卖话语中抽出“手”一词，我们发现，它出现在深植于奴隶市场交易的行话中，以至于我们从那时起就把这个词纳入了奴隶制的历史中，好像它本来就是其中的一个术语。我们初次在一个句子中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就忽略了它非中性的含义，因为我们对手语不甚了解。两个世纪以后，我们翻译这个词时，仍然不会考虑约翰·布兰特在1818年所写的“五个壮黑奴，田地好帮手”（five likely negro fellows，prime field hands）。

你还可以看见5个人像威廉一样站在长凳的旁边，对吧？但是你试着逐字看一下威廉·罗伯逊1816年的广告，他计划在新奥尔良的教堂举行一场拍卖会，拍卖“二三十个黑人，他们刚从田纳西州过来，大多是劳动好手”。或者逐字读一下《路易斯安那公报》对这些富人富有激情的精准描述，看看那些愿意冒险并在雷丁区当上种植园主的人所获得的财富：尼古拉斯·洛塞尔仅有“7个人手”，但他却有40包棉花，赚了593美元。试想一下，腕骨、掌骨、指甲组合在一起，外加7套肌肉和皮肤。看着脱离身体的手在工作，但他们却从未伸手要过报酬。(48)

当莫西提到“手”这个词的时候，白人所想到的不是5根手指构成的肢体器官，而是4个简单字母的隐喻意义及其现实作用。2000年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奴隶称为主人的“工具”，“一个活生生的工具”。亚里士多德正式承认奴隶是主人右手意志的体现：奴隶是他（虽然奴隶主也有女性）在世界上攫取权力的手。主人说“伸手”时，奴隶就会把手伸出去，当主人在大脑中下达“拿”的指令时，这种冲动就会延伸至社会权力的各处神经，奴隶会不假思索地执行命令。(49)

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直是一个谎言。经过几个世纪的奴隶起义和长期的抵抗，奴隶们坚称他们有自己的意志。在奴隶制刚刚形成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人对非洲奴隶的意志完全不了解，他们甚至不会用“手”的概念来形容那些被他们俘获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尝试将“手”所代表的绝对右手权力变为现实。但是，他们也提出一种理论，声称非洲人与欧洲人截然不同，以解释似乎无法弥合的文化差异和抵抗与奴隶作为纯粹工具的美梦之间的差距。他们把非洲人从中央航道的船上赶到甘蔗田和烟草地，从他们给那些人起的名字看出，这些名字强调了非洲人的另类特征，比如“海生奴隶”（saltwater slaves）、“头”（heads）。

然而，在19世纪的头10年，美国西南部的右手权力出现了爆炸式增长，“手”一词开始取代“头”。威廉·肯纳的一个职员在1816年时写道（可能就是在“马斯佩罗之所”的某张桌子上写的），他在向客户报价时说：“最近这里卖掉的黑人，普通田间劳力每‘头’ 600或者500美元。”对于那些被贴上了“人手”标签的人，“手”这个词可能使人对他们产生新的期许。正如白色晶体是甘蔗的理想商品形式，作为商品，奴隶的理想形式就是手。每个待售的奴隶都是一件商品：可转让，易出售，并且在重要的方面，他们受白人奴隶主直接有效的操纵。(50)

比如，投标人可以将威廉当作“手”的标准概念，那么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会告诉纳奇兹的新种植园主约翰·奈特，威廉就是他在奴隶市场上要寻找的理想模型。他们告诉他，“一名一流的种植园人手，要年轻，年龄大致在16—25岁之间，身强体壮，精力充沛，胸肌发达，肩膀宽阔，臀部有力量，等等”。为了确保他的读者不会遗漏关键点，他用下划线和粗体着重强调他的概要：“我想要一流的人手，年轻而且粗壮的人手。”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奴隶主们想要购买身体足够强壮，并且可以承受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奴隶。威廉看起来很年轻而且健壮。他们也会逼迫他变得“积极一些”，因为白人通过“手”制订回报和收益的计划，期望从奴隶这种商品身上压榨出最大的价值。有人以需要多少人手砍伐1英亩的树木来计算实力和机会，也有人以某个人手开垦土地的面积或播种棉花的数量来计算回报率。希克斯用手作为计数单位，“在河边种植园投入的人手数量”与合作伙伴一样多。(51)

这个词由于上千种不同的经济关系被不断重新计算。在白人看来，他们买下那些奴隶，就可以为自己工作，转售他们，抵押他们，把他们换成钱。借用奴隶主用以威胁那些“人手”的话来说，就是把他们装进“自己的口袋”。在“马斯佩罗之所”，卖家、拍卖师、买家和竞标人做的这些具体的事情，让所有人看起来就像奴隶主野心勃勃企图下顺从的棋子。他们再三向买家保证，这些千里迢迢用锁链运送来的奴隶无法依靠任何外部力量与买家抗衡。“最好别买有家庭的奴隶，只选择一种：一流的劳力，16—25岁的年轻人手（不要买孩子或是上了年纪的黑人）。”这与上文提到的纳奇兹的老种植园主告诫约翰·奈特的话如出一辙。在美国收购之前，路易斯安那的奴隶主们按人口的比例购买儿童、成年人和老年人。但是，在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建立起新的贸易路线以及强大的信贷体系之后，“马斯佩罗之所”的企业家们开始要求东部的卖家给他们输送年轻的成年人，能马上开始工作，并能够让他们在未来几年获利。1815年开始的5年间，从其他州购买的奴隶中，近45％的奴隶年龄在14—25岁，其数量是26—44岁奴隶的两倍之多，而且明显超过13岁及以下儿童的数量。（见表3.2和表3.3）(52)。

表3.2　1800—1804年新奥尔良出售奴隶的年龄分布情况

表3.3　1815—1820年新奥尔良出售奴隶的年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霍尔数据库，网址：www.ibiblio.org/laslave/。
注：“已知进口”包括路易斯安那以外的来源地，如数据库所示。“未知进口”显然包括大量的进口人数，其中一些我们可以从报纸广告中识别出来。如果他们与“已知进口”组中的年龄分布相似，并被移到该组，则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能会更加明显。

奴隶主们想购买没有什么追求的奴隶，在纳奇兹的买家亚历山大·麦克尼尔年看来，这些人就像亨利·沃森一样尚未定型。这一特点使得他们更容易被人们看作是脱离身体的手。但是事实上，大部分在“马斯佩罗之所”出售的奴隶，已经在东部地区掌握了各类专门技能。在切萨皮克和卡罗来纳，奴隶通过学习贸易，提高了地位。他们可能是铁匠或者箍桶匠、马车夫或者仆人，妇女可以成为仆人、厨师或织工。有了这样的技能，奴隶就可以获得一定的休息时间，而不必无休止地在田间劳作，甚至还可以让受雇用的奴隶攒下一些积蓄。技工在路易斯安那州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制糖需要一批训练有素的奴隶工匠来监督煮糖的过程。这些技术奴隶的售价很高。白人统计数据表明，1800—1820年在新奥尔良出售的当地奴隶中，5％有一技之长。(53)

对一个奴隶而言，掌握某项技能，就意味着人们认为他在某一项任务或者工具使用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是他过去独特的经历所积累下的资本。被运往新奥尔良的黑人原本都是带着一定的专长来到“马斯佩罗之所”的，但是他们带来的是一些被淘汰的技能，至少在奴隶主们的眼里是如此，他们认为这些技能无足轻重。许多来自切萨皮克的报纸广告都提到了这些技能：“安东尼，23岁”，1819年1月5日在“马斯佩罗之所”出售，他曾“在砖瓦厂工作”，但被认定为“锯木匠、农民、工头以及优秀的樵夫”；“诺拉，22岁”，广告上称她是“一名尽职尽责的仆人、技艺精湛的裁缝、洗衣工以及熨烫工。性格温顺，能够细致周到地照顾孩子”。在那次待售商品的广告中，所有15名待售女性都被描述为拥有仆人技能——洗涤、烹饪、清洁、熨烫以及照顾孩子。然而，在销售票据上，没有一个人被标注为仆人。在供选择的34名男子中，报纸广告声称27人拥有专门技能：木匠、箍桶匠、铁匠、马车夫等，但没有一个人的技能列在销售单据中。而对于当地出生的奴隶，奴隶贩子通常会在类似的单据上注明他们的技能。1815—1820年，从诺福克出售至新奥尔良的奴隶中，只有1.5％的销售票据列出了技能，剩余98.5％的人可能没有来自这些领域的证明，但他们现在都是田间奴隶。

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奴隶个个都是把“好手”——男人都用英语词源（而不是法语）名字，他们身材比普遍人高大，女人戴着朴素的头巾（不像英国游客去新奥尔良看到的那种精心装饰的发髻），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在餐桌边侍候着陷入困境的弗吉尼亚绅士长大的。这样的叙述表明，标准的“人手”要具备一些显著特征：“头脑灵活且心甘情愿地为主人做事……（你）可以指使他的手做任何事情……是（一件）最有价值的物品。”你可以让他们忘记过去，使他们看起来既是企业家实现右手权力的现成工具，又是这种力量作用的对象。奴隶贩子通过水路和陆路将大批奴隶运到西南地区，使他们与外界隔离，寂寥无声，远离尘嚣，承受销售过程中产生的冲击，制造一种孤立无援的气氛。这让那些黑人在买家的眼里看起来就像一只手。对于仅仅被看作手这一点，奴隶们肯定进行过反抗。大量的报纸广告证实，来自切萨皮克和肯塔基州的许多强制性移民，在19世纪前10年从密西西比河下游的买主手中逃走了。但是，他们似乎比当地人更容易被抓到，而回去或在逃跑中死亡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们几乎无处可藏，且愿意帮助他们藏身的人少之又少。(54)

刘易斯·海登回忆19世纪初在肯塔基州的童年时说：“对糖和棉花种植园……我们了如指掌。当一个朋友被带走的时候，这和死亡没什么两样。”不管怎么样，在“马斯佩罗之所”的拍卖标志着一个人成为一只手而存在，意味着过去生活的结束。这也宣告其以前的生活就此结束。例如，1月的某一天，就在这里，威廉被几个认识他的马里兰白人哄抢，随着威廉的价码不断攀升——600美元，700美元，人群中一个白人的兴趣被激发出来。尽管一些投标人已经在竞价，但当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主詹姆斯·斯蒂尔参与到这场拍卖时，他就表现出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随着莫西口中的价格不断上升，斯蒂尔的出价达到了900美元。在那个时代，对像威廉这个年纪的奴隶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价格，观众们都屏气凝息。有人出价更高吗？最后，莫西落锤的声音打破了沉寂（锤子敲在哪里？房子的墙上？或许莫西敲在了威廉的头上，一些拍卖师也会这样做，这会激怒被贩卖的奴隶）。一个白人助手上前带威廉走下拍卖台，威廉作为新“手”走回商店，而斯蒂尔在继续购买其他商品。太阳落山了，周围一片漆黑，威廉辨不清方向，那个白人让他靠墙坐下来。除了外面嘈杂的声音，威廉清楚地听见早些时候被卖掉的奴隶发出的声音：可能是一个女人的啜泣声，或者是一个男人的喘息声。又或许这声音是他自己发出来的吧。(55)

与此同时，蕾切尔站了起来，上了拍卖台。

如果蕾切尔可以集中眼睛的注意力，她想看清那些投标人的脸。在东部地区，奴隶之间会不断交流买主的信息，这样他们就会了解一些未来新主人的性格特征。但是蕾切尔陷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她对这里的买主一无所知。例如，当拍卖师的声音响起时，她并不知道竞标自己的人之一是威廉·菲茨，他是一位既在这里也在巴吞鲁日(4)做生意的商人。

不管蕾切尔站在拍卖台上的几分钟是愤恨、羞耻、恐惧还是寒冷，她都不得不面对那群人，并且是她独自一人面对。即使蕾切尔有丈夫和孩子，他们也不可能登上“坦珀伦斯号”随她来到这里。然而，鉴于她的年龄（大约25岁）以及切萨皮克地区女性奴隶初次分娩的平均年龄在20岁出头，她很可能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无亲无故的人。1月28日，麦克莱恩在“马斯佩罗之所”出售的28名奴隶中，只有两个人有着一看便知的血缘关系——23岁的索菲亚和她的孩子。(56)

综观美国东南部的奴隶制历史，婴儿和母亲通常一同被贩卖、赠予、转移、让渡和立契转让。婴儿通常和母亲绑定，因为子宫属于“奴隶”的一部分器官，因此奴隶母亲的孩子也是奴隶主的财产。婴儿经常会跟随母亲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然而，在这里，理想的人手并不与家人同在。奴隶卖家和买家会合谋切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通常在他们搬到新奥尔良之前，但有时候在“马斯佩罗之所”就会让他们骨肉分离。1815—1820年，在2567名21岁及以上的新奥尔良女性奴隶中，我们可以确定至少有553人来自其他地区。奴隶主购买了其中525名没有孩子的奴隶。不论像蕾切尔这样的黑人女性是否把孩子留在了马里兰州，她们都要独自站在拍卖会上等待出售。与此同时，新奥尔良的卖家在贩卖553名奴隶的过程中，只有6名女性和他们的丈夫被一起出售。即使算上那些从销售记录看不出出生地的人员，1815—1820年间，在2567名女性奴隶中，也只有8人与丈夫一起出售，只有3人同丈夫和小孩同时出售。显然，不论在路易斯安那州还是整个南部，在所有20岁以上的女性奴隶中，超过1％的女性是已婚并有孩子的。(57)

在这样的繁荣时期，西南地区的买家对眼下的价值提取更加感兴趣，而不是孕妇健康分娩以及喂养孩子使其健康成长等长期策略。单亲妈妈不会在照顾孩子上浪费精力，因为男性普遍不会和家人一起出售，许多孩子也被单独出售。1月5日，就在蕾切尔被出售的三周前，来自切萨皮克的61名奴隶在“马斯佩罗之所”被拍卖。一则广告说，在那些“聪明有前途的男孩”中，有一对兄弟以后将“极具可塑性”，他们就是8岁的鲁芬和他6岁的弟弟哈里。鲁芬被卖给了圣詹姆斯教区的让·阿尔芒。尼古拉斯·亨利买下了哈里。鲁芬和哈里最后一次见面可能就是在威廉倚靠的那面砖墙的后面。实际上，1815—1820年，新奥尔良所销售的13岁以下儿童达到2646人，其中有1001个孩子与家庭成员分开销售，他们的平均年龄是9岁。甚至许多孩子还不到9岁，有的年龄还更小。(58)

图3.4　新奥尔良奴隶市场更喜欢无亲无故的年轻人，在销售地和购买地，这种需求的力量导致了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分离。图中的以撒和罗莎来自新奥尔良，曾经是奴隶儿童。此照片拍摄于1863年，当时联邦军队已夺取新奥尔良，确保他们不会被分开销售（国会图书馆）。

兄弟彼此分开，母女天各一方。这样一来，迁移就容易多了，主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把他们“培养成任何有用之才”，让这些独立的个体助其实现企业家的梦想。为了使父母变成真正独立的个体，孩子们被留在切萨皮克，由祖父母、阿姨和叔叔抚养。因此，东部的非裔美国家庭被迫去到美国西南部，为当地的棉花经济作贡献，就像那些此刻站在拍卖场待售的奴隶一样。那些把一位母亲转变为人手的购买者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至少现在不需要。他们只需要那些为他们提供信贷的人的信任，而这种信贷可以用奴隶在未来创造的价值来换取。

由于他们创建的这种模式以及在奴隶贸易中尝到的甜头，“人手”这样标准统一的商品可以永久性买卖，像威廉·肯纳和赫克托·麦克莱恩这样的人所做的不仅仅是为自己牟利。这些企业家——他们都不是奴隶贸易专家——正在为未来的奴隶贸易创造市场，尽管其他企业家会在奴隶市场出现以后就将其抢占。1818年和1819年，弗朗西斯·里夫斯曾两次前往纳奇兹，他在亚拉巴马的出现预言了未来。新奥尔良的商人本没有打算这样做，但他们为后来更有组织的国内贸易铺平了道路，这种贸易将佐治亚人的技术与遥远的密西西比河谷新兴市场联系起来。他们正在铺设国内奴隶市场的连接轨道。在奴隶们被带到开往新奥尔良的船上之前，在“马斯佩罗之所”首次出售之后很久，那里的交易模式和新近形成的惯性假设，使他们成为奴隶主计划中的永恒目标。

从文森特·诺尔特到图森特·莫西，再到詹姆斯·斯蒂尔，新的新奥尔良商人们把棉花、奴隶和信贷联系在一起，这一过程的核心是日益高效的奴隶人手市场。他们的行为影响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马斯佩罗之所”和不断扩张的美国西南部。棉花是19世纪廉价的润滑剂。那时，棉花的流出加上信贷的流入，催生了一种新的事物，那就是日益扩张的产量所带来的日益蓬勃的经济。想要使这一系列计划和交易顺利进行，从曼彻斯特、利物浦到新奥尔良，再到遥远的亚拉巴马州田纳西河上的种植园地带，都需要一个强大的信用体系。成群的人手流入市场，使未来的贸易大王和新种植园主有了信心。作为人手，蕾切尔和威廉也已被信贷交易：他们就像是期票，保证买家和卖家未来拥有并使用右手的权力。

沙特尔和圣路易斯之间还有一个集市。我们看不到买家拍卖得到奴隶后所签署的文件，作为替代，我们来看一份出售奴隶时的回忆以便于了解。这是一名黑人妇女留给我们的，她当时站在高处，任由买主打量、竞价。蕾切尔站在长凳上被拍卖40年后，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间奴隶小屋里，一位奄奄一息的老奶奶（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从玉米叶做成的垫子上把手抬了起来。孙女梅琳达惶恐极了，祖母抓住她的手，说出了她的临终遗言：“我能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和我的母亲一起站在新奥尔良的奴隶拍卖场。”那个地方肯定是“马斯佩罗之所”，而时间就是拍卖的瞬间，从那以后，母女俩便分开了，并与之前的一切永远告别了。“马斯佩罗之所”改变了她的余生，她必须把这个瞬间告诉自己的孙女梅琳达，好让她知道祖孙两人的身世。所以这里就是时间和空间的交汇，梅琳达家族的历史在此重新开始。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历史也是如此。(59)

图森特·莫西落下拍卖锤的那一刻，蕾切尔过去的生活随之从这个小屋消逝了，她的过去和未来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的。威廉·菲茨用800美元买下了她。

菲茨还买了另外一个奴隶，弗兰克·博伊德。菲茨很快就要送他的两个新奴隶去码头，小船会把他们带到巴吞鲁日。被卖掉的奴隶有时候会保留一些有回忆的小物件——已故母亲的一副手套，一条和姐姐分开的小毯子。也许蕾切尔曾有机会和威廉及其他一同乘坐“坦珀伦斯号”的人道别。但从那以后，她便杳无音信了。(60)

威廉就不同了，至少现在还不是。他需要等詹姆斯·斯蒂尔付款买下佩里。佩里是一个小伙子，来自“艾米丽号”货船。在同一场拍卖会上，麦克莱恩还卖给斯蒂尔一个年轻的妇女玛利亚和她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亚美利加，这母女俩是弗吉尼亚的威廉·科尔委托拍卖的。在之后的几天里，斯蒂尔买了雅各布、默里、杰斐逊和9岁的男孩布拉克斯顿，又从新奥尔良商人杰克逊和雷诺兹那里买了11名奴隶，从弗吉尼亚居民约翰·斯蒂尔斯和托马斯·威利那里买了6名奴隶。所以，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斯蒂尔就花了2万多美元，大部分是用信贷购买的。(61)

一两天后，斯蒂尔把他从监狱买来的以及他采购时暂时关在仓库里的25个人带走了，他把这25个人带回大堤。戴着镣铐的奴隶斜靠在他们的铲子上，看着其他奴隶队伍经过。传单在街上随风飞舞，威廉路过布告牌，踏上另一块跳板，登上了蒸汽船，这艘船可以平稳地逆流而上。奴隶们把上游顾客购买的货物装上了船。铃响了，蒸汽升腾，船开始徐徐驶离码头。最后一批乘客飞快地冲过越来越宽的间隙，手里的文件和票据在飞舞。蒸汽船从停泊着的平底船和帆船旁边驶过，向上游驶去。(62)

在甲板上，戴着镣铐的奴隶看着沿途的风景在眼前展现。在堤坝的后面，每隔一英里就插着一根光秃秃的杆子作为标记，他们看见一片片长方形的甘蔗田，田里都是收割后留下的茬儿。在红教堂正前方，他们经过了特斯特汉庄园，那里双回廊环绕，房子新漆过，显得熠熠生辉。现在看到的大房子比1811年时多了不少，每一所大房子的附近都有小木屋和低矮的长营房。

船行驶了一天之后，棉花田开始出现。成群的劳工缓缓地在光秃秃的棕色树干间移动，用锄头把它们锄倒在地。船经过易博维教区，那里几乎没有甘蔗种植园。等到了巴吞鲁日，那里只剩下棉花田和树林。在那里，斯蒂尔让他的人手都上了岸。威廉和其他所有奴隶从此消失在了奴隶的乡间世界，那片土地上几乎都是齐刷刷的能干活的“人手”。

(1) 马尔萨斯匿名发表的小册子是《论影响社会改良前途的人口原理，兼对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的评论》。

(2) 即1793年《逃奴追缉法》，该法规定奴隶主有权跨州追缉逃奴，而且奴隶主可以在当地法院确定该奴隶的所有权之前，就把奴隶带回庄园去。

(3) 早期美国政党，活跃于1825—1833年，是辉格党、共和党的主要前身。1825年，民主共和党发生内讧，时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国务卿亨利·克莱领导的一派自称国家共和党。1828年和1832年总统大选，亚当斯和克莱先后被杰克逊击败。1833—1834年，亚当斯、克莱组建辉格党，国家共和党解体。

(4)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首府。

第4章　左手　1805—1861

1805年7月5日，大约在威廉和詹姆斯·斯蒂尔消失在漫漫棉花地里的15年前，查尔斯·鲍尔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条公路上慢跑。鲍尔的手腕和脖子拴着铁链，南下500英里到达南卡罗来纳州。后来，作为当地独立日活动的一部分，奴隶贩子玛吉芬在哥伦比亚的一间客栈把鲍尔卖给了韦德·汉普顿。第二天临近中午时分，汉普顿低低地坐在一辆新式马车两轮之间的座位上，不时地挥动细长的鞭子。他让鲍尔跟上，所以鲍尔追着马车一路跑。多年后，鲍尔夸口说，他年轻的时候一天能走50英里。不过，两三个小时后，他就开始跑不动了。然而，关于那一天漫长的奔跑，鲍尔记忆最深的不是自己急促的喘息，而是道路不时蜿蜒而过的一丛丛树木。他期待每一处绿荫，庆幸自己能在阴凉处慢跑几分钟。他甚至还没看见树，就能闻到树的味道。他一到树荫下，木兰的芳香和麝香的气味就扑鼻而来。(1)

自南北战争以来，木兰就成了种植园的标志。提到对奴隶制的认识，大众通常认为种植园是让一切事物一成不变的地方。电影、小说、旅游、《南方生活》（Southern Living）杂志中的介绍，甚至许多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都这样描述。但是，当鲍尔从木兰树荫下跑过时，他经过了一块接一块新开垦的土地。左边是一堆树桩和灌木丛，右边是烧焦了的黑色木头和灰烬。他慢跑经过另一块地时，看到那里长满了齐腰高的绿色植物，奴隶们穿插其间，重复着时而弯腰、时而起身的劳动。(2)

前一天晚上，鲍尔坐在旅馆外和一个奴隶交谈。这人曾经住在波托马克河旁，河对面就是鲍尔长大的地方。这个地方属于马里兰州，当地的奴隶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在佐治亚人带你去的南方，只能吃棉籽而不是食物。他告诉鲍尔，事实并非如此，在那儿干活有肉有饭，只是棉花地里的工作比起在马里兰州长时间的劳作更为艰辛困难。(3)

鲍尔所经历的那种奴隶制以及19世纪早期南方边疆出现的奴隶制，本质上是新的。几个世纪以来，新大陆的奴隶制一直在扩张：增加奴隶的数量，不断从下一个糖岛开辟出新的土地。西南边疆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相似的手段在扩展，但其扩张的地理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它不是一个岛屿，而是从土著居民那儿掠夺来的次大陆的丰沃内陆地区。不仅仅是小股的奴隶，整个奴隶大军都被迁移到新的土地上。从1790年开始，白人就向南方的新边疆输送奴隶，到1820年，奴隶的数量已超过20万人（见表1.1 ）。

这种强制性迁移的真正不同之处在于，它促进了人均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讲的“效率”。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开辟更多“渺无人烟之地”，即工业化核心地区以外的土地，如英国或是不久后的美国东北部。二是系统性地提高生产效率。最初的奴隶制没能持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在19世纪的棉花边疆，奴隶主每年都能从奴隶身上榨取更大的产量。

奴隶制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并非源自纺织厂机器的更新。事实上，可以说新棉花技术的源头是鞭子。奴隶的劳动是无偿的，并且会遭受暴力强迫，这也并不是新鲜事。这一现实和奴隶制一样古老。同样古老的事实是，那些被迫屈服于右手权力的奴隶使用秘密抵制的艺术，例如，在监工看不见的时候就放缓工作的速度，以此来减弱奴隶主的影响力。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也是如此，农奴、农民、奴隶构成了大多数社会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做法很像16世纪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谓的“左手”的力量：弱势群体的力量，为了抵抗邪恶势力所采取的看似消极的秘密手段。农民和奴仆破坏雇主的工具、撒谎、装傻、从主人那里逃走，都是他们的秘密手段。但是，他们对各自的“技巧”守口如瓶。在奴隶制历史更久远的切萨皮克地区（查尔斯·鲍尔就是在那里学会了收麦子和种小麦），这种不动声色的行事方式是一种财富，它给了奴隶们处理与奴隶主关系的手段。(4)

然而，在木兰树林后的那片土地上，右手统治和左手反抗的动态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一场像金字塔一样古老的斗争。一些全新的事情正在发生：奴隶主正想方设法让左手背叛奴隶们。企业家通过摘棉称重，实行连续的劳动监督，调整时间和酷刑来重新支配左手的力量。这样的较量不断重复，满足了奴隶主的目标，迫使奴隶创新工作方式，提高劳动效率，从而让奴隶主更加有利可图。

新技术使产棉效率不断提高，改变了像查尔斯·鲍尔以及100多万和他一样的奴隶们的经验。但是，棉花地以外的世界也随之改变。1800年，南方棉花的产量约为140万磅，之后产量年年增长，到1860年时已达200万磅。美国80％的棉花经由大西洋出口，几乎全部销往英国。工业革命创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经济，而棉花又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原材料。到1820年，西南边疆的奴隶能在成本降低的情况下使棉花产量更高、质量更好，这一优势将其他产棉地从世界市场中淘汰出去。美国黑人奴隶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产棉者，而且他们的生产效率在逐年提高。因此，在1860年棉花需求增加500％的情况下，这种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原材料的实际价格却大幅降低，只有1790年的25％（见表4.1）。棉花也推动了美国的扩张，使这个年轻的国家从一个狭长的海岸带扩张成一个幅员辽阔的强国，其经济增长率居全球首位。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几乎垄断了世界上交易最广泛的商品。1820年以后，棉花在美国出口商品中占很大的比例。这些事实使美国发生了很多转变，而所有这些转变还得归因于对左手力量所做的相应改变。

表4.1　1791—1860年美国的棉花产量

资料来源：Susan B．Carter，Scott Sigmund Cartner，Michael R．Haines，Alan L．Olmstead，Richard Sutch，and Gavin Wright，eds.，Cambridge Historical of the U．S．（Cambridge，MA，2006）；Stuart Bruchey，Cott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Economy，1790—1860：Sources and Readings（New York，1967）．
*1801年的出口数据统计不完全，美国棉花出口始于1802年。

日落前的片刻，马车终于抵达汉普顿位于康加里河边的宅邸，停在门前的车道上。鲍尔弯下腰，大口喘息着，恶心得要吐出来。他抬起头时，汉普顿十几岁的儿子正盯着他。男孩轻蔑的冷笑中略带威胁，问鲍尔是否知道怎么摘棉花。汉普顿先生刚好经过，他命令鲍尔拴好马匹后给园丁帮忙。在园子里，鲍尔拔了会草，身体也慢慢凉快下来了。太阳落山时，一个小男孩过来传口信，让他去找工头一趟，问一下晚上安排他住在哪里。他们从汉普顿住的大房子走出来，听到一阵不断逼近的沉重脚步声。黄昏将至，奴工营的白人监工大步走来，后面跟着170个黑人男女和小孩。他们身后，夜幕已降临在田野上。(5)

日出前，刺耳的噪音吵醒了睡梦中的鲍尔。监工的号角再次吹响时，他磕磕绊绊地走出昨天分配给他的小屋，赤脚站立在泥地上。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四处张望，仿佛想要发现什么新奇的东西。在他周围，是他前一天晚上看到的那队人马，他们像临时工一样。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劳工通常只有十几个。而且这些人看起来也不一样。一名奴隶回忆道，尽管经历了南下的一个月路途，“也可以看得出，我的衬衫和裤子曾是不同的着装。其他人身上甚至都没有两件衣服”。许多男人只穿着破破烂烂的长衫，女人们穿着半裙，一些十几岁的男孩和女孩完全裸着。他们的身体裸露在外面，这让鲍尔煞是担心。他们的皮肤经过风吹日晒，变得又红又脏，头发乱成一团，皮包骨头，肌肉萎缩，皮肤松弛。(6)

鲍尔站到同伴队伍中，这时监工走到他们中间。他是个不动声色的白人，和佐治亚的玛吉芬有几分相像。他转了个身，不作声地打手势，奴隶们纷纷跟上。多年以后，鲍尔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感叹道，“我们是多么可怜的一帮人啊”，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又看见自己和其他奴隶组成的大部队向棉花地走去，地里齐腰高的绿色植物在昏暗中若隐若现。他们步履艰难地走过一排排植物，穿过一英亩锄过之后变得干巴巴的土地。在小树林的那头，旭日照亮了一大片开阔的田地。工头叫他们在边上停下来，任命了当天负责的11个队长，让每个队长带15个奴隶。鲍尔跟着西蒙。西蒙带领队伍来到一段已经播种的犁沟，安排了每个人的位置：每一行的排头是一个大人或两个小孩。

每一个被迫迁移的奴工留下来的故事都告诉我们，踏进一个新的奴工营，他们就进入了一个与他们之前劳作的地方截然不同的世界。鲍尔站在齐腰的棉株旁，跟着他们一字排开，准备学习一种新的劳作方式，这种劳作会占据他后半生除睡觉之外的大部分时光。他看西蒙弯下腰，抡起锄头，迅速开始锄面前的一垄地。其他人也赶紧跟着西蒙一起干起来。鲍尔看见，每个人都去锄地垄上的杂草，并且避免伤到棉株。此时，站在隔壁地垄的人警告鲍尔，不能落在队长后面。鲍尔这才意识到队长后面那个监工什么事都不用做，只需监督队长卖力地干活，保证其他人和队长一样拼命。监工在一排排棉株中来回走动，手中拿着鞭子。鲍尔低着头，不停地挥锄除草，尽力跟上西蒙飞快的速度。(7)

干完第一垄的活后，查尔斯·鲍尔已经感受到了马里兰州奴隶的劳作方式与种棉边疆地区的新劳作方式之间的根本区别。幸存者认为，这种差异不是特质，而是一种新的奴役劳动制度。大多数强制迁移的奴工是在东南部的其中一套体系规则的统治下长大的。在一些地区，比如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低地，“任务制”盛行。在稻田里劳作的奴隶，每天都会被安排定量的具体工作。制度规定了每个奴隶一天该完成的工作量，因此，每个人都知道在锄草的那天，他们的任务是耕作1英亩的水稻，不多不少。历史学家指出，长久以来，狡猾的奴隶与掌权的奴隶主之间的较量创造了任务制。这无论对左手力量还是右手权力，都是有益处的。谁先做完工作，就可以去修整自家的园子，或是帮别人干活，或什么都不做，休息一两个小时。在没有直接监管的情况下，强迫劳动通常是低效的，但是采用任务制，奴隶主可以化解困局，手段就是用自由时间激励勤快的奴工。难怪试图提高日常任务量和限制奴隶自由时间的奴隶主，总是面临直接或者间接的抵制。(8)

然而，康加里的多数奴隶移民并不是来自低地地区，他们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切萨皮克、马里兰州，以及北卡罗来纳州或肯塔基下游的一些地方。美国国会大厦的设计者本杰明·拉特罗布在1798年画过一张水彩素描，展示了切萨皮克烟草农场普遍存在的劳动形式：一个白人监工站在树桩上，嘴里叼着烟斗，腋下夹着皮鞭，监督着一帮女奴隶种植烟草。这种“帮组制”管理依赖于对奴隶的直接监管，但是由谁执行呢？烟草种植园主通常在小而分散的土地上种植他们的作物，他们必须协调由小组执行的复杂劳动。多数种植园主别无选择，只得委任黑人工头，在白人不能直接监管的情况下带领奴隶们劳动。切萨皮克的奴隶主逼迫奴隶每天加紧劳动的同时，对工头也有一套激励机制。衣衫褴褛的劳工在切萨皮克田野上混乱无序地劳作，步伐参差不齐，队伍不像7月的某个清晨康加里的劳动奴隶那样井然有序。(9)

学过高中历史的同学都知道，棉花生产史上最为有名的创新就是轧棉机，它使奴隶主尽可能多地为市场提供棉花纤维。对于多数史学家而言，轧棉机的发明标志着对棉花生产创新研究的终结。直到20世纪30年代发明了采棉机，分成制结束，这种观点才有所改变。但是，史学家应该这样问：奴隶主有了轧棉机后，怎样才能产出（或者说让自己的奴隶产出）足够轧棉机处理的棉花数量？因为一旦轧棉机解决了棉花加工的瓶颈，生产和扩张方面的其他限制也需要被打破，如缺少既廉价又肥沃的土地，产棉边疆地区缺少劳动力。所以，奴隶主当中的将领们掠夺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奴隶主政客说服国会扩大了奴隶制的范围，奴隶主企业家则创新融资和运输方法，以实现“人手”商品化。由于奴隶主们手中的奴隶数量有限，他们发明了一套复杂的劳动力管理方法，奴隶们称之为“压迫系统”（the pushing system）。该系统增加了每个奴隶耕作土地的面积。1805年，像汉普顿那样的奴隶主估计，每个“人手”一年能耕作5公顷的棉花，并负责除草。50年后，这个标准提高到10公顷。查尔斯·鲍尔初次劳作，就见识了这个压迫系统的手段之一：监工通常选择像西蒙那样的队长来“打头阵”，从而把握劳动节奏。(10)

我们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个压迫系统，但是，鲍尔于1805年到康加里的时候，该系统便已经存在。约翰尼·科顿希德等奴隶主又将它带到了西部和南部。一个奴隶主这样描写新来的邻居：“在雷德河边你能看到北卡罗来纳人、南卡罗来纳人和佐治亚人围着一个弗吉尼亚人，这些来自烟草和水稻种植地区的新手正向同伴学习，请教如何让每个人手竭尽所能地耕作最多的土地。”初夏，移民企业家们在镇上的街角闲谈时，第一句话就问：“你的棉花长势如何？”因此，一位移民种植园主写道：“任何新的能提高产量的耕作方式，都会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呈燎原之势，迅速传播开来”，直到让每个奴隶都能耕作10公顷棉花地。(11)

奴隶主互相分享创新，因为世界棉花市场是经济学家口中自由竞争的一个例证。实际上，19世纪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正是将这个例证作为原型，发现了著名的供求曲线理论。由于市场过于庞大，因此没有哪个棉花产商能控制哪怕百分之一的市场份额，这也意味着生产商没有理由私藏从邻居那里获取的榨取劳工的新手段，因为邻居家产量的增长，不会明显地影响到创新者获得的价格。奴隶主对学习邻居压制奴隶反抗的经验也很有兴趣。所以，种植园主—企业家乐于分享自己管控劳工的创新方式。一个奴隶主写道，“交流经验是奴隶主这个群体的黏合剂”，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不仅因为对他人的责任，还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扩大和维护这个有用的交流系统”。(12)

实际上，暴力的创新是广泛共享的压迫系统的基础。在地里劳作的移民奴隶很快就明白，如果落后或者抵抗，将会有什么后果。在密西西比州，艾伦·茜德尼目睹了这样一幕：一个男子落在前排队伍之后，黑人工头试图用“一顿鞭打”让他跟上进度，而他进行了反抗。骑在马上的白人监工扔下他的雨伞，疾驰而来，大喊：“将他拿下。”监工掏出手枪，打死了那个反抗的奴隶。茜德尼回忆说：“没有一个奴隶说话，也没有人转过头去看。他们继续干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们已经认识到，必须适应压迫，否则就要面对不可预测但极有可能发生的极端暴力。奴隶主精心掌控着劳动的场面，从而使暴力的监工能尽收眼底，榨取奴隶最大限度的劳动。19世纪20年代，一位田纳西州的棉花种植园主写道：“我们大部分的棉花地一垄的长度是550码。”他设置好间距，以便能清楚地看到落伍的奴工，同时还得确保执行处罚时，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以此杀鸡儆猴。(13)

尽管每一垄地都很长，西蒙的速度让人跟着费劲，但鲍尔终于在早上7点钟得以暂时休息，他们停下来吃了一顿冷玉米面包做的早餐。鲍尔和西蒙寒暄了几句，又各自回到相邻的田垄中去。队长意识到，鲍尔是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壮劳力，能不太费力地跟上节奏。两人又开始埋头工作，锄头有节奏地挥动着，汗水顺着胳膊和后背流淌下来。监工把握着时间，每隔一小时，就让那些男人、女人和孩子走到一辆装满水桶的马车前喝一勺水。(14)

中午，康加里的奴工们又匆忙地吃了一餐：还是玉米面包，比早餐量大一些，外加一点盐以及每人一个的萝卜。鲍尔也渐渐明白了，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力，压迫系统还有别的方法，比如，他们在白天要无休止地劳动，为奴隶主赚钱。锄完一垄地，西蒙悄悄告诉鲍尔要尽可能保持体力，因为他们得工作到晚上，直到天黑得分不清杂草和棉株为止。奴隶们没有回去做晚饭的时间。事实上，监工已派一位老妇人留在住处，给每个人烤了晚餐食用的玉米饼。同样的，30年后，亨利·比布被运送到路易斯安那雷德河上的一个奴工营时，他的新主人要求他们在天亮前的两小时饱餐一顿，从起床到天黑，他们只有一次休息。(15)

若鲍尔干得比西蒙快一些，他就直起腰来，擦擦劳作了一下午流的汗水，再看看他身后的那些人。这时，他能发现这个压迫系统的另外两个因素，正是这两个因素让韦德·汉普顿这样的企业家能种植和加工越来越多的棉花。第一，住在韦德·汉普顿奴工营里的男女老少都要去地里干活。第二，他们都干着一样的工作。1827年，一位生于弗吉尼亚的奴隶主给生意伙伴写了一封信，让他去买“一批奴隶，充当40个劳动人手，因为棉花种植区的奴隶人数比粮食种植区少得多”。在切萨皮克奴隶区，有大量没有工作的儿童和老人，还有一些做杂事的奴隶。但是，棉花企业主让男人、女人和大一点的孩子在一年中的多数时间都下地干活，而且干同样的活。(16)

在康加里这样的奴工营，一些男人成了“队长”或“工头”。但由于受奴隶主、同伴以及自己利益的牵扯，工头常被降职。而女性奴隶甚至连这种机会都没有。扁平化的工作等级制度使得男人、女人甚至孩子在从事同样的劳动方面基本是平等的，许多女人和孩子在棉花地里干活和男人一样好。消除了奴隶间的大多数差别，并限制了独立的可能性，这一理论从企业主在“马斯佩罗之所”出售奴隶的方式中开始付诸实践。每个人都有一个统一的身份——种棉“人手”。(17)

他们的劳动产出也是一样的。鲍尔每锄完一垄地，一垄裸露着红泥的地就与数百垄完全一样、长着棉株的地融为了一体。眼前又是大片待开垦的棉地。西蒙带着一队人手，锄了一垄又一垄地，他依然在队伍前面起着带头作用。时间慢慢过去，棉花地西边的树木投射出长长的影子。这群“人手”继续埋头干活，紧张地劳作，节奏、步调整齐划一。

夜幕终于降临，监工宣布收工，劳工们扛着锄头向家的方向走去。鲍尔和一个步伐缓慢的女人同行。她告诉鲍尔，她叫莉蒂亚。筋疲力尽的她，背上还背着用布兜裹起来的婴儿。孩子是一年前她从鲍尔的老家马里兰州到达此地不久出生的。他们边走边聊，其他人都超过了他们。正当鲍尔问她是如何适应这里的生活时，监工吹响了号角。莉蒂亚忙喊道：“我们太迟了，快跑吧。”

监工点完名，鲍尔才回到奴隶小屋，一分钟后，莉蒂亚才气喘吁吁地赶到，婴儿在她的背上颠簸着。“去哪了？”监工狠狠地问道。她答道：“我刚停了一会儿，和这个男人说了几句话，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莉蒂亚开始抽泣。监工命她趴下。莉蒂亚把婴儿交给另一个妇人，乖乖地照做了。监工掀开她破破烂烂的衣服，露出她的臀部和后背，然后从腰间抽出随身携带的皮鞭。

那条长10英尺的牛皮鞭子有一个很重的手柄。鲍尔意识到，“这与他见过的所有皮鞭都不一样”。这给鲍尔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许多移民奴隶也有同样震惊的感觉。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白人们通常用的是由多条短皮带组合而成的九尾鞭。这些皮鞭都是危险的武器，切萨皮克的奴隶主在发明折磨人的手段方面很有创造力，以此来强迫奴隶听从他们的指令。但是西南地区的鞭子更吓人。抽鞭子的老手甩起来，在空中“啪”的一声响，打得奴隶皮开肉绽。监工打莉蒂亚时，莉蒂亚大声喊叫，疼得身体剧烈晃动，莉蒂亚全身颤抖着，背上到处是血，并滴到地上的黑土里。(18)

那些见过并经历过东南和西南地区酷刑的人，普遍认为西南地区种植园的情况更糟。威廉·霍尔曾经做过奴隶，他还记得自己被带到密西西比后，“看到过东南部许多种棉花和被折磨的奴隶，他们饱受摧残，折磨他们的是使鞭子的老手”。“奴隶主一旦发现生财之道，便会紧逼奴隶干活。”当时白人的一些记录也反映了西南地区加强奴隶制度的方式。威廉·贝利是一位小棉花种植园主，他保存的一张横格便笺上，记载了种棉边疆地区奴隶所唱的奇怪歌词：“啊，白人们啊，我翻山越岭，走过数不清的路程。”这可能是贝利从别人口中听到的歌词并记录了下来，也许是他自己模仿“黑人歌曲”写出来的。不管怎样，从歌词中可以看出，用鞭子的和挨鞭子的人都知道鞭子的作用。“哦，我离开旧种植园的人，来到此地接受新的教育。”这位“歌手”如何界定这里的“教育”，从下面的歌词中可见一斑：“第一天我便尝到了鞭打的滋味；那是在和同伴一起摘棉花的时候；打得我跳了起来，疼得我直发抖；我的眼珠瞪得像铃铛。”(19)

从西南地区酷刑折磨中活下来的人说，他们的经历是如此悲惨，以致之前所经受的任何鞭打都显得无足轻重。欧卡·图比是一个混血男孩，有着非洲血统和印第安乔克托族血统，曾在纳奇兹做奴隶。他还记得第一次遭受南方人所说的“监工的皮鞭”时的情景。挨了如同刀割的几鞭后，图比试图站起来，但是随后便昏倒过去。醒来之后就吐，监工还在不停地鞭打。他又晕了过去。(20)

在鞭笞之下，挨打的人语不成句，思维短路。他们疼得抽搐、发抖，说话含糊不清，身体不受自己控制。提起鞭打奴隶，白人奴隶主却对监工给奴隶造成的伤害轻描淡写。奴隶主说，尽管鞭子会抽破奴隶们的皮肉，留下一道道很深的伤口，挨打的人会“战栗”或“抽搐”，但鞭子并没有把他们打残。对于鞭打的目的，白人毫不隐晦：这种维护支配权力的方式“具有教育意义”，从而让奴隶放弃反抗压迫，不再抱有成功的希望。

据亨利·比布的回忆，将他赶到雷德河劳作的人“计划获取大量的棉花”，他们要“用鞭子实现这个计划”。在压迫系统下，皮鞭对于棉花的生长如同阳光雨露一样重要。密西西比州的一名监工威利·韦斯特在北卡罗来纳州和他朋友这样说道：他想骑一匹新的骏马，穿一身体面的衣服回家。为此，“我得多赚一些（钱）”，赚钱的方式就是“带着我的长鞭在棉花地巡视，警告他们不能偷懒。这样就能多收几包棉花”。同样的，1849年，一位移居到北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雇了一个“密西西比的监工”，以确保他的“人手”从天亮到天黑一直有人盯着干活，这在当地已成惯例。监工将每一个“头排”奴隶赶到一片开阔而且一目了然的田地里，谁落后就鞭打谁。奴隶主估计，在这种压迫下：“我的奴隶干的活，将比北卡罗来纳的奴隶多一倍。”(21)

鞭打完莉蒂亚，汉普顿的监工将目光转向鲍尔。鲍尔站在离灯光最远的地方，浑身僵硬。监工发话了：“加入我队伍的新奴隶第一次犯错，我通常不打他，我会给他几天时间学习规矩……你不该在队伍后面和莉蒂亚讲话，鉴于你是初犯，暂且饶了你。”鲍尔愣愣地点点头：“谢谢您对我这么仁慈。”鲍尔一边啃着玉米面包，一边思索着自己的新处境：“我现在已经熬过了在棉花种植园里的一天——由一系列这样的日子构成的奴隶生活。”他后来写道。(22)

在鲍尔第一天的生存过程中，他了解了这个新的压迫系统：这个管理系统通过压迫性的直接监督和远比他经历过的折磨更恐怖的手段，来榨取更多的劳动成果。1790—1860年间，这些关键的创新手段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棉花产量。他们的做法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这可以从许多方面计算出来。我们可以计算那些在更严酷的种植园劳动感染了疟疾的人，或那些因为吃不饱、劳动强度过大，英年早逝的人，他们的身体被拖垮了。新奴隶劳工营的婴儿死亡率极高，有1/4的婴儿活不过1岁，其死亡率是现今海地的5倍，与19世纪西非或加勒比疟疾高发地带的死亡率持平（见表4.2和表4.3）。每次大规模的强制迁移都会导致黑人群体的平均寿命缩短，而不仅是婴儿的平均寿命。(23)

表4.2　美国西南地区部分奴工营的婴儿死亡率

资料来源：R．C．Ballard Papers，Southern Historical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Henry Watson Papers，David M．Rubenstein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Library，Duke University，Durham，North Carolina；Richard H．Steckel，The Economics of U．S．Slave and Southern White Fertility（New York，1985）。
*在麦卡琴的文件中，仅有14.6％的婴儿是在出生后不到28天死亡的，而其他数据统计则显示50％的死亡率更为典型。这一事实也说明对出生与死亡的统计很少，婴儿真实的死亡率可能在350‰左右。

表4.3　不同时期世界多地的婴儿死亡率对比情况

组　别 | 平均死亡率（‰）
1820—1860年的所有非洲裔美国人 | 256（女孩）/296（男孩）*
19世纪南卡罗来纳州两个棉花种植园的奴隶婴儿 | 181**
19世纪20年代的牙买加奴隶 | 255（女孩）/296（男孩）***
19世纪的美国白人 | 162＋
2006年的美国 | 6.43艹
2006年的海地 | 71.65艹

资料来源：*Jack Ericson Eblen，“Growth of the Black Population in Ante Bellum America，1820—1860，”Population Studies 26（1972）：273—289.
**Richard H．Steckel，The Economics of U．S．Slave and Southern White Fertility（New York，1985），88—89.
***B．W．Higman，Slave Populations of the British Caribbean，1807—1834（Kingston，Jamaica，1995），319.
＋Actuarial estimate for 1830—1860 made in 1895.See Michael R．Haines and Roger C．Avery，“The American Life Table of 1830—1860：An Evaluation，”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1（1980）：11—35，esp．88.
艹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World Fact Book，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index.html.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无法衡量的代价。尽管鲍尔能跟上西蒙的节奏，但是他预见到，接下来的工作节奏将会是艰难且一成不变的。他预感自己会变得衣衫褴褛，而且随时可能遭受暴力和令人羞耻的攻击。15岁以后，鲍尔就没挨过打。在马里兰州，鲍尔是奴隶主常说的那种“很顺从的黑奴”，他努力地去适应这种体制以谋求生存。不管怎么说，白人至上主义培育了数量众多的病态霸凌，他们通常选择容易攻击的目标，而不是鲍尔这种身高体壮的人。在康加里，如果白人认为这样可以提高棉花产量，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让最强壮的奴隶也屈服于牛皮鞭子之下。(24)

鲍尔受到了惊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在西南地区压迫系统的狂热节奏下辛勤劳作。到7月底，他开始赶超西蒙。“人手”们已给棉花地除了三遍草，现在棉花长势旺盛，高得盖住了行与行之间的空隙，抑制了杂草的生长。现在鲍尔开始四处张望。一个周日，他在到处走的时候发现林子里吊着一具尸体。那是一个逃奴，感觉逃跑无望，又不想再回去。经过长途跋涉，鲍尔决心活到情况好转的那天。现在，每当鲍尔剥番薯时，他就会在心里盘算，如果要逃到马里兰州，他得在衬衣里藏多少番薯。从玉米秆上剥下叶子喂养牲畜时，鲍尔看着饱满的玉米穗，脑中就会想象自己南下的路途中，他在心里数过或者命名过的所有河流。

8月，玉米粒中的碳水化合物开始变甜，地里的棉花也发生了改变。棉株长得有一人高，叶子变得繁茂，枝干上长出了棉桃。白人会花几分钱买下奴隶们借着火光编的篮子。他们检查了轧棉机，掂了掂皮鞭的重量，去镇上买了麻布袋、新石板、粉笔、账簿、钢笔和墨水。正如一位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的妻子抱怨的那样，他们满怀希望寄出的信件中全是精打细算，只一味说着现在地里的棉花收益如何，让他们继续“购买种植园和奴隶”，其他一概不提。(25)

“棉花！棉花！棉花！……这几乎是现在所有谈话的主题。”一位移民在寄往佛罗里达州的信中写道，“即使女人也能对这个话题侃侃而谈……如果你看到一群种植园主聊得津津有味，甚至不用靠近，就能料到他们谈话的内容。我保证，站在能听到他们谈话的范围内，你听到的第一个词肯定是‘棉花’。”在种植园主的谈笑之间，奶黄色的花朵凋谢后，棉铃开始生长、变大。棉铃一天比一天重，将棉株压弯了腰，发出吱嘎声。一天，一个棉铃成熟裂开了，然后棉花地里的棉铃一个接一个地竞相裂开。(26)

9月伊始的一个清晨，监工命令康加里的奴隶回到棉花地干活。他给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一个长麻布袋，命令他们排成一排摘棉花。在黎明破晓时分的薄暮中，鲍尔弯腰去摘棉花，露水打湿了鲍尔的衣襟，他发现摘棉花要眼尖手快，还要身体协调。拨开棉荚上面的一片叶子，一只手抓着叶子，另一只手去抓那块坚硬的棉荚。如果抓得太多，纤维和棉秆会混成一团从手里掉出来；抓得太少，只能扯下几缕棉花纤维。鲍尔好不容易摘完他的第一垄棉花，将麻袋里的棉花倒在自己的大篮子里。他惊愕地发现，女人甚至孩子们都已甩他很远。摘棉人弯腰的速度越来越频繁，他们的手变得脏兮兮。那些摘得快的人，不是仅用右手，而是双手并用。鲍尔试着两只手摘棉花，但是胳膊就像断开了一样不停地抖，他的手指麻木了，鲍尔第一次感觉身体由不得自己控制。摘棉花不能用蛮力。(27)

图4.1　在路易斯安那采棉花。此图绘于1853年，描绘的是黑人男女拼命摘棉花的情景。图中男子戴着新英格兰制造的帕尔梅托帽（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March 1854，p．456．）。

太阳沿抛物线缓缓地划过天空。一整天，奴隶们指甲触碰着棉荚，手指摘着棉绒，寂静的田野上只有“咔嗒、咔嗒”的声音。监工手里拿着鞭子，慢悠悠地骑着马在各田垄间巡视。到了下午晚些时候，鲍尔精疲力竭，忧心忡忡。他左右看看别人的篮子，感到很沮丧，“还不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摘棉花与体力关系不大，它打破了体格和性别的差异。妇女通常是棉花奴工营最快的采摘手，年轻的移民奴工比年长的学得快。其实，鲍尔听过一句话，“男人要是25岁以前没去过棉花地，用监工的话来讲，就做不了最棒的采棉手”。(28)

奴隶主想的、说的、写的，都是人手与棉花之间的等式，而且总是得出同样的答案：财富。一位访问者报告说，根据佛罗里达的计算，“奴隶平均每人摘5—6包棉花，每包重400磅，如果每磅15（美分），则5包是300美元，6包就是360美元；如果每磅10美分，5包是200美元，6包是240美元。”克莱门特·詹姆斯看着密西西比亚祖河地区的土地说：“我可以从每个劳工身上赚近250美元。”一个来自卡罗来纳的妇女写道，在亚拉巴马州，“许多人都能亲眼见证，平均能在每个劳工身上净赚400—600美元”。赚更多的钱就可以买更多的奴隶，收获更多的棉花，这意味着赚更多的钱。密西西比的农场主斯塔克斯让一个奴隶贩子“第一时间”给他送一个年轻小伙子，他说：“这一季我已经买了5个这样的黑人了。上一季我们获得了大丰收。我现在共种植了130英亩棉花，可能没办法付现款买这个奴隶，不过到时候一定能赚到钱。”(29)

然而，随着棉花的生长、棉铃的成熟，关键的未知因素是人手的采摘速度。早在1800年，采用压迫系统的奴隶主发现，在棉铃裂开和下一茬播种之间的空档，采摘棉花的速度还赶不上播种的速度。目前的瓶颈是采摘：采摘是棉花生产过程中耗费劳力最多的部分，这一环节决定了奴隶主能赚多少钱。正如鲍尔体会到的，采摘棉花很难，要摘得快更难。

1820年，密西西比奴隶主约翰·卡尔提醒自己，因为他姐夫的“人手不适应种植和采摘棉花，所以不应该对他们的劳动收益进行过多的计算”。尽管如此，奴隶主们还是乐观地估计，因为尽管学起来很难，但是，奴工们采摘的棉花数量随着时间推移在显著增加。在密西西比州，自1805年鲍尔第一次在康加里的棉地拖着麻袋摘棉花到1860年，一个普通“人手”一个正常工作日采摘的棉花数量增加了3倍、4倍、6倍，甚至更多倍。1801年，南卡罗来纳的几个奴工营人均每天都能采摘28磅棉花。1818年，密西西比的詹姆斯·马格鲁德奴工营，人均每天可摘50—80磅棉花。10年后的亚拉巴马州，一个种植园的人均采摘量可达132磅。到19世纪40年代，密西西比奴工营的人手在天气好的情况下，平均每天可采摘341磅，一名监工写道：“这么高效的生产力，我闻所未闻。”在接下来的10年中，平均水平又上了一个档次。有人对一个种植园主的账簿进行了研究，上面记录了南方诸多奴工营的奴隶人均日常采摘棉花的数量，从中可以发现，日常采摘量每年上涨2.1％。如果翻阅1860年西南部比较新的地区的数据，你会发现增长率更高，1811—1860年，该地区的采摘效率以每年2.6％的速度增长，总产量增长361％（见图表4.1）。(30)

图表4.1　1811—1860年美国西南地区采棉量的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Alan L．Olmstead and Paul W．Rhode，“Bi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 No.14142，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June 2008．

几乎与生产力的极速增长一样引人注目的是，无论是现代世界历史、工业化和大分流的历史，还是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历史，几乎都忽略了这一点。或许这并不奇怪。我们一般认为，劳动效率的快速提升是依靠新的机械技术。例如，纺织机器的不断革新，提高了曼彻斯特纺织工人的生产力，但棉花采摘效率的提升混淆了我们的这一认识。采棉效率的提升，部分得益于一种生物工程——新的棉花品种，特别是19世纪20年代从墨西哥引进的“佩蒂特”种子。然而，如果该品种的高产和较大的棉铃让单个棉铃的采摘更简单，那更高的产量也意味着奴工得进行更多次的伸手、弯腰、移动、采摘和搬运，也意味着更大的收益期望。(31)

不管怎么说，采棉总量一直在持续上升。“佩蒂特”棉引进之前有增长，引进之后继续增长。而且，一些种植园主疯狂地追逐最新的棉花品种（市场上出售的种子被冠以“庞大”“百粒”“塔糖”“多产”等名称），但也有人认为，新品种对“佩蒂特”棉的“采摘难度”没有任何改进。所以，棉花品种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也恰巧促进了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产量的提高对全球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棉花就好比后来的石油，是世界上交易最广泛的商品，但这一类比还根本无法说明采棉效率的提升对现代化的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美国南部不断扩张的数百万英亩的棉花地，英国乃至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实现经济转型，也不可能走上以纺织业为基础的工业化道路。如果用等量的羊毛替代从美国奴工营进口的棉花，英国在1830年将不得不拿出2300万公顷土地用作牧羊草场。然而，不列颠全岛的农业用地面积加在一起也没有那么大。(32)

美国西南地区棉花种植园的不断扩张，使纺织业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而且它依靠的不仅仅是种植面积的增加和劳工数量的增长。设想一下：1800—1860年，每个采摘手的生产率几乎提高了400％。1819—1860年，曼彻斯特棉纺厂操作纺纱机的工人的工作效率提高了近400％。同时，织布厂工人的劳动效率提升了600％—1000％（见表4.4）。因此，虽然纺织厂引进了更复杂、强大的非人力能源机器，甚至实现了从水力驱动到蒸汽动力的跨越，但采棉奴工生产率的提升和棉纺工厂不相上下。这些利好做成了一个大馅饼，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能从中分到一块。棉花价格的降低也给其他方面带来了收益，这主要体现在将资本投入更高效的工厂设备上，提高了新的工薪阶级的工资，增加了工厂主、奴隶主和政府的收入。棉花价格降低，意味着衣服和布料也更便宜。因此，棉花种植园生产率的提高，也惠及棉布消费者。最终，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都能买到西方工业国家生产的衣服，而制衣所用的棉花采自美国南部。(33)

表4.4　1790—1860年采棉生产率和英国棉纺织生产率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采棉指数来自Alan L．Olmstead and Paul W．Rhode，“Bi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 No.14142，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June 2008，www.nber.org/papers/w14142，获取于2014年1月8日，年均增长2.1％。纺织指数源于D．A．Farnie，The English Cotton Industry and the World Market，1815—1896（Oxford，1979），199．1790—1810年的数据尚未查明。出口额来源于Ralph Davi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ritish Overseas Trade（Leicester，UK，1979），15.戴维斯的数据取三年的平均值，如1784—1786年，1794—1796年，等等。虽未精确到具体年份，但此表可以反映出大体趋势。

20世纪30年代末才出现了采棉机。事实上，在1790—1860年间，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革新来提高棉花采摘的速度。比如，没什么能像从镰刀到机械收割机的转变那样，在19世纪50年代，使鲍尔的老家切萨皮克地区的麦田劳作打开了新局面。即使是那时的路易斯安那奴工制糖厂，也比棉花奴工营更像工厂。人体本身是唯一在棉花地工作的“机器”，1805—1860年间都没有改变。我们轻易不会想到，奴隶之所以能摘更多棉花，可能是因为他们摘得更快，劳作更辛勤，技术更高超。实际上，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去过南方的北方人就认为，奴隶劳工没有自由劳工效率高，这也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教条。(34)

那些认为奴工低效的北方观察家坚信，受现金工资激励的自由工人会比强制劳动的人工作更卖力、更巧妙。有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奴隶主会付工资给奴隶。1828年，爱德华·巴尔内斯曾让他密西西比奴工营27名奴隶中的8个人周日采摘棉花，他为此一共付了28.32美元，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奴隶主不能强迫奴隶在周日劳动。然而，这些正面的激励只占巴尔内斯的奴隶们在1828年所收获棉花价值的3％—5％，这一年他卖了81包棉花。其实，即使奴隶主付工资，也只会付给周日摘棉花的人。多数奴隶主不会使用正面激励。最能确切说明问题的是，南北战争后，种植园主会在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按采摘棉花的磅数付钱给采棉者，而这些有工资作动力的自由黑人劳力，每小时摘的棉花还不如从前的奴隶多。(35)

奴隶主使用的是一套衡量和消极刺激制度。其实，我们不应该说得如此委婉。奴隶主用衡量法来调整对奴隶的刑罚，以此压迫他们找到提高自己采棉效率的方法，从而突破棉花采摘的瓶颈，由此产生的持续革新过程，促成了质高价廉的棉花产量的大幅提高，这对西方世界打破一万年的马尔萨斯农业循环论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制度混淆了我们的预期，因为我们和废奴主义者一样，愿意相信自由劳工制度不仅比压迫系统更道德，而且更高效，相信由因及果是有用的。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需要解决生产力和自由之间存在的矛盾，奴隶劳动无疑是浪费时间、没有生产力的。奴隶们知道，这种压迫系统浪费了他们的时光，而这些岁月已一去不复返。然而，只有真正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才知道逼迫奴隶不断提高采棉效率的秘密。

图4.2　19世纪60年代，蒙哥马利附近的采棉者。接近岁末时的棉花逐渐变得稀疏（国会图书馆）。

到晚上，结束了康加里棉花地漫长的第一天采摘工作时，查尔斯·鲍尔还没有发现这个秘密，确实还没有。他的双手使劲忙乱地摘着棉花，看着周围的人如遭魔鬼驱赶般疯狂地向前推进。傍晚时分，太阳终于接近了西边的树林。疲惫的人们弯腰驼背，低头含胸，手臂在袋子和树枝间来回摆动，双腿无力地拖拉着走过棉地。时而能听到嘶哑的喊声，“水，水”，孩子们头顶着水桶来回奔跑，几周便会磨掉一圈头发，到2月才能新长出来。(36)

黄昏姗姗而来，慢得让人痛苦不堪，笼罩在田野白花花的棉绒上。疲惫的眼睛已分不清叶子和棉铃。监工含糊不清地说了句话。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伸了伸僵硬的后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地的尽头，把最后一袋棉花倒进装棉花的篮子里，拎起柳条编织的篮子顶在头上。鲍尔也这样做了。他筋疲力尽地弓起后背，撑着重重的篮子，摇摇晃晃、慢慢吞吞地走向堆放棉花的敞篷。走了漫长的半英里，流干了最后一滴汗水，采棉者身上沾满灰尘，汗水在身上留下一道道污渍。营地的建筑轮廓在漆黑的夜色中隐约可见。

又一天快结束了，鲍尔差不多熬过来了。但是现在，鲍尔在棉花棚前的院子里，学到了让双手像机器一样采摘棉花的技巧。

营地外有个敞棚，里面放着轧棉机，鲍尔和其他人放下篮子。他们等着工头把每个人的篮子挂在杆秤上，称他们一天的采摘量。监工报出数量，顺便在石板上采摘者姓名的旁边记下数字。鲍尔摘了38磅，至少比多数男性奴隶少10磅，尽管他们没有鲍尔强壮，用大斧没有他有力，挥起锄头也没有他敏捷。然而，还有一些妇女和孩子也比鲍尔摘得多，她们正被带到之前鞭打莉蒂亚的那个地方。(37)

这就是鲍尔第一天摘棉花的经历。20年后，伊斯雷尔·坎贝尔在密西西比奴工营也经历了第一个采棉季。从天蒙蒙亮，一直到夜幕完全降临，坎贝尔竭尽所能，也只摘了不到90磅棉花。但是，种植园主贝尔弗告诉这位年轻人，他每天至少得摘100磅，而且爱尔兰监工的石板上会在他的名字后面记下短缺的棉花汇票磅数（偿付债务的支票，当时的商业术语），那天他“差几磅就挨几鞭子”。贝尔弗的院子里堆满了棉花，在轧棉机机座的粗糙木头和将干净的棉花压成包的包装螺旋之间，监工正在记账，他使用的工具除了石板、粉笔和杆秤，还有另一个工具。在渐深的夜幕下，坎贝尔带来了他摘的棉花，他清楚自己采的棉花比规定的少，所以急切地想逃避称棉花这一环节。他把篮子放在地上，悄悄地走到其他奴隶后面，他们正在火把外围排队等着过秤。爱尔兰人正借着火光在称棉花。坎贝尔躲在奴隶们做饭的小屋里。过了一会儿，门开了，门外透着光，贝尔弗就站在门口，一手拿着提灯，一手拿着四根刑杖和牛皮鞭：“喂，是你吗，伊斯雷尔？”爱尔兰监工称过坎贝尔的篮子，不够规定的数量。“我现在就跟你算账。”贝尔弗说。(38)

图4.3　一天的劳作结束后，奴隶们将棉花拿到轧棉机房称重（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March 1854，p．457．）。

我们可以发现，坎贝尔和鲍尔所经历的这种会计制度，被许多来到西部产棉区的人们一次次提及。南部白人有时也承认，奴隶主用信贷会计术语来描述称重和鞭打。1835年，一位纳奇兹医生对一天采摘结束时的场景做了这样的描述：“监工提着灯、拎着杆秤、拿着鞭子，和每个人在一天采摘的棉花分量上见分晓。每一篮都仔细过秤，并在石板上每个人的名字后记下棉花净重……偶尔会看到一个懒汉的表情沉重起来。”“‘差了那么多’，监工拿起鞭子，叫喊着，‘过来，你个该死的懒鬼’，或是‘分量不够，你个混账’。”(39)

查尔斯·鲍尔第一天的采摘量是他个人的最低纪录。他明白，如果明天摘不够38磅，也就是最低限额，“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背上就会挨监工的鞭子”。和南卡罗来纳水稻种植地区的任务制不同，在棉花种植区，每人都会有自己的配额，而不是按照惯例规定固定的工作量。1820年，一名奴隶主在路易斯安那奴工营制定的规则中写道，监工“应该注意让种植园里适合摘棉花且摘得干净的人干这个活，采摘数量根据年龄、体力和能力来定”。

萨拉·威尔斯从小在密西西比州沃伦县长大，她记得那附近有的奴隶一天摘100磅棉花，有的300磅，还有的能摘500磅。但是，如果你的配额是250磅，而有一天你没完成，“他们就会惩罚你，将你关在仓库里”，然后打你。一个新手如果不能完成规定的配额，那么就必须提高“摘棉花的能力”，不然鞭子会帮你把欠的配额补上。罗伯特·贝弗利提到一批从弗吉尼亚运到亚拉巴马的新手时这样写道：“如果你说你的奴隶不知道正确的工作方式，那你就错了。只要时常鞭打他们，他们便会十分娴熟地工作……”几年后，他又接收了一批奴隶，这样写道：“让这些黑人学摘棉花真难。今天我鞭打了他们，如果你见了，肯定会说我太无情。”(40)

想要完成配额是困难的，就算在太阳落山前完成了，还得不断地采摘。威廉·安德森在密西西比的棉地里朝着规定的任务量努力时，他的新主人却不停地用粗木棒打他，说他落后了。在19世纪20年代的亚拉巴马州，“老少校比利·沃特金斯会站在他的房前，看着奴隶摘棉花；任何人如果稍稍直一下腰，他暴躁的喊叫声就会响起：‘弯腰干活！’”1829年，也是在亚拉巴马，亨利·高文斯目睹了一位监工逼着速度慢的妇女跪在装棉花的篮子前，将她们的头塞进棉花里，掀开她们的裙子，鞭打她们，直到血从腿上流下来。

女性奴隶是主要的攻击对象。奴隶主一心只想向市场输送更多的棉花，对刚分娩结束或是得了妇科病的女性漠不关心。一个失意的奴隶主这样写道：“要想赚钱，就得有成年男子或者快长大的男孩。”另一个奴隶主则说：“因为我们种植园没有一个孕妇，女奴隶是很好的采棉手，大部分收成都要归功于她们。”妇女将婴儿们放在树荫下照料，刚会走路的小孩子则带到棉花地里——这一切都会成为引发白人暴怒的导火索。一位白人女性给她做奴隶贩子的表哥写信说：“格罗斯杀死了苏柯最小的孩子。他带着那个孩子去地里劳作（孩子在一岁到一岁半之间），因为孩子不能取悦他，他先是用鞭子打了那孩子，然后又将他的头按在溪流中，让他停止哭喊。”(41)

奴隶害怕弯腰摘棉时背后的监工，害怕面前的秤和石板，所以不停地摘棉花，直到一天的劳动结束。晚上，称重、算账和挨打都结束后，他们开始擦药膏以缓解伤口的疼痛。奴隶们都睡了，奴隶主坐在自己的屋子里，点起蜡烛，把粉笔记下的总量重新用笔墨写到账簿上，然后把石板擦干净。随后又在石板上写下数字更大的新的最低配额。在伊斯雷尔·坎贝尔知道怎么达到工作量后，贝尔弗将坝贝尔的配额提高到每天175磅。约翰·布朗回忆说，一开始的最低要求是100磅，“刚开始我就摘得很好，于是奴隶主提高了我的定额，我要是松懈一分钟，鞭子就会抽上身，让我长记性。在此种逼迫下，最后我一天要摘160磅。”(42)

棉花采摘量之所以提高，是因为配额增加了。1805年，韦德·汉普顿及其手下慢慢提高了对鲍尔的要求，直到他一天能摘50多磅。19世纪20年代末，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的奴隶主要求奴隶一天采摘100磅棉花。5年后，配额总量又增加了30磅。密西西比州的一位种植园主写道，现在奴隶采棉花的手“像一团热焰，就像加了新的动力”。换句话说，奴隶的体内好像植入了机械引擎，白人的话语像只无形的手在棉地上空挥舞。曾经当过奴隶的人说，到了19世纪50年代，有些地方奴隶主要求大多数奴隶每天摘200磅或者更多，有的甚至要求采摘250磅。(43)

图4.4　奴隶主用棉花账簿来衡量和记录每个奴隶的工作量。这种账簿和杆秤、皮鞭一起构成了“鞭笞机器”的一部分，它使棉花的产出稳定增长。图中是两页1852年密西西比州沃伦县劳雷尔奴工营的采棉记录（R．C．Ballard.R．C．Ballard Papers，Folder 447，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因此，从18世纪90年代到1860年，在奴隶主的压榨之下，棉花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虽然种植园主—企业家从不在教科书或农业杂志上公开发表他们提高棉花产量的方法，但他们确实创造了一些实践方法、态度和物质手段，鞭子、石板、笔、账簿和棉株本身，共同构成了这些方法的连锁齿轮。白人监工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把暴力劳动合理化制度付诸实施，而且在带着石板和鞭子在西部和南部巡视时，他们可能发明了许多会计和酷刑手段。他们为了在奴隶主面前表现自己，相互勾结，分享想法，让同行接受诉诸暴力以对奴隶实行绝对控制的理念。但是，不管是谁创造了压迫系统和动态增长的采摘配额，它们对监工称之为“各国商业与制造业的伟大革命”至关重要，棉花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塑造了19世纪世界的转型。(44)

1861年，胳膊、背部、手指的基本机能和1805年查尔斯·鲍尔刚到康加里时一样，甚至从人类发明农业开始就没变过。奴隶无法想象，一旦任务量高得离谱，如何靠双手完成配额而不受皮肉之苦。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浑水摸鱼，避免挨打。他们在篮子里藏石头、泥土、南瓜来增加重量，有时候会管用。伊斯雷尔·坎贝尔在篮子里藏过西瓜，填补他永远不可能完成的10磅差额。他就这样瞒天过海了一年。另一种办法需要团体合作：趁监工称重时，分散他的注意力，在灯光照不到的黑暗中，用重篮子换轻篮子。一位种植园主写道，这种方法“对粗心或者‘温和’的监工可以一直有效”。(45)

然而，监工就是因为“无情”才被选中的。如果他们发现奴隶在称重时做手脚，短缺了额定任务量，处罚一定是非常残酷的。监视和皮肉之苦的恐吓让奴隶们很难用石头增重蒙混过关，或者在称重之前逃离。有时，采棉快手会将采摘的棉花放进摘得慢的奴隶的篮子里，或替他们一会儿。但是，奴隶主明令禁止合作，并强制执行。所有人的最低任务量都在随着时间增加，企业主和剥削者强迫奴隶调动自身的创造力，而牺牲自己的长期健康和独立，甚至让他们互相伤害。奴隶们由于害怕惩罚甚至死亡，所以争先恐后地想出加快速度的办法。棉花采摘量随着时间推移急剧地提高，证明了他们能做到。(46)

采棉量到底是怎么提高的？来看一看奴隶主的描述便可窥见一斑。他们认为一部分人可以沦为他人的附庸，他们所说的也刚好能与曾经当过奴隶的人常常讲的采摘棉花这段经历相佐证。他们记得，为了摘得够快，将奴隶主计算的利润变为现实，他们必须像行尸走肉一样，从早晨一直采摘到深夜，甚至要点着蜡烛摘棉花。他们必须将注意力从僵硬的背部发出的疼痛上转移，从刺破的指尖流血的刺痛中转移，从短短几年就伤痕累累的双手上转移，忘记口渴、饥饿、模糊的视线以及对身前身后鞭子的恐惧。他们必须专注于手上的活儿，什么都不想——在这期间，整个人就变成了一只手，或两只手，像所罗门·诺瑟普旁边的新手派西一样。诺瑟普在棉花行间艰难前进，她那只“又长又笨重的麻袋”，“折断了棉株的枝条”，当她用双手去摘棉铃时，她看见派西左右手并用，同时摘两边的棉花，而且一直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她一手摘着棉花，另一只手往脖子上挂的麻袋里放，“她的手如同闪电一般，任何人的手都没那么快”。诺瑟普后来写道。她像一个舞者，在无意识中跟着节拍走，但并非出于快乐，而是为了位移。(47)

派西的左右两只手独立思考，像钢琴家的手一样。然而，对多数奴隶来讲，左手无法像右手一样灵活工作。对称看起来可能是一种美。许多测试证明，人们总是被较匀称的脸或者身材吸引。但事实上，人类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是极不对称的。10个人中，就有9个人在多数情况下都喜欢用右手。我们都有习惯用的一只手。现在我们都知道左脑控制右手，右脑控制左手。左脑擅长分析性、细节性、具体性的过程和思维，这些包括语言以及熟练的手工劳动。右脑负责整体过程，比如说对世界的整体认知。许多人也说它更有艺术性，更具感性特征。当然，实际情况要比大脑内部简单的左右空间的区分复杂得多。不对称的本质也不总是一样的：对一些惯用左手的人而言，语言功能出自右脑，而非左脑。但是，无论哪种情况，大脑的不同区域起着不同的具体作用，并且大脑各个区域以不同的方式与我们的优势手和非优势手相联系。左右手和左右脑各有不同，不可互换。我们的手是我们与世界、大脑、思想和自我联系的关键因素。(48)

我们的优势手，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是我们思维清晰的大脑的灵巧搭档。我们写字、触摸、打手势，我们对其中一只手的使用超过另一只。工作时也是如此，优势手将我们的工作、大脑和自我联系起来，使它们组成一个整体。在查尔斯·鲍尔在马里兰州所做的熟练工作中，他的右手总是引导着整个身体的活动。木匠或铁匠（像鲍尔这样的人）习惯把自己与他能用的斧头（一手主导）或镰刀（也是一手主导）来完成的日常工作联系在一起，厨师或女佣也是如此。他（她）干那点活游刃有余。但是在干这种一手占主导的技巧活的时候，运转的头脑有时会通过征服及获得的快乐来表达本我，就算劳动是被迫的，成果会遭人窃取。

然而，在棉花边疆地区，配额一直在增加。如今，棒球场上有左右手均能击球的运动员，钢琴和吉他演奏者的左右手可以一样灵活（尽管有所区别）。有些人为了搞怪或是因为受伤学会了用两只手写字。但这些都是特殊技能，目的是引人注目或是更好地表达自己。事实上，没有人是真正双手通用的。奴隶之所以能摘够定量的棉花，只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克服身体的不对称，以及利用终生都在发展的大脑构造，将非优势手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只有两只手同时独立工作，他们才能完成不断增加的任务量。

一个白人说“有些人不得要领”，他试图鞭打一个年轻妇女，好让她“成为摘棉好手”。奴隶主和他们的奴隶有时把双手独立操作称为摘棉花的“秘诀”（sleight）。这个词指的是做事机敏、精巧，将事情做得快到让人看不出破绽的技巧或诀窍。这个词似乎更适用于形容左手，与右手的权力截然不同。我们通常认为手上的秘诀是扒手、魔术师、纸牌赌博庄家所运用的东西。但是这种技巧不同：它是强制榨取出来的，将一些隐藏的个人技能暴露无遗，并使其商品化了。对于那些像派西一样发展了采摘技巧的人来说，他们收获的不是用左手的技能去削弱右手的权力，也不是为了取悦观众，而是意识的一种自然流露。派西在棉花地劳作时有种动感美，这种感觉从诺瑟普对派西在田垄间表现的描述中流露出来。然而，派西现在虽有这样的绝技，但还是很悲哀；她被迫在炎热的棉花地里辛苦劳作，而且她也不过是坐在凉爽、黑暗的办公室里的奴隶主在纸上写下的“人手”之一。(49)

就所耗费的体力而言，相比砍倒一棵树，摘完一棵棉树上的棉花算是轻活。然而，摘棉花同时也是奴隶们所做的工作中最困难的。接下来，举一个“不得其要领”的妇女的遭遇作例子。“我用鞭子打了她，如果打了一次，就会有500次，但是我发现她还是学不会；所以，我让她去和男人们一起扛铁轨。几天后，我发现她肩上血肉模糊，她放下的铁轨上面沾满了血。我问她是否愿意继续搬铁轨，而不再去摘棉花。她回答我‘是的，至少我现在不挨鞭子了’。”摘棉花要求不断重复相同的动作，要求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甚至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只是一只手。不擅长摘棉花的手会让摘棉花这项工作变得很恐怖。在奴隶们的记忆里，摘棉花是“令人厌烦”，“令人疲惫”的。他们说，“我一直在心底抗拒摘棉花这件事”。这不像他们能干的活儿，干完后感觉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50)

把一些人的手从身体上“分离”开来，再训练出一双听话的手，这绝对是一种折磨。然而，奴隶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所以他们观察并与人交流，从中学习提高摘棉速度的方法。他们又通过缩短摘棉花和放棉花的距离和时间，来提高劳动效率。最重要的是，他们关闭了大脑中的通路，使身体可以像派西一样灵活自如，曾一度成为与身体脱离的“手”，完全听从奴隶主的支配。这个过程给奴隶留下了永久的伤疤。一位叫艾德琳的老妇人曾在19世纪50年代的亚拉巴马学会采摘棉花，但即使已经过去了若干年，她去杂货店买肉时，仍然不敢直视店员过秤：“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奴隶每天都要摘一定量的棉花。称重时，如果还没摘够定量，就肯定要挨鞭子。”(51)

酷刑的威胁迫使奴隶们设法创新，并不惜伤害自己。酷刑就如魔鬼，紧跟着他们。但不论是同时代的人，还是后来的历史学家，都没有用“酷刑”来描述奴隶主所采用的暴力。一些历史学家称鞭打为“维持纪律”，这是由奴隶制的立法者及他们所制定的法律提出的术语，说得好像奴隶主只是在冷静地实施“惩罚”或是“纠正”懒惰下属的消极怠工那样。甚至一些白人废奴主义批评家和继承他们观点的一些历史学家也不愿承认，用工具将捆起来的奴隶打到流血，或者打到他们去做他们该做的事，又或两者兼有，是一种酷刑。许多人不愿用“酷刑”一词来形容奴隶制，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虽然他们否认奴隶制的经济活力，但是他们心里明白，种棉边疆地区实行的奴隶制产出了大量棉花。换句话说，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经济发展是以酷刑为前进齿轮的国家。(52)

但是，酷刑就是酷刑。进行此项研究的历史学家将其定义为极端的折磨，这是司法或审讯过程中的一部分。它区别于单纯的虐待行为的关键特征是，酷刑的目的是获取真相。事实上，用磅秤、石板和皮鞭确实能得到真相：男人、女人、小孩能完成的最大任务量。于是，奴隶们被迫开发了左手采摘技术，并暴露了这一潜力，一旦他们屈服于事实，施虐者便会再次挑战奴隶的极限，强迫其采摘更多的棉花。(53)

奴隶主使用酷刑不断给奴隶们施压，从而让他们找到自我分裂的方法，成为只剩下工作的左手的隐形体。这就是种植园主和监工（也许是特意）鞭打速度最快的棉花采摘手的原因。1840—1841年，路易斯安那州西费利西亚纳教区的奴隶主班尼特·巴罗写了一本日志，他称之为“惩罚记录”，上面记录了鞭打和采棉的情况，从中透露了他是如何量刑的。1840—1841年的各种酷刑中，3/4是针对未完成规定量的奴隶的。有时，他会关注那些没能完成较低任务量的奴隶，就像10月进行“皮鞭狂欢”时所做的那样，他每天“鞭打8—10次采棉最少的奴隶”。但事实上，与采摘效率最低的奴隶相比，效率最高的采摘手被他鞭打的次数更多。他曾鞭打过采摘棉花最快的男奴2次，3个最快的女奴共9次，就像爱德华·艾普鞭打所罗门·诺瑟普的朋友派西一样，直到“打得后背留下上千条疤痕”。聪明的企业家就是这么压榨出高效率的，连他们自己都无法想象。对于那些最熟练的采摘巧手，他们逼迫得更严苛。(54)

通过使用酷刑，奴隶主企业家实现了与西方世界纺织厂机械创造力相当的创新。如果说提高收益和产量的手段从定义上讲都算是理性的，那么奴隶主的选择就是理性的。查尔斯·鲍尔说，在棉花种植边疆地区，酷刑就是“有秩序、有规律、有制度地实施的”，目的是把“不足的”的生产变成足量的生产——足量就是第二天还会重复的定额。亨利·比布的主人说，“听到工头鞭打正在劳动的奴隶的声音，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因为这时他知道了这个系统确实在起作用。(55)

当然，不是所有为了利润而实施酷刑所带来的利润都记录在账本上。有些奴隶主会鞭打撒谎的奴隶，一名前奴隶说：“你跟他们说真话，他们却要打得你说谎话。”谁反抗就打谁，不反抗的也会挨打。奴隶主有时打奴隶是为了平息嫉妒心——对一天可以摘300磅的快手的嫉妒。埃德温·埃普斯因为派西在棉花地无意识的优雅超越了他的权力而嫉妒。除了对她施行强暴，他还能卖了她刚出生的婴儿，毒打她的后背，还有她舞姿般的动作，因为那让他憎恨。还有一位“戴维斯队长”，他是詹姆斯·费舍尔的亚拉巴马主人的父亲，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根鞭子，名为“黑人戒尺”。他强调：“对于他要鞭打的人，要么征服，征服不了就杀掉。”他曾将一个奴隶打得脑部受伤，不能行走。他也很想打詹姆斯·费舍尔，但是詹姆斯还没等那个白人妇女同意她爸爸打他，就设法逃跑了。(56)

对于许多美国西南部的白人来说，鞭打是开启暴力的一种途径，它导致不同级别的各种疯狂的新式虐待手段相继产生。从记录棉花生产扩张的资料中，我们发现新奥尔良商店出售的每种商品几乎都可以变成施刑的工具，如木匠的工具、铁链、轧棉机、刷梳、手锯、锄柄、烙铁、钉子、拨火棍、熨斗、车前横木、杆秤、钳子。每一种现代酷刑手段都曾被使用过：性羞辱、肢体毁伤、电击、关禁闭、火烧，甚至水刑。奴隶主贴出的寻找逃奴的通告上，描述了奴隶身上的各种疤痕：烧伤、刀伤、残缺、烙印、伤口。然而，即使是奴隶主最“不理智”的折磨方式，也会产生“理性”的结果。就像曾经身为奴隶的亨利·高文斯所说，野蛮的侵害“禁锢了受害者（如果能活下来）和其他目击者的思想”，变得尽可能像脱离身体只会干活的手一样。(57)

我们通常不把刑罚当成生产力的要素。经济学老师不会将其作为图表中的一个变量写在黑板上（“T”代表酷刑，是“S”代表的供应的组成部分）。但是，有一个例子有助于揭示系统化的酷刑对于工业革命乃至现代世界的诞生都至关重要。这是亨利·克莱（以“美国体系”的缔造者亨利·克莱的名字命名）打的一个比喻。克莱出生于奴隶制下的卡罗来纳，小时候移民到西部。奴隶制结束后，他回想起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主人曾拥有一台机器，这台机器使棉花的种植和收获变得机械、快速、高效。这个装置是“一个带踏板的大木轮，踩一下踏板，轮子转一圈。轮子上有四五个带孔的皮带，可以起水疱，把奴隶面朝下平绑在长凳上”。操作者踩踏板转动轮子的时候，皮带把绑在长凳上的男人或女人的后背打得满是水疱，血肉模糊。克莱说，仅这台鞭笞机的威胁就足够恐吓奴隶们去加快劳动的速度。(58)

这种装置可能真的存在。然而，更有可能的是，这种鞭笞机不是木头和皮革做的机器，而只是个传说。克莱只是打个比方来进行说明，西南部树林开垦出的每个棉花奴工营，都是用酷刑作为核心技术。每一天，疼痛就像上了发条一样逼迫奴隶们超越前一天的产量。种植园主和企业家很少谈及其他人是怎么采摘棉花的，但是确实也没必要谈及。他们只要利用和协调好鞭子、杆秤和石板，就可以促使奴隶集中精力去创造新方法，以几乎不可能的速度去重复地做着令人麻木的工作。指尖硬茧层层，但同时也会变得灵巧、敏捷。奴隶们开发了不同的诀窍和方法，尽可能不带任何多余动作地摘完一垄地的棉花。他们还会把新发现分享给同伴，但是最终还得将意识割裂为两半，以创造出更快的速度。

于是，刑罚压榨激发出左手的能力，使他们被迫屈从于奴隶主的权力而不利于奴隶自己。不计其数的脑力劳动和不为人知的对人类创造力的突破，都是不使用机器而增产的关键——当然，鞭笞机除外。奴隶主强夺了黑人奴隶丰富的想法，偷走了他们生命中宝贵的时间，用他们的血肉和汗水换取大把大把的钞票。他们强迫奴隶如脱离身体的机械手一样去劳动，仿佛主人一挥手，这些机械手就会在田间越来越快地采摘棉花。奴隶主迫使奴隶灵巧的左手服务于他的右手权力。

企业家制订计划时，他们的欲望有时候会跑偏，他们憧憬着那些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恢宏未来。一个奴隶曾说，奴隶主对他们视而不见，“眼里除了成包的棉花，没有别的”。例如，密西西比州的奴隶主丹尼尔·乔丹在1833年作了一次疯狂的预言，“每名奴隶每天能完成10包棉花的量”，说得好像替他摘棉花的奴隶都只是孤立存在的一双双手。然而，他的有些计划确实实现了。奴隶主在奴工营制造的鞭笞机，能按照他们异想天开的盘算重塑世界——把奴隶换算成人手，人手换算成棉花包，棉花被拿去换钱，钱又可以买来人手。在奴隶主的严酷逼迫下，到1860年，美国的棉花产量是1800年的130倍。与北部的自由农场相比，奴工营的经济效益更高。种植园企业家用一生征服了一个次大陆，他们白手起家，创造了世界经济中最重大的商品流。他们成为美国，也许是全世界，最富有的白人阶级。(59)

在1805年的第一个晚上，查尔斯·鲍尔不安地站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监工报出他第一天采摘的重量，38磅，并警告他第二天必须采摘的数量。工头把几个奴隶拉到队伍外面。鲍尔“静静地站在那里，失望、恐惧涌上心头，其他人都去称自己的棉花”。监工走到鲍尔身边，简单检查了一下鲍尔的手，说：“你长了一双好手，你将来肯定是个采棉能手。”这句话里有两层含义，一是鼓励，二是威胁。他再次跟鲍尔强调，你这双好手将来能让你成为一个能手，我们会让你把自己培养成优秀的采摘手。

接下来日子里，鲍尔疯狂地逼迫自己工作，恨不得自己的手还能再快点。几周后，他终于赶上了平均水平。第二天，他的采摘量又提高了几磅。那个曾打量过他的白人男子又给他制定了新的、更高的配额。但鲍尔最终没能成为出色的采棉手。他向别人诉苦说：“我几乎算不上一把好手。”在马里兰州，鲍尔虽然不是自由身，但身体和脑子协调做成了一些事情让他感到骄傲。在他看来，他的这些专长使他有了做人的尊严，而且是独立的个体，还让他组建了家庭。在南卡罗来纳州，摘棉花要求必须收敛活跃的想法，他用不到身上那些通过一万多个小时的劳苦工作练就的肌肉，现在做的只是无限重复简单的手部动作，这让他感到不爽。完成配额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只是又一天后背不会挨鞭打而已。(60)

鲍尔不得不对惯用左手的方式进行改进，自我折磨总比别人来折磨自己好一点。这是1805年数以百万计的人必须通过的一关。一天工作结束后，鲍尔在树荫下乘凉休息，这片树林向西延伸了1000多英里，一直到得克萨斯中部，中间和周围全是棉花地。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新的土地像野火一样从康加里向西部和南部蔓延，改变了整个世界——砍倒一棵树木，种下一片苗，收获一袋棉花。奴工营的扩张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农业活动都要快。伐倒的树木在数不清的新土地上燃烧，棉花地拓宽了，这场手工制造的进程在无比宽广和深层的范围内进行。

威廉从巴尔的摩被卖到詹姆斯·斯蒂尔的奴工营，此地恰好与韦德·汉普顿在路易斯安那的新奴工营隔着密西西比河。威廉的配额比查尔斯·鲍尔在南卡罗来纳要求采摘的重量多得多。被卖后的几个月，威廉才清醒地意识到，他也得学会摘棉花。当然，要达到监工每天规定的工作量，在1819年比1805年难多了。

然而，“人手”不仅是白人企业家的无实体附属品。詹姆斯·斯蒂尔购买的是当作商品出售的人。斯蒂尔对他们很严苛，1819年8月初，他们初次摘棉花，毫无疑问，他们也初次尝到了西南地区“鞭打”的酷刑。然而，采摘季开始后的几天，斯蒂尔的4个“人手”越过河，逃往南边50英里之外的“日耳曼口岸”的甘蔗种植区。在威廉·麦卡琴的奴工营——1811年以来一直是造反者的发源地——他们试图闯进库房。麦卡琴听到声响，连忙跑出来，惊动了逃跑的奴隶。两个奴隶用枪指着他。他们站在5码地之外，扣下扳机。但是火药是湿的，枪哑火了，麦卡琴拉响警报。奴隶主活捉了两人，杀了一人，还有一个奴隶逃进了8月正值茂密的甘蔗林。(61)

皮鞭驱使奴隶将全部体力和大部分精力投入采棉工作，进而使采棉速度越来越快，但是，集体劳动永远不可能占据每个人大脑的全部，因为还有晚上。查尔斯·鲍尔回到小木屋，这里尽是筋疲力尽、浑身瘀伤但是努力活下去的人，而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一个男人——与蕾切尔同船的威廉——蜷缩在麦卡琴的甘蔗地里，努力平息自己剧烈的心跳，以免被追捕他的人听到。

第5章　舌头　1819—1824

她来自遥远的地方。罗伯特·迪基在肯塔基州买下她时，把她的母亲留在了新奥尔良。从肯塔基南下到这里，一路上她一直在哭，已经把眼泪哭干了。现在她已经“死”了。但是，她没有躺在冰冷的木板上，也不能被晃晃荡荡的骡车运走。每天早上，她还要在路易斯安那的棉花田里辛苦劳作，和田里的其他人一样挥舞着锄头。即使在午后三点最热的时候，照在她身上的阳光也是灰色的，而不是金色的。她的胳膊和腿上沾满了灰尘，如同死灰一样，仿佛是她那双空洞的眼睛折射出的地狱的颜色。长柄勺中的水像沙子一般摩擦着她的舌头。她现在看起来更加骨瘦如柴了。人们试着和她说话，但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仿佛她躺在海底。他们油光锃亮的脸围成一片，她看不到一点缝隙。一些人看上去比较友善，有些人则贪婪地要再买一个女人，还有一些人看她是否要求助。但是，现在她干燥的舌头和上牙膛粘在了一起，说不出话。(1)

像她这样只剩一副躯壳的人们游荡在美国西南地区的奴隶制边疆。他们有的躲在废弃的玉米仓库，有的等候在十字路口，有的从一些血腥之地追寻孩子而来。他们中的一些女孩，因为没有把洋葱煮熟而被毒打，最终选择了自杀。还有一些男人，因为在祈祷奴隶制早日结束时被主人抓到，自此便消失不见了。一些出生在非洲的奴隶和别人说，如果他们死的时候神不在身边，那或许是因为他们受到的暴力迫害太恐怖，其手段之残忍甚至连神明也不忍直视，那么他们的一部分灵魂可能会留下来，在他们的受难之地徘徊，渴望着和平。(2)

很快，她就会成为又一缕晚风。然而，只要她还能够在田里开犁耕耘，她就要和活着的人们一起继续他们的故事。海地革命之前，在圣多明各甘蔗田中劳作的黑人们如同干瘪的僵尸，而她只是被这些白人男巫抓回来的一个活死人。她的思绪和心已经飞回了家，只有她的孤魂和躯壳还留在这片死亡之地，为这些魔鬼种植园主工作。这里的奴隶可能都是行尸走肉。实际上，她现在已经是一具僵尸了。她的灵魂已经飘走，留下来的这副躯壳估计也不会维持太久。她可能死于疟疾或是哪个监工的毒打之下。或者她可能在这个灰暗一片的小村落日渐衰弱，直到最后连鞭子也无法把她打醒，变成这片西南新边疆上无数身心俱灭的鬼魂之一。但是，即使他们死了，还会有更多的人被运过来。从更宏观的意义上讲，只要奴隶主把奴隶制、奴隶贸易和奴役体系以及左手力量和右手权力机制配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就会继续下去。

多年以后，她又回忆起自己如同行尸走肉的那些日子。她从未忘记过那些呼喊她的男人们，他们在那片黑暗的海洋中寻找着她的灵魂。他们称她为女儿、姐妹、妻子或是情人，只要他们还能记起那张脸庞。夜晚，他们坐在火堆旁谈论着她，似乎对她所徘徊的那个冰冷的地下之城感同身受。他们睡觉时，都在想她是不是和自己有关的人。入梦后，他们便梦到了自己失去的亲人。

他们还是没有想到她可能是自己的哪位亲人。他们开始唱歌，不再谈论。在太阳底下，伴着小提琴那种和锯木一样节奏的剥玉米歌，并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情感。在这里，他们辛苦地劳作只为给别人赚钱，因此每首歌都是一个问题——难道我向死而生，定要把身体埋葬于此吗？还有一些人称这些歌中暗示了一些逃跑的信息（我站在约旦河暴风雨的沿岸，投去希望的目光，至迦南那片公平自在的乐土，那里是我的归属之地）。还有人说这些歌唱的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无论如何，这些歌曲表明眼泪浇灌了这些歌者所能想到的任何乐土，因为只有当这些歌声传到河流深处，这些歌者和听众才能克服悲伤，到达彼岸。(3)

因此，在这片死亡之地，这些男人给她唱歌，声音消失在丛林深处。她那条沾满灰尘的胳膊在机械地举起落下。

最后，他们换了个曲调，声音贯穿了整个灰暗的田野，声调时而欢快，时而悲伤。简单的歌词控诉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也表达了世界变得美好的希望，他们希望能用这首歌唤醒她，世界恢复本来的色彩。他们唱道：“小小莉萨·简，头发乌黑像煤一样；小小莉萨·简，大大的眼睛明又亮。你是如此美丽，我们需要你，你不能离开。回到我们的身边吧。”

“你种一小片棉花，我种一小片甘蔗，我要为小小莉萨·简做糖浆。”这些唱歌的人们盯着监工，另一个人看着她。他们明白，无论他们怎么唱，她再也不能看到她的母亲了。当这些男人再次唱起这首歌时，他们看到她弯下腰，用锄柄支撑着身体。她醒过来了，她孤单一人，无依无靠。她的胸膛在剧烈地上下起伏。她无法靠自己一个人活下去，但他们告诉她，她不能死。

她开始抽泣，男人们围过来唱歌。这些努力要生存下去的人想要冲破一切，鞭子抽打在他们身上，让他们疼痛不已。“哦，莉萨，可怜的女孩。哦，莉萨·简，哦，莉萨，可怜的女孩，她死在了路上。”他们继续唱着。露西抬起了头，泪流满面。80年后，她再次回忆起当时苏醒后的情景，她记得自己张开了嘴，说：“我高兴起来了。”然后“和其他人一起唱了起来”。(4)

18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间，奴隶制的存续成了一大问题，而此时发生了彻底的逆转。这种奴隶制的僵尸借助新的力量、新的剥削技术、新的市场以及新的借贷形式得以复活，并且呈现逆转式的增长。奴隶制将露西这样的人的生命撕扯得支离破碎，以此来榨取他们的市场价值。现在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希望渐渐破灭，彼此之间也无法相互依靠。他们所遭受的折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奴隶联合起来像圣多明各一样起义的机会也被奴隶主和政府彻底消灭了，他们也无法组织起一个强有力的联盟来和平地结束奴隶制的扩张，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美国白人都从这个不断扩张的奴隶制帝国中获利，有的是在经济层面，有的是在精神层面，有的则是两者兼有。

而白人之间的这种纽带，就要在“密苏里危机”这场政治纷争中经受考验。在这场危机中，南北方的议员在奴隶制继续扩张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场分歧从1819年一直持续到1821年，引起了一些政坛人士的恐慌，其中就包括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他把这场危机称作“夜晚的失火警报”。然而，这场危机本身就是白人成功征服一半大陆的产物，而它最终又引发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利用这些奴隶以外的资源，以及其他奴隶队伍、田地里和奴隶区中的资源。

同时，如果露西这些人的身心都不能得到救赎，那么显然在18世纪80年代后的这段时期，也不会出现任何转机。假使通过外界帮助而使他们得以幸存尚且不可能，那么依靠奴隶们的共同努力而幸存下去的可能性就更加渺小了。若想知道原因，就必须深挖那些献给莉萨和露西的歌中所表达的惆怅与失落。开始的几周，他们摘下铁链，走下拍卖台后，在棉花田里不知所措，在这里他们失去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语言、身份，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保不住。我们无法确定露西·瑟斯顿能记得自己的名字，而她说得出来的概率就更小了。这些奴隶边疆地区的被迫移民，让孩子离开了给他们取名、教他们说话的父母，让弟弟离开了从小把他们带大的姐姐，让妻子离开了与她们耳鬓厮磨的丈夫，让男人离开了那些宁愿自己挨鞭子也不会出卖他们的好兄弟。如果想要依靠共同的努力生存下去，那就需要牢固的纽带，但如今这种情感的纽带已经被打破了。

约瑟夫·谢泼德的密西西比种植园的一个女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沉默”（Silence）。另一个被卖掉的女人说她不再是索菲亚，改叫“无名索菲亚”（Sophia Nobody）。许多人发现，每当他们回忆一些重要时刻时，记忆是空白的。玛格丽特·尼肯斯的父母在儿时就分别被人从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带到了密苏里州，于是也就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名字。每当他们看到一些与自己模糊记忆中的父母相似的成年奴隶，他们就会问：你是我的母亲吗？你是我的父亲吗？一个田纳西州女孩在分娩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人隐约出现在自己面前。她不认识那个人，便问她是谁。那个鬼魂只是说：“不要忘记自己的老人。”随后便消失了。这时女孩儿想起她是自己的母亲。旁边的产婆拿了一把斧子放在床下，如果她的子宫再次收缩，她就结束她的痛苦。很快，她就要为自己新生的孩子起名字了，但一想到这孩子马上就会被带走卖掉，她就心如刀割。(5)

在那些运载他们祖先的大西洋船只上，一路上，死掉的人是多数，而活下来的是少数。这些来自一百多个不同部落的人克服了种种困难，学会了彼此交谈，逐渐变成亲人一般。但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困扰，它同样破坏着社会与家庭的关系，毁掉构成社会生活结构的一切关系与地位。如同在早期的中央航道中一样，在前往西南边疆的行程中，诸多原因导致了这些人对自己同类的不信任（或许他们还相信自己的亲人），这种不信任逐渐扩大到更多与自己同样受奴役的人。他们被说服从卡罗来纳森林里的藏身之处走出来，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奴隶贩子贩卖了。而这些贩子的奴隶助手会把他们从头到脚装饰一遍，把头发弄黑，用油把皮肤擦得锃亮，这样就能多卖些钱。在这些奴隶睡觉的牢房里，会有一些恶霸欺负弱小，抢夺食物，甚至强奸女性。在奴隶准备起义时，还会出现泄露计划的叛徒。在新奴工营中推行的制度更让这些移民互相竞争。到了采摘季，有时一个人的采摘技术会让另一个人的定额提高。

称重之后，一些人会变成朋友，而另一些人早就注定会变成敌人。男人之间会因为某个女人而互相敌对，他们会把女人看作征服的对象；而女人之间也可能彼此为敌。主人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就能破坏他们最初的团结。威廉·安德森说：“这些奴隶有时彼此会非常仇视，互相揭短、说谎，去抓逃走的人。而这些是由于无知、压迫和堕落而慢慢形成的。”当安德森刚从弗吉尼亚州被送到密西西比州时，一个奴隶看到他在吃一只偷来的鸡，就跑去和监工说：“安德森吃光了这个地方所有的鸡。”结果安德森被抽了100鞭。(6)

在早期的一些州，许多黑人奴隶相信，从非洲传统精神继承而来的方法能够对一些事件施加影响。威廉·格莱姆斯大约在1800年从弗吉尼亚州被卖到佐治亚州，他曾经咨询过一些巫师；这些人让他放心，他终有一天会获得自由。亨利·布鲁斯还记得，由于他们的主人要把他们送到亚拉巴马州，他和弗吉尼亚州的一些奴隶决定雇一个奴隶巫师，那个巫师把一个看起来有点像“人”又有点像“手”的泥球埋在了他们主人的门框底下。最后，那个白人改变了主意，至少没有把他们马上送走，这些黑人为自己的成功感到庆幸。

奴隶移民把这些传统也带到了边远地区。在纳什维尔郊区安德鲁·杰克逊所住的奴工营中，考古学家挖出了门框底下埋着的铜制小“手”。布鲁斯曾多年辗转于密苏里州、密西西比州和得克萨斯州，他说尽管巫师们可能会有一些本领，但许多边远地区的奴隶已经不再相信这种巫术了。他们的一些同辈称，巫师的这些通灵之手可以控制白人日益增长的左手与右手权力，而他和一些人对此只是抱着嘲笑的态度。那些会运用一些能力或魔法的奴隶，在绝望和孤立的状况下，很可能把它当作一种手段——前奴隶亨利·比布把它称为“工具”，以此来获得他们所需的东西，而不考虑这样做可能会伤害到其他奴隶。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格莱姆斯到佐治亚州后，他的主人让他和一个比自己大的女人睡在一张床上，这个女人控制着奴隶主。年轻的格莱姆斯告诉他的主人，“法兰琪姑母”是一个女巫，她想控制他。但他的主人并没有理会他，只是让他回到床上，伺候好那个女人。(7)

即使在那些心怀好意的人中，由于各自的初衷不同，也可能引发争端。还有一些人执着于自己原来的身份，并以此把自己与其他同样被奴役的人隔离开，甚至以此来虐待他人。一个出生于密西西比州奴工营的女奴说：“爷爷一直深爱着弗吉尼亚州，仿佛他从未离开过那里。”在康加里，查尔斯·鲍尔的朋友莉蒂亚出生于马里兰州，奴隶主逼迫她嫁给一个来自非洲的男人。那个男人只会说一点英语。奴隶主“让他和田里的其他人一起干活，但是他一回到小屋，便端起架子”。他什么都不帮莉蒂亚，洗衣、做饭、照顾孩子以及打理园子这些活儿都是莉蒂亚一个人做，有时他甚至还殴打莉蒂亚。(8)

许多奴隶之间的语言不通。1820年，路易斯安那州很多奴工营中的奴隶，比如雷德河的伊莱·白利弗只会说法语或是混合的非洲法语，像夏洛特·罗杰斯这些来自切萨皮克的奴隶就无法与他们交流。她感到自己被孤立之后，就想象她干活的时候，母亲在旁边唱歌。她走了数英里去见一个刚到路易斯安那的奴隶，只是因为她听说那人是从弗吉尼亚来的。即使是在英语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口音在奴隶制边疆地区听起来还是有些奇怪。而从南卡罗来纳低地来的移民则说着格勒语(1)或是非洲语言。在卡罗来纳内陆的康加里地区，查尔斯·鲍尔遇到了一个用阿拉伯语做祷告的非洲穆斯林。以利莎·加里想起了他的祖母蕾切尔，她在19世纪早期被奴隶贩子从弗吉尼亚州带到佐治亚州，她也一直说不流畅当地语言。(9)

19世纪上半叶，以利莎·加里发现西南棉花区的奴隶之间形成了一种比较“流畅的语言”。没有人知道形成这样一种口音、词汇和语法相通的语言需要多长时间。但是，来到边远种植园地区的奴隶移民却创造了这种方言，一些语言学家把它称作现代的“本土美国黑人英语”。这种新语言就在像监工分配给查尔斯·鲍尔的这种小屋里诞生了。分配给鲍尔的屋子里还住着一个叫尼罗的男人，以及他的妻子和5个孩子。尼罗当然不会因为一个年轻人搬来和他们一起住而十分开心，但他还是热情地把鲍尔领进家。他们刚弯腰跨过门槛，尼罗4岁的女儿便光着身子跑过来，热情地抱住尼罗的大腿。她整天都在照顾刚出生的弟弟，现在父亲回来了，不但她的负担减轻了，她还可以吃饭了：“现在我们可以好好享受一顿晚餐了！”(10)

尼罗低头看了看女儿，然后转身问鲍尔：“你家里有孩子吗？”鲍尔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尼罗也沉默了。尼罗的妻子戴娜和3个大一点儿的孩子走了出来，听说又有一个人要和他们挤在这个小屋里，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到外面拿了些野菜。她煮了煮那些菜，把它们放进每周分配给他们的那点玉米面包中。鲍尔和他们一起坐下来，有那么几分钟，鲍尔觉得一切都安定了。吃完饭，鲍尔爬上阁楼，盖上了他们给他的一条毯子。

不久，鲍尔开始领取自己每周的玉米配额。但是，他把自己的玉米放到了戴娜和尼罗的篮子里，他们共同分享这些食物。几天后，戴娜给了鲍尔一些糖浆，这是用她和尼罗在晚上编织篮子赚来的钱买来的。鲍尔30多年后回想起这件事说：“当时我提出，作为家庭一员，我会和尼罗共同支撑这个家。”鲍尔卖掉了自己雕刻的木碗，把赚来的钱也都放在了家里。他们和鲍尔一同分享园地里种的蔬菜，尼罗的玉米换来莉蒂亚种的豆子。

这些家庭和群体之间进行交换，并不单纯是因为他们乐于助人，而是每个人都能从交易中得到一些东西。这些来自不同族群的人聚到一起，虽然工作在同一片土地，但是制度的设计使他们之间会相互竞争，他们可以选择不帮助对方。康加里的一些人就是自私又贪婪的。但是，更多的人意识到，要想存活下去，就必须营造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型家庭氛围。即使是外人，也能从中获利。鲍尔帮助了莉蒂亚令人讨厌的丈夫，为他们死掉的男婴挖了一个坟墓，因为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莉蒂亚。他看着那个非洲男人把他的孩子放进墓坑，随后又在孩子的周围放了一些物品：“一张弓，几支箭；一包肉干；大约一英尺长的小型独木舟，一支小桨；一小块白布，上面用红蓝笔画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物。”那些都是为这个孩子穿越海洋到达彼岸的勇敢之旅而准备的，他的祖先就在彼岸等待着他。非洲男人告诉鲍尔，这样做，“他的亲属和同胞就会知道这是他的儿子”，然后他们会欢迎这个孩子来到祖先生活的地方。他把自己的一缕头发放在儿子的胸膛，用双手把坟墓填上，然后他对鲍尔和其他在场的人说：“家乡之神正在注视着他，并为其所做之事而欣喜。”(11)

莉蒂亚的丈夫不能让这个新世界的人理解自己，只有逝者理解他的信仰。但还是有许多人愿意把这些陌生的移民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19世纪20年代末，一个叫约翰·布朗的年轻人从弗吉尼亚州被卖到佐治亚州，他在新主人那里备受折磨。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真的很想死，要是没有约翰·格拉斯哥，我当时可能真就这么做了。”格拉斯哥是一位长者，当时他正在带着一群奴隶劳动。他教布朗如何在棉花田中赶上进度，并告诉这个男孩：“不要再因为见不到父母和亲人而哭泣了，因为我也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为了自己，也应该把他们忘掉。”在这里，你可以选择死亡，也可以选择生存下去，格拉斯哥指引布朗走上了生存之路。奴隶主曾用穿着靴子的脚把布朗的眼眶和鼻子踢破，格拉斯哥帮这个年轻人清理了伤口，他小心翼翼地用一个温暖的油脂球按摩布朗错位的眼球，最后把它归位。(12)

奴隶们彼此关照，他们所做的食物、园子里的豆子、狭窄木屋中一个富余的床位、一条来之不易的经验，无不与大家共享，他们更是用关爱之手扶助新同伴度过最初的那些日子。从那以后，奴工营中的这些人开始一起劳作。冬天临近时，鲍尔和尼罗用剩下的钱买了3条毯子。经过仔细剪裁缝制，给每个人做了一件暖和的外套。这个坐落在棉花种植园边缘的小村镇形成了一种生活模式，它把每个小团体团结起来。周一晚上，每家每周的份额分配完毕后，都会留下一名家庭成员排队在院子中的手磨机上轮流磨玉米，最后一个人可能一直要到早上才能磨完。于是，他们通过抽签决定顺序，一个人研磨完自己的玉米后，再叫醒下一个人。(13)

但是，并不是所有物品都是大家共享的。奴隶们分享彼此的东西，但也会用这些东西来划分界限，在争吵和合作之中形成某种关系与组织。吉米在他主人的田纳西森林中种了一片烟草，这片烟草是能挣钱的，这块土地说，“我比一个人手强多了”。迈拉想要一件印花棉布大衣，以便她周日的时候外出。她说，我不像法律所规定的那样，可以被随意买卖、鞭打和强奸，按照白人的意愿与我的孩子分开。老托比在一个炎热的周日走在密西西比的路上，他希望到镇上遇见他的下一任妻子。他的腋下夹着一把伞，那把伞说，“我不像其他伞，既便宜又破旧，我是独一无二的”。(14)

虽然这些物品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数量要比东部地区少，但是财产意识越来越受人重视，它要帮那些自出生便不知道自己归属的人找到自己的身份。人们生产的或是宣布为个人所有的这些财产，即便在他们死后也与他们有着联系。一天，安东尼·阿伯克隆比正在亚拉巴马州的森林中砍柴，他看到旁边的树木旁好像有个鬼魂在游荡，便马上扔下斧子逃走了。后来，他想到那个在树上往下扔坚果的鬼魂可能是乔。乔曾经答应会给安东尼25美分，作为安东尼给他剥玉米的报酬，但是乔还没来得及卖掉玉米赚钱还给安东尼，就被主人吉姆枪杀了。现在乔回来履行他的承诺了，给了他一些能够拾起来变卖的东西。(15)

虽然这些奴隶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还是会把仅剩的一点东西拿去分享。而第一次奴隶扩张为美国白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尤其是1815年之后的扩张，让白人赚得盆满钵满。一些人被当作劳工出售，置于鞭笞体制下，这些人的辛勤劳作，创造了更多新美元，并让它们突然之间在美国经济中流通起来。经济力量决定政治力量。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后，一个由南北方支持奴隶制扩张的政治家联盟主导着美国的政治，他们把自己称作“共和党”。19世纪20年代之前，约翰·昆西·亚当斯的父亲是当时唯一一位非弗吉尼亚州出生的总统，在杰斐逊总统的第二个任期里，约翰·昆西·亚当斯从联邦党转为共和党，在参议院中代表马萨诸塞州。而新奥尔良战争后，联邦党就被排除在外了。(16)

托马斯·杰斐逊的继承者——共和党人，既是奴隶制的批判者，也是它的受益人，他们目睹了奴隶制的大肆扩张。尽管弗吉尼亚人说西北边疆地区奴隶制的扩张最终会导致这种制度瓦解，但是，那些到新奥尔良和亚拉巴马州经商的北方人却认为，事实恰好相反。19世纪初，根据宪法选出的17位国会议员，代表了3/5的奴隶人口，当然他们实际上代表的是奴隶主的利益，而非奴隶的利益。议员的增加使南方政治家足以统治共和党，加之北方共和党的忠心耿耿，甚至使他们得以主导整个政府。毕竟这些棉花企业家也给北方带来了利益，他们扩大信贷市场，支撑贸易，为约翰·昆西·亚当斯的选民所建立的新纺织工厂提供市场。亚当斯是一名优秀的共和党战士，他是詹姆斯·门罗总统的国务卿。这位总统也是弗吉尼亚州的奴隶主，但他抱怨说：“奴隶们创造的价值……将永远使南方获益。”换言之，西南地区奴工营的杆秤上成磅增加的棉花，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每个人每天的采摘量。如果把每个奴工采摘的棉花乘以奴隶的总人数，他们所创造的就是更多的财富，这又进一步扩大了奴隶制，增加了南方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数量，从而制定更有利于南方的法律——然后，奴隶主就可以赚更多钱，奴隶制又得以进一步扩张，如此就进入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作为新英格兰人，亚当斯开始担心，奴隶主政治权力的扩大，“肯定会让我们自己处于弱势”。(17)

在19世纪的前20年里，数以万计的移民从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迁移到密西西比以西和今天的路易斯安那州以北地区。密苏里州、密西西比州和俄亥俄州这三个地方汇集了半个大陆的水域，河流交汇后南向流往新奥尔良。这些地区位于一条主要的地质断层线上，1811年，由于该区域地壳运动毁坏了密西西比河重要的港口新马德里，而当时的密苏里领地位于反向力的另一个合流处的上端。东北部是新建的伊利诺伊州，在18世纪80年代，它虽然表面上属于西北领地，是一个自由州，但实际上这里的一部分地区居住着南方人，他们利用州法律上的漏洞在这里实行奴隶制以奴役黑人。事实上，1821年，这些定居者还试图修改伊利诺伊州的州宪法，以允许大规模奴隶制的存在。同时，密苏里州的北部、西部和南部都是通过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所获购得的广袤土地。然而，这个地区只有一个地方已经建州，那就是路易斯安那，而剩下的80万平方英里土地的归属仍悬而未决。(18)

1818年12月，当密苏里领地的白人向国会申请建州时，这些定居者已经在圣路易斯以西建立起了一个繁荣的农业经济体系，这里的农业基础主要是烟草，以及用以制作绳子和帆布的大麻、玉米，当然还有奴隶，有超过一万名黑人奴隶住在密苏里。密苏里人要求国会承认其作为一个州的独立身份，国会因此开始处理这个问题。自1795年国会批准肯塔基州为蓄奴州加入联邦之后，总共已经批准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俄亥俄河以南的5个州为蓄奴州。考虑到像约翰·昆西·亚当斯这样优秀的北方共和党战士为此日益感到焦虑，当纽约州众议员詹姆斯·塔尔梅奇（James Tallmadge）在1819年2月13日的国会陈词时，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他的话感到吃惊，但是他们还是感到惊讶。(19)

塔尔梅奇对密苏里建州议案提出了两个修正案：第一是禁止密苏里继续进口奴隶，第二是解放新州中年满25周岁的奴隶。这甚至让许多见多识广的议员也感到惊讶。在众议院书记员计票的过程中，结果逐渐明朗，虽然南方代表普遍持反对意见，但在北方人的强烈支持下，还是通过了塔尔梅奇的修正案。自由州的一些人显然担心，他们只会成为美国政府的次要合作伙伴。虽然他们既不反对奴隶制本身，也不反对他们能从中获利的那种奴隶制，但他们还是选择与之划清界限。密苏里的地理位置偏北，不适合棉花生长。自1789年国会颁布《西北法令》以来，国家立法机关首次阻止了奴隶制的扩张。(20)

而在参议院，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在过去的10年中，国会一直成对地批准蓄奴州和自由州加入联邦，以此来维持南北方在参议院中的力量大致平衡。南方参议员反对众议院提出的法案，抨击废奴条例。众议院则否决了参议院所提出的密苏里建州案。随着争论逐渐白热化，约翰·昆西·亚当斯意识到，他们“揭开了一个秘密”——一条暗藏的立场分界线：如果要让北方代表作出决断，他们一定会投票去反对奴隶制的扩张；而南方代表则认为，奴隶制扩张是他们所拥有的权利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约翰·斯科特是密苏里的一位无投票权代表，他认为这种限制剥夺了密苏里白人享有宪法所规定的财产权。这种扩张的权利甚至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权利。南方代表们哀叹，如果对奴隶制的这种限制阻碍其进一步扩张，那么奴隶的数量就会激增，最终会导致奴隶起义的爆发，南方各州也会重蹈海地革命的覆辙。佐治亚州的托马斯·科布警告称，限制奴隶制所引起的冲突，“正在点燃一场大火，即使倾大洋之水也无法将它平息，只有靠鲜血才能把它扑灭”。(21)

面对科布所暗示的内战威胁，塔尔梅奇回应说：“如果只能靠鲜血来扑灭我助燃的这场大火……我将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争论你来我往，一直没有停歇，直到国会的春季会期结束，也没有一件事得到解决。那些来自纽约和新泽西的国会议员回到家后，发现当地正在举行一些会议，以支持他们反对奴隶制扩张的观点。在这些会议中，一些选民提出来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局部的利益。纽约会议的组织者问道：难道奴隶制与我们所宣称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相违背吗？然而，大多数与会的白人并不是反对奴隶制本身，而且他们所有人对黑人平等这个概念感到厌恶。与几年后出现的废奴主义群体不同，这些会议是社会上趋于保守的联邦党人发起的。那些年高德劭的牧师以及声名远播的慈善家是不会容忍对美国黑人进行剥削的。然而，这些会议一直在争论的是地方权力制衡的问题。当新罕布什尔的威廉·普卢默（William Plumer）再次前往国会参会时，他认为，一名自由州的政治家“容忍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张”，将无异于是“政治自杀”，不断的退让会让美国变成一个由傲慢的种植园主政客主导的“奴隶大帝国”。(22)

经过1818年选举之后，1819年初冬，包括普卢默在内的团队在首都组成了新一届国会。从他们参加选举到上任的这13个月里（当时的“跛鸭期”比较长），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1819年的恐慌让第二银行陷入了一系列丑闻，亟待立法机关去解决，但对于密苏里的争论还在继续。虽然肯塔基州代表兼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正在幕后与来自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国会议员的中立组斡旋，试图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但众议院中的火药味还是越来越浓，甚至还有谣言说，议员在辩论时携带了手枪。(23)

约翰·昆西·亚当斯是一名来自南方政府的新英格兰人，一直与西班牙协商，试图得到佛罗里达，他曾在1819年夏天信誓旦旦地对观众说，对密苏里奴隶制的限制是违反宪法的。但当谈判在1820年2月僵持不下时，门罗总统使用行政权力，希望依靠北方共和党人来解除对奴隶制的限制时，亚当斯在下午晚些时候与来自南卡罗来纳的陆军部长约翰·C．卡尔洪进行了一场匪夷所思的谈话。卡尔洪预言，密苏里危机“不会导致合众国解体”。他还说道：“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南方将不得不与英国结盟。”亚当斯当时十分震惊，他还记得与这个古老帝国的两次战争，他回应称：“这会让我们重新变成殖民地。”卡尔洪说：“是的，很有可能，但是他们也是被迫的。”

亚当斯陷入了沉默。在日记中，他写下了不敢说出口的话：“如果奴隶制问题会导致合众国解体，那么显然不久以后就会迎来奴隶的全面解放”，因为“奴隶制是北美联邦的一大污点”。而发动战争则意味着“会重新组建一个以奴隶解放为前提的新的合众国。这场战争的目标宏大，前景广阔，名义高尚。投身其中的人会被赋予光荣献身或牺牲的殊荣。”(24)

然而，亚当斯与卡尔洪及其他内阁成员一样，想的不是自我牺牲，而是1824年的选举、门罗的卸任以及他自己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因而他在公共场合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参议院已经通过一项法案，批准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同时让缅因州（原为马萨诸塞北部的一部分）成为自由州，从而保持参议院的平衡。1820年初，克莱又把这项法案提交给众议院。这项法案也禁止在原法属路易斯安那北纬36°30′以北，即密苏里州的南部边界以北地区实行奴隶制。南方参议员认为，这项提案对南方没有太大的损失，毕竟人们无法在达科他州种植棉花和甘蔗。当众议院的自由州代表否决了合并的妥协法案时，克莱将其分成了两个独立的法案——密苏里建州法案和限制奴隶制扩张界线法案。南方人和少数北方人投票支持密苏里建州（蓄奴州），北方人则投票通过了北纬36°30′限制界线法案。危机最终得以化解。(25)

密苏里建州问题告一段落以后，奴隶制扩张似乎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说来也不复杂，这样才能把路易斯安那州并入合众国，从而避免欧洲帝国干预这个国家的扩张。北方政治家几乎是马上团结起来反对扩张的。这种极力反对或许能够解释南方政治家为何反应会如此激烈，并且威胁要退出联邦。华盛顿政府中的南方势力，一直依靠参议院中自由州与蓄奴州代表数量的平衡，来实现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张，那些精于算计的人明白，北方的财产，尤其是那些新英格兰人（他们对反对奴隶制扩张不那么狂热了）手中的钱是不会从那些资助他们的人手中溜走的，那些经营航运贸易的商业精英们仍然主导着新英格兰的政治。虽然一些南方人可能会抱怨，在路易斯安那以西的西班牙领地像一堵墙，阻碍了奴隶制的扩张，但妥协案的协调人克莱认为，他可以把西班牙的得克萨斯加到《亚当斯—奥尼斯条约》（Adams-Onis Treaty）(2)中，此前这个条约已经确保让奴隶主获得佛罗里达。尽管他做不到，但是像詹姆斯·门罗总统这样的南方领袖仍相信，得克萨斯最终会落入美国之手。南北方的许多人认为，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密苏里妥协案”开了一个先例，它让西部既存在自由州，又存在蓄奴州，他们把这个妥协案称为“神圣的契约”。(26)

关于密苏里的争论让很多南方的奴隶主对未来的批评变得极度敏感，然而，北方对奴隶制的反对在危机结束后就烟消云散了。在1819年之前，北方白人根本就没有组织起来反对奴隶制及奴隶制的扩张。1821年之后，北方白人便又开始忽视美国黑人的权益，无视奴隶制或奴隶制扩张对那些奴隶的影响。只有很少一部分北方白人认识到了奴隶制所引起的一些严重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关乎奴隶制是否损害了美国的荣誉——但他们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还让佐治亚人和其他一些作恶之人摆脱了奴隶制扩张的道德束缚。道德的谴责和政治上的利益没能使人们联合起来，形成一种持续的力量来反对奴隶制的扩张。实际上，1821年，一些南方领导人意识到，只要他们声称其政策可以加强白人的民主，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形成一个跨地区的联盟，从而进一步剥削黑人奴隶。不管怎样，北方人都在尽力给人们这种感觉。比如，在密苏里建州案达成以后，纽约州就举行了州制宪会议。在他们所拟定的新文件中，代表们想要削弱本州传统精英的力量，取消了对白人选民的财产要求，却给黑人选民设置了更多的障碍。

19世纪20年代初，美国的现状就是奴隶们只能自己帮助自己。但他们寡不敌众，而且装备也少，所以无论起义还是直接反抗，最终的结果无疑就是失败。他们只能换一种方式改变自己的现状。但即使是从内部建立起自己的群体也很困难。黑人在强制移民下四散分离，无法形成群体，还被抹去了身份，这些奴隶移民要在不断地迁移中建立起新的联系。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人类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从细微中演变而来的，哪怕它们和风中飘散的话一样短暂。

大概是在1820年10月的一个周四晚上，肯塔基州的奴隶主泰勒正等候在门廊前。在他的谷仓和房子之间的空地上堆着许多玉米，这些玉米需要搬到谷仓中储藏起来。很快，泰勒隐约听到了声音，成群的男女奴隶正唱着歌穿过树林，从他们主人的种植园赶来，帮他剥玉米。

其中的一个队伍中就有弗朗西斯·弗德雷克，就是他在40年后的1863年记录下了发生在当晚的事。昂首阔步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当晚之星”，他是一个身材高大、聪明机智的年轻人，名叫鲁宾。鲁宾的帽子上插着枝条和羽毛，这些装饰都是为朋友和木屋同伴们选出的冠军准备的，他们想看看哪个队伍能在比赛中最先剥完泰勒的玉米，以此来测试他们的能力和勇气。很快，男人们跑到了玉米堆旁，女人们则待在一旁围观。那些彼此认识的男人开着玩笑，打量着新人。鲁宾和另一个队的队长凑在一起制定规则。然后两队各选出一人，将玉米分成两堆，两队各挑一边。泰勒交给每个队长一壶酒，这酒在比赛中有着重要的作用。(27)

比赛开始后，人们马上干起活来，拿起玉米穗便开始剥皮。队长则跳上玉米堆，站在中心位置面向自己的队伍，他们的任务就是鼓舞士气，讲一些幽默故事或编几句朗朗上口的歌词。人们的手上一边毫不停歇地在剥着玉米，把剥好的玉米扔到已剥完的玉米堆上，一边传着酒壶喝酒。但即使这样，他们还能跟着队长一唱一和。在剥玉米大赛中，队长唱的歌经常会嘲弄一些在场或不在场的奴隶，有时直接指名道姓，有时则含沙射影：“乌云密布，好像要下雨了，原来是路上走来了一个黑姑娘。”听到这样的歌词，在场的黑人女性有时会怒不可遏，有时会对这些酸葡萄反唇相讥。另一些歌词则冒着风险，拐弯抹角地嘲讽奴隶主。还有一些人会谈论政治，有时会取悦他们的主人，但如果主人是另一党派的，则会惹恼他们：“波尔克和克莱去打仗，回来时波尔克的下巴受了伤。”针对那些在现场有耳目的奴隶主，一些人甚至编了一首拖长曲子，以此作为抨击手段：“投机者买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把她们带到再也找不到的地方。”或者他们会要更多的酒来支撑他们度过剥玉米的漫漫长夜——“老板，老板，请给我时间。老板，老板，我快累垮了。”(28)

他们一直干到午夜过后。肚子里的威士忌来回晃荡，欢声笑语不断，以此驱走秋天夜晚的寒气，使人感到一些温暖。十几米外飘来的烤牛肉香味，催促这些奋力剥玉米的男人赶快完工。玉米堆越来越小，队长们嘶哑的叫喊声加快了人们的节奏。深夜两点钟，鲁宾的队伍率先剥完玉米，他们胜利了，激动无比地冲向另一支大汗淋漓的队伍，在他们周围欢呼雀跃，挥舞着帽子，对着失败的对手唱道：“哦哦，真丢脸！真羞耻！”但他们不会高兴太久，因为他们马上又跟随鲁宾走向泰勒的房子。泰勒和妻子、女儿正在门口等候着。这些奴隶挤在一起，在鲁宾的带领下唱起了最后一支歌：“我来就是让你知道/[男人唱]哦，哦，哦！/[队长唱]我们抢先剥完了玉米/[男人唱]哦，哦，哦！/……[队长唱]我们向你问安，我们和你说再见/[男人唱]哦，哦，哦！/[队长唱]因为我会再回来/[男人唱]哦，哦，哦！”然后，他们便一起回去帮输的队伍剥剩下的玉米，完工后，大家坐在长桌旁边一起享用大餐。(29)

奴隶们在当晚所享受的快乐，以及在当地赢得的名声，就和那顿晚餐一样转瞬即逝。两周后，就有30名当晚在泰勒家剥玉米的奴隶被卖给了新主人。19世纪初的每年12月，买主便开始在肯塔基州四处搜寻奴隶。弗德雷克回忆道，鲁宾是第一批“被迫与家人分开的，每当我想起他坎坷的命运，我总是会情绪激动”。即使弗德雷克的脑中充满了自己在弗吉尼亚州被卖掉的悲伤回忆，他还是不能忘记鲁宾那晚领导的胜利，鲁宾用自己超群的智慧和精湛的口才领导着100多个男人。那天晚上，尽管一切不幸笼罩着他们，但300多个男人都被鲁宾的天才鼓舞着、快乐着。鲁宾成了众人中最闪耀的人。(30)

有些事情的发生并非偶然，那些在现代史上最为流行、最具创造性的音乐流派都是源于美国的一些角落，在那里，黑人奴隶一次又一次地遭受着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在鲁宾被卖的地方，以及在被迫移民影响最深刻持久的地方，虽然音乐不能阻止他们被鞭打，也不会帮黑人填饱肚子，但音乐是他们的第二个舌头，能让他们说出第一个舌头不能直接说出的话。虽然他们创造这些歌曲时，只不过是把日常的点滴像珠子一样串在一起，但是他们从中感受到了另一个自我在呼吸。像这样剥玉米的时刻，成了黑人们聚会的机会，他们在一起唱歌、跳舞、玩乐。强制移民摧残了他们的人格，他们在这里为之哀悼，试图将其重新唤醒，使其得到救赎。

在这样的场合，尤其是星期六晚上没有白人监视的时候，音乐让人们重新焕发了活力。他们开始思考、行动，重新发现真实的、活生生的自我，认识到自己因为特殊的能力和贡献而对别人产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意识到这里的人是一个群体，能够在一个共同的场合展示自己的独特个性。在马里兰州，约西亚·亨森的父亲曾经弹过一把用葫芦、木头和绳子制成的班卓琴。约西亚回忆道，这种非洲乐器是“农场的生命所在，每当狂欢之时，父亲会整晚弹奏那把琴，其他黑人则伴着琴声跳舞”。但是，在1800年前后，约西亚的父亲和奴隶主起了冲突，因此他的主人割掉了他的耳朵作为惩罚。约西亚的父亲从此成了一个残疾人，愤怒之下，他决定不再弹班卓琴。不久，主人把他卖到了南方，一个离约西亚很远的地方。约西亚几十年后回忆道，“至于他以后的命运，我和我母亲就无从知晓了”。但是，西南方向的路径十有八九都逃不开新奥尔良这个巨大的陷阱。

图5.1　剥玉米有助于团队建设，加强彼此之间的了解，还为个人即兴表演的比试、个人技能的展示提供了平台（Harper's Weekly，April 13，1861，p．232．）。

1819年，当白人们开始为密苏里问题彼此争吵、相互威胁时，某个周日，一位来访者徘徊在法国区北部边界的一片空地上，这里就是如今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公园。来访者听闻这个地方叫刚果广场。他看到一个消瘦的老者在演奏班卓琴，旁边一群人正围成一圈在击鼓。中间有两个女人在跳舞，“演奏间隙还不时有人吼上两声”。19世纪30年代，威廉·威尔斯·布朗是一名奴隶贩子的奴隶雇员，他当时听见刚果广场响着非洲的鼓声。每个角落都有不同的非洲部落，有米纳斯人、富拉人，还有刚果人，他们演奏着各自的音乐，跳着自己的舞蹈，还有一些人在旁边驻足观看，点头赞赏，甚至也会加入其中。鼓声时快时慢，他们有节奏地说唱着，这种节拍是他们30年前从大洋彼岸带到这里的。舞者编排的那些舞蹈也在诉说着他们的过往。如果约西亚的父亲来到这儿，他或许会觉得自己和他们都在用同样的家乡语言歌唱。(31)

或许约西亚的父亲会再次拿起他的班卓琴。那些许久未联系的亲戚有太多的东西要教他以及切萨皮克和卡罗来纳的人，因为这些地方长久以来都禁止击鼓。东南地区的移民也要教那些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来移民。他们演奏小提琴和班卓琴时慷慨激昂，音乐中善用切分，风格简明，这些都是他们200年来在新世界艰苦的环境下形成的新的音乐风格。东南部的移民在这个国家背井离乡，他们在不断迁移，因此他们的音乐风格也在不断改变。19世纪初期的一位作家称：“蓄奴州中到处都有弗吉尼亚黑人的身影，因此无论走到哪里，你听到的歌曲、看到的舞蹈都是相同的。”从弗吉尼亚被贩卖出去的黑人在歌中唱着他们被流放的原因。在现代社会中，他们以音乐的方式唱出了分离所带来的伤痛，这种伤痛是无法单独用言语来表达的。(32)

一位早期的白人评论员这样评论美国的黑人音乐：“如果你在南方转一圈，从弗吉尼亚州到路易斯安那州，你可能会听到100次同样的曲调，但是每次听到的歌词都不一样。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在节日时即兴表演。”而在这些表演中，只有一点是固定的，那就是表演从不固定。他们会把一些节奏、旋律、歌词和动作中一些重要的部分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从晚上8点到凌晨2点，鲁宾要一直站在玉米堆上，他还专门为此受过训练。鲁宾在同伴和一些老人的指导下，已经可以自己编唱、修改，然后不断地创作新歌曲了。(33)

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白人作家开始尊崇个人主义，强调现代性，而不再一味地模仿前人的东西。现代西方世界看起来似乎确实在颂扬个人主义，沃尔特·惠特曼(3)就是一个例子，他歌颂的不是被灌输的传统的伟大，而是他个人的伟大。鲁宾坐在奴隶贩子的平底船上，他的锁链连着甲板。从肯塔基州前往路易斯安那州，他经过的每个州赋予了几乎所有的白人男性选举权。因此，惠特曼歌颂自己，宣扬自我，倡导美国的个人主义。在未来的一个世纪，这个主题在白人艺术中得到凸显。19世纪，白人开始讲述黑人文化，然而，在他们的叙述中，总是把黑人艺术形式与前现代世界中的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而这种文化中可能并不存在“自我”这种概念。在白人的叙述中，他们把黑人舞者和歌手的表演归为一种传统或是本能，并不认为这是他们个人的天赋。这种带有追本溯源性质的叙述，又含蓄地为奴隶制的合理性找到了更多的借口。白人认为，他们之所以会被奴隶创作的这些音乐所吸引，是因为黑人拥有不同寻常的“模仿能力”，这种原始的能力可以让人在纵情狂欢中忘却自我。然而，到19世纪晚期，许多白人开始相信（很多人现在仍然认为）黑人天赋异禀，有一种生来就有的“天赋”，那就是对节奏天然一致的反应。(34)

然而，美国黑人奴隶才是真正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他们才是真正的天才。19世纪的前四五十年，在边远的奴工营地区，这些奴隶不断创作新歌曲，从而让这个地方一直闪耀着创新的光芒。在现实世界中，像鲁宾这样的人还在挣扎求生，而这种个人创新会提高他们的生存概率，其意义不仅在于能让他们多摘一磅棉花而少挨一次鞭打，精妙的演唱还可以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提高其在同伴中的威信，让这些奴隶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能干活的“人手”，还是可以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人。而当这些歌曲得到同伴认可后，这更给了他们生存下去的勇气。所以，奴隶制边疆地区的歌曲和舞蹈强调的是个人即兴创作，而非模仿他人，也不流行群体表演。这也难怪在剥玉米、滚圆木或是周六晚上聚会的时候，这些从各个港口被奴隶制的“海啸”席卷到这里的人们，都想寻找宣泄、表现的时机，就像鲁宾把自己精彩的表现铭刻在弗朗西斯·弗德雷克的脑海中一样。他们努力让自己的舌头摆脱恐惧和忧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显示自己的独特，使自己的歌词和舞步具有新意，从而让自己赢得同伴的尊重。在聚会中，在歌唱中，像鲁宾这样的表演者总会找到时间和空间来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他的同伴也会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如哈蒂·安·内特尔斯所说，“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高歌阔步”。

虽说不是每个黑人都是演艺高手，但是和大多数白人相比，他们都还算得上活跃。所有人围成一圈，边唱边跳。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在圈子中央跳舞。男人和女人平分秋色。这就是黑人在这个年轻国度聚首的方式，甚至男人们也不希望女人在这里矜持腼腆。在剥玉米时，男人唱着：“你跳我也跳，我发誓你跳得比我还高！”奴工们和自嘲的人一起笑，附和道：“哼！哼！围着玉米转，萨利！”萨利是一首歌里面的名字，或许指某个正跳着舞的黑人女子，人们发现她可能比她的丈夫或者情人跳得还要大胆。有的女人在圈子中间跳赢了一个又一个男人，赢得了“湾区最快女孩”的称号。莉莎·简就是这样一个活跃在舞台上的女孩。(35)

当然，如果一个人撑不起舞台，其他人就会上来，即兴重复正在唱的歌曲，即使人们正在合唱《弗吉尼亚的黑奴们干得好》这样的歌曲时也不例外。那些剥玉米的听众和歌手都鄙夷那些忘词或是跑调的领唱。这些奴隶每次都能变着花样唱出他们的歌，或悲痛，或哀怨，或嬉笑。这与白人的音乐是不同的，白人的歌词几十年都不变。总体上来说，白人音乐合奏每次只有一个节奏，而舞者的步伐也好像是提前编排好了的。白人音乐文化的形式适合那些循规蹈矩的人。黑人音乐文化是一个圈，任何人都可以在中间跳上一段。这些不断创新的奴隶歌手就是在即兴创作中培养、实践和训练自己，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新的需求和挑战出现时创造性地思考。即使白人令他们的生活一片混乱，这些黑人奴隶仍然可以形成他们自己的习俗，比如鼓励个人表演创新成为聚会的重点。在周六的舞会上，如果一个黑人男孩大胆自信地跳一段可爱的舞步，大家会给他10美分硬币作为奖励，即使当时10美分硬币很罕见。(36)

图5.2　人们可以在农闲时和周六晚上跳舞，这为那些被迫与妻子分离、被卖到他乡的奴隶提供了一种社会环境，可以让他们结交异性，展现个性。这是费城1863年出版的《1863年奴隶画册（第3专辑）》中的一幅题为《圣诞周》的作品（国会图书馆）。

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赚钱，也可以得到人们的喜爱，这让当时还是男孩的鲁宾开始留心自学。在成长的过程中，类似的奖赏和鼓励也不断地引领着他。在剥玉米的时候，同伴围成一圈给他伴唱，鼓舞着他，甚至与对手竞争也成了磨炼他的一种方式。这些奴隶移民会在这个过程中互相支持，围在一起鼓掌，当别人即兴演奏时会跟着伴唱，这是没有料想到的结果。他们所受的创伤本可能让他们变得自私、傲慢，放弃道德，甚至自我封闭。他们极度贫穷，奴隶主却用偷来的财富取笑他们。乔治·斯特里克兰还记得，他小时候在亚拉巴马州时，每个周六早上，白人“会给他们一些饼干做早餐，但由于饼干很少，他们甚至会互相争抢”。一些孩子为了尝一口白面而大打出手，奴隶主则在一旁取笑。年长一些的奴隶原本不应该这样幼稚，但当音乐响起，他们的举止也变得和孩子一样了。(37)

然而，在音乐表演和聚会活动中，大家围成一圈，中间都是一些创作歌手，这时奴隶就选择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来加强个人的独立感。这些选择是至关重要的。音乐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思想和身体，仅仅通过分析“莉莎·简”这样的歌词是无法体会这些的。音乐可以拯救人的生命，而且确实拯救过人的生命。鲁宾静静地坐在平底船上，河岸线展现在他的眼前，尽管双手被冰冷的镣铐束缚着，但无论是他的舌头、脊柱，还是记忆中和灵魂的深处，都为歌舞时刻准备着。在路易斯安那，鲁宾将再一次发挥自己的才能，让这些老歌适应新的环境，让人们尽情宣泄，让所有人的声音和节奏相互融合，一较高下，同时努力让每个人都有展现自我的空间。他们已经把他当自己人了。对于被商品化的人们来讲，他们被这个极速变化的世界当作一个个毫无特征的单元，他们迫切需要反抗这个世界对待他们的方式。很多人能凭借自己的创造力作出反抗，正如当初许多人凭借自己的创造力完成了不断提高的配额。(38)

最终，在巴黎、纽约和华盛顿白人艺术家的波西米亚社区中，他们让艺术融入生活或让生活融入艺术，以此来践行惠特曼的个人主义理想。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追随着鲁宾的脚步，只是鲁宾的程度比他们更深。鲁宾的观察力和创造力比白人更为强大，因为他更清楚自己手腕上铁链的重量。他懂得如何有效地利用新旧事物，因为他所经历的那些变化是波西米亚白人无法理解的。这些经历，买他的那些人无法理解，西南边疆的那些奴隶主也无法理解。奴隶贸易中的奴隶向西南前进着，奴隶主逼迫他们唱歌，最后却发现自己成了歌中被讽刺的对象。奴隶在自己的圈子中，可以玩笑，可以远离白人的监视，可以一致对外。(39)

对白人来说，这个圈子越不可接近，他们对它的兴趣就越大。白人认为，独特的“黑人音乐”可以成为另一种商品：这是一些白人想要得到并占有的东西，用以伪装自己。最初，几个黑人表演者在运棉船上当水手，他们向着北方进发。他们在纽约的工人剧院演奏班卓琴、唱歌、跳舞，手脚并用打着拍子，一下子引起了轰动。在这个快节奏、乐于追求新事物的商业城市，这些黑人的表演既令人震撼又让人着迷。白人男性，包括不断向南扩张的棉花帝国的政府官员，都开始模仿和展示在俄亥俄州以及新奥尔良所学到的东西。那些曾经的轧棉机修理工、船员和学徒，都以最地道的方式歌唱着、蹦跳着、摇摆着、演奏着，然而，（奇怪的是）他们都在模仿黑人的风格，“学着黑人的样子”。(40)

黑人歌曲《哦，苏珊娜，不要为我哭泣》，讲述的是一个想要得到真爱的男奴最后被带到新奥尔良的故事。那些白人表演者也唱这首歌，要知道，这是牺牲了上百万个苏珊娜的爱情才让这些白人有机会唱这样的歌曲。对于他们来说，唱这些歌显得有些奇怪。《哦，苏珊娜，不要为我哭泣》这首歌曲在1847—1848年间可以说是风靡一时，让斯蒂芬·福斯特(4)成了美国第一位专业作曲家。白人模仿者创立了黑脸歌舞表演派，他们扮演黑人的滑稽表演成了19世纪美国最典型的娱乐方式。黑脸表演是那些非黑人表演者向白人市场兜售所谓创新作品的典型表演，而他们创新的基础是奴隶移民及其后代开创的音乐流派，包括雷格泰姆、爵士乐、布鲁斯、乡村音乐、节奏布鲁斯、摇滚乐、灵魂乐和嘻哈乐。自那时起，许多白人认为，黑人音乐和舞蹈全凭直觉，其实他们并没有理解这种艺术在控制复杂的情感方面的深度。这种艺术成形于说、唱和舞蹈的创新变革，成形于棉花地里，成形于人们在《旧弗吉尼亚从不停歇》这首歌700英里深处所表达的失落与超然中，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从弗吉尼亚州前往新开垦的土地的黑人，他们的历史是围绕着那漫漫的长途跋涉展开的。渐渐地，这些奴隶移民在棉花田和蔗糖种植园所创造的循环和复合乐法，成了美国乃至全球流行音乐的源头。源于非洲传统文化的音乐要素无疑是它吸引人的原因之一，美国黑人在这里不断对这些传统元素进行的创新，使得这种音乐传统能够保持它独特的魅力。(41)

随着新的奴隶制在南部边远地区不断扩张，查尔斯·鲍尔无论是在身体还是生活方面都经历了一系列的摧残。露西·瑟斯顿在路易斯安那田地里的前几个星期，几乎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这几乎毁了她，鲍尔对露西的选择进行了仔细地思考。最终，鲍尔还是和露西一样，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也许可以这样说，他和露西能够存活下来是一个奇迹。有时候，对那些苦苦挣扎的人来说，死亡似乎会比复活更仁慈一些。在1805年的一个周六晚上，就像露西和田里的男人们在周五放声高歌一样，查尔斯·鲍尔在奴工营的空地上一直跳到了黎明。几个男人轮流弹着班卓琴，每个人都唱着歌。一些年纪大的，即使累得跳不动了，也继续用手打着拍子。当音乐停下来时，他们便开始讲述非洲的故事。鲍尔说：“如果一个人周围充满着欢声笑语，那么他就不会悲伤了。那时，我突然忘却了所有的悲伤以及别人对我的伤害。”

人们围成圈唱歌，这似乎教会了康加里种植园的上千名奴隶这样一件事：尽管彼此的祖籍不同，但都要学着一致对外。其实，不论他们的爱好有多么特殊，他们毕竟都是奴隶，还要一起面对剥削他们的人。在对待黑人和白人分歧的基本问题上，这个圈子让参与者学会一起行动，一起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一直和睦相处而没有争端，也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因竞争而破坏和谐，更不能保证没有人会背叛自己的群体，为了个人利益选择和主人站在一边。但是，周六晚上让人们有力量活下去，这并不是只对某个人而言。人们一起歌唱，一起跳舞，一起享受快乐，一起憧憬未来，欢声笑语和娱乐活动让人们紧紧连在一起，这会让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帮助；这让奴隶移民认识到，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但如果他们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彼此依靠。事实上，他们现在做的不仅仅是生存下去，他们正在形成新的理念，分析着这个世界及其如何运作，以指导他们的下一步行动。

鲍尔也马上开始行动了，事不宜迟。事实上，他刚到康加里不久，韦德·汉普顿就把他送给了农场主刚结婚的女儿。女儿和她丈夫又把他派到了佐治亚边界丛林深处的一个新奴工营。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成了一个工头，负责让其他人跟上进度，鲍尔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在1808年夏天，他主人的姐夫觉得他过于自信了，他们狠狠地打了他。鲍尔明白，现在该是他离开的时候了。(42)

奴隶移民们总是在试图逃跑，他们躲在森林里以逃避暴力。到了棉花采摘季，逃跑人数往往最多，这不足为奇，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还是会回到奴工营。奴隶巡逻队会把他们抓回来，一些白人看到了，也会抓住他们，此外，一些同伴也会背叛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知道如何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在路上，还会有成百上千抓捕他们的武装白人。而他们又离自由州太远。那些能够成功从棉花田和蔗糖地中逃到自由州的奴隶，在整个奴隶制时期，不超过1000人，而这个数量在奴隶移民中连1‰都不到。那些能逃出来的人，都是藏在汽船或是远洋船中，后来则藏在火车上。(43)

虽然鲍尔所在的佐治亚州离马里兰州的卡尔弗特县有足足600英里的脚程，但他还是决定试一下。8月初，他装了一些食物、打火石和引火物。然后，他把他忠实的狗绑在了奴工营小屋附近的一棵树上，因为怕它会泄漏自己的行踪。他给自己的宠物喂了最后一次食，然后穿过树林朝北方走去。

鲍尔就这样一夜一夜地走着，有时他会迷路，但是他会通过观察北极星来判断自己的位置。白天他躲在森林里，有时会从田里偷老玉米充饥。10月，他走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他凭记忆推算自己已经在通往马里兰的大路上走了一个月了。但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鲍尔在黑夜穿过北卡罗来纳州。每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便会寻找常绿冬青树丛，白天他可以安全地躲在里面。黑夜，他要蹚过冰冷的罗阿诺克河，对他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折磨。这条河流比他记忆中的还要深，还要湍急，但是他必须游过去。他成功游到了对岸，幸好他生起了火，不然真的会被冻僵。现在，鲍尔到了弗吉尼亚州。一天，在里士满北部，一个白人发现他藏在一条大路附近。没过几个小时，鲍尔就被关进了卡洛琳县的监狱。按正常的程序，应该首先确定他是从哪里逃来的，然后再把他登到当地可能出现的报纸上。但是，鲍尔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这里也没有人能认出他。因为他逃来的地方离这里太远，甚至连狱卒都不敢相信。

在经历了39天的监禁之后，1809年2月，鲍尔从那个看守不严的监狱逃了出来，然后继续向东北逃去。在波托马克河边，他发现了一条拴在岸边的小船。鲍尔划到对岸后，徒步至帕塔克森特，又继续前行。终于，在一天凌晨1点的时候，他走到了妻子的房门前。鲍尔非常紧张地站在那里。也许他的妻子已经另嫁他人了。最后，他鼓起勇气敲响了房门，他听见妻子问：“是谁？”他说：“我是查尔斯。”然后听妻子说道：“是谁说话这么像我的丈夫？”像，但是不同，因为他的声音现在已经变了。

(1) 格勒语是以英语为基础，并杂有西非各种语言成分的混合语。

(2) 1819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和西班牙驻美大使奥尼斯签订的划分两国在北美大陆主权范围的协议，西班牙将佛罗里达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

(3) 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人文主义者，代表作品是诗集《草叶集》。他的诗歌被认为是美国个人主义史上最激进的宣言。

(4) 斯蒂芬·福斯特（1826—1864），美国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了200多首歌曲，其作品吸收了古非洲文化和欧洲赞美歌的黑人民歌的养料，其中充满了对黑奴命运的同情。

第6章　呼吸　1824—1835

夜空中，南方清冷的星光闪烁在田纳西州棉花带上方。300英里远的地方，一个男人在星光的照耀下向北前行。在这里，大人和孩子坐在三条围成一个三角形的长凳上，中间围着一堆快要燃烧殆尽的柴火。更小一点的几个孩子正睡在小木屋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到了可以日夜劳作的年纪，他们与父母分离被卖到了这里。所以又有谁会催促他们入睡呢？他们需要了解一些事情，也需要诉说一些事情。

铁勺搅着玉米糊，发出与杯子碰撞的声音，玉米糊还搭配着咸猪肉。低沉的笑声会时不时地打断正在说话的人，这就证明他们所说的话其实并不好笑。那里一晚上都充斥着“咯咯”的笑声。一个女孩开始讲故事，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她的声音显得有些疲惫。赫蒂·米切尔将来会听到这个故事，而当时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生，甚至连她的母亲都不知道以后会有她。就是在这天晚上，赫蒂的母亲第一次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告诉人们当初在南卡罗来纳州她是如何被人从父母身边“偷走”的。家人见她的最后一面，是年幼的她被绑进一辆篷车的时候。100年后，赫蒂讲述了她母亲被卖到田纳西州的故事。这个晚上，她母亲所说的话让在座的所有人铭记于心，所有散居在南部星光下成千上万块土地上的人们，也将把她的故事传说下去。(1)

如果你和他们坐在一起，你就会了解，一旦那些强制来到这里的移民理解了彼此的语言，他们就会尝试理解他们所遭受的伤害与他们造成的混乱；你也会了解他们内心所铭记的失去的那些亲人，同时也希望失去的亲人不会忘记他们，因为他们就是被失去的亲人。你还会注意到另一件事：同样的话，会说一遍又一遍。“我看见他们成队地走在路上……看起来就像一群牛。”“那些人带领着他们，在后面驱赶着他们，就像是赶着一群骡子。”“我看见他们都戴着手铐，像牛一样沿着威廉斯堡大路前进。他们都要被卖到南方去。”那些经受了枷锁、拍卖和鞭笞之苦的人，他们的故事都是相似的，就像同一条铁链上的两节。但是，奴隶们也锻造了他们自己的连接纽带。他们借用一些句式来讲述自己或者亲人的经历：“我的父母已经告诉我所有的事情……就像奶牛和蜂蜜一样在拍卖台上被卖掉。”每一个讲述者都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而这些语言想要去描述的经历和暴力，也塑造着每一位讲述者的生活。关于强制移民如何塑造了他们乃至整个美国的生活方式，一些专业的历史学家已经有所了解，但那些叙述者在这方面要比专业历史学家的理解深刻得多。的确，在那些讲故事的人中，强制迁移才是奴隶制最真实的写照。(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倾听别人的故事，他们创造了一部宏大的口述史，这部历史也是关于奴隶制本质的论据。有上百万人在讲述着奴隶制的故事，无论任何人，只要听一听这些故事的来龙去脉，就能从中找到谁是罪魁祸首。至少对那个时期讲故事的人来说，他们的话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共同承受着奴隶制扩张所带来的大规模毁灭性经历。奴隶移民诉说着他们共同的处境，这帮助他们团结在一起，巩固彼此之间的团结是非裔美国人生存的基础。夜空下，奴隶移民低声诉说的那些故事，一旦经由查尔斯·鲍尔这样勇敢的信使传到北方，就足以在自由州激起反对奴隶制扩张的情绪。有一天，奴隶们的行为可能会给他们处境艰难的事业带来盟友。

但是，对于那些强硬但手无寸铁的幸存者来说，潜在联盟的出现是否会挫伤19世纪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即棉花产量的增加及其加工成纺织品的过程，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似乎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因为即使黑人在美国奴隶边疆地区各有不同的特质，但只要他们将新的语言文化汇成一个故事，他们的力量就会更有威胁性。在1829年11月5日这平常的一天，格兰维尔·夏普·皮尔斯站在公证人威廉·博斯威尔的新奥尔良办公室里，皮尔斯要处理的事情比坐在火炉旁边的人还多。他要处理两份特殊的文件，那两张纸上记载着我们所了解的艾伦的经历，这是一个个头不高的17岁女孩，她的名字出现在皮尔斯交给博斯威尔的文件上。第一份文件是一份契约，内容是艾伦被卖给了巴泰勒米·邦尼。在其他州，奴隶的买家和卖家都会各自保留着买卖契约，但大部分契约都不会保留很久。然而，路易斯安那州的《拿破仑法典》要求公证人记录当地的每一次奴隶交易。因此，几乎所有的新奥尔良分类账簿都被保留了下来，现在存放在普瓦德拉街阿莫科大楼五楼的公证档案馆里。

即使赫蒂的母亲讲述过她自己的故事，皮尔斯的交易记录也可以说明赫蒂的故事和艾伦的故事是如何从查尔斯·鲍尔或者蕾切尔所说的故事改变而来的，因为偷盗和驱赶奴隶的方式正在改变。到了19世纪20年代，由于佐治亚人和路易斯安那州企业家的投机行为，一批专门贩卖奴隶的人采取了一种全新的交易体系，进而为奴隶制的边疆地区输送更多奴隶，帮助奴隶主在各地获利。这种新的职业奴隶贩子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全国奴隶市场，他们将大批奴隶运送到西南地区，因为那里的奴隶主出价最高。而这些地方也会持续地吸收奴隶，直到内战结束。

路易斯安那州公证人收集的文件有助于明确当艾伦在1829年到达那里时，新奥尔良和其他地方的贸易是如何运作的。1804—1862年，有13.5万条记录留下了新奥尔良在其贸易枢纽和最大的奴隶市场中，奴隶贸易价格变化的总体情况。例如，1820年，21—38岁男性奴隶的平均价格为875美元（见图表6.1）。到1824年，平均价格下降到498美元。而在1829年，价格再次上涨，平均价格为596美元。事实上，如果将奴隶的价格与奴隶的人均棉花产量价格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到19世纪20年代，奴隶的价格开始与奴隶的平均棉花产量密切相关（见图表6.2）。正如我们所知，机器的投入会有助于提高棉花产量。当所摘棉花的数量与每磅价格的乘积很高时，产棉州奴隶买家的需求就会增加。(3)

图表6.1　1804—1862年，奴隶在新奥尔良的平均价格。

资料来源：New Orleans Slave Sale Sample，1804—1862，compiled by Robert W．Fogel and Stanley L．Engerman，University of Rochester，ICPSR07423 v2（Ann Arbor，MI：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producer and distributor），20080804，doi：10．3886/ICPSR07423．v2．
注：表中价格是所有年龄在21—38岁的男性奴隶的平均价格。

图表6.2　1805—1860年，棉花的价格、奴隶的单价和每个奴隶所产棉花的价值情况

资料来源：Roger Ransom，Conflict and Compromise，Cambridge，UK，1989，56．

但是，新奥尔良的法律文件让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衡量奴隶贩子的创新之举，并且了解19世纪20年代发生的其他事情。虽然1815—1819年的大多数交易情况都是由一些同时从事其他商品交易的企业家所操作，但现在专门的奴隶贩子进行的交易开始在公证记录中占主要部分。这些职业的奴隶贩子大大增加了强制迁移人口的规模。博斯威尔的第一份文件中记录着买卖契约，文件显示，皮尔斯将艾伦以42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奥尔良教区的巴泰勒米·邦尼。当我们把这份文件与第二份文件联系在一起时，可以发现19世纪20年代的奴隶主就像每个资本家曾经所做的那样，已经趋向于将人们的身体与生命完全货币化。从1829年秋天开始，买卖双方必须执行一项新的路易斯安那州法规，这条法规要求每个从外州购进奴隶用以出售的人，都要制作并提交一份“品行良好证明”，并要求有两位来自奴隶家乡的财产所有人的证明。路易斯安那州的议员担心，随着奴隶贸易从奴隶制最古老的州迅速扩张到最新的州，有可能会把叛乱分子带进来。这份证明必须列出买卖双方的姓名、交易的地点和奴隶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性别、肤色和体重。因此，我们能从皮尔斯与博斯威尔填写的证明中得知，皮尔斯于9月22日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戴维森县，从加里森·拉尼尔手里买下了艾伦。拉尼尔是戴维森县人，在他卖掉艾伦之前，他手里有6个奴隶。(4)

这条法律一直执行到1831年底，贸易主要集中在11月下旬到次年4月疟疾过后的几个月，这些证明相当于是两个“销售季”的反映。在这两个销售季之间，有超过4200份“品行良好证明”被收进了新奥尔良13位公证人的册子里。将它们全部相加、排序，用统计软件进行检测，从中得出的人口普查数据在美国国内奴隶贸易的记录中是独一无二的。从这个数据库我们得知，在这两年中，奴隶贸易将谁推向了密西西比河口，这些人来自哪里，是谁在旧州出售了这些人。这些材料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的视角，帮助我们了解职业的奴隶贩子是如何取代19世纪初期那些贸易涉猎范围广的企业家的。来自公证记录的数据还可以将身处奴隶贸易的人们的经历情境化，帮助我们了解当艾伦来到巴泰勒米·邦尼的奴工营时，是什么影响了艾伦口中的故事（见表6.1和表6.2）。(5)

表6.1　新奥尔良市（1829—1831年）和纳奇兹市（1826—1834年）由奴隶来源州出具的证明

来源州 | 新奥尔良市 | 纳奇兹市 | 合　计
未　知 | 312人 | 6人 | 318人
7.4％ | 0.5％ | 5.8％
亚拉巴马州 | 57人 | 3人 | 60人
1.3％ | 0.2％ | 1.1％
哥伦比亚特区 | 90人 | 40人 | 130人
2.1％ | 3.2％ | 2.4％
佛罗里达州 | 13人 | 0 | 13人
0.3％ | 0 | 0.2％
佐治亚州 | 78人 | 0 | 78人
1.8％ | 0 | 1.4％
肯塔基州 | 188人 | 464人 | 652人
4.4％ | 37.2％ | 11.9％
路易斯安那州 | 147人 | 0 | 147人
3.5％ | 0 | 2.7％
马里兰州 | 519人 | 105人 | 624人
12.3％ | 8.4％ | 11.4％
密歇根州 | 0 | 2人 | 2人
0 | 0.2％ | 0
密苏里州 | 5人 | 0 | 5人
0.1％ | 0 | 0.1％
密西西比州 | 8人 | 25人 | 33人
0.2％ | 2％ | 0.6％
北卡罗来纳州 | 794人 | 40人 | 834人
18.7％ | 3.2％ | 15.2％
南卡罗来纳州 | 193人 | 0 | 193人
4.6％ | 0 | 3.5％
田纳西州 | 216人 | 98人 | 314人
5.1％ | 7.9％ | 5.7％
弗吉尼亚州 | 1615人 | 465人 | 2080人
38.1％ | 37.3％ | 37.9％
合　计 | 4235人 | 1248人 | 5483人

来源：浸信会数据库，收集自密西西比州亚当斯县新奥尔良公证档案馆和港口登记册（私人所有）。
注：统计数据中，第一行是人口数量，第二行是合计百分比。

表6.2　新奥尔良市（1829—1831年）和纳奇兹市（1826—1834年）出具的各州奴隶来源的证明

来源：浸信会数据库，整理自密西西比州亚当斯县新奥尔良公证档案馆和港口登记册（私人所有）。

首先，我们能了解到，在1829—1831年间的新奥尔良，像皮尔斯这样的贩奴商大多来自一些较老的州，这些州是奴隶制的心脏，也是美国非裔人口的聚居地。1815—1819年，在被贩卖到新奥尔良的奴隶中，33％来自切萨皮克地区和南、北卡罗来纳州。在所有的“品行良好证明”中，有超过1/3的证明来自弗吉尼亚州，一个叫路易斯·休斯的本地人称这里为“奴隶制之母”。休斯回忆道：“当我站在拍卖台上，麦吉先生走过来，摸了摸我，问我会做什么。他说：‘你看起来是一个很聪明的黑人，弗吉尼亚一直以来都是高质量黑人的产地。’”事实上，从1829年7月到1831年末，运送到新奥尔良的奴隶中，有2/3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和美国最古老的奴隶制地区切萨皮克的奴隶人数达3009人，占总数的77％（见表6.2）。(6)

在詹姆斯河、罗阿诺克河、波托马克河沿岸各县，非洲黑人的祖父母、曾祖父母甚至更久远的祖先从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幸存下来，在之后数十年、数百年的时间里，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彼此之间建立起联系，这使奴隶家庭得以保存。他们甚至生活得欣欣向荣，寿命越来越长，还将更多的孩子抚养成人。但是，直到19世纪20年代，奴隶主一直在不断迁移，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向西南扩张，来到未来30年都有钱可赚的地方。截至1850年，有38.8万名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白人生活在其他州。奴隶自己承诺抚养和保护的孩子，他们所产生的人力财产，通常是那些留在东南部奴隶主手中仅有的不动产。只有在佐治亚州或路易斯安那州的市场上，才能将这些奴隶变成流动资产。切萨皮克和卡罗来纳的奴隶们建立起了非常丰富的家庭纽带，而到1829年，新的一批企业家在新奥尔良市场制度早期发展的基础上，创建了一种强大而有效的贸易机制，这种机制激发了潜藏于家庭纽带中的货币价值。(7)

图6.1　1829年，路易斯安那州通过一项立法，规定所有被带到路易斯安那州贩卖的奴隶都要有一份“品行良好证明”。这些证明记录了奴隶的个人信息，据此可以对奴隶的来源、被卖时间及其被强制移民的其他重要方面信息进行前所未有的分析（New Orleans Parish，Acts of William Baswell，Vol.7，p.299，Certificate of Good Character for Ellen，Notarial Archive，New Orleans.）。

早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到访密西西比河谷的人们就注意到了这些新型的企业家。这些年轻人都是靠买卖人口发家的。他们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低价买入大量的奴隶，“将他们扔进牢房以保证安全”，然后给他们戴上手铐，像牛群一样驱赶着穿过村庄，最后把他们带上船，绕过佛罗里达海角，运抵新奥尔良或西南部的其他地方。这些新的企业家通过处理被迫移民过程中的全部中间环节，有效地将囤积的商品与市场建立联系。美国黑人还给他们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奴隶投机商。罗伯特·福尔斯从他的母亲那里得知，他母亲的奴隶主曾将她卖给一个奴隶投机商，这个商人将她和其他人“像骡子一样”带到市场。后来他们穿过了北卡罗来纳州，在那里“她开始适应。他们将她卖掉，迫使她和自己的骨肉分离”。(8)

作为最有名的投机商之一，巴尔的摩的奥斯汀·沃尔福克进行了一些革新，使得老州和奴隶制边疆之间形成了越来越有效的市场联系。他在销售和购买领域设立了公司的分支机构，使他的贸易活动或多或少地能够持续运行。在一些奴隶贸易发展成熟的地区，比如马里兰州的东海岸，奥斯汀·沃尔福克和他的兄弟约翰利用广告，带动了品牌认知的风潮。竞争对手很快就效仿了这种做法，塞缪尔·雷诺兹于1831年来到马里兰的东海岸，并在《伊斯顿共和之星》（Easton Republican Star）上登了广告，宣称在他买到“100个黑人”之前，他不会离开伊斯顿酒店，“这100名黑人的年龄需要在20—25岁之间，他将比现在市场上任何真正的买家所出的价格都高”。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年轻时从巴尔的摩（他偷偷学习识字的地方）被送回到塔尔伯特的农村（伊斯顿县政府所在地），他回忆说，对于那些无法读报纸的人，沃尔福克的员工就用大字打印机“印了传单，写着‘现金购买黑人’”。沃尔福克支付现金买了雅各布·格林的母亲。格林回忆说，他们拒绝讨价还价，他们通常对具体年龄和性别的奴隶都有统一的出价标准。(9)

塔尔伯特县北部是肯特县，也是一个破旧的农村地区，这里的奴隶主贩卖奴隶挣的钱要比卖烟草挣得更多。成千上万的白人离开肯特县，去了更有利可图的地方。黑人也是如此。1824年，9岁的亨利·海兰德·加尼特(1)和父母一起逃到了宾夕法尼亚州。加尼特长大以后成为美国黑人自决的倡导者，他以1842年《对美利坚合众国黑奴们的演说》而闻名。他演讲的主题是号召黑奴暴力反抗，但绝大部分离开肯特县的非洲裔美国人都跟着投机者去了南方，而没有到北方去寻求自由。新奥尔良的证明显示，1829—1831年，奴隶商人在肯特县购买了100名奴隶，并将他们带到了路易斯安那州。当时肯特县有约1万人，其中3000人是奴隶，所以这100名奴隶相当于这个地方奴隶总数的3％。(10)

更进一步来看，在被卖到新奥尔良肯特县的奴隶中，年龄在10—30岁之间的占97％，14—23岁的占79％，这两个年龄组的人大部分是作为“人手”出售的。在卫理公会牧师、肯特县人约翰·狄克逊·罗恩看来，岸上的那些交易结果，就是要把奴隶装上轮船运走。许许多多的父母、朋友都在这里等着跟这些占他们群体1/10数量的年轻人道别。带着武器的白人将这两批人分开，因为即使他们早就将那些男人和孩子拴了起来，但仍然有随时逃跑的可能。甚至是女性都不允许进入灌木丛。罗恩回忆说：“我曾经在轮渡上看到一名男子，因为白人不准其上厕所，而只得在女人面前解决。”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女人们善意地将脸转过去。船靠岸了，到了说再见的时候：“永别了，妈妈；永别了，孩子；永别了，约翰；永别了，比尔。”(11)

在内战爆发之前，这种场面每年都会在东南沿海的河边、十字路口和火车站无数次地上演。19世纪20年代，移民奴隶主和新的商人从马里兰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转移了3．5万名奴隶，另有7.6万人来自弗吉尼亚州，2万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而这还只是开始（见表1.1）。投机者对那些有大量奴隶但经济作物产量低的地区进行反复压榨，带走了无数父母生命中的宝贝：年轻的男女以及年幼的孩子们。1820年时，在弗吉尼亚州年龄不超过10岁的奴隶孩子中，只有3/4在10年后还生活于此。马里兰州、特拉华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也大致如此。(12)

查尔斯·鲍尔曾经害怕佐治亚人，但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他们被卖到西南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肯特县每年有10％的年轻人存在被卖掉的风险，而其他人的风险可能比这低一些。

图6.2　之前的奴隶和白人观察员都注意到一个现象：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切萨皮克和卡罗来纳州的国内奴隶贸易迅速扩张。这是一幅最早反映美国国内奴隶贸易及其造成的普遍家庭离散的图像之一（1830年，国会图书馆）。

然而，每个人所面临被卖的总风险概率在其“适于销售”的30年间接近50％。这就意味着，很多奴隶都经历过一些像摩西·格兰迪所忍受的那些事情。19世纪20年代，格兰迪在北卡罗来纳东部受奴役，他目睹妻子、妹妹和6个孩子先后在州际贸易中被卖掉。总而言之，在1820—1860年间，这种虹吸式的人口买卖从未停止，从而阻止了弗吉尼亚奴隶人口数量的增长。(13)

新的奴隶贸易允许东部的奴隶主在远方市场赚取潜在财富。一些人利用这种新的贸易手段，通过投机者零零散散地把奴隶卖掉，这使负债的种植园主得以拖延债权人的债务，而自己又留在了东南部。其他一些奴隶主则通过卖掉少数的奴隶来安置他们的新家，或者让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带着年轻的奴隶去西南部的棉花种植区，在那里赚钱来挽救陈旧的家族企业。阿切尔曾试图参与奴隶贸易，他写道，“我对从班尼斯特夫人那买到黑奴已不抱希望”，“一旦她的儿子罗伯特长大，可以为她管理所有的黑人，她就会把他的儿子送到密西西比”。(14)

这些企业家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渗透到各个州。在南卡罗来纳州，他们共同为跨州贸易提供高度集中的奴隶输出，大多数奴隶在查尔斯顿售出后，被运到新奥尔良市场。大部分被贩卖的南卡罗来纳州成年男性奴隶的平均身高只有65.3英寸，比南方的白人男性矮3英寸，以此判断，这些奴隶大多来自疟疾丛生、食不果腹的水稻种植园（见表6.3）。但这并没有阻止新奥尔良的莱昂·查伯特从这些黑人身上赚钱，南卡罗来纳州很大一部分奴隶都是被这个商人买走的。

表6.3　1829—1831年新奥尔良奴隶贸易中各州成年奴隶的平均身高

资料来源：浸信会数据库，从新奥尔良公证档案馆收集整理所得。

相比之下，北卡罗来纳州是一个地域广阔、基础设施并不齐全的乡村地区，其奴隶贸易集中在几个城镇，如西山皮埃蒙特罗文县的索尔兹伯里镇。在这里，一帮人轮流控制着附近流域的奴隶贸易与运输。1829—1830年间，这里主要由詹姆斯·休逸控制，几年后，他便被当地县长泰尔·格伦及其同伙普里尔，以及艾萨克·贾勒特所取代。克拉文县的沿海地区是另一个重要的贸易据点，是那些外地奴隶贩子出售奴隶的集中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点是东北沼泽区的乔万县，它是伊登顿的港口城镇。(15)

弗吉尼亚州奴隶市场的分布更加广泛。1829—1831年，这个州的41个县至少运送过15人到路易斯安那州出售。一位曾经的奴隶这样说道，整个州就是“一个常规的奴隶市场”。职业奴隶贩子穿过每条街道和运河，窥视每一座小镇。贩卖奴隶为弗吉尼亚州重塑其政治经济提供了财政支持，弗朗西斯·里夫斯通过在亚拉巴马州的奴隶贸易中获利，投资了一个煤炭贸易公司，这个公司最终为早期的铁路和工厂提供了燃料。因此，人口贩卖市场支撑起了一个不太依赖种植园产品的新经济体，尽管新挖掘的运河使山脚下的小船得以不断地驶向位于里士满的奴隶市场。(16)

东南部的银行为奴隶买家提供充足的资金，19世纪20年代，奴隶买家能让奴隶贩子带来西南市场真正需要的黑人。例如，1830年9月1日在马里兰州肯特县，当雅各布·贝尔将20岁的刘易斯卖给奴隶贩子约翰·迈德维尔时，迈德维尔就获得了贝尔最宝贵的财产。刘易斯是贝尔唯一的成年男性奴隶，在肯特县为贝尔工作，或许贝尔并不想卖掉他。两个月后，当刘易斯在新奥尔良再次被转售时，迈德维尔就会赚到500美元的利润。奴隶贩子经常从老蓄奴州的奴隶主手中购买像刘易斯这样的黑人。首先因为他很年轻。1829—1831年，从东南部被卖到新奥尔良的人口中，84％的人年龄集中在11—24岁。其次，他是一名男性。加之，他是被单独拍卖的。被运送到新奥尔良西南部的那些人中，有2/3是男性，绝大多数是被单独出售的，没有家庭或配偶。甚至在育龄期的女性中，93％的人在贩卖时都是不带孩子的。前奴隶维尼·贝克回忆道：“有一天晚上，我和妈妈躺在草垫上。第二天起来，妈妈就不见了。”(17)

奥斯汀·沃尔福克的企业集团包括系统的信息渠道、铺天盖地的广告、统一的定价、现金支付和固定的位置。他和他的亲戚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把黑人集合在一起，准备大规模的运输。摩西·格兰迪曾看见一批沃尔福克的船从东海岸驶进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或者说他听见船只驶来的声音，“装满了牛和黑人”的船正顺着河流缓慢驶向码头。“老牛对幼犊低吟，男人女人们也在为他们的妻子、丈夫和孩子哭泣。”沃尔福克运送着奴隶穿过切萨皮克，前往巴尔的摩内港。那里的员工在晚上卸载了船上的奴隶，并穿过如今的巴尔的摩市中心的普拉特街，向东走去。他们“僵硬沉重的脚步声”和“可怜的哭声”吵醒了年轻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住在奴隶主的宅邸中。当这群身披锁链的人抵达这条街的尽头时，他们被赶进一条地下通道，里面连通着专为奴隶贸易设计的一个私人“监狱”式庭院，那里设有仓库、马厩和酒馆。沃尔福克通过海上路线从“监狱”向新奥尔良运送奴隶，他通常租用一次能装100人或更多人的船只。奥斯汀·沃尔福克开始只是个“佐治亚人”，而这个多州企业的垂直整合让他积累了大笔的财富，使他现在可以拿出豪绅的派头。19世纪30年代，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伊桑·艾伦·安德鲁斯（Ethan Allen Andrews）到普拉特街拜访沃尔福克，邻居们说沃尔福克不仅是一个“非常温和、仁慈的主人”，而且因为现金支付和标准价格，“正直又诚实”也成了他的标签。(18)

在老东南地区，白人会在一些特定的日子里买卖黑人。19世纪早期曾经做过奴隶的艾伦·帕克写道：“元旦这一天，那些奴隶贩子会带他们去一些重要的地方，比如两条马路的交会处，这已经成为一种习俗。”每个季度的法庭开庭日也会为社区拍卖吸引到很多人。周日也是典型的买卖日，人们在教堂外的空地上卖一些马和奴隶。然而，那些新奥尔良出具的证明显示，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像沃尔福克这样的奴隶贩子，他们购买奴隶并非是按照传统的农村历法进行的，而是一整年都在进行无数次的交易。公证档案显示，来自东南部各州的4000多份证明中，89％都是在周一到周五签署的，而这五天只占一周的71％。原因在于，个别交易是在具体日子的特定“商业”场所进行（比如在伊斯顿酒店的酒吧，沃尔福克的兄弟约翰在这里见到了卖家），这也排除了当地人与卖家串通以提高价格的可能。奴隶买卖不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而是变得很寻常——只不过是商人在工作日的时候做的一些买卖。即使是奥斯汀·沃尔福克这样的家长式做派，也还是拆散了一些夫妻，让一些孩子变成了孤儿。他和新的奴隶贩子将贩卖美国东南部人口转变成了一种现代的反转录酶病毒(2)，一种不尊重任何联系和传统的经济有机体，并重新安排了自己周围的一切，使得资本主义创造和毁灭的“酶”能畅通无阻地流通。(19)

同时，这种新型奴隶贸易的便利也满足了卖家的愿望与需求。不久之后，就会有作家以轻率的文化理由为基础，创作出版种植园小说，将切萨皮克奴隶主描绘成受债务或其他形式的遭遇所迫，为了筹集资金而将家庭财产投入市场的奴隶贩子。但是，这种买卖模式并不意味着奴隶主就是那些因陷入困境而被迫靠卖奴隶维持生计的家长式种植园主。相反，他们是一些想要从人口财富的总储蓄中随时提取一部分兑换成现金的人。在南部，超过一半的奴隶归那些拥有20个奴隶以上的白人奴隶主所有。在1829—1831年的记录中，这段时间内所售的奴隶中，有2/3都是那些没有售出4个奴隶以上的奴隶主出售的。如果他们真的遭遇了危机，肯定会出售更多的奴隶。1825年，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的金要将一名男性奴隶卖掉，导致该奴隶与妻子天各一方。尽管金对于这件事的道德影响踟蹰不定、喃喃自语，但他写道：“我需要钱。”最后，“我需要钱”这个理由通常会压倒一切。罗伯特·福尔斯说：“每当他们需要钱时，他们就会卖奴隶。”奴隶贩子们不断巩固他们的这种买卖方式，不仅是为了那些需要奴隶的西南企业家们，也为那些东南部的白人提供有用的服务，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人口转化为现金。(20)

新奥尔良公证处威廉·博斯威尔的那些文件，揭示了密苏里危机在奴隶制逐步扩张的过程中连个小插曲都算不上。在19世纪20年代，奴隶制的扩张使东南各州的15万名受奴役人口向西南各州、各领地迁移。同时，美国棉花产量从1819年的35．4万包增加到1830年的80多万包(3)。艾伦的卖家承认，巴泰勒姆·邦尼给他的450美元收条上写着的这个名字，对于一个在肯特县及其周边地区打鱼的人而言特别奇怪。格兰维尔·夏普·皮尔斯的父母选择以一个与众不同的信徒名字为他命名：18世纪的英国圣公会牧师格兰维尔·夏普。格兰维尔牧师有几件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其中就包括他对通用希腊语圣经语法的研究。但是，夏普最著名的身份是一位国际废奴主义者。18世纪70年代初，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奴隶詹姆斯·萨默塞特跟着他的主人到了伦敦。在那里，他伺机逃走去寻求格兰维尔·夏普的帮助，这个逃奴想在伦敦法院通过起诉获得自由。最后，萨默塞特赢了这个案子。法院规定，奴隶踏上大不列颠岛的那一刻就会获得自由，尽管在大不列颠帝国的其他地方，奴隶制仍然是合法的。之后，夏普试图说服英国当局起诉“宗号”（Zong）贩奴船船长，因为他在供水不足的情况下，命令在大西洋谋杀了122名非洲人。夏普还协助建立了塞拉利昂殖民地。在那里，英国政府一旦放弃1808年参与国际奴隶贸易的行为，皇家海军就可以收留从被截获的贩奴船上解救出来的奴隶。(21)

格兰维尔·夏普是英语世界中反奴激进主义者的早期代表。18世纪末，他们反对的矛头指向第一代奴隶制，尤其是糖岛的奴隶制。首先，他们认为，这个系统依赖于中央航道，他们想要通过终止大西洋贸易来限制奴隶制。美国这边推行已久的反奴运动帮助解放了北方边疆地区的奴隶。这些运动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由精英人士组成，试图说服集权制的议会、国会，这些由拥有财产的公民选举产生的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或王室法令强制实行变革。尽管它是精英主义，但格兰维尔·夏普的确转变了上流社会对于中央航道的一些看法。到1808年，美国和英国都禁止公民参与国际奴隶贸易。夏普和他的伙伴将焦点集中于国际奴隶贸易，他们认为，如果不再从非洲进口新的奴隶，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就会消失。(22)

然而，即使北部各州在19世纪20年代解放了最后一批奴隶中的大多数，奴隶制危害美国政治经济的说法与棉花产业惊人的利润相比，看起来依旧没有说服力。州际奴隶贸易对于废奴者所抱有的奴隶制会自己消亡的希望是一种嘲讽，而格兰维尔·夏普这一代废奴主义者却后继无人了。美国白人对于奴隶制的扩张并没有实质性的反对。在《密苏里妥协案》之后，白人对奴隶制积极反对的声音逐渐停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承认，奴隶制从道德层面上来看是错误的，但拒绝对此做任何具体的事情。由于投机者从佐治亚转卖了许多奴隶，所以人们很容易将“过分行为”归咎于佐治亚人。提议将那些美国黑人“送回”他们从未见过的非洲，这说起来很容易，但永远也不可能做到。约翰·昆西·亚当斯只需要掐指一算，就知道希望通过“殖民”来结束奴隶制是一个“白日梦”。与此同时，对北方工业来说，每一片新棉花地上的新奴隶，都意味着北方产品的市场、更多的外汇、更廉价的原材料；对迁居到纳奇兹的佛蒙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年轻人来说，则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奴隶制的维护者找到了重要的论据。甚至一个被父母以格兰维尔·夏普的名字命名的人，也成了投机者。(23)

19世纪20年代，奴隶制边疆地区的奴隶不仅面对着世界经济联合的共同力量，面对着最重要商品的高需求，还面对着一个年轻有力的共和国中进行创造性毁灭的统治阶级。而且，他们得独自面对这一切。多年来，在东南部或者西南部的棉花种植园里，奴隶们只能千万次地围在火堆旁窃窃私语。即使他们不得不远离白人耳目，批评奴隶制的言论对他们和他们的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围在火堆周围，或与深夜躺在一起的人说的悄悄话，或黑人宗教聚会上忠实信徒的证词，奴隶们都用“偷”来描述那段历史，那段历史让一些奴隶主为了捍卫奴隶制而所持的言论变得苍白无力，无论他们所说的是明确还是隐晦。在那些语言相通的人的交流中，他们敢于反对奴隶制将会扩张、人们不应该做太多干涉的主张。他们拒绝接受其所受的奴役是由上帝、自然或历史注定了的说法。他们揭露了白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可以忽略黑人的需求这样一种假设，或者金钱应该胜过良心这样一种观念。他们将每一句话都书写下来，就像格兰维尔·夏普·皮尔斯带到威廉·博斯威尔办公室的那份文件一样。

佛罗里达州的玛格丽特·尼克森说：“我的母亲、叔叔罗伯特和乔，他们是从弗吉尼亚州被偷走后带到这里的。”刘易斯·布朗以这种方式解释了自己的家谱：“投机者偷走了我的母亲，把她带到密西西比州的肯佩县，然后在那里把她卖掉。”奴隶们一再地说，当他们被卖掉或强制迁移时，他们就是被“偷走”了。在他们所讲述的历史中，他们完成了两件事情。第一是他们使用的新的通用语言，使他们的个人历史成了一个更大的故事中的一部分。其次，他们明确表示，这个共同故事是一个犯罪故事。买卖人口是犯罪行为，买卖双方都是犯罪分子。(24)

之前也有人将奴隶制批判为盗窃行为，但是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国际奴隶贸易已被禁止，奴隶主可能会装扮成“驯服”体制的缔造者，而这种体制已不再用奴役非洲作为支撑。同时，新奥尔良的公证记录像南方奴隶制的所有法律记录一样，将格兰维尔·夏普·皮尔斯带给艾伦撕裂的生活描述成一种合法财产的合法交易。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大多数白人都认为奴隶主是通过有序的商业贸易获得了奴隶，这些交易在法律上都有记录。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财产的所有者可以对其合法财产进行任意处置。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奴隶之间说“我们被偷走了”时，他们就是在准备对奴隶主关于合法性的说法进行激进的反击。不论白人的那些说辞是明确还是隐晦，都将从根源上砍断白人所有的借口（甚至包括他们还没有编造出来的借口）。因为将奴隶制及其扩张描述成“偷盗”，就意味着奴隶制在美国共和政体的实践中不仅是一个尴尬的矛盾，甚至还是关于地区分歧争论的源头。那么，奴隶制就不仅仅是那些心有不安的白人看到的一种现象。相反，“偷盗”这个说法说明奴隶制就是一种犯罪。

“偷盗”一词成了一段历史，一段解释了过去又塑造了现在的历史，这是一段从马里兰州到南卡罗来纳州再到得克萨斯州，以及它们之间任何一个地方的历史。奴隶们认识到，让他们历经磨难的奴隶制之所以形成，是因为白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黑人带到任何地方。被迫移民所创造的市场，让白人能够从奴隶身上获得许多利润。它造成了一种隔绝，使得奴隶主可以使用酷刑来压榨出新型的劳动方式。它带来了疾病、饥饿和其他严重的匮乏。所以，当这些方言历史学家（vernacular historians）试图弄清自己悲惨的生活时，“偷盗”一词就成了故事的关键，这个故事可以对此做出解释。它揭示了脚必须经历什么，骨肉分离的暴力如何将心撕裂，让手与身体和灵魂为敌，之所以最终出现这些结果，都是因为奴隶主可以行使自己的财产权，从而在现代世界经济的创业边缘把奴隶当作商品来使用。

在这个批评中，奴隶主不是杰斐逊所谓的历史的无辜继承人。相反，奴隶制的扩张是有意识的选择，是一种蓄意的犯罪。奴隶制结束几年之后，前奴隶查尔斯·格兰迪回忆起那位将他从弗吉尼亚州运到新奥尔良出售的奴隶主的动机。多年之后，他回到了诺福克，有位像汉普顿大学的克劳德·安德森一样的美国黑人学者采访了他。格兰迪问这个年轻人是否知道海港高柱上的邦联士兵雕像的意义。格兰迪曾经在一艘贩奴船上经过那座雕像。“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格兰迪问道。但是这句话只是个设问句，格兰迪自己已经准备好了答案。他告诉这位学者：“它意味着如果你想要统治黑人，你就把他带到南方去。”(25)

雕像之所以伫立在那里，其原因和那些将格兰迪偷走，让他离开弗吉尼亚，或是将赫蒂·米切尔的母亲偷走，让她离开她在卡罗来纳的父母是一样的，都是出于一种欲望。如果你想要统治一个人，你就把这个人偷走。从他的同伴那里偷走他，从他自己的右手那里偷走他，从他长大后所了解的一切事情中偷走他。带她去一个你可以从她那里偷走一切（她的未来、她的创造力和她的子宫）的地方。格兰迪坚持认为，这是19世纪历史背后的真相，从奴隶制的扩张到奴隶制的政治捍卫，再到奴隶制的支持者最终挑起战争。“偷盗”一直是奴隶贸易的焦点，奴隶制扩张的焦点，市场上右手权力的焦点，棉花田里采棉更快的左手的焦点。在这个故事里，没有好的主人，没有合法的奴隶财产继承者，没有善良的种植园主，只有掠夺他人的恶霸。盗窃永远也不可能是一个建立在产权基础上的体系，也不可能建立在家庭般的关系之上。矛盾因素永远也得不到中和，而只有混乱和暴力。所以，当奴隶坚持奴隶贸易就是偷盗型奴隶制的结晶时，他们撕开了现代和现代化奴隶制的面纱，这种奴隶制不稳定也无法遏制。不断地毁灭、创造、再毁灭，这才是它的本质。

海伦·奥多姆的祖母曾被带到阿肯色州出售，提到她祖母的故事时，她说道：“在祖母去世之前，我已经听过很多很多遍了，这是她生命中最重大的事情。”当时，人们整晚整晚地讨论奴隶制扩张怎样影响着他们的生活，那些被带走了的或者留下来的奴隶创造了一种口述史的传统，这使那些讲故事的人不放弃迁移故事中任何关于盗窃的细枝末节，并且几乎每个故事都适用。的确，正如故事中所讲述的，奴隶贩子所用的标准方式都像是绑架。如果被抓到，你就会像一袋粮食一样被绑在马鞍上，并且永远无法吻别自己的妻子，这就是19世纪20年代在弗吉尼亚的威廉·格罗斯身上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把自己的经历比作绑架。(26)

甚至就在白人财产所有权的框架内，一些在棉花田和甘蔗地里辛勤劳作的美国黑人，实际上已经完全被“偷”走了。约翰·布朗亲眼看到奴隶贩子斯塔林·芬尼和他的同伙在南卡罗来纳州从一位奴隶主那里诱拐了一名女孩。盗贼将她运往佐治亚州，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可以反复地强奸她，而且可以将她藏起来，以逃避她主人的追踪。朱莉娅·布朗斯说，她的祖母出生在弗吉尼亚州或马里兰州，原本是自由民，但是白人将她骗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辆马车上，把她带到了白宫，并把她当作礼物送给了安德鲁·杰克逊的侄女。还有一些奴隶，他们在北方逐渐颁令解放奴隶的背景下，一直在期待自由。但是，他们肆意妄为的主人在他们获得自由之前，就将他们卖到了南方的路易斯安那州或密西西比州。1825—1827年间，费城市长约瑟夫·沃森至少追查了25起案件。在这些案件中，都是边境地区的自由黑人遭遇诱拐，然后有人将其带往了密西西比州或亚拉巴马州，其中大多数被拐卖者是孩子。沃森在密西西比州聘请律师，致信蓄奴州的政府官员，并试图起诉那些绑匪，但效果甚微。(27)

奴隶有时会混淆绑架和以往的奴隶贸易两种方式，因为他们就像凯瑞·达文波特的父亲一样，自己都不确定自己的法律地位。达文波特说，他父亲在里士满的老主人曾许诺给他父亲自由，但是在这位老主人去世后，老主人的儿子“又将他父亲偷走，使他再次沦为奴隶”。那些声称遭遇了绑架的人想要摆脱奴隶出身的耻辱。一些像詹姆斯·格林这样的人可能会说，我不属于奴隶制，因为我只是一个遭遇了绑架的人。格林说他的父亲是“纯正的印第安血统”。他母亲的主人威廉，称他是“自由的男孩”。但是有一天，主人带着“自由”的格林沿着大路走到弗吉尼亚的彼得堡，然后在拍卖场将他卖到了得克萨斯州。格林所说的话仿佛说明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他本不应该受奴隶制的屈辱。但是，格林的女儿却说他这是在自欺欺人。一位采访过父女俩的记者回忆，格林的女儿很反感他的父亲称自己是有一半印第安血统的人。她知道她父亲的浅色皮肤和模糊的身份（她父亲说：“在弗吉尼亚，除了我的母亲，我不用侍候任何人。”），这揭示了“主人威廉”拍卖了格林的事实。(28)

对奴隶们而言，他们记忆中的历史，还有另一件大事和19世纪20年代强制移民一样对他们影响重大，这加速了他们家庭和群体的崩溃。1808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南方的一些黑人仍在谈论他们是如何从非洲被偷出来送上中央航道的。1844年，有人问一位佛罗里达的非洲人他的生日是什么时候，这个人回答道：“先生，我不知道，我是在很多年前被一个白人偷过来的。”在奴隶制的扩张中，出生在美国的黑人找到了自我，为了明了这一过程，于是他们便借用那些非洲幸存者所用的术语。那些幸存者给他们讲述了最初的奴隶制是如何形成的。约瑟芬·哈伯德说：“他们总是说撒谎和偷窃是不对的，那为什么白人要从非洲偷走我的妈妈和我朋友的妈妈？”尚·哈里斯说：“他们说了一大堆黑人偷盗的事，那第一次偷盗的又是什么呢？是白人在非洲偷走了黑人。”(29)

19世纪20—30年代，随着新的职业奴隶贸易的制度化和指数级的扩张，故事变得越来越多，讲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多。偷盗的话题变得更为深刻，对白人的谴责更加激烈，人们也愈加明白人性的败坏促成了新的奴隶制。奴隶们知道，任何人都可以被带走，被运到西南部。被带走的奴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偷走的，因为这个新兴现代市场社会的基本仪式，都是对偷窃行为的荒谬伪装。例如，关于一位名叫维纳斯的黑人妇女的传说已经在南方流传了好几十年。维纳斯的主人把她推上了拍卖台，然而，维纳斯却对那些急切想要拍下她的人怒目而视。然后，她用冰冷的语调打断了拍卖师：“称称他们这些畜生！”这样一个故事成了经典，一次又一次有力地讽刺了白人的责难，使听者从个人的经历推及更广的范围，使他们明白将人口作为财产来进行买卖是何等荒谬。查理·巴伯问道：“什么是法律？”法律本该是什么？当孩子在自由州遭遇绑架时，白人所制定的法律是怎样的？“当金钱在面前闪闪发光的时候，什么是法律？”“钱能让火车跑起来，我还希望钱能让船到处跑”，载着奴隶去新奥尔良，载着棉花去英国。奴隶们意识到，他们的经历不再是一个人的不幸，而是大型的历史性掠夺的一部分，是价值的强制转换，也是他们每天目睹的日益开阔的耕地，运向市场的成包棉花，以及锁在一起向远方进发的奴隶队伍。(30)

美国黑人很清楚他们对奴隶制扩张的看法。但是，到19世纪20年代，关于奴隶们遭遇偷盗的口述历史依旧隐藏在那些奴隶们的窃窃私语之中，并且那些奴隶都被带到了很远的地方，远离那些在政治或经济上有权势的听众，即使他们想为奴隶的处境有所作为，也鞭长莫及。强制移民教会了奴隶们将奴隶制称为偷盗，也激发了他们为逃跑而采取的一些极端做法。1826年，《纳奇兹公报》上刊登着悬赏50美金抓捕吉姆的广告。吉姆是威廉·巴罗的奴隶。1825年秋天快结束的时候，巴罗在新奥尔良从奥斯汀·沃尔福克手里买来了吉姆，现在他逃跑了，巴罗怀疑他想要登上汽船“逃向自由”。巴罗的广告中提到吉姆有语言障碍。人生地不熟也增加了他逃跑的难度。尽管一些奴隶跑掉了，但很有可能吉姆并没有成功。新的技术能将奴隶移民沿着产棉区的河流更快地运送进来，但同时也可能将偷渡者带走。(31)

在棉花地和新南方的贩奴商人的监狱里发生的滔天罪恶，直到19世纪20年代初才流传出来。这方面的信息大部分是由逃奴们传播的，而不会从白人之口流传出来，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学会了对所见之事习以为常，学会了将那些麻烦事隐藏起来的方法。前奴隶以利沙·格林想起，“安德森太太坐在窗边哭泣”，这段记忆把他带回到他曾经工作过的肯塔基州梅斯里克的房子里。安德森太太看到满载着哭闹的孩子的马车沿着街道驶来，一队戴着哗啦作响的铁链的男人在后面跟着。最前面是一位最年长的老人，“看起来70多岁，他唱了一首《坟墓中的竖琴》”，那在1825年已经是一首古老、悲伤的赞美诗。安德森太太哭了起来，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32)

19世纪20年代，一些白人开始零零散散地提出奴隶制的问题。但是，这些白人实际上和其他白人一样，对那个时代的美国历史是无能为力的。例如，一些南方的贵格会教徒，至少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就提出过奴隶制的问题。虽然宾夕法尼亚州是新世界贵格会教徒的定居点，但自18世纪初以来，教友会（贵格派教徒对自己的官方命名）成员就一直居住在北卡罗来纳州。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随着南方新教徒的其他教派逐渐适应了奴隶制，北卡罗来纳州的许多贵格会教徒选择了奴隶制，而不是自己的教徒身份。但还是有一些人是反对奴隶制扩张的。19世纪20年代，蕾切尔·伦纳德向其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州解放协会”宣读了自己的演讲稿，她成为第一位在男女共同参加的集会上谈论这个话题的白人女性。还有一位田纳西州东部贵格会教徒伊莱修·恩布理，他在19世纪初看到奴隶们戴着铁链沿路行进穿过山脉时，他无法继续坐在窗边（看下去）。于是，他解放了自己的奴隶，并创办了《解放者》（The Emancipator）报纸。他的社论拒绝一些传统的借口，例如，托马斯·杰斐逊声称美国黑人并不怎么在意与亲人的分离。恩布理认为，奴隶和杰斐逊一样，对自己的家人都是“充满感情和依恋的”。(33)

这些孤立的持不同政见的人通常无法跳出白人看问题的视角。但是，就他们的能力所及，他们知道奴隶制正在发生改变，也知道奴隶制的发展给他们造成了困扰，他们无法通过普通的政治手段和区域竞争来解决这些问题。与此同时，尤其是在密苏里危机之后，一些南方白人开始视这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为一个更棘手的麻烦。1820年恩布理去世后，他的一些本地同僚，包括奎尔·查尔斯·奥斯本都被迫离开了田纳西州。奥斯本搬到自由州俄亥俄州，并创立了《慈善家》（The Philanthropist）报纸。这是第一份主张无条件废除奴隶制的报纸。他还遇到一位名叫本杰明·隆迪的年轻新泽西贵格会教徒。隆迪在19岁的时候就去了俄亥俄谷地做马鞍生意。西弗吉尼亚州的惠灵市连接弗吉尼亚河谷和俄亥俄河，最终通往新奥尔良。在这个地方，隆迪意识到奴隶贸易网覆盖范围之广。他写道：“惠灵是人肉贩子必经之路的一部分。他们的‘奴隶队伍’经常穿过这个地方。我非常心痛，我听到被掳黑人的哀泣，感受到他们的痛苦，铁链进入我的灵魂。”隆迪把恩布理的《解放者》报社迁到了巴尔的摩，并将它重新命名为《普遍解放的天赋》（The Genius of Universal Emancipation）。(34)

在英语中，“天赋”意味着“精神”“呼吸”“低语”，这是第一家由白人运营的主张废奴主义的报社，旨在不断揭示一些问题。最初，隆迪用它来支持美国殖民协会（ACS）的项目。19世纪20年代，这个协会是唯一一个明确提出反对奴隶制的白人组织。ACS提议将获得解放的奴隶送回非洲或其他一些地方，从而解决奴隶制问题。但即使是这样的权宜之计，对很多白人而言也太过激进。任何美国黑人的逃跑，包括那些已经解放的美国黑人的逃跑，都会缩小那些被盗窃人口的潜在市场。1826年，贵格会资助雇用了一位船长，载着一群获得自由的奴隶去海地重新安置，可船长却萌生了蓄意谋杀的念头。其原因或许就是如此。船长告诉贵格会雇主，他宁愿将船上40名已解放的美国黑人和贵格会绑在一起，然后把他们全部淹死在激流之中。(35)

大多数自由的美国黑人瞧不起ACS，他们认为自己出生的地方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一位在北卡罗来纳州采访自由黑人的贵格会教徒了解到，他们大多数人只考虑离开家乡，因为那些奴隶贩子常常绑架他们的孩子。隆迪在巴尔的摩定居下来后，美国黑人便说服他放弃将黑人迁往海外的计划，转向倡导立即无条件地结束奴隶制。在19世纪20年代，巴尔的摩是美国东海岸最大的国内奴隶贸易中心。留下来的美国黑人对这场带走他们许多亲人的贸易有很多说法。他们与隆迪交流，鼓舞他与强大的亲奴扩张势力对抗。不久，隆迪在《普遍解放的天赋》上指责所有将人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易的奴隶主，称他们是“不知廉耻的皮条客”。尤其是对沃尔福克一家，隆迪表达了极度的愤慨，将他们家族描述成无法无天的强盗——他们“内心的残忍”导致了“这个国家致命的腐败”。(36)

1827年1月9日，在隆迪下班锁门的时候，奥斯汀·沃尔福克在印刷厂找到了他。沃尔福克将这个贵格会教徒摔在地上，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然后扬长而去。于是，隆迪对沃尔福克提出了起诉。但是在案件审理的时候，法官宣称隆迪受到“惩罚”是理所应当的。法官处以奴隶贩子沃尔福克1美元的罚金，然后发表了演说，称赞奴隶贸易对马里兰州经济发展的贡献。法官还补充说道，沃尔福克迁走了“很多给这个州带来麻烦的流氓恶棍和无业游民”（对于马里兰州司法体系鼓励将危险奴隶送往新奥尔良的做法，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很不满意）。(37)

隆迪有一个徒弟，名叫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是一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的年轻人。当加里森每天为下一期的《普遍解放的天赋》排铅字时，他都会仔细听取威廉·沃特金斯和雅各布·格林纳这些当地美国黑人的话语，他们来到印刷厂与隆迪谈话，也彼此交流。正如加里森后来提到的那样，他们所说的话，“表明了想立刻无条件解放奴隶的激进观点”。隆迪开始到更多地方游历，他长时间不在报社，这给了加里森独自运营报纸的机会。很快就能看出来，隆迪的这个徒弟有着更为强烈的对抗欲望，与身材瘦小的隆迪不同，加里森更像是一个魁梧的后卫。弗朗西斯·托德是一位马萨诸塞州的船主，曾经将75名奴隶运往路易斯安那州。加里森称他为“公路上的抢劫杀人犯”和“人类的公敌”时，弗朗西斯·托德决定让法院来为自己撑腰，他起诉加里森诽谤，并打赢了官司。但加里森无力支付罚金，所以被判入狱6个月。出狱后，加里森一路向南，再一次因为奴隶贸易而移居。在波士顿定居后，他创办了一份新的报纸，名叫《解放者》（The Liberator）。(38)

自由黑人利用报纸发行量的激增和读者群的扩大，把经历过强制移民的幸存者的所见所闻传播开来。1827年，塞缪尔·康沃尔开始出版纽约《自由日报》（Freedom's Journal）。康沃尔是一名出生在特拉华州的自由黑人。1819年，正当长途奴隶贸易开始从肯特县等地将黑人贩运到新奥尔良时，他作为传教士给马里兰州东海岸的奴隶们传教。报纸的第一期就报道了一件他曾亲眼见到的令人心痛的事情——一个男人被卖给了一个康沃尔称之为“W先生”的人。(39)

《自由日报》是美国的第一份黑人报纸。然而，是康沃尔在波士顿的订阅代理商（而不是他本人），让人们清楚认识到奴隶制没有减轻，范围也没有缩小，它反而正在变得更严重，范围更广泛。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民大卫·沃克也曾住在查尔斯顿。1822年，他目睹了惊慌的白人拷打和处死30多名奴隶，据称这些奴隶与一个名叫丹马克·维齐的自由黑人企图共谋发动奴隶叛乱。出于安全考虑，沃克搬到了波士顿，他在那里的黑人社区开了一家二手服装店（加里森出版《解放者》主要依赖黑人订阅户和捐赠者，他也在附近建立了他的印刷厂）。沃克的服装店是棉花产业链的终端，他坐在店里呼吸着磨损的衣服纤维上的尘土，这些纤维最开始都是由一双双西南部的“人手”从棉铃中摘取出来的。(40)

就像在沃克的店里买东西的自由黑人水手一样，这些纤维也在诉说着一些故事。夜幕降临的时候，沃克在这间狭小商店后面的办公室里写下这些故事。他将他的想法写成4篇极具震撼力的杂文，然后编辑成《致世界黑人公民的呼吁书》，并于1829年9月发布。尽管这个话题人们已经谈论了成百上千次，但这些文章和之前人们读过的大不一样。在这本书里，沃克猛烈地抨击了奴隶制、奴隶主和奴隶制的推动者。他谴责奴隶贩子是真正的“魔鬼”，而大多数直接或间接支持奴隶制的白人也是“我们素来的敌人”。沃克认为，19世纪奴隶制的活力使奴隶制比之前的形式更加糟糕：古斯巴达人并没有将农奴捆在一起驱往他乡，没有“让男人离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让孩子离开自己的父母，让母亲离开自己嗷嗷待哺的婴儿”。1776年，“美国只有13个州”，半个世纪之后，“有24个，其中大多数是蓄奴州，并且白人开始给奴隶戴上锁链和手铐，让奴隶在新的州和领地的矿场和农田里劳作，为他们及其后代创造财富”。沃克在卡罗来纳州白人报纸上读到了一些谴责土耳其人拒绝让希腊人独立的文章，“在同一份报纸上有一则广告，上面说，‘今天将会把8名来自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强壮黑人和4名农场妇女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沃克写道：“美国人！我想坦率地问你们，你们在大英帝国那里遭受的残酷和暴虐，能达到你们加在我们身上的1％吗？”对黑人读者，沃克声明：“自由是你们生来的权利。”沃克的做法是在玩火，他知道白人有多危险。即使是白人废奴主义者，也担心暴力抵抗会引发白人读者反对解放黑奴。但是，白人“用铁链和手铐把黑人绑起来，然后把他们当成响尾蛇一样鞭打谋杀”，就好像这样对待黑人无任何罪恶可言。因此，黑人也有同样的权利与那些美国革命家声称的犯罪和压迫抗争。“你杀死一个要杀你的人，就好比你渴了要喝水一样，没有什么不对。”所以他赞扬说：“海地，彰显了黑人的勇气，显示了独裁者的恐惧，如果他们不向世界联合力量低头，这些人就要被杀掉。”所以，“像个男人一样行动起来”。沃克以旧约先知的口吻命令奴隶制幸存者，如果没有得到正义，就要遭受原罪的后果，即使这意味着要面对自己的死亡。一旦加入战争，一旦看到胜利的可能，奴隶们就愿意付出代价：“派12名黑人全副武装上战场，他们就会奋勇杀敌，迎战50名白人。一旦参与战斗，他们往往会在荣耀中死去。”被迫顺从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巨大的愤怒：“正如杰斐逊的明智之言，他们从来也没有发现我们。”(41)

在那个时代，沃克的言论需要真正的勇气，因为格兰维尔·夏普已经变成了格兰维尔·夏普·皮尔斯，沃克写道：“如果真的有人要使我成为悲惨无能的奴隶，或是因为我说出了真相而有人要谋杀我，你们知道的，我在上帝的手里。”“成为行尸走肉的时候，活着还有什么用呢？”沃克希望发动奴隶起义，于是将小册子放进他卖给水手的裤子和夹克口袋里。有些人发现了，有些人不知道，但他们把沃克的话带到了蓄奴州的港口，在那里，几乎所有的美国商船每年会像朝圣一样去装载棉花。(42)

1830年3月，萨凡纳、新奥尔良和查尔斯顿当局发现一些自由黑人的物品中藏有沃克《呼吁书》的副本，他们立即陷入了恐慌状态。南方政府开始像隔离传染病一样去封锁这些小册子，禁止自由黑人水手从他们的商船登陆。他们害怕奴隶叛乱的谣言会从南卡罗来纳州的新伯尔尼传到运输被偷黑人渠道的另一端——路易斯安那州的奥珀卢瑟斯。佐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通过了法律，对散布废奴主义材料的自由黑人处以死刑。州立法机关计划禁止教授黑人奴隶读书识字。然而，教授基础数学仍然是合法的，以便黑人工头计算出奴隶所摘棉花数量与配额之差，以此来决定鞭笞奴隶的数量。(43)

不像其他政治问题，废奴言论就是暴力革命的萌芽。因此，南方官员和专栏作家声称，这种言论自由不受保护。萨凡纳市长给波士顿市长哈里森·奥德斯写了一封信，要求这位新英格兰的保守政治家以出版“煽动性言论”为由，逮捕这位二手服装店的老板。尽管波士顿市长认为这个请求很合理，但还是不得不拒绝他。沃克没有违反马萨诸塞州的任何一条法律。波士顿盛传许多南方州政府已经悬赏3000美元换取沃克的首级，如果能将他活捉带到南部，赏金加倍。1830年8月，33岁的沃克在他的店门口倒下，抽搐着死去。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沃克是被人投毒而死的，但波士顿的许多美国黑人认为他是中毒身亡的。官方声称，沃克是死于肺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结核病的，沃克也可能只是因为吸入了过多的棉絮灰尘而死的。(44)

虽然沃克死了，黑人水手也被锁在船上不能登岸，但关于他们是被“偷来”的说法已经悄悄地传播开来，从一个正被机器改变着的地方、一个投机者输送贩卖人口的地方传播开来。19世纪30年代中期，一场废奴主义运动终于爆发。其中大部分道德力量和最犀利的分析来自前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等人，以及其他生活在北方的美国黑人，包括大卫·沃克所生活的波士顿黑人区的人们。其中许多人都像道格拉斯一样，是从奴隶制地区逃走的南方黑人奴隶，出逃的原因通常就是奴隶贸易的新扩张。新的运动也会由一些白人联盟领导，尤其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一些签了请愿书并出版过著作的白人妇女。然而，白人废奴主义者只占北方白人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白人还是希望能够对奴隶制置之不理。(45)

但是，与之前那些心不在焉的白人批评家不同的是，新的废奴主义者现在一致同意终止奴隶制，并且认为废奴越快越好。他们的紧迫感来自那些曾经做过奴隶并在新奴隶贸易中幸存下来的人，其中一些人也成了这场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在废奴主义者的活动和批评之下，就像是山脉下的山脊一样，是那些强制移民自己选择用以了解他们历史的语言。“偷盗”的说法在那些词句中无处不在，所以，美国黑人废奴主义者威廉·威尔斯·布朗在1849年断言，他的“主人”其实只是“一个在他一出生就将他偷走的人”。布朗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不是在废除主义者的印刷品中，而是在那些目不识丁的强制移民的思想中，因为他曾经也是其中的一员。(46)

但是，废奴主义者对这次巨大变动的愿望，其前提是要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白人转变为反对奴隶制的人，这是不言自明的。与此同时，什么才能限制奴隶制扩张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呢？更何况在扩张这条路上牺牲了200多万人的性命。对于许多美国黑人奴隶而言，似乎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提供及时的帮助，那就是为了结束奴隶制所结成的联盟。但它有诸多不利条件：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缺少实质性的权力，它所发出的命令往往无法通过法律来强制执行，它常常保持缄默。

回到塞缪尔·康沃尔在马里兰州东岸所目睹的买卖事件，但不要专注于康沃尔，他是一个接受过教育的自由人，面对着奴隶制共和国的各种伪善。他的头脑中记录着买卖两地间的联络路线，比如从巴尔的摩到新奥尔良，也记录着信贷的过程，但先抛开这些不谈，将职业奴隶贸易中所售奴隶的价格变动也暂且放在一边，我们重点关注一下W先生所买的这个黑人的情况。这个人叫威廉，是一名卫理公会的成员。“沃尔福克命令威廉伸出手，以便将他绑起来。正如每个正常人一样，他本能地往回缩。然而，最后他还是带着虔诚和顺从屈服了。”他的教友们目睹着这一幕，都“开始伤心哭泣”。威廉转过头说：“不要为我哭泣！上帝无处不在！”沃尔福克随后就将他带走了。(47)

威廉感觉这个世界表层的所有势力都在与他作对，但他相信在表层之下，存在着一个精神世界，在那里才能衡量出实际价值。或许就是通过这个精神世界，一个被奴役的小女孩在田纳西州的一次祷告中产生了幻觉。80年后，她已成为一位老太太，她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所见。她清楚地记得所看到的情景：“我沿着一条大路走着，在路边看到遭受折磨的灵魂，其中许多人是我认识的。他们只是在闲逛，沿着马路踱步。他们说：‘哦，路有多长？’我在路上遇到很多人，有些人在徒步行走，有些人骑在骡子上，有些人正走向地狱。”(48)

对于那些被带走的人，对于那些失去亲人的和被留下来的人，对于那些知道自己也会被偷走的人，奴隶制扩张的加快就是地狱，是把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拆散，让他们遭受彼此分离痛苦的地狱。到19世纪20年代晚期，这个地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真实。威廉说他坚信上帝无处不在，但他一定也想知道上帝是否会和他一起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走进驶入佛罗里达州海湾的船舱里，与他一起走上拍卖台，一同站在新奥尔良的公证处。

图6.3　白人废奴主义者和奴隶移民都认为，切萨皮克和州边界地区的自由黑人可能是被那些受人口市场新兴利益吸引的罪犯绑架而来的。对数千名黑人来说，这是事实。图中这名遭遇绑架的男子穿的工作服，与那些抓住他并计划把他卖到棉花边疆的人一样体面（George Bourne，Picture of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Middletown，CT，1834，p．120.）。

大卫·沃克在他波士顿的二手服装店里写道，记忆中他见过一队队的奴隶，而且有像先知的人预言上帝会出现在边疆地区。当上帝出现的时候，他会以奴隶起义的天使形象使那些罪人葬身火海，倒于血泊，复仇之神会通过宝剑带来正义。然而，1811年路易斯安那的日耳曼海岸奴隶起义遭遇失败，这也反映了大多数被偷到奴隶制边疆的奴隶从小接受的熏陶。然而，试图通过叛乱得到救赎是不可能的。于是，许多奴隶选择别的出路来远离这个人间地狱。

美国奴隶制的大肆扩张与基督教福音派的出现几乎同步。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积极参与有组织的宗教活动。虽然大多数是名义上的新教徒，但很少有新英格兰以外的人会每周甚或每月定期参加教堂礼拜。但到了19世纪50年代，一半以上的白人都会定期去教堂，他们多数属于福音教派，其中卫理公会和浸礼会是最为普遍的选择。这个时候的福音派基督教与21世纪的并不完全一样，与许多后来的教派也不同，它在神学中通常不是原教旨主义。然而，与21世纪那些后来的教派一样，它确实使用的是非正式的礼拜仪式。遍布整个大陆（最终横跨海洋）的福音派传教士坚持认为，那些被救赎的人需要经历一个信仰的转变。福音派神学并非将他们的信仰寄托于某种特殊的仪式，或者某种神秘莫测的预言之上，而是用信徒的个人选择来接近上帝，从而获得救赎。(49)

伴随着数百万人的选择，奴隶制的进一步发展使福音派新教在美国宗教界占据了霸权地位。但是，两种扩张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1790年，即使非洲人和他们的后代已经在北美做了160多年的奴隶，也几乎没有人转变信仰，去信奉他们的主人所信奉的英国国教。英国国教是一种保守的、由种植园主所主导的宗教。然而，大约在1770年，第一批在新英格兰教会神学斗争中流放出来的福音派新教传教士开始在南方传教。尽管切萨皮克的种植园主阶级对这些“新光派”牧师施加迫害，但不少弗吉尼亚人和卡罗来纳人还是涌向他们的奋兴布道会。许多奴隶都参加了那些集会，他们的到场通常会使本就已经很激动人心的新教复兴更加令人激动。在18世纪末的时候，出生在非洲的奴隶依旧是切萨皮克奴隶的主要群体，他们起源于非洲，上帝将他们扔在地上，给他们启示，驾驭着崇拜者的精神，然后重塑他们的生活。这些新皈依的教徒对吸纳他人入教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愿望，而且他们的热情极具感染力。新皈依的白人也模仿着奴隶们的行为，逐渐明白通过喊叫和歌唱来回应神的启示才是最得体的。一些人本想嘲笑奴隶传教士的布道，却发现自己躺在地上，大汗淋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福音派将奴隶视作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甚至当作专家和向导。(50)

独立战争结束后，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制定了《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这条法令废除了所有已建立的教会，并成为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基础。这两位奴隶主宣称，“全能的神创造了人类自由的灵魂”，所以政府不应强加给公民任何特定的宗教信条。革命前，各个殖民地都有规定的教会，但是，福音教派的白人信徒作为废除国教的主要受益者，他们愈加坚信全能的神对让一些人失去自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弗吉尼亚州的许多早期浸信会白人教徒为了逃离宗教迫害，已经搬到了肯塔基州。肯塔基州浸信会牧师大卫·巴罗谴责道：但是，同样是那些人，对于拆散夫妻的罪恶熟视无睹，他们这样的做法“的确没有一点同情心”。威廉·汤普森是弗吉尼亚州的奴隶，关于基督教奴隶主的伪善是如何破坏他对福音派宗教的信仰的，他这样说道：“在看到那些被锁链锁在一起的一帮人后，我在礼拜天去参加了宗教集会，但是布道对我没有任何益处。”在强制向西移民开始之前，弗吉尼亚州卫理公会的1/4教徒是黑人，而肯塔基州只有10％的教徒是黑人。每逢星期天，在康加里（这里是查理斯·鲍尔在南卡罗来纳曾住过的地方），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名叫雅各布的奴隶移民会组织宗教集会。但是，大多数被韦德·汉普顿抓来的黑人更想在星期天去果园摘果子，来补充自己有限的食物。贝西·麦迪逊是一名在18世纪90年代被运送到纳奇兹的弗吉尼亚女人，当她试图去传播她的信仰时，棉花种植园主开始阻止她传教。正如鲍尔所说，奴隶主们可能是害怕奴隶吸收福音书中那些关于平等和自由的道德理念。(51)

但是，受非洲影响的修行方式对白人牧师来说太实用了，他们不禁借用到自己的传教活动中。因此，在边疆地区，美国黑人的参与最终会重塑整个美国的宗教格局。1800年和1801年夏季，长老会、卫理公会和浸信会的牧师们在肯塔基州的蓝草地区领导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奋兴集会。数以千计的自由白人和黑人奴隶定居者躺在教堂地板上，或在教堂四处走动，呼喊着、跳跃着、赞美着上帝。现场人多得都已经挤到了门外，牧师们不得不把礼拜仪式移到室外。1801年8月，藤岭（Cane Ridge）会议召开，有1万人参加了为期7天的大型信仰皈依仪式，集会现场出现昏厥、狂舞、幻觉和神志不清的不在少数。(52)

不久，类似的奋兴集会也出现在了奴隶制边疆地区，促使所有教派的成员人数都急剧增加。一些评论家嘲笑说：“有人来到这个地方是为了参加野营集会，有些人就是来混吃混喝的。”当传教士的语速开始加快时，“祭坛上不久就挤满了女奴，一些人腿踢得太高露出了屁股”。奴隶移民们产生的影响开始激怒一些旁观者。卫理公会的约翰·沃森抱怨道：从奋兴营中的“黑人区”传来了由周六的晚间音乐改编成的宗教歌曲，“以南部碾米时欢快的合唱方式”即兴演唱经文，歌手踩着节拍；“这种节奏是黑人舞蹈的真正节奏”，我们绝对不能“支持和容忍这种对真正宗教的严重歪曲”。(53)

随着边疆的大规模复兴和激烈的个人信仰转变，有人可能会说，被奴役的移民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克里克河奋兴集会之后，全国范围内长期持续的皈依福音派运动改变了美国的宗教格局。美国卫理公会的人数从1700年的零，激增到1820年的25万人，然后又在接下来的10年里翻了一番。1790—1820年，浸信会教堂的数量从500座增加到2500座。在某种程度上，福音派的发展一直持续到21世纪。福音派通常通过最“现代”的营销手段来传播信息，从而不断发展新的信徒，福音派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在福音派中间，忠实信徒之间的竞争导致宗教不断分裂，每一派教徒都坚信他们所信仰的原教旨主义要比其他的更纯正，而且正在重建耶稣第一批追随者的“原始教会”。到21世纪早期，世界范围内的信仰者在这种破坏创造性的过程中，创立了3万多个新教教派，其中大部分产生于美国。福音派宣称，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信徒跟天主教或者伊斯兰教的教徒人数一样多。这一年轻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奴隶制的边疆建立起来的，它包含了很多西非宗教习俗中提炼出的有益因素，已经成了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化输出之一。(54)

回到19世纪早期，回顾一下一位白人和一位密西西比黑人卫理公会传教士庞培的邂逅。白人问道，为什么这个奴隶整天唱圣歌？庞培回答道：“因为它能使我的灵魂获得快乐。”白人说：“你真是愚蠢至极，黑人是没有灵魂的。”就像21世纪初的巴西那样，新的福音教派总是吸引穷人和被放逐的人皈依，因为情感上的皈依经历和非正式的参与仪式，让弱者觉得他们的灵魂与强者的灵魂一样有价值。不过，导致福音派新教教派分裂的问题之一是，像庞培那样的信徒是否应该挑战世俗的权力结构。

1830年以后，一些追求完美主义的福音派信徒开始在北方发起并支持道德改革运动，包括新废奴主义。他们坚持认为耶稣“牧养我的羊”的教导是在要求信徒改善他们的社会，保护弱势群体，使之不受强权者欺辱。然而，在奴隶社会中，官方神学的社会法规却慢慢变成了另一副样子。19世纪上半叶，随着信仰皈依和到教堂做礼拜成为社会对白人公民的普遍期望，大多数信仰基督教的奴隶主不再认为美国黑人没有灵魂，因而无法得到救赎。所以，正如卫理公会的牧师对纳奇兹的白人所说的，“如果他们阻止黑人听取仁慈的创世主给所有人类传达的信息”，他们就要“考虑由此所招致的严重后果”。19世纪前20年，边疆地区出现了一些黑人与白人共同参加的宗教集会，他们欢迎黑人成员加入。当“一位黑人兄弟亚当”加入密西西比州的路易斯维尔浸信会时，所有的教会成员，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与他互握右手来接纳他为伙伴”，以此来欢迎他。随着教堂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奴隶可以在安息日不和他们的主人一起去做礼拜。(55)

一些密西西比浸信会的传教士提醒他们的奴隶主信徒：“无论黑人的外表如何暗淡无光，生活如何卑贱不堪，他们仍然拥有理性和不朽的灵魂。”但是，奴隶制的影响力歪曲了白人福音派的神学理论，到了19世纪20年代，在混合人种教会里的白人开始删减有关将新加入的美国黑人当作“兄弟”“姐妹”的仪式。密苏里危机后，一些敏感的奴隶主声称，基督教、家长式的奴隶制可以驳斥对南方的批判。牧师们一边尽力中和“鞭笞机”的恶名，一边开始在新的宗教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即使奴隶皈依白人认证的基督教，他们也不会产生是耶稣让奴隶重获自由的观念。相反，他们创造了一种顺从的神学，其在很多方面和加尔文教一样，反对早期奴隶边疆地区的奋兴活动，强调信徒请求神的宽恕和信任。19世纪20年代，著名的北方福音派信徒查尔斯·芬尼告诫数万名在伊利运河繁荣地区皈依的信徒，你们可以选择向上帝寻求帮助以获得救赎。密西西比州浸信会也正在试图使奴隶们相信，无论是在天堂还是在尘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州浸信会的公约宣称，奴隶们所受的奴役是上帝的安排：“无论这样的安排对你们来说如何黑暗、神秘和不愉快，我们都坚信，如此安排是出于智慧与善良。”在星期天的早上，一位肯塔基州的白人在院子里召集他的奴隶，给他们传教时说：“伟大的上帝为了白人的利益而创造了你们，白人就是你们的立法者和执法者。”(56)

然而，奴隶们却不这么认为。1821年，一名佐治亚州的奴隶曾写信给一位白人牧师：“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白人正在为使世界上更多的人相信宗教而祷告。如果上帝派你去给带有原罪的人传教，那么，是他让你经常去给白人布道，还是因为他们给你钱？”“我们被带到市场上，然后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可是白人从来没有问过，是卖给了异教徒还是基督徒。”但是，即使牧师对他们置之不理，奴隶们还是会继续涌向教堂，举行自己的宗教集会。因为信徒在耶稣的故事中找到了亲切感，也看到了希望。耶稣也是一个由上帝创造的凡人，他含冤被捕，饱受折磨，被暴力处死。强制移民们已经知道通往坟墓的路是什么样子了，但是这个故事告诉他们，耶稣早已复活，并且告诉这些奴隶，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已经为他们打开。(57)

现在人们可以明白，那个十几岁的黑人小女孩——接受采访时已是老妇了——在田纳西州的祷告会上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变化。想到自己的未来，她非常痛苦，尤其是她无法保护自己刚刚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免受暴力、饥饿和分离之苦。人们也能明白，为什么这个女孩能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而奇怪地站起来时，她的母亲急忙把她拉到一边。她记得母亲告诉她，“继续祷告，女儿”，“因为如果主已经开始和你通灵，在让你的灵魂得到自由之前他是不会停下来的”。母亲已经走过这条路了，她将自己充满恐惧的女儿推到了即将到来的苦难面前，她必须经历这些苦难。女儿回忆说，“不久”，我就倒在地上，“死了”。(58)

她坠入了深渊。但是，随着这个年轻女孩的坠落，一个新的不同的声音在她的耳边低语。这个声音告诉她，生命被偷盗，但之后能超越它，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两者都是生命中最戏剧化的部分，不要逃避痛苦和恐惧，只需要沉浸在孤立无助的境地中就行。这个声音还说，“你必须死，去下地狱”，否则就不能复生。她抽搐着，分不清是真是幻。

她发现自己正走在运送奴隶的路上。那些在西南部整日劳作之后存活下来的人把这片棉花地称为“无火之地狱”，那里四处徘徊着悲哀的“僵尸”和恶魔。在漫漫长夜里，在路的两边，她能清楚地看见火光，在棉花、木材和树桩上一直闪烁着。那些被偷到这里的人步履蹒跚地在她的旁边走着，人们都在铁链中迷失了自己，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姓名。她看见被母亲丢在地上的孩子，她听见母亲们像受伤的动物般的嘶吼。(59)

她跟着一队奴隶来到一条路的分岔口。有个小个子男人站在那里，示意她跟着走上一条狭窄的小路。因为这是一场梦、一个幻觉，她不知怎么地已经和奴隶队伍分开了，然后她就跟着那个人。她气喘吁吁地跟着，吃力地沿着迂回的小路缓慢前行。于是那个人就喊来了很多天使，让他们在女孩前进时为她唱歌。“女士，你必须帮忙撑起这个世界。”他们齐声唱道。她和她的宝贝将会变成什么样，她并不知道。她必须照顾她的孩子，指导她的孩子，保护她的孩子免受这个世界的强权侵扰，尽管这些强权太过强大，以致无力对抗。她得撑起整个世界。

然后，这些天使开始唱她的名字。在他们的歌声中，她疲惫地走上了台阶，最后一步踏进了高高的庭院里。她站在那里，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站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空灵的声音说：“她是怎么来到这里的？”那些精灵闪着光，用歌声重复着这个问题。在她的现实生活里，她母亲都不知道她走的路有多艰难。但是，另一个声音知道。它说着她不能说的话：“一路上有来自地狱的猎狗在跟着她，她经历过艰苦的考验之后才到这里的。”她意识到这个声音一直在她的耳边回响。耶稣的助手玛利亚和玛莎来了，给她穿上一件新的长袍。然后刚才的第一个声音说：“你是由神所生。我的儿子从地狱里拯救了你的灵魂，你必须承担起这个世界。”

她醒了过来。她还活着。她相信这个宇宙最强大的力量可以命名痛苦与恐惧，即便连她自己也难以描述。这些力量认定了她。有了这些力量，她就不会被偷走。她能做的就是扛起整个世界来报答这种恩赐。(60)

精神死亡和重生的经历使那些皈依基督教的奴隶相信，他们的价值和责任要远远超过他们所卖出的价钱，或是他们能采摘棉花的重量，或是他们能生出来卖到市场上的孩子的数量。他们认为自己的精神转变，就是摆脱了恐惧，不再担心最后由他们的主人对他们做出最后判决。威廉·韦伯说：“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话。从那时起，我对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不恐惧了。”(61)

无论白人牧师如何论证皈依使奴隶变得更加温顺，奴隶主还是担心没有了恐惧，奴隶们可能会要求其他的变革。确实，正如19世纪的基督徒通常听到的那样，在《新约》中，圣灵使人从原罪中得到救赎，可以让人得到宽恕。一些基督徒奴隶认为，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得救，上帝让他们放弃暴力复仇。但是，原谅自己的敌人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艰巨的。一名前奴隶说：“这是一项一生的事业，我不在意上帝让我活多久，这将一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宽恕并不意味着奴隶们相信，这个世界的偷盗力量永远不会屈服，最低等级的人永远不可能到达上层，那些绑架他们的人永远不会面临判决。前奴隶罗伯特·福尔斯的前主人已经死了，他相信他的主人死后，一定在撒旦的劳改营中劳作。提起前主人，他若有所思：“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估计他现在已经知道奴隶被压榨的感受了。”“仁慈的主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完成他的工作。”(62)

但是，历史的发展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在《旧约》的一些章节中，圣灵没有点燃宽恕之火，点燃的是像大力士参孙（Sampson）或扫罗这种神圣战士的不妥协之火，吩咐他们将所有主的敌人都杀死，直到最后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这是许多奴隶移民梦寐以求的。查尔斯·鲍尔回忆起韦德·汉普顿的其他奴隶之间的谈话时说，“在白人和黑人当时的关系和处境下，革命的想法是黑人宗教的基石”，对普通奴隶来说，“如果不报复他的敌人，那么天堂就不能叫作天堂”。(63)

上帝可能要求他的追随者开始“做这项工作了”，即使复仇者会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生命。这种冲动首先在弗吉尼亚州南安普顿县找到了沃土。南安普顿是一个古老的烟草种植区，19世纪20年代的奴隶制扩张曾在这个地方留下很深的伤疤。约翰·布朗出生在1818年左右（那一年，弗朗西斯·里夫斯将第一支奴隶队伍从南安普顿带到亚拉巴马州），他是一位白人老妇的奴隶。布朗说，她“每天早上把我们这些孩子叫进大屋子里，然后给我们一些大蒜和芸香，她说这能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会使我们‘长得更符合市场的要求’。然后，她会让我们围着院子里的大梧桐树跑，如果我们跑得不够快，她就会不高兴，常常会拿皮鞭对我们一通乱打”。(64)

19世纪20年代，新的全国奴隶市场将布朗这样的人从南安普顿贩运出来。例如，他们中的48人在1829年底到1831年初由新奥尔良奴隶贩子先后接手贩卖。在南安普顿，奴隶们开始对他们越来越不稳定的现实生活感到绝望，而奴隶主还在试图控制黑人的精神生活。1826年，一位名叫纳特·特纳的黑人传教士对白人埃塞雷德·布兰特利讲了他的宗教观。布兰特利认为，与特纳的接触治好了他的皮肤病，于是决定让特纳在当地的卫理公会教堂给自己进行洗礼，但是白人教会的等级制不允许特纳来主持洗礼。于是，他们就来到了一条河边，特纳在那里为布兰特利进行了洗礼。特纳后来回忆说，受洗礼仪式之后，一群白人聚集到那里，“咒骂我们”。(65)

到了1828年，纳特·特纳已经不相信他应该把复仇的绝对权留在上帝的手里了。而且，他看到了一场幻象：白人和黑人在天上战斗，血就像是玉米上的露水凝结在一起，一个像打雷一样的声音告诉他：“召唤你来观战，这是你的命运所致，无论它是顺利还是坎坷，你都要承受。”他认为这是指点他要使用暴力。特纳开始有点困惑，当地有一个名叫托马斯·格雷的南安普顿律师，他记录了特纳对他所说的话，并将这些话整理成《纳特·特纳的自白》（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出版。“我听到天上响亮的声音，圣灵立刻出现在我面前，对我说蛇被放走了，基督已经摆脱了要承担人们原罪的束缚，那个声音说我应该承担起来，然后与蛇对抗，因为首尾颠倒的时代正在来临。”特纳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于是他秘密聚集了一小群愤怒绝望的黑人，等待另一个信号出现后行动。在1831年初的一天，日全食遮住了太阳。(66)

直到1831年9月，第一则新闻才传到新奥尔良。但是，消息从那里随着奴隶制边疆的汽船和棉花的装卸在河流地区蔓延开来。8月22日，在南安普顿县，叛乱的奴隶已经开始杀白人。两天内，全县大约有60人被杀，其中包括一名襁褓中的婴儿，还有10名在小木屋上学的孩子。随后大规模的白人军队抵达南安普顿县，镇压了这场暴乱，通过枪毙、砍头和酷刑，处决了55名黑人，其中的一些人并没有参与这场暴乱。两个月之后，特纳被捕。他在向格雷律师说了供词之后，经过审判，被判有罪，处以绞刑。(67)

西南部的白人突然意识到，过去10年，奴隶制吸纳了数以万计从类似于南安普顿县的地方偷过来的人，这些地方已经被那些职业的奴隶贩子给毁了。亚拉巴马州州长调动了本州的自卫队。在官方收集到足够多的武器用以平定类似暴乱之前，新奥尔良的报纸始终没有报道关于反叛的新闻，但是仍有消息陆续流出。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西费利西亚纳教区，一名白人寡妇听传言说，附近奴工营的奴隶“已经武装起来并要求自由了”。一位比她淡定一点的邻居在日记里写道，“她立刻开始全力地尖叫和呼喊”。白人寡妇让一位男性邻居出去查看发生了什么，但是邻居召集来当地民兵，集合前往据称有暴动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发现监工和黑人都在忙着收割庄稼”，“像羔羊一样安静地”采摘棉花。(68)

《新奥尔良之蜂》（New Orleans Bee）写道：“新奥尔良负责相关工作的官员应该采取措施，避免从发生叛乱的地区输入奴隶。”虽然法律要求从奴隶贸易流中过滤掉旧州里最叛逆的奴隶，并出具证明，但这家报纸的编辑显然已经不相信这些法令了。尽管雄心勃勃的棉花和蔗糖企业家极力反对，但立法机关的紧急会议还是关停了奴隶贸易（从写在墙上的告示中得知消息之后，奴隶贩子赶在特别会议结束之前，突击购进了774名奴隶）。亚拉巴马州的立法机关也立即召开会议，禁止了奴隶贸易。次年春天，密西西比州举行宪政会议。种植园主兼银行家斯蒂芬·邓肯表示：“在繁荣的纳奇兹有许多迁来的奴隶，终有一天我们将在这里惨遭割喉。”纳奇兹地区的精英代表和“松林区”(4)的贫困白人代表组成了一个不寻常的联盟，并在新宪法中写入了奴隶贸易禁令。(69)

意料之中的是，奴隶买卖双方立即开始钻贸易禁令的空子，比如，买家跑到切萨皮克买奴隶。奴隶贩子们签署声明，称他们正在运送的奴隶仅供自己使用。来自密西西比州较新的棉花县的立法委员们还需要购进奴隶，因而阻止了州宪法的执行。于是，那些最大的奴隶贩子将总部从新奥尔良转移到纳奇兹北部的“岔路市场”。但是回到东部，奴隶叛乱的弗吉尼亚州依旧是南方奴隶人口最多的地方，在这里也召开了州宪政会议，考虑解放奴隶。在审议过程中，托马斯·杰斐逊的孙子托马斯·伦道夫提议，让全州的白人选民就弗吉尼亚州是否应该逐步解放奴隶进行公投。(70)

根据伦道夫的计划，所有1840年7月4日之后出生的奴隶在成年后即成为本州的财产。届时，弗吉尼亚州将可以把这些奴隶出租，最后将他们所挣工资用于支付“将他们驱逐出美国”的花费。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许多非裔弗吉尼亚人在20世纪初将仍然是奴隶（尽管伦道夫认为，大多数奴隶主在那之前会将奴隶卖到南方以兑现）。伦道夫提出想实现祖父的梦想：流放弗吉尼亚的奴隶，创造一个全白人的老道明（Old Dominion）(5)。有许多人支持伦道夫的建议，如1801—1835年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的儿子托马斯·马歇尔，他认为奴隶制“对白人是有毁灭性的”，因为这个州以向西南市场培育人口为最大事业，所以没有奴隶的“勤劳白人”正在移民逃离这里。马歇尔预测，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会重蹈圣多明各白人的命运，整个弗吉尼亚州都会淹没在黑人浪潮里，水面零星漂浮着几张白人的脸。(71)

但其他代表警告说，本州的全部经济都依赖于一种单一商品的价位，即新奥尔良的奴隶的价位。如果伦道夫的计划得以通过，那么弗吉尼亚的奴隶主就会一股脑地向南方抛售他们的奴隶，到时奴隶的价格就会下降。奴隶主在奴隶市场上是受保护的一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希望政府能够捍卫和扩大自己的权利，让他们几乎毫无限制地支配奴隶财产，而不是限制这种权利。弗吉尼亚州否决了伦道夫的计划，继续维持现状，只是对奴隶的识字水平和自由黑人的生活增加了一些新的限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马里兰州也实施了类似的限制。奴隶主在西南各州也实施了这种限制。(72)

对识字水平和与自由黑人接触的限制，是为了防止奴隶接触有关自由的思想。支持奴隶制的政客指责，正是1831年1月加里森的《解放者》的首次出版，才使纳特·特纳决定在那年8月用白人的鲜血血洗南安普顿。佐治亚的立法机构甚至为逮捕加里森提供了5000美金的奖励。但是，奴隶主们还是担心美国黑人基督教内部会制造危险。弗吉尼亚州州长约翰·弗洛伊德写道：“每一位蓝岭以东的黑人传教士”都已经知道了特纳的阴谋，被误导的白人信徒允许了这种“大规模的黑人集会”，据说黑人传教士还在集会上宣读了“沃克和加里森发表的煽动性文章”。亚拉巴马州的报纸发出警告，要提防“精明狡猾的”奴隶传教士。如果西南地区爆发叛乱，“那么一些头发卷曲的先知，一些冒充给信徒以神的启示的人就会是这场阴谋的煽动者和造反头目，通过假装和上帝交流来煽动教友们的狂热，然后他们就会愿意做任何事情，无论这些事情有多荒谬、残忍”。(73)

西南部的奴隶主政客决定取消黑人基督教的独立权。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禁止任何3人以上的黑人集会，包括宗教集会。违反这个禁令，就会被处以后背抽20藤条的惩罚。当地的报纸写道：“莫比尔主日学校（Mobile Sunday School）的管理者决定，以后没有主人的书面许可，黑人不能接受宗教训诫。”密西西比州的立法机构规定：“所有由奴隶、自由黑人和黑白混血儿等担任福音派牧师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除了个人祷告之外，所有的宗教活动都要在奴隶主及其伙计的监督之下进行，以取代福音派牧师在这方面的职责。白人牧师热切地表示，他们今后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以促使基督教成为帮助奴隶主管理社会的工具。(74)

随着黑人布道在大多数地区成为违法行为，白人卫理公会、浸信会和长老会为奴隶提供了两种合法的宗教选择。一是加入白人教会。在那里，黑人会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和纪律约束。在比较大的教堂里，他们只能坐在楼上的走廊里。在亚拉巴马州的森林里，安妮·斯坦顿和她的奴隶同伴到一座木结构的教堂，结果他们只能坐在教堂外的长凳上。在白人传教士布道以后，会有一位黑人传教士出来给他们布道，并有白人在旁边监督着。(75)

二是创建“奴隶布道团”（slave missions），派白人传教士去给黑人教会传教，这些白人传教士均受白人教派资助和管理。奴隶布道团所讲的支持奴隶制的内容，其实只是南方内部的观念，而这些观点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外界的批判。牧师们提出的一种神学观点称，基督教可以证明奴隶制的存在是合理的。他们用基督教传教先驱保罗的话，告诫奴隶一定要服从自己的主人。逐渐地，他们开始辩称，《圣经》的整体观点认为奴隶制并不是罪恶的。他们说，事实上，上帝让以色列人乃至所有白人来奴役劣等的闪米特人（据说是诺亚儿子闪的后代），比如非洲人，只要他们以家长式的善良之心对待奴隶即可。

在这种观点下，批评奴隶制的人执意不肯阅读《圣经》，不认可奴隶制是上帝命定的说法，也不认可废奴的教义不过是试图用个人意愿来取代上帝之言的观点。南方和北方潜在的批评家都坚持这些观点。密西西比州长老会牧师詹姆斯·斯米利（到1840年）拥有30名奴隶，包括黑人男子、妇女和儿童。这位牧师在1836年争辩道，“一个奴隶主的良知不是受上帝之言的指引，而是被人的教条所左右”，因为感觉反奴隶制的基督教徒说得有道理而内心焦虑，“那这个人通常就会因为内疚而受到良心的折磨”，但是他不必因此而受折磨。上帝创造的人中，原本就有一些人不适合拥有自由。奴隶制是上帝的旨意，担心奴隶制的人就是在怀疑上帝，反对奴隶制的人就是异教徒。(76)

伊斯雷尔·坎贝尔是从肯塔基州被运送到密西西比的棉花“体系”中的，到1835年，他已经成为一流“人手”，而且游刃有余。他在弗农山庄的十字路口镇附近的一个奴工营当上了工头。坎贝尔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也是密西西比白人给予他的最高地位。但是一天夜晚，有人敲打他的房门，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了。他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他所得到的保护是多么微不足道。他踉踉跄跄下了床，打开门，两名白人男性冲了进来，一把将他推倒。一个人抓住坎贝尔的衣领，用刀抵着他的喉咙，咆哮道：“关于卡顿医生的阴谋，你都知道些什么？”

“什么也不知道，先生。”坎贝尔结结巴巴地说道。这是事实。但他的确知道卡顿医生是谁，想到这他已经害怕得发抖了。卡顿医生是一位白人，他是从北部来此行医的“蒸汽医生”，是一位汤姆逊派（Thompsonian）(6)医师。他认为通过让病人吸入大量的蒸汽，服用少量的药，就可以治好多种疾病。虽然汤姆逊派的顺势疗法与过去传统医生开具大剂量药品的疗法相比，病人致死的可能性更小一些，但是，蒸汽医生被视作是来自社会边缘的江湖游医。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卡顿医生给人的印象就是与当地的黑人过于友好。这些人拿着刀对着坎贝尔的喉咙质问，并告诉他，“卡顿医生和一些残忍的白人以及很多黑人在一起谋划要杀掉白人，解放黑人”。他们了解到坎贝尔最近参加了一次在树林里秘密举行的非法祷告，那次祷告是由“黑人传教士哈里斯的奴隶老戴维”组织的。显然，他们怀疑坎贝尔也参与其中了。他在那里待了多久？他是否知道奴隶“谈及解放黑人和杀死白人”？

坎贝尔极力否认他听到过任何相关的事情。他终于说服了那两个审问者，让他们相信他与这场阴谋无关。他们把刀从坎贝尔的喉咙上拿开，然后从陶瓷罐里给他倒了一口酒。白兰地送到嘴边时，坎贝尔的手颤抖着。酒喝下去，他感到一阵火辣，就像是在拍卖台上拍卖师给他们喝的酒一样。那两个男人看着他拿着他们的杯子，点了点头。坎贝尔用手背擦了擦嘴。他们警告他说，任何一个与这场阴谋有关的人都会挨上一枪，然后就叽叽喳喳地走了。坎贝尔在门口看着他们骑马离开。坎贝尔看到他们眼中混杂着兴奋与恐惧，他知道天亮之前会有一些人因此而死去。(77)

如果有阴谋，坎贝尔也只能从他和伙伴们之间说的一些关于他们被偷来的生活故事中推断出一二。白人们所害怕的故事情节，早在南安普顿奴隶起义之前就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们脑海里了。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那个夜晚，一群白人将附近所有的奴隶从屋子里拽出来，然后审问他们。在恐吓之下，一些黑人给别人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天亮后，已经有足够多的嫌犯被集合到一块儿，自卫队员（大多数为当地种植园主）开始在弗农山庄将这些嫌疑犯吊起来。整整两天的时间，他们将黑人传教士和信徒吊在两根“Y”字形柱子之间的高杆上，使他们窒息而死。他们也吊了一些像卡顿医生一样冲破了种族边界的白人。(78)

之后，自卫队又回来找到坎贝尔。这次，他们只是想让他在宴会的桌边侍候。宴会上，那些种植园主夸耀是自己拯救了密西西比，使其免于毁灭。宴会结束已是清晨时分，坎贝尔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被绞死的黑人传教士的首级插在路桩上。那几乎是坎贝尔最后一次看到老戴维和他的兄弟们。但也不完全是，他在秋天的时候又见了他们一次，就在坎贝尔的主人又一次让他的奴隶移居别处（田纳西州）之前，坎贝尔到一家小药店，那是弗农山庄的药店。在那里，他看到了戴维和他的信徒们龇着牙的头骨就放在店里的架子上。

很长一段时间，伊斯雷尔·坎贝尔都在寻求上帝。“但是，密西西比州有那么多阻碍我与上帝和平相处的因素。”他后来说。确实，寻求宗教信仰几乎让他成了被密西西比白人漂白过的战利品之一。但是，坎贝尔还是在追寻着同样的上帝，那些白人在弗农山庄开卑鄙的会议时，这个上帝并未插手干预。在田纳西州，坎贝尔再次尝试。他和他的妻子参加了附近所有的宗教集会。一天，他偷偷溜进一个祷告地两次，这个地方是他在一个树林深处打扫出来的秘密场所。他跪在地上，感觉自己不过是别人手上的灰尘而已，他努力克服这种恐惧。在深秋的时候，经过一周辛苦的棉花采摘，忠诚的奴隶在收获中得到了一段短暂的休息。这几天恰逢一个附近的卫理公会野营布道会，那里是由白人传教士领导的，黑人布道者只限于暖场以及和教徒们一起祷告。坎贝尔和他的妻子参加了那个集会。在那三天，他们一直跪着，看着身边的人们欣喜地皈依，他们也祈求着这种狂热的感觉。第四天晚上，坎贝尔的妻子站起来，开始和那些新的皈依者一起狂叫。

坎贝尔看到过别人狂叫不止，他还听人说过他们能感觉到肺里有上帝的气息。他们中的一些人最后只能在药店里目瞪口呆地盯着顾客。这让人很难释怀。为恶者对人造成了残忍的伤害，而上帝有时也予以姑息。即使坎贝尔的母亲虔心祷告，最终或是上帝，或是宇宙，或者是命运，还是将坎贝尔从她身边夺走了。这个曾经是她怀里的婴儿的年轻人，现在已经被鞭打至死。密西西比浸信会用一种“黑暗、神秘的赦免特权”，来解释白人基督教徒在奴隶暴乱中合谋串通。但是，对于被偷盗的生命，这是一种犯罪，而不是在信仰中能够接受的玄虚，甚至连上帝都是他们的同盟。

坎贝尔跪着，几乎一直是独自一个人跪着。一个名叫里夫斯的年长黑人传教士站在他身后。里夫斯戴着脚镣经历了6个星期的行进，最后总算幸存了下来。尽管白人害怕他参与暴乱，但他还是保住了性命。他很瘦，肌肉结实，伤痕累累，衣衫褴褛。他的脸在阳光下经历了15000多天的曝晒，刻上了一条条的皱纹。坎贝尔祈祷时，里夫斯直直地望着前方，像国王一样面无表情。最后，在那个只有他能够感知的时刻，里夫斯弯下腰，用气息将声音传到坎贝尔的耳边：“继续祷告，年轻人。”

(1) 亨利·海兰德·加尼特（1815—1882），牧师，著名的废奴运动领导人。《对美利坚合众国黑奴们的演说》是他在1842年纽约布法罗全美黑人大会上的演讲。

(2) 反转录酶病毒，又称反转录病毒，是RNA病毒的一种。

(3) 1包＝500磅。

(4) 松林区（Piney Woods）是美国南部的温带针叶林陆地生态区，面积14．1万平方千米，位于得克萨斯州东部、阿肯色州南部、路易斯安那州西部和俄克拉荷马州东南部的混合地带。

(5) 弗吉尼亚州的别称。

(6) 流行于19世纪美国的药学学派，其创始人为萨缪尔·汤姆逊，其特点是利用人的生理过程，以温和、少毒的方法排除体内毒素。

第7章　种子　1829—1837

春季的原野已然复苏。突然，人们觉得嘈杂的虫鸣声一直没断过，仿佛不曾经历1月的萧瑟。绿意爬上了树梢，春雨滋润了干涸的大地，整个世界如太阳般闪闪发光。

奴隶主站在小屋新修的门廊前，一边望着远处的田野，一边做着吩咐。雇工听完，走出去捡起一个土块，他嗅了嗅，或许还尝了尝，然后丢在了一边。

次日清晨，雨下得特别大，但雨一停，男人们就牵着骡子，架上犁耙，出门了。被雨泡得松软的土地一下就盖上了刚被犁开的田垄，吞噬了铁犁的耙齿。男人们口中嘟囔着，该死的烂泥！

他们口中的“该死的”，在古英语中意为撞击、敲打。古英语出现之前，在更古老的语言中，意为犁、耕、撕破。

种子在等待春天的来临。

它们装在棚屋下的麻袋中，或许麻袋藏在奴隶主那张高床底下比较安全。就在这张床上，奴隶主曾在妻子的一亩三分地上耕耘。床是用去年的收成换的，然后用马车拉回来。也许装种子的麻袋是藏在另一张床底下，也是用去年的收成换的。奴隶主在上面蹂躏过一个肤色稍浅的16岁马里兰姑娘。第二天清晨，或许这个被蹂躏的姑娘还得动手去清洗沾满自己童贞血迹的床单，还得把夜壶拎到树林里倒空后再拎回来，放在奴隶主的床边。她的脚趾踢到了装得鼓鼓的麻袋，里面满满都是种子。

她的脚趾透过棉线缝合的麻袋，感受到了种子的轻抚。这是千千万万个DNA数据包，每一个都是对陆地棉的解密。数十万颗棉花种子，每一粒都光泽饱满，和墨西哥的特瓦坎谷（Tehuacan Valley）一样温暖，5000年前印第安纳妇女曾在那里对棉花进行引种改良。(1)

“该死的”或者也是种植的意思。次日是个晴天，雇工将袋子搬出来，拿他的长刀划开袋口。马里兰姑娘用新围裙兜着两捧种子，光脚和其他奴隶站成一排。她一只手将围裙塞进口袋里，另一只手用食指和拇指夹住棉花种子。边上的妇女拿着锄头，沿着地垄松土，掘出一道道沟。现在该她干活了。她丢进一粒种子，接着用裸露的左脚跟给种子盖上泥土，用脚掌将种子埋实，然后沿着地垄向前挪了几步。(2)

土层下一片漆黑，肥料和腐殖土层随着季节变化已经苏醒，与本地物种的生长规律相呼应。种子躺在土里像壁虱般一动不动。种壳之下，双螺旋结构的生命体还未复苏。

第二天，雨水降临。水分子浸透了种子的外壳，壳内的生命体苏醒了。它们膨胀、伸展，破壳探头而出，贪婪地吸收水分，建立起自己的反射器。它们散发出化学信息，发出命令，让所有的细胞生长、分裂。植物胚芽迅速变大，胀破了种子外壳，嫩芽朝着看不见的光亮生长。

姑娘蹲在溪水中，发疯似的搓洗着身体。她不知道种植园主的种子是否有足够的活力，它们在几个小时前已经进入她的身体开始探索了。如果正好她也在排卵期，两颗种子就会相遇，然后萌芽。

绿芽突破了土层，冒了出来。小孔吐出二氧化碳，细胞膜大量吸入所需要的养分。第一轮光合作用开始后，冒头的绿茎很快萌发出两片叶子，小小的叶片就像胎儿盘起来的两只胳膊。

田野里成千上万株幼苗都冒尖了，它们享受着密西西比充沛的光照和雨水，长在森林和河流合力打造的肥沃黑土地上。当地的生态系统努力抵御这些入侵者。但是，棉花有犁和锄相助，再加上人类强烈的渴望和强有力的工具，使它们得以扎根于这片土地，更何况在接下来的4个月，有人会动手拔除杂草，以确保这些幼苗不受干扰。棉株会成为这片土地的主导者，任何企图挑战它们地盘的其他物种都会遭到驱逐，成片交织的棉株是这片土地上唯一的物种。8月中旬开始，田地里会绽放雪白的棉绒，直到冬季降临或者棉花采摘完毕。

关于由种子生成的植株再结出来的种子是否能够继续繁衍，这个问题尚无定论。它的DNA编码了一个生命周期，在这个周期中，种子长成一棵树，能在热带地区存活许多年。在这里，尽管冬天的第一场霜降下时，植物也会凋亡，但此时，它所结的棉籽大部分已经随着棉桃被摘下，由轧棉机分离出来，然后被丢弃。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许多种植者每年都从育种人手里购买种子，因为育种人会培育出新品种，并且保证产量。棉花种植者会冒各种风险，但是绝不会用棉株自己结的种子，以免收成不佳，坐看财富东流。

简单地说，棉花树生成的矮树丛被摧残了，土地也是如此。受奴役的男人为奴隶主开垦土地，奴隶主将他们当作工具来榨取土地。他也许会在树林里，或者在抽穗的玉米地里玷污他们的妻子，或者在厨房里玷污他们的女儿，或是他在新奥尔良新买的某个女孩。

但是，他也摧残这些男人。他奴役他们播下他梦想的种子。事实上，他在这个地方将这些男人和女人全部种下了，如同他播种其他种子一样。就像植物和生态系统一样，人们竭力根据自己的基因密码生长，但是他将人们的努力扭转到自己设计的螺旋结构中。他获取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己所用。他用恶毒的皮鞭抽破他们后背的皮肉，用自己的权力摧残他们的生活，随心所欲地在他们的身上和生活中留下烙印。

所以，即使棉株只长出两片小小的叶子，随着4月的微风飘荡在密西西比河畔，种植园主的渴望也在主宰着它。从广义上讲，奴隶制的扩张及其对黑人生活和更大世界的塑造，大部分是由白人驱动的，那些白人试图将自己的准则强加到身边的一切事物上。这些准则也包括了他们为人处世的观点。白人关于男子气概的准则，塑造了奴隶制下所有人的生存状态，规定了生为黑人的代价、身为白人的好处，以及身为女性的代价。白人男性既将该准则作为武器又当作动力，用于对抗争取政治平等的斗争和试图在奴隶制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尝试。种植者播下的种子以可控和不可预见的两种方式萌芽了，即19世纪30年代形成的两党制和1829—1837年的经济繁荣，而正是这场繁荣为美国内战的爆发埋下了隐患。随着1837年的到来，一切都不同了——国家政治、奴隶制经济的地位、南方与美国其他地区的关系，甚至奴隶主对奴隶制的看法。首先，这10年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因为这10年瓦解了、重新缝合了、分散了、截短了、收获了、打破了、消费了数百万奴隶的生命。

这种新的作物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能传播得很远，但是，为了理解播种新作物的白人DNA，我们必须重新回顾新作物最初生成的那些州。1832年初，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贩子泰尔·格仑给合伙人写了一封信，他杜撰了一个直击要害的动词。与贩卖人口的其他一般性讨论不同，他指出：“因为州议会最近的一个议案，‘波特化’（potterizing）现在恐怕已经没有市场。”(3)

“波特化”是一个新词，源于最近的“鲍勃·波特事件”，反正格仑是这样称呼他的。罗伯特·波特（Robert Potter）于1800年左右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格兰维尔县的一户穷苦人家。波特童年时期，格兰维尔县只是一片种植烟草的贫瘠土地，由一位食古不化的种植园主寡头掌控着，除了地理迁移之外，这里几乎没有经济流动。事实上，尽管贫穷的白人男性跟他们的父辈一样拥有自由之身和白人身份，但他们缺少关键的权力来区分独立与依附。例如，北卡罗来纳州的宪法禁止大部分没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参与州立法机构的选举。限制投票延续了寡头政治。种植园主立法者向所有人征税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其目的却只是为了把他们的作物运送到市场；设立州银行，却只贷款给富人；开办大学，却只招收种植园主的子弟。(4)

童年时期，波特就从格兰维尔县的二等白人中脱颖而出，当地的一位绅士对他格外上心，给予他诸多好处：让他免费跟着自己儿子的家庭教师接受古典教育，又推荐他成为美国海军学校的学生。降临在波特身上的种种好事，能轻而易举地收买一个二等白人。再看看亨利·克莱，另外一个努力往上爬的人。克莱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奴隶主家庭，随后他搬去肯塔基州，成为土地投机运动中富人们眼中最能干的律师。克莱首次进入议会后不久，心存敬畏的同僚一致推举他为议院议长。之后，他当选为议员、州长秘书、总统候选人。最为重要的是，克莱是经济上发展“美国体系”的缔造者。一心谋求发展的精英们热烈拥护他提出的有关国内市场、支持银行和政府资助基建的想法。

但是，许多不富裕的白人不喜欢克莱提出的美国体系，他们害怕这会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在他们看来，即使他们迁往西南部，该政治体系也正在拉大贫富差距。尽管到19世纪20年代，新建的几个州中，除了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外，其他州的白人都有选举权，但是政治议程依然只照顾富人的利益。例如，密西西比州立法委员会在1830年特许成立州种植园主银行，并拿出纳税人的200万美元资助该银行。(5)

波特在海上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学习如何将个人魅力转变为实际的领导力。但在1821年，波特回到格兰维尔时，发现一切还跟他10年前离开前往海军学校时一样。衰败的东南部是一个零和世界，主要由奴隶买卖的收益来维持。波特立即从他觉得可以变得更好的领域着手。1824年，波特开始竞选立法委员会，但是精英阶层密谋帮助祖产颇丰的杰西·拜纳姆获胜。愤怒的波特向拜纳姆发起决斗的挑战，却被拒绝了，因为拜纳姆不认可波特是一位绅士。于是波特偷袭了他，用棍子让他脑袋开了花。(6)

15—20世纪初期，西欧的谋杀犯罪率从每10万人41例直线下降到1.4例。在西方社会，只有国家才有使用暴力的权力，在文化和法制层面，法律是解决个人争议的公认途径。但是，南方依然是著名的法外之地。且不说对待奴隶的那些数不清的暴行，单说19世纪初，弗吉尼亚州白人对白人的谋杀率就接近9/10万，是新汉普顿的8倍。(7)

在最底层，在实行奴隶制的旧州，白人之间进行打斗和谋杀，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奴隶。奴隶不准捍卫自己的尊严、男子气概以及其他任何东西，必须忍受侵占他们皮肤、生活和家庭的一切行为。因此，羞辱一个白人的最佳途径就是将他当黑人一样对待，仿佛他不能还击，而反驳的最佳方法则是回击。罗伯特·波特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州，法庭常常剥夺贫穷白人的这种反抗权利。当时很多人发声，要为波特羞辱和殴打拜纳姆的行为定罪。法庭拥有自由裁定权，既可以对他进行轻微申斥，像奥斯汀·沃尔福克殴打贵格会编辑本杰明·隆迪的案件那样处以1美元罚金，也可以进行更严厉、更具羞辱性的处罚。

当时恰逢下一届议会选举，法院于是延后立案。波特与拜纳姆在竞选中再次碰头。这次，波特赢下了该县的大部分选票。格兰维尔的小农们急于抓牢自己的财产和选举人的身份，欣赏波特因不愿接受特权带来的侮辱而展现的斗争精神。他们给了波特进行反击的机会，因为波特是代他们出击的。波特加入议会后，立刻压制了一些激进的提案，这些提案旨在挑战富有的奴隶主对北卡罗来纳州的掌控。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一所新的州立大学，他称之为“政治学院”。学校致力于将年轻人培养为领导者，但是不接收家庭财产超过1000美元的孩子。每年，将有100名年轻的学生——100个“罗伯特·波特”——从这个学校毕业。从北卡罗来纳教堂山分校毕业的同僚们，被波特试图推翻他们权力的举动所震惊，阻止了他的议案。(8)

于是，波特将目标转向州立银行，他指控银行为富人提供延期还贷，而将小农拒之门外。波特的选民，或者说大部分选民都支持他的提案。1828年，波特入选国会，并在1830年再次入选。1831年夏天，他在任期交割期间回了趟家，于是事情发生了可怕的转折。波特听信他人谗言，认定妻子与卫理公会的牧师及富有邻居家17岁的小伙子通奸。1831年8月28日，波特绑架了这两个人，并将他们拖到树林里做了阉割，然后才放了他们。(9)

波特当天就被捕了，被关押在县政府所在地牛津的监狱里。在牢里等待审判期间，波特写了一份申辩书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说，他的“诉求”是“作为一个人、社会的一员”，有权“向世界”解释自己的行为，但更是为了“你们，我的选民们”。他为自己辩护，声称阉割那两个白人、两个体面的社会成员，是一种自卫，是他们损毁了他做人的尊严，“他们给了我致命的一击，对我的伤害无法弥补，他们玷污了我灵魂的圣殿”，他们与我妻子的通奸行为让我成为格兰维尔“最卑贱的人”。波特“感觉自己没法做人了”，他遭受了奴隶们才会遇到的羞辱。唯一可行的解决方式，就是“用那些人的血”消除“加在我身上的所有羞耻”。波特认为，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通过在决斗中杀死他人来雪耻，只有采取比他受到的羞辱更加残酷的报复行为才能雪耻，才能清除他那不被当人看的印记。(10)

富人几乎不会因为决斗而受审，而穷人即使参加不那么严重的决斗，也会面临长时间的监禁。但是，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波特的罪行，当地法庭在法律上对应的最严重指控也只是人身伤害罪，最多处以两年监禁。这也是立法机构通过新的法律的原因，以便处罚未来再发生白人遭阉割的案件。

两年时间对于蹲监狱的人来说很漫长，在波特服刑期间，立法委员会准予他的妻子解除与他的婚姻关系，也准许她将两个孩子改姓。从法律层面上讲，波特现在不是孩子的父亲了，他们也不是他的子嗣了。如此看来，他跟奴隶一样。然而，北卡罗来纳州东北地区的种植园主还会听到波特的大名。1834年获释之后，波特再次竞选州立法委员会。他赢得了一场遭暴力破坏的竞争，格兰维尔县将此称为“波特战争”。但是，立法机构很快密谋捏造了赌博欺诈罪，驱逐了波特。这一次，波特服从判决，离开了。像其他数不清的惹事者一样，波特去了新奥尔良，这是他第一次去那里。也正是在那里，他迎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11)

没有人能确定波特的白人同乡能从蓄奴地区找到出路，摆脱原所在州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如果他们大多资质平平，那么依然不过是波特的翻版。这就是为何从很早之前开始，奴隶制边境地区有关地位、名誉、成员身份、出路和认可的暴力冲突比老蓄奴州更加普遍。例如，1800年，佐治亚州中部种棉地区的白人谋杀犯罪率大约为9/20000，是弗吉尼亚的5倍。30年后，佛罗里达州种棉地区的谋杀犯罪率为7/10000，是东北地区的55倍。(12)

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移民在家书中写道，他移居的新亚拉巴马社区，“除非他身上带着武器，否则没有人能避开暴力”。他还说，在北卡罗来纳“随身带匕首或者手枪是不体面的。但是在亚拉巴马，随身不带武器是奇怪又鲁莽的行为。实际上，你可以在10个人里看到有9个人的胸前露出藏着的匕首刀柄。如果身上没带匕首和手枪，白人会用任何东西来恐吓、羞辱、杀害他人，如牙齿、石头、指甲、牛皮鞭子、藤条、木头。生活在蓄奴地区的人的信中，写的也是各种不幸的人被枪杀、刺死、砍死、鞭子抽死或者遭遇其他残酷的羞辱”。诸如此类的事情，比比皆是：“在比赛中，他的拇指被鲍勃·哈钦斯咬了一口，最后只能截去……”；“他太浑了，说我的妻子和母亲是荡妇，我打了他”；“他们几乎不会因为蓄意谋杀而处死一个人，他们认为取人性命与杀死一条蛇无异”；“他用铅弹反击”；“后院有吵骂的声音，达德利一枪打中了罗文的右肋”；“树林里搜出一具尸体，前额有两个弹孔，后脑的头骨已经被砸得凹陷进去了”。(13)

1842年，一个逃跑的奴隶跟人说：“他们那里持有枪支非常自由，如果一个人对于强加在身的一切不表现出愤怒，人们会称其为‘软柿子’”。在白人男性看来，“软柿子”指的是那些在地里做苦工的男人和女人，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都会成为无助的被攻击目标。他们用匕首、手枪和身体攻击来证明自己不是好欺负的。东北部的小男孩，从学会走路起就开始学着去战斗。在佛罗里达州，一个父亲看到儿子与人打架，他会说“按倒他、咬他、抽他的嘴巴”，要不就说“你成不了一个男人！”一个男人，从生到死，随时都得做好战斗的准备。即使是死于酒精的老人，也要在他们的床底下疯狂地翻找藏起来的手枪，以射杀向他们冲来的幽灵。(14)

富人们充分享用着种棉地区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带给他们的奖励，然而在前线的暴力中，他们的贡献也远超他人。同样典型的还有亚拉巴马州的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冲突。正如1833年约翰·佩勒姆给远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叔叔写信时提到的那样，他说：“我与拜纳姆先生起了纷争（我没有如他所愿做个顺从的监工），他威胁要揍我（他有3个成年的儿子）。我跟他说，你们全家都不要轻举妄动，不信就试试看。”拜纳姆希望他顺从，但是佩勒姆拒绝服从。佩勒姆是一位雇工，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平等的。你不能打一个与你平等的人，你是在靠暴力来证明他们与你是不平等的。拜纳姆对佩勒姆做出了让步，现在他需要一名新的监工。同时，佩勒姆找到了愿意为他担保的人，佐证他对身份的申明：“我有钱，也有朋友，我现在决心变更经营，我要去佛罗里达……我买了品类繁多的百货，将它们运往一个我能很好经营这门营生的地方。”(15)

从个人境遇来看，那些搬去新州的不太富裕的白人越来越看不惯那些胆敢表现得比他们优越的人。成千上万个佩勒姆，就像当初的波特，力求获得政治上平等地位的认可。在18世纪90年代，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的富有公民决定扩大这一特权，不管他们贫穷还是富有，赋予所有成年白人男性平等权。他们可能认为，上层社会有教养的富人仍会掌控所有公共事业，决定政治进程。最初确实如他们所愿。在蓄奴地区，许多成功的政治家都像乔治·波音德克斯特一样。在19世纪的头几年，波音德克斯特从弗吉尼亚前往密西西比，成为密西西比第一部法规的起草人，纳河县精英们的政治战士。“纳奇兹名人”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控制了州议会，所以推选了波音德克斯特为美国议员。(16)

然而，在波音德克斯特名声大噪、炙手可热之时，从旧州来的贫穷白人移民开始对蓄奴州的选举产生影响，并逐渐改变了这场政治游戏。1832年，密西西比州宪法废除了对白人男性参加选举的最后一点限制。扩大后的选民群体选出的州立法委员会，要求波音德克斯特在议员竞选中反对有利于其密友的银行政策。他回应称，普通选民没资格告诉他该做什么，“如果……密西西比人希望找一个在国家立法委员会中能代表自己、听任权力之手指挥的人，很不幸，他们选中了我”。(17)

精英政治家将对手描绘为不值得选民尊重的“软柿子”，试图分散人们对服务于寡头政治派系的政策的注意。理查德·K．科尔是佛罗里达州州长，也是一批土地投机者的领头人，他称自己的竞选策略为：用比以前“更硬的鞭子和马刺”来“驾驭”对手，使用语言侮辱和暴力威胁，直到对手夹着尾巴落荒而逃。

在选民看来，与政治荣誉相关的暴力与施政计划和口才一样重要。然而，住在远离河边贫瘠土地上小木屋里的新选民，并不愿看到他们的代表忽视他们的心声。有时候，如果议员未能代表选民的意愿，选民就会做出过激的反应，如佐治亚州一位选民就曾刺杀一名亚祖的州议员，仅仅因为他放弃了可以从克里克人手里获取土地的长子继承权。如果有机会，贫困的白人宁愿选择像富兰克林·普卢默这样的政治家。普卢默来到密西西比时，与波音德克斯特一样贫穷，住在州东南部的贫瘠松林区，而不是在纳奇兹。据他的同僚政客后来回忆，1829年，普卢默准备参加议会竞选，该州的管理层“认为这是非常鲁莽的举动”。纳奇兹当局派最恶名昭著的决斗者在演讲中进行激烈质问，试图将他当作脆弱的懦夫一样羞辱。但普卢默用巧妙的讽刺、“冷静的演讲来回应他们”。他团结普通选民的出色能力让他所向披靡。一次竞选活动中，普卢默与一名竞争对手在同一地区巡游。那天晚上，两人同住一间农舍木屋。次日清晨，普卢默的对手出门时，发现女房主正在挤奶，而普卢默则拽住饥饿的小牛犊的尾巴，咧着嘴看向自己。在另一个停留点，普卢默帮助一个农民给年幼的孩子们驱除头发里的红色寄生虫。在另一场竞选活动中，他刊登了一幅讽刺广告，号召人们帮竞争对手波瓦坦·埃利斯寻找他声称丢了的卡车，车里可能有以下东西：“6块草坪毯子，6件麻纱衬衣，2件睡衣，1个睡帽，1件女士胸衣，3双长丝袜”。埃利斯因此输了选举。(18)

支持富兰克林·普卢默或者鲍勃·波特的白人，想要的不只是嘲讽那些傲慢的人。他们希望政治会改变，白人男性可以在政治上享有平等的权利，获得同样的政治成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任何“波特化”的政治家播下变革的种子，在此类改变上带来更多收获的反而是田纳西州的一位棉花种植园主兼奴隶贩子。1829年3月4日，在华盛顿的安德鲁·杰克逊在疼痛中醒来。首都当时还处于漫漫沉睡当中，壁炉中的烟气升腾着冲出烟囱。杰克逊硬朗的老身板感受到了刺骨的寒意。他还没有完全从竞选中恢复，他身上的刀伤虽然愈合了，但伤疤下面是他心里留给蕾切尔的空洞。杰克逊认为，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在竞选中刊出的肮脏宣传册害得他的妻子丧命。蕾切尔被指控通奸，因为在18世纪90年代与杰克逊结合之前，她还没有与粗暴的第一任丈夫彻底离婚。在杰克逊赢得11月的胜利后不久，蕾切尔的健康状况便急转直下。

现在，杰克逊站起来了，候在门外的奴隶听见了这位老者的动静，进入房间。几分钟后，新当选的总统出现了，他洗漱一新，穿着黑色的裤子、马甲、外套和大衣。杰克逊曾经中意于一顶白色的海狸毛帽子，今天他戴了一顶黑色的。走下楼梯，他看到了一群年轻人，都是他收养的孩子，不少人还充当了他的助手，因为他和蕾切尔没有生育。他们吃早餐时，外面的人群冒着严寒，开始汇集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第六街的酒店外。11点，当杰克逊打开大门，振聋发聩的欢呼声在顷刻间响起。

新当选的总统和他的士兵们沿着台阶走下来，并未形成戒备森严的阵势。批评者讥讽杰克逊为“军事首脑”，暗指他的诉求与骑马打天下的暴君一样，他的力量使愚昧的人感到紧张。但不仅如此，他与盟友和支持者们正在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既不是独裁政权，也不是共和政权，而是一个剥夺其他人公民权、赋予白人男性平等身份的政府。这是世界历史上首个大众民主政体。杰克逊穿过冰冻泥泞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他没有骑马，而是徒步前行。(19)

杰克逊和他的支持者们经过两轮艰苦的全国选举，终于等到了这一天。1824年，杰克逊赢得了普选票中的相对多数票，但是他被国会用策略击败了，因为没有候选人赢得总统选举团的过半选票。然而，1828年，杰克逊有了新的支持力量，他与纽约的马丁·范布伦及其“鱼龙混杂”的一帮人联合一起。1821年，正是这些鱼龙混杂的一群人创立了新的州宪法，该宪法剥夺了大部分有财产黑人的人权，而赋予所有白人人权。纽约的选票为杰克逊在1828年选举中获胜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这年春天，杰克逊通过了一个关税法案，对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手工业区实行明确的保护，从而让议会中的北方盟友锁定了各州的选票。但是，他最大的支持还是来自实行奴隶制的边疆各州，包括肯塔基州、亚拉巴马州和田纳西州。在东南地区的几个州，非奴隶主白人普遍支持新奥尔良的参选人，这股全国性的力量成就了杰克逊，并全力支持着他。

被前任总统的就职典礼吸引的观众寥寥无几。但是，杰克逊就职典礼的那一天，好像美国所有白人农民、佃农和城市的工人都来到了华盛顿。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讽刺道：“杰克逊的选民似乎真的认为这个国家将从某种可怕的危险中获救。”杰克逊在宾夕法尼亚大道游行时，统一着装的工作人员站在他两侧，由运柴车和农场马车自发组成的护卫队也参加了游行。杰克逊到达国会大厦，从地下室的一个门进入，人山人海的观众把国会大厦围得水泄不通。随后朝东的门全部被打开，就职典礼的队伍从议会大厅走上门廊，2万人都往前挤近了几步。(20)

那个高大的男人从一群政要中缓步走出，站在他们面前，人群开始高声欢呼。突然，所有人都摘下帽子，向他们象征着平等权利、主权公民精神、男子气概的完美榜样致敬。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大炮鸣响了24发礼炮，海军乐队开始奏乐。这位新奥尔良的英雄站立在2万人于寒风里哈出的白气之上，看着一张张仰望着他的脸庞，深深地弯腰鞠了一躬。(21)

安德鲁·杰克逊虽然在仕途上平步青云，而且有100多个奴隶，但他的生活还是尽可能地从简。蕾切尔甚至还抽烟筒。他不仅没有暗示选民低他一等，反而会用“波特式”的暴力回击任何试图不尊重他或者其他白人男性选民的行为。选民们听到杰克逊的反击行为，都有一种如愿以偿的自豪感，就好像他的汽船侥幸躲过撞击之时，总统候选人一怒之下跑上对方的甲板，用上膛的来复枪威胁船上鲁莽的领航员。杰克逊不仅仅给予白人口头上的平等，他在马蹄湾和新奥尔良的胜利，让其承诺的白人自由不再是纸上谈兵。他获取了印第安人的数百万英亩土地，成千上万的白人成了土地的主人，以此努力摆脱阶级固化。

杰克逊当选总统后，其一举一动都带有莫大的象征意义。1832—1833年间，南卡罗来纳州的精英（包括副总统约翰·C．卡尔洪）声称自己所在的州将“废除”联邦法律，即1828年的关税法案。尽管杰克逊申明在原则上他也反对关税法案，但是他认为废除者的行为直接挑战了全国大多数人的权利。一位田纳西州的选民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老胡桃木”（Old Hickory）(1)对南卡罗来纳州种植园主精英的羞辱真让人感到高兴，“老首领能召集足够的军队……站在（南卡罗来纳州西北地区）萨鲁达山上撒尿，把那些废除法律的人都冲到大西洋里去”。在他看来，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叫嚣着将召集民兵组织抵制联邦关税法的执行，直到像他一样的杰克逊拥护者集聚起来予以震慑，他们才作罢。(22)

因此，杰克逊在支持者面前形象高大，是他们的典范——一个朴实无华而又坚决果断的人，掌管着他的家园，能将傲慢的公牛驯成温和的顺民。他拿出演讲稿准备进行第一次就职演说，他向忠诚的支持者许诺，逐步成形的民主将不仅仅限于白人男性的平等。他承诺，他的政府所作出的决策，不会去取悦那些有权势的人。杰克逊说，他计划矫正“让联邦政府陷于自由选举的冲突中的滥用职权”。这让选民们想起了4年前众议院实行的诡计，他们凌驾于民意之上，选了约翰·昆西·亚当斯为总统。然而，比其他具体的措施更为重要的是，杰克逊执政期间，一些政治上具有创新精神的盟友，比如马丁·范布伦，利用杰克逊的影响力，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治结构，彻底实现了白人男性的平等。他们还建立了政党制度的规则，通过选区层级组织和忠诚的情感号召，将普通市民团结为公众选举的力量。杰克逊团队的政治重组产生了值得载入史册的成果，撼动了对蓄奴州的“波特化”的憎恨，这一举动意义非凡，其影响一直从那个阴冷的3月天延伸到了我们自身。

站在总统面前的人群脱帽行礼时，杰克逊也鞠了一躬，但他没有摘帽。在帽子的遮掩下，他情不自禁地思考起另一系列计划。事实上，他的确常常将想法藏在帽子里——将某个想法的苗头快速地记在碎纸片上，然后塞进帽子内衬里。随着演讲的继续，杰克逊暗示将实行四项政策，致力于在西南边境建立更多的奴工营。这些政策并非与普通白人大众的希望和原则水火不容，但最终结果不仅会给边境的企业家带来经济效益，而且还有其他意想不到的效果。

首先，杰克逊宣布，他计划根据本国国民的“感受”来处理印第安问题。在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佛罗里达州，居住着近5万名印第安人，他们拥有那里的1000万亩土地。杰克逊的国民们的“感受”是，他们想要这块土地，来扩大棉花和奴隶带来的繁荣。接下来的8年里，杰克逊领导的政府迫使所有幸存的印第安部落越过密西西比河，让出更多土地给白人和黑人落脚。(23)

杰克逊还说，“对于外国，我会努力学习公平、高尚地维护与他们之间的和平，跟他们建立友谊”。但是众人皆知，他认为通过路易斯安那购买案，美国实际上已经买下了后来成为得克萨斯州的大部分土地。墨西哥宣称对这块土地享有主权，但是杰克逊想重新划定由美国和西班牙于1819年协商议定的边界，将现在称为得克萨斯州的这块土地的大部分合并为种植棉花的新边疆。(24)

1828年，杰克逊还想在最近一次国会上调整对外国产品征收的关税。这项不易操作的折中措施通过征收进口关税，补贴了美国当时尚弱的加工制造业，比如对进口阔幅棉布按280％超额征收关税。美国工厂会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售卖英国货物，但是消费者要负责买单。尽管关税政策保护了杰克逊在北方的部分支持者的利益，但是南方种植园主要为自己的消费付税，从而导致利益受损。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家们正准备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摊牌。在演讲中，杰克逊认为关税太高。(25)

接下来是“改革”，这是杰克逊形态模糊的第四个目标。他在短暂的演讲中，对改革到底意味着什么闪烁词辞。杰克逊不久即指控亚当斯任期交接的行政部门，大约有100名办事员存在贪污腐败。但是我们都知道，总统先生更在意美国第二银行。第二银行的许多分行都在亚当斯竞选期间为其提供了财政支援，杰克逊不会忘记这点。尽管第二银行稳固了国家财政，帮很多人从1819年的恐慌中恢复过来，但其他美国人却并没有变得富有，所以这些人大部分将票投给了杰克逊。虽然杰克逊在就职演说中将第二银行这个最棘手的问题避开，但是他很快以强调白人男性公民身份平等的改革项目为幌子，对银行展开攻击。(26)

杰克逊就此结束了演讲。随后他大步地走下台阶，穿过拥挤的人潮，加入了美国历史上最喧闹的就职晚会。那天晚上，杰克逊成千上万兴奋的拥护者将白宫团团围住，想要控制拥挤根本不可能。他们什么都吃，什么都喝，砸坏了家具、茶杯，还有鼻子，甚至把他们的领袖挤到墙边，差点令其窒息。最后，杰克逊不得不从后面的一扇窗户逃离，回到酒店过了一晚。但即使他不在，晚会依然在继续，正如女管家玛格丽特·贝阿德·斯密斯的嘲讽，这真是“人民的节日”。(27)

就职演说给为期4年的激烈冲突奠定了基础。其中一个冲突是，在杰克逊的内阁中，有一半成员或他们的妻子称别人的妻子为娼妓，杰克逊先把这些内阁成员收服了。尽管国会采取了降低关税的举措，但是对南卡罗来纳州的政治家来说，政策执行得太慢，他们声称可以废除联邦法律。一些历史学家称，废法行动正好应验了19世纪50年代南方要分裂的威胁，这些威胁是对北方试图阻止奴隶制扩张的回应，但这显然有马后炮的嫌疑。19世纪20年代末，南卡罗来纳的白人被吓到了，他们在心理上还没从1822年登马克·维西的奴隶暴乱(2)阴影中恢复过来，他们也感到自己的生死存亡与西南地区息息相关。实际上，南卡罗来纳仅有西部少数人支持分裂威胁论。在1832—1833年的那个冬天，杰克逊机智地捍卫了国家的统一，从而粉碎了废除联邦法律的企图。(28)

早在1830年，杰克逊和议会中的盟友就提出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案》，该法案强迫西南地区的印第安人搬到现今的俄克拉荷马州。尽管一些北方人批评占领土地、驱逐原住民的行为不道德，但国会还是通过了这一法案，授权杰克逊政府驱逐东部地区残余的土著人。到1828年杰克逊第二个任期即将结束时，大部分住在西南种棉地区的美国原住民已遭到驱逐，他们被迫离开了家园。(29)

然而，在切罗基人和契卡索人被逐离家园之前，1829年11月的一天，第二银行的总裁尼古拉斯·比德尔从费城总部来到白宫。比德尔是一名身材矮小、具有诗人气质的贵族，他虽然生活在19世纪的美国，却像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比德尔发现1819年的恐慌源于机构的功能紊乱，他将第二银行重建为一个成熟的金融机构，管理着贷款发放。比德尔确保了自1790年以来边境种棉地区产量的大规模增长，并将其转化成全国范围内稳定的经济增长。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无人能及。事实上，自1820年经历了恐慌后的萧条以来，国家经济已经增长了38％。但是，圆滑的比德尔急于试探边境蓄奴区的情况，而杰克逊的权力来源于刚刚获得民权的绝大多数人的号召力，这部分人原本就怀疑银行会像章鱼一样深入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30)

会谈中，总统先生感谢了比德尔所属银行在偿还国家债务方面提供的帮助。此外，杰克逊还说了一些让比德尔颇为惊讶的话：“我对于贵行和其他银行一样没有反感，但是自从看过南海泡沫(3)的历史，我就开始害怕所有的银行。”历史学家通过对这次会谈的分析，认为杰克逊被过去广泛的文化焦虑驱使着，他担心与真金、白银等贵重金属相比，银行印的纸币不是“真钱”。但利益集团也有更为实际的理由反感第二银行，杰克逊也代表了这些利益集团。所有的反对意见很快引发了杰克逊与第二银行之间的矛盾。这场斗争引发的一系列后果，既推动了奴隶制的扩张，也影响了从杰克逊到林肯这段较为传统的美国历史叙事的政治戏剧。(31)

银行神秘的变化，暗含了种棉地区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人人都了解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银行发放贷款时，实际上是在印钱。我们将这种钱称为信用。就如我们听说的那样，这意味着钱是基于“信任”。人们要想让钱发挥作用，就必须信任它，因为银行借出去的钱比存款吸收的钱更多。这种钱必须是纸币（19世纪州立银行自行印钞），或者也可以是添加在一张纸质存折信用账户中的数字，凭此贷款，借款人可以开取支票。当然，纸钞很有用，因为它很轻便，一个信封里可以装很大一笔钱款，而铸币即便是中等尺寸的也很笨重（回想下1806年佐治亚州的约翰·斯普林斯骑马北上马里兰东岸，他装在马褡里的金币在马背上叮当作响）。(32)

但更重要的是，银行印制的钱必须是纸币（或仅仅是纸币上的金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凭空制造。因此，只有纸币才能带动真正的经济增长。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经济体只用金银（即铸币），那银行就无法发放比存款还多的贷款，银行就是个绣花枕头了。这样一来，实际流通的货币就会减少。如果货币供应量依赖于出土的金银，那么货币供应量就跟不上社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增长的速度。届时商品价格会下降，贷款的成本会上升，最终会抑制对新产业的投资。

银行通过发放超出存款总额的贷款创造了信用，少量的价值贮存（存款）实现了增值。1825年，崔斯特写道，通过神奇的杠杆，刚刚成立的路易斯安那银行制造了400万美元纸币，成功地“投入了大量流通货币”。银行将纸币发放给贷款人，他们转而进行新的投资，购买土地、设备和奴隶。崔斯特注意到，“黑奴的价格有了大幅增长”。贷款人像阿朗佐·沃尔什这些种植园奴隶主一样运作资本。1823年，路易斯安那的一位商人给阿朗佐·沃尔什提供了年息为10％的五年期贷款，共4.8万美元。作为担保，沃尔什抵押了“90—100个一等奴隶”，其中包括他要用贷款购买的奴隶。(33)

沃尔什认为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有了这些新添的人手在路易斯安那州西费利西亚纳教区的巴尤河口干活，他就可以开辟更多土地，种植更多棉花，并赚到钱来偿还贷款，支付利息。那位商人从第二银行借贷只需要6％的年息，而以10％的年息放贷给沃尔什，他赚的都是纯利。从整个美国的大资产负债表来看，假设经济增长总是好事，这也是一笔好买卖。在这种交换中，只要说服各类经济角色去冒险，采用新资源信用的创造会加速经济发展的步伐。然而，有了这种自决权，银行有时候会发放太多贷款，以致扰乱了价格，破坏了对货币价值的信心。如果人们认为一家银行的政策不负责任，其结果就是逃离这家银行。在此过程中，存款人和借款人会要求银行用铸币来兑换其已发生贬值的纸币，从而清空这家银行的储备金。短时间内大量的逃离现象会产生恐慌，恐慌之中，所有的放贷者会从银行和借款人手中收回自己的资本，最终会导致经济的停滞。(34)

1819年，第二银行就没能成功地阻止恐慌的发生。尽管如此，最高法院著名的麦卡库洛诉马里兰案的判决，保护了银行免受愤怒的立法机构的责难。这意味着银行像美国近代历史上的美联储一样，有能力控制其货币的供应量。因此，银行首先得发行自己的纸币作为可信的货币。第二银行用大量的金币和银币回收了5000万美元（1830年币值）流通纸币，铸币的价值只有纸币面值的一半，所以人人都知道，拿一张第二银行的纸币去其25个分行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换得金币。自然，没人愿意这样做。事实上，一些商人，比如奴隶贩子艾萨克·富兰克林，经常向密西西比顾客多收一些费用，因为他们使用的不是第二银行的纸币。可靠信用让美国得以通过发放贷款大力地刺激经济。例如，1832年，富兰克林在一封信里写道：“这个地方的第二银行和种植园主银行投入了大量现金用于流通，棉花的价格稍有上涨。”棉花采购商也愿意给种植园主运到市场上的棉花一个更高的竞价，繁荣得以持续。(35)

同时，通过强制州立特许银行保持一定数量的黄金或第二银行纸币的部分储备，第二银行确保能够保持平稳地增长。在贸易过程中，第二银行也常常收到大量其他银行发行的纸币，然后银行工作人员会出示票据去其他银行兑现。艾萨克·富兰克林将密西西比种植园主银行发行的5025美元纸币存入第二银行纳奇兹分行后，该银行将纸币送至种植园主银行，要求兑换成5025美金的铸币或者第二银行的纸币。这个程序迫使规模较小的银行限制印钞和放贷的金额。反过来，这也保证了他们票据的可信度。例如，1829年，北卡罗来纳发行的银行票据以96.75％的折扣进行流通，甚至流通到遥远的巴尔的摩。凯普菲尔银行（Bank of Cape Fear）曾资助泰尔·格伦将奴隶买卖扩张至亚拉巴马州，该银行发行的1美元纸币，在巴尔的摩可以用来购买价值相当于96美分的面粉、棉花或者劳力，虽然这是一种并不完全等于票面价值的货币，但是远胜于1819年恐慌时期的货币。更广义地讲，第二银行注入的信心，意味着欧洲的放款人愿意将资本注入美国的商行，从而确保每年丰收的棉花能顺利地从西南地区运到新奥尔良码头，装上驶往利物浦的船只，最终到达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36)

尽管比德尔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使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增长，但人们对银行的成见依然存在。许多美国人认为银行的力量从根本上与民主政治有分歧，这不仅仅是因为传说中银行干涉了选举。第二银行是联邦政府的银行家，持有政府的存款，管理美国1750万美元预算中的每一分钱。然而，第二银行也是一个私有企业，其4000名股东从银行为政府进行的每一笔财政交易中获利。比德尔坚称，银行的一切运作不受大众所选的代表监督，他曾这样写道：“上至总统的任何政府公职人员都无权干涉银行的问题。”(37)

随后，有人抱怨在19世纪20年代占据全国20％银行贷款份额的第二银行暗箱操作，可以决定谁会在经济上成功或是破产。1831年3月22日，星期二，纳奇兹的种植园主弗朗西斯·斯各特从国家银行在当地的支行获得了9000美元的短期信用贷款，用于偿还棉花经纪人阿尔瓦里·菲斯克的欠款。斯各特因何从密西西比这个偏远地区的众多种植园主中脱颖而出？原因就在于他显赫的财富和人脉。19世纪30年代，他已经拥有95个奴隶，这使他跻身于占美国人口1％的最富有群体。斯各特成为典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通过联姻与斯蒂芬·邓肯拉上了关系。邓肯是一位颇有势力的经纪人，通过国家银行的纳奇兹支行，他不仅掌控密西西比种植园主银行，还有第二银行的信贷渠道，因而邓肯是该州最有权势的金融政治圈的核心人物。州银行就是管理者的关系户的自动提款机，到1850年，斯各特通过借和买，将拥有的奴隶人数增至2200多人。

邓肯一伙将其他奴隶主排挤在外。种植园主银行只在该州纳奇兹附近的原住民聚集地设立了分行，因此居住在新开发地区的民众无法获取银行的资金。事实上，在杰克逊第一个任期内，比德尔大幅增加了国家银行的放贷金额，尤其是新奥尔良支行和纳奇兹支行。到1832年初，第二银行不少于1/3的资本都分配给了商人、种植园主以及西南地区的当地银行。如果银行想增加其对美国经济中主要行业的价值，新的棉花帝国是最该重点关注的领域，银行的绝大多数动态也基于此。但是，密西西比州7万白人中，仅有几十人获得了第二银行的大额贷款。因此，尽管大量信贷流入种棉地区，许多有志向的企业家依然不喜欢第二银行，这不是因为银行发行纸币，而是纸币不够多，他们得不到。(38)

第二银行和其未经选举的小集团给西南地区没有背景但满怀热情的种植园主和商人浇了一盆冷水，让准投机者产生自己低人一等的感觉。其他积攒的能量也引发了企业家对第二银行的不满，因为其阻止了失控的投机倒把。当时的各种往来信件都透露出对冒险、投机和繁荣的渴望，其中一封写给田纳西州国会议员的信中说：“A．C．海斯、H．M．沃克尔、邓肯和麦克金斯博士已经结束对密西西比的访问回来了，他们的棉花生产热潮引发了无限想象……谣传邓肯和麦克金斯博士已经向棉花农场做出了承诺。我们的朋友海斯真是喜不自胜。”海斯告诉朋友，每年“一个人手能挣500美元”，这实在是异想天开。棉花价格将不得不上涨至每磅20美分，并要保持这个价格，“奴隶人手”也必须比以往种更多的棉花。奴隶主想再次体验1815—1819年扩张中重塑西南棉花市场的巨大增长，但是这一次他们想要得到更多，他们前所未有地渴望冒险。为了全面衡量19世纪30年代早期影响了蓄奴边疆地区的波动性，必须检验冲动和渴望的另一个层次。(39)

再追溯到前些年，从19世纪30年代开辟的土地和播下的种子所萌生的一切中去仔细搜寻，就会发现安德鲁·杰克逊在接手银行后的几年里，进行了一笔不可告人的交易。当时的场景如下：一位名叫威廉·科顿的白人男性坐在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靠近俄亥俄河的一个办公室，有人将一封叠好的信塞到他的手里。他抬起头，目光游走在刚刚塞给他书信的白人身上。信纸掉下来，落在男人身边的一个妇人身上。她目光柔和，精致的服饰无法掩饰她的身型，软帽下，紧致的棕色卷发披在她细腻的棕褐色肩上。科顿从桌子边沿窥视时，她的孩子转过脸来，盯着这个有钱人的举动。从此处看去，他辨不出那是男孩还是女孩，孩子丝绸般的头发像他的白人父亲的一样漆黑油亮。

“给你的。”道格拉斯说。科顿意识到自己一直屏住呼吸，他松了一口气，打开信封。8月的阳光从敞开的窗户照进办公室，科顿展开信纸，将信斜了一下，迎着阳光读起来。“本信由道格拉斯亲自转交你手，他随信带去了艾萨克·富兰克林先生的女孩露西迪和她的孩子，在你收到艾萨克的信件后，将他们一并交付与你。”

这封信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我们的朋友（指艾萨克·富兰克林，19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是美国最大的奴隶贩子之一）在1839年娶了一位非常漂亮又有修养的年轻姑娘”，某个富有的奴隶主的白人女儿。因此，科顿先生，请您“帮忙将所有事情简单化……关于这位老人的故事不得传与外人”。面对科顿投来的锐利目光，道格拉斯扬了扬眉。科顿默然不语地继续看着信上的指示：姑娘任由你处置，但是不要跟道格拉斯透露任何事情，也不要跟小男孩说。请不要让富兰克林的新妻子及其富有的田纳西家族知道露西迪和孩子的存在。不用再给道格拉斯酬劳了。露西迪和她的孩子是“支付方式”。(40)

选中科顿是因为他是“对待奴隶的一把老手”，富兰克林的生意伙伴瑞斯·巴拉德这样说。“卡菲”（Cuffy）来源于一个常见的西非名字，这个名字对18世纪的美国黑人来说变得具有嘲讽意义。一些奴隶贩子以此称奴隶为货物。例如，在一封艾萨克·富兰克林于1834年写给巴拉德的信中，他写道，“卡菲”的价格涨了，全国的价格都很高。“老手”则具备在奴隶的身体、生活和法人身上行使权力的能力，这是一种无情榨取最大价值的白人权力。一个老手常常能迫使别人服从：出于恐惧、与被偷走的人团聚的希望、饥饿、得到善待的承诺，或是尚可忍耐的被迫卖淫而不是残暴地被强奸——每个奴隶都有自己的价码。(41)

奴隶制允许不受监管的支配，无条件地满足无穷的欲望。因此，奴隶主的行为非常暴力、冒险、唯利是图、充满灾难性。19世纪30年代，白人，尤其是男性，试图利用信贷和所拥有的奴隶建立西南王国，他们的行动越来越冒险。此种行径播下的种子将带来繁荣和萧条的交替轮换，都将书写美国的历史进程，没有研究过精算和热切渴望的人是无法理解它的。尽管现代经济学常常以一门科学自居，假设人人都是完美的理性角色，他们都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有清楚甚至量化的理解而采取行动，但是这种假设是错误的。民众很少有充分的信息来估量一个或另一个行为的结果，种植园主谈及“狂热”和“欣喜”时尤甚：人的行为并不经常由完全的理智驱使，甚至（尤其是）他们的“经济”行为。

这正是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试图向人们阐述的一切，他认为是“动物精神”，即情感和欲望，驱动着经济浪潮的流动和起落。前不久，基于用一些真人进行人的行为的测试结果，经济学家们指出，性欲和有关买卖的冒险抉择之间似乎像电路一样连在一起。研究人员给男性展示有可能得手的漂亮女性照片时，他们进行经济冒险的倾向会急剧上升（女性看到迷人的男性照片时，她们倾向于展示自己无私奉献的一面）。但是，无论是因为进化生物学还是其他因素，当男性的大脑受到美丽性感女性形象的驱动时，会导致他们在财务上更激进。在19世纪30年代白人企业家的思想和行为中，都体现出他们在财务上的冒险和将女性奴隶的性感物化纠结在一起，并形成互相扩大的关系。(42)

当然，从“马斯佩罗之所”的拍卖受阻事件上，蕾切尔应该能预见，强暴自己奴隶的合法化不仅会影响奴隶的买卖，还会影响西南市场上企业家的其他行为。因为从美国实行奴隶制开始（如果不是在这之前），白人男性就认为一旦涉及女性奴隶，购买她们即意味着额外的好处。奴隶主为了自证清白，以黑人女性更性感、道德低下、不够漂亮、不够精致为借口，以此为自己强奸黑人女性、抛弃孩子、卖掉情人、强迫黑人女性做白人女性不愿做的粗活苦活的行为开脱。

托马斯·杰斐逊承认，不受监管的权力扭曲了白人男性的性格：“在这种环境下能保持道德品行不败坏，这样的男人简直就是奇迹。”杰斐逊让未成年奴隶萨利·赫敏斯首次怀上他的孩子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认为自己的道德败坏了。我们可以想象他产生欲望的原因，或许是萨利看起来像他已过世的妻子，毕竟萨利与他妻子是有着一半血缘关系的姐妹。虽然杰斐逊对萨利的事只字不提，但是，18世纪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有一份来自一个白人的文件，其中更加直白地揭露了白人男性的性欲望与金钱欲望之间存在密切关联。(43)

布莱恩·爱德华兹是牙买加的一位种植园主，他曾写过四卷本的《西印度群岛史》。在18世纪90年代，他却发表了一些有别于他常播报的贸易法和蔗糖统计数据的文字——一首描述“黑色维纳斯”的下流诗。“黑色维纳斯”是一则寓言，它将奴隶买卖描绘成一个裸体的黑人女性坐在由鱼拉着的半扇贝壳上从安哥拉而来。扉页的木版画揭露了她像波提切利(4)画中的女神一样，几乎一丝不挂，但是黑色维纳斯不是白皙丰满的，而是肤色黝黑、性感风骚。她进入金斯敦港湾后，牙买加这片“被强夺的土地笼罩在疯狂的欣喜中”。种植园主们一窝蜂地涌到码头，就像他们当初争先恐后争抢最强壮的甘蔗工人一样，只是这次拥挤的人群是为膜拜爱神而来。牙买加的白人男性“都爱慕你……”一个神坦白道。他们迷恋这位穿越大西洋中央航道的女神。她的皮肤并不是英国诗歌里描述的那种白，爱德华兹俏皮地写道，“没有区别，到晚上都一样”。他狂热地通过一大串像“卡菲”一样典型的西非名字来追求完美的黑色维纳斯：“无论你像温柔的菲巴那样微笑，像贝妮巴善于伪装，像敏巴放荡地噘嘴，像活泼的库巴一样快活，或像昆沙巴那样冷静，我都能找到你。”(44)

这里其实能看出爱德华兹的卑鄙。他假装黑色维纳斯掌控着种植园主，附和着文学爱好者的感叹：我失控了，我完全被我渴望的人迷住了。他将黑色维纳斯描绘成一位用性来引诱白人男性的女神，这不过是无稽之谈。这首诗描写的是购买奴隶的场景。爱德华兹并不受控于昆沙巴、库巴或者敏巴。他可以买下其中任何一个奴隶，或者全部。买下之后，占有和消费可以取代渴望。

渴望苹果产品或者其他商品的现代消费者可能对这种自欺欺人颇为熟悉。同样地，研究人员通过对犯有赌瘾的人进行心理分析发现，一场成功的赌局会产生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众人似乎忘记了机会法则，沉迷于赌徒法则。爱德华兹或杰斐逊在追逐黑色维纳斯时，常常以成功告终，毫无风险，因为她不会拒绝他们。现实中，女性有时候会进行反抗。但是在18世纪的奴隶制下，成败早已是定局，大部分女性奴隶最后发现想活命就只能服从。看看同时期的爱德华兹和托马斯·西斯尔伍德得逞的强奸、恐吓，还有大量的交易记录，便可发现这一点。西斯尔伍德的职责是帮一位富人管理其在牙买加的种植园。他记录了13年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109个女性奴隶的名字。他只针对少女而不是成年女性下手，而且都是刚刚从非洲进口的、落单的奴隶，而非牙买加本地出生的奴隶。有时候他在公开场合，当着其他奴隶的面与人性交，以此显示他对他们所有人的绝对掌控权。西斯尔伍德绝非个例，当时驱使白人男性前往牙买加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满足生理欲望。(45)

图7.1　黑色维纳斯的航行。奴隶主将黑人妇女想象成性感的女神，她们从西方穿越大西洋来到新世界为奴，侍奉白人男性。她周围华丽的一切，包括天使及帮她拉贝壳车的海洋生物都是一种眨眼暗示，让白人男性意识到她的身份与维纳斯代表的白人女性千差万别，黑色维纳斯只是东施效颦（The History，Civil and Commercial，of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the West Indies，London，1801，vol.2．）。

19世纪的美国南部，主要有两个因素阻碍白人男性玩爱德华兹那一套：其一，美国宗教改革者开始将非婚性行为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一部分是对年轻人将新诱惑带入生活这一增长趋势做出的回应。商业的发展很快将纽约和其他城市变为妓女们和到此出差的商人互取所需的场所。以此为题材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大多是女性，她们认为解决之道就是所有女性都必须拒绝法律保障的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同时，年轻男性必须学会自控，这些作家认为，有必要通过避免不合法的性和自慰，让年轻的共和国成为道德模范。(46)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关于性的一系列观念很快在上流社会中形成一致认同。奴隶群体也常常进行反抗，限制白人男性，不让他们的欲望得逞。西南地区一代代人的经验形成的策略也增强了她们抵抗的能力。黑人家庭的关系网及其与白人庇护者的联系为妇女和女孩形成了一个联盟，随时插手以阻止可怕的性虐。最著名的例子要数哈雷特·雅各布斯。自19世纪20年代她步入青春期起，北卡罗来纳州伊登顿的奴隶主就开始追求她。10年间，在黑人与白人同伴的帮助下，雅各布斯摆脱了奴隶主的纠缠。因为雅各布斯的祖母是一个自由的黑人，最终祖母家的阁楼成了她的庇护所。(47)

当然，也有一些黑人女性放弃尊严，用自己的性魅力来获取一些好处。例如，为什么白人女性对丈夫与女奴发生性关系既感到生气，同时又感到竞争的压力？除了她们朝着更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思考方式变化外，上述黑人女性的行为也是一个原因。尽管多数人谴责姘居，但19世纪对女性奴隶的胁迫还在继续。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斯·亨利·哈蒙德买了一对母女，母亲成了他的性伴侣，她的女儿在12岁时也落入了哈蒙德的魔掌（他还骚扰自己的4个白人侄女，制造了一起丑闻，毁了她们的婚姻前景。然而，这对他的影响只是暂时的，他还是当选了国会议员）。(48)

诚然，在美国东南地区像哈蒙德这样的男人变得更加慎重了，但西南地区则不同，这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有体现。许多白人移民已经有这样的想法：蓄奴地区是白人男性的性乐园。一位到访新奥尔良的游客写道，“在此地要保持绅士风度，必须经常光顾‘黄小姐’……如果一个年轻家伙有一个或两个被抛弃的情人，那么他的信誉将与这个数字成正比上升”。在称为“法外事实婚姻”的安排中，年轻的白人男性很有可能与混血的女性建立长期的性关系。更多临时的关系则在舞会中建立，专为白人男性和仅穿睡衣的有色女性人种开办。一个白人女性怒斥道，她们“是上天给白人男性最后的，也是最坏的馈赠”。(49)

关于新奥尔良的抱怨反映了一个事实：许多西南地区的白人希望能有恰当形式的性道德来掌控该地区的公共文化。但是这一计划泡汤了。国内奴隶买卖的爆炸式增长，无情地强行物化了女性奴隶的性魅力。在杰克逊总统任期内，直接导致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奴隶贩子们：出生于田纳西州的艾萨克·富兰克林和他的生意伙伴，其中包括尼古拉斯·比德尔和安德鲁·杰克逊。杰克逊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迫在眉睫的印第安人迁徙让人看到了一个即将开启的奴隶贸易新市场，富兰克林的公司趁着骤增的需求，一举成为美国最大的奴隶贸易公司。到1832年，第二银行在密西西比河下游地区的放贷金额是1824年的16倍，因为比德尔在此地看到了机会，帮助这个国家最主要的产品——棉花进入市场。大量的资本注入，直接和间接地资助了一个同等规模庞大的国内奴隶贸易的扩张。例如，富兰克林公司在全国构建了良好的业务网络，最多一次从第二银行支取了4万美元用于在东部购买更多奴隶。事实上，1831—1832年间，第二银行处理的商业信贷中，5％是贷款给仅从事奴隶贸易的老手们。(50)

然而，富兰克林跟他的生意伙伴约翰·阿姆菲尔德和瑞斯·巴拉德都自认为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法外之徒。巴拉德写信给富兰克林，请求一笔现金用于支付债务。富兰克林回信说：“如果像你和约翰·阿姆菲尔德这样老练的掠夺者都不能自保，情况将会很糟。”富兰克林信中的“掠夺者”，指的是奴隶贸易中间商老手，包括从他人身上捞钱的各种合法的和看似合法的途径。巴拉德熟练地“处理财务”，在票据上“杀价”（将他人的债务转卖给第三方而从中获利），如果在一轮交易中损失4000美元，下一轮就会赚5000美元回来。他还会评估市场中的女性奴隶，一旦买了她，就迫使其拼命工作。当然，他们要冒风险。但是富兰克林说道，有一天“如果他们失去了一切”，另一天“他们就会加倍地抢回来”。甚至他们的竞争对手，票据经纪人、土地投机者，以及与他们同属一个圈子的银行阴谋家，都是“掠夺者”和“土地强盗”。他们有时以此互称对方。(51)

也许土地强盗将自己看作法外之徒，是因为一些东南地区的精英对19世纪30年代初期新废奴主义者的批判做出回应，又开始将奴隶贩子们当作“替罪羊”。又或许是因为巴拉德对密西西比一个有权势的政治家构成了威胁，如果他不开始还债，巴拉德一旦看到他就会朝他开枪。同时，政治家们通过了一些法律，这些法律满足了他们自身的需求而限制了奴隶贩子，富兰克林和他的朋友们习惯性地无视或违反这些法律。或许奴隶贩子们培养了一种“违反法律”的意识，因为处于经济扩张前沿的企业家想嘲讽规避风险的老派群体。对巴拉德而言，不那么懂行的奴隶买主都是“脑袋麻木的笨蛋”，他们察觉不到欺骗和杀价中错综复杂的技巧。(52)

为什么奴隶贩子们感受到了一个逃离的法外之徒所拥有的力量？最终的原因虽然是半隐秘的，但是人人都知道。1834年，艾萨克·富兰克林给瑞斯·巴拉德写信，当时新奥尔良的纳特·特纳的恐慌逐渐消退了，正在进行的业务再次全速爆发。在信中，富兰克林以第三人称（或并非以人的角度）进行自述，他写道：“你独眼的老朋友看待强盗的方式是对克罗克特的一种罪过。”“对克罗克特的罪过”是一个俚语，意思是“令人惊骇的”。戴维·克罗克特是一名边远地区的居民，他先后从事舞台表演和国会议员的工作，还写了一本夸张的自传。在这里，“独眼的朋友”既是指富兰克林自己，也指男性的生殖器。(53)

富兰克林以同样的风格继续写道，“来自夏洛茨维尔的情妇，你会将她送走，还是会给我1100美元将她买回去？快点说，我想见她……我认为一个老强盗有两三个女佣会满意了”。从19世纪30年代初起，“情妇”或者“女佣”的字眼开始出现在州际奴隶贸易中，通常指的是年轻的女性，她们肤色都较浅，能以更高价格售出，具体价格与她的性魅力和服务直接关联：“出售黑人女孩，超高品质……投机者称之为情妇；聪明的黑白混血儿，身材姣好，头发黑直，眼睛乌黑，打扮和气质都干净清爽。”(54)

伊桑·艾伦·安德鲁是一位废奴主义者。1835年，他去约翰·艾米菲尔德所在的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奴隶监狱，他听人说，“尽管黑白混血儿并不是干活的好手，但是有人买他们回去做家务，女性则被当作妓女卖掉”。极具讽刺的是，这是新废奴主义的浪潮。威廉·芳埃德·加里森及其在《解放者》里写到黑人的心声，激发了这股浪潮，为了确保人人知晓这种事情，他做了很多工作。19世纪30年代，一场分发宣传册和反奴隶制书籍运动席卷全国，并以闪电般的速度占领了国家的邮政网络。废奴主义者重点批判奴隶制破坏家庭关系，强迫女性奴隶进行婚外性行为。白人道德改革者对于女性（尤其是黑白混血女性）出卖肉体的行为很关注，这可能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批评者的关注点和长期压抑的情绪。但是他们并没有信口胡说，奴隶主也对此十分关注。甚至在杰克逊将这种买卖描绘为强迫卖淫之前，奴隶市场的买家和经纪人在写到他们奴役的女人时，还是带着恶意的轻蔑。艾萨克·富兰克林在1833年给巴拉德的信中写道：“我将你的情妇女佣爱丽丝以800美元的价格卖了。这里需要大量的女仆。我相信一个可爱的姑娘兼手巧的女裁缝可以卖到1100美元。”1834年，他针对巴拉德最近一次从里士满监狱（关奴隶的地方）发的货，他希望巴拉德送来更多女奴：“没看到你向我承诺的夏洛茨维尔女佣，我很失望。”不过，很快就轮到艾萨克了。两个月后，詹姆斯·富兰克林给巴拉德的信中写道：“老头儿把你的女佣玛莎送我了，她很顺从。”(55)

通过践踏新教公共礼仪，这些男人发现了一片伴随着色情的新天地。他们中不光有奴隶贩子，还有许多其他南方白人男性，“情妇”的存在仿佛强盗般在礼仪面前竖起了中指。该现象引发的重大关注，不仅因为激怒了阻止此事的废奴主义者，还惹恼了南方的白人女性。性道德的号召，意味着女人才是家庭道德权威的仲裁者。由谁做主的斗争才是杰克逊内阁“衬裙之战”(5)的真正内涵，在这场战争中，总统利用了男人对女性权利主张的憎恨。谣传佩吉做女侍时，提供的服务不仅仅是酒，约翰·伊顿娶她是否符合道德规范，这有待政治家的妻子们来评价，这是虔诚的白人女性揭示政客们除了花钱买春外无所作为的最好方式。

举个例子，奴隶贩子西奥菲勒斯·菲瑞曼在他新奥尔良的住宅里接待访客时所做的手势正是这个意思。当时他正与买来的情妇萨拉·康纳躺在床上。他说，接受这些吧，保守的白人社会，因为你们还会继续向我买奴隶。同时，富兰克林与巴拉德公司之间露骨的信件，也揭示了他们对白人女性社会权威毫不掩饰的鄙视。巴拉德的一位员工沉迷于优雅的弗吉尼亚白硫黄泉度假胜地，他写道：“我真他妈烦透了公司”，“黑人女性身体中的秘密花园是我极大的安慰”。巴拉德的助理培根·泰特和一对新婚夫妇共进晚餐后，他说自己“已经有20多年没有跟白人女性在私宅里同桌吃饭了”。艾萨克暗示，他买来的两个女人“很快就可以通过开间妓院来养活自己……为了其组织和同盟的唯一利益”。(56)

奴隶贩子并不是唯一的性强盗，他们只不过比种植园主更有可能在信中向彼此证实此事。肤色更深的黑人女性并不比黑白混血的女性少受此类暴力，这些暴力有的是来自奴隶贩子，有的是来自其他白人男性。亚拉巴马的一位种植园主写道，“让一个单身男人”在庄园做监工，“你会发现有数不清的麻烦”，“他们和黑人姑娘们变得亲密，然后一切秩序都乱了”。西南地区开创这种邂逅的白人男性，似乎比东南那些州的男性更有资格，而且他们对此事更加没有顾虑。雅各布·比尔来是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主，他与一个名叫玛丽·卡拉科森的“聪明黑白混血”奴隶长期保持性关系。当比尔来的妻子对此提出抱怨时，他反而威胁要揍她。1834年，比尔来的妻子最终逃跑了，并提起离婚诉讼。但是，西南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片自由地，这里的白人男性可以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57)

在西南的一些州，为奴的丈夫和男性情人保护女性的力量极其有限，但至少对白人构成了一定的阻碍，让他们有所顾忌。西南地区的男性“捕食者”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赶走了女性可以依靠的一切力量，比如她们的丈夫和其他亲友。13岁的路易莎·皮凯是库克先生的财产，库克因为破产不得不住在莫比尔的一个公寓里。他常常在晚上喝酒和赌博，第二天上午补觉，下午则设法让路易莎单独待在他的房里。白人女房东充当了保护路易莎的角色。女房东没有让奴隶小姑娘去，而是亲自给库克送去他需要的东西：盐巴、脸盆、补过的破衣服。但是，库克的债主还是找到了他。他们在莫比尔奴隶市场将浅肤色的路易莎卖给了来自新奥尔良的威廉姆斯先生。他出了1400美元，这是一个“肥厚”的价格。威廉姆斯告诉路易莎，“他和妻子离婚了”，他们要搭乘下一班海轮前往路易斯安那州。“我们启程去新奥尔良不久，威廉姆斯先生就告诉我他买下我的目的。”路易莎回忆道。(58)

“华丽”（fancy）一词具有很大的修饰成分，或者也可以充当动词，表示一个人可以“渴望”某些东西——想要得到某种东西或某个人。白人男性渴望拥有一个路易莎，用她来点缀他们的生活，就像用来展示的物品。但是，被渴望却让所有的女性像商品一般进行分类描述和标价，无论是浅皮肤还是深皮肤，家务奴隶还是劳作奴隶。通常对男性奴隶的描述强调体格，有时候是技能，但对女性的描述则注重她们的魅力。艾萨克·富兰克林在1832年写道：“未成年女孩和普通妇女”的价格在350—400美元，“少数面容姣好的女性的定价是500美元”。“这两个男孩还有一位母亲。”新奥尔良一位已经买了两个男孩的奴隶贩子写信说，“她大概36岁，牙口好，黑发的黑白混血儿，她非常想跟她的儿子一起，我该不该买下她……她看起来比实际更年轻。”另一个奴隶贩子这样描述道，“一个13岁的女孩，浅色皮肤，差不多能卖到1135美元”，她很有潜力。“未成年，与吉尔摩的女孩个头相仿”，很显然，到目前为止还不错，“但是相貌一般”，这降低了她的价值。甚至对约翰·奈茨家的黑人妇女那样的田间劳力而言，外貌也会影响价格。男性买家想象了无数次夜晚玉米田里可能发生的一切。(59)

女性占据了被交易、被迁移的奴隶群体的一半，性虐待和榨取决定了她们的价格，书写了她们的经历。奴隶贩子们通过操纵、引起买家的欲望来促成交易。“我们认为这个春天对独眼人来说相当难熬。”詹姆斯·富兰克林在1832年给瑞斯·巴拉德的信中写道，“自从我离开弗吉尼亚，我看到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姑娘，她可以爬更高的山，比其他女孩向北边走得更远去完成她的计划，她还不急于留下或者花去她的钱财，因为她把自己的资本存在爱人的钱包或银行账户里。据我所知，她已经被一个跟我体格和年纪差不多的独眼年轻人非常巧妙地开垦了，原谅我的愚蠢。”富兰克林是一个独眼人，他不断榨取那个女孩的钱，直到他能操纵其他男人一门心思地迷恋这个女孩，让他们乖乖地把钱转到他的银行账户。(60)

要理解奴隶贩子为什么自称独眼人，我们就必须将其置于蓄奴边疆这个大语境下。那里的白人男性认为，在竞争中，只有胜者才有男子气概，败者都是娘娘腔，应该遭阉割，受奴役。作为独眼人，奴隶贩子不仅强奸他们买卖的女性，从隐喻意义上来说，他们也在强奸其竞争者。贫穷的白人男性反对银行用他们的存款、赋税和生产力去创造信用，他们也处于同一个隐喻的世界。银行将上述信用放贷给富有的准贵族，那是一些想在边境复制格兰维尔县式世袭制的人。因此，普通白人男性选择了安德鲁·杰克逊，让他来拯救这个国家，使其免受这种威胁，虽然这种威胁只是初见端倪，但很可怕，这是男人对自己的男子气概感到岌岌可危。他们想要他在第二银行压榨普通男性公民之前将其波特化，并且还要波特化他们憎恨的其他对象。作为19世纪30年代所有一切带来的结果，富兰克林和巴拉德的谈论话题时而在信贷财务冒险和征收上，时而在与奴隶女性的性交上。自从北美实行奴隶制以来，就一直存在对被奴役女性的剥削，但是现在出现的一切却与之不同。这种新贸易标榜并推销强迫性行为的能力，使白人奴隶主相信，购买像商品一样的奴隶，可以给予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找不到的自由。花哨的奴隶交易对卖家和买主来说都是色情交易。

从情妇、女佣到全面的奴隶贸易，他们继续进行全面的金融冒险。19世纪30年代，来自现实世界的测试对象终于在边境的奴隶资本中获得了机会，他们早已被植入奴隶商品中的性暗示搞得春心荡漾。现在，他们可以购买更多奴隶，通过贷款来扩大经营，或出售棉花，他们比以往更倾向于追逐短期利益而不考虑未来。北卡罗来纳的移民摩西·亚历山大将蓄奴边境视为各种放荡行为的中心。“为了在亚拉巴马抚养孩子们，我可能会告诉你我最伟大的目标，但是我不能写下来。”亚历山大在一封信中写道，但他将西南的性许可证看作冒险的西南经济行为的一部分。“投机成了一种日常，它正在全国蔓延。”他警告说。历史会揭示他对独眼的奴隶主的预测是对的。西南部的奴隶主受国内奴隶贸易的刺激，认为自己是总能如意违规的“独眼人”，正在埋下更加不理性的金融行为种子。奴隶主们很快就会坚持大量借贷，但是他们低估了此项风险的不利方面，这次终于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经过洗脑，认为老天一直眷顾他们了。当某种资产（比如奴隶）的价格上涨时，人们通常都会对下行风险判断失误。他们很聪明，知道上涨过的资产价格会形成泡沫，最终破灭，比如荷兰的郁金香花球、亚祖公司的股票或次贷证券。但他们每次都认为眼前的这次会有所不同。(61)

图7.2　拍卖婴儿奴隶。黑人和白人废奴主义者将家庭离散和女性遭受性虐待视为国内奴隶贸易带来的最具毁灭性的两个影响。亨利·比布的自传描述了他被迫与妻子、儿女分开时的悲惨情形，就像图中哭着央求的父母和配偶一样（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Henry Bibb，an American Slave，New York，1849，p．201．）。

对大多数独眼人而言，第二银行就像一个充当监护人的年长女伴，看到地上爬的小手就会皱眉。奴隶主从银行引导的稳固信贷扩张中获益，但是第二银行不仅限制信贷扩张，而且只施惠于少数奴隶主。当然，为什么奴隶主想借更多的钱，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甚至是“理性的”原因。买的奴隶越多，种的棉花就越多，而棉花是全世界销路最广的产品，市场无穷无尽。所以种的棉花越多，卖的也就越多，从而赚到更多的钱。拥有更多的奴隶可以让种植园主有能力偿还债务并获利，奴隶还可以当作抵押品来借更多的钱。(62)

同时，富人有放贷给蓄奴地区奴隶主的想法也说得过去。富人也想以此闷声发大财，尤其是在他们感觉偿付是可期的情况下，给南方的棉花经济提供借款，不仅是投资全球销路最广的商品，也是对一群有稳定能力来增加产量和收益的生产者进行投资。换句话说，奴隶主有现金流来偿还债务，他们的债权是有保障的，因为奴隶主有大量有价值的担保品。事实上，他们拥有美国最大的担保资产：总价值超10亿美元的200万名奴隶。这不仅约为全国所有人所拥有财富的20％，还是其中流动性最大的一部分，这要归功于市场的效率，该市场由专业奴隶贩子操纵，由第二银行管理的金融系统进行注资（见表7.1）。

表7.1　1790—1870年美国的奴隶人口与全国的财富总量

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1789—1945（Washington，DC，1949）；Susan B．Carter，Scott Sigmund Gartner，Michael R．Haines，Alan L．Olmstead，Richard Sutch，and Gavin Wright，eds.，Cambridg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S．（Cambridge，MA，2006）．
*代表作者的估值。

一些潜在的债主，比如西欧的银行及其众多的投资者，上流社会群体中的老派和新贵，这些人的存款由巴林兄弟和英国银行联营。他们怀疑比德尔的投资足够积极，或是能给买了第二银行债券的欧洲人带来足够的收益。同时，奴隶主想将控制力从奴隶转变到自己的信誉权威上。1827年，路易斯安那的一位奴隶主发明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工具。梅西尔面临在弗吉尼亚进行奴隶买卖的生意伙伴罗格斯和哈里森提起的法律诉讼，因为他向两人借了2.1万美元的短期高利贷，用于购买70个奴隶，其中有成年男女，还有小孩。梅西尔想知道，如果种植园主将奴隶作为抵押在海外筹集资金，从那些需要美国的棉花和蔗糖的人手里获得贷款，然后用这些资金建立一个由奴隶主自己控制的借贷机构，情况会怎样？梅西尔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新奥尔良的政客企业主艾德蒙·福斯特和乌格斯·拉维涅，两名政客将这项提议加进了1827年州议会制定的《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章程》。(63)

以下是《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章程》的具体细节。首先，潜在的借款人可以申请购买协会的股票。一旦申请获批，他们就可以把奴隶和土地抵押给协会来支付股票。股票赋予他们向协会银行借贷的权利，最高可借贷财产价值的一半金额。为了确保这些银行纸钞的价值与票面金额等值，银行创办人需要大量现金储备。他们计划通过在西方世界的金融市场出售债券来筹集，每股债券的票面价值为500美元。在19世纪20年代，这相当于一个年轻男性奴隶的平均价格。每股债券在10—15年里到期，每年给投资者5％的利息。(64)

图7.3　19世纪20年代末，西南地区的一些州开始发行债券，将奴隶抵押品变成可以向西方投资者进行销售的证券。此举有助于将信贷注入蓄奴边疆地区，用于从东南地区购买大量的奴隶。市民银行信用债券打入了欧洲市场，最初的发行价格大约相当于一个新奥尔良一等女奴的价格。

通常放贷者需要一些保证，那么，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将如何向潜在的投资者保证债券等值于票面价值加利息呢？在巴林银行托马斯·巴林的帮助下，拉维涅和福斯特说服州立法委员会用路易斯安那州的“信用”，来为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的债券担保。如果种植园主无法偿还贷款，银行无法兑现债券，路易斯安那州的纳税人有义务来偿还。该州的承诺说服了欧洲的证券市场。1828年，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从它的欧洲经纪公司巴林兄弟那里收到了第一批债券销售收入，总计250万美元的英镑汇票，可在英国银行兑换成白银。银行一开始借了350万美元的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纸钞给持有股份的种植园主，这些纸钞由伦敦的一位印钞工印制。(65)

随后的数十年里，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田纳西州、阿肯色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奴隶主和立法委员一起，在一系列新银行参照实行了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的创新之举。许多新银行规模更大，拥有更多资本，甚至比协会卖出了更多债券。登记在册的数万名奴隶依然用来做担保物抵押给放贷者，比如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那样的本地银行，但是银行的债券又以奴隶为抵押品。证券化就是将多个借款人的债务集中起来，如此就可以将其整体出售，减少单笔借款的固有风险。现在，所有的债券购买者都能分享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带来的收益，抵御一些给个体债权人带来的毁灭性损失，例如，一个债务人的奴隶因疟疾感染而大量死亡，或者洪灾毁掉了一季的棉花收成。(66)

一些银行跟巴林兄弟一样出售金融产品，主要卖给伦敦、汉堡、阿姆斯特丹、巴黎、费城、波士顿，还有纽约的投资者。这些金融产品非常类似于证券化的债券，由美国的抵押贷款支持。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它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投资者参与到美国的金融市场当中。像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的债券一样，抵押担保证券将风险从直接借贷的双方身上转移到金融市场上，承诺将个体债务人无法偿付的风险进行分散，从而使风险最小化。购买现代抵押担保证券的投资者，打算分享国内卖家提供的抵押贷款产生的收入。同样的，19世纪30年代的信用债券给投资者带来的收入，都来自于奴隶主对奴隶抵押品的偿付，这意味着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可以分享由奴隶们的劳动所创造的收入。因此，即使英帝国解放了其所有的奴隶，一家英国银行现在也可以卖给投资者一个完全商品化的奴隶：不是一个确切的个体，会死掉或者逃跑的真人，而是一种债券，它是从成千上万的奴隶创收中，分得一个奴隶价值大小的馅饼的权利。

一般来说，信贷会带来风险。对于借款人而言，有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对放贷人而言，有无法收回贷款的风险。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模式同时化解了放贷者（银行）和借贷者的风险。事实上，信用债券将风险转移或社会化到两个群体身上。首先是奴隶群体。他们必须用双手来偿还这些贷款，如果他们的所有者不偿还债务，奴隶群体就会被取消抵押赎回权。

第二，如果银行将收益和奴隶抵押品的赎回权进行拍卖都无法偿还债务，则必须用该州公民所缴纳的税款来偿付。因此，民选的立法机构对于此类债券计划的再三支持就显得意义非凡。归根结底，许多因素促成了高度民主的边境选区将银行视为专门为落选的精英输送金融利益和经济控制权的机器。但是，新银行的拥护者常常将自己定位为招人憎恨的第二银行所支持派系的竞争者。当密西西比新近民主化的立法机构在考虑批准成立一个新银行的可能性时，支持者们坚持认为，此举会与密西西比的斯蒂芬·邓肯银行形成竞争。银行支持者中的“贵族群体”对所有的想法加以嘲讽，只有邓肯和贾布博士的想法除外。“蒂奇诺对银行业无所不知，甚至还能以请愿人以外的身份站在银行里。”新银行的一位董事会成员如是说。

利用贷款的机会突然增多，这增强了将新银行伪装成民主疾风以对抗已有派系的效果。《印第安人迁移法案》通过后，美国政府将《舞兔克里克条约》强加在乔克托族（北美印第安人）身上，开放密西西比的1100万英亩土地用于出售。与此同时，《联邦条约》制定者与契卡索达成的协议，又追加了另外的700万英亩土地。潜在的银行借贷者想象着他们要用这些土地做什么。“上千条财路大开”，一个密西西比的奴隶主如此写道，“比如培养杀价的票据（买卖他人的债务来获利）或通过倒卖各种财产进行投机。”新银行的支持者罗伯特·沃克尔写道：“肯塔基来了，田纳西来了，亚拉巴马来了，佐治亚来了，卡罗来纳来了，弗吉尼亚来了，他们都加入了密西西比欢乐的人群。”(67)

新银行注定会发现自己会与第二银行在金融和货币的垄断控制上产生冲突。但是，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给贷款人、银行家、奴隶贩子们以及其他奴隶主指了一条成为尼古拉斯·比德尔的道路。他们与安德鲁·杰克逊及其领导的政府携手朝这个方向前进。杰克逊或许痛恨所有的银行，但是他的政策会促进新银行和新借贷的爆炸式增长。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杰克逊创造的新的金融环境，使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式的创意。可以如独眼人要求的那样肆意运作，而尼古拉斯·比德尔在这方面做的可一点也不比杰克逊少。

自1828年以来，比德尔就试图同时讨好杰克逊和西南地区的其他奴隶主。然而，不管比德尔是造访美国总统办公室，还是往西南地区潮水般地注入第二银行的信贷，都没能改变他的反对者的想法。这些反对者不仅包括一腔怒气的种植园主，还有像费城劳工党成员一样的激进分子，他们抨击东部市中心的财富不匀现象。银行对美国信贷的垄断，让“一些人奢华的生活建立在劳苦大众的辛勤劳作上”，一位“工人”发言人如此抱怨道。还有一些人，依然对银行在1819年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耿耿于怀，如杰克逊的随行顾问阿莫斯·肯德尔。巴林兄弟是第二银行的长期贸易伙伴，甚至连他们都开始察觉到，比德尔的权力作为对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式的尝试是一种阻碍。(68)

比德尔的行政部门联系人向银行暗示，将1836年失效的特许权进行延期是可行的。但是，杰克逊对他的底牌一直秘而不宣。到1832年，这种不确定性让比德尔很抓狂，尽管杰克逊倾向支持银行的顾问告诉银行总裁不要逼太紧，但比德尔还是做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温文尔雅的肯塔基人亨利·克莱作为这一年总统选举中杰克逊不可避免的对手，他劝说岌岌可危的费城人支持“老胡桃木”在选举前对银行特许权延期，克莱认为他能让杰克逊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杰克逊否决了延期，就会失去支持银行的宾夕法尼亚州选举团的选票；如果杰克逊通过议案，他就会模糊自己与克莱之间的界线，浇灭那些狂热步兵的热情。6月，克莱操纵下的参议院通过了未来20年重建第二银行的议案，让其延期20年。西南各州的议员们在此问题上有分歧：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团支持该议案，密西西比州的乔治·波音德克斯特也支持议案，因为第二银行的贷款资助了他奢华的生活方式；但是密西西比的其他议员，以及田纳西州和佐治亚州的议员都集体反对该议案。(69)

7月3日，众议院也通过了上述议案。次日，即将取代卡尔洪成为副总统候选人的马丁·范布伦还在等杰克逊点头同意，却发现总统因病卧床了。这位老将紧握范布伦的手，挣扎着要坐起来。“范布伦先生，银行是在要我的命，但是我会灭了它。”杰克逊说道。时间回到1815年的新奥尔良，爱德华·帕克南也曾认为他让杰克逊掉进了圈套，但他最终死在了一片甘蔗地里。接下来的整整一周，杰克逊在病床和会议室辗转，身边跟着一群建言反对银行的中坚力量：马丁·范布伦、马里兰的罗格·B．特尼和阿莫斯·肯德尔。杰克逊整理了一篇报告来说明他将要采取的行动。7月10日，他宣布否决银行延期议案。(70)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举动。反对者指控说，从来没有哪位总统仅仅因为个人不同意，就否决已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压倒性多数支持的议案。然而，杰克逊重申了代议制政府权力的意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贫困的白人男性以不可思议的忠诚支持他。在总统的“否决咨文”中，他认为所有的男性白人公民在政治权利和力量上都是平等的。政府不应当偏爱任何人，尤其是不应该把个人获益的想法置于大多数人的愿望之上。政府受到的这种批评并非无稽之谈。例如，他的一个田纳西州支持者将南卡罗来纳州的废法者称为“一群吃蝌蚪的人”，对此他表示反对。相反，杰克逊说，如果政府“能限制自己进行平等的保护，就像上天下雨时一样，恩泽均沾，不论高低贵贱，这是一个不分资格的福利。”在杰克逊看来，银行“没有采取同等的公正措施”。相反，银行利用政府的喜好，“让有钱人钱更多，有权人权更大”。联邦宪章的规定、政府在银行的存款，以及它在经济活动中的垄断力量，这些因素使第二银行能够保证为该行的股东创造“有利的秩序，同时从他们与政府的关联上获得政治权力和大量的金钱利益”。(71)

国会一片哗然。事实上，反应之激烈让比德尔认为在选举时，选民们会让杰克逊尝到苦果。比德尔写道：“仅凭他个人，就敢反对人民的代表提出的想法。”确实，1832年秋季的总统选举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促使选举团与政客结成的联盟转化为现代政治党派。亨利·克莱的支持者，包括支持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国家共和党都对否决案十分愤慨。他们还联合了一些以前支持杰克逊的人，这些支持者认为国家银行是必需的，杰克逊的否决打破了对行政部门的所有限制。此外，支持道德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些人也加入了该群体，他们认为杰克逊的追随者非常无知，阻碍了进步。例如，年轻的亚伯拉罕·林肯是家里唯一识字的人，他离开了父亲托马斯在林间的农场，费尽千辛万苦到达伊利诺伊州边境的萨勒姆河镇，他一边在一家商店工作，一边学习法律。全家唯有林肯一人加入了杰克逊的反对者组建的全新党派——辉格党。(72)

克莱的反对者中，包括杰克逊自1828年获选以来的大部分核心选民。提出否决案的那年夏天，他们的代表举行了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包括西南和东南地区那些与商人和银行家没有私交的奴隶主。民主党成员还包括小农户、佃户、西南和东南边远地区没有土地的居民、城市里的工人以及蹲在格兰维尔县监狱里的罗伯特·波特。由于杰克逊坚决提倡白人男性一律平等，他们每个人都大受鼓舞。

第二银行公开资助克莱竞选总统，但银行此举却大大帮助杰克逊证实了他的观点，原因是比德尔做了件愚蠢的事，他散发了数万份否决案声明的复印件来进行竞选宣传。比德尔认为，每个读过否决案消息的人都会认同杰克逊向一群“暴民”发布了“无政府宣言”。但是，最后的计票结果显示，比德尔口中的“暴民”，或用杰克逊的话来说，是“人民大众”，支持总统对国会的否决案，不论是普选票还是选举人票，杰克逊都获得了绝对多数票，他再次当选总统。(73)

任何一个人只要能稍微理解为什么罗伯特·波特能在与格兰维尔精英们的斗争中一次次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就能明白为什么克莱、比德尔以及第二银行在1832年的选举中会惨遭失败。第二银行的解体确切地建立了广泛但仅限于白人男性的民主，这在美国政治竞争中算是一次获胜。被逼到变化中的美国经济边缘的白人，通常会选择民主党作为政治大本营，而且他们在未来的140年里还将继续站在民主党阵营一边。边疆地区的奴隶主，虽然他们不属于老的银行团伙，也不想要普通白人男性中最狂热的支持者想要的那种民主，但这两个团体至少在经济繁荣时期可以进行合作。(74)

然而，尽管杰克逊认为自己在保护所有白人的机会，但是其制定的政策只是一再地给边疆地区的奴隶主精英们确切需要的一切：更多印第安人的土地、向西扩大奴隶制区域、棉花的自由贸易，最后还解除了对他们将奴隶的人身作为信贷的限制。新民主党奉行的多数主义哲学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中和，因为其既承诺任由奴隶制扩张，又要满足独眼人企业家所期望的无监管的、不稳定的经济。但是在短期内，1832年的选举让杰克逊相信，人民大众现在希望他削减“怪物”银行的权力，将政府的福祉给予有关系的群体。杰克逊最狂热的民粹主义追随者一直以来都期望与邪恶力量面对面地进行较量，他们认为这些邪恶的力量用阴谋诡计窃取了美国公民身份赋予他们的独立和平等。第二银行作为美国央行的特许经营权延至1836年，因此，杰克逊敦促顾问团寻找一个合法或看起来合法的方式与银行对抗。最终，总统命令财政部长路易斯·迈克兰转移政府在第二银行的存款。但迈克兰没有照做，相反，他起草了一份报告，指出比德尔的员工在运用存款方面的精明。于是，杰克逊改组了内阁。最终，由罗格·B．特尼担任财政部长。1833年9月起，罗格着手提取仍在第二银行户头上的1000万美元财政资金。(75)

因为需要其他地方来存放这笔财政资金，行政部门决定将其分别存放在不同的州立银行。杰克逊最信任的一个政治顾问写道：“优先考虑政治上友好的银行。”反对者的新闻媒体将接收联邦资金的银行称为“宠物”银行。例如，纳什维尔联合银行就是田纳西州被选中的“宠物”。恰巧这个银行是由詹姆斯·K．波尔克（James K．Polk）的连襟兄弟创办的，而波尔克是杰克逊在该州的政治臂膀。“宠物”银行的数量很快就扩大到了30个以上。然而，东部地区接收财政存款的机构却对新流入的资金持保留态度。处于西南扩张地区前沿的银行则利用政府的资金作为源头，大肆扩大借贷业务。密西西比的“宠物”银行董事们知道，契卡索土地出售和乔克托土地转让之后，政府土地部门会有数百万的存款。多家银行都渴望得到这些新存款，他们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也是可以进行放贷的存款，于是他们开始自己印钞，并用于发放贷款。1833年底，密西西比银行储备的黄金价值，只有其发行流通于市的货币价值的1/20。在密西西比的哥伦布东北边角地区一个急速发展的小镇上，乔丹得意地对南卡罗来纳的亲戚们说：“在这里，我可以用钱来赚钱。”约翰·奈特在报告中说，纳奇兹的棉花每磅18美分。他想给妻子买个女奴，而艾萨克·富兰克林现在给经过培训的家仆开价1000美元。“这一季我们应该会干得不错。”富兰克林写道。(76)

然而，再回到费城，“怪物”银行依然有爪牙。杰克逊取走存款后，比德尔进行了还击。1833年11月，第二银行开始收回所有贷款。比德尔有意诱发大规模经济衰退，他宣称：“其他银行和商人可能会破产，但是第二银行不会。”生意都关停了，工厂和作坊也都被闲置，零售区没人买东西。经济减速给背负大量贷款的种植园主和棉花商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每年秋天，成群结队到新奥尔良收购棉花的经纪人，现在贷款要付的利息涨到了25％。棉花收购也停滞了，衰退从市场波及了新奥尔良市的千家万户。在密西西比州，一个纳奇兹的律师写道：“时事特别艰难，总统的疯狂行径在这个国家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范围毁灭。”约翰·奈特看着棉花价格直线下降到每磅9美分，奴隶的价格也跟着下跌。艾萨克·富兰克林深感恐慌，他在新奥尔良写道：“我为一张支票跑遍了北部的所有银行，但是没有一家同意贴现。”他在纳奇兹的同盟也证实了这一点：“这里的银行不会进行贴现，哪怕1美元都不会。”(77)

许多人开始指责杰克逊，西南地区支持杰克逊的中坚分子变节了。罗伯特·沃尔克之前是杰克逊在密西西比州的政治助手中的一员，现在也转了阵营。富兰克林·普卢默是唯一的坚持者，但据称也在动摇。忠诚的拥护者克莱本在纳奇兹的一个公开会议上发表了反对银行的观点，因此遭到了人身攻击，被一群富人揍了一顿。各种抱怨洪水般涌进了国会议员们的办公室。费城商人约翰·维尔茨写信给詹姆斯·K．波尔克，请求他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进行一些补救，终止正在逼近的不幸”。田纳西州的约翰·威尔什警告说：“甚至银行的敌人们都自发承认，只要把存款再次交给第二银行，就能修正所有的不幸。”与此同时，亨利·克莱组织参议院谴责杰克逊挪动存款。但是，总统拒绝退让。一个商人代表团去拜访杰克逊，杰克逊说道：“你们来找我有何贵干？去找尼古拉斯·比德尔吧。先生们，我这里没有钱，钱都在比德尔那里。”杰克逊认为，银行正在证实他在“否决咨文”里警告的一切。他忠诚的追随者们认同他的观点。泰瑞·卡哈是杰克逊忠诚的拥护者，他告诉詹姆斯·K．波尔克，田纳西州的银行联盟叫嚷着“暴民”在策划改革，“富人会遭到乌合之众的掠夺”。但是，这类谈话更加坐实了杰克逊拥护者的说法：第二银行的支持者讨厌白人的民主。杰克逊的幕僚为总统对银行的攻击欢呼道：“将它彻底粉碎！这是一个不该与我们共存的垄断者。”(78)

1833—1834年那个萧条的冬天，经济非常困难。但到了春天，经济状况开始往杰克逊希望的方向发展。欧洲的丰收和西部市场供流通的贵金属供应量的增加，激发了顾客的需求，降低了利率。但是，促成西南经济气候从银行之战转向繁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更大规模的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的奴隶债券复制。在银行之战开始之时，新的银行开始纷纷出现，第一个就是1832年成立的路易斯安那联合银行。该银行基于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模式，但其规模更大，他们通过巴林兄弟售出了700万美元信用债券。发行信用债券是为了给股东的资本密集项目提供资金援助，换句话说，就是帮他们买奴隶。同时，也为大量商业信贷操作提供支持，将每年生产的棉花从蒸汽船码头运到利物浦。到1834年，联合银行补救了第二银行撤出给新奥尔良造成的经济衰退。同年11月，联合银行成了“宠物”银行，获得了其他资金的注入。

接下来，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机构用1200万美元信用债券建立了路易斯安那市民银行，授权给其他几个较小机构（如阿查法拉亚河铁路银行公司）200万美元资金。在路易斯安那创办银行的狂欢中，该州的银行数量从4个增加到16个，授权的总资本也从900万美元增加到4600万美元。1836年，新奥尔良赶超费城和纽约，成为全国银行资金最密集的地区，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路易斯安那州有望成为国家的金融中心。佛罗里达地区居民人数不足10万人，却兴建了多个银行，包括本地的联合银行，由州政府为其发行信用债券。亚拉巴马州也通过债券资助本州银行系统，大部分出售给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是欧洲最具实力的银行家。1832年，西南借贷者的贷款总额还不足400万美元，其中300万美元来自第二银行。到1837年，尽管第二银行撤资，但西南地区银行发放的贷款却飙升至800万美元，相当于全国贷款的1/3，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19世纪30年代，西南立法机构授权的银行资本比第二银行早期投放在整个美国的资金还高出很多。(79)

尽管一些银行表面上被特许投资铁路等基础设施，负责现代城市设施建设，比如新奥尔良煤气灯银行，但大规模投资的目的在于赶紧将萌芽的种子播撒到西南奴隶主的梦里。仅1833—1836年的4年时间里，就有15万名奴隶从原来所在的州被迫迁到新的地方。他们开垦了上千万亩新土地，播种、收获，让美国棉花种植面积翻倍。同时，西南各州发行的每一份债券，都保证了一份被抵押奴隶创造的收入，买家来自西方重要的金融中心，伦敦、纽约、费城、阿姆斯特丹、汉堡、不莱梅和巴黎。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对奴隶制的扩张投了信任票。数据显示，伦敦市场上西南证券价格的上涨，推高了新奥尔良的奴隶价格。(80)

事后看来，讽刺意味显而易见。安德鲁·杰克逊激发了普通白人男性的愤怒，他们痛恨傲慢且反对民主的第二银行及其联盟的支持者。杰克逊及其追随者，从最底层的选民到忠诚的国会议员，隐喻性地波特化了比德尔和乔治·波音德克斯特，以及西南地区所有原来的银行管理层，因为他们垄断了边境的机会，试图让普通市民保持安静。当时的漫画甚至描绘了杰克逊斩断“多头蛇怪”银行蛇头的一幕。

图7.4　杰克逊首领斩杀多头蛇怪。年迈好斗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杀掉了美国第二银行这条邪恶的多头蛇。群蛇之首就是尼古拉斯·比德尔（1836年，国会图书馆）。

然而，第二银行的瓦解和随后部署的银行业改革，并没有让南部的金融环境更加民主化。作为密西西比西南地区人民的捍卫者，富兰克林·普卢默在1835年州选举之前访问纳奇兹，运作新银行的人给他买了一辆华丽的马车。之后，普卢默就改口了，不再坚持其反对利用国家权力将银行的好处给予内部人士的言辞，并开始为一群支持银行的候选人助选。这些人当选后，推举罗伯特·沃尔克到华盛顿当参议员，而将乔治·波音德克斯特罢职。沃尔克将波音德克斯特描绘为“怪物”银行的仆人，为人狂傲，反对白人平等。现在他和普卢默支持州议会，因为州议会特许成立了许多银行，以至于到1839年，该州账面上的总资产达到了6300万美元，比第二银行最盛时期都要多。而老的内部人士仍然是内部人士。斯蒂芬·邓肯是原来纳奇兹种植园主银行的负责人，他在州议会的特许下新办了一个银行。1834年，亨利·克莱给密西西比的同盟写信，请求邓肯的一个盟友给他的儿子一笔贷款，用于在密西西比购买一个棉花种植园：“我手头多出来一些奴隶，总体上都是很年轻的种棉熟手。”银行家通常也是种植园主：佛罗里达联合银行的借贷者十之八九是董事会成员，或是他们的至亲。特许开办的银行规定将贷款以比原有银行更公平的方式发放给所有群体，但新银行处理底层人民贷款申请的方式与第二银行如出一辙。因此，一些人享受了普通白人坚持平等人权带来的政治利益，他们用惠益内部人士的银行系统取代了第二银行。(81)

人民认为自己杀死了怪物，但其残躯却萌发了新芽，它们靠在欧洲销售的州债券吸收了大量的外汇来滋养，这些州债券将奴隶抵押证券化。所有的这类创新带来了戏剧性的结果。由于资产证券化将风险从直接借贷者身上转移到海外，不受管控的借贷者无止境地扩大了杠杆效应。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反应是如何进行的。1835年，安娜·怀特克的表亲告诉她，“他手里的人手去年在密西西比种棉花，每人挣了500美元”。事实远不止如此，该收入意味着每年的回报率超出30％。能拿到银行贷款的奴隶主现在借钱买奴隶的利息是8％。贷款带来的预期收益与成本之间有巨大的利润空间，直接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州担保的奴隶抵押债券将即时风险分散给了其他人，如债券持有者和纳税人，但最终都转嫁到了奴隶身上。此外，包括法官、政治家和公职人员在内的奴隶主控制着各州的债务回收，所以那些贷款的精英们即使眼看就要还不上债也有救命索，他们有能力将损失社会化，让全体民众偿付亏损企业的债务，就像（得到新马车之前的）普卢默和（银行之战前的）沃尔克警告的那样。因此，即使奴隶主加大举债的数额，他们也只会增加收入而不增加其个人风险。作为对这些明摆着的刺激的回应，奴隶主想出更多方法将奴隶利用在更多的举债行为中。他们将同一抵押品抵押给多个债主，并利用长期抵押贷款买来的奴隶，哄骗债主发放没有保证的商业贷款。最重要的是，他们持续用贷款购买更多奴隶。即使出现了问题，他们也依然是赢家，因为他们可以卖掉资产，毕竟奴隶的价格依然在上涨。(82)

然而，不仅仅因为性掠夺推高了冒险的氛围，看似无限且无风险的举债经营最终也带来了不正当的结果。尽管资产证券化急剧地增加了金融系统累积的总风险，但让直接借款人和直接放贷者都能避开承担风险的直接后果，经济学家称之为“道德危机”。举债经营的增加，急剧地扩大了潜在性经济整体衰退的后果。例如，棉花价格突然下跌，而奴隶主正是用原来的价格乘以每个劳力采摘的棉花磅数来计算预期收入。然而，直到1834年底，很少有人想过这些可能性。奴隶制扩张史上最大的繁荣开始衰退，就像西南地区新银行里的钱，而这些钱为这个地区提供了奴隶人手，以备欧洲市场需求量的大幅增长。1832年，棉花每磅9美分。到了1834年，一位女性在亨茨维尔奴隶市场报告中指出，“棉花每磅13美分……这冲昏了他们的头脑”。1835年，棉花的价格高达每磅18美分，击中了人们的兴奋神经。奴隶需求继续飙升。出差去蓝岭购买奴隶归来的瑞斯·巴拉德家的雇工报告说：“我刚刚从夏洛茨维尔回来，那里有大量买家，但奴隶很少，价格也很高。”(83)

一位到访密西西比东北地区（契卡索人曾经的居住地）的游客写道：“这里的人都疯了一般地进行投机，他们做生意……用一种疯狂的方式。真金白银很少，但是信贷足够。”1835年，密西西比州政府卖地290万英亩，比1832年全国卖地总和还多。少数人对此类狂热感到焦虑。目睹了立法委两天之内特许了4家银行之后，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于1835年写道：“我们的银行资金还远说不上充足，但如果这是真的，我愿意慢慢靠近目标，而不是如此大跃进。”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州新建的诺克苏比县的移民写道，再也没有便宜的土地了：“投机者和资本家都在打它的主意。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见有人这么疯狂地争抢土地。”他预计，接下来就是强制移民，“这个国家会变成黑人的最佳驻扎地”，他们在赌徒般的种植园主的压榨下食不果腹，“会杀掉你的猪、牛、羊，已经让人感觉到了其效果”。(84)

但是，独眼人的井蛙之见好像发挥作用了。银行在发放贷款，投机者按政府最低价1.25美元/英亩购入土地，然后以20美元/英亩的价格售出。通向县政府所在城镇的铁路上，铁链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企业家看着账本，看着地里摞成堆的作物，看着在春天的田野里忙进忙出的男男女女；浅色皮肤的女仆站在桌前服侍，奴隶贩子们一边饮酒一边议价。繁荣让奴隶主、监工，还有少数巧舌如簧的白人在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填满了腰包。就像1819年安妮·若耶翻山越岭绕过亚拉巴马河又折返了回去，大部分西南地区的白人都认为自己能看见，在他们前方，有一个光辉的未来正在泡沫中闪烁，就像第一天看到棉花地里10000颗棉花籽显著地长成了青苗，一片嫩绿向上茁壮成长，映入奴隶主关切的目光中。谁知道他播撒的种子会生成什么样的奇迹呢？

(1) “老胡桃木”是安德鲁·杰克逊的别称。他为人固执、强硬，因为他在战争期间坚韧不拔、同甘共苦的作风，所以深受士兵爱戴，被他们亲切地称为“老胡桃木”。

(2) 1822年登马克·维西领导的奴隶暴动虽然未等起事就被扼杀了，但该事件让南部执政者感受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危机感。

(3) 南海泡沫是经济学上的专有名词，指的是1720年春天到秋天之间，脱离常轨的投资狂潮所引发的股价暴涨和暴跌，以及之后的大混乱。

(4) 桑德罗·波提切利，15世纪佛罗伦萨的著名画家，代表作有《春》《维纳斯的诞生》等。

(5) 1830—1831年的美国政治丑闻，该事件起因于战争部长约翰·伊顿的“不道德”婚姻。他先是娶了丧期未满的佩吉，后又与玛格丽特·汀布莱克有婚外情，导致汀布莱克的丈夫自杀。当内阁成员的妻子们在社交场合联合抵制二人时，只有总统杰克逊力挺伊顿，结果该事件从社交矛盾激化成了政见纷争，出现了内阁整体被炒的奇观。

第8章　血　1836—1844

威廉·科尔伯特醒了。午夜时分，一位白人男子的粗暴喊声吵醒了他的孩子，接着传来了哥哥贾纽厄里的低声回应。其他人也开始慌乱。威廉意识到父母的不安。每当这种事情发生，威廉总会向高大威猛的哥哥寻求帮助。此时他已下了床，循着哥哥的声音迅速走出父母的小木屋。

突然，他如刹车般停了下来。皎洁的月光下，哥哥贾纽厄里正被绑在院子里一长排麻袋后面的松树上。他背后站着一名手持皮鞭的白人男子。一群奴隶站在自己家的门廊后默默注视着这一切。这个年轻人是在去另一个奴工营看望女朋友回来的路上被抓的，虽然挨打，可他就是不哭。

贾纽厄里咬紧着牙关，不管多疼都竭力忍住，绝不流泪屈服。然而，在奴隶制的边境地区，流血意味着白人男性在施展权势，此时贾纽厄里胸前背后都是血。他没有权利说“够了”，也没有权利不顾主人的意愿而遵从本心行事。每一下鞭打都在迫使他屈服，但他坚持住了。那个白人咆哮着说：“黑鬼，什么情况啊，不疼吗？”

可能是奴隶主打得胳膊酸了。这10年来，数百万次的鞭打奴隶，使棉花产量跟着翻了一番。他知道胜利就在眼前。威廉还记得自己当时是怎样的愤恨，是怎样用头枕着膝盖，“坐在父母屋前的门槛上哭泣”，随着哥哥紧咬的牙关中发出的每一声呻吟而呜咽。这种感觉难以言表，但威廉慢慢开始明白这个场景意味着什么，对他还从未有过的梦想来说意味着什么。其他奴隶对这种场面已经司空见惯。“有些人受不了，他们不得不躲进屋子。”像屋里的父亲兄弟一样，贾纽厄里再也不能成为那个他想象中的与女友约会归家后兴高采烈的人了。过了一会儿，他实在受不了了，他沙哑地低声乞求：“‘主人！主人！饶了我这可怜的黑鬼吧！’”80年后，威廉清了清嗓子，顿了顿，然后转换了话题。(1)

白人不只给黑人妇女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也给黑人男性带来痛苦和灾难。他们拒绝承认并玷污了男性奴隶作为男人的权利，彻底剥夺了他们彰显传统阳刚角色的机会。刘易斯·克拉克是一名从奴隶主手中逃生的奴隶，他曾告诉北方的白人听众，他最受刺激的一次经历是被告知“奴隶不配当男人”。像自由人一样，奴隶男性也意识到自己作为男人，应该去保护自己、家人及其他受害者远离伤害。当塞缪尔·福特在位于路易斯安那森林深处的雅各布·贝勒棉花营里对他们施以暴行之时，他们曾试图阻止这位监工的跋扈行径。福特在写给老板贝勒的信中提到，当他警告说要鞭打他们，“那帮人咒骂说，这儿的奴隶你一个都别想动。他们用棍子敲我的头，威胁要我的命”。在奴隶制的边远地区，非裔美国人奋力反抗着攻击和羞辱，这是鞭笞齿轮上两颗最大的锯齿。“那天在森林里的华盛顿今早来了。”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的监工写道，“我拿鞭子抽他，因为他表现不好。他举起锄头恐吓我，咒骂说我不该用鞭子打他。”(2)

福特在信的最后告诉雇主：“在我管制的地盘上，我忍受不了这样的行为存在。”奴隶主不可能理解奴隶，但是，福特和他的伙伴知道，要是让这种反抗行为继续存在，这块地方和贝夫河流域就会出现更多的反抗事件。胆敢反抗的奴隶不受惩罚，奴隶主面子上也过不去。亚拉巴马州的奴隶主约瑟夫·拉布雷在一封信中写道：“不要为抓阿尔弗雷德花700美元。”他是个逃过追捕的逃亡者，“我宁愿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去搬铁轨挣钱来雇人毙了他……愿上天保佑我在离他40码的地方，用双管霰弹枪杀他。如果还不成功，那我就太无能了”。(3)

图8.1　威廉·科尔伯特。照片摄于20世纪30年代，距他哥哥被鞭打和羞辱已过去了约80年。此时，他正接受公共事业振兴署工人的采访（国会图书馆）。

拉布雷“决定花阿尔弗雷德价值两倍的钱去抓他”，这表明有时控制欲不能通过精明的计算来理解。不管怎么说，奴隶所考虑的则全然不同。当然，他们也讲过像波特式的“杀手”的故事，以鲜血抵抗羞辱，就像威利·查尔德里斯从老头子那儿听到关于费德的故事一样。费德向奴隶主证明自己凛然不屈，就算面对最重的鞭刑，也不跪地求饶。费德试图逃走时，奴隶主抓住了他，发现他可以派上新用场——把他豢养成职业拳击手。现在费德可以随便使用暴力而不被追究。他在比赛中打死了一名钢铁厂的奴隶。没有什么故事比露出的头骨更令人发指。玛莎·布兰德利清楚记得，不管是她还是她认识的人，没有人能解释白人男性的所作所为，也没人能从中幸免。隔壁营地的一个奴隶射了监工后逃走了，还嘲笑追捕他的人抓不到他，但几小时后他就被抓住了。他们把他捆了起来，活活烧死。玛莎（那时还是个小女孩）和当地所有奴工营的人一起被驱赶着从他焦黑的尸骨边路过，奴隶主以此来杀一儆百。(4)

一位叫彼得·科恩的前奴隶说：“如果你从生下来就在这种环境里长大，那你能忍受得了。”罗伯特·福尔斯回想起自己在密西西比的童年时，说道：“我们学会了说‘是的，先生’，然后点头哈腰，他们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白人让男孩屈从于持续不断的行为修正技巧，让他们观看鞭打，即使是非常轻微的反抗行为，也得加大对肉体惩罚的力度。如果有人试图逃跑却被追击犬捉了回来，追捕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洗脑，去除他这种自作主张的“毛病”。“那些追击犬会咬你，折磨你。”亨利·沃尔登回忆道。这时监工会跑过来喊话：“你要敢动这些狗一根毫毛，我就把你的脑浆打出来！”沃尔登说：“他们会让你一动不动地站着，把手放在私处。”(5)

“如果还能活下去，我宁愿战斗而死，也不愿再做奴隶。”罗伯特·福尔斯回顾20世纪的世界时，坚定地说。白人圈子——也许正如福尔斯脑中所想——坚持认为，服从别人意志的人不算人，就该当奴隶。安妮·克拉克也回想起她父亲被鞭打时经常反抗的情景。他的得克萨斯奴隶主说，这次就该你挨打，原则上每个奴隶都要被打一遍。安妮父亲反驳道：“你不能打我。”安妮还记得那个白人是怎么回应的，她从未那样惧怕过。“但我可以杀了你。”安妮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他用枪击中了爸爸。妈妈把爸爸带回小屋，把他放在小床上。爸爸死了。”所以，如果有人“像英雄一样战斗”，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又多埋掉一个戴着枷锁的干瘪尸体，就如1848年密西西比一个逃走的奴隶那样，捕奴手将他困在一个洞里杀害。或者他们也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让你和你的家人分离。罗伯特·福尔斯的生父就是一位著名的反抗者。他曾冒着纷飞的子弹要逃出奴工营，直到奴隶主威胁他再不停止反抗，就要卖掉他，让他再也见不到家人。(6)

福尔斯的父亲变了，他跟着父亲长大了。为了让自己的儿子保全性命，长辈总是给晚辈讲一些故事，比如那个受不了折磨而逃跑的奴隶的故事。狗追着他狂吠了好几天，捕奴者终于开始实行抓捕。最后，被追得走投无路的年轻人突然跑出了树林，眼前豁然开朗。他看到人们在烧制砖头，便一头扎进熊熊燃烧的火炉里。可谓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所以，在密西西比的那天晚上，年轻的斯科特·邦德听了这些故事后，蜷缩在自己床上唯一的毯子里，睡不着觉。他躺在简陋的小床上轻声呼吸着。当整个世界静下来的时候，他能听到周围的树林里那些“嗜血猎犬”的呼号。他想起那些白人曾说，“这声音简直是世上最好听的音乐”。(7)

这些“音乐”从未像在1836年收获季时那样响亮。白人从未像现在这样喜欢这些“音乐”。如果画一张曲线图来清楚展示奴隶所受的苦难，那么顶峰就是在19世纪30年代，随之而来的是奴隶价格和人均棉花收入也出现了高峰。更多的移民，意味着更多的投机买卖以及独眼人更高明的经济手段，这些都给奴隶带来了更多灾难。更多的采棉手第一次尝到了鞭子的滋味，更多的妻子和刚恋爱的女孩子被迫与自己的爱人分开，更多的孩子因奴隶贸易而离开父母，更多的发现证明，任何人，不管是斧工、马车夫、智者还是牧师，只要你曾经是奴隶，就如同那份将你定为奴隶的文件上吹下来的灰尘一样，一文不值。白人在兴盛之年埋下了种子，黑人却遗失了自己的血脉联系，他们既没有了过去，也丢掉了将来。

当日历从1837年3月3日翻到次日——这天，马丁·范布伦即将就任美国第8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和几位朋友静静地坐在白宫楼上的房间里，庆祝这八年的收获。午夜，当屋子角落的钟声敲响时，总统为自己点着了玉米芯烟斗，举起了一杯浓烈的马德拉红酒。在1814年对抗克里克人的战役中，他患上了慢性消化系统疾病，导致几周都无法工作，最近这病又突然复发。但这天晚上，杰克逊把所有顾虑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两届总统任期内，他实现了他的总体目标，美国现在正处于经济全盛时期，全国沉浸在棉花和信贷的热潮中。在最鼎盛时期，奴隶主和他们的政治、经济盟友在杰克逊精心策划制定的西南企业家等级中旗开得胜。1830年，政府实施《印第安人迁移法案》，种植棉花边远地区的6万名土著居民被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腾出的2500万英亩（面积和肯塔基州差不多）用于投机买卖和棉花生产。奴隶主的政治同盟已经懂得如何控制监工、小农场主以及非法占用公地者的波特化仇恨，引导他们步入一个新的党派体系。反之，这也帮助西南企业主转变了拥护杰克逊的普通选民的要求，把打击根深蒂固的银行精英变成了给奴隶主和棉花投机商提供贷款，并且这一次是通过企业主们自己掌控的创新型银行得以实现。银行和借贷者把所有风险都摊给了远方的投资者、南部的白人，甚至还有奴隶，结果导致棉花产量取得前所未有的增长。即便将1833年由比德尔导致的经济衰退计算在内，经济增长速度仍旧空前：1830—1837年间，每年增长6.6％。(8)

杰克逊始终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货币，银行都是欺诈人的机构。虽然这种贵金属崇拜导致他拒绝承认“宠物”银行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但他并不反对因国家繁荣而获得的赞誉。就在那天早上，他告诉来自得克萨斯共和国的代表，美国正式承认得克萨斯独立。观察员认为，这是团结刚成立的得克萨斯，助其向东壮大的第一步。更辽阔的土地正在向他们招手，那里足以种植这些毁灭创造性的种子。但是行必有果，而通常结果还事与愿违。1836年后的10年里，奴隶主的扩张导致更多奴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把内战前的美国历史引向出乎意料的方向。(9)

17年前，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摩西·奥斯汀从密苏里州乘马车到了圣安东尼奥，这是当时墨西哥最东部的城镇之一。不久，摩西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史蒂芬继承父业，帮助美国人移居到路易斯安那西部的大片领土上。史蒂芬召集了许多南方人，其中一些人带着奴隶。墨西哥把解放黑奴作为一项国策，但是得克萨斯距离墨西哥甚远，奴隶主们共同谋划购进几船从哈瓦那港买来的非洲人（19世纪30年代，大西洋奴隶贩子至少向古巴贩卖了20万名非洲人）。到1835年底，共有约5000名非洲人或非裔美国人居住在得克萨斯，占当地非印第安裔人口的13％。1829年，得克萨斯政府对废奴法案的实施敷衍了事。1835年，墨西哥城的中央政府发出通告，表示要严肃考虑废除奴隶制。得克萨斯的奴隶主开始武装自己。10月，美国殖民者与墨西哥士兵间爆发了武装冲突。(10)

1836年3月，反叛者在华盛顿小镇举行会议，宣布得克萨斯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得克萨斯的造反派宣称，他们“反对奴隶制，为了自由”而战，而事实是南方人出钱出力帮他们取得了独立。造反派委员已从新奥尔良企业主处筹得30万美元的资金，一宣布独立，商人马上跟进供应军需品，以换取新印制的得克萨斯债券。反叛者还在早期的扩张运动中，通过服务伤亡人员谋利。比如，因离婚而结束其在田纳西州政治生涯的山姆·休斯敦，他于1835年底又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并且担任得克萨斯共和国的新军指挥。罗伯特·波特突然出现在华盛顿会议上，并且是得克萨斯独立最强劲的支持者（“他只能蹚浑水”，会议上一位观察员写道）。墨西哥将军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安纳麾下的部队屠杀了阿拉莫要塞整个卫戍部队（留了5名奴隶活口，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每个听到墨西哥军队暴行的美国民众都暴跳如雷。有传闻说，墨西哥部队已抓去俄亥俄州州长威廉·亨利·哈里森的儿子，并阉割了他，然后用矛将其刺死。每次暴行一传开，都会有新的志愿者穿过边境，加入反叛军队。(11)

1836年4月，休斯敦的部队在圣哈辛托（San Jacinto）打得桑塔·安纳的部队溃不成军，南方白人欣喜若狂。约翰·洛克希德来自弗吉尼亚南部边陲经济停滞的烟草种植园，他写道：“人人都说要移居到‘大西部’的密西西比或得克萨斯。我更喜欢得克萨斯，因为比起其他国家，它有更辽阔的土地来发展种植业……任何去那里的人都冒着挨枪子的风险，但是如果能成功规避风险，收益一定不小。”去得克萨斯的投资者期待他们之前的投资能开始获得收益。一个投资者在写给得克萨斯朋友的信里说：“如果你们在未来几个月看到我的身影，一定不要奇怪，不久我就会在得克萨斯有一个棉花大庄园，也许还有几个（庄园）正在开发中。”(12)

随着战争的结束，国内奴隶贸易的企业主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奴隶主的话说，争相将“移民潮……快速转移到得克萨斯”。在随后的5年里，得克萨斯的奴隶总数从5000人增加到了1.3万人。弗吉尼亚移民詹姆斯·科克兴奋地写道，得克萨斯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可以印钞，然后将钱借给奴隶主的银行。信贷能把“漂浮不定的投机者”变成一年在每个采棉奴隶身上榨取1000美元的“安安稳稳的种植园主”。银行在欧洲金融市场出售债券，用的是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的模式，提供贷款资金和奴隶税收证券化的资金流通方式。(13)

得克萨斯的改革同时也刺激了一些白人，因为他们听到了另一种说法。本杰明·伦迪、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等人已经意识到，奴隶制的威力日渐增长。同时，它也唤醒了其他人。在当时整个国家的新闻界都只着眼于废除联邦法令、关税、银行之战、新政党组建等问题，进行唇枪舌剑的政治辩论的背景下，一小群热忱的黑人、白人废奴主义者秘密地，甚至是悄无声息地在北部各地建立起了地方性组织。1835年开始，许多主张废奴的团体（大多都是由于教会白人妇女觉得奴隶制有辱道德而建立的）向国会请愿，要求代表在哥伦比亚联邦统治区内废除奴隶制。

南部的国会议员反应极其激烈，他们坚持认为这些请愿不能写进公开记录。但这种激烈反应，反而使请愿获得了大批顽固且精明的法制拥护者的支持。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此时为马萨诸塞州代表，他在任总统期间曾深受南方人的刁难，现在他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亚当斯辩称，《英国大宪章》里就曾授予公民向立法机构请愿的权利，并且请愿也应该被写进会议记录。在许多北方代表的支持下，南方人通过了一项“言论限制法案”作为回应，这使得任何关于奴隶制的请愿不得不被暂时搁置。当然，亚当斯政治手腕多端，他一直给国会施压，强烈要求众议院讨论请愿问题。于是，请愿还在继续。到1836年，本杰明·伦迪书中的观点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他写道：“这个国家拥有奴隶的人（以及土地投机者和奴隶贸易者）鼓动得克萨斯改革，在得克萨斯开启庞大而有利可图的奴隶市场，最后推及整个美国。”(14)

亚当斯告诉他的选民，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奴隶制，这次新奴隶区域的扩张足以让新英格兰地区从此和美国在政治上撇清关系。而南方国会议员的做法，不过是在帮助人们看清奴隶主的真面目，他们一心想平息对奴隶制的批判，便扼杀了请愿和言论自由权，这其实是在牺牲其他美国白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关于请愿权的争论让安德鲁·杰克逊确信，最好是暂缓吞并得克萨斯计划。1837年3月，出于对英国把得克萨斯收归旗下的担心，总统操纵国会承认其为新的独立共和国，使其脱离墨西哥。杰克逊轻呡着马德拉酒，此时，距他草草入主白宫的第一个晚上，已经过去了将近8年，他十分确信，得克萨斯不久会变成美国的一个（或多个）州。(15)

对于近期事态的发展，这位即将离任的总统也许就没那么乐观了。他当然会急于否认自己也参与了这场冲击整个国家经济的信贷热潮。流通中的货币供给在1834—1836年增长了50％，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反对“怪物”银行对其他银行进行监管。此时，正如位于密西西比州一个新城镇的伯勒尔·福克斯所说：“一切都到了最高点，这个秋天有5拨奴隶被出售……售价在1200—1400美元，甚至更多……市场上交易频繁，甚至连苹果也在维克斯堡卖出了5美元一桶的价格。”一位北卡罗来纳移民报告称，他住在密西西比东北部汤比格比河沿岸的亲戚，已经“对不动产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甚至在亚拉巴马大学的学生宿舍里，也有学生说：“谈论土地投机的愈发多了……每个人都意识到土地投机的生意很赚钱。”(16)

当然，如果人人都“意识到了”，人们就很难再去低买高卖。多年来，甚至一直到1836年，南卡罗来纳彭德尔顿县奴隶主托马斯·哈里森在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的亲戚，一直敦促他将投资对象向西部地区转移。他们在信中写道，“彭德尔顿的确是个令人心怡的舒适之地”，但是所有的“欢乐与舒适”都只能让人失去机会，“投资那里的土地和黑奴肯定无利可图”。他们告诉他，在“投机者和资本家”还没买光好棉花地之前，赶快离开那里。哈里森担心奴隶制下边境地区的信贷来得太容易，“纸币如不经核查，将会泛滥，导致私有财产的虚拟价值超乎寻常”。他指出，事实上，资产价格的不合理增长已经很明显了。他儿子在亚拉巴马州，他把自己的一群奴隶派过去，好让儿子卖个好价钱。回来途中，托马斯·哈里森路过肯塔基州，那里的人向他保证，他们的地“永远不会再降价”。哈里森写道：“我不相信这个州一直稳定的不动产值会在五年内上涨500％，并且保持不变，这不可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人就曾警告他移居的儿子，千万不要被“南方人过度投机的想法带偏了方向”，因为“行必有果”。哈里森害怕一场灾难将很快“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毁灭”。(17)

“泡沫”这个术语通常用来形容一笔重要的资产相比未来实际收益预期被估价过高。1800年以来，奴隶的价格——南方经济最重要的资产——一直和棉花价格保持同步，或者具体点说，就是人均生产率乘以每磅棉花的价格。1834年的时候，奴隶价格脱离棉花价格，开始沿着新轨道飞速上涨（见表6.2）。例如，1836年的时候，路易斯安那州的雅各布·贝勒从艾萨克·富兰克林和赖斯·巴拉德那里贷款买了许多奴隶，每个奴隶至少1500美元，也就是说，比1830年的价格翻了不止一番，尽管1834年后期的棉花价格由顶峰跌回了1830年的水平。(18)

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几十年，好多经济学家武断地称市场行为和其参与者必然都很理性。然而，还有一些勇敢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泡沫经济、繁荣时代和崩溃期的历史很明显都是大规模不理智的经济行为所致。综观历史，如果有三种情况同时出现，资产泡沫（一些种类的物品价格虚高）通常就会产生。托马斯·哈里森察觉到了这三个要素。首先出现的是市场管理的废除。到1836年，杰克逊政府摧毁了第二银行，之后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州政府也没有试图控制银行印钞和借贷。与此同时，曾是第二银行拥护者的辉格党，试图通过1836年存款条例来全面废除市场管理。这条法令把公共地税从西部银行转入东部银行，并允许东部银行提高放贷额度。辉格党在任期间，“宠物”银行数量增加了一倍。(19)

1833年后，美国的银行放贷也骤然提高，这正是由第二个泡沫导致的：金融改革使得借款人更容易借到更多。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式的债券给远方投资者提供机会，使他们得以购买贩卖成千上万个奴隶所得收入的股份——实际上是投机棉花和奴隶的未来收益。这些证券带动了西南地区现金的流动，各种资产的价值开始通胀，特别是奴隶“人手”。

还有一个使泡沫愈演愈烈的因素，那就是乐观地相信经济规律已经改变，相信“现在不同于以往”，资产价格不会回到平均值。伯恩·哈蒙德在1836年3月写道：“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积极预测会落空，整个西部和南部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在这儿生产的产品每年以惊人的方式增多。”西南部企业家尤其倾向于激进、富有冒险精神的行为，他们受到特殊时期思想“对灾难缺乏远见”的限制，低估了可能进行的金融整改的强度和可能性。因此，按照一位白人移民所说，1836年以1500美元的价格购买一个普通奴隶太“夸张”了，但是下一秒价格还会上涨，所以要赶紧抓住时机：“比如，叫卡夫的那个奴隶可能要价1600美元呢。”1835年，亨利·德拉福特写道：尽管“黑人的价格出乎意料的高，但估计价格不会下跌……我相信价格一定还会再涨”。他相信价格会涨，是因为他需要相信。“目前我还不希望降价，因为我手上有10个奴隶，想再转手赚钱。”(20)

“人人负债”，亚拉巴马州一位年轻的种植园主在给身处康涅狄格州的父亲的信中这样提到。托马斯·哈里森构建的所谓“南方人疯狂投机的观念”的纸牌屋终将坍塌，然后“那些签了大合同的有钱人肯定要破产”。1836年夏末，专注商业的报纸《新奥尔良时价》告诉读者无须担心。路易斯安那州确实有好多企业主和银行处于负债状态：银行贷款、纺织品“比以往更多地赊售给内陆的乡村”，新奥尔良和周边地区主要的公共基础设施（煤气灯、铁路、防洪堤、蒸汽皮棉打包机），以及内陆乡村开辟新地和购买黑奴，都是用即将成熟的棉花付钱，“就这样，新奥尔良的钱已被取干净了”。指望举债经营奴隶当下在地里采摘的东西，来达到期望的2300万美元收益。《时价》报纸立场坚定地认为：“所有的赤字都将由西部的棉花、蔗糖和其他产品的收入来填补，我们十分保守地估计，这些至少能带来6000万美元的收益。”因此，即使有亚拉巴马的奴隶贩子在12月份说“生意惨淡”，但仍补充说“贸易商还未被挫伤”。棉花每磅16美分，但“在成熟之前能提高到25美分”。(21)

与1828年相比，1836年的棉花产量有大幅度提升。在这8年的发展阶段，美国政府、各州、银行、普通公民和外国实体共投资约4亿美元，用于拓展奴隶制下边远地区的产业，相当于1830年整个美国经济活动价值的1/3。其中包含转卖25万名奴隶的交易额、售出的4800万亩公地价值、印第安人迁移和战争的花费，以及西南部大面积展开的基础设施建设。种植园奴隶的数量急速增加，急需还贷的奴隶主加快了奴隶经济的运作步伐，整体上对奴隶的采摘速度每天都提高一点要求。1830年，美国共生产73.2万包棉花。1836年秋天，棉花收获季来临，靠赌棉花过日子的人预期会有高达150万包棉花产出，每个帆布包里都方方正正地装着400磅雪白的棉花。这是6亿磅纯净的棉花，或者换种说法，是由超过600万人在炙热的太阳下采摘数日才换来的劳动成果。(22)

欧洲和北美的经济体开始扩张，人们的消费能力增强，但是消费者对棉产品的需求不足以消化掉如此巨大产量的供给。1834年夏末，新奥尔良的棉花价格是每磅18美分。之后价格开始下降，到1836年年初，降到每磅12美分。不安的情绪随着价格不断下滑蔓延开来，人们开始决定占领横渡大西洋的贸易制高点。1836年末，巴林兄弟，这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银行，悄悄地开始了为期约12个月的限制新投资行动。那年丰收的作物开始进入市场，一个投机者在独自思量着：“利物浦那边的价格会继续保持不变吗？我想不会。”(23)

白宫也悄然对公共土地投机的急剧扩张警惕起来。仅1836年夏天一个月的交易量，就达到了500万美元。7月，杰克逊发布了“铸币流通令”，宣布自8月起，政府的多数地皮只接受金银支付。杰克逊的顾问并不建议他发布“铸币流通令”。以他老式的观念来理解现代经济下金钱和贷款的性质，肯定会产生误解，还会阻碍经济循环的系统。人们不得不把笨重的金银从东海岸运到印第安纳州和密西西比州，然后再运回去。结果土地买卖骤然减少，银行开始对金银收取额外的费用，物价更高了。

冬天，美国经济流通的钱、贷款和物品开始调整，以适应杰克逊的阻力生成政策。其他所有的商品，包括棉花、日用消费品和奴隶，依然使用纸币，这得益于纽约巴林兄弟等商业银行能继续为商人和进口商提供贷款。这个很重要，因为整个大西洋经济就指望种植园主的棉税能在系统中回笼。英国的纺织厂因原棉的库存量巨大，开始不断裁员。不久，消费者将不会再购买新衣服，而是选择把旧衣服穿到破，因而市场对原棉的需求将大大降低。英格兰银行一向为利物浦的英国棉花收购公司提供贷款，此时也开始紧张起来。1836年底，银行开始拒绝为这些厂商提供信贷。(24)

这个消息传到大洋彼岸花了点时间。2月，马丁·范布伦的就职仪式即将到来，一些内部人士开始意识到，这一刻并不会给现在的状况带来任何不同——除非“不同”指的是尤其毁灭性的灾难。约翰·史蒂文斯是纽约普赖姆－沃德－金公司最有势力的人，持有西南各州用奴隶做抵押的价值百万的有价证券。一个华盛顿的记者告诉约翰·史蒂文斯：“与我通常信任的人的判断不同，我估计现在的棉价不会保持稳定。”(25)

当杰克逊点燃烟斗庆祝时，戏剧般的连锁反应已经开始。英格兰银行信贷紧缩之后，利物浦的短期商业贷款年利率飞涨到36％，就算1836年农作物如潮水般涌入，棉花商也不可能买进。棉花价格的断崖式下跌到1837年7月才收住，随着一个“死猫式”反弹，价格又回到每磅6美分。与此同时，英国商业公司互相倾轧，最终纷纷崩溃。利物浦前七大棉花贸易商中，有3家已经在2月底关门大吉。法国主要的棉花交易中心勒阿弗尔也彻底关闭。(26)

向西行进的船只上装满了一袋袋的信件，纷纷催促美国贸易伙伴清还堆积如山的贷款。消息一传到密西西比人的耳朵里，众多相互有联系的债务人和债权人都开始提心吊胆。3月的最后一周，新奥尔良的十大棉花采购商纷纷宣布破产。据称，当时他们每1美元的现金就可抵扣500美元的债务。接下来是小一点的农场。4月20日，新奥尔良的《皮卡尤恩时报》写道：“没有新的破产报道”，因为那时，“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已不复存在”。冲击波在西南各州和边远地区传遍之后，又回到了纽约。纽约的银行纷纷关门，以防自己储备的金银流走。到5月的第一周，已经没人能在纽约借贷、收贷或进行任何商业活动。(27)

在美国最重要的两个交易中心，德高望重的前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布朗所说的那种“无比混乱”的状态正在横行。随后，出现了众所周知的“1837大恐慌”，在所有经济参与者中，西南部银行受到的打击最为惨重。它们放出的贷款远超出储备的现金，货币的价值远低于面值。它们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在全球金融市场出售的债券利息支出。那些欠了西南部银行百万美元的短期商业贷款的棉花商，除了棉花，一无所有，现在就算卖了棉花，也赚不回来运输费。另一方面，欠银行钱的奴隶主确实有一笔有形资产。在路易斯安那公民银行的一沓文件中，1835—1836年，快速支付的1400万美元是用超过500个奴隶做的抵押，这些奴隶的名字都在19页详细目录里。虽然这只是抵押给西南部银行很小的一部分，但靠奴隶做抵押的资金至少有4000万美元。一个奴隶按500美元的未清债务计算，至少有8万名甚至更多的奴隶被牵涉进商品价格和西南部银行崩溃的风险之中。成千上万甚至更多的奴隶，比如说那29个（菲利普、托尼、恺撒……），都被纳撒尼尔·杰弗里斯当成贷款抵押品，悄悄抵押给密西西比州杰斐逊县的钱普·特里了。他们在田间工作，夜里睡觉，坐在营房里抱着孩子，贷款文件上的每个人都任由拍卖商的锤子做定夺。(28)

一位密西西比州奴隶主在给北卡罗来纳州亲戚的信中写道，如果最糟的情况到来，他们两个都知道的那个女奴隶，“老多尔卡丝，会被拍给出价最高的人”，因为“邓肯·麦克布雷德惹了一身麻烦”。对于许多像麦克布雷德这样的白人来说，在患难之时，黑人奴隶的人身已被证明是流动性资源。白人在当下危机的影响下，最高的竞拍价格也低得要命。威廉·索斯盖特写道：“前几天我听一位先生说，他看到一个黑人同胞在密西西比被卖了60美元，用硬币结的账——像这样的奴隶应该值2000美元。”就像北卡罗来纳的一位破产的移民一样，有些人设法去“转让奴隶以求生存”，他们发现“许多情况下，他们只卖出了定价的1/4，剩下的3/4，穷苦的债务方只好从其他财产中凑齐”。(29)

到1837年夏天的时候，奴隶抵押突然无效，这让南方白人既焦虑又愤怒。人们在街上相互询问，讨求清还贷款的钱。指责者坚持认为银行应公开账簿。出纳员纷纷刎颈自杀。老人前往西部，以免被儿子的烂摊子烦扰，结果还是在目睹这些烂摊子的惨状后中风而死。一位热心的州长去密西西比的海恩兹县催还贷款，当地的企业家把他赶了出去，并且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为来讨要债务的人架起了单刃长猎刀”。1837年底，纳奇兹银行圈子的一个职员给另一人写信说，现在不考虑还清债务，任何人都应当为这个糟糕的境况买单：“这个州欠银行的债务有3300万美元。”密西西比州的棉花“能净赚1000万美元”。再有4个像今年这样的好收成，密西西比州的奴隶主应该就可以偿清债务了。照这样计算，纳奇兹人相信债权人宁愿拿延期款也不愿做抵押。欧洲方面当然想要密西西比州的奴隶生产的所有棉花，并且会出高价。(30)

西南和纽约地区银行的纷纷关闭，诱使金融部门也开始冻结资金，进入萎靡状态。这种暂时性的关闭给西南部银行带来了生命保障。一些港口城市，比如莫比尔和新奥尔良的商业公司则彻底终结了，这些公司多数不会再开门。还有另一个问题：当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借贷的可行性缺乏信心时，出于对经济萎靡不断深化的恐惧，他们就会大量存钱，而这恰恰使他们的恐惧变成了现实。在通货紧缩的危机下，聪明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通常会“采取措施发展经济”，以政府财政赤字的开销推动私人投资，但是联邦政府已发出信号，说不会采取此类措施。马丁·范布伦把1837年夏末这段时期称为国会的“恐慌期”。他支持杰克逊总统的“铸币流通令”，并且强烈要求建立“国库独立制度”，这样私人银行就不可能使用联邦储备金来做杠杆。联邦税收靠的是收缴关税和出售土地，但这两者已经随着贸易的萧条而锐减，于是这届政府以“中期国债”的形式发行新的联邦债务，来弥补联邦税收的差额。但是，总统拒绝为银行系统扩大信贷。(31)

图8.2　强迫向西南移民而建起的许多家庭关系，就像这个抵押人类“财产”名单上的关系一样，终将被抵押和金融运作所破坏，而当初正是这些抵押行为和金融运作将这些人列在了单子上。

然而，“在密西西比，没有绝对的资金流失”，斯蒂芬·邓肯写道。奴隶主仍然持有固定资产——那些男女奴隶和儿童奴隶，他们生产商品，并让整个大西洋金融经济围绕这种商品运转。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贷款来支持美国贸易运行的话，1837年生产的所有棉麻包就可能滞留在岸堤和港口，直到大风把布袋吹成飘扬的碎片。所以接下来的一年里，南部企业主要求投资方再多向南部地区投入长期资金，前提是用奴隶制证券作抵押。1837—1839年间，奴隶制下的边远州和地区发行了至少2500万美元的银行新债，多数都得到了州的支持。国际金融界也做出了回应。亚拉巴马的州银行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引进大批资金。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经营着一家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总部设在伦敦和巴黎。银行新发行的证券，反过来使得南部借贷者可以从银行贷更多的钱。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1841年，密西西比居民共欠州银行4800万美元，比1837年初整整翻了一番。(32)

1837年12月，约翰·史蒂文斯去新奥尔良，到这个影响最严重的地方探明事态发展状况，并开始给自己的雇主普赖姆－沃德－金公司采购棉花包。欧洲工厂的库存最终减少了。一个南部银行家写道：“种棉花的州必须短期就能从去年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范布伦不会帮助恢复棉花密集区企业家的经济，但是其他人却和他的做法相反。其中第一个就是尼古拉斯·比德尔。自从1836年第二银行执照到期后，他家乡的州便把它改名为“美国宾夕法尼亚银行”。尽管力量有所减弱，但它仍是美国最大的私人金融实体，而且在经济恐慌期间，比德尔也将自己的现金存入了该银行。(33)

所以，现在比德尔做出了最具创造性、毁灭性的尝试。美国宾夕法尼亚银行发行了数百万美元的邮政债券，并承诺在8个月或1年内向持有人多支付6％的利息。这是双方在棉花交易复苏问题上押的赌注。邮政债券会重新把棉花贸易变成钞票，并为随后的一年半提供贸易所需的货币，到那时比德尔也可以用买卖棉花的收入赎回邮政债券。比德尔和中间商（其他高级别的商业银行，如布朗兄弟银行）给国家特许银行提供了邮政债券贷款，他们取代了破产的西南部商人，收购当地人的全部农作物。纳奇兹商业银行用自己的账户为利物浦买下64.3万美元的棉花，也就是说，密西西比种植园主银行从当地种植园主手中买了6万包棉花并运往利物浦。比德尔的盟友就指望这些棉花了。(34)

棉花从1838年初的每磅9美分上涨到每磅13美分，这时边境地区的奴隶主们正准备种下1839年的那茬棉花。他们种了很多棉花植株，因为不久他们就需要现金。密西西比州克林顿市的威廉·里夫斯在信中写道，最终“州长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多数是财产变卖”。1839年夏，奴隶主使尽浑身解数，驱使手下的奴隶拼命干活。密西西比的阿尔斯沃斯说，“我手下奴隶的采棉量”，“平均都在200多磅，第四天达到了214磅，其中有两个人加起来，共摘了625磅”。詹姆斯·海伍德也和奴隶一起走进了棉花地，“从8月一直采到了限期结束，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情况不妙，而且急于脱离债务……没有监工像我这么累。”(35)

能说的都说了，能做的都做了。奴隶主在1839年总共装运了165万包棉花，比上一年足足多了22.5万包。但是，供应量的增加再次动摇了商品价格，棉价又开始走下坡路。棉价从1839年春天每磅14美分的高峰开始下降，到9月已经降到每磅10美分。1839年，大量棉花的出现，使得价格一路降到了每磅7美分。随着棉花价格下降，比德尔的美国宾夕法尼亚银行也受到了冲击，它们押下了所有赌注，指望棉花能卖出高价以赎回邮政债券。但此时它们已经走上了末路。10月9日，比德尔的最后一家银行关门了。其他加入了他举债经营的赌注机构，也随之倒闭了。(36)

亚拉巴马州一个叫罗伯特·卡尔森的奴隶主于1839年8月写道：“我们的银行也可能要土崩瓦解了。”1839年的恐慌比两年前的那次更加深刻，经过这次大恐慌，绝大多数西南部的银行再也没有开门。在塔拉哈西，佛罗里达联合银行的职员无视法律判决，拒绝支付一笔197.23美元的票据，法院便派法官拍卖了他们仅有的财产——一栋大楼。法官来到大楼门前，身后跟着一群幸灾乐祸的围观者，这时，银行门开了。行政人员走了出来，带了一堆5美分、10美分、1美分的硬币，这些都是他们刮箱底才找出来的钱。但完全不够还贷。与此同时，在棉花价格下跌的浪潮中，密西西比联合银行在1838年底发行债券所得的钱也如沙堡般被轻易卷走。一名观察员预测说：“密西西比将在1897年走出债务阴影。”事实证明，这个预测过于乐观了。(37)

马丁·范布伦总统在任期间，经历了两次大恐慌。国会觉察到了他的弱点，便废除了总统的独立金库。对于辉格党来讲，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是入主白宫的绝佳机会，同时也可消除12年来民主党派执政的影响。运用民主党群众组织和平民主义诉求的技巧，辉格党人在1840年竞选时，将马丁·范布伦描述为“马丁·范灭亡”（Martin Van Ruin），一个雌雄同体、卡萨诺瓦式的矛盾体，因为他在金制的圆桌上就餐，在白宫的花园里命人修建乳房状的土堆（最后再以乳头的形状收尾）。他们提名俄亥俄州的威廉·亨利·哈里森为总统候选人。哈里森生于弗吉尼亚贵族家庭，却要把自己扮成拓荒者，为1811年自己在蒂珀卡努河之战中特库姆塞的表现邀功请赏。约翰·泰勒是弗吉尼亚的一位种植园主，他曾待在老自治领的家中。考虑到他和哈里森的功绩，辉格党的领导人颁布了一纸证明，说明在“蒂珀卡努河之战中泰勒也立下了功劳”。民主党的机器仍在计票。范布伦在总统选举中获得47％的普选票，其中有80％的合格选民——比往届都高。但是，辉格党赢得了大恐慌笼罩下西南部核心的“老胡桃木”的支持，并拿下了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佐治亚州，甚至还有田纳西州，拉得234张选票，而范布伦在这些州只获得了60张选票。(38)

现在联邦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门都由辉格党掌控，辉格党人立即强行让国会通过了他们的第一项议程。最终他们通过了《国家破产法》，允许联邦法院接手结束混乱的金融杠杆问题，使清还贷款和恢复金融的过程合理化。在这样的政策下，借贷者可将自己的财产让渡给法院指定的机构，然后由该机构卖掉那些财产偿还债权人。之后，借贷者在法律上算是无债之人，可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意。用塞缪尔·汤普森的话来说，他是1839年倒闭的新奥尔良棉花交易合作企业的一员。按照他签的合同来计算，他破产的公司共欠债40万美元——并非异乎寻常地多。他们公司还与同样备受打击的债权人牵扯不清，这也是普遍情况，欠了路易斯安那联合银行1.6万美元，其他银行还有6万美元。为了1839年最后一笔棉花投机生意，公司甚至还借了2万美元的邮政债券。这家公司以及汤普森拿出了多种不动产资产组合来抵销债务：位于新奥尔良坎普街街角的多处房产、黑河口1500英亩土地的一半产权，以及得克萨斯1111英亩从未见过的土地。债权人如果坚持只收现金的话，这些财产会被卖给最高出价者。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了托马斯、亨利、彼得、埃维莉娜和她儿子詹姆斯身上，当时给他们的估价是3000美元，尽管这5名奴隶总共只拍卖了1125美元。此外，公司还持有“应收款项”10万美元，这是其他人欠公司的。聪明的债权人会仔细查看这些应收款项，计算出哪些最有可能产生价值，最后选出利润最多的一个拿来抵消破产者的债务。(39)

《破产法》充分实施后，对于控制西南部的企业家所导致的金融灾难有所成效。然而，任职一个月后，总统哈里森就死于就职典礼上感染的重伤风恶化的肺炎。于是由副总统接替总统位置，这是史上第一次。许多辉格党人认为，约翰·泰勒毕竟不是选举出来的总统，所以他必须听从国会的指挥。然而，泰勒性情倔强，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弗吉尼亚民主党人。他反对国会辉格党大会为第二银行提交的《1842年法案》。第二年，由更多新当选的民主党控制的议会推翻了《破产法》。

这个时候，在奴隶制的边远地区，从个体户那里收账的进程开始加快。所有人都必须为自己孤注一掷，去对抗丧心病狂的银行、破产的商人和外面的债权人，其实上述各方也是在相互对抗。西南各州的各级法院系统中，法官和律师在规定的那天先去任意一个县的法院，然后再去其他法院，并将债务情况记录在册。通常法官和律师在走完一个法院后，情况不会有什么变化，而只有成千上万份卷宗要归档。一位亚拉巴马州人写道：“蒙哥马利彻底垮掉了。除了法院开庭，什么活动都没有。”律师带来拒付通知书和未偿还的抵押贷款，法官敲响小木槌，办事员便会发布法律文书，授权治安官拿下财产去变卖。有些债务人的奴隶和土地就在法院的台阶上被拍卖掉了。尽管“很多黑人在本次或下次审讯中就要被拍卖”，但多数人还是希望价格再降低一些，“等待最低谷的到来”。没有人真正按照繁荣时期的价格偿还贷款，特别是当市面上只能用金银作为唯一流通的货币时。一个西南部人写奴隶贩子们从资产价格上涨中获利时，是这样描述的：“我想知道弗吉尼亚老一辈人是怎么度过这段艰难时期的。我以为在老自治州买奴隶会便宜一点。他们弗吉尼亚人从愚蠢的密西西比人那里获利，但是这样的机会一去不复返了。”奴隶贩子泰尔·格伦回去收亚拉巴马人欠他的5万美元。在密西西比，赖斯·巴拉德强制拍卖并买回拍卖的资产。奴隶主也被追债：一封给巴拉德的信中详述了12个奴隶贩子欠了9家弗吉尼亚主要银行几十万美元的细节。(40)

联邦破产法院拍卖了埃维莉娜和詹姆斯，以偿还塞缪尔·汤普森的贷款，但是没卖掉詹姆斯的父亲。尽管强制迁移使得亲人分离，奴隶制下的边远地区仍有许多人成为人父。的确，这里的关系十分复杂——新的、重建的、多变的，像左手一样充满了创造性。对于父亲、兄弟、朋友、情人来说，这种新的肉体关系、血缘关系以及非血缘关系是一种基础，让他们能够挺身而立，感觉自己仍属于人类。但是，这些关系在某些方面很脆弱。比起保护自己的肉体，许多男性奴隶在保护妻儿时，更愿意退而求其次。人活着就离不开这些关系。要想脱离自我肯定和自我保护的意识以获得生存，就必须经历一番艰难的思想斗争。(41)

这些难题在乔·基尔帕特里克的生活中显而易见，他在19世纪30年代被主人卖给了一个从北卡罗来纳过来的奴隶贩子。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女儿（莱蒂斯和内丽）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消失在南方的地平线。他被卖到塔拉哈西，在那里的棉花奴工营旁建了小木屋。在那里，他收养了在被贩卖过程中变成孤儿的乔治·琼斯，那个孩子当时只有5岁。30年过去了，乔治·琼斯长大结婚，并成了两个女儿的父亲。他给她们起名叫莱蒂斯和内丽。基尔帕特里克在他们的小木屋里给乔治讲了怎样的故事？乔治是何时决定把那两个女孩当姐姐看的？基尔帕特里克为何做出了这样的生活选择？关于这一点，这个非亲缘却胜似亲缘的故事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当他看着乔治·琼斯由小孩成长为男人，或是看着和他遗失多年的女儿一样名字的小女孩在木屋前面的泥土中玩耍时，我们无法得知基尔帕特里克是怎么想的。基尔帕特里克将自己的选择付诸行动，他为自己的损失寻求救赎，不是通过控制，也不是通过接受绝望，而是通过长期的、耐心的希望。无论是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白人，还是贯穿了西方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人类一直都是睚眦必报的，而基尔帕特里克则活出了一种与之相悖的人类境界。(42)

在写到20世纪的集中营时，作家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1)把那些反抗1934—1944年纳粹侵占波兰而战死的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定义为“英雄主义”的典范。即使理想不能成为现实，华沙犹太反抗斗士们也是“若为自由故，生命皆可抛”。托多洛夫说：“对那些英雄来讲，死比生更有价值”——在得不到自由的情况下，确实如此。那些反抗的英雄们相信，如果没有宁可以死相拼也不愿被人控制的决心，活着也没有意义。从吉尔伽美什的传说、《伊利亚特》到警示性的电影，西方的史诗都是关于此类英雄的故事。这些英雄只有反抗和屠杀敌人，不接受任何控制和侮辱，才不会沦为奴隶。就是因为他们甘于流血牺牲，才使得人民大众获得了自由，但是他们这样做大多是因为他们也可以因此获得自由，尤其是摆脱这种可以被任何人掌控的灾难命运。像罗伯特·波特一样自由，像来看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就职典礼的2万人一样自由，或是像他们把自己想象成的那种人一样自由。

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白人，都把奴隶这种所谓的不抵抗行为看作是非英雄行为，并证明他们不是真正的人。他们在嘲笑黑人，把他们看作文学和黑脸歌舞秀中所描述的“谄媚傻宝”（cringing sambos）。这么多年来，黑人需要否定奴隶制下自身的软弱形象，这催生了部分黑人文化的创造力。历史学家在谈论奴隶制的时候，总是混淆“男子气概”和“反抗”这两个概念。(43)

乔·基尔帕特里克不算什么英雄。他在不自由的状态下不能构建自己的生活，他不敢以死来证明自己有死的自由。但是，他还是做出了选择，他所做的选择，不管对于他们所说的男子气概的信仰，还是他为乔治·琼斯、莱蒂斯和内丽所做的一切，都是至关重要的。抛开荣誉，基尔帕特里克选择了托多洛夫所说的“普通美德”。英雄总是以一种存在的形式无视他们自己的生死，摆脱仇恨，驱走侮辱。然而，托多洛夫发现，20世纪的集中营里，一些人通过善待别人来提升自己的超然存在感。他们每天为别人的生存做贡献——即使这样会降低他们自己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付出来阐释抽象的自身价值。20世纪死亡集中营的英雄行为是通过自杀的方式实现的，就如同19世纪的奴工营一样，即使在地狱里，他们也可以做一个有美德的人。(44)

在西南部的奴工营，如果成年男性的普通信念与英雄美德对立，那么对乔治·琼斯这样的小孩就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但对成年男性而言，结果是一样的。血缘关系的重建给人一个不为挣脱束缚而死的理由。在19世纪30年代的危难和分裂中，奴隶通常充当别人的看护人。在多数对男子概念的定义中，富有同情心不是首要的。露西·瑟斯顿在路易斯安那棉花种植园的生活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而男性奴隶的善良给她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同样，像乔·基尔帕特里克这样的黑人男性引导他们的同伴建立起家庭，照顾抚养他们，并教会他们生活。这样的选择使他们建立了关系，成为情侣或是夫妻、父子或是兄弟，他们将普通美德看作自身身份的核心，尽管嘈杂的文化信息告诉他们：作为男人，他们失败了。或许如此生活的男人破坏了白人对复仇英雄的完美设想。

在被迫移民的灾难大背景下，人们对普通美德的追求在1837年的大恐慌时期就已清晰可见。它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甚至影响了种植园主记录簿中的内容。首先是19世纪30年代西南奴工营结婚率的提高。例如，在亚历山大·麦克尼尔的马格诺利亚营地，37个满20岁的女性中，有21个嫁给了在那儿生活的人。此类关系的建立，意味着有意识地重新开始生活，因为许多边远地区的男人在原来生活的州已经娶了妻子。19世纪30年代中期是棉花产业发展的蓬勃期，彼得·卡特从马里兰州被卖到佛罗里达州。以当时奴隶贸易的标准来看，这个超过40岁的男人已经算是老男人了，离开家人的他在佛罗里达再婚了，50多岁的时候，他又养了3个孩子。(45)

对男性奴隶来说，做丈夫或父亲十分重要，因为如果想要远离恐惧，过上有道德的生活，他们必须做长远打算，想想有一天会被甩到身后的人。即使没有结婚，也可以建立新的血缘或者类似血缘的关系。查尔斯·鲍尔把自己家人留在了马里兰州。在南卡罗来纳州，他成了黑人大家庭中的积极分子，批评莉蒂亚的丈夫没有当好她的看护者。之后，他收养了在交易中沦为孤儿的小男孩，“和他被撇在马里兰州的小儿子一般大；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即使死了，也不想和儿子分离”。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在别人的生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人比孤儿更需要成人的照顾——也许，查尔斯·鲍尔对小孩的需求是例外。(46)

这些努力的成果随着几十年后黑人的解放慢慢显现。南北战争期间，女性为了让生活继续运转做出了让人惊讶的事，之后又充分推动了自由的实现。与此同时，男人也做出了牺牲，有些牺牲是十分惨重的，他们组建或重组了成千上万个自由的家庭。内蒂·亨利在外流浪的父亲从得克萨斯回到密西西比与她和母亲重聚。有些人选择在重建的家庭生活。杰克·汉尼拔，一个在19世纪中期之前就被卖掉的奴隶，在亚拉巴马给之前在佛罗里达的主人写信说：“亲爱的夫人……请务必给我佛罗里达的两个妹妹写信，告诉他们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方便她们寄信给我。”汉尼拔相信他的主人知道自己的两个妹妹被卖到了哪里。在信里，他还告诉她自己现在有多少个孩子，在第一任妻子死后又娶了第二任妻子，并且准备与主人伤害过的人抱成一团：“请您给我佛罗里达的两个妹妹写信，告诉她们如果过得不好，务必写信给我，因为我现在过得就像约瑟一样，如果她们来的话，我给她们准备玉米。”(47)

霍金斯·威尔逊在得克萨斯给从小就分开的姐姐写信，告知对方自己还活着，而且长成了“大人”，“和约瑟一样”，如果能与姐姐重聚将不胜欣喜，汉尼拔既是他们的首领也是庇护者。他以自己所失去的、承受的，又重新获得的种种来审视自己——而不是被奴隶主称为“小子”时不能反抗的无力感。这类人从生存和看管小孩中得到的东西，并不能替代他心中持有的希望。他们承受的心理折磨，他人无法感同身受。所有具有普通美德的奴隶典范也是如此。但是，乔·基尔帕特里克、杰克·汉尼拔和其他无数的人选择在遥远的将来，也就是他们死后的将来，能在他们的庇护下生活。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他们自己的血脉——将来能获得自由。然而，要等到这样的将来，人们必须活下去。即便是在1837年种植园主权力膨胀的时期，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和他人活着，他们默默奉献自己，挑战着南方白人和西部人对男性的定义。

曾经，有一位亚拉巴马的年轻男子被派去送信，他在半路停了下来。在确保没人看见的情况下，他把信埋在了路旁的沙子里。信中的信息在土里埋藏了一个月，却不知为何被奴隶主“发现了”。消息不断传来，债权人、法院、银行、州长的各种信件和票据都在路上了。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些信件的到来，无论是奴隶，还是他们帮助建立起的大家庭中的其他人，能够阻止这些信件摧毁他们所建立的一切。(48)

约翰·德弗罗也无法阻挡那些给他儿子朱利恩的信件。住在亚拉巴马的约翰，内心仍是一名18世纪的弗吉尼亚绅士。他分别按照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纪年，用杰斐逊样式的风格写下了新年日期，并对那天的天气做了番抒情的描写。每个来敲他门的白人都能得到施舍。他每天晚上都在阅读博物学的著作。年老的时候，约翰更喜欢“苏格兰黑人”挥动鞭子的方式。

然而，在1839年时，他的计划遭到了破坏，“失败”的漩涡将朱利恩深深卷入其中。他那一团糟糕的投机买卖，暴露了他从克里克印第安人骗来土地的真相。政敌识破了这一骗局，并向州立法机关揭发。朱利恩的朋友用威胁的方式遏制了揭发者，但文件却披露他欠了多个银行数目巨大的钱款。他与妹夫亨利·霍尔库姆——一个奴工营和一家移动棉花经纪公司——的生意伙伴关系崩溃了。商业公司的信件中咆哮道，尽管“我们已经宽限了很长时间”，朱利恩的账户仍处于负债状态。几周后，州长的雇员收到了另一个债权人起诉朱利恩欠债1万美元的证明文件。更多诉求的信件蜂拥而至：“能否帮我安排还款事宜”；“我冒昧地提醒你兑现对我的承诺”；“朱利恩·S．德弗罗拒付3500美元的汇票”。甚至连他的婚姻也要破裂了。(49)

朱利恩卖地筹集资金，然后和他的孩子、奴隶一起去投奔约翰。在内战前的亚拉巴马州，他和艾德琳离婚绝对是件稀奇事。法律规定只有极端的情况才能裁决白人离婚。约翰不得不在证词中支持儿子离婚的诉状，说艾德琳喜欢打骂奴隶，如果她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在沙发上号哭，而且她是个“臭名昭著的……大家非议的对象”，“连她的朋友都羞辱她”。约翰家的门被砸开，人人都能看见里面残败的景象。(50)

恐慌使共商阴谋的一丘之貉关系破裂，给种植园主圈子以及男性所带来的危机，比地理位置上迁移而分离给白人家庭和社会关系造成的危机还要严重得多。新的一天来临，到处是颓败的金融景象，到处散落着没用的文件，“这儿的商业呈现一派衰败的景象，少数投机生意还在继续，流通的货币极少”，曾经一度的主宰者现在也像逃亡者一样被追查。他们作为借款人，再也不能利用小银行在世界借贷市场周转资金。奴隶制边疆地区的银行欠下东北部机构大量债务，如第二银行宾夕法尼亚支行。而第二银行宾夕法尼亚支行自己也破产了，被一群托管人掌控。托管人派约翰·罗伯特南下密西西比州从州银行集资。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别无他法，只能先从欠种植园主银行钱的密西西比个人着手，而种植园主银行也欠了宾夕法尼亚银行的钱。(51)

罗伯特很快发现，“人们金钱上的联系”异常混乱：“甚至连抵押（担保的）贷款也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用奴隶做抵押虽然最安全，但他们总是被移出我们的管辖范围。”他被告知伍德维尔的法院有土地抵押贷款的记录，但也有可能在纳奇兹人那儿，抑或是亚祖城。“都是圈套！”罗伯特爆发了，他对这个颠来倒去的怪圈子感到愤怒。人们似乎都在为挣脱自行设计的陷阱而相互欺骗，他写道：在密西西比，“我一个人也不信，圣人也好，罪人也罢，没有区别，都在撒谎欺骗别人”。亚拉巴马州也是如此：“人们都快到了绝望的边缘。你没见过如此残忍的相互厮杀。”不久，罗伯特又写道：“我不想任何人成为债券的抵押品。”他现在觉得密西西比白人没有道德底线，缺乏荣誉感，在全国信贷系统沦为从属地位实属活该。(52)

这10年，罗伯特辗转于拒付票据和谎言之间，起诉了成百上千的奴隶主，逼成了成千上万桩奴隶销售。在这种压力下，白人财产和人际关系瓦解了。一个密西西比人在给他盟友的信中写道：地方长官海勒姆·郎内尔斯欠了我们的钱，他不打算还了，打算诉诸决斗，而且“可能是要毙命的那种”。真是不好的消息。但是请等一等：“如果他被杀死，郎内尔斯夫人还会把钱还给你吗？”也许在朋友胸膛上开一枪是好消息。企业家拼命保住尽可能多的赌注，连家庭都四分五裂了。达尔文不管是个人生活还是生意场上，都是一个赌徒，1838年，他的哥哥威廉·汤普森和姐姐印第安娜从他那儿买来奴隶，他们想靠此使他免遭破产。也就是这一年，即1842年，达尔文想重新占有那些奴隶，所出的价钱只是市场价格的一部分。但是，威廉和印第安娜怀疑达尔文会反悔，并再次把那些奴隶当作自己的财产一样做抵押。他姐姐估计，“在他或者县长卖了他们之前，他也就只能留他们不到两年”。坦白说，他向威廉承认过他打算立即卖掉一个。“那些钱你怎么处理？”威廉质疑道。达尔文说想去得克萨斯，以此来躲避密西西比州的债务。“当然我还是留下了那个奴隶。”威廉说。那时他设法保护自己和姐姐的经济利益。几个月后，威廉因为生意去了外地。威廉妻子病重，达尔文却扑到她的病床前去烦扰她。他姐姐听到了那段对话。“嫂嫂，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达尔文对那个垂死的女人说道，“我只想要我的黑人。”他答应用他们的劳动来偿还债务。“哈哈哈哈。”印第安娜尖刻地打断了他的话。大家都知道弟弟达尔文将要远走，留下债权人骚扰他的哥哥姐姐。奴隶曾是白人梦想的神奇种子，结果现在却成了白人家庭竞相争夺的货币。(53)

南方的白人女性时不时会对奴隶制提出质疑。但是在压力之下，家族企业和个人未来财务问题的困扰，才使她们空前地认识到奴隶财产的重要性。北方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主南希·贝尔和丈夫雅各布·贝尔纠缠在他们自己混乱的离婚案中。南希说他们之间长期以来就有问题，因为1833年雅各布用棍子打了她的头而激化了矛盾。雅各布不承认这种说法，他反驳说是她策划让她女儿逃走的。南希又控诉他“在他们共同的住处养了个情妇”。对此，雅各布全盘否认。南希消失后，又重新出现在女儿的家里，要求雅各布抛开家庭关系，与她平分奴隶财产。雅各布搞了场公开拍卖，勾结他的朋友把竞拍价格压得很低，这样他就可以买回低价的奴隶。南希说要对一等的人手、妇女和儿童进行估价，按照账簿上的价值重新结算，这样才算公平，因为“这是不伤害对方而最易接受的分法”。离婚案还在没完没了地进行，恐慌又突然爆发了。南希拿起枪对着雅各布，要求她应得的那份，还威胁要让女婿教训近70岁的雅各布。最后，南希退让了一步：如果通过抽签分到玛丽和库尔森，雅各布可以从她手上把他们买回去（在1835年的遗嘱中，雅各布给了“奴隶玛丽·克拉克森和她5岁多的黑白混血儿子库尔森真正的自由”）。(54)

19世纪40年代，在私人信件和公开文章中，支持奴隶制度的女性种植园主的人数骤然增加。学者认为她们之所以支持，是为了反击外界对南方的批判。但是，这种转变也许真正源于恐惧过后的困境，她们认识到拥有这些商品化的奴隶，可以为像南希·贝尔这样的人带来多少右手权力。(55)

在岌岌可危的银行和债券帝国轰然倒塌之际，白人四处相互欺骗，其频率之高以致南方人杜撰出了一个术语“G．T．T．”，一个表示这种欺骗策略的首字母缩写。破产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每个人都想保住资产，这种策略钻了法律的空子。但是，这个策略使奴隶处于右手权力之下，让他们能再创帝国。同时，也摧毁了男女奴隶用普通美德所建起的城堡。

我们需要解释一下这个首字母缩写的含义。1841年，约翰·德弗罗的儿子朱利恩的桌子上堆满了恐吓信，他向别人寻求建议。他问一个即将破产的商业伙伴如何才能保住自己的财产，而不拱手让给他们共同的债权人？他朋友说，首先，不要相信那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告诉朱利恩实话，还会为了保住自己而弃他于不顾。第二，看看那个人的债务有多重。“看看他到底有多少贷款，然后悄悄写信告诉我，不要迟疑。”最后，从那个绝望的男人那里抢夺资产：“把文件、票据、黑奴、土地及其他一切都夺过来。”情况十分糟糕，“恐怕这真的很困难，不过不要鲁莽行事”。吓唬他说你要走，并且留下他拿着的袋子：“告诉他，你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和他清算移民（到得克萨斯）的事情。但是你自己不要移民过去。”给建议的是他的另一个朋友，也是朱利恩的债权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朱利恩是在耍手段。朱利恩骗了他，把一群奴隶派去得克萨斯和美国交界的地方，好逃脱亚拉巴马的债务法。没过多久，朱利恩丢下妻子和一堆债务，父子两人带着亚拉巴马州剩下的一些奴隶一同前往莫比尔。他们搭上了去新奥尔良的船，然后再去圣路易斯酒店。这两个白人在可拍卖奴隶的圣路易斯酒店度过了舒适且昂贵的一晚，然后订了船上的一间小屋，准备去加尔维斯顿。剩下没卖掉的奴隶都住统舱。朱利恩这次用的就是“G．T．T．”（gone to Texas）策略——去得克萨斯。(56)

奴隶“逃跑”了，为了躲避债务。这也就是为什么色宾河（Sabine River）边的得克萨斯共和国奴隶人口从1837年的4000人增加到1845年的2.7万人。人们纷纷带着奴隶去了可逃避债务的得克萨斯。女人们让奴隶悄悄地从执法者眼皮子底下溜出来，把奴隶给了要逃往得克萨斯的姐夫，而执法者还在警惕地看着她们的丈夫。奴隶主给监工钱，让他带着奴隶去布莱克沃里尔河边的山上，等法院开始处理下一个县的事务，暂时不管这里的贷款问题再回来。债权人知道后开始反击。比如，在没接到反诉前，先绑了债务人的奴隶，把他们带到新奥尔良，在圣路易斯酒店圆顶下通过拍卖变现。(57)

最后，密西西比州的律师们去美国最高法院以最歪曲的事实和诡辩的方式强词夺理，说该州的每个白人男子都有不离开自己州而享有“G．T．T．”的权利。在纳特·特纳暴动之后，密西西比州宪法禁止了一切国内奴隶贸易活动。但是，州立法机构从未通过一项“授权”禁止奴隶贸易的法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经济高速增长，密西西比人仍从西南部买进奴隶。其中有个叫摩西·格罗夫斯的，欠了新奥尔良奴隶贩子罗伯特·斯劳特的债。两人之间爆发了冲突，格罗夫斯拒绝还贷，理由是在密西西比贩卖奴隶是有违州宪法的。(58)

图8.3　19世纪40年代棉花产区的真实情况就是不断地试图偿清30年代兴盛之时积压的巨额债务，最典型的现象就是不间断的奴隶贸易和强制迁移，就如同这幅“在新奥尔良圆顶大厅出售房产、画作和奴隶”的画作所展现的。（James Buckingham，The Slave States of America，London，1842，vol.1，facing title page．）。

没人知道斯劳特卖给格罗夫斯的那些奴隶最后如何处理了。学者们更关注那些在最高法院审理格罗夫斯诉斯劳特案子的人。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代表奴隶贩子，格罗夫斯的辩护人正式提出了所有密西西比人可以不离开家乡而“G．T．T．”他们的贷款，这其中就包括了密西西比的参议员罗伯特·沃克。自从1836年乔治·波音德克斯特任参议员以来，沃克充分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享受特许贷款权，这也意味着他有足够的钱投资奴隶。他向格罗夫斯请求的是赖账的权利。另外，赖斯·巴拉德偿还了亨利·克莱的钱。对于这位伟大的奴隶贩子来说，这起集体诉讼案件将决定他能否收回密西西比奴隶买家欠的债（19世纪40年代的前几年，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受理过几起类似案件）。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韦伯斯特、克莱和巴拉德的请求，驳回了奴隶购买者的主张，即如果不能执行州宪法，他们有权通过单边行为取消债务。(59)

在杰克逊任期内备受推崇的人民民主氛围中，下一步的行动想必是不可避免的。到1840年时，奴隶生产收入几近枯竭，借款方还不起银行的贷款，他们出售的抵押财产在未流动到得克萨斯前，只能换来一点点现金。债券持有者有银行百万元的债券，银行却拒付利息。在更繁荣的时期，州立法机构表示他们要挽回债券的“信用和信誉”。持券者和银行内部人员要求州政府向人民征税获取这笔资金，还定了与斯劳特和格罗夫斯一样的契约。支持银行的政客觉得，如果美国要继续发展，就必须保持未来可借贷的能力，这就要求向公民征收很高的税。在佛罗里达州，州发行的“信用债券”所欠持券人的金额，摊派到这个州的每个人头上，不管男女老少、黑人白人，人均大约120美元。也就是说，没有奴隶的普通农民，缴的税比自己农场所值的钱还多。密西西比州的《哥伦布民主党人报》写道：“为了那些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睡在红木床上、用金刀叉吃饭、渴了就喝香槟的人的利益，收税人员要收走你妻儿每天睡的床、吃饭用的桌。”(60)

为了使投资收益私有化，而使风险社会化，这是政治背景雄厚的企业家惯用的伎俩。西南部的自耕农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迫使政治家们对此做出回应。他们已经遭受企业家阶层带来的经济困境，不会交出自己余下维持生计的财产去帮富人们脱离困境。他们和最激进的政治家不断鼓动州和地区拒付公债。反银行的愤怒情绪分裂了北方民主党。反对者认为此种反应是种退步，但许多选民又认为这事关白人平等的问题。作为密西西比报纸上所谓的“见证人”，他们想告诉那些“贪婪的骗子”，富人不能强迫大众为他们偿还债务。当反银行的民主党人士占上风的时候，他们就会对猖獗的银行内部人员贷款，对完全不负责的行为记录进行经济调查。调查确实发现了问题，比如密西西比联合银行的主管们从出售州债券的首笔500万美元收入中，借贷了100万美元。(61)

所以，西南部反银行的政治家现在又在全州展开离开家乡不还贷款的“G．T．T．”运动。密西西比州州长亚历山大·麦克纳特在1838年的时候还是支持联合银行的。1838—1839年棉花投机生意大蓬勃期间，他还曾帮助出售过500万美元政府债券。而到1841年时，他却提倡拒付那些债券。那年秋季大选，密西西比人的多数选票投给了拒付公债的支持者，让他们进入州立法机关，这就直接导致了债券无人支付。密西西比立法者反对向债券持有人付款，他们总共欠联合银行50万—100万美元。那些反对赖账的人欠的数目差不多有50万美元。佛罗里达州和阿肯色州也拒绝支付公债。路易斯安那州没有在法律上拒绝支付公债，但是民主的立法机关多年来都是拒付路易斯安那种植园主统一协会银行、联邦银行和市民银行的债券。州政府曾大力支持、担保2100万美元债券的发售。银行卖掉有价证券，把实收款项借给朋友。到南北战争时，未清偿的债款共计600万美元，连利息也没支付。(62)

投资者对拒付债券的行为感到愤怒。这种愤怒迅速转化成了蔑视。1839年，约翰·奈特去纽约之后发现，“密西西比州、密西西比人、银行等”已经“臭不可当”。华尔街的银行在1839年的大恐慌中幸免于难，成功赢得了与尼古拉斯·比德尔和南部企业主的斗争，控制了美国金融界的未来。但是，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人一样，都对西南边远地区有大笔的投资，他们震惊于西南地区能如此无耻地偷盗。欧洲债券持有者分发了无数批评拒付政府债券的小册子。《伦敦标准报》称密西西比公民是“一群残暴的恶棍”。《伦敦时报》在1847年的报道中称，再傻的欧洲人都不会借钱给美国人了。(63)

债券持有人提起了一系列诉讼。尽管批评声和诉讼案风暴慢慢减弱，但破产的州仍拒绝兑现债券，美国最高法院则抱着置身事外的态度。到20世纪30年代时，接手密西西比联合银行部分债券的摩纳哥公国，仍向美国最高法院起诉密西西比州。但国会也拒绝对此事作出回应。没有党派愿意失去6个拒付债券的州的选票。那些州的公民在狂躁的金融界的矢石交攻中，以各种方式寻求安慰。不太富裕的白人则从银行派系的窘迫中得到一些心理平衡。密西西比州州长和主流报纸都借用西方谚语为自己开脱。一家密西西比的报纸反驳了《伦敦时报》，并把它比作一家“犹太经纪人机构”。亚历山大·麦克纳特冷嘲热讽地说，就应该拒付罗斯柴尔德家族持有的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债券，因为他们是“夏洛克和犹大的后代”。(64)

所以，南部的主流文化一度曾像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一样对犹太人开放，而现在却充满了反犹太气息，而且还会像病毒一样持续几十年。但这只是拒付行为遗毒的开始。对银行债券的反应导致了边远地区贫穷的种植园小农场主阶级怨恨精英的主宰，并发起意义重大的政治运动。任何和资产银行有牵连的政治家，其政治前途都将毁于一旦。但是，“G．T．T．”宏观上阻止了和全球信贷市场的联系。自此之后，西南部的企业主们再也不能以平等的合伙人身份参与到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之中。这些精英利用了大众的愤怒，把国家权力转换成避免债权人行使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工具，其代价是自己未来的信贷失控。普通南方白人也没有如那些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人在19世纪30年代大繁荣时期的体验，他们也很少关心这些，而信贷也同样塑造着他们的未来。

各种形式的拒付，吸引了一位名叫帕斯卡的白人前往布拉索斯河对岸的一个奴工营，营地的主人是理查德·布朗特，住在离这儿20英里的海滨城镇马塔哥达。布朗特在密西西比州有债务，他把自己的奴隶赶到西边，越过边境线到了得克萨斯，使债权人鞭长莫及。帕斯卡到西部是想找份工作，做监工得到的是现金。现在他必须控制住布朗特从密西西比驱赶到这里的黑人，他们已远离故土，远离同伴。

帕斯卡对附近的白人抱怨说：“这群黑人真不好管。”也许生活的颠沛流离已经改变了他们每天服从或反击的计划。他们白天老实干活，半夜又偷偷溜出屋逃跑，但最终被抓回来。某人的丈夫或者某人的妻子、孩子远在亚祖河边的种植园，那里的一棵老杨树下还埋着某人的《圣经》读本和积攒的一袋袋硬币。

布朗特还在密西西比的时候，有一天他叫每个在地里干活的人过来排好队，让银行的人点数，好写下所值金额，假造抵押贷款的账目。抵押其实就是销售，布朗特把奴隶转移到得克萨斯，实际上就是把抵押掉的奴隶从现在的合法主人那里偷走。布朗特一边是法律的代表，威严而庄重，一边又干着盗窃财产的勾当，他和他的经纪人再也不如以前那么威风和团结了。

帕斯卡催促着赶不上队伍的奴隶。那个黑人已经受够了这个多事的春天，他“拿起挖根锄敲在帕斯卡头上，把他埋在地里，之后犁了表面的土”。他又拿了帕斯卡的枪，咬咬牙，朝自己的手上开了一枪。他从棉花地微微颤颤地向马塔哥达走了20英里，到了之后，他把自己编的故事讲给布朗特听，他说帕斯卡一怒之下开枪打了他，“（帕斯卡）以为他死了，然后骑着一匹马逃走了”。

布朗特忙着喝酒打牌，顾不上这些琐事。但是，他的邻居詹姆斯·霍金斯觉得这事十分可疑。几天后，那匹马自己跑了回来，马鞍还在上面。霍金斯说服了本地白人把那个奴隶找来问话。“等了好久，那个黑人才告诉我们关于帕斯卡的事情。”他们确实问出了点东西。霍金斯带着那人去了棉花地，让他从树下的沟里挖出帕斯卡的尸首。霍金斯说，手受伤的“那个黑人被关进了监狱”，并且“肯定会被绞死”。霍金斯家的监工听了隔壁的谋杀案后极其恐惧，每晚都把自己隔离在小木屋里。(65)

也许那个恐惧的人也无法忘掉那一幕：血流满地，帕斯卡被敲碎的头上还留着锄头打下去的形状，黑人发狂似的鞭打挡在面前的骡子，这时他看到远处的地平线隐隐若现。当初在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借钱买了奴隶，之后便离开了父亲东部的家来到西部：在下一个或最后一个棉花奴隶制下的边远地区，这些普普通通的决定导致了两人的死亡。这些人无法想象谋杀就是自己长途西行的结果。在奴隶制滴血的刀刃上，多年前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现在却适得其反。但是没有人比奴隶流的血多，没有人像奴隶那样，生活被“G．T．T．”的原则严重破坏。

从1837年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负债累累的奴隶主夺走了奴隶通过亲缘关系辛苦积攒的财富。早在1835年，拒付公债的密西西比州州长亚历山大·麦克纳特就从弗吉尼亚本地人乔治·拉斯特手里买了价值2万美元的奴隶。他承诺第二年给拉斯特支付本金以及10％的利息。10年过去了，麦克纳特经历了上任、卸任，这些适应了密西西比奴工营生活的20多个男女奴隶中，有人已经结婚生子。比如路易斯和玛丽，他们在1835年还是小孩子，现在早已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一个是14岁的安德鲁，一个是还没学会走路的路易斯。在麦克纳特的棉地里累死累活地工作了无数个时日，路易斯和玛丽想方设法让他们的血脉延续下去。然而，到了现在，州长仍旧没有给拉斯特支付款项。债权人怕麦克纳特和奴隶逃到得克萨斯，于是他要求前州长兑现他的债务。10年前，麦克纳特从弗吉尼亚买来的奴隶，有22人活了下来。1845年5月，他们被拍卖给了有意向的买家，这样新主人就可以立刻命令他们下地采摘这一年的棉花。新旧家庭在拍卖时都被拆散，像70岁的内森，以300美元的价格被拍给了一个叫帕克斯顿的人。尼尔逊和普里希夫妇也被一并卖掉，他们不到10岁的儿子则被卖给了另一个买家。(66)

西南各州的奴隶都说白人把任何决定和失误的后果都强加到了他们身上，还把他们当作商品买卖。“奴隶主榨干了我们。”“他说，我会把你放进口袋。”如果奴隶听到白人在房子里“谈钱”，那这个片区的每个人都知道，“钱”就是“奴隶”，“奴隶”会转化成“钱”（主人说：“他们对我来说就是钱。”），“他们（黑人）明白这意味着（白人）下次会把几个奴隶卖给奴隶贩子。”

从这段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奴隶其实非常清楚这种决定他们生活的力量。但是，他们作为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也同样经历了金融的操纵和破坏。每当历史学家谈及家庭在黑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时，他们总是谈论血缘关系如何塑造了黑人的生活；即使父母分开，也要保证照顾好孩子，给孩子提供对世界的认知，使他们不被种植园主的谎言所欺骗。的确，有时亲情就是这样。甚至在奴隶贸易发展壮大25年后，也就是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大破坏时期，一系列自中央航道全盛之后再没出现过的挑战接踵而至。为了应对混乱的局势，许多成年人开始抢占先机，孤注一掷。而有时，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约西亚·特雷克已经从佐治亚州到亚拉巴马州被卖过一次。如今，他听说现在的主人查尔斯·林奇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打算把他卖掉。林奇想到特雷克“外地”的妻子，“一个瘦小的黑皮肤女人”，“丑陋而且无知”（林奇这样描述她）。但对特雷克来说，妻儿就是他的一切。特雷克挖出自己曾经埋下的钱，买了辆马车和一组牲畜，沿着乡村小道悄悄溜走，并把他的家人从另一位奴隶主那里接走。

菲利克斯·斯特里特的继母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聪明的浅色皮肤奴隶，那人开始即兴拍卖，当时他的主人就在附近，但没怎么关注。趁着人们还没反应过来，那个“白人模样的”奴隶就卖掉了他的主人。还有在田纳西州做助产士的辛西，她是自由人，做了一个白人监工的学徒，这个监工骗取了她的所得。辛西从她丈夫所在的棉花奴工营回来的路上，她咨询了一个占卜者，牌上说她丈夫被欠债的奴隶主卖到密西西比去了。占卜者说的是对的。幸运的是结局很美好：她的丈夫很倔强，在奴工营里值不了几个钱，所以他的主人听说辛西的雇主要花钱买下时很高兴。(67)

但是奴隶主还拿着最后的王牌。之前当过奴隶的一个人说，白人想拥有对所有权的控制，他可以拆散任何血缘关系，来买债权人的债券。一名前奴隶说：“老克利夫兰‘习惯性地’选一些他的奴隶，带去得克萨斯卖。你知道，他不该这样做，因为……他用你作抵押借了钱，他没还钱之前，你不能离开那里。当然，老克利夫兰就只告诉了那个借给他钱的人，你要么逃掉，要么就在这儿等着期满。”报纸和法院文件详细记录了白人家庭因破产或其他因素而活生生拆散奴隶重组血缘关系的细节，比如估价23845美元的奴隶只能卖1.6万美元。非裔美国人也记得他们破产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得克萨斯贾斯珀公共事业振兴署的一名白人雇员采访了一个叫米利·福华的老年妇女，确实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信息，他把他的采访记录梗概打印成文。“她的一生都在这附近生活。”米利回忆说：“我出生在亚拉巴马州。”“出生后，我妈妈产后刚能站起来，白人就带着我们去了西部。我爸爸叫吉姆·福华，妈妈叫梅。他们把我爸爸留在了亚拉巴马州，因为他归另一个奴隶主所有。”(68)

“密西西比人”都是不值得信赖的骗子，债权人约翰·罗伯特可能还把这个当作新鲜事，但这对奴隶们来说绝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因为奴隶制本身就是“偷窃”。但无论怎样，这个历史新纪元还是摧枯拉朽的。如果说边远地区的棉花种植区的第一次运动带来的是真相，那么第二次运动在奴隶制历史上就如同混乱的暴风雨一般，带走了第一场破坏后幸存者所完成的大部分成果。男人创造了作为男人的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和女人为了孩子而付出，他们的关系含糊，即使有血缘，也不记得了。但是现在，继父继母和兄弟姐妹在夜晚的黑暗中分离。白人相互欺骗带来的后果是，奴隶小孩根本无法确切地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年老的贝蒂·西蒙斯回忆说，亚拉巴马州欠债的奴隶主把她藏在一片林子里，“他偷走了我”。之后“在（新奥尔良）把我卖了，这样债权人就得不到我”。在密西西比的幼童亨利·乃卡西每天都要徘徊到他最后一次见他母亲离开的门口，但是从来没找到过她。幸好他还有个姐姐来安慰他。(69)

“他们看到了一些迹象，听到了一些事情，总是担心不幸降临。”罗伯特·莱尔德回忆父母和祖父母时这样说道。年老时回顾过去的孩提时代，他们有时觉得在那10年的种植园主灾难时期，这些二次强迫迁移使他们孤立无援，剥夺了他们保持乐观的能力，并带给他们惨痛的教训，即血缘关系可以被破坏得支离破碎。一个之前在路易斯安那州为奴的人说，他曾听说皮尔·奥昆2岁的时候就被他妈妈的主人卖掉了。多年后他获得了自由，和一个叫塔米莱特的女人结婚了，他们共有3个孩子。一天，他定期去的理发店没开门，他就坐着等塔米莱特拿出剪刀。塔米莱特站在他后面，给他剪到快到头皮的长度，结果看到了之前不曾注意过的东西。“皮尔，你头上的疤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那时我还有个小弟弟……主人把我弟弟卖了。5年后，他又把我卖了，我和爸爸妈妈就分开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一个我认识的人。”塔米莱特继续说着，她还没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有一天，我和弟弟在玩耍，他打伤了我。我就拿贝壳在他后脑勺划了一下，那个伤口和你的位置一样。”(70)

为了追求美好的事物，两个人失去了关于自己家庭历史的记忆，他们竭力从往事的碎片中追忆从前。此类发生在兄弟姐妹之间的故事，在公共事业振兴署的采访中屡见不鲜。每一次讲故事的人都说：听我说，奴隶主造成的混乱如果持续时间够久，最终可以让人丧失辨认最亲近的亲属的能力。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的家庭史，你就不了解你自己。如果你不了解自己，可想而知那会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多大的麻烦。所以，历史告诉孤儿们，要在勇敢的时候保持一点畏惧感。在白人的金融危机中幸存的成人明白，他们新的生活是建立在互相之间以普通美德相待的基础之上，虽然重建了血缘关系，但又会彼此再分离。他们发现自己很孤独，心里有另一种幸存者的伤疤。传统的印象中，南部黑人有着深刻而有弹性的亲属关系网，他们可以从中得到安慰。上述情况虽与此印象不符，但这的的确确是事实，他们的家庭之树已被砍伐殆尽。(71)

尽管西南部企业主受到了严重挫败，但通过之前的危机，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度过经济低迷期。奴隶这种财产是动产，可以自食其力，比任何缺乏英镑汇票的储存方式的流动性都更强。奴隶也许是整个西方世界最受欢迎的抵押品。如果占有奴隶，他们就可以利用奴隶财产的这一因素，特别是自从新地理扩张后，投资者就开始（像之前一样）向有生意头脑的种植园主提供贷款。就算因为这些原因投资客对未来信心满满，但自1839年后，废奴主义批判者和北方债权人不断施加外部压力，南部越来越多的政客和选民明显开始受到影响，产生波动。一群北方国会议员（最明显的是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俄亥俄州的约舒亚·吉丁斯）不断用反对奴隶制的请愿书，来检验国会的“言论限制法规”。尽管他们的试验失败了，但北方激进分子分裂了南方奴隶制扩张者和北方扩张运动者之间的地区联盟，而这种联盟正是辉格党和民主党的核心。同时，184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自由州增长迅速的人口正在消解奴隶州控制众议院的能力。名额的调整，减少了北方辉格党和民主党人士为南方人做事情的机会。增加国会中南方人数量的唯一希望就是加上得克萨斯，但是杰克逊在1837年巧妙地促使政府承认“孤星共和国”(2)为独立的国家，所以辉格党阻止了这次合并。

合并得克萨斯看来毫无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存在。英国施加的国际压力也威胁到了将来的大扩张，因而危及了奴隶制的存亡。1834年，英国强大的官僚集团认为自由劳动力比奴工要高效，议会被其说服，于是在帝国统治下的边远领地强制实施奴隶解放。但令南方奴隶主感到轻松的是，即使英帝国解放了70万名奴隶，奴隶制仍旧在不断扩张，不止是在美国（当时阿肯色和佛罗里达还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州），还包括古巴和巴西。1810—1840年间，古巴在全球甘蔗市场中遥遥领先，这得益于奴隶制的高效，他们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打入英国的蔗糖市场。同时，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也在急速扩张，以满足全球市场对咖啡因猛增的需求。

和美国不一样，古巴和巴西的国内奴隶贸易不足以满足奴隶主企业家对种植园产品的需求。在19世纪30年代，每年奴隶贩子带着8万—10万名被奴役的非洲人穿过大西洋到哈瓦那和里约热内卢。在大肆宣扬要切断英美中央航道后的30年，并且随着西班牙－巴西之间已存条约不断被践踏，非洲受到的创伤越来越大。1840年，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向欧洲其他国家施压，让它们接受《伦敦条约》。该协议规定，皇家海军如发现参与大西洋贩奴的可疑船只，可搜查并扣留挂有非英国国旗的船只。(72)

英国已经开始给得克萨斯施加此种压力。当然，英国在外交上承认，如果有船只载着奴隶从古巴到得克萨斯，皇家海军可以拦截。要是真正实施禁止大西洋奴隶贸易协议，那么巴西和古巴奴隶贸易的可行性就会受到威胁。协议的实行还会威胁到做非法奴隶贸易生意的美国公民的利益。美国商业公司参与了去安哥拉和尼日利亚贩奴航程的投资。奴隶船只通常会从美国雇用船长，这些船只都挂着星条旗，因为英国船只都惧怕挂着这样旗帜的船只。1841—1845年间，北美造船公司共卖给里约热内卢64条船，其中多数是用来从事奴隶贸易。(73)

英国派巴林银行的董事之一，阿什伯顿领主（亦名亚历山大·巴林）接任美国大使。他的任务就是保证美国遵守《伦敦条约》。愤世嫉俗的人说，英帝国的蔗糖商人被议会废除奴隶制相对地削弱了，但是除掉古巴和巴西这两个对手后，他们便可从中获利。英国的经济依靠市场提供便宜而高质量的棉花，乍一看，蔗糖制造业的小额税收并不能填补英国的损失，如果继续阻止美国奴隶制扩张的话，英国将会蒙受损失。但是，英国的政治家想获得改革福音派的支持，而福音派把全球废除奴隶制作为道德目标。而且，最近美国种植园主的行为表明，他们有能力利用英国对棉花的依赖，将其转化为信贷泡沫和金融危机，这令英国的工业城市十分担心。英国商会向议会请愿，以物质刺激鼓励印度棉花种植业的增长。印度农民比不过美国西南部的奴隶，但是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西部进行了农业试验。他们雇了12个自称南方种植园主兼棉花专家的美国人。但在印度的棉花试验最终失败了，得克萨斯也许可以拯救依赖美国种植者的英国产业。英国代理人声称，得克萨斯的棉花地“比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棉花面积之和还要多3倍”。阿什伯顿领主到了华盛顿，试图说服“孤星共和国”的公民继续独立于美国之外。(74)

如果丹尼尔·韦伯斯特（或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制定外交政策，奴隶制在新世界的蔓延速度可能在1842年就能得到抑制。但是，美国西南部奴隶主却试图利用美国外交政策来推动南部奴隶制的扩张。辉格党的评论家因不满约翰·泰勒总统破坏他们的项目，戏称他为“总捅阁下”。泰勒换掉了支持《伦敦条约》的被任命官员和内阁成员，如韦伯斯特（他自己主动辞了职），换成了支持奴隶制的极端分子，包括国务卿亚伯·厄普舍。厄普舍和泰勒一样，是来自弗吉尼亚东部最古老的棉花种植县之一的种植园主。尽管厄普舍曾参与晦涩难懂的宪法起草，像19世纪30年代早期废法者一样支持各州政权的独立，但他一进入政府行政部门工作，就毫不犹豫地利用集权，推广奴隶制扩张主义者的特别提议。

尽管参议院有权赞成或否决政府行政部门协商的条约，参议院的多数辉格党人也反对合并得克萨斯，但厄普舍和泰勒坚持要奴隶制的扩张继续下去。他们开始和得克萨斯政府谈判，厄普舍提出策略，让政府行政部门暗中在国会通过合并提案。他们只需要让两个团体明白合并是当务之急。这两个团体，一边是担心奴隶制扩张会停滞的奴隶主，一边是怕英国插手此事的美国民族主义者。两党中的南方人和北方民主党人相互合作，图谋合并蓄奴的得克萨斯。(75)

泰勒愚蠢地认为，合并的提案会使辉格党或民主党提名他为1844年的总统候选人。但厄普舍实际上是在按照另一个政治家的来信行事的，这个政治家还想利用“得克萨斯问题”让自己成为所有支持领土扩张者选定的候选人和赢家。(76)这个秘密指挥者就是约翰·卡尔洪。他拥有至少100个奴隶，以及位于佐治亚州的金矿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堡奴工营（现在是克莱姆森大学的所在地）。他曾在詹姆斯·门罗总统内阁中担任陆军部长一职，民族主义色彩浓重。卡尔洪之所以支持废止反民族主义，不是为了迎合移民企业家的需求，而是害怕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主衰败。但是，新的现状使卡尔洪不得不三思他的观点，这包括请愿潮使得废奴主义渗透到国会事务和他亲身经历的正在进行的奴隶制扩张事业。他的儿子安德鲁把许多被迫的移民赶到亚拉巴马的新奴工营，他们正试图使自家财富在新一轮更强劲的债务风暴中不受影响。卡尔洪愿意花费自己的全部生命成为美国最伟大的奴隶制扩张者，为奴隶主们出谋划策，让他们制造另一波创造和毁灭的浪潮。

很多学者初次了解卡尔洪，通常是在他晚年的老照片里。照片里，他的眼睛机械地看着前方，脸看起来像个不死的独裁者，他因得了肺结核而骨瘦如柴、命在旦夕。卡尔洪死后，学者们听说了关于州拒绝执行联邦法律的事情，并在他未发表的专题报告中听到了相关语录。语录包含一些不可能发生的抽象概念，比如建议美国实行双总统制，北方和南方各选一位总统。只要两人愿意，两人可以相互否决，也可以否决国会。当教授把讲座和反现代的语言、本质无能的奴隶制经济联系起来，学者才对卡尔洪有了全面的了解，就像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所说的，“特洛伊的赫克托尔注定会死”，卡尔洪其实是势必落败的南方统治阶层的拥护者。他应该早就知道这个古老故事的寓意，也知道南方会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争夺主导权方面的竞争中落败。(77)

事实或许如此，但是奴隶主团体毕竟很强大。看看他们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很难得出奴隶制势必终结的结论。尽管奴隶主在19世纪40年代也苦苦挣扎过，但他们知道如何恢复动态发展——继续扩张。卡尔洪提出的理论，试图证明更大范围扩张奴隶制的合理性，这种理论确实很现代，为市场经济量身定制，认为人是经济实体，人是制约生产力的因素，其最具创新性的活动者认为企业家应不受限制地使用私有财产。同时，卡尔洪也是灵活实干的政治家，他想要操纵整个国家服从于他关于企业家少数派的特别计划。1844年2月，当厄普舍在波托马克河流域的美国海军舰艇上诡异地死去时，泰勒请卡尔洪担任新一任国务卿。(78)

看完厄普舍的书信，卡尔洪发现了一封新任英国大使理查德·帕克南的信。帕克南在信中代表英国政府照会泰勒政府，女王反对合并得克萨斯，大英帝国“希望并竭尽全力促成全球废除奴隶制”。卡尔洪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便回了一封信，并把他和帕克南通信的复本送去参议院，而参议院中的辉格党多数派不久前刚刚阻止了泰勒和厄普舍合并得克萨斯的提议。帕克南的信是卡尔洪的阴谋，他的目的是使选民和政治家选择要么接受英国干涉，要么扩大美国奴隶制的范围。卡尔洪批判了英国干涉得克萨斯事务后，又坚持说奴隶制不仅是权宜之计，而且对黑人来说是最好的事情。1840年联邦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北方大部分自由的非裔美国人都疯了，“经验表明”，奴隶制是对于非洲血统的人最好的选择。如果英国想在自己的领地结束奴隶制，那是它自己的事情。但是，英国无法让得克萨斯独立于美国之外，服从英国的干预政策“不会使它声称要惠及的种族受益”，自由只会给他们造成“灾难”。(79)

卡尔洪认为，大多数北方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确实，许多北方民主党人都是这样，他们还支持合并得克萨斯，比如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史蒂芬·道格拉斯，他就是国家扩张运动的忠诚支持者，他的演讲中总是带着种族迫害的特征。还有支持扩张主义的《民主评论》杂志的编辑约翰·奥沙利文，他提出了“天命论”（Manifest Destiny），认为上帝赋予了美国公民从印第安人和墨西哥混血儿手中接管北美剩余土地的权利。但是卡尔洪的信惹怒了很多人，甚至激怒了南方的辉格党人，使他们在参议院最后投票时扼杀了泰勒的“得克萨斯协定”。

最终，信中公开支持奴隶制扩张，使得两个主要政党的领先候选人都接受考验，并最终使他们失去了候选人资格。民主党的总统竞选领跑者马丁·范布伦发布了一封公开信，放弃合并的观点，使他失去了南方人的支持，并再一次在选举中失利。亨利·克莱是辉格党候选人中最有潜力的领导者，他也发布了类似文件。辉格党已经把反对合并定为该党的路线，所以克莱轻松获得提名，但是他也为自己的倒台埋下了祸根。(80)

然而，民主党的会议沿着卡尔洪打开的缺口继续发展。支持合并的力量有一些是南方的，有一些是支持道格拉斯并阅读奥沙利文文章的北方扩张主义者，他们掌控了选举委员会的规则，改变了提名总统候选人需赢得2/3选票的规定。投票一开始，没有足够多的南方代表支持范布伦，所以他的选票不到2/3。会议选定的是受安德鲁·杰克逊提携的田纳西州的詹姆斯·波尔克，他之前担任过众议院议长，在密西西比州有许多奴隶和几个奴工营。他宣称保持中立，在大恐慌年代选择袖手旁观、两不干涉，对所有派系来讲，他只能算是次佳选择。波尔克许诺把得克萨斯纳入联邦，而且还会在和英国谈判俄勒冈的北部边境领土问题时，要求将今天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纳入美国领土范围。(81)

民主党将加倍扩张写入了政纲，此后，南北方的扩张主义者开始对抗那些反对合并得克萨斯的北方人。民主党人对克莱反对合并的信进行穷追猛打。这一系列残酷打击，就包括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罗伯特·沃克，他接受了“格罗夫斯诉斯劳特案”判决的观点，认为奴隶主可以拒付他们的财产。沃克在得克萨斯有很多土地，他写了本面向北方市场的小册子，声称美国政府向得克萨斯扩张会缩短奴隶制的寿命——又在散布古老的骗术。沃克在南方市场推广的小册子《南部危机》中则发表了不同的观点，说克莱是北方辉格党反奴隶制的工具。(82)

大选开始，波尔克丢掉了一些南方非棉花种植州的选票，而且还以133票之差失去了他的家乡田纳西州的选票。但是，他在俄亥俄州以北的许多州，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以及人口众多的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棉花种植州大获全胜。反对奴隶制的自由党悄悄地将克莱在纽约的选票给了波尔克。尽管波尔克在普选中仅领先克莱1.5％的选票，但是他的扩张主义实际上赢得了总统选举团举足轻重的支持，这些选举团足够给他170票的多数选票，而克莱只有105票。(83)

卡尔洪利用巧妙的方法将与英国的对抗最大化，主张奴隶制的种族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好事。这一策略将辉格党分裂为两派，为南部的扩张主义者带来胜利。即使在大选之前，由于看好波尔克会赢，所以得克萨斯的地价很早就开始上涨。同时，国家金融市场预料到波尔克一就任，联邦政府就会合并得克萨斯，并以全部面值还清“孤星共和国”的债券。然而，泰勒不想让波尔克偿还贷款，所以当无能的国会在1844年12月召开时，他说美国人已经受命进行扩张运动。在试图通过协议进行合并的尝试失败后，泰勒建议实施“联合决议”的措施，而这个需要两院过半数的人通过。其合宪性遭到质疑，但（奇怪的是）泰勒和卡尔洪没有像平时一样对法则提出严谨的解读。1845年1月，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将会被分成4个（奴隶）州的得克萨斯，并接受它的债券、奴隶制和超过3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俄亥俄州的本杰明·塔潘至关重要、转变结局的一票，把合并一事提到了参议院的议程之中。尽管他的兄弟路易斯和亚瑟·塔潘是最有钱的废奴主义支持者，但是本杰明自己也是得克萨斯主要的债券持有者。(84)

即将卸任的总统拒绝等待波尔克，立即把合并纳入了法律。在泰勒“意外”任期的最后两年，奴隶主把联邦政府的发展势头和民主党的核心选民（尽管表面上泰勒是辉格党人）归结为国家扩张运动的具体变化。从地理角度来看，这种变化会不可避免地给《密苏里妥协案》中的南部区域特权。

现在詹姆斯·波尔克掌控着行政大权。作为杰克逊—范布伦决议的产物，在波尔克的印象中，卡尔洪是个棘手的角色，所以他将卡尔洪排除在新内阁外。但是新总统仍在主导扩张政策，和致力于扩张奴隶制的政策没什么两样。他很快便就西北边境问题和伦敦达成妥协，同意美国与英属加拿大以北纬49°线作为两国边界。尽管好多南方民主党人庆祝这一协定达成，但那些奉行“要么54°40’，要么战斗”的北方民主党人则认为，总统没有兑现他的承诺。(3)“这是背叛吗？”“这是蒙骗吗？”有人写信说道。与此同时，波尔克对西南边境实施强压，要求扩张到得克萨斯之外。墨西哥很弱小，得克萨斯只是第一个被分离出去的边缘省市。上加利福尼亚幅员辽阔，从最北的下加利福尼亚半岛一直延伸到旧金山湾北部未有明确分界线的地方，所以很难治理，而美国移民早已悄悄潜入。得克萨斯与墨西哥的传统边界为纽埃西斯河，波尔克对河西边这块有争议的领土觊觎已久。1845年早秋，波尔克派路易斯安那的政治家约翰·斯莱德尔带着一份提议去墨西哥城：“把有争议的领土给我们，把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卖给我们，我们愿出价2800万美元。”他还派扎卡里·泰勒将军和他的部队越过纽埃西斯河，到墨西哥格兰德河东岸宣布拥有该领地的主权。整个冬天，他们的枪都对着河对面的马塔莫罗斯(4)。(85)

1846年5月，华盛顿传来消息说，墨西哥方面3个月前就拒绝了斯莱德尔的提议。波尔克和他的内阁准备向国会递交开战咨文。但是，那份咨文被突如其来的得克萨斯新闻取代：美国和墨西哥军队在争议领土上开了一战。波尔克对国会陈述说：“美国的土地上洒上了美国人的鲜血。”他要求出台一项“战争法案”（严格来讲不是宣战公告）。尽管和约舒亚·吉丁斯、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其他反对奴隶制的辉格党人意见不同，波尔克还是拿到了“战争法案”。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证明了蓄奴的扩张主义者正控制着美国决策。对很多人来说，战争就是承诺满足民族主义者置美国于世界扩张大国之中的梦想，满足带来许多新殖民地和占有地权的机会，满足在战争的早期所体现出来的群体渴望。此时，北方民主党忘记了波尔克在俄勒冈州做出的妥协。整个国家的男人争先恐后地组成志愿连队。这对几代人来说，都是第一次对抗欧式常规军队、获得军事荣誉的机会。狂热的爱国者相信，这场战争会带来各种财富和机遇。

回到1月1日，当时美国部队沿着格兰德河掘壕固守500英里，一直到西边老约翰·德弗罗（朱利恩·德弗罗在弗吉尼亚的父亲）在得克萨斯腊斯克县开始他一天工作的地方。这天是公元1846年的第一天，老绅士在新奴工营记下了这一天，1259年的这一天“穆罕默德由麦加逃到麦地那”。约翰还活在18世纪启蒙运动启迪民智的时代，这个老奴隶主还想着19世纪边远地区的商品经济。随着环境的改变和年龄的增长，约翰的话语也变得不那么讲究，大小写混乱，句法粗糙。他的儿子朱利恩和老邻居一样，都因为躲避债务落荒而逃，商品化的奴隶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极大的动力和转机，他正准备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再借一笔，举债经营。(86)

约翰解雇了之前的监工。尽管今天是新年，“在尼格罗·斯科特的监督下”，所有的“奴隶都开始在地里劳作……”他们有条不紊地清理地里的东西。第二天，他听到他们“情绪高昂，边工作边欢乐地唱着圣诞圣歌，只有老亨利在等待死神来临，将他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早上很冷，还有霜，黑奴们按时去干活儿。”哈里特·琼斯记得，那个男人曾在得克萨斯的奴工营唱过类似的歌：“他们光着膀子，锄头扛在肩上。”为了第二年播种棉花种子，他们尽可能辛勤地整理出更多的土地。后来，约翰·德弗罗决定请一个白人担任监工，于是他们的劳动强度马上又加强了。同时，被强迫移民的人们又得再次调整他们的生活，以适应下一个新的环境。1月底，德弗罗的奴隶伊莱扎·亨利·玛丽亚嫁给了山姆·洛夫特斯，他属于当地另一个奴隶主。2月23日，附近奴工营一个叫比尔的奴隶逃跑了，之后又在“乔克托族醉汉酒吧”出现。那里的奴隶说服比尔回到了他的主人那里。布拉索斯河下游的奴隶主们已经形成了甘蔗与棉花综合奴工营，那儿的逃奴有望越过墨西哥边境。比尔在那个地方的东北部，离得太远。德弗罗奴工营的奴隶可能也警告过他，如果他逃跑，就会面临和一个女人一样的命运。这名女性逃奴在泰勒县附近被抓住，他的主人把她拴在马后面拖了回去，绑在了床架上。第二天早上，切掉了她的乳房，然后又把烤红的铁棍放进她的喉咙。得克萨斯东部奴工营的幸存者都知道，在那边远地区，经常能听到鞭子抽打奴隶的声音。(87)

图8.4　随着奴隶信贷泡沫的破灭，众多企业计划也相继破灭。之后，奴隶主逐渐开始把自己的业务描绘为家族驱动所致，而非出于金钱冲动。而且，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制是一颗不属于美国的毒瘤，应该从国家主体中剔除。正如图中标题所示，奴隶主们对此表示反对（国会图书馆）。

3月12日，约翰还迎来了一个客人。“步行过来的白人老人，今早来访，并且吃了早饭。”约翰写道，那个男人“在雨中露宿了一整晚，说他出生在奥古斯塔，是个技工”。奥古斯塔位于雪兰多山谷，迁往西南的奴隶穿过蓝岭，越过石鱼口后，一直往下走就到了。他知道“施普林格家族和兰德拉姆家族”，他们都是约翰童年时期生活在奥古斯塔的老家族，但地位和财富上的差距让他们的谈话变得不自然。太阳渐渐升起，这个可怜的男人站起来道别。他寂寥地走在路上，他代表的是现代奴隶制经济下，不断变化的边疆地区遭受碾压的生活方式。

约翰知道自己也会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死去。比起一把年纪在外露宿、以乞求体力劳动谋生的老人，他对生活的期望要多得多。但和流浪者的一番谈话，让他开始评估自己的生活。约翰总共有6个孩子，现在只剩下2个，他先后有过两任妻子，都去世了。但他承认自己如今的生活状况比有的人好很多，比如说约伯。他的每一个老婆都“比《旧约》中约伯的怨妇妻子强很多”。也许朱利恩的第二任妻子比第一任好。约翰几个月都没收到朱利恩的来信了，事实上，朱利恩正在回家的路上。最严重的法律风暴过后，小德弗罗回到亚拉巴马，去寻找1841年藏在同盟那里的几十个奴隶。现在已经是3月20日，“差不多12点了”，一个白人雇员带着“3驾马车和一些黑人”从蒙哥马利到了这里。约翰说：“见到这些黑人很高兴，而且朱利恩的信中说奴隶已经全部售出，一切都好了起来。”更令他开心的是，朱利恩信中说“有了儿子”。此消息“令我心生悲悯”，约翰写道。老人感动地哽咽起来。朱利恩再次结婚了，有了子嗣，过得很好。新一代的奴隶主仍在延续。

几天后，朱利恩到家了。朱利恩、监工、其他3名雇员和约翰：现在有6个白人住在新房子里。就在几个月前，这里只有一个老人。从早到晚，奴隶们在得克萨斯东部的荒地上耕种新的棉花幼苗。美国已经扩展了它的边界，把这些土地、白人和他们的财产都囊括进去了。奴隶的价格还在攀升。美国政府承诺资助得克萨斯债券，因此信贷会重新推动西南部奴隶主事业的发展。在更边缘的西南部，炮声隆隆，士兵们列队前进，把边界往前推进。在这里，一位女士准备好了晚饭。6个男人坐下来吃饭，约翰说，他们“坐满了所有的桌子和椅子”。世界又回到了正轨。

(1) 茨维坦·托多洛夫（1939—2017），保加利亚裔法籍符号学家，著名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叙事学理论奠基者。

(2) 因得克萨斯共和国国旗以一颗星为标志，故有此名。

(3) 美国与当时的英属加拿大的边界争端由来已久。1818年，美英就俄勒冈地区（北纬42°—54°40′）的争议问题达成协议，以北纬49°线为界，位于落基山脉以西的俄勒冈在10年内由两国共管。19世纪40年代初，美国要求将这块共管土地全部划归其所有，被英国拒绝。美英双方一时剑拔弩张。1846年，由于得克萨斯问题，美国与墨西哥关系紧张，美墨战争迫在眉睫。为避免腹背受敌，美国决定与英国妥协。双方签订《俄勒冈条约》，结束对俄勒冈地区的共管，以北纬49°线将俄勒冈一分为二。

(4) 墨西哥东北部北境城市。

第9章　背部　1839—1850

女孩坐在教堂的长凳上“咯咯”地笑着，当她回头时，看到刚被解放的17名路易斯安那黑人呆若木鸡地站在教堂入口。门厅石梯间一张张瞪大了双眼的面孔中，有安娜和她的4个孩子、11岁的孤儿萨拉和弗兰基、贝琪和她的儿子、玛利亚和玛里杰以及她们的几个女儿，还有小山姆、乔斯、露丝，以及9岁大的埃莫斯。妇女们头上戴着硕大的红色头巾，那是几十年前新奥尔良的流行款式，那时她们被明码标价出售。如今，她们在波士顿的大街上高喊着“国家”与“奴隶”这类字眼。(1)

有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女孩的胳膊，猛地将她拉下来，使她转过脸面对着教堂的布道台。她需要铭记，在灯塔街基督教一神论派的国王礼拜堂里，她也是个游客，通常黑皮肤的波士顿居民会在别处度过他们的礼拜日，比如去新以马内利非裔卫理公会教堂。那天，教堂所讲的内容是有关团结的。正如坐在教堂长凳上的其他游客一样，她的妈妈正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激进主义者的黑人女性。两年前，她可能还去过法内尔大厅（Faneuil Hall），参加了声势浩大的1843年抗议大会。那时，奴隶捕手们乔装改扮来到波士顿，找到了在弗吉尼亚州受奴役逃至此处的乔治·拉蒂默，他和妻子利蓓加在这儿自由地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这些绑匪一样的捕手抓到了拉蒂默夫妇，并将他们关押在波士顿监狱中。但消息很快传了出去，约300名自由黑人包围了波士顿法院。他们为的是将拉帝默和利蓓加留在那儿，直到在法内尔举行的会议凑齐了600美元替两人赎身。最终，拉帝默的弗吉尼亚奴隶主看出了势头，开出解放证，然后拿钱走人是他最好的选择。

如同站在这里的17个黑人一样，在这间教堂里，很多其他的非裔美国人也已经适应了波士顿的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逃跑至此，另一些则是因为无法忍受南方对待有色自由人的不公正法律而被逼至此。所有人都身不由己，被迫成为移民，因为奴隶制的扩张而遭到驱逐，颠沛到一个他们曾建设过的地方。这些刚来的波士顿人或许会茫然地抬头看看国王礼拜堂威严壮丽的拱顶，从柱子到顶部，这个建筑宛若高耸在上的白色豪华婚礼蛋糕。他们或许因为集会参与者身上色彩鲜艳的服装感到羞怯，那些衣服在阿塔卡帕斯的落后地区可堪比奢侈品。无论如何，正是这些移民耗尽一生建立了这个世界。

毫无疑问，他们也成就了帕尔弗家族。帕尔弗家族的老约翰·帕尔弗曾是他们的主人。约翰在马萨诸塞州经商，他住在密西西比河沿岸浸信会圣约翰教区时，其奴隶参与了1811年的奴隶起义。后由于债务原因，他搬到了圣马丁教区。当地的治安官收走了他名下的一些奴隶，还卖掉了他的银制烛台和手工小手枪。然而在1815年以后，他又可以借贷了，所以又买了更多奴隶。

这17个人以及他们的父辈们从切萨皮克海湾地区辗转到新奥尔良的“马斯佩罗之所”，后到阿塔卡帕斯的农田里进行劳作，其间历经了多次分离，而约翰·帕尔弗也在两次财务崩溃后终于东山再起。约翰自己的家族也几经离散，尽管确切来讲，分离情况并不像他手下的奴隶家庭那样严重。约翰的大儿子约翰·高哈姆·帕尔弗曾与他短暂地一同生活过，后来回到了马萨诸塞州。命中注定高哈姆的出身和才能使他成为哈佛奇才。19岁时，他就被授予教会牧师一职。后来，在1830年的时候，他又当上了哈佛的教授。在接下来的10年间，他接管了《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 Review）(1)。财富的增长铸就了教养颇高的资本家，高哈姆追求一种有别于旧欧洲的高级民族文化。在他手里，该刊物发表了譬如詹姆斯·费尼莫尔·库伯以及威廉·柯伦·布莱恩特这些美国新兴文学代表的文章。(2)

高哈姆还有4个弟弟，都留在了路易斯安那州。其中，亨利是一位棉花代理商，威廉则在泰克河口（路易斯安那州中南部）坐拥一个种植园。在新奥尔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弟弟，因1816年的黄热病不幸离世。另一个弟弟乔治，于1824年在一场决斗中被子弹击中。在井井有条、道德至上，受《北美评论》熏陶的波士顿，热血决斗导致的死亡事件从未发生。几个兄弟之间一直有来往，高哈姆在19世纪30年代废奴运动的鼎盛时期，乘“南方人号”轮船拜访过他的兄弟们。在随后寄往路易斯安那州的信中，他以反讽并带有种族歧视的语气问道，“我宛若煤渣一样的朋友们”，还好吗？那时威廉正考虑去波士顿看看，却被告知记得带着自己的奴隶：“来波士顿的话，你在这里能雇的黑人一无是处。”在国家政治立场上，帕尔弗兄弟立场一致，他们都是明智的辉格党人，都支持针对提高美国社会道德的辉格党计划。亨利把高哈姆的《北美评论》卖给他的种植园主顾客，也许他们在读到一个英国作者声称美国“奴隶制的继续”是灾难的言论时，会感到羞愧难当。但该作者十分肯定，泛滥的民主才是导致美国面临众多难题的真正罪魁祸首，这一观点一定得到了人们心照不宣的首肯。(3)

诚然，比起任何一家正刊所面临的支出，《北美评论》所支付的账单也没少到哪里去。在1837年大恐慌时期，订阅数骤降，而账单却涨了几番。亨利从路易斯安那给他哥哥高哈姆寄了1000美元，同时还说服他们的父亲也拿出了5000美元，以帮助杂志社维持运营。从这一点看，奴隶制为高哈姆在马萨诸塞州的文艺计划提供了资金。然而，奴隶制的存废问题将会决定帕尔弗兄弟债券的价值。一旦老帕尔弗上了年纪，路易斯安那州的小帕尔弗们就能依照该州的《拿破仑民法典》，通知他们的兄长高哈姆去继承老约翰1/3的财产。而这些财产绝大多数是奴隶。在马萨诸塞州，把奴隶变成钞票最好的办法则是把继承来的奴隶变卖出去。不过，威廉说过：“这样做会很冒险……尤其是废奴主义者如今活动频繁……会有报道写帕尔弗牧师兼教授曾经贩卖人口，还会称其依靠压榨奴隶的劳作而生活。”(4)

血缘使然，约翰·高哈姆·帕尔弗是个身上烙印着南方奴隶主出生背景的精英，由此也可映射出整个北方经济的增长也离不开南方。大体上而言，北方的发展，尤其是中上层阶级的发家致富，建立在被强制劳动的人们身上，他们就是那些像小约翰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奴隶。相较南方而言，政治态度温和的北方辉格党人数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他们亦受到南方政客气势汹汹的攻击。到1843年末，路易斯安那州辉格党人一直对迫在眉睫的得克萨斯兼并一事垂涎三尺，而马萨诸塞州辉格党的选民却在举办一系列的声讨大会。他们把气撒在新英格兰“棉花辉格党人”身上，据他们猜测，因为这些“棉花辉格党”与该州纺织工业利益密切相关，所以这些人便不断对奴隶主们的无尽要求妥协让步。(5)

1843年的秋天，一艘第一批抵达波士顿的棉花船同时也带来了从新奥尔良传来的消息，老约翰·帕尔弗去世了。自然，约翰·高哈姆·帕尔弗就继承了其父亲名下的20个奴隶，从玛杰里怀中还没取名的婴儿，到65岁高龄的老山姆都在其中。若按照当时新奥尔良奴隶市场的价格水平，他们的价值约在7000美元，但高哈姆已决定不再依靠奴隶制谋取任何钱财。我们能从他这种新的信念中看到其良知。但它同时也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由棉花推动的变革的结果。19世纪40年代，正是这个结果让这家分散在南北方的兄弟开始吵得不可开交，而这一切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他们在前半个世纪为了发家致富曾经相互扶持。

自18世纪90年代以来，每个奴隶所带来的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促使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原材料——劳动力的价格持续下跌。如此一来，南方奴隶主们就变得非常有钱有势，在19世纪30年代，他们便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资本。这些奴隶主还将手伸向国家政府，心怀鬼胎地干涉政治，以确保政策出台和实施都益于他们的利益。不过，那些不仅成就了南方富裕的劳动力，也使得这些自由州开启了世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革命始于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的棉花作坊。从这间作坊伊始，北方经济呈螺旋式向外发展，延伸到更广的领域。在南方的经济变成泡沫乃至破灭、深陷于茫然之时，北方的经济已然复苏。北方之所以能快速恢复经济，正是因为北方人将奴隶劳动所得的收益重新进行投资，创造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地区经济。

如今，像约翰·高哈姆·帕尔弗这样的北方人勇敢地在棉花地上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之后，便深信奴隶制在国家经济中已然是前现代遗物，毫无效率可言。此番言论出自他精确的观察，但却不是准确的概括。北方的观察家和反对奴隶制的激进主义者们认为，南方经济复苏缓慢是因为奴隶制给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且不能为经济的发展带来动力。但是在看待奴隶制问题上，他们仍带着主观因素。1843年以前，身为奴隶主的政治家们开始在得克萨斯州以及其他州大肆采取行动，期望再现他们的经典模式：依靠新的土地和融资渠道来实现新的繁荣。不过，在这一时期，北方政客却咬定这种行为是“奴隶制势力”在向专制低头，而不是发展奴隶劳动力。

因此，高哈姆找到波士顿的几个熟人进行商议。他找的第一个朋友是身兼政治顾问和法律顾问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一年前，斯托里在“普里格诉宾夕法尼亚案”中的观点，让南方奴隶主们认为美国宪法是保护奴隶制的。该案中的爱德华·普里格是马里兰州的一名奴隶主，他的一名女黑奴怕自己被卖给奴隶贩子，带着孩子逃至宾夕法尼亚州。在普里格试图把她找回来时，受到了宾州官方的阻挠。此案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法官斯托里承受着两方面的压力：一边是主张扩张奴隶制的奴隶主，另一边是抗议出售奴隶的美国黑人。斯托里不想裁定此案，但是又别无选择。最终，最高法院宣判，依照宪法，北方各州需要交出逃跑黑奴。这样一来，也就削弱了北方各州关于结束奴隶制的相关法律条款的效力。

高哈姆还同年轻的“良知辉格党”（Conscience Whig）政客之一的查尔斯·萨姆纳会面。如果说斯托里告诫了他摆脱奴隶制道德责任的困难性，那么萨姆纳则是助了高哈姆一臂之力，让他坚定地扛起重任。在并未通知其兄弟的情况下，高哈姆向路易斯安那州议会请愿，让其20个奴隶获得自由，并且允许他们留在路易斯安那州。高哈姆的几个弟弟从一份新奥尔良的报纸上得知了此消息，上面说高哈姆的请愿被拒绝了。亨利知道后气愤地给高哈姆写了封信：“这件事周六就会被登在阿塔卡帕斯的报纸上。”当地的种植园奴隶主读到这消息，一定会质问威廉和亨利。阿塔卡帕斯的邻居们也会知道此事，还会有闹事者以此请愿干涉议会，控告奴隶主是强奸犯、残忍的施暴者和奴隶贩子。若高哈姆主张废除奴隶制，整个当地的辉格党都会受到牵连，威廉和亨利可是该党的坚定支持者。同时，如果提议释放从老帕尔弗那里继承过来的20个奴隶，会让其他40个奴隶也蠢蠢欲动，他们会在阿塔卡帕斯的大街上散布小道消息，顶撞监工，或者直接逃到新奥尔良请个律师为他们的自由打官司。亨利坚信：“最好让他们安静地工作，时间会解决所有的难题。”(6)

亨利知道，这些黑奴除了给人卖命，他们别无选择。倘若稍有放松，他们就会抓住机会。19世纪30年代，国内黑奴贸易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大批新奴隶的涌入使白人无力进行有效的监管，西南部逃奴数目猛增，有些甚至一直逃到北方。这些逃跑的奴隶虽然与黑奴贸易和信贷周期循环的洪流相悖，也称得上是移民者，但他们鼓舞了北方废奴主义组织。威廉·洛伊徳·盖瑞森曾受教于幸存的奴隶，并帮助奴隶组织过有效的政治请愿游行，他将奴隶主描绘为白人自由的反对者，他们尤其限制了白人反对奴隶制扩张政策的自由。盖瑞森坚持废奴主义者不应当蹚政治的浑水。在他看来，政治是一门妥协之道，它使宪法成为“一份与死亡签订的契约，一份与地狱签订的协议”。然而到了1840年，在实行奴隶制的边疆地区一次新的浪潮中，有一些人幸存了下来，包括激进的逃奴，比如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2)、亨利·比伯（Henry Bibb）(3)，他们都坚定地将废奴主义推进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中。

奴隶不断逃跑让法官斯托里备感压力，同时也促使奴隶主政客们提出：在奴隶制及其扩张问题上，其他白人不得与他们的意见相左。高哈姆的兄弟们认为他没有必要卷入这种争论中，尤其是继承的遗产已经很惹人注意了，争论会使他们深陷困境，此时更应该避其锋芒。他们听说马萨诸塞州的辉格党已经开始争吵不休，但让他们震惊的却是高哈姆愿意将这次改变的信念付诸行动。1843年，他们历经了最困难的时光和“G．T．T”，其间亨利的公司破产。他们没法理解高哈姆的行为，这个几年前才请求他们资金援助的哥哥，怎么能不在乎明码标价的7000美元呢？

约翰·高哈姆·帕尔弗按照自己的方式，间接或直接地拒绝了保留蓄奴权利的观点，实在讽刺，不过也有些特别之处。尽管以付出大量钱财为代价，且改变信念这样的行为使得其看似不靠谱，但他愿意将新信念付诸实践，实属难能可贵。然而，他还是不得不以文书的形式进行抗议。路易斯安那州的立法委员们否决了高哈姆的请求，他们并不允许他继承的黑奴在给贩卖至此的奴隶修的社区内生活，所以高哈姆决定将这些奴隶带回马萨诸塞州。1844年，高哈姆担心他们不能维持生计，便去拜访了马萨诸塞州的作家莉迪亚·玛利亚·柴尔德，想请她帮忙给这些奴隶在波士顿找个落脚点。柴尔德是女权主义者，同时也是第一批公开支持废奴运动的白人女性，她承诺会帮忙。之后，高哈姆又去了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拜访了卡修斯·克莱。此人是亨利·克莱的亲戚，南方废奴运动的少数支持者之一。克莱常常公开发言，从不保持沉默。有一次，他的演讲演变成了持械搏斗，因为有反对他的人跑到讲台上袭击他。为了抵抗暴民，他在自家门廊前装了一门大炮。

高哈姆在克莱的事情上感触颇深，于是他前往俄亥俄河，登上了一艘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的蒸汽船。在结束了新奥尔良州愉快的访问后，他又直抵该州腹地的弟弟威廉家中。在这儿，他发现阿塔卡帕斯的白人们心胸并不宽广，他们甚至威胁他，连威廉也不如以往那般热情相待了。但这也促使他下定决心要完成自己的事业。于是，他秘密会见了每一个成年奴隶。所有他见过的奴隶都愿意到北方去，不过他们想等到年末再行动。19世纪40年代前期，棉花价格下跌，就像其他的南方蓄奴者，威廉也放宽了其奴隶种植棉花、玉米以及各种谷物的时间。这些奴隶所需的口粮也相应变少了，也就是说，奴隶们欠奴隶主账簿上的钱也相应减少了一些。不论男女，奴隶们手头都有些许钱用于支付吃穿，还能买些烟酒。如同其他逃跑者一样，高哈姆的奴隶们也在等待粮食的成熟，并不想浪费他们在这些谷物上投入的时间和劳动。如果要在这个他们并不熟悉的约翰·高哈姆·帕尔弗身上赌上一把，他们必须留点钱在身上以防意外。

后来，高哈姆启程去了波士顿。其兄弟们认定，假如这些属于高哈姆的奴隶与属于他们的奴隶待在一起，一旦关于自由的言论散布开来，就一定会削弱他们的奴隶的劳动力。不过，让威廉感到些许高兴的是，短工留了下来，帮忙采摘威廉的棉花。高哈姆向这些奴隶保证，一到马萨诸塞州，就给他们1844年劳动的报酬。1845年终于到来了，而这些奴隶中最年长的三个：61岁的阿莫斯、55岁的克莱拉，以及65岁的老山姆，因为不忍离开自己的儿孙而改变了离开的想法，虽然浪费了他们持有的黑奴解放证件，但高哈姆还是向教区官员求情，让他们三个人能留下来。其他17个人在向各自亲友告别后，就踏上了去往新奥尔良的旅途。从同样的码头——他们或他们的父母曾来过的地方，他们登上了汽笛轰鸣的“帕夏号”，向着波士顿扬帆起航。

在国王教堂举行了欢迎仪式后，高哈姆着手把这些解放了的奴隶送到他的废奴主义朋友们的身边。在柴尔德的帮助下，安娜和她的4个孩子得以到纽约州卡南代瓜市落脚，有一位善良的公益会女士需要一个侍女服侍她，还需要有力气的男孩给她劈柴。埃莫斯·马歇尔则被送到布鲁克林做了仆人，亨利也一同前往。其他人在高哈姆安置他们之前，就在波士顿找到了工作。当地的非裔美国人将心比心，帮助这些移民在波士顿的黑人社区安家落户。(7)

19世纪40年代，正如绝大多数反奴隶制的北方人一样，高哈姆成为废奴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相信黑人有能力或有权利选择平等。即使自家兄弟反对，高哈姆还是解放了自己的奴隶，他以此证明了南方白人无法使他沉默，就像他们曾经试图以言论限制令压制他的哈佛校友约翰·昆西·亚当斯那样。过去他持有那种牢不可破的信念，认为美国奴隶主和依靠奴隶获利的同伙们是跨越地理上的距离团结一致的。但南方奴隶主政治上的霸凌使得高哈姆有了新的信念，如今正如其他北方白人一样，他深有体会。他认为奴隶制实属错误，应当废止。因为奴隶制的存在，南方人居然欺凌起了北方的同胞。

回首1819年，那时蕾切尔已爬上了新奥尔良的码头，然后到达了一个冲积平原，大包棉花堆成了塔桥，英国金属制品的仓库随处可见，还有从曼彻斯特运来的五颜六色的碎石堆。那个时候，很明显英国正在向着新型社会和新经济转变，并在新世界生产资料的帮助下，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英国的转变始于棉纺织业的创立。在伦敦资本盈利后，依附该产业的技术和产业也开始兴起。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在工商业领域工作，而不去务农，由此市场上出现了数以百万的消费者。又因为像棉花这样的原材料基本从国外进口，到了1834年，英帝国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奴隶为其工作了。(8)

纵使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讲同一种语言，但这两个国家的人都觉得彼此国家所处的情况并不相同。英国缺乏关键的自然资源，因此从美国购买由奴隶种植的棉花，对其工业化极其重要。此时，英国在这场发展的竞逐中领先对手整整25年。诚然，英国制造的商品像高哈姆运往波士顿的奴隶一样，多得堆积如山，美国竞争者却饿着肚子。因为在很多制造业部门，比如高质量的纺织品行业，英国的市场统治地位令美国竞争者几乎丧失生存能力。一些北方的辉格党人认为，美国应该在英国已经开辟的道路上深入前行，还应对奴隶制感到愤怒和耻辱，正是由于奴隶制所实行的政策，迫使这个年轻国家错失了复制帝国成功的机会。对他们而言，国家在地理扩张上的投资才是根本。在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佛罗里达购买案以及得克萨斯收购案中，无尽地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意味着土地会保持低价。移民至此的人更愿意搬到地价便宜的边远地区，而不是待在工厂里做工，让工业资本家的劳动力价格变高。(9)

1819年，蕾切尔到达新奥尔良后大约25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的一些领域依旧演变剧烈。衡量美国转型的一条途径是观察有关经济扩张速度的历史评估。1774—1800年，美国人均经济年增长率不足0.4％。而在1800—1840年，平均增长率上升至每年0.66％—1.13％，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当然，从1837年起持续多年的大恐慌之后，就骤然下降到了负值。到了19世纪50年代，增长率又到了每年约2％。再来对比一下，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经济年增长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高的10年，每年增长高达2.5％。(10)对这种蜕变为后马尔萨斯理论的传统解释认为，增长的最终原因是北方自由劳动经济中存在的某些特征。这一时期的作家们标榜个人主义文化，赞扬清教主义思想，享受广阔的土地，收获丰厚的薪水，喜爱“美国佬式的机智”（Yankee ingenuity），政府干涉经济也好，不干涉经济也罢，都无所谓。但是，如今我们也知道，尽管整个经济都呈现高产的状态，但1800—1860年，棉花的生产效率仍然高于其他经济领域，十分高效。棉花采摘的速度提升促使生产力增长略高于这60年间2％的年增长率。

1832年，美国政府编制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文件，阐述了棉花不仅主导着美国的出口和金融，还推动了工业的扩张。杰克逊的财政部长路易斯·麦克莱恩希望找到证据，证明1828年通过的“嫌恶关税法”（Tariff of Abominations）是旨在保护新兴的美国制造业。他要求自由州的民主党高层考察所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他们访问了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县旧铁工厂的经理，此人警告道：“如果关税降低，我们的企业将无法维持下去。”

麦克莱恩的数据不仅展示了外国钢铁价格之低，还揭露了棉纺织业在促进制造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此之前的40年间，棉花作坊受到水力限制，在马萨诸塞州、罗德岛以及康涅狄格州的河边或是海湾边大量发展，依赖南方从新英格兰过时的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劳动力和从英国偷学来的机器设计，以及破天荒低廉的南方棉花。早期的工厂将棉纺织工业机械化，使用织布机一针一线纺布的家庭手工纺织模式淘汰出局。在作坊模式下运行的能源织布机，为接下来更高级的模式铺平了道路。(11)

19世纪20年代，在波士顿商会成员中，有后来成为约翰·高哈姆·帕尔弗政敌的棉花辉格党人纳森·阿普尔顿（Nathan Appleton）以及阿博特·劳伦斯（Abbot Lawrence）。该协会派了一个工业间谍到英国工厂窃取了纺织机的设计图。于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梅里马克河边兴起了一个工业小镇，以那位工业间谍的名字命名为罗厄尔（Lowell）。1832年以前，有4个大型作坊在此运作，每个作坊都有集纺线与编织于一体的纺织机。总的说来，这几个作坊里装着价值1亿美元的机器，大约由3000个工人操作，其中约3/4的工人为妇女、儿童。每年，有大约净重5500万磅的棉花投入这些作坊中：超过1.3万包棉花被打包，重量约为1500万磅。因此，罗厄尔的奴隶们每年在此献出了约为10万天的劳动力。也正是因为这些奴隶的生产力比自由劳动力更强，导致在1790—1860年间，运往美国和英国纺织作坊的棉花价格下降了约60％，奴隶制给波士顿商会的资本家们节省了数以百万的开销。他们将这笔钱投资于其他的机器，支付工厂工人更高的工资，让这些工人穿着精良的工作服在舒服的车间工作。如此种种，却使得高哈姆释放的奴隶在灯塔街的教堂中谋不到生路。除此之外，这个商会还降低纺织品的价格，拓宽了罗厄尔棉花纺织品的市场，并使得全世界的普通家庭能够买得起工厂生产的棉纺织品。若使用自由劳动力采摘棉花，其成本会大大增加，而利用奴隶劳动会使原棉价格低廉很多，全世界的消费者都享受到了两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差价优势。(12)

1820年，美国仅有3.2％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总人数约7.5万人。到1832年麦克莱恩调查报告出来的那一天为止，整个北方的工厂和作坊大概雇用了20万工人。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棉花作坊，堪称是整个美国机械化程度最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20万名工人映射出美国历史上的新景象：无产非农业的自由工人阶级的壮大，创造了对各种商品的需求。事实上，棉花劳工营和棉纺厂都带动了对钢铁产品、成衣、绳索、家具以及鞋类的需求。从1832年麦克莱恩人口普查起，美国工业开始生产更多的商品。非纺织产品依旧在相关的小型作坊中进行，比如规模小但灵活的纽约“血汗行业”中的服装、家具、皮具以及帽子。当时跟现在一样，纽约吸引了成群饥肠辘辘的移民，他们愿意在狭窄的工作环境中长时间地辛苦工作。狭小的作坊同时也意味着有限的技术，很多行业仍未找到替代人力和手工生产的方法。这些小作坊分散在费城和匹兹堡附近的乡村地区，主宰了美国的钢铁工业。一个罕见的例外是康涅狄格州利奇菲尔德县的奥萨托力克制造公司，该公司在1831年雇用了100多名工人，生产了600吨钢铁。(13)

利用西南部的棉花进行生产的纺织工业依旧引领风骚，毕竟工人阶级有收入后，就形成了一个消费市场，鼓励更多有活力的其他领域的市场生产。马萨诸塞州法尔河的大卫·安东尼在回答麦克莱恩的调查问卷时写道，他们镇子上的纺织厂雇用了4000名纺织工人，“所有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制造业……对农产品的需求和这个国家其他阶级的人们一样多”。食品市场的扩大使日常生活逐步商业化，自由州的乡村地区也如此。农民务农是因为市场需求，而不仅为了填饱肚子。在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农民通过密西西比河到达西南部市场。因为纽约在1824年开发了伊利运河，上游的农民可以将农产品通过水路运送到纽约市。如今，这些便捷的交通显现出了优势，北方的农民可以更加高效：他们的农场变得更大，农民也日益专业化，他们需要改良种子和工具。(14)

麦克莱恩发布了有益于提高北方制造业者政治优势的文件，但该文件同时也表明，截至1832年，奴隶生产的棉花促进了美国经济的扩张。几乎所有的商业生产和消费都注入或延长了这条强有力的白色致富之路。这股棉花潮对政治家和企业家而言，就好比使水车轮子转动所需的水流一样。譬如，政治家们创立了关税体系，其中心原则在于保护新英格兰的纺织制造业。1812年美英战争之后，据说英国为了将美国新兴工业扼杀在摇篮里，向美国市场倾销低于英国市场价格的商品。作为回击，美国国会向低质量的进口布料增加了每码35美分的额外关税。该关税重新分配了北方制造业和商人（以利润的形式）手下奴隶和工人（以工资的形式）的生产力，也使得美国的作坊开始专业化。当做工精良的英国纺织品塞满了像波士顿教堂所陈列的衣橱时，美国的工业城镇却生产着粗制滥造的廉价布匹，并且还受到劣质纺织品的关税保护。(15)

实际上，奴隶们手工摘起来的棉花又回到了他们身上。这些棉花加工、纺织成新英格兰粗布，奴隶主们把这些布买回来穿在黑人奴隶身上。例如，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南丘”和“滑铁卢”两个奴隶劳工营，企业家约翰·曼尼诺每年会发放10—15码布料的“定量”。1832年，有超过100万名奴隶在棉花和蔗糖种植园工作，企业家们可能购买了约1500万码布匹，这差不多是罗厄尔的年产量。尽管如此，密西西比河谷地区仍有足够的市场。罗德岛和平戴尔制造公司的老板是哈扎德兄弟，其中一位每年都会来新奥尔良，然后到乡村去出售他的布匹、帽子以及其他商品。有一年，种植园主测量了女性们的鞋码，决定那年是要买成衣还是布匹；男性名单上的尺码则是粗略测量的，比如“1号”或者“2号”。哈扎德所提供的采棉布袋出自和平戴尔蒸汽纺织机，质地坚实，有个叫约翰·罗斯的顾客说这是“目前为止见过最好的”布袋。甚至粗糙的麻布制品的需求量也大增，它用于包装加工好的棉花，不论是在更为落后的“圆形棉包地区”，还是在使用新设备将棉花扎成一个牢固正方体的现代化种植园里，都是如此。(16)

西南部奴隶制边远地区具有专业化的劳动力，奴隶主们并没有将英国支付棉花原材料的钱财投入美国新生的纺织企业中。他们也使用美国制造的铁锹、犁、锄头、绳索、帽子和鞋子。事实上，一份评估报告说，19世纪30年代，大概有30％“可运送的”商品在东北部完工，然后被售往西部和南部。成千上万的北方女性将从古巴运来的棕榈树叶编织成一次性宽边帽子，采摘季节一到，奴隶主们就将这些帽子分发下去，人手一顶。1832年，光是马萨诸塞州的萨福克县，就有47家帽子制造公司，它们一年雇用约2500名女工，共生产了86.3万顶帽子，每个帽子成本约28美分。尽管这些女工每天的收入都不高于30美分，但她们能创造超过25万美元的收入。换种算法的话，约为5万人天数的棉花采摘工作量。(17)

另一个例子也说明西南部高效率的生产活动为东北部的新兴工业提供了市场，那就是在康涅狄格州法明顿河柯林斯制斧工厂发生的一些故事。1827年前后，塞缪尔·柯林斯手下的卓越工匠查尔斯·摩根将制造斧子的过程细化成锻造、回火、打磨、抛光等工序，每个任务都由独立的工人完成。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用一个大头针举例，探析其如何被分为数十个步骤生产，从而提高了效率，这说明了分工合作应该得到提倡。因而，柯林斯工厂的生产量猛增到日产1000多把斧子，其代价是当时的硅肺病（也称“磨工式哮喘”）的盛行。这是一种长期暴露在用磨石旋转而产生的灰尘环境中造成的致命性疾病。柯林斯在西南部游走的代理人很快就创造了巨大的销量，其中一家批发公司一次就订了3万把斧子。在10年间，柯林斯工厂每年都能生产约25万把斧子。(18)

柯林斯生产的斧子成了气候，所以可以取代英国制造的廉价斧子，而且英国运来的斧子因为过高的关税，其价格在美国已无优势可言（采购者在使用英国斧头之前，还得雇用或者购买铁匠打磨刀刃）。沿着密西西比河，大约离康涅狄格州2000英里处，奴隶主哈勒尔·纳特打开了两只各装有12把“柯林斯牌”斧子的大木箱，每把斧子价值20美元，他把这些斧子交到为其工作的男性奴隶手中。在这些人的手中，柯林斯斧子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界，数以亿计的西南胡桃树、橡树、杨树、橡胶树以及松树都倒在这些斧子之下。田纳西州西部的蒂普顿县一位经验丰富的监工说：“我觉得清理那里的木材比其他地方更容易。”他计算出，一个健康强壮的人如果专门从事清理工作，一年只能开垦4英亩左右的土地。然而到了1860年，经过30年的发展，蒂普顿县有6.557万英亩土地被开垦出来。挥舞着柯林斯斧子的人们，每人每年能清理1.6万亩土地，从而使蒂普顿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种植棉花和玉米的机器。实行奴隶制的整个边疆地区，大约有250个种植棉花和甘蔗的县，蒂普顿只是其中之一。(19)

在从种子到工厂再到消费者的每个阶段，从事这类或者别类的企业家们都会尽可能地从黑人奴隶身上榨取利益，再将从奴隶们身上剥削出来的份额运作到世界经济中。当时，美国已能通过越来越低的成本和不断提高的生产效率来生产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但要想衡量这一动态过程中的所有要素几乎是不可能的。以下是对奴隶制扩张时期棉花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的粗略分析。1836年，美国经济活动总量，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产值，大约为15亿美元。其中棉花作物本身的总价值，即平均每磅的价格乘以棉花的总重量，达7700万美元，约占国民经济总量的5％。这一比例也许看起来很小，但在自给型农业之后，棉花的销量是美国经济的最大价值来源。然而，即使是这个数字，也几乎无法衡量棉花生产直接产生的商品和服务。棉花运到利物浦的运费、保险和支付商业信贷的利息，总计超过1亿美元（见表4.1）。

其次是第二阶段的效应，包括生产棉花所必要的商品和服务。比如购买奴隶。仅在1836年，就花费了4000万美元。这一年对被偷走人身自由的人们来说，无疑充斥着无数被迫颠沛流离的记忆。还有购买土地，购买土地产生的信贷成本，在渡口集市买的猪肉和玉米，奴隶们用于开垦土地的斧子和他们身上穿的衣服，甚至是奴隶主家庭的奢侈品和其他方面的开支，所有的这些花费加起来大概高达1亿美元之多。

第三阶段的效应最难计算，囊括了工厂工人的支出、伊利诺伊州养猪农民的支出、蒸汽船船工的工资，以及同商人、制造商利益挂钩的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还有奴隶贩子直接或间接从西南部谋得的钱财及其全部收入。第三阶段的效应影响颇大，还将包括在棉花和与棉花相关的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域所花费和再次花费的美元。这些效应还有另一种类别，通过棉花的反向流动维持，依靠信贷形式进口的国外商品的价值。所有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加起来可能高达2亿美元。鉴于1836年多数商业信贷的期限短，用于棉花“进口”的借贷一年后就会翻倍，加起来达到4亿美元，利息和本金合在一起超出6亿美元，几乎占了美国1836年经济活动总额的一半之多，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间接或直接地源于百万奴隶——占美国总人口的6％——所生产的棉花。

北方的工业经济是建立在被奴役人民的基础上。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像约翰·高哈姆·帕尔弗这样的北方人越来越有可能从他们所在的位置（踩在奴隶的背上）认为，他们的商业努力并不需要奴隶制。早在19世纪30年代，自由州的美国人就用棉花产生的财富发展更为多元化的工业部门，与南方的交易随之减少。譬如，1832年，康涅狄格州最早的大型制造业雇主之一柯林斯制斧工厂，几乎占了该州非纺织制造业1/4的投资额和就业人口。但到1845年，当波尔克总统的财政部长罗伯特·沃克委托对康涅狄格州的制造业进行另一次调查时，该州有了25家不同种类的斧子制造商，而且斧子只是该州工业生产的一个部门。新的黄铜铸造厂、枪械制造商及五金、钟表、帽子、地毯工厂，雇用了数千名康涅狄格州居民为其工作。来自康涅狄格州铸造厂和商店的绝大多数铜制品、机床和消费品，都销往北方的城市中心、工厂核心和商业农业区。(20)

纵使康涅狄格州成为美国工业化最密集的州，但绝不只是该州在向着工业经济转变。到1840年为止，几乎整个北方有近50万的美国人都在从事制造业。到了1850年，这一人数上升到120万人，所有工人在制造业的分红从9％涨至15％。这些工人中，女性工人数目的上升最引人瞩目，尤其是在纺织工厂中。制造业给国家经济直接贡献的利益和价值从1839年的17％，上涨到10年后的29％。而农业部门的相关数据则从72％下跌到了60％。很多经济部门对北方消费市场的依赖性很强，制造业中的劳动力正在用自己的现金工资开创着这一市场。在这些经济部门中，有些完全是新部门，比如铁路建设部门。(21)

诚然，19世纪40年代，棉花产业依旧势头强劲。棉花包每年从东部运出，从英国赚回的大量资金流回到大西洋东岸，北方收益中没有一种资源能像棉花一样大规模地赚回英国的外汇。如若每磅棉花的价格超过10美分，那么没有哪种制造业能像手工采摘棉铃所带来的纯粹收益这么多：无论是为自由州快速发展的城市提供粮食的北方商业化农业部门，还是修建最新的蒸汽机火车头的工厂，都无法与之相比。北方经济的不断多元化，使其能比南方经济更稳定、更有弹性地增长。即使是在吞并得克萨斯以后，奴隶制扩张又死灰复燃，南方经济的健康发展还是依赖于棉花的价格。

与19世纪30年代相比，北方人对棉花利润的依赖程度降低了。相反，他们正创造着工业利润。譬如，纺织工业正在向着规模更大、资金更密集的业务飞速转变，这些业务可能会以或高或低的原材料价格将主要投资转化为快速收益。1820—1860年间，新英格兰的纺织厂的平均资本投资提高了600％，历史经济学家称之为“资本深化”。每台轧机的平均锭数从780个增加到6770个，动力织机也从平均5个增加到164个，这两个数据都说明机器把纤维加工成线和布的效率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就好比在棉花地，左手也能十分灵巧熟练地使用一样。机器的增加使得工厂工人的生产力也提高了，1860年熟练纺织工人的织布速度比1820年的工人快了五六倍。

到19世纪30年代末，北方纺织制造业也一直在衍生新的产业。建造和维修纺织机器的机械师们不仅改进了动力织机和纺锤，还发明和生产出了能被应用于工厂大型机器的平稳蒸汽机。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蒸汽机只是专门为加快船只的速度而存在。直至1845年，蒸汽驱动式工厂才成为常态。相应地，煤成了主要燃料。1820年，宾夕法尼亚州将365吨无烟煤运往市场；而到了1844年，这个数字竟飙升到了160万吨（最终，化石燃料和那些从奴隶那里偷来的劳动力一样，也能赚取意外之财）。与此同时，工厂继续培养新技能、孕育新想法，比如，发展了蒸汽驱动式制糖厂，在真空锅出现的20年前，完成了在甘蔗中提取蔗糖这一革命。到了19世纪50年代早期，路易斯安那州有超过725家制糖厂使用了蒸汽机。同样的一群机械师制造了更加精良的火车头，并于19世纪40年代建造了系统的铁路网络。如此一来，通过这种快速的交通网络，就提高了诸多效率，对铁路、燃料和信贷的需求也急剧上升。(22)

随着北方工业的崛起，雇用工人的数量开始不足，因而欧洲人移民到美国北方的数量开始猛增，仅19世纪40年代，就有近150万名移民涌入美国。爱尔兰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到1845年为止，有22万余名爱尔兰难民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逃到美国；之后的5年，因为英国的压迫和饥荒致使数百万人命丧黄泉，又有约55万名爱尔兰人到达美国。一小部分爱尔兰人逃到了新奥尔良，在这里，码头和棉花打包机给劳动者提供了很多机会。尽管有很多人都是乘坐欧洲运输棉花的返程船顺路到美国的，但这一次可不是强迫奴隶的移民。由于曼哈顿区已经实现了对棉花贸易的金融霸权，来往于利物浦与新奥尔良之间的船只通常会停用旧的航线，它们会在纽约港靠岸，移民在这里就能下船。19世纪40年代，在蓄奴州棉花港口以外的地方，移民很难找到工作，他们也不想与奴隶制驱使下的奴隶们竞争。这些移民选择到北方，这在人口问题上造成了很大影响：1830—1840年，正是由于这些移民的涌入，北方人口从710万人上升到了1000万人，并且在1850年时突破了1400万人；而在同一时期，南方人口增长缓慢，1830—1850年，人口仅增加了330万人。

移民人口的涌入，成了自由州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这使得劳动力成本降低，还为生活消费品创造了巨大的市场。许多移民一开始生活在北方城市的最底端，做着运河开凿工、女佣和矿工等活计。但在政治代表名额的分配上，他们每个人都算全权公民，这意味着北方地区在众议院的权力在增加。由于国会议员的数量决定着一个州选票的数量，而这些选票可用于其所在州的总统大选，所以国会中议员席位的重新分配，会对州、地区以及地方行政部门产生影响。1820年时，有42％的众议院议员来自蓄奴州。那时参议院的南方代表们除了团结一致，奴隶主只需一个或少数自由州的同盟者来阻止他们不赞同的提案。但在1840年人口普查以后，来自蓄奴州的议员数量降到了40％以下。1850年以后，来自自由州的议员占到了众议院议员数量的2/3。

北方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北方公民和南方公民在政治上的表现截然不同，他们在政治上不大可能依靠南方。在约翰·高哈姆·帕尔弗的17名黑奴为了自由移民到波士顿这件事发生两年之后，由于辉格党逐渐向南方同盟做出让步和妥协，这些南方同盟转而支持波尔克所主张的奴隶制扩张，这使得帕尔弗对马萨诸塞州的棉花辉格党越来越感到失望。与此同时，他在政治上逐渐倾向于良心派辉格党，撰写并出版了《论奴隶权力》。这个充斥着作者义愤填膺情感的小册子中有“北方的欺诈与悲苦”这样的章节题目。书中将南方描述成一种单一的政治集团，他们“奴役”着北方白人的政治统治。正义的故事当中，如“普里格诉宾夕法尼亚”一案和拉莫蒂夫妇被绑架未遂事件，仍使他记忆犹新。帕尔弗声称南方公民可以到波士顿，并断言就算是马萨诸塞州的白人公民也只是浅色皮肤的逃奴。“法律就是这样，人与人之间并无肤色之差，光凭这一条就完全可以逮捕马萨诸塞州州长，像联邦最不起眼、皮肤最黑的奴隶一样，将他带到南方市场上进行贩卖。哪怕是哈里森·格雷·奥蒂斯（波士顿最富有的律师）也跟皮鞋匠没什么区别。”帕尔弗向弥敦·阿普尔顿、劳伦斯修道院、马萨诸塞州的纺织大亨和棉花辉格党发起挑战，谴责他们尝试说服得克萨斯州白人与他们狼狈为奸的行径。(23)

帕尔弗的文章触怒了波士顿当地人，这些人曾经扶持他走上了牧师、教员和编辑的位子。一些人在大街上甚至无视他的招呼，也不让他踏入他们家一步。新英格兰棉花货主与来自密西西比河谷的供应商互相勾结，并不只是遭到帕尔弗一个人的控诉。新涌现出的一批批判北方奴隶制度的人及他们的盟友与一般的废奴主义者，如威廉·劳埃德·加里森不同，他要求美国洗刷自己的罪恶。相反，这些批评家认为，南方的奴隶制度毁掉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早在20年前，那时正值密苏里危机中期，一些反对奴隶制扩张的人曾经发出过相同的呼声，结果到干预阶段时，各行业和部门的财富获得了急速增长，使得奴隶制会阻碍经济增长的说法变得苍白无力。显然，新英格兰的织机富翁们已经靠黑奴加工出的棉花和黑奴市场，成了各个自由州中最富有的一批人。

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北方经济渐显活力，而南方经济却死气沉沉，这更鼓动了许多北方人宣称他们并不亏欠奴隶制。当然，并不是说不效忠于帕尔弗所说的那种“奴隶主权力”的政治统治。“奴隶主权力”这样的字眼，可能是帕尔弗从自由党激进主义分子约舒亚·莱维特那里学来的。莱维特在期刊上发表过名为《解放者》的文章，指出“奴隶制统治是北方各党派之间激烈斗争的结果”。由范布伦和杰克逊一手组建的跨区域同盟，再加上他们的对手，这些意味着佛蒙特州的民主党人若想赢得全国大选，就必须避免和他们亚拉巴马的兄弟党派成为敌人。亚拉巴马州的代表也明确表示，支持奴隶制是他们党派结盟的先决条件。所以，佛蒙特州的民主党强调他们和当地辉格党截然不同，而和那些南方的奴隶主并无太大分歧。民主党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拢选民。

不过，在莱维特对奴隶制的抨击中，最为独特的一点就是：“我认为奴隶制是破坏商业和金融发展的主要黑手，而且也是整个国家群起而愤愤抱怨的地方。”这是他在1840年回答俄亥俄州一名听众时所讲的，当时美国经济还尚未从1837—1839年的恐慌中走出来。莱维特坚持认为，国家政策中“奴隶主权力”的扭曲是导致经济衰竭的主要原因。他宣称，“我发现我们自身正屈服于疲软的奴隶政策”，而这一系列政策吸引富商们把生意从自由州转移到了蓄奴州。在西南边远地区做工的奴隶们确实在19世纪30年代创造了很大的利润，但那是因为当时的投资和强制性移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了密西西比河谷。“每个人都想在维克斯堡、大海湾、布兰登和其他西南银行中持有股份。”莱维特回忆道，“北方大量资金涌入南方，是为了满足国内奴隶贸易的需求。”据莱维特统计，单是密西西比的奴隶交易额就达到了1亿美元，而这只不过是奴隶制“日常营私舞弊”的一种，其中充满了层层盗窃和诈骗，从窃取劳动到奴隶主公然失信于他们的北方债权人。国家经济再也未能呈现出如1836年那样又快又好的态势，“经济化为泡沫，资金全部流失得无影无踪，债务人石沉大海，不可弥补”，奴隶主欠下了巨额的债款，债主包括北方商人、债券持有人、工厂老板和银行。这其中大多数欠款他们已无力偿还，南方经济业已无力回天。莱维特认为，南方的病症在于奴隶制，因为其从本质上讲违背了节约生产型投资，而北方经济因为技术上的进步（尤其是一批劳动节约型机器的引进）正在走向转型。(24)

帕尔弗附和莱维特的批评性言论，因为他和其他的一些北方白人、南方白人开始相信一个事实，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正如实反映经济的走势。每个人都发现北方的经济正在走向繁荣，而且人口正在激增。支持奴隶制的政客长期以来利用他们在国会的权力扩张蓄奴州的领土和势力范围，操控南北方资金，拒绝商议，破坏金融体系。如此一来，奴隶主就不需要补偿他们的债权人，或者是为了北方工业而破坏关税壁垒。现在，野心勃勃的北方制造商们不再需要同南方合作。所以南方无法自圆其说，无法解释为何要在政治中增加自己的权力。

然而，北方人愈发感到自己深陷在10年经济萧条中，南方政客则仍然坚持美国外交政策需要把焦点放在扩大奴隶制领土上，而且“奴隶主权力”仍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当时的白宫当权者波尔克总统和前任总统一样，自己就是一名奴隶主。北方民主党依然十分顺从，试图打压废奴主义者。为了同民主党竞争，辉格党需要得到来自南部的选票，而正是这种需要，让他们面临相似的困扰。莱维特提出，北方人需要在选举上加大成本来安抚南方人。这也就是说，通过“揭露奴隶制的真正本质”来引导选民把票投给反对奴隶制扩张的第三方党派。正如莱维特所言，这体现出了南方如何反对北方白人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繁荣，“直截了当反对奴隶主权力的政治统治”会导致地区利益取代政党利益。(25)

的确，在莱维特之后的几年，帕尔弗又出版了关于奴隶主权力的小册子。随着经济政治环境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北方白人开始相信莱维特和帕尔弗对南方的预判。1846年5月13日，美国国会批准了对墨西哥宣战。几个月下来，战争形势一片大好。8月8日，波尔克总统要求国会拨款200万美元资助他同墨西哥政府的谈判。一直以来北方人都在支持波尔克及这场战争，然而，与墨西哥昂贵的谈判计划暗示了总统在谋求更多墨西哥领土的同时，向英国做出妥协，放弃了对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领土声明。谈判代表休·怀特系纽约北部的辉格党人，他抓住这个机会向北方民主党发起挑战，以阻止奴隶制扩张的拨款法案。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新人大卫·威尔莫特上钩了。他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规定所有在墨西哥战争中获得的领土必须自由。法案一经实施，《威尔莫特附文》将永久地阻止奴隶制在地理上的扩张。(26)

多年来，美国黑人一直认为，奴隶制的力量是建立在领土扩张的基础之上的。在边疆地区，奴隶主可以毁坏旧的生产标准，瓦解奴隶们的家庭，将个体像商品一样分离出来使之证券化，并出售世界各地市场上的金融产品，从而创造世界各地的市场，还以此搭上了令人振奋的经济繁荣的顺风车。一些白人也听到了《威尔莫特附文》的消息，包括来自反对奴隶制的《国家时代》的编辑迦玛列·贝利，他这样说道：“过去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奴隶制就是靠扩张而得以生存的。”封锁新的领土，一是切断了为信贷市场注入动力的动脉，二是在北方人口飞速扩张之时，限制奴隶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27)

因为《威尔莫特附文》承诺会在某种程度上阻止南方的扩张，并向两大主要政党施压遵守这一规定。这两大党派之间有着地区间复杂的同盟关系，而这种关系依存于同时平衡梅森—狄克森线(4)两边政客各自的利益。南方辉格党反对该法案，然而北方辉格党深知自己面临着来自后方良心派辉格党的反抗，因而支持这项法案。南方民主党也反对该条约，但是北方民主党人作为全国扩张的拥护者，仍然担心本地选民的立场——他们在中期选举前夕放弃了对本党的支持，结果大多数人临阵脱逃。投票那天，众议院里只有4个自由州的民主党人反对该法案，最终法案以85:80通过。后来的发展简直就是1819—1820年密苏里辩论的翻版，参议院也阻止了该法案。

但相比1819年，1846年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了。1819年，北方和南方的许多人都认为未来棉花出口将推动经济的增长。但在1846年，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发生了变化。就像莱维特预期的那样，大卫·威尔莫特和其他北方民主党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痛恨辉格党人和黑人）与辉格党中反奴隶制的人一起，投票反对“奴隶主权力”。事态的如此发展可能会破坏美国政治内部微妙的平衡，一个紧随而来的后果就是，反对奴隶制扩张成了许多北方候选人竞选时新的政治认同。1847年，约翰·高哈姆·帕尔弗参加了国会的一次特殊竞选，为的是填补一个曾经由辉格党主导的区席位。支持他的人宣称：“他的工作彰显了他的信仰，他解放了大量从路易斯安那州继承来的奴隶。”帕尔弗赢得了竞选，加入了国会新人班子，这些人中还包括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辉格党人亚伯拉罕·林肯。

然而，整个1847年，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威尔莫特附文》的势力，在华盛顿都未能占据上风。与此同时，在格兰德河的彼岸，美军击败了墨西哥军队。扎卡里·泰勒上将是一名退伍军人，他曾经参与对抗佛罗里达塞米诺尔的那场反围剿战，这一次他率军击败了墨西哥北部的一支军队，加利福尼亚州就在那时落入美国军队和定居者手中。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在墨西哥湾海岸驻扎了一支1.2万人的军队，其中包括一些年轻的军官，比如罗伯特·李、尤利西斯·格兰特和托马斯·杰克逊。斯科特的军队顺着赫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z）(5)1519年行进的路线，一路向西攻进墨西哥城。在塞罗戈多赢下关键的一场战役后，他们包围了城市西部。9月12日，美军攻占查普尔特佩克城堡，这是墨西哥城的最后一个据点，继而美军占领了整个城市。在华盛顿成为首都之前的1000年，这里一直是首都。(28)

前方有已攻下蒙特苏马礼堂的捷报传回，波尔克的内阁团队越发沉迷于吞并墨西哥全境。但纽约民主党（最庞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党支部）却在是否应该在新的领土实行奴隶制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随着南方选民对这场危机的反应越来越强烈，约翰·卡尔洪挺身而出，提出了一个好几年前就已经在发展的学说，而且与当时形势刚好吻合。该提议重新强调放大了奴隶制在扩张中保持政治均势的杠杆作用，利用对宪法的解读，强调不断减少的棉花人口和棉花经济影响力。这并不只是简单地重复废止联邦法律的想法，卡尔洪在19世纪30年代被其对手杰克逊打败后就摒弃了这一想法，他现在的想法比那时要意义重大得多。

1819年，卡尔洪告诉门罗内阁的其他成员，他认为宪法应允许国会禁止在联邦政府控制下的一些地区，比如新开辟的地区实施奴隶制。1836年，废奴主义者请愿，要求国会行使职权以结束联邦直辖区的奴隶贸易，甚至要求废除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1836年1月，参议员卡尔洪回应了这些请愿并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描绘了一幅蓝图。他告知参议院，自己并没有在宪法中找到能以此请愿的权利，而那些反对政府统治的力量一直在提这一要求。但他确实发现《第五修正案》中有关联邦政府限制个人财产权的规定：任何人不得“不经正当法律程序直接剥夺他人财产”。卡尔洪由此引申出一个笼统的原则，他认为，“正当程序”可能指对特定的犯人进行“陪审团审讯”。该正当程序的反面则为：立法机关取消整个阶级对财产所有权的声明。卡尔洪对此表示质疑：“难道奴隶不是地区财产吗？难道奴隶主不是一个拥有财产的阶级吗？”可能国会不能阻止人们购买或出售某种财产，因为可销售性本身就是财产的一个属性。(29)

对此卡尔洪提出一个设想，并最终成为实质性正当程序的法律信条。宪法所规定的“正当程序”不能仅仅通过一项法律来实现，因为这项侵犯财产所有人权利的法律违背基本的程序变更原则。在卡尔洪的设想中，《第五修正案》就像一个地质层，证明在宪法之下存在一个具有实质性且潜在的板块自然法，允许业主持有并利用财产。1844年，密西西比州一个名叫威廉·哈密特的议员甚至认为，联邦权利也保护来自州级法律诉讼案中的奴隶主，因此，国家授权由北方自由州主导完成的黑人解放运动是违反宪法的。北方国会议员对此很是震惊，并对哈密特的主张愤怒不已。但是，奴隶主们倒是在接到这一消息之后，想都没想就接受了。(30)

南北战争之后，北方那些大型企业的专业法律思想家采纳了卡尔洪的一个说法，此举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从19世纪90年代起，美国进入新政时期，最高法院多次采用实质性正当程序，数次打压法律上试图规范“镀金时代”(6)产业的行为，保护工人的权利，打破行业的垄断。正当程序实质上塑造（并继续塑造着）美国的政治经济。与其他类似的现代派别一样，卡尔洪为实质性正当程序提供了自己的观点——一种完全不受限制的财产所有权的学说。这意味着奴隶主永远不会受到社会主流的阻止，可以充分利用已征服的大陆上的无限资源，以及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事实上，南方党人在这方面的主张可以说变本加厉了。斯托里法官在1843年“普里格诉宾夕法尼亚”一案中就申明，宪法承认奴隶主在奴隶财产权方面的基本权益，并向联邦政府施压来保护这些申明，哪怕是这些申明有悖州立法机关的规定。(31)

从1836年起，实质性正当程序已经在慢慢酝酿，但往往是在暗中进行的。如果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正处于“G．T．T”逃逸和债券违约风行之际，奴隶主企业家声称政府不能损害其财产权和交易权，简直是尴尬至极。然而，1847年的战争和征服，正好为政治家们在新领土上实行奴隶制找到了借口。当然，卡尔洪的观点更加超前，他所设想的是另一种非常激进的现代经济。(32)

因《威尔莫特附文》辩论产生的摩擦为卡尔洪及其盟友提供了一次机会，允许他们向民众阐述自己的逻辑。民众早就想一探究竟，想知道北方是如何从宪法上遏制南方的权利，而自由州的经济增长正是建立在南方的成功之上。1847年2月，卡尔洪向参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即奴隶主拥有一项基本权利，有权运输奴隶和剥削奴隶。在他漫长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演讲中，他指出了宪法和政治上的争论，提出了宪政的观点，在之后的14年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奴隶主以此为核心联合起来。(33)

首先，卡尔洪坚持认为领土归每个州所有，不论是自由州还是蓄奴州，他还拒绝了国会要求新州宪法禁止奴隶制的权利。然后他一锤定音：“判决如下：任何一条法律如果直接或通过其影响来禁止公民携带个人财产移居到美国任何一片领土，都会导致歧视（来自不同州的公民将有差异，使那些来自自由州的公民受到尊重，而来自蓄奴州的公民受到歧视）而违背宪法。”此项决议引用“有血缘关系及财产共同拥有”的说法，蓄奴州和自由州共同面对征服所带来的损失和危险，但最终取决于卡尔洪所认为的宪法保护奴隶主持有、转移、买卖和开发个人财产的权利。他认为联邦政府应该通过法律来建立联邦领土上的奴隶制度，否则将剥夺个别奴隶主，甚至所有南方白人的权利，毕竟他们是潜在的财产持有人。因此，从宪法角度来说，新领土日后注定就是这样一种局面：联邦执法人在加利福尼亚对逃奴进行围捕，联邦检察官在新墨西哥州打赢关于自由权利的官司，联邦海关监管人员规范并保护和犹他州的州际奴隶贸易。

因此，卡尔洪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声称南方政治其实是在保护经济落后的部门。南方政客如今可以声称，宪法赋予的权利为他们政治权力的相应减少提出了政治解决方案。卡尔洪提出这一举措，是将长期扩张奴隶制作为一种替代手段，而且依然保持现代经济，这样一来，这种远景再次变得合理起来。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棉花价格小幅上涨。奴隶主总是认为新领土能让他们在未来大发横财，或许有人声称卡尔洪的干预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远在西南边疆的干旱让奴隶主对棉花大丰收已不抱任何期待。但不要忘了，一个世纪之后，亚利桑那州成了美国最大的棉花生产州。加利福尼亚中央山谷雇用的劳动力几乎都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届时这里将成为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农业区。在1847年的这些决议出台以后，南方各大报纸和杂志就开始臆想新一代企业家会对墨西哥北部进行开发，与此同时，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岛屿夏威夷，自从第一批波利尼西亚定居者来此种上甘蔗之后，甘蔗便在这片火山土地上疯狂地生长。

“我没有什么意见可提。”老卡尔洪板着脸说，“我只是作为联邦的一名成员发言，我出生于此，这里有我的希望。”在废止联邦法的日子中，不光寄托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希望，还有亚拉巴马州他儿子安得烈的奴隶劳工营的希望，和不断扩大的南方奴隶制的希望。卡尔洪直言：“我，一个棉花种植园主、一个南方人、一个奴隶主、一个善良慈悲的人，做一名奴隶主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差。其实我想说，一方面，我宁愿面对这世上的任何困难也不愿放弃我们共同拥有的每一寸土地；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伟大国家的一分子。”他知道，说此番话别人一定会赞同。(34)

如同在1847年一样，卡尔洪在玩一个历时很长的欺骗游戏。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南方非种植园主白人和国内党派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曾被用于19世纪30年代焦灼的战争中。许多人仍然希望，他们所在党派的领导班子能够达成共识，组织一次区域间的切实可行的选举，来选出下一届总统。然而，詹姆斯·波尔克并不打算参加竞选，他已经厌倦了陷入僵局的领土问题。他正专注于在墨西哥城进行的谈判，此次谈判的进程几乎和国会谈判一样漫长。进程拖沓的原因之一是，波尔克政府越来越希望说服国内舆论，让美国吞下这整个被征服的国家。

约翰·高哈姆·帕尔弗所在的马萨诸塞州的辉格党抗议说，得克萨斯的吞并“刺激了（部分）美国人民的胃口”，让他们渴望更多领土。帕尔弗觉得，“如果奴隶制仍然足够强大”，从墨西哥那里争夺来的领土就不存在什么问题，“只要对他们略施小计加以威胁，奴隶制就会得到承认并永久化，他们也会依照章程加入联邦”，如此一来，就会增加国会中奴隶政权的权力。卡尔洪和帕尔弗只在一件事上认识一致，那就是整个墨西哥实在是太大了。卡尔洪说道：“我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能把白人以外的种族纳入联邦，一半以上的墨西哥人都是印第安人，另一些则来自混合部落……而我们的政府是白人政府。”帕尔弗也认为墨西哥是“说不出名字的混合种族”，不太适合加入美国。(35)

正如卡尔洪试图说服南方辉格党和民主党结盟一般，帕尔弗和他的良心派辉格党同僚表示，任何不明确反对开拓奴隶制新领土的总统候选人，都不会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们通过这种手段分裂了辉格党1848年州代表大会。当此方案行不通时，帕尔弗及其良心辉格党同盟便退出了该党。与此同时，纽约民主党也走向了分裂。以马丁·范布伦为首的一派被其对手戏称为“烧仓派”（该名是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民为了灭鼠而烧毁了他的谷仓而得），他们认为奴隶制扩张损害了北方和南方“自由白人劳工”的利益，并宣布忠于“自由贸易、自由劳力、自由土壤和自由人”。这些在民主党中唱反调的人便与从辉格党中分裂出来的以及自由党的激进分子结盟，创建了“自由土壤党”。他们推举范布伦为总统候选人，此人数十年来一直忠于南方种植园主一派。他的竞选伙伴是良心辉格党创始人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儿子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1848年初，老亚当斯因致命性中风倒在了众议院的地上去世了。(36)

回到华盛顿后，参议院终于收到同墨西哥谈判的最终结果《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该条约除了确认吞并得克萨斯，还让美国增加了52.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当时美国有2300万人口，平均下来，每人有13英亩土地。继买下路易斯安那和阿拉斯加之后，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领土收购。参议院取消了其中一项条款，该条款承诺兑现由西班牙和墨西哥政府批准的土地索赔。条约还在新西南地区开放了一个大规模的盎格鲁不动产地区。如果说之前移民没有足够的动机撵走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那么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萨特的磨坊发现的黄金，则给了他们足够的动力。

尽管《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中所承诺的让步颇多，但未能因此平息一场有争议的战争。两年时间围绕占领的领土该何去何从的争论，让南方人十分焦虑。他们急于保护自己将来能够获得的政治优势和创业的可能，甚至威胁在西部实行奴隶制是结盟的代价。同时，北方人认为南方奴隶主对待他们的方式与对待他们的奴隶没什么不同，因此选举计划也开始动摇。自从政党联盟为了维护稳定而引发了两次“银行之战”以来，政治体制就一直依赖于各方的利益平衡。这些联盟在秋季选举的混乱中难以生存，即使能幸存下来，也不清楚各自党派是否能说服足够的南方人或北方人达成妥协，进而解决组建新领土的问题。

事实上，1848年的国际环境对大西洋两岸的政治统筹造成了巨大压力。巴黎人民起义，并与法国军队展开对抗。巴黎硝烟散尽时，被吓坏的资产阶级迎来了拿破仑二世作为新共和国的领袖。但很快这个领袖就摇身一变成了国王，此人系拿破仑的侄子。在莱茵河流域，人们奋起反抗德国联邦的统治者，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国家，并且在其他方面取得更具突破性的成果。革命一经崩溃，政治难民便逃离了欧洲大陆，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自他乘坐的轮船在伦敦靠岸后，他在大英图书馆里度过了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那时，许多“四八佬”(7)也逃至美国。同年7月，在伊利运河旁的塞内卡瀑布小镇，几百名改革者在此聚集，临时召开了“妇女权利大会”。组织者当中就有伊丽莎白·卡迪·斯塔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8)。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也出席了本次会议，他是从奴隶制中逃脱出来的批评白人权力最有效的传声筒之一。此次大会起草了《权力与感想宣言》，宣称妇女拥有选举权。

塞内卡瀑布小镇集会推动并发起了美国的女权运动。这种发展将对美国政治造成长期的影响，与1848年欧洲发生的任何一个大事件一样激进。当时，一些男性政客并没有把塞内卡瀑布集会当回事。欧洲大范围地讨论正在发酵的革命，但革命似乎不会很快到来。比这些革命更迫在眉睫的是，从报纸的刻意关注到国会大厦内外的政客们发布的煽动性言论来看，墨西哥领土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对秋季总统选举具有潜在的影响。国家党派的领袖正努力防止不稳定的对抗蔓延，他们试图提名有可能同时向着两边的中间派。辉格党大会选择了扎卡里·泰勒，此人曾在墨西哥战争中立下战功。他出生于弗吉尼亚州，是詹姆斯·麦迪逊的表亲。泰勒还是一个西南部的种植园主，在路易斯安州那拥有超过100个奴隶。他行事低调，不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树碑立传。民主党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打压了由极端主义者威廉·朗兹·扬西领导的罢工，并提名密歇根州的里维斯·卡斯。(37)

按照预期设想，卡斯的阵营在大选期间针对北方和南方推出不同版本的传记。但新自由土壤党仍然赢得了10％的普选票，这也就显示了《威尔莫特附文》带来的压力，并在政党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由土壤党的选票帮助了一个奴隶主进入白宫：在纽约，范布伦和“烧仓派”从纽约州的民主党议员中拉到了足够多的选票，让泰勒将该州的36张选票全部收入囊中。泰勒将军同样也获得南方的大部分选票，南方的白人认为他当选总统将支持奴隶制的扩张，此外还会将奴隶制扩张到新得到的墨西哥领土。

然而，卡尔洪并不信任泰勒以及政党制度。在1849年1月，他和其他南方人在国会发表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演说词，他们警告说：如果北方的反南态势继续扩大，且南方对此不回应，奴隶制的扩张和奴隶制就将被终止。由帕尔弗等人控制的国会将禁止州际奴隶贸易，同时也将不会有新的资本注入以支持奴隶制，奴隶们的头上再也不会悬着大棒。不断扩大的黑人人口将淹没白人，并且他们会进一步开展废奴运动。在那之后，好事的北方白人就会要求为前奴隶争取“选举权并担任公职”，然后“白人只能匍匐在地”，接受政治上的委曲求全和强制性的异族通婚，“很多自由和开明的人士将因此经历前所未有的恶化情况”(38)。

为避免这一灾难性的后果，唯一办法就是南方白人团结起来，主张对新领土具有平等的所属权。正如卡尔洪在南方党团会议上呼吁双方讨论的演讲中所言：“南方可以把他们的奴隶运送到加利福尼亚州和新墨西哥州……国会一定会将其（奴隶）同其他财产等量齐观。国会不需要通过法律对此地的奴隶制进行授权。”在这个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解释背后，是团结起来的南方迫使北方“考虑后果”。毫无疑问，北方会退缩，奴隶制的扩张将永远被植入国家的宪法，且此时正好赶上新领土成为蓄奴州。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胜利将弥补奴隶主自19世纪30年代后期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那段时期他们失去了对美国经济的控制权。在国会大厅确定新的蓄奴州，将在未来阻止所有反奴隶制的措施。(39)

一个狂热支持奴隶制扩张的人可能会被看作极端分子，相比实际上的奴隶制扩张，他们对抽象的理论更感兴趣。但在未来1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将发动一场实战以实现对美国的重新定义，迫使美国政府做出明确的、永久的承诺来保卫和传播奴隶制。他们是严肃认真的。他们把这些关于奴隶制的观点当作受宪法保护的基本财产权，所有举措都暗示了南方政治的共同假设。1849年，实质性正当程序经宣传、推广，作为南方的权利开始生效。这场演讲得到南方媒体的广泛支持。编辑们提醒普通白人，维持奴隶制边界的斗争也是他们自己的斗争。如果奴隶制边界关闭，海地革命重演的风险就会增加。即使没有大规模的叛乱，贫穷白人也要被征税用以补偿奴隶主解放奴隶所遭受的损失。之后，富人可以用财富“维持自己的地位”，但普通白人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本质的、生来自由的、独立的精神”。选民们对这场演讲做出了回应，密西西比州的政客们于1849年10月组织召开了“奴隶主大会”。卡尔洪在密西西比州的盟友、参议员亨利·富特，于1850年开始组织区域大会，其中暗藏了威胁，略微变动就能成为蓄意毁灭国家的团体。(40)

同时，在国会方面，南方民主党人操纵联邦政府，想让联邦政府进一步保障奴隶主个人的财产。他们从抓捕逃亡的奴隶下手。斯托里法官在普里格一案上做出让步，因为该案中南方在这一问题上的行为对宪法造成了影响。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人非常坚定，想让联邦政府强制实施宪法中关于奴隶逃亡的条款。假使他们操纵联邦政府，让政府承诺保护奴隶主的财产所有权，当他们的奴隶财产流失到另一个州，国会会发现很难限制奴隶主转移自己的财产到别的州的权利。参议员詹姆斯·梅森提出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废除北方地方陪审团指控逃奴的审判，这意味着将允许南方白人指控任何逃走的奴隶，即便没有太充足的证据，也可以把他们遣送回南方。(41)

南方奴隶主围绕一些关键性原则联合在一起来增加其需求，并不断施加压力以解决领土问题。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传来的消息清楚地表明，1848年第一座黄金矿脉将大大巩固美国金融体系，并使之具有保持增长的能力。而到了1849年，由8万多名美国人组成的“四九佬队”(9)迁往加利福尼亚，这加剧了领土问题的争端。大多数移民都是北方人，但南方白人经常带着奴隶到矿山淘金。墨西哥在20年前就废除了加利福尼亚的奴隶制，但奴隶主不能理解为什么加利福尼亚要变成一个自由州。它甚至可以分为两个州：一个属于北方，一个属于南方；一个是自由州，一个是蓄奴州。然而，除非他们自己解决这个僵局，否则国会无法建立一个地区性的政府。因此，此时的加利福尼亚处在一种没有法治的状态之中，形势捉摸不定。(42)

1848年11月的国会选举结果直至来年12月才能正式生效。但在1849年3月就职仪式后不久，泰勒总统就开始秘密鼓动一些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定居者来举行会议，其中主要是北方人。他们所要制定的宪法将禁止奴隶制的存在。南方辉格党人很快就发现，他们不得不给自己的南方选民一个交代，于是他们纷纷谴责泰勒背叛了他们。回到南方大本营，政客和编辑们开始策划整个南方的大会，并准备在1850年7月于纳什维尔举行。随着第31届国会在12月的召开，许多人纷纷猜测，这将是所有州代表聚集在华盛顿的最后一次集会。政党再次结盟的迹象微弱。众议院用了64张选票任命了一位议长，这最终改变了规则，使佐治亚州的民主党人赢得了选举。他们对此松了一口气，并开始雇用一个正式的“守门人”——一个类似于武装军人中士的职位。但北方和南方的代表陷入了争执：他们应该雇一个奴隶主还是一个反对奴隶制的人？随后，泰勒总统在正式咨文中大胆要求参、众两院的议员支持加利福尼亚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州宪法禁止奴隶制。国会因此陷入混乱和动荡，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说辞：南方人威胁要分裂；部分自由土壤党分子则表现出反奴隶制暴乱前景下的过早兴奋；自由州的民主党和辉格党坚持北方人不能受欺凌；此外，还有“不诚信”和“欺骗”的尖叫声；有些南方人抱怨在自己以血汗换来的领土上受到了侮辱与排挤。(43)

喋喋不休的争吵持续了两个月，已不知礼让、谦虚为何物，而一帮老家伙终于选择了决裂。1850年1月21日的晚上，亨利·克莱到丹尼尔·韦伯斯特位于华盛顿的住所拜访。他想确认一件事，那就是这位老辉格党朋友会不会支持他。1月29日，这位肯塔基人在参议院议会大厅——过去40年间他都投身在此工作——侃侃而谈。克莱提出了八项提案，这些提案抵消了每个部门的优势，使各部门间能相互扶持，让它们一同进退，要么一起作为，要么无所作为。后世的历史学家经常提到这样的说法，这些决议为《1850年妥协案》做了铺垫，北方因而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10年，使得内战最终爆发时，北方强大到足以击败南方。不论是否属实，克莱差点亲手破坏了他为保护联邦所做的努力。他坚持认为，提议的目的是使交战双方承认所有的协商条件。但反对者则指责其动机自私，他们认为这项大提案表明了提案者妥协的一面。其实，真正的妥协是双赢解决方案，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能获得胜利，但是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冲突的双方认为相互投降的结局是“双输”。这样的结果也许不是冲突的结束，而是孕育了新的冲突。(44)

所以，为了达成所谓的为解决领土冲突的“最终解决方案”，克莱到底提出了什么？首先，承认加利福尼亚州为自由州。其次，新墨西哥州和西南的其他地区将被改组成“不履行奴隶制”的领土，也就是说，暂缓实行奴隶制，直至实际居住在这块领土上的居民可以决定。国会并不排斥实行奴隶制，这就让南方政党在接受这项计划的时候看到了希望。克莱等人否认奴隶制能够使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的经济走向繁荣。许多人认为，是否实行奴隶制要由当地的实际居民来决定。这里的希望所在是，南方的党羽将此看作国会不排除奴隶制的计划而加以接受。克莱等人则认为，奴隶制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州成不了气候。很多人认为，这种权宜之计会让当地人悄悄地要求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

虽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失利让南方备感难受，但是克莱的做法对他们也有些好处。美国将资助得克萨斯偿还巨额债务，这就让新奥尔良投资者很开心，他们在资助奴隶主参与战争后的14年间，从未收到还款。克莱确实提出了一些废奴主义者多年来一直争取的东西：禁止在哥伦比亚特区内进行奴隶贸易。但他又附上了一项解决措施，提出国会没有权力阻挠各州之间进行奴隶贸易。也正是这项决议，使北方政党发现他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妥协的机会。这就要求制定严密的逃奴法案，正如当时詹姆斯·梅森所提出的方案。奴隶主们抱怨，他们在领土问题上的步步退让，导致他们身处自由州的包围之中，而且这会无形中将他们手下的奴隶“抽走”。《逃奴追缉法》将会在普里格一案中被强制执行，联邦政府会帮助奴隶主维护他们的个人财产，使得联邦政府成了奴隶主的仆人，卡尔洪的实质性正当程序似乎是对《第五修正案》做出的合法解释。

因此，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是以牺牲黑人为代价的，他使黑人陷入无边的奴隶制之中，虽然奴隶制扩张可能会有所限制，但仍将继续下去。克莱又联系了其他一些相关的事件，预先扭转了北方的选票，成功使一些极端南方人的观点合法化，使得自由州代表占据多数的国会将这些观点视为正常。尽管在很多北方人看来，那些观点有悖于宪法。关于这项法案的争论漫长而焦灼，泰勒要求加利福尼亚州立即加入联邦，废除奴隶制。南方人想要得到一半的加利福尼亚州以及整个新墨西哥州，还想为得克萨斯州争取到更多的领土。杰弗逊·戴维斯、亨利·富特、詹姆斯·梅森和许多南方人则热衷于鼓吹一种支持奴隶制的宪法，通过众议院和参议院游说这种实质性正当程序。这场论争的高潮发生在卡尔洪患上肺结核被担架抬进参议院的房间之时，当时他已经奄奄一息。当梅森代替卡尔洪宣读他的最后演说时，这个南卡罗来纳州人在毛毯下瑟瑟发抖。这一次并没有针对正当程序的争论，取而代之的是用感性措辞警示，长期以来的冲突以及冲突的愈演愈烈，正在打破南方和北方白人联盟的纽带。宗教分子、知识分子和当下的政治联盟在奴隶和自由工人的界线上分道扬镳（他没有提金融协会，因为金融协会正在恢复当中）。这次演讲的主旨是：南方人中的骨干准备接受逃奴法案，但对克莱妥协案的其他部分不予接受。

几天后，来自纽约州的参议员威廉·西沃德发表了演说。他认为，不论宪法是否能够提供保障，冥冥中一部“更高的法律”——上帝的律法——在帮助主张废奴的北方人阻止奴隶制的扩张。让奴隶主们更加头疼的是，西沃德谈论“更高的法律”时，那种傲慢的姿态据说使自由州获得了更大的权力，那就是政治经济法。西沃德陈述道，自由劳工制度使纽约“依靠自身的企业，获得了和欧洲大陆合作的生意，并且正在稳步地掌控着世界贸易”。这么听起来，就好像纽约人自己从来没有买卖过一包棉花一样。(45)

然而，无论是国会中的还是南方大本营的南方人，都对未来把握不定。1850年初，那些最关心奴隶制扩张的州，对于是否要派代表到纳什维尔会议进行谈判，以及派出什么样的代表的争论已达到白热化程度。与此同时，南方各地组织了关于支持妥协案的会议。极端主义者建议许多南方白人脱离联邦，然而他们并未做好准备。当6月3日纳什维尔会议召开时，与会的代表人数比激进分子所预期的要少得多。路易斯安那州没有派人来参加会议，得克萨斯只来了一个人。因为克莱妥协案将偿还得克萨斯州的债务，而其中很多债主都是路易斯安那人。(46)

人们对达成一个华盛顿妥协案仍然抱有希望。辩论已经过去几个月了，而事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卡尔洪因疲劳过度于3月31日去世，从此南方失去了一名激进分子，卡尔洪本来可以团结他们凝聚人心。泰勒的“背叛”引燃了在国会与南方媒体中的激进主义，导致克莱与泰勒的对抗愈演愈烈，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7月5日泰勒总统突然去世的那天。副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是纽约州北部人，和克莱交往密切，他继任了与他持不同政见的泰勒总统的位置。然而，辉格党人内部在克莱的提案上并未达成一致，参议院在7月底也否决了这项提案。坐在电报机旁边参加纳什维尔会议的代表们，因为失去斗争对象反倒有些寂寞了。

从克莱写给妻子的信中可以判断出，整个春天他都沉醉于别人的示好之中。现在，他放弃了妥协，一路向北逃到了罗德岛的纽波特，这是他最喜欢的度假小镇，在那里他可以打牌、赌马、谈笑风生。在华盛顿，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新人史蒂芬·道格拉斯自发牵头重启妥协案的商讨，他将方案分成了几个部分，巧妙地集结了一群南方人和一些北方人中的亲南派，这群人反对加利福尼亚加入美国，接着将这几部分分别向参议院提交议案。9月初，史蒂芬·道格拉斯通过参议院向众议院递交提案，后来提案又被打回参议院重新修改讨论。9月20日，在第31届国会成员就职10个月后，菲尔莫尔签署了妥协法案，使该法案正式生效。礼炮响彻华盛顿特区上空，公寓和酒店外面聚集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哼唱着小夜曲，而领导人在屋内饮酒自醉，自我麻痹，寻求宽慰。(47)

针对斯普林菲尔德和伊利诺伊社区这样的情况，报纸称之为“举国欢庆”。新奥尔良州的《皮卡尤恩时报》认为，领土问题“已经确定并解决了”。同年12月国会召开新会议时，菲尔莫尔总统声称1850年的妥协案“一锤定音，不可撤销”。全国各地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似乎都平复下来，接受了这一结果。在南方，南方人暗中取缔了那些搞州分裂的会议。南部的白人选民显然没有必要考虑武装抵抗《威尔莫特附文》，虽然这并没有阻止秋天时来自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国会候选人反对该妥协案。(48)

尽管他们用了整整4年时间来解决此问题，但墨西哥战争和北方人持续反对奴隶制扩张所挑起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新近获得信心的北方，被得克萨斯州和其他一些事件所激怒（像帕尔弗这样的人将此类事件烙上了“奴隶主权力”的标签）。北方人将《威尔莫特附文》看作一条分界线，并以此为共识联合起来。该附文承诺限制奴隶制，任其自灭，并试图遏制奴隶主们想要统治北方甚至整个国家的企图。而支持奴隶制的南方，由于陷在经济萧条和人口增长停滞的状况中，处境岌岌可危。为了应对危险，夺回失去的优势，他们将这些条款编入法律，即联邦政府和宪法应保护奴隶主的财产权，尤其是在新领土上，这项规定仍然适用。

尤为重要的是，在新领土上将奴隶制作为合法的制度加以推行——这个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关乎300万名奴隶未来的命运。然而，双方都没有能够成功实施关于奴隶制的解决方案，也并未保证奴隶们的未来。他们仍然全副武装，蓄势待发，不仅准备动手，嘴也没打算闲着。在1850年的一场辩论中，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一位“波特式”的老辩手，冲撞了来自密西西比州、正在发表演讲的亨利·富特。富特气得拔出手枪，最后还是法官们把两个人拉开了。在妥协案问题上到处是剑拔弩张的场面，然而，关于新墨西哥州和犹他领地的组织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却讨论得较少。泰勒总统试图把新墨西哥州确立为自由州，此举激怒了南方，于是克莱建议这些领土不应受奴隶制的保护或限制。很多教科书上说此次辩论的最终结果是克莱占上风：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成了反对和支持奴隶制的居民之间人口竞争的试验田。然而，尽管委员会敲定了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实行奴隶制，争论的双方竟又联手将一些补充条款编入了法律。条款中指出：如果一个人提起诉讼，起诉该地区的奴隶法，比如奴隶主因为其个人财产未受到所在地的法律保护而不满，而当地法律也一直未承认他有权占有奴隶，他可以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由法院做出判决，判决他们占有奴隶或者进行奴隶制扩张是否符合《第五修正案》，或者说《第五修正案》是否保护他们的个人财产。(49)

辩论双方都因此赌自己对宪法的独特解释会在法庭上获胜。卡尔洪在天之灵，也会自信满满地给自己那一方的人押上赌注。不多久，最高法院表示，宪法的起草者坚持保护奴隶主的财产，包括他们所在州以外的财产。如此国会达成一致，通过了《逃奴追缉法》。归根结底，正当的法律程序可能不会准许像帕尔弗这样的北方政客在立法层面解放奴隶，他们希望避免奴隶制进入新墨西哥。此外，法院中还有一些人由南方人和同情南方的民主党任命。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期望他们做出怎样的决定呢？信心与日俱增的北方又会如何反应呢？ 《1850年妥协案》中关于新墨西哥州和犹他州的条款绝对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相反，这些条款给日后的冲突搭建了平台。正如后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妥协案中的其他方面也非最终的解决办法。

(1) 1815年创刊于波士顿，被认为是19－20世纪最优秀的文学杂志之一。杂志迁至纽约后，成为一本为当时公共事务提供公共论坛的全国性杂志，颇受赞誉。1940年停刊。

(2) 威廉·威尔斯·布朗（1816—1884），原是一名肯塔基州出生的黑人奴隶，后逃到北方获得自由，并成为废奴运动中著名的演说家和作家。

(3) 亨利·比伯，19世纪初出生在肯塔基州的黑人奴隶，后成为废奴运动的一名发言人。

(4)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与马里兰州之间的分界线，内战时期，成为自由州（北）与蓄奴州（南）的界线。

(5) 1519年，西班牙人赫尔南多·科尔斯特率领他的小分队入侵墨西哥，他通过施展狡诈手段，征服了阿纳华克地区的阿兹特克人。

(6) 镀金时代：指美国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初的一段历史。

(7) 指欧洲1848年革命的支持者。

(8) 美国女权运动的先驱领袖之一，于1848年提出美国第一个要求妇女选举权的运动纲领。

(9) 1849年涌入北加州的淘金者的统称。

第10章　手臂　1850—1861

当理查德·斯劳特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大家都没料到他以后会那么长寿，而且活得那么风光。接下来要讲述的是他孩提时代的一个故事。这么多年，他一直说确有其事。从美国奴隶制发端的地方往上游30英里的詹姆斯河上，他和表哥本一直就生活在那里。那一年是1850年，他表哥10岁，他只有8岁。当时，弗吉尼亚州不是全力种棉花，而是全力生孩子、养孩子，长大后就去摘棉花。所以，比起亚拉巴马州，这个州的男童奴隶要再晚几岁才开始全天干活。那天，理查德和表哥在詹姆斯河边闲逛，“抓了一些蝌蚪和鲦鱼”。在河边的坍陷土岸下方，理查德看到“一条巨大的噬鱼蛇”（一种分泌毒液的北美蛇），蛇头正从一片漆树丛中挂下来，前后摆动。和其他南方男孩一样，理查德和本也爱捕蛇，他们开始拿棍子去挑衅它。蛇张开大嘴，看上去要反击，“不料，从它嘴里吐出一条巨大的鲶鱼，大概有我胳膊那么长呢，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鲶鱼的肚子很大”。于是两人拿棍子猛打。“鲶鱼张开嘴，竟吐出一个妇女用的那种有扣的钱包”。钱包皱成一团，好像奴隶主纠结的内心一样。他们费力地打开钱包。“你猜里面有什么？两枚大大的铜币！你可能不相信，但千真万确！”事隔80年后，理查德对采访他的人说道。

当时只有他俩在场。但就一场奇遇而言，关键不在于它是否真的发生了，而在于它的意义有多大。因为如果意义甚微，那么所发生的奇遇也不过是一场凑巧的意外而已。理查德和本在弗吉尼亚州的浸礼会上一定听过《马太福音》第17章，那个鱼的故事自有其含义。起初，耶稣的门徒问他，他们是否需要向罗马主教缴税。耶稣答道，上帝的孩子不需要缴税，“但为了避免冲突，你们也可以去溪边钓鱼。抓住第一条上钩的鱼，掰开它的嘴，你会发现一枚硬币。作为我的税银和你们的税银一起上缴”。

理解《马太福音》这段文字的一个途径，便是把它当作指南，教你如何在一个到处是恶人的世界里像圣人一样活着。当然还有别的理解方式。在这个故事中，鱼本身是个比喻，作为一个符号告诉信徒们，上帝会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甚至足以让他们在一个专制政权下存活。恩典会以平凡的方式降临，就像渔民捕鱼那样平淡无奇，或是像上述故事中两个男孩杀死一条蛇那样。(1)

鱼在深海游弋，而深海里隐藏着妖魔鬼怪。马太的故事创作出来1800年后，理查德和本的祖先横跨大西洋来到了美洲。他们从贩奴船的“肚子”里被“吐出来”，身上黏糊糊的，大口地喘着气。虽然一路艰辛，但还是活了下来。他们娶妻生子，子又生子。直到这一天，另一种怪物从深处冒出来，又要对他们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下手。怪物的钱包里藏着一笔财富，宛如毒蛇伸出的舌头一样，有两个分叉。

“我给了表哥一枚铜币，自己拿了一枚。”理查德回忆道。随着一年年地过去，理查德的这枚铜币越来越显出“幸运”的成色，他的财富日积月累，日益庞大，好像金钱的光芒能保护他不被毒蛇吞掉一样。到19世纪50年代，国内奴隶贸易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但长大成年的理查德却未被出售。一天，他走到那条河的河边，看到一船人身穿蓝色工服，慢慢驶向奴隶主理查德·艾普斯的大房子。那一天，理查德·斯劳特宣布他是自由人了。很快，他穿上了自己的蓝色工服。在后来的两年里，他在美国部队中扛过枪，打过仗，为自己的同胞带来了和平。之后，他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学习读写，周游世界，最后回到弗吉尼亚州安定下来，过上了平常的渔民生活，每天在他曾经嬉戏过的河边垂钓。(2)

理查德演绎了这个寓言。但是，本拿走的另外一便士就没这么走运了。理查德告诉采访者：“据我了解，艾普斯从没卖过奴隶，除了把我表哥卖到了南方。”本带着那枚给他带来不幸的铜币来到里士满。第三代年轻商人们如今在培根·泰特（Bacon Tait）的旧牢房工作，牢房坐落在夏可洼地附近，这也是当时另一场创新运动即将兴起的地方。在这里，奴隶主会发出类似这样的指令，指令由奴隶经纪人理查德·迪金森接收：“如果你还没卖掉查尔斯，试试让他说多一些，说响亮一些。”意思是说，要讲一些事情，让他看上去勤恳努力，肯为奴隶主卖命。“在他心甘情愿这样做之前，可能你得先用鞭子教训他几次。”奴隶经纪人的工作实在是经济上的一个创举，同时也十分保险，在买卖奴隶的同时不拥有奴隶，做到规避风险。因此本也很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作为老弗吉尼亚州可以出售的商品之一，他侃侃而谈。几天之后，他在一辆货车车厢里热得汗流浃背，货车轰鸣着朝棉花地区驶去。19世纪40年代，南方错失了一次修建铁路的机会。北方趁此机会奋起直追，蓄奴州则一蹶不振。但到了19世纪50年代，南方重返正轨，修建铁路的速度远超东北各州。铁路和马匹运送大包货物、种植园主和劳工，比起过去查尔斯·鲍尔单凭脚力拖着禁锢他的铁链到南方的康加里，速度不知提升了多少倍。(3)

他们把本卖到了亚拉巴马州。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本领越来越强，存给自己赎身的钱也日益变多。每当劳作之后，他会悄悄地潜回自己的小木屋，从许多木条中拿出一块质地柔软的布，里面是那保存许久的一便士。他躺在一片漆黑之中，把铜币擦来擦去，嘴里小声嘟哝着祈祷的话语，好像那块铜币与他遥远的出生地有某种联系。屋外洒满星光的树丛之外，被铁轨切断的黑暗处，火车轧过铁轨的声音萦绕耳畔。此时，电报机传来政治家关于奴隶制扩张的唇枪舌剑的即时消息，这比传来他们口中的逃亡者、棉花的报价、12岁男奴的订单这样的消息要快得多。

70年前，奴隶制在美国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在这70年里，抚养本和理查德长大的人们曾勇斗毒蛇。他们各自过着艰难的生活，直面世道的险恶。一些人奋力逃跑，一些人选择放弃，一些人无奈死去，还有一些人“死去”了，又在新的友谊、新的婚姻、新的上帝和新的自我中获得重生。19世纪50年代，奴隶制扩张再一次卷土重来，又一批25万名黑奴被押上火车，运往美国西南部。

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这促成了亚拉巴马州的分裂，从而引起了美国内战和黑奴解放运动。此后，作家们开始不惜笔墨地大量撰文，试图解释南方白人的行为。对作家来说，故事结局是显而易见的：胜利属于亚伯拉罕·林肯、理查德·斯劳特以及身穿蓝色制服的士兵们。借用19世纪40年代的批评家们的分析，比如约舒亚·莱维特，南方属于前现代经济体系，因此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在经济竞争领域还是在那场战争中。如果借用白人废奴主义者、演说家温德尔·菲利普斯的说法，南方是一座注定要沦陷的特洛伊城。既然这样，就引出了以下问题：究竟出于怎样的疯狂，导致原本保守的种植园主们不惜发动一场战争，结果却加速了自己的灭亡？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当时占美国3/4人口、并不拥有黑奴的南方白人也奋起加入战争，而且他们当中有数十万人甘愿为注定失败的疯狂而捐躯呢？

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同那些投票支持奴隶主，参与镇压黑奴运动的南方白人一样，他们与奴隶主一起持续地扩张奴隶制的土地。大半辈子坎坎坷坷的经历，教会了这些白人把奴隶制的扩张同他们的繁荣兴盛联系起来，同他们自己的权利与积累的财富联系起来，甚至与他们的自我享受联系起来。《1850年妥协案》没有明确允许奴隶制在日后的扩张，因此整个19世纪50年代，奴隶主政客们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其议程，尽管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庆祝妥协案的通过，因为他们被告知妥协案彻底为这一议题画上了句号。领导者们正尽力推行一个战略，这个战略由卡尔洪等人在过去10年中首次提出，即利用民主党的政治资本、联邦政府的制度权力、威胁分裂国家和宪法据理力争，强迫美国其他地方承认南方人有“权利”在他们想去的地方扩张奴隶制。他们的目标逐步形成，但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奴隶主们希望看到奴隶制扩张写入国家的法律和各政党条例之中，以政令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实施，并且由国家最高法院明确判定为符合宪法。他们深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在联邦的未来就不明朗了。

长久以来，积极拥护奴隶制的运动或许会在未来左右政府决策，但没什么能让焦虑的企业家们心安理得地相信扩张会永久持续下去。尽管这意味着一次决裂，一边是年迈乐观的白人废奴主义者，另一方是日渐独立而实干的非裔美国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便是其中一员。前者想让反奴运动免受政党染指，后者如道格拉斯，则寻求途径，想要将反奴思想灌输到北方政党中。确实，在19世纪50年代，最终证明了道格拉斯一方是正确的，他们看到了政党制度下的一个缺口，那就是将国家利益同奴隶制扩张联系到一起。越来越多的北方白人听到了来自棉花边疆地区的难民们的故事，或是对1837年后的骗局保持愤怒，或是对1850年《逃奴追缉法》给予回应。出于某种原因，他们离开了快要崩溃的辉格党联盟。作为一种选举的手段，他们所创造出的新政治结构——共和党——能够吸纳大多数在自由州的奴隶制反对者，至少能坚持一段时间。再加上北方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多，使得如今这个反南方党派即使失去南方的选票支持，也依旧能赢得全国选举，起码理论上是如此。

然而，奴隶主并不认为他们自己的体制与时代背道而驰，不觉得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会注定走向灭亡。相反，他们将自己视为“摩登”人士，掌控着世界经济中最成功、最创新的部分，推动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19世纪50年代，虽然充斥了喋喋不休的政治冲突，但奴隶经济的产量仍然在逐步扩大。内战爆发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棉花价格居高不下，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奴隶制的企业家们大发横财。唯一的问题是，南方到底会选择哪一条路？是留在美利坚，将奴隶制扩张到整个国家，还是走向独立，怎么扩张自己说了算？

因此，从1865年后的新世界的视角回过头去看，自理查德·斯劳特穿上那身蓝色军装、扛起枪，幸存者在丹维尔跳舞庆祝的那天起，便很难看清棉花州脱离出去之前当时世界的形势。但从19世纪50年代看，棉花田、账簿、载满奴隶的货车，还有本紧握那枚硬币所待的黑暗小屋，奴隶制看上去像一条长长的蛇形曲线进行扩张。关于河边的那条蛇，当然是个寓言故事。整个10年，这则故事都百听不厌。理查德再也没见过亲爱的表哥。是的，就像他们习以为常的那样，他们过着结婚生子、又结婚生子的生活。但是，母亲却比以往消失得更快了。有些人抚养孩子长大，但孩子也销声匿迹了。在那段岁月里，露露·威尔逊和她的母亲以及其他兄弟姐妹住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小木屋里。先是露露的父亲被白人装上一艘汽船，顺河流而下后就不复音信。随着棉花的价格在美国最南方居高不下，年长的兄弟姐妹们便都被送去了南方。真是会算账的奴隶主！展示商品、议价、将孩子与奴隶贩子同船运走，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天之内全部完成，干脆利落。等露露的母亲收工回家，发现一切都晚了，床上空无一人。“上帝啊！”她瘫倒在小屋脏兮兮的地板上，在床边双膝跪下，哭喊着，“在我死之前，让这一切都结束吧！”(4)

露露从未忘记母亲的呐喊，也从未忘记内心的恐惧：这种哭诉和失去何日才是尽头！作为个体，她的母亲连自己的自由都几乎无法获得，更无力救下自己的子女。根据1850年《逃奴追缉法》新规，白人和其背后的联邦政府有义务去全国各地追缉逃奴。自从遭到巡逻队、军队和装满火药子弹的装甲部队的阻止，公众对奴隶制的集体反抗看上去便遥遥无期，悬殊的力量对比让纳特·特纳像是一只随时可能被锤子打扁的飞虫。反抗者们只得独自等待。铺天盖地的辩论让几乎所有美国白人确信，美国黑人要反抗，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当然，白人评论家们描述了奴隶制的不道德，并嘲笑奴隶制所代表的落后经济。他们本来也许会感觉好受些，但并没有得出个像样的结论。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在内战期间负责管理美国卫生委员会，这是一家半政府机构，致力于改善联邦士兵的居住卫生条件。或许他会认为，自己同奴隶们是盟友。但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来南方旅游的北方佬。19世纪50年代，他从弗吉尼亚州来到得克萨斯州，为写作一本书搜集素材。在此期间，有成千上万的北方人涌入南方：铁路工程师、棉花经销商，还包括要去结婚的女士，他们的夫婿是在纽约邂逅的南方种植园主的儿子们。大多数人计划要在这里安定下来，尤其是当他们的服务加入南方白人的资产负债表时。(5)

沿着密西西比北部三角洲的小径，贫穷的北方人将缎带、线、锁等工业产品挑运到一片荒凉的棉花带，然而，在这里甚至开家商店都觉得格格不入。有钱人对此毫无兴趣，将漂泊来此的北方佬从大房子里赶走。小贩们路过一片旷野，大约有100人在低着头采摘棉花，如同机器一样。在最后一排林木线上，大汗淋漓的旅行者坐在自己的包上休息。小贩们“遭到了那些有钱的种植者的不公对待”。据路易斯·休斯回忆，“那些讨厌的种植园主跟奴隶们说……‘啊！你总有一天会自由的’”。但那些已满头白发的老人放下手中的麻袋，抬起头说：“我们才不信。我的爷爷就告诉我有一天会自由的，但到现在，不也还是老样子。”棉花地的远处，慵懒的监工斜躺在马鞍上，留意着这一切。小贩们耸耸肩，挑起包裹离开了。(6)

每当汽船上同行之人或列车上坐在奥姆斯特德后座的人提起奴隶制这个话题，他总掩饰不住自己浓厚的兴趣。他一心想要证明奴隶制是效率低下的一种制度。因此，当他在新奥尔良的大街上看到一个奴隶主刚刚购买了22个奴隶，他便开始思考：南方白人借来2万美金，把钱扔给这帮人，棉花在他们手上比任何40个自由人长得还快。他认为，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空间有限，如路易斯安那州或是得克萨斯州。同时，他又在心里盘算着，“支付弗吉尼亚州20多万美元来获得那些身强力壮的劳动力”。但在堤坝那边，一艘满载德国移民的汽船溯流而上，向爱荷华州开去。这些自由劳动力不需要花费多少代价，便建设了一个生产和消费多样化的社会，建设了“磨坊、桥梁、学校，还有绵延数里的铁路”，因为他们有工作、救赎和上升的动力。可是，当这22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奴隶在得克萨斯种植棉花长达20年后，奴隶主却要把他们赶到西部和南部，开辟下一个新的领地。而在他们身后留下的，却只有日渐破败的小屋、分崩离析的家庭和错综复杂的债务。(7)

图10.1　新奥尔良的奴隶贩子们不断地买卖奴隶。他们把奴隶当作商品劳工，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包装，比如让他们穿上统一的服装（Illustrated London News，January—June 1861，vol．38，P．307．）。

奥姆斯特德写了四卷关于他的旅行经历的故事，不遗余力地抨击奴隶制，坚称奴隶制的弊端阻滞了南方和全国经济的发展。在过去10年，随着奴隶主财政的集体崩溃，受过良好教育的北方人意识到，这一信念便是最基础的真理。前伊利诺伊州议员、律师亚伯拉罕·林肯坚称，只有“自由劳动力能够给予一切希望，带来活力、进步和情况的改观”。林肯自己逃出了做免费苦力的泥潭，那是在印第安纳州他父亲的一片麦田里。之后，他来到了伊利诺伊州的一个边境小镇，在这里他能得到微薄的报酬。他曾受雇为老板驾船去新奥尔良，在路上他看到奴隶们在三角洲堤坝后面辛苦地工作。回到伊利诺伊州，他开始阅读有关法律的书籍，为选举蓄力，自己成了能雇用别人的人。(8)

尽管奴隶制可能会阻碍人们改良进取，但像奥姆斯特德这样的北方人不断地发现南方白人变得越来越有效率。“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金钱！”他在一艘汽船上听到一个白人这样叫喊着。当奴隶和爱尔兰自由劳工争分夺秒地装货，这个男人则在一旁焦急地来回踱步，他担心赶不上种植的时间。每年的棉花种植季总是会让这样的人感到手忙脚乱，逼迫他们发了狠地压榨那些奴隶加倍地工作。然而，或许是19世纪40年代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又或许北方批评家们是对的，即认为奴隶主们已经偏离进步的道路，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奥姆斯特德在餐厅或者汽船上都能听到这样的讨论。南方白人担心这些话语会充斥各类报纸和月刊，如由詹姆斯·德鲍在新奥尔良执笔的杂志《德鲍的评论》（DeBow's Review）。(9)

然而重要的是，尽管北方人都有一个共识，认为奴隶制既落后又低效，还经历了过去10年的艰难岁月，但是相当多的南方人对南方是否能继续依靠奴隶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而且答案是肯定的。比如亚拉巴马州种族主义者、内科医师约西亚·诺特认为，是蚊子传播了疟疾和黄热病，而非沼泽中的迷雾。1851年，他写道，“700万人民”在美国北方、英国和法国，“他们的生存依赖南方300万黑人的劳动”。当“人类愚蠢到不可理喻”的地步时，解放就会发生。一张“棉花网”把受奴役的人民圈进了一张更大的“人类进步”之网中，并且如果没有强迫劳动，这一切都将烟消云散。(10)

实际上，过去10年，对免费农奴劳动力的无情剥削和廉价出售，再次证实了奥姆斯特德是错的，不论诺特的观点正确与否。在棉花企业家手中，奴隶制成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高效途径，对那些南方白人或别的地区的人来说都是如此。19世纪50年代，南方的棉花产量从200万包翻了一番，达到400万包，既没有丝毫减缓的趋势，也没有缓解西部工厂对原材料的渴求。全球对棉花的需求从15亿磅增长至25亿磅，并且在50年代末，美国种植园里的劳动力仍然在采摘余下的2/3棉花，棉花大部分销往西欧的工厂。截至1860年，根据每个白人平均所拥有的财富数量来计算，美国排名前八的州分别是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佐治亚州、康涅狄格州、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其中7个州都得益于棉花产业往西部和南部的发展，剩余的一个州是全美最发达的工业州，它从北方的工厂设备到西南部鞭笞机的传动装置中赚取了丰厚的利润。(11)

尽管奴隶制可能会大幅提高生产力，但一些南方奴隶主担心，过于依赖全球对棉花的需求会使南方陷入两个危险的境地：第一，世界经济可能会起伏不定；第二，移民所导致的北方州人口数量稳步增长，可能会慢慢削弱南方的政治力量。地方报纸和杂志定期刊登一些文章指出，南方应该形成一个多元化的经济体，起码要有一个有利可图的工业领域，这样才能吸引一些白人劳动力来南方打工。在1855年的一期《德鲍评论》中，威廉·格雷格描述了他的城市，一座坐落在南加州的工业城市。据他说，工业为这座城市带来的利润占总利润的11％，甚至更多。其他人则认为，采矿、钢铁冶炼和工厂加工的活可以雇用黑奴劳工。从数量上来说，奴隶劳工在南方工厂创造出的净利润和他们在土地上所带来的利润相当，奴隶劳工和东北部的自由劳动力一样多产。奴隶通过劳动，将弗吉尼亚州的钢铁铸造厂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从19世纪30年代起，南方出现了大量工业活动，而奴隶劳动力便是其原因之一。(12)

工业生产下的铁轨正在重新划分棉花种植带的边界。19世纪40年代，南方铁路里程的总长从683英里扩展到2162英里，但这一上涨幅度仍然低于自由州。在同一时期，自由州创造了7000英里的铁路网络，集中在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各州。19世纪50年代的再度繁荣时期，南方铁路建设总里程增加到一万英里。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的边陲、佛罗里达州中部和得克萨斯州东部，已经过了太长时间依靠货车接驳汽船的日子，如今也可借此打造成利润丰厚的棉花带。铁路蜿蜒穿过丘陵地带，也帮助自耕农和贫穷的白人完成了转型升级。后来土地投机公司开始驱逐擅自占地的居民。随着南方财富的步步积累，新一代贫穷的白人发现自己变成了走投无路的流浪者。即将搬入铁路所开辟的新领域的种植者们看不起他们，而且害怕这些流浪者。奥姆斯特德参观了佐治亚州哥伦布市，人们告诉他当地纺织厂有2万个棉纺锤都是由那些无家可归的“落魄女孩”来照看的，如果没有这份工作，她们可能就会被引诱着沦为妓女。南方工厂里收留了那些新近失去居所的白人流浪者，以此来改善现代市场对杰斐逊构想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该构想把独立的小农场主作为白人共和国的脊梁。(13)

尽管如此，南方棉花种植者还是意识到，他们对当地之外的金融决策者的日渐依赖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多灾多难的19世纪40年代，西南各州出现了金融崩溃和主权债务违约问题，这让南方的准银行家们几乎不可能进行资产重组。但对棉花的需求从1848年起再次增加，棉花卖出了整个19世纪的最高价，且持续时间最长。在立法被否决之后，南方各州政府的信用等级被降至低级。尽管如此，南方的企业家们每年都包揽了全球热卖商品的大部分交易，因此奴隶制仍然是有利可图的。另外，在1850年美国有320万奴隶，相当于13亿美元的市场价值，也就是1/5的国民财富，与国民生产总值基本持平。他们比美国任何其他的财富流动性都更好，尽管土地不会长脚逃跑，更不会拿斧子杀死监工。(14)

然而，自从19世纪40年代早期爆发了债务拒付危机，奴隶们不再是世界金融市场的附属品。关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繁荣和全球经济增长，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新型信贷流动的出现，将受奴役人民的身体、生命和手作为在棉花经济和投资人利益共享中贷款的基础。这一新金融生态状态结束了40年代的混乱，转而取代了30年代的信贷结构。19世纪30年代，奴隶主要通过债券的形式，由种植园主控制、州政府特许的银行发行销往遥远的金融市场，由此主宰和引导了信贷流往西南棉花产地。19世纪50年代的新体系为美国在西南部的扩张提供了大量资金，同时使全球资本市场获得了与奴隶主相同的附加利益。但这一新体系并不会弥补奴隶主在1837年和1839年经济恐慌中失去的利益，对其否定也不会撤销。这是对信贷流动和金融偿还的控制，而在此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奴隶主的巨大影响。

新金融生态是由持有少量资本的北方人创办的新兴企业所创造的，他们在1837年后迁往南方港口采购棉花，其中不乏一些大公司，比如说亚拉巴马州莫比尔的雷曼兄弟公司。旧时的商业公司走向崩溃，在其留下的混乱环境中，这些组织继承了一个老名字，叫“代理人”——自大西洋奴隶贸易起便有此名。同时，他们的角色在棉花经济中也相应进行了调整。他们开始借钱给奴隶主，以农作物和奴隶作为抵押。同时，代理人也要安排运输，确保货物在运输途中安全无损，以及为客户的工人团队提供基本生活需求。19世纪中叶，任何来自南方的个人和商业文件都会伴随着经理人的账户表。所谓账户表就是一张蓝底黑字的纸，由黑色墨水书写，干后呈红黑的铁锈色。到19世纪50年代中叶，每个棉花港口的内陆地区都有几家规模不小的公司，如巴克纳、斯坦顿、新奥尔良等公司，它们鹤立鸡群，成为行业的领军者。(15)

在19世纪50年代，代理人忙于调解棉花生产者和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冒着近在眼前的风险借贷，拓展贷款渠道。代理人自己也需要贷款，而他们的资金来源于纽约的银行，比如布朗兄弟公司。代理人自身并不能满足借贷的需求，借贷的资金需要被用来生产棉花，1840—1859年的棉花生产总值提高了4.5倍。借贷者依靠个人人际关系来评估潜在贷款者的信用，所以小规模的棉花生产者的借贷范围通常也有限。大规模的种植者和小城镇商人发现他们可以从代理人那里得到自己的信贷，然后进行重新配置，像毛细血管似的进一步传递，这样便能从自己在奴隶主身上的投资中受益。也就是说，费城的经纪人华盛顿·杰克森借出1美元，再由纳奇兹的种植园主史蒂芬·邓肯借给他的邻居，就变成了2美元。重新配置者通常要求以私人奴隶作为抵押，而当地有权势的居民则往往会执行这个要求。尽管奴隶的抵押贷款从17世纪开始就已存在，但这时已经变得随处可见了。1859年，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主通过抵押奴隶，筹集了2570万美元，占该州当年所创造的棉花生产总值的75％。(16)

全球市场愿意去借贷，说明它对奴隶制所带来的长期收益仍有信心。如果说19世纪30年代的那套系统可以比喻成一条动脉的话，那么这套新兴的信贷流动系统则像很多的毛细血管，因此在其操作的过程中，违约或其他破坏给它带来的影响就会减弱，它对上下链中的借贷者来说绝对是有利可图的，甚至连梅菲尔区（Mayfair）(1)的老太太都会受益，只要让伦敦的商人把她们的遗产交到其他城市的商人手中。通过中间商这根链条，在密西西比借钱给别人购买奴隶，通常会产生8％的收益，这在许多允许高利贷交易的州中是最高的。成为抵押品的奴隶再一次让投资者在50年代大捞了一笔。但是，新制度同时也将每一位借方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借方首先是负债的个人财产拥有者，而不是联合团体中的一员，作为主权公民控制发债州，或者作为股东控制州银行，这样的情况只在30年代出现过。对抵押贷款权利的剥夺，使信贷不能继续自由进出各州经济，这可能会使奴隶主们更容易接受卡尔洪的实质性正当程序理论。因此，南方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多元化的诉求，不仅是人们的鞋子在哪里加工出厂（马萨诸塞州），也包括人们的信贷从何而来，以及人们的利息去了哪里（伦敦、纽约）。

有一种可能，如果实现的话，也许会改变奴隶主和全球信贷市场的关系。在过去，金融家、持枪硬汉和野心勃勃的政客之间的勾结，一直在努力扩大美国和南方奴隶主的势力。这样的团体不止一次地联合起来，打倒了帝国边缘像佛罗里达腐朽帝国这样的纸老虎。然而，这样的行动一旦发生，奴隶主就突然介入并控制住了获取投机收益所需要的地盘和奴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便能从投资者手里拿到于他们有利的信贷，因为投资者也迫不及待地想大发横财。那个时候，在佛罗里达对岸曾存在这样一种异乎寻常诱人而又令人激动的可能性。如果当时南方得到了古巴，那么美国奴隶制扩张的历史，包括奴隶制扩张的投资历史，绝不会到1865年就早早结束了。

一直到1850年，古巴仍是西班牙帝国王冠上的一件珠宝，它在制糖业的地位就好比当时密西西比之于棉花业。新世界的制糖业不停在岛屿间转移，新岛屿备受投资人青睐，慢慢取代了旧岛屿。但是3个世纪以来，制糖技术从未有过任何改善。海地革命之后不久，逃亡的种植者们为古巴带来了奴隶和经营专家，他们开始推动制糖工业转型，转型的方式和奴隶制扼杀创造性的机制别无二致。古巴种植园主们运用机器新技术调整了生产流程以突破生产的瓶颈：甘蔗采摘后24小时内没有完成萃取，甘蔗中所含蔗糖便会开始变质。蒸汽动力问题得到解决后，甘蔗研磨磨坊便可以快速运作，几乎能跟上奴隶切割者收获甘蔗的速度。在此之后，古巴奴隶主添加了真空锅，对榨取出来的甘蔗浆进行蒸煮。这样一来，蔗糖结晶的过程便用不到有手艺的奴隶技工。古巴人将这一创举称之为“复合型磨坊”。这一创举直接导致甘蔗种植面积扩大了4倍，磨坊变成了蔗糖晶体加工厂，相比500年前的制糖效率有了质的飞跃。(17)

古巴占地面积不算小，相当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和。1791年，古巴只有8.6万名奴隶，却生产出了1.6万吨白糖。尽管1835年英国和西班牙签订了一项旨在禁止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条约，但19世纪前60年，古巴的奴隶主们从非洲购买了70万名奴隶，其中30万名都是1835年条约签订之后到达古巴的。早在1830年，这一新体系已经使古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白糖生产国，然后利用英国信贷，殖民政府开始延长铁路里程，直达这个岛屿的山脊，找到了新的可开发区域。到1850年，古巴奴隶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43.5万人，除了弗吉尼亚州，这一数量比美国任何一个蓄奴州都要多。古巴每年要装运30万吨白糖，相当于全球白糖产量的1/4。饶是如此，这座庞大的岛屿也还只是部分进行了开发。(18)

1848年，波尔克政府准备拿出1亿美元，从当时穷困潦倒的西班牙政府手中买下这个岛屿。但由墨西哥领土割让问题而引发的政治冲突，在当时阻止了美国政府继续和西班牙进行下一步的协商。1848年之后的4年里，美国国内吞并古巴的阻力逐渐加大，压力来自北方和南方。一个是在纽约的古巴流亡群体，他们的哈瓦那俱乐部声明，来自马德里的统治导致自由古巴人民的一些基本自然权利遭到否定，比如自由演讲权、政治集会权和自由贸易权。西班牙帝国官员还时不时地以解放奴隶的名义来威胁古巴奴隶主首领，这一威胁反过来激起了美国南方奴隶主们的自卫反应。因为他们也想拥有这座岛屿，而在佛罗里达海岸，一个“非洲化的自由黑人殖民地”一旦建立，便会“破坏内陆蓄奴州的生产效率”（田纳西州的一家报纸如此报道）。这则报道说明，古巴的自由民向那些内陆州的受奴役人民宣告，他们的解放指日可待。这样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1839年，有53名新被奴役的非洲奴隶在从哈瓦那被运送到岛屿东部的制糖前线的途中，胁迫杀死了古巴运奴船“阿弥什泰德号”上的白人船员。之后他们想努力开往非洲，却在康涅狄格州海岸意外登陆。该州政府以谋杀罪控告他们，但废奴主义者介入此事，并把此案审理权上交给最高法院。鉴于“阿弥什泰德号”的货物是非法越洋运输的，因此最高法院做出了20世纪之前唯一一项反对奴隶制的裁决，判定他们为被绑架者，然后让他们完成了自我解放，他们可以依法选择回到非洲。(19)

但是，在《威尔莫特附文》之后，南方扩张主义者决心要重回主导地位。1853年，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写信给当时的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称美国在古巴的扩张，“对南方在政治和地理上的影响都非常巨大”。考虑到古巴面积广袤、人口众多，可以划分为几个州。每个州派拥护奴隶制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到华盛顿，就可以重新平衡国会。将古巴最新的甘蔗种植园纳入美国关税壁垒中，会导致路易斯安那州蔗糖的市场份额减少。但正如南方企业家所预测的那样，之后他们便能轻易地将业务转移到“未开发的古巴土地”，从而找到“全球抛售蔗糖的方法”。《新奥尔良三角洲报》认为，“将古巴从现在使其枯萎、失去光芒的杂种主义中拯救出来”，这会让受奴役人口“将财富拱手让给稳定有序的工业和充满活力的企业”。这是天命使然。(20)

北方的许多民主党人士也对美国收购“岛中女王”（Queen of Islands）表示支持。“岛中女王”的说法出自《纽约太阳报》记者科拉·蒙哥马利[其真名为简·麦克曼纳斯·卡兹诺（Jane McManus Cazneau），国会议员的女儿]，用来形容古巴。坦率地说，她是很多支持“天命论”（扩张主义者创造出来的术语）的积极支持扩张主义的纽约记者之一。但是，吞并古巴也得到了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的理想主义难民的支持。简·卡兹诺写道：“古巴人十分渴望土地被吞并。”他们希望古巴能够并入美国，让“年轻的美国”成为一个多语种的共和国，这样就能逼退旧欧洲革命者想要让古巴臣服于欧洲帝国的企图。首先，纽约能在古巴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当时蒸汽制糖机是最重要的重工业产品，而这种机器就产于纽约。华尔街的掮客奥古斯特·贝尔蒙（August Belmont），人们口中的“第五大道之王”，创立（并资助）了全国民主党委员会。他深知古巴已经是美洲第三大贸易伙伴，所以对收购古巴很是热情。(21)

看到北方民主党需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奴隶制帝国，南方白人当然雀跃不已。早在19世纪50年代，南方奴隶主和他们在北方的同盟就已不仅仅满足于要求扩大地盘，他们还付诸行动了。1849—1853年间，辉格党政府对于吞并古巴并未取得进展，很多扩张主义者支持“掠夺”的法外策略。这是一种不受法律管制的行为，在19世纪中期，这个词还并不等同于妨碍立法的行为，而仍然属于17世纪加勒比海盗的那种行为。古巴流亡者、华尔街的资金、纽约的政客、密西西比州的权力掮客，他们都支持一系列阻挠推翻古巴西班牙殖民政府的预谋冒险。他们当中最有影响的一股力量，是由1850—1851年逃离古巴的种植园主纳西索·洛佩兹（Narciso Lopez）领导的。从纽约和密西西比流域的富人（包括巴拉德和新奥尔良百万富翁奴隶主约翰·亨德森）那里得到资金支持后，洛佩兹从路易斯安那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及美国东北部挑选年轻人，组建了自己的步兵。然而，他在第二次入侵中遭遇了惨败。西班牙政府逮捕了他的步兵，并且在哈瓦那广场残忍处决了洛佩兹及大约50名美国俘虏。(22)

《新奥尔良邮报》大声呼吁：“美国在流血！我们要报仇，要占领古巴！”美国各大城市都感到愤怒不已，爆发了大规模的集会，继而引发了新奥尔良袭击西班牙财产的骚乱。纽约的《民主评论》是“青年美国”运动的一个机构，它认为民主党需要一名能够代表“各州权利”的候选人，使1852年总统大选成为针对辉格党消极扩张政策的一次全民公投。新罕布什尔州的富兰克林·皮尔斯赢得民主党提名时，他将吞并古巴作为自己竞选纲领的关键。奥古斯特·贝尔蒙在幕后为富兰克林提供资金。后来，富兰克林在竞选中以253:44的选票战胜了辉格党人温菲尔德·斯科特。在庆祝这一胜利的游行队伍中，他们拉着横幅，上面写着：“民主取得的胜利果实——皮尔斯和古巴。”当1853年3月来临时，这位新总统的就职演说宣称，他的政府将“不受任何来自扩张的不祥之兆所控制”。(23)

南方和北方的民主党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他们终于可以实现“天命论”绘制的愿景了，可以画一张足够大的饼，满足本党的一切利益。与此同时，还可以挫败辉格党、废奴主义者、自由黑人以及他们一致鄙视的其他任何人的计划。媒体称皮尔斯是“遵循南方原则的北方人”，他宣布行政部门不会干涉公民移居古巴。西班牙当局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美国公民“移民”到墨西哥得克萨斯。皮尔斯把扩张主义者当作政府的官方特使送到欧洲法院，如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皮埃尔·苏勒，就被派去了西班牙，贝尔蒙则被派到荷兰。1854年4月，国务卿威廉·马西要求这些使者将“古巴从西班牙中分离出来”，授权他们1.3亿美元资金用于购买古巴。贝尔蒙也计划通过操纵欧洲金融市场，来让负债累累的西班牙政府向自己屈服。

1854年10月，美国政府各部部长在比利时奥斯坦德开会，起草了一份政策文件——《奥斯坦德宣言》。贝尔蒙等人将文件寄给了国务卿马西和总统皮尔斯，声称如果西班牙拒绝出售古巴，“自我保护法”（此处委婉地表达出他们欲保护大陆奴隶制免受国外解放风波的影响）将授权美国占领古巴。但正如他们所写的那样，皮尔斯知道，在大西洋彼岸，民主党自身的存亡太依赖于支持奴隶制扩张事业的联盟，以至于他无法坐以待毙，坐等西班牙出售古巴。(24)

图10.2　19世纪50年代，为了扩大南方政治权力，奴隶主们盯上了古巴。照片上可以看到古巴烟草种植园风景宜人，还有烟草销售中“南方特制”的理念。“南方特制雪茄，所罗门兄弟公司为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精心打造。老雪茄烟厂出品，品质保障。”（1859年，国会图书馆）。

在瑞斯·巴拉德的商业伙伴塞缪尔·博伊德帮助纳西索·洛佩兹购买武器入侵西班牙一年之后，1852年，麻烦就找上门来了。博伊德是纳奇兹的律师兼法官，巴拉德之前则是一个奴隶贩子，在19世纪40年代经济不景气时买入了一些不良资产。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们通过一个叫卢瑟福的新奥尔良奴隶托管中介，开始购买几十个新“人手”。19世纪50年代前夕，金融创新和新型奴隶贸易结合在一起，从运送奴隶的锁链、佐治亚人到超级交易商，再到劳工的证券化。如今，代理人这种毛细血管式的借贷带来了新的需求，国内奴隶贸易即以一种新型贸易模式来响应这种需求。19世纪30年代，那些贩奴商用链子一个接一个地绑着奴隶的手。新的奴隶贩子则和他们不同，比如里士满的理查德·狄金森，更像奴隶托管中介或大宗商品交易商。奴隶贩子使用速度更快的即时通信工具电报和邮件，来评估需求和供给。他们把奴隶们关在监狱里，等着业主来买；还把奴隶们分为三六九等，给他们提供衣物，还上了保险。一旦发现有异地买家，便把奴隶送上“本·斯劳特号”列车，运往西南地区。狄金森派员工去往各个州的贩卖市场收集数据：“一等女性售价1300—1350美元，像玛格丽特和艾德穆尼这样的女孩售价是1025—1100美元……一些人认为，一等男性的价格会炒到1600—1700美元。”他重新整理这些数据编入报价单，然后寄给弗吉尼亚州的潜在卖主和掮客。新的贸易模式减少了套利的机会，但中介并不需要为此承担所有的风险。入注资本的要求降低了，而且仍有需求待满足。新奥尔良州一名成年男子的价格从1850年的697美元，涨到了1860年的1451美元。近10年来，新贸易模式下的奴隶交易数量占25万名奴隶总数的70％。(25)

物价上涨、信贷恢复、国内奴隶贸易更新换代的效率，使棉花富商兼奴隶主极大地扩展了其业务。1859年，美国棉花产量达到400万包，这对南方经济体量的扩张和世界经济无限的吸收能力而言，都是一种最佳的例证。博伊德和巴拉德也是这一经济中的一分子，他们差不多拥有12座奴工营。其中一个奴工营离纳奇兹部落不远，在那里巴拉德有一名叫弗吉尼娅（Virginia，意为“处女”）的女奴。她已经不是女孩了，她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塞缪尔·博伊德与她发生了关系，所以从一开始她就称自己姓博伊德。不用想也知道为什么她会和一个她称之为“老头”的人在一起。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博伊德和巴拉德把奴隶送去建造新的奴工营，那时候他们还没拿下那些地皮，那些地方都分布在密西西比河西岸，森林密布，埃尔科镇坐落在那里，有多草灌木河口，有美洲山核桃园，有路易斯安那东北部的村落，还有阿肯色州的瓦格拉姆。1852年，他们共卖出了2000包棉花。1855年的备忘录显示，仅6个奴工营就生产出了3319包棉花——制成了134万磅清洁轧棉。(26)

这对合伙人不是个例。与19世纪头10年或30年代不同，到了50年代的时候，即便南方白人再怎么寄希望于古巴，奴隶制帝国的疆土也再未扩张。在密西西比河山谷，很多增产的棉花都靠高资金驱动，用于拓展尚未开发的土地。

在这些边疆地区，一些企业家因为从货物价格的暴跌中存活下来，因此赢得了种植园大亨的地位。巴拉德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旧奴隶贸易可利用大量新项目获取利润的人。以田纳西州律师约瑟夫·阿克伦为例，他在1849年和艾萨克·富兰克林的遗孀成婚。富兰克林曾是巴拉德商业上的合作伙伴，他在路易斯安那州西费利西亚纳教区建了“安哥拉”以及其他的一些奴工营。到了1860年，阿克伦将因为婚事购入的100个奴隶安排进奴工营，他的安哥拉奴工营每年生产超过3100包棉花。大量奴隶被派往河对岸的卡罗尔、康科迪亚、滕萨斯教区，将那里打造成世界经济中棉花生产的新基地。到1859年，由劳斯家族经营的4个奴工营，每年可生产5000包棉花。在密西西比河岸，一片从北部的维克斯堡延伸到孟菲斯的新土地被开辟成为新边疆，这里的大部分地区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还是未开发的土地。例如，1849年以前，都不存在伊萨奎纳县。然而，到了1860年，这里的奴隶主竟达到了118人之多。(27)

伊萨奎纳县如今是美国最贫困的县之一，但在当时，凭借棉花产业的迅速发展，整个地区很快出现了一望无垠的棉花田，创造了大量的财富。19世纪30年代，契卡索人被逐出境外，留下了一片7000平方英里的野地，胡乱生长的藤类植物和灌木丛等待着斧头和耙犁的开荒，还有到处转悠的野生动物，其中包括熊、狼、美洲狮，甚至还有一些美洲虎。树木的根系（树干直径最大可达6英尺）缠绕在这个星球上最适合棉花生长的肥沃土层里，正如一名叫戴维·科恩的记者在一个世纪后这样描述道：“纯净的土壤，有着无尽的深邃黑暗和甜美。”与美国北部之前沿袭的奴隶制不同，三角洲的大多数企业家属于全国最重视资本化的一小群人，他们很少定居在该地区。相反，他们以远程遥控的形式安排大量奴隶在奴工营从事生产活动。根据这个三角洲最新的人口统计，你就可以发现这一点。1850—1860年，在奴隶比较集中的几个县，人口从1.7万人增加到3万多人，几乎翻了一番；而白人人口还不到7000人，大约只有奴隶人口的20％。这一事实表明：他们致力于大规模的专业棉花生产，就像圣多明各奴隶主致力于制糖一样。(28)

随着边境地区奴隶人口数量的增加，奴隶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1849年，罗伯特·特恩布尔（来自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在伊萨奎纳的奴营拥有200个奴隶，能生产约300包棉花。到了1859年，特恩布尔在伊萨奎纳又雇用了400个奴隶，能够生产2000包棉花，平均每人每天生产1.5—5包。这就足以证明当初在新的领地上，奴隶们是如何被竭力驱赶着去辛苦劳作的。乔治·杨在那个年代出生于一个类似于伊萨奎纳的奴隶劳工营里；如果当年他有出生证明，他的出生时间应该就是在《奥斯坦德宣言》签署前后一两年。但是，乔治·杨的长辈们总是跟他说，他出生在“劳勒年”。奴隶们总是以那些每年都在换的监工们的名字来记录年份，而劳勒是当中最凶的一个。综观整个南方，19世纪50年代的确就是“劳勒十年”。由于奴隶制的重心突然向南、向西转移，居住在棉花区的非裔美国人的数量从160万人激增至220万人。这里充斥着被迫移民过来的居民，人口密度的激增也让生态环境恶化，人们面临疾病传播的危险，飞速增加的人口和急剧扩大的生产活动导致了饥荒、种族排斥以及死亡。非洲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市场不太疯狂的19世纪40年代有所上升，而50年代则像19世纪的头10年及30年代一样，再次出现下降。(29)

只要塞缪尔·博伊德一天不厌烦她，弗吉尼娅·博伊德就能避免待在“劳勒奴工营”。1852年的夏天，他们一直在一起，而且没有住在纳奇兹。几个月后，弗吉尼娅得知自己怀孕了。结果博伊德在纳奇兹的妻子得知了此事，巴拉德也知道了，这个老家伙“藏在袖口里那只手”开始行动了。他写了封信命令弗吉尼娅的监工把她送去卡纳克，那里有一座他和博伊德共有的奴工营，离密西西比河的吉布森港挺近。随后，巴拉德警告博伊德，弗吉尼娅很有可能还会被送到更远的地方。博伊德并没有把愤怒挂在脸上，甚至还回应道：“不想再和她纠缠下去了，如果她不听话，就把她关进仓库，等送她走的那天再把她放出来。”(30)

不过，巴拉德的信件泄露了，弗吉尼娅还算识点字，她已经很明白巴拉德打算做什么。随后，弗吉尼娅尝试着给博伊德写信。

结果，巴拉德的信件开始缠绕她，像在织网一样把她勒得紧紧的。巴拉德的奴隶托管中介不停地转移弗吉尼娅，先是把她转移到了卡纳克，把她的女儿留在了纳奇兹；2月份又将她送到新奥尔良，巴拉德的奴隶托管中介卢瑟福就在那里等着她。她会被送去很远的地方，或是送到莫比尔，或者是送去休斯敦的奴隶市场，让她再也不能去纠缠博伊德了。弗吉尼娅告诉卢瑟福，马上就要到她的预产期了，虽然她明白自己被送走在所难免，但她想尽可能拖延时间，甚至想趁卢瑟福不注意时偷偷溜走，去新奥尔良给自己找个买主。与此同时，塞缪尔·博伊德还打着另一个算盘，因为他去了趟新奥尔良（也是巴拉德发现的）。结果到了4月份，弗吉尼娅被送上了一艘开往得克萨斯州的船，这艘船由一名白人监管，那场面像是执法官在押送逃犯。

对弗吉尼娅·博伊德而言，去得克萨斯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对于没有什么本钱，又急于发财的白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1850年，这些人转移了10万名奴隶至得克萨斯州东部，那里的占地面积相当于密西西比州或亚拉巴马州。当中有很多移民至此的白人企业家，比如沃德，他们各自拥有一些奴隶，是小奴隶主。1850年，沃德离开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沃伦县。他在一封信中解释道：“我带上了我所有的黑奴到得克萨斯，只留下三四个成年奴隶和所有黑人孩子。”他把黑奴租给了他弟弟，“因为他们在这里没什么用”。直接投入大量劳动力使得克萨斯东部边疆陷入一种非常熟悉的状态，资金不足的人立志摧毁创意：“在这儿生产棉花是首要任务，人们忽略了除此之外的任何事。”一个移民过来的人这样写道：“他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在黑人和这片土地上，但你总能看到一些身价10万美元的人，还没我们山里人过得好。”(31)

弗吉尼娅也是那些明码标价的奴隶中的一个。她已经失去了一切，除了她识过的字和尚未出生的孩子，她一无所有。她设法搞到了纸和笔，并委托一个人帮她捎信给巴拉德。1853年5月6日，这封信件从“休斯敦一个奴隶贸易市场的后院”发了出去。她质问巴拉德，她和她孩子父亲之间的关系应该意味着什么，“在我和那位老人（我不骂人）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我被卖到陌生人那儿，你认为这就是对我好吗？我孩子的亲生父亲卖掉了他自己的孩子，卖掉了他的骨血。”她用尽了各种讽刺的语气，试图推翻巴拉德的选择，“每个出生在美国的自由公民都会这样自取其辱吗？批评奴隶制的人会怎么评价这件事，如果他们是慈父，他们会不会同情这位女性？”弗吉尼娅乞求和自己的女儿团聚，如果她的孩子是自由人，她也能被允许赚钱来抚养自己的孩子，并为自己赎身。“你也有家庭和孩子，但你却不知道将心比心。”“如果我是一名仆人”——为奴隶制辩护的人竭力撰写文章，坚持认为南方的奴隶制是一种家长式关系，和蔼的奴隶主和忠实的“仆人”——“我本应得到比现在更好的东西。”在信的结尾，既有着作出保证的语气，也带有威胁的口吻，她说，“不必担心”，她知道如何把信寄回到亚当斯县，但是“我应该不会把一些事情公之于众，除非我受到虐待和要挟”。

8月，卢瑟福写信给当时身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巴拉德。那里远离疟疾泛滥区，有近1000名奴隶还在辛苦地采摘棉花，他们都是巴拉德和博伊德雇用的黑奴。“我今天收到了一封来自休斯敦的信。”卢瑟福告诉巴拉德，“信中指示我卖掉弗吉尼娅和她刚出生的孩子。”弗吉尼娅那个十几岁的女儿没有和她母亲一起被卖到得克萨斯，而是以至少1000美元的价格卖到了密西西比州。博伊德惹了麻烦，而巴拉德替他擦了屁股。实际上，他给了牵扯进来的所有白人一笔钱，比如卢瑟福就拿到了200美元的佣金。如果弗吉尼娅再多写几封信的话，他们就真的没救了。1870年人口普查的时候，首次登记非裔美国人的名字，但弗吉尼娅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人口记录中，已经没有她这个人了。尽管她可能改名字了，也有可能是那个“书写我生活遭遇的元凶”，她孩子的亲生父亲，“把她甩给了陌生人掌管的慈善机构”，但远不是慈善机构那么简单。

最有可能的是，弗吉尼娅在得克萨斯州的结局是萎靡不振，郁郁而终。不论是在得克萨斯州的东部，还是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被夷为平地的森林间，那些被带到最新的棉花农场的人们，都期望生产出最大的利润。萨拉·本杰明回忆，19世纪50年代，她和其他小伙伴们在放有轧棉机的院子里玩游戏：“我们中的一些人是奴隶主，另一些人是投机商人。”与此同时，所有的成年人都在地里干活，棉花的价格上涨有多快，他们干活的脚步就得有多快，而且是在8月的酷暑天，头顶烈日。另一些孩子的家长萨拉·威尔斯讲述道，到了晚上，监工告诉他们如果一天之内不摘到250磅重的棉花，就会用鞭子抽他们，抽到他们倒下、闭上眼，直至死去。孩子们看见的远超成人们的想象。绝大多数我们称之为孩子的这些个体，也必须在棉花地里拖着采摘棉花的袋子，没有任何理由。1844年在密西西比河出生的萨拉·阿什丽，12岁就在得克萨斯的棉花地里劳作了，她每天不得不采摘300磅棉花，再把这些棉花弄到棉花屋中。总而言之，1850—1860年间，棉花地区的每个奴隶所采摘的棉花重量增加了30％。(32)

在开辟边疆地区的企业家中有一位代表性人物，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主保罗·卡梅隆。19世纪40年代，他在亚拉巴马州的格林县买了土地，并将其购买的数百个非裔美国人中的几十个转移到此处。

尽管他已经是北卡罗来纳州数一数二的大富翁了，但该项目还是令他失望了。直到19世纪50年代早期，格林县的奴工营每年仅生产180包棉花。卡梅隆开始在信中频繁提到奴隶们的名字，为他脑中的项目组建潜在的阵容。土地投机商听到了风声，得知他的计划，便开始写信献媚讨好他。最终，卡梅隆决定买下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尼卡县一片广袤的土地。1856年末，他从亚拉巴马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成年奴隶中挑选了一些年轻的奴隶，将他们送到尼卡县。这些奴隶需要修建码头、砍树，以及做到近乎吹毛求疵的每人10包棉花的产量。卡梅隆雇了一个叫作杰特的监工，杰特在当地甚至对三角洲的奴隶主都“十分苛刻”，因此名气不小。卡梅隆的代理人从尼卡县回去的时候对他说：“我走的时候，你的奴隶们甭提有多失望了。”(33)

很快，杰特对奴隶们的苛刻超出了他们的承受力。一天，雅各布在棉花地里拦住了杰特，并将他举起来摔到地上。另一个奴隶抄起杰特的皮鞭试图去抽他，他们知道会因此而受到惩罚，但是再也忍受不了杰特堪比野兽般无法想象的暴行了。然而，每一个监工在早上踏入奴工营前，都随身武装着很多武器，杰特当然也不例外，他有一把藏好的刀。他试图刺向雅各布，但雅各布已跑向树林。他赶紧跳起来，跑去找他的狗。很快，他不仅将雅各布抓了回来，还教训了其他造反者。卡梅隆在孟菲斯城的商业代理人向其报告，奴隶们已完全被驯化为“附属品”了。(34)

然而，事实是无论杰特多少次拿起鞭子，抽向那些因饱受疟疾而颤抖的双手，他都没有把卡梅隆的奴隶驯服。因此，一旦土地清理完毕，沟渠挖好，每个奴隶都能生产出10包棉花之时，卡梅隆就会辞掉杰特，雇另一个监工。因为此时，卡梅隆的老板想要每个奴隶每天采摘200磅棉花。新的监工想努力实现老板所想，但是奴隶们却打消了他的这一念头。1859年是个艰难的采摘季——对于奴隶主来说却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在这一年，奴隶们总共生产了450万包棉花——莱姆和贝齐在某个夜晚偷偷溜到河边，并偷了一艘独木船。两周过去了，卡梅隆的监工兰姆得到消息，莱姆和贝齐在阿肯色州被抓住了。兰姆在给卡梅隆的信中写道：“他们到了以后，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绝不以残暴的方式）处理好他们。”又过了两周，他让莱姆从铁笼子里出来，并让他戴上脚链，很沉的脚踝铁链。兰姆还钉了一个沉铁制的U形钉子在他屋外的木桩上——此时正是12月——把莱姆在U形钉上锁了一整晚。兰姆还建议卡梅隆利用奴隶市场去消除风险，他认为“这些令人讨厌的黑鬼，可能会被溺死或者以其他方式死去，你会因此面临损失”。（也许太迟了。一个估价的人认为莱姆的健康状况“十分糟糕，他被鞭子伤得如此严重，以致不可能以他本来所值的价格出售”。）(35)

律师卡德维尔在写给其朋友保罗·卡梅隆的信中说道：“我时常希望我的奴隶是在非洲。”19世50年代，像卡德维尔和卡梅隆这样的人通常是辉格党，他们的姐妹和妻子们当然也是。南方富有的女性多年来一直拥护辉格党，哪怕她们无权投票。从他们的政治观来看，这一阶层的白人无论男女，都继承了比较客气地诋毁奴隶制的传统。但是，1854年圣诞节后的一天，卡德维尔在结束了一天的法律工作后写信给卡梅隆，说他准备前往亚拉巴马州去检查一下他的棉花产量。他自愿将奴隶“送回”非洲，为避免误解他还补充道：“只要我能套现他们2/3的价值。”当卡德维尔4周后回来时，他已经卖了他在亚拉巴马州两个奴工营中的一个，而将注意力放在了密西西比州的低地。(36)

当然，好的投资需要更大程度地提高生产力。像保罗·卡梅隆这样的人能够将手伸到远离其家乡之外很远的地方，仿佛距离仅有一臂之长，远程控制着那些运转的机器。只要卡梅隆与他的伙伴们能从奴隶制中挣钱，并在奴隶制结束时失去他们的财富，他们就会采取一些行动想办法赚大钱：投资、扩大业务、增加利润、找到新的信贷资源、开辟新市场。卡梅隆、卡德维尔、巴拉德以及其他的大农场主已经跻身最富有的美国人行列，当其从未间断的投资开始得到回报，他们就会更加富有。19世纪50年代，他们在奴隶上的投资颇大。事实上，这一点也使得卡梅隆、卡德维尔之流将任何信仰都撇在一边，他们真正害怕的（最不希望发生的）是结束对非裔美国人的奴役。相反，他们对奴隶制的未来越来越有信心。(37)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最富有的人成功的同时，也是以牺牲其他白人为代价的——并不仅仅因为要修建铁路，让土地进入市场，把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同时，通过提高劳工、优质土地和信贷的费用，抬高进入大规模棉花生产的门槛。整个19世纪50年代，棉花的产量以及奴隶所有权呈现高度集中的态势，主要体现在拥有15个及以上奴隶的奴隶主身上。(38)南方白人从奴隶制和对奴隶制的投资中获取越来越多的收益，这引起了奴隶主以及以白人社会为后盾的实干政治经济学家们的隐忧，同时奴隶还在继续向南部转移。也许，南方靠北部各州的奴隶和奴隶主比例的下降，最终将导致边界立法机关充斥了非奴隶主，而这些非奴隶主可能决定解放奴隶。这些焦虑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多元化的兴趣，从而在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和密苏里州创建了奴隶劳工行业，提高了奴隶的国内价格，放缓了奴隶外移的速度。其他西南部奴隶主则建议，南方军事大会（South force Congress）重新开放国际奴隶贸易以降低奴隶价格，让其他白人能进入这个系统之中。(39)

1850年的美国政治妥协，既不意味着和平，也不意味着平息了要求扩张奴隶制的呼声。南方白人认为，他们需要开辟新的领土，从而点燃一个新的具有包容性的经济繁荣；但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无法就应该在何处集中发力达成一致。很多人看上了古巴，还有些人想要将加利福尼亚州分为两半。与此同时，几乎是巧合性的，南方的政客们都站到了另一个不同的策略上——基于卡尔洪实质性正当程序——坚持认为奴隶制在美国所有领土上都应该合法化。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本·斯劳特的命运，也决定了理查德的命运。

到1853年美国第14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就职时，南卡罗来纳州的当地人詹姆斯·加兹登致力于推动修建一条横贯大陆的，从新奥尔良到洛杉矶铁路这一设想已经5年了。加兹登希望这条线路能够传播奴隶制，因为他相信，“在受过教育和明智的主人管理下的黑人奴隶制”，是“野蛮国家文明化的先驱和基础”，并且“没有持续和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大西洋的农业将永远不会得到发展”。加利福尼亚州宪法禁止奴隶制，但一批因“骑士精神”而闻名的政治家正在迫使该州重新考虑奴隶制。确实，尽管现有法律禁止奴隶制，但仍有1000多名非裔美国人在加州的金矿区，以奴隶的身份在极其严格的管理下辛苦劳作着。骑士计划没有放弃将加州变成奴隶州的打算，他们计划在墨西哥边界的另一边部署一个奴隶定居点，就像加兹登所期待的那样，“在出口黄金的时候也增加棉花和粮食”。皮尔斯政府也加入其中，并派出加兹登到墨西哥城谈判，确保有足够的墨西哥土地使南部的铁路路线在美国境内能良好运行，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则派出军事测绘团队，为这段铁路绘制路线。(40)

加兹登到达墨西哥首都的同时，有一个名叫威廉·沃克的人在旧金山招募一群唯利是图的雇佣兵，并入侵了墨西哥西北部。此人狂妄自大，系田纳西州人，他宣称下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独立，不过，仅有62名当地人宣布放弃墨西哥国民身份，归顺到他旗下。好景不长，沃克跟他手底下的喽啰们听闻墨西哥军队正向此处行军，便越过索诺兰沙漠向美国方向逃窜。最终，他们踉跄着进入了尤马堡。“饥肠辘辘不说，而且衣衫褴褛，几乎一丝不挂。”一个目击者如此说道。(41)

显然，加兹登在南方修建一条伟大铁路的计划，因为沃克的突然入侵而黄了。墨西哥政府拒绝出售哪怕是一小部分土地供加兹登用来建立巴哈(2)棉花蓄奴州或者修建铁路。尽管看起来所有的政客都认为联邦政府应该会出手修建一条连接密西西比河谷到大西洋沿岸的铁路，但是他们都意识到了这条铁路将形成特殊的地理轴，通过将西海岸纳入国家市场来制造路径依赖，美国未来的政治经济也能因此得到平衡。1853年的春天，国会中的反对者否决了联邦政府用于修建南部州际铁路的资金。如今，南方铁路的倡导者发誓要破坏北方的铁路。在这一点上，最坚定的拥护者当属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42)

道格拉斯在芝加哥的土地会因为联邦政府对北方铁路的投入而大大增值；但是，这条州际铁路的成功也会使先前国内改进项目的政治价值相形见绌。政治新闻记者当时称呼道格拉斯为“小巨人”，原因是虽然他身长只有5.5英尺，走起路来像一辆吃力的坦克，国会里比他身材高大、长相英俊、出身高贵的男人多的是，但他却依靠自己的强势和谩骂性的语言控制了国会。要结成一个支持修建一条铁路的联盟，他只需解决一个立法问题，自波尔克当选总统后，他就一直在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道格拉斯曾多次提出一项法案，即在密苏里州和爱荷华州西部规划一块联邦领土，因为铁路要穿过的是领土，而不是“无组织”的印度安人土地。但是8年来，每年南方人都阻止他，因为在密苏里西侧建立一块自由的领土，将会使该州成为孤立且突出的蓄奴州。而此时，密苏里州仅有10％的人口是白人和奴隶。圣路易斯处于工人阶层的白人通常会给那些他们认为是蓄奴者代表的人投反对票，然而，仍有许多富有的密苏里州人投资奴隶制，如美国参议员大卫·艾奇逊。此人是民主党人，其票仓分布在该州奴隶密集的西部诸县，当地人称“小迪克西”。据报道，当地一个密苏里州人“因为黑人搬去了密西西比州”，艾奇逊就是要解决这种使当地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因为“那个人就住在伊利诺伊州界附近，而且他的黑奴开始逃往伊利诺伊州，这令他尤为烦恼”。(43)

早在1853年之前，奴隶们就开始设法去西部边疆地区。在过去10年中，数百名非裔美国人，如艾尔莎·希克斯，在圣路易斯法院为其自由提起了诉讼。1834年，希克斯的主人把她从弗吉尼亚州带到威斯康星州。7年后，他又将她送回蓄奴州圣路易斯州作为奴隶。她的请愿理由为：“违反了美国国会颁布的《1787年法令》——西北地区已确立为自由州。”希克斯声称，既然居住在自由的领土上，她的地位也应随之改变，且此事有先例可循。到了19世纪40年代，该州法院和联邦法院一再裁定，当他们的主人怀着“重新安置”他们的意图（而不仅是“逗留”）把奴隶带到自由地区，奴隶就获得自由了。无论在此处，还是在密苏里州西部边界（一个会更迅速消解奴隶制的地方）某处新的自由领土上，卡尔洪关于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观点所带来的问题依然突出：到底是无论哪里的宪法都不保护奴隶这种财产呢，还是无论哪里的宪法都保护奴隶这种财产？(44)

到1854年为止，被迫移民的哈里特·斯科特及其丈夫德瑞德已等待关于他们人身自由的诉讼结果已经多年。德瑞德1795年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后来被送到亚拉巴马州的一个棉花奴工营。之后在19世纪20年代，又被送到密苏里州。他的主人将他卖给了一个叫艾默生的军医，此人当天就搬到了今天的明尼苏达州。按照《密苏里妥协案》奴隶制区域的划分，这一地区属于自由领土。在这儿，德瑞德邂逅了哈里特·罗宾森，随即他们结了婚。哈里特把姓改为斯科特，艾默生因此也买下了她。后来，艾默生医生带着他俩坐上蒸汽船，顺着密西西比河一路南下来到路易斯安那州的杰瑟普堡（Fort Jesup）。艾默生在此追求了一个叫伊莉莎·艾琳·桑福德的圣路易斯女人，他俩也喜结良缘。1843年，艾默生去世。此后，哈里特、德瑞德以及他们的孩子就跟着遗孀伊莉莎共同生活在圣路易斯。

像斯科特一家那样辗转各地的奴隶有很多，当他们听说有些奴隶通过起诉最终获得自由后，他们也决定上诉。实际上，斯科特一家一开始也请求过艾默生的孀妻伊莉莎允许他们赎回自由，这样他们就不会起诉。但是，伊莉莎却摆出一副卡尔洪那种政治活动家的派头，坚持自己有“权”在自己乐意的任何地方支配其财产。当斯科特一家提出上诉时，伊莉莎斥重金予以还击，花费了比当初买下他们还高的价钱。当伊莉莎在地方法院败诉后，她又把案子提交上一级法院。无论如何她都要在自己家里立下规矩，好让那些奴隶们俯首帖耳。(45)

1853年3月，参议员艾奇逊在国会上称《密苏里妥协案》和《西北条例》是美国历史上犯下的两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因为如此一来，他家乡州的三面都不承认奴隶制，也使斯科特一家看到了胜诉的希望。将1819年的《密苏里妥协案》称为“错误”是比较激进的，因为该法案其实是美国奴隶制历史上南北方高层之间的交易。到1853年底，艾奇逊和他在国会的同僚们认为，可以根据道格拉斯的请愿修建一段铁路，然后以此为契机修正《密苏里妥协案》犯下的错误。这些同僚包括了他的三个“铁哥们”，他们在F大街上合租了一套房子。这三人分别是詹姆斯·梅森，“弗吉尼亚猎人”罗伯特，以及南卡罗来纳州的安德鲁·布特勒。这三个人是“卡尔洪正当性程序原则”的忠实拥趸。以梅森为例，他起草了1850年的《逃奴追缉法》。这三个人决定要像伊莉莎那样维护奴隶主的权利，无论是在密苏里州还是别的地方，迫使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及其政党承认奴隶制符合《第五修正案》关于财产的规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推广。(46)

1853年12月初，当新一届国会召开时，修建铁路就成了道格拉斯议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为此，他还通过委员会迅速起草了新的《内布拉斯加州领土法案》。但到了1854年1月4日前夕，艾奇逊告诉那些南方的议员们，他不会批准修建铁路所用的自由领土。道格拉斯立即发觉那些南方佬们让他陷入了困境。于是他重新起草了法案，并于1月4日提交了一份不同于国会版的草案。该版法案使用了1850年新墨西哥州的一些规定，称“内布拉斯加州奴隶制存废问题由当地人定夺”。南方佬们又称道格拉斯这样做还不够。于是，道格拉斯补充了一条说明，发表在1月10日的《华盛顿联合报》上，文章声明，由于笔误，该法案遗漏了一项条款。该条款其实是想要得到他被绑架的铁路而开出的赎金。内容是：“该州关于奴隶制的所有问题……都应由本州居民决定。”道格拉斯不得已只能尽力满足那些人的要求。但是，那些南方佬又变卦了，他们声称该法案没有明确提出废除《密苏里妥协案》。

第二次关于领土法案的讨论时间是在1月16日，由来自肯塔基州的辉格党参议员阿奇博尔德·迪克逊进行演讲，他提出了一个修正案。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中的部分内容“剥夺了美国几个州及地区的居民在美国境内或未来美国境内购买或持有奴隶的权利”，这些条款将被废除，好像该法案从未在国会获得通过一样。这种做法相当于直接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实际上，这意味着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获得的州）进行的奴隶交易都将受到法律保护。道格拉斯同意了迪克逊提出的修正案，但警告他“这将会引起一场风暴”。(47)

1854年1月21日，星期六，内阁就道格拉斯的法案进行讨论。就连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总检察长加勒·库欣那样知道要迎合南方人利益的人都无法容忍这件事，因为他知道此举将会失去数十个北方选区，甚至是议院大多数议席。但是那些南方人，特别是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热衷于通过这个法案。他们想得到民主党的官方领袖——总统皮尔斯的支持，说服他同意该法案。于是第二天，艾奇逊、罗伯特、道格拉斯和戴维斯开着两辆车到白宫拜访皮尔斯总统。他们在会客厅见到了总统，当时他正在做礼拜，他们道出了当前的局势。

皮尔斯在就职典礼上曾表示，热切希望奴隶制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任何组织或狂热分子都不能威胁到美国制度的持续性，或者影响美国的繁荣。这一观点迎合了北方民主党派的殷切期待，经历过1846—1850年金融动荡的绝大多数美国白人也表示支持。皮尔斯总统只花了1个小时，就认识到这一点对美国的重要性。他甚至拿出笔，在这份法案上亲自写下会对他和民主党产生的威胁，甚至打破美国南北战争前脆弱的政治平衡的评语。他写道：“《密苏里妥协案》已经被1850年立法案中的原则推翻。”换句话说，西部其余各州将会像《1850年妥协案》后的新墨西哥州那样继续实行奴隶制，直到当地人民投票表决或法庭允许更改。总统对此完全支持，只要国会里有足够多的北方民主党人通过本法案即可。(48)

第二天，也就是1月23日，星期一，道格拉斯正式宣布该法案将有一个新名字，因为他另外增加了两个州推行奴隶制。一个是堪萨斯州，位于密苏里州西部；一个是内布拉斯加州，位于爱荷华州北部，一直延伸到加拿大。人们认为，道格拉斯此举是在暗示堪萨斯州将会推行奴隶制，而更靠北的内布拉斯加州则不会。观察家们可能还会想：就在1个月前，他们还觉得像堪萨斯州那样太靠北的地方，是不会推行奴隶制的。道格拉斯和皮尔斯总统竭力主张在北方推行该法案，为此他们还向媒体宣称：“《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的宗旨不是扩张奴隶制，而是让各州拥有自主选择权。”但同样是这批观察家却认为，自1787年以来奴隶制席卷全国的景象将一去不复返了。(49)

反对奴隶制的人却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一些国会议员抓住这个机会，发表了一份名为《独立民主党人的呼吁书》的文件。但是，呼吁书的起草人并不是民主党人，而是来自俄亥俄州的自由土地党人约舒亚·吉丁斯和萨蒙·蔡司。该文引用的19世纪40年代关于土地自由的观点，如今被道格拉斯可恶的背叛行为所佐证。内布拉斯加州奴隶制已经合法化，而该文则表示他们不相信堪萨斯州在保留自由权利的同时，还能容忍奴隶制一直向北扩张至加拿大边境。道格拉斯背叛了曾经“神圣”的承诺，他犯下的“严重错误”会让奴隶制阻碍其他州的工人和个体农民的自由流动，因为“不论哪个阶层的劳工被奴役，都是对劳动的不敬”。这些“独立民主党人”将在国会与该法案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还写道：“即使将来我们的抗争以失败告终，我们也决不投降。我们会回到故乡，在那里建立新的自由制度，呼吁人们把美国从奴隶制中拯救出来。我们不会感到绝望，因为谋求人类的自由，同样也是上帝的目标。”(50)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的出台遭到批评后，进行的是美国国会史上关于奴隶制扩张问题最激烈的一次争论。所有有声望的国会议员都发飙了：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纽约州的威廉·苏华德和俄亥俄州的蔡司反对该法案，而站起来回应的始终只有道格拉斯一个人。那些南方支持者们坐回自己的座位，让道格拉斯进行他的“表演”，他身材矮小、脾气暴躁的形象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他谴责那些反对他的部长，诅咒反对奴隶制扩张的《纽约论坛报》，回顾《密苏里妥协案》辩论中的种种细节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最终，在3月3日，他迫使参议院进行投票，结果以37:14取得胜利。而绝大多数投反对票的是北方的辉格党，但是也有14个北方民主党人加入了23个南方人的阵营，投了赞成票。(51)

这场斗争随后转移到了众议院。反对《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的大会在北方如火如荼地进行。纺织厂继承人及前辉格党人阿莫斯·劳伦斯回忆道：“我们前一天晚上还是‘保守、落后的辉格党人’，醒来后却成了‘疯狂的废奴主义者’。”在纽约，那些曾经为《1850年妥协案》奋斗过的商人，如今组织集会反对《1854年法案》，甚至有传闻说会成立一个新政党。(52)北方的民主党派绷紧了党派的界线，但道格拉斯和政府却无情地役使他们。最终，道格拉斯阵营冲破阻挠，于5月21日在众议院以113:100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其中北方民主党人支持者为44人，反对者为42人。经历了3个月缠斗后，元气大伤的道格拉斯终于把《密苏里妥协案》撤销了。

该法案结束了之前20年美国两党制的局面，辉格党在南北阵营中分裂，并于秋季中期选举中彻底瓦解。新成立的“无知党”又称美国人党，获得62个国会选区的支持，并以“本土主义者”身份重拾过去辉格党的一些政见，反对移民。但是，44个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的北方民主党人中，有37个都倒台了，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受到了另一个新政党的冲击，其实就是共和党。1854年该党突然成立，他们的核心思想来自《独立民主党人的呼吁书》，赢得了46个众议院议席。与之前的自由土地党或自由党相比，共和党人的支持者更多。他们之所以反对奴隶制的扩张，一是出于道德要求，二是认为白人统治的世界不应被黑人污染。他们还支持有利于工业化的政策，最终他们得到了许多本土主义者的支持。(53)

美国的政治形势逐渐明朗，共和党联盟有可能在北方选民中获得绝大多数选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不仅毁了《密苏里妥协案》，也毁了那些在奴隶制扩张问题上鼓励妥协的组织。但是，共和党人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两个全国性政党之间可以达成新的平衡。南方的选民和政治家们比以往更加确信，他们能让奴隶制的扩张成为国家常态。在讨论过程中，道格拉斯试图强调民主党人以“人民主权”为核心这一点，并坚称堪萨斯的居民有权反对奴隶制。然而，这只是他们在政策和政治上释放的一个烟幕弹。萨蒙·蔡司称，国会里的“南方绅士们”表示不论选民如何决定，他们都会带着自己的奴隶去堪萨斯州，并且完全受到法律保护。那些来自南方的议员们对此尤其表示赞同。他们认为《密苏里妥协案》被否决，意味着联邦政府认可了正当性程序原则。他们计划要么通过竞选控制堪萨斯州，要么让最高法院推翻废奴法案，从而让奴隶制在堪萨斯州合法化。(54)

萨蒙·蔡司认为，虽然那些“南方绅士们”并不代表绝大多数南方白人的观点，但是至少南方媒体是同意联邦政府的观点的，他们希望奴隶制得到扩张。《纳什维尔联盟和美国》（Nashville Union and American）称《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解救了（南方），使之不会因为违宪被驱逐，也不会被国会羞辱；而一位佛罗里达州的编辑则将之描述为“正义的行动”，认可了公民有权携带奴隶进入这些州。对于许多南方白人来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相当于确认正当性程序原则为法律，即使他们心里清楚不是所有北方人都会对此表示同意。1854年后，南方民众相信奴隶制的扩张势在必行。毫无疑问，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实现了这一点，让奴隶成为他们追求经营利润的工具。即使对于那些不是奴隶主的人来说，对奴隶不加限制地使用，使之成为个人财产，也总是和自由、现代以及自由经济挂钩。(55)

但是，南方白人选民们拿不定接下来怎么做最好：是立即执行约翰·卡尔洪所倡导的思想重要，还是留在联盟内更重要？或者，为了最终剔除人们贩运奴隶的天然权利，多忍耐一下是必要的？一扇门已经关闭了，堪萨斯州是不会种棉花了，甘蔗就更别提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的通过，使吞并古巴的设想彻底破灭。古巴距离美国非常近，在这里推行奴隶制会带来切实的利益。南方的奴隶们和北方的白人同盟本来可以一起探索这个地方，而古巴则会变成2—3个民主州，19世纪余下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会很不一样。

但是，尽管赞成占领古巴的“年轻美国运动”的参与者和密西西比河谷的居民已经在等待古巴岛以外交手段或非外交手段落入美国之手，联邦政府及其盟友却动摇了。就在1854年民主党秋季选举失利之前，《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引发的冲突已经让人们开始质疑，在皮尔斯总统任期内美国能否占领古巴。新泽西州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名为《不再要奴隶州》的文章。文章称：“总有一天，北方人会同意占领古巴，但内布拉斯加州犯下的错误会让这件事变得遥不可及。”皮尔斯总统的大使写给南方的《奥斯坦德宣言》，旨在推动马德里和华盛顿购买古巴。《宣言》刚刚传回美国大陆，当时北方民主党人败选的消息就震惊了世人。《纽约论坛报》立即表示对这一结果感到满意，但北方人却对此嗤之以鼻。尽管美国政府在1852年就已经开始运作吞并古巴，但政府还是抛弃了《宣言》，查获了古巴海军安排在纽约的间谍船。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干预方案吸引了一些年轻的男性冒险家，比如威廉·沃克尔，他曾于1856年入侵尼加拉瓜，最后被抓住并判以绞刑。但古巴曾经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切实的好处，拥奴扩张主义者通过迫使北方联盟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上赌上所有的政治资本，把古巴问题剔除了。(56)

现在，正如南方强硬派代表詹姆斯·梅森总结的那样，堪萨斯州控制了南方的“命运”。自由土壤党人的数量已超过了支持奴隶制的人口数量。大约到1854年夏，占领了堪萨斯州公有土地的“所有（土地）申请者中，有9/10的人计划投票废除奴隶制”。这年秋天，皮尔斯总统建立了地方政府，主要由南方人以及北方顺从者构成，比如州长安德鲁·里德，他告诉那些南方议员，他会亲自带领奴隶去堪萨斯州。此外，在1855年，他还推动了州内立法活动。议员艾奇逊敦促密苏里州的白人“履行自己的义务”，确保在堪萨斯投票期间保持“和平与安静”。5000名密苏里州人非法越过边界，到其他州投票，数量占总票数的75％。然而，所有立法者中只有一人支持奴隶制。里德觉得自己遭到了那些南方种族主义者的背叛，认为他们甚至推翻了“人民主权”，最终愤而辞职。(57)

与此同时，北方媒体以及国会共和党人指控民主党人持有的政见有问题，即“堪萨斯州的白人有必要做出让步，以便在堪萨斯州推行奴隶制”。阿莫斯·劳伦斯对选举欺诈进行了回应。他用纺织厂赚来的钱建立了“新英格兰移民帮扶公司”，该公司会为那些自由移民提供资金和武器，好让他们搬到堪萨斯州。与之相反，尽管亚拉巴马州的一位编辑称，“每一封来信都表明勇敢的年轻人已整装待发，决心为让堪萨斯州归顺南方而战斗”，但是很少有南方人愿意冒这个险。相反，奴隶扩张主义者通过威吓和非法投票的方式，让被北方称为“边境流氓”“令人作呕之辈”的密苏里州人赢得战争的胜利。(58)

总之，奴隶制的扩张依赖于华盛顿方面对此事的调控能力，如果华盛顿方面能够保住这些“边境流氓”的选举结果，那么奴隶制就有望扩张。史蒂芬·道格拉斯已经在积极推动国会确立堪萨斯“州”的地位。看起来，再来一次诈骗选举，堪萨斯就会成为第16个推行奴隶制的州。1856年5月21日，一伙支持奴隶制的势力劫掠并烧毁了劳伦斯镇，这个镇是自有土壤党人的聚集地。对此，马萨诸塞州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发表了一次义愤填膺的演讲，他谴责政府、道格拉斯及南方“对堪萨斯州犯下的罪行”，其中还夹杂了对议员安德鲁·布特勒类似人身攻击性质的言论。几天后，布特勒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侄子、美国众议员雷普斯顿·布鲁克斯冲进萨姆纳的办公室，用手杖把这个可怜的马萨诸塞州人打得鲜血直流、不省人事。佐治亚州的一位编辑写道：“我们深表遗憾，为了捍卫个人荣誉，对像萨姆纳议员之类傲慢无礼的人，偶尔如此教训一下是应该的。”而北方报纸，即使是像《纽约先驱报》那样奉行种族主义的报纸，对此事的报道也都换了一种腔调：“那些南方佬对自由州的白人如此不敬，他们甚至用打黑奴的鞭子来鞭打议员。”(59)

1855年，蓄奴州的住民们针对自由州的议员们策划了多起谋杀，而这些仅是恐怖活动的一部分。“那些西部各州的傻瓜们还以为北方和东部各州的男人们不会打起来。简直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了。”一个自由州的编辑如此写道，“那些堪萨斯州的自由民会在受到侮辱前提前动手。”当自由土壤党的领袖呼吁大家要有耐心的时候，刚来不久的康涅狄格州人约翰·布朗称其为“完美老太”。布朗带来了好几个儿子和一些武器，此外还得到纽约州地产巨头格雷特·史密斯的资助。1856年5月24日夜晚，布朗和他的儿子们开始了杀人狂欢。他们冲进波塔瓦托米河边奴隶制支持者的房子，把他们揪出来吊死。布朗憎恨奴隶制，他把自己当作复仇天使的代理人，策划了这些作为惩罚性政治恐怖主义的屠杀。暴力行为的突然爆发，迫使自由党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斗争。整个夏天，两队人马在堪萨斯州的边界地区互相攻伐。这个时候又有州长辞职了，附近驻扎的美国军队阻止了那些全副武装的北方人进入堪萨斯州。到了1856年夏，移民活动终于画上了句号。(60)

“堪萨斯州流血事件”发生在1856年总统大选的背景下，这是新成立的共和党人展开的第一次抗争。大选中，约翰·伏雷蒙特获得了提名。虽然他是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的孙子，但他却致力于阻止奴隶制的扩张。美国人党（无知党）任命前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为纽约州州长，但他却被自己内部的南北方势力所分裂。美国整体经济的繁荣发展也缓和了反移民情绪。民主党人既反对粗鲁的富兰克林·皮尔斯，又反对主张让步的史蒂芬·道格拉斯，他们选择支持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虽然布坎南做了4年驻外大使，但南方代表却很了解他，希望布坎南能够听从他们的指挥。(61)

1856年夏，堪萨斯州的民主党活动家称一些党内分子终于浪子回头了。要想在几个州推行奴隶制，就需要在149张选票中赢得120张。南方辉格党已不复存在，所以民主党派有希望赢得蓄奴州的所有120张选票。他们只需要再得到北方几个州的支持就行了。大选当天，他们计划赢得宾夕法尼亚州（布坎南的老家）、新泽西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的选票，并最终在总统大选中胜出。但是那些南方佬明白，过去那种平衡已不复存在。人口的流动，意味着即使南方没有任何一个州投票，共和党人也有可能当选总统。尽管伏雷蒙特从敢于把票投给针对本区的地区性政党或对此并不在意的南方人中只获得600张选票，布坎南在公开选举中也仅赢得很少一部分票。(62)同时，一些北方民主党人相信，布坎南并没有像皮尔斯那样支持奴隶制。但是，他们错误解读了那些南方人的意图，后者旨在建立一套制度推行奴隶制，使之升格为真正的国家制度，并从中获利。斯科特夫妇对于他们正在交涉的对象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1852年，密苏里州高级法庭支持奴隶制的法官推翻了他们之前判决过的解放奴隶的案子，称“反奴隶法”并未影响密苏里州奴隶主伊莉莎·艾默生的财产权。斯科特夫妇不服，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而此时艾默生却将对他们俩的财产权让渡给了她哥哥，该事也变成了“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1856年，该案被提交到美国最高法庭。案件中一部分问题虽然涉及专业知识，但其中牵涉的最大问题也是当时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国会是否有能力突破密苏里州奴隶制的种种限制？联邦政府能否彻底解除或者限制奴隶主的财产主张？(63)

过去30年间，即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以来的所有总统任期内，最高法院都由南方人把持。尽管首席法官罗杰·B．坦尼几十年前就主动解放了自己家的奴隶，但在他任期内，法院在审理案子时（可追溯到“普里格诉宾夕法尼亚案”或更早），一直都在朝着将奴隶主的财产申请权确立为一项基本的、自然权利的目标稳步推进。该法庭将那些奴隶主的财产权申诉案件看得比立法人的权利还要重要，甚至高于国会议员的权利。法庭越来越认可卡尔洪及其同党的意见，认为不论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都无权限制奴隶主的财产移动权。相反，他们还应在强制移民和追逐逃奴问题上协助奴隶主。(64)

1857年3月4日，詹姆斯·布坎南宣誓成为美国第15任总统，此时，强制移民这个烫手山芋正等着他来处理。他在就职演说中表示，美国人没有必要对堪萨斯州感到愤怒，也不必为国会撤销《密苏里妥协案》是否公正而感到愤怒，因为最高法庭很快会解决有关奴隶制扩张的关键问题。两天后，最高法院发布了一个判决，9名法官中有6名认为斯科特夫妇无权为获得自由而上诉。大法官托尼解释了斯科特夫妇败诉的原因，并且认为《密苏里妥协案》无效，这一点陪审团的其他成员都一致认同。彼得·丹尼尔法官（弗吉尼亚人）用“一般性财产权”原则来解释为什么国会不能废除奴隶制，而托尼的论点只是对卡尔洪正当性程序进行了复杂冗长的阐述。“联邦政府无权干涉个人财产权及人身自由”，这适用于所有进入领地内的移民，包括跟他们一道来的强制移民（奴隶）。“除宪法规定外，任何法律不得干涉本法规定的各项权利。”无正当理由，任何人不得搜查或没收他人财产，如通过立法剥夺奴隶主的奴隶财产。(65)

该决定立刻引起广泛批评。许多共和党人对此表示拒绝，因为此举将大多数反对奴隶制扩张的行为判定为违法，他们坚称宪法给予了各州制定地方法规的权利。有些人拒绝法庭本身，视其为非法。当时美国最知名的报纸，如霍勒斯·格里利创办的《纽约时报》，称法庭的该项决定为“虚假的陈述，肤浅的诡辩”，比起“华盛顿的酒吧”传的小道消息强不了多少。一位评论家指出，正当性程序原则在《大宪章》时代就已经提出了，但是直到19世纪30年代人们才发现，该原则能够防止法律废除人作为财产的使用权。(66)

托尼认为斯科特不得提起上诉，因为非洲人的后代不能算作美国公民。对此，历史学家和持异见者对这番言论持否定态度。的确，美国至少有5个州自1789年修改宪法后就承认非洲裔美国人为公民了。此外，历史学家和当代评论家普遍缺乏说服力。例如，有些人认为《第五修正案》中出现的正当性程序条款指的是“财产”，而这并不包括奴隶。因此，宪法无法阻止人们蓄奴。但是，彼得·丹尼尔法官指出，《临时条约》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将奴隶划为一种“特殊”财产，在此种情形下，认为奴隶主立下的正当性程序原则不包括奴隶，显然并不合理。

一些批评家认为，托尼在发表很有气势的主张时，并不代表整个法庭。但是，实际上他代表了当时做出这些判决的绝大多数法官的意见。另一些批评家指出，托尼此举仅出于党派需要。“德雷德·斯科特案”很显然属于政治性的判决书，但当时绝大多数案子的审理都带有政治性。法官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按照正当性程序原则对此案作出判决，而不去理会此案背后牵涉的深层问题。然而，像寡妇伊莉莎·艾默生和那些制订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的议员们那样，托尼想和同党一起把此事上升到宪法决战的高度：他们想毕其功于一役，瓦解奴隶们的盟友。他们站在上帝的高度，聆听这位肯塔基妇女的祈祷：我能活到案子判决的那一天吗？他们的回答是：不，你活不到。(67)

而且，托尼和他的同党们对斯科特一案作出的判决，获得了除非洲裔美国人和共和党之外的所有人的支持。托尼反对将黑人的公民权合法化，为此他重施了史蒂芬·道格拉斯的策略，将北方白人的怒火集中到黑人身上。新奥尔良的《皮卡尤恩时报》称，“斯科特诉桑夫”（法庭将奴隶主的姓拼写错了）一案否定了黑人共和党人组织的合法性。对此，北方民主党派报纸《纽约先驱报》表示认同：“法庭动摇了北方共和党人反奴隶制的根基。”尽管一些愤怒的共和党人建议采取法律之外的方式控制司法部门滥用权力，来推进少数派的政治议程，他们本不应对法庭的裁决感到震惊。该判决再次保护了美国极为重要的一项历史传统：黑人处于社会底层，白人通过奴役黑人发展社会。这个过程由南方人引领，再由一部分北方人进行协助。宪法做出的最重要的让步由那些奴隶主及其北方同党们一手促成，此举保证了奴隶制能够继续扩张。宪法体系已经让奴隶制持续运行了70年。托尼主导下的法庭比以往更清晰地表明，在联盟核心价值观中，奴隶是完全属于奴隶主的动产。(68)

“仿佛全世界的力量都集中到一起反对他。贪婪不放过他……哲学不放过他，连那个时代的神学都迅速加入了跟他作对的阵营。”还有法律，使斯科特夫妇及其女儿们成为受人宰割的猎物。前国会议员亚伯拉罕·林肯于1857年夏在伊利诺伊州的一次讲话中也如此感叹。他敦促听众去看一看奴隶主是如何精心策划，变本加厉地迫害400万人类同胞的；他们在遭到集体抵制后，又将手伸向另一块大陆，并将其发展为奴隶制的乐土。林肯还这样比喻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都对他关上了厚重的铁门，”政党政治、宪法、整个国家一半的教堂以及大量商业利润都被扭曲了，用于把黑人束缚起来，就像把他们投入了牢房，而且牢房“用一百把钥匙给上了锁，你缺了任何一把都休想把门打开。而这些钥匙又分别掌握在一百个人手里，这些人又散布在一百个不同的、遥远的地方，而且他们还站在一旁琢磨：在人的精神与物质一切范围之内，能不能再搞个发明，比这个办法更妥当，让奴隶们更加插翅难飞”。(69)

1849年，林肯国会任期结束，返回伊利诺伊州，暂时告别政坛。1854年道格拉斯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让他感到无比震惊，他协助共和党人成立了伊利诺伊州共和党，摆脱了与南方的辉格党合作的束缚，从此建立了威信。他在每次演讲中都会讲到，奴隶制的扩张会避开各种妥协法案，而那些一直是美国白人想包含和保留下来的。强制移民所遭遇的凡此种种急功近利的毁灭和重建，超越了白人废奴主义者将奴隶制视为犯罪的道德批判，超越了那种认为奴隶制已经过时的地域性的傲慢。无论其是否有效，奴隶制都把南方人限制在重复的扩张之中。林肯提醒北方人：“如果我们把所有资金都投入棉花织机上，我们也可以像南方人那样。”林肯强调，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为了保证奴隶制未来的产出。在普通耕田者、伐木工的历史上，曾经为林肯这样的人提供前所未有机会的原则与机构正在被扭曲。当每一扇门都关上，每一把枪的子弹都上膛的时候，你连做梦都没梦到过的种种可能就会被永远的奴隶制取代了。于是等待囚徒们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对于全世界千千万万期盼现代世界能够将自己从古老暴政下解救出来的人们来说，如果连美国都不履行自己的诺言，让所有美国人都获得自由，那么整个世界对自由的希望也将随之破灭。

林肯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自1837年以来，各种因素使南方奴隶制扩张者的信心达到最高点。在全国推行奴隶制的热情居高不下，空前的经济繁荣将奴隶主的收入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最高法庭的判决和《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给奴隶主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民主党派、南方和北方可以心满意足地把斯科特一案当作建设宪法、政治经济大厦的最后一块基石。停止关于奴隶制扩张的讨论，此举会让“民主”以及民主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优势地位。

一旦为400万奴隶的枷锁配上武装，追求自由的力量将不会有出头之日。因此，1837年，南方奴隶主过分使用政治手段（这次不是经济手段）给他们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1857年夏，堪萨斯州举行了一次制宪会议代表的选举。自由州的绝大多数代表联合抵制选举，密苏里州选民再次涌入州界进行非法投票，而堪萨斯州的1.9万名男性原住民中，有85％都未投票。因此，1857年10月，当60位代表会集于康普顿时，每一位都是奴隶制的支持者。他们计划起草一份美国历史上最有利于奴隶制的州宪法。州宪法第8条完全遵循了卡尔洪原则，规定“在审理地方案件中，财产权优先并高于宪法规定，奴隶主有权蓄奴，亦有权增加奴隶数量，其不可侵犯性与所有财产权完全一致”（州宪法第23条“权利清单”中，“获得自由的奴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居住在该州境内”）。该法律使得堪萨斯州的200多名奴隶即使在修改宪法的情况下，也永远无法获得自由。(70)

废奴主义者同样也不承认投票的最终结果。支持奴隶制的选民们在康普顿以6000:600取得了胜利。北方人每天都能从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滑稽剧。南方民主党人施压，要求国会立刻通过这份“非民主条件”下诞生的法律文件，此举将使堪萨斯州彻底沦为蓄奴州。布坎南政府出于政局的稳定考虑，同意该州宪法的通过。而以史蒂芬·道格拉斯为首的北方民主党人之前在兜售《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时，曾向选民承诺“普选权”，让选民来选择，“康普顿选举丑闻”一出，无疑是往他们脸上扇了一巴掌。如果这些民主党人希望赢得伊利诺伊州、纽约州或新汉普顿市的选举，就必须推翻《莱康普顿宪法》。道格拉斯明白，这是在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而战，于是他以雷霆万钧之势反对效忠于布坎南以及亲南派政府的民主党人。

与此同时，民主党内部在国会中也产生了分歧。堪萨斯州的斗争引发了经济衰落。1856—1858年间，乘坐从芝加哥向西前开往堪萨斯的火车的移民由10万人下降到1万人。堪萨斯州的土地买卖市场渐趋萎缩，市场上投机行为消失，铁路股价暴跌，主要的北方银行因投资失利破产。凡此种种导致了1857年大恐慌，无数北方人失业。但是，工厂还在购买南方的棉花，因为国际需求依然旺盛。回想起19世纪40年代那些北方债权人如何摇动手指血本无归的情形，那些支持奴隶制的作家们讥刺地写道：“这一次，南方‘奴隶主们’将会帮助国家摆脱金融债务。”虽然那些南方民族主义者在一旁幸灾乐祸，可共和党人依然坚持自己的信条，认为“奴隶主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恐慌。对此，康普顿依然保持自己的政治立场。1858年，包括史蒂芬·道格拉斯在内的参加改选的北方民主党人都觉得情势岌岌可危。(71)

林肯决定向道格拉斯发起挑战，争取自己的参议院席位。林肯利用竞选验证自己的主张。其中他特别说明任何保护强制性移民的政策，比如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权论”，都将不可避免地以牺牲政治经济自由为代价，来满足奴隶主的需求。1858年8—10月，林肯和道格拉斯举行了7场辩论。其中，林肯反对奴隶制的理论基础非常具有说服力，不论是像大卫·威尔莫特那样的种族主义者，还是废奴主义者，还是持介于两者之间观念的人们都无法反驳。林肯认为，奴隶制和他理解的美国核心价值的基础是互相矛盾的，特别是和《独立宣言》中提到的“自然权利”主张相冲突。他认为：“如果奴隶制是合理的，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错的。”林肯承认，要想在短时间内结束奴隶制，的确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奴隶制就像人脖子上长的癌细胞，人们不敢切掉它，否则就会流血而亡；它又像一条响尾蛇，爬上了孩子们正在酣眠的床，如果他弄开那条蛇，可能会伤到孩子，一旦蛇被惊醒，很可能会咬着孩子。但如果继续让响尾蛇待在孩子的床上，或任由癌细胞扩散，结局依然是死亡。过去70年间，美国允许奴隶制扩张，加深了奴隶制的罪恶，给奴隶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72)

林肯认为，美国不能永远一半实行奴隶制，一半实行自由制度，我们只能选择其一。连林肯的终极政敌、赞成奴隶制扩张的南方政客也赞成林肯将奴隶制作为一种体制的分析，而且奴隶制只有扩大地域范围，才能保证运作良好。林肯警告人们，南方人将会尽一切努力让全美国都处于奴隶制统治之中，而这将限制美国人民的权利，让自由州的人民像那些南方人一样推行奴隶制。虽然历史学家们已经断言奴隶制不会扩张到自由州，但林肯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在伊利诺伊州渥太华市参加辩论时说：“美国要想彻底沦为奴隶制国家，再来一次德雷德·斯科特那样的案子就够了，只要最高法庭判定任何一州在宪法体系下都不得废除奴隶制，就像他们判定宪法或任何地方法都不准废除奴隶制一样。”甚至当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时候，“莱蒙诉纽约人案件”都会被转移到最高法院。本案中，弗吉尼亚州一位奴隶主带着奴隶取道纽约去往得克萨斯州。这位奴隶主声称，纽约州因其在延期停留期间将奴隶留在曼哈顿而宣布其奴隶应当获得自由，此举侵犯了他的权利。托尼领导下的最高法院基于正当性程序原则做出正确的判决，奴隶主作为美国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剥夺其财产权。(73)

林肯承认，绝大多数美国白人无法想象非洲裔美国人获得自由权会是什么样子，更别说让他们享有和白人一样的权利了。近年来，反对林肯的人从这些声明中摘出一些零星的句子来证明林肯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的确，林肯用过这样的句子，特别是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小埃及”地区进行辩论的时候，道格拉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恶意煽动反黑人民众的兴趣，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林肯还是坚持自己的中心论调。奴隶制低估了自由主义的未来对于黑人和白人的意义。奴隶制不被允许扩张，否则将在各地泛滥，改变一切。虽然奴隶制的废除不能一蹴而就，但却势在必行。奴隶制的废除应该从以道格拉斯为首的民主党的倒台开始，因为他们总是让那些南方扩张主义者大行其道。(74)

道格拉斯在堪萨斯州、华盛顿州都进行了反击，以证明北方民主党人并没有沦为奴隶主们搜刮北方选票的工具。1857年底至1858年初，国会里的南方人和消极的布坎南政府就是否承认《莱康普顿宪法》，是否接纳堪萨斯州为蓄奴州进行投票。道格拉斯及其支持者们，以及那些国会中的民主党人现在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1858年4月，30位国会议员在激烈讨论后——其间，密西西比州国会议员威廉·巴克斯代尔的假发被意外扯掉，此前没人知道他戴的是假发——国会否决了《莱康普顿宪法》。威廉·巴克斯代尔（无视布坎南的抗议）坚持将决定权归还当地人民，让他们自己对州宪法再次进行表决。8月，堪萨斯反对奴隶制的选民终于出来投票，如今他们有了一次公平的机会来拒绝《莱康普顿宪法》。(75)

1858年11月，道格拉斯与莱康普顿的抗衡使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议员的选票仍然倒向民主党这边，最后民主党险胜，道格拉斯继续当选参议员。但是，南方民主党战略家发觉北方势力正在积蓄力量，实力已经不可小觑。他们决定进行竞争，要么让整个美国都接受奴隶制，要么让民主党彻底分裂。(76)

1858年5月，堪萨斯奴隶制的支持者在某定居点的屋外谋杀了5名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为此对密苏里州展开了突袭，杀死了一位奴隶主，并把11名奴隶带到了加拿大。1859年初，布朗来到波士顿，遇见了一些反对奴隶制的富人，他们非常赞赏他在堪萨斯的行动。这些人中有布朗的支持者格里特·史密斯，废奴主义者、唯一神教派牧师西奥多·帕克，以及波士顿贵族的象征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这些人自称“神秘六人组”。他们被布朗传统布道式的表达方式吸引，对布朗的计划表示支持。布朗提议由他组织一个突击队，前往弗吉尼亚的哈普斯渡口，占领联邦军械库。该地位于蓝岭和波托马克河的交汇处，如果布朗控制了军械库，他相信附近50里范围内的奴隶都会投靠到他的麾下。

支持者们对此表示赞同。如今，北方人也想以坚决的以暴制暴的方式回击南方人的欺凌。他们愿意给布朗提供资金和武器，让他在宾夕法尼亚州钱伯斯堡建一个藏身之处。布朗在那里招募突击队，队伍包括他的几个儿子、十几名白人，还有5名黑人。“神秘六人组”还在堪萨斯州的苦难之地和当时最杰出的非洲裔美国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住所之间设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在钱伯斯堡外的一个采石场里，布朗试图说服道格拉斯加入他的组织。但是，曾身陷奴隶制囹圄20年的道格拉斯对于奴隶主雄厚的实力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他警告布朗，由于在堪萨斯实施了只针对弱小目标的游击战术，再加上反奴隶制的宣传，这才让布朗和他的支持者们乐观地认为可以轻易地粉碎奴隶制社会。废奴主义者们对政府进行攻击不但没有什么作用，还会导致舆论反对这种在北方白人看来是不负责任的暴力活动。

1859年10月16日晚，在道格拉斯未参与的情况下，布朗和18位勇士一起偷偷溜进哈普斯渡口。这是弗吉尼亚州（现在的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坐落于高耸的悬崖之上，从这里可以看到下方通往富饶之乡谢南多厄河谷的主干道，以及往肯塔基市运输奴隶的通道。布朗和他的队伍很快就占领了联邦军械库，获得了大批军械。他派遣一支小分队到附近的种植园去招募一批反对奴隶制的革命者。与此同时，布朗还切断了电路，迫使向东行驶的晚班列车停运。

但是，此次战斗从一开始就犯了错。布朗的手下杀死了一位列车长，讽刺的是，那还是一位获得自由的非洲裔美国人。之后，他们又令人费解地让列车沿着轨道驶向华盛顿，告诉那里的人们暴动开始了。布朗派去招募新兵的人从附近只带回来4个人。第二天，当地的军队闯进镇里，射杀了布朗队伍里一名叫丹杰菲尔德·纽比的成员，他之前是附近种植园的奴隶。纽比倒下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口袋里的几封信。这些信件是他的妻子哈里特写的，当时她和孩子们还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做奴隶。最后一封信写于8月16日，信中说：“听人说主人现在缺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把我卖掉。如果真是这样，我对未来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将破灭了。”在里士满的百货市场，像哈里特这样的女奴隶可以卖到1000美元，所以哈里特的主人改变了主意，不想让纽比赎回妻子。士兵开始肢解纽比的尸体，把他的耳朵和睾丸割了下来作为战利品。余下的人将布朗及其手下逼到了一座军械库里。(77)

第二天，在海军上校罗伯特·李的带领下，美国海军从华盛顿出发，强势登陆。联邦军队杀死了很多袭击者，其中包括布朗的两个儿子。布朗本人也重伤被捕。尽管布朗犯下的罪应由联邦审理，但布坎南政府还是允许弗吉尼亚州审判布朗。这场审判从程序上讲像是一出讽刺剧，但布朗发动暴乱证据确凿，他无从否认。最终判决前，布朗获得了讲话的机会。布朗对着《新约》发誓，说出了实情。他声称自己“将永远铭记那些被奴役的人们，他对此感同身受”。布朗仿佛变成了奴隶中的一员，伸出手臂为奴隶们争取自由。如果他的牺牲能让公平来得更快，他愿意用自己和孩子们的生命与几百万奴隶一道反对邪恶、残忍且不公的立法体系。正是这些立法体系损害了黑人的利益。1859年12月2日，有数百名士兵把守在查尔斯市的刑场外，防止有人劫走布朗，虽然实际上并没有人来。弗吉尼亚州长官对布朗施以绞刑。布朗的妻子找到他的尸体后，把它带回了纽约州的农场埋葬。和布朗一起受刑的还有两个非洲裔美国人，一个是从南卡罗来纳州逃出来的奴隶希尔兹·格林，另一个是自由黑人约翰·科普兰。他们的尸体作为解剖实验标本被医学生带走了。(78)

整整70年，南方和北方的政治经济精英以及许多普通白人一直通过买卖奴隶、剥削奴隶的身体和智慧来榨取利益。支持奴隶制的人们让其他美国人进行选择，究竟推行扩张奴隶制，赚取丰厚利润，还是经济下滑；究竟是继续推行奴隶制，还是解散联盟；究竟是支持其中一个政党，使之领导美国散播奴隶制病毒，还是在总统选举中被对手打败；究竟是在堪萨斯州推行奴隶制，还是建设一条连接各州的铁路。

布朗起义的失败，表明游戏规则改变了。林肯也曾在1858年竞选辩论中清晰地发出警告，但是那次他败选了。或许北方人会在1860年竞选时再次在奴隶制扩张问题上退让。在某种程度上，丹杰菲尔德·纽比、希尔兹·格林以及约翰·科普兰的就义，意味着约翰·布朗的胜利。这时南方人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威胁离开联邦以获取好处；要么留在联邦，但可能还会遭遇哈普斯渡口那样的事件。有人在布朗位于马里兰州的藏身处发现一张地图，报纸立即把地图上几处目标详细地列了出来。白人们开始怀疑自己身边的人，怀疑对方会不会是下一个约翰·布朗。报纸上报道的任何一起谋杀案，都会被人看作是整个阴谋的一部分。佛罗里达州一位名叫威廉·凯特的奴隶主，是分裂主义政治家劳伦斯·凯特的哥哥，他在半夜睡觉时被家里的奴隶割喉杀死。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游客被亚拉巴马州一伙暴徒劫持，最后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奴隶主才脱离了魔掌。马萨诸塞州一个地图商在乔治亚州贩卖地图时，被“告诫委员会”逮捕。一个爱尔兰人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市大胆表达自己的意见，认为奴隶制压低了白人的工资，结果被一伙流氓扒光衣服。蓄奴州立法人员命令一个奴隶抽打他，然后把烧开的油浇在他的伤口上，又让他的全身粘满羽毛。这名爱尔兰人回到纽约后，北方的报纸对他进行了采访，报道称“他一直以来都投票支持民主党”。(79)

1859年冬到1860年春，到处弥漫着紧张焦虑的气氛。奴隶阴谋论和私刑传言甚嚣尘上。还有人说北方白人对布朗大加赞赏，说他被吊起来的时候就像圣徒一样。共和党人否认了此次袭击，就连那些对奴隶制稍有微词的人，都认为布朗是毫不妥协地反对万恶的奴隶主的代表。9月2日，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布在布朗行刑的那一刻，拉响数百发礼炮向布朗致敬。北方中产阶级出版的图书把布朗描述成一名基督徒式的人物。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写道：“约翰·布朗把绞刑架变得像十字架那样神圣。”亨利·戴维·梭罗之前一直反对暴力，倡导和平，同时他还反对墨西哥战争，反对纳税。而这次他却说，“若论男人的果敢和气魄，若论朴素的真理”，所有政治家说的话加在一起，也比不上“疯狂的约翰·布朗随意说出的几句话”。在他看来，“布朗是第一位让奴隶主尊敬的北方人”。(80)

确实，布朗让那些奴隶主不得不重新评估形势。目前来说，奴隶制在整个大陆长期以来的扩张和在国家政局中的强势已经达到顶峰。之后，奴隶制将面临衰落还是继续发展？ 1859年的棉花产量非常惊人：400万包，可生成高达20亿磅清洁的纤维。奴隶们的产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一家三口奴隶的平均产值是700磅，该数字是1790年的22倍。美国政坛上一直沿用的法则——400万奴隶乘以3/5的选票，加上400万包（该数字仍在攀升）棉花，以及北方政治家们出于维护各地区间联合的需要——所有这一切使得全国少数派掌控了全国的政策。

但是，当南方民主党开始考虑即将到来的1860年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还是担心《莱康普顿宪法》的失败、共和党人的崛起，加上北方实力的不断壮大，最终会阻碍奴隶制永久纳入美国政治制度。他们认为最后的撒手锏就是脱离联邦。分裂主义在南方演讲中成了老生常谈。相比1850年危机爆发的时候，如今脱离联邦论更有市场。过去10年的经济大繁荣让南方人确信，他们的经济体系足够强大，而且以后也不会衰弱，因为就像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斯·亨利·哈蒙德于1858年在参议院说的那样：“棉花主宰一切，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敢和棉花抗衡。”北方人不敢阻挡南方人前进的步伐，棉花会让南方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继续繁荣下去。

尽管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杰斐逊·大卫和阿伯特·加勒廷·布朗希望借助联邦政府在各州颁布《奴隶法典》，以此实施“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参议院解决方案，但那些政治觉悟较高的南方人在1860年初就放弃了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南方各州的立法人员正在储备军械，一些在华盛顿的南方代表正在策划一场政变。首先他们会占领国会，然后让南方各州提供武器，为临时政府提供武力保护。受哈普斯渡口事件的影响，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机关派特使到弗吉尼亚州商讨和平解散联邦的策略。密西西比州立法人呼吁南方各州在亚特兰大举行一场会议，商讨如何从联邦分裂出来。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对此表示支持。(81)

最后，西南各州民主党领导的政变影响了民主党自身。不知道该庆幸还是难过，1860年4月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地点定在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那些继承了家里70年历史的棉花和蔗糖工厂的企业主们计划让民主党俯首称臣，将奴隶制的扩张作为一项国策来执行。否则他们就会像亚拉巴马州对其代表暗示的那样，从大会分裂出去。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邦维尔·雷特称之为“民主党的毁灭”。(82)

大会一开始，南方人就提出全党应采纳布朗和大卫在参议院提出的《奴隶法典》的建议。与会的大多数——北方代表们——表态予以拒绝。若在自由州颁布《奴隶法典》，等一切尘埃落定，北方就没有民主党的立足之地了。俄亥俄州的一位代表说：“你们这样说，等于告诉大家我们低人一等，无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切都得符合南方人的利益才行。但我正告你们，你们想错了，我们是不会同意的。”闻听此言，亚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阿肯色州以及得克萨斯州的代表们摔门而去。佐治亚州代表抱怨道，棉花州更应为另一件事操心，即奴隶市场的重新开放。大会的主持加莱布·库欣称，总统提名需2/3的代表通过。史蒂芬·道格拉斯在《莱康普顿宪法》问题上成功击败布坎南后，已实际赢得北方民主党人的支持，但要拿到足够的票数已经不可能了。(83)

其余代表决定在6月18日重新在巴尔的摩举办一次会议。届时，北方民主党人将不会让查尔斯顿分裂派入席，而分裂派自己则选择在街对面会面。北方代表在大会上宣泄了他们的愤怒：“奴隶主想要统治一切，否则他们就毁掉一切。他们终其一生都在统治奴隶，现在就连白人他们都不想放过。”他们提出推举道格拉斯为总统人选。在另一场大会中，分裂派民主党人制定了在全国范围内永久推行奴隶制的纲领。他们提名来自肯塔基州的约翰·布雷肯里奇——布坎南政府的副总统——为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一些超过60岁的老辉格党人以“宪政联合党”为名，推选了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即来自田纳西州的约翰·贝尔。边境各州的人们大都给贝尔投了票，期望在混乱中谋得出路。(84)

致力于种族迫害的民主党人口中的“黑人共和党”，已经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人在芝加哥召开会议，会上那些党员领袖们拒绝了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威廉·苏华德和萨蒙·蔡司成为总统候选人。虽然这两人在党内深孚众望，但在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北地区却被视为激进废奴主义者。共和党人期望得到绝大多数选票，因此他们把目光转向亚伯拉罕·林肯。林肯是吸引北方底层的适合人选，同时他也不排斥苏华德和蔡司的道德胜利论，他也能坚守住共和党人的原则，不再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在1858年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及1860年初在纽约库珀学院的演讲中，林肯提出，结束奴隶制的扩张可以让奴隶制在未来一个世纪内消失。这个解决方案以及时间表，意味着白人不必为种族制度的立即转变而纠结。(85)

林肯获得提名的那一刻，可能就已决定了1860年的选举结果。南方人的选票游离在布雷肯里奇和贝尔之间。共和党人主要依靠新英格兰、俄亥俄、伊利诺伊和遥远的西北地区。如果他们另外赢得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选票，就能赢得本次总统选举。共和党组织了多个名为“高度清醒”的俱乐部，里面全是支持林肯的年轻人，他们会像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的俱乐部那样，哪里斗争最激烈，就上哪里发起运动。州内的各位政党领袖，如宾夕法尼亚的西蒙·卡梅伦、纽约的塞罗·韦德，也开始了他们肮脏的投票运作。11月6日，林肯拿下了除新泽西州外的所有自由州。经过四轮竞选，林肯赢得了40％的选票，获得了303张选票中的180张。(86)

尽管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的胜利意味着奴隶制的终结，以及白人女性将会嫁给黑人男性。然而，布雷肯里奇却未能赢得上南部（Upper South）(3)的选票，那里保留了一些对联邦的情感。没有了这些州白人的大力支持，整个南方体系就会缩小，军队实力也会大打折扣。现在总统大选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支持黑人的共和国”总统，棉花州会兑现他们之前的威胁言论，从联邦中独立出来吗？如果他们真的独立出去，而且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威胁各州，就像1832—1833年冬天“撤销案”中杰克逊做的那样，那些白人公民会诉诸武力保护自己吗？

10月底，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威廉·吉斯特写信询问其他蓄奴州长官，若林肯赢得选举，他们是否准备召开独立大会。共和党人坦言他们会阻止奴隶制的扩张，最后实现彻底废除奴隶制的目标。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佐治亚州以及佛罗里达州对此予以肯定，但他们希望由南卡罗来纳州来带这个头。11月10日，南卡罗来纳州立法人员预备在12月初召集一次代表大会，商讨脱离联邦的具体事宜。其他棉花州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南卡罗来纳州如期举行了公投，代表们悉数到场。12月20日，代表们就脱离联邦达成一致意见。3周内，密西西比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人们也投票脱离了联邦。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紧随其后，得克萨斯州也在1861年2月1日决定脱离联邦。(87)

或许棉花州绝大多数白人都和那些企业主一样，感受到了奴隶制扩张进程停滞的紧迫感，又或许他们并没有这种感觉。那些政治领袖操控会议以期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选民们要么投票选择脱离联邦，要么选择妥协。妥协意味着他们希望其他州先脱离联邦，作出表率，而这种妥协的态度又使他们被骂作“投降派”，说他们愿意投入北方佬的怀抱。大会代表比绝大多数白人都富有，比如密西西比州代表平均每人有15个奴隶，亚拉巴马州代表有13个奴隶，佐治亚州代表有13个奴隶，南卡罗来纳州代表则有37个奴隶。主张合作的奴隶主们由那些不经营种植园的区域选举产生，在选民的指示下他们前往州府，拖延脱离联邦的进度。可是，一旦这些代表们经济上的伙伴参与进来，他们就会改变立场，会议表决结果几乎全票通过。(88)

尽管奴隶主们把持了大会，操控了脱离联邦的进程以维护蓄奴州的局面，但最终他们还是得面对那些自耕农以及贫穷白人的步步紧逼和质疑，（有时发自对联邦的忠诚）不得不讨好他们。美国内战结束后，南部联邦对自己犯下的错误道歉，称之前南方各州为了宪法规定的“州权”要求脱离联邦完全是一个谎言，如此撒谎只是为了洗白过去。每位与会代表都清楚地指出，他们决定脱离联邦只是为了保护奴隶制。林肯的胜利，让南方腹地的奴隶主们感觉唯有脱离联邦才能让南方幸免于难。一位曾支持道格拉斯的亚拉巴马州的编辑说：“解放400万奴隶等于让我们放弃2500万美元的财产。”(89)

从密苏里州到得克萨斯州，从“威尔莫特事件”到《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以及《莱康普顿宪法》的颁布，不论联邦政府是否就奴隶制问题干预蓄奴州，政治家们始终都在围绕该不该废奴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分裂主义者担心，他们无法说服南方绝大多数没有奴隶的白人脱离联邦，而说服的理由仅仅是为了确保企业主在未来的棉花生产过程中不受干扰。于是他们大肆宣传共和党人当选后，北方必然承诺白人和黑人种族地位平等。这一点，由密西西比州议会派出的一位特使告知佐治亚州的同僚们。共和党人不仅宣称要废除奴隶制，“还要求……黑人和白人平等地进行选举，获得荣誉，同工同酬；平等地进行社交，平等地享有结婚权”。解放奴隶意味着除了种植园主，其他人将失去晋升机会，就连那些只有一个奴隶的人也将失去机会。更糟糕的是，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拥有的特殊地位将不复存在。林肯赢得选举只给他们留下了一个选择：要么选择脱离联邦，否则你邻居家的奴隶可能会娶了你的女儿；要么主动献上你的妻女以满足那些半开化的黑人的兽欲。特使称，如果让共和党人领导国家，就意味着“暴力的狂欢”“一场灭绝式战争”，白人们会以被暗杀、种族融合或者强奸的方式，最终走向毁灭。(90)

假如种族恐惧迫使那些没有蓄奴的人们接受了奴隶制，奴隶主们就能接着让奴隶制重现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特征，以及急功近利、兼具创造性和毁灭性，极尽右手权力之能事的扩张进程。他们还能继续利用黑人迁徙和奴隶贸易，把黑人商品化，就好像将他们的身体分成多块，以使自己获取更多的利润；继续让黑人妇女被隔离、被强奸。但是，恐惧会让人们怀疑那些演讲者是否清楚白人公民畏惧南方脆弱、高度不平等的剥削型经济体制，是否清楚没有了种族优势这个保护网，特别是奴隶制这样的保护网，他们将会陷入贫困和堕落的深渊。或许，演讲者的恐惧也折射出自身混杂在一起的各种欲望和焦虑，在这样一个不断流动、扩张的现代经济中，可能一夜暴富，可能瞬间破产，性暴力和政治权力的交织以及奴隶的身体带来的性欲和财富上的双重满足。

尽管这些观点在七大棉花州大受欢迎，但上南部各州那些没有奴隶的绝大多数代表持反对态度。2月4日，弗吉尼亚州投票表决，153名代表中，仅有32人支持脱离联邦。尽管詹姆斯·梅森和其他人发誓忠于卡尔洪原则，但老自治领那些不太富裕、思想上不太效忠的人还未做好准备。同样在2月，堪萨斯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以及北卡罗来纳州都拒绝脱离联邦，至少他们觉得还未到时候。(91)

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争先恐后地恢复联邦层面的区域妥协法案。肯塔基州的约翰·克坦顿召集了13名参议员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按照亨利·克莱的传统，克坦顿提出了6条宪法修正案以及4项决议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复了《密苏里妥协案》，并承诺联邦政府会在北纬36°30′以南永久推行奴隶制。另外则规定，未来不允许对这些宪法修正案、州立法机关五分之三条款以及逃奴条款做出任何修改。(92)如果获得国会通过，并且全国3/4的州立法机构批准，这些条款将被写进宪法。克坦顿的提议将使奴隶制变成一项美国的永久制度。他们会给阻挠议事增加一些别的诱惑性条款。这就是妥协法案的模式，或者说，这就是边缘政策对南方的一种安抚。

这些修正案的通过可能未能说服棉花州放弃对政治独立的追求。那7个棉花州的白人沉浸在疯狂的政治热情中，任何人都难以说服他们做出改变。那些让南方人在政治上自成一体的说法越来越有市场。同时，南方的领导者们在1860年12月到1861年1月期间一直待在华盛顿，比如说密西西比州的杰斐逊·戴维斯，但他对所有妥协案均持冷淡态度。

虽然很多共和党人急切地参与了妥协案的谈判，林肯总统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林肯在给纽约州共和党领袖塞罗·韦德的信中写道：“在奴隶制问题上我们决不妥协。一旦妥协，我们将会失去所有的劳动力，而且不久我们会再次妥协。”对此，民众用选票发声，反对任何形式的奴隶制扩张。林肯拒绝放弃投票结果，坚称“斗争迟早发生，最好是现在”。这句话鼓舞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虽然共和党人已经同意让新墨西哥州蓄奴，但他们反对在北纬36°30′以南实行奴隶制。

一些历史学家批评林肯的这些举动，说他和其他北方人一样误解了南方，以为南方是在玩博弈游戏，想让北方又一次知难而退。这些人认为，妥协案的失败导致大批民众失去了生命。这种批评林肯干涉妥协案的论调，从侧面支撑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进行分析，未来几十年即使没有打仗，奴隶制也会消失。这场战争最基本的收获就是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但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却达到了70万人，此外还有战争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93)

之所以认为奴隶制会自然消亡，是因为当时的形势显示低效劳动迟早会被淘汰。到1860年，奴隶制已经以人类历史上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了70年，且一次次打破了限制。此外，就实际情况而言，克坦顿计划让奴隶制的终结变得遥遥无期。1月，林肯引用克坦顿的话说：历史告诉我们，“旧的一年不会这么容易过去，除非我们把古巴拿来作交换，让他们继续留在联邦”。但不论如何，那年冬天主张脱离联邦的各州没再向华盛顿和斯普林菲尔德派遣特使，也没有就分裂问题讨价还价。(94)

3月4日，林肯在华盛顿聚会的民众面前，像安德鲁·杰克逊那样宣誓就职。然而这一年，追随杰克逊的民众所醉心的民主瓦解了。自1月底开始，武装人员占领了深南部各州的绝大部分政府机构。7个棉花州的代表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会面，宣布成立“美利坚邦联国”（南部邦联），议员杰斐逊·戴维斯被任命为总统。即将卸任的詹姆斯·布坎南总统以一种非常不“杰克逊式”的姿态，对此未置一词。林肯就任当天，矛盾被激化至顶点。联邦军队撤离了查尔斯顿港位于老奴隶交易码头的堡垒，迁至刚建好的萨姆特堡，新堡垒离海岸更远。邦联官员勒令联邦军队投降，但罗伯特·安德逊上校拒绝投降，虽然此时军队的食物已经不够了。

林肯这位身材瘦削、出生于肯塔基州的前律师，在老迈的大法官罗杰·托尼前宣誓就职，之后转身面对人群，他那六英尺四英寸的身躯挺立在讲台上。这位总统终其一生都在反对杰克逊及其同党，他是担任美国总统的人中最普通的一个，这一点在美国空前绝后。任何一届总统年轻时都不像林肯那么贫穷，但这也成就了林肯，同时，这也成了莫大的讽刺。林肯当选总统，使杰克逊的劲敌亨利·克莱成了“最理想的议员”。林肯一直在研究1832—1833年“撤销危机”中杰克逊讲过的话，为奴隶主的反扑做好准备。

当林肯拒绝妥协后，他告知那些意志动摇的共和党同事以及全国人民，若此时此刻同意南方人分裂出去，则无异于让那些选举失利者践踏选举规则。林肯认为，同意分裂主义者的要求等于放弃民主政府的原则，转而屈从于奴隶主的威胁。他还认为，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奴隶主手中，等于单方面宣布宪法无效，且将所有的关键文件都打上南方人的烙印，这无疑会使美国走向分裂。

与此同时，林肯警告人们：“你所向往的前方比你经历的所有真实的地方都要糟糕。”如果奴隶主们想保护自己的财产，保存实力，他们就会适得其反。1812年美英战争打响时，成千上万的奴隶投靠了英国人，其结果是悲惨的。由自由州组织起来的军队里有很多奴隶，这支队伍将所向披靡，打败奴隶主。但奇怪的是，几乎没有奴隶主相信这一点。唯一的几个例外，是前辉格党成员兼大种植园主史蒂芬·邓肯和保罗·卡梅伦，他们在危机爆发的时候始终忠于联邦。但总体来说，分裂派里奴隶主越多，他们做出的决定就越激进。

面对着奴隶主做出的清晰的决定，以及那些没有奴隶的白人们对他们的支持，林肯呼吁保持克制。林肯坚称联邦还未分裂，但他不会用总统的执行权去夺回被占领州的联邦财产，不会派军队到各州，也不会指派官员给地方找麻烦。他接受了当时可能会产生的种种不利情况。1861年3月，联邦召集了只有几万人的部队。此时，上南部各州一直持观望态度，造成一种林肯威胁他们的假象。这样一来，摇摆州中的分裂派就会逐渐占据主动。于是，林肯机智地把责任推回给了奴隶主：“对我心怀不满的同胞们，内战是否会爆发，不是掌握在我的手里，而是掌握在你们的手里。”也许对国家的忠诚和理智，不会让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密苏里州和肯塔基州加入分裂派。因此，在演讲的最后，林肯以共同的历史纽带唤起各州同宗同源的情感：“尽管激情会逐渐冷却，但绝不会割断我们之间情感的纽带。记忆的神秘和弦，仍回响在每一个战场和为国捐躯的烈士的坟墓上方……我深信它必将再度被我们天性中更好的天使所奏响，那时必将响起联邦大团结的盛大乐章！”

未来的道路此刻尚不明朗。奴隶主们似乎不接受林肯的提议，也不愿继续待在这样一个阻碍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让奴隶制不断萎缩的美国。奴隶主的断然拒绝，意味着数百万的奴隶和奴隶主的前途——这两个关系密切的群体遍布这个次大陆，活脱脱一部苦难和权力的历史——比起当年安德鲁·杰克逊隔着地里的甘蔗茬和泥潭瞭望帕克南红色界线的时候，更加令人捉摸不定。这就像奴隶们无数次为了让自己的背部免遭皮鞭的抽打，不得不在天黑前强打起精神再摘一两磅棉花那样。当奴隶主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已经改变了世界，尽管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扫除旧的市场模式、制作工艺以及非洲裔美国人的家庭，而是决定消灭联邦。然后，他们会像创造和毁灭其他东西那样，建立一个更符合自己利益、维护自己权威的新政府来代替现在的政府。

当年约翰·布朗袭击发动时，诉诸武力就已不再是遥远的幻想，亨利·戴维·梭罗为即将上战场的士兵写下这样一些话：“当你……在一个领域培养一个英雄时，往往会有很多英雄出现。”那些南方白人不相信北方人真的会和他们开战。林肯的小心翼翼，或许助长了邦联领导人把战争当作解决问题的方式的信心。但在上任1个月后，林肯证明他在解放奴隶、维护和平方面具有足够的谋略战胜奴隶主。他没有依靠武力占领查尔斯顿港，而是从纽约派遣了一艘补给船给萨姆特堡的驻军提供补给，而不是给他们提供枪炮。南方决策者们打算改变策略，将联邦军彻底从棉花州驱逐出去。4月10日，当地的邦联部队指挥官接到来自蒙哥马利的命令：联邦驻军立即撤离萨姆特堡，如果驻军拒绝撤离，他们会在纽约方面的补给到达之前对萨姆特堡进行轰炸。4月12日凌晨4点30分，第一炮打响了。33个小时的轰炸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4月14日第一缕曙光出现的时候，萨姆特堡军队投降。(95)

(1) 英国伦敦的上流住宅区，是石油大亨和金融巨头聚集的地方。

(2) 墨西哥靠近美国的一个州。

(3) 美国地理区域概念，与深南部（Lower South）相对，指美国南部偏北的地区。

第11章　尸体　1861—1937

莉莎·麦卡勒姆离开律师事务所慢慢地往家走去。就在几天前，她的第二任丈夫凯德·麦卡勒姆去世了，现在，他正躺在新奥尔良一座刷成白色的地上陵墓里。路易斯安那州的2月，寒风刺骨，不断考验着莉莎73岁的身体。穿城而过的冷风卷起一堆堆碎纸片般的垃圾碎屑，掠过惨白的墙壁飞向莉莎。此时此刻，她正沿着橡树大街缓缓而行。

莉莎可能正在思考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生存下去。从1890年开始，凯德就以联邦退伍军人的身份享受联邦政府抚恤金。为了把这笔钱转到自己名下，她必须证明两人是合法夫妻。所以现在律师要把她所提供的证明文件寄到华盛顿，然后由那里的官员做出判断。最后，办事员会把这份文件归入凯德档案，再把它放回原来的地方：一个摆满书架的储藏室，53366号和53368号密封箱之间的53367号密封箱的第二捆里面。

这些架子上还沉睡着数百万人的生平档案，这些都是曾在南北战争中保家卫国、反对奴隶制扩张的士兵，这里承载着他们的故事，还有他们的家人、朋友、战友和社区的故事。在这沉睡的静默里，仍有数不清的疑云迷雾从纸张间渗出，弥漫于架子间和架子底部黑暗的角落。就拿莉莎自己的经历来说，尽管她已经在抚恤金的申请证明中作了详尽的描述，但还是暴露了她并不知晓丈夫凯德的全部。莉莎告诉律师，凯德·麦卡勒姆出生于大西洋沿岸的某个地方，而另一位来自部队的朋友也提交过抚恤金的申请，曾提到凯德生于北卡罗来纳，但莉莎仅存的记忆也只是一些他乘船捕鱼的模糊画面。也许凯德告诉她的是马里兰州。这里的几百万士兵，每个人的生平加在一起就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它见证了奴隶制的发展壮大。数十年来的每一个夜晚，凯德都有机会向莉莎讲述自己的故事，告诉她强迫迁徙是如何摧毁了他出生以来的生活，但他没有说。借用另一位奴隶制幸存者的话来说，当他们两人闭上双眼准备入睡之时，除了凯德自己，没有人能够真正“想象得出那种痛苦”，因为那是他的亲身经历。也许，每个故事都有一半永远不为人知。(1)

但是，莉莎知道一些关键信息。1850年，已经是一个成年人的凯德被主人送到里士满卖掉了，之后（新主人）又带他乘船去了新奥尔良，在那里作为苦力再出售。1861年时，凯德正在伊贝维尔教区的奴隶劳工营做苦力。在他的印象中，奴工营的主人叫作“帕朗夫人”。而莉莎在1861年是密苏里州布恩维尔一个店主的奴隶，同时也是店主重要的投资资本。随着萨姆特堡战役的消息传来，密苏里州政府立刻分裂成了两派，亲联邦派和亲邦联派。联邦军占领圣路易斯的周边地区后，北方新闻机构的反奴隶制作家力劝林肯总统采取战争手段来解放奴隶。但林肯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声明：“我希望上帝与我同在，但是我绝不能放弃肯塔基州。”并撤销了联邦军总指挥约翰·费里蒙特关于解放密苏里奴隶的声明。密苏里州和肯塔基州一样，也地处边境。但是，莉莎的主人已经意识到联邦军队的出现会诱使黑人奴隶逃跑（如同在弗吉尼亚的门罗堡一样）。店主听说一个叫丹尼尔·伯杰的商贩正在收购奴隶并带他们南下，于是将莉莎卖给了他。1861年夏末的时候，莉莎已经到了普拉克明小镇“商人的院子里”，正巧就在伊贝维尔教区。

当时，凯德·麦卡勒姆仍在帕朗夫人的农场里，只是他可能再也不用采摘棉花了。1861—1862年，南方的棉花生产者们认为，他们在国际棉花市场中的集体垄断地位给了他们底气，只要引发一次“棉花危机”便可以促使欧洲列强站在自己这边。于是，他们停止种植和出售棉花，大多数人转而为邦联军队提供粮食作物。到1862年初，运到利物浦港口的棉花骤减，总量仅为1860年的3％。产量的骤减引发了国际市场上棉花价格的上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导致19世纪首次出现了其他产棉区比蓄奴产棉区更具价格竞争力的现象。非洲西部和巴西地区的棉花产量激增。在埃及，农民们将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开垦成了巨大的棉花田。从1861年开始，他们拿赚的钱到开罗购买奴隶，这些奴隶都是从苏丹沿着尼罗河或者从达尔富尔横跨沙漠到达开罗的。据一位历史学家估计，19世纪50年代，埃及每年奴隶贸易的数量不超过5000人，而到1865年，已经超出了2万人。(2)

在1861年底之前，南部邦联就失去了对南卡罗来纳海岛的控制权，这里是最古老的棉花产地。当1861年夏天势如破竹的联邦舰队登陆查尔斯顿南部海岸时，奴隶主们纷纷逃亡。联邦军队占领了希尔顿海德沿岸，当地90％的人口是美国黑人。这些黑人开始商量将自己世代耕种的土地划分为私人田产，但联邦政府和北方其他决策者担心南方会重蹈牙买加的覆辙——1834年，英国在帝国范围内全面废除了奴隶制，获得解放的牙买加奴隶拒绝参与甘蔗种植，使牙买加的出口经济陷于瘫痪。于是，在1862年的耕种期来临之际，财政部明确了国家对废弃土地的主权，并将土地租给北方的企业家，用于在海岛上重新组织和恢复棉花生产。

这些承租人并不只想着获取利润。例如，佛蒙特州的一个企业家团体向财政部打包票说，“凭借我们新英格兰人的本领和能力，雇用这些人种植棉花，给他们合理的报酬，产出的棉花价格要比把他们当奴隶、强迫他们干活便宜1/4”。因此，他们可以证明奴隶主们不仅在政治上具有帝国主义色彩，损害了其他白人利益，而且经营方式也十分低效和落后。他们相信，实际上“短期内可能不会再出现这样一个好机会来证明这些了”。假如一个月6美元的报酬不足以说服刚刚获得解放的美国黑人舍弃种植玉米、白薯等粮食作物，转而进入雇用劳动力市场去种植棉花，这些新英格兰人就还得申请使用一些“强制手段”来巩固他们的“权威”。(3)

这种尝试并没有奏效，至少对这些北方的土地承租人来说是这样。他们签署了合约，按月付给工人工资，结果发现在1862年末的时候，一半的棉花都烂在了地里——只有用鞭子赶着干活才有可能摘完这些棉花。一些人不愿意承认在某些方面雇佣劳动确实不如奴隶制的效率高，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另一种方法：按劳动产量计算工资，并扣留每个月的工资，等到收成结束统一支付；或是恐吓工人，告诉他们如果不好好干活，“就向林肯总统汇报这些人太懒惰了，根本不应该给他们自由”。然而，不管是海岛还是遥远的其他大陆的棉花产区，都没能帮助兰开夏郡的纺织厂恢复经济。国际市场中的棉花依旧紧缺，价格也十分昂贵。(4)

此时此刻，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联邦军和邦联军的战斗日趋激烈，伤亡日益增多。到1862年的下半年，参战双方——一个完全实行奴隶制，另一个则部分残留着奴隶制——共计有近100万人参加战斗。9月的一天，在马里兰州西部安提坦河的一场战役中，联邦军殊死拼搏，虽然勉强击退了南方军队的进攻，但牺牲了3600名士兵，另有1.7万人受伤。

大部分媒体都把目光聚焦在东边战场，许多历史资料也只持续记录了战争前线的戏剧场面和整体战况。但与此同时，这场战争也取决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产棉区，那里曾上演了许多关乎美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事件。1862年4月末，最关键的事件在此发生，一支联邦舰队在那个英国曾经打败仗的地方突破了密西西比河防线，抵达新奥尔良。邦联官员们开始纷纷逃离这个南方最大的城市，联邦军队就在蕾切尔一行人曾经登陆的那个码头登陆了。

联邦军占领新奥尔良后不久，奴隶们陆续逃离附近的奴工营，涌进城市西边的防御工事。防御工事的联邦指挥官无视奴隶主的请求，拒绝遣返奴隶。逃入军营的奴隶数量越来越多，联邦军很快又在邦卡莱的圣查尔斯县建了第二个营地，就在1811年奴隶起义的中心附近。

自战争打响之后，林肯就一直在努力说服边境的政治家们，让他们同意施行循序渐进的或有偿的解放奴隶计划。他的所作所为是对自由更加积极的支持，这些支持比历届总统所做的加起来都要多。1862年4月，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解放哥伦比亚地区的3000名奴隶，同时给予奴隶主们总计100万美元的补偿。马里兰州、特拉华州以及肯塔基州的政客拒绝接受这项政策，他们要求永久保留奴隶制。联邦军在安提坦河战役中取得险胜后，林肯意识到自己可以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来反对奴隶制了，于是发布了数月前就已拟好的一份文件。(5)

在美国总统签署的所有行政文件中，最重要的当属这份《奴隶解放宣言》。它宣布，自1863年1月1日起，所有叛军控制区的奴隶都将获得自由。但这份文件并不全面，没有包括联邦控制区的奴隶。这意味着不只是毗邻各州，还有弗吉尼亚西部各县都各自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亲联邦州。另外，该文件也不包括路易斯安那的南部地区，那里的联邦领导人正试图创立一个“重建的”州政府，并努力避免引起当地白人的反抗。

但是，《奴隶解放宣言》为广大南部邦联控制区的奴隶们带来了自由的希望，《宣言》所掀起的浪潮比联邦军更早一步抵达这一地区。在莉莎所在的伊贝维尔教区，当地的奴隶主想将她转移到更远的得克萨斯州以远离战火。美国黑人将这次转移称为“流亡”。从1862年上半年起，为了防止奴隶逃往联邦控制区，奴隶主们马不停蹄地将奴隶在南部各州之间转移，正当他们穿越奥珀卢萨斯时，联邦军突然袭击了这里，打散了邦联的护卫队。联邦军带着这些被解放的奴隶回到了河边，把莉莎等数百名获取了自由的美国黑人送上了开往新奥尔良的船只。

由于莉莎是南部邦联区的奴隶，按照《宣言》的规定，她可以获得自由。但在新奥尔良登陆之后，她和其他黑人被安排进了当地的棉花仓库。几十年后，莉莎回忆说，“从那时起，我们散落各地”，被送往联邦统治区内不同的农场进行强制性劳动，“我被带到了唐纳森维尔附近的麦考尔农场”。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个叫托马斯·法罗的男人，两人建立了恋爱关系。每天他们都要去地里劳作，好向联邦官员证明自己是在“自愿劳动”，以此来换取政府的给养，其他拒绝劳动的人就要挨饿。尽管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但几十年来，奴隶们一直试图敲开自由的大门，正是《奴隶解放宣言》的颁布，一下子为他们卸下了这扇大门的门闩。接下来，美国黑人们会努力让它打开，直至完全敞开。

由于林肯把解放奴隶作为长期的作战方针，要求直到奴隶制瓦解才能结束战争，黑人们自由的希望大大增加，也使得另一项政策发生了变化。战争伊始，北方自由的黑人就曾要求入伍，但联邦政府害怕引发边境各州的混乱，所以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决策者知道，尽管北方的白人痛恨分裂，但他们更害怕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话会成为现实。道格拉斯曾宣称：“让黑人参军……让他们肩上扛起步枪，兜里装满子弹，世界上不会再有任何强权能够剥夺他们成为美国合法公民的权利。”(6)

图A.1　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奴隶交易场内部画面，其中部分已经被拆除。19世纪30年代，约翰·阿姆菲尔德所使用的大致就是这样的建筑，在1861年联邦军攻下这座城市之前，这里的奴隶交易者一直在这个围场内进行交易。如今，这里已经建成自由之家博物馆，由北弗吉尼亚的城市联盟管理（摄于1861—1865年，国会图书馆）。

1863年1月1日，林肯宣布正式实施《奴隶解放宣言》，他还强调行政部门要履行国会在1862年夏季做出的决定，允许美国黑人加入联邦军队。许多黑人已经在个别州政府的授意下进行了军事训练，如著名的马萨诸塞州52军团。新生的美国黑人部队（U．S．C．T）里还有许多来自其他地方，如门罗堡和护墙营的入伍者。随着战事不断扩大，黑人入伍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一些男性奴隶的耳中。他们逃出来后，紧接着就加入了联邦军队。在1863年的一个晚上，凯德·麦卡勒姆和朋友詹姆斯·道格拉斯偷偷溜出了帕朗夫人的奴工营。他们往东出发，穿过大片丛林。在北面，这时候联邦军正试图包围维克斯堡。两人抵达密西西比河后，找到了一条停靠在西岸的小船。

不谙水性的道格拉斯先爬上了小船，麦卡勒姆把船推入河中，然后抓住船沿翻身上船，小船顺流而下。在晨光中，西岸忽然传来一声枪响，那里是邦联控制区。道格拉斯紧贴着船底卧倒，麦卡勒姆则像乌龟一样缩成一团。几声枪响之后，射击停止了。

在河流的一个弯道处，他们看见一艘联邦炮艇正朝他们驶来。船上挂着星条旗，道格拉斯和麦卡勒姆一边向船员挥舞手臂，一边奋力朝那边划去。船员把他们拉上了“埃塞克斯号”，两人都已经浑身湿透。站在倾斜的铁甲舰上，他们被告知有两个选择，要么前往邦卡莱从事种植园劳动，要么参军。两人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美国黑人部队第80军团。

随后的两年里，美国黑人士兵的数量达到了20万人，其中许多人曾经是奴隶，他们通过在战场上的不朽事迹，重新定义了自己的余生。麦卡勒姆和道格拉斯所在的第80军团参加了哈德逊港围攻战，这是内战中最早一批以黑人部队为主力的战役之一。这场战争的胜利，为1863年7月1日维克斯堡战役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联邦军一举切断了密西西比两岸邦联军的联系。与此同时，在葛底斯堡，联邦军也击退了南方军的第二次北侵。

自此，奴隶制开始加速瓦解。北方军的势力不断朝南方棉花产区深入。他们穿过路易斯安那州中部的一片水域时，包围了伊莉莎·杜普里和安德烈·杜普里夫妇，还有菲洛·巴蒂和上千名奴隶，他们都来自所罗门·诺瑟普被剥夺自由之后进行强迫劳作的那个教区。士兵们“像赶牛一样赶着我们前进”，巴蒂后来回忆道。在驱赶下，他和其他被解放的黑人男性上了火车车厢顶部，妇女和孩子们则挤在车厢里。下车后，伊莉莎·杜普里和其他女性被送上了蒸汽船，开往政府出租农场。而安德烈·杜普里、巴蒂以及剩下的男性则经由陆路被带到了密西西比州。在那里，他们与詹姆斯·道格拉斯和凯德·麦卡勒姆的境遇一样，联邦军也要求他们做出选择。

安德烈·杜普里和菲洛·巴蒂进入了黑人部队第81军团。同时，伊莉莎·杜普里也知足于“老胡桃木”的奴工营所提供的给养，与食物越来越紧缺的南部邦联区相比，这些给养十分丰富。但是，她不愿意继续在武装监控下辛苦地劳作了。伊莉莎悄悄从奴工营溜走，步行50多英里来到了巴吞鲁日，并在部队医院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几个月后，正当她在帐篷外搅动着大铁罐里的热水清洗衣物时，安德烈穿过腾腾的蒸汽走向了她。他的部队正在护墙营进行训练，有人告诉他伊莉莎的所在地，他便请了一天假来找她。(7)

到1864年，尽管遭受重创的邦联军已无力进行大规模反击，但在弗吉尼亚州、田纳西州和佐治亚州，联邦军每向前推进一点都要付出牺牲大量士兵的代价。北方白人媒体的主战决心因此开始动摇，反战的声音愈发强烈。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开始主张议和，而这正是杰斐逊·戴维斯和南部邦联所期望的。相比之下，安德烈·杜普里、詹姆斯·道格拉斯、凯德·麦卡勒姆以及其他20万名美国黑人士兵始终坚守信念。在他们的支援下，厌战的联邦军队保持了整体的作战力量，撑过了1864年和1865年。黑人士兵部队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4万人牺牲。而在南部战火弥漫的废墟和奴工营里，可能还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奴隶也失去了生命。所以当安德烈的战友找到伊莉莎，告诉她安德烈染上霍乱去世时，也就不怎么让人意外了。

尽管如此，难民营和军营里也有希望的存在。在这里，曾经被奴役的人们找到了同伴，或再次见到了自己昔日的朋友；在这里，他们为未来奠定了基础，让美国黑人能够在没有奴隶制的社会里得到公民的权利和政治身份。就以露辛达·霍华德为例，战前她与艾米丽、玛格丽特姐妹三人被人从弗吉尼亚经水路带到了新奥尔良，后经由一个奴隶中介之手，她们被卖到了位于圣詹姆斯教区的奥奈达奴工营，其所有者为韦勒姆夫人。1862年，北方军进驻这里，当时露辛达只有15岁。她先逃了出去，她的姐妹和一些相熟的女孩沿着她逃跑的路线找到她时，她正在邦卡莱的奴工营靠干修缮码头的苦力活谋生。她们还见到了她的丈夫，一个叫作艾布拉姆·布卢的黑人士兵。当地的宪兵司令，负责管理营地里民众的指挥官主持了两人的婚礼。据说，在姐妹和朋友的陪伴下，露辛达“在国旗下”嫁给了艾布拉姆。

指挥官颁给露辛达和艾布拉姆的证书证明了两人是合法的，是经国家认可的夫妻关系。与战前婚姻不同，那时候奴隶们可以随便取消夫妻关系。而现在的婚礼带有法律效力，他们让黑人男女有权选择在一起，不用因为某个白人的意愿而被迫分开，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血肉都由他们自己做主。战后，露辛达和艾布拉姆加入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新教堂时，他们出示了结婚证书。这说明他们是真正的夫妻，而不仅仅是同居。有了这一纸证书，艾布拉姆成了露辛达所生的15个孩子的合法父亲。露辛达凭借支持身为士兵的丈夫，也获得了公民权。同时，她还获得了申请艾布拉姆抚恤金的权利，因为她也为国家作出了贡献。(8)

到1864年，曾经的奴隶们已经踏遍了南部各州，这一次，他们不再是枷锁加身，而是扛着武器，身穿蓝色的军装。他们的心中充满了信心，相信联邦政府会让他们重获权利。他们的出现鼓励了那些仍被奴役的黑人，奴隶们开始拒绝为奴隶主干活，或者干脆逃进树林。美国黑人部队的不断壮大，为人数紧缺的北方军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增援。1865年3月，就在林肯的第二次就职典礼之前，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3条修正案》，宣布在全美境内永久性地废除奴隶制。非解放区的奴隶也包括在内，比如边境州内仍被奴役的42.5万名美国黑人。不久之后，里士满被攻破。1865年4月9日，罗伯特·李率领的北弗吉尼亚军队在南弗吉尼亚的阿波马托克斯宣布投降。南部邦联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像洛伦佐·艾维曾经见过的那些逃亡奴隶一样，已经逃往丹维尔。也像艾维在接受公共事业振兴署工人克劳德·安德森采访中所说的那样，戴维斯用一个小包背着他的全部身家。

图A.2　一名男性奴隶从逃跑、获得自由、成为联邦士兵，最后为了国家和自由而牺牲的过程。绘制者为艺术家詹姆斯·奎因，这可能是他为《哈珀周刊》绘制的作品（国会图书馆）。

历经4年的内战终于结束了，尽管有70万美国人在战争中丧生，但忧中带喜。1865年的5月和6月，随着联邦军深入剩下的蓄奴州，他们找到了那些仍在为奴的黑人，并解放了他们。每年的6月19日，庆祝的场面会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直到现在，全美国黑人仍在庆祝“6.19”奴隶解放日。获得自由的奴隶开始自发地唱歌跳舞，有的人跑去告诉奴隶主他们的真实想法。有的人收拾了全部家当，动身去田纳西或者弗吉尼亚寻找他们走失的家人，又或许他们只是想离开这个地方。还有人甚至收拾了自己的小木屋，将其搬到主人大房子视野之外的地方。等奴隶们找到时机把曾经奴役过的黑人召集起来时，有的黑人还主动提出将粮食收益五五分成。许多奴隶主的生活瞬间跌入谷底，不止一个人在奴隶解放日这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然，还有一个受难者没有说到，他也是最后一个。1865年3月4日，这是欢欣鼓舞又庄严神圣的一天，林肯举行了他的第二次就职典礼。在当天的照片中，国会门廊前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在人群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人正倚柱而立，这就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斯，他就在这振奋人心的演讲现场。林肯的这次讲话，可以说是英语演讲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它本身就是那一半不为人知的历史，它指出奴隶制及其不断扩张才是内战爆发、人民流血牺牲的根本原因。当林肯翻过演讲大纲的最后一页时，他的生命也进入了40天的倒计时。

联邦军攻下里士满后，总统去那里进行了访问。他惊讶地穿过夏可洼地，周围是蜂拥而至庆祝自由的人群。曾经就在这个码头，这些黑人的家人和朋友被驱赶上船，被运到其他棉花产地。当第一颗加农炮弹打中萨姆特堡时，400万美国黑人中的大多数还是奴隶。内战的4年里，他们要求获得自由，得到公民身份，得到不会因奴隶贩卖而破坏的情侣关系。回到华盛顿后，林肯发表了另一次演讲，肯定了这些毋庸置疑的要求。他宣布支持美国黑人拥有选举的权利，因为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拯救了整个国家。布斯当时也在人群中，听到林肯的声明后，他十分愤怒，对朋友骂道：“也就是说黑鬼也是正式公民了！上帝啊，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于是，在1865年4月14日耶稣受难日那一天，他谋杀了总统。

既可以说亚伯拉罕·林肯是美国内战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也可以说他是直到现在仍在继续的民权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他离世后，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继任总统。只可惜他是一名嗜酒如命的种族主义者，一心想要破坏解放的成果。他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示意南方的白人重新建立黑人曾努力推翻的那种霸权。1865年秋天，南方的白人选民声称不打算承认黑人的自由。在国会举行的南方各州换届选举中，他们把一群邦联支持者送回了华盛顿。与此同时，南方立法机构中的白人也开始试图将黑人打压回奴隶的地位，他们通过了“流浪法案”来限制黑人的流动，又提出了“学徒法案”以强制黑人青少年成为白人家庭中的不自由劳动者，还在采棉量下降时威胁他们要重新启用皮鞭。

国会里的北方共和党人士被南方白人拒绝接受战败事实的态度所激怒，在激进派的带领下，他们夺取了重建工作的控制权。他们不顾约翰逊总统的反对，拒绝让新选举出的南方代表和议员就职，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来剥夺大部分前邦联官员的议席，同时还扩大了军队和自由民众管理局的权力，以便在南方棉花产区强制建立新的劳动体制。自由民众管理局派代表深入南方各地，调解土地拥有者、现金短缺的种植园主和黑人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美国黑人痛恨一切强制性的暴力体制，他们希望不再有鞭打、称重和记录，不再有任何类似的东西。他们希望母亲们能有机会照顾自己的孩子，照看自己的花园，希望男人们能够自由地在田间劳作，不再有人在背后用枪指着他们，希望孩子们能去上学而不是整年地干活。整个南方的美国黑人都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土地，自给自足，像其他国家的独立农民那样生活。

然而，他们拥有土地的梦想并没有实现，因为美国还要依靠南方在国际棉花市场中的生产力来发展经济。因此，正如战争初期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所预示的那样，战后的联邦决策者和土地拥有者都不愿看到黑人成为拥有土地的农民。果然，“自由民众”的代表，包括许多带有激进的政治偏见的人，于1866年强迫黑人和前奴隶主签署了雇用劳动合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整个南方地区形成了某种折中的体系，一系列基于佃农制的置换。也就是说，黑人家庭可以从种植园主那里租一块土地，然后向后者缴纳一定的棉花收成作为租金。种植园主和当地的店主会把货物以信贷的形式预付给佃农，但由于高昂的利息，黑人往往会陷入永久欠债的漩涡之中。然而，对于黑人来说，当一天结束，迎接他们的至少不再是称重、记录和皮鞭，这已经是非常大的改善了。(9)

激进派还说服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做了一件其他解除奴隶制后的地方没有做过的事，宣布黑人成为这个多民族共和国的平等公民，把公民权作为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写入宪法，并表明其后代也享有同等的权利，包括奴隶和移民者的后代，以此来消灭种族主义和文化霸权。尽管《第14条修正案》并没有授予女性选举权，但国会以及各州制宪大会都讨论了这一议题的可能性。内战后的这段时间里，美国政治经济的基本协议得到了重新修改，人人欢呼雀跃，似乎一切都可能会实现。(10)

短时间内，黑人选举权的获得让黑人男性可以在州立法厅参与决策，曾经这里生成的议案旨在将他们的生命、血脉和子孙后代债券化。他们代表南方各州参加了国会，而以前，就在这个大厅里，议员们曾经达成妥协，允许进行更多的奴隶贸易，强迫更多的奴隶进行棉花采摘和加工劳动。从1866年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从重建工作的进展来看，南方似乎可以转变成一个全新的社会。尽管白人的反抗浪潮依然广泛存在，但联邦军队一直驻扎在南方，履行他们捍卫解放的承诺。但1873年以后，产业经济陷入大萧条，白人的良知也开始动摇。受困于北方的劳动争端，渐渐地，共和党领导人不愿再与南方的黑人自由劳动者分享利润。

黑人们一直关注着解放的承诺，他们注意到那些象征自由平等的标志和旗帜逐渐开始萎靡、褪色。就托马斯·法罗和莉莎来说，战后他们搬到了新奥尔良。莉莎做了点小生意，向蒸汽船上的旅客兜售食物，她还给托马斯生了两个孩子，他们努力地过着自由的生活。然而形势发生了变化，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得困难重重，失败被放大，希望开始加速破灭。

19世纪70年代，托马斯在一场席卷整个路易斯安那黑人区的天花感染中去世。莉莎随后搬到了圣约翰浸信会教区，并在约翰·韦伯的种植园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那里，她遇到了凯德·麦卡勒姆，他当时是一名主管。尽管战争摧残了他的身体，使他只能干一点零星的重活，但是工人们很尊敬他。70年代末的一天，凯德的战友阿莫斯·盖尔来看他，当时正是收割水稻的季节。阿莫斯见到了莉莎，她已经带着孩子和凯德住在了一起。房间里几乎没什么吃的，只有“一条挂着的干鳄鱼”，凯德和莉莎剪断绳子把鳄鱼取下来，洗干净，和阿莫斯一起吃了。

在他们的小木屋外，黑暗正在降临。暗夜骑士（3K党）开始在南方各州出没，他们带着白色的兜帽，对黑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在各州选举中徇私舞弊，窃取成果。他们烧毁黑人的房屋，只因黑人“胆敢”购买土地，或是粉刷自己的房屋等。他们甚至会骑马去华盛顿，然后进行各种交易。为了平息1876年总统选举的争端，北方共和党与南方民主党进行了权钱交易，允许后者进行“自治”。南部的白人民主党把自己称作“救赎者”，他们改变了法律，极力将社会拉回到重建前的样子。到1900年，他们已经剥夺了大部分黑人和一些不可靠的白人的选举权。他们还通过了《种族隔离法》（也被称作《吉姆·克劳法》），这是一系列琐碎且残酷的法令。例如，禁止黑人使用白人的饮水器喝水，不准黑人进入白人餐厅就餐，不允许他们和白人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也就是说，这项法律剥夺了黑人本该享有的与白人平等的公民权利，包括搬到公共区域生活，以及获得同等的教育和经济机会。

南方白人树起了纪念碑，来纪念那些在“捍卫”奴隶制的战争中战败的将军，纪念种植园的旧日时光。他们还杜撰历史，声称打仗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自身的政治权利。最终，他们还实现了自己的终极目标：说服了大部分美国白人，甚至包括大部分历史学家，让他们相信奴隶制是良性的，“州权”才是内战的诱因。但是，南方白人领主所收复的王国却是一个饥饿的王国，他们自身不再像以前那样富有，其暴力行为更具毁灭性，而非更有利可图。

改写历史只是掩耳盗铃。粉饰失败，幻想洗白父辈的叛国行为，这些都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虽然白人企业家积极推行建设新南方，但他们必须适应后奴隶制社会的两个现实。首先，没有人（包括黑人）愿意再忍受皮鞭下的高强度工作。许多白人自耕农在战争的影响下无力继续偿还债务、支付税款，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不得已沦为了佃农。尽管黑人解放后，南方从事棉花生产的人数激增，但整个美国的棉花总产量直到1875年才达到1859年的产棉峰值，棉花生产效率大幅下降。20世纪50年代末，负责棉花采摘的奴隶每天最多可以采200多磅棉花。而在20世纪30年代，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大规模棉花采摘“科学实验”之后，这些黑人奴隶的后代每天的产量也不过100—120磅。(11)

其次，棉花生产效率不升反降，以及南方白人领导者为了保护白人利益在区域内施行的政治经济隔离，使得南方经济在国内陷入了次等、殖民的状态。除了生产棉花，南方人一直想要建立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经济体系，但在黑人解放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都没有成功。虽然南方屡屡想要推动工业化，但它所能提供的只有自然资源和贫苦的劳动力。这里没有足够的资本，这种匮乏既包括金融上的，也包括优质人才上的，同时也缺乏开发的手段。虽然纺织业在南、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山麓地区兴起，还有亚拉巴马州的铁矿和煤矿产业，但它们所能提供的大部分是低薪工作。纺织业没有办法与资金雄厚的北方工业竞争，后者实际上掌控着行业的规则，比如价格结构，公司可以用它来保证匹兹堡的钢铁价格比伯明翰的低。包括煤矿和木材在内的采掘工业，不只破坏自然环境，还要依靠暴力来驱使工人进行劳动。非农业工人阶级长期以来规模较小，且陷于贫困，这也限制了城市及中产阶级的发展。因此，内战结束整整一代人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南方白人和黑人都十分贫穷，他们在农场工作，而且一般来说这些农场并非为他们所有。(12)

莉莎和凯德在一起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就像莎拉和亚伯拉罕一样，她仍然给他生了两个孩子。1882年，两人终于正式结婚。几年之后，他们搬到了新奥尔良。1890年，在凯德68岁时，他第一次向政府申请疾病抚恤津贴，这份津贴主要是用来维持老兵以及他们死后寡妻的生计。在申请书上他列出了许多病症，一些是典型的老年疾病，还有一些病症则最有可能发生在那些经历过强迫迁徙、繁重劳动以及征战沙场的人身上，包括肠胃失调、各种旧伤、心颤等让他精疲力竭的疾病。16年后，即1906年2月，凯德在卡罗尔顿附近去世。出殡的时候，家人给他穿上了当年的蓝色军装，附近的老兵们纷纷前来悼念，送老友最后一程。

那一天非常寒冷，莉莎慢慢地从墓园回家。她现在不得不和儿子以及他的家人挤在一起，她感觉凯德不仅仅是躺在了坟墓里，更糟糕的是他被打垮了，同时被打垮的还有莉莎自己。虽然奴隶制已经成为历史，但《吉姆·克劳法》仍然存在。几乎所有的南方黑人都被关在了选举及其他政治权利的大门之外。隔离的公共场所和学校都预示着，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他们的后代必将成为二等公民。乘火车北上到芝加哥和纽约去的年轻人也发现，即使不在南方，他们也要面对隔离的工作和社区环境，机会的大门偶尔才向他们敞开一点。

但美国黑人群体历经了抗争、屈服，又再次抗争。他们的话语、精神和血液随着奴隶制的扩张而发展，这个团体仍然存在。那段关于凯德和莉莎以及其他数百万黑人被抓的历史，那段曾被窃取且一直有人觊觎的历史并没有结束。从许多方面来说，到现在也没有结束。奴隶制及其扩张带来了持续的贫困和剥削，这种情况在莉莎所生活的20世纪初期的南方清晰可见。举例来说，当时的黑人家庭可以说是一贫如洗，白人家庭所拥有的大部分财产都可以追溯到奴隶制时期，都是1861年前从奴隶劳动和奴隶贸易中榨取的收益。

图A.3　自由民会议。左一身份不明，左二到左四分别是安娜·安格尔斯、伊丽莎白·伯克利、莎蒂·汤普森（1916年，国会图书馆）。

更广泛地说，整个美国黑人的历史，整个美国历史，甚至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历史，都是由足、头、手、舌头、呼吸、种子、血、背部和手臂构成的。这种塑造始于18世纪80年代。独立战争之后，整个美国陷入了贫困的境地，人们发现奴隶贸易可以给自己带来利益，这使整个美国重新联结在一起度过了那段萧条时期。而宪法的妥协又为奴隶制在美国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形成及扩张提供了机会。一些人认为这种制度是暂时的，一些人则认为这是永久性的。在接下来的70年里——《圣经》里所描述的人类的平均寿命——奴隶们经水陆两路被押送至南部和西部。他们的双手和创造力与他们的本性相违背，他们有时甚至互相背叛。他们生产商品，建起众多的奴工营，完全沦为了经济生产的工具。

经济增长来源于依靠奴隶的劳动和肉体建立的市场，以及提供进出口船运的基础设施的完善。经济增长不仅带来了财富，也给地方政府机构带来了政治权力。贫穷的白人声称，自己在实行奴隶制的边疆也应享有表决的权力，这在短时间内挫败了种植园主的锐气和自大。但是一些聪明的企业家，其中最有名的是安德鲁·杰克逊，不断在政治权力中输出民粹主义的影响。他们创建了一个新的区域间的政治联盟，奠定了数十年的协议，该联盟还让南方获得了在联邦政府下高出一档的权利。毕竟，南方和北方的发展都要依靠奴隶制的扩张。通过剥削奴隶而生产大量产品，是美国在19世纪突然崛起的原因。经过几度繁荣和衰落，产生了一个持续催化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财政体系。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已经发展为一个帝国，同时也是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实际上，当时它是世界第二大工业经济体，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棉花产业之上。

当然，棉花产业绝不只限定在北美地区，整个世界都看到了奴隶制所带来的高额利润，他们都想贪婪地分一杯羹，这就为土地扩张提供了动力。与此同时，强迫黑人奴隶往西南棉花产地迁徙也使现代世界经济的到来成为可能。棉花地里奴隶们不断提高的棉花采摘效率，保证了原材料以低廉的价格流向全世界最新、最重要的产业，也就是英国、西欧以及美国北方的棉纺织厂。黑人奴隶被盗取的时间、劳动以及创造力，为刚刚起步的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让其做了历史上其他社会从没做过的事，并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在美国历史上，自宪法起草至内战爆发，奴隶制扩张一直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力，它使美国版图得到扩大且融合统一，南方白人在国内的权势变得异常显赫。奴隶主们压迫黑人，不只是为了获取生产力，也为了获取权力。这种权力是人类历史上的其他统治阶级不曾拥有过的。

内战的爆发也来源于这部偷盗与生存、欲望与创新的史诗。利益和权力的膨胀驱使南方人加大奴隶制扩张的力度。一部分北方白人认识到棉花带来的利润，希望尽一切办法维持利润的流转。于是这些人也加入了南方白人联盟。但是，南方力量的不断壮大使其他北方人开始感受到威胁，这部分人可以接受奴隶制仅存在于南方的现状，但他们害怕奴隶制会侵入他们居住或想要生活的地方。还有人认为奴隶制会招来腐败，奴隶制的扩张会侵蚀美国社会，破坏美国人民的自由以及美国之魂，侵蚀一切他们认为美好的事物。还有一些人认为，19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早期的金融危机已经证明，奴隶制在经济上的落后注定会拖累整个资本经济的发展。

19世纪50年代末期，这些北方人在共和党的带领下团结一致，他们都坚持一个主张：必须阻止奴隶制的扩张。对于不断拓展疆界的南方白人来说，他们无法接受共和党在国家选举中获胜。那些奴隶主政客受50年代各种成功的激励，以及在民主党内拥有的压倒性权力，他们在政治集团内达成了共识，决定与北方决裂并开战。

有人说内战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奴隶制注定要灭亡，也许就在1860年选举之后的几十年内。这种说法不过是主观的臆断，因为历史证据指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与后来的自由劳动相比，奴隶制带来的产量更多，效率更高，自由劳动试图与其竞争却以失败告终。如果奴隶劳动曾在棉花生产中行不通，奴隶主也一定会转而生产其他的商品。南方奴隶主之前不断调整奴隶制，使其获得惊人的收益。即使在21世纪，强迫劳动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仍旧非常重要，除了名字之外，它和奴隶制其实一模一样。不管是强迫黑人为自己服务，还是强迫普通人揭露自己的隐私并把它转化成商品，奴隶主们都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经验，现在这些经验已经变换了多种叫法（科学管理、延伸运行、管理研究），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听到过。尽管这些方式不是奴隶制，但他们其实也是损害人类社会的一种方式，人们本应该从蕾切尔、威廉、查尔斯·鲍尔和露西·瑟斯顿的受害经历中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为他们哀悼，却不知道其实我们自己也生活在从他们那里窃取的果实之中。(13)

时至今日，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奴隶制扩张者已经在政治上被打败，人数已经减少或是受到限制。19世纪50年代，奴隶制扩张的拥护者一直以相关的宪法条款为持续扩张作辩护，在内战结束很久之后，北方人发现这些条款中的很多都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庞大的奴隶群体蕴藏着美国经济最大的财富，只要还在法律和常规政治的统治下，财富拥有者通常都会找到办法保存这笔财富，内部叛乱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战争是结束美国奴隶制的唯一方法。战争是由那些自认高人一等的奴隶主们发起的，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但是，凯德·麦卡勒姆已经去世躺在坟墓里了。还有许多其他男男女女，他们和凯德一起抓住了这最终到来的机会，因为奴隶主的过度膨胀而给奴隶们带来的机会。在他们这一代，奴隶们终于确认自己能够看到奴隶制结束的那天。但那些关于平等独立的梦想，奴隶们希望自己被盗走的一切能得以偿还的梦想，似乎都破灭了。在寒风中，莉莎沿着街道艰难地前行，她看不到一丝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希望。1937年，克劳德·安德森来和洛伦佐·艾维谈话时，她可能也说同样的话。

的确，尽管内战战败让前奴隶主和他们的后代丢掉了大部分权力，但20世纪初，他们又夺回了一部分权力。在随后的100年里，南方白人精英持续地掌握特权。许多南方白人都愿意团结在坚守种族权力的思想下，这让南方地区变得摇摆不定。南方白人们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愿意加入任何一个迎合他们要求的政党。这只是南方精英在全国各地持续破坏民主，以及固守奴隶制和自身权力的恶果之一。另一方面，联邦司法部门采纳了卡尔洪的主张，奴隶财产从多数人的控制中独立出来，并以所谓“洛克纳主义”(1)的形式，在试图管控工人安全、消费者健康和环境影响的情况下，为猖獗的工业权力进行辩护。再者，科学种族主义在邦联垮台后还有很长的历史。它被用来为反犹太主义、消灭全世界的原住民、残暴的殖民主义，以及排斥移民正名。现在，人们继续用它来为歧视黑人奴隶后代的合理性辩护。

与此同时，前邦联分子对于重建工作的怒火衍变成了他们的子孙对新政的质疑。南方的白人民主党人士认为，应对大萧条的措施对于解决黑人贫困和减少白人霸权毫无作用。相较于战前他们在政治中的主宰地位，以及对国内经济增长巨大的带动力，战后这些南方白人上流人士所获得的胜利明显大打折扣。但是在白人的操纵下，美国黑人依旧在贫困中辛苦地劳作。他们只能无声忍受着《吉姆·克劳法》带给他们的直接或间接的侮辱，否则就会在白人暴民或是警察手中悲惨地死去。怪不得这么多美国黑人看不到自由的希望，而只得离开。(14)

但有一些东西，其力量即使战前的奴隶主也无法控制。奴隶主们创造了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黑人的身体似乎被分解成了几个不相干的部分：脚像被捆着的机器一样走路，手用来出售并且负责采摘，思想和神经系统可以产出利润，提供娱乐。我们有两种方式来看待美国黑人群体，它们在奴隶制扩张所造成的创伤中被缝合在一起。这个群体有两种形式、两个实体，一种用来为奴隶主获利，更确切地说，是为美国白人获利。南方和北方曾一次次地达成协议，共同剥削这个群体，这就是棉花地的新奴隶制。这个美国黑人群体，因奴隶制扩张而生，苦难深重就是他们的标签。在这个群体之中，成百上千的人早早地孤独死去，与他们所爱之人阴阳两隔。数百万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他们在渡口分离，从此天各一方。

但是，他们的舌头仍诉说着奴隶主们听不到的话语，他们的肺呼吸着永不屈服的精神。被奴役的男男女女注视着、保卫着、冷却着他们的血液，他们教会自己的后人学会等待。在某个时刻，奴隶主或许意识到了黑人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些别的东西，一种认同、一个政治联盟、一种共同文化、一个故事，还有一种意识。黑人们意识到这些东西是如何塑造了他们，让他们团结在一起。但奴隶主们选择忘记，或者指望奴隶们自己忘记。因此黑人们幸存了下来，在险恶的环境中相濡以沫。不光是生存，他们还在成长。于是，黑人群体又以另一种隐形的方式顽强成长起来，它是这个不断扩大并被白人所利用的群体的孪生兄弟。最终，等待得到了回报。这个群体站了起来，美国黑人拿起武器打败了奴隶主。

活着，正是因为他们活着才让胜利变成了可能。他们既不同于北美大陆上的先辈，也不同于新大陆上的大部分同胞，美国黑人的文化在19世纪美国境内强制迁徙的艰难考验中产生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围成一团，结成政治联盟。在巴西和许多讲西班牙语的社会中，被奴役的黑人和他们的后代想要寻求同化是不可能的。奴隶们想要像其他大陆的被压迫者一样通过个人解放得以逃脱，一般来说也不太可能。而像海地人那样，打算依靠古老非洲裔的身份和观念，通过反抗来获得解脱，这同样也不可能。所有这些方法都不奏效，非洲裔奴隶们不得不建立起一种要么结盟要么灭亡的观念。他们确实也建立起了这样的联盟，并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晰的认识。作为这段重大犯罪史的共同受害者，他们团结在一起，改写了历史。他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不团结，他们只能生活在皮鞭下，遭受无所不用其极的剥削。

奴隶们提出了一个政治议题，他们以幸存者或逃亡者的身份告诉整个世界，他们想要的并不是同化或者解放，而是要砸毁鞭笞机以及在背后助其运转的一切。他们要改变美国，令其为自己的偷盗行为赎罪。这个议题随着一些有幸逃脱的勇敢者传到了北方，重新点燃了美国国内反奴隶制运动即将熄灭的火焰。在这个议题的推动下，一些白人进步分子站到了奴隶主和北方白人同盟的对立面。即使这条政治路线已经展开，在各个地方，无论神圣还是世俗，白天还是黑夜，痛苦还是喜悦，奴隶们仍旧在各种迫害中探索新的方法去保护和捍卫他们的灵魂，他们在恐怖、偷盗和死亡的威胁下求生，他们学会了抓紧时间但不匆忙，牺牲自己但不失灵魂。所有这些都是在奴隶制扩张的影响下产生的。这就是奴隶群体，他们是强迫迁徙中的幸存者，虽然许多人死于迁徙，或者死于那场结束了奴隶制的战争，或是在重建时期因贫困和公民权被剥夺而饱受痛苦。

在战争中，幸存者们亲手葬送了奴隶制。当幸存者开始纷纷离世时，他们留给后代的物质财富少之又少。奴隶主偷走了他们太多的东西。但是，他们经历的一切让他们摆脱了奴隶身份，成为自由公民。他们有一个政治性的团体，引导他们选择了团结而不是各自为战。他们曾要求宪法内的公民权，这样一个先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影响，最终美国在面对敌人关于公民权和政治平等方面“言行不一、十分虚伪”的指摘时疲于应付。黑人和志同道合的白人一起，以废奴主义的形式创造了一种各抒己见和进步主义的理想模式，他们相信若加之以对待宗教般的热忱，社会变革会让美国真正成为理想中的国家。

与此同时，在饱受强迫迁徙摧残、重建失败后的这片土地上，创造性持续发酵。美国黑人的文化形式渗入并重建了美国的大众文化，这些文化形式逐渐“出口”到世界各地。凯德·麦卡勒姆去世后的一个世纪里，美国黑人在不同的行业、用不同的工具改变了世界。在大迁徙的过程中，他们用自己的意志力重塑了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版图。通过民权运动，他们对南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黑人建立了社区组织的传统，并最终引导美国选民选择了一位非洲移民的后代作为美国总统，这一结果令人惊讶。作为一股政治力量，黑人在奴隶时期就已建立起来的团结原则，历经几代之后仍旧稳固异常，即使两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面对着放弃、离开，以及消解为虚无主义的诱惑。

图A.4　曾经的奴隶阿尔弗雷德·帕罗特。照片摄于1941年，当时他已经91岁了（国会图书馆）。

图A.5　曾经的奴隶，居住在亚拉巴马州格林斯博罗附近的一座农场（国会图书馆）。

追溯过往，黑人奴隶后代取得这些伟大的成就有许多原因，但每个原因背后都有一个根源，它来自于奴隶制幸存者们流传下来的经验。这些经验、创造力、精神、拯救生命的歌曲、花钱买的教训、平凡的美德以及求生的意志，从佃农小屋内抱着孩子的强健臂膀里，从歌曲的音符里，从教堂的钟声里，从炎炎烈日采棉时水桶旁传来的笑话里，从只有一间房的校舍和位于汉普顿等地方课堂里流传了下来。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讲述着那另一半不为人知的故事。黑人之墓里，尸骨因激动而颤抖着。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天空万里无云，克劳德·安德森用铅笔潦草地写下最后几个字，他注意到洛伦佐·艾维已经停了下来。阳光洒满了松木地板，下午的天气一定很棒。抬起头，安德森看到老人正端详着他，面带祥和的微笑，仿佛令他笔下那些可怕的经历也变得不真实起来。外面的孩子们正呼唤着彼此玩耍，安德森听到两个人光着脚丫互相追赶着跑过马路，他能想象脚后跟灰尘被扬起的样子，一如他几年前所经历的。

图A.6　20世纪30年代，黑人奴隶的重孙们正准备离开南方的棉花种植区（1939年，国会图书馆）。

在海边的某个地方，有人正透过铁丝网凝视着警戒塔。这里关押着奴隶制辩护者，他们企图用杜撰出来的故事为奴隶制辩护，他们声称自己对艾维的控制是正当的，而那时他还只是个孩子。在海边的一些地方，劳改营里的某个人正蜷缩在毯子里，制作毯子的棉花正是由安德森和艾维走失的兄弟姐妹采摘的。在海边的某个地方，酒馆入口处的一个孩子听到一段播放的录音，那是喇叭吹奏的一首新歌，曲调时对时错。在某个地方，就在当年那条穿过丹维尔越过群山的铁轨的尽头，一位母亲正和她的孩子蜷缩在密西西比61号公路旁。他们拦了一辆路过的拖拉机，母亲手里紧紧地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芝加哥某地的地址。在距离丹维尔不远的某个地方，自奴隶制消亡已经过去了三代人的时间，法学专业的学生们正策划着反对《吉姆·克劳法》和私刑的下一步行动。

风转换方向吹动着窗帘，一分钟之后，太阳又远了一些。斜斜的阳光照射下来，这个角度刚好使艾维脸上深深的皱纹松弛平贴。他站了起来，地板“吱吱嘎嘎”的声音清晰可闻。有时这些老人想要嚼点烟草，安德森会给女人们一些鼻烟。而艾维只想要一根拐杖。“我还知道许多事情，以后我会告诉你，我可以把它们写下来。就照你说的，给我寄个信封，我会写下来寄给你。”(15)安德森对他表示了感谢，走出老人为他打开的门。他走下台阶，打开黑色福特轿车的车门，把笔记本放到了副驾驶座上，然后麻利地坐到驾驶位上。他发动引擎，从摇下的车窗里探出头。门开着，老人仍站在门廊处。“保重。”洛伦佐·艾维说道，然后转身回到屋里。

(1) 1895年，纽约州通过了一部《面包法》，禁止面包店雇员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身为面包店雇主的约瑟夫·洛克纳反对这项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最终胜诉，捍卫了契约自由和实质性正当程序。

后记

《被掩盖的原罪》精装本于2014年9月初出版。这本书我花了12年多的时间用心打磨，是一个不断研究、写作和修改的过程。这个过程耗时如此之长，原因之一是我试图用一种新的方法叙述美国的历史故事，至少是1865年之前的故事。我试着围绕美国黑人肉体遭受的剥削、生活的动荡和家庭的破裂来讲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扩展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这种形式最终从田间转向工厂，又从工厂转向田间。实际上，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正是奴隶制扩张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成就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因素。通过研究我察觉出，黑人遭受的苦难与经济的发展有着确切的联系：被奴役的人们所受的折磨越多，他们生产全球所需最重要商品的效率也就越高。于是，黑人奴隶被强迫以越来越高的效率生产棉花。这些黑人所生产的棉花几乎使世界上所有的人从中受益，几乎所有人，唯独他们自己除外。

棉花地里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强迫奴隶们创造出新的方法以提高劳动效率的模式，同样也应用于工厂、银行、市场和政府办公场所。奴隶主们用眼睛盯着拍卖台上的男男女女，隐形的新型金融将奴隶的身体与奴隶主的梦想和欲望捆绑在一起，也与全世界投资者的梦想和欲望捆绑在一起。奴隶制使美国变得强大，使美国白人更加富足平等。奴隶制不断地扩张，一直扩张到从印第安人和其他国家掠夺来的土地上，促使人们展开政治辩论，商讨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应采取何种措施予以应对。辩论的结果通常是奴隶制扩张主义者占得上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

数种发行量很大的出版物对本书进行了评论，包括《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之后，《经济学人》也发表了书评。也正是这时，事情变得离奇起来。

《经济学人》的书评通常是由本领域的专家所撰写，但都是匿名的。该书评的作者（且不管是哪一位）在对本书的主题之一进行了批判的同时，语气在很多读者看来都有19世纪捍卫奴隶制的味道。本书认为对奴隶的折磨促进了棉田生产力的提高，评论人批评这一论点却仅仅基于“少数奴隶”的证词。书评作者还援引了支持奴隶制的家长式语言，认为奴隶主并不想虐待自己的奴隶，“生产力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对奴隶的善待”。于是，该评论得出结论：“巴普蒂斯特先生写的并非是客观的奴隶制历史。书中几乎所有的黑人都是受害者，几乎所有的白人都是恶人。这不是历史，而是一种宣传。”(1)

而我所宣扬的，该书评恰恰没有提到，尽管它似乎和“黑人”有关。在书评的边缘，《经济学人》添加了一张插图，图中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露皮塔·尼永奥（Lupita Nyong'o）身着电影《为奴十二年》（2013年拍摄）中帕特茜服装的照片。杂志没有在标题中提及尼永奥的名字，而是写了“帕特茜确实是有价值的财产”。如果读者记得影片中帕特茜承受的折磨与奸污，那么他们就会琢磨这个标题究竟是证明了还是削弱了书评作者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读者很有可能会问：如果是白人奥斯卡奖得主，是否也会将他们的照片登在上面而不提及获奖者的名字？似乎露皮塔·尼永奥本人真的就是财产。

《经济学人》编辑部显然没有预料到书评发表后的反响。人们在网上嘲笑讥讽这篇书评和它的匿名作者，还有《经济学人》杂志。书评作者认为，奴隶们不应该被描述成奴隶制的牺牲者，人们因此嘲笑该作者。他们杜撰了一些讽刺的标签，像《经济学人》书评上用以讽刺将来书评的题目，比如，“从萨达姆的角度看，萨曼莎·鲍尔对库尔德人种族灭绝的剖析将更为有益”。(2)又由于这个互联网时代，一些人不可避免地套用了“高德温法则”，唤起了人们对于希特勒和纳粹的类比：“《安妮日记》中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及普通国防军士兵的心酸和苦难。”(3)《赫芬顿邮报》的资深编辑杰克·米尔金森称此评论是“一篇近乎滑稽的误导性文章”，贾梅勒·布伊则建议书评人今后不要“因为有关奴隶制的书没有在黑人与白人之间找到平衡而抨击作者。毕竟无论如何都没法在这方面找到平衡。你要么站在奴隶的一方，要么像那些失宠的历史学家一样……你不要那样”。(4)

《经济学人》不得不承认那篇评论给杂志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到24小时便将其撤下，并说：“我们后悔刊登了这篇书评，我们为此道歉。”(5)编辑们承认，“奴隶制是一种邪恶的制度，其中多数受害者是黑人，多数参与奴隶制的白人都是自愿的，而且都是从这种邪恶中获利的人”。（但是，《经济学人》从未向露皮塔·尼永奥致歉。他们应该向她道歉。）

《被掩盖的原罪》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经济学人》那篇臭名昭著的书评联系在一起。对很多人来讲，正是对于那位书评作者拙劣的无稽之谈的争论，才使他们听说此书，并且想读此书，或许对于象牙塔之外的读者来说尤其如此。

这种公众参与的水平当然并非史无前例，其他史学著作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并且无疑很多著作的影响力要大得多。然而，在《经济学人》的那篇书评发表之后的几个月中，人们对本书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对我来说确实是个惊喜。我在全国巡回演讲时，观众有多有少，有黑人也有白人，学术水平有高有低，有时与观众面对面，有时通过网络或广播交流。他们愿意谈论奴隶制的历史，探究它如何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应该如何去修复其造成的恶劣影响。由于有了这种交流的机会，我无疑要感谢《经济学人》，感谢书评的作者和编辑。但是，我更要感谢读者，尤其是学术圈之外的读者。

同时，一些专业历史学者抱怨，他们的协会一直以来就将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相提并论，这一点上《被掩盖的原罪》没有什么新意。但这只说对了一部分。直到最近，研究美国奴隶制的学者还只是偶尔会考虑美国奴隶制、奴隶制经济，以及主导这种制度的奴隶主是否“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他们考虑这个问题时，结论往往是模棱两可的。更为重要的是，前辈历史学者曾经提出过这一问题，只是提问的方式与现在不同，而不仅仅是和我的方式不同。多年以来，争论的焦点在于奴隶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现代的”，他们的社会角色和“劳动力”（即奴隶）的关系是否使他们与19世纪的工业世界不相兼容，格格不入。(6)

一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如罗伯特·福格尔、斯坦利·英格尔曼和嘉文·赖特等，在著作中曾引经据典，但除了这些学者的著作，《被掩盖的原罪》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很少被历史学者们所讨论：从生产方式上讲，南方的经济是否属于“资本主义”。(7)对于这样的问题，甚至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都没有考虑过奴隶制下的基本生产活动，即种植、收获棉花和其他商品作物，是否代表与传统劳动方式的分野，就像一系列现代机械颠覆性地取代了纺锤和手工纺织机，从而成就了现代的纺织工厂。他们根据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家的理论，从卡尔·马克思到亚当·斯密，假设奴隶的劳动力稳定。尽管奴隶给奴隶主带来了利润，但他们还是认为奴隶并不具有现代特征，没有创新，并未曾积极地提高劳动生产率。(8)

然而，一些来自加勒比和其他地区的学者另辟蹊径，多年来一直认为，1800年之前新大陆的甘蔗种植园就是工业技术的实验场，也是金融积累的来源，他们使得英国的工业体系得以形成，并促成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出现。这些历史学者包括特立尼达的埃里克·威廉姆斯、C．L．R．詹姆斯和圭亚那的沃特罗德尼。我从这些历史学者的著作中习得的和从其他历史学者那里学到的一样多，(9)实际上或许还更多。我认为是那些加勒比海地区积极的学者影响了我，才使我成为历史学者。自从我本科阶段听特立尼达的教授大卫·约翰逊讲授美国黑人史，就知道了这些学者。之前的历史都凸显白人对西方财富与支配权的辉煌，自此引起我的共鸣的是他们对此种历史的批判。(10)

我与大卫·约翰逊所研究的历史之所以能引起共鸣，是因为我成长于南部的一个工人阶层的小城市。在那里，我早期的很多老师都是黑人女性，重要的是，这些女性都是黑人民族主义者，当时马尔克姆·利托还没有改名叫马尔克姆·埃克斯。他们对白人叙事主流的怀疑态度促使我开始阅读美国黑人学者的著作，进而阅读整个美国黑人史。正是有了这些老师和他们的教导，才促使我能撰写此书。

本书的编辑担心，如果我作为白人作者承认美国黑人在我的历史观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我就必然像是在设法自圆其说。所以我必须澄清我谈及这些老师的原因：因为需要感谢的人我必须要感谢，这很重要。其他作者（或许其他白人作者）即使没有接触过那些老师和他们的教导，或许也能写这本书，甚至写得更好。但对我来说，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写出来。我要感谢这些老师，包括大卫·约翰逊给予的启发，书中的可取之处都要归功于他们，我研究中所出现的纰漏没有他们的责任。同时，我也要说明，达勒姆的老师们遵循着一个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奴隶制时期甚至更早。作为那些幸存者的继承人，他们为非洲裔美国人理解和批判奴隶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通过数十年的补充和丰富，逐渐发展为19世纪反奴隶制研究的批评。继而在1865年之后的十多年间，那些黑人史早期学术先驱的继承者保持并发展了这种传统，坚持从奴隶的视角来理解奴隶制。(11)

的确，与很多历史学著作一样，书中重要的观点很少是作者自己的原创。至于本书，很多观点生发于奴隶制奴役过程中，那些观点是对奴隶制的系统批判，也对其在美国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这些观点经过一代又一代，被奴隶们的后人传播和提炼。我认为，这一传播的过程常常就像我达勒姆的朋友、激进主义作家泡利·默里所描述的情形一样。她的祖父罗伯特·菲茨杰拉德曾是“美国有色人种部队”（US Colored Troops）的一名士兵，后来还当过教师。泡利·默里是从和祖父在廊前的长谈中，才渐渐得知家庭的往事。她的祖母科妮莉亚·菲茨杰拉德经历过奴隶制，她就是在餐桌旁跟祖母的聊天中了解了女性奴隶的遭遇。泡利·默里的姑妈们在达勒姆的种族隔离学校任教，默里逐渐把她们所说的拼凑在一起。默里的姑妈和其他老师所教的学生又成为我的老师。在北部、中西部和西部的移民地区以及整个南部，这些女性教师和很多男教师培养了很多美国黑人历史学者，这些历史学者代代相传，一直在书写奴隶制的历史和美国历史，我从他们的著作中获益良多。我的书中引用了很多他们的著作，但还有更多的应该被引用。(12)

谈到对美国奴隶制的理解时，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历史最深刻的根源，不在于激发了（一些）白人废奴主义者的反种族主义意识，甚至也不在20世纪加勒比地区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当然，激进主义和学术界的这两条线索也很重要。然而，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加勒比学者在历史领域未能分析出美国奴隶制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但这些历史学家似乎未能意识到，埃里克·威廉姆斯和C．L．R．詹姆斯并没有参加这方面的讨论，即在1800年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大增长中，美国黑奴种植棉花的重要作用。说白了，这并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伟大的美国黑人学者、激进主义者W．E．B．杜波依斯的确写过棉花奴隶制与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从未系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13)）

奴隶制塑造了现代世界，棉花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它是19世纪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商品，工业革命把全球经济推上了现代化的轨道，而棉花是这一进程中最基本的原材料。如果有人因此指控我写棉花例外论，或者据此指责我过分强调了美国黑人奴隶的劳动对于19世纪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重要性，那么，我承认。因为这个故事，无论是其过程还是结果，都是例外。它和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的部分一样特色鲜明、独一无二，且意义重大。奴隶制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把这个故事的种子传承下来，是他们成就了这个故事并使之得以流传。(14)

然而，这个故事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的生活。《被掩盖的原罪》所讲述的是被奴役的美国黑人如何在被迫迁移到南部棉花世界的过程中幸存下来，然后通过他们的劳动、生存和抵抗塑造了现代世界。当我刚开始写这本书时，我就知道这个故事对理解我们共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至关重要。我所做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被迫迁徙中幸存下来的人们的证词使我相信，历史学家可以证明酷刑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的提高反过来又给奴役者和19世纪新的全球经济参与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是，我心有疑虑。在长达12年的研究和写作中，我经常怀疑我是否能够完成这本书，也常常担心我的同行是否会理解我的论点。我常常存在这样的怀疑。当我宣读论文，阐述金融资本如何投机奴隶制，把人变成债券和抵押贷款时，一些历史学家会像看火星人一样看着我，就好像我说的是火星语一样。类似的情况还有，如30年的时间里，多数处在前沿的历史学家似乎只专注于研究语言和文化，我认为我们还可以从研究棉花田劳动的过程中学到新东西，但有些人对此无法理解。

幸而我还与那些懂我的学者和积极分子交谈过，且收获颇丰。哈佛历史学家沃尔特·约翰逊在他1999年发表的关于奴隶贸易的著作《灵与魂》（Soul by Soul）一书中，就曾为如今这样的讨论打下了基础。他认为在南方奴隶解放之前，“国内奴隶市场”的影响非常普遍，以至于奴隶主每每看到奴隶，心里想的就是进行买卖交易。(15)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学者也加入进来，促成了研讨的进行。2008年的经济恐慌和随之而来的大衰退吸引了学术界内外更广泛的读者，这些读者开始关注金融市场和政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纽约时报》甚至刊登了一篇关于一批年轻学者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头版特别报道（如他们所说，是在头版靠下的位置）。(16)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在研究和探讨奴隶制。如果没有这些学者的支持、例证和批评，这本书就有可能完成不了。(17)

然而，美国历史学界目前在这方面的确做得还不够，他们还不知道奴隶们是如何生产棉花的，也不知道奴隶们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棉花影响了现代世界。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历史学家往往忽视了奴隶们的话语，他们亲身经历过强制劳动，承受过劳动中的暴力，奴役者不但压榨奴隶的汗水，而且强行获取奴隶们在生产劳动中因饱受折磨而被激发出来的创意。

耶鲁大学历史学家约翰·布拉辛格曾经对斯蒂芬妮·坎普（当时是一名研究生，后来成了她那一代人里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说：“如果你想了解美国奴隶的经历，你应该去摘一个星期的棉花。”(18)这样的个人经历在当今社会当然是有用的，因为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或者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这些名牌大学往往会培养出很多未来的学者）并没有亲身经历过艰辛难熬、枯燥乏味，让人脏兮兮、汗涔涔的体力劳动，他们也未必有过需要花费时间和心思来熬过一整天这种劳动的经历，未必体验过这种劳动所带来的约束感，更没有过那种利用同伴所教的技能使哪怕是最艰苦的劳动也能变得容易一些的经历。

当然，即使一位21世纪的美国历史学专家去摘棉花，他（她）劳动的时候也不会像奴隶们一样，被困在离家700英里以外丛林中的奴工营里。要了解人们是如何在棉花田里从事这种劳动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布拉辛格和坎普在他们的研究中所做那样，仔细聆听那些从奴隶制中幸存下来的奴隶们所说的话。这其实和你研究其他群体一样，你要做的就是在叙述他们的经历时要优先考虑他们话语。如果这样做了，你就可以听到很多关于棉花的事情，也会知道奴隶们是如何采摘棉花的。

我们可以就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观点进行争论，看看他们遗漏了什么，又或者留下了什么。要证明学术史学家对于美国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没有论述完整，最直接的一个证据就是公众对这本书的反应。读者似乎十分期待这个故事，他们也相信之前没有在任何一本书里看到过这个故事（或者说别人从来没有给过他们这样的一本书）。读者们还准备把自己的想法加到故事中去，并就其结论进行热烈的交谈。很多人说，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读者告诉我，他们希望看到专业历史学家发挥其优势，利用所能获取的档案的权限和特权资料，参与到国民的讨论中，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史实贯穿起来。

所以，即使其他历史学家已经讲过美国奴隶制度如何造就了美国资本主义，但对我而言，迄今为止我们显然还没有与广大读者取得足够的有效联系。每本书都会有缺点，即使是那些比本书作者高明的作者也一样会有所疏漏。公众的反应是最为重要的，它使我确信，无论这本书有多不完美，我花费在写这本书上的时间都是值得的。但同时我也明白，不能沾沾自喜。这本书之所以能被大众所接受，最为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它所描述的世界。

本书于2014年的多事之秋问世，这本书在那个时候出版最终决定了读者将以何种方式面对它。在这里，我借用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提出的具有启发性的术语——“掠夺”一词来描述。对美国黑人的生活、劳作、创新思想和财富的掠夺，不但使奴役者变得富足起来，而且让整个西方世界都从中获利，这种掠夺持续了几个世纪。然而在2014年，各方力量和事件之间发生的冲突，再次突显了持续的盗窃和暴力。读者反馈方面，许多非学术性的读者突然开始热衷于讨论历史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其热烈程度前所未有。当今世界，社交媒体产生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所以读者们可以更加激烈地进行讨论，而不用担心会有监管人员和意识形态管控当局来干扰他们。

尤其因为以下三个原因，导致在多年的沉默后，于2014年出现了许多非专业读者，他们突然热衷于探讨和争论美国的偷盗历史。(19)首先，在奥巴马两次大选获胜后，非洲裔美国人以及普通进步人士愈感沮丧。从历史上看，2008年和2012年空前的大选动员似乎除了扩大阶级差距之外，毫无益处。2008年的恐慌发生6年之后，非白人家庭的财富仍在流失，大学费用仍在上涨，高失业率仍在继续。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到，美国和其他发达社会5％的最富有群体与95％的剩余群体之间的财富差距仍在拉大。此书出人意料地受到热捧，因为这就是许多人的现实经历。自1997年以来，财富不断向上再分配，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实际收入的下降，高等教育入学率的降低，甚至美国一些地区人们的预期寿命也有所下降，这对非洲裔美国人造成的影响尤其严重。(20)

这并非偶然。长期以来，奴役、制度性歧视和政府制定的政策，将非洲裔美国人的财富转移到金融机构和白人中产阶级身上。除此之外，许多白人选民和政客对黑人心怀恶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建立起一个大规模的监禁/治安综合体。一般活动，如出行（违规沿道路行驶或步行），按照监管、裁定、罚款、判决和定罪的规则和措施将判为轻罪，入店行窃、吸食大麻则定为重罪（违犯三次则终身监禁）。警察的行为愈发具有攻击性和军事化，就地处决对警察稍有抵抗的嫌疑人，官方将这种行为合法化，甚至给予赞誉。而名义上赋予所有美国公民的权利，似乎无法保护这些遭受不公的受害者。第一位黑人总统似乎同样无力。事实上，他的胜选似乎激怒了数量庞大的美国白人少数派，他们不仅坚决阻挠总统的所有倡议，而且还试图改变美国选举的规则，以确保非白人多数派永远不会掌握权力或改变制度。(21)

哪里有绝望，哪里就有抵抗。这便是第二个原因，它使潜在的读者有兴趣学习和谈论过去的奴隶制和他们现在的处境之间的历史关联。例如，数百年来，美国的警察和自卫队一直在大量地谋杀黑人和棕色人种。一直以来，黑人对这种屠杀事件的抗议尤为强烈。到2014年，包括雷吉亚·博伊德、特雷沃恩·马丁、艾瑞克·加纳、迈克·布朗、塔米尔·马丁、娜塔莎·麦肯纳在内的许多其他人遭到杀害，而且气氛越发紧张。于是，“黑人推特用户”（Black Twitter）(1)将数百万智能手机变成了一个面向全世界的网络，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缓解白人的恐惧和欲望，非洲裔美国女性、男性和儿童成了牺牲品。但凡意识清晰、视觉正常的人，都能看到。

所有这些都提醒那些面临危险的人（以及那些可能不那么直接面临风险，但有眼睛可以看到危险的人），黑人的性命在任何时候都处于白人控制州或民间暴力的掌控中。一次再平常不过的相遇就可能有致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与历史之间不经意间交错了，过去与现在之间、奴隶制和21世纪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距离确实感觉变短了。

因此，当密苏里州的弗格森警方企图压制和欺辱青年和老人时，后者毅然走上街头进行反抗。之后，在2014年秋季，一个城市接连一个城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守梦者”（Dream Defenders）、“俄亥俄州学生协会”以及其他抗议运动的参与者用他们的身体封锁了公路。他们在商场以死示威，冲入了上流人士的早午餐场所，让安乐闲适的老主顾们感受到了美国一直忽略的给黑人带来的死亡威胁。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例，2014年11月28日，一些年轻的非洲裔美国女性用链子将自己和湾区捷运系统（BART）的通勤列车拴在一起，使得这一天旧金山湾区一半地区的列车无法运行。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将这些女性与警察隔离开来，用他们的身体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护这些女性，使她们免受警察的袭击。反过来，女性又用身体来保护男性，保护自己，保护儿女，保护每次离开家时都有可能因警察而遭遇致命危险的人。

面对所有这些风行的抗议，司法制度试图自我保护，一再拒绝起诉杀害黑人的警察。许多美国人（其中不都是白人，也不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似乎认为这是正确的，法外杀害非洲裔美国人是正常和必要的。杀戮仍在继续，到2015年，抗议活动演变成了巴尔的摩的街头起义。

与此同时，仍在继续的还有：全国范围内，公众对奴隶制后遗症及其后果的公开讨论，在更深层面、更广范围与更高的频率中被提及。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无法与之相比。这次公开讨论思想深刻、批评尖锐，这首先应该归功于一个团队——由一群记者、非虚构作家和激进主义者组成的群体。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比较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大多数不在学术圈或半学术状态，他们是第三方面的因素。

一些历史学家希望公众思考和讨论奴隶制、资本主义以及当下危机之间的关系，但如果没有在《大西洋》 《石板》 《纽约客》和网站上进行公开讨论，那些历史学家的文章就不可能被学术界以外的大部分人们读到。像杰米尔·布伊、特雷西·麦克米伦·科特姆、杰拉尼·科布、布列特尼·库珀、凯莉·妮可·格罗斯、莎拉·肯迪、斯泰西·巴顿、理査德·罗斯斯坦以及基安加·雅玛塔·泰勒这样的作家，他们孜孜不倦地记录了美国种族历史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他们通过新媒体，使自己的观点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到大众当中。这些作家综合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并将其转化为新颖易读的散文甚至推文，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对过去和现在进行了分析。

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纷纷启发更多的美国人去思考种族历史如何不断地塑造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对他们的生活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科茨所写的一篇题为《赔偿案》的文章，此文于2014年5月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揭露了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自奴隶制以来如何助纣为虐，使非洲裔美国人的财富流失的事实。这就像一颗炸弹一样震惊了公众，使人们无法再对此保持沉默。科茨的分析证据确凿，在道义上毫不含糊地谴责了一套政策制定和公共话语体系。一直以来，白人都在对黑人进行大规模、长期的掠夺，并且自大约1970年以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奴隶制结束150年后，这套体系仍然不愿面对这一事实。对许多人来说，这篇文章使人更加明确几个世纪以来什么是科茨所说的“掠夺”。(22)

这三个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影响，其中最微不足道的是，当《被掩盖的原罪》出现在书架上时，公众对此书产生了兴趣。然而，悲剧中的悲剧是，在手无寸铁的年轻人被野蛮地杀戮后，才让一些人开始思考一些他们长期回避的关键问题：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盗窃、掠夺和奴役如何养肥了并且仍然在养肥很多人，美国和世界各国何时会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些无偿劳动所积累的财富使有些人从中获利，有些人却无利可图，两者之间必然势不两立，从而导致持续的暴力行为。他们什么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从2014年这些具体事件中，可以使人一目了然地看出，只要那些被屠杀的人看上去像是美国黑人奴隶的后裔，美国法律制度就会视他们的生命如草芥。事实上，这些悲剧揭露了许多美国人赤裸裸的观念，即警察、法院和监狱的主要职能是关注那些有勇气从奴隶制中存活下来的人的后裔——恐吓他们，遏制他们，杀害他们，并剥夺他们的财富供他人消费。

当这本书出版时，当你阅读这篇文章时，语境或许已经发生变化，并且会不断发生变化。让我用这本书的最后几句话，试着将你的注意力引向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我希望它们在我不能预见的将来能对读者有些帮助。也许，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本书讲述的关于棉花奴隶在奴工营中如何备受折磨来实现世界经济转型的故事，我们称之为工业革命、现代化或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本书认为，我们可以称酷刑和衡量系统为技术，它们帮助推动了采棉生产率的惊人增长。1800—1860年，这个系统以越来越低的成本为西方世界不断增长的工业系统提供原材料，这就是证据所在。(23)

有些人误解了本书的说法，即我们需要了解非洲裔美国人遭受苦难的历史现实，才能理解奴隶制的历史。有人说，这是“情感史”。我想这是评论者在暗示我是依靠情绪来做的论证工作。同样的说法曾被用来攻击黑人废奴主义者对现存奴隶制的描述，现在又成了嘲笑和诋毁非洲裔美国人的证词。这种说法将亲历过奴隶生活的黑人描述为非理性的、过度紧张的，甚至将白人自由主义者描述为弱势群体，他们不愿面对白人理性的需求，而黑人就是他们的潜在操纵者。

现在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优先把非洲裔美国人作为故事中心的演员和讲述人，将迫使一些读者面对自己心理上影响他们理解黑人生命和白人生命同等重要的障碍。的确是这样，从感性认同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在美国奴隶工动营的扩张过程中，奴隶们经历的大规模苦难可能让一些读者感同身受。如果确实如此，那就更好了。

然而，值得分析的一点是，采用酷刑，即对奴隶施加痛苦，并使他们感到苦海无边，从而迫使他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这些做法不仅使棉花更廉价，投资更加有利可图，而且促进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和运作。这给黑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他们在苦难中如何生存、如何设法避免和减轻痛苦，这是在世界经济增长和转型中的重要因素。世界历史的戏剧在大大小小的舞台上上演，而我们通常更关注名人的大举动。但是，现代世界是建立在黑人的痛苦之上的，他们日复一日地在棉花地里穿梭劳作，晨曦而起，日落而归，面朝土地，背向赤日。

一些人在这书中读到这样的信息：随时的监视、恐怖的酷刑和白人对叛乱的镇压，使得奴隶的反抗几乎不可能实现。除了这些镇压手段之外，我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19世纪奴隶制前沿富有创新精神的奴隶主企业家们开始不断地逼迫他们的奴隶交代自己的“左手”秘密。首先就是让奴隶们揭晓，如果被迫不停歇的劳动，他们能摘得多少棉花。这些做法削弱了传统的反抗形式，预示着许多人将被迫经历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的转变。奴隶们暴露在外的左手力量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了他们自己。(24)

确实是这样，从18世纪90年代起，美国奴隶制扩张的历史确实是一部对美国黑人身心剥削和奴役愈益残酷的历史。这些黑人有多重身份，他们是工人，是创造者，是父母，是监护人，同时还是性暴力和受剥削的对象，他们甚至沦为金融借贷的抵押品，黑人创造出的利润在全世界人的手中流转。然而，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面。我用更加微妙的画风将其描述出来，因为这些故事通常是在黑暗中发生的：有时两个人相互拥抱在一起，寂静无声；有时环境嘈杂，人们围坐在火堆旁，一起交谈、唱歌、布道、祈祷或辩论。

这另一半的故事描述了黑人的生存、劳动和反抗的伟大壮举，故事讲述了美国黑人如何在恐怖的熔炉中锻造出工具，而这些工具最终将会用于消除奴役。在这一进程中，奴隶主试图使奴隶身心相悖，让黑人之间相互出卖。不论奴隶们的身份是母亲、父亲、姐妹兄弟、逃奴、辛苦的劳力，还是在鞭刑来临前挣扎的人，事实上都只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一半故事中遗漏的部分。很久以前，传教士约舒亚·本西拉克曾说：“这世上的人，有些人留不下任何痕迹，他们死去，好像从来没有过一样，好像从来没有出生过，他们的孩子也是如此。”在奴隶制的边疆地区就是如此。奴隶们凄凉孤寂，最终又归于尘土，几乎没有人哀悼他们。一些人从来没有生养过孩子，有的孩子胎死腹中，他们这一支血脉就此终结。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生从何来，死归何处。而那些统治他们的世界、恐吓他们的人并不关心他们的生存，因为奴隶主和投资者可以在金融方面下赌注，避免奴隶移民死亡所带来的风险。

然而，有些奴隶却敢于在监工的威胁下继续生存。一些人成功地躲过了工头悬在他们头顶上的鞭子，就如在棉花袋子里做手脚来撑起秤杆一样。他们不光生存了下来，还用他们的行为改变了世界。幸存者们拒绝接受他们听到的故事，这些故事旨在为“对奴隶的压榨是合理的”进行辩护。被奴役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创造了他们被掠夺的历史，他们深陷其中，并把这些情况互相传达。他们在经历了死亡、绝望和混乱之后，又建立了新的关系。他们根据流传下来的故事，在新建立的关系中找到了新的交流方式，形成了新的敬拜方式，确立了新的身份。他们创造出了一致认同的政治和文化伦理，这种伦理影响深远，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并一直延续至今。(25)

因此，他们敢于自爱并且彼此关爱。而有些人则敢于逃跑。即使只有一个人逃出来讲述这个故事，这也是一种壮举。曾几何时，当他们的祖父母们被铁链锁在贩奴船的甲板上时，他们的内心深处还保留着上帝、颂歌和有关他们的记忆。而现在，经过两代人之后，这些逃奴的思想指引着他们独自在黑夜中穿过丛林，向着北方进发，因为那里可能存在着自由。他们书写了一段传奇故事，这些故事对长期在自由州和蓄奴州与奴隶制捍卫者进行的斗争运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大肆批判如同楔子，日复一日地凿掉了保奴者自认为正义和代表了他们利益的大厦。最终，这一楔子将美国政治置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分歧大到奴隶主们开始诉诸武力，与曾经长期保护他们的联邦政府开战，这是所有人不曾希望也不敢想象的。当联邦军队的铁骑踏遍蓄奴州的土地时，奴隶们找到了所需的杠杆来打破奴役自己的枷锁。“普通人”就这样改变了世界。

为了自己的生命，正义者们勇于与这个世界的势力抗争，如果能记住他们的行为和方式，总不失为一件好事，尤其当这些力量试图将正义者们埋葬在黑夜四下无人的坟墓里，没有任何标记，只有昏暗的夜灯做伴。记住这些本身就有益处，而其行为和方式对我们的今天和明天也同样有益。无论我们是不是他们的后代血亲，但作为他们的继承人，这些记忆就是留给我们的珍贵礼物。

我不知道这版书面世时的社会语境如何，也无法预测你读到本书时世界正在发生什么。然而，我想你或许还没有看到斗争的结束，那些斗争是为了自由，为了平等，为了生存权，为了不被警察、自卫队或是种族主义的疯子谋杀。2014年这些抗争再一次复苏，致使很多读者开始更多地思考有关奴隶制与当今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阅读相关的书籍。这些抗争发端于几个世纪前，远早于洛伦佐·艾维越过地平线，首次看到带锁链的奴隶队伍的行进，甚至还要早于鲍尔的祖父在西非落入奴隶贩子的手中，并且这些抗争还将继续。

抗争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当然，其形式纷繁复杂，并不总是相同的。历史不会重演，只会孕育新的恶魔。然而，新的救世主也终将如期而至，因为人民忍受灾难，艰难生存，尽管有极大的困难，尽管所有的不利条件都指向他们，尽管他们遭受奴役，但他们仍会努力改变历史的进程。实际上，那些被拖拽到棉花产地的人大多是青少年，他们内心惶恐、孤独，被迫用越来越快的速度采摘棉花，供给世界市场。而就是这么一群人，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进程，他们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族群所产生的影响。

对于他们来说，前途看起来似乎一定是黑暗，而世界的强大力量却又看起来那么不可战胜。不过，让我们回到“手臂”一章中我曾讲过的一个小故事。其中，有一个场景发生于19世纪50年代，白人小商贩穿越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森林深处一块炽热的棉花地，当时路易斯·休斯还年轻，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男人、女人们都在与他肩并肩地采摘着棉花，远道而来的旅行者们则与他们谈论自由的可能。但在一排排棉花之间劳作的男人、女人们则回应说：“我们不相信那些，祖父说过我们会自由的，但我们现在仍然还没有获得自由。”(26)

当然，年长的奴隶只关心在一天结束时能采够定量的棉花，也有一些人担心休斯，因为他的妈妈远在弗吉尼亚州的斯科茨维尔。他们传授给休斯更快采摘棉花的经验，让他采的棉花数量达标，以免遭受鞭打。在炎炎烈日下，这些导师也在教导他不要向那些奇怪又不明身份的白人男子袒露自己的全部心思，更不要谈自己的希望。但是，在恬静的夜晚，他们围坐在篝火边畅谈，休斯从他们口中得知，“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谈论”的自由，人们仍然乐此不疲地在谈论着。每一次被强制分离、每一次受侮辱、每一次的拘禁以及偷窃，都使自由显得弥足珍贵，盼望将来某一天人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自由地选择，尽情地感受爱与自豪、身体和精神的自由自在。

那些饱受奴役的人曾彼此传授经验和教训，也曾把记忆传给下一代，这些教训和记忆似乎不过是文字而已。强迫压制之下，奴隶们的生存本身似乎也像是在为维持奴隶制度做贡献。但是，生存也使得反抗成为可能。此外，那些经验和教训也不仅仅是文字，更是反抗的策略。假使没有它们，奴隶制度就不会终结。所以，这些从幸存者身上收集而来的文字和策略，它们还有很多东西要教给每一代人，教他们如何去应对寸步不让的势力。

那些长者曾教会路易斯·休斯如何生存，又是这么一群人，再次向他伸出援手，帮助他成长、结婚，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不过，美国内战开始后，他曾多次试图逃走，却都无功而返。当联邦士兵到达密西西比北部时，他与黑人朋友乔治·华盛顿（时为麦基家族的一名奴隶）一起逃往了孟菲斯。在那里，他们朝北一直走了好几个月，找到了一个城市。那里聚集着的大多为联邦士兵以及像他们一样的逃亡奴隶，他们最终解放了自己，不再受人奴役。

1865年，联邦军队就快要赢得军事胜利了，奴隶制度最终瓦解了。这部分要归功于黑人和白人废奴主义者引发的这场战争，他们不断地使用被强迫迁徙的难民和幸存者的证词，如休斯被卖到密西西比地区后帮助他度过那段黑暗时期的长者们。但是，战争并没有导致奴隶制度的覆灭。最重要的是，一旦战争爆发，像休斯和华盛顿这样的奴隶便会从奴隶制度内部瓦解其坚固的堡垒，然后活着脱身，这才导致了奴隶制度的消亡。(27)

逃跑之后，华盛顿和休斯再一次展现出勇气和爱心，返回仍处于战乱的三角洲地区去接他们的家人。他们与两名联邦士兵同行，士兵赶着为军马征用粮草。他们一行4人到麦基家族的奴工营时，其他的很多奴隶早已逃跑，华盛顿和休斯则告诉奴隶主，他们是来接家人的。有个年纪很小的白人小男孩，年龄不足充当邦联战士，却因黑人获得自由而愤愤不平。他跑回屋子去取枪，大声喊道：“是华盛顿和休斯，我今天晚上非杀了他俩中的一个。”但他妈妈制止了他，华盛顿和休斯因此得以与家人团聚。

华盛顿的弟妹跑出奴工营，加入逃亡的队伍，她回过头，对其中一个奴隶主法林顿太太说：“祝你好运。”盛怒之下，那个白人妇女喊道：“我祝你们都倒大霉。”幸存者们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只是转过身去，快步赶向孟菲斯城，一劳永逸地抖掉肩上奴工营的尘土。

几天之后，他们一行终于到达了孟菲斯，此时他们全身又湿又脏，光头赤脚。他们用棕榈叶为自己扇风，没有人欢呼迎接他们，数千名曾被奴役的人群涌入这个被休斯称为“避难之城”的地方，他们忙着生存，忙着找寻家人，却没有时间为新逃出奴役的人再鼓一次掌。只有一位历经七八十年的奴役活下来的老人注意到了这批新来的人，他跑到街上大喊：“喂，他们来啦，上帝保佑，可怜的孩子们，他们扇着扇子过来啦。”经过那么多年的囚禁，他为之欢呼的人群竟然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这对他来说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但是，他们和他终究都做到了。

爱德华·巴普蒂斯特

2016年7月

(1) Black Twitter是一种文化身份，由来自世界各地的Twitter社交网络上的“黑人”Twitter用户组成，专注于黑人群体，尤其是美国的黑人问题。

致谢

任何一本需要耗时如此之久去写作的书籍都会导致作者陷入多重债务缠身的境地，复利数目之庞大将最终导致作者完全无法偿还。就让我把这当作是破产声明好了。在债务清单中，我必须首先感谢贝西克图书出版公司（Basic Books）的编辑兼主管劳拉·海默特（Lara Heimert），没有她自始至终的支持，这本书就不会呈现在读者面前。我要对她的支持和耐心、认真的阅读以及一针见血的提问表示由衷的感谢。此外，我还要感谢贝西克图书出版公司的桑德拉·贝里斯（Sandra Beris）和利亚·斯蒂奇（Leah Stecher），以及执行编辑罗杰·莱博瑞（Roger Labrie）和文字编辑凯西·斯特莱克福斯（Kathy Streckfus）。感谢康奈尔大学的琳达·贝尔兹·格雷瑟（Linda Beltz Glaser）和西尔·卡克皮尔（Syl Kacapyr）帮助我做推广，感谢大卫·埃思里奇（David Ethridge）帮我绘制地图，感谢莉莉安·巴普蒂斯特（Lilian Baptist）帮我设计封面。

本书的研究基金首先来自于康奈尔大学、国家人文基金会、迈阿密大学，还有圣保罗大学、杜兰大学、吉尔德·莱尔曼美国历史研究所、北卡罗来纳大学和杜克大学。

没有图书管理员、档案保管员以及研究所对于初始研究的帮助，任何历史作品都是不可能完成的。本书获得了以下人员及单位的帮助和支持：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及全体员工；杜克大学图书馆及全体员工，尤其是伊丽莎白·邓恩（Elizabeth Dunn）、耐尔达·韦伯（Nelda Webb）和詹妮·莫里斯（Janie Morris）；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南方历史收藏室，特别要感谢劳拉·卡拉克·布朗（Laura Clark Brown）、蒂姆·韦斯特（Tim West）、蒂姆·皮亚特（Tim Pyatt）、沙耶娜·腾格里（Shayera Tangri）以及约翰·怀特（John White）；杜兰大学霍华德·蒂尔顿图书馆特别藏书部；新奥尔良公证档案馆；新奥尔良公共图书馆，特别要感谢格雷格·奥斯本（Greg Osborne）；纽约公立图书馆；纽约历史图书馆；路易斯安那州大学希尔纪念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华盛顿特区和沃思堡市）；芝加哥历史学会；纽贝里图书馆；弗吉尼亚历史学会以及迈阿密大学图书馆。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纳奇兹历史藏书及米米·米勒（Mimi Miller），感谢他们在学术及精神上给予我的支持，还要感谢西亚拉巴马大学中心对黑人聚集区研究的支持。我要感谢扎卡里·卡普兰（Zachary Kaplan）、格雷格·莱特福特（Gregg Lightfoot），以及萨姆·罗宾逊（Sam Robinson）对于研究的协助，还要感谢乔纳森·普里切特（Jonathan Pritchett）、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理查德·H．基尔伯恩（Richard H．Kilbourne）、黛尔·托米科（Dale Tomich）和米米·米勒为我提供资料，感谢康奈尔社会经济研究机构对于数据储藏和分析的帮助，尤其是比尔·布洛克（Bill Block）、莱恩·马丁（Lynn Martin）和杰瑞米·威廉姆斯（Jeremy Williams）；还有乔丹·苏特（Jordan Suter）、南希·布鲁克斯（Nancy Brooks）、彼得·西特尔（Peter Hirtle）、鲍勃·基比（Bob Kibbee）和米歇尔·保利洛（Michelle Paolillo），感谢他们在分析数据方面给予的帮助。

我还要感谢以下组织和参与反馈的读者和合作小组，是他们对本书材料给予了有效反馈。它们是南方历史协会、社会科学历史协会、洪堡基金会、美国哲学学会、宾汉姆顿大学的费尔南德布鲁代尔中心、圣保罗联邦大学、里约热内卢大学、圣保罗大学、英美十九世纪历史大会、剑桥大学、康奈尔大学人文学院、哈佛大学、布朗大学、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杜兰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南密西西比州大学（格尔夫波特校区）、西印度群岛大学（圣奥古斯丁校区）、乔治镇大学、亨廷顿图书馆，以及哥伦比亚大学。

在本书写作与校订期间，许多人对整本书或书中的大部分内容进行了阅读和评论，他们是萨拉·富兰克林（Sarah Franklin）、圣保罗大学的拉斐尔·玛吉斯（Rafael Marquese）及其同事和学生、瓦尔迪米洛·洛伦佐（Waldimiro Lourenço）、利奥·马奎斯（Leo Marques）和塔米斯·帕伦（Tamis Parron），还有理查德·邓恩（Richard Dunn）、恰克·马修斯（Chuck Mathewes）、约舒亚·罗斯曼（Joshua Rothman）、汤姆·巴尔谢思奇（Tom Balcerski）、埃里克·塔利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亚当·罗斯曼（Adam Rothman）、茱莉亚·奥特（Julia Ott）、黛尔·托米科（Dale Tomich）和托尼·凯耶（Tony Kaye）。还有一些人，他们不只参与了本书的论证，而且在漫长的过程中让我学到了许多，也许你们已经忘记，但我仍然记得，我要感谢你们：劳伦·阿克（Lauren Acker）、罗赞·阿德利（Rosanne Adderley）、利贾·阿尔达纳（Ligia Aldana）、托尼·巴杰（Tony Badger）、惠特尼·巴特尔·巴普蒂斯特（Whitney Battle-Baptiste）、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卡瑟琳·比巴（Catherine Biba）、希尔·施瓦茨·阿布·赫特－克利福德·M．伯克斯利（Ser Seshs Ab Heter-Clifford M．Boxley）、杰夫·布罗斯科（Jeff Brosco）、文斯·布朗（Vince Brown）、已故的克拉克·嘉豪（Clark Cahow）、克利·卡珀斯（Corey Capers）、米奇·卡萨多（Mickey Casad）、卡瑟琳·克林顿（Catherine Clinton）、玛丽·瑰柏翠（Mari Crabtree）、弗雷德·德阿吉亚尔（Fred D．Aguiar）、埃德维奇·丹蒂卡（Edwidge Danticat）、克里斯汀·德桑（Christine Desan）、道格·埃杰顿（Doug Egerton）、已故的罗伯特·F．恩格斯（Robert F．Engs）、弗莱迪·埃文斯（Freddi Evans）、苏珊·费伯（Susan Ferber）、劳拉·弗里（Laura Free）、约翰·格林姆（Johan Grimm）、格温多琳·麦德罗·霍尔（Gwendolyn Midlo Hall）、威尔·哈里斯（Will Harris）、莫里斯·杰克逊（Maurice Jackson）、沃尔特·约翰孙（Walter Johnson）、詹姆斯·莱克（James Lake）、特莱瓦·李－钦（Triwa Lee-Chin）、乔纳森·莱维（Jonathan Levy）、大卫·莉比（David Libby）、格雷格·莱特福特（Gregg Lightfoot）、玛丽·梅尔普斯·邓恩（Mary Maples Dunn）、斯蒂芬妮·麦柯里（Stephanie McCurry）、约翰·H．麦克尼尔（John H．McNeill）、德洛丽丝·麦克奎因（Delores McQuinn）、艾丽斯·米德姆（Alice Michtom）、斯蒂芬·米姆（Stephen Mihm）、大干·米勒（Daegan Miller）、邓肯·摩尔根（Duncan Morgan）、布兰特·莫里斯（Brent Morris）、克里斯·莫里斯（Chris Morris）、瓦兰吉尼·穆南兴赫（Viranjini Munansinghe）、迈克尔·欧布莱恩（Michael O．Brien）、莎拉·皮尔索尔（Sarah Pearsall）、迪伦·潘宁罗斯（Dylan Penningroth）、大卫·佩里（David Perry）、莱利·鲍威尔（Larry Powell）、马库斯·莱迪克（Marcus Rediker）、伊丽莎白·普赖尔·斯托得（Elizabeth Pryor Stordeur）、奥利维亚·罗芭·拉罗恰（Olivia Robba de Rocha）、法瑞沙·罗宾逊（Pharissa Robinson）、赛斯·洛克曼（Seth Rockman）、丹·鲁德（Dan Rood）、里卡多·萨勒斯（Ricardo Salles）、玛尼沙·辛哈（Manisha Sinha）、安德莱内·伦茨·史密斯（Adriane Lentz-Smith）、杰森·斯考特·史密斯（Jason Scott Smith）、尼克尔·斯普卢伊尔（Nicole Spruill）、黛西贝拉·托马斯·奎尼（Daisybelle Thomas-Quinney）、达拉·汤姆普森（Darla Thompson）、菲尔·特劳特曼（Phil Troutman）、伯·范德尔兰（Rob Vanderlan）、哈里·沃特森（Harry Watson）、乔纳森·威尔斯（Jonathan Wells）、马克·威尔逊（Mark Wilson）、贝蒂·伍德（Betty Wood）、克里斯汀·伍德（Kirsten Wood），以及麦克尔·扎金（Michael Zakim）。

康奈尔大学的同事们也给了我许多支持，我尤其感谢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学术共享。我要感谢霍利·凯斯（Holly Case）、德里克·章（Derek Chang）、杜安·科尔皮斯（Duane Corpis）、杰夫·考伊（Jeff Cowie）、雷·克莱伯（Ray Craib）、玛利亚·克里斯缇娜·加西亚（Maria Cristina Garcia）、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路易斯·海曼（Louis Hyman）、已故的麦克尔·卡曼（Michael Kammen）、沃尔特·拉菲波尔（Walter LaFeber）、弗雷德·罗格瓦尔（Fred Logevall）、塔玛母·罗斯（Tamam Loos）、弗拉基米尔·米克（Vladimir Micic）、莱瑞·摩尔（Larry Moore）、玛丽·贝斯·诺顿（Mary Beth Norton）、乔恩·班玛丽（Jon Parmenter）、加布里埃尔·皮克利（Gabriele Piccoli）、玛丽·罗丹（Mary Roldan）、亚伦·赛克斯（Aaron Sachs）、尼克·塞尔瓦托（Nick Salvatore）、苏曼·赛斯（Suman Seth）、约尔·西尔贝（Joel Silbey），以及埃里克·塔利亚科佐（Eric Tagliacozzo）。

我要感谢康奈尔历史系对我的信任，特别是一系列的讲座给予了我许多支持，感谢桑德拉·格林（Sandra Greene）、维克多·寇旭曼（Victor Koschmann）、巴里·斯特劳斯（Barry Strauss）和伊莎贝尔·赫尔（Isabel Hull）。还有历史系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凯蒂·克里蒂托夫（Katie Kristof）和麦吉·爱德华斯（Maggie Edwards），他们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工作，而且教会了我很多关于友谊的事情。在康奈尔大学西校区，尤其是在卡尔·贝克尔公寓生活期间，我必须要特别感谢辛迪·哈赞（Cindy Hazan）和劳拉·谢菲尔·布朗（Laura Schaefer Brow），还有雷妮·亚历山大（Renee Alexander）、加里克·布莱洛克（Garrick Blalock）、里克·坎菲尔德（Rick Canfield）、艾萨克·克莱姆尼克（Isaac Kramnick）和埃尔米拉·曼格姆（Elmira Mangum）。最重要的是搬到贝克尔公寓之后，我非常感激我们的副院长阿曼达·卡莱利奥（Amanda Carrerio），此外还要感谢我们的助手杰西·希里克尔（Jesse Hilliker）和维克多利亚·冈萨雷斯（Victoria Gonzalez），还有托尼·克夫拉各斯（Tony Kveragas）和艾琳·修斯（Eileen Hughes），以及和我一起工作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非常出色。在这些学生中，我要特别感谢的有尼尔·阿拉尔（Neal Allar）、提奈南吉·班达（Tinenenji Banda）、弗里兹·巴尔特尔（Fritz Bartel）、乔斯·谢丽（Joyce Chery）、莱恩·爱德华斯（Ryan Edwards）、凯尔希·弗格赫（Kelsey Fugere）、杰瑞米·富勒（Jeremy Fuller）、阿齐扎·格拉斯（Aziza Glass）、达尔文·格里芬（Darvin Griffin）、路易斯·霍普金斯（Louis Hopkins）、贾妮思·奇洛克·刘（Janice Chi-lok Lau）、哈维尔·佩雷斯·布尔格斯（Javier Perez Burgos）、乔恩·赛琪尼（Jon Senchyne），以及卡维塔·辛格（Kavita Singh）。

从我的老师和父母那里，我学到了许多，感谢他们对我的教育和辅导，我要感谢德鲁·吉尔平·浮士德（Drew Gilpin Faust）、理查德·邓恩（Richard Dunn）、已故的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大卫·约翰逊（David Johnson）、罗伯特·F．摩尔（Robert F．Moore），还有我的父母爱德华（Ed）和琳达·巴普蒂斯特（Linda Baptist）。感谢我的朋友卢瑟·亚当斯（Luther Adams）、斯蒂芬·布姆加德纳（Stephen Bumgardner）和贾斯汀·沃尔夫（Justin Warf），是他们让我在完成作品的同时不忘自己。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的朋友斯蒂芬妮·M．H．坎普（Stephanie M．H．Camp）去世了。她是一名研究奴隶制的出色的历史学家，而且为本书付出了许多努力。对我来说，她就像一位充满智慧的姐姐，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帮我渡过难关。我将用我的一生去铭记她的音容笑貌。我仍能在她的文字里听到她的声音，在她给予他人的鼓励里看到她的面容。这些感受对我来说既痛苦又甜蜜，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撑。

没有唐奈特（Donnette）的不懈支持、热心和关怀，这本书将永远只保存在我的电脑里，是她在精神上给予我鼓励，才让这本书能够面世。

最重要的是，我要把这本书献给我的孩子莉莉安（Lilian）和伊斯拉（Ezra），他们从很久以前就知晓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在很多方面也塑造了我们。过去的每一天，故事都在发生变化，现在我们记录下的只是我们自己的篇章。

注释

导　言

(1) Robert F．Engs，Educating the Disfranchised and Disinherited: Samuel Chap man Armstrong and Hampton Institute，1839—1893（Knoxville，TN，1999）; Lorenzo Ivy: Charles L．Perdue Jr.，Thomas E．Barden，and Robert K．Phillips，eds.，Weevils in the Wheat: Interviews with Virginia Ex-Slaves（Charlottesville，VA，1976），151—154;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with Rev．Doyle Thomas，January 2012．

(2) Stephen Small and Jennifer Eichstedt，Representations of Slavery: Race and Ideology in Southern Plantation Museums（Washington，DC，2002）; Cf．Stephanie E．Yuhl，“Hidden in Plain Sight: Centering the Domestic Slave Trade in American Public History，”JSH 79，no．3（2013）: 593—625．

(3) Ralph Ellison，“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and the Black Mask of Humanity，” Shadow and Act（New York，1964）．

(4) Many recent historians of slavery，preferring the published autobiographies，have discounted the WPA narratives．Systematic critiques of the use of such interviews include the following: John Blassingame，“Introduction，”in ST，xliii—lxii; Donna J．Spindel，“Assessing Memory: Twentieth-Century Slave Narratives Reconsidered，”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7（1996）: 247—261; Damian Alan Pargas，“The Gathering Storm: Slave Responses to the Threat of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2，no．3（2012）: 286—315．I find these critics less persuasive than those who argue that the twentieth-century narratives are extremely useful．The WPA narratives contain rich personal observation remembered by the interviewees themselves，which can be read carefully and successfully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view dynamic．Just as importantly，the narratives also transmit collectively held stories that in some cases are even older than the interviewees．The latter reflect the culture，beliefs，and vernacular history of the enslaved—including concepts and beliefs that clearly predate and make their way into the nineteenth-century narratives．See Mia Bay，The White Image in the Black Mind: African-American Ideas About White People，1830—1925（New York，2000），esp．113—116; George Rawick，“General Introduction”to AS，S1，11，xxxix; Edward E．Baptist，“‘Stol' and Fetched Here’: Enslaved Migration，Ex-Slave Narratives，and Vernacular History，”in Edward E．Baptist and Stephanie M．H．Camp，eds.，New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lavery（Athens，GA，2006），243—274．For links between vernacular storytelling by slaves and former slaves，on the one hand，and literary production by African Americans，on the other，see William L．Andrews，To Tell a Free Story: The First Century of Afro-American Autobiography，1760—1865（Urbana，IL，1985），274; Marion W．Starling，The Slave Narrative: Its Place in American History（Boston，1981，repr．of 1946 diss．）; Charles T．Davis and Henry Louis Gates，eds.，The Slave's Narrative（New York，1985）; Henry Louis Gates，The 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o-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New York，1988）．

第1章

(1) In this book，some of the vignettes to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slaved people incorporate not only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cited，but also details from other sources，as is the custom with evocative history．By drawing upon a wide variety of sources，I attempt to provide a richer depiction of the landscape，work practices，and cultural practices of the time and a more intimate portrait of the enslaved African Americans whose experience is the center of this history．These sources include the testimony of other formerly enslaved people who went through virtually identical experiences．This particular story，for instance，is drawn from Charles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Charles Ball…（New York，1837），but it was written in the light of dozens of other accounts，including descriptions of people's reactions to coffles，descriptions of slavery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Piedmont North Carolina，reports of the family demography of enslaved people during the era of the early domestic slave trade，and enslaved people's stories of their experience during the era of the domestic slave trade．All of these are cited copiously in the coming pages，but for firsthand accounts of enslaved people's reactions to the slave trade，see Charity Austin，AS，14．1（NC），59; Ben Johnson，AS，14．1（NC）; Dave Lawson，AS，15．2（NC），49; Lila Nichols，AS，14．1（NC），147—150; Mary Hicks，AS，14．1（NC），184; Josephine Smith，AS（NC）; Alex Woods，AS，15．2，（NC），416—417; Jeremiah Loguen，The Rev. J. W. Loguen，As Slave and Free Man（Syracuse，1859），65—67; “Recollections of a Runaway Slave，” Emancipator，September 20，1838; Isaac Williams，Aunt Sally: The Cross，the Way of Freedom（Cincinnati，1858），10—15; ASAI，76; and，for rich documentation of enslavement and the domestic slave trade in the area of North Carolina through which Ball was driven in chains，see Tyre Glen Papers，Duke; Jarratt-Puryear Papers，Duke，and Isaac Jarratt Papers，SHC．Unless otherwise noted，italics，underlining，and boldface type within quotations are reproduced from the original．

(2) Edmund Morgan，American Slavery，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New York，1975）; Kathy Brown，Good Wives，Nasty Wenches，and Anxious Patriarchs: Gender，Race，and Power in Colonial Virginia（Chapel Hill，NC，1996）; Lorena Walsh，Motives of Honor，Pleasure，and Profit: Plantation Management in the Colonial Chesapeake，1607—1763（Chapel Hill，NC，2010）．

(3) Again，a few starting points: Philip Curtin，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Cambridge，UK，1990）; Richard Dunn，Sugar and Slaves: 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English West Indies，1624—1713（Chapel Hill，NC，1972）; Peter Wood，Black Majority: Negroes in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from 1670 Through the Stono Rebellion（New York，1973）; Leonardo Marque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to the Americas，1776—1867”（PhD diss.，Emory University，2013）．

(4) Robert Olwell，Masters，Slaves，and Subjects: The Culture of Power in the South Carolina Low Country，1740—1790（Ithaca，NY，1998），270．

(5) David Brion Davis，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775—1820（Ithaca，NY，1975）; Donald Robinson，Slavery in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1765—1820（New York，1970）; Christine Heyrman，Southern Cross: The Beginning of the Bible Belt（New York，1997）; Thomas 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New York，1984 [Library of America]），289．

(6) Rachel Klein，Unification of a Slave State: The Rise of the Planter Class in the South Carolina Backcountry（Chapel Hill，NC，1990）; Richard Beeman，The Evolution of the Southern Backcountry（Philadelphia，1984）; Allan Gallay，The Indian Slave Trade: The Rise of English Empire in the Colonial South（New Haven，CT，2002）; James Merrell，The Indians’ New World: Catawbas and Their Neighbors from European Contact Through the Era of Removal（Chapel Hill，NC，1989）．

(7) John Filson，Adventures of Colonel Daniel Boone（Norwich，CT，1786），and his Discovery，Settlement，and Present State of Kentucky（New York，1793），74; Daniel Blake Smith，“‘This Idea in Heaven’: Image and Reality on the Kentucky Frontier，”in Craig Thompson Friend，ed.，The Buzzel About Kentuck: Settling the Promised Land（Lexington，KY，1998），78; Massachusetts Spy，January 27，1785; Philadelphia Gazetteer，November 27，1784; Ellen Eslinger，“The Shape of Slavery on the Kentucky Frontier，”Kentucky Historical Society Register 92（1994）: 1—23，esp．4; Steven Aron，How the West Was Lo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Kentucky from Borderland to Daniel Boone（Baltimore，1996）．

(8) Thomas Hart to [N．Hart]，August 3，1780，“Shane Collection，No．22”; Philadelphia Gazetteer，November 27，1784，May 16，1788; Massachusetts Spy，May 29，1782; Connecticut Journal，November 4，1789; New York Packet，October 22，1789; New York Weekly，June 20，1792; Philadelphia Advertiser，October 4，1792; Norwich Western Register，May 20，1794．

(9) Abraham Lincoln to Jesse Lincoln，April 1，1854，in LINCOLN，2: 217; cf．Richard L．Miller，Lincoln and His World: The Early Years（Mechanicsburg，PA，2006），5n17．

(10) Joanne Pope Melish，Disowning Slavery: Gradual Emancipation and “Race” in New England，1780—1860（Ithaca，NY，1998）; Arthur Zilversmit，The First Emancipation: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the North（Chicago，1967）; Eva Sheppard Wolf，Race and Liberty in the New Nation : Emancipation in Virginia from Jefferson to Nat Turner（Baton Rouge，LA，2006）; 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288; cf．Annette Gordon-Reed，Thomas Jefferson and Sally Hemings: An American Controversy（Charlottesville，VA，1997）．

(11) Patricia Watlington，The Partisan Spirit: Kentucky Politics，1779—1792（New York，1972），17—18; Janet A．Riesman，“Money，Credit，and Federalist Political Economy，”in Richard Beeman，Stephen Botein，and Edward C．Carter II，eds.，Beyond Confederation: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Chapel Hill，NC，1987），128—161．

(12) Peter Onuf，Statehood and Union: A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Ordinance（Bloomington，IN，1987）; Robinson，Slavery in American Politics，379—380; Malcolm C．Rohrbough，Land-Office Business: The Settl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American Public Lands（New York，1968），8—14．

(13) David Libby，Slavery and Frontier Mississippi，1720—1835（Jackson，MS，2004）; Walter LaFeber，The American Ag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1750（New York，1989），30—31; Andrew R．L．Cayton，“‘Separate Interests’ and the Nation-State: The Washingt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Regionalism in the Trans-Mississippi West，”JAH 79，no．1（1992）: 39—67; Jefferson to Madison，April 25，1784，Jefferson Papers: Digital Edition，ed．Barbara Oberg and J．Jefferson Looney，http://rotunda.upress.virginia.edu/founders/TSJN-01-07-02-0129（accessed February 24，2014）．

(14) Paul S．Finkelman，“Slavery and the Northwest Ordinance: A Study in Ambiguity，”JER 6，no．4（1986）: 343—370．

(15) Woody Holton，Unruly America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New York，2007）; Pauline Maier，Ratification: The People Debate Their Constitution，1787—1789（New York，2010）．

(16) The Founders' Constitution，ed．Philip Kurland and Ralph Lerner（Chicago，1987），3:280．

(17) Founders'Constitution，3: 279—281．Cf．George Van Cleve，A Slaveholders’ Union: Slavery，Politics，and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Chicago，2010）．

(18) Hazel Dicken-Garcia，To Western Woods: The Breckinridge Family Moves to Kentucky in 1793（Rutherford，NJ，1991）; 177—178; CHSUS，1: Aa3644—3744．

(19) Aron，How the West Was Lost，82—95; Frederika Teute，“Land，Liberty，and Labor in the Post-Revolutionary Era: Kentucky as the Promised Land”（PhD dis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88），102—130，185，227—275; Watlington，Partisan Spirit，220—222; David Rice，Slavery Inconsistent with Justice and Good Policy; Proved by a Speech Delivered in the Convention，Held at Danville，Kentucky（Philadelphia，1792）; John Craig Hammond，Slavery，Freedom，and Expansion in the Early American West（Charlottesville，VA，2007）; John Craig Hammond，“Slavery，Settlement，and Empire: The Expansion and Growth of Slavery in the Interior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1770—1820，”JER 32，no．2（2012）: 175—206．

(20) Dicken-Garcia，To Western Woods，177—178; Marion Nelson Winship，“Kentucky in the New Republic: A Study of Distance and Connection，” in Craig Thompson Friend，ed.，Buzzel About Kentuck: Settling the Promised Land（Lexington，KY，1998），100—123; Gail S．Terry，“Sustaining the Bonds of Kinship in a Trans-Appalachian Migration: The Cabell-Breckinridge Slaves Move West，”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02（1994）: 455—476．

(21) Francis Fedric，Slave Life in Virginia and Kentucky，Or，Fifty Years of Slavery…（London，1853），15．

(22) Terry，“Sustaining the Bonds of Kinship，”465—466．

(23) Fedric，Slave Life，15—17; Dicken-Garcia，To Western Woods，116—118，173; Daniel Drake，Pioneer Life in Kentucky: A Series of Reminiscential Letters（Cincinnati，1870），176—177．

(24) Fedric，Slave Life，16; Washington（PA）Herald of Liberty，September 2，1799．

(25) Stanley Harrold，Border War: Fighting over Slavery Before the Civil War（Chapel Hill，NC，2010）; Philadelphia Advertiser，February 17，1792．

(26) William Hayden，Narrative of William Hayden，Containing a Faithful Account of His Travels for Many Years Whilst a Slave（Cincinnati，1846），20—26; Teute，“Land，Liberty，and Labor，”209—210．

(27) Teute，“Land，Liberty，and Labor，”212; Monica Najar，“‘Meddling with Emancipation’: Baptists，Authority，and the Rift over Slavery in the Upper South，”JER 25，no．2（2005）: 157—186．

(28) Barbara Fields，Slavery and Freedom on the Middle Ground: Maryl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Haven，CT，1985）; Seth Rockman，Scraping By: Wage Labor，Slavery，and Survival in Early Baltimore（Baltimore，2009）; Max Grivno，Gleaning's of Freedom: Free and Slave Labor Along the Mason-Dixon Line，1790—1860（Urbana，IL，2011）; Jennifer Hull Dorsey，Hirelings: African American Workers and Free Labor in Early Maryland（Ithaca，NY，2011）; US Bureau of the Census，Negro Population，1790—1815（Washington，DC，1918），57．

(29)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36．

(30) Leonard Black，The Life and Suffering's of Leonard Black，a Fugitive from Slavery（New Bedford，CT，1847），24—26;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5—18; Thomas Culbreth to Gov．Maryland，February 21，1824，818—819，in “Estimates of the Value of Slaves，1815，”AHR 19（1914）: 813—838．

(31) David Smith，Biography of the Rev. David E. Smith of the A. M. E. Church（Xenia，OH，1881），11—14; William Grimes，Life of William Grimes，Written by Himself（New York，1825），22; cf．Abraham Johnstone，The Address of Abraham Johnstone，a Black Man Who Was Hanged at Woodbury，N.J.（Philadelphia，1797）; Michael Tadman，“The Hidden History of Slave-Trading in Antebellum South Carolina: John Springs III and Other ‘Gentlemen Dealing in Slaves，’”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97（1996）: 6—29，esp．22．For the complex origins of the cotton gin，see Joyce Chaplin，An Anxious Pursuit: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Lower South，1730—1815（Chapel Hill，NC，2013）; Angela Lakwete，Inventing the Cotton Gin: Machine and Myth in Antebellum America（Baltimore，2003）．

(32) Cf．New York Advertiser，September 24，1790．

(33) “Charleston”from Pennsylvania Packet，February 25，1790; C．Peter Magrath，Yazoo: Law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Republic: The Case of Fletcher v. Peck（Providence，RI，1966），2—5．

(34) Jane Kamensky，The Exchange Artist: A Tale of High-Flying Speculation and America's First Banking Collapse（New York，2008）; “Charleston” from Pennsylvania Packet，February 25，1790．

(35) Shaw Livermore，“Early American Land Companies: Their Influence on Corporate Development”（PhD diss.，Columbia University，1939）．

(36) Magrath，Yazoo，6—19; Kamensky，Exchange Artist，35—36．

(37) John Losson to John Smith，1786，Pocket Plantation Papers，RASP．Series E．

(38) G．Melvin Herndon，“Samuel Edward Butler of Virginia Goes to Georgia，1784，”GHQ 52（1968）: 115—131，esp．123; “The Diary of Samuel E．Butler，1784—1786，and the Inventory and Appraisement of his Estate，”ed．G．Melvin Herndon，GHQ 52（1968）: 208—209，214—215; Heads of Families at the First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Taken in the Year 1790（Washington，DC，1908），32; Grimes，Life，25; Cf．Thomas Johnson，Africa for Christ: Twenty Eight Years a Slave（London，1892），10—11; Moses Grandy，Life of Moses Grandy，Late a Slav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Boston，1844），55—56; Hayden，Narrative，57—59; Julius Melbourn，Life and Opinions of Julius Melbourn（Syracuse，NY，1847），9—10; James Pennington，The Fugitive Blacksmith（London，1849），vi，24，82; James Watkins，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James Watkins，Formerly a“Chattel”in Maryland（Bolton，UK，1852），26; Lewis Charlton，Sketches of the Life of Mr. Lewis Charlton（Portland，ME，n．d．），1; James Williams，Life and Adventures of James Williams，a Fugitive Slave（San Francisco，1873），11．

(39) For definition of “coffle，”se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www.oed.com．

(40) James Kirke Paulding，Letters from the South，Written During an Excursion in the Summer of 1816（New York，1817），126—127．

(41) Grimes，Life，22; Alexandria Gazette，June 22，1827; Damian Alan Pargas，“The Gathering Storm: Slave Responses to the Threat of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y 2，no．3（2012）: 286—315; Frederic Bancroft，Slave-Trading in the Old South（Baltimore，1931），23—24 Some of the chains were literally repurposed from Atlantic slave-trading vessels．See Gardner，Dean，to Phillips，Gardner，April 10，1807，Slavery Collection，NYHS．

(42) New Hampshire Gazette，October 13，1801; Alexandria Times，January 10，1800．

(43) ASAI，69—70; John Brown，Slave Life in Georgia（London，1855），17—18．

(44) Parker Autobiography，Rankin-Parker Papers，Duke; “Aaron，”The Light and Truth of Slavery（Springfield，MA，1845）．

(45) Matthew Mason，Slavery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Chapel Hill，NC，2006）; John C．Hammond and Matthew Mason，eds.，Contesting Slavery: The Politics of Bondage and Freedom in the New American Nation（Charlottesville，VA，2011）．

(46) Jesse Torrey，A Portraiture of Domestic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Philadelphia，1817），39—40，33—34．

(47) Jesse Torrey，American Slave-Trade（London，1822），66—71．

(48) Robert Goodloe Harper，The Case of the Georgia Sales Reconsidered（Philadelphia，1797）; Abraham Bishop，The Georgia Speculation Unveiled（Hartford，CT，1797）．

(49) “Charleston” from Pennsylvania Packet，February 25，1790．

(50) Thomas Hart Benton，Abridgement of the Debates of Congress，from 1798 to 1856，223（March 1798）．

(51) Magrath，Yazoo，34—35．

(52) Klein，Unification，252—254; John Cummings and Joseph A Hill，Negro Population 1790—1915（Washington，1918），45，available at http://www2.census.gov/prod2/decennial/documents/00480330_TOC.pdf; Watson Jennison，Cultivating Race: The Expansion of Slavery in Georgia，1750—1860（Lexington，KY，2012）．

(53) NR，September 29，1821; Gerald T．Dunne，“Bushrod Washington and the Mount Vernon Slaves，”Supreme Court Historical Society Yearbook（1980）; Robert Gudmestad，A Troublesome Commer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state Slave Trade（Baton Rouge，LA，2003），6—8．

(54) 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Holmes，April 22，1820; Founders’ Constitution，1: 156; 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264．

(55) NR，September 1，1821．

(56)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86—91．

第2章

(1) Benjamin Latrobe，Impressions Respecting New Orleans: Diary and Sketches，1818—1820，ed．Samuel Wilson Jr．（New York，1951），13—14; Frances Trollope，Domestic Manners of the Americans，ed．Pamela Neville-Sington（repr．London，1997），9—11; John Pintard to Sec．Treasury，September 14，1803，TP，9: 52—53．Cf．Amos Stoddard，Historical Sketches of Louisiana（Philadelphia，1812），159—160; James Pearse，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James Pearse（Rutland，VT，c．1826），16; H．Bellenden Ker，Travels Through the Western Interior of the United States（Elizabethtown，NJ，1816），36; Pierre-Louis Berquin-Duvallon，trans．John Davis，Travels in Louisiana and Florida in the Year 1802（New York，1806），8．

(2) TASTD; James McMillin，The Final Victims: Foreign Slave Trade to North America，1783—1810（Columbia，SC，2004），23; Stephen Behrendt，David Eltis，and David Richardson，“The Costs of Coercion: African Agency in the Pre-Modern Atlantic World，”Economic History Review（n．s．）54，no．3（2001）: 454—476．

(3) Approval Alex．Clark，Bill of Lading，March 9，1807，Reel 1，Inward Manifests，New Orleans，RG 36，NA; John Lambert，Travels Through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In the Years 1806，1807，and 1808（London，1816），2: 166．

(4) David Eltis，The Rise of Afric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s（New York，2000）; Jo-seph C．Miller，Way of Death: Merchant Capitalism and the Angolan Slave Trade（Madison，WI，1988）; Robin C．Blackburn，Origins of New World Slavery: From the Baroque to the Modern，1492—1800（London，1997）．

(5) Sidney Mintz，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New York，1985）; Stuart Schwartz，Sugar Plant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Brazilian Society: Bahia，1550—1835（New York，1985）．

(6) M．L．E．Moreau de St．Méry，Description topographique，physique，civile，politique et historique de la partie francaise de l'isle Saint-Domingue … 2 vols．（Paris，1797）; Antonio Benitez-Rojo，The Repeating Island: The Caribbean and the Postmodern Perspective，trans．James Maraniss（Durham，NC，1992）．

(7) Mintz，Sweetness and Power; Kenneth Pomeranz and Steven Topik，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Culture，and the World Economy，1400 to the Present，2nd ed．（Armonk，NY，2000）; Kenneth C．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Berkeley，CA，2000），31—68; David Eltis，“Nutritional Trends in Africa and the Americas: Heights of Africans，1819—1839，”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2（1982）: 453—475．

(8) Berquin-Duvallon，Travels in Louisiana，35—37．

(9) Alexander De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New York，1976），61—62，107—126; William Plumer，William Plumer's Memorandum of Proceedings in the U. S. Senate，1803—1807，ed．Edward Sommerville Brown（Ann Arbor，MI，1923）．

(10) Carolyn Fick，The Making of Haiti: The St.Domingue Revolution from Below（Knoxville，TN，1990）．

(11) Michel-Rolph Trouillot，Silencing the Past: 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Boston，1995）; Susan Buck-Morss，“Hegel and Haiti，”Critical Inquiry 26（2000）: 821—865; Alfred N．Hunt，Haiti's Influence on Antebellum America: Slumbering Volcano in the Caribbean（Baton Rouge，LA，1988）．

(12) C．L．R．James，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New York，1963）．

(13) Stephen Englund，Napoleon: A Political Life（New York，2004）; Laurent DuBois，Avengers of the New World（New York，2004）; Robin Blackburn，The Overthrow of Colonial Slavery（London，1988）．

(14) Roger Kennedy，Mr. Jefferson's Lost Cause: Land，Farmers，Slavery，and the Louisiana Purchase（New York，2003）．

(15) Jefferson to Robert Livingston，April 18，1802; Jon Kukla，A Wilderness So Immense: The Louisiana Purchase and the Destiny of America（New York，2003），235—259．

(16) DeConde，Affair of Louisiana，161—166．

(17) P．L．Roederer，Oeuvres du Comte P.L.Roederer（Paris，1854），3: 461; Comté Barbé-Marbois，The History of Louisiana: Particularly of the Cession of That Colony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rans．“By an American Citizen（William B．Lawrence）”（Philadelphia，1830），174—175，263—264．

(18) Dubois，Avengers of the New World，297—301．

(19) Christopher Brown，Moral Capit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Chapel Hill，NC，2006）．

(20) Annals of Congress，1806，238; Donald Robinson，Slavery in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1765—1820（New York，1970），331; David Brion Davis，Slavery and Human Progress（New York，1984），162—163．

(21) DeConde，Affair of Louisiana，205—206; Jared Bradley，ed.，Interim Appointment: William C.C.Claiborne Letter Book，1804—1805（Baton Rouge，LA，2003），13; Alexander Hamilton，in New York Evening Post，July 5，1803，Papers of Alexander Hamilton，26: 129—136．An exception to historians ’ coverup: Henry Adams，History of the Administrations of Jefferson and Madison（New York，1986 [Library of America]），1: 2，20—22．Cf．Edward E．Baptist，“Hidden in Plain View: Haiti and the Louisiana Purchase，”in Elizabeth Hackshaw and Martin Munro，eds.，Echoes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Kingston，Jamaica，2008）．

(22) Peter J．Kastor，Nation's Crucible: The Louisiana Purchase and the Creation of America（New Haven，CT，2004）; Lawrence Powell，The Accidental City: Improvising New Orleans（Cambridge，MA，2012）; Plumer，Proceeding s，223—224，notes three Louisiana French planters' visits to Congress complaining about Claiborne．

(23) Berquin-Duvallon，Travels in Louisiana，28—29，80; Vincent Nolte，Memoirs of Vincent Nolte（New York，1934）; Sarah P．Russell，“Cultural Conflicts and Common Interests: The Making of the Sugar Planter Class in Louisiana，1795—1853”（PhD diss.，University of Maryland，2000）; Kenneth Aslakson，“The ‘Quadroon-Placage’ Myth of Antebellum New Orleans: Anglo-American（Mis）interpretations of a French-Caribbean Phenomenon，”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45（2012）: 709—734; Jennifer Spear，Race，Sex，and Social Order in Early New Orleans（Baltimore，2009）．

(24) Peter C．Hoffer，The Treason Trials of Aaron Burr（Lawrence，KS，2008）; James Madison to Gov．Claiborne，January 12，1807，TP，9: 702．

(25) J．P．to J．Johnston，February 1，1810，Folder 1，PALF; Adam Rothman，Slave Country: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ep South（Cambridge，MA，2005）．

(26) J．Carlyle Sitterston，Sugar Country: The Cane Sugar Industry in the South，1763—1950（Lexington，KY，1953），3—11; Ira Berlin，Many Thousands Gone: The First Two Centuries of Slavery in North America（Cambridge，MA，1998），325—357; Stoddard，Sketches，332—333; C．C．Robin，Voyages dans L'Intérieur de la Louisiane，（Paris，1807），109—110; Russell，“Cultural Conflicts，”55．

(27) James Pitot，Observations of the Colony of Louisiana，from 1796 to 1802（repr．Baton Rouge，LA，1979），9; Claiborne to President Jefferson，November 25，1804，TP，9: 340; Gilbert Leonard to Claiborne，January 25，1804，TP，9: 172．On Louisiana importing only a few thousand slaves before 1801 to 1804: TASTD; Rothman，Slave Country，89—91．

(28) John Watkins to Claiborne，February 2，1804，WCCC，2: 10—11; Claiborne to Madison，July 5，1804，March 10，1804，ibid．; Cf．Claiborne to Albert Gallatin，May 8，1804，ibid.，2: 235—237，25—26，134; Annals of Congress，vol．14，1595—1608; W．E．B．DuBois，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Trade to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1896），89—90; James E．Scanlon，“A Sudden Conceit: Jefferson and the Louisiana Government Bill，” Louisiana History 9（1968）: 139—162; Sarah P．Russell，“Ethnicity，Commerce，and Community on Lower Louisiana's Plantation Frontier，” Louisiana History 40（1999）: 396—399; Robinson，Slavery in American Politics，398; Claiborne to President Jefferson，November 25，1804，TP，9: 340; “Act for Organization of Orleans Territory，”March 26，1804，TP，9: 202—213．Southerners and their congressional allies，including John Quincy Adams，defeated an effort to free all slaves imported into the territory．

(29) McMillin，Final Victims，Appendix B; Claiborne to Madison，May 8，1804，WCCC，2: 134，358—361; Claiborne to President Jefferson，November 25，1804，TP，9: 340; Rothman，Slave Country，92—95; Brown to Gallatin，December 11，1805，TP，9: 545—547．

(30) Frederic Bancroft，Slave-Trading in the Old South（Baltimore，1931），300n19; Claiborne to A．Jackson，December 23，1801; John Hutchings to Jackson，December 25，1801，CAJ，1: 265，266．

(31) Claiborne to R．Smith，May 15，1809，WCCC，4: 354—355; Paul Lachance，“The 1809 Immigration of the St．Domingue Refugees，”in Carl Brasseaux and Glenn Conrad，eds.，The Road to Louisiana: The Saint-Domingue Refugees，1792—1809（Lafayette，LA，1992），246—252; Paul Lachance，“The Foreign French，”in Arnold Hirsch and Joseph Logsdon，eds.，Creole New Orleans: Race and Americanization（Baton Rouge，LA，1992），101—130; Extrait des documents，1804; Dautouville to Miltenberger，July 1806，both Miltenberger Papers，SHC．Some of the French nationals came to Cuba from Saint-Domingue shortly after 1791，and some as late as 1803．Some of those denominated as “slaves”in the migration to Louisiana had been transported to Cuba from Saint-Domingue，while others had been bought there as slaves in the up to eighteen years that French nationals had spent in Cuba．See Rebecca J．Scott，“Paper Thin: Freedom and Re-Enslavement in the Diaspora of the Haitian Revolution，”Law and History Review 29，no．4（2011）: 1061—1087．

(32) Claiborne to R．Smith，July 29，1809，WCCC，4: 391—393．

(33) James Mather to Claiborne，July 18，1809，WCCC，4: 387—409; Claiborne to Julien Poydras，May 29，1809，ibid.，4: 371—372; Claiborne to R．Smith，May 20，1809，ibid.，4: 363—367; Claiborne to William Savage，November 10，1809，ibid.，5: 4—6; Annals of Congress，11th Cong.，Pt．1，462—465，“House Debate on Emigrants from Cuba．”．

(34) “Aux Arrivans de Cuba: On prendraitàloyer…une trentaine de nègres de hache ＆ quelques négresses de travail，”Moniteur de la Louisiane，August 5，1809; “Vente a L’Encan，”ibid.，October 7，1809; HALL，60131，54165; F．Carrere à Milten-berger，April 18，1809，and Miltenberger to N．Fournier，September 27，1809，Miltenberger Papers，SHC．Italics added．

(35) Don Dodd and Wynelle Dodd，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Tuscaloosa，AL，1973—1976）; R．Claiborne to Madison，December 31，1806，TP，9: 692—702．

(36) LC，November 19，1810; LG，December 6，1810，July 24，1810．

(37) Quartier Générale，January 13，1811，“Interrogation du Cupidon，”January 13，1811，SCPOA; HALL; Thomas Marshall Thompson，“National Newspaper and Legislative Reactions to Louisiana's Deslondes Slave Revolt of 1811，”Louisiana History 33（1992）: 5—29; James H．Dormon，“The Persistent Specter: Slave Rebellion in Territorial Louisiana，”Louisiana History 18（1977）: 389—404; Richmond Enquirer，February 22，1811，reported as leader “Charles，a yellow fellow，the property of Mr．Andre”; LG，January 11，1811; Albert Thrasher，On to New Orleans！ Louisiana's Heroic 1811 Slave Revolt（New Orleans，1996），297; Rothman，Slave Country．

(38) Trial Augustin，February 25，1811，SCPOA，1811，no．20; Glenn Conrad，The German Coast: Abstracts of the Civil Records of St. Charles and St. John the Baptist Parishes，1804—1812（Lafayette，LA，1981），108．

(39) Claiborne to Wade Hampton，January 7（1 ＆ 2），1811，WCCC，5: 91—92．

(40) Interrogation “Koock，”January 14，1811，SCPOA; Mary Ann Sternberg，Along the River Road: Past and Present on Louisiana's Historic Byway（Baton Rouge，LA，1996），130; Moniteur，January 15，1811; Thrasher，On to New Orleans，268．

(41) Jupiter interrogation from “Jugement du Nègre de M．Andry，”February 20，1811，no．17，SCPOA．

(42) Numbers from HALL; Deposition of Hermogène Trepagnier，SCPOA，no．20．

(43) Thrasher，On to New Orleans，119n42，n46，n49，52—53．

(44) Moniteur，January 17，1811．

(45) Destrehan's compensation claim，SCPOA，160．

(46) Moniteur，January 17，1811; Manuel Andry to Claiborne，LC，January 15，1811; Hampton to Sec．of War，January 16，1811，TP，9 : 918—919; Hampton to Claiborne，January 12，1811，TP，9:916—917．

(47) Conrad，German Coast．

(48) Moniteur，January 17，1811; Barthelemy compensation list from SCPOA; Samuel Hambleton to David Porter，January 15，1811，in Stanley Engerman，Seymour Drescher，and Robert L．Paquette，eds.，Slavery（New York，2001），326．

(49) January 14，1811，SCPOA: “Amar，chef de brigandes，dénoncécomme tel par tous les autres brigandes，n'a pas peu répondre aux questions quand lui a adressées，parce qu'il l'était bless'e à la gorge，de manière àêtre pincéde l'usàge de la parole”（Amar，chief of rebels，denounced as such by all the other rebels，was not able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when asked，because he had been wounded in the throat，in such a way as to prevent him from speaking．”

(50) SCPOA，“State of the Work Forces”; Thrasher，On to New Orleans，64—65．

(51) SCPOA Act 2，3—4．

(52) TP，9: 923，702; and a key point of Rothman，Slave Country．

(53) Claiborne to Andry，December 24，1811，WCCC，6: 15; Junius P．Rodriguez，“Always ‘En Garde’: The Effect of Rebellion upon the Louisiana Mentality，1811—1815，”Louisiana History 33，no．4（1992）: 399—416．Just to be certain that free people of color could not assist rebellion，Louisiana passed new laws that increased taxes on free men of color and forbade them to carry weapons—even walking sticks，which could hide saber blades．

(54) Matthew Mason，Slavery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Chapel Hill，NC，2006）; Speech of Josiah Quincy，Annals，11th Cong.，3rd sess.，525，540．

(55) Robert Remini，Andrew Jackson and the Course of American Empire，1767—1821（New York，1977），247—250; Alexander Walker，Jackson and New Orleans: An Authentic Narrative of the Memorable Achievements of the American Army（Cincinnati，1856）．

(56) Remini，Jackson and American Empire，133—216; James Parton，Life of Jackson（New York，1860），1: 88—94．

(57) Remini，Jackson and American Empire，246—254．

(58) For Indian slave owners，see，among many other excellent works，Christina Snyder，Slavery in Indian Country: The Changing Face of Captivity in Early America（Cambridge，MA，2010）; Tiya Miles，Ties That Bind: The Story of an Afro-Cherokee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Berkeley，CA，2005）．

(59) Remini，Jackson and American Empire，187—233．

(60) Arsène Latour，Historical Memoir of the War in West Florida and Louisiana in 1814—1815，ed．Gene Smith（Gainesville，FL，1999），294—297; Caryn Cossé Bell，Revolution，Romanticism，and the Afro-Creole Protest Tradition in Louisiana，1718—1868（Baton Rouge，LA，1997），51—59．

(61) Parton，Life of Jackson，2: 63; CAJ，2: 118—119．

(62) Latour，Historical Memoir，137—152; Remini，Jackson and American Empire，276—289．

第3章

(1) Manifests of the Temperance from Reel 1，Inward Manifests of New Orleans，RG 36，NA; LC，January 25，1819; for McDonogh being rowed across the river，Cf．“McDonogh's Last Trip，”Lithograph by Dominique Canova，c．1850，Historic New Orleans Collection，New Orleans，Louisiana; Ari Kelman，A River and Its City: The Nature of Landscape in New Orleans（Berkeley，CA，2003）．

(2) Maspero's advertisements and announcements were ubiquitous in New Orleans between 1806 and 1833．See John Adems Paxton，The New Orleans Directory and Register（New Orleans，1822），frontispiece，and multiple newspapers，e．g.，LG，February 10，1816．

(3) LG，April 2，1818; Henry C．（Henry Cogswell）Knight，Letters from the South and West（Boston，1824），115—124; James Pearse，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James Pearse（Rutland，VT，c．1826），17; Timothy Flint，Recollections of the Last Ten Years…in the Valley of the Mississippi（Boston，1826），218; Darla Jean Thompson，“Circuits of Containment: Iron Collars，Incarceration，and the Infrastructure of Slavery”（PhD diss.，Cornell University，2014）．

(4) Henry C．Castellanos，New Orleans as It Was（New Orleans，1978），146—148; Christian Schultz，Travels on an Inland Voyage（repr．Ridgewood，NJ，1968），190—191; Knight，Letters from the South and West，115—123; Flint，Recollections，222—223; HALL; New-York Columbia，August 6，1818; Westchester Herald，August 11，1818．

(5) Kenneth C．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Berkeley，CA，2000）; Joel Mokyr，The Enlightened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1700—1850（New Haven，CT，2009）; Frederick 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New-York，1987）;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System，3 vols．（Berkeley，CA，1974—1989）; 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990—1992（Cambridge，MA，1992）; C．A．Bayly，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1789—1915: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 parisons（Malden，MA，2004）．

(6) Thomas R．Malthus，An Essay on the Princip le of Population（London，1798）; Drew McCoy，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Chapel Hill，NC，1980），108．

(7) D．A．Farnie，The English Cotton Industry and the World Market，1815—1896（Oxford，1979），3—44．

(8) LC，January 1，13，22，29，1819，February 10，15，18，22，1819．

(9) Edwin A．Davis and John C．L．Andreassen，eds.，“From Louisville to New Orleans in 1816: Diary of William Newton Mercer，”J S H 2（1936）: 390—402，qu．396．

(10) W．N．Mercer to J．Ker [1816]，Fol．4，Ker Family Papers，SHC; Robert G．Albion，The Rise of New York Port，1815—1860（New York，1939），390—391; Pierre-Louis Berquin-Duvallon，trans．John Davis，Travels in Louisiana and Florida in the Year 1802（New York，1806），127—129．

(11) W．Kenner to S．Minor，May 19 and 29，1815，Wm．Kenner Papers，LLMVC; Barclay，Southeld，to S．Minor，September 14，1815，Minor Papers，SHC; Albion，Rise of New York Port，390—391; LG，September 2，1815，January 1，1818．

(12) Flint，Recollections，222; LC，January 29，1819，February 22，1819．

(13) Knight，Letters，117; LC and LG for 1815—1820，passim; Thomas H．Whitney，Whitney's New-Orleans Directory and Louisiana and Mississippi Almanac for the Year 1811（New Orleans，1810），38; Carol Wilson，The Two Lives of Sally Muller: A Case of Mistaken Racial Identity in Antebellum New Orleans（New Brunswick，NJ，2007）．

(14) William Hayden，Narrative of William Hayden，Containing a Faithful Account of His Travels for Many Years Whilst a Slave（Cincinnati，1846），54—58．

(15) Josiah Henson，The Life of Josiah Henson，Formerly a Slave…（Boston，1849），37—41; William Grimes，Life of William Grimes，Written by Himself（New York，1825），22; Hayden，Narrative，124．The idea that slave traders were anomalous is demolished by Michael Tadman，Speculators and Slaves: Masters，Traders，and Slaves in the Old South（Madison，WI，1989）; Frederic Bancroft，Slave Trading in the Old South（Baltimore，1931），314—320; and Walter Johnson，Soul by Soul: Life Inside the Antebellum Slave Market（Cambridge，MA，1999）．

(16) Vincent Nolte，Memoirs of Vincent Nolte（New York，1934），86—87; Henry B．Fearon，Sketches of America: A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Five Thousand Miles Through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tates of America（London，1819），279; Lewis E．Atherton，“John McDonogh—New Orleans Capitalist，”J S H 7（1941）: 451—481; McDonogh Papers，Tulane．

(17) George Dangerfield，The Era of Good Feeling s（New York，1952），80—81; Nolte，Memoirs，268—280; Ralph Hidy，The House of Baring in American Trade and Finance: English Merchant Bankers at Work，1763—1861（Cambridge，MA，1949），35．

(18) Nolte，Memoirs; Robert Roeder，“New Orleans Merchants，1790—1837”（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1959）．

(19) The classic statement of the capitalist-as-Puritan is 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Talcott Parsons（New York，1930）．

(20) John Cassidy，How Markets Fail: The Logic of Economic Calamities（New York，2009）; Joseph 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New York，1947）．

(21) Nolte，Memoirs，69，274—275，311—313; Stephen Palmié，“A Taste for Human Commodities，”in Palmié，ed.，Slave Cultures and the Culture of Slavery（Knoxville，TN，1995），40—54; Roeder，“New Orleans Merchants．”

(22) George Green to J．Minor，January 15，1820，Minor Papers，SHC．Instead of offices，many merchants carried commercial paper in wallets．Cf．LC，January 17，20，1817，February 28，1817，March 14，1817，March 15，29，1819．

(23) J．Wetherstrandt to S．Minor，November 23，1814，and J．Minor to Kitty，May 24，1816，Minor Papers，SHC; R．Claque to Dear Major，February 26，1821，William Kenner Papers，LLMVC; LG，October 23，1816; Benjamin Latrobe，Impressions Respecting New Orleans: Diary and Sketches，1818—1820，ed．Samuel Wilson Jr．（New York，1951），9—10; LG，September 30，1815，December 13，1817，April 28，1818; W．Flower to J．Vinot，1818，Flower to Dugue Bros．＆ Harang，1820，and Flower to C．Bouchon，1820，HALL，85325，96018—96022，97346—97348．

(24) LC，October 4，18，1819，November 24，1819; HALL，93012．

(25) Henson，Life，41—45; LG，April 28，1818，May 13，1818; LC，January 29，1818 Local slaves were typically sold privately．Cf．LC，January 31，1817，November 3，1819．

(26) Slaves “on hand”: J．Garner to A．Cuningham，February 1，1830，and Brown and Armistead to E．B．Hicks，August 1，1821，Alexander Cuningham Papers，Duke．Slave-sale money “in hand”: Brown and Armistead to E．B．Hicks，August 1，1821，Alexander Cuningham Papers，Duke; Kenner ＆ Co．to J．Minor，January 26，1826，Minor Papers，SHC．“Cotton”: David Ker to Mary Ker，May 7，1812，Ker Family Papers，SHC．Letter “come to hand”: E．Fraser to M．White，August 28，1806，Maunsel White Papers，SHC; Fol．1834—1835，Jarratt-Puryear Papers，Duke．Slaves also “came to hand”: e．g.，Tyre Glen to Isaac Jarratt，December 23，1833，Jarratt-Puryear Papers，Duke; J．Richards to Cashier of Bank of United States，March 14，1815，Box 2E949，Bank of State of Mississippi Records，Natchez Trace Collection，RASP; Abi-jah Hunt to R．Sparks，June 14，1809，Ker Family Papers，SHC．

(27) Robert Farrar Capon，The Parables of Grace（Grand Rapids，MI，1988）．

(28) M．Tournillon to Nicholas Trist，February 28，1821，Nicholas Trist Papers，SHC．

(29) LC，January 25，1819，February 10，15，1819; Thomas Henderson to Stephen Minor，June 4，1819，Minor Family Papers，SHC; John Minor in Acct．with Kenner and Henderson，1816—1818，William Kenner Papers，LLMVC．

(30) Sean Wilentz，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New York，2005），205—209; W．Meriwether to Brother，September 28，1814，Meriwether Family Papers，SHC; Daniel Walker Howe，What God Hath Wrou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1815—1848（New York，2007）．

(31) Martha Brazy，An American Planter: Stephen Duncan of Antebellum Natchez and New York（Baton Rouge，LA，2006），15—16，21; Collector，Port of New Orleans，1806—1823，v．2，Mf ＃ 75—109，NOPL; Dangerfield，Era of Good Feeling s，180; Bray Hammond，Banks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Princeton，NJ，1957），282; New York Courier，September 24，1816．

(32) Jesse Hunt to Jeremiah Hunt，April 1，1815，Folder 4，Ker Papers，SHC; F．E．Rives Ledger，Rives Papers，Duke．

(33) John Read to Josiah Meigs，April 17，1817; TP，18: 83—84; J．Brahan to J．Meigs，February 18，1818; TP，18: 260—261; Israel Pickens to W．Lenoir，December 18，1816，C．S．Howe Papers，SHC; J．W．Walker to L．Newby，February 28，1817，Larkin Newby Papers，Duke; M．E．Williams to Mary K．Williams，September 10，1823，Hawkins Family Papers，SHC; New-York Columbian，April 21，1818; J．Mills Thornton，Politics and Power in a Slave Society: Alabama，1800—1860（Baton Rouge，LA，1978）; NSV，249; Anne Royall，Letters from Alabama（Washington，DC，1830），114; J．Campbell to D．Campbell，December 16，1817，Campbell Papers，Duke; Daniel Dupre，Transforming the Cotton Frontier: Madison County，Alabama，1800—1840（Baton Rouge，LA，1997），41—86; Carolina Republican，March 8，1817; cf．Thomas Chase Hagood，“‘I Looked Upon the Long Journey，Through the Wilderness，with Much Pleasure ’: Experiencing the Early Republic's Southern Frontier，”Journal of Backcountry Studies 6，no．1（2011），www.partnershipsjournal.org/index.php/jbc/issue/view/25（accessed December 26，2013）．

(34) See Table 1.1．

(35) Baltimore Patriot，July 16，1819; LC，April 15，1817，March 12，1819; LG，June 14，1817，June 9，1818．

(36) Baltimore Patriot，July 16，1819．

(37) Lawrence J．Kotlikoff，“The Structure of Slave Prices in New Orleans，1804 to 1862，”Economic Inquiry 17（1979）: 496—518; Jonathan Pritchett，“Quantitative Estimates of the U．S．Interregional Slave Trade，1820—1860，”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no．2（2001）: 467—475; and my analysis（with assistance from Jordan Suter）of slave sales reported in HALL．

(38) Henry Watson，Narrative of Henry Watson: A Fugitive Slave（Boston，1848），12; J．Sain to Obadiah Fields，May 25，1821，O．Fields to Jane Fields，November 29，1822，Acct．O．Fields，1822，Obadiah Fields Papers，Duke; Certificate issued to William Haxall，Petersburg Insurance Company，1823，Mss 1H3203d，Haxall Papers，VHS; Grandmother Trist to Nicholas Trist，April 25，1822，N．P．Trist Papers，SHC; Adam Hodgson，Remarks During a Journey Through North America in the Years 1819，1820，1821（New York，1823），55—56．James Kirke Paulding，in Letters from the South，Written During an Excursion in the Summer of 1816（New York，1817），124—125，reports a trader paying ＄500 for a mulatto Virginia woman．According to Robert W．Fogel and Stanley L．Engerman（in Slave Sales and Appraisals，1775—1865，ICPSR07421-v3 [Rochester，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producer），1976; Ann Arbor，MI: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producer and distributor）]，20061011，doi: 10．3886/ICPSR07421．v3），twenty-three men were sold in Maryland（1815—1819）at a mean price of ＄220 and a mean age of twenty-one．HALL shows average male price in New Orleans in 1815 to 1819 as ＄810（mean age twenty-five）．Jonathan Pritchett and Herman Freudenberger，“The Domestic United States Slave Trade: New Evidence，”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1（1991）: 447—477，notes ＄17 shipping per slave，1830s，p．473．

(39) A 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the Reverend G. W. Offley（Hartford，CT，1859），5—6; W．C．Whitaker to J．Whitaker，January 16，1835，Coffield-Bellamy Papers，SHC．On competitive bidding，see Ariela J．Gross，Double Character: Slavery and Mastery in the Antebellum Courtroom（Princeton，NJ，2000）; Johnson，Soul by Soul．

(40) Louis Hughes，Thirty Years a Slave: The Institution of Slavery as Seen on the Plantation and in the Home of a Planter（Milwaukee，WI，1897），7—8．

(41) Watson，Narrative，12—13; L．M．Mills，ST，502—503．

(42) ST，503，507，727，744．Johnson，Soul by Soul，emphasizes give-and-take between slave and buyer．

(43) Delicia Patterson，AS，11．2（MO），270—271; Dickson，ST，507．

(44) MW，103; Hodgson，Remarks，55—56; Maria Clemons，AS，8．2（AR），17; Charlotte Willis，AS，11．1（AR），198; Sella Martin，ST，727．

(45) Charles L．Perdue Jr.，Thomas E．Barden，and Robert K．Phillips，eds.，Weevils in the Wheat: Interviews with Virginia Ex-Slaves（Charlottesville，VA，1976），14—15; Knight，Letters，78．

(46) Tabb Gross，Lewis Smith，ST，347; Paulding，Letters，1: 124—130; Perdue et al.，eds.，Weevils in the Wheat，325—326; Henson，Life，44; Allen Sidney，ST，522; John Lambert，Travels Through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In the Years 1806，1807，and 1808（London，1816），1: 167—169; William N．Blane，An Excursion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During the Years 1822—1823，by an English Gentleman（London，1824），226—227; ASAI，153—155; Bancroft，Slave Trading，108—112; Thomas Hamilton，Men and Manners in America（Philadelphia，1843），347．Knight，in Letters，101—102，127，refers to sellers as “slave-jockies．”

(47) Bancroft，Slave Trading，106; Edward E．Baptist，“‘Cuffy，’‘Fancy Maids，’ and ‘One-Eyed Men’: Rape，Commodification，and the Domestic Slave Trade in the United States，”AHR 106（2001）: 1619—1650; ST，503—507，727，744; Perdue et al.，eds.，Weevils in the Wheat，48—49，166; Cornelia Andrews，AS，14．1（NC），29．

(48) LG，April 2，1816，November 20，1817，June 3，1818; NR，April 26，1817，144; J．Perkins to J．Minor，August 20，1814，Minor Papers，SHC．

(49) 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trans．David Ross（London，1980），212; David Brion Davis，Slavery and Human Progress（New York，1984），25．

(50) Wm．Kenner to J．Minor，March 1，1816，Wm．Kenner Papers，LLMVC．

(51) J．Knight to Wm．Beall，January 27，1844，Box 2，John Knight Papers，Duke; E．B．Hicks to John Paup，August 6，1837，1830—1846 Folder，E．B．Hicks Papers，Duke; Philip Troutman，“Slave Trade and Sentiment in Antebellum Virginia”（PhD diss.，University of Virginia，2000）．

(52) J．Knight to Wm．Beall，January 27，1844，Box 2，John Knight Papers，Duke．French-language advertisements for slave sales in the 1810s did not use main，the translation of the word “hand，”but négres de pioche—“Negroes of the pickaxe，”or，colloquially，“Blacks who sweat”: Vente de l'Encan，LC，June 25，1817．

(53) HALL; Philip D．Morgan，Slave Counterpoint: Black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and Low Country（Chapel Hill，NC，1999）; Dylan Penningroth，Claims of Kinfolk: African-American Property and Community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South（Chapel Hill，NC，2003）; Roderick A．McDonald，The Economy and Material Culture of Slaves: Goods and Chattels on the Sugar Plantations of Jamaica and Louisiana（Baton Rouge，LA，1993）．

(54) LC，January 1，1819; bills of sale，Compagnie Assurance de la Nouvelle-Orleans，to multiple purchasers，HALL，89554—89607，90226，90405，91505，90046，927161，90279，92761．The Louisiana Courier ad for William and Rachel's sale listed sixteen of twenty-eight as skilled，but none of the bills of sale identified skills: LC，January 25，1819．

(55) ST，695—697; Perdue et al.，eds.，Weevils in the Wheat，71; J．Stille to Mrs．Gayoso，August 29，1805，Fol．10，R．R．Barrow Papers，Tulane．

(56) LC，January 25，1819; HALL; Richard H．Steckel，“A Peculiar Population: The Nutrition，Health，and Mortality of U．S．Slaves from Childhood to Maturit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no．3（1986）: 721—741．

(57) Herbert Gutman and Richard Sutch，in “The Slave Family: Protected Agent of Capitalist Expansion or Victim of the Slave Trade?”in Paul A．David，Reckoning with Slavery: A Critical Study in the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New York，1976），94—133，esp．112—120，rely on Fogel and Engerman's samples of New Orleans notarial records; I rely on HALL's complete sales through 1820．

(58) LC，January 1，1819; HALL，89554—89607; Pearse，Narrative，85．

(59) Melinda，MW，167．Cf．Helen Odom，AS，10．5（AR），227; Cora Poche，AS，94（MS），1726; Clarissa Scales，AS，5．4（TX），3; Robert Laird，AS，8．3（MS），1292; Milton Ritchie，AS，10．6（AR），271．

(60) Milton Ritchie，AS，10．6（AR），271; Carry Allen Patton，AS，10．6（AR），298; Eyre Crowe，quoted in Bancroft，Slave Trading，116．

(61)  HALL，91162—91163，91173—91178，91249，91250，91279—91289，91300—91304．

(62) Thomas Buchanan，Black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Slaves，Free Blacks，and the Western Steamboat World（Chapel Hill，NC，2004）; “Dick Eggleston Diary，”vol．72，Roach-Eggleston Papers，SHC．

第4章

(1) Charles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Charles Ball…（New York，1837），125—136．

(2) Peter H．Wood，“Slave Labor Camps in Early America: Overcoming Denial and Discovering the Gulag，” in Carla Gardina Pestana and Sharon V．Salinger，eds.，Inequality in Early America（Hanover，NH，1999），222—238．

(3) William Grimes，Life of William Grimes，Written by Himself（New York，1825），26．

(4) James Scott，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New Haven，CT，1990）．

(5)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06—119．

(6) Ibid.，47—48，128—131; ASAI，101．

(7)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17—119; Grimes，Life，25．

(8) Israel Campbell，An Autobiography，Bound and Free（Philadelphia，1861），33; Philip D．Morgan，Slave Counterpoint: Black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and Low Country（Chapel Hill，NC，1999），179—186; Peter Coclanis，“How the Low Country Was Taken to Task: Slave-Labor Organization in Coastal South Carolina and Georgia，” in Robert L．Paquette and Louis Ferleger，eds.，Slavery，Secession，and Southern History（Charlottesville，VA，2000），59—78; Philip D．Morgan，“Task and Gang Systems: The Organization of Labor on New World Plantations，”in Stephen Innes，ed.，Work and Labor in Early America（Chapel Hill，NC，1988），189—220．

(9) Latrobe Sketchbook，Ⅲ，33，Maryland Historical Society;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Slave Life in the Americas: A Visual Record，”Jerome S．Handler and Michael L．Tuite Jr.，Digital Media Lab，University of Virginia，image at http://hitchcock.itc.virginia.edu/SlaveTrade/collection/large/NW0048.JPG（accessed October 18，2013）; Richard S．Dunn，“A Tale of Two Plantations: Slave Life at Mesopotamia in Jamaica and Mount Airy in Virginia，1799 to 1828，”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rd ser.，vol．34，no．1（1977）: 32—65，esp．36—37; James Curry，ST，134．

(10) William Anderson，Life and Narrative of William Anderson…（Chicago，1857），19; Thomas Spalding，Farmers’ Register，November 1834，353—363; The Narrative of Amos Dresser…and Two Letters from Tallahassee，Relating to the Treatment of Slaves（New York，1836）; Steven F．Miller，“Plantation Labor Organization and Slave Life on the Cotton Frontier: The Alabama-Mississippi Black Belt，1815—1840，”in Ira Berlin and Philip D．Morgan，eds.，Cultivation and Culture: Labor and the Shaping of Slave Life in the Americas（Charlottesville，VA，1993），155—169．On connections with military systems，see Michel Foucault，Discip 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New York，1977），135—169．Two works that appeared as this book went to press and have much to say about enslaved migrants and labor in the cotton fields include: Walter Johnson，River of Dark Dreams（Cambridge，MA，2013）; Damian Alan Pargas，“In the Fields of a ‘Strange Land’: Enslaved Newcomers and the Adjustment to Cotton Cultivation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Slavery and Abolition 34，no．4（2013）: 562—578．

(11) “Almost，”American Farmer，December 14，1821，298—299; Farmers’ Register 2，no．6（1834）: 353—363; Jn．Stewart to D．McLaurin，June 30，1831，Duncan McLaurin Papers，Duke．

(12) Farmers’ Register 3，no．3（1835）: 16; N．P．Hairston to J．Hairston，December 4，1822，P．Hairston Papers，SHC; J．Knight to Wm．Beall，January 27，1844，John Knight Papers，Duke．

(13) Sidney，ST，524; cf．Laura Clark，AS，6．1（AL），72—73; [John]Neal to Mother，August 6，1829，Neal Papers，SHC．

(14) Mark Smith，Mastered by the Clock: Time，Slavery，and Freedom in the U. S. South（Chapel Hill，NC，1997）．

(15)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48—151; Campbell，Autobiography; Henry Bibb，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Henry Bibb，an American Slave（New York，1849），115; Jacob Metzer，“Rational Management，Modern Business Practices，and Economies of Scale in Antebellum Southern Plantations，”in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Engerman，eds.，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echnical Papers（New York，1992），1: 191—215．Cf．Smith，Mastered by the Clock，which argues for a post-1830 timepiece revolution．While Fogel argues，in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that southern slaves' work breaks were longer than northern ones（p．79），ex-slaves' accounts disagree: Sarah Wells，AS，11．1（AR），89; Charlie Aarons，AS，6．1（AL），1; Angie Garrett，AS，6．1（AL），133．

(16) H．Lee to R．Brown，July 17，1827，Henry Lee，VHS．But many enslavers only let men plow．

(17)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50．HALL reveals the flattening of job descriptions: of slaves sold to Louisiana in 1804 to 1821，95 percent of those described by a job title were listed as “hand”or “laborer，”not identified by Chesapeake-acknowledged skills．

(18)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67，160—162; Okah Tubbee，A Sketch of the Life of Okah Tubbee（Toronto，1852）; John Warren，NSV，184; Philemon Bliss，ASAI，104; William N．Blane，An Excursion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During the Years 1822—1823，by an English Gentleman（London，1824），150—151．For Chesapeake cat-o'-nine tails，see Charles Crawley，AS，16．5（VA），8—9．

(19) Song notes，undated，Fol．9，James Bailey Papers，SHC;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60—162．Cf．Charlie Aarons，AS，6．1（AL），1; NSV，301—304，“I lived，”William Hall，NSV，134．Cf．James Curry，ST，128—144，qu．134; Lunsford Lane，The Narrative of Lunsford Lane（Boston，1842），19．

(20) “Before，”Aaron Siddles，NSV，272; Tubbee，Sketch，23; Anderson，Life and Narrative，17．

(21)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67，150，161; Bibb，Narrative，116—117，132; Louis Hughes，Thirty Years a Slave: The Institution of Slavery as Seen on the Plantation and in the Home of a Planter（Milwaukee，WI，1897），15—24，46; Blane，Excursion，67，161; Anderson，Life and Narrative，17; John Brown，Slave Life in Georgia（London，1855），39，43; Willie Vester to B．H．Vester，March 19，1837，Benjamin Vester Papers，Duke; Campbell，Autobiography，33; A．K．Bartow to J．J．Phillips，April 23，1849，Ivan Battle Papers，SHC．Contrast with Richard Follet，The Sugar Masters: Planters and Slaves in Louisiana's Cane World（Baton Rouge，LA，2005），which emphasizes positive incentives;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Boston，1974），193—210; and Paul A．David and Peter Temin，“Slavery: The Progressive Institution?”in Paul A．David，Herbert G．Gutman，Richard Sutch，Peter Temin，and Gavin Wright，Reckoning with Slavery: A Critical Study in the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Oxford，1976），206—207n46，which claims that the “rhythm”of enslaved work generated efficiencies supposedly found in Haitian coumbite and West African collective labor．

(22)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60．

(23) Jack Ericson Eblen，“New Estimates of the Vital R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Black Popul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Demography 11（1974）: 301—319; Richard H．Steckel，“A Peculiar Population: The Nutrition，Health，and Mortality of U．S．Slaves from Childhood to Maturity，”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no．3（1986）: 721—741; Richard H．Steckel，“Fluctuations in a Dreadful Childhood: Synthetic Longitudinal Height Data，Relative Prices，and Weather in the Short-Term Health of American Slaves，”NBER Working Paper no．10993，December 2004，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ww.nber.org/papers/w10993．My own research shows that enslaved men born in the southwestern states that grew the least corn per capita in 1839 were，on average，shorter by half an inch than those born farther up the Mississippi Valley and in Georgia．That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24)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39—183．

(25) Abigail Slack to Eliphalet Slack，January 6，1829，Slack Papers，SHC．

(26) W．C．Wirt to Dabney Wirt，December 10，1835，Wirt Papers，SHC．

(27)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84—187; Solomon Northup，Twelve Years a Slave（Auburn，NY，1853），134—143; Anderson，Life and Narrative，19．

(28)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217; cf．J．Ker to I．Baker，November 19，1820，Ker Papers，SHC; J．S．Haywood to Dear Sister，May 3，1839，Fol．156，HAY; A．K．Barlow to J．J．Phillips，April 23，1849，Ivan Battle Papers，SHC; James Harriss to Th．Harriss，September 14，1845，1843—1847 Fol.，Thomas Harriss Papers，Duke; Jn．Knight to Wm．Beall，February 7，1844，April 14，1844，Box 2，John Knight Papers，Duke; R．B．Beverley to Robert Beverley，September 3，1833，Beverley Papers，Mss．1B4678a，VHS; Mary Ker to Isaac Baker，November 19，1820，Ker Papers，SHC．

(29) P．A．Bolling to Edmund Hubard，February 24，1837，Hubard Papers，SHC; C．Jameson to H．Clark，January 15，1833，Henry Toole Clark Papers，Duke; Delilah H．H．to Sarah，January 31，1834，Young Allen Papers，SHC; cf．R．Dalton to J．Dalton，July 2，1835，Placebo Houston Papers，Duke; P．Barringer to D．Barringer，January 10，1848，Daniel M．Barringer Papers，SHC．The disproportion between the amount of cotton a hand could grow and the amount a hand could harvest was a regular theme: J．S．Haywood to G．Haywood，May 22，1836，Fol．146，HAY; N．P．Hairston to J．Hairston，December 4，1822，P．Hairston Papers，SHC; Jno．W．Paup to E．B．Hicks，October 17，1841，E．B．Hicks Papers，Duke; L．R．Starks to R．C．Ballard，February 5，1833，Fol．8，RCB．

(30) John Ker to Isaac Baker，November 19，1820，Ker Papers，SHC; James Magruder Account Book，1796—1818，Magruder Papers，series N，RASP; R．＆M．Timberlake to Mother，December 26，1829，Neal Papers，SHC; W．R．Arick to J．S．Copes，October 22，1846，Fol．82，J．S．Copes Papers，Tulane; Elley Plantation Book，1855—1856，Mississippi Department of Archives and History; Alan L．Olmstead and Paul W．Rhode，“Bi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Antebellum Cotton Economy，”June 2008，NBER Working Paper no．14142，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ww.nber.org/papers/w14142，1—2，22; Alan L．Olmstead and Paul W．Rhode，“‘Wait a Cotton Pickin' Minute’: A New View of Slave Productivity，” August 2005，www.unc.edu/~prhode/Cotton_Pickin.pdf（accessed December 19，2013）．

(31) Olmstead and Rhode，in “Biological Innovation，”postulate that the answer lies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new breeds of cotton，especially the Mexican “Petit Gulf”seeds，from the 1820s onward．“Petit Gulf”plants supposedly offered a cotton boll optimized for “pickability．”The pickability/bioengineering story sub-stitutes seeds for machines and builds on the commitment of agricultural historians to credit science for increased yields．See，e．g.，John Hebron Moore，Agriculture in Ante-Bellum Mississippi（New York，1958），27—36，145—160; J．A．Turner，The Cotton Planter's Manual: Being a Compilation of Facts from the Best Authorities on the Culture of Cotton; Its Natural History，Chemical Analysis，Trade，and Consumption; And Embracing a History of Cotton and the Cotton Gin（New York，1857），36; L．C．Gray and Esther K．Thompson，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o 1860（Washing-ton，DC，1933），2: 703; J．L．Watkins，King Cotton: A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Review（New York，1969 [1908]），172; American Farmer，passim; Farmer's Register，passim．Increased yield led to increased expectations for labor: “Nothing would astonish you more than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k of a hand in cotton yielding 2000 lbs to the acre [than]where not more than 700 lbs can be had，”wrote a North Carolina native visiting his Alabama slave labor camp．Paul Cameron to D．Cameron，December 13，1845，Fol．974，PCC; Charles Lewellyn to PC，August 16，1845，Fol．962，PCC．A handful of economists and one or two historians have noted the increase in cotton productivity over time，but most of those who have focused on picking have credited the adoption of Petit Gulf seeds．See Franklee Gilbert Whartenby，“Land and Labor Productivity in United States Cotton Production，1800—1840”（New York，1977）; Stanley Lebergott，The Americans: An Economic Record（New York，1984）; John Douglas Campbell，“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Slave Reproduction，and the Slave Family Economy on Southern Cotton Plantations，1800—1864”（PhD diss.，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88）．Fogel and Engerman noted output increases，as noted above，but did not succeed in explaining them．Johnson，in River of Dark Dreams，gives more credit to Petit Gulf seeds than does this account．

(32) Gray and Thompson，History of Agriculture，2: 692—693; Kenneth C．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Berkeley，CA，2000）．Early adopter George Matthews of Louisiana reported that his “hands”were picking 160 pounds of cotton each by 1826，but other Mississippi Valley enslavers would report significantly greater amounts just ten years later with the same kind of cotton．The Prudhomme plantation in Terrebonne Parish，Louisiana，however，reported daily picking numbers around 100 pounds per person in the 1830s，even with new seed．But by the 1850s，new methods drove the numbers into the 200s，with some individuals averaging more than 300 pounds daily．Turner，Cotton Planter's Manual，99—102; George Matthews to Harriet Matthews，October 7，1827，Folder 2/1，Matthews-Ventress-Lawrason Papers，LLMVC; Folders 267，271，Prudhomme Papers，SHC．

(33) Pomeranz，Great Divergence，274—278; D．A．Farnie，The English Cotton Industry and the World Market，1815—1896（Oxford，1979），199．Cf．Seymour Shapiro，Capital and the Cotton Industry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Ithaca，NY，1967）．

(34) E．g.，Levi Woodbury，“Cotton: Cultivation，Manufacture，and Foreign Trade of，”House Executive Documents，24th Cong.，1st sess.，vol．4，no．146（Washington，DC，1836）．Sugar mills were the first enterprises to use the conveyor belt，the classic device of twentieth-century factories．Follett，Sugar Masters; Daniel Rood，“Plantation Technocrats: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the Slaveholding Atlantic World，1830—1865”（PhD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2010）．

(35) E．F．Barnes Cotton Book，RASP，Series G，5/17．Occasionally enslavers held “races”to see who could pick the most cotton in a day: Cull Taylor，AS，6．1（AL），364．Ball，in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212，271—272，mentions pay for overpicking or Sunday picking in two cases．

(36) Mary Younger，NSV，258; Allan Sidney，ST，524．

(37)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215—216; Jn．Knight to Wm．Beall，August 12，1844，Box 2，John Knight Papers，Duke．

(38) Campbell，Autobiography，33—35．

(39) Brown，Slave Life in Georgia，128—132; Anderson，Life and Narrative，19—20; Henry Watson，Narrative of Henry Watson: A Fugitive Slave（Boston，1848），19—20; ST;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interviews from the 1930s，e．g.，GSMD，199; Gus Askew，AS，6．1（AL），15; Rufus Dirt，AS，6．1（AL），117; Sarah Wells，AS，11．1（AR），89; Sarah Ashley，S22．1（TX），87; Jesse Barnes，S2，2．1（TX），175 Also J．Monett，Appendix C，J．W．Ingraham，The South-West，by a Yankee（New York，1836），2: 285—286．

(40) Rules from Box 3，May-December 1820 Fol.，A．P．Walsh Papers，LLMVC; Miller，in “Plantation Labor Organization，”163—165，points out that some historians have confused cotton minimums with low-country “tasks，”e．g.，Moore，The Emergence of the Cotton Kingdom in the Old Southwest（Baton Rouge，LA，1988），95—96．For ledgers，five good examples: Ballard Papers，SHC; Prudhomme Papers，SHC; U．B．Phillips and James Glunt，Florida Plantation Records from the Papers of George Noble Jones（St．Louis，1927）; F．T．Leak Papers，SHC; Edwin Davis，ed.，Plantation Life in the Florida Parishes of Louisiana，1836—1846，as Reflected in the Diary of Bennett H.Barrow（New York，1943）．“So many pounds，”ASAI，96，98;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216—218; Campbell，Autobiography，33—39; Sarah Wells，AS，11．1（AR），89; Jn．Knight to Wm．Beall，February 10，1844，April 14，1844，John Knight Papers，Duke; R．B．Beverley to Robert Beverley，September 3，1833，August 28，1842，Sec．17，Mss1B4678a，Beverley Papers，VHS．Cf．Kelly Houston Jones，“‘A Rough，Saucy Set of Hands to Manage’: Slave Resistance in Arkansas，”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71（2012）: 1—21．

(41) Anderson，Life and Narrative，18—19; ASAI，47; NSV，140—141; Jn．Haywood to G．W．Haywood，February 5，1842，March 17，1839，May 22，1836，HAY; P．Cameron to D．Cameron，December 2，1845，Fol．973，PCC; Betsy Clingman to I．Jarratt，January 8，1835，Jarratt-Puryear Papers，Duke．Cf．GSMD，215．

(42) These lists of pounds picked would not help scholars to identify best seed types．They were offshoots of a slate or memory system designed to carry numbers for individual slaves: Charles Thompson，Biography of a Slave（Dayton，OH，1875），41—42; Brown，Slave Life in Georgia，128—129; Campbell，Autobiography，33—35．

(43)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86—187，212．Early daily totals are from American Farmer，December 14，1821，298; August 31，1838，Magnolia Pltn．Jnl.，Fol．429，RCB．“Bresh heap”from B．Fox to Eliza Neal，September 25，1835．For 100—130 lbs．/day，see R．and M．Timberlake to Mother，December 26，1829，Neal Papers，SHC; Cf．Phanor Prudhomme Cotton Books，1836 and 1852，Prudhomme Papers，SHC; “Dunk，”D．W．McKenzie to D．McLaurin，September 26，1840，Fol．1838—1840，Duncan McLaurin Papers，Duke; J．F．Thompson Diary，July 6，1841，[51]，Benson-Thompson Papers，Duke; R．B．Beverley to R．Beverley，September 3，1833，Sec．13，and August 28，1842，Sec．41，Beverley Papers，VHS; Northup，Twelve Years a Slave，125，135．By 1860，Paul Cameron expected two hundred pounds per hand per day in the Mississippi delta: W．T．Lamb to P．Cameron，September 16，1860，Fol．1210，PCC．For increased southwestern extraction of labor，L．A．Finley to Caroline Gordon，February 17，1853，Gordon-Hackett Papers，SHC; T．J．Brownrigg to R．Brownrigg，January 29，1836，Brownrigg Papers，SHC; A．K．Barlow to J．J．Philips，April 23，1849，Ivan Battle Papers，SHC; J．S．Haywood to G．W．Haywood，April 4，1835，Fol．144，and J．S．Haywood to Sister，May 3，1839，Fol．156，HAY; A．P．Cameron to D．Cameron，December 13，1845，Fol．974; W．T．Lamb to P．Cameron，December 1，1860，PCC．

(44) Farmers’ Register，June 1836，114—116，and November 1934，353—363; Cf．James Pearse，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James Pearse（Rutland，VT，c．1826），24—37; Philip Younger，NSV，249．

(45) Northup，Twelve Years a Slave，159; John Haywood to G．W．Haywood，February 5，1842，HAY; Ingraham，The South-West，2: 286．

(46) Campbell，Autobiography，36—39．

(47) Martha Bradley，AS，6．1（AL），47; Northup，Twelve Years a Slave，134，142—143．

(48) I．C．McManus，Right Hand，Left Hand: The Origins of Asymmetry in Brains，Bodies，Atoms，and Cultures（Cambridge，MA，2002）．

(49) ASAI，69;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215; Northup，Twelve Years a Slave，188—189．

(50) ASAI，69;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218; Anderson，Life and Narrative，29; William Wells Brown，Narrative of William Wells Brown，a Fugitive Slave（Boston，1849），20; GSMD，199．

(51) Adeline，AS，6．1（AL），181; Frank Hawkins to Wm．Hawkins，August 29，1849，Fol．84，Hawkins Papers，SHC; Araby Journal，Haller Nutt Papers，Duke; Magnolia Journal，1848—1851，Fol．442，RCB; Gray and Thompson，History of Agriculture，2: 702—703．

(52) AS，v．18，GSMD，199; cf．B．L．C．Wailes，Report on the Agriculture and Geology of Mississippi（Philadelphia，1854），154．Historians argue that the acceptability and practice of torture declined in the Western world after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 Elizabeth Clark，“‘The Sacred Rights of the Weak’: Pain，Sympathy and the Culture of Individual Rights in Antebellum America，”JAH 82（1995），463—493．But if the whippings common on southwestern plantations were torture，then in the United States，white people inflicted torture far more often than in almost any human society that ever existed．Meanwhile，though，a late-antebellum “paternalistic”move made it a crime to kill a slave: Peter Kolchin，American Slavery，1619—1877（New York，1993），130—131．Ariela J．Gross，in Double Character: Slavery and Mastery in the Antebellum Courtroom（Princeton，NJ，2000），105—120，finds that defendants presented themselves as using torture for the “rational”purpose of compelling labor．Thomas R．R．Cobb，in An Inquiry into the Law of Negro Slavery（Philadelphia，1858），argues that non-“wanton” violence can enforce “subordination”（90—99）．

(53) Many historians of torture hold this definition: Page DuBois，Torture and Truth（New York，1991）; John Langbein，Torture and the Law of Proof: Europe and England in the Ancien Regime（Chicago，1977）; Edward Peters，Torture，2nd ed．（Philadelphia，1996）;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But by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deliberate violence against an imprisoned and/or bound individual becomes torture when it is designed to extract information or a confession，to serve as a punishment，or to inflict intimidation，or is based on discrimination．Cf．William F．Schulz，ed.，The Phenomenon of Torture: Readings and Commentary（Philadelphia，2007）．

(54) Herbert Gutman，Slavery and the Numbers Game: A Critique of Time on the Cross（Urbana，IL，1975），17—35; Davis，ed.，Plantation Life．Barrow's journal also reveals that he whipped 75 percent of the sixty-six working “hands”at one point or another，and Patsey's skills did not save her from being beaten: Northup，Twelve Years a Slave，142—143，196—199;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217—218; Brown，Slave Life in Georgia，150．

(55) R．B．Beverley to R．Beverley，September 3，1833，Sec．13，August 28，1842，Sec．41，Beverley Papers，VHS; Frederick Law Olmsted，A Journey in the Back Country（New York，1860），1: 44，83—84;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59; Bibb，Narrative，115．

(56) Thomas 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New York，1984 [Library of America]），288—289; Nancy Howard，NSV，50; Cf．NSV，54，132，158，225—227，243; James Fisher，ST，236; Brown，Slave Life in Georgia，230—240．

(57) Lavinia Bell，ST，342—345; Cf．ST，180，433; NSV，382; Anderson，Life and Narrative，16; S．Haywood to G．W．Haywood，December 1，1837，Fol．151，HAY; Themy to T．Harriss，May [1846]，Undated Fol.，Thomas Harriss Papers，Duke; W．H．Fox to J．Fox，September 9，1856，John Fox Papers，Duke; Johnson，NSV，383—384; Gowens，NSV，140—141; Brown，Slave Life in Georgia，28—30．For a failed-overseer counter-example，see Pearse，Narrative，35—37．

(58) Henry Clay，AS，S1，12（OK），111—112．

(59) D．Jordan to Malvina，August 3，1833，D．Jordan Papers，Duke; ST，435; NSV，78; Robert W．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lave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241—265，and Fogel and Engerman，“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lave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Reply，”in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echnical Papers，vol．1; Stuart W．Bruchey，Cott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Economy，1790—1860: Sources and Reading s（New York，1967），7—21; S．Duncan to J．Ker，n．d.，Fol．12，Ker Papers，SHC; Farmers’ Register，November 1834，353—363; James L．Huston，Calculating the Value of Union: Slavery，Property Rights，and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Chapel Hill，NC，2003）．

(60)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216—217．

(61) Wm．Kenner to J．Minor，August 23，1819，William Kenner Papers，LLMVC．

第5章

(1) Lucy Thurston，AS，S1，10．5（MS），2113．

(2) Sophia Word，AS，16．2（KY），67; Silas Jackson，AS，16．3（MD）; Ank Bishop，61（AL），37; Lucinda Washington，6．1（AL），410; cf．Vincent Brown，The Reaper's Garden: Death and Power in the World of Atlantic Slavery（Cambridge，MA，2008）．

(3) Ann Ulrich Evans，AS，11．2（MO），118．

(4) Lucy Thurston，AS，S1，10．5（MS），2113．

(5) Jos．Sheppard to Jas．＆ Jn．Sheppard，October 17，1843，James Sheppard Papers，Duke; Sophia Nobody to Sally Amis，June 7，1858，Fol．45，Eliz．Blanchard Papers，SHC; Margaret Nickens，AS，11．2（MO），264; GSMD，45—46，202．

(6) L．A．Finley to Hackett，May 18，1854，Gordon-Hackett Papers，SHC; Jordan Connelly[?]to H．Brown，October 17，1833，Fol．55，Hamilton Brown Papers，SHC; S．Amis to Grandmother，December 22，1836，Fol．40，Eliz．Blanchard Papers，SHC; “Hermitage”Account 1820—1822，Miltenberger Papers，SHC; Sim Neal to Mother Sisters Brothers，[1827]，Neal Papers，SHC; William Anderson，Life and Narrative of William Anderson…（Chicago，1857），18．

(7) Brian W．Thomas，“Power and Community: The Archaeology of Slavery at the Hermitage Plantation，”American Antiquity 63（1998）: 531—551; Henry C．Bruce，The New Man: Twenty-Nine Years a Slave（York，PA，1895），52—56; Henry Bibb，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Henry Bibb，an American Slave（New York，1849），25—28; William Grimes，Life of William Grimes，Written by Himself（New York，1825），29．

(8) Charles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Charles Ball…（New York，1837），157，165; Octavia Albert，The House of Bondage: Or，Charlotte Brooks and Other Slaves（New York，1890），6．

(9) Albert，House of Bondage，4—5; Prudhomme Family Papers，SHC; Brashear Family Papers，SHC; Slack Family Papers，SHC; Michael D．Picone，“Anglophone Slaves in Francophone Louisiana，”American Speech 78（2003）: 404—443; Elisha Garey，AS，12．2（GA），2．

(10) Sarah P．Russell，“Cultural Conflicts and Common Interests: The Making of the Sugar Planter Class in Louisiana，1795—1853”（PhD diss.，University of Maryland，2000），327—328; Herbert Gutman，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1750—1925（New York，1976），165; Edgar Schneider，American Earlier Black English: Morphological and Syntactic Varieties（Tuscaloosa，AL，1988），231—235，255，275—278; Salikoko Mufwene，“Some Inference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American English，”in Shana Poplack，ed.，The English History of African-American English（Malden，MA，2000），246—248; John McWhorter，“Recovering the Origin，”337—366，in his Defining Creole（New York，2006）．

(11)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89，264—266．

(12) John Brown，Slave Life in Georgia（London，1855），23—24，28—30．

(13)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92—193．

(14) T．Bryarly to S．Bryarly，February 26，1847，Bryarly Papers，Duke; Margaret Brashear to Frances，July 10，1832，Brashear Papers，SHC; G．Henry to [wife]，December 2，1837，Gustavus Henry Papers，SHC; Isham Harrison to T．Harrison，January 20，1837，James Harrison Papers，SHC; Roderick C．McDonald，“Independent Economic Production，” in Ira Berlin and Philip D．Morgan，eds.，Cultivation and Culture: Labor and the Shaping of Slave Life in the Americas（Charlottesville，VA，1993），200—204; Dylan Penningroth，The Claims of Kinfolk: African American Property and Kinship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South（Chapel Hill，NC，2003）．

(15) Anthony Abercrombie，AS，6．1（AL），7; Dylan Penningroth，“My People，My People，”in Edward E．Baptist and Stephanie M．H．Camp，eds.，New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lavery（Athens，GA，2006）．

(16) Willentz，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72—140; William Lee Miller，Arguing About Slavery: The Great Battle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New York，1996），168—169．

(17) Matthew Carey，A Calm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the Eastern States，on the Subject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Slaves（Boston，1814）; Worthington C．Ford，ed.，Writings of John Quincy Adams（New York，1913—1917），3: 71; Sidney E．Morse，The New States: Or，A Com parison of the Wealth，Strength，and Population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tates（Boston，1813）; James Pearse，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James Pearse（Rutland，VT，c．1826）; H．Bellenden Ker，Travels Through the Western Interior of the United States（Elizabethtown，NJ，1816），43—50; Glover Moore，The Missouri Controversy，1819—1821（Lexington，KY，1953），11．

(18) Boynton Merrill，Jefferson's Nephews: A Frontier Tragedy（Princeton，NJ，1976）; James Simeone，Democracy and Slavery in Frontier Illinois: The Bottomland Republic（DeKalb，IL，2000）; Suzanne Cooper Guasco，“‘The Deadly Influence of Negro Capitalists': Southern Yeomen and Resistance to the Expansion of Slavery in Frontier Illinois，”Civil War History 41，no．1（2001）: 7—29．

(19) R．Douglas Hurt，Agriculture and Slavery in Missouri's Little Dixie（Columbia，MO，1992）．

(20) William R．Johnson，“Prelude to the Missouri Compromise，”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24，no．1（1965）: 47—66．

(21) Moore，Missouri Controversy; “Mr．King's Speeches，”NR，December 4，1819; JQA，February 20，1820，4: 528—529; Stuart Leiberger，“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Missouri Crisis: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JER 17，no．1（1997）: 121—130．

(22) Daniel Webster et al.，A Memorial to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on the Subject of Restraining the Increase of Slavery in States to Be Admitted to the Union（Bos-ton，1819）; Joseph D．Learned，A View of the Policy of Permitting Slaves in the States West of the Mississippi（Baltimore，1820）; William Plumer，quoted in Sean Wilentz，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New York，2005），231．

(23) JQA，February 11，1820，4: 524，July 5，1819，4: 398．

(24) JQA，February 24，1820，4: 530—531．

(25) Wilentz，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232—234; Matthew Mason，“The Maine and Missouri Crisis: Competing Priorities and Northern Slavery Politics in the Early Republic，”JER 33，no．4（2013）: 675—700．

(26) Matthew Crocker，“The Missouri Compromise，the Monroe Doctrine，and the Southern Strategy，”Journal of the West 43（2004）: 45—52．The crisis was not over．Missouri passed a state constitution banning free people of African descent-violating，said free-state congressmen，the US Constitution's “rights and privileges”clause．

(27) Francis Fedric，Slave Life in Virginia and Kentucky，Or，Fifty Years of Slavery…（London，1853），47—51; Harry Smith，Fifty Years of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Grand Rapids，MI，1891），37—38; cf．L．A．Horton to R．Horton，October 3，1830，Wyche-Otey papers，SHC，reporting Alabama cornshucking; Roger D．Abrahams，Singing the Master: The Emergence of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in the Plantation South（New York，1992）．

(28) Shane White and Graham White，The Sounds of Slavery: Discovering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Through Songs，Sermons，and Speech（Boston，2006），66—68; “Dark，”Frank Monefee，AS，6．1（AL），280; “Speculator，”Eliza Washington，AS，11．1（AR），52; “Polk，”Joseph Holmes，AS，6．1（AL），193; “Boss man，”Lucindy Jurdon，AS，6．1（AL），243．

(29) Henry Walker，AS，11．1（AR），34; Eliza Washington，AS，11．1（AR），52．

(30) Fedric，Slave Life，50—51．

(31) Josiah Henson，Truth Stranger Than Fiction: Father Henson's Story of His Own Life（Boston，1858），6—7; Benjamin Latrobe，Impressions Respecting New Orleans: Diary and Sketches，1818—1820，ed．Samuel Wilson Jr．（New York，1951），49—51; William Wells Brown，My Southern Home，Or the South and Its People（Boston，1880），121—124; Dena Epstein，Sinful Tunes and Spirituals: Black Folk Music to the Civil War（Urbana，IL，1977），95—99; Cf．Henry B．Fearon，Sketches of America: A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Five Thousand Miles Through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States of America（London，1819），276—278; Henry C．Knight，Letters from the South and West（Boston，1824），127; Freddi W．Evans，Congo Square: African Roots in New Orleans（Lafayette，LA，2011）．

(32) James K．Kinnaird，“Who Are Our National Poets?” Knickerbocker Magazine 26（1845）: 331—341．

(33) Ibid．; Portia Maultsby，“Africanisms in African-American Music，”from Joseph Holloway，ed.，Africanisms in American Culture（Bloomington，IN，1990）．

(34) Eli Sagan，Citizens and Cannibals: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Strug g le for Modernity，and the Origins of Ideological Terror（Lanham，MD，2001），187—190; 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New York，1982）．A classic claim that African Americans were merely imitators，not creators，appears in Thomas Jefferson，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New York，1984 [Library of America]），266—267; Cf．Ronald Radano，“Hot Fantasies: American Modernism and the Idea of Black Rhythm，”in Ronald Radano and Philip V．Bohlman，eds.，Music and the Racial I magination（Chicago，2000），459—480．This lack，the story im-plied，had consequences in the economic realm．Primitive economies were allegedly stuck on starvation-mode because incompletely realized individuals were unwilling to try new ideas，accepting stale orthodoxies rather than seeking growth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35) Hattie Nettles，AS，6．1（AL），297—298; Eliza White，AS，6．1（AL），412; Solomon Northup，Twelve Years a Slave（Auburn，NY，1853），166—168．

(36) Sara Colquitt，AS，6．1（AL），88; White and White，Sounds of Slavery，67; William Piersen，Black Legacy: America's Hidden Heritage（Amherst，MA，1993）; George Tucker，Valley of Shenandoah，Or，Memoirs of the Graysons（New York，1824），2: 116—118; T．C．Thornton，An I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Slavery; Its Introduc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Causes of Its Continuance; and Remarks upon the Abolition Tracts of William E.Channing，D.D.（Washington，DC，1841），120—122; John Bernard，Retrospections of America，1797—1811（New York，1887），207，214; Epstein，Sinful Tunes，139．

(37) George Strickland，AS，6．1（AL），359; Jacob D．Green，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J. D. Green（Huddersfield，UK，1864），12—13．

(38) J．W．Loguen，The Rev. J. W. Loguen as a Slave and a Freeman（Syracuse，NY，1859），115; Northup，Twelve Years a Slave，216—222; Albert Murray，“Improvisation and the Creative Process，”in Robert O'Meally，ed.，The Jazz Cadence of American Life（New York，1998），111—113．

(39) William D．Piersen，personal communication; Northup，Twelve Years a Slave，180—182; Cf．Tommie Shelby，We Who Are Dark: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Black Solidarity（Cambridge，MA，2005）．

(40) Eric Lott，Love and Theft: Blackface Minstrelsy and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New York，1993）; David Roediger，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New York，1991）．

(41) Robert Cantwell，Bluegrass Breakdown: The Making of the Old Southern Sound（Urbana，IL，1984）．

(42)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22—124，382．

(43) John Hope Franklin and Loren F．Schweniger，Runaway Slaves: Rebels on the Plantation（New York，1999），279．

第6章

(1) Hettie Mitchell，AS，10．5（AR），111; Nicey [West?]，AS，6．1（AL），324; Foster Weathersby，AS，S1，10．5（MS），2228; Toby James，AS，4．2（TX），250; Smith Wilson，AS，S2，10．9（TX），4239．

(2) Robert Falls，AS，16．6（TN），13; Rezin Williams，AS，16．3（MD），76—77; Marilda Pethy，AS，11．2（MO），277; Nancy East，16．4（OH），35．Here is a crucial point to understand: formerly enslaved people interviewed in the 1930s，most of them illiterate，used the same terminology one finds in pre-emancipation published narratives．Since the former were unlikely to have learned the terminology from narratives to which they did not have access，their words，though chronologically newer，actually transmit an older set of terms and ideas about slavery，one originating prior to the narratives published between the 1830s and 1860s．In fact，the vernacular history of slavery shaped around the fires of the southwestern plantations，and passed on to children who would use such terms in the 1930s interviews，shaped the ideas and expressions used by the fugitive narrators who wrote nineteenth-century autobiographies．

(3) Lawrence J．Kotlikoff，“The Structure of Slave Prices in New Orleans，1804 to 1862，”Economic Inquiry 17（1979）: 496—518．By comparison，if we look at the cost of the labor it would have taken to buy a slave，in 2014 dollars the 1820 slave would cost between ＄230，000 and ＄500，000，depending on the assumptions and algorithms used．This makes one “hand”the cost-equivalent of an ordinary 2014 American single-family house in the less pricey realestate markets．See MeasuringWorth.com，www.measuringworth.com/index.php，accessed December 27，2013．

(4) BD，＃ 423; Jonathan Pritchett and Herman Freudenberger，“The Domestic United States Slave Trade: New Evidence，”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1（1991）: 448; Richmond Enquirer，March 26，1829;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US Census Bureau，1830 US Census of Population，R174/p 217．

(5) Cf．Pritchett and Freudenberger，“Domestic United States Slave Trade．”My database records all 5，500-odd interstate slave sales in New Orleans between the summer of 1829 and the end of 1831，whether or not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certificates．

(6) HALL; Louis Hughes，Thirty Years a Slave: The Institution of Slavery as Seen on the Plantation and in the Home of a Planter（Milwaukee，WI，1897），11．

(7) David Hackett Fischer and James Kelly，Bound Away: Virginia and the Westward Movement（Richmond，1993），137．

(8) Henry C．Knight，Letters from the South and West（Boston，1824），101—102; Robert Falls，AS，16．6（TN），13．

(9) Jacob D．Green，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J. D. Green（Huddersfi eld，UK，1864），5; Frederick Douglass，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New York，1855），448; Easton Star，November 27，1827，May 26，1829．

(10) Easton Star，September 27，1831; cf．Easton Star，April 12，1825，May 8，1827，November 27，1827，April 7，1829，May 28，1829，September 7，1830; Stanley Harrold，The Rise of Aggressive Abolitionism: Addresses to the Slaves（Lexington，KY，2004）; BD．Not all slaves sold in Kent County were from Kent County: many were like the fourteen-year-old girl named Anne，whom Caleb Dorsey brought across the Chesapeake from Anne Arundel County to sell to John Maydwell in the fall of 1830．

(11) Richard Watson，John Wesley，and John Dixon Long，Pictures of Slavery in Church and State（Philadelphia，1857）．

(12) William G．Shade，Democratizing the Old Dominion: The Second Party System in Virginia，1824—1861（Charlottesville，VA，1996），22．

(13) Herbert G．Gutman，Richard Sutch，Peter Temin，and Gavin Wright，Reckoning with Slavery: A Critical Study in the Quantitative History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Oxford，1976），109—112; Michael Tadman，Speculators and Slaves: Masters，Traders，and Slaves in the Old South（Madison，WI，1989），301; Moses Grandy，Life of Moses Grandy，Late a Slav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Boston，1844），46．

(14) S．C．Archer to R．T．Archer，July 28，1833，Box 2E652，Fol．6，Richard T．Archer Papers，Center for American History，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5) Harriet Jacobs，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Written by Herself（Boston，1861）; Calvin Schermerhorn，Money over Mastery，Family over Freedom: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Up per South（Baltimore，2011）．

(16) Sarah Byrd，AS，12．1（GA），168; John Majewski，A House Divi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nnsylvania and Virginia Before the Civil War（Cambridge，UK，2000）; John Bezis Selfa，Forging America: Ironworkers，Adventurers，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Ithaca，NY，2004）; Ledger，1829—1855，Alfred Rives Papers，Duke．

(17) US Census Bureau，1830，R54/p429; Robert Falls，AS，16．6（TN），13; Viney Baker，AS，14．1（NC），71; Charley Barbour，AS，14．1（NC），76．

(18) Grandy，Life，44; Steven Deyle，Carry Me Back: The Domestic Slave Trade in American Life（New York，2005），98—99; Robert Gudmestad，A Troublesome Commer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state Slave Trade（Baton Rouge，LA，2003），25—30; Frederick Douglass，“The Meaning of the Fourth of July for the Negro，”Selected Addresses of Frederick Douglass（Lanham，MD，2013）; Rezin Williams，AS，16．3（MD），76—77; Ethan A．Andrews，Slavery and the Domestic Slave-Trade in the United States（Boston，1836），80—81．

(19) Allen Parker，Recollections of Slavery Times（Worcester，MA，1895），9; BD．

(20) Robert Falls，AS，16．6（TN），13; B．S．King to Joel King，February 23，1824，Joel King Papers，Duke．

(21) Christopher Brown，Moral Capit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Chapel Hill，NC，2006），165—206．

(22) David Brion Davis，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1775—1820（Ithaca，NY，1975）; John C．Hammond and Matthew Mason，eds.，Contesting Slavery: The Politics of Bondage and Freedom in the New American Nation（Charlottesville，VA，2011）．

(23) JQA，9: 35; Robert Pierce Forbes，The Missouri Com promise and Its Aftermath: Slavery and the Meaning of America（Chapel Hill，NC，2007）; Lacy K．Ford，Deliver Us from Evil: The Slavery Question in the Old South（New York，2009），149; cf．Kari J．Winter，The American Dreams of John B.Prentis，Slave Trader（Athens，GA，2011）．

(24) Margaret Nickerson，AS，17（FL），251; Jane Sutton，AS，7．2（MS），152; Cora Gillam，AS，S2，1．3（AR），68; Adaline Montgomery，AS，S1，9．4（MS），1514; Lewis Brown，AS，8．1（AR），292; Grandy，Life，10—11．

(25) Jane Sutton，AS，7．2（MS），152; George Ward，AS，S1，10．5（MS），100; Harry Johnson，AS，4．2（TX），212—213; George Fleming，AS，S1，11（SC），127—133; Wil-liam Wells Brown，Narrative of William Wells Brown，a Fugitive Slave（Boston，1849），13; Edward E．Baptist，“‘Stol and Fetched Here ’: Enslaved Migration，Ex-Slave Narratives，and Vernacular History，”in Edward E．Baptist and Stephanie M．H．Camp，eds.，New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Slavery（Athens，GA，2006），243—274; Charles L．Perdue Jr.，Thomas E．Barden，and Robert K．Phillips，eds.，Weevils in the Wheat: Interviews with Virginia Ex-Slaves（Charlottesville，VA，1976），115; Greta Elena Couper，An American Sculptor on the Grand Tour: The Life and Works of William Couper（1853—1942）（Los Angeles，1988）．Weevils in the Wheat refers to a 1907 statue of a Confederate soldier near the Norfolk docks．

(26) Helen Odom，AS，10．5（AR），227; Lettie Nelson，AS，10．5（AR），209; William Grose，NSV，83．On slaves' vernacular storytelling as the root of literary production，see William L．Andrews，To Tell a Free Story: The First Century of Afro-American Autobiography，1760—1865（Urbana，IL，1985）; Marion W．Starling，The Slave Narrative: Its Place in American History（Boston，1981，repr．of 1946 diss．）; Henry Louis Gates，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o-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New York，1988）．

(27) John Brown，Slave Life in Georgia（London，1855），18—19．For claims that ancestors were kidnapped free people，see Spence Johnson，AS，4．2（TX），228—229; Clayton Holbrooke，AS，S2，1（KS），286; Carey Davenport，AS，4．1（TX），284; Ann Clark，AS，4．1（TX），223; Ambrose Douglass，AS，17（FL），101; Samuel Smalls，AS，17（FL），300—301; Douglas Dorsey，AS，17（FL），93; Florida Clayton，AS，S1，61（MS），143; Mary Reynolds，S2，8．7（TX），3284，and 5．3（TX），236; Julia Blanks，4．1（TX），93．Philadelphia cases: Joseph Watson Papers，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Cf．Freedom's Journal，June 22，1827，September 14，1827，January 18，1828; Jonathan Evans et al．May 30，1825，and Th．Kennedy to Geo．Swain，September 11，1826，Manumission Society Papers，Duke; John（a negro）vs. George Williams，1821，Box 6/101，Adams Co．[MS]Court Files，one of eighteen cases from the 1820s in the Natchez Historical Collection．Cf．Carol Wilson，Freedom at Risk: The Kidnap ping of Free Blacks in America，1780—1865（Lexington，KY，1995）; James Gigantino II，“Trading in New Jersey Souls: New Jersey and the Interstate Slave Trade，” Pennsylvania His-tory 77，no．3（2010）: 281—302．

(28) Evie Herrin，AS，8．3（MS），988; Sim Greeley，AS，2．2（SC），190; J．Green，AS，4．2（TX），87，and S2，5．4（TX），1577—1583．

(29) Shang Harris，AS，12．2（GA），119; Josephine Hubbard，AS，4．2（TX），163; Henry Benjamin Whipple，Bishop Whipple's Southern Diary，1843—1844，ed．Lester B．Shippee（Minneapolis，1937），17．Uses of “stole”to describe the Middle Passage: John Jea，The Life and Unparalleled Sufferings of John J ea，the African Preacher（Portsea，UK，1811），3; Martin Diagney，MW，62; Carlyle Stewart，MW，206; Victor Duhon，AS，4．1（TX），307，and 18（TN），152，198; Charley Barbour，AS，2．1（SC），30—31; Susan Snow，AS，7．2（MS），136; Brown，Narrative of William Wells Brown，1，64; John Andrew Jackson，The Experience of a Slave in South Carolina（London，1862），7; Frederick Douglass，Narrative of Frederick Douglass，an American Slave，Written by Himself（Boston，1845），40; Henry C．Bruce，The New Man: Twenty-Nine Years the Slave，Twenty-Nine Years the Free Man（York，PA，1895），129—131; Francis Fedric，Slave Life in Virginia and Kentucky，Or，Fifty Years of Slavery…（London，1853），4．

(30) Charley Barbour，AS，2．1（SC），30—31; Venus in Emma Hurley，AS，12．2（GA），274; Mariah Snyder，AS，5．4（TX），53．A few of the endless references to stealing and sale in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interviews include: Jake Terriel，AS，54（TX），79; Mary Thompson，AS，5．4（TX），101; William Rooks，AS，10．6（AR），76—77; J．T．Travis，AS，10．6（AR），336; Mollie Barber，AS，S1，12（OK），29—30; Amy Chapman，AS，6．1（AL），58; Nelson Cameron，AS，2．1（SC），173; “Mrs．Sutton，”AS，18（TN），31，81，105，204—205，216，298—299; Jim Allen，AS，7．2（MS），1; Maria Clemmons，AS，8．2（AR），15; Wash Allen，AS，12．1（GA），10; Lucretia Hayward，AS，2．2（SC），280; Amanda Jackson，AS，12．2（GA），292．See also Perdue et al.，Weevils in the Wheat，161（Katie Johnson），185（Louise Jones），211，250（Sis Shackelford），318（Nancy Williams）．Cf．Mia Bay，The White I mage in the Black Mind: African-American Ideas About White People，1830—1925（New York，2000），117—149．

(31) Natchez Gazette，March 11，1826; John Hope Franklin and Loren F．Schweniger，Runaway Slaves: Rebels on the Plantation（New York，1999）．

(32) Elisha Winfield Green，Life of Elisha Winfield Green…（Maysville，KY，1888），3．

(33) Emancipator，1820; Hiram Hilty，North Carolina Quakers and Slavery（Richmond，IL，1984），93; Stephen Weeks，Southern Quakers and Slavery: A Study in Institutional History（New York，1968）; Ryan P．Jordan，Slavery and the Meetinghouse: The Quakers and the Abolitionist Dilemma（Bloomington，IN，2007），7．

(34) Benjamin Lundy，Life，Travels，and Opinions of Benjamin Lundy（Philadelphia，1847），15—24．

(35) Phineas Norton，Haiti trip notebook，1826，Th．Kennedy to Meeting for Sufferings，1826，and “Account of Negroes，”Manumission Society Papers，SHC．

(36) Emancipator，September 1820，86; Merton Dillon，Benjamin Lundy and the Struggle for Negro Freedom（Urbana，IL，1966），117—120; Genius of Universal Emancipation，September 12，1825．

(37) Genius of Universal Emancipation，January 20，1827，February 24，1827，March 31，1827; Gudmestad，Troublesome Commerce，155—156．

(38) Henry Mayer，All On Fire: William Lloyd Garrison and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New York，1998）; C．Peter Ripley，The Black Abolitionist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1830—1846（Chapel Hill，NC，1991），7—10; Lundy，Life; John L．Thomas，The Liberator: William Lloyd Garrison（Boston，1963），106—113．

(39) Freedom's Journal，March 16，1827．The asterisk indicates that this was an abbreviation，but it was understood that the name was “Woolfolk．”

(40) Stephen Kantrowitz，More Than Freedom: Fighting for Black Citizenship in a White Republic，1829—1889（New York，2013），13—40; Peter Hinks，To Awaken My Afflicted Brethren: David Walker and the Problem of Antebellum Slave Resistance（University Park，PA，1997）．

(41) David Walker，Appeal to the Colou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Boston，1829），12—26，43，62—75．

(42) David E．Swift，Black Prophets of Justice（Baton Rouge，LA，1989），23—41; Walker，Appeal，65，71—72．

(43) Ford，Deliver Us from Evil，332—338．

(44) Hinks，Awaken My Afflicted Brethren，269—270; Liberator，January 22，1831．

(45) The literature on the abolitionist movement is vast．Within it，a few good starting points that do not silence the voices of the formerly enslaved include: Benjamin Quarles，Black Abolitionists（New York，1969）; R．J．M．Blackett，Building an Antislavery Wall: Black Abolitionists in the Atlantic Abolitionist Movement，1830—1860（Baton Rouge，LA，1983）; Paul Goodman，Of One Blood: Abolitionism and the Origins of Racial Equality（Berkeley，CA，1998）; James Oliver Horton and Lois E．Horton，In Hope of Liberty: Culture，Community，and Protest Among Northern Free Blacks，1700—1860（New York，1997）; Julie Roy Jeffrey，The Great Silent Army of Abolitionism: Ordinary Women in the Abolitionist Movement（Chapel Hill，NC，1998）; Richard S．Newman，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Abolitionism: Fighting Slavery in the Early Republic（Chapel Hill，NC，2002）; James Brewer Stewart，Abolitionist Politics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Amherst，MA，2008）; J．Brent Morris，“‘All The Wise and Truly Pious Have One and the Same End in View’: Oberlin，the West，and Abolitionist Schism，”Civil War History 57（2011）: 234—267; Margaret Washington，Sojourner Truth's America（Urbana，IL，2009）; Stanley Harrold，Border War: Fighting Over Slavery Before the Civil War（Chapel Hill，NC，2010）; Kantrowitz，More Than Freedom．

(46) Brown，Narrative of William Wells Brown，13，51; cf．Thomas Smallwood，A Narrative of Thomas Smallwood（Toronto，1851），19; Isaac Williams，Aunt Sally，Or，the Cross the Way of Freedom（Cincinnati，1858），89; Charles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Charles Ball…（New York，1837），36; Moses Roper，A Narrative of the Adventures and Escape of Moses Roper（Philadelphia，1838），62; J．W．Loguen，The Rev. J. W. Loguen as a Slave and a Freeman（Syracuse，NY，1859），14—15; Charles Wheeler，Chains and Freedom，Or，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Peter Wheeler，a Colored Man（New York，1839），36—45; Running a Thousand Miles for Freedom，Or，The Escape of William and Ellen Craft from Slavery（London，1860），3—7; Henry Brown，Narrative of Henry Box Brown（Boston，1849），15; Kate E．R．Pickard，The Kidnapped and the Ransomed: Being the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Peter Still and His Wife“Vina”（Syracuse，NY，1856），passim; Lunsford Lane，The Narrative of Lunsford Lane（Boston，1842），20．Cf．Elizabeth Clark，“‘The Sacred Rights of the Weak’: Pain，Sympathy and the Culture of Individual Rights in Antebellum America，” JAH 82（1995）: 463—493; Karen Halttunen，“Humanitarianism and the Pornography of Pain in Anglo-American Culture，”AHR 100，no．2（1995）: 303—334．

(47) Freedom's Journal，March 16，1827．

(48) GSMD，99—100．

(49) Nathan O．Hatch，The Democratization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New Haven，CT，1989）．

(50) Albert Raboteau，Slave Religion: The“Invisible Institution”in the Antebellum South（New York，1978），129—132，223—225; Christine Heyrman，Southern Cross: The Beginning of the Bible Belt（New York，1997），217—225．

(51) NSV，137; Charles F．Irons，The Origins of Proslavery Christianity: White and Black Evangelicals in Colonial and Antebellum Virginia（Chapel Hill，NC，2008）; Jeffrey Young，Domesticating Slavery: The Master Class in Georgia and South Carolina，1670—1837（Chapel Hill，NC，1999）; David Barrow，Involuntary Slavery Examined（Lexington，KY，1808），22; Betsey Madison，ST，185—186; Betty Crissman，ST，468—469;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64—165．

(52) On Cane Creek: John B．Boles，The Great Revival，1787—1805: The Origins of the Southern Evangelical Mind（Lexington，KY，1972）; Ellen Eslinger，Citizens of Zi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Camp Meeting Revivalism（Knoxville，TN，1999）; Paul Conkin，Cane Ridge，America's Pentecost（Madison，WI，1990）．

(53) John F．Watson，Methodist Error，Or Friendly Christian Advice to Those Methodists Who Indulge in Extravagant Religious Emotions and Bodily Exercises（Trenton，NJ，1819）; Jane Alexander to Mary Springs，July 24，1801，Springs Papers，SHC; R．C．Puryear to Isaac Jarratt，November 16，1832，Jarratt-Puryear Papers，Duke．

(54) Jon Butler，Awash in a Sea of Faith: Christianizing the American People（Cambridge，MA，1990）．

(55) Adam Hodgson，Remarks During a Journey Through North America in the Years 1819，1820，1821（New York，1823），200; Randy J．Sparks，On Jordan's Stormy Banks: Evangelicalism in Mississippi，1773—1876（Athens，GA，1994），61—66; Ellen Eslinger，“The Beginnings of Afro-American Christianity，” in Craig Thompson Friend，ed.，The Buzzel About Kentuck: Settling the Promised Land（Lexington，KY，1998），206—207; Daniel Walker Howe，What God Hath Wrou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1815—1848（New York，2007）．

(56) Sparks，On Jordan's Stormy Banks，66—71，116—117，125—139; David T．Bailey，“A Divided Prism: Two Sources of Black Testimony on Slavery，”J S H 46（1980）: 392; Randolph Scully，“‘I Come Here Before You Did and I Shall Not Go Away’: Race，Gender，and Evangelical Community on the Eve of the Nat Turner Rebellion，”JER 27，no．4（2007）: 661—684; Janet Duitsman Cornelius，Slave Missions and the Black Church in the Antebellum South（Columbia，SC，1999）; Isaac Johnson，Slavery Days in Old Kentucky（Ogdensburg，NY，1901），25—26; Solomon Northup，Twelve Years a Slave（Auburn，NY，1853），94．

(57) June 26，1821，Neill Brown Papers，Duke．

(58) GSMD，36，71，98; Cf．GSMD，pp．41，53—55，81—83，146．

(59) GSMD，215．The screaming mothers and abandoned babies are frequent elements in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accounts of the domestic slave trade as-told-to-the-interviewee: e．g.，Dave Harper，AS，11．2（MO），163; Alice Douglass，AS，7．1（OK），73—74．

(60) GSMD，99—100．

(61) William Webb，History of William Webb（Detroit，1873），5．

(62) Lula Chambers，AS，11．2，（MO），79—81; Robert Falls，AS，16．6（TN），16; Henry Bibb to Albert G．Sibley，September 23，1852，ST，50—51; Hannah Davidson，AS，16．4（OH），32．

(63)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221．

(64) Brown，Slave Life in Georgia，3．

(65) Scully，“‘I Come Here，’”675; Ira Berlin，Generations of Captivity: A History of African-American Slaves（Cambridge，MA，2003），209．

(66) Nat Turner，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Baltimore，1831），10—11．

(67) Scot P．French，The Rebellious Slave: Nat Turner in American Memory（Boston，2004），83; Patrick Breen，“Contested Communion: The Limits of White Solidarity in Nat Turner's Virginia，”JER 27，no．4（2007）: 685—703; Anthony E．Kaye，“Neighborhoods and Nat Turner: The Making of a Slave Rebel and the Unmaking of a Slave Rebellion，”JER 27，no．4（2007）: 705—720; estimate from Patrick Breen，“Nat Turner's Revolt: Rebellion and Response in Southampton County，Virginia”（PhD diss.，University of Georgia，2005）．

(68) New Orleans Bee，September 15，1831; Rachel O'Connor to Brother，October 13，1831: Allie B．W．Webb，ed.，Mistress of Evergreen Plantation: Rachel O’ Connor's Legacy of Letters，1823—1845（Albany，NY，1983），62—63．

(69) New Orleans Bee，November 19，1831; Office of the Mayor，List of Slaves Arrived，1831，NOPL; W．M．Drake，“The Mississippi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832，”J S H 23（1957）; Stephen Duncan to Thomas Butler，September 4，1831，Butler Papers，LLMVC．

(70) “Individuals Importing Slaves，1831—1833，”Orleans Parish Court Records，NOPL; Alison Goodyear Freehling，Drift Toward Dissolution: The Virginia Slavery Debate of 1831—1832（Baton Rouge，LA，1982）; Ford，Deliver Us from Evil，373—374．

(71) Marshall's speech: Ford，Deliver Us from Evil，369．

(72) Ford，Deliver Us from Evil，459．

(73) John Floyd，quoted in Ford，Deliver Us from Evil，351; Freehling，Drift Toward Dissolution，83; Mobile Register，November 7，1831．

(74) Mobile Register，November 7，1831; J．F．H．Claiborne，Mississippi as Territory and State（Jackson，MS，1880），1: 385; ST，267，185—186．

(75) Annie Stanton，AS，6．1（AL），354; Janet Duitsman Cornelius，When I Can Read My Title Clear: Literacy，Slavery，and Religion in the Antebellum South（Columbia，SC，1991）．

(76) Ephesians 6: 5，Colossians 3: 22; James Smylie，Review of a Letter，from the Presbytery of Chillicothe，to the Presbytery of Mississippi，on the Subject of Slavery（Woodville，MS，1836），3．

(77) For the 1835 rebellion scare，see Joshua Rothman，Flush Times and Fever Dreams: A Story of Capitalism and Slavery in the Age of Jackson（Athens，GA，2011）; Christopher C．Morris，“An Event 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The Mississippi Slave Insurrection Scare of 1835，”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22，no．1（1988）: 93—111; David Libby，Slavery and Frontier Mississippi，1720—1835（Jackson，MS，2004）; James Lal Penick，The Great Western Land Pirate: John A. Murrell in Legend and History（Columbia，MO，1981）; Laurence Shore，“Making Mississippi Safe for Slavery: The Insurrectionary Panic of 1835，”in Orville Vernon Burton and Robert McMath，eds.，Class，Conflict，and Consensus: Antebellum Southern Community Studies（Westport，CT，1982），96—120．

(78) Israel Campbell，An Autobiography，Bound and Free（Philadelphia，1861），71—74; Rothman，Flush Times．

第7章

(1) Jonathan F．Wendel，Curt L．Brubaker，and A．Edward Percival，“Genetic Diversity in Gossypium hirsutumand the Origin of Upland Cotton，”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79，no．11（1992）: 1291—1310．

(2) Cf．Arkansas Gazette，June 30，1821．

(3) Tyre Glen to Isaac Jarratt，February 11，1832，Box 2，Jarratt-Puryear Papers，Duke．

(4) Oakley Neils Durfee Barber，“Honor，Gender，Violence and the Life of Robert Potter”（Master's thesis，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ersity，2000）; Ernest Fischer，Robert Potter: Founder of the Texas Navy（Gretna，LA，1976）; Harry L．Watson，Jacksonian Politics and Community Conflict: The Emergence of the Second American Party System in Cumberland County，North Carolina（Baton Rouge，LA，1981）; Lacy K．Ford，Origins of Southern Radicalism: The South Carolina Upcountry，1800—1860（New York，1988）; Alexander Keyssar，The Right to Vote: The Contested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America（New York，2000），332．

(5) Edwin Miles，Jacksonian Democracy in Mississippi（Chapel Hill，NC，1960）; Craig T．Friend，Along the Maysville Road: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in the Trans-Appalachian West（Knoxville，TN，2006）; Joseph Tregle，Louisiana in the Age of Jackson: A Clash of Cultures and Personalities（Baton Rouge，LA，1999）．

(6) Ernest Shearer，Robert Potter: Remarkable North Carolinian and Texan（Houston，1951），9—12．

(7) Manuel Eisner，“Long-Term Historical Trends in Violent Crime，”Crime and Justice 30（2003）: 83—142，esp．99; Randolph Roth，American Homicide（Cambridge，MA，2009），162—225．

(8) Shearer，Robert Potter，12—28; Joseph Cheshire，Nonnulla: Memories，Stories，Traditions，More or Less Authentic（Chapel Hill，NC，1930）．

(9) Richmond Enquirer，September 30，1831; Indiana Democrat，September 18，1831; Baltimore Patriot，October 18，1831; R．S．to John D．Hawkins，August 30，1831，Fol．48，Hawkins Family Papers，SHC．

(10) Robert Potter，Mr.Potter's Appeal to the Citizens of Nash，Warren，Franklin，and Granville（Hillsborough，NC，1831）; Richmond Enquirer，March 27，1832．

(11) Richmond Enquirer，December 28，1831; Baltimore Patriot，July 28，30，1834，August 8，1834; Barre（MA）Farmers’ Gazette，February 13，1835; Norfolk（VA）Advertiser，March 14，1835; New Hamp shire Patriot，March 16，1835; Shearer，Robert Potter，34—36．

(12) Roth，American Homicide，162—225．

(13) P．W．Alston to J．D．B．Hooper，December 22，1833，John D．Hooper Papers，SHC; Wm．Hardies to Sarah Hardies，April 11，1833，Fol．1/5，BIELLER; D．McKenzie to Jn．McLaurin，March 29，1838，August 23，1845，Duncan McLaurin Papers，Duke; Wm．Southgate to Wm．P．Smith，May 17，1837，Wm．P．Smith Papers，Duke; B．F．Duvall to Martha Wattairs，May 2，1843，Box 2，James Tutt Papers，Duke; D．Ker to J．Ker，August 1，1817，Ker Papers，SHC; NOP，March 19，1837，July 5，1846; Cf．Jos．Hazard to I．Hazard，November 30，1841，Hazard Company，LLMVC; Sam Sutton to Fred．Harris，August 14，1820，Frederick Harris Papers，Duke; L．Taylor to W．H．Hatchett，September 26，1836，William Hatchett Papers，Duke; Letter of August 24，1823，David Leech Papers，Duke．

(14) Henry Benjamin Whipple，Bishop Whipp le's Southern Diary，1843—1844，ed．Lester B．Shippee（Minneapolis，1937），24—25; C．A．Hentz Diary，vol．1，February 24，1849，Hentz Papers，SHC; Lewis Clarke，ST，157; cf．Wm．Slack to Ch．Slack，December 1838，Slack Papers，SHC．

(15) John Pelham to E．Dromgoole，February 20，1833，Dromgoole Papers，SHC．

(16) H．Watson to Mother，December 2，1836，Henry Watson Papers，Duke; Edward E．Baptist，Creating an Old South: Middle Florida's Plantation Frontier Before the Civil War（Chapel Hill，NC，2002），103—105; J．F．H．Claiborne，Mississippi as Territory and State（Jackson，MS，1880），361—414．

(17) Natchez Gazette，May 11，1832; Miles，Jacksonian Democracy，45．

(18) Claiborne，Mississippi，423—427．

(19) NR，March 12，1825．

(20) Webster to Mrs．Webster，February 19，1829，in Daniel Webster，Private Correspondence（Boston，1857），1: 470; Robert V．Remini，Andrew Jackson and the Course of American Freedom，1822—1832（New York，1981）; Edwin Miles，“The First People's Inaugural—1829，”Tennessee Historical Quarterly 37（1978）．

(21) James Parton，Life of Jackson（New York，1860），3: 169—170．

(22) Remini，Andrew Jackson and American Freedom，2: 132; Robert V．Remini，Andrew Jackson and 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1984），227—230; James Wyly to J．K．Polk，January 11，1833，JKP，2: 15—17．

(23) Remini，Andrew Jackson and American Freedom，200．

(24) A．Jackson to J．Overton，June 8，1829，The Papers of Andrew Jackson，ed．Sam B．Smith and Harriet Fason Chappell Owsley（Knoxville，TN，1980），7: 270—271．

(25) NR，March 8，1828，19—22．Historians still argue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 plot existed，and if so，what it entailed: Michael P．Johnson，“Denmark Vesey and His Co-Conspirators，”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rd ser.，vol．58，no．4（2001）: 915—976; James O'Neil Spady，“Power and Confession: On the Credibility of the Earliest Reports of the Denmark Vesey Conspiracy，”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3rd ser.，vol．68（2011）: 287—304．

(26) Nicholas Biddle to J．Harper，January 9，1829，67—68; Wm．Lewis to Biddle，October 16，1829，79—80，The Correspondence of Nicholas Biddle Dealing with National Affairs，1807—1844，ed．Reginald McGrane（Boston，1919）．

(27) Margaret Bayard Smith to Maria Kirkpatrick，March 12，1829，in Gaillard Hunt，ed.，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Washington Society in the Family Letters of Margaret Bayard Smith（New York，1906），424．

(28) Historians often misidentify southwestern anti-Jackson politicians as “nullifiers．” Most，like Poindexter，were simply Jackson-haters: Elizabeth Varon，Disunion: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1789—1859（Chapel Hill，NC，2008），55—57．For nullification，among many other excellent works，see Brian Schoen，The Fragile Fabric of Union: Cotton，Federal Politics，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Baltimore，2009）．

(29) Kirsten Wood，“One Woman So Dangerous to the Public Morals: Gender and Power in the Eaton Affair，”JER 17（1997）: 237—275; Anthony F．C．Wallace，The Long，Bitter Trail: Andrew Jackson and the Indians（New York，1993）．

(30) CHSUS，Ca 9—19．

(31) Correspondence of Nicholas Biddle，93．

(32) J．Springs to Wife，September 23，1806，Springs Papers，SHC．

(33) H．B．Trist to N．Trist，May 18，1825，Nicholas Trist Papers，SHC; Undated note，Fol．1824，A．P．Walsh Papers，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34) Fritz Redlich，The Molding of American Banking: Men and Ideas（New York，1968），1: 270fn8—9; Sean Wilentz，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New York，2005），365．

(35) I．Franklin（IF）to R．C．Ballard（RB），January 9，1832，February 10，1832，Fol．4 ＆ 5，RCB．

(36) Baltimore Patriot，January 1，1829; Richard H．Kilbourne，Slave Agriculture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 Antebellum America: 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Mississippi，1831—1852（London，2006）．

(37) Wilentz，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366; Redlich，Molding of American Banking，1: 21; Biddle to Thomas Swann，March 17，1824，Exhibit No．1-L，297，in report of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23rd Cong.，2nd sess.，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38) March 19，1832，Discounts AGL ＃ 1，vol．19，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Natchez Branch）Records，LLMVC; Bank of Mississippi，RASP;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US Census Bureau，1830 Census，Adams County，MS; Miles，Jacksonian Democracy，23; Martha Brazy，An American Planter: Stephen Duncan of Antebellum Natchez and New York（Baton Rouge，LA，2006），20—21; Robert Roeder，“New Orleans Merchants，1790—1837”（PhD diss.，Harvard University，1959）; Ralph Catterall，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Chicago，1902），137—143．

(39) McKay W．Campbell to James K．Polk，November 23，1833，JKP，2: 136—138; A．O．Harris to James K．Polk，November 16，1833，JKP，2: 131—132．

(40) Jesse Cage to William Cotton，August 27，1839，Fol．28，RCB．

(41) IF to RB，September 27，1834，Fol．15，RCB; Cf．Walter Johnson，Soul by Soul: Life Inside the Antebellum Slave Market（Cambridge，MA，1999）．

(42) Daniel Kahneman，Thinking，Fast and Slow（New York，2011）; Dan Ariely，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New York，2008）; Geoffrey Miller，Spent: Sex，Evolution，and Consumer Behavior（New York，2009），106—111．

(43) Annette Gordon-Reed，Thomas Jefferson and Sally Hemings: An American Controversy（Charlottesville，VA，1997）; Jan Lewis and Peter Onuf，eds.，Sally Hemings and Thomas Jefferson: History，Memory，and Civic Culture（Charlottesville，VA，1999）; “Bawdy Poem，”n．d．（1820s—1830s），Fol．10，Young Allen Papers，SHC．

(44) Bryan Edwards，“The Sable Venus: An Ode，”from his Poems，Written Chiefly in the West-Indies（Kingston，1792）; Cf．Regulus Allen，“The Sable Venus and Desire for the Undesirable，”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 51，no．3（2011）．

(45) Trevor Burnard，“The Sexual Life of an Eighteenth-Century Jamaican Slave Overseer，”in Merril D．Smith，ed．Sex and Sexuality in Early America（New York，1998），163—189，esp．173．

(46) Cf．Patricia Cline Cohen，The Murder of Helen Jewett: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Prostitute in Nineteenth-Century New York（New York，1998）; Karen Halttunen，Confidence Men and Painted Women: A Study of Middle-Class Culture in America，1830—1870（New Haven，CT，1982）．

(47) Harriet Jacobs，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Written by Herself（Boston，1861）; Calvin Schermerhorn，Money over Mastery，Family over Freedom: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Up per South（Baltimore，2011）．

(48) Drew Gilpin Faust，James Henry Hammond and the Old South: A Design for Mastery（Baton Rouge，LA，1982）．

(49) Henry C．Knight，Letters from the South and West（Boston，1824），127; NR，29（November 5，1825），160; Tregle，Louisiana in the Age of Jackson，37．

(50) IF to RB，November 14，1831，December 10，14，1831，Fol．3; IF to RB，January 9，1832，Fol．4; IF to RB，February 10，1832，Fol．5; IF and James Franklin to RB，April 24，1832，Fol．6; IF and James Franklin to RB，June 9，1832，Fol．7; IF to RB，October 26，1831，Fol．2; Samuel Franklin to RB，June 1，1831，Fol．1; IF to RB，May 31，1831，Fol．1; John Armfield to RB，July 23，1831，August 15，1831，Fol．2，RCB．Biddle: H．R．460，22nd Cong.，1st sess.，316—317; Catterall，Second Bank，143n2，Cf．502—508; Richard H．Kilbourne，Slave Agriculture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 Antebellum America: The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Mississippi，1831—1852（London，2006），28—32．

(51) IF to RB，December 8，1832，Fol．8; IF to RB，January 29，1833，Fol．10; C．M．Rutherford to RB，December 23，1832，Fol．9; IF to RB，June 8，1832，Fol．7; IF to RB，June 9，1832，Fol．7; IF to RB，June 11，1833，Fol．11，RCB．

(52) Ethan A．Andrews，Slavery and the Domestic Slave-Trade in the United States（Boston，1836），136; E．S．Abdy，Journal of a Residence and Tour in the United States（London，1835），2: 179—180; Wendell Stephenson，I saac Franklin: Slave Trader and Planter of the Old South; With Plantation Records（University，LA，1938），29—30; J．W．Ingraham，The South-West，by a Yankee（New York，1836），2: 245; RB to Franklin ＆ Co.，September 7，1832，Fol．7，RCB; Ariela J．Gross，Double Character: Slavery and Mastery in the Antebellum Courtroom（Princeton，NJ，2000），57．

(53) IF to RB，January 11，1834，Fol．13，RCB．

(54) Norfolk Democrat，December 1，1848; William Bowditch，Slavery and the Constitution（Boston，1849），89; Henry Clarke Wright，American Slavery Proved to Be Robbery and Theft（Edinburgh，1845），21; Farmers’ Gazette，March 6，1835．

(55) Andrews，Domestic Slave-Trade，166; ASAI，16; Ronald Walters，“The Erotic South: Civilization and Sexuality in American Abolitionism，”American Quarterly 25，no．2（1973）: 177—201; Elizabeth Clark，“‘The Sacred Rights of the Weak’: Pain，Sympathy and the Culture of Individual Rights in Antebellum America，”JAH 82（1995）: 463—493; Carol Lasser，“Voyeuristic Abolitionism: Sex，Gender，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tislavery Rhetoric，”JER 28，no．1（2008）: 83—114; Gregory Smithers，“American Abolitionism and Slave-Breeding Discourse: A Re-Evaluation，” Slavery and Abolition 33，no．4（2012）: 551—570; IF to RB，November 1，1833，Fol．12; IF to RB，January 11，1834，Fol．13; J．Franklin to RB，March 7，1834，Fol．13，RCB．

(56) Wood，“One Woman So Dangerous”; Johnson，Soul by Soul，114; IF to RB，January 11，1834，Fol．13; Sam Wakefield to RB，August 16，1836，Fol．17; Bacon Tait to RB，August 13，1839，Fol．28，RCB．

(57) R．B．Beverley to W．B．Beverley，July 2，1842，Sec．46，Beverley Papers，VHS; Nancy Bieller to Jacob Bieller，August 16，1836; Jacob Bieller Will，December 8，1834; Bieller v. Biellernotes，BIELLER; Robt．Hairston to G．Hairston，April 13，1852; P．Hairston to G．Hairston，June 8，1852，Fol．2，George Hairston Papers，SHC; Jas．Hairston to P．W．Hairston，May 13，1852，vol．9，P．W．Hairston Papers，SHC; Henry Wiencek，The Hairstons: An American Family in Black and White（New York，1999）．

(58) Louisa Picquet and Hiram Mattison，Louisa Picquet，The Octoroon: Or，Inside Views of Southern Domestic Life（New York，1861），10—19; N．E．Benson to E．Benson，May 3，1837，Benson-Thompson Papers，Duke．

(59) IF to RB，January 9，1832，Fol．4; C．M．Rutherford to RB，February 19，1853，Fol．187，RCB; Philip Thomas to Finney，July 24，1859; P．Thomas to Jack，November 26，1859，William Finney Papers，Duke．

(60) Jas．Franklin to RB，March 27，1832，Fol．5，RCB．

(61) Moses Alexander to Wm．Graham，July 8，1836，Papers of William Graham（Raleigh，NC，1957—1992），1: 432—435．Discussions of “animal spirits” in the economy have usually left out sex，from Charles Mackay，Memoirs of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London，1852），all the way to John K．Galbraith，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New York，1993），and beyond．

(62) Undated note，Fol．1824，A．P．Walsh Papers，LLMVC．

(63) Irene Neu，“J．B．Moussier and the Property Banks of Louisiana，”Business History Review 35，no．4（1961）: 550—557; Redlich，Molding of American Banking，1: 206—207; Earl S．Sparks，History and Theory of Agricultural Credit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1932），6．

(64) New Orleans Argus，February 26，1828．

(65) George Green，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Old South: Louisiana Banking，1804—1861（Palo Alto，CA，1972），113—117; Lavergne à Manuel Andry，September 14，1828，Fol．1A/1; Interr．Oliver Morgan with John R．Dewitt，March 19，1829; J．DeWitt application，March 24，1829，Fol．1A/4; Mortgage Book，vol．68，CAPL Papers，LLMVC．

(66) “Slaves'Deaths on Ste．Sophie，October 1824—March 1829，”Ste．Sophie/ Live Oak Records，Tulane．

(67) Robert Carson to Henderson Forsyth，December 3，1836，John Forsyth Papers，Duke; Natchez Gazette，October 20，1830; Miles，Jacksonian Democracy，24; James Silver，“Land Speculation Profits in the Chickasaw Cession，”J S H 10（1944）: 84—92．

(68) Wilentz，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364，874—875n13; Catterall，Second Bank，243—286; Baltimore Patriot，July 12，1831; New York American，July 10，1819; Frank Otto Gathell and John McFaul，“The Outcast Insider: Reuben Whitney and the Bank War，”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91（1967）: 115—144; Frank Otto Gathell，“Sober Second Thoughts on Van Buren，the Albany Regency，and Wall Street，”JAH 53（1966）: 19—40．

(69) Biddle to Thomas Cadwalader，July 3，1832，Correspondence of Nicholas Biddle，192—193; Samuel Smith to Jackson，June 17，1832，CAJ，4: 449．

(70) Donald B．Cole，A Jackson Man: Amos Kendall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Baton Rouge，LA，2004）．

(71) John Anderson to Polk，January 25，1833，JKP，2: 47—49; Jackson's Veto Message，http://avalon.law.yale.edu/19th_century/ajveto01.asp，accessed May 3，2012．

(72) Biddle to William G．Bucknor，July 13，1832，Correspondence of Nicholas Biddle，195; Martin Van Buren，The Autobiography of Martin Van Buren，ed．John Fitzpatrick（Washington，DC，1920），625; Remini，Andrew Jackson and American Freedom，2: 366; Daniel Walker Howe，What Hath God Wrou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1815—1848（New York，2007）; William Lee Miller，Lincoln's Virtues: An Ethical Biography（New York，2002）．

(73) Biddle to Henry Clay，August 1，1832，Correspondence of Nicholas Biddle，196—197．

(74) Baptist，Creating an Old South; J．Mills Thornton，Politics and Power in a Slave Society: Alabama，1800—1860（Baton Rouge，LA，1978）; Harry L．Watson，Liberty and Power: The Politics of Jacksonian America（New York，1990）．

(75) Jackson to Polk，August 31，1833，JKP，2: 106—107．

(76) Pet banks increased from seven to thirty-five between 1833 and 1836: Frank Otto Gathell，“Spoils of the Bank War: Political Bias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Pet Banks，” AHR 70（1964）: 35—58; Harry N．Scheiber，“Pet Banks in Jacksonian Economy and Finance，1833—1841，”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3（1963）: 196—214; Miles，Jacksonian Democracy，74—75; Peter Temin，The Jacksonian Economy（New York，1969），73—76; US 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ondition of Banks，1840，” 26th Cong.，2nd sess.，H．Doc．111（Serial 385），1441; D．W．Jordan to Emily Jordan，August 3，1833，and D．W．Jordan to Richard Evans，October 15，1833，D．W．Jordan Papers，Duke; IF and J．Franklin to RB，October 29，1833，Fol．11; IF to RB，November 5，1833，Fol．12，RCB; Knight to William Beall，February 8，1834，John Knight Papers，Duke; Green，Fi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90—94．

(77) Thomas Govan，Nicholas Biddle: Nationalist and Public Banker，1786—1844（Chicago，1959），253; Howe，What Hath God Wrought，391n61; IF to RB，February 7，1834; James Franklin to RB，Fol．13，RCB; S．S．Prentiss to Mother，March 23，1834，in George L．Prentiss，A Memoir of S. S. Prentiss（New York，1856），1: 139．

(78) Miles，Jacksonian Democracy，76; Tregle，Louisiana in the Age of Jackson，281—284; Cf．J．Franklin to RB，December 19，1833，Fol．12，RCB; Claiborne，Mississippi，409—416; John Wurts to Polk，December 19，1833，JKP，2: 186; John Welsh to Polk，December 28，1833，JKP，2: 200—202; Parton，Life of Jackson，2: 549—550; Biddle to Poindexter，February 22，1834; IF to RB，February 7，1834; James Franklin to RB，Fol．13，RCB; Terry Cahal to Polk，January 2，1834，and William Jenkins to Polk，January 3，1834，JKP，2: 209—211，217．

(79) US Congress，“Condition of Banks，”249，299，535; R．T．Hoskins to R．T．Brownrigg，December 19，1835，Brownrigg Papers，SHC; Thomas Abernethy，“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and Banking in Tennessee，”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14（1927）: 321—322; R．W．Hidy，“The Union Bank Loan of 1832: A Case Study in Marketing，”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7（1939）: 232—352; Miles，Jacksonian Democracy，140—141; Roeder，“New Orleans Merchants，”334．

(80) Jane Knodell，“Rethinking the Jacksonian Economy: The Impact of the 1832 Bank Veto on Commercial Banking，”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6（2006）: 541—574; Edward E．Baptist，“Borrowed by the Lash: Enslaved People as Collateral in the Great Divergence，”Paper presented at Capitalizing on Finance Conference，Huntington Library，Pasadena，CA，April 13，2013．

(81) American State Papers: Land，2: 495—497; Claiborne，Mississippi，411—417; US Congress，“Condition of Banks，”290，325—344; Henry Clay to Wm．Mercer，August 13，1834，William Mercer Papers，Tulane．

(82) Anna Whitteker to Emily Dupuy，May 10，1835，Emily Dupuy Papers，Mss1D9295b，Sect．1，VHS．

(83) Miles，Jacksonian Democracy，118—119; [?]to Thomas Wyche，February 9，1835，Wyche-Otey Papers，SHC; IF to RB，March 30，1834，Fol．13; James Blakey to RB，August 6，1834，Fol．15; IF to RB，September 17，1834，Fol．15，RCB．

(84) Thomas Dorsey to J．Bieller，April 15，1835，Fol．1/7，BIELLER; Isham Harrison to Thomas Harrison，October 14，1834，Fol．3，James Harrison Papers，SHC．

第8章

(1) William Colbert，AS，6．1（AL），81—82．

(2) Lewis Clarke，“Leaves from a Slave's Journal of Life，”ed．Lydia Maria Child，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October 20，27，1842，78—79，83; Orlando Patterson，Rituals of Blood: Consequences of Slavery in Two American Centuries（New York，1999）; S．Ford to Bieller，n．d.，Fol．2/15，BIELLER; Archibald Hyman to L．Thompson，June 30，1860，Lewis Thompson Papers，SHC．

(3) Ford to Bieller，n．d．Fol．2/15，BIELLER; Jos．Labrenty to J．Waddill，September 22，1838，Elijah Fuller Papers，SHC．

(4) Wiley Childress，AS，16．6（TN），9; Martha Bradley，AS，6．1（AL），47; Anthony Abercrombie，AS，6．1（AL），7．

(5) Peter Corn，AS，11．2（MO），87; Henry Waldon，AS，11．1（AR），15—16; Columbus Williams，AS，11．1（AR），155; William Read to Downey，August 18，1848，S．S．Downey Papers，Duke; cf．Thomas Foster，“The Sexual Abuse of Black Men Under American Slaver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20，no．3（2011）: 445—464．

(6) David Walker，Appeal to the Colou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Boston，1829），14—15，23，28，32; 1842 Speech of Lewis Clarke，ST，152，157—158; Robert Falls，AS，16．6（TN），16; “Violence，Protest，and Identity: Black Masculinity in Antebellum America，”in James O．Horton，Free People of Color: Inside the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Washington，DC，1993）; Orlando Patterson，Slavery and Social Death: A Comparative Study（Cambridge，MA，1982）; Claude Meillassoux，The Anthropolog y of Slavery: The Womb of Iron and Gold（Chicago，1991）; Ann Clark，AS，4．1（TX），223—224; George Cato，AS，S2，11（SC），98; AS，18（TN），95; Francis Burdett to R．C．Ballard（RB），July 3，1848，Fol．130，RCB．

(7) “Mrs．Webb，”MW，209; Charity Bowers，ST，266; Scott Bond，AS，S2，1（AR），33．

(8) CHSUS，3: 24，599．

(9) Andrew V．Remini，Andrew Jackson and 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1984），3: 418—419，367—368．

(10) Sean P．Kelley，“‘Mexico in His Head’: Slavery and the Texas-Mexico Border，1810—1860，”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7（2004）: 709—723; Sean P．Kelley，“Black-birders and Bozales: African-Born Slaves on the Lower Brazos River of Texa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ivil War History 54，no．4（2008）: 406—424; Randolph Campbell，An Empire for Slavery（Baton Rouge，LA，1989），54; Dudley G．Wooten，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Texas，1685 to 1897（Austin，TX，1986），1: 759; J．F．Perry to Lastraps ＆ Desmare，January 15，1834，Stephen Austin Papers，3: 39—40; Paul D．Lack，“Slavery and the Texas Revolution，”South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89（1985）: 181—202．

(11) Richmond Enquirer，October 27，1835，January 4，1836; Ernest Shearer，Robert Potter: Remarkable North Carolinian and Texan（Houston，1951），49; Essex Gazette，May 14，1836; Thomas Hardeman to Polk，March 31，1836，3: 567—668，JKP．Harrison's son was released unharmed and died in Ohio，genitalia intact，in 1840．Twenty-five Alamo dead were New Orleans volunteers: Edward L．Miller，New Orleans and the Texas Revolution（College Station，TX，2004），154．

(12) Jn．Lockhead to W．H．Hatchett，August 26，1836，William Hatchett Papers，Duke．White southerners saw Texas as a new empire for slavery; cf．Eugene Barker，Mexico and Texas，1821—1835（Dallas，1928）; Alexandria Gazette，May 19，1836; Wm．Christy to Jos．Ellis，March 22，1836，Miller，New Orleans and the Texas Revolution; New York Express，April 4，1837; Washington Intelligencer，April 30，1836．

(13) Farish Carter and R．S．Patton，April 4，1835，Fol．20，Eliz．Talley Papers，SHC; J．G．Johnson to G．W．Haywood，May 18，1836，Fol．146，HAY; James Huie，Case File 258，Bankruptcy Act of 1841，RG 21，NA; E．B．Hicks to Alex．Cuningham，March 29，1838，Texas Land Scrip，Cuningham Papers，Duke; Geo．Johnson to Wm．Johnson，August 22，1838，Wm．Johnson Papers，SHC; Missi．River Diary，Duke; James D．Cocke，A Glance at the Currency and Resources Generally of the Republic of Texas（Houston，1838），7—15．

(14) Campbell，Empire for Slavery，35; New Hamp shire Sentinel，April 21，1836; Alexandria Gazette，May 10，1836．

(15) William Lee Miller，Arguing About Slavery: The Great Battle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New York，1996）; Joel H．Silbey，Storm over Texas: The Annexation Controversy and the Road to the Civil War（Oxford，UK，2005），10—14．

(16) Changes to the Treasury's gold-silver exchange rate，plus overseas sales of slave-backed bonds，attracted specie，while the British trading practices that provoked the 1839—1843 Opium War unlocked Chinese “hoards” of silver．Peter Temin，The Jacksonian Economy（New York，1969）; Silbey，Storm over Texas; Burrell Fox to Elizabeth Neal，September 25，1835，Neal Papers，SHC; R．T．Hoskins to Richard Brownrigg，December 19，1835，Brownrigg Papers，SHC; H．P．Watson to A．B．Springs，January 24，1836，Springs Papers，SHC．

(17) Isham Harrison to Thos．Harrison，June 16，1834，Thos．Harrison to Jas．Harrison，January 4，1836，October 20，1836，August 28，1836，James Harrison Papers，SHC; R．Hinton to Laurens Hinton，October 16，1836，Laurens Hinton Papers，SHC; P．A．Bolling to Edm．Hubard，February 24，1837，Fol．72，Hubard Papers，SHC; William Ashley to Chester Ashley，April 10，1836，Chester Ashley Papers，SHC．

(18) Ballard and Franklin to Jacob Bieller，Fol．2/15，BIELLER; R．H．M．Davidson to Dear Brevard，November 8，1836，Davidson Papers，SHC．

(19) Charles P．Kindleberger，Manias，Panics，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New York，1978）; John K．Galbraith，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New York，1993）．Free states also borrowed money to pump into local economies，e．g.，Reginald C．McGrane，Foreign Bondholders and American State Debts（New York，1935），129．

(20) Byrne Hammond and Co．to Jackson，Riddle，March 26，1836，JRC; John Cassidy，Why Markets Fail: The Logic of Economic Calamities（New York，2009），239; Henry Draft to Wm．Miller，June 4，1835，John Fox Papers，Duke; Samuel Faulkner to Dear Fitz，September 2，1835，Wm．Powell Papers，Duke．

(21) Henry Watson to Father，December 15，1836，Henry Watson Papers，Duke; New Orleans Price-Current，August 20，1836，Fol．3，JRC; Thomas Harrison to James Harrison，August 28，1836，Fol．3，James Harrison Papers，SHC; Robert Carson to Henderson Forsyth，December 3，1836，N．E．Matthews to H．Forsyth，March 31，1836，John Forsyth Papers，Duke; Peter Martin to Susan Capehart，December 5，1836，Capehart Papers，SHC．

(22) With 200，000 slaves at，on average，＄1，000 each（sold or moved，they represented investment），＄40 million in government land，＄75 million in bank investments，plus removals and wars costing ＄50 million．Production totals from CHSUS，4: 110; T．Bennett to Jackson，Riddle，October 7，1836，Fol．7，JRC．

(23) “We had better take the market prices，”instead of holding out for a rise，ruminated a savvy Alabama planter: N．B．Nolwinther to J．S．Devereux，October 24，1836，JSD; T．Bennett ＆ Co．to Jackson，Riddle，October 7，1836，Fol．7，JRC; L．C．Gray and Esther K．Thompson，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o 1860（Washington，DC，1933），2: 1027．

(24) CHSUS，3: 354（land sales）; Temin，Jacksonian Economy，123; Richard Timberlake，“The Specie Circular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urplu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8（1960）: 109—117．The belief that the Circular wa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economic troubles was created by Jackson's Whig opponents．Daniel Walker Howe，What Hath God Wrou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1815—1848（New York，2007），503，presents a fairly undigested Whig version．Bank of England: Ralph Hidy，The House of Baring in American Trade and Finance: English Merchant Bankers at Work，1763—1861（Cambridge，MA，1949），206—207．

(25) NOP，February 4，1837，February 9，1837; S．E．Phillips to J．A．Stevens，February 5，1837，John A．Stevens Papers，NYHS; John Forsyth to Brother，February 19，1837，John Forsyth Papers，Duke．

(26) Hidy，House of Baring，214—219; Vol．50，Brown Brothers，NYPL．For a recent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anic of 1837，see Jessica Lepler，The Many Panics of 1837: People，Politics，and the Creation of a Transatlantic Financial Crisis（New York，2013）．

(27) NOP，March 16，1837，April 20，1837; John Elliott to Lucy，April 8，1837，Samuel Bryarly Papers，Duke; D．W．McLaurin to John McLaurin，April 10，1837，Duncan McLaurin Papers，Duke; Vol．50，Brown Brothers，NYPL．

(28) Albert Gallatin to J．A．Stevens，May 10，1837，Fol．April—July 1837，John Stevens Papers，NYHS; “Comparative Statement…Banks of New Orleans，1835 and 1836，”Fol．5，Citizens'Bank of Louisiana Records，Tulane; Champ Terry to Nathaniel Jeffries，October 15，1836，Fol．345，RCB．

(29) D．W．McKenzie to D．McLaurin，June 18，1837，November 1，1837，Duncan McLaurin Papers，Duke; Wm．Southgate to W．P．Smith，May 17，1837，Wm．Smith Papers，Duke; J．Rowe to J．Cole，February 8，1837，Cole Taylor Papers，SHC．

(30) In April，New Orleans banks allowed some commercial debtors to renew debts every sixty days until November，with a 10 percent fee，but required most individual borrowers to make regular payments on mortgage loans: City Bank Resolution，April 1，1837; A．Beauvais to Pres．C．A．P．L.，April 6，1837，Fol．7/47B，C．A．P．L．Papers，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J．R．Miller to William Miller，July 19，1837，John Fox Papers，Duke; James Harrison to [?]，July 12，1837，James Harrison Papers，SHC; Joseph Amis to [?]，May 6，1837，S．S．Downey Papers，Duke; K．M．King to Uncle，November 1，1837，Duncan McLaurin Papers，Duke; Stephen Duncan to W．Mercer，August 7，1837，William Mercer Papers，Tulane．

(31) Leland Jenks，Migration of British Capital to 1875（New York，1927），90—92; John Niven，Martin Van Buren: The Romantic Age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1983）．

(32) S．Duncan to W．Mercer，August 7，1837，William Mercer Papers，Tulane; US 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ondition of Banks，1840，”26th Cong.，2nd sess.，H．Doc．111（Serial 385），1441; W．Bailey to Washington Jackson，June 4，1838，Fol．10，JRC; John J．Wallis，“What Caused the Crisis of 1839，”NBER Historical Paper no．133，April 2001，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ww.nber.org/papers/h0133.pdf; C．L．Hinton to Laurens Hinton，April 17，1839，Laurens Hinton Papers，SHC; Bacon Tait to RB，Fol．24，RCB．

(33) J．A．Stevens to T．W．Ward，August 5，1837，September 15，1837; T．W．Ward to H．Lavergne，December 1837，T．W．Ward to J．A．Stevens，December 8，1837，December 16，1837，John Stevens Papers，NYHS; W．W．Rives to Thomas Smith，June 15，1837，Wm．Smith Papers，Duke; R．Hinton to Laurens Hinton，July 23，1837，Laurens Hinton Papers，SHC; E．B．Hicks to A．Cuningham，January 10，1838，Cuningham Papers，Duke．

(34) John Killick，“The Cotton Operations of Alexander Brown and Sons in the Deep South，1820—1860，”J S H 43（1977）: 185; H．H．G．to J．A．Stevens，February 16，1838，Baring Brothers to J．A．Stevens，March 14，1838（I），March 14，1838（II），T．W．Ward to G．B．Milligan，March 11，1838，John Stevens Papers，NYHS; Bray Hammond，Banks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Princeton，NJ，1957），467—477; W．Bailey to Washington Jackson，June 4，1838，JRC; Bennett Ferriday ＆ Co．to Jackson，Riddle，January 24，1838，JRC; Joseph Eaton to Thomas Jeffrey，May 20，1838，Bank of State of Georgia Papers，Duke．

(35) J．Knight to Wm．Beall，October 21，1838，February 10，1839，John Knight Papers，Duke; J．S．Haywood to G．W．Haywood，November 25，1838，Fol．155，HAY; W．R．Rives to J．Harris，March 18，1838，Fol．22，RCB; A．Cuningham to E．B．Hicks，May 14，1838，Cuningham Papers，Duke; J．S．Haywood to G．W．Haywood，March 17，1839，Fol．155，HAY．

(36) A．G．Alsworth to J．S．Copes，September 10，1839，Box 1，Fol．64，Copes Papers，Tulane; R．C．O．Matthews，A Study in Trade-Cycle History: Economic Fluctuations in Great Britain，1833 to 1842（Cambridge，UK，2011），65—68; Wallis，“What Caused the Crisis of 1839，”40．

(37) Edward E．Baptist，Creating an Old South: Middle Florida's Plantation Frontier Before the Civil War（Chapel Hill，NC，2002），154—155; Tallahassee Floridian，March 20，1841; Robert Carson to Dear Sir，August 30，1839，John Forsyth Papers，Duke; Rich．Faulkner to Wm．Powell，May 8，1839，William Powell Papers，Duke．

(38) Sean Wilentz，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New York，2005），502—510．

(39) Rowland Bryarly to S．Bryarly，May 5，1838，Bryarly Papers，Duke; Edward Balleisen，“Vulture Capitalism in Antebellum America: The 1841 Federal Bankruptcy Act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Financial Distress，”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0（1996）: 473—516; S．Thompson，Case 12，1841 Bankruptcy Case Files，ELA37; 1841 Bankruptcy Sales Book 1，p．93，E39，RG 21，NA．

(40) Michael F．Hol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Whig Party: Jacksonian Politics and the Onset of the Civil War（New York，1999），122—161; James Donnelly to J．S．Devereux，1839，JSD; Rich．Faulkner to Wm．Powell，May 8，1839，Wm．Powell Papers，Duke; Robert Carson to Dear Sir，August 30，1839，John Forsyth Papers，Duke．For prices，Cf．Carson v. Dwight[LA，1843]; Erwin v. Lowry[LA，1849]; Stacy v. Barber[MS，1843]; all CATTERALL，3: 554，595，297—298; IF to RB，May 23，1838，Fol．22，RCB; Jos．Alsop to RB，January 18，1839，Fol．24，Bacon Tait to RB，May 1，1838，RCB; IF to RB，May 23，1838，both Fol．22，RCB; “Memo．of …Debts Due in Ala，”Tyre Glen Papers，Duke．

(41) Herbert Gutman，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1750—1925（New York，1976）; Anthony G．Kaye，Joining Places: Slave Neighborhoods in the Old South（Chapel Hill，NC，2007），74; Ann P．Malone，Swing Low，Sweet Chariot: Slave Family and Household Struc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Louisiana（Chapel Hill，NC，1992）; Dep．Victoria Burrell，455．869，Union Veterans'Pension Files，NA; George Jones，＃ 1184，Register of Signatures of Depositors，Tallahassee Branch of Freedmen's Savings and Trust Company，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M816，Roll 5．

(42) Wm．C．Bryarly to S．Bryarly，February 17，1848，Bryarly Papers，Duke; Richard Trexler，Sex and Conquest: Gendered Violence，Political Order，and the European Conquest of the Americas（Ithaca，NY，1995）; Amy Greenberg，Manifest Manhood and the Antebellum American Empire（Cambridge，UK，2005），1—16．

(43) ST，152; Jim Cullen，“‘I's a Man Now’: Gender and African-American Men，” in Darlene Clark Hine and Earnestine Jenkins，eds.，A Question of Manhood（Bloomington，IN，1999），489—501; Walter Johnson，“On Agency，”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7，no．1（2003）: 113—124; James Scott，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New Haven，CT，1990）; Françis Furstenberg，“Beyond Freedom and Slavery: Autonomy，Virtue，and Resistance in Early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JAH 89，no．4（2003）: 1295—1330; Edward E．Baptist，“The Absent Subject: African-American Masculinity and Forced Migration to the Antebellum Plantation Frontier，”in Craig T．Friend and Lorri Glover，eds.，Southern Manhood: Perspectives on Manhood in the Old South（Athens，GA，2004）．

(44) Tzvetan Todorov，Facing the Extreme: Moral Life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s，（New York，1996）．Pioneering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women in American slavery include the following: Deborah Gray White，Ar’ n't I a Woman? Female Slaves in the Plantation South，2nd ed．（New York，1999）; Angela Davis，Women，Race and Class（New York，1981），3—29; Brenda Stevenson，Life in Black and White: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the Slave South（New York，1996）; Hortense Spillers，“Mama's Baby，Papa's Maybe: An American Grammar Book，”Diacritics 17（1987）: 65—81; Catherine Clinton，“Caught in the Web of the Big House: Women and Slavery，”in Walter J．Fraser Jr.，R．Frank Saunders Jr.，and Jon L．Wakelyn，eds.，The Web of Southern Social Relations: Women，Family，and Education（Athens，GA，1985），19—34; Jacqueline Jones，Labor of Love，Labor of Sorrow: Black Women，Work，and the Family from Slavery to the Present（New York，1985）; Thelma Jennings，“‘Us Colored Women Had to Go Through a Plenty，’”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Ⅰ（1990）; Nell Irvin Painter，“Soul Murder and Slavery: Toward a Fully Loaded Cost Accounting，”in Linda K．Kerber，Alica Kessler-Harris，and Kathryn Kish Sklar，eds.，U. S. History as Women's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Chapel Hill，NC，1995），125—146; David Barry Gaspar and Darlene Clark Hine，More Than Chattel: Black Women in the Americas（Bloomington，IN，1996）; Stephanie M．H．Camp，Closer to Freedom: Enslaved Women and Everyday Resistance in the Plantation South（Chapel Hill，NC，2004）; Jennifer L．Morgan，Laboring Women: Reproduction and Gender in New World Slavery（Philadelphia，2004）; Thavolia Glymph，Out of the House of Bond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ntation Household（Cambridge，UK，2008）; Daina Ramey Berry，Swing the Sickle for the Harvest Is Ripe: Gender and Slavery in Antebellum Georgia（Urbana，IL，2007）．

(45) Magnolia，1838—1840，Fol．429，RCB; Richard S．Dunn，A Tale of Two Plantations: Slave Life at Mesopotamia in Jamaica ＆ Mount Airy in Virginia，1762—1865（New York，2014）; Gutman，Black Family; Peter Carter，Register of Signatures，＃359; for conundrums of remarriage，see Jeff Forret，“Slaves，Sex，and Sin: Adultery，Forced Separation and Baptist Church Discipline in Middle Georgia，” Slavery and Abolition 33，no．3（2012）: 337—358，also cf．Damian Alan Pargas，The Quarters and the Fields: Slave Families in the Non-Cotton South（Gainesville，FL，2010）．

(46) Charles Ball，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arrative of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Charles Ball…（New York，1837），263—265，275; Cf．Dickson D．Bruce，The Origins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ture（Charlottesville，VA，2001）．

(47) Nettie Henry，AS，S．1，8．3（MS），975—976; Jack Hannibal to Dear Mistress，August 9，1878，Jack Hannibal Letter，Duke．

(48) Eliz．Koonce to Eliz．Franck，December 18，1849，Cox and Koonce Papers，SHC．

(49) E．g.，Notice to Sampson Lanier，JD，and Wildredge Thompson，January 11，1838，JSD; Memo of Debts，JSD; John Devereux to JD，January 26，1839，JSD; Bank of Milledgeville to JD，February 14，1840，JSD; Notice of Protest，April 24，1840，JSD; S．Grantland to JD，September 14，1840，JSD; Executions v. J D，Macon County，Alabama，October 24，1840，JSD．

(50) Petition of JD，February 10，1843，and Deposition JD，JSD．

(51) J．S．Short to T．P．Westray，August 1，1838，Battle Papers，SHC; John Roberts to John Bacon et al.，December 13，1841，and John Roberts to H．D．Mandeville，January 3，1842，both in Bank U．S．of Penna．Papers，LLMVC．I thank Richard Kilbourne for generously sharing his transcription of this difficult collection．

(52) Fol．: Papers: 1839，JSD（passim）; Rich．Faulkner to Wm．Powell，May 8，1839，William Powell Papers，Duke; John Roberts to Bacon et al.，April 12，1842，and John Roberts to Geo．Connelly，February 26，1843，both in Bank U．S．of Penna．Papers，LLMVC; Joseph Baldwin，The Flush Times of Alabama and Mississippi（New York，1854）．

(53) R．W．Cook to J．S．Copes，July 5，1840，Joseph Copes Papers，Tulane; Wm．Thompson to John Bassett，July 19，1839，Fol．3，Indiana Thompson，1842，Fol．4，John Bassett Papers，SHC．

(54) Jacob Bieller Will，December 1835，Fol．1/15，BIELLER．

(55) Louisiana Supreme Court，Bieller v. Bieller，1845; Jacob Bieller Will，December 1835，Fol．1/15，BIELLER．However，Nancy Bieller，at least，did not get to divide and monetize people whom she had claimed．When the divorce case finally made it to the state supreme court，Jacob was dead，as was his son，whose heirs successfully argued that Jacob's earlier divorce from his son's South Carolina mother in 1808 was never legally completed．Hence Nancy was never really married and her daughter was illegitimate，so Jacob's white son's heirs were his legitimate legatees．

(56) “N．B．N．”[?]to JD，July 14，1841，JSD; Andrew Scott to JD，June 22，1841，JSD; Wm．Bond to JD，October 22，1841，JSD; “Memo” [210]，Diary 1833—1846，JSD．

(57) Irish v. Wright，8．Rob．La．428，July 1844 [431]，3: 561; P leasants v. Glasscock，Ch．17，December 1843 [21]，3: 297; Cawthorn v. McDonald，1 Rob．La．55，October 1841 [56]，3: 541; Tug g le v. Barclay，6 Ala．407，January 1844 [408]，3: 561，297，541，153，all CATTERALL; Campbell，Empire for Slavery，55．

(58) Groves v. Slaughter，40 U．S．Pet．449（1841），CATTERALL，3: 533—535，January 1841; Green v. Robinson，ibid.，3: 289，December 1840; David Lightner，Slavery and the Commerce Power: How the Strug g le Against the Interstate Slave Trade Led to the Civil War（New Haven，CT，2006），72—84．

(59) Brien v. Williamson（MS），3: 294; Green v. Robinson（MS），3: 289; cf．Carson v. Dwight（LA），3: 554，all CATTERALL; Bacon Tait to RB，January 1，3，1840，Fol．31，RCB; H．Donaldson Jordan，“A Politician of Expansion: Robert J．Walker，”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19，no．3（1932）: 362—381; Robert Gudmestad，A Troublesome Commer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state Slave Trade（Baton Rouge，LA，2003），193—200．

(60) Edwin Miles，Jacksonian Democracy in Mississippi（Chapel Hill，NC，1960），150—151; Rich．Faulkner to Wm．Powell，June 16，1839，Wm．Powell Papers，Duke; John J．Wallis，Richard Sylla，and Arthur Grinath，“Sovereign Debt and Repudiation: The Emerging-Market Debt Crisis in the U．S．States，1839—1843，”NBER Working Paper no．10753，2004，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ww.nber.org/ papers/w10753; Baptist，Creating an Old South，154—190; Columbus Democrat，February 20，1841; McGrane，Foreign Bondholders，201．

(61) US Congress，“Condition of Banks”; Mississippi Free-Trader，October 28，1843，November 1，1843．

(62) Albany Argus，November 26，1841．In 1852，Mississippi's legislature also defaulted on the ＄2 million principal of the Planters'Bank bonds of 1831．Florida and Arkansas repudiated in 1843．Only Alabama levied taxes and continued payments in the antebellum era，though after the Civil War both Alabama and Tennessee repudiated their prewar debts．McGrane，Foreign Bondholders，178—192，241—257，282—291，357—364．

(63) John Knight to Wife，July 14，1839，John Knight Papers，Duke; Circular to Bankers，December 10，1841，McGrane，Foreign Bondholders，203，265—281，382—391．

(64) McGrane，Foreign Bondholders，201—205．

(65) J．B．Hawkins to W．J．Hawkins，June 5，1847，Fol．76，Hawkins Papers，SHC．

(66) Miles，Jacksonian Democracy，139; G．Rust and A．McNutt，[1835]，E．Mason to Wm．Rust，June 2，1845，E．Mason to G．Rust，April 5，1844，June 2，1845，McNutt Papers，MDAH; Malone，Sweet Chariot．

(67) Jim Allen，AS，7．2（MS），1; Tempie Lummins，AS，4．1（TX），264; Charles L．Perdue Jr.，Thomas E．Barden，and Robert K．Phillips，eds.，Weevils in the Wheat: Interviews with Virginia Ex-Slaves（Charlottesville，VA，1976），211，318; Anonymous，AS，18（TN），298—299; Mollie Barber，AS，S1，12（OK），29—30; C．G．Lynch to JD，August 16，1840，JSD; Felix Street，AS，10．5，（AR），250; Carrie Pollard，AS，6．1（AL），318—319; Clayton Holbert，AS，16．1（KS），1．Gutman，Black Family，represents the classic “strong patriarchal family”position，while Wilma A．Dunaway，The African-American Family in Slavery and Emancipation（Cambridge，UK，2003），argues that kinship ties were tenuous．Brenda Stevenson，Life in Black and White: Family and Community in the Slave South（New York，1996），and White，Ar' n't I a Woman，describe women-centered networks．

(68) Erwin v. Lowry，Louisiana cases 1849; Comstock v. Ray ford，1 S．and M．423，1843，[424]; Hardeman v. Sims，3 Ala．[747]，1840; Blanchard v. Castille，19 La．362，September 1841 [363]，595，297，147，539，all CATTERALL 3; Milly Forward，AS，4．2（TX），45; Mary Anderson，AS，4．1（TX），26—27; Tom Harris，AS，9．4（MS），1579; Annie Penland，AS，S1，12（OK），257; William Holland，AS，42（TX），145; AS，18（TN），98—99．

(69) Betty Simmons，AS，5．4（TX），20; Henri Necaise，AS（MS）; Ellaine Wright，AS，11．2（MO），378; Cf．AS，10．5（AR），203; Iran Nelson，AS，7．2（MS），199．

(70) Robert Laird，AS，8．3（MS），1292; Wash Hayes，AS，8．3（MS），963—964; John McCoy，AS，5．3（TX），32; Pierre Aucuin，MW，21—23．

(71) Gutman，Black Family，88—93，mentions incest tales but does not discuss their symbolic aspects．See also Perdue et al.，Weevils in the Wheat，89，105; Henry Brown，AS，2．1（SC），124—125; Cora Horton，AS，9．3（AR），321—324; Lizzie Johnson，AS，9．3（AR），102—103; Liza Suggs，Shadow and Sunshine（Omaha，1906），75，retells the same story，though born in 1875．

(72) Dale W．Tomich，Through the Prism of Slavery: Labor，Capital，and World Economy（Lanham，MD，2004）; Rafael de Bivar Marquese，Feitores do Corpo，Missioná rios da Mente: Senhores，Letrados e o Controle dos Escravos nas Américas，1660—1860（SãPaulo，2004）．

(73) Steven Heath Mitton，“The Free World Confronted: Slavery and Progress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1833—1844”（PhD diss.，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2005）; Maxwell，Wright，＆ Co.，Commercial Formalities of Rio De Janeiro（Baltimore，1841）．

(74) David Brion Davis，Slavery and Human Progress（New York，1984），236—237; Walter R．Cassels，Cotton: An Account of Its Culture in the Bombay Presidency（Bombay，1862）; K．L．Tuteja，“American Planters and the Cotton Improvement Programme in Bombay Presidency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dian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1998）; Lelia M．Roeckell，“Bonds over Bondage: British Opposition to the Annexation of Texas，”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9（1999）: 269n29; Madeline Stern，The Pantarch: A Biography of Stephen Pearl Andrews（Austin，TX，1968）; Benjamin Lundy，Life，Travels，and Opinions of Benjamin Lundy（Philadelphia，1847）．

(75) Mitton，“Free World Confronted”; William W．Freehling，The Road to Dis-union（New York，1990），1: 390—391．

(76) Virgil Maxcy to Calhoun，December 3，10，1844，in JCC，17: 586，599—603; Wilentz，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565．

(77) Harriet Martineau，Retrospect of Western Travel（London，1838），1: 147—148; Irving H．Bartlett，John C. Calhoun: A Biography（New York，1994），379; William W．Freehling，“Spoilsmen and Interests in the Thought and Career of John C．Calhoun，”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2（1965）: 25—42; Richard R．John，“Like Father，Like Son: The Not-So-Strange Career of John C．Calhoun，”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23，no．3（1995）: 438—443．

(78) Edward Crapol，“John Tyler and the Pursuit of National Destiny，”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17（1997）: 467—491．

(79) Calhoun to Richard Pakenham，April 18，1844; Documents relative to Texas，Serial Set vol．435，session vol．5，28th Cong.，1st sess.，S．Doc．341; Charles Wiltse，John C. Calhoun: Sectionalist（Indianapolis，1951），168．

(80) Silbey，Storm over Texas，62—68．Van Buren's letter responded to William Hammet，form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aplain，now Mississippi congressman and unpledged Democratic convention delegate．

(81) Joel Silbey，“‘There Are Other Questions Besides That of Slavery Merely’: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Anti-Slavery Politics，” in Alan Kraut，ed.，Crusaders and Compromisers: Essays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Antislavery Struggle to the Antebellum Party System（Westport，CT，1983），143—175．

(82) Robert J．Walker，Letter of Mr. Walker，of Mississippi: Relative to the Reannexation of Texas. In Rep ly to the Call of the People of Carroll County，Kentucky，to Communicate His Views on that Subject（Washington，DC，1844）; Robert J．Walker，The South in Danger: Being a Document Published by the Democratic Association of Washington，D.C.，for Circulation at the South，and Showing the Design of the Annexation of Texas to Be the Security and Perpetuation of Slavery（Washington，DC，1844）; Frederick Merk，Fruits of Propaganda in the Tyler Administration（Cambridge，MA，1971）．

(83) Silbey，Storm over Texas，77; Holt，Whig Party，196—206．

(84) Nell Mick Pugh，“Contemporary Comments on Texas，1844—1847，”South-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62（1959）: 267—270; Frederick Merk，Slavery and the Annexation of Texas（New York，1972），152—166; Holman Hamilton，“Texas Bonds and Northern Profits: A Study in Compromise，Investment，and Lobby Influenc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3（1957）: 579—594．When the bonds were paid off（1856—1857，at 0．75 on the dollar），60 percent went to northern holders．

(85) Silbey，Storm over Texas，111—112．

(86) Following paragraphs: John Devereux Diary，1833—1846，January 1 to March 23，1846，JSD．The 1845 Texas state constitution enabled homestead exemptions that protected slaves from debt seizure．Mark Nackman，“Anglo-American Migrants to the West: Men of Broken Fortunes? The Case of Texas，1821—1846，”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5（1974）: 441—455．Attempts to pursue debtors into Texas postannexation apparently failed．Endicott v. Penney，1850，325; Mc Intyre v. Whitfield，1849，322，all CATTERALL，vol．3．

(87) Harriet Jones，AS，S2，6．5（TX），2095; Frank Adams，AS，S2，2．1（TX），2—10; Sean Kelley，Los Brazos de Dios: A Plantation Society on the Texas Borderlands（Baton Rouge，LA，2010），99—102．

第9章

(1) Hannah Palfrey Ayer，A Legacy of New England: Letters of the Palfrey Family（Milton，MA，1950），1: 145．

(2) Frank Otto Gatell，John Gorham Palfrey and the New England Conscience（Cambridge，MA，1963），76—87; Frank Otto Gatell，“Doctor Palfrey Frees His Slaves，”New England Quarterly 34（1961）: 74—86．

(3) Baltimore Patriot，November 8，1824; Rev．Wm．Trotter，“Observations on State Debts，”North American Review 51（1840）: 316—337; J．G．Palfrey（JGP）to Wm．Palfrey，March 11，1836，PALF．

(4) Henry Palfrey to JGP，January 8，1838，September 3，1838，January 9，1839，December 4，1838，all in PALF; Gatell，“Doctor Palfrey，”75—76．

(5) Kinley J．Brauer，Cotton Versus Conscience: Massachusetts Whig Politics and Southwestern Expansion，1843—1848（Lexington，KY，1967）; Thomas O'Connor，Lords of the Loom: The Cotton Whigs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New York，1968）．

(6) Gatell，“Doctor Palfrey，”80; Washington Daily Intelligencer，March 3，1842; Melvin Urofsky and Paul Finkelman，March of Liberty: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2002），1: 352—353; Brauer，Cotton Versus Conscience; Gatell，John Gorham Palfrey，111—114; H．W．Palfrey to JGP，March 12，1844，PALF．

(7) Preceding paragraphs: Ayer，Legacy，1: 145—146; Gathell，“Doctor Palfrey”; Stephen Kantrowitz，More Than Freedom: Fighting for Black Citizenship in a White Republic，1829—1889（New York，2013）; Cf．J．Brent Morris，“‘We Are Verily Guilty Concerning Our Brother’: The Abolitionist Transformation of Planter William Henry Brisbane，”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Ⅲ（2010）: 118—150; Sydney J．Nathans，To Free a Family: The Journey of Mary Walker（Cambridge，MA，2012）．

(8) Boyd Hilton，A Mad，Bad，and Dangerous People? England，1783—1846（Oxford，2006）; Joel Mokyr，The Enlightened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1700—1850（New Haven，CT，2009）．

(9) John G．Palfrey，Papers on the Slave Power: First Published in the Boston Whig in J uly，August，and September，1846（Boston，1846），31—35．

(10) Thomas Weiss，“U．S．Labor Force Estimates and Economic Growth，1800—1860，”in Robert Gallman and John J．Wallis，eds.，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d Standards of Living Before the Civil War（Chicago，1992）．

(11) MCLANE，2: 225．

(12) Robert Dalzell，Enterprising Elite: The Boston Associate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Cambridge，MA，1987）; MCLANE 2: 342—343;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1971）; C．Knick Harley，“Cotton Textile Price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1（1998）: 49—83．In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Hypothe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American Case，1820—1860，”NBER Working Paper no．722，July 1981，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ww.nber.org/papers/w0722，Claudia Goldin and Kenneth Sokoloff find that in industries dependent on southwestern cotton fields，female labor was highly profitable．

(13) Mark Bils，“Tariff Protect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Early U．S．Cotton Textile Industry，”JER 44（1984）: 1033—1045; MCLANE，1: 1015; David R．Meyer，Roots of American Industrialization（Baltimore，2003），240．

(14) Meyer，Roots of Industrialization，3; MCLANE，1: 70; Cf．Charles Sellers，The Market Revolution: Jacksonian America，1815—1846（New York，1991）; John L．Larson，The Market Revolution in America: Liberty，Ambition，and the Eclip se of the Common Good（Cambridge，UK，2010）; Harry L．Watson，“‘The Common Rights of Mankind’: Subsistence，Shad，and Commerce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South，”JAH 83（1996）: 13—43．

(15) Douglas A．Irwin and Peter Temin，“The Antebellum Tariff on Textiles Revisited，”JER 61（2001）: 777—798; Israel Andrews，Communication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Notices of the Internal Im provements in Each State，of the Gulf of Mexico and Straits of Florida，and a Paper on the Cotton Crop of the United States，US Congress，Senate，32nd Cong.，1st sess.，Doc．112（Serial 622—623），818—821．By 1845，Massachusetts mills consumed 7 percent of the US crop．

(16) 1847 Diary，vol．2，William Minor Papers，LLMVC; Thos．Byrne to R．G．Hazard，July 8，1839; Joel Small to J．P．Hazard，May 17，1841; J．P．Hazard to Isaac Hazard，November 30，1841，December 13，1841，Hazard and Co.，all LLMVC．

(17) MCLANE，1: 950，2: 470—577．

(18) Janet Siskind，Rum and Axes: The Rise of a Connecticut Merchant Family，1795—1850（Ithaca，NY，2002），92—117．

(19) Araby Jnl.，88，Haller Nutt Papers，Duke; Henry Kauffman，American Axes: A Survey of Their Development and Makers（Brattleboro，VT，1972），33—34; Anderson Ralph to J．D．Hawkins，July 18，1847，Hawkins Papers，SHC; Magnolia Jnl.，1851—1852，Fol．444，RCB; Laurel Jnl.，1850—1851，Fol．445，RCB; Plantation Jnl.，1849—1866，McCollam Papers，SHC．

(20) Meyer，Roots of Industrialization，268—270; MCLAN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Dec.3，1845，29th Cong.，1st sess．

(21) Meyer，Roots of Industrialization，3; Robert Gallman，“Commodity Output，1839—1899，”in 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1960），24: 43，Table AG1/A．

(22) J．D．B．DeBow，Industrial Resources，etc .，of the Southern and Western States …（New Orleans，1852），3: 277，287; David R．Meyer，Networked Machinists: High-Technolog y Industries in Antebellum America（Baltimore，2006）．

(23) Palfrey，Papers on the Slave Power，8—9; Nathan Appleton et al.，Correspondence Between Nathan Appleton and John G. Palfrey（Boston，1846）; Leonard Richards，The Slave Power: The Free North and Southern Domination（Baton Rouge，LA，2000）．

(24) Joshua Leavitt，The Financial Power of Slavery（New York，1841）．

(25) Reinhard O．Johnson，The Liberty Party，1840—1848: Antislavery Third-Party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Baton Rouge，LA，2009）; Eric Foner，Free Soil，Free Labor，Free Men: 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New York，1970）; Jonathan H．Earle，Jacksonian Antislavery and the Politics of Free Soil，1824—1854（Chapel Hill，NC，2004）; Betty Fladeland，James Gillespie Birney: Slaveholder to Abolitionist（Ithaca，NY，1955）．

(26) Sean Wilentz，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New York，2005），596．

(27) National Era，February 4，1847，June 24，1847．

(28) Robert Merry，A Country of Vast Designs: James K. Polk，the Mexican War，and the Conquest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New York，2009）; Paul Foos，A Short，Offhand，Killing Affair: Soldiers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the Mexican-American War（Chapel Hill，NC，2002）．

(29) William Lee Miller，Arguing About Slavery: The Great Battle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New York，1996），27—42 and passim; Richmond Enquirer，January 23，1836．The first recorded use of this doctrine with slavery is by James Gholson，who argued to the 1832 Virginia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that state legislative emancipation would violate the Fifth Amendment's restriction of confisc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See Register of Debates，24th Cong.，4025—4026; Arthur Bestor，“State Sovereignty and Slavery: A Reinterpretation of Proslavery Constitutional Doctrine，1846—1860，”Journal of the Illinois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54（1961）: 117—180，esp．172n113．

(30) Washington National Intelligencer，February 7，1844; Cf．numerous instances of such reasoning recorded in James L．Huston，Calculating the Value of Union: Slavery，Property Rights，and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Chapel Hill，NC，2003），49—57．

(31) Washington National Intelligencer，February 17，1844; Donald Fehrenbacher，The Slaveholding Republic: An Account of the U. S. Government's Relations with Slavery（New York，2001），220—221．Story tried to limit the scope of his decision to fugitive slave cases，but he concurred that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of enslavers was a bargain without which “the Union could never have been formed．”For a pro-Lochner take on the later use of substantive due process，see David E．Bernstein，Rehabilitating Lochner: Defending Individual Rights Against Progressive Reform（Chicago，2011）; for a critical view，see Cass Sunstein，“Lochner's Legacy，”Columbia Law Review 87（1987）: 873—919．

(32) Wilentz，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533—539．

(33) Thomas Hart Benton，Thirty Years’ View，Or，A History of the Working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for Thirty Years，from 1820 to 1850（New York，1854—1856），2: 695—696．

(34) CG，February 19，1847，453—455．

(35) New Bedford Mercury，October 1，1847; Gloucester Telegraph，October 28，1846; CG，January 4，1848; Reginald Horsman，“Scientific Racism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American Quarterly 27（1975）: 152—168．

(36) Joseph G．Rayback，Free Soil: The Election of 1848（Lexington，KY，1971）; Wilentz，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608—610．

(37) Joel Silbey，Party over Section: The Rough and Ready Election of 1848（Lawrence，KS，2009）．

(38) David Potter，The I m pending Crisis，1848—1861（New York，1976），83—85; “Address．．.，”JCC，26: 239—241．

(39) “Remarks…Southern Caucus，”January 15，1849，JCC，26: 216—217．

(40) J．Mills Thornton，Politics and Power in a Slave Society: Alabama，1800—1860（Baton Rouge，LA，1978），206—207: Montgomery Advertiser，November 21，1849，February 12，1851; Collin S．Tarpley to John C．Calhoun，May 9，1849，JCC，26: 395—396; Calhoun to Tarpley，July 9，1849，JCC，26: 497—498; William W．Freehling，The Road to Disunion（New York，1990），1: 479—486; Thelma Jennings，The Nashville Convention: Southern Movement for Unity，1848—1851（Memphis，TN，1980），3—40．

(41) CG，January 8，1849，188; Ralph Keller，“Extraterritoriality and the Fugitive Slave Debate，”Illinois Historical Journal 78（1985）: 113—128; Bestor，“State Sovereignty”; Fehrenbacher，Slaveholding Republic，226—227．

(42) Jackson Mississippian，November 30，1849，October 5，1849，in Freehling，Road to Disunion，1: 480—481．

(43) New Hamp shire Patriot，January 18，1850; Jennings，Nashville Convention，13—42; Holman Hamilton，“The ‘Cave of the Winds’ and the Compromise of 1850，” J S H 23（1957）: 331—353．

(44) Wilentz，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637—645; Potter，Impending Crisis．

(45) CG，Senate，31st Cong.，1st sess.，March 11，1850，269．

(46) Holman Hamilton，“Texas Bonds and Northern Profits: A Study in Compromise，Investment，and Lobby Influence，”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3（1957）: 579—594．

(47) Potter，Impending Crisis，114．

(48) Holman Hamilton，Prologue to Conflict: The Crisis and Com promise of 1850（Lexington，KY，1964），166; CG，December 2，1850，5; Potter，Impending Crisis，125—128; Christopher J．Olsen，Political Culture and Secession in Mississippi: Masculinity，Honor，and the Antiparty Tradition，1830—1860（New York，2000）．

(49) Robert R．Russel，“What Was the Compromise of 1850?”J S H 22（1956）: 292—309．

第10章

(1) Robert Farrar Capon，The Parables of Grace（Grand Rapids，MI，1988），19—30．

(2) Charles L．Perdue Jr.，Thomas E．Barden，and Robert K．Phillips，eds.，Weevils in the Wheat: Interviews with Virginia Ex-Slaves（Charlottesville，VA，1976），270—273．

(3) S．Wilkes to D．＆ H.，July 11，1855，R．H．Dickinson Papers，Chicago Historical Society; Sharon Ann Murphy，Investing in Life: Insurance in Antebellum America（Baltimore，2010）; Jonathan Levy，Freaks of Fortune: The Emerging World of Capitalism and Risk in America（Cambridge，MA，2012）; W．A．Britton Record Book，LLMVC; NOP，January 26，1854; Calvin Schermerhorn，Money over Mastery: Family over Freedom: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Up per South（Baltimore，2011）．

(4) Lulu Wilson，AS，5．4（TX），192．

(5) Frederick Law Olmsted，The Cotton Kingdom: A Traveler's Observations on Cotton and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lave States（New York，1861）; Jonathan D．Wells，The Origins of the Southern Middle Class，1800—1861（Chapel Hill，NC，2004）．Later，Olmsted became America's most famous landscape architect; he was the creator of Manhattan's Central Park，among other famous places．

(6) Louis Hughes，Thirty Years a Slave: The Institution of Slavery as Seen on the Plantation and in the Home of a Planter（Milwaukee，WI，1897），78．

(7) Olmsted，Cotton Kingdom，216—217，229—230．

(8) “Address Before the Wisconsin State Agricultural Society，”September 30，1859，LINCOLN，3: 471—482．

(9) Olmsted，Cotton Kingdom，278; Robert McCardell，The Idea of a Southern Nation: Southern Nationalists and Southern Nationalism，1830—1860（New York，1979），122—123; L．Diane Barnes，Brian Schoen，and Frank Towers，eds.，The Old South's Modern Worlds: Slavery，Region，and Nation in the Age of Progress（New York，2011）．

(10) “J．C．N.，”“Future of South，”DeBow's Review 2，no．2（1851）: 132—146，142;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US Census Bureau，1860 Census，vol．4，295; J．D．B．DeBow，Statistical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Being a Compendium of the Seventh Census（Washington，DC，1854），190—191．

(11) James L．Huston，Calculating the Value of Union: Slavery，Property Rights，and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Chapel Hill，NC，2003），26，30，32n10; Robert William Fogel，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New York，1989），85—86; Richard Easterlin，“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in Per Capita Income，Population，and Total Income，1840—1950，”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rinceton，NJ，1960）．

(12) “Southern Manufactures，”DeBow's Review，June 1855，777—791; “Autaugaville Factory，Alabama，”DeBow's Review，May 1851，560; Fogel，Without Consent，106—108; Fred Bateman and Thomas Weiss，A Deplorable Scarcity: The Failure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Slave Economy（Chapel Hill，NC，1981）．

(13) Aaron Marrs，Railroads in the Old South: Pursuing Progress in a Slave Society（Baltimore，2009），5; William G．Thomas，The Iron Way: Railroads，the Civil War，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New Haven，CT，2011）; Charles C．Bolton，Poor Whites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Tenants and Laborers in Central North Carolina and Northeast Mississippi（Durham，NC，1994）; J．Mills Thornton，Politics and Power in a Slave Society: Alabama，1800—1860（Baton Rouge，LA，1978）; Lacy K．Ford，Origins of Southern Radicalism: The South Carolina Upcountry，1800—1860（New York，1988）; “A Vagabond's Tale: Poor Whites，Herrenvolk Democracy，and the Value of Whiteness in the Late Antebellum South，”J S H 79（2013）: 799—840．

(14) Robert E．Gallman，“The United States Capital Stoc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Stanley L．Engerman and Robert E．Gallman，eds.，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Chicago，1986），165—214; Richard H．Kilbourne，Debt，Investment，and Slaves: Credit Relations in East Feliciana Parish，1825—1885（Tuscaloosa，AL，1995），26—68．Kilbourne shows how factors became middlemen for credit relationships collateralized by enslaved bodies．

(15) Ralph Hidy，The House of Baring in American Trade and Finance: English Merchant Bankers at Work，1763—1861（Cambridge，MA，1949），355—450; John Killick，“The Cotton Operations of Alexander Brown and Sons in the Deep South，1820—1860，”J S H 43（1977）; Harold D．Woodman，King Cotton and His Retainers: Financing and Marketing the Cotton Crop of the United States，1800—1925（Lexington，KY，1968），39; Ballard Account with Nalle，Cox，1852，Fol．387，RCB; Pope ＆ Devlin to W．M．Otey，July 4，1852，Wyche-Otey Papers，SHC．

(16) Bonnie Martin，“Slavery's Invisible Engine: Mortgaging Human Property，” J S H 76（2010）: 817—856．

(17) Oscar Zanetti and Alejandro García，et al.，Sugar and Railroads: A Cuban History，1837—1959（Chapel Hill，NC，1998）; Dale W．Tomich，Through the Prism of Slavery: Labor，Capital，and World Economy（Lanham，MD，2004），75—95; Michael Zeuske and Orlando García Martínez，“La Amistad de Cuba，Ramón Ferrer，Contrabando do Esclavos，Captividad y Modernidad Atlantíca，”Caribbean Studies 37，no．1（2009）: 119—187．

(18) Jose Piqueras，ed.，2009 Trabajo Libree Coactivo en Sociedades de Plantación（Madrid，2009）; Tomich，Prism of Slavery，81—83．

(19) Amy Greenberg，Manifest Manhood and the Antebellum American Empire（Cambridge，UK，2005），225—230; Robert E．May，“Lobbyists for Commercial Empire: Jane Cazneau，William Cazneau，and U．S．Caribbean History，”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8，no．3（1979）: 383—412; Gregg Lightfoot，“Manifesting Destiny”（PhD diss.，Cornell University，2014）; Robert E．May，“Young American Males and Filibustering in the Age of Manifest Destiny: The United States Army as a Cultural Mirror，”JAH 78（1991）: 857—886; A．D．Mann to L．Keitt，August 24，1855，Keitt Papers，Duke; Robert E．May，The Southern Dream of a Caribbean Empire，1854—1861（Baton Rouge，LA，1973），31—38; Clarksville（TN）Jeffersonian，January 29，1853，September 28，1853; Howard Jones，Mutiny on the Amistad: The Saga of a Slave Revolt and Its I m pact on American Abolition，Law，and Diplomacy（New York，1987）．

(20) Democratic Review，September 1，1849，203; Louis A．Perez Jr.，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ies of Singular Intimacy（Athens，GA，1990）; Olmsted，Cotton Kingdom，331—333; New Orleans Delta，May 31，1856; Charles Henry Brown，Agents of Manifest Destiny: The Lives and Times of the Filibusters（Chapel Hill，NC，1980），41．

(21) Yonathan Eyal，The Young America Move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1828—1861（New York，2007），159—162; Daniel Rood，“Plantation Technocrats: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the Slaveholding Atlantic World，1830—1865”（PhD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2010）; Robert E．May，“Reconsidering Antebellum U．S．Women's History: Gender，Filibustering，and America's Quest for Empire，”American Quarterly 57（2005）: 1155—1188; Philip S．Foner，Business and Slavery: The New York Merchants and the Irrepressible Conflict（Chapel Hill，NC，1941）; Irving Katz，August Belmont: A Political Biography（New York，1968）; Barbara Weiss，The H ell of the English: Bankruptcy and the 19th-Century Novel（Lewisburg，PA，1986），160．

(22) Democratic Review，January 1850，September 1849，203; Robert E．May，John Quitman: Old South Crusader（Baton Rouge，LA，1985）; Christopher J．Olsen，Political Culture and Secession in Mississippi: Masculinity，Honor，and the Antiparty Tradition，1830—1860（New York，2000）; S．Boyd to RB，April 10，1850，April 14，1850，Fol．150，and April 24，1850，Fol．151，RCB．

(23) Brown，Agents of Manifest Destiny，53—54; J．S．Thrasher to D．M．Barringer，July 26，1852，D．M．Barringer Papers，SHC; Washington National Intelligencer，March 5，1853．

(24) Arkansas Gazette，December 16，1853; Cleveland Plain Dealer，October 26，1853; Alexandria Gazette，November 4，1853; J．F．H．Claiborne，ed.，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John A. Quitman（New York，1860），2: 206—208．

(25) C．M．Rutherford to RB，February 19，1853，Fol．187，RCB; May 18，1860，Hector Davis Acct．Book，Chicago Historical Society; Bolton Dickens Acct．Book，NYHS; Philip Thomas to Wm．Finney，December 24，1858，January 12，1859，November 8，1859，William Finney Papers，Duke; D．M．Pulliam to L．Scruggs，July 27，1857，D．M．Pulliam Letters，Duke; Schermerhorn，Money over Mastery，178—180; Michael Tadman，Speculators and Slaves: Masters，Traders，and Slaves in the Old South（Madison，WI，1989），77—79，appx．2; Laurence J．Kotlikoff，“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of the New Orleans Slave Market，”in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Engerman，eds.，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echnical Papers（New York，1992）; Maurie McInnis，Slaves Waiting for Sale: Abolitionist Art and the American Slave Trade（Chicago，2011）．

(26) Rects．Sales，1852，Fol．384; Memo of Sales，1855，Fol．397，RCB．

(27) Joseph K．Menn，The Large Slaveholders of Louisiana，1860（New Orleans，1964）; Wendell Stephenson，Isaac Franklin: Slave Trader and Planter of the Old South; With Plantation Records（University，LA，1938）; William K．Scarborough，Masters of the Big House: Elite Slaveholders of the Mid-Nineteenth-Century South（Baton Rouge，LA，2003），124—135．

(28) James Cobb，The Most Southern Place of Earth: The Mississippi Delta and the Roots of Regional Identity（New York，1992），3—5，30．

(29) George Young，AS，6．1（AL），432; Scarborough，Masters of the Big House，124—135; Jack Ericson Eblen，“New Estimates of the Vital R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Black Popul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Demography 11（1974）: 301—319．

(30) Folders 183—196，December 1852—August 1853，RCB．

(31) S．G．Ward to E．Malone，May 24，1850，Ellis Malone Papers，Duke; Wm．Williams to G．W．Allen，September 12，1850，G．W．Allen Papers，SHC; J．Ewell to Alice Ewell，February 5，1861，John Ewell Papers，Duke．

(32) Statement of G．S．Bumpass，Bolton，Dickens，＆ Co.，Acct．Book，NYHS; Sarah Benjamin，AS，S2，2．1（TX），256—257; Sarah Wells，AS，11．1（AR），89; Sarah Ashley，AS，16．1（TX），34—35．

(33) “List of Slaves Oct．1845，”vol．124; Fols．932—937，passim; Benjamin Barber to Paul C．Cameron（PC），August 1，1853，Fol．1103; John Beard to PC，February 14，1853; J．W．Bryant to PC，February 2，1853，Fol．1126; John Webster to PC，November 24，1856，Fol．1163，and December 24，1856，Fol．1164，all in PCC．

(34) S．Tate to PC，December 26，1856; Jas．Williamson to PC，December 26，1856，Fol．1164，and January 2，1856; S．Tate to PC，January 16，1857，Fol．1165，all in PCC．

(35) W．T．Lamb to PC，September 16，1860，Fol．1210，and December 4，18，24，1859，Fol．1201; A．Wright to PC，November 6，1858，Fol．1188，all in PCC．

(36) D．F．Caldwell to PC，Fol．1136，PCC．

(37) Fol．33，A．H．Arrington Papers，SHC; L．C．Gray and Esther K．Thompson，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o 1860（Washington，DC，1933），1: 530．

(38) Lee Soltow，Men and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1850—1870（New Haven，CT，1975），57，142; Gavin Wrigh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House-holds，Markets，and Weal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1978），30—36; James Oakes，The Ruling Race: A History of American Slaveowners（New York，1982）．

(39) Manisha Sinha，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lavery: Politics and Ideolog y in Antebellum South Carolina（Chapel Hill，NC，2000）; Ronald Takaki，A Proslavery Crusade: The Agitation to Reope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New York，1971）．

(40) “Isthmus，”DeBow's Review，July 1852，43—52; Jere Robinson，“The South and the Pacific Railroad，1845—1855，”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5（1974）: 163—186; Stacey L．Smith，“Remaking Slavery in a Free State: Masters and Slaves in Gold Rush California，”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80（2011）: 28—63; Susan Lee Johnson，Roaring Cam p: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New York，2000）; John C．Parish，“A Project for a California Slave Colony in 1851，”Huntington Library Bulletin，no．8（1935）: 171—175; Leonard L．Richards，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New York，2007）．

(41) Brown，Agents of Manifest Destiny，174—218．

(42) David Potter，The I m pending Crisis，1848—1861（New York，1976），146—156; William Cronon，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New York，1991）．

(43) J．A．Reinhart to Jn．Dalton，January 20，1851，Placebo Houston Papers，Duke; William W．Freehling，The Road to Disunion（New York，1990），1: 540．

(44) Case 55，April 1845 term，Office of Circuit Court Clerk—St．Louis，Missouri State Archives—St．Louis，http://stlcourtrecords.wustl.edu，an excellent resource，initiated by Lea VanderVelde，accessed June 24，2011．

(45) Don E．Fehrenbacher，The Dred Scott Case: Its Significance in American Law and Politics（New York，1978）; Lea VanderVelde，Mrs. Dred Scott: A Life on Slavery's Frontier（New York，2009）．

(46) Freehling，Road to Disunion，1: 547—549; Thomas G．Balcerski，“The F Street Mess Reconsidered: A Homosocial History of the Kansas-Nebraska Act，”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all 2010 Americanist Colloquium，Cornell University．

(47) Robert W．Johannsen，Stephen A. Douglas（New York，1973）; CG，28: 1，33rd Cong．1st sess.，115，January 4，1854; Susan Bullit Dixon，The True History of the Missouri Com promise and Its Repeal（Cincinnati，1899），442—445; Potter，Impending Crisis，160．

(48) Michael F．Holt，Franklin Pierce（New York，2010），77—80，53; Dixon，True History，457—460．

(49) Douglas to N．Edwards，April 13，1854，in Robert W．Johannsen，ed.，The Letters of Stephen A. Douglas（Urbana，IL，1961），322—323; Johannsen，Stephen A. Douglas，420．

(50) “Appeal of the Independent Democrats，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Shall Slavery Be Permitted in Nebraska?”（Washington，DC，1854）; Sean Wilentz，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New York，2005），673—674．

(51) CG，March 3，1854，532; Roy F．Nichols，“The Kansas-Nebraska Act: A Century of Historiography，”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3，no．2（1956）: 187—212; Alan Nevins，Ordeal of the Union（New York，1947），2: 129—130．

(52) Thomas O'Connor，Lords of the Loom: The Cotton Whigs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New York，1968），98; Foner，Business and Slavery，91—100．

(53) Potter，Impending Crisis，175．

(54) CG[appendix]，March 30，1854（L．Keitt），464—467; February 23，1854（Robert Toombs），347—349; April 24，1854（Peter Phillips），532—534; May 10，1854（James Dowdell），705—706; April 27，1854（Wm．Smith），553．

(55) Washington National Intelligencer，June 7，1854; Nashville Union，June 7，1854，September 20，1854; Jonathan Atkins，Party，Politics，and Sectional Conflict in Tennessee，1832—1861（Knoxville，TN，1997），193; Tallahassee Floridian，January 28，1854; Alexandria Gazette，April 15，1854．

(56) Trenton Gazette，October 5，1854; New York Weekly Herald，December 16，1854; Tallahassee Floridian and Sentinel，November 18，1854; Brown，Agents of Manifest Destiny，267—457; Freehling，Road to Disunion，2: 166; NOP，December 13，1854．

(57) New York Tribune，September 25，1854; Nicole Etcheson，Bleeding Kansas: Contested Liberty in the Civil War Era（Lawrence，KS，2004），67．

(58) Etcheson，Bleeding Kansas，97; New Hamp shire Sentinel，December 28，1855; Eufaula（AL）Spirit of the South，in Charleston Mercury，January 25，1856．

(59) Augusta Constitutionalist repr.，Charleston Mercury，May 28，1855; New York Weekly Herald，May 24，1856．

(60) Repr．St.Albans[VT]Herald，September 20，1855; Etcheson，Bleeding Kansas，109，113—138．

(61) Potter，Impending Crisis，248—265．

(62) Joel Silbey，The Partisan Imperative: The Dynamics of American Political Life Before the Civil War（New York，1985）; Richmond Enquirer，October 20，1856; Freehling，Road to Disunion，2: 104．

(63) Austin Allen，Origins of the Dred Scott Case: Jacksonian Jurisprudence and the Supreme Court，1837—1857（Athens，GA，2006），146—147; VanderVelde，Mrs. Dred Scott，288—289; Kenneth Stampp，1857: A Nation on the Brink（New York，1990），149—170．

(64) Fehrenbacher，Dred Scott，50—61．

(65) Allen，Origins of the Dred Scott Case，179．

(66) New York Tribune，March 7，9—12，16—17，19—21，25，1857，April 11，1857; Fehrenbacher，Dred Scott，403—414．

(67) Fehrenbacher，Dred Scott，is the most obvious critique and collates the opinions of various historians．

(68) Washington Union，March 6，11，12，1857; New York Journal of Commerce，March 11，1857; New York Herald，March 8，1857; NOP，March 20，1857; Fehrenbacher，Dred Scott，418—419．

(69) Speech at Springfield，Illinois，June 26，1857，LINCOLN 2: 404．

(70) “Lecompton Constitution，”Daniel Wilder，Annals of Kansas（Topeka，1875），183; Stampp，1857，171，271．

(71) Charles Calomiris and Larry Schweikart，“The Panic of 1857: Origins，Trans-mission，and Containment，”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4，no．4（1991）: 807—834; Mississippi Free Trader，November 6，1857; James L．Huston，The Panic of 1857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Baton Rouge，LA，1987），63（Cf．60）; Foner，Business and Slavery，139—147．

(72) “Speech at Hartford，Conn.，Mar．5，1860，”LINCOLN，4: 5—6．

(73) “House Divided Speech，”June 18，1858，LINCOLN，2: 461; August 21，1858，LINCOLN，3: 27．

(74) For examples of selective reading of Lincoln to “prove”his racism，see George Frederickson，Big Enough to Be Inconsistent: Abraham Lincoln Confronts Slavery and Race（Cambridge，MA，2008）; Lerone Bennett，Forced into Glory: Abraham Lincoln's White Dream（Chicago，2000）．

(75) LINCOLN，2: 461; Freehling，Road to Disunion，2: 130—135; Robert Remini，The House: The History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New York，2006），155; Alexandria Gazette，April 4，1858．

(76) Douglas to J．McClernand，February 21，1858，in Johannsen，Douglas Letters，417．

(77) Harriet Newby to Dangerfield Newby，August 16，1859，in Governor's Message and Reports，116—117，Library of Virginia，Richmond，www.lva.virginia.gov/public/trailblazers/res/Harriet_Newby_Letters.pdf，accessed March 7，2014．

(78) Four escaped，and three others fled the Maryland farm hideout where they had stayed as a rear guard．Two of these seven were captured and hanged．Four of the surviving five fought for the Union，of whom two were killed．

(79) Charleston Mercury，January 4，1860: Freehling，Road to Disunion，2: 214; Barre Gazette，December 23，1859; Farmers’ Cabinet，January 11，1860; Ollinger Crenshaw，“The Psych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Election of 1860，”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19（1942）: c．260; Peter Wallenstein，“Incendiaries All…etc.，”in Paul Fin-kelman，ed.，His Soul Goes Marching On: Responses to John Brown and the Harpers Ferry Raid（Charlottesville，VA，1995）．

(80) Henry David Thoreau，“A Plea for Captain John Brown，” 1859，www.gutenberg.org/files/2567/2567-h/2567-h.htm，accessed October 26，2013．

(81) Potter，Impending Crisis，PIC，403; Nevins，Ordeal of the Union，2: 179; Baltimore Sun，April 17，1860; Ph．Thomas to Finney，January 24，1859，W．Finney Papers，Duke; Freehling，Road to Disunion，2: 220—221，246—287．

(82) Montgomery Confederation，April 26，1860; Robert B．Rhett to William P．Miles，January 29，1860，Miles Papers，SHC; Thornton，Politics and Power，381—391．

(83) Wisconsin Daily Patriot，May 9，1860; Cleveland Plain Dealer，May 9，1860．

(84) William Hesseltine，Three Against Lincoln: Murat Halstead Reports the Caucuses of 1860（Baton Rouge，LA，1960），230; Freehling，Road to Disunion，2: 318; Annapolis Gazette，June 21，1860．

(85) David Donald，Lincoln（New York，1995）; Douglas Wilson，Honor's Voi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braham Lincoln（New York，1998）; Harry V．Jaffa，Crisis of the House Divide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Issues in the Lincoln-Douglas Debates（Garden City，NJ，1959）; Harry V．Jaffa，A New Birth of Freedom: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Lanham，MD，2000）; and especially William Lee Miller，Lincoln's Virtues: An Ethical Biography（New York，2002）．

(86) Jon Grinspan，“‘Young Men for War’: The Wide Awakes and Lincoln's 1860 Presidential Campaign，”JAH 96（2009）: 357—378; Potter，Impending Crisis，432—447．

(87) Sinha，Counterrevolution，219—220．

(88) Ralph Wooster，“An Analysis of the Membership of Secession Conventions in the Lower South，”J S H 24，no．3（1958）: 360—368; Stephanie McCurry，Confederate Reckoning: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Civil War South（Cambridge，MA，2010）; Wilentz，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768—773，944n3; Stephen Channing，Crisis of Fear: Secession in South Carolina（New York，1970）; William L．Barney，The Secessionist I m pulse: Alabama and Mississippi in 1860（Princeton，NJ，1974）; Michael P．Johnson，Toward a Patriarchal Republic: The Secession of Georgia（Baton Rouge，LA，1977）; Edward E．Baptist，Creating an Old South: Middle Florida's Plantation Frontier Before the Civil War（Chapel Hill，NC，2002）; Douglas R．Egerton，Year of Meteors: Stephen Douglas，Abraham Lincoln，and the Election That Brought the Civil War（New York，2010）; Shearer Davis Bowman，At the Precipice: Americans North and South During the Secession Crisis（Chapel Hill，NC，2010）．

(89) John Forsyth to Stephen Douglas，December 28，1860，in Johannsen，Stephen A. Douglas，246．Charles B．Dew，in Apostles of Disunion: Southern Secession Commissioners and the Causes of the Civil War（Charlottesville，VA，2001），explains the “states' rights”revisionists' argument and then demolishes it by demonstrating that the conventions' message was that by electing Lincoln，“revolutionary”Repub-licans had signaled that they planned to destroy slavery and white supremacy．See also David Blight，Race and Reunion: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n Memory（Cambridge，MA，2003），for the roots of reinterpretation of secession's causes．

(90) Dew，Apostles of Disunion，56—58，85．“Equality，”etc.，is from address of William Harris，Commissioner from Mississippi，to Georgia General Assembly，December 17，1860．

(91) Daniel W．Crofts，Reluctant Confederates: Up per South Unionists in the Secession Crisis（Chapel Hill，NC，1989）; Potter，Impending Crisis，508—510．

(92) Potter，Impending Crisis，528—533．

(93) Potter，Lincoln and His Party in the Secession Crisis（New Haven，CT，1942）．

(94) Lincoln to James T．Hale，January 11，1861，LINCOLN 4: 172．

(95) Thoreau，“Plea for Captain Brown．”One Confederate soldier would be killed after the fort surrendered，while setting off celebratory cannon salutes．

第11章

(1) Delia Garlic，AS，6．1，（AL），129．

(2) Sven Beckert，“‘Emancipation and Empire’: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wide Web of Cotton Production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AHR 109（2004）: 1405—1438; Gabriel Baer，“Slavery in Nineteenth-Century Egypt，”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8，no．3（1967）: 426．

(3) Vermont Investors to Sec’y of the Treasury，February 3，1862，Freedo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mancipation，1861—1867（Freedom and Southern History Project，University of Maryland，1985—2013），ser．1，vol．3，124—151; E．S．Philbrick to a Mas-sachusetts Businessman，April 12，1862，FSSP，ser．1，vol．3，182—187; HQ 2 Brigade SC Expeditionary Corps to Supt．Contrabands at Beaufort，SC，April 4，1862，FSSP，1/3，180—181．

(4) E．S．Philbrick to MA businessman，April 12，1862，FSSP，ser．1，vol．3，182—187; R．Saxton，Military Govr.，Gnl．Order ＃ 12，December 20，1862，FSSP，1/3，222—224; E．S．Philbrick to Direct-tax Commissioner for SC，January 14，1864，FSSP，1/3，278—279．

(5) James Oakes，Freedom National: The Destruction of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1861—1865（New York，2013），emphasizes the Republican Party's commitment to a national ideal of emancipation．

(6) Frederick Douglass，“Should the Negro Enlist in the U．S．Army，” speech delivered July 6，1863．

(7) Dep．of Felo Battee，May 29，1865，in Thomas Hamilton，＃255536，and Andre Dupree，＃ 492774，both Record Group 15，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DC．

(8) Abram Blue，＃ 131．901，＃ 946．653，Record Group 15，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DC; Cf．Nancy Bercaw，Gendered Freedoms: Race，Rights，and the Politics of Household in the Delta，1861—1875（Gainesville，FL，2003）．

(9) This，plus a long slow decline in agricultural commodity prices after 1870，helped to ensure that for many people，sharecropping became a kind of debt peonage that eventually trapped three consecutive generations of African Americans in the cotton country in extraordinary poverty．See Gavin Wright，Old South，New South: Revolutions in the Southern Economy After the Civil War（New York，1986）．

(10) Laura Free，Gendering the Constitution: Manhood，Race，Woman Suffrage，and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Philadelphia，2014）．

(11) Harry Bates，Cotton: History，Species，Varieties，Morpholog y，Breeding，Culture，Diseases，Marketing，and Uses（New York，1927），151—152，323; Warren C．Whatley，“Southern Agrarian Labor Contracts as Impediments to Cotton Mechan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7，no．1（1987）: 45—70; William L．Shea and Edwin Pelz，“A German Prisoner of War in the South: The Memoir of Edwin Pelz，”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44，no．1（1985）: 42—55，esp．52—53; Steven Hahn，A Nation Under Our Feet: Black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Rural South from Slavery to the Great Migration（Cambridge，MA，2003），424—425; David Blight，Race and Reunion: The Civil War and American Memory（Cambridge，MA，2003）．

(12) It would be impossible to list all of the great works on the post—Civil War history of the South，but these two paragraphs build above all on traditions of scholarship that include the following: W．E．B．DuBois，The Souls of Black Folk（Chicago，1903）; W．E．B．DuBois，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An Essay Toward the Part Which Black Folks Played in the Attempt to Reconstruct Democracy in America，1860—1880（New York，1935）; C．Vann Woodward，Origins of the New South，1877—1913（Baton Rouge，LA，1951）; Eric Foner，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1863—1877（New York，1988）; Edward L．Ayers，The Promise of the New South: Life After Reconstruction（New York，1992）; Glenda Gilmore，Gender and Jim Crow: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White Supremacy in North Carolina，1896—1920（Chapel Hill，NC，1996）; David Cecelski and Timothy Tyson，eds.，Democracy Betrayed: The Wilmington Race Riot of 1898 and Its Legacy（Chapel Hill，NC，1998）; Laura F．Edwards，Gendered Strife and Confusi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Reconstruction（Urbana，IL，1998）; Gregory Downs，Declarations of Dependence: The Long Reconstruction of Popular Politics in the South，1861—1908（Chapel Hill，NC，2011）．

(13) Bill Cooke，“The Denial of Slavery in Management Studies，”Paper No．68，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Policy and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Manchester，http://ageconsearch.umn.edu/bitstream/30566/1/dp020068.pdf，accessed December 18，2013．

(14) Ira Katznelson，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New York，2013）．Among many excellent works on lynching，see Crystal Feimster，Southern Horrors: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Rape and Lynching（Cambridge，MA，2009）; Mari Nagasue Crabtree，“The Devil Is Watching You: Lynching and Southern Memory，1940—1970”（PhD diss.，Cornell University，2014）．

(15) Susie King，AS，2．4（AR），213; Charles L．Perdue Jr.，Thomas E．Barden，and Robert K．Phillips，eds.，Weevils in the Wheat: Interviews with Virginia ExSlaves（Charlottesville，VA，1976），esp．151—154．

后记

(1) “Blood Cotton，”The Economist，September 6，2014，www.economist.com/news/books/21615864-how-slaves-built-american-capitalism-blood-cotton accessed May 26，2015．

(2) This one contributed by Paul K．Adler，http://bit.ly/1FerkN2，accessed May 26，2015 I suspect that one epidemiological center of the anti-Economistoutbreak was the Twitter feed of Ta-Nehisi Coates，＠tanehisicoates．Another set of comments were linked together by the hashtag ＃ NotAllSlaveOwners，which referenced ＃ NotAllMen，an earlier hashtag ridiculing those which said well，actually…to women's personal testimony about the prevalence of sexual harassment and violence．

(3) ＠ oceanclub，http://bit.ly/1LGB7QB，also cited by Cory Doctorow，“The Economist Defends America's Enslavement of Africans，”September 6，2014，http://boingboing.net/2o14/o9/o6/economist-defend-merase.tm and also see Adam Weinstein，Let's Look at These Slavery-Inspired ＃ EconomistBookReviews，Shall We? at http://fortressamerica.gawker.comets at-these-slavery—inspired-economistbookrevie630770888（all accessed May 26，2015）．Godwin's Law is a postulate，first proposed by attorney Mike Godwin，which states that the longer any Internet debate goes on，the closer to I will be the probability of a participant comparing someone or something to Hitler or the Nazis．See' Godwin's Law，'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3rd ed．（2013），http://www.oed.com/view/Entry/340583（viewed August 27，2015）．

(4) Jack Mirkinson，“The Economist Admits Slavery Was 'Pretty Evil After All，” Huffington Post，Septembers，2014，http://ff.to/1F7dmie; Jamelle Bouie，“A Few Helpful Rules for Reviewing Books About Slavery，”Slate，Septembers，2014，http://slate.me/IAolQJe．See also Greg Grandin，“The Economist Has a Slavery Problem，” The Nation，September 9，2014，ht:// //Bq4v/mv（all accessed May 26，2015）．

(5) The Economist，September 6，2014，http://con.s/1xg0692，accessed May 26，2015．

(6) See the verdict levied against American historians，especially those of the early Republic and nineteenth century，by Seth Rockman，“The Unfree Origins of American Capitalism，”in The Economy of Early America: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New Directions，Cathy Matson，ed．（University Park，P，2006），335—361．As for those who construct themselves as Southern historians，see，most famously，Eugene Genovese and Elizabeth Fox-Genovese，who offered the formulation that Southern planters were “in but not of”Western capitalism，for even if they sold commodities to the world market on a massive scale，their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were essentially pre-or noncapitalist: Elizabeth Fox-Genovese and Eugene D．Genovese，The Fruits of Merchant Capital: Slavery and Bourgeois Property in the Rise and Expansion of Capitalism（New York，1983）．Among those who pushed back，arguing that Southern whites were very much part of the modernizing Western cultural mainstream—that is，they wrestled with the question of what it is to be “modern，“ wrestling that is the essence of being modern—see the works of the Michael o'Brien，in particular Conjectures of Order: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old South，2 vols．（Chapel Hill，2004）; or L．Diane Barnes，Brian Schoen，and Frank Towers，eds.，The Old South's Modern Worlds: Slavery，Region，and Nation in the Age of Progress（New York，201）．James Oakes has always stood apart from this mainstream，offering creative，contrarian，and illuminating takes like that offered by The Ruling Race or by his “The Peculiar Fate of the Bourgeois Critique of Slavery，”in Slavery and the American South，Winthrop D．Jordan and Annette Gordon-Reed，eds．（Jackson，MS，2003）．29-46．

(7) Important neoclassical market-economy studies insisted that enslavers were rational optimizers of economic self-interest; see Robert Fogel，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New York，1989），and Gavin Wrigh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Households，Markets，and Weal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1978）．Such works showed that slavery was profitable for enslavers．But such studies typically concluded that the high productivity of slave labor camps came from long hours of work and the efficiency of “gang labor．”They didn't measure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productive innovation，which is a key element of the most persuasive historical descriptions of modern capitalist production's dynamic power to shape and transform history．And，specifically，historians and economists studying slavery had rarely，if ever，identified US cotton picking by individuals whose labor was individually measured as the site of a key expansion of productivity．

(8) The repression of questions about slavery's productivity and profitability goes back to Karl Marx，as Walter Johnson's essay makes clear: The Pedestal and the Veil: Rethinking the Capitalism/ Slavery Question，JER 24，no．2（Summer 2004），299—308; and，even further，to Adam Smith，per Oakes，Peculiar Fate．Although neoclassical cliometricians did a lot of good work on some of the numbers of cotton production，they did not know how their numbers were generated: how actual people used their bodies，minds，time，and labor to move cotton fibers from plant to sack and sack to scale and gin．Only with the emergence of “Second Slavery”arguments in the work of Dale Tomich，Rafael Marquese，and others，including Robin Blackburn，The American Crucible: Slavery，Emancipation，Human Rights（London，2011），do we begin to see a more deeply realized consideration of the dynamic and modern character of nineteenth-century “plantation”labor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ough we see roots and originating insights of this move in the studies of eighteenth-century slavery and commerce generated by the Caribbean scholars cited below and in w．E．B．DuBois，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An Essay Toward the Part Which Black Folks Played in the Attem pt to Reconstruct Democracy in America1860—7880（New York，1935）; Sidney Mintz，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in.Modern History（New York，1985）; Marcus Rediker，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Merchant Seaman，Pirates，and the Anglo-American Maritime World，1700—1750（Cambridge and New York，1987）; Peter Linebaugh and Marcus Rediker，The Many-Headed Hydra: Sailors，Slaves，Commoners，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Atlantic，（Boston，2000）; and Kenneth C．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Berkeley，CA，200o）．

(9) Eric 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ry（Chapel Hill，I944）; C．L．R．James，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2nd ed．（New York，1963）; Walter Rodney，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London，1972）; and see Horace Campbell，Rasta and Resistance: From Marcus Garvey to Walter Rodney（Trenton，NJ，1984）for a work that incorporates the Caribbe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in a broader history of anticolonial struggles in the Caribbean．The debates over slavery and capitalism in the Caribbean，of course，continue．Another strong tradition，associat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mpinas，endeavored to use classical Marxism to analyze Brazilian slavery．

(10) There has been a fair amount of writing about the influence of Caribbean migration on black radicalism，popular culture，and African-American scholarship．See，for example，Winston James，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 Caribbean Radicalis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London，1999）; Cedric Robinson，Black Marxism: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2nd ed．（Chapel Hill，200o），among other works．Far more should be made of this influence．At the same time，I hope no one will take it amiss if I point out that African-American influence on the Afro-Caribbean world，especially the latter's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is immense．There would，after all，be few opportunities beyond unskilled labor for black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the twentieth-century freedom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In those movements African Americans and，especially，black southerners descended from enslaved African Americans were disproportionately the leaders，foot soldiers，and casualties．

(11) No footnote could sum up the myriad ways in which African Americans expanded and created intellectual and pedagogical traditions in the generations before and after emancipation，but I will point interested readers to two books that showcase African-Americanwomen's roles in building such traditions: Mia Bay，Farah Griffin Martha Jones，and Barbara D．Savage，eds.，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Black Women（Chapel Hill，2015）; and Deborah Gray White，Telling Histories: Black Women Historians in the Ivory Tower（Chapel Hill，2008）．

(12) Pauli Murray，Proud Shoes: The History of an American Family（New York，1956），and Song in a Weary Throat: An American Pilgrimage（New York，1987）; see also Jonathan Holloway，Jim Crow Wisdom: Memory and Identity in Black America Since 1940（Chapel Hill，2013）．

(13) W．E．B．DuBois，Souls of Black Folk（Chicago，1903），and Black Reconstruction; see also David Levering Lewis，W. E. B. DuBois: Biography of a Race，1868—1919（New York，1993），and W. E. B. Dubois: The Fight for Equality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1919—1963（New York，2000）for passages describing DuBois's social-science research on the ground in the cotton South and his　account of the history thereof in both Souls and Black Reconstruction．Nor should we overst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frican-American and other Afro-Diasporic Afro-Caribbean analys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s of racial domination and the rise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a distance that is united in various ways in works such as: Angela Y．Davis，Women，Race，and Class（New York，1981）; Manning Marable，How Capitalism Under-developed Black America（Boston，1983）; Joseph Inikori，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Effects on Economies，societies，and Peoples in Africa，the Americas，and Europe（Durham，1992）; Robinson，Black Marxism; Robin D．G．Kelley，Freedom Dreams: The Black Radical Imagination（New York，2002）．

(14) Additional building blocks of my argument for the significance of cotton picked by enslaved African Americans to the makers of the modern world can also be found in works like Pomeranz，Great Divergence; Gavin Wright，Slavery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Baton Rouge，2006）; Blackburn，American Crucible; and a fully realized argument for the exceptional role of cott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can be found in Sven Beckert，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New York，2014）．

(15) Walter Johnson，Soul by Soul: Life Inside the Antebellum Slave Market（Cambridge，MA，1999）．

(16) Jennifer Schuessler，“In History Departments，It's Up with Capitalism，”New York Times，April 6，2013．In the comments beneath the online version of this article，many excoriated the scholars as either stooges for Goldman Sachs or old-fashioned Marxist-Leninists（or both）．Elsewhere，some older scholars grumbled that this was nothing new．But these historians were neither stooges nor Leninists，and their work was new—as the older historians'work had been new in their day．

(17) See Beckert，Empire of Cotton; Daina Ramey Berry，“Swing the Sickle for the Harvest Is Ripe”: Gender and Slavery in Antebellum Georgia（Urbana，IL，2007）; Greg Grandin，The Empire of Necessity: Slavery，Freedom，and Deception in the New World（New York，2014）; Walter Johnson，River of Dark Dreams: Slavery and Empire in the Cotton Kingdom（Cambridge，MA，2013）; Jonathan Levy，Freaks of Fortune: The Emerging World of Capitalism and Risk in America（Cambridge，MA，2012）; Rafael de Bivar Marquese，Feitores do Corpo，Misinários da Menta: Senhores，Letrados e o Controle Dos Escravos nas Américas，1660—1860（São Paulo，2004）; Bonnie Martin，“Slavery's Invisible Engine: Mortgaging Human Property，”J S H 76（2010）: 817—856; Steven Mihm，A Nation of Counterfeiters Capitalist，Con Men，and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MA，2007）; Jennifer L．Morgan，Laboring Women: Reproduction and Gender in New World Slavery（Philadephia，2004）; Seth Rockman，Scraping By: Wage Labor，slavery and Survival in Early Baltimore（Baltimore 2009）; Daniel Rood，“Plantation Technocrats: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the Slave-holding Atlantic World，1830—1865，”（PhD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2010）; Caitlin C．Rosenthal，“From Memory to Mastery: Accounting for Control in American，1750—1880，” Enterprise and Society 14（December 2013），732—748; Adam Rothman，Slave Country: American Expans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ep South（Cambridge，MA，2005）; Joshua Rothman，Flush Times and Fever Dreams: A Story of Capitalism and Slavery in the Age of Jackson（Athens，GA，2011）; Stephanie Smallwood，Saltwater Slavery: A Middle Passage from Africa to the American Diaspora（Cambridge，MA，2007）; Mark M．Smith，Mastered by the Clock: Time，Slavery and Freedom in the U. S. South（Chapel Hill，NC，1997）; Dale W．Tomich，Through the Prism of Slavery: Labor，Capital，and the World Economy（Lanham，MD，2004）; Craig Wilder，Ebony and Ivy: Race，Slavery，and the Troubled History of Americas Universities（New York，2013）．Even as the new scholarship has built up，opposition to the idea that slavery could be described as either capitalist in essence or as essential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standards of living continues to persist．See Sven Beckert，Angus Burgin，Peter James Hudson，Louis Hyman，Naomi Lamoreaux，Scott Marler，Steven Mihm，Julia Ott，Philip Scranton，and Elizabeth Tandy Shermer，“Interchange: The New History of Capitalism，”JAH，101，no．2（September 2014），503—536; or the impassioned crusade of some older scholars against，for instance，anything published by Walter Johnson．

(18) Stephanie M．H．Camp，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author．We had this conversation in Durham，NC，at the James Joyce pub on East Main Street in the summer of 2000．

(19) The other，equally foundational theft in US history being the theft of most of a continent from its original inhabitants．

(20) 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MA，z014）．

(21) Michelle Alexander，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New York，2010），has helped to focus popular attention on this issue，but a list of the crucial scholarly work on the “carceral state”or “mass incarceration” would be quite long and impressive indeed．Long also would be a list of the organizations and activists who are attempting to combat mass incarceration．

(22) Ta-Nehisi Coates，“The Case for Reparations，”The Atlantic，June 2014，www.theatlantic.com/features/ archive/2014/05/the-case-for-reparations/361631; Coates has acknowledged the work of a host of scholars as the foundation on which he builds: On Whose Shoulders the Research Stands，“May 23，2014，www.theatlantic.com/ education/archive/2014/05/on-whose-shoulders-the-research-stands/371556 (both accessed May 27，2015)．Good examples of this kind of work include Ira Katznelson，When Affirmative Action Was White; An Untold History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Certury America（New York，2006）; Beryl Satter，Family Properties: How the Struggle Over Race and Real Estate Transformed Chicago and Urban America（New York，2010）; Blair Kelley，Right to Ride; Streetcar Boycotts and African American Citizenship in the Era of Plessy v. Ferguson（Chapel Hill，2010）; N．D．B．Connolly，A World More Concrete: Real Estate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Jim Crow South（Chicago，2014）; as well as the work of economists like Sandy Darity of Duke University and Darrick Hamilton of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23) Claims that seeds alone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productivity increase are simply guesses that depend on perceived coincidence of two historical facts—increased picking productiviy from 1800—1860 and adoption of new seeds in the 1820s—rather than making a causal argument that accounts for all the available evidence．Indeed，“magic seeds”arguments fail the test of Occam's Razor in multiple ways．They cannot explain why cotton productivity rose until the end of slavery and then apparently feel despite the same—or even better—seeds．They cannot explain why enslavers created masses of cotton-picking records，and no seed-selection records．They cannot explain why white testimony shows the torture of enslaved cotton pickers for insufficient cotton picking．They cannot explain why individual productivity rose continuously into the 1850s instead of rising once，with the adoption of Petit Culf seeds．Above all，critics who fall back on “magic seeds”claims have so far refused to address the evidence from survivors of enslaved cotton picking．See my forthcoming chapter，“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 Labor: Hands，Whipping Machines，and Modern Power，” in Slavery's Capitalism，Seven Beckert and Seth Rockman，eds．（Philadelphia，2016）．

(24) Here 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attempts to modify the arguments of James Scott in Domination in the Arts of Resistance and ventures something of a counterpoint to Marx's analysis of alien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the new mode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depicted in Das Kapital．

(25) Here I am particularly influenced by Tommie Shelby，We Who Are Dark: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Black Solidarity（Cambridge，MA，2005）; Steven Hahn，A Nation Under Our Feet: Black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Rural South from Slavery to the Great Migration（Cambridge，MA，2003）; Stephanie M．H．Camp，Closer to Freedom: Enslaved Women and Everyday Resistance in the Plantation South（Chapel Hill，NC，2004）; and Walter Johnson，“On Agency”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7，no．1（003）: 113—124．

(26) Louis Hughes，Thirty Years a Slave: The Institution of Slavery as Seen on the Plantation and in the Home of a Planter（Milwaukee，WI，1897），78—80．

(27) Hughes，Thirty Years a Slave，172—186，for the account of his and his family and friends escape．

原书索引

Abolition/abolitionists
newspapers and

/and/northern Democrats，attempts to silence

Adams，John

Adams，John Quincy
expansion of slavery and
gag rule and
as secretary of state

Adams-Onis Treaty

African Americans
birthright citizenship for

Christianity and

Civil War veterans' pensions and
culture of
first black president and

Great Migration and
life expectancy of
marriages during Civil War and
as soldiers in Civil War
solidarity and
treatment of，post-Civil War
voting rights and

See also Enslaved people

Alabama

Altruism/sharing，among enslaved people

Amar（enslaved rebel）

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ACS）

American Revolution

American Sanitary Commission

Amistad slave rebellion

Anderson，Claude

Anderson，David

Anderson，William

Andrews，Ethan Allen

Andry，Gilbert

Andry，Manuel

Angales，Anna

An Appeal to the Colou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D．Walker）

Appleton，Nathan

Armfield，John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Ashburton，Lord（aka Alexander Baring）

Atchison，David

Atlantic slave trade．See also International slave trade；Middle Passage；Professional slave trade/slave traders；Slave trade

Ball，Charles
as driver on Hampton's Georgia slave labor camp
forced migration from Maryland to South Carolina and
as cotton picker on Hampton's South Carolina slave labor camp
as runaway slave
singing in a circle and
as weeder on Hampton's South Carolina slave labor camp，Ballard，Rice

Bank of England

Bankruptcy，and Panic of

Bankruptcy Act

Banks
in the 1850s

Jackson，Andrew，and
mortgaged human“property”list and
and Panic of 1837，lead-up to

Panic of 1837 and
slave trade，cotton，politics and

See also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Baring Brothers

Battle of Fort Sumter

Battle of Horseshoe Bend

Battle of New Orleans

Battle of Tippecanoe

Belmont，August

Berkeley，Elizabeth

Bibb，Henry

Biddle，Nicholas

Panic of 1837 and

Panic of 1839 and

Bieller，Jacob

Bieller，Nancy

Bonaparte，Napoleon

Bonds
faith bonds

Panic of 1837 and
slave bonds

Bonny，Barthelemy

Boom and bust cycle

Booth，John Wilkes

Boston，emancipated people in

Boston Associates

Boswell，William

Boyd，Samuel

Boyd，Virginia

Brazil

Breckinridge，John

British empire，slave emancipation and．See also Great Britain；European empires

Brown，James

Brown，John（abolitionist）

Brown，John（slave）

Brown，William Wells

Brown Brothers of New York

Buchanan，James

Butler，Andrew

Bynum，Jesse

Byrne Hammon and Company

Calhoun，John C.

Compromise of 1850 and
expansion of slavery and
proslavery argument of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and

California

Cameron，Paul

Campbell，Israel

Canada

Capitalism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right-handed power and
and slavery，expansion of both

Caribbean Islands

Certificate of good character

Chase，Salmon

Chew，Beverley

Child，Lydia Maria

Christianity，African-American

Citizenship，birthright，for African Americans

Civil rights movement

Civil War/Civil War era
abolishment of slavery and

African-American marriages during

African-American voting rights and

African Americans as soldiers in

Battle of Fort Sumter
cotton production during
end of
post-，and treatment of African Americans
states’rights as cause of，apologists’ lie about
threat of，and Missouri crisis
veterans ’ pensions and

Claiborne，William C.

Clarkson，Mary

Clay，Cassius

Clay，Henry
banks and

Compromise of 1850 and

Groves v．Slaughter and

Texas and

Clothing，of enslaved people

Coffle（s），conflicts and alliances in
in the US Capitol

Colbert，January

Colbert，William

Collins Axe Works

Colonial America

Compromise of

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Turner）

Conflict，among enslaved people

Congress，U．S．
and expansion of slavery，in northern free states vs．southern slave states
expansion of slavery and
and slave representation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ee also specific representatives and senators

Consolidated Associated of Planters of Louisiana（C．A．P．L．）

Constitution，U．S.

interest as governing principle shaping
and slavery，ban on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and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Corn-shucking competitions，and enslaved people

Cornish，Samuel

Cotton gin

Cotton mills，northern

Cotton picker，mechanical

Cotton picking
skill/experience in

Cotton prices

Cotton production
banks，slave trade，politics and
and capitalism
during Civil War
daily quota per enslaved pers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in the 1850s enslaved people transferred to southwestern states and
labor systems and
and northern industry，expansion of
postslavery
role of，in northern vs．southern states

Cotton productivity，and weigh-in/quotas/whipping/torture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Cotton trade
credit，slavery and
in New Orleans

See also Slave trade

Creative destruction，and capitalism

Credit

Crittenden plan

Cuba

Culture，African-American

Cushing，Caleb

Daniel，Peter

Davenport，Carey

Davis，Jefferso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Delegates，freeGstate and slave-state

Democracy，white-males-only

Democrats，northern，and abolitionists’ attempts to silence

Deposit Act of

Deslondes，Charles

Destrehan slave labor camp

Devereux，Adaline

Devereux，John

Devereux，Julien

Dickinson，Richard

Diffusion of slavery

Douglas，Stephen

Kansas-Nebraska Act and

Lecompton constitution and

Lincoln-Douglas debates

Douglass，Frederick

Harpers Ferry raid and

Douglass，James

Dred Scott v．Sanford

Drug foods

Duncan，Stephen

Economic collapse of

Edwards，Bryan

Election of

Elections
white male equality and

Ellsworth，Oliver

Emancipated people，in Boston

Emancipation

British Empire

Haiti

Northern US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Emerson，Eliza

Emerson，Ralph Waldo

Enslaved men
as husbands and fathers
manhood and
resistance，honor，manhood and

Enslaved people
altruism/sharing among
clothing of
conflict among
corn-shucking competitions and
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God and
food provided for
health/disease and
infant death rates and
innovation of
language of
mean heights of adults and
number imported to/sold in New Orleans and
number transferred from southeastern to southwestern states and
political agenda of
population of
possessions of
solidarity of，songs/music/dancing and
as the Undead
wages and
wealth in the U．S．and

See also African Americans

Enslaved women
as“fancy girls，”

as laborers
as mothers
and pleasures of resistance
and prostitution，forced
rape of
sexual exploitation of/sexual assault on

（see also Sexual desire，slave trade，and financial risk）
as spiritual/magical practitioners

Entrepreneurs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and future slave trading，creation of markets for

See also Professional slave trade/traders

European empires

European immigration，to the North

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God

Expansion of slavery
false claims about
legacy of

Faith bonds，290．See also Bonds

Falls，Robert

Family separations

“Fancy girls，”enslaved women as．See also Sexual exploitation，of enslaved women

Faro，Thomas

Federal slave code

Fedric，Francis

Fillmore，Millard

Financial capitalism

Financial crisis of

Financial risk，sexual desire，and slave trade．See also Sexual exploitation，of enslaved women

Finney，Starling

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See also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Fitz，William

Fletcher v．Peck

Florida

Food

Foote，Henry

Forced migration
of Ball，Charles，from Maryland to South Carolina
of Breckinridge slaves to Kentucky
by decade
escape from
financial links to
oral history of
professional slave trade/traders and
rape and

Fortier，Jacques

Fourteenth Amendment

Franklin，Benjamin

Franklin，Isaac

Franklin，James

Freedman's Bureau

Frémont，John

French Revolution

Fugitive Slave Acts

Gag rule

Garnet，Henry Highland

Garret，Daniel

Garrison，William Lloyd

Gender issues

George Ⅲ

Georgia

Georgia-men

Georgia—Mississippi Land Company

Giddings，Joshua

Glen，Tyre

God/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and enslaved people

Gowens，Henry

Grandy，Moses

Grant，Ulysses S.

Gray，Thomas R.

Great Britai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lave trade ban and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dominance in

Texas and

Great Migration

Greeley，Horace

Grimes，William

Groves，Moses

Groves v．Slaughter

Haitian Revolution．See Slave rebellion/Haitian Revolution of 1791（Saint-Domingue）

Hamilton，Alexander

Hammond，James Henry

Hampton，Wade

“Hand”concept

Harpers Ferry raid

Harrison，Thomas

Harrison，William Henry

Hayden，William

“Head”concept

Health/disease，and enslaved people

Hemings，Sally

Henderson，Stephen

Henry，Patrick

Hope and Company

Houston，Sam

Hughes，Louis

Humiliation，of enslaved people

Hunter，Robert M．T.

Immigration/immigrants
and Northern industry

Indian Removal Act．

See also Native Americans

Individual transactions，vs．slave auctions

Infant death rates，and enslaved people

Innovation（s）
of enslaved people
labor systems and
mechanical
and professional slave trade/slave traders，innovative trading system of
in torture
in violence

International slave trade
ban on，（see also Slavery：ban on）

See also Atlantic slave trade；Middle Passage；Professional slave trade/slave traders；Slave trade

Ivy，Lorenzo

Jackson，Andrew
banks and

Battle of New Orleans and
and B．U．S.，veto of

“Hermitage”slave labor camp of
as president
as president，and white male equality

Texas and

War of 1812 and

Jefferson，Thomas
diffusion and
family separation and
foreign trade embargo and
and Hemings，Sally（an enslaved woman），fathering children with
international slave-trade ban and

Jackson，Andrew，and

Louisiana Purchase and

Missouri crisis and
morality and

New Orleans and

Northwest Ordinance and
religious freedom and
as slave owner
slavery contradictions and

Yazoo land sales and

Jim Crow laws（or racial segregation）

Johnson，Andrew

Kansas

Kansas-Nebraska Act

Kendall，Amos

Kenner，William

Kentucky，forced migration of Breckinridge slaves to

Keynes，John Maynard

Kidnappers，slaver traders as

Kilpatrick，Joe

Knight，John

Labor systems，and cotton production

Land speculation

Language，of enslaved people

Latimer family

Latrobe，Benjamin

Lawrence，Abbot

Lawrence，Amos

Leavitt，Joshua

LeClerc，Charles

Lecompton（Kansas）constitution

Lee，Robert E.

Left-handed power

Lemmon v．People of New York

Life expectancy

Lincoln，Abraham
assassination of
election of 1860 and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and
family of
interference with compromise and with secessionists and
second inauguration of
voting rights for African Americans and

Lincoln-Douglas debates

Livingston，Robert

Lochner doctrine

Lockhead，John

Long，John Dixon

Lopez，Narciso

Lorsselle，Nicholas

Losson，John

Louisiana．See also Orleans Territory

Louisiana Purchase

Louverture，Toussaint

Lundy，Benjamin

Luther，Martin

Lynch，Charles

Madison，James

Masculinity，enslaved men and concepts of

Manifest Destiny

Marcy，William

Marshall，Alfred

Marshall，Amos

Marshall，Hettie

Marshall，John

Marshall，Thomas

Marx，Karl

Maryland

Mason，George

Mason，James

Maspero's Coffee-House and slave auction．

See under Slave auctions

May，John

Maydwell，John

McBryde，Duncan

McCallum，Cade

McCallum，Liza

McCullogh v．Maryland

McCutcheon，Samuel

McCutcheon，William

McDonough，John

McLane，Louis

McLean，Hector

McNeill，Alexander

McNutt，Alexander

Mechanical cotton picker

Mercer，William N.

Mexican-American War

Mexico

Middle Passage．See also Atlantic slave trade；International slave trade

Miller，George

Miltenberger，Christian

Minor，John

Minor，Stephen

Mississippi

Mississippi Territory

Missouri Compromise

Missouri crisis

Mitchell，Hettie

Money，paper

Monroe，James

Morality

Morgan，Charles

Morris，Gouverneur

Morris，Robert

Mortgaged human“property”list

Mossy，Toussaint

Mulatto women，white men and

Napoleonic Wars

Nat Turner's Rebellion．See Slave Rebellion of

Native Americans

Indian Removal Act and

Necaise，Henri

Nettles，Hattie Ann

New Deal

New England Emigrant Aid Company

New England textile manufacturing

New England—Mississippi Land Company

New Mexico，New Orleans
age group distribution of enslaved people sold in

cotton trade in
entrepreneurs in

Maspero's Coffee-House and slave auction in
number of enslaved people imported to and sold in
number of enslaved people sold in
as port of exit for tobacco，cotton，hemp
slave prices in

See also Orleans Territory

Newby，Dangerfield

Newby，Harriet

Newspapers

Nicholas，George

Nickens，Margaret

Nolte，Vincent

Nonintercourse Act

The North，European immigration to

North America，slave colonies in

North American Land Company

Northern cotton mills

Northern industry
expansion of
immigration and

Northern states，vs．southern states and cotton production，role of
expansion of slavery and

Northern textile manufacturing

Northup，Solomon

Northwest Ordinances

Northwest Territory

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Jefferson）

Nott，Josiah

Odom，Helen

Olmsted，Frederick Law

OneGeyed man，slave trader as

Orleans Territory，German Coast，slave rebellion of 1811．See Slave rebellion of

Orleans Territory（present-day Louisiana）
origins of slaves imported to

See also New Orleans

Osborn，Charles

Ostend Manifesto

O'Sullivan，John L.

Ousatonic Manufacturing Company

Overseers

Pakenham，Edward

Pakenham，Richard，Palfrey，John

Palfrey，John G.

Palfrey brothers/family

Panic of

Panic of
bankruptcy and
banks and
bonds and
lead-up to
slave sales and slave stealing during

Panic of

Panic of

Paper money

Papers on the Slave Power（John Palfrey）

Parker，Allen

Parker，John

Parker，Theodore

Parrott，Alfred

Patterson，Delicia

Peace Dale Manufacturing Firm

Peel，Robert

Pelham，John

Perret，Charles

Phillips，Wendell

Picquet，Louisa

Pierce，Franklin

Pierce，Granville Sharp

Pinckney，Charles C.

Plummer，Franklin

Poindexter，George

Political agenda，of enslaved people

Politics
cotton，banks，slave trade and
white male equality and

Polk，James K.

Population，of enslaved people

Pottawatomie Massacre

Potter，Robert

Poverty，in postwar South

Prigg，Edward

Prigg v．Pennsylvania

Prime，Ward，and King

Professional slave trade/slave traders
certificate of good character and
forced migration and
innovative trading system of
multitasking entrepreneurs vs.

（see also Entrepreneurs）
and prohibitions，loopholes in
southwestern expansion of slavery and

See also Atlantic slave trade；

International slave trade；Slave trade；Slave trader（s）

Proslavery argument

Public policy，distortion of，and slave power

Pushing system of labor

Quakers

Quotas
daily，per enslaved person

See also WeighGin/quotas/whipping/torture，and cotton productivity

Rachel（slave）
at New Orleans slave auction

Racial segregation（or Jim Crow laws）

Racism，scientific

Railroad

Randolph，John

Randolph，Thomas

Reconstruction
southern white resistance to

Red Stick War（aka Creek War）．See also Native Americans

Reeder，Andrew

Relf，Richard

Religion

Christianity
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

Religious freedom

Resistance

Reynolds，Samuel

Rhett，Robert Barnwell

Rice，David

Richards，John

RightGhanded power，and capitalism

Rives，Francis

Rives，William

Roberts，John

Robertson，William

Rogers，Charlotte

Royall，Anne

Runaway slaves/fugitives
in Boston
during Civil War
as galley slaves，for punishment
in northern states

Runnels，Hiram

Rust，George

Rutherford，C．M.

Rutledge，John

Sable Venus

Sanford，Eliza Irene

Santa Anna，Antonio López de

Schumpeter，Joseph

Scientific racism

Scott，Dred and Harriet

Scott，Winfield

Secession/secessionists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B．U．S．）
establishment of

Jackson's veto of

Panic of 1819 and

Panic of 1837 and，slave trade，cotton，politics and

Secret resistance/leftGhanded power

Seneca Falls Convention

Seward，William

Sexual desire，slave trade，and financial risk．See also Sexual exploitation，of enslaved women

Sexual exploitation，of/sexual assault on，enslaved women．See also Sexual desire，slave trade，and financial risk

Sharecropping

Sharp，Granville

Shepherd，Joseph

Shepherd，Richard

Sidney，Allen

Simmons，Betty

Slaughter，Ben

Slaughter，Richard

Slaughter，Robert

Slave auctioneers

Slave auctions
credit at
family separation and

”hand”concept and
individual transactions vs.

interrogation of enslaved at
at Maspero's Coffee-House
sexualization of enslaved women's bodies at，（see also Sexual exploitation，of enslaved women）
skills/expertise of enslaved people and
slave inspected at

Slave bonds．See also Bonds

Slave-catchers

Slave code

Slave colonies，in North America

Slave conspiracies，rumors of

Slave importing states，and forced migration，by decade

Slave mission

“Slave Power，”Southern politicians as the

Slave pen

Slave price（s）
in 185 os and
enslaved people transferred to southwestern states and

Slave rebellion，on Amistad（Cuban slave ship）

Slave Rebellion of 1822（Denmark Vesey slave conspiracy）

Slave Rebellion of 1811（German Coast，Orleans Territory）
tribunal and executions

Slave Rebellion of 1831（Nat Turner's Rebellion）

Slave rebellion/Haitian Revolution of 1791（Saint-Domingue）

Slave rebellions

Slave representation，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Slave ships

Slave speculators

Slave trade
banks，cotton，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ban on
sexual desire，financial risk and
and sexual exploitation，of enslaved women

See also Atlantic slave trade；International slave trade；Professional slave trade/slave traders；Slave trader（s）

Slave trader（s）
kidnapping methods used by
as oneGeyed man
sexual desire，financial risk and
and sexual exploitation，of enslaved women

See also Professional slave trade/slave traders

Slavery
abolition of
and capitalism，expansion of both
expansion of，false claims about
expansion of，legacy of
proslavery argument for
as theft

Slaves．See Enslaved men；Enslaved people；Enslaved women

Slidell，John

Smith，Adam

Smith，Gerrit

Smith，Margaret Bayard

Smylie，James

Solidarity

Somersett，James

Songs/music/dancing，and enslaved people

Soulé，Pierre

Sou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Yazoo Company

Southeast，vs．southwest，sexual pirates and

Southeastern states，number of enslaved people transferred from southwestern states to

Southern states，poverty in，postwar

Southern states，vs．northern states and cotton production，role of
and expansion of slavery

Southern white elites，postwar power of

Southern whites，and Reconstruction，resistance to

Southgate，William

Southwest
vs．southeast，sexual pirates and

Southwest Ordinance

Southwestern expansion

Southwestern states，number of enslaved people transferred from southeastern states to

Spain

Spanish Empire．See also European empires

Spiritual traditions，African

Springs，John

Stanton，Elizabeth Cady

Stevens，John

Stille，James

Stock and bond markets

Story，Joseph

Stout，Jonathan

Street，Felix

Strickland，George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Sugar production

Sumner，Charles

Supreme Court，U．S.

Surget，Francis

Tait，Bacon

Tallmadge，James

Taney，Roger

Tappan，Arthur

Tappan，Benjamin

Tappan，Lewis

Task system of labor．See also Labor systems

Taylor，Zachary

Tecumseh

Tennessee Yazoo Company

Terry，Champ

Texas

Thistlewood，Thomas

Thompson，Darwin

Thompson，Indiana

Thompson，John

Thompson，Sadie

Thompson，Samuel

Thompson，William

Thoreau，Henry David

ThreeGFifths Compromise

Thurston，Lucy

Tobacco

Todd，Francis

Todorov，Tzvetan

Torrey，Jesse

Torture
behavioral modification techniques and

See also Whipping/torture

Treaty of Dancing Rabbit Creek

Treaty of Fort Jackson

Treaty of Ghent

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

Treaty of Paris

Treaty of San Ildefonso

Treaty of San Lorenzo

Trelick，Josiah

Trepagnier，Etienne

Trepagnier，JeanGFrançis

Trouard，Achille

Tubbee，Okah

Turnbull，Robert

Turner，Nat

Tyler，John

Upshur，Abel P.

Urquhart，Thomas

Van Buren，Martin
inauguration of

Panic of 1837 and

Texas and

Vesey，Denmark．See Slave Rebellion of 1822（Denmark Vesey slave conspiracy）

Vester，Willie

Violence
white male equality and

Virginia

Virginia Yazoo Company

Voting rights，African-American

Wages，and enslaved people

Walden，Henry

Walker，David

Walker，Quock

Walker，Robert

Walker，William

Walsh，Alonzo

War of 1812

Washington，Bushrod

Washington，George

Watkins，Billy

Watson，Henry

Watson，Joseph

Wealth，US，enslaved people and

Webb，John

Webster，Daniel

Weed，Thurlow

Weigh-in/quotas/whipping/torture，and
cotton productivity．See also Whipping/torture

Wellington，Lord

Wells，Sarah

Welsh，John

West Florida

WhippingGmachine，as metaphor，See also WeighGin/quotas/whipping/torture，and cotton productivity

Whipping/torture
behavioral modification techniques and
humiliation and
methods of

See also WeighGin/quotas/whipping/torture，and cotton productivity

Whiskey

Whitaker，Wilson

White，Hugh

White male equality
elections and
and Jackson，Andrew，as president
politics and
violence and

WhiteGmalesGonly democracy

White men
southern，and Reconstruction，resistance to
southern，mulatto women and
southernGelite，postwar power of
whiteGmalesGonly democracy and
and white women's social authority
disdain for

White women，social authority of，disdain for，and white men
property ownership and proslavery attitudes

Whitman，Walt

Whitteker，Anna

Wilkinson，James

William（slave）

Williams，Ned

Willis，Charlotte

Wilmot，David

Wilmot Proviso

Wilson，Hawkins

Wilson，Lulu

Wily，Thomas

Wimprenn，Hans

Woman's Rights Convention，Seneca Falls

Women's rights movement

Woolfolk，Austin

Woolfolk，John

Wootton，Thomas

Wurts，John

Yancey，William Lowndes

Yazoo companies/land sales

Young，George

Young，Hugh

Zombi/Zombie，enslaved people as

以色列

一个民族的重生

［以色列］丹尼尔·哥迪斯——著

王戎——译

宋立宏——校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以）丹尼尔·戈迪斯著；王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9

书名原文：Israel: A Concise History of a Nation Reborn

ISBN 978-7-213-08798-1

Ⅰ．①以…　Ⅱ．①丹…②王…　Ⅲ．①以色列－历史　Ⅳ．①K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9212号

Israel: A Concise History of a Nation Reborn
by Daniel Gordis

Copyright © 2016 by Daniel Gord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 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地图审图号：GS（2018）4239号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8-66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

［以色列］丹尼尔·戈迪斯　著

王　戎　译　宋立宏　校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丛书策划：王利波

责任编辑：汪　芳

责任校对：姚建国　张谷年　朱志萍

封面设计：张泮俭　张庆锋

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16.5

字　　数：378千字

插　　页：15

版　　次：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8798-1

定　　价：8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 录

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中译本序

序言　一个壮观的人类故事

第一章　诗歌和政治：犹太民族寻找家园

第二章　故土某处

第三章　是对话而不是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世纪之交时的分歧

第四章　梦想实现的曙光

第五章　《贝尔福宣言》：英帝国支持犹太国

第六章　无处可去，即使能离开

第七章　伊休夫抵抗英国统治，阿拉伯人反对分治决议

第八章　独立：国家诞生

第九章　从建国之梦到建国之路

第十章　以色列登上国际舞台

第十一章　以色列直面大屠杀

第十二章　改变国家命运的六日战争

第十三章　占领成为重负

第十四章　赎罪日战争：“构想”心态破裂

第十五章　革命中的革命：以色列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和复仇

第十六章　效法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

第十七章　和平进程陷入僵局

第十八章　犹太国的犹太复兴

结语　《贝尔福宣言》发表一个世纪后的犹太“民族家园”

致谢

附录1　人物简介

附录2　非英文术语释义

附录3　以色列《独立宣言》

附录4　以色列总理、总统和美国总统对应表

附录5　以色列政党及其分化组合

附录6　延伸阅读

注释

引用文献

索引

返回总目录

引言

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

禁止眼目不要流泪，

因你所做之工必有赏赐……

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耶利米书》31:16—17

我感到，人的生命应该深深扎根于故土某处，它可以在那里获得这种温柔而亲切的爱：爱那里的大地，爱那里人们的劳作，爱萦绕在那里的各种声响和乡音，爱可以将早年的家园从日后博闻广识中清晰区分开的一切；每当历历在目的往事涌上心头，就会交织着思慕之情。

——乔治·艾略特《丹尼尔·德隆达》

文前彩插

图1　希伯来民族诗人比亚利克。摄于1924年他从柏林移居以色列地的前夜。

图2　西奥多·赫茨尔最有名的一张照片。1901年由犹太艺术家Ephraim Moses Lilien在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期间拍摄，照片上赫茨尔站在巴塞尔的三国王（Drei Könige）酒店房间的阳台上，思考着犹太国的建国大业。

图3　《新故土》初版（莱比锡，1902年）扉页，上有著名的题词：“如果你渴望它，它就不是梦想。”

图4　阿哈德·哈姆于1922年1月移居特拉维夫。

建设家园，发展农业：建设伊休夫和在土地上耕作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精神。

图5　1932年人们在农田里劳动。

图6　人们在安装观察哨和防御栅栏。

图7　亚伯拉罕·以撒·库克拉比和世俗犹太人会面。

复兴希伯来语是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个重要工程。希伯来语作家广受尊重，成为代表民族的声音。

图8　“学习希伯来语！”

图9　埋首书堆的埃利泽·本－耶胡达。

新犹太人的形象：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强调要创造“新犹太人”。不同于欧洲犹太人，“新犹太人”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海报展现了肌肉发达的“新犹太人”，塑造了他们在土地上劳动和保卫家园的形象。

图10　“参军入伍！”

图11　“拯救民族和人类。”

图12　20世纪30年代犹太国民基金的海报，一位拓荒者撸起袖子在以色列地从事建设。

图13　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右二）和他的作家朋友，左一是196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格农。

图14　哈伊姆·魏茨曼博士和亚瑟·贝尔福勋爵。

图15　哈加纳第一届指挥官培训班1921年在特拉维夫和Kfar Gil'adi举行。中间穿夹克的是教官Elimelek Zelikovitz，典型的新犹太人。

图16　“泽夫·雅博廷斯基回到祖国”海报，1964年。1964年7月7日，根据雅博廷斯基1935年的遗嘱，并得到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的批准（见本书第198页脚注），雅博廷斯基夫妇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耶路撒冷。这张海报具体列出了下葬队伍停留的地点和时间，供送葬的民众瞻仰。

图17　1933年6月18日《达瓦尔》报首页的头条新闻《哈伊姆·阿罗佐罗夫遇刺》。

图18　1932年春天在特拉维夫举行的第一届马卡比运动会的海报。这是犹太世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吸引了21个国家的犹太运动员和数千游客，不少人后来作为非法移民留了下来。

图19　以色列最重要的民间舞蹈霍拉（Hora）舞，摄于20世纪30年代的恩哈罗德（Ein Harod）基布兹。

图20　1944年犹太工人总工会的海报，画面上刀形的“以色列地”地图将1939年的“白皮书”劈成两半。

非法移民：犹太人不顾英国的限制政策移民巴勒斯坦。早期非法移民非常关键，不但拯救了很多从欧洲逃亡的犹太人，还为以色列建国奠定了人口基础。

图21　英国士兵严密监视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靠岸。

图22　一艘移民船被拖上岸。

图23　难民乘船抵达。

图24　1947年11月29日夜晚，特拉维夫街头的人群欢庆《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在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

以色列独立被认为是犹太历史上最具开创性的时刻之一。

图25　1948年5月，即将宣布以色列建国的大卫·本－古里安。

图26　1948年5月14日，在特拉维夫博物馆，本－古里安站在赫茨尔的画像下宣读以色列《独立宣言》。

图27　1950年贝京领导的赫鲁特党出版的海报，上面的文字是“记住阿尔塔莱纳号及其武器和战士”。

图28　1949年3月，最早抵达Umm Rashrash（今埃拉特[Eilat]，以色列最南端通往红海的出海口）的帕尔马赫战士发现这里没有国旗，便即兴用蓝墨水在一块布上画出国旗并升起。

图29　1964年上映的电影《萨拉赫·沙巴提》，以法莲·基翁导演，是以色列第一部获得国际声誉的电影。

图30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犹太幸存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抵达以色列。

图31　1967年6月7日，戈伦拉比在西墙前吹羊角号。

图32　1968年的《哈加达》插图。《哈加达》是犹太人逾越节的宗教礼仪用书，纪念的是圣经中希伯来奴隶摆脱埃及法老的奴役，整本书的主题是救赎。这页插图来自1968年耶路撒冷《哈加达》，它赋予六日战争的胜利和东、西耶路撒冷的统一以宗教含义：传统插图上这里一般是骑着驴子的弥赛亚来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前，象征最终救赎的到来；但此处一位以色列空降兵背着枪支，手持象征胜利的棕榈枝，来到耶路撒冷老城的雅法城门前，城门上插着以色列国旗，上面的文字是“以色列的自由，耶路撒冷的救赎”。

图33　“达扬和沙龙又笑了”，摄于1973年战争期间。

图34　梅厄夫人。

图35　2011年，耶路撒冷穆斯拉拉（Musrara）区（即黑豹运动发源地）一条小巷以“他们不是好人”命名。

图36　“1989年因提法达”，巴勒斯坦无名艺术家创作的海报。一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手举弹弓，背后是燃烧的车胎。烧车胎是用来在游行和骚乱时干扰以色列士兵的视线。

图37　“以色列”。以色列艺术家Iris Dishon于1988年为以色列建国40年而作的海报。构图取自赫茨尔在巴塞尔的一幅著名照片（见图2），海报所用的赭、黑、绿三色取自巴勒斯坦的旗帜。

图38　“妈妈”。以色列艺术家David Tartakover作于1988年的海报。一位在占领土地上巡逻的以色列士兵路过一位阿拉伯妇女，两人对视的一瞬间，他可能想到自己的妈妈，而她可能在想自己的儿子。

以色列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依靠来自全世界的犹太移民建立起来的犹太国家。

图39　1949年6月至1950年9月，将也门犹太人运送到以色列的“魔毯行动”。

图40　1991年5月，将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运送到以色列的“所罗门行动”。

图4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极端正统派在耶路撒冷发起的示威游行规模越来越大。他们主要抗议违反安息日教规、在极端正统派居住区附近设立世俗机构、考古挖掘和要求他们服兵役的议案。

图42　伊扎克·拉宾及其实现和平的伙伴约旦国王侯赛因。

图43　阿里埃勒·沙龙长期以来是人们心中的战士和政治家，但在他自己心中，他只是一个农民。

图44　贝京欢迎越南难民，1980年。

佳评推荐

和以色列这个国家一样，丹尼尔·戈迪斯写的《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部充满勇气、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作品。本书讲述了以色列建国至今令人惊叹的故事。任何人，只要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感兴趣，都会在这部持论公允、叙事平衡和众所急需的书中发现深刻的见解。

——阿里·沙维特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作者

以色列是谁？它从何而来？为什么犹太国将继续存在，且必须继续存在？戈迪斯精准地抓住了这些问题的本质。有人曾问我：“关于以色列，如果只读一本书，应该读哪本？”现在我已有了答案。

——克林顿总统的中东特别协调员丹迪斯·罗斯

《失去的和平：争取中东和平的内幕》作者

丹尼尔·戈迪斯写下了一部极具启发性的历史，在其中，他不仅通过政治家和战士，还通过艺术家、作家和诗人来讲述以色列的故事。戈迪斯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的灵魂，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在地球上最受憎恨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受喜爱的国家之一。

——约西·克莱因·哈勒维

《像梦想家一样：统一耶路撒冷但分裂国家的以色列空降兵》作者

以色列史可以说是现代以来最伟大的故事，以简洁而有力的方式陈述这段历史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丹尼尔·戈迪斯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他还用丰富的文字和深刻的见解充满激情地呈现了以色列的历史。他这本书会让对犹太国感兴趣的人爱不释手，还会成为学者、学生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文献。

——以色列前驻美国大使迈克尔·奥伦

《六日战争：1967年6月及其对现代中东的塑造》作者

关于以色列国取得的胜利和经历的磨难，终于有了一部情感细腻、文笔优美、立场公正的作品。

——洛杉矶西奈圣殿拉比戴维·沃尔普

《大卫：分裂的心》《令失败有意义》作者

这本书用精彩、易读、细腻和睿智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复杂的故事，任何想弄清楚世界上这个复杂角落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埃默里大学教授底波拉·莉丝黛

《否认：大屠杀历史的审判》作者

在丹尼尔·戈迪斯编织的这张关于以色列史的美丽挂毯中，我们能看到创建新型犹太社会是一项多么令人佩服的复杂工程。《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很好地提醒我们：凭借新的语言、世俗的文化和无与伦比的成就，以色列当之无愧是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

——塔利娅·卡尔纳

《莫斯科酒店》《耶路撒冷少女》作者

丹尼尔·戈迪斯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小说家的写作才华于一身。他探究整个以色列历史，解释了20世纪犹太国的重建为何及如何彻底改变了犹太历史，让复杂的历史事件变得明了易懂。《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本真正重要的书。

——约瑟夫·特拉兴金拉比

《犹太文学》《犹太伦理学准则》《拉比》作者

戈迪斯在事件的叙述中融入了他对历史的判断，巧妙使用了文学文献，介绍了以色列形成期的关键人物，对以色列的历史、政治，特别是其灵魂，进行了深人思考。《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部活力四射、思路清晰、充满智慧的作品。

——伊兰·特洛恩

以色列研究学会主席

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
——中译本序

以色列是众所瞩目的国家。无论在当代全球政治变局，还是千年世界文化格局中，以色列这个“犹太国”的特殊位置都无须赘言。关于以色列的中文书越来越多，不少还是以色列人写的。我为什么感到有必要再来组织翻译一本关于以色列的书？

本书是以色列通史，原著出版于2016年。我国上一本以色列通史译著的原著出版于2002年（阿伦·布雷格曼：《以色列史》，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这十几年来，巴以和谈陷入僵局，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大起义（“因提法达”）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隔阂愈益加深。和平既然无望，以色列人开始更多地向内看，以往被巴以冲突多少遮蔽的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遭驱逐而移民以色列，这些东方犹太人（Mizrachim）的体征、文化与习俗迥异于欧洲裔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m）。欧洲白种犹太移民建国前就来到巴勒斯坦，此时大权在握的他们免不了歧视和剥削东方犹太人，让后者心生怨恨。进入21世纪后，东方犹太人的后代不仅在人数上早已赶超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政治势力举足轻重，文化影响也正在扩大。虔诚的东方犹太人不仅与世俗化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矛盾重重，更与约100万来自前苏联的几乎没有任何信仰的犹太移民判若油水。由此产生的政治、文化斗争颇有愈演愈烈之势。

大多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虽然世俗化了，但他们中仍有一小部分所谓的哈瑞迪人（Haredim）顽强抵制现代世俗文明，以独特的服饰和自成一体的居住区刻意与世俗世界划清界限，力主犹太教自古以来的神圣启示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弃。其中有些人更坚持神权政治或异族统治的理念，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大业为渎神的洪水猛兽，他们反对以色列政府，其不遗余力的程度，即使与巴勒斯坦人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色列建国时，哈瑞迪人的数量微不足道，政府便网开一面，免除了他们的兵役。但近年来，由于高生育率，以及部分东方犹太人的加入，哈瑞迪人口迅速攀升，政治和经济势力已不可小觑。他们的拒服兵役以及他们的世界观造成了以色列社会的严重分化。

与哈瑞迪人相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移民人数更少。黑皮肤使他们的犹太身份广受质疑，或明或暗的种族歧视令他们长期沉沦于社会底层。近年来，他们以暴乱为形式的反抗不时见诸报端。

以色列犹太人的内部矛盾不仅根植于不同的籍贯和文化传统，也来自于不同的现实主张。对于1967年以后约旦河西岸涌现的犹太定居点，有的以色列人视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屏障；有的坚持认为去那里定居只是重新回到圣经时代神的“应许之地”；有的则警告，一旦把那里大量的巴勒斯坦人纳入统治，犹太国的犹太性就会瓦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最有利于国家利益，捍卫自己立场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故而这个问题不仅是巴以和谈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还是以色列国内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戈迪斯此书写于这类内部矛盾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视野之际，对它们的来龙去脉做了见树见林的交代，这是有别于同类著作的特色之处。因此，本书并非又一部顶着通史名号的阿以战争史、巴以冲突与和谈史，再加犹太移民史，而毋宁说是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以色列社会的鸟瞰。作者想谱写的，不是以军乐为主的铜管乐，而是多声部的交响乐；作者想捕捉的，与其说是政治事件、军事行动、谈判桌、协议内容、营救策略，不如说是这些东西背后的人、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观念。

戈迪斯此书也写于巴以冲突调和无望之际。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以色列学者根据以色列和英国的解密档案，陆续写出了一批实证性著作，挑战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叙事，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要讲述以色列的故事，就不得不面对两种深刻对立并仍在交锋的叙事：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一场犹太人发起的殖民运动——就像这批“新历史学家”（New Historians）所主张的，还是一场犹太民族的自我解放运动——就像传统观点所坚持的？相应地，以色列国有没有扮演殖民压迫者的角色？是不是它所自我标榜的民主国家？这种争论多少可以视为对巴以冲突延伸进学术领域的折射，哪怕争论双方基本是以色列人。

戈迪斯对这场争论的态度，书后的引用文献就有反映。就“新历史学家”的旗手而言，对于主张巴勒斯坦人的视角不能忽视、中文世界也有译介的艾兰·佩普（Ilan Pappe），他只引用了一篇论文，还是转引自他人文章。对于写出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巨著、认为以色列在绿线之外的殖民活动是构成巴以和谈主要障碍的阿维·施莱姆（Avi Shlaim），他没有引。他倒是大量引用了“新历史学家”一语的发明者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的观点，但在2000年巴勒斯坦人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后，莫里斯已经戏剧性地从政治左翼转向了政治右翼——这也是不少以色列人思想转变的一个缩影。

当然，不同于新历史学家，戈迪斯对以色列的社会与文化更有兴趣；而较之传统叙事，他更在意追溯“犹太国”的观念史，在裁剪史料时更偏好表现以色列人集体记忆中的关键事件，因而更善于揭示政治行为背后的民意，更擅长捕捉以色列人心态的演变轨迹。戈迪斯在很多人眼中属于温和的保守派，他大体上似乎在走中间路线：既不回避以色列的恶行，也不吝于赞美它的善举。毫无疑问，关于以色列的过去，争论永远不会结束。但如何记忆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的现实，也包含了如何塑造未来的设想，这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戈迪斯1959年生于纽约市一个犹太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祖父是美国保守派犹太教的领袖和著名学者，叔叔是当今美国犹太社团的领袖拉比之一。他儿童时代就在以色列生活过几年，后来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39岁时举家移民以色列，目前任教于耶路撒冷的沙勒姆学院（Shalem College），这是以色列第一所按照美国常青藤学府办学模式打造的强调研读经典著作的博雅学院。这种背景使他迥异于那些以色列背景的现代以色列历史的研究者。他在观察以色列时，既有那份能够入乎其内的谙熟，又有一份出乎其外的超然。但最突出之处，恐怕仍在于他对什么构成犹太国的犹太性有着不同的理解。

以色列的建国之父们对犹太传统的继承有高度的选择性。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在圣经时代的祖先说希伯来语，建立过统一强盛的国家，因而是现代犹太国的光辉典范。相形之下，在随后近两千年的时光中，犹太人被驱逐出“应许之地”，流散到世界各地，日常生活里不再说希伯来语，政治上则碌碌无为，心甘情愿受异族统治，就算屡遭欺凌，却一直逆来顺受，最终像温顺的羔羊一般任由纳粹屠杀。因此，后圣经时代的犹太传统——包括这一时期形成的犹太教圣典比如《塔木德》——统统是需要抛弃的糟粕。很多建国之父移民巴勒斯坦后就更改姓氏，把带有后圣经时代犹太传统特色的姓氏改成希伯来语化的姓氏，以示与流散生活的决裂。推崇“应许之地”的圣经传统而否定流散地的犹太传统，长期以来是以色列社会根深蒂固的标志性特征。受此影响，犹太复国主义者致力于塑造新犹太人：他们不是传统犹太拉比那种苍白、文弱、阴柔的书生，而应当是晒得黝黑、魁梧挺拔、坚韧自信乃至有点粗野的拓荒者。这类新犹太人最典型、最成功的代表就是基布兹中的农民。

戈迪斯从小接受的传统犹太教育是以学习《塔木德》为核心的，他自然无法接受对流散地犹太传统的全盘否定。他在书中就提醒读者注意，基布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建国之初的以色列文化，但即便在其鼎盛时期，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全国人口7%左右。与犹太复国主义竭力宣传的价值观相反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后选择住进城市。

有意思的是，否认流散地的意识形态似乎也渗透进我国对以色列的译介中。基布兹文化向来在我国被当作最具以色列特色的文化，国人最喜欢通过基布兹来理解以色列，但基布兹今天更像是受到保护的活化石，虽说是一块仍能吸引络绎不绝访客的活化石。中文世界最受欢迎的以色列作家无疑是阿摩司·奥兹（Amos Oz），他恰恰是基布兹文化的典型化身，奥兹几乎所有的作品有了中译本，连他编选的基布兹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都有中译本。我们甚至还有因染上肺结核而被赶出基布兹的女诗人拉亥尔的诗集的中译本。但我们迄今为止没有“希伯来民族诗人”比亚利克（Bialik）诗集的中译本。比亚利克的诗歌创作在他51岁移民巴勒斯坦前就已基本停止，移民后他定居于特拉维夫——早在建国前，这里就取代耶路撒冷，成了当地犹太人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如何对待流散地的犹太传统，显然是戈迪斯评骘历史人物的一颗重要砝码。本－古里安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对潜在机遇的判断和发展趋势的感觉都超越了同僚，一直是公认的国父级别的人物。但值得玩味的是，戈迪斯不时拿本－古里安的头号政敌贝京与他对比，抑本－古里安而扬贝京的语气颇为醒目，似乎暗示贝京才代表了以色列历史的分水岭。贝京不仅通过结束本－古里安政党的专政而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生态，通过与埃及实现和平改善了以色列的国际环境，他还改变了犹太国的犹太性。贝京从未换过自己的姓氏，从不否认自己扎根于流散地的犹太灵魂。他团结东方犹太人，又为哈瑞迪人走向以色列政治的核心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解读不能不说是基于当下现实对以色列历史的一种反思，毕竟，耶路撒冷近年来落成的贝京纪念中心和特拉维夫不起眼的本－古里安故居在外观上就已不可同日而语。此外，这种解读还多少带有复兴传统犹太教来替代早期建国之父们推崇的那种世俗化的圣经传统，以凝聚各方共识，防止以色列社会进一步分裂的用意。

在本书副标题“一个民族的重生”中，“民族”一词的原文是“nation”。与“people”这个在中文里也常常译作“民族”的词相比，nation更强调构成民族的人彼此之间在语言、历史、文化、出生或居住地方面的共同点，而不包含人种（ethnography）因素的考量。1882年，正当东欧犹太人掀起第一次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之际，法国著名学者勒南（Ernest Renan）发表了后来成为经典的演讲《何谓民族？》（What is a Nation？）。按照勒南的定义，“民族是灵魂和精神原则”，其成分是过去和现在的两样密不可分之物，“一是共同拥有一份丰厚的记忆遗产；一是当前的一致，即一种生活在一起的欲望，一种把未经割舍接受来的重要传统长久保存的意愿”。勒南明确把宗教排除在构成民族的成分之外，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的欧洲，宗教已退入私人领域，不再是动员社会的充分力量。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犹太教影响以色列公共领域的趋势渐渐抬头。面对分裂的、多样化的以色列社会，戈迪斯所希冀的这种既是宗教又是民族运动的犹太教能否成为以色列社会的黏合剂，抑或只是用来掩盖内部矛盾的白噪声，仍是需要我们拭目以待的，毕竟以色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是高度世俗化的。

本书还着意呈现现代以色列的文化，尤其是以诗歌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以电影、流行歌曲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这在同类中文书籍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现代希伯来诗人往往有圣经时代先知的那种自觉意识，既是以色列社会的代言人或批判者，又代表了以色列社会的良知。至于大众文化，让我个人兴味盎然的是书中关于20世纪60年代摇滚天王阿里克·艾因施坦的部分，真想不到这位世俗天王的许多近亲如今已转变成了哈瑞迪人。多年前，在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学习班（ulpan）上，老师放了一首他的歌，一点不摇滚，是根据比亚利克的诗谱写的。我后来知道这或许是比亚利克传颂最广的诗篇：

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

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

你的乳房，让我的头依靠，

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

在仁慈的黄昏时分，

向你说说我痛苦的秘密：

人说，青春世上有——

我的青春何在？

再向你告白一个秘密：

我的灵魂为火焰烧焚；

人说，爱，世上有——

什么是爱？

星星将我骗害，

梦境业已不再；

如今世上，我一无所有，

什么都无。

将我放在你的翅膀下，

当我的姐姐，我的妈妈，

你的乳房，让我的头依靠，

容我遭拒绝的祷告筑巢。

仿佛是寻求母爱的弃儿在喃喃自语；又像是诗人的夫子自道：比亚利克幼年丧父，母亲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将他交给祖父抚养；或许还是这位民族诗人用诗歌表达他在演讲中说过的意思：犹太民族思慕“应许之地”就好比游子渴望与久别的母亲重逢。全诗点缀着来自犹太祈祷书和神秘主义传统的典故，神圣的字词镶嵌在肉欲的意象上，梦境消散，祈祷又得不到回应，诗人的灵魂就这样低徊在拥有与失去之间、幻灭与怀念之间、信仰与不信之间、个人与民族之间、流散与回归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或许只有处在这种中间状态才会诞生诗歌？——直至什么都“无”，而在比亚利克所熟稔的犹太神秘主义传统里，“无”是一切有的起点。

我的合作者王戎先生因手术之故，以六指敲出译稿，此书对他很有纪念意义。高霞、关蕊、杨炯也为中译本贡献了智慧。

我个人在感佩之余，愿意用中译本纪念初闻艾因施坦此曲的那一刻。

宋立宏

2018年1月

于南京大学犹太－以色列研究所

序言
一个壮观的人类故事

在以色列，要做现实主义者的话，你必须相信奇迹。

——以色列首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1]

1898年，马克·吐温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写道：“俄国制定了驱赶犹太人的法律，西班牙在400年前决定驱逐犹太人，几个世纪后奥地利做出同样的决定。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几乎在每个时代……都限制犹太人的活动。犹太人被禁止从事一个又一个行业，到最后几乎无事可做。犹太人不能务农，不能当律师，不能为非犹太人行医治病，不能从事手工业。甚至连高等学府和科学专科学校都不得不对这个可怕的对手紧闭大门。”[2]

但马克·吐温提到，有位犹太人提出了一个策略，能让犹太人告别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迎接更美好的未来。“你们听说过西奥多·赫茨尔的计划吗？他想让全世界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政府。当然，我认为他们会保留苏丹对巴勒斯坦的宗主权。在去年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世界各地的犹太代表团齐聚一堂，这个方案得到一致通过。”

马克·吐温的语气表明，他赞赏犹太人取得的成就，同情他们目前在欧洲的困境，甚至多少能理解他们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的愿望。但他也表达了顾虑：“我不是苏丹，我也不是要反对；但如果把全世界最狡猾的大脑集中到这里建立一个自由国家……我认为最好还是阻止他们。让这个种族发现自己的力量可不是件好事。别让赛马知道自己的力量，否则我们再也没法骑了。”

马克·吐温大概想不到自己是多么有先见之明。这篇文章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50年后，以色列建国。这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有史以来最非凡的人类故事之一。我们很难找到另一个民族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后，能够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取得如此成就，达到如此高度。过去一百年发生在以色列的事情有时听起来像神话，但都是真实的。

以色列的故事，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民族一千多年来坚持梦想的故事，是一个在深渊边缘徘徊的民族最终实现救赎的故事，是一个国家创造奇迹、开创未来的故事。公元70年，犹太人被罗马人驱逐出犹地亚，两千年来，他们一直梦想回到这片先祖的土地。在每日的礼拜仪式上，他们总要时时提及耶路撒冷，请求上帝准许他们回到锡安。不管在哪里祷告，他们都会面朝耶路撒冷。逾越节晚餐仪式的末尾，他们会一起说“明年耶路撒冷见”。离开锡安是迫不得已，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能重回故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小拨犹太人开始移民巴勒斯坦，他们中有的人认为欧洲即将掀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浪潮；有的人移民完全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当时欧洲民族主义兴起，他们认为犹太人也应该有自己的国家。但悲哀的是，让这一理想变成现实的，不是犹太人的祷告，而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一幕幕恐怖场景。

尽管英国1917年颁布的《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观念，但进展缓慢，随后英国人对犹太人的立场由模糊转为敌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阻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沉重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刚刚燃起的建国希望。紧接着，从1939年到1945年，纳粹分子屠杀了波兰90%的犹太人，而战前的波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团，总人口达到330万。全部算下来，纳粹屠杀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

这场种族灭绝前所未有，它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改变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人们认识到犹太人需要一处属于自己的地方。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继续建设各种建国前的机构，并最终赶走了英国人。1948年5月，以色列国诞生。

建国初期，以色列非常困难，这个刚成立的国家财政储备匮乏，基础设施薄弱，而且还需要在短时间内吸收比当时人口还多的大量移民。犹太国建立后，许多国家开始驱逐本国的犹太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从北非、伊朗、伊拉克等地来到以色列。遭遇过惨痛经历后，15万纳粹大屠杀的难民也来到以色列边境。以色列当时除了少量无法耕种的沼泽地，大部分地区是荒芜的沙漠。由于自然资源贫瘠和资金短缺，国家没有太多办法解决这么多人吃住，开始实行食品定量供应制。刚刚建国几年，这个国家就濒于财政崩溃。

但以色列人没有自暴自弃，部分原因是他们无处可去。美国犹太人长期对犹太国这个观念持暧昧态度，但他们这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为以色列提供了急需的财政资源。加上德国人支付的大屠杀赔款，以色列逐渐从贫困和羸弱中走出来。以色列建设了公路等基础设施，发展了制造业，修建了国家输水系统和大量住房。通过不断展现自己的实力，以色列不但发展成地区强国，还在世界舞台上同美国、英国、法国一道谋划复杂的国际合作。建国20年后，由于以色列的成功及其对犹太人形象的重塑，苏联犹太人开始要求移民以色列。又过了几十年，以色列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和科技强国，甚至是西方羡慕的对象，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公司比整个欧洲大陆的公司还多。

以色列的快速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这个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还实行食品定量供应制度，到2000年时已生产出几十种在国际上获奖的葡萄酒。这个国家在几十年前只有一个（由政府控制的）电视台，现在则拥有数不清的频道，以色列电影还入围奥斯卡奖。这个国家接收了许多被一些人当作被动和无助的典型的大屠杀幸存者，如今已成为军事大国。这个自古以来视学习为神圣使命的民族将该传统带到新生的国家，孕育出非凡成果，赢得多项诺贝尔奖，为诸多研究领域设立了国际标准。

以色列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故事，也是一场革命的故事。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致力于改变犹太人现状的运动。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让犹太人获得重生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很多方面，犹太复国主义是对古老犹太教的反叛。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欧洲犹太人在历史上不断受攻击，长期被边缘化，欧洲当然要谴责，但犹太人自己也有责任。犹太人不应该随时甘愿充当受害者。不管生活在哪里，他们总以为那里是自己的家，直到东道国驱逐或谋杀他们。1290年英国驱逐犹太人，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然后就是席卷欧洲的反犹主义暴力活动。更让犹太复国主义者难以接受的是，在整个过程中，犹太人一直被动、软弱、充满恐惧，他们不曾尝试保护自己，不曾争取历史的主动权，而是挤在一块继续研读古老而神圣的经文。

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认为这正是急需改变的，他们的革命热情超乎人们的想象。犹太复国主义在很多方面试图切断犹太人和历史的联系。为了迫切追求全新的犹太身份，他们不惜更改姓氏。以色列最早的四位总理就是如此。大卫·本－古里安出生时叫大卫·格鲁恩，摩西·夏里特出生时叫摩西·谢尔托克，列维·艾希科尔的本名是列维·什科尔尼克，果尔达·梅厄（以色列第一位女总理）以前叫果尔达·梅耶森。更换姓氏是和过去“告别”的一种方式。他们需要新的犹太世界观、新的犹太体格、新的犹太家园以及新的犹太名字。他们要创造“新犹太人”，让犹太民族实现重生。

以色列国的确出现了新犹太人，确切地说是出现了很多种新犹太人。以色列有一点很有趣：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止讨论犹太教与犹太人的现状和未来。这类讨论有时礼貌而克制，有时却会演变成以色列多条政治阵线上的激战。尽管争吵激烈，犹太复国主义总能在这条阵线上获胜，令人敬佩地获胜。今天的犹太人不再是当年生活在欧洲的胆小怕事之辈，毫无疑问，犹太复国主义创造了全新的犹太人。

犹太复国主义也是一场革命，它改变了犹太人没有家园的事实。面对20世纪中期欧洲爆发的种族灭绝的仇恨，许多犹太人无处可逃。美国和加拿大关闭了国门，英国人禁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许多载有犹太难民的船只无法靠岸。这些帮助犹太人逃离欧洲大屠杀的船只有时不得不返回欧洲，或被敌方舰艇故意击沉，仅仅因为无人想要“多余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决心改变犹太人无家可归的事实，以色列的建国实现了这一梦想。

经历了多个世纪的流亡之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要复兴先祖时代的繁荣文化，让犹太人说自己的语言，掌握自己的命运。犹太人像他们的祈祷书中所说的那样分散在“大地的四个角落”，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他们能重新聚集在一起。上千年的流亡让希伯来语这种曾经的日常用语成为神圣的宗教语言，犹太复国主义要让这种几乎死去的语言重获新生。犹太人要像其他民族一样创造自己的音乐、艺术、文学和诗歌。他们既要创造高雅文化，也要创造大众文化。犹太人要生活在先祖们熟悉的城市中，行走在圣经中的祖先安居乐业的土地上。犹太领导人将制定战争、和平、经济、医疗和移民等方面的政策。犹太复国主义不但实现了这些理想，还取得了更多的成就。以色列如何反映了犹太民族的重生，本书要讲述的故事中就有这方面内容。

当然，并非所有的犹太复国主义理想都能实现。西奥多·赫茨尔和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等人认为，犹太人能给中东地区带来进步，因而能够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他们相信并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建立犹太人的国家，不和任何其他民族发生冲突。可惜，这个想法过于天真。早在建国前几十年，犹太人就一直处在一场激烈而痛苦的冲突中，很遗憾，这场冲突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

作为现代以色列国家的总设计师，西奥多·赫茨尔还认为，一旦犹太人有了自己的国家，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就将成为历史。这个想法也过于天真。在某种程度上，以色列让世界对犹太人的看法变得更为复杂，也让欧洲犹太人的境地变得更加尴尬。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的起起伏伏也是以色列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会作详细探讨。

以色列是复杂而充满活力的地方。这里既有诸多宗教圣地，又有热闹的酒吧和精彩的音乐表演（有人会说这是亵渎神灵）。这里在某些方面非常传统，但在其他方面又非常现代。这里居住着逃避现代性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同时又是世界科技的中心。这里既居住着拥有不同肤色和种族背景、说不同语言的世俗犹太人和犹太教徒，又聚集了不少非犹太人。以色列吸收的移民（这里是全世界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大多来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但以色列是非常成功的民主国家。虽然在面积和人口上都只能算作袖珍国家，但以色列和它的故事向来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可以说，如果不理解这个犹太国家，不明白它的活力和复杂性所在，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

虽然以色列是世界关注的焦点，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部单卷本著作像本书这样，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和平衡的观点，面向大众介绍以色列的故事。当然，目前不乏介绍以色列历史的优秀的单卷本著作，但其篇幅通常是本书的两三倍，很难得到普通读者的青睐。更长的篇幅能够深入探讨本书匆匆提到甚至没有提到的问题，但并不利于把以色列的整体“故事”讲好。

很多书只讲述发生了什么，却没有解释发生的原因，也没有厘清不同的故事情节是如何构成一个整体的。以色列对于我们理解全球事务太重要了。所以本书讲述了犹太国这种“观念”的来龙去脉，让读者明白这个观念源于何处、如何传承以及如何从梦想变为现实的。

本书在介绍发生了什么的同时，将着重解释发生的原因。犹太人从哪里得到去巴勒斯坦建国的观念？全世界有那么多地方，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偏偏要选择巴勒斯坦？国际社会何时开始支持这个观念？为什么会支持？多半是来自非民主国家的人怎样建立起一个民主国家，而且一路下来运行得令人赞赏？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许多问题上总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吵个不停？为什么以色列和美国犹太社团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以色列的未来将会如何？

本书也会叙述许多故事，帮助我们理解以色列人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们的国家。美国人讲起美国故事，一定会讲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夜间骑马报信、乔治·华盛顿强渡冰封的特拉华河和英勇感人的阿拉莫（Alamo）守卫战；同样，以色列人也有自己的历史故事。这些记忆是理解以色列人心态的关键，从中我们能够明白他们看待自己的历史和国家的方式，也能够明白世界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本书将为大家讲述以色列民族记忆中最重要的故事。

本书还将介绍在历史背后的这个顽强、热情和独特的民族。为了控制篇幅，书中对许多以色列历史事件的描述非常简略。比如在谈到以色列的战争时，将只讨论以色列为什么会打这场战争、战争过程的主要环节及其对以色列的社会和国际地位的影响。别的书记录了以色列在每场战争中的军功，但本书志不在此。

有些主题，本书几乎没有涉及。比如，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史引人入胜，但是除了拯救以色列经济的德国赔款和以色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高科技产业，本书没有把重点放在以色列经济上。同样，这部简史也没有提到其他许多事件和人物。

以色列情况复杂，任何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的篇幅较短之作，都只能是对它的一种解读。即便是一些看似“客观的”事实也存在激烈的分歧，关键人物的动机和意图就更难分析了。

此外，什么是对以色列合理的“叙事”同样存在争论。没有任何两个人在写作一本书时会使用同样的方式。对以色列的成就应该给予多大的肯定？如何指出以色列犯下的错误和令人失望的地方？如何取舍内容？如何分析某些人物的决策和选择？如何通过统一连贯的视角把这些内容串联在一起？对于以上这些问题，读者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

我在对待各种立场时如履薄冰，尽可能用我相信的可靠史实来讲述这个故事。我想展现的以色列历史不是史实的罗列，而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既提到以色列的成就，也提到它的过失；既谈及它非凡的过往，也谈及它令人忧虑的未来；既有它的善举，也有它的恶行。任何宏伟的故事都包含众多角色，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来来往往，起起伏伏，有时能成就伟业，有时又犯下失误。这个故事中的角色不仅包括个人，还包括组织、政党、国家等。我尽可能以生动活泼和公平合理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讲述了这个小国是如何从一个古老观念变成现实的历史。这个国家奇迹般地渡过重重难关，但仍然面临强大的敌人（有人说是不可战胜的敌人）和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是一个民族在付出巨大代价后重获新生的故事，一个复杂、富有戏剧性和悲伤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惊叹和鼓舞人心的故事，它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

现在是时候开始讲故事了，让我们一起来理解事情的经过，以及更为重要的，事情发生的原因。

第一章
诗歌和政治：犹太民族寻找家园

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

——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鸟颂》

他将成为代表一代犹太人的声音，从这位诗人痛苦的灵魂中，可以看到整个民族经历的痛苦。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9岁时就发表了《鸟颂》，毫无疑问，他是当时最杰出的犹太诗人，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犹太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既表现了19世纪末犹太民族的绝望和伤感，也展现了犹太人对那个从未见过的民族家园的强烈渴望。

这位诗人对一只从锡安（当时叫巴勒斯坦）归来的小鸟说：“我的灵魂多么渴望听到你的声音。”他问小鸟在那个美好的地方人们怎样生活。“上帝怜悯锡安吗？”“赫尔蒙山上的露珠是否如珍珠般晶莹剔透？”“在那片温暖而美丽的土地，也会有邪恶统治和灾难降临吗？”这些诗句并非真的是诗人的疑问，而是犹太人对大洋彼岸先祖之地的渴望。比亚利克和那一代犹太人都相信那块土地有可能再次成为他们的家园。

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鸟颂》时，犹太人在东欧的生活艰难困苦。俄国犹太人大多只能生活在被称为“栅栏区”（the Pale of Settlement）的指定区域。在政府和当地管理者的纵容下，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不断加剧。俄国以前也发生过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pogroms），但19世纪末迫害的强度和规模都前所未有。19世纪60年代罗马尼亚爆发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1871年敖德萨发生同样的事件。犹太人明白，他们所面对的，是毫无理由的仇恨，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欧洲的反犹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东欧，反犹主义主要源于犹太人杀死了耶稣这一神学观点。(1)在科学更发达的中欧和西欧，种族理论得以发展。欧洲种族主义者声称，犹太人的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宗教，而在于他们的种族。即使皈依基督教也不能“修复”犹太人。1879年，一个名叫威廉·马尔的德国人不但反对犹太人通过同化融入德国社会，还创造了“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这一术语，来表达人们（包括他自己）对犹太人的仇恨。[1]

暴力远非欧洲人蔑视犹太人的唯一方式。19世纪80年代，俄国政府对进入学校和大学的犹太人数量做出严格限定。当局想方设法找犹太人的麻烦，1891—1892年俄国警察从莫斯科驱逐了两万多名犹太人。[2]在欧洲大陆，不管犹太人走到哪，当地人都对他们充满鄙夷，百般刁难。

许多犹太人认为现代性将带来一个理性和包容的时代，他们的处境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俄国犹太小说家佩雷兹（彼得）·斯摩棱斯金（1842－1885）提醒犹太人保持现实主义态度，他说：“不要相信那些声称这是一个充满智慧和仁爱的年代的人，不要轻信那些赞美这个时代公平和正直的人，这些都是谎言！”[3]

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意识到，犹太人在东欧的生活只会变得更加艰难。许多人选择离开。1882—1914年，大约250万名犹太人离开东欧，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奥地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5年间，有大约130万名犹太人离开俄国。[4]他们大多来到美国，20世纪建立起繁荣的美国犹太社团。其中有一小部分人来到巴勒斯坦。

正是在这样令人绝望的氛围中，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于1873年诞生了。父亲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他被严格遵守教规的祖父抚养大，接受了传统犹太教育。13岁前他在犹太儿童宗教学校（heder）学习，17岁前在日托米尔经学院（Zhitomir Yeshiva）学习。然而，和许多同时代的犹太年轻人一样（许多后来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作家和领导人的人同样如此），比亚利克醉心于西方文化，支持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即犹太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从18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旨在改革犹太教对传统和集体主义的过分倚重，将一种更具理性、分析性、智性和个性的生活方式引入犹太社会。

哈斯卡拉运动不只是一场知识分子运动，其中也包含社会和民族议程。哈斯卡拉运动的倡导者认为，犹太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从狭小的隔都生活中走出来，“提高犹太人的自信，恢复他们的尊严，唤醒他们的情感，复苏他们对美的感受力，改变长期孤立和隔绝造成的思想僵化”[5]。

比亚利克了解到哈斯卡拉运动，还是在来到一所新的犹太经学院后。为了用更现代的方法学习传统犹太教，比亚利克来到位于立陶宛瓦洛任（Volozhin）的一所举世闻名的犹太经学院学习。在那里他被哈斯卡拉运动所吸引，成为“以色列的永恒”（Netzach Israel）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致力于融合犹太民族主义、启蒙主义和正统犹太教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学生组织。

1891年，比亚利克离开瓦洛任，来到敖德萨，这里当时是俄国南部的现代犹太文化中心。(2)在这期间，他深受当地知识分子圈的影响，并于1892年发表了《鸟颂》。

不久，为了不让祖父知道他“逃学”去了敖德萨，他回到日托米尔，但发现祖父和哥哥都已奄奄一息，家中绝望的气氛很能反映当时其他犹太人的境遇。他们去世后，比亚利克在波兰南部小镇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教希伯来语，这份工作让他非常痛苦，但也很有收获，因为正是在这期间，他笔耕不辍，不久便被公认为世上最有才华的犹太诗人之一。

他的诗并非只用于表达犹太人的苦楚。比亚利克1898年发表的《聚会锡安》（Mikra'ei Zion）一诗，就表达了犹太人的希望，而非绝望。这首诗是为了纪念1897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而写。他在其中满怀希望地写道：“虽然救赎还没有到来，但我们的救世主还活着；这个伟大的时刻即将来临。”

这突如其来的希望从何而来？比亚利克看到即将到来的“这个伟大的时刻”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发生在巴塞尔的历史事件如此重要？还有，这个救世主是谁？

英国、美国、巴勒斯坦、阿拉伯地区、俄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197名代表来到瑞士巴塞尔，参加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他们感到自己在创造历史。

距离罗马毁灭第二圣殿、驱逐犹地亚犹太人已过去将近两千年。1897年8月，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再次汇集在一起，试图重新成为历史的主人。响应赫茨尔的号召，犹太人结束了一千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相互隔绝的状态，第一次像古犹太民族那样声称：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他们要做世界历史舞台上的主人，而非看客。

那天，着装优雅的代表们从挂有巨大大卫星的入口走进会场，大卫星下用德语写着“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ZIONISTENKONGRESS）。代表们使用世界各国的语言聊天。他们大多为男士，也有女代表。有富人，也有穷人。现场的空气中涌动着一股莫名的力量。大家落座后，木槌敲响三声，大会正式开始。会议首先对控制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表达了形式上的赞赏。然后，来自罗马尼亚雅西（Jassy）的“锡安热爱者”（Hovevei Zion）(3)资深成员和复国主义大会高级代表卡尔·利佩博士站起身来，他按照犹太传统遮住头，在许多在场者的哭泣声中，念出传统的“你赐予我们生命”（shehecheyahu）的祈祷文：“上帝啊，祝福你，是你赐予我们生命，保存我们，让我们活到此刻。”

接着，会议主持者西奥多·赫茨尔开始用德语发表讲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来到这是为了奠定庇护犹太民族之家的基石。”[6]

在赫茨尔生活和工作的西欧，建立庇护犹太民族之家的观念要比在东欧更富有争议。不同于比亚利克所生活的东欧，西欧犹太人仍然相信反犹主义运动将成为历史。毕竟，以前犹太人被迫生活在隔都，而隔都的围墙此时已被推倒，犹太人涌入欧洲大陆的各个城市，很快成为欧洲的精英。他们在欧洲社会教育、文化和经济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表面看来，他们的生活比一个世纪前确实好了很多：

在1800年，中欧和西欧的文化史可以完全不提犹太民族或某个犹太人……在欧洲政治界、文化界和研究与科学领域找不到一个响当当的犹太人……但到1900年时，这一情况完全改变，这时犹太人或有犹太血统的人在经济、政治、科学和艺术等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7]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限制和反犹主义后，犹太人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如此成就，确实令人惊异。他们成为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著名科学家，成为重要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领导人。

虽然进步巨大，但西欧犹太人仍无法摆脱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如果说东欧犹太人经常被当作革命分子的替罪羊，西欧犹太人则被指责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比如在德国，犹太人虽然不到总人口的1%，但犹太人很快成为社会各个行业的位高权重者和精英，特别是在金融业和政治圈。

德国人开始对他们充满怨恨，到处都能感受到强烈的反犹情绪。基于刻板印象，报纸、书籍和杂志开始严厉批判贪婪腐败的犹太资本家，这后来成了20世纪中期实施种族灭绝的那些政权的官方立场。1873年金融危机后，许多德国中产阶级指责犹太人应当为这场危机负责。虽然“贵族跟任何人一样贪婪，但人们大多相信关于犹太人的神话，贵族仍然是伟大的政治家、英勇的战士和忠诚的公务员。金融危机后，民众的愤怒并没有指向这些权贵以及由他们控制的政府，而是指向犹太人”[8]。

在西欧，恰恰是因为犹太人对现代性的支持和他们在职业和文化上取得的成就重新招来了人们的反感。犹太人希望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已经一去不返，但哪知欧洲人对他们的仇恨像一个水位不断升高的巨大水库，随时有溃堤的风险，对此犹太人无能为力。

西奥多·赫茨尔成年之时，西欧正处在这种让犹太人既充满希望又无比绝望的时代。赫茨尔1860年出生于佩斯（后来佩斯和布达合并为布达佩斯），18岁时随家人迁居维也纳。在这里他接触到欧洲社会丰富的知识和文化，和比亚利克一样，他也被这些深深吸引。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向往像那些作家一样出名。他和比亚利克一样笔耕不辍。他热爱艺术，对戏剧情有独钟，但父母和导师担心这个爱好不能让他谋生，因此鼓励他学法律。于是，赫茨尔在维也纳大学注册登记。

刚上大学时，赫茨尔读到欧根·卡尔·杜林所著《作为种族、道德和文化问题的犹太人问题》（1882）一书。杜林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这本书中提出，解放欧洲犹太人并将他们整合到欧洲社会中对欧洲不利，应当反其道而行之。他的追随者甚至宣称要让犹太人回到隔都生活。

令赫茨尔深感不安的是，杜林并非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徒，赫茨尔认为：“不可否认，杜林拥有出众的才华和渊博的知识，如果连他都能作出这样的言论，那无知的大众会做什么？”[9]

讽刺的是，正是杜林这位著名的欧洲知识分子和恶毒的反犹主义者让赫茨尔开始全身心研究“犹太人问题”。在回忆自己从何时起对犹太人及其在欧洲的未来这个问题感兴趣时，赫茨尔在日记中写道：“这显然始于读杜林的书。”[10]

其实，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他后来回忆说，小时候他一位老师在解释“异教徒”（heathen）这个词的含义时是这样解答的：“偶像崇拜者、穆斯林和犹太人。”[11]在维也纳大学，赫茨尔申请加入致力于知性对话和辩论的学生社团莱斯哈雷（Lesehalle）。1881年3月的一次“讨论”发展为一起恶性反犹主义事件，该团体因此被解散。这一事件并没有让赫茨尔放弃社团活动，后来他又加入了维也纳的德国民族主义学生联谊会艾比亚（Albia）。然而他发现，即使在这里，这所汇聚欧洲知识精英的大学也明显是反犹的。他加入两年后，几位联谊会兄弟参加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哀悼活动，并将哀悼活动变为一次反犹主义集会。[12]为了表达抗议，赫茨尔申请退出这一联谊会，一开始遭到其他成员拒绝，后来他们又找其他理由将赫茨尔赶出联谊会。

赫茨尔第一次直接接触到犹太建国问题很可能是在匈牙利议会，这后来成为他毕生的事业。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国家反犹党创始人吉奥佐·伊斯托奇（Győző Istóczy）提出了一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犹太人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去那里生活。[13]“犹太人，去巴勒斯坦！”成为匈牙利反犹主义运动的口号。讽刺的是，伊斯托奇提出的口号后来竟然成为赫茨尔的口号。

伊斯托奇充满仇恨地要求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这是否真的影响到赫茨尔，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在赫茨尔事业的开展过程中总能遇到反犹主义。离开维也纳后，赫茨尔来到巴黎，为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巴黎分社写稿，成为一位知名作家。在巴黎，他报道过一起关于巴拿马运河资金的丑闻，几个犹太金融家被指控犯有贿赂和腐败罪。比这个案情更让赫茨尔惊讶的是，这些犹太人的家人竟多为法国政界和军界的知名人物，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被当作典型的都市犹太人，民众认为他们拿淳朴、忠诚的法国公民的血汗钱来投机倒把。[14]

在奥地利，赫茨尔已经目睹了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反犹主义的兴起，而欧洲顶尖大学的精英并没有站出来反对。如今在法国，他发现即使是民主制度和共和政府也拿反犹主义没办法。

和比亚利克一样，赫茨尔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1894年秋天，经过短短两周的高强度工作，赫茨尔完成了剧本《新隔都》，第一次塑造出明显具有犹太特性的角色，并公开讨论了“犹太人问题”。这部剧本并没有使用多么高明的艺术手法，而是直白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欧洲解放了犹太人，但犹太人实际上仍然生活在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隔都中，时刻承受着需要证明自己清白的压力。[15]即使在看似得到解放的西欧，犹太人如果不能自证清白，仍然会被当作罪人。

但事态很快就恶化了。正当赫茨尔埋头写作《新隔都》时，法国又爆发了一起丑闻。法国犹太裔炮兵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被指控将法国机密泄露给德国人。法国当时没完没了地发生着革命，德雷福斯案的审判成为政党政治的牺牲品。在明显有失公正的情况下，德雷福斯被宣判有罪并剥夺军衔。对此，埃米尔·左拉（法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发表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公开信《我控诉》，指责政府公然持有反犹主义偏见，并不公正地将德雷福斯关入监狱。

一般认为，德雷福斯审判让赫茨尔开始思考如何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但现在很多历史学家不这么看。赫茨尔的确在他的专栏中提到德雷福斯曾对狱警说：“你看，我是私人恩怨的受害者，我遭到迫害仅仅因为我是犹太人。”[16]但德雷福斯的犹太人属性并不是赫茨尔这篇报道的重点。

讽刺的是，赫茨尔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功，竟是源于一次彻底失败的会面。赫茨尔曾找到著名金融家和慈善家莫里斯·德·赫希男爵，希望他能支持建立犹太国的激进观念。赫希很为东欧犹太人的未来担忧，但他已经有了另一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男爵以前就认为巴勒斯坦方案不可行，所以已经着手资助一些俄国犹太人前往阿根廷。赫茨尔想改变赫希的想法，但他给出的理由不够有说服力，最后只得两手空空地离开。为了下次能做得更好，赫茨尔决定把自己的想法付诸文字，把他想对赫希说的话写出来。

赫茨尔没有气馁，带着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他开始向另一个经常做慈善事业的犹太家族寻求帮助，这就是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了说服他们，赫茨尔把已写出来的文字进一步发展为一本内容详细、结构合理的计划书，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犹太国》一书的雏形。

他给出的理由非常直接：犹太国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个国家的地点还没有确定，可能在阿根廷，也可能在巴勒斯坦。不同于赫希，赫茨尔认为这个方案非常可行，犹太人拥有国家对各方都有利。

他相信，犹太人生活在犹太国后不但不会受到反犹主义的迫害，犹太国的存在还能终结全世界的反犹主义。赫茨尔提出：“犹太人的离开不会给东道国带来经济混乱、危机或迫害。他们离开的国家将迎来繁荣。”至于犹太国，“它开始的那一天就是反犹主义结束的那一天”[17]。建国并非天方夜谭，他毫不掩饰地说，犹太人的教育程度远高于许多其他建立主权国家的民族。如果其他民族可以获得革命的成功，犹太人也能做到。

出于同样的原因，赫茨尔认为犹太人建国的运动不会遇到太多阻碍。国际社会将支持这个想法，因为许多国家也“饱受犹太人问题之苦”。他写道：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既不荒谬，也并非不现实。我们这个时代就已经有许多民族实现了这一进程，这些民族的主体不是中产阶级，他们比我们更贫穷，教育程度比我们更低，实力比我们更弱。饱受反犹主义之苦的各国政府都会很愿意帮助我们获得梦寐以求的主权。[18]

他认为世界各地存在的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需要找到一个国际社会认可的政治解决方案。

我认为我明白反犹主义这一高度复杂的运动。虽然我是从犹太人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但我的观点不包含任何恐惧或仇恨的成分……我认为犹太人问题不是社会或宗教问题，虽然它经常以这样的形式呈现。犹太人问题本质上是民族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它当作国际政治问题来讨论，只有通过同全世界文明国家协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19]

但犹太人散居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看上去并不是一个整体，这该如何解释？赫茨尔说，人们不应该被这种分散的状态迷惑。“我们是一个民族（people），我们只有一个民族。”[20]他坚持认为，其他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国家，犹太人也不例外。

赫茨尔是在欣喜若狂的状态下写的这本书。当谈到写书经过时，他说：“我当时完全投入到写书中，决心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否写完，因为书中提出的理想似乎过于宏伟，但有几周的时间我每天沉浸其中，不能自拔。”[21]

读到这本书的人同样难以自拔。《犹太国》这本只有100页左右的小册子让赫茨尔成为犹太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4)1896年2月出版后，这本书轰动了世界，被不断印刷，不断翻译成其他语言，成为现代犹太作品中阅读最多、流通最广的一本书。“仅在1896年，这本书就出现了英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俄语和法语版本。他在书中的提议让许多学生热血沸腾。《犹太国》让赫茨尔一夜之间从一个孤零零的声音变为一个国际运动的领导人。”[22]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在当时着实是令人惊叹的提议。这本书出版后，几乎整个犹太世界都相信：犹太人需要一个国家，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国家。

虽然西奥多·赫茨尔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发起者，但在他以前很久就有人表达过类似的观点。1853年，在赫茨尔《犹太国》出版前40年，亚伯拉罕·玛普出版了第一部现代希伯来语小说。和比亚利克一样，玛普也出生于传统犹太家庭，但长大后对欧洲文化非常着迷。玛普的小说《锡安之恋》的背景设在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具体说是先知以赛亚时期的以色列。这本小说不仅是个感人的故事，还重新勾起了犹太人对先祖们家园的美好回忆，“表达了整个民族在内心深处对一种更充实、更丰富的生活的向往”[23]。这本书拨动了犹太人的心弦，卖得特别好。随着玛普的出现，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了萌芽的迹象。

摩西·赫斯（1812—1875）的作品吸引力更大。赫斯出生于德国，从小由当传统犹太教拉比的祖父抚养大（又和比亚利克一样）。赫斯最崇拜的人是荷兰犹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这位哲学家背叛了犹太教，成为泛神主义者。后来，思想激进的赫斯开始支持社会主义，甚至娶了一位工人阶级的天主教徒为妻，进一步拉开了自己和传统犹太教之间的距离。[24]

但赫斯很快发现，即使放弃犹太教、拥护社会主义并和天主教徒结婚，还是无法改变自己成为欧洲反犹主义受害者的命运。他写道：“就算改变宗教也不能减轻犹太人承受的德国反犹主义的压力。德国人恨犹太人的宗教，但更恨他们的种族。他们讨厌犹太教中的独特信仰，但更讨厌犹太人与众不同的鼻子。”[25]

1862年，赫斯写下《罗马和耶路撒冷》，[26]他在书中提出，欧洲永远不会欢迎犹太人。他写道：“我们在其他民族中一直被当作陌生人。他们可能会容忍我们的存在，甚至解放我们，但是，只要我们遵循‘哪里好哪里是家乡’（ubi bene ibi patria）的原则苟且生活下去，不去复兴我们伟大的民族记忆，我们就永远无法得到他们的尊重。”[27]犹太人应该回到巴勒斯坦，回到这片他们上千年来魂牵梦萦、不断提及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罗马和耶路撒冷》现在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发展史上一份重要文本，但赫斯在世时，这本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时犹太人并不关心欧洲犹太人的未来，自然也不会认真对待这本书。[28]赫茨尔写完《犹太国》后才第一次读到《罗马和耶路撒冷》，他写道：“我们想尝试的一切，他的书中都有。”[29]所以一位研究这一运动的伟大历史学家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场“诞生了两次的运动”[30]。

赫斯的《罗马和耶路撒冷》并不是唯一一本在赫茨尔前注定成为经典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品。另一本书的作者是列奥·平斯克，他1821年出生于俄国一个深受哈斯卡拉运动影响的家庭。作为最早到敖德萨上大学的犹太人之一，平斯克起初学的是法律，但他很快意识到，由于存在针对犹太人的就业名额限定，他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和法律相关的工作，于是他改行当了医生。

和其他人一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运动让平斯克投身于公共生活。1871年发生在敖德萨的集体迫害和1881年更大规模的攻击潮让平斯克非常震惊。他最终得出结论：犹太人永远无法被东道国接受。他写道：“对活人来说，犹太人是死人；对当地人来说，犹太人是外来者和流浪者；对有产者来说，犹太人是乞丐；对穷人来说，犹太人是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爱国者来说，犹太人是没有祖国的人；对社会各阶级的人来说，犹太人是令人憎恶的竞争对手。”[31]1881年集体迫害发生后一年，他写下《自我解放》一书，书的副标题是“一个俄国犹太人对同胞的忠告”。书中他敦促犹太人重新建国，实现独立自主。

与赫斯的作品不同，平斯克的作品受到一些关注。出版两年后，他参与了“锡安热爱者”组织的建立工作，这是最早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欧洲组织之一。然而，他发现单靠这个组织远远不够，犹太人需要一个领袖。他写道：“我们或许缺少一个像摩西这样天才般的领袖。但历史不会经常给一个民族这样的杰出领路人。如果我们能明确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明确知道建立属于自己家园的必要性，我们当中一定会有一群精力充沛、受人尊重的人站出来领导这项事业，这个团队的力量将不亚于一个伟大的领袖，带领我们走出屈辱和迫害的历史。”[32]

平斯克在想象的似乎就是赫茨尔。

犹太复国主义早期发展缓慢，影响有限。不同于以前的书，赫茨尔的书一经出版就轰动世界，让许多人兴奋不已。1896年3月初，也就是《犹太国》刚刚问世几周后，有人建议赫茨尔举办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赫茨尔不但接受了这个建议，还全身心投入到大会的筹备当中。一位参与过大会早期准备工作的人说：“为了准备这次会议，赫茨尔忘记了大会以外的整个世界。他把全部精力用于筹备工作的各项细节，亲力亲为，毫不马虎。他不但发号施令，还监督各项号令的执行情况。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他都保持着柔和的声音和友好的微笑，把每件事情都安排得非常明确，没有任何人能违抗或反对他。”[33]

为了办成一次高规格的大会，准备工作持续了将近18个月。他要让这场在1897年8月29日开幕的盛会仅通过富丽堂皇的形式就能令大家明白，一场盛大空前的政治运动诞生了。他要求所有参会的男士（会议也邀请了女代表）一律穿正装，系白色领带。在参会人员中，马克思·诺尔道可能是和赫茨尔关系最密切的战友，他在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前就已经在国际知识分子圈享有声誉。但当看到他穿着便装来到会场时，赫茨尔直接要求他回酒店换上规定的服装。

有人认为赫茨尔在这些细节上的要求太过苛刻，甚至有些好笑，但赫茨尔真正的目的绝非制造戏剧效果。“我需要一些形式来让代表和全世界看到我们同平凡决裂的决心，让他们明白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汇聚于此，并将宣布一项崇高而美好的计划。”[34]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虽然在形式上有些浮华，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许多思想也不够成熟，但还是取得了巨大胜利。与会者被深深吸引，完全投身于这个精神严肃的计划，即便是长达几个小时的演讲，大家也能耐心听完。[35]

大会最突出的成就是清晰界定了这个新成立组织的目标。通过几天时间对文件具体文字的激烈讨论，大会起草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最终形成了这样的文字：

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被公众承认，受法律保障的犹太人之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会设想以下几种方法：

1．促使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前往巴勒斯坦定居。

2．在遵守各国法律的情况下，通过合适的地方机构和总机构将全体犹太人组织起来。

3．加强犹太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

4．为获得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目标所需要的政府允诺采取准备措施。[36]

在获得解放后，许多欧洲犹太人有了接受欧洲教育的机会，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参加会议的兹维·赫尔曼·沙皮拉教授会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所“希伯来大学”，并将其融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当中。因此，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一场富有文化气息的运动，是传统犹太教和欧洲启蒙运动碰撞的产物。它既是犹太人在绝望中的孤注一掷，也体现了犹太人对永恒的追求。在探索政治解决方案的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没有放弃教育和写作。

大会确定了犹太国的国歌。1878年创作的《希望》（国歌选用部分，比原诗要简略很多）是一首用一句话写成的国歌：

只要心灵深处，

尚存犹太人的渴望，

眺望东方的眼睛，

注视着锡安山冈，

我们还没有失去，

两千年的希望，

做一个自由的民族，

屹立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之上。(5)

大会还讨论了其他问题。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提出了设立犹太国民基金（最初目的是购买和开发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土地）的想法。大会还成立了许多委员会和管理机构，为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高效推进奠定了组织基础。

赫茨尔一丝不苟地筹划了每个细节，倾注全力确保它实现。大会结束后，他欣然离开会场。几周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我不会轻易公开这句话，但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巴塞尔大会，那就是：‘在巴塞尔，我成立了犹太国。’如果我现在大声说这句话，全世界都会笑我，但也许5年后，或更确定地说，50年后，每个人都会承认我这句话是对的。”[37]

备受鼓舞的赫茨尔更加坚定了他对这项事业的信念。不久后，他第一次来到巴勒斯坦。他并不是专程来看这片犹太人先祖的土地的（在他心中也是犹太人潜在建国地之一(6)），而是对当时最关键的政治人物开展游说。当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几位苏丹代表正在访问圣地，赫茨尔认为和他们见面是获得政治支持的最佳方法。[38]

德国皇帝绝非犹太人的天然盟友。一位参加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会后写信给德国皇帝，详细汇报了这次会议提出的目标。看到这封信后，德国皇帝在空白处批示：“让这些犹太佬（kikes）赶紧走人，去巴勒斯坦吧，越早越好。我不会挡他们的路。”[39]但德国皇帝对犹太人的反感阻止不了赫茨尔去见他。只要和他的目标一致，只要能推进建立犹太国的进程，哪怕同反犹主义者合作，赫茨尔也不介意。

在赫茨尔看来，这片土地虽然贫瘠，但存在无限的潜能。他在著名乌托邦小说《新故土》中写到了这一点。这本1902年出版的小说和同时代的乌托邦小说风格相似，描绘了一个未来的犹太国。小说讲述了一个同化的犹太人和一个非犹太人同伴的旅行，他们在一个遥远的小岛上被困了许多年，最后来到巴勒斯坦，发现了一个刚刚重新建立的犹太国。赫茨尔描写了一个田园诗般的社会。曾经的沙漠变得繁花似锦，赫茨尔在巴勒斯坦亲眼见到的破败社区成为一座座现代化城市。不同信仰的人们在这里和睦相处，以各自的方式举行宗教仪式，人们之间没有任何紧张的气氛。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到处是知识分子、发明家、作家和高尚的政治家。

这是对巴勒斯坦不切实际的想象，但可能因为欧洲的生活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许多读者被这本书中的景象所吸引：

这座圣城弥漫着安息日特有的平静与祥和气氛，往日让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感到厌恶的肮脏之物、嘈杂之音和难闻之味都不复存在。以前，在最终到达圣地前，他们不得不忍受许多不堪入目的景象。现在，一切已大为不同……土地得到精心维护，街道铺设得非常漂亮……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福利机构、医院和诊所毗邻而立。在大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和平宫殿，世界各地的和平爱好者和科学家在这里举办国际会议，因为耶路撒冷已成为人类最崇高追求的家园：为了信仰、爱和知识。[40]

得到改善的不仅仅是耶路撒冷，犹太家园的建立还解决了欧洲的犹太人问题：

沃尔特博士……打算描述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对留在欧洲的犹太人产生的影响。他一定会说，对他而言，犹太复国主义既有利于移民的犹太人，也有利于留在欧洲的犹太人。[41]

这是个大胆的梦想，在很多方面不切实际。但很快，它竟然变得非常可行。欧洲犹太人的生活越绝望，他们就越倾向于想象一个不同于当下的世界。赫斯、平斯克和后来的比亚利克都是如此。然而，是西奥多·赫茨尔将这股激情转变为一场政治运动。他当然明白，实现这个梦想绝非易事，但他从未怀疑过这个梦想能实现。他想告诉读者的话其实很简单，正如他在《新故土》精炼的题词中所说：“如果你渴望它，它就不是梦想。”[42]

(1)　这一指控最早出现在《马太福音》27：24－25中：“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中文翻译参考（圣经）和合本]

(2)　“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指的是在以色列地重建犹太民族家园的运动。该词由当时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拿单·伯恩鲍姆创造，1890年4月1日，他在他办的期刊《自我解放》的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这个词。1892年1月，他第一次在公开演讲中用到这个词。（Lawrence Epstein, The Dream of Zi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6], p.13.）

(3)　严格意义上说，这个组织的名称是“锡安之爱”（Hibat Zion），成员才被称作“锡安热爱者”。但后来这两个词被混用，“锡安热爱者”也可以指该组织。

(4)　西奥多·赫茨尔：《犹太国》，肖宪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校注

(5)　《希望》（Hatikvah）不同于许多其他国家的国歌。大多数国歌（包括美国国歌《星条旗》、法国国歌《马赛曲》，甚至《国际歌》）都会提到战争和冲突，但《希望》没有。而且《希望》还是不多的一首用小调谱写的国歌，其悲伤的旋律无法在阅兵时演奏。

(6)　1896年赫茨尔写《犹太国》时并不确定这个国家建在哪里，他写道：“有两个可以考虑的地方：巴勒斯坦和阿根廷。”（参见Theodor Herzl, The J ewish Stat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9], p.64）6年后，即1902年，在写《新故土》时，赫茨尔才明确指出这个国家应该建在巴勒斯坦。

第二章
故土某处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诗篇》126篇

人们常说，1897年从世界各地汇聚在巴塞尔参加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立者。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参与者开启了犹太复国主义这项政治运动，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渴望回到先祖在以色列地家园的梦想——早已存在。这个梦想和犹太民族一样古老。

一个民族只有在先祖生活过的土地上才能繁荣兴旺，在其他地方则难以实现，这一点并非只有犹太人明白。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前二十多年，乔治·艾略特（玛丽·安·伊万斯的笔名）就谈到了一个民族爱一块土地所能产生的力量，虽然其中并没有提到犹太民族。(1)

我感到，人的生命应该深深扎根于故土某处，它可以在那里获得这种温柔而亲切的爱：爱那里的大地，爱那里人们的劳作，爱萦绕在那里的各种声响和乡音，爱可以将早年的家园从日后博闻广识中清晰区分开的一切；每当历历在目的往事涌上心头，就会交织着思慕之情。[1]

要理解今天以色列的梦想、成就、遗憾以及以色列人应对各种挑战的方式，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犹太人长久以来讲述的关于自己的古老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以色列地（Eretz Israel, the Land of Israel）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

圣经让犹太人对锡安的记忆也“交织着思慕之情”，他们把这本书视为“民族日记”。对犹太教徒来说，圣经是神启的话语，里面充满了教导他们如何生活的诫命。对世俗犹太人来说，圣经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不管怎样，所有犹太人都认为圣经讲述的是关于他们民族的故事：他们爱过什么，在哪里生活，如何取得胜利，什么时候失败了。这是一个关于他们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故事的中心就是以色列地，西奥多·赫茨尔如今敦促他们回归到这块土地。这本“日记”向他们暗示，这个故事的中心如果没了这块土地，也就没了犹太家族和犹太民族。

以色列地从一开始就是犹太民族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描述犹太民族诞生时，圣经写道：“耶和华对亚伯兰(2)说：‘你要离开本地……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2]亚伯兰听从了上帝的话，不久耶和华又对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3]所以，在犹太人故事一开始就出现了“应许之地”这一概念。

这块土地自始至终都是这个民族故事的核心。亚伯拉罕将迦南（当时的称呼）作为自己的家，有时（特别是饥荒时）为了确保生存，他和子孙们也会迁到邻近地区。《创世记》（摩西五经中第一部经典，五部经典合称《托拉》）讲述的就是关于这块土地的故事，里面提到犹太人如何在这里建造城市、购买坟地以及划分家族土地，还讲到他们如何离开这片土地，然后又回到这里。《创世记》大体上可以理解为亚伯拉罕复杂的家族史，但同样，上帝应许给他生活的这片土地在故事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创世记》之后是《出埃及记》，这时，亚伯拉罕的后人不再只是一个家族，而成为一个民族。他们被称为以色列人（Israelites）。他们受困于埃及，沦为法老的奴隶。法老知道不可能永远把以色列人留下来当奴隶，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回到故土。法老对他的人民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方去了。”[4]所以，法老一开始就明白，以色列人反抗并不是为了夺取他的王位，而是为了回家。他意识到故乡对一个民族拥有神奇的吸引力，人们为了回到先祖之地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后来果然如此。一位新的领导人站了出来，决心结束犹太人被人奴役的命运。摩西带领犹太人挣脱枷锁，离开埃及。《托拉》接下来叙述了古以色列人回到应许之地走过的漫长道路，圣经说他们在沙漠中走了40年，其间经历了饥渴、战争、怀疑甚至叛乱。几千年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明白，《托拉》想告诉人们，通往自由的道路必然漫长而艰辛。在《约书亚记》中，古以色列人最终回到了亚伯拉罕曾经走过的这块土地，但回家从来就不容易，这一点历史已经清楚揭示了。

圣经中关于建立民族家园还表达了一个观点：即使回到了故土，留在故土也很难。圣经记载，这块土地不但已被7个不同的民族占据，还面临外部威胁。[5]这里战乱不断，以色列人尝试过的几种政治领导模式相继失败。为了留下而进行的长期征战让以色列人精疲力竭，最后，12个支派一致要求推选一名国王来领导整个民族。

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国王扫罗性格上有严重缺陷，很快被年轻的大卫取代。这位矮小而低调的国王成长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军事指挥官，建立起稳定的君主制和庞大的帝国（参见地图1）。虽然大卫也有缺陷（比如他有时很无情），但在圣经中他不但有远见、有能力，还非常虔诚；作为领袖，他被描绘得近乎完美，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能达到的极致莫过于此。难怪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一位代表在描写赫茨尔的非凡气度时写道：

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位杰出而高贵的人，他有着国王的气质和体形，从他深邃的双眼中能读出一种肃穆的庄严和莫名的悲伤……这一定是大卫家族的子嗣，从死者中间复活，全身上下充满着传奇、幻想和华美的色彩。[6]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似乎有种神奇和伟大：所有与会者感到他们正在复兴以前的荣耀，这种荣耀犹太人曾经实现过——在以色列地上。

大卫将王国交给了儿子所罗门。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立第一圣殿，这成为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中心。以色列人在这里祭祀，每年三次来到这里朝圣。耶路撒冷和圣殿实际上成了以色列人的首都。圣殿山不仅成为犹太人的圣地，因为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都位于此，还是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圣地。对于基督徒而言，耶稣在这里布道，反对圣殿中的腐败，并驱赶兑换银钱之人。对于穆斯林而言，穆罕默德在此登霄，为纪念这一事件，公元691—692年他们在此修建了阿克萨清真寺和金顶清真寺。

所罗门大兴土木，耗资巨大，为维持财政收支平衡，不得不提高赋税。结果各支派怨声载道，北部的支派更是认为所罗门偏袒南部支派。虽然出现政治动乱，但所罗门勉强维持了联盟的统一。他的儿子罗波安显然没有父亲的政治才能。公元前928年，统一王国分裂成两个相互间经常发生冲突的王国，北部的以色列王国（由十二个支派中的十个支派组成）和南部的犹大王国（由十二支派中的两个支派组成）。(3)

接下来圣经谈到另一个犹太人经常讲述的主题：分裂的危险。王国的分裂意味着灾难，北部王国深受权力斗争之苦，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19个王朝。更糟糕的是，两个独立王国之间还经常发生战争。

另一个当今以色列人面临的重大威胁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中也有涉及，这一区域的王国自古以来就被强敌环绕。北部是位于今天伊拉克的亚述帝国（参见地图1），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严重威胁到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众多国家，包括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除了亚述帝国，同样在北部构成威胁的还有亚兰（Aram）。东部的巴比伦帝国也经常加入战争。南部强大的埃及帝国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任何一个帝国要想控制这一区域，首先需要征服以色列王国和犹大王国。可以说，这两个犹太王国的命运已被注定：不管哪个帝国获胜，它们终将成为被征服的对象。

这也是以色列看待当下外部安全威胁的方式。很早以前，中东这个地区就错综复杂，为了生存下来，必须不断斗争。

面对困境，古以色列人的两个王国千方百计维持自身生存，它们和其他国家建立联盟或进贡关系，但长远看来这些策略并没有多大作用。它们的故事充满无数波折，各种和约与较量比比皆是，两个王国逐渐走向衰落。因为相互内斗并受到周边强大军队的威胁，两个王国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公元前733年到公元前732年，亚述国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Tiglath-PileserⅢ）吞并加利利和外约旦地区后，驱逐了大量当地居民，开创了中东大规模驱逐人口的先河，这一策略一直沿用至今。对以色列人而言，成为驱逐的对象对他们的宗教生活产生了多重影响。在那之前，以色列人身份首先体现为对具体支派的认同，但支派身份衍生自土地归属。一旦他们从故土流放出去，支派身份就很难维系。

因为环境的突变由不得他们选择，犹太人被迫重新思考犹太身份的意义。在后来的几千年里，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要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面临类似的挑战。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被流放的十个支派下落如何。流亡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对哪个民族而言，强制移民都非常危险，20世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深受其害。消失的十个支派的下落人们不得而知，但根据圣经的记载，南部犹大王国的两个支派幸存了下来，发展成为后来的犹太民族。

南部王国南北受敌，剩下两个支派如何生存下去仍然是一个难题。亚述帝国的军事实力衰落，但巴比伦帝国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南方的埃及帝国依旧强大，对犹大王国虎视眈眈。犹大王国领导人犯下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让王国的形势变得更为严峻。犹大国王误以为巴比伦帝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大，决定停止进贡，愤怒的巴比伦人于公元前598年入侵犹大王国，杀掉国王，将圣殿洗劫一空，大约一万人沦为奴隶（大多数为士兵和工匠）。为了摧毁犹大王国的民族意志，巴比伦国王使用了亚述国王驱逐当地居民的手段。

后来，犹大王国的人反抗巴比伦统治，新的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再次带兵入侵。这一次，为了根除犹太人造反的可能性，巴比伦人不但采用驱逐的老办法，还摧毁了犹太人在以色列地的精神中心：公元前586年，所罗门圣殿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

和以色列王国一样，犹大王国也不复存在，犹太人独立的历史告一段落，流散巴比伦的历史开始。从那以后，犹太民族再也没有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生活在以色列地。

祭祀仪式和祭司领导体制是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核心，圣殿被毁意味着祭祀仪式和祭司权力消亡，这本可能导致以色列人宗教生活的结束。但凭借过人的社会学和宗教学才华，以色列人的领袖请求追随者们不要把这视为终结，而要在灾难面前保持希望。

亲眼看见耶路撒冷陷落的先知耶利米在流散期间发表了对未来的预言，他认为冷酷无情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犹太民族将灭亡，他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7]耶利米不但告诫人们要充满希望，还要保持耐心。犹太人和上帝间立下的契约仍然有效，但他们需要等待，等待更为强大的力量带领他们回到锡安。

圣经先知哈拿尼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巴比伦人只能统治两年，而不是70年。他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接受流散生活。不同于耶利米，他认为犹太人可以更早回到自己的家园。

耶利米和哈拿尼雅之间关于犹太人是适应流散生活还是尽快回到家园的争论一直存在于犹太人生活中。比如，赫茨尔急于创造一个犹太国，而反对他的宗教势力则主张将犹太人的命运交给上帝。以色列早期领导人希望全世界犹太人都回归以色列，而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坚持认为犹太人在先祖之地以外已经找到了美国这个理想的家园。

巴比伦之囚持续了几十年，在这期间，他们回到故土锡安的愿望从未消失。身处流散地的以色列人一直心怀故土。《诗篇》137篇就反映了许多犹太人的世界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8]他们不但哭泣，还梦想回到故土。《诗篇》中另一段文字没有提到眼泪，而是表现了犹太人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

外邦中就有人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流泪撒种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9]

犹太人长期诵读《诗篇》中这节文字，虽然他们没有看到过这片土地，知道自己可能活不到回归的那一天，对于魂牵梦萦的这个地方也并不了解，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这是犹太民族必将实现的梦想，犹太人终将回到自己的家园。只要那一天还没有到来，锡安之梦就仍然是犹太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支柱。

在希伯来圣经的末尾，公元前539年战胜巴比伦的波斯王居鲁士让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回到故土重建圣殿。“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耶路撒冷去]。”[10]我们不知道流散社团中哪些人选择了回到锡安，但人数显然不多。[11](4)

然而，圣经所编织的故事没有关注那些选择留在流散地的人，而是强调居鲁士的规劝——是时候回家了。犹太人的民族故事从上帝要亚伯兰“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即去以色列地）开始，以“可以上[耶路撒冷去]”而结束。

意味深长的是，圣经故事始于对家园的应许，而止于犹太人回到以色列地。圣经故事讲述的这个民族从未放弃过回家的许诺。

那些遵循居鲁士指令，从巴比伦回到以色列地的犹太人发现这里动荡不安，这种乱象一直持续至今。最终，返回这里的这一小部分人重建了圣殿，尽管它最初只是对第一圣殿的草草模仿。第二圣殿矗立了600年左右，但在此期间犹太人并非一直拥有主权。

波斯帝国衰落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此地。希腊人的统治手段非常严厉，宗教自由被严重限制，虽然许多犹太人接受了古希腊文化，但正如后来犹太历史中反复出现的那样，一小部分人坚决抵抗外族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他们认为仅仅生活在先祖之地是不够的，只有坚持犹太核心观念、信仰和义务，生活在这里才真正有意义。

面对希腊人对犹太宗教自由的限制，犹太抵抗组织开始武装反抗，这也是自大卫王以来犹太人最强有力的一次军事行动。公元前164年，马卡比家族(5)的一群犹太人发动反对希腊人的起义，推翻了希腊人的统治，400多年来犹太人第一次在以色列地建立起一个独立的犹太国。每年的光明节（Hanukkah），犹太人都会庆祝这次伟大的胜利。

犹太人的独立只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之后犹地亚成为罗马帝国的附庸国。刚开始，生活还可以忍受，由于罗马远离犹地亚，罗马领导人并不关心生活在以色列地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以色列人大多时候实行自治，虽然和那个年代其他被征服民族一样，他们必须缴纳沉重的赋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的统治变得越来越暴虐，他们不但增加税收，还逐渐剥夺犹太人的宗教自治。公元6年，罗马人开始直接统治犹地亚，结束了犹太人对主权抱有的幻想。

渴望主权的犹太人再次发动反叛。一小群所谓的奋锐党人（Zealots）主张对罗马人发动军事起义。公元66年起义爆发，最初罗马人节节败退，但罗马帝国毕竟是军事强国，犹太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公元70年，罗马人兵临耶路撒冷城下，整座城市被罗马军队包围，任何人无法进出，城内粮食告罄，饥荒出现。很快，罗马人冲破耶路撒冷城墙，将这座城市洗劫一空，烧毁第二圣殿。罗马人屠杀了大量犹太居民，流放了这一地区剩下的犹太人，开启了犹太人持续了两千年之久的流散。

第二圣殿时期走到尽头，耶路撒冷陷落。但不愿向罗马人屈服的决心非常强烈，零零星星的反抗仍在继续，其中坚持时间最久的是马萨达要塞（死海西岸一座建有防御工事的山丘）的奋锐党人，他们的事迹家喻户晓。其实，守卫在那的犹太人也知道，面对强大的罗马军队没有任何胜算。在重重包围之下，他们没有留给罗马人屠杀他们的机会，而是选择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其中几个人杀死了几乎所有的妇女、儿童和男人，最后一个人选择了自杀。马萨达上有将近一千名犹太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两名妇女和五个孩子。[12]

同罗马人的鏖战让犹太人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对于这段历史，我们的了解主要来自历史学家约瑟福斯的记录。据他记载，数十万犹太人在这场战争中死去，还有许多人沦为奴隶或被迫在罗马矿山劳动。

令人惊讶的是，即便这样彻底的失败也没有让犹太人放弃在先祖之地上追求主权的愿望。公元130年，也就是第二圣殿被毁60年后，罗马皇帝哈德良宣布重建耶路撒冷，为了割断这座城市同犹太人之间的联系，他将其改名为伊利亚·卡皮托林那（Aelia Capitolina），并计划在这里建立异教祭坛。此外，他把这一地区改称为叙利亚·巴勒斯坦那（Syria Palestina），这也是今天巴勒斯坦名字的来历。

由于罗马皇帝的挑衅行为，在年迈的阿齐瓦（Akiva）拉比的支持下，西蒙·巴尔·科赫巴开始策划新的起义，数十万犹太战士加入他麾下。起义于公元132年爆发，和公元66年的起义一样，犹太人在初期获得了一些胜利，巴尔·科赫巴攻下了耶路撒冷和大量其他领土，在所到之处建立起犹太人的自治统治。现代考古学家发掘出大量带有“以色列的救赎”“以色列的自由”“耶路撒冷的自由”等希伯来语铭文的钱币，它们就是巴尔·科赫巴短暂独立时期留下来的文物。[13]

和以前的起义一样，罗马帝国在军事上享有绝对优势。哈德良打败了巴尔·科赫巴和他的战士们，迫使他们撤退到耶路撒冷南部一个叫作贝塔尔（Betar）的城市。公元135年，罗马军队消灭了这里的残余势力，平息了长达三年的起义。据古代史料记载，约58万人被杀，还有很多人被卖到奴隶市场。

犹地亚第三次陷落。犹太人的主权再次结束。这一次，犹太人没有在70年后卷土重来，也没有在60年后再次发动起义。这一次，是彻底完了。

在接下来的两千年（确切说是1762年），犹太人一直没有获得过政治自治权，他们生活在其他民族的统治下，有时受到礼遇，有时备受欺凌。这一时期犹太人几乎没有认真尝试过恢复政治主权，直到1897年西奥多·赫茨尔在巴塞尔组织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赫茨尔呼吁犹太人恢复古代以色列的辉煌，结束漫长的、腐蚀人心的流散。犹太人不应该继续生活在异国他乡，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而应该把历史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1897年赫茨尔站在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讲台上发表演讲时，犹太人回归故土的梦想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千年。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如果从未见过这片先祖之地，他们如何长时间保持对这里的记忆？用乔治·艾略特的话说，如果从未在那生活过，从未去过，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去，他们如何能清晰地区分出“早年的家园”？

虽然没去过以色列地，但犹太人会周期性回忆和想象他们民族的历史，在巴塞尔畅想未来建国也不例外。犹太传统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宗教仪式和节日上让历史得以重现。在他们的言行举止和思维中，以色列地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每日三次的祷告时，他们会面朝耶路撒冷。上千年来，犹太人都会在犹太历埃波（Av）月的第九日禁食，因为这一天被认为是两次圣殿被毁的日子。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波兰，犹太人饭后祷告时会诵读道：“赞美你，上帝，你以仁慈重建了耶路撒冷。”在逾越节晚餐祷告词结束时，不管是在非洲还是欧洲，在也门还是伊拉克，全世界犹太人都会唱“明年耶路撒冷见”。在犹太婚礼上，新郎会故意打碎一只酒杯，提醒在场者即使在欢乐时刻也不能忘记耶路撒冷被毁的历史。让一代代犹太人记住锡安（耶路撒冷）之梦的还有几十上百种宗教仪式，即使从未见过这个地方，他们也绝不会忘记。

这种保存犹太记忆的策略，就是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的《鸟颂》会在犹太人中产生强烈共鸣的原因。诗中的字句是全新的，但所表达的思想却非常古老。在某种程度上，比亚利克只是在重复耶利米、哈拿尼雅和《诗篇》中已经说过的话：犹太人可能生活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但只有一个地方才是真正的家。

古老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现出新的活力。19世纪末欧洲人开始强烈排斥犹太人，民族主义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许多犹太人意识到欧洲很快将没有容身之地，他们本能地知道，在欧洲之外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家园。不管是宗教人士还是世俗人士，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东欧犹太人还是西欧犹太人，他们都在对锡安的憧憬中长大，对于赫茨尔的《犹太国》中所提出的梦想再熟悉不过。赫茨尔的思想之所以能迅速传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并非一个全新的思想，它只是激活了犹太人千年来的梦想。

所以，一位参加巴塞尔会议的代表作出如下评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说：“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坐在会场，仿佛在见证神迹一般。坦白说，难道我们看到的不是神迹吗？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代表们鼓掌叫好，挥舞着手帕，一直持续了15分钟。”[14]毕竟，对于那些对欧洲已经失去信心的犹太人，对于那些将犹太复国主义视为新的希望和梦想的犹太人，赫茨尔就是第一次被命令“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的亚伯拉罕，就是带领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的摩西，就是让犹太主权获得新生的大卫，就是坚持认为改变历史的时机已到的巴尔·科赫巴。几乎凭借一己之力，赫茨尔激活了犹太人古老的梦想，重新点燃了民族复兴的希望，让犹太人敢于畅想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这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只是将一个古老的梦想重新点燃。

(1)　以下这段引文出自乔治·艾略特最后一本小说《丹尼尔·德隆达》（1876），小说对比了英国贵族的道德败坏和犹太民族主义者富有献身精神的热诚。今天耶路撒冷有条街道以乔治·艾略特命名。——校注

(2)　他的名字在《创世记》17：5改为亚伯拉罕。“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

(3)　犹大王国的领土进入罗马时期后叫“犹地亚”（Judea）。——校注

(4)　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和基督徒的《旧约》虽然内容一样，但在章节划分和各卷的编排顺序上有所不同。希伯来圣经以《历代志下》收尾，而《旧约》以《玛拉基书》作结。——校注

(5)　“马卡比”的意思是“锤子”。——校注

第三章
是对话而不是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世纪之交时的分歧

只要犹太人还因为民族身份而经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自尊心受到伤害，财产被剥夺，那么基希涅夫惨案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让我们拯救那些还能被拯救的人！

——1903年西奥多·赫茨尔在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

1949年，丘吉尔感慨万分地回忆道：“进入20世纪时，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整个帝国乃至全世界都充满了希望，看到19世纪大部分时期（特别是后期）自由主义的进步，1900年时大多数人感到未来一片光明，日子会越来越好。”[2]

世纪之交的许多犹太人也和后来的丘吉尔一样乐观。丘吉尔提到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理应给欧洲犹太人带来新的机会，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也预示着犹太人即将加入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前途一片光明。

但刚刚迈入20世纪，就爆发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许无情摧毁，许多犹太人感到非常震惊。在俄国，首先给犹太人当头一棒的是《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出版。这本书虚构了一本会议“记录”，指控犹太人试图通过操纵媒体和全球经济来控制世界。这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广为传播。

很快，俄国人对犹太人的敌意从语言攻击发展为暴力袭击，其中最让犹太人惊讶的是1903年发生在基希涅夫的集体迫害，这一恐怖事件发生在4月19日复活节星期日：

刚开始年轻人开始驱赶楚夫林斯基（Chuflinskii）广场上的犹太人，后来，借着节日的气氛，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加入进来。当天下午，大概有25支人数在30—50人之间的队伍冲入比萨拉比亚首府的犹太区，男性青少年带头砸房屋和商店的玻璃，皇家学校和市内的宗教学院的学生们拿起铁棍和斧头紧随其后，强盗们也加入进来，掠夺和毁坏财产。当地警察没有干预，秘密警察局局长拉文达（Levendal）还鼓励这些行为……坐在马车里行驶在街上时，东正教主教雅科夫（Iakov）还祝福那些大多为摩尔多瓦人的攻击者。[3]

当暴徒们发现政府不会干预，事态就进一步恶化，接下来的事情简直惨不忍睹：

当晚人们开始实施谋杀和屠杀……5万犹太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成为这些野蛮行为的受害者……一名两岁男孩还活着时舌头便被割掉……迈耶·韦斯曼（Meyer Weissman）小时候有一只眼睛失明，为了让暴徒饶他一命，他交出60卢布，暴徒首领收钱后不但砸掉了他的小杂货店，还挖掉了他的另一只眼睛，并对他说：“这样你再也看不到基督徒孩子了。”有的犹太人脑部被打入钢钉，身体被切成两半，肚子剖开后被塞进羽毛。妇女和女孩惨遭强奸，有的人还被切掉乳房。[4]

恐怖事件不断升级，后来《圣彼得堡宣言报》（St. Petersburgskiye Vedomosti）报道说，上层阶级的人“淡定地走在街上，目睹这些惨状而完全无动于衷”[5]。直到内务部部长给总督发电报，要求他阻止屠杀后，军队才出动，4月21日上午开始戒严。

犹太人死伤惨重，集体迫害导致34名男性（包括两名婴儿）和7名女性遇害，后来又有8人死于重伤。财产损失也非常严重。一名在集体迫害后赶到现场的记者说，当地的非犹太人没有表现出“遗憾和悔恨”[6]。

集体迫害发生后，敖德萨犹太历史委员会派纳赫曼·比亚利克去基希涅夫采访幸存者，对事件进行报道。派给比亚利克这项任务是顺理成章的，在10年前发表《鸟颂》后，他声名鹊起。1901年他出版一本诗集后，被公认为当时最伟大的希伯来语作家。同样擅长写作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泽夫·雅博廷斯基曾说：“比亚利克是现代文学界中唯一一位用诗歌塑造了一代人灵魂的诗人。”[7]

在基希涅夫的所见所闻让比亚利克震惊不已，为此他创作了史诗《屠杀之城》。他在诗中不仅对犯下抢劫、强奸和谋杀罪的暴徒发火，还令人惊异地对犹太人发火。在这首复杂长诗的中间部分，他描述了发生在一户人家地下室的场景，一群哥萨克人残忍地轮奸了一群犹太女人，而犹太男人却懦弱地躲在酒桶后，不敢站出来制止。比亚利克充满讽刺地将这些男人称为“马卡比之子”，以此说明欧洲犹太人身上出了问题。

比亚利克还将怒火发向犹太传统。袭击过后，这些男人从惨遭蹂躏、奄奄一息的妻子身上跨过，跑去请教拉比：“我的妻子还能跟我同房吗？”[8]

比亚利克几乎咆哮着质问：“这就是你们所担心的？”你们所爱的人惨遭强奸，伤痕累累地躺在地上，而你们关心的却是在犹太教律法上还能否与妻子同房？你们还有人性吗？你们都成了什么？

比亚利克的描述是否属实并不重要，他毕竟是一位诗人，不是历史学家。重要的是他想表达的惊恐之情，对欧洲人的所作所为和犹太人的无所作为的惊恐。在他看来，犹太人这种被动的态度是犹太传统的产物。

比亚利克指出，犹太人上千年的流散不但剥夺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还腐蚀了他们的感知能力。换言之，流散生活毁掉了犹太人。犹太传统中的律法体系在历史上曾帮助他们在混乱的世界里获得了纯净而神圣的空间，但现在却禁锢了犹太人的灵魂，让他们对真正重要的事情漠不关心。总而言之，他认为犹太传统是一颗摧毁犹太人人性的毒瘤。

所以，对比亚利克和许多同时代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的意义不仅在于创造一个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避难所，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只有回到自己的土地才能创造“新犹太人”。他认为重新打造古老马卡比家族的时机已经来临，犹太民族应当获得重生。

因为基希涅夫事件而发生深刻转变的远不止比亚利克一人。在赫茨尔看来，基希涅夫事件再一次证明犹太人迫切需要自己的家园，不管这个家园在哪里。赫茨尔很早前就思考过在阿根廷建立犹太国的可行性。现在，由于同奥斯曼帝国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他开始考虑在巴勒斯坦之外的建国方案。

在1903年8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赫茨尔提到了基希涅夫事件，他说，基希涅夫不是一次事件，也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状态。他说：“只要犹太人还因为民族身份而经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自尊心受到伤害，财产被剥夺，那么基希涅夫惨案就会一直存在下去。让我们拯救那些还能被拯救的人！”[9]他在给马克思·诺尔道的信中提到，他们应该接受英国关于犹太人在东非建国的提议。他提醒诺尔道说：“这是唯一的提议……总之，我们必须抓住眼前这个政治机会。”[10]

这个“政治机会”是时任英国殖民地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提出的，在赫茨尔的政治施压下，他提议犹太人不应该坚持回归巴勒斯坦，而应该在东非寻找一块领土。赫茨尔立即将乌干达方案（实际上此地位于今天的肯尼亚，当时是乌干达保护国的一部分[11]）提交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进行讨论。对于这一计划的争论非常激烈，支持者给出的理由是，乌干达不会成为犹太人的最终目的地，而是回到巴勒斯坦先祖之地前的短暂落足点。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人士的代表本应坚持在以色列地建国，但这时却同赫茨尔一样认为当前形势紧迫，他们投票赞成了这一计划。(1)

但反对者的力量更为强大，谁愿意在某处安家后马上又离开？许多犹太人宁可不去乌干达；许多人担心，一旦人们来到乌干达，即使时机到来，他们也不会再去巴勒斯坦。乌干达方案会让回归巴勒斯坦的计划偏离先前的轨道，对他们而言，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为犹太人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更是为了在先祖之地重建家园；甚至许多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对这块土地没有宗教意义上的情感）也反对这一方案，坚持认为“哪怕放弃锡安一个小时都是可怕的歪理邪说”[12]；部分俄国代表也强烈反对在东非建立犹太国的方案，“其中有些人就来自基希涅夫”[13]，按理说他们应该最迫切希望找到一处犹太人的避难所。

赫茨尔很快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引发了一场无法控制的风暴，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分裂，由此造成的损害，赫茨尔短期内无能为力。

犹太复国主义者纷纷卷入激辩，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人们逐渐淡忘了在乌干达建国的想法，仍不断有新问题涌现出来。这时已逐渐清晰的是，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治运动。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是犹太人未来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但恰恰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人们存在严重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从这个角度看，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一场运动，更是一场纷繁复杂、充满争论的对话。

大家很明白，因分歧而走向全面对立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大会决定回避乌干达方案，只对方案的可行性投票表决，即使这样也激怒了许多代表。投票结束后，带头反对该方案的耶希尔·塔希利诺（Yechiel Tschlenow）愤怒地冲出会场，另外128名代表随他一起离开。

会后，赫茨尔感到非常沮丧。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俄国犹太人的悲惨境地让他痛心疾首，自己的提议又让他苦心经营的复国主义大会分崩离析。1904年春天，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的战术错误，作为补救措施，他在犹太复国主义常务会议上表示：“我们的方案只能落实在巴勒斯坦。”[14]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和解会议”。

正如赫茨尔所预料的一样，在1905年7月召开的第七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乌干达方案最终被否决。但他没能参加这次会议，1904年7月3日，年仅40岁的赫茨尔因心力衰竭去世。

赫茨尔年轻时就知道自己心脏有问题，但为了实现拯救犹太民族的梦想，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惜奉献出了生命。犹太人不会忘记他做出的牺牲，是他让犹太历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一位学者这样评说：“维也纳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葬礼。”[15]参加了赫茨尔葬礼的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则这样写道：

七月的那一天很奇怪，所有亲眼看见这一场景的人都将终生难忘。突然，每个车站、每列火车、每个地区、每个港口都有人不分昼夜赶到这里，人数达几千人之多。西欧、东欧、俄国、土耳其甚至偏远村庄的犹太人都涌入这座城市，他们脸上留着听到噩耗后的惊恐表情，这个长期以来被反对者和闲言碎语者经常误传的消息终于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向人们揭晓：这一伟大运动的领袖已与世长辞。维也纳这座城市突然明白，这位死去的人不是普通的作家或诗人，而是一位改变人们思想的巨擘，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整个民族心头一阵剧痛，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人凭借一己之力描绘了一幅雄伟壮阔的蓝图，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无穷的勇气和无尽的希望。[16]

犹太民族已有几百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伟人。

基希涅夫事件并非只影响到赫茨尔和比亚利克这两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事件爆发后，阿谢尔·兹维·金兹伯格写道：“我满脑子都是基希涅夫暴力杀人事件，无法思考任何其他事情。”他也认为犹太人需要改变，他说：“五百万人相互推卸责任，面对屠杀者时主动伸出脖子，哭喊求救，却从来没有尝试过捍卫自己的荣誉与生命，这是他们的耻辱。”[17]

阿谢尔·兹维·金兹伯格1856年（比赫茨尔年长四岁）出生于乌克兰，大家更熟悉的是他的笔名阿哈德·哈姆。他成长于虔诚的哈西德教派家庭，家人们希望他也能成为一名虔诚的哈西德教徒。但和比亚利克等人一样，阿哈德·哈姆被知识分子的世界所吸引，欧洲和哈斯卡拉运动为他提供了认识这一世界的理想平台。这似乎成了普遍现象：这一时期许多著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都出生在正统派家庭，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离开了传统犹太世界。在这些人的领导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一方面包含丰富的犹太元素，另一方面又包含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小浸染的传统的反抗，成为一个矛盾的综合体。(2)

不同于那些和犹太传统世界彻底决裂的人，阿哈德·哈姆对塑造他人格的宗教世界充满眷恋之情。据说他父亲禁止他继续读异教徒的书，否则不得进入父亲的图书馆。有一次，为了不让父亲知道他在读异族文献，阿哈德·哈姆情急之下竟然烧掉了一本书，[18]他不愿意被驱逐出父亲那装满犹太经典的图书馆。

出于对父亲的服从，他还同意娶犹太教徒为妻，14岁时就和一位出自哈西德派名门望族的女人订婚。虽然阿哈德·哈姆不喜欢她，[19]但有趣的是，他们的结合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父亲由于生活困难而病倒（这是许多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共同经历）后，阿哈德·哈姆来到他心之所向的犹太启蒙运动中心敖德萨，这是俄国唯一一个允许犹太人生活的城市，聚集了大量犹太知识分子，产生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伟大思想家。

阿哈德·哈姆沉浸在敖德萨这片犹太文化的浓郁氛围中，但不同于许多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他内心深处对哈西德世界的审美方式情有独钟，1888年在一篇名为《残破的书稿》的文章中，他罕见地表达了这种矛盾的情感：

在那些漫漫冬夜，当我和其他启蒙知识分子们坐在一起，桌上不但有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还有扑克牌，我内心很喜悦，表情看上去也很快乐，但不知道为什么，每当这时，我面前会突然出现一张破旧的桌子，桌脚已经损坏，桌上摆满了残破但神圣的书籍，虽然积满了灰尘，但这些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书。借着微弱的烛光，我独自坐在那儿一本接一本地读，虽然字体很小，但我毫不在意……整个世界变得像伊甸园一样美好。[20]

他虽然选择了离开哈西德教派的世界，但仍不加掩饰地深爱着那个世界，这使他有别于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认为犹太人最需要的不是主权，犹太人内在的精神性能够将他们和非犹太人区分开来，异教徒的民族主义是基于权力，然而犹太教则认为，精神的力量能够战胜物质的力量。他当时写道：“不以民族文化为依托的政治理想容易诱惑我们放弃对崇高精神的追求，让我们趋向于寻找一条从物质力量和政治优势中获取荣耀的道路，这会切断将我们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21]在他看来，犹太复国主义应该专注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精神中心，而不是国家。

赫茨尔对犹太国的设想缺少犹太特色，这让阿哈德·哈姆恼怒。他说：“如果犹太民族生活在一个沉溺于毫无意义的权力交易的小国中，除了国民是犹太先祖的后裔，这个犹太国和其他国家毫无区别，那还不如让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消失。”[22]

阿哈德·哈姆知道赫茨尔试图拯救犹太民族，但他认为赫茨尔的计划存在严重问题：

他不但没有考虑文化因素，他的政治风格也严重偏离了犹太历史的轨迹：他教化民众（阿哈德·哈姆立刻谴责他是在煽动民众），承诺人们能立即获得救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以前那些号称自己是弥赛亚的骗子……他甚至指责赫茨尔在传播异端邪说。[23]

阿哈德·哈姆给出了不同的提议，他认为犹太人不应当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而应当建立一个由犹太世界精英人士组成的“聚集地”，这个精神中心能够丰富世界各地犹太人的精神生活。[24]几千年前，圣经时期的先知以赛亚曾满怀信心地宣称：“训诲必出于锡安。”[25]阿哈德·哈姆显然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应该应验先知的这一预言。

在他看来，犹太人不应该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锡安一地。他并不看重主权，故而能够接受不同类型的犹太教在不同地方各自繁荣的想法。他相信犹太人可以在美国实现繁荣，他自问自答地说：“去以色列地还是去美国？答案是，美国和以色列地都可以，犹太人问题的经济方面需要在美国解决，但理想方面……只能在以色列地解决。”[26]

1902年赫茨尔出版了《新故土》，他和阿哈德·哈姆（当时对赫茨尔批判最严厉的人）之间的争论白热化。但一年后发生的基希涅夫集体迫害让一向反感政治的阿哈德·哈姆作出让步。这时大家都意识到，犹太人需要搁置争议，一起寻找逃离欧洲的办法。然而，阿哈德·哈姆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赫茨尔建立犹太国的反对，他坚信建国对犹太人来说是个巨大的错误。

两人之间的论争以阿哈德·哈姆的失败告终，犹太复国主义最终实现了建国，但他的思想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影响深远，至今犹存。

在阿哈德·哈姆最早的拥护者中，有一群来自巴勒斯坦的知识分子，他们成立了布里特沙洛姆（Brit Shalom，“和平契约”之意）。该组织的目的是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主要方法是呼吁犹太人放弃建国。其成员相信，犹太国的存在注定永远要和该地区的阿拉伯人发生冲突，建立一个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组成的国家更符合犹太人利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完全可以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个社区和睦相处。

这个组织的规模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人，但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它的规模。其中著名的成员包括曾在犹太代办处身居高位的经济学家阿瑟·鲁宾、哲学家马丁·布伯和著名哲学家与历史学家哥舒姆·肖勒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虽然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但一直是坚定的支持者。支持者还有美国改革派拉比与和平主义者犹大·马格内斯，他塑造了希伯来大学的文化（他是该大学第一任名誉校长，后来成为校长），进而影响到很多代以色列学生和学者的思想。后来几代美国犹太社团领导人也深受阿哈德·哈姆的影响。阿哈德·哈姆的追随者尤其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经常大声质疑，认为建国方案是一个战略性错误，无形中将犹太人引入歧途。

不管是主张建国还是反对建国的方案，有一点是相同的，方案制定者都希望大量犹太人来到奥斯曼帝国管辖的这个省，这一点在当时看来希望十分渺茫。

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观点也在这一时期形成。马克思·诺尔道是一位受到高度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后投入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他出生于佩斯一个正统派家庭，曾当过德国自由主义报纸《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驻巴黎记者，一度告别了犹太世界，成为一名德国知识分子。为了拉开与犹太遗产的距离，他不惜将本姓“苏德菲尔德”（Südfeld）改掉。

诺尔道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基希涅夫事件。早在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他就主张创造“肌肉型犹太人”（Muskeljuden）。他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迫切希望建立的犹太国应当拥有新的犹太人，他们强壮有力，犹太经学院对他们而言只是遥远的记忆。

长久以来我们让自己的肉体坏死，更确切地说，我们利用别人来杀死我们的肉体。看一看隔都里、教堂墓地中和中世纪欧洲道路边堆放的无数犹太人尸体就可以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多么成功……在狭窄的犹太街道上，我们瘦弱的躯干忘记了如何舞蹈，在没有阳光的昏暗房间里我们胆怯地眨眼，长期的迫害让我们不敢大声说话，只敢窃窃私语，只有在临死前我们的殉道者才敢在刽子手面前大声喊出最后的祷告语……让我们抛弃这些传统，再次成为身体强健有力、眼睛炯炯有神的人。[27]

并非只有诺尔道一人主张犹太复国主义应当让新时期的犹太人拥有强健体魄。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当中，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对弗拉基米尔·泽夫·雅博廷斯基的冲击格外大。[28]雅博廷斯基（后来他把“泽夫”用作自己的第一个名字(3)）1880年出生于敖德萨，是一名多少被同化的世俗犹太人。他年轻时做过记者，在俄国和欧洲当海外通讯员。

得知基希涅夫集体迫害的消息时，雅博廷斯基正在敖德萨给犹太文学协会做关于平斯克《自我解放》的演讲，这个消息虽然让他感到震惊，但并不完全意外。这次屠杀前，关于集体迫害的传言已经在散播，雅博廷斯基和其他人已着手搜集枪支，并向人们解释自卫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后来，雅博廷斯基和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激化，特别是当他发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奥斯曼帝国和英国这两个先后反对他们实现建国目标的力量前表现得过于软弱和被动时。他希望“修正”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在获取土地和建立国家上妥协与渐进的方法。为此，他创立了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分裂出来。

理论上，修正派和主流犹太复国主义没有本质区别，两者都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定居点，犹太人有权动用武装力量，犹太人能够自由向巴勒斯坦移民，而且都主张这一切应当通过同英国外交协商来实现”。两者都认可在圣经中描述的整片以色列地上（包括约旦河两岸）定居。他们唯一的区别在于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使用武力的意愿。

雅博廷斯基着手在俄国全境建立以青年为主体的犹太自卫组织。几年后，在1923年，雅博廷斯基成立了修正派青年运动贝塔尔，这正是公元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坚守到最后的要塞的名称。贝塔尔的目的是讲授军事战术，强健欧洲犹太青年的体魄。雅博廷斯基在《贝塔尔的思想》一文中解释说，该组织的目标——

非常简单，但也非常艰难：为了更快更好地建立犹太国，该组织负责培养民族所需的新犹太人……现在之所以存在困难，就是因为现在的犹太人既不正常也不“健康”，长期的流散阻碍了对正常和健康公民的培养。[29]

贝塔尔组织遍布整个欧洲，在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巴勒斯坦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在短短10年内，该组织成员就扩展到7万人。

不同于阿哈德·哈姆和布里特沙洛姆，雅博廷斯基绝非和平主义者。他提醒人们，犹太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巴勒斯坦。许多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常常觉得军事实力和使用武力多少违背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精神；但雅博廷斯基和追随他的修正派成员则认为，当命运需要犹太人使用武力时，绝不能手软。

他们认为，命运周期性地要求犹太人使用武力。令人悲哀的是，历史将证明雅博廷斯基及其追随者确有先见之明。

如果说诺尔道和雅博廷斯基认为强健的体魄是塑造新犹太人的关键，其他人则对强健体魄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定义。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俄国革命的失败让许多人出于意识形态的激励而移民巴勒斯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亚伦·大卫·戈登（人们总是称他为A.D.戈登）。[30]作为阿哈德·哈姆哲学的支持者，戈登后来成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他也认为应该培养新的犹太人，但在他看来，新犹太人不需要摈弃传统，不需要从其他世俗文明那儿汲取养料，也不需要拥有多么强壮的身体。新犹太人产生于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过程中。

戈登出生于乌克兰小城波多利亚（Podolia），位于现在摩尔多瓦边境上。戈登早年负责管理一位富裕亲戚的房产。1904年，47岁的他不顾劝阻来到巴勒斯坦，把所有的钱财留给妻子和两个孩子，计划不久后把他们也接过来。他先前一直从事白领工作，虽然身体羸弱，年纪不小，仍毅然决然地来到这片土地，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他成功了。不管是在加利利湖（Galilee）附近的佩塔提克瓦（Petach Tikvah）的酒厂，还是最后在德加尼亚（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建立的第一个基布兹(4)），他一直辛苦劳作，直到用尽最后的体力。1921年他已经病得很重，但继续劳动，最后和赫茨尔一样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戈登为伊休夫(5)和后来的以色列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特别是他创立的基布兹运动。他培养的新犹太人都相信“劳动的宗教”：

劳动是将人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力量，只有通过劳动才算真正拥有了这块土地；此外，劳动还是创造民族文化的基础。这正是我们所没有的，而且我们意识不到这点。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国家，没有活的民族语言，没有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充满活力的文化不能远离生活，而应当全方位地拥抱生活……包括农业、建筑、修路在内，所有的工作、技能和生产行为都是文化的一部分，真正是文化的基础和实质。[31]

戈登认为，犹太人应该回归大自然，用双手在土地上劳作。但长久以来犹太人靠脑力劳动为生，这种生活方式扭曲了他们的灵魂（对于这一点，比亚利克和阿哈德·哈姆肯定都赞同）。在戈登看来，土地是改变这一点的关键，应当让犹太人回归体力劳动的生活。他说：“劳动让我们痛苦，但劳动能够治愈我们的顽疾。”[32]

戈登的观点对最早几十年来到巴勒斯坦生活的犹太人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样说并不夸张。早期基布兹运动以务农为主，犹太人以农民的形象重新在这片土地上定居（虽然，即使在人数最多的时候，务农的犹太人比例也很低），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戈登思想的体现。建国前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以从事在某些人眼中枯燥的劳动为荣，也反映了戈登的影响。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有人宣扬“希伯来劳动”（avodah ivrit），和戈登一样，他们认为长满老茧、带有以色列地泥土的双手中能够产生真正的犹太精神。

比亚利克和阿哈德·哈姆从来没有失去对犹太经典与传统犹太世界的热爱，这浸润了他们各自的写作。但还有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犹太复国主义不仅仅是要改变犹太教，更要彻底摆脱犹太教，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俄国学者米嘉·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他最著名的观点是犹太复国主义应当彻底反叛犹太教。[33]犹太人应当将自己从犹太传统、历史和宗教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实现自我重塑。他说：“我们要么做最后一批犹太人，要么做第一批希伯来人。”[34]

犹太复国主义者当中有这么多人反对传统犹太教，因此，传统犹太世界中的很多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中也有教徒，但对许多其他犹太教徒而言，宗教义务是他们不加入这一运动的外在理由。

这些理由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巴比伦塔木德》(6)中有一段经常被讨论的章节，其中提到以色列和世界其他民族立的三个誓言：世界其他民族发誓不会过度压迫以色列民族，以色列人发誓不使用武力进入以色列地，也不反抗世界上的其他民族。[35]

千百年来，犹太人认为不能主动回到先祖之地，除非得到上帝的指引。个中缘由，主要就在于这短短几行经文。大多数人明白，回到那片土地必定要使用武力，这将违背他们的誓言。讽刺的是，包括布里特沙洛姆部分成员在内的世俗和平主义者也像宗教人士那样，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武力。

其实这些誓言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宗教人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经过千百年的流散，犹太人认为世界只存在两种状态：流散和救赎。[36]这很像耶利米的预言：当造物主说时间已到，犹太人就能回到那片土地。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许多犹太人（特别是生活在东欧的犹太人）认为继续流散、等待上帝救赎是他们的宗教义务，犹太复国主义试图将历史和犹太人的命运掌握在人的手里，这违背了犹太教的本质。此外，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非但是极端的世俗人士，甚至还具有狂热的反宗教倾向，这让宗教人士更加不能接受这一运动。他们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划清界限。

然而，还有一些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不像极端正统派教徒那样在原则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介意犹太人自己掌握历史的命运，但他们对犹太复兴的展望和世俗的主流观点还是存在差别。早在19世纪晚期，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已开始萌芽，但形成体系还是在1902年以后，这一年召开的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强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点是犹太文化。同年，第一个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米兹腊希（Mizrachi）诞生。成立该组织的宗教人士主张，光靠文化根本维系不了犹太教，信仰上帝和遵守诫命历来是犹太人精神生活的核心。自从西奈山上得到《托拉》以来，遵守犹太律法就是犹太人生存下来的关键，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只有把宗教作为核心，犹太复国主义才有意义。

1904年，米兹腊希在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会，基希涅夫事件在前一年爆发，赫茨尔在同一年去世。虽然仍然势单力薄，但在大会上他们既驳斥了东欧宗教人士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反对，也谴责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反宗教元素。这支力量顽强地坚持下来，虽然在1967年以前一直处在相对边缘的地位，但之后突然成为一支将永久改变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的重要力量。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发展出一系列无法达成和解的争论。有的人（如赫茨尔）寻求建国，而有的人（如阿哈德·哈姆）坚持认为建国会导致精神的堕落，犹太人应该建立的是一个精神中心。有的人（如比亚利克）视宗教为残害犹太人的毒瘤（虽然比亚利克一直对犹太宗教经典情有独钟），而有的人（如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觉得宗教是维系犹太民族唯一的希望。有的人一直无视阿拉伯人问题，似乎在他们看来巴勒斯坦根本就没有阿拉伯人；有的人（如赫茨尔）大同小异地希望犹太人将给这一地区带来的进步可以赢得阿拉伯邻居的尊重与赞美；还有的人（如雅博廷斯基）认为这些观点过于天真，如果犹太人不愿战斗，锡安就没有未来。有的人（如诺尔道）设想犹太人如果拥有强健的体魄就能拯救自己，而有的人（如A.D.戈登）主张身体的意义在于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运动，但同时也是相互冲突的梦想的集合。

实现犹太国的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早在建国前几十年，人们对于如何建国已经存在严重分歧。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后来成功建国，但这些观念不同、相互对抗的团体将继续存在于这个匆匆宣布独立的国家当中。尽管意见相左，但这些人不得不一起生活，一起去爱，一起上战场，一起建设这个国家，甚至一起去死。在某种程度上，当今以色列动荡而分裂的政治生态正是早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冲突的延续。犹太国建立后，犹太人才开始学习如何在一起生活。正如著名希伯来语作家和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约瑟夫·布伦纳所说，犹太复国主义“还没来得及生根就不得不先把枝干给长出来”[37]。

(1)　乌干达并不是巴勒斯坦之外唯一一个拟定建国地，急于寻找家园的犹太人还考虑过其他地方。19世纪初犹太人还提出在纽约州的格兰德岛（Grand Island）建国。在随后几十年被提到用于建立犹太国的地方还有东非的瓦辛基苏郡（Uasin Gishu, 1903—1905）、安哥拉的本格拉（Benguela）高原（1907—1914）、马达加斯加岛（1933—1942）、塔斯马尼亚的戴维（Davey）港（1940—1945）和苏里南（1938—1948）。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人们才停止寻找新犹太家园的地点。（Adam Rovner, In the Shadow of Zion: Promised Lands Before Israel [New York: NYU Press, 2014].）

(2)　遵循这种宗教和思想发展轨迹的犹太复国主义作家数量多得惊人，包括将在本书中讨论到的马克思·诺尔道、A.D.戈登、埃利泽·本－耶胡达、米嘉·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阿哈德·哈姆、哈伊姆·魏茨曼、约瑟夫·布伦纳、贝尔·卡茨纳尔逊（Berl Katznelson）等人。

(3)　“弗拉基米尔”（Vladimir）是个俄国名，而“泽夫”（Ze'ev）是个犹太名。——校注

(4)　基布兹是基于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的集体社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建国最初几十年，基布兹是最具以色列特色的组织。严格意义上说，德加尼亚是第一个克武察（kevutza），克武察的规模一般比基布兹小。但现在人们普遍称德加尼亚是第一个基布兹。

(5)　希伯来语“定居区”的意思，这个词也指以色列建国前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团。“新伊休夫”指移民潮期间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老伊休夫”指此前就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6)　《巴比伦塔木德》是大概在公元200年到公元500年之间由流散到巴比伦的犹太社团创作的。这是圣经之后最重要的犹太教著作。直到今天，全世界传统犹太人还在学习这部鸿篇巨作（传统版本有20卷）。

第四章
梦想实现的曙光

土地和语言，没有这两者，犹太人就不成其为一个民族。

——埃利泽·本－耶胡达[1]

在19世纪最后10年，当赫茨尔用德语写作时，英语世界最有名的犹太作家是伊斯雷尔·赞格威尔。这位小说家和剧作家（他还积极参与了维护妇女权益的运动）虽出生于传统犹太家庭，但也离开了传统犹太世界，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早年许多文章将巴勒斯坦描绘成“荒野”、“布满石头的荒芜之地”、“废弃的家园”和一片“已经沦为废墟”的土地。[2]但他关于巴勒斯坦最著名的表述还是“一块没有民族的土地，等待着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3]。

这个表述当然不全对，却也不全错。巴勒斯坦当时已经有人居住，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欧洲人的预想完全不同。虽然奥斯曼帝国从1517年开始就控制了巴勒斯坦，但并没有发展这一地区：

松散地分布在贝鲁特省和叙利亚省之间，19世纪早期巴勒斯坦的行政管理体系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几个世纪来土耳其人对这里不闻不问，管理十分混乱。当地帕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当地40万居民（1840年数据）常年生活在贝都因强盗团伙的恐惧下。贸易基本上没有。[4]

虽然管理混乱，民众缺少身份认同，但这片土地并非荒无人烟，而是生活着几十万人，其中大部分为阿拉伯人。[5]大部分时间，他们分布在这一地区七八百个村庄里，过着乡村生活。他们大多数是封建制度下为土地所有者出卖劳动力的佃农，但也有人生活在加沙、希伯伦、海法等城镇。虽然阿拉伯民族认同还没有形成，但已经可以感到两个民族间的敌对情绪。早在1891年，一些富有的阿拉伯人就对奥斯曼当局施压，要求他们阻止犹太难民在巴勒斯坦定居，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该地区的“阿拉伯属性”将被改变。[6]

19世纪70年代末，大约有2.7万犹太人生活在巴勒斯坦，他们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大部分人口为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很贫穷，但非常虔诚。他们和社团外的人联系很少，主要经济来源依赖哈卢卡制度（halukka，“分配”之意），这项制度从流散地收集钱财，发放给学者、寡妇、孤儿和其他需要经济支持的犹太人。当地犹太人过着一种脱离现代社会的简单生活，但当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这种生活方式习以为常。

谁也没有想到，改变巴勒斯坦简单生活方式的居然是欧洲的反犹主义。欧洲犹太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许多人逃离欧洲，部分犹太人选择移民巴勒斯坦。

在乌托邦小说《新故土》中，赫茨尔描绘了犹太人如何促进巴勒斯坦的发展。他相信阿拉伯人会张开双臂欢迎犹太人的到来。不知是过于理想化还是过于天真，赞格威尔也认为欧洲犹太人的到来对每个人都有好处。1903年在一篇名为《锡安，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的文章中，他说，犹太人将重新获得这片土地，把它建成现代化的繁华之地，这样一来，欧洲犹太人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当地居民也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

但欧洲犹太人将在这遇到他们当时基本无法理解的一种文化：

如果认为苏丹及其政府在按照欧洲人所理解的政府和行政体制管理这片区域，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在奥斯曼帝国，部落、宗族、教派和城镇才是当地人最为认同的政治实体，这让欧洲人感到非常不解，欧洲人现代公民和国籍的概念在奥斯曼政治环境下根本不适用。[7]

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欧洲带来的民族和公民的概念将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已有的部落、宗族等当地体系产生冲突。同样，欧洲犹太人发现自己和那些在巴勒斯坦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犹太人也关系紧张。那些犹太人不但反对现代性，还反对将现代元素带到中东的欧洲犹太人。可以说，当地人和外来者对国家和社会抱有的不同理念、对荣誉和记忆的不同感受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难以沟通，成为后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长期冲突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犹太移民潮中来到新伊休夫的人，大多不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这些犹太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逃到巴勒斯坦，和当时逃到北美的几百万犹太人没什么区别。他们大多是俄国人，想远离暗无天日的欧洲，找个地方过简单安稳的生活。当然，他们其中也有人一心为犹太人的未来着想，希望能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全新的犹太社会，不少人还希望这个新社会能够体现当时在俄国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1883年去世，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他们觉得新的犹太生活只有在先祖之地巴勒斯坦才能实现。

第一次犹太移民潮也称为第一次阿利亚(1)，它开始于1882年，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903年。这一时期，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后来叫以色列）的各种海外组织开始形成，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团体都成立于1882年：一个是在平斯克帮助下成立的“锡安热爱者”，另一个是一小群大学生（“比卢伊姆”）组成的“比卢”(2)。后者虽然人数很少，取得的成就也不大，但因为充满激情而成为传奇，盖代拉（Gedera）就是他们当年建立的定居点。

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大量涌入引起了当地犹太人（旧伊休夫）的警惕。旧伊休夫犹太人信仰虔诚，只听从自己的拉比。新伊休夫的意识形态极端世俗，在旧伊休夫眼中几乎就是异类，甚至是对神的亵渎。

伊休夫中至少有一位核心人物希望弥合两个群体之间的分歧，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库克拉比。库克拉比出生于1865年，1904年（赫茨尔去世那年）移民巴勒斯坦时已经是一名广受尊敬的学者。作为虔诚的正统派犹太教徒，他当然不认可新伊休夫反对宗教和极端世俗的生活方式与哲学，但他也不愿意全盘否定他们。比亚利克等人对传统犹太教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它对犹太人造成不良影响，对此库克拉比当然不同意，但他也承认犹太传统生活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他认为“许多年轻人之所以不尊重权威，是因为他们的视野超越了权威，而宗教人士没能提供与他们的道德激情相匹配的教育，这是他们困惑、痛苦和愤世嫉俗的根源。他们的反抗恰恰说明他们‘渴望思想和理性，并想拥有更为丰富和鲜活的体验’”[8]。不同于同一时代大多数拉比，库克拉比不愿意简单地把新伊休夫视为叛教者，他认为这些拓荒者“心中充满了爱、正义和力量，拉比的任务是让这些人重新认识自我。精神领袖们不应当压制这些年轻人，而应该用他们最不屑（哪怕有理由不屑）的《托拉》来赋予他们力量”[9]。

通过库克拉比的不懈努力，人们找到了一座连接这两个看似完全不同世界的桥梁。库克表面上非常传统，和那些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无是处的老派犹太人简直一模一样。但不同于那些拉比，库克为拓荒者和新伊休夫的思想热情所倾倒。“有一次走过田野时，他突然指着远处说：‘看啊，一头犹太牛！’还有一次，在前往里雄莱锡安（Rishon Le-Zion）的路上，他对一位旅伴说：‘我愿意亲吻这片土地上的每块石头，甚至路上的骡子。’”[10]

1935年去世时，库克拉比留下了一笔深邃的思想财富，有人希望可以用它来为不同的社团搭桥——这些沟通工作绝大多数仍未展开。一代人过后，他的儿子兹维·耶胡达·库克将成为以色列最有激情的理论家，在一些人看来，这个儿子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复活希伯来语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另一个革命运动。如果说西奥多·赫茨尔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之父，阿哈德·哈姆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精神方面的开先河者，那么埃利泽·帕尔曼（后来改名为埃利泽·本－耶胡达，意思是“犹大之子埃利泽”）就是现代希伯来语之父。犹太复国主义包含很多方面，它让犹太人重新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让一个古老国家重新屹立于世界。由于本-耶胡达的努力，希伯来语这个犹太人最早用来定义自己身份的圣经语言也得到复活。

本－耶胡达的成长背景和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以及哈斯卡拉运动的知识分子非常相似。他也出生于正统犹太教家庭，后来发现自己对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更感兴趣。他没有像比亚利克那样成为诗人，让他着迷的是如何让古老的希伯来语适用于现代散文和日常对话。他曾经在巴黎大学学习，在那里见证了法语对法国民族主义产生的深远影响，他认为犹太民族主义也需要自己的语言。1880年，他在给未来妻子底波拉的信中写道：“我已决定……为了拥有我们自己的土地，过上自己的政治生活，我们需要共同的语言，这就是希伯来语。但我们不需要拉比和犹太学者所使用的希伯来语，而必须创造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现代希伯来语。”[11]

1881年，本－耶胡达和妻子来到以色列地后，他们家只说希伯来语，孩子们也不例外。他们不允许孩子和其他人说任何其他语言，由于基本上没有其他人说希伯来语，他们的孩子只能和家人说话。从这个角度看，同赫茨尔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相比，本－耶胡达的革命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

逐渐，本－耶胡达在这场语言战斗中找到志同道合者。他和一小群希伯来语爱好者们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希伯来语文学作品。作家人数少，但社会影响力极大；在这种氛围下，他们不但被视为艺术家，更代表着犹太民族复兴运动的声音。

本－耶胡达的革命热情还表现在他邀请无数女性在他创办的各种期刊上发表希伯来语作品。他认为，女性在这方面能发挥独特的作用，能够“让已死、遭人遗忘、古老、单调、死板的希伯来语变得富有感情、温柔、灵活、微妙”[12]。伊休夫远远不是男女平等的社会，但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了允许女性投票和竞选的决议，伊休夫也早早有了舞文弄墨的女性。

虽然伊休夫的知识精英们热情高涨，但对于普通犹太移民来说，希伯来语并没有那么重要（赫茨尔甚至怀疑希伯来语能否成为犹太国的语言[13]）。早期来到巴勒斯坦的拓荒者们面临诸多困难，对掌握这门语言缺少热情情有可原。大多数人更愿意使用东欧犹太社团的意第绪语，雅法上演的意第绪语戏剧总能吸引很多观众，他们能轻松地听懂戏剧，更好地享受闲暇时光。在语言问题上，革命精英和普通大众出现分歧，希伯来语作家一心创造高雅文化，移民急需在艰苦的体力劳动后得到放松，不愿再费脑力。

除了普通大众缺乏热情，本－耶胡达和他的同伴们还要面对另一个障碍。对犹太教徒来说，复活希伯来语和犹太复国主义同样错误，希伯来语是圣经、《密释纳》（第一部最重要的拉比文献）和祈祷书使用的神圣语言，他们认为犹太人在日常事务中使用希伯来语是亵渎这种神圣语言。本－耶胡达创造新希伯来语词汇遭到他们无情的批评，他们向他的办公室扔石头，向奥斯曼政府举报他，本－耶胡达还因此坐了一段时间牢。后来，宗教领袖将他逐出犹太教。1891年，本－耶胡达第一任妻子底波拉死于肺结核，宗教人士不同意将她埋葬在阿什肯纳兹(3)犹太人的公墓。底波拉死后，本－耶胡达娶妻子的妹妹为妻。

宗教社团对本－耶胡达的攻击有自己的逻辑。实际上，和比亚利克等人一样，本－耶胡达明确表示，犹太复国主义是对耶路撒冷宗教人士所代表的那个犹太世界的反抗。乌干达事件后，他写道：

这些“锡安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那些支持在乌干达建国的人背弃了我们的整个历史，这种说法太拙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些自己背弃历史的人居然指责别人背弃历史！我可以告诉大家，唯一没有背弃历史的人是“罪恶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耶路撒冷反对本－耶胡达的宗教人士]，我们每个人都背弃了历史，这正是我们的光荣和伟大之处！[14]

从许多方面说，本－耶胡达是位独行者，不但宗教人士奚落他，一些致力于复活希伯来语的人也瞧不起他，甚至“包括阿哈德·哈姆和比亚利克在内的文化民族主义者也认为他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语言机器，虽然他们都没有他那种白手创造希伯来语词汇的能力”[15]。

但本－耶胡达逐渐在伊休夫中赢得了许多支持者。正统派犹太机构先是没能阻止欧洲犹太人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现在又没能阻止希伯来语的复兴。本－耶胡达不但复活了这门语言，还让整个民族开始说这门语言。1922年12月他在耶路撒冷去世，大约三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伊休夫官方为他哀悼了三天。

就像欧洲一样，在巴勒斯坦，文学也将成为犹太人畅想未来的平台。很快，希伯来语文学成为犹太人想象新家园的途径，人们通过这一媒介表达犹太复国主义生活中的矛盾与分歧。作家和诗人在塑造伊休夫和以色列建国后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将扮演核心角色。

伊休夫最早的希伯来语文学作品出自泽夫·雅维茨之笔，他于1887年移民巴勒斯坦。他发现那些移民没有努力重塑犹太人身份，为此惴惴不安，于是提笔讨伐这些人，认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移民来巴勒斯坦应该出于革命激情。在一篇小说中，他对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犹太人：一种是流散地犹太人，他称之为“游客”；另一种是拓荒者，他称之为“居民”。[16]他的偏好不言而喻。流散地犹太人穿得过于正式，身体虚弱，一心贪图享乐，只在意自己的容貌，他的“胡须被精心修剪，嘴唇上还留有八字胡……他把提包放在大腿上，手上拿着弯曲的手杖和有褶裥花边的太阳伞……但是他看上去绵软无力，脸色苍白”[17]。

在雅维茨的小说中，流散地犹太人怕弄脏裤子，不愿和拓荒者中的男女老少一起坐在地上欣赏美景。不同于“游客”，“居民”接地气又积极向上，他穿着阿拉伯风格的简装，手拿自卫的武器（而不是手杖），骑着白马。他健康、自信，对生活充满激情。他是比亚利克所说的新犹太人，遇到集体迫害绝不会躲在酒桶后。这位新犹太人决心与充当受害者的历史决裂，将命运的主导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多亏了雅维茨，对新犹太人的文学讨论从欧洲移到巴勒斯坦，从流散地移到蓬勃发展的伊休夫。

除了雅维茨，对伊休夫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还有很多，另一位闻名伊休夫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作家是撒母耳·约瑟夫（沙伊）·恰奇克斯，他是库克拉比家的常客。和许多新伊休夫成员一样，他对流散地的犹太教传统怒不可遏；但和许多人一样，他一生深爱着犹太经典，不愿意放弃这笔宝贵的财富。在恰奇克斯看来，库克拉比指明了一条将两者结合起来的道路，在认识库克后不久，他创作了短篇小说《弃妇》（Agunot），讲述了一群因丈夫拒绝宗教离婚而囚禁在不幸婚姻中的女人。他用新取的笔名沙伊·阿格农发表了这一作品。[18]1966年，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以色列人。

在雅维茨笔下，“接地气”的拓荒者在新家园的泥尘中过得很舒坦，但亲身经历这种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点莽撞的年轻人带着丰富的理想来到巴勒斯坦，但他们没有任何农业技能。他们建立社会主义农业定居点的乌托邦理想几乎立刻就破灭了，不得不想尽办法寻找一切可得的经济资助。

和几十年后以色列建国后的情况一样，伊休夫所需的大部分资助来自流散地犹太人，其中最著名的慈善家是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男爵捐出大量财产用于购买定居者所需的一切，包括房屋、设备和牲畜等，人们很快称他为“那位捐助者”。截至世纪之交，他捐助的资金总额达到600万美元，按现在的价值计算相当于1.5亿美元。

罗斯柴尔德还被称为“莫沙夫教父”(4)，他派欧洲农业专家到巴勒斯坦帮助新移民，并在那里购买总面积达到200平方英里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建立了约40个村庄。从最北部的梅图拉（Metulla）到南部的马兹凯雷特巴特亚（Mazkeret Batya，即以革伦[Ekron]）都有罗斯柴尔德资助的社区。此外，里雄莱锡安、罗什平纳（Rosh Pina）、奇科隆雅科夫（Zichron Yaakov）等这类如今重要的城镇也得到他的资助。因此，他的资助对象不仅包括各种形式的农业社区（莫沙夫和基布兹），还包括城镇。仅1880—1895年间，在他的资助下就建立了30多个这类社区。截至1937年，巴勒斯坦大约有160个村庄，罗斯柴尔德资助了其中三分之一（参见地图2）。

犹太人购买土地虽然合法，但引起了奥斯曼帝国和当地阿拉伯人的警惕，他们知道犹太人想在巴勒斯坦获得立足之地，奥斯曼帝国开始限制犹太人活动。早在比卢成员到达巴勒斯坦前，当地土耳其官员就宣布禁止敖德萨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这个政策显然是针对比卢成员，因为该组织位于敖德萨）。1856年，奥斯曼帝国通过了允许外国人在帝国内购买土地的法律，但1881年奥斯曼政府开始禁止犹太人和基督徒购买土地，这条禁令一直持续到帝国解体。同年，奥斯曼政府还宣布，允许犹太人移民奥斯曼帝国，但巴勒斯坦除外。

这些禁令没能阻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中央政府对外国人购买土地的立场很模糊，态度还不断变化；法律法规在表述上也不清晰，能够作出不同的解读；奥斯曼帝国各级行政体系非常腐败，普遍收受贿赂”。也就是说，犹太人仍然可以通过合法手段购买土地。[19]伊休夫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旧伊休夫的犹太人精通阿拉伯语，对奥斯曼文化和政府也了如指掌。通过这些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能够巧妙地利用奥斯曼腐败的官僚体系。连赫茨尔也不能免俗，他就不得不通过贿赂获得面见苏丹的机会。

没有罗斯柴尔德的资助，伊休夫这些新团体可能根本无法生存下来，但罗斯柴尔德和拓荒先驱们经常发生矛盾，年轻的移民者充满理想主义热情，他们认为使用罗斯柴尔德的财富影响到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实现。从罗斯柴尔德的角度看，许多劳动者似乎感觉这些资助是他们应得的，这让他很失望。当他派当地管理者监督这些人时，年轻的移民就更无法接受了，他们认为自己好不容易逃离了资产阶级的剥削，这些人的魔爪现在又伸到他们的新家园。

几十年后，以色列和流散地资助者们也存在这样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外交政策和宗教多元性问题上，流散地犹太人（特别是美国犹太人）最善意的行为有时也让以色列人非常反感，认为“富裕的流散地犹太人胡乱干预”。

第一次阿利亚总共将两三万犹太人带到巴勒斯坦，但其中60%—90%的人几年后又选择了离开。对于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移民来说，来到先祖之地后的生活既振奋人心，又令人沮丧，他们带着宏伟的计划来到这儿，结果得靠别人的资助过日子。来之前，很多移民想象这里是沐浴着阳光的宁静之处，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反差太大，当他们踏上这片土地，看到脏乱的雅法港散发着恶臭，拥挤的人群中不时有人随地吐痰，他们第一次明白，新家园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许多人选择了离开，留下来的人也发现他们的梦想和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与此同时，欧洲的情况也让他们很失望，特别是1903年乌干达方案被提出来后，他们不禁问自己，如果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在乎巴勒斯坦，甚至准备放弃这片土地，那他们在此辛苦劳动的意义何在？

虽然充满自我怀疑，但早期拓荒者远比自己想象的要成功。他们没有明确意识到，正是他们的努力为将来的移民铺好了道路，为社区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未来这些地方都将成为以色列的村庄和城市。可能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最早将赫茨尔的愿景转变为现实的人。

在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及乌干达方案提出和否决后不久，第二次阿利亚（1904—1914）开始。在此期间，有大约4万犹太人来到以色列地，他们大多来自东欧。这次移民潮对巴勒斯坦正在蓬勃发展的犹太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在加利利湖以南建立了第一个基布兹德加尼亚，(5)建立了第一个犹太自卫组织，还在雅法郊区建立了日后的特拉维夫。这批移民将成为以色列好几代人的榜样。这一时期，许多伊休夫领导人还将成为建国早期重要的政界和军界人物。

同先前的移民一样，这些先驱的生活也很困难，他们也充满怀疑。同第一次阿利亚一样，第二次阿利亚期间，人们也在文学作品中生动描述了他们所经历的困难。

这一时期最伟大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是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他出生在乌克兰小镇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曾在波切普（Pochep）的犹太经学院学习。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其他人一样，他对世俗文化深感兴趣，特别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但战争中断了他的学术发展道路，1901—1904年他在沙皇军队中服役，日俄战争爆发后逃到伦敦，在那一直生活到1908年。伦敦的生活也没有给他安定感，1909年他移民巴勒斯坦。在这里，他引领了新一波现代希伯来语文学，成为伊休夫著名知识分子之一。

布伦纳富有激情，但思想复杂。他矛盾的心态很能代表随后几十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特点：他积极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同时是个没完没了的悲观主义者。他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创立新的希伯来文化，有时又觉得他自己虽然怀抱理想，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他说，流散只是被转移到以色列地而已。[20]

在很多方面，他是“饱受折磨的希伯来文学的世俗的圣人”[21]。布伦纳是欧洲宗教世界的产物，却又被启蒙运动深深吸引。他这种人正是库克拉比苦苦寻找的，库克拉比试图让这类人接受他的新宗教观。

但和伊休夫早期作家与思想家一样，虽然内心充满了痛苦的挣扎，但布伦纳并没有成为库克拉比的信徒，他“像一位没有情感的苦行者，对犹太人面临的困境和所处时代的精神危机拥有非常透彻的洞察，这使他不可能倒向库克拉比对他及其同代人的反叛和渴望所持有的神秘的神正论见解。”他这样评论库克拉比：“有时，在库克拉比关于咆哮而沸腾的民族灵魂的某些话语中，人们能感受到他像是一个被暴风雨卷起波澜的水洼。”[22]

这就是当时犹太复国主义所处的时代，一群充满激情的灵魂迫切希望犹太民族得到重生，他们痛苦地站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传统的旧世界，另一个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新世界。决心创造新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在巴勒斯坦撞上了残酷的现实，旧伊休夫和新伊休夫同在，探索者和建设者并存。这是美好而动荡的时代，既拥有巨大的可能性，也潜伏着许多危险。

犹太复国主义将要建立的国家对这类张力也会有很多反映。

布伦纳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时非常悲观，在1911年一篇名为《精神病》（Atzabim）的短篇小说中，他明确表达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未来的担忧，主角对叙事者讲述了他到巴勒斯坦的经历，思考这到底有没有意义。主人公最早从乌克兰来到纽约，在一家缝扣子的血汗工厂工作，为了追求美好的未来，他坐船来到巴勒斯坦，但他发现这里的生活依旧辛苦，唯一的区别是以前缝扣子，现在摘橘子。此前，锡安是个美丽的梦想，现在看来，这只是不理智的冲动，是“犹太人精神病”发作的症状。

并非只有布伦纳一人担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前景。作为第二次阿利亚的移民，大卫·本－古里安（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感到第一次阿利亚的移民已经向现实妥协。他说：“第一次阿利亚的先驱成为投机倒把者，他们利用民族的希望和年轻人的理想赚钱，将流散地的偶像带到了即将得以重建的圣殿，这些‘偶像崇拜’是对建国理想的玷污。”[23]本－古里安这话说得有些重，也不尽客观，但它体现了犹太人深刻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列国也善于这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

布伦纳虽然思想复杂，但他可能是第二次阿利亚中最大的文化偶像，他的作品仍被奉为经典，提出了不少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如果他活得更久些，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就，但在1921年的雅法暴乱中，他被阿拉伯暴徒杀害。

第二次阿利亚留下了两笔对犹太国影响深远的遗产：一是现代希伯来语的复活与全面使用，二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标志性制度基布兹的诞生。

基布兹运动主要靠犹太国民基金从奥斯曼帝国购买的土地而蓬勃发展起来，它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理想，强调集体责任和A.D.戈登提出的在土地上劳动的观念。从俄国带来的集体主义原则成为早期移民为以色列国家精神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在基布兹，平等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的东西都由集体成员共同分享与承担，包括食物、利润和守护领土的责任。在基布兹的集体主义原则面前，连核心家庭也变得次要了；孩子由集体而不是由父母抚养，他们睡在基布兹的儿童之家而不是父母家。

这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丰富的集体生活体现了先驱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理念。晚上，所有基布兹成员会聚集在餐厅，讨论公共事务和基布兹思想。大多数基布兹明显是世俗的，其成员相信，通过体力劳动，他们能够成为比亚利克、戈登等许多人在几十年前描绘过的新犹太人。

当然，基布兹也为这种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付出了代价。基布兹运动早期受到俄国革命的启发和影响，但后来由于斯大林的行为，共产主义形象不再那么完美，面对这些问题，基布兹内部出现分歧。许多夫妻由于政治观点相左而分开，许多家庭因此破裂，而受害者是无辜的孩子。

早期基布兹运动还出现了另一个连后来以色列社会也无法逃避的问题：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冲突。很多革命运动会面临这个冲突，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例外。在以色列民间，最能体现这种冲突的是拉亥尔·布劳斯坦·塞拉，她的笔名是“女诗人拉亥尔”（Rachel HaMishoreret）。

大家都称她拉亥尔，她年轻时移民巴勒斯坦。1919年，29岁的拉亥尔来到德加尼亚的基布兹，抵达后不久就患上肺结核，可能是此前在俄国旅行时感染上的病毒。考虑到其他成员的健康，基布兹强迫她离开。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四处漂泊，生活拮据，1931年病逝于疗养院。虽然早早离开了人世，但直到今天，她的诗歌还在以色列学校中传颂，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她在诗歌中表达了自己对基布兹生活的怀念和被集体匆匆抛弃的痛苦。[24]她最著名的诗歌《也许》表达了她对基布兹的眷恋之情，将近一个世纪后，这首诗还经常被以色列人诵读：(6)

也许从来不是如此。

也许

我从来没有很早醒来就下地

额角汗津津地去劳作。

也从来没有在收获季节

那漫长、灼热的日子

站在装满稼禾的货车顶上，

放开喉咙高歌一曲。

也从来没有洗澡净身

在加利利湖那平静

湛蓝的湖水中。

啊，我的加利利湖啊，

你是否真在那里？还是我在做梦？[25]

那些献身集体事业的人就不能从集体中获取一些回报？集体就那么重要？难道新犹太人对保护个人——哪怕这样做会危及集体——就没有一点责任？

拉亥尔的诗歌让人同时注意到这种理想主义激情的丰厚和危险。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先驱性建国精神的体现，基布兹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迅速发展。集体主义理念和国家理念逐渐融为一体，密不可分，“1934年，一个年轻拓荒者离开基布兹只是背叛了朋友和组织，但1937—1939年，他这样做会觉得自己还背叛了国家”[26]。

虽然发展势头很好，但实际上伊休夫只有一小部分加入基布兹，即便在基布兹运动的顶峰时期，1947年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到伊休夫人口总数的7%。虽然人数不多，但该运动对后来以色列社会的影响非常大。[27]许多以色列领导人都来自基布兹，没有生活在基布兹的人也认为基布兹代表着这个国家开拓进取的精神。许多基布兹有意建在危险的边境地区，后来在以色列的长期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基布兹中也因此形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20世纪60年代，生活在基布兹的以色列人只占全国人口的4%，但有15%的议员来自基布兹。在六日战争中，“基布兹成员的伤亡率接近全国平均伤亡率的五倍，将近五分之一的阵亡士兵来自基布兹，将近三分之一的阵亡军官是基布兹成员”[28]。如果以色列在建国后几十年存在一个制造爱国主义精神的“工厂”，那么这个工厂非基布兹莫属。

很多新移民对于创造犹太模式的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充满热情，但也有人非常怀念欧洲的城市生活。少部分人住进已有的阿拉伯城市，但那里的居民区中东特色过于强烈，和他们已经习惯的欧洲生活完全不同。面对这个问题，约60位谦逊的专业人士决定在雅法北部建立第一个“犹太郊区”。不同于古老的港口城市雅法，他们希望建造“一个‘干净、漂亮和健康的地方’。如果从欧洲的隔都跑出来再住进中东的隔都，那似乎不对劲，简直有点‘反犹太复国主义’了”[29]。

1909年，特拉维夫诞生。“特拉维夫”是赫茨尔乌托邦小说《新故土》的希伯来语翻译。(7)对这个几十年后将成为世界级城市的郊区，人们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它建成“农庄，而是……一座城市，效仿了许多他们熟悉的欧洲城市。有人想把它建成巴勒斯坦的敖德萨，还有人想把它建成地中海边的维也纳”[30]。人们希望特拉维夫成为犹太复国主义高雅文化的沃土，比亚利克和当时许多著名的作家都选择在这里安家。复活希伯来语的计划也在这里奏效，“到1930年，市政学校中有超过1.3万名儿童能说希伯来语”[31]。

特拉维夫最终成了“第一座说希伯来语的城市”，现在听起来平淡无奇。但任何地方的任何一座城市能够成为“说希伯来语的城市”，其实都是有时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副产品，也是第二次阿利亚中充满理想主义热情的移民的功劳。本－耶胡达的成功在于：

得到了具有钢铁意志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支持，特别是第二次阿利亚期间的移民。客观地说，让这些平时说意第绪语或俄语的犹太人在家里和田野中使用希伯来语，对他们来说苦不堪言，他们本能地想在劳动之余好好放松。但就像面对巴勒斯坦生活中其他困难一样，他们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大多数投身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农民和工人已经完全接受了本－耶胡达的观点：除了汗水和鲜血，一个民族同样需要自己的语言。[32]

文学在伊休夫也得到发展。这里涌现出知识阶层、出版行业和如饥似渴的读者，在这个地区堪称前所未有。特拉维夫（连同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学精英）很快变为“第二个莱比锡”，莱比锡是欧洲的希伯来语出版中心。[33]复兴希伯来语不再是一小部分受革命激情鼓舞的理想主义者的事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和巴勒斯坦希伯来语教师联盟创始人梅纳赫姆·乌什金评论说：

儿童在乡村学校能学到多少基本语法知识……能学到多少历史和科学知识并不重要。但他们必须学会这些：成为强壮、健康的村民，热爱周围环境，热爱体力活，以及最重要的是成为全身心热爱希伯来语和犹太民族的村民。[34]

伊休夫在文化上的追求远远不止于希伯来语和特拉维夫。在1897年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兹维·赫尔曼·沙皮拉敦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所大学，让教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中之重。1903年伊休夫成立教师协会，这明确表明教育将在伊休夫和后来的犹太国中发挥核心作用。

几十年后，以色列将诞生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并获得“创业国度”的美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几千年来犹太人对教育的强调，而犹太复国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倚重教育。

头两次阿利亚中的理想主义者和普通移民给伊休夫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虽然很多人最终离开了巴勒斯坦，而留下来的人生活困苦，但正是这些留下来的人建立了最早的犹太定居点，发起了基布兹运动，复活了希伯来语，建成了第一座说希伯来语的城市特拉维夫，后来还成立了用“新”语言表演节目的剧院，出版了各种书籍。

这些是为实现赫茨尔和阿哈德·哈姆的梦想而迈出的第一步。虽然通往建国的道路还很漫长，但犹太人已经开始建造基础设施，这最终会创造出赫茨尔急切渴望建立的那个国家。这第一步还让人想起阿哈德·哈姆关于巴勒斯坦应该成为犹太人的文化中心的信念，因为除了建造基础设施和为政治主权奠定基础，犹太人几千年来第一次可以看到、听到和感受到什么是犹太社会。它意味着有自己的语言、文学和独特的生活方式。

自古罗马人流放犹太人以来，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帮助下，犹太人第一次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重生的犹太民族的模样。

(1)　每次移民潮叫一次“阿利亚”（aliyah，复数为aliyot），希伯来语字面意思是“上升者”。因为犹太宗教经典中总是把去以色列地表达为“上升”去以色列地。

(2)　比卢（Bilu）是希伯来语中“雅各之家，让我们上行”的简写。希伯来语为“beit ya'akov lechu ve-nelcha”。（以赛亚书2：5）

(3)　“阿什肯纳兹”指欧洲裔犹太人。而“塞法迪人”或“米兹腊希人”指的是来自东方（主要是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中译本下文将“米兹腊希人”译为“东方犹太人”。]

(4)　莫沙夫是以色列合作社制的农业社区。

(5)　不同于许多传统拉比，库克拉比有时会来到完全世俗化的社区为那些被当地阿拉伯人谋杀的犹太人主持葬礼。库克曾和其他人在海法附近的梅哈维亚（Merhavia）为两位犹太人主持葬礼，其中一名死者是来自德加尼亚的摩西·巴尔斯基，他在为朋友撒母耳·达扬拿药时遇害。为了纪念他，撒母耳给他第一个孩子（也是最早出生在德加尼亚基布兹的孩子之一）取名为摩西·达扬。（Yehudah Mirsky, Rav Kook: Mystic in a Time of Revolution[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p.84.）

(6)　高秋福译：《百年心声：现代希伯来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2—43页。另参车兆和译：《似花还似非花：拉亥尔诗选》，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3页。——校注

(7)　“特尔”（tel）指的是很多代人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和不断修建房屋留下的山丘。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生活过的地方会形成一个土堆，通过对土堆不同文化层的发掘，考古学家可以发现每代人生活的特点。在这个词语中，“特尔”代表的是历史。“阿维夫”（aviv）在希伯来语中是春天的意思。“特尔”和“阿维夫”合在一起（连读后成了“特拉维夫”），就捕捉到了赫茨尔书名中“新故土”（Altneuland）的那层意思。

第五章
《贝尔福宣言》：英帝国支持犹太国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实现。

——《贝尔福宣言》，1917年

伊休夫的生活在不断改善，但欧洲却笼罩在灾难的阴霾下。这个世纪将发生一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浩劫。20世纪上半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约八千万到一亿战士和平民死亡，战后斯大林还将杀害两千多万人。

泽夫·雅博廷斯基是最早预料到这场灾难的人之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说：“两到三个世界大国将展开一场极具毁灭性的大规模战争，所有现代技术将被疯狂地使用……死伤人数将非常惊人，直接、间接和预料不到的经济损失将成为无法计算的天文数字。”[1]

不少人明白，不管这场灾难以什么形式发生，都将持续很长时间。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说：“整个欧洲的灯火将熄灭，我们有生之年无法看到灯火被重新点亮。”[2]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犹太复国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是，奥斯曼帝国是否会失去对中东的控制，如果失去，英国是否会控制中东。面对不明朗的政局，犹太复国主义内部很快出现分歧。马克思·诺尔道坚持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但似乎是为了证明他的判断有多么荒谬，刚刚被任命为埃及前线总司令的杰马尔帕夏（Djemal Pasha）在奥斯曼帝国参战几周后就亮出了自己的反犹立场，他解散了工党领导人本－古里安和伊扎克·本－兹维建立的亲奥斯曼帝国的犹太军事组织，关闭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团结报》（Ha'achdut），还宣布所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土耳其的敌人，一旦捕获，可以立即处决。

本－古里安一开始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寄希望于奥斯曼帝国。当土耳其人开始驱逐特拉维夫的犹太人时，他意识到自己错了，开始效忠英国。雅博廷斯基等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寻求英国的支持更符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利益，只要奥斯曼帝国继续在中东统治，犹太国的梦想就无法实现。[3]雅博廷斯基迫切希望奥斯曼帝国解体，也坚信这一天会到来。英国同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等国即将开战，雅博廷斯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开始对英国政治领导人展开游说，让他们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如果我们不表明态度，再两面讨好，最后会全盘皆输。我们必须支持协约国，用我们的犹太战士帮助协约国征服以色列地。”[4]

杰马尔帕夏将大量犹太人驱逐出巴勒斯坦，其中一部分人被遣送到埃及的加巴里（Gabbari）军营，雅博廷斯基就在其中。正是在加巴里，雅博廷斯基第一次见到了约瑟夫·特伦佩尔多。特伦佩尔多1880年出生于高加索，1904年日俄战争中帮助俄国人作战，失去了左臂。沙皇曾五次亲自向他授勋，表彰他的英勇，他最终成为第二位俄国军队中的犹太军官。1912年他离开俄国来到巴勒斯坦，在加利利湖旁的农田劳动。1914年，杰马尔帕夏将他和其他几千人驱逐出境。

这时，英国人正在寻找一位能够指挥犹太军队同土耳其人作战的军官。曾在南非参加英布战争的约翰·亨利·帕特森中校恰好来到埃及。帕特森是一位爱尔兰新教徒，对犹太历史非常熟悉，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充满同情，他得到了这个职位。最终，他同雅博廷斯基、特伦佩尔多一起组建了锡安骡马队（Zion Mule Corps）。

锡安骡马队是一千八百年前巴尔·科赫巴发动对罗马人起义以来第一支由犹太人组成、在犹太旗帜下战斗的军队，它重新唤醒了古老的犹太自豪感。锡安骡马队中有几位成员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的核心人物。由于杰马尔帕夏的大规模驱逐，犹太人居然两千年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这颇有讽刺意味。

特伦佩尔多1920年在守卫特尔哈伊（Tel Hai）定居点的战斗中牺牲，据传他在临死前说：“没关系，为国牺牲是光荣的。”三年后，雅博廷斯基创立贝塔尔组织，取这个名字一方面是因为这是巴尔·科赫巴最后的据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纪念特伦佩尔多。(1)

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知道奥斯曼帝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怀有敌意，但他们中很多人认为在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冲突中站队非明智之举。这些人在中立国家丹麦的哥本哈根建立了一个联络办公室。另一些人则对英国将在战争胜利后得到巴勒斯坦十分有信心，因而不遗余力地和伦敦建立联系。

要完成这项任务，没有人比哈伊姆·魏茨曼更合适，他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茨曼1874年出生于平斯克附近的一个叫作莫塔尔（Motal）的村庄（位于今天的白俄罗斯，当时属于俄国）。和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一样，他也成长于俄国传统犹太家庭，后来被欧洲的知识界所吸引。他智商过人，思想自由。他的一位启蒙老师说过：“他要么成为天才，要么改信基督教。”[5]

魏茨曼先后在德国和瑞士学习化学，1899年在瑞士弗里堡大学拿到有机化学博士学位。虽然没有参加1897年巴塞尔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当时他想参加），但他出席了后来所有的会议，迅速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早期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提倡在巴勒斯坦建立高等学府，希伯来大学的创建就有他的功劳。他还致力于建立一所专门研究科学技术的大学，其结果是1912年以色列理工学院的成立。此外，他还是1934年成立的魏茨曼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研究所后来蜚声世界。

1904年，魏茨曼到曼彻斯特大学担任高级讲师，两年后正是在这里，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后来成为议员的亚瑟·贝尔福。贝尔福原先支持乌干达方案，他非常欣赏魏茨曼。魏茨曼通过私人关系让贝尔福逐渐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

1916年，魏茨曼成为英国海军实验室主任，因工作从曼彻斯特搬到伦敦。他在研究中发展了丙酮的制造方法，丙酮是海军使用的无烟炸药的关键成分。这一发现为英国在战争中取胜做出了重大贡献，魏茨曼因此受到广泛赞誉，他也得以用自己的新地位来接近英国权要，这是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只能梦想的。

奥斯曼帝国大势已去，英国和法国虽然还没有获得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但已经开始考虑如何瓜分中东。

1915年底，两国召开了一系列表明各自诉求的会议。英国派出的代表是马克·赛克斯，他是天主教徒，曾研究过中东国情，1903年到巴勒斯坦度过蜜月，他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在外交部工作。法国派出的代表是弗朗索瓦·乔治－皮科，他也是职业外交人员，同英国谈判时他是法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赛克斯以前就提出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管理的建议，但是并没有明确界定这片区域的边界。赛克斯和皮科最终达成《小亚细亚协定》，也称为《赛克斯－皮科协定》。根据该协定，法国将控制现在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由于印度对英帝国非常重要，英国需要获得通向苏伊士运河（参见地图6）的自由通道（这也是1956年以色列西奈战役爆发的重要原因），所以英国将控制从地中海到约旦河的沿海地带，包括现在的约旦、伊拉克南部、海法港、阿卡（Acre）港和整个内盖夫沙漠。根据协定，巴勒斯坦西部、加利利湖南部和加沙北部由国际共管。[6]协定还包含关于耶路撒冷那些圣地的条款，协定建议将它们交由国际监督和管理。

赛克斯和皮科既没有考虑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利益，也没有考虑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利益，所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于这一协定都厌恶。两个外国势力还没有赢得战争就私自将中东瓜分，这让阿拉伯人勃然大怒。在亨利·麦克马洪爵士（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和侯赛因·本·阿里（麦加谢里夫）以前的讨论中，麦克马洪敦促阿拉伯人推翻奥斯曼帝国统治，他试图让阿里相信，英国不但希望巴勒斯坦摆脱土耳其人的统治，还致力于建立一个从北部的叙利亚向南延伸到也门的阿拉伯国。在阿拉伯人看来，《赛克斯－皮科协定》公然违背了英国先前的承诺，英国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大大恶化。

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样不高兴。法国人一向反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英法共同控制这一区域不利于犹太人实现他们的目标。魏茨曼等犹太复国主义者更希望巴勒斯坦单独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他们认为英国向来“给殖民地（白种）臣民更多自由，任何帝国在这方面都比不上英国”，而法国“一心想让殖民地臣民变为法国公民，抹杀他们的民族认同”[7]。因此，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心让英国控制巴勒斯坦，但历史会让他们失望地发现，英国人后来根本不像魏茨曼等人想象的那样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亲眼看到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从1915年开始，妇女和儿童被遣送到叙利亚沙漠，在长途行走中死去，接下来大量强壮男性被迫从事强制劳动，这一过程中亚美尼亚人的死亡人数达到150万。这让伊休夫非常担心：如果奥斯曼土耳其人可以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种族灭绝，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做同样的事？

一小群犹太人决定主动摆脱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亚伦松家族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小型间谍网络，其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包括亚伦·亚伦松、他的姐妹萨拉和丽芙卡，以及丽芙卡的未婚夫阿夫沙洛姆·费恩伯格（Avshalom Feinberg）。亚伦·亚伦松是一位农学家，因在加利利地区发现了一种古代小麦品种而小有名气。这个团体自称为“尼里”(2)。

那时，当地出现蝗灾，土耳其人委派亚伦·亚伦松负责控制灾情，这让他获得权限，可以进出该地区的政府办公室和军事设施，他将搜集来的大量情报提供给英国。刚开始英国人还心存疑虑，但后来发现亚伦松很有利用价值。他留在开罗，负责与英国人接头，他的姐妹及兄弟亚历山大和费恩伯格（除了这些核心成员，据不同的估计，该组织还有20—60名成员）负责间谍网络的日常事务。

尼里最主要的活动是为英国提供奥斯曼帝国防御工事、军队驻地、铁路线和水源的信息，方便英国人制订偷袭计划。每两周尼里会将窃取的情报通过密码和信号灯的形式发送给停靠在阿特利特（Atlit，位于海法港南边）岸边的一艘英国海军快艇。后来这艘船没有再回来，他们开始用信鸽传递情报。

正是信鸽葬送了这个组织。1917年9月，土耳其人截获了一只携带密信的鸽子，奥斯曼帝国得到间谍网络的证据。截至1917年秋天，几乎所有尼里组织成员被捕，其中部分人在饱经折磨后出卖了其他成员。部分人被判处死刑，一人在大马士革被公开处以绞刑。

28岁的萨拉在奇科隆雅科夫被捕后遭到严刑拷打，她找借口要回趟家换掉身上沾满血的衣服。为了不让自己招供，她拿起藏在家中的手枪向自己嘴里开了一枪，几天后死去。

尼里的行动恐怕没有对战争结果产生太大影响。但尼里的事迹和萨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伊休夫广为传颂，犹太人将外国势力（首先是奥斯曼帝国，几十年后是英国）赶出巴勒斯坦的决心和勇气由此可见一斑。

在伦敦，哈伊姆·魏茨曼继续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奔走游说。他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没有官方职务，很多人认为他我行我素，不受纪律约束。但不管是否如此，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近距离接触英国高官，利用各种手段解释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合理性。

这不是简单的任务。英国外交部大多数人是研究阿拉伯文化的，他们认为阿拉伯人拥有巴勒斯坦的理由更充分，从更务实的角度考虑，英国也不愿意激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怨。[8]但事情突然出现转机，1916年大卫·劳合·乔治当选英国首相。赫茨尔就乌干达问题谈判时，劳合·乔治曾担任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律师，他和赫茨尔都承认巴勒斯坦和犹太人自古以来的联系，都认为相对于阿拉伯人，犹太人能让这片土地得到更好的发展。他说：“世界四大国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不管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和现在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的70万阿拉伯人的欲望和偏见相比，犹太复国主义扎根于这片土地上的悠久历史中，有客观的现实需要，未来也能为这片土地带来更深刻的变化。我认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是正确的。”[9]

意识到劳合·乔治的上台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魏茨曼迅速接近劳合·乔治和贝尔福（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他还同英国外交部有影响力的外交官赛克斯建立了联系，他称赛克斯是“我们最伟大的发现”[10]。

支持和反对力量都在积极行动。正当魏茨曼努力推进他的计划时，一些英国犹太议员继续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们担心这会掀起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浪潮，如果阿拉伯人被激怒，出现反犹主义浪潮可能性会变得更大。赛克斯和其他英国外交官员则努力说服其他政府官员让犹太人合法获得巴勒斯坦。

魏茨曼最终获胜。他取得了他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成就——以书信为形式的《贝尔福宣言》。劳合·乔治曾在回忆录中写道，《贝尔福宣言》是对魏茨曼“在丙酮制造上所做的重要工作的奖励”[11]。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给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3)写了这封信：

尊敬的罗斯柴尔德勋爵：

我愉快地代表英王陛下政府将下述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志向表示同情的宣言转交给您，这个宣言已经呈交内阁，并为内阁所批准。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实现。但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也不能伤害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

若您能把宣言的内容通知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我将向您表示感谢。

亚瑟·詹姆士·贝尔福谨启[12]

距离赫茨尔1897年在巴塞尔建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仅20年，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就承认并开始支持这一运动，还承诺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如果赫茨尔没有在13年前去世，这个消息一定会让他感到震惊。

虽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是一份非常模糊的文件，它说要“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但并没有提到犹太国，没有提供建立“民族家园”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更没有解释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如何能不侵犯“巴勒斯坦现有的非犹太社团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宣言没有提供任何地图或定义来界定“巴勒斯坦”的范围。最后，这份文件没有提到的事实是，在宣言发表时巴勒斯坦仍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下。虽然英国人有信心很快能控制这里，但当时他们根本就拿不出巴勒斯坦。

不过，对于上面提到的部分问题，我们起码能找到一些模糊的答案。在英国政治领导人中间，确实有在犹太人口占多数的地方建国的意思。[13]预期的犹太国领土显然很大。约20年后，1937年的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指出：“要建立的犹太民族家园的土地在《贝尔福宣言》发表时，被理解为历史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这意味着包括约旦河两岸，相当于今天的以色列和约旦（参见地图3）。

至于英国还未控制巴勒斯坦的事实，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已不可避免，而根据《赛克斯－皮科协定》，英国将很快获得巴勒斯坦。果然，《贝尔福宣言》公布六周后，埃德蒙·艾伦比将军指挥的埃及远征军赶走了耶路撒冷的奥斯曼帝国守军。数百名群众和同英国并肩作战争夺耶路撒冷的战士站在街道两边，目睹了英军隆重的庆祝仪式。出于对圣城的尊重，艾伦比将军步行从雅法门走进耶路撒冷老城。[14]

英国人获得了巴勒斯坦——他们当初可是承诺要把这里给犹太人的。在接下来的31年里，他们将管理这块犹太人祖先的土地，直到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

伊休夫在继续壮大。191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决定，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大学，且在五年内开始建设。[15]1918年7月24日，《贝尔福宣言》宣布不到一年，数千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斯科普斯（Scopus）山参加希伯来大学的奠基仪式。思想生活从一开始就在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列国处于核心地位。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口又可以重新在全球自由流动，欧洲出现了新一轮反犹主义高潮，在俄国的武装冲突中，10万—20万犹太人被杀害，这引发了新一轮的巴勒斯坦移民潮。第三次阿利亚（1919—1923）中有3.5万人来到巴勒斯坦。亲眼看见战争让欧洲变得满目疮痍后，第三次阿利亚成员积极建设建国前的机构，正是这些机构保证以色列最终能够顺利建国，实现犹太人的主权。这批移民也是《贝尔福宣言》后第一批来到巴勒斯坦的人，他们明白自己的事业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这批移民的涌入帮助犹太人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技术进步，在水资源技术上取得的成就尤为重要。水是这一地区的稀缺资源，实际上，这一时期英国限制犹太人移民的理由就是声称当地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16]因此，对水资源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伊休夫领导人明白，他们不仅要为已经到来的移民提供充足的水资源，还要向英国和全世界证明这片土地能够接受更多的移民，远远超过英国给出的人数。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1880—1914年，犹太复国主义者购买的土地主要集中在西部从海法到雅法的沿海平原，以及东部的耶斯列（Jezreel）和约旦河谷地。这些土地多为荒无人烟的沼泽地。他们建立的第一座村庄佩塔提克瓦就暴发过疟疾疫情，导致俄国的移民－拓荒者不得不离开。同样因为疟疾，哈代拉（Hadera）刚建成的20年里超过半数的居民死去。[17]但这并没有让移民退缩，两年后他们又回到佩塔提克瓦，抽掉沼泽地的水，在土地上发展农业，将这里建成盛产橘子的果园。大卫·本－古里安在佩塔提克瓦橘子园工作时还感染过疟疾。

基布兹在排干沼泽地和消灭疾病的工作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德·罗斯柴尔德男爵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请来埃及工人帮助犹太人为沼泽地排水，消除这里的疟疾，在他们的帮助下，基布兹成员在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当移民们不断开拓土地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也展现出过人的眼光，他们购买了许多当时看似无法居住的沼泽地，有时不惜重金。面对质疑，曾担任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秘书，后来成为犹太国民基金负责人的梅纳赫姆·乌什金认为，在买地问题上，再高的价格也划算。他说：“巴勒斯坦的地价年年在攀升，如果我们现在不买，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买。”[18]

改造土地的工作进展迅速。1938年，美国农业部派土壤专家沃尔特·克雷·罗德民对欧洲、北非和巴勒斯坦进行调研，他发现与犹太人到来之前相比，伊休夫大幅提高了当地水利技术。罗德民为犹太人取得的成就感到“惊讶”，说这是他此行在全世界看到的“最值得称道”的农业复垦工程。[19](4)

这一时期伊休夫还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机构。1920年4月19日，经选举产生了“代表大会”（Ase fat Hanivharim），这相当于英控巴勒斯坦时期犹太人的议会组织。代表大会中共有314个席位（这也是犹太历史上议员人数最多的时候），延续了赫茨尔时期管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管理方法，政党通过选票获得相应席位，比如，一个政党能获得30%的选票，就可以在代表大会中获得30%的席位。

1920年选举中没有任何政党得到大部分选票，事实上，不管是伊休夫代表大会还是独立后取代代表大会的以色列议会，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获得过大多数选票。在1920年的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的工党也只得到70个席位，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成为伊休夫准政府的议会机构。

伊休夫是如何形成民主传统的？大多数伊休夫移民来自非民主国家，不管是俄国和波兰的犹太人，还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都没有在民主政体下生活过。犹太教也没有明显的民主传统，圣经时期的国王并非通过选举产生，塔木德时期的拉比虽然不是王朝的产物，但也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那伊休夫和后来的以色列为何会有追求民主的愿望？

犹太社团追求民主的传统起源于流散时期。从先祖之地被驱逐到欧洲各地后，他们重新建设自己的社团体系。1580—1764年，位于波兰卢布林（Lublin）的四土地委员会是大波兰、小波兰、鲁塞尼亚（Ruthenia）和沃利尼亚（Volhynia）的犹太权力中心，这个选举产生的议会负责税收、处理同外族社团关系等事务。除了四土地委员会，分布在欧洲各个犹太社团、规模更小的地方委员会也是通过选举产生。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沿袭了这种方式。到20世纪早期，犹太人选举、立法、收税的历史已经有350年。[20]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传统在完全没有民主环境的巴勒斯坦得到坚持。1948年犹太国建立后，这一制度还改变了来自没有民主积淀国家的移民。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有100个新的国家成立（主要是因为各帝国的解体），以色列是少数几个从建国伊始就采取民主体制并一直坚持下来的国家。

1920年4月，就在巴勒斯坦选举产生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同一天，伊休夫的命运在意大利的小镇圣雷莫（San Remo）也被提上议事议程。在圣雷莫会议上，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商讨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他们没有画出具体的地图，而是就总体原则达成一致意见。对伊休夫而言，4月25日召开的圣雷莫会议最重要一点在于，与会代表承认了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将其写入会议决议，还正式将巴勒斯坦交给英国进行委任统治。

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不再只是英国人的政策，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共同立场。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此非常愤慨，他们用暴力回应，这种反应模式后来频繁出现。1920年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暴乱中，6名犹太人被杀，一些人受伤。1921年雅法发生的暴乱迅速扩散，最后有40多名犹太人死亡，其中包括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

讽刺的是，这些暴乱导致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的产生。早在几十年前，犹太人就建立了自己的防卫组织，1907年成立的秘密安保组织巴尔－吉奥拉（Bar-Giora）是最早的防卫组织之一。和其他类似组织一样，巴尔－吉奥拉是一群犹太人组成的提供有偿安保服务的组织，他们曾为塞杰拉（Sejera，今天叫伊兰尼亚[Ilaniya]）提供安保，本－古里安刚到巴勒斯坦时就在这个定居点的农田里干活。两年后，也就是在1909年，巴尔－吉奥拉解散，取而代之的是规模更大的防卫组织哈绍莫（Hashomer，“守卫者”之意），哈绍莫的覆盖面更广，为犹太人和他们的村庄提供安全保障。这是为巴勒斯坦犹太社团提供有组织的防御的首次尝试。

哈绍莫成员计划取代犹太农场的阿拉伯护卫人员，他们还雄心勃勃地计划将人员安排到乌克兰的哥萨克村庄，以取代那里的护卫人员，但这个计划落空了。[21]阿拉伯暴力袭击活动当时在不断蔓延。意识到英国人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后，伊休夫领导人在1921年创立了用于保护犹太农场和村庄的哈加纳（Haganah，“防御”之意），该组织的职责还包括预防和抵抗袭击活动。在最初成立的几年内，哈加纳组织松散，作用有限。

虽然伊休夫在不断提高防御能力，但在外交上却遇到重挫。1921年，《贝尔福宣言》发表刚过去四年，将宣言写入决议的圣雷莫会议结束刚过去一年，被任命为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他此前一直被当作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朋友）在没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盟友商量的情况下，重新绘制了中东地图。[22]他在本属于巴勒斯坦的约旦河东岸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外约旦（后来称为约旦）。[23]

面对《贝尔福宣言》和圣雷莫会议取得的成果，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认为委任统治地的版图就是未来犹太国的版图，但突然间四分之三的领土被生生拿走，犹太国的面积将远远小于他们先前的预期。他们当时不知道，未来以色列的领土还会继续缩小。

正当丘吉尔在分割委任统治地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因为犹太移民的涌入和国际社会对犹太人建国的支持而对伊休夫发起了新一轮攻击。这让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措手不及，他们以前并没有充分考虑阿拉伯人的抵抗运动。阿哈德·哈姆对这一疏忽直言不讳：“我们以前把阿拉伯人看作生活在沙漠里的原始人，是像驴一样愚蠢的民族，既看不到又无法理解身边的事情。但这个判断大错特错。”[24]

阿哈德·哈姆从不主张建国，他或许有理由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够和平相处抱有希望。但对于那些全力寻求建国的人而言，和阿拉伯人关系的恶化是凶兆。对于两个民族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没有人比泽夫·雅博廷斯基表达得更为直接，1923年他写了《铁墙》和《铁墙之外》两本小册子，主张不能低估阿拉伯人。他们和其他民族一样，同自己生活的土地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写道：

我们当中的和平贩子试图让我们相信阿拉伯人很愚蠢，我们可以通过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来欺骗他们，他们还试图让我们以为阿拉伯人很腐败，只需要给一些文化和经济上的好处，他们就会放弃巴勒斯坦。我坚决认为这些关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文化上，他们落后我们五百年，没有我们所拥有的毅力和决心。但他们和我们一样善于分析人的心理，多个世纪的唇枪舌剑将他们的大脑锤炼得和我们一样敏锐。我们可以向他们解释我们的目标有多么单纯，用甜言蜜语缓和紧张气氛，哄他们开心，但是他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就像我们知道他们不想要什么一样。同我们一样，他们也深爱着巴勒斯坦这片土地，就像阿兹特克人深爱古墨西哥、印第安人热爱在他们的大草原上驰骋一样。[25]

雅博廷斯基说，阿拉伯人绝不会主动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达成任何协议。如果想在巴勒斯坦站稳脚跟，犹太复国主义者必须用铁墙对抗阿拉伯人的暴力：

这并不是说不能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但他们绝不会主动达成协议。只要阿拉伯人认为有希望赶走我们，他们就不会放弃，任何甜言蜜语和物质诱惑都无济于事，因为他们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只有当他们发现没有任何希望赶走我们，无法在铁墙上打开缺口时，他们才会在关键问题上妥协。只有到那时，他们才会抛弃他们喜欢走极端的领导人，才会抛弃这些领导人“永不放弃！”的口号。[26]

雅博廷斯基又说：“达成协议的唯一方法就是铁墙，我们要在巴勒斯坦拥有不会屈服于阿拉伯压力的强大力量。换句话说，为了在未来达成协议，现在我们要抛弃任何达成协议的想法。”[27]这席话几十年后成为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的指导精神。

很遗憾，历史证明雅博廷斯基有先见之明。没多久，新的暴力袭击爆发，一个古老的犹太社团被完全摧毁。

耶路撒冷圣殿山的紧张局势已经持续了几个月。1928年9月，犹太人按照犹太传统临时将西墙(5)划分为两块区域，以便男女教徒在赎罪日分开祷告。作为回应，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下令限制犹太人在西墙活动，导致事态进一步升级，这种煽动行为后来反复出现。[28]

阿拉伯人当中开始流传犹太人对圣殿山（阿拉伯语直译为“高贵圣所”，犹太人称之为圣殿山）有阴谋的谣言，还传播了金顶清真寺被损坏的虚假图片，(6)穆斯林领导人称这些“损坏”是犹太人造成的。[29]1929年8月23日，一群阿拉伯青年朝希伯伦犹太经学院的学生扔石头。当天晚些时候，一位名叫什穆埃尔·罗森霍尔茨（Shmuel Rosenholtz）的犹太男青年独自一人前往犹太经学院，阿拉伯人冲进经学院将其杀害，在他之后还有几十人在这场暴乱中丧生。

第二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早上，挥舞着木棍、刀子和斧头的阿拉伯暴徒将希伯伦犹太居民区包围，阿拉伯妇女和儿童朝犹太人扔石头，男人们则冲进去洗劫犹太人家庭，摧毁犹太人财产。许多犹太人受到惊吓，躲进当地拉比家中，阿拉伯暴徒前来和拉比谈判，他们声称如果他能交出所有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本地的中东犹太人社团将被赦免。拉比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被当场杀害。希伯伦暴乱很快蔓延到其他地区，一共有133名犹太人死亡，其中67人死于希伯伦。[30]几百名犹太人在阿拉伯邻居的保护下逃过一劫，为了救他们，有的阿拉伯人承受了巨大的风险。[31]但最终，这个400年前由西班牙犹太难民建成的希伯伦犹太社团被彻底摧毁，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犹太社团之一。[32]

基希涅夫惨案从欧洲来到了巴勒斯坦。

面对1929年的阿拉伯人暴乱和整个希伯伦犹太社团被屠杀的悲惨事实，伊休夫开始发展准军事能力。哈加纳一边购买外国军火，一边自主生产武器。哈加纳最终形成20个分支机构，有2.5万名男女志愿者。在较短时间内，哈加纳就从未经训练的军事组织发展成组织良好的地下武装力量。犹太军队开始形成。

当时，哈加纳奉行“克制”（havlagah）政策。哈加纳战士只负责保卫犹太居民区。他们尽一切可能避免袭击，在袭击活动出现前不采取任何行动。[33]

随着阿拉伯人袭击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暴力活动增多，“克制”政策越来越受争议。雅博廷斯基在《铁墙》中写道，犹太复国主义应该以暴制暴，伊休夫面临的情况似乎说明他的观点是对的。1931年，一群深受雅博廷斯基思想影响的战士从哈加纳中分裂出来，组建了自己的军事派别。面对阿拉伯人的袭击，他们不再坐以待毙，而是向敌人发起战争。这个组织刚开始叫作哈加纳B，后来改名为“国家军事组织”（Irgun Tzva'i Leumi），一般就叫伊尔贡。(7)刚开始，大部分伊尔贡成员是雅博廷斯基修正派运动和贝塔尔的成员；雅博廷斯基从被英国人驱逐出巴勒斯坦一直到他1940年去世，都是伊尔贡象征性的最高领袖。

伊尔贡对待使用武力的态度和哈加纳不同。《希望》是包括哈加纳在内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选定的国歌，歌词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战争，但贝塔尔的国歌则反映了雅博廷斯基及其在伊休夫与以色列政治中的追随者的观点和立场，强调在必要时通过战争来拯救犹太民族：

面对每一个阻挠，

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

仍能点燃一团烈火，

升腾起反抗的火焰，

因为沉默是尘土。

为了隐藏的荣耀，

奉献热血与精神，

去死，或者去占领

约德法(8)、马萨达和贝塔尔高地。

当伊休夫的犹太人逐渐学会保卫自己时，欧洲犹太人却变得越来越无助，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惨烈的一场战争即将在欧洲爆发，其残忍程度让基希涅夫和希伯伦事件都黯然失色。犹太民族即将进入犹太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一段时期。

(1)　贝塔尔（Betar）也是“约瑟夫·特伦佩尔多盟约”（Brit Yosef Trumpeldor）的首字母缩写。

(2)　尼里（Nili）是圣经经文“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Netzach Yisrael Lo Yeshaker）的首字母缩写。（《撒母耳记上》15：29）

(3)　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分支的家族成员，他并不是资助早期伊休夫移民的那位罗斯柴尔德。

(4)　罗德民后来将这些发现写入《应许之地巴勒斯坦》一书中，这本书非常畅销。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去世时桌上就摆着这本书，这很可能是罗斯福总统生前阅读的最后一本书。（Seth M. Siegel, Let There Be Water: Israel's Solution for a Water-Starved World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5], p.30.）

(5)　即基督教传统中所说的“哭墙”。——校注

(6)　巴以冲突出现后，经常会有犹太人占领圣殿山或破坏清真寺的传言，从一开始这些传言就被证明是虚构的。1929年，正是在这类传言的煽动下，阿拉伯人清洗了希伯伦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犹太社团，这一事件成为巴以冲突的起点。2000年，当时担任议员的阿里埃勒·沙龙访问圣殿山，他提前公布了访问计划，没有违法，也没有进入清真寺，但亚西尔·阿拉法特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因提法达，它从2002年持续到2004年，让几千人丧生。2015年，有谣言说以色列计划改变圣殿山现状，对去那里祷告的人进行限定，这一煽动行为再次引发阿拉伯人的袭击潮，阿拉伯人用匕首捅、用枪射、开车压犹太人。

(7)　伊尔贡（Irgun）也称为“埃策尔”（Etzel）——这是希伯来语“国家军事组织”（Irgun Tzva'i Leumi）的首字母缩写。

(8)　约德法（Yodfat），古名为Jodapata，公元1世纪犹太人起义反抗罗马时的北方战场。——校注

第六章
无处可去，即使能离开

我们将和英国一起同希特勒作战，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

——大卫·本－古里安，1939年

1925年，希特勒出版了《我的奋斗》。他在书中说，犹太人试图控制整个世界，一旦实现，他们将毁灭人类。“如果……犹太人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他们的皇冠便将成为为人类送葬的花圈，地球又将像千万年前一样变得空无一人，运行于太空之中。”

希特勒宣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犹太人的阴谋：

犹太复国主义试图让全世界认为，犹太人兴起的民族意识只是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他们只是用新办法欺骗头脑简单的非犹太人。他们丝毫不打算在巴勒斯坦建国和生活，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建立一个国际诈骗组织的中心。[1]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3月举行了选举，纳粹党仍然是德国国会的第一大党。鉴于希特勒在10年前出版了《我的奋斗》，德国人都明白他们将这个人选上台意味着什么。大卫·本－古里安预言道：“国家仇恨、压迫、独裁和对自由的拒绝将得到加强，犹太人将成为第一批受害者。”[2]

大卫·本－古里安以前叫大卫·格鲁恩，1886年出生于小城普仑斯克（Plonsk，今天位于波兰，但当时属于俄国）。和许多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他成长于一个接受了世俗教育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家庭。他小时候父亲经常在家里举行“锡安热爱者”会议。亚伯拉罕·玛普对锡安充满向往之情的圣经题材的小说《锡安之恋》，也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让他在圣经中找到了建立犹太国的道德基础。在他们的影响下，年轻的格鲁恩成为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17岁时，格鲁恩得知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居然讨论乌干达方案，他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考虑放弃在先祖之地建国感到无比愤慨。意识到建立犹太国更需要行动，而不是语言，年轻的格鲁恩决定移民巴勒斯坦。

1906年9月7日，格鲁恩终于来到赫茨尔在《新故土》中描写的雅法港，接着他来到佩塔提克瓦的橘子园工作。他深信建立犹太国需要从体力劳动做起（受A.D.戈登的影响），后来又在加利利地区几个农场工作过。1910年，他迁到耶路撒冷，成为锡安工人党官方刊物《团结》（Achdut）的编委会成员。他在这份刊物上用新取的希伯来化的姓氏“本－古里安”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当时奥斯曼帝国还控制着巴勒斯坦，本－古里安认为如果想当伊休夫领导人，需要拥有土耳其教育背景。1911年，他离开巴勒斯坦，去土耳其学习法律（没有修完学位），后来又到美国传播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参加了在那举行的锡安工人党会议。在纽约生活期间，他遇见了波拉·曼维斯（Paula Munweis），1917年两人结婚，后来生下一儿两女。

《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后，本－古里安转而支持英国人，他加入了英军的犹太军团，和英国人一起在巴勒斯坦战役中对土耳其人作战。虽然一直保持和锡安工人党的合作关系，但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劳工团结党（Achdut Ha'avoda），该党大部分成员为锡安工人党分裂出来的思想左倾的成员。1921年，本－古里安成为犹太工人总工会（伊休夫的工会组织）秘书。他领导该组织13年，稳固地确立了他在伊休夫高层领导人中的地位。当他在1933年预言欧洲即将发生灾难时，人们已普遍认为他代表着伊休夫最权威的声音。

欧洲大难临头，这在伊休夫中引发复杂的情绪。这应验了当初来到巴勒斯坦的移民对未来的担忧，他们对历史准确的判断一方面当然让他们更加认可自己当初离开欧洲的选择，但另一方面，这些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也意识到自己必须不遗余力地帮助欧洲犹太人。

有的人认为，经济抵制手段能够改变希特勒政权越来越具反犹主义倾向的政策，虽然当时还没有开始屠杀犹太人。雅博廷斯基设想，如果能够形成给德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犹太统一战线，德国可能会继续保持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利，甚至进一步推进犹太人解放。[3]

然而，伊休夫中许多人反对抵制德国的计划，认为同纳粹德国直接谈判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伊休夫担心抵制会激怒德国人，让犹太人的处境变得更困难。他们还认为谈判能促使德国政府让更多的德国犹太人移民伊休夫。

关于抵制政策的争论引发了伊休夫历史上最离奇的事件之一，直到今天还很有神秘色彩。哈伊姆·阿罗佐罗夫当时是犹太代办处政治部门负责人，实际上还履行该组织外长的职责。为了逃离集体迫害，1924年他携家人从乌克兰来到特拉维夫，在来的路上他在德国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儿拿到了经济学博士的学位。

在德国时，他和一个名为玛格达·里切尔（Magda Ritschel）的女人发生婚外情，这个女人后来的丈夫就是纳粹政府臭名昭著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1933年6月，已经成为伊休夫高层领导人的阿罗佐罗夫回到德国同德国人谈判，显然，他是通过以前的情妇才和重要官员建立起联系的。[4]他在德国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哈瓦拉协议》（Ha'avarah，《转移协议》），这项协议试图保证德国犹太人不用上交财产就能顺利离开德国。离开德国的犹太人可以将自己的资金放在一个和巴勒斯坦银行有金融业务关系的基金会，这些银行用这些资金购买德国商品，海运到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商人购买这些商品，再把货款交还给从德国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5]这似乎对每个人都有利，德国人摆脱了他们厌恶的犹太人，犹太人可以在离开德国时保留住部分资产，巴勒斯坦能够进口到迫切需要的德国商品。大约两万名德国人加入了这一计划，三千万美元的资金从德国转移到伊休夫。

然而，随着德国不断加大对犹太人的打击力度，该协议饱受争议，许多人认为这是阿罗佐罗夫和魔鬼达成的协议。虽然本－古里安拥护这一协议，认为它不但能够促进伊休夫的经济，还能增加移民的数量。但其他人主张抵制德国，而《哈瓦拉协议》严重影响到抵制运动的效果。雅博廷斯基对该协议大加批判，认为这是破坏德国经济孤立的鲁莽之举。修正派运动的报纸《人民阵线》（HazitHa'am）在1933年6月16日的专栏上谴责了阿罗佐罗夫的协议，威胁说犹太民族“将明白应当如何回应这一令人作呕的法案”，这篇文章还指名道姓提到了阿罗佐罗夫。[6]

就在当天晚上，哈伊姆·阿罗佐罗夫和妻子西玛（Sima）来到特拉维夫海滩散步，黑暗中突然出现两名男子，一人拿着手电筒照阿罗佐罗夫的脸，另一人对他开枪射击。阿罗佐罗夫立即被送到医院，几个小时后死在手术台上。

雅博廷斯基的修正派迅即被指责为幕后主谋。两天后，修正派组织贝塔尔成员亚伯拉罕·斯塔夫斯基被捕，根据西玛的指认，他就是那天持手电筒的人。后来另外两人也被抓获，一人是共犯，一人是开枪者。左翼人士谴责雅博廷斯基不但为这些人“提供”了枪支，还是这一行动的策划者。雅博廷斯基则极力为被捕的三人辩护，刚开始斯塔夫斯基被定罪并判处死刑，但因为巴勒斯坦英国上诉法院的改判，他于1934年7月获释。

没有任何一个凶手被判刑，阿罗佐罗夫刺杀案至今仍是一个谜。但可以肯定，这种犹太人因为政见不同而自相残杀的事件在犹太国还会发生。

正如一些伊休夫成员所料，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大量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这时阿拉伯人的暴力运动已经平息，伊休夫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完善，巴勒斯坦的生活也慢慢变得没有以前那么艰难。由于美国限制移民入境（苏联也是如此，但当时几乎没有犹太人愿意去那里），20世纪30年代巴勒斯坦成为犹太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地。当时的犹太代办处一方面资金匮乏，另一方面迫于委任统治政府施加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限制进入巴勒斯坦的移民数量。移民需要“证明”才能成行，有时人们会不择手段获取“证明”，有人指责代办处只接收有钱人和有可能支持本－古里安政治观点的人。移民成为一个一触即发的敏感问题，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第四次阿利亚（1924—1929）主要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波兰移民，而现在，来到巴勒斯坦的第五次阿利亚（1932—1936）的移民被认为是家境富裕、接受过良好教育但急于逃离欧洲的德国人。可实际上，和前几次阿利亚一样，第五次阿利亚中的大多数移民还是来自中东欧，但不同于之前，这次移民潮的移民人数大幅增长。1934年，人们已经明白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只会越来越严厉，这一年有4.2万人来到以色列地，刷新了伊休夫单年接收移民的最高纪录，不断增长的人口为以色列的建国奠定了基础。

当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写《屠杀之城》时，他和读者们都没有想到欧洲将会陷入如此黑暗的时代。1921年比亚利克最终离开俄国来到德国，1924年移民巴勒斯坦。来到巴勒斯坦的比亚利克投入到公共事务中，发表作品的数量远不如以前，但他仍然代表着那一代人的声音。1934年夏天，比亚利克去维也纳做前列腺手术，手术失败，他于当年7月4日去世。

特拉维夫整座城市都在为这位伊休夫的桂冠诗人哀悼，到处张贴有通知葬礼时间的巨大海报。中东的夏天炎热难耐，但就像1922年埃利泽·本－耶胡达的葬礼一样，数千人走上街道游行，其中既有宗教人士，也有世俗人士，既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有东方犹太人，既有特拉维夫人，也有巴勒斯坦其他地方赶来的人。几乎每栋楼上都挂着缠有黑色丝带的蓝白旗。比亚利克的棺材在当地公墓下葬，他右边是阿哈德·哈姆的墓地，左边是哈伊姆·阿罗佐罗夫的墓地。政治家（阿罗佐罗夫）、诗人（比亚利克）和哲学家（阿哈德·哈姆）被埋葬在一起，这既体现了犹太复国主义深厚的文化渊源，也体现了犹太社会来自不同领域的力量在关键时刻汇聚到一起形成合力的特点。

1935年，纳粹政府通过《纽伦堡法案》，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规定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不能通婚或发生婚外性关系。来到巴勒斯坦的移民人数再创新高，1935年移民人数达到6.1万。1933—1936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从234967人增长到384078人，犹太人在当地的人口比例从五分之一上升到将近三分之一。

文化和知识界也呈现爆发式发展，伊休夫发生着变化。很快，这种变化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宗教和世俗的融合、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的融合，以及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融合。

一种犹太民间文化开始产生。在20世纪20年代，特拉维夫在普珥节举行以斯帖女王选美大赛。[7]为了融洽民族内部关系，大赛有意让参赛选手中既有东方犹太人，又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这不仅是一场选美大赛，官员们还想借此选拔一位伊休夫的非官方代言人。在伊休夫宗教势力的施压下，大赛在1929年停办了，但不可否认，在欧洲的影响下伊休夫正在变化；巴勒斯坦和以前已经大不一样，再也不是第一次和第二次阿利亚移民所看到的那片荒芜之地。

1932年，伊休夫开始举办每年为期9天的马卡比运动会，来自全世界的犹太男女在体操、篮球、田径、游泳、网球等项目上同场竞技，这项赛事也包含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诺尔道“肌肉型犹太人”观念和阿哈德·哈姆将巴勒斯坦建成犹太人文化中心的理想都促成了这项赛事的诞生。此外，伊休夫还希望让犹太人来巴勒斯坦参加比赛能够带来更多的移民。

包括舞台舞蹈和民间舞蹈在内的舞蹈艺术成为伊休夫生活的支柱。舞台舞蹈家可以参加全民舞蹈比赛，民间舞蹈家可以在1944年开始举办的达利亚舞蹈节上展示风采。[8]最开始这只是伊休夫内部的比赛，但这项赛事几十年来对犹太复国主义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色列民间舞蹈”直到今天还是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核心特色。“20世纪40年代，以色列民间舞蹈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新犹太人的重要标志。”民间舞蹈是“以色列身份的重要符号，也是以色列文化向全世界最重要、最成功的输出之一”[9]。

伊休夫中的思想生活和经济生活也经历了深刻改变。德国移民的到来大幅增加了希伯来大学学生的数量。银行业和金融业也得到发展。德国犹太人和中产阶级波兰犹太人带来大量财产，巴勒斯坦很快开始出现百货商店和高档咖啡馆。《哈瓦拉协议》（阿罗佐罗夫显然因此而遇刺）也让大量资金流入伊休夫。很多阿拉伯人愿意将地产变现，犹太人用这些钱从当地阿拉伯人手上购买了更多土地。

然而，对伊休夫而言的巨大进步却让阿拉伯人感到深刻的混乱。随着越来越多犹太移民的到来，多数当地居民发现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改变。阿拉伯人的挫折感再一次以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1936年4月15日，阿拉伯人在图尔卡姆（Tulkarm，在今天的约旦河西岸，内塔尼亚[Netanya]以东）附近对3名犹太司机开枪，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5天后抢救无效死亡，只有一人活了下来。两天后，一群来自极端团伙的犹太人在佩塔提克瓦开枪杀害两名生活在棚屋的阿拉伯人。当天，在上述那名犹太受害者葬礼举办的同时，犹太人举行了反对阿拉伯人和英国人的抗议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一名阿拉伯人和一名保护他的警官遭殴打，一些犹太人还袭击了给人刷皮鞋的阿拉伯男孩和阿拉伯小商贩。阿拉伯人展开了反击，4月19日，一些失业农民和流动工人冲入雅法城，杀害了9名犹太人，另有6人受伤。雅法很快陷入混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相互追杀。几千名犹太人逃到特拉维夫。

1936—1939年的阿拉伯起义爆发。

阿拉伯社团再次采用暴力手段限制犹太移民和伊休夫的发展。在起义过程中，暴力活动接连不断，阿拉伯人烧掉了犹太人开发的农田和栽种的果园，摧毁了犹太人的商店，还袭击了不少私人住宅。为了破坏伊休夫的经济，阿拉伯社团举行了罢工，但适得其反，犹太商店和工厂趁机填补了真空，阿拉伯人的罢工反而无意中促进了伊休夫犹太经济的发展。

虽然经济可能有所发展，但伊休夫对于阿拉伯人持续的暴力运动深感担忧。以前认为可以和阿拉伯人和平相处的犹太人现在疑虑丛生。为了表明犹太人不会放弃建国的梦想，伊休夫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更多的村庄。

阿拉伯人的起义没有打击到犹太人的士气，阿拉伯人转而利用这一机会向英国人提出要求。双方在耶路撒冷谈判，阿拉伯人要求英国政府彻底禁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禁止土地买卖，呼吁建立阿拉伯人占多数的政府。即使在谈判期间，暴力活动还在继续。

阿拉伯起义也针对英国人。一开始，英国人对阿拉伯人的暴力活动无情镇压。他们追捕穆夫提，将雅法部分地区夷为平地。但经过谈判，他们改变了策略，为了避免暴力活动继续，让这块动荡的地区恢复平静，英国人开始试图安抚阿拉伯人。1936年中期，他们建议将下半年犹太移民的数量限制为4500人。前一年，也就是1935年，有6.1万名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英国人提出每年犹太移民的数量限制在9000人，这相当于减少了85%的犹太移民。但令人惊讶的是，阿拉伯人竟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坚决要求没有任何移民进入。

暴力活动仍在继续。英国政府希望暴力活动能够自我平息，不愿意损害英国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故而采取了克制政策。但这一政策完全失败了。起义爆发6个月后，200名阿拉伯人、80名犹太人和28名英国人遇难，英国人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

首先，英国向巴勒斯坦派出了更多军队，向犹太人提供武器用于自卫，实施宵禁，安排夜间巡逻。他们知道单纯依靠这些短期措施还不够，为了探索长期解决方案，英国政府成立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威廉·罗伯特·韦尔斯利·皮尔勋爵负责，所以也称为皮尔委员会），调查巴勒斯坦局势，提出解决方案。

1936年11月，皮尔委员会到达巴勒斯坦，他们调查了这一区域，广泛听取了犹太和阿拉伯代表的意见。1937年7月7日，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404页的调查报告，提出了解决计划，其中还包括详细地图（《贝尔福宣言》不包括地图）。皮尔委员会建议，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存在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双方声称对同一块土地拥有权利，两个民族共同治理这片土地的可能性很小，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分治（参见地图4）。

皮尔是第一个提出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的人。报告建议，犹太人获得从北部罗什哈尼卡拉（Rosh Hanikrah）到南部贝尔图维亚（Be'er Tuvia）的滨海平原、加利利地区、耶斯列谷地和约旦河谷地，除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仍然由委任统治政府控制，剩下区域都归阿拉伯人。这一方案让巴勒斯坦成立的阿拉伯国和外约旦连在一起。委员会还呼吁这两个地区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进行人口转移，从而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社团分离。许多年后，人口转移仍然是该地区极具争议的问题。

皮尔建议分给犹太国的土地远比犹太复国主义者预计的少，虽然贝尔福没有定义“巴勒斯坦”，但皮尔委员会承认：“要建立的犹太民族家园的土地在《贝尔福宣言》发表时被理解为历史上整个巴勒斯坦地区。”[10]这片地区包括今天的加沙、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整个今天的约旦。皮尔建议只将其中很少一部分土地分给犹太人，只占全部领土的20%，而70%—75%的土地被分给阿拉伯人。[11]

包括雅博廷斯基及其追随者在内的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为他们眼中的英国人对《贝尔福宣言》的背弃愤怒异常。他们也感到沮丧，因为这意味着在丘吉尔于1921年独立外约旦后，他们又要放弃更多的土地。

犹太人再次通过诗歌表达自己的失望之情。乌里·茨维·格林伯格是当时著名诗人之一，他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哈西德派家庭，1923年，27岁的他在波兰集体迫害中逃过一劫，来到巴勒斯坦。1929年希伯伦暴乱后，他的政治立场变得强硬起来，最终加入雅博廷斯基的修正派运动。他对于皮尔瓜分巴勒斯坦的计划提出强烈反对。

1936年，正当皮尔委员会在撰写这份报告时，他创作了《一个真理，而不是两个》一诗。模仿拉比文献中比比皆是的“我们的拉比教导”这一套语，他写道：

你们的拉比教导，再过几代人，弥赛亚将到来，

不用炮火，不用流血，犹地亚将重新崛起……

而我说：如果你们这一代人裹足不前，

不用自己的双手和拳头去闯出结果……

那么不管多少代，弥赛亚都不会到来，

犹地亚都不会崛起。[12]

格林伯格在这首诗后面提醒人们，“血债血还”是非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共同原则。为了让犹地亚崛起，犹太人必须投入战斗。这成了部分以色列领导人所支持的精神立场，甚至几十年后仍是如此。

虽然许多人同意雅博廷斯基的观点，但实际上，犹太人中反对皮尔计划的人并不多。魏茨曼和本－古里安都主张犹太人支持皮尔提出的分治计划。本－古里安说：“赫茨尔如果在世，只要将文件中一小部分巴勒斯坦给犹太人，他都会迫不及待地接受，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并全力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犹太国。当然，他也不会承诺以后的犹太国仅仅局限于这一地区。”[13]本－古里安的话似乎在提醒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考虑到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仅过去40年，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同样，魏茨曼也指出，虽然皮尔委员会在报告中用于犹太人建国的土地远比他们预想的小，但是这仍然意味着赫茨尔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他言简意赅地说，犹太人“不接受才傻，就算只给他们桌布那么大一块地”[14]。

1937年8月，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二十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皮尔的分治建议。与会者并不关心报告的具体细节，他们关心的是即将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事在几年前还无法想象。

犹太社团接受了皮尔的建议，但阿拉伯人断然拒绝。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显然支持这一计划，因为它能够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加入他的王国，获得更多耕地，但由于阿拉伯民众极力反对，阿卜杜拉也无能为力。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后来成为纳粹分子的支持者）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他的立场决定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无法通过这一计划。

为了反对皮尔，阿拉伯人又掀起了一轮针对犹太人和英国人的暴力潮，这几乎已经成为他们固定的行为模式。这一次的受害者包括英国官员刘易斯·安德鲁斯，他当时负责安排皮尔委员会在巴勒斯坦的所有行程，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在9月26日前往教堂的路上被枪杀。

到1937年10月中旬，暴力活动比一年前更为猛烈。居民区、公交车、犹太平民、英国巡逻队都成为袭击对象。利达（Lydda）的新机场被焚烧，石油管道遭损坏。大部分公共交通中断了，由于道路两旁埋有地雷和炸弹，英国禁止人们夜间出行。英国人还增派驻军，对暴力行动的参与者处以死刑，后来他们经常使用死刑这一手段。但这些措施都未收到明显效果。

巴勒斯坦日益陷入战争。

同一时期，欧洲的局势进一步恶化。1938年2月，本－古里安说：“德国正在吞并奥地利，明天就会轮到捷克斯洛伐克。”[15]他的预测准得离奇。几个月后的1938年11月，欧洲大国一致同意德国将捷克斯洛伐克部分领土吞并（德国人称之为苏台德区）。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解释说，他默许德国入侵是为了维持和平；但本－古里安明白，绥靖政策只会助长德国的嚣张气焰。他在写给巴勒斯坦自卫组织负责人埃利亚胡·戈洛姆（Eliyahu Golomb）的信中写道：“我认为现在是欧洲最黑暗的时刻，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和平解决’后，谁能保证下个受害者不是我们？”[16]

正如本－古里安所料，西方更倾向于对阿拉伯领导人妥协，而不是保护犹太人。12月，伊休夫提交给英国一份提议，建议拯救德国的犹太儿童，将他们带到巴勒斯坦。同时，穆夫提要求委任统治政府释放关押在塞舌尔群岛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成员，理由是这些人可以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代表团成员访问伦敦。阿拉伯人要求释放的人并无生命危险，但英国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却拒绝了伊休夫拯救一万名犹太儿童的请求。[17]

纳粹政府长期的反犹宣传和歧视性法令在1938年11月9日和10日显示出后果，当一位精神失常的犹太人在巴黎杀害一名德国官员后，出于仇恨，德国和奥地利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暴力活动。两国的许多犹太人家庭、犹太会堂和商店被毁。267个犹太会堂被烧，7500家犹太人开的商店沦为废墟。根据上级指示，只有当非犹太人的房屋受到火灾威胁才需要出动消防人员。纳粹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肆无忌惮地冲到犹太人家中袭击平民，许多妇女被强奸，有的妇女不惜选择自杀。2.6万名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很多人不久后在那死于折磨。这场袭击活动史称“碎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它让犹太人再次体验到几十年前的集体迫害。这次事件可以视作纳粹大屠杀（Holocaust）的起点。

一个月后，也就是12月，伊休夫讨论了这一事件，第一次使用了希伯来语“朔阿”（shoah）一词。[18](1)这个词来自圣经的《西番雅书》，先知预言“那日，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19]。使用这个很少用到的圣经词汇，说明他们和雅博廷斯基与赫茨尔一样，预料到这将是一次空前的灾难，他们感觉到犹太历史即将永远被改变。

5个月后，1939年5月，英国发表了一份白皮书（政府官方文件的泛称），接受了阿拉伯人在1936年起义后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当时的欧洲正在成为几百万犹太人的坟墓，但英国竟然在这个时候规定，未来5年，到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数量不能超过7.5万人，超过这一数字必须经过阿拉伯人的同意。这份白皮书还规定许多地方的土地不能卖给犹太人，并承诺10年后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独立国家。

令人惊讶的是，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否决了英国人的这份白皮书，称10年的过渡期对犹太人有利。对于犹太社团而言，限制移民意味着欧洲犹太人无处逃离，巴勒斯坦也无法拥有建国所需要的人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会堂和公众集会上抗议这一政策。一些犹太军事组织在泽夫·雅博廷斯基的鼓舞下，不顾哈加纳和英国人的合作，炸毁了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部分政府建筑，还袭击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英国基础设施，包括电力设施与广播和电话的通信线路。他们反对哈加纳的克制政策，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他们还创立了地下报纸和广播。这时，伊休夫也意识到需要改变策略，开始支持非法移民，帮助更多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伊休夫已经不再对英国人在《贝尔福宣言》中许下的承诺抱任何希望。22年前，贝尔福勋爵呼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但是没有足够的移民，这个目标根本无法实现。当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受到希特勒威胁时，英国人对纳粹政府明确表示他们并不关心犹太人的命运。

第二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于1939年8月在日内瓦召开。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哈伊姆·魏茨曼在闭幕式发言中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大会结束。如果像我希望的那样，我们能够幸免于难，继续这项事业，谁知道呢——浓密的黑暗之后兴许会出现一道新光，将我们照亮。”[20]听众闻之落泪。[21]

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希望，而1939年大会后却是一片死寂。一周后的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多数参加第二十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欧洲代表没有活到大战结束。

英国和德国开战让伊休夫陷入窘境。英国限制移民进入巴勒斯坦，是伊休夫的敌人，但英国又在同纳粹分子作战。伊休夫何去何从呢？本－古里安的名言成为伊休夫的官方立场：“我们将和英国一起同希特勒作战，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22]

三艘难民船的经历清晰地体现了当时全世界犹太人的处境。第一艘是“圣路易斯”号客轮。1939年5月，载有937名乘客的“圣路易斯”号客轮从汉堡出发前往古巴，乘客大多数是“碎玻璃之夜”事件后购买了合法的古巴签证逃离德国的犹太人。轮船到达目的地后，古巴总统费德里科·拉雷多·布鲁（Federico Laredo Brú）拒绝他们入境，船长德国人古斯塔夫·施罗德（Gustav Shroder）并不是犹太人，但他决心为每一位乘客找到自己的家园，开展了为期数周的谈判。然而，美国和加拿大都拒绝提供庇护，施罗德不得不对其他欧洲国家开展游说，最终，荷兰同意接收181人，法国同意接收224人，英国同意接收228人，比利时同意接收214人，剩下的人施罗德也无能为力。没想到离开欧洲一个多月后，这艘客轮又启程驶回欧洲，6月中旬靠岸。随着战局的变化，这些接收国家大多成为纳粹势力范围，这些乘客离美国海岸曾只有90英里的距离，但现在又回到了纳粹的魔爪下。到战争结束，乘客中有254人成为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刚好超过总人数四分之一。[23]

第二艘船的目的地不是古巴，而是巴勒斯坦。1940年11月，载有1730名德国难民的“大西洋”号客轮从罗马尼亚驶抵海法湾。委任统治政府不允许他们进入巴勒斯坦，要求另一艘“帕特利亚”（Patria）号客轮将他们运送到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岛。犹太军事抵抗运动成员为了阻止轮船起航，在“帕特利亚”号客轮上安放炸药，但第二天早上第一批非法移民被带上“帕特利亚”号后，炸弹威力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直接将船炸沉，超过250人被淹死。英国人最后将剩下的难民送到海法附近阿特利特的拘留营。

第三艘船是“斯特鲁马”（Struma）号难民船，这艘船1941年12月16日载着769名犹太难民从罗马尼亚出发前往巴勒斯坦，本来几天时间即可到达，但由于引擎故障，船只被迫停靠伊斯坦布尔港口。土耳其政府拒绝临时收容难民，他们不得不在船上生活了两个月，这艘船上只有四个洗手池、一个净水龙头和八个没有卫生纸的厕所位。船上也没有配备救生圈。[24]犹太代办处请求英国政府允许这些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临时入境后再将他们带到毛里求斯，但遭到英国人拒绝。1942年2月24日，土耳其人要求“斯特鲁马”号离开港口，他们将船拖到黑海。没有引擎，这艘船只能漂在黑海上。当时一艘苏联潜艇接到密令，击沉所有航行在黑海上的敌方和中立国船只（以防原材料被运到纳粹德国），遂使用鱼雷将“斯特鲁马”号击沉。[25]船上的男女老少几乎全部遇难，只有一人幸存。

“圣路易斯”号、“大西洋”号和“斯特鲁马”号三艘船的遭遇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一点：犹太人无处逃离，赫茨尔梦想的和贝尔福承诺的犹太国对犹太人而言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建立犹太国眼下事关生死。

2.7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加入英军。但与此同时，伊休夫坚决抵制那份白皮书中限制移民的政策。为了帮助欧洲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哈加纳成立了专门帮助非法移民的“移民组织B”（Mossad le-Aliyah Bet）。该组织购买船只，雇佣船员，集合潜在移民，将他们带到这个有待建成的国家后，还安排人员协助他们躲藏。这一行动总体上成功了，但也有失败的一面，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指出：“1934—1938年，大约4万名犹太人非法进入巴勒斯坦，截至1939年9月又有9000人进入。但在接下来6年中，也就是在犹太人最需要庇护的时候，只有不足1.6万人移民。”[26]

许多非法移民（希伯来语中叫作“马阿皮里姆”(2)）虽然到达巴勒斯坦，但是很快被英国人抓住，被送到拘留营。最大的拘留营位于阿特利特，恰恰是当年代表英国的尼里间谍组织活动的地方。

为了阻止非法移民，英国一方面对非法船只的驶离国进行外交施压。另一方面，作为惩罚，他们大幅削减移民指标，给出的理由很荒唐，声称轴心国间谍有可能掺入犹太难民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共持续了39个月，在最初19个月中，英国人没有批准一名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

但这些手段无法阻止非法移民的进入，英国人于是开始诉诸武力，海岸警卫队对非法船只开火，将船上的难民送到拘留营。拘留营起初设在毛里求斯，后来设在离巴勒斯坦很近的塞浦路斯（只有不到300英里距离）。英国人有意让拘留营的生活非常艰苦，最初建立这些拘留营，就是想“让东欧的潜在犹太移民引以为戒”[27]。英国人的拘留营和德国人的集中营区别明显，但两者都把犹太人关在铁丝网后的营地，这是悲剧性的历史巧合。

伊休夫全力帮助同盟国，部分阿拉伯人则开始效忠于轴心国，认为英国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帮凶，是英国挫败了1936—1939年的阿拉伯起义。1936年被英国赶出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于1941年逃到德国，帮助纳粹分子在中东开展舆论宣传工作。得知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宣布将训练犹太军团并送往前线的计划后，穆夫提写信给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建议他在德国建立一支伊斯兰军队。

英国人并没有因为穆夫提的提议而放弃计划，而是积极训练犹太士兵。1943年，由伊休夫男青年组成的犹太军团正式并入英军，前往北非同意大利军队作战。在大战期间，一共有将近3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在英军中服役，日后哈加纳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许多重要军官在这一时期接受了英国的训练。

虽然实现了军事合作，但英国许多政策在犹太人看来仍然非常武断，不考虑他们的感受。比如英国禁止犹太人在西墙吹羊角号（shofar），禁止犹太人将《托拉》卷轴带到这个两千年来犹太人最神圣的地方。(3)

为了坚持原则，维护民族尊严，有的犹太人勇敢地和这些政策作对。1930年神圣的赎罪日上，摩西·西格尔（Moshe Segal，伊尔贡的创始人之一）就不顾英国人的禁令，在西墙前吹响了羊角号。当时正是日落时分，根据犹太传统，日落时赎罪日的禁食结束。虽然他因这一举动被捕入狱，但犹太人的抵抗行为没有停息。到1947年前，每年的赎罪日上都有犹太男子把羊角号带到西墙，不顾英国人的警告和巡逻队伍的监视，吹响羊角号。这些人有的成功逃跑，但大多数人被逮捕。1967年6月，以色列赶走约旦人，占领耶路撒冷老城后，犹太人才第一次能够安心地站在他们的圣地吹羊角号，再也不用担心被骚扰或监禁。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纳粹分子开始有计划地清洗欧洲犹太人。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 pen）将犹太男女老少集中起来射杀，短短几小时就能灭绝整个犹太社区的居民。几个月内，几十万犹太人被屠杀。

同年，哈加纳建立突击部队帕尔马赫。(4)一开始，帕尔马赫是一支准备抵抗德国入侵巴勒斯坦的精锐部队，吸收了伊休夫最优秀的男女，1942—1943年还得到过英国的专门训练。成立之初，帕尔马赫只有100人。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建国时，这支精锐部队已经有2100名训练有素的战士，另外还有1000人也完成了训练，随时可以被召回这支部队。[28]这些人将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中坚力量。

1942年1月，纳粹党高级官员在万湖（Wannsee）开会，大会通过了纳粹领导人在欧洲新的行动方案：德国人将把犹太人集中到波兰的灭绝营，在那里用毒气杀死他们再烧掉。截至1942年，已有100万俄国犹太人和数十万波兰犹太人被屠杀，接下来的4年，还有500万人将被屠杀。大战结束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遇害。波兰曾是全世界犹太人的中心，600年来一直拥有繁荣的犹太社团，大战结束后，90%的波兰犹太人被谋杀。在这方面，希特勒赢得了战争。

希特勒的军事力量早已不再局限于欧洲。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1942年带兵打到埃及的阿拉曼（El Alamein），伊休夫相信他们接下来就会进攻巴勒斯坦。面对德国人可能发动的入侵，伊休夫领导人计划占领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军事要塞（他们认为一旦纳粹入侵，英国人会放弃委任统治），炸毁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进行最后的抵抗。

纳粹的暴行和伊休夫的恐惧改变了伊休夫对欧洲犹太人的态度。几年前，1938年12月（“碎玻璃之夜”事件后一个月）本－古里安曾说：“如果存在两种拯救方案，一是把所有的德国（犹太）儿童转移到英国，还有一个是将其中一半人转移到巴勒斯坦，我会选择后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计算这些儿童的数量，更要计算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命运。”[29]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似乎是第一位的，远比拯救欧洲犹太人来得紧迫。

现在，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连本－古里安这样死心塌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开始批评伊休夫对待灾难自以为是的态度，让人们警惕“伊休夫主义”（Yishuvism）的不良影响，他造出这个词来形容伊休夫只考虑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狭隘心态。[30]他明白，伊休夫和欧洲犹太人同气相连，巴勒斯坦犹太人不应该有任何优越感。他还说：“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将敲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丧钟。”[31]但伊休夫这时已做不了什么了。

1942年5月6日，英国战时内阁正式宣布“将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阻止非法移民进入巴勒斯坦”。面对这一局势，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在纽约的比尔特莫（Biltmore）酒店召开犹太复国主义特别会议，会上全世界犹太人决心不管有没有英国人的支持都要建立犹太国。参会者一致认为不能再相信英国，犹太代办处应该取代委任统治政府成为巴勒斯坦的执行机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新的政治纲领就是结束所有针对移民的限制，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Jewish Commonwealth）。

发生在欧洲的恐怖场景让犹太人变得空前团结，半个世纪的辩论都没能做到这一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官方政策，其目标就是创建一个犹太国。[32]

(1)　“朔阿”（shoah）是“纳粹大屠杀”（Holocaust）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对应用语，字面意思是“毁灭、消灭”。——校注

(2)　“马阿皮里姆”（ma'apilim）一词来自圣经。在《民数记》中，摩西劝告以色列人不要进入这片土地，“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力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前面”。（《民数记》14：42—43）但以色列人急于回到故土，没有听从摩西的话：“他们却擅敢上山顶去。”（《民数记》14：44）此词来自原文的“擅敢上山顶”（va-ya'apilu），将圣经术语用于无畏的非法移民，就强调了这些人在返回故土，因而是在延续古老而神圣的故事。

(3)　现在的西墙是被罗马人摧毁的耶路撒冷第二圣殿残留下来的一段外墙。两千年来，这面墙是犹太人心中的圣地，他们经常来这祷告。

(4)　帕尔马赫（Palmach）是希伯来语“突击队”（Pelugot Machatze）的首字母缩写。

第七章
伊休夫抵抗英国统治，阿拉伯人反对分治决议

在革命战争中，双方都使用武力……自由战士必须武装自己，否则将在一夜之间被击溃。

——梅纳赫姆·贝京《反抗》[1]

1942年11月22日，犹太代办处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一次专门讨论欧洲犹太人问题的会议。次日，大会发表了一份官方宣言，声称纳粹为了达到灭绝犹太民族的目的，正在有计划地谋杀犹太人。

伊休夫内一些年轻人立刻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拯救欧洲犹太人。参会人中有一位耶希埃尔·卡迪沙伊，他是正在英军服役的伊休夫犹太战士，刚从位于埃及伊斯梅利亚（Ismailia）的军事基地回来休几天假。

据卡迪沙伊后来回忆，[2]会议期间突然走进来一位穿着短裤、戴着眼镜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他身材矮小精壮，安静地坐在一旁。在讨论过程中，这位迟到者站起来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如果想拯救波兰犹太人，只有一个办法。只要欧洲犹太人知道无处可去，他们就没有动力逃离波兰。他还指出，希特勒的势力还没有危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还有机会得救。

这位年轻人接着说，要想解救这些欧洲犹太人，英国必须让巴勒斯坦向犹太移民开放，而要想让英国人解除对海岸线的封锁，犹太人必须大规模使用武力。如果想拯救欧洲犹太人，伊休夫就得向巴勒斯坦的英国人发起进攻。说完这席话，他坐了下来。

这次会议并没有达成任何决议，但卡迪沙伊很欣赏这位年轻人的勇气。离场时他问一位朋友，刚才发言的人是谁，朋友告诉他：“他是波兰贝塔尔组织的领导人，曾被苏联人关押，出狱后刚来到这。他叫[梅纳赫姆·]贝京。”

犹太人即将发动对英国人的起义。

让人有点惊讶的是，伊休夫很少讨论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伊休夫领导人后来因此受到批评。梅纳赫姆·贝京那种充满向往的谈话只是偶尔能听到，但实际上，伊休夫做不了什么。那类谈话中有个计划是将犹太人空降到欧洲搜集情报，寻找幸存者，并帮助英国对抗纳粹分子。

这些空降兵中最有名的是汉娜·西纳什。西纳什出生于匈牙利，1939年高中毕业后移民巴勒斯坦，很快成为一名哈加纳成员。1944年3月，她空降到南斯拉夫，希望从那里进入匈牙利。她的目的是帮助匈牙利那些即将被驱逐到奥斯维辛死亡营的犹太人。德国人在匈牙利边界将她逮捕。在狱中她惨遭折磨，1944年底在布达佩斯遭处决。很快，她和萨拉·亚伦松一样成为犹太民族的英雄，在犹太复国主义教育中受到传颂。1950年，她的遗体被带回以色列，同雅博廷斯基和以色列几位总理一起埋葬在耶路撒冷的赫茨尔山。

然而，不管在欧洲还是巴勒斯坦，这些行动虽然英勇，但对于身处困境的犹太人而言远远不够。在欧洲，纳粹分子正在屠杀数百万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伊休夫同时与阿拉伯人和英国人战斗。许多英国高级将领毫不掩饰他们对犹太人的鄙视。英军在巴勒斯坦的总司令伊夫林·巴克（Evelyn Barker）将军就常常在给情人的信中表达他对犹太人的厌恶，有封信这样写道：“我恨透了他们……我们为什么害怕说出我们恨他们？我们应该让这个民族知道我们的想法，这个令人生厌的民族！”[3]

一些伊休夫成员对英国人也充满厌恶。到巴勒斯坦不久，梅纳赫姆·贝京就被要求担任伊尔贡的领导人。他满口答应下来，很快，他不顾伊休夫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在他看来，对犹太人而言，英国人是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大敌人。贝京吹响了“反抗”英国人的号角。

伊尔贡喜欢使用武力，对英国人的仇视也更公开，但伊尔贡并非伊休夫最极端的地下组织。1940年7月，从伊尔贡分裂出来的另一个组织更为极端。该组织领导人亚伯拉罕·斯特恩写过不少诗歌，他常在作品中表达对以色列地深沉的爱恋。斯特恩本来计划到意大利读博士学位，但他认为犹太人在赶走英国人解放巴勒斯坦的事业上做得不够，就放弃了学术追求，成立了一个更为好战的组织。

几十位伊尔贡成员追随斯特恩，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地下武装，取名为“以色列自由战士”（Lochamei Cherut Yisrael），其希伯来语首字母缩称“莱希”（Lechi）是这个组织最广为人知的名称（该组织的反对者又称他们为“斯特恩帮”）。英国正在同纳粹作战，伊尔贡对于是否应该同英国全面开战一直犹豫不决，而莱希认为英国人是伊休夫更大的敌人，因此对英国人发动了激烈的游击战，主要表现为一些小规模行动，包括暗杀英国军官和政府官员。(1)1942年2月，在英军一场大规模搜捕行动中，斯特恩死于枪战。

1944年11月6日，正当汉娜·西纳什在布达佩斯被处决时，莱希的一次行动惹怒了整个伊休夫。[4]两名莱希成员埃利亚胡·贝特－祖里（Eliyahu Bet-Zuri）和埃利亚胡·哈基姆（Eliyahu Hakim）将负责中东事务的英国国务大臣莫因（Moyne）勋爵在其开罗的家门口刺杀。他们还杀害了莫因勋爵的司机。任务完成后，他们很快被愤怒的群众围住，最后被判处绞刑。在审判期间，这两位埃利亚胡声称，他们刺杀莫因勋爵的原因是他反对犹太人移民，这是对犹太民族的犯罪行为，这当然不能说服英国法庭。莱希成员在这次行动中连司机也不放过，让许多伊休夫成员认为莱希不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而是一帮杀手。

伊休夫领导人越来越担心犹太极端准军事组织会让英国人迁怒于整个伊休夫。经过本－古里安批准，哈加纳决定取缔其他准军事组织。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这一段时期被称为“狩猎季”），帕尔马赫中的一支特种部队开始负责搜查伊尔贡和莱希成员，抓到后立即将他们交给英国人，哪怕非常清楚英国人会对他们处以绞刑。贝京反抗英国人的行动并没有因此有所收敛，但他同时也拒绝同哈加纳作战。本－古里安似乎没有像贝京一样感到不安。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安妮塔·沙皮拉后来评论说：“‘狩猎季’并不是本－古里安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他从未对此表达过悔意。”[5]

在欧洲，同盟国与纳粹的战争取得了进展。1945年5月8日，德国人无条件投降，4个月后的9月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6000万人死于这场大战（占1940年全球人口的3%），其中包括死于大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占犹太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几年后在反思这场浩劫时，本－古里安说：“如果（皮尔委员会提议的）分治决议能得以执行，我们民族的历史将完全不同，这600万人大部分会来到以色列，逃过被杀害的命运。”[6]

战后英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冷战的威胁无处不在，阿拉伯石油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为了避免引发阿拉伯人的反抗，英国工党政府没有改变白皮书的政策，也并没有像《贝尔福宣言》所承诺的那样着手建立犹太国。

并非只有英国人反感犹太人，到处弥漫着对犹太人的敌意。在安置难民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将犹太难民和德国难民放在同一个难民营，当犹太人提出不愿意和刚刚还迫害他们的人待在一起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挖苦地回复说，将犹太人和德国人分开才会让德国的种族主义政策阴魂不散。

也并非每个美国领导人都同情犹太人。1945年，乔治·S.巴顿将军在日记中写道：“[其他人]认为难民是人，但其实不是，特别是那些比动物还低贱的犹太人。”[7]巴顿曾带着他的指挥官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去参观犹太难民为了过赎罪日而临时修建的一座犹太会堂，他回忆说：“我们走进那个犹太会堂，看到里面挤满了我所见过的最肮脏的一群人。当然，我一开始就接触了这些人，看看他们的相貌和举止，他们居然好意思声称自己是按照上帝的模样创造出来的，真是让人匪夷所思。”[8]

这些难民虽然在大屠杀中逃过一劫，但身体已经非常羸弱，迫切希望移民到其他国家。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犹太难民的民意调查，96.8%的人想去巴勒斯坦。美国要求英国停止移民限制，放开土地买卖，让10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但美国自己在战争期间禁止犹太人入境，这个要求没有说服力，遭到英国拒绝。

战后伊休夫开始大量接收非法移民。1945—1948年，为了拯救幸存下来的欧洲犹太人，伊休夫帮助许多想努力活下去的犹太人非法进入巴勒斯坦。这些伊休夫成员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在海边迎接大大小小的难民船，带难民上岸，再赶紧将他们藏起来。

但还是有很多人被英国人抓到。这些大屠杀幸存者好不容易来到巴勒斯坦，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却是英国人的监狱。为了消毒，英国人让他们脱衣冲洗，这勾起他们惨痛的回忆。

1945年6月26日，在纽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本－古里安宣称，如果英国人坚持白皮书政策，伊休夫将别无选择，不得不“经常使用残酷的武力”[9]。哈加纳、伊尔贡和莱希联合成立由本－古里安领导的“希伯来抵抗运动”（Tnu'at Hameri Haivri），联合采用统一战略对付英国人，攻击“战略要害，破坏基础设施和英国委任统治赖以存在的权力象征”。哈加纳对所有行动拥有否决权。

希伯来抵抗运动最成功的袭击发生在1946年6月16日和17日。11起经过统一协调的军事行动摧毁了大量道路和铁路桥，让海法的铁路系统陷入瘫痪，巴勒斯坦完全同邻国隔绝，英国运送物资和士兵的交通线全部中断。这些袭击对英国委任统治政府造成的损失超过400万英镑，这在当时是笔巨大数额。

12天后，英国展开报复行动。在阿加莎（Agatha）行动（伊休夫称之为“黑色安息日”）中，英国将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拉马特甘（Ramat Gan）、海法和内塔尼亚几座城市完全封锁，约1.7万名英军加入这场搜索武装分子、非法武器和有牵连的文件证据的行动。他们一共抓获了2700名犹太人，其中包括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本－古里安当时在巴黎，逃过一劫。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被大量逮捕，而欧洲犹太人仍在被杀害。“黑色安息日”5天后，1946年7月4日，波兰凯尔采（Kielce）的150—200名大屠杀犹太幸存者（其中一部分是凯尔采人，他们从其他地方回到故乡，还有一部分是正好路过）遭到袭击，这是战后的第一起集体迫害。在这次暴徒袭击中（从一开始就有波兰军队和警察的参与），42名犹太人被杀，还有人被殴打或被石头砸伤。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集体迫害又回到了欧洲。战后的波兰对犹太人而言仍然不安全。

基希涅夫惨案并没有成为历史。

下一场袭击的消息很快传开。即将爆发袭击的24小时内，5000名犹太人离开家园，来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希望能从这前往巴勒斯坦。但他们在进入奥地利的同盟国占领区之前，就被英国人拦了下来。

大量欧洲难民无处可去。伊休夫的领导人又大多被关进监狱。英国还获得大量犹太代办处的文件，其中部分文件可以成为起诉伊休夫领导人的证据。该地区变得空前混乱，战争一触即发。

伊休夫领导人得到消息，称英国人通过“黑色安息日”获取的大部分文件保存在著名的大卫王酒店。伊休夫有把握相信，这些文件足以让英国人逮捕甚至处决不少伊休夫领导人，包括果尔达·梅厄。[10]为了报复英军的镇压和销毁有牵连的证据，伊尔贡建议袭击该酒店。1938年以来，这座酒店的南翼一直是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的军事和行政管理总部（酒店其他部分正常营业）。

1946年7月1日，当时哈加纳负责人摩西·斯奈给梅纳赫姆·贝京一份密件，授权他组织爆炸袭击。由伊尔贡轰炸大卫王酒店，哈加纳和莱希则负责袭击其他建筑。但后来哈加纳和莱希放弃了这一计划，就在原定袭击日前两天，魏茨曼要求斯奈阻止伊尔贡执行这一计划，否则自己将退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伊休夫将随之分裂。斯奈将爆炸袭击时间推迟了几次。伊尔贡领导人发现哈加纳临阵退缩后，决定一意孤行。

大卫王酒店定期会收到装满牛奶的大锡罐。7月22日，7个装满TNT炸药的大牛奶罐被放置在建筑中的关键部位，引爆炸弹前20分钟，一位伊尔贡成员打电话到大卫王酒店，用英语和希伯来语发出袭击警告，但工作人员没有理会。伊尔贡还打电话提醒法国领事馆和《巴勒斯坦邮报》，但同样没有引起重视。

下午12点37分，他们引爆了炸弹，巨大的爆炸相当于建筑被一枚500千克的空袭炸弹直接击中。许多人当场死亡，几十人被掩埋在废墟下。这次袭击导致91人死亡，其中28人为英国人，42人为阿拉伯人，17人为犹太人，包括一名执行爆炸任务的伊尔贡成员。死者中还有两个美国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希腊人。

不出所料，这次袭击激起了公愤。美国和英国报纸强烈谴责这次袭击行为，预言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将遭受挫折。犹太代办处也谴责爆炸袭击，全然不顾这次行动事先得到伊休夫领导人批准这个关键事实。包括本－古里安在内的哈加纳成员矢口否认与袭击有任何瓜葛，这是谎话。这次袭击的影响非常大，希伯来抵抗运动因此名存实亡。伊尔贡和莱希继续单独行动，经常不接受哈加纳领导。

1946年12月9日，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发生5个月后，第二十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举行，会场就在近50年前赫茨尔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同一个地方。由于发生了爆炸案，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对付英国——是使用武力呢，还是等待英国改变自己的立场。这场讨论有点像圣经时代耶利米和哈拿尼雅之间的争论。魏茨曼说，恐怖主义是“身体中的毒瘤”，使用“非犹太手段”来建立犹太国违背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初衷。他在演讲末尾还引用了耶利米的话：“我希望我能拥有火焰一般的舌头和先知们的力量告诉你们，我们不能重蹈巴比伦和埃及的覆辙……‘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11]

魏茨曼的恳求让本－古里安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已经失去建立犹太国的勇气，他一气之下离开会场，回到房间，这也是赫茨尔住过的房间。在其他代表的请求之下，他才没有离开巴塞尔。黎明时分，大会就伊休夫是否使用更大暴力手段反抗英国的问题进行投票。最终，171票支持，154票反对，本－古里安以微弱的优势胜出。

30年来魏茨曼一直拥有影响力，但这一次，他所呼吁的克制不仅失败了，他自己还失去了以前一些支持者的敬佩。他一生献给了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战争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儿子是英军的战斗机飞行员，飞机被击落后遇难。这次会议后，魏茨曼仍然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事务中的关键人物，正是他日后说服哈里·杜鲁门总统承认以色列国，但不可否认，他的形象和地位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已大打折扣。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不得不减少海外开支。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在中东，维持委任统治的成本也变得越来越高。英国有大约10万军队驻扎在巴勒斯坦（占英帝国总军力的十分之一），当地军人和居民的比例是1∶18。[12]

与此同时，为了扩大未来犹太国的领土，伊休夫领导人竭尽所能创造更多的既定事实。1946年10月6日（赎罪日禁食刚结束），犹太代办处一夜之间在内盖夫沙漠北部成立了11个新的定居点。这些犹太定居点都位于皮尔委员会报告中分给犹太国的领土之外。他们相信，通过创造这些既定事实，这些土地在未来的分治决议中有可能成为犹太国的领土。

伊休夫需要快速行动的直觉被证明有先见之明。1946年7月大卫王酒店爆炸案过去之后6个月，英国于1947年1月22日宣布将巴勒斯坦的命运和建立犹太国事宜交给联合国。

1947年5月15日，联合国成立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UNSCOP）。该委员会由1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主要负责完成英国人未能完成的任务：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阿拉伯人立即宣布，他们将抵制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和讨论。6月2日，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抵达巴勒斯坦，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深入细致的调查和研究。

欧洲当时还有数十万大屠杀幸存者没有找到归宿，非法移民行动正加速进行。就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另一艘载有无家可归犹太人的船上了新闻头条。这艘船是“出埃及”号。这一次，英国人仍然不允许船上的人在巴勒斯坦上岸。

“出埃及”号轮船从热那亚开出，船上超载着德国和波兰的犹太难民。它于1947年7月到达巴勒斯坦，同英国皇家海军短暂交火后，船上三名大屠杀幸存者丧生，所有乘客被英国人赶下船，转移到“帝国竞争者”号轮船上，不同于先前很多难民的命运，这艘船的目的地不是塞浦路斯，而是欧洲。

这让幸存者们感到无比绝望。在奥布里·埃班（后来改名为阿巴·埃班，担任过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国大使）的劝说下，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来到现场，目睹了难民转移的场景。埃班后来在文章中说，到达现场时，他们看到“英国士兵对这些死亡营幸存下来的人使用步枪枪托、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男女老少被强行赶到囚犯船上，被关在甲板下的笼子里，驶离巴勒斯坦水域”[13]。当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回到耶路撒冷时，对于亲眼看到的英国人的残忍行为，“他们震惊得脸色苍白”[14]。

关于英国撤军后犹太人如何防御阿拉伯人进攻的问题，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听取了伊休夫领导人的建议，还跟哈加纳成员秘密会晤。1947年9月1日，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正式提交了一份巴以分治的建议书。根据这份文件，耶路撒冷仍然由国际共管（参见地图5）；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建国计划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国家的领土还是比他们预期的要小，但至少比皮尔委员会划分给犹太人的领土大了不少。皮尔委员会报告将20%的巴勒斯坦划分给犹太人，80%划分给阿拉伯人。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则将55%的巴勒斯坦划分给犹太人，阿拉伯人只得到45%。虽然犹太人区域大多为沙漠，但该方案无疑更有利于犹太人，而对阿拉伯人来说是挫败。

然而，最让犹太人担心的是拟建的两个国家的人口平衡问题。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建议成立犹太国的地区，犹太人的人数为49.8万，阿拉伯人数为40.7万。[15]在拟定建立阿拉伯国的地区，阿拉伯人数为72.5万，犹太人数只有1万。[16]考虑到阿拉伯人的出生率远高于犹太人，周边国家的阿拉伯人也可能进入即将成立的阿拉伯国，犹太人担心一旦阿拉伯人接受这一计划，在一代人时间内，整个巴勒斯坦区都将成为阿拉伯人的地盘。但就像当年皮尔委员会的结局一样，犹太代办处接受了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的建议，而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拒绝接受。

1947年时，联合国刚成立两年，只有56个成员方。在1947年11月最后一周，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讨论181号议案，该议案只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成员建议的基础上稍事修改。一开始，美国没有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乔治·马歇尔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长期采取坚定反对犹太人独立的立场。更让伊休夫感到棘手的是，就在联合国大会计划进行投票的前一天，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报告建议杜鲁门总统不要支持犹太人。该报告指出，犹太国没有足够的军事自卫能力，一旦独立，犹太国同阿拉伯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美国将被卷入这场冲突。中央情报局预测“犹太人坚持不了两年”[17]。

但总统没有听从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建议，不但在分治决议上投了赞成票，还对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施加压力。[18]

苏联很早就表明了将支持犹太人独立的立场。苏联人相信犹太国很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英国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象征在整个巴勒斯坦问题中蒙受的耻辱无疑让苏联人幸灾乐祸），积极支持犹太人建国。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说：“犹太人历史上长期和巴勒斯坦有着紧密的联系……犹太人在大战中承受的苦难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多……所以，犹太民族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剥夺他们这一权利有失公平。”[19]

虽然同时得到苏联和美国两个大国的支持，但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担心他们无法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联合国大会投票原定于周三进行，也就是11月26日。犹太代办处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包括海地、利比里亚、菲律宾在内国家的工作。这时帮助来自乌拉圭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兹·法布拉格特（Rodriguez Fabraget），他在大会上用阻挠手段将投票时间延期到感恩节后，[20]这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争取到一天时间来游说几个关键国家。埃班等人不分昼夜地工作，深夜给各国代表打电话，向他们解释犹太人的处境，恳求他们能够帮助犹太人实现两千年来建立第一个犹太共和国的梦想。[21]

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继续讨论分治问题，全世界犹太人都守在收音机前，密切关注着大会结果，他们迫切希望犹太民族在大屠杀的恐怖经历后能够获得新生。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伊休夫的犹太人此时心连心，等待着民族命运被彻底改变。不出所料，苏联和美国投了赞成票，曾经统治巴勒斯坦的英国投弃权票。但没有料到的是，11月25日17个表示投弃权票的国家中有7个国家最终投了赞成票。[22]阻挠手段成功了，最终，联合国大会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和10票弃权通过了《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方案》。

犹太人终于将拥有自己的国家。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时，赫茨尔曾在日记上写道：“虽然我不会轻易公开这句话，但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巴塞尔大会，那就是：‘在巴塞尔，我成立了犹太国。’如果我现在大声说这句话，全世界都会笑我，但也许5年后，或更确定地说，50年后，每个人都会承认我这句话是对的。”[23]整整50年后的1947年，赫茨尔大胆的梦想即将成真。

全世界的犹太人相互拥抱，喜极而泣。在巴勒斯坦，犹太会堂开放到深夜，供人们来做感恩祷告。数十万犹太人走上街头尽情舞蹈。有人回忆说，第二天上午“北部的犹太集体农场还燃烧着熊熊篝火，特拉维夫许多大型咖啡厅免费为客人提供香槟……有的犹太人嘲笑正在特拉维夫街道巡逻的英国军队，但也有人给他们递了红酒”[24]。

阿摩司·奥兹将成长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已多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他在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回忆了当晚的场景。他当时只有8岁，骑在父亲肩膀上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在庆祝。凌晨三四点回家后，他没有换掉身上的脏衣服就爬上了床。不一会儿，父亲来到他的床边，不是责备儿子没有换衣服，而是对他说，自己小时候在波兰上学时，有一次其他学生把他的裤子抢走了，奥兹的爷爷来到学校理论，男女学生又一起打了爷爷一顿，把他的裤子也拿走了。这是充满耻辱的回忆。

奥兹的父亲在1947年11月30日凌晨告诉他：“本来，你也可能在上学时或在大街上蒙受这样的耻辱……但从今往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你不再会因为是犹太人而受人欺负……再也不会！从今晚开始这一切都永远结束了！”[25]

最后奥兹写道：“我睡意蒙眬地伸手抚摸他的脸，我摸到的不是眼镜，而是眼泪。在那晚之前，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哭过，之后也没有，哪怕是在母亲去世时。”[26]

伊休夫中并非所有人都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畅想中。梅纳赫姆·贝京没有跳舞，因为他知道战争即将来临。阿拉伯人使用暴力来回应犹太人移民和皮尔委员会报告，他认为这一次也不会例外。贝京的宿敌大卫·本－古里安同样如此，他后来回忆说：“我不能跳舞，我知道我们面临一场战争，我们许多最优秀的年轻人将在这场战争中牺牲。”[27]

最能表达伊休夫对未来判断的是拿单·奥尔特曼创作的《银盘》一诗。(2)奥尔特曼1910年出生于华沙，1925年和家人来到巴勒斯坦。1941年时，他已被公认为是伊休夫最著名的诗人之一，逐渐取代比亚利克，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桂冠诗人。他在1947年12月26日写下《银盘》，当时距联合国大会投票结束还不到一个月，魏茨曼刚说过一句话：“国家不会被盛在银盘里送给一个民族。”[28]

在《银盘》中，奥尔特曼将这个等待建国的民族比作圣经时代在西奈山上等待上帝授予《托拉》的以色列人。奥尔特曼说，伊休夫在等待“唯一的奇迹”，正当犹太民族等待之际，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缓步默默走向人群。两人几乎快走不动了。犹太民族惊讶地看着这对浑身沾满土和血的男女，问他们是谁。男孩和女孩回答：“我们是将犹太国带给你们的银盘。”说完就倒下了。诗歌结束。

暴力流血事件已经开始，奥尔特曼用诗歌提醒犹太民族，更大的代价仍在后面。他还表达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观点：有待建成的国家是新的西奈山，即将获得独立的犹太国将创造新的犹太人，这也是比亚利克半个世纪前在《屠杀之城》中所呼吁的。

奥尔特曼暗示人们，一种世俗的犹太教将作为“新的宗教”成为这个国家的非官方宗教。对传统犹太人而言，当犹太民族聚在一起等待“唯一的奇迹”时，这个奇迹是从西奈山上得到《托拉》的启示。但在奥尔特曼看来，“唯一的奇迹”是建立犹太国。在圣经中，当犹太民族准备接受《托拉》时，摩西要求男子不得亲近女子。[29]在《银盘》中，那对男女彼此不分离，甚至难以区分。《托拉》要求男女在西奈山脚下分开，犹太复国主义者则根本不接受这一点。在《托拉》中，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在得到启示前要洗净衣服，[30]在奥尔特曼的诗中，男孩和女孩即使浑身是土也没有去洗。

奥尔特曼在告诉大家，要想拯救犹太人，就不能怕脏。洁净和神圣不能保证犹太人的生存，要想活下去，年轻的男女必须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

伊休夫开始匆匆备战。相对于其他邻国的领导人，外约旦阿卜杜拉国王长期以来和伊休夫保持较好的关系，本－古里安联系上他，（徒然地）希望外约旦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英国还没有离开巴勒斯坦，哈加纳严格意义上仍是非法武装组织，但面对紧迫的形势，哈加纳成立了四个旅，建立了秘密武器库，并招募了拥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经验的犹太战士。塞浦路斯的犹太难民也接受了哈加纳战士的训练，他们使用的是当地木匠做的木质步枪。

几个月来，阿拉伯人零零星星的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联合国投票结束后，正如人们所料，双方间正式爆发战争。这场一直持续到1949年初的战争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7年11月联合国投票开始，到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独立时结束。这一时期，哈加纳与其他犹太军事组织同组织松散的当地阿拉伯战士和其他国家的阿拉伯非正规部队作战。不同于正规部队间的战争，这一阶段更像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内战。第二阶段从1948年5月开始，到1949年初结束。建国后的以色列拥有了一支正规军，而他们的对手也成为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和埃及五个国家的正规军。

联合国投票的第二天，就有阿拉伯人对开往哈达萨医院的犹太救护车开枪，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同一天晚些时候，一群阿拉伯人用机枪向一辆从内塔尼亚开往耶路撒冷的载客巴士射击，还向它投掷手榴弹，这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这次事件造成五名犹太人死亡，其中还有一位前往婚礼现场的新娘。持续五个半月的独立战争第一阶段由此揭开序幕。

英国人还没有离开巴勒斯坦，理论上有责任维持当地秩序，但他们没有阻止阿拉伯人的暴力行动。阿拉伯人攻击一群犹太人后，哈加纳一个排的兵力赶来保护犹太人，英国人将哈加纳成员挡在街道外，不让他们阻止阿拉伯人的暴行。白皮书政策如今已经没有意义，但英国人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政策，阻止运输“非法”移民的船只靠岸。

犹太人的策略也没有发生变化，哈加纳仍然坚持“克制”政策，仅对参与袭击的阿拉伯人进行报复。伊尔贡和莱希则加大了对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行动力度，这导致双方陷入相互袭击和报复的恶性循环，仅6周时间，就有1069名阿拉伯人、769名犹太人和123名英国人死亡。

本－古里安要求他的武装力量即使面对阿拉伯人的袭击也不能放弃土地，伊休夫大体做到了这点，但也有例外。损失最惨烈且最有名的是古什埃齐翁（Gush Etzion）遇袭，古什埃齐翁是四个定居点的集合名称，它位于耶路撒冷南部希伯伦山区。在1948年的头两周，这四个定居点（埃齐翁村[Kfar Etzion]、马苏奥特伊扎克[Massuot Yitzhak]、恩特祖里[Ein Tzurim]和雷瓦迪姆[Revadim]）被围攻。在穆夫提的堂弟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Abdel-Kader al-Husseini）的带领下，1000名阿拉伯村民将这四个定居点中几百名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已经撤离）包围起来。犹太人的武装非常有限，阿拉伯人方面则有几百名妇女和儿童加入战斗，他们大多带着空箱子，准备抢劫犹太人留下的财产。1月14日，犹太守卫者击退了阿拉伯人一轮进攻，150名阿拉伯村民阵亡。但犹太人本来有限的弹药消耗殆尽，包围仍在持续。

1948年1月16日，第一轮进攻结束后两天，犹太人派出一支援救队伍前往古什埃齐翁，这支队伍由35人组成，大多为希伯来大学的优等生。由于从哈尔图夫（Hartuv，现在是贝特谢梅什[Beit Shemesh]市附近一个工业区）出发的时间晚于原计划，他们无法得到夜色的掩护，而且当时也没有无线电等通信设备。

这支车队（又称为“拉美德黑”[Lamed Heh]，这是希伯来语中第三和第五个字母的音译，代表35这个数字）从未到达古什埃齐翁。据说，他们在路上遇到一个阿拉伯牧羊人，他们要么杀掉他，要么承受位置暴露的风险。那个牧羊人发誓不会告密，于是他们放走了他。几十年后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一大早，古什埃齐翁西边山区特祖里夫（Tzurif）村的两名阿拉伯妇女在找柴火，撞见了两名帕尔马赫成员，她们尖叫着跑回村子去。士兵没有杀她们。[31]

不管哪个版本是真的，他们的位置被暴露，这35位年轻人还没来得及将补给物资带到古什埃齐翁就遭遇埋伏，惨遭杀害，他们的尸体被肢解，有的根本无法辨认。

完全失去和伊休夫的联系，面对强大的阿拉伯军团，古什埃齐翁的犹太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1948年5月13日，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前一天，在坚守了几个月后，古什埃齐翁陷落。活下来的人不得不投降，获胜的阿拉伯人将许多投降的犹太人杀害。

古什埃齐翁的陷落沉重打击了伊休夫的士气。就在独立前一天，即将成立的犹太国已经丧失了一块领土，还损失了一部分优秀的年轻人。

即使在战争期间，诗人也在听着伊休夫的声音。哈伊姆·古里的诗让这35人的牺牲很快成为建国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建国后在以色列人中也家喻户晓。哈伊姆·古里是伊休夫的另一位重要诗人，1923年出生于特拉维夫。这首写给这35人的诗名为《这里埋有我们的身体》，古里借用他们的声音写道：“看啊，这里埋有我们的身体，排成长长的一列。我们的容颜已改。眼中流露着死亡。无法呼吸。”[32]

古里的诗并非关于死亡，而是关于建国的信仰和实现建国的决心。诗中的男子富有象征意义地问道：“你们现在会埋葬我们吗？”“我们将重生，像以前一样再次站立……因为我们体内还充满生命力，血管内的血液还在流淌。”对于建国需要付出的牺牲，这名男子在描述自己如何死去的时候写道：“我们没有背叛。看啊，枪就在我们身边，里面弹药已尽……弹夹尚有余温，我们一步步走过的土地染着鲜血。”

古里的诗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拉美德黑战士的牺牲激发了伊休夫的士气。哈加纳抛弃了“克制”政策。从此以后，袭击犹太人的村庄将受到报复。战事升级，平民和士兵的死亡人数猛增，几乎所有居民的生活都受到战争的影响。本－古里安儿时的同伴什洛莫·拉维（Shlomo Lavi）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积极分子，后来成为以色列议员。在这场战斗中，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死于加利利地区和内盖夫沙漠。[33]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三个地下武装组织都在积极行动，但大多数时候它们之间缺少相互协调。为了不让英国人发现（对伊尔贡和莱希而言还不能让哈加纳发现）他们搜集的军火，每个武装组织都秘密藏匿了大量枪支、手榴弹、子弹等武器装备，用于同英国或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战。这些秘密武器藏匿点被称为“slicks”（词源不详，可能来自希伯来语“移动”一词的词根），城市、莫沙夫和基布兹的仓库中遍布这种武器藏匿点，有的位于地下，有的甚至在水库下面。[34]

截至1948年，伊休夫有1500多个这种武器藏匿点。有的专家说，这里几乎每个基布兹和莫沙夫都有这样的藏匿点。哈加纳最大的藏匿点和主要的弹药来源地是一个地下弹药工厂（现在叫阿亚龙[Ayalon]工厂），建在雷霍沃特（Rehovot）旁的一个基布兹中。1945—1948年，这个工厂位于营业的洗衣房和面包房地下，由一群年轻的帕尔马赫成员运营，它生产了200万发9毫米口径子弹，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所有知道藏匿点位置的人都发誓保密，有的人几十年后才过世，但至死闭口不提此事。有的武器藏匿点在建设新工程时才偶然被发现，有的可能永远不为人知。

随着战事的恶化，国际舆论开始变化。美国国务院要求杜鲁门总统改变立场，有的人甚至呼吁联合国就分治决议重新投票。对犹太人而言，获得美国总统的支持至关重要。1948年2月，魏茨曼来到美国寻求他对分治决议的支持，但杜鲁门总统拒绝接见他。无奈之下，美国犹太领导人找到杜鲁门的犹太好友艾迪·雅各布森，杜鲁门和雅各布森在几十年前合开了一间男子服饰用品店，私交一直很好。

圣约之子会（B'nai B'rith，当时美国重要的犹太组织）主席弗兰克·古德曼（Frank Goldman）打电话给雅各布森，请求由他出面调停。雅各布森给总统写信，但杜鲁门仍然不为所动。他在回信中说，魏茨曼告诉不了他什么新的内容。雅各布森于3月13日亲自来到华盛顿，作为杜鲁门多年的好友，他得以从侧门进入白宫。在椭圆形办公室外等待总统接见时，有人提醒雅各布森，不要在会谈期间谈及巴勒斯坦问题。

让杜鲁门感到生气的是，这恰恰是雅各布森要谈的事。总统严厉批评了他，但雅各布森没有退让。他指着杜鲁门办公室里摆放的安德鲁·杰克逊(3)的雕像，对这位多年的好友说：“哈里，这一直以来是你生命中的英雄……在我心中也有这样一位英雄，虽然从未谋面，但我认为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犹太人，他就是哈伊姆·魏茨曼。”雅各布森接着说：“他已经病得很重，身体虚弱，但为了自己民族的事业，仍然不远万里来见你，而你却拒绝接见他，仅仅因为几位美国犹太领导人得罪过你……哈里，这不像是你的作风，我本以为你可以就事论事。”

雅各布森后来回忆说，他说完这番话后，两人沉默了“像有几个世纪那么久”。直到杜鲁门对雅各布森说：“你赢了，你这个狗娘养的光头。我同意见他。”计划成功了。魏茨曼以前就见过杜鲁门，总统评价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人”，这次见面，他说服了杜鲁门。

194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耶路撒冷被大雪覆盖。从1948年2月起，阿拉伯军队封锁了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犹太居民无法得到食品和弹药补给，阿拉伯狙击手经常从远处射杀排队领取食物和水的犹太人，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也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北部的战斗也很激烈。1月10日，位于叙利亚的阿拉伯解放军派出900人的军队进攻距离叙以边界只有200码的索尔德村（Kfar Szold）。犹太守卫人员准备充分，阿拉伯进攻者伤亡惨重，最终撤退。

但是在争夺道路的战争中，伊休夫处于劣势，耶路撒冷因此岌岌可危。面对阿拉伯人势如破竹的攻势，犹太人士气低落。国外分析家认为，如果犹太人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都打不过，守不住联合国分给他们的领土，和阿拉伯国家军队作战就更没有希望了。美国国务院开始制订托管计划，代替以前建立犹太国的分治决议。杜鲁门的顾问告诉他，犹太人要输掉这场战争，并惨遭屠杀，杜鲁门的立场开始动摇。

建立犹太国的机会两千年一遇，伊休夫眼看就要错过，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改变颓势。

1948年3月，本－古里安命令哈加纳“获得对希伯来国领土的控制权，守住边界”，开始执行“D计划”（Plan Dalet）。根据这一计划，如果阿拉伯村庄位于战略要冲，具有关键的通信作用，或可能被用作敌方基地，哈加纳可以摧毁这些村庄的敌军，将敌方平民赶到国界线以外。当然，只有在敌方存在抵抗行为时才使用武力，如果不做抵抗，他们可以留在村庄接受犹太人的管理。但大多数阿拉伯人不愿接受犹太人的统治，选择了逃跑。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时，大约有30万阿拉伯人离开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由此产生，直到今天也无法解决。

一群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以色列学者（常和以色列政治左翼过从甚密）认为，本－古里安作出这一决定，既有领土上的考虑，也有人口上的考虑。他们声称，本－古里安明白，联合国分治决议将造成的人口平衡，从长远来看是犹太国无法维持的。建立民主的犹太国，必须保证犹太人口占绝对优势。这些历史学家认为，“D计划”等措施的目的，主要就是赶走大量阿拉伯人，这和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但主流犹太历史学家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之所以大多数阿拉伯人会选择逃跑，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已经提前逃跑了，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步步紧逼的犹太军队的恐惧。直到今天，这些导致巴勒斯坦难民外逃的决策和行为，仍然是独立战争中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包括海法市长阿巴·胡西（Abba Hushy）在内的一些犹太领导人，鼓励甚至恳求阿拉伯居民留在他们以前和犹太人共同生活与工作的城市。但他们没有听从胡西的劝告，而是步已经逃离海法的阿拉伯领导人的后尘，选择了离开（他们当时可能只是逃避有可能发生的暴力行动，打算等风头过后再回来）。

对于这一正在展开的人道主义灾难，伊休夫没有漠视，有的领导人明确表达了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同情。果尔达·梅厄取代摩西·谢尔托克（Moshe Shertok），成为犹太代办处的政治部门领导人。她看到海法的阿拉伯居民弃城而逃后，在5月6日说：“我看到孩子、妇女和老弱病残者都在设法离开，我走进他们的房屋，有的桌上还摆着咖啡和烧饼（pita），这让我不禁想起当年许多犹太村庄[中的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逃离家园]的场景。”[35]阿拉伯人因为拒绝分治决议而发动了这场战争，但不得不承认，战争给阿拉伯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总体上看，战局对犹太人并不利。善于把握时机并深谙战略哲学的本－古里安明白，如果不能立刻改变战争局势，犹太人将失去一切。[36]阿拉伯人控制了大多数道路；耶路撒冷成为一座孤岛，急需食品和其他物资的供给。犹太人眼看就要输掉这场战争。

更糟糕的是，美国正在考虑收回对分治决议的支持，将巴勒斯坦交由国际托管。本－古里安知道形势对他极为不利，他命令哈加纳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势。在1948年4月的“拿雄行动”（Operation Nachshon）中，本－古里安派出1500名士兵打通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扭转了战争局势。

借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捷克斯洛伐克是为数不多的不顾国际武器禁运的国家之一），犹太军队攻占了太巴列（Tiberias）、采法特（Safed）和极具战略意义的海法港。本－古里安抓住时机，改变了战争走向。

除了对犹太军队有时强迫阿拉伯居民离开家园的合理指控，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还指出战争期间犹太军队的“残暴因素”，[37]他指控犹太军队在独立战争中犯下了许多残忍的暴行，包括强奸和谋杀。这些指控大多已被当代学者彻底地反驳掉。

最重要的例子是发生在阿拉伯村庄代尔亚辛（Deir Yassin）的激烈战斗，这一事件充满争议，直到今天还经常被以色列的敌人提起。1948年3月22日，阿拉伯军队成功将耶路撒冷同城外所有其他犹太定居点隔离开来。哈加纳集结了三倍于以往行动的兵力，出动1500人组成加强排，实施“拿雄行动”。伊尔贡和莱希为了减轻耶路撒冷承受的压力，决定占领代尔亚辛村，阿拉伯军队正在从这座村庄对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射击。代尔亚辛村属于耶路撒冷西边阿拉伯人还没有放弃的最后一批村庄。参与行动的伊尔贡战士没有受过军事训练，装备也很差，几乎没有实战能力，但以色列估计在这座村庄不会遇到实质性的抵抗行为。

攻占村庄的行动开始于4月9日，一辆装有扬声器的卡车开到村庄，要求村民离开或投降。但卡车还没靠近村庄就动不了了，伊尔贡和莱希成员之间的联络设备也出现问题，他们遇到的抵抗也远远超出想象。情急之下，这些缺乏实战经验的战士向阿拉伯房屋内投掷手榴弹，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最初的数据显示有250人死亡，有人还声称犹太战士强奸了村民。

伊尔贡承认当时的死亡人数很多，但坚持认为死亡人数接近100人，并矢口否认强奸指控。但没有人听他们的辩解，因为这些指控对多方有利。哈加纳利用这一事件指责伊尔贡不负责任的谋杀行为；阿拉伯人利用这一事件向国际社会证明犹太人的屠杀行为，坚定其他阿拉伯国家参战的决心；整个伊休夫包括本－古里安在内利用这一事件来加剧阿拉伯人的恐惧心理，让阿拉伯人逃离犹太领土正是本－古里安想要看到的事情。

是否真的存在种族灭绝或强奸行为？后来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学者一致认为根本不存在强奸行为，伊尔贡给出的死亡人数最接近事实。[38]哈加纳和阿拉伯人都故意夸大了死亡人数。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激战，死伤惨烈，但并不存在蓄意谋杀平民的行为。

但当时阿拉伯人没有客观描述这一事件，而声称这是一次恐怖的屠杀事件，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因此逃离家园，成为难民。直到今天，他们还利用代尔亚辛事件来证明以色列“诞生于罪恶之中”。

1948年5月10日，化装成阿拉伯妇女的果尔达来到约旦，会见了阿卜杜拉国王，梅厄知道阿拉伯国家马上就要加入战争，一旦进入这一阶段，战争将带来更多的死伤。她请求阿卜杜拉国王不要进攻新生的犹太国，以色列和约旦可以成为盟友。但阿卜杜拉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自己的判断，他告诉果尔达自己很可能没有选择，只能参战。接着，他要求梅厄不要着急宣布犹太国的独立。她对国王说：“我们已经等了两千年，这算着急吗？”

果尔达明白，建国远远不只是为了主权，而是为了确保犹太民族的未来。犹太人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这件事情不许失败，只能成功。

但国王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当她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梅厄对阿卜杜拉说：“如果除了刚才那席话，你不能再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战争将不可避免，而我们会赢。以后我们也许还会见面，那时，战争已经结束，犹太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39]

(1)　犹太地下武装确实存在莱希这样比伊尔贡更滥用武力的极端组织，但英国有时也会使用非常恐怖的措施，手段之残忍比这些英国试图消灭的组织有过之而无不及。臭名昭著的罗伊·法伦（Roy Farran）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罗伊·法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英军欧洲战场一名少校，后来被派到巴勒斯坦，帮助建立一个从伊尔贡和莱希战士那里获取情报的秘密英国团队。1947年5月6日，法伦的手下绑架了正在发放伊尔贡传单的16岁男孩亚历山大·鲁波维茨（Alexander Rubowitz）。多年后，人们才发现鲁波维茨在关押期间虽然被严刑拷打，但拒绝透露情报。法伦在审讯中用石头砸他的头，导致他死亡。犹太人花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有找到鲁波维茨的尸体。一年后，出于报复，莱希成员向法伦在英国的住宅寄了一个炸弹包裹，但打开包裹的不是法伦，而是他的兄弟雷克斯，后者当场死亡。罗伊·法伦后来迁往加拿大，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和政治家，1971—1979年担任阿尔伯塔省立法委员会成员。（Bruce Hoffman, Anonymous Soldiers: The Struggle for Israel：1917—1947[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pp.422 ff.）

(2)　中译文见高秋福译：《百年心声：现代希伯来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60—62页。——校注

(3)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美国第七任总统，民主党创建者之一。——校注

第八章
独立：国家诞生

根据我们自然的和历史的权利……我们宣告在以色列故土上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国。

——以色列《独立宣言》

1917年，埃德蒙·艾伦比将军从雅法门进入耶路撒冷老城宣告英国对巴勒斯坦统治的开始。30年后的1948年5月14日，海法港降下最后一面英国国旗，标志着委任统治的结束。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被成立不久的伊休夫屈辱地赶出了巴勒斯坦。就像当年和马卡比家族作战的希腊人一样，英国人严重低估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战争到底的决心。

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对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英国人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充满希望，但英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从《贝尔福宣言》的支持转变为1939年白皮书的敌视，进而发展到完全敌对的关系。英军指挥官伊夫林·巴克在巴勒斯坦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在这片土地上撒尿。[1]

虽然犹太人和英国人最后成为对手，但巴勒斯坦已经远比英国人接管时发达。英国人建立起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允许伊休夫成立和发展了后来成为国家关键部门的各种机构。虽然后来英国限制犹太移民的进入，但在英国人统治期间，伊休夫的人口翻了10倍，从5.6万人发展到60万人左右，为建立一个小型国家奠定了人口基础。

英国人终于要离开了。由西奥多·赫茨尔提出、得到贝尔福勋爵支持但后来受到英国阻碍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本－古里安这位善于把握历史大势的天才明白，伊休夫面对的机会一旦错失或许再不可得，他坚决反对任何推迟建国的建议。哈里·杜鲁门承诺支持以色列建国，进一步坚定了他的信念。(1)但伊休夫一些成员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建国意味着战争，而伊休夫尚未做好战争准备。他们还担心，不管伊休夫是否愿意承认，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对以色列无法抵抗阿拉伯军队的判断是有道理的，犹太人应当耐心等待宣布建国的时机。

本－古里安清楚犹太人所面临的巨大危险，并承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承受领土和人员上的惨烈损失，伊休夫的民众也将承受巨大的冲击。”[2]但他坚持认为，如果犹太人希望获得主权，机会“要么就在现在，要么永远没了”。莫迪凯·本托夫（Mordecai Bentov）是犹太代办处派往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后来写道：“房间里坐着10位犹太人，他们要做出犹太人两千年来最重要的决定。”[3]在犹地亚陷落两千年后，1948年5月12日，犹太民族执行委员会（the People's Administration）在特拉维夫以6票赞成、4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宣布建立犹太国的决议。

1948年5月14日周五，犹太代表大会成员挤在特拉维夫博物馆聚会。由于担心阿拉伯人实施爆炸袭击，举行典礼的消息很晚才公布，一天前才发出正式邀请函。但消息泄露了，典礼开始前，数百人已经在博物馆门外翘首等待。

由于大厅空间不够大，有的受邀者只能站在门外，受邀演奏国歌的巴勒斯坦爱乐乐团不得不临时挪到二楼。会议准备得非常仓促，大家忙得不可开交，但每个人都明白这一天的意义。本－古里安的助理泽夫·沙里夫（Ze'ev Sharef）回忆说：“那天我们各司其职，仿佛置身梦境……弥赛亚已经到来，接受异族奴役的日子结束了。”[4]

现场的布置有意模仿51年前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会场。在移民巴勒斯坦42年后，本－古里安站在发言台上，头上方挂着一幅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的巨大画像。

一到下午4点钟，在摄影师连续不断的闪光灯的映射下，全体与会代表起立演唱《希望》。[5]

本－古里安，这位62岁，身高5英尺3英寸的实用主义者有着磐石般坚定的信仰，他一生都在为自己和犹太民族积累权力，目的就是恢复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自决权。1906年，一位阿拉伯码头工人将（来自波兰的）他从小船上背到巴勒斯坦的岸上，几十年后，本－古里安宣读了以色列《独立宣言》。

《独立宣言》的序言很长，其中提到犹太民族诞生于以色列地。在以色列地，犹太民族创造了具有民族和世界意义的文化。流散各地的犹太人矢志不渝地希望返回故土。接下来，本－古里安用颤抖但坚定的声音宣布：“根据我们自然的和历史的权利以及联合国大会决议，我们宣告在以色列故土上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国。”[6](2)

本－古里安读完《独立宣言》后，从被包围的耶路撒冷赶来参加签字仪式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米兹腊希党领导人耶胡达·莱伯·费希曼－迈蒙念诵了“你赐予我们生命”（shehecheyanu）的祝福祈祷。和1897年在巴塞尔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卡尔·利佩博士一样，他念道：“上帝啊，祝福你，宇宙之主，是你赐予我们生命，保存我们，让我们活到此刻。”[7]

与会代表又唱了一遍《希望》，然后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已经成立。大会结束。”仪式虽然只持续了32分钟，但揭开了犹太历史新的篇章，罗马人攻破耶路撒冷后，持续了两千年的流亡生涯终于结束，犹太人在先祖之地重新获得主权。

虽然包含念诵祈祷文“你赐予我们生命”这一环节，但整个仪式世俗特色鲜明。和50年前的赫茨尔一样，本－古里安在仪式上没有头戴基帕帽。半个世纪前，赫茨尔那一代人呼吁创造新犹太人。从建国仪式的各种细节中可以发现，新犹太人已经出现，正是他们在建立一个拥有主权的犹太国。

以色列《独立宣言》不是一份神学文件，而是一份历史文件。美国《独立宣言》提到“上帝”“造物主”等词，以色列《独立宣言》中完全没有提到上帝。宗教人士希望《独立宣言》是份显而易见的宗教文本，为了照顾他们的情绪，原文中写道：“怀着对以色列磐石的信念，我们在国家临时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为宣言签名作证。”但这句话故意用了模糊的措辞。对于宗教人士来说，“以色列磐石”这个传统术语指的总是上帝。[8]（迈蒙拉比在自己签名的上方加上了意为“蒙上帝恩典”的三个希伯来字母。[9]）但对世俗人士来说，国家和上帝没有任何关系，“以色列磐石”指的是犹太历史、犹太人的勇气以及新获得的犹太人的自卫能力。(3)

宣言虽然没有提及上帝，但其中充满了历史。它言及犹太民族在以色列地的诞生，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的辉煌历史，以及犹太人20世纪经历的惨重灾难。本－古里安热爱圣经，认为这本“书中之书”可以为刚刚成立的犹太国指引方向；宣言中反映了这点，承诺以色列“将把以色列先知所憧憬的自由、正义与和平原则作为立国基础”。

但《独立宣言》不是一份不切实际的文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诞生起就密切关注风云变化的世界形势，《独立宣言》也体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当时历史环境的深刻理解。宣言明确提到战争已经爆发。本－古里安似乎已经预见到世界对犹太人以及刚刚成立的以色列的同情不会持续太久，宣言强调联合国181号决议具有不可撤销的法律效应。原文中“以色列国将向散居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敞开移居的大门”明确意味着英国的白皮书政策已经失效。虽然战争已经爆发，但宣言还是向以色列的敌人提出和平的建议：“我们向所有邻邦及其人民伸出和平、和睦、友邦之手，敦请他们与已经在自己故土上独立的犹太民族以互助精神合作。”

宣言的文本复杂而微妙。它强调平等，承诺“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享有最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权”，呼吁“生活在以色列地的阿拉伯居民”能够“维护和平，并在享有平等公民权利的基础上为国家的发展建设贡献出他们的力量”。但与此同时，宣言也强调犹太传统的伦理基础将在新成立的犹太国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是“以色列先知所憧憬的”），犹太国将成为犹太民族的避风港，但同时也会“全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以造福所有居民”。

既要保证国家鲜明的犹太性，又要保证非犹太人的权利，这绝非易事。直到今天，以色列关于如何平衡犹太性和民主性的争论还在持续。

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犹太人来自各个不同的派别，既有左翼的共产主义者，也有右翼极端正统教派组织以色列联盟（Agudath Yisrael）的成员。在1897年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这些组织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但在犹太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表现出空前的团结，搁置了争议。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不管是面对巨大的机会还是严重的危机，犹太人总能在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关键时刻搁置重大分歧，共同面对挑战。

早在1898年巴塞尔的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女性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政治体系的正式成员（在这方面远远早于欧洲政府），她们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伊休夫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巨大作用。有两位女性在《独立宣言》上签名：果尔达·梅厄（后来成为以色列第四任总理）和蕾切尔·卡根－科恩（资深的女性权益和社会福利方面的社会活动家）。

本－古里安的政治对手、领导伊尔贡的梅纳赫姆·贝京没有参加这一仪式（莱希领导人伊扎克·沙米尔如果在以色列应该也不会被邀请，但他当时被英国人流放到境外，受到关押），这并不让人意外。在本－古里安看来，贝京和雅博廷斯基一样让他感到厌恶，《独立宣言》是本－古里安塑造以色列建国叙事的核心组成部分，他尽可能不让贝京或伊尔贡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哈伊姆·魏茨曼当时在国外，也没能签字，回国后本－古里安拒绝让他补签，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刻，本－古里安始终不忘个人恩怨。

这个新成立国家的名字也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4)关于这个国家的名字，一开始有好几个选项，但最终选定为以色列，这是圣经时代的雅各和天使角力后获得的名称。“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10]没有谁可以想到比这更合适的名字。

特拉维夫博物馆外的人群欣喜若狂，但领导阶层并没有心情庆祝。本－古里安在日记中写道：“全国到处是欢庆的人群，充满着喜悦的氛围，但就像11月29日一样，我如同身处欢庆人群中的哀悼者。”[11]他对西蒙·佩雷斯（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和总统）说：“今天每个人都高兴。明天就有流血。”[12]

第二天独立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在这期间，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双方实现两次停火，因此这一阶段的战争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月的战斗最为惨烈，以色列共阵亡了876名战士和将近300名平民。哈加纳（很快将改组为以色列国防军）面对的是约旦、埃及、黎巴嫩、伊拉克和叙利亚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他们还得到苏丹、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的支援。本－古里安总是用圣经叙事的眼光看待新生的犹太国，他认为埃及和叙利亚是以色列极为关键的敌人。战争期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飞机需要轰炸和摧毁安曼，然后飞越约旦，攻陷叙利亚。我们还要轰炸赛得港、亚历山大和开罗。这样我们才能结束这场战争，为当年与埃及、亚述和亚兰作战的我们的祖先报仇。”[13]

虽然他这些理想很高远，但战争初期进展并不顺利。在北部，以色列要面对装备精良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军队。南部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埃及军队正迅速向内盖夫沙漠推进，很快就能向以色列总参谋部所在地特拉维夫发动空袭。后来成为总参谋长的伊加尔·雅丁当时是以色列国防军作战部部长，他回忆说：

我意识到……整个北部可能沦陷，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在南部，埃及军队正朝特拉维夫推进。耶路撒冷被封锁，伊拉克军队在对以色列中部施压。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几代人的梦想就要破灭。[14]

本－古里安也意识到未来几天的战事将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他在5月19日即宣布独立后五天说：“我们在和时间赛跑。如果再能坚持两周，我们就能赢。”[15]

虽然四面受敌，但早在5月19日，本－古里安还是敦促伊加尔·雅丁进攻耶路撒冷，但雅丁担心哈加纳还没有做好准备。根据联合国分治决议，耶路撒冷既不属于犹太国也不属于阿拉伯国，将受国际保护。但大家心里明白，这不大可行。联合国没有实际权力，世界大国对落实分治决议不感兴趣，无论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都对将这座城市交由国际共管不感兴趣。如果存在强烈的国际压力，犹太人可能会同意这一方案，但阿拉伯人一定会拒绝，就像以前拒绝皮尔委员会方案和其他分治方案一样。

争夺这座城市的战争随之打响。耶路撒冷城内的阿拉伯人面临物资匮乏，为了支援他们，阿拉伯军团开始向耶路撒冷推进。本－古里安决心让以色列人赶走他们。

问题是如何去耶路撒冷。要想控制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以色列人首先必须占领拉特伦（Latrun），这是位于耶路撒冷以西15英里处的一个高地（现在以色列装甲部队纪念馆就位于此）。本－古里安命令新组建的哈加纳第七旅来执行任务。但雅丁反对，他指出到前线参加拉特伦战斗的士兵基本没有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十分落后，许多人连水壶都没有。雅丁恳请本－古里安能认清这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实：这些士兵许多来自纳粹的死亡营，然后被送到塞浦路斯的拘留营，不久前才在巴勒斯坦登陆，如今却要让这些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人拿起落后的武器加入战斗。本－古里安表示理解，但不为所动，拉特伦第一场战斗在5月24日打响。

正如雅丁所料，这场战斗惨不忍睹，以色列军队被击退。时任排长的阿里埃勒·沙龙（赎罪日战争中的英雄，后来的以色列总理）在这场战斗中负伤。6月1日，以色列军队对拉特伦发起新一轮进攻，但再次失败。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以色列军队阵亡139人，其他人认为实际死亡人数更高。

正如雅丁进一步所料，拉特伦将作为“大屠杀幸存者抛洒鲜血之地”被人们记住。[16]这样的悲剧不只发生在拉特伦。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超过10万犹太人应征加入以色列国防军，一位历史学家指出：“许多为国捐躯者是来自欧洲的大屠杀幸存者。”[17]不少人刚刚来就牺牲了，他们的墓碑上没有名字，成为捍卫这个国家的无名英雄。后来，在如何对待大屠杀幸存者的问题上，以色列社会还将经受类似的考验。考虑到这些无名英雄目睹了欧洲的灾难，可以说他们的死亡见证了他们的信念：建立犹太国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自己的幸存。

拉特伦军事行动失败刚过几天，以色列遭受了另一次沉重的打击。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的阿拉伯军团在英国指挥官的带领下攻陷了耶路撒冷老城的犹太区。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伊扎克·拉宾眼睁睁地看着犹太居民挥着白旗向阿拉伯军团投降，他们的脸上刻着深深的失落。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后，犹太人被流放，同样的悲剧在公元70年罗马人攻占耶路撒冷后再次发生。现在，和两千年前一样，犹太人又背上自己少得可怜的行囊，含泪离开耶路撒冷。和以前的征服者一样，约旦人对这座城市毫不留情，犹太会堂被用作马厩，犹太人的墓碑被用来修建厕所。19年后，犹太人才能再次触摸西墙，回到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做祷告。

哈加纳放弃攻占拉特伦，开辟了一条被称为“滇缅公路”（这条通道的主要目的是为耶路撒冷犹太人运送物资，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被日本占领的中国运送物资一样）的通道。绝望中在一条古老道路基础上奋力修建“滇缅公路”，既反映了伊休夫时期出其不意的地下作战思想，又体现了如今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特色。需求乃创新之母，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明白，如果不能打通连接耶路撒冷的道路，将有更多犹太人死去，战争期间犹太人在许多方面展现了创新和勤奋，比如，在修建“滇缅公路”方面：

利用推土机、拖拉机和人力，工程师几乎不可思议地开辟出一条通往果园尽头峭壁的行道，再开辟出峭壁下通往山谷的道路。夜晚，在约旦的炮轰下，可以看到似乎不真实的一幕：几百名运输工背着食品和补给走下山，那里等着他们的是卡车、吉普车，甚至骡子。由于急需向耶路撒冷输送牛肉，这条道上甚至有人赶着牛群在上面走。[18]

利用这条替代性的通道，当时年仅26岁的伊扎克·拉宾指挥着哈雷尔（Harel）旅，不但将物资运送到城内，还守住了西耶路撒冷，但他们最后没能夺回耶路撒冷老城。

展现犹太人创造力的，远不止修建“滇缅公路”。战争中大部分时期缺乏重型武器，伊休夫使用了一种名为戴维德卡（Davidka）的3英寸口径自制迫击炮。这种武器击中目标的概率很低，还经常发射出哑弹。[19]但它也有妙处，因为一旦爆炸，不管偏离目标多远，炸弹都会发出刺眼的亮光和巨大的声响，在当地阿拉伯民众中引起恐慌。[20]戴维德卡在攻打耶路撒冷和采法特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让许多当地人要么逃跑，要么迅速投降。在5月6日到9日的采法特战斗中，戴维德卡的巨大声响让当地阿拉伯人以为犹太人在使用“原子弹”。“一架战场上空的哈加纳侦察机提供报告说：‘数千名难民徒步向梅龙（Meirun）方向逃亡。’许多阿拉伯人居民区一夜之间成为‘鬼城’。”[21]

以色列空军也运用了类似策略。地勤人员除了装载炸弹，还把从基地和附近搜集来的许多空瓶子装载到飞机上，他们听说这些瓶子在下降时发出的巨大哨音在地面人员听来就像炸弹坠落一般，这一策略对敌方起到了震慑作用。

然而，这个羽翼未丰的犹太国在武器上仍处劣势，艰难地维持着战局，伤亡也非常惨重。以色列在国外购买的重型武器还没有运到。埃及掌握着制空权。刚刚宣布独立的以色列命悬一线。

为了停止流血冲突，国际社会试图干预。5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双方立即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委派瑞典外交官福克·伯纳多特伯爵调停双方停火事宜。

伯纳多特是个有意思的人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时任瑞典红十字会负责人的他拯救了数千名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他还同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内的纳粹高级领导人会面，寻找终止冲突的秘密途径。他在巴勒斯坦战事最酣时受命出任调停官。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位“热心的瑞典贵族，‘乐观，……急于行动’，是一位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堂吉诃德”[22]。他勇敢接受了这个没有人完成过的任务，计划首先实现停火，然后寻求长久的和平方案。

一方面由于伯纳多特的政治斡旋，另一方面由于参战各国已力不从心，战争双方同意停火。原计划从6月1日开始停火，但落实停火远比想象的复杂，因此又推迟了10天，于6月11日正式停火。

根据停火条约，“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将接受包括武器和军事人员在内的全面禁运”[23]。但双方都没有遵守这一协定。阿拉伯国家加强了作战部队的实力，停火期间还不时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则在停火期间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购进了大量军火。伊休夫还接受了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物资，包括“2.5万把步枪、5000挺机关枪、5000万发子弹”[24]。讽刺的是，其中竟然有德国1945年5月以前出厂的毛瑟（Mauser）枪和MG机枪，上面还有纳粹党徽的标记（志愿飞行员的服装上也有）。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的枪，竟然落到犹太人手里，成为他们开启犹太史新篇章的工具。[25]

从海外运送来的不仅是武器。战争初期以色列没有军用飞机，飞行员也很少。[26]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却有几百架编余的飞机，也有为美国战斗过的犹太飞行员。以色列开展了秘密工作，寻找这些飞行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高度同化，但纳粹大屠杀唤醒了一些飞行员对犹太同胞的责任感。少数人甚至不顾美国法律，协助购买了美国的编余飞机，将飞机飞到欧洲，再飞到以色列。就像印有纳粹党徽的步枪一样，这些飞行员后来穿的二手军装上也缝着纳粹空军的标志。

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建有生产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战斗机的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些飞机的生产并未停止。有些美国飞行员开着这种飞机飞到以色列参加战斗。

几乎是刚到以色列，就有人告诉这些美国人，埃及军队离特拉维夫只有6英里的距离，如果不立即发动空袭，第二天早上他们将在特拉维夫看到一万埃及大军。[27]于是他们立即驾着原始的单引擎飞机起飞，执行第一次轰炸任务，迅速改变了战局。由于他们的轰炸，伊拉克军队不得不原地待命，停止了向以色列方向的行军。[28]

全世界一共有大约3500人自愿加入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斗。有趣的是，其中很多并非犹太人。大约有190名志愿者在以色列空军服役，[29]有几名飞行员在空袭行动中牺牲。战争结束后，大多数美国人返回自己的祖国。也有一些人认为以色列才是他们的家，便留了下来，成为以色列航空公司（El Al）飞行员，或者在以色列飞机工业领域工作。

本尼·莫里斯认为，除了军事上的作用，这些志愿者还让以色列人明白，虽然他们人数不占优势，但并非孤军奋战。[30]犹太人的命运和大屠杀时期已大为不同，这极大提高了整个国家的士气。

迫切需要重整军备导致战争期间发生了一起潜在破坏性极大的事件。5月26日，本－古里安结束了哈加纳的“秘密地位”，在一页仅仅打了20行字的备忘录中宣布在哈加纳基础上成立以色列的官方军队：以色列国防军。这份备忘录还要求其他武装团体停止活动。此时国家体系已逐渐成形，凭借强大的个人权力，这位开国总理还在备忘录中写道：“所有符合这一命令的行为都视为合法，即使有违现行法律中的其他指示。”[31]

根据本－古里安和梅纳赫姆·贝京之间达成的协议，所有伊尔贡成员将加入新成立的以色列国防军，伊尔贡的武器装备和武器生产设施将交给国防军。军队的旅级建制中不设伊尔贡单位，且伊尔贡停止独立采购行为。本－古里安明白，要想成为合法的国家，以色列不能拥有互相竞争的民兵组织。

贝京理解并同意让伊尔贡停止作为以色列国一个独特军事单位存在。但部分伊尔贡战士还在受到围攻的耶路撒冷作战，耶路撒冷此时严格意义上还不算以色列领土，因此不受将伊尔贡收编进国防军协议的限制。当时耶路撒冷弹药告急，贝京更关心的是为耶路撒冷的伊尔贡成员提供弹药，并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耶路撒冷。

但是贝京当时并不知道，一向同贝京存在分歧的伊尔贡美国分支购买了一艘旧船，将之命名为“阿尔塔莱纳”号（意大利语“跷跷板”的意思，这是雅博廷斯基当记者时的笔名）。这艘船后来在法国靠岸，法国为了制衡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向犹太人捐赠了价值1.5亿法郎的军火（按现在的市值相当于5亿多美元）。[32]装载到“阿尔塔莱纳”号上的武器包括5000把步枪、250把布伦（Bren）枪、500万发子弹、50个“巴祖卡”（bazooka）火箭筒和10辆履带式轻型装甲车。除了武器装备，登船的还有940名移民（许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和包括耶希埃尔·卡迪沙伊在内的伊尔贡成员。这艘船原计划于5月14日到达巴勒斯坦，但后来推迟到6月11日才出发，正赶上停火协议和武器禁运生效的日期。

贝京服从停火协议，当时并不知道这艘船已经出发。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船只已经接近以色列的领海。贝京连忙联系船长埃利亚胡·兰金（Eliyahu Lankin），命令他不要进入以色列领海，但通信设备出现故障。发现已无法让船只调头后，贝京将此事汇报给本－古里安。

本－古里安明白，船只靠岸将违反停火协议，但他也不想放弃此时急需的武器。6月20日到达以色列海岸后，这艘船只被要求驶往特拉维夫以北的维特金（Vitkin）村，他们认为在那也许不会被联合国观察员看到。但直到这时，关于如何处理这些军火，本－古里安和贝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贝京同意将大部分军火交给以色列国防军，但要求把20%的军火留给坚守在耶路撒冷抗击约旦军队的伊尔贡战士，本－古里安断然拒绝。本－古里安认为，即使将一小部分军火分给伊尔贡（哪怕是位于耶路撒冷的伊尔贡成员），也会影响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合法性，让伊尔贡成为一支军队中的军队。

关于这艘船的消息很快散播开来，更有传闻说贝京要在维特金村的海岸现身。贝京此时在地下活动，一直接受贝京指挥的伊尔贡战士见主心切，就舍弃自己所属的军营，前往维特金村。本－古里安本来就对贝京有疑心，伊尔贡战士的离去越发让他肯定贝京图谋不轨。次日，他召开内阁会议，对部长们说，贝京直到“阿尔塔莱纳”号开到海上才告诉他这一计划（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本－古里安这时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长期以来对贝京的不信任，他对内阁说：

不能有两个国家，也不能有两支军队。贝京先生不能为所欲为。我们必须决定到底是授权他这一行为，还是终止他的分裂活动。如果他不妥协，我们将对他开火。[33]

军队总参谋长伊斯雷尔·加利利（Yisrael Galili）命令以色列国防军飞行员向货船扫射。这些飞行员很多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飞行员，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他们拒绝接受命令，他们说：“我们来这是为犹太人作战，而不是同犹太人作战。”[34]

这时贝京已经登上货船，他要求伊尔贡成员利用夜色的掩护开始卸货。国防军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交出所有武器，但他没有做出回应；他后来表示最后通牒完全不切实际，因为根本没有留给他时间做出回应。

哈加纳部队和忠于伊尔贡的人员交火。“阿尔塔莱纳”号货船离开海岸，朝南边的特拉维夫驶去，却在海边搁浅了，无法移动——这一切都落入酒店客人、在海边玩耍的人、记者和联合国观察员的视线。突然，岸上的帕尔马赫战士（帕尔马赫最敌视伊尔贡，帕尔马赫的指挥官中就有伊扎克·拉宾）开始朝“阿尔塔莱纳”号货轮开枪，伊尔贡战士还击，犹太人和犹太人打了起来，刚刚成立不到五周，犹太国就处在内战爆发边缘。

装满军火的船只还遭到炮击，在整个过程中，贝京命令下属不得还击。被击中后，船上的军火开始爆炸。此时仍在船上的贝京下令弃船，虽然他想坚守在船上直到最后，但下属强行把他带到岸上，其间许多人朝他的方向开火，在场的人都认为哈加纳成员想杀掉贝京。贝京刚下船不久，船上剩余的军火就将整艘船引爆。在场的以色列国防军战士万万没有想到，刚刚建国就会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纷纷跳到水中去营救船上的乘客。

岸上的战斗仍在继续，哈加纳成员和伊尔贡成员相互射击，这场犹太人的内战从地中海转移到了特拉维夫街道，双方都有死伤。但贝京此前已要求伊尔贡成员不得向犹太人开火，双方都明白此时的以色列根本经不起一场内战的消耗。交火最终停止。

算上维特金村的战斗，军队方面以色列国防军有3人死亡，伊尔贡有16人死亡。全部死者中有一人是亚伯拉罕·斯塔夫斯基，他曾因1933年谋杀哈伊姆·阿罗佐罗夫而被指控，但后来获得赦免。斯塔夫斯基当时是“阿尔塔莱纳”号上的一名乘客，他就死在15年前阿罗佐罗夫遇刺的特拉维夫海滩的离岸不远处。

贝京通过广播向伊尔贡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演讲。他在演讲中重申伊尔贡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反复提醒伊尔贡成员：“不要对自己的兄弟动手，哪怕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说，犹太人不能打犹太人，因为“希伯来武器不能用来攻击希伯来战士”。他几乎是咆哮着喊道：“大敌当前，我们决不能陷入内战！”

本－古里安非常恼火，拒绝让死去的伊尔贡成员埋葬在特拉维夫。

有人批评贝京将这些武器运送到以色列，也有人称赞他在终止这场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狩猎季”中也拒绝对哈加纳作战）。后来，贝京说他对以色列最大的贡献就是避免了一场全面内战的爆发。事后，本－古里安也理直气壮，声称自己让国家避免了一场武装叛乱。他在谈话中多次说击沉“阿尔塔莱纳”号的大炮非常神圣，“如果第三圣殿建成，这门大炮应该摆到圣殿旁”[35]。

1965年，在政府调查“阿尔塔莱纳”号事件后，本－古里安才承认“我当时有可能弄错了”[36]。

在以色列的民族叙事中，“阿尔塔莱纳”号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明白，要建立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所有军队应当置于政治家的领导下。多年后，看到巴勒斯坦民选官员无法驾驭巴勒斯坦多个武装派别，以色列人会说：“巴勒斯坦人还没有经历他们的‘阿尔塔莱纳’号事件。”

战争下一阶段开始于1948年7月8日（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停火结束）。这一阶段只持续了短短10天，但出现了不少极具争议的时刻，包括一次至今仍被时常讨论的战斗。

利达争夺战非常能体现以色列独立战争乃至整个以色列历史“相互冲突的叙事方式”。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后来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写道：“历史上的重大战争往往会成为史学上的重大战争。”[37]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引发过如此激烈的“史学战争”，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为什么会有这一现象？奥伦指出：“关于阿以关系的争论之所以异常激烈，是因为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的利益太多。敌对双方的矛盾不像在大学里争夺书架那么简单，而是在一些深刻影响到几百万人生活的问题上较量，这些问题包括以色列安全、巴勒斯坦难民权利、耶路撒冷未来归属等。”[38]这也不单纯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较量。在以色列内部有一群被称为“新历史学家”的学者，总想推翻以色列对这场冲突的主流叙事。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正如他们的代表人物以色列人艾兰·佩普（Ilan Pappe）所言，他们的目的是“重新思考在过去地理意义上的巴勒斯坦寻求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合法性”[39]。

这场围绕历史展开的战争也是关于以色列合法性和以色列未来的战争。不难理解，独立战争中的许多事件，特别是导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大量离开以色列的因素（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敏感和充满争议的问题），成为不同学派历史学家之间较量的关键战场。

利达就是这样一个战场。1948年夏天，面对约旦军队的进攻，耶路撒冷岌岌可危，本－古里安决定再打通一条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军队高层认为首先应当占领利达，这座阿拉伯城市(5)位于特拉维夫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上，拥有约两万居民。战争爆发以来，由于许多阿拉伯人逃离了原来居住的城镇，利达的人口激增，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在此驻扎了一个125人的步兵连，这些军人和部分当地武装分子联合起来，做好了同以色列国防军决一死战的准备。

以色列发动的“丹尼行动”（Operation Dani）拉开了战斗的序幕。7月11日，以色列军队对利达发起进攻，但遭到反击，以色列无法完全控制这一区域。夜晚，以色列又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占领了此城的大清真寺和圣乔治教堂。以色列国防军要求民众集中到清真寺和教堂，很快，这两座建筑人满为患。根据大多数记录，以色列军队后来允许阿拉伯妇女和儿童离开。

整座城市大概有300名以色列战士，阿拉伯军团已撤到当地警察局内并设置起路障，双方形成对峙局面。第二天，几辆阿拉伯军团的车突然冲入市内，车上的人持枪四处扫射。当地武装分子也加入战斗，从许多建筑中朝以色列人开枪。有些冷枪来自市内一座小清真寺，占据清真寺顶部的阿拉伯狙击手构成致命威胁。以色列士兵接到终结阿拉伯军队火力的命令，在随后的战斗中，以军向清真寺发射了反坦克榴弹。虽然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录存在不同版本，但无疑死伤众多。

直到今天，关于战争具体进程、清真寺内外阿拉伯人的死亡人数和死者中平民的人数仍存在激烈的争论。一些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指责了以色列国防军在利达的所作所为，一位著名的以色列作者在总结这派观点时指出：“当天正午，在短短30分钟内，超过200名平民不幸遇害。”[40]他还表示应当为此负责的，不仅仅是在场的战士，他们身后的那场运动也脱不了干系，“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酿成了这场发生在利达山谷的人类灾难”[41]。

许多历史学家明确驳斥了这些修正主义者得出的结论。2014年，一位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在仔细研读了利达战斗的档案材料后指出，为了推翻以色列的叙事，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置证据于不顾，得出的结论偏离了事实。利达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低于修正主义者给出的数据，死者大多为作战人员，双方都有死伤，并没有出现新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屠杀行为。[42]

本尼·莫里斯也曾是新历史学家，他对以色列传统叙事持强烈批判态度，在描述这一事件时他也用了“屠杀”一词。但他同时指出，利达事件必须放在战争的大背景下来理解，需要考虑以色列和阿拉伯作战人员的行为方式。他说：

利达事件并不能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为方式。1948年以前，犹太复国主义者主要通过购买而非强占的方式获得阿拉伯领土，壮大他们的事业。反倒是阿拉伯人周期性地屠杀犹太人，比如1929年的希伯伦事件和采法特事件。1948年战争中最早出现的暴力事件也是阿拉伯人所为：1947年12月30日，海法炼油厂的39名犹太工人被阿拉伯人杀害。

不可否认，犹太人继而实施了不少暴行；长期的内战激发了战士的复仇心理，让他们变得更残暴。但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暴行，是因为以色列人占领了400多座阿拉伯城市和村庄，而巴勒斯坦人几乎连一个犹太居民点都没有攻下（即便占领也不是单独凭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力量）。1948年5月13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约旦阿拉伯军团的帮助下占领了埃齐翁村后，就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屠杀。[43]

独立战争是一场残忍的战争，对阿拉伯人而言它事关荣誉，对犹太人而言它事关生存。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有野蛮行径。莫里斯指出，野蛮行径在犹太人那里是例外，但在阿拉伯人那里是规则。

利达战争结束后，剩余的阿拉伯军队撤退。以色列国防军和当地阿拉伯领导人达成协议，当地居民将离开，向东迁移。和这场战争中许多其他战斗一样，许多难民排成长队离开家园。犹太考古学家施马亚·古特曼目睹了大批离去的难民，他回忆说：

大量居民挨个走着……女人头上顶着装满东西的盒子和布袋，母亲拉着孩子。不时能听到以色列人鸣枪警告。偶尔你可以在人群中看到某位年轻人锐利的目光，仿佛在说：“我们没有投降，我们还会回来打你。”[44]

这一时期，难民的队伍随处可见，这些不幸者中既有阿拉伯人，也有犹太人。犹太人被赶出耶路撒冷老城，数十万的阿拉伯人离开了以色列北部。不久，生活在北非的几十万犹太人也将成为难民，他们中有的是被赶走的，有的是受到不公正待遇或暴力威胁而选择离开。最终有70万犹太人离开阿拉伯国家，来到刚刚成立的以色列。总而言之，这一时期许多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大规模人口迁移产生的民愤将在几十年后让这一地区变得动荡不安。

1948年11月19日，拿单·奥尔特曼在犹太工人总工会报纸《达瓦尔报》（Davar）上发表了一首诗，名为《关于那一切》（Al Zot）。这首诗没有提到某个具体事件，有可能暗指利达事件（但当时利达战斗已经过去几个月，他应当不会等这么长的时间才做出反应），也可能指某个没有明说的事件，又或者只是泛泛地表达对战争丑恶的感觉。他在诗中写了吉普车上一位“幼狮般活络筋骨”的年轻男子。一对沿街走的年迈夫妇看到他后，出于恐惧，转身面向街边墙壁。年轻人笑着自言自语：“我要试试这把枪。”接下来奥尔特曼写道：“老头刚用手抱住头，他的鲜血就染红了那面墙。”虽然不知道奥尔特曼描述的是哪一次军事行动，但我们确切知道以色列领导人的反应。本－古里安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感谢奥尔特曼。当时还在战争期间，本－古里安一读到这首诗，就给诗人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奥尔特曼先生：

祝贺你在《达瓦尔报》刚发表的那首具有道德力量和感染力的作品。你发出了能代表人类良知的声音，这种声音纯洁而忠诚。如果我们心中没有这种良知，就配不上目前取得的成就……我请求你允许以色列国防部加印10万份你的作品，发放到每一位以色列战士手中，在我们的军队中，没有任何武器拥有你的作品那样巨大的威力。

充满欣赏和感谢之情

大卫·本－古里安

战争双方都有许多人死去。但以色列社会当时表现出的强迫性的自我批判倾向，后来发展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早在建国之初，以色列社会就具有高度反思能力。诗人和政治家都认为，要想对得起以色列刚刚取得的独立，就必须反映出传统的价值观，犹太国的梦想正是来自这些价值观。这种自我批判的声音在随后几十年将变为以色列的一个长处。

凭借第一次停火期间引进的武器和生存下去的坚定信念，以色列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巩固了战局。这时联合国又开始协调停火事宜，经过10天鏖战，7月19日第二次停火生效。

和第一次停火一样，双方还是在一阵犹豫后才同意停火，并利用停火加强各自军备，修建防御工事。在积极准备下一轮战斗时，以色列人已经感到战争局面发生了改变，这场冲突不久能结束，他们将获得胜利。怀着喜悦的心情，他们甚至于7月27日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一次阅兵，后来这成为每年的传统。[45]

阿拉伯人开始意识到摧毁以色列的战争已经失败，于是把目光转向一个新问题：阿拉伯难民的命运。

独立战争期间，大约有70万阿拉伯人流离失所。本尼·莫里斯指出了阿拉伯人离开家园的不同原因。在雅法、海法和其他大城镇，阿拉伯领导人的离开是导致城市社会解体的主要原因。在另一些地方，关于以色列暴行的谣言让阿拉伯人相信只有逃跑才能活下来。还有些地方的阿拉伯人的确是被以色列人赶走的。连本尼·莫里斯也明白本－古里安当时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他的责任是建立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犹太国，他“对人口问题有理解，明白需要建立一个没有太多阿拉伯人的犹太国”[46]。除此之外，犹太国无法继续存在。

战争结束时，这70万巴勒斯坦难民（几乎与即将被迫逃离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的人数相当）来到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加沙寻求庇护。阿拉伯人给伯纳多特伯爵施压，他当时仍在代表联合国为交战双方调停，要求他将阿拉伯难民问题当作任何解决冲突方案的核心。

以色列人宣称，只要阿拉伯人还试图消灭犹太国，就拒绝讨论难民问题。阿拉伯人针锋相对，提出只有在难民问题解决后才会进行和平谈判。解决难民问题不是谈判的目标，而是谈判的前提。这意味着难民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决。在以色列看来，黎巴嫩和叙利亚（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约旦）并没有真正试图解决难民问题，而是将其作为自己口袋中的一张王牌。他们未来同犹太复国主义敌人谈判时将用到这个“筹码”——但即使到那时，只要以色列还存在，他们就决意不停止冲突。

伯纳多特伯爵开始对犹太人施压，要求以色列允许难民回归，并建议以色列放弃内盖夫沙漠、耶路撒冷、海法港（交由国际共管）和利达国际机场（现在是以色列最大的本－古里安机场）等地。在大多数以色列人看来，伯纳多特根本不是公正的仲裁者，很多人甚至认为他已经完全是个敌人，站到了以色列的敌人一边。

1948年9月17日，4名莱希成员决定用他们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穿上以色列国防军的军装，在西耶路撒冷暗杀了伯纳多特，当时他手里还拿着没有发表的解决方案。国际社会的谴责随之潮涌而来，本－古里安恼羞成怒。签署过《独立宣言》的交通部部长大卫·雷梅兹（David Remez）说：“自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以来，我们还没受过这么大的指责。”[47]这一事件坚定了本－古里安清剿剩余伊尔贡和莱希成员的决心。为了终止恐怖主义行为，他要求内阁赋予他更大的权力，包括不经审判就行政拘留的权力。犹太地下武装尽管在赶走英国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

本－古里安明白战争再拖下去对他不利。他已经动员了以色列一半成年男性加入军队，部分女性也在服役，这场冲突不能再这样无休无止了。但在分治决议划分给以色列的土地上还有叙利亚、埃及和约旦的军队，为了赶走他们，本－古里安命令国防军控制以色列全境，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到10月底，以色列北部的叙利亚和阿拉伯解放军被驱逐出境。到1949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赶走了内盖夫沙漠的埃及军队，甚至占领了部分在分治决议中没有划分给以色列的领土，但埃及军队仍然控制着加沙地带。约旦人也急于摆脱战争，他们私下同以色列达成协议，限制双方战斗规模，确保约旦人获得约旦河西岸。不再需要更多战役了。战争基本结束。

本－古里安手下有些将军希望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这一机会为以色列建立一道安全可靠的天然边界，但本－古里安不同意。他有几个考虑。他相信，控制更多数量的阿拉伯平民是以色列首先需要避免的。那些留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已经让本－古里安很担心了，他们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已经留在以色列境内，而这些人同境外敌人唯一的区别是他们当时没有像家人那样选择逃亡。本－古里安无法设想他们会忠于这个新成立的国家。

本－古里安还担心占领更多的领土会招致美国的反对。此外，没有占领约旦河西岸，还因为本－古里安有新的难题需要考虑，正如安妮塔·沙皮拉所说，他“已经在思考如何吸引和吸收大量移民这一重大任务”[48]。

阿拉伯人不愿意和以色列签订停火协议，因为，就算撇开他们不承认以色列这点不谈，和以色列签订任何协议，就意味着他们承认消灭犹太国的战争已经失败。然而他们没有选择，埃及、黎巴嫩、约旦分别于1949年2月24日、3月23日和4月3日同以色列签订停火协议，最后叙利亚也于1949年7月20日在停火协议上签字。

不同于美国国务院的预测，以色列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以色列付出了沉重代价，大约6000名以色列人死亡，其中四分之一为平民，死亡人数占新国家犹太人口的将近百分之一。500位女性在战争中死去，其中108人来自军队。[49]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死亡人数也占到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在比例上同以色列基本持平。

这场冲突最大的失败者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将这段历史称为“大灾难”（Nakba），70万人因为战争沦为难民，几千人死去。这些数字让人触目惊心。

不可否认，这么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离开家园令人悲痛。这其中以色列人无疑负有责任。但与此同时，那些难民接收国造成了真正的人类悲剧，为了挑起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谴责，他们故意让这些难民无家可归，一直生活在难民营。保持这些巴勒斯坦人的难民身份成为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埃及等国在未来阿以冲突中的王牌。

对待无家可归的同胞，以色列的做法截然不同。几十万犹太人同样被阿拉伯国家驱逐出境，他们在以色列靠岸后，犹太国就给予他们公民身份。巴勒斯坦人被嘲讽和利用，犹太人却得到同胞的关爱，满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两种不同的对待也决定了两者不同的未来。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投票通过分治决议。此后不到两年时间，以色列宣布独立，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战胜了首先挑起战争的阿拉伯邻国，还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本－古里安此人，什么都可以，就是与天真绝缘。他知道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无法接受犹太国的存在，还会联合起来再次进攻以色列。最终，这场战争注定会卷土重来。

但现在，总理暂时忘记了战争，转而关注其他方面。是时候建设国家了。

(1)　杜鲁门认为自己对以色列的建立功不可没。几年后，他的老友艾迪·雅各布森在介绍这位前总统时说，他“曾为以色列建国提供了帮助”。杜鲁门回答：“什么叫‘提供了帮助’？我就是居鲁士。”在希伯来圣经末尾的经文（《历代志下》36：22—23）中，波斯王居鲁士要生活在波斯王国的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John B. Judis, “Seeds of Doubt: Harry Truman's Concerns about Israel and Palestine Were Prescient—and Forgotten,” New Republic（January 16, 2014），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16215/was-harry-truman-zionist.）

(2)　《独立宣言》的全文参见本书附录3。

(3)　并非所有《独立宣言》的签署者都在周五上午来到特拉维夫。耶路撒冷被阿拉伯人包围，全国的公路也很危险。许多人是几天后在安全的场所签的字。

(4)　5月14日宣布建国前，伊休夫领导人专门开会讨论国家的名字。有人提出沿用古犹太王国的名称，称之为“犹大”。但历史上犹大国的大部分领土不在分治决议划分给犹太人的范围内，这个名字没有被采纳。会上还有人提出“锡安”、“萨布拉”（Tzabr[Sabra]）等名。但后来有人提出“以色列”，在投票中这个名字以7票赞成、3票反对得以通过。最早建议将国名定为“以色列”的人不是本－古里安，而是犹太裔加利西亚人作家以撒·佩恩霍夫（Isaac Pernhoff）。1896年，他在一篇回应赫茨尔的文章中预测这个国家建国时将取名为以色列国。（Elon Gilad, “Why Is Israel Called Israel?” Ha'aretz [April 20,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1.652699.）

(5)　“利达”（Lydda）今已改成希伯来圣经中的名字“罗德”（Lod）。——校注

第九章
从建国之梦到建国之路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出埃及记》19：3—4

1949年1月25日对这个刚刚独立8个月的国家来说庄严而神圣，这时战争已基本结束，以色列在这天举行了第一次全国选举。

两千年来犹太人没有主权，每个人都明白选举的意义是多么重大。摩西·耶库蒂尔·阿尔伯特是一位极端正统派的拉比，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担任耶路撒冷多个犹太社区的领导人（mukhtar）。

早上5点35分，我和妻子、弟弟西蒙·莱布拉比、姐夫内塔内尔拉比和儿子多夫都醒了。喝完咖啡后，为了迎接这个伟大而神圣的日子，我们穿上了安息日的服饰，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诗篇》118：24）自两千年前开始流散以来，甚至从上帝创世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如此喜悦的一天，今天我们可以为犹太国投票……“上帝啊，祝福你，是你让我们活下来，保护我们，让我们活到此刻。”[1]

喝完咖啡，阿尔伯特拿上他的以色列公民身份证前往投票现场。那里早上6点开始工作。“一路上我都非常开心，仿佛是在欢庆托拉节(1)上抱着《托拉》卷轴跳舞（hakafos）一样，我这样激动，仅仅是因为手里拿着以色列身份证。那天早上我的喜悦之情真是无穷无尽。”

阿尔伯特第一个到达现场，等待了几分钟后，他拿到一张印有数字1的投票卡。

我感到这是我生命中最神圣的一刻，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未曾体验过。我们三人中只有我在有生之年有幸见证了这神圣而纯粹的时刻。“我是幸运和蒙福的！”念完“你赐予我们生命”（shehecheyanu）的祝福祈祷文后，我将装有投票卡的信封投进票箱。[2]

平日里阿尔伯特拉比每天第一件事是晨祷，但这天他投完票后才回家做祷告。

并非只有阿尔伯特一人这么激动。在特拉维夫，几乎整座城市的人都兴奋地来到投票现场，人们显得很有耐心，预先派到某个交通要道的警察和救护车向总部报告无事可做。[3]在内塔尼亚，等待投票的人群有序地排成长队，还唱起了《希望》，这曾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歌曲，现在成为犹太国的国歌。

一共有440095人参加了这次投票，占到符合投票资格人数的87%。几天后投票结果公布，不出所料，大卫·本－古里安领导的马帕伊党（Mapai）获得36%的票数，成为第一大党，获得以色列立宪会议120个席位中的46席。几周后，立宪会议成为克奈塞特（Knesset），即以色列议会。(2)

以色列第一届议会建立在广泛基础上，其中既有宗教人士，也有世俗人士，既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它包括46名马帕伊党议员、代表拿撒勒民主人士名单（Democratic List of Nazareth）的2名阿拉伯议员、16名联合宗教阵线（United Religious Front）的议员、5名进步党议员和4名塞法迪名单（Sephardi List）议员。作为第一大党马帕伊党的领袖，大卫·本－古里安成为总理，兼任国防部部长。(1)他拒绝共产主义政党和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赫鲁特（“自由”）党进入联合政府，认为这两股力量会对这个新成立国家的价值观产生不利影响。

以色列的建国者们知道，他们能有今天，离不开一位先驱的努力，虽然他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大选几个月后，1949年8月17日，西奥多·赫茨尔的遗体被接回以色列，埋葬在现在的赫茨尔山国家公墓。赫茨尔的骨灰由64辆汽车组成的车队运送，车队从特拉维夫驶往首都(2)时，数千人走在车队后，路两边站着更多的民众。这支庞大的游行队伍首先来到1898年赫茨尔和德皇威廉会面的密克维以色列（Mikveh Israel），随后来到赫茨尔在巴勒斯坦度过第一夜的里雄莱锡安，赫茨尔只访问过巴勒斯坦一次。在前往首都的路上，总共有20万人来到现场表达对赫茨尔的敬意，占到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4]在耶路撒冷，灵柩停放妥当后，约两万人排成长队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包括内阁和议会的全体成员以及6000名受邀者。赫茨尔的棺材上挂着380个蓝白色小袋子，里面装着全以色列各个定居点的泥土。[5]最后他在首都的山顶长眠，从这里他可以俯瞰自己梦想建立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新成立的国家需要一面国旗。几十年前，赫茨尔在《犹太国》中写道：“我建议采用白色旗帜，上面有七颗金星。白底象征我们纯净的新生活，星星象征工作日中七小时黄金时间。”[6]但赫茨尔这个想法没有被采纳。1948年10月，以色列选用19世纪9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旗帜作为国旗，白色背景下有一颗浅蓝色大卫星，在大卫星上下各有一条水平方向的浅蓝色条纹。设计者想通过这两条蓝色条纹让人想到犹太祈祷披巾（tallit）。从国旗设计就能看出，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心建立一个极度世俗的新国家，但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回避宗教因素。

以色列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2月14日召开。当时还没有办公场所，会议便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犹太代办处召开。大会讨论的第一项议程是任命哈伊姆·魏茨曼为国家总统。三十年前，正是他说服贝尔福勋爵发表《贝尔福宣言》。虽然以色列总统基本上是荣誉性职位，但魏茨曼的个人影响力令这个职位受人敬重。一当选，他立即在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

半个世纪前，西奥多·赫茨尔在《犹太国》中提出，犹太人家园的复兴将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榜样。他写道：“我们在这里为自身创造的福利将产生强大影响，会造福全人类。”[7]现在，赫茨尔所梦想的国家已然建成，魏茨曼也希望犹太人取得的成就能够鼓舞世界其他地方受压迫的民族。

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即将离开拂晓时分的临时政权，迈入阳光普照下的民主政权……这在世界史上也是伟大的日子，但我们不可过于骄傲。此时此刻，我们希望将这个充满希望、鼓舞人心的消息从圣城的这里传到所有受压迫和所有为自由与平等而奋斗的人们那里。[8]

接下来，魏茨曼谈到“世界各国数十万的犹太同胞，他们即将回到敞开怀抱迎接他们的以色列”[9]。他说：“我们祈愿能有更多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扎根，和我们肩并肩地建设这个国家，让我们这块贫瘠的土地再次变得富饶。”[10]

一年后，在1950年7月5日，议会制定并通过了最能代表以色列国家性质的《回归法》，赋予所有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权利。当时的另一项法律让犹太移民踏上这片国土时自动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雇工之死》一诗中写道：“家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不得不去那里时，那里不得不接纳你。”[11]对犹太人而言，犹太国如今就是这样一个家。因为这个家的存在，再也不会有成千上万犹太人因无人接收而住在欧洲的难民营中，再也不会有载着犹太人的船只穿越大洋寻找停泊之处。《回归法》宣告犹太人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时代已经结束。

迫于阿拉伯人的压力，1939年英国的白皮书禁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移民是建国的前提，将移民非法化意味着白皮书撤回了《贝尔福宣言》中许下的承诺。《回归法》取消了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所有限制，废除了1939年英国的白皮书。

《回归法》还是对纳粹政府《纽伦堡法案》的象征性推翻。在那个法案中，纳粹分子规定祖父母中有一人为犹太人的人，就被视为犹太人。《回归法》几乎使用了同样的界定方式。(3)以色列议会通过这种方式向世人宣告：“只要你的犹太性足以招致纳粹分子的杀害，你就能得到以色列国的保护。”

犹太人以前所未有之势移民到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从1948年5月15日到1949年底，70个国家不下686739名犹太人来到以色列，这个人数几乎和建国时以色列的人口相等，成为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以色列在吸收移民方面创造了现代史上一个奇迹：

战争期间有10万新移民来到以色列，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的移民数量。这预示了接下来的事情。在建国后的42个月中，月均移民数达到1.6万，总人数达到69万，短短3年时间，以色列的犹太人口就翻了一倍。在任何其他移民国家，从未听说过这种移民人数超过原有居民的现象。[12]

以色列一直是一个在移民的努力下不断发展的国家。(4)1948年，全世界只有6%的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46%，几乎占到全世界犹太人的一半。

他们中许多人来自北非的阿拉伯国家。1948年，大约有7.5万名犹太人生活在埃及，但就在这一年，埃及开始逮捕犹太人，强征他们的财产。开罗的犹太区遭到炸弹袭击，犹太人被迫离开埃及。1956年，埃及又驱逐了2.5万名犹太人。1967年的迫害让更多犹太人选择移民，当地犹太人的人数下降到2500人。到20世纪70年代，生活在埃及的犹太人只剩下几百人。

1948年，利比亚有3.8万名犹太人。纳粹军队占领班加西（Benghazi）后，对当地犹太人施加集体迫害。纳粹分子离开后，当地人继续迫害犹太人，3万名犹太人选择逃亡，其中多数人在1949年离境。1951年利比亚独立后，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更多犹太人选择离开。1967年六日战争后，当地又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此后利比亚为数不多的犹太人也离开了这个国家。

1948年，摩洛哥的犹太居民多达26.5万人。以色列独立后，犹太人除了成为暴乱的袭击对象，在经济上也遭到抵制。截至1958年，6.5万名犹太人离开摩洛哥。1963年，又有10万名犹太人离开家园。截至1968年，生活在摩洛哥的犹太人只剩下最后5万人。类似情况还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亚、突尼斯和也门。许多长期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社团不复存在。在利比亚、伊拉克和也门，90%的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后十年内离开了。[13]1948—1951年的短短3年内，生活在伊斯兰国家超过37%的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14]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非阿拉伯国家。保加利亚几乎所有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1991年共产主义解体后，阿尔巴尼亚几乎所有犹太人作出了同样的选择。

对犹太人而言，进入以色列虽然已经不是问题，但离开东道国变得越来越困难。伊拉克政府最初规定，只要犹太人放弃伊拉克公民权，就可以离开。政府预计有1万—4万名犹太人离开，但最后移民人数超过12万，几乎占到伊拉克犹太总人口的90%。这让政府非常震惊和难堪，立即着手冻结犹太人的资产，（从1951年开始）还禁止犹太家庭携带财产出国。几乎一夜之间，这些移民从伊拉克上层社会的富人变为身无分文的以色列新移民。

由于伊拉克犹太人移民变得越来越危险，以色列发动了“以斯拉和尼希米行动”。2500年前在居鲁士统治时期，正是以斯拉和尼希米带领巴比伦犹太人回到犹地亚。为了让伊拉克犹太人尽早回归以色列，大拉比不顾犹太教的标准规定，破例允许飞机在安息日运送这些移民。

本－古里安深知，新成立的以色列面临极其严峻的经济困难，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域内他不愿让财政考虑影响到政策，其中就包括移民。以色列要想生存下去，需要大规模移民带来的人力资本。不管移民来自哪里，他都要接收，即使这么多移民会给以色列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当时主持犹太代办处财政工作的列维·艾希科尔（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三任总理）表达了对大规模移民的担忧，他说：“我们连帐篷都没有，他们来到这里只能睡大街。”[15]但本－古里安决心已定，以色列将接收每一个想要来以色列的犹太人。

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以色列执行了多次史诗般的移民营救行动。1949年6月至1950年9月的“魔毯行动”几乎将也门所有的犹太人空运到以色列。(5)也门犹太人在上飞机前，艰难地跋涉到事先指定的集结点，从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租赁的DC-4“空中霸王”运输机再将他们送到以色列。[16]以色列还在集合点安排了医疗人员，帮助也门犹太人做好长途飞行的准备。其中一次大规模空运就运送了45640人，这些运输机内的座椅全被拆卸，每架飞机每次能运送500—600人。另有3275名犹太人从红海边的海港城市亚丁（Aden）被空运到以色列。果尔达·梅厄后来回忆：

有时我会来到利达机场，看一架架来自亚丁的飞机降落。乘客们看上去非常疲惫，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让我惊叹不已。我问其中一位留胡子的老人：“以前见过飞机吗？”他回答说没有。“那你在空中的时候不害怕吗？”我又追问。他坚定地说：“不害怕。这都在圣经的《以赛亚书》中写到过，‘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6)”我站在飞机场听他将整段经文背了下来，他面带喜悦，因为先知的预言应验了，也因为旅程结束了。[17]

许多移民到达以色列时需要接受紧急医疗救助，也门的3000名儿童身体状态非常差，[18]几百人死在了路上。

虽然他们已经来到以色列，但国家并没有为数十万新移民准备住房。政府没有经济实力为移民提供食物、医疗、就业等基本需求。建国早期，许多人已经对本－古里安独断专行的处事风格怨恨有加，如果不了解这点，就无法理解接下来几十年里以色列国的政治，包括本－古里安的政党最后的失势。

一开始，移民住在临时营地里，但随着人数的增加，这些营地的条件很快变得让人无法忍受。海法附近一个临时营地的负责人对以色列政府不能为移民提供好的条件而感到悲痛，他这样描述移民的生活：

这些移民被锁在营区，周围围有铁丝网，还有武装警察守卫。他们住在英国军队留下的用木头和石头搭建的房子里，里面在不同时期都非常拥挤，甚至达到了相当残忍的程度。他们每日三餐要排很长的队领取食物，看病和办理海关手续的队伍就更长了，经常绵延几公里。为了上洗手间，移民有时要等上几个小时，厕所由于用的人太多都堵住了。营地的水有时不够用，经常停电，每到夜晚营地就一片漆黑。[19]

政府急于改善移民的生活条件，从1950年开始建设永久性住房，但以色列当时面临的挑战太多，这些住房没有按时建成。于是以色列修建了过渡营（ma'abarot），这里的条件好于以前的临时营地，政府计划在“真正”的房屋建好前让新移民临时住在这里。

很快，过渡营的条件变得和临时营地一样糟糕，过渡营还成为许多移民的永久性住处。许多年后，有的过渡营发展成小型城市，而且大多为以色列欠发达的城市。生活在过渡营的主要是（来自中东的）东方犹太人，过渡营成为滋生民众不满情绪的温床，这些人数越来越多、对政府越来越不满的东方犹太人后来发展成工党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即使资源有限，本－古里安不惜投入大量资源的另一个领域是儿童义务教育。教育一直是犹太人社团生活的基础，也是早期历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一个关注点。伊休夫建立了10多个教育机构，他们明白要想实现国家的繁荣，必须着重发展教育。1949年，以色列议会颁布了最早的法律之一《义务教育法》，为所有5—13岁儿童提供免费教育。对于犹太儿童，国家沿用了三个并存的学校体系：普通学校体系，政治上奉行社会主义的学校体系（不久后取消），以及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学校体系。此外，又成立了极端正统派的学校体系。国家还对已有的阿拉伯教育体系进行管理。

1948年以前，阿拉伯儿童主要去英国政府运营的公立学校和各种宗教机构运营的私立学校上学。截至1948年，只有30%的阿拉伯儿童上学（主要是小学）。整个巴勒斯坦区只有10所阿拉伯高中。由于《义务教育法》同样适用于阿拉伯儿童，以色列彻底改变了当地阿拉伯教育资源不足的局面。[20]

几十年前，赫茨尔极富预见性地写道：“一旦犹太人真的回到家园，第二天就会发现，多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在不同国家生活了许多个世纪，受到当地国民的影响，因而彼此不同。”[21]赫茨尔说得没错。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不但影响到以色列社会的形成和政治的演变，还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突。

这种冲突甚至在他们还没有踏上以色列国土时就体现出来。在“帕姆克莱森特”号运输船上，匈牙利女孩经常穿着比基尼在甲板上晒太阳，让摩洛哥男人感到震惊和难堪，在他们以前生活的社区，女性从不穿得这么暴露。

即便同样来自中东地区、被统称为“东方犹太人”的人，彼此之间差别也很大。一位历史学家注意到：

来自伊拉克的大多为专业技术人员和受过教育的精英；库尔德斯坦的移民几乎目不识丁；埃及犹太人认为自己属于“欧洲”犹太社团，他们中既有商业精英，也有共产党成立者；也门犹太人主要是工匠和商贩，他们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主要出于弥赛亚情怀。[22]

这些犹太人虽然各不相同，但普遍遇到欧洲移民颐指气使的对待。欧洲移民早于他们来到巴勒斯坦建立伊休夫，现在又成为国家的管理者。这并不涉及种族主义，和肤色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文化精英主义的体现。这些人发自内心地认为欧洲文化比其他文化优越，如果可以向所有人传授欧洲精英文化，那对这个新生国家将再好不过了。

大多数东方犹太人给这个羽翼未丰的国家带来的财富很少，这当然不利于欧洲移民改变对他们的看法。有些人在移民前长期在东道国过着贫困的生活，还有些人被东道国驱逐前就被剥夺了财产。即使有的人想方设法带来一些资产，国家还是常常以为这些北非国家或伊拉克的犹太移民赤贫如洗。

本－古里安虽然全力支持犹太人移民，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精英主义的倾向，他写道：

流散地的犹太社团不复存在[意思是说，诸如保加利亚和伊拉克的犹太人全都移民到以色列，致使当地犹太社团消失]，这些移民来到以色列，并不构成一个民族，而是一群乌合之众，是一些缺乏语言、教育、根基、传统或民族梦想的人间渣滓。……将这些渣滓转变成一个文明、独立、有理想的民族（nation）……绝非易事，会遇到的困难和吸收移民时在经济上面临的挑战一样艰巨。[23]

为了让国家的文化尽可能先进，本－古里安甚至提议对东方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孩子分开教育，进不同的学校，他担心如果不这样做，以色列将成为“黎凡特”，“退化”成“像阿拉伯国家”一样落后。[24]

为了不让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孩子“退化”成东方犹太人孩子那样，虽然没有成文规定，许多新成立的社区执行了隔离政策。新居民需要通过批准才能住进来，而刚移民来的许多东方犹太人无法通过批准，理由是他们“不适合这个社区”。[25]

以色列早期出现的这些社会问题，为后来政治生态的剧烈变化埋下了伏笔，连许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承认这不是以色列历史上光彩的部分。演艺界著名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意识到，虽然国家在经济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但在对待新犹太移民的问题上实在是不尽如人意，和以前的承诺相距甚远。在以色列流行文化中，讨论这个问题最著名的作品是1964年上映的电影《萨拉赫·沙巴提》（Sallah Shabati），导演是讽刺作家以法莲·基翁（Efraim Kishon），他本人是匈牙利移民和大屠杀幸存者，曾被关在索比堡（Sobibor）集中营。有意思的是，这成为以色列第一部得到国际认可的影片，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

萨拉赫·沙巴提（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一个东方犹太人名字，同时也是一个文字游戏，在希伯来语中是“对不起我来了”[selichah she-bati]的意思）是故事中的主人公，他来到以色列后，很快被送到过渡营。面对艰难的生活条件和他无法理解的欧洲文化，萨拉赫·沙巴提试图理解他在以色列的新生活的意义。影片滑稽地表现了他的矛盾心态：既要谋生，又要恢复他在先前国家（应该来自也门，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也门人的名字）所拥有的尊严。

这部影片因为深刻揭露了以色列社会存在的问题而取得成功。影片还暗示基布兹没有完全向移民敞开大门，这引发许多基布兹成员的不满，他们大概从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萨拉赫·沙巴提》提醒以色列人，把犹太人弄到以色列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对于这些将犹太国当作家园的人今后的生活，国家还有更多的义务和责任。

大量的移民给本－古里安从截然不同的民众中锻造出一个国家带来挑战。他决心让不同背景的犹太人不但服从国家的政治权威，还接受国家在道德和文化建设上的中心地位。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服从新成立的国家，没有任何事情比国家更重要。他说：“国家不仅仅是一种实体、框架、政权、国际地位、主权或军队。如果国家没有成为人民内心、灵魂和意识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存在。国家是一种将所有公民连接在一起的精神意识和责任感。”[26]他试图在以色列实现“国家主义”（本－古里安为此创造了mamlachtiyut一词，这个希伯来语词汇很难在英文中找到完全对应的翻译，大概可以理解为“国家主义”[statism]或“国家意识”[state consciousness]）。

本－古里安决心建立以国家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在这种“国家主义”的框架下，他的才华和独裁倾向都得到充分体现。凭借坚定的信念和过人的智慧，他带领以色列人投入到国家体制和文化的建设中。几十年前他领导过的犹太工人总工会成为一个负责工人权利、教育、医疗甚至部分银行业务的强大组织。在许多工人看来，本－古里安政府主要通过犹太工人总工会来照顾他们，一位体力劳动者多年后指出：“宗教人士认为上帝在保护他们，我知道一直在照顾我的是犹太工人总工会。”[27]

与此同时，新上任的总理不但认为建设国家是当务之急，还认为只有自己能胜任这一角色，许多他不认可的计划遭到搁置。比如，以色列的《独立宣言》规定议会最迟于1948年10月1日正式签署宪法。但本－古里安知道，一部宪法所创造的司法体制会让部分法律失效，会巩固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的地位，在这一选举制度下任何党派都难以获得多数选票，宪法还能通过多种方式限制总理的权力。(7)长远看来，他赞成总理的角色将由标准的民主限制来管理，但眼下他需要得到不受限制的权力来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8)所以他推迟了宪法的制定，以至于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没有一部宪法。

帕尔马赫是伊休夫最精锐的军事单位，本－古里安担心它和政治左翼势力的联系过于密切，为了打造一支没有政治属性、绝对服从于国家的职业化军队，他于1948年9月解散了帕尔马赫，这让许多人非常失望，他们感到本－古里安取缔了伊休夫最伟大的机构之一。

本－古里安实际上还禁止人们看电视，不允许成立政府电视台。曾担任过哈加纳高层领导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伊加尔·雅丁建议通过电视来教育新移民，让电视成为凝聚人心的媒介，但本－古里安没有退让，他认为电视传播的低俗文化对整个社会没有好处。(9)此外，政府还通过以色列广播局和军队电台这两个受政府控制的单位来实现对全国无线电广播的管控。

以色列的新闻报刊业非常活跃，但本－古里安也对其施压。他明确告诉新闻界，如果和政府合作就可以得到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消息，有的消息甚至来自总理本人。[28]但媒体经常严厉批评本－古里安，这种批判政治精英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作为回应，本－古里安也利用他的权力极力影响一些特定新闻的报道方式。

本－古里安推行“国家主义”政策的方式非常生硬。最能体现人们对于这一政策感受的，是一项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让也门移民深信不疑的指控。许多人声称，1949—1952年，政府将许多也门移民在过渡营生下的孩子送给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家庭抚养。[29]政府先后成立了三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这项指控，但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迟至2001年，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还调查了800多起婴儿失踪案，其中750起案件中的婴儿被判定死亡，剩下的56起失踪案至今没有着落。[30]但许多以色列人（包括也门犹太人家庭）还是认为，政府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家庭，“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长环境”。不管真相如何，这项指控很能反映在国家成立早期以色列社会底层人士的切身感受。

本－古里安的“国家主义”政策显然走向了极端，以色列社会此后一直在努力解决该政策造成的许多后果。但本－古里安当时确实面临严峻的挑战。他缔造了犹太国，如今不得不建设这个国家，但在这些刚刚成为以色列公民的人们长期形成的认知中，政府是一个侵犯和欺骗个人的实体。那些来自中东的犹太人存在这样的认识不难理解，但即便是从欧洲来到巴勒斯坦或以色列的犹太人，对以前国家的政府也没有好感，委任统治时期伊休夫的犹太人对英国政府同样充满敌对情绪。本－古里安很清楚，在这些各不相同的人群基础上建立和谐、稳定、团结的民主社会是一项艰巨任务。他有时的确操之过急，但也展现出先见之明和过人的才华。考虑到以色列社会当时将要面临的严峻考验，恐怕正是本－古里安有时以高压方式执意打造出的这个以忠于国家和政府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才有可能让羽翼未丰的以色列幸存下来。

另一个让本－古里安感到非常棘手的人群是宗教人士。在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建国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欧洲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拒绝加入这一运动，反对建国。有的宗教领导人从神学理论出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干预上帝的行为，虔诚的犹太人应该等待上帝来结束他们的流散生活，而不是主动回到巴勒斯坦。还有人对犹太复国主义中明显的世俗主义倾向深恶痛绝。这些犹太人称自己为哈瑞迪人，(10)并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专门反对与犹太复国主义相关的一切。他们驱逐持不同政见的异己者，有的家庭因此妻离子散。哈瑞迪领导人明令禁止人们回归巴勒斯坦，认为这是对犹太教的背叛。

但希特勒改变了这一切。大屠杀结束后，许多哈瑞迪社团被摧毁，有的完全消失了。几十万哈瑞迪犹太人被谋杀、毒死或烧死。虽然他们仍然反感伊休夫，认为其极端世俗的理念会误导人心，但哈瑞迪人不得不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欧洲的判断是正确的。

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立场开始变化，从强烈反对变为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模糊态度。他们继续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世俗倾向，将马帕伊党比作希腊统治时期接受希腊文化的犹太人。他们还相信本－古里安要针对他们发动一场意识形态战争。如果不作出反击，国家将把下一代培养成缺少宗教传统（甚至反对宗教传统）的主流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将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很不情愿地参与了以色列政治，签署了《独立宣言》。他们本想在建国后远离政治，但考虑到这样一来自己无法影响到以色列的政策和国家的属性，他们对政治的参与越来越多。

在对待哈瑞迪人方面，本－古里安没有长远计划，他深信这些人极端正统的生活方式只是欧洲犹太社团生活的残余，过不了多久就会自行消失。急于维持自己政治地位的本－古里安不愿意再发动一场政治战争，他同意继续维持他在1947年和宗教人士达成的协议：安息日将成为全国休息日，政府和军队的厨房必须符合犹太教规，包括结婚、离婚、改宗等涉及个人身份的事务由宗教法律管理，宗教人士能够保持教育上的独立性。

政治能让奇奇怪怪的人成为盟友。本－古里安很不信任政治左翼人士和共产主义者，也不愿意让梅纳赫姆·贝京的赫鲁特党（Herut）加入联合政府，这样他就没什么选择，不得不同第三大政党联合宗教阵线组阁，这个党其实又由两个犹太复国主义宗教政党和两个非犹太复国主义宗教政党组成。哈瑞迪人利用这一政治优势（即他们可以通过退出联合政府让议会提前举行选举），不但建立了独立的宗教学校体系（这些学校基本不讲授跟宗教无关的内容），还让自己的孩子免服兵役，这样他们到了参军年龄就可以继续在犹太经学院学习，不用接触在服兵役期间肯定会遇到的世俗犹太人。

本－古里安关于哈瑞迪人会消失的判断是错误的。他们的人数快速增长，很快成为以色列一股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政治上他们能同时对左翼和右翼政党施加强大的压力，但他们拒绝让自己的议员担任部长（偶尔有例外），这样一来当政府做出违反犹太教规的决定时他们不用承担责任。

本－古里安最明显的错误正是同意免除哈瑞迪人的兵役。当时每年只有400人免除兵役；但到2010年，利用这一理由免除兵役的哈瑞迪人达到每年6.25万人，增长了150倍，而同一时期以色列人口仅增长了12倍。[31]

独立战争后，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为1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0%。他们大多生活在内盖夫沙漠（主要是贝都因人）和加利利被称为“小三角”的地区（约以停火协议中约旦转给以色列的土地）。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和英国统治时期，这些阿拉伯人就缺少有效的领导体制，加上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当地阿拉伯领导人的逃亡，留下来的阿拉伯人大多很贫困，教育程度较低，缺乏领导能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领导阶层的逃亡和以色列阿拉伯人几十年后陷入的困境有着直接联系。

以色列阿拉伯人对以色列是很大的挑战。《独立宣言》承诺所有以色列人“享有平等公民权利以及在各种临时和永久的国家机关中拥有相应代表权”，这种理想无疑得到了本－古里安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以色列领导人知道，阿拉伯人是成为生活在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的难民，还是成为新成立国家的以色列公民，取决于他们当时是否选择逃亡，完全是历史偶然性决定的。由于这个原因，以色列阿拉伯人一直不用服兵役，直到1954年，政府决定征召阿拉伯人入伍。当媒体公布这一计划后，大约有6万阿拉伯人申请加入以色列国防军，[32]但国家最终没敢落实这一计划。以色列阿拉伯人真的会愿意同绿线以外的敌人作战吗？这些敌人中就有他们的家人。出于这一担忧，政府从未大规模向阿拉伯人征兵。当然，不同阶段的原因不尽相同。建国初期，大多数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忠诚抱有疑虑，但后来几乎没什么阿拉伯人愿意服役。

相比于征兵问题，以色列对以色列阿拉伯人忠诚度的怀疑所产生的影响要深远得多。很多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生活在敌国的阿拉伯人一样仇视这个新生国家，这些人可靠吗？他们会不会成为或已经成为威胁以色列的第五纵队？出于这些顾虑，本－古里安对以色列阿拉伯人实行军事管理。这是个讽刺的决定，因为以色列所采用的军事管理方法正是在当年英国针对伊休夫的《委任统治防御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军事管理下，以色列阿拉伯人由军事法庭审判，他们的行动受限（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村庄），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在国家中心地区找到工作。他们的初等教育也受到影响，因为在军事管理下，谁能在阿拉伯学校教书由安全部门决定，老师的教学能力并非录用的决定因素。[33]除了参加共产党，以色列阿拉伯人基本没有参与犹太人的政党。[34]

随着以色列安全形势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担心阿拉伯人成为内部的第五纵队，包括梅纳赫姆·贝京（本－古里安仍说他是法西斯主义者）在内的许多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应当结束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军事管理。迟至1966年，在相对温和的列维·艾希科尔担任总理期间，这一管理体制才被正式废除。(11)

军事管理是以色列面对威胁采用的权宜之计，但对以色列阿拉伯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改变了他们对国家的看法，进而影响到几十年后以色列的政治和政策。

至少让本－古里安感到惊讶的是，正当“流散地万民回归”的古老梦想奇迹般地成为现实时，(12)有一个犹太社团却不为所动。几十万犹太人从难以生存的欧洲和阿拉伯国家来到以色列，但在美国的500多万犹太人中只有不到2000人移民以色列。

本－古里安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对此深恶痛绝。建国多年后，他悻悻说道：“几百年来，犹太人在祷告时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何时才能拥有自己的国家？谁也没想过这个吓人的问题：我们有了国家后能否找到同胞？”[35]建国后，许多生活在危险地区和难以生存地区的犹太人来到以色列，但许多已经在流散地过上舒适生活的人并没有回来。

本－古里安将美国犹太人比作在居鲁士大帝统治时期可以回到以色列但却选择留在流散地的那些犹太人，但美国犹太人并不觉得他们处于流散状态。两千年来犹太人都没有生活在锡安，这已经成为犹太人生活的常态。本－古里安凭什么觉得他们有义务放弃安稳而繁荣的生活，去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国家？

虽然许多美国犹太人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过流散生活，有的知名美国犹太人甚至反对建立犹太国的观念。美国犹太教理事会（The 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是当时一个全国性的犹太组织，其主要议程就是反对以色列建国；该组织不仅从事恶毒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甚至在分治决议悬而未决时帮阿拉伯发言者准备在联合国的发言稿。

然而，大多数犹太团体没有这么极端，即使它们对建国会对犹太教和美国犹太人的地位造成的影响态度暧昧。美国犹太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或许是当时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美国犹太社团组织，它不反对建立犹太国的观念，更没有采取行动加以反对，但它也不希望以色列成为犹太世界的中心。美国犹太委员会主席雅各·布劳斯坦曾对该组织成员说，美国犹太委员会支持1947年分治决议，主要是因为犹太国能够解决一个人口问题。他说：在分治决议的通过上，“我们配合，是因为我们相信[犹太国]是拯救几十万欧洲犹太幸存者最务实的解决办法”[36]。换言之，本－古里安认为以色列国意味着犹太民族的重生，而许多美国犹太教领导人要么反对建立犹太国的观念，要么认为这只是安置欧洲无家可归犹太人的办法。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算是美国最忠于犹太事业的知名人物了，但即使是他也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逾越节晚餐上对庆祝者说：“基于我对犹太教本质的理解，我不太接受建立一个拥有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的犹太国的观念。”他感到历史已经改变了犹太人：“我担心犹太教会受到来自内部的伤害，特别是发展狭隘犹太民族主义带来的伤害。我们不再是马卡比时代的犹太人了。”[37]以色列的建国也没怎么改变他的观点，他告诉朋友：“不管是出于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的考虑，我从来不认为建国是个好观念。但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只能战斗下去。”[38]这番话显然算不上是鼓舞人心的支持。

以色列建国后，雅各·布劳斯坦明确告诉本－古里安，美国犹太社团的领导层不会容忍以色列的越界行为。在一份重要的表明立场的文件中，他写道：

大多数美国犹太人，无论老少，也无论是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热爱他们生活的这个国家。美国在我们的父辈需要时迎接了他们的到来。在美国的自由体制下，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获得了几个世纪来未曾有过的自由和安全感。和所有其他在这里登陆的受压迫群体一样，我们已经真正成了美国人。

我们强烈反对视美国犹太人为流散群体的观点。美国犹太人及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和美国的未来紧密相连。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也不需要其他选择。[39]

布劳斯坦提醒以色列，美国不是流散地，让美国犹太人移民犹太国的请求是错误的，注定会失败。至于本－古里安（和许多以色列领导人）将以色列视为犹太世界唯一中心和全世界犹太人唯一代言人的观点，布劳斯坦也针锋相对：

犹太世界没有唯一的代言人，不管那位所谓的代言人想做什么。[40]

布劳斯坦的话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许多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所持观点的直接攻击。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自己代表着全世界犹太人的声音。纳粹分子灭绝了波兰犹太社团后，美国犹太人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意义最重大的犹太社团，但恰恰是他们让以色列放弃这样的想法。在移民问题上，布劳斯坦的观点也非常明确：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多是因为无处可去。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不为所动。

美国犹太人后来的言论虽然措辞有所不同，但观点至今没有太大变化。美国犹太人从来没有大规模移民以色列，选择移民的大多为正统派教徒，这些人只占美国犹太人的10%。剩下90%的美国犹太人几乎没有产生在统计数据上有意义的向以色列的移民。

20世纪60年代末（六日战争以后）和70年代初，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态度大有升温，支持以色列成为美国犹太认同的重要支柱。但随后，以色列在美国犹太认同中占据的核心地位又开始弱化。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兴起、巴以冲突的持续以及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西岸的担忧不断侵蚀着他们对以色列的热情。建国初期让本－古里安焦头烂额的问题在几代人后再次出现。

虽然对美国犹太人很失望，但本－古里安继续推进吸收移民的工作，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人口如此少的国家成功接收如此多移民的先例。当初建立的过渡营最终遭拆除，东方犹太人逐渐在以色列社会站稳脚跟，成为一股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军事管理也宣告结束。在这些来自世界各地、既贫穷又不识字的犹太乌合之众中，本－古里安建设起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移民人数相对于原有居民是“任何一个移民国家闻所未闻的”，并且能从大多来自非民主国家的移民中锻造出一个民主国家，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令人惊叹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家中，以色列是为数不多几个坚持至今的本质上民主的国家之一。[41]

随后几十年，在以色列生活仍将复杂而危险，但大多数以色列人——甚至包括不少世俗人士——仍然相信，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们取得的成功太令人惊讶，看上去仿佛冥冥中自有帮助似的。人们也不会忘记，如果没有大卫·本－古里安这位才华横溢与高瞻远瞩的领导人，他们的国家就不会诞生。他不仅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而且在许多方面可圈可点，是一位克服重重困难将赫茨尔的梦想变成现实的伟人。

(1)　欢庆托拉节（Simchat Torah）是犹太历中一年最欢乐的节日，犹太人在这天庆祝他们得到《托拉》。在传统犹太社团，人们会围成圈跳舞，然后围着《托拉》卷轴转7圈。这种舞蹈称为“哈卡弗特”（hakafot）或“哈卡弗斯”（hakafos）。

(2)　从技术意义上讲，立宪会议的目的是制定宪法，这个任务完成后就要解散。但立宪会议宣称自己是立法机构，推迟了宪法制定。

克奈塞特（这是塔木德时期犹太立法机构的名称，原意为“大聚会”）有120个席位，采用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比例代表制。一个政党如果能获得四分之一选票，就能得到克奈塞特中30个席位。但由于存在许多互相竞争的政党，大多数政党无法获得足够的选票，总理只能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直到组阁政党的席位超过席位总数的半数，达到61个。每个政党往往持不同政见，所以联合组阁的政党从一开始就有很多分歧。小党会威胁退出联合执政，以此限制总理的权力，以色列建国以来政府体制长期不稳定也源于此。

(1)　以色列总理有权保留部分内阁部长职位，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把这些职位分配给其他部长。本－古里安不是唯一一个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总理，后来的列维·艾希科尔和伊扎克·拉宾同样如此。有的总理会同时担任其他部长职务。

(2)　以色列视耶路撒冷为首都，虽然没有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译注

(3)　传统犹太教律法只将母亲是犹太人或完成改宗程序的人定义为犹太人。《回归法》对犹太人的定义不是根据传统犹太教律法，而是根据《纽伦堡法案》。

(4)　截至2015年，以色列人口已较1948年建国时翻了10倍。据估计，同一时期全世界流散地犹太人的数量从1050万下降到780万。

(5)　埃及对所有以色列船只封锁了苏伊士运河，所以无法走海路。

(6)　这次行动的官方名称是“鹰翅之上”，但俗称为“魔毯”。“鹰翅之上”实际上不出自《以赛亚书》，而来自《出埃及记》（19：4）：“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7)　反对党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也对制定宪法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宪法将巩固本－古里安执政党的地位，对反对党不利。此外，贝京还担心本－古里安政府通过的宪法会让世俗力量和反宗教力量变得更强大，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发展方向。

(8)　本－古里安和后来的总理都没有制定宪法，但以色列有一系列《基本法》，具有实际宪法的作用。但《独立宣言》中承诺的宪法从未得到签署。

(9)　1960年在摩西·夏里特担任总理期间以色列才开始有电视行业。

(10)　“哈瑞迪”一词出现在《以赛亚书》（66：5）中，意思是“在上帝面前颤抖的人”。

(11)　艾希科尔是一位被人们评价过低的总理。实际上，他改变了许多本－古里安的政策和规定。比如，本－古里安不允许在思想上影响了梅纳赫姆·贝京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雅博廷斯基埋葬在以色列。1964年，在艾希科尔执政期间，雅博廷斯基夫妇的遗体被重新安葬在耶路撒冷赫茨尔山的国家公墓。（Shmuel Katz, Lone Wolf: A Biography of Vladimir[Ze'ev]Jabotinsky [Fort Lee, NJ: Barricade Books, 1995], p.1790.）

(12)　“流散地万民回归”是犹太民族有一天将重新聚集在先祖之地的理念，这是犹太人千年来的民族叙事的核心成分，也是他们对未来的判断。圣经在记叙犹太人流散之前就提到了“回归”的承诺：“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申命记》30：3－4）

第十章
以色列登上国际舞台

面对阿拉伯人的仇视，我们绝不能退缩，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的双手随时可能沾满我们的鲜血。我们不能转移目光，以防自己双手松弛。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主动武装自己，变得强大而不屈，以防对手将我们手中的剑击落，置我们于死地。

——1956年摩西·达扬在罗伊·罗特伯格葬礼上的悼词

委任统治时期发生过多起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但英国官员（只要他们愿意）总能找到并惩治袭击者。但在签订停战协定后的中东，袭击者常常从约旦或埃及越境发动袭击再退回那里，以色列想抓获他们就变得越来越难。委任统治时期，维持这一地区的治安是英国的责任，也符合英国的利益，但英国人离开后，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不愿像英国那样维持当地的治安。阿拉伯人潜入以色列境内无人照看的耕地种植（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土地），抢劫边境的村庄，发动经常造成人员死伤的暴力袭击，然后又穿越边境回到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的阿拉伯官员一般不会惩治这些肇事者。

到1953年，以色列建国已经有五年，独立战争也已过去四年，但以色列公民仍然经常遭到从约旦和埃及过来的巴勒斯坦人的袭击。这些袭击手段残忍，次数增多，在独立战争后三年里，每年都有几千起越境和袭击事件发生。[1]

1953年10月13日，32岁的苏珊·卡尼亚斯（Susan Kanias）和她三个幼子正在耶胡德（Yehud）的家中熟睡，这座小镇位于罗德（Lod，以前叫利达）以北，靠近以色列版图最狭窄的部分。西临地中海，东靠停火线，中间只有9英里距离，耶胡德就正好夹在海岸线和边界线中间，离停火线不到5英里距离，因而和其他许多村庄一样很容易遇袭。趁着夜色，一伙巴勒斯坦越境者闯入她家，向屋内投掷了一枚手榴弹，苏珊和两个孩子当场死亡，一个孩子受伤。

类似的谋杀案件还有很多。1951—1956年，几百名以色列人被潜入境内的“费达因”（fedayeen，阿拉伯语“自我牺牲者”之意）杀害，受伤者更多。[2]但这次不同于以往，卡尼亚斯家遇袭后，以前不知如何应对这类袭击的以色列国防军此时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有些以色列人属于“行动派”，就像1923年提出“铁墙”理论的雅博廷斯基一样，这些人一直认为要想让阿拉伯邻国严肃对待越境者，以色列只有回击，而且是强有力的回击。1953年初，以色列国防军开始训练一支开展快速报复行动的精锐部队，这些强硬分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边境的安宁。他们成立了由阿里埃勒·沙龙指挥的101部队，成员大多为经过精心挑选的志愿者，许多人在独立前曾在哈加纳精锐部队帕尔马赫服役。

这支部队的训练非常严格，训练科目包括“越境侦察，和敌方巡逻人员与村庄站岗人员的战斗……急行军……搏击，柔道，各种武器的使用以及蓄意破坏的训练”[3]。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完成未来的任务，指挥官还在训练中加入了实战内容。

苏珊·卡尼亚斯和她的孩子遇害的当晚，101部队立即得到反击的命令。战士们越过停火线，来到约旦河西岸边境一个名为凯比亚（Qibya）的阿拉伯村庄：

以色列国防军的主力部队……准备了约700千克爆破炸药。工兵在便携式手电筒的光线下安装炸弹，摧毁了45栋房屋，整个过程中没有遇到约旦军队的阻挠。将近3小时的爆破行动从12点30分持续到凌晨3点20分。军队没有检查房屋内是否有居民，有的居民躲在了地窖里和阁楼上。军队相信行动进行到这一步，房屋内已经没有（活）人。在占领村庄和爆破阶段，总共有50—60名居民死亡……两三天后，约旦人在搜索完废墟后宣布这次行动造成69（或70）名平民死亡，其中大多为妇女和儿童。[4]

组建101部队是以色列应对新挑战的方式，这种挑战在未来几十年将一直存在。以色列周边分布的全是热衷于使用暴力手段的敌对国，这些邻国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还宣誓未来也不会承认，这意味着要想生存下来，以色列必须投入巨大财力和精力维持一支比敌军更强大的军队。101部队就在这种思想下应运而生。面临持续的生存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创造了一支战斗力空前的军队，从此拥有了世界一流水平的特种部队。

这些报复行动蓄意使用了残暴手段，意在明确表明以色列不会容忍针对以色列无辜公民的袭击，报复行动的地点选在以色列境外，其间会杀害一些无辜的阿拉伯人。

一些志愿加入101部队的战士虽然身经百战，也无法接受这些残忍的行动。一些人因为凯比亚行动而受到精神创伤，还有人拒绝加入行动，其中包括曾经在独立战争期间执行过无数袭击任务的帕尔马赫成员。一位战士回忆起这次行动时不断问自己：“这些尖叫和哭泣的人是我们的敌人吗？这些农民（fellahin）能对我们犯什么罪？战争太残酷了，大家普遍情绪低落，没人说话，都很沉默，独自承受着一切。”[5]

一个世纪以来，以色列饱经战乱，(1)许多以色列人在思考如何平衡生存与道德的关系，生存下去诚然重要，但他们也试图建立一个拥有道德标准的社会，这种深刻的反思已经成为以色列社会的传统。

反思的声音早在独立战争时就已出现。战争刚结束，S.伊扎尔（这是笔名，真名是伊扎尔·斯米兰斯基）就出版了《赫贝赫泽》（Khirbet Khizeh），这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想捕捉战争后期以色列军队对一个阿拉伯村庄所采取的行动在道德上的复杂性。小说情节进展缓慢，叙事者像是在迷雾中审视这个世界，又像是在梦境中。逐渐地，叙事者意识到被赶出家园的阿拉伯人所承受的苦难：“我像被闪电击中一样，突然对一切有了不同的理解，更准确地说，一切都指向流散。这就是流散，流散就是这样，流散看上去就是这样。”[6]

伊扎尔绝不是在质疑以色列的合法性，也没有怀疑以色列人为独立战争作战的意义。和后来许多以色列男女作家一样，他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只关注自己的损失，也要看看作战另一方的损失。（以色列人当然明白，如果敌人也有这种反思，这一地区这些年来很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在小说末尾，一位叫摩西的战士对叙事者说：“我们的移民将来到这个‘沦为废墟的村庄’[这是阿拉伯语‘Khirbet'的意思]，这个村庄的名字我过会再讲，他们会占下这块地，在上面耕种，把它建成美丽的地方。”小说的叙事者讽刺挖苦了A.D.戈登的“犹太人在土地上劳动”的梦想和本－古里安的“国家主义”理念：

太好了，我们将在这建房子，吸收移民。如何吸收？我们将在这开合作商店，建学校，可能还会修一座犹太会堂。这里还会有辩论各种事情的政党。人们在这耕地、播种和收获，取得伟大的成就。希伯来赫泽村（Hebrew Khizeh）万岁！到那时，谁还会记得曾经有一个被我们清理和占领的沦为废墟的赫泽村（Khirbet Khizeh）？我们来了，射了，烧了；我们将这里炸掉，将当地人驱逐和流放。[7]

伊扎尔提出的批评非常严厉，但同样重要的是，他的书没有遭到冷遇，作者也没有被以色列社会遗弃。相反，《赫贝赫泽》成为以色列的畅销书，1964年还被收入以色列高中教材。[8]S.伊扎尔多次被选为以色列议会的议员。自我批判仍将是以色列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并非每个人都觉得101部队和凯比亚行动难以接受。有些战士认为这非常必要，虽说在道德层面上很复杂。被摩西·达扬称为“巴尔·科赫巴以来我们最伟大的战士”[9]的梅厄·哈尔－齐昂是101部队极具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他曾说：“我们的行动不包含对阿拉伯人的仇恨，也没有任何仇恨的因素。在我们受命做的每件事中，我们都能看到保卫[以色列的]生存的必要性。”[10]在以色列国防军找到有效应对措施之前，几百名无辜的以色列人被杀害。哈尔－齐昂、阿里埃勒·沙龙和101其他成员代表着诺尔道和比亚利克主张培养的新犹太人，哈尔－齐昂等人大声宣称：“不能再发生基希涅夫事件！”成立犹太国，就意味着犹太人不再仅仅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死去。

凯比亚村行动让阿里埃勒·沙龙进入公众视野，他是一位英勇而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也是以色列一位很难做出简单评价的争议性人物。沙龙（这是他后来希伯来语化的姓氏）出生于1928年，在特拉维夫旁名为马拉尔（Malal）村的莫沙夫（合作农庄）长大。母亲维拉和父亲撒母耳·施恩内曼（Samuil Scheinerman）都是来自俄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很特立独行的人，把花生和红薯等农庄其他人眼中难以成活的作物种活了。大家叫他阿里克（Arik），他和妹妹都上过高中，这在集体主义农庄的人看来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在阿里克小时候，父母就让他明白力量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性。在他13岁的成人礼上，父亲送给他一把精雕细琢的匕首，这个礼物很特别，父亲想告诉他的道理很明显。[11]在伊休夫出生和长大的新犹太人应该说希伯来语，拥有强壮身体，决意用长老茧的双手掌握自己的命运。阿里克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袭击凯比亚村的行动也体现了这种世界观。沙龙创立了101部队，带队袭击了凯比亚村，对此他从不后悔。许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得到的命令非常明确。凯比亚村将成为一个教训。我要给阿拉伯地方军造成尽可能多的伤亡。”[12]沙龙深信必要的报复行动有效而合法。

和自己深爱的这个国家一样，沙龙的一生中似乎没有连贯的政策，不时会做出一些自相矛盾的选择。但他认为自己的原则从未变过：以色列的生存取决于实力和智慧。生存意味着在不同时期要使用不同的政策。有时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人，不管他们藏在哪里；有时又需要减少损失，放弃以色列先前控制的土地。这些事沙龙都做过，他还做过更多的事。几十年后，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谴责沙龙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纵容黎巴嫩基督徒屠杀穆斯林。这过去多年之后，沙龙当选总理并于2005年一手策划和实施了加沙撤离计划。

凯比亚事件后，全世界都谴责以色列，美国犹太社团也不例外。[13]但本－古里安不为所动。当天晚上，他把沙龙叫来讨论这一事件。据沙龙回忆，本－古里安当时说：“我不在意世界如何看待凯比亚事件，我在意的是这一地区如何看待它，后者关系到我们能否在此生存。”[14]以色列国防军最显赫的“行动派”摩西·达扬从全世界对凯比亚事件的强烈谴责中得出另一个结论：“阿拉伯和其他民族都可以这样做，但犹太人或以色列这样做却得不到原谅。”[15]

达扬极力主张实施报复行动。1953年12月，就在凯比亚事件几个月后，达扬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以色列政策的走向再清楚不过了。达扬是在以色列最早成立的基布兹中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也是新犹太人的典型代表。1941年在帕尔马赫服役期间，他在协助英军入侵法属叙利亚的行动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从那以后一直戴着他标志性的眼罩。

成为以色列这支年轻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后，达扬着手改组以色列国防军的结构，调整国防军的战略。他让能力最强、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从总部机关下到作战部队，要求指挥官必须拥有过硬的身体素质，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这如今仍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特点）。看到独立战争中以色列承受的巨大损失，并意识到以色列和邻国的冲突并未结束，他决心让敌方杀害以色列人的成本高到他们难以承受。他决心将以色列国防军打造成中东最令人生畏的军队。

和以色列一样，敌人也在调整策略。潜入以色列的阿拉伯袭击者从个人演变为拥有武装、经过训练的费达因分子，他们得到来自东道国政府的支持和保障，特别是埃及军队。

位于加沙边境旁的纳哈尔奥兹（Nachal Oz）基布兹经常成为攻击目标。1956年4月29日，这个基布兹21岁的罗伊·罗特伯格（Roi Rotberg）正骑马在田野里巡逻，他经常看到加沙人来偷粮食，这一天他又在田野里看到一群阿拉伯人，便赶紧骑马过去驱赶他们，但没想到这是个圈套，他走近这些“农民”后，一群费达因分子突然出现，开枪将他打死，还把尸体带到加沙残忍地肢解。

巧合的是，就在几天前，达扬还见过罗伊·罗特伯格。他参加了葬礼，读了一份简短的悼词（只有238个词），后来达扬和许多以色列人在解释以色列和邻国之间旷日持久、成本高昂的战争不可避免时，常常会引用悼词中经典的语句。达扬在悼词中提醒听众，阿拉伯人的憎恨和暴行并不意外，他说：“我们不要一味谴责这些凶手。我们为什么要抱怨他们仇视我们？80年来，他们在加沙的难民营亲眼看到我们将他们先祖生活的土地和村庄建设成我们的家园。”[16]

以色列的存在让阿拉伯人感到愤怒，因此，达扬提醒听众和全国人民，以色列人应该时刻做好投入战争的准备。在演讲中，他通过大量引用圣经典故提醒听众，为这块土地战斗并非新鲜事，早在几千年前犹太人就是如此。达扬还说：“面对成千上万阿拉伯人的仇视，我们绝不能退缩，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他们的双手随时可能沾满我们的鲜血。我们不能转移目光，以防自己双手松弛。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这是我们的选择——主动武装自己，变得强大而不屈，以防对手将我们手中的剑击落，置我们于死地。”[17]

这种观点不但是达扬的指导原则，也是他帮助建立的这个国家几十年来的指导原则。

正当以色列在为不可避免的长期冲突做准备时，埃及也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政治转变。1952年，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s Movement）发动军变，驱逐了当时统治埃及的法鲁克（Farouk）国王。纳赛尔决心肃清殖民主义在埃及的残余势力，他认为这窒息了阿拉伯世界，使之无法发挥真实的潜力。这位新埃及领导人决心建立一个全新的由他领导的阿拉伯世界。

以色列在纳赛尔的世界观和计划中有独特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纳赛尔视以色列和以色列人为该地区殖民主义的最新体现。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埃及也有利用价值，这个敌人的破坏力能让整个阿拉伯世界联合起来。纳赛尔告诫人们：“阿拉伯团结一致是成功复仇的前提。”[18]

独立战争失利以来，阿拉伯世界一直在等待机会复仇，希望在“第二轮打击”中消灭犹太国。约旦高级官员阿兹米·纳沙希比（Azmi Nashashibi）早在1949年4月就宣布：“巴勒斯坦的战争迟早会再次爆发。”阿拉伯领导人对美国记者肯尼斯·比尔拜（Kenneth Bilby）说，就算这场冲突持续一百年，“复仇之日终将到来”[19]。纳赛尔联合阿拉伯人向犹太人报仇的号召得到广泛响应。1956年，本－古里安警告以色列人战事已近，在4月的一次演讲中，他说以色列将经历比1948年更严峻的考验。

在尼罗河上修建阿斯旺大坝，是纳赛尔的阿拉伯复兴计划的重要内容。他希望通过修建大坝重振埃及，这项雄心万丈的工程需要大量资金，纳赛尔从美国和英国大举借贷。当时处于冷战时期，纳赛尔还巧妙利用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不但接受了西方的经济援助，还向苏联请求更多资助。他甚至承认了共产主义的中国，这在西方看来属于公然挑衅行为。

埃及还扩充军备，建立起比埃及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的军火库。1955年8月，在苏联的安排下，捷克斯洛伐克同埃及完成了一笔军火大单。（这深具讽刺意味，因为独立战争中许多以色列战士使用的武器就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埃及从捷克购买了包括坦克、轰炸机、战斗机在内价值3.2亿美元的武器，通过这笔交易，苏联在中东打造了一个军事大国，打破了地区均势。

为了惩罚埃及的军火交易，并对埃及承认中国作出回应，美国宣布不再资助阿斯旺大坝工程，英国随后作出同样决定。但这正是纳赛尔想要的结果。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大量聚集的民众前发表演讲，要美国人“在愤怒中窒息”[20]。随后摊出王牌，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参见地图6），运河收入将用于修建阿斯旺大坝。纳赛尔立刻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

这个消息让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无比愤怒。运河1869年竣工后，已成为英国不可或缺的水路，纳赛尔对运河的控制冲击到英国和法国的利益。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英法股东也因为资产被“盗走”而怒不可遏。如果纳赛尔的目的是打击控制埃及的殖民主义者的威风，那他完全成功了。

1956年夏天，纳赛尔继续对抗西方，他夺取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政治野心演变成了军事野心。以色列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纳赛尔的军购让埃及成为可怕的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岌岌可危。法国也越发警觉。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正在蓬勃发展，法国担心在阿拉伯世界地位日益提高的埃及会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先进的捷克武器如果落入阿尔及利亚“分裂分子”手中，对法国人来说将是灾难。

除了英法两国，埃及的强硬让以色列领导人也越来越担心。随着埃及军力的提升，很多人开始怀疑以色列能否生存下来。纳赛尔并没有掩饰他购买这些武器的原因：这些苏联的新式武器能够帮助他消灭犹太国。

以色列人对大屠杀记忆犹新，不敢轻视来自埃及的威胁。数十万以色列人志愿挖掘战壕。有的人将自己不多的积蓄和珍爱的珠宝捐给国家购买军火。(2)许多学生甚至把午饭钱捐了出来。

但这时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和1948年时已大不相同。建国后不到十年，法国和英国（不久以前还禁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对犹太地下组织成员处以绞刑）都视以色列为潜在的军事合作伙伴。50年代初为了巩固双边关系，法国和以色列举行了一系列会晤。1955年10月25日，取代本－古里安成为以色列总理的摩西·夏里特访问巴黎（本－古里安几年之后再次成为总理），法国总统埃德加·富尔对夏里特说：“我一直是以色列的朋友，但现在法国之所以要帮助以色列，不是出于友谊，而是出于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考虑。”[21]

一年后的1956年10月，三国秘密达成《色佛尔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以色列将对纳赛尔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一天内打到苏伊士运河，这时法国和英国会呼吁双方停止敌对行为，要求埃及向国际航运开放运河。英法还会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到运河以东几英里外，但根据协议，以色列可以不服从，英法的要求只是给国际社会看的。

以色列虽然要派出地面部队作战，但能从协议中得到不少好处。同法国建立合作关系表明这个小国不再孤军作战，从国际棋盘上一枚棋子成为一名棋手。根据协议，以色列能在英法军队的空中掩护下通过军事行动解除埃及的威胁，以色列还能获得这两个欧洲国家在国际上的支持。此外，法国还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这些武器在10月上旬被运送到以色列。

当时担任国防部总干事的西蒙·佩雷斯在同法国的军火协议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武器在海法港秘密交接时，他带上多年前写过《银盘》的拿单·奥尔特曼来到现场。这位诗人看到此景，深有感触，写下了《有一天这会被谈起》一诗。[22]“昨晚我梦到钢铁，许多钢铁，全新的钢铁。”他在诗中写到运送武器的码头搬运工，“这些人背着装满弹药的箱子，弹药箱和铁链碰撞，发出清亮之音”。在奥尔特曼看来，这些人不是普通的码头搬运工，“当他们的双脚踏上陆地的那一瞬间，他们成为犹太人的力量的象征”。

奥尔特曼的语调和以前完全不同，他描写的不再是“有待建成的国家”，而是“犹太人的力量”。

犹太人的军火来得非常及时。为了支持费达因分子，纳赛尔已经把埃及军队开进加沙地带。西蒙·佩雷斯回忆说：“当时以色列人认为纳赛尔随时可能发动进攻。”[23]

1956年10月29日，正当以色列紧张筹备后来称作西奈战役（Sinai Campaign）的战争时，国内又发生了一起悲剧。建国八年来，以色列阿拉伯人一直生活在军事统治下，犹太人对他们的戒备心很强。由于同埃及开战在即，以色列宣布和约旦交界的“小三角”地区所有阿拉伯村庄于下午5点钟进入戒严状态，其中包括卡西姆村（Kfar Kassem）。

这个消息在戒严开始前几分钟才公布，因此大多数阿拉伯劳工没有及时接到通知。大多数碰到以色列军队的阿拉伯工人被放行，但50多名来自卡西姆村的劳工在5点钟后收工回家时，遇到国防军的巡逻队，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杀死了47人，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这是建国以来针对阿拉伯人规模最大的屠杀。

几名以色列军官被捕，后来还被定罪，但不久后全部被释放。本－古里安称这一事件为“可怕的暴行”[24]，许多以色列官员多年后深刻忏悔了这一屠杀行为。2006年10月，以色列教育部部长余莉·塔米尔（Yuli Tamir）要求全国学校纪念卡西姆村屠杀，反思是否应该听从明显违反道德标准的命令。2007年12月，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在穆斯林古尔邦节期间访问卡西姆村，请求这一罪行能够得到当地阿拉伯人的原谅。他在仪式上说：“这里曾发生过可怖的事件，对此我们感到非常抱歉。”2014年10月，以色列第十任总统鲁文·里夫林成为第一位参加每年一度的卡西姆村纪念仪式的以色列总统。

这一事件对以色列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还体现在法律上。审判期间，以色列法院第一次讨论到在什么情况下以色列安全人员可以不服从明显违法的命令，哪怕是顶头上司下的命令。本雅明·哈利维法官（他单独审理的这一案件）写道：“所有明显违法的命令有个显著特征，这些命令上方都应该飘着一面黑色旗帜，上面警告：‘禁止执行！’”哈利维裁决中“明显违法的命令”成为以色列人在讨论战争行为是否道德时经常会用到的表达。

10月29日下午5点（正当卡西姆村开始戒严的时候），以色列军队开进西奈。在迅速切断了西奈半岛埃及空军和主要陆军基地之间的所有通信联系后，以色列空降兵在阿里埃勒·沙龙的带领下悄悄空降在西奈半岛的米特拉（Mitla）山口，这是通往苏伊士运河道路的一处要塞。10月30日，空降兵部队穿过广阔的沙漠地区，轻松占领了三个埃及军事基地，来到离运河不到50千米的地方。

10月30日，英国政府向以色列和埃及发布之前秘密制定的最后通牒，要求双方撤出苏伊士运河，此举实际上是要求埃及在宣布运河收归国有后放弃对此地的控制权。根据计划，以军没有撤离，埃及也拒绝答应最后通牒中提出的要求。第二天，英国和法国的战机轰炸了埃及机场，但随后六天时间，在地面同埃及作战的只有以色列军队，英法军队没有出现。

最终，为了避免这次有所节制的军事冲突升级为地区战争，美国要求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撤军。苏联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当时苏联刚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在此过程中杀害了几千名匈牙利人，因此在道德层面缺少国际影响力。尽管如此，美苏利益的合流仍意味着，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不得不退让。

为了不让加沙地带再次成为进攻以色列的大本营，以军没有撤出西奈半岛。最后，美国同意以色列在得到安全保证后再撤出该地区。美国承诺以色列，只要以色列同意“彻底而快速地撤离”在这场军事行动中迅速占领的地区，美国不但将确保以色列获得蒂朗海峡（西奈半岛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狭窄通道，参见地图6）的“通航权”，还保证以色列未来在该地区拥有“捍卫自己权利的自由”。

没过多久，美国就不得不兑现这一承诺。

在英国方面，首相艾登试图销毁英国秘密策划这一行动的证据，但无济于事。以色列和法国都有秘密协定的副本，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艾登引咎辞职。

这场战争于10月29日爆发，11月7日结束。以色列有231名战士在战争中死亡，另有900多名战士受伤。埃及的死亡人数在1500—3000人之间，大约有5000人受伤。

西奈战役持续时间虽短，但意义深远。通过这场战争，以色列不但恢复了蒂朗海峡的通航权，还从不久前怀疑它没能力生存下去的国家那里赢得了国际保证。对以色列公民而言，建国八年来，他们深受“越境者”之苦，这场战争让他们重新获得了安全感和自信心。迈克尔·奥伦称西奈战役为“以色列第二场独立战争”[25]。以色列国防军在不到100小时的时间里占领西奈半岛，不但向世界证明了这支军队的实力，还为以色列赢得了十年的平静。中东出现了一个新的军事强国。

西奈战役后，大卫·本－古里安越来越发现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复杂程度超出许多人的预料。他对以美关系的担忧不无理由。分治决议以前，美国国务院曾向正在讨论以色列边界划分的联合国建议，要联合国重新划分边界，将更多领土划给阿拉伯人。1953年，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提议“将一定数量的阿拉伯难民遣送回‘当前以色列控制地区’”。一些以色列人认为，“当前以色列控制地区”这样的措辞说明杜勒斯不相信以色列能长期存在。埃及和捷克签订军火销售协议后，虽然以色列百般请求，但美国拒绝通过向以色列卖军火来恢复中东的均势（这也是以色列从法国买军火的原因）。“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对法国总理居伊·摩勒说，向以色列卖军火没有意义，因为170万犹太人不可能打得过4000万阿拉伯人。”[26]

西奈战役后，美国（和苏联）通过联合国谴责英法和以色列挑起战争。美国的谴责可能只是象征性惩罚，但以色列还是派外交部部长果尔达·梅厄到联合国为以色列辩解，机智过人的梅厄夫人挖苦说：

区别对待可以舒舒服服地决定。阿拉伯国家可以单方面享有“战争权”，以色列却要单方面履行维持和平的责任。但敌对行为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多年来，以色列饱受这种骇人听闻的另眼相待，最终不堪重负，只能想办法自救，摆脱四面受敌的威胁，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27]

果尔达·梅厄受本－古里安之托到联合国为以色列辩护时，早已因为为犹太国事业做出的贡献而声名显赫。果尔达·马波维奇（婚后从丈夫姓，改姓梅耶森）1898年出生于基辅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家庭，她不久随家人迁到平斯克，梅厄的姐姐（赫茨尔去世后，她整整两年只穿黑色衣服）经常邀请犹太复国主义者到家中聚会，年轻的果尔达喜欢坐在煤炉旁听他们谈话。1906年，八岁的她随家人移居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Milwaukee）。

在一次讨论基布兹运动和A.D.戈登思想的客厅会议中，梅厄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莫里斯，他们决定移民巴勒斯坦，开始了他们吵吵闹闹、基本无爱的婚姻。

我想我是一次在城市里游行时，意识到移民巴勒斯坦不能再拖了……面对彼得留拉（Petlyura）的暴行，密尔沃基游行无济于事，移民巴勒斯坦才是最有意义的回应。犹太人必须再次拥有自己的土地，我必须投入这项事业，不是通过演讲和筹款，而是到那里生活和工作。[28]

她和丈夫1922年离开美国。1956年，她已经成为马帕伊党的高层领导，被大卫·本－古里安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和许多早于她移民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一样，抵达巴勒斯坦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希伯来语姓氏，将梅耶森改为梅厄。

西奈战役结束后不久，当着外交部官员的面，她朗读了赫茨尔经典小说《新故土》中的一段话：

在当今世界各国，仍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只有犹太人能完全理解其深刻的悲剧性。这就是非洲人问题。让我回忆一下当年悲惨的奴隶贸易，因为他们是黑人，非洲人像家畜一样被拐走，沦为囚犯，最后被卖掉。他们的孩子在异国他乡长大，因为肤色原因成为歧视和欺负的对象。虽然很可能遭人讥笑，但我还是提议：我目睹了犹太同胞的自我救赎，我希望能帮助非洲人得到救赎。[29]

读完这段话，她对外交部人员说，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实现赫茨尔的想法。当时许多非洲国家宣布独立，梅厄认为非洲国家和以色列有许多相似的经历：“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经过多年斗争才获得自由；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将努力捍卫和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我们一样，没有人会将主权盛在银盘里送给他们。”[30]

梅厄希望以色列为非洲国家提供科技、农业技术上的支持，由于经历了相似的历史，以色列还能为非洲国家提供长期受压迫民族实现复兴的模式。她希望犹太人实现重生并建国的故事不但能激励犹太人，还能鼓舞世界其他民族。

短期内以色列便和几个非洲国家建立了良好关系，利用自己擅长的农业技术、灌溉技术等科技帮助这些国家提高了农业产量。但从长远看，果尔达的想法过于天真。这些新成立的非洲国家很快联合成一个团体，成为以色列在联合国的最大敌人之一。以色列之前的示好并没有改变这一点。

在国内，以色列正在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军队。正如达扬在罗伊·罗特伯格葬礼上所说的，这场冲突不会马上结束，为了保证以色列的生存和以色列公民的安全，以色列开始发展各种威慑性军事能力。但与此同时，以色列还确立了一种自我反思和对军事行为进行司法监督的文化，军事命令明确受到道德的约束。

国际上，以色列成为国际政治和战争的参与者，以色列还致力于运用自己的技术帮助其他国家。

这个国家如今羽翼渐丰，也不那么脆弱了；以色列人在思考以色列生存问题的同时，还开始展望这个国家的未来。但他们很快将发现，在营造美好的未来前，他们先要直面犹太民族漫长历史上一段最痛苦的时期。

(1)　许多人把1929年毁掉当地犹太社团的希伯伦暴乱当作巴以冲突的开端。90年后，以色列仍然困在这场冲突中，敌人中既有巴勒斯坦人，也有其他穆斯林团体，不少团体（巴勒斯坦组织方面包括哈马斯和真主党，国家方面包括伊朗）宣称永远不会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2)　捐赠珠宝的概念在圣经叙事中也有出现，影响了许多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修建会幕时，摩西让人们捐出自己的财产，圣经中写道：“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钏，带来献给耶和华。”（《出埃及记》35：22）

第十一章
以色列直面大屠杀

这是一部关于奥斯维辛星球的历史……这座星球上的居民没有名字，没有父母，也没有孩子……他们不在那出生，也不在那繁衍后代……根据这个世界的法则，他们没有死去，也算不上活着。

——耶西勒·德－努尔在艾希曼审判上的证词[1]

1960年5月23日下午4点，议会召开全体会议，会场座无虚席。本－古里安总理将向全国宣布一个重大消息。全场人紧张地等待着总理发言。

本－古里安走到发言台上说道：

我在此通知全体议会成员，不久前纳粹政府主要战犯之一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安全部门发现。他和其他纳粹领导人一起制定并执行了灭绝600万欧洲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阿道夫·艾希曼已经被以色列逮捕，近期将根据《纳粹分子及其同谋审判法》审判。[2]

宣布完这个消息，本－古里安走下发言台，离开会场。

全场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在努力理解这则消息的重大意义。以色列能通过审判这个灭绝欧洲犹太人的策划者而索取哪怕一丁点正义吗？对于几百万被谋杀、虐待、毒死甚至活活烧死和掩埋的犹太人，对于100万被纳粹屠杀机器残忍杀害的儿童，这场审判能实现一点惩罚吗？对于那些死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对于当时在场者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父母配偶乃至组成以色列社会的数百万人，这次审判算是一种交代吗？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党卫军一名中校，是大屠杀的策划者之一，也是让最终解决方案在万湖会议上得以通过的关键人物。被捕时，他是在世的纳粹最高级别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大部分时间用假身份生活在阿根廷。摩萨德（以色列安全机构之一）发现他后将其逮捕，并秘密从阿根廷带回以色列。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就像63年前西奥多·赫茨尔在巴塞尔赢得了长达十分钟的掌声一样，议会全体会议现场也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不难预料，世界大部分地区对这一事件不会报以掌声。世界各地的谴责潮涌而来。庇护纳粹分子而不害臊的阿根廷官员声称，以色列的行为属于“一个受全世界谴责的政权所采取的典型手段”[3]。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32号决议，宣称以色列侵犯了阿根廷主权，并警告今后再有类似的行为将会破坏国际和平。美国、法国、英国和苏联也谴责了以色列。

阿根廷政府对这一事件表态后，阿根廷民众对当地犹太人发动了反犹主义袭击。《华盛顿邮报》和《纽约邮报》发表了批评以色列的文章，《基督科学箴言报》认为以色列“裁决以色列境外对犹太人犯下的罪，同纳粹分子声称德国出生的人及其后代不管身处哪里都忠诚于德国是一样的逻辑”[4]。《时代周刊》暗示本－古里安的行为属于“逆向种族主义”[5]。

受寻求正义的鼓动，以色列不顾国际上的反对声音，继续推进审判。本－古里安这样做，有教育民众的目的。在以色列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一直逃避对大屠杀的讨论，总理认为现在应该让全体民众正视这个问题，他说：“以色列年轻人应该了解1933年到1945年欧洲犹太人的真实历史。”[6]

这起犯罪行为发生在另一个大陆，当时以色列还没有建国，犯罪行为中的谋杀者从第三方国家抓来，但以色列勇敢地受理了这一案件，对象征纳粹政权的阿道夫·艾希曼进行了审判。这一次，看押犯人的是犹太人，而不是纳粹分子；这一次，再也没有犹太人被关在铁丝网里，被告人是一位坐在防护玻璃笼里的纳粹分子；这一次，法官是犹太人，法庭位于犹太国的首都耶路撒冷。

艾希曼审判让以色列社会第一次公开讨论这场暴行中恐怖的细节与噩梦，许多以色列人是经历过欧洲炼狱的幸存者，每天背负着这些噩梦。当然，纳粹的屠杀行为以前也影响过以色列的政策。在本－古里安在议会宣布这则重磅消息将近十年前的1951年，以色列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就开始讨论大屠杀赔款事宜。战后的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1951年9月27日表示，德国已经“做好准备，与犹太人代表和以色列代表一同讨论赔款方案”[7]。

以色列将同德国政府对话的消息，让已经主动不参与政治的梅纳赫姆·贝京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他当时已退出公众视野，至少短期内是如此。当本－古里安宣布将在议会提交关于接受赔款的议案，贝京长期以来的战友们立刻请他出马，他们相信贝京（当时仍然是议员）是发声的不二人选，只有他才能解释同德国人达成任何协议都是荒谬的。他们还明白，赔款问题能让贝京有机会重新加入政治论战，这次他不是作为本－古里安不屑一顾的对手，而是代表全体犹太人反对本－古里安违背犹太人历史义务、有损犹太人尊严的行为。

贝京的父母兄弟都死于纳粹分子之手，他对本－古里安及以色列准备接受德国赔款的想法发起了无情的攻击。他愤怒地指出，任何一个有尊严的犹太人都不会考虑和德国人谈判。[8]

在随后的辩论中，贝京说：“他们[政府]马上要和德国人签订协议，他们将承认德国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群用獠牙撕咬、吞食我们民族的恶狼。”[9]

作为当时全国最出色的演说家，贝京广泛激起了以色列社会的情绪。全国主要报纸之一《晚报》（Ma'ariv）发表了一幅漫画，画中一名德国人拿着一袋沾满鲜血的钱袋交给一个以色列人。1951年12月《自由报》（Herut，即贝京所属政党的报纸）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一个被焚的孩子能让我们拿到多少赔款？》

一贯奉行实用主义的本－古里安对此予以反驳。他认为犹太国只有实现经济繁荣才能获得国际认可，犹太人要赢得尊严有很多方法。本－古里安清楚，当时以色列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政府不得不实行食品配给制，缺少建设国家的重型机械，犹太国急需住房安置几十万来到以色列的贫困移民。如果德国人的钱能让以色列国更稳定，这不失为索取正义的一种方式。

1952年1月7日是议会就这一议案投票的日期，这场空前尖锐的全国性争论在这一天白热化。那是个寒冷的冬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以色列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锡安广场，抗议几百英尺外议会对这一提案的讨论。贝京不到投票时间拒绝进入议会会场，他用从未有过的语气在人群前发表演讲，称本－古里安为“那个当下是总理的疯子”，这个“当下”包含了多种可能的内涵。

然后贝京开始威胁政府。“绝不能和德国谈判，否则我们不惜付出生命。我们死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为了阻止这个提案，我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还提到，在“阿尔塔莱纳”号事件那天，他不准手下开火，但这一次他对支持者说：“这场战争事关生死，今天我将下令：流血！”[10]

曾经在“阿尔塔莱纳”号事件中避免了一场内战爆发的人，突然威胁要挑起内战。

本－古里安既不信服贝京的言辞，也不担心他的威胁。在他看来，贝京不过是在煽动民意，这个波兰犹太人不适合站在议会发言台上，因为以色列已是一个由新犹太人而不是老欧洲犹太人组成的国家。抛开两人之间的个人恩怨不说，他们看待犹太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贝京认为如果犹太国抛弃犹太民族记忆，抹杀犹太历史的神圣感，犹太国将失去灵魂和存在下去的意义。但本－古里安认为犹太国应当朝前看，承认欧洲那段可怖的历史，但要从这段历史中走出来。本－古里安在大屠杀爆发前就离开了欧洲，贝京所怀念的流散犹太人正是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在史诗《屠杀之城》中描写的孱弱而可怜的犹太人，而本－古里安认为以色列创造出了更优秀的犹太人。

议会辩论很激烈，会场外开始出现暴力活动。部分跟随贝京沿着本－耶胡达街(1)从锡安广场来到议会会场附近的支持者开始朝窗户扔石头，突如其来的碎玻璃之声打断了议会的讨论，警察为驱散人群使用了催泪瓦斯，刺鼻的味道飘到了会场，会议被迫暂时中止。后来会议继续进行，和大多数人所预料的一样，1月9日的投票以60票支持、51票反对通过了同德国谈判的提案。贝京承认自己失败了，但由于他在大会上和会场外发表煽动性言论，以色列议会禁止他在未来三个月参加议会活动。

和本－古里安判断的一样，德国赔款和其他来自国外的援助，让以色列经济得以恢复。政府用这些资金改善了住房条件，建立了一支舰队和一条国内航线，修建了公路和通信系统，建立了电力网络。德国赔款还被用于修建以色列的全国输水系统（National Water Carrier），这项工程帮助以色列将水资源输送到干旱地区，让那里变得适于居住。这在干旱的中东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作为一个小国，以色列人均花费在这项工程上的费用，不但是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的6倍（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还“远远高于胡佛水坝和金门大桥等美国标志性公共建设工程”的开支。[11]在投入人力最多的阶段，以色列每14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中就有1人参与这项工程，从事挖水渠、铺设管道、焊接等工作。[12]这项工程的费用占到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更何况在当时经济薄弱的以色列。如果没有德国赔款，这项工程不大可能完成。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色列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超过了德国和日本。[13]除了经济，德国赔款还产生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多年来，大屠杀幸存者和以色列社会都回避谈论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欧洲的事情。对幸存者而言，这段回忆过于痛苦。对以色列社会而言，这个话题会让人们想起伊休夫当年没能帮助欧洲犹太人，同时想到以色列试图摆脱的那种作为受害者的欧洲犹太人的形象。

在接受德国赔款后，以色列人拒绝面对大屠杀话题的态度首次出现变化。大卫·本－古里安的政治对手梅纳赫姆·贝京扮演了捍卫以色列犹太人良知的角色。关于德国赔款的争论让贝京有机会成为以色列犹太灵魂和神圣的犹太记忆的代言人，无论它们多么令人痛苦。

这不但为本－古里安领导的马帕伊党下台埋下伏笔，也成为基布兹发展的转折点。在那之前，许多基布兹一律禁止任何私人财产。一切财产由基布兹成员共同拥有，包括成员的亲友送来的衣服和礼物。甚至连孩子也不由父母抚养，他们从出生起就住在基布兹的儿童之家。

德国赔款让基布兹的这条政策也发生改变。生活在基布兹的幸存者认为，自己能得到赔款，是因为经历过难以形容的苦难，他们忽然拒绝将这些钱交给集体，让那些没有经历大屠杀的人使用。他们坚持认为，有些财产不能共有。在某些基布兹，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比议会会场上的争论还要激烈。

一些基布兹在这个问题上同个人达成妥协，成员可以保留部分赔款，剩下一部分则成为集体资金。基布兹这一机构还将在以色列存在很长时间，但基布兹绝对平均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几十年后，基布兹开始私有化进程，取消公共财产制度，有人不无讽刺地发现，是德国赔款最早动摇了以色列这一标志性的社会主义机构。[14]

德国赔款让以色列第一次严肃对待大屠杀，几年后扣人心弦的鲁道夫·卡斯特纳审判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1955年6月，一位名叫马尔基尔·格鲁恩瓦尔德的古怪的大屠杀幸存者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针对大战期间担任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救援委员会负责人的卡斯特纳，控诉他在1944年和德国人做交易。通过后来被人们称为“物资换生命”的交易，卡斯特纳交给德国人多辆卡车，德国人则答应不把一列装着犹太人的火车开往奥斯维辛，大约1700人因此获救，其中包括卡斯特纳的家人和其他花重金购买火车上位置的犹太富人。这项交易完全公开，人们知道得救的犹太人中还包括孤儿和哈西德人。除了拯救这些犹太人，卡斯特纳还安排许多犹太人去劳动营，而不是死亡营奥斯维辛。匈牙利犹太人大多把他看成那段黑暗时期一位伟大的英雄。

但其他人对他远远没有好感。他们说卡斯特纳当时只是为了救自己的家人。在纳粹统治下，他一直过得很好，但最奇怪的是，对于那些他没能拯救的犹太人，他没有告诉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他们说卡斯特纳可不是什么英雄，而是将成千上万犹太人致死的共谋。

战后，卡斯特纳移民到以色列，开始与本－古里安的马帕伊党合作，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镁光灯之外。格鲁恩瓦尔德指控卡斯特纳是50万匈牙利犹太人的“间接谋杀者”，其中58人是格鲁恩瓦尔德的家人。这时的卡斯特纳已是以色列工业与贸易部的高官。为了维护名誉，政府决定指控格鲁恩瓦尔德犯有诽谤罪。

虽然年事已高，没有资源，但格鲁恩瓦尔德不愿不战而败，他聘请了律师撒母耳·塔米尔（Shmuel Tamir）。这位律师来自贝京的赫鲁特党，他不但制定了高明的法庭策略，还表现出过人的辩护才能，成功改变了审判的走向。塔米尔辩护说格鲁恩瓦尔德是正确的，卡斯特纳犯有通敌罪。这样，卡斯特纳——连带着照顾他的政府——就不得不针对这一指控进行抗辩。

法庭最终宣判格鲁恩瓦尔德无罪，是卡斯特纳“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卡斯特纳因为被公开羞辱而避世隐居。虽然最高法院最终改判，但为时已晚。1957年3月4日，卡斯特纳在特拉维夫家门口被泽夫·埃克斯坦暗杀。[15](2)和1933年阿罗佐罗夫谋杀案相似，卡斯特纳成为因同德国人达成交换协议而被杀的第二位知名犹太人。但不同于阿罗佐罗夫谋杀案，这次暗杀发生在独立后的以色列，是犹太国第一起犹太人出于政治原因谋杀犹太人的事件，但遗憾的是，这并非最后一次。

跟德国赔款一样，卡斯特纳审判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在谴责卡斯特纳时，法官无意中强化了这种观点：能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多少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否则，为什么几百万犹太人都死了，唯独他们却活了下来？

讽刺的是，公众对大屠杀的关注反而让一些幸存者更不愿意谈论自身经历。他们只能独自承受心中的痛苦，这种封闭的心态让这个群体显得更“不合群”。101部队的指挥官和后来的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曾回忆自己早年的基布兹生活，其中这样描述幸存者的世界：

幸存者之间有自己的沟通方式，其他人永远无法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们之间有时因为难言之隐不说话，有时又不惜为对方付出自己的生命。基布兹本应是充满信任的地方。谁能与这些人推心置腹？[16]

在公众看来，纳粹大屠杀对以色列的发展还产生了另一个重大影响。1955年，大卫·本－古里安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他意识到阿以冲突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走向难以预测，他不愿仅依靠西方，他认为以色列应该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当时全世界只有美国、英国和苏联拥有核武器，而以色列连晶体管收音机都生产不出来。一个人口不到200万、缺少科技能力的小国想拥有核武器，本－古里安的顾问中有的觉得这是异想天开，有的认为这个想法很糟糕。但对总理而言，阿以冲突和由纳粹大屠杀带来的脆弱感是发展核武器的决定因素。以色列的存在就是要终结犹太人的脆弱感，无论为此要做什么。

后来在讨论核能力对以色列的重要性时，果尔达·梅厄没有提到纳粹大屠杀，而是谈到她童年时经历的集体迫害。她将以色列的核能力称为“秘密果酱”（varenye），东欧犹太人会将这些果酱藏起来，一旦发生集体迫害，他们就靠这些果酱为生，直到威胁解除。

1956年，本－古里安派西蒙·佩雷斯来到巴黎，试图说服法国人帮助以色列发展核能力（当时法国正在发展核武器计划）。法国国内当时反阿拉伯情绪强烈（特别是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法国人对纳粹占领下的法国维希政府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也感到愧疚，因此答应了以色列的请求。(3)此外，当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深陷泥潭，殖民主义日薄西山，法国希望通过同以色列合作来维持在中东的影响力。法国承诺向以色列派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提供用于分离钚的设备和导弹技术。在法国帮助下，以色列将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从大屠杀阴影中走出来，但正如以色列富有洞见的记者和评论家阿里·沙维特指出的，最早知道这一计划的少数几个人意识到，犹太人将在历史上第一次具备灭绝其他民族的能力。[17]

1960年，美国得知法国正在帮助以色列建立核反应堆。1961年初，致力于推进核不扩散的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他对以色列的核计划深表担忧。后来，美国和以色列签订协议，以色列承诺从1962年起允许美国官员每年访问一次以色列核反应堆所在地迪莫纳（Dimona）。但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人没有发现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证据。美国人的疑心越来越重，以色列就把迪莫纳的设施藏得越来越深。以色列人修建了用于迷惑美国人的控制室，还封住了迪莫纳地下设施的入口，甚至在一些建筑旁撒上鸽子粪，制造这些建筑常年无人使用的假象。

虽然以色列逃过了这些检查，但造假终非长久之计。1 969年，果尔达·梅厄和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达成协议，以色列将继续开展核武器计划，但永远不会公开宣布拥有核武器。这样一来，以色列能获得安全感，不用担心再发生大屠杀那样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与此同时又不会刺激阿拉伯世界发展核武器。

德国赔款、卡斯特纳审判、以色列发展用于自卫的核武器计划（虽然只有少数以色列精英知道）——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艾希曼被捕了。这让以色列人喜出望外，但国际社会却传来谴责之声。美国犹太人的心态非常矛盾，艾希曼被捕几乎打破了十年前本－古里安和布劳斯坦达成的脆弱协议。因为不想让以色列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代言人，美国犹太委员会认为艾希曼的审判不应在以色列举行，有的成员还同果尔达·梅厄见面，表达他们对以色列即将举行审判的不满。更让以色列官员气愤的是，美国犹太委员会的领袖竟然说艾希曼犯下的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不仅仅是反犹太人的罪行”，如果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将有损这个事实。[18]

被这些观点惹怒的本－古里安在多个公开场合发表批评意见，针对美国犹太委员会的指责，本－古里安在12月的《纽约时报》上发文指出：

我听到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人们指出，以色列审判艾希曼虽然合法，但不合情理，因为艾希曼犯下的罪行过于严重，属于反人类和违背人类良知的罪行，而不是反犹太人的罪行。这种话只有具有自卑情结的犹太人和不认为犹太人属于人类的人才说得出口。[19]

本－古里安提到的“反人类的罪行”就是在含蓄地抨击美国犹太委员会，指责后者谈起反人类罪能比谈起反犹太民族罪获得更大的宽慰。(4)

本－古里安的怒火不仅发向美国犹太委员会，还发向美国犹太人，他指责他们不重视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经历的苦难，他说：“美国犹太人的犹太教正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只有盲人才看不到美国犹太教的消亡之日。”那些没有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面临死亡之吻，他们逐渐……坠入同化的深渊”[20]。本－古里安这些言论显然违背了十年前和布劳斯坦达成协议的精神。他知道布劳斯坦会勃然大怒，但他毫不介意。

经过最大努力，布劳斯坦才没有同以色列决裂，但一些无法挽回的伤害已经产生。就像德国赔款戏剧性地改变了基布兹在创立之初形成的精神特质一样，谁也没有想到，一名纳粹分子的被捕，居然会再次伤及以色列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审判在耶路撒冷举行。

这场审判勾起了人们对几个世纪来犹太历史的回忆。公诉人指控艾希曼像法老和哈曼一样，是犹太人众多敌人中的一个。(5)这场审判的关键不在于通过几位幸存者的证词让人们了解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而是将纳粹分子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罪行公之于众。出庭作证者当中，有的确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艾希曼有过交集。但这场审判也听取了多位没见过艾希曼的幸存者的证词，他们在证人席上讲述这场战争的恐怖、自己痛苦的遭遇和纳粹分子对欧洲犹太人造成的巨大伤害。有些观察者反对这种安排，但总检察长吉迪恩·霍斯纳（Gideon Hausner）坚持这样做，他认为检察官员的最终职责是要为大屠杀“找到正确的历史位置”[21]。

通过这场审判，以色列年轻人接受了一场本－古里安认为他们所需要的教育。所有细节都在审判上得以呈现。证人们详细描述了他们目睹的男女老少被残忍杀害的场景。有位证人描述了她孩子是如何在她怀中被纳粹分子杀害的。另一位证人说几千名法国儿童被赶到潮湿肮脏的房间里，他们离开了父母，没有任何成年人监护。“许多孩子在半夜醒来会大声呼喊父母的名字。还有的孩子由于年龄太小，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22]这些孩子后来“挣扎着、尖叫着”[23]被遣送到奥斯维辛，在那被谋杀和焚烧。

有位证人朗读了她丈夫寄给她和孩子的最后一封信：“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我即将出发，开始一段漫漫旅程……不管等待我的是怎样的命运，我都接受。我不想让你们悲伤，但我真的希望能再次和你们一起生活。但愿上帝能让我实现这个愿望。”[24]这位女士情绪失控，无法继续读下去，她把信递给在场的一位律师，让他来读，但这位律师也几乎没能读下去。

来自比尔克瑙（Birkenau）的犯人说，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被“送到左边”，这意味着她们将进入毒气室。因为女儿当时穿着一件红色外套，他回忆说：“远处的红点告诉我，妻女就在那里，但那个红点变得越来越小……”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们。[25]

给人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证词，大概来自耶西勒·德－努尔，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奥斯维辛囚犯曾用笔名“卡－蔡特尼克135633”进行创作，(6)这场审判后，许多以色列人才知道这位作家的真实身份。德－努尔的证词对奥斯维辛的世界做了使人入迷的描述，这里实际上是个不同的星球，他称之为“废墟的星球”。

但他的发言很快变得古怪而混乱，说着说着就晕倒了。[26]看到警察跑到证人席抢救的画面，许多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以色列人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大屠杀的恐怖。

就像1947年11月等待联合国分治决议的投票结果一样，审判期间所有以色列人守在收音机前，证人们讲述的恐怖经历听得他们目瞪口呆。可以说，正是这些证词给予几千名生活在以色列的大屠杀幸存者讨论这些经历的“许可”。这在以前难以想象。以色列重视的是能够自卫的“新犹太人”，手臂上烙有囚号、身心都不堪一击的幸存者恰恰是以色列人试图忘记和超越的。他们常常对比大屠杀幸存者与新犹太人，伊休夫所产生的那种强壮的新犹太人才能用军事力量赶走英国人，击退阿拉伯人。人们的用词很能反映出态度，“在大屠杀中被杀的人一般叫‘消亡’，而在巴勒斯坦的战争中战死的犹太人叫‘阵亡’”[27]。

以色列著名记者和政治家汤米·拉皮德（他的儿子亚伊尔·拉皮德也是一名受人尊重的记者，还是未来党[Yesh Atid]的创始人）是布达佩斯隔都的幸存者，他回忆起伊休夫资深成员责难幸存者的场景。他说：“他们问幸存者：‘你们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像绵羊那样温顺？’他们是拿起武器自卫的上等犹太人，而我们是面对德国灭绝行动毫无抵抗的次等犹太佬（Yids）。”[28]更糟糕的是，一些在伊休夫出生和长大的犹太人会不痛不痒地谈起纳粹分子对犹太人尸体所做的事情，比如纳粹分子用尸体做肥皂。拉皮德回忆说：

当时有个厨子……是奥斯维辛幸存者，手臂上文有蓝色的囚号。那里的长工叫他“肥皂”，因为人人都知道纳粹用尸体脂肪做肥皂的计划。每当他们说：“肥皂，午餐吃什么？”他就苦笑一下，然后给他们的盘子盛食物。[29]

艾希曼的审判改变了这一情况。公诉人没有回避幸存者为什么不反抗这个问题。但有一个辛酸的时刻让这类问题显得苍白无力。证人贝斯基（Beisky）详述了在1.5万名犯人的注视下，一个小男孩怎样被举到椅子上接受绞刑。绞索套意外地断了，可怜的男孩痛苦地哭泣，开始求饶。党卫军士兵再次下达绞刑命令。审判现场的一位律师显得颇为无情，问这位证人，当时上万旁观的囚犯为什么没有反应。这位证人接着说：

我无法形容这种……交织着惊吓的恐怖……我们附近还有一个关押波兰人的集中营，关押了1000名波兰人……离营地100米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但在我印象里，没有一个波兰人逃跑。波兰人还有自己的家，如果犹太人逃跑，能逃哪里去？我们身上穿着……染有黄色条纹的衣服，他们在我们头顶……还理掉四厘米宽的一长条头发。假设当时这1.5万人能在没有任何武装的情况下离开营地，他们能去哪？又能做什么？[30]

1943年，以色列尚未建国，纳粹暴行的消息开始传到伊休夫，出生在乌克兰的希伯来语作家哈伊姆·哈扎兹出版了短篇小说《演说》。(7)小说的主人公名叫约德科（“约德科”[Yudke]在希伯来语中是“耶胡达”[Yehudah]的昵称，相当于英语中[含“背叛”之意的]“犹大”[Judah]），这位基布兹成员平常沉默寡言，但一天晚上他突然发表了一席成为经典的演讲：

我想说，我反对犹太历史……我们从来没有创造过自己的历史，非犹太人在帮我们创造历史……历史里都有些什么？压迫、诽谤、迫害和殉难。我绝不允许我们的孩子学习这样的犹太历史，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自己先辈经历的耻辱？我会对他们说：“孩子们，自从我们离开自己的土地，流散到他乡，我们就成为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下课，出去踢球吧。”[31]

虽然这一刻来得有些晚，但艾希曼的审判让以色列社会明白，约德科的观点是错误的。没有任何犹太人能脱离犹太历史而存在。新犹太人试图开始一段全新的犹太历史，但这场审判告诉以色列社会，只有拥抱历史，不管历史有时多么令人痛苦，犹太人的生活才能继续。

法庭最终对艾希曼判以死刑。（巧合的是，审判卡西姆村屠杀的法官本雅明·哈利维也是审判艾希曼的三位法官之一。）1962年5月31日，被捕两年后，艾希曼被处以绞刑。为了不让他的墓地被人朝拜，他的骨灰火化后被洒在以色列领海之外。艾希曼不但是谋杀犯，是犹太民族具有心灵象征意义的敌人，还是犹太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民事法庭判处死刑并被执行的人。(8)

大屠杀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伊休夫时期和建国早年历史的事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伊休夫的新犹太人试图创造出的犹太人形象迥异于欧洲那些痛苦无助、惨遭折磨的犹太人。现在，新犹太人已经成为现实。以色列人可以更丰满地讲述他们自己和他们民族的故事了。

对于这个年轻的国家而言，这是个痛苦的过程。但这让一代不熟悉大屠杀的以色列人更清楚地看到，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是多么重要。

(1)　从街道名称也能看到以色列普遍存在的深刻历史感。许多街道以圣经时代、拉比时代和现代的犹太学者、作家、英雄、节日命名。以色列许多城市有以希伯来语之父命名的本－耶胡达街。

(2)　泽夫·埃克斯坦（Ze'ev Eckstein）曾是一名负责监视（仅仅是监视）极右翼分子的辛贝特（Shin Bet）特工，但在此过程中他接受了极右翼思想，成为他们的一员。因为谋杀卡斯特纳，他在监狱中服役7年，谋杀案过去将近60年后，埃克斯坦出版了自传《被毯》，他在其中写道：“我今天不会这样做。我不会开枪。这一点毫无疑问。”（Elad Zeret, “Kastner's Killer: I Would Never Have Shot Him Today,” Ynetnews.com[October 29,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585767,00.html.）

(3)　以色列获得核武器还有一段同美国犹太人有关的花边故事。萨尔曼·夏皮罗（Zalman Shapiro）是美国一位化学家、发明家和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创建了核材料与设备公司（NUMEC）。该公司1965年一份清单中有200—600磅铀不翼而飞，有人便指控夏皮罗从事间谍活动，将这些核材料转移到了以色列。《参孙选择：以色列核武库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作者认为夏皮罗没有过错，并引用了一位首席调查员的话：“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能证明夏皮罗有罪。”夏皮罗从未被起诉，但关于美国犹太人参与了以色列核计划的传言一直让他的生活不得安宁。很多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鉴于他为以色列安全做出的贡献，他是一位被人们忽视的英雄。（Seymour Hersh, The Samson Option: Israel's Nuclear Arsenal and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p.243，250，252，255.）

(4)　本－古里安的话是以色列领导人对美国犹太人诸多批评中的一部分。在这里，他批评他们强调美国的普遍性而不是以色列的特殊性。在其他的批评中，以色列领导人指出美国犹太人其他方面的过失。迈克尔·奥伦结束了自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的任期后，曾在回忆录《盟友：我的美以分歧之旅》中写道：“我要指责美国犹太人犯下了最自恋的一种罪：不感恩。”（Michael Oren, Ally: My Journey Across the American-Israeli Divid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p.267.）

(5)　这两人是圣经故事中试图消灭犹太人的典型恶人。法老下令将所有以色列人男婴扔到尼罗河里。（《出埃及记》1：22）。哈曼出现在《以斯帖记》中，他曾对国王说：“有一种民……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以斯帖记》3：8－9）

(6)　德－努尔的本名和笔名都有特殊的含义。他在欧洲出生时名叫耶西勒·费纳（Yehiel Feiner），同许多来到以色列的欧洲人一样，他也改了姓氏，新的姓氏德－努尔（De-Nur）在阿拉米语中意为“出自烈火”。他的笔名“卡－蔡特尼克135633”（Ka-Tsetnik 135633）中的“卡－蔡特尼克”是德语“集中营里的人”（Konzentrationslager）的简写，“135633”是他的囚号。

(7)　中译文见徐新主编：《现代希伯来小说选》，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103—126页。——校注

(8)　1948年6月30日，以色列宣布建国六周后，独立战争还在进行中，一位名叫梅厄·塔比安斯基（Meir Tabiansky）的国防军军官被军事法庭错误地指控犯有间谍罪，判处死刑后当场执行。但枪毙他之后又改判他无罪。（Shabtai Teveth, Ben Gurion's Spy: 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Scandal That Shaped Modern Isra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pp.31—54.）

第十二章
改变国家命运的六日战争

我深爱的一切就在脚下……古老的以色列地，我青春的家园，之前被分裂的另一半祖国。

——以色列诗人哈伊姆·古里写于六日战争后

截至1967年，犹太国不但抵挡住建国之初敌国的猛烈进攻，吸收了100多万移民，[1]还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国家在政治、文化等领域迅速形成了特色。毫无疑问，未来还有很多挑战需要面对，但建国19年后，以色列的情况远远好于1947年11月联合国投票时人们对这个国家未来的想象。

然而，耶路撒冷此时还处于分裂状态。独立战争期间，年轻的以色列国防军没能守住东耶路撒冷和老城，让约旦人给占去。在将近20年内，由煤渣砖块和铁丝网组成的一道墙穿过犹太国首都的心脏地带。就算以色列政府准备接受它，对许多犹太人，尤其是对宗教人士（当然不局限于宗教人士）而言，这道墙就仿佛是一道拒绝愈合的伤口。

1967年独立日快到时，耶路撒冷市长泰迪·科勒克要求创作出一批关于耶路撒冷的歌曲，能够在第二届以色列歌曲节由国家电台播出。此前，以色列很少有诗人和作曲家写关于耶路撒冷的歌曲。世纪之交以来创作的几首相关歌曲中，没有提到耶路撒冷的分裂状态，也没有提到犹太人无法靠近西墙，连老城都进不去。

科勒克向包括作曲家拿俄米·舍莫尔在内的五人发出邀请，请他们创作关于耶路撒冷的流行歌曲，但由于涉及的主题很复杂，这五人都谢绝了。但最后舍莫尔改变态度，写了首歌，名为《金色的耶路撒冷》。

歌词第一节写道：“沉睡的树丛和石垣，为梦羁绊，这座孤零零的城市，心中横亘着一道墙。”[2]接下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副歌部分：

耶路撒冷，黄金之城；

何等明亮，青铜之城；

我愿如琴，将你歌颂。[3]

这首歌曲最早由年轻女高音歌唱家舒丽·拿单（Shuli Natan）演唱，立刻流行开来，电台几乎不停地广播，这位本来无人知晓的歌唱家一夜成名。一位对以色列深具洞察力的评论家说：“以色列人一直在压抑他们对另一半耶路撒冷的思念。现在，他们跟着舒丽·拿单一起歌唱，为首都的分裂哀伤。”[4]和以色列一样，耶路撒冷现在也有了属于自己的颂歌。

宗教团体对耶路撒冷的分裂尤为伤心绝望。犹太人无法访问耶路撒冷古老圣殿被毁后唯一留存的西墙。两千年来一直有犹太人在这祷告，虽然人数不多。独立战争中，以色列失去耶路撒冷老城，希伯伦和其他犹太教圣地也在敌军控制下，犹太国境内几乎没有任何一处传统犹太教圣地，这也颇具讽刺意味。

在拿俄米·舍莫尔歌曲播出前一天，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他的父亲就是致力于促进不同犹太人之间交流的神秘主义者亚伯拉罕·以撒·库克拉比）向学生们讲述了19年前联合国投票那天他的个人经历。和大卫·本－古里安和梅纳赫姆·贝京一样，他也无法庆祝，但出于不同的原因：

全国人民涌上街头欢庆……但我没有出门加入庆祝的队伍，反而独坐家中，心情沉重。最初几小时，我无法平静，上帝在先知书中的话竟然没有实现，这简直是噩耗。先知书中说，“他们分取了我的土地！”……但我们的希伯伦在哪里？难道忘了吗？我们的示剑[纳布卢斯]在哪里？难道我们忘了吗？耶利哥（Jericho）在哪里？难道我们忘了吗？约旦河东岸的土地又在哪里？这每一寸神的土地都在哪里？我们有割让一厘米的权利吗？神不许！……那一刻，我的全身无法动弹，如同受伤、被切成碎片一般。我无法庆祝。“他们分取了我的土地！”他们分割了神的土地！……我不能出门跳舞庆祝，这就是19年前的情况。[5]

据在场者说，听到这席话，他的“学生陷入沉默。他们从未看过拉比如此悲伤，如此愤慨”[6]。他们在想，拉比到底想和他们说什么？

这一地区的局势已经日趋紧张。叙利亚宣布将从上游引走以色列国家输水工程35%的水源。以色列表示这无异于战争行为，但叙利亚继续推进引水工程。随后两国在边境爆发冲突，叙利亚朝以色列村庄开火，以色列则攻击了叙利亚人用在引水工程中的大型挖土设备。

1967年春天，该地区外的国家还有意煽风点火。苏联通知埃及和叙利亚代表，以色列向北调集了12个旅的兵力，做好了进攻准备。艾希科尔指出苏联情报有误，甚至邀请苏联驻以色列大使楚卡钦（Dmitri Chucakhin）和他一起去北部亲眼看一看（楚卡钦拒绝了邀请）。美国也坚持认为苏联情报完全有误，但叙利亚人相信了苏联。通过将以色列准备发动战争的消息告诉叙利亚和埃及，苏联实际上在为一场战争点火。

几周后的5月15日，以色列举行了每年一度的独立日阅兵仪式。阅兵仪式每年在不同地方举行，1967年计划在耶路撒冷举行。(1)阅兵总是为了展示大量军事装备，体现军事实力。但1949年约以停战协议限制了以色列能开进耶路撒冷的坦克数量，为了不违反协议，参加阅兵的以色列装甲部队数量明显少于往年。苏联的警告已经让埃及和叙利亚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参加阅兵的坦克数量之少似乎进一步证实，以色列为了备战把坦克部署在了其他地方。

在阅兵过程中，一位以色列官员将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的一张纸条递给国防军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拉宾又将纸条递给总理艾希科尔。(2)纸条上说，埃及装甲车已经进入西奈半岛。艾希科尔和拉宾选择保持克制，但就在那一天，情报部门不断传来新的消息，内容一条比一条紧急。这个本应举国欢庆的日子一下充满了凶兆。

以色列领导人不知该如何应对。一方面，他们知道纳赛尔一向喜欢炫耀军事实力，可能不是真的想打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埃及和叙利亚几个月前已经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色列本来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或小规模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危机，但希望很快破灭，开罗的广播声称：“我们的军队已经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7]5月15日，在阿拉伯国家纪念1948年战争失利的日子（和以色列阅兵在同一天），纳赛尔宣布：“兄弟们，做好巴勒斯坦最后一战的准备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8]期待已久的灭亡以色列的“下一轮”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

接下来的三周被以色列称为“哈姆塔纳”（hamtanah，希伯来语“等待”之意），这是以色列史上最紧张的一段时间。埃及在西奈半岛部署了5个师的兵力，每个师有1.5万人、100辆坦克、150辆装甲车和包括苏联大炮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

有学者认为纳赛尔当时已下定决心开战，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他为重建阿拉伯民族自尊心而摆出的姿态，只是后来事态失控了。不管埃及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在以色列人看来他就是要发动战争。5月16日，纳赛尔采取进一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1957年以来（1956年西奈战役以后），联合国紧急部队在沿加沙和沙姆沙伊赫（Sharm al-Sheikh，这是位于西奈半岛最南端的一片地区）的国际边界线上建了几十个观察站，部署了几千人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任务是防止阿拉伯人潜入以色列，并保证埃及不会封锁蒂朗海峡（参见地图6）。但现在，大量埃及军队已经涌入西奈半岛。

接下来，纳赛尔做出明显的交战行为，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将联合国部队撤出这一地区。以色列以为吴丹起码会做出形式上的反对。可吴丹立刻答应了纳赛尔的要求，甚至都没有通知联合国大会。5月19日，联合国人员全部撤离。显然，联合国并不能保护以色列不受攻击。

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决定，如果埃及封锁蒂朗海峡（以色列最南端城市埃拉特[Eilat]通往红海的出海口，是以色列同东方的重要商业通道），[9]以色列将视之为宣战行为（以色列可以名正言顺地开战）。两天后，埃及宣布封锁蒂朗海峡。短短8天时间内，埃及抹杀了以色列在1956年西奈战役中获得的所有外交成果。

这时外交战线最为关键。当时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是阿巴·埃班。埃班1915年出生于开普敦，婴儿时就随家人迁居伦敦，后来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古典学和东方语言。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青年联合会的活动，并成为该组织期刊的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埃班和哈伊姆·魏茨曼一起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工作，后来还成为英军情报部门军官，在埃及和巴勒斯坦服役。

1947年，埃班被任命为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联络官，他在此时把名字改为希伯来语化的“阿巴”。后来他同时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和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1959年，他回到以色列后当选为议员。1966年，他开始了为期8年的外交部部长生涯。

埃班才华横溢，能言善辩，是以色列不可多得的代言人。（多年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对埃班说：“我认为你是当今世界口才最好的演讲者。”）面对紧张的地区局势，他急忙来到法国。在11年前的西奈战役中，法国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并一直是以色列重要的军备供应国。但埃班出发时就担心这种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不久前，法国外交部总司长埃尔韦·阿尔方（Hervé Alphand）表示：“法国对‘以色列生存权’的承认和法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谊之间并不矛盾。”[10]以色列人都明白，阿尔方只不过嘴上说说“以色列生存权”，实际在意的却是与阿拉伯国家的“友谊”。

埃班同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会谈，证实了他先前的担忧是正确的。夏尔·戴高乐坚持认为，应当由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共同解决中东地区危机。但这个要求显然不现实，因为不存在让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何况苏联在一旁煽风点火，不会致力于外交解决。戴高乐还警告以色列不要“首先开火”。埃班指出封锁蒂朗海峡构成交战理由，戴高乐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法国领导人根本不在乎埃及的封锁行为对以色列经济产生的影响。埃班提醒他，1956年法国曾许下承诺，一旦遭到埃及封锁，法国将认可以色列的作战权。戴高乐若无其事地说：如今是1967年，而不是1956年。

对法国失望后，埃班前往伦敦，同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会面。在伦敦，他得到了一定支持。威尔逊告诉他，英国内阁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一定不能让封锁政策得逞”[11]。

1957年，为了让以色列离开西奈半岛，美国承诺，如果埃及再次封锁蒂朗海峡，美国承认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但离开伦敦来到美国后，埃班同林登·约翰逊的会谈让他失望。约翰逊同意埃及封锁蒂朗海峡属于“非法”行为，但他告诉埃班，美国正在制订“红海赛舟”（Red Sea Regatta）计划，准备让40个海洋大国派出国际船队穿越蒂朗海峡，维护国际海事权，确保蒂朗海峡自由通行。

埃班心神不宁地离开会场。以色列处在生死关头，而约翰逊显然忙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大可能落实“红海赛舟”计划。和戴高乐一样，约翰逊也警告以色列不要首先发动进攻。这位美国总统说：“只要不一意孤行，以色列就不会孤立无援。”

这和1957年美国许下的承诺相距甚远。同法国一样，美国也违背了当初的诺言。

埃班在国际社会东奔西走，没有取得太多成果。以色列国内的气氛却越来越紧张。国家领导人面临一个关键选择：是按照美国的要求继续等待，还是先发制人、占据上风。列维·艾希科尔认为以色列应该等待，他说：“首先发动战争在政治、外交乃至道德上都说不过去。我们必须保持克制，让军队再等一周、两周或更长时间……我们必须表现得足够成熟，才能经受住这场考验。”[12]

5月27日，内阁投票决定保持克制，继续等待。5月28日，艾希科尔发表广播演讲，试图让民众保持冷静。他说，以色列仍然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

但他的演讲彻底失败了。总理的英文稿撰写人耶胡达·阿夫纳回忆说：

演讲过程中不断出现他翻稿子的声音，伴着反反复复的“呃，呃”，似乎艾希科尔不知道自己念到哪了，又像是他不明白稿子上新加上去的“负责任的决策”“共同目的”等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断断续续地演讲下去，不断出现“呃，呃”……收听他讲话的以色列人民本来就担惊受怕，他讲得越不流利，就显得他越没主见和惶恐，虽然他在演讲末尾向大家保证，一旦受到攻击，以色列知道如何保护自己。[13]

这次失败的广播讲话后来被称为“结巴演讲”。阿夫纳还说：“突然，整个国家显得非常无助，就像没了领导人一样。以色列的敌人幸灾乐祸，而战壕中的以色列战士愤怒地摔掉收音机，流下失望的眼泪。”[14]《国土报》一位著名专栏作家写道：“如果一个经历过大屠杀的民族还会信他的话，让自己再次涉险，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15]

艾希科尔出现这种状况是有原因的。他本来计划在家里把讲话录下来，但他审稿太迟，等他改完后，演讲稿上满是删除符号、批注和箭头。后来演播室通知他已经来不及提前录音，总理只好拿着涂满修改、不好辨认的稿子到现场念。

但覆水难收，公众对他的信任已不复存在。有人呼吁他下台，还有人建议由本－古里安担任临时总理。《国土报》另一位专栏作家第二天写道：

如果我们相信艾希科尔在此紧要关头确有能力驾驭国家这艘巨轮，我们愿意追随他。但昨晚他发表广播讲话后，我们已不再相信。现在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让本－古里安担任总理，摩西·达扬担任国防部部长，艾希科尔只需负责国内事务。[16]

军方对总理按兵不动的决定深感失望。时任步兵旅指挥官的阿里埃勒·沙龙将军正处在事业上升期，他认为等待下去是个战略错误：

今天我们亲手放下了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即敌人对我们的恐惧。我们本来有实力摧毁埃及军队，但如果在自由通行问题上退让，我们就打开了通往以色列毁灭的大门。无论如何，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未来将付出更高的代价。……以色列人民已经做好准备，去发动一场正义的战争，去战斗，去付出代价。现在的问题不仅关乎自由通行，还关乎以色列人民的生存。[17]

5月19日，约旦国王侯赛因飞到开罗会见纳赛尔。纳赛尔拿出埃及同叙利亚一年前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侯赛因说：“再给我一份同样的文件，把里面的叙利亚全部换成约旦，事情就成了。”[18]

以色列在建立和维护同约旦的关系上投入很大。独立战争期间，双方虽然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发生冲突，但双边关系没有完全破裂。19年来，虽然许多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潜入以色列发动袭击，但约以边境总体来说还算安宁。但现在，面对难以承受的压力，约旦国王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参战。约旦还和叙利亚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这意味着以色列可能要同时面对叙利亚、约旦和埃及在三条战线上的进攻。一天后，同1948年时一样，伊拉克部队来到埃及，急切准备加入战斗。

与此同时，美国几乎无所作为。美国没有组织船队突破蒂朗海峡的封锁，而以色列已经没有时间等下去了。美国和英国号召其他国家站在他们这边，但几乎没有国家响应。约翰逊宣布，他已经看不到任何解决危机的办法。美国此时深陷越南战争，白宫不愿在另一场军事冲突中投入宝贵的政治资本，径直拒绝了以色列在导弹、坦克和战斗机等武器装备上的请求。

从法国传来的消息更加糟糕。戴高乐曾告诉埃班，首先开火的国家将遭到武器禁运。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战争还没爆发，他就禁止将武器卖给以色列。显然，他判断以色列无法打赢阿拉伯人，他准备利用这一机会恢复法国同伊斯兰世界的长期关系。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拉宾因为压力太大而病倒。他几乎吃不下饭，每天抽约70根烟，喝大量咖啡——然后出现了精神崩溃的症状。民众此时已经非常紧张，如果得知最高军事指挥官在大战前精神崩溃，只会进一步陷入恐慌。所以拉宾对外宣称自己“尼古丁中毒”[19]。拉宾的医生更诚实，称之为“急性焦虑症”。约西·克莱因·哈勒维对以色列社会的观察一向深刻，他指出：“以色列当时面临的不是普通战争，这场战争关系到以色列的生存和犹太人主权梦想的终结，巨大的责任压垮了拉宾。”[20]

拉宾只休息了一天，接受治疗后，又回到了军营。

以色列当时最主要的盟友是世界犹太人。一听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欧洲和美国犹太人都明白这次危机非同小可。大屠杀期间美国犹太人做得不够，他们不愿再犯同样的历史错误。他们开始为以色列捐钱，组织集会，对华盛顿施加政治压力。

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支持以色列的集会有15万人参加，成为美国犹太人组织的规模最大的集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这时已经存在，但十年后才真正具有影响力，成为美国犹太人在国会山最重要的游说集团。）[21]犹太求助联合会（United Jewish Appeal）的“紧急募捐”筹集了3.07亿美元。正当全世界犹太人担心以色列能否抵抗住阿拉伯国家进攻时，美国犹太人行动了起来，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美许多犹太人捐出了大量财产，为了保证以色列的生存，俄亥俄州比奇伍德（Beachwood）的一对夫妇将他们装修房子的资金全部捐给以色列。[22]

但阿拉伯世界也觉醒了。5月26日，纳赛尔宣布：“我们最基本的目标就是消灭以色列。”[23]艾哈迈德·舒凯里（Ahmed Shukeiri）在1957—1962年曾担任沙特阿拉伯驻联合国代表，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在战争爆发前，他宣称：“这场战争后，没一个犹太人能活下来。”[24]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也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许多民众聚集在大街上高喊“让犹太人去死”“把犹太人赶进大海”等口号。[25]

赫茨尔和比亚利克时代的欧洲来到了中东。就在21年前，奥斯维辛的焚尸炉每天焚烧几千名犹太人；就在5年前，艾希曼审判让以色列人再次感受到大屠杀的恐怖。而此刻，阿拉伯世界也开始故意使用与大屠杀有关的意象。在埃及报纸的一幅漫画中，一只手持刀捅进一颗大卫星的心脏，底下的签名为“尼罗河石油和肥皂公司”——显然在影射纳粹分子用犹太人的尸体做肥皂。

以色列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拉比们在全国各地划出准备用作集体公墓的土地。拉马特甘的体育场被征用为可以埋葬4万人的墓地。酒店全部停业，准备用作急救站。学校改建成防空洞，每天举行防空演习。人们还制订计划，准备将以色列儿童送到欧洲避难，这不禁让人想到1938—1940年将许多犹太儿童送到相对安全处（大多数送到了英国）的“儿童转移”（Kindertransport）计划。以色列情报机构向艾希科尔汇报，说西奈半岛发现了埃及的毒气设备，但以色列防毒面具库存严重不足。艾希科尔用意第绪语（他年轻时在欧洲说的语言）小声说道：“即将血流成河。”甚至出现了黑色幽默——以色列人开玩笑，说以色列唯一的国际机场打出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最后离开者，请关灯。”[26]

到6月1日，约翰逊帮助以色列打开海上通道的“红海赛舟”计划显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搁浅了。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被问道，美国是否会约束以色列，不让它首先开火。腊斯克回答：“我不认为我们有职责约束任何人。”[27]以色列有了可以进攻的第一个信号。[28]

在国内，艾希科尔明白民心不稳，而政府这时最重要的是要能显示出团结一致。他建立了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团结政府”（unity government），让反对党领导人进入内阁，包括长期被本－古里安在政治上边缘化的梅纳赫姆·贝京。团结政府大大提高了贝京在以色列政坛的地位。

应众人要求，摩西·达扬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达扬当时并非艾希科尔领导的工党的成员，而是本－古里安领导的拉菲党（Rafi）成员。以色列民众从未见过团结政府，精神紧张的他们为达扬的上任拍手称快。

让贝京的同事感到意外的是，贝京居然建议本－古里安在危机期间担任总理一职。虽然本－古里安没有答应，但他改变了对贝京的看法，两人的关系得以改善。他后来说：“如果我以前就像现在这样了解贝京，历史的面貌会不同。”[29]

1967年6月1日周四，团结政府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以色列政治领导人第二天和总参谋部、国防委员会成员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军的地下作战中心会面。在周五的会议上，以色列政府决定首先发动战争。6月3日周六，包括沙龙、拉宾、叶沙雅胡·加维什（Yeshayahu Gavish）在内的几位将军向政府提交了作战计划，达扬说第二天的内阁会议将授权军队行动。

周日，在持续7小时的会议上，达扬向内阁提交了作战计划。当时的形势已非常严峻：埃及在西奈半岛至少有10万兵力和900辆坦克；在北部，叙利亚有7.5万兵力和400辆坦克；约旦有3.2万兵力和300辆坦克。总共算下来，以色列要面对20.7万敌军和1600辆坦克。如果动员全部预备役部队，以色列的军力能达到26.4万人，但只有800辆坦克。以色列的飞机数量更不容乐观，阿拉伯国家共有700架飞机，以色列只有300架。

达扬认为，只要立刻发动进攻，以色列就能够赢得战争。他请求内阁批准第一轮军事行动，另外又要求由他和艾希科尔单独决定行动时间。内阁最终以12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对埃及先发制人的进攻计划。由达扬和拉宾决定行动时间。

特拉维夫以南12英里处，是地中海沿岸小城雷霍沃特，附近泰勒诺夫（Tel Nof）空军基地驻扎着第55空降旅。6月5日早上7点10分，空降旅的士兵惊奇地发现几十架飞机从这起飞，向南超低空飞行。90分钟后，它们又飞了回来。除了这里的士兵，几乎没人能看到这一幕。

7点30分，200架以色列喷气式战斗机飞往埃及，准备袭击。以色列知道，这个时间点埃及飞行员正在吃早饭，飞机无人看管。这次行动极其冒险，几乎全部以色列飞机加入了攻击编队，国内只留12架飞机保卫领空安全。为了躲避埃及雷达，执行空袭任务的飞机飞得极低，有时离地面只有15米，极险。一位空降兵后来回忆说，飞机飞得特别低，他感觉一伸手就能摸到一架。

为了不暴露位置，所有飞行员不得使用无线电通话，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使用无线电求救。如果遇到无法独自解决的危险情况，只能让飞机在大海上坠毁。

约旦雷达发现了以色列飞机，但由于埃及在没有通知约旦的情况下更换了频率代码，约旦无法向埃及发出警告。这是个致命的错误。长达3个小时的多轮进攻（以色列飞机飞回基地加油和装弹后继续飞往埃及）后，以色列摧毁了几百架埃及飞机，三分之一的埃及飞行员被炸死，13个基地无法正常使用，23个雷达站和防空设施被摧毁。埃及空军基本上全军覆没。

以色列损失了17架飞机，牺牲了5名飞行员。其中一架飞机受损后飞到以色列核反应堆所在地迪莫纳的上空。由于飞行员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地面，以色列自己发射了“霍克”防空导弹将之击落。

上午10点35分，第一架飞机起飞3个小时后，伊扎克·拉宾收到一份简报：“埃及空军已不复存在。”[30]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以色列将承受不少损失，但在得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以色列国防军的领导们已经明白，在战火全面爆发前，以色列已基本赢得这场战争。

以色列人联络上约旦国王侯赛因，请求他不要加入冲突。虽然当时约旦已经向以色列开火，但以色列人承诺只要约旦不再开火，以色列将继续接受两国1949年签订的停战协议。然而，侯赛因可能真的相信埃及在这场冲突中像纳赛尔断言的那样乐观，同时也担心不参战会引发民众的愤怒，他命令约旦军队越过了停火线，空军也进入待命状态。

上午11点50分，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空军对以色列发起进攻，但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内，以色列空军不但击落和赶走了全部敌机，还炸毁了约旦和叙利亚的空军基地。6月5日这天，以色列共摧毁了400多架阿拉伯飞机，赢得战争的制空权。

在地面，以色列军队切断了加沙地带和埃及之间的联系。第二天，以色列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沙姆沙伊赫，解除了埃及对蒂朗海峡的封锁。

6月5日，在前往自己宣誓就职典礼的路上，梅纳赫姆·贝京听到来自约旦的炮火声。他没有感觉到危险，而是看到了机会。当内阁成员在一个摆满旧家具和清洁工具的地下室开会时（此前有炮弹落在议会大楼前的草地上，于是内阁将开会地点改到这），贝京建议以色列充分利用侯赛因加入冲突的机会收复耶路撒冷老城。艾希科尔担心这场战斗的代价会很高，贝京则像往常一样将冲突放在犹太历史的背景下审视。他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约旦军队不堪一击，而我们的军队就在老城城门下。我们的士兵几乎能看到西墙。我们怎么能不让他们进去？这是历史给我们的绝佳机会，如果不抓住，后人不会原谅我们。”[31]

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指挥部命令两个营的兵力“冲过将东西耶路撒冷隔开的障碍，穿越雷区和战壕，到达斯科普斯山”。这些战士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占领老城，“抹去1948年的耻辱”[32]。第二天，空降兵乘坐大巴进入耶路撒冷。虽然他们可以听到城市另一边的轰炸声，但1948年以来由以色列控制并成为首都的西耶路撒冷静如止水。这份平静让他们既感动，又有点窘迫。战士们唱起三周前风靡全国的拿俄米·舍莫尔创作的歌曲，划破了平静：“耶路撒冷，黄金之城；何等明亮，青铜之城；我愿如琴，将你歌颂。”这些“琴”不知道他们即将投入一场恶战。

以色列出师不利。由于情报有误，以色列首先进攻老城外一个约旦军队的据点，这个地方现在叫弹药山。以色列相信以军人数是约旦守军的三倍，但约旦部署在那的军力远远多于以色列的判断。战斗从6月6日凌晨2点30分持续到早上6点30分。迈克尔·奥伦在描述战斗结果时写道：“以色列的尖兵分队全军覆没。三辆谢尔曼坦克中一辆被击毁。约旦军队躲在战壕里，其他两辆谢尔曼坦克无法将炮管调到这么低的角度射击。为了避免误伤自己，以军无法请求炮兵火力支援。空降兵的背包太宽，不能在敌方战壕里自由穿行，只能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前进。”[33]这是阿以冲突中最血腥的战斗之一，在4小时的战斗中，以色列损失了35名战士，约旦有71名战士丧生。

尽管如此，第二天早上4点30分，以色列士兵经过一夜鏖战，还是进入老城外的无人区，几小时后控制了老城城墙外所有阿拉伯区。以色列士兵蹲下来，等待内阁的决定和命令。上午9点15分，时任第55空降旅指挥官的莫塔·古尔（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终于得到命令：“立即进入并占领老城。”

莫塔坐在地上，端详着城墙围绕的老城。那个早晨晴朗、凉快，阳光照上他的背。圣殿山上金色和银色的穹顶在他眼前闪光。他闭上眼睛，似乎在祈祷。他即将步入这块犹太人的圣地，仿佛与大卫王走在一起，他曾经征服耶路撒冷，将它作为自己的首都；与犹大·马卡比走在一起，在圣殿遭到希腊人的亵渎后，他来此清洁了圣殿；与巴尔·科赫巴走在一起，他和罗马人奋力一搏，最后输掉了争夺耶路撒冷的战争。在随后许多个世纪里，犹太人被迫离开这里，只留下无法抹去的回忆。现在，这片圣地又从梦想中走了出来，在触手可及处熠熠生辉。[34]

古尔命令他的空降部队从狮门进入老城。一小时后，他们已经冲进老城城门，来到圣殿山。莫塔·古尔拿起无线电发报机，发出了一句后来在以色列广为传颂的话：“圣殿山已经在我们手上。”

仅在三周前，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还悲痛地喊：“我的耶路撒冷在哪里？”这把当时在场的学生震住了。现在，他随着刚刚占领老城的空降兵从圣殿山走到西墙前。在场的还有国防军大拉比什洛莫·戈伦（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大拉比）。戈伦手里拿着羊角号和《托拉》，被抬到另一人的肩上。但他情绪太激动了，没能吹响传统的羊角号。一位吹过小号的士兵让戈伦把羊角号递给他，由他吹响了羊角号。上一次在这里吹响羊角号的，还是不顾英国禁令的伊尔贡成员，他们一吹完就得逃跑，现在已经没有逃跑的必要。几千年后，犹太人终于再次控制了西墙和圣殿山。

到6月7日，战争爆发不到两天，埃及和约旦军队已被击溃。纳赛尔下令全军撤退。尽管如此，他还是拒绝在停火协议上签字，因为他想在停火协议中加入一条类似1956年那样的条款，要求以色列撤离西奈半岛。但借用戴高乐的话，如今是1967年而不是1956年，以色列不会答应。纳赛尔明白已经完全没有希望收复失去的领土后，才于6月8日午夜接受了停火协议。

正当南部和中部作战正酣之际，国防军领导人已经在激烈讨论如何在北部采取行动了。达扬和艾希科尔反对占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认为叙利亚军队没有越境意图，将战火燃烧到北部，可能成为苏联干预这场战争的借口。

但其他人不同意。6月8日，以色列北部战线指挥官大卫·埃拉扎尔找到艾希科尔，试图说服他占领戈兰高地。他提醒总理，多年来，以色列北部的居民经常遭到叙利亚军队炮击，长期担心叙利亚人潜入境内。每当遭到叙利亚军队炮击，以色列人只能躲进防空洞，出来后发现房子被炸毁，公共建筑被损坏，农田燃起熊熊烈火。他们长期生活在恐惧当中，担心自己，担心孩子，每天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现在有机会一劳永逸地解除威胁，让以色列北部的生活重归安宁。

地图1　约公元前1100年大卫王时期的犹太王国

大卫王是古代以色列人的第二位国王，他将犹太人零散的支派扩展为一个王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在中东建立犹太国能够实现犹太民族回到先祖之地的梦想。19世纪末形成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只是将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梦想转变为一个政治运动。参见第2章。

地图2　1914年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巴勒斯坦的犹太城镇和村庄分布

19世纪末，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后，犹太人开始大量移民巴勒斯坦。当时控制这一地区的奥斯曼帝国试图限制犹太人移民，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犹太人还是建立了许多社团。这些社团有的发展成基布兹（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的产物），有的按照欧洲模式建立起现代城市如特拉维夫等。参见第4章。

地图3　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巴勒斯坦

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战败后，巴勒斯坦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地。1917年发表的《贝尔福宣言》中，英国声称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但没有明确划定“民族家园”的范围。1937年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暗示“民族家园”包括约旦河两岸。1948年宣布建国的以色列只包含英国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部分领土。参见第5章。

地图4　1937年皮尔委员会方案

1936年英国委派皮尔委员会到巴勒斯坦解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持续升级的冲突。1937年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第一次提出分治（“两国方案”的最早版本），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伊休夫勉强接受了这一提议，但阿拉伯领导人拒绝接受。参见第6章。

地图5　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

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建议将巴勒斯坦划分为犹太国和阿拉伯国。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81号分治决议。虽然划分给犹太人的领土只占委任统治地的12%，但犹太人接受了这一决议，而阿拉伯领导人再次拒绝并在第二天发起战争，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为独立战争。参见第7章。

地图6　1967年六日战争后的以色列

1967年6月，面对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的战争威胁，以色列空军先发制人，在战争爆发前摧毁了埃及几乎所有的空军力量。在六天的闪电战中，以色列将领土扩大了三倍多，占领了42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包括埃及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约旦的约旦河西岸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多年后，1967年战前边界将成为和平谈判的基础和巴勒斯坦最终建国后同以色列的参考边界。参见第12章。

地图7　阿隆方案

1970年，伊加尔·阿隆就1967年占领的土地提出了一个方案，建议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谷一批定居点，这些领土能够起到战争预警作用，提早发现来自东面的进攻。约旦河西岸其他领土归还巴勒斯坦人或约旦。虽然该方案没有成为以色列正式文件，约旦也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但很多以色列定居点在约旦河谷得以建成。在“阿隆方案”之后，几十年来出台了多个划分约旦河西岸的提议。参见第13章。

地图8　1993年《奥斯陆协议》

《奥斯陆协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协议规定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分阶段获得巴勒斯坦领土的管控权。A区在协议制定后就交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B区由巴以双方共管，C区由以色列单独控制。但几年后，随着伊扎克·拉宾总理的遇刺和巴勒斯坦暴力运动的兴起，《奥斯陆协议》最终失败。参见第16章。

注：本书地图皆源自原书插图。

部长级国防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听取了埃拉扎尔的申述，以及拉宾关于占领北部山区的作战计划。达扬听后还是无动于衷，他仍然担心北部军事行动可能让苏联介入战争。那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弄错船只所属国，在埃及海岸轰炸了美国海军的“自由”号，34名美国船员遇难，171人受伤，船只受到重创。当时正值美以关系的灾难性时刻，美国人对以色列愤怒至极。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让苏联加入战争，自然是轻率的。

会后，拉宾打电话给埃拉扎尔，告诉了他委员会的讨论结果。埃拉扎尔感到失望，认为政府依旧不对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居民负责。他后来抱怨说：“在给我们造成这么多麻烦，又是炮轰又是骚扰后，现在还让这些自负的混账东西留在山顶上继续对我们作威作福？如果以色列国不能保护我们，我们至少有知情权，他们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不属于这个国家，没资格得到军队的保护。他们应该让我们逃离家园，结束这段噩梦！”[35]

凌晨两点钟，军事指挥官已经筋疲力尽，便散了会，上床休息。但早上6点，达扬醒来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打电话给中央司令部，从那得知虽然以色列军队还没有向北发动进攻，但驻扎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军队已经溃不成军。6点45分，达扬直接打电话给埃拉扎尔，命令他立即对戈兰高地发动进攻。[36]拉宾得知这一消息后，赶紧打电话给埃拉扎尔，提醒他中央司令部对戈兰高地的判断完全错了。他说：“叙利亚军队根本没有崩溃。你得做好准备，他们会拼尽全力，顽强抵抗。”[37]

拉宾判断得没错，这场战斗很激烈，以色列损失惨重：115名士兵阵亡，306人受伤。但叙利亚伤亡更严重，6月9日晚上，以色列已经占据上风，叙利亚的防线在崩溃。(3)

随后以色列国防军开往距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西40英里处的库奈特拉（Kuneitra），攻占下这座城市后，叙利亚同意签订停火协议。6月10日下午6点30分，六日战争基本结束。

这场战争非常短暂，只持续了132小时。以色列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埃及死亡人数在1万—1.5万之间，5000多人失踪，几千人受伤。约旦损失了700名士兵，6000人失踪或受伤。在北部战线，450名叙利亚人死亡，将近2000人失踪或受伤。埃及军队只剩15%的军事硬件完好无损。以色列损失了679名士兵（后来有的以色列数据将死亡人数定为约800人），2567人受伤。(4)

这场战争大幅改变了以色列的领土。战争期间，以色列一共占领了4.2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领土较战前翻了3倍多（参见地图6）。[38]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俨然成了另一个国家。已经对犹太人无法去这些地方习以为常的哈伊姆·古里在六日战争后说：“我感觉已经死去，又醒来，复活了。”分裂的国家终于统一了。“我深爱的一切就在脚下，这片无主之地像梦境般呈现。古老的以色列地，我青春的家园，之前被分裂的另一半祖国。”[39]

独立战争期间，有大约70万阿拉伯人离开以色列来到附近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拒绝他们成为公民，让他们成为永久性难民）。六日战争再一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发现自己不再生活在约旦统治下，而是回到以色列控制下。在1967年，大约125万巴勒斯坦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他们的命运成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的问题。

和1948年战争后一样，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新历史学家”学派）对六日战争的解读也和主流叙事不同。有的声称，1948年本－古里安不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决策，一直让好战的帕尔马赫成员深感不满，正是这些人挑起了六日战争。比如，以色列犹太裔政治专栏作家哈伊姆·哈内格比写道：“必须记住，在1967年，军队的指挥官们仍是当年的帕尔马赫成员，他们热切希望利用六日战争来实现1948年未实现的事情：接管巴勒斯坦人剩下的领土，通过征服的力量，建立真正的大以色列。”[40]他们中还有人认为，是经济失败导致战争爆发，政府希望通过战争转移人们对高失业率的关注。“1964年以来，不断升级的冲突是‘不必要的’，因为阿以冲突并不是这场战争的根源。这些年来，以色列一直在放弃它的社会原则，为了消除由此产生的影响，采用武力是……某种战略选择。”[41]

这些年来已日益清楚的是，这类观点听起来雄辩滔滔，但并不符合历史。战争发生30年后，那一时期的文件已被以色列国家档案馆解密（阿拉伯国家的档案仍在封存，其解密遥遥无期）。通过阅读这些文件，我们能够相对客观地还原当年的外交史，正如迈克尔·奥伦在其权威之作《六日战争》中所写：“以色列不顾一切试图避免战争，直到战争前夜，还在尝试各种可能避免战争的途径。”[42]

枪声停息、威胁解除后，以色列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氛围中。犹太国不但生存下来，还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这一次，以色列被法国人背叛、被美国人拒绝、被苏联人威胁，但孤军作战的以色列在战争中大获全胜。过去那群将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的地下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一支高度职业化的军队。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犹太人不用生活在危险中，可以肆无忌惮欺负犹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敌人一拿起武器犹太人就害怕地退缩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犹太人再也不用担心下一场大屠杀就在眼前。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曾梦想犹太人在先祖之地享有主权，这一天终于到来。

为此感到兴奋的不仅是以色列人。在苏联犹太人看来，以色列犹太人的形象和他们从小认识的犹太人形象完全不同，他们突然为自己是犹太人而骄傲。[43]此后，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美国犹太人也很兴奋，六日战争后的一年，1.6万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超过建国以来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总数。[44]

就在空降兵为占领耶路撒冷老城而欢庆时，拿俄米·舍莫尔正在西奈半岛，准备为那里的战士演出。这时，她从广播里听到耶路撒冷的战士正在唱她的歌《金色的耶路撒冷》，她在歌词中把耶路撒冷描述成一座“孤零零的城市，心中横亘着一道墙”，她意识到六日战争后，这句歌词已经不合时宜。于是她将一位战士的背当作桌子，迅速写下新的歌词：

我们重新回到水井旁

回到这里的市集和广场

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

又传来羊角号的声响

天空中仿佛闪耀着千百个太阳

连石缝里也沐浴着金光

我们[这一次]路过耶利哥

去观赏死海的波浪[45](5)

犹太复国主义者长久以来梦想安全、自信、自豪和国际赞赏，这个梦终于实现。

但并不持久。

(1)　由于成本过高，1968年后以色列不再每年举行阅兵仪式。最后一次阅兵在1973年，当时是为了纪念建国25周年。

(2)　历史学家迈克尔·奥伦认为，拉宾和艾希科尔在阅兵前一天就得知埃及军队进入了西奈半岛。第二天参观阅兵期间，他们不断收到新的情况通报。（Michael Oren, Six Days of War: June1967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61—63.）

(3)　艾利·科恩（Eli Cohen）是以色列具有传奇色彩的间谍，如果没有他，以色列攻打戈兰高地的损失会更大。科恩1924年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1947年加入埃及军队。以色列建国后，当时在大学学习的科恩经常被穆斯林兄弟会骚扰。和其他犹太家庭一样，他家也移民到以色列。由于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科恩当上间谍。1961—1965年担任叙利亚国防部部长顾问，为以色列提供大量关于叙利亚的关键情报。他的身份泄露后被判处死刑，1965年5月在大马士革一个公共广场被处以绞刑。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能迅速占领戈兰高地，离不开科恩提供的情报。

(4)　和1948年一样，以色列的胜利给流散地的犹太人带来了灾难。在埃及、也门、黎巴嫩、突尼斯和摩洛哥，愤怒的暴徒袭击犹太人，烧毁犹太会堂。发生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Tripoli）的集体迫害导致18名犹太人死亡，25名犹太人受伤。埃及4000名犹太人中有800人被捕。大约7000名犹太人被阿拉伯国家驱逐，他们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几乎再没什么财产。（Michael Oren, Six Days of War，p.307.）

(5)　以色列人六日战争前也能去死海，但需要先向南到贝尔谢巴（Beersheba），再从阿拉德（Arad）穿越沙漠来到死海，从耶路撒冷开车出发需要好几个小时。现在，从东耶路撒冷经过耶利哥前往死海，开车只需要大约半个小时。

第十三章
占领成为重负

耶路撒冷属于我，但让我感到陌生……

生活在那的也是陌生人……

他们一直生活在那，我才是陌生人。

——阿摩司·奥兹写于六日战争后

拿俄米·舍莫尔在歌词中写道：“我们重新回到水井旁，回到这里的市集和广场，[回到]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确如歌中所唱，犹太人重新回到这里。东、西耶路撒冷间的那道墙已不复存在，圣殿山下的西墙又回到犹太人的怀抱。自大约两千年前罗马人毁灭圣殿以来，第一次有大量犹太人来到西墙前。

他们用手触摸墙上的石块，徜徉于古老的集市，终于能够亲眼看见这个千年来魂牵梦萦、但过去19年来无法靠近的地方。“推着婴儿车的女人，包着头巾的老妇，戴着檐帽的基布兹成员，裹着祈祷巾戴着哈西德毛帽、黑色大檐帽或针织基帕帽的正统派教徒来到这里……陌生人之间会相互一笑，似乎在说：我们站到了故事的最后。”[1]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欢庆之余，人们也感觉怪怪的，占领似乎不像欢庆者想象的那样简单。但不管怎样，在这场许多人认为这个年轻国家将灭亡的战争中，以色列克服了各种难以逾越的困难。以色列人回到了圣经时代的土地，回到了多个世纪来犹太人只能在宗教经典中读到的地方。

但拿俄米·舍莫尔在歌词中提到的市集并非无人居住。阿摩司·奥兹（他父亲在1947年11月那个夜晚曾对他说犹太历史将永远改变）感到，历史的浪潮正再次发生改变，在西奈半岛服兵役的他，一休假就来到耶路撒冷。走在大街上，他发出这样的感慨：

耶路撒冷属于我，但让我感到陌生……这座城市有人居住。生活在那的也是陌生人：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他们一直生活在那，我才是陌生人……他们的眼神恨我。他们希望我死。我是受诅咒的陌生人……我拿着冲锋枪走在街上，俨然成了儿时噩梦中的人物：一个身在异乡的异客。[2]

战后，他很快在工党《达瓦尔报》的专栏中写道：“占领即使不可避免，也是腐化堕落的。”在后来几十年里，他同以色列小说家大卫·格罗斯曼等人一起对这个观点进行深入阐释。(1)

从摄于六日战争前的西墙黑白照中能看到，西墙前是一条拥挤的小巷，连几百个人都容纳不下。政府料到六日战争后会有几千犹太国公民涌到犹太教最神圣的这个地方来欢庆。小巷旁有个脏乱的棚户区，叫穆格拉比（Mughrabi）区。1948年，135户无家可归的难民搬到这儿长住。6月10日晚上，得到高层批准后，军队要求穆格拉比区的阿拉伯人立即离开，他们计划在此建立一个能够容纳大量人口的广场。很快，军队的推土机开始清除这些房屋，疏通通往西墙的道路。负责清空穆格拉比区的指挥官后来回忆说：“要求在此居住的人离开，是我下达过的最艰难的命令……当你[在战场上]下令‘开火’，只需要本能，不用多想。但在这儿，你不得不下达的命令会伤及无辜。”[3]

一些学者认为，穆格拉比区(2)的行动很能体现以色列当时草率而仓促的决策，其中有些决策随后几十年塑造了以色列的发展。6月10日拆除该区前，以色列没有展开如何对待占领区大量城镇和社区的全国性讨论。但以色列人很快明白，六日战争后，以色列人对占领的土地和人口作出的决策，将给以色列带来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同六日战争试图解除的威胁一样事关生死。

战后的变化让全体以色列人无比兴奋。在宗教人士看来，以色列能如此戏剧性地逃过一劫，并取得决定性胜利，一定得到了上帝的帮助。有人认为这场战争说明弥赛亚的时代已经到来。上帝一定是听到了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痛苦的呼喊。这股宗教热情将助燃一场运动，它很快就会永久改变以色列。

世俗犹太人同样心潮澎湃。和以前一样，以色列诗人用诗歌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激动心情。拿单·奥尔特曼一向善于用脍炙人口的诗歌记录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已经成为犹太民族的声音。

但从1967年到1970年去世，奥尔特曼备受争议，因为他以笔作为武器，为战后以色列的鹰派代言。鹰派认为占领约旦河西岸后，以色列就收复了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地。奥尔特曼说：“以色列不能做出任何让步，尤其不能放弃这个‘民族的摇篮’。这场胜利最大的意义，是它消除了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地之间的区别。……此后，以色列国就是以色列地。”[4]

众所周知，奥尔特曼是世俗犹太人。[5]虽然保留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占领的土地后来成为宗教团体的主张，但不要忘记，从19世纪末起，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建设家园。早期移民大多是来自俄国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年轻人，在海外资助者的帮助下，他们从愿意出售土地的阿拉伯人手上买地。1947年，阿拉伯人对伊休夫发动进攻，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49年，在此期间以色列占领了更多的土地。独立战争后，在20世纪50年代开发这些土地，自然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迈出的下一步。

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这些新土地怀有如此热情，尚有另一层原因。一段时间以来，典型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续乏力。在六日战争前的六年中，全国只成立了十个新的莫沙夫或基布兹。建设集体主义农庄的，大多是欧洲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犹太人，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大多死于希特勒的毒气室，这类移民数量大幅减少。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急需注入新的激情。

世俗犹太复国主义激情的减弱带来了真空，从而为宗教人士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新的领导者、成为以色列建国后第三个十年的领袖创造了机会。犹太复国主义以前具有明显的世俗特点，还试图培养新犹太人，故而遭到犹太宗教人士的攻击。但六日战争后，一些宗教领导人试图领导这场重新获得活力的运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战争前，库克拉比表达了他对以色列地被分裂的悲痛之情；战争后，他突然摇身一变，像一位活在当代的圣经先知那样历数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荣耀：

这位拉比站在铺着一面以色列国旗的诵经台后发表讲话。诵经台上既有宗教经典，也有代表世俗力量的以色列国旗，兹维·耶胡达似乎想通过这种摆放方式告诉人们：这面国旗和我身后包裹《托拉》柜子的丝绒布一样神圣。……拉比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和盛气凌人的语气警告全世界不要干预上帝的计划，也不要夺走以色列解放的这片土地。他还说，以色列民主选举出的政府也无权从占领土地上撤离。[6]

库克拉比认为自己有权提醒政府有权做什么和无权做什么，他这种自信为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发出危险信号。但大多数以色列人完全没注意到。

当然，并非每位宗教人士都持这种观点。正统派犹太教徒耶沙亚胡·雷博维茨教授就是一个例子。作为以色列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雷博维茨认为1967年6月胜利后，主要宗教义务是拯救以色列的灵魂，要做到这一点，以色列需要从占领土地上撤出，这样以色列人就不会强行统治异族人。

战争结束三年后，他给以色列十二年级的学生写了封信，信中总结了他从1967年停火以来反复强调的观点：

我主张立即从居住有125万阿拉伯人的占领土地撤离，这与和平没有任何关系。我总是说“离开”，而不是说“归还”，因为我不知道应该归还给谁。归还给侯赛因？法塔赫？纳赛尔？还是当地居民？我们离开后，阿拉伯人会对这片土地做什么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管这些事。我们应该在犹太国修建防御工事，保卫这个国家。如果我们不能有尊严地离开——即在理解犹太民族和国家的真正需求后主动离开，那么美国人和苏联人会逼迫我们狼狈地撤离。要明白，我对“占领土地”问题一点都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生活在那的125万阿拉伯人，我并非关心他们，而是关心犹太民族和犹太国。目前已经有30万阿拉伯人生活在以色列境内，如果以色列还要管理占领土地上的阿拉伯人，以色列无法成为犹太人的国家，犹太民族将岌岌可危，我们在国家中建立起来的社会体系也将遭到破坏。[7]

雷博维茨石破天惊的观点遭到许多宗教人士的反对。其中就有参与解放老城和圣殿山行动的空降兵哈南·波拉特。他走到西墙，目睹那些被严重风化的神圣石头，喃喃说道：“我们在续写圣经新的篇章。”[8]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长期以来就是属于年轻人的革命。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1892年发表《鸟颂》时才19岁。指挥哈雷尔旅的伊扎克·拉宾虽然只有26岁，但在争夺耶路撒冷的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同样，怀着满腔热血和十足的干劲，年仅24岁的哈南·波拉特等人也发起了一场改变以色列的运动。

哈南·波拉特1943年出生于耶路撒冷附近犹地亚山上的埃齐翁村，这里当时是一个成立不久的宗教基布兹。波拉特很早就体验过流亡的滋味。1948年5月13日，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前一天，埃齐翁村成为独立战争中最早被阿拉伯人攻陷的基布兹之一，村里所有成年男性被聚集起来，然后被扫射或用手榴弹炸死。波拉特和他的朋友们能活下来，是因为基布兹的妇女和儿童已提前撤离，在耶路撒冷避难，只有成年男性留下来保卫家园。

这一带的基布兹被攻陷后，许多犹太人遇害，其中包括波拉特好朋友们的父亲，他自小就与这些人朝夕相处。当波拉特说他要拯救“父辈之地”时，他并未使用隐喻。

其他人也想拯救“父辈之地”。六日战争结束几周后，负有盛名的圣经老师约埃尔·宾－努恩带领学生，来到多年以来只能从书本上读到的地方：

手持袖珍本圣经，戴着基布兹无檐帽，约埃尔带领学生走在圣经之地，寻找圣经中写到的水井、遗迹和地形，并根据这些地点寻找古战场。他们找到亚伯拉罕从希伯伦走到耶路撒冷的路，还找到1948年帕尔马赫成员赶去支援埃齐翁村的路，两条路并存在这片土地上，就仿佛这两件事没有隔着两千年的流散一样。[9]

学生们能够亲自踏在圣经描述的山间小路上，这让宾－努恩能够赋予圣经一种新的生命力。在宾－努恩的教导下，满怀宗教热情的波拉特有了新的目标：他希望人们能够重新定居在他父辈们遇害的地方，如果这些基布兹当年没有被攻陷，这片土地如今就已经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了。

1967年9月25日，六日战争刚结束三个月，哈南·波拉特见到总理，希望政府同意以色列人重新在埃齐翁村定居。他多次提起自己和总理之间的对话，它表明以色列的政治领导人完全误解了这股重新燃起的宗教热情：

“孩子（kinderlach），你想要什么？”艾希科尔问道，他用了意第绪语中对小孩的昵称。“我想去那儿。”哈南回答说。“孩子，如果想去，你就去啊。”哈南说：“还有十天就是犹太新年，我们都很想去我们父母祷告的地方祷告。”总理说：“喔，孩子，既然想祷告，就祷告吧。”[10]

我们无法从这段叙述中判断艾希科尔的态度，他是反对、支持还是怀疑。“艾希科尔的评论有不同的解读，有的人说他强烈支持，也有的人说他坚决反对，但不管怎样，激进分子没有太在意他的态度。”[11]但可以确定的是，不管艾希科尔如何看待波拉特，他都严重低估了波拉特的决心。

返回古什埃齐翁，不仅是为了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生活，也不仅是为了改变以色列的地理和政治环境。波拉特和他的朋友们是为了返回自己的家园，返回他们出生的地方，返回他们父母耕种土地、修建房屋和建立社区的地方。为了守卫这里，他们的父亲献出了生命，他们的长辈因此被屠杀。如果将犹太复国主义概括为一项犹太人返回先祖之地的事业，那么对于波拉特和他的朋友们来说，他们必须返回父辈居住的地方。1948年5月，埃齐翁村和周边犹太村庄沦陷时，哈伊姆·古里写道：“我们将重生，像以前一样再次站起来。”19年后，那些死者的儿女们决定实现古里对全国人民的承诺。

艾希科尔象征性的认可正是波拉特需要的。不到两天时间，波拉特和他的朋友们（人们称他们为“埃齐翁村的孩子”）坐着破旧的卡车和大巴陆续回到基布兹的旧址。

抵达后，他们从车上卸下床垫，摆在临时搭建的铝结构棚屋里，这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将兹维·耶胡达·库克的头像挂在男宿舍里，在约旦河西岸的第一个定居点度过了第一夜。

以色列人普遍认为埃齐翁村是在耶路撒冷保卫战中被攻陷的，这在以色列集体记忆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重新有人在此定居，令各行各业的犹太人深受鼓舞。在特拉维夫，“一位即将退休的牙科医生决定卖掉自己办公室的设备，将这笔收入捐给埃齐翁村。”[12]特拉维夫大学的校长评论说：“埃齐翁村的先驱在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13]一位学生说如果能加入这里的基布兹，他宁愿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一对夫妇申请到这里的基布兹度蜜月。

随后，定居者运动声势逐渐壮大，无法回头。

截至1973年底，仅仅经过6年发展，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主要在约旦河谷）建立了17个定居点，1977年5月达到36个。1973年，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西北角（靠近拉法[Rafa]口岸）建有7个定居点，1977年达到16个。在西奈半岛内陆，1973年有3个定居点，1977年达到7个。[14]

1974年，决心在1967年占领土地上建立定居点的以色列人成立了第一个属于他们的政治实体“信仰者集团”，它后来成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核心力量。信仰者集团不但是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意识形态的体现，还是对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思想的复兴。几年后，阿里埃勒·沙龙回忆说，有人问他：“信仰者集团的成员都是些什么人？”他回答说：“他们和20世纪40年代的我们差不多，只是比我们更认真。”[15]信仰者集团将对以色列社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截至2012年，大约有34.1万以色列人生活在定居点。

一些以色列人想保留约旦河西岸是出于宗教和意识形态原因，但还有些人是出于安全考虑而非神学考虑。1970年，帕尔马赫创始人之一、时任以色列副总理和移民吸收部部长的伊加尔·阿隆提议归还部分1967年占领土地，保留剩下的土地。“阿隆方案”（参见地图7）建议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谷、东耶路撒冷、古什埃齐翁和希伯伦郊区新建立的犹太居住区基亚特阿巴（Kiryat Arba）。以色列将在这些地区建立民事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除了提供住房，还能起到战争预警作用，提早发现来自东面的进攻。以色列没有计划控制的土地将交还给约旦（该方案之一），这些区域之间由高速公路连接。阿隆还提议将西奈半岛大部分地区归还埃及，但保留戈兰高地大部分地区。这一方案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争议（虽然得到广泛讨论，但当时的以色列政府从未就此正式投票），但它遭到约旦国王侯赛因的拒绝，因而没有实际意义。

几十年后，大多数以色列人将明白，约旦河西岸最终无法逃避分而治之的命运（由于国际压力等原因），不可能被以色列长期单独占领，但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远比“阿隆方案”提出时复杂。截至2015年，已有几十万以色列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巴以双方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强硬和无法调和，这场冲突从政治问题演变为宗教问题，双方的宗教人士都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土地。“阿隆方案”提出得太早，当时如果能够采纳，中东历史就会大不相同了。

如何处理占领土地成为犹太复国主义最具争议的问题。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赫茨尔寻求建国，而阿哈德·哈姆认为国家是一个错误，犹太人只需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文化中心。后来，本－古里安和雅博廷斯基就如何抵抗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产生分歧。多年后，本－古里安和梅纳赫姆·贝京在德国赔款问题上出现争执——他们两人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犹太民族记忆在以色列政策和政治议程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现在，以色列右翼和左翼人士针锋相对，定居者和那些主张以色列应该放弃占领土地的人剑拔弩张。和先前的争论一样，这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两个阵营的人都深爱着犹太国，都在为这个国家的繁荣而努力奋斗，但对于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这个国家的灵魂，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行动方针。

信仰者集团认为约旦河西岸是一片处女地，年轻的犹太人都应当来到这片圣经中描述的民族诞生之地生活。但其他以色列人看得很清楚，这里生活着约125万以色列统治下的阿拉伯人。阿隆认为这块土地能够让以色列变得更安全，雷博维茨则认为这是改变以色列属性的毒瘤。突然，以色列边境问题不再是一个安全和外交问题；它成了一个宗教问题，因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色列社会出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的对立，这一分歧直到今天也没有消除。

梅厄·阿里埃勒是一位性格内向、满头卷发、有艺术天赋的空降兵，和哈南·波拉特一样，他也参加过解放耶路撒冷老城的战斗。波拉特看到西墙时充满惊奇，梅厄的感受却截然不同。“他心想：‘我随时可能被这种想法击中：我终于来到这儿，两千年的渴望得以实现’，但梅厄·阿里埃勒没有一点兴奋的感觉，更没有觉得自己在续写圣经新的篇章。他问自己：‘我这是怎么了？我还是犹太人吗？’”[16]极具音乐才华的他提笔改写了拿俄米·舍莫尔的歌，写下了《钢铁的耶路撒冷》。[17]

舍莫尔在歌词开头写道：“山林的气息美酒般清爽，钟声和松柏的芳香在风尘中弥荡。”阿里埃勒的《钢铁的耶路撒冷》则以“在你的黑暗中”开始：“在你的黑暗中，耶路撒冷……我们来此开拓你的疆土，驱赶敌人。”[18]

拿俄米·舍莫尔看到了犹太人返回民族诞生的先祖之地，梅厄·阿里埃勒则看到了战乱带来的痛苦。虽然歌词末尾也提到“金色的耶路撒冷”，但情感完全变了。这里不仅是金色的耶路撒冷，也是“铅一般的耶路撒冷，梦一般的耶路撒冷”。歌词最后是一句祈祷：

在你的城墙中，

愿和平永驻。

战争结束后，阿里埃勒用低成本录制了这首歌，不知怎的为以色列电台注意到，忽然之间就被反复广播。这首情绪悲伤、对拿俄米·舍莫尔略带嘲讽的歌曲大受欢迎，并非偶然。以色列即将掀起关于这场战争的大讨论。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应当如何处置？雷博维茨和波拉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观点，拿俄米·舍莫尔和梅厄·阿里埃勒也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借用约西·克莱因·哈勒维的话，阿里埃勒后来成为以色列的鲍勃·迪伦，唱出了他那一代以色列人的幻灭感。又过了十年，这种幻灭催生出“现在就和平”运动（the Peace Now movement）。以色列社会的音乐家和诗人总能充当新兴运动的预言者，这又是一个例子。

连一些以色列国防军的高官也明白，这场胜利虽然伟大，但也暴露出一个软肋。伊扎克·拉宾后来说：“我们本来可以控制更大的区域。如果我们想占领开罗，埃及军队无能为力，阿曼也是一样，6月11日我们还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占领大马士革。但占领更多土地并不是我们打这场仗的目的，我们占领的土地已经成为一个重负。”[19]

“重负”一词用得准。许多以色列人意识到，控制这些新占土地和统治125万阿拉伯人非常棘手。1948年阻止将军们占领约旦河西岸的本－古里安这时虽已退休，但他仍然表示，以色列应该保留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但其他地方要统统放弃。在这方面，他和耶沙亚胡·雷博维茨观点一致：这事关以色列的灵魂。

以色列的士兵也改变了强硬姿态，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兵开始分享让他们内心深感不安的所见所闻。《士兵谈话》一书搜集了对参战基布兹成员的采访，其中披露了士兵们从未袒露过的心声。有的人谈到自己杀人时的痛苦和对战争的反感。还有人说，当看到和自己孩子年龄一般大的阿拉伯儿童举起双手投降，深感羞愧。

这本采访集的出版人本来认为此书反响有限，没想到卖出了10万册，对以色列市场来说这不啻是天文数字。这本书的成功和梅厄·阿里埃勒《钢铁的耶路撒冷》的流行有着同样的原因。一些以色列人已预感到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即将兴起，而以色列人自己为此推波助澜。

六日战争不但让以色列人内部出现分裂，还让战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变得空前团结。以色列的胜利让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受到重创。现在大家清楚地看到，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口口声声支持巴勒斯坦人（1948年战争逃离家园的人及其后代），但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六日战争让纳赛尔蒙受奇耻大辱，巴勒斯坦人也是一样，他们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主动权，只是大国博弈中被牺牲掉的无关紧要的棋子。许多人在1948年背井离乡，来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六日战争后，他们发现当年赶走他们的以色列人再次成为统治者。

这一变化对巴勒斯坦人的冲击非常大。1949年停火线这时已失效，19年后他们可以再次来到1948年以前他们生活的地方，这让他们的心情非常复杂，当时一位历史学家写道：

西耶路撒冷的卡塔蒙（Qatamon）和巴卡（Baqa）区的大房子在1948年前属于阿拉伯富人，他们在1948年弃房逃离后，这些大房子被犹太移民瓜分。[六日战争后]这里到处有挂着约旦车牌的汽车在马路上慢慢开，东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专程来看自己以前的房子。……美国总领事埃文·威尔逊[在电报中]写道：“我们在新城住宅的客厅有架摆了19年的大钢琴，它的主人1948年匆忙离开，交给以前住这的人保管，主人现在回来索要了。”[20]

有的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人动机邪恶。格桑·卡纳法尼是当时巴勒斯坦的著名作家（和激进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的领导人），在《回到海法》（他发表的众多短篇小说之一）中，他描述了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河西岸来到海法查看他们在1948年以前住处的经历，当开车穿越以色列时，男主角对妻子说：

他们刚完成占领，就允许人们自由通过边境，一分钟也没浪费，这种事情在战争史上从未有过。你知道1948年4月发生的事有多么糟糕，现在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我们吗？不是！这也是战争的一部分，他们在对我们说：“自己去看吧，看看我们比你们强多少，看看这些地方发展得多好。安心成为我们的奴隶吧，你们应该赞美我们。”[21]

以色列的控制也给他们带来了其他福利。一些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找到工作，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逐渐，在以色列统治下，他们还获得了更多教育机会。但对巴勒斯坦人而言，最刻骨铭心的变化还在于统治者从约旦穆斯林变为以色列犹太人，生活水平再提高也无法改变被占领的事实，结束被占领状态迟早将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民族目标。

20世纪50年代末，亚西尔·阿拉法特成立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为法塔赫。阿拉法特1929年8月出生于开罗。他的父亲来自加沙，母亲从小在耶路撒冷长大。母亲去世后，父亲把他送到耶路撒冷老城，让他和母亲的家人一起生活。他后来又回到开罗学土木工程（学习之余还跟随穆斯林兄弟会参加了1948年战争）。西奈战役后，所有费达因分子被驱逐出境，阿拉法特此时来到科威特，和这里的巴勒斯坦难民一起生活。1959年，他成立了法塔赫。

1968年，法塔赫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英文简写为PLO，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1964年成立，当时以色列还未占领约旦河西岸），并很快成为该组织的核心力量。阿拉法特的掌权不仅影响到以色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事跨国极端活动，全世界都深受其害。

在以色列还存在为了让两个民族和睦相处而放弃部分土地的声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则不愿做出任何退让。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在其宪章中表达得非常清楚：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殖民主义运动，其目标具有攻击性和扩张性，其组织结构具有种族主义和隔离主义特征，其手段和目标具有法西斯主义特点。以色列是这个破坏性运动的先锋，是殖民主义的中流砥柱，是中东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长期紧张和动乱的根源。[22]

1967年，巴勒斯坦人（以及同阿拉伯联盟和埃及关系密切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蒙受了奇耻大辱，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影响力陡增，吸引了几百万巴勒斯坦人。随着法塔赫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中最具影响的力量，阿拉法特不但成为该组织主席，还成为一位国际人物。可以说，他已经被当作巴勒斯坦人的政治领导人。

同犹太复国主义一样，除了政治上的努力，巴勒斯坦人在文学上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的诗歌。达尔维什出生于西加利利地区，独立战争期间他们家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巴尔沃（al-Birwa）村。他在诗歌中运用了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阿拉伯诗歌韵律，表达了巴勒斯坦人强烈的思乡之情。1964年（这一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达尔维什创作了《身份证》一诗。[23]他开篇向读者宣称：“写下来！／我是阿拉伯人！”接着表达了巴勒斯坦人在内心深处对以色列人的指控：“你们窃取了我祖先的果园，／和我开垦的土地。”巴勒斯坦人的绝望来自哪里？“你们什么都没给我们留下，／除了这些岩石。”然后是警告：

如果我饥饿，

掠夺者的肉将会成为我的食物，

当心我的饥饿，

当心我的愤怒！

达尔维什与其他巴勒斯坦作家和诗人一起发出了巴勒斯坦人寻求独立和自由的心声。他在诗中提到的愤怒非常真实，将很快成为以色列持续繁荣的最大威胁。

1967年9月1日，六日战争结束三个月后，阿拉伯联盟在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提到：

阿拉伯国家首脑一致同意在国际和外交领域联合起来，消除侵略行为造成的后果，确保以色列从6月5日以来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出。这一过程必须在阿拉伯国家共同遵守的框架下进行，即对以色列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坚决维护巴勒斯坦人在自己国家的权利。[24]

对以色列实行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的“三不原则”成为阿拉伯世界一个响亮的口号。

以色列在1967年6月的六日战争中取得了军事胜利，但犹太国同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结束。不仅如此，这场胜利还激起了新的冲突——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双方都用意识形态上的热情回应这一深刻变化。以色列方面出现了致力于定居点运动的信仰者集团，巴勒斯坦方面则被激发出追求民族主义事业的斗志和灭亡犹太国的决心。

正是由于1967年这场胜利，犹太国有了一个新的敌人，这个敌人的力量将不断壮大，对犹太国的未来影响深远。

(1)　虽然以色列有许多公众人物和普通民众反对占领，但也有以色列人认为这在法律上不算“占领”。2012年，以色列前最高法院法官埃德蒙·莱维（Edmund Levy）主持的一份报告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之前不存在主权实体，尤其考虑到约旦放弃了对这片领土的所有权，以色列拥有获得这些领土的主权的法律基础。（Amb. Alan Baker, “The Legal Basis of Israel's Rights in the Disputed Territories,” http://jcpa.org/ten-basic-points-summarizing-israels-rightsin-judea-and-samaria/.）

(2)　穆格拉比区一直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争议的焦点。早在1929年，两个民族间就犹太人访问西墙的问题出现激烈争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呼吁限制犹太人前往西墙。作为回应，伊休夫阿什肯纳兹大拉比亚伯拉罕·以撒·库克号召犹太人清除穆格拉比区。当时并没有人采取行动，但他的建议在1967年成为现实。（Hillel Cohen, Year Zero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1929[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5], p.xvii.）

第十四章
赎罪日战争：“构想”心态破裂

你承诺有和平……你承诺会遵守承诺。

——以色列歌曲《73年冬天》

1973年春天，结束了在华盛顿的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五年的任期后，伊扎克·拉宾回到以色列，他发现这个国家已经变了。“回家后我发现以色列变得自信，甚至有点沾沾自喜，这与一个远离战争可能性的国家是相称的。”[1]

六日战争前几周，以色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怀疑，到处弥漫着绝望情绪。但战后几年又进入了一段非常自信的时期。以色列似乎迈出毁灭的阴影，早期以色列人紧张不安的流散心态如今仿佛只是犹太历史的残留。

后来，以色列人将这种新的民族心态称为“conceptzia”，即“构想”，这种心态在军队高层和情报系统表现得尤为明显。普通民众和高层领导都深信国防军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在六天的闪电战中，埃及军队遭到犹太国的快速毁灭，恢复军力还需要多年。同样，他们觉得叙利亚也会吸取教训，不会贸然进攻以色列北部边境。他们宣称，多亏了国防军，以色列无懈可击。

以色列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在建国早年，军事领导人谈及自己的成就时态度谦逊，民众也普遍认为“这是他们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但现在，国防军的将军得到全国人民的敬仰，被奉为英雄，有的将军利用战后获得的影响力开始从政，动摇了本－古里安坚持的军政分离政策。从1948年到六日战争，担任总理的大卫·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和列维·艾希科尔三位政治家没有任何军队背景。但后来，以色列不少总理曾是将军或战功显赫的战士。

本－古里安、A.D.戈登和果尔达·梅厄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的作风艰苦朴素，这在新任领导人身上逐渐消失。以色列早期领导人从不追求物质享受，即使身居高位也住在布置简单的小公寓。这一传统没能坚持下来。新的以色列领导人开始住得好——非常之好。

伊扎克·拉宾说得没错，以色列变得和以前不同了。

正是在这种新的心态下，1973年春天的独立日，以色列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这也将是最后一次。

尽管有炫耀军力的行为和战无不胜的心态，但当时的以色列并不安宁。在西奈半岛，以色列和埃及军队仍在“眼对眼”[2]——双方能清楚看见彼此，中间仅隔着一条窄窄的运河。以色列开始修建巴－列夫防线（以国防军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Chaim Bar-Lev]将军的名字命名）。没人真的认为这条防线能阻挡埃及军队大规模入侵，但支持者认为一旦埃及发动进攻，这条防线能提供早期预警，为增援部队的到来争取时间。

从一开始，就有以色列军官对巴－列夫防线提出异议。时任南方司令部指挥官的阿里埃勒·沙龙认为，修建巴－列夫防线是危险之举，它会给以色列人营造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他后来用一向自信的口吻说道：“我一早就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其他将军和前任总参谋长]是错的。巴－列夫防线注定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四年后果然如此。”[3]但当时军队高层有这种担忧的人并不多，防线得以继续修建。一些人觉得，巴－列夫防线就是以色列南方边境坚不可摧的象征。

当以色列修建防御工事时，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姿态越来越咄咄逼人。为了表明有决心收复六日战争失去的西奈半岛，纳赛尔多次向西奈半岛发动有限的炮击和小规模入侵。这些行动没有奏效，纳赛尔于是在1969年3月8日发起新一轮攻势，后来被称为“消耗战”。

1969年3月至1970年8月的消耗战一般在以色列武装冲突史上被略过不提。停火最终达成后，两国边界没有任何改变，但双方损失都很大。学者们对于具体死伤人数尚存在争议，以色列一位军事历史学家给出的以色列死亡人数为921人，其中694人为战士，剩下为平民。战争期间以色列还损失了20多架飞机和一艘驱逐舰。

和以往所有战争一样，阿拉伯方面的伤亡更惨重。本尼·莫里斯认为，埃及军人和平民的死亡人数达到1万人。在战斗最激烈的阶段，埃及平均每天有300名战士阵亡。[4]此外，埃及还损失了大约100架飞机和几艘海军舰艇。最能体现埃及损失惨重的，是埃及总参谋长也在阵亡名单之列。

1970年4月，埃及总统纳赛尔邀请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议会（World Zionist Congress，这是1897年赫茨尔在巴塞尔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以来负责组织大会的常设机构）主席纳胡姆·古德曼去埃及，讨论终止冲突的方案。总理果尔达·梅厄认为这是圈套，给古德曼施压，希望他不去。[5]一些以色列人公开对果尔达提出抗议，怀疑以色列没有为终止暴力做出应有努力。1970年4月28日，58名高中生联名给梅厄写信表达异议，此举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原谅的违反集体主义精神的行为。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和很多人都想知道，如果政府的政策总是错过和平的机会，我们如何打赢这场没有尽头也没有意义的战争？”[6]反对果尔达·梅厄的骚乱开始出现。

谁也没想到，一封简单的来信（至今仍叫作“十二年级学生的信”）能在全国范围产生如此大影响。这封信表明，以色列的集体主义精神（本－古里安“国家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解体。同样重要的是，以色列的和平运动随之兴起，以色列民众通过这一运动质疑政府外交政策的诚意和动机。

几个月后，埃及总统纳赛尔因为心脏病突然去世。离开人世前，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知道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已经失败，他没有像自己承诺的那样将以色列人赶入大海，他领导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也失去势头。可以说，他的死亡象征着埃及领导的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终结。

就在泛阿拉伯主义消亡之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正在觉醒。以色列独立和巴勒斯坦“大灾难”以来，阿拉伯国家一直声称巴勒斯坦事业是泛阿拉伯主义运动的重点，但他们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巴勒斯坦人中的活动家已经意识到，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们明白，要想在这项事业上取得进展，收复1967年被占土地，只能依靠自己。

亚西尔·阿拉法特成为这项事业的领导者。他不但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的愿望变成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还开创了巴勒斯坦在全世界开展暴力活动的先河。后来，阿拉法特的暴力袭击不仅针对以色列平民，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成为他的攻击目标。

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袭击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1965年初，法塔赫枪手开始潜入以色列境内，发动更具杀伤力的袭击。1965年5月，袭击规模不断升级，以色列一辆农场卡车、一辆化学品运输车和一个基布兹的居民遭到枪击，多人受伤。1967年6月至1971年3月，类似袭击接连不断，造成以色列大量人员死伤。

从一开始，阿拉法特就明确表示，回到1967年边界是远远不够的，巴勒斯坦人心中有更宏伟的目标。阿拉法特说：“我们不关心1967年6月发生了什么，对消除六月那场战争的后果也不在意。巴勒斯坦革命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赶走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解放我们的土地。”

巴勒斯坦人的暴力革命还扩展到海外。他们劫持了多架航班。1970年2月21日，瑞士航空公司一架飞机被他们劫持，机上4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害，其中包括17名以色列公民。就在同一天，巴勒斯坦人袭击了慕尼黑一座敬老院，7位犹太老人被杀。

虽然阿拉法特因为袭击活动遭到国际社会痛斥，但他达到了目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得到了国际关注和同情，最终让以色列在外交上陷入被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首先打击阿拉法特的竟然是阿拉伯国家。1948年独立战争和后来的六日战争中，有几十万巴勒斯坦人逃到约旦。1970年，约旦成为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重要的大本营。随着实力的壮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干预约旦哈希姆家族的统治，在短短3个月内，巴解组织武装分子两次试图刺杀侯赛因国王。为了推翻哈希姆王朝，巴解组织还在约旦领土上发动攻击，其中包括把3架班机劫持到约旦，再在电视直播时炸毁飞机。

统治地位岌岌可危的侯赛因国王发动了名为“黑九月”的血腥镇压活动。这场战争始于1970年9月，终于1971年7月，实际上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约旦军队之间的内战。在这10个月中，大约2000名巴解组织战士被杀，几千名非战斗人员死亡。约旦陷入混乱，叙利亚准备以拯救巴勒斯坦人为名入侵约旦。为了保护约旦，以色列在戈兰高地集结大量坦克，大马士革随时可能陷落，叙利亚不得不放弃这次行动。

侯赛因保住了自己的王国，但他无意中造成了另一个中东国家的毁灭。被约旦赶出境外后，巴解组织领导人和几千名战士逃亡到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穆斯林和基督徒长期生活在微妙而紧张的政治框架中，到1975年，黎巴嫩出现平民骚乱，内战随后全面爆发。这个曾经有“中东巴黎”美誉的国家终将化为一片废墟，主要由于阿拉法特的所作所为，黎巴嫩作为一个正常运转国家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随着冷战加剧，美国和苏联都把中东（特别是埃及）看成扩大自身影响的关键地区。纳赛尔去世后，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成为继任者。苏联把埃及和萨达特置于其翼下，但萨达特非常反感苏联对埃及内政的干涉，驱逐了国内的苏联顾问。

以色列和美国都认为萨达特犯下了战略性错误，失去了一个重要盟友。但这位埃及领导人远比他们想象的聪明，他知道苏联担心埃及对以色列发动战争，苏联是埃及的支持者，如果埃及再次失败，将严重影响苏联形象。不管对萨达特多不满意，苏联人都不能坐视他失败。

为了“惩罚”埃及，苏联加大了对叙利亚的援助，提供了大量坦克、飞机和地对空导弹。一夜之间，叙利亚成为全世界人均武器拥有量最多的阿拉伯国家。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个坏消息，因为在叙利亚执政的复兴社会党致力于“消除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行动的一切踪迹”[7]。苏联人也知道不能放弃埃及。尽管对萨达特不满，他们还是向埃及提供了战斗机、坦克、反坦克导弹、地对空导弹和能够威胁以色列主要城市的“飞毛腿”导弹。

这正是萨达特想要的结果。突然之间，中东的均势被打破，远远超出许多以色列人愿意承认的程度。大多数以色列人没有意识到地区形势正在迅速变化，而“构想”心态成为他们最大的累赘。

萨达特决心恢复埃及人的民族尊严。1973年3月，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达成协议，共同进攻以色列。协议中没有太多细节，因为两个国家对这场战争期望不同。叙利亚仍然希望摧毁以色列，但萨达特只希望鼓舞埃及人民的士气，在一定程度上洗清1967年战败的耻辱。对他而言，如果埃及军队能够占领苏伊士运河东岸的阵地，冲破具有象征意义的巴－列夫防线，这场战争就算胜利了。为了限制以色列空军的作用，埃及军队计划在苏伊士运河西岸部署苏联提供的地对空导弹，渡过运河的部队只停留在地对空导弹12千米的保护范围以内。

在备战的同时，萨达特或许也在寻求政治解决方案。1971年初，萨达特向以色列提议，如果以色列军队撤到距离苏伊士运河40千米以外，双方可以达成临时协议。果尔达·梅厄当时对以色列的安全形势非常自信，也不相信萨达特真想实现和平，所以断然拒绝了提议。[8]

1972年底，不为大多数以色列人所知的是，萨达特任命资深外交官哈菲兹·伊斯梅尔为国家安全顾问，并安排伊斯梅尔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举行秘密会谈。埃及表示，只要以色列同意归还1967年占领的埃及领土，埃及愿意停止冲突，并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973年，基辛格和伊斯梅尔会晤了两次，[9]但埃及的建议没有产生实质性结果，原因不得而知。有学者认为，伊斯梅尔“乐意……和以色列达成和解，只要归还土地，两国就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10]。还有的学者提出假设：萨达特已决心通过战争重振埃及士气，伊斯梅尔的活动或许只是用来转移人们注意力的。[11]不管真实原因如何，这个提议没有受到重视。

以色列方也有人抛出各种提议。以色列国防部部长摩西·达扬试图寻求经济解决方案，他自信地认为，如果以色列军队撤出苏伊士运河东岸，埃及允许以色列使用苏伊士运河，双方就可以避免战争。[12]以色列政府和埃及政府对达扬的提议都没什么兴趣，这一计划最终被搁置。以色列人似乎并不担心战争，认定埃及不敢开战。

1973年春天和夏天，埃及军队沿着以色列南部边界开展军事演习，由于抱着“构想”心态，以色列最高指挥部认为这是常规演习，但事实并非如此。埃及早已做好了越过运河的准备，举行军事演习，是为了让以色列国防军放松对南部边界的警惕。随后以色列情报部门搜集到埃及将发动进攻的证据，但最高指挥部没有正确解读这些信息。当时以色列人似乎都沉浸在以色列战无不胜的错觉中，国防军对埃及武装力量不屑一顾，以至于有的领导人要么把埃及会发动进攻当作无稽之谈，要么相信以色列强大的情报体系会为他们提供足够的预警时间，这样即使埃军发动进攻，也会被击退。

5月，埃及军队进入高级戒备状态后，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达多”）动员了部分国防军预备役人员，财政开支巨大。不久，埃及取消戒备，很多人认为达多反应过度。这样，国防军的将军们下一次再碰到这种情况，就不会轻易早早动员预备役人员了。

9月底，侯赛因国王秘密访问耶路撒冷，他告诉梅厄总理，埃及和叙利亚即将发动进攻。[13]会后，梅厄非常紧张，但高级指挥官们消除了她的疑虑。以色列仍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10月初，以色列情报系统收到摩萨德高级特工阿什拉夫·马尔万的情报，马尔万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女婿，也是以色列间谍。他警告以色列人，埃及正在计划进攻，很可能以军事演习作为幌子。但遗憾的是，这份情报根本没有被送到总理办公室。[14]

10月1日，以色列南方司令部的本雅明·西曼·托夫中尉向上级领导大卫·格达里亚（David Gedaliah）中校提交了报告，说埃及军队在运河西岸的部署表明他们不是在演习，而是准备发动进攻。两天后他再次提交报告，强调埃及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格达里亚既没有和别人提起这些报告，也没有将其写进提交给总司令部的南方司令部情报汇总中。西曼·托夫写的报告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10月4日和5日，苏联顾问携家眷离开埃及和叙利亚，但以色列对这样重要的迹象依旧视而不见。在这期间，从对埃及和叙利亚的航拍图中，发现了比以往更多的坦克、步兵单位和地对空导弹，但以色列还是按兵不动。10月5日中午12点30分，位于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收到一份紧急电报，马尔万在电报中再次警告战争即将爆发，他要求直接和摩萨德负责人兹维·扎米尔（Zvi Zamir）将军通话。接通电话后，他告诉扎米尔，战争将在第二天的赎罪日（10月6日）爆发，这是犹太人一年中最神圣的一天。但马尔万说战争将在日落时分爆发，这一点并不正确。

周五，即赎罪日前夜，以色列内阁举行紧急会议。在会上，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艾利·泽拉（Eli Zeira）将军对政府表示，他掌握了确凿证据，埃及军队将在第二天下午6点发起进攻。总参谋长埃拉扎尔立刻要求政府批准空军发动和1967年6月类似的空袭行动。果尔达·梅厄没有同意。亨利·基辛格曾要求以色列不要首先开火，否则后果严重，当时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的伊扎克·拉宾已经答应过这一要求。梅厄和达扬都不愿失去美国的同情与援助，拒绝先发制人。为了不让以色列显得像侵略者，他们还拒绝了军方提出的全军动员请求，只同意小部分动员。他们倒是同意，一旦第二天爆发战争，只有果尔达·梅厄有权动员预备役部队。

赎罪日时的以色列往往异常安静。法律规定，这一天所有商店都得停业，路上几乎没有车，孩子们有时会到空旷的高速公路上骑自行车。虽然是个宗教节日，但大多数世俗犹太人也会过赎罪日，平常不守教规的人这一天也会禁食25小时，平常不去犹太会堂的犹太人这天也会去那待一段时间。这天是安静的，无比宁静，人们在这种静谧中各自反思人生。

1973年10月6日下午两点，防空警报声划破了全国的宁静。对耶路撒冷人来说，这是六日战争结束后第一次听到防空警报。以色列人急忙打开收音机，一开始什么都听不到，因为大多数电台在赎罪日停止播音。但那些没有关掉收音机的人们很快听到了最不想听到的消息：“这不是虚假警报，警报再次响起后，所有人必须进入防空洞！”播完这则新闻，收音机传出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这首曲子因让人想到葬礼音乐而著名。

一小时后，下午三点半左右，广播中发布了另一则消息：“埃及和叙利亚已经发动进攻，局部动员令已下达。”防空警报一次次响起，在全国，赎罪日的平静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记忆，成千上万以色列人惊恐地跑向防空洞。下午四点，道路上的汽车多了起来，车上标志显示，这些车将士兵送往前线。广播通知所有无关车辆不要上路。加油站重新开始运营，节日停运的公共交通系统恢复运转，医院中所有非紧急病人出院回家，为战争伤员腾出床位。听到最后这则广播后，公众明白，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态已经非常严重。

一些家庭的父子、兄弟被同时召到部队。很快，广播播音员播报了一条大家最担心的消息：“埃及人渡过苏伊士运河，已经到达东岸。”下午五点，民众得知“叙利亚飞机正在加利利上空同以色列战机展开激烈的空战”。根据指示，民众为窗户、镜子和相框镜面贴上胶布，防止遭到轰炸时飞溅的玻璃造成二次伤害。

不久后，以色列人终于听到总理的声音。她对全国人民说，就在内阁讨论如何应对阿拉伯国家可能发动进攻时，埃及和叙利亚从地面和空中突然开火。实际情况远比梅厄所说的严重。总理没有告诉民众，战争爆发后15分钟内，240架埃及战斗机飞越运河，为地面部队提供掩护；战争爆发后1分钟内，2000名埃及士兵向以方发射了1万枚炮弹。密集的炮火持续了53分钟。[15]运河东岸的以色列守军只有436人，其中很多是没有任何战争经验的新移民。总理也没有告诉民众，1400辆叙利亚坦克正从戈兰高地冲向加利利地区，以色列只有57辆坦克抵抗叙利亚600辆坦克组成的先头部队。只要通过这条防线，叙利亚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开向以色列腹地。

当天晚上，摩西·达扬再次用行动证明，即使战争爆发后，很多人还抱着“构想”心态。他预测以色列的死亡人数只会有“几十人”，不会是几百人。至于戈兰高地，他说：“我认为这天对我们而言并不糟糕。”晚上8点，广播播报了戈兰高地所有妇女和儿童撤离的消息，这和1948年5月古什埃齐翁被约旦人攻陷前的情况一模一样。

午夜时，以色列动员了20万预备役人员，很多人直接到战场报到。抵达营区时，他们发现留给他们的，尽是受损或无法使用的装备和维护不佳的坦克。阿里埃勒·沙龙的传记作者说：“这不是一支准备打仗的部队，而是一支松懈、堕落和过于自信的部队。”[16]这些装备不良的预备役战士将面对30万叙利亚军队和85万埃及军队。同1948年和1967年一样，伊拉克再次参战，派出了1.4万名士兵。黎巴嫩每天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国防军和对手的军力对比达到1∶6。

1973年，刚刚诞生25年的犹太国第三次面临生死战。在战争第一阶段，以色列一直处于守势，以色列人对战争的结果茫然无知，而这一切似乎没有尽头。

这场战争持续了16天，头5天对以色列而言犹如噩梦；战争中以色列一半的损失就发生在这几天。除了极少几次反击，国防军一直在抵抗，以色列的战士们很迷茫。阿里埃勒·沙龙在10月7日视察一个基地后指出：“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们从未经历过。这些战士从小在胜利中长大……这一代人从来没尝过失败的滋味。现在他们非常震惊……怎么可能是[埃及军队]在向前开进，而我们被打败了？”[17]

形势非常危急。在战争头两天，以色列损失了10%的飞机，国防军前线某装甲师损失了半数以上的坦克。象征以色列坚不可摧的巴－列夫防线也被冲破。

到10月8日，以色列部署在西奈半岛的290辆坦克中有180辆被击毁，达扬这时意识到自己先前满不在乎的过度自信是多么荒谬，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语调绝望，让听众很震惊。梅厄得知达扬要去谈可能发生的“第三圣殿毁灭”，就禁止达扬接受那次电视采访。[18]

果尔达·梅厄向尼克松总统寻求帮助，甚至暗示他以色列有亡国的危险。虽然以色列情况危急，但尼克松没有马上采取行动。(1)在电视讲话中，梅厄总理向约旦呼吁，不要犯1967年那样付出沉重代价的错误。当时以色列和约旦之间颇多合作，她相信就算约旦参战，也不会表现得很积极。至于美国援助，她能做的只有等待。

10月10日是战争爆发的第五天，总理在电视上向全体民众发表讲话。她谴责了苏联，正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埃及和叙利亚才让以色列蒙受如此沉重的损失。“叙利亚和埃及军人手里的武器全都来自苏联。”[19]

尼克松也意识到，以色列在打的不仅是一场地区性战争，也是一场两个超级大国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区域外大国将在这场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总统指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除了激光制导炸弹以外，要确保以色列能够得到所有它需要的武器装备，只要以色列能用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运送这些武器装备。[20]有些报告认为，尼克松这样做，不仅是因为美国越来越希望以色列继续存在，还因为他通过一些报告得知，以色列为了自保，已把罩在核武器上的罩子拿掉了。[21]

10月8日在西奈半岛展开的一次反击中，以色列国防军遭到重创，总参谋部明白，要想避免灾难出现，以色列必须立刻改变战争走向。国防军领导人制定了“先北后南”的策略：首先扭转北部叙利亚军队势如破竹的攻势，南部军队暂时维持守势。这一策略起作用了。两天后（10月10日），以军将叙利亚军队赶出了四天前哈菲兹·阿萨德总统下令突破的边境线。10月11日，以色列炮兵火力已经覆盖到大马士革郊区。随后，以色列空军轰炸了位于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国防部大楼。[22]达扬这时已不像几天前那样悲观，他说：“叙利亚人必须明白，大马士革通向以色列的路同时也是以色列通向大马士革的路。”[23]

以色列在北部反客为主，这让超级大国紧张起来。苏联警告以色列离大马士革距离太近。10月11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告诉基辛格，为了保护叙利亚，苏联空军已进入戒备状态，苏联军舰正在开往叙利亚沿海城市的路上。两天后（10月13日），理查德·尼克松命令美国飞机帮助以色列空运军事物资。

北部威胁解除后，以色列开始集中兵力对付南部的埃及军队。10月14日，埃及军队犯下严重的战术错误，在发动新攻势时，他们的地面部队离开了地对空导弹的保护区，暴露在以色列空军的打击范围内。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埃及损失了250辆坦克，以色列只损失了20辆坦克。南部战局开始扭转。

以色列乘胜追击。10月15日，在阿里埃勒·沙龙将军指挥下，以色列军队试图渡过苏伊士运河。这场战斗尽管非常惨烈（仅在这一场战斗中以色列就阵亡了300人，将近六日战争死亡人数的一半），但第一支部队渡过了运河。接下来一周内，国防军主力部队也通过运河，占领了运河西岸地区。10月19日，苏联和美国分别对埃及和以色列施压，呼吁双方停火。但以色列北部和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

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338号决议，要求双方在下午6点52分停火。6点50分，以色列广播宣布以色列将接受停火条件。

但战斗仍在持续。10月24日凌晨两点，埃及第三军团被以色列国防军包围，随时可能全军覆没，埃及和叙利亚这才同意停火。下午1点，停火协议正式生效，战争基本结束。

在这场战争的最后阶段，以色列国防军表现英勇。在空战中，以色列空军击落了277架阿拉伯国家战斗机，自己只损失了6架飞机（46∶1）。阿拉伯国家一共损失了432架飞机，以色列损失了102架。阿拉伯国家的人员伤亡惨重，共有8258人死亡，19540人受伤。一些以色列人认为，阿拉伯国家的实际伤亡是这一数字的两倍，死亡人数应该达到1.5万人（其中1.1万为埃及人），受伤人数达到3.5万人（其中2.5万为埃及人）。[24]

以色列失去了2656名战士，7250人受伤。这一数据虽然远低于阿拉伯人，却是1967年死伤人数的三倍多。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比1967年战争长，但以色列处境并没有发生变化。战争爆发前，以色列人犯下许多严重错误，战争带来的巨大伤亡让以色列人难以接受。许多以色列人对土地、和平和战争抱有的设想破灭。尽管以色列人有理由再次对前线战士充满信心，但对领导阶层就不那么有信心了。和平变得越来越无望，很多人不再相信有什么“最后的战争”。正如伊加尔·雅丁在战后所说：“这是以色列第一场父亲孩子并肩作战的战争，我们从未想过会有这种事。作为父亲，我们当年打仗，就是为了孩子将来不用上战场。”[25]

以色列人对盟国的信任也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政治右翼人士中，很多人永远不会原谅基辛格推迟运送以色列当时急需的武器装备的做法。法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并向他们提供武器，几乎无人感到意外。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后，许多欧洲国家抛弃以色列，倒向阿拉伯国家，但以色列人没想到英国通过对该地区实施武器禁运也这样干。后来英国为了培训埃及直升机飞行员而自破禁运。以色列提出抗议后，英国给出的答复是，英国已经将培训地点从中东前线改为英国本土，以色列见好就收吧。此外，第三世界国家也纷纷和以色列断交，其中不少国家得到过以色列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石油再次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重要因素。战争进行到10月17日时，为了惩罚美国等国对以色列的支持，阿拉伯国家开始实施石油禁运，此举严重冲击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以色列再次成为国际阴谋的靶心。石油输出国组织（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地位显著上升，在后来几十年一直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以色列人的“构想”心态终于被深深的忧虑取代。他们对国家领导人缺乏信心，也明白以色列国防军并非坚不可摧。已经习惯扮演胜利者角色的以色列，逐渐痛苦地接受这场战争带来的惨重损失。媒体公布了以色列战俘的镜头，这种画面让以色列人不习惯，也令他们恐惧。画面上还有被炸毁的以色列坦克和死去的国防军战士。贝特哈西塔（Beit Hashita）基布兹有11名年轻成员战死。电视上播出了送葬场景，11辆军用吉普车组成一支送葬车队，每辆车上摆着一具用以色列国旗覆盖的棺材，这种画面让许多观众受不了。

这种痛苦也是许多基布兹成员无法承受的。基布兹悄然发生了变化，建国那一代人对世俗主义的坚持、对宗教的彻底排斥开始解体。虽然当时体现得还不明显，但世俗、自信和不在乎宗教传统的新犹太人形象将要在以色列退潮，人们转而开始在前辈看不起的领域中寻找生活的意义。

1967年创作《金色的耶路撒冷》的拿俄米·舍莫尔再次用作品证明了她惊人的预见。1973年战争前，她将披头士的《顺其自然》（Let It Be）改编为希伯来语歌曲。战争过后，她修改了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虽然副歌部分仍保留了《顺其自然》的旋律。这首歌将以色列人的悲伤表达得淋漓尽致，引起全国轰动，至今流行。[26]她写道：“地平线上仍有一片白帆，但处在密布的乌云下。”这首歌既有披头士的风格，也带有1973年以色列的特色，她写道：

我们所有的渴望，顺其自然吧，

请让一切顺其自然，顺其自然，

我们所有的渴望，顺其自然吧。

全国人民的悲痛之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散。1995年独立日上，以色列人第一次听到并将成为以色列经典歌曲的《73年冬天》。这首歌开头写道：“我们是73年冬天的孩子。”这些孩子唱道，他们的父母“在战争结束的拂晓时分梦到我们”。这些孩子明白，生出他们是一种绝望的行为，也是父母最后的希望：“当你们用爱的力量怀上我们，在73年冬天，／你们要让被战争掳走的一切填充你们的身体。”[27]

而父母则早早许下承诺，“你们承诺要不惜一切代价，为我们把我们的敌人转化为爱人”。但整整一代人之后，这个承诺未能兑现。歌曲的副歌部分直击心灵，直到今天，仍让唱的人深有感触：

你承诺有和平，

你承诺家园里有春天和花朵，

你承诺会遵守承诺，

你承诺有和平鸽。

1995年这首歌出现时，赎罪日战争已经结束20多年，但和平鸽没有飞来。仍在持续的战争让这个国家的内心千疮百孔。赎罪日也因为这场战争而不再是以前那个宗教意义上的赎罪日了。每年在这个用于反省和忏悔的宗教节日上，人们都会想起当年以色列人的无能、悲伤、损失和幻灭。

可以说，赎罪日战争将以色列灵魂的一部分击得粉碎，再也无法复原。

此外，这场战争政治影响深远。早在1973年11月13日，梅纳赫姆·贝京就在议会上批评果尔达·梅厄和政府在战争中无能。几十年来，贝京身处以色列政治边缘，他现在得到越来越多以色列人的认可。但对独霸政坛的工党打击更大的，是调查战争爆发原因的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该委员会1973年11月21日成立，1974年4月1日发表的调查报告认为，以色列军队高层犯下了许多错误，但基本没有追究政府的责任。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情报部门负责人艾利·泽拉将军和南方司令部司令撒母耳·葛农（Shmuel Gonen）三位军方高级将领引咎辞职。葛农辞职后立即离开以色列，余生在非洲度过，61岁时死于心脏病突发。战争结束不到三年，大卫·埃拉扎尔于1976年4月也死于心脏病，年仅51岁。

虽然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对果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扬手下留情，但这反而让这些政治领导人的处境变得更糟。他们似乎得到了免受追责的“特许”，这让公众感到愤怒和恶心，许多人强烈要求这些人辞职。

民众发起的和平抗议活动也出现了。最著名的是莫蒂·阿什肯纳泽独自一人来到耶路撒冷的总理府前抗议，横幅上写着：“奶奶[果尔达·梅厄总理的绰号]，你的国防部部长很失败，你3000名孙儿孙女因此丧生。”[28]这场战争前，对一名民选高官这样说话是难以想象的，但民众现在顾不了了。在推迟到1973年12月的选举中，工党仍然获胜。但1974年4月，果尔达·梅厄辞职，接替她的是伊扎克·拉宾。拉宾的票数少于梅厄第一任期获得的票数，而民众仍气得发抖，他所领导的这个政党即将失去在以色列政坛的统治地位。

拉宾的上台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他是第一位出生在20世纪的以色列总理，第一位出生在以色列地的总理，第一位只接受过以色列教育的总理，也是第一位有过军旅生涯的总理。以色列人已经做好准备，迎接这类新领导人。[29]

美国犹太人察觉到这种变化，其中一些人认为，1967年以来，以色列过度自信和好斗，如今能有所收敛让他们舒了口气。几位美国犹太领导人评论道：“和一个不那么以色列的以色列打交道，让我们感到愉快。”[30]在美国，雅各·布劳斯坦和大卫·本－古里安的观点长期以来各有拥趸，布劳斯坦的观点此时重新占据上风。

1973年12月，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全从几个月前战争的悲痛中走出来，又一个噩耗传来：大卫·本－古里安去世。本－古里安已经和病魔斗争了很长时间，人们并非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但鉴于以色列人刚刚经历的创伤，国父般的人物这时去世，仍然是痛苦的打击。

本－古里安有专制倾向，从政时间可能也有点过长。他出生于欧洲，年少时就出于理想主义情怀来到巴勒斯坦，在果园摘过橘子，建立了工会，成为伊休夫政治领袖。在英国统治的混乱年代，本－古里安审时度势，巧妙地让伊休夫得以壮大。他缔造了许多建国前的机构，最终成功建国。他拥有超强的把握历史时机的能力，知道何时应该耐心等待，何时应该迅速出击。他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宣布建国，因为他明白这样的历史机会不会再有。

他虽然不是军人，但在独立战争中展现出过人的勇气和卓越的谋略，让这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国家渡过危机。如果说是赫茨尔赋予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生命，那么大卫·本－古里安就是以色列国生命的赋予者。以色列第五任总统伊扎克·纳冯（Yitzhak Navon）坚信，本－古里安是两千年前“第二圣殿毁灭以来最伟大的犹太人”[31]。但现在，他已与世长辞。

一场让以色列人心力交瘁的战争刚刚结束，他们又在电视上看到大卫·本－古里安的葬礼。一位以色列作家说：“他们像是在观看自己的葬礼。”[32]

这场战争以灾难开始，它粉碎了以色列人的“构想”心态。但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中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叙利亚坦克突破以色列北部防线后，民众虽然惊恐万分，但没有逃亡。军方在战争爆发前和战争早期犯了许多错误，但面对巨大压力，军队重整旗鼓，调整战略，最后再一次展现了以色列强大的军事实力。很大程度上由于军队高层的错误，成百上千的战士献出了生命，但活下来的战士一直坚守前线，既没有逃跑，也没有投降。虽然没有听到达扬对总理说的“第三圣殿”（重生的犹太共和国）摇摇欲坠的言论，但他们能感觉到他们快要失去一切。以色列不会在他们的注视下倒塌。

和以往一样，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也发挥了作用。在民众的监督下，军队高层领导和国家领导人都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了代价。

以色列军队在战争后期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以军包围了埃及第三军团，可以将之歼灭。在北部，以色列装甲部队停在可以攻入大马士革的地方。在遇到突袭、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以色列实现了惊天逆转。实际上，赎罪日战争成为以色列最后一次同敌军正规部队的较量。[33]虽然战争爆发前和战争初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但以色列国防军让阿拉伯邻国明白，同以色列正面交锋是自取灭亡，没有胜算。

尽管如此，以色列并没有“获胜”，像以前人们习惯看到的那样。几年后，什洛莫·加齐特（1974—1979年任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承认，赎罪日战争中没有胜利者。[34]他相信，军事上的僵局让双方比任何时候都更希望达成和平协定。

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在战场上失利后，以色列的敌人在其他领域向以色列发起进攻。巴勒斯坦人多年来试图在外交上孤立以色列。如今，欧洲国家害怕阿拉伯再次实施石油禁运，屈服于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压力，这让他们对以色列的外交斗争变得格外有效。1974年11月，亚西尔·阿拉法特被邀请到联合国发表讲话，在后来被称为《橄榄枝和手枪》的演讲中，他没有谈到和以色列实现和平，而是谈到“犹太人入侵巴勒斯坦”。他的演讲既有威胁使用暴力的意味，也影射了和平：“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我再说一遍，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话毕，满场掌声。

为了回应掌声，阿拉法特双手紧扣，举过头顶，露出他腰带上的手枪皮套。阿拉法特显然有意把枪套带到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的现场，以此含蓄地威胁要继续使用武力，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观众们鼓掌。阿拉法特向以色列的生存权宣战，但联合国报之以全场欢呼和站立鼓掌。仅一年后，联合国大会批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联合国观察员。

联合国对以色列的外交攻势不断取得进展。1975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72票赞成、35票反对（和32票弃权）通过了3379号决议，确认“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美国对该决议投了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对这一提案提出强烈谴责：“联合国将要把反犹主义变成国际法。”莫伊尼汉还发表了他那段著名的言论：“[美国]……不承认，不遵守，也永远不会默许这个臭名昭著的决议……一大股邪恶的力量被释放进这个世界。”[35]

连莫伊尼汉也想不到，将犹太国非法化的国际势力将迅速蔓延开来。虽然不用面对敌人的正规部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变得更不安全。在许多方面，犹太国即将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脆弱。

(1)　多年后人们发现，尼克松对犹太人非常反感。他的得力助手亨利·基辛格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复杂态度是出了名的。耶胡达·阿夫纳大使后来写道，犹太人身份让基辛格“神经衰弱”。在2010年公布的尼克松录音带中，可以听到基辛格对总统说：“就算苏联人把犹太人关进毒气室也不关美国的事。”（Yehuda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An Intimate Narrative of Israeli Leadership [Jerusalem: Toby Press, 2010], p.269; Gil Troy, “Happy Birthday, Mr. Kissinger,” May 23, 2013, Tablet, http://www.tabletmag.com/jewish-news-and-politics/132819/happy-birthday-mr-kissinger#xCoSwz6BrWoHxhzI.99.）

第十五章
革命中的革命：以色列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和复仇

我们不再是任何人眼中胆小怕事的犹太人。……那个时代已结束。……如果不愿自我牺牲，奥斯维辛将再次出现。如果自卫必须付出代价，那我们就付！

——总理梅纳赫姆·贝京[1]

20世纪70年代，和政治、文化和公共生活领域的情况一样，活跃在以色列乐坛的大多是阿什肯纳兹人，即祖籍欧洲的白种犹太人，在几次阿利亚移民运动和建国以前，他们就确立了在巴勒斯坦的主导地位。拿俄米·舍莫尔的父母来自维尔纽斯（Vilna）。60年代以色列无可争议的摇滚天王阿里克·艾因施坦1939年出生于伊休夫，他的父母也来自欧洲。1973年第一届欧洲歌唱大赛（Eurovision competition）中代表以色列参赛的是著名歌手伊兰尼特，她的父母移民自波兰。1974年代表以色列在欧洲歌唱大赛上演唱《我将生命献给她》（Natati Lah Chayai）的，是当时风靡全国的蜂巢乐队（Kaveret），这个欢快搞笑的乐队也由五名白人（阿什肯纳兹人）男歌手组成，这首歌曲至今脍炙人口。

以色列广播很少播放东方犹太人创作和表演的音乐，唱片公司也不感兴趣。业内人士认为，东方犹太人充满中东情调的音乐听上去古怪而陌生，更像阿拉伯人的音乐。比亚利克和奥尔特曼等人希望犹太国能培养新犹太人，但东方犹太人的形象、口音以及他们表达犹太身份的方式和新犹太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东方犹太人在社会各领域都居边缘地位，乐坛只是这个普遍现象的反映罢了。

磁带的发明和迅速普及才大大改变了乐坛格局。70年代初，被录音室拒之门外的东方犹太人音乐家开始用磁带传播自己的作品，这最早发生在特拉维夫，后来又出现在别处。这种音乐具有北非和中东风格，有点离经叛道，很快得名“磁带音乐”（muzikat hakasetot），(1)并很快改变了以色列乐坛的面貌。东方犹太人的音乐钻进了以色列人的生活。佐哈尔·阿尔戈夫（Zohar Argov，他的父母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也门）等音乐家通过“磁带音乐”革命一举成名，[2]变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70年代兴起的东方犹太人革命，不仅影响了音乐行业，以色列政治生态也因此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上东方犹太人长期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阿拉伯人统治下，他们在东道国施压或驱赶下来到以色列。大多数人的财产被东道国政府剥夺，沦为以色列社会中的穷人。接收这些移民时，以色列经济低迷，能够用于改善东方犹太人生活条件的资源极为有限。

犹太国吸收了所有的东方犹太人移民，赋予他们公民身份，为他们提供教育和基本住房。但政府把他们大多安置在偏远的过渡营。就像当年把一贯具有军事训练传统的基布兹设立在边境地区可以保卫国家一样，政府在远离国家中心的边缘地区设立过渡营也有国家利益的考虑：可以防止以色列对这些地区的拥有在未来出现争议。

不难理解，在东方犹太人看来，被安置在远离国家中心地带的过渡营，意味着他们在以色列社会处于边缘地位，如果不采取行动，永远翻不了身。早期移民比较服从政府安排，但他们的孩子深感国家不公，对国家的不满成为东方犹太人身份的重要特征，驱使他们在70年代初建立自己的组织。1971年，一个名为“黑豹党”（根据美国同名团体得名）的团体和总理果尔达·梅厄会面，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会后，梅厄给出的唯一评论是“他们不是好人”[3]。马帕伊党的领导层遥不可及，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和随后果尔达·梅厄的辞职进一步强化了东方犹太人的这种感觉。

梅厄的继任者伊扎克·拉宾的执政时间也不长。1977年，以色列媒体揭露拉宾的妻子利亚拥有一个（在拉宾担任以色列驻美国大使期间办理的）海外银行账户，上面存款虽然不多，但这属于以色列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以色列民众为此气愤、恼怒和沮丧，在国家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工党领导人一再表现出的无能、腐败和遥不可及让他们忍无可忍。和梅厄一样，拉宾也辞职了。

以色列为变化做好了准备。

梅纳赫姆·贝京从1949年第一次大选以来，一直被边缘化在反对党（除了六日战争开始时短暂加入过团结政府）。截至1977年，他29年的政治生涯并无多大建树。作为泽夫·雅博廷斯基的追随者，贝京主要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后的十年建立起自己（或好或坏）的名声。

成为伊尔贡领导人后，他宣布对英国发动起义。他策划了大卫王酒店爆炸，这是促使英国人离开巴勒斯坦的关键原因。在“阿尔塔莱纳”号事件中，贝京在避免全面内战爆发中也起了关键作用。虽然他输掉了围绕德国赔款问题展开的政治斗争，但这让他在许多以色列人心目中成为以色列灵魂——犹太性的守护者。

大卫·本－古里安不断把法西斯主义者的标签贴在贝京身上，这甚至影响到美国犹太人对贝京的看法。1948年他出访美国前，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汉娜·阿伦特在内的知名美国犹太人给《纽约时报》写联名信，信中也称他为法西斯主义者，说贝京“宣扬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和种族优越论的大杂烩”[4]。

到1977年，贝京仍没有完全摆脱这类指责，但很多以色列人已经意识到，他并不像对手描述的那样简单。正是他极力呼吁结束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军事统治。[5]1965年以色列议会再次调查“阿尔塔莱纳”号事件时，有人提出本－古里安试图谋杀贝京，[6]而调查结果显示贝京在事件中并没有什么过错。

在担任反对党领导人的这些年里，贝京同东方犹太人建立起关系。他多次提醒这些人，他领导的伊尔贡当中就有很多战士来自突尼斯、也门、叙利亚、阿根廷、南非、伊拉克、波斯和其他非欧洲犹太社团：

伊尔贡各个部门都有来自不同犹太社团和不同阶级的成员。……我们这里堪称犹太国小熔炉。我们从不问出身，只看重忠诚和能力。东方犹太社团的成员在伊尔贡就像在家里一般快乐。没人对他们摆出居高临下的愚蠢姿态，这也有助于他们摆脱任何无端的自卑感。[7]

他注意到，与在议会中不同，东方犹太人在伊尔贡身居高位。

有人可能会推想，贝京西装革履、“一本正经”的波兰犹太绅士形象在东方犹太人看来欧洲特征明显，他们会像反感工党一样反感他。但讽刺的是，贝京的波兰背景给以色列北非移民留下了好印象。20世纪50年代初，贝京访问过渡营时（访问期间他称呼生活在那的东方犹太人为“我的兄弟姐妹们”），过渡营的居民注意到他的着装非常正式，他的黑色西装和其他伊休夫领导人的着装格格不入，他们认为这表明贝京尊重他们；相形之下，本－古里安来访时经常穿着T恤和短裤，分明看不起他们。贝京将东方犹太人心中的怒火化为政治资本。早在1959年，他就在听众大多为东方犹太人的一次演讲中说，本－古里安将以色列分裂为一个“阿什肯纳兹主义和非阿什肯纳兹主义”判然有别的国家。[8]

赎罪日战争、梅厄和拉宾分别因阿格拉纳特委员会与经济丑闻辞职以及东方犹太人长期对政府的不满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就促成了贝京的“完美风暴”。在1977年5月的选举日，以色列有史以来首次举行投票后的民意调查，其结果震惊了全国，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赢得43个席位，工党联盟（本－古里安的经过改组的马帕伊党）只获得32个席位（比上届选举少了三分之一席位）。梅纳赫姆·贝京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八次选举失利后在第九次获胜的总理。[9]

以色列新闻主播哈伊姆·雅文（Chaim Yavin）称利库德集团这一胜利为“大逆转”（Mahapach）。（在希伯来语中，该词词根和“革命”[mahapeicha]一词相同）。许多以色列人（特别是东方犹太人选民）兴奋地走上街头，高呼贝京的名字。以色列出现了一位新的加冕王子。这不但是贝京的胜利，东方犹太人也认为这是他们的胜利。他们感到自己终于在规划国家的发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阿什肯纳兹精英则目瞪口呆。这些以色列人从小在本－古里安的统治下长大，对他充满崇敬，无法想象由其他政党来领导这个国家。一位敏锐的评论家分析道：“他们无法理解，这个政党建立起国家，接收了数百万东方犹太人移民，怎么可能会有人反对它？工党在大选中的失利让他们非常吃惊。”[10]

选举日当天，结果出来后，记者们争先恐后将话筒伸到贝京面前，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会说什么。尽管并不严格遵守教规，但贝京总是随身带着基帕帽，他这时戴上帽子，诵读了祈祷文“你赐予我们生命”，犹太人在取得成就和好运时就会诵读这段祈祷文。以色列人在政府高官身上从未见过此景。1948年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建国时，根本没戴过基帕帽。另一位记者在欢庆的人群中问贝京，他会是拥有什么风格的总理，面对这个怪问题，贝京思考片刻后回答：“一个好犹太人应当有的风格。”[11]

对贝京这句话，以色列人虽然有不同的理解，但人们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好犹太人”。同一年，广受观众喜爱的喜剧演员和著名导演乌里·佐哈尔第一次在他主持的电视游戏节目中戴基帕帽。[12]以色列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化：宗教正重新进入以色列人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在马帕伊党执政将近30年后，政权顺利地从马帕伊党转到利库德集团手中，没起任何争端，贝京成为政府的领导者。这体现了以色列人对民主制度的坚定持守，令人印象深刻。

贝京政府首先处理的，不是东方犹太人问题，而是和平问题。多年来，亨利·基辛格在以色列和埃及间展开“穿梭外交”，让双方同意了两个撤军协议，即赎罪日战争结束后撤回各自驻扎在边境的军队。但这些举措虽然结束了上一场冲突，却无法保证下一场冲突就不会发生。

以色列大选后几个月，在一系列秘密沟通（有的是通过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失败后，1977年11月9日，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在埃及议会脱稿讲话时宣布：以色列“将对我对你们说的话感到诧异：为了让埃及战士不再受伤，什么困难我都在所不辞，我愿意去世界尽头，甚至愿意去他们家，去以色列议会，同他们辩论”[13]。

贝京几乎在第一时间回应了萨达特的精心策划，他在针对埃及人的广播讲话中邀请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仅8天后，让许多以色列人难以置信的是，萨达特的飞机降落在了特拉维夫。贝京亲自站在飞机的舷梯下迎接萨达特，见面后两人在为萨达特一行准备的红地毯上相互拥抱。以色列国旗和埃及国旗一起在微风中飘扬。接下来几分钟，萨达特终于见到了之前耳熟能详的以色列领导集体。这位曾经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的人正站在以色列的国土上，受到热烈欢迎。萨达特被引见给摩西·达扬和伊扎克·拉宾，这两人带领以色列人在1967年获得大胜，又被引见给果尔达·梅厄，她在1973年击败他。

拉宾后来回忆说，萨达特当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这里见的人都是他以前的生死对手，在短短几秒钟内，他总能够对每个人说出最正确的话。”[14]以色列公民通过电视密切关注他的来访，他们也对萨达特印象深刻。“以色列民众欣喜若狂。如果说萨达特想让他们相信他的和平意图，那他来以色列这个惊人姿态就已经赢得了他们。”[15]

第二天，萨达特成为第一个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的阿拉伯领导人。他提出了实现和平的五个条件：以色列完全撤回1967年边界，巴勒斯坦人实现独立，保障本地区所有国家和平相处及边界安全，承诺未来不使用武力，结束中东的敌对状态。

萨达特要求过高，谈判过程艰难而激烈，进展缓慢。吉米·卡特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也加入谈判，成为埃以双方的调解者。贝京和萨达特还算相互尊重（他们的关系经历过起起落落），但贝京和卡特的关系极糟。卡特将贝京和萨达特邀请到戴维营，认为那里的田园风光有助于推动谈判进程，但谈判还是差点崩溃。贝京和萨达特一度针锋相对，几乎没有眼神交流。卡特称贝京为“精神变态”[16]，但贝京认为美国要求以色列做出的让步过大，而卡特对这些让步有意麻木不仁。贝京打算离开戴维营。

最终，各方还是缩小了分歧。贝京放弃了西奈半岛，但保留了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他没有答应萨达特让他将约旦河西岸交给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声称不想在和一个敌人签订和平协议的同时为另一个敌人创造国家。这位埃及总统收回了西奈半岛，成为和以色列实现和平的第一位阿拉伯国家首脑，但也出卖了巴勒斯坦人。

1978年9月28日下午3点左右，经过激烈辩论，以色列议会以84票赞成、19票反对和1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戴维营和平协议》。贝京当年被英国列为头号恐怖分子，如今却让以色列和它最强大的敌人实现了和平。根据协议，以色列同意撤出六日战争占领的西奈半岛，虽然这场战争并非以色列人挑起，并让以色列失去了数千人的生命。萨达特曾有意同以色列谈判，但被梅厄的左倾政府拒绝了；对于还记得此事的人来说，此举是惊人的。

为了实现和平，以色列不惜放弃土地，这样的事以后还会发生。

以色列人注意到，做出放弃土地决定的竟然是右翼总理，而且还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右翼总理。之所以会如此，部分原因在于议会政治。如果左翼势力试图放弃土地，右翼势力必然站出来反对。但如果是右翼势力提出这一建议，（一向更倾向于为和平达成妥协的）左翼势力却不得不支持。不无讽刺的是，右翼势力看来才是未来实现和平的关键。当然，埃以和平协议的签署也离不开贝京的个人因素，他比先前许多总理更果断，一看到机会极少犹豫。

不久，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授予贝京和萨达特诺贝尔和平奖。然而，由于推动和以色列实现和平，萨达特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众矢之的。（埃及被逐出阿拉伯国家联盟，位于开罗的该组织总部被关闭。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学习的埃及留学生也被驱逐出境。）萨达特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没有参加1978年12月10日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当时谈判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也不愿让人看到他和贝京在一起），而是派他的女婿到现场领奖。

以色列政党间的嫌隙仍旧。果尔达·梅厄和本－古里安一样，本能地对贝京心存厌恶。一向机智过人的她评论道，贝京不应该拿诺贝尔奖，而应该拿奥斯卡奖。[17]贝京在奥斯陆领奖时，梅厄去世。

虽然没有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但萨达特的谨慎还是没能让他逃过一劫。1980年，以色列通过了《耶路撒冷法》，宣布整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外界认为以色列这是要吞并东耶路撒冷。中东阿拉伯民众对萨达特变得更为不满。1951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也因为被怀疑考虑和以色列开展和平谈判而被阿拉伯人谋杀。历史总有惊人的巧合。1981年10月6日，在开罗参加纪念“十月战争”（埃及人称赎罪日战争为十月战争）埃军渡过苏伊士运河的阅兵仪式上，安瓦尔·萨达特被自己军队的士兵枪杀。[18]

以色列境内也有反对和怨恨。1978年《戴维营和平协议》签订时，生活在西奈半岛的犹太居民就向议会抗议，反对以色列从该地区撤出。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发生在加沙边境由世俗人士建立的小城亚米特（Yamit）。1982年4月，萨达特遇刺不久，这座小城的撤离工作就开始了。虽然大多数居民愿意接受赔款，平静离开，但有的人拒绝抛弃家园。[19]他们爬到屋顶上，以色列国防军战士不得不使用高压水枪，才把他们赶下来。有一伙极端分子将自己关进亚米特的一座地堡，声称如果军队驱赶，他们就炸掉地堡自杀。贝京没有对这些人妥协。最终，政府彻底拆除了这个定居点，包括定居者在那修建的温室和果园。这些被改造出来的沃土瞬间又成为荒漠。

虽然撤离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员伤亡，但以色列公民和以色列战士扭打在一起的场面还是给这个国家蒙上了阴影。25年后，当以色列2005年撤出加沙时，这样的场景将再度上演。但这两次撤离行动其实也展现了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也体现了军方和定居者的克制。在两次行动前，都有人悲观地预测将出现暴力冲突。然而，尽管很多人因为离开家园而伤心欲绝，但没有人在这两次行动中受重伤。

同时，以色列人凭直觉能感到，如果有一天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出，更加暴力的场面将会出现。

虽然利库德集团不是宗教政党，但该党许多领导人和选民与信仰者集团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后者是积极开拓定居点建设的宗教－民族主义组织。许多以色列人越来越对早期拓荒者的革命热情冷嘲热讽，信仰者集团的成员却认为自己在继承早期拓荒者的传统，继续在犹太先祖之地建设，以色列通过一场本无意发起的自卫战争占领了这里。

很多年前，贝京就认可定居点运动。1974年，信仰者集团成员申请建立埃隆莫雷赫（Elon Moreh），这是早期定居点之一。和许多其他定居点（包括希伯伦的定居点）的最初阶段一样，申请虽然遭到政府拒绝，但这里的定居者仍继续开发。最终，在多次要求无效后，左翼政府默认了已经建成的定居点。

新占领土地上的定居点问题或许是当时最易造成不和的政治问题。工党政府对此不明确表态，主要是想回避。定居者则利用政府的模糊态度在土地上创造既成事实。相形之下，贝京决心让定居点运动继续发展，在原则上给予政策支持，而不仅仅是作为政治权宜之策。1977年5月，大选结束两天后，贝京和阿里埃勒·沙龙来到埃隆莫雷赫定居点的临时营地，贝京表示：“很快就会出现更多的埃隆莫雷赫。”[20]

跟随在身后的记者问刚刚当选的总理，他如此支持定居点运动，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以色列会吞并约旦河西岸，贝京大声斥责：

我们不用“吞并”这个词。你可以吞并其他国家的土地，但不能吞并自己的土地。再说，什么叫“约旦河西岸”？从今往后，全世界要习惯这片土地在圣经时期的名字：“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用这些词对你们来说就这么难吗？[21]

贝京的上台给以色列带来了新的理念。他担任总理期间，定居点的数量翻了一倍。由于定居点的数量后来在以色列右翼政府执政时期继续增长，也由于以色列右翼始终不遗余力地维护定居点运动的合法性，国际社会后来把定居点当作以色列政治右翼的发明，但这一观点并不正确。贝京上台时已经有75个定居点，都建于果尔达·梅厄和伊扎克·拉宾政府执政时期。不管土地是买来的，还是以色列从无意寻求的冲突中占领的，在这片土地上定居，既不是左翼政党的政策，也不是右翼政党的政策。从一开始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精神的核心支柱。

犹太人就是这样在建设自己的国家。很多以色列人找不到理由放弃这种意识形态，既然它一开始就成全了这个国家。让政治右翼显得不同的，是它在表述这种主张时理直气壮，毫无愧悔。

虽然以色列同埃及实现了和平（哪怕只能算“冷”和平），但新的威胁不断涌现。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扬言要“用血流成河淹死”犹太国。[22]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伊拉克在法国人的积极帮助下开始建立核反应堆。法国曾帮助以色列在迪莫纳建立核反应堆，现在他们又在帮助一个试图消灭以色列的国家。刚刚上任的贝京表示，绝不能让一心灭亡犹太国的侯赛因获得核武器。

1978年8月，贝京召开了第一次讨论伊拉克核设施应对方案的秘密内阁会议，这种会议一共召开了10多次。军事行动的风险很大，外交领域也不容乐观。以色列人明白，一旦发动进攻，美国为了顾及自己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必然谴责以色列，让以色列在外交上陷入孤立，因为美国国务院一直迟至1980年都在反复声称：“没有明确证据显示伊拉克试图获得核爆炸物。”[23]军事上摧毁伊拉克核设施的行动非常危险，飞行员需要穿越敌对国，长途飞行1200英里，为了不被雷达发现，全程只能超低空飞行（事实上，有几名飞行员在这次任务的训练中牺牲）。

但贝京认为这次行动无疑意义重大。犹太人民流散了两千年才得以重建民族家园，决不能再次遭受灭顶之灾。

1981年6月7日，8架以色列战斗机向东朝伊拉克方向飞去，一路未被发现，到达目标点后投下炸弹；位于奥斯拉克（Osirak）的伊拉克核反应堆被彻底摧毁，而所有飞机安全返回以色列。这次袭击虽然是以色列军事史上的光辉时刻，但马上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而持久的谴责。不出所料，法国人怒不可遏，但以色列政府还受到美国国内的密集批评。袭击行动两天后，《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谴责这次袭击是“不可原谅和目光短浅的入侵行为”[24]。文章还影射贝京早年策划的行动，声称这位以色列总理“采用了他最弱小的敌人的惯用伎俩：恐怖主义。他用自己强烈的受害者心态为入侵找借口”[25]。《洛杉矶时报》的约瑟夫·克拉夫特将这次行动和阿拉法特的“恐怖主义”等同起来，认为“美国人应该勇敢地指出，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和梅纳赫姆·贝京看起来都倾向于使用恐怖主义手段”[26]。

美国起初也谴责了以色列的行动，得到美国的赞成票后，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487号决议，裁定该袭击“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行为准则”[27]。但10年后，1991年在伊拉克执行“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的美国已经改变了当初的立场。美国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Dick Cheney）寄给以色列人一张显示奥斯拉克核反应堆残骸的卫星照片，并在上面写道：

向大卫·伊夫里（David Ivri）将军致以感谢和感激，他1981年出色地终止了伊拉克的核计划，这让我们完成“沙漠风暴行动”容易多了。

美国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28]

袭击伊拉克没有影响到以色列同埃及的和平协定。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核反应堆已成废墟，埃以继续保持和平状态。每个人心里都明白，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其实没有他表现的那样愤怒。这次袭击获得了不折不扣的成功。

以色列开始有了一种名为“贝京学说”的政策，它不能容忍敌方发展或拥有任何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这项政策在贝京退出政治舞台后仍长期存在。[29]

以色列用行动证明，对于承认其生存权的国家，以色列可以与之和平相处，而对于试图摧毁它的国家，以色列定会报复。但这时犹太国面临的新挑战，并不来自正规军，而是来自激进组织，特别是来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威胁。

自1970年9月约旦国王侯赛因将亚西尔·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逐出约旦后，巴解组织开始把黎巴嫩（位于以色列北部）当作发动对以行动的大本营（参见地图6）。黎巴嫩曾是中东繁荣的国家，但这时深陷内战，许多派别加入战争，其中包括根基牢固的基督教马龙派、黎巴嫩穆斯林、叙利亚人和德鲁兹人。黎巴嫩内部矛盾尖锐，国家的解体和混乱使之成为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发动暴力袭击的绝佳场所。

“激进主义”对以色列来说并不新鲜。巴解组织起初采用最能吸引注意力的袭击方式，许多袭击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1972年9月对慕尼黑奥运会发动的袭击。激进分子来自“黑九月”组织，他们冲进奥运村以色列代表团驻地，劫持了以色列运动员。德国的特种部队没能成功解救人质，经过交火，11名以色列人遇害。(2)这一事件对以色列人冲击极大，大屠杀已经过去30年，全世界通过电视直播再次目睹犹太人惨遭杀害，而且地点还是德国。

1976年夏天，慕尼黑袭击4年后，巴勒斯坦和德国激进分子将法国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劫持到乌干达恩德培（Entebbe），100多名人质大多数为犹太人，其中大多为以色列人。这次解救人质行动堪称经典，成为以色列人的传奇故事。7月4日，以色列特种部队飞到恩德培，成功解救了人质（有3人在交火中丧生）。这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约拿单·内塔尼亚胡（日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哥哥）是唯一一名阵亡的突击队员，由于拯救行动大胆而成功，英勇就义的他立刻成为以色列人的英雄。

以色列国内也出现骚乱。这些年来，以色列阿拉伯人开始有组织地向政府要求更高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待遇。1976年3月，以色列政府宣布计划，打算没收一大片土地划分给包括卡米埃勒（Carmiel，位于海法和加利利湖中间的一座以色列小城）在内的三座城市，这块地中有阿拉伯人的地。在以色列阿拉伯人看来，政府不断剥夺他们长期拥有的土地，更突显了他们只是二等公民。3月30日，成千上万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上街抗议。土地计划是引发抗议的导火索，但从抗议的规模就能看出，抗议活动也是以色列阿拉伯人长期以来不满情绪的爆发。抗议活动变得越来越暴力，阿拉伯人在街道上点燃轮胎，封堵道路，并向军队投掷石头（有人说还有燃烧弹）。对于接下来发生的骚乱，人们说法不一，但有6名没有拿武器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被以色列武装击毙。很多以色列阿拉伯人认为这是1956年卡西姆村屠杀事件的重演，并改变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自我认知。他们注意到，以色列的犹太人经常组织抗议政府的活动，但从来不会遭到军人和警察的枪击。这一天被称为“1976年土地日”，成为以色列阿拉伯人历史中能够勾起痛苦回忆的标志性事件。

以色列阿拉伯人在抗议示威中很少携带武器，但以色列境外的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手段极为残暴。阿拉法特改变了策略，他以黎巴嫩南部为基地，不断向以色列平民发射火箭弹，目的是要让他们的生活苦不堪言。越境袭击和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变得越来越频繁，躲进防空洞几乎成为以色列人生活的常态，这让北部以色列人有一种被敌人包围的强烈感觉。截至1982年，超过1.5万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在黎巴嫩南部活动，从这里向北一直延伸到贝鲁特，此区域逐渐被称为“法塔赫的土地”[30]。

1978年3月11日，贝京刚当选总理不久，一个由11人组成的激进分子团伙从海路潜入以色列境内，在沿海公路上劫持了一辆开往特拉维夫的公交车，杀害了38名以色列人，71人受伤。《时代周刊》称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31]。作为回击，以色列发起“利塔尼行动”（Operation Litani），迫使巴解组织匆匆撤退到贝鲁特，但并没有动摇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根基。这次事件早早释放出一个信号：以色列很难用军事手段战胜激进组织。

针对以色列北部的威胁仍在继续，火箭弹也没有间断。每当火箭弹从黎巴嫩方向飞来，北部城镇的居民就跑向防空洞。以色列儿童在地下室度过了很多个夜晚，满是惊恐。海边公路的袭击让以色列第一次出兵黎巴嫩，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在伦敦针对犹太人的另一次袭击，加速了以色列第二次出兵黎巴嫩。

1982年6月3日，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在伦敦朝以色列驻英国大使什洛莫·阿尔戈夫开枪。(3)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积怨已深，对什洛莫·阿尔戈夫的袭击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贝京和雅博廷斯基一样，非常看重“哈达尔”（hadar）观念（把尊严看作犹太人生活之核心的观念），想到以色列儿童夜复一夜只能躲在防空洞担惊受怕，就令他愤愤不平、无法忍受。这让人联想到欧洲犹太人曾经的生活，也违背了犹太人建国的初衷。就像比亚利克早在《屠杀之城》中表达过类似的困惑一样，贝京也问道，为什么犹太人甘愿受袭而不去自卫：

我们不再是任何人眼中胆小怕事的犹太人，不会再等待美国人或联合国来救我们。那个时代已结束。我们必须勇敢地保卫自己。如果不愿自我牺牲，奥斯维辛将再次出现。如果自卫必须付出代价，那我们就付！没错，战争意味着流血，意味着有人将失去亲人，有人将成为孤儿，这想起来确实很糟糕。此刻，我们在加利利地区的同胞正在流血，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去保护他们。怎能对别无选择的事情心存疑虑？[32]

贝京的计划非常冒险。他和许多以色列人希望，如果基督徒能控制黎巴嫩，就不会再有射向以色列的火箭弹。此外，贝京还希望，如果以色列能帮助黎巴嫩长枪党（1936年由黎巴嫩基督徒创立的准军事组织）领导人巴希尔·杰马耶勒对付他的宿敌黎巴嫩穆斯林，作为回报，以色列也许能够和黎巴嫩签订和平协定。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杰马耶勒能否最终获胜，但这不是以色列能控制的。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发动“加利利和平行动”。行动初期，以色列赶走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战士。但行动很快偏离了原计划，阿里埃勒·沙龙带领部队远远越过了内阁规定的40千米纵深处，这也是贝京向里根总统承诺的入侵范围。不久，以色列国防军包围了贝鲁特，以色列入侵他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以色列的伤亡人数也很多，200多名战士阵亡，超过1000人受伤。许多以色列人认为这是第一场由以色列主动发起的战争，而非被动应战。

黎巴嫩正在成为以色列的越南。

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也受到损害。阿拉法特尽管蒙受损失，却拒绝离开贝鲁特，他定期出现在西方电视上，一同展示的还有巴勒斯坦伤残儿童和被轰炸后冒起浓烟的巴勒斯坦人房屋。以色列入侵贝鲁特被媒体大肆宣传，在无数国际观众眼中，阿拉法特忽然成了英雄，成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拯救者。

但在军事上，面对以色列的强大火力，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毫无还手之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重要机构设在贝鲁特西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内，以色列军队无情地轰炸了这里，并取得成功。1982年8月12日，阿拉法特终于妥协。继1971年被逐出约旦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又被迫离开黎巴嫩。8月21—30日，大约9000名巴解组织战士（和6000名叙利亚战士）被护送出贝鲁特。阿拉法特则在部分战士的陪伴下，乘船前往突尼斯。

黎巴嫩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偏离计划，行动结果同样出人意料。1982年9月14日，阿拉法特刚刚离开贝鲁特不到一个月，一名叙利亚特工对黎巴嫩长枪党总部实施了爆炸袭击，27人遇害，其中包括巴希尔·杰马耶勒。以色列失去了同黎巴嫩实现和平的希望，黎巴嫩基督徒也失去了他们敬仰的领导人。以色列政府的战略部署完全被打乱。

黎巴嫩的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杰马耶勒之死引起的混乱，让阿里埃勒·沙龙看到机会，沙龙主张以色列趁机占领贝鲁特西南边缘人口密集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他认为那些没有离开黎巴嫩的巴解组织战士仍把那里用作基地。

沙龙告诉内阁，他计划清除萨布拉（Sabra）难民营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他没有提到第二个难民营沙提拉（Shatila）的名字。他强调说，基督教长枪党“会留下来用‘他们的方法’行动”[33]。他保证以色列人不会参战。

9月16日夜晚，以色列国防军几个师的兵力封锁了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的周边地区。在国防军的掩护下，试图为杰马耶勒报仇的基督徒长枪党武装进入难民营，遭到巴解组织穆斯林武装的顽强抵抗，但基督徒武装很快占据压倒性优势。他们长期对穆斯林怀有敌意，杰马耶勒之死更是让他们怒不可遏，基督徒武装开始对平民开枪，在三天时间里屠杀了大量巴勒斯坦穆斯林。战斗结束后，“一批批二三十岁的年轻男性被要求靠墙站，手脚被绑，然后像黑帮处决一样在密集的机枪扫射中倒下”[34]。大约有700—800名男女老幼死于这场屠杀。

1982年9月26日，无数人走上特拉维夫街头，向政府抗议军队这一行为，要求对这场屠杀展开司法调查，呼吁“杀人犯沙龙”和“杀人犯贝京”辞职。国家陷入一场深刻的危机，贝京成立了卡汉（Kahan）调查委员会，调查以色列是否要为屠杀负责。

这次屠杀事件深刻改变了美国年轻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看法。他们1967年以来对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不复存在。美国一位重要的犹太社会运动家说：“这是耻辱的时刻。……我想我们失去了很多年轻人的支持。……一个国家无法通过这样的行为来激励年轻犹太人热爱以色列，除非他是狂热分子。”[35]以色列和美国年轻犹太人的关系日后还将出现更严重的裂痕。

经过四个月审议，调查委员会宣布了结果，虽然以色列对萨布拉和沙提拉的屠杀不负直接责任，但阿里埃勒·沙龙对此事件负有“个人责任”：

国防部部长不顾屠杀风险的行为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他深入参与了这场战争，和长枪党的接触也时常由他负责照管。当他决定国防军不参与行动，而让长枪党单独进入难民营时，如果他不知道这个决定将产生后来确实产生了的灾难，那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完全不考虑将会发生什么。[36]

内阁接受了卡汉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沙龙怨愤地辞掉国防部部长职务，但仍然留在政府中担任“不管部长”，不负责任何具体部门的工作。此时的沙龙在政治上蒙受羞辱，遭到不少人痛恨。谁也想不到20年后，这个好勇斗狠的人将成为以色列总理，并策划了以色列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一次领土撤离行动。

以色列在黎巴嫩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维持着一定数量的军队，直到2000年，埃胡德·巴拉克总理才把军队撤回以色列。当军队离开黎巴嫩时，许多以色列人认为在将近20年里，以色列在黎巴嫩没什么收获，还伤了几百名战士。长期驻扎黎巴嫩令许多以色列人一直对国家满腹牢骚，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更是让他们良心不安。马蒂·弗里德曼是以色列国防军战士，在以色列撤军前夕曾驻扎在黎巴嫩，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记者和作家，他在文章中生动而准确地捕捉到以色列当时的状态：

1982年来到黎巴嫩的以色列步履轻盈，对未来充满各种美好的想象，虽然许多计划并不明智，还执行得很差。……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入侵[黎巴嫩]是为了彻底改变我们周边的环境。……一切都出于这个想法：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命运将由我们来塑造。但我们很多人逐渐明白……我们错了……中东从来不按照我们的意愿变化和发展，未来也不会。[37]

以色列电影也捕捉到这个国家出现的各种矛盾心态。1986年的《来自西顿的两根手指》（Two Fingers from Sidon）记录了以色列撤军前驻扎在黎巴嫩的士兵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国防军在黎巴嫩所处的危险，并涉及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2007年上映的影片《波弗特》（Beaufort）取名自黎巴嫩山区一个以色列前哨，这部电影自我批判的力度更大，描述了撤军前驻扎在黎巴嫩的一群士兵的生活，在表现士兵心中的恐惧和撤军前他们要面对的道德难题的同时，又传达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战争结束遥遥无期和战争彻底无用的感觉。

但最能体现以色列对黎巴嫩战争持续反思的电影，还得数2008年上映的以色列影片《和巴什尔共舞》（Waltz with Bashir）。这部电影讲述了导演阿里·福尔曼自己的故事。1982年，年仅19岁的福尔曼是一名步兵。2006年，他的一位战友跟他说自己经常做那场战争的噩梦，但福尔曼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和其他战友见面后，福尔曼终于回忆起，他曾参加行动向难民营发射照明弹，黎巴嫩长枪党正是借着这些照明弹在难民营实施屠杀。[38]他这才明白，由于感到此举和亲手屠杀一样有罪，他将这方面的记忆封锁起来了。

这是以色列一向存在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的继续。上文提到的小说《赫贝赫泽》对一些以色列士兵在独立战争中的行为提出了质疑，这本书不但畅销全国，还入选一些高中的课本。同样，《和巴什尔共舞》也被上万以色列人观看。以色列社会一直在思考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以及在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中扮演的角色，这成为一个不断被人们讨论和分析的话题。在一场他们无法结束的冲突中，以色列人是否在走向歧途？每当他们思考这个问题时，黎巴嫩战争都不可回避。

这部电影在黎巴嫩遭禁。[39]

贝京的身体此时已经不佳，这场战争令他意志消沉，而妻子的去世更是让他感到无比孤独。卡汉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提交几个月后，贝京便辞掉总理职务，回到家中。从辞职到1992年去世的10年里，除了悼念亡妻和看医生，他几乎足不出户。英国委任统治时期担任莱希领导人的伊扎克·沙米尔取代这位前伊尔贡领导人，成为以色列新任总理。

贝京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生态，还将新的宗教感情变成以色列人热议的话题。他自己并不刻意遵守教规，但他从不掩饰对犹太传统的热爱和尊重。曾担任部长的丹·梅里多尔（Dan Meridor）说：“他像犹太人那样说话。”[40]几十年后，以色列社会将以贝京都难以想象的方式开始“像犹太人那样说话”。

然而，黎巴嫩战争是梅纳赫姆·贝京政治遗产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贝京入侵黎巴嫩的理由很充分，但这场战争让以色列陷入泥潭。最终，黎巴嫩无法正常运行。暴力活动（以色列深度参与了这些暴力活动）所产生的权力真空逐渐将这个国家变成真主党的基地，对以色列构成更严峻的武装威胁。这些威胁当初可以避免吗？我们不得而知。是贝京自己做出关键决策，还是阿里埃勒·沙龙误导了他？这仍然是一个有激烈争论的问题，连贝京政府当时的成员也莫衷一是。

贝京执政时期，以色列的发展并不顺，但这是一个重要时期。以色列同最强大的敌人埃及实现了和平；以色列用实际行动表明，它无法容忍敌对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色列还向世界证明，为了保护公民正常生活的权利，不让儿童睡在防空洞，国家不惜使用武力发动战争，哪怕这种战争最终会招致以色列人的反对。

在社会领域，利库德集团带领以色列进入一段更强调自由资本主义的时期，但这一政策也出了岔子。以色列的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450%。[41]受经济衰退影响最大的还是东方犹太人，[42]但是，贝京执政时期的以色列承认了以前没有公正对待部分移民，这样，以色列人在他任期结束后变得更团结了。

这一时期最重要之处，大概还是工党几十年来在以色列一党执政的霸权地位被打破。长期被边缘化的右翼政党结束了工党对国家政治和政策的垄断。普通以色列人如今有了在规划国家未来方面的更多选择。很多时候，以色列选民投谁的票，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感到受支持或者被孤立。在接下来几十年，随着国际社会逐渐抛弃这个国家，许多以色列人通过强硬的方式寻求安全感。以色列人有安全感时，会更关注社会问题，也更愿意为和平做出牺牲；而当他们感觉受到威胁时，就会本能地给那些他们认为能保护他们的人投票。这个简单的事实将在未来改变中东的命运。

(1)　几乎在同一时期和同一地区，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开始用录音带传播他具有颠覆性的反西方（和反伊朗君主）的布道，为1979年伊朗革命做准备。

(2)　2015年，在慕尼黑事件过去40多年后，《纽约时报》等新闻媒体公布了几十年前得到的资料。资料显示，这些运动员在遇害前惨遭殴打和折磨，一名人质当着同伴的面遭枪击，流血致死，而同伴们都被绑住，无法救他。至少一名人质被阉割，而且很可能是在活着的时候遭此酷刑。1903年的基希涅夫集体迫害中，俄国人不但杀害犹太人，还割下女性的乳房。这种杀害和折磨犹太人的行为在四分之三个世纪后再次发生。（“Horrifying Details of Murder of Athletes in Munich Revealed：‘They Were Tortured in Front of Their Friends,’” http://www.ynet.co.il/articles/0，7340，L-4733681，00.html[Hebrew]；see also Sam Borden, “Long-Hidden Details Reveal Cruelty of 1972 Munich Attacke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2,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12/02/sports/long-hidden-details-reveal-cruelty-of-1972-munich-attackers.html.）

(3)　虽然击中头部，但阿尔戈夫没有死亡。他昏迷了3个月，醒来后回到以色列。由于双目永久性失明，他一直住在康复医院。住院21年后，2003年阿尔戈夫去世，享年73岁。

第十六章
效法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兴起

我们将像没有恐怖袭击一样继续和平进程，并像没有和平进程一样打击恐怖主义。

——总理伊扎克·拉宾

贝京当选总理结束了工党几十年的统治。不同于以前的总理，贝京非常重视犹太传统。但最能体现宗教重新进入公共领域的，还是阿里耶·德里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

德里一家是摩洛哥移民，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获胜后，阿拉伯国家再次像独立战争之后那样转而对付境内的犹太人，德里一家于是移民以色列。初到以色列，德里一家非常贫穷，但他们持守传统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德里相信，以色列主流社会没有给包括他家人在内的移民公平的机会，才华过人的德里便开始从政。他的擢升速度惊人。1985年，年仅26岁时已成为内务部部长身边的顾问，29岁时成为以色列内务部部长。以色列一位著名记者评论他是“新时代以色列最振奋人心和最有前途的人物”[1]。虽然90年代的一连串丑闻导致他下台，但当他（暂时）离开公众视野时，以色列政治已留下了他深深的烙印。

1984年，正当阿里耶·德里青云直上时，俄巴底亚·约瑟拉比卸任了以色列塞法迪大拉比一职。(1)约瑟拉比是犹太教律法方面的天才，就各种律法疑难问题做出过许多精辟的裁决。他还是一位民粹主义者，擅长对非正统派犹太人、阿拉伯人和任何时候他所不认可的人冷言相讥。利用他在东方犹太人内部的强大影响力，俄巴底亚拉比（Rav Ovadia，追随者们都这样称呼他）建立了沙斯党。(2)这个名字来自“塞法迪守卫者”（Shomrei Sefarad）的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意思是“守卫《托拉》的塞法迪人”。但它也是个双关语，在希伯来语中还可以理解为“塞法迪人的守卫者”。

事实上，东方犹太人正是这样看沙斯党的，即沙斯党是他们的守卫者。沙斯党正统派宗教特色毫不含糊，强调对传统的坚持，也致力于解决东方犹太人在社会福利和教育上的需求。即使宗教上不太虔诚的东方犹太人也拥护这个政党。东方犹太人不用再支持具有明显世俗倾向的利库德集团，他们如今有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沙斯党，这个党看起来宗教特色鲜明，政治上也成功。

阿里耶·德里是沙斯党的公共代言人，深具个人魅力和政治敏锐性，沙斯党支持率和影响力因此迅速上升。1984年，刚成立的沙斯党在议会中只获得4个席位。1999年，就在德里被判处贪污罪（最终因此入狱）这一年，沙斯党获得了13%的票数，一举夺下议会中的17个席位。

沙斯党的崛起让人们开始对犹太复国主义历史有了新的解读，对它未来的发展也有了新的设想。德里在解释自己理念和传统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区别时，毫不掩饰地挖苦后者：

现在，世俗的以色列人害怕沙斯党会改变这个国家的世俗特征。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们根本不是。他们从事的是异端运动。他们认为我们的父母是落后的原始人，试图改变他们的信仰。他们把我们的父母安置在条件恶劣的偏远城镇和村庄，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毫无用处的教育。现在，我们站了出来，要维护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人民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害怕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迫害我们。这种迫害既是种族上的，又是宗教上的。但他们越羞辱我们，我们越壮大。我们将改变以色列国的特征。[2]沙斯党没有放弃这一承诺。

当宗教在以色列公共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时，类似情况也出现在中东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以色列的邻国。

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拉伯世界还没有完全从泛阿拉伯主义这一世俗梦想的失败中走出来。这一时期最能吸引追随者的阿拉伯领导人呼吁人们将信仰寄托在伊斯兰革命上，只有通过这一事业才能恢复阿拉伯世界昔日的荣光。几十年来，通过强权政治统治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权被严重削弱（特别是埃及的萨达特政权），寻求新道路的时机已经成熟。1979年，伊朗通过革命让阿亚图拉们掌权，这对中东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斯兰主义迅速填补了中东的权力真空。(3)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成为中东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组织。在阿拉伯世界许多地方，穆斯林兄弟会建立起有效的体系，向民众提供世俗政府没能提供的重要社会服务。[3]在提供福利的同时，这些社会服务组织还有效地传播了高度传统主义的宗教思想，这很快反映在阿拉伯国家的大街小巷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戴传统穆斯林头巾希贾布（hijab），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留象征宗教虔诚的胡子。六日战争结束20年后，伊斯兰教再次展现出强大的吸引力，以色列人放眼所及，到处可见新成立的伊斯兰教机构。

经济陷入困境也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穆斯林转变宗教态度的原因。在许多方面，以色列人的统治改善了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六日战争后的1967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加沙地带居民的人均年收入从80美元上升到1700美元。同一时期，约旦河西岸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3倍。巴勒斯坦被占土地上的汽车数量翻了10倍。1967年，加沙地带只有18%的家庭能得到电力供应，但1981年加沙地带并入以色列电网后，这一比例上升到89%。

但以色列的统治没有让加沙地带所有居民脱贫。加沙人口密集，拥挤不堪，街道上到处流着未经处理的污水，许多家庭没有自来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萧条令生活更加艰难，在人满为患、脏乱不堪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情况尤其严重。

包括泛阿拉伯主义在内的各种运动，让巴勒斯坦难民一次次失望而归。这时出现的伊斯兰运动，群众基础深厚，组织者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疾苦，向他们描绘了美好的未来，得到巴勒斯坦人的深切认同。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力和权力迅速发展，拥有了越来越多宗教上虔诚的追随者。

不无讽刺的是，以色列开明的政策也助长了穆斯林基要主义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传播。六日战争以前，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没有大学，为了发展当地温和的政治势力，以色列鼓励发展高等教育，七所大学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得以建成。但这一政策适得其反，这些大学成为极端伊斯兰运动的温床。一开始，以色列错误地认为这些都是纯宗教运动，不包含任何政治目的。这一误判后来让以色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88年，哈马斯成立。对该组织的追随者而言，他们的核心宗教义务就是将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全境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他们认为“从河流（约旦河）到大海（地中海）”的土地属于穆斯林的“瓦克夫”（waqf）。(4)他们宣誓对以色列发动“吉哈德”（jihad，圣战）。

哈马斯成立时所制定的宪章在内容和语调上公然反犹，其用语和《锡安长老会纪要》等纳粹德国宣传材料如出一辙。熟悉20世纪历史的人都不会对《哈马斯宪章》中的语言和要旨感到陌生：

今天的目标是巴勒斯坦，明天的就可能是另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深不可测，在吞并巴勒斯坦后，他们会继续向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扩张。当他们将占领土地彻底消化后，会继续扩张。《锡安长老会纪要》中介绍了他们的阴谋，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完全印证了书中的话。[4]

哈马斯认为，犹太人“为了统治全世界，建立了联合国和安理会”[5]。犹太人应该为几乎所有国际战争负责，包括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态度更值得注意，《哈马斯宪章》在绪论部分承诺，“以色列会继续壮大和发展，直到伊斯兰教将其消灭，就像它消灭了它那些先行者那样”。

纳赛尔已经去世。以色列的军事优势足以有效应对来自叙利亚的任何威胁。泛阿拉伯主义已成为历史。但以色列要再次面对决心消灭它的另一个敌人。

1987年12月9日，在加沙地带一起交通事故中，一名以色列司机驾驶的卡车压死了四名阿拉伯工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阿拉伯人长期压抑的怨愤一触即发，他们走上街头使用暴力手段。和以色列军队对峙的阿拉伯青年从一开始的数百人发展到数千人，他们不断朝军队与平民投掷石块和燃烧弹。接下来是总罢工，就算店主不愿意停业，在暴徒的恐吓下也只好关门。这场突如其来的抵抗运动被称为“因提法达”（intifada）。在阿拉伯语中，“因提法达”是“抖落”的意思，就像狗甩掉身上的水一样，巴勒斯坦人用这个词来比喻他们试图甩掉以色列人的统治。这场运动让以色列在军事上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这场抵抗运动很早以前就有爆发的征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色列就开始应对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暴力活动，这和以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犹太人发动的有针对性的袭击完全不同。刚开始，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扔掷石块、用刀捅人、燃烧轮胎。这些行为没有引起以色列安全部门足够的重视。1987年12月的事件爆发后，以色列领导人发现这是先前从未碰到过的难题，不知如何应对。巴勒斯坦哲学教授和公共知识分子萨利·努赛贝赫（Sari Nusseibeh）将这次起义比喻为火山爆发，他说：“火山爆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旦时机成熟，火山中的岩浆就会以惊人的方式喷发。[6]

以色列士兵从未在战场上和拿着石头的青少年交手，这并非以色列国防军精锐部队可以轻易识别和清除的敌人。以色列年轻男女们面对的是一群愤怒而绝望的平民，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的武器仅仅是石头和燃烧弹。以色列的科技优势在这个新战场上几乎没有用武之地。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作战地点突然变成人口稠密的平民区，作战工具主要是橡皮子弹、催泪瓦斯和警棍，偶尔也会使用更具杀伤力的武器。有的国防军官员说，拉宾命令军队“打断他们的手和腿”[7]。但这种方法也不起作用，愤恨和绝望太深了。

几十年来，以色列的占领和六日战争的失利让巴勒斯坦人心生怨恨，因提法达正是怨恨的剧烈爆发。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正面交锋中，双方都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占领土地上的学校大多被征用为起义活动的指挥中心，学生们常年无法正常上课。一位希伯来大学犯罪学教授记录道：“1987—1988学年，约旦河西岸的小学生201个上学日中有175日因为学校强制关门而取消。”[8]除了学校被强制关门，包括宵禁、封路和搜查等行动也严重影响了巴勒斯坦人的正常生活，进一步激化了巴勒斯坦人的愤怒情绪，暴力活动不断升级。

约旦发生的变化让这一地区变得更加复杂。在六日战争中，由于侯赛因加入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战争，约旦失去了约旦河西岸，但约旦王室一直没有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约旦议会中仍有西岸来的巴勒斯坦代表；数千名约旦公务员仍在约旦河西岸工作，部分工资由安曼发放。

然而，侯赛因的约旦王国由占人口少数的哈希姆家族统治，占人口多数的巴勒斯坦人是明显的二等公民，成为“心怀不满的大多数”[9]。国王最不愿意看到约旦河西岸的暴力活动越过约旦河，蔓延到约旦的中心地带，威胁到他的政权。由于因提法达，1988年7月，约旦宣布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10]

只要想到约旦有一天会重新收回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就会多处下注，不敢公开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因为后者仍然是约旦的宿敌。但是，约旦退出角逐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便无可争议地成为最能代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利益的组织。以色列当初从未计划要占领约旦河西岸，如今以色列却由于没有负责任的一方接管这块土地而无法终止对这里的占领，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以色列的政治困境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因提法达（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因提法达）让以色列社会接受了一次从未经历过的挑战，十八九岁的士兵们是听着国防军的英勇事迹长大的，这支军队打败了邪恶的敌人，捍卫了以色列的荣誉。但他们自己的军旅生涯却没那么风光，他们感觉更像是在维持治安，管理敌方的平民。一位以色列记者用“射击和哭泣”（yorim v'bochim）[11]来表达这代人的幻灭。一位预备役军官悲伤地说道：“18岁的年轻人问我在占领土地上服役是不是很恐怖。我告诉他们，最让我害怕的是我自己，我害怕自己成为恶人，害怕自己陷入艰难的选择。这片丛林有着独特的法则。”[12]

因提法达的目的达到了。现在，以色列人不但思考长期占领对巴勒斯坦人产生的影响，还开始担心充当占领者角色对他们自己、对他们的孩子以及对他们的人性产生的影响。许多人开始明白以色列正统派哲学家耶沙亚胡·雷博维茨早在1967年发出的警告：“以色列必须‘将自己从统治另一个民族的诅咒中解放出来’”，如果它不想“给整个犹太民族带来灾难的话”[13]。

因提法达还沉重打击了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约西·克莱因·哈勒维指出，当看到巴勒斯坦人的愤怒，许多以色列人开始明白，只要以色列还控制加沙、约旦河西岸以及生活在那儿的几百万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就是天方夜谭。六日战争后，以色列普遍存在“开化式”占领的思想，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赫茨尔的《新故土》，它认为犹太人的到来能给这一地区带来进步，因此理应受到阿拉伯人的欢迎；随着约旦河西岸的愤怒在燃烧，这种思想也着火了。巴勒斯坦人用写在墙上的标语告诉以色列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不可小觑。在随后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意识到，以色列迟早将从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撤出。

这一时期，欧洲也发生了剧变。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以色列成立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就夹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博弈中间。美苏关系对1956年、1967年和1973年的阿以战争影响深远。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美国在联合国投了赞成票。虽然美以关系随后经历过艰难时期，但在苏联解体前，美国被认为是以色列的保护国，而苏联是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者。随着苏联解体，阿拉伯人急需寻找新的靠山。欧洲国家此后将逐渐在阿以冲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苏联解体还深刻改变了以色列国内的人口构成。犹太国将要接受建国以来最大一批移民的涌入。苏联犹太人并非一夜之间来到以色列，美国犹太人从中做了大量工作。斯大林上台后，苏联犹太人受到政府的强压。政府试图扼杀犹太传统教育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几乎所有能体现犹太身份的事物都沦为打击对象。在70年间，斯大林和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弱化了苏联犹太人的犹太性，降低了他们对犹太教的熟悉程度，但即便如此，苏联犹太人仍然希望回归以色列，和同胞一起生活。1967年，苏联犹太人看到以色列犹太人打破了千年来的受害者形象，给何为犹太人树立起新的典范，他们的回归愿望变得更加强烈。

苏联的大门是关闭的，解放苏联犹太人成为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的重要任务。包括“学生为苏联犹太人斗争”（Student Struggle for Soviet Jewry）在内的组织机构和包括1974年美国贸易法《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用于惩罚限制移民的共产主义国家）在内的政治努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除此之外，游行示威活动也对苏联政府施加了压力，不少无畏的美国犹太人还申请并得到了苏联签证，他们给苏联犹太人送去书籍、音乐和其他教育与宗教材料，以此鼓舞他们的士气，加强他们的教育。

慢慢地，苏联的大门开启了。1970年，只有992人从苏联移民以色列；1980年，这一数字达到7570；1990年，达到185227。这次移民潮直到2000年才结束，总共有100万苏联犹太人来到犹太国，大大改变了以色列的面貌。

和许多先前的移民一样，刚刚抵达以色列时，苏联移民也没什么钱，急需政府帮助。以色列的就业市场竞争激烈，许多在苏联拥有高度专业技能的移民，在以色列不得不干体力活。由于人多，分布又相对集中，他们发行有自己的报纸和杂志。这导致其他以色列人对苏联犹太人不满，指责他们不愿意融入以色列社会。

这批移民和东方犹太移民差别很大。虽然他们也经过一段时间才融入以色列社会，但他们在许多方面属于西方移民，不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其中有工程师和医生，还有人擅长艺术，尤其是音乐。苏联犹太人很快融入以色列的科学界和艺术界，不但为这些领域输送了大量人才，还扩大了以色列社会在教育和文化服务上的需求。

苏联移民的公共代表人物是拿单·夏兰斯基。他曾经是前苏联犹太人中一名“被禁移民者”（refusenik）。因为申请移民以色列，他被强加一项莫须有的罪名——为美国国防情报局充当间谍，为此在狱中服刑了9年。在美国总统里根的施压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最终释放了拿单·夏兰斯基。移民以色列后，他成为蜚声国际的人权活动家，是犹太人勇气的象征。1996年，他成立了专门维护俄罗斯移民利益的政党，名为以色列阿利亚党（Yisrael Ba-Aliyah，“阿利亚”在希伯来语中既有移民之意，也有上升之意，所以这个名称可同时理解为“移民以色列”或“以色列崛起”），这让他在议会中占据显要地位。后来，随着俄罗斯移民对建立自己政党需求的下降，他退出了政党政治，但仍然是以色列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是仍然健在的犹太民族最伟大的英雄之一。

试图去犹太国寻求庇护、梦想在这开始新生活的，不只是苏联犹太人。内战和饥荒的肆虐让埃塞俄比亚人民不聊生，世界犹太人尤其关心埃塞俄比亚犹太社团的命运。35年前，以色列国防军通过“魔毯行动”将也门犹太人安全运送到以色列，现在，视全世界犹太人安危为己任的以色列政府开始考虑营救埃塞俄比亚犹太人。

早在1984年，以色列就派社会活动家和摩萨德特工到苏丹，将数千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秘密带到以色列，但埃塞俄比亚还有很多犹太人。1991年，埃塞俄比亚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地犹太人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

1991年5月，以色列发动了大胆的“所罗门行动”，将经过改装的C-130运输机（“大力神”运输机）降落在内战中的埃塞俄比亚狭窄的跑道上。为了尽可能装载更多的人，飞机座椅被拆除，最多时一架飞机上挤了1100人。这些移民极度贫穷，一些衣物和简单的炊具就是全部家当。有些人身体已经非常虚弱，飞机降落在以色列后，在停机坪等待的救护车将其中140人直接送到医院治疗。短短36小时内，35架以色列空军C-130运输机和以色列航空公司波音747客机将14325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运送到以色列。

埃塞俄比亚犹太人虽然也是犹太人后裔（他们的起源问题仍存在争议），但他们和那些不顾生命危险开飞机去营救他们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上千年来，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和生活在巴比伦、巴勒斯坦、欧洲和北非的犹太人没有任何来往。他们秉持了一种古老的犹太生活方式，这和以色列人自认为“纯正的”犹太教截然不同。任何犹太发展或犹太传统如果其历史不足两千年，这些新移民就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塔木德》，这是他们流散出以色列地之后才出现的。普珥节和光明节进入犹太历是在他们与其他犹太人隔绝后产生的。他们对大屠杀或犹太人过去两千年以来经历的其他事件一无所知，因为这些都发生在他们流散到非洲以后。他们说的语言不是希伯来语，而是阿姆哈拉语（Amharic）。可以说，刚刚到来时，以色列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现代国家，现代文明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电、自来水和现代科技（由于气温较低，有人试图在飞机上生火），这些对他们都是挑战。

这次移民行动和以色列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悲哀的是，许多埃塞俄比亚人沦为以色列下层阶级，以色列还出现过针对他们的种族歧视事件。他们的孩子要经过几十年努力，才在以色列社会、经济、教育和军事领域有所建树。但与此同时，以色列确实拯救了上万人的埃塞俄比亚犹太社团，将他们带到了以色列。当白种人驾着载有黑人移民的飞机降落在机场，以色列向全世界证明，犹太国拯救犹太人的使命超越了种族和肤色。

毫无疑问，以色列存在种族歧视，偶尔还会出现严重的种族主义的案例。但总体而言，埃塞俄比亚犹太人遇到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差异，这也是全世界移民面对的挑战。他们的犹太教与以色列的宗教文化差别太大。虽然他们的外貌、语言和行为方式与已经生活在这儿的犹太人不同，虽说他们要融入以色列社会确实艰难，但以色列人深信接收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是绝对正确的。他们也属于犹太民族，而拯救这个民族正是以色列存在的全部意义。

让人感到讽刺和悲哀的是，不管是埃塞俄比亚移民还是俄罗斯移民，以色列的拉比总署对他们是否真正是犹太人却不确定。就俄罗斯移民而言，他们中许多人根据犹太律法（halakhah）确实不能算犹太人。苏联犹太社团和非犹太人通婚现象很普遍。有数据显示，依据《回归法》（不同于传统犹太律法，《回归法》采用的是纳粹德国定义犹太人的方法，即祖父母当中有一人为犹太人就算是犹太人），来到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中，只有25%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犹太人。虽然没有明确说新移民不是犹太人，但拉比总署在这些人改宗加入犹太教的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这遭到包括正统派拉比在内的许多人的批评。[14]

埃塞俄比亚人的情况更糟糕。塞法迪大拉比最早裁定这些埃塞俄比亚人（他称他们为法拉沙人[Falashas]，这是对这个群体另一个常见的称呼(5)）属于犹太人。1973年，早在大批埃塞俄比亚移民抵达以色列前，俄巴底亚·约瑟拉比就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中说：

我因此得出结论，法拉沙人是向南迁到埃塞俄比亚的以色列支派的后裔，毫无疑问，先前提到的圣人们已经证明他们[法拉沙人]属于这一支派……基于以上可靠的证人和证据……和我个人的意见，我判定法拉沙人为犹太人。[15]

相形之下，阿什肯纳兹大拉比什洛莫·戈伦（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做出过很多具有开创意义的宗教裁决）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很保守。1981年前，他在文章中甚至从未暗示过他认为这些移民属于犹太人。[16]

1990年8月，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美国和以西方国家为主组成的多国部队与侯赛因开战。为了报复美国，1991年1月，侯赛因向以色列发射了多枚导弹。以色列领导人从来不愿意在以色列人民遭到袭击时无所作为，但这一次以色列无能为力，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坚称他不能容忍以色列卷入这场战争（美国没有向以色列空军提供确保以色列军用飞机不会被友军火力击中的暗号代码）。当时以色列总统伊扎克·沙米尔建国前是莱希的领导人，他在使用武力保护犹太人上从不犹豫，但面对美国施加的政治压力，他只能按兵不动。

以色列人带着大量食物和防毒面具（因为担心侯赛因像入侵伊朗时那样使用化学武器）躲进防空洞，他们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等待这场战争结束。除了防毒面具，许多婴儿床也装上了防毒设备。人们对侯赛因充满恐惧。虽然能够理解政府采取的实用主义政策（为了保证以色列拥有足够的自卫能力，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爱国者导弹），但他们也感到惊愕，没想到在基希涅夫事件将近一个世纪后，犹太人再次躲了起来，犹太男人无法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比亚利克在他最著名的一首诗歌《论杀戮》中，(6)表达了目睹犹太人被杀戮后他对上帝的愤怒。在这首诗最脍炙人口的一句中，比亚利克高呼：“如果还有什么正义，就让它出现吧！”他无法忍受犹太人长期作为受害者的状态。一个世纪已经过去，特拉维夫遭到导弹袭击后，国防军却按兵不动，一位以色列政治评论家写道：“如果还有什么国防军，就让它立即出现吧！”几乎无人不知这句话的来历。

早在赎罪日战争时，什洛莫·加齐特（20世纪70年代末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就指出，埃以之间的战争已经陷入僵局，谁也无法成为赢家。80年代以来，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战争更是如此，没有任何一方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或突破性进展。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意识到双方必须谈判。

最早同埃及实现和平的是利库德集团领导下的右翼政府，最早同意和巴勒斯坦人间接对话的也是他们。1991年10月，伊扎克·沙米尔担任总理期间，以色列官员和来自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的代表团在西班牙会面，史称马德里和平会议。由于当时以色列法律仍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定义为恐怖组织，以色列拒绝和该组织直接对话。作为妥协，以色列同意让约旦河西岸和约旦的不属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巴勒斯坦代表加入约旦代表团。有史以来，以色列人第一次和巴勒斯坦人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

马德里和平会议的目的，并不是达成某种协议，而是启动双边谈判。就此而论，会议成功了，巴以双方开始展开对话，同巴勒斯坦实现和平列入以色列的议事日程。在1992年的大选中，以色列人将选票投给了最有可能帮助他们实现和平的总理伊扎克·拉宾。拉宾参加过独立战争和1967年战争中许多关键的行动，以色列人相信他能理解他们的安全需要。虽然曾因为丑闻而辞职，但以色列人现在希望他能回来，如果他帮助以色列达成同巴勒斯坦的和平协议，以色列人的生活就能回归正常。

在就职演讲上，拉宾认为犹太人的处境已经起了变化，现在以色列人可以为实现和平而做出一定牺牲：

我们不再是一个“独居的民族”，“全世界都和我们作对”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必须摆脱近半个世纪以来禁锢着我们的孤立感。……我们深信可以实现和平，必须实现和平，和平一定会来。诗人萨乌尔·切尔尼霍夫斯基（Shaul Tchernikovsky）曾写道：“我相信未来。哪怕遥远，各民族间和平相处、相互祝福的一天终将到来。”我愿相信，这一天离我们不再遥远。[17]

1993年初，以色列废除了禁止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的法律。第二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代表开始在挪威奥斯陆秘密谈判。双方就《奥斯陆第一阶段协议》的基本框架达成协议，这成为后来《奥斯陆协议》的一部分。

该协议制定了一项最多长达五年的安排，这期间巴以双方将就永久解决方案进行谈判。协议为成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做准备，该机构将负责管理巴勒斯坦控制的地区。以色列军队将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部分撤出。

1993年8月，西蒙·佩雷斯访问奥斯陆，秘密签署了这份协议。根据协议中“相互承认”的条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宣布放弃对犹太国使用武力。以色列则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允许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数十万名战士从国外回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

1995年9月，双方又签署了《奥斯陆第二阶段协议》，将约旦河西岸分为A、B、C三个区域（参见地图8），分别由巴勒斯坦单独控制、巴以双方共管和以色列单独控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协议都没有承诺保证巴勒斯坦人建国，但协议框架最终打算要达到这个目的。1993年，阿拉法特、拉宾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共同出现在白宫前的大草坪上，随着拉宾和阿拉法特相互握手，中东似乎即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持强硬立场的穆斯林认为《奥斯陆协议》离经叛道。以色列没有权利生活在阿拉伯土地上，坚决抵制和以色列达成任何协议。因此，《奥斯陆协议》不但没有迎来和平，还再度引发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人的更尖锐的暴力活动，而且这次远比因提法达时期的暴力活动更加致命。为了挫败协议，哈马斯和其他激进组织针对以色列平民发动多起自杀性爆炸事件，造成特拉维夫和包括耶路撒冷等位于绿线（1949年停火线）内城市大量人员伤亡。1994—1996年，死于武装袭击的以色列人数超过了建国以来所有武装袭击造成的伤亡人数。[18]但阿拉法特很少在公开场合谴责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即便将他们逮捕，也会等国际社会视线转移后释放。许多以色列人认为，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上腰配枪套发表“橄榄枝”演讲的阿拉法特只是在欺骗世人。和平谈判进入如此关键的阶段，阿拉法特理应用阿拉伯语让巴勒斯坦人停止暴力行动，但他不愿意这样做。

接下来，一起犹太人恐怖袭击活动让这一地区的局势变得更紧张。1994年2月25日，从美国移民以色列的犹太教徒巴鲁克·戈登斯坦携带武器走进希伯伦的先祖墓地(7)，朝正在祷告的穆斯林开枪扫射，29名巴勒斯坦朝拜者当场死亡，最后他自己也被愤怒的群众杀死。

希伯伦再次成了火药桶。1929年，正是在希伯伦的暴乱中，阿拉伯人不但杀害多名犹太人，还摧毁了那里的犹太社团，揭开了中东地区巴以武装冲突的序幕。1967年六日战争后，一群犹太青年移居到希伯伦，在绿线外建立了第一批定居点中的一个。现在，地区局势紧张，《奥斯陆协议》前途未卜，希伯伦又发生了屠杀，而且是在先祖墓地。只不过这一次凶手是犹太人，而正在祷告的穆斯林是受害者。

戈登斯坦的攻击让以色列人毛骨悚然，犹太宗教领导人纷纷谴责他。但伤害已经造成了。阿拉伯暴力袭击持续升级，整个地区陷入混乱。有消息人士说，由于这些激进主义活动，连拉宾私下里也在考虑放弃《奥斯陆协议》。多年后，在2008年，国防部前部长摩西·亚阿龙（Moshe Ya'alon，昵称为“博吉”[Bogie]）透露，拉宾曾对他说，作为总理他“打算‘纠正’《奥斯陆协议》，因为阿拉法特已不值得信任”[19]。2010年，在接受以色列一家知名报纸的采访时，拉宾的女儿达莉娅·拉宾说道：“许多和父亲关系很近的人告诉我，就在遇刺前夜，他还在考虑终止奥斯陆进程，因为当时恐袭非常猖獗，他意识到阿拉法特没有信守诺言。”[20]

无论他个人怎么看，也无论他私下里多担忧，拉宾在公众场合没有灰心丧气。本－古里安决心要让伊休夫像没有战争一样反对白皮书，并像没有白皮书一样参战。拉宾将这句话改了改，宣称：“我们将像没有恐怖袭击一样继续和平进程，并像没有和平进程一样打击恐怖主义。”[21]虽然对阿拉法特耍两面派感到愤怒，但以色列继续落实《奥斯陆协议》中规定的义务。1994年5月，协议的细节敲定9天后，以色列国防军撤出了耶利哥和加沙地带绝大部分地区。接着，以色列国防军开始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大城市与领土撤离。

和平进程在别处取得了进展。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为了结束双方交战状态开始谈判。侯赛因已经宣布放弃约旦河西岸的主权（他不想要这里，这只会让本来人数就少的哈希姆统治阶级在约旦人口中所占比例进一步下降），解决不了的争议在两国之间已不复存在。时任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前往约旦和侯赛因国王会面，他说道：“飞到这只花了15分钟……但这15分钟飞越了46年的仇恨与战争。”[22]

1994年10月，以色列和约旦签订和平协议。两国此前已经就边界划定、水资源分配权等问题达成一致，如今双方完全互相承认了。至此，以色列已和两个邻国实现了和平。1951年7月，侯赛因祖父阿卜杜拉一世国王因为考虑和以色列人实现和平而被巴勒斯坦人谋杀，侯赛因当时还年轻，而且就在谋杀现场目睹了这一幕；这项成就对他而言不仅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也有深刻的个人意义。

与阿拉法特达成的“协议”不但没有带来和平，反而造成更多“恐怖”袭击，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对此深感惊恐，认为以色列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有些以色列人从神学角度看问题：以色列地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土地，任何协议如果要他们放弃哪怕一小块地，那它就是离经叛道。以色列犹太人的极右翼政治和宗教势力对拉宾的态度越来越恶劣。在他们组织的集会上，拉宾的照片被涂抹成犹太人的宿敌希特勒。少数极端的拉比说拉宾是“罗德夫”（rodef，“取人命的人”）和“伯盖德”（boged，“叛徒”），根据犹太律法，这两个罪名是死罪。日后当上总理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昵称为“毕比”[Bibi]）曾在耶路撒冷市中心集会上发表演讲，被人拍到他当时就站在一个写着“处死拉宾”的标语的上方（他很可能没注意到）。

很多以色列人担心煽动再不控制会导致灾难。62年前，哈伊姆·阿罗佐罗夫在特拉维夫海边被刺杀，看到拉宾危险的处境，哈伊姆·阿罗佐罗夫的儿子为以色列一家报纸的专栏撰文，请求全国人民保持冷静。他认为他的父亲就因为当时的煽动而被谋杀，而现在以色列的情况和他父亲死前如出一辙。他写道：“右翼领导人必须停止煽动，必须告诉追随者，再煽动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否则，这些领导人要承担所有的后果，就像当年谋杀阿罗佐罗夫时一样。”[23]

拉宾虽然私下里已经对《奥斯陆协议》疑虑丛丛，但他在公开场合继续支持。为了向以色列和全世界表达以色列将执行和阿拉法特签订的协议，1995年11月4日，他和西蒙·佩雷斯呼吁民众前往特拉维夫，举行一次大规模和平集会。许多以色列人响应号召，据统计，那天到场人数为15万，实际参加人数可能更高。[24]拉宾在演讲中对成千上万仍然相信有可能和平的民众说道：

我从军27年，因为没有和平机会，战斗了很长时间。但我相信，和平机会现在来了，而且机会很大。为了在场的各位，以及没有在场的其他民众，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我始终相信，大多数人想要和平，并为了和平愿意承担风险。你们能前来参加这次活动，已经证明我们是一个渴望和平、反对暴力的民族，我相信那些没到现场的人也是一样。

暴力侵蚀着以色列民主的根基。暴力必须受到谴责，必须受到孤立。暴力不是以色列的出路。民主国家可以有不同观点，但最终决定必须通过民主选举做出，1992年的选举让我们有权做今天在做的事，继续这项事业。[25]

演讲结束后，拉宾和集会人群一道唱起已成为和平阵营主题曲的《和平之歌》（Shir La-Shalom），这首歌副歌部分的歌声响彻整个特拉维夫广场：

不要只说这天终将到来，

而要去实现它。

这个梦想并非遥不可及，

在城市的所有广场上，

让我们呼唤和平！[26]

就在拉宾前往登车地点准备离开时，25岁的巴伊兰大学信教的法律系学生伊格尔·阿米尔绕过保镖，对总理连开三枪。拉宾被紧急送往医院。以色列全国人民屏息凝视，焦虑地等待抢救结果。

不久，拉宾的同事艾坦·哈伯（Etan Haber）走出伊车洛夫（Ichilov）医院，拉宾刚刚在此动了手术。他向惊恐万分的民众读了一段简短的声明，许多以色列人至今都能将它背下来：

以色列政府以震惊和悲痛的心情宣布，总理兼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今晚在特拉维夫被一名凶手刺杀身亡。愿他安息。

这个年轻的国家多灾多难，从未经历过和平，一下又要面对这个它根本无法想象的恐惧。深深的羞耻如同乌云笼罩在以色列上空，久久不散。数千民众自发返回广场，来到刚才集会之处，再次唱起当晚早些时候唱的那首歌，而以色列已不是刚才那个以色列了。几千人在街道上哭泣。语言无法表达此时此刻的绝望，三五成群的年轻以色列人在全国街道边点上无数根蜡烛。起初不知所措的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是个巨大的悲剧，每个以色列人都是悲剧中的一员，和平之梦已灭，国将不国。人们抱在一起，唯有哭泣。

他们坐在那，盯着摇曳的烛光，边唱边哭。他们希望从朋友的拥抱中找到些许安慰，希望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有一天还能通过某种方式康复。他们祷告，因为仍然希望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与此同时，他们哀悼，因为害怕到手的东西会沦为泡影——这个小国的发展超乎所有人意料，复国的愿景使之最终建国，而他们的祖父祖母历经艰辛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重获犹太新生，但这一切都可能随拉宾的遇刺而与他们渐行渐远。

(1)　尽管犹太人按照族性（ethnicity）可以划分为三大类：阿什肯纳兹人、塞法迪人和米兹腊希人[本书又译作“东方犹太人”]，但宗教传统（religious traditions）一般只被划分为阿什肯纳兹人的和塞法迪人的。这两个群体各有一个大拉比。塞法迪人和米兹腊希人虽然有区别，但经常可以混用。

(2)　俄巴底亚直到去世时还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众多拥护者。2013年他去世时，大约80万人（以色列当时人口也只有800万，其中约600万是犹太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这么多人当然没法进入公墓，但街道和高速公路上挤满了朝他下葬处方向行进的人群，人们以此象征性地参加他的葬礼。

(3)　1979年发生了两件震动中东的大事：埃以和平协定和伊朗革命。前者代表务实的外交政策，后者代表宗教纯粹主义和政教合一的趋势。哪种趋势将在中东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是最近几十年来的问题。

(4)　“瓦克夫”（waqf），伊斯兰教法术语，意为“保留”“留置”。特指“保留”安拉对人世间一切财富的所有权；或“留置”部分土地、产业，奉献于弘扬“主道”的事业。——校注

(5)Falashas是阿姆哈拉语，意思是“外地人”，埃塞俄比亚黑犹太人自称为“以色列之家”（Beta Israel）。——校注

(6)　高秋福译：《百年心声：现代希伯来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0－12页。——校注

(7)　先祖墓地（Cave of the Patriarchs）对犹太人和穆斯林而言都是圣地。犹太传统认为这里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埋葬处。和犹太人一样，穆斯林也在这里举行宗教仪式，为此于公元6世纪在此修建了一座清真寺。

第十七章
和平进程陷入僵局

我是个失败者，这都是拜你所赐。

——比尔·克林顿致亚西尔·阿拉法特

拉宾下葬前，100万人走过棺材，向遗体告别。80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葬礼，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对这些政要发表演讲时说：“我从没想过这一刻，没想到我会失去一位如此重要的兄弟、同事和朋友。”他说拉宾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和军人”。“虽然他来自敌对方，但我们相互尊重。我结识他，因为我和他都意识到，我们应该跨越分歧的鸿沟，开展真诚的对话，增进相互间认识，为我们各自的后代留下一笔他们应得的遗产。”[1]

侯赛因国王离开演讲台时，人们看到他在颤抖。多年前，他的祖父因为追求和平而被谋杀，拉宾的去世是历史的重演，勾起了他痛苦的回忆。人们不禁要问，总有人不惜一切代价阻碍和平的实现，中东是否会在暗无天日的战乱中一直沉沦下去？

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来到以色列参加葬礼。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也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到现场，他甚至下令让整个美国降半旗哀悼拉宾。[2]发表完悼词后，克林顿朝着拉宾遗体的方向，边向这位倒下的战士和追求和平者鞠躬致敬，边轻声用希伯来语和英语说：“再见了，朋友。”这一幕永远铭刻在以色列人的记忆中。

西蒙·佩雷斯长期以来是拉宾工党领导人位置的激烈竞争者。拉宾死后，佩雷斯成为代总理。第二天，他拒绝坐在拉宾位于总理办公室的座位上。他深知，以色列社会出现巨大裂痕，谁也无法真正取代拉宾的位置。但年轻时就在本－古里安等开国元勋身边工作的佩雷斯也明白，此时此刻，需要有人站出来领导国家，让以色列社会走出阴霾。然而，以色列社会真的可以走出这片阴霾吗？谁心里都没底。

西蒙·佩雷斯什么都见过。1923年出生于波兰的维什涅瓦（Wiszniew，现在属于白俄罗斯），他早年的名字是西蒙·佩尔斯基（Szymon Perski）。1934年，他随家人移民巴勒斯坦，1947年加入哈加纳，负责人事管理和武器采购，这项工作他一直做到独立战争早期。建国后，除了担任议员，佩雷斯先后在多个重要岗位工作，包括外交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1984—1986年，他担任过总理。拉宾去世后，身为代总理的佩雷斯决心完成拉宾的和平事业，继续推进《奥斯陆协议》的落实。1995年11月和12月，以色列国防军从希伯伦以外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各大城市撤出，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在这次选举中，阿拉法特当选为主席，他领导的法塔赫赢得巴勒斯坦委员会多数席位。巴勒斯坦人似乎朝建国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但在此期间，巴勒斯坦人的袭击活动仍在继续，袭击的次数和造成的伤亡甚至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3]《奥斯陆协议》失败的事实已经越来越难以掩盖。佩雷斯说：“我们没有得到感谢，我们得到的是炸弹。”[4]佩雷斯宣布以色列提前6个月举行大选，右翼人士刺杀拉宾让以色列人厌恶，佩雷斯认为自己可以毫无悬念地当选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确，民意调查也显示，他的支持率远远高于利库德党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改变了选举的结果。短短9天内，在特拉维夫和亚实基伦（Ashkelon）这两座以色列中心城市的两起暴力袭击中，将近60名以色列人丧命。取代拉宾担任总理仅7个月后，佩雷斯就被愤怒而惊恐的以色列人用选票赶下台。

安全始终是以色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每当暴力袭击加剧，他们就会将选票投给右翼政党；1996年的选举也不例外，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取代佩雷斯成为以色列总理。上台后，内塔尼亚胡履行了以色列政府之前的承诺（根据1995年的巴以和平协定，也称为《奥斯陆第二阶段协议》），重新部署在希伯伦的军队，希伯伦已是以色列控制的约旦河西岸最后一座城市。在美国施压下，1998年内塔尼亚胡又签订了《怀伊河备忘录》（Wye River Memorandum），旨在恢复实施已陷入僵局的《奥斯陆第二阶段协议》。

但从一开始，内塔尼亚胡就认为《奥斯陆协议》是以色列做出的一个错误决定。在三年执政期间，他殚精竭虑，避免《奥斯陆协议》可能给以色列带来的危险。但在下一轮选举中，以色列人想要一个中间人物，于是又向左摇摆，选出埃胡德·巴拉克担任以色列总理。

巴拉克是战功卓越的军人，他在竞选时提出了三点承诺。首先，他承诺将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政府先前一直不知如何从这场战争中脱身；其次，他承诺让以色列和叙利亚实现和平；最后，虽然人们越来越怀疑《奥斯陆协议》，但巴拉克仍然承诺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

有些以色列领导人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将巴拉克前两个承诺结合起来：如果可以同叙利亚签订和平协议，那么以色列就可以通过与叙利亚协调而撤出黎巴嫩。但实际上，叙利亚乐意看到以色列武装继续留在黎巴嫩，这样他们能通过真主党这个代理人来打击以色列军队。[5]叙利亚外交部部长甚至声称，如果以色列不经叙利亚同意就撤军，将被叙利亚视为“战争行为”。以色列一位著名记者就此评论道：“这种心理扭曲即使按照当地标准也是令人难忘的。”[6]

这样，巴拉克要想将以色列带出黎巴嫩，除了单方面撤军，别无选择。2000年5月24日，他这样做了。当时服役于黎巴嫩的国防军战士大多出生于1982年前后，以色列就在这一年最早入侵黎巴嫩。

这并非以色列最后一次面对阿拉伯暴力活动选择单方面撤离。后来的事实证明，每当以色列做出这样的选择，都会被阿拉伯极端分子利用。截至2000年，真主党用行动证明，他们能对全世界最专业的一支军队实施致命的暴力行为：1985年（黎巴嫩战争主要作战阶段结束后）到1997年之间，200多名以色列战士阵亡，750多人受伤。以军撤出后，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地位得以巩固。在以军越过边境回到以色列的前夜，真主党副总书记将当晚形容为“巴勒斯坦人胜利的曙光”，“他们也可以通过抵抗和殉难来获得解放”，他承诺“在黎巴嫩取得的胜利可以复制到巴勒斯坦”。[7]

从黎巴嫩撤军的诺言实现后，巴拉克将注意力转向巴勒斯坦问题。5月撤军结束不久，2000年夏天，埃胡德·巴拉克、亚西尔·阿拉法特和比尔·克林顿在戴维营开始谈判。22年前正是在这里，贝京与萨达特在卡特的协调下达成埃以和平协议。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多年来最棘手的问题（巴勒斯坦难民回归、耶路撒冷归属和巴勒斯坦国边界划分）都被拿到谈判桌上。巴拉克决心同巴勒斯坦人达成一份全面协议。为了实现巴勒斯坦建国，巴拉克向阿拉法特提供约旦河西岸92%的土地和耶路撒冷部分地区。但让以色列谈判团队惊讶的是，阿拉法特及其团队竟然拒绝考虑这一方案。起初，《奥斯陆协议》的签订引发巴勒斯坦暴力袭击的升级；现在，以色列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阿拉法特会觉得慷慨的解决方案，就算阿拉法特仍不满意，这个方案也可以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但阿拉法特断然拒绝了。巴勒斯坦的毫不妥协让克林顿也困惑不解。

戴维营和谈宣告失败，参会者不欢而散。回到以色列的巴拉克政治处境非常不利，右翼人士因为他在戴维营的让步过大而愤怒，左翼人士则对他的空手而归失望。回到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却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巴勒斯坦人认为他经受住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威逼利诱，向世界表明如果不能满足巴勒斯坦人对耶路撒冷、边界和难民回归方面的全部要求，他们不会做出任何妥协。阿拉法特希望他的人民看到他的意志是坚定的，他一直忠于人民的理想。

美国外交家和作家丹尼斯·罗斯参与了几十年来的中东和谈，曾担任比尔·克林顿的中东特使。他后来写道：“巴拉克和克林顿都准备为达成协议而做需要做的事，两人迎接了挑战，谁都没有回避复杂而危险的历史和宗教问题。能这样说阿拉法特吗？很遗憾，不能。”[8]

以色列的分析人士和历史学家，甚至包括那些长期和左翼政治势力关系密切的历史学家，都清楚阿拉法特的用意。[9]只要谈判继续拖延下去，国际社会便认为这位曾经的战士在追求和平。一旦签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就会期待他治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他不得不对这个国家负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阿拉法特根本不愿意迈出这一步。

地区局势日趋紧张。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刚过去六个月，戴维营和谈刚结束两个多月，反对党领导人阿里埃勒·沙龙决定去圣殿山看看。作为一名以色列公民，他完全有权参观圣殿山，但有些人认为这是挑衅之举。其他人宣称沙龙此举是为了告诉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对东耶路撒冷和老城的主权。也许还有人在想，沙龙知道阿拉法特必然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他要在政府做出进一步妥协前，让以色列人看穿阿拉法特的行为方式。

不管到底出于什么动机，沙龙“事先显然得知，以色列情报机构告诉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部长什洛莫·本－阿米，沙龙访问圣殿山不会引起联合暴力。约旦河西岸安全预防部门负责人巴勒斯坦人贾布里勒·拉米（Jibril Rajoub）的话也间接确认了情报机构的判断。拉米告诉本－阿米，沙龙可以访问圣地，但基于安全考虑不要进入清真寺”[10]。

沙龙没有进入清真寺，2000年9月28日，在数百名以色列警察的保护下，他登上了圣殿山。第二天，两万名巴勒斯坦人来到圣殿山示威，以色列军队在与巴勒斯坦人对峙中使用了小型轻武器，让暴乱进一步升级。在当天的冲突中，7名巴勒斯坦暴徒被击毙，300名巴勒斯坦人和70名以色列警察受伤。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在电视讲话中发表了强烈的反以言论，在广播讲话中号召人们发动“吉哈德”（这个穆斯林宗教用语专指针对非穆斯林的宗教战争）。

几天内，在阿拉法特及其安全部队的纵容和煽动下，冲突迅速蔓延到全国。以色列安全部门认为阿拉法特为发动起义蓄谋已久，沙龙登上圣殿山只不过为他提供了借口。

这场冲突持续了四年之久，后来称为“第二次因提法达”。冲突之初发生的一些事件颇有象征意义。9月30日，一支法国电视拍摄团队在加沙拍下了令人恐惧的一幕：12岁的穆罕默德·杜拉（Mohammad al-Dura）虽然有父亲的奋力保护，还是被残忍杀害。以色列坚持认为国防军没有杀害这名男孩（后来证明这的确不是国防军所为），但这一事件让巴勒斯坦民众无比愤怒。此事发生后不到两周，有两名以色列预备役战士驾车前往驻地报到，但在路口拐错弯，误入了巴勒斯坦城市拉马拉。他们很快被当地民众包围，然后被残忍杀害。一名激进分子站在窗前，向欢呼的巴勒斯坦群众举起沾满鲜血的双手，这张照片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看到此景，以色列人再次感到巴勒斯坦人的目的不是建国，而是杀害犹太人。(1)

这次因提法达远远不像第一次因提法达那样属于大规模群众起义，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队使用了武器和自杀性爆炸手段，因而比第一次因提法达更具杀伤力。[11]冲突还蔓延到以色列阿拉伯人那里，特别是在阿拉伯人密集的加利利地区。有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攻击了犹太人的财产、汽车、定居点和各种机构。以色列的犹太人也展开了反击，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混居的城市，许多清真寺、阿拉伯人商店和居民区遭到袭击。[12]2000年10月，在一次示威活动中，以色列警察和阿拉伯暴徒发生冲突，现场一度失控，阿拉伯人开始投掷石块和火焰炸弹，用弹弓射击钢珠，有的人还用真枪射击。以色列警察也使用了实弹，10月的短短几天内，13名以色列阿拉伯人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击毙。[13]这一冲突后来称为“2000年十月事件”。负责调查此事的奥尔（Or）调查委员会发现，以色列警察对暴力冲突准备不足，有时反应过激。

2000年十月事件和1956年卡西姆村事件不同。在十月事件中，阿拉伯人使用了武力。但在以色列阿拉伯人看来，这两个事件有联系。和1956年卡西姆村事件和1976年土地日事件一样，十月事件再次证明他们永远是二等公民，不如犹太人受重视。哈瑞迪人在抗议政府时也会在马路上点燃轮胎并使用轻微的暴力，但以色列安全部队从来不会朝他们开枪。

沙龙去圣殿山和2000年十月事件中阿拉伯人的死亡进一步加剧了暴力活动。到处有人投掷燃烧弹，焚烧公交车。阿拉伯纵火者还在森林里放火，这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攻击方式。犹太移民潮兴起以来，植树造林一直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工程。在过去一个世纪，犹太国民基金在这里种植了2.5亿棵树。[14]树木不但能够改良土壤，还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以色列地变为沃土的决心。但纵火者恰恰要毁掉这种进步。

随着暴力的延续，克林顿总统为了挽救和平进程，做出了最后努力。2000年12月底，他提出了名为“克林顿参数”的方案。根据他的建议，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国将包括约旦河西岸94%—96%的土地（虽然方案中没有提到加沙，但克林顿在2001年1月指出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包括加沙地带）。分布在犹太人口占优势地区的定居点可以并入以色列，这样，以色列就能并入大约80%的定居者。克林顿建议根据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比例将东耶路撒冷划分为巴勒斯坦区和犹太区。为了减少以色列在安全上的顾虑，克林顿提议在约旦河谷地临时驻扎国际部队和以色列部队，并在此建立长期存在的“预警站”。巴勒斯坦难民只能返回巴勒斯坦，不能进入以色列本土。

严格来说，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同意了克林顿的方案。但克林顿后来在自传《我的生活》中写道：“阿拉法特说他有保留地接受这个方案。但与以色列不同，阿拉法特的保留意见不在方案之内，至少在难民和西墙的问题上是如此。但他答应过在我离任前实现和平，所以我认为他接受方案时的态度是认真的。”[15]

就在克林顿即将离任前，阿拉法特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他说克林顿是位伟人。克林顿总统回答说：“主席先生，我不是伟人。我是个失败者，这都是拜你所赐。”[16]在总统任上的最后一天，克林顿还提醒乔治·布什和科林·鲍威尔，不要相信阿拉法特将对他们说的任何一个字。他告诉他们，相信阿拉法特是“他担任总统期间犯下的最大错误”[17]。克林顿让阿拉法特和拉宾实现了那次著名的握手，但离开白宫时，他没能解决巴以冲突。

和平进程危在旦夕，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没有减弱，以色列的气氛令人绝望。以色列人已经无法继续忍受埃胡德·巴拉克总理。戴维营和谈失败后，阿拉法特毫不妥协，但巴拉克继续让步。失去议会的支持后，巴拉克不得不宣布在2001年2月提前举行大选。2000年十月事件让以色列阿拉伯人抵制选举，这进一步削弱了左翼政党的力量。果然，巴拉克输掉选举，取代他的是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阿里埃勒·沙龙。不同于巴拉克，沙龙认为和巴勒斯坦人没完没了的谈判是毫无意义的政治作秀，他对此毫无兴趣。他认为阿拉法特根本不想达成协议，以色列必须明白这一点。

和平进程彻底失败。意识到这点，让许多以色列人非常痛苦，就像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他们从“构想”心态中醒来那样痛苦。以色列《独立宣言》中宣称以色列“向所有邻邦及其人民伸出手，致力于和平与睦邻友好”，许多以色列人从小就相信战争双方有一天会放下武器，让中东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正是怀着这种想法，以色列先后同埃及和约旦实现了和平。但巴勒斯坦人似乎一心只想看到以色列从世界版图上消失。长期以来认为让步是实现和平唯一途径的左翼政治势力已经疲惫不堪，他们伤心地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被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上。他们想起扫罗王的首领押尼珥（Abner）提出的那个问题：“刀剑岂可永远杀人？”[18]在深切的失望和担忧中，他们发现对此没法给出否定回答。

2001年，1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于自杀性炸弹袭击，几十人死于其他袭击方式。巴勒斯坦人越来越无所顾忌。为了造成更大伤亡，他们开始攻击人口更密集的地点。2001年夏天，一名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特拉维夫海滩的舞厅将自己引爆，21名以色列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俄国移民家庭的10多岁的女孩。100多人在这次袭击中受伤。两个月后，耶路撒冷市中心最繁华地带一家比萨饼店遭到自杀性爆炸袭击，造成130人受伤，15人死亡，其中半数死者为儿童。

大多数暴力袭击者来自约旦河西岸。更让以色列人难以接受的是，巴勒斯坦警察和法塔赫的坦齐姆（tanzim）部队参与了多起枪击事件；法塔赫人员还实施了自杀性爆炸袭击，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事件加重了以色列民众对阿拉法特、法塔赫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敌意，很多人开始认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根本没有实现和平的伙伴。

2002年逾越节前夜，大约250名宾客聚集在海滨城市内塔尼亚的公园酒店，共同享用传统的逾越节晚餐。一名化装成妇女模样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混过酒店安保人员的检查，随后引爆了一个大当量炸弹，巨大的爆炸造成28人死亡，约140人受伤，包括20人重伤，其中两人因为伤势过重死亡。有几对夫妇在爆炸中死去，有一人已经90岁高龄。一对父女也在爆炸中一起遇难。

这场袭击让沙龙下定决心进行反击。不久，以色列发动了“防御之盾行动”，这是六日战争以来在约旦河西岸发动的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旨在摧毁位于巴勒斯坦主要城市的激进组织基地。实际上，在这次行动后，以色列重新控制了1995年根据《奥斯陆协议》交还给巴勒斯坦人的城市。

以色列并未就此止步。为了制止暴力袭击进一步伤害以色列公民，2002年9月，政府决定修建隔离墙，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隔离开。隔离墙耗时5年建成，长达480英里（虽然一直没有完全竣工）。北部隔离墙修建完成后，从约旦河西岸那块地区潜入以色列被彻底阻止。隔离墙的效果毋庸置疑，但给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以色列为此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但以色列领导人不为所动，继续推进隔离墙的建设。截至2004年12月，自杀性爆炸事件已下降了84%。

2000年9月至2004年9月，巴以冲突导致以色列10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达到2700人。同样蒙受损失的还有以色列和平阵营。几十年来，以色列左翼人士提倡“土地换和平”原则，他们坚信，只要以色列交还1967年占领的大部分土地，巴勒斯坦人就会和以色列人实现和平。但巴拉克向阿拉法特让步带来的结果却是另一次因提法达，这证明左翼人士的想法天真而危险。很多以色列人认为，就算阿拉法特对巴拉克的方案不满意，也可以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继续谈判下去，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发起新一轮暴力活动，这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激进分子，永远不会转变为一名政治家。在这一过程中，以色列左翼阵营成为最大的牺牲品。

本尼·莫里斯多年来是政治左翼的代表人物，他精准总结了以色列人的处境和立场。他称阿拉法特是个“积习难改的骗子”，还得出这个悲观结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可能永远无法和平共处。以色列公众都对本尼·莫里斯观点的转变困惑不解，他解释说：

我没有做大脑移植手术，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谣言，至少我现在不打算做这个手术。然而，我对当下的中东危机及其主要参与者的看法，在过去两年发生了剧变。我的感觉有点像那些在匈牙利的西方游客，俄国坦克在1956年粗暴地开入布达佩斯，他们在那一刻忽然惊醒了。[19]

许多人和莫里斯一样悲观，包括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布什后来说：“阿拉法特欺骗了我。我不会再相信他。实际上，我没打算再和他说话。2002年春天我已经得出结论：只要阿拉法特还执政，就不可能实现和平。”[20]

在1923年出版的《铁墙》中，泽夫·雅博廷斯基提出，除非阿拉伯人明白以色列人绝不会妥协，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停止冲突。历史以悲惨的方式证明了雅博廷斯基观点的正确性。约西·克莱因·哈勒维后来认为，2000—2004年，以色列人大多转变为政治中立派，他们一方面同意左翼的观点，认为巴勒斯坦建国对以色列至关重要，只有这样以色列才可以不用再管理几百万巴勒斯坦人。但同时他们也同意右翼的观点，认为巴勒斯坦建国会让以色列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21]以色列人已不知如何是好。

2004年11月11日，75岁的亚西尔·阿拉法特生病没多久就去世了。接替他的是马哈茂德·阿巴斯（又称为阿布·马赞）。2003年3月，阿拉法特任命阿巴斯为总理（巴勒斯坦以前没有总理这一职位）。但由于阿拉法特不让他参与任何实质性事务，他无奈之下选择辞职。但现在他取代了阿拉法特的位置。

阿巴斯1935年出生于采法特，1948年战争时逃离家乡，先后在开罗和莫斯科接受教育。他在莫斯科写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另一边：纳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关系》，文中提出，犹太复国主义者严重夸大了死于纳粹分子之手的犹太人数量，600万犹太人被杀是个“异想天开的谎言”[22]。阿巴斯是1959年法塔赫的创始成员，还是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巴勒斯坦谈判团队成员。[23]

以色列右翼人士不断拿阿巴斯当年的博士论文说事，但其他以色列人认为阿巴斯的当选带来了新希望。这位主张谈判、反对暴力的巴勒斯坦领导人能否开启中东新的篇章？

和巴勒斯坦一样，以色列国内也出现新变化。2003年在赫兹利亚（Herzliya）的一次会议上，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宣布，他决定从加沙单方面撤出国防军，并清除这一区域所有犹太定居点。2004年4月14日，沙龙给乔治·布什总统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结论是，当前的巴勒斯坦根本不存在能同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寻求和解方案的对象。这种僵局不利于实现美国和以色列共同的目标，为了减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我决定启动逐步撤军进程。”[24]

34年来，加沙一直有犹太定居点。截至2004年，有8800名犹太人生活在加沙，周边则生活着100万巴勒斯坦人。犹太人控制区占加沙地带面积的五分之一。但以色列保护这几千人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多年来有几万以色列军人在加沙服役。尽管如此，在过去5年中仍有124名以色列人在加沙被害。沙龙认为，既然不能通过谈判撤离加沙，以色列只能单方面撤离。

沙龙被普遍视为典型的鹰派，现在却决定以色列应当撤离加沙，这出乎很多人意料。他所在的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成员也深感失望。时任财政部部长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沙龙公开辩论，他认为离开加沙会让以色列更加危险。哈马斯立即用行动支持了内塔尼亚胡的观点，开始从加沙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仅2004年，哈马斯就发射了882枚迫击炮弹和276枚卡桑（Kassam）火箭。

和面对暴力仍然达成《奥斯陆协议》的拉宾一样，沙龙也没有让火箭弹改变自己的计划。为了表达自己反对这一政策，内塔尼亚胡于8月17日辞掉财政部部长职务。加沙的定居者更是认为，沙龙的决策是对选民的背叛。竞选时沙龙曾表示不会从加沙撤离，但现在出尔反尔。“犹太人不能驱逐犹太人”成为定居者的口号。他们写请愿书，组织示威和抗议活动，甚至用绝食抗议。政府一方面安抚，承诺给每个家庭发放赔偿金；另一方面施压，声称那些拒绝撤离的民众将被送到监狱。

为了顺利撤走加沙的定居者，推平他们的房屋和其他设施，参与行动的1.4万名警察和国防军战士就如何应对定居者的过激行为接受了特别训练。2005年8月的撤离过程总体而言比较顺利，虽然定居者向士兵扔石头和油漆瓶，但没有人使用武器。还有的定居者为了不被士兵带走，用路障将自己的房屋围住。

从19世纪末最早的阿利亚开始，犹太人就在这儿购买土地，建设家园。作为最富激情的一群犹太复国主义者，定居者们不相信犹太国会将他们驱赶出家园。在加沙一个叫尼夫德卡里姆（Neve Dekalim）定居点的犹太会堂，一位21岁以色列人告诉记者：“这座建筑是我们生活的象征。我不相信国防军会闯进这里把我们带走。”她判断错了。

撤离行动过程中，没有人严重受伤，也没有人死亡。士兵们挨家挨户地通知出发时间到了。加沙夏天炎热，士兵们还给撤离的定居者发放饮用水。有的战士和民众拥抱在一起痛哭，还有的士兵和定居者一起祷告。

单边撤离行动让许多人想起历史上另一事件。梅纳赫姆·贝京常说，他政治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在1948年6月“阿尔塔莱纳”号事件中避免了内战爆发。在加沙，以色列社会再次展现出成熟的一面，军队对这次行动周密部署，被迫离开家园的犹太人也表现得非常克制和体面。

阿里埃勒·沙龙在竞选时承诺以色列不会从加沙撤离，当他决定撤离时也没有举行公投，整个过程让以色列人感到非常不符合民主原则，但没有人用极端暴力的方式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法制得以维护。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这是悲痛的一天，但对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而言，这也是值得骄傲的一天。

加沙行动顺利完成后，沙龙下个目标是让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离。为了减少政治阻力，2005年他离开利库德集团，组建了自己的前进党（Kadima Yisrael，“前进，以色列！”之意），党员多为劳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中持中间立场的成员。但撤出加沙四个月后，沙龙突发中风，陷入昏迷。这位人称“推土机”的勇士倒下了。(2)

沙龙的接任者是耶路撒冷前市长埃胡德·奥尔默特，他上任总理职位后，宣布要将大部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归还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同于以往的诸位总理，奥尔默特认为，巴以双方可以在解决谈判中的棘手问题之前建立巴勒斯坦国。他说：“如果巴勒斯坦人能放弃激进主义路线，停止针对以色列公民的战争，那么可以在双方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就基于临时边界实现民族独立，建立巴勒斯坦国。剩下的问题两国可通过谈判逐步解决。”[25]

就在奥尔默特发表这一声明当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举行选举，宣誓灭亡以色列的哈马斯以微弱的优势获胜，[26]但由于巴勒斯坦选举制度的原因和法塔赫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哈马斯获得议会大多数席位，选票上微弱的优势最终转化为压倒性的政治胜利。

大选获胜后，哈马斯官员重申他们不承认以色列，也不会同以色列谈判。正当以色列提议让巴勒斯坦提前建国时，巴勒斯坦人将一个决心灭亡以色列、拒绝停止冲突的政府选上台。和平进程的希望之光最后熄灭。2009年，埃胡德·奥尔默特因贪污罪指控而辞职，他的和平计划和他的政治生涯一起宣告结束。(3)

和平谈判再次以失败告终，这后来成为一个固定模式，但冲突仍在继续。以色列国防军再次需要适应新的战争形式。第一次因提法达爆发后，一直和正规部队作战的以色列国防军发现自己的对手成了巴勒斯坦民众，对手使用的武器大多数时候并非枪炮，而是石块。但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国防军再次需要学习如何对付激进组织，但这些组织的行为方式不同于几十年来和他们交手的激进组织，而是和正规部队越来越像。

北部需要应对的激进组织是真主党，西南部是哈马斯。这两个激进组织都试图消灭以色列，攻击以色列平民，不断向边境附近的人口密集区域发射火箭弹。有时，这些袭击和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导致冲突升级，引发激烈交战行为。

2006年6月25日，利用在以色列和加沙边境修建的地道，哈马斯在边境地区将正在执行任务的下士吉拉德·沙利特绑架。(4)哈马斯绑架人质所表现出的大胆和军事能力让以色列人大为震惊。2006年7月12日，真主党战士向正在边境巡逻的两辆以色列军队车辆发射了两枚反坦克导弹，3名以色列士兵当场死亡。更糟糕的是，真主党在这次行动中又绑架了两名士兵，在试图营救人质的过程中，又有5名以色列士兵阵亡。

真主党要求用被俘士兵交还囚犯（当时以色列不知道这两名士兵已经死亡），但遭到以色列拒绝。为了削弱真主党的实力，以色列国防军攻击了真主党的军事目标和黎巴嫩的民用设施，包括贝鲁特的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国际机场。但在几周的激烈交火中，真主党顽强抵抗，虽然其军事实力明显逊于国防军，但在初期抵挡住了国防军的进攻。这次激烈冲突后来称为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它体现了非对称战争这种较新的作战样式，在这种战争中，有关平民死伤的舆论有效限制了实力占优的民主国家。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超过1000名黎巴嫩人和165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对黎巴嫩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在大约一个月时间里，双方展开猛烈对攻，随着地面部队的推进，以色列最终占据上风，但在联合国的施压和调停下，以色列被迫接受停火。

哈马斯虽然在议会中赢得胜利，但法塔赫并没有交出权力。2007年6月，哈马斯发动武装政变，炸毁了位于汗尤尼斯（Khan Yunis）市的法塔赫指挥部，赶走了建筑中的法塔赫成员，夺取了加沙控制权，这让阿巴斯颜面扫地，深受打击。

从那以后，每隔一两年，哈马斯就会连续几周或几个月向以色列城市发射数百上千枚火箭弹，让以色列南部民众无法正常生活。以色列人希望政府能保护他们，因此，每当出现这种情况，以色列都会报复，有时军事冲突会发展为全面战争。大多数情况下，以色列空军会对哈马斯进行惩罚性打击，但有两次以色列决定派出地面部队。由于哈马斯想阻止以色列国防军深入加沙，并试图对以色列人造成尽可能大的伤亡，恶战接踵而至。每一轮战争都会有数百名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以色列军人和平民死亡——但巴勒斯坦方的伤亡远高于以色列方。然而，双方都无法取得实质性成果。一次又一次，双方都会接受停火，等待下一轮冲突的到来。

很多以色列人意识到，这些短暂的战争有个共同点，即以色列无法在这些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不管是同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是同加沙的哈马斯，战争虽然惨烈，但双方都没有获得任何战略成果。真主党和哈马斯无法让以色列投降、撤军，无法改变以色列的政策；以色列也无法摧毁这些激进组织的网络，更无法确保他们不会再次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事实上，以色列人发现，自从1973年以来，以色列就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赢过一场战争。的确，在2002年“防御之盾行动”中，国防军表现出色，短时间内就结束了战斗，但几十年来，以色列再没有像1967年那样大获全胜，他们的敌人比以前更加顽强和凶残。

在这些冲突中，随着以色列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以色列人还发现了以色列社会的另一个变化。20世纪60年代，基布兹是培养军官的摇篮，基布兹成员在战争中承受了和他们所占人口比例不相符的伤亡，但现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社团（national religious community）取代了基布兹的角色。截至2010年，这类宗教社团虽然不到以色列人口的10%，但他们在作战部队中的比例却达到25%—30%。同样，军官培训课程的毕业生中，这类宗教社团的人员也越来越多，所占比例从1990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6%。[27]如今，以色列的军队领导人和以色列最有爱国热情的那部分人中，有很多来自这个独特的社会群体。

虽然深陷于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中，但以色列在另一个领域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政府资金短缺，无力为来自北非和其他地区几十万移民提供足够的住房和食品。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色列已成为一个科技强国。

建国60年来，以色列的经济总量翻了50倍。[28]2008年，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3.1%，领先世界大多数国家。[29]以色列的工程师、研发中心和初创公司的密度居世界第一。[30]同年，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超过整个欧洲大陆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总和。[31]以色列人均风险投资额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32]。

如此惊人的成就得益于多方面因素。俄罗斯犹太移民功不可没。俄罗斯移民中，数万人拥有高学历，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初到以色列时艰苦的生活条件。以色列一位著名政策专家指出：“移民不怕一切重来，他们天生是冒险者，每个移民国家都是创业的国度。”[33]以色列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现在，这个政策开始给国家带来红利。俄罗斯移民融入了教育、军队、社会和经济等领域，给这个年轻的国家注入了巨大活力。

以色列能成为“创业的国度”还有其他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研制“狮”式战斗机的项目因美国国会施压而终止，[34]大约1500名以色列高级工程师突然失业。他们中很多人走上了创业之路，促成以色列成为科技强国。科技产业给以色列社会带来大量财富，以色列成为全球投资人和发明家最青睐的国家之一。[35]

然而，在国际社会看来，以色列并不是“创业的国度”，而是应当被排斥的国家。激进主义没能帮助巴勒斯坦人达到目的，他们开始实施新的策略：让以色列在国际社会非法化。这对以色列而言并不新鲜。早在1975年，联合国就通过一项决议，声称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现在，许多其他组织也加入到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行列，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以色列都诞生于罪恶之中，没有生存的权利。

联合国及其分支组织成为这场战争的主战场。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合国成为一个明显具有反以色列倾向的平台。本－古里安称联合国是一出“荒诞派戏剧”[36]。阿巴·埃班先后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国大使，说话一向简练而雄辩，他这样评论联合国：“如果阿尔及利亚提交一份决议声称地球是平的，而且是以色列把地球压平的，这个决议将以164票赞成、13票反对和26票弃权得以通过。”[37]

到2000年时，联合国连这点面子工程也基本顾不上了。虽然1991年12月联合国撤销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决议，但这种观念仍然存在。2001年和2009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会议就裁定：犹太复国主义属于殖民主义，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以色列诞生于罪恶的“种族清洗”[38]。会议上还发放了《锡安长老会纪要》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39]

2003—2012年，联合国提交了314个关于以色列的提案，40%获得通过。关于以色列的提案数量是其他国家的6倍，排在以色列后面的国家是苏丹。[40]2013年底，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齐夫·埃尔金（Ze'ev Elkin）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RC）103个关于单个国家的决议中，有43个（占42%）决议谴责以色列。[41]仅在2013年3月的会议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通过了6个批评以色列的决议，关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决议总共只有4个。[42]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紧急会议中大多数议题也与以色列有关。[43]但在这期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没有就达尔富尔冲突或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和津巴布韦侵犯人权行为通过任何决议。[44]

有些观察者明白事理，敢为以色列说话。当联合国强烈谴责以色列2014年对哈马斯发动的战争并要求以色列对平民的死亡负责时，英国退役上校和前英国驻阿富汗部队指挥官理查德·肯普做出回应。他在《纽约时报》一篇社论中提醒读者，到底谁应当为没完没了的冲突负责。联合国谴责“以色列‘长期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并封锁加沙”[45]，但联合国明白事情并非如此。肯普提醒读者，10年前以色列从加沙撤离，但哈马斯利用这一机会将冲突升级。肯普写道：“去年夏天的冲突因为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火箭袭击事件而急剧升级，这是哈马斯挑衅行为的延续。”

有人指责以色列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肯普把以色列国防军的行为与其他国家的军队做了对比：

他们应当听一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Martin E. Dempsey）将军的观点。去年11月，邓普西指出，以色列国防军为了减少平民伤亡，采取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措施。最近，美国、德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等7个国家11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加沙冲突调查团也这样认为。我有幸成为调查团成员之一，在我们提交给戴维斯法官的报告中写道：“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军队像以色列国防军一样在去年夏天的行动中采取大量措施保护平民。”[46]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甚至也对联合国提出强烈抗议。萨曼莎·鲍尔平常算不上是热心支持以色列的政治家，但她也承认联合国的做法有失公正：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成员国利用安理会、联合国大会甚至神秘的联合国委员会对以色列政策进行批判，这些批判已经超出合法范围，旨在将以色列国非法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长期讨论的国家……不是使用毒气杀害本国人民的叙利亚，而是以色列。这种偏见所针对的，不仅仅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还包括这个国家所代表的观念。[47]

犹太复国主义一直以来既是一种观念，也是具体的以色列建国运动。鲍尔的话准确地描述了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所遭到的攻击。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建立犹太国的观念。1947年11月，在联合国分治决议的投票上，国际社会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但70年后，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改变了立场，人们所反对的并不是犹太国的行为，而是犹太人应当拥有自己国家的观念。

联合国撤销反犹决议，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偏见。显然，如果现在联合国再就以色列建国问题举行投票，这一提议几乎不可能像1947年11月时那样获得通过。

联合国并非唯一的战场。许多看似公正的人权组织也专门针对以色列，对以色列采用明显的双重标准。“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维护那些人权遭到侵犯的人，1978年罗伯特·伯恩斯坦创立了这一组织。2009年，罗伯特·伯恩斯坦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谴责这个由他一手创立的组织：

以色列经常遭到哈马斯和真主党的袭击，这些组织打击以色列平民，并把自己的平民用作人体盾牌。人权观察组织对这场冲突的立场不够公正。……人权观察组织的领导知道，哈马斯和真主党专门挑选人口密集地区发动战争，故意将居民区变为战场。他们也知道，越来越多先进的武器正流入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用于发动新一轮袭击。他们还知道，是武装冲突剥夺了巴勒斯坦人追求和平与美好生活的可能。但作为长期以来的受害者，以色列却遭到人权观察组织严厉的批评。[48]

这种双重标准并不少见。众多组织、媒体和欧洲政府形成一股谴责犹太国的强大力量，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专门针对以色列，否认犹太国的生存权和犹太民族的自决权，并将以色列妖魔化”。这股力量在不断壮大。[49]

很多情况下，为了掩盖对犹太国这一观念的否认，这些组织宣称自己致力于结束以色列对其他民族土地的占领。2005年，正当以色列从加沙撤出时，“抵制、撤资和制裁”（BDS）运动诞生。该运动呼吁抵制以色列，除非以色列结束1967年以来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赋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平等的公民权，让1948年逃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后代（现在已经有几百万人）回归家园。以色列不可能接收所有这些巴勒斯坦人（这将让犹太人成为以色列的少数民族），还能继续保持国家的犹太性与民主性。因此它的真正目的是灭亡以色列。

这是非常高明的策略。通过使用对美国犹太人而言极具说服力的人权理论，“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和其他组织让许多年轻的美国犹太人对犹太国产生怀疑，令他们觉得以色列在某个重要方面背叛了犹太教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很久以来确保了犹太教是世上一种进步力量。

但更有经验的观察家理解这背后的运作。2004年6月（当时“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尚未诞生），联合国在纽约举行了一次以反犹主义为主题的研讨会。在会上，一位著名的人权活动家和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当今，反犹主义像病毒一样寄生在联合国当中。反犹主义者在联合国谴责以色列，将以色列妖魔化，将犹太国的敌人神圣化，否认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指责以色列所做的自卫和反击，还拒绝指认攻击者。”[50]欧洲的反犹主义也在抬头，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越来越多。许多欧洲犹太人对这种局势并不陌生，2015年西欧移民以色列的人数再创历史新高，[51]许多犹太人再次选择了逃离。

对以色列政府而言，更迫在眉睫的心头之患是核武器技术的扩散，尤其是那些试图灭亡以色列的政府发展核武器。2007年，以色列的“贝京学说”再次受到考验，以色列得到了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旁建造核反应堆的确凿证据。同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协调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下令对叙利亚核设施实施秘密军事打击，以色列空军摧毁了这些设施，没有给叙利亚任何反击的机会。[52]

在伊朗，“贝京学说”受到的考验更严峻。2006年4月，伊朗宣布已提炼出浓缩铀，这是制造出核武器的关键一步。同年，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德－内贾德坚决表示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53]。他的想法成为伊朗的长期政策。2012年，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哈桑·费罗扎巴迪（Hassan Firouzabadi）声称：“伊朗将坚决贯彻彻底灭亡以色列的政策。”[54]而伊朗距以色列的距离比伊拉克更远。为了避免遭到以色列空袭，伊朗将核设施修建在地下很深的地方，以色列轰炸机和其他武器对此无能为力。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继续贯彻“贝京学说”，他声称，如果国际社会不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将单独发起行动。但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不愿使用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也不同意以色列单独发起行动，更没有向以色列提供完成这次行动的武器，而是让伊朗在核武器研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让600万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承受着被伊朗核武器灭绝的风险。(5)2015年3月，世界主要大国和组织（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德国和欧盟）代表及伊朗代表在瑞士洛桑就框架协议举行谈判，该协议试图通过部分解除几十年来对伊朗严厉的经济制裁，以换取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2015年7月14日，谈判各方最终签署了一份名为《全面联合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的框架协议。

这份协议没有要求伊朗拆除大量已经建成的核设施，而且协议所强加的限制只有10年有效期。反对这一协议的立法者注意到，该协议建立在信任伊朗的基础上，因此是鲁莽的。多年来跟以色列有隔阂的共和党成员亨利·基辛格也在同前国务卿乔治·舒尔兹（George Shultz）共同撰写的文章中表示，西方世界犯了一个可怕的战略错误，放弃了道德上的责任：

相对于伊朗，战争的威胁对西方的限制力更大。伊朗认为自己同意谈判本身就是一种妥协，西方则认为必须达成协议。每当谈判陷入僵局，西方就会提出新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伊朗不断推进核计划。根据官方判断，伊朗人只需2—3个月时间，就能制造出核武器……历史不会帮助我们，历史只帮助那些尝试帮助自己的人。[55]

各行各业的以色列人都认为此乃不祥之兆。美国表面上是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但两国在这一关键政策上出现严重分歧。让以色列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似乎在为一个决心通过获得核武器来灭亡以色列的国家扫清前进障碍。有的人认为，这代表美以关系出现了重大转向，以色列陷入了几十年来不曾有过的孤立无援之境。当时担任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的迈克尔·奥伦写道：“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同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我们的生死问题谈判时，我们的盟友甚至都没通知我们一声。”[56]

可以说，即使那些不相信伊朗会用核武器攻击以色列的以色列人也明白，伊朗一旦具备这种能力，中东地区的游戏规则将被改变。约西·克莱因·哈勒维最善于捕捉以色列人的心态，他指出，以色列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最终决策将决定建国是否真的能够改变犹太人的命运。

他说：“如果甘心承受来自核武器的威胁，犹太国将失去为犹太历史代言的权利。”[57]

(1)　这名抵抗组织成员名叫阿兹·萨尔哈（Aziz Salha），后来被以色列政府逮捕，因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但2011年，作为交换囚犯计划的一部分，在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被哈马斯释放后，他也被以色列释放。

(2)　沙龙昏迷了将近9年，一直没有苏醒。他于2014年1月11日去世。

(3)　2016年2月，经过漫长的司法过程，奥尔默特成为以色列第一位进监狱的总理。2007年7月，以色列总统摩西·卡察夫也因强奸下属而辞职，2011年12月定罪后入狱。和卡察夫住同一个牢房的，是以色列劳工与社会福利部前部长什洛莫·贝尼兹里（Shlomo Benizri），他因诈骗罪入狱。以色列总共有几十位前部长、议员和政府官员犯有诈骗等罪名，这严重侵蚀了本－古里安建国时在《独立宣言》中提到的社会理想。虽然以色列的司法系统能将国家最高级别的官员绳之以法，但没能阻止以色列社会中的腐败现象。

(4)　沙利特被劫持了5年，2011年10月18日获释，作为交换，以色列释放了约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包括许多袭击过以色列人的激进分子。

(5)　600万是一个能够勾起以色列犹太人痛苦回忆的数字。这正是在上一场种族清洗中犹太人的死亡人数，现在，生活在以色列的600万犹太人再次成为他国的目标。

第十八章
犹太国的犹太复兴

那股沁香仍在拨动我的心弦……打开通向代代传承的古老诗篇的大门。

——以色列音乐家拉米·克莱恩斯坦歌曲《小礼物》[1]

2013年初，第十九届议会选举结束。根据惯例，新当选的议员要当着全体议会成员的面发表演讲。在这届选举中，新成立的未来党（全名为“拥有未来”[Yesh Atid]党）异军突起，该党领导人是英俊而睿智的亚伊尔·拉皮德。他从政前是以色列广受欢迎的电视记者和作家；他父亲是大屠杀幸存者，也是一位强烈反对宗教的议员。亚伊尔·拉皮德带领未来党进入内阁，并提交了一份具有折中主义特色的议员名单，名单中许多人没有担任过民选官员，其中有男有女，有哈瑞迪人，有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人士，也有世俗人士，有同性恋，也有异性恋，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有东方犹太人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有新移民，也有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2](1)拉皮德制定这份名单，部分考虑是想打破以色列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隔阂。露丝·卡尔德龙是未来党的议员之一。

轮到卡尔德龙发言时，她拿起一册《塔木德》走上演讲台，说道：“尊敬的议长和议会成员，我手中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正是它让我有机会作为一名新议员在以色列议会发言。”[3]

接下来，卡尔德龙介绍了自己的家庭背景，她的个人成长史和大多数其他议员似乎大同小异：

祖父并没有传给我一套《塔木德》。我出生和成长于特拉维夫一个古雅的犹太社区。我的父亲摩西·卡尔德龙生在保加利亚，年轻时移民到这片土地。经历过早期的战乱后，他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农业，独立战争爆发后立即参军，参加了保卫古什埃齐翁的行动。……我的母亲生在德国，她是犹太人、左撇子、红发，集这三种[当时的]不幸于一身，十几岁时就移民来这儿了，在英国对耶路撒冷的围攻中，她认识了我的父亲。

她的故事刚听起来似乎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家庭史，但其实不是。她接着用细节告诉大家，这种故事到她这代人就结束了。

我在一个具有强烈犹太色彩和复国主义色彩的家庭中长大，我的家庭融合了世俗、传统和宗教元素，结合了阿什肯纳兹和塞法迪犹太文化，我们既支持[修正派的]贝塔尔，也支持[社会主义的]青年卫士，在六七十年代这些都是以色列社会的主流文化。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我接受的是“从塔纳赫到帕尔马赫”的公共教育，(2)我对《密释纳》《塔木德》及卡巴拉和哈西德教义一点不熟悉。10多岁时，我已经感到自己缺了些什么。拿俄米·舍莫尔歌颂了获得解放的、新的以色列身份，这固然美好，但少了点什么。我需要深度；我词汇贫乏，不足以表达我的想法；过去、史诗、英雄、地点、戏剧和故事——这些统统缺乏。

建国那一代教育家创造出新希伯来人[即新犹太人]，他们实现了梦想，成为一个个勇敢、务实、肤色黝黑的战士。但在我看来，这里面有一种空虚，我真切感受到了空虚。一直以来，我不知如何填补这种空虚，直到我读到《塔木德》。我被书中的语言、幽默、深邃的思维、论辩的风格，以及它的务实、人性和成熟所折服，我终于找到了一生的挚爱。

卡尔德龙演讲开头的自我介绍绝非为了满足他人的好奇心。她在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确获得了成功，但过于成功。犹太复国主义创造出新犹太人，但这些人无人指引，成为“历史的孤儿”[4]。犹太复国主义“治愈”了犹太人，但也把他们过度治愈了。犹太复国主义急于创造出在哥萨克人袭击基希涅夫时不会躲在酒桶后的新犹太人，但也割裂了犹太人和犹太传统之间的联系，一两代人后，年轻的以色列人对自己民族的传统几乎一无所知。著名以色列作家和翻译家希勒尔·哈尔金（Hillel Halkin）称他们为“说希伯来语的异族人”。现在，年轻以色列人渴望获得生活的意义，迫切想追寻民族的根源，试图重新同那些被犹太复国主义剥夺的文化建立联系。

卡尔德龙指出这不只是她的个人愿望。很多人和她一样，希望同传统文化建立联系，为了满足这方面需求，许多机构应运而生。她和其他人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创立“希伯来文化之家”，为不同性别的宗教和世俗人士一起学习犹太宗教经典提供一个平台。

世俗以色列人开始学习这些伟大的著作，再次拥抱犹太传统，而这种传统正是本－古里安、奥尔特曼和比亚利克劝以色列人远离的（不无讽刺的是，这三人都熟悉并时常引用犹太经典文本）。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坐到一块学习，宗教人士发现并不能把世俗人士简单视为“叛教者”，他们对宗教经典也有独到的见解，而这在传统宗教场合听不到，能让年轻宗教人士也觉得受益匪浅。

虽然这还没有成为全国性现象，但越来越多以色列人开始怀疑，犹太国是否会像拿单·奥尔特曼在《银盘》中所暗示的那样，能取代代表了几千年犹太传统的西奈山。事实上，他们感到，如果失去了西奈山，失去了蕴含在经典犹太著述中独特的犹太精神，犹太国家和主权将变得毫无意义。

最初的犹太复国主义革命已经褪色。在许多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治愈犹太人的运动，能够拯救被宗教囚禁的犹太人，让他们摆脱犹太经学院书架上的故纸堆。有一段时间，完全没有信仰宗教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最感到自豪。亚伊尔·拉皮德的父亲汤米·拉皮德曾同一个极端正统派教徒一起上电视节目。在节目中，拉皮德说自己不信上帝存在，他回忆说：“在这期节目上，某个极端正统派的政客愤怒地向我吼：‘如果你不信上帝，那谁来认定你是犹太人？’我吼回去：‘希特勒。’演播厅顿时鸦雀无声。”[5]

拉皮德的回答或许比一般人尖锐，但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确很排斥传统犹太教。所以，卡尔德龙手持《塔木德》走上演讲台对全体议员发表的演讲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她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培养出来的新犹太人，却渴望重新获得老犹太人的部分身份。

犹太复国主义的正宗意识形态开始出现裂缝。裂缝不仅在人数不多但逐渐壮大的以色列年轻知识精英的身上可以看到，在以色列摇滚乐坛上也能看到。以色列“摇滚乐之父”阿里克·艾因施坦从小在极其世俗的特拉维夫长大，他的生活方式和世界上大多数摇滚艺人没有多大区别。喜剧演员和电影导演乌里·佐哈尔是艾因施坦的好友，两人同为以色列世俗文艺界的代表人物。1977年，佐哈尔告别娱乐圈，住进极端正统派社团，成了一名犹太教拉比。

此时，艾因施坦同妻子阿隆娜的婚姻也走到尽头。阿隆娜来自典型的犹太复国主义家庭，父亲是以色列空军最早一批飞行员，光这一点就足以让她成为以色列世俗社会中的贵族。她的祖父母是伊斯雷尔·肖哈特和曼娅·肖哈特。祖母曾参加沙皇俄国的革命运动，在第二次阿利亚中同丈夫来到巴勒斯坦。这种经历也构成标准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

同艾因施坦离婚后，阿隆娜也转向宗教，成为极端正统派教徒。后来，阿里克和阿隆娜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乌里·佐哈尔最大的两个儿子，这四人都是极端正统派教徒。这个故事听起来八卦，但阿里克·艾因施坦作为以色列一代摇滚乐天王，本来非常世俗，他身边这么多家人从世俗精英转变为极端正统派宗教人士，很能反映出以色列社会生活中的变化。

类似于阿里克·艾因施坦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回归宗教成为许多以色列音乐家的标志特征。艾提（以斯帖）·安克丽1990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能从你眼中看到它》，一举成名，这张唱片在以色列创造了双白金销量，她被评为当年以色列最佳女歌手。2001年，她开始慢慢遵守犹太教教规。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中，她用音乐演绎了中世纪犹太诗人和哲学家犹大·哈列维拉比的诗歌。

作为第一个“以色列音乐世家”，巴奈（Banai）家族最能体现以色列人向宗教靠近的趋势。该家族第一代艺术家约西·巴奈和加夫里·巴奈都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第二代艺术家埃胡德·巴奈和尤瓦尔·巴奈（表兄弟）在各自乐队中将东西方元素融入以色列文化，表明以色列人试图在外来文化中追求精神满足。20世纪90年代，同样是表兄弟的埃胡德和伊维塔则明显将犹太教元素带入音乐。这个家族几代艺术家的精神探索之旅代表了以色列人的心路历程。

网络上和书店里也能发现这种变化。YNet是以色列最主要的新闻网站（由世俗的日报《最新消息》[Yediot Achronot]创办），该网站频繁更新的页面经常刊登犹太教方面的文章。2005年，以色列教授马尔卡·沙凯德出版了《我会永远将你吟唱：现代希伯来语诗歌中的圣经》一书。这本以色列现代诗歌选集展现了和圣经的对话，篇幅超过1000页。[6]内容虽然是以色列人几十年来创作的诗歌，但由于追溯了以色列人与圣经的持续对话，反映出圣经在以色列文化生活中无处不在，故而迎合了有这方面需要的市场，大受欢迎。

米卡·古德曼是以色列备受欢迎的老师和年轻公共知识分子，他最早出版的三本书分别探讨迈蒙尼德的《迷途指津》、犹大·哈列维拉比中世纪经典著作《库萨里》、圣经中的《申命记》。这些主题似乎不会引起大众关注。但没想到，三本书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以色列人购买、阅读和思考这类书，但这些主题其祖父母辈不会在交谈中涉及。

在电影业，主流电影开始用一种仍然批判却不失同情的眼光审视传统犹太世界，长期以来，世俗的以色列对这种世界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冷嘲热讽。1999年上映的《卡多什》（Kadosh，希伯来语中“神圣”之意），关注了世俗世界在看待极端正统派教徒的生活时所抱有的狭隘和不屑，影片对此既有批判，又有几分理解。2012年上映的《填补空白》（Fill the Void）聚焦圣经中的利未婚习俗对一个极端正统派家庭的影响。女主角是一位年轻女孩，她姐姐在分娩中死去，于是她不得不嫁给姐夫。(3)2014年的《离婚证明》（Get）探讨了犹太男性在离婚时可以对妻子施加的权力，以色列政府将婚姻交给犹太宗教法庭负责，所以会产生这种权力。这类题材的电影迅速增多，但知名度最高的，可能还是2011年上映的《脚注》，这部电影审视了一对父子之间的复杂关系。两人都是《塔木德》教授，父亲只对乏人问津的《塔木德》文本的高深字句感兴趣，儿子则因为寻找《塔木德》文本的当代意义而吸引了大批学生，这让父亲难以接受，他认为儿子的方法在学术上不够严肃。这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既真实反映了以色列学术界的现状，又清楚表明露丝·卡尔德龙这代年轻人之所以向往《塔木德》，并不是要从事科学的学术研究，而是希望借助犹太文本开启寻找生活意义的旅程。

这种变化甚至在以色列最重要的主流知识分子身上也有鲜明体现。2003年，露丝·加维森教授（以色列著名法哲学家，后来被提名为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和雅科夫·米丹拉比（著名的埃齐翁山犹太经学院的领导人之一）发表了《加维森和米丹公约》，这份“协议”由以色列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共同拟就，内容是如何让以色列既能在公共空间表现出明显的犹太性，又能尊重个人权利。公约涉及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犹太人身份、婚姻、安息日、西墙和国防军等。他们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比如双方一致同意，所有想结婚的人需要在民事部门登记，但任何宗教仪式将是非强制性的；安息日是以色列的公共休息日，但餐厅、娱乐场所与部分杂货店、加油站和药店可以正常营业，此外，安息日还应该有替代性的公共交通。

加维森长期以来是活跃的以色列左翼人士（她曾是以色列民权协会的领导人，还积极组织各种学术活动），是一位不守犹太教规的女性，但连她也认为如果缺少犹太核心内容，这个国家无法长久生存。她的努力体现了以色列出现的两个趋势：一是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试图消除隔阂、寻求共同点的趋势，二是以色列人试图从犹太传统文化中寻求生活意义的趋势。她认为，如果以色列不是民主国家，就会失去存在的合法性；而如果这个国家不具有明显的犹太性，就将失去存在的理由。她坚持认为，以色列政府在政策上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确保国家的生存，还得确保这个国家能包容犹太认同的有效遗产……唯其如此，以色列人才会对犹太历史和犹太文本感兴趣。只有拥有这样的遗产，生活在以色列的公众才会继续支持这个既有民主性又有犹太性的国家”[7]。

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为打破隔阂而携手努力的例子还有很多。许多年轻的犹太教徒急切地与年轻的世俗人士接触，而除了接触，世俗人士还想从宗教人士那里学习宗教经典，这是“从塔纳赫到帕尔马赫”的世俗教育未能提供的内容。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一种为期一年的课程，对象是高中毕业后尚未服役的学生。不少教育机构有意让参军前的世俗人士和宗教人士一起学习。每年有几千人报名参加这些课程，远远超过教育机构的接收能力。

当然，以色列社会仍然复杂而异质。大约100万前苏联的犹太人在移民以色列时深深怀疑宗教，至今仍是如此。他们的孩子有不少人根据犹太律法不能算是犹太人（因为母亲不是犹太人），但这些人在服役时利用军队提供的机会皈依了犹太教。

俄罗斯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同样在政治上倾向于右翼立场，但俄罗斯犹太人不像东方犹太人那样本能地坚持宗教传统。特拉维夫仍然是高度世俗的城市，和以色列大部分地方截然不同，以至于它有时被称为“特拉维夫国”。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多个以色列，宗教在每一个以色列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即便存在地区差异，人们还是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感受到一些变化：以色列社会越来越接受被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抛弃的犹太传统；与前几代人不同，新一代以色列人开始注重自己的精神需求。

建国后不到五十年，建国元勋们摈弃的宗教传统正在重新返回以色列生活的核心。以色列——尤其是建国之初形成的意识形态——正在发生巨变。这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一个变化是东方犹太人在社会、文化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东方犹太人对待犹太教的方式向来不像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那样观念僵硬，现在世俗犹太人开始受东方犹太人世界观的影响。东方犹太人比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更“佩服”拉比，但不会像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那样“顺从”拉比。以色列一位著名哲学家指出，对东方犹太人而言，犹太人和犹太传统的关系与其说体现为“顺服”（obedience，这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传统所强调的核心），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为“忠诚”（loyalty）。[8]东方犹太人认为，即使不严格遵守全套犹太教律法，也可以成为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这种对待宗教的方式，就有可能让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亲近犹太传统，对犹太传统心生尊敬和忠诚，而不是害怕成为“宗教人士”，许多从小在世俗世界成长起来的以色列人仍然很反感“宗教人士”这个标签。

在很大程度上，以色列人已经厌倦了历史的重负，不愿将自己的生活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审视。早在1943年，哈伊姆·哈扎兹就在短篇小说《演说》中表达了他对犹太历史的否定。几十年后，这种观点在以色列变得越来越普遍。但另一方面，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忘却历史，也没有抛弃自己的民族记忆。考古学深受全国人民喜爱，包括伊加尔·雅丁在内的考古学家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看看以色列街道的名称，就能发现民族记忆对以色列人而言有多么神圣。在以色列，找不到百老汇大街或九十六号大街，所有街道的名字都和这些有关：圣经、《塔木德》中的人名，犹太历史上的名人，圣经时代的地名或花名（这种花一定只存在于以色列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名字，犹太历史和以色列历史上的重要日子等。

但是，经过两三代人之后，现在的以色列人不再像前辈那样希望在历史大潮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激情在他们身上逐渐淡去。取代拿单·奥尔特曼（他于1970年去世；1934年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去世后，拿单·奥尔特曼成为他的接班人）成为以色列头号诗人的耶胡达·阿米亥，经常说自己希望摆脱历史和民族叙事的负担。在他最著名的诗歌《游客》中，主人公拿着两个沉重的篮子，碰到一群跟着导游的游客。导游指着他对游客说：“在那人脑袋的右边，有座罗马时期的拱门。看，就在他脑袋的右边。”

但这个人，这个活生生的人难道就没有古老的石头重要？主人公（也就是阿米亥）说道：“若要实现救赎，导游应该对他们说：‘你们看到那个罗马时期的拱门了吗？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拱门附近，左下方一点，坐着个男人，他刚为家人买了水果和蔬菜。’”[9]

以色列人在寻找新的救赎方式，这种救赎并不来自战场上的勇气，也不来自强烈的意识形态热情，而是来自简单的、人性的生活。很多以色列人正在从几千年来塑造犹太民族的宗教经典和文化传统中寻找救赎。

以色列人重新开始探索生活意义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已经意识到短期内根本看不到和平的希望。赎罪日战争后，以色列人从“构想”心态中走了出来。以色列著名歌手叶霍拉姆·加翁（Yehoram Gaon）在一首歌的副歌部分唱道：“我向你保证，我的小姑娘，这将是最后一场战争。”然而，2000年底，随着第二次因提法达的爆发，没有以色列人再相信存在“最后一场战争”。这场冲突就算不会永存，也会持续很长时间。赫茨尔在《新故土》中描绘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犹太国友好相处的美好画面，觉得繁荣的犹太国受所有人欢迎，现在看来这实在太幼稚了。当以色列人在追求长久和平的事业上不再有任何激情，他们自然会把注意力投向别处。

虽然有些以色列人越来越对自身的宗教根源感兴趣，但就在这时，以色列社会中许多人也开始担心犹太国的其他宗教现象。拉比总署成立和发展于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如今人们对这一机构越来越不满。随着哈瑞迪人日益迈向以色列政治的核心，他们能够确保在拉比总署担任大拉比的人要么来自极端正统教派，要么立场与极端正统教派非常接近。进入21世纪后，有的大拉比因滥用资金而遭起诉，有的大拉比甚至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他们反对现代性，拒绝接受改变，排斥和嘲讽一切非正统形式的犹太教。由于大多数生活在海外的犹太人不是正统派教徒，这些以色列大拉比还疏远了大量流散地犹太人。2016年，一位正统派的拉比撰文指出，拉比总署的处境堪忧，文章引用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1%的以色列人对拉比总署不满，65%的人主张干脆废除这一机构。[10]

哈瑞迪世界虽然内部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他们让犹太人生存下去的策略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各个派别存在根本矛盾。如果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消除流散犹太人的无所作为、让犹太人自己掌握历史为己任，哈瑞迪世界则认为犹太生活只有在流散地才能达到最纯粹的状态。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创造新犹太人，哈瑞迪人则欣赏“老”犹太人，视之为最“正宗”的犹太人，他们希望恢复宗教生活的中心地位，哪怕这意味着逼迫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以色列人就范。犹太复国主义认为犹太人强大起来就可以平等地与非犹太世界交往，哈瑞迪世界则对外邦人世界充满怀疑和恐惧，只愿独善其身，同那个外在世界接触得越少越好。

1963年，本－古里安已经意识到免除哈瑞迪学生服兵役是个错误的决定。他在给当时总理艾希科尔的信中写道：“我免除了犹太宗教学生的兵役。当时他们人少，但现在人数越来越多。如果这些人不受控制，将影响到国家的权威。”[11]

本－古里安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他犯下的这个错误有多么严重，受到威胁的绝不仅是国家的权威。2014年，哈瑞迪人占到以色列人口总数的15%，这一比例还在上升。平均每个哈瑞迪女性会生6.2个孩子，而其他犹太人只生2.4个孩子。[12]大多数哈瑞迪男孩在14岁时就不再接受世俗教育，他们难以适应就业市场，对政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2010年，时任以色列央行行长、广受爱戴的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提出警告，如果不做出重大的政策改变，以色列的哈瑞迪人口将让这个国家的经济繁荣“无法持续”[13]。

有意思的是，虽然以色列人深切担心哈瑞迪人对民主制度（许多哈瑞迪人偏爱神权统治或者非犹太人统治）、世俗民权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他们也被哈瑞迪虔诚的宗教生活所吸引。这一点也在流行文化中得以体现。一部关于哈瑞迪人的电视剧风靡全国，每播出一集都会在社交网络上引发热议。这部电视剧名为《谢迪塞尔》（Shtisel），讲述了同名的哈瑞迪家庭的故事。几十年来，世俗犹太人对哈瑞迪人的生活没有兴趣，甚至感到厌恶。《谢迪塞尔》用关爱和理解的视角描绘了哈瑞迪人的生活方式，以色列普通大众虽然对此还是抗拒，但觉得它也有迷人之处。一位编剧指出：“这是第一部展现哈瑞迪人如何爱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子孙的电视作品。”[14]许多特拉维夫人在看过这部电视剧后，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炫耀从中学到的几句意第绪语。

哈瑞迪人和其他以色列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仍未结束，但妨碍他们沟通的壁垒正在破裂。以色列人在许多不久之前还不可想象的地方寻求生活的意义。

不管哈瑞迪人可能会给以色列民主制度和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什么挑战，犹太国还有更为极端的宗教组织。《奥斯陆协议》签订后几十年，一群民族主义极端分子来到约旦河西岸（即以色列人常说的“犹地亚和撒玛利亚”，这是圣经时期的称呼）建立定居点。这些所谓的“山顶青年”受到信仰者集团世界观的影响，但他们认为即使是信仰者集团中的核心人员也非常无所作为，对国家和政府太过敬重。他们的目的不仅是要确保犹太人对“整个以色列地”的主权，还希望建立一个以犹太律法为法律的君主国。在他们看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太年轻，根本不能成为犹太民族宏伟叙事的一部分。该组织一位成员对采访者说：“我不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要寻找“更接近民族根源的东西”[15]。哪怕是泽夫·雅博廷斯基等人强硬的论调也不能让这些年轻人满意。他们在寻找更激烈的理论武装自己。这就是耶沙亚胡·雷博维茨所预言的如果以色列不撤出约旦河西岸将会发生的可怕事情。

他们在伊扎克·金斯博格拉比那里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理论。伊扎克·金斯博格拉比在《蒙福的男人》（Barukh Ha-Gever）一书中为巴鲁克·戈登斯坦的行为辩解：1994年，正是戈登斯坦的袭击导致希伯伦2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25人受伤。这本书的书名是个双关语，既可以理解为“蒙福的男人”也可以理解为“巴鲁克是个男人”，这也成为后犹太复国主义时代倾向于使用暴力的“山顶青年”的口号。

金斯博格的两位崇拜者在2009年合著了《国王的律法》（Torat Ha-Melekh）一书，书中最臭名昭著（和最恶心）的观点是杀害巴勒斯坦儿童是合法的，“因为他们长大后会伤害我们”[16]。该书还认为圣经中“不可杀人”的诫命说的是不可杀犹太人。这本书的语调和内容让一些犹太团体感到震惊，他们向以色列最高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禁止发行此书，并指控两名作者犯有煽动罪。[17]但以色列一直保护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最高法院认为这本书虽然具有煽动性，但并没有明确召唤人们采取某种行动，因此无法禁。后来几届政府就像无法控制哈瑞迪人权力变大一样，也无法遏制这种影响虽小但极丑陋的现象。没有一个杰出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曾预料到，重新赋予犹太人力量的复国主义思想会孕育出如此丑恶、危险和具有种族偏见的蘖枝。这股力量不管有多弱小，以色列都得直面。

尽管这些发展令人担忧，但总体而言，犹太教在犹太国的发展是正派的、生机勃勃的、呈现复兴之势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过去120年、以色列建国将近70年后，阿哈德·哈姆的梦想基本实现。以色列在犹太文化上再次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创造力和探索力。1897年，阿哈德·哈姆做梦也想不到将来会出现一个人口800万、其中四分之三为犹太人的国家。在犹太复国主义早期，谁也想不到将有一个独立主权的世俗国家，其中开设了数千所库克拉比所梦想的犹太经学院；在这个国家的书店里摆满了书，而那些书大多用埃利泽·本－耶胡达复活的希伯来语写成。

赫茨尔的理想是让犹太人建国，阿哈德·哈姆的愿景是让以色列成为伟大的精神中心。两人都没有想到，他们的理想竟然交融在了一起。如果以色列不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无法成为它正在成为的犹太精神中心。没有赫茨尔的成功，阿哈德·哈姆的梦想也无法实现。

而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意识到，只有当生活在以色列的新犹太人扎根于民族传统，赫茨尔建立的主权国家才有意义。没有阿哈德·哈姆，赫茨尔的以色列只是一个政治实体而已，这对以色列人而言是远远不够的。

西奥多·赫茨尔和阿哈德·哈姆，这两人性格截然不同，对犹太人的未来也抱有完全对立的愿景。但《贝尔福宣言》过去一个世纪后，以色列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不再相信他们必须在这两种愿景中选择一种。只有让两种愿景结合起来同时实现，才能最终创造出精神丰富、情感细腻的新犹太人。

(1)　拉皮德的名单中还包括30年来以色列议会第一位美国议员。这涉及以色列政治中一个有趣而奇怪的现象，以色列的俄罗斯移民和北非移民都积极参与政治（如来自俄罗斯的拿单·夏兰斯基和阿维格多·利伯曼，来自北非的阿里耶·德里），但数千美国犹太移民基本不参政——除了果尔达·梅厄这位显著的例外。（http://www.jpost.com/Israel-News/Politics-And-Diplomacy/Dov-Lipman-to-head-WZO-department-437000.）

(2)　“塔纳赫”（Tanach）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圣经”。“从塔纳赫到帕尔马赫”是一个押韵的术语，在以色列指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种决心，即他们决心忽视从圣经时期到伊休夫兴起（和哈加纳的突击部队“帕尔马赫”成立）之间形成的所有犹太传统。

(3)　根据圣经中利未婚的规定，死后无子嗣的男子的兄弟要娶他兄弟的寡妇为妻，这位寡妇必须嫁给已故丈夫的兄弟，以延续已故丈夫家里的香火；这对新夫妇婚后产下的长子算作已故兄弟的长子。这一制度旨在保证死者拥有子嗣。参见《申命记》（25：5—6）。

结语
《贝尔福宣言》发表一个世纪后的犹太“民族家园”

但我们还在这里……在这片海岸坚守，在这片海岸生活。无论怎样，我们就在这里。

——阿里·沙维特《我的应许之地》[1]

1917年《贝尔福宣言》中写道：“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一个世纪之后，“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在以色列地成为现实，在这里安家的犹太人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安家的犹太人都多。

通往建国的道路曲曲折折，建设国家的任务也并不容易。1929年，阿拉伯暴徒短短几天内就摧毁了在希伯伦生活了几个世纪的犹太社团，从那以后，该地区陷入漫长的冲突，至今看不到结束的希望。双方都有数千人死去。十多年后，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被纳粹分子及其帮凶谋杀。波兰曾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犹太社团，但那里90%的犹太人遭杀害。在纳粹大屠杀期间，在欧洲国家和北非、伊拉克、伊朗、也门等阿拉伯国家中，数百万犹太人流离失所。悲剧不仅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几十万巴勒斯坦人在1948年和1967年的冲突中也被迫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家园。

这个新建立的“民族家园”多次走到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后，大卫·本－古里安和梅纳赫姆·贝京没有像其他以色列人那样走上大街欢庆，他们知道，战争已经爆发，而结果未明。这场战争牺牲掉新国家1%的犹太公民——这对任何社会都是沉重的打击。(1)20世纪50年代早期，随着数十万移民纷纷在以色列靠岸，食品和住房资源严重短缺，国家濒于崩溃。1967年，纳赛尔向阿拉伯世界承诺，将屠杀犹太人，以色列在备战过程中挖了数千个坟墓，谁也不知道犹太国能否逃过此劫。1973年，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出现严重误判，埃及大军渡过苏伊士运河，叙利亚坦克随时可能突破加利利地区。当萨达姆·侯赛因修建核设施时，以色列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将其摧毁。除此以外，战争和因提法达、经济抵制和恐怖主义、大量移民的吸收和内部社会不平等问题，都让以色列接受了严峻考验，可以说，每一次考验都威胁到新成立的犹太国能否生存。

然而，以色列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欣欣向荣。最早汇集在这片土地的定居者势单力薄，只能靠海外慈善家的资助生活，但现在他们发展为一个拥有800万人口的现代国家，其中600万为犹太人。在以色列迎来第68个独立日之际，以色列人口已是1948年人口的10倍，[2]单单这一数字就能够说明以色列取得的成就。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实现了复兴。荣获普利策奖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评论说，在三千年前就存在的诸民族中，只有犹太人还生活在当时的土地上，说着当时的语言，奉守当时的宗教。[3]可以说，犹太民族回归先祖之地，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故事。

是什么造就了这份坚毅和决心？为什么犹太人成功了而其他许多民族失败了？这其中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就像果尔达·梅厄所言，在于“犹太人拥有一件秘密武器：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4]。

以色列建国的故事在许多方面同犹太民族重生的故事一样伟大。这个国家既古老又现代，既扎根于历史又决心开辟新径。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默精辟地总结了犹太人在以色列取得的成就：“如果某个地方在赎罪日陷于停顿，只需要让一群犹太人去那儿，让他们说圣经时代的语言，按犹太（阴）历安排作息，用先祖时代的石头建造城市，创造无与伦比的希伯来语诗歌和文学以及犹太学术和学问——这样，你就有了延续性。”[5]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向犹太人许下了各种承诺，有的实现了，有的却没有。

在《犹太国》中，西奥多·赫茨尔断言，一旦犹太人有了自己的国家，欧洲的反犹主义就会消亡。很不幸，事实证明这一判断过于天真。如今，欧洲的反犹主义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法国犹太人正在逃离欧洲。犹太人警觉地发现，欧洲极左翼和右翼法西斯阵营中都有反犹主义政党。

然而，赫茨尔不曾料到，犹太国已对流散地犹太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犹太教的内涵远远不只是以色列，但最能触动流散地犹太人神经的还是以色列。只有以色列才能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大多数犹太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属于私人领域，而且不同教派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太大，以至于不同犹太社团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但是，一旦流散地犹太人思考和辩论犹太国所发生的事，他们就会摒弃分歧走到一起，对犹太教的讨论就会离开私人领域而步入公共领域。雅各·布劳斯坦没有料到，流散地犹太人虽然同意他关于美国犹太人不处在流散状态的观点，但在所有犹太问题中他们最关心的还是以色列。所以，赫茨尔并不是全错了，犹太国确实已经改变了流散地的犹太生活。

在《新故土》中，赫茨尔还描绘了回到先祖之地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和平相处的美好愿景。这部分成为现实。虽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但以色列阿拉伯人在职业、学术、社会和经济等领域不断取得进步，他们成为外科医生、工程师、律师和最高法院成员。贝都因女性在以色列大学学习医学。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地位问题很复杂，而犹太国同生活在以色列之外的阿拉伯人的关系更加复杂。以色列和邻国之间的冲突仍在持续，短期内难以找到解决方法。国际社会和以色列人都失去了终止这场冲突的信心。以色列人相信，对约旦河西岸土地的占领已证明耶沙亚胡·雷博维茨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担心这种占领已把以色列人变成他们不想成为的人。而与此同时，许多以色列人不知道现阶段还能有什么其他替代方案。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希望结束占领，但调查结果同时也显示，基于现状，大多数以色列人不愿意承受放弃土地带来的安全风险。占领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所有问题仍然是当今以色列人的心头之痛。

犹太复国主义梦想在其他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远远超出了犹太民族的想象。埃利泽·本－耶胡达希望犹太人能重新说希伯来语，但他没想到希伯来语会成为几百万人的母语，没想到希伯来语作家能成为举世闻名的小说家和诗人，也没有想到以色列书店会摆满用一个半世纪前几乎无人知晓的语言写成的书。

以色列《独立宣言》中提到希伯来语绝非偶然，这门古老语言的复活象征着传统犹太生活和犹太民族在犹太国的复兴，这种成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复制。

A.D.戈登敦促犹太人回到这片土地劳作，他认为只有当犹太人用先祖之家的泥土弄脏自己，犹太民族才能复兴。他们照做了。即使在以色列成为高科技国家后，以色列人骨子里仍然是农民。以色列的水利灌溉技术全球领先。徒步在以色列地旅行仍然是男女老少热衷的运动。每逢节假日，以色列的国家公园往往人山人海。在过去100年，以色列人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5亿棵树，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在21世纪初的森林面积超过100年前，以色列就是其中之一。[6]以色列人可能不像戈登预想的那样直接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不久前大多数犹太人还无法进入的土地。

比亚利克、诺尔道和雅博廷斯基都希望犹太人不再成为受害者，这一点以色列也做到了。今天的以色列仍在同恐怖主义作战，仍然担心伊朗获得核武器，但在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里，以色列击退了敌人所有的进攻，还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大国之一。今天的以色列人不再是比亚利克在《屠杀之城》中谴责的犹太人。

武力使用向来是复杂的道德难题，特别是对故意设在平民中的武装设施使用武力。以色列没有逃避这些难题，虽然有时会因此陷入被动。这方面尽管存在争议，但肯普上校指出了关键一点：以色列国防军比世界上其他军队采取了更多措施来避免平民伤亡。[7]大多数以色列人虽然对这场冲突忧心忡忡，但仍为国防军对人道主义原则的坚持感到自豪。

阿哈德·哈姆在以色列地精神再生的梦想也实现了。以色列人正在重新拥抱犹太传统，阅读民族经典文本，这会让当年的大卫·本－古里安感到震惊。在以色列，作家和诗人的名字家喻户晓，许多重要社会活动家本身是著名小说家，诗人和作家的头像还印在纸币上，而且，每当以色列人希望有人向当权者说真话，他们常常去找作家。

赫茨尔不仅向《新故土》的读者承诺了一个犹太人的避难所，还承诺了一个能发展和繁荣的犹太国。这个梦想也得以实现。这个小国面积差不多和新泽西州相同，人口和洛杉矶相近，却拥有全球领先的医疗技术。在2015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希伯来大学排第67位，以色列理工学院（相当于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学院）排第77位，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排在第101—105位之间，特拉维夫大学排在第151—200位之间。[8](2)犹太传统一直倚重教育，尚未建国时，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就有人提议在伊休夫建立大学。建国后，长期以来对教育和学术的重视，让以色列人取得了非凡成就，在科学、经济和文学等领域获得多个诺贝尔奖。

赫茨尔的愿景中还提到，犹太国将向全世界分享其进步和科技成果，这一点以色列也做到了。1977年梅纳赫姆·贝京上台后，第一个举措就是下令营救几十艘载有越南人的船只，这些船淡水耗尽，无助地漂浮在公海上，其他国家的船都无情地从旁边驶过。以色列接收了他们，让他们加入了以色列国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对以色列并不友好，但他后来在评论贝京的决定时说道：“这是充满同情和体恤的行为，贝京及其政府认识到家园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对于那些以相同方式表达个性和追求自由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这也典型地体现了以色列人自身的奋斗历史。”[9]

贝京的决定的确扎根于犹太人的历史，就像赫茨尔预言过的那样。在回应卡特时，贝京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受迫害，遭羞辱，最终肉体被毁灭。所以，我当选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以色列地为这些人提供庇护，这是自然而然的事。”[10]在后来的岁月里，以色列参加了多次自然灾害的人道主义救援，且常常是在当地最早搭建起最大急救医院的国家。

赫茨尔创办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遵循民主原则，以色列继承了这一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了大约100个国家（大多因帝国解体而成立），以色列是其中为数不多的选择了民主道路并不间断坚持到今天的国家之一。

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以色列尚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是民主国家中唯一一个从建国伊始女性就可以服兵役的国家。以色列还是最早选举产生女性总理和女性最高法院院长的民主国家之一。

以色列人仍然有许多事情要担心，也知道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需改进，但大多数人自豪地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不仅如此，不少非以色列人也这样看。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是位什叶派穆斯林，1945年出生于黎巴嫩南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地区。1991年他回忆说：

我生活的村庄坐落在高高的山脊上，每天晚上能看到以色列村庄梅图拉的探照灯，那道灯光让童年的我感到非常好奇。祖父说，那道灯光来自犹太人的土地。……在靠近边境那空旷而荒凉的郊外，可以看见犹太人的土地，甚至能听见铁丝网后他们的交谈声。[11]

那些声音无法满足阿贾米的好奇心，多年后他亲身来到犹太国。在总结自己所见所闻时，他写道：

在一片荒凉而狭小的土地上，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起一个持久的国家。它有军事实力，但并不穷兵黩武。它接收了一批批难民，再把他们塑造成公民。它为信仰保留了空间，但仍然是个世俗国家。面对长期围堵，它仍然坚持民主精神。阿拉伯人本可以从这种经历中学到东西，但他们因恐惧望而却步。[12]

对于犹太国所取得的成就，很难找到比这更精炼的总结了。

未来会怎样？以色列人明白他们没有答案。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一开始就不敢问自己这个问题。

1947年，拿单·奥尔特曼写了《夏日争执》一诗，其中用不同的女人来刻画不同类型的以色列人。谁会成为以色列人？他们会是怎样的人？又拥有怎样的未来？

从西顿到非利士，那里的城市会如何？

暴风会给它们带来雷雨吗？嘘！别争了！

未来的女人正在房里穿衣打扮，

谁都不许通过锁眼偷看！[13]

在以色列生活，就意味着没有可以窥视未来的锁眼。虽然以色列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是过去的经历多少能提供一些启示。《贝尔福宣言》发表一个世纪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取得了累累硕果。

不管处境何其艰难，伊休夫和后来的犹太国总能出乎意料地获取胜利。

大多数以色列人相信，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们和他们仍然年轻的国家都能设法克服。因为他们没有选择。

以色列人最根本的责任是确保以色列繁荣。1948年他们经不起失败，现在他们同样经不起失败。风险太大了，以色列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以色列体现了一场仍在展开的丰富对话，体现了一个业已实现的宏大观念。一旦失败，他们不仅会失去自己与父辈祖辈携手创造和培育的奇迹般的国家，更将失去成立犹太国所要拯救的犹太民族的未来。

(1)　在今天的美国，1%的数字意味着320万美国人在战争中死去。

(2)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阿拉伯世界的产油国根本不缺建立一流大学的资金，但伊斯兰国家没有一所大学进入前250名。在这份排名中，这些国家中排名最靠前的大学是排在第266位的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石油与矿业大学，接下来是排在第350位的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

致谢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帮助和鼓励，很高兴能有机会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以色列第一所博雅学院沙勒姆学院是理想的工作场所。正是在学院许多教职员工的帮助下，本书才得以完成。感谢丹尼尔·波利萨尔、塞思·戈尔茨坦和伊多·赫维罗尼，在我们一起建立这所学院的过程中能够理解我抽出大量时间写书。

我很难想到有谁能像丹一样支持同事的工作。丹仔细阅读了本书书稿，修改了许多细节，就本书的语调和涵盖内容提出了宝贵建议，纠正了多处错误。他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时间和从一开始给予我的鼓励令我感动。丹知识面广，能力强，还乐于助人，这也是沙勒姆学院的人都敬重他的原因。

感谢在我写书期间担任沙勒姆学院董事会主席的尤迪·列维、大卫·梅塞尔和亚伊尔·沙米尔以及董事会成员，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理解和鼓励。

没有几位朋友无私的资助，本书也无法写成。保罗·E.辛格基金会的特里·卡塞尔和保罗·辛格最早开始支持这一项目，他们的慷慨解囊让这本书得以出版。雅各布森家族基金会的乔纳森·雅各布森和乔安娜·雅各布森也给予了我一笔资助。罗伯特·赫尔特拉比和弗吉尼亚·拜耳资助过我之前出版的书，他们也同意负担本书的费用。感谢他们的友情资助。几年前，我有幸成为沙勒姆学院的科勒特研究员，感谢科勒特基金会的资助和安妮塔·弗里德曼和杰弗里·法伯对我的赏识。

许多朋友、同事、学者和家人帮我搜索文献，并提供了我本来无法找到的材料。在这方面，我要感谢丽娜·巴丁、梅纳赫姆·本·萨森、马克·布雷特勒、塞尔吉奥·德拉佩戈拉、埃琳娜·戈迪斯、巴里·莱文菲尔德、萨曼莎·马戈利斯、大卫·马特洛、马修·米勒、本尼·莫里斯、法尼娅·奥兹·萨尔茨伯格、利·萨纳、安妮塔·沙皮拉、阿里埃勒·谢特里特、约西·西格尔、肯·斯特恩、纳瓦·温克勒、雅各·赖特。大卫·布鲁默尔也在团队中工作了几个月时间，感谢他为这项研究做出的贡献。阿里·霍夫曼在哈佛大学读博期间，抽出了几乎一个夏天的时间研读书稿，感谢他的建议和意见。感谢以色列国家档案馆首席档案员雅科夫·罗佐维克和犹太复国主义中央档案馆的盖伊·贾摩为我提供的帮助。

在写作过程中，以色列几位思想领袖接受了我的采访，他们深刻的见解丰富了本书内容。在这方面，我要感谢露丝·卡尔德龙、米卡·古德曼、丹尼尔·哈特曼、阿维·卡茨曼、约西·克莱因·哈勒维和索尔·辛格。

一些家人和朋友也读过后期书稿，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意见，大大提高了终稿的质量。马丁·克雷默和塞思·戈尔茨坦分别在不同阶段读到书稿，并对书稿仔细标注，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部分朋友和同事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我要感谢丹尼尔·邦纳、约拿单·戈迪斯、约西·克莱因·哈勒维、乔·雅各布森、特里·卡塞尔、塞思·卡拉曼、杰·莱夫科维茨、杰弗里·斯沃茨、伊兰·特洛恩和丽萨·沃勒克。卡洛琳·赫塞尔是犹太图书业的传奇人物，多年来她是我的导师和好友，总能给我带来很多写作的灵感。她也多次阅读本书书稿，感谢她对此书提出的诸多建议和长期以来对我的鼓励。

上述读者有些人很不赞同本书的语调。虽然有的人认为本书立场没什么问题，但有的人认为我在一些地方对以色列的批评过于严厉，也有人认为我在某些应该更严厉批判的地方对以色列过于“宽容”。这类书都有这种问题，研究以色列的方法或语调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本书最终反映的是我对以色列的看法和我对这个复杂国家的解读。

但我还是在上述读者和朋友建议的基础上改进了本书语调，使之更细致入微。感谢他们的付出、智慧和诚恳。当然，本书在语调和内容上还存在的不足或错误，都由我负责。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同出版经纪人理查德·派恩的合作关系，让我心存感激的，不仅是他的专业精神和我俩的友谊，还包括二十多年来他为我提供的睿智建议。感谢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旗下Ecco出版社整个团队出色完成这项工作。感谢我的编辑艾玛·加纳斯基和副发行人米丽亚姆·帕克在编辑文稿、图片和地图中付出的辛劳。本书的地图实用而美观，这都是乔·勒莫尼耶的功劳。感谢高级设计经理Suet Chong对本书封面的设计和对地图与图片的排版。感谢劳里·麦基对本书细心的编排。

许多年前，我和艾莉舍瓦在科罗拉多州山顶有幸结识了大卫·柴科夫和艾伦·柴科夫夫妇。此后我们成为家人一样亲近的朋友。我们好几个夏天来到他们家度假，暂时逃离在以色列生活的压力。本书开篇就是在他们家湖边优美的房子里写的，他们让我感觉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大卫的母亲巴伊拉是多伦多著名的教育家，特别热爱以色列，我们在那几个夏天聊天时，她经常会谈起对以色列早年岁月的怀念。我在本书扉页提到她的名字，以表达我对整个柴科夫家族的感谢。

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刚到耶路撒冷时平夏斯·罗佐维克和桑迪·罗佐维克对我们家的帮助。不管多少年过去，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他们家的感激之情。

书中希伯来圣经的译文参考的是《塔纳赫：基于希伯来语文本的犹太出版协会新译本》，但我经常对引文有所修改。

从这个项目一开始，我便有幸拥有两位出色的研究助理，蕾切尔·格林斯潘和阿莉·梅尔·费厄斯坦。在写作本书的第二年，蕾切尔成为主要研究员。她到耶路撒冷市政府工作后，阿莉接手。为了完成本书，她连续工作了好几个月，完成了大量工作。她们俩都勤劳而聪明，富有责任感，写作出色。

蕾切尔和阿莉协助拟定了本书结构，做了大量编辑工作，包括制作参考文献、注释，获取图片使用权等。我们三人有许多共同点，我们都在美国东海岸长大和接受教育，然后都选择移民以色列。但我们也存在很多差异，我们的政治观点和对宗教的亲近程度不尽相同，这决定了我们对书中提到的事件和时代拥有不同的立场。在将近两年时间里，我们在一起切磋，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并不断锤炼对方的观点。本书每一页都能体现蕾切尔和阿莉的智慧和道德影响，我不但对她们的贡献表示感激，也很怀念和她们一起工作的快乐时光。

写作本书期间，我的家庭悲欣交集。开始不久，我父亲就病倒了，几个月后离开人世。在这悲痛的一年，艾莉舍瓦和孩子们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感谢他们对我和我父亲不离不弃的爱和照顾。多年来，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塔利亚、阿维夏伊、阿维和米卡）明白如何按照自己的原则和信仰生活，艾莉舍瓦下定决心带领全家来以色列生活。我相信孩子们已经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为拥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而感到幸福。后来艾莉舍瓦又开始负责照顾我的母亲，再次为孩子们树立了无私奉献的榜样。

艾莉舍瓦对以色列及其历史非常熟悉，她的许多见解充实了本书内容。她还是才华横溢的编辑，注重细节和文体，及时纠正了书中不少错误。在许多人帮我审稿后，她还能提出很多明智的建议，让书中无数章节得以改进。对于她所做的一切，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她的爱同样如此。

父亲离开人世前一周，他有幸看到自己第一个重孙女的出生，本书就是献给她的。写书的过程也是艾拉探索这个陌生世界的过程。我时常告诉自己，她是我们家族多个世纪来第一个出生在以色列地的孩子，每当念及此，我就感到非常开心。她虽然年纪很小，但给我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我在扉页上引用圣经经文（《撒迦利亚书》2：14）作为题词献给她，在此我将这段经文改写如下以祝福她：愿我们家第一位“锡安的女儿”一生享有巨大的欢乐、宏大的梦想、深切的满足，愿她一生热爱自己的民族。

耶路撒冷

2016年5月

犹太历5776年以珥月5日，正值第68个以色列独立日

附录1
人物简介

亚伦松家庭（亚伦和萨拉）：亚伦和萨拉兄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了为英国提供情报的“尼里”间谍组织。奥斯曼帝国最终发现了这个组织，监禁、折磨和杀害了很多成员。亚伦和萨拉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心中的英雄和榜样。

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布·马赞）：马哈茂德·阿巴斯曾被亚西尔·阿拉法特任命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第一任总理，并在《奥斯陆协议》的谈判中担任巴勒斯坦方谈判代表。阿拉法特死后，他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

阿哈德·哈姆（阿谢尔·兹维·金兹伯格）：著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阿哈德·哈姆反对赫茨尔的建国方案，主张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精神中心。

阿萨德，哈菲兹：1971—2000年担任叙利亚总统。1973年和安瓦尔·萨达特一起对以色列发动赎罪日战争，1996年仍拒绝同以色列实现和平。

侯赛因，阿卜杜拉一世：1946—1951年担任外约旦（1949年更名为约旦）国王。相对于其他阿拉伯领导人，阿卜杜拉国王同伊休夫和后来以色列领导人保持了较好的关系。1951年因为考虑同以色列实现和平而被暗杀。

侯赛尼，哈吉·阿明：1921—1937年担任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作为阿拉伯最高委员会领导人，他千方百计阻止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限制犹太人建立定居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帮助纳粹德国在伊斯兰世界进行舆论宣传。

阿隆，伊加尔：帕尔马赫创立者、以色列政治家和以色列国防军将军。阿隆曾提出计划，将1967年占领的土地部分吞并、部分归还约旦，但未能实施。

阿拉法特，亚西尔：阿拉法特20世纪50年代成立法塔赫，后来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被认为是巴勒斯坦人的政治领袖。他在以色列和世界其他地方策划过多起武装袭击，虽然签署了《奥斯陆协议》，但后来又拒绝同以色列实现和平。

阿里埃勒，梅厄：1967年参与夺取耶路撒冷老城行动的一名国防军战士，后来成为以色列著名音乐家，他在歌曲中表达了以色列人对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反感。他的成名作是那首在拿俄米·舍莫尔《金色的耶路撒冷》基础上改编的《钢铁的耶路撒冷》。

阿罗佐罗夫，哈伊姆：曾担任犹太代办处政治局局长。阿罗佐罗夫发起了《哈瓦拉协议》（《转移协议》），帮助犹太人将资金转移到巴勒斯坦，同时为德国商品开拓巴勒斯坦市场。阿罗佐罗夫同纳粹分子的谈判让伊休夫许多人非常愤怒。1933年他被暗杀。

贝尔福，亚瑟：英国外交大臣。在任期间，贝尔福在写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信中宣布：“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建立犹太国的观念第一次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巴尔·科赫巴（西蒙·巴尔·科赫巴）：罗马人毁灭第二圣殿62年后，巴尔·科赫巴于公元132年对罗马皇帝发动起义。135年，巴尔·科赫巴的军队被强大的罗马军队击溃。巴尔·科赫巴成为犹太人反抗外来侵略的象征。

巴拉克，埃胡德：前国防军将军，1999—2001年担任以色列总理。2000年他将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并同克林顿、阿拉法特在戴维营举行和平谈判。

贝京，梅纳赫姆：对英国人起义期间担任伊尔贡领导人，1948—1977年担任反对党领导人，之后被选为以色列总理。他执政期间以色列同埃及实现了和平，轰炸了伊拉克奥斯拉克核电厂，还入侵了黎巴嫩。

本－古里安，大卫（大卫·格鲁恩）：1906年移民巴勒斯坦后，本－古里安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最终成为伊休夫最高领导人。1948年他宣布以色列独立，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

本－耶胡达，埃利泽（埃利泽·帕尔曼）：希伯来语之父。本－耶胡达认为希伯来语的复活是犹太文化在以色列地复兴的前提。

别尔季切夫斯基，米嘉·约瑟夫：俄国犹太学者。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对犹太教的反抗。他的名言是：“我们要么做最后一批犹太人，要么做第一批希伯来人。”

伯纳多特，福克：瑞典外交官。独立战争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委派他就停火事宜进行调停，后来被犹太地下武装组织暗杀。

比亚利克，哈伊姆·纳赫曼：世界著名犹太诗人，他通过诗歌表达了以色列人回归故土的渴望，成为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声音。1934年，数千人在特拉维夫参加了他的葬礼。

布劳斯坦，雅各：美国犹太委员会主席。布劳斯坦身上体现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矛盾态度。他认为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并不处在流散状态，以色列不能将自己当作犹太生活的中心，因此同本－古里安存在严重的观念冲突。

布劳斯坦，拉亥尔·塞拉（女诗人拉亥尔）：移民巴勒斯坦后，拉亥尔加入了德加尼亚基布兹，患上肺结核后被赶出基布兹。一个世纪后她创作的诗歌仍然深受喜爱。

布伦纳，约瑟夫·哈伊姆：第二次阿利亚时期最伟大的希伯来语作家之一。布伦纳的创作关注早期伊休夫生活中的斗争。他在雅法的阿拉伯人暴乱中被杀。

居鲁士，波斯国王：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战胜巴比伦后，居鲁士国王允许当时流亡异地的犹太人回归故土，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达尔维什，马哈茂德：巴勒斯坦诗人，写了许多关于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的作品，表达了巴勒斯坦人对回归家园的渴望。

达扬，摩西：哈加纳成员，1953年成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任以色列国防军总指挥，赎罪日战争期间任国防部部长。

德里，阿里耶：以色列东方犹太人中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作为沙斯党领导人之一，德里成为以色列政坛的风云人物，但后来因为贪污丑闻而受到冲击。

埃班，阿巴：以色列外交官和政治家。埃班曾在多个职位上工作，包括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和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1967年担任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期间，埃班在战争爆发前不懈地为以色列争取国际支持。

艾希曼，阿道夫：策划万湖会议和提出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政府领导人之一。1960年在阿根廷被以色列摩萨德特工逮捕，后来被定罪。他是以色列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

埃拉扎尔，大卫（达多）：以色列高级军事将领。在六日战争中，埃拉扎尔对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有过军功。赎罪日战争期间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根据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调查报告，埃拉扎尔在战争中犯下多项过失，因此被剥夺总参谋长职位。

艾希科尔，列维：1963—1969年担任以色列第三任总理，1969年去世。六日战争前许多以色列人对他失去信心，他成为第一位建立全国“团结政府”的总理。

杰马耶勒，巴希尔：黎巴嫩基督徒长枪党组织的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一度希望，杰马耶勒的武装力量在以色列的帮助下能控制黎巴嫩，结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黎巴嫩南部的统治地位。杰马耶勒被杀后，贝京的计划落空。

戈登斯坦，巴鲁克：从美国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教徒。1994年2月，他在希伯伦的先祖墓地杀害了29名正在做祷告的巴勒斯坦人。大多数以色列人和世界犹太人厌恶他，但一小部分极端分子视他为英雄。

戈登，亚伦·大卫（A.D.戈登）：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戈登认为犹太人只有在土地上劳动才能实现救赎。这种思想对塑造新犹太人的形象影响巨大，这些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劳动，并构成基布兹运动的灵魂。

戈伦，什洛莫拉比：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国防军的拉比。国防军占领耶路撒冷老城后，戈伦手拿羊角号和《托拉》卷轴来到圣殿山。他后来成为以色列大拉比。尽管他精通犹太律法，并做出不少有勇气的裁决，但他在认可埃塞俄比亚移民的犹太人身份上拖拖拉拉。

古里，哈伊姆：以色列作家。古里用诗歌记录了以色列历史上许多关键事件，比如拉美德黑事件和六日战争。

格林伯格，乌里·茨维：伊休夫的重要诗人，雅博廷斯基修正派运动的追随者。

哈拿尼雅：名气不大的圣经时代的先知。哈拿尼雅预言，犹太人会提前得到救赎，而耶利米认为这种救赎会来得很迟。他的观点在那些否认犹太人应该忍受流散生活的犹太人那里很有市场。（参见耶利米）

赫茨尔，西奥多：犹太复国主义之父。《犹太国》一书出版后一举成名。一年后，他组织世界各地犹太人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掀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赫斯，摩西：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和作家。1862年在《罗马和耶路撒冷》中提出建立犹太国的想法。这本书和赫茨尔的《犹太国》非常相似，但没有得到重视。

侯赛因，伊本·塔拉勒：约旦国王，1952—1999年在位。1967年侯赛因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但1973年他警告以色列可能会遭到阿拉伯国家进攻，并尽他最大可能不参与这场战争。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侯赛因还在伊扎克·拉宾的葬礼上发表了动人的悼词。

雅博廷斯基，泽夫（弗拉基米尔）：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创始人。雅博廷斯基认为，在建立和维持犹太国的过程中，必须敢于使用武力。他是以色列政治右翼的先驱，对梅纳赫姆·贝京影响很大。

耶利米：圣经中犹太人流散巴比伦时期的著名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太人将在外流散70年后回到故土。他劝告犹太人在异国他乡安居乐业。（参见哈拿尼雅）

卡迪沙伊，耶希埃尔：伊尔贡战士。卡迪沙伊是梅纳赫姆·贝京的密友和政治心腹。他是“阿尔塔莱纳”号上的乘客，但躲过了这次事件，没有受伤。

卡斯特纳，鲁道夫：大屠杀期间匈牙利犹太复国主义救援委员会的领导人。1944年，他同德国人达成用卡车交换犹太人的协议。马尔基尔·格鲁恩瓦尔德声称他是“间接谋杀者”后，卡斯特纳起诉格鲁恩瓦尔德诽谤，但格鲁恩瓦尔德被判无罪，卡斯特纳受到公开羞辱。事后遭暗杀。

基辛格，亨利：美国外交家。1969—1975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1973—1977年担任国务卿。中东战争期间他为白宫建言献策，后来试图通过谈判实现中东和平。

库克，亚伯拉罕·以撒，拉比：犹太学者和犹太神秘主义教徒。库克拉比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支持巴勒斯坦的世俗开拓者的宗教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伊休夫的大拉比。

库克，兹维·耶胡达，拉比：亚伯拉罕·以撒·库克拉比的儿子。他领导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入以色列社会和政治的核心。他的意识形态是信仰者集团定居点运动的思想基石。

拉皮德，汤米：以色列记者、政治家和大屠杀幸存者。1999—2006年担任以色列议员。他还是知名作家和电视工作者，在政治上激烈反对极端正统教派的政党。

拉皮德，亚伊尔：汤米·拉皮德的儿子。亚伊尔也是记者和政治家，他成立了中间路线的未来党。

雷博维茨，耶沙亚胡：以色列信奉正统派的公共知识分子。雷博维茨极力主张撤离六日战争占领的土地，预言统治另一个民族会导致以色列的毁灭。

劳合·乔治，大卫：1916—1922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同情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支持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

玛普，亚伯拉罕：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1853年，玛普写了第一本希伯来语小说《锡安之恋》。这本畅销书的背景设在圣经时期的以色列地，包括大卫·本－古里安在内的很多人深受此书鼓舞。

梅厄，果尔达（果尔达·梅耶森）：犹太工人总工会政治部和犹太代办处政治部领导人。梅厄在担任议员期间曾出任劳工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1969年成为第一位女性总理，1974年辞职。

纳赛尔，迦玛尔·阿卜杜尔：1956—1970年去世期间担任埃及总统。作为泛阿拉伯主义领导人，纳赛尔试图团结阿拉伯人民消灭以色列。他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导致1956年西奈战役的爆发。1967年，他的挑衅引发六日战争。

内塔尼亚胡，本雅明：利库德集团领导人。1996—1999年担任总理，2009年再次当选总理。很多人认为他的政治思想受到雅博廷斯基和贝京的影响。

诺尔道，马克思：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政治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一，西奥多·赫茨尔的重要政治伙伴。他提出培养身强力壮的新犹太人。

奥尔默特，埃胡德：以色列政治家。2006—2009年，他取代沙龙担任以色列总理。本想继续推进沙龙的撤离政策，但因为丑闻下台。他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进监狱的总理。

奥兹，阿摩司：以色列著名小说家和以色列左翼人士代表人物。

佩雷斯，西蒙：以色列政治家和外交家。佩雷斯拥有多个政府部门的工作经验，两度担任总理，2007—2014年担任以色列总统。他在以色列发展核武器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还参与了《奥斯陆协议》的谈判。

平斯克，列奥：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1882年写作《自我解放》一书，鼓励犹太人追求独立和建国。1882年，平斯克建立了“锡安热爱者”组织，这是最早出现的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欧洲组织之一。

波拉特，哈南：六日战争期间的一名空降兵，参加了收复耶路撒冷老城的行动。波拉特还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与友人于1967年在古什埃齐翁建立了最早的定居点。

拉宾，伊扎克：以色列将军和政治家，曾参加过帕尔马赫和以色列国防军的战争，六日战争期间成为国防军的总参谋长。1974—1977年担任总理，1992年再次成为总理。拉宾执政期间同约旦实现了和平，签署了《奥斯陆协议》。1995年11月被刺杀。

罗斯柴尔德，埃德蒙男爵：人称“众所周知的捐助者”，早期伊休夫几乎靠他一个人的捐助得以维持。虽然他在巴勒斯坦投入了数百万美元，但许多新移民反感他，认为他干预开拓者的工作。

罗特伯格，罗伊：诸多被阿拉伯越境者杀害的以色列人之一。这些越境者叫作“费达因”（阿拉伯语中“自我牺牲者”的意思）。罗特伯格之所以留名，是因为摩西·达扬在他葬礼上的悼词，达扬在悼词中说以色列和邻国的冲突必将旷日长久、代价高昂。

萨达特，安瓦尔：埃及总统。1970年纳赛尔死后上台，1981年被刺杀。他1973年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但1978年同贝京签订和平协定。

西纳什，汉娜：以色列的民族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志愿成为英军空降兵，空降在南斯拉夫。被德国人逮捕入狱，惨遭折磨后被处决。

沙米尔，伊扎克：以色列政治家。曾担任莱希的领导人。1983—1984年、1986—1992年两次代表利库德集团担任总理。

夏兰斯基，拿单：全世界犹太人心目中的英雄和人权活动家。夏兰斯基曾因被诬陷为间谍而被苏联政府关押了9年，出狱后移民以色列，成为日益壮大的俄罗斯移民的政治代言人。

夏里特，摩西：1954—1955年担任以色列第二任总理。

沙龙，阿里埃勒：以色列将军和政治家。沙龙几乎参加了以色列所有的重大战争，退伍后加入利库德集团。2001—2006年担任总理，在此期间成立前进党，并将以色列人从加沙撤离。

舍莫尔，拿俄米：深受以色列人喜爱的以色列音乐家和词作家。她最著名的两首歌分别是创作于六日战争两周前的《金色的耶路撒冷》和赎罪日战争后的《顺其自然》。

斯塔夫斯基，亚伯拉罕：贝塔尔成员。斯塔夫斯基是刺杀发起《转移协议》的哈伊姆·阿罗佐罗夫的凶手之一，他一开始被定罪，但后来被无罪释放。死于“阿尔塔莱纳”号事件。

斯特恩，亚伯拉罕：前伊尔贡成员。1940年，斯特恩离开伊尔贡，成立了自己的地下武装莱希。1942年，英国人在残忍的搜捕行动中将其杀害。

特伦佩尔多，约瑟夫：战争英雄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特伦佩尔多帮助组建了伊休夫最早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锡安骡马队。1920年，他在保卫特尔哈伊的战斗中牺牲。

魏茨曼，哈伊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和以色列第一任总统。他在《贝尔福宣言》的发表和希伯来大学的建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还成立了魏茨曼科学研究所。

雅丁，伊加尔：以色列考古学家、将军和政治家。独立战争期间他是哈加纳作战部部长，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第二任总参谋长。

雅维茨，泽夫：1887年移民巴勒斯坦后，雅维茨在这里出版了第一本现代希伯来语小说。因为同罗斯柴尔德男爵产生矛盾，他后来离开了巴勒斯坦。

伊扎尔，S（伊扎尔·斯米兰斯基）：以色列作家。在小说《赫贝赫泽》中，伊扎尔描写了1948年战争中以色列军队给巴勒斯坦人造成的伤害。此书被选入以色列中学教材，伊扎尔多次当选以色列议员。

约瑟，俄巴底亚，拉比：犹太律法方面的天才和受以色列东方犹太人欢迎的拉比。他在塞法迪犹太人大拉比的任期结束后成立了沙斯党，这是第一个代表东方犹太人利益的政党。

赞格威尔，伊斯雷尔：小说家、剧作家和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他最早提出巴勒斯坦是“一块没有民族的土地，等待着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和赫茨尔一样，赞格威尔也认为犹太人从欧洲大量移民巴勒斯坦能够同时造福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

附录2
非英文术语释义

阿利亚（aliyah）：希伯来语动词“上升”的动名词形式，指移民以色列。在历史上用来指前往巴勒斯坦的移民潮，如第一次阿利亚或前苏联犹太人的阿利亚。

阿什肯纳兹（Ashkenazi）：指主要来自欧洲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在中东欧建立社团，形成了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甚至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意第绪语。

比卢伊姆（Biluim）：比卢（Bilu）是希伯来语中“雅各之家，让我们上行”的简写，比卢伊姆是比卢的复数形式，指第一次阿利亚中移民巴勒斯坦的一群俄国学生。

布里特沙洛姆（Brit Shalom）：希伯来语，“和平契约”的意思。布里特沙洛姆是巴勒斯坦一群知识分子于1925年成立的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和平的组织。他们认为只要犹太人放弃追求民族主权就能实现和平。

康塞普奇亚（conceptzia）：希伯来语词汇，来自英文“构想”（conception）一词。专指在1967年六日战争到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以色列人认为自己战无不胜的自大心态。

埃雷兹以色列（Eretz Israel）：希伯来语，“以色列地”的意思。

费达因（Fedayeen）：阿拉伯语，“自我牺牲者”的意思。一般指20世纪50年代攻击以色列的阿拉伯敢死队员。这些人自诩为自由战士，经常穿越约以和埃以边境，袭击以色列村庄和城镇。

费拉欣（Fellahin）：阿拉伯语，“农民”或“劳动者”的意思。

古什埃穆尼姆（Gush Emunim）：希伯来语，“信仰者集团”的意思。信仰者集团成立于1974年，致力于在1967年占领的土地上修建定居点。

哈瓦拉（ha'avarah）：希伯来语，“转移”的意思。指哈伊姆·阿罗佐罗夫和纳粹分子达成的《转移协议》，通过德国政府一系列复杂的安排，该协议能够让德国犹太人将财产转移到巴勒斯坦。

哈加纳（Haganah）：希伯来语，“防御”的意思。哈加纳于1921年由伊休夫领导人建立，最初用于保护犹太农场和村庄，抵抗和防止阿拉伯人入侵。后来发展为以色列国防军。

哈拉哈（Halakhah）：“犹太教律法”的意思。

哈姆塔纳（Hamtanah）：希伯来语，“等待时期”的意思。专指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前的三周，在这期间，以色列领导人知道同阿拉伯邻国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国家做了最坏的打算，酒店被改为医院，停车场被修成公墓。

哈努卡（Hanukkah）：纪念公元前164年马卡比起义军赶走希腊人的犹太节日。这个节日持续8天，许多人会在节日期间点燃犹太教烛台。

哈瑞迪人（Haredim）：希伯来语，“颤抖者”的意思。指极端正统教派的犹太教徒。哈瑞迪人大多对犹太国持反对或矛盾的态度，现在他们成为以色列一股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哈绍莫（Hashomer）：希伯来语，“守卫者”的意思。伊休夫最早成立的保护犹太人和犹太村庄的防御性组织。

哈西德（Hasid）：来自希伯来语“仁爱”（Hesed）一词。哈西德教派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一支，18世纪成立于东欧，这个教派的成员叫哈西德。

哈斯卡拉（Haskalah）：犹太启蒙运动。该运动在西欧从18世纪末持续到19世纪末。哈斯卡拉知识分子试图将启蒙观念融入犹太教，让犹太人拥抱世俗世界，这些观念对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哈提克瓦（Hatikvah）：希伯来语，“希望”的意思。这是以色列国歌的名字，写于1878年。

赫鲁特（Herut）：希伯来语，“自由”的意思。这是梅纳赫姆·贝京1948年建立的政党的名字。它后来和其他政党合并成利库德集团。

希斯达德鲁特（Histadrut）：犹太工人总工会。伊休夫的首要工会。后来成为以色列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霍夫维锡安（Hovevei Zion）：希伯来语，“锡安热爱者”的意思。这是在欧洲最早成立的帮助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组织之一。在第一次阿利亚中，许多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东欧犹太人就是通过该组织来到巴勒斯坦。

因提法达（intifada）：阿拉伯语，“摆脱”“抖落”的意思。指巴勒斯坦人在1967年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对以色列人发动的大起义。第一次因提法达发生在1987—1991年，第二次因提法达发生在2000—2004年。

伊尔贡（Irgun）：希伯来语，“组织”的意思，全名为“国家军事组织”（Irgun Tsva'i Leumi）。伊尔贡是一个地下武装组织，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为“埃策尔”（Etzel）。伊尔贡成立于1931年，当时成员主要为深受雅博廷斯基影响、对哈加纳的克制政策不满的哈加纳成员。独立战争期间，伊尔贡被编入以色列国防军，但在此之前，伊尔贡一直是一支独立的作战力量。

基布兹（kibbutz）：基布兹最早是基于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的集体社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建国最初几十年，基布兹是最具以色列特色的组织。但即便在鼎盛时期，基布兹人口也只占全国人口7%左右。

基帕（kippah）：希伯来语，指仅能盖住头顶的“无沿便帽”。传统上由犹太男子佩戴。

克奈塞特（Knesset）：以色列议会。克奈塞特有120个席位，沿用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使用的比例代表制。第一届克奈塞特于1949年选举产生。

科特尔（Kotel）：希伯来语，“墙”的意思。指西墙（哭墙），这是第二圣殿唯一残留下来的一段墙体。这里既是犹太人的圣地，也是犹太教不同的教派产生冲突的战场。

碎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德语，意为“碎玻璃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和10日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被集体迫害事件。在这一事件中，许多犹太商店和犹太会堂被烧毁，犹太人伤亡惨重。

莱希（Lechi）：希伯来语，“以色列自由的战士”（Lochamei Cherut Yisrael）的首字母缩写。指1940年由亚伯拉罕·斯特恩建立的一支地下武装力量。斯特恩本来是伊尔贡成员，后来同该组织决裂，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组织。

利库德（Likud）：希伯来语，“巩固”的意思，专指“利库德集团”。该政党1973年由梅纳赫姆·贝京和其他右翼政党领导人建立。1977年在贝京领导下第一次成为以色列的执政党。

马巴罗特（ma'abarot）：过渡营。独立战争后，大量新移民来到以色列，被临时安排在过渡营里。建立过渡营，是为了改变之前难民营恶劣的住宿环境，在“真正”的房屋建成前让移民暂时居住的。但过渡营的条件很快变得和难民营一样差。

马阿皮里姆（ma'apilim）：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对那些不顾英国封锁来到伊休夫的非法移民的希伯来语称呼。有的非法移民定居下来，有的则被英国人逮捕，关押到拘留营。

马姆拉赫提尤特（mamlachtiyut）：译为“国家主义”或“国家意识”差不多与希伯来原文最接近。指本-古里安试图让国家成为以色列文化和政策之核心的运动。

马帕伊（Mapai）：“以色列地工人党”的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马帕伊党是一个左翼世俗政党，1968年，和另一个左翼小政党合并成为以色列工党。1948—1977年，马帕伊党和工党先后一直是以色列的执政党。

米兹腊希（Mizrachi）：指罗马人攻陷耶路撒冷后流散到东方（主要在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许多世纪来，他们形成了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中译本又译成“东方犹太人”]

莫沙夫（moshav）：希伯来语，“村庄”或“定居点”的意思。莫沙夫是以色列合作社制的农业社区。很多莫沙夫由早期阿利亚移民建立。

摩萨德（Mossad）：希伯来语，“机构”的意思。摩萨德是以色列的国家情报机构。

纳克巴（Nakba）：阿拉伯语，“浩劫”的意思。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用这个词指代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

帕尔马赫（Palmach）：希伯来语中“突击队”的首字母缩写。1941年成立，是哈加纳中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由英军训练，最初目的是迎击德国军队对巴勒斯坦可能的入侵。这支部队中有许多伊休夫优秀的战士。

锡安工人党（Poalei Zion）：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工人在东欧各地建立的组织。

“狩猎季”（Saison）：法语，“季节”的意思，又译作“狩猎季”。指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哈加纳精锐部队搜查伊尔贡和莱希成员的行动。被捕的成员被哈加纳交给英国人。

塞法迪（Sephardi）：希伯来语中“西班牙”的形容词形式。塞法迪人指在罗马时期的流散之后定居在伊比利亚和西班牙的犹太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社团，形成了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

沙斯党（Shas）：一句圣经经文的希伯来语首字母缩写，可译为“塞法迪守卫者”。1984年，曾任塞法迪大拉比的俄巴底亚·约瑟拉比成立了代表东方犹太人利益的沙斯党。

舍亥赫雅努（Shehecheyanu）：希伯来语，“你赐予我们生命”的意思。在人生转折点等重要时刻念诵的犹太祝福祷告。犹太人在其中向上帝表达感恩之情，感谢上帝保全我们，活到此刻。

朔阿（Shoah）：取自《西番雅书》的圣经用语，“浩劫”的意思。现代希伯来语用这个词指代纳粹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来自古希腊语）。

朔法尔（shofar）：用公羊角制作的古老犹太礼器。犹太人常常在犹太新年和赎罪日结束时在犹太会堂吹响朔法尔。[中译本又译作“羊角号”]

西奈山（Sinai）：圣经中上帝向犹太民族启示《托拉》的地方。

什泰特勒（shtetl）：意第绪语，指有大量犹太人生活其中的小村庄或小城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类犹太村镇主要分布在中东欧。

塔木德（Talmud）：拉比犹太教的核心经典文本。由巴比伦流散犹太社团创作于大约公元200年到公元500年间。这是圣经之后最重要的犹太教著作，直到今天仍是全世界传统犹太人学习的首要宗教文本。

托拉（Torah）：犹太人对《摩西五经》（圣经中从《创世记》到《申命记》的五章）的传统称呼。《托拉》讲述了犹太民族的诞生，以及从埃及人奴役下回到应许之地的经历。

叶施瓦（yeshiva）：犹太经学院，男性犹太教徒学习宗教的主要场所，主要学习内容是《巴比伦塔木德》。

意第绪语（Yiddish）：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德语、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基础上创造的语言。意第绪语是许多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不少重要领导人）的母语。

伊休夫（Yishuv）：希伯来语，“定居区”的意思。一般指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社团。伊休夫拥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是以色列国的雏形。

赎罪日（Yom Kippur）：犹太历中最神圣的一天。赎罪日主要用于自我反省，这一天需要禁食25小时，犹太人要到犹太会堂祈祷。

附录3
以色列《独立宣言》

1948年5月14日（犹太历5708年以珥月5日）发表于特拉维夫

犹太民族是在以色列地(1)形成的。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的精神、宗教和民族特性得到了塑造；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曾过着自由而独立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犹太民族创造了一种具有民族和世界意义的文化，并把永恒的圣经奉献给了世界。

在被暴力驱逐出以色列故土后，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对故土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地希望返回故土，在那里重新获得政治自由，从没有为此停止过祈祷。

基于这一历史和传统联系，世世代代的犹太人为加强他们与古老家园的联系一直奋斗不息。在最近的几代人中，他们大批地返回以色列故土。无论是作为拓荒者和保卫者的老兵，还是作为突破封锁的新抵达者，这些犹太人使荒地变成了良田，复活了希伯来语，兴建了城市与村庄，并创建了一个具有自身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的社会。他们希望和平，但也做好了保卫自身的准备。他们为该地区所有居民带来了进步的佳音，并决心获得政治上的独立。

在西奥多·赫茨尔建立犹太国思想的鼓舞下，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于犹太历5657年（公元1897年）召开，并公开宣布：犹太民族具有在自己的国土上恢复自己国家的权利。

这一权利为1917年11月2日的《贝尔福宣言》所承认，后来又为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所肯定。而委任统治就是对犹太民族与以色列故土的历史联系，以及对犹太民族有权在那里重建民族家园要求给予的国际承认。

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导致欧洲几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的大屠杀再一次表明，为解决犹太民族无家可归和缺乏主权这一问题，有必要重新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这个犹太人的国家将对所有犹太人敞开大门，并且确保犹太民族在国际大家庭中享有平等的地位。

尽管面对种种艰难困苦和危险，在可怕的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欧洲犹太人，与其他国家中的犹太人一道，从未放弃回归以色列故土的努力，从未放弃在其民族土地上享有尊严、自由和诚实劳动、生活的权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色列故土的犹太人全力以赴，参加了爱好自由人民反对罪恶纳粹势力的斗争。他们以自己战士的鲜血，以自己对战争胜利的贡献，赢得了创立联合国诸民族一员的权利。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要求在以色列故土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决议，并号召这一地区的人民主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贯彻这项决议。联合国对犹太民族建立自己国家合法权利的承认是不容改变的。

像所有其他民族一样，在自己的主权国家里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是犹太民族的自然权利。

为此，我们，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代表以色列故土的犹太人民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英国委任统治结束之日，在这里集会，根据我们自然的和历史的权利以及联合国大会决议，宣告在以色列故土上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国。

我们决定：从今天午夜，犹太历5708年以珥月6日，即1948年5月15日零时委任统治结束之时起到根据宪法产生的国家机关接管政权为止（不迟于1948年10月1日），全国委员会将行使国家临时委员会的职权，它的执行机关——全国行政委员会将行使犹太人国家临时政府的职权。这一犹太人国家取名为以色列国。

以色列国将向散居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敞开移居的大门，将全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以造福所有的居民。

以色列国将把以色列先知所憧憬的自由、正义与和平原则作为立国基础，将保证全体公民，不分宗教、信仰、种族和性别，享有最充分的社会和政治平等权，将保证宗教、信仰、语言、教育和文化的自由，将保证保护所有宗教的圣地，并将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

以色列国准备同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和代表合作，履行1947年11月29日大会决议，并且为建立整个以色列地的经济一体化而努力。

我们请求联合国协助犹太民族建立他们的国家，并接纳以色列加入国际大家庭。

尽管几个月来我们一直遭到猛烈的攻击，我们仍号召生活在以色列地的阿拉伯居民起来维护和平，并在享有平等公民权利以及在各种临时和永久的国家机关中拥有相应代表权的基础上，为国家的发展建设贡献出他们的力量。

我们向所有邻邦及其人民伸出和平、和睦、友邦之手，敦请他们与已经在自己故土上独立的犹太民族以互助精神合作。以色列国准备在为整个中东的进步而共同努力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号召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团结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周围，协助我们完成移居和重建的使命，并同我们一道为实现世代以来的梦想——重振以色列——而奋斗。

怀着对以色列磐石的信念，我们在今天，在安息日的前夕，在犹太历5708年以珥月5日，即1948年5月14日，在祖国的土地上，在特拉维夫城，在国家临时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为宣言签名作证。

大卫·本－古里安

雷切尔·科恩

亚伦·基斯林

丹尼尔·奥斯特

卡尔曼·卡哈纳拉比

摩西·科罗德尼

莫迪凯·本托夫

埃利泽·卡普兰

伊扎克·本·兹维

萨阿迪亚·科巴西

亚伯拉罕·卡兹内尔森

埃利亚胡·伯里格纳

伊扎克·梅厄·莱文拉比

菲利克斯·罗森布鲁斯

弗里兹·伯恩斯坦

大卫·雷梅兹

沃尔夫·戈尔德拉比

梅厄·大卫·洛文斯坦

伯尔·莱普特

梅厄·格拉波维斯基

莫迪凯·沙特纳

伊扎克·格伦鲍姆

兹维·卢瑞尔

本·锡安·斯特恩伯格

亚伯拉罕·格拉诺夫斯基博士

果尔达·梅耶森

贝克霍尔·施特里特

纳彻姆·尼尔

摩西·沙皮拉

埃利亚胡·多布金

兹维·西格尔

摩西·谢尔托克

梅厄·维尔纳－科夫纳

耶胡达·莱伯·哈科恩·费希曼拉比

泽拉克·沃哈弗提

赫茨尔·瓦尔迪

大卫·茨维·平卡斯

(1)　《独立宣言》的翻译来自以色列官网，但作者对部分细节进行了修改。翻译原稿中的“以色列国”，作者都改成“以色列地”，因为《独立宣言》在使用这个词时想表达的意思不是以色列的国土，而是犹太民族的先祖之地。修改后更便于读者理解。

附录4
以色列总理、总统和美国总统对应表

续表1

续表2

续表3

附录5
以色列政党及其分化组合

以色列政党分化组合频繁，不断有新的政党诞生和旧的政党消亡，因此很难准确地跟踪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权力走势。人们有时用工党指代左翼政党，用利库德集团指代右翼政党，但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也经历了分化组合的过程，其中涉及一些本书提到过的政党。

右翼政党

赫鲁特：1948—1965年（梅纳赫姆·贝京建立的政党）

加哈尔集团：1965—1973年（由赫鲁特党和自由党合并而成）

利库德集团：1973年至今（由加哈尔集团、自由中心、国家党和大以色列运动合并而成）

左翼政党

马帕伊党：1948—1968年（大卫·本－古里安建立的政党）

工党联盟：1965—1968年（由马帕伊党和劳工联盟合并而成），本－古里安离开马帕伊党成立了拉菲党

以色列工党：1968—2014年（由工党联盟和拉菲党合并而成）

一个以色列：1991—2001年（以色列工党、桥党、梅玛德党合并而成，梅玛德党是一个温和的宗教政党）

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2014年至今（以色列工党和运动党合并而成，运动党是2014年由齐皮·利夫尼成立的新政党）

附录6
延伸阅读

本书只对以色列历史的总体情况加以勾勒。书中提到的每个事件、话题和人物都可以继续探索。关于书中谈到的问题，许多出色的著作有更详尽的讨论。

想了解更多推荐书目和网上参考资料，参见我的网站http://danielgordis.org/books/israel-concise-history-nation-reborn/。

注释

序言

[1]　1956年2月3日，本－古里安在CBS电视台上接受爱德华·R·默罗采访时发表的这一言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Oo75OQmHAw[Last viewed on March 15，2016].

[2]　Mark Twain, “Concerning the Jews,” Harper's Magazine, March 1898.

第一章

[1]　Lawrence Epstein, The Dream of Zi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6), p.16.

[2]　Robert M. Seltzer, Jewish People, Jewish Thought: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1980), p.632.

[3]　Yaacov Shavit and Jehuda Reinharz, Glorious, Accursed Europe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88.

[4]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6), p.60.

[5]　David Patterson, “Introduction,” in Abraham Mapu, trans. Joseph Marymount, The Love of Zion & Other Writings (Israel: Toby Press, 2006), p. xvi.

[6]　AlexBein, trans. Maurice Samuel, Theodor Herzl: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0), p.232.

[7]　Shlomo Avineri, trans. Haim Watzman, Herzl: Theodor Herzl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Jewish Stat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8), p.33.

[8]　Amos Elon, The Pity of It All: A Portrait of the German-Jewish Epoch 1743—1933 (New York: Picador, 2002), p.213.

[9]　Bein, trans. Samuel, Theodor Herzl, p.37.

[10]　Avineri, trans. Watzman, Herzl, p.85 (quoting Herzl's diary) .

[11]　Bein, trans. Samuel, Theodor Herzl, p.19.

[12]　Yoram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p.84—85.

[13]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author and David Matlow, of Toronto, Canada. See also Raphael Patai, The Jews of Hungary: History, Culture, Psycholog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47.

[14]　Avineri, trans. Watzman, Herzl, pp.61—62.

[15]　Ibid., p.78.

[16]　Ibid., p.69.

[17]　Theodor Herzl, The Jewish Stat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9), p.47.

[18]　Ibid., pp.92—93.

[19]　Ibid., p.76.

[20]　Ibid.

[21]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pp.99—100.

[22]　Avineri, trans. Watzman, Herzl, p.116.

[23]　Patterson, “Introduction,” in Mapu, trans. Marymount, The Love of Zion, p. xiv.

[24]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赫斯的妻子西比尔·佩希当过妓女，赫斯因为男性长期欺负贫困女性而娶她为妻，以此作为为男性赎罪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佩希的个人背景，学术界目前已出现了争议。

[25]　MosesHess, The Revival of Israel: Rome and Jerusalem, the Last Nationalist Ques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5), p.x.

[26]　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赫斯书名中的“罗马”指的是罗马共和国。事实上，赫斯宣称，犹太人应当效仿近代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在巴勒斯坦开展犹太民族运动。参见Epstein, The Dream of Zion，p.6。

[27]　Eric Cohen, “The Spirit of Jewish Conservatism,” Mosaic (April 6, 2015), http://mosaicmagazine.com/essay/2015/04/the-spirit-of-jewish-cons-ervatism/[Last viewed April 6, 2015].

[28]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p.54.

[29]　Ibid., p.53.

[30]　Arthur Hertzberg, ed., The Zionist Idea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p.32.

[31]　Ibid., p.188.

[32]　Ibid., p.195.

[33]　Bein, trans. Samuel, Theodor Herzl, p.226.

[34]　Ibid., p.230.

[35]　Ze'ev Tzahor, “Chaim Arlosoroff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the Rise of Nazism,”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46, No.3/4 (Summer-Autumn 1984), p.322.

[36]　Epstein, The Dream of Zion, p.86.

[37]　Avineri, trans. Watzman, Herzl, p.141.

[38]　Ibid., p.1.

[39]　Epstein, The Dream of Zion, p.83.

[40]　Theodor Herzl, Old New Land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1997), p.248.

[41]　Ibid., p.174.

[42]　Avineri, trans. Watzman, Herzl, p.167.

第二章

[1]　George Eliot, Daniel Deronda, introduction by Edmund White, notes by Dr. Hugh Osborne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2), page 15.《丹尼尔·德隆达》最早由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出版社于1876年2月至9月分8部分出版。1878年12月重新出版，书中讨论犹太生活和习俗的章节被修改。

[2]　Genesis 12: 1.

[3]　Genesis 12: 7.

[4]　Exodus 1：9—10.对这句话人们有不同的解读。犹太出版协会（JPS）版圣经翻译成“从此地上升”，显然是参考了Ehrlich在Mikrah Kifshuto中的观点。《巴比伦塔木德》（Sotah 11a）认为法老想表达的是犹太人将“获得相对于本国的优势”，但这种理解离经文字面意思太远，理解成“离开这地区了”能够呼应《创世记》中提到的犹太人流散到此地的经文，因此这种简单的翻译方法更可取。

[5]　Deuteronomy 7: 1.

[6]　Alex Bein, trans. Maurice Samuel, Theodor Herzl: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0), p.232.

[7]　Jeremiah 29: 5—6.

[8]　Psalms 137: 1.

[9]　Psalms 126: 1—6.

[10]　II Chronicles 36: 23.

[11]　J. Maxwell Miller and John H. Hayes,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and Judah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6), p.509.

[12]　Jerome Murphy-O'Connor and Barry Cunliffe, The Holy Land: An Oxford Archaeological Guide, 5th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378—381.

[13]　Hayim Ben-Sasson, ed.,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332.

[14]　Bein, trans. Samuel, Theodor Herzl, p.232.

第三章

[1]　Monty Noam Penkower,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Modern Judaism, Vol.24, No.3 (2004), p.199.除非另有标注，本章中关于基希涅夫事件的内容皆参考此文。

[2]　Winston Churchill, “MIT Mid-Century Convocation, March 31, 1949,” MITInstitute Archives, https://libraries.mit.edu/archives/exhibits/midcentury/mid-cent-churchill.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3]　Penkower,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p.187.

[4]　Ibid.

[5]　Ibid., p.188.

[6]　Ibid.

[7]　Ibid., p.211.

[8]　David G. Roskies, ed., The Literature of Destruction: Jewish Responses to Catastrophe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88), p.162.

[9]　Penkower,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p.199.

[10]　Ibid.

[11]　Lawrence Epstein, The Dream of Zi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6), p.97.

[12]　Shlomo Avineri, trans. Haim Watzman, Herzl: Theodor Herzl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Jewish Stat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8), p.241.

[13]　Penkower,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p.199.

[14]　Avineri, trans. Watzman, Herzl, p.245.

[15]　Ibid., p.259.

[16]　Ella Florsheim, “Giving Herzl His Due,” Azure, No.21 (Summer 5765/2005), p.21, http://azure.org.il/include/print.php?id=182[Last viewed May 1, 2016].

[17]　Penkower,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p.194.

[18]　Steven J. Zipperstein, Elusive Prophet: Ahad Ha'am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11.

[19]　Ibid., p.14.

[20]　Ibid., pp.18—19.

[21]　AhadHa'am, “The Jewish State and the Jewish Problem,” in Arthur Hertzberg, The Zionist Idea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p.268.

[22]　Yoram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127.

[23]　Zipperstein, Elusive Prophet, p.129.

[24]　Arthur Hertzberg, ed., The Zionist Idea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pp.54—55.

[25]　Isaiah 2: 3.

[26]　Alan Dowty, “Much Ado About Little: Ahad Ha' Am's 'Truth from Eretz Yisrael,' Zionism, and the Arabs,” Israel Studies, Vol.5, No.2 (Fall 2000), p.161 (quoting Ahad Ha'am) . Italics added.

[27]　Max Nordau, “Jewry of Muscle,” in Paul Mendes-Flohr and Yehuda Reinharz,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547—548.

[28]　Penkower,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p.209.

[29]　Ze'ev (Vladimir) Jabotinsky, “The Basis of the Betarian Viewpoint Consists of One Idea: The Jewish State: The Ideology of Betar,”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http://www.wzo.org.il/index.php?dir=site&page=articles&op=item&cs=3360&langpage=eng&category=3122&mode=print[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30]　Raymond P. Scheindlin, A Short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From Legendary Times to Modern Statehoo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24.

[31]　A. D. Gordon, “Logic for the Future (1910),” in Hertzberg, The Zionist Idea, p.373.

[32]　Yehudah Mirsky, Rav Kook: Mystic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65.

[33]　Hertzberg, The Zionist Idea, pp.291—292.

[34]　Micah Joseph Berdyczewski, “Wrecking and Building,” in Hertzberg, The Zionist Idea, p.293.

[35]　Babylonian Talmud, Ketubbot 111a.

[36]　Alan Nadler, “Piety and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Satmar Rebbe,” Judaism, Vol.31 (Spring 1982), p.40.

[37]　Alan Lelchuk and Gershon Shaked, 8 Great Hebrew Short Novels (New Milford, CT: Toby Press, 2012),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1029.

第四章

[1]　这句话被很多人引用过，包括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参见http://www.pmo.gov.il/English/MediaCenter/Speeches/Pages/speech040105.aspx。

[2]　Hani A. Faris, “Israel Zangwill's Challenge to Zionism,”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4, No.3 (Spring 1975), p.81.

[3]　Ibid.

[4]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23.

[5]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8.

[6]　Benny Morris, 1948: The First Arab-Israeli Wa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6.

[7]　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9), p.36.

[8]　Yehudah Mirsky, Rav Kook: Mystic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59.

[9]　Ibid., pp.59—60.

[10]　Ibid., p.50.

[11]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p.82.

[12]　Yaffah Berlovitz, Inventing a Land, Inventing a People (Tel Aviv: Hotza'at HaKibbutz HaMeuchad, 1996), p.55[In Hebrew].

[13]　Theodor Herzl, trans. I. M. Lask, The Jewish State (Tel Aviv: M. Newman Publishing House, 1954), p.134.

[14]　Mirsky, Rav Kook, p.54.

[15]　Ibid., pp.53—54.

[16]　Berlovitz, Inventing a Land, pp.18—19.

[17]　Ibid., p.20.

[18]　Mirsky, Rav Kook, p.66.

[19]　Ruth Kark, “Changing Patterns of Landown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Palestine: The European Influence,”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10, No.4 (1984), pp.357—384.

[20]　Nurit Govrin, Roots and Tops: The Imprint of the First Aliyah in Hebrew Literature (Tel Aviv: Papyrus and Tel Aviv University, 1981), p.43[In Hebrew].

[21]　Mirsky, Rav Kook, p.68.

[22]　Ibid., pp.68—69.

[23]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46.

[24]　Tali Asher, “The Growing Silence of the Poetess Rachel,” in Ruth Kark, Margarit Shilo, and Galit Hasan-Rokem, eds., Jewish Women in Pre-State Israel: Life History, Politics, and Culture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45.

[25]　Rachel Bluwstein, “Perhaps,”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Vol.3, Nos.3 and 4 (1996), http://www.pij.org/details.php?id=536[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26]　S. Ilan Troen, Imagining Zion: Dreams, Designs, and Realities in a Century of Jewish Settlemen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358—1361.

[27]　Ibid., Locations 1368—1369.

[28]　Tom Segev, 1967: Israel, the War, and the Year That Trans form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7), p.442.

[29]　Troen, Imagining Zion, Location 1541.

[30]　Ibid., Location 1566.

[31]　Ibid., Location 1609.

[32]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p.83.

[33]　Troen, Imagining Zion, Location 1609.

[34]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24.

第五章

[1]　Shmuel Katz, Lone Wolf: A Biography of Vladimir (Ze'ev) Jabotinsky (Fort Lee, NJ: Barricade Books, 1995), p.136.

[2]　Edward Grey, Viscount of Fallodon, Twenty-Five Years 1892—1916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25), p.20.

[3]　赫茨尔在世时，雅博廷斯基也曾向土耳其统治阶级提出建立犹太国的方案，但土耳其人因为担心“更多非穆斯林力量进入中东会成为欧洲干预此地的理由”，拒绝了雅博廷斯基的提议。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A History（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2.

[4]　Katz, Lone Wolf, p.177.

[5]　引用自哈伊姆·魏茨曼在雷霍沃特故居的展览，现在那里成为一个博物馆。

[6]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71.

[7]　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12), p.197.

[8]　John Bew, “The Tragic Cycle: Western Powers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Statesman (August 21, 2014), http://www.newstatesman.com/world-affairs/2014/08/tragic-cycle-western-powers-and-middle-east[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9]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73.

[10]　Cecil Bloom, “Sir Mark Sykes: British Diplomat and a Convert to Zionism,” Jewish Historical Studies, Vol.43 (2011), p.142.

[11]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6), p.186.许多人都持这一观点，但并非每个人都认为丙酮和《贝尔福宣言》有关系，有的学者认为这只是民间传说。

[12]　Arthur James Balfour, “Balfour Declaration” (1917), The Avalon Project,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balfour.asp[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13]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73.

[14]　Eitan Bar Yosef, “The Last Crusade? British Propaganda and the Palestine Campaign, 1917—1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36, No.1 (January 2001), p.100.

[15]　1914年，伊休夫就购买了斯科普斯山的土地，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希伯来大学到1918年才开始动工修建。

[16]　Seth M. Siegel, Let There Be Water: Israel's Solution for a Water-Starved World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5), p.22.

[17]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9.

[18]　Ibid., pp.45—46.

[19]　Siegel, Let There Be Water, p.28.

[20]　Shlomo Avineri, lecture at the Shazar Center in Jerusalem on December 30, 2014.

[21]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Ben-Gurion: Father of Modern Israe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8.

[22]　Michael Makovsky, Churchill's Promised Land: Zionism and Statecraf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1463.

[23]　Martin Gilbert, Churchill and the Jews: A Lifelong Friendship (New York: Henry Holt, 2007), p.50.

[24]　Tom Segev, trans. Haim Watzman,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00), p.104.

[25]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186.

[26]　Ze'ev Jabotinsky, “The Iron Wall,” Jewish Virtual Library,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Zionism/ironwall.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27]　Ibid.

[28]　Hillel Cohen, Year Zero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29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5), p.xvii.

[29]　Jeffrey Goldberg, “The Paranoid, Supremacist, Roots of the Stabbing Intifada,” Atlantic (October 16,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10/the-roots-of-the-palestinian-uprising-against-isr-ael/410944/[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30]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p.375.

[31]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2481.

[32]　Yoram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210.

[33]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36.

第六章

[1]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Boring, OR: CPA Book Publisher, 2000), p.184.

[2]　Tuvia Friling, trans. Ora Cummings, Arrows in the Dark: David Ben-Gurion, the Yishuv Leadership, and Rescue Attempts during the Holocaust, VolumeI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5), p.16.

[3]　Hava Eshkoli-Wagman, “Yishuv Zionism: Its Attitude to Nazism and the Third Reich Reconsidered,” Modern Judaism, Vol.19, No.1 (February 1999), p.26.

[4]　Colin Shindler, “Zionist History's Murder Mystery,” Jewish Chronicle Online (June 16, 2013), http://www.thejc.com/comment-and-debate/comment/108596/zionist-historys-murder-mystery[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5]　Tom Segev, trans. Haim Watzman, The Seventh Million: The Israeli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Henry Holt, 1991), p.21.

[6]　Ibid., p.25.

[7]　Nina S. Spiegel, Embodying Hebrew Cultur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2.

[8]　Ibid., p.135.

[9]　Ibid., p.7.

[10]　Abba Hillel Silver, Moshe Shertok, and Chaim Weizmann, “B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October 1947,” p.7. Copy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11]　Benny Morris, One State, Two States: Resolving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523.

[12]　Translation of Uri Zvi Greenberg, “One Truth and Not Two,” is from Neta Stahl, “Jesus and the Pharisees Through the Eyes of TwoHebrew Writers: A Contrarian Perspective,” Hebrew Studies, Vol.56, No.1 (December 11, 2015) .

[13]　Yoram Hazony, The Jewish State: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231.

[14]　Ibid., p.232.

[15]　Friling, trans. Cummings, Arrows in the Dark, p.19.

[16]　Ibid.

[17]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219.

[18]　Dina Porat, The Blue and the Yellow Stars of David: The Zionist Leadership in Palestine and the Holocaust, 1939—1945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

[19]　Zephaniah 1: 15.

[20]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p.226.

[21]　Jack L. Schwartzwald, Nine Lives of Israel: A Nation's History Through the Lives of Its Foremost Leaders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12), p.33.

[22]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101.

[23]　Mike Lanchin, “SSSt Louis: The Ship of Jewish Refugees Nobody Wanted,” BBC World Service (May 13, 2014), 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27373131[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24]　Alan Guggenheim and Adam Guggenheim, “Doomed from the Start,” Naval History, Vol.18, No.1 (February 2004), pp.46—51.

[25]　Douglas Frantz and Catherine Collins, Death on the Black Sea: The Untold Story of theStrumaand World War II's Holocaust at Sea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3), p.254.

[26]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4035—4037.

[27]　Geneviève Pitot, trans. Donna Edouard, The Story of the Jewish Detainees in Mauritius 1940—1945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p.129.

[28]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151.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p.22, suggests numbers slightly lower.

[29]　Segev, trans. Watzman, The Seventh Million, p.22.

[30]　Friling, trans. Cummings, Arrows in the Dark, p.47.

[31]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pp.162—163.

[32]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112.

第七章

[1]　Menachem Begin, trans. Samuel Katz, The Revolt (1951; reprint Bnei Brak, Israel: Steimatzky, 2007), pp.59—60.

[2]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April 18, 2013.

[3]　Bruce Hoffman, Anonymous Soldiers: The Struggle for Israel: 1917—1947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p.333.

[4]　关于这一事件有不同的记录。马丁·吉尔伯特（Israel：A History[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pp.118—119）认为莫因6日被杀，西纳什4日被杀。但其他的历史记录认为西纳什死在莫因被刺杀的前一天，因此两个事件存在因果关系。

[5]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Ben-Gurion: Father of Modern Israe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38.

[6]　Lawrence Epstein, The Dream of Zi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6), p.120.

[7]　Eric Lichtblau, “Surviving the Nazis, Only to Be Jailed by Americ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2/08/sunday-review/surviving-the-nazis-only-to-be-jailed-by-america.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8]　Ibid.

[9]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121.

[10]　Yehuda Avner,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on October 24, 2012.

[11]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p.138—139.

[12]　Hoffman, Anonymous Soldiers, p.379.

[13]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145.

[14]　Ibid.

[15]　不同学者给出的数据略有不同，柯林·辛德勒认为犹太人为528000人，阿拉伯人为397000人。Colin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2nd ed.（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p.45.

[16]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149.

[17]　“CIA Report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p.18. Copy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18]　David McCullough, Tru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1804—11836.

[19]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150.

[20]　iCenter, “The Story of a Vote, Nov.29, 1947,” iCenter (November 4, 2012), http://www.theicenter.org/voice/story-vote-nov-29-1947.

[21]　对于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录也存在不同版本：阿巴·埃班在自传中说，投票日期在11月26日（周二）和11月27日（周三）分别因为申请和阻挠而被推迟，周四是感恩节，因此最终投票日期为11月29日（周五）。埃班的传记作家Asaf Siniver说投票日期原计划在周三，但最终推迟到周六。安妮塔·沙皮拉在书中说是周五举行的投票，本尼·莫里斯说是在周六。

[22]　Asaf Siniver, Abba Eban: A B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Overlook Duckworth, 2015), p.91.

[23]　Shlomo Avineri, trans. Haim Watzman, Herzl: Theodor Herzl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Jewish Stat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8), p.141 (quoting Herzl's diary) .

[24]　A. A. P., “U. N. O. Passes Palestine Partition Plan,” Morning Herald (December 1, 1947), http://trove.nla.gov.au/ndp/del/article/134238148[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25]　Amos Oz, trans. Nicholas de Lange, 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 (Orlando: Harcourt, 2004), p.359.

[26]　Ibid.

[27]　Michael Bar-Zohar, trans. Peretz Kidron, Ben-Gurion: A Biography, The New Millennium Edition (Israel: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13),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3028.

[28]　Daniel Gordis, Saving Israel: How the Jewish People Can Win a War That May Never End (Hoboken, NJ: Wiley, 2009), p.170.Ha'aretzattributed this language to Weizmann on December 15, 1947, just two weeks after the United Nations voted to partition Palestine.

[29]　Exodus 19: 15.

[30]　Exodus 19: 10.

[31]　Nadav Shragai, “The Legend of Ambushed Palmach Squad '35,'” Ha'aretz (April 27, 2009), http://www.haaretz.com/the-legend-of-ambushed-palmach-squad-35-1.274876[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第一个版本是本－古里安几天后在马帕伊党悼念这一事件的发言中提到的，本－古里安的信息来源显然是一位可能出现在现场但没有参与屠杀的阿拉伯人。第二个版本是61年后约卡南·本－雅科夫提供的，他出生在埃齐翁村，在这场战争中他失去了父母。

[32]　Tamar S. Drukker, “'I Am a Civil War': The Poetry of Haim Gouri,” in Hugh Kennedy, ed., Warfare and Poetry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 B. Tauris, 2013), pp.242—243.

[33]　Mati Alon, Holocaust and Redemption (Victoria, BC: Trafford Publishing, 2013), p.168.

[34]　Yossi Melman, “Jews, Just Like Arabs, Hid Weapons in Immoral Places,” Ha'aretz (January 27, 2011) .

[35]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161.

[36]　Ibid., pp.157—158.

[37]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6208.

[38]　本尼·莫里斯是国际知名的以色列“新历史学家”，写了大量指责以色列过度使用军力的文章。但他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对国防军犯有强奸罪的指控站不住脚。多数当代历史学家认为死亡人数在100—120人之间。阿拉伯历史学家也改变了先前的看法，1987年，两位来自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Birzeit大学的学者在对当事人采访基础上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当时的死亡人数为107人，报告中没有提到强奸行为。报告内容和贝京的判断基本一致。Cf. Benny Morris, “The Historiography of Deir Yassin,”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Politics，Society，Culture，Vol.24，No.1 (August 2006), p.87. See also my more detailed summary of the battle and the ways in which it was used by various parties inMenachem Begin：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Chapter 6, “Deadly Road to Jerusalem.”

[39]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p.179—180.

第八章

[1]　Bruce Hoffman, Anonymous Soldiers: The Struggle for Israel: 1917—1947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8282.

[2]　Ariel Feldestein, “One Meeting—Many Descriptions: The Resolu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Israel Studies Forum, Vol.23, No.2 (Winter 2008), p.104.

[3]　Ibid.

[4]　Benny Morris, 1948: The First Arab-Israeli Wa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77.

[5]　Ibid., p.178.

[6]　“Israel'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948,” Avalon Project,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israel.asp[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7]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80.

[8]　II Samuel 23: 3.

[9]　Yehudah Mirsky, “What Is a Nation-State For?” Marginalia (March 11, 2015), http://marginalia.lareviewofbooks.org/nation-state-yehudah-mirsky/[Lastviewed December 7, 2015].

[10]　Genesis 32: 28.

[11]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164.

[12]　Amira Lam, “Peres Recall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e Didn't Have Time to Celebrate,” Ynetnews.com (December 21,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606090,00.html.

[13]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3 at 29: 25.

[14]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192.

[15]　Morris, 1948, p.237.

[16]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165.

[17]　Colin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55.

[18]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p.207—208.

[19]　Morris, 1948, p.142.

[20]　Ibid., p.159.

[21]　Ibid.

[22]　Ibid., p.365.

[23]　Ibid., p.266.

[24]　Ibid., p.268.

[25]　阿亚龙博物馆的展览上提到了捷克武器上的纳粹标志，这一点在本尼·莫里斯给作者的邮件中得到证实。他写道：“来自捷克的武器是德国标准的毛瑟枪和MG机枪。其中大量印有纳粹标志，可能是1945年5月为德国生产的武器。（捷克生产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也是同样情况）”E-mail, dated May 1, 2016,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26]　See, forexample, Eliezer Cohen, trans. Yonatan Gordis, Israel's Best Defense: The First Full Story of the Israeli Air Force (New York: Orion Books, 1993), pp.7—60. See alsoAbove and Beyond (Playmount Productions and Katahdin Productions, produced by Nancy Spielberg, 2015) at 15: 20.

[27]Above and Beyondat 38: 20.

[28]Above and Beyondat 43: 00.

[29]Above and Beyondat 50: 40.

[30]Above and Beyondat 51: 30.

[31]　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 Photograph of the memorandum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32]　Jerold S. Auerbach, Brothers at War: Israel and the Tragedy of theAltalena (New Orleans: Quid Pro Books, 2011), p.50.

[33]　Yehuda Lapidot, trans. Chaya Galai, “The Altalena Affair,” Etzel, http://www.etzel.org.il/english/ac20.htm[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34]　Zvi Harry Hurwitz, Begin: His Life, Words, and Deeds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2004), p.27.

[35]　Avi Shilon, trans. Danielle Zilberberg and Yoram Sharett, Menachem Begin: A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30.

[36]　Auerbach, Brothers at War, p.109.

[37]　Michael Oren, “Did Israel Want the Six Day War?,” Azure (Spring 5759/1999), p.47.

[38]　Ibid.

[39]　Ilan Pappe, “A Post-Zionist Critique of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Part II: The Media,” in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Spring 1997), pp.37—43, cited in Oren, “Did Israel Want the Six Day War?,” p.48.

[40]　Ari Shavit, 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3), p.108.

[41]　Ibid., p.132.

[42]　See Martin Kramer, “What Happened at Lydda,” Mosaic (July 1, 2014), http://mosaicmagazine.com/essay/2014/07/what-happened-at-lydda/.

[43]　Benny Morris, “Zionism's 'Black Boxes,'” Mosaic (July 13, 2014), http://mosaicmagazine.com/response/2014/07/zionisms-black-boxes/[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44]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218.

[45]　NadavMan, “1st IDF Parade from Behind the Lens,” Ynetnews.com (December 13, 2008),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3637748,00.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46]　Ari Shavit,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 Interview with Benny Morris,” Ha'aretz (January 8, 2004), http://www.haaretz.com/survival-of-the-fttest-1.61345[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47]　Shilon, trans. Zilberberg and Sharett, Menachem Begin: A Life, p.137.

[48]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172.

[49]　Morris, 1948, p.406.

第九章

[1]　Pinhas Alpert and Dotan Goren, eds., Diary of a Muchtar in Jerusalem: The History of the Beit Yisrael Neighborhood and its Surroundings in the Writings of Rabbi Moshe Yekutiel Alpert (1938—1952) (Ramat Gan, Israel: Bar Il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73—174[In Hebrew].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Vered Kellner, “Longings and Disappointments: A Voter in Exile in New York,” Ha'aretz (January 18, 2013), http://www.haaretz.com/opinion/longings-and-disappointments-a-voter-in-exile-in-new-york.premium-1.494743[Last viewed August 5, 2016].

[2]　Vered Kellner, “Longings and Disappointments: A Voter in Exile in New York,” Ha'aretz (January 18, 2013), online at http://www.haaretz.com/opinion/longings-and-disappointments-a-voter-in-exile-in-new-york.premium-1.494743[Lastviewed August 5, 2016].

[3]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Israel to Vote Today in First National Elections; Campaign Reaches High Peak” (January 25, 1949), http://www.jta.org/1949/01/25/archive/israel-to-vote-today-in-first-national-elections-campaign-reaches-high-peak[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4]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21 at 00: 35.

[5]　“Moving Ceremony Marks Reburial of Herzl's Remains; Israeli Cabinet in Full Attendance,”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http://www.jta.org/1949/08/18/archive/moving-ceremony-marks-reburial-of-herzls-remains-israeli-cabinet-in-full-attendance.

[6]　Theodor Herzl, trans. I. M. Lask, The Jewish State (Tel Aviv: M. Newman Publishing House, 1954), p.137.

[7]　Ibid., p.151.

[8]　JTA, “Of Weizmann's Address Opening Session of Israeli Constituent Assembly” (February 15, 1949), http://www.jta.org/1949/02/15/archive/of-chaim-weizmanns-address-opening-session-of-israeli-constituent-assembly[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9]　Ibid.

[10]　Ibid.

[11]　Robert Frost, “The Death of the Hired Man” (North of Boston, 1915), Bartleby.com, http://www.bartleby.com/118/3.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12]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08.

[13]　“Displacement of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1948—2012,” Justice for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http://www.justiceforjews.com/main_facts.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14]　Colin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64.

[15]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History, KindleEdition, Locations 5437—5443.

[16]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p.93.

[17]　Golda Meir, My Life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75), pp.250—251.

[18]　Esther Meir-Glitzenstein, “Operation Magic Carpet: 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the Magical Immigration of Yemenite Jews to Israel,” Israel Studies, Vol.16, No.3 (Fall 2011), p.150.

[19]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5453.

[20]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ifty Years of Education in the State of Israel,” http://www.mfa.gov.il/mfa/aboutisrael/israelat50/pages/fifty%20years%20of%20education%20in%20the%20state%20of%20israel.aspx.

[21]　Herzl, trans. Lask, The Jewish State, p.16.

[22]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p.94.

[23]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231.

[24]　Seth J. Frantzman, “David Ben-Gurion, Israel's Segregationist Founder,” Forward (May 18, 2015), http://forward.com/opinion/israel/308306/ben-gurion-israels-segregationist-founder/[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25]　Ibid.

[26]　Nir Kedar, “Ben-Gurion's Mamlakhtiyut: Etym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Roots,” Israel Studies, Vol.7, No.3 (Fall 2002), p.129.

[27]Tekumah, Episode 17 at 12: 00.

[28]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199.

[29]　Tamara Traubman, “A Mystery That Defes Solution,” Ha'aretz (November 5, 2001),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news/a-mystery-that-defes-solution-1.73913[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30]　Moshe Reinfeld, “State Commission: Missing Yemenite Babies Not Kidnapped,” Ha'aretz (November 4, 2001), http://www.haaretz.com/news/state-commission-missing-yemenite-babies-not-kidnapped-1.73778[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31]　“15, 000% Growth in Army Exemptions for Yeshiva Students since 1948,” Hiddush website, http://hiddush.org/article-2338-0-15000Growth_in_army_exemptions_for_yeshiva_students_since1948.aspx[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32]Tekumah, Episode 11 at 31: 45.

[33]Tekumah, Episode 11 at 20: 15.

[34]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197.

[35]　David Ben-Gurion, Like Stars and Dust: Essays from Israel's Government Year Book (Ramat Gan, Israel: Masada Press, 1976), p.147. The translation from the Hebrew by the author. This passage also appears in mySaving Israel: How the Jewish People Can Win a War That May Never End (Hoboken, NJ: Wiley, 2009), p.154.

[36]　Jacob Blaustein, “The Voice of Reason: Address by Jacob Blaustein, President,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t the Meeting of Its Executive Committee, April 29, 1950,”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rchives, http://www.ajcarchives.org/AJC_DATA/Files/507.PDF, p.11.[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Italics in original, p.9.

[37]　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07), p.520.

[38]　Ibid.

[39]　Blaustein, “The Voice of Reason,” p.11. Italics original.

[40]　Ibid., p.10. Italics original.

[41]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179.

第十章

[1]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74.

[2]　关于以色列人死亡人数存在很大争议。马丁·吉尔伯特认为967名以色列人死于这些袭击。（Martin Gilbert, 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58.）但本尼·莫里斯说这个数字“纯粹是胡说”。（Benny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Arab Infiltration, Israeli Retaliation, and the Countdown to the Suez War[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01.）保守估计有几百人。

[3]　Morris, Israel'sBorderWars, 1949—1956, KindleEdition, Locations 3037—3049.

[4]　Ibid., Locations 3123—3128.

[5]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p.289—290.

[6]　S. Yizhar, trans. Nicolas de Lange and Yaacob Dweck, Khirbet Khizeh: ANove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100.

[7]　Ibid., pp.103—104.

[8]　Noah Efron, “The Price of Return,” Ha'aretz (November 23, 2008), http://www.haaretz.com/news/the-price-of-return-1.258035[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9]　Robert Slater, Warrior Statesman: The Life of Moshe Day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149.

[10]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 Locations 3037—3049.

[11]　David Landau, Arik: The Life of Ariel Shar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p.7.

[12]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292.

[13]　Zvi Ganin, An Uneasy Relationship: American Jewish Leadership and Israel, 1948—1957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90—191.

[14]　Landau, Arik, pp.26—27.

[15]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 Locations 3293—3299.

[16]　Translation from Mitch Ginsburg, “When Moshe Dayan Delivered the Defning Speech of Zionism,” Times of Israel (April 26, 2016), http://www.timesofisrael.com/when-moshe-dayan-delivered-the-defning-speech-of-zionism/[Last viewed on May 8, 2016]. See also Aluf Benn, “Doomed to Fight” (May 9, 2011), Ha'aretz, http://www.haaretz.com/weekend/week-s-end/doomed-to-fght-1.360698[Lastviewed December 8, 2015].

[17]　Ginsburg, “When Moshe Dayan Delivered the Defning Speech of Zionism.” See also Chemi Shalev, “Moshe Dayan's Enduring Gaza Eulogy: This Is the Fate of Our Generation,” Ha'aretz (July 20, 2014), http://www.haaretz.com/blogs/west-of-eden/.premium-1.606258[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18]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 Locations 208—213.

[19]　Ibid.

[20]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486.

[21]　Ibid., p.487.

[22]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315.

[23]　Ibid., p.317.

[24]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 Location 7962.

[25]　Michael B. Oren, “The Second War of Independence,” Azure, No.27 (Winter 5767/2007) .

[26]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p.483.

[27]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p.326—327.

[28]　Golda Meir, My Life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75), p.59.

[29]　Yehuda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An Intimate Narrative of Israeli Leadership (Jerusalem: Toby Press, 2010),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822—1829.

[30]　Ibid.

第十一章

[1]　David Mikics, “Holocaust Pulp Fiction,” Tablet Magazine (April 19, 2012), http://www.tabletmag.com/jewish-arts-and-culture/books/97160/ka-tzetnik.

[2]　Deborah E. Lipstadt, The Eichmann Tria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1), p.3.

[3]　Ibid., pp.21—22.

[4]　Ibid., pp.24—25.

[5]　Ibid., p.29.

[6]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337.

[7]　George Lavy, Germany and Israel: Moral Debt and National Interest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7.

[8]　Menachem Begin, White Nights: The Story of a Prisoner in Russi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79), p.265.

[9]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104.

[10]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280.

[11]　Seth M. Siegel, Let There Be Water: Israel's Solution for a Water-Starved World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5), p.40.

[12]　Seth M. Siegel, “50 Years Later, National Water Carrier Still an Inspiration,” Ynetnews.com (September 6,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528200,00.html[Last viewed on May 10, 2016].

[13]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17 at 20: 15.

[14]　Assaf Inbari, HaBaita (Tel Aviv: Yediyot Sefarim, 2009), pp.169—170, 178[Translations by Daniel Gordis].

[15]　Elad Zeret, “Kastner's Killer: I Would Never Have Shot Him Today,” Ynetnews.com (October 29,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585767,00.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16]　Yossi Klein Halevi, Like Dreamers: The Story of the Israeli Paratroopers Who Reunited Jerusalem and Divided a N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p.42.

[17]　Ari Shavit, 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3), pp.179—180.

[18]　Lipstadt, The Eichmann Trial, p.34.

[19]　David Ben-Gurion, “The Eichmann Case as Seen by Ben-Gurio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1960), http://timesmachine.nytimes.com/timesmachine/1960/12/18/99904385.html?pageNumber=182[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20]　Lipstadt, The Eichmann Trial, p.36.

[21]　Ibid., p.53.

[22]　Ibid., p.78.

[23]　Ibid.

[24]　Ibid., pp.97—98.

[25]　Ibid.

[26]　“Planet Auschwitz” (filmed testimony of Yehiel De-Nur at Eichmann tri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0T9tZiKYl4.

[27]　Oz Almog, The Sab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84.

[28]　Yair Lapid, trans. Evan Fallenberg, Memories After My Death: The Joseph (Tommy) Lapid Story (London: Elliott & Thompson Limited, 2011), pp.131—132.

[29]　Ibid.

[30]　Lipstadt, The Eichmann Trial, pp.80—81.

[31]　Haim Hazaz, The Sermon and Other Stories (Jerusalem: Toby Press, 2005), p.237.

第十二章

[1]　Jewish Agency, “The Massive Immigration,” http://www.jewishagency.org/he/historical-aliyah/content/22097[Last viewed December 10, 2015][In Hebrew].

[2]　这首歌有很多翻译版本，这里是作者自己的译文。

[3]　2004年，拿俄米·舍莫尔临终前承认这首歌的旋律取自一首巴斯克摇篮曲。Tom Segev, “In Letter, Naomi Shemer Admitted Lifting‘Jerusalem of Gold'Tune,” Ha'aretz (May 5, 2005), http://www.haaretz.com/news/in-letter-naomi-shemer-admitted-lifting-jerusalem-of-gold-tune-1.157851[Last viewed December 8，2015].

[4]　Yossi Klein Halevi, Like Dreamers: The Story of the Israeli Paratroopers Who Reunited Jerusalem and Divided a N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p.58.

[5]　Ibid., p.31.

[6]　Ibid., p.34.

[7]　Michael B. Oren, Six Days of War: June1967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63.

[8]　Ibid.

[9]　Ibid., p.368.

[10]　Abba Eban, Abba Eban: An Autobiography (Lexington, MA: Plunkett Lake Press, 2015), Kindle Edition, Location 7223.

[11]　Ibid., Location 7352.

[12]　Oren, Six Days of War, p.133.

[13]　Yehuda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An Intimate Narrative of Israeli Leadership (Jerusalem: Toby Press, 2010), p.148.

[14]　Ibid.

[15]　Oren, Six Days of War, p.132.

[16]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p.148.

[17]　Oren, Six Days of War, p.134.

[18]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377.

[19]　Avraham Avi-hai, “The POSTman Knocks Twice: Yitzhak Rabin, Man of Contradictions,”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11, 2014), http://www.jpost.com/Opinion/The-POSTman-Knocks-Twice-Yitzhak-Rabin-man-of-contradictions-375134[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20]　Halevi, Like Dreamers, p.57.

[21]　Samuel G. Freedman, Jew vs. Jew: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merican Jew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p.164. Michael Oren, Power, Faith, and Fantasy: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W.W. Norton, 2007), p.536.

[22]　Ibid., p.319.

[23]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373.

[24]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298.

[25]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p.135.

[26]　Tom Segev, trans. Jessica Cohen, 1967: Israel, the War, 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5), p.15.我对此处希伯来语的英译略有修改。

[27]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378.

[28]　对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具体内容有不同的记录，读者可以比较沙皮拉、奥伦和吉尔伯特对该事件记录的差异。本书参考的是迈克尔·奥伦的版本。

[29]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126.

[30]　Oren, Six Days of War, p.176.

[31]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pp.156—158.

[32]　Halevi, Like Dreamers, p.69.

[33]　Oren, Six Days of War, p.222.

[34]　Ibid., p.88.

[35]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391.

[36]　Ibid., p.392.

[37]　Ibid.

[38]　Oren, Six Days of War, p.307.

[39]　Gershom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1967—1977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p.2.

[40]　Michael Oren, “Did Israel Want the Six Day War?,” Azure (Spring 5759/1999), p.49.

[41]　Ibid., p.50.

[42]　Ibid., p.51.

[43]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19 at 20: 35.

[44]Tekumah, Episode 20 at 25: 45.

[45]　Halevi, Like Dreamers, p.98.

第十三章

[1]　Yossi Klein Halevi, Like Dreamers: The Story of the Israeli Paratroopers Who Reunited Jerusalem and Divided a N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p.111.

[2]　Gershom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1967—1977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p.86.

[3]　Ibid., p.43.

[4]　Ibid., p.85.

[5]　Tsur Ehrlich, “Nathan the Wise,” Azure, No.28 (Spring 5767/2007), http://azure.org.il/include/print.php?id=445[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6]　Halevi, Like Dreamers, p.119.

[7]　Translation of Leibowitz's letter, which is reproduced on numerous websites, by the author.

[8]　Halevi, Like Dreamers, p.94.

[9]　Ibid., p.152.

[10]　Ibid., pp.140—142.

[11]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p.113.

[12]　Halevi, Like Dreamers, pp.145—146.

[13]　Ibid.

[14]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p.335.

[15]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14 at 4: 50.

[16]　Halevi, Like Dreamers, pp.96—97.

[17]　Ibid., p.101.

[18]　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

[19]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393.

[20]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pp.61—62.

[21]　Ghassan Kanafani, Palestine's Children: Returning toHaifa and Other Stori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0), p.151.

[22]　网上有哈马斯宪章不同的翻译版本，本书参考的是犹太虚拟图书馆（Jewish Virtual Library）的译本。

[23]　Mahmoud Darwish, “Identity Card,” http://www.barghouti.com/poets/darwish/bitaqa.asp.

[24]　“The Khartoum Resolution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Israel (September 1, 1967), http://www.mfa.gov.il/mfa/foreignpolicy/peace/guide/pages/the%20khartoum%20resolutions.aspx[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第十四章

[1]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423.

[2]　Howard M.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p.744.

[3]　David Landau, Arik: The Life of Ariel Shar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p.75.

[4]　Ze'ev Schiff, A History of the Israeli Army: 1874 to the Present (London: Macmillan, 1985), p.246.

[5]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9 at 36: 20.

[6]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7794—7795.

[7]　Sachar, A History of Israel, p.748.

[8]Tekumah, Episode 9 at 43: 18.

[9]　William B. Quandt, Peace Proces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Since1967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5), p.101.

[10]　“Kissinger and Ismail Conduct Secret Meetings,” Center for Israel Education, http://israeled.org/kissinger-ismail-conduct-secret-meetings/[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11]　Quandt, Peace Process, p.455.

[12]　Mordechai Bar-On, Moshe Dayan: Israel's Controversial Hero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56.

[13]Tekumah, Episode 10 at 8: 07.

[14]　Mitch Ginsburg, “Mossad's Tip-Off Ahead of Yom Kippur War Did Not Reach Prime Minister, Newly Released Papers Show,” Times of Israel (September 20, 2012), http://www.timesofisrael.com/newly-released-papers-detail-depth-of-mishandling-of-yom-kippur-war-warnings/[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15]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432.

[16]　Landau, Arik, p.98.

[17]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p.416.

[18]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330.

[19]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440.

[20]　Herbert Druks, The Uncertain Alliance: The U. S. and Israel from Kennedy to the Peace Proces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p.113.

[21]　Amir Oren, “CIA Report on Yom Kippur War: Israel Had Nuclear Arsenal,” Ha'aretz (February 13, 2013), 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cia-report-on-yom-kippur-war-israel-had-nuclear-arsenal.premium-1.501101[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22]Tekumah, Episode 10 at 32: 00.

[23]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442.

[24]　Abraham Rabinovich, The Yom Kippur War: The Epic Encounte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4), p.497.

[25]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460.

[26]　Motti Regev and Edwin Seroussi, Popular Music and National Culture in Isra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67.

[27]　Translation from the Hebrew by the author.

[28]　Rabinovich, The Yom Kippur War, p.499.

[29]　Robert Slater, Rabin: 20Years After (Israel: KIP-Kotari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

[30]Tekumah, Episode 20 at 37: 55.

[31]Tekumah, Episode 7 at 45: 30.

[32]　Assaf Inbari, HaBaita (Tel Aviv: Yediyot Sefarim, 2009), p.242[Translations by Daniel Gordis].

[33]　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算是例外，以色列军队和叙利亚军队进行了正面交锋，但没有发展成为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

[34]Tekumah, Episode 13 at 11: 40.

[35]　Gil Troy, Moynihan's Moment: America's Fight Against Zionism as Ra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8.

第十五章

[1]　Yehuda Avner, The PrimeMinisters: An Intimate Narrative of Israeli Leadership (Jerusalem: Toby Press, 2010), p.606.

[2]　Ben Shalev, “Zohar Argov's Flower That Launched a Million Cassettes,” Ha'aretz (May 4, 2012), http://www.haaretz.com/weekend/week-s-end/zohar-argov-s-flower-that-launched-a-million-cassettes-1.428235[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3]　Nir Hasson, “Jerusalem Neighborhood to Name Streets in Honor of Mizrahi Black Panthers,” Ha'aretz (June 14, 2011), http://www.haaretz.com/jerusalem-neighborhood-to-name-streets-in-honor-of-mizrahi-black-panthers-1.369313[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4]　Albert Einstein, “New Palestine Poetry: Visit of Menachem Begin and Aims of Political Movement Discusse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1948), https://archive.org/details/AlbertEinstein Letter To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1948.

[5]　在第五届议会上，贝京提出应该逐步解除在以色列阿拉伯人生活区的军事法。他认为该法律侵犯了个人自由权，也违反了以色列国家的属性。他强调：“一个自由国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军事指挥官管理军人，平民管理平民。”Avi Shilon, trans. Danielle Zilberberg and Yoram Sharett, Menachem Begin：A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91.

[6]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88.

[7]　Menachem Begin, trans. Shmuel Katz, ed. Ivan M. Greenberg, The Revolt: Story of the Irgun (Bnei-Brak, Israel: Steimatzky Group, 1952), p.78.

[8]　Ned Temko, To Win or to Die: A Personal Portrait of Menachem Begi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7), p.146.

[9]　Anita Shapira, trans. Anthony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57.

[10]　Assaf Inbari, HaBaita (Tel Aviv: Yediyot Sefarim, 2009), p.248[Translations by Daniel Gordis].

[11]　Israeli Broadcasting Authority (IBA), May 30, 1977. The Hebrew can be translated, equally correctly, either as “in the style of a good Jew,” or “in a good Jewish style.”

[12]　Benjamin Beit Halachmi, Despair and Deliverance: Private Salvation in Contemporary Israe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55.

[13]　Gordis, Menachem Begin, p.159.

[14]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489.

[15]　Shapira, trans. Berris, Israel: A History, p.367.

[16]　Gordis, Menachem Begin, p.171.

[17]　Ofer Grosbard, Menachem Begin: The Absent Leader (Haifa: Strategic Research and Policy Center, National Defense College, IDF, 2007), p.271.

[18]　Mohamed Fadel Fahmy, “30 Years Later, Questions Remain Over Sadat Killing, Peace with Israel,” CNN (October 7, 2011), http://edition.cnn.com/2011/10/06/world/meast/egypt-sadat-assassination/[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19]　讽刺的是，大多数反对者都不是加沙居民。

[20]　Gershom Gorenberg, The Accidental Empire: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1967—1977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p.361.

[21]　Temko, To Win or to Die, p.198.

[22]　Hal Brands and David Palkki, “Saddam, Israel, and the Bomb: Nuclear Alarmism Justifi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6, No.1 (Summer 2011), p.133.

[23]　Ibid., p.146.

[24]　“Israel's Illusion,” New York Times (June 9, 1981), http://www.nytimes.com/1981/06/09/opinion/israel-s-illusion.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25]　Gordis, Menachem Begin, p.192.

[26]　Joseph Kraft, “For Begin, the End? He Should Be Voted Out for Raid That Further Isolates Israel,”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1, 1981) .

[27]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487 (1981),”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36/a36r027.htm[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28]　Moshe Fuksman-Sha'al, ed., trans. Ruchie Avital, “Dick Cheney Letter to Menachem Begin,” Israel's Strike Against the Iraqi Nuclear Reactor7June1981 (Jerusalem: Menachem Begin Heritage Center, 2003), p.77.

[29]　Dan Raviv and Yossi Melman, Spies Against Armageddon: The Mossad and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rael: Yediot Ahronoth Books, 2012), p.334.

[30]　Gadi Bloom and Nir Hefez, Ariel Sharon: A Lif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p.213.

[31]　“Middle East: A Sabbath of Terror,” Time (March 20, 1978),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19454,00.html.

[32]　Avner, The Prime Ministers, p.606.

[33]　Temko, To Win or to Die, pp.283—284.

[34]　Thomas L. Friedman,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9), p.162.

[35]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20 at 45: 50. The speaker was Letty Cottin Pogrebin, editor ofMs.Magazine.

[36]　Gadi Bloom and Nir Hefez, Ariel Sharon: A Lif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pp.246—247.

[37]　Matti Friedman, Pumpkin Flowers: A Soldier's Story (Chapel Hill, NC: Algonquin, 2016), p.188.

[38]　不少人提到以色列发射了照明弹，比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参见Thomas Friedman,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p.161。

[39]　Nirit Anderman, “Israeli Film on Lebanon War 'Waltz with Bashir' Shown in Beirut,” Ha'aretz (January 21, 2009), http://www.haaretz.com/news/israeli-film-on-lebanon-war-waltz-with-bashir-shown-in-beirut-1.268524[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40]　Dan Meridor,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January 2, 2013.

[41]　Michael B. Oren, Ally: My Journey Across the American-Israeli Divid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p.27.

[42]　Shilon, trans. Zilberberg and Sharett, Menachem Begin: A Life, pp.374—375.

第十六章

[1]　Ari Shavit, 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3), p.276.

[2]　Ibid., p.278.

[3]　Nathan Brown, Amr Hamzawy, and Marina Ottaway, “Islamist Movements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the Arab World: Exploring the Gray Zones,” Carnegie Papers, No.67 (March 2006),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P67.Brown.FINAL.pdf [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4]　The Hamas Charter is widely available online. See, for example, http://www.acpr.org.il/resources/hamascharter.html.

[5]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3929—13937.

[6]Tekumah (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first broadcast 1998, Channel 1, Episode 18 at 3: 50.

[7]Tekumah, Episode 18 at 16: 25.

[8]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p.533—534.

[9]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Location 6313.

[10]　Ibid., Locations 14578—14596. See also http://www.nytimes.com/1988/08/01/world/hussein-surrenders-claims-west-bank-plo-us-peace-plan-jeo-pardy-internal-ten-sions.html.

[11]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Locations 14501—14503.

[12]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p.538—539.

[13]　Joel Greenberg, “Yeshayahu Leibowitz, 91, Iconoclastic Israeli Thinker,” New York Times (August 19, 1994), http://www.nytimes.com/1994/08/19/obituaries/yeshayahu-leibowitz-91-iconoclastic-israeli-thinker.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4]　David Ellenson and Daniel Gordis, ed. Aron Rodrigue and Steven J. Zipperstein, Pledges of Jewish Allegiance: Conversion, Law, and Policymaking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Orthodox Respons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51—158.

[15]　Howard M. Lenhoff and Jerry L. Weaver, Black Jews, Jews, and Other Heroes: How Grassroots Activism Led to the Rescue of the Ethiopian Jews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House, 2007), pp.42—43.

[16]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p.144—145.

[17]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552.

[18]　Jeff Jacoby, “Would Rabin Have Pulled the Plug on a 'Peace Process' That Failed?” Boston Globe (October 22, 2015), http://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5/10/22/would-rabin-have-pulled-plug-peace-process-that-fai-led/fgHF1Y8bkh7leSbtgHfleL/story.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9]　Moshe Ya'alon, The Longer Shorter Way (Tel Aviv: Yedioth Ahronoth Books and Chemed Books, 2007) .p.82[In Hebrew]. Also discussed in English in David M. Weinberg, “Yitzhak Rabin Was 'Close to Stopping the Oslo Process,'” Jerusalem Post (October 17, 2013), http://www.jpost.com/Opinion/Columnists/Yitzhak-Rabin-was-close-to-stopping-the-Oslo-process-329064.

[20]　Weinberg, “Yitzhak Rabin Was 'Close to Stopping the Oslo Process.'”

[21]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p.569—570.

[22]　Ibid., p.572.

[23]　Ibid., p.584.

[24]Tekumah, Episode 22 at 00: 20.

[25]　Ibid., p.587.

[26]　Ibid.

第十七章

[1]　King Hussein's eulogy at Rabin's funeral, November 6, 1995. Transcript available at http://www.mfa.gov.il/mfa/mfa-archive/1995/pages/rabin%20funeral-%20eulogy%20by%20king%20hussein.aspx.

[2]　“Clinton to Lead U. S. Delegation,” CNN (November 5, 1995), http://edition.cnn.com/WORLD/9511/rabin/clinton/index.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3]　Jeff Jacoby, “Would Rabin Have Pulled the Plug on a 'Peace Process' That Failed?” Boston Globe (October 22, 2015), http://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5/10/22/would-rabin-have-pulled-plug-peace-process-that-fai-led/fgHF1Y8bkh7leSbtgHfleL/story.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4]　Martin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p.593.

[5]　Matti Friedman, Pumpkin Flowers (Chapel Hill: Algonquin Books, 2016), p.155.

[6]　Ibid.

[7]　Ibid., p.181.

[8]　“Dennis Ross and Gidi Grinstein, Reply by Hussein Agha and Robert Malle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0, 2001),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01/sep/20/camp-david-an-exchange/[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9]　对于谈判崩溃的原因，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即使在以色列人中，有些学者也不接受Ross-Barak的解释，而是认为巴拉克负有责任。

[10]　Colin Shindler, A History of Modern Israel,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83.

[11]　Benny Morris,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Kindle Edition, Locations 15878—15883.

[12]　Dan Rabinowitz, “October 2000, Revisited,” Ha'aretz (October 19, 2004),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opinion/october-2000-revisited-1.137855[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3]　Jack Khoury, “Israeli Arabs Mark Fifteenth Anniversary of October 2000 Riots,” Ha'aretz (January10,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1.678344[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4]　Jewish National Fund, Tree Planting Center, http://www.jnf.org/support/tree-planting-center/.

[15]　Bill Clinton, My Life (New York: Vintage Press, 2005), p.946.

[16]　Ibid., pp.296—297.

[17]　Dennis Ross, Doomed to Succeed: The U. S. -Israel Relationships from Truman to Obam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p.297.

[18]　II Samuel 2: 26.

[19]　Benny Morris, “Peace? No Chance,” Guardian (February 21, 2002),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2/feb/21/israel2[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20]　Ross, Doomed to Succeed, p.312.

[21]　Interview between Rachel Greenspan and Yossi KleinHalevi, December 15, 2015.

[22]　Benny Morris, “Exposing Abbas,” National Interest (May 19, 2011),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exposing-abbas-5335[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23]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627.

[24]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PM Sharon and President Bu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Israel website (April 14, 2004), http://www.mfa.gov.il/mfa/foreignpolicy/peace/mfadocuments/pages/exchange%20of%20letters%20sharon-bush%2014-apr-2004.aspx[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25]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637.

[26]　Ibid., p.638.

[27]　Yagil Levy, The Hierarchy of Military Death, Open University of Israel (Lisbon, April 14—19, 2009), https://ecpr.eu/Filestore/PaperProposal/2cfd87af-cab2-4374-b84d-eb03fbbc3cd1.pdf.11.

[28]　Dan Senor and Saul Singe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 (New York: Twelve, 2012), p.15.

[29]　The World Bank, “GDP Growth (annual%),”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page=1.

[30]　Senor and Singer, Start-Up Nation, p.11.

[31]　Ibid., pp.11, 13.

[32]　Ibid., pp.11—12.

[33]　Ibid., p.129.

[34]　Ibid., p.181.

[35]　Ibid., p.182.

[36]　Manfred Gerstenfeld, The War of a Million Cuts: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Delegitimization of Israel and the Jews, and the Growth of New Anti-Semitism (Jerusalem: JCPA, 2015), p.250.

[37]　Daniel Freedman, “The World's Deadly Obsession with Israel,” Forbes (June 24, 2010), http://www.forbes.com/2010/06/23/israel-hamas-middle-east-opinions-columnists-daniel-freedman.html.

[38]　Gerstenfeld, The War of a Million Cuts, pp.13—14.

[39]　Joshua Muravchik, “Muslims and Terror: The Real Story,” Commentary (February 1, 2015), 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s/muslims-and-terror-the-real-story-1/[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40]　“Human Rights Actions,” Human Rights Voices, http://www.humanrightsvoices.org/EYEontheUN/priorities/actions/body/?ua=1&ya=1&sa=1&tp=1[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41]　Michal Navoth, “Israel'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Is There Hope for Chang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ffairs, No.601 (May—June 2014), http://jcpa.org/article/israels-relationship-un-human-rights-council/[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42]　Irwin Cotler, “Israel and the United Nations,” Jerusalem Post (August 15, 2013), http://www.jpost.com/Opinion/Op-Ed-Contributors/Israel-and-the-United-Nations-323252[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43]　Gerstenfeld, The War of a Million Cuts, p.254.

[44]　Ibid.

[45]　Richard Kemp, “The U. N.'s Gaza Report Is Flawed and Dangerous,” http://www.nytimes.com/2015/06/26/opinion/the-uns-gaza-report-is-flawed-and-dangerous.html.

[46]　Ibid.

[47]　Samantha Power, Remarks at the Israel Middle East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Building a More Model UN,” transcript (February 15, 2016), http://usun.state.gov/remarks/7138[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48]　Robert L. Bernstein, “Rights Watchdog, Lost in the Midea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1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0/20/opinion/20bernstein.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49]　The Forward and Nathan Guttman, “Want to Delegitimize Israel? Be Careful Who You Mess With,” Ha'aretz (April 13, 2010), http://www.haaretz.com/news/want-to-delegitimize-israel-be-careful-who-you-mess-with-1.284184[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50]　Gerstenfeld, The War of a Million Cuts, p.252.

[51]　Aron Heller, “Western Europe Jewish Migration to Israel Hits All-Time High,” AssociatedPress (January14, 2016),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164bbc1445aa42fc883ee85e4439523a/western-europe-jewish-migration-israel-hits-all-time-high[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52]　David Makovsky, “The Silent Strike: How Israel Bombed a Syrian Nuclear Installation and Kept It Secret,” New Yorker (September 17, 2012),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2/09/17/the-silent-strike[LastviewedJanuary10, 2016].

[53]　Gilbert, Israel: A History, p.635.

[54]　“PM Says Iran's Chief of Staff Vowed Sunday to Eliminate Israel,” Times of Israel (May 21, 2012), http://www.timesofisrael.com/pm-says-irans-chief-of-staff-vowed-sunday-to-eliminate-israe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55]　Henry Kissinger and George P. Shultz, “The Iran Deal and Its Consequences,”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7,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iran-deal-and-its-consequences-1428447582[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56]　Michael B. Oren, Ally: My Journey Across the American-Israeli Divid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p.360.

[57]　Ibid., p.183.

第十八章

[1]　Rami Kleinstein, “Small Gifts,” on the album of the same name. First verse. Translation is mine.

[2]　“Israel Election Updates Yesh Atid to Announce Openly Gay Candidate,” Ha'aretz (January 26,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elections/1.639040[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3]　This translation of Calderon's speech is taken from Ruth Calderon, “The Heritage of All Israel,” Jewish Week (February 14, 2013), http://www.thejewishweek.com/editorial-opinion/opinion/heritage-all-israel#tz8I4YxxRBluZ53i.99[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4]　The phrase is Paul Cowan's. Paul Cowan, An Orphan in History: One Man's Triumphant Search for His Jewish Roots (Woodstock, VT: Jewish Lights Publishing, 2002) .

[5]　Yair Lapid, trans. Evan Fallenberg, Memories After My Death: The Joseph (Tommy) Lapid Story (London: Elliott & Thompson Limited, 2011), p.23.

[6]　Malka Shaked, I'll Play You Forever: The Bible in Modern Hebrew Poetry (Tel Aviv: Yediot Achronot, 2005) .

[7]　Ruth Gavison, “No 'Israeliness' Instead of 'Jewishness,'” Liberal Magazine, Vol.15 (January2015), http://theliberal.co.il/ruth-gavison-israeliness-instead-jewishness/[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8]　Meir Buzaglo, Safa La-Ne'emanim[Hebrew].A Language for the Faithful: Reflection on Tradition (Tel Aviv and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and Mandel Foundation, 2009) .

[9]　Robert Alter, ed., The Poetry of Yehuda Amichai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p.299.

[10]　Elli Fischer, “Why I Defy the Israeli Chief Rabbinate,” Jewish Review of Books (Winter 2016), https://jewishreviewofbooks.com/articles/1917/why-i-defy-the-israeli-chief-rabbinate/.

[11]　Akiva Eldar, “Border Control Getting in a State Over the UN Vote,” Ha'aretz (September13, 2011),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features/border-control-getting-in-a-state-over-the-un-vote-1.384135[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12]　“Israel's Haredi Population: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Myers-JDC-Brookdale (October 2015), http://brookdale.jdc.org.il/_Uploads/dbsAttachedFiles/Israels-Haredi-Population-2015-10-FINAL.pdf[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3]　Gwen Ackerman and Alisa Odenheimer, “Israel Prosperity Seen Unsustainable as Haredim Refuse to Work,” Bloomberg Business (August 2, 2010),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0-08-01/israel-prosperity-seen-unsustainable-as-haredim-refusal-to-work-takes-tol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4]　Jessica Steinberg, “TVshow 'Shtisel' Subtly Changes Ultra-Orthodox Perceptions,” Times of Israel (January 13, 2016), http://www.timesofisrael.com/tv-show-shtisel-subtly-changes-ultra-orthodox-perceptions/[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15]　Noah Feldman, “Violence in the Name of the Messiah,” Bloomberg View (November 1, 2015), http://www.bloombergview.com/articles/2015-11-01/violence-in-the-name-of-the-messiah[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6]　The Forward and Daniel Estrin, “The King's Torah: A Rabbinic Text or a Call to Terror?” Ha'aretz (January 22, 2010), http://www.haaretz.com/jewish/2.209/the-king-s-torah-a-rabbinic-text-or-a-call-to-terror-1.261930[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7]　Jeremy Sharon, “'Torat Hamelech' Authors Will Not Be Indicted,” Jerusalem Post (May 28, 2012),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A-G-Torat-Hamelech-authors-will-not-be-indicted[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结语

[1]　Ari Shavit, 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3), p.419.

[2]　“Israel Turns 68 with 8.5 Million People, 10 Times More Than in 1948,” Times of Israel (May 9, 2016), http://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turns-68-with-8-5-million-people-10-times-more-than-in-1948/.

[3]　Barbara Tuchman, “Israel: Land of Unlimited Impossibilities,” inPracticing History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1), p.134.

[4]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Biden: The Enduring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March 11, 2010),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vice-president-biden-enduring-partnership-between-united-states-and-israe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5]　Charles Krauthammer, “At Last, Zion,” Jewish Ideas Daily (September 21, 2012), http://www.jewishideasdaily.com/5057/features/at-last-zion/[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6]　Jewish National Fund, “Forestry & Green Innovations,” http://www.jnf.org/work-we-do/our-projects/forestry-ecology/[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7]　Richard Kemp, “The U. N.'s Gaza Report Is Flawed and Dangerous,” New York Times (June 25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5/06/26/opinion/the-uns-gaza-report-is-flawed-and-dangerous.html; Samantha Power, Remarks at theIsrael Middle East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Building a More Model UN,” transcript (February 15, 2016), http://usun.state.gov/remarks/7138[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8]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2015, 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ARWU2015.html[Last viewed August 10, 2016].

[9]　“Speech by Jimmy Carter on White House Lawn, Washington, D. C., July 19, 1977.” Cited in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143.

[10]　“Speech by Menachem Begin on White House Lawn, Washington, D. C., July 19, 1977.” Cited in Daniel Gordis,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p.143.

[11]　Martin Kramer, “Fouad Ajami Goes to Israel,” Mosaic (January 8, 2015), http://mosaicmagazine.com/observation/2015/01/fouad-ajami-goes-to-israel/[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12]　Fouad Ajami, “A Reality Check as Israel Turns 60,”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7, 2008), http://www.usnews.com/opinion/fajami/articles/2008/05/07/a-reality-check-as-israel-turns-60[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13]　Tsur Ehrlich, “Nathan the Wise,” Azure, No.28 (Spring 5767/2007), p.77, http://azure.org.il/include/print.php?id=445[Last viewed May 1, 2016].

引用文献

A. A. P. “U. N. O. Passes Palestine Partition Plan.” Morning Herald (December 1, 1947), http://trove.nla.gov.au/ndp/del/article/134238148[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About the Organization.” HaShomer HaHadash website, http://www.shomer-israel.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0&Itemid=62[Translation by Daniel Gordis][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Above and Beyond. Playmount Productions and Katahdin Productions, produced by Nancy Spielberg, 2015.

Ackerman, Gwen, and Alisa Odenheimer. “Israel Prosperity Seen Unsustainable as Haredim Refuse to Work.” Bloomberg Business (August 2, 2010),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0-08-01/israel-prosperity-seen-unsustainable-as-haredim-refusal-to-work-takes-tol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Ahad Ha'am. “The Jewish State and the Jewish Problem.” InThe Zionist Idea, ed. Arthur Hertzberg.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Ajami, Fouad. “A Reality Check as Israel Turns 60.”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y 7, 2008), http://www.usnews.com/opinion/fajami/articles/2008/05/07/a-reality-check-as-israel-turns-60[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Almog, Oz. The Sab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Alon, Mati. Holocaust and Redemption. Victoria, BC: Trafford Publishing, 2013.

Alpert, Pinhas, and Goren Dotan, eds. Diary of a Muchtar in Jerusalem: The History of the Beit Yisrael Neighborhood and its Surroundings in the Writings of Rabbi Moshe Yekutiel Alpert (1938—1952). (Ramat Gan, Israel: Bar Il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In Hebrew].

Alter, Robert, ed. The Poetry of Yehuda Amichai.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Anderman, Nirit. “Israeli Film on Lebanon War 'Waltz with Bashir'Shown in Beirut.” Ha'aretz (January21, 2009), http://www.haaretz.com/news/israeli-film-on-lebanon-war-waltz-with-bashir-shown-in-beirut-1.268524[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Asher, Tali. “The Growing Silence of the Poetess Rachel.” InJewish Women in Pre-State Israel: Life History, Politics, and Culture, ed. Ruth Kark, Margarit Shilo, and Galit Hasan-Rokem.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08.

Auerbach, Jerold S. Brothers at War: Israel and the Tragedy of theAltalena. New Orleans: Quid Pro Books, 2011.

Avi-hai, Avraham. “The POSTman Knocks Twice: Yitzhak Rabin, Man of Contradictions.”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11, 2014), http://www.jpost.com/Opinion/The-POSTman-Knocks-Twice-Yitzhak-Rabin-man-of-contradictions-375134[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Avineri, Shlomo, trans. Haim Watzman. Herzl: Theodor Herzl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Jewish Stat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8.

Avner, Yehuda. The Prime Ministers: An Intimate Narrative of Israeli Leadership. Jerusalem: Toby Press, 2010.

Baker, Amb. Alan. “The Legal Basis of Israel's Rights in the Disputed Territories.”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January 8, 2013), http://jcpa.org/ten-basic-points-summarizing-israels-rights-in-judea-and-samaria/[Last viewed May 1, 2016].

Balfour, Arthur James. “Balfour Declaration.” Avalon Project (1917),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balfour.asp[Last viewed May 1, 2016].

Bar-On, Mordechai. Moshe Dayan: Israel's Controversial Hero.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Bar-Zohar, Michael, trans. Peretz Kidron. Ben-Gurion: A Biography, The New Millennium Edition. Israel: Weidenfeld Nicolson, 2013.

Begin, Menachem. White Nights: The Story of a Prisoner in Russi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79.

Begin, Menachem, trans. Samuel Katz, ed. Ivan M. Greenberg. The Revolt: Story of the Irgun. Bnei-Brak, Israel: Steimatzky Group, 1952.

Bein, Alex, trans. Maurice Samuel. Theodor Herzl: A Biograph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0.

Ben-Gurion, David. “The Eichmann Case as Seen by Ben-Gurio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1960), http://timesmachine.nytimes.com/timesmachine/1960/12/18/99904385.html?pageNumber=182[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Ben-Gurion, David. Like Stars and Dust: Essays from Israel's Government Year Book. Ramat Gan, Israel: Masada Press, 1976.

Benn, Aluf. “Doomed to Fight.” Ha'aretz (May 9, 2011), http://www.haaretz.com/weekend/week-s-end/doomed-to-fight-1.360698[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Ben Hurin, Yitzhak. “Horrifying Details of Murder of Athletes in Munich Revealed: 'They Were Tortured in Front of Their Friends.'” Ynet. co. il (December 1, 2015), http://www.ynet.co.il/articles/0,7340,L-4733681,00.html[Last viewed May 1, 2016].

Ben-Sasson, Hayim, ed. A History of theJewish Peop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Berdyczewski, Micah Joseph. “Wrecking and Building.” InThe Zionist Idea, ed. Arthur Hertzberg.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Berlovitz, Yaffah. Inventing aLand, Inventing aPeople. TelAviv: Hotza'at HaKibbutz HaMeuchad, 1996.

Bernstein, Robert L. “Rights Watchdog, Lost in the Midea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0/20/opinion/20bernstein.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Bew, John. “The Tragic Cycle: Western Powers and the Middle East.” New Statesman (August 21, 2014), http://www.newstatesman.com/world-affairs/2014/08/tragic-cycle-western-powers-and-middle-east[Last viewed May 1, 2016].

Biden, Joe.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Biden: The Enduring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March 11, 2010),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vice-president-biden-enduring-partnership-between-united-states-and-israe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Billings, Lee. “ 'Beyond: Our Future in Space,' by Chris Impey.”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5/03/books/review/beyond-our-future-in-space-by-chris-impey.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Bishop, Patrick. The Reckoning: Death and Intrigue in the Promised Land, A True Detective Stor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4.

Blaustein, Jacob. “The Voice of Reason: Address by Jacob Blaustein, President,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t the Meeting of Its Executive Committee, April 29, 1950,”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rchives, http://www.ajcarchives.org/AJC_DATA/Files/507.PDF[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Bloom, Cecil. “Sir Mark Sykes: British Diplomat and a Convert to Zionism.” Jewis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43 (2011).

Bloom, Gadi, and NirHefez. Ariel Sharon: A Lif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Bluwstein, Rachel. “Perhaps.”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Vol. 3, Nos. 3and 4 (1996), http://www.pij.org/details.php?id=536[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Borden, Sam. “Long-Hidden Details Reveal Cruelty of 1972 Munich Attacker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12/02/sports/long-hidden-details-reveal-cruelty-of-1972-munich-attackers.html.

Brands, Hal, and David Palkki. “Saddam, Israel, and the Bomb: Nuclear Alarmism Justif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1 (Summer 2011).

Brown, Nathan, Amr Hamzawy, and Marina Ottaway. “Islamist Movements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n the Arab World: Exploring the Gray Zones.” Carnegie Papers, No. 67 (March 2006),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CP67.Brown.FINAL.pdf[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Buzaglo, Meir. Safa La-Ne'emanim[Hebrew]. A Language for the Faith ful: Reflection on Tradition. Tel Aviv and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and Mandel Foundation, 2009.

Calderon, Ruth. “The Heritage of All Israel.” Jewish Week (February 14, 2013), http://www.thejewishweek.com/editorial-opinion/opinion/heritage-all-israel#tz8I4-YxxRBluZ53i.99[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Churchill, Winston. “MIT Mid-Century Convocation, March 31, 1949.” MIT Institute Archives, https://libraries.mit.edu/archives/exhibits/midcentury/mid-cent-churchill.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CIA Report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Copy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Clinton to Lead U. S. Delegation.” CNN (November 5, 1995), http://edition.cnn.com/WORLD/9511/rabin/clinton/index.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Clinton, Bill. My Life. New York: Vintage Press, 2005.

Cohel, Eric. “The Spirit of Jewish Conservatism.” Mosaic, http://mosaicmagazine.com/essay/2015/04/the-spirit-of-jewish-conservatism/.

Cohen, Eliezer, trans. Yonatan Gordis. Israel's Best Defense: The First Full Story of the Israeli Air Force. New York: Orion Books, 1993.

Cohen, Hillel, trans. Haim Watzman. Year Zero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1929.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5.

Cotler, Irwin. “Israel and the United Nations.” Jerusalem Post (August 15, 2013), http://www.jpost.com/Opinion/Op-Ed-Contributors/Israel-and-the-United-Nations-323252[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Cowan, Paul. An Orphan in History: One Man's Triumphant Search for His Jewish Roots. Woodstock, VT: Jewish Lights Publishing, 2002.

Cunliffe, Barry, and Jerome Murphy-O'Connor. The Holy Land: An Oxford Archaeological Guide from Earliest Times to 17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Darwish, Mahmoud. “Identity Card,” 1964. http://www.barghouti.com/poets/darwish/bitaqa.asp[Last viewed May 1, 2016].

David, Assaf, and Asaf Siniver, eds. “Jordan's War That Never Was.” InThe Yom KippurWar: Politics, Legacy, Diplomacy.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3.

“Dennis Ross and Gidi Grinstein, Reply by Hussein Agha and Robert Malle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0, 2001),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2001/sep/20/camp-david-an-exchange/[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Dermer, Ron. “Israeli Ambassador: The Four Major Problems with the Iran Deal.” Washington Post (July 14,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a-bad-deal-today-a-worse-deal-tomorrow/2015/07/14/5d34ba00-2a39-11e5-a250-42bd812efc09_story.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Displacement of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1948—2012.” Justice for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http://www.justiceforjews.com/main_facts.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Dowty, Alan. “Much Ado About Little: Ahad Ha'Am's 'Truth from Eretz Yisrael,' Zionism, and the Arabs.” Israel Studies, Vol. 5, No. 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Drukker, Tamar S. “ 'I Am a Civil War' : The Poetry of Haim Gouri.” InWarfare and Poetry in the Middle East, ed. Hugh Kennedy. London: I. B. Tauris, 2013.

Druks, Herbert. The Uncertain Alliance: The U. S. and Israel from Kennedy to the Peace Proces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Dunstan, Simon. The Yom Kippur War: The Arab-Israeli War of1973.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07.

Eban, Abba. Abba Eban: An Autobiography. Lexington, MA: Plunkett Lake Press, 2015.

Efron, Noah. “The Price of Return.” Ha'aretz (November 23, 2008), http://www.haaretz.com/news/the-price-of-return-1.258035[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Eglash, Ruth. “Ten Years On, Pain of Dolphinarium Bombing Still Strong.” Jerusalem Post (May 29, 2011),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Ten-years-on-pain-of-Dolphinarium-bombing-still-strong[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Ehrlich, Tsur. “Nathan the Wise.” Azure, No. 28 (Spring 5767/2007), http://azure.org.il/include/print.php?id=445.

Eldar, Akiva. “Border Control Getting in a State Over the UN Vote.” Ha'aretz (September 13, 2011),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features/border-control-getting-in-a-state-over-the-un-vote-1.384135[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Eliot, George. Daniel Deronda. Introduction by Edmund White, Notes by Dr. Hugh Osborne.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2.

Ellenson, David, and Daniel Gordis. Pledges of Jewish Allegiance: Conversion, Law, and Policymaking in Nineteenth-and Twentieth-Century Orthodox Responsa. Stanford Studies in Jewish History and Culture, edited by Aron Rodrigue and Steven J. Zipperstei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Elon, Amos. The Pity of It All: A Portrait of the German-Jewish Epoch 1743—1933. New York: Picador, 2002.

Epstein, Lawrence. The Dream of Zion: The Story of the First Zionist Congres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6.

Eshkoli-Wagman, Hava. “Yishuv Zionism: Its Attitude to Nazism and the Third Reich Reconsidered.” Modern Judaism, Vol. 19, No. 1 (February 1999).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PM Sharon and President Bu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Israel website (April14, 2004), http://www.mfa.gov.il/mfa/foreignpolicy/peace/mfadocuments/pages/exchange%20of%20letters%20sharonbush%2014-apr-2004.aspx[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Fahmy, Mohamed Fadel. “30 Years Later, Questions Remain Over Sadat Killing, Peace with Israel.” CNN (October 7, 2011), http://edition.cnn.com/2011/10/06/world/meast/egypt-sadat-assassination/[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Fallows, James. “Who Shot Muhammed Al-Dura.” Atlantic (June 2003),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3/06/who-shot-mohammed-al-dura/302735/[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Faris, Hani A. “Israel Zangwill's Challenge to Zionism.”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4, No. 3 (1975).

Feldestein, Ariel. “One Meeting—Many Descriptions: The Resolu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of Israel.” Israel Studies Forum, Vol. 23, No. 2 (Winter 2008), p. 104.

Feldman, Noah. “Violence in the Name of the Messiah.” Bloomberg View (November 1, 2015), http://www.bloombergview.com/articles/2015-11-01/violence-in-the-name-of-the-messiah[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15, 000%Growth in Army Exemptions for Yeshiva Students Since 1948.” Hiddush (February 8, 2012), http://hiddush.org/article-2338-0-15000_Growth_in_army_exemptions_for_yeshiva_students_since_1948.aspx[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Fischer, Elli. “Why I Defy the Israeli Chief Rabbinate.” Jewish Review of Books (Winter2016), https://jewishreviewofbooks.com/articles/1917/why-i-defy-the-israeli-chief-rabbinate/.

Florsheim, Ella. “Giving Herzl His Due.” Azure, No. 21 (Summer 5765/2005).

“Forestry & Green Innovations.” Jewish National Fund, http://www.jnf.org/work-we-do/our-projects/forestry-ecology/[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The Forward and Daniel Estrin. “The King's Torah: A Rabbinic Text or a Call to Terror?” Ha'aretz (January 22, 2010), http://www.haaretz.com/jewish/2.209/the-king-s-torah-a-rabbinic-text-or-a-call-to-terror-1.261930[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The Forward and Nathan Guttman. “Want to Delegitimize Israel? Be Careful Who You Mess With.” Ha'aretz (April 13, 2010), http://www.haaretz.com/news/want-to-delegitimize-israel-be-careful-who-you-mess-with-1.284184[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Frantz, Douglas, and Catherine Collins. Death on the Black Sea: The Untold Story of theStrumaand World War II's Holocaust at Sea. London: HarperCollins, 2003.

Frantzman, Seth J. “David Ben-Gurion, Israel's Segregationist Founder.” Forward (May18, 2015), http://forward.com/opinion/israel/308306/ben-gurion-israels-segregationist-founder/[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Freedman, Daniel. “The World's Deadly Obsession with Israel.” Forbes (June 24, 2010), http://www.forbes.com/2010/06/23/israel-hamas-middle-east-opinions-columnists-daniel-freedman.html.

Freedman, Samuel G. Jew vs. Jew: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merican Jew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1.

Friedman, Matti. “Mizrahi Nation.” Mosaic (June 1, 2014), http://mosaicmagazine.com/essay/2014/06/mizrahi-nation/[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Friedman, Matti. Pumpkin Flowers. Chapel Hill, NC: Algonquin Books, 2016.

Friedman, Thomas L.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9.

Friling, Tuvia, trans. Ora Cummings. Arrows in the Dark: David Ben-Gurion, the Yishuv Leadership, and Rescue Attempts During the Holocaust, Volume I.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5.

Fromkin, David.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9.

Frost, Robert. “The Death of the Hired Man.” (North of Boston, 1915), Bartleby. com, http://www.bartleby.com/118/3.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Fuksman-Sha'al, Moshe, ed., trans. Ruchie Avital. “Dick Cheney Letter to Menachem Begin.” Israel's Strike Against the Iraqi Nuclear Reactor 7 June 1981. Jerusalem: Menachem Begin Heritage Center, 2003.

Ganin, Zvi. An Uneasy Relationship: American Jewish Leadership and Israel, 1948—1957.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Gavison, Ruth. “No 'Israeliness' instead of 'Jewishness.'” Liberal Magazine, Vol. 15 (January 2015), http://theliberal.co.il/ruth-gavison-israeliness-instead-jewishness/[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GDP Growth (annual%).”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page=1.

Gerstenfeld, Manfred. The War of a Million Cuts: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Delegitimization of Israel and the Jews, and the Growth of New Anti-Semitism. Jerusalem: JCPA, 2015.

Gilad, Elon. “Why Is Israel Called Israel?” Ha'aretz (April 20,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1.652699.

Gilbert, Martin. Churchill and the Jews: A Lifelong Friendship. New York: Henry Holt, 2007.

Gilbert, Martin. Israel: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8.

Gilbert, Martin. 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Ginor, Zvia Ben-Yoseph. “ 'Meteor-Yid' : Abba Kovner's Poetic Confrontation with Jewish History.” Judaism, Vol. 48, No. 1 (Winter 1999).

Ginsburg, Mitch. “Mossad's Tip-Off Ahead of Yom Kippur War Did Not Reach Prime Minister, Newly Released Papers Show.” Times of Israel (September 20, 2012), http://www.timesofisrael.com/newly-released-papers-detail-depth-of-mishandling-of-yom-kippur-war-warnings/[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Ginsburg, Mitch. “When Moshe Dayan Delivered the Defning Speech of Zionism,” Times of Israel (April 26, 2016), http://www.timesofisrael.com/when-moshe-dayan-delivered-the-defining-speech-of-zionism/.

Goldberg, Jeffrey. “The Paranoid, Supremacist, Roots of the Stabbing Intifada.” Atlantic (October 16,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10/the-roots-of-the-palestinian-uprising-against-israel/410944/.

Gorali, Moshe. “How God and Democracy Were Left Out.” Ha'aretz (May 5, 2003),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features/how-god-and-democracy-were-left-out-1.11023[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Gordis, Daniel. Menachem Begin: The Batt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4.

Gordis, Daniel. Saving Israel: How the Jewish People Can Win a War That May Never End. Hoboken, NJ: Wiley, 2010.

Gordon, A. D. “Logic for the Future (1910).” InThe Zionist Idea, ed. Arthur Hertzberg.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Govrin, Nurit. Roots andTops: The Imprint of the First Aliyah in Hebrew Literature. Tel Aviv: Papyrus and Tel Aviv University, 1981. [In Hebrew].

Grayzel, Solomon. A History of the Jew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7.

Greenberg, Joel. “Yeshayahu Leibowitz, 91, Iconoclastic Israeli Thinker.” New York Times (August19, 1994), http://www.nytimes.com/1994/08/19/obituaries/yeshayahu-leibowitz-91-iconoclastic-israeli-thinker.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Greenberg, Uri Zvi, trans. Neta Stahl. “One Truth and Not Two.” In “Jesus and the Pharisees Through the Eyes of Two Hebrew Writers: A Contrarian Perspective.” Hebrew Studies, Vol. 56, No. 1 (December 11, 2015).

Grey, Edward, Viscount Grey of Fallodon. Twenty-Five Years 1892—1916.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25.

Groenberg, Gershom. The Accidental Empire: Israel and the Birth of the Settlements, 1967—1977. New York: Henry Holt, 2006.

Grosbard, Ofer. Menachem Begin: The Absent Leader. Haifa: Strategic Research and Policy Center, National Defense College, IDF, 2007.

Guggenheim, Alan, and Adam Guggenheim. “Doomed from the Start.” NavalHistory, Vol. 18, No. 1 (February 2004).

Halachmi, Benjamin Beit. Despair and Deliverance: Private Salvation in Contemporary Israe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Halevi, Efraim. “Introduction.” InThe Millions That Changed the Middle East: Immigrants from the Former USSR, ed. Lily Galili and Roman Bronfman, http://matarbooks.co.il/printbook.php?book=1808&nav=4[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In Hebrew].

Halevi, Yossi Klein. Like Dreamers: The Story of the Israeli Paratroopers Who Reunited Jerusalem and Divided a N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3.

Halkin, Hillel. Jabotinsky: A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Hartman, Ben. “ 'Gov't' Failed Gaza Evacuees.” Jerusalem Post (June 16, 2010), http://www.jpost.com/Israel/Govt-failed-Gaza-evacuees[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Hasson, Nir. “Jerusalem Neighborhood to Name Streets in Honor of Mizrahi Black Panthers.” Ha'aretz (June14, 2011), http://www.haaretz.com/jerusalem-neighborhood-to-name-streets-in-honor-of-mizrahi-black-panthers-1.369313[Lastviewed March 23, 2016].

Hazaz, Haim. The Sermon and Other Stories. Jerusalem: Toby Press, 2005.

Hazony, Yoram. The Jewish State: The Struggle for Israel's Soul.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Heller, Aron. “Western Europe Jewish Migration to Israel Hits All-Time High.”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14, 2016), http://bigstory.ap.org/article/164bbc1445aa42fc883ee85e4439523a/western-europe-jewish-migration-israel-hits-all-time-high[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Helm, Sarah. “Yemeni Jews Describe Their Holocaust: Sarah Helm in Yehud Reports on Claims That Israelis Stole 4, 500 Children from Immigrants.” Independent (October 23, 2011),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yemeni-jews-describe-their-holocaust-sarah-helm-in-yehud-reports-on-claims-that-israelis-stole-4500-children-from-immigrants-1370515.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Hersh, Seymour. The Samson Option: Israel's Nuclear Arsenal and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Hertzberg, Arthur. The Zionist Idea.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Herzl, Theodor. Old New Land.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1997.

Herzl, Theodor, trans. I. M. Lask. The Jewish State. Tel Aviv: M. Newman Publishing House, 1954.

Hess, Moses. The Revival of Israel: Rome and Jerusalem, the Last Nationalist Question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5.

Hitler, Adolf. Mein Kampf. Boring, OR: CPA Book Publisher, 2000.

Hoffman, Bruce. Anonymous Soldiers: The Struggle for Israel: 1917—1947.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5.

Hoffman, Gil Stern. “Dov Lipman to Direct WZO Department.” Jerusalem Post (October 12, 2015), http://www.jpost.com/Israel-News/Politics-And-Diplomacy/Dov-Lipman-to-head-WZO-department-437000.

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Cambridge Edition, 1769.

Holtzman, Avner. “A New Truth from the Land of Israel: On the New Self Awareness in Second Aliyah Literature.” InThe Second Aliyah: Studies, ed. Israel Bartel. Jerusalem: Yad Yitzhak Ben-Zvi, 1997. [In Hebrew].

“Human Rights Actions.” Human Rights Voices, http://www.humanrightsvoices.org/EYEontheUN/priorities/actions/body/?ua=1&ya=1&sa=1&tp=1[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Hurwitz, ZviHarry. Begin: His Life, Words, and Deeds.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2004.

iCenter, “The Story of a Vote: Nov. 29, 1947.” iCenter (November 1, 2012), http://www.theicenter.org/voice/story-vote-nov-29-1947[Last viewed May 1, 2016].

IDF Spokesman and Israel Police. “Gaza Strip Evacuation.”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ugust 17, 2005), http://www.mfa.gov.il/mfa/pressroom/2005/pages/start%20of%20gaza%20strip%20evacuation%2017-aug-2005.aspx[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Inbari, Assaf. HaBaita. Tel Aviv: Yediyot Sefarim, 2009. [Translations by Daniel Gordis].

Isaacson, Walter.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07.

“Israel'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1948.” Avalon Project,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israel.asp[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Israel's Haredi Population: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Myers-JDCBrookdale (October 2015), http://brookdale.jdc.org.il/_Uploads/dbsAttachedFiles/Israels-Haredi-Population-2015-10-FINAL.pdf[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Israel's Illusion.” New York Times (June 9, 1981), http://www.nytimes.com/1981/06/09/opinion/israel-s-illusion.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Israel Turns 68 with 8. 5 Million People, 10 Times More Than in 1948.” Times of Israel (May 9, 2016), http://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turns-68-with-8-5-million-people-10-times-more-than-in-1948/.

Jabotinsky, Ze'ev (Vladimir). “The Basis of the Betarian Viewpoint Consists of One Idea: The Jewish State: The Ideology of Betar.”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http://www.wzo.org.il/index.php?dir=site&page=articles&op=item&cs=3360&langpage=eng&category=3122&mode=print[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Jabotinsky, Ze'ev (Vladimir). “The Iron Wall.” Jewish Virtual Library,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Zionism/ironwall.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Jacoby, Jeff. “Would Rabin Have Pulled the Plug on a 'Peace Process' That Failed?” Boston Globe (October 22, 2015), http://www.bostonglobe.com/opinion/2015/10/22/would-rabin-have-pulled-plug-peace-process-that-fai-led/fgHF1Y8bkh7leSbtgHfleL/story.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Jewish Agency. “BeBayit BeYachad: Shiputz Mo'adon Olim BeBeit Brodsky.” http://www.jewishagency.org/he/blog/7606/article/11706[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In Hebrew].

Johnson, Paul. A History of the Jews.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88.

JTA. “Israel to Vote Today in First National Elections; Campaign Reaches High Peak.” (January 25, 1949), http://www.jta.org/1949/01/25/archive/israel-to-vote-today-in-first-national-elections-campaign-reaches-high-peak[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JTA. “Of Weizmann's Address Opening Session of Israeli Constituent Assembly.” (February 15, 1949), http://www.jta.org/1949/02/15/archive/of-chaim-weizmanns-address-opening-session-of-israeli-constituent-assembly[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Judis, John B. “Seeds of Doubt: Harry Truman's Concerns About Israel and Palestine Were Prescient—And Forgotten.” New Republic (January 16, 2014), 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16215/was-harry-truman-zionist.

Kanafani, Ghassan. Palestine's Children: Returning to Haifa and Other Stori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0.

Kark, Ruth. “Changing Patterns of Landown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Palestine: The European Influence.”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10, No. 4 (1984).

Katz, Shmuel. Lone Wolf: A Biography of Vladimir (Ze'ev) Jabotinsky. Fort Lee, NJ: Barricade Books, 1995.

Kaya, Furkan. “Minority Policies of Turkey and Wealth Tax of 1942.” Yeditepe University (February 12, 2014), http://mpra.ub.uni-muenchen.de/53617/1/MPRA_paper_53617.pdf.

Kedar, Nir. “Ben-Gurion's Mamlakhtiyut: Etym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Roots.” Israel Studies, Vol. 7, No. 3 (Fall 2002).

Kellner, Vered. “Longings and Disappointments: A Voter in Exile in New York.” Ha'aretz (January18, 2003), http://www.haaretz.com/misc/iphone-article/longings-and-disappointments-a-voter-in-exile-in-new-york.premium-1.494743[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Kemp, Richard. “The U. N.'s Gaza Report Is Flawed and Dangerous.” New York Times (June 25,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6/26/opinion/the-uns-gaza-report-is-flawed-and-dangerous.html.

Kershner, Isabel. “Israel to Phase Out Religious Exemptions.”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3/13/world/middleeast/israel-restricts-exemptions-from-military-service.html?_r=0[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The Khartoum Resolution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Israel (September 1, 1967), http://www.mfa.gov.il/mfa/foreignpolicy/peace/guide/pages/the%20khartoum%20resolutions.aspx[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Khoury, Jack. “Israeli Arabs Mark Fifteenth Anniversary of October 2000 Riots.” Ha'aretz (January 10,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1.678344[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King James Bible Online, 2016. http://www.kingjamesbibleonline.org.

“Kissinger and Ismail Conduct Secret Meetings.” Center for Israel Education, http://israeled.org/kissinger-ismail-conduct-secret-meetings/[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Kissinger, Henry, and George P. Shultz. “The Iran Deal and Its Consequences.”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7,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iran-deal-and-its-consequences-1428447582[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Kraft, Joseph. “For Begin, the End? He Should Be Voted Out for Raid That Further Isolates Israel.” Los Angeles Times (June 11, 1981).

Kramer, Martin. “Fouad Ajami Goes to Israel.” Mosaic (January 8, 2015), http://mosaicmagazine.com/observation/2015/01/fouad-ajami-goes-to-israel/[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Kramer, Martin. “What Happened at Lydda.” Mosaic (July 1, 2014), http://mosaicmagazine.com/essay/2014/07/what-happened-at-lydda/[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Krauthammer, Charles. “At Last, Zion.” Jewish Ideas Daily (September 21, 2012), http://www.jewishideasdaily.com/5057/features/at-last-zion/[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Lam, Amira. “Peres Recall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e Didn't Have Time to Celebrate.” Ynetnews. com (December 21,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606090,00.html[Last viewed May 1, 2016].

Lanchin, Mike. “SSSt Louis: The Ship of Jewish Refugees Nobody Wanted.” BBC World Service (May 13, 2014), 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27373131[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Landau, David. Arik: The Life of Ariel Shar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Lapid, Yair, trans. Evan Fallenberg. Memories After My Death: The Joseph (Tommy) Lapid Story. London: Elliott & Thompson Limited, 2011.

Lapidot, Yehuda, trans. Chaya Galai. “TheAltalenaAffair.” Etzel, http://www.etzel.org.il/english/ac20.htm[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Lapin, Yaakov. “Katsav Entering Prison: 'You're Burying a Man Alive.'”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8, 2011),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Katsav-entering-prison-Youre-burying-a-man-alive[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Laqueur, Walter.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6.

Lavy, George. Germany and Israel: Moral Debt and National Interest. London: Frank Cass, 1996.

Lazaroff, Tovah. “2012 Settler Population Grew Almost Three Times as Fast as National Rate.” Jerusalem Post (September 7, 2013),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2012-West-Bank-settler-population-growing-almost-three-times-as-fast-as-national-rate-326309[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Lelchuk, Alan, and Gershon Shaked. 8 Great Hebrew Short Novels. New Milford, CT: Toby Press, 2012.

Lenhoff, Howard M., and Jerry L. Weaver. Black Jews, Jews, and Other Heroes: How Grassroots Activism Led to the Rescue of the Ethiopian Jews. Jerusalem: Gefen Publishing House, 2007.

Levy, Yagil. The Hierarchy of Military Death. Open University of Israel (Lisbon, April 14—19, 2009), https://ecpr.eu/Filestore/PaperProposal/2cfd87af-cab2-4374-b84d-eb03fbbc3cd1.pdf[Last viewed May 1, 2016].

Lichtblau, Eric. “Surviving the Nazis, Only to Be Jailed by Americ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2015), http://www.nytimes.com/2015/02/08/sunday-review/surviving-the-nazis-only-to-be-jailed-by-america.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Lipstadt, Deborah E. The Eichmann Trial. New York: Knopf Doubleday, 2011.

Lis, Jonathan, and Yarden Skop. “Israel Election Updates Yesh Atid to Announce Openly Gay Candidate.” Ha'aretz (January 26,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elections/1.639040[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Little, Douglas. American Orient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 London: I. B. Tauris, 2002.

Lord, Amnon. “Intelligence Failure or Paralysis.” 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 24, No. 3—4 (Fall 2012).

Makovsky, David. “The Silent Strike: How Israel Bombed a Syrian Nuclear Installation and Kept It Secret.” New Yorker (September 17, 2012),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2/09/17/the-silent-strike[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Makovsky, David. Churchill's Promised Land: Zionism and Statecraf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n, Nadav. “1st IDF Parade from Behind the Lens.” Ynetnews. com (December 13, 2008),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3637748,00.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Mapu, Abraham, trans. Joseph Marymount. The Love of Zion & Other Writings. Israel: Toby Press, 2006.

“The Massive Immigration.” Jewish Agency website, http://www.jewishagency.org/he/historical-aliyah/content/22097[Last viewed December 10, 2015][In Hebrew].

McCullough, David. Truma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Meir, Golda. My Life.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75.

Meir-Glitzenstein, Esther. “Operation Magic Carpet: 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the Magical Immigration of Yemenite Jews to Israel.” Israel Studies, Vol. 16, No. 3 (Fall 2011).

Melman, Yossi. “Jews, Just Like Arabs, Hid Weapons in Immoral Places.” Ha'aretz (January 27, 2011),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features/jews-just-like-arabs-hid-weapons-in-immoral-places-1.339432.

Mendes-Flohr, Paul, and Yehuda Reinharz.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Menendez Delivers Remarks on Iran Nuclear Deal at Seton Hall University's Schoo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b Menendez for New Jersey (August 18, 2015), http://www.menendez.senate.gov/news-and-events/press/menendez-delivers-remarks-on-iran-nuclear-deal-at-seton-hall-universitys-school-of-diplomac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Middle East: A Sabbath of Terror.” Time (March 20, 1978),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19454,00.html.

Mikics, David. “Holocaust Pulp Fiction.” Tablet (April 19, 2012), http://www.tabletmag.com/jewish-arts-and-culture/books/97160/ka-tzetnik[Last viewed March23, 2015]

Miller, J. Maxwell, and John H. Hayes.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and Judah.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6.

Mintz, Alan. “Kishinev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ooftests, Vol. 25, No. 1—2. (Winter/Spring 2005).

Mirsky, Yehudah. “What Is a Nation-State For?” Marginalia (March 11, 2015), http://marginalia.lareviewofbooks.org/nation-state-yehudah-mirsky/[Last viewed May 1, 2016].

Mirsky, Yehudah. Rav Kook: Mystic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Mizrahi World Movement. “The First Ever Israeli Elections.” http://mizrachi.org/the-first-ever-israeli-elections/[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Morris, Benny. “Exposing Abbas.” National Interest (May 19, 2011),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exposing-abbas-5335[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Morris, Benny. “The Historiography of Deir Yassin.”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Politics, Society, Culture, Vol. 24, No. 1 (August 2006).

Morris, Benny. “Peace? No Chance.” Guardian (February 21, 2002),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2/feb/21/israel2[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Morris, Benny. “ Zionism's 'Black Boxes' .” Mosaic (July13, 2014), http://mosaicmagazine.com/response/2014/07/zionisms-black-boxes/[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Morris, Benny. 1948: The First Arab-Israeli Wa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Morris, Benny. Israel's Border Wars1949—1956: Arab Infiltration, Israeli Retaliation, and the Countdown to theSuez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Morris, Benny. One State, Two States: Resolving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Morris, Benny. 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2001.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Morris, Benny. The Road to Jerusalem: Glubb Pasha, Palestine, and the Jews. London: I. B. Tauris, 2003.

“Moving Ceremony Marks Reburial of Herzl's Remains; Israeli Cabinet in Full Attendance,”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August 18, 1949), http://www.jta.org/1949/08/18/archive/moving-ceremony-marks-reburial-of-herzls-remains-israeli-cabinet-in-full-attendance.

Muravchik, Joshua. “Muslims and Terror: The Real Story.” Commentary (February 1, 2015), 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s/muslims-and-terror-the-real-story-1/[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Nadler, Alan. “Piety and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Satmar Rebbe.” Judaism, Vol. 31 (1982).

Navoth, Michal. “Israel'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Is There Hope for Change?”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ffairs, No. 601 (May—June 2014), http://jcpa.org/article/israels-relationship-un-human-rights-council/[Last viewed January 10, 2016].

Nordau, Max. “Jewry of Muscle.” In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2nd ed., edited by Paul Mendes-Flohr and Yehuda Reinharz.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Oren, Amir. “CIA Report on Yom Kippur War: Israel Had Nuclear Arsenal.” Ha'aretz (February 13, 2013), 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cia-report-on-yom-kippur-war-israel-had-nuclear-arsenal.premium-1.501101[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Oren, Michael B. “Did Israel Want the Six Day War?” Azure, No. 7 (Spring 5759/1999).

Oren, Michael B. “The Second War of Independence.” Azure, No. 27 (Winter 5767/2006).

Oren, Michael B. Ally: My Journey Across the American-Israeli Divid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5.

Oren, Michael B. Power, Faith, and Fantasy: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W. W. Norton, 2007.

Oren, Michael B. Six Days of War: June 1967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Oz, Amos, trans. Nicholas de Lange. 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 Orlando: Harcourt, 2004.

Pappe, Ilan. “A Post-Zionist Critique of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Part II: The Media.” in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Spring 1997), pp. 37—43, cited in Michael Oren, “Did Israel Want the Six Day War?” Azure, No. 7 (Spring 5759/1999), p. 48.

Parker, RichardBordeaux, ed. The OctoberWar: A Retrospective. Gain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1.

Patai, Raphael. The Jews of Hungary: History, Culture, Psycholog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atterson, David. “Introduction.” InThe Love of Zion & Other Writings, ed. Abraham Mapu, trans. Joseph Marymount. Israel: Toby Press, 2006.

Penkower, Monty Noam.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Modern Judaism, Vol. 24, No. 3 (2004).

Peres, Shimon, in conversation with David Landau. Ben-Gurion: A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11.

Persico, Tomer. “The Privatization of Religion and the Sanctifcation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Collapse of Zionist Collectivism.” Akdamut, No. 30 (February 2015).

Pianko, Noam. Zionism and the Roads Not Taken: Rawidowicz, Kaplan, Koh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iper, Franciszek. “Gas Chambers and Crematoria.” Jerusalem: Yad Vashem: The Holocaust Martyrs'and Heroes'Remembrance Authority, 2008.

Pitot, Geneviève, trans. Donna Edouard. The Story of the Jewish Detainees in Mauritius 1940—1945.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Planet Auschwitz.” Testimony of Yehiel De-Nur at Eichmann tri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0T9tZiKYl4[Last viewed May 1, 2016].

“PM Says Iran's Chief of Staff Vowed Sunday to Eliminate Israel.” Times of Israel (May 21, 2012), http://www.timesofisrael.com/pm-says-irans-chief-of-staff-vowed-sunday-to-eliminate-israel/[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Porat, Dina. The Blue and the Yellow Stars of David: The Zionist Leadership in Palestine and the Holocaust, 1939—1945.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ower, Samantha. Remarks at the Israel Middle East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Building a More Model UN. ” Transcript (February 15, 2016), http://usun.state.gov/remarks/7138[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Quandt, William B. Peace Process: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Since 1967.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5.

Rabinovich, Abraham. The Yom Kippur War: The Epic Encounte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4.

Rabinowitz, Dan. “October 2000, Revisited.” Ha'aretz (October 19, 2004),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opinion/october-2000-revisited-1.137855[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Raviv, Dan, and Yossi Melman. Spies Against Armageddon: The Mossad and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rael: Yediot Ahronoth Books, 2012.

Regev, Motti, and Edwin Seroussi. Popular Music and National Culture in Isra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Reinfeld, Moshe. “State Commission: Missing Yemenite Babies Not Kidnapped.” Ha'aretz Service (November 4, 2001), http://www.haaretz.com/news/state-commission-missing-yemenite-babies-not-kidnapped-1.73778[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Rosenberg, Yair. “Watch Orthodox Rabbi Benny Lau's Powerful Denunciation of Homophobia Justified in the Name of God.” Tablet (August 3, 2015), http://www.tabletmag.com/scroll/192649/watch-orthodox-rabbi-benny-laus-powerful-denunciation-of-homophobia-justified-in-the-name-of-god[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Roskies, DavidG., ed. The Literature of Destruction: Jewish Responses to Catastrophe.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88.

Ross, Dennis. Doomed to Succeed: The U. S. -Israel Relationships from Truman to Obam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5.

Rovner, Adam. In the Shadows of Zion: Promised Lands Before Israel.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4.

Sachar, Howard M.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9.

Samuel, Maurice, trans. The New Palestine, Vol. 8, No. 13 (March 27, 1925). Reproduced by Hebrew University in 2015 as commemorative issue. Copy on file with author.

Scheindlin, Raymond P.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From Legendary Times to Modern Statehoo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chiff, Ze'ev. A History of the Israeli Army: 1874 to the Present. London: Macmillan, 1985.

Schneer, Jonathan.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12.

Schwartzwald, Jack L. Nine Lives of Israel: A Nation's History Through the Lives of Its Foremost Leaders.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12.

Segev, Tom. “In Letter, Naomi Shemer Admitted Lifting 'Jerusalem of Gold' Tune.” Ha'aretz (May 5, 2005), http://www.haaretz.com/news/in-letter-naomi-shemer-admitted-lifting-jerusalem-of-gold-tune-1.157851[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Segev, Tom, trans. Haim Watzman.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00.

Segev, Tom, trans. Haim Watzman. The Seventh Million: The Israeli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Henry Holt, 1991.

Segev, Tom, trans. Jessica Cohen. 1967: Israel, the War, and the Year That Transformed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5.

Seltzer, Robert M. Jewish People, Jewish Thought: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1980.

Senor, Dan, and Saul Singer. Start-Up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 New York: Twelve, 2012.

Shaked, Malka. I'll Play You Forever: The Bible in Modern Hebrew Poetry. Tel Aviv: Yediot Achronot, 2005.

Shalev, Ben. “Zohar Argov's Flower That Launched a Million Cassettes.” Ha'aretz (May 4, 2012), http://www.haaretz.com/weekend/week-s-end/zohar-argov-s-flower-that-launched-a-million-cassettes-1.428235[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Shalev, Chemi. “Moshe Dayan's Enduring Gaza Eulogy: This Is the Fate of Our Generation.” Ha'aretz (July 20, 2014), http://www.haaretz.com/blogs/west-of-eden/.premium-1.606258[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Shalev, Chemi. “Sharon's Gaza Disengagement Was a Necessary Act of Self-Preservation.” Ha'aretz (July 29, 2015), http://www.haaretz.com/israel-news/.premium-1.667443[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Shapira, Anita, trans. Anthony Berris. Ben-Gurion: Father of Modern Israe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Shapira, Anita.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Sharon, Jeremy. “ 'Torat Hamelech'Authors Will Not Be Indicted.” Jerusalem Post (May 28, 2012),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A-G-Torat-Hamelech-authors-will-not-be-indicted[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Shavit, Ari. My Promised Land: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Israel.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3.

Shavit, Ari.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 Interview with Benny Morris.” Ha'aretz (January 8, 2004), http://www.haaretz.com/survival-of-the-fittest-1.61345[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Shavit, Yaacov, and Jehuda Reinharz. Glorious, Accursed Europe.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0.

Shilon, Avi, trans. Danielle Zilberberg and Yoram Sharett. Menachem Begin: A Lif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Shimoni, Gideon. The Zionist Ideology.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1995.

Shindler, Colin. “Zionist History's Murder Mystery.” Jewish Chronicle Online (June 16, 2013), http://www.thejc.com/comment-and-debate/comment/108596/zionist-historys-murder-mystery[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Shindler, Colin. A Historyof ModernIsrael,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Shmuel Gonen, 73, An Ex-Israeli General.”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 1991), http://www.nytimes.com/1991/10/02/obituaries/shmuel-gonen-73-an-ex-israeli-general.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Shragai, Nadav. “The Legend of Ambushed Palmach Squad '35.'” Ha'aretz (April 27, 2009), http://www.haaretz.com/the-legend-of-ambushed-palmach-squad-35-1.274876.

Shtull-Trauring, Asaf. “Hebrew University Climbs to 57th Place on Global Ranking List.” Ha'aretz (August 18, 2011),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news/hebrew-university-climbs-to-57th-place-on-global-ranking-list-1.379203[Last viewed November 20, 2011].

Siegel, Seth M. Let There Be Water: Israel's Solution for a Water-Starved World.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5.

Siegel, Seth M. “50Years Later, National Water Carrier Still an Inspiration.” Ynetnews. com (September 6,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528200,00.html[Last viewed May 1, 2016].

Silver, Abba Hillel, Moshe Shertok, and Chaim Weizmann. “Before the United Nations: October 1947.” Copy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Silver, Eric. Begin: The Haunted Prophe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Siniver, Asaf. Abba Eban: A Biography. New Yorkand London: Overlook Duckworth, 2015.

Slater, Robert. Rabin: 20 Years After. Israel: KIP Kotari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Slater, Robert. Warrior Statesman: The Life of Moshe Day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Solnit, Rebecca. “Easy Chair: The War of the World.” Harper's Magazine (February 2015).

Spiegel, Nina S. Embodying Hebrew Cultur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3.

Steinberg, Jessica. “TV Show 'Shtisel' Subtly Changes Ultra-Orthodox Perceptions.” Times of Israel (January 13, 2016), http://www.timesofisrael.com/tv-show-shtisel-subtly-changes-ultra-orthodox-perceptions/[Last viewed March 23, 2016].

Tekumah. [Hebrew]Rebirth: The First Fifty Years. An Israeli television series, Channel 1, first broadcast 1998.

Temko, Ned. To Win or to Die: A Personal Portrait of Menachem Begi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7.

Teveth, Shabtai. Ben Gurion's Spy: The Story of the Political Scandal That Shaped Modern Isra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Traubman, Tamara. “A Mystery That Defies Solution.” Ha'aretz (November 5, 2001), http://www.haaretz.com/print-edition/news/a-mystery-that-defies-solution-1.73913[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Troen, S. Ilan. Imagining Zion: Dreams, Designs, and Realities in a Century of Jewish Settlemen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Troy, Gil. “Happy Birthday, Mr. Kissinger.” Tablet (May 23, 2013), http://www.tabletmag.com/jewish-news-and-politics/132819/happy-birthday-mr-kissinger#xCoSwz6BrWoHxhzI.99[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Troy, Gil. Moynihan's Moment: America's Fight Against Zionism as Ra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Tuchman, Barbara. “Israel: Land of Unlimited Impossibilities.” InPracticing History.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1.

Twain, Mark. “Concerning the Jews.” Harper's Magazine, Vol. 99 (March 1898).

Tzahor, Ze'ev. “Chaim Arlosoroff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the Rise of Nazism.”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46, No. 3—4 (Summer-Autumn 1984).

UN Refugee Agency.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 2000: Fifty Years of Humanitarian Action” (January 1, 2000), http://www.unhcr.org/3ebf9bab0.pdf[Last viewed December 7, 2015].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487 (1981).” United Nations, 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36/a36r027.htm[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Weinberg, David M. “Yitzhak Rabin Was 'Close to Stopping the Oslo Process.'” Jerusalem Post (October 17, 2013), http://www.jpost.com/Opinion/Columnists/Yitzhak-Rabin-was-close-to-stopping-the-Oslo-process-329064[LastviewedMarch 23, 2016].

Winer, Stuart. “Uproar as Ethiopia-Born MK Denied Chance to Give Blood.” Times of Israel (December 11, 2013), http://www.timesofisrael.com/uproar-as-ethiopian-mk-denied-chance-to-give-blood/[Last viewed Decem-ber 9, 2015].

Ya'alon, Moshe. The Longer Shorter Way. Tel Aviv: Yedioth Ahronoth Books and Chemed Books, 2007.

Yizhar, S., trans. Nicolas de Lange and Yaacob Dweck. Khirbet Khizeh: A Nove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Yosef, Eitan Bar. “The Last Crusade? British Propaganda and the Palestine Campaign, 1917—1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6, No. 1 (January 2001).

Zeret, Elad. “Kastner's Killer: I Would Never Have Shot Him Today.” Ynetnews. com (October 29, 2014), 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585767,00.html[Last viewed December 8, 2015].

Zipperstein, Steven J. Elusive Prophet: Ahad Ha'am and the Origins of Zio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索引

Aaronsohn, Sarah萨拉·亚伦松

Abbas, Mahmoud “Abu Mazen”马哈茂德·阿巴斯（阿布·马赞）

Abdullah I, King of Jordan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

Agranat Commission阿格拉纳特委员会

“Agunot”（Czaczkes）《弃妇》（恰奇克斯）

Ahad Ha'am（Asher Zvi Ginzberg）阿哈德·哈姆（阿谢尔·兹维·金兹伯格）
and spiritual center in Palestine～和位于巴勒斯坦的精神中心

Ajami, Fouad福阿德·阿贾米

Allenby, Edmund埃德蒙·艾伦比

Allon, Yigal伊加尔·阿隆

Ally（Oren）《盟友》（奥伦）

Alpert, Moshe Yekutiel摩西·耶库蒂尔·阿尔伯特

Alphand, Hervé埃尔韦·阿尔方

Altalena affair”阿尔塔莱纳”号事件

Alterman, Natan拿单·奥尔特曼

Altneuland（Herzl）《新故土》（赫茨尔）

Amichai, Yehuda耶胡达·阿米亥

Amir, Yigal伊加尔·阿米尔

Andrews, Lewis刘易斯·安德鲁斯

Ankri, Etti（Esther）艾提（以斯帖）·安克丽

Arafat, Yasser亚西尔·阿拉法特
intifadas and因提法达和～
peace negotiations and和平谈判和～

Argov, Shlomo什洛莫·阿尔戈夫

Ariel, Meir梅厄·阿里埃勒

Arlosoroff, Chaim哈伊姆·阿罗佐罗夫

Ashkenazi, Motti莫蒂·阿什肯纳泽

Assad, Hafez al-哈菲兹·阿萨德

“Assemblies of Zion, The”（“Mikra'ei Zion”），（Bialik）《聚会锡安》（比亚利克）

Austria奥地利

Auto-Emancipation（Pinsker）《自我解放》（平斯克）

Avner, Yehuda，耶胡达·阿夫纳

Babylonia巴比伦

Balfour Declaration《贝尔福宣言》

Barak, Ehud埃胡德·巴拉克

Bar-Giora巴尔－吉奥拉

Barker, Evelyn伊夫林·巴克

Bar Kokhba, Simeon西蒙·巴尔·科赫巴

Beaufort《波弗特》

Begin, Menachem梅纳赫姆·贝京

Ben-Gurion's relationship with本－古里安和～的关系

German reparations and德国赔款和～
and invasion of Lebanon～和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Israeli Arabs and以色列阿拉伯人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和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
peace negotiations and和平谈判和～
political Right and政治右翼和～
as prime minister担任总理的～

Saison and”狩猎季”和～
settler movement and定居点运动和～

Ben-Gurion, David（David Gruen）大卫·本－古里安（大卫·格鲁恩）

American Jews and美国犹太人和～

Begin's relationship with梅纳赫姆·贝京和～的关系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and education in Israel～和以色列教育

Eichmann and艾希曼和～

German reparations and德国赔款和～

Israeli finances and以色列经济和～

Israeli independence and以色列独立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和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和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and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和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
and partition of Palestine～和巴勒斯坦分治
physical appearance of～的外貌
as prime minister担任总理的～
statism of～的国家主义
world wars and世界大战和～

Ben-Yehuda, Eliezer（Eliezer Perlman）埃利泽·本－耶胡达（埃利泽·帕尔曼）
and rebirth of Hebrew～和希伯来语复活

Berdyczewski, Micha Josef米嘉·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

Bernadotte, Folke福克·伯纳多特

Bernstein, Robert罗伯特·伯恩斯坦

Betar贝塔尔

“Beyond the Iron Wall”（Jabotinsky）《铁墙之外》（雅博廷斯基）

Bialik, Chaim Nachman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
death of～的去世

Jewish tradition and犹太传统和～

Kishinev pogrom and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
poetry of～的诗歌

Zionism and犹太复国主义和～
bin Ali, Hussein侯赛因·本·阿里

Bin-Nun, Yoel约埃尔·宾－努恩

Birnbaum, Nathan拿单·伯恩鲍姆

Black Sabbath黑色安息日

Blaustein, Jacob雅各·布劳斯坦

Blessed Is the Man/Barukh HaGever（Ginsburgh）《蒙福的男人》（金斯博格）

Bluwstein Sela, Rachel（Rachelthe Poetess）拉亥尔·布劳斯坦·塞拉（女诗人拉亥尔）

Brenner, Yosef Chaim约瑟夫·哈伊姆·布伦纳

Burma Road滇缅公路

Bush, George W.乔治·W.布什

Calderon, Ruth露丝·卡尔德龙

Camp David戴维营

Carter, Jimmy吉米·卡特

Christians基督徒

Churchill, Winston温斯顿·丘吉尔

“City of Slaughter, The”（Bialik）《屠杀之城》（比亚利克）

Clinton, Bill比尔·克林顿

Cohen, Eli艾里·科恩

Council of Four Lands四土地委员会

Cyrus II, King of Persia波斯国王居鲁士二世

Czaczkes, Shmuel Yosef（Shai）撒母耳·约瑟夫（沙伊）·恰奇克斯

Czechoslovakia捷克斯洛伐克

Dalet, Plan D计划

Dalia Festival达利亚舞蹈节

Dani, Operation丹尼行动

Darwish, Mahmoud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Dayan, Moshe摩西·达扬

Israeli border infiltration and潜入以色列边境和～

Israeli-Egyptian negotiations and以色列埃及谈判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Rotberg eulogized by～在罗特伯格葬礼上的悼词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sraeli以色列《独立宣言》

Defensive Shield, Operation防御之盾行动

Degania德加尼亚

De Gaulle, Charles夏尔·戴高乐

Deir Yassin代尔亚辛村

De-Nur, Yechiel耶西勒·德－努尔

Deri, Aryeh阿里耶·德里

Djemal Pasha杰马尔帕夏

Dreyfus, Alfred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Dühring, Karl卡尔·杜林

Eban, Abba阿巴·埃班

Eden, Anthony安东尼·艾登

Egypt埃及
in ancient times古代～

Czech arms deals with～和捷克的军火交易

Israeli border infiltration and潜入以色列边境和～

Israeli negotiations with以色列与～谈判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和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

Nasser's leadership and纳赛尔的领导和～

Soviet relations with～和苏联关系

Suez crisis and苏伊士运河危机和～
and territories occupied by Israel～和以色列占领土地

Eichmann, Adolf阿道夫·艾希曼

Einstein, Albert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Einstein, Arik阿里克·艾因施坦

Eisenhower, Dwight D.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Elazar, David “Dado”大卫（达多）·埃拉扎尔

Eliot, George乔治·艾略特

Eshkol, Levi，列维·艾希科尔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s prime minister担任总理的～

Ethiopia埃塞俄比亚

Farran, Roy罗伊·法伦

Fatah法塔赫
founding of, ～的成立

Hamas' parliamentary success and哈马斯议会胜利和～

Fill the Void《填补空白》

First Temple第一圣殿

Fishman-Maimon, Yehuda Leib耶胡达·莱伯·费希曼－迈蒙

Folman, Ari阿里·福尔曼

Footnote《脚注》

“For This”/Al Zot（Alterman）《关于那一切》（奥尔特曼）

France法国

Eichmann and艾希曼和～

Israeli arms deals with以色列和～军火交易

Israeli nuclear program and以色列核计划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Jews of～犹太人

Suez crisis and苏伊士运河危机和～

Sykes-Picot and《赛克斯－皮克协议》和～

Friedman, Matti马蒂·弗里德曼

Gavison, Ruth露丝·加维森

Gaza加沙
economy of～经济
intifadas and因提法达和～

Israeli border infiltration and潜入以色列边境和～

Israeli occupation of以色列对～的占领

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and巴以谈判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Israeli withdrawal from以色列撤出～
settler movement in～的定居点运动

Gazit, Shlomo什洛莫·加齐特

Gedaliah, David大卫·格达里亚

Gemayel, Bashir巴希尔·杰马耶勒

Georges-Picot, Fran ç ois弗朗索瓦·乔治－皮科

Germany德国
anti-Semitism in～反犹主义

Eichmannand艾希曼和～

Holocaust reparations of～对大屠杀的赔款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Jewish boycott of犹太人对～的抵制

Jews of～犹太人

Kasztner case and卡斯特纳案和～

Nazis and纳粹分子和～

Transfer Agreement and《转移协定》和～
and violence against Jews～和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

West西德
world wars and世界大战和～

Get《离婚证明》

Ginsburgh, Yitzchak伊扎克·金斯博格

Golan Heights戈兰高地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Goldstein, Baruch巴鲁克·戈登斯坦

Goodman, Micah米卡·古德曼

Gordon, Aaron David（A.D. Gordan）亚伦·大卫·戈登（A.D.戈登）
kibbutzim and基布兹和～
working the land and在土地上劳作的理念和～

Goren, Shlomo什洛莫·戈伦

Gouri, Haim哈伊姆·古里

Greek Empire希腊帝国

Greenberg, Uri Zvi乌里·茨维·格林伯格

Gromyko, Andrei安德烈·葛罗米柯

Gruenwald, Malkiel马尔基尔·格鲁恩瓦尔德

Gur, Motta莫塔·古尔

Gush Emunim信仰者集团

Gutman, Shmarya施马亚·古特曼

Hadrian, Emperor of Rome罗马皇帝哈德良

Haganah哈加纳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和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

Saison and”狩猎季”和～

Haifa海法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Ha-Levi, Yehudah犹大·哈列维

Halevi, Yossi Klein约西·克莱因·哈勒维

Halevy, Benjamin本雅明·哈利维

Hamas哈马斯

Israeli wars with以色列和～的战争

Hanegbi, Haim哈伊姆·哈内格比

Haredim哈瑞迪

Har-Zion, Meir梅厄·哈尔－齐昂

“Hatikvah”《希望》

Hazaz, Haim哈伊姆·哈扎兹

Hebrew希伯来语

Bialik and比亚利克和～
literature～文学
rebirth of～的复活

Tel Aviv and特拉维夫和～

Hebron希伯伦

Arab resistance and violence in～的阿拉伯人暴力抵抗运动

“Here Lie Our Bodies”（Gouri）《这里埋有我们的身体》（古里）

Herzl, Theodor西奥多·赫茨尔
anti-Semitism and反犹主义和～
books written by～的作品
comparisons between Ben-Yehuda and～和本－耶胡达的比较
comparisons between Bialik and～和比亚利克的比较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death of～去世
and divisions in Zionist community～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分裂
and dream of return to Zion～和回到锡安的梦想
funeral of～葬礼
on Jewish question～讨论犹太问题

Kishinev pogrom and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
and launch of Zionism～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
and partition of Palestine～和巴勒斯坦分治
renown of～的声望

Zionist aspirations and犹太复国主义理想～

Zionist congresses and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和～

Hess, Moses摩西·赫斯

Hezbollah真主党

Himmler, Heinrich海因里希·希姆莱

Hirsch, Baron Maurice de莫里斯·德·赫希男爵

Hitler, Adolf阿道夫·希特勒

Holocaust大屠杀

Eichmann and艾希曼和～

German reparations and德国赔款和～

Israeli nuclear program and以色列核计划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Kasztner case and斯特纳案和～
survivors of～幸存者

Human Rights Watch人权观察

Hungary匈牙利

Jews of～犹太人

Hussein, Saddam萨达姆·侯赛因

Hussein bin Talal, King of Jordan约旦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

Husseini, Haj Amin al-哈吉·阿明·侯赛尼

“Idea of Betar, The”（Jabotinsky）《贝塔尔的思想》（雅博廷斯基）

“Identity Card”（Darwish）《身份证》（达尔维什）

Ilanit伊兰尼特

I'll Play You Forever（Shaked）《我会永远将你吟唱》（沙凯德）
intifadas因提法达

Iran伊朗

Jews of～犹太人
nuclear program of～核计划

Iraq伊拉克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和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Jews of～犹太人
nuclear program of～核计划

Irgun伊尔贡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和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

“Iron Wall, The”（Jabotinsky）《铁墙》（雅博廷斯基）

Ismail, Hafez哈菲兹·伊斯梅尔

Israel, Land of以色列地

Bible on圣经对～的记录

Jewish immigration to犹太人移民～
kings of～的国王

Zionist congresses and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和～

Israel, State of以色列国
accomplishments of～的成就
agriculture in～农业

Arab citizens of～阿拉伯公民
arms purchases of～军购
confidence of～信心
constitution of～宪法
corruptionin～腐败现象
creation of～建国
cultural clashes in～的文化冲突
as democracy～民主制度
demographics of～人口
economy of～经济
education in～教育

Egyptian negotiations with～和埃及谈判

Eichmann and艾希曼和～
film industry of～电影行业
flag of～国旗
food shortages in～食品短缺
forestationof～植树造林运动
future of～的未来
generational shift in新一代～人的变化

Green Line in～绿线
housing in～住房

Independence Day in～独立日
independence of～独立
infiltration and clashes on borders of～潜入边境和边境冲突
infrastructure of～基础设施
international delegitimization of国际社会针对～的非法化运动
intifadas in～的因提法达

Jewish immigration to犹太人向～的移民

Jordanian negotiations with约旦和～谈判
kibbutzimand基布兹和～
living conditions in～生活条件
media in～媒体
military of～军事
missile attacks on针对～的导弹袭击
movie industry of～电影
musicscene of～音乐
naming of～的名称
national anthem of～国歌
national elections in～全国选举
nuclear program of～核计划
nuclear threats to～承受的核威胁

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with巴以和谈
peace movement in～的和平运动
political Right of～政治右翼势力
racism in～种族主义
religious community of～宗教社团
and rise of Nasser～和纳赛尔的崛起
sadness in～的悲情
secularism of～的世俗主义
self-reflective society of～社会自我反省的倾向
settler movement in～定居点运动
spies of～间谍
statism of～国家主义
street names in～街道名称

Suez crisis and苏伊士运河危机和～
technology industries in～科技产业
territorial withdrawals of～领土撤离
territories acquired and occupied by～获得和占领的土地

U.S. relations with美国和～关系
wars of～的战争
water issues of～水资源问题

Israel Defense Forces（IDF）以色列国防军
intifadas and因提法达和～
and invasion of Lebanon～和入侵黎巴嫩

Israeli Arabs and以色列阿拉伯人和～

Israeli border infiltration and潜入以色列边境和～

Israeli confidence and以色列自信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Israeli withdrawal from Gaza～和以色列撤出加沙
refugee camp massacre and难民营屠杀事件和～

Unit 101of～的101部队

Israelites古代以色列人
rebellions against Romans of～反抗罗马的起义
tribes of～支派

“It Will One Day Be Told”（Alterman）《有一天这会被谈起》（奥尔特曼）

Jabotinsky, Vladimir Ze'ev弗拉基米尔·泽夫·雅博廷斯基
and Arab resistance and violence～和阿拉伯人暴力抵抗运动

Kishinev pogrom and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
on willingness to fight～关于战斗意愿的理论
world wars and世界大战和～
writing of～作品

Jacobson, Eddie艾迪·雅各布森

Jaffa雅法

Jerusalem耶路撒冷
and Arab resistance and violence～和阿拉伯人暴力抵抗运动
conquests of占领～
and creation of Jewish state～和犹太国的建立
division of～的划分

East东～
education in～的教育

Eichmannand艾希曼和～

First Temple and第一圣殿和～

Independence Day in～独立日

Israeli independence and以色列独立和～

Israeli occupation of以色列占领～

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and巴以和谈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Mughrabi Quarter of～穆格拉比区
national elections in～的全国选举

Old City of～老城
parades in～游行
and partition of Palestine～和巴勒斯坦分治

West西～

Western Wall of～西墙

“Jerusalem of Gold”《金色的耶路撒冷》

Jewish Agency犹太代办处

Jewish National Fund犹太国民基金

Jewish State, The（Herzl）《犹太国》（赫茨尔）

Jews, Judaism犹太人，犹太教
in ancient times古～
anti-Semitism and反犹主义和～
creating state for为～建国
definitions of～的定义

Diaspora流散
and dream of return to Zion～和回到锡安的梦想
education and教育和～
exiles and evictions of～流散和被驱逐
in future～的未来
intermarriages of～的通婚
liturgy and holidays of～中的宗教仪式和节日
of modern Israelis现代以色列人的～
nationalism of～的民族主义
physical appearance of～的外貌
rebirth of～的重生
refugee ships of～的难民船
secular and religious世俗～和犹太教徒
self-defense of～的自卫
traditions and culture of～的传统和文化
violence against针对～的暴力活动

Johnson, Lyndon林登·约翰逊

Jordan约旦

Israeli negotiations with以色列和～的谈判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territories occupied by Israel～和以色列占领土地

Kadishai, Yechiel耶希埃尔·卡迪沙伊

Kafr Kassem massacre卡西姆村屠杀

Kanafani, Ghassan格桑·卡纳法尼

Kanias, Susan苏珊·卡尼亚斯

Kasztner, Rudolf鲁道夫·卡斯特纳

Katzav, Moshe摩西·卡察夫

Kemp, Richard理查德·肯普

Kfar Etzion埃齐翁村

Khirbet Khizeh（Yizhar）《赫贝赫泽》（伊扎尔）
kibbutzim基布兹
collectivization of～的集体主义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territories occupied by Israel～和以色列占领土地

King David Hotel大卫王酒店

Kishinev pogrom基希涅夫集体迫害

Kissinger, Henry亨利·基辛格

Kollek, Teddy泰迪·科勒克

Kook, Abraham Isaac亚伯拉罕·以撒·库克

Kook, Zvi Yehuda兹维·耶胡达·库克

Kraft, Joseph约瑟夫·克拉夫特

Krauthammer, Charles查尔斯·克劳默

Lapid, Tommy汤米·拉皮德

Lapid, Yair亚伊尔·拉皮德

Law of Return《回归法》

Law of the King, The/Torat HaMelekh（Ginsburgh）《国王的律法》（金斯博格）

Lebanon黎巴嫩
civil war in～内战

Israeli invasion of以色列入侵～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Israeli withdrawal from以色列撤出～

Lechi莱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和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

Leibowitz, Yeshayahu耶沙亚胡·雷博维茨

Lippe, Karl卡尔·利佩

Lloyd George, David大卫·劳合·乔治

Love of Zion, The（Mapu）《锡安之恋》（玛普）

“Lovers of Zion”（Hovevei Zion）锡安热爱者

Lowdermilk, Walter Clay沃尔特·克雷·罗德民

Lydda利达

Maccabees马卡比

Maccabiah games马卡比运动会

Mapai Party马帕伊党

McMahon, Sir Henry亨利·麦克马洪爵士

Madrid Conference马德里和会

Magic Carpet, Operation魔毯行动

Magnes, Judah犹大·马格内斯

Mapu, Avraham亚伯拉罕·玛普

Marr, Wilhelm威廉·马尔

Marwan, Ashraf阿什拉夫·马尔万

Medan, Yaakov雅科夫·米丹

Mein Kampf（Hitler）《我的奋斗》（希特勒）

Meir, Golda（Golda Meyerson）果尔达·梅厄（果尔达·梅耶森）
birth and childhood of～的出生和童年

Israeli nuclear program and以色列核计划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和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as prime minister担任总理的～
resignation of～辞职

Mizrachim东方犹太人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和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music of～音乐
politics and政治和～

Morris, Benny本尼·莫里斯

Moyne, Lord莫因勋爵

Moynihan, Daniel Patrick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Munich Olympics慕尼黑奥运会

Muslim Brotherhood穆斯林兄弟会

Muslims穆斯林
education and教育和～

Lebanese civil war and黎巴嫩内战和～

Nasser, Gamal Abdel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Suez crisis and苏伊士运河危机和～

Negev内盖夫

“Nerves”/“Atzabim”（Brenner）《精神病》（布伦纳）

Netanyahu, Benjamin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New Ghetto, The（Herzl）《新隔都》（赫茨尔）
new historians新历史学家

Nili尼里

Nixon, Richard理查德·尼克松

Nordau, Max马克思·诺尔道

Obama, Barack巴拉克·奥巴马

October 2000 Events（October Ignition）2000年十月事件（十月暴乱）
oil石油

Olmert, Ehud埃胡德·奥尔默特

“One Truth and Not Two”（Greenberg）《一个真理，而不是两个》（格林伯格）

“On the Slaughter”（Bialik）《论杀戮》（比亚利克）

Oren, Michael迈克尔·奥伦

Oslo Accords《奥斯陆协议》

“Other Side, The”（Abbas）《另一边》（阿巴斯）

Ottoman Empire奥斯曼帝国
conflict between British and英国和～的冲突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demiseof～的衰落

Jewish deportations and驱逐犹太人和～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和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Palestinian land purchases and巴勒斯坦土地购买和～

Oz, Amos阿摩司·奥兹

Palestine, Palestinians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
agriculture in～农业
and Arab resistance and violence～和阿拉伯人暴力抵抗运动
as British Mandate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

British-Ottoman conflict and英国奥斯曼帝国冲突和～

British withdrawal from英国撤出～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as cultural and spiritual center作为文化与精神中心的～
delegitimizing Israel and以色列非法化运动和～
democratic impulse in～的民主倾向
and divisions in Zionist community～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分裂
economy of～经济
education in～教育

German boycott and德国的抵制和～

Hebrew literature and希伯来语文学和～

Herzl's trip to赫茨尔访问～
history of～历史
illegal immigration to～非法移民
infrastructure of～基础设施
intifadas and因提法达和～

Israeli border infiltration and潜入以色列边境和～

Israeli-Egyptian negotiations and以色列埃及谈判和～

Israeli independence and以色列独立和～
and Israeli invasion of Lebanon, ～和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Israeli-Jordanian negotiations and以色列约旦谈判和～

Israeli negotiations with以色列和～的和谈

Israeli occupation of以色列对～的占领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Jewish immigration to犹太人向～的移民

Jewish land purchases in犹太人在～的土地购买

Jewish population of～的犹太人

Jewish refugee ships and犹太难民船和～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 in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和～

Jewish self-defense in犹太人在～的自卫

Jews deported from犹太人被驱逐出～
kibbutzim and基布兹和～
nationalism in～的民族主义

Old and New Yishuv in～的老伊休夫和新伊休夫
partition of～的划分
and rebirth of Hebrew～和希伯来语复活
refugees of～难民
resistance and violence of～抵抗运动和暴力活动
statehood issue of～建国问题

Sykes-Picot and《赛克斯－皮克协议》和～
and territories occupied by Israel～和以色列占领土地
water issues in～水资源问题

World War II and第二次世界大战和～
see also Balfour Declaration参见《贝尔福宣言》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Israeli negotiations with以色列和～的谈判

Palestine Royal Commission（Peel Commission）巴勒斯坦皇家委员会（皮尔委员会）

Palmach帕尔马赫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Patterson, John Henry约翰·亨利·帕特森

Patton, George S.乔治·S.巴顿

Peace for the Galilee, Operation加利利和平行动

Peres, Shimon西蒙·佩雷斯

“Perhaps”（Bluwstein Sela）《也许》（布劳斯坦·塞拉）

Pinsker, Leon列奥·平斯克

Poalei Zion锡安工人党

Poland波兰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和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Jews of～犹太人
and violence against Jews～和针对犹太人暴力活动

Porat, Hanan哈南·波拉特

Power, Samantha萨曼莎·鲍尔

Protocols of Sèvres《色佛尔协议》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The《锡安长老会纪要》

Qibya凯比亚

Queen Esther Beauty Pageant以斯帖女王选美大赛

Rabin, Yitzhak伊扎克·拉宾
assassination of～遇刺

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and巴以和谈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s prime minister担任总理的～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

Romania罗马尼亚

Rome and Jerusalem（Hess）《罗马和耶路撒冷》（赫斯）

Rotberg, Roi罗伊·罗特伯格

Rothschild family罗斯柴尔德家族

Russia俄国、俄罗斯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和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Jews of～犹太人
pogroms in～集体迫害

Sabra and Shatila萨布拉和沙提拉

Sadat, Anwar安瓦尔·萨达特

Saison”狩猎季”

Sallah Shabati萨拉赫·沙巴提

Second Temple第二圣殿

Senesh, Chanah汉娜·西纳什

“Sermon, The”（Hazaz）《演说》（哈扎兹）

Shaked, Malka马尔卡·沙凯德

Shamir, Yitzhak伊扎克·沙米尔

Shapira, Anita安妮塔·沙皮拉

Shapira, Zvi Hermann兹维·赫尔曼·沙皮拉

Sharansky, Natan拿单·夏兰斯基

Sharett, Moshe摩西·夏里特

Sharon, Ariel阿里埃勒·沙龙
and invasion of Lebanon～和入侵黎巴嫩

Israeli border infiltration and潜入以色列边境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Israeli withdrawal from Gaza～和以色列撤出加沙
as prime minister担任总理的～
settler movement and定居点运动和～

Temple Mount visit of～访问圣殿山

Shemer, Naomi拿俄米·舍莫尔

Shtisel《谢迪塞尔》

“Silver Platter, The”（Alterman）《银盘》（奥尔特曼）

Siman Tov, Benjamin本雅明·西曼·托夫

Sinai西奈半岛

Bar-Lev Line in～的巴－列夫防线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Israeli withdrawal from以色列撤出～
settler movement in～定居点运动

Sinai Campaign西奈行动

Six-Day War六日战争
combat in～中的战斗
diplomacy and外交和～
end of～的结束
euphoria after～后以色列人的喜悦

Golan Heights in～中的戈兰高地

Israeli confidence and以色列的信心和～

Straits of Tiran in～的蒂朗海峡
territories acquired in～占领的土地
total casualties in～伤亡

Smolenskin, Peretz（Peter）佩雷兹（彼得）·斯摩棱斯金

Sneh, Moshe摩西·斯奈

Soldiers Talk《士兵谈话》

Solomon, Operation所罗门行动

“Song to Peace, A”（“Shir LaShalom”）《和平之歌》

Soviet Union苏联
collapse of～解体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Egyptian relations with～埃及关系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和以色列移民

Stavsky, Avraham亚伯拉罕·斯塔夫斯基

Stern, Avraham亚伯拉罕·斯特恩

Straits of Tiran蒂朗海峡

Sudan苏丹

Suez Canal苏伊士运河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Summer Quarrel”（Alterman）《夏日争执》（奥尔特曼）

Sykes-Picot Agreement《赛克斯－皮科协定》

Syria叙利亚

Israeli border infiltration and潜入以色列边境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Jews of～犹太人
nuclear program of～核计划

Soviet military aid to苏联对～的军事援助

“Tattered Manuscript, A”/“Ketavim Balim”（Ahad Ha'am）《残破的书稿》（阿哈德·哈姆）

Tel Aviv特拉维夫
birth of～的建立

Israeli independence and以色列独立和～

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and巴以和谈和～

Israeli wars and，色列战争和～
modern Israelis and现代以色列人和～

Temple Mount圣殿山

“To the Bird”/“El Hatzippor”（Bialik）《鸟颂》（比亚利克）

“Tourist”（Amichai）《游客》（阿米亥）

Truman, Harry哈里·杜鲁门

Trumpeldor, Joseph约瑟夫·特伦佩尔多

Tuchman, Barbara巴巴拉·塔奇曼

Twain, Mark马克·吐温

Two Fingers from Sidon《来自西顿的两根手指》，346

United Kingdom英国
and Arab resistance and violence～和阿拉伯人暴力抵抗运动

Balfour Declaration and《贝尔福宣言》和～
conflict between Ottomans and奥斯曼帝国和～冲突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和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Jewish revolt against犹太人反抗～的起义

Palestine as Mandate of巴勒斯坦～委任统治

Sykes-Picot and《赛克斯－皮克协议》和～
violence against针对～的暴力活动
withdrawal from Palestine of～撤出巴勒斯坦
world wars and世界大战和～

United Nations联合国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delegitimizing Israel and以色列非法化运动和～

Israeli independence and以色列独立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partition of Palestine～和巴勒斯坦分治

United States美国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delegitimizing Israel and以色列非法化运动和～

Eichmannand艾希曼和～

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and巴以和谈和～

Israeli relations with～以色列关系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Jewish immigration to犹太人移民～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和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和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

Jews of～犹太人
and partition of Palestine～和巴勒斯坦分治

Rabin's funeral and拉宾葬礼和～，

Ussishkin, Menachem梅纳赫姆·乌什金

Waltz with Bashir《和巴什尔共舞》

War of Attrition消耗战

War of Independence独立战争

Altalenaaffair in～的“阿尔塔莱纳”号事件
end of～的结束

Jerusalem and耶路撒冷和～
peace negotiations and armistice in～时期的和平谈判和停火协议
total casualties in～伤亡

Weizmann, Chaim哈伊姆·魏茨曼

Balfour Declaration and《贝尔福宣言》和～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and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和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
and partition of Palestine～和巴勒斯坦分治

West Bank约旦河西岸
economy of～经济
intifada in～因提法达

Israeli occupation of以色列对～的占领

Israeli-Palestinian negotiations and巴以和谈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Israeli withdrawal from以色列撤出～
settler movement and定居点运动和～

“Winter'73”《73年冬天》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I第二次世界大战

Eichmann and艾希曼和～
and violence against Jews～和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

Yadin, Yigal伊加尔·雅丁

Yavetz, Ze'ev泽夫·雅维茨

Yemen也门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Israel～和犹太人移民以色列

Jews of～犹太人

Yizhar, S.（Yizhar Smilansky）S.伊扎尔（伊扎尔·斯米兰斯基）

Yom Kippur War赎罪日战争

Yosef, Ovadia俄巴底亚·约瑟

Zangwill, Israel伊斯雷尔·赞格威尔

“Zion, Whence Cometh My Help?”（Zangwill）《锡安，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赞格威尔）

Zionists犹太复国主义者
anthem of～歌曲
anti-Zionists and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和～
and Arab resistance and violence～和阿拉伯人暴力抵抗运动
classic～经典著作
congresses of～代表大会
creating Jewish state and犹太国的建立和～
delegitimizing Israel and以色列非法化运动和～
divisions in～运动的内部分歧
and dream of return to Zion～和回到锡安的梦想

Israeli independence and以色列独立和～

Israelites and以色列人和～

Israeli wars and以色列战争和～
and Jewish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和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
and Jewish revolt against British～和犹太人反抗英国人起义

Kishinev pogrom and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

Labor劳工～
mission and aspirations of～的奋斗目标
modern Israelis and现代以色列人和～
origins and launch of～的起源和兴起

Palestinian land purchases and巴勒斯坦土地购买和～
and partition of Palestine～和巴勒斯坦分治

PLO on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于～的看法
as political movement作为政治运动的～
and rebirth of Hebrew～和希伯来语复活
religious宗教～

Revisionist修正派～
secularism of～的世俗性
settler movement and定居点运动和～
and territories occupied by Israel～和以色列占领土地
world wars and世界大战和～

Zohar, Uri乌里·佐哈尔

Zweig, Stefan斯蒂芬·茨威格

独霸中东
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
［以色列］雅科夫·卡茨
［以色列］阿米尔·鲍伯特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9-17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以）雅科夫·卡茨（以）阿米尔·鲍伯特著；王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11

ISBN 978-7-213-09500-9

Ⅰ. ①独…　Ⅱ. ①雅… ②阿… ③王…　Ⅲ. ①军事史-以色列　Ⅳ. ①E3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26958号

Copyright©2017 by Yaakov Katz and Amir Bohbo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ter W. Bernstein Corp.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

［以色列］雅科夫·卡茨　［以色列］阿米尔·鲍伯特　著　王戎　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丛书策划：王利波

营销编辑：陈雯怡　陈芉如

责任编辑：汪　芳

责任校对：陈　春

责任印务：程　琳

封面设计：张庆锋

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9.125

字　　数：200千字

插　　页：6

版　　次：2019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500-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录

出版者言
佳评推荐
译者序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地下工厂
第二章　“玩具”飞机
第三章　无敌装甲
第四章　侦察卫星
第五章　反导科技
第六章　情报系统
第七章　网络病毒
第八章　军火外交
结语　末日战场
致谢
注释
原书索引
返回总目录

出版者言

当今的世界与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正在面对什么、将会走向哪里，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思考者都需要追问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应该努力回应、解答的问题。出版者应该成为文明的瞭望者和传播者，面对生活，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新。出版“好望角”书系，正是我们回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解答读者灵魂之惑、精神之惑、道路之惑的尝试和努力。

本书系所选书目经专家团队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好望角”，让读者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打开新的视野，突破一隅之见。当然，书中的局限和偏见在所难免，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非洲南部“好望角”本名“风暴角”，海浪汹涌，风暴不断。1488年2月，当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的船队抵达这片海域时，恰风和日丽，船员们惊异地凝望着这个隐藏了许多个世纪的壮美岬角，随船历史学家巴若斯记录了这一时刻：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个海角，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佳评推荐

以色列生存下来的方式非同寻常。在缺少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以色列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成为农业和安全技术领域的强者。《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让我们看到，人是未来最宝贵的资源，让一片土地变得真正富饶的是一个个工人、战士和开拓者。

——以色列前总统和前总理　西蒙·佩雷斯

本书回顾与分析了以色列军队和技术部门创造与筹划的一系列具有颠覆性的武器和战略。卡茨和鲍伯特完美诠释了一个国家生存下来并开拓进取的秘密：追随圣经中基甸那样的军事天才，并培养各种“麻烦制造者”。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　R.詹姆斯·伍尔西

如果没能在技术上领先对手很多步，以色列根本没法存活到今天。本书首次讲述了以色列是如何解决各种看似无法解决的技术挑战的。卡茨和鲍伯特是具有丰富行业经验的优秀记者，只有他们才写得出这样既有权威性又才华横溢的作品。

——《创业的国度》作者之一　索尔·辛格

对于任何希望理解以色列及其军队的人而言，这都是一本必读之作。作为以色列最知名的两位国防事务记者，卡茨和鲍伯特生动地讲述了以色列如何在无尽的冲突中勇往直前并最终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的故事。

——以色列国防部前部长和国防军前总参谋长　沙乌勒·莫法兹中将

本书精彩地解释了以色列是如何成为全世界军事创新的重要起源地的。从用玩具飞机改装无人机到对伊朗发动网络战，《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为我们讲述了以色列的神奇故事。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

富有活力的创新文化使以色列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创业和科技驱动型经济体之一，而作者非常巧妙地阐释了这种创新文化中最为关键的部分。

——《华尔街日报》

本书生动阐述了以色列发展成为军事强国的历史……如果将《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视为一部小说，它特别像霍雷肖·阿尔杰的作品；如果将其视为圣经故事，它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大卫同歌利亚间的战斗。

——《纽约时报书评》

身为军事记者和国防分析员的雅科夫·卡茨与阿米尔·鲍伯特回顾了以色列成为世界六大军火出口国之一的发展历程……讲述了这个两千年来没有国家的古老民族如何回到故土，面对重重困难，不仅生存下来，还实现了繁荣的故事。

——改革派犹太教网

引人入胜。

——《国家利益杂志》

本书内容十分丰富，从导弹防御系统到无人机，以色列在利润丰厚的军事科技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以至于改变了中东乃至全球战场的面貌。

——谢尔顿·科什纳，《以色列时报》

许多精确作战武器都源自以色列。本书为我们讲述了这个小国如何以及为何研发这些先进武器。

——《新亚特兰蒂斯》

为何这个弹丸小国能成为先进武器研发的先锋，在无人机、卫星、导弹防御系统、网络战等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作者在书中很好地提出并解答了这个问题。

——《生存》

非常精彩……作者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呈现了以色列发展提升国防能力的历程。

——《美国思想家》

通过阅读《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我们可以真实感受到保卫犹太国之艰难……其中关于武器研发的内容不仅吸引人，还非常重要。

——《犹太杂志》

在许多领域，以色列取得了许多国家联合起来都难以取得的成就，其中有的成功经验完全可以复制。任何一位关心就业增长的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和任何一位致力于领导力和团队建设的首席执行官都应当学习这些经验。《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应当列入每一位行政人员、政治家和公司经理的必读书目当中。

——本·罗斯科，《以色列时报》

精彩绝伦……作者讲述的关于武器和创新的故事非常吸引人。

——《圣路易斯犹太之光》

本书介绍了现代军事世界一些鲜为人知的领域，很有启发性。

——《柯克斯评论》

卡茨和鲍伯特成功地为我们展示了以色列一直以来通过极具创新和有效的方式应对安全问题的独特文化。

——以色列鲁宾研究中心

译者序

以色列的传奇色彩无需更多笔墨渲染。这个资源匮乏的小国短短几十年间在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创造了诸多奇迹。谈到以色列军事，许多人都首先会想到高科技武器，如“梅卡瓦”坦克和“铁穹”防御系统。但这些武器是如何研发出来的？为什么成功研发出这些武器的是以色列，而不是其他国家？雅科夫·卡茨和阿米尔·鲍伯特所著的《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一书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本书原著于2017年出版。作为军事记者，两人长期跟踪和报道巴以冲突与地区军事动态；作为以色列公民，他们都拥有在国防军服役的独特经历。《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体现了两人10多年来的业务积累和学术思考，是了解以色列高科技武器的必读之作。卡茨1979年出生于美国，后来移民以色列，定居耶路撒冷。他曾担任以色列教育部前部长纳夫塔利·贝内特的高级外交顾问，目前担任以色列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刊之一《耶路撒冷邮报》的主编，同时在哈佛大学教授新闻学。除了从事教学和新闻工作，卡茨积极尝试专著创作，他的第一本书《以色列和伊朗：影子战争》于2012年出版。鲍伯特也是以色列人，出生于1974年，长期在以色列各大报刊和媒体工作，先后在以色列《晚报》和瓦拉网担任军事记者和国防分析员。他在巴伊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讨论的是军队、情报界和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他经常就以色列安全问题发表演讲和接受媒体采访。

在很多人心目中，以色列是“高科技武器”的代名词，但实际上，以色列在这方面起点很低，缺“小米”，少“步枪”，还没“子弹”。作者在《地下工厂》一章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接下来，卡茨和鲍伯特从无人机、坦克、卫星、火箭弹拦截系统、情报机构、网络病毒和军火外交等方面介绍了以色列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程，在各个章节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武器系统研发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着重分析了高科技武器发展背后的驱动力。

第一，在作者看来，以色列所具有的历史背景和所处的安全形势是发展高科技武器一个极为重要的动因。自建国以来，以色列面临的战争和冲突几乎从未停息，如果连续几周新闻没有报道任何袭击事件，以色列人反而会感到些许不适应。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孤独”的以色列人必须“不择手段”“先人一步”，正如书中引用的以色列国家安全机构辛贝特一位前任局长的话：“这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在别人约你吃晚饭前，先约他吃个午饭。”由于资源有限，他们无法靠数量取胜，只能凭借科技获取质量上的优势，这一理念从一开始就成为以色列国防安全战略的核心思想。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的科研投入比例居全球之首，占国内生产总值约4.5％，在许多排名中均被列为全世界最具创新性的国家。庞大的科研投入中有大约30％用于具有军事性质的产品”。

第二，以色列人的“虎刺怕”精神和以色列等级观念的缺失也有利于创新。“虎刺怕”一词源于意第绪语，在日常生活中常被理解为“胡搅蛮缠”或“厚颜无耻”，但在本书中应该理解为“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译者曾在以色列留学和生活，在同以色列人交往时，书中提到的“虎刺怕”精神经常会让人感到难以适应，但用在做事上却非常管用。可以说，正是以色列人的“虎刺怕”精神导致以色列等级观念的弱化和缺失，而习惯打破等级制度的文化倾向又强化了以色列人“虎刺怕”式的民族性格。在其他国家，很难看到士官敢同将军就一个问题争论，但在以色列，这事一点也不奇怪。

第三，移民社会为以色列科技创新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作者在介绍以色列人物时常常会用到“移民”一词：“莱纳特1921年出生于匈牙利，9岁时随家人移民到美国，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阿比·卡雷姆1937年出生于巴格达，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随家人移民以色列”。的确，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不同地区的移民带来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而不同思想的碰撞往往能产生新的想法。在以色列内部，国防军是一个“社会中的社会”，发挥着重要的熔炉作用。以色列实行义务兵役制，年满18岁后，男性需服役32个月，女性需服役18个月，不管是基布兹成员，还是正统教徒，不管是美国移民，还是俄罗斯移民，都要穿上国防军的军装，朝夕相处，并肩作战。以色列的开国之父们早就看到了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会融合上可以发挥的巨大作用，并使之成为一个弱化阶级差异和促进社会融合的绝佳场所。

第四，密切的军地关系也是以色列成为高科技军事强国的关键。以色列大多数高科技公司和军火公司的创始人与研发人员都有军队服役经历，有的甚至曾是军队高级指挥官，他们知道战场上军队需要什么样的武器。在离开国防军后，他们大多成为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的一员，随时可能被召回参加训练或参与行动，所以，他们一直同军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也离不开国防军的支持，国防军不仅为高科技产业输出人才，还输出技术，助推经济发展。

第五，美国因素在以色列成为军事强国的道路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色列诸多武器系统的研发都离不开美元。在建国后的多次战争中，美国几乎全都站在以色列一边，美以特殊关系得以形成：美国公开使用以色列军事设施，并帮助以色列修建半公开共享军事设施，进行军事情报搜集与预警合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还在以设立了军事代表处。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两国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1948—2014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额高达1200亿美元，其中75％用于购买美国商品。2007年，根据美以达成的有效期为10年的《安全合作协议备忘录》，美国同意为以色列提供3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2016年9月，美国和以色列达成一项新的军事援助协议，从2018年起10年内为以色列提供约380亿美元的援助。包括“铁穹”在内的先进武器系统都离不开美国的资助。当然，美以特殊关系也成为以色列同中国等国家开展军事外交和军火贸易的障碍。

对于一个经历了漫长的大流散和长期的反犹主义折磨的民族而言，“不安全感”已成为以色列“民族基因”的一部分，有的学者称之为“岛民心态”。在其作用下，只有通过不断发展军事科技，使自己的武器系统在技术上遥遥领先于本地区其他国家，以色列人才能获得“相对的安全感”。译者认为，这种深层次的不安全感也是促使以色列成为高科技军事强国的重要原因。但正如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其他国家或组织的军事技术也在飞速发展。比如，作为一个无人机大国，以色列已开始应对来自哈马斯和伊朗的无人机威胁；继以色列成功发射卫星后，2009年，伊朗成功将第一颗自行研制的“希望号”卫星发射到太空，2015年，又成功发射了一颗侦察卫星；当以色列成功借助“震网”病毒使伊朗的离心机瘫痪后，伊朗也成立了自己的网络作战单位，每年投入10亿美元用于研发有效的攻击手段，连本书作者也承认，“两国间一场更大规模网络战的爆发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从作者的这些话中，我们一方面能体会到他们对以色列的信心，但另一方面又能感受到他们对未来的一丝忧虑。即便赢得未来所有的战争，以色列能做到毫发无损吗？能获得长久和平吗？可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以色列人仍将生活在这种缺乏安全感的状态中，高科技军事强国的地位并不会实质性改变以色列的命运。在全书的论述过程中，两位作者就军事论军事，没有太多政治性判断，对于以色列如何解决地区冲突，如何应对未来必然出现的种种危机，他们并没有提供太多哲学层面的思考，这或许和两人都是记者出身有一定关系。我相信，在读完本书后，对于这些问题，每一位读者应该都会形成自己的看法。

作者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介绍以色列的军火外交。面对国际社会的孤立，军火外交在打开外交局面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作者还解释了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事实上，“由于军队规模很小，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以色列国防军都很难通过常规采购刺激本土国防企业研发高端武器。因此，以色列国防企业生产的大多数产品都用于出口。只有这样，这些企业才能保持生产线的正常运行，并降低国防军的采购价格”。在某种程度上，正如2007年出版的《创业的国度》是以色列人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一次成功营销，本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创业的国度》的一种补充，也可视为对以色列武器的一次营销尝试。但另一方面，武器一旦卖到其他国家，以色列就失去了绝对控制权。未来这些武器或技术是否会落到敌人手中？这也是以色列始终面对的一个窘境。

此外，我想谈一谈本书的一些特点。受以色列国防军保密要求的限制，本书对于武器本身的介绍难以深入，有时会给人意犹未尽之感。书中谈到的许多行动属于秘密行动，还未解密，所以作者经常会用到“据报道”这样的表达。此外，本书篇幅有限，只能展现最能体现以色列特点的武器系统，无法面面俱到，如果读者想深入了解，可以将本书当作路标，搜索和研读专门论述相关问题的书籍和文章。

本书看似是一本军事书，实则侧重历史，更多篇幅在讲述武器研发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和事件，以及这些人物所展现出来的品质和精神。从这个角度看，本书提供了一条了解以色列历史和以色列人民族性格的线索，也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以色列史。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写作时的假想读者是对以色列以及以色列国防军都有一定了解的人，因此，译者在文中添加了脚注，对部分专有名词进行了解释。为了让读者有更流畅的阅读体验，译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对以色列国防军做一简要介绍：

以色列国防军向来具有神秘色彩，从不公布军力和战略，但根据全球军力（Global Fire Power）2019年的数据，以色列现役军人大约有17万人，预备役部队大约有44.5万人。

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为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地下武装组织“哈加纳”（Haganah，希伯来语中“防御”之意）。1948年建国后不久，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结束了哈加纳的“秘密地位”，成立以色列的官方军队——以色列国防军。包括伊尔贡、莱希在内的地下组织也并入国防军。

以色列国防部负责以色列国家防卫事务，其办公室位于特拉维夫的基尔亚（HaKirya），书中提到的“波尔”指挥中心就位于此。国防部部长由文职政治家担任，被认为是以色列内阁的二号人物。安全历来是以色列的头等大事，因此总理有时兼任国防部长，许多国防部长后来也成了总理。

总参谋部（希伯来语简写音译为马特卡尔）全面负责陆、海、空三军作战指挥和训练。总参谋长实际上是以色列国防军总司令，也是全军唯一一名中将。总参谋长在国防部部长的推荐下由政府内阁任命，直接向国防部部长汇报工作。以色列总参谋长影响力很大，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和巴拉克都曾担任总参谋长。本书前言中提到的总参谋长甘茨2015年卸任后组建蓝白党，参加了2019年以色列大选，成为有望打破内塔尼亚胡长期统治的有力竞争者。

以军实行“总参谋部—战区（军种）司令部—师”三级指挥体系。通常情况下，以军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通过战区司令部和海军、空军司令部对所属的陆、海、空三军实施逐级指挥，较之世界其他国家军队，以军指挥链更短，效率更高。总参谋部下设六个部、四个战区司令部和海、陆、空三军。总参六部分别为计划部、作战部、军事情报部、人力资源部、C4I（C4I是指挥、控制、通信、电脑和情报的集成）部和科技后勤部；四个战区司令部分别为北部战区司令部、中部战区司令部、南部战区司令部和后方司令部。总参谋部的直属单位还包括军事法院、军事学院等。2011年，以色列军方宣布成立“纵深司令部”，负责在伊朗等地实施特种作战。纵深司令部实际上是一个设在总参谋部的指挥部，负责指挥以色列精锐侦察部队和特种部队。

以色列陆军人数最多，包括步兵、装甲兵、炮兵、工兵和战场情报搜集兵（战场情报搜集兵不同于军情部下属的情报部队）等。步兵中最精锐的为伞兵旅，许多以色列人都以当过伞兵为荣；其他知名步兵单位包括戈兰旅、南部的纳哈尔旅以及吉瓦提旅，这些军事单位在建国以来的各大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以色列空军被认为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空军力量。以色列空军在20世纪70年代前主要使用法国制造的战斗机获取战场制空权。70年代后，开始大规模换装美制飞机，同时以色列开始尝试自行设计战斗机。2016年，美国将首批F-35战斗机交付以色列，逐渐取代之前的F-16战斗机。

20世纪50年代末，在法国的协助下，以色列在内盖夫沙漠的迪莫纳建立了核武器设施。但以色列采取“核模糊”政策，既谋求核威慑，也规避“国际合法性”的问题。通过“海豚”级潜艇、“杰里科”导弹和战斗机，以色列理论上能够通过海、陆、空实现核武器投放。

以色列实行义务兵役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兵进入作战部队，这成为以军一大特色。以色列的义务兵役仅限于犹太人、德鲁兹人和切尔克斯人等民族，不征召阿拉伯人服义务兵役。极端正统教派的犹太人通常推迟服役，直到超出法定服役年龄，这种做法起源于本-古里安时代，现在争议很大，成为不同政党间的矛盾焦点之一。以色列军人服完义务兵役后，退出现役，成为预备役人员，也可在服役期快满时提出申请，继续和军队签订合同，成为职业军人。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的规模更大，组织结构更为稳定，它们保持着现役时期的上下级关系、武器装备和训练模式，在战时能迅速转化为战斗力。

以色列由于国小人少，平时无力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因此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就创立了高效的动员机制，在军队和地方都有相应的动员机构；由于在世界其他地方还分布着大量犹太人，以色列还拥有一套吸收海外犹太人参军入伍的制度。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48小时后，国防军动员了约30万预备役人员，约占当时总人口的7.9％，使总兵力由11万人迅速增加到40余万人，为以色列转败为胜奠定了兵力基础。但近年来，由于爆发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以色列对预备役人员进行大规模动员的可能性也随之下降。

国防安全战略以国家目标为基础，以色列的国家目标包括确保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以色列国的犹太性和民主性、以色列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以色列在地区和国际上地位的稳固和提高。从总体上看，以色列国防安全战略的内容包括先发制人、速战速决、威慑战略、武器质量优势、高度戒备与快速动员。

人们一般认为以色列三面受敌，地缘政治环境极为恶劣，但实际上，以色列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分别同埃及、约旦实现和平，“阿拉伯之春”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实力大减，周边紧张局势大幅改善。目前以色列面临的直接威胁主要来自南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北边黎巴嫩的真主党和更遥远的伊朗，其中对以色列威胁最大的还是伊朗，尤其是伊朗导弹的威胁。基于以色列周边和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未来以色列国防军的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维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慑力；对威胁来源保持实时情报覆盖；维持空军在中东地区的绝对优势；提供多层次的防空体系；提高静态防御能力，限制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地道等途径向以色列渗透；继续维持袭击远距离大量目标的能力；维持部队的科技优势。

在对外关系上，以色列和美国、法国、印度、德国、英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都存在较为密切的军事关系。但毫无疑问，目前以及在未来很长时间内，美国都将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中国和以色列具有极强的互补性，自两国建交以来经贸关系不断发展，以色列也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支点。其实，不只是高科技军事武器，这个国家和民族很多方面都值得学习。虽然中以关系的发展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限制，但作为两个最为古老的民族，我们一方面应该吸收各自古老文明的智慧，一方面应该不断开拓创新，探索出一条长久的合作共赢之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最后，我想在此感谢在翻译本书过程中给予我无私帮助的师长和朋友，其中包括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武官张溯大校、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副教授刘海龙、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讲师李志博、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修光敏和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汪芳。

王戎
2019年10月

序言

本书源于我们两人在2012年春天的一次对话。当时，“铁穹”（Iron Dome）防御系统刚刚在加沙地带的作战中证明了其有效性，以色列在其他科技领域也突飞猛进。不过以色列的敌人同样如此：2012年2月，伊朗将其第三颗卫星独立送入太空；叙利亚旷日持久的内战仍在继续；邻近的黎巴嫩真主党(1)则利用这一地区形势继续囤积火箭弹，其数量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作为以色列资深军事记者，我们两人每天都在报道以色列国内、周边和整个地区频繁爆发的事件与冲突，但我们总感觉这个故事讲述得还不够完整。以色列军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大，拥有新型无人机、隐形飞机和潜艇，以色列导弹的精度越来越高，坦克的防护能力也越来越强。但以色列敌人的军事能力也在提升，特别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这场规模空前的军备竞赛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多年来我们一直重点关注以色列军事。我们两人都是以色列国防军的老兵，现在仍在预备役部队服役。我们不仅是以色列所处冲突的观察者，也是参与者。在第二次因提法达(2)、以色列撤出黎巴嫩行动、以色列撤出加沙行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和国防军在加沙地带的多次行动中，我们都身临前线进行采访，有时甚至深入敌后。

由于工作原因，我们登上过以色列的潜艇和导弹舰，坐过以色列的直升机和C-130运输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3)的黎明前突袭中，还和以色列国防军步兵并肩坐在装甲车里。

我们长期关注以色列国防军的变化和发展，观察这支军队如何适应新的威胁和挑战，不管是巴勒斯坦自杀式爆炸袭击者、真主党火箭弹还是伊朗核计划。近年来，中东地区空前混乱，以军也变得更为警惕。“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地区形势发生剧烈变化，以色列南部和北部边界外出现了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新的敌人。

以色列极度依赖它长期以来努力创造的威慑力。我们认为这种威慑力有三个核心支柱：以色列可能存在的核武器能力、以色列和美国的战略联盟关系以及国防军的常规作战能力。

这是第一本专门讲述以色列如何在军事领域研发和创造高新技术与尖端武器的书。从建国到今天，这个国家一直面临着来自整个地区的威胁和挑战，所以这本书的内容在时间上涵盖了整部以色列国的历史。

为了把故事讲好，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是根据以色列擅长的技术和武器将书分为不同章节。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遵循时间顺序原则，但有时也会在时间轴上来回跳跃，比如从20世纪60年代跳跃到当下，然后又跳回60或70年代。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每一种武器是如何诞生的，发明者是谁，是什么让这些人和这些技术如此与众不同。本书中每个章节都具有特殊性和独立性，而组合在一起则能构成一幅更为庞大和全面的图景。

(1) 该组织主要分布在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地区，受伊朗和叙利亚支持。——译者注

(2) 因提法达是Intifada的音译，在阿拉伯语中是“抖落”“摆脱”的意思，指巴勒斯坦人在1967年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对以色列人发动的大起义。有时也译为“巴尔斯坦大起义”，本书采用音译的方法。——译者注

(3) 以色列于1967年从约旦手中夺得的位于约旦河以西的领土，圣经时代称为“犹地亚和撒玛利亚”。——译者注

前言

“把望远镜给我。”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本尼·甘茨中将吩咐他身旁的军官。他将眼睛对准目镜，对焦到几英里外的画面，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甘茨正在卡比尔山上做着他最爱做的事：进行区域评估，观察这个他要保护的国家的每一寸土地。

向北望去，他清楚地看到叙以边境上黑门山白雪皑皑的山峰。向东转90度，他看到约旦，把望远镜角度调低一些，还可以看到居住有13万巴勒斯坦人的小城纳布卢斯。

从望远镜中看到的这些画面在提醒他：以色列太小了！甘茨站在那感慨道：这里根本没有战略纵深可言，敌人近在咫尺。

“那是什么？”甘茨向地区旅旅长尼姆罗德·阿洛尼问道。和总参谋长一样，阿洛尼的军旅生涯也是从伞兵部队开始的。甘茨用手指着那个方向说道：“那里！那个满是窗户的白色大型建筑是……？”

阿洛尼把挂在胸前的枪挪到一边后，也拿起望远镜对焦，然后说道：“哦，那是一个商场。”

纳布卢斯不是普通的巴勒斯坦城市。在始于2000年的那场被称为第二次因提法达的骚乱中，纳布卢斯成为以色列通缉犯的大本营。当时甘茨所指挥的师专门负责约旦河西岸的安全，来自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1)的激进分子在纳布卢斯老城（也称为卡斯巴城）的石头迷宫中建立了许多炸弹实验室和指挥所。卡斯巴城最早由罗马人修建，后来经马穆鲁克人和土耳其人扩建，拥有复杂的地道网络和隐蔽的藏身处，为逃亡的激进分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以色列国防军经常被派到这座城市实施突击行动，搜捕激进分子。但近年来，纳布卢斯发展迅速，激进主义处于历史低点，国防军也明显减少了在这座城市的活动。

第二次因提法达之后的几届以色列政府，都试图同巴勒斯坦人就和平协议进行谈判。2008年，时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向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解决方案，但遭拒绝。2009年，为了重启和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同意冻结定居点建设，这是以色列前所未有的举动。最终，虽然双边对话得以重启，但还是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2012年甘茨此次视察边境时，位于纳布卢斯的巴勒斯坦证券交易所的指数创下新高，而当时阿拉伯世界的证券市场普遍处于熊市。因新一轮和平谈判即将开始，人们对此抱有很大希望。

当然，甘茨这时视察约旦河西岸还有另一个目的。

几年前，发生在突尼斯的街头抗议活动像野火般迅速蔓延，“阿拉伯之春”由此诞生。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被捕并被处决；胡斯尼·穆巴拉克在埃及的统治被推翻；巴沙尔·阿萨德开始同反政府武装作战，叙利亚这场血腥和充满争议的内战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伊斯兰国”和全球“圣战”组织的崛起；在黎巴嫩，真主党不断囤积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支威胁以色列的力量不再只是游击队，而逐渐成为一支成熟的武装力量。

以色列国防界很担心这种不稳定局势会继续蔓延，甘茨想要确保约旦河西岸的稳定，如果不能，以色列国防军必须时刻做好作战准备。

甘茨一开始并非总参谋长的人选，但由于第一人选被认为资历不够，他很意外地获得了这个职位。

所以，已经退休的甘茨被召回，穿上熟悉的军装，接受了这一要职。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本尼·甘茨中将在2011年一次军事训练中和战士们谈话（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他曾和人们说：“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和我的战士们待在前线。”

听取了几个军情简报后，视察结束。甘茨登上他那辆装甲吉普车的后座，准备前往附近的直升机停机坪。他的随从参谋开始有些紧张，和往常一样，甘茨在时间上已落后于行程安排。吉普车离开基地，开上一条颠簸小路，绕过小山，从车上可以看到山上的一个犹太人定居点，定居点房屋的外墙都被刷成白色，屋顶都是红色的。

“停车！”甘茨突然对司机说道。

“怎么了？”司机望着眼前径直穿过约旦河西岸中心地带的荒无人烟的道路。

总参谋长语气更加坚定地重复道：“停车。靠边停在那吧。”

司机迅速一脚刹车，将车停了下来。

总参谋长对随从参谋说：“给我接通尼姆罗德。”尼姆罗德就是刚才陪同他视察的地区旅旅长。接通后，甘茨拿起电话说道：“尼姆罗德，我的吉普车被路边炸弹击中，我受伤了，我的一名战士被劫持。”阿洛尼还没来得及回答，甘茨就挂掉了电话。

甘茨走下吉普车，看了看他那块银色的百年灵手表，然后坐在旁边一块石头上。他捡起一根树枝，抖落上面的尘土，一边用手折树枝一边说道：“现在我们开始等他们。”

几分钟后，一群全副武装的战士出现在道路上，开始搜寻“被劫持”的战友；几辆军用悍马吉普车开到附近的高地，车上装有显示附近所有军力部署情况的等离子显示屏；天上还传来无人侦察机的引擎声。

时间在流逝，甘茨一边看着这些战士，一边看着自己的手表。10分钟后，阿洛尼出现在他跟前，但甘茨并没太多话要同他说。

“好吧，辛苦了，再见！”说完，他登上吉普车，只留下一团扬起的尘土。

这只是甘茨一个普通工作日，但他想利用这个机会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中东局势极为混乱，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必须确保部队能够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

甘茨说：“鉴于地区的不稳定程度，下一次战争来临时，我们很可能没有太多预警时间。但我们会获得胜利，因为我们的战士已做好准备，他们还拥有最好的科技支持。”

以色列有不少军事科技在国际军火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从那天下午甘茨组织的突击演习中我们已经可以领略到几分以色列军事科技的风采。

首先赶到现场的悍马吉普车内配备的等离子显示屏是国防军所使用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这一具有革命性的系统被称为“查亚德”（Tzayad），希伯来语中是“猎手”的意思。该系统工作原理同全球定位系统（GPS）导航类似，但不同于导航系统，它能够精确显示所在地区所有军力的确切位置，并能够区分友军和敌军。如果一名战士发现一个敌人的位置，他只需在电子地图上标注该敌人的位置，这一信息就可以马上出现在该系统所有用户的屏幕上。

这一科技正在改变作战方式，带来明显的战场效果，它大大缩短了从发现敌人到开火之间所需的时间（也称为“从传感器到射手”的周期）。“查亚德”系统的准确性及其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成功运用已被广泛认可。2010年，澳大利亚为采购该系统支付了3亿美元；2014年，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投入1亿美元购买该系统。

在营救“被劫持”士兵的演习中，匆忙跑到现场保护总参谋长的战士所持的是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IWI）研发的“塔沃尔”（Tavor）突击步枪。由于重量轻、精度高、尺寸小，“塔沃尔”突击步枪已取代美式M-16突击步枪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首选武器。自从该步枪在以色列服役以来，从哥伦比亚到阿塞拜疆，从马其顿到巴西，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甘茨那辆在假想中被炸弹袭击的吉普车装备有普拉桑·撒萨公司设计和生产的防护装甲，这家以色列公司位于动荡的黎以边境附近一个小型基布兹(2)内。

20世纪80年代，这家公司成立于该基布兹的白色粉刷外墙房屋和猕猴桃果园中，凭借极具创新性的装甲迅速引起以色列国防军的注意。通过使用高密度复合材料，这些装甲能够在不显著增加车辆重量的情况下为车辆提供防护，减少火箭助推榴弹（RPG）和简易爆炸装置（IED）带来的伤害。

美国先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开战，在战场上，简易爆炸装置很快成为造成美军伤亡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撒萨公司的订单量猛增，公司利润也很快从2003年的2300万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5亿美元。

在纳布卢斯上空，以色列国防军无人机在密切监视这座巴勒斯坦城市和附近以色列军队的部署情况。2011年初，以色列国防军启动了“天空骑士”计划。随着该计划的推进，每个野战营都配备了轻型“云雀”（Skylark）无人机。研制这款无人机的是以色列主要国防承包商埃尔比特系统公司（Elbit Systems）。“云雀”无人机的发射方式就像橄榄球四分卫发球一样简便，它所提供的近距离情报对于步兵作战行动至关重要。该无人机的列装进一步巩固了以色列在无人机和无人系统研发上的世界领先地位。

从卫星到导弹防御系统，从无人机到网络战，以色列在现代战场的各项军事技术领域都处于世界前沿。作为一个仅有800多万人口的小国，以色列如何成为一个世界军事强国，并研发出改变全球战争方式的科技？这正是本书要讲述的故事。

2013年，在以色列南部的一次军事演习中，一名以色列国防军战士正在发射一架“云雀”无人机（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由于以色列的成功，许多航空航天业巨头、武器制造商甚至国家政府纷纷来到这个犹太国家取经，学习创新、驱动力和科技的独特结合方式。

美国、法国、英国、印度、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大型企业，经常同规模远小于它们的以色列国防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60年前，以色列的主要出口产品是橘子和假牙，而今天，已变成电子产品、软件和先进医疗设备。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故事。

根据英国简氏信息集团的军事贸易出版物的统计，以色列是世界六大武器出口国之一，仅武器一项就占到该国出口总额的10％。2007年以来，以色列军火的年均出口额约65亿美元。2012年，以色列1000家军工企业共出口了价值75亿美元的军火，创造了新的纪录。[1]

尽管国家很小，但以色列的科研投入比例列全球之首，占国内生产总值约4.5％。在许多排名中，以色列都持续被列为全球最具创新性的国家。庞大的科研投入中有大约30％用于军事类产品，相比之下，德国该比例只有2％，即便美国也只有17％。[2]

对于以色列，著名报刊专栏作家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利亚曾这样写道：“它的武器更加先进，通常比对手的武器要领先一代。以色列的技术优势对现代战场产生了深远影响。”[3]

以色列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这就是本书试图回答的主要问题。我们将通过介绍以色列具体的武器和战术的发展历程来作答。每一种武器都是因时因势而出现的，武器的发明者拥有不同的灵感和动机，并借鉴了这个国家诸多的民族特性，而这一切又共同创造了以色列独特的创新文化。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特性能独立存在，以色列能成为一个军事大国，离不开这些民族特性的共同作用。

以色列文化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充满矛盾的文化。几十年来，以色列人试图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但直到今天，他们都没能重复1979年同埃及以及1994年同约旦取得的成功。以色列人不分男女都要服兵役，但这并没有让以色列社会变得纪律严明，相反，军队被认为是这个国家随意性和非正式性特点的主要来源。

以色列只有800多万人口，自然资源匮乏，但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却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建国以来虽然军事冲突不断，但每年却能吸引300万名海外游客。

以色列经济和军事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这个国家面临的一系列威胁和建国以来为了生存而不断进行的战争。

甘茨将军的母亲在大屠杀期间曾是伯根·贝尔森纳粹集中营的一名囚犯，二战结束后才来到以色列，是成千上万逃离欧洲、寻找新家园的犹太难民之一。以色列宣布建国后，又有几十万来自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塞法迪犹太人被迫离开家园，来到以色列。

追求生存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开始，全国的食品只能限量供给，没有公共交通，医疗服务严重滞后，人们一度怀疑这个国家能否支撑下去。

1948年独立战争爆发后，许多大屠杀幸存者刚刚坐船到达码头，迎接者就发给他们枪支，并把他们派往前线。他们中许多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学一句希伯来语就已战死沙场。据那些和他们并肩作战并活下来的人说，在战场上，为了保卫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人视死如归。

由于条件异常艰难，为了生存下来，面临困境的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具备一些关键的能力，比如即兴发挥和适应变化的能力。

以色列前国家安全副顾问鲁文·盖尔解释说：“以色列国防军刚成立时，献身精神、昂扬斗志、情报保障和应变能力弥补了部队在人员、武器与训练上的不足。这些特点最终成了以色列战士的标志。”[4]

除了新移民这一人力资本，以色列几乎没有其他资源可言，以色列人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手头有限的资源。建国之初，以色列内部困难重重，外部不断传来要灭亡以色列的声音（直到今天，伊朗等地还在发出这样的声音），以色列人必须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创新思维，以色列根本无法存活。

创新和生存之间的关系非常明显，正如以色列卫星计划提出者哈伊姆·埃塞德对我们所说的：“断头台阴影下的头脑更敏捷。”

但这只能算原因之一。世界上在逆境中崛起的国家还有很多，韩国也在类似的国家安全威胁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韩国在先进武器研发上远落后于以色列。

以色列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等级结构的弱化。

这看上去不太像是一个优势，但正是社会等级结构的解体刺激了创新行为的产生。

等级缺失现象在以色列比比皆是，不管是在军队中，还是在大街上，甚至在政府办公室里，低层员工都可以直呼部长的昵称。

以色列简直是一个昵称之国：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被公开称为“毕比”，国防军前参谋长摩西·亚阿龙被人们称为“博吉”，总统鲁文·里夫林常被叫作“鲁维”，反对党领袖艾萨克·赫尔佐格则被叫作“布吉”。

在日常生活中，以色列人惯于省去社交中的繁文缛节。在这样一个小国，每个人和领导人或公众人物间的距离都不会太远，不管是进大学还是预约一位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他们都很善于使用“普罗泰克西亚”（这个词来自波兰语，“关系”的意思，相当于走后门）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前面提到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以色列国防军被认为是以色列非正式性特点的主要来源。在军队中，以色列人对等级制度特别反感，表现出强烈的“虎刺怕”精神。这个词来自意第绪语，大概可以翻译成“大胆”“厚颜无耻”或“魄力”。

按规定，新兵应当称指挥官为“长官”，但几个月后指挥官就会开始一项“拉近官兵距离”的活动，士兵可以直呼其名，甚至可以不用敬礼。

可以想象一下，在以色列军队这个本应该固化组织结构和强调士兵纪律的单位，居然存在一个专门用来打破等级制度的仪式性活动。

著名军事历史学家马丁·范·克里费德对我们说：“非正式和无等级是以色列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最大的优势。以色列比较小，人们互相都认识，加上几乎人人都在国防军服役过，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很容易被打破。”

缺少等级秩序的非正式文化表面看来会影响一个国家或组织进行长远战略思考的能力，但在以色列恰恰相反。沟通障碍的打破有利于创造一种鼓励思想自由交流的环境，当不同级别的军官在一起平等自由地对话时，他们往往能碰撞出新的思路。

比如，以色列空军（IAF）司令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你可能会以为他会带一位和他一样的资深飞行员，但实际上，他一般会让一名有时年龄只有他一半大的年轻飞行员坐在后排。

以色列前空军司令伊多·内胡什坦少将就曾同一名25岁的中尉一起飞过F-16战斗机。任务结束后，少将对我们说：“在机舱内没有上下级之分。”

这样一来，年轻人能从前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反之亦然。飞行任务结束后，初级飞行员甚至可以批评高级飞行员的表现，不用担心被降职、失去晋升机会或受到惩罚。实际上，他们被鼓励这样做。

内胡什坦解释道：“这种开放、专业和公平的文化正是我们通过不断努力创造出来的。”

外国军官访问以色列时，这种文化经常会让他们感到震惊。

1992年，曾担任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的美国空军中将罗恩·卡迪什第一次访问以色列时，就深切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冲击。

当时，美国F-16战斗机坠机事件频发，作为美国空军F-16项目负责人，卡迪什来到这个除美国之外拥有最大规模F-16战斗机机群的国家进行咨询。

到达空军基地后，负责接待他的以色列人带他参观了各飞行中队，还向他展示了一些机身涂有击落敌机标记的飞机。这些中间有蓝点的红圈记录着这些飞机在十年前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中击落敌机的数量，其中一架以色列F-16战斗机曾击落过7架叙利亚飞机。

参观结束后，卡迪什被带到基地指挥官办公室讨论飞机的技术问题，桌上摆着以色列的特色茶点：加热过的脆皮芝士，土豆三角面包，再配上又浓又苦的土耳其咖啡。美以双方人员一起对飞机进行机械和技术上的评估。

这时，一名参加讨论的以色列人员和基地指挥官就飞机存在的问题争吵起来。卡迪什询问他的身份，原来这位和准将争吵的是一名士官机械师。虽然级别很低，但他的观点很有道理，所以大家耐心地听完了他的陈述。

卡迪什回忆说：“我坐在那儿感到惊讶极了。美国的军队等级更加分明，人们不会随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在以色列军队却完全看不到这一点，以色列空军就更不用说了。”

卡迪什看到的就是典型的以色列“虎刺怕”现象。在美国军队从没听说过有人敢说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话，更别说在外国军官到访时和自己的指挥官争吵了。但在以色列，没人会这样想。这位机械师所做的就是他多年来被训练和被鼓励去做的事情：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以色列预备役部队比现役部队更强调这种精神。作为一名军官，要想晋升，你不但要在上级那留下好印象，还得让下属佩服你。

退役准将舒基·本-阿纳特曾担任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司令，他对我们说：“如果一位预备役人员没有得到他要的答复，他会直接去找更高一级的指挥官。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破坏制度，而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他才不会在乎等级制度。”

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后，亚历山德罗尼旅（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最精锐的步兵旅之一）旅长什洛米·科恩上校在召集士兵开战况分析会时，也亲身经历了类似事件。

战争爆发后，亚历山德罗尼旅的预备役人员被大批召回部队，当时有两名以色列士兵被绑架，火箭弹不断落在以色列境内，没错，这又是一场关乎国家生存的战争。

然而，实现停火后，当预备役人员回到以色列境内，他们难以控制内心的苦恼和愤怒。被派到黎巴嫩时，他们拿到的都是些过时或有故障的装备，他们不得不自己筹钱购买防弹衣和手电筒。在战场上，科恩的指挥也让他们感到很不满，他下达的命令经常变更，明显缺乏决断力。有好几天时间，他们受命待在黎巴嫩南部的村庄中，似乎在等着真主党进攻。由于补给物资从没送到他们手里，他们不得不冲到黎巴嫩杂货店找食物，有的人出于内疚会在柜台上留下一些钱。

战争结束两天后，科恩召集部队开会，试图解决当时存在的一些问题，会议地点就在北部古城采法特附近的松树林里，这座城市在战争期间曾频繁遭到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在会议上，科恩提醒预备役战士不要总是抱怨，否则后果自负，他还批评他们士气过于低落。

这时，预备役战士们忍无可忍，有的对他吼起来，还有的开始向他发出嘘声，直至科恩起身离开现场。他的言论让预备役战士非常愤怒，其中几人还决定到耶路撒冷的总理办公室抗议。

战士们的不满传到了指挥系统高层，最后，这位本来前程似锦的军官被派到一个东欧国家当以色列武官，在那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

在西方军队中，对高级军官发出嘘声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在以色列则不无可能。预备役人员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过分，既然一名军官犯了错误，他们就应该表达不满，至于这名军官是他们的上级，且他们自己身上还穿着军装，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本-阿纳特能理解这些预备役人员的挫折感和失望。1973年赎罪日战争(3)后，他有过同样的感受，当时国家调查委员会发现这场战争中存在大量系统性失误和错误。那时他还是一名战士，在战争中，他所在连队的坦克数量一度只有敌方的五十分之一。这场战争和战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让他看到发展预备役部队的重要性，也让他明白以色列经不起打一场没有准备的战争。

战争结束后，虽然服役年限已满，但他决定继续服役。大多数预备役军人每年要被召回14—21天，但本-阿纳特的年服役天数达到120天，他在预备役部队的级别因此也越来越高，虽然他的正式工作岗位是在以色列的一个情报机构。2008年，他在服役了35年后晋升为准将，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部队司令。

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常规行动中，以色列国防军非常倚重预备役人员，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国防军建军时确立的人民军队原则和义务兵役制度。本-阿纳特指出，虽然成立预备役部队的最初目的是确保紧急情况下拥有足够的兵力，但预备役人员的存在还对军队产生了许多其他方面的积极影响。

他解释道：“预备役人员每年只在特定时间来到部队，所以千万不能让他们觉得你在浪费他们的时间。这让整个体系变得更为高效。”

军队以预备役部队为基础意味着士兵退伍后，哪怕已经上大学或进入职场，每年还要回到军队服役一段时间。预备役飞行员每周会抽出一天时间进行飞行训练，作战部队战士每年被部队召回2—3周，其中一半时间用于训练，另一半用于执行常规巡逻或边境行动。

同样，军工企业的工程师并不只在会议室和战士们讨论武器设计方案，每年被召回部队时他们也会穿上军装，成为战士。

当年的战场经验和后来在预备役部队的训练作战经验能够帮助以色列工程师更好地理解国防军在下一场战争中需要什么，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求。也就是说，军队就新武器系统提出的每一项“作战需求”都会简洁而明确，且照顾到每个细节。因为这些工程师亲身经历过战争，很清楚部队的需求。

为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坦克生产防护装甲的普拉桑·撒萨公司的一名员工说：“我们知道坐在军车中的感受，甚至知道车辆被爆炸装置击中或被火力扫射时车内人员的感受。”[5]这些经历已深深刻在他们的脑海中。

海法大学商学教授丹·佩莱德说：“以色列工程师既熟悉以色列的国防需求又熟悉科技，这在其他国家难以想象。”[6]

比如，美国会在国防承包商研发团队安排军代表，但他们常被视为外人。在以色列，这些“外人”就是自己人。他们的军旅生涯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们的双重身份是重要的国家资产。

范·克里费德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手下95％的人都没服过兵役，也没参加过任何军事行动，你怎么能指望他们设计出创新性武器？”

1992年访问以色列时，另一个让卡迪什中将大开眼界的是该空军基地飞行员和战士的年轻化程度。在同等岗位上，他们很多人的年龄甚至只有美国和欧洲国家军官的一半。

美军的平均年龄是29岁，而以色列国防军的平均年龄是20岁出头。

这意味着，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军人，以色列初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拥有更高的权限，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此外，他们的上级军官也更少，以色列高级军官和作战人员比例为1∶9，美国则达到1∶5。很多时候，以色列的年轻士兵不得不独自做出一些重要决定。

在以色列，刚参军几年的年轻情报分析员经常可以直接向国防部部长和总理汇报工作。23岁的年轻人就可以成为连长，负责约旦河西岸边界某一段的安全，一旦这一区域有恐怖分子渗透，或出现大规模袭击活动，他们就将被问责。

让年轻人承担责任有利于培养他们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不但能在军队中发挥作用，在他们以后的人生中也一样管用。由于以色列长期处于冲突状态，战士们在年轻时就要经历很多险情，有时不止一次要做生死攸关的决定。

以色列前空军司令和国防部前任总司长大卫·伊夫里告诉我们：“哈佛大学毕业生可能得到了一流的教育，拿到博士学位，但他们学习的都是理论知识。在以色列国防军，战士们得到的是关于人生的博士学位。”

以色列在战士身上的投入很大，他们被视为无价之宝，是全体以色列人的宠儿。以色列社会的确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战士的。2011年，以色列释放了1000多名囚犯用于交换一名在加沙地带被哈马斯绑架的士兵。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的交换行动已有多次。

在中东其他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很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名士兵不仅对他的家人而言很重要，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当一名士兵被绑架，每个家庭都会感到非常痛苦，他们明白，他们深爱的亲人也可能是那个被绑架的人。

义务兵役制还对以色列社会产生了另一个影响：军队发挥着熔炉的作用。这一点和以志愿兵役制为基础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在大约10年前的美国，44％的士兵来自乡村地区，41％来自相对落后的南部，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来自家庭收入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县。[7]

2016年3月，戈兰旅的新兵训练（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在以色列几乎人人都得服兵役，男性服役约3年，女性服役约2年。来自特拉维夫的富家子弟被召到作战部队时，会发现和自己一起训练的不但有来自南部欠发达城市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来自北部的俄罗斯移民，还有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宗教人士。国防军不允许社会壁垒的存在。在这里，从没接触过高科技设备的穷孩子可以拥有操作这些设备的机会，在一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可能突然被训练为网络操作人员。一旦穿上军装，社会经济和种族的标签都不复存在。

熔炉作用也是促进创新的动因之一。只有当人们在一起畅所欲言时才能产生创造力，要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彼此了解，说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文化。在以色列，军队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绝佳场所。

以色列国防军鼓励军官接受跨学科教育。这一理念源于以色列可支配资源的匮乏，这不仅体现为原材料的匮乏，也体现为人才的匮乏。以色列人常开玩笑说，在国外航空公司，每一种螺栓或保险丝都有专家，但在以色列，工程师必须掌握多个领域的技能，同时完成多项任务。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高级军官或军工企业高管都拥有多个领域的学位。一位获得电子学学士学位的军官可能会在硕士阶段学习物理学或公共政策。

“铁穹”防御系统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武器系统，其幕后策划者丹尼·戈尔德就是追求跨学科教育的榜样。在空军服役期间，他利用休假时间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企业管理学，一个是电气工程学。在本书相应章节中，我们会详细介绍为何他需要这两个学位来启动“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工作。

国防军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很大，特别注重跨学科教育，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特比昂”（Talpiot）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服役的都是以色列最优秀、最聪明的战士。

“特比昂”一词来自《旧约·雅歌》中的诗句，意为城堡的防御工事。“特比昂”也是目前以色列一支精锐的技术部队，每年有数千人申请加入，但只有大约30人能最终被录取，他们还得同意服役9年，这是一般服役年限的3倍。

这些战士一般拥有很全面的技能，能够胜任精英突击部队中飞行员或武器装备操作员的岗位。“特比昂”拥有人才的优先选择权，只要是它想要的人，一般都能得到，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特比昂”人才培养项目诞生于一场灾难——1973年赎罪日战争。叙利亚和埃及在犹太人神圣的斋日发动进攻，让以色列措手不及。这场战争中，2000多名战士牺牲，数不清的飞机和坦克被摧毁。在那之前以色列一直认为自己拥有军事优势，但灾难过后，这个国家感受到建国25年来从未有过的脆弱和无助。

虽然最终守住了领土，但这场战争给以色列人内心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它提醒以色列，单纯依靠创新策略不足以保持军事优势，以色列需要的是技术优势。但如何才能获得技术优势？

战争结束后不久，时任空军技术部负责人的阿哈龙·贝斯-哈拉契米上校接到希伯来大学物理学教授沙尔·雅兹夫的电话。同年早些时候，两人在阿哈龙·贝斯-哈拉契米到希伯来大学参观雅兹夫研发的高功率激光时见过面。当时苏联人和美国人都在开展激光方面的研究，贝斯-哈拉契米认为以色列国防军也应该在类似项目上进行投资，至于如何应用到军事领域可以留到以后考虑。

雅兹夫在电话中说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商量，并会带一个朋友来。几天后，他带着另一位物理学家菲力克斯·多森来到贝斯-哈拉契米的办公室。在贝斯-哈拉契米看来，这次会面有一种穿越到圣经时代见到摩西和亚伦的感觉。和摩西一样，多森不善言谈，需要雅兹夫在一旁帮他表达自己的观点。

雅兹夫说，多森写了一份报告，建议设立一个名为“特比昂”的项目。这个项目只针对以色列的天才们。这些战士将经历为期40个月的培训（时间远远长于国防军其他新兵），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但要拿到物理学、数学或计算机科学的学位，还要同精锐伞兵部队一起完成作战训练。

在培训后期，学员将到军队不同单位挂职，40个月后，他们最终将被分配到一个特定单位，主要是空军和情报部队。

贝斯-哈拉契米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他也为以色列在上一场战争中的表现感到忧心忡忡，希望能够提高以色列国防军的科技能力。他答应向上级汇报这一建议。

“特比昂”项目的关注点很特别，它的目的并不是教授单一技能，而是让参与者接受跨学科教育，熟悉以色列国防军科技能力的各个方面，使他们能够打破组织上和科技上的局限，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并非每个人都对这个想法感兴趣，空军和军事情报机构的军官很快就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希望最优秀的新兵成为飞行员和战场指挥官。在总参谋部，贝斯-哈拉契米最常听到的回答就是：“把他们放在其他地方纯属浪费人才。”他在空军的地位有限，因此无能为力，只能等待时机。

几年后，贝斯-哈拉契米被提拔为以色列国防军研究与发展机构的负责人，成为总参谋部的关键人物之一，可以随时见总参谋长拉斐尔·埃坦。在一次周例会上，贝斯-哈拉契米介绍了成立“特比昂”项目的想法，并完全说服了埃坦。这位总参谋长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再开会进行论证。不到3个月，“特比昂”项目就进入试验阶段。

贝斯-哈拉契米很快发现这个项目非常成功。成立几年后，总理主持了一次专门讨论该项目的安全内阁特别会议。在会上，一些将军抱怨“特比昂”毕业生在军队各部门的分配不够均衡，自己所在的部门分得太少。几乎每个单位，包括以色列间谍机构，都希望获得更多的“特比恩”（“特比昂”毕业生）。这次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后来总理不得不做出决定，规定“特比昂”毕业生必须分配到全国各个安全机构，包括警察系统。直到现在，平均下来，每个“特比昂”毕业生都会有5个单位进行竞争。

贝斯-哈拉契米告诉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看到，要想取得突破，并不需要太多人，需要的只是正确的人，并让他们接受正确的训练。”

这个项目拥有无数成功的案例，其中大多数案例都属于机密范畴。一位“特比昂”毕业生用电能取代化学能将炮弹的速度提高10倍。

另一位“特比昂”毕业生当初在收到医学院的录取信后毅然放弃，选择参军入伍，进入该项目。他为直升机飞行员发明了一种新型座椅。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服役时发现，许多飞行员都有腰疼的毛病。因此他重新设计了座椅，将其安装在直升机模拟器上，并在座椅靠背上打了个洞，在中间放置一支笔抵住飞行员的后背，然后用高速相机记录下直升机震动对飞行员腰背部的影响，最后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对座椅进行了改进。[8]

在加沙地带，许多激进主义者在边境朝以色列方向挖地道。对此，有一位“特比昂”毕业生在研发跨国界地道侦测系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特比昂”的项目规模很小，成立40年来只培养了大约1000名毕业生，但其对军队和国家的影响却非常大。许多毕业生成为以色列学术界和科技界的精英，在科技公司或在其他公司中担任重要职务，不少公司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

同样毕业于“特比昂”、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网络局局长的埃瓦塔尔·马塔尼亚说：“在世界其他地方绝没有这样的项目。一名‘特比恩’就能单枪匹马让一个单位发生革命性变化，如果有2—3个‘特比昂’毕业生，那就更厉害了。”[9]

我们相信以色列成功的秘密不仅在于以上提到的这些方面，在深层次上还源于以色列的国民特性。

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这样长期经历激烈的冲突。敌人近在咫尺，当边境线上的极端组织频繁向你家和学校发射火箭弹，或派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来到你所乘坐的公交车时，容不得你有半点大意。

面对这样的现实，安全事务绝非儿戏。不少以色列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安宁后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他们说，这太不现实了，这一定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在埃及和叙利亚战场上，以色列成为第一个同苏联武器过招的西方国家；远早于纽约、伦敦、马德里或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以色列是第一个经受激进分子实施的街头自杀式袭击考验的现代国家。以色列常常计划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偶尔还在约旦河西岸搜索激进分子嫌疑人，承受着大多数国家从未面临过的威胁。为了应对这些威胁，以色列必须不断发展先进军事科技。

以色列国防部前任总司长乌迪·沙尼同我们在特拉维夫见面时说：“最让我们受益的是三个因素的综合：我们有创新人才；我们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来判断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有将研发成果马上运用于实战的能力，因为我们几乎一直处于冲突状态。”

以色列的武器研发的确改变了现代战争的形态，但这一切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发生在中东这一全世界最动荡的地区。以色列可能认为之所以需要发展先进武器是因为面临外部威胁，但另一方面，这种科技优势恰恰加剧了以色列试图避免的军备竞赛。

2010年，以色列发动了“震网”行动，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网络袭击行动之一。根据一些估算数据，凭借这种高效的电脑病毒，以色列成功摧毁了伊朗铀浓缩主体设施中大约1000台离心机，将这个国家的非法核计划推迟了将近两年。但此后，伊朗也成立了自己的网络作战单位，每年投入10亿美元用于发展有效的攻击手段。两国间一场更大规模网络战的爆发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中东的动乱不断蔓延，许多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也面临着来自“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城市恐怖主义威胁。因此，以色列在应对类似威胁过程中所积累的战术和研发的科技存在很大的需求。

比如，“铁穹”防御系统就帮助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射来的火箭弹这一战略威胁降级为可控的战术威胁，使以色列领导人得以专注于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更核心的挑战和威胁。

安装在以色列国防军“梅卡瓦”主战坦克上的“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能够拦截火箭助推榴弹和反坦克导弹，让这些钢铁机器能够在非对称战争和城市战时代继续发挥作用。当前许多国家正在逐步淘汰装甲部队，以色列没有随大流，反倒迎难而上。

以色列的故事常常让世人惊讶。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弱小的古老民族重回故土，建立国家，在饱经苦难后，不但存活下来，还实现了繁荣。

这本书将为这个故事添加一个新的维度，使其变得更加完整。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以色列如何通过科技获得的胜利和成功，而是以色列人和独特的以色列文化，因为这才是以色列获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的世界，这个故事值得我们每个人细读。

(1) 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的阿拉伯语首字母缩写。——译者注

(2) 基布兹最早是基于社会主义原则建立的集体社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几十年内，基布兹是最具以色列特色的组织。——译者注

(3) 即第四次中东战争，由于发生在犹太民族的赎罪日，这场战争被以色列人称为赎罪日战争。——译者注

第一章　地下工厂

1945年，以色列建国3年前，巴勒斯坦的犹太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委任统治结束和英国人离开巴勒斯坦只是时间问题。犹太人明白，一旦那一天到来，阿拉伯人就会发动进攻。

犹太人手上的武器严重不足，但更严峻的问题是，在英国统治下，一旦被发现持有武器，犹太人就会被送进监狱，有时甚至被判死刑。犹太准军事组织哈加纳（后来发展为以色列国防军）急需弹药和武器，但这些物资将从何而来？

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哈加纳高级指挥官约瑟夫·阿维达尔。阿维达尔出生于俄国，他的一位非犹太人邻居曾在沙皇部队服役过，在这位邻居的帮助下，他在9岁时就参加过基础军事训练。这些技能让他受益终身，到以色列不久后他就脱颖而出，迅速晋升为哈加纳的高层领导人。在1929年阿拉伯人暴乱中，他是耶路撒冷老城犹太守卫力量的指挥官，他用一支枪和11发子弹成功抵挡住阿拉伯人的进攻。在之后发给哈加纳指挥部的一份电报中，他批评了部队存在的浪费弹药的行为，这反映出当时犹太社团的弹药有多么紧缺。

他在电报中说：“我们本可以用7发子弹就抵挡住他们的进攻，结果白白浪费了4发子弹。”

暴乱活动让阿维达尔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明白，以色列要想生存下去，犹太人必须接受大量军事训练。因此，不久后的一个周六上午，他来到斯科普斯山希伯来大学附近的露天剧场，为50名犹太男青年讲解如何投掷手榴弹。当时哈加纳并没有像样的手榴弹，所以阿维达尔只能用走私来的自制手榴弹进行演示。当他扬起手准备投掷的瞬间，手榴弹提前爆炸，他的手臂被炸得血肉模糊。爆炸的声音传到几英里外，英军不久后就将赶到现场。虽然身受重伤，阿维达尔仍然等到所有人都安全撤离后才离开现场。

当时形势的确非常紧迫。犹太社团急需不会在自己战士手中爆炸的武器，但英国人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极为严密，犹太移民都很难从海上登陆，更不要说武器了。因此，阿维达尔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想法：在以色列建立第一座弹药工厂。这是一个很需要勇气的想法。首先，伊休夫（以色列建国前对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称呼）并没有生产武器的经验；其次，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到处是英国人，很难在他们眼皮底下偷偷建起一座弹药厂。

但阿维达尔决心已定。他知道，这件事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找到正确的厂址。他跑遍全国，最后看中了雷霍沃特（著名的学术机构魏兹曼研究所就坐落于此）旁的一座小山。1932年，一小拨犹太人曾在这座小山的山顶定居，后来面对阿拉伯人的进攻，为了增强犹太人在城市的抵抗力量，他们搬到了城里。

这座小山的山顶有两个明显的优势：第一，它与外界相对隔离，但又靠近城市和电网；第二，它地势较高，有足够的空间修建地下工厂，不易被英军发现。

另一点让阿维达尔满意的是这个小山靠近英军密集的雷霍沃特火车站，他认为英国人怎么也想不到犹太人会在他们眼皮底下修建一座兵工厂。

但阿维达尔需要找一个理由解释为什么一群犹太人突然跑到那座山上常住。他听说一群从属于犹太青年运动的新移民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基布兹。一天，阿维达尔出现在这些新移民的食堂，请求他们稍微调整一下计划：与其建立基布兹，不如直接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他告诉他们，定居到那座山顶后，哈加纳会营造生产武器所需的建筑，他们将在这座工厂工作。这群人同意了他的建议。

到春天时，已经有几十名20多岁的小伙子搬到山顶，他们种柑橘，开展各种集体活动。他们的生活看上去再普通不过。

与此同时，被称为阿亚隆研究所的地下兵工厂已经动工，许多之前就有的建筑，包括浴室、鸡舍、厨房和餐厅，都得以改造和翻新。

为了建造这个地下空间，阿维达尔从耶路撒冷请来了20世纪20年代曾在斯科普斯山修建希伯来大学的建筑承包商。在那个年代，希伯来大学属于大型建筑工程，几年前阿维达尔正是在那里受的重伤。在22天的时间内，建筑承包商在地下约30英尺处挖出了一个长达100英尺的大厅。

每当有人问起，这些先驱们都会说，他们之所以修建大型地下室，是为了储存附近果园和田地采摘来的水果与蔬菜，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农产品新鲜。

这个秘密地下室的房顶有很厚的混凝土隔层，上面只有两个入口，这两个入口处都修建了新的建筑，一个入口在面包房，另一个在洗衣房。在地下室，一条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设备组装而成的生产线已经建成。这些设备购买自华沙，然后借道贝鲁特被走私到以色列境内。制造弹壳所需的铜被装在标记为口红盒的板条箱走私到巴勒斯坦。

生产子弹的机器噪音很大，为了掩盖噪音，阿维达尔必须让洗衣房24小时不间断工作。为了找到足够多的洗衣客户，阿维达尔让团队在雷霍沃特市中心开了一个洗衣公司门店，它很快便承包了该地区大部分的洗衣业务，并拿下了附近一家医院的竞标，后来还为英军提供洗衣服务，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迷惑英军。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地下室还安装了太阳灯，这样才能把生产弹药的“基布兹成员”的皮肤晒黑，让外人觉得他们成天在田野里劳作。

在那个面包房，他们用一个10吨重的大型石炉挡住入口，炉底与轨道连接，炉子沿轨道移动后，可以打开一个通往地下室的秘密楼梯井。在洗衣房，地下室的入口则被一台洗衣机挡住，可以通过拉动杠杆来移动洗衣机。

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早期将领之一和以色列驻苏联大使的阿维达尔，为了不让人疑惑为什么这个新建的小型基布兹耗费这么多电，设法秘密走线将工厂的电线并入附近的电网。

最后，为了减少外来人员，基布兹成员在城镇散布谣言，说这里爆发了手足口病疫情，他们还在基布兹大门口立了块牌子，要求来访者在进入前务必将鞋子放在消毒水里消毒。

在一个修建在洗衣房地下被称为阿亚隆研究所的弹药工厂，基布兹女成员正在工作（阿亚隆研究所提供）

他们的计划非常成功，英国人从没起过丝毫疑心，但有过几场虚惊。1948年初，一辆载有英军士兵从加沙地带开往卢德的火车经过山下时因引爆地雷而脱轨，28名士兵遇难，几十人受伤。实施这次袭击的是比哈加纳更为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莱希（也被称为“斯特恩帮”）。

英国人很可能会怀疑这个基布兹参与了袭击行动，并到山上的建筑进行搜查，因此，地下弹药厂立即停工，所有的工人都被命令离开地下室。

如何阻止英国人搜查基布兹？情急之下，工人们决定来到事故现场提供帮助，带去食物和水，并提供医疗救助服务。英国人自然而然地认定这个为他们提供帮助的基布兹不可能参与这次爆炸袭击行动。

从1945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阿亚隆研究所运行了将近3年，生产了200多万发9毫米子弹。在产量峰值时，该工厂每天生产4万发刻有字母“E”和“A”的子弹，“E”代表“以色列国”（希伯来语音译为“Eretz Yisrael”），“A”代表“阿亚隆”。

独立战争结束后，阿亚隆研究所并入以色列第一家军工企业军事工业公司（IMI），这家公司被认为是当今全球领先的导弹、火箭弹和装甲研发企业。

但这些成就都是很晚以后取得的。当时，这个即将成立的国家急需武器，随着战争的临近，这一需求变得日益迫切。但包括美国、英国和苏联在内，当时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向这个身处困境的国家销售军火。

唯一一个例外是捷克斯洛伐克。

最早在以色列空军服役的飞机就是纳粹德国空军遗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4架“梅塞施密特”飞机。这几架飞机被拆解后运送到以色列，然后重新组装，每架飞机配备有一挺机枪和4枚70千克炸弹。

还有的飞机来自意大利。为了增加续航里程，确保能直飞以色列，这些飞机的座椅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油箱。

捷克还同意为以色列提供大量步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过的4门火炮。只要还能打出炮弹，以色列就照单全收。

除了这些武器交易，以色列还使出不少奇招以获取武器。一群以色列军火采购商曾到英国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声称准备拍一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他们雇用了一整套剧组人员（包括制片人）和演员团队，还买了一架专门用于拍摄的飞机。

电影刚开拍不久，在拍摄空战一幕时，这架飞机在伦敦的迷雾中起飞，在摄像机的拍摄下，它越飞越远，然后掉头向南，朝以色列飞去。

这些奇招很成功，但以色列领导人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以色列必须找到更稳妥的获得武器的方法。但这件事情得先缓一缓，因为一场关乎以色列存亡的战争已经爆发。

1948年5月，不出所料，独立战争爆发了。经过密切的协调，中东5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同时向以色列发动进攻。这个新生国家似乎没有任何取胜的希望。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实力更强，拥有众多坦克、重型火炮和一支成建制的空军，而以色列既没有火炮也没有坦克。

人们对以色列将在战争中有什么样的表现有着不同的判断，但对于战争结果的看法却出奇地一致：以色列必败无疑。一位以军高级指挥官在给犹太领导人的汇报中也指出，这个新生国家生存下来的概率只有50％。

他说：“我们的胜负概率各半。”[1]

这场战争非常残酷。以色列在人员和武器上都处于劣势，6000多名以色列人牺牲，15000人受伤。但最终，凭借非常规的战术、惊人的献身精神和史无前例的随机应变能力，犹太国存活了下来，以色列创造了一个奇迹。

这场战争中有许多让人感慨的案例：在加沙地带以北、地中海沿岸，有一个名为雅德莫迪凯的小型基布兹。在那里，面对埃及一支机械化师的进攻，150名犹太人，凭借75支步枪、300枚手榴弹和一个反坦克火箭弹发射器，竟然顽强抵抗了整整6天时间。

另一个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是卢·莱纳特的故事。

莱纳特1921年出生于匈牙利，9岁时随家人移民到美国，居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由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经常被殴打和嘲讽，深受反犹主义之苦。他从小就明白，要想生存下来，他必须变得强壮，因此他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莱纳特后来成为一名飞行员，在长达7年的服役期间，他在冲绳岛和日本本土都完成过飞行作战任务。二战结束后，他得知自己在匈牙利的亲戚在奥斯威辛遇难。到洛杉矶后，他开始思考关于以色列——确切地说，由于以色列还没有建国，当时还是巴勒斯坦——的事情。

许多年后同我们聊起那段悲惨岁月时，他说：“我的许多家人都在奥斯威辛遇害，我认为大屠杀幸存者也有权拥有生命和一些最基本的快乐，但除了在以色列的同胞，没有人愿意接纳他们。”

他加入了洛杉矶一个致力于帮助以色列的群体，其成员都是犹太飞行员。1948年4月，就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夕，他来到以色列，负责组装来自捷克的阿维亚S-199“骡子”战斗机。

5月中旬，战争已经爆发，飞机终于组装完毕。在经历了一周的作战后，以色列已身处绝境。由15000多名埃及士兵、500辆军车和坦克组成的埃及纵队沿着地中海沿岸的公路一路向北推进，虽然暂时被拦截在阿什杜德附近，但他们离特拉维夫只有几英里之遥。前一天晚上，为了阻止埃及军队推进，以色列士兵炸毁了一座桥梁，但埃及人再过几小时就能修复这座桥梁，如果顺利恢复通行，第二天早晨埃及军队就可以进入特拉维夫。特拉维夫一旦陷落，以色列就回天乏术了。

当得知埃及军队的推进情况后，莱纳特把他们的飞行员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现在必须向南飞行轰炸埃及军队。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飞机刚刚组装完毕，并没有执行过飞行任务，谁也不能确保飞机能正常飞行；第二，当时其他国家并不知道这些飞机的存在，以色列并没有计划用这种方式向世界宣布以色列空军的成立。

以色列危在旦夕，此刻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了这群飞行员。作为飞行编队队长，莱纳特驾驶飞机首先飞到埃及纵队上空，朝一个车队方向俯冲，然后投掷炸弹。幸运的是，炸弹击中了一辆油料车，引发一系列二次爆炸。其他飞行员紧随其后发动攻击，用机枪朝地面部队扫射。

这次突袭完全出乎埃及人预料，几小时后，他们放弃占领特拉维夫，转而向东开进，加入约旦军队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战斗。特拉维夫幸免于难。那座暂时挡住埃及军队的桥梁后来被称为“哈洛姆”，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到此为止”。

莱纳特并没有时间考虑这次行动成功的深远意义，他说，至于这到底是运气使然、命中注定，还是本能反应，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接下来他们得继续战斗，赢得这场战争。

“老头”(1)说：“我们面临着一个很麻烦的军事问题，那就是敌众我寡。”

1953年，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作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和以色列版的乔治·华盛顿，大卫·本-古里安知道下一场战争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作为只有几十万犹太人的弹丸小国，以色列如何在成百上千万阿拉伯敌人的包围下生存下去？这个基本问题让本-古里安深感不安。

为了得到答案，他休假离开耶路撒冷，来到他在斯代博克基布兹的一座简朴的小屋。斯代博克基布兹坐落在内盖夫沙漠南部的著名自然景观拉蒙天坑附近。

几天后，他带着一份文件回到了位于耶路撒冷的总理办公室，这份文件名为《国家武装部队防御方针》，直到今天，这份文件中的大部分观点仍然是以色列国防战略的基础。[2]

这份文件的主要观点非常简单，对于今天的以色列仍然适用：以色列需要强大的质量型军事优势。

以色列士兵比叙利亚少，所以必须让士兵接受更好的训练；坦克比埃及少，所以必须拥有更先进的坦克；以色列采购了沙特阿拉伯同样拥有的F-15战斗机，所以以色列空军必须在飞机上加装专门设计的智能炸弹和先进的电子战系统。总之，以色列要确保自己的武器和战士拥有质量优势。不一定能有数量优势，但一定要有质量优势。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当时谁也不会相信这个新成立的资源匮乏的国家能具备并维持独立研发和生产的能力。[3]

所以，本-古里安得出的结论是应当寻找愿意卖军火给以色列的国家。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谈何容易。当时，美国、英国和法国发表停止向中东出口武器的《三方宣言》。这三个国家认为，如果它们为以色列提供军火，苏联也会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如果不向以色列提供军火，苏联也会保持克制。

这样一来，以色列可行的选项只剩一个：另辟蹊径，通过各种计策和冒险寻找武器，有时甚至不惜与最不可能的人联手。

本-古里安将这份事关国家命运的工作交给一位年仅26岁的波兰裔基布兹成员来领导，他原名叫西蒙·佩尔斯基（Szymon Perski），移民以色列后他将自己的名字希伯来化，改为“西蒙·佩雷斯”。

独立战争期间，佩雷斯担任本-古里安的助手，给总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位犹太领导人认为，佩雷斯能在外交场合优雅地出席鸡尾酒晚宴，但晚宴过后，又能在码头上撸起袖子将非法购得的武器搬运到集装箱里。佩雷斯被任命为以色列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他的任务非常明确：为以色列国防军寻找和采购军火。

佩雷斯曾同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领导人吉米·霍法这样危险的人物会面，也去过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这样危险的地方。有一次去波哥大时，他乘坐的飞机因为引擎着火而紧急迫降。还有一次，他通过谈判签订了一份从墨西哥购买46辆坦克的合同，甚至还拿到了坦克钥匙，结果发现这些坦克根本无法交付，早就消失在墨西哥边境附近。

在各地出差的过程中，佩雷斯发现，没有人真正关心以色列的命运。因此，和许多伟大的销售人员一样，佩雷斯意识到，要想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首先要让合作者明白通过合作自己能够获利，即便是同刚诞生不久就陷入孤立的犹太国合作。

在哈瓦那，佩雷斯曾尝试说服古巴情报机构高层领导，在购买军火一事上帮助刚建国就陷入困境的犹太国。他中午12点准时到达警察总局，本以为这是约好的见面时间，结果对方秘书笑着告诉他，埃弗拉莫先生白天从来不和人见面。

“先生指的是午夜。”接待人员解释道。

午夜12点，佩雷斯又来到警察总局，结果他没有被邀请到办公室，而是被这位古巴主人带到了当地一家夜总会。和当地姑娘一块喝了会儿酒后，佩雷斯和埃弗拉莫才开始谈正事。

佩雷斯后来解释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许多交易都是同这种背景复杂的人物达成的，有的人甚至来自黑帮。我们实在别无他法。”[4]

一年后，佩雷斯得知加拿大准备出售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遗留下来的加农炮，这正是以色列急需的。经过调查他很快得知，加拿大愿意将这些火炮卖给以色列，但要价200万美元，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个天价。

佩雷斯决定筹集这笔资金，于是他来到蒙特利尔同塞缪尔·布朗夫曼见面。塞缪尔·布朗夫曼是著名的犹太慈善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酿酒公司之一。

布朗夫曼答应同加拿大政府交涉，将价格压低。当他把价格谈到100万美元后，他问佩雷斯到底谁来支付这笔钱。

“当然是你啊!”这位以色列人回答道。

这样犀利的回答让布朗夫曼有些惊讶，但很快，他从容地让妻子列出一个50人名单，当即邀请这些人共进晚餐。他看了一眼佩雷斯，发现他穿着一套蓝色西装和白色袜子，于是说道：“你的袜子不太适合今晚的场合。”然后让这位客人在回去的路上赶紧去百货商店买一双正装袜。

当晚，在上主菜时，佩雷斯在宾客面前就加农炮采购事宜发表了一席演讲，解释了这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发展和以色列的生存有多么重要。演讲过后，宾客们纷纷打开了他们的支票簿。

以色列诞生于危难之中，生存在困境之下，“工合”(2)文化成为以色列的一大特点。在这一背景下，佩雷斯为了走私武器而使用的这些手段就很好理解了。为了以色列的未来，情急之下，几乎没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

在纽约期间，佩雷斯还联系了老朋友阿尔·史威默，独立战争前这位飞行工程师曾帮助以色列走私飞机，其中包括莱纳特用于轰炸埃及军队的战斗机。

两人相识于独立战争期间，在本-古里安身边工作的佩雷斯当时就非常欣赏这位美国人过人的远见、坚定的信念和对本民族的忠诚。

史威默曾在环球航空公司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美国空军，执行过200多次飞越大西洋的飞行任务。史威默本来并不在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当他参观完一所被解放的犹太人集中营并同一群大屠杀幸存者见面后，他心中突然燃起了帮助犹太人在历史故土重获独立的强烈愿望。他相信，犹太人只有在自己的国家才能安全生活下去。

回到美国后，史威默联系上哈加纳驻纽约的代表，表示愿意为其效力。过了一段时间后，哈加纳向他提出了一个明确而莽撞的要求：帮助我们建立一支空军。之所以说莽撞，是因为这并不合法。根据中立法，在没有政府批准的情况下，美国公民不得向战争国家出口军火。

但这并不能阻挡史威默，作为一名老兵，他有权低价购买军方多余的飞机。他召集了一群同他在二战期间并肩战斗过的犹太飞行员和工程师，然后一起采购飞机，所有能弄到手的可以飞起来的东西他们都不放过。大多数成员都不知道这些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他们只是听说史威默准备帮助巴拿马建一条向欧洲运牛的航线。

这些飞机被运到洛杉矶附近的机库进行检修，然后被拆卸并装入条板箱，被海运或空运到意大利。在那里，哈加纳利用一个废弃飞机场组装飞机，组装好后直接飞往以色列。

以色列独立战争后，尽管面临刑事指控，史威默还是回到了美国，和手下工作人员租下了让内特·麦克唐纳的别墅，这位好莱坞明星在20世纪30年代演过许多经典音乐剧。

史威默接受了审判，最后被判有罪，但未受牢狱之灾，而是被处以1万美元的罚款，剥夺选举权和老兵权益，并且不得在联邦政府任职。他从未寻求赦免，但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卸任前宣布了对他的刑罚赦免。

法院对他的定罪并没有放缓他的脚步，很快，在佩雷斯的鼓励下，他重新开始从事走私活动。为了掩盖这些活动，他成立了国际航空公司，办公室就设在洛杉矶北部的伯班克，位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厂的一个角落里。

佩雷斯和史威默最早的合作项目是向以色列走私“野马”式战斗机。美国空军已经淘汰了这种可执行轰炸任务的单座战斗机，但拒绝卖给以色列，而是卖给得克萨斯州垃圾场。然而，政府不知道的是，这家垃圾场的老板立马将这些飞机以原价转手给了史威默。

当这些飞机一运到伯班克，史威默和他的工作人员立即开始重新组装的工作，以确保飞机能够正常飞行，然后再次拆解，装入板条箱，打上“制冷设备”的字样后发往以色列。

1951年，这个团队秘密将多架“蚊”式轻型轰炸机从美国发往以色列。有的被拆解后用集装箱运到以色列，有的直接飞到特拉维夫，虽然中途需要加几次油。然则，在一次走私行动中，有一架飞机在加拿大纽芬兰省失踪。

驾驶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雷·库尔兹，他是一名来自布鲁克林的美国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国空军服役。战争结束后，库尔兹在布鲁克林福斯特大街250号的消防公司担任一名消防员。1947年，他辞去了这份工作，加入了史威默的非法走私飞机的团队。

库尔兹曾执行过当时以色列航程最远的轰炸任务，在那次令人难忘的行动中，他驾驶着一架B-17轰炸机从捷克某空军基地出发，径直飞往开罗，计划轰炸埃及总统的一处住宅，结果没有击中目标，炸弹落在了总统府附近。即便如此，这次轰炸行动对这个新成立的国家而言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以色列人成功深入埃及的要害部位。

可惜这位以色列的英雄在为这个国家走私更多飞机的行动中失踪了。佩雷斯和史威默决定立即开展搜寻工作，并在靠近北极的小镇古斯贝设立了行动指挥部。

之所以在这里展开搜索，是因为当地爱斯基摩人声称看到一架“蚊”式轰炸机坠入雪地。救援队伍在当地的冰川和山脉上空飞行了整整7天，但什么也没找到。

尽管行动失败，但正是在古斯贝，一个即将对以色列产生巨大影响的想法产生了。在北极附近漫长的夜晚，佩雷斯和史威默促膝长谈，畅想以色列不再依靠秘密渠道获得飞机的那一天。一天，佩雷斯像先知一样突然对大伙说，以色列将来一定会拥有自己的航空工业公司，并生产自己的飞机。

佩雷斯一直记得大多数救援团队成员听到这句话后那满脸无奈的表情。他们认为他在做白日梦。一个得靠取道北极走私飞机的小国，怎么可能制造飞机？但是史威默不但不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还告诉佩雷斯这非常可行。佩雷斯后来说：“在古斯贝，以色列飞机制造业宣告诞生。”[5]

回到纽约后，佩雷斯得知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本-古里安刚刚抵达加利福尼亚，于是他和史威默一块儿登上飞机去向“老头”汇报这次失败的救援行动。

他们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伯班克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厂附近，他们还带本-古里安参观了史威默的修理厂。本-古里安满脸惊讶地走在厂房里，他简直不敢相信史威默仅凭这些设备就能修好飞机。随后，总理问道：“你为什么不来以色列？我们需要拥有自己的航空工业，我们要自力更生。”

对本-古里安而言，独立的航空工业正符合他几年前提出的质量型军事优势原则。建立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能够确保以色列在整个中东地区拥有制空权。

说服史威默并没有那么容易，他明白这当中的风险。但最终，他答应了本-古里安的要求，但提出了条件：这家公司禁止任人唯亲，必须按照美国公司的方式运作。

本-古里安答应了这些条件，说道：“以色列需要你，快来吧！”

不到一周时间，史威默起草了一份30页的工作计划，列出了起步阶段所需的每一种设备，包括液压起重机和各种型号的螺栓与螺钉。

接下来的环节最为麻烦：他们需要说服政府资助这个项目。为此，佩雷斯和史威默专程飞到以色列，同政府和军方高层领导频繁会晤，宣传他们建立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想法。

不出所料，一开始他们就遇到很大的阻力。空军司令表示以色列不需要飞机制造公司，财政部不愿提供预算，交通部部长甚至拒绝考虑这个问题，他还说，以色列连自己的汽车都造不出来，怎么能考虑造飞机？

佩雷斯没有放弃。他成功募集到一些资金，加上部分国防预算的补充，足以启动这一项目。几个月后，新机库的建设工程在卢德郊区启动，这里靠近以色列的国际机场。与此同时，史威默飞回美国采购所需设备。

1955年，这家公司正式开始运营，从世界各地购买的“空中堡垒”轰炸机、“达科塔”运输机、“蚊”式轰炸机、“斯梯曼”教练机等各种机型的飞机，都被运送到这里进行维修和保养。

一年内，这家公司已拥有超过1000名员工。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员工数量达到1万名，成为以色列雇员最多的单位。

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并没有满足于飞机维修和保养业务。1960年，该公司在法国图纸的基础上自主生产出战斗机，这一里程碑事件让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有信心接受更复杂的挑战。这家以色列公司逐渐发展为航空业的国际巨头。

1951年底，佩雷斯回到了以色列。本-古里安对他这位弟子在纽约取得的成绩很满意，任命他为以色列国防部总司长，这是以色列国防体系中最高的非政党文职职位。此时，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刚刚起步，以色列还没有独立生产武器的能力，它需要一个国家能为它稳定地提供军火。

佩雷斯当时对他的助理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下竿，说不定就有鱼上钩了。”[6]

当时，《三方宣言》仍然有效，留给以色列的选择少之又少。然而，在1955年，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决定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提供价值2.5亿美元的现代高科技武器（在独立战争时，正是捷克斯洛伐克为以色列提供了重要的武器支持）。一场潜在的冲突正在酝酿之中，西方国家明白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埃及和苏联的这笔军火交易包括先进的“米格”战斗机、远程轰炸机以及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这让以色列政府感到非常紧张。以色列迫切需要得到帮助。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摩西·夏里特提出应当向美国求援。美国是联合国成员国中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美国有约500万犹太人，同犹太国的文化联系紧密。

夏里特相信只要以色列在政策上表现得更加克制，就能够说服美国为其提供武器，并且在质量和数量上同苏联提供给埃及的武器相当。

但问题是，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前就制定了美国不做中东主要武器供应国的政策，此时，美国并没有打算放弃这一政策。美国人愿意向以色列提供经济援助，但不提供武器。

接下来的选择是英国。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平哈斯·拉冯认为，英国可以成为以色列的主要军火供应国。佩雷斯专程来到伦敦，但遭到冷遇。英国对以色列国防军不久前在加沙的行动很不满，甚至拒绝向以色列交付当年早些时候订购的坦克。英国还同意卖给埃及两艘驱逐舰，以色列这时已不太可能改变英国的立场。

这样一来，有可能的选项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国。除英国外，法国是唯一一个自主生产包括战斗机、坦克和火炮在内本国大多数武器的欧洲国家。

当时以色列还没有同法国建立正式的防务关系。以色列曾通过一位住在巴黎的波兰伯爵在法国采购过一些武器，但两国在防务领域没有任何官方联系。佩雷斯只能直接飞到巴黎，安排了一次同法国副总理的见面。几周后，他成功谈下155毫米火炮的订单。

佩雷斯到巴黎时，这个共和国正处在政府频繁更迭的混乱期，以色列政府担心政局的不稳不利于两国建立明确的战略合作关系，但佩雷斯看到的却是机会。他意识到，政局的不稳和混乱有助于他自由穿梭于不同的党派间，建立关键的私人联系。这样一来，不管最后哪个党执政，他都可以找到正确的人来促使两国达成协议。

1964年，西蒙·佩雷斯（左二）陪同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左三）在法国会见法国总理乔治·蓬皮杜（右二）（以色列国防部提供）

佩雷斯还准备利用他所察觉到的法国国防界对以色列的理解和同情。20世纪50年代，为了维持对阿尔及利亚的控制，法国一直在同这个北非国家争取独立的势力作战。而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则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在佩雷斯看来，这是典型的“敌人的敌人可以成为朋友”的场景。

当佩雷斯在巴黎开展游说时，以色列国内民众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1956年初，苏联军火开始陆续抵达埃及。以色列宣布国家进入特殊状态，呼吁民众牺牲个人时间加入全国防御工事的修建当中。为了让国家有钱购买军火，许多人将自己的珠宝和手表捐给国防部。大家都认为，一旦埃及拥有足够的武器，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就会发动进攻。

佩雷斯频繁地往返于巴黎和耶路撒冷之间，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最终他成功让以色列同法国建立起必要的联系，来自法国的武器开始不断运往以色列。

以色列同法国的关系迅速发展，很快两国的合作不再局限于军售。1956年7月，纳赛尔决定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佩雷斯再次看到了机会，决定利用这次危机将法以联盟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说服巴黎向以色列出售核反应堆。

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不到一天时间，佩雷斯就和法国国防部部长莫里斯·布尔热-莫努里见面了，后者想知道，以色列需要多长时间越过西奈半岛并获得对运河的控制权。当布尔热-莫努里问以色列是否愿意加入英法开展一次三方军事行动时，佩雷斯抓住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在一定条件下，我认为我们愿意做好一切行动准备。”

这个“条件”正是以色列一直梦寐以求的核反应堆交易，一旦这个核反应堆顺利在沙漠小镇迪莫纳建成，以色列就能对整个中东拥有史无前例的威慑力。法国答应了这个条件。几周后，为了最终敲定入侵埃及计划，法国、英国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在色佛尔会面，就在秘密条约签订前，佩雷斯还私下会见了法国总理和国防部部长。

佩雷斯回忆道：“正是在那次私下会面中，我和这两位领导人最后达成协定，法国将帮助以色列在南部的迪莫纳建立一座核反应堆，并提供这座核反应堆运行所需的天然铀。”[7]

当月月底，以色列国防军入侵埃及，史威默和佩雷斯几年前走私到以色列的“野马”式战斗机首先在战场上亮相，以色列人在机身上安装了特殊缆线，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切断埃及的通信联系。这一举措导致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出现混乱。几天后，法军和英军加入以军的行动，虽然战争没有向三国之前预期的方向发展，但以色列如愿进一步巩固了同法国的关系。

1958年，法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军售仍在继续，两国开始讨论将先进战斗机纳入军售范畴，中东似乎又将回到权力平衡的态势。

以色列一直希望深化以法两国的合作，以色列国防部部长问法方能否让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加入法国的试飞员课程。法国同意了这一请求，并铺上红地毯迎接以色列飞行员的到来。

以色列派出的飞行员是丹尼·沙皮拉，一位以色列土生土长的后起之秀。小时候，当看到德国齐柏林客运飞艇从海法上空飞过时，他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航空飞行。

15岁时，只要有关于战斗机飞行员或飞机的电影，哪怕里面只有几个短短的镜头，他都会溜到电影院去看。他玩悬挂式滑翔机，还跑到附近基布兹的青年俱乐部阅读所有关于航空知识的书。1944年，19岁的沙皮拉拿到了飞行员执照。

1948年5月，当巴勒斯坦犹太社团正在全力备战时，包括沙皮拉在内的一批犹太飞行员被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飞行作战训练。5月13日，就在本-古里安宣读《独立宣言》的前一天，他们一行乘坐最后一趟民航班机离开巴勒斯坦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以色列空军第一期飞行员课程。

1959年，鉴于在独立战争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英勇表现，沙皮拉成为以色列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

由于以色列空军急需自己的试飞员，所以以色列空军司令埃泽尔·魏茨曼少将派沙皮拉到法国参加试飞员高级课程，沙皮拉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课程考核。随后，魏茨曼命令沙皮拉暂时留在法国，评估一款名为“幻影”的新型战斗机。

这款由法国飞机制造商达索公司研发的战斗机当时还属于最高机密，但法国已经生产出两架原型机，并有意同以色列空军签订军火大单。采用三角翼设计的“幻影”战斗机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由于其特殊的火箭助推系统，“幻影”战斗机成为欧洲设计的第一款飞行速度能达到2马赫的飞机。

魏茨曼对法国人说，虽然他对这款飞机很感兴趣，但需要派自己的试飞员对飞机进行检查和试飞。而法国人坚称只有法国飞行员才能驾驶“幻影”战斗机。

魏茨曼用典型的以色列“虎刺怕”方式告诉达索公司首席执行官本诺-克劳德·瓦利尔雷斯：“我把丹尼·沙皮拉送到你们的试飞员学校学习，你们给他颁发的证书上写着他可以试飞各种机型，所以没有理由不让他试飞！如果不让丹尼·沙皮拉试飞，这桩生意就不要再谈了。”

法国人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

第一次试飞非常顺利，飞机的性能给沙皮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1959年6月26日，他将在魏茨曼面前试飞“幻影”战斗机。

试飞当天，沙皮拉很早就来到基地穿戴装备。“幻影”战斗机飞行员需穿戴特殊加压服和氧气罩。由于过度紧张，沙皮拉穿过跑道准备登机时才发现自己忘了换作战靴。马上就要起飞，换靴已经来不及了。刚开始飞行非常顺利，沙皮拉轻松爬升到4万英尺的高度。接着他打开火箭助推开关，飞机突然加速，强大的推背感让沙皮拉都感到有些吃惊。

“1.1马赫，1.3马赫，1.9马赫，2马赫。”沙皮拉向指挥室汇报飞机的飞行速度，而此时，站在指挥室的魏茨曼已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之情，他对身边的达索公司行政人员大声说道：“两千年来第一次达到2马赫！”他话中的两千年指的是犹太人重新建国所花的时间。

当魏茨曼欢呼雀跃时，沙皮拉正经历着生死考验，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飞机在不断爬升，沙皮拉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对自己说道：“丹尼，你在飞离地球。”

突然，驾驶舱一个红灯亮了起来，提示沙皮拉飞机已超过最高时速。飞机达到6.4万英尺的高度时，沙皮拉才关掉火箭助推器，但由于速度下降过快，飞机开始剧烈抖动，沙皮拉以为机身要解体了。最终，他成功控制住飞机，适应了超音速状态下驾驶飞机的方法，安全降落在达索机场。

虽然吓出一身冷汗，但沙皮拉对飞机的性能非常满意，魏茨曼也一样。沙皮拉的下一个任务是让达索公司对这款飞机的技术参数进行调整，从而更好地满足以色列的需求。“幻影”战斗机被设计为高空截击机，而不是用来携带炸弹执行地面攻击任务。

但以色列需要多功能的飞机，在同一任务中既要同敌机进行近距离空战，又要轰炸地面目标。法国人同意了沙皮拉的要求，答应对这款本用于拦截苏联轰炸机的飞机进行改装，使其能够携带空对地炸弹。

“我们还需要在机身上安装航炮。”沙皮拉对法国工程师说。

这个要求让他们感到非常困惑，沙皮拉得到的回答是：“那是老掉牙的东西，完全没必要，只有老式飞机才需要航炮。”

但后来成为以色列传奇人物（就像查克·耶格尔之于美国的意义一样）的沙皮拉拒绝妥协，他知道，当以色列飞机同埃及和叙利亚飞机进入近距离战斗时，根本没有足够的距离使用空对空导弹，因此，以色列空军飞行员需要能够近距离开火的武器，航炮是最佳选择。

在沙皮拉的坚持下，法国人最终让步，在飞机上装备了两门30毫米航炮。丹尼·沙皮拉完美展现了以色列典型的“虎刺怕”精神，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通过一己之力成功说服世界上最大和最成功的国防企业之一重新设计其战斗机，给出的理由也仅仅是他的个人见解。

第一批“幻影”战斗机于1962年到达以色列，在几年后的六日战争(3)中，这些战斗机正是用航炮击落了51架敌机。

1967年六日战争过后，以色列和法国的亲密关系结束。为了恢复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法国战争英雄和总统夏尔·戴高乐以六日战争为借口停止了与以色列的合作。他对中东实行严格的军火禁运，特别是对以色列。

林登·约翰逊总统在位期间，美国最终取代法国成为以色列的现代武器主要供应国。

虽然美以关系之后不断发展，但法国还是让以色列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为了生存下去，犹太国不能仅仅依靠外部援助，而是应该设法发展自己的研发和制造能力，这才是生存下去的长久之计。

(1) “老头”指的是本-古里安。——译者注

(2) 英文为gung-ho，来自汉语中“工合”的英译，衍生出“起劲”“卖力”“热心”，甚至是“过分热心”的含义。——译者注

(3) 以色列将第三次中东战争称为六日战争。——译者注

第二章　“玩具”飞机

“我们的特工带着照片回来了。”一名情报分析员将头探进沙伯泰·布里尔的办公室对他说道。

时间是1968年，鉴于当时紧张的情报战形势，这可是一个重大新闻。听到这个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希伯来语缩写的音译为“阿曼”）的布里尔少校连忙放下手头的报告站起身来。

布里尔经常看秘密情报，但今天的情报很特殊。这位“特工”是一年前六日战争结束后最早渗透到埃及的以色列间谍之一，他拍到的照片可以反映埃军的作战计划，包括埃军在停火线后方的潜在准备行动。

在军事情报局，有一个房间是该部门的神经中枢，所有的情报先汇聚到这里，然后分发给各情报案件官员。此时，在这个房间，一小拨人正围在这位特工周围。布里尔的顶头上司亚伯拉罕·阿尔南上校正在仔细端详一张照片。

“你们怎么看？”他向一群情报分析员问道，“这看上去像一座军用桥梁。”

那的确是一座军用桥梁，而且，埃军已将桥梁移到离苏伊士运河不到1英里的地方。这条极具战略意义的水道的另一边就是在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占领的埃及领土。通过这座军用桥梁，埃军的坦克和装甲车可以横穿运河，入侵以色列。此时这座桥梁离运河已经太近了，显然没法让以色列安心。

在将特工派往埃及前，以色列尝试过利用其他途径获取关于埃军在运河以西活动的情报。一位军官曾设计出一个可以安装在坦克上的特殊观察台，站在上面，情报官可以将视线越过埃及在运河那边修建的30英尺高的沙障观察对面的情况。这个方法似乎挺有效，直到有一天，一个观察台被埃军狙击手击中。

后来，以色列空军派出侦察机从边界上空向地面拍照，由于埃及部署有地对空导弹，侦察机不得不保持高空飞行，因此拍出来的照片几乎毫无价值。这样一来，以色列国防军只剩下最后一招：人力情报。他们将特工化装成埃及人，从欧洲入境埃及，然后以游客的身份来到苏伊士运河附近拍照，从而让以色列了解边境的具体情况。

阿尔南急忙拿着照片去向军事情报局高层领导汇报。布里尔则站在原地，他在想，一张照片竟然能对以色列的生存起到如此关键的作用，这简直不可思议。

他不禁问道：“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仅仅是为了获得运河那边的一张照片？”他明白这份情报的重要性，但同时又总感觉事情有些奇怪。他认为，了解几百英尺外的情况，一定存在更简单的方法。

晚上，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还在思考着获得运河情报更简单的方法。他回忆起几周前在特拉维夫看的一部电影。在正片开始前有一段新闻短片，其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美国犹太男孩在成人礼上收到一架玩具飞机。具体情节已经不再重要，布里尔的大脑在飞速运转，他记得，那架彩色飞机可以通过遥控器远程无线控制。布里尔想到一个极为简单的方案：买几架遥控玩具飞机，在底下装上相机，然后遥控它们飞至苏伊士运河上空拍摄埃军阵地的照片。

布里尔知道，要想实现这个想法，他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于是他来到空军基地，通过打听，他认识了什洛莫·巴拉克，这位军官经常在周末玩遥控飞机，是能够帮助布里尔实现这个想法的不可多得的人选。

布里尔尝试让空军负责这个项目，但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空军技术部门的军官对布里尔说：“遥控飞机只是玩具，对我们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于是他试图让自己的上级领导接受这个想法，他对阿尔南说：“我们只须花很少的经费就可以买一些遥控飞机，安上摄像头后就能飞到苏伊士运河上空监视埃及人。”阿尔南不太相信，他要求首先看看实际效果。

不到一周时间，布里尔和阿尔南再次碰面，地点是特拉维夫郊外一个简易飞机跑道。在飞行演示中，巴拉克操纵一架遥控飞机完成了一些空中动作，进行了几次翻转，最后完美降落。阿尔南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但他需要知道实现这个想法的成本。布里尔没法马上回答他，而是和巴拉克一起列出一份清单：3架飞机，6个遥控器，5个引擎，一些备用轮胎和螺旋桨，一共需要850美元。

阿尔南批准了这笔经费，然后，一名访问纽约的以色列国防代表团成员来到曼哈顿玩具店购买了这些装备，并用大使馆的外交包裹将它们寄回以色列。这样一来，谁也不会问他行李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玩具飞机。

这些玩具飞机安全运达以色列后，被送到军事情报局的技术小组进行改装，装上了德国制造的35毫米胶片相机和计时器，在计时器的控制下，相机每10秒就会自动拍照。

玩具飞机运到以色列几周后，布里尔告诉阿尔南：“我们已经准备好将其投入实战了。”但高层军官仍然心存疑虑，他们害怕飞机被埃及防空导弹击落，所以建议先让国防军的防空部队试试，能否将其击落。

一个炎热的夏日，阿尔南和布里尔驾车来到以色列国防军在内盖夫沙漠的防空训练基地，他们将一条道路封锁起来用作飞机跑道，并提示防空炮手飞机的飞行方向。布里尔非常紧张，因为一旦飞机被击落，他的计划将会被立即终止。

飞机起飞后在一块沙地上空盘旋，炮手朝它开火，震耳欲聋的响声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看不到飞机的踪影，布里尔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当炮火的浓烟散去后，玩具飞机仍在高空翱翔。巴拉克让飞机的高度从1000英尺降到700英尺，最后甚至降到300英尺，但由于目标太小，防空炮手根本无法击中目标。飞机降落后，满脸惊讶的阿尔南转身面向布里尔，同意飞机到埃及上空执行任务。

1969年，一位不知姓名的以军战士正在组装一架准备飞往苏伊士运河上空的玩具飞机（沙伯泰·布里尔提供）

他们选定的第一个侦察目标是位于伊斯梅利亚附近的一处埃军阵地，伊斯梅利亚这座小城位于苏伊士运河河畔，靠近提姆湖（也称为鳄鱼湖）。行动小组由两人组成，一人是操作遥控器的“飞行员”，另一人是拿着120×20双筒望远镜观察飞机的“领航员”，后者负责确保飞机不会超出他们的视线范围。

但1969年7月玩具飞机的第一次试飞开展得并不顺利。一开始，由于地面到处是坑，很难找到一块能用作飞机跑道的平地。好不容易找到一块长达100英尺的狭长平地后，上级才批准了飞机起飞。阿尔南下令他们操纵飞机向埃及方向飞行到纵深1英里左右的位置，但很不巧，起飞后不久飞机就进入一团沙尘，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大家立刻紧张起来，因为一旦飞机坠毁在埃及，以色列新研制的秘密武器会立马暴露。担任“领航员”的巴拉克让“飞行员”操纵飞机在天空盘旋，并爬升到更高的地方。他对“飞行员”说：“别紧张，接着飞，我们会看到它的。”

经过紧张的时刻后，飞机终于从沙尘中飞了出来，“飞行员”将它顺利降落在以色列领土。胶片当即被送去冲洗，当照片送回来后，阿尔南和布里尔都感到非常惊讶：照片的清晰度非常高！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埃军沿着运河修建的战壕，连阵地之间的通信电缆都能看清。

以色列第一次得到能够清晰显示埃及沿苏伊士运河所修防御工事以及为未来战争所做准备情况的照片。

之后，他们又在西奈半岛执行了一次任务，任务完成后，阿尔南将团队派到约旦河谷地，对约旦阵地进行了类似的空中侦察，再次取得良好效果。当年夏末，军事情报局局长阿哈龙·亚里夫少将决定成立一个正式的开发小组，负责研发一种体积更小、更加结实并能够整合到常规部队中的遥控飞机。亚里夫还写信表扬布里尔：“谢谢你的这项发明。没有来自各级官兵的创新，就不会有今天的以色列国防军。”

几周后，布里尔得到晋升，负责西奈半岛的早期预警情报系统。他以为自己启动的项目已有人接管，自己可以去探索新的领域了。但几个月后的一天，军事情报局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局里终止了那个项目。亚里夫成立的团队并没有采用布里尔设计的飞机，而是另起炉灶重新设计，结果新飞机总是在飞行过程中坠毁。所以，军事情报局高层认为这个项目成本太高，应当由空军负责，便终止了此项目。

布里尔并没有放弃，1969年，他向亚里夫和情报界其他官员写了好几封信，说明放弃这个项目的严重后果，并请求这些指挥官不要终止该项目，但布里尔未能说服他们。

1973年10月6日是犹太人的赎罪日，这一天，埃及军队发动突然袭击，成功渡过苏伊士运河，在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入西奈半岛。以色列最终守住了自己的国土，但这场残酷的战争给这个国家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共有2000多名战士牺牲，这是独立战争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沙伯泰·布里尔的玩具飞机第一次试飞时拍摄到的苏伊士运河沿岸埃及港口的照片（沙伯泰·布里尔提供）

布里尔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他敢肯定，如果无人机项目没被取消，以色列可以提前发现埃军的行动，及时加强防御，甚至避免战争的爆发。如果当时看得见边界线那一边的动态，数千人的生命就不会白白葬送。

他说：“如果我们当时继续对运河以西3英里范围区域拍照，我们就可以看到埃及正在调集坦克、桥梁设备和其他物资，也能够明白他们在准备发动战争。但很不幸，我们没有这样做。”

军事情报局也意识到这个错误，于是重新启动了布里尔的计划，联系到当地国防公司，委托他们设计一种小型无人驾驶飞机（UAV），现在我们一般称其为无人机。

新设计的以色列机型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投入使用，但在这期间，有两件事情已经明确：第一，以色列需要高质量的情报；第二，为了满足这个需求，以色列必须发展无人机。布里尔当时还不知道，1969年他在苏伊士运河开创的事业将发展为一项数十亿美元的巨大产业，并帮助以色列成为全球军事强国。

经过几年的研发和试飞，以色列第一款无人机“侦察兵”（Scout）终于在1979年交付空军。最早的“侦察兵”无人机需要使用火箭助推器进行发射，但不久以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就对该机型进行了升级，使其能够像普通飞机一样使用跑道起飞。

“侦察兵”无人机很快被用于实战。

1982年6月，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断越过北部边界向以色列发动武装袭击和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决定入侵黎巴嫩，从根源上消除这些隐患。叙利亚当时在黎巴嫩贝卡谷地部署了将近20个“萨姆”导弹（苏制地对空导弹）连，严重限制了以色列空军的机动能力，成为以色列面临的首要障碍。

以色列空军已经做好了战争准备，几周前，“侦察兵”无人机已经飞到谷地上空搜集到“萨姆”导弹连的雷达和通信频率，这些数据对以色列空军的下一步行动至关重要：利用电子手段压制导弹连。

以色列于6月6日发动全面进攻，电子战系统让大多数叙利亚导弹系统失效，“侦察兵”无人机还协助以色列战斗机识别并炸毁了导弹发射系统。这次行动大获全胜，以色列空军摧毁了几乎所有的叙利亚“萨姆”导弹，并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击落了82架叙利亚“米格”战斗机。

这次行动改变了许多以色列人的认识，特别是那些之前不相信无人机的军官。现在人们突然发现，这些小型无人机拥有无限的潜力。

当以色列“侦察兵”无人机屡立战功时，以色列最主要的盟友美国在无人机的研发道路上却走得极为艰难。几十亿美元已经投了进去，但项目一个接一个地失败，没有任何办法。

几年前，五角大楼曾资助过“天鹰座”无人机的研发，这款无人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在起飞时需要几十个人协同操作，但在试飞过程中经常坠机。1987年，在烧掉了10亿美元后，五角大楼决定终止这一计划。[1]

波音公司当时也在研制一种名为“秃鹰”的无人机，计划用这种无人机替代U-2传统侦察机，但这种无人机的翼展过长，达到200英尺，是U-2侦察机的两倍。这个项目在投入了3亿美元后也被终止，最终只制造出一架样机，现在被悬挂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博物馆里。[2]

1983年12月，美国终于决定向以色列寻求帮助。几周前，部署在贝鲁特附近的叙利亚防空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国间谍飞机，作为回应，美国海军对叙利亚导弹连发动袭击，但行动不但失败，而且损失惨重：两架美国飞机被击落，一名飞行员遇害，一名领航员被俘。虽然部分叙利亚防空火炮被摧毁，但叙利亚防空火力迫使美国飞机在远离目标的地方提前投弹。事后调查发现，附近海域美国战列舰上舰炮的火力范围完全可以覆盖这些叙利亚防空系统，根本没必要让美国飞行员付出生命的代价，但问题在于，美国海军不知道叙利亚导弹系统的具体位置，它需要一双能够停留在空中的眼睛来指挥舰炮。

行动失败几周后，美国海军部部长约翰·莱曼来到贝鲁特，并决定利用这一机会飞到特拉维夫了解以色列无人机的使用情况。他听说“侦察兵”无人机曾用于1982年战争，但从未亲眼见到过这款无人机。到达以色列军事指挥部后，莱曼被带到一个作战室，坐在一台小电视机前，然后以方人员交给他一个操作杆，直接让他操作一架飞行中的无人机。同样，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保罗·X.凯利将军曾为了无人机项目专程访问以色列，在他行程快结束时，以色列人为他展示了一段无人机拍摄的视频，其画面效果和家里播放的电影差不多，看到其中一些镜头时，凯利的脸都快贴到屏幕上了。[3]

他们两人都很欣赏以色列的无人机技术，下一步的工作是推进双方的合作。美国的官方手续非常复杂，但莱曼决定跳过一般流程，直接让美国海军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签订合同，在“侦察兵”无人机基础上研制一款新型无人机。美国希望这款无人机更大更结实，并装备更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为战列舰提供校射服务。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很快开发出一款被称为“先锋”的原型机，在莫哈韦沙漠试飞后，美国海军非常满意，并订购了175架。

“先锋”无人机从1986年开始交付，不久后就参加了实战。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了解放这个海湾国家，美国加入战争。在一次作战行动中，一架“先锋”无人机飞到一群伊拉克士兵上空，看到这架飞机后，士兵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先进武器，赶紧脱下身上的白色内衣向空中挥舞，示意投降。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例一个军事单位向一台机器投降的案例。

回到美国几个月后，莱曼得知有人在洛杉矶研发另一种无人机，而且这种无人机也可以为军舰提供校射。其设计者来自“先锋”无人机开发单位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他曾是那里的高层管理人员，现在来到美国试试运气。

阿比·卡雷姆1937年出生于巴格达，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随家人移民以色列。8岁时他就立志成为一名工程师，几年后，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领域：航空科学。14岁，他制作出人生中的第一架（玩具）飞机。又过了不到两年，他成为高中玩具飞机俱乐部的一名教练。高中毕业后，卡雷姆到以色列理工学院（相当于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学，服完兵役后，他来到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工作。[4]

1973年赎罪日战争时，卡雷姆研制出他的第一架无人机，当时以色列空军很难突破埃及苏式防空系统的防线。卡雷姆的团队仅用了几周时间就研制出一种诱饵飞机，简单说这是一种可以通过操作杆控制的诱饵弹。以色列空军可以通过这种诱饵飞机使埃军启动雷达，确定雷达的位置，然后让附近的战斗机发射反辐射导弹(1)摧毁这些雷达系统。虽然在战争中立下奇功，但战争过后，以色列空军决定购买美国的类似武器，卡雷姆的发明无人问津。他不断强调，以色列要想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必须加大对自主系统的投资，但没人听他的建议。于是，失意的他放弃了以色列的工作，来到美国寻找新的机会。

卡雷姆和家人搬到洛杉矶，但他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同时买房和租赁办公场所，所以卡雷姆和妻子不得不采取折中方案：房子供家人使用，后院则用来研发无人机。几个月内，正是在哈仙达岗这个600平方英尺的后院，卡雷姆成立了领先系统（Leading Systems）科技公司，并同两位兼职员工一起开始了新型无人机的研发。他们吸取卡雷姆在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教训，试图将无人机的成本降到最低。这款被称为“琥珀”的原型机由胶合板和玻璃纤维制成，其使用的二冲程引擎是卡雷姆从一辆卡丁车上拆下来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处于测试阶段的“琥珀”无人机每天都进行飞行试验，有时单次连续飞行时间能达到30小时。在莱曼的坚持下，美国海军宣布了购买200架“琥珀”无人机的计划，卡雷姆本以为自己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但没想到，1987年国会否决了这笔采购经费。卡雷姆没有放弃，开始着手设计适合出口的“琥珀”无人机机型。但这时银行给他打来电话，通知他500万贷款的还款日到了，为了筹到这笔钱，卡雷姆只好把领先系统科技公司卖给了休斯飞机公司。收购完成后，领先系统科技公司更名为通用原子公司。卡雷姆担任该公司的顾问，并研发了另一型号的“琥珀”无人机——“蚋蚊”750。

卡雷姆的转折点来自两个他意想不到的地方：波斯尼亚和以色列。1993年，前南斯拉夫地区爆发内战，参战人员中既有正式部队士兵也有民兵，但他们穿着便装，这让美国政府难以评估地面的真实情况。

这个问题摆在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R.詹姆斯·伍尔西的面前。一天，在（中情局总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举行的一场寻找对策的会议上，伍尔西突然回忆起几年前对以色列的一次访问，在那时他第一次看到飞行中的无人机。访问期间，伍尔西在之前担任海军部副部长时结识的一些以色列国防官员的带领下，参观了以色列国防军新成立的无人机单位。这个单位主要负责黎巴嫩的侦察任务。一名以色列国防军上校带他参观了该单位的基地，并介绍他认识了一些无人机操作人员。

伍尔西对这名上校说：“这些人在业务上非常专业，但他们看上去也太年轻了。”以色列军官笑了笑回答道：“这里相当于以色列的飞机模型俱乐部，我们只是在征兵时把这些爱好者招到了同一个单位。”

接着，上校把伍尔西带到附近的一个帐篷内，向他展示了在不久前的行动中搜集到的视频。在屏幕上，伍尔西看到3辆梅赛德斯奔驰轿车组成的车队正行驶在黎巴嫩南部的一条公路上。上校解释说，根据情报，坐在第二辆轿车中的一名乘客是真主党高级特工。接着，一架无人机用激光指示器对这辆轿车进行标记后，附近的以色列空军直升机立即发射导弹将其摧毁。

在越南战争时，担任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总顾问的伍尔西见过激光制导在实战中的运用，当时激光标记工作由战斗机完成，他至今还记得被标记后飞机总能精准地击中目标。此次访问结束回国后，伍尔西一直对无人机很感兴趣。

现在，作为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面对美军在波斯尼亚存在的重大情报空缺，他明白现在需要什么。他对手下说：“我们需要能长时间工作的无人机。”他将国防部无人机团队召集到兰利，问他们需要多长时间造出一架能在波斯尼亚使用的无人机。国防部官员回答说：“我们可以做到，但需要6年时间和5亿美元。”对伍尔西来说，这个时间太长，投资太大。

他突然想到阿比·卡雷姆。几年前他们曾有过一面之交，卡雷姆的创新思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拨通卡雷姆的电话后开门见山地问道：

“如果由你来研发一种能够在波斯尼亚使用的无人机，需要多少钱？需要多长时间？”

“6个月，500万美元。”卡雷姆回答道。

“厉害，你给的数字比五角大楼的人少了两个零。我们来好好聊聊这件事。”中央情报局局长说道。

伍尔西派中央情报局一位名为简的工作人员配合卡雷姆开展这个项目，这位员工曾研发过一种特殊的无人机指挥控制系统。卡雷姆和简立马投入工作，6个月后，“蚋蚊”750无人机如期在波斯尼亚上空执行侦察任务。几天后，伍尔西在兰利中情局总部七楼的办公室装上了能够直播无人机拍摄视频的设备，中情局局长可以一边观察莫斯塔尔古桥上的人流，一边通过一款早期聊天软件同操作无人机的地面站进行交流。[5]

国防部对“蚋蚊”无人机非常满意，当即决定利用这次成功继续开发军用无人机的应用。他们和通用原子公司再次签订合同，要求他们研发一种比“蚋蚊”更强大的机型，要求引擎的功率更大，机翼也要重新设计。

这种新型无人机在“蚋蚊”的基础上发生的最大改变来自通用原子公司在上面安装的卫星通信链路。公司认为更先进的无人机需要一个新的名字，通过竞争，最终胜出的名字是“捕食者”。这款无人机后来声名远扬，成为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和也门执行过无数次袭击任务。正是以色列和一名以色列工程师让这一切成为现实。

无人机对军队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其适合执行“3D”任务(2)，它们不怕枯燥、不怕污染，也不怕危险。

“枯燥”主要指的是边界巡逻和海上监视等例行任务的乏味。这些任务对体力的要求很高，极具重复性。人类在连续工作10—12小时后会感到非常疲劳，而以色列的“苍鹭”无人机（2005年以来，以色列空军主要用于执行例行任务的无人机机型）可以在空中连续作业50小时。

“污染”主要指进入被化学或生物制剂污染的空域，在这些情况下，人类需要穿戴笨重的护具，但无人机却没有任何风险，可以正常执行任务，适应更多类型的作战环境。

至于“危险”，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但主要指那些飞行员有可能受伤或牺牲的任务，可以派机器来执行。

相对于普通战斗机，无人机具有许多优点：体积更小，重量更轻，造价更低，在空中飞行的时间也更长。战斗机可以冲破音障，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高速飞行在近距离空战或执行需要快进快出的任务时至关重要，但这意味着飞机位置暴露得也很快。无人机的声音更小，当它在目标位置高空盘旋时，其发出的噪音会和城市交通产生的噪音融为一体，不易识别，所以无人机特别适用于追捕和清除恐怖分子等移动目标。

自1979年“侦察兵”无人机交付以来，以色列空军已经使用和退役了多种型号的无人机。不同于从海外采购的大型战斗机、武装直升机和运输机，这些无人机全部由以色列本土公司研发和制造。

1985年以来，以色列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出口国，出口份额占全球市场的60％，排在第二的美国只占23.9％。[6]以色列无人机的客户包括美国、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和巴西等几十个国家。2010年，5个北约国家都使用以色列无人机在阿富汗执行任务。

今天，以色列国防军各军兵种都使用无人机。比如，以色列空军一直在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各前线地带使用“苍鹭”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

“苍鹭”无人机机身长度约27英尺，比“赛斯纳”轻型飞机略短，但翼展却要长出20英尺。该飞机的螺旋桨推进器后置，运行时持续发出类似割草机的声音。“苍鹭”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在于其自动飞行系统，操作员可以在起飞前设定飞行路线，只需4个按钮就可以完成起飞，随后飞机会飞到目标地点，并在任务结束后飞回之前设定的降落点。这样一来，操作员可以专注于任务本身，而不是飞机的操控。

“苍鹭”无人机的生产商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从未公布过制造这款无人机的确切成本，根据行业估算，其单机造价大概在1000万—1500万美元之间，远低于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如果参照以色列空军最近购买F-35第五代多用途战斗机的价格，一架F-35的采购资金可以购买10架“苍鹭”无人机。

“苍鹭”无人机的飞行模式分为视距模式和卫星模式。采用视距模式操作时，操作员同无人机间的距离必须保持在250英里以内；在卫星模式下，无人机通过连接卫星进行控制，其飞行距离完全取决于所携带燃料的数量，不受操作员位置的影响。但无人机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其有效荷载。仍然以“苍鹭”无人机为例，它有多个部位可以携带设备，包括机舱下方、机翼上以及机头下方的万向节，在万向节中可以根据不同任务需求安装不同的传感器，包括昼夜摄像机、红外夜视仪、激光目标指示传感器和识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特殊传感器。

这些传感器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其中一款由以色列设计的传感器名为“烈火战车”，可以通过探测地形的微弱变化来发现地下火箭发射器的位置。哈马斯经常把火箭发射器藏在地下，所以这种传感器在加沙等地能发挥重要作用。简言之，这种传感器能够看到其他手段无法识别的东西。

以色列无人机最初设计用于执行情报、监视与侦察（ISR）任务，即飞到目标上空监测地面情况变化。其实从一开始以色列的武器设计人员就明白，无人机可以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完成更多类型的任务。

无人机可以通过激光指示器对目标进行标记，然后由直升机或战斗机攻击目标。无人机既然可以携带激光指示器，为什么不能携带导弹？据报道，包括“苍鹭”在内的以色列无人机已经具备定位目标并将其摧毁的能力。[7]以色列从未承认其无人机具备攻击能力，但大量证据都表明其已具备这种能力。在一次防务展上，以色列展出过机翼下安装有导弹的无人机。在维基解密泄露的电报中，以色列也曾承认部分加沙地带的袭击行动是武装无人机所为。据报道，“苍鹭”无人机和“赫尔墨斯”450型无人机（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研发的另一种中型无人机）可携带“海尔法”激光制导导弹和体积更小的导弹，如以色列研发的“长钉”导弹。“长钉”导弹的附带毁伤很小，据说在精确打击恐怖分子的行动中非常有效。

以色列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受影响最大的是加沙地带。在加沙狭窄的巷子里，人们每天都可以听到天空传来无人机发出的割草机般的声音。加沙人称这些无人机为“扎那纳”，阿拉伯语中是“噪音”或“唠叨的妻子”的意思。

这些无人机在加沙搜集情报，帮助以色列国防军建立冲突爆发后可供使用的“目标库”。在2012年11月发生在加沙的“防务之柱”行动中，以色列国防军攻击了将近1000个地下火箭发射器和200条地道，这些目标都是根据无人机搜集的情报定位和识别的。其实，“防务之柱”行动的第一波攻击就是在无人机的帮助下发起的，当时，一枚导弹击中了哈马斯最高军事指挥官艾哈迈德·贾巴里驾驶的起亚轿车。没想到，这名在之前四次暗杀行动中死里逃生的以色列通缉要犯最终被无人机清除。[8]

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火箭弹袭击展开报复性轰炸之前，无人机主要用于侦察目标附近的情况。比如，在直升机和战斗机轰炸那些载有火箭发射器的汽车前，无人机会先确认没有儿童进入杀伤区；当以色列国防军步兵包围哈马斯成员藏匿的建筑时，无人机会提供实时空中援助，引导战士安全地进入该建筑。在必要情况下，无人机也可直接向目标发起攻击。

以色列国防军中的很多微型无人机并不是从空军基地起飞，而是从战士背包里拿出来，然后像橄榄球运动中四分卫掷球那样抛向天空。2010年交付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的“云雀”无人机就属于这一类。“云雀”无人机的重量只有13磅，可以收纳到单兵背包中，但一旦飞到天空，可以在3000英尺的高度持续工作3小时。该无人机适用于多种类型的作战行动，包括在约旦河西岸的随机巡逻和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地的大规模地面行动。

凭借这种新型战争武器，指挥员能迅速获得近距离情报，不再完全依靠以色列空军。同样，以色列空军也可以专注于完成更具战略意义的任务。

截至2016年，以色列的微型无人机在各国军队中深受欢迎，已被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韩国、法国、瑞典和秘鲁等国使用。

无人机不但影响了战争方式，还改变了军队的组织结构，各军兵种都不得不适应这项新科技带来的变化。以色列建国后，第七装甲旅曾成立过一支代号为“帕萨尔”(3)的负责远距离侦察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的战士相当于移动的前哨。在坦克出动前，他们已摸清前方地形，并发回了敌人的位置信息。然而，2010年“云雀”无人机投入使用后，以色列国防军认为现在需要重新考虑这支部队存在的必要性，或者说，需要重新定义战士的角色。毕竟，坦克出动前，无人机可以完成同样的任务，为什么还要让战士去冒险？

2009年，以色列无人机的性能开发取得了新的进展。[9]

1月中旬，以色列士兵深入到加沙地带执行作战任务，这是4年前以色列从这片巴勒斯坦领土单方面撤离以来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地面行动。一年来，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2000多枚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认为不能再忍下去了，所以以色列发动了“铸铅”行动。

当全国人民密切关注着以色列步兵和装甲旅在加沙的战况时，在遥远的苏丹，以色列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威胁。

根据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4)的情报，一艘载有伊朗先进武器“法基尔”(5)火箭弹的船只已停靠在红海边的苏丹港。这不是普通的火箭弹，它极有可能打破中东的军力平衡。

在此之前，依靠哈马斯的武器库，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已威胁到以色列南部100万居民的生命，“法基尔”火箭弹的射程更远，可以直接打到特拉维夫。此外，摩萨德还获悉，这些装有火箭弹的集装箱正在装车，计划取道苏丹和埃及运往加沙边境的一个仓库，接着通过地道走私到加沙。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加比·阿什肯纳兹中将开始制订攻击这支运输车队的计划，但时间非常紧迫。一旦卡车进入埃及境内，以色列就无法实施打击计划，因为埃以之间签订有和平协定，在埃及境内发动袭击很可能打破这一脆弱的和平状态。加沙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一旦火箭弹运到加沙后很快就会被分散到人群中，虽然以色列在加沙的情报覆盖做得非常好，但定位这些火箭弹谈何容易。换句话说，要想阻止这些火箭弹进入加沙，以色列必须在苏丹境内发动袭击。

以色列国防高层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鸽派人士反对发动袭击，因为以色列在国际上正变得越来越孤立。加沙的死亡人数在不断上升，不少地方遭到以色列严重破坏，许多国家对以色列提出严正抗议。这时如果以色列在另一个国家发动袭击，很难从道义上自圆其说。另一方的鹰派人士则认为以色列不能坐以待毙，如果先进武器进入加沙，其后果难以估量。

这个事情最终只能由总理奥尔默特决定。其实，奥尔默特和不少秘密行动有着紧密的关系。有报道称，2007年，他不顾美国反对，批准了以色列袭击叙利亚西北部一座正在秘密修建的核反应堆的行动。还有人认为以色列许多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和伊朗科学家的高调刺杀行动也是由他授权的。

在批准这些行动前，奥尔默特一般会了解完成任务的技术难度和风险大小。但这一次，除了这些一般程序，他还要确保外界无法将这次袭击归罪于以色列，也就是说，以色列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不能留下任何“指纹”。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向苏丹派出战斗机非常危险，一旦有一架飞机被埃及或沙特阿拉伯的雷达发现（红海那一区域正好被沙特阿拉伯雷达覆盖），整个任务就可能失败。

此外，该行动还存在技术上的困难。袭击目标是移动的卡车车队，因此很难追踪。攻击时机非常重要，情报必须绝对精确。由于战斗机燃料有限，无法在苏丹领空停留太久。

接下来，阿什肯纳兹与作战部负责人开始制订任务计划。他们两人咨询了空军作战研究小组的工程师、科学家和弹药专家，这些人员对目标进行了评估，推荐了摧毁目标需使用的飞机和炸弹。他们给出了多种方案，经过慎重考虑，以色列国防军选择了一种非常规方案：用无人机袭击车队。[10]

这种方案之前从未尝试过。虽然有报道称以色列曾使用无人机对加沙地带个别恐怖分子实施过小规模袭击，但大多数时候无人机只在加沙、黎巴嫩等邻近区域执行侦察任务，从来没有长途奔袭到苏丹这么远的地方实施过袭击。不过，这个决定是有道理的：无人机可以在广阔的苏丹沙漠上空盘旋较长时间，等待车队的出现。

这次袭击后，以色列安全领域一名消息人士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说：“当你攻击一个固定目标特别是大型目标时，你最好使用战斗机。但如果袭击随时变换位置的可移动目标，无人机是最佳选择，因为它们可以盘旋在敌方看不见的高度等着目标出现。”[11]

随着准备工作的推进，参与人员的名单也变得越来越长。所以，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了他们在筹备敏感行动时经常采取的策略：区隔化。只有极少数军官知道任务的所有方面，其他人只知道并专注于其中的一个方面。大家知道，如果走漏风声，任务就会被取消，伊朗火箭弹将会被运到加沙，要想再次见到这些火箭弹，很可能就是火箭弹打到他们家的时候了。

内盖夫沙漠烈日炎炎，这里降水极少，缺少植被，大部分地区十分贫瘠。由于很少有以色列人居住在沙漠，这片广袤而干燥的地区成为以色列国防军最主要的训练场所。在之前的训练中，以色列的无人机操作员已经掌握了跟踪移动车辆的技巧，但仅局限于跟踪驾驶汽车或摩托车的单个激进分子。在针对这次任务的准备时期，他们必须学会定位和追踪多辆载有火箭弹的卡车。但在广阔的苏丹沙漠，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难。

本次任务选用的是“苍鹭”TP和“赫尔墨斯”450型两种无人机。“苍鹭”TP无人机是以色列最大的无人驾驶飞机，其翼展与波音客机相当；“赫尔墨斯”450型无人机是以色列最主要的攻击型无人机。根据计划，“苍鹭”TP无人机将首先出发，到达指定地点后，在无法被发现的高空对这支车队进行定位和跟踪。接下来，“赫尔墨斯”450型无人机（有必要的话战斗机也要参战）向目标俯冲并进行攻击。

轰炸行动的当晚是典型的苏丹1月的天气，虽然局部地区多云，但大部分区域都很晴朗。行驶在沙漠中，苏丹和巴勒斯坦的走私分子们怎么也想不到以色列无人机会从几千英尺的高空发现他们的位置，当他们看到迎面飞来的导弹时，一切都晚了，这次行动中有43名走私分子被杀，所有卡车都被摧毁。首战告捷。但几周后的2月，伊朗进行了第二次尝试，奥尔默特再次批准袭击行动。据报道，这一次40名走私分子被杀，10多辆卡车被摧毁。

正在以色列起飞的“苍鹭”TP无人机（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提供）

苏丹人感到非常震惊，奥马尔·巴希尔政府知道伊朗和哈马斯在利用苏丹秘密走私军火，但他们万万没想到以色列敢在一个非洲主权国家发动袭击，因此他们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美国是袭击行动的策划者。2月24日，在第二次袭击发生几天后，苏丹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喀土穆大使馆临时代办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在青尼罗河河畔，费尔南德斯和苏丹外交部美国司负责人纳斯尔丁·瓦里进行了会面。[12]

瓦里对费尔南德斯说：“我要和你说一个很敏感且很令人担忧的事情。”这名美国官员表现得非常镇定，他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叫来。瓦里看了看自己用阿拉伯语写的谈话要点，然后打开一张破旧的苏丹地图，指着东部一块沙漠地区的位置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他大声向费尔南德斯读出死亡人数和被毁车辆数量，然后对这位美国外交官说：“我们认为发动袭击的是你们的飞机。”

苏丹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几周前，费尔南德斯还在苏丹外交部谴责苏丹政府允许伊朗通过其领土将武器走私给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苏丹一定认为，美国在提出正式外交抗议未果后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费尔南德斯大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瓦里则不断对美国在苏丹领土单方面发动袭击表示遗憾，并强调两国在安全上的“密切合作”关系。

最后，瓦里总结道：“我们抗议并谴责这一行为，为了维护主权，苏丹有权在适当时机以适当形式做出合理的回应。”费尔南德斯并没有否认苏丹方面的谴责，只是承诺向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汇报此事。[13]

即使美国知道这是以色列国防军所为，费尔南德斯也不会向喀土穆出卖以色列。反倒是奥尔默特忍不住在公开场合暗示以色列参与了这一行动。在费尔南德斯被召见的几天后，以色列总理在特拉维夫附近举行的安全会议上发言，表示以色列在离家“不那么近”的地方执行了一次反恐行动。

总理说：“我们攻击了他们，这提升了我们的威慑力，也强化了我们的威慑形象，对于以色列而言，这种威慑作用有时比攻击本身更为重要。没有必要说得太详细，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实际上，只要稍做调查，任何人都能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以色列不能开展行动的地方。”

虽然以色列没有公开，但此次行动表明，无人机在以色列战争中的参与方式和参与规模都在发生变化。现在，以色列空军每年将近一半的飞行小时数由无人机完成，无人机每天的侦察总时长达到数百小时。以色列步兵行动也经常需要无人机支援。空军高层最近组织过一次代号为“2030”的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专门讨论和决定无人机部队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在会议快结束时，大多数与会人员达成共识：在未来几年，以色列空军将逐渐淘汰F-15和F-16战斗机，成为一支几乎完全由无人机组成的空军，未来的无人机有的将小到能装进口袋里。[14]

对帕尔马希姆空军基地的一次访问让我们了解到以色列无人机的另一面。在这一带起伏的沙丘中坐落着以色列空军第一支无人机飞行中队。地中海沙滩不远处，在开着空调的可移动营房中，穿着绿色连体式军装的年轻男女们正操控着黑色操纵杆，全神贯注地盯着无人机发回的监控视频。

2008年12月，这支飞行中队的副指挥员吉尔上尉（根据保密规定，以色列空军人员只能使用个人名字，不能使用家庭姓氏）本在计划着期待已久的海外旅行，而在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铸铅”行动后，他不得不取消旅行计划，将这些操作无人机的年轻男女们集合到一起。

他对战士们说：“我们有两个目标：一是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二是尽可能降低平民伤亡。”

一个周日，吉尔在一辆指挥车内值班。在以色列各大情报部门的密切配合下，他正在跟踪一名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怀疑是哈马斯高级别官员的男子。当该男子离开位于加沙北部难民营的家，吉尔开始从空中对他进行跟踪。

这名男子并不知道自己被跟踪，他开始忙着处理手头一些看上去像是电线的东西，吉尔担心他在安装路边炸弹，准备伏击正在附近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国防军部队。

“这看上去很可疑。”他通过头戴式耳机说道。

以色列国防军南部战区司令部的目标专家同意吉尔的判断，于是下令让部署在附近的飞机实施袭击。就在这时，吉尔又仔细看了一眼画面，他突然发现这名男子并不是在安装路边炸弹，而是在晒衣服，于是立马通过耳机大声喊道：“不对，停止进攻！”

几天后又轮到吉尔值班，他发现一名以色列国防军战士正走在加沙北部的一条小巷子里，但这个画面存在疑点。这名男子虽然穿着国防军的橄榄色军装，但他独自行动，单肩挎着M-16步枪，没有按国防军的规定将枪支斜挎在胸前。“一名以色列国防军战士怎么会独自出现在这儿？”吉尔向指挥车内一位无人机操作员问道。这名男子马上成为他们的跟踪目标。

在这两次事件中，吉尔都体验到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优势：避免无辜者被袭，不让被通缉的恐怖分子逃跑。

吉尔在飞行中队指挥部与我们见面时说：“虽然远离目标，但我能通过长时间观察确保目标的正确性。”不难想象，他们的责任重如泰山。吉尔才30岁出头，已经是飞行中队中比较年长的无人机操作员，其他操作员大多只有20多岁。他告诉我们：“我日夜坚守在此，为的就是这份责任，我们要将附带毁伤降到最低。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向战士保证某一区域安全，结果他被敌方狙击手击中，我也得负责。风险真是无处不在。”

这么年轻就要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战士们不得不摆脱思维定式，并迅速成长起来。和许多其他指挥岗位的军人一样，无人机操作员没有白纸黑字写有作战计划和方法的手册，他们必须随机应变，在几秒钟内迅速做出决策，然后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下班回家。正如吉尔所说的：“操纵无人机？那只是我们工作中最简单的部分。”

以色列取得成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小国在无人机行业的发展上总能领先世界一步？

由于长期处于战争当中，以色列必须不断尝试新的战术和科技，因此许多方面常常领先其他西方国家几十年。由于没有现成的平台，以色列不得不自主研发，无人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回顾自己50多年的航空工程师生涯，卡雷姆指出以色列能够成为世界无人机引导者的两大因素：

第一是以色列的客观环境。他说：“我同来自以色列、法国、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都共事过，同其他国家的人相比，以色列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基因，我们拥有的只是打赢战争、生存下去的压力，我们不得不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

第二是以色列人的思维融合。每个以色列人都要在军队服役，后来去军工企业工作的人仍然同军队的朋友保持联系，他们经常会一块聊天，交流思想，大家相互都认识。这种环境能够缩短研发过程，创新者之间也因此能够迅速交换观点，如果某个点子已经被尝试过，他们就会继续想下一个。如果没有，只要一个电话的工夫，他们就可以得到来自战场最真实的反馈。

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无人机部的年轻航空工程师阿米特·沃尔夫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刚刚高中毕业的沃尔夫和其他同学一起被招到以色列国防军服役。和许多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年轻人一样，他尝试进入一支以“朱鹭”（希伯来语音译为“马格兰”）这种鸟命名的精锐部队。在经过特殊设计的武器系统的帮助下，这支几年前刚成立的部队专门深入敌人后方发起行动。和朱鹭这种鸟一样，这支部队的战士学会了如何迅速融入环境，隐蔽地移动，并定位目标的位置。

在沃尔夫服役时，“朱鹭”部队主要在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南部活动。在黎巴嫩，该部队几乎每天都对真主党恐怖分子发起行动。从国防军退伍后，沃尔夫来到以色列理工学院学习工程学，毕业后来到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无人机部工作。

2008年的一天，他和几个同事在办公室附近的咖啡馆简单聊了聊各自的创意，其实在军队服役时，他就考虑过设计一款能够供单兵轻松携带的无人机，用于迅速开展近距离侦察。

他还清楚地记得，在加沙地带和部分约旦河西岸等人口密集区域，走在危险的小巷，他根本无法知道下一个拐角会遇见什么，这种感觉非常难受。当我们在特拉维夫郊外的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总部见面时，他告诉我们：“我们开始讨论设计一种微型无人机，它可以从背包中轻松取出，垂直起降，无需跑道。”

在那个咖啡馆，沃尔夫在他卡布奇诺咖啡杯下的餐巾纸上画出了新型无人机的草图。几天后他找到科研负责人，在听取了他的想法后，该负责人拨给他3万美元的研发启动经费。这笔投资收到成效：两年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推出了“黑豹”无人机，这是世界上第一款倾转旋翼无人机，可像直升机一样垂直起降，在目标上空1万英尺的高度续航6小时。“黑豹”无人机的重量很轻，单兵可以将其放进背包背在身上执行作战任务。

“总之，我们的想法来自很多渠道。”当我们漫步在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总部的绿色草坪上时，沃尔夫细声细语地说道，“我们关注国际互联网上的其他发明。为了理解以色列国防军的需求，我们和国防体系的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毫无疑问，我们很多人也会受到战场上个人经历的启发，我们都上过战场，知道有哪些不足之处。”

的确，沃尔夫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一名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战士，与此同时，他也是一名航空工程师。正是这种双重身份赋予了他发明新武器系统的必要知识和经验。

军民间的密切关系是一笔极为宝贵的国家财富。

有些讽刺的是，另一个促进以色列无人机技术发展的是“狮”式战斗机研发计划的取消。这是以色列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飞机研发项目。该项目从1982年启动，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计划研发这款被称为“狮”式的多功能、单引擎第四代战斗机，作为未来以色列空军的主战飞机。该项目共花费10多亿美元（大部分投入来自美国援助），已经制造和试飞了多架原型机，但1987年，以色列议会以12票赞成、11票反对的结果终止了该项目，直到今天许多已退休的以色列国防官员还在就这个决定进行争论。之所以被终止，一方面是由于研发费用不断攀升，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因为美国希望以色列购买F-16战斗机取代“狮”式战斗机。

“狮”式战斗机研发计划的取消对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该集团不得不辞退数百名工程师，但之前的研发工作积累下来的知识并没有白费，而是被运用到以色列的卫星、导弹防御和无人机等蓬勃发展的项目中，一架飞机的星星之火在以色列国防和高科技产业形成燎原之势。

以色列发明的无人机让现代战争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各国军队在评估目标、搜集准确情报和获得战场优势时可以投入更少的地面部队。这项发明着实不易，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诞生的。

然而，2006年夏天，以色列在这方面的优势受到挑战。7月12日，伊朗支持下的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入侵以色列，劫持了两名以色列国防军预备役人员，以色列随即展开报复行动，持续1个月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

一开始，战争双方的实力似乎非常不对等：以色列是一个拥有先进武器系统的民族国家，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一个激进组织既没有固定的军事基地，也没有成建制的空军和海军；真主党武装人员身着便装，和当地环境融为一体；真主党的总预算只有以色列每年国防预算的零头。然而，战争爆发几天后，以色列意识到自己严重低估了对手的实力：真主党在战场上非常善战，打死了121名以色列士兵，尽管以色列不断发动空袭，真主党平均每天仍能发射120枚火箭弹。此外，真主党还入侵了以色列国防军的无线电系统，实施了高超的网络攻击，并破坏了边界地区的以色列移动电话网络。

最让以色列吃惊的是，在战争快结束时，真主党竟然出动3架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携带20多磅爆炸物进入以色列境内，虽然这些无人机没有到达预定攻击目标（其中两架坠毁，一架被以色列战斗机击落），但这足以震惊以色列国防军高层。他们没想到，作为无人机的发明国，以色列居然成为第一个被非国家行为体操作的无人机入侵的国家，成为自己所发明武器的打击目标。

2012年，另一架敌方无人机进入以色列境内，在深入到以色列核反应堆所在的南部城市迪莫纳附近几英里处时被击落。2014年又有无人机飞入以色列境内，这一次操作无人机的是来自加沙地带的哈马斯。

和2006年一样，这些无人机都被以色列国防军击落，但哈马斯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这些无人机上面不但载有炸弹，还有空对地导弹。当然，人们普遍认为这与哈马斯的科技水平不符，炸弹和导弹显然是为了拍这段视频临时安装上去的。2015年10月，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宣布他们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附近逮捕了多名恐怖主义团伙成员，这些人正在策划向以色列派出一架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

在最近的冲突中，真主党和哈马斯用行动表明，不仅以色列，整个西方世界都要适应新的战争形式。科技是一个优势，但科技的优势并不能让人高枕无忧。真主党和哈马斯等非国家行为体已经证明它们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运用他国的高科技武器来攻击这些国家。

真主党和哈马斯对无人机的使用迫使以色列国防军不断做出改变，特别是以色列空军。在真主党使用无人机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认为整个地区只有以色列使用无人机，虽然伊朗拥有一两架无人机，但在技术上落后以色列无人机很多代，根本无法进入以色列。因此，以色列雷达在设计和程序上无法探测无人机，只能用于发现大型飞机。边境出现敌方无人机后，以色列不得不通过发明新式雷达或改进旧雷达来增强其探测能力。

据报道，以色列还在更隐蔽的战线同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做斗争。比如，2013年，真主党负责无人机机群的高级指挥官哈桑·拉基斯在贝鲁特被枪杀。根据黎巴嫩报道，两名伪装成游客的杀手在靠近哈桑·拉基斯乘坐的汽车后用无声手枪将其杀害。真主党立即谴责以色列。对于是否参与了这次行动，以色列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很明显，以色列在想尽一切办法遏制真主党的无人机作战能力。

以色列难以接受哈马斯和真主党使用无人机，但另一方面，这些组织的选择其实很好理解。无人机体形小，可以低空和慢速飞行，很难被常规雷达系统探测和跟踪。

无人机的出现让交战规则也变得非常模糊。如果一架无人机入侵另一个国家，这应该同战斗机轰炸或导弹袭击一样被视为战争行为吗？2012年，当真主党无人机飞到迪莫纳附近时，为了避免大规模战争，以色列并没有做出回应。如果一架无人机成功在以色列发动袭击，又会如何？以色列会以此为由发动全面战争吗？

这些问题暂时没有答案。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和机器人一样，无人机虽然还不具备自我决策能力，但它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战争的形态。

(1) 反辐射导弹又称反雷达导弹，是指利用敌方雷达的电磁辐射进行导引，从而摧毁敌方雷达及其载体的导弹。——译者注

(2)  dull，dirty和dangerous三个英文单词都是以字母d开头，所以称之为“3D”任务。——译者注

(3) 希伯来语中“侦察连”的意思。——译者注

(4) Mossad，以色列三大情报机构之一，主要负责海外情报。——译者注

(5) 波斯语中“黎明”的意思。——译者注

第三章　无敌装甲

“前进！”第四〇一装甲旅第九营营长埃菲·德夫林中校通过无线电大声下达命令。

2006年8月11日，以色列即将发动后来充满争议的萨鲁基战斗，针对真主党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即将结束，以色列决定在停火生效之前最后发动一轮攻势。位于特拉维夫的军事指挥部匆忙决定让国防军渡过黎巴嫩南部的萨鲁基河占领一片重要区域，因为真主党射向以色列的大多数火箭弹被认定是从这一区域发射的。以色列认为这次地面行动能让其在联合国停火谈判中拥有更多筹码。虽然战争即将结束，但政府认为值得最后一搏。

以色列坦克缓慢穿行在狭窄的山路上，完全暴露在反坦克导弹的射程内。坦克履带在岩石上发出的刺耳噪音让战士们把真主党武装分子抛到脑后，但殊不知，以色列国防军这些价格不菲的坦克即将进入敌方埋伏区域。

真主党侦察部队已经发现以色列坦克车队正在靠近山口，立刻将信息发给正在附近村子里待命的反坦克小组。以色列这支队伍的指挥官德夫林的坦克上有许多天线，很容易被识别。真主党游击队战士很快在指定地点集结，等待车队的出现。根据惯例，他们首先找到对方指挥官乘坐的坦克，然后用“短号”（Kornet）反坦克导弹瞄准目标并发射。几秒钟后，坦克发出一声闷响，立马冒起烟来。德夫林一脚踢到炮手身上，愤怒地说道：“你脑子有病吗？谁叫你开火的？”

“不可能！”炮手结巴地回答道：“我没有开火……我们可能被导弹击中了。”

他们的“梅卡瓦”4型主战坦克在继续前进。“这不可能。”德夫林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时他朝坦克后方看了一眼，突然发现3枚导弹朝他的方向呼啸而来，原来之前的无线电通话声完全盖过了导弹飞行的声音，使人无法察觉。其中第一枚导弹击中坦克，但没有打穿装甲；第二枚导弹从坦克上方飞过；当听到第三枚导弹击中坦克的巨大爆炸声后，德夫林的记忆就断片了。

在2006年打击真主党的战争期间，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发现一个藏有反坦克导弹等大量武器的武器藏匿点（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以色列原本并不想和黎巴嫩真主党作战，但在2006年7月12日那天，以色列已别无选择。真主党游击队进入以色列境内袭击了一支国防军边境巡逻队，并劫持了两名预备役人员。为了改善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区的安全局势，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以此为理由宣战，带领国家在时隔20多年后再次进入一场大规模战争。

战争爆发几个月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就军队一系列结构调整方案进行过一次为期两天的研讨，准备马上取消一些军事单位的编制。

装甲部队的前景十分堪忧。当时，以色列国防军的首要任务是遏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的活动，由于很多人认为坦克在其中的作用有限，总参谋部考虑裁掉几个装甲旅，并减少每年坦克的生产数量。就在真主党劫持人质事件发生后1小时，又一事件敲响了“梅卡瓦”坦克的丧钟：一个大当量爆炸装置在一辆部署于黎以边境的坦克下方爆炸，一名坦克乘员当场死亡，这辆代表以色列国防工业骄傲的坦克也遭到严重损坏。

德夫林的哥哥是一名伞兵，在德夫林入伍几年前，他的哥哥在同真主党游击队的冲突中身受重伤。德夫林本想和哥哥一样成为一名伞兵。在以色列，伞兵被视为国防军的精锐兵种，许多从伞兵部队成长起来的军官后来都进入国防军高层，有人甚至成为总参谋长。高中时德夫林喜欢长跑和举重，后来通过了伞兵部队苛刻的体能测试，结果国防军医生说他的身体不适合当伞兵，他本想退而求其次进入步兵部队，结果被招到声望更低的装甲部队。

1991年5月，德夫林进入第七装甲旅，来到以色列南部的阿拉瓦沙漠进行基础训练。他根本就不想来这儿，心情就像那里的沙尘暴和干旱的气候一样糟糕。在基地入口处，他看到一个用油布盖着的巨大机器，这里面藏着的正是以色列的国家机密：新型坦克。德夫林根本不在乎这辆坦克，眼前的坦克只会让他想到他错过的机会，他还沉浸在自己脸上涂着迷彩色、肩上挎着M-16步枪的想象中。他打了几份报告，要求调到步兵部队，但都被拒绝了。几个月过后，德夫林逐渐向命运妥协，高级训练课程快结束时，他被选为发表告别演说的标兵。

他所在单位的军士长经常在点名时教导德夫林和他的战友们。在一个雨天，战士们列队站在泥泞的戈兰高地，军士长指着边境的方向对他们厉声说道：“那边是叙利亚，这边是以色列，你们在中间，保护这个国家的只有你们和这些坦克，别无他人！”

德夫林和战友们明白军士长的话。的确，边境那边就是叙利亚军队，也是最后一个同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的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战士们每周都要随机进行紧急处置演练，指挥官们要让每名战士明白，当叙利亚的作战旅向以色列北部城镇推进时，他们启动坦克的速度越快越好。叙利亚发动进攻只是时间问题，每个人都要保持战备状态。

每当和战士们说起坦克，指挥官们的语气中都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感。每周五，擦拭坦克成为他们迎接安息日(1)的主要方式。他们把坦克里面擦得一尘不染，外面擦得闪闪发光。不仅在作战训练时，当战士们用肥皂水和海绵擦拭坦克时，战士和坦克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越来越亲密。人们常说，坦克是有灵魂的，需要悉心照料。

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战事不断，军队深陷在黎巴嫩南部。当德夫林完成军官课程训练回到戈兰高地后，他多次参与了袭击真主党激进分子据点的行动。在那里，他也第一次遇到了坦克的克星：反坦克导弹。一天晚上，德夫林将他的坦克停在一个黎巴嫩村庄附近，他当时的任务是为附近执行侦察任务的步兵部队提供掩护。为了打发时间，他在坦克内蘸着鹰嘴豆泥吃皮塔饼，当他把头伸出舱口准备透透气时，突然一股浓烟从他头顶快速飞过，这枚“萨格尔”反坦克导弹只偏离目标几英尺，险些击中德夫林的坦克。两周后，就在同一地区，另一枚导弹射向以色列坦克，这些坦克乘员就没有德夫林那么幸运了，一名国防军军官当场牺牲。

当时，“梅卡瓦”2型坦克是以色列国防军最现代化和最具创新性的坦克，这款坦克刚刚服役，取代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使用的在美国“巴顿”坦克基础上升级而成的“马加赫”坦克。

2004年的一天，已经担任坦克连指挥官的德夫林被派到犹地亚沙漠的拿比牧撒训练基地，参观新型“梅卡瓦”4型坦克。当时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研制新型坦克，但没有一个军官亲眼见到过。这种坦克当时是以色列的最高国家机密，极具神秘色彩，许多传言都声称其具有颠覆性设计和卓越的性能。

根据规定，参观坦克的军官不得拍照，也不能向外传播坦克的性能细节。对很多人来说，这款坦克看上去像一艘宇宙飞船。它比大家之前驾驶的坦克更大，动力也比上一代“梅卡瓦”坦克更强，其柴油发动机功率能达到1500马力，大幅提高了坦克的速度，使其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通过复杂地形。先进的指挥控制系统使指挥员能够更快地识别目标和进行射击。

2000年，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以色列国防军再次进入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市。大量预算需要用于常规安全巡逻以及检查点和隔离墙的修建，国防军高层认为需要改组军队，取消义务兵役制，打造一支规模更小、智能化程度更高、专业性更强的军队，不再需要那么多坦克。

此后，以色列坦克数量一度降到赎罪日战争以来的最低点。训练计划内容大幅削减，许多装甲部队战士只有在大型仪式上和教室的幻灯片中才能看到他们心爱的坦克。这些战士的主要任务也从之前的阻止叙利亚军队入侵变为在加沙地带进行常规安全巡逻以及搜寻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人员。德夫林都快忘了驾驶坦克的感觉。

2006年夏天，形势突然发生变化。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后，德夫林的装甲营被紧急调往北部进行短期集训，重拾操作“梅卡瓦”坦克的基本要领。没过几天，德夫林和战友们的自信心就回来了，他们做好了进入黎巴嫩作战的准备。有的战士开玩笑说，开坦克就像骑自行车一样，只要学会了，永远忘不掉。

多年来，德夫林和其他坦克手一直听说，自2000年以色列撤出黎巴嫩以来，真主党囤积了大量反坦克导弹，等待着以色列坦克的到来。据说，真主党武器库中有“混血儿”（Metis）、“巴松管”（Fagot）和RPG-29等型号的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串联战斗部反坦克导弹。但其中最让他们害怕的还是“短号”反坦克导弹，这种成为西方装甲部队噩梦的导弹最早由俄罗斯卖给叙利亚军队，然后被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以私人礼物的形式秘密送给真主党。这种激光制导导弹是世界上最危险和最精准的反坦克导弹，配备有7千克重的串联战斗部，能够穿透1300毫米的装甲。该反坦克导弹属于发射后不管导弹，也就是说，一旦它锁定目标就一定能击中。

德夫林参与的强渡萨鲁基河的行动计划在7月中旬战争爆发伊始就已制订，之后该计划被不断修改和推迟，直到8月11日星期五才开始执行。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以色列得到消息，当天晚上联合国安理会将在当晚的会议上宣布几天后实施停火计划，结束这场战争。在经历了34天(2)的战斗后，以色列将不得不服从安理会的决议，但奥尔默特总理还想利用最后的机会尝试让联合国决议更有利于以色列，让联合国向黎巴嫩南部派出更多国际部队，而要做到这一点，以色列人不得不在最后一刻深入黎巴嫩境内作战。

德夫林并不喜欢这个作战计划。午夜过后部队才接到最终的命令，要求他们开进到距以色列边境10英里处的萨鲁基地区，这意味着他的坦克将在天亮后到达指定地区，完全暴露在真主党反坦克小组的火力下。虽然纳哈尔步兵旅和戈兰步兵旅的战士将提前乘直升机到河对岸，为即将开来的坦克提供掩护，但德夫林和他的战士在过河前需要经过一段狭窄的山口，在这期间根本无法得到友军的火力掩护。

就在前一天，德夫林同他手下的连长以及几位预备役军官坐在沙盘前对行动进行了推演，并讨论了行动计划的几个薄弱点。一些预备役军官提醒德夫林，在经过山谷的时候，他的部队非常容易成为攻击目标。德夫林告诉他们：“打仗又不是买保险。”并预测最多只会有一两辆坦克被击中，因为根据国防军情报，真主党在该区域最多只有两个反坦克小组。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情报有误。在第一枚导弹击中他的坦克后，德夫林在无线电中大声喊道：“我是指挥官，任何情况下不要停下来……”他所乘坐的坦克继续前进，接着第二枚导弹从坦克上方呼啸飞过，随后第三枚导弹飞来，再次击中坦克。德夫林感觉自己无法呼吸，他的喉咙像被一个巨大的异物堵住了一样，然后他就失去了意识。

“指挥官倒下了。我再重复一遍：指挥官倒下了。”作战参谋在德夫林所乘坦克的无线电话筒中喊道。谁也不知道德夫林的具体情况，但当时顾不了那么多，时间非常紧迫，坦克车队必须继续前进，真主党的反坦克小组还在不断发射导弹。

醒过来后，德夫林吐了很多血，肺部一阵痉挛后，又失去了意识。虽然“短号”反坦克导弹并没有穿透“梅卡瓦”4型坦克的装甲，但德夫林身受重伤，生命垂危。国防军医生把这位营长抬出坦克，就地手术。他们开始和时间赛跑。在敌方炮火的攻击中，德夫林被成功运回以色列领土，就近送往位于采法特的齐夫医院。

该营的作战参谋保持镇定，指挥德夫林的坦克，带领部队成功推进到萨鲁基地区。但他们损失惨重：在20个真主党反坦克小组的火力打击下，12名国防军战士牺牲，11辆坦克被击中。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报道，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国防军消灭了几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第二天，双方宣布停火。

德夫林在重症监护室住了将近3周，身体恢复的过程极为艰难。出院后，他立即回到了自己的装甲营，听取了手下指挥官和战士的工作汇报。接着，他去探望了阵亡官兵的父母，注视着这些人的双眼，向他们讲述当时的情况。

德夫林的身体逐渐恢复正常，但装甲部队还在为生存苦苦挣扎。萨鲁基战斗中装甲部队战士和坦克损失如此惨重，这让国防界感到非常震惊。和2004年一样，国防部的走廊里又开始出现关于削减装甲部队的争论。坦克的前景堪忧，预算削减似乎已是不可避免之事。

回到基地几周后，德夫林被邀请到国防部下属的负责以色列坦克设计和生产的“梅卡瓦”坦克研发局。原来，在他住院期间，人们对他乘坐的那辆“梅卡瓦”4型坦克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坦克上每个划痕都被仔细查看并进行X线扫描。整个车体被拆分，然后重新组装。军队和国防部想了解这辆坦克被导弹袭击的每一个细节。

一名高级军官交给德夫林一个标有“高级机密”的灰色文件夹，德夫林取出文件夹中的照片。照片上是他的坦克，上面标记有两枚击中坦克的导弹的弹着点。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坦克被击中和烧黑的样子，德夫林感觉像是突然穿越到了当时的战场上一样。

德夫林问道：“我记得当时我所处的位置，现在又看到了导弹击中坦克的位置……但我现在怎么会在这儿？我为什么能活下来？”

那名高级军官解释说，虽然被多次击中，但没有一枚导弹穿透坦克。“梅卡瓦”坦克经受住了迄今单辆坦克承受过的最猛烈的攻击。这台以色列机器创造了历史。

有了这张照片，德夫林重新拥有了回到坦克的勇气。正如他后来告诉我们的，这张照片证明“梅卡瓦”坦克是尖端技术的缩影。

几个月后，这名曾经梦想成为伞兵的军官晋升为上校。萨鲁基战斗给德夫林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很多年后他才愿意和人分享自己的这段经历，但是，他后来却成为“梅卡瓦”坦克最坚定的支持者。

不是每个人都像德夫林那样对坦克充满信心。媒体强烈抨击装甲部队，一家以色列主要日报在大标题上写道：“炮塔已被暴露。”[1]英国和美国的报纸也报道了曾经坚不可摧的“梅卡瓦”坦克所经历的失败，并质疑道：“这款被大肆吹嘘的坦克在真主党反坦克导弹面前为何如此不堪一击？”[2]

军队中主张减少坦克生产数量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军官说：“它们没有用处。”这些人认为，军队应该投资研发防护性更好、机动性更强的新型装甲车，不能再把钱投到坦克上了。

争论非常激烈。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结束后，军队的预算有限，而降低坦克生产量省下来的经费能用在国防军其他重要事务上，如增加步兵训练、整修防空避难室、研发导弹防御系统等。欧洲的新闻也有相似的论调。西方军队也在重新审视坦克的未来。比如，美国正计划退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部署在欧洲各大军事基地的坦克。

为了能够削减国防预算，将更多资金用于教育、福利和卫生部门，一些政治家将“梅卡瓦”坦克与“狮”式战斗机进行类比。以色列于20世纪80年代研发的这款战斗机一度是以色列国防工业的骄傲，但经过长期的政府内部斗争后研发计划被取消，国家最终决定直接从美国购买战斗机，将研发经费投到其他地方。

不少专家认为“梅卡瓦”项目也应该接受这样的命运。国防部收到各种各样的方案，有的人建议以色列应从美国和欧洲采购价格更为合理的坦克。还有人提出方案，呼吁将“梅卡瓦”生产线转移到美国。这样做虽然能降低成本，但也会增加部分坦克技术被泄密的风险。

德夫林和他的同事们不遗余力地同这些声音抗争。他们知道坦克仍然很重要，如果爆发战争，只有在坦克的掩护下地面部队才能快速占领对方领土。这其中当然存在诸多风险，但这并不构成以色列国防军放弃“梅卡瓦”坦克的理由。

在他们的努力游说下，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最终被说服。他们没有停止“梅卡瓦”计划，当然，他们也不是将这个计划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改进坦克。

直到今天，“梅卡瓦”坦克仍然是以色列密级最高的计划之一。几十年来，“梅卡瓦”坦克一直笼罩在神秘色彩下，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在“末日之战”到来时，这个钢铁怪兽能够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打败以色列的敌人。

参与“梅卡瓦”坦克研发和生产的人很多，但其中一位国防军军官至关重要，他就是“梅卡瓦”坦克之父，绰号“塔里克”的塔尔少将。

1924年出生于以色列的塔里克，年幼时就知道在以色列生活有多么危险。1929年阿拉伯人的暴乱席卷巴勒斯坦地区，100多名犹太人遇害。一天，塔里克在北部采法特家中的房门被暴徒封住，房子被点着。塔里克本以为这将是他的末日，好在他的叔叔带着一群英国警察从街上及时跑来，赶走了暴徒，冲进房屋将5岁大的侄子救了出来。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影响了他一生。

17岁时，塔里克志愿加入英军，成为一名坦克炮手，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他加入以色列地下组织，帮助这个即将成立的国家购买武器。独立战争期间，他还只是一支机枪部队的指挥官，之后他在国防军不断被提拔，先后担任装甲部队司令、总参作战部部长、南部战区司令部司令，最后成为国防部部长特别顾问。塔里克于2010年去世。他被视为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五位装甲兵指挥官之一，写有他名字的纪念牌现在就挂在美国肯塔基州的巴顿骑兵和装甲兵博物馆的墙上。

以色列建国之初就开始苦苦寻找坦克。在独立战争期间，国防军第七旅多次冒着枪林弹雨试图夺取被外约旦阿拉伯军团占领的拉特伦（之前是英国警察的一个要塞），但始终无法攻下这个横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公路的战略要地，因为他们没有突破约旦防御工事的手段。

以色列国防高层将领、政治家和游说者试图说服西方国家将坦克卖给国防军，虽然他们成功达成了一些交易，但武器禁运始终存在。后来，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通过占领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的约旦河西岸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色列几乎将领土扩大了一倍。以色列知道，敌人迟早会试图收复失地，要想在下一场战争中再次获胜，以色列需要更强大的装甲部队。

六日战争后，第一批来自法国和美国的坦克先后交付以色列。20世纪60年代末，以色列又购买了当时英军武器的中流砥柱——“百夫长”主战坦克。以色列对这款坦克进行了一些改装，安装了威风的105毫米坦克炮，改造了炮塔的结构，并给它取了一个新的名字：肖特（希伯来语中“鞭子”的意思）。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以色列还购买了两辆“酋长”坦克，当时这款配备有120毫米坦克炮的坦克还处在研发阶段，属于英国的高级机密。经过这些尝试后，以色列本想和英国达成更多交易，但被英国人以政治考虑为由拒绝了。

英国人的决定让以色列非常吃惊。苏联在继续武装埃及和叙利亚，以色列急需新型坦克，却哪也买不到。

对于这笔交易的中止，塔里克的记忆非常深刻。意识到无法依靠任何国家后，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以色列将制造属于自己的坦克。很多人都认为塔里克疯了。在这之前，以色列没有飞机、舰船或装甲车等主要军事平台的制造经验，但塔里克坚信这是可行的。他认为，通过研究“酋长”坦克，以色列学习到一些技术，完全可以以此为基础推进这项事业。于是，他找到几位合作者，开始画新型坦克的设计草图。1969年，他的想法已被证明具有一定可行性，下一步的关键在于两点：自主研发和生产坦克在经济上是否可行？以色列是否拥有科技实力生产足够好的坦克，与苏联提供给叙利亚和埃及的坦克抗衡？

1970年夏天，时任国防部部长、以色列战斗英雄摩西·达扬和财政部部长平哈斯·萨皮尔会面，讨论是否推进塔里克关于坦克研发的计划。在他们会面之前，一支由安全专家和经济专家组成的团队已就该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研究了该计划的各个方面：塔里克提出的坦克研发计划是否可行？坦克研发能够给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带来经济利益吗？在萨皮尔看来，“梅卡瓦”坦克计划很可能产生极为重要的经济推动力，安全利益反而退居其次。

“我支持，”萨皮尔对达扬说，“你同不同意？”

达扬开始担心这笔投资会影响到其他军事项目和军队海外采购计划，但最终他还是同意了。坦克计划进入第一阶段：研发。

1971年春季的一天，阿维格多·卡哈拉尼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端的人声称自己是“塔里克的秘书”。她说，明天上午会派司机来接卡哈拉尼参加一个会议，让他务必着正装待命。

第二天，一辆深绿色的普利茅斯勇士轿车（军队当时给高级军官配发的车辆）停在卡哈拉尼家门口的路边。司机示意他坐到后座。卡哈拉尼完全不知道这次会议的主题，但他顾不了这么多。塔里克是以色列的传奇性人物，如果他打电话叫你，你必须得去。汽车停在特拉维夫以南特兹瑞芬（Tzrifin）陆军基地一个大型仓库的入口处，卡哈拉尼刚从车里出来，仓库的大铁门突然打开，停在附近建筑上的鸽子被吓得一齐飞了起来。塔里克出现在大门口，他示意卡哈拉尼跟他进来，然后将大厅中央原本遮盖某物的伪装网掀了起来。

一开始卡哈拉尼根本无法确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好几秒钟后他才明白，这是一辆坦克。但这不是一辆普通的坦克，而是木头模型。坦克的形状也很奇怪。“这辆坦克没屁股。”卡哈拉尼说道，“发动机往哪放？”

塔里克一边和卡哈拉尼绕着自己精心设计的木头模型走着，一边向他解释着新坦克外形如此独特的原因。他说：“这是全新的设计，引擎和传动装置都在前面，后面是一个舱门。”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设计，在此之前所有坦克都采用引擎后置的设计，坦克乘员从炮塔顶部进出坦克。

塔里克之所以邀请卡哈拉尼来看坦克，是为了获得这位年轻军官的支持。卡哈拉尼是国防军中成长很快的一名指挥官，六日战争期间，他在“百夫长”坦克内表现非常英勇，获得了“杰出勋章”。后来，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作为第七十七营的营长，卡哈拉尼创造了历史，击退了叙利亚在戈兰高地的进攻。

2015年，在以色列北部的一次演习中，一辆“梅卡瓦”坦克正和国防军士兵一同前进（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赎罪日战争爆发时，驻扎在戈兰高地的卡哈拉尼从不同军事单位临时调集了大约150辆坦克，投入同叙利亚军队的战斗中。当时发动进攻的叙利亚军队是以色列军力的5倍，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卡哈拉尼成功抵挡住叙利亚人的攻势，摧毁了数百辆敌方坦克，重新占领了之前被叙利亚攻占的制高点。鉴于他的表现，卡哈拉尼得到了以色列最高级别的军事勋章——“英勇勋章”。塔里克之所以会安排1971年的那次见面，是为了确保卡哈拉尼这类年轻坦克手愿意驾驶着他设计的这款坦克参加战斗。

早在铸造坦克的钢水被倾倒进模具之前，塔里克就已经看到这款坦克在阅兵场上英姿飒爽、跃跃欲试的样子。他从来不会让自己受到那些悲观主义者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担心钱被打水漂的财政部官员们。他不断积累必要的投资、知识和人际关系，用于建造一条能够铸造坦克车体、生产加农炮、制造光学和火控系统的生产线。

1979年底，第一辆“梅卡瓦”坦克驶下生产线。之前，人们在升级坦克和解决技术难题上的分歧很可能推迟坦克下线时间，但塔里克用他的决心和魅力扫除了这些障碍。3年后，第一次黎巴嫩战争爆发，这款坦克在以色列北部前线展现出惊人的作战能力。又过了两年，“梅卡瓦”2型坦克驶下生产线。以色列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坦克。

塔里克曾在“梅卡瓦”坦克研发局对他的战士们说：“我们因为身体里的犹太人基因而被世界视为异类。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学习，只有傻子才拒绝学习。”

塔里克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工程师，比如来自“坦克世家”的雅隆·利夫纳特。利夫纳特的父亲曾是国防军坦克维修部队的负责人。利夫纳特本来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学习电子工程学，读书期间以专业技术人员身份进入国防军。他的梦想是研制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导弹。但梦想和现实还是有很大差距，完成军官培训后，他被分配到坦克研发局。他本以为事情已不可能更糟糕了，没想到他接着又被派到基层装甲部队，每天参加野外训练。

塔里克认为技术人员只有亲临战场才能明白战士们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而不是一切都从虚无缥缈的理论出发。他不允许技术人员和一线部队之间产生距离，不管是在文化上还是在物理上。利夫纳特在第七装甲旅待了两个月，在这期间，和其他战士们一样，迎着火力冲山坡，爬沙地，给坦克装弹，听指挥官和战友们讲述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在这些经历的启发下，他在脑海里罗列了许多坦克需要改进的地方。

利夫纳特回忆道：“没人明白我为什么会在那儿。他们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他们还对我说，放着办公室不坐跑到戈兰高地来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但我心里知道自己去那里需要观察和感受的东西，同样重要的是我同那些战士和军官们建立起来的业务关系，后来他们很多人都成为营长和旅长。”

第一眼看到这位年轻工程师，塔里克就喜欢上了他。利夫纳特有“虎刺怕”精神，从不循规蹈矩。在他看来，所有的规则都只是建议。塔里克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天，塔里克把这位年轻军官叫来谈话，让他成为自己身边的参谋长。

利夫纳特虽然受宠若惊，但礼貌地拒绝了这一邀请。他解释说：“我是一名年轻工程师。让我着迷的是技术，我不愿意离开技术的世界。”

塔里克很少被人拒绝，但他很欣赏利夫纳特的坦诚。

他告诉利夫纳特：“敢对我说‘不’的人，基本上就不要在部队混了。但你不一样，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凭借刚柔并济的行事方式，塔里克网罗了国防军一批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他也是个信守承诺的人，从那以后，利夫纳特在研发关键系统的过程中经常得到他的支持。在塔里克的培养下，利夫纳特被任命为“梅卡瓦”3型坦克火控系统工程的总指挥，正是凭借在这一项目中的出色表现，利夫纳特获得著名的以色列国防奖。

“梅卡瓦”坦克之父一直在关注全球坦克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末，他发现各国军队都在尝试提高坦克移动过程中的射击精度。塔里克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静止交火已一去不复返，“梅卡瓦”坦克也要适应这一变化，力争具备在高速移动的前提下精准命中远距离目标的能力。

一天，塔里克对利夫纳特说：“你必须将移动射击精度提高到和静止射击一样。我要看到一模一样的结果。你设计的系统必须要将指挥官解放出来，他们不用让坦克停下来射击。”

塔里克提出的这个要求完全出乎利夫纳特的意料，他鼓起勇气说这不太可能，移动中坦克的射击精度不可能比得上静止坦克，这简直是“异想天开”。但塔里克认为这是可行的，要求工程师寻找解决方案。最终，他们不辱使命，研发出被称为“猎鹰”（Baz）的新型火控系统。

利夫纳特告诉我们：“塔里克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技术人员，他很多时候是靠自己没有太多科学依据的第六感。”他还说：“塔里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名坦克炮手，在他办公室里有一个皮质公文包，里面记录了他的坦克击中目标的情况。原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出了那么多发炮弹，这已成为他的第二天性。”

凭借这种第六感，塔里克提醒利夫纳特和他的团队，要想找到解决方案，首先要分析无法击中目标的原因。为什么坦克在运动过程中难以让炮筒保持稳定？通过研究他们发现，运动中的坦克能否击中目标主要取决于炮弹精度、炮筒稳定性以及炮手在移动中精准识别目标的能力。

通过大量实验，利夫纳特发现，已有火控系统虽然能够加入移动产生的变量从而实现校准，但炮手难以在短时间内考虑这么多事情。也就是说，虽然坦克乘员能够测算距离、瞄准和射击，但一旦炮手注意力稍有不集中，就无法击中目标。

1989年，利夫纳特和他的团队取得突破性进展，他们将摄像头整合到自动追踪系统中，这样一来炮手不用再计算目标距离和方向，他要做的只是开火。当然，只有在确保目标被锁定的情况下他才会将炮弹发射出去。

塔里克经常提出看似难以完成的要求，但实际结果至少能接近他的预期。

此外，塔里克也赋予他的工程师极大的自主性，他相信这些人，知道他们都是各自行业的顶级专家，在如何改进坦克这件事上往往比他更有发言权。有一次，利夫纳特带着写有30条坦克改进建议的清单来找塔里克，塔里克让他回去根据重要性将这些建议进行重新排序，分成两个清单，当一小时后利夫纳特带着新的清单来找他时，塔里克依旧埋头读着手里的文件，漫不经心地说道：“A清单通过，B清单搁置。”对于这个决定未来坦克性能的决策，塔里克表现得像在点一份三明治一样随意。

从一开始塔里克就强调这款坦克的可塑性，以求能够不断适应以色列战场上的变化。

因此，这款坦克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升级。2003年，以色列国防军已推出“梅卡瓦”4型坦克，不同于以往各型“梅卡瓦”坦克，“梅卡瓦”4型坦克的行驶速度和射击速度更快，并配备有新型模块化装甲，可根据具体任务更换不同防护级别的装甲。进入有反坦克导弹威胁的区域需要重型装甲，没有这一威胁则可降低防护等级以减轻自重，这还意味着坦克乘员可以在战场上快速更换坦克上的受损装甲部件，不用开回修理厂。

这种适应能力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显著特征，其根源在于以色列资源紧张。不同于美国或一些欧洲国家，以色列无法根据战争形式的变化不断取消和启动武器研发项目，只能尽可能延长飞机、舰船和坦克的使用寿命，确保它们能长期适应现代战场。

攻击目标就是以色列坦克需要面对的一个变化体。以前，坦克攻击的主要是坦克，但在现在的中东，以色列的敌人几乎没有坦克。经历了多年内战的摧残后，叙利亚的军力已大不如前，哈马斯和真主党则完全没有坦克。要想适应新的形势，以色列坦克必须能用于对付隐藏在一栋居民楼三楼的哈马斯火箭弹发射小组，或盘踞在学校里的真主党激进分子小组。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以色列国防军研发出新的武器（很多通过卫星制导），通过这些武器，坦克乘员不但能够精准打击建筑物和反坦克小组，甚至还能击中飞机。其中一款极具创新性的武器是“卡拉尼特”空爆弹，这款炮弹能飞越掩体后在激进分子上空爆炸，或穿过混凝土外墙后在建筑物内部爆炸。

“卡拉尼特”空爆弹的特别之处在于坦克乘员可以在两种爆炸方式间自由选择。一方面，它可以像常规炮弹一样用于攻击强化结构或车辆，在弹着目标时爆炸。另一方面，它可以攻击常规坦克炮弹无法正常攻击的激进分子小组，在这种模式下，“卡拉尼特”空爆弹可被设定飞行到激进分子小组上空时再引爆炮弹内的6个弹头，产生出数千块致命弹片。

以色列现在的坦克还配有国防军研发的先进的“查亚德”战场管理系统。简单地说，每辆坦克内都有一块电脑屏幕，战士们能在这块屏幕上看到敌军和友军的军力分布情况。如果发现一个新的敌方位置，指挥官只需在电子地图上输入这个位置，附近所有的国防军部队——包括坦克、炮兵和武装直升机——都能看到这一信息。

新版“查亚德”软件还可以让系统推荐攻击某个特定目标应该使用的弹药类型，或向指挥官推荐带队进入战斗区的路线。

一名士兵正在练习使用“查亚德”数字陆军系统（埃尔比特公司提供）

“查亚德”战场管理系统能够大幅缩短“从传感器到射手”的周期，即我方发现敌方部队到同该部队交战所需的反应时间。根据一些估算，以色列国防军能将反应周期降到几分钟之内。

以色列坦克最大的改变来自2012年推出的“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该系统能够拦截向“梅卡瓦”坦克发射的反坦克导弹。在此之前，世人只听说过“箭”式（Arrow）导弹等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但从没听说过能够单独保护一辆坦克的防御系统。

事实上，这个想法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坦克遭到埃及反坦克部队猛烈进攻，损失惨重。一名军官提出可在坦克四周安装一条可爆炸的空心带状物，一旦接触导弹就会引爆，这样一来导弹将在坦克外爆炸，不会穿透坦克。

但几年后，“梅卡瓦”坦克诞生，这个想法被搁置。因为“梅卡瓦”坦克拥有比以往更为强大的装甲，不再需要安装可爆炸的空心带状物等昂贵的主动防御系统。

但后来的黎巴嫩战争（特别是萨鲁基战斗）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方案。虽然德夫林的坦克完好无损，但真主党的反坦克武器构成的威胁不可小觑。有情报显示，在加沙，哈马斯也在学习黎巴嫩战争的经验，开始充实自己的先进反坦克导弹武器库。据报道，叙利亚采购了数百辆摩托车，训练特种部队如何一边驾驶摩托车一边发射反坦克导弹。坦克将难以发现和击中这类小型移动目标。

在坦克四周安装可爆炸的空心带状物的方案被重新启用，交给政府持股的主要导弹开发企业拉斐尔公司负责。最终的研发成果就是“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该系统利用小型雷达系统探测来袭导弹，然后呈烟雾状发射出大量金属小球对导弹进行拦截。“战利品”系统的雷达还可以无缝对接“查亚德”战场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战利品”系统可以自动向坦克乘员提供敌方发射导弹的反坦克小组的坐标，从而方便坦克乘员迅速还击。

2014年夏天，在针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的“护刃”行动中，以色列国防军第一次将“战利品”系统投入实战。上一次大规模使用“梅卡瓦”坦克还是在8年前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那一次，为了能够抵达萨鲁基河，埃菲·德夫林差点牺牲。但在这一次行动中，“梅卡瓦”坦克所向披靡，哈马斯向以色列坦克发射了几十枚反坦克导弹，大多数打偏，20枚导弹被“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成功拦截，没有一辆坦克受损。

现代战争形式再次被以色列改写。

但为什么是以色列？在众多国家中，为什么只有以色列通过长期摸索发现坦克可以不断改进，在现代战场上继续发挥作用？

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老陆军基地也许可以找到部分答案。这个被称为特哈绍莫（Tel Hashomer）的地方原本是一个英军基地，独立战争期间被以色列占领，成为许多国防军单位的驻地，其中有一个单位是希伯来语缩写被音译为“玛莎”的7100维修中心，这里就是“梅卡瓦”坦克组装和维修的地方。

根据“梅卡瓦”坦克研发局局长巴鲁赫·马兹里亚准将的回忆，该单位年轻的工程师经常在战场上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完成作战任务的坦克，有时甚至会来到危险的前线。为了更好地改进坦克性能，工程师会仔细检查坦克的每个细节，并询问坦克乘员各种问题。这些工程师并不是坐在开着空调的办公室等着战士们去找他们，从塔里克那里他们明白，同一线部队保持密切关系至关重要。

在马兹里亚的办公室有一个标记了“绝密”字样的棕色文件袋，里面是1994年在黎巴嫩南部一辆坦克被真主党伏击的材料。真主党武装人员一度向该坦克发射了迫击炮炮弹和10多种弹药，全部击中目标。任何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会认为这辆坦克将被击成碎片，不可能幸存下来。整个区域都被浓烟笼罩，坦克乘员也认为自己的末日到了。

马兹里亚从文件袋中抽出一张布满灰尘的照片，他告诉我们：“每一个圈代表一枚导弹的弹着点，这辆坦克每一面都被无情地击中，但最后只有一名战士牺牲。一方面，这个结果很残酷，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梅卡瓦’坦克的防护能力有多强。”

在马兹里亚等工程师看来，坦克并不是凭想象设计出来的。这些工程师长时间待在一线部队，同在坦克部队服役的官兵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他们甚至经常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装甲部队当兵。有一位工程师的儿子就牺牲在一辆被袭击的“梅卡瓦”3型坦克中。马兹里亚解释道：“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这也是每个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工作的原因。”

由于建国以来就长期处于各种冲突中，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以色列需要更早地去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威胁，有时早于世界其他地区很多年。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坦克被“萨格尔”导弹击中，这是这款苏联先进反坦克导弹第一次真正用于实战。2006年真主党向以色列坦克发射“短号”反坦克导弹，这是激进组织最早使用常规军队战术的案例之一，标志着激进组织开始具备常规部队的特点。

以色列只能不断适应新的形势，发展诸如“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等能适应新形势的武器。以色列没有时间等待其他国家开发这些武器，它现在就要让坦克参加战斗，现在就要加强坦克的防护能力。

所以，以色列在2012年成立了一个负责设计新型坦克的技术团队，这款坦克被称为“拉基亚”，希伯来语中“天堂”的意思。其最显著的变化将体现在机动性、乘员数量和火控系统上。

尽管以色列在技术上不断发展，但2015年1月发生的事件再次提醒以色列，先进武器正在中东地区大量流通。真主党武装向以军在黎以边界巡逻的车队发射了5枚“短号”反坦克导弹，2名战士阵亡，7人受伤。很多人认为，这类反坦克小组遍布在黎巴嫩南部将近200个村庄中，随时等待着以色列的入侵。这些游击队员穿着便装，住在普通人家中。也就是说，未来以色列将要面对来自任何地方的袭击，包括学校和医院，甚至救护车。

在中东，战争的形式正不断变化。2014年，在加沙，以色列国防军看到哈马斯成员从边界地道中钻出来发动奇袭，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驾驶商务车对村庄发动进攻，西奈半岛的极端萨拉菲主义团体已成功利用装甲车对埃及军事哨所发动袭击。

以色列的关键词仍然是“适应”。边境的形势不容乐观，对“梅卡瓦”坦克下一场考验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1) 安息日为犹太人每周一次的节日，从周五太阳落山开始，到周六太阳落山结束。——译者注

(2) 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于2006年7月12日，结束于8月14日。——译者注

第四章　侦察卫星

赎罪日战争对以色列造成巨大伤害，战争过去5年后，以色列政治家们终于做好准备同一个阿拉伯国家，而且是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实现和平。

让我们回到1978年的春天。几个月前，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历史性地访问耶路撒冷，在以色列议会的演讲中，他呼吁两国结束30年的战争和流血。为了准备9月即将举行的戴维营和平谈判，华盛顿、耶路撒冷和开罗之间频繁传递着秘密外交电报。

这让以色列的哈伊姆·埃塞德坐立不安。他认为其中的风险太大了。一旦同埃及签订和平协议，以色列必须撤出西奈半岛，这是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占领的埃及的大片领土。

西奈半岛对以色列非常重要。1967年前，这一区域是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缓冲地带，以色列占领这一区域后，如果埃及地面部队再次入侵以色列，它首先需要占领西奈半岛，这能给以色列充分的准备时间。埃塞德认为，如果以色列不能找到监视地面情况的办法，就不应该从该地区撤退。

作为阿曼（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研发部的负责人，埃塞德的工作就是为作战问题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面对即将撤出埃及的现实，他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卫星。不是普通的卫星，而是以色列自主研发的卫星。

埃塞德是军队中的异类。当战士时他有着傲慢无礼和目无纪律的坏名声，但现在的他礼貌而优雅，说着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

埃塞德1939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年后随家人移民到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建国时他虽然才8岁，但看到同胞们为了国家生存不懈奋斗，他决心成为一名职业军人。

凭借自己在技术上的特长，埃塞德选择了多学科教育。他拿到了以色列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学位和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克拉拉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学位。

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后，他扎实的技术功底很快派上用场，他在军队中也得到迅速晋升。六日战争前几个月，还是一名下士的他就得到一枚荣誉勋章。

时至今日，我们只能通过伊扎克·拉宾（当时的国防军总参谋长，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和总理）在证书上的寥寥数语来猜测埃塞德为什么会获得勋章：“哈伊姆·埃塞德表现出极强的技术能力，为提高国防军战备能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即便拥有如此出众的履历，要想说服政府投资卫星谈何容易。太空被认为是以色列这类小国的禁地，是超级大国的专属地。当时，全世界只有7个国家成功发射过卫星。最后一个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是英国，那也是1971年的事儿了(1)。

之所以说这个想法非常大胆，还有另一层原因。之前，以色列在太空科技领域的经验非常有限。1961年，以色列发射了一个名为“沙维特”（希伯来语中“彗星”的意思）的气象研究火箭。当然，“研究”二字只是幌子，以色列真正的目的是赶在埃及之前成功发射地对地导弹，摩萨德认为埃及在德国科学家的帮助下正在进行相关研发工作。

1965年，以色列考虑启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项目，提交给政府的这个方案呼吁投资研发军民两用的卫星和火箭，由于过于超前，方案被否决。[1]

对于这段历史，埃塞德非常清楚，但他仍然下定决心推进这一计划。他首先试图获得自己的上级、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耶霍舒亚·萨吉的支持。萨吉对此很感兴趣，同意了他的方案。他们两人一起来到空军基地探讨这个方案的可行性。但飞行员们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对萨吉和埃塞德说：“这超出了我们的科技水平。”

他们接下来把这个想法向国防军总参谋长拉斐尔·埃坦做了汇报，但后者认为这是“鲁夫特盖谢夫”（Luftgesheft），这个意第绪语词汇可直接翻译成“空气事务”，意为纯属浪费时间的事情。

埃坦认为，以色列当务之急是将驻扎在西奈半岛的部队移防到国内其他地方，研发卫星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总参谋长还指出，空军的人告诉他，在撤出西奈半岛后，飞机可以用于国家所需的空中侦察。

埃坦还说，一旦实现了和平，萨吉可以自己开车去西奈半岛，直接看看埃及人是不是在准备发动战争。萨吉回答说：“这不可能。要想知道那里的情况，我必须进入每个贝都因人帐篷里查看。”

埃坦对卫星和火箭计划的反对得到最高层的支持。一年多前，以色列总理拉宾到华盛顿同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会面。拉宾成为美国200周年诞辰之际第一位访问美国的国家元首，不但享受到最高礼遇，还受众议院议长卡尔·阿尔伯特之邀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演讲。

但在同一些美国议员会面时，拉宾突然被问到以色列为什么需要卫星。原来，以色列国防部向美国提交了一个列有以色列购买各种军事平台和武器的“意向清单”，其中包括一颗价值10亿美元的卫星。美国议员们担心这项采购会影响中东和平进程。

拉宾在1979年的自传中谈到这件事时写道：“这些就我们交给美国的采购清单的提问让我非常难堪。对于‘以色列为什么需要价值10亿美元的卫星’这个问题，我只有一个严肃和明确的回答：‘我们不需要这个系统。’”[2]

但问题是，由于情况特殊，替代卫星的侦察飞行行动很难获得高质量的照片。拉宾在赎罪日战争后当选总理，在这场战争中，100多架以色列战斗机被击落，其中大多数是被苏联地对空导弹“萨姆”（SAM）击中。为了避免对埃侦察任务引发新的军事危机，拉宾要求国防军每次执行侦察飞行任务前必须获得他的批准。因此，这样的飞行行动少之又少，无奈之下，以色列空军只能在以色列领空抓拍埃及的地面照片，但这些照片的质量很差，以色列人无法通过这些照片充分掌握边境线那边的情况。

接下来传言四起。以色列军事情报局一些高级军官尝试赶走埃塞德。一位军官甚至直接找到萨吉，要求他将埃塞德调走，并警告说，卫星和火箭计划将会在浪费掉大量经费后以失败告终。

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埃塞德都会解释说，他并不在乎这个计划的成功可能给他带来军衔和职务上的晋升，他在乎的是更为核心的事情：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通过国防军常规渠道的尝试失败后，埃塞德找到埃泽尔·魏茨曼，这位曾经立下许多战功的飞行员当时是以色列国防部部长。

魏茨曼在指挥系统的地位太高，一名普通上校根本没有机会见到他，但他们两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联合作战行动中相识。不管怎样，为了避免麻烦，对此次会面埃塞德非常低调。

一个潮湿的夏日，埃塞德走进特拉维夫的国防部大楼。向安保人员出示自己的证件后，他爬到二楼，然后左拐，沿着走廊来到国防部部长的办公室，从那右拐就是总参谋长的办公室。

以色列许多艰难的决定都是在这层楼做出的。在这里，国防军策划了揭开六日战争序幕的对叙利亚和埃及空军的突袭。1973年赎罪日，当以色列南北两线被袭击后，以色列国防军高层同样是在这里召开的紧急会议。

等待魏茨曼时，他抬头看了看旁边墙上挂着的历任国防部部长的照片，这些政客中既有以色列国父和国防军创始人本-古里安，也有带领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大获全胜、接着又在1973年将国家拖入灾难的战斗英雄摩西·达扬。

魏茨曼属于以色列人中的精英。他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的侄子。出生于特拉维夫的埃泽尔·魏茨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英国皇家空军，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后来他参与了以色列空军的筹建工作，并将其打造成一支相对于邻国具有显著质量优势的部队。

当秘书来叫埃塞德时，他站起身来，再次整理了自己的军容，然后走进了魏茨曼的办公室。魏茨曼坐在一张大木桌后，他喜欢穿白色衬衣，最上面的两粒扣子都解开，露出一点和他胡子一样灰白色的胸毛。

魏茨曼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卫星地图，还有几张他当飞行员时的照片。一旁的茶几上放着一台刚刚为国防部部长安装的特殊电话，通过这台直通开罗萨达特办公室的电话，魏茨曼能直接同埃方沟通。

埃塞德开始了他的演讲。

他对魏茨曼说：“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有一个解决方案。”

他解释说，在撤出西奈半岛前，如果埃及决定进攻以色列，他们首先要穿越西奈半岛，因此以色列有足够的时间动员部队，将埃军阻挡在以色列实际领土之外。但撤出西奈半岛后，即便埃及部队已经突进到西奈半岛，以色列也不得而知。因此，以色列需要一双能监视地面的眼睛。

接着，埃塞德指着国防部部长身后地图上以色列和埃及间长长的边界线说道：“撤出西奈半岛后，卫星能帮助我们掌握那里的情况。”

空军曾建议必要时在埃及上空使用侦察机，但埃塞德认为这不可行。

他对国防部部长说：“我们不能对刚刚同我们实现和平的国家这样做。那是违反协议的行为。但卫星没关系。”

魏茨曼问了几个技术上的问题，他想知道卫星的造价和研发周期，以及卫星图像的画质能否满足情报需求。

离开国防部部长办公室时，埃塞德并没有达到他之前设定的此行的目的，但他得到了他最需要的东西：机会。正如魏茨曼讽刺地说道的，“一次体验失败的机会”。

几周后，埃塞德坐上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到美国，访问了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这里是美国很多先进卫星的研发和生产地。接着，他飞到法国，访问了欧洲航天局。

埃塞德的最终结论是，以色列具备研发卫星的能力。

接下来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并非制造卫星的资金，而是在基础阶段让以色列国防企业进行可行性调查的资金。

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光靠坚持是不够的，有时还需要一点儿运气。

1981年初，萨吉来到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兰利，同中央情报局人员进行会晤。这时以色列已经同埃及签订和平协议，并做好了撤出西奈半岛的准备，萨吉此行的目的同埃及无关，而是为了另一件事。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计划对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修建的核反应堆发动军事袭击，希望从美国获得卫星图像。

作为第一位从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内部提拔上来的局长，萨吉是一名非常有科技意识的情报大师。在他的任期内，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在科技方面突飞猛进，发明了跳频发射机，配备给在海外执行秘密任务的特工。跳频技术的使用让敌方难以截获和记录情报发送者传输的信息。

萨吉对来自卫星等途径的视觉情报（visual intelligence，缩写为Visint）很感兴趣。电话可能会被追踪，电话信号也可能被干扰，但当时没有任何技术手段能改变摄像机拍下的内容。当然，唯一的缺点在于，单纯依据照片有时难以判断对方的真实动机。比如，如果敌军的装甲师被动员，往往需要更多的情报来确认该部队是在进行演习还是在准备发动战争。

萨吉的要求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以色列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卫星图像上的合作时好时坏，有时能否达成合作完全取决于谁是中央情报局局长。[3]

1973年10月初，以色列武官曾来到五角大楼，请求了解关于叙利亚和埃及军队军力部署的卫星图像，以色列已得到这两个国家准备入侵以色列的情报，希望获得更确切的佐证。然而以色列武官却被告知，美国卫星目前无法使用，因此无法提供照片。

1976年，乔治·H.W.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美方的态度发生转变，同意向以色列提供实际图像。以色列军事情报局赶紧把握住这次机会，派了两名分析员（其中一人曾在国防军担任厨师）来到兰利，他们俩坐在一间独立的房间内，从那儿向中央情报局的卫星图像分析员提出特定申请，得到照片后进行分析，然后将信息发回特拉维夫。

布什的继任者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上台后改变了这一政策，他只允许向以色列提供卫星在侦察任务中搜集的信息，而不是实际图像。1981年，随着威廉·凯西的上任，中情局对以政策再次改变。凯西将提供给以色列的照片范围严格限定为对以色列构成直接威胁的目标。[4]

到达兰利后，萨吉要求的不只是图像，还包括美国侦察卫星的直接使用权。对于这个不情之请，以色列准备好了充分的理由：美国计划卖给沙特阿拉伯一套先进的机载预警指挥系统（AWACS），这相当于一个飞行在空中的雷达站。如果美国致力于维持以色列的质量型军事优势，那么以色列理应获得补偿。以色列给了美国两个选择：向以色列提供现有卫星“完全和平等的使用权限”，或提供一颗全新的卫星和一个地面站。[5]

美国答应考虑这些请求，但直接拒绝了萨吉一个更小的请求：提供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图片。回到特拉维夫后，沮丧的萨吉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他没有到总参谋部继续游说，而是直接从军事情报局的部门经费中挪出500万美元，然后将埃塞德叫了过来。

萨吉对埃塞德说：“我允许你开展卫星研究。别让我失望。”

埃塞德马上联系两家重要的以色列顶级国防承包商，要求它们提供方案。一般情况下，方案申请必须通过国防部审批，但作为一个情报机构，军事情报局经常以“国家安全”为由绕过这些官僚程序。

要想实现这个计划，首先需要扫清两个主要障碍。第一，以色列能否研发出安装在卫星上并能从太空拍照的光电相机，其照片分辨率必须足够高才具有价值。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就相机性能提出的要求是能够精确到5英尺距离，这样才足以区分坦克和卡车。[6]

第二，运载火箭的研发。

埃塞德同一位名叫多夫·拉维夫的工程师进行了会面。出生于罗马尼亚的拉维夫是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导弹工厂的负责人。据称，正是在这个希伯来语缩写为“玛拉姆”的工厂里研发出了“杰里科”导弹(2)，这是一款三级固体燃料远程导弹，据说能够携带核弹头，攻击中东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首都。

之所以来找拉维夫，是因为埃塞德想知道，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是否能够制造可用作卫星发射的运载火箭。埃塞德提出了一些特殊的需求，如卫星发射的方向。在此之前，为了与地球自转保持一致，所有国家都朝东发射卫星，但以色列的东边是约旦和伊拉克，所以不能这样做。如果运载火箭意外落在一个阿拉伯国家，很可能被视为入侵行为，从而引发战争。此外，如果卫星坠毁，以色列的科技成果将落入敌人手中。

因此，以色列必须向西发射卫星，同地球自转方向相反。简单说，这意味着以色列工程师必须研发动力更强的运载火箭，因为为了将卫星送入太空，火箭不但要克服地心引力，还要逆地球轨道飞行。虽然很有挑战性，但拉维夫认为这是可行的。

1981年6月7日，8架以色列F-16战斗机从西奈半岛的一个飞机场起飞前往伊拉克，成功轰炸了奥斯拉克核反应堆。这让全世界都感到非常震惊。虽然大家都知道伊拉克的核计划是以色列的心头大患，但没人料到以色列能够对1000英里外的伊拉克发动袭击，然后成功返航。

以色列战斗机在前往伊拉克核反应堆的途中飞越了沙特阿拉伯和约旦领空。在飞越亚喀巴湾时，这些飞机被正在自己游艇上度假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发现。看到飞机上的以色列标志后，侯赛因赶紧让约旦军队向伊拉克发出警告，但伊拉克没有收到，这时以色列空军的飞机已成功潜入伊拉克。

世界一片哗然，谴责接踵而至，连白宫也不例外。这次行动中使用的F-16战斗机是美国刚刚交付以色列的，这些飞机原计划卖给伊朗，但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国转而卖给了以色列。迫于惩罚以色列的压力，罗纳德·里根总统暂停了其他战斗机的交付，中央情报局也将以色列分析员团队赶出了兰利。

以色列如何在美国拒绝提供卫星画面后获得必要的目标信息？美国对此展开了调查，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博比·英曼下令调出过去6个月以色列申请获得的所有图片。

英曼发现，虽然凯西在位时规定以色列只能获得构成直接威胁的目标图像，但实际上这些图像中不但有伊拉克的画面，还包括远离犹太国的利比亚、巴基斯坦等国的图像。

调查结果让英曼感到非常愤怒，于是他制定了新的标准，将为以色列提供的图像照片严格限制在以色列边境线外250英里的范围内。以色列可以申请更远距离目标的照片，但需要由中情局局长亲自视具体情况审批。

尽管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向美国国防部部长卡斯帕·温伯格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英曼新加的限制性条件被保留下来。

在以色列，埃塞德已经完成了可行性研究。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以色列具备自主制造卫星的科技手段和技术积累。中央情报局对以色列在卫星图像分享方面的限制政策出台后，许多之前反对埃塞德计划的官员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们也意识到，以色列在这方面需要具备自主能力，依赖美国会危及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曾经担任过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和摩萨德局长的梅厄·阿密特解释道：“如果靠别人施舍面包屑为生，你会举步维艰；如果拥有自主能力，你将游刃有余。”[7]

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拉克充满争议的袭击，重新引发人们对以色列申请获得美国卫星权限的讨论。有的人支持批准以色列的申请，他们指出，如果以色列拥有美国卫星使用权限，掌握伊拉克核反应堆的真实情况，也许就不会发动对伊拉克的进攻。还有的人反对批准以色列的申请，他们警告说，以色列一旦拥有美国卫星的使用权，将有能力在该地区发动更多的袭击。反对者还担心，如果美国允许以色列使用其卫星，苏联也会对阿拉伯国家做出同样的事情。

成功袭击伊拉克核反应堆几周后，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举行了一次讨论卫星方案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贝京要么批准该计划，下拨必要的预算，要么埋葬以色列的卫星之梦。

这将是最后一搏。萨吉和贝京之前有过会面。作为军事情报局局长，萨吉负责以色列国家情报评估，因此经常需要秘密会见总理。在一次见面时，萨吉提到研发卫星的想法，贝京听完后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首先，他担心如果以色列失败，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个消息，这将极大地削弱以色列的威慑力。其次，他还担心全世界将以色列卫星视为威胁，因为这与以色列的小国身份不匹配。

贝京当时对萨吉说：“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当萨吉和埃塞德走进会场时，他们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至少他们相信这个项目的命运交到了最明智的人手中。他们都非常敬仰贝京，他们知道，如果以色列只有一位领导人能够明白自主研发卫星的重要性，那就是贝京。

贝京出生于立陶宛，年少时被犹太复国主义(3)深深吸引，一心梦想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反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迫害贯穿着他对早期生活的记忆：他的父亲曾为阻止一名波兰警察剃一名拉比的胡子而遭痛打。这些画面一直留在贝京的脑海中。

在同吉米·卡特的一次会面中，贝京告诉这位美国总统：“关于童年，有两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对无助的犹太人的迫害和我父亲捍卫自己尊严时表现出的勇气。”[8]

童年时期的贝京身体瘦弱，肤色苍白，但同父亲一样，在学校操场上，面对那些仇恨犹太人的人，他从来都是勇敢地反抗。1930年对于青年贝京来说是一个人生转折点。这一年，发起修正主义运动的俄国作家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来到布里斯克发表演讲。雅博廷斯基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即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他认为，必须毫不妥协地在以色列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17岁的贝京来到雅博廷斯基发表演讲的剧院。在演讲结束时，他明白，只有自己的国家才能保护自己的民族，犹太人在流散地没有未来。

贝京加入了修正主义青年团体贝塔尔，成长为该组织的核心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波兰军队，被派到巴勒斯坦。一年后，纳粹来到他的家乡，将500名犹太人集合到一起淹死在附近一条河中，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后来，他的母亲也从病床上被带走，惨遭杀害。

1943年，30岁的贝京被任命为伊尔贡(4)负责人，伊尔贡是从犹太社团主要准军事组织哈加纳中分裂出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组织。当时，伊尔贡有解体的危险，追随者不足，武器短缺，还缺少明确的发展方向。贝京让这个组织重新开始运作，并对英军开展了一系列定点袭击，其中最著名的是1946年的大卫王酒店爆炸事件，大卫王酒店是当时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的所在地，这次袭击导致91人遇难。

这次袭击的影响非常大，但在贝京看来，其中的逻辑很简单：要想成立以色列国，英国人必须离开巴勒斯坦，要想让英国人离开，必须发动伤亡惨重的袭击。

1977年，作为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袖的贝京上台，打破了左翼政党在政府长达30年的统治地位，国家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贝京政府执行了许多与之前工党政府截然不同的政策。

不管是作为一名地下组织战士，还是一名政治家，纳粹大屠杀一直是贝京生命中无法逃避的阴影。他常在讲话中说，大屠杀的历史是他参加1978年戴维营谈判、签订埃以和平协议的主要原因。1981年，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前，面对许多质疑这次行动的声音，贝京经常说：“我不想再次成为大屠杀的见证者。”[9]

他后来透露说，当F-16战斗机在飞往目的地时，他脑海中浮现的全是大屠杀和他父母的画面。

让我们回到那次关键的会议。在会上，埃塞德首先陈述了制造卫星的方案，萨吉对此表示支持，并强调以色列不能继续单纯依靠美国等盟友，应该争取更大的主动权。

接下来进入讨论阶段。包括国防军总参谋长埃坦在内的与会人员提出了对该方案的质疑，他们认为以色列卫星计划是资源和时间的巨大浪费，军队在这两方面都耗不起。有的军官试图说服贝京支持其他方案，指出与其将钱浪费在卫星运载火箭上，不如投资研发巡航导弹。

但贝京对卫星方案很感兴趣。由于技术不是他的强项，总理回避了细节，而是提出几个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除了商业用途，卫星能否在以色列国防中发挥关键作用？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贝京感到很满意。以色列自主研发的卫星完全符合他的信念：大屠杀过去不到40年，以色列不能再次将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

正是在这一信念的引领下，贝京不顾美国和欧洲的反对，毅然授权袭击伊拉克核反应堆。如果说贝京从大屠杀那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在生存这个基本问题上，犹太人永远不能依靠任何人，哪怕是最好的朋友。

贝京对埃塞德说：“犹太人有能力创造奇迹，实现它的时机到了。赶紧行动起来吧！”[10]

埃塞德离开会场时，贝京还在和与会人员讨论当天的其他议程。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刚刚迈出了多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也不知道这一步对确保以色列未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地位将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

但这一切并不容易。首先面对的困难是，以色列如何能在外界不知情的情况下搜集研发卫星的信息。

贝京明白，如果美国人发现以色列在制造自己的卫星一定不会高兴，他们之前就警告这一行为会引发中东的军备竞赛。

他想到一条妙计：创立以色列航天局这一民事机构，并任命尤瓦尔·内埃曼为局长。

内埃曼曾经是贝京政府的科技部部长，是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军界和学界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担任过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高级情报官，后来在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任职。20世纪60年代，当约翰·F.肯尼迪总统就以色列核计划向本-古里安不断发问时，正是内埃曼在本-古里安旁建言献策。

为了确保这个计划能成功，贝京决定，只有内埃曼能代表以色列航天局在公开场合讲话，他的名字将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中，一切都掩盖在科学研究的幌子下。埃塞德的名字也将出现在该组织董事会名单中，但仅仅是以教授这一学术身份，他在军队的军衔和职位都严格保密。

埃塞德和内埃曼很快就明白，他们只能研发小型卫星，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的运载火箭无法运载重量太大的卫星。因此，以色列第一颗卫星“奥菲克”（希伯来语中“地平线”的意思）上连相机都没有安装。主要目的是测试“沙维特”运载火箭能否将这颗卫星送入太空。

这颗卫星不仅要小，而且必须特别小。美国当时的主要卫星KH-11重达13吨，埃塞德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设计的卫星重量将只有155千克。

埃塞德回忆说：“每一千克都需要慎重考虑。这个项目中所有的东西都要专门设计。”

下一个挑战是寻找资金。虽然贝京批准了项目，但国防军中还有很多质疑的声音，总参谋部也不愿拨出必要的款项，根据估算，启动资金需要将近2.5亿美元。

但萨吉有自己的办法。之前担任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时，他和一些南非军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其中有的人经常带着夫人来以色列旅游。萨吉家住在特拉维夫南边一个田园小镇的大房子里，萨吉和妻子汉娜经常在这里招待这些客人。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和南非的关系非常好，因为南非需要武器，以色列需要资金。一天，萨吉向一名与他级别相同的南非军官提到卫星项目需要资金，对方当即同意资助几亿美元。他们间的协议被定为“绝密”，直到15年后南非才透露资助了以色列弹道导弹和卫星运载火箭的研发项目。[11]

1983年，萨吉从国防军退役，离开了军事情报局局长的职位。他的继任者是埃胡德·巴拉克，这位年轻有为的将军后来成为以色列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和总理。巴拉克认为军事情报局和以色列这个国家都不需要卫星，侦察机从以色列领空倾斜拍摄的航拍图像完全够用。

他的观点很可能让这个项目夭折。军事情报局是卫星的主要使用者，如果巴拉克反对研发卫星，那么卫星即便被研发出来，也没有用武之地。当然，如果未来没有作战需求，卫星也不可能被研发出来。[12]

空军也不看好卫星的前景。空军司令阿维胡·本-努少将建议放弃卫星计划。他担心研发卫星的预算会挤占购买战斗机的预算，认为战斗机对这个国家更为重要。他还指出，以色列完全可以从法国人或美国人那里购买卫星图像。

空军还给出了另一个理由：他们需要的是战术情报。要想做到这一点，以色列在太空需保持大约20颗卫星的运行，才能让所有卫星在不改变轨道状态下持续监视地球上的特定区域或作战行动。这显然不在以色列的财力范围之内。

即使萨吉不在身边，埃塞德也坚持自己的立场。后来他对别人说：他的字典里从来没有“不可能”这个词。

发射日期临近，政府又面临一个新的挑战：这个秘密计划即将以极为高调的方式公之于众。以色列决定在特拉维夫以南的帕尔马希姆空军基地进行卫星发射。届时，全国和全世界都将知道以色列的秘密。

此外，由于《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登记公约》）于1976年生效，联合国成员国有义务向联合国登记卫星发射信息。虽然以色列官方之前一直拒绝承认关于其在制造卫星的报道，但这时也不得不服从该公约。

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伊扎克·拉宾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监督卫星计划的解密工作。委员会的代表来自政府各部门、各军事单位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拉宾选任航空工业公司经验丰富的发言人多伦·苏斯里克负责所有的媒体简报和新闻稿。国防部部长将保持沉默。该委员会就媒体可能提出的问题准备了一份手册，苏斯里克将在回答中强调这次发射的科学价值，淡化其军事价值。

在整个过程中军队将保持低调，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觉得这次卫星发射是一个科学项目，没有任何军事目的。

1988年9月19日，晚于原计划一天，“奥菲克”1型卫星成功发射到太空，以色列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中国、英国和印度之后又一个具备独立发射卫星能力的国家。

这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天，正如之前计划的一样，以色列强调了这次发射的科学意义。

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在卫星成功发射几天后说道：“这次技术试验……让以色列成为现代科技时代顶级国家中的一个合作者。我们应当主要考虑这一事件在技术上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在这一领域，以色列的国际声誉得到大幅提升。”[13]

2014年，以色列在特拉维夫以南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奥菲克”卫星（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提供）

尽管沙米尔和苏斯里克的工作已做得很到位，但全球媒体的关注重点并不是卫星本身，而是运载火箭。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学推理：如果以色列的运载火箭可以将卫星送入太空，那么以色列就已经拥有能够携带核弹头打击中东任意地点的弹道导弹。

虽然这颗卫星上没有相机，以色列甚至还否认正在制造间谍卫星，但阿拉伯国家非常明白，以色列很快就会具备全天候、全方位监视阿拉伯军队的能力，这只是时间问题。

这次发射也向华盛顿传递了一个信号。虽然以色列一直在公开场合对美国的军事援助表示感谢，但卫星发射表明，以色列对美国的依赖是有限的。正如贝京之前所预料的，自主发射卫星的成功意味着以色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两年后，以色列成功发射了第二颗卫星，这一次也没有安装相机。确认运载火箭的可靠性后，国防部认为发射侦察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向以色列发射了39枚“飞毛腿”导弹，这一事件再次向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证明了卫星的重要性。没有侦察卫星，以色列国防军根本无法定位伊拉克导弹发射架的位置，也无法为以色列公民就来袭导弹提供预警。

“飞毛腿”导弹在以色列境内爆炸的当晚，以色列国防军高层将领聚集在特拉维夫国防部地下经过加固的“波尔”指挥中心。国防军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并制订了作战计划，其中包括用直升机将特种部队空运到伊拉克沙漠，找到并摧毁“飞毛腿”导弹发射架。但由于美国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伊扎克·沙米尔总理搁置了这些方案，屈服于美国的施压。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一旦以色列发动报复行动，其在伊拉克艰难组成的阿拉伯联合部队就会土崩瓦解。

后来的一天晚上，当看到更多的导弹落在特拉维夫时，时任国防部总司长的大卫·伊夫里警告说更猛烈的袭击还在后面。

他在“波尔”指挥中心对其他国防军将军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仅仅是40枚左右的‘飞毛腿’导弹，未来这根本不算什么。”

伊夫里很了解伊拉克。1981年他任以色列空军司令时，指挥了对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轰炸任务。正是他让贝京总理相信以色列飞行员有能力完成这次袭击。

时任国防部部长的摩西·阿伦斯本身是一位著名的航空工程师，他同意伊夫里对未来威胁的判断。海湾战争结束后，他立刻召集国防军的研发团队，要求他们拿出一个新的侦察卫星计划。阿伦斯说：“我们现在就需要侦察卫星！”

然而，当1993年国防军第一次发射侦察卫星时，运载火箭没能成功进入太空，卫星失踪在地中海的某处。在国防界，以色列这颗卫星被戏称为“反潜艇卫星”。

埃塞德的上级、国防部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局长乌兹·埃拉姆需向国防部部长汇报这次发射失败的情况，而在上一次大选后，以色列总理拉宾兼任国防部部长。拉宾是前两次卫星发射的总负责人，发射成功后，总理办公室来了许多重要人物和行业高管，但这一次，他的房间空空如也。[14]

从一开始的震惊中缓过神来后，一个由没有参加过卫星计划的导弹专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成立，负责评估发射失败的原因。他们找到了五个可能的技术故障，大多与运载火箭有关。

但埃拉姆和埃塞德知道自己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麻烦，坠毁火箭上运载的是以色列唯一一颗可运行的侦察卫星，他们没有第二颗卫星，也没有资金生产第二颗卫星。

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QM卫星，这是那颗坠毁卫星的复制品，之前被用作试验台。也就是说，科学家在真实卫星上安装系统前会在这个平台进行测试。但问题是，QM卫星在生产时并没有考虑太空环境，也没打算用于发射。

国防体系出现了两个声音。一派持谨慎态度，反对发射QM卫星，主张发射一颗同作战卫星一样重达250千克的卫星模型，专门测试之前发射失败的运载火箭。

埃拉姆和埃塞德属于另一派。他们主张改装QM卫星，使其满足发射要求。他们打算随机应变，而不是按套路出牌。

这样做风险很大，埃拉姆和埃塞德心里很清楚，没人会容忍他们再次失败，如果失败，卫星计划将就此终结。

如果想保守起见，他们当然需要继续等待，直到确保经过调试的新运载火箭能够进入太空，这个选择的确很吸引人。但埃拉姆和埃塞德不愿妥协，他们要求尽快使用QM卫星再次尝试发射。他们指出，如果不这样做，以色列将失去为之付出如此之多的自主能力。

他们将这个冒险的方案递给拉宾，经过一番劝说后，他批准了这一方案。

QM卫星经过两年多的调试和改装，发射日期最终定在1995年4月5日。来到帕尔马希姆空军基地，埃拉姆看到一个装饰有大卫星标志的运载火箭矗立在发射场，在运载火箭的最上方是一颗真正的侦察卫星，而在此之前一直是测试卫星。他们已经没有退路。

埃拉姆坐在发射指挥间的一面玻璃墙后。在玻璃墙的另一边，国防军的军官们在做火箭发射前的最后准备，检查部署在基地附近确保火箭能够正常发射的遥测和雷达系统。

在海上，海军舰船已经在地中海上清理出一条通道，万一再次发射失败，确保民用船只不会和运载火箭相撞。

大厅传来内部通话系统发出的低沉的声音：“5分钟倒计时……3分钟倒计时。”

这一刻，只有一位担任首席安全官的国防军预备役上校可以中止火箭发射。即使国防部部长坚持发射火箭，他也有权取消。埃拉姆看了他一眼，此时这位上校的手就放在红色的中止开关上，他做好了随时按下按钮的准备。

当进入10秒倒计时，火箭已启动自动控制状态，支撑梁收起。突然，内部通话系统中有人喊道：“停下来!停下来！”

埃拉姆心头一沉，时间只剩下最后几秒，他赶紧转过身面向指挥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首席安全官也听到了这个声音，但看了一眼各个系统的运行状态后，他的手从开关上移开了。接下来，扣人心弦的一刻来到了，火箭发动机喷发出火焰后运载火箭开始上升，留下一团巨大的白色浓烟。刚才的声音属于误报，大家虚惊一场。

几分钟后，第一级火箭助推器分离，坠落在利比亚海岸附近。又过了几分钟，一个燃料箱坠落在阿尔及利亚附近的地中海海域。

发射已经成功，但埃拉姆知道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他在等待最终将卫星送入太空的第三级火箭的情况。和其他重要人物一起，埃拉姆一动不动地待在玻璃墙的另一边。

没过几秒钟，他们终于听到了一直期盼的消息：“卫星和火箭成功分离，卫星已进入轨道。”

指挥间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埃塞德在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总部观看发射，那里也是卫星控制室的所在地。卫星已进入太空，现在他们需要检验卫星能否正常运行以及太阳能电池板能否顺利打开。

埃拉姆打电话到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但他几乎听不清埃塞德在激动地说些什么，于是大声喊道：“哈伊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卫星运行正常吗？”[15]

12小时后，他们才确定卫星的具体状况，截至那时，“奥菲克”3型卫星已环绕地球8圈，并发回了卫星图片，画面质量远远高于人们的预期，连本-古里安机场飞机上的以色列标志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次发射成功迅速让以色列获得了很高的国际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它打消了国防军内部很多反对人士的疑虑。现在，每个人都开始支持以色列的卫星计划。

1988年，“奥菲克”1型卫星的成功发射开启了以色列航天事业的新纪元，自那以后，以色列逐渐成长为卫星大国。和它擅长的其他制造平台一样，以色列独辟蹊径，没有像美国那样制造25吨重的“巨型卫星”，而是专注于设计300千克的“迷你卫星”。

2014年，以色列成功发射了“奥菲克”10型卫星，至此，以色列已拥有7颗间谍卫星，其中大部分使用光电传感器相机，能够拍摄出高分辨率的照片。例如，2010年发射的“奥菲克”9型卫星搭载的是以色列制造的“朱庇特”多光谱相机，该相机能够在几百英里外分辨出50厘米大小的物体。

除了成像卫星，以色列还有两颗卫星装有合成孔径雷达，这种雷达系统可以提供高分辨率的画面，相对于照相机具有巨大优势。相机无法穿过云层或雾霾进行拍摄，但雷达可以在任何天气下工作，甚至可以看到伪装网下面的东西。

有了7颗卫星在太空，以色列有能力实现集群操作。在超出直接传输范围时，卫星可以将其拍摄的图像传给另一颗卫星，最终由距以色列最近的卫星将图像实时发回地面总部。

以色列在研发先进卫星和相关载荷上取得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2005年，法国人决定充分利用以色列在这方面的专长，同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一起研发一款新型卫星。这颗被称为“维纳斯”的卫星主要用于研究包括植被、农业和水质在内的陆地资源。2012年，意大利支付1.82亿美元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订购了一颗侦察卫星。据报道，这些年来新加坡和印度也购买了以色列卫星。

考虑到以色列卫星计划起步和发展的艰难历程，这些成就的确来之不易。

以色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埃塞德和萨吉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有开拓创新的精神，还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这些品质也是“虎刺怕”精神的表现。他们拥有崇高的梦想，那就是将以色列的力量边界拓展到太空，他们相信这个梦想可以实现，不管遇到多大的阻碍也不放弃。

埃塞德的所作所为和许多被保守机构束缚的梦想家们一样：他们选择改变规则。

在他位于特拉维夫的海景公寓中，埃塞德对我们说：“贝京当时同意这个计划让我非常惊讶，直到今天我都感到这让人难以置信。军队高层反对的人很多，我当时觉得我们根本无法说服总理。”

打破层级结构有时似乎会危及一个组织制定长远战略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它也有积极的意义，能够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氛围，让人们自由地交流思想，毫无畏惧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埃塞德指出，创新者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有两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他们必须确定自己的提议是人类可以实现的，用埃塞德的原话，即“不违背基本物理学”。

第二，就是坚持，说白了，就是要“脸皮厚，腰杆直，不怕羞辱，哪怕有时别人会往你脸上扔烂番茄”。

操控以色列卫星的是位于国家中部的一个秘密指挥中心，人们称这个单位为9900部队。在这支部队一个满墙都是等离子屏幕的房间里，战士们密切跟踪卫星的运行情况，操控卫星执行各种任务，等待着卫星“产出”各种图像。

哈伊姆·埃塞德在特拉维夫附近展出的“沙维特”运载火箭模型旁留影（哈伊姆·埃塞德提供）

自成立以来，9900部队一直利用卫星监视各个战略目标以及遥远地区的敌人，特别是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侦察机和无人机难以到达的地方。2000—2006年，以色列卫星的主要关注地区是伊朗，主要任务是跟踪阿亚图拉核计划的进展。

这一关注重点在2006年夏天发生了改变。这一年，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爆发了为期1个月的战争。以色列士兵在缺少准确情报的情况下被派到黎巴嫩，他们手上的地图很陈旧，也完全不知道真主党游击队员藏在哪里。

战争过后，9900部队进行了改组，关注重点发生改变，这一变化取得了成效。在打击哈马斯的“防务之柱”行动前，该部队搜集了大量相关情报。2012年12月，行动结束才几周，该部队就由于在情报上的突出贡献受到表彰。

改变关注重点并非易事。以前，9900部队需要关注叙利亚军队的动态，并监视伊拉克的情况。但加沙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同正规军队截然不同，这类敌人常常混杂在民房当中，为了发现他们，卫星操作员不得不付出更多努力。毕竟，发现躲藏在学校操场地下的火箭弹发射器远比跟踪叙利亚装甲部队要困难。

在指挥中心，9900部队针对黎巴嫩、叙利亚、加沙等各条前线建立起被国防军称为“目标银行”的数据库。该部队一名初级军官解释说：“基于这些数据，我能精确地告诉飞行员瞄准和射击的具体位置。”[16]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最新行动中，将卫星操作员和分析员配属到国防军各地面师的前沿指挥中心，这样做是为了打通情报搜集和分析单位与情报使用者（即深入敌后作战的地面部队）之间的情报通道，实现多兵种协同作战。

搜集情报只是这支部队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对图像进行分析。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国防军在9900部队中设立了一个新的军事单位。这个单位的人员都是具有非凡视觉和分析能力的战士，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共同点：都是自闭症患者。

招募自闭症患者入伍的想法来自塔米尔·帕尔多。2016年之前他曾担任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局长。他主动找到一个专门帮助自闭症青年融入劳动力队伍的以色列非政府组织。他当时说：“一定有办法让他们的才华在以色列情报界发挥作用。”

以色列国防军卫星图像部队（9900部队）中患有自闭症的战士正在电脑前工作（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提供）

这些“特殊”的战士被送去参加为自闭症患者特殊设计的新兵培训课程。刚开始国防军还有些犹豫，这些自闭症患者虽然能力很强，但参军入伍还是存在一定风险。但几个月后，这个项目的成功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这些战士能够发现地形微妙的改变，一片灌木丛位置移动了几英尺，或一座建筑被小规模扩建，他们都能很快察觉，一般人也许很容易错过这些地形变化。在9900部队看来，这些变化至关重要，很可能因此发现一个火箭弹发射点或秘密的武器藏匿点。

这种操作方式很特别。大多数国家都会不假思索地对自闭症患者免除兵役，更不会为他们设计专门的培训计划。但在以色列这一点也不奇怪。患有自闭症的战士拥有特殊的能力，以色列资源有限，所有的资源都必须发挥到极致。

卫星让现代战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让以色列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搜集能力，远远超过中东乃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然而，尽管以色列在不断加强其太空存在，2009年以色列还是清醒地看到自己已不再是中东地区该领域的垄断者。这一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功将第一颗自行研制的“希望号”卫星发射到太空。和1988年以色列发射的第一颗卫星一样，“希望号”卫星也没有携带相机，并且伊朗也声称发射卫星完全出于科学目的。但到了2015年，伊朗就发射了一颗侦察卫星。

2009年伊朗卫星发射的影响非常大。它证明了伊朗政权在弹道导弹研制上取得了长足进展。如果伊朗可以自主将卫星送入太空，它就有能力将携带核弹头（一旦拥有的话）的导弹发射到中东地区的任意地点，甚至发射到欧洲部分地区。

伊朗并不是唯一一个试图在太空立足的中东国家。2007年，埃及成功发射第一颗间谍卫星，这颗卫星由埃及和俄罗斯共同研制，发射地点也在俄罗斯（确切说是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租赁的发射基地）。但3年后，这颗卫星出现故障，无法使用。埃及继续雄心勃勃地推进太空计划，2014年，埃及在俄罗斯发射了第二颗间谍卫星。但不到一年后，这颗卫星再次出现故障，同地面站失联。

伊朗和埃及的活动表明，1988年以色列加入的卫星俱乐部不再像以前那样封闭。能够自主发射卫星的国家越来越多，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大。以色列不再是该地区唯一一个可以监视邻国的国家，现在，周边国家也可以监视以色列。

(1) 第七个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是印度，时间为1980年7月。——译者注

(2) “杰里科”1为近程导弹，“杰里科”2为中程导弹，“杰里科”3为远程导弹。此处其实是指“杰里科”3远程导弹。——译者注

(3) 字面翻译为“锡安主义”。——译者注

(4) 犹太复国主义军事组织，成立于1931年，别名为“埃策尔”（Etzel）。——译者注

第五章　反导科技

本来只是以色列南部最大城市贝尔谢巴的一场普通婚礼，美丽的鲜花，动听的音乐，丰盛的酒食，新人邀请了大约300名客人。婚礼筹备人员一大早就在布置户外婚礼的现场。

下午4点，以色列空军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了一辆行驶在加沙居民区街道的银色起亚轿车。攻击目标是神出鬼没的哈马斯军事指挥官艾哈迈德·贾巴里。当时是2012年11月14日，旨在终止加沙地带火箭弹袭击的“防务之柱”行动由此拉开帷幕。

贾巴里可能都没听到导弹飞向他汽车的声音。一架盘旋在（加沙）上空的以色列无人机已经跟踪他好几个小时，等待最合适的进攻时机。贾巴里的座驾行驶在街道上时，经过一辆坐满人的巴士，当他的车远离这辆巴士时，导弹被发射出去，成功命中其座驾，爆炸产生的碎片四处飞散，车内人员当场死亡。

暗杀完成后，负责民防工作的国防军后方司令部立即下达指示，要求所有在哈马斯火箭弹射程范围内的学校停课，100人以上的户外聚会活动全部取消。但这对新人决定按原计划举行婚礼。虽然，根据犹太传统，举办婚礼仪式的华盖（Chuppa）被设在户外，但婚礼现场旁边就是大厅，一旦听到防空警报，所有人都可以迅速跑到室内。所以，尽管收到加沙地带报复性火箭弹袭击的警告，但这对情侣还是决定如期举行婚礼。

夏伊·马鲁尔是这次婚礼的摄像师，下午2点时他同新郎新娘碰面，开始了当天的拍摄。工作了2小时后，他在广播中听到贾巴里被暗杀的新闻。他回忆说：“我当时就知道，很快会出现‘巴拉干’。”以色列人经常用“巴拉干”这个希伯来语词汇形容“极度混乱的局面”。他拨通妻子的电话，要她接完孩子后直接回家。他自己则打算把手头的工作做完。他解释说，他当时刚刚拍摄了一部分，总不能就这样走人。

晚上7点半，大多数客人都到场了。婚礼现场准备有丰盛的自助餐，装满酒水饮料的杯子被层层叠起。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8点15分时，防空警报突然响起，客人们大多朝婚礼现场的大厅走去。为了保险起见，马鲁尔也决定和他们一块儿进去。当他将摄像机固定在三脚架上时，镜头不小心对到天空，这时他看到几道光芒像烟花一样升向天空，当又有几道光束升起时，他赶紧到大厅躲避。

后来马鲁尔将视频上传到Youtube网站，从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5个小光点朝天空中不同方向飞去，看上去就像是爆炸前的烟花。但实际上，这些快速移动的光点是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发射的拦截导弹，用于拦截几秒钟前从加沙地带发射的10多枚“喀秋莎”火箭弹。在视频中，这些光点接连爆炸，从加沙袭来的火箭弹被成功拦截。

“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负责人丹尼·戈尔德准将这时已经退休，在Youtube网站上看到这个视频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火箭弹被成功拦截的画面，而是现场的奇特氛围。警报响起后，虽然部分参加婚礼的客人赶紧跑到室内，但还有一些人留在户外，继续伴着美国摇滚乐队魔力红翻唱的《星期天早晨》尽情起舞。

这是一场“铁穹婚礼”。

“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过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许多特质：“虎刺怕”、坚韧不拔、随机应变和开拓创新。

加沙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最主要的武器是近程火箭弹，“铁穹”防御系统对这种武器有很高的拦截率。在2012年为期8天的“防御之柱”行动中，“铁穹”防御系统击落了85％射向以色列城市的火箭弹。在2014年夏天针对哈马斯的“护刃”行动中，“铁穹”防御系统的拦截率高达90％。

如此之高的成功率，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没有任何国家拥有“铁穹”这样的系统。

以色列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开始发展导弹防御能力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邀请美国盟友参加“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是指美国正在研发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旨在防御来自苏联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伊扎克·拉宾建议以色列也参与该计划。的确，以色列做不了太大贡献，但拉宾的想法很简单：以色列必须强化和美国的关系，在导弹防御系统上的合作说不定可以带来新的机会，况且这一合作近期并不需要任何财政投入。

为了表达以色列的诚意，拉宾命令国防部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希伯来语缩写为“马法特”，等同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将一些想法落实为文字，当时机成熟时可以交给美国人。对以色列国防企业来说，这并非难事。如果能做出一些有前景的项目，美国人很可能会投入很多资金进行资助，哪怕对美国人来说是很小的投资，在以色列人看来也是一笔巨款。

但以色列国防军中很多人对拉宾的决定持怀疑态度。一个由情报专家组成的小组刚刚对以色列面临的导弹威胁进行了评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威胁很小，不值得在导弹防御上投入巨资。叙利亚的确拥有大量“飞毛腿”导弹，但并没有超出常规威胁的范围；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库也确实构成严重威胁，但以色列可以通过向公众发放防毒面具将这一威胁降到最低程度。

由于美国的这个计划明显针对苏联，许多以色列人担心加入该计划会加剧同苏联的对立。莫斯科是以色列敌对国的主要武器提供者。一旦以色列加入“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就有借口对以色列采取更苛刻的立场，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更多先进武器，并减少苏联到以色列的犹太移民数量。

但拉宾让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继续推进这项工作。发展局任命乌兹·鲁宾来负责这个项目。这名年轻的航天工程师很有才华，已经在许多机密国防项目中证明了自己，在世人眼中他是一位非常务实的管理者。

鲁宾马上行动起来。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以色列国防企业就拿出了三个很有吸引力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一名“特比昂”项目毕业生提出的能以超高射速发射60毫米炮弹的化学加农炮。另一个方案提出研发导弹防御测试台，也就是能够在电脑上模拟导弹防御系统的实验室。

最后一个方案最为宏伟，称为“箭”式反导系统。该计划试图研发一种能在大气层外击落来袭弹道导弹的拦截弹，简言之是一种能够击落导弹的导弹。

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想法。提出该方案的多夫·拉维夫认为，这项技术对以色列国防至关重要。他说，由于以色列领土狭小，缺少战略纵深，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弹道导弹可以打到以色列的任意地点，因此以色列需要一个用于高空拦截导弹的防御系统，能够在邻国领空击落敌方来袭导弹，为以色列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时机成熟后，鲁宾带领一个以色列国防代表团来到华盛顿宣传这三个方案。“箭”式反导系统的方案让美国人感到非常惊讶，更让他们难以置信的是拉维夫声称该武器系统的研发费用只需1.58亿美元，而根据美国人自己的估算至少需要5亿美元，而且很可能需要追加投资。出乎意料的是，美国决定资助以色列带来的所有方案。

以色列国防军高层并没有因为华盛顿对这些方案表现出热情而感到高兴。总参谋长埃胡德·巴拉克甚至给国防部部长写了一封信，反对投资“箭”式反导系统。他的理由很简单：以色列国防军需要的是坦克、战斗机和海军攻击舰。正如空军司令当时在总参谋部会议发言中所说的：依靠导弹防御系统无法赢得战争，只有进攻才能取胜。

在另一次会议上，巴拉克提出，将预算用到导弹防御计划上会降低国家赢得未来战争的可能。他敦促国防部部长拉宾把所有可用的钱用于购买进攻性武器系统，他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迅速结束战斗。

巴拉克还说，如果拉宾坚持要拥有导弹防御系统，完全可以购买美国正在研发的“萨德”反导系统（THAAD，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其价格远远低于“箭”式反导系统的研发费用。

在这个问题上，鲁宾和大卫·伊夫里形成统一战线。伊夫里之前担任空军司令时指挥了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的行动，此时他任国防部总司长。在同国防军官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箭”式反导系统的反对者们引用了大卫·本-古里安的名言：以色列要想生存下来，必须把战争推到敌方领土。他们声称，投资在本国领土使用的防御系统违背了国家这一战略原则。

针对这一论调，伊夫里说：“本-古里安说得没错。但你们忘了，在建国之前，为了保卫犹太社团，他也非常重视防御。他知道，防御和进攻同样重要。”

1987年底，以色列得到新的情报，叙利亚正在研发能够安装在“飞毛腿”导弹上的生化弹头，而且该国拥有大量“飞毛腿”导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以色列一直知道叙利亚拥有大量生化武器，但在此之前，叙利亚只能使用飞机在以色列上空投掷生化炸弹，以色列空军有充分的把握将叙利亚飞机拦截。但现在，叙利亚可以向以色列境内直接发射载有生化弹头的弹道导弹。

几乎在获得这份情报的同时，在两伊战争的战场上，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打到了德黑兰，导致大量民众从城市撤离。以色列亲眼看到弹道导弹对民众心理产生毁灭性影响。

以色列国防军并没有因为这种形势而采取相应行动。但伊夫里不愿再等下去，1988年3月，他写了一封密信发给国防部部长、总参谋长、军事情报局局长和空军司令。

伊夫里在信中警告：“地对地导弹是以色列面临的最严峻的战略威胁，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他直接批评了空军和军事情报局的高级军官们，指责他们对这一威胁视而不见，严重低估了其影响范围。“他们的言论根本不能表明现实的严峻性。”

这封信和其中严厉的批评在国防军引起轩然大波。空军和军事情报局的负责人立刻向拉宾抱怨。几天后，伊夫里写了另一封信，声称如果上封信言辞过于尖锐，他愿意道歉。但他坚持认为以色列应该把钱投到“箭”式反导系统上。

虽然国防军提出反对，但拉宾最终站在了伊夫里和鲁宾一边，批准了一个用于研发“箭”式反导系统的多年预算计划，但金额很小。拉宾在另一次会议上说：“这个计划的预算就这么多了，不会再有其他投资。”

这项计划的命运非常坎坷，1990年险些被永久终止。然而，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萨达姆·侯赛因向以色列发射了39枚“飞毛腿”导弹，整个国家几乎陷入瘫痪，数百万以色列人不得不戴着防毒面具躲进封闭的房间，整个以色列都陷入恐慌。战争结束后，“箭”式反导系统计划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而且政府决定增加研发预算。美国也增加了对该项目的财政资助，但拉维夫之前的估算有误，这个项目的支出比他预想的还要少。

以色列又经过了几年才完成“箭”式反导系统的研发，2000年，以色列空军终于建立起第一个可投入实战的“箭”式导弹连，以色列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国家。此时，巴拉克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1999年当选总理后，他造访了制造“箭”式反导系统的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工厂。他向“箭”式反导系统计划负责人乌兹·鲁宾承认道：“你当时的判断是对的……我从没想到我们能打败美国人，早于他们部署全国导弹防御系统。”[1]

以色列第一次拥有防御伊拉克和叙利亚导弹的能力。但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以色列当时还不知道，新的火箭弹威胁即将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袭来。

2016年在以色列举行的美国—以色列联合导弹防御演习期间展示的“箭”式反导系统拦截弹发射器（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在以色列南部城市斯德洛特，市长艾利·穆瓦亚尔当时正坐在自家门廊前。逾越节两天前刚结束，穆瓦亚尔这会儿正在享受着这座沙漠小城宜人的暖风。突然，远处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他家的窗户被震得砰砰直响。没过多久，爆炸声再次响起。他本来没多想，直到他看到城市远处升起浓烟。他从椅子上唰地站了起来，朝浓烟的方向赶去。到达现场后，他看到地上被炸出一个洞，洞里还插着一根像金属管一样的东西。

一位赶到现场的国防军高级军官对市长说：“先别对任何人说，初步判断，两枚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弹落在了斯德洛特。”

当时是2001年4月。穆瓦亚尔简直不敢相信这名军官的话，他问道：“什么？他们能打到斯德洛特？”[2]

哈马斯称这种武器为“卡桑”火箭弹，这个名字来自该组织下属武装部队卡桑烈士旅，这支部队臭名昭著，对以色列人实施过无数次自杀式爆炸袭击和枪击。最初，这种火箭弹的射程有限，勉强能达到1英里的距离，但2005年哈马斯已成功将“卡桑”火箭弹的射程提高到10英里，2006年射程达到13英里，2008年达到26英里。2012年，哈马斯已获得能够攻击40英里外特拉维夫的伊朗火箭弹。[3]截至2014年，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了1.2万枚火箭弹，其中超过1000枚落在斯德洛特，这座小城在以色列建国后曾是土耳其和伊朗犹太人的避难所，现在这里深受火箭弹袭击之苦，常常因为袭击而陷入瘫痪。

这个变化在人们意料之外，但其实也有一定的必然性。20世纪90年代，哈马斯的标志性手段是在以色列全境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有时也会进行驾车袭击。一开始人们认为火箭弹制造不在哈马斯能力范围内。事后看来，哈马斯使用火箭弹是有原因的。几十年前，意识到自己无法对抗以色列空军和步兵，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在袭击方式上进行了类似的改变。火箭弹能够避开以色列空军和步兵的优势，而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恰恰是哈马斯最主要的学习对象。

2000年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以色列加强了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区域的管控，并严控加沙地带海上通道和陆地口岸，这里的巴勒斯坦人基本被封锁在这个狭窄区域。如果哈马斯想攻击以色列，就必须找到新的办法，火箭弹是最佳选择。

以色列海军在一艘开往加沙地带的船上发现据称来自伊朗的火箭弹，并将其没收（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以2001年袭击以色列的火箭弹为例，其最大的优势在于生产火箭弹所需的原材料极易获得。这些火箭弹重量小，便于运输，也不需要复杂的发射系统。简单的金属支架就可以当作发射器，有时路灯杆都可以改装成火箭弹。更为重要的是，在发动袭击时，哈马斯武装分子不需要经过以色列检查站，也不需要躲避国防军巡逻队，火箭弹可以从这些障碍的上空飞过去。

2005年以前，哈马斯的火箭弹主要有两个来源。近程“卡桑”和“喀秋莎”火箭弹在加沙地带就地设计与生产。射程更远的火箭弹则通过地道走私到加沙。该组织在同埃及交界的一段只有9英里长、被称为“费城走廊”的地区修建和维护着一个复杂的地道网络。有时，由于火箭弹体积太大，无法进入地道，他们就将其拆分后走私到加沙，然后再由哈马斯工程师进行组装。

穆瓦亚尔那天看到的并非以色列第一次遭火箭弹袭击的事件。之前，真主党就从其位于黎巴嫩的基地向以色列北部发射过火箭弹。但那两枚“卡桑”火箭弹传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息：以色列将在更大范围内遭受火箭弹的威胁，而对此这个国家竟无能为力。

以色列经过一段时间才充分感受到这一新威胁有多么可怕。2001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还建有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虽然经常遭到袭击，但大多是迫击炮弹袭击，偶尔有个别哈马斯持枪者渗透到定居点，从来没有遭到火箭弹袭击。火箭弹袭击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2001年只有4枚火箭弹打到以色列，这一数字在2002年上升到34，在2003年上升到155，增长趋势非常明显。[4]

面对这一趋势，以色列自以为已经找到解决方案。1996年，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签署了一项关于联合研发“鹦鹉螺”激光反导系统的协议。这项研究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黎巴嫩的“喀秋莎”火箭弹，但以色列政府认为该武器系统也可应用在其他地方。没想到的是，激光武器的研发时间远远超出预期，甚至无法确定最终能否用于实战。

2004年，丹尼·戈尔德准将被任命为国防部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局长，这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戈尔德进入空军时是一名无线电工程师，但他对武器研发有着敏锐的嗅觉。20世纪90年代，已是上校的他负责空军的武器研发，在这期间他利用休假时间参加了特拉维夫大学两个博士课程计划，一个是企业管理，另一个是电气工程，不到两年时间他就学完了所有课程。

来到新岗位后，他立即投入工作中。戈尔德决定将消除来自加沙日益加剧的火箭弹威胁列为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的工作重点。他这样决定完全出于直觉。的确，这一威胁刚出现不久，但戈尔德认为它很可能成为全国性的战略挑战。

一开始，戈尔德按规章制度办事，通过标准政府流程提交了用于技术调研的预算申请。但不管在哪个部门，他都听到同样的回答：“别想了，没钱。”当他继续追问，同他见面的将军们不外乎会给出以下四个理由：第一，这个想法注定失败；第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20年时间；第三，这要花几十亿美元；第四，当火箭弹拦截系统研发出来的时候，它已经落伍了。在这些将军看来，以色列应将投资用于提高进攻能力，而不是建立更强大的防御能力，这和他们之前反对“箭”式反导系统的论调如出一辙。

戈尔德没有放弃。他提出，这个火箭弹拦截系统可以增强以色列在战场上的攻击性。如果以色列民众得到有效保护，以色列就不会迫于火箭弹袭击的压力去平息冲突。他还警告说，大规模火箭弹袭击很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他说：“如果我们成功了，这个系统不仅能保护以色列民众，还能在遭到袭击时为政府争取更多的时间思考反制措施。”

尽管遭到大多数人反对，戈尔德还是决定继续推进这一计划。虽然所在部门的经费有限，他还是拨出一小笔预算用作启动资金，成立了一支研发团队。

在团队正式运作前，戈尔德专程到军事情报局听取专家对火箭弹威胁的预判。情报分析员告诉他，哈马斯提高火箭弹制造技术，以至于能对以色列国土构成战略性威胁还需要几年时间。因此，他们说，没必要急于研发新的系统。

戈尔德反问道：“这是什么逻辑？即使需要几年时间，哈马斯终究会具备这一能力，而我们研发系统也需要时间，所以现在就应该启动研发计划。”戈尔德听说过“鹦鹉螺”激光项目，也知道该武器的研发已经耗费了很多钱。但他的判断是，这个武器现在根本无法使用，未来也很可能失败。

所以，2004年8月，戈尔德向以色列国防企业征求信息，让它们提出关于研发火箭弹拦截系统的想法。几周后，他的研发团队收到24个方案，其中包括和“箭”式反导系统相似的动能拦截导弹、对“鹦鹉螺”激光反导系统的各种改进和高射速火炮。但军队高层对这些方案持严重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不可能击落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特别是那些发射几秒钟后就落在斯德洛特的火箭弹。

但戈尔德的团队对所有方案进行了详细评估。

其中一个系统是基于“密集阵”的近程防御武器系统，这是美国通用动力公司设计的帮助海军舰船防御反舰导弹的高射速火炮。美国人当时试图将该武器系统用于陆军，帮助其部署在伊拉克的前沿作战基地防御火箭弹和火炮袭击。但该武器用于以色列存在一个问题：火炮每分钟朝来袭火箭弹发射4000枚炮弹，而火箭弹从加沙发射而来，这意味着这些拦截炮弹都将落到加沙。以色列因为几枚迫击炮弹和火箭弹就向加沙地带发射这么多炮弹，这在道义上实在说不过去。

另一个是“鹦鹉螺”激光反导系统的改进版，该系统被称为“天空卫士”。经过评估，戈尔德团队认为这个方案也不合适，主要有三个原因：激光无法在多云天气下使用；系统体积太大，难以快速移动；无法有效拦截弹幕。此外，这个系统要想用于实战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戈尔德团队专程到美国、法国和德国参观了一些已经列装的武器系统，但都和他们想要的相距甚远。对于这个武器系统，戈尔德列出一些明确的原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成本必须低。几个月后，2005年年中，戈尔德和他的团队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想要的武器系统。以研制空对空导弹闻名的政府企业拉斐尔公司提出了一个依托新型火箭弹拦截导弹的拦截系统方案。

这个被称为“铁穹”防御系统的方案极具创新性，该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拦截器，也就是拦截敌方来袭火箭弹的导弹；第二部分是一个功能强大的雷达，能够探测到敌方领土火箭弹的发射；第三部分是一个基于先进算法的战场管理系统，能够在火箭弹发射后几秒钟内计算出火箭弹的轨迹和落点。这样一来，以色列国防军既能向特定目标区域的民众发出警报，又可以减少拦截弹的使用，不去拦截那些将落在空旷地区的火箭弹。只有落在人口稠密地区的火箭弹才会成为拦截目标。

此外，由于从火箭弹发射到拦截只有短短几秒钟时间，该系统必须能够自动运行，不需要人为干预。最后，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拦截弹的造价必须足够低，戈尔德说：“如果一颗拦截弹的造价要100万美元，就算拦截率很高，军队也不会采购。”他还指出：“如果造价很高，敌人可以通过发射大量火箭弹让我们破产。”

为了推进这项计划，戈尔德做了一些比一般以色列“虎刺怕”精神还要夸张的事情：他打破了规则的限制。2005年，他批准拉斐尔公司启动该系统的研发工作，还命令拉斐尔公司一旦研发完毕就直接开始生产，置各项规章制度于不顾。在以色列，只有国防军总参谋长或国防部部长才有权这样做。他还制定了该系统最终交付的时间表，并对自己的团队说：“我们要尽快将这项能力投入实战。”

这是非常冒险的行为。一般情况下，新武器系统的研发必须经过以下流程：以色列国防军制定新武器的标准，接着戈尔德这样的研发人员构建概念，然后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进行招标，最后，国防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方案。但戈尔德没有按照国防军的规则行事。他的这些行为并非无人知晓。2009年，以色列国家审计长发布了一份批评“铁穹”项目的报告，在其中严厉指责了戈尔德违反军事规定的行为。审计长在文中总结道，戈尔德“早在该项目得到相关机构批准之前就赋予自己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和内阁成员所特有的权力”。但这已经不重要，因为当这份报告发布时，“铁穹”防御系统已经获得成功。

2005年，戈尔德在和拉斐尔公司董事长伊兰·比然共同参加的一次会议中，承认了自己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他说：“政府根本没有资助这个计划。我自己有五六百万美元的研究预算，如果你能暂时补足资金缺口，我可以把这些钱全部投到这个项目上。”

比然说愿意尝试一下。为了让他放心，戈尔德告诉他，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找到全面开发和生产所需的预算。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戈尔德还做了一件很不符合军队风格的事情：他联系了一位在美国的以色列风险投资家，让他准备好5000万美元投资款。戈尔德在几年前和这位商人共同投资过一家国防初创公司，当时戈尔德代表的是以色列空军。他对这位投资家说：“我没法告诉你我为什么需要这笔钱，但把钱准备好，我随时可能打电话来要。”

比然要求戈尔德给他几天时间咨询一下公司的工程师和导弹专家。在他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他要高级导弹研发人员给他一个简单的答复：这到底是否可行？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约西·德鲁克尔身上。这位经验丰富的导弹研发人员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在拉斐尔公司工作，是该公司导弹部的主管。德鲁克尔和他的团队已经完成了7个不同的导弹项目，他们就是拉斐尔公司的导弹研发核心团队。

拉斐尔公司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研发出第一代空对空导弹（AAM），但直到1973年赎罪日战争，空对空导弹才取得战绩。在这场战争中，“蜻蜓”空对空导弹击落了近100架敌机。5年后，拉斐尔公司在技术上取得新进展，推出了“怪蛇”3空对空导弹。

“蜻蜓”空对空导弹只能从敌机正后方击中目标，列装“怪蛇”3空对空导弹以后，以色列空军可以从不同角度和方位击落敌机。在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中，“怪蛇”3空对空导弹击落了将近40架敌机。这款导弹不断被改进，2006年以色列空军使用的主要是“怪蛇”5空对空导弹，这种导弹能在发射后锁定目标，飞行员闭着眼都能击落敌机。

一天，德鲁克尔向团队解释道：“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可以用导弹干掉一架飞机，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导弹拦截其他导弹。”

不是每个人都认为事情有这么简单。瞄准飞机时，导弹锁定的目标很大，但如果要击落一枚直径170毫米的火箭弹，拦截弹锁定的目标非常小，哪怕在距离几英尺处的地方爆炸都无法引爆敌方火箭弹，必须靠得更近才行。战争期间向天空发射导弹之所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还有另一个原因。空军必须确保天空安全才能让飞机起飞或着陆，但现在，空军需要担心在天空中朝不同方向飞行的拦截弹，以色列的领空将变得非常拥挤。但德鲁克尔说：“这是有点麻烦，但我们可以解决。”比然授权德鲁克尔组建一支工程师和科学家团队，开始研发工作。

由于经费很少，拉斐尔公司和戈尔德的团队必须降低成本，用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所需材料和部件。比如，在研发过程中，他们碰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给发射器上的导弹发射筒装弹，每个发射筒要装8枚导弹。戈尔德团队的一名成员，有一天在上班路上看到一辆垃圾车利用叉式起重机抬起街边巨大的垃圾箱后，他立刻联系生产厂商，几周后，一台类似的叉式起重机被交付到拉斐尔公司总部。

研发工作在不断推进，但由于缺少政府支持，最后期限不断往后推延。这一情况在2006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2006年7月12日，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员非法入境以色列，袭击了一支以色列国防军边境巡逻队，两名预备役人员被绑架。为了切断渗透者的撤退路线，正在附近的一辆“梅卡瓦”坦克冲过边境，但压上一枚重型炸弹，这辆象征着以色列国防工业骄傲的机器被瞬间炸成碎片。

人员被绑架，坦克上4名战士牺牲，这两条消息震惊全国。埃胡德·奥尔默特总理决定采取报复行动，时隔25年后以色列再次进入战争状态。

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最终为以色列北部边界赢得了10年的平静，但也让以色列真正见识到火箭弹威胁有多么可怕。在短短34天内，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惊人的4300枚火箭弹，平均每天超过120枚。以色列公众遭受巨大的创伤，成千上万人逃离家园，以色列北部几乎成为无人区。

战争结束几天后，国防部部长阿米尔·佩雷茨在他位于特拉维夫的办公室举行了一次会议，重新讨论火箭弹防御方案。战争对佩雷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他的政治生涯岌岌可危。佩雷茨曾在以色列总工会工作，是一名立场鲜明的社会改革家，也是以色列工党这一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的领袖。几个月前的大选结束后，佩雷茨请求担任财政部部长，但奥尔默特担心这会导致国家经济发生剧烈动荡。虽然奥尔默特的顾问们反对他任命佩雷茨为国防部部长，但奥尔默特坚持了这个决定，并对他们说，作为总理，他可以监督和指导佩雷茨的工作。

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在被以色列空军轰炸前拍摄的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之前的国防部部长大多是以色列国防军将领，但佩雷茨除了义务兵役外几乎没有任何国防工作的经历，军队内外对他的能力都表示质疑。尽管如此，他对火箭弹还是有些了解，他之前长期生活在斯德洛特，还担任过该市市长。在过去的6年中，他的家人一直生活在对火箭弹袭击的恐惧之中，成为国防部部长后，他终于有机会改变这一切。

佩雷茨在那次会议上说：“‘铁穹’防御系统是目前最重要的项目，尽管开支很高，我们还是应该考虑加快项目进程。”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战争前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下一任总参谋长的副总参谋长摩西·卡普林斯基少将认为这样做操之过急，这位在国防军打拼多年的将军说道：“现在许多人刚在防空洞躲了一个月的时间，人们当然容易做出支持研发该系统的决定，但这一决定很可能带来消极的后果。”佩雷茨则毫不在乎这些警告，在会议快结束时，他命令戈尔德加快火箭弹防御系统的研发工作。

几周后，奥尔默特也第一次参加了关于“铁穹”防御系统的情况简介会议，但接下来的讨论让戈尔德很失望，几乎所有的国防军高层将领都反对该项目。迫于压力，奥尔默特拒绝将其他项目上的政府资金转移到该项目上。

战争对拉斐尔公司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公司的导弹工厂就位于以色列北部，许多工程师和工人都住在附近城市。在战争期间，他们有的人逃到南部，有的人则在防空洞中躲了整整34天。虽然没有政府资助，“铁穹”防御系统却突然成为拉斐尔公司的重点攻坚项目。

作为导弹部负责人，德鲁克尔知道乌兹是项目经理的最佳人选，但他刚出发前往智利，准备进行一场徒步旅行，为了这个假期他计划了好几个月。一两天后，德鲁克尔通过电话联系上乌兹，对他说：“回家吧，我们需要你。”得知具体任务后，乌兹要求给他几天时间考虑，他得说服妻子提前结束他们的梦想假期。妻子同意了这个要求。一周之内，乌兹回到拉斐尔公司。

乌兹没花几天时间就熟悉了情况，并非常支持有关这个项目的想法。他很快对手下的人说：“在这个项目里没有‘不可能’一词。”与此同时，戈尔德继续在国防军的反对者当中周旋。2006年11月，他再次违反规定，单方面和拉斐尔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全面生产。戈尔德跳过了许多关键程序，因为国防军还没有完成内部报告，以确定操作该系统的军事单位和该单位的具体职能。

2007年初，佩雷茨来到拉斐尔公司导弹工厂和工程师们见面，并参观了装配线。他准备将自己作为国防部部长的全部影响力都押在“铁穹”防御系统上。考虑到已在该项目上拨款数百万美元，他想亲眼看看这里的情况。

拉斐尔公司导弹工厂坐落在以色列北部风景如画的加利利山区，在电子围栏和武装保安的守护下，这里是以色列安防级别最高的设施之一。军队一些最为敏感的导弹和炸弹都是在此研发与生产的。在行政主楼的大厅展示着多年来拉斐尔公司研发的各种导弹，证明着公司显赫的科技研发能力。

访问导弹工厂时，佩雷茨的民众支持率正处于历史最低点。许多从黎巴嫩回来的预备役人员对政府处理战争的方式极为不满，他们在耶路撒冷搭起帐篷进行抗议，呼吁国防部部长辞职，要求国家对战争中暴露的问题展开正式调查。

雪上加霜的是，几周前，佩雷茨来到戈兰高地视察一场军事演习。第二天，媒体到处刊登他视察时的一张照片。在照片中，他拿着望远镜观看演习情况，但望远镜的镜头盖居然都没有打开。这很快成为一个国际笑柄。

不同于很多其他高科技公司，拉斐尔的特别之处在于，在这里绝不会按照年龄论资排辈。走在工厂的厂房中，佩雷茨看到许多70多岁的老工程师同刚刚从以色列理工学院毕业的学生一起工作。年长的工程师用铅笔在黄色工作簿上做着记录，年轻的工程师则在电脑前敲个不停。

工作人员带佩雷茨参观了不同型号的导弹，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接着德鲁克尔带佩雷茨来到装配线进行参观。

佩雷茨说：“我希望你们能分成三个班次不间断工作。”

但德鲁克尔的回答让国防部部长非常惊讶，他说：“不用，我们只有一班，每班工作时间是24小时。”

佩雷茨还不知道，公司在周六也正常工作，这一天是犹太教的安息日。为了让装配线不间断运行，公司从拉比那儿获得了特殊的允许。以色列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生产“铁穹”防御系统就是为了拯救人的生命。

戈尔德、佩雷茨和拉斐尔公司都在全力推进“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但在国防界仍可以听到很多批评的声音。一名曾在拉斐尔公司高层工作过的人仍在为“天空卫士”积极游说，这是之前“鹦鹉螺”激光系统的改进版。这其中的斗争非常激烈。几乎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批评“铁穹”防御系统的文章，声称该系统无法应对弹幕，就算可以，国家经济也会被拖垮，因为一颗拦截弹的价格在5万—10万美元之间。

2007年6月，之前担任过总理和国防军总参谋长的埃胡德·巴拉克取代佩雷茨成为国防部部长。上任几周后，巴拉克要求戈尔德及其研发团队再次评估“天空卫士”系统，讨论是否可以研发出和“铁穹”同样效果的激光系统。戈尔德虽然反对这样做，但不得不配合。拉斐尔公司高层很紧张，他们担心最终的评估结果会支持“天空卫士”系统，这样他们之前付出的工作和经费就全都白费了。但戈尔德告诉他们：“别担心。我们的系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虽然戈尔德和拉斐尔公司都坚持研发“铁穹”防御系统，但政府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就算该系统研发成功，以色列哪来资金购买足够的导弹发射单元和拦截弹来保卫国土安全？

大家一致认为，答案在6000英里外的华盛顿。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向美国人提出申请资助的要求。以色列国防部在一次会议后决定向美国提出技术合作初始申请。这份申请书最终被放到玛丽·贝思·隆恩桌上，她是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手下负责国际合作的助理国防部部长。

为了对这一申请进行评估，五角大楼派出一个专家团队来到以色列与“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者进行会晤，但回美国时，他们对“铁穹”防御系统并没有留下很好的印象。美国团队认为，以色列低估了“铁穹”防御系统的成本，一旦陷入长期冲突，大规模火箭弹袭击可以让国家经济陷入崩溃。美国工程师还认为以色列对拦截率的判断也很离谱，“铁穹”防御系统拦截火箭弹的实际成功率最多只有15％。

团队成员对隆恩说：“这个方案不可行。”

几周后，以色列国防部代表团来到五角大楼会见隆恩及其团队。代表团为首的是国防部政治军事局局长阿摩司·吉拉德，他曾经是一名国防军情报官。

隆恩开门见山，尖锐地问道：“你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我这儿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刚刚达成了一个计划，你们已得到有史以来最多的军事援助。”隆恩指的是几个月前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新的谅解备忘录，这项备忘录规定未来10年以色列每年能得到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的确是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国外军事援助计划。

新的援助计划是以色列和美国多年谈判的结果，黎巴嫩战争对计划的达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以色列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多，乔治·W.布什政府明白，要想让以色列为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而冒险，必须使这个国家有足够的安全感。

隆恩认为，以色列如果执意研发“铁穹”防御系统，应该从每年的30亿美元中获得经费。但问题是，国防部早就安排好了美国军事援助的用途，主要用于购买战斗机和补充在战争中消耗的导弹。对于这个理由，隆恩很不满意，她敦促吉拉德及其代表团重新考虑他们的申请，“在让我们做出艰难的预算决定前，我至少要看到你们已经做出艰难的预算决定”。她说道：“不要在我看不到任何你们已经做过同样的努力的迹象之前，就跑来让我在我的组织内找钱。”

此外，以色列还面临着政府程序上的障碍。在美国国防部，隆恩所在的部门只能资助已经通过实践检验的武器计划，而不是仍处在研发过程中的系统。这意味着“铁穹”防御系统还需要通过五角大楼另一个部门的评估。对以色列而言，这意味着需要更长的时间。隆恩本可以公然拒绝这个方案，但她没有，而是决定再给以色列一次机会，虽然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她委任国防部中东政策负责人罗宾·兰德准将成立一个近程火箭弹防御工作组，同以色列国防部一起消除双方的分歧。在以色列北部的拉斐尔公司导弹中心，工程师们将“铁穹”发射器装上一辆卡车，长途运输到公司位于南部埃以边界附近的导弹靶场。他们准备进行一次“试射”，测试被称为“塔米尔”的拦截弹，确保其能正常发射。在此之前，所有的测试都只是电脑上的模拟，这一次才是实弹测试。

实弹测试即将开始，操作员开始倒计时：“5，4，3，2，1。”此时，包括拉斐尔公司研发团队、国防军军官和国防部官员在内，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指挥间中央的两块屏幕：一块屏幕上显示的是发射器的现场彩色画面；另一块上显示的是模糊的红外图像，通过这个图像，研发人员能够在拦截弹穿越云层时继续对其进行追踪。

然而，当操作员按下发射按钮后，什么也没发生。他用更大的力气又按了一次，发射器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德鲁克尔和他的团队最担心的就是出现这样的新闻：他们的研发系统以失败告终。由于媒体一直密切关注着“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进度，这样的新闻极可能让这个项目在一枚导弹都没有发射的情况下就被终止。

德鲁克尔没有太多选择，只能将发射器装上卡车，拖回到拉斐尔公司。几天后，工程师发现了问题的根源，原来由于一根电线意外脱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正常运行。两周后，他们重新回到靶场进行测试时，操作员按下发射按钮后，“塔米尔”拦截弹顺利射向天空。

虽然测试成功，但“铁穹”防御系统仍然前途未卜。2009年，就在一次现场拦截测试的前一天，工程师们发现了该系统在软件上的一个错误。

有的团队成员对戈尔德说：“我们应该推迟测试时间。到时候所有的军队高层都会到现场，如果失败，我们会非常难堪。”思考了几分钟后，戈尔德决定按原计划进行测试，他对手下的人说：“就算没有成功拦截，我们也能通过测试来总结经验。”

第二天早上，团队又驾车来到测试靶场。快到上午11点时，模拟的“喀秋莎”火箭弹被发射出来，每个人都盯着“铁穹”防御系统操作员前的屏幕，果然，雷达立刻侦测到火箭弹的发射，几秒钟后，“塔米尔”拦截弹成功发射。大家都紧张得屏住了呼吸，直到听见一声让整栋建筑都颤动的巨响。“铁穹”防御系统第一次成功击落“喀秋莎”火箭弹，在场的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有的人高兴得又蹦又跳，房子都快让他们给震塌了。

以兰德为首的美国团队饶有兴趣地关注着这些进展。接下来的多次测试证明，该系统的拦截率远远高于美国之前的估算。“铁穹”防御系统至少可以击落80％的来袭火箭弹。然而，美国国防部还是不愿意资助该项目，以色列人需要继续等待。

2008年7月，来自伊利诺伊州的美国年轻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来到以色列。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也是他成为总统竞选人后第一次到访。他在以色列只停留了两天，在这次旋风之旅期间，他还访问了科威特、约旦、德国和法国。相对于他的竞争对手、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奥巴马在外交政策上几乎没什么经验。这次出访的目的就是弥补他在这方面的不足。

奥巴马在以色列的行程包括必去的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和西墙，此外，他还来到深受哈马斯火箭弹之苦的南部城市斯德洛特。在当地警察局，他参观了一个被称为“火箭弹停尸房”的大院子，里面堆满了落在这座城市的火箭弹残骸。之所以安排这个参观点是因为奥巴马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准备强调终止伊朗核计划的必要性。

随后，一名记者问奥巴马能否接受一座美国城市像斯德洛特一样不断受到火箭弹袭击。

奥巴马回答说：“我认为没有任何国家会接受自己民众被火箭弹袭击的现实。如果有人朝我两个女儿正在安睡的家中发射火箭弹，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阻止这一行为。我希望以色列人也这样做。”

斯德洛特之行让这位未来的总统感慨良多。此后，奥巴马对他的助理说，如果能赢得大选，他的政府将设法帮助以色列提高防御加沙地带火箭弹袭击的能力。

但美国大选还有几个月，以色列向美国申请资助的文件仍然摆在五角大楼，已经落满了灰尘。现任总统还有几个月就要离任，没人指望他会在这时启动新的资助计划。以色列明白，即便在大选之后也不能立即向奥巴马政府提这件事，新一届政府的工作全面展开还需要一段时间。

2009年4月，事态出现转折，乔治城大学外交政策专家科林·卡尔教授被任命为负责中东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助理，他的任务就是负责监督美国对这一动乱地区的军事政策的执行，寻找促进地区稳定的方法。由于和平进程已陷入僵局，奥巴马决心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因此不断向内塔尼亚胡总理施压，要求他冻结定居点的修建。要想达到这一目的，美国需要更多的筹码。

在此期间，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埃胡德·巴拉克来到华盛顿，向五角大楼提交了一份列有以色列基本安全需求的文件。只有满足这些需求，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出约旦河西岸，同意巴勒斯坦建国。以色列最担心的是，一旦从约旦河西岸撤离，以色列中部也会受到火箭弹袭击，这正是几年前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后果。这时卡尔才在桌上看到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的资助申请文件，后来他回忆说，他经历了一个“灯泡时刻”，想出了个好主意。

卡尔带着这个想法找到当时负责中东北非事务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丹·夏皮罗（后来被任命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卡尔对夏皮罗说：“‘铁穹’防御系统看上去很有希望，如果成功，我认为它能促使以色列承受更大的风险，同意两国方案。”(1)

卡尔和夏皮罗一致同意派一个新的导弹防御专家团队前往以色列评估该系统。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举动，因为当时美国还在试图让以色列人购买基于“密集阵”的近程防御武器系统，虽然戈尔德及其团队早就抛弃了使用这种高射速火炮的方案。但没想到，卡尔派出的新团队回来后对“铁穹”防御系统评价非常高。

2009年6月，卡尔第一次正式访问以色列。国防军用直升机搭载他参观了以黎边界，在这里向他汇报了2006年黎巴嫩战争以来真主党的情况及其军事实力的发展近况。接着他乘飞机来到南部加沙边界，听取了关于哈马斯日益强大的火箭弹发射能力的情况汇报。

他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以色列战略纵深如此狭小，不管在北部还是南部，许多城镇时刻都处在敌方威胁下。回到华盛顿后，卡尔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白宫立即授权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资助“铁穹”项目。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以色列需要安全上的保证，这正是“铁穹”防御系统可以提供的。有了“铁穹”防御系统，总统可以重启和平谈判，以色列也可以多一层安全保障。

2011年3月，以色列国防军在贝尔谢巴部署了第一个“铁穹”防御系统导弹连，标志着该系统正式投入使用。“铁穹”很快就被运用到实战当中。4月7日，“铁穹”防御系统击落了第一枚火箭弹，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它又拦截了8枚火箭弹。

事实证明，“铁穹”防御系统不但拯救了以色列人的生命，还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在以色列国防军最近的加沙军事行动中，“铁穹”防御系统的拦截成功率大约为90％。所以，在2012年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根本没有派出地面部队。在2014年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地面部队只针对地道发动了小规模作战行动。由于“铁穹”防御系统能够击落大部分飞向以色列城市的火箭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外交机动性”，在做出反应前能够进行更为充分的思考。在危机时刻，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能力。

类似“铁穹”这种规模的系统一般需要7年时间才能完成设计和生产，但该系统实际只用了3年时间。以色列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研发出“铁穹”这样具有革命性的武器系统？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像戈尔德这样的以色列军官和商人不像其他西方国家的军官和商人那样害怕风险。以色列教育部部长纳夫塔利·贝内特曾同我们分享过一段他作为高科技行业创业者的经历。贝内特曾在国防军两支精锐部队担任过军官，一支是总参谋部侦察部队（希伯来语缩写的音译为“萨耶雷特-马特卡尔”），一支是“朱鹭”侦察部队。这两支部队都擅长深入敌后发动秘密行动。21岁时，贝内特就带领100名士兵在黎巴嫩执行秘密行动。

离开部队几年后，他创立了一家高科技初创公司。有一次，贝内特和合伙人一起站在纽约一家银行的门口，准备为自己的公司做第一次商业宣传。他们研发了一款新的反诈骗软件，几年后这款产品以1.45亿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了另一家公司。贝内特回忆说：“当时每个人都很紧张。于是我对合伙人说：‘最糟糕的结果是什么？大不了就是被拒绝，对不对？没人会死，也没人会踩到炸弹。’”实际上，贝内特的处事方法与戈尔德对待“铁穹”项目的做法非常相似。他能看到事情的最终回报，所以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

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戈尔德会违反军事规定：他为什么不走一条安全性更高的路径？当我们在特拉维夫见面时，戈尔德告诉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以色列根本没有等待的资本。他说：“我们当时都知道，加沙有数千枚火箭弹，黎巴嫩有数万枚。我们应该做什么？静观其变？”

以色列研发的导弹防御系统同样改变了现代战争的形态，使以色列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在战争中使用导弹防御系统的国家。

对以色列而言，“铁穹”防御系统和“箭”式反导系统的意义不仅在于拯救生命，更在于为国家领导人在决定是否对火箭弹和导弹袭击发动报复行动时争取更多的思考时间。凭借这些武器系统，以色列国防军能有效保护军事基地的安全，确保作战的连贯性，即便飞机跑道成为火箭弹的攻击目标，以色列飞机也可以正常起飞和着陆。

以色列目前正在研发第三套系统，这套被称为“大卫投石索”的反导系统，主要用于拦截对“铁穹”防御系统而言太大、对“箭”式反导系统来说太小的目标。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在投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美国、日本和韩国。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建立起由多个不同防御系统组成的多层次防御体系。

虽然以色列已经研发和部署了这些系统，但以色列人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铁穹”防御系统刚刚部署时，一些国防部官员预言，如果奏效，哈马斯将放弃火箭弹袭击。该组织将意识到这已经没有效果，于是停止在火箭弹武器库上的投入。

然而，这并没有成为现实。以色列的敌人们还在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囤积火箭弹和导弹。根据最近的以色列情报评估，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库已非常惊人。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主要依靠叙利亚和伊朗的援助，该组织成功将火箭弹数量从1.5万枚提升到10万枚，还拥有大约1万枚能够发射到以色列任意地点的导弹。

以色列面临的威胁不仅来自导弹和火箭弹的数量，还来自其不断改进的质量。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将真主党武器库过去10年发生的六大变化称为“火力6”。

现在，真主党越来越多的导弹射程更远，携带弹头更大，精度更高，发射地点也不局限于边界，还可以从内陆的防御工事和地下发射井进行发射。

比如，叙利亚生产的M600导弹有200英里的射程，可携带500千克炸药的弹头，并配备先进制导系统。这种导弹让真主党拥有空前的精确制导能力。据以色列判断，真主党在散布于黎巴嫩南部和中部的地下发射井与仓库中存有数百枚M600导弹。

正是这些不断出现并扩大的威胁迫使以色列不断创新。为了生存下去，以色列人不得不思考对策。以色列导弹防御机构前负责人阿里耶·赫尔佐格解释道：“我们要么创新，要么消失。”赫尔佐格1941年出生于波兰，当时正是纳粹入侵波兰的第二年。父亲被纳粹分子杀害后，赫尔佐格的母亲将自己化装成基督徒农民，带着儿子逃到匈牙利，躲过了战争的劫难。

每次美国导弹防御局的官员访问以色列，作为以方的接待者，赫尔佐格都会在谈正事前带他们参观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他说：“只有看到我们民族承受过的苦难，你才能明白，我们必须确保这样的悲剧不会再次发生。这不是虚拟的威胁，而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

(1) 两国方案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并存的解决方案。——译者注

第六章　情报系统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秘密。经过多年的追踪，以色列负责国内安全的情报机构辛贝特终于锁定了加沙地带一名行踪诡异的头号通缉犯：穆罕默德·戴夫。对于情报官员来说，这可是职业生涯难得的成就。在特拉维夫郊区，辛贝特总部的特别指挥中心灯火通明，官员们围坐在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旁，他们前方有一个巨大的等离子屏幕，来自线人、无人机和卫星的情报不断被送到这个房间。

在空军指挥部，人们对戴夫疑似藏匿点的建筑结构进行了分析，专家们正在仔细考虑轰炸该建筑应使用的炸弹类型。为了减小附带毁伤，炸弹当量不能太大；但为了完成任务，击毙这名多次死里逃生的通缉犯，炸弹的当量又不能太小。时间非常紧迫，因为戴夫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但是，情报必须反复验证。在经过一段看似无比漫长的时间后，行动终于被批准，两架战斗机起飞后向目标所在的加沙城谢赫拉德万地区一座小型公寓楼飞去。当时是2014年8月19日，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的“护刃”行动已进入第五周。

戴夫可不是一般的通缉犯。他是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之一，20年来他总能神奇地逃避追捕。这不是以色列第一次试图暗杀他。上一次是在2006年，在那次袭击中，戴夫受了重伤，但活了下来。他总能鬼使神差般地逃掉。

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战斗，伤亡人数不断攀升，全国各地仍在遭受火箭弹袭击。在这时清除戴夫可提升以色列低落的士气。获得关于戴夫精确位置的情报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除了身边几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保镖之外，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哪儿，而以色列竟然能够确定他的具体位置，这是情报战线取得的重要成果。

炸弹在公寓楼爆炸后不久，戴夫被暗杀的消息很快传开。被确认死亡的是戴夫的一个妻子和她8个月大的儿子。现场还发现另一具尸体，但无法确定是否为戴夫。不管怎样，哈马斯武装卡桑旅因此受到重创，因为戴夫是该部队最高指挥官和精神领袖，也是几十年来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的杰出代表。如果戴夫死亡，他将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

以为自己的上级已经丧命，之前一直躲藏在暗处的两位哈马斯重要人物露面，准备参加一次特别会议。他们分别是哈马斯南部地区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沙马拉和哈马斯高级指挥官拉伊德·阿塔尔。他们在这时“现身”，究竟是听到戴夫被暗杀的消息后在惊恐之下做出的鲁莽决定，还是为了赶在对方之前接替指挥官的位置，直到今天人们也不得而知。

暗杀戴夫行动两天后，以色列就得到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消息。辛贝特在加沙地带南部小城拉法发现了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的行踪，这座城市靠近埃及边境，是哈马斯一个重要据点。以色列人开始同时间赛跑，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在这一地区，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导致这两名哈马斯指挥官逃跑，使以色列错过再次重挫哈马斯权力高层的机会。

以色列无人机开始在该区域上空盘旋，试图掌握地面的情况。所有的信息都被汇集到辛贝特的指挥中心。以色列最终确认两名哈马斯高层人士所在的建筑后，不到1分钟时间，导弹就发射出去了。后来，清理完废墟后，巴勒斯坦承认这两人遇害。这样一来，以色列又消灭了两名重要的激进分子，哈马斯再次受到致命一击。

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都出生于1974年，年龄上只相差几个月。他们两人都来自拉法难民营，这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在当时，即便是以色列国防军战士都不敢轻易进入该地区。他们两人从小就被作为激进组织成员培养，每天在当地清真寺接受反以教育。17岁时，他们进入哈马斯武装部队，成为哈马斯敏感设施的守卫人员。很快，他们得到上级的信任，接受了激进组织的武装训练。20世纪90年代，他们参加了多次枪击行动，建立起自己的名声。在1994年的一次行动中，他们枪杀了国防军纳哈尔旅的盖伊·奥瓦迪亚上尉。后来，在基苏费姆检查站（以色列进入加沙的主要通道）附近的一次袭击中，他们又杀害了一名17岁的以色列空军飞行员。

当辛贝特查明他们参与过这些袭击事件后，他们就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遵循巴勒斯坦逃犯的“逃亡准则”，定期更换住所和身份，避免联系亲人朋友。他们只有经过伪装才会上街，很少向哈马斯其他成员寻求帮助。他们只相信自己。

1995年，他们因涉嫌谋杀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军官而被巴勒斯坦安全部队逮捕，这两人的激进分子的职业生涯似乎走到了尽头。这时亚西尔·阿拉法特已经回到加沙，他的安全部队也开始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不久后，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被释放，这是巴勒斯坦“旋转门”的典型表现，激进分子经常被搜捕、囚禁，最终又被释放。出狱后，阿布·沙马拉进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但几个月后，由于想念儿时的伙伴，他居然脱下了军装，重新回到哈马斯。为了表明他对哈马斯的忠诚，他再次谋杀了一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军官。不久后，他们两人再次被安全部队逮捕，被判处终身监禁。然而，2000年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两人再次被释放，同其他危险囚犯一起加入武装反抗以色列的运动中。

得知他们被释放的消息后，辛贝特重新对他们进行追捕。10年后，阿布·沙马拉成为哈马斯南部地区指挥官，负责指挥之前由他的好友拉伊德·阿塔尔指挥的拉法旅。辛贝特多次发现两人的藏匿点，但每次他们都得以逃脱。

多年来，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策划与执行了数十次针对以色列的武装袭击，行动中多次利用地道穿过边界入境以色列。2002年，阿塔尔帮助策划了对雷姆沙洛姆过境口岸附近一个以色列军事哨所的袭击，造成4名国防军战士阵亡。2004年，阿塔尔的手下将一条地道挖到另一个国防军哨所的下方，在地道里装满爆炸物，然后将哨所炸毁，造成6名士兵死亡。2006年夏天，哈马斯成员利用隧道潜入以色列，劫持了国防军士兵吉拉德·沙利特，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都参与了这次行动。沙利特在哈马斯被囚禁了5年，最终于2011年被释放，作为交换，以色列释放了10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

除了挖地道，阿塔尔还成立了一支被称为“努克巴”（阿拉伯语中“被选中者”之意）的哈马斯精锐部队。通过训练，该部队成员能够徒步或开摩托车在地道中进行快速机动作战。2014年夏天，“护刃”行动开始后不久，在阿塔尔的亲自指挥下，13名哈马斯成员通过一条地道进入以色列。后来，阿塔尔所指挥的旅的一支下属部队参与了对拉法的袭击，在这次行动中哈马斯带走了一具以色列国防军军官的遗体。

阿布·沙马拉和阿塔尔被定点清除后，哈马斯似乎再次出现权力真空。但混乱局势并没有持续太久，几个月后，当“护刃”行动结束后，以色列国防军透露穆罕默德·戴夫并没有死。显然，当晚投掷的炸弹有很多没有爆炸，戴夫虽然受伤，但再次活了下来。对他的追杀还将继续。

在建国将近70年后，以色列成为第一个精通定点清除“艺术”的国家，并将这种手段有机融入常规军事条令和军事作战行动中。以色列在战场上成功利用这种战术的历史有20年之久，这一成功离不开以色列先进的科技、高质量的情报和优秀的人才。

根据2010年的联合国报告，定点清除是一种有预谋的致命武力行为，各国使用这种方式清除不在控制范围内的特定个人。具体使用武力的方式很多，包括无人机袭击、巡航导弹攻击和特种部队突袭等。[1]

定点清除并非以色列首创。在圣经时代、罗马统治以色列地(1)时期、奥斯曼帝国时期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早期，这种手段都被广泛运用。哈加纳、伊尔贡和莱希等犹太地下武装组织也对敌人使用过定点清除战术。

建国后，以色列继续执行定点清除和暗杀。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暗杀了两名埃及情报军官，因为他们曾帮助“费达因”(2)分子对以色列城镇和定居点发动了一系列袭击。20世纪60年代，以色列向帮助埃及研发导弹的几位德国科学家寄出邮件炸弹。1972年，11名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被谋杀后，经果尔达·梅厄总理授权，所有参与谋杀的嫌疑人都成为以色列的目标。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的报复行动是以色列最后一次出于复仇而谋杀他人。后来政策发生了改变，以色列定点清除的目标仅局限于未来可能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人。

一位辛贝特前任局长在分析新政策时说：“这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在别人约你吃晚饭前，先约他吃个午饭。”[2]

1988年，对以色列发动过多次袭击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阿布·杰哈德在突尼斯被以色列一个精锐暗杀小组谋杀。1992年，以色列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黎巴嫩南部向真主党领导人阿巴斯·穆萨维发射了一枚“海尔法”导弹，导致穆萨维当场死亡。在这两个案例中，两个被定点清除的目标都是激进组织高层领导人，他们对多次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负责，并在策划更多的袭击。

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奥斯陆协议》，之后定点清除的频率大幅降低，双方都在尝试实现和平。当然，在这期间，杀戮行为也没有完全停止。1995年，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法特希·沙贾奇在马耳他街头被枪杀；一年后，绰号为“工程师”的哈马斯炸弹制造专家叶海亚·阿亚什在使用手机时，安装在手机中的爆炸物在他头部附近引爆，导致他当场死亡。除了这些成功的案例，以色列也有一些行动以失败告终，其中比较有名的一次发生在1997年。当时，几名摩萨德特工尝试将致命毒药喷射到哈马斯领导人的耳朵里，结果在约旦被逮捕。

这些行动几乎都被认为是以色列发动的，虽然以色列很少宣称对这些行动负责。这样做是为了通过暗杀少数激进分子来威慑更多人，让他们明白，不管躲到哪里，以色列都可以找到他们。

2000年底，这一政策再次发生改变。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在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支持下，暴力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色列的对手不再是普通民众，而是武装精良的巴勒斯坦武装部队，其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的频率和效率可以同工厂的流水线媲美。

在一次行动中，身着便装的国防军战士朝塔齐姆军事组织(3)的一名资深激进分子射击，导致他在位于杰宁的家门口当场死亡。几周后，另一名激进分子在手机被引爆后死亡。巴勒斯坦各个激进组织的领导人明白，以色列很可能又回到了慕尼黑惨案后的暗杀政策时期。这一判断在2000年11月得以证实，当月，以色列第一次公开承认其在伯利恒附近发动了定点清除行动。一架以色列阿帕奇直升机向一辆汽车发射了一枚激光制导导弹，塔齐姆高级领导人侯赛因·阿巴亚特被杀。几个月后，阿拉法特手下的第十七突击部队军官马苏德·伊亚德在另一次直升机袭击中被杀，以色列声称他正筹划在加沙地带建立真主党武装的秘密基地。

武装直升机的使用（特别是在约旦河西岸）标志着以色列将冲突强度升级。每当利用飞机执行暗杀，以色列都会宣布负责。

一名来自以色列国防军精锐侦察部队的战士正在约旦河西岸执行任务（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随着辛贝特和以色列国防军暗杀人数的上升，以色列境内自杀式袭击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之前的第一次因提法达中，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死亡人数比为25∶1，但现在，死亡人数比达到3∶1。[3]

截至2001年年中，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公交车、熙熙攘攘的咖啡店和人潮拥挤的舞厅实施了几十次自杀式袭击，因提法达完全没有结束的迹象，许多人都要求以色列领导人采取更加强势的行动。不管怎样，要想阻止恐怖袭击潮的蔓延，他们必须做些什么。

以色列无法逮捕每一名激进分子，特别是那些活动在加沙地带腹地的激进分子。所以，国防军指挥官决定精简定点清除的目标，专门暗杀激进组织的领导头目，从而摧毁敌方指挥链。时间很紧迫，以色列很快起草了司法准则，批准了大体上的战术标准。民众的支持也加快了这一措施推进的速度，根据2001年7月一份报刊的民意调查结果，90％的以色列人支持这一战术。

国防军总参谋长随身携带存有数百名通缉人员的信息簿。有时，名单上的人数超过1000人。所有的定点清除目标都来自这个名单，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塔齐姆等不同激进组织都在名单中被以不同的颜色进行了标记。一旦一个目标被清除，他的名字上就会被打上叉。

但2002年7月，民众对这一战术的支持率开始下降。哈马斯军事组织负责人萨拉赫·谢哈德在以色列通缉人员名单中排在第一位，他是哈马斯运动的推动者之一，也是该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和武装行动方案的制定者。他直接策划和实施了多次造成以色列重大人员伤亡的武装袭击，但由于他身处加沙，并不断更换住所，以色列根本无法实施逮捕。

空袭行动被批准，7月22日，一架F-16战斗机向谢哈德在加沙城的住地投掷了一枚1吨重的炸弹，除了谢哈德和他的助手，还有13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国际社会立即提出强烈抗议，指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过度使用武力，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色列的一个非政府人权组织甚至向国家最高法院提出请愿。迫于压力，政府不得不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这次空袭的合法性。

虽然最高法院在2006年最终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判定定点清除合法，但国防军明白，他们再也不能为了消灭躲在平民中的激进分子而投掷1吨重的炸弹或发射“海尔法”导弹。为了最大限度减少附带毁伤，国防军不得不研发精度更高的武器，制定更严格而明确的战术程序。

这一时期以色列研制出了一种炸药当量仅为200克的弹头，这种导弹可以炸毁高楼中的一套公寓房，或行驶在拥挤道路上的一辆汽车或摩托车，却不会对旁边的人造成致命伤害。

情报搜集方法也得到调整，同时以色列加强了对实施定点清除前决策过程的控制。无人机的使用频率则大幅上升，在无人机没有事先对目标进行侦察的情况下，以色列很少会发动定点清除行动。

武器和情报还远远不够。许多激进分子藏在医院、清真寺甚至私人住宅等民用设施中，这让国防军感到非常棘手。定点清除行动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权衡袭击造成的整体结果和单个激进分子死亡的利弊。换句话说，如果被通缉的激进分子躲在医院里，那么消灭他带来的价值同对整个建筑物的轰炸所造成的损失显然不成正比。如果他躲在家里，身边只有一两个平民，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以色列很可能会做出袭击的决策。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2009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为适应战场的变化，制定了一个被称为“敲屋顶”的新战术。当时“铸铅”行动已经开展几天，这是三年半之前以色列从加沙单边撤离后针对哈马斯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前一年辛苦搜集而来的情报显示，加沙地带大量房屋被用作武器储藏点。但国防军明白，虽然这些房屋已成为合法军事目标，但不能直接轰炸。于是，在行动前，国防军和辛贝特会搜集相关的电话号码，然后通过电话向居民发出警告，让他们在轰炸前撤离。这个办法在前54次都被证明非常有效，但第55次使用时却失败了。

那天，在接完电话后，居民爬到房屋的屋顶，并站在那儿向国防军的无人机挥手。在国防军总部，人们就如何应对这一局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空袭行动被迫取消。

第二天，国防军给另一户人家打电话，没想到，同样的一幕再次发生。当天在作战室的一名国防军军官回忆说：“当时我们明白，我们已经失去了战术上的主动权。”

这让国防军陷入一个两难境地。如果不轰炸这些房子，藏在地下室的火箭弹第二天就可能落在以色列。但由于房屋内有妇女和儿童，以色列无法进行轰炸。

这时，来自南部战区司令部的几名军官想到一个新办法：先打电话，等居民爬到房顶后，命令附近的武装直升机向房顶的角落发射小型导弹。他们考虑使用弹头很小、弹片散布面有限的导弹，只要把控得好就不会造成人员伤亡。

在最早使用这一新战术的一个案例中，国防军先按照常规程序，给一栋三层楼建筑中所有住户打电话。根据以色列情报，该建筑地下有一个大规模哈马斯武器储藏点。电话这头的国防军军官用阿拉伯语敦促居民在这栋楼被轰炸前立即离开，这些居民并没有被吓到，他们爬到屋顶，朝着天上他们看不见的无人机挥手。很明显，他们并不打算离开。

这时一架武装直升机接到命令，朝建筑旁的空地发射机枪弹。站在楼顶的部分居民明白了国防军的意思，匆忙离开了那栋建筑。但意识到自己的房子可能会被摧毁，很多年轻人坚定地留在屋顶。

这时，飞行员得到命令使用导弹攻击屋顶的一个角落。当导弹击中建筑后，留在屋顶的人明白自己的存在并不能阻止以色列摧毁这栋建筑，于是也选择了逃跑。最后，空军可以从容地轰炸这栋无人建筑。记录轰炸过程的视频显示，建筑的倒塌导致藏在地下的武器库发生一系列二次爆炸。这一次，以色列彻底“敲破”了巴勒斯坦人的屋顶。

使用新战术后，以色列国防军发现平民伤亡人数不断下降。2002年，平民和战斗人员的死亡比例为1∶1，也就是说，国防军每消灭1名战斗人员，就会有1名平民丧生。截至2009年初，这一比例下降到1∶30。

这一比例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国防军独特的战术，另一方面，空袭中使用的大量精确武器和智能炸弹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铸铅”行动中，国防军在加沙地带发射了超过5000枚导弹，其中81％为智能炸弹，这一比例在现代战争中是史无前例的。相比之下，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初期，多国部队所使用导弹中只有68％为智能炸弹；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这一比例只有35％。[4]

随着平民伤亡的减少，以色列政府对国防军作战能力的信心得以提升。由于国防军在成功清除激进分子目标的同时将平民伤亡降到最低，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施压也小多了。

发生在美国的“9·11”袭击事件是定点清除战术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事件后，美国发现自己的敌人根本不是常规军队，而是穿着平民衣服、藏在妇女儿童当中的武装分子。为此，美国派出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到南部战区司令部学习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追捕激进分子的经验。他们感兴趣的不仅是以色列国防军运用的战术，还包括国防军将线人、辛贝特特工、高科技侦察手段、军事情报分析员和空军等因素进行充分整合的能力。

随后，布什政府也决定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定点清除战术。2009年后，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扩大了这种战术的适用范围，针对许多恐怖组织和国家发动了定点清除行动。2016年，美军透露他们在空袭伊拉克“伊斯兰国”目标时也使用了“敲屋顶”战术。

起源于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战术成为反恐战争的全球标准。

但为什么是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如何能制定打击恐怖主义的世界标准？

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在特拉维夫两座普通大楼里的工作人员身上找到答案。这两座大楼位于城市的不同方向，一座是辛贝特总部，这里聚集着以色列最优秀的一线特工，另一座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总部，许多原始情报都汇聚到这里由年轻的国防军战士和军官进行分析。在这两栋大楼里，以色列的创新战术、高科技武器与情报特工和分析员构成的人才库被有机整合在一起。

在声望上，拉卡兹课程之于辛贝特就像以色列空军飞行学院之于国防军一样重要。每年，数千名25—30岁的以色列公民都为加入这个课程展开激烈的竞争，但入选者很少，能完成培训的就更少了。

参加该课程的人员首先需要在被称为“乌尔潘”(4)的辛贝特语言学校上课。在建国初期，大多数拉卡兹学员都出生在阿拉伯语国家，他们在一次次移民潮中来到以色列。而最近20年，许多报考者都不会阿拉伯语，但经过为期42周的强化训练后，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能同巴勒斯坦商人、政客和农民自由交流，还能在网上用阿拉伯语通信。他们不仅精通语言，还能熟背《古兰经》，熟知希伯伦地区巴勒斯坦人的习俗和文化，了解他们和杰宁、加沙等地巴勒斯坦人的区别。

从乌尔潘毕业后，拉卡兹学员将被送到辛贝特情报学校进行为期10个月的培训。在这期间，培训者将放弃之前的身份，成为以色列反恐无形战线上的一员。与此同时，培训者还会得到一个化名，不管是在雇佣线人时，还是在特定地理范围的责任区内从事其他活动，他们都使用化名。

经过培训，拉卡兹学员会尊重敌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和伊斯兰文化。当握手时，对方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当他和线人通过电话交谈时，他会记住对方提供的信息，还会注意线人的情绪和语调，甚至线人身边的声音。拉卡兹学员对线人的情况掌握得非常全面，包括他们的儿子数学考试是否及格、他们配偶的生日是哪天以及当地社区这周的新鲜事。

一名优秀的拉卡兹学员要不断深化自己对责任区在人口结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了解。他要不断熟悉不同部族、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掌握当地富人所居住街道的地形，甚至得知道昨天谁结婚了，谁在父亲病逝后能得到一大笔遗产。

经过训练的拉卡兹学员对一切保持怀疑。当他看到一名妇女披着头巾走在街上，他必须仔细排查，确保她不是一名以色列追捕多年的恐怖分子；当希伯伦舒哈达街的商店罢工停业，他必须思考，这里是否有人准备发动恐怖袭击；当纳布卢斯附近的巴拉塔难民营有几个居民突然购买大量罐装食品，他必须想到，他们是不是藏匿了通缉犯或被绑架的以色列士兵。每一名辛贝特特工都坚持这样的原则：“并非每件事都像你表面看到的那样。”

拉卡兹学员必须不断保持思考状态。他们通过个人关系和相互信任获得情报，这种工作方式已成为他们的传统。但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他应该和线人建立非常亲近的关系，还是应该保持一定距离，从而维持自己的威信？拉卡兹学员可以让线人冒生命危险去获取情报吗？如果激进分子小组的负责人对一名线人起了疑心，命令他射杀一名国防军士兵以表忠诚，该怎么办？

辛贝特前任局长雅科夫·佩里以前就是约旦河西岸的一名拉卡兹学员。他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说服的艺术”，因为他要说服巴勒斯坦人背叛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同以色列合作。他解释说，辛贝特最得力的线人并不是通过提供金钱、医疗和出国等利益获得的，也不是通过威胁，而是通过拉卡兹学员的个人魅力。

拉卡兹学员的工作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以前，激进分子小组的结构非常明晰，每个小组的负责人都有一个助手，手下还有一批固定的成员。现在，激进分子小组可由海外总部进行指挥，成员虽然都来自约旦河西岸，但互不相识。2015年，辛贝特就在约旦河西岸发现了指挥部门设在加沙、卡塔尔甚至土耳其的激进分子小组。

在这类激进分子小组中，虽然成员相互不认识，但每一名成员都构成暴力袭击的重要一环。比如，第一名成员负责购车，将车停在第二名成员租好的房屋旁，第三名成员在汽车内安装炸弹，第四名成员将车开到目标附近，最后，第五名成员通过电话引爆汽车炸弹。

2014年夏天以色列打击加沙地带哈马斯的“护刃”行动中，拉卡兹学员和国防军纳哈尔旅的战士们一同进入加沙北部的贝特哈农。拉卡兹学员对当地的了解让纳哈尔旅的步兵军官非常惊讶：他们熟知街道和部分居民的名字，甚至知道哈马斯激进分子家中厨房暗门后藏着什么。战士们进入加沙前就知道了这一切。

为了获取这些信息，除了线人提供，对加沙地形的研究也很重要。以色列空军在训练中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模拟器，飞行员可以在执行任务前通过模拟器操作虚拟飞机演练轰炸操作，模拟器中的地形和未来目标附近的一模一样。

以前，来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威胁主要是枪击、石块、燃烧瓶，有时威胁也来自组装管状炸弹和路边炸弹的炸药实验室。但近几年，辛贝特的拉卡兹学员还需要关注地道、导弹的研发和生产、伊朗导弹的走私以及哈马斯对无人机的使用。拉卡兹学员这会儿可能同一名巴勒斯坦商人在聊税收和加沙烦琐的进出口手续，几分钟后又会和一名挖地道的人聊天，了解最近走私到加沙的一款新型火箭弹的尺寸和型号。

这项工作是头脑的竞争，必须不断尝试领先敌人一步。

在特拉维夫另一边也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建筑，这里是军事情报局总部。以色列搜集到的所有情报都被汇集到位于总部的情报研究处。该处的工作就是将从间谍、卫星、无人机、媒体等信息源获取的海量数据进行筛选和分析，并对未来形势进行预判。伊朗会违反2015年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被称为P5+1）签订的协定吗？马哈茂德·阿巴斯会无条件答应同以色列重启和平谈判吗？约旦阿卜杜拉国王的政权究竟是否稳定？

对于这些问题，情报研究处需为以色列军队和政治领导人提供最合理的预判。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牵涉许多不断变化的因素。

2014年8月中旬，许多情报分析员聚到一起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时，“护刃”行动已开展40多天，以色列迫切希望缩短行动时间，尽早结束战斗。但最终，这场行动又持续了一周时间，成为1948年以来耗时最长的一场战争。情报军官在进入会场前将手机放在场外一个棕色的特殊盒子里。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正在对以色列进行窃听，即使关机，手机仍然可能通过远程控制被用作窃听设备。

战士们将这个办公室简称为“沙特兹”，只有拥有最高安全权限的官员才能进入。房间的入口是一扇厚钢板做成的门，通过旁边的电子键盘控制。闭路摄像头对这里保持全程监控。房间内的一面墙上挂着一面真主党旗帜，上面写着对不久前一位退役军官的祝福语，这面旗帜时刻提醒着人们敌人的存在。房间里另一扇通过密码键盘控制的门通往一个小型作战室，室内有很多电视屏幕、电脑和能直接接通相关国防军和辛贝特办公室的加密电话。在这里，不间断值班的战士们紧盯着屏幕，分析各种画面，为无人机操作员提供寻找目标的线索。这些工作看似徒劳，一旦成功，收获巨大。

“沙特兹”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一个精锐单位。每次在加沙开展行动前，该小组的成员都会负责拟定暗杀名单，寻找那些以色列试图消灭的目标。为了做到这一点，“沙特兹”小组需要掌握关于目标的所有信息，包括他们的生活习惯、住所、经常去的地方，有时还包括他们的幽会之处。这些信息需要不断更新，以便在袭击命令下达后他们能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目标。

让我们回到2014年8月的会议。在会上，情报军官们提出了几个重创哈马斯从而使其放弃火箭弹袭击的方案。他们很快达成一个共识：必须清除哈马斯高级别激进分子。国防军知道他们当中很多人的位置，但问题是，他们大多隐藏在医院、清真寺等地，或故意让很多平民生活在他们的住家周围。考虑到附带毁伤，特别是对平民造成的伤亡，大多数袭击行动都无法顺利开展。

但这次会议明确地提出一个新的方针：全天候搜集高价值目标的信息，增加可行的袭击目标。与此同时，安全内阁随时可能授权这些分析员消灭某个哈马斯高级别激进分子，他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几天时间已经过去，“沙特兹”办公室中，人们一如既往地忙碌着。星期五，连续11个周末都在值班的S中尉（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规定，任何出版物不得公布情报军官的全名）难得有机会休息一会。但没想到，几小时后，他的“山玫瑰”手机（Mountain Rose，军队配发的一款由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加密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电话里，他的指挥官说：“行动被批准了，我们现在去找古勒。”

原来，安全内阁刚刚批准了对哈马斯的资金募集者穆罕默德·古勒进行定点清除。古勒之前将数百万美元调拨到该组织的武装部队，并资助了多条通往以色列的地道的修建。但相对于他手头一沓沓的美元和谢克尔，他头脑里的信息更有价值。他知道银行账号，熟悉开罗和安曼可靠的货币兑换人，也知道在埃及边界通过哪些走私地道能将钱运到加沙。

以色列2008年公布的一张显示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训练营的照片（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沙特兹”的电脑屏幕显示着无人机从古勒家上空发回的画面。他一直和妻子以及3个孩子躲在家里，但根据最新情报，他妻子准备带孩子回一趟娘家，古勒将有一段独处的时间，这正是以色列苦苦等待的时机。不久后，一辆汽车停在他家门前，古勒的妻儿上了车。但不到1分钟，古勒也走出了房子，来到车上，驾车离开。无人机确认了车上没有其他人。

从家里出来时，远处以色列空军轰炸该地区的爆炸声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沙特兹”军官已经对他可能经过的道路进行了分析，并确定了一些理想的袭击地点，最终选择了一个既能杀死古勒又不会伤及他人的地点。在这一过程中，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军总参谋长还打来电话，询问行动进展。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名正在值班的空军高级军官，只有他能下达最终袭击命令。

无人机跟踪了古勒一段时间，他将车开到另一户人家，从车上拖出一大袋东西，可能是交给一组哈马斯人员的现金。虽然已经得到授权，但这位空军指挥官还在等待时机，他希望不造成任何平民的伤亡。当导弹最终发射后，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强烈的爆炸炸碎了古勒的那辆银色小轿车，他当场死亡。许多美钞被炸到半空中，然后飘落在街道上。

S中尉刚服兵役时在空军管理新兵，后来被提拔为排长。由于人格魅力和领导能力都很出众，很快被空军高层看中，当时高层正在发掘一批聪明的创新型军官从事空军情报工作。具体而言，这项工作包括研究袭击选项、创建目标库、思考追捕通缉人员的创新方法。

经过3年的训练（其中包括极为苛刻的安全和人格测试），S被任命为一个情报单位中追踪加沙地带高级别激进分子的负责人。他掌握了情报工作的窍门，知道如何拼凑各种零散的信息，准确地预测那些同以色列斗智斗勇的目标人物未来的行为。几个月后，他又负责指挥两个研究小组。才20多岁的S和同事们一起，已经开发出一种用于军事情报工作的特殊研究工具。

许多年轻的国防军战士像S一样在关键岗位工作，他们认为相对于世界其他情报部门，年轻人担当重任的做法是以色列的一大特色。

他说：“我们迫切希望改变现状。我们经常谈论如何进行创新，提出颠覆规则的方式和想法。这绝对是一个优势。”

在以色列，像S这样的年轻情报分析员能够直接同军队和政界高层见面。他们在工作中逐渐成长，不断随机应变，处理突发情况。对S和他的同事而言，战场从来就是近在咫尺的。

他说：“我的工作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因为我在保护自己的家人、朋友和祖国。我每天都能看到自己工作的结果，就算当天看不到，也可以在下一场战争中看到。”

许多国防军情报分析员都要做出事关生死的决定，S只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每天都要追踪激进分子，观察看上去再寻常不过但疑似藏匿有哈马斯或真主党火箭弹和其他武器的公寓楼。如果他掌握的一个目标在移动，监视系统的操作人员会马上通知他。如果他监视的一栋建筑开始装修，他会立马将其标记下来。总之，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一切都要用怀疑的眼光审视。

S和他的同事每天都会收到目标人物的日常行动情报，他们能猜到，目标出门是去见情妇还是探望母亲，是去超市还是自助洗衣房。一旦这些分析员发现情况异常，他们有权发出预警，让军队高层召开紧急会议。这些年轻人承担的责任是其他西方军队无法想象的，但在以色列，这样的军官有数百名。

据报道，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战术多年来被运用在国家各条战线和相关“利益地区”。由于目标每天都在变化，以色列在这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东正处于历史性动荡当中，传统边界也在变化，这一点在叙利亚表现得尤为明显。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前，以色列情报机构监控的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支等级明晰的军队。但到2016年，叙利亚的局势变得非常复杂，这里有真主党武装分子、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基地组织小组和数千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一座叙利亚城市可能被巴沙尔·阿萨德控制，但几英里之外另一座城市却被“伊斯兰国”控制。

国际社会并不支持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以色列经常因为发起定点清除行动而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以及违反国际法。国际社会的持续施压迫使以色列加强对行动开展和目标确定的法律监督。

由于周边和整个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与常规军队的控制力在不断下降，以色列虽然仍需袭击对手的关键基地，但实现这一点变得极为复杂。哈马斯、真主党或“伊斯兰国”等组织没有明晰的权力来源，它们通常没有领土，更不要说明确的基地。但另一方面，它们始终拥有领导者，其关键指挥官或武装人员的死亡能给这些组织带来致命打击，迫使其终止军事行动。而这正是“沙特兹”的使命所在。

(1) 以色列地的英文为the land of Israel，主要指古代以色列王国所在地，区别于现代以色列。——译者注

(2) fedayeen，阿拉伯语中“自我牺牲者”或“敢死队”之意。一般指20世纪50年代攻击以色列的阿拉伯敢死队员。——译者注

(3) 法塔赫下属军事组织。——译者注

(4) 由于建国以来以色列需要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以色列有许多希伯来语速成学校，这些学校统称为“乌尔潘”。——译者注

第七章　网络病毒

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南200英里左右的纳坦兹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这里以凉爽的气候、优质的水果、陶砖建筑和附近一些苏菲教团圣地而闻名。

2002年8月14日，这座小城竟然登上了世界各大报刊的头版。原来，一个名为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NCRI）的伊朗反政府组织，在华盛顿特区的威拉德酒店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该组织揭露了伊朗在纳坦兹附近的地下修建有一处戒备森严的铀浓缩设施。

这立刻成为一个爆炸性新闻。全世界都知道伊朗在布什尔建有核反应堆，这项工程最早由德国人启动，后来又得到俄罗斯人的支持，但德黑兰一直声称核计划属于和平性质。多年来虽然一直存在关于秘密场所的传言，但从未被证实。在伊朗广阔的沙漠地区要找到这些核设施谈何容易。

当天在华盛顿，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不但揭露了纳坦兹的核秘密，还公布了阿拉克附近正在建设中的一个重水反应堆。要不了几年时间，阿拉克反应堆就可以生产武器级钚。

但相对而言，人们更关注纳坦兹，因为那里的设施不是一般的设施。该设施戒备森严，并修建在地下。每一个地下室都有70英尺深，为了阻止空对地导弹穿透，地下室上面不但有很厚的混凝土层，还有钢板层，一般空袭对它根本不起作用。显然，伊朗人吸取了1981年伊拉克核反应堆被以色列空袭炸毁的教训。

许多分析人士马上怀疑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公布的信息实际上是摩萨德提供的。但不管信息源自哪里，后果都一样。伊朗秘密修建核设施被抓了个现行，全世界再也无法忽视发生在伊朗的事情，毫无疑问，阿亚图拉正在制造核武器。

以色列借此大肆宣传伊朗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对伊朗施加压力，这一措施很快产生效果，联合国核监管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最终被允许检查纳坦兹。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员确认，纳坦兹设施中安装有先进的离心机，这些离心机是根据来自巴基斯坦的图纸的参数建造的。

出于对伊朗核计划和伊朗追求地区霸权的担心，海湾国家不遗余力地让这个问题出现在国际会议议程当中。以色列也一样，反复声称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面上，包括军事选项。伊朗革命卫队并不认为这些威胁属于虚张声势，他们加强了在核设施附近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的部署。

纳坦兹核设施的目的非常明确。该设施有两个地下室，每个地下室的面积约10万平方英尺，能够容纳数万台离心机。这种大型钢铁机器专门用来提纯浓缩铀。如果伊朗想拥有核武器，首先要在这时进行浓缩铀的提纯。

然而，2009年，纳坦兹核设施发生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许多离心机莫名其妙地停止工作。一天，地下室一边的一排离心机坏了，第二天，另一边又坏了几排。看上去这些故障之间并没有联系，控制离心机级联的电脑显示，一切工作正常，伊朗人百思不得其解。

不久后的2010年1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确认，伊朗已经暂停了纳坦兹核设施的作业。几天后，意识到这个消息已经泄露，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轻描淡写地承认伊朗的敌人对很多核设施的电脑造成了有限的破坏。他还说，问题的根源已经发现并得到控制。

他在撒谎。在纳坦兹将近9000台离心机当中，有1000台因故障报废。也就是说，某个敌人在不开一枪的情况下就干掉了伊朗超过10％的离心机。

问题是，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这一切起源于“奥运会”。此“奥运会”并非体育比赛，而是一个密级很高的网络武器研发计划，是以色列和美国在2006年启动的一次秘密行动。主要目的是阻止伊朗核计划。[1]

不管对以色列还是美国，这都是一个全新的想法，谁也不知道能否成功。但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网络武器不会留下任何指纹，让敌方无迹可寻。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或美国不需要派战斗机对伊朗核设施进行轰炸，但其毁灭性并不亚于导弹袭击。

这次美以合作是在两国防务关系空前紧密的背景下展开的。当时的以色列还没有完全从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美国则在试图缓解以色列对伊朗的担忧。如果网络武器联合研发项目能延缓以色列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么在白宫看来就是值得的。

这次行动的目标选取为纳坦兹，说得更具体些，是那里控制着一排排离心机的西门子工业计算机系统。

这种后来被称为“震网”的蠕虫病毒针对的是控制离心机马达转速的设备，离心机只有通过马达的高速运转才能实现浓缩铀的提纯。“震网”病毒修改控制电机的变频器的频率，首先将电机加速到1400赫兹，接着又降到2赫兹，让电机慢得快要停下来，然后又升高到1000多赫兹。

总之，“震网”病毒不断加快和减慢伊朗离心机电机的转速，直到电机烧坏。

一开始，伊朗人不相信纳坦兹的问题是由电脑病毒引起的，因为核设施的电脑并没有连接国际互联网。后来他们发现，唯一的可能就是一名隐蔽特工利用移动存储介质将病毒拷贝到核设施的一台电脑上。

为了确保行动成功，将蠕虫病毒复制到纳坦兹的计算机系统还不够，攻击者还需知道伊朗计算机系统的具体布局，甚至要精确到每一条传输数据的线路。这样一来，蠕虫病毒才能确定感染路径，从一个系统跳到另一个系统。换句话说，以色列和美国必须获得计算机网络系统布局图。

接下来，他们还要弄清谁的电脑能被感染，从而将其当作进入纳坦兹网络的跳板。在这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完全依赖以色列，他们相信，以色列的线人已经打入到伊朗核设施内部。[2]

这种方法并非以色列和美国的首创。2008年，一名美国士兵在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附近发现了几个U盘，有人已经在U盘中植入了计算机蠕虫病毒，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本能地捡起U盘，插入电脑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该士兵也不例外。策划这次行动的外国情报机构就等着美军士兵上钩，最终他的行为给美军带来巨大的损失。该蠕虫病毒入侵到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计算机系统，美国花了14个月时间才将其彻底清除。[3]

据报道，“震网”病毒由以色列和美国的团队共同开发。在以色列，这项工作由8200部队（其在国防军的职能相当于美国国家安全局）主导，摩萨德辅助。[4]在美国，该项目主要由国家安全局负责。8200部队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这个项目上合作了很多年。

“震网”病毒在伊朗爆发后，德国信息技术专家拉尔夫·兰纳是最早分析病毒代码的独立专家。当看到病毒的15000行代码时，他目瞪口呆。根据他的分析，该“蠕虫”病毒使伊朗核计划推迟了两年的时间。[5]

他说：“从军事角度看，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兰纳和其他专家发现这种病毒已经在伊朗电脑中潜藏了好几年，并成功扩散到10多个国家，大概有10万台电脑发现被感染，其中8万台在伊朗。

艾哈迈迪-内贾德提到的“破坏”活动远比人们想象的严重，“震网”病毒不仅是一种电脑病毒，还是一种引发新规则、改变现代战争形式的武器。

电脑专家很快断定以色列是这种蠕虫病毒的制造者，因为以色列阻止伊朗核计划的动机最强，其在伊朗核问题上发声也最强烈。此外，人们还在代码中发现了其他线索：代码中有一个日期和“番石榴”一词，前者显然指的是一位伊朗犹太慈善家被刺杀的日期，后者可能暗指以斯帖(1)，她是古代波斯王国的犹太裔王后，犹太传统节日普林节正是为纪念她的英雄事迹。[6]

对于是否参与了这次网络作战行动，以色列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我们还有一条线索。2011年，一位国防军总参谋长退役时，根据传统，军队为他举行了一场告别会，总理、总统、国防部部长和军队高层等国家领导人都来到现场。告别会上播放了一部展现这位国防军指挥官军旅生涯的短片，其中提到他亲自参加过的1982年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以及他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指挥过的许多次作战行动。在视频最后出现了代表他指挥过的行动的另一幅画面，“震网”两字在屏幕上快速闪过。

表面上看，以色列和伊朗的敌对关系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两个国家没有共同边界，是中东地区仅有的两个非阿拉伯国家。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两国很快就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然而，1979年发生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改变了一切。在那之前，有传言说以色列考虑卖给伊朗先进的弹道导弹，但在那之后，它们从好友变为宿敌。

一开始，双方的冲突主要是由于伊朗对反以激进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以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但到20世纪90年代晚期，以色列情报机构确定伊朗正在全力研制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成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矛盾焦点。

其实，早在几十年前，伊朗就在美国的支持下启动了核计划。伊斯兰革命结束后，毛拉们一度暂停了这项工作，但他们很快意识到核计划的另一个潜在作用：核武器能让伊朗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2002年，以色列加强了对伊朗核计划的遏制。那一年，阿里埃勒·沙龙总理任命国防军退役将军梅厄·达甘为摩萨德局长，摩萨德是以色列一个神秘的间谍机构。

在国防军服役的几十年中，达甘声名远扬。他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也是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战术大师。他以勇敢著称，曾从敌人手里夺过一枚手榴弹，并因此获得英勇勋章。

1970年，时任南方司令部司令的沙龙任命达甘指挥一支被称为“萨耶雷特·里蒙”(2)的部队，这支部队的战士常常化装成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发动突袭，抓捕巴解组织的激进分子。

达甘担任摩萨德局长期间的工作基调可以从他办公室的装饰中看出来。他的房间很简朴，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有一位留着长胡子的犹太老人，他身披塔利特（犹太祈祷披巾）跪在地上，面前站着两名纳粹战士，一人手里拿着棍子，另一人拿着枪。

达甘经常会对客人说：“看这张照片。跪在纳粹分子面前的人就是我的爷爷，这就是他被杀害前的场景。我每天都会注视这张照片，我绝不会让大屠杀再次发生。”

据说，在达甘的领导下，摩萨德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伊朗科学家的人数开始减少。有的人投向西方怀抱，还有的人则在德黑兰街头被蒙面枪手刺杀。

2007年1月，伊朗资深科学家阿尔达希尔·侯赛因普尔被发现死在伊斯法罕转换站的办公室里，很多人认为他是被“毒气”杀死的。2010年1月，伊朗另一名关键的核科学家马苏德·阿里·穆罕默迪被杀，一辆装有炸药的摩托车在他位于德黑兰的家门口被引爆。同年11月，一颗炸弹在德黑兰市中心爆炸，另一名高级核科学家马吉德·沙哈里阿里被炸死。

为了阻止伊朗核计划，暗杀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关于破坏行动的报道也从未停止过。2007年，纳坦兹用于调节电压的电力组件神秘地发生了爆炸，几十台离心机被摧毁。此外，以色列间谍机构还同世界各地的公司达成合作，当伊朗为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购买设备时，这些公司会故意卖给伊朗有问题的硬件。

虽然摩萨德延缓了伊朗的核进程，但阿亚图拉们并没有放弃。他们从福利项目、医疗系统和大学挪用大量资金，给科学家配备保镖，并禁止其出国。各地的安保也变得极为严格。

2005年前后，以色列情报部门得出结论，伊朗已经掌握了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所有技术，一旦做出决定，很快就能具备这一能力。如果以色列不能很快想出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办法，军事打击将成为唯一选项。但军事打击很可能引发大规模战争，许多人认为这将给两国带来悲剧性后果。

“震网”病毒事件并不是世界上第一次网络攻击，但其产生的效果让世人感到非常恐惧。在此之前，针对国际互联网网站的攻击所产生的损害比较有限。比如，2007年，针对爱沙尼亚的一次网络攻击导致银行、政府各部门和当地媒体的网站短时间崩溃。“震网”病毒则不一样，它可以让一个国家的铁路系统停止运行，或关闭一座城市的电网。正如时任俄罗斯驻北约大使德米特里·罗戈津所言：“震网”病毒可以引发“又一次切尔诺贝利事件”。

伊朗决定发起反击。“震网”病毒被发现后不到一年，伊朗就成立了自己的网络部队，斥资10亿美元发展起强大的网络攻防能力。

伊朗计算机专家明白，“震网”病毒只是冰山一角，接下来很可能会有技术上更先进、破坏性更强的网络病毒攻击。的确，2012年，伊朗发现全国很多电脑都感染了另一种被称为“火焰”的病毒。据说，这种由以色列和美国联合研发的病毒主要用于掌握对方计算机网络的架构，并从被感染的计算机上窃取数据。[7]

作为回应，伊朗获得了在暗网上操作的新工具。暗网是国际互联网的阴暗面，有很多敌对势力和网络罪犯都活跃于此。有人认为，伊朗还在暗网上与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真主党分享了知识和技术。一旦同以色列爆发战争，这个平台将让伊朗力量倍增。

同年，美国情报机构透露，伊朗的网络能力在“深度和复杂性”上大幅提高。“震网”病毒出现两年后，伊朗也加强了网络攻击活动，攻击对象包括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卡塔尔一个天然气公司和多家美国银行。[8]

为了应对伊朗日益发展的网络能力，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召见他的军事秘书举行了一次特殊会议，讨论以色列的下一步对策。虽然以色列拥有强大的网络防御系统，但考虑到伊朗网络能力的发展，内塔尼亚胡担心其会突破这些防线。军事秘书建议内塔尼亚胡咨询自己以前在空军的战友艾萨克·本-伊斯雷尔，现在他是国家安全和安全技术方面的国际知名专家，在网络战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

几天后两人安排了一次见面，从内塔尼亚胡的话中，本-伊斯雷尔体会到时间非常紧迫。为了阻止和防御伊朗可能发动的网络攻击，以色列必须采取行动。来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黑客愿意为最高出价者提供网络武器，这让以色列如坐针毡。

本-伊斯雷尔的经历是一个典型的以色列成功者的故事。他1949年出生，父母都是以色列建国前犹太地下武装组织莱希的成员，所以，本-伊斯雷尔从小就知道安全对以色列的重要性。

高中毕业后，他以学术兵的身份加入了国防军，继续学习物理和数学，很快成为一名极具创新性的思想者，参与了多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在空军情报系统多个岗位都工作过。1972年，本-伊斯雷尔研制了一种新型战斗机轰炸系统，大大提升了“鬼怪”式战斗机的攻击力，并因此获得著名的“以色列国防奖”。一年后，在赎罪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以色列100多架战斗机被击落，他和空军高层一起出谋划策，并同其他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一起开展恢复以色列空军战斗力的工作，重新确保了空军的技术优势。

1992年冬天，本-伊斯雷尔在柏林参加了同德国军方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德国同事们谈到互联网及其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前景。本-伊斯雷尔不太明白他们所谈论的内容，德国军官答应把一些相关学术论文发到他的邮箱。其实，德国军官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因为1992年底，最初由美军作为军事项目研发出来的互联网刚进入民用市场，以色列也才开始接触互联网。

回到特拉维夫后，本-伊斯雷尔阅读了大量美国作家和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作品，包括《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财富的革命》等著作。托夫勒谈到在互联网控制下的世界景象，本-伊斯雷尔对此很感兴趣，他的脑海里不断思考着这对以色列国防军和未来战争意味着什么。

1995年，本-伊斯雷尔认为以色列国防军应该成立一个从事计算机作战的单位，当时人们甚至还没有使用“赛博”（Cyber，电脑网络的意思）一词。他找到国防军总参谋长，出乎他的意料，总参谋长居然同意他的想法，并拨出一大笔预算。但空军得知这个消息后，许多军官希望能保持空军在科技上的既有优势，因此马上站出来反对说：“现在投资这项技术为时过早。”

尽管遭到反对，但本-伊斯雷尔还是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者，他就是来自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年轻军官平哈斯·布克里斯。布克思斯曾在总参谋部侦察部队担任指挥官，立下许多战功，因参加过多次重大行动而在军界闻名，包括1976年在乌干达恩培德机场解救法航班机人质的行动，正是通过这次英勇的突击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向全世界证明了它的远距离作战能力。

布克里斯后来成为8200部队的指挥官和国防部总司长，当时作为一名年轻上校，他就决定在军事情报局下成立一个负责监督网络作战的单位。本-伊斯雷尔和布克里斯一致认为，这个单位将致力于基于计算机的攻防行动。很多人当时甚至都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但不久以后，包括利用计算机攻击敌人的各种想法都开始产生。

1998年，本-伊斯雷尔晋升为少将军衔，被任命为国防部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局长。他的任务很多，一方面，国防部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要持续为当下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它还需保持对未来趋势的关注，发明能够让以色列赢得未来战争的武器。很快，网络战研究就成为本-伊斯雷尔的重点工作之一。

2000年，本-伊斯雷尔致信埃胡德·巴拉克总理，提醒他以色列极易受到计算机攻击。他告诉巴拉克，一旦敌军发现国防军成立了计算机部队，很可能提前发动网络攻击，让整个国家陷入停滞。这可能对以色列各个行业造成严重破坏。

当时，巴拉克正忙于和亚西尔·阿拉法特达成和平协议，以避免巴勒斯坦再次发动起义，但他非常重视本-伊斯雷尔信中提到的问题，于是下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以色列水、电、气等关键基础设施上的脆弱性进行评估。这项工作持续了一段时间，两年后，政府正式成立了一个被称为“雷埃姆”（“国家信息安全局”的希伯来语缩写）的新部门，专门负责保护国家的基础设施。

2011年，内塔尼亚胡会见本-伊斯雷尔，批准成立几个研讨以色列如何备战未来战争的工作组，而网络攻击无疑是未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伊斯雷尔召集了80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既有学者，也有政府高官。他们被分到不同的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要就经济、高科技产业、军队以及以色列高校等方面提出一个建议清单。其中第八委员会是国防体系委员会，由布克里斯负责。不到几个月，本-伊斯雷尔就交给总理一份250页的报告和长长的建议清单。

即便在当时，人们也可以明显看到，以色列网络空间已经很拥挤，包括摩萨德、军事情报局和辛贝特在内的多个组织都在从事网络活动，但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协调，因此，以色列急需为不同部门建立一个共同的机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伊斯雷尔建议成立一个直属总理办公室的国家网络局作为监控网络活动的最高权威部门，负责不同机构的协调工作，并在出现威胁和问题时迅速提出解决方案。其他委员会则建议加强以色列高校对网络空间的研究，为私营部门提供更多政府预算，以及成立新的网络研究中心。截至2016年，以色列已经拥有5个网络研究中心，其中，特拉维夫大学的布拉瓦尼克跨学科网络研究中心就由本-伊斯雷尔担任主任。

布克里斯领导的秘密委员会建议在8200部队内部成立一个军事网络司令部。8200部队是以色列国防军编制最大的一支部队，主要负责信号情报的搜集和处理，信号情报几乎包括所有在电话和互联网上传输的信息。

8200部队与过去20年以色列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8200部队退役的老兵成立了许多非常成功的以色列科技公司，这支部队也因此成为国防军中人们最想去的单位。在这里服役后，战士们不但能够掌握先进的科技技能，还能具备强烈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该部队的官兵和以色列快速发展的网络公司合作，开发了很多内部技术。他们的工作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难，他们要监听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通话，截获重要邮件，跟踪最新事态的进展。

虽然以色列官方从不提及国家的网络能力，但毫无疑问，以色列在全球网络安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网络产品的年出口额达到60亿美元，可以和以色列国防产品相媲美。作为一个人口仅800多万的小国，以色列在全球网络市场的份额居然占到10％（仅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退役人员就成立了数百家网络高科技公司），同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不相上下。[9]

以色列如何取得网络领域的巨大优势？本-伊斯雷尔认为，以色列之所以可以成为网络强国，可以追溯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三点决策。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本-古里安很清楚，以色列单凭人数无法战胜阿拉伯敌人。要想存活下来，这个国家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是以色列需要建立一支“人民军队”，提高男女公民的参军比例。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建国后国防军人数一直占到全国总人口的5％，在其他西方国家这一比例仅在0.2％—0.4％之间。

第二是在征兵时强调人员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他推崇建立一支教育程度很高的军队，由聪明而富有创新精神的战士组成。建国以来许多犹太人从欧洲和北非地区移民到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带来崇尚教育和学术的犹太传统。战士们懂得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我们在特拉维夫大学与本-伊斯雷尔见面时，当谈到全世界有超过20％的诺贝尔奖得主是犹太人，其中很多是以色列人时，他对我们说：“这不是因为基因，而是因为文化。”

第三是在军队内部强调科技的重要性。以色列国防军正式成立后，不但拥有传统的海陆空部队，还设有科学部队，成为最早设立该兵种的军队。

但是，以色列人18岁就服兵役，从哪儿去招军队需要的工程师、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为此，以色列国防军成立了“阿图达”项目，这是一条为以色列年轻人设计的学术发展道路。进入该项目后，战士首先要在大学学习，然后在军队服役6年，比常规服役年限多出3年，但很多以色列年轻人都欣然接受了这个要求。

以色列军队视“阿图达”项目为高素质人才培养基地，该项目毕业生被称为“神奇小子”，在军队各个技术部门服役，负责研发和操作最先进的系统。有的毕业生会签订6年以上的服役合同，服完兵役时，他们的年龄在28—30岁之间，这时已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离开部队，有的人会选择回到大学，成为学者，但大多数人会加入以色列蓬勃发展的科技产业。

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阿图达”项目变得更为重要。当时，法国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实施的武器禁运政策仍未废止，而以色列的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系统急需进口配件。以色列意识到，尽管财政困难，但必须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

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以色列的军事工业突飞猛进，雇佣人数从之前的几千人上升到4万人。但国家发展军事工业的成本也很高。这些企业研发和生产最先进的科技与武器系统，但因为担心失去科技优势，他们又不能将这些产品卖给外国军队。因此在军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历届政府不得不承担这些企业每年的亏损。

虽然明白军售存在安全上的隐患，但最终以色列还是决定让国防企业逐渐走向国际市场。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色列每年的国防出口额都超过10亿美元。10年后，这一数字达到40亿美元。考虑到其中的风险，以色列国防企业走向世界的脚步很慢，但毫无疑问，以色列在逐渐成长为一个军事强国。

雅尼夫·哈雷尔就是毕业于“阿图达”项目的一名“神奇小子”，2015年之前他担任国防部网络局局长。哈雷尔的父母是大屠杀幸存者，他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他在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的郊区长大，1992年加入“阿图达”项目，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学习电子工程专业。学业快结束时，他申请加入以色列军事情报局下属的一个机密情报单位，由于成绩优异，他成功进入该单位，并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他从不循规蹈矩，也不怕打破不同情报机构之间的官僚壁垒。在哈雷尔看来，合作就是力量，但这和情报界的文化背道而驰，许多情报指挥官都不愿分享自己掌握的敏感信息。哈雷尔曾因主持的一个保密项目而荣获“以色列国防奖”。

2007年，服役了15年的哈雷尔脱下军装，回到院校，继续攻读特拉维夫大学战略管理学的博士学位。他当时心情很复杂，毕竟，他告别了自己工作多年的军事单位，军队见证了他作为一名军官的成长历程。

拿到学位后，哈雷尔拒绝了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一个高级职位，选择加入国防部，成为国防部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网络部负责人。他当时发现，对于军队到底需要多大规模的网络部队这个问题存在激烈争论。一些人主张扩大8200部队的编制，加入几百名战士和军官，同时研发新的系统和武器。但哈雷尔不同意。他主张8200部队向民用市场开放，同那些科技上突飞猛进的公司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他对其他军官说：“我们不需要更多人来重复我们已经做到的事情。我们要和地方公司建立更好的关系，开创一片新天地。”

哈雷尔的这个建议极具开创性。在此之前，以色列的网络能力是被严格保守的秘密，所有的技术都由8200等军事单位内部研发，并在内部使用。

哈雷尔明白，全球网络列车已经发车，并在全速前进，如果以色列国防军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无法扩大网络技术及其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就会被敌人反超。上任一年后，他同15家以色列初创公司达成合作项目，截至2014年，合作项目多达80个。

哈雷尔认为，以色列之所以能成为网络超级大国，是因为这个国家具有接受失败的文化。我们采访他时，他正担任易安信公司网络解决方案事业部负责人，他在公司总部办公室里对我们说：“在很多文化中，个人一旦失败就被淘汰，因此，他不得不谨小慎微，担心自己的行为危及自己的职位。但大多数以色列人不怕失败，敢于冒险。”

哈雷尔指出以色列的另一个优势：在以色列国防军中，当讨论到关键问题时，人们鼓励低级军官提出异议，甚至公开反对他们的上级指挥官。在这种文化中，军官绝不会因为军队等级制度而私自隐瞒某些关键信息。

哈雷尔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着莱特兄弟站在一架飞机旁的照片。在哈雷尔看来，这张照片代表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当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打开了一扇通往新的战争形式的大门，不知道未来将出现空军、隐形战斗机和攻击型无人机。同样，现在通往网络空间的大门也被打开，这条路将通向哪里，人们还看不清。

一场极具传奇色彩的行动充分诠释了这种新型作战方式的特点，直到今天人们也只敢小声讨论这次融合了谍战、网络战、电子战和核武器的军事行动。[10]

2007年9月6日，叙利亚官方媒体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SANA）最早报道了这一事件。该通讯社称，叙利亚防空部队前一天晚上在叙境内发现了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防空部队发射导弹后，以色列飞机被迫离开。报道还说，飞机在沙漠中投掷了炸弹，但没有击中任何目标。

这则空袭的新闻很特别，但这并不是以色列战斗机第一次袭击叙利亚。2003年，一名以色列男孩被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炸死，为了报复，4架F-16以色列战斗机轰炸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位于拉塔基亚的夏宫，当时他正在那儿度假。以色列想通过这种方式羞辱阿萨德，要他控制好他在黎巴嫩支持的恐怖组织。由于飞机的飞行高度很低，当时夏宫很多玻璃都被震碎。几个月后，19名以色列人在一次自杀式爆炸事件中死亡，为了报复，以色列空军轰炸了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叙利亚的一个训练基地。2006年，由于阿萨德在大马士革为哈马斯领导人提供庇护，以色列空军再次来到他在拉塔基亚的住所进行低空飞行。

但2007年的行动和以往行动有所不同，这一次，以色列一直保持沉默，媒体提问也得不到任何答复。几天后，美国国务院承认他们通过第三方报道听说了这一事件，但否认掌握更多情况。第一个能够证明这一事件的是土耳其《自由报》，该报刊登了在土耳其与叙利亚交界处发现的两个以色列飞机燃料箱的照片，显然，这个地点就在战斗机的飞行路线上。又过了几天才有报道称，此次袭击的目标实际上是叙利亚东北部位于幼发拉底河畔的核反应堆。

这则新闻让世人非常惊讶。人们都知道阿萨德支持真主党，也知道他拥有大量化学武器，但没人知道他在非法制造核武器。消息出来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始向叙利亚施压，要求叙利亚允许该机构向其核反应堆派出检查人员，但遭到阿萨德拒绝，他声称被袭地点是一个空仓库。

据报道，完成这次袭击任务的是10架以色列空军F-15战斗机。起飞几分钟后，编队机组接到进攻命令，7架飞机离开编队，加速进入叙利亚领空，几秒钟后它们首先向雷达设施投掷炸弹。又过了两分钟后，飞机到达核反应堆上空后发射了每枚重达半吨的AGM-65“小牛”空对地导弹。

飞行员返航准备飞离敌方领空时，叙利亚军队才发现遭到袭击，于是盲目地向天空齐射防空导弹，但这时飞机早已离开射程范围。

当晚飞到叙利亚的以色列飞行员在几个小时前才得知目标的真实性质。在那之前，他们一直在进行叙利亚轰炸任务的训练，但对轰炸目标一无所知。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以色列第二次成功摧毁核反应堆，只是不同于1981年轰炸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这一次飞行员即便对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也无法透露任何与任务相关的信息。

很多人不知道，以色列在轰炸叙利亚核反应堆时还创造性地运用了电子/网络攻击手段，成功骗过了叙利亚的防空系统。该方法一开始让雷达显示天空没有飞机，过一会儿又使雷达显示有数百架飞机。[11]

这是一项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技术。国际上都知道网络攻击和电子战，但从未见过这两种手段在战术上融为一体。

显然，以色列已经掌握了在美国被称为“舒特”系统的技术，该系统专门用来欺骗雷达系统，导致雷达识别出根本不存在的物体。这项技术几年前由美国国防部研制，很多人并不知道以色列已经掌握。以色列是如何掌握这项技术的？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秘密，但可以初步确定，这是以色列工程师内部研发的结果。[12]

不管何种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只关注核反应堆被摧毁的消息本身，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袭击当晚，以色列在实战中运用了网络技术，开创了战争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2000年夏天，巴沙尔·阿萨德取代他的父亲成为叙利亚总统。在西方，很多人都认为这位在英国接受过教育的眼科医生将带领国家走向开放，在多个领域进行改革，甚至有可能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但没想到阿萨德早已有了自己的计划。他加强了同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的联系，并同朝鲜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2004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现朝鲜和叙利亚之间的通话越来越多。在叙利亚这边，电话似乎都来自幼发拉底河畔小城代尔祖尔附近的沙漠地区。据说，美国国家安全局马上把这个消息发给业务上对口的以色列8200部队，后者随即成立了一个由分析员组成的团队，调查以色列以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开始，他们并没有怀疑叙利亚和朝鲜在核计划上存在合作。毕竟，修建核反应堆会留下一系列能被以色列发现的线索。所以，比较合理的假设是两国在合作研发弹道导弹。两个国家都拥有大量弹道导弹，他们很可能想继续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总之，阿萨德让叙利亚再次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不大，他的父亲曾考虑过这件事，但在20世纪90年代错过了向巴基斯坦科学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购买核技术的机会后，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

据报道，2006年底，摩萨德派了几名特工到伦敦向英国从事海外间谍活动的军事六处（MI6）进行咨询，讨论如何瓦解叙利亚和朝鲜的同盟关系。[13]

到达伦敦后，摩萨德特工大吃一惊。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当时，一名叙利亚政府高官也在访问伦敦，下榻在肯辛顿一家高档酒店。这位叙利亚人在伦敦期间不管去哪都随身携带一个装有电脑的手提包。但有一次，他离开酒店参加一场会议，将电脑留在了房间。摩萨德特工接到命令闯入房间，入侵了这台电脑。整个行动只持续了几秒钟时间，这几名特工进入房间后在电脑里植入木马程序，然后离开。

几分钟后，木马程序将大量信息从这台电脑发回摩萨德在特拉维夫的总部。这台电脑的硬盘是一座情报宝库，里面的内容包括叙利亚核反应堆的施工计划和已修建部分的照片。在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两名50多岁的男子，一人有着亚洲面孔，穿着一身蓝色运动服，另一位是阿拉伯人。那个亚洲人就是朝鲜著名核科学家千智富，那个阿拉伯人是叙利亚原子能委员会负责人易卜拉欣·奥斯曼。照片改变了一切。以色列关于朝鲜在叙利亚所作所为的所有假设都是错误的。[14]

接下来以色列需要查明核反应堆的具体地点，这项任务就交给了以色列军事情报局负责图像情报的9900部队，该部队的职责就是搜集和处理以色列侦察卫星搜集的所有图像资料。研究人员很快就锁定了一个疑似地点：叙利亚东北部一片树林中的几栋低层建筑。为了保持低调和隐蔽，不被侦察卫星发现，叙利亚工程师在选址上可谓处心积虑。疑似核反应堆建筑的外墙面被修建得和叙利亚乡村到处都有的拜占庭城堡一样，而且该建筑建在山沟里，只有从高处才能看到。为了不引起怀疑，建筑物周围没有任何安全防护设施，包括防空系统和高射炮。但有一些设施他们怎么也无法隐藏，那就是重水反应堆所需的水泵站及其通往1英里外幼发拉底河的水管。

据说，这些情况第一时间被汇报给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他召集了两个特别讨论会。第一个讨论会的成员包括国防部部长阿米尔·佩雷茨、摩萨德局长梅厄·达甘、国防军总参谋长加比·阿什肯纳兹中将、军事情报局局长和空军司令。第二个讨论会的成员包括西蒙·佩雷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埃胡德·巴拉克。[15]

安全讨论会提出三个不同的袭击方案：第一个方案为动用少量飞机实施隐蔽的空袭行动，这个方案能给以色列一定的推卸责任的空间；第二个方案是调动大量军事力量的空中作战，目的是公开羞辱阿萨德；第三个方案是派以色列特种部队深入叙利亚目标所在地安装炸弹，摧毁核反应堆，这个方案风险最大。[16]

奥尔默特和佩雷茨命令国防军同时准备这三个方案，但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明白，第一个方案是最优方案，因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17]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以色列情报分析员警告说，袭击必须在核反应堆被激活前进行，否则将导致活化反应堆污染幼发拉底河，这可能会对叙利亚和土耳其民众造成伤害。

虽然已经有了在伦敦搜集到的核反应堆照片和施工计划，但为了确保情报准确无误，以色列情报机构还在尽可能获取更多信息。据报道，2007年3月，他们又抓住一次机会。这一次，叙利亚原子能委员会负责人易卜拉欣·奥斯曼来到维也纳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举行的一次会议。摩萨德特工闯入他的房间，在其电脑上安装木马程序后离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从这次行动得到的信息再次证明叙利亚正在制造核武器。[18]

奥尔默特决心阻止叙利亚的勾当，但他并不想让以色列使用武力，而是希望美国人执行这一行动。4月，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计划访问以色列，这是过去将近10年来美国国防部部长首次访以。盖茨到达以色列后，他的随行人员马上得到通知，几个小时后，佩雷茨将来酒店同盖茨进行秘密会谈。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请求，但以色列国防部官员坚持这一行程安排，并对美国人说：“他要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与此同时，摩萨德局长达甘也在前往华盛顿的路上，计划同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会面。他的目的就是呈送刚刚得到的关于叙利亚核反应堆的情报。

得知这一真相，美国人非常惊讶，但这并不是奥尔默特的目的，据说，他直接请求乔治·W.布什总统命令美军袭击核反应堆。据在场美国官员的回忆，布什仔细思考了一下这个方案，但最终拒绝了以色列的请求。已深陷两场中东战争的布什不愿在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开辟新战场。如果一定要发动袭击，只能靠以色列自己。

最终，对叙利亚核反应堆的轰炸行动表明以色列正在探索新的作战形式，一种结合了谍战、突击部队、侦察卫星和网络战并以空袭结束的新型战法。

未来会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网络空间的战争目前还没有任何手册可供参考。类似“震网”病毒那样的网络攻击或在外国政府人员的电脑上安装木马程序，可以像空袭和地面入侵一样被视为战争行为吗？毕竟，虽然“震网”病毒延缓了伊朗的核计划，但德黑兰并没有发动报复行动。叙利亚的核反应堆被摧毁，大马士革也同样保持了沉默。

如果被网络攻击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会怎么办？是做出回应，还是像伊朗和叙利亚一样保持沉默？

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但有一点已经很明晰：未来战争将与以往完全不同。现在，包括以色列国防军在内的许多军队已经拥有“网军”这一兵种，他们的武器就是键盘，随便敲几个键，他们就可能让一个国家陷入瘫痪。整个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以色列在这方面的发展。

(1) 根据圣经记载，以斯帖的原名为哈大沙，即番石榴树的意思。——译者注

(2) 希伯来语中“手雷侦察队”的意思。——译者注

第八章　军火外交

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波音707客机从本-古里安机场起飞，1小时后降落在以色列南部度假城市埃拉特。当时已是深夜，对于那些在海滩木板路上散步的游客看来，这架飞机没有任何特别之处。1小时后，飞机再次起飞，这次朝东飞去。经过10小时的航程，飞机在印度加尔各答的机场停留了几小时，补充燃料后再次起飞。这架飞机正飞往中国南部一个省会城市：广州。顺利到达广州后，几名能说德语的中国领航员登上飞机，接着飞机开始第四段航程，飞往最终目的地，位于中国首都北京郊区的一个封闭军事基地。

降落在北京后，这群“老外”（中国人都这样称呼他们）终于能够离开飞机，被带到附近一个曾被用作比利时大使馆的院子。他们被告知不得离开这个院子。

这群“老外”相互间几乎不说话，他们怀疑这个院子里每个房间都装有窃听器，他们的对话会被录音。如果有重要事情需要商量，他们会来到户外，虽然北京的夜晚非常寒冷，空气污染也很严重。

中国人并不清楚这20多个“老外”的确切身份，他们只被告知，这群人是商人，同几家重要的国际军工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其中包括以色列企业。殊不知，这只是他们的掩护身份。事实上，这个代表团的组织方是以色列政府控股的国防企业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代表团成员中还包括来自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

当时是1979年2月，这是以色列国防官员第一次来到中国。

这次出访策划了很长时间。由于以色列和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次出访属于需严格保守的秘密，除了代表团成员、总理、国防部部长等人，没有任何人知情。以色列知道，一旦走漏风声，美国人会非常生气。但另一方面，在策划期间以色列得知美国即将和中国建交，如果要冒一次险的话，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这是一次双赢之行。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开始对西方开放；在伊朗，阿亚图拉霍梅尼刚刚结束在法国的流亡生活回到国内，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以色列将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军火客户，而中国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

为以色列打开中国军火市场的是犹太富商索尔·艾森伯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其他两万名大屠杀难民逃到上海。战后，他在远东建立起一个商业帝国，成为最早同中国、日本和韩国做生意的西方人之一。他利用个人关系让中国对以色列武器产生兴趣，还在1979年用自己的波音707客机将以色列代表团送到北京，这也成为中以关系中的“首航”。[1]

但中国人有很多顾虑。他们不想因为突然向以色列开放而影响同苏联和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维持的盟友关系。以色列和中国都得谨慎行事。

作为中间人，艾森伯格同不少其他亚洲国家达成过军火协议，所以他对以色列国防产品非常熟悉。同中国人举行了一系列初步会谈后，他带着一份包括导弹、雷达、火炮和装甲车在内的采购清单回到以色列，并敦促政府派出代表团前往中国。

在以色列，前往中国的决定并非一蹴而就。梅纳赫姆·贝京总理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但他没有马上同意，而是让国防部部长埃泽尔·魏茨曼亲自审查采购清单，确定以色列公司哪些东西能卖，哪些不能。[2]

中国人被告知，代表团成员都是艾森伯格的朋友，他们在以色列有关系，能够获得中国需要的武器。而以色列人对于中方人员的身份则是一头雾水。

一名代表团成员回忆道：“他们是工程师、情报人员还是军官？他们都穿着中山装，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同我们说话的到底是谁。”

从到北京那周起，代表团成员就被要求不得同国内联系。其中一位成员的母亲在他出访期间去世，但以色列的家人无法通知他。登机返回时他才得知这一消息。

在中国期间，这些“老外”发给中国人各种武器的宣传册，并声称他们能从以色列弄到这些武器。中国人非常感兴趣，但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之后，以色列又多次派出代表团同中方秘密会晤，有的会议就在以色列空军的飞机里举行，飞机上的蓝色大卫星标志已被去除。这时，中国人已经明白他们在直接同以色列政府合作。每当双方确认了新的采购清单，就会交由贝京和魏茨曼审批。

双方的谈判体现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以色列人希望就整体框架签订一个合同，能长期适用于未来的交易，换句话说，他们想建立一个销售平台。但中国人不习惯过于复杂的合同。有一次，在谈判过程中，以色列人坚持在合同中增加一条不可抗力条款，中国人问道：“什么是不可抗力条款？”当以色列人解释说，如果出现无法预测的上帝的行为，该条款可解除违约一方的责任。听到这里中方人员回答说：“这样的话，那没必要，因为我们不信上帝。”

经过为期1年的漫长谈判，双方终于达成框架协议。第一批以色列坦克于1981年被运到中国。

以中双边关系继续发展，但即便在联系十分紧密时，这些交易仍然完全保密。中国人拒绝前往以色列，仅仅通过看几张武器照片（偶尔会有一段录像）就签下数亿美元的合同，连生产线都没有看到过，这种信任程度在军火交易领域实属罕见。

1985年，中以之间的关系才开始逐渐公开化，变得不那么神秘。这一年，为了学习以色列创新农业技术，中国第一次向9名以色列农业管理人员发放签证，其中一人是农业部官员。同年，以色列重新开放10年前关闭的驻香港领事馆。[3]以色列希望同北京正式建交，但这个想法直到苏联解体和1991年马德里和会后才能实现，因为只有当阿拉伯人公开和以色列人坐下来谈判时中国人才愿意建交。

1992年，以色列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两国民间贸易迅速发展，贸易额从1992年的1亿美元增长到20年后的80亿美元，中国也成为以色列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而这一切都开始于1979年那次军火交易之行。

以色列建国以来，发展对外防务关系特别是军火贸易，为这个国家赚取了许多美元，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但以色列发展防务关系的目的远不止于此。由于被阿拉伯敌国环绕，以色列不得不利用先进的科技和军事能力，同包括俄罗斯、中国、新加坡和印度在内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否则这些国家根本不会同犹太国建交。

在发展同以色列关系方面，各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有的国家非常钦佩以色列的快速发展，希望复制以色列的成功。还有的国家像以色列一样面临许多苏制武器的威胁，希望学习以色列在多年冲突和战争中积累下来的经验。

武器贸易虽然帮助以色列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但以色列也为此付出过代价，导致以色列和最重要的盟国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

最典型的例子是“费尔康”事件，这大概是以色列进入国际军火市场以来最惨痛的一次经历。“费尔康”预警机是安装有空中预警、指挥和控制系统（AEWC&C）的飞机，中国计划购买多架“费尔康”预警机，总价可能达到20亿美元，成为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火订单。中国对以色列敌对国具有一定影响力，以色列希望这笔交易不但能够巩固以色列作为中国第一武器供应国的地位，还能增强以色列对北京外交思维的影响。

关于“费尔康”交易的谈判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启动，虽然当时两国还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93年，就在以色列设立驻中国大使馆的第二年，伊扎克·拉宾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以色列总理，这次出访也极大地推进了此项军售谈判的进程。当时，中国发布了一份全球招标公告，以色列、俄罗斯和英国提交了官方投标方案。

空中预警、指挥和控制系统能提供实时情报与雷达探测，是获取和保持制空权的重要条件，在现代战场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以色列的“费尔康”预警机上装载的该系统由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子公司埃尔塔公司研发和生产，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空中预警、指挥和控制系统之一，能够同时跟踪几十个目标。中国希望利用“费尔康”预警机掌握其海上边界线附近的情况，并向整个亚洲投射军事力量。

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拉宾要求国防部部长向美国国防部汇报以色列参加中国该项目招标的意向。拉宾这样做并没什么不妥，几年前，以色列和美国已达成谅解，只要不涉及美国技术，以色列可以将武器卖给中国。

以色列准备将“费尔康”系统（包括雷达系统和电子情报系统）安装在一架标准的波音飞机上，但中方强烈要求使用俄罗斯伊留申航空集团生产的运输机作为预警机。这样一来，事情变得极为复杂。以色列从未从俄罗斯购买过军事硬件，俄罗斯还是以色列敌对国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不仅如此，这次投标俄罗斯输给了以色列，因此不可能帮助以色列。

但拉宾决心完成这笔交易。1995年，他直接向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请求购买这款飞机，叶利钦的反应比较积极，但没作承诺。两年后，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总理亲自到莫斯科敲定了这笔交易。这样一来，没人知道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内塔尼亚胡对身边记者也说这架飞机是以色列需要的。[4]

内塔尼亚胡结束访问后，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摩西·克雷特飞到莫斯科落实技术细节，他成功把价格压到4500万美元，但接下来的任务是让俄罗斯工程师明白飞机在设计上需要做哪些调整，以便安装雷达系统，使其成为一架“费尔康”预警机。这个过程非常辛苦，因为伊留申航空集团的母公司虽然在莫斯科，但“伊留申”运输机的组装地点在乌兹别克斯坦，发动机则来自乌克兰。

同莫斯科达成协议后，以色列立即和中国签订了“费尔康”预警机交易合同，并收到预付款。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内塔尼亚胡认为整个交易要保持透明。达成交易后，他向比尔·克林顿总统汇报了这一进展。美国人当然说不上高兴，但也没有反对。然而，1999年，事情发生变化。这一年，埃胡德·巴拉克当选为总理，几个月后，经过改装的“伊留申”运输机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几天后，这架拥有巨大圆顶的外形奇特的飞机的照片就登上了当地报纸的头条，同中国的军火交易已不再是秘密。

当一切被公开后，中国国防部部长迟浩田决定访问以色列，了解交易进展。这是中国国防部部长的第一次访以行程，这次访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以色列万万没想到，迟浩田在特拉维夫检阅仪仗队的照片竟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全球极具影响力的《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A.M.罗森塔尔撰文谴责巴拉克政府允许中国国防部部长访问以色列。他还在文中说，犹太国连一把手枪都不能卖给中国，更不要提技术，这些技术很可能帮助北京击落美国飞机。[5]

由于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此事开始引起美国国会的注意，事情接下来变得越来越糟。

2000年4月，美国国防部部长威廉·科恩公开谴责这笔交易，并警告称这很可能削弱美国在亚洲的行动自由。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反对这笔军售的非约束性决议。众议院外国行动拨款委员会主席索尼·卡拉汉议员建议削减2.5亿美元的对以军事援助，这正好是中国已支付给以色列的预付款金额。[6]

美国国防部官员向以色列国防部官员质问道：“如果纽约戈德堡夫人的儿子在太平洋地区服役时，其驾驶的飞机因为犹太人的空中预警、指挥和控制系统而被击落，她会说些什么？”

克雷特飞到华盛顿，尝试向K街(1)的顶级游说公司寻求帮助，挽救“费尔康”订单。但只有一家公司答应研究一下这个案子，其他公司全说无能为力。克雷特失望而归，他明白这笔军火交易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接下来能做的只剩下在公开场合承认这次交易失败。

2000年年中，巴拉克结束了以色列在黎巴嫩长达18年的军事存在，完成撤军，并做好了戴维营谈判的准备。在谈判中，他向亚西尔·阿拉法特提出一个全面和平协议，但遭到拒绝。要想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以色列需要美国的支持，说得更准确些，以色列需要美国的经济资助，用于以色列国防军的能力提升和以色列人从犹太定居点的撤离。在这一背景下，以色列必须牺牲“费尔康”交易。

2012年，中国海军少将杨骏飞在海法港受到以色列海军准将埃利·沙维特的热情欢迎（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同“费尔康”预警机事件一样，后来的“哈比”无人机事件也让美国国防部非常愤怒，在2004年的这次事件中，美国指控以色列使用美国技术升级几年前卖给中国的无人机，这导致美以关系再次出现危机。作为回应，美国暂停了在F-35联合攻击机研发项目中以方人员的参与活动，而该型号隐形战斗机正是以色列计划在未来购买的。美国国防部和以色列国防部之间的关系也降到冰点，以色列必须选边站。迫于巨大压力，以色列同意无限期完全停止向中国出售武器。

“费尔康”事件给以色列一个深刻的教训。军售可用于打开进入一个国家的大门，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瞬间让大门关上，有时甚至为此失去不止一个国家。

这下，不但飞机没卖出去，而且由于违约，以色列不得不向北京支付一笔巨额的赔偿金。这时，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几乎已完成了预警机雷达系统和相关子系统的安装工作，因此，以色列急需寻找新的买家。

克雷特到印度拿下了这一大单，他卖出的不是一架“费尔康”，而是以11亿美元的高价卖出了3架。很多人都没想到印度会成为以色列的买家。毕竟，这个国家同以色列建交的时间还不足10年，完成这笔交易时，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联系，知道两国间防务关系的人就更少了。

同中以军事关系一样，印以军事关系也是在两国正式建交前就开始建立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印度军官经常访问以色列，印度人在克什米尔同巴基斯坦人打仗，所以需要向以色列寻求帮助。印度人对新战术特别感兴趣，特别是以色列擅长的电子战这一新兴作战形式。两国间的武器交易规模当时很小，而且大多是通过第三方进行。

虽然从与以色列的关系中受益，但印度一直以秘密方式同以色列联系，其中原因很多，包括冷战结盟关系、担心激怒国内大量穆斯林以及维持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需要。

1990年，两国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期。时任以色列国防部总司长的大卫·伊夫里（以色列空军前司令）秘密飞往伦敦，同（印度总理兼）印度国防部部长V.P.辛格会面。克什米尔的战事仍在继续，印度人需要升级军队装备，主要是针对一些过时的苏制武器。

几个月后，伊夫里派出一个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军官和国防企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来到新德里。然后他也飞到那里，同印度总理P.V.纳拉辛哈·拉奥举行会谈。这也是以色列国防部高官和印度元首之间的第一次会晤。

参加会谈的还有印度国防部秘书。伊夫里带来了以色列国防部部长伊扎克·拉宾的一封信，在信中，拉宾希望印度能同以色列建立正式防务关系。会议期间，当双方人员做完介绍后，拉奥让他的手下离开房间，要求同伊夫里单独谈几分钟，听听以色列能为印度提供什么，了解犹太国到底希望将其同印度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

伊夫里向拉奥简单介绍了以色列的军事能力，向他展示了拉宾的信，解释了印以关系继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伊夫里说：“我们不会在交易中增加任何附加条款。我们是一个小国，只有超级大国才会在防务关系中增加外交条款，我们不会。”

听到这些话，拉奥很高兴。在同以色列接触之前，印度尝试从美国购买武器，但被告知，交易被批准前他们需要满足一个长长的外交条款清单，其中主要是关于人权的条款。

拉奥打电话把印度国防部秘书叫回房间，特许他同以色列签订价值20亿美元的国防订单。关于如何同印度人做生意，以色列人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两国间军火贸易后来发展很快，截至2014年，以色列向印度出售军火的累积交易额超过100亿美元，成为除俄罗斯外印度的第一大武器供应国。[7]军火交易还改变了印度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外交立场。2015年，在联合国3个反以决议的投票中，印度出人意料地投了弃权票。

还有一个国家也是在同以色列建立军事联系后才建立起外交关系的，那就是新加坡。[8]目前，新加坡已成为以色列的重要盟友，有不同报道显示，以色列国防军许多先进武器系统的研发都得到新加坡的资助。当今，新加坡军队成为全世界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之一，这个岛国每年有20％的总预算用于国防建设。

新加坡和以色列的双边关系可以追溯到1965年。那一年，新加坡刚刚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获得独立。当时的新加坡没有一兵一卒，英国人帮助马来西亚建立军队，但并没有向新加坡提供同样的帮助。新加坡迫切需要这样的帮助。

建国后，刚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的吴庆瑞秘密邀请以色列驻泰国大使莫迪凯·基德隆访问新加坡。很快，基德隆就和一名摩萨德的代表来到这个刚成立几天的国家，以色列给他们的指示非常明确：为这个新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这对于新加坡而言很有吸引力。和新加坡一样，以色列的建国时间也不长，但却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两个国家面积都很小，并都与敌对国相邻，以色列周围有埃及和叙利亚，新加坡则与马来西亚隔水相望。[9]

新加坡国父、第一任总理李光耀之前就认识基德隆，而且很欣赏他。几年前，新加坡还属于马来西亚时，基德隆就找到李光耀，请求在新加坡设立一个以色列领事馆。虽然李光耀很信任犹太国，但他还是命令吴庆瑞不要急于谈判，等他得到印度和埃及的回信后再考虑同以色列建交一事。原来，他已向这两个国家发出了提供军事援助的请求。然而，几天后，李光耀得到的消息令他很失望。印度只是祝新加坡“幸福和繁荣”，完全不提军事援助的请求。埃及的回复也大同小异，承认新加坡的独立，派出海军顾问的请求则没有下文。李光耀一直将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视为好友，对此他特别失望。[10]

由于没有其他选择，李光耀批准国防部继续同以色列展开防务合作，但要求这件事必须保密，避免激怒马来西亚这个伊斯兰国家。3个月后，一位名叫杰克·艾拉扎里的上校带领一行以色列人来到新加坡。为了掩护他们以色列人的身份，新加坡人称他们为“墨西哥人”。

出发前往新加坡之前，艾拉扎里去见了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伊扎克·拉宾。拉宾对他说：“记住，我们并不打算把新加坡变成以色列殖民地，你的工作是教授他们军事专业知识，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双腿站起来，最终实现管理一支自己的军队。”[11]

以色列的确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开设大规模培训课程，而是集中将少数拥有军事经验的新加坡人培养为指挥官。他们还参与了军事基地的建设和军事条令的撰写，并助其建立起必要的军政关系结构。在以色列的帮助下，新加坡一共有200人应征入伍，并被培养为指挥官。[12]

李光耀希望像以色列一样建立一支基于强制兵役制的人民军队。刚开始，这位新加坡领导人希望以色列团队只招募新加坡无业人员进入军队，并称这些人为“社会原始人”。李光耀引用了英国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打败了教育水平更高的英军，这证明士兵并不需要才智，只要服从命令就行。

艾拉扎里和他的团队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向李光耀解释说，日军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之所以能服从命令、拼命战斗，是因为他们效忠于天皇。以色列人说：“这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动机问题。”最终李光耀被成功说服。

以色列团队在新加坡工作期间，基德隆再次来到新加坡，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他说，新加坡应该考虑和以色列建交，两国可互派大使。李光耀说现在考虑这个问题为时尚早，同以色列建交不但会让新加坡国内的穆斯林感到不安，还会激怒和阿拉伯国家保持一致立场的马来西亚。

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以色列的获胜让李光耀深感欣慰，但也给新加坡出了一个难题。联合国正在讨论关于谴责以色列的决议，李光耀知道，如果新加坡支持这一决议，艾拉扎里及其团队就会放弃这个国家。但如果他投弃权票或反对票，全世界很快会明白以色列和新加坡的关系非同寻常。这让他感到非常为难。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位新加坡领导人最终决定投弃权票，这相当于承认了这个岛国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的亲密关系。接下来，新加坡不得不满足以色列之前的请求，1968年10月，以色列被允许在新加坡设立一个贸易办公室，6个月后设立大使馆。

中国、印度和新加坡是以色列通过“武器外交”实现正式建交的3个案例。在其中，伊夫里1990年向拉奥总理提出的不在军售中增加任何附加条款的原则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帮助以色列成功占领了一些西方国家很难进入的市场，包括非洲、东欧和亚洲。

建国之初，以色列并没有太多朋友，特别是在周边的中东地区。

由于军队规模很小，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以色列国防军都很难通过常规采购刺激本土国防企业研发高端武器。因此，以色列国防企业生产的大多数产品都用于出口。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生产线的正常运行，并降低国防军的采购价格。

2014年，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78％的销售额来自外贸。其他以色列国防企业基本也是如此。这在世界其他国家难以想象。在美国，国防军工企业的国外销售只占总销售额的一小部分。波音公司国防部门的国际销售额只占总销售额的35％，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一比例更是低至20％。

以色列空军最先进的“突眼”（Popeye）导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款由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国有公司研发的导弹能够穿越60英里外的窗户并准确击中目标。这是空军能从敌方防空区以外发射的最智能化的远程导弹。但以色列空军才需要多少导弹？为了压低价格，必须向国外出口导弹。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愿意将先进武器卖到美国、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土耳其，而不是像许多国家那样选择单独持有。[13]

简言之，如果不出口“突眼”导弹，拉斐尔公司根本支付不起导弹的研发和生产费用。

但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像卖给中国“费尔康”预警机一样，有争议的军售很可能造成盟友间的紧张和怀疑。盟友必须相互信任，而军售可能会破坏这种信任。

对华军售引发美以关系危机后，2005年，以色列国防部制定了新的监管国防产品出口的机制。之前，以色列国防部国际防务合作局（SIBAT）负责监督工作，但该单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海外军售业务，帮助企业同外国政府建立联系。在新的机制下，以色列成立了国防产品出口管制局（DECA），专门负责注册出口商，审批销售订单，并颁发海外市场销售许可证。

以色列还同意加强同美国的协调。可以说，只要涉及敏感武器的销售，以色列就会咨询美国国防部。以色列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之前的独立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为了维持同华盛顿的友好关系，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2008年底，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到美国呈送这个新的监管机制方案。他们还准备同美国讨论一笔前所未有的订单：以色列准备卖给俄罗斯价值10亿美元的军用无人机。

这可不是一般的军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无人机出口国，以色列无人机远销非洲、欧洲、南美、美国和亚洲。但以色列从没向俄罗斯出口过武器，更不要说无人机。几十年来，俄罗斯是以色列敌对国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尤其是伊朗和叙利亚。包括反坦克导弹在内的俄罗斯武器已经落到真主党和哈马斯手中。如果以色列将无人机卖给俄罗斯，最后无人机很可能也会落到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区的敌对分子手中。

俄罗斯之所以对以色列无人机感兴趣，主要是因为2008年夏天在南奥塞梯同格鲁吉亚发生的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5天，虽然最终俄罗斯获胜，并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但战争暴露了俄罗斯军队在科技能力上的严重不足，特别是无人机技术。

在战争爆发前几周，由于担心俄罗斯准备占领之前分裂出去的领土，格鲁吉亚派出无人机在冲突地区上空执行例行侦察任务。他们使用的不是普通的无人机，而是“赫尔墨斯”450型无人机，这是由以色列埃尔比特公司生产并列装以色列空军的无人机。在3个月时间内，俄罗斯击落了3架无人机，其中有一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格鲁吉亚发布了一段一架“米格”战斗机发射导弹击落这架无人机的视频。

击落无人机本身很了不起，但格鲁吉亚对无人机的使用也暴露出俄罗斯的一些问题。一方面，俄罗斯无人机在战场上太落后，无法提供实时情报，莫斯科不得不派出战斗机和远程轰炸机执行常规侦察任务。在战争中俄罗斯使用了老式“酥油草”无人机，俄罗斯后来也承认，这款无人机噪音太大，很容易被发现和拦截。

另一方面，格鲁吉亚军队有效搜集了大量情报，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小规模以色列造无人机编队实现的。[14]

战争结束几周后，俄罗斯找到以色列，要求购买格鲁吉亚使用的“赫尔墨斯”450型无人机。刚开始以方人员感到非常惊讶，俄罗斯之前从来不在海外购买武器，更不要说在以色列。但这次战争给莫斯科敲响了警钟，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需要技术援助。

很多人都认为，以色列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正在本国空军服役的无人机卖给俄罗斯。在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真主党向以色列坦克发射了几十枚俄罗斯反坦克导弹，以色列可不想看到自己的无人机出现在敌方队伍中。

但接着，国防部官员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如果将无人机卖给俄罗斯，以色列是否能够阻止俄罗斯将先进武器交付给伊朗和叙利亚？如果可以的话，以色列不但能够承受这个风险，还非常值得这样做。[15]

以色列人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外交部支持这笔交易，声称这能够加强同莫斯科的关系。伊朗正在推进核计划，此时加强俄以关系非常重要。这些官员还说，对俄出售无人机能加强以色列对俄罗斯在伊朗等问题上的政策的影响。国防部一方面承认这样做能够加强对莫斯科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非常担心无人机技术有一天会落到伊朗、叙利亚甚至黎巴嫩真主党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手中。

当时，俄罗斯有一笔军售是以色列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的，那就是向伊朗交付S-300防空导弹系统。这个最初价值8亿美元的交易合同于2005年秘密签署，但迫于来自以色列和美国的压力，俄罗斯一直在推迟交付时间。

以色列之所以会想到通过对俄出售无人机来阻止俄向伊朗销售防空导弹系统，理由很简单：S-300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经受过实战考验，能够同时跟踪100个目标，可能让以色列无法空袭伊朗核设施。

俄罗斯人很清楚以色列对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担忧，双方领导人几乎每次对话时都会提及这件事。南奥塞梯战争结束一周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和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就通了电话。俄罗斯很担心以色列为格鲁吉亚提供武器和无人机，在通话中，奥尔默特同意暂停以色列向格鲁吉亚的军售，但同时对莫斯科向叙利亚和伊朗的武器出售施压。[16]

克里姆林宫官方向以色列保证，俄罗斯不会交给伊朗有损地区稳定的武器，这似乎可以理解为俄罗斯不会向伊朗提供S-300防空导弹系统。但同时，莫斯科又向以色列解释说，如果伊朗履行了其对联合国和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义务，那就需要重新考虑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付问题。[17]克里姆林宫还指出，不管怎样，S-300防空导弹系统只是防御系统，如果以色列有任何担心，就应该选择放弃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

俄罗斯一直拒绝透露真实目的。2009年初，美国参议员卡尔·列文访问俄罗斯。当时，列文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访问莫斯科的目的是加强美俄间在导弹防御上的合作，以应对伊朗对核武器的不断追求。列文非常支持以色列，因此，在访问期间他提到S-300防空导弹系统，敦促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终止将该武器系统交付给伊朗。但里亚布科夫的立场非常强硬，他说这笔交易虽然目前已冻结，但不断提及对任何一方都不利。

他说：“我们不希望再听到华盛顿提这件事，提得越少越好。”[18]

交易冻结的消息并没能缓解以色列的担忧。在耶路撒冷，有人认为应该在S-300防空导弹系统部署到伊朗之前发动袭击。

以色列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海湾地区一些同其保持友好关系的温和阿拉伯国家。2009年初，阿联酋总参谋长哈马德·塔尼·鲁迈希在会见美国驻阿布扎比大使理查德·奥尔森时，向美方提出紧急请求：希望美国立即在阿联酋部署5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他给出的理由是，由于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易，以色列马上会对伊朗发动袭击，而作为报复，伊朗会接着对阿联酋发动袭击。[19]

鲁迈希对奥尔森说：“我必须非常坦诚地告诉你，这一地区发生了一些让我们非常担心的变化。”他解释说，“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将部署在阿布扎比及其周边，以防止伊朗在以色列袭击后发动报复性导弹袭击。被问到这一判断的根据时，鲁迈希才提到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付。他补充说道：“我不相信俄罗斯人。我认为俄罗斯人和伊朗人都不可信。”

在以色列，无人机交易变得越来越紧迫。最终决策权并不在国防部，而在外交部，但另一方面，即便外交部否决这一交易，国防部仍然可以提交以色列安全内阁进行讨论，而安全内阁有权撤销外交部的决定。

2009年，安全内阁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这笔交易。针对俄罗斯计划购买格鲁吉亚在战争中使用的那款长航时无人机的发盘，以色列给出还盘：以色列可以考虑出售无人机，但只出售已经在以色列空军退役的老型号无人机，比如“搜索者”无人机。

2009年6月，刚刚担任以色列外交部部长的阿维格多·利伯曼飞到莫斯科。由于利伯曼出生于摩尔多瓦，这一时期以色列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截至那年夏天，有5名以色列内阁部长访问莫斯科，两国间旅游来往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过程中，俄罗斯还考虑在莫斯科举办一次中东和平会议。

在华盛顿，一些圈内人士甚至担心以色列准备让俄罗斯取代美国成为其最主要盟友。当时美以关系已经出现问题，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后，已多次和美国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发生摩擦。

2006年9月，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卡特（右）在五角大楼会见以色列国防部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美国国防部提供）

在莫斯科会谈期间，利伯曼提到了S-300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人之前就公开反对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这次他们对利伯曼说，S-300防空导弹系统“只有当你准备袭击伊朗时才能发挥巨大作用”，并拒绝放弃销售该系统。[20]

离开莫斯科时，利伯曼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得出明确的结论：完成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易关系到俄罗斯人的尊严，所以最终这一定会成为现实。如果说之前在是否有必要对俄出售无人机的问题上还存在很多疑虑，当利伯曼回到耶路撒冷后，这些疑虑已不复存在。

几周后，美国和以色列高级官员相聚特拉维夫参加一年一度的战略对话论坛，成立这个论坛是为了讨论地区形势变化和确保以色列相对于邻国具有质量型军事优势。会上，S-300防空导弹系统再次被提及，以色列人向美国人透露了最新发现，如果美国继续推进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俄罗斯也将继续推进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易。[21]

这成为以色列推进无人机交易的最佳时机。

要想同莫斯科签订合同，以色列还有最后一个阻碍，那就是美国。俄罗斯和美国是老对手，如果以色列将先进的无人机卖给俄罗斯，美国当然不会高兴，毕竟，俄罗斯曾是美国的敌人，现在这两个国家在很多领域仍然针锋相对。

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玛丽·贝思·隆恩是最早听到这个销售计划的美国官员之一，也是最早支持“铁穹”防御系统的美国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隆恩非常惊讶，主要是因为当时以色列还请求美国不要将先进武器卖给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隆恩对与她职位相同的以色列官员说：“你们的意思是说，美国在未经你们允许的情况下不能将武器卖给阿拉伯国家，但你们可以将包含或不包含美国科技的先进武器卖给俄罗斯？”[22]

以色列人给出了两点理由：第一，他们声称出售给俄罗斯的无人机不涉及任何源自美国的科技；第二，他们告诉隆恩，卖给俄罗斯的无人机只比俄罗斯目前的无人机略微先进，和中国准备卖给俄罗斯的无人机相差无几。[23]

隆恩问道，俄罗斯未来有没有可能将无人机转给真主党或伊朗？以色列人向她保证，即便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用担心，以色列目前使用的无人机比卖给莫斯科的无人机要领先一代。

如果以色列将无人机卖给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就需要以色列提供保养、零配件和相关知识。以色列认为这种依赖性有助于增强以色列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俄对以色列的阿拉伯敌对国军售的问题上。如果克里姆林宫做出有损以色列利益的事情，以色列可以拒绝向俄罗斯提供零配件或日常保养，让俄罗斯无人机只能停在地面。

隆恩把这些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美国国防部成立了一个研究以色列无人机的小组，负责证明准备出售的以色列无人机确实不包含美国科技，以及同中国准备卖给俄罗斯的无人机处在同一技术水平。最终，虽然美国对以色列向俄罗斯靠拢很不满意，但还是批准了这笔交易。

隆恩回忆说：“由于这牵涉双方的利益，俄罗斯被合同掣肘，以色列人认为这能在未来影响俄罗斯在伊朗乃至更广阔地区的决策。”

如果俄罗斯和伊朗的交易已成定局，以色列也可以与俄罗斯达成类似的交易。

后来将近5年的时间里，以色列的无人机交易似乎达到了既定目标。伊朗不断催促俄罗斯交付S-300防空导弹系统，但克里姆林宫一直拒绝。在这期间经常出现伊朗人在俄罗斯接受S-300防空导弹系统操作训练的新闻，这让以色列感到非常紧张，但该系统并没有运离俄罗斯。

2015年夏天，这一切发生了改变。经过将近一年的谈判，在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大国（P5+1）(2)同伊朗历史性地达成了旨在遏制其核计划的协议。有了该协议，俄罗斯又开始声称没必要再推迟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付了。俄罗斯国有科技公司说合同已“重新生效”。

以色列刚准备发动新的外交攻势，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爆发了。9月，为了拯救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开始轰炸位于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目标。俄罗斯不但在叙利亚部署了多个飞行中队，还向地中海派出军舰和潜艇。20世纪70年代以来，俄罗斯军队从未如此靠近以色列边界。由于担心两国因为误解而引发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立即飞到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见面，决定立即建立处理以色列国防军和俄罗斯军队间微妙关系的协调机制。

11月，俄军一架“苏霍伊”轰炸机被土耳其击落。愤怒的莫斯科威胁要采取军事行动，并暂停了和安卡拉的贸易关系。普京还做了另一件事，他将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升级版本S-400防空导弹系统部署到该地区，接收该武器的国家不是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同以色列抗争的伊朗，而是以色列空军的后院——北部邻国叙利亚。

和S-300防空导弹系统一样，S-400防空导弹系统也能同时追踪和拦截远至几百英里外的多个目标，但后者拥有升级后抗干扰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和由多种导弹组成的多层防御系统。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射程更远，能够击落特拉维夫上空的飞机。

这个消息令以色列非常震惊。一位以色列空军军官说：“在最糟糕的噩梦中，我们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除了战术上的影响（以色列空军需要改变之前的飞行队形），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防空导弹系统的事实还让以色列明白，之前的军售对俄罗斯的影响非常有限。在中东这个复杂的地区，理想总是会被现实打败，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1) K街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一条主干道，是许多美国院外游说团体的驻地。在政治话语中，“K街”已借指华盛顿游说行业。——译者注

(2) 此处翻译尊重了原文。但实际上，“P5+1”为包括中国在内的5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译者注

结语　末日战场

按照计划，哈马斯指挥官在加沙策划的这次针对以色列的袭击将震惊全国，成为以色列的“9·11”事件。在这次进攻面前，之前旷日持久的战争、自杀式爆炸袭击、火箭弹袭击和流血事件都将黯然失色。审判日即将到来。

凌晨4点半，大约有10多名身着迷彩服的武装分子从地洞里钻了出来，他们全副武装，装备有AK47自动步枪、火箭助推榴弹（RPG）、手枪、手榴弹和夜视镜。为了能将这次行动摄录下来，有的人头盔上还装有GoPro相机。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一片黄瓜地里。

当时是2014年7月17日，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最近一次的战斗已持续了一周。每天都有几十枚火箭弹从加沙射向以色列城镇，以色列则出动空军对加沙进行轰炸，摧毁激进组织基地、火箭弹发射架、指挥所和武器储藏地，并追捕哈马斯指挥官。

以色列已经做好了应对哈马斯通过地道发动袭击的准备，但并不知道地道的具体出口。截获的情报锁定了大致区域，以色列国防军在这些区域附近部署重兵，无人机也持续在天空盘旋。

后来，以色列国防军发布了一段无人机拍摄的黑白热成像视频，其中显示，哈马斯武装分子从地面一个洞口爬了出来，迅速在田野里分散开来，但当发现自己位置暴露后，他们又赶紧朝洞口跑去，并一个接一个地爬回地道。最后一个人刚爬进洞口，以色列导弹就发射过来，摧毁了这个地道的入口，消灭了这个小组的几名成员。

这些武装分子试图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停火协议生效前几小时发动地道袭击。但对以色列而言，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约10天前，以色列刚刚炸毁了此处以南发现的一个大型地道，那个地道竟能直接通到附近的一个基布兹。

以色列知道哈马斯一直在沿着边界挖“进攻地道”，甚至还组建了一支名为“努克巴”（阿拉伯语中“精英”的意思）的秘密突击队。经过训练，这支部队的高级成员能够徒步或骑小型摩托在狭窄的地道中移动和作战。[1]

以色列国防军声称，哈马斯计划通过大约30条地道让数十人渗透到以色列境内，这些地道的路线经过精心设计，每条地道都通往不同的基布兹或城镇。这些武装分子将闯入私人住宅、餐厅和幼儿园大开杀戒。这个小组有的成员负责劫持以色列人，再通过地道强行将人质带到加沙，作为未来同以色列交换战俘的筹码。他们的目标是杀死几十人，绑架几十人。如果目标实现，这将极大挫伤以色列的民族士气。

加沙地道的存在并不是秘密。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埃以之间签订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将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并将加沙南部的拉法一分为二。从那时起，加沙地带开始出现大量地道。但当时地道主要用于边境走私。1989年，地道第一次被用于武装袭击，哈马斯激进分子马哈茂德·马巴胡赫在绑架和谋杀了两名国防军战士后通过地道逃离以色列。后来，马哈茂德·马巴胡赫成为哈马斯高级特工，负责武器采购。2010年，他死在迪拜一家酒店房间内，据说是摩萨德暗杀小组所为。

截至2000年，埃及和加沙边界上有数百条可使用的地道，所有能从地道运输的东西都能走私到加沙，包括武器、香烟、炸药、等离子电视甚至汽车。

拉法靠近埃及边界，那里的加沙人几乎都是挖地道的高手。他们经常利用儿童修建地下通道和运送走私品。他们首先在边境附近的家中向地下打竖井，然后再横向挖地道。地道的修建周期从两周到两个月不等，费用有时能达到10万美元。虽然成本不菲，但一条成功的走私地道能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

随着时间推移，哈马斯开始将更大更先进的地道同其作战方法结合起来，利用地道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的基地。2004年，一枚重达1.5吨的炸弹在靠近拉法的一个以色列国防军阵地下方的地道被引爆，接着，哈马斯突击队对该哨所发动猛攻，5名国防军战士牺牲。

从战术角度分析，哈马斯使用地道的原因很好理解。持续的火箭弹袭击虽然对以色列民众造成有效威慑，但由于边界地区戒备森严，哈马斯很难发动能够震惊整个犹太国的大规模袭击。除了巨大的隔离墙，以色列在边境地区还部署有先进的雷达系统、密集的观察哨所和大量巡逻人员，从地面根本无法突破这道防线。地下通道自然成为他们进入以色列、发动袭击并迅速撤离的最佳途径。地道拥有巨大的潜能。

2014年，一名以色列士兵站在加沙边境发现的一个哈马斯的地道入口（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哈马斯的地道挖掘能力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2014年10月，以色列国防军在靠近加沙边界的恩哈什洛沙发现了一个巨型地道。恩哈什洛沙是20世纪50年代由一群拉丁美洲移民建立的田园基布兹。以色列之前掌握了一些零星的情报，当地军民也经常声称他们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凭借这些线索，以色列非常幸运地找到了这个地道的位置。

这条地道有50英尺深，将近1英里长，地道内部高度达到6英尺，大多数人站在里面根本不用弯腰。修建这个巨型地下通道使用了超过500吨混凝土。一位基布兹居民说，这个地道的模样让他联想到纽约地铁。以色列情报部门称这条地道的建设成本为数百万美元，哈马斯原本计划利用它渗透到基布兹，对当地居民展开屠杀。

虽然一直知道地道的存在，但发生在2014年夏天的事件还是让以色列措手不及。7月17日的袭击发生后，以色列安全内阁决定向加沙派出以色列地面部队，定位和标记这些跨界地道，并将其摧毁。但以色列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以色列情报机构并不知道所有地道的具体位置；第二，即便发现了地道的位置，以色列也没有摧毁这些地道的详细战术。所以，国防军战士们虽然明白自己的任务，但对于如何完成任务却是一头雾水。

于是，针对地道，一批部队授命进入加沙地带，执行一次规模有限但意义重大的专项行动，行动中目之所及的一切让久经沙场的老兵也惊讶不已。哈马斯修建了大约30条从加沙通往以色列的地道，大多数已经完工，有的还处于收尾阶段。这些地道完全不同于以色列之前发现的狭窄的短距离地道，它们设有通风管道和通信线路，墙也是水泥砌的，人可以在里面直立。有的地道绵延数英里，主线路之外还有分支，这意味着发现地道的一个入口并没有用，因为它可能还有好几个入口，只有进入地道，以色列国防军才能摸清地道的实际路线。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给以色列带来两个挑战：第一是如何定位和识别地道，第二是如何摧毁地道。对于第一个挑战，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想法。早在行动前，利用蜂窝网络和信号扫描技术，以色列情报部门通过追踪地道挖掘者的手机信号成功发现地道的出口。以色列发现，当挖掘者进入地下时，手机信号会突然消失，几小时后他们从同一地点出来，信号再次恢复。[2]一旦出现大量类似情况，基本可以确定在这附近存在地道入口。

2000年初，以色列国防部就开始测试各种用于探测地道的系统。2007年，国家审计长在报告中对国防部和国防军在这方面工作的不足之处提出强烈批评。的确，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当国防军战士2014年进入加沙地带时他们手足无措，得不到任何技术上的支持。在这场针对地道的行动开始前，国防部部长预计只需要2—3天的时间就能实现既定目标。但事实上行动持续了将近3周，在这期间，哈马斯持续通过地道发动袭击。

由于缺少探测和摧毁地道的明确方法，以色列国防军选择随机应变，不断尝试新的方法。在发现地道后，一开始他们会炸毁地道的竖井，但国防军很快意识到如果该地道存在分支线路，这样做无济于事，事实上，几乎所有地道都有分支线路。

后来战士们选择将机器人放入地道，探测地道的线路。为了炸毁地道主体部分，有时他们会选择向地道倾倒液体炸药。在极少数情况下，战士们会直接进入地道，在墙体上安装炸弹和地雷。空军也为摧毁地道的行动提供了支持。一旦地道的线路被查明，飞机会沿地道线路投掷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这是一种专门用来穿透地表的精确制导炸弹。以色列国防军称这种方法为“动能钻井”。

然而，即使以色列部队正在进行定位和摧毁地道的行动，哈马斯仍然成功地利用地道发动了多次袭击。在一次袭击中，一群哈马斯武装分子从纳哈尔奥兹基布兹附近的地道口冲出来。哈马斯后来公布了一段从固定在该武装分子头盔上的GoPro相机拍摄的视频，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武装分子爬出地道后，在光天化日下跑过田野，进入附近以色列国防军一个边境哨所，枪杀了5名士兵，然后，这名渗透者又跑回地道口，逃回加沙。

针对加沙地道的行动结束时，以色列成功摧毁了大约30条地道，但付出的代价相当惨重，几十名以色列士兵和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此外，另一个本该在短短几天内结束的军事行动竟然持续了50天，成为1948年独立战争以来以色列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武装冲突。

这场战争给以色列敲响了警钟，以色列一直清楚哈马斯把武器和指挥中心隐藏在医院或学校，但这次行动发现的地道表明一种新的战争形式的产生。利用这些地道，哈马斯可以发动相当于“9·11”事件规模的袭击。

以色列在2014年加沙战争中遇到的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式。以色列国防军本以为自己为这场战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国防军战士都被训练为巷战专家；国防军的坦克装备有最新的“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能够防御反坦克导弹的攻击；“铁穹”防御系统能够有效拦截射向以色列的“喀秋莎”和“卡萨姆”火箭弹，拦截率远高于之前的预期。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地道让这些准备工作变得毫无意义。

这属于典型的“颠覆性创新”，这个词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创造，专门形容那些让传统竞争对手（以色列国防军）失去竞争力的创新（激进分子的地道）。

但最终，以色列国防军攻克了这个难题，虽然花的时间比预期要长，双方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但国防军最终找到了定位和摧毁地道的方法。通过不断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以色列国防军创造出新的战术战法，成为世界各国军队争相学习的对象。

以色列也许是第一个在边境面临激进分子地道挑战的国家，但未来，这样的地道也可能出现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或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这些威胁并非危言耸听。

加沙战争的经历让人们明白，不管国防军认为自己的战备有多么充分，随时都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对以色列而言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感受，特别是在军队。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后，部署在埃以边境的以色列坦克不断被一种神秘的导弹击中。刚开始，指挥官们以为这只是敌方步兵发射的普通火箭助推榴弹，于是命令坦克向后撤离了一段距离，本以为这样能处于敌方火力范围之外，结果仍被击中。

随着战斗的持续，以色列国防军的坦克兵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威胁，通过有线制导，这种导弹由单兵发射后能够精确命中1英里外的目标。这款由苏联研制的新型反坦克导弹被称为“萨格尔”导弹。为了应对这种导弹，以色列国防军必须适应新的形势，提出新的应对方案。后来，每当发现有该导弹发射，坦克就会互相通告，然后开始毫无规律地朝各个方向行驶，扬起巨大的沙尘，阻挡导弹发射者的视线。

这一战术非常成功，后来被北约部队采用。不过，此法虽然有效，但这并不能完全避免以色列坦克被导弹击中，在战斗第一天，超过180辆以色列坦克退出战斗，其中一半是被“萨格尔”导弹击中的。[3]

不仅在1973年和2014年，事实上，自建国以来，以色列在逆境中和战场上一直表现出极强的随机应变能力。本书从头到尾都在展示以色列这一标志性特征，每当遇到挑战和威胁，以色列都会运用这一能力。

从以色列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积极备战，未雨绸缪，但未来总是充满变数。以色列本以为自己成功阻止了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付，但没想到更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被部署在叙利亚；以色列本以为来自加沙的火箭弹袭击不会构成战略性威胁，但没想到后来有数千枚火箭弹射向以色列的城市。中东地区仍处于历史上最剧烈的动荡期，以色列国防军的指挥官们知道还有更多预想不到的情况将要发生，他们能做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小这些情况的不利影响。

为不确定性做准备，这个说法听上去有些矛盾，但这正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工作。以色列国防军并不能确定未来战争将会是怎样的，但和其他现代军队一样，它将努力为未来战争而不是已经过去的战争做准备。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防部地下几百英尺处有一个名为“波尔”（希伯来语中“洞穴”的意思）的地下指挥中心，这里是以色列未来战争的实验室。

波尔指挥中心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神经中枢，所有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在这里策划和指挥。进入这个地下指挥中心需要经过两道巨大的铁门，一旦遇到非常规袭击，这两道大门就会封闭起来。在大门外标有很大的提示语，提醒访客将手机存放在门外。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采用各种手段监听以色列，以色列必须极度谨慎，容不得半点侥幸心理。波尔指挥中心拥有独立的空气净化系统和发电系统。即使地表建筑被摧毁，指挥中心仍可以继续运行。

地下的楼梯可能有数英里长。在其中一层楼，一个房间门外写着“北部战线：叙利亚”，穿过大厅，还有房间门外写着“加沙”“黎巴嫩”和被国防军称为“纵深”的战线名称，“纵深”战线的部队有时需要远离以色列边界执行深度渗透行动。在这些房间里，作战参谋研究地图，制订未来行动计划，并决定在不同的行动和战场派遣哪个军事单位与使用何种型号飞机。

再向下走几层就来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的会议室。以色列军队高层指挥官每周都会围坐在U形会议桌旁，审批各类行动，讨论适用于以色列未来冲突的作战原则和战术。房间的墙上挂有记录着以色列以往危急时刻在此召开会议的照片，照片中的一位位将军神情严肃，若有所思，这些照片在不断提醒人们，在这里做出的决定关乎国家的命运，绝不能向外界泄露。

在会议室一边是一个落地玻璃围成的房间，这个房间被称为作战室，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的长桌上摆满了电脑和不同颜色的电话（根据颜色区分加密级别），长桌中间是总参谋长的位置。所有将军都面对着一面挂满各种屏幕的墙，屏幕上显示有不同传感器（包括安装在飞机、海军舰船和卫星上的）发回的图像。总参谋长凭借这些信息指挥作战行动。

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结束几年后的一个夏日，一位国防军将军在总参谋长的会议室就以色列的未来战场发表演讲。他解释说，目前的形势不容乐观，中东动荡给以色列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更多的是威胁和挑战。一方面，曾经是以色列最主要敌人的叙利亚军队已不复存在，这意味着犹太国不再面临常规战争的威胁。他说，以色列担心敌国使用坦克入侵并占领以色列领土的岁月似乎已一去不复返。

但另一方面，这名将军继续说，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不再是小型组织。未来以色列国防军将面对一场“拼图式”战争，以色列必须知道如何同时应对反坦克导弹（常规战争）、士兵劫持（武装袭击）和从地道中钻出来的激进分子（游击战）。战斗机对于轰炸战略目标和在广阔地区投射力量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有50名哈马斯分子从地道中钻出来袭击附近的基布兹食堂，战斗机就无能为力了。

为了应对这些“拼图式”冲突，以色列国防军近年来强调在三个方面的能力建设：提高协同能力，加强安全距离/机器人平台的建设，以及确保以色列作战行动的国际合法性。

“协同能力”是指军队各单位之间合作的能力。在最基本的层面，这意味着飞行员和步兵能够使用共同的语言，比如，当地面士兵尝试指挥飞行员轰炸某一目标时，他们能听懂对方的语言。在更高的层面，提高协同能力还能对科技产生直接影响。以前，空军飞行员在驾驶舱中看不到地面部队正在攻击的目标，但现在通过高科技可以实现。

“协同能力”的提高离不开许多军官的努力，这其中包括哈南·伊塞罗维奇上校的参与。2015年以前，他担任以色列国防军精锐计算机部队马姆拉姆部队的指挥官。马姆拉姆是希伯来语“计算机和信息系统中心”缩写的音译，这支部队主要负责以色列国防军的网络维护，确保部队在战术层面上具有良好的连通性。这支部队声望很高，从这里退伍的老兵都成为科技公司争相抢夺的人才。

该部队最近发明了一个被国防军称为“水晶球”的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指挥官只需在屏幕上一点，就能将战场的实时录像上传，并将目标坐标加载到数字地图中。

这样一来，坐在指挥中心的军官可以看到无人机和其他装备的传感器提供的录像，以此为依据选择进攻目标，并将目标迅速转换成数字坐标，发送到该区域所有作战部队的数字地图系统中。

“水晶球”和其他类似系统能够缩短以色列国防军“从传感器到射手”的周期，以前这一过程可能需要20分钟，现在要快很多。

伊塞罗维奇深知这些系统的重要性。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伊塞罗维奇是纳哈尔旅第五十步兵营的指挥官，他的部队被部署在黎巴嫩南部。一天，他的无线电通话系统响了起来，原来，一名以色列北部战区司令部的情报官在向他提供一条非常重要的情报。

这名情报官说：“附近一座房屋建筑内有一个真主党反坦克导弹小组，请做好准备。”

在战场上很少能得到这样精确的情报。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原计划通过入侵黎巴嫩来结束真主党在边境附近的存在，但国防军无法获取关于该组织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具体位置的高质量情报，这条情报却非常精准。通过夜视镜，伊塞罗维奇在几英里外发现了这个真主党反坦克导弹小组。形势非常紧张，当时虽然伊塞罗维奇已经发现了对方，但真主党战士还没有发现以色列国防军的位置。一旦他们发现以军，这将是一场非常血腥的战斗。

伊塞罗维奇通过无线电联系上附近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请求飞行员对这个藏匿有真主党小组的房屋进行轰炸。但伊塞罗维奇足足用了15分钟才向飞行员解释清楚真主党小组和以色列部队的位置。飞行员需要确保不会意外轰炸到伊塞罗维奇和他的士兵所躲藏的建筑。为了核实他们说的是同一个目标，两人竟然交流了10多次。

这样的经历让以色列国防军意识到部队在协同能力上的严重不足。拥有了“水晶球”等系统后，伊塞罗维奇等指挥官只需在电子地图上标记真主党武装分子所在建筑的坐标，同一网络下所有部队就都能看到这一位置，包括战斗机和直升机。

一位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军官解释说：“不管是真主党还是哈马斯，现在的敌人都非常低调，非常非常狡猾，经常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中活动。我们需要知道如何迅速而精准地发现、识别和攻击这些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正在进行的第二个变革是将更多包括机器人在内的自动系统融入作战体系。2015年，以色列空军大多数飞行任务都由无人机完成。未来几年，这一比例还会继续上升，以色列空军计划在2030年前拥有一支由无人机和隐形战斗机组成的机群。

无人系统并不局限于在天空执行任务的无人机。在地面，以色列国防军也使用了很多无人系统，比如能扔到房间内拍摄内部情况的球形照相机和能在加沙、叙利亚等动荡边界取代战士执行侦察任务的无人地面车辆（UGV）。

以色列国防军一辆“守护者”无人地面车辆正在加沙地带边境巡逻（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未来还可以在地面部队到达前向敌方领土派出无人地面车辆。以前由精英侦察部队执行的危险任务现在也可以由配备有360度摄像头、扬声器和自动步枪的小型无人沙丘车来完成。在不知道屋内情况时就发起强攻的做法也将成为历史。很快，蛇形机器人将在战士发动进攻前爬到敌方指挥部进行侦察。此外，还有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制的无人侦察艇“保护者”，艇上装备有武器套件和执行非致命任务的高压水管。这款基于小型快艇设计的无人侦察艇已在加沙海域成功完成了多次海军试验。

在不久的将来，空中和地面的机器人将冲在战场最前线。在未来，就算战士仍然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因素，他们的模样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同于现在的制式战靴和防弹衣，未来的战士们将穿戴机械化装甲，这些装甲不但能提供更好的防护，还能让士兵的移动速度更快、能够轻松地背带更多装备。他们还会配备一个用于提高态势感知的个人头部显示器，他们的冲锋枪所使用的子弹还能够识别敌军和友军。

在未来战场上，坦克也将实现无人驾驶，并安装有能够连续工作几个星期的混合动力引擎。空中的无人机在机翼上将安装太阳能板和燃料电池，凭借这两个动力源，无人机可以一直在空中飞行，只有日常维修检查时才让其降落到地面。

空军在战场发射的纳米卫星集群将为地面部队提供实时图像，并能够在远离国土的地方被用作以色列通信设备的“蜂窝塔”。袭击预定目标将主要使用精确制导火箭弹，只有执行远距离战略性任务才使用空军的隐形战斗机。

如果未来再次发生六日战争，以色列甚至无须派出飞机轰炸埃及和叙利亚机场，可以利用先进而强大的网络武器让敌方所有的飞机都无法起飞。

这就是未来以色列的作战方式。

然而，如果缺少国际合法性，这一切都没有意义。这个国家可以研发和生产最先进的武器，甚至将这些武器卖到全世界，但是，如果全世界都不支持以色列的行动，再先进的武器也没有用武之地。

对以色列这样的国家而言，合法性非常重要。由于非常依赖国际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几乎在每次军事行动前都会寻求许可，哪怕只是默许。在最近的加沙和黎巴嫩冲突中是如此，考虑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袭击时亦是如此。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以色列最终没有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

战争并不能在战场上结束，特别是针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战争。战场上行动结束后，战争将继续在媒体、法庭和联合国安理会谈判桌上展开。现在的公众支持比10年前更为重要，如果缺少支持，战争很可能在达成军事目标之前就提前结束。

2006年7月30日上午，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已进行了两周时间。突然，黎巴嫩南部小镇加纳村发出一阵巨大的爆炸声，爆炸物是前天晚上以色列空军投掷的炸弹，由于故障，炸弹在落地后没有立即爆炸。

根据最初的报道，60多人在这次事件中死亡，其中一半是儿童。几乎每个国际新闻网都立即通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从废墟现场发回了实况报道。以色列声称加纳村附近区域是真主党的“喀秋莎”火箭弹发射点所在地，但直到12个多小时后以色列才拿出确凿的证据。

那天的事件成为战争的转折点。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利用这次爆炸事件，要求以色列在未来48小时内停止在黎巴嫩上空的一切空中行动，对于战争中的以色列而言这是一个惨痛的代价。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国际社会对以色列针对真主党行动的支持几乎消失殆尽。

也许，如果以色列当时能更快拿出证明加纳村真实情况的证据，国际社会对这次行动的支持就可以延续。不管怎样，加纳村事件和后来发生的其他事件都迫使以色列适应新的现实，在袭击目标前，以色列必须要考虑将袭击全过程摄录下来，并考虑这次袭击可能带来的国际法律后果。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外交官的利益，这些行动也可能对军官造成影响。实施行动的军官以后还能在全球自由通行，不担心被捕吗？国际社会是否会对以色列高级军官发出逮捕令？

2016年的一天，当来到特拉维夫北部海边的一座公寓楼时，我们的心情有些忐忑。我们即将和以色列前总理和前总统西蒙·佩雷斯见面。还有几分钟就到预约时间了，说实话，我们真不知道93岁高龄的佩雷斯能给我们多少时间，甚至不确定他还能否记起我们想从他那儿得知的事情。但后来佩雷斯的讲话出乎我们的意料。

佩雷斯是一位伟大的以色列政治家。在他公寓的书架上摆满了他70年政治生涯留下的纪念品，其中有他和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合影、在国外获得的奖项，包括他同伊扎克·拉宾、亚西尔·阿拉法特共同获得的富有争议的诺贝尔和平奖。

佩雷斯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是怎样一路走来的：独立战争期间他在本-古里安身边工作，后来负责为这个新成立的国家购买军火。是佩雷斯说服阿尔·史威默来到以色列建立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也是佩雷斯让以色列和法国建立起战略合作关系，并通过这段关系秘密启动了核计划。

在政府中，他几乎在每个部门都工作过，包括交通部、国防部、财政部和外交部。他两次担任以色列总理，2007—2014年担任以色列总统，这也是他的最后一份工作。

如果只有一个人能解释为什么以色列能为世界研发出如此之多极具创新性的武器，我们认为这个人非佩雷斯莫属。

其实，佩雷斯能成为本-古里安的助手纯属巧合。佩雷斯从小生活在一个坐落于约旦河谷的基布兹，1947年，该基布兹决定派一名年轻人到特拉维夫，成为哈加纳的志愿者。一个周六的晚上，基布兹秘书处举行了一次投票，第二天早上，当时24岁的佩雷斯就上路了，准备前往哈加纳在特拉维夫被称为“红房子”的总部。当时，他在基布兹的朋友往他口袋里塞了3里拉，这就是他全部的盘缠。

但他到那儿后，谁也不知道该给他安排些什么工作。在楼里闲逛时，他碰到一位熟人，于是佩雷斯问道：“你知道我应该在这儿做什么工作吗？”

他的朋友回答说：“不知道，我们真不知道让你做什么。”

佩雷斯开始有些慌张。难道这一趟白跑了？来这儿一天就回去，他该怎么向基布兹的朋友解释？正当他思考这些问题时，身后楼梯上有人大声对他问道：“你到这儿了？”

佩雷斯转过身，发现站在眼前的正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他们两人因都是左翼政党马帕伊党成员而相识，几年后这个政党合并到现在大家熟知的以色列工党。

“是啊。”佩雷斯回答说。本-古里安走到他跟前，从夹克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佩雷斯，然后说道：“这就是我们目前所有的军火和武器的清单。”接着他快速说出哈加纳武器储存点机枪和子弹的数量。他还说：“如果在武器不足的情况下受到进攻，我们将被摧毁。我们需要武器，这是现在最紧迫的任务。这就是你的工作。”

虽然受到本-古里安的热情接待，但其他哈加纳领导人还是冷落他。那天晚些时候，那位朋友又找到佩雷斯，并告诉他，虽然没有具体工作，但他可以坐在哈加纳总参谋长雅科夫·多里的办公室办公，这位总参谋长正在休病假。

佩雷斯来到多里的办公室，坐在他那张巨大的木桌旁。闲着无聊，佩雷斯翻看了一下抽屉，发现了两封写给本-古里安的信。他打开其中一封，读后大吃一惊。

在信中，一位以色列国防军将军向本-古里安解释了关于自己拒绝担任以色列国防军新任总参谋长的原因。这位将军说，虽然这一邀请让他受宠若惊，但在发现犹太国的军火库里只有600万发子弹后，他决定拒绝这一邀请。

这位将军写道：“在战争中我们每天需要100万发子弹，我不想成为一个只能在任上干6天的总参谋长。”

佩雷斯之前从来不知道形势有如此可怕。但他没有在这种情绪中停留太久，因为他很快有了具体的工作要做。他的任务是在本-古里安身边运营一个由世界各地联络人员组成的网络，这些人负责想尽办法为以色列国购买武器和军火。这成为接下来10年佩雷斯的主要工作。

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佩雷斯独特的性格。在不遗余力购买武器的同时，他也在思考以色列该如何弥补自己在武器方面的巨大不足。建国早年，以色列没有坦克和飞机，也没有国家愿意向以色列出售这些武器。所以，佩雷斯想到许多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比如，让以色列独立研发反坦克导弹和高射炮，这样以色列至少能具备一定的防御能力。

他告诉我们：“如果前方有一堵墙，只有傻子才会用头去撞墙。你应该做的是想其他方法完成工作，你必须有创造性。”

这一路走得并不顺利。比如，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开始生产自己的步枪。但当以色列国防军试射这些步枪时，子弹总是在枪管里爆炸。战士们换其他的步枪试射，结果还是一样。军官们感到很困惑，他们反复检验了子弹和步枪，但怎么也找不到故障原因，直到一名工程师决定检查制造子弹的铜。原来，存放铜的仓库有鼠患，老鼠的尿液腐蚀了这些铜，所以生产的这一批子弹都存在缺陷。

在本-古里安的支持下，佩雷斯带领以色列走上了一条“科技强国”的道路。但是，当他到以色列国防军总部建议购买超级计算机时，他直接被赶出了房间；当他建议投资研发导弹时，将军们对此嗤之以鼻，讽刺地说道：“我们连子弹都没有，你却在这儿谈导弹和计算机。”

这些阻碍一直都在，但佩雷斯从不言败。当财政部部长告诉他“一分钱”都不能花在修建核反应堆上时，佩雷斯在预算之外成功筹集了数百万美元；当以色列各所大学拒绝在武器研发上进行合作时，他从其他地方找来科学家。佩雷斯总能在别人认为危险的地方看到机会。他从不轻易放弃，哪怕知道有人在他背后冷嘲热讽或恶意中伤，他也毫不在意。

当回忆起1947年11月29日晚上联合国就分治决议投票后他和本-古里安坐在一起的场景时，他严肃地说道：“我们从一开始就遭到进攻，因此别无选择。”本-古里安在那天晚上说：“今天他们在跳舞，但明天就会发生战争。”

但以色列撑过了这场独立战争，打败了敌人。佩雷斯说，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是依靠以色列的高素质人才和惊人的斗志。

他说：“犹太人在DNA中就有一种永不满足的基因。不管给犹太人任何多不好用的东西，他们都可能将其修好或进行改进。给以色列空军一架飞机，他们也能进行改进……我们认为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我们问这位年长的以色列政治家是否担心以色列会失去军事上的质量优势。我们说，近年来，美国宣布计划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先进军事平台。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在体制上越来越接近正规军队，并使用了包括反坦克导弹、无人机等以前常规部队才拥有的武器。

佩雷斯思考了片刻，然后表达了他对未来的展望。他说：“要维持以色列在军事上的质量优势，我们需要把钱花在战士的大脑上，而不是花在他们的肌肉上。”

这就是为什么佩雷斯最近建议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批准每名战士在服兵役前先读大学，拿到学士学位。这也是为什么他最近建议教育部在幼儿园开设教两三岁幼儿第二外语的课程。

佩雷斯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补充说，同样，没有任何事情会自动发生，要想让其发生，我们需要不断去推进，有时甚至仅凭一己之力。

通过那天的见面我发现，佩雷斯是一名梦想家。这位为以色列军队和国家拥有核能力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在科学、技术、机器人、和平等问题上同样侃侃而谈。他告诉我们，未来武器和未来战争的关键在于利用“拥有巨大潜力”的太空和理解如何使用更少的能源。他还饶有兴致地谈到纳米科技，认为这项技术能够帮助以色列研发出更小、更智能和更可靠的传感器与武器。他激动地说：“我们要用更少的投入换来更大的产出。”

在谈话快结束时他说，多年的战争让以色列人有些悲观，对未来有些怀疑，但他坚持认为，科技可以改变这一现象。他说：“未来不会是坦途，但我们可以改变人的性格，我们可以利用科技让人变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对未来更抱有希望。”

佩雷斯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位前总统在93岁高龄还畅想着50年以后的事情，这一点着实让我们感到佩服。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深感自己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作为记者，我们每天在报道阿以冲突的各个方面，同时又看到新的武器不断被研发和引入这一地区，这不得不让我们感慨这个时代的复杂和神奇。

以色列的武器正在改变现代战场，这些武器对战争方式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以色列边界以内，而已经辐射到更广阔的中东、欧洲、非洲和亚洲地区。这些武器的研发一方面吸取了战争中积累的军事经验，另一方面也融入了长期创新的成果，因此，关于这些武器的故事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力。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奔波于世界各地，包括亚洲和欧洲，当然，还有以色列和美国。在我们到访之地，大多数人对以色列都很熟悉，但对于其科技实力和先进的武器却所知甚少。

我们相信，在以色列几乎没有人希望发生战争，但这个国家建国以来平均每10年就要经历一场大规模战争，直到今天其周边仍有敌人叫嚣要灭亡这个国家。所以，以色列必须时刻做好准备。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毫无疑问，以色列的武器必将成为书写未来故事的重要力量。

致谢

如果没有数百人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同我们分享他们的见解，这本书根本无法完成。他们中的许多人讲述了自己在以色列军队和国防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还有不少人属于外交官，在世界权力走廊中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部分人要求在书中匿名，我们接受了他们的要求。

雅科夫非常感谢安·玛丽·利平斯基和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会的其他成员，这本书最初的想法就是在该基金会成形的。雅科夫参加了该基金会安妮·波尼斯和佩奇·威廉姆斯两位优秀导师主持的写作研讨会，从书中您可以感受到这次学习的效果。他还要感谢《耶路撒冷邮报》，目前他担任该报主编，在过去15年里他一直利用这个平台向全世界讲述以色列的故事。

阿米尔想感谢瓦拉网（Walla），过去6年来他一直在这家以色列主要新闻网站工作。在这之前，他在以色列《晚报》（Maariv）工作了12年。来到瓦拉网后，由于新的团队水平高、追求前沿科技且具有创新精神，在这个团队的支持下，他的写作水平被提升到新的高度。

阿米尔还要感谢巴伊兰大学，他的论文导师是该校的什洛莫·沙皮拉教授，他是以色列在情报和恐怖主义研究方面的国际知名专家。

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编辑伊丽莎白·黛茜加德，她从一开始就为本书感到非常兴奋。我们还要感谢我们非常敬业的代理人彼得和艾米·伯恩斯坦，他们一直在帮助我们推敲文中的思想，陪伴我们走过了这项工作的全过程。

最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家人。夏娅（雅科夫的妻子）和法妮（阿米尔的妻子）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支持。为了让我们能够拥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她们花费了很多精力照顾孩子（雅科夫的孩子：阿塔拉、米基、莱利和艾利；阿米尔的孩子：罗恩、亚哈里和塔马里）。夏娅和法妮一直鼓励我们将这项工作做到极致。没有她们的支持，我们无法完成本书的写作。

注释

前言

1. Gili Cohen，“Israeli Defense Exports in 2014: $5.6 Billion”［Hebrew］，Haaretz，May 21，2015，http:∥www.haaretz.co.il/news/politics/1.2642295.

2. Marcus Becker，“Factory and Lab: Israel's War Business，”Der Spiegel，August 27，2014，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defense-industry-the-business-of-war-in-israel-a-988245.html.

3. Fareed Zakaria，“Israel Dominates the Middle East，”Washington Post，November 21，2012，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fareed-zakaria-israel-dominates-the-middle-east/2012/11/21/d310dc7c-3428-11e2-bfd5-e202b6d7b501story.html.

4. Reuven Gal，A Portrait of the Israeli Soldier（Westport，CT: Greenwood Press，1986），10.

5. Arthur Herman，“How Israel's Defense Industry Can Help Save America，”Commentary，December 1，2011.

6. Becker，“Factory and Lab.”

7. Ann Scott Tyson，“Youths in Rural US Are Drawn to Military，”Washington Post，November 4，2005.

8. Christopher Rhoads，“How an Elite Military School Feeds Israel's Tech Industry，”Wall Street Journal，July 6，2007，A1.

9. Ben Caspit，“Talpiot Industrial Zone，”Maariv，March 29，2010，10.

第一章

1. Golda Meir，My Life（New York: Dell，1975），213，222，224.

2. Yuval Steinitz，“The Growing Threat to Israel's Qualitative Military Edge，”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Jerusalem Issue Brief，Vol.3，No.10，December 11，2003.

3. Ignacia Klich，“The First Argentine-Israeli Trade Accor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s，”Canad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Vol. 20，1995; and Shimon Peres and David Landau，Ben-Gurion: A Political Life（New York: Schocken Books，2011），16.

4. Michael Bar Zohar，Shimon Peres: The Biography（New York: Random House，2007），81.

5. Ibid.，77.

6. Ibid.，106.

7. Avner Cohen，Israel and the Bomb（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53.

第二章

1.“The Dronefather，”The Economist，December 1，2012，http:∥www.econom-ist.com/news/technology-quarterly/21567205-abe-karem-created-robotic-plane-transformed-way-modern-warfare.

2. Richard Whittle，“The Man Who Invented the Predator，”Air and Space Magazine，April 2013.

3.“Military UAVs: Up in the Sky，an Unblinking Eye，”Newsweek，May 31，2008，http:∥www.newsweek.com/military-uavs-sky-unblinking-eye-89463; and Phil Patton，“Robots with the Right Stuff，” Wired，March 1，1996，http:∥archive.wired.com/wired/archive/4.03/robots pr.html.

4. 源于本书作者之一2013年夏天对卡雷姆的采访。

5. Frank Strickland，“The Early Evolution of the Predator Drone，”Studies in Intelligence，Vol.57，No.1，March 2013.

6. George Arnett，“The Numbers behind the Worldwide Trade in Drones，”Guardian，March 16，2015.

7. See Anshel Pfeffer，“WikiLeaks: IDF Uses Drones to Assassinate Gaza Militants，”Haaretz，September 2，2011，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wikileaks-idf-uses-drones-to-assassinate-gaza-militants-1.382269.

8. Nick Meo，“How Israel Killed Ahmed Jabari，Its Toughest Enemy in Gaza，”Daily Telegraph，November 17，2012，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israel/9685598/How-Israel-killed-Ahmed-Jabari-its-toughest-enemy-in-Gaza.html.

9. 下文关于以色列在苏丹发动袭击的叙述主要依据外国媒体报道（包括《时代周刊》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和作者在对该行动理解基础上的推断。

10.“How Israel Foiled an Arms Convoy Bound for Hamas，”Time Magazine Online，March 30，2009； and Uzi Mahnaimi，“Israeli Drones Destroy Rocket-Smuggling Convoys in Sudan，”Sunday Times，March 29，2009，http:∥www.thesundaytimes.co.uk/sto/news/world_news/article158293.ece.

11. Mahnaimi，“Israel Drones Destroy Rocket-Smuggling Convoys in Sudan.”

12. WikiLeaks，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KHARTOUM249_a.html.

13. See WikiLeaks diplomatic cable 09KHARTOUM249 created February 24，2009，https:∥wikileaks.org/cable/2009/02/09KHARTOUM249.html.

14. 同注释9。

第三章

1. Amnon Barzilai，“Turret Exposed”［Hebrew］，Globes，July 29，2006，http:∥www.globes.co.il/news/article.aspx?did=1000137025.

2. Josh Mitnick，“Mighty Merkavas Fail in War Gone Awry: ‘Boom，Flames and Smoke，’”Observer，August 21，2006，http:∥observer.com/2006/08/mighty-merkavas-fail-in-war-gone-awry-boom-flames-and-smoke-2/.

第四章

1. Deganit Paikowsky，“From the Shavit-2 to Ofeq-1，a History of the Israeli Space Effort，”Quest，Vol.18，November 2，2011.

2. See Paikowsky，“From the Shavit-2 to Ofeq-1”; and Y. Rabin，Diary，Tel Aviv，Maariv［Hebrew］，1979 ，Vol. 2，497-498.

3. Bob Woodward，“CIA Sought 3rd Country Contra Aid，”Washington Post，May 19，1984，A13.

4. E. L. Zorn，“Israel's Quest for Satellite Intelligence，” https:∥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kent-csi/vol44no5/pdf/v44i5a04p.pdf.

5. Bernard Gwertzman，“Israel Asks US for Gift of Jets，Citing Saudi Sale，”New York Times，April 4，1981，2.

6. Amnon Barzilai，“Here We Build a Force Multiplier”［Hebrew］，Haaretz，September 25，2001，http:∥www.haaretz.co.il/misc/1.736130.

7. Glenn Frenkel，“Israel Puts Its First Satellite into Orbit，”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20，1988，A16.

8. Lawrence Wright，Thirteen Days in September（New York: Knopf，2014），35.

9. Moshe Nissim，“Leadership and Daring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sraeli Reactor，”Israel's Strike Against the Iraqi Nuclear Reactor 7 June，1981（Jerusalem: Menachem Begin Heritage Center，2003），31.

10. Shlomo Nakdimon，“Begin's Legacy: ‘Yehiel，It Ends Today，’”Haaretz，February 22，2010.

11. Barzilai，“Here We Build a Force Multipier.” See also“Meeting Minutes Regarding Israel-South Africa Agreement，” Woodrow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4148.

12. Amnon Barzilai，“Somewhere Beyond the Horizon，”Haaretz，September 26，2001.

13. Paikowsky，“From the Shavit-2 to Ofeq-1.”

14. Uzi Eilam，Eilam's Arc（Eastbourne，UK: Sussex Academic Press，2011），232-237.

15. Ibid.

16.“We Operate on the Border of Imagination，”Mako News Website［Hebrew］，March 27，2014，http:∥www.mako.co.il/pzm-units/intelligence/Article-0b71c430eb30541006.htm.

第五章

1. Amnon Barzilai，“How to Build a Wall”［Hebrew］，Haaretz，November 13，2002，http:∥www.haaretz.co.il/misc/1.839763.

2. Lior Avni，“A Decade under Fire: 10 Years to the First Kassam”［Hebrew］，NRG，April 14，2011，http:∥www.nrg.co.il/online/1/ART2/232/334.html.

3. David Horovitz，“Only a Drill?”Jerusalem Post，May 25，2010.

4. Anshel Pfeffer，“Behind the Scenes of Iron Dome”［Hebrew］，Haaretz，November 23，2012，http:∥www.haaretz.co.il/news/politics/1.1871793.

第六章

1. See“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Extrajudicial，Summary or Arbitrary Executions，” May，2010，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hrcouncil/docs/14session/A.HRC.14.24.Add6.pdf.

2. Laura Blumenfeld，“In Israel，a Divisive Struggle over Targeted Killing，”Washington Post，August 27，200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6/08/27/in-israel-a-divisive-struggle-over-targeted-killing/2e6d9107-6a81-4500-a7e4-001b4fc853c9/.

3. Steven R. David，“Fatal Choices: Israel's Policy of Targeted Killing，”Mideast Security and Policy Studies，No.51（Ramat，Israel: The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Bar-Ilan University，2002）.

4. Yaakov Katz，“Analysis: Lies，Leaks，Death Tolls & Statistics，”Jerusalem Post，October 29，2010，1.

第七章

1. David Sanger，Confront and Conceal: Obama's Secret Wars and Surprising Us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Crown，2012），188.

2. Ibid.，195.

3. Peter Beaumont，“Stuxnet Worm Heralds New Era of Global Cyberwar，”Guardian，September 30，2010.

4. Ibid.

5. 源于本书作者之一对拉尔夫·兰纳进行的一次电话采访。

6. John Markoff，“In a Computer Worm，a Possible Biblical Clue，”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9，2010.

7. Ellen Nakashima，“U.S.，Israel Developed Flame Computer Virus to Slow Iranian Nuclear Efforts，Officials Say，”Washington Post，June 19，2012.

8. James Clapper，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January 31，2012.

9. Barbara Opall-Rome，“Israeli Cyber Exports Double in a Year，”Defense News，June 3，2015，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defense/policy-budget/cyber/2015/06/03/israel-cyber-exports-double/28407687/.

10. 下文关于以色列在叙利亚发动袭击的叙述主要依据外国媒体报道（包括《明镜周刊》和《纽约客》）和作者在对该行动理解基础上的推断。

11. Sharon Weinberger，“How Israel Spoofed Syria's Air Defense System，”Wired，October 4，2007，http:∥www.wired.com/2007/10/how-israel-spoo/.

12. Ibid.

13. Eric Follath，“The Story of Operation Orchard，”Der Spiegel，November 2，2009，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the-story-of-operation-orchard-how-israel-destroyed-syria-s-al-kibar-nuclear-reactor-a-658663-2.html.

14. Ibid.

15. David Makovsky，“The Silent Strike，”New Yorker，September 17，2012.

16. Ibid.

17. Ibid.

18. Ibid.

第八章

1. Yoram Evron，“Sino-Israel Relation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INSS Strategic Assessment，Vol.10，No.2，August 2007，http:∥www.inss.org.il/index.asp?id=4538&articleid=1479.

2.“Weizman Initiated Eisenberg's Involvement in Chinese Arms Sales 20 Years Ago”［Hebrew］，Globes ，February 4，1999，http:∥www.globes.co.il/news/article.aspx？did=82076.

3. Thomas Friedman，“Israel and China Quietly Form Trade Bonds，”New York Times，July 22，1985.

4. Amon Barzilai，“The Phalcons Didn't Fly，”Haaretz，December 26，2001.

5. A. M. Rosenthal，“On My Mind; The Deadly Cargo，”New York Times，October 22，1999.

6. Sharon Samber，“Congress Urged Not to Link Israel Aid to China Arms，”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June 13，2000.

7. Sadanand Dhume，“Revealed: The India-Israel Axis，”Wall Street Journal，July 23，2014.

8. 下文中对以色列和新加坡关系的叙述主要依据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自传。Lee Kuan Yew: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1965-2000（New York: Harper，2000）.

9. Amnon Barzilai，“Israeli Officers Reveal: This Is How We Founded the Singapore Military”［Hebrew］，Haaretz，July 15，2005.

10. Lee Kuan Yew，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15.

11. See Barzilai，“Israeli Officers Reveal.”

12. Ibid.

13. Duncan Lennox，ed.，“AGM-142 Popeye 1/2?（Have Nap/Have Lite/Raptor/Crystal Maze）（Israel），Offensive Weapons，”Jane's Strategic Weapon Systems，Issue 50（Surrey: Jane's Information Group，January 2009），78-80. See also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s Israel Section: http:∥www.nti.org/country-profiles/israel/delivery-systems/.

14. Nicholas Clayton，“How Russia and Georgia's ‘Little War’ Started a Drone Arms Race，”Global Post，October 23，2012.

15. WikiLeaks cable 09TELAVIV2757_a，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 TELAVIV2757 a.html.

16. WikiLeaks cable 08Moscow2785，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8MOS-COW2785 a.html.

17. WikiLeaks cable 09MOSCOW2800_a，https:∥search.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MOSCOW2800 a.html.

18. WikiLeaks cable 09MOSCOW1111_a，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 MOSCOW1111 a.html.

19. WikiLeaks cable 09ABUDHABI192_a，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 ABUDHABI192 a.html.

20. WikiLeaks cable 09TELAVIV1340_a，https:∥search.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TELAVIV1340 a.html.

21. WikiLeaks cable 09TELAVIV1688_a，https:∥search.wikileaks.org/plusd/cables/09TELAVIV1688 a.html.

22. Interview with Mary Beth Long in November 2015.

23. See WikiLeaks cable 09TELAVIV2757_a.

结语

1. Adam Ciralsky，“Did Israel Avert a Hamas Massacre?”Vanity Fair，October 21，2014，http:∥www.vanityfair.com/news/politics/2014/10/gaza-tunnel-plot-israeli-intelligence.

2. Asa Fitch，“Early Failure to Detect Gaza Tunnel Network Triggers Recriminations in Israel，”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10，2014.

3. Saul Singer and Dan Senor，Start Up Nation（New York: Twelve Books，2009），42.

原书索引

Abayat，Hussein

Abbas，Mahmoud

Abdullah of Jordan

Abu Shamala，Mohammed
advanced airborne warning and control system (AWACS)

AEWC&C (airborne early warning，command and control)

AGM-65 bombs

Ahmadinejad，Mahmoud
air force. See Israeli Air Force; US Air Force
aircraft

F-15s

F-16s

F-35 Joint Strike Fighter

Messerschmitt

MiG fighter jets

Mirage combat aircraft

Mosquito bombers

Mustang combat aircraft

Phalcon AEWC&C aircraft

stealth fighter jets

U-2 manned reconnaissance aircraft

See also drones; helicopters

AK47 rifle
al Attar，Raed

Al-Lakkis，Hassan

Al Qaeda

Aloni，Nimrod

Aman. See intelligence: Israeli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Aman)

Amit，Meir

Arab riots (1929)

Arab Spring，x

Arafat，Yasser

Arens，Moshe

Arnan，Avraham

Ashkenazi，Gabi
al-Assad，Bashar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Israel)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Syria)

autism

Avidar，Yosef

AWACS. See advanced airborne warning and control system (AWACS)

Ayalon Institute (underground weapons factory)

Ayatollah Khomeini
ayatollahs

Ayyash，Yahya

balagan (chaotic mess)

Barak，Ehud

Barak，Shlomo
al-Bashir，Omar

Battle of the Saluki

Begin，Menachem

Ben-Anat，Shuki

Ben-Gurion，David

Ben-Israel，Yitzchak

Ben-Nun，Avihu

Bennett，Naftali

Betar (Revisionist youth movement)

Beth-Halachmi，Aharon

Biran，Ilan

Bourgès-Maunoury，Maurice

Brill，Shabtai

Bronfman，Samuel

Buchris，Pinchas

Bush，George H. W.

Bush，George W.

Callaghan，Sonny

Camp David peace talks (1978)

Camp David summit (2000)

Central Command，US

Chibu，Chon

Chinese-Israeli relations

Christenson，Clayton

Cohen，Shlomi

Cohen，William

“collage war，”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Convention on Registration of Objects Launched into Outer Space

Cuba
cyber warfare

cyber attack on Natanz

Cyber Department (Defense Ministry)

Israeli success

National Cyber Bureau

Stuxnet

Suter military computer program

Trojan horse

Unit 8200

Dagan，Meir

Dark Net

Dassault (French aircraft manufacturer)

Dayan，Moshe

De Gaulle，Charles

Defense Export Control Agency (DECA)

Defense Ministry

Cyber Department

and diplomacy

Merkava Tank Directorate

and missile defense systems

R&amp;D Directorate (Mafat)

and satellites

SIBAT

and terror tunnels

Defrin，Effie

Deif，Mohammed
diplomacy

Israeli-Chinese relations

Israeli-Indian relations

Israeli-Singaporean relations

Israeli success

and Phalcon sales

and Russia

“Disengagement” (Israeli withdrawal from Palestinian territory)

disruptive innovation

“Doctrine of Defense and State of Armed Forces，”

Dori，Yaakov

Dothan，Felix
drones

and 3D missions (dull，dirty and dangerous)

advantages of

Amber

Aquila

background

Condor

and diplomacy

and First Lebanon War

and Gaza Strip

Gnat

and Gulf War

Hermes

Heron

and ISR missions (intelligence，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Israeli exports

Israeli success

line-of-sight mode

and missiles

Panther (tilt rotor drone)

Pioneer

Predator

satellite mode

Scout

and Second Lebanon War

sensors

Skylark

Sudan drone strikes (Operation Cast Lead，2009)

and Yom Kippur War

and Yuguslav wars

Drucker，Yossi

Egypt. See Camp David peace talks (1978); Seuz Crisis; Yom Kippur War (1973)

Eilam，Uzi

Eisenberg，Saul

Eisenhower，Dwight D.

Eitan，Raful

Elazari，Jack

Elbit Systems

Eshed，Haim
exports，Israeli weaponry

Fernandez，Alberto

Fernando，Alberto

First Intifada. See also Second Intifada

First Lebanon War

Free Polish Army
free trade agreement

Gaddafi，Muammar

Gal，Reuven

Gantz，Benny

Gates，Robert

Gaza war (2014)

al-Ghoul，Mohammed

Gilad，Amos

Gold，Danny

Gulf War，First

Hadley，Stephen

Haganah. See also Israeli Defense Forces (IDF)

Hamas

and anti-tank missiles

and drones

and Gaza war (2014)

and Israeli intelligence

Kassam Martyrs Brigade

and Operation Cast Lead

and Operation Pillar of Defense

and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and prisoner exchanges

and rockets

and terror tunnels

and weapons smuggling

Haotian，Chi

Harel，Yaniv
helicopters

Apache

See also aircraft

Herzog，Arieh

Herzog，Isaac

Hezbollah

Holocaust. See also World War II

Hosseinpour，Ardeshir

Hussein，Saddam

Hussein of Jordan

IAEA. Se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IAI. See Israel Aerospace Industries (IAI)

IDF. See Israeli Defense Forces (IDF)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IEDs)

Indian-Israeli relations

Inman，Bobby
intelligence，military

Israeli success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rectorate (Aman)

Mossad (Israeli spy agency)

Rakaz (Shabak course)

and Second Intifada

Shabak (Israeli internal security agency)

Shatzi room

and targeted killing of al-Ghoul

and targeted killings

Ulpan (Shabak language school)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interoperability

Intifada. See First Intifada; Second Intifada

Iran. Se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ran-Iraq War

Iraq
nuclear program

Iraq War

Irgun (underground Zionist paramilitary group)

Iserovich，Hanan

ISIS

Islamic Jihad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cyber warfare

and drones

Isfahan conversion plant

Islamic Revolution (1979)

nuclear program

Omid satellite

Revolutionary Guards

and weapons smuggling

See also Hezbollah

Islamic State. See also ISIS

Israel Aerospace Industries (IAI)

and drones

establishment of

and missile defense

and Phalcon AEWC&C aircraft

and satellites

Israel Defense Prize

Israel Military Industries (IMI). See also Ayalon Institute (underground weapons factory)

Israel Space Agency

Israel Weapons Industries (IWI)

Israeli Air Force (IAF)

Israeli Defense Forces (IDF)

Alexondroni Brigade

Armored Corps

Atuda Program

the Bor (fortified underground command center)

“Breaking the Distance，”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Crystal Ball (computerized defense system)

General Staff

Home Front Command

and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and interoperability

“knocking on the roof” (Israeli anti-terror tactic)

Maglan military unit

Mamram (computer unit)

and multidisciplinar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Reserves Corps

Sayeret Matkal (General Staff Reconn-aissance Unit)

Scientific Corps

Sky Rider Program

Southern Command

and standoff/robotic platforms

Talpiot (technology unit)

Tzayad (command-and-control system)

War Room

and youth

See also cyber warfare; diplomacy; drones; intelligence，military; rockets and missile defense; satellites; tunnels

Ivry，David

Iyyad，Masoud

Jabari，Ahmed

Jabotinsky，Vladimir

Jane's(British military trade publication)

JDAMs (precision-guided bombers)

Jewish Scouts movement

Jihad，Abu

Jihad，Global

Johnson，Lyndon B.

Jordan

Kadish，Ron

Kahalani，Avigdor

Kahl，Colin

Kaplinsky，Moshe

Karem，Abe

Kelley，P. X.

Keret，Moshe

Khan，A. Q.

kibbutz

Kidron，Mordechai

Kosovo War (1999)

Kuan Yew，Lee

Kurtz，Ray

Labor Party

Land of Israel

Langner，Ralph

Lavon，Pinchas

Leading Systems

Lebanon. See Hezbollah; First Lebanon War; Second Lebanon War

Lehi (Zionist group)

Lehman，John

Lenart，Lou

Levin，Carl

Libya

Lieberman，Avigdor

Likud Party

Livnat，Yaron

Lockheed Martin

Long，Mary Beth

M-16 rifles
al-Mabhouh，Mahmoud

MacDonald，Jeanette

Mach speeds

Madrid Peace Conference (1991)

Malam missile factory

Malul，Shay

Mandate for Palestine

Mashal，Khaled

Matanya，Evyatar

Mazliach，Baruch

McCain，John

Medvedev，Dmitry

Meir，Golda

Merkava tanks. See tanks: Merkava tanks
missiles. See rockets and missile defense

Mohammadi，Masoud Ali

Mossad (Israeli spy agency)

Moyal，Eli

Mubarak，Hosni

Musawi，Abbas

9/11

Nablus

Nasser，Gamal Abdel

National Council of Resistance of Iran (NCRI)

Nat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Authority (Re'em)

NATO

Ne'em Yuval

Nehushtan，Ido

Netanyahu，Benjamin

North Korea
nuclear weapons and capability

deterrence

Iran

Iraq

Israel

Syria

Obama，Barack

Olmert，Ehud

Olson，Richard

Operation Cast Lead

Operation Pillar of Defense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Oslo Accords (1993)

Othman，Ibrahim

Ovadia，Guy

P5+1

Pardo，Tamir

Peled，Dan

Peres，Shimon

Peretz，Amir

Peri，Yaakov

Plasan Sasa (armor manufacturer)

protexia (connections)

Rabin，Yitzhak

Rafael (missile development company)

Rand，Robin

Rao，P. V.Narasimha

Raviv，Dov

Reagan，Ronald

Re'em (Nat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Authority)

Revisionist Movement

Rice，Condoleezza

Rivlin，Reuven
rockets and missile defense

air-to-air missiles (AAM)

Arrow missile defense system

David's Sling missile defense system

Fajr artillery rockets

Hellfire missiles

Iron Dome rocket defense system

and First Lebanon War

Israeli success

Kassam rockets

Katyusha rockets

Kornet missiles

M-600 missiles

Nautilus missile system system

and Operation Pillar of Defense

Python air-to-air missiles

rocket-propelled grenades (RPGs)

Scud missiles

and Second Lebanon War

Skyguard missile defense system

surface-to-air missiles (SAMs)

Star Wars missile defense system

and Yom Kippur War

Rogozin，Dmitry

Rubin，Uzi

Rumaithi，Hamid Thani al

Russia. See also Soviet Union

Ryabkov，Sergei

S-300 air defense system

S-400 air defense system

Sadat，Anwar

Saguy，Yehoshua

Sapir，Pinhas
satellites

9900 (command center)

and autistic soldiers

and bombing of Osirak reactor

cameras

and Disengagement

Israeli success

launchers

Ofek satellites

and Second Lebanon War

Tecsar

Visint (visual intelligence)

Saudi Arabia

Schwimmer，Al

Second Intifada 2. See also First Intifada

Second Lebanon War

Security Cabinet

September

Shabak. See intelligence，military

Shahriari，Majid

Shalit，Gilad

Shamir，Yitzhak

Shani，Udi

Shapira，Danny

Shapiro，Dan

Shaqaqi，Fathi

Sharett，Moshe

Sharon，Ariel

Shehadeh，Salah

Short-Range Rocket Defense Working Group

Singaporean-Israeli relations

Singh，V. P.

Six Day War (1967)

South Korea

Soviet Union

anti-tank weapons

arms supplies to Egypt and Syria

and missile defense

surface-to-air missile (SAM) systems

tanks

See also Russia

State of Israel

Strategic Dialogue (forum)

Sudan

Suez Crisis

Suslik，Doron

Swee，Goh Keng

Syria

civil war

and cyber warfare

nuclear program

SANA (official news agency)

and Six Day War

weaponry

See also Yom Kippur War (1973)

tanks

Centurion

Chieftain

fire control system

Israeli success

and Kalanit shells

Merkava tanks

and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and Second Lebanon War

Shot

and Six Day War

and Trophy active protection system

and Tzayad command-and-control system

and War of Independence

and Yom Kippur War

Tavor (assault rifle)

Technion

THAAD (US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offler，Alvin

Tripartite Declaration

Trophy active protection system

Tunisia
tunnels

cross-border tunnels

and Gaza war (2014)

terror tunnels

Turkey

Turner，Stansfield

United Nations (UN)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 See also drones
unmanned ground vehicles (UGVs)

US Air Force

US Missile Defense Agency

Vallières，Benno-Claude

Van Creveld，Martin

Wali，Nasreddin

Wanted Code of Palestinian fugitives

War of Independence (Israel)

Weinberger，Caspar

Weizman，Ezer

West Bank

Western Wall

Wolff，Amit

Woolsey，R. James

World War I

World War II. See also Holocaust

Ya'alon，Moshe

Yad Vashem Holocaust Museum

Yariv，Aharon

Yatziv，Shaul

Yishuv (Jewish community in pre-state Israel)

Yom Kippur War (1973)

Zakaria，Fareed

横渡孟加拉湾

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

（印）苏尼尔·阿姆瑞斯　著
尧嘉宁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9-1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印）苏尼尔·阿姆瑞斯著；尧嘉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7

ISBN 978-7-213-09713-3

Ⅰ．①横…　Ⅱ．①苏… ②尧…　Ⅲ．①南亚-近代史②东南亚-近代史　Ⅳ．①K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54356号

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 by Sunil S. Amrith.
Copyright © 201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脸谱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

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

［印度］苏尼尔·阿姆瑞斯　著　尧嘉宁　译　朱　明　校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丛书策划：王利波

营销编辑：陈雯怡　陈芊如

责任编辑：吴玲霞

责任校对：朱　妍

责任印务：程　琳

封面设计：张庆锋

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13.375

字　　数：306千字

插　　页：6

版　　次：2020年7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713-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录

出版者言
佳评推荐
中译本序
前言　历史上的孟加拉湾
第一章　孟加拉湾的生活
第二章　辽阔海洋的商业中心
第三章　波涛暗涌的旅程，不可侵犯的地理
第四章　人的运输
第五章　大海的十字路口
第六章　横渡的中断
第七章　追求公民身份
第八章　海平面的上升
后记　横渡孟加拉湾
谢辞
名词解释
名词缩写对照
文献与特藏
注释
索引
返回总目录

出版者言

当今的世界与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正在面对什么、将会走向哪里，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的思考者都需要追问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应该努力回应、解答的问题。出版者应该成为文明的瞭望者和传播者，面对生活，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新。出版“好望角”书系，正是我们回应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解答读者灵魂之惑、精神之惑、道路之惑的尝试和努力。

本书系所选书目经专家团队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好望角”，让读者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打开新的视野，突破一隅之见。当然，书中的局限和偏见在所难免，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非洲南部“好望角”本名“风暴角”，海浪汹涌，风暴不断。1488年2月，当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的船队抵达这片海域时，恰风和日丽，船员们惊异地凝望着这个隐藏了许多个世纪的壮美岬角，随船历史学家巴若斯记录了这一时刻：

“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个海角，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

浙江人民出版社

佳评推荐

非常吸引人……虽然已经有几部关于印度洋的战略和地缘政治意义的书出版，但是人们对于海湾沿岸不同国家间相互联系的文化和历史纽带却知之甚少。阿姆瑞斯的杰出成就在于揭示了这些联系，为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具文化趣味的地区之一……提供了一种声音和身份认同。他对这种文化的挖掘是艰苦而细致的。他深入挖掘档案，利用日记、信件和官方殖民档案，整理了一份可以追溯到第一个千禧年的记录，最终写成了一部关于孟加拉湾地区的生动传记……这是一项令人敬畏的学术研究。正是信息的绝对积累，以及多重交织的跨学科线索，才产生了这样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多方面的图景……这是一部非凡的著作。

——《纽约时报书评》

通过重新聚焦海湾和布罗代尔式的历史还原，这部经过精心研究和撰写的著作不仅及时，而且深具启发性。

——《文学评论》

《横渡孟加拉湾》涵盖了历史背景、移民政治、社会世界、人类苦难，以及欧洲帝国瓦解的影响。

——《图书馆杂志》

苏尼尔·阿姆瑞斯以他在知识上的精湛技巧，作为历史学家对细节的高度敏感以及对大型故事的叙述天赋，完成了这部如小说般的作品，这又一次巩固了他的地位。本书使我们意识到，孟加拉湾作为全球最大的海湾，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贸易和帝国历史的中心——它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水上通道，通过白银、胡椒等商品的流动，将印度洋与亚洲、地中海社会乃至南美洲连接起来……通过书中令人信服的分析，你会读到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你的世界观也将受到冲击。

——《泰晤士高等教育》

本书的亮点在于其介绍海湾早期贸易路线的方式，它还使人产生了进一步阅读关于孟加拉湾古老文明的兴趣……这样的描述展现了充满活力的“东西方相遇”的商业区域，在这里，阿拉伯、印度以及后来的欧洲船只停泊在中国帆船旁边，以获取布料、香料、鸦片和墨西哥白银。阿姆瑞斯的详细研究使这些图景栩栩如生……同样引人入胜的是，阿姆瑞斯对于商人研究海湾季风的描绘，以及他们如何与海湾沿岸的当地人通婚，从而创造出融合了多种信仰和传统的多元文化与建筑。

——《南华早报》

苏尼尔·阿姆瑞斯的惊人研究和抒情写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展示了数百万印度人的辛劳、磨难和财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在从亭可马里、金奈和维沙卡帕特南到加尔各答、吉大港、仰光、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的水域徘徊。确切地说，横渡孟加拉湾是这个海湾本来的生活方式，因为它在漫长的航海时代总是受到季风的冲击，并根据季风来调节人类的活动，直到19世纪70年代汽船的出现和利用。

——《印度快报》

尽管这个地区存在着许多家族、宗教和商业联系，但或许是因为缺乏统一的政治结构，这里经常笼罩在阴影中……作者编织了一幅生动的图景，描绘了以南印度劳工为主的巨大的人口流动……海平面上升使孟加拉湾的沿海低地更易受到新的地理格局的影响。阿姆瑞斯指出，海洋在过去30年的变化比其以往的所有变化都要大……该书内容详细、文字优美。

——《优选》杂志

阿姆瑞斯通过与泰米尔移民一起横渡孟加拉湾动荡的水域，打开了海洋历史的新视角。这本制作精美的书巧妙地描绘了联结南亚和东南亚的迁徙方式与文化流动，展现了人类在塑造海洋环境命运方面的力量和局限。

——苏嘉塔·鲍斯（哈佛大学教授，南亚和印度洋研究专家）

《横渡孟加拉湾》是一部令人钦佩的著作，可读性极强，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所读过的最引人入胜的历史作品之一。

——阿米塔夫·高希（印度著名作家）

本书精雕细琢、研究细致，将成为全球史和海洋史领域的经典著作。很少有世界历史的研究可以与本书叹为观止的跨学科影响和优秀的叙事相媲美。

——伊莎贝尔·霍夫梅尔（南非金山大学教授，畅销书作家）

这本书读起来令人十分愉悦，作者以优美的文笔、抒情的柔情和对移民的细致关注，描绘了孟加拉湾从中世纪以来，在环境、经济、社会和政治复杂性方面的发展历程。

——大卫·卢登（《印度和南亚史》作者）

中译本序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与物、商品与资本等跨过国界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但国家之间的壁垒却随着竞争的加剧而日益森严。一方面，人类社会面临着共同的经济、政治、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强化了民族主义的国家却往往以邻为壑，无视共同的问题，甚至极力摆脱自己应负的责任。这为我们思考当前的国际问题带来了困境，我们既要顺着全球化的趋势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去考察全球性的自由流动，又不得不正视国家力量的增强及其对流动的限制。这种矛盾几乎出现在世界的各个区域，孟加拉湾周围表现得尤为明显。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于现实的忧虑，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苏尼尔·阿姆瑞斯的《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一书，从历史的维度追踪了孟加拉湾的人员流动和生态变迁，并且探讨了其当代命运的缘由。作者阿姆瑞斯成长于新加坡，在剑桥大学获得学位，目前是哈佛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为人员、思想、制度的跨区域流动，尤其侧重于对孟加拉湾的研究，兼及移民史、环境史、公众健康史。他的著作还包括《现代亚洲的移民和流散》（2011年）、《国际健康的去殖民化：南亚和东南亚，1930—1965年》（2006年）。他是《现代亚洲研究》《过去与现在》等著名学术刊物的编委会成员，也负责为哈佛大学出版社主编“亚洲的联结”系列丛书，同时还参与编写《新编剑桥印度洋史》第二卷。此外，其2018年的近著《难以控制的水域：雨水、河流、海岸、大洋如何形塑亚洲史》（Unruly Waters: How Rains, Rivers, Coasts, and Seas Have Shaped Asia's History），也是一部观点新颖、视角独特的著作。

《横渡孟加拉湾》获得2014年美国历史学会关于南亚历史的约翰·理查德奖（The John F. Richards Prize）。同时，该书也是作者对孟加拉湾周边环境变迁史研究的大型项目的初步成果。阿姆瑞斯的生长环境和求学经历促成了其独特视角的形成。剑桥大学多年来对新帝国史、全球史的研究，以及印度学界多年来流行的庶民视角，都使他非常重视底层民众，选择从边缘和底层的角度重述历史，而这些正是该书脱颖而出的基础。

从研究对象来看，《横渡孟加拉湾》这部作品属于区域史或者地区研究。然而，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史和地区研究又有很大的不同。从区域史的角度来看，对于印度洋的研究最早是由于受到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模式的启发而开始的。(1)但是，在最近若干年，由于地中海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转向生态史、环境史，因此也带动了印度洋研究的转向。(2)从地区研究的角度来看，以往的南亚研究和东南亚研究在研究阵营上是分开的，两者之间很少有交叉。但是在全球化日益迅速展开的当下，这种隔绝开始被突破，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流行的全球史越来越关注流动和联系(3)，而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流动和联系却一直以来很少被关注，或者说，它们一直都被掩盖在国家的阴影下。因此，《横渡孟加拉湾》一书适时地做出了突破，在区域与生态、地区与全球之间进行了综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独树一帜，具有很大的突破性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

从内容上看，该书八个章节，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概述孟加拉湾流动的源起、发展和现状。

在第一章中，作者介绍了孟加拉湾的自然环境，并且追溯了早期历史的发展及其作为这个区域整体性的基础。显然，这是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模式和整体史观的影响，将孟加拉湾视作一个类似地中海的自成一体的区域。这个区域的国家有一些共同的自然因素，譬如季风；也有一些共同的历史背景，譬如6—8世纪帕拉瓦（Pallava）王朝的寺庙建筑和雕塑影响到整个东南亚，9—13世纪朱罗（Chola）帝国借助其强大的商人集团纵横东南亚，成为横跨孟加拉湾的大帝国，并且与孟加拉湾对面的室利佛逝（Srivijaya）帝国以及爪哇的马塔兰（Mataram）王国长期竞争、角逐。在孟加拉湾对岸，还有位于今日缅甸的勃固，它南通锡兰，北接中国云南。另一方面，宋代中国也发展起强大的海外贸易，势力远及孟加拉湾。孟加拉湾的商业活力在公元1000年前后开始的温暖期达到了巅峰。13世纪以后，温暖期结束，亚洲经历了内亚游牧民族的新一波征服。突厥人在北印度建立德里苏丹国，并不断向南扩张，中国也出现了宋元易代。然而，伊斯兰文化在印度的扩展并没有阻碍南印度的泰米尔商人在孟加拉湾的流动。

此外，作者利用印度的神话和中国东晋僧人法显的记载，以及近现代的传说等，展现了孟加拉湾作为早期印度世界的东部边疆的险恶环境。从16世纪起，欧洲人来到这里，进行权力和利益的角逐。同时期也出现了交通方式的变迁。早期的船只航行受季风等条件的约束，但是随着蒸汽船的应用，人们可以逐渐摆脱自然条件的束缚，而20世纪航空和定期航班的开始，更是改善了运输状况。一般人认为前殖民时期的海洋是开放的，而后便被殖民者控制，并被其划定了的边界所阻碍。作者认为这是浪漫化的想法，忽视了以往巨大的海上危险。在作者看来，19世纪以后的殖民时代的确是孟加拉湾人员流动的高潮时期。作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通道，这里有印度教徒、穆斯林、中国人、马来人往来穿梭，其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前现代时期。

在第二章中，作者探讨了近代早期孟加拉湾作为印度洋商业中心的地位。他指出，在欧洲人携带着新的领土、法律、宗教观念到来之前，这里就已经存在一张繁忙的商业网络了，尤其是南印度泰米尔地区的许多地方都与孟加拉湾对岸有着密切的商品和人员流动。而孟加拉湾的两岸也先后经历了伊斯兰化，波斯人、哈德拉毛人在这里有着广泛的流动和分布，泰米尔的穆斯林也在这里到处经商。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的15世纪，这个区域内部的商业化导致城市从内陆转向沿海，兴起了一批沿海城市，从吴哥、蒲甘、素可泰等内陆稻作集中地和王权中心转向勃固、马六甲、淡目，港口城市成为重要的新兴力量。从16世纪起，葡萄牙、荷兰、英国先后在这里经营，但是它们都不得不重视这里原先存在的商业习惯和秩序。

除了沿海城市，这里区域性的政治结构也为欧洲人的到来提供了条件。16—17世纪，中世纪的帝国纷纷解体，政治分裂造成各种地方势力自成一体，主要王朝和权力中心并未在空间上彻底完成对后来意义上的国家的统一，还只是处于对边疆的开发和征服过程中。如莫卧儿帝国直到17世纪才进入南印度，彻底征服孟加拉，但仍然面临着许多独立性很强的地方势力。这里的离心势力试图与欧洲人合作，但也招致了权力中心对这些独立政权和港口城邦的兼并潮流。也正是在与欧洲人的竞争中，孟加拉湾的早期现代国家成型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品形式上，相对于马拉巴尔海岸盛产的大宗商品香料，印度环孟加拉湾沿岸的科罗曼德尔海岸的主要商品是棉布，用来换取东南亚的香料。然而，当欧洲人携带白银来到孟加拉湾时，棉布便取代香料成为运往欧洲的大宗商品。此外，印度的大米也是向东南亚出口的大宗商品。

在第三章中，作者探讨了欧洲人到来以后孟加拉湾的变化。18—19世纪，欧洲人在孟加拉湾的东部将其作为“边疆”进行开发，对人力的需求带动了南印度的劳工向孟加拉湾东部的迁移。这种流动主要在槟榔屿、新加坡、锡兰之间进行，有警察、罪犯、工人，也有中国劳工。此外，作者认为城市中的神庙建筑可以表现移民的流动情况，信仰是随之迁移的。当然，在宗教的仪式方面也出现了混杂性，伊斯兰教、印度教、中国宗教之间都互有杂糅，占用共同的空间。由此可以看出，迁移来的劳工之间虽然经常出现分歧，但是他们在某个共同区域居住，相互联系增强，这使其属地性超过了族裔性，共同性超过了差异性。但是，殖民政府却在移民中制造隔阂，将其分成不同的种族（race），如印度人、马来人、华人等，以便管理，从而使原来不分彼此的杂糅关系变成了存在差异性的族裔群体。同这种对人群的划分一道，欧洲人还对空间进行划分，即制造边界。例如，1824年英国与荷兰划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边界时，就丝毫没有顾及两者的历史和文化。从此，位于边界两边说相同语言的人群也开始将对方视作外国人，而原本语言和宗教都不同的人群则彼此成为拥有同一个祖国的同胞。这些正是被欧洲人的到来所改变的。

第四章论述了19世纪起欧洲人对孟加拉湾的彻底改变。在这一时期，欧洲人开始在稻作区以外的边疆森林地带进行开发，这带动了非自由劳工的更大规模的迁移。作者认为，这类似于同时期欧洲人往美国新大陆的迁移。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从1870年起，大量印度南部的人口开始迁往孟加拉湾东岸的马来亚和缅甸。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更是大大拉近了孟加拉湾与欧洲的距离，而电报、铁路、轮船的发展则促进了交通。在这种外因的便利条件下，种植业的发展更是促进了移民的流动。尤其是咖啡、茶叶、糖蔗、橡胶等种植业，推动了对劳工的需求。

譬如，马来亚引进南美的三叶胶，非常成功地培育了新的橡胶品种，因此也需要更多的劳工。19世纪80年代起，孟加拉湾内部劳工的迁移成为一种产业，尤其是南印度的泰米尔地区，成为主要的劳工输出地。这些劳工或被贫穷所迫，或是被集体地引进，成为种植园中的契约劳工，其更多的还是非自由的迁徙。在这种迁徙中，工头与种植园主合作，将大量移民带往孟加拉湾对岸。也有大量南印度和孟加拉地区的劳工前往缅甸，但这里不是以种植园经济为主，因此他们会散落在各个行业。基本而言，南印度的泰米尔人会前往锡兰和马来亚，稍北边的泰卢固人和孟加拉人会前往缅甸，他们基本是在同一纬度的范围内进行迁徙。

第五章介绍了移民的生活状况及其身份的变化。在仰光，印度移民占多数，在槟榔屿、新加坡，则是华人占多数，这里成为印度和中国的“城市边疆”。作者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移民在仰光的生活做了细致的描绘，如他们的职业分布、卫生状况、家庭情况等，尤其对处于底层的妓女的辛酸生活和移民家庭的悲惨遭遇花了较多篇幅。作者对以往的宏观研究有一定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将移民抽象成为数据，只谈论网络和流动，却忽视了那么多个体的、鲜活的生命。

20世纪30年代，马来亚的橡胶业极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对东南亚本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诸如交通方式、消费模式、人口构成、族裔分布、阶级情况等。因此，本土原有的以种植园为主的经济面貌也在发生变化。随着汽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被广泛使用，移民的居住方式、相互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这之上，是移民认同和身份的变化。如马来亚的泰米尔人开始感受到日益增强的印度民族国家的情感，但是他们发现其他族群也在逐渐增强民族主义，马来人开始排斥外来移民，这激发了这些泰米尔移民去寻求公民权。因此，这一认同与他们对印度国家的认同产生了冲突，从而导致认同的断裂，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归属问题。他们面临一个新的任务，那就是必须选择一种身份，并且成为其国家的公民。

在第六章中，作者讲述了孟加拉湾自由流动的结束和国家边界的划定。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危机和萧条之后，孟加拉湾的东部开始对移民持排斥态度，这与同时期的欧洲有相似之处，希特勒正是在这时候反对外来移民。而这与正在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又联系在一起，新兴国家缅甸和马来亚想要通过团结移民反对印度（英殖民政府）的介入，譬如缅甸对印度移民不分族裔和信仰地进行团结，就是为了抵制印度的影响。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发展，强化了对领土的归属意识，而不再是鼓励海洋上展开的自由流动。新兴民族国家极力控制人口的流动，并将人们转换成俯首帖耳的国民，这恰恰与以前的自由流动相反。有意思的是，在疆界关闭的同时，却出现了其他方面的开放性，如劳工不分国别地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然而，民族国家的号召性也在加强，譬如缅甸出现的印度国民军，就在日本占领时期同曾经的殖民者英国决裂并斗争，他们认同印度，将自己的认同建立在母国身上。

在生态环境方面，这时期缅甸和东南亚作为生态的边疆被大规模地开发，日本统治时也利用大量劳工血汗修成泰缅铁路。这里成为向英属印度供应粮食的重要地带，稻米成为联结孟加拉湾周边各地的重要物品。尤其是缅甸和泰国，成为重要的稻米出口国。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出现歉收饥荒时，这里却没有及时地进行粮食支援，尤其是日本控制的缅甸，没有向印度输出粮食，这使孟加拉地区受害深重。这也与这里数个世纪以来人口增加、生态环境恶化、民族国家的划地为界和以邻为壑有关。边疆地带成为印度腹地的粮食供应地，但这里一旦失守，就无法保证腹地的安全了。孟加拉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第七章中，作者探讨了解体之后的孟加拉湾开始出现对公民权的追求。二战以后，新兴国家缅甸和马来亚开始限制外来移民，它们确定边界，发放护照，颁布公民法案，并且防止外来移民扰乱本国的人口，这样就从边界和身份上为本国公民定了性。而印度也限制本国公民的任意离开。这是经历了帝国主义撤离后的新兴民族国家对政治颠覆、非法移民、外来影响的担忧所导致的。随着边界的确定和公民身份的定性，也出现了少数族裔的问题。这些被视作“帝国的孤儿”的人群曾经在前现代的大流动时代往来于孟加拉湾两岸，但是在民族国家化的时代却成为被抛弃的人群。如吉大港的阿拉干佛教徒社群、缅甸若开邦的孟加拉穆斯林社群、锡兰的泰米尔人，都成为一直延续至今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族裔问题，他们仍然在为争取公民权而同民族国家斗争。至于那些仍然留在孟加拉湾东岸的印度人，则逐渐地融入所在国。这些离散社群成为所在国的组成部分。然而，泰米尔人、华人的公民地位仍然是新兴国家需要解决的内部问题，从而带动了战后的社会运动，少数族裔为提高其社会地位而努力。而他们与原先的母国也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联系，作者认为，这类似于大西洋两岸的迁移和美洲的欧洲人社群建设。

自20世纪中叶起，孟加拉湾也出现了生态上的变化。马来亚的油棕榈种植取代了之前的橡胶种植，因为天然橡胶的市场出现了萎缩，大量欧洲人的橡胶种植用地被转手给华人。这导致大量以前依靠橡胶种植业为生的泰米尔劳工失业和陷入困顿，也使他们无法获取公民权。因此，英帝国撤离后的孟加拉湾被民族国家所包围，国家建构成为当时的主要潮流。虽然当时也出现了突破民族国家、实现区域联盟的潮流，但是在冷战的总体环境下，这些努力都流产了。而且，美国非常强调孟加拉湾的战略地位，因此推动了这里的地区研究，即要挣脱大印度和大中国的影响，从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出发，用其过去为其现在的合法性论证。笔者认为，这也是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历史研究上的投射和反映。

另外，这一时期随着世界范围内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粮食的自给自足，孟加拉湾东岸已经摆脱了主要粮食出口地的身份，开始转向以本国的民族国家为框架的生态发展。譬如20世纪后半叶马来西亚开始的新一波森林开发，就是为了发展木材和棕榈油，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同时也开始了对海洋的开发，只是这时出现的不再是跨孟加拉湾的贸易，而是转向经营国家附近海域的资源。新的港口也开始建立，逐渐取代了殖民时期的港口城市，那些曾经为跨孟加拉湾流动而建造的港口逐渐衰落，作者称其为孟加拉湾的“死亡”。由此也可以看出，民族国家化对于这个曾经自成一体的区域影响巨大。

第八章对当代的孟加拉湾做了现实层面的探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从印度到中国的区域成为重要的战略地带，再次得到各国的重视。中国的工业革命急需能源，而其运输因过度依赖马六甲海峡而产生了“马六甲困境”，因此，摆脱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打开从中国到印度洋的海路。为此，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发展这种策略的口号和历史依据。中国在印度洋上投资了很多港口，尤其是在缅甸的孟加拉湾沿岸，通过实兑港、皎漂港、吉大港，将其与中国西南的云南、贵州直接连起来。从地缘政治上看，这正是要加入孟加拉湾的经济世界中来。同样，印度也在加强对孟加拉湾的控制，在这里增强军事部署和经济往来。

然而，同各个国家的战略图景不同的是，这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出现越来越大的变化，越来越呈现出不稳定的面貌。人类对这个海域的影响日益增强，对海洋的利用和改造步伐也在加快，这些都导致了沿海的景观变化，带来的是整个区域的生态变迁。捕鱼业、城市化、农药使用、石油开采等，都在破坏着环境。每年都会有大量垃圾从陆地排入孟加拉湾的海水中。随着森林砍伐，大量树木消失，尤其是海边能够抵御海水侵蚀的红树林，让位于养虾场等工业场所。河流大坝的建造，也对河流入海口的区域造成了破坏，使到达这里的沉积物逐年减少，从而造成越来越大的生态危机。而且，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也正在给孟加拉湾周边地区造成损害。特别是与该区域的季风结合起来，更是带来了大灾难。这也将产生“气候移民”，为民族国家的安全带来难题。虽然这种迁移在历史上也存在，但是20世纪中叶划定的民族国家边界将严重阻碍这种迁移。尤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之间的壁垒将变得前所未有的森严。此时，那些曾经正常流动的移民被贴上了“非法移民”的标签。

同时，历史上存在过的联系又复活了。当前，泰米尔劳工再次大量进入马来西亚、新加坡务工，但是他们的工资低廉、社会地位低下，都是没有权利的底层劳工，这构成了跨国界的社会问题。但是，对于这些有血有肉的个人而言，成为迁移的劳工又是他们自我实现的途径。由于家庭的少量土地和微薄收入受到环境恶化的影响，于是他们决心通过借贷远赴海外赚钱，如果失败的话，会更进一步加剧其家庭的艰难处境。这与一个世纪以前的劳工状况有很大的相似性，也是当今孟加拉湾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

该书通过八个章节，依次论述了孟加拉湾从近代早期经由殖民时代再到当下的发展历程。作者的跨区域视野和对底层的关怀使本书有着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其特色有如下几点：

首先，全书紧扣边疆，从边疆出发，跳出了民族国家的框架，突破了这个框架中的线性历史叙述模式，在更广阔、流动性更强的空间中考察孟加拉湾这个区域，尤其注重这个空间中的各种联系。

“边疆”概念最早来自美国的边疆理论，被应用于研究美国向西部的拓展。作者强调了生态意义上的边疆，也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文明意义上的边疆。长期以来，孟加拉湾东部区域是东亚和南亚移民的目的地，也是西方殖民者到来以后进行森林砍伐和引进植物后形成的特殊区域，这里虽有别于印度和中国的核心地带，但也与这两者的边缘地带交接，并且产生频繁的联系。(4)在作者看来，孟加拉湾东部于19世纪下半叶成为东南亚的“森林边疆”，有大量农民在这个区域流动，成为契约劳工。如泰米尔劳工在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工作，为美国的汽车产业提供原料，这里成为英帝国眼中最有价值的地方；缅甸成为世界最大的稻米输出国，接收了大量的印度移民作为劳工。据作者统计，1840—1940年，有2800万人穿越孟加拉湾，使这里成为最大规模而又最鲜为人知的移民区域。

在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编织的话语和宏大叙事当中，我们只知道孟加拉湾两岸的帝国和国家的历史，如公元1000年前后出现的印度南部的朱罗帝国、中南半岛南部的室利佛逝帝国，以及中世纪晚期分别出现的毗奢耶那迦罗和满者伯夷，还有两者之间的锡兰、马六甲等小国；我们也了解它们的兴衰及其相互之间的征伐，但是对它们之间的交流却所知甚少。到20世纪，民族国家更强地界定自己的边界和身份，并且在特定的边界内建构其悠久的历史，从而证明或增强其合法性。但是，对于跨界流动的区域更难以阐明其归属，譬如印度南部的大量泰米尔劳工穿过孟加拉湾到马来亚，他们与印度的民族国家又构成了矛盾，形成个人、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张力。作者将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凸显这里起联系作用的船只、航道、电缆、家族和邮件等构成的网络，还有网络中的货币、神庙等，这些都是构成孟加拉湾整体性的基础。因此，对流动的关注使作者突破了民族国家的框架，而这种突破也使他注意到边疆的重要性，正是在边疆，跨越民族国家的流动性才更强。(5)

第二，正是源于对边疆和流动的深入考察，作者提出了自己对民族国家理论的反思，尤其是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共同体”的理论(6)进行了反思，并试图通过跨区域研究的方法对其进行补充。

作者以孟加拉湾为个案，比照安德森的印度尼西亚模式。他认为，安德森的理论在孟加拉湾地区并不成立，因为这里有很多不同族裔和语言的报纸，以新加坡为例，有泰米尔语、华文等，它们相互之间并不排斥。因此，想象的共同体应该是复数的，它们在20世纪初对东南亚的民族国家建构也产生了影响。此外，由于这里的移民社会特征，归属感并不仅仅为民族国家所有，也为特定的族裔社群所有。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印度民族国家思潮和运动的风起云涌，孟加拉湾周边的移民与其原来的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难以为继，对国家的归属感确定在了特定的土地上，而非海外的离散社群。因此，离散社群的归属感被大大削弱，但母国的意象却依然在海外的居民中间流行。可以看出，离散社群对安德森的民族国家理论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

对于流动性的考察始终贯穿于该书。流动性往往体现在陆地上，这也体现于近年来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赞米亚”（Zomia）理论中(7)。而本书则展现了一幅海洋上流动的画面，对斯科特的理论有一定的补充意义。无论是高山还是海洋上的流动，都可以看作是对国家控制的反思。斯科特认为被称作“赞米亚”的高山地带，是对以平原为中心的国家控制的逃离，而孟加拉湾周边的海域上的流动，则成为本书所探讨的主题。当移民到达新的居住地以后，仍然面临着对国家的想象和认知，这将决定他们认可哪一个民族国家，而离散性是对特定地方、民族和区域空间之内的民族国家想象的冲击，甚至可以将其颠覆。(8)因此，在作者看来，国家会控制海洋和构建历史话语，曾经的流动会消失在国家边界封闭之后。但是，历史上的流动仍然会给新建构的民族国家产生很深的印记。譬如，今日缅甸西部长期未能解决的罗兴亚人问题，这正是国家边界关闭和遏制流动性的结果。

因此，对于区域研究必须有新的认识。作者一开始便说道，在20世纪中期民族国家边界日益清晰的浪潮中，孟加拉湾被遗忘，而在战后兴起的地区研究被分成了南亚研究和东南亚研究两个阵营时，这个区域恰好处于分界线，又无法被归类。作者强调区域研究对这一区域的割裂性，譬如，关于马来西亚和缅甸的研究仅仅被局限在东南亚研究圈子，与印度毫无联系，这种画地为牢的做法是美国区域研究导致的。正是有鉴于此，该书体现出创新性和突破性。因此，作者研究的既是区域史，也是一种跨区域的历史。也可以说，只有通过跨区域的方法，才能更充分地认识区域史。

第三，对民族国家框架的突破也是长期以来区域史研究发展的结果，这使得该书特别关注生态和环境。

当前这个区域周边聚集着世界1/4的人口，却面临着极其敏感脆弱的生态环境，这都使作者想要揭示出其根本原因。此前，印度洋史的研究者乔杜里（K. N. Chaudhuri）等学者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特别关注经济活动和长时段方面的地理、环境变迁(9)。近年来，环境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也受到关注。(10)作者认为孟加拉湾并非静止、被动的，而是时刻在变化着，早期有影响这里的季风、水位、洋流、植被，到20世纪，人类对这里的干涉越来越多，试图重塑海洋，出现了海岸线的变化、森林植被的改变、锡矿的开发，等等，这打破了孟加拉湾自成一体的系统。到20世纪后半叶，人类活动对这里的改造速度更快，由于移民活动、国家开发、技术进步，孟加拉湾经受着“联合或撕裂”，这个区域已经与人类历史密不可分了，移民与环境的关系更是如此，这也是作者的关怀所在。因此，他关注和描述的海洋是动态的，是与人类活动、自然变迁息息相关的。

第四，该书从边缘和底层的角度重述历史，注重底层民众，同情作为弱者的移民劳工。

虽然传统的经济社会史也强调日常生活，但是对底层和边缘的重视还是来自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尤其是福柯对边缘人群的重视，带动了对边缘群体的重新认识。印度流行的后殖民主义对庶民的关注，也是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将其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了普罗大众。作者也在书中引用了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等学者的庶民研究来讨论孟加拉湾的底层移民问题。此外，作者在方法上大量使用人类学方法，走访了大部分地区，并且与当地人有深入互动，了解到当前这些劳工也会运用法律武器为其自由而战。这种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也使其书充满了浓重的人文关怀。

三

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浪潮与民族主义情绪并起，工业时代遗产与生态文明冲突的时代，该书勾勒了孟加拉湾历史上的移民和反移民，也述说了其从跨国流动到民族国家封闭边境的转变，再到新的迁移问题出现的长时段变迁。与迁移同时进行的，是环境的变化及其对该地区的反作用。这不由得令人联想到当前地中海和欧洲这个正在被移民所困扰的区域，以及其他正在被全球化和本地化所撕裂的地区。可以说，《横渡孟加拉湾》一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经验和教训。

朱　明
2020年5月

(1) 朱明：《建构和争论中的印度洋历史——书写亚洲海洋史的尝试》，《全球史评论》2015年第7期，第85—99页；朱明：《印度洋史书写的新趋势》，《光明日报》2019年2月25日第14版。

(2) 参见佩里格林·霍登、尼古拉斯·珀塞尔著，吕厚量译：《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和迈克尔·皮尔逊著、朱明译：《印度洋史》（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中的环境史转向。

(3) 参见Merry E. Wiesner-Hanks,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7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推出中译本；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强朝晖、刘风译：《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4) Willem van Schendel, The Bengal Borderland: Beyond State and Nation in South Asia, London: Anthem Press, 2005.

(5) 当前关于印度洋地区的研究特别注重联系，参见Engseng Ho, The Graves of Tarim: Genealogy and Mobilit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Eric Tagliacozzo, Helen F. Siu, and Peter C. Perdue, eds., Asia Inside Out: Connected Plac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 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8) 阿帕杜莱著、刘冉译：《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4页。

(9) K.N.Chaudhuri, Asia before Europe: Economy and Civilis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 参见K. Sivaramakrishnan and Gunnel Cederlöf, eds., Ecological Nationalism: Nature, Livelihoods, and Identities in South Asi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前言　历史上的孟加拉湾

孟加拉湾曾经一度是全球历史的中心。它在20世纪后半叶遭到遗忘，被不同国家的国界切割成好几块，大家共有的过去被划分成不同国家的历史。战后的学术知识架构所定义的地区（region），也就是区域研究（area studies）里的区域（area），严格地把南亚和东南亚区隔开来：他们之间的那条线，刚好划过孟加拉湾的中间。孟加拉湾整体区域的兴衰，几乎未曾被完整诉说。它见证了人类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之一，也发生过不容忽略的环境变迁，对今天的局面亦有重大影响，说不定还是了解亚洲未来的关键。

数个世纪以来，军队、商人、奴隶和工人横渡孟加拉湾，这是一条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海上公路，借由掌握这里定期转向的季风而航行于这片海域。15世纪末，欧洲各国和武装的特许公司将势力伸向亚洲水域之际，孟加拉湾成了他们互相竞争以及与亚洲对手竞逐的重要场域。取得先机的葡萄牙人在17世纪被日益壮大的荷兰和英国势力赶了回去。进入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法国东印度公司已在孟加拉湾弧形海岸周围站稳脚跟。他们的滩头堡（称为“商馆”）离海岸很近，而且与当地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到了1800年，英国人成为最早支配孟加拉湾的霸主。当时，孟加拉湾已有各种文化联结交错，充斥着不断的迁徙，圣人和圣物的移动，高价奢侈品和日常必需品的交易。一种生态专门化过程已在进行：到了16世纪，印度尼西亚一些“香料群岛”的食物已经完全依赖进口。这时，印度洋东边的沿海地区已经通过大英帝国有了新形式的联结：借由士兵移防、驻军派遣、法律法规交流和官员移驻。

19世纪后半叶，孟加拉湾的上述联结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它被重塑成一个处于全球帝国经济核心的地区，它是由在东南亚的森林边疆寻找新利润的资本力量焊接而成的，是由化石燃料的力量而驱动的，汽船使得横渡海洋变得前所未有的快速、便宜又轻松。它由帝国法律管辖，这些法律既使人背井离乡，又阻止一些人的迁移；一方面，它让某些社群（如农民）被限制在当地，另一方面，它使得另一批人因为契据合同或债务而不得不移动。可以说，它是由人的劳动以及人的苦难塑造的。

移民劳工与当地人一起开垦土地、种植树木，收获具有经济价值的作物，把森林变成巨大的利润来源。这些转变的影响无远弗届，难以估量。孟加拉湾发生的迁移既是全球变迁的缩影，也是全球变迁的加速器。马来亚的橡胶经由泰米尔（Tamil）移民劳工捆扎，供应了美国汽车工业所需。马来亚成为大英帝国最具经济价值的热带殖民地。在印度资本的支持下，缅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稻米输出国，吸引数百万印度移民劳工投入其经济的各个领域。1840—1940年，这个地区有约2800万人往来横渡孟加拉湾。这个区域输出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移民群之一，而且无疑也是最不为人所知的。

从内部来看，这个有关经济整合和大量迁徙的大型故事，就是一部文化接触和交融的历史。例如，东南亚森林的原料转移，与颠沛流离的难民情感史有着紧密联结。工人的鲜血染红了土地，他们所受的苦难，在海的此岸和彼岸的文化记忆中都留下了印记。如果将孟加拉湾视为一个区域，它的“内部历史”同时也是文化差异性交会的历史。东南亚的港口城市，也就是孟加拉湾与南中国海的交汇处，和地球上任何一个港口一样具有复合性，而且比大多数港口更加多元。发生在那里的短暂交会或跨文化的关系，让思想和语言得以充分交换。亚洲许多离散社群（diasporas）在此相会，使得族群冲突和文化世界主义以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共存。这些横渡孟加拉湾的人鲜少留下只字片语或任何回忆录，但他们旅程的足迹，甚或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留在法庭证言中、身份文件上、建筑和宗教遗迹中。这些可以为数百万亚洲人的现代性体验带来新的启示，虽然有时是间接的。

最重要的是，孟加拉湾这个密不可分的区域的历史，指出了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的历史，及南亚与东南亚的历史，做人为区分的局限性。

无论联结如何紧密，孟加拉湾的世界还是在20世纪中叶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崩溃了。人们无法再横渡孟加拉湾，第一次是因为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日本在1941年12月侵略东南亚，孟加拉湾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战争造成的创伤，让公民身份和归属感有了新的、革新性的想法。然而，这场冲突最终的影响，却是强化了南亚与孟加拉湾对岸土地（东南亚）之间的区隔。分裂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就算孟加拉湾的海岸在血缘、商业、文化交流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结，也从来没有一个相对应的政治组织把这片海域包围起来。即使大英帝国也没有把孟加拉湾一起纳入囊中。这块区域是由许多独立的领土拼凑而成的，通常是故意分开的。因为政治上不统一，孟加拉湾没有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一起计划性地发展经济和进行社会动员，虽然这种做法塑造了20世纪中叶亚洲不少地方的前景。战后，亚洲的决策者几乎毫无例外地选择了民族国家的形式，认为这是实现美好未来最好的办法。

这个区域本应充满流动性，现在反而因为贸易和迁徙的控制，在内部产生了区隔。许多人原来不需要在家庭之间做选择，从而在印度或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来回移动，现在却被迫做出选择；他们现在跨越的是国界，必须携带护照，取得签证。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帝国时代横渡孟加拉湾的群体在寻找自己作为“少数族裔”的一席之地。他们要成为公民的路途很艰辛，即使到了今日，许多人仍在努力。

孟加拉湾整个区域的兴衰，与英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兴衰维持着同样的步调。帝国主义为大量的迁徙提供了原动力和蛮力，让孟加拉湾沿岸在19世纪紧密联结在一起。它的崩溃可以说是帝国终结的必然结果：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不祥之兆。但还是有太多参差不齐的边缘、太多短暂即逝的碎片，让它无法形成一个有条理的故事。孟加拉湾殖民前的历史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它的殖民历史，跨越海洋的各种联结比帝国更长久。不管孟加拉湾沿岸的政治结构如何突然改变，不管迁移的路径受到了怎样的限制，联结都不会轻易终止。人类关系的互动、社会扩大其文化边界的能力，都不会只取决于政治边界或经济政策。即使在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处于低迷时期，孟加拉湾还是依靠着家族的联系、“朝圣”形成的联结以及文化上的想象，维持为一个区域。

许多亚洲国家对这片海域视而不见，转而将目光投向国内：开发资源，动员劳动力，确保自己免受贸易和财富波动的影响，毕竟许多人应该记得这类波动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吊诡的是，当这片海洋不再是商业命脉，从人们的想象中消失时，人类的行为开始影响海洋本身。随着孟加拉湾两岸的政治与经济联系分崩离析，一种新的生态相互依赖性生根：它的环境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人们很晚才了解这个转变正在发生，直到需求变得很明显，影响也无法忽视。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强化于70年代，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工业化排放及河流建坝的影响，已经改变了孟加拉湾的原貌。与此同时，全球范围的而非地区性的进程扰乱了海洋。人类的活动造成全球气候变暖，使世界海洋失去了平衡；因海面汹涌而恶名昭彰的孟加拉湾，过去令船员害怕的孟加拉湾，正变得极度脆弱。

在21世纪之初，孟加拉湾再度成为国际政治的中心。在后殖民国家建设的全盛时期或许觉得无关紧要的历史，现在变得迫切起来。在塑造亚洲未来的进程中，这个地区在两个主要的方面立于最重要的位置。首先，孟加拉湾现在成为新兴大国之间战略竞争的场域，和它在18世纪的角色一样。如今，这些新兴大国是指亚洲国家，而不再是欧洲国家：印度和中国都视孟加拉湾为他们竞争能源资源、航道和文化影响力方面的重要前沿。再者，在亚洲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孟加拉湾沿海地区位居最前线：这些沿海地区人口稠密，聚集了将近5亿居民。在这种新的背景下，孟加拉湾的历史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洞察和解释的视角。

从历史的角度可以解释区域一体化的潜力和阻碍。它会告诉我们，这个区域现在面临的许多环境挑战，是早期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所造成的，而且往往是非预期的结果；它也可以告诉我们，非正式的移动网络与政府想掌控移动的努力相比，总是前者取得优势。而且在气候变化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今天，这些旧路径呈现出新的特点。总之，孟加拉湾的历史是一个文化资源的档案库，有助于我们重新跨越距离团结起来，并且理解区域甚至全人类范围的地球变化。

第一章　孟加拉湾的生活

1810年底，艾哈迈德·里加鲁汀从槟榔屿横渡孟加拉湾，前往加尔各答。他与詹姆士·斯科特的儿子罗伯特·斯科特同行，詹姆士是槟榔屿的首批居民和最富有的商人之一。里加鲁汀出身于当地的一个富人家庭，父亲是泰米尔商人，母亲是马来人，他为槟榔屿的欧洲商人担任翻译。槟榔屿建于1786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拓居地。里加鲁汀的回忆录以马来文写成，这大概是亚洲旅行者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横渡孟加拉湾的现代记述。

在回忆录中，里加鲁汀对于海上的航行匆匆带过，主要记述是从他抵达孟加拉湾北部盆地开始的。在他旅行的那个时代，孟加拉湾的名声已经“远播东西，远及君士坦丁堡、埃及、中国、麦加和麦地那”。里加鲁汀深入研究了加尔各答的生活。他写道：“到访这座都城的船只从未停歇。不分日夜，从不间断，从西到东、从西北到东南，一直有着数以千计的船只停泊和驶离。”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手在港口找乐子。他告诉读者：“你会在每一条街上发现进行各种表演的街头艺人。”最诱人的莫过于“船厂附近的风化街”，那里住着“成千上万的……普什图人、印度人、莫卧儿人和孟加拉人”。她们的顾客也同样形形色色：“不同种族的人——英国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荷兰人、华人、孟加拉人、缅甸人、泰米尔人、马来人——不分早中晚地造访这个地方。”那条街总是“喧闹得像在庆祝战争结束”。里加鲁汀描述了附近一片开阔的田地，“有数百人在煮饭、烤麦饼和肉，还有人在卖甜点和米脆片”。他写道，那声音“听起来像是雷声”，“你很难想象这些声音是由这么多人发出来的”。[1]

里加鲁汀笔下的描述适用于航海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港口。他们有共同的混合人群，航行数周着陆之后的狂欢，许多满足船员需求的行业。不过，他的叙述也有比较具体的部分：孟加拉湾周围的海上世界。他描述的民族——英国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荷兰人、华人、孟加拉人、缅甸人、泰米尔人和马来人——都是孟加拉湾沿岸地区的人民：帝国的统治者和探险家、贸易商和生意人、水手和劳工，这些人让孟加拉湾“成为比整个印度洋……更紧密交织的互动单元”。[2]

一个多世纪之后的1937年，库玛兰从另一个方向横渡孟加拉湾，自南印度的港口纳加帕蒂南前往槟榔屿。库玛兰没有写下游记。我在他位于马来西亚吉打双溪大年的家里，进行了一系列长达几个小时的访谈，他对我讲述了他的故事。双溪大年一度是马来亚“蛮荒西部”的边境前哨，现在则是一座熙熙攘攘的中型城市。库玛兰花了27卢比，买了一个轮船船位，几乎没带什么东西同行。经济大萧条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现在亟须新的人手。一场突发的意外导致库玛兰家中失火，这个年轻人决定在家庭困难时期到海外寻找出路。他的目的地很明确：“好多人都去了马来亚，也有好多人从马来亚回来，所以我觉得应该去，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他第一眼看到的陆地是木蔻山岛（Jerejak Island）的检疫站，在那里被耽搁了5天。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搬运橡胶乳，用长杆把橡胶乳桶挑在肩上，一天的工资是50美分。在大英帝国全盛时期，有大量南印度劳工横渡孟加拉湾，前往马来亚、缅甸和斯里兰卡，库玛兰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坚称：“没有人想在这里结婚定居；他们只想来这里赚几年钱，然后回去。”我在2007年见到他时，他已定居马来西亚70多年。[3]他的一生见证了亚洲在现代历史中的政治变迁：他经历过英属印度、马来联邦、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英属马来亚时期，以及独立后的马来西亚。

在里加鲁汀之旅和库玛兰之旅间的一个世纪中，有数百万人横渡这片海洋，他们乘坐的交通工具从帆船变成汽船。如果说富商之子里加鲁汀堪称19世纪早期航海者的缩影，那么前往马来亚橡胶种植园的劳工库玛兰便是20世纪早期的典型移民。虽然时空背景截然不同，但他们的旅程构成了本书的叙事框架，并提供了一种跨度感。他们也暗示了一段更长的历史。里加鲁汀的家族是数个世纪以来围绕着海湾的商业活动、移动和婚姻中形成的；库玛兰的故事则提醒我们，这是一段留在东南亚的印度离散社群的历史。

这段历史起源于泰米尔劳工迁移到马来半岛，一段类似于库玛兰旅程的历史。随着时间流逝，它渐渐变成了一部海洋的历史。泰米尔移民的历史是我们反复提及的主题，但过程中我们也会听到其他人的声音，包括华人、马来人、缅甸人、孟加拉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在横跨东印度洋的移动中，泰米尔移民堪称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群体之一，所以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让我们从这个起点来审视整个地区的历史。有时候，一个简单甚至天真的问题，就可以重新构建我们的愿景：我们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把南印度视为东南亚世界的一部分？就像把它与印度的权力中心联系起来一样，把它和孟加拉湾的沿海地区紧密相连。我们已如此习惯于各国历史和民族主义者所画的地图，以致很难把孟加拉湾的人员、思想和事物的交流放在我们故事的核心。然而，这样的做法的确可以为我们如何看待过去和现在打开新的视角。

想象一下，孟加拉湾是一片广阔的热带水域：1月的冬日，它无风无浪，是一片平静的蓝色海洋；而夏天雨日的滂沱大雨，又让它波涛汹涌，不断掀起浑浊的巨浪。再想象一下，它在地图上被分成两个部分，上面覆盖着一个由航道和电报电缆组成的网络，并标出了距离线。或把这片海洋想象成一幅心灵地图：它是一个家族，有表亲、叔伯、姐妹、儿子，靠信件、旅程和故事联系在一起。想象这是一片债务的海洋，被预付款、借贷和债务捆绑在一起。最后在孟加拉湾不存在的地方想象一下，在马来西亚的丛林深处，在一片陆上的风景中，印度教神庙拔地而起，它仿佛是被海浪冲上岸的，被遗忘在这里。我们有许多种方法想象孟加拉湾是一个有历史的地方——一个和任何国家的领土一样既丰富又复杂的地方。

今天，全世界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居住的国家紧邻孟加拉湾，超过5亿人生活在环孟加拉湾的海岸线上。长久以来，这个地区位于全球化历史的核心区：这里所经历的移民，让它在文化上的混合性不输给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而且这里是自然资源商品化的前沿。它现在也正因全球变暖而经历改变。孟加拉湾沿海地区是世界上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这里人口稠密，生态脆弱，且处于帝国新梦想的断层线上。

孟加拉湾是印度洋上一个巨大的三角形盆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湾。它是一个封闭的海域，被数千英里海岸线包围，弧形的海岸线从印度东南边缘延伸到今日的孟加拉国和缅甸海岸，一直到达泰国和马来西亚的西海岸。它有一个狭窄的大陆架，西部“除了锡兰以外的岛屿稀少且很小”，东部有较小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孟加拉湾的东南边缘与东南亚的水域——马六甲海峡、爪哇海和南中国海相连，相比之下，这些水域更浅、更淡、更温暖，“密集散落着一些小岛”。孟加拉湾西部以锡兰和印度次大陆最南端的科摩林角（Kanyakumari），与阿拉伯海为界。[4]

亚洲的许多大河注入孟加拉湾，如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格纳河、哥达瓦里河、高韦里河、奎师那河和萨尔温江，每当季风时节，就会有200立方千米的水流进这片海域。17世纪20年代，英国商人威廉·梅斯沃德写道，孟加拉湾“容纳了许多可通航的河流，这些河流在著名的恒河附近失去了符号和名字”。[5]这其中的许多河流发源自喜马拉雅山脉，它们流入大海时，已经流经许多国家，携带了大量泥沙。仅是恒河，每年就有超过25亿吨沉积物排入孟加拉湾。历史学家范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1)写道：“在某种意义上，孟加拉国就是变平了的喜马拉雅山脉。”[6]如果你能够俯视海底，它会显得“平凡无奇”。海底覆盖着厚厚的沉积物，在北部应该有超过20千米的厚度，往南逐渐减少到几百米厚。泥沙在活跃的孟加拉三角洲形成了许多沙洲，使得孟加拉湾北部特别浅。不过，“整体平整”的海底在北部有明显的“谷状特征”，在南部则出现了“孤立的高地”。[7]

印度板块深入孟加拉湾底部，在安达曼群岛附近与缅甸微板块相遇，它以每年约6厘米的速度渐渐向东北方的欧亚大陆移动。印度板块和缅甸板块都会碰到巽他板块，前两者之间的摩擦形成了一条海底火山弧，引发周期性的火山爆发。2004年12月，安达曼海海底出现一条超过100千米宽的断裂带，引发里氏9.0级的大规模海底地震和席卷印度洋的毁灭性海啸，造成多达25万人死亡。[8]苏嘉塔·鲍斯（Sugata Bose）(2)写道，2004年的海啸“揭示了在这个人类相互作用的跨区域舞台上，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深刻而独特的纽带”。它也暴露出给整个印度洋特别是孟加拉湾，带来生命继而又带来死亡的深层力量，2004年的海啸在那里造成了最大的伤亡。[9]

亚洲的季风为孟加拉湾带来生命力，它是“世界上最戏剧性的气候现象之一”。[10]这个地区堪称“季风亚洲”（monsoon Asia）的心脏，在旧的殖民视野中，“季风亚洲”从阿拉伯海延伸至中国南部，再往南延伸到澳洲的北方热带地区。在这个地区，气候被认为决定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科学家们放弃这一想法的速度比历史学家慢。[11]季风（monsoon）源自阿拉伯文mawsim，有“季节”之意，指季节性转变风向的风。通俗地说，它通常指夏季的风带来的暴雨，也就是“季风雨”。4—9月，西南季风大致从西南向东北移动；11月至来年的3月，东北季风以相反方向移动。在孟加拉湾，这种规律被低气压、气旋风暴及强烈的逆流打破，尤其是吹西南季风时，如果来自南方的累积水汽没有其他出口，季风北缘会自行往回转。

季风是海洋与陆地的比热不同所造成的。1686年，埃蒙德·哈雷（Edmond Halley）在一篇讨论季风的文章中写道：“由于热量的作用，空气的稀薄或膨胀程度较低，因而变重，空气必定会朝那些比较稀薄、不那么重的部分运动，以达到一种平衡。”[12]季风的强度来自陡峭的西藏高山，“这是5亿多年来地球上最大的山脉”。青藏高原夏季的高温形成了低压气团，从温度较低的海洋引来带有水汽的风；到了冬天，海洋的蓄热能力比陆地好，干燥而凛冽的风从山区吹向温暖的海洋。[13]

西南季风从4月开始穿越孟加拉湾。到了5月，夏季的雨水会到达斯里兰卡，那里是“印度洋、阿拉伯海与孟加拉湾的交汇点或分界点”。[14]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3)担任智利驻锡兰领事期间，目睹了来自孟加拉湾洒落的五月雨，他写道：“季节的风，绿色的风，运载着空间，善解不幸。”[15]雨水在6月初来到孟加拉三角洲；季风积蓄了许多来自海上的水汽，使得位于孟加拉湾北部山区的印度乞拉朋吉（Cherrapunji）成为世界上最潮湿的地方。季风从另一个方向沿着海岸向上移动，会抵达孟加拉湾的东部沿海地区：阿拉干（Arakan）、下缅甸及泰国南部的海岸。7月和8月，季风在所有地方都会增强，“在孟加拉湾的中部和西部地区最稳定”，为它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带来丰沛的降雨。西南季风在9月开始消退，短暂停留在马来半岛。那里最大的降雨发生在夏季季风消退期间，即10月与11月之交。但是，这个“下风”地区不太受季风影响：这些纬度的地区以雨季和旱季的模式，保持较固定的降雨量。西南季风消退的10月和11月，是孟加拉湾最不稳定的时期。孟加拉湾恶名昭彰的气旋在10月最常见。“气旋”一词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使用，由船长兼海事法庭主席皮丁顿（Henry Piddington, 1797—1858年）在加尔各答亚洲协会率先提出，这是基于他对1789年重创印度奥里萨邦（Orissa）海岸的强烈风暴的详细研究，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kukloma，意思是“盘绕的蛇”。[16]

1874年10月15日和16日，威尔逊在报道一场从海湾席卷孟加拉地区的梅迪尼普尔（Midnapore）和巴尔达曼（Burdwan）的气旋时观察到，“10月和11月的风暴通常在孟加拉湾东部靠近安达曼群岛或在群岛稍北的地方形成”，并警告称，“孟加拉湾沿岸的天气通常没有预兆，要到前一两天才会知道风暴将至”。[17]11月，孟加拉湾北部盆地经常遭遇英语中称为“西北风”（nor’wester）的暴风雨：风暴来临之前，“西北方乌云密布，云层很低，云层上端呈现拱形”。[18]到了10月下旬，风向转变，东北季风抵达印度半岛的科罗曼德尔海岸，为该地带来一年中最丰沛的降雨。从11月到来年的2月或3月初，该地区的多数地方天气晴朗、干燥，云层开始变厚，激发降雨。

季风滋养了孟加拉湾的生命。它的上层海水比较温暖，盐度低，富含营养和氧气，这是排入海里的大量充满泥沙的河水带来的养分，生物多样性富足。孟加拉湾是数百种鱼类的家园，包括约215种底栖鱼类、65种远洋鱼类，以及40种软骨鱼类；虾、黄鳍鲔和正鲣资源丰富。[19]英国渔业官员弗朗西斯·戴（Francis Day）在1873年的观察是：缅甸海岸附近的墨吉群岛水域“几乎到处是鱼”。[20]这个海域的水生生物为居住在沿海的人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来源，也就是热量。在遥远的内陆，季风决定了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大部分地区人类农业的规律。在亚洲，季风“确定了谷物耕作的边界”，也划定了稻米生产的界线。[21]中央集权国家和大型城市中心的早期发展，都仰赖种植稻米产生的盈余，前现代世界也是靠种植水稻养活了最多人口。[22]印度次大陆干旱的灌溉谷物种植区仰赖夏日的雨水，换句话说，夏季的雨水养活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

周期性、反复出现且自然发生的季风，似乎是历史之外的东西。但季风已经改变，它们不断变化。从最长的时间尺度上看，季风在“数百万年或数千万年”里发生了改变。以世纪为单位，亚洲的夏季季风在温暖的间冰期增强了，比如在13世纪中叶结束的中世纪温暖期；在地球温度降低的时期则会减弱，如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小冰期。季风模式甚至在更短的时期内都不一样，过去50年间的改变尤其快速。这些转变通常与全球气候系统的其他部分变化有关，包括北大西洋的热传输系统，太平洋的厄尔尼诺—南方振荡现象。[23]每年的季风都变幻无常。亚洲的农业非常仰赖季风，只要季风来晚一点，就可能影响收成；许多语言中的俗语都提到了季风延迟一周或一个月造成的后果。季风变化的持续加剧，可能是气候变化的结果之一。

规律的甚至是可以预测的季风，使得孟加拉湾比其他许多海域更容易横渡。这个地理特征形塑了这里的历史。对早期的水手来说，季风是个威胁，但也是助力。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用印度-阿拉伯式的传统船只横渡孟加拉湾，这类船只在整个印度洋寻常可见，从波斯湾、东非海岸到马六甲都可以看见它们的踪迹，包括航行在西印度洋的单桅三角帆船、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方舟状多尼船（thoni），以及较小的沿岸船只和筏艇。这些船是用柚木板打造的，再用椰子纤维捆扎，坚固且灵活。[24]单桅帆船的三角帆让它们比传统的方形帆更能够迎风航行。在孟加拉湾与马六甲海峡的交汇处，同时可见印度洋的船只和依印度尼西亚传统打造的当地船只，有叭喇唬船（prahu）(4)和舢板。这些小型船只扬着方形帆，载着货物，轻快地沿着地区航线和内陆水道航行。到了14世纪，欧洲人称为舢板（junk）的中国式平底帆船远从南中国海而来，通过孟加拉湾。中国式帆船比印度洋的船只大，可以搭载1000名乘客和船员以及1000吨货物。那种船是平底的，适合在浅水区域航行，而在深海航行时，又可以把龙骨降下来。[25]

几个世纪以来，孟加拉湾都是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海上通道。孟加拉湾的外缘位于马六甲海峡。用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cle）(5)的话来说，马六甲海峡把“连绵不断的印度洋与密密麻麻散落着东方岛屿的海域”分了开来。虽然《白鲸》的主角以实玛利试图传达“无所不包的西方世界”那种不可抗拒的活力，但他知道“风前无尽的船只队伍”——每一艘都“满载着东方价值连城的货物”——“在过去几世纪里”，航行在“裴廓德号”（Pequod）现在经过的水域。[26]马六甲海峡两岸的山脉是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的“脊梁”，保护船只不受风的肆虐。这个屏障让马六甲海峡成为贸易的十字路口：中国与印度、中东与欧洲之间的船只的中转站。这里是西南季风和东北季风的终点，船只在这里等候季风转向，这让马六甲海峡成为受欢迎的补给站和贸易地点。于是，马六甲海峡成了一个跨越广阔地区的文化交流枢纽，历史学家伦亚德·安达亚（Leonard Andaya）(6)称它是“马来之海”（Sea of Melayu）：“一片从印度延伸到越南的海域”。这里是水的世界，其中“江河和海洋形成统一体”，“陆地构成水体之间的联结”。从泰国和越南的考古证据可知，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珠宝交易，早在公元前很久就很兴盛了。佛教形成连接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沿海地区的“共同文化纽带”。朝圣者带着雕像、纪念物和圣物横渡到海的另一端。[27]

图1　马来西亚布秧谷的印度教寺庙建筑遗址，这是公元第一个千年印度人在吉打洲繁荣定居的证明（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1—10世纪，孟加拉湾沿海地区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南印度处于帕拉瓦王朝的统治下，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日益兴盛。帕拉瓦对于整个东南亚的雕像和神庙建筑都有影响。9—13世纪是这个地区在前现代商业史上的一个高峰，与南印度注辇国（Chola Empire，又名朱罗）的兴衰一致。注辇国是一个古老的王朝，发源于泰米尔区肥沃的高韦里河流域，在9—13世纪达到权力的巅峰，当时他们统治了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在阿亚博勒（Ayyavole）和玛尼格勒曼（Manigramam）等强大商会的带领下，注辇国时代的印度商人扩张了在海外的活动。爪哇的碑文记录了印度尼西亚各城市关于南印度商人的存在；科罗曼德尔的棉织品在绘制或雕刻在爪哇雕像上的服饰上留下了印记。[28]

注辇国的势力在10世纪扩张到印度南部。到11世纪的前几十年，注辇国发展到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拉克代夫，宣告其作为地区海上强权的到来。[29]注辇国是第一个孟加拉湾帝国。这个地区成了帝国和商业竞争的战场。三佛齐帝国（Srivijaya Empire）试图挑战注辇国在孟加拉湾的主导地位，想要取得马六甲海峡周边的领导地位，同时向东部的对手爪哇的马打蓝王国（Mataram Kingdom）进军。在东南亚大陆，柬埔寨的吴哥王朝向南扩张，与大越（）和占婆（Champa）政权（今越南）竞逐。位于孟加拉湾东北边缘的缅甸勃固王国（Kingdom of Pegu），面朝东西，一方面与锡兰发展佛教联系，另一方面通过陆路将孟加拉湾北部与中国的云南联系起来。与中国的贸易对所有王国都极具价值。中国刚建立的宋朝（公元960年）促进了海外贸易，打破了唐朝衰弱时期内向、排外的政策。亚洲的贸易在10—13世纪迅速发展，这个地区少有地方不受中国沿海商业强大力量的影响。[30]

争取中国支持的竞争在11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1025年，注辇国统治者拉金德拉（Rajendra）发起一场横渡孟加拉湾的军事远征，入侵了三佛齐国的领土。这是第一次有人试图确立对孟加拉湾的制海权；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包括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日本人在内的许多人都会做同样的尝试。注辇国入侵东南亚的理由和路线依然不明确，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三佛齐想要独占孟加拉湾与中国的贸易，于是注辇国出兵报复。也可能是商会想要巩固他们在东南亚的地位，所以迫使注辇国统治者发动远征。[31]注辇国海上远征的影响似乎不大，过了平静的几年之后，三佛齐的统治者又派了一个大型外交使团到中国。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商业联系在13世纪已经建立，双方频繁地直接往来。考古学家在中国的泉州发现了一个大型的南印度商人社群存在的证据，因为当地有一座建于13世纪左右的印度教寺庙，内有数百尊雕塑。在印度港口纳加帕蒂南，则可见一座三层楼高的中国宝塔的废墟，直到1867年被拆除。

地区强国之间的商业繁荣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特别是欧亚范围内的联结，这是历史学家维克多·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提出的开创性见解。近来的气候学证据表明，9—13世纪的地球暖化，即众所周知的中世纪温暖期（900/950—1250/1300年），在这个扩张过程中扮演协调的角色。通过延长生长季，让热带辐合带南移几度，增强亚洲季风，这种气候异常有助于一段时期内的国家建设、农业殖民、人口增长和海外贸易。大约在1240年之后，“不仅在东南亚，而且在欧洲、南亚和中国，主要国家都瓦解了，社会和文化分崩离析，人口和经济产出锐减”。这种协同崩溃局面的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是，全球开始变冷，中世纪温暖期的收获量不再，早前因为扩张而造成的社会和政治紧张状态被激化。在中国和南亚，来自内亚（Inner Asia）的半游牧武装军团兴起了新一波的侵略和征服，“严重扰乱了地区政治”。突厥人建立的德里苏丹国，到1231年已攻克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14世纪早期，他们向南扩张到德干和更远的地方，破坏了地区政治的稳定。蒙元入侵并打败了宋朝，于1279年成功统一了中国南北。不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内亚的远征都重新调整了贸易模式，从海上商业转向定居土地与大草原边境上进行的陆上贸易：丝路贸易。[32]孟加拉湾周边的一体化程度下降，直到15世纪欧洲的扩张浪潮才复兴和改变了这个地区。

在整个过渡时期，孟加拉湾的商业和文化生活转向新的方向。13—15世纪，伊斯兰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发展，让来自南印度的穆斯林贸易团体获得了新的地位。德里苏丹国把印度置于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它的势力在14世纪早期扩张到南印度。说泰卢固语和泰米尔语的穆斯林社群分散在各处，把南亚和东南亚与阿拉伯世界联系起来。当这个地区变成欧洲的势力范围时，穆斯林商人和导师提供了与过去保持连续性的元素，除了早期的佛教文化交流之外，他们为孟加拉湾海岸增加了另一层联结。数个世纪以来，区域间的贸易在物质文化、宗教习俗和宗教仪式方面产生了一种广泛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给南亚和东南亚带来了共享“邻里”的感觉。[33]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而且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虽然有着不确定和推测，但20世纪30年代在马来亚工作的英国考古学家韦尔斯（H. G. Quaritch Wales）坚称：“不论在任何时期，人们都不能排除来自孟加拉湾对岸或多或少的直接联系。”[34]

许多个世纪以来，在多种语言中，孟加拉湾被叫作“注辇海”或“注辇湖”，葡萄牙人则称之为Golfo de Bengala。1938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地理学大会上，葡萄牙学者科蒂绍和特薛拉发表了一篇论文《16世纪远东地区最早的记述》，文中讨论了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的手稿《罗德里格斯书》（O Livro）。这份手稿现存于巴黎众议院图书馆。罗德里格斯绘制了目前已知最早的孟加拉湾地图。葡萄牙贵族、海军将领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在1512年8月写给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7)的一封信中，称罗德里格斯是一位“知识渊博、懂得绘制地图”的领航员。罗德里格斯在“178张规格为263毫米×377毫米的厚白纸”上，画出了从欧洲到中国的路线草图。第二年，他参加了葡萄牙的第一次红海远征。1519年，他率领一支船队参加了葡萄牙对中国发动的一次灾难性的远征。[35]

欧洲的航海家必须依赖当地的航海知识。罗德里格斯绘制关于中国线路的地图时，便是根据从马来航海者那里搜集来的信息。15世纪末的阿拉伯航海家艾哈迈德·伊本·马基德（Ahmad ibn Majid）是最早记录这些航海智慧的人。伊本·马基德的著作集当地航海智慧之大成，是用他的聪明才智提炼出来的精华。他认为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航海家是最了解孟加拉湾的一群人。他写道：“每个人都对其所在的海岸知之甚详，这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上帝是全知的，但离这些海岸最近的无疑是注辇人，所以我们应该遵循他们的做法，并且利用他们的模拟（qiyas）作为指引。”[36]伊本·马基德认为，季风是可以出港的具体日期。他的专著显示了印度洋各个海域的航行时间表是多么有规律且可预测。他告诫那些想要利用东北季风顺风而行的水手，向西航行的时机必须恰到好处，因为他们要穿越孟加拉湾，从东南亚回到东印度。他建议这些船员不要等到季节的后半段才出发，并提醒他们1月初之前东北季风通常还没有到达苏门答腊岛。他告诫船员注意季风在3月和4月的转向，那时风向特别不可靠，还要警惕10月和11月可怕风暴带来的威胁。

数百年来，伊本·马基德的著作都是水手们的可靠指南。到了18世纪，欧洲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当时的航海知识。1772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托著名的制图师达尔林普尔（Alexander Dalrymple）绘制孟加拉湾的海图时，后者声称：“这件事真是太奇怪了，大家都觉得欧洲人和孟加拉地区已经往来很长一段时间了，可迄今为止却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详细孟加拉湾海图出版。”[37]葡萄牙的地图不再适应现代制图的要求。英国想要将他们对这片海洋的知识正式化并加以扩展，其中有很明显的政治动机。达尔林普尔推断：“整个科罗曼德尔海岸现在都在英国政府或其友邦和同盟的势力范围下，应该是对它进行全面调查的最佳时机。”[38]虽然英国人热衷于贬低葡萄牙人先前的成就，但他们的参考书目中到处是葡萄牙文和法文手稿，这些手稿本身就充满了（借用或盗取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爪哇人的专长。如同乔杜里所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水文学者最大的成就，就是归纳理论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并把它们与海员的实际经验相结合。”到了17世纪，英国和荷兰的航海地图超越了葡萄牙人所绘制的；东印度的船长们“接受精心训练，以学习前往印度洋的航程必须遵循的通则”。[39]他们对于孟加拉湾的知识是慢慢积累起来的。1787年一份可用地图清单中，详细列出一系列草图、视图（views）和海图，这是随着当时的探测活动的增加和航海技术的进步积累起来的。[40]航海计时器改善了精密度，船员可用来正确计算时间。实验过程则推展了孟加拉湾的航行指南：它们反映出许多航行的实践知识，这些都被保存在航海日志中供后世参考。[41]

随着英国势力的扩张，科学知识的日新月异，1879年的《孟加拉湾领航员》（Bay of Bengal Pilot）一书中已编纂了地图和航行指南，该书此后有数次修订，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这是英国海军部出版的几本指南之一，其他还有东方群岛、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的指南。萨默萨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写道：“这些事务性质的书”并没有因它们“绝对的实用取向而减少了诗意，就像充满香料的微风刺激着你的感官……当你走近东方海面的一些神奇岛屿时，书页间弥漫着甜甜的香气。”[42]《孟加拉湾领航员》的忠告和建议，沿用了几个世纪。它说明了季风是如何加快或阻碍这段横渡航程的。它包含了许多一般性的指示：在任何时候，“尽可能保持在安达曼群岛以西”；在科罗曼德尔海岸，东北季风期间在港口北部靠岸，西南季风时则在南部靠岸。[43]

气旋的威胁也不容小觑。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船员开始对孟加拉湾的气旋进行系统性的观测，这引起了气象学者和航海家的兴趣。创造“气旋”一词的皮丁顿船长退休后，不辞辛苦地汇编了大量观测资料，这些资料构成了孟加拉亚洲协会杂志的主要内容。皮丁顿出版的“美好同盟号”（Belle Alliance）航海日志，证明了在横渡时遇上风暴是多么危险的事。从印度的马德拉斯(8)前往加尔各答途中，气旋将这艘船吹得偏离了航道，驶往海湾中央。那是1840年4月底，季风转换后期，开始吹西南季风。4月30日凌晨1—5点，船员觉得“风力逐渐增强，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到了6点，船只“前倾得很厉害，海上波涛汹涌”，强风“吹走了艏帆斜桅”。几个小时后，船员只好孤注一掷，切断前桅和主桅，否则船只将“倾覆并沉入深渊”。航海日志中重复着“狂暴而混乱的海”的诅咒。一段“突然的平静”之后，这艘船再度受到“最可怕的狂风暴雨”的重击——气旋风就是这么变幻无常。直到午夜过后，才恢复表面上的平静，出现了“浓雾天气”。“美好同盟号”及其船员很幸运：他们得以活下来，继续前往加尔各答的航程。[44]随着关于孟加拉湾气旋的记述越来越多，航海家开始寻找安全通过孟加拉湾的通则。经验老到的毛里求斯船长布雷布纳在19世纪80年代写道：“船员在海湾的（季风）季节航行，必须随时确保处于完全准备的状态”，保持高度警觉，“小心观测气压计，注意任何刮风起浪的迹象，如果气压计指标下降，天气又变得阴暗，就可以确定是气旋风暴的前兆”。[45]

这种航海智慧似乎永不过时。17世纪末的航海建议和观察，与19世纪中叶的记述并无二致。《孟加拉湾领航员》第一版出版时，人们并不知道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将大幅缩短横渡海湾的空间和时间。汽船的兴起完全改变了风和海洋的关系，如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所言：“与其说是一场竞争，不如说是对海洋的蔑视。”蒸汽动力让航行不受季风影响。康拉德把汽船对于自然的“蔑视”和帆船对自然的敬畏进行了对比，“近乎无形的神奇力量，由赋予生命亦带来死亡的风的鼓舞而生生不息”。[46]

20世纪20年代，孟加拉湾首次被飞机穿越。英国和荷兰的探险任务随着1927年一架荷兰飞机抵达巴达维亚(9)达到顶峰。1931年10月1日，“航空史上最伟大的日子之一”，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开通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巴达维亚的定期航班，运送4名付费旅客，飞行时间是81个小时。从加尔各答开始，飞行路线沿着孟加拉湾的弧形海岸，一路从阿恰布(10)、仰光、曼谷、棉兰、巨港(11)到巴达维亚。1933年，荷兰皇家航空把航线延伸到新加坡。它的竞争对手英国帝国航空公司当时还没有飞得那么远。[47]

次年，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医生、业余飞行员、日后的美国地理学会主席理查德·赖特（Richard Upjohn Light）驾驶一架贝兰卡火箭机型的水上飞机横渡孟加拉湾，这是他环游世界2.9万英里旅程的一部分。毕业于耶鲁大学电气工程系的无线电技术专家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与他同行，威尔逊之前完全没有飞行经验。赖特坚信，“除了高度和温度，飞机无法识别任何地理位置”。但季风还是决定了他的旅程。他提到“季风的到来，迫使计划改变，现在不可能用水上飞机绕过印度半岛南端了”。虽然有先进的导航技术帮忙，但赖特还是有赖于船员那些可靠的指引：海图和灯塔，加上令人安心的陆地。规划飞越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入孟加拉湾的河口前往阿恰布的路线时，赖特“利用海湾远处的一艘灯塔船”检查了飞机所在的位置，并且“很快一眼观察到可以作为数千英里行程指引的岩石海岸”。但赖特在空中是通过航拍这种新的方式来描绘那条弧形海岸的。他的影像描绘出从河口三角洲人口稠密的耕地，到险恶又有利可图的边疆丛林的转变。他是第一个从空中捕捉到“交通繁忙”的伊洛瓦底江的人，当夕阳冲破一团乌云时，江水闪耀着波光。[48]

孟加拉湾标示出印度教世界的东部边界。印度教神话中有四个达姆（圣地），分布在印度次大陆的四个角落：巴德里纳特、普里、拉梅斯瓦拉姆和德瓦尔卡。普里位于奥里萨海岸，面向孟加拉湾。拉梅斯瓦拉姆岛是四个圣地中最南端的一个，印度次大陆在此伸入海中。哈佛大学教授戴安娜·艾克（Diana Eck）写道，今日一如既往，“朝圣者的足迹创造了一片生动的风景”。拉梅斯瓦拉姆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扮演关键的角色，罗摩就是在那里建造了通往兰卡岛的桥，救出了当时遭兰卡暴君罗波那囚禁的妻子悉多。许多印度朝圣者认为，参拜完恒河边最大的圣城瓦拉纳西（贝拿勒斯）之后，应该前往拉梅斯瓦拉姆。今天，拉梅斯瓦拉姆庙接待来自印度各地的朝圣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在孟加拉湾进行宗教沐浴仪式，为朝圣之旅画下句点。再往南一点，印度次大陆南端的科摩林角是印度海岸守护者、女神库玛丽的居所。印度东海岸到处都是圣地，印度的河流在那里与它们的“主人”——海洋汇合。[49]

不过，印度人神圣的想象早已超越了印度次大陆，跨过了东边的海洋。对古老的印度故事讲述者来说，这片海洋在横渡的尽头预示着危险、诱惑和数不清的财富。海的那一边是“黄金大地”素万那普，堪称“东方的黄金国”。南亚的故事文学，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喜欢描述早期前往东方的旅行者的“冒险精神和贪婪特质”。[50]孟加拉湾的想象力来源于它的狂暴。

要到达黄金大地，就必须横渡孟加拉湾，克服它的危险。那片“黑水”中栖息着邪恶的怪兽。海里的恶魔威胁着要吞噬全部的船只。佛教的本生（Jataka）——佛陀前生的故事可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是这类故事的丰富来源，其中一则是波拉伽纳加王子前往黄金大地的故事。波拉伽纳加王子的父亲遭兄弟篡夺王位，他试图夺回王权。王子和母亲一起遭到流放，他说：“我要前往黄金大地，在那里发财致富。”他的母亲充满了不祥的预感，提醒道：“大海难有成功之机，却充满危险。”王子横渡孟加拉湾时，果真碰上了灾难。“航程中狂风大作”，船的“甲板塌陷，水越涨越高”，“船开始没入海洋，船员悲痛哭泣，向各自的神灵祈祷”（亚洲航海者的宗教多元，早期的祈祷方式便是如此）。船渐渐下沉，但王子信念坚定，紧紧靠着“直立”的桅杆。船员们“成了鱼群和海龟的食物，周围的海水染成了血红色”。王子在那次磨难中幸存下来，他“穿过宝石色的波浪”，横渡“如一大片黄金”的海洋。

途中，王子邂逅了众神的女儿玛尼梅卡拉，她是这片海洋的守护者。一开始，她怀疑王子坚韧抗逆的能力：

在这片深不见底、漫无边际的荒海中，举目不见海岸
汝竭力搏斗亦枉然——于此海中央惟死一途。

王子让这位海洋的守护者相信，他不会“屈服”于这片狂暴的海域。玛尼梅卡拉赞赏了他的勇气：

那如此英勇无惧对抗这狂暴无际之海的人
既无畏于被赋予之任务，亦勠力于召唤汝之职责
随心之所向，无任何阻碍可挡。[51]

这片海在被命名为“孟加拉湾”之前，它只是“狂暴无边的海洋”。

本生不是仅有的渡海试炼的传说。在另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11世纪的印度传说故事集《故事海》（Kathasaritsagara）中，古娜瓦蒂公主在从吉打前往印度的途中，遇上海难，远离金岛（Suvarnadvipa）的海岸。[52]早期中国的旅行者从印度前往中国时，也面临这条海上公路的狂风暴雨。5世纪时，佛教朝圣者法显从中国前往印度。他在413年自这片佛国净土返回，从锡兰横渡孟加拉湾到爪哇。他搭乘一艘“载有约200人的大型商船”离开锡兰。启程两天，船只遇上了风暴，出现危险的裂缝。那场风暴“持续了13个昼夜”，最终船在一座岛上找到了避风港，船员得以在那里修复船只。法显告诫说：“此海多海盗，落入其手者将一去不返。”他认为孟加拉湾是“无边无际的”，“不可能区分东西”，且“在黑暗的雨日，须于起风前出发，不知风向”。在“暗夜”中，任何横渡这个海湾的人都会看见“一波又一波的巨浪，闪耀如火，亦可见各种各样的海怪”。90天后，法显抵达耶婆提国（可能是爪哇）。由于季风转向，他被困在爪哇，直到第二年5月，才终于启航返回广州。[53]

20世纪尚存的民俗传统同样把孟加拉湾描绘成一个充满恐怖和冒险的地方。获得拉塔努拉里研究奖学金（Ramtanu Lahiri research fellowship）的人种志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记录了东孟加拉地区农村的民谣。这些孟加拉歌曲提到那片大海时，都说它是“可怕的海湾”。这些民谣将海浪描绘为“像山峰一样高”。海洋暴怒时，船“被抛得很高，又被丢到最低点”，而“扬起风帆的船只被风吹着走，很难保持方向”。孟加拉国口耳相传的传统逐渐演变成人类与自然界的恐怖：葡萄牙的“海盗”，哈马德人（Harmads），尤其是一个威胁。这片海洋“难有机会”且“充满危险”的传说中，还加入了帝国劫掠的历史。“在这无边无际的深海中，哈马德人令人恐惧”；他们潜伏于海湾，“掠夺船只”，“沿海的船长们惶恐战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香料贸易出乎意料的逆转，当地渔民掌握了大量的胡椒，那丰厚的利润吸引了葡萄牙炮舰来到印度洋，也让哈马德人杀红了眼。[54]

到了20世纪，横渡孟加拉湾已变得司空见惯，随之而来的是幻灭。虽然只有极少数的特权阶级才可以体验浪漫的飞行，不过每年都有数十万人搭船横渡这片海洋。他们的航程受到了一个由卫生检查员、船上的护士、地方行政官，以及领有执照的厨师组成的正规官僚机构的控制。航行速度变快了，海难少见了，船上的条件也改善了，但晕船和迷失方向还是难免。人们从甲板上初见东南亚工业化、忙碌、整齐划一的现代码头时，跟康拉德的小说《青春》的主角马罗（Marlowe）初见“东方”那种令人迷醉的回忆大异其趣：“我总是从一艘小船上看着它，清晨望去，远处是一道高耸的青山轮廓；中午像淡淡的薄雾；日落时分是一堵参差不齐的紫墙……然后我看到了海湾，一个辽阔的海湾，平滑如镜，光亮如冰，在黑暗中闪着微光。”[55]相比之下，当日本的“土佐丸”在1916年驶进港口时，站在甲板上的泰戈尔远眺仰光的天际线，看着冒烟的烟囱说：“缅甸看起来就像躺着抽雪茄。”行近仰光的码头时，泰戈尔说它们像是“许多丑陋又巨大的铁水蛭”。[56]

博希（M.K.Bhasi）的叙述比较平淡无奇，他是一名教师，20世纪40年代末从马德拉斯前往新加坡追寻更好的生活。槟榔屿让他第一次瞥见了东南亚城市，他虽然只在当地短暂停留，但还是留下了一点印象。博希回忆道：“在槟榔屿的时候，我们只允许下船几个小时。我们只是搭出租车之类的，四处走走。”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不同种族”的人。这“在我以前的村子很罕见，甚至在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12)或马德拉斯也看不到，它们没有这么世界主义”。[57]横渡孟加拉湾后，他到了一个“多元社会”。

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写道：“大海是一样的，除了它的历史。”[58]印度洋远比大西洋更早全球化。商人一路从中国漫游到阿拉伯半岛，在沿岸的港口城市安顿下来，开设商店，与当地人通婚，把香料、珠宝、大象和马匹运到遥远的地方。共同的信仰让陌生人之间产生了信任；在信仰有争议的地方，则由其他仪式来巩固联结。第一次有人跨越大西洋之前的数个世纪，朝圣者已从印度尼西亚群岛和印度前往沙特阿拉伯西部的汉志，或是跟随佛教徒的脚步，从中国和日本前往印度和斯里兰卡，奴隶亦被迫穿越这片海洋。船员们对季风的掌握越来越精确。人们会说多种语言，有些语言打破了族群的藩篱，如阿拉伯语、马来语、斯瓦希里语。在最宏大的尺度上，印度洋把许多文明联系在一起，让它们不再壁垒分明；或许，这些文明从来不是那么纯粹且封闭的。[59]

从21世纪初这个有利的时间来看，这个世界让人感觉莫名的熟悉，这是一个精通多国语言的商人和跨文化婚姻的世界，一个长距离旅行司空见惯的世界。印度洋的过去在一个“非常新但又非常古老的框架下”重塑了当代全球化。与此同时，这段过去也让人非常陌生，这也说明了为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关于印度洋世界的学术研究。印度洋的许多历史让人联想到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世界，进行着贸易和跨文化交流。故事通常结束在葡萄牙炮舰把暴力带进这片和平的海洋，瓦解了它自古以来的联结；或者说它的终点是民族主义的胜利，民族主义将政治归属根植于欧洲征服者所划定的疆域内。显然，印度洋殖民时代以前的历史很容易（有时也难免）被浪漫化，早期的暴力事件和昔日的掠夺行为被轻描淡写地带过，以维持一个平衡的世界。

后殖民民族主义的狭隘性，让整个地区之间的联结加速瓦解，哀痛地见证了20世纪晚期的后殖民世界中，愈发严重的宗教暴力和自相残杀的血腥战争的来龙去脉。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的《在远古的土地上》（In An Antique Land）有一个重要的场景，一位年轻的印度人类学家（高希自己）和一位埃及伊玛目陷入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最后变成在20世纪80年代两国军力强弱的讨论。高希写道：“伊玛目和我都参与了我们最终的失败，几个世纪来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对话走向了终点：我们证明了这种语言的胜利是不可逆转的，它已经篡夺了人们曾经讨论过他们分歧的所有其他语言。”高希在书的另一部分提到了这种早期的“对话”，通过讲述12世纪犹太商人亚伯拍罕·本·易尤（Abraham bin Yiju）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这种对话，他的信件详述了他在中世纪横渡印度洋世界的旅程。这些信件被保存在开罗藏经库。但或许这种“失败”从未真的发生。进入欧洲统治世界的时代之后，印度洋仍然是学者、朝圣者、商人和记者往来的通道，是一个有着自己的节奏、源源不断的思想的“跨区域舞台”。在印度洋的港口城市，亚洲人与欧洲人、穆斯林与传教士、佛教徒与理性主义者的相遇，孕育出一种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相互竞逐的普世性。[60]

数个世纪以来，商业和文化为整个印度洋地区建立了一种“强烈的一体感”，对于那些以海洋贸易为生的人来说，远海的沿岸地区往往比他们自己的内陆地区更亲近，不管是在文化上、经济上，还是想象上。然而，印度洋东西部分（我们称之为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各自内部的整体性比整个印度洋更紧密。阿拉伯海的网络让西印度海岸与波斯湾、东非及南印度洋的岛屿更紧密连接；孟加拉湾的商业和移民网络，则连接起东印度和东南亚的大陆及岛屿。[61]

但令人意外的是，印度洋的历史大多没有提到孟加拉湾，只着重海洋的西部；这一点让人不解，因为相较于印度洋其他任何地区，孟加拉湾海岸之间的联结更紧密。孟加拉湾在广大印度洋海域中的特殊性，来自让其海岸联结在一起的规模庞大的移动。这种移动在19世纪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变化。横渡孟加拉湾的人数远多于印度洋其他任何地区。1840—1940年，近3000万人从印度海岸出发，除了其中的200万人，所有人只在东印度与锡兰、缅甸、马来亚之间往返。这完全是一种围绕孟加拉湾的来回迁移。劳工的迁移反过来让这个地区在经济上成为印度洋世界最具生态意义的重要部分。

孟加拉湾之所以被忽略的一种解释是，学者对伊斯兰如何将印度洋连为一体的兴趣，已把注意力转向关注南亚与中东之间的联结。不过，横跨印度洋东部的伊斯兰联结比起西部毫不逊色：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客商和教师，加深了伊斯兰在整个东南亚的影响力。在欧洲帝国的统治下，印度（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前仆后继横渡孟加拉湾。毫无疑问，伊斯兰提供了一种文化和仪式脉络的联结，让印度洋社会成为一个整体；但有数百万横渡印度洋的人并非穆斯林。这个地区在印度洋与中国海域之间也有非常多紧密的联结。孟加拉湾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起源于它是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走廊，且在今天依然如此。19世纪和20世纪，当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移民从印度横渡孟加拉湾时，他们遇到的不仅有东南亚人，还有富有而复杂的海外华人社会。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以及遍布其中的印度和华人的移民世界汇聚于马来半岛，那里是我们故事的东部舞台，许多活动在那里发生。横渡从来不是顺畅无阻的，文化交流会带来多么丰硕的成果，就会有多大的危险。在现代世界，印度洋的世界主义杂乱无章，且常因压力而分崩离析，它发展成一种住在异乡人世界所需的文化反应，它表现在世俗文化中、城市社交的不成文惯例中、风景的形态中，以及诗人和空想家的作品中。

海洋的历史势必会遇到海洋与陆地、淡水与咸水、构成大洋的不同海域之间的边界问题，从这个问题来看，“其他所有东西都是流动的”。[62]这些界线通常很模糊，而且随时在变。根根国际海洋学委员会的严格定义，孟加拉湾的南部边界位于尼科巴群岛的南端，与苏门答腊北缘交界。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书写孟加拉湾却不提马来半岛毫无意义。但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孟加拉湾的范围可能更大。布罗代尔曾写过全球化的地中海：16世纪时，它的“世界范围远至亚述群岛、新大陆、红海以及波斯湾”。同样，我们关心的是全球历史中的孟加拉湾。试举一个例子：20世纪20年代，马来亚是美国汽车工业所需的橡胶最主要的供应地，而大部分的橡胶是横渡这片海域的印度移民开发的；有一段时期，孟加拉湾在亨利·福特革命及渴求石油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不论在哪个阶段，孟加拉湾的生活都由其嵌入更广阔的印度洋、贸易和文化在洲际范围内的联系所塑造，由扩张到全球的帝国的权力和暴力来支撑。

那么这片海洋本身又如何呢？奥尔罕·帕慕克写道：“大多数小说家觉得，读一本小说的开头几页，就像是进入一幅风景画。”[63]大多数海洋史家一开始会先描绘一幅海景。布罗代尔坚称，这不只是一个背景。他提到，毕竟“船只航行于会随季节改变的真海上”。但在他的印度洋历史中，乔杜里引用布罗代尔的话说，海洋的历史是一部“一切改变都很缓慢的历史，不断重复、反复循环的历史”。如果这片海洋有历史，那就是一段“深沉且半静止”的历史。[64]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这样描述布罗代尔的第一册史诗，这是一部“以地中海为英雄的地缘史学”。然而，这个主角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动的：人类的冒险都以这片一成不变的海为背景。利科写道：“此刻，这片水域，它们的沿海地区和岛屿，就在这里”，不过，“它们也因为人类和他们的航海活动进入了这段地缘史学之中”。[65]

以周期性生命来说，孟加拉湾比地中海更富戏剧性，每个月的变化都比上个月更大。每个季风季节，孟加拉湾东北岸靠近吉大港的海平面会出现平均4英尺的上下波动，这是“世界上波动最大的纪录”。[66]孟加拉湾每一年、每一季都变动剧烈，但变化不只是季节性的。海洋——它的洋流、海岸线——在上千年时间里慢慢改变：洪水侵蚀着海岸；随着红树林区范围的扩大，沙洲也位移了。这类改变在20世纪发生得越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速。人类干预所造成的影响，在20世纪变得如此显著又意义重大，以至于它们开始重新塑造海洋，打破了孟加拉湾“不断重复”和“反复循环”的局面。[67]海岸线的地貌首先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大幅地改变。帝国时代的大量移民把热带的东南亚变成了商品的洪流：马来亚的森林被由横渡孟加拉湾而来的泰米尔工人清理并重新种植，渡南海而来的中国劳工开采锡矿。有一段时间，南印度的山谷似乎直接通往东南亚的边界，劳工汇成了一条大河，流入孟加拉湾。一直到20世纪，陆地上的改变对于海洋几乎还没有什么影响。20世纪50年代开始（更大的力量则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片海洋显现出人类活动的影响，它堆积了大量垃圾，渔获减少，温度升高导致海平面上升。孟加拉湾不再是原来的孟加拉湾了。

海洋的这些转变是移民、帝国扩张和技术变革的历史所造成的结果，这是意料之外的，也是不可预料的，这些转变让孟加拉湾沿岸地区联结在一起，然后又把它们分开。孟加拉湾的自然史与它的人类历史密不可分；在20世纪，环境史与移民史紧紧相扣。

环境史学家明确警告我们要提防“腹语”：想要为海洋发声或为鱼类发声，却只是把人类的理解或幻想投射在它们身上。[68]本书不是想让孟加拉湾“说话”；只是不想把这片海洋看作不过是一个被横渡的空白空间。[69]孟加拉湾是有生命的。这片海洋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以及这一历史对海洋造成的后果，值得人们比现在更认真地思考。

(1) 荷兰人类学家，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著有《孟加拉史》《孟加拉的边疆：超越东南亚的国家与民族》等。

(2) 著名的印度裔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专攻南亚和印度洋研究，著有《一百条地平线：全球帝国时代的印度洋》《现代南亚：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等。

(3) 智利当代著名诗人，1927年起在外交界供职，先后任驻科伦坡、雅加达、新加坡的领事或总领事。

(4) 一种多橹轻快帆船。

(5) 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白鲸》是其代表作。

(6) 美国夏威夷大学东南亚史教授，著有《马来西亚史》《马六甲海峡的贸易与族群》等。

(7) 指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

(8) 今金奈，坐落于孟加拉湾沿岸，是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府。

(9) 今雅加达，印度尼西亚首都。

(10) 今缅甸若开邦首府实兑。

(11) 今印度尼西亚南苏门答腊省首府。

(12) 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首府。

第二章　辽阔海洋的商业中心

从印度的本地治里开车往南几个小时，会抵达一个不起眼的小镇纳格尔（Nagore）。这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印度出现了新的繁荣。泰米尔纳德邦海岸受到孟加拉湾冲刷，2004年印度洋发生海啸时，这里是受创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我4年后造访该地时，看到了许多那场灾难的遗迹，主干道两旁仍进行着修复工程。这也提醒了我们更加遥远的过去。《孟加拉湾领航员》是这么描述纳格尔的：“从海上便可以看出这个小镇的位置，因为它有5座名闻遐迩的清真寺塔楼，早在它们附近的低海岸出现之前，就能看见那些白塔”；一个世纪后，那些宣礼塔还是地平线上最突出的风景。[1]这座“名闻遐迩的清真寺”是圣人沙乌哈密（Shahul Hamid）的圣陵（Dargah），建于17世纪。

圣陵的建筑群好像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小镇。通往第一个庭院的通道两旁都是摊位，出售CD、念珠、垫子、布料、橡皮球、玩具、风筝、糖果和饮料，还有一些上面印了图案的金箔片，受伤的腿代表康复，船则象征一路平安。这座圣陵的访客是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他们来自附近地区，也可能远从中亚而来。居住在圣陵里的人群让我印象深刻。有些人负担不起出租的简陋房间，就这么躺在地板上；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根本动弹不了，显然身体虚弱。这座圣陵仍然是个疗愈之地，庭院中的植物以其疗效而闻名。当我和负责接待的亲切的管理人员走过院子时，他告诉我这座“穆斯林”圣陵中有多少印度教徒在此做礼拜。听到商店的扩音器播放着印度教的祈祷歌时，他告诉我：“你在这里听到的音乐，在其他任何清真寺都听不到。”他向我展示了信徒捐赠的部分建筑群，包括两座宣礼塔和一扇通往内殿的金色大门。纳格尔圣陵一直以来是跨区域宗教群体的摇篮，它也成了纳格尔与东南亚之间有着长久联结的纪念。[2]

图2　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纳格尔的沙乌哈密圣陵的宣礼塔（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数个世纪以来，当地的商人已经将科罗曼德尔海岸与东南亚连接在一起。来自印度切蒂亚尔、信德和古吉拉特的经商者，和纳格尔及纳加帕蒂南的泰米尔穆斯林商人一起，旅居在马来世界的港口城市。欧洲的贸易公司受到孟加拉湾的商机吸引，从15世纪开始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欧洲人前往和横渡孟加拉湾的路线，沿着在他们之前的印度、马来、阿拉伯和中国船只的路线。欧洲人带来新的领土、法律和宗教使命的观念，他们对于人类的差异（包括“种族”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看法，管理这种差异的方式也不同。他们对于土地提出了新的需求。为了追求利润并巩固垄断地位，欧洲贸易公司用利诱或武力的方式来扩大和提升生产。他们对于地球资源的胃口越来越大、毫无节制，包括香料、木材、养活工人的食物，以及为船只提供动力的煤炭。

孟加拉湾沿岸的土地不是欧洲新来者按照自己意愿来改造的白纸。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孟加拉湾地区已经交通繁忙，聚集着家族企业和商业关系。欧洲人在亚洲商业世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贸易层，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进入19世纪时，英国成为第一个称霸孟加拉湾的强国。但即使是英国的控制，也必须依赖亚洲长久以来建立的、相对独立的贸易网络。直到19世纪后半期的“帝国主义巅峰”年代之前，都不应该夸大英国的统治地位。尽管英国试图迫使当地航运商无以为业，离纳格尔不过几英里远的纳加帕蒂南还是保有“与新加坡、槟榔屿、仰光和毛淡棉（Moulmein）(1)相当程度的贸易”，而且“当地150吨—700吨级的船只，每年都会载运超过3000名乘客到缅甸和新加坡的港口”。英国的观察者发现，纳格尔的穆斯林商人“与槟榔屿、苏门答腊海岸、毛淡棉和仰光进行着大量贸易，从那些地方进口柚木来修复船只”。[3]在这些港口，亚洲商业的旧世界与扩张中的欧洲帝国世界相遇了。它们通过孟加拉湾的路径是交叉的，有时还会在税金、垄断、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上发生冲突。[4]

图3　一位仰光的朝觐者捐献给纳格尔圣地的铭文（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伊斯兰教横渡孟加拉湾的路径有许多种。到了公元8世纪，阿拉伯经商者已经沿着科罗曼德尔海岸定居，并带来了他们的信仰。南印度和其他地方一样，苏菲神秘主义者将伊斯兰教传到内陆。[5]伊斯兰教徒在南部海岸的贸易城镇建立了据点，包括凯埃拉卡赖（Kilakkarai）、卡耶尔帕蒂纳姆（Kayalpatnam）、纳格尔、纳加帕蒂南、波多诺伏（Porto Novo）、开利开尔（Karaikal）和布利格德（Pulicat）。13世纪晚期开始，伊斯兰教在海湾对岸扩大势力范围：它的第一个据点是苏门答腊北部的巴赛王国（Kingdom of Pasai）。14世纪，在马来半岛北部、爪哇岛东部和菲律宾群岛南部的部分地区也相继出现，这些拓居地形成了一个由信仰和商业联结起来的世界。伊斯兰教在东南亚扎根的转折点出现在15世纪初，这个地区最主要的贸易中心马六甲在1419年皈依。1400—1650年，见证了东南亚“伊斯兰教最大的成功”。[6]

研究东南亚的欧洲学者热衷于寻找伊斯兰教在这个地区的“起源”。刚开始认为是阿拉伯经商者和移居者把伊斯兰教带来的，但后来人们推测他们与孟加拉湾有直接联系。没有一个单一的起源可以解释伊斯兰教何以能在东南亚这样多元化的区域传播。伊斯兰教从许多不同的来源来到这个地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华人，并通过四处游历的学者、有感召力的神秘主义者、勇敢无畏的商人，在海湾和阿拉伯海传播开来。宗教变革的推动者通常是东南亚人，他们与中东做生意或前往当地，然后带着新思想回国。[7]近代早期的南亚和东南亚形成了一个共通世界的一部分，借由神圣的经文、引文和译本的传播联结在一起——也通过阿拉伯语联结在一起。里奇（Ronit Ricci）通过研究伊斯兰重要经典《一千个问题》（Book of One Thousand Questions）(2)的泰米尔语、马来语和爪哇语译本发现，共同的文献衔接起孟加拉湾的“阿拉伯国际都市”。这一文化领域随着特色鲜明的伊斯兰地方文化的发展而扩大，独特的阿拉伯文字和词汇在当地扎根。[8]

人口的流动就像经文的传播一样，为整个孟加拉湾建立起伊斯兰教的联结。15世纪和16世纪，这个地区散居着波斯商人、文士、诗人和行政官员，他们控制着印度默苏利珀德姆（Masulipatam）的贸易，担任泰国阿瑜陀耶（Ayutthaya）和缅甸阿拉干的宫廷顾问，引入波斯语作为孟加拉湾两岸政治中的行政语言。来自哈德拉毛（位于也门）的阿拉伯离散社群甚至走得更远，500年间，哈德拉毛人形成了跨越印度洋的商人和宗教学者的克里奥尔（Creole）离散社群。杜克大学教授何盈兴（Engseng Ho）写道：“哈德拉毛人和他们的后裔成了斯瓦希里人、古吉拉特人、马拉巴尔人、马来人、布吉人、爪哇人和菲律宾人，他们成为各地的原住民。”朝圣之旅和家世谱系让他们与哈德拉毛的家乡产生联系，也与各地的哈德拉毛人有了联结。何盈兴写道，一个“网络的串联”让哈德拉毛离散社群“把迄今四散分居的人们聚集在单一家族和单一宗教中”。这些网络是“不对称的”：虽然哈德拉毛人的儿子会走遍印度洋与当地女子结婚，哈德拉毛人的女儿却无法离开家乡。[9]

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泰米尔穆斯林也在印度洋周边建立了一个持久的文化和商业网络。与其他任何群体相较，他们都更集中于孟加拉湾周围地区，他们在那里的网络最深、最广。这个社群的中坚分子被称为玛拉依喀雅尔（Maraikkayar），得名自泰米尔语marakkalam，意思是“船”，代表他们的航海传统。沿海的玛拉依喀雅尔社群因为与西亚进行马匹贸易而兴盛，他们控制了科罗曼德尔海岸和锡兰的珍珠及贝壳水产业，在那里的势力堪与葡萄牙人匹敌（而且往往超越他们）。他们接着转向纺织品贸易和航运。比玛拉依喀雅尔人地位稍低的是被称为勒巴依人（lebbai）的泰米尔穆斯林。许多观察者认为，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社群（甚至是种姓），但最近一位仔细研究泰米尔穆斯林社会的学者提出，勒巴依只是宗教称谓，指的是“下级学者或受过教育的一般信徒”。[10]精英穆斯林和一般穆斯林之间存在着互惠但不对等的关系：作为赞助者和客户、雇主和雇员以及横渡孟加拉湾的同行者。

几个世纪以来，玛拉依喀雅尔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根植于泰米尔语，同时拥抱一个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里奇写道，泰米尔穆斯林“对泰米尔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突破了既有题材的限制，并引进新颖的组合和崭新的模式”。17世纪著名的泰米尔穆斯林诗人普拉法（Umaru Pulavar）的作品《先知的生平》（Cirappuranam），概括了这种文化多样性。普拉法的作品属于“印度教形式的穆斯林创作”，他的创作受到希达喀尔迪（Sidakaddi）的资助，并受著名学者沙达喀尔杜拉荷教长（Sheikh Sadaqatullah）的指导。希达喀尔迪是数一数二的玛拉依喀雅尔商人，与印度的拉姆纳德（Ramnad）(3)宫廷走得很近。它将阿拉伯的先知传和印度史诗结合在一起，用泰米尔的文学传统来讲述先知的生平。他的诗作也受到康潘（Kampan）创作的泰米尔版《罗摩衍那》的影响。在结构上，它属于诗——抒情诗连接在一起的叙事。[11]用混合的形式和词汇来描述融合在一起的神圣景观。《先知的生平》开篇描写了泰米尔乡间的水稻景观，取代了阿拉伯的沙漠风景：

成群结队在田间工作的人们聚在一起歌颂大地。
他们的右手摇晃着发芽的种子并把它们撒满了土地。
它们如金色的雨般洒落在地上。[12]

随着科罗曼德尔海岸泰米尔穆斯林的旅行，他们的神圣之地扩张到印度洋的东部和西部。

泰米尔穆斯林定居在吉打、亚齐和爪哇，他们的贸易范围遍及广袤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他们的旅程留下了一些文字碎片。马来编年史常常提到南印度的穆斯林教师、经商者和圣人。《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是16世纪马来半岛统治者的家谱（根据马六甲早期编写的一部编年史写成），详述巴赛人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一位来自马巴尔（Ma’abar）(4)的印度特使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密谋于马六甲宫廷的一起决定性事件中，一位叫穆达利尔的泰米尔穆斯林参与其中，他掌管港口，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穆达利尔和国王的顾问本达哈拉是死对头，两人发生金钱争执后，本达哈拉对穆达利尔说：“就知道不懂规矩的（泰米尔）吉宁人（Kling）会做出这种事！”在一个叫基杜尔的羯陵伽国人的帮助下，穆达利尔说服苏丹处死本达哈拉。事后苏丹得知了这场诡计，下令赐死穆达利尔。[13]这种结合神话与编年史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泰米尔穆斯林在马六甲宫廷中是多么举足轻重，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其他港口政治中多半也占据着同样重要的政治地位。

1511年，阿尔布克尔克率领葡萄牙军队进攻马六甲，他们攻克了亚洲商业中心的一个港口城市。药剂师皮雷斯在1512年抵达马六甲，当时他担任贸易货栈的抄写员、会计以及药品管理人；他变得很有钱，“简直超乎你的想象”。[14]在皮雷斯的旅行记述《东方志》（Suma Oriental）中，他统计马六甲街头和市场上至少出现了84种语言。他列出了所遇见的民族——名字、出生地（……人）、族群和宗教信仰的术语，其文字版图从中国延伸到中东。

来自开罗、麦加、亚丁的摩尔人，阿比西尼亚人，基卢瓦人，马林迪人，霍尔木兹人，帕西人，罗姆人，突厥人，土库曼人，亚美尼亚基督徒，古吉拉特人，乔儿人，达波尔人，果阿人，德干王国人，马拉巴尔人与吉宁人，来自奥里萨、锡兰、孟加拉、阿拉干、勃固的商人，暹罗人，吉打人，马来人，彭亨人，北大年人，柬埔寨人，占婆人，交趾支那人，华人，琉球人，文莱人，吕宋人，丹戎布拉人，劳厄人，班卡人，林加人（他们有上千个岛屿）、马鲁古人，班达人，比马人，帝汶人，马都拉人，爪哇人，巽他人，巨港人，占碑人，东卡尔人，因德拉吉里人，卡帕塔人，米南佳保人，锡国人，阿尔库阿人，阿鲁人，巴塔人，托米阿诺人，帕赛人，陂堤里人，马尔代夫人。[15]

来自亚洲各地的贸易离散社群散布在东南亚沿海地区的港口城镇。在13世纪中叶几乎同时崩溃之前，东南亚的主要城市一直是内陆的农业定居点，其中最大的城市当属吴哥、蒲甘和素可泰。它们坐落于水稻集约耕种地区的河口三角洲，通常离海洋很远，而且是王朝权力的中心；水利工程的复杂规划，有助于它们的繁荣。如同法国远东学院前院长隆巴德（Denys Lombard）所言，城市的中心在15世纪让位于沿海地区。港口政治相继出现，每一个都建立在转口贸易的基础上；对许多这类城市来说，海洋关系比与他们自己腹地的联系更加意义重大。缅甸的权力核心从蒲甘转移到沿海的勃固。在马来半岛西海岸，马六甲成为这个区域最大的港口。统治马六甲的家族在1419年的皈依，强化了伊斯兰教、贸易和环印度洋港口政治之间的关系；拥有穆斯林统治者的港口城市会对来自亚洲各地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商人非常友好。爪哇北部海岸的锦石、厨闽、淡目和万丹都在15世纪声名鹊起。16世纪和17世纪，德那第、希图、文莱、亚齐、望加锡和马尼拉变得繁荣——马尼拉被伊比利亚人征服之前，处于当地苏丹王国统治之下。[16]

东南亚的港口城市逐步形成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并通过被欧洲征服得以继续存在；可以说，其轮廓至今仍依稀可见。[17]内陆城市依赖农业基础，而新的港口政治则以鼓励贸易为主要目的。旧日的中心城市架构完全反映出皇室的宇宙观，新的港口政治布局则证明了其居民的多元性。在许多的东南亚政治中，仅次于统治者的最重要的政治职位是港口长官，通常由外国人担任。港口长官的主要任务是使贸易顺利进行，让来访和常驻的商人相信价格合理，税率公道，协议得到遵守，争议会被体面地解决。较大的群体——古吉拉特人、南印度人和福建人——都有一名被提名的代表（新来的葡萄牙人称他们为甲必丹），他们有决策发言权。港口城市的居住结构也很特别。每个地方都是族群聚居的组合体，各具特色又相互重叠。这就是葡萄牙武装商船所向披靡的世界，这是他们的探险家、经商者和药剂师试图征服的世界。

葡萄牙人凭着坚固金属铸造的大炮这样的优势军备，以及性能优良、配备高效航行设备的帆船进入印度洋；他们的先行部队是狂热的基督徒，为了传说中著名的亚洲财富而来。西南欧小国葡萄牙在一个世纪前就展开了海上的扩张，1415年征服摩洛哥的休达，接着将触角伸向大西洋，沿着非洲西海岸探险航行。他们蚕食鲸吞，在15世纪占领了加那利群岛，为新大陆带来了最早的农业“开垦地”；奴隶，包括非洲人和当地的关切人（Guanches），与签订契约的欧洲人及“自由”探险家一起工作，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15世纪末，伊比利亚人的扩张正处于世界历史变革的开端。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横渡印度洋的那个年代，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君主的支持下向西驶向新大陆，达·伽马的同胞迪亚士则于1497—1498年绕行好望角，为欧洲到亚洲的海上运输铺平了道路。

穆斯林的势力控制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葡萄牙人被排除在欧洲十分有利可图的香料市场之外，因此他们开辟了一条通往富裕世界的海上航线。受到“十字军东征”精神的影响，他们向印度洋上的穆斯林势力开战。他们远征的结果比原先的计划更加混乱又不尽完美：葡萄牙变成了众多势力中的一个。残酷的是，他们的势力集中在具有战略地位的沿海要塞上；脆弱的是，它从未深入内地。1500—1515年，阿尔布克尔克扩张了葡萄牙在亚洲海域的势力，他们以1510年建立的果阿要塞为中心，向东和向西扩张。1511年，阿尔布克尔克占领马六甲，“辽阔海洋的商业中心”，孟加拉湾就是在那里与南中国海交汇；1513年，葡萄牙军队未能夺得亚丁，但在两年后，他们拿下了通往阿拉伯海的门户霍尔木兹。[18]

对财富的追求让葡萄牙在孟加拉湾周围的扩张比他们在西印度洋的扩张更为明确。葡萄牙的探险家和私人商船在孟加拉湾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离果阿的权力越远，他们就有越大的自治权。葡萄牙文化研究者路易斯·菲利浦·托马斯认为：“除了锡兰，即孟加拉湾，群岛海域和远东地区，葡萄牙企业比较接近几内亚模式：首先，没有那么多要塞，连商馆也隔得很远；其次，主要的贸易类型是沿海季节性的。”[19]到16世纪中叶，孟加拉湾的海岸散布着葡萄牙的前哨基地，纳加帕蒂南有一个小型的要塞，以及古老的纺织生产中心圣多美（麦拉坡）的一个平民定居点。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德·卡梅斯（Luís de Camões）写道：“因着这座名城麦拉坡，孟加拉湾开始了它的兴衰”，接着就是葡萄牙探险家接手了。[20]到16世纪40年代，他们活跃于孟加拉湾北部，那里是“恒河入海的地方”。在号称富庶的孟加拉地区，他们在吉大港和沙提冈（Satgaon）建立了一个据点，抵达了阿拉干海岸。葡萄牙当局在孟加拉湾周边的港口之间设立皇家路线（carreira），对它们加以保护。

但在当权者控制不到的地方，私人贸易发展兴盛。被称为哈马德人的葡萄牙移居者极尽掠夺之能事，即使在20世纪的孟加拉民谣中，都还会提到他们的劫掠。一位住在默苏利珀德姆的英国居民写道：“许多葡萄牙人捣毁了他们的种植园，甚至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频繁往返此处，（在孟加拉地区）过着富裕的生活，但就像是流放之人或法外之徒，无法无天。”[21]葡萄牙的雇佣兵聚集在阿拉干国王身边效力。其中，德布里托尼可帖（Filipe de Brito e Nicote，缅甸语为Nga Zinga）在1602年取得勃固的“王位”，并统治着与仰光隔河对望的沙廉港（Syriam），作为其私人王国。德布里托尼可帖对当地人民很残暴，还洗劫佛教寺庙，恶名昭彰。他既为了自己谋利，也为了葡萄牙国王的利益，他从果阿为葡萄牙帝国寻求援军以占领孟加拉湾东海岸。最终，他在1613年被阿瓦的国王擒获并处以极刑。[22]在孟加拉湾的北缘，哈马德人与阿拉干的原住民马吉人突击队有过短暂的结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进行着奴隶贸易。

葡萄牙炮舰把暴力带进了和平又国际性的印度洋：这个说法既有事实的部分，也有某种程度的夸大。[23]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印度洋就已经到处是掠夺和抢劫。不过，新来的欧洲特许公司靠着背后有国家和海军的支持，宣称对陆地和海洋拥有专属的主权。葡萄牙引进的通行证（cartaz）制度，象征了这种新秩序。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年在位）想象自己是全世界基督徒的统治者、“海洋之王”。葡萄牙人从未在陆地上挑战亚洲各大帝国的霸权；到16世纪晚期，那些对手威胁到了他们在孟加拉湾的地位。在阿克巴皇帝（1556—1605年在位）的统治下，莫卧儿帝国的势力往东推进到孟加拉地区，在1575—1576年将孟加拉地区确定为莫卧儿帝国的一个省。如此一来，莫卧儿人便可经由皮皮利港（Pipili）和沙提冈港直接进入东印度洋。17世纪初，葡萄牙人在海上遇到了新的挑战。

在遥远的西欧一角所发生的冲突，改变了孟加拉湾的历史进程。1579年，荷兰的精英分子奋起反抗西班牙统治者，开启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战争。荷兰的叛乱由狂热的新教徒发起，他们认为官方天主教信仰带来了压迫，于是挺身反抗，再加上西班牙与法国之间的战争所造成的沉重赋税引发民怨，使得事态恶化。[24]随着荷兰商人从里斯本与安特卫普之间繁荣的香料交易中被赶出来，阿姆斯特丹成了西北欧主要的金融中心。货主和投资者、保险经纪人和投机者在阿姆斯特丹的股市相遇，他们在那里交换世界各地的价格、市场和机会的信息。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开始“吸引来自欧洲各地对游资和信贷的供需”。[25]英国人也被排除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市场之外，这是为了报复他们在大西洋上袭击私掠西班牙的船只。荷兰和英国商人打破了葡萄牙对香料贸易的垄断，寻求直接进入印度尼西亚远东的香料群岛。英国和荷兰在16世纪90年代第一次驶向香料群岛，结果并没有让赞助者满意，不过他们的行动预示着特许贸易公司的兴起，这将改变世界。

1581年，第一家特许公司英国利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成立，目的是与奥斯曼帝国进行贸易；1599年，东印度公司成立，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1600年授予皇家特许状。两年后，前往东方的独立荷兰贸易先锋被并入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地区商业团体组成的联盟，包括阿姆斯特丹、荷恩（Hoorn）、恩克赫伊森（Enkhuizen）、米德尔堡（Middelburg）、鹿特丹和台夫特，反映出联合省的联邦结构。荷兰政府授予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东方贸易的权力，准其开战，建立要塞以及与外国缔结条约。荷兰东印度公司积累了军事资源，使其“在内部消化吸收保护贸易的成本”。[26]一种新的结构让贸易公司的运行彻底被改变：成立股份制公司，融资达到空前规模，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资本的所有权与日常运营相分离。荷兰东印度公司避开了葡萄牙控制的地区，逐渐开始在亚洲取得掌控权。但欧洲的冲突——葡萄牙人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两国联合对抗荷兰——扩及亚洲水域，荷兰拒绝承认葡萄牙对这片海域的主权。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海上公路以孟加拉湾为中心，成为一条冲突的走廊。[27]

1603年2月25日，航海家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尔克指挥的3艘荷兰船只，在新加坡附近海域查获一艘150吨的葡萄牙武装商船“圣卡塔琳娜号”（Santa Catarina）。当时“圣卡塔琳娜号”正从澳门驶向马六甲，船上满载着中国和日本的货物，其中包括1000多包生丝和价值不菲的麝香。激战进行了一整天，直到傍晚，葡萄牙人投降了。荷兰人出售了“圣卡塔琳娜号”上的货物，它带来了两倍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现有资本的收入。海事法庭认为那是合法的“战利品”。为了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有效运用年轻法律学者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才能。格劳秀斯在1608年出版了《海洋自由论》，虽然这其实是一部规模更大的著作《捕获法》的一部分。格劳秀斯的主张构成了现代国际法的基础之一，捍卫了荷兰对葡萄牙在东方垄断主张使用武力的权利。格劳秀斯写道：“葡萄牙并不是荷兰船只航向的东印度群岛那些地方——爪哇、锡兰和马鲁古群岛的大部的主权所有者。”他认为贸易的自由根源于自然法：“被上帝用来包围所有陆地的四通八达的海洋，以及有规律和无规律的风……不足以证明，自然赋予了所有人接触其他所有人的权利？”财产来自占有，但是，谁都不能占据海洋，“航行过海面的船只不会留下任何合法权利，就像它不会留下一条航迹一样”。由于葡萄牙人违反了自然法的这些规定，因此荷兰船长为了捍卫海洋的自由而攻击他们是合法的（虽然实际上是为了主张他们拥有垄断权）。为了满足他的资助者，格劳秀斯容许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说法，他设想对“领海”水域实行部分形式的主权，如同荷兰在香料群岛周围的做法。[28]

1600—1663年，葡属印度惨败于荷兰人手中。到了17世纪后半叶，英国又给荷兰带来越来越大的威胁。[29]荷兰和英国公司采用了葡萄牙的商馆模式：在沿海拓居地构筑防御工事，集中权力，进行贸易。过了不久，他们就与地方权力和地方政治产生了更深层次的纠葛，一连串的要塞沿着海岸线分布；彼此之间靠着船只、信件和账本联系在一起。荷兰最早（1605年）在马鲁古群岛的安汶（Amboina）建立了一座商馆，从此在印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站稳了脚跟，接着他们又在布利格德和默苏利珀德姆建立了商馆。1619年，荷兰决定把巴达维亚作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据点，那里成了他们亚洲帝国的核心。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军队已经占有葡萄牙的主要领地：马六甲（1641年）、科伦坡（1656年）和科钦(5)（1663年）。接着，荷兰以纳加帕蒂南为基地，把势力进一步扩张至南印度。到17世纪8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是荷兰最大的雇主，甚至可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雇主。162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国内外员工是7700人，1688年增长到2.19万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对手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默苏利珀德姆（1611年）、佩塔埔力（1611年）和马德拉斯（1639年）设有商馆，其在印度西海岸的根据地是苏拉特（1615年）和孟买岛，这是1668年从葡萄牙手中取得的。17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胡格利河流域的一个小村庄建立了另一座商馆，那就是加尔各答。

欧洲的新来者不能忽视孟加拉湾的主要政治秩序，就如同欧洲的个体经商者不能忽视他们之前的亚洲商业网络。孟加拉湾是伊斯兰陆上帝国的东部范围，这些帝国统治着第二个千禧年中叶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包括奥斯曼帝国、萨法维帝国及莫卧儿帝国。它也是海上的主要通道，和陆上丝绸之路一样，可以通往另一个伟大的亚洲帝国——中国。欧洲人在孟加拉湾沿海地区扩充势力时，莫卧儿帝国在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确立了统治。在阿克巴皇帝（1556—1605年在位）及其继任者贾汉吉尔、沙贾汗和奥朗则布的统治下，莫卧儿帝国的领土扩大到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人口多达1亿。1583年，莫卧儿帝国征服孟加拉地区，使领土延伸到了海岸，虽然他们还要花35年的时间去平息孟加拉东部地区的抵抗，真正统治这个地区。孟加拉的惊人财富让同时代的欧洲人印象深刻。梅斯沃德在17世纪20年代写道：“该地的物产如此丰足，堪称东方最富裕之地。”这种繁荣是莫卧儿帝国的征服、拓居和土地开垦而相对较晚出现的产物。孟加拉湾不只是一个政治边疆，也是生态和宗教边疆。在莫卧儿政权鼓励开垦未耕作、未开发的森林的情况下，穆斯林教长（shaikh）带来一批批的移居者，率先将孟加拉东部地区转变成一个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区。[30]

17世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政治局势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君主国和小王国的联盟不断改变。随着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在16世纪后半叶日渐式微，许多势力在竞逐南印度。在继之而起的王国中，戈尔孔达（Golconda）的库特卜沙希王朝（Qutb Shahi dynasty）成功地在17世纪40年代巩固了其在沿海地区的领导地位。戈尔孔达是一个什叶派王国，与伊朗的萨法维王国关系紧密。在戈尔孔达主要港口默苏利珀德姆（可以说是沿岸地区最著名的市场）的贸易中，波斯商人发挥着主导作用，默苏利珀德姆与印度洋的东西部势力都有密切往来。一位17世纪早期住在默苏利珀德姆的荷兰居民说：“每年都有船只航行到孟加拉、阿拉干、勃固和丹那沙林(6)的海岸，带来各种棉布、玻璃、铁器、棉纱（红色和白色）、烟草和一些贝类，用来代替孟加拉地区和阿拉干使用的货币。”商人们不断输入“大米、奶油、油、芝麻、糖、各种织布、精致的绣花被、红宝石、蓝宝石、虫胶、安息香、茯苓、黄金、锡、沉香木和苏木”。梅斯沃德提到了中国贸易的重要性：从默苏利珀德姆来的货物被运到丹那沙林，“从那里到暹国（Syam），要走陆路14天；他们从那里带上各种中国商品，运送到其他地方”。[31]国力不及戈尔孔达的比贾布尔王国（Kingdom of Bijapur）控制了古达罗尔（Cuddalore）、波多诺伏和本地治里等南部的重要港口。再往南去，毗奢耶那伽罗王朝瓦解之后，之前臣服的军事统治者和小苏丹们得以兴起：马德拉斯南部、坦贾武尔的军事统治者、拉姆纳德的德瓦尔人（thevar）和马都拉的军事统治者，都宣称继承了毗奢耶那伽罗王朝。

当地的统治者是欧洲贸易公司的地主。戈尔孔达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英国人在马德拉斯的土地、英国人和荷兰人在默苏利珀德姆的土地、荷兰人在布利格德的土地，以及葡萄牙人在圣多美的土地，都由戈尔孔达拥有。1664年，戈尔孔达在荷兰人的支持下把葡萄牙人逐出圣多美。欧洲人不会放过每一个干涉地方冲突的机会，例如，持续的纷争和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为他们争取了更好的条件。邻近的国家互相竞争，争取欧洲贸易进入它们的港口。欧洲人由此享有优惠条件，包括较低的关税和通行税。借由在冲突中以武力和资本支持其中一方，欧洲人得以在他们的客户间取得影响力。

莫卧儿帝国的势力在17世纪70年代扩张到南印度，造成政治秩序的重大改变。戈尔孔达在1687年向莫卧儿政权屈服，使得莫卧儿帝国可以直接进入科罗曼德尔海岸。莫卧儿的入侵，破坏了南印度地方政治的基础，造成社会动荡。战争造成了经济动荡，再加上干旱，酿成了1685—1686年的饥荒和霍乱流行。莫卧儿的扩张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挑战，包括流亡金吉的马拉塔国王、马德拉斯北方的泰卢固战士，以及奥朗则布皇帝的儿子巴赫什试图在海得拉巴建立德干王国。南印度的政治骚乱吸引了欧洲人，他们已经准备好动用海军的力量，就像荷兰人在17世纪80年代因债务纷争封锁默苏利珀德姆港时所做的那样。一位研究印度洋贸易的杰出历史学家认为：“17世纪时，对每一个在东方的欧洲贸易强国而言，科罗曼德尔海岸都是竞争商业利益的主要地区。”17世纪末，莫卧儿帝国的入侵削弱了地方势力，导致区域内部的冲突日增，这为欧洲的扩张带来了绝佳契机。[32]港口之间的竞争、拼凑而成的司法管辖区、数个政权、与东南亚的紧密贸易联系——科罗曼德尔海岸在近代早期的这些特征，塑造了孟加拉湾直到19世纪的历史。但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英国人掌握的权力加速整合，使得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权力调整。

孟加拉湾东部沿海地区的政治秩序在1600年前后变得相当不稳定：从缅甸一直延伸到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范围被中央集权国家、海上贸易港口和较小的公国瓜分。孟加拉湾东北海岸是仍然维持独立地位的阿拉干王国，首都妙乌（Mrauk-U）在1540—1640年十分繁荣。定期的侵略从东孟加拉地区带走数千名奴隶，直到莫卧儿帝国于1665年征服吉大港才结束。在内陆地区，东吁王朝（Toungoo dynasty）统治了上缅甸、清迈和阿瑜陀耶的大部分地区，直到它在16世纪末瓦解。再往南，马六甲被葡萄牙人征服后，随着亚洲商人摆脱葡萄牙的控制，其他许多港口国家繁荣起来，尤其是北大年、柔佛、彭亨、万丹和亚齐。在苏丹欧卡哈（1539—1571年在位）的统治下，班达亚齐成为“马六甲海峡最重要的穆斯林转口港”。[33]东南亚和科罗曼德尔海岸一样，在17世纪发生了重要的政治变革以及政治统一。来自欧洲贸易公司及其地区竞争对手的压力，使得东南亚国家扩大了王室对贸易的垄断，发展出自己的重商主义。泰国国王那莱（1656—1688年在位）推动了皇家贸易体制，让暹罗王室的船只开始竞争科罗曼德尔航线。亚齐的“专制主义者”慕达苏丹（1607—1636年在位）也想在对外贸易上取得独占地位：1622年起，英国人和荷兰人被排除在亚齐的贸易之外，慕达苏丹每年都会派自己的“巨轮”驶往科罗曼德尔海岸。[34]

欧洲贸易公司扩张到亚洲水域的时期，正是小冰期。以最广义的小冰期定义来说，全球气候史上的这一时期从14世纪一直持续到19世纪，对欧洲、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带来了经济、生态和政治上的影响，虽然我们还不太清楚这些变化是否在全球同步发生。[35]中世纪温暖期过渡到小冰期，导致了长达500年的热带辐合带南移以及亚洲季风的减弱。季风波动的强度似乎在1450年之后减弱了，但17世纪季风的多次减弱，造成海湾地区长期干旱。这个地区相互关联的气候体系与商业扩张和外交野心交织在一起，颠覆了当时的政治秩序。[36]

技术上的创新和国家生产力的提升，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变得比较不容易受气候波动的影响”；然而，欧洲、中国、南亚和东南亚在17世纪“一再发生的政治危机”，“在某种不确定的程度上反映出小冰期时代降温的影响”。在多重政治危机的交互作用下，孟加拉湾以及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新的帝国秩序。小冰期对孟加拉湾的影响仍然很难估量，不过某些大范围的影响模式是清楚的。1629—1635年（可能直到1640年），“整个孟加拉湾地区出现了可怕的干旱和干旱导致的饥荒”，使得东印度洋的奴隶人数大增。1660年和1661年是科罗曼德尔海岸有史以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是“超级”厄尔尼诺时期。[37]

气候对政治秩序的影响不是机械性的——政治危机不是因为地球变冷而发生的。根据历史学家利伯曼和气候学家巴克利（Brendan Buckley）的看法，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气候，但要避免气候决定论”。[38]气候变迁对于农业和拓居地的影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这一时期，随着经济关系的强化和新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出现，出现了如此多的危机，而且联系越来越紧密。孟加拉湾一个地区的季风中断，会通过其他地区的稻米运输反映出来，而许多生命依赖稻米为生。另外，也会通过人口流动反映出来，17世纪时人口流动的范围扩大到更广大的区域。气候变迁带来的有形压力包罗万象，这些压力与新的国家形式、不断变化的财产关系、新的思想体系（包括重商主义的变化）有关，创造了一个政治动荡的环境。

香料为印度洋的历史增添了冒险传奇——欧洲人原本就是为了香料而来。早在10世纪，开罗的犹太商人就对东方异国的香料感兴趣，但一直到14世纪末，香料在欧洲的价格都高得吓人。随后，欧洲对香料的需求激增，这些香料是通过一条连接印度尼西亚群岛东部与地中海的海上和沙漠商路抵达威尼斯市场的。18世纪晚期之前，高质量的香料，如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皮等，是马鲁古群岛独有的，而肉桂只有锡兰有。荷兰牧师法连丹在17世纪末写道：“岛上最重要的树就是肉桂树。”[39]

胡椒的传布更广，从原产地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一直传播到东南亚。14世纪中叶，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描述了门格洛尔(7)兴旺的香料市场，说胡椒树“很像葡萄藤；它们种在椰子树旁，像藤本植物一样顺着椰子树往上爬”。他观察到，“秋天时”，人们“就把胡椒收集在一起，放在席子上晒，就像为了获得葡萄干而把葡萄拿去晒”。[40]到1400年，胡椒的种植已经传播到苏门答腊岛，这条传播路径可能直接来自印度，也可能经由爪哇。1500年，在欧洲和中东买到的胡椒，大部分是马拉巴尔供应的；半个世纪之后，苏门答腊的胡椒出口量与印度相当，甚至超越了印度。

在印度洋的大量贸易中，香料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它们是主要的利润来源，胡椒又是其中最大的一块。葡萄牙人攻占印度洋的目的，除了扩大基督教版图之外，便是要独占香料贸易，让它从地中海贸易和穆斯林商人的控制中转移出来。他们一开始是成功的。1501年，威尼斯的日记作者普里乌利悲叹道：“如今，由于葡萄牙国王的这条新航路，所有经开罗运来的香料皆受葡萄牙控制，因为它们是用轻快帆船从印度、加尔各答和其他地方运来的……而且威尼斯商人着实遇上了麻烦，他们认为航海会使他们陷入贫穷。”[41]葡萄牙的统治地位没有持续很久，到16世纪中叶，经由红海或陆路沙漠商队路线前往阿勒颇（Aleppo）和开罗，再度有“大量香料运抵地中海”。“葡萄牙在东南亚的主要商业和军事对手”亚齐的独立，确保了胡椒的另一个供应来源：亚齐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使得通过孟加拉湾和印度洋的其他路线得以恢复，包括从亚齐经由马尔代夫到阿拉伯海的南向路线。直到荷兰掌控印度尼西亚东部之后，他们才获得了利润丰厚的香料垄断地位，并用野蛮的军事力量加以巩固。17世纪20年代开始，绕过好望角的海上路线取得了胜利。布罗代尔的结论是，这个“印度洋上的第二个欧洲时代，对利凡特（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及岛屿）来说，比葡萄牙人不完全的霸权更具灾难性”。[42]

香料贸易仰赖孟加拉湾的布料贸易。甚至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印度纺织品就已是这个地区的贸易关键，它们的流通将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与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地中海联系起来。印度的布料开启了东南亚的长途贸易。东南亚的特产，如香料、芳香植物、药草、锡和黄金等，源源不断地流入海湾和更远的地方。在16世纪的“商业时代”，来自古吉拉特、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地区的棉花在东南亚各地进行交易，如勃固和丹那沙林、马六甲、苏门答腊和爪哇。[43]药剂师皮雷斯调查马六甲的香料市场时，看到胡椒、豆蔻、可食用樟脑和安息香都被拿到市场上来，准备交换印度纺织品。皮雷斯观察到，中国式平底帆船每年都会从孟加拉到马六甲一次，有时是两次。孟加拉地区的船只带来“5种布、7种sinabafos、3种chautares、beatilhas、beirames，以及其他丰富的衣料。他们会带来多达20种”。在他们的货舱里，还有“很华丽的床篷，有各种颜色、美丽非凡的裁剪布料”，以及“壁挂式的挂毯”。皮雷斯总结道：“孟加拉国的布料可以在马六甲卖得好价钱，因为它是一种全东方的商品。”相应地，印度商人从马六甲出口“大量的樟脑和胡椒，还有丁香、肉豆蔻皮、肉豆蔻、檀香、丝绸，大量的小粒珍珠、铜、锡、铅、水银、琉球的绿色大瓷器、亚丁的鸦片……白色和绿色的锦缎，来自中国的编织品，鲜红纹理的罩子和地毯，从爪哇来的长短剑也大受欢迎”。一个世纪之后，荷兰人斯多佩特证实了印度织品“在整个东方”广受欢迎，他在1602年调查印度的班达市场时，发现共有21种科罗曼德尔布料。[44]

文字传达出印度棉花帝国的影响力，孟加拉湾的每一种语言和通用语都对印度布料有详细的描述。船上的货品清单有一种迷人的魅力，这来自它们无穷无尽的纺织品术语：长布、沙朗布、莫里希、方格布、粗布、几内亚布、开古龙。印度织工的产品针对不同的市场，他们的织法、图样、颜色和设计都契合当地人的喜好。[45]

因为欧洲没有什么等值的货品可以提供给亚洲市场，所以欧洲经商者用贵金属支付购买费用，然后期望亚洲内部贸易所得的利润为他们的事业提供资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科恩在1617年写道：“为了确保有足够的纺织品及时供应万丹和马鲁古，供给科罗曼德尔的货币和货物必须充足。”布罗代尔坚信，追溯香料贸易的“世界脉络”非常重要，“从美洲的银矿到马鲁古”。他描述道：“各式各样的金币和银币源源不断地从西方流到东方，循着地球的自转……而在相反的方向上，丰富多样的商品和珍贵的货物从东方流到西方”。贸易在17世纪的繁荣是由当时世界上的两大银矿推动的：西属秘鲁（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日本的银矿，它们使得可供应的白银突然大增。新的开采技术让这两个地方几乎同时增加了白银供给。中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吸收了日本所供应的大部分白银，直到17世纪80年代被禁止出口；其他欧洲贸易公司多半使用南美的白银，用于购买印度土布。17世纪前半叶，西班牙的银雷亚尔成为东南亚最广泛接受的货币。

印度布料出口到东南亚换取香料的情况，在17世纪中叶达到高峰。1620—1655年间，东南亚每年进口的布料价值达40吨白银；在那之后，这个数字急剧下降。越来越多的科罗曼德尔、孟加拉和古吉拉特的纺织品进入欧洲。胡椒价格猛跌降低了东南亚顾客的购买力，加上欧洲人需求的扩大，使得印度布料的价格上涨达45%。[46]到18世纪初，中国的贸易为欧洲经商者提供了最大份额的利润，欧洲人找到新的方法来为他们在中国的购买提供资金，因为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学家警告贵金属将面临“枯竭”，无法再维持供应。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在广东设立的商馆，扩大对中国茶叶的进口，从1700年的2万磅增加到6年之后的10万磅，增长了5倍之多，到1760年甚至达到每年500万磅。18世纪前半叶，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其中许多是经由印度而来，成为购买这些茶叶的资金。这些白银大多是墨西哥比索，其中超过10亿是在18世纪铸造的，它们的银含量是有保证的，广受信赖。最终，中国的白银市场饱和了，随着中国银的相对价值下降，为了满足对茶叶的无尽需求，另一种交易媒介开始出现，这个替代物就是印度的鸦片。[47]

物种交换早于欧洲人的入侵：胡椒的种植在14世纪左右从印度传播到东南亚。东南亚的香料市场是如此庞大，想要交换印度布料的需求也不容忽视，因此印度尼西亚东部的一些岛屿早就开始从事出口生产。皮雷斯在16世纪早期注意到，“班达群岛几乎没有任何粮食，食物由附近的岛屿运来”。[48]商业化让孟加拉湾周围的经济愈发相互依赖，更加专业化，而且越来越脆弱。

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有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长距离大宗生活必需品的交易日益增长，尤其是稻米。水稻的种植，让孟加拉湾周围区域之间产生一种文化和生态的联结，也让所有这些区域与南中国海沿岸地区产生联系。稻米是这片广大区域的主食，也是生计、互惠和好运的有力象征，“稻米文化的主要信条是，稻米是神赐予人类的神圣食物，以其他食物无法比拟的独有方式维持人类的身体”。[49]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区域都有稻米贸易。早期的欧洲经商者有充分的理由将印度东部的港口称为“稻米港口”。这个区域间的稻米贸易伴随着体量较小的奢侈品的流动，而到17世纪时，这两种贸易都有了大规模的增长。

孟加拉湾周围的城镇不断增加，对食物的需求亦增。稻米会从过剩的地区运到不足的地区，贸易模式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战争频仍（欧洲扩张的原因和后果）影响到收成，于是越来越仰赖从可以提供粮食的地方进口。科罗曼德尔北方的港口贝埃穆尼帕特纳姆（Bimilipatnam）和甘贾姆（Ganjam）有丰饶的腹地，在丰收之年，将稻米出口到南印度和东南亚；科罗曼德尔南方的港口则从北部进口稻米，而且收成好的年份，还可以把过剩的稻米运到亚齐、马六甲、锡兰和马拉巴尔。17世纪20年代，巴达维亚的荷兰当局多次“不计成本”地要求科罗曼德尔或阿拉干提供稻米，尽管没有削减布料的订单”。由于东南亚的港口城市专注于长途贸易，因此越来越依赖食物的进口。博利厄在1620年到亚齐买胡椒时，观察到亚齐的主要城镇所种植的作物不够养活居民，以至于有很大一部分稻米来自海外——马来半岛和科罗曼德尔海岸。为了满足对稻米的需求，水稻种植突破了新的边界。在湄公河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国家支持的农业殖民运动扩大了生产。到了19世纪末，这两个地区和暹罗（泰国）的湄南河三角洲，成了整个孟加拉湾地区的“稻米之乡”。[50]

香料和稻米流经孟加拉湾。劳动力是另一种有需求的商品。在亚齐当地种植稻米的，便是来自印度的奴隶。印度洋西部的奴隶贸易向来比孟加拉湾更盛，也更为人所知。不过，帝国之间的竞争，也刺激了被迫横渡孟加拉湾的人口流动，这种流动在19世纪达到高峰。横渡孟加拉湾的现代移民史，是从奴隶和商人开始的。

巴达维亚的荷兰当局一度幻想未来的世界充满奴隶。1622年，科恩写信给默苏利珀德姆的同事时，声称“巴达维亚、安汶和班达需要很多来自亚洲各地的男孩女孩来当奴隶”。他确信，“就算有数十万这样的人也会受到欢迎”。他觉得荷兰应该向“葡萄牙前辈”学习，甚至从“摩尔人如何扩大他们对亚洲的统治中吸取教训”。科恩下达指示：“科罗曼德尔、锡兰和孟加拉地区的所有地方，都要尽可能买进奴隶。”同一天，科恩写信给他在苏拉特的副手，重申其观点：“不管有多少奴隶，尤其是年轻人，都可以被送到巴达维亚。即使有10万人，荷兰的领土面积和生产力，也足以容纳他们。”[51]

其实，不可能招募到这么多奴隶的。冯·乌菲伦从默苏利珀德姆捎来的回复是：“巴达维亚对奴隶供应问题感到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除非是在饥荒之年，否则科罗曼德尔无法再增加供应。”于是荷兰当局转而求助于私人贸易商。自由民（free burgher）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把奴隶从印度运回东印度群岛，尽管他们禁止用布料交易。俘虏们用奴隶换取他们的自由。默苏利珀德姆有一名叫作马查米特的葡萄牙快艇驾驶员，他被荷兰人抓住，为了赎回自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允许他回到科罗曼德尔海岸，招募奴隶卖到巴达维亚，而且“准许他用公司的船运送奴隶，多少都可以”。英国人戈麦斯的情况也一样，“他从小就和葡萄牙人在一起，还在澳门结了婚”。[52]

到了17世纪20年代，孟加拉和阿拉干的边境已经成为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奴隶市场。东吁宫廷支持阿拉干的马吉人攻入孟加拉东部地区，这类行动通常有葡萄牙的哈马德人参与其中，这些袭击行动会虏获数千名奴隶。但大量俘虏在被卖掉或运走之前，就死亡了。满怀希望的荷兰人看到的报告是，1625年的一场袭击行动虏获了超过1万人，但在他们抵达阿拉干的首都妙乌之前，有将近一半的人死于流行病。荷兰船只“梅登布尔克号”和“雅格号”运送了544名幸存者，最后只有130人活着抵达科罗曼德尔海岸。回到巴达维亚担任第二任总督的科恩，重新考虑了他对奴隶的热切渴望。他指示在印度的代理人：“老迈、不适合、无用处的可以排除。”[53]荷兰的记录中粗略提到了横渡孟加拉湾途中死亡的奴隶人数，信件中平淡无奇地叙述这个残酷的事实，其中一则写道：“这些船也载了400名奴隶，其中100名已经死了。”另一封信提到，“前往巴达维亚的奴隶中又有93人死于途中，这提高了科罗曼德尔奴隶居高不下的死亡率”，还哀叹这增加了“存活奴隶的单位成本”。[54]对于这种不人道的奴隶贸易计算方式，众所周知的是发生在大西洋西岸，事实上，它也存在于孟加拉湾，只是规模比较小。

历史学家终于打破了笼罩着印度洋东部奴隶贸易的沉默。[55] 17世纪20—60年代，印度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帝国的主要奴隶供应来源，其中包括科罗曼德尔海岸、阿拉干和孟加拉地区。东印度公司和私人贸易商每年平均运送150—400名奴隶。这些奴隶被送到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岛屿和锡兰，他们在码头工作，当家庭用人，成为矿工、建筑工人、渔民和耕作者。农荒使得蓄奴风气大盛，而战争则是另一个推力：如果农作物歉收和冲突事件同时发生，则将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这解释了为什么17世纪20年代早期、1646年、1659—1661年、17世纪70年代和1688年都有大量奴隶从科罗曼德尔涌入。17世纪20年代开始，阿拉干成为更稳定的奴隶来源，直到莫卧儿帝国在1666年征服吉大港，才中断奴隶贸易。到了17世纪60年代，东南亚的奴隶劫掠路线为荷兰人提供了大量奴隶，巴厘岛和望加锡附近的奴隶贸易量大增。

英国在马德拉斯殖民地进行的奴隶贸易也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位英国的编年史家提到，“马德拉斯一向认可家庭用途的奴隶”，虽然“为出口而拐骗儿童这种罪大恶极的做法是违法的”。公司当权者对于罪恶行径范围的认定经常改变。1687年，他们解除了早先禁止把奴隶输出海外的禁令，奴隶贸易“在监管下得到了批准”。海关办公室的记录显示，1687年9月，输出665名奴隶；不过第二年，“考虑到莫卧儿政权对这种贸易的反感”，重新恢复了禁令。发生在圣乔治堡的争论开了一个先例。不同形式的奴役之间的区别、对“拐骗儿童”的关切，以及“监管”会减轻奴隶制罪恶的信念，这些基本假设在20世纪之前构成了英国对孟加拉湾周边移民的监管。

孟加拉湾和亚洲所有地方一样，奴隶制对于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奴隶的跨地区流动有助于把南亚、中亚及印度洋沿岸的人民、经济和文化整合起来。”19世纪之前的东南亚亦是如此，“俘虏和奴隶的流动也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来源”。19世纪之前，东南亚城市的居民多半是奴隶或俘虏。对于香料的喜好，触发了整个东南亚的生态转型；为了满足投资者对劳动力的需求，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自由。[56]

欧洲公司凭借海军实力，在亚洲沿海地区获得了拓居地、特许权、商馆、要塞和殖民地。但在17世纪末，他们的据点也即将不保。[57]欧洲公司在西方面临的是奥斯曼帝国复兴的海军力量，莫卧儿帝国的势力也扩张到孟加拉湾西岸；缅甸和阿拉干的一些强大王国，巩固了他们对孟加拉湾东部沿海地区的控制，亚齐王国也雄踞在这个区域的边缘。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欧洲人的利润依赖于亚洲商人。

17世纪末，英国商人托马斯·鲍里写下一篇关于他“在东印度的19年间致力于在那些国家的大部分地方从事航海和贸易”的记述。他的叙述描绘出一个转型中的世界，一个力量和利益相当均衡的世界。两个世纪后，谭宝爵士（Sir Richard Carnac Temple）发现并编辑了这份未出版的手稿，将之命名为《孟加拉湾周边国家的地理描述》（A Geographical Account of the Countries Round the Bay of Bengal）。鲍里在1669年左右抵达印度，我们对他在此之前的生平所知甚少，但在那之后，他的文字成了一扇窗户，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商业联系，以及欧洲人在这整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鲍里从南印度前往中国台湾、棉兰老岛、爪哇、新加坡和丹那沙林。

鲍里声称，亚洲“拥有许多广大又丰饶的岛屿，物产丰富，适宜人居”。在这个异乡人的世界里，翻译至关重要。鲍里在世时出版的唯一作品是他的《英语与马来语字典》（Dictionary of English and Malayo, 1701年），这是他结束亚洲旅居生活，返回英格兰家乡的漫长旅程中凭记忆所写的。与鲍里的手稿一起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是一张作者不详的散页，上面写着“中国的罗盘方位、阳历半月的名称、序数（术语和俗名），以及只有中国商人使用的个人记数”。与他的手稿一起被发现的另一个片段带领我们从亚洲来到北美：《哈德逊湾印第安语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udson Bay Indian Language）——这是鲍里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我们不得而知。

鲍里的世界充满危险与暴力。他写了抢劫或谋杀、袭击和屠杀、奴隶和狱卒。他亲身经历过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遭遇的突如其来的命运翻转。1687年，鲍里苦恼地写信给东印度公司在波多诺伏的官员，告诉他们他与当地商人艾哈迈德·玛拉依喀雅尔发生争执后被囚禁。后者委托鲍里所拥有的船只运送一批货物，并有一位代理人随行。船只未依计划驶向吉打和亚齐，而是停在均克锡兰（普吉岛），在那里把货卖了。艾哈迈德主张那项买卖是在“无利可图的市场”进行的，拿到亚齐可以卖得更好的价钱，于是他扣留了代理人以鲍里名义所买的一批布作为补偿。在接下来发生的争执中，鲍里对艾哈迈德的一位助手施暴；对方为了报复，就让他被当地长官拘留。那位官员“把我关了三天，用脚镣锁着我，还把我关在提供士兵伙食的地方”。鲍里面临着进一步的责任。他的船上运载了另一名当地商人米尔·扬·玛拉依喀雅尔的100名奴隶，但没有支付应有的海关费用给波多诺伏的戈尔孔达统治者。奴隶主不见了踪影，所以鲍里必须承担他的债务。这一事件说明了欧洲商人与亚洲商人在孟加拉湾的关系多么紧密，而关系恶化的速度又是多么快。鲍里写道：“我祈愿上帝让我从阿玛德·马卡尔那里拿到赔偿，因为他让我身陷囹圄。”亚洲各地在航海时代都有管辖权的问题，这促使欧洲侵略者积极介入，这点在这个案例中显而易见：波多诺伏的东印度公司官员不承认当地政府“有权力处罚我们国民的违法行为”。

鲍里在世界的天涯海角寻找财富，通常是通过船只在亚洲商人的经商范围内游走。他从圣乔治堡（马德拉斯）的贸易中观察到，“大量货物被运输和贩卖到印度、波斯、阿拉伯、中国和南海的许多地方，特别是马尼拉”。在孟加拉湾的另一边，亚齐港里“肯定有英国人、丹麦人、葡萄牙人、摩尔人、西班牙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人的船只”。[58]

像鲍里这样的欧洲旅行者也提到了东南亚的泰米尔穆斯林商人的财富。关于泰米尔穆斯林，他写道，“朱罗人（Chulyars）是分布在亚洲所有王国和国家的民族”，“他们分布广泛”，玛拉依喀雅尔人“学会了书写和说数种东方语言”。鲍里始终对他们怀有敌意，普吉岛一桩地方冲突演变成对泰米尔商人的攻击之后，他写道：“我对这场屠杀丝毫不觉得遗憾。”嫉妒之情引发鲍里的敌意。他承认：“只要有这些讨人厌的家伙在，我们就没办法卖任何东西给当地人。”[59]蒲柏（John Adolphus Pope）曾在18世纪80年代游历孟加拉湾，他的日记中提到了泰米尔穆斯林在东南亚社会中的重要性。他当时只是个14岁的小伙子，不像鲍里受到那么多偏见的影响。蒲柏在1786年4月抵达吉打，他写道：“那里住着马来人、朱罗人（Chulia）、科罗曼德尔土著和华人”；地位最高的商人是一位泰米尔穆斯林。他发现吉打的大城亚罗士打（Alor Setar）的“商店几乎都是朱罗人和华人在经营”。蒲柏周游马来世界的过程中，依靠“朱罗”翻译和中介，而且和其中许多人成为朋友。他在亚齐发现有“无数的朱罗人”，且在他停靠的每个小港口，都有朱罗人的定居点和高官。[60]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发生在孟加拉湾的名称变化：玛拉依喀雅尔（Maraikkayar）变成马卡尔（Marcar）或梅利肯（Merican）——一种至今仍在马来西亚使用的名称。早期欧洲人一直到20世纪都用来指称泰米尔穆斯林的词汇，后来甚至成为泰米尔穆斯林的自称：朱罗人和吉宁人。这两个词分别源于古代的印度王国——注辇国和羯陵伽国。这些术语在马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的街道和社区名称上都留下了印记，甘榜吉宁（Kampung Kling）、甲必丹吉宁（Kapitan Keling）、牛干冬街（Chulia Street），都显示了它们的来源。久而久之，“朱罗人”一词专指泰米尔穆斯林商人，“吉宁人”则是一个更普遍的术语，带有贬义色彩。随着19世纪70年代来自南印度的大量移民的到来，“泰米尔人”才成为一个涵盖范围最广的类别，用来描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而且那时穆斯林还是少数。

从很多方面来说，欧洲人推进到亚洲水域依赖于亚洲的网络和亚洲的贸易。欧洲的新来者会介入地区经济，而这些地区在生态上的显著差异，已成了可获利的专门领域。印度的纺织品、东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陶器，已经在全世界流动交易；欧洲人一开始（幸运地）掌控了新大陆的白银，这让他们得以顺利进入其几乎没有什可提供的市场。欧洲人想要控制孟加拉湾的商业网络，但他们无法垄断。然而，他们确实为印度洋东部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各国之间一种不寻常的竞争体制，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厮杀冲突，充满了惨烈的宗教战争，还带来关于财产和所有权的不同观念以及毁灭性的武器，军事化的欧洲贸易公司使主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到17世纪末，从南印度、锡兰到马六甲，孟加拉湾沿岸各处已经散布着欧洲的商馆。欧洲这150年来的扩张不是连续的，他们的势力并不均衡；他们的要塞通常无力掌控海岸以外的地区。探险家在果阿建立的关系并不稳定，这迫使葡萄牙人率先建立他们的据点。当荷兰的反抗蔓延到东方海域，荷兰东印度公司取代了孟加拉湾周围的葡萄牙人，英国东印度公司也紧随其后。北欧人自认为不同于虚张声势的葡萄牙人：他们更井然有序、更理性、更开明。许多20世纪的帝国历史学家支持这个对比。不过，欧洲列强之间还是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为了亚洲的香料和纺织品的财富而来，同样也依赖亚洲内部的贸易，他们竭力在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间取得平衡。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的鼎盛时期，把商业主义和军国主义结合起来，造成了毁灭性的结果。荷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国家力量、商业利益和新的制度形式的融合。荷兰的成功引来了模仿，尤其是在波罗的海，不管荷兰的商业网络分布得多么广泛，其成功还是有赖于这个至关重要且邻近的区域市场。最终，互相竞争的重商主义一起削弱了荷兰的实力，英国的重商主义则取得了最大的成功。[61]在发展的鼎盛期，荷兰利用原本存在的网络，从亚洲内部的贸易中获利，但他们也运用手中的武力以及异常残暴的手段，以取得对马鲁古群岛的控制。他们靠着既有的奴隶市场来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从中扩大了奴隶贸易的规模，让地区性的贸易走向全球化：荷兰帝国把俘虏带到了世界尽头，这一点毫不夸张。

欧洲列强带来了新的统治意识形态，以及新的人权观念。从亚洲的角度来看，大肆宣扬荷兰共和国的“人权诞生”看起来的确很奇怪。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追溯这些新观念的发展，它们在孟加拉湾周围的传播经历了许多转变和反复，产生了无法预测、意想不到的结果。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它们或许得以发挥出来；在其他时刻、其他地方，对那些失势的人来说，它们又没有什么力量。自由这种说法常常被用来——有时是真心的，有时是讽刺的——为掠夺辩护。英国人很可能是所有国家中最善于把道德主义与利己主义结合起来的。

宾州大学历史学家里希特（Daniel K. Richter）在其探讨美国早期历史的著作中指出，了解“分层化的过去”是很重要的。里希特说自己的工作接近于地质学的成果，北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早期地层”已被湮没，种植园主、帝国主义者和革命者相继宣称对其拥有主权。不过，“这些古老的世界仍隐藏在表面之下”，它们影响了后续的发展，并且留下了痕迹。[62]现代世界早期横渡孟加拉湾的商人、劳工、奴隶和士兵，塑造了海岸线周围的海洋范围。19世纪，现代帝国的力量将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建设。

(1) 今为缅甸孟邦首府，位于安达曼海的莫塔马湾东岸。

(2) 伊斯兰经典著作，原文为阿拉伯语，16世纪以后翻译成爪哇语、马来语、泰米尔语等，对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文明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印度南部泰米尔地区的地方政权。

(4) 阿拉伯语中对科罗曼德尔海岸的称呼。

(5) 今称柯枝。

(6) 今缅甸德林达依省，位于缅甸最南部，克拉地狭以南的狭长地带。

(7) 《郑和航海图》中名为“莽葛奴儿”。

第三章　波涛暗涌的旅程，不可侵犯的地理

1786年5月，“爱莉莎号”率领一支小型舰队从加尔各答驶向槟榔屿。舰队指挥官是弗朗西斯·莱特。莱特是英国萨福克郡地主的私生子，成长于伍德布里奇港；他的传记作者推断，“看着忙碌的景象，又与水手们混在一起，无疑唤醒了少年莱特的冒险精神”。他在1759年加入英国皇家海军，1765年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他以“国家商人”的身份在马德拉斯、亚齐和吉打之间穿梭，并尝到了成功的滋味；在吉打，他与苏丹发展出密切的关系，还与皇族成员坠入爱河。莱特的舰队在7月16日抵达槟榔屿，在此之前双方经过长时间的交涉，吉打苏丹愿意在贸易上做出让步，交换英国助其抵抗从海上入侵的布吉人。莱特在写给朋友安德鲁·罗斯的信中甚至说道：“在我们能做出任何防御之前，就来了各种访客，有些是出于好奇，有些是为了利益，还有些是来抢劫的。”[1]

英国梦寐以求的是一个“通往东方的港口，可以把孟加拉的贸易与中国的贸易联系起来，同时作为补给和维修的迎风港口”。槟榔屿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多年来，英国的船员在马六甲海峡附近的海域寻觅替代港口，其中包括欧洲人称为均克锡兰的普吉岛，另外还有安达曼群岛，甚至亚齐。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信件中看出英国掌控之下的海洋愿景。普莱斯（J. Price）认为槟榔屿比普吉岛好，因为它正好位于海峡上：“后者的位置太北了，可能会影响通行。”它看起来也比亚齐好，亚齐“为曾经想在那里拓居的每一个欧洲国家带来苦头，最终把那些国家都赶跑了”。普莱斯提到最重要的一点是，“槟榔屿的位置，让它可以随时与孟加拉和马德拉斯的政府保持联系，即使是在最不适宜的季节，不出一个月或六周就可以向两地送出或得到建议”。探险家詹姆士·斯科特认为，槟榔屿的定居点不亚于是“第二个孟买，它的位置更中心”。[2]莱特抵达槟榔屿20年后，翻译兼抄写员里加鲁汀写下了他从槟榔屿到加尔各答的旅程记述，描述了一个新的帝国世界，其中槟榔屿已经是一个战略要地：根据里加鲁汀的观察，英国在孟加拉湾的势力到1810年已发展健全，“万一发生任何问题，槟榔屿的总督都会得到通知，随即派遣使者到孟加拉”。[3]

到19世纪20年代，大英帝国在孟加拉湾海岸已拥有令人羡慕的地位。布罗代尔分析地中海时写道：“历史事件往往指向岛屿”，而拿破仑战争与“东方海洋”的关系正是如此。[4]英国在孟加拉湾的扩张有赖于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西方岛屿，其中槟榔屿、新加坡和锡兰最为重要。随着大英帝国在印度的领地日益扩张，加上从印度获得的收益对大英帝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印度的防务本身就成了目的。突然掀起日后被称为“工业革命”的运动时，英格兰北部的工厂对亚洲原料的需求大增，同时英国中产阶级对于亚洲奢侈品的需求也在增加，孟加拉湾的战略优势随之提升。这个现代化工业帝国的力量，为旧时横渡孟加拉湾的路径带来更高的流动性，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路径；成千上万的船员、临时工、士兵和种植工人横渡孟加拉湾，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18世纪初，印度东海岸的势力趋向集中。孟加拉取代科罗曼德尔，成为最大的纺织品产地和出口地。欧洲公司在几个主要的拓居地巩固他们的地位。荷兰撤回了许多比较小的商馆，集中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南部地区。1740年后，荷兰快速从欧洲商业领头羊的位置退下来，虽然他们的金融地位还是很重要——很多荷兰投资者转而把资金投入英国的冒险事业。在18世纪的头几十年里，法国东印度公司以本地治里为据点，成为亚洲海域的一个重要存在。

英国趁着欧洲正经历影响全球的战争的严峻考验之际，在南亚扩充势力。持续了数十年的欧洲内部冲突甚至蔓延到南亚、北美和公海，这场冲突始于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战争（1744—1748年）。法国驻印度总督杜布雷视之为挑战英国在南印度统治地位的大好机会。1746年，杜布雷派兵围攻马德拉斯，驱逐了英国人；他介入了一些区域国家的继承纷争，包括海得拉巴和阿尔乔特。英国人基于1749年的协定，夺回了马德拉斯，并且介入阿尔乔特的政局，帮助东印度公司的盟友取得胜利，这让杜布雷倍感羞辱。七年战争（1755—1763年）则造成了更大的影响：它导致了法国在南亚的失势，现在仅局限于本地治里和开利开尔的飞地；它加速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渗透，最后征服了孟加拉地区。这次冲突对于北美的未来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5]战争的规模、花费和持续的时间，在欧洲催生了一种独断的新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推崇军事上的光荣并颂扬领土的扩张。血腥的战争亦巩固了欧洲的“军事─财政”国家，让他们可以动员空前的人力和资源投入战争。

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成为该世纪中叶印度的转折点。最后英国取得了胜利，控制了莫卧儿的孟加拉省，并在1765年取得了在这里的税收权。英国接下来的扩张已耳熟能详，无须赘述，英国自此开始在印度的土地上建立帝国。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其“孟加拉桥头堡”迁移到阿瓦德和北印度的心脏地区；借着战争和战争威胁、协议和同盟、利诱和欺骗，东印度公司一步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英国东印度公司曾面临来自西边的马拉塔人和南方迈索尔土邦的蒂普苏丹的激烈反抗；击败这些反对者之后，英国的地位实质上已无可撼动。他们控制了广大的领土，上面分布着听命的君主国。[6]

南亚和全球政治出现剧变的时候，孟加拉湾各地正遭受特别严重和广泛的干旱。1756—1768年间，一场“从印度到东南亚分布广泛、持续很久的‘超级大旱’”，标志着一千年来“影响最大的季风衰退期之一”。[7]1770年的进一步干旱，加上东印度公司统治初期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越来越严重，最终造成孟加拉地区的饥荒，多达1/3的人口死亡。亚当·斯密认为，东印度公司糟糕的政策要为这场灾难负责。他评论道：

在稻米国家，作物不仅需要非常潮湿的土壤，而且在其生长的特定时期必须种植在水中，因此旱灾的影响更为惨重。然而，即使在这些国家，如果政府允许自由贸易，旱灾或许不会如此普遍，以致引起饥荒。几年前，孟加拉地区发生的旱灾很可能引发严重的粮食不足。但东印度公司官员对于稻米贸易的一些不当规定和一些欠缺考虑的限制，或许才是导致粮食不足演变成饥荒的原因。[8]

当时许多的英国观察家从1770年的孟加拉饥荒中得到了不同的教训，他们开始把包括印度在内的孟加拉湾周围的“稻米国家”，想象成该地气候的“囚徒”：那些国家的每个面向，不论是社会还是人类性格，都是由自然力量形塑的。19世纪时，“季风亚洲”的观念就包括了这些假设。[9]

南亚不乏自然资源，这使得征服土地对于英国在世界上的霸权的重要性不可估量。实际上，英国政府能在拿破仑战争中免于举外债，要归功于向印度强收贡金——仅这一点就让英国在1792—1815年间的公共支出增长了6倍。大量的政府支出继而刺激了英国的资本品（capital goods）工业，从而促进英国的工业化。鸦片税的征收，占从印度取得的收益的20%。当英国的控制扩及印度的比哈尔邦之后，鸦片的种植得到了扩大和加强。到18世纪末，对于印度鸦片的控制，为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提供了最大的战略优势。[10]任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东印度大楼（East India House）的首席统计学家爱德华·桑顿（Edward Thornton）解释说：“印度通过出口鸦片，有助于对英国提供茶叶；中国通过消费鸦片，促进印度与英国之间的税收运作；英国消费茶叶，有助于增加对印度鸦片的需求。”[11]多么完美的平衡。

英国实力的终极手段是印度军队，而且完全由印度的财政收入支持。其独立的地方军队——马德拉斯、孟买和孟加拉的本地军队——规模不断扩大；敌对势力的落败，使得印度的“军事市场”供给过剩。马德拉斯军队在1796年拥有2.4万人；到1805年，其规模扩大了一倍多，达5.3万人。在拿破仑战争的高峰时期，印度军队人数共计超过15万人，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之一。[12]到19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军队被迫参加海外战役，被派到爪哇、缅甸、锡兰、槟榔屿和新加坡。他们成了这个新的孟加拉湾帝国的军事先锋。19世纪，许多印度士兵就此留在当地，从而使得东南亚港口城市的文化多元丰富。

1793—1815年的世界冲突，是英国势力往东扩张的决定性时刻，其范围超出了南亚。英国着手“将所有欧洲对手驱逐出东方”。历史学家克里斯多福·贝利写到拿破仑战争时说：“这个时代经济和政治动荡的全球互联性是如此惊人。”印度的财政收入对英国的战争有很大的贡献；这激励了东印度公司扩张领土，以寻找更多的土地来征税。在韦尔斯利勋爵（Lord Wellesley）咄咄逼人的领导下，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了无懈可击的地位。到1818年，他们打败了蒂普苏丹的迈索尔土邦，以及马拉塔联盟（Maratha Confederacy）。拿破仑战争也为英属东印度创造了一个成功的机会。荷兰被卷入与法国的战争，英国开始觊觎他们在亚洲的属地。拿破仑的军队在1795年占领荷兰。亚洲与欧洲之间的往来受阻，致使荷兰东印度公司破产。英国军队，包括许多印度军队，占领了荷兰在东方的属地，如马六甲、爪哇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考虑到欧洲各国的势力平衡，英国政府对荷兰施以怀柔政策，在1816年归还这三块属地。[13]

在槟榔屿建立拓居地10年后，1796年，英国人在与法国交战之际，占领了荷兰在锡兰的属地，包括该岛的北部和海岸地区。20多年后的1818年，英国军队洗劫了内陆王国康提的首都，并占领了整座岛屿，这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不曾做到的。锡兰地处孟加拉湾的西部入口，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和南印度洋的交汇处。出生于斯里兰卡的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写道：“这座岛诱惑整个欧洲，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因此它的名字一直在变——塞伦迪普、拉那迪帕（宝石之岛）、天仙子、泽洛安、泽兰和锡兰——形状也改变了。”英国占领这座岛屿后不久，珀西瓦尔对该岛开展了调查，他写道：“这座岛从商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都极具重要性。”他提道：“除孟买之外，这里有科罗曼德尔海岸或马拉巴尔海岸唯一可以让船一年四季安全停泊的港口亭可马里（Trincomalee）。”仅是这座东印度洋上最好的港口，就让“锡兰成为东印度群岛上价值最高的珍宝之一”，因为它“可以轻易通往我们在孟加拉湾的拓居地”。

锡兰的另一项优势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曼纳湾(1)兴盛的采珠业，以及岛上最盛产的肉桂。珀西瓦尔观察到，“最好的肉桂是相当柔韧的，而且厚度不应该超过厚的书写纸太多”。荷兰人曾经实验种植肉桂，锡兰早期的英国行政官员也热衷于这项实验，在那之前，“肉桂完全是野生的”。这些实验是受到1777—1778年造访锡兰的瑞典植物学家通贝里（1743—1828年）的启发，他是林奈最杰出的弟子之一；通贝里从印度洋各地收集植物标本并进行分类，他让珀西瓦尔相信，相较于野生肉桂，将“种植园”规划为“用艺术栽培肉桂树”，“绝对更便于采集”，产量更高，而且更美观。[14]

英国占领爪哇的时间很短暂。不过，他们很快就在孟加拉湾东部边区取得一个定位类似孟加拉湾西部的锡兰的根据地——位于马六甲海峡东南端的新加坡岛，作为印度洋与南中国海之间的枢纽。莱佛士及其友人法夸尔（他曾在英国占领期间统治马六甲）与柔佛的统治者谈判，租下新加坡作为英国的根据地。莱佛士表示，他搬到加尔各答和伦敦是既成事实；英国高层担心这个拓居地会引起荷兰人的反感，并打破欧洲的势力平衡，不过他们还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价值。

在保护和促进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方面，新加坡的位置甚至比槟榔屿更好。对华贸易现在是该公司业务中最赚钱的部分。莱佛士在1819年写道：“它破除了魔咒，荷兰人不再是东方海域唯一的霸权。”1819年5月，莱佛士第二次造访新加坡，宣称这里“有望成为仅次于加尔各答的港口”。他大胆评价：“就海军和商业利益而言”，新加坡“比整个大陆的价值要高得多”。新加坡开港之后的三年，就有超过3000艘船只停靠。从暹罗、柬埔寨和越南涌来的平底帆船，受到新加坡自由港地位和免费关税的吸引。1821年2月，第一艘平底帆船从中国沿海的厦门抵达新加坡。[15]不久，新加坡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元的地区之一。

1824年，英国与荷兰签订了《伦敦条约》，旨在“尊重东印度群岛的领地和商业”。英国以明古连（Bencoolen）的苏门答腊商馆作为交换，得到了马六甲：英国与荷兰在马来群岛的领地便以马六甲海峡为界。马六甲、新加坡和槟榔屿一起构成了海峡殖民地，属于英属印度往东的延伸，接受来自加尔各答的统治。[16]19世纪20年代，印度军队征服了孟加拉湾东海岸的缅甸丹那沙林省，这是其在弧形海岸的最后一次出击。

锡兰、槟榔屿和新加坡三个岛反映出帝国在孟加拉湾周边的统治中相互冲突的命令。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港，锡兰发展农业种植，槟榔屿这个港口城市则成为通往马来半岛的门户。新加坡的自由贸易或许比“整个大陆领土”更具价值，但大英帝国越来越依赖“整个大陆”来取得收益。东印度公司靠的是它对印度土地收益和鸦片生产的控制；而英国在19世纪对于热带森林产品无止境的需求，则由锡兰和马来亚来满足。

泰米尔穆斯林商人在槟榔屿发展得很好。一些叙述中提到，莱特舰队抵达的那天，来自吉打的泰米尔经商者在市场上摆起了摊位，向初来乍到者兜售产品。消息不胫而走，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和移居者的数量也增加了。1788年进行的一项人口调查统计发现，在71间“房屋和商店”中，有超过200名“朱罗居民”。几年后，槟榔屿当局注意到，“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当地船只总是挤满了人，其中许多是来做小生意的商人”。槟榔屿一些早期的泰米尔穆斯林移居者“来自沿海地区”，不过“绝大多数的家人在克达（Queda）”。[17]

泰米尔穆斯林经商者与当地的马来女子通婚，形成一个人种混合的社群，19世纪时将其称为爪夷峇峇娘惹（意即“本地出生的”，后来常用于指称出生于当地的华人）。[18]他们融合了泰米尔和马来文化，逐步发展出独特的服装、语言和仪式，遵守共同的伊斯兰信仰。这种文化碰撞带来费解的难题，同时也带来了语言和社会的多样性：随着关于种族和国籍的新观念的兴起，这种困境会变得更加棘手。泰米尔穆斯林商人通过赞助神庙，在东南亚港口城市兴建具有神圣意义的建筑。他们控制了来自印度的航运，运送工人横渡孟加拉湾。他们对资本的控制，得以为源源不绝的纺织品、稻米和胡椒提供资金。

两部来自马六甲海峡克里奥尔泰米尔穆斯林社群的重要人物传记，描绘出孟加拉湾地区是一个多重归属的世界。[19]阿卜杜拉·阿卜杜勒·卡迪尔，又名西蒙·阿卜杜拉，是一名东印度公司的抄写员和翻译。在马来历史上，他以社会改革家、第一部马来自传的作者，以及大英帝国官员的身份而闻名。阿卜杜拉的曾祖父是来自也门的哈德拉毛阿拉伯人，定居纳格尔后，他与当地的泰米尔女性结婚，婚后育有四子。长子就是阿卜杜拉的祖父，他在马六甲与泰米尔的穆斯林女性佩莉·阿希相识并结为连理，佩莉·阿希的父亲是米拉·勒巴依教长。其他三个儿子也都前往爪哇（泛指印度尼西亚），分别在安汶、苏门答腊和爪哇定居成家。

阿卜杜拉的父亲阿卜杜勒·卡迪尔在马六甲出生。他精通马来语，而且“往来于马六甲和内陆之间，是进行各种货物贸易的商人”，他也会“在内陆地区传播自己对《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祈祷文的认识”。同时，他的“‘印度’语也讲得很好，比如泰米尔语就说得不错，过去他常用这种语言写作和记账”。阿卜杜拉形容他的母亲是“来自吉打、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人”。阿卜杜勒·卡迪尔发挥了自己的文化多样性，成为印度、马来和欧洲世界之间的媒介，并借此让自己变得富有。他被荷兰人聘为港务主管，他的儿子挖苦道：“或许可以把他比喻成掉进米仓里的老鼠，生活在当时最丰饶的环境里。”

男孩阿卜杜拉很有创造力地串起文化传统中的许多面向。他写道：“父亲送我去一个老师那里学习泰米尔语，这是一种印度语言，因为自从我们的祖先搬到马六甲之后，这就成了一种习俗，所有好人家和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要学习泰米尔语。这对我们的计算和记账很有帮助，而且那时候马六甲的印度商人川流不息，所以也有助于沟通。”他继续说，“许多人都因为在马六甲做生意而变得有钱，所以泰米尔商人的名气也变得响亮起来。他们都让自己的孩子学泰米尔语。”阿卜杜拉一方面承认自己的泰米尔传统，另一方面致力于提升他最认同的马来“民族”的地位，他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20]

1786年，东印度公司在槟榔屿殖民，这为泰米尔穆斯林商人带来新的机会。当地人称为穆罕默德·梅利肯·努尔丁的穆罕默德·努尔丁·玛拉依喀雅尔在19世纪20年代从纳格尔来到槟榔，[21]不到10年时间，他就在槟榔屿的商圈中成为富有又具影响力的人。努尔丁利用他的亲族关系、语言和印度洋周围的社群的信任关系——从他的出生地南印度到缅甸、亚齐，甚至中国——来开展他的商业。1838年，他从槟榔屿派出17艘船，前往“吉大港、阿拉干、德里、亚齐、富都和陂堤里海岸、古达罗尔、孟买、纳加帕蒂南、科钦和加尔各答、阿勒皮(2)和新加坡”。

因为努尔丁的家人很喜欢诉讼，因此我们可以从法律记录来拼凑出他的生活细节。在他死后，他的后人对其遗嘱在殖民地法庭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诉讼。[22]他有几个妻子，包括一名马来人、一名欧洲人、一名印度人，可能还有一名华人。他有6个儿子和5个女儿，其中一些家人在政府登记为“吉宁人”，另一些则是“马来人”。儿女们又接连与来自泰米尔－马来社群的人结婚，这个社群由印度来的泰米尔穆斯林及本地马来人组成。努尔丁对慈善事业的投入一向大手笔，从不吝啬，这为他在社会上赢得了名声。和其他印度洋周边的穆斯林商人一样，他也捐出土地供宗教之用（即瓦合甫）。他建立了一所学校，“教授英语、印度斯坦语、马来语、泰米尔语、马拉巴尔语和《古兰经》”，每个月收费20叻币（Straits Dollar）。他资助槟榔屿的市政供水，也捐钱给基督教的慈善和教育机构。在他过世后，努尔丁家族的墓园成了大家表达敬意的地方。但就是这份敬意，让努尔丁的后人对簿公堂：努尔丁预留了一笔钱，要后人每年为他举办仪式。但是，槟榔屿的最高法院根据慈善捐赠的相关法律条文，裁定这是违法的，钱必须归他的近亲所有。这个案子拖延30年，不断进行上诉和反上诉，最后成了枢密院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结束，该案帮助定义了禁止反言法（law of estoppel）。[23]

孟加拉湾的岛屿以族群多样性著称。他们是马六甲的继承人，皮雷斯说，在马六甲的街上可以听到84种语言。英国势力为孟加拉湾带来新的自由或不自由的移动，以不平等的方式扎根和连根拔起，使那些曾经流动的人无法移动，而习于定居的人则被迫迁徙。莱特写道，槟榔屿“一直有大量陌生人在来来往往”。他建议应该进行“严格的管理”，因为“居民的宗教、法律、语言和习俗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了”。几年之后，珀西瓦尔对锡兰的观察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一样，说这么多种语言，有这么多不同的民族、习俗和宗教。”[24]

孟加拉湾的人来人往使人们相互接触。他们在新帝国下建立了新的社会，也焊接起横渡海洋的新旧路线。对于人力的空前渴求和贪婪，使得19世纪的流动性和早期不太相同。帝国之间的军备竞赛都需要士兵。对于热带作物（现在都在种植园种植）的需求，也需要劳工来清理土地。港口城市因为商业和战争而繁荣起来后，需要工人：船坞工厂需要人，运输需要人，修路需要人，处理废料也需要人，这些边疆社会是由很多男人和少数女人所组成的。相对而言，他们建立的城市没有社会的约束，但充满暴力。粗暴的正义占了上风，不过对于如何使用公共空间、何谓正当行为、如何共享资源，都渐渐形成了新的规范。马六甲海峡的港口城市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他们一起被丢在这里，所以出现了语言的创新，因为他们必须学会互相沟通。强迫移民和自由移民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士兵、奴隶、被押送的囚犯和移民工人一起劳作，他们的共同传记是关于孟加拉湾作为人类之海的故事，这片海洋由船只和财富连接，也由思想、斗争和共同的苦难连接。

首先到来的是军人。印度士兵在海上筑起了堡垒，到19世纪早期，英国驻军已经把孟加拉湾围了一圈。在第一艘停靠在槟榔屿的英国船上，就载有100名印度士兵、20名印度水手（lascar）、15名炮兵，以及5名英国军官。亚历山大·基德在此停留了一年，他说：“到现在为止，都不能说槟榔屿有自己的居民，甚至没有任何居民，这里只有政府人员和跟随军队前来的人。”印度士兵带来了“集市分队”：营妓、洗衣工、随行者、厨师、技工、表演者和苦工。他们开始测量岛上的地形。基德写道：“小片树林的清理工作以及所有的定位工作，都由分遣队的印度水手”和来自大陆的马来人一起完成，他们领着日薪。[25]第一批士兵把槟榔屿当成了自己的家，“他们有足够的积蓄可以开始，其中有许多人还拥有部分土地和牲口”。不过，政府还是需要一支军队，总督紧急恳求增派军队。最初两个军团中的“大部分人比较倾向于留下来当农民，不想再回到孟加拉，他们只希望能够把家人送来团聚”。除了耕种土地，印度军队也是支撑集市的主要力量，他们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放贷、做生意、打零工。1819年开始在新加坡殖民后，许多孟加拉土著步兵在退役之后定居在这个小镇，聚集在实龙岗附近。[26]

在新的殖民地，强权即公理，英国和印度士兵会想办法得到市场上提供的东西。1794年，岛上的监管者抱怨说：“供应市场的是马来人和朱罗人，但是我常听他们抱怨印度士兵跑到他们的船头，拿走一切想要的东西。”岛上的商业先驱和势力最大的劫掠者詹姆斯·斯科特也抱怨道：“每一个被带到市场上的女性奴隶，都被（印度士兵）以当地人闻所未闻的价格买走了。”一位地方法官审理了马里肯不幸的案件。马里肯是一名纳格尔商人，英国占领纳加帕蒂南后，他的家庭陷入贫穷，于是他前往吉打做生意。因为无法返程，所以他再前往槟榔屿，希望找到一艘横渡孟加拉湾回到印度的船只，但是他的小型商船受到“欧洲人和印度士兵”的洗劫，导致他变得身无分文。[27]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横渡孟加拉湾的士兵有两种途径。他们在群岛上筑起堡垒，形成社区，在土地和语言上留下了痕迹。1811—1816年间，印度军队率先占领爪哇。荷兰人在锡兰组织了一个“马来军团”，英国人后来把他们编入了正规军；这些人构成了马来社群的核心，直到今天，他们仍在斯里兰卡蓬勃发展。在锡兰的英国军队是印度洋世界的一个缩影，其中包含450名“印度武装水手”、“原本就住在孟加拉和吉大港的下层居民”、“由英国海军的印度士兵”组成的军团、“马来军团……中的大部分人（曾在荷兰军队服役）”，以及“行政官员”、800名“从莫桑比克和果阿运来的卡非人（Caffrees）”。[28]

士兵和当地人加起来，也无法满足帝国对于劳动力的渴望。莱特抵达槟榔屿几个月后，就要求“再供应100名苦力，因为这里的劳动力实在太贵了”。开垦土地是当务之急；几年之内，还展开了对土地的掠夺。1796年，槟榔屿的监管者麦克唐纳抱怨道：“一开始殖民时，秩序似乎很不明确，而且杂乱无章，每个人都可以凭私心拥有土地。”麦克唐纳非常严厉地批评道：“出于对未来价值的预测，欧洲人肆无忌惮地抢占或低价购买我们最好的土地，获得了大片土地。”莱特让自由竞争造成混战，麦克唐纳不是第一个对此提出批评的人，东印度公司甚至把槟榔屿的仓库交给了私营商人，并从他们那里租回来。不过，还是需要人手来提高槟榔屿的生产力。1802年，亨特指出，“树长到六七英尺高的时候就会被砍掉，根部的土会被挖开”；树干被砍碎之后，“会被化为灰烬，成为肥料”。从事这些工作的是被强迫但会获得报酬的囚犯和打零工的马来工人；那之后“剩下的事，就是让土地变成适合耕种的状态，这项工作由华人来做”。[29]

英国当局第一个想到的是卡非人，英国的奴隶来自莫桑比克，他们作为强迫劳工被运到位于苏门答腊明古连的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再从那里运到槟榔屿。他们是早期横渡印度洋的奴隶中的幸存者。许多人在果阿定居下来，先后在葡萄牙和英国军队服役；其中有些人被放逐到马德拉斯，又有些人再次被连根拔起，被运送到东南亚。1787年6月，第一批人搭乘“雷文斯沃斯号”抵达槟榔屿。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被迫从事各种工作”，而且“女人也做了非常多工作”。除了开垦土地，非洲奴隶还要充当“锯木工和制砖工”。迟至1808年，英国官员考虑从莫桑比克进一步引进卡非人，为锡兰提供一支“不带任何地方偏见”的军队。时任锡兰总督的梅特兰谨慎地坚称，这样做“并没有违反最近导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的任何原则”，虽然他没有说明如何做到这一点。[30]

我们很难在档案中发现这些莫桑比克奴隶的踪迹，但偶尔还是会在请愿或是要求中听到他们的声音。1824年，东印度公司把明古连割让给荷兰，当时从明古连迁往槟榔屿的“自由的孟加拉人”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他们由非洲的奴隶和印度的囚犯组成，其中许多人娶了苏门答腊当地的妇女。他们“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移民……到这个地方”，而且在19世纪20年代，“与当地人通婚，现在已经成了各个家庭的丈夫和父亲”。[31]档案记录的结束是突然的：不论是“卡非人”还是“自由的孟加拉人”，最后都在记录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许这是因为他们为数不多的后代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融入了港口城市的工人阶级。

海峡殖民地的奴隶很少，所以总督和农场主转向另一个更大宗的强制劳动力来源：印度的囚犯。大英帝国对于囚犯的运输体系横跨整个印度洋，印度的囚犯被关押在一个从南非开普敦的罗本岛到毛里求斯、从安达曼群岛到新加坡的岛屿监狱网络中。囚犯劳工的移动是全球现象。在大航海时代，囚犯也可能会移动。17世纪和18世纪，大约有3万—5万名囚犯从英国被运送到北美殖民地；而在18世纪和19世纪，则大约有16万人到了澳洲。印度洋的犯人巡回系统也是差不多的规模。1787—1943年间，8万名囚犯从印度漂洋过海，被转运到海外。在这些人当中，大约有2万人来到马六甲海峡（1790—1860年），5000—7000人到了阿拉干和丹那沙林（1828—1862年），5万人流向安达曼群岛（1858—1943年）。少数囚犯从另一个方向横渡孟加拉湾，中国、马来和缅甸的囚犯会被放逐到马德拉斯、孟加拉和孟买。[32]

印度的英国行政官员相信纪律和惩罚是最重要的东西。他们偏爱交通运输，因为这可以在“当地人心中”引起“恐惧”。乘船横渡“黑水”的海上航行威胁着种姓的丧失，而身体上的孤独会让囚犯心怀畏惧。政治囚犯是第一批被遣送到东南亚的人之一。马德拉斯当局在平定1799—1801年的西瓦甘加叛乱（Sivaganga Revolt）之后，流放了73名波利加尔（Polygar）叛乱者到槟榔屿；很多人死在那里，存活下来的人也吃尽了苦头，一直到1815年，他们向槟榔屿当局请愿，“请求……（让他们）重回科罗曼德尔海岸”。海峡殖民地的官员很同情他们，认为他们“表现很好”，而且让他们重获自由是“正义与人道”的。但是，马德拉斯政府拒绝让他们回去。印度洋各地都有一小群的政治犯在他们的流放地扎根，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送来的反叛者形成了“开普马来人”（Cape Malay）社群的核心，直到今天，他们的旅程仍能唤起难以忘怀的记忆。[33]

不过，在印度洋的东缘，囚犯是第一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劳动力。1793年，孟加拉当局尝试在安达曼群岛建立监狱，从而让这些近似不毛之地的岛屿拥有生产力。他们送去了300名囚犯，但这个计划是一场灾难。大部分囚犯死于疾病或是过劳，一些幸存者回到了孟加拉，另一些人则去了槟榔屿。[34]1790年，两名来自印度的囚犯谢艾柯达和海恩特在槟榔屿登陆，孟加拉政府的建议是：“可以用任何您觉得适当的方式雇用他们，只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到1824年，已经有将近1500名囚犯被送到海峡殖民地。死亡率超过一半，每年平均有192名新来者，但其中平均有103人死亡，15人逃亡。

海峡殖民当局会把囚犯劳动力划分成不同“等级”，根据他们的犯罪性质和劳动价值，给予他们或多或少的特权。1824年的“囚犯调查”显示，有56名囚犯在工作时可以“不戴镣铐”，从事监工或抄写员的工作；另一端则是“刑事罪犯”，他们“每天要从早上6点工作到12点，再从下午2点工作到5点，他们戴着沉重的镣铐，清扫乔治城(3)的街道和排水沟”。囚犯也会担任厨师和仆人，做护理员和医院服务员，做园丁、马夫和割草工。有些人被私人雇用，这些私人会付钱给政府，但是劳工没有任何报酬；另一些拥有珍稀技能的人，可以每天赚取工资。由于筑路挖沟，岛上各处都可见囚犯的身影。他们工作时通常没有人看守，在某种程度上，囚犯们是“他们自己的狱卒”，这可能会让游客感到很惊讶，也让欧洲移民感到不安。[35]

许多观察家都同意：囚犯劳动力是促进海峡殖民地发展的核心力量。1796年，麦克唐纳写道，囚犯“在新的殖民地可能有很多好处”，“因为我们社会的初期阶段，很难找到苦力或佣工，能够雇用他们将大有帮助”。缅甸的情况也颇为类似，因为有囚犯付出劳动，才得以改造这片土地。日后会成为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布伦德尔在阿拉干时写道：“我满怀希望地相信日后一定可以看到这里种着大片的棉花、糖蔗和咖啡。”他向加尔各答再三保证，囚犯会“为政府带来利益”，并列举了他们的职业：“锯木匠，60人；砖瓦工人，220人；陶工，7人；织布工，12人；铁匠，2人；黄铜铸造工，2人；私人帮佣，88人。”[36]

阿恰布的官员菲尔就没那么乐观了。在那里，殖民地和大自然的对抗永无休止——季风和植被威胁要吞噬它。菲尔坚持“公共道路”必须使用囚犯的劳力，因为“阿拉干的年平均降雨量超过200英寸……所以必须随时关注道路和排水设施”。菲尔认为，囚犯劳工不仅改变了土地，也改变了气候。“大量只为某项任务而存在的囚犯为这个国家的气候带来了有益的改变，让它变得和七八年前非常不同”，因为这些囚犯“时刻关注”道路，并从海岸边开垦丛林。他也向加尔各答的上司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就算只是一两个月，也可能会导致过去致命的热病和疾病卷土重来。”因为其他人的流动性，所以囚犯们的固定不动真正有大用途。根据菲尔的观察，来自吉大港的移民劳工“每年都会到来”，他们在阿拉干的田间做上一季的工，然后在4月西南季风到来时，带着赚到的钱回家。缅甸的情况也和马来半岛一样，囚犯劳工与许多其他类型的流动共同存在。[37]

囚犯劳工同时也支撑起了海峡殖民地。“众多宽阔的道路联络起岛内的各个方向、各式的公共建筑……他们抽干了沼泽和湿地的水，让其成为可用之地”，这些证明了他们的勤勉和牺牲精神。囚犯和士兵以及随军人员形成社交网络，还与当地的妇女建立关系，并与华人和马来人并肩工作。他们认为自己作为“公司的用人”是有价值的。[38]

1857年印度叛乱之后的恐慌，令殖民者对海峡的囚犯劳工更有意见。东印度公司军队中发生的一场哗变，变成了一场席卷印度北部的大规模叛乱，失去产业的工匠和失势的贵族纷纷揭竿起义，并推举早已名存实亡的莫卧儿帝国皇帝巴哈杜尔·沙阿为名义上的统帅。那次叛乱对英国在19世纪的统治带来最大的挑战，最后被英国军队以残暴的手段镇压。1857年的叛乱，终结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和孟加拉湾周围地区的统治，英国王室接管了控制权，催生了英属印度。海峡政府拒绝接收1857年的流放叛军，欧洲的舆论对此表现得歇斯底里；海峡和印度之间出现了裂痕，最后造成海峡在10年之后脱离印度的控制，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新加坡自由报》哀叹该岛已成了“公共的污水管……几乎整个东方英国属地的社会渣滓和边缘人都会来到这里”；一份“基督徒居民”的请愿书声称：“我们已经不是百废待兴的新殖民地了，那里才会想要或需要囚犯劳工，所以国家才要把他们送过去。”布伦德尔总督最害怕的是，“囚犯群体发生的任何暴动”，极有可能在“较低阶层的华人社群之间造成骚乱”。[39]将囚犯运送到海峡的做法，终于在1873年画上了句号。

19世纪的最后25年，贸易和农业的扩张带来了横渡孟加拉湾的新一波移民，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囚犯劳工变得不必要了，因为有其他方案可以解决“获得苦力和帮佣”的问题。

孟加拉湾的商业生活长久以来维持着海上劳工。渔业是沿海经济的命脉。造船业由来已久，发展也很健全。18世纪时，孟买是印度最重要的造船中心，由苏拉特的帕西族（Parsi）(4)工匠主导。在他们的倡议下，印度的木材和建造技术与欧洲的设计融为一体。1736—1821年间，在造船大师努什万济父子的指挥下，孟买建造了159艘超过100吨的船只。孟加拉地区自古以来也是造船中心，为了满足欧洲商人的新需求，加尔各答和吉大港在18世纪继续蓬勃发展。18世纪的前20年，在胡格利建造了237艘船，其中许多是1803年在印度基德布尔船坞建造的，而且是在两位建造大师詹姆士·基德和罗伯特·基德的监工之下落成的。根据兰伯特在1802年的观察，这些船只的原料包括“从勃固进口的柚木和木板，来自比哈（Behar）和欧斗（Odh）的娑罗树和黄檀木的木材，以及孟加拉和比哈北部边境山区取之不尽的森林”。19世纪20年代，印度的造船业开始衰落，蒸汽技术的兴起将它逼入了边缘，英国造船公司也施加政治压力，要求限制对印度船只的开放。[40]

海上劳工的行列包括码头工人、船夫、舵手和航海家。从17世纪开始，葡萄牙和英国的船只就雇用印度水手，葡萄牙语称之为lascorin，英语则是lascar，还训练他们操作火炮。lascorin和lascar都源自乌尔都语lashkari，是“士兵”之意，这个词在欧洲词汇中有“海洋”的含意。欧洲帝国在向外扩张时，吸纳了数以千计的印度水手，他们与马来人、东非人、华人和南欧人一起工作。高希写道：“不可能有比航海时代商船上的船员更加多元的人群，虽然只有男性。”例如，1786年，年轻的蒲柏搭乘的“皇家公主号”，船员当中有从马耳他来的英尼斯，从英国根西（Guernsey）来的费福尔，以及来自孟加拉的舵手马努、曼努埃尔和佩德罗；水手长是苏拉特的多萨，他死于旅程中；副水手长来自孟加拉和马德拉斯；35名印度水手分别来自马德拉斯、勒克瑙和吉大港。厨师是莫桑比克人，船长和大副都是非洲奴隶。船上的指挥官当然是欧洲人。19世纪，汽船取代了帆船，不过担任航海工作先锋的，依然是来自印度洋世界各地的船员。[41]

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上，欧洲公司都仰赖当地的劳力。1784年，圣乔治堡官员报告总督，有将近300名马德拉斯港的船员逃往法国属地本地治里和开利开尔，以及丹麦在印度的殖民地特兰奎巴（Tranquebar），圣乔治堡陷入一片恐慌。船主和主要随员要求派士兵追捕这些“逃亡者”，把他们带回来。但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容许这件事，他们认为这是自由问题，船员离开马德拉斯之后，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工作不再是一种义务”。而且，他们前往的港口“比较没有惊险的海象，工作也比较轻松”，“他们有选择捕鱼的自由”，船员的生计因此也比较有保障。但是，承包商认为，船员们通过负债“永远”与他们捆绑在一起。由于承包商（出于自己利益）的投诉，马德拉斯当局宣称，“如果这些人可以随意离开，海滩上的必要公共服务将会受到极大的危害”，并补充说，“承包商事先已付出大笔资金，购买他们未来应受到的服务”。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经济中，债务使人动弹不得，迫使他们为债权人长期提供服务或逃避债权人。[42]

在沿海地区，劳工是流动的，在南印度和锡兰之间的流动尤其频繁。[43]几个世纪以来，都有劳工和工匠暂时或永久地从南印度迁往锡兰，渔民和做小生意的商人生活在保克海峡（Palk Strait）两岸。而且，锡兰的某些山脉和庙宇自古以来就是朝圣的对象，这些地方的神圣性串起了印度和这座岛屿的原住民，让他们维持着不曾中断的联结。英国想要尽可能开发这座岛屿的天然资源，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印度劳工。通过道路和桥梁以武力征服锡兰内陆，也需要印度的士兵和强制劳动力。因为肉桂的价格下降，英国的农场主只好冒险改种咖啡，种植咖啡需要更多人力。一位英国观察家预测：“这个岛上至今为止的沙漠荒地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锡兰采用了“西印度的种植体系”，两个地区的咖啡关税在1835年同步化，之后两地就成了竞争对手。农场主会随着他们的“体系”而移动：虽然许多锡兰的咖啡种植者都是新手，但也有一些人之前在西印度群岛有过经验。泰特勒担任种植园主协会会长多年，在奴隶制的最后几年，他在牙买加的一个咖啡农场工作，然后来到锡兰，他也带来了挥鞭和拴链的经验。[44]

南印度和锡兰之间的劳工迁徙在19世纪40年代十分活跃。1844年是最早的一次高峰，当年共来了近8万人。之后因为咖啡产业陷入萧条，人数随之减少。到19世纪50年代晚期，随着农场主财富的增加，每年新增约10万人。平均而言，大约有一半乃至3/4的移民在一两年内返回了家乡。[45]劳工招聘者会安排这个行程，泰米尔语称这些人为工头（kangany）。他们堪称孟加拉湾移民史上的关键人物。早年的绝大部分工头只是从南印度来的劳工团伙的指定代言人，后来有些人成了专职的劳工招聘者，他们会在南印度招募自愿（有时是被迫的）前往的劳工，再把他们送到锡兰正在寻求劳工的咖啡农场。许多工头是现职的种植园工人，他们的雇主把他们送回南印度，付佣金要他们找更多人来。负债更鼓励了这种制度。工头会先付钱给受雇者在印度的家人，这笔钱叫作“海岸预付款”（coast advance），他们可以用来赎回自己的自由身，或是拿来偿还在困难时欠下的债务。一旦负债，这些移民就处在工头的掌控下了。他们的操作范围通常不大，招募的大部分都是村民，种姓制度和血缘关系有助于节制工头的权力，不过这种亲密关系也使得债务关系更加普遍。[46]“苦力”必须从印度动员，让他从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让他流动，然后再次把他固定在种植园，除非农场主允许，否则他不能流动，并受到工头传统权威的控制。[47]

当英国的势力沿着孟加拉湾向东扩张时，印度劳工紧随其后。1873年，负责调查18世纪印度移民的政府人员盖根写道：“最早的迁移似乎是从大陆南方开始的。”泰米尔人“早在18世纪末之前，就开始迁往海峡殖民地”。盖根也注意到，“马六甲海峡的印度人可能被家庭雇去帮佣，也被雇作农场的劳工”。在1794年之前，槟榔屿的统治者已经注意到，“大约有1000名……朱罗人或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几个港口的人定居在”槟榔屿，“有些还带着家人”。他们“都是店主或是苦力”，许多人搬到槟榔屿之前生活在吉打的旧殖民地。根据莱特的估计，“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船只，每年都会带来超过1500名或2000名男性，他们到这里做生意或成为各种劳工，赚到一些钱之后就回到家乡，由其他人来继承”。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

大多数旅居者后来又回到印度，一些人则留了下来。到19世纪20年代，泰米尔人已经成为乔治市（槟榔屿的殖民地城市）最大的单一群体。约翰·克劳福德(5)说：“随着西南季风的到来，他们的国家每年都有许多船只把一大群人带到这个天生就比较富裕的国家寻找财富。”在槟榔屿，就像在新加坡一样，本来就很多元的南亚人口中又融入了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新移民，原本的南亚人口已经包含东印度公司的士兵、来自马德拉斯和孟加拉地区的囚犯，以及一个庞大且仍在不断壮大的华人移民社会。[48]

横渡孟加拉湾的移动在19世纪中期达到顶峰，越来越多横渡孟加拉湾的船只数量首次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从19世纪40年代晚期开始，泰米尔移民成了马德拉斯档案中的重要角色。人们开始注意到横渡这片水域的“当地船只”中，有些船只过分超载。如同一位观察家在1848年所写的：“来到槟榔屿的船只拥挤不堪的程度是出了名的”；“在今年甚至造成了致命的后果，有许多乘客死于途中”。管制是不可能的，来自大小港口的交通运输十分分散，如果在槟榔屿加强管制，“亚洲人还是可以从马来亚的其他邻近港口出发”。[49]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航运商人开始争相赚取上千名劳工的海外旅程费用，还帮他们找到在槟榔屿和新加坡的雇主。[50]我们不太清楚这些招聘者是怎么运作的；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印度航运商人和东南亚移民劳工之间的关系，对于外人都还像是雾里看花。不过，早期前往马来亚的印度移民在本质上似乎与华人移民是类似的，而华人移民留下了较多记录，也就是说，这些移民是经由当地人之手，利用当地的网络，并围绕着债务关系组织起来的。甚至在1870年之前，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许多印度移民是为欧洲人工作，而华人移民的雇主通常还是华人。

到19世纪60年代末期，海峡殖民地的首席秘书观察到：“从科罗曼德尔海岸到槟榔屿，会有固定的苦力移民。许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船只专门被雇去运送这些人，平均每年运送过去的人数应该是4000人。”他看到，“几乎所有船员、敛缝工人、船上及城里的劳工都来自马德拉斯海岸，其中有马夫、船工，还有许多小贩、商人以及家庭帮佣”。[51]很多船员来自奥里萨邦海岸以航海为生的社区，他们默默无闻，故事也鲜为人知。[52]孟加拉湾东岸的港口城市是由移民劳工组成的，他们是作为士兵、囚犯和工人横渡孟加拉湾的。在他们的世界中，还有许多人也是他们奋斗之路上的同行者，如中国商人和矿工、马来渔民、欧洲狱卒和旅店老板。

在帝国之间的竞争中，马六甲海峡深受重视，因为它是连接印度洋和中国海之间的狭窄水域。印度和华人移民首度相遇便是在马来群岛，这里有自己的航海传统。欧洲人不论去到亚洲的哪个地方，都会发现已经有华人社群在那里蓬勃发展。中国、东南亚和印度之间的商业联结由来已久。1405—1431年，蒙古出身(6)的穆斯林宦官、在明朝永乐帝朝堂上崭露头角的郑和，率领中国的远航船队横渡东南亚和印度洋，最远到达了东非。他曾停靠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港，并在那里留下碑文；肇因于佛教文物的冲突，他的士兵攻打并绑架了康提的皇室成员。他庞大船队中的许多人在旅途中停留；他们死后，有些人的墓地成了朝圣地，如印度尼西亚三宝垄的三保洞，便是郑和一位副手的墓地，他皈依了伊斯兰教，娶了一名当地女性。[53]面对动荡不安的亚洲内陆边疆，虽然中国不再有那么多心思放在海洋上，不过郑和的旅程还是为沿途经过的地方带来小群华人，他们成为“中国现代移民史的先驱”。东南亚的早期欧洲移民成为中国移民的东道主，许多当地的土著王国也是如此。[54]

大英帝国扩展了中国商人的商机。槟榔屿和新加坡被宣布为“自由港”。打从一开始，中国商人和劳工就蜂拥而至。新加坡在19世纪20年代已是一个华人城市，来自马六甲讲闽南语的华人给新加坡的精英阶层注入了活力。在中国商人之后，有一群固定且越来越多的劳工来到南海。社会网络是这种迁移最重要的机制。有些是基于血缘关系，有些则是基于出生地、姓氏、方言群或地区。海外的华人组织是工作信息的交换所，他们也可以安排旅程、信贷、与雇主的联系、住房，甚至是武装保护。认识正确的人、建立正确的联络方式，是很重要的，因为某个村子很可能有很多村民在国外，但是邻村却一个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网络也会逐渐强化。

沃恩观察槟榔屿的华人之后，列出了一张令人眼花缭乱的清单，从中可清楚地看到华人劳工移民所从事职业的多样性。他写道：

他们是演员、杂技演员、艺术家、音乐家、药剂师和药房老板、店员、出纳员、技师、建筑师、测量员、传教士、牧师、医生、教员、旅馆管理员、屠夫、肉贩子、胡椒和槟榔膏种植者、糕饼商人、汽车和马车业主、布贩子、酿酒师、餐馆老板、鱼贩子、水果贩子、摆渡人、牧草商贩、小贩、商人与中介、油商、鸦片馆老板、当铺老板、生猪贩子及家禽贩子。他们还是米商、船商、店主、杂货商、酒馆老板、帮佣、木材商人、烟草商、菜贩子、农场主、菜农、劳工、糕点师傅、磨坊主、理发师、铁匠、船员、装订工人、鞋匠、砖瓦匠、木匠、细木工匠、马车匠、车匠、货车或马车驾驶员、烧炭工和销售者、棺材制造商、甜品制造商、承包商和建筑商、箍桶匠、火车司机、消防员、渔民、金匠、军械工人、锁匠、石灰炉匠、石工和泥瓦匠、席子、雨篷和篮子制造商、油品制造商以及矿工。除此之外，还有漆匠、纸灯笼制造商、脚夫、磨豆工人、印刷工人、西米、糖和槟榔膏制造商、锯木匠、海员、造船工人、煮皂者、石匠、煮糖工人、裁缝、制革工人、洋铁匠和黄铜匠、雨伞制造者、殡葬业者和造墓者、钟表匠、挑水夫、伐木工和木材商、木头与象牙雕刻师、算命师、杂货商、乞丐、流浪汉或“流氓”以及小偷。[55]

在这许多行业中，中国和印度商人可能是竞争的关系，也可能成为合作伙伴。华人劳工也和印度人、马来人一起工作，他们也会观看彼此的庆典，甚至参与其中。不过，海峡的印度移民从来不曾像华人那样拥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华人会建立公司或其他社团，把城里的资本家和内地的矿工联结起来。印度移民也不像华人那样，一开始就拥有行动的自由，这是因为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社会的无知，殖民地作家毫不掩饰地将中国描述为“帝国中的帝国”。

在印度和华人移民登陆的海峡港口城市中，既聚集着他们的亲戚，也充满陌生人。到19世纪60年代，新加坡和槟榔屿已经是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19世纪的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生走遍了东方群岛，他指出，“从汽船上下来的那一刻起，我就很难想象自己其实是在马来亚的一座岛上”，因为住在槟榔屿的，有“早期葡萄牙航海者的后裔、华人、马来人、帕西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吉宁人、孟加拉人以及非洲的黑人”。在市场里，印度人和华人最为显眼。汤姆生描述了乔治市的一个“吉宁人市场”，“那里出售各种外国商品，而且价格很少高于它们的原产国”。他看到了“卖烈酒的商店和旅舍”，而且不管走到哪里，都会看到“大量的华人，包括商人、店主和工匠，以及来自海南岛、广东以及福建几个地区的移民”。[56]

这个流动人口组成的世界充满了各种交换——商品和货币、互助和承诺。在小说《烟河》（River of Smoke）中，高希想象着19世纪30年代五颜六色的新加坡服装市集，印度水手称这个市集是“嘈杂的市场”：“混杂着祭典的各种声音。”高希写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妇女用高棉人的下裹布裙（sampot）换到布拉安族（Bilaan）的上衣？可以让渔夫用纱笼(7)换上衣，用圆锥形雨帽换巴厘岛帽呢？”市集的货摊上堆满了“从印度洋遥远角落抢来的、偷来的或是盗版的”商品。[57]

图4　槟榔屿乔治市的典型商铺。这座城市的景观是由19世纪的移民塑造的。（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移民复兴了穿越孟加拉湾的古道。海边的神庙散布在海岸线上，在别人的群岛上散发着光辉。旅行者到庙里感谢旅行平安；他们大声祈祷季风的及时到来或离去，或是祈求当季的渔获能够丰收。航海的传统跨越了印度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和道教徒之间的界限。就像现代欧洲的时钟和地图重新塑造了时间和空间，沿海的宗教传统也为历史和地理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理解：亲近与否是由宗教上的紧密程度而不是物理距离来决定的，时间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每一个到达新地方的移民，都会试着重建一些家乡的痕迹；所以到达也成了一种回归。移民会模仿他们熟悉的神庙，建造一座新的，让新的风景变得熟悉起来。他们会一起参加宗教仪式，拉近和陌生人的关系。他们觉得自己是在追随圣人的脚步，所以对未知也就没有那么恐惧了。刚踏上新大陆的欧洲旅行者发现，他们的亚洲船员已经知道去哪里表达他们的敬意。墓地和神庙的地点会通过故事或传说，一代代传下去。蒲柏的日记写道：1787年，他在苏门答腊“水域一个小岛上，方圆大概只有一英里”，那里“埋葬着一位伊斯兰教的圣人……我们的印度水手都对他尊崇敬拜”。[58]

孟加拉湾的弧形海岸上到处分布着圣地。杰出的东方学者和业余的人种志学者、鲍里旅行游记的编辑理查德·坦普尔爵士注意到，整个印度洋东部都有穆斯林水手建造的神庙，他把这些叫作“圣人居所”。他认为，这些神庙对于穆斯林、印度教徒、华人和佛教徒而言，“一样神圣”。这些神庙是为了纪念15世纪前半叶居住在这里的奥里亚（Badr al-Din Awliya）而建造的，它们会守护水手们的安全。半个世纪之后，摩西·耶格尔发现缅甸沿海也在供奉奥里亚，那里的“缅甸佛教徒敬他为‘纳特’（精灵），印度教徒敬他为‘提婆’（神明），华人敬他为圣灵，穆斯林则敬他为圣人”。在耶格尔找到的几座神庙中，有一座在阿恰布，建于1756年，一座在山多威，还有一座在丹老群岛的一个岛上。常有水手和渔民前来祭拜，而且“建筑综合了缅甸佛塔和穆斯林清真寺的风格，有清真寺的尖塔和圆屋顶，西边则有壁龛(8)”。[59]

泰米尔的传统也激起了海洋的力量。海洋塑造了纳格尔的沙乌哈密的传奇（第二章），他的墓地就在那里。这位圣人的生活经历详细传达了他一生的旅程：从北印度的平原到麦加，然后横渡印度洋，在马尔代夫及锡兰的亚当峰停留，最后定居在纳格尔，并在那里辞世。沙乌哈密对航海者的保护也及于到来的欧洲人。一位现代的编年史家讲述了他的一个奇迹：

一艘荷兰船只正在开往纳加帕蒂南的途中。在离岸不远的地方，突然起了风暴，船只被困在其中，船底也破了个大洞……在最危急的时刻，船上有人提起了这神的名字，并开始祷告。船长和其他船员也都照做。奇迹发生了！灌进船里的水突然停止了。船只得救了。[60]

直到今天，在通往纳格尔主要神殿的通道两旁，还有商店在出售印着船只图案的小箔片，虔诚的信徒会把小箔片供奉在神殿里，祈求旅程平安。而且时至今日，这些旅程的目的地通常也是东南亚。

沙乌哈密的故事借由“圣裔”（Sayyid）(9)阿尔吉拉尼(10)传回他的后代，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播到东南亚各地信徒的所在地。纳格尔圣陵的管理人告诉我，除了新加坡和槟榔屿现存的纳格尔圣陵之外，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都曾有这位圣人的神殿。这些圣迹标示出这位圣人的追随者的足迹。剑桥大学人类学家苏珊·贝利认为，这位纳格尔的圣人和对他的崇拜，代表“一个更大范围的朝觐（hajj）、贸易和传道的世界，到20世纪80年代，他的信徒还是把那里视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广阔的舞台，圣人依然在其中体现其存在价值”。[61]

对于一个横渡孟加拉湾的新来者而言，海峡殖民地的城市景观看起来有着不可思议的熟悉感：种类繁多，但形式熟悉。南印度和中国南部的神庙屋顶以及清真寺尖塔被移植过来，经过转化之后，并列在一起。海神特别适合远行者。直到今天，新加坡的直落亚逸街和槟榔屿的牛干冬街，仍矗立着纳格尔的沙乌哈密圣陵。槟榔屿的圣陵（图5）建于1801年，新加坡的圣陵（图6）则建于19世纪20年代晚期，两者都是仿造原本的圣陵而建。在变迁的过程中，它们受到了比较大范围的建筑风格的影响，既有欧洲的——新加坡圣陵的帕拉迪奥式（Palladian）(11)风格——也有来自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的建筑风格。它们成了虔诚和疗伤的地方，除了泰米尔的穆斯林社群，也吸引了当地的礼拜者，就像纳格尔最初的神庙一直吸引着印度教徒一样。一位英国观察家说，在槟榔屿，他看到圣人的信徒会把值钱的物品丢进海里，这坚定了他们可以穿越孟加拉湾并再次回到纳格尔的信心。[62]槟榔屿港口的船员每年都会拨出一部分收入，举办一天的宴会和游行，表达对圣人的崇敬。科贾·玛拉依喀雅尔（Koca Maraikkayar）在写于19世纪末的一首诗中（由一家华人印刷厂出版），描述了每年在槟榔屿举行的纪念沙乌哈密的游行。他一一列举了经过的街道、重要的景点和值得注意的地点。诗中也描述了观看或参与游行的各种各样的民族：吉宁人和印度教徒、马来人、缅甸人、华人、切蒂亚尔人、孟加拉人、日本人、科林加人（Coringee）、帕利亚人（Pariah）和葡萄牙人。1857年，这个一年一度的游行在新加坡引发了游行者和警方之间的冲突，之后的法律诉讼出具了一份证人名单，该名单几乎涵盖了新加坡所有的族群和语言群体。收藏于新加坡莱佛士博物馆(12)的一幅19世纪的画作，描绘了槟榔屿纳格尔圣陵外面那充满生机的街景、清真寺宣礼塔上随风飘扬的旗帜。[63]

图5　槟榔屿的纳格尔圣陵（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图6　新加坡的纳格尔圣陵（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泰米尔印度教景观与泰米尔穆斯林景观相重叠，而这两者又与当地的华人社会和神圣世界交织在一起。19世纪的前30年，切蒂亚尔商人出资让移民工人在新加坡和槟榔屿兴建庙宇，供奉南印度的神祇。有些只是临时搭建的，但也很快出现了较为永久性的建筑。1823年，与莱佛士一起来到新加坡的泰米尔建筑承包商皮莱，在一块经东印度公司授权的土地上建起了马里安曼庙（图7），[64]建筑工人是一些囚犯。类似的建筑物在19世纪30年代也出现在了乔治市的皇后大街上。

图7　新加坡的马里安曼庙（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这些神庙构成了泰米尔社区的核心。新加坡的马里安曼庙管理人提出的一份请愿书，记载了东印度公司给早期的泰米尔印度教移民“足够的根据地，让他们在靠近新加坡河岸的地方兴建教堂，因此（他们）才注意到那个地方，并且建了房屋和教堂”。印度教的“教堂”紧邻另一个宗教场所贾米清真寺（图9）；贾米清真寺是最大的泰米尔清真寺，在南印度和海峡殖民地之间建立了一种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精神联系——伊斯兰联系。早在1827年，清真寺和寺庙的管理人就曾针对两者之间的公共道路使用权发生争执，这件事在殖民档案中留下了许多信件。[65]

图8　槟榔屿的马里安曼庙（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图9　新加坡的贾米清真寺（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新加坡的泰米尔人聚居地是南印度社会的一个缩影，忠实反映出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礼拜场所经常是并列的，甚至是共享空间的，他们也不时会因为公共空间而发生冲突。不过，泰米尔文化会与其他不同的文化共享空间。新加坡的直落亚逸街是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的象征性交汇点。就在纳格尔圣陵的几步开外，还有华人供奉妈祖（海上的守护者）的庙宇天福宫（图10），以及另一座泰米尔风格的清真寺阿尔阿布拉清真寺（小清真寺，图11）。19世纪时，这条街位于海边，因为新加坡后来数十年的填海工程，现在这里已经不是海岸了。

图10　新加坡的天福宫（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图11　新加坡的阿尔阿布拉清真寺（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在旅居者的世界中，宗教祭典的展演总是不乏观众。海峡殖民地政府试图重新规范这个移民社会的公共行为。1834年，英属马来亚威斯利省（Province Wellesley）首席军官詹姆士·罗在槟榔屿观看了大宝森节的仪式，这是一年一度的庆典，祝祭湿婆和帕尔瓦蒂（雪山神女）的儿子战神穆卢干；詹姆士写道：“当人们离开自己的国家，选择到别的地方定居时，他们应该对于获准庆祝自己的宗教仪式感到满足。这些宗教仪式不可以伤害到社群中其他人的感情，也不能损害公共道德、生活的礼仪及秩序。”几十年之后的1860年，新加坡马里安曼庙的管理人想要公开举办蹈火节走火堆仪式，但没有获得准许，总督府宣布他们有责任“防止城市中的和平受到任何形式的威胁”。[66]

实际上的文化融合，总是比公开承认接受的教义更多。有时候，“印度人”“马来人”和“华人”的仪式表演会一起进行。在槟榔屿，一种称为“玻里亚”（Boria）的当地混合的什叶派穆哈兰姆月（Muharram）游行，会吸引泰米尔和马来穆斯林（绝大多数是逊尼派）、泰米尔印度教徒和华人参加。穆哈兰姆月的活动在印度洋周围引来大量信徒，并超越了社群的界线。它在特立尼达被称为“胡笙”（Hosay），这个每年举行的仪式让不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的农场工人都能声称其对公共空间的拥有权；在孟买，穆哈兰姆月活动则会挑起邻近地区之间的纷争，但并非全是因为信仰的分歧。[67]不论在哪里，它都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庆祝活动，而且很可能扰乱平时的社会秩序，哪怕只有一天。在槟榔屿，当地的华人社群也会参加“玻里亚”：这个庆典成了纪念团结纽带的场域，这一纽带超越了种族和社群的界线，即使只是短暂的。一位英国观察家警告说，这会让“不同习惯和思想的马来人、吉宁人和华人结下兄弟之谊”。殖民地当局对华人和马来人的秘密社群的出现感到震惊，这些秘密社群汇集了槟榔屿社会中的不同阶层，以“互相帮助和保护自己的妇女”，这对于那些生活在混合社会中的人尤其必要。1867年的槟榔屿大暴动，暴露了敌对阵营之间的对抗：他们的团结和冲突都是基于地域，而不是族群。[68]

大暴动的起源至今仍不清楚。“义兴会”和“大伯公”（又称“建德堂”）两个社团在街上爆发了可怕的骚乱，这两者又都与敌方的“本地”社团结盟，成员包括马来人和印度人。他们展开了一场激战，让英国当局失去对当地的掌控。当时唯一的当地军团正在尼科巴群岛进行勘探任务。混乱结束之后，槟榔屿的总督哈里·沃德感叹对于秘密社团的镇压是“一项完全超出政府能力的任务”。副总督安森几个月前才刚到任，也为牙买加的莫兰特湾(13)暴动的消息感到苦恼。安森在暴动期间“亲往城镇”，“滑膛枪和小型炸药”从“四面八方”射来，他的脑子“被不断传来的人名和地名弄得晕头转向。其中有华人的名字、马来人的名字、伊斯兰教徒的名字、印度人的名字……”[69]名字、名字、名字，暴动之后被逮捕的人的一长串乱七八糟的名单，透露出这些社会是多么复杂。6名被捕者签了一份声明，保证日后的和平，声明是用泰米尔文写的，但是署名用的是各种各样的语言：马来语、泰米尔语，不识字的人则是画押。

欧洲的观察者通过新出现的种族类别，了解到他们在东南亚统治的民族的多样性。根据苏格兰行政官员、业余人种志学者约翰·克劳福德的观察，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人们所属的种族很“精明、灵活、不好战、虚伪，而且贪得无厌”。另外，他认为华人是“东方最成功的商人和最坚忍的劳动者”，“中国佬乐于对团体、同盟和组织奉献爱，这份爱驱使着他们”。东南亚的克里奥尔社群特别让欧洲人感到焦虑。克劳福德谈到爪夷峇峇娘惹时，写道：“这些团体的种族成分混杂，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友善的形容，他们同时具有父系和母系的邪恶。”土生华人家庭所属的种族，“不论在精力还是精神上都不如原住民”。[70]孟加拉湾沿岸许多的英国总督和官员狂热地相信：种族划分的永恒性以及种族类别的解释力，甚至预测力；许多官员在统治东南亚时，都将此视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不过，关于“种族”的概念是混淆而且不连贯的。

这个复杂的体系从一开始就有裂缝。这些移民社会的现实永远无法完全用种族来解释。将“归属”的术语突变为“自我描述”的用语；种族类别努力把街头所见的各种不同起源、语言和实践纳入其中。一份1856年的官方报告所做的结论是：“虽然这群亚洲人口被分为三个类别：华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但从他们如此分歧的称谓中，也很难对其构成形成正确的看法。”[71]海峡殖民地也像孟加拉湾沿岸的其他许多港口一样，在疆界上是开放的。不论是在工作场所、街上，还是在秘密社团中，移民都会与来自异国他乡的陌生人建立关系，这种关系有时候是一时的，有时候则是长久的。

一个由人流、物流、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地区，被处处提防的帝国硬是分了开来。到19世纪20年代，南亚和东南亚的“相关文化”，“现在被视为独立的统一体：‘印度’和‘锡兰’、‘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1824年的《英荷协议》决定了当代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边界，并一直维持到今天，但是这条边界几乎没有什么历史或文化意义。马来半岛上的马来人与说马来语的苏门答腊东部的居民，隔着狭窄的马六甲海峡对望，他们“在族群上是有联系的，也可以听懂彼此的语言”，但却互相视对方为外国人。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这些苏门答腊人……已经把安汶人视为印度尼西亚同胞”，虽然他们之间既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还相隔着数千英里的海洋。[72]值得反复强调的是：19世纪的殖民边界历史悠久。

孟加拉湾的联结由帝国势力决定。殖民统治未能消除，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促进了孟加拉湾固有的文化和商业联结的形式，接着又创造了新的形式。印度人、华人和阿拉伯商人依然在该地区的商业中发挥关键作用：如果没有他们，许多欧洲项目也不可能成功。不自由的劳工继续渡海而来，在危机时刻，小规模的交通往来汇聚成较大规模的迁徙。19世纪，这种强制移动为契约劳动的“新奴隶制”铺平了道路。季风依然连接起孟加拉湾，不过，孟加拉湾的几个组成部分现在变得更加彼此依赖了。殖民前各国所追求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商业主义”（通常不同于欧洲所倡议的）败下阵来，让位于东南亚森林的“原始积累”。19世纪，人口密集的水稻种植区和人口稀疏的边疆地区（资本投资在那里会获得较丰厚的利润）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73]人口的流动，包括被迫为奴的、受契约约束的、自由的，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1) 位于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

(2) 今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港口城市。

(3) 今马来西亚槟城州首府。

(4) 移居印度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后裔。

(5) 曾任英国驻新加坡外交官。

(6) 郑和为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斯丁（中亚人）的后代，此处“蒙古出身”有误。

(7) 马来群岛土著所穿的布裙。

(8) 清真寺正殿纵深处墙正中面向麦加神殿的壁龛。

(9) 又称赛义德，伊斯兰教职称，原意为“首领”。

(10) 12世纪巴格达的卡迪利教团的创始人。

(11) 16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的一种建筑风格，强调模仿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注重对称性。

(12) 今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13) 1865年，英属牙买加岛上的贫民要求开垦王室领地中的荒地遭到拒绝，遂于10月10日举行暴动，但遭到镇压，从此牙买加丧失了自由，英帝国在此建立了直辖殖民地。

第四章　人的运输

1870年初，南印度坦贾武尔地区的收税副官哈萨威对横渡孟加拉湾的人口“运输”提出批评。他声称南印度和马来亚之间的移民，是“一种经常性、有组织的绑架行为”。“俘虏从纳加帕蒂南被运到槟榔屿和其他国家，男性被当作苦力，女性则被迫卖淫”，这种事十分频繁。哈萨威写道：“这种‘运输’并非法律所容许……帮助任何印度当地人移民都是违法的。”他坚称马德拉斯政府应该介入并阻止这种运输，还写了一封长信给《印度之友》（Friend of India），这是一本英国和印度批评帝国主义政策的读者都会阅读的刊物，信的内容让当局备感难堪。

哈萨威也视解决“运输”问题为他的使命，他会从纳加帕蒂南的根据地追踪船主和签约劳工。19世纪70年代，“移民季节”刚开始的时候，他下令突击搜查一个仓库，移民正在那里等待上船前往东南亚。但是案子到了地方法官面前就会出现问题，每个移民都坚持他们是自愿的。年轻的男孩声称那些招工的人是他们的“父亲”或是“叔伯”；他们没有签约，所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移民的目的是要去当劳工”。哈萨威感叹道：“想要弄清事实的努力注定是徒劳无功的，他们自己绝对不会说出真相。”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几年前，当地的《警察周报》（Police Weekly Circular）也报道过类似的案例。他们发现一个仓库“里面像动物一样挤在一起的苦力”，警长拒绝让他们的船驶离。讯问完被扣留的人之后，他得到的结论是：“我猜想他们一定都事先准备好了故事，因为他们的回答都足够令人满意；他们都会提到父母、叔伯或是监护人。”这位警长心想：“苦力的贸易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确实需要移民当局正视。”[1]年，这个目标终于达成了，该年任命了一位移民保护者，负责监督移民到东南亚的情况。

到了1870年，南印度和海峡殖民地之间的流动已经很稳固了，而且还在不断增长。总是超载的船只和流动的船主成了政府关注的焦点。海峡地区的农场主迫切需要更多劳工，哈萨威和他的地方政府同僚则主张不能放宽法律上的限制，如果允许印度和马来亚之间的移民，那将成为一场灾难。于是英国的农场主和他们在海峡的代言人要求移民自由，他们认为孟加拉湾两岸的联结是再自然不过的。马来亚实际上就是印度的延伸；印度劳工不会觉得这是一片“外国”土地。自由和移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仍会不时浮出水面。

在孟加拉湾的历史中，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很关键的时期。“运输”在整个19世纪慢慢增强，最后变成了扩张，涓涓细流变成了洪流。蒸汽动力使得横渡洋面更加快速、简单而且便宜。帝国势力深入内陆，通过条约和征服，殖民国家不再局限于沿海据点，欧洲、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者先于他们或紧随其后。咖啡、糖、茶叶、烟草、橡胶，一个接着一个，东南亚这块新领域有望获得巨大的利润。不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他们总会发现，当地有在经济上固守独立的社群，他们不喜欢雇佣劳动的农场主，抵制奴役的人，欧洲移民让这种“当地人很懒散的虚构”形象深入人心。来自槟榔屿的亚历山大·基德写道：“没有任何收益会吸引马来人投入固定、持续的产业中。”所以劳动力也和资本一样，必须输入。华人资本家已经有现成的来源了：他们可以通过亲缘和地缘的联结加以动员，而且汽船也拉近了中国海岸与东南亚的距离，让他们可以动员更多的人。但是欧洲人无法进入华人的网络，于是毛里求斯和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者在奴隶制度废除之后首先转向了英属印度。[2]

我们可以从一些数字中看出改变的规模。首先是前往锡兰的移民。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每年有上万名印度劳工前往锡兰的咖啡种植园工作。到了50年代末期，增加到每年近10万名，每年大约有1/2—3/4的人会回到印度。80年代之前，横渡孟加拉湾到马来亚长途旅行的人数要少得多；但到了80年代末，每年有2.2万人从南印度前往海峡殖民地的港口。80年代开始，缅甸成为印度劳工的第三大目的地，而且是吸引最多移民的地方。到了1911年，每年有超过10万人从印度横渡孟加拉湾，前往上述三个目的地。[3]

我们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不过在1840—1940年的一个世纪里，大约有800万人从印度前往锡兰，400万人到马来亚，1200万—1500万人前往缅甸；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远远超过一半）在3—7年的时间里回到了印度。这类移动大部分发生在1870年之后，整个家族往来于锡兰；20世纪20年代之前，马来亚和缅甸的移民大多是男性。从印度海外移民的总体情况来看：从1834年有组织的印度移民开始，到1940年，超过90%的印度移民去了锡兰、缅甸和马来亚。简言之，在帝国时代，孟加拉湾地区几乎占了印度移民史的全部篇幅。

现在再放到全球范围内来考虑这一问题。在规模上，横渡孟加拉湾的移民与同时代横渡大西洋的移民不相上下。1870—1930年，约有2600万人从南欧、东欧、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前往美国。如果再加上移民东南亚的中国人，1840年后的一个世纪里大约有1900万人，中国移民比印度移民分布得更广——很明显，印度洋与南中国海交汇的地区有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移民。亚洲和大西洋地区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定居而非返回的人数。20世纪30年代末期，大约有600万—700万印度人和类似数量的华人定居海外；美国人口统计学家戴维斯将此与同一时期居住在不列颠群岛以外的8500万名英国人进行了对比。[4]

“苏伊士地峡的开通，就像水坝溃堤一样，让大量新船、新人和新的贸易方式涌入东方。”约瑟夫·康拉德写道。[5]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重新塑造了孟加拉湾的地理。从欧洲航行到孟加拉湾现在只需要几周，而不再是好几个月。苏伊士重新把印度洋和地中海连接起来。蒸汽动力通过运河的狭长地带，重新塑造了世界秩序。康拉德的“新船、新人和新的贸易方式”，鼓舞了大量的东西方移民，也刺激了整个热带世界的商品生产。轮船驶过海面时，已不再仰赖顺风，海底的电报电缆环绕起海底世界。到1870年，英国的印度海底电报公司已经连接起孟买与红海。一年后，电缆穿越了孟加拉湾，价格和收获的消息实现了实时传递。在陆地上，铁路缩短了时间和距离，还吸引巨额的资本投入。当跨洲铁路蜿蜒穿过北美大陆时，印度铁路为南亚的帝国势力打下了根基。陆地和海洋的路线呈放射状分布，然后在人口密集的港口城市汇聚，城市已经被新的财富和苦难压得喘不过气来。19世纪，化石燃料突破了能够想象到的几乎所有增长极限。[6]

铁路、河流和海洋交汇在一起。苏伊士运河拉近了孟加拉湾和欧洲的距离，铁路也让海洋触及的范围不再止于海岸。布罗代尔写道：地中海就像一个磁场，把它的影响力投射到远离海岸的地方。同样地，孟加拉湾也吸引陆地的产物和土地的儿子进入蒸汽驱动的网络中。到19世纪80年代，移民不仅来自沿海地区，也来自内陆地区。大部分横渡孟加拉湾的人，已不再来自传统的航海社群。在他们航行的终点，铁路又进一步连接起港口和边疆地区：一旦锡兰的铁路通到康提的高地，从港口前往种植园的恶名昭彰的“长途”就变得容易多了。缅甸的铁路建设起步比较晚，因为该国有数千英里可以通航的水道，但随着铁路的发展，印度移民从仰光开始就改乘火车了。

1000多年来，孟加拉湾都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高速公路”。那段时间，商人和国家都在找寻捷径，以及绕过马六甲海峡这个脆弱的咽喉要道的其他路径。在第一个千年里，商人通过陆路运输跨越了克拉地狭——泰国南部连接马来半岛的狭长地带——连接起孟加拉湾与南中国海。马六甲跃升为东南亚最大的商业中心后，运输中心也跟着南移。不过在19世纪，铁路再加上境内的水路，重新点燃了向北深入中国内陆的希望。在工程师亚瑟·科顿（Arthur Cotton）的想象中，孟加拉东部的铁路是从加尔各答通往中国广东的第一步。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竞争提案：从吉大港建一条铁路经过缅甸的八莫到中国云南，另一条线路则是通过缅甸的掸邦。连接印度和中国的铁路一直是个不灭的梦想。英国政府与云南的总领事在1904年签署了一项协议，修建一条从缅甸到中国的铁路；到20世纪30年代，这些计划依然在考虑中，而且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考虑。[7]

蒸汽动力需要新的能源，对土地也产生了新的需求。在蒸汽时代之前，“更多能源来自风……通过改变船帆的数量、方向和操作方式”。19世纪早期的快速帆船代表了这些提速调整的最高成就。这些船的造型优雅，拥有流线型的线条，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速度。但即使风的利用效能已经达到最高，可还是比不上蒸汽所提供的动力；蒸汽机利用深埋在地底下数千年的物质。[8]到了19世纪中叶，恒河上已经到处可见蒸汽动力船只。到1850年，东印度公司拥有10艘内河汽船，以及一些可以远洋航行的汽船。这些船只都需要烧煤。印度东部的煤田在19世纪中叶得到迅速开发，包括巴尔达曼、锡尔赫特（Sylhet）、阿萨姆（Assam）、帕拉木（Palamau）和喀塔克（Cuttack）等地。如果是没有煤炭的地方，东印度公司会以木柴作为替代品，建立一个繁荣的燃料市场。缅甸那些集中在孟加拉湾航线中心地带的能源，吸引着英国的官员和航运公司。[9]

1865年，伊洛瓦底轮船公司（Irrawaddy Flotilla Company）成立，属亨德森兄弟所有，他们来自苏格兰法夫郡的皮滕威姆村。亨德森家族的财富来自乔治·亨德森的逆境。乔治指挥一艘帆船“前往近东进行贸易”时遭遇了海难，但他大难不死，并在意大利安顿下来，在那里他发展了对英国的大理石贸易。他的三个兄弟则负责格拉斯哥的生意。到19世纪50年代，亨德森家族已经不做大理石生意，而是转向长距离的海上运输：他们拥有一支小型船队，一开始是在苏格兰、纽约和魁北克之间航行。进入60年代之后，他们成了新西兰“移民贸易”的先锋。在回程中，亨德森的船开始在仰光停靠，装载大量的大米和柚木。不久之后，缅甸的大米贸易被证明是如此有利可图，因此亨德森家族完全放弃新西兰这条路线；大约也是在同时，他们买进了一支小型船队，从伊洛瓦底江蒸蒸日上的贸易中获利。

图12　缅甸港务局大楼，这里曾是伊洛瓦底轮船公司的总部（尼尼尔·阿姆瑞斯　摄）

1872年出版的一本宣传手册向潜在的投资者保证：“没有比缅甸更能够取得持续扩张的东方贸易。”伊洛瓦底江的“两岸分布着城镇和村庄，到处是积极而勤奋的人，对他们来说，这条河就是最好的高速公路”。一直到蒸汽动力出现之前，“这条河上的运输工具就是当地人的船只”，数量多达2.5万艘。而现在，蒸汽动力以其“速度、规律性和安全性，正逐渐取代本地船只”；所需要的只是“充足的设备，以垄断绝大部分的运输”。有20年时间，伊洛瓦底轮船公司都是直接从英国进口煤炭；但是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改由孟加拉地区的煤矿供应。1890年，与仰光隔河对望的达拉，已经发展成一个兴旺的船坞及维修站：“这里还有锅炉车间、装配车间、机械车间、木工车间，以及所有组成一个修船厂必须具备的车间。”[10]

不过，蒸汽动力取代船帆的速度比我们所想的要慢得多。大型的规模和国家的保护为欧洲运输公司带来很大的优势，但亚洲的航运商人也并非坐以待毙。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帆船还是沿着老路线航行于印度洋，横渡南中国海。横渡孟加拉湾依然要冒很大的风险。[11]不过到那时，汽船的客运服务已经开始发展了。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属印度轮船运输公司（BISNC）占据了海湾客运量的最大份额。1861年，在加尔各答、阿恰布和仰光之间，每个月都有英属印度轮船运输公司的汽船往返。10年时间里，从每两周一次发展为每周都有的汽船服务，将仰光和印度东海岸、马德拉斯北方的港口连接起来，如卡基纳达（Coconada）、维沙卡帕特南（Vizagapatnam）、贝埃穆尼帕特纳姆、卡林加帕南（Calingapatnam）、巴鲁瓦（Baruva）和戈巴尔布（Gopalpur）。到80年代，每周都有班船从马德拉斯、本地治里、古达罗尔、开利开尔和纳加帕蒂南开往槟榔屿、瑞天咸港（今巴生港）和新加坡。今天，这些港口中的许多已经是没落的乡下小镇。游客们或许很难想象它们曾经是盛极一时的海上中心，但对老一辈人来说，纵然其中许多地方现在已经有了不同的名字，但这些地方的名字会唤起另一个世界的记忆：一个包含印度东部与东南亚的孟加拉湾世界。每年往返印度南部与马来亚之间的乘客数量，从19世纪70年代的平均1.5万人次，增至80年代后期的近4万人次。[12]马德拉斯和锡兰之间的运输规模甚至更大，主要是靠锡兰的塔莱曼纳（Talaimannar）和特努什戈迪（Dhanushkodi）之间（不到两小时）的短程船只往返；科伦坡和杜蒂戈林（Tuticorin）之间的航运只是补充性的，一周会有两班。[13]

到19世纪末，本地航运被推到了合法性和商业可行性的边缘。[14]高韦里河、奎师那河和哥达瓦里河这些大河都注入孟加拉湾，它们养育的子民也穿过孟加拉湾，成千上万的人涌入缅甸和马来亚。汽船改变了人们的亲近感。新的路线连接着港口城市，也串起遥远的腹地——高韦里河三角洲和马来亚的森林，沿海的安得拉和下缅甸的稻田。当家人们各自分散在孟加拉湾各地时，他们所在的“村庄名字”足以“编成一张地图”。[15]

“水坝溃堤”也使得印度洋周围的权力重新分配。虽然欧洲帝国一开始只占领沿海的贸易飞地，但是到19世纪，他们也开始对陆地感兴趣，想要将“整块大陆纳入版图”。荷兰对印度尼西亚的统治便象征着这个转变。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荷兰政府亟须财政收入，于是建立了一套强制耕作和强迫劳动的制度，让爪哇投入生产。他们不再参与亚洲内部的贸易，转而专心投入作物的种植，榨取财富。[16]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1857年的印度起义是在印度发生的规模最大的反抗英国统治的暴动。在此之后，英属印度加强了其对土地的控制，以作为帝国统治的基础：他们进行测绘，调查和评估领地；安置游牧民族；占领公有土地和森林。[17]因为工业化的欧洲可由铸造厂和造船厂提供毁灭性的军事技术，所以一场卷土重来的侵略扩张几乎使得整个东南亚（泰国除外）都处于欧洲的控制之下。1852年英缅战争后，下缅甸也落入英国的控制。10年之后，法国一步步掌握了对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控制权。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前进运动”推进到马来半岛，以一系列的协议买通了马来苏丹。到1885年，英国已完成对缅甸的征服。荷兰征服印度尼西亚花了比较长的时间，1873—1908年，在亚齐引发了一场血腥的反抗战争。

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印度成了印度洋的“节点”，让英国的势力可以往东深入东南亚，向西扩张到东非海岸。印度的统治体制（各种间接统治）、法律制度（印度刑法典）和行政长官遍布印度洋。印度政府培植的英国官员把印度的统治模式施行并移植到海峡殖民地、埃及、东非和西非。印度士兵保卫了大英帝国的海洋边缘。[18]最重要的是，从事开垦荒地、种植树木、修建铁路等分散在各地的印度劳工，支撑起这片土地的资本主义转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迁往孟加拉湾沿岸的三个地方：锡兰、缅甸和马来亚。锡兰从一个重要的贸易据点转变成种植园殖民地，为海湾沿岸的全面转变奠定了基础；在几十年内，这个地区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料供应地之一。森林都被改造成单一种植的农场，山谷也变成了一片片的稻田，这一切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其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早期前往毛里求斯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契约劳工。

地理位置、先例、政策，解释了为什么前往东南亚的移民劳工几乎都来自印度南部和东部的某些地区。南印度和锡兰之间、南印度和马来世界之间“不间断的往来”，为这个结果奠定了基础。交通网络、招募方式和资金来源已经存在，在蒸汽动力的作用下，扩张时机已经成熟。19世纪后半叶，南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往来途径进一步深化。锡兰的农场主已经习惯和泰米尔劳工一起工作，当他们横渡孟加拉湾前往马来亚时，还是维持着这样的劳动力来源。殖民地官员习惯于将印度视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所以当其他地方的劳动力不足时，他们就转向了印度次大陆。种族观念习惯于把某种行为和不变的特征联系起来，认为泰米尔劳工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顺从的”，虽然他们效率很低，但服从纪律。随着移民的规模越来越大，也吸引了许多来自原本和孟加拉湾世界没什么联系的内陆社群，殖民地资本主义的搅动效应与持久的不流动力量产生了冲突。

长久以来，南印度一直是一个各类人等流动的地方：神职人员和托钵僧、工匠和战士。美国历史学家伯顿·斯泰因（Burton Stein）(1)在关于中世纪南印度的经典著作中，描述了“南印度社会中许多人的流动方式”，他特别提到移民和征服的连续性，以及新来者的逐渐融合。一开始串起整个南印度的运输只是小规模的，但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涉及婆罗门仪式专家、诗人和抄写员的移动。军队的移动变得愈发重要——泰卢固农民战士在整个中世纪入侵并定居在泰米尔邦国。第二个千年，在注辇国的统治之下，“不断扩大的贸易和农业体制”拖垮了下层的农民群体。城市聚落围绕着大型寺庙，宗教的变革既是经济转型的原因，也是对经济转型做出的回应。湿婆信仰的兴起，见证了由农民团体支持的富裕寺庙集团的发展。12世纪“是泰米尔邦国宗教朝圣之旅最兴盛的时代”，这个越来越大的旅行圈横跨南部半岛。[19]

自然环境形成了流通和交换。泰米尔邦国包括三个不同的生态区域：以灌溉水稻种植为基础的河谷、富裕的寺庙城镇以及婆罗门的宗教据点；平原的严酷气候比较适合畜牧、狩猎和种植硬壳的谷类；孔固地区是一个兼具平原和河谷社会特征的边境地带，与两者都有交流。河谷地区长久以来都与外界有往来，把稻米输出到锡兰和东南亚，也从遥远的海岸进口奢侈品，所以在1870年后，它们主宰向东南亚的大规模移民也就不足为奇了。平原居民拿他们的专业服务与河谷交换多余的食物，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短期移民从平原前往河谷，为他们提供军事服务或成为建筑工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使得泰米尔邦国相对孤立的陆地与海洋的边界，现在已经被打破”，互补的环境之间越来越大的内部流动性，与孟加拉湾各海岸之间日益频繁的外部流动性互相影响。[20]

但是，在奴役中也会出现移动。泰米尔地区最常见的是固定在一地、不移动的“永久农奴”制，当时的英国评论家将其与欧洲的农奴制相比较。农奴与土地捆绑在一起，但也有一些情况下，农奴可以单独出售，以最一般的定义来说，就是当成奴隶卖掉。用印度经济史学家达玛·库马尔（Dharma Kumar）的话来说，这种形式的束缚劳动“范围很广，从近乎自由到近乎奴役都有”。通常奴仆会有相应的资格，甚至是要求就业、获得土地及维持生计的权利。当然，这类习惯上的权利必然在饥荒和天灾之年遭遇最大的压力。19世纪初，从事农业劳动的农奴占了泰米尔地区“总人口的相当比例”，多达20%。英国的废奴运动关注印度“国内的奴隶制度”，不过，直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殖民国的介入都没有过多改变农耕社会的结构。[21]除了这些古老的制度之外，随着南印度殖民统治的巩固，新的定居模式也会传播开来。对于织工、工匠、职业军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来说，英国的征服带来经济上的破坏。廉价的兰开夏纺织品充斥着印度市场。印度纺织社区的传统流动性大大降低了，因为他们的生产力远不如英国的机械纺织厂。与包括卡尔·马克思在内的同时代人的预言相反，南印度社会在19世纪经历的是“去工业化”的历程，而不是现代化。生产转向低质量、低附加价值的产品，也减少了手工编织，这种转变尤其打击了妇女的生计。城市居民被迫迁往日益边缘的土地，他们在那里仅能勉强糊口。上述这些强制衰退，造成南印度在19世纪遭受饥荒的严重打击。[22]

蒸汽动力有望征服季风。苏伊士运河开通不到10年，季风展示了它们对人类生活的持久影响力，但是失败了。这次失败是全球性的，也是灾难性的。1877—1878年的厄尔尼诺─南方振荡现象，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南印度、中国、爪哇、埃及和巴西东北部都没有降雨。旱灾来临时，通常的代价便是食物的生产，主要生产者都会受到影响，受到美国铁路股票泡沫破裂的冲击，19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萧条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猛跌，在经济作物领域过度快速扩张的生产者因此大受打击。干旱演变成灾难的部分原因是大英帝国的正统经济学说：英国官员不愿意干预市场力量，吝于救济，废除了许多过去存在的社会支持体系。[23]印度南部的饥荒尤其严重，扩及整个德干高原。医生兼人道主义者威廉·康尼希（William Cornish）对英国的饥荒政策提出严厉的批评，他写道：“我们看到各年龄段的儿童都如此消瘦、虚弱，只有照片才能充分反映他们的状态。”[24]“死亡人数如此之多，甚至无法得到安葬。”康尼希哀叹道：“大批村民离开了自己的村庄，村庄的领导人也因为恐慌而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所以我们几乎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死亡人数统计。”但即便如此，死亡人数估计也有数百万人。

在那之后的观察者都认为，19世纪70年代的饥荒和印度移民的增加之间有直接的关联，因为印度移民的确就在那时候急速增加了。饥荒是最终的“推动因素”，这是美国地理学家哈里·杰罗姆（Harry Jerome）在20世纪20年代首度普及的一个词语。1883年初，民俗学者、语言学者和殖民地官员乔治·格里尔森（George Grierson）走访了孟加拉地区和比哈尔邦，调查印度移民的原因和结果。他写道：“移民当然被视为推动印度发展的动力引擎，因为在饥荒时期，为受苦的人口提供越多的安全阀，就越有机会拯救生命。”格里尔森认为，移民是受经济和环境条件制约的自然人口流动。他把米价与移民发生的程度联系起来，发现“这两条线几乎是一致的”。从这个观点来说，移民是印度过剩人口的一个“排出孔”：就像新大陆吸收了欧洲越来越多的穷人，印度洋和东南亚的边疆对于印度也有同样的作用。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写道：开垦马来半岛的森林可以为这个国家的大量劳动人口创造新的机会，“这个国家的人口严重过剩，而且经常遭遇饥荒，其程度之严重令人悲哀”。[25]

饥荒和移民的关系其实要复杂得多。因为长期面临劳工不足的窘境，孟加拉湾各地的英国官员在饥荒中看到了机会。1877年3月，一位缅甸的官员想到：“鉴于马德拉斯地区非常普遍的饥荒，是否可以由特殊的安排提供一种推动力，让这些灾区的更多劳工移民到英属缅甸，一方面可以缓解饥荒，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本省的移民人口。”[26]这个计划最终以失败收场。一年后，缅甸政府又提供公共建设工程的工作机会给马德拉斯的饥荒灾民，但由于只有800人自愿前往，所以这个计划再度中止。其他许多想要把饥荒难民安置到海外的计划也都失败了。[27]

相比之下，锡兰的确因为饥荒使得移民人数大增。1875—1876年，前往锡兰的印度劳工数量翻了一番，在1876年和1877年这两个饥荒最严重的年份，每年都有超过16万人；而从锡兰回到印度的移民人数则锐减。前往锡兰的移民几乎都来自“已经习惯短期劳动迁徙”的地区：坦贾武尔和马杜赖（Madurai）东南部的干旱地区。也就是说，那些把移民到锡兰视为一种生存手段的人，来自本来就和这个岛有紧密联系的地区。前往锡兰的移民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到19世纪70年代已经甚具规模。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David Arnold）认为：“鉴于饥荒的严重性和长期性，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没有更多人从马德拉斯逃出来？”移民面前有许多阻碍等着他们——惊慌失措的官员想要阻止他们离开村庄，移民站里的中介以不适合劳动为由拒绝他们。饥荒造成的移民相对较少，这表明“马德拉斯的农村劳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再与土地和村庄联系在一起”。[28]

经济机会，加上相对比较便宜的交通，为年轻的男性以及少数女性在灾难时刻离开家乡，前往东南亚寻求财富铺平了道路。但他们并没有对大自然的狂暴做出盲目的反应，许多看似理所当然的因素都会起作用，而并不只有饥荒，如政策和法规、机会和意图、科技和能源，都会一起推动孟加拉湾的移民。移民不仅是在人口过剩和不足的地区之间，或是降雨、土地过多和不足的地区之间的自然流动；每一次移民都源于个人的希望，或是为了家族生存的严密计算；移民往往是遥远议会中制定的法律所规定的强制手段推动的。

今天我们所说的“移民产业”，提供了危机和机遇之间必要的联系。劳工中介、航运代理商、小金融家和投机商与殖民地国家以及欧洲农场主合作，但他们有时候也是敌对的关系。他们瞄准了南印度的农村，把劳工输送到海湾对岸。南印度的移民产业既有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历史特征，也加入了欧洲中介机构的资本以及殖民地契约法的力量。法律明确区分了雇佣契约下的移民和通过中间人自行安排的移民，但是这些都只能说是光谱上的点。每一种形式的招募都使用了引诱、胁迫，以及最重要的债务来动员南印度的劳工，然后把他们束缚在锡兰或马来亚的农场里。

随着19世纪30年代咖啡种植遍布全岛，锡兰是第一个经历改变的地方。如前所述，19世纪40年代是劳工移民的早期高峰，1844年有将近10万人从印度前来。不过，随着咖啡产业衰落，移民人数随之减少。咖啡产业萧条的部分原因是世界各地生产商之间的竞争。60年代晚期，苏伊士运河为全球贸易注入了活力，咖啡叶病则重创了锡兰的种植园，导致许多农场主倾家荡产。投资者尝试了其他选择后，最后决定改种茶叶。80年代，茶叶的种植面积从9000英亩增加到超过15万英亩，而咖啡的种植面积则从25.2万英亩减至9.8万英亩。许多咖啡种植园直接被改造成茶园。茶叶带来了大量移民，国家运营的渡轮往来于帕姆巴（Paumba）和马纳尔（Mannar）、杜蒂戈林和科伦坡之间，南印度的饥荒让锡兰变得更具吸引力。印度劳工修建的北方公路（North Road）长达110英里，连接起马纳尔的港口和康提高地；几十年前，从印度来的人必须艰辛地徒步穿越沼泽和丛林，而现在这条公路大大改善了这种状况。现在的移民“几乎从来不属于游牧和边缘群体，而是从水稻种植区的定居人口中招募的”。虽然这是在形容低种姓和达利特人（dalit）社群，不过泰米尔南部地区有土地和占有支配地位的种姓，其实也是如此。[29]

一经抵达锡兰，招募之事就由工头主导。泰米尔语kangany意为“监督者”（kan在泰米尔语中是“眼睛”之意）；在泰米尔圣经中，主教就是kangany，也就是监督会众的人。到了19世纪70年代，也拥有种植园的“首领”kangany成了强有力的中间人，每个人都有许多下属，负责管理各种植园中的劳动力。茶叶的种植和咖啡不同，一年到头都需要劳工，而且茶园的工作节奏比较适合女人和小孩，所以现在从印度到锡兰的人口流动以家庭为主。这里也和其他地方一样，以债务作为体制的核心。工头要求劳工家庭或是奴工主人支付“海岸预付款”，以确保劳工处于其控制之下，而且这种情况还会不断加剧。债务也随着劳工移动。如果他们死于农场，债务就会移转到他们的家人身上，这种案例不在少数。劳工的食物和住宿费用，以及他们在种植园商店（通常为工头所有）购买的物品，都会增加他们的经济负担。

前往锡兰的移民是早期移民传统的延续，建立在地缘、习惯、种姓以及亲属关系的深厚联系上。较长距离的移动，需要国家和雇主在初期做出较大的努力。在马来亚，工头的招募与契约劳工制度并存，并最终取代了后者。契约劳工制度是吸收早期的印度移民前往印度洋和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所采用的制度。一名马来亚农场主在1836年写道：“这里的土壤很适合，气候也很好”，而“等在我们前面的是一片荒芜，静待人类的手带来丰足与收获”。[30]19世纪，那些手几乎全部来自南印度人。19世纪50年代，由于甘蔗的种植扩大到位于马来亚大陆与槟榔屿隔水相望的威斯利省，所以对印度劳工的需求也扩大了。[31]长距离运输意味着前往马来亚的运输成本高于前往锡兰的运输成本：为了确保投资可以收回成本，经纪人和农场主坚持劳工要签3—5年的雇佣契约。农场主十分不乐见劳工逃亡，他们推行铁的纪律。印度的投机商人把自愿或非自愿的人都招募过来，把他们送到海湾的对岸，相信不断增长的劳工需求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农场主也通过他们的印度代理人自行招募劳工，他们的代理人就是亚当森与塔加特公司（到处可见苏格兰的影子）及两家印度公司：加纳帕蒂皮莱和马都拉公司。除了招募农耕种姓之外，他们还会招募低种姓的印度教徒或达利特工人前往马来亚，这改变了孟加拉湾移民的组织形态，孟加拉湾曾经由说泰米尔语的穆斯林主导。从1866年有精确的统计开始，到马来亚在1910年废除契约劳工，有多达25万名劳工签下雇佣契约，从印度前往马来亚。19世纪70—80年代，有70%—80%的印度劳工签订了契约。不过，他们的经历引发了一连串反应，最后使得契约劳工制度无法持续，后文将对此进行详述。进入20世纪后，工头成了马来亚最主要的劳工招募来源。这一切与“拉惹橡胶”（Raja rubber）的兴起有绝对的关系。[32]

马来亚咖啡和糖蔗种植者的命运一直令人失望，因为这两种作物都不像投资者所期望的那样可以迅速获利。但是橡胶非常有利可图，所以到了20世纪早期，马来亚已经成为大英帝国版图中最值钱的热带殖民地。橡胶树原产于马来半岛，不过维多利亚时代对“改良”的追求，促使皇家农业学家和植物学家进行了移植试验。巴西的橡胶树比马来亚当地的橡胶树产量更高，对环境的适应性也更强。19世纪70年代，在亚马孙地区工作的英国淘金者亨利·威克翰（Henry Wickham）采收了许多野生橡胶树的种子，并将它们送到大英帝国最核心的植物园邱园（Kew Gardens）。1876—1877年，橡胶的秧苗被输出到锡兰，还有少部分出口到新加坡，苗木的潜力在这些地方得到了真正的发挥。亨利·里德利（Henry Ridley）是新加坡植物园的园长，他看到了马来亚种植橡胶树的商业前景。里德利建议用“人字形切除法，只剥除树皮上的一块，但是保持内部形成层的完整”，这样割胶就不会伤害树木本身。切痕的角度和深度、树液的难闻气味，都成了数以万计来自南印度的年轻人生活中必须习惯的事。橡胶的扩张速度很快。1905年，马来亚的橡胶种植面积为2万公顷。到1910年，种植面积扩大了10倍以上。[33]

橡胶种植者认识到工头制度是获得劳工最快且最有效的方式。马来亚的工头和锡兰不同，他们只为雇用他们的单一种植园效力，所以招募的规模也比较小。从工头招募到的劳工人数，就可以看出他们在马来亚的成功。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每年有2万多人从南印度前往海峡殖民地港口；1911年，人数更是超过了10万人。移民人口也快速往内陆迁移。1881年进行人口普查时，居住在马来亚的4.4万名印度居民中，新加坡和槟榔屿占了3.9万名；到了1901年，这两个城市的印度人合计有5.56万人，跟主要分布在雪兰莪和霹雳的种植园人口相当。[34]

桑德胡（Kernial Singh Sandhu）(2)堪称研究马来亚印度移民史的先驱，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中指出：“几乎所有被询问的劳工……都把招募者或是中间人列入其移民的理由之中。”40年后，我游历了马来西亚的种植园——从很多方面来说，我是在追随桑德胡的足迹——我的经历也是类似的。在大多数前往东南亚的泰米尔移民的叙述或家庭记忆中，他们的命运、机会和决定都因为工头而具体化。工头通常是个大家都知道的人；在村民的期待中，他偶然出现在村子里，开启了上百万次横渡孟加拉湾的旅程。工头创造了南印度村庄和特定的马来亚种植园之间的紧密联结，以及故乡的神庙和海外的种植园庙宇之间的联结。

工头有着不同的面貌，他们可能是欧洲农场主的鹰犬，也可能是为孤身在外的泰米尔工人提供群体归属感的人。[35]到20世纪早期，英国官员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一致认为：工头是些油嘴滑舌的人。我们主要透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了孟加拉湾历史上这个重要但几乎看不见的人物。加尔各答民族主义者所办的日报《甘露市场报》（Amrita Bazar Patrika）嘲笑工头是“虚有其表的人，他们穿着华丽的鹅绒大衣，戴着花边帽子，耳朵和手指上都装饰着昂贵的珠宝”。另一份报纸评论说：“他们向这些无知的财富寻求者”灌输了马来亚是个黄金国的观念：“黄金像磁铁一样吸引人。”[36]最近的一篇回忆录把工头的装模作样描写得更加谦卑，因此或许较为可信。帕拉尼赛米在20世纪头10年的晚期或20年代早期曾是一名工头，他的家人回忆起他时常前往印度招募工人的经历。当他前往印度的时候，会打扮得很惹人注目，穿着短裤和衬衫，留着短发，腰间还挂着一个口哨。[37]

类似的招募体制在缅甸也很盛行，只是名称不同，条件也不同，缅甸的招募者称为监工（maistry）。从印度前往缅甸的移民在19世纪80年代人数大增，而且比起前往锡兰和马来亚的移民，其组成也复杂得多。大多数前往缅甸的移民不是来自最南部的泰米尔地区，而是来自马德拉斯北部说泰卢固语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安得拉邦海岸。来自泰米尔地区、奥里萨邦和孟加拉的移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除了这批由海路来的新移民之外，古老的陆上移民依然活跃，来来往往的人穿过水上边界，从吉大港进入缅甸，途经过去由阿拉干王国统治的领土。缅甸的发展并不太仰赖农业种植，印度移民在那里从事的工作十分多元，他们可能从事小规模的工业生产，也可能务农，而且他们比较少集中在特定的工作场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缅甸的移民是三个国家之中最自由的，不过这个体制中还是有债务和预付金，在促进移民和约束负债移民方面发挥着类似的作用。此外，缅甸与锡兰和马来亚之间还有两个明显的对比。第一是司法方面的。缅甸是英属印度的一个省，所以移居缅甸的印度人属于“国内”移民，虽然他们已经横渡了孟加拉湾。正因为如此，他们比较不会受到殖民地政府的控制和监视。第二，在缅甸，南印度的资本（而不只是劳工）对于19世纪晚期发生的转变是不可或缺的。

试想一下：19世纪80年代，一位年纪尚轻的切蒂亚尔中介横渡孟加拉湾来到缅甸，他的前任（他将接替的人）会带他入行。他们一起住在位于下缅甸的汉达瓦底（Hanthawaddy）地区一个与世隔绝的大院里，窗户上装着铁栏杆，四周被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翠绿的稻田包围着。切蒂亚尔人发展出来的亲密关系和直觉，会决定村子里谁值得信赖。这样的生活是很寂寞的。他们大部分时间伏案于写字台和记账簿前。记录必须完美，没有瑕疵。他们也是这个村落生活的一部分，却总是没有被算进去。我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语言，大概是混杂着英语、泰米尔语和印度斯坦语的混杂缅甸语。切蒂亚尔人会在收成之后来吸收存款，他们直接贷款给耕种者以及经营市场的缅甸放债人，后者以较高的利息把钱再贷出去。他们为来自英国和印度的小商品提供资金，如罐装牛奶、饼干、肥皂、玻璃器皿、陶器、“维多利亚女王和德皇威廉二世的肖像、圣诞贺卡，以及从当时的画报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38]

虽然并没有同处一个空间，不过中介的消息流和资本流从来不曾断绝，它们就像是流贯切蒂亚尔社群动脉的血液一样，从印度南部腹地的心脏流向缅甸、暹罗、马来亚和印度支那的四肢。社群中的长老们每周会在仰光莫卧儿街的切蒂亚尔神庙聚集，这里就是“国际金融网络的中心，紧密连接起马德拉斯、科伦坡、槟榔屿、新加坡和西贡的银行系统”。他们在这里讨论社区事务，决定各种不同的贷款和存款的利率，尤其是切蒂亚尔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利率。他们也会评估市场状况，将战争的谣言、风雨飘摇的季风和新的运输路线状况归结成一个数字：利率。他们会与很愿意借钱给切蒂亚尔公司的欧洲汇兑银行做生意，此外，也与中国的贸易商和银行家有业务往来。人们来回流动。新加入的学徒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人，因为指导他的人会返乡休息一段时间。

切蒂亚尔人原本是一个盐商种姓，他们在18世纪转向银行业，并累积了许多使用复杂金融工具的经验。切蒂亚尔人第一次到海外拓点就是前往锡兰，在那里他们投资了早期的咖啡种植。他们和泰米尔穆斯林一起，把稻米和纺织品输入岛内，并输出槟榔、肉桂和咖啡。在英国银行进驻之前，他们也处理货币兑换业务。切蒂亚尔人跟随英国军队进入东南亚，到海峡殖民地和丹那沙林，接着又比大英帝国更早一步，到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东南亚的前沿市场为他们带来的投资回报比印度市场更好，而且他们在“狂野的东方”（wild east）所受的活动限制更少。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切蒂亚尔资本转投到海外，远远超过马德拉斯，而且这些投资大多集中在缅甸。[39]

切蒂亚尔银行家抵达下缅甸时，发现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遍地是黄金。统治缅甸的贡榜王朝（1752—1885年）原本限制从缅甸输出稻米，不过在第二次英缅战争（1852年）之后，英国当局解除了这项限制。1857年的印度叛乱、美国南北战争（卡罗来纳州的稻米供给被中断）等19世纪中叶的全球冲突，扰乱了国际稻米市场，使得缅甸成了主要的稻米出口国。缅甸的稻米经由苏伊士运河运往全世界。一开始，大部分大米被运往欧洲。大约在20世纪初，来自缅甸邻国的需求增加了。马来亚的种植园里有成千上万的移民劳工，他们都需要吃饭，但是马来亚无法生产这么多稻米。缅甸大米的生产量大增的时候，东印度的主要稻米产区刚好因为人口增长而备感压力，到20世纪20年代，缅甸大米也会涌入印度的国内市场。

缅甸信贷市场的积弱不振，给切蒂亚尔人带来了机会。19世纪70年代之前，缅甸的开拓者已经进入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缓慢而稳定地增加稻米的种植。他们仰赖亲戚和店老板的贷款来渡过难关，直到收获季节，或是通过偶尔的现金交易来资助他们。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突然有许多新的土地成为殖民地，对于贷款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切蒂亚尔人是唯一可以提供贷款的。出口经济由欧洲的外汇银行主宰，但是他们不愿贷款给缅甸的农民——虽然他们愿意贷款给予他们建立了良好关系的切蒂亚尔公司。缅甸本土的放贷者愿意提供资金，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多资金，无法支持大规模的借贷。切蒂亚尔公司原本就和仰光关系密切，也会提供资金给邻近的内陆农场。到了19世纪80年代，切蒂亚尔人沿着缅甸铁路流动。他们会直接贷款给缅甸的耕种者，这些耕种者会以土地和财产作为抵押。结果十分引人注目。1855年，缅甸输出了16.2万吨稻米；1905—1906年，增长到200万吨。与此同时，水稻种植面积从70万英亩扩大至600余万英亩。在那些年间，稻米的价格从一百篮45卢比涨到120卢比。在20世纪初，缅甸有将近350家切蒂亚尔银行，营运资本达1.5亿卢比。

缅甸的稻米革命既是整个孟加拉湾变革的结果，也是促使孟加拉湾发生这些变革的原因。当印度移民大量涌入的时候，他们发现有各种不同的职业，收入也比在马来亚或锡兰的种植园工作更高。其中许多工人是在小规模的工厂做工：碾米、包装和加工稻米，或是在码头和铁路工作。前往缅甸的印度劳工会进行季节性流动，这和东印度、缅甸的农耕以及降雨周期密切相关。进入20世纪后，缅甸的印度居民超过一半住在仰光以外的地方，包括勃生（Bassein）和毛淡棉，兴实达（Henzada）、东吁和苗妙（Myaungmya）这样的集镇，以及低洼三角洲地带的农村，他们会选在农田边缘搭一些临时的简陋小屋住下来。不过，在仰光最可以看出缅甸的惊人变化。到1900年，仰光已经成为一个“印度城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灾难性的20世纪30年代。最多印度移民前往的目的地是缅甸：总人数介于1200万—1500万之间，其中大多数来自1880—1940年，他们的故事几乎仍然不为人知。[40]

总体来说，锡兰、缅甸和马来亚这三条路线各有其独特的社会和地理特征。缅甸的劳工大多来自泰卢固地区，与锡兰关系最密切的是泰米尔纳德邦的最南部，而坦贾武尔、蒂鲁内尔维利（Tirunelveli）以及马德拉斯周围地区与马来亚联系最紧密。不过，这些路线之间还是有相当的重叠，互有交叉，线路也交错在一起。在某些特定的村庄里，即使是同一个家庭里的男人，也会选择不同的目的地去冒险，一个兄弟前往缅甸，另一个则去马来亚。他们要分散赌注，尽量把巨大的风险降到最低。有些人的旅程可能一生都围绕着孟加拉湾：有几年在锡兰，有一段时间回到家乡，然后再出发前往缅甸或马来亚。选择权通常不掌握在移民手上，一些偶然或意外的事件，决定了谁会落脚在哪里。对一些人来说，启航之前的海外世界都很抽象，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将要前往什么地方。古老的“黄金大地”传说至今仍在回响，那是东方的神秘国境。锡兰和马来亚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起因于种植者把咖啡从锡兰带到马来亚，两地也都偏爱泰米尔劳工。到了19世纪晚期，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家庭开始在马来亚寻找新的边疆，从事种植园经理和工头的工作；从20世纪早期开始，锡兰泰米尔移民中受过教育的阶层充斥着海峡殖民地的官僚机构和法院。我们不必从一个跳脱的视角去观察整个孟加拉湾，许多人的旅程、许多家庭的历史，都是建立在这个海洋世界的流动基础上的。

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写道：英国把爱尔兰土地上出产的产品作为食物或布料运到数千英里外的地方，相当于“间接输出了爱尔兰的土地”；生产者没有再将这片土地所需的养分补足，破坏了它的“新陈代谢”平衡。[41]我们也可以想象，土地和劳动力一起随着洋流在孟加拉湾流动：缅甸的稻米出口到印度，马来亚的橡胶输往全世界，这些稻米和橡胶生长在种植园里，由印度工人负责劳作。

泰米尔移民对“热带的”马来亚气候的假想熟悉，为契约劳工提供了部分辩护之词。与马德拉斯政府的人道关怀不同，海峡殖民地的总督支持移民从印度前来，他坚持认为，“迄今为止，从印度来到海峡殖民地的移民都认为这是个有利的移民选择，因为这里的气候很适合他们的体质”。[42]相反的论点也很有用处：农场主主张，马来亚的泰米尔劳工之所以有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因为两地的气候差异，而不是因为过度劳动或受到虐待。海峡殖民地的官员为了向印度政府证明他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他们辩称之所以提供印度劳工免费回乡的船费，并不是因为这些劳工有此权利，而是考虑劳工们不适应气候。安森写道：“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将移民送回去，移民可能会通过回到家乡的气候环境来恢复健康。”[43]

特定民族和特定土地之间假定的契合关系，为从印度的各个地区寻找“理想”移民提供了依据。在盘算引进一波新移民到英属北婆罗洲时，一位马来亚的官员写道：“因为婆罗洲的气候和印度的西海岸类似，所以比起那些来自东南部干燥地区的人，马拉巴尔和南卡纳拉的土著应该可以发展得更好。”[44]另一位观察家更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坚称：“海峡的气候与大部分移民的家乡（印度东海岸）完全不同。”“我听说海峡地区一年到头都在下雨。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最适合招募的应该是西海岸的土著，他们已经习惯了强降雨的气候。”[45]但是，招募网络、航海路线和政府的移民站，都是从印度东海岸前往马来亚，而且移民继续从东海岸前来。

在殖民地理学家看来，印度和热带种植园殖民地之间的气候差异，使得移民似乎是人口自然重新分配到土地最肥沃的地方。格里尔森便认为，“简单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引入印度劳工的殖民地都位于热带地区”，那些殖民地都拥有“稳定的气候，不会有突然或极端的改变，土壤也异常肥沃”。格里尔森在解释历史上的热带殖民地对于印度劳工的需求时，还提到文化与气候的因素。格里尔森总结道：“当印度苦力被送到热带殖民地时，会发现那个地方与他过去的经验十分不同。那里的土壤几乎不用耕种就能长出很好的作物。”但是，格里尔森忽略了印度移民与新大陆的白人移民相比，要获得自己的土地将面临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肥沃土壤”种出来的产品都直接归农场主所有了。[46]

敏锐的观察家会发现：移民劳工改变了马来亚的生态和地貌，甚至改变了气候，而不只是被动地经历这些改变。早在1849年，博物学家詹姆士·罗就曾对槟榔屿的森林砍伐速度表示担忧，因为槟榔屿同时开放给了英国和中国的资本，这会对当地气候造成不利的影响。他呼应了当时大英帝国其他领地普遍存在的一种看法，这被称作“干燥主义”理论。詹姆士·罗写道：“气候与整个社群息息相关，保护它免受伤害是政府的责任。”他也提出警告：如果“浓密的、枝叶茂盛的森林都被破坏了”，那么“接下来的每次干旱，都会带来比先前更大的危害”。在大陆的威斯利省，“平原上……森林被砍伐的严重程度，亟须人们立刻停止这种与自然宣战的做法，否则势必会在未来酿成重大的灾难”。[47]与自然的战争仍在继续，而对于那些用自己的劳动重新塑造马来亚地貌的人而言，未来充满了灾难。

在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中，许多泰米尔移民仍记得他们与马来亚湿热气候初遇时的震惊；而移民到锡兰高地的人，甚至更难适应。马来亚一年四季的气候相对稳定，全年都是雨季，与南印度干湿季交替的气候非常不同；这种一成不变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植橡胶。种植园一天的工作极为规律，清晨6点前点名，工作到正午再休息。气候决定了马来亚的泰米尔移民劳工对时间的感觉，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节奏。这种迷失感可以通过家乡的宗教仪式得到缓解。退休教师帕拉尼萨米，是一名精力充沛又热情博学的女性，对地方研究充满热忱，她收集并录制了马来西亚泰米尔族群中老年人传唱的许多民歌。泰米尔的丰收歌曲在马来西亚一直传唱到20世纪晚期，在那里，大部分泰米尔人都是工薪阶层，而不是耕种者，而且马来西亚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最不需要祈祷的就是下雨。这些歌曲是支撑移民富有想象力的转变的一部分。[48]

其他人则寻找熟悉的山丘，这些山丘会让他们想起故乡的风景，他们在上面建造小寺庙；相似的树木和药草，为他们提供治病的药材。岸边的庙宇香火鼎盛，不过现在还有马来亚丛林深处的神殿，延续着泰米尔人的信仰，美国印度学学者大卫·舒尔曼（David Shulman）称之为“根深蒂固的、完全本土化的神性”。如果在一个橡胶种植园新建一座神殿，会被视作“神明和这个地方早已存在关系”。工人觉得他们的神早已先一步渡海而来，因为他们感受到有神的力量存在，所以他们建造了神殿。工人们带来了泰米尔邦信奉湿婆教的传统，崇拜年轻的穆卢干和强大的马里安曼女神。这些移民信仰为大地带来生命的神圣力量，他们的仪式包括“暴力、死亡、血祭和不洁”。[49]一名研究印度宗教的学者曾说，南亚“到处都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神就在河流交汇的地方、苍鹭展翅飞过的地方、山丘隆起的地方”。印度这些神圣的地理也横渡孟加拉湾，植入了马来亚的风景中。这也是工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感受和理解。[50]

图13　马来亚橡胶园里的一座小树神龛。19世纪，种植园里建造了数百座类似的神龛（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马来亚的第一代契约印度工人面对的是地狱般的环境：深受热病折磨，一停下工作就会遭到鞭打，因丛林中潜在的未知危险而饱受威胁。东南亚早年的种植园农业生动再现了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1]大部分横渡孟加拉湾的工人与几个世纪以前横渡这片海域的穆斯林商人和船员不同，他们并不以航海为业，这也是孟加拉湾的历史在19世纪70年代呈现一个断裂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断裂是20世纪20年代，当时初次有大量女性横渡这片海洋。大部分移民劳工是印度本土或其他地方的农民，他们的努力重新塑造了东南亚的森林和河谷。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提醒我们，“可以通过劳动了解自然”；泰米尔工人也是通过劳动开始了解孟加拉湾的东海岸，“这片土地的真实结构，它的骨骼与肌肉系统”。[52]移民学习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工作，刚开始是要清理土地，然后不断地除草。糖蔗的种植是最艰巨的工作，对环境的破坏也最大。茶叶需要一年四季照看，采摘、分拣、干燥；割胶工学会了在哪里割下切口才能够导出树液，而不至于伤害树木，这些都像是嵌进身体里的本能。

1930年，福科尼耶（Henri Fauconnier）凭借小说《马来亚》（Malaisie）获颁龚古尔文学奖，《马来亚》是根据福科尼耶在马来亚的亲身经历所写的。他在1906年抵达马来亚，负责管理一个种植非洲油棕的种植园。他以极富感情的笔调描写了早期种植园的恐怖。清理土地的工作是由一群马来合同工及泰米尔和华人劳工完成的。福科尼耶见证了他们的奋斗史，他写道：“他们着手砍倒森林里的树木，我听到四面八方都传来斧头砍向树干的声音。”“我听到了旋风的嘶吼声；其后又是一阵风的呜咽，一种拉长的嘶鸣，最后转为呼啸之声。大地就在我的脚下颤抖”；“在一片漫天的烟尘之后，一大片森林被摧毁了。”早年的种植园工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叙述，从而可以平衡一下农场主（如福科尼耶）脑海中的浪漫幻想，不过，他们在口头传统和歌曲中回忆起他们亲手开创种植园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医生、飞行员赖特降落在这片“新月形的广大地区”时，他写道：“半岛上的植被并没有像槟榔屿那样发生太大变化。”不过，“从那里到新加坡的荒野之地都被驯服了，并开始种植橡胶，精心整理过的种植园整齐排列着”。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幅陆地的航拍图是孟加拉湾移民历史的记录。[53]

森林对劳工生命带来的另一个巨大威胁是疾病。19世纪时，人们普遍认为马来亚的丛林里充满瘴气；新发展起来的细菌学告诉我们，当地的生态环境会滋生病原体，移民劳工对此没有多少天然的抵抗力。痢疾、腹泻和热病挥之不去。劳工宿舍供水不足，维护不善，而且“无疑是造成腹泻和痢疾的原因之一”。[54]虽然支持者和劳工招募者夸耀马来亚有“健康的风土”，但种植园里的死亡率几乎比大英帝国的其他任何领地都要高。其中尤以疟疾带来的威胁最大。和南印度不一样的是，这种疾病在马来亚的丛林中极为流行；泰米尔移民劳工对它几乎没有天然的免疫力。因为开垦土地造成的生态失衡，可能使问题更加恶化。死亡率直到20世纪的头10年才逐步下降，这可能是因为废除了契约劳工，卫生条件得到了改善，又或是更习惯马来亚环境的工人的免疫力提高了。甚至到了20世纪20年代，马来亚的医官还在感叹：“耗损得太快了；从印度带来苦力的做法并不值得，无论多么严格地要求他们履行合同期限，事实上，他们都在合同期满之前就死亡了。”[55]

人们对印度和马来亚的指责是不同的。为了证明签约劳工的高死亡率是合理的，农场主辩称，这些从印度雇来的人一开始的健康状况就很差，没有足够能力适应马来亚的气候。这些泰米尔种植园的劳工要为他们自己的病痛负责。一名马来亚的官员为了替农场主辩护，这样写道：“大家都知道土著有些肮脏的习惯，这不需要解释。”[56]相比之下，印度的官员则主张，虐待和糟糕的环境使得健康的移民变成了“病弱”的回国者，他们的主张原本只是微弱的声音，但是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一位纳加帕蒂南港口的外科医生在1880年严厉地指出，“海湾对岸的当局谎称这些拖着病体、面黄肌瘦、过度操劳，从槟榔屿回到本港的可怜人……搞成这副样子是因为他们移民出去时状况就不好”，他写道，这根本就是“荒谬到了极点的争论”。[57]

许多在种植园工作的工人没有耕种食物这种人类与土地最重要的联结。马来亚的种植园以从缅甸或是泰国输入稻米为生；与锡兰（或阿萨姆邦）相比，马来亚只有很少的种植园劳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蔬菜或饲养家禽。营养不良是虚弱甚至死亡的潜在原因。一位泰米尔劳工从威斯利省恶名昭彰的马拉科夫种植园被救出后，检查人员发现他患有“前所未见的消瘦症”。虽然马来亚政府认为，印度移民应该感谢马来亚让他们逃离饥荒，但是印度港口的一名外科医生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看到工人从马来亚回来后，“身体状况比在难民营里看到的那些饱受饥荒和疾病侵袭的人更加糟糕”。[58]

对于那些最不走运的工人来说，他们努力开垦的土地，反而拖垮了他们虚弱的身体。19世纪70—80年代，马来亚条件最恶劣的种植园惨无人道的程度，堪比加勒比地区的奴隶种植园。当地的验尸官开始调查马来亚种植园的死亡情况时，工人们的证词勾勒出一幅恐怖的种植园景象，其中满是乱葬岗，工人被暴打或是凌虐之后，被就地埋在那里。一位验尸官的调查结论是：“有些人死于鞭笞，然后被就地埋在那里。”工人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还包括知道哪棵树下埋着他们的伙伴。[59]45岁或50岁的虚弱男子拉玛萨米就埋在他所在种植园的几棵椰子树下的一个浅墓穴里。验尸官在其尸体上发现至少14处被藤条（或竹杖）抽打造成的伤口，还有证据指出，拉玛萨米又被九尾鞭抽打了上百下。目击这场谋杀的穆图萨米在三个月前与拉玛萨米一起从马德拉斯来到这里，他带着验尸官到朋友埋葬的地点。[60]泰米尔语中的种植园（thottam）一词，有“花园”的意思。

“血和肮脏的东西”为东南亚的边疆带来了活力，移民劳工的苦难重新塑造了这片土地。我们倾向于认为环境历史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塑造人类社会的自然力量创造了最大规模的环境历史：人类与植物和病原体都是“生物行为者”，在争夺霸权。又或者，如果以人为中心思考，我们会认为国家推动了环境历史，尤其是它在现代主义的化身中，是为了征服自然，让它不计一切代价地进行生产。[61]不过，如果我们把横渡孟加拉湾的人视作为环境改造的推动者，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漂洋过海改变了陆地。家庭内部的小决定、强制的小举动——债务的动机、工头光鲜亮丽的承诺——这些累积起来，足以改变孟加拉湾的“新陈代谢平衡”。

对印度移民来说，横渡孟加拉湾的同时，也越过了许多边界：生态的、文化的和法律的。[62]进入20世纪时，海湾移民受到许多规则的限制，而这些规则时常互相矛盾。对于切蒂亚尔放贷者或是欧洲投资者，以及来自坦贾武尔或哥达瓦里的移民家庭来说，孟加拉湾是一个完整的地区，人口和资金在其中来回流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它是一个被边界——英国、法国和荷兰帝国之间的边界——割裂的区域；不同类型的英国领地之间的边界，统治方式也各不相同。对于移民的控制，也随着移民数量的增长而展开。

1875年，奥克塔维奥·休姆（Octavio Hume）写道：海峡殖民地的“泰米尔移民，并不会完全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那时休姆还是一名殖民地的官员，但10年后就成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创始成员。休姆认为，不论是在历史上或是地理上，孟加拉湾周围的联结都属于自然秩序的一部分。[63]但是，这个观点渐渐改变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移民受到双方的严格管制。新规则把孟加拉湾沿岸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使各种移民——自由的和不自由的、依附的和独立的、华人和印度人的新区别——以及移民和土著居民之间有了新的区别。到19世纪80年代，海湾移民的规模引起了官方介入。在横渡孟加拉湾的三个主要移民目的地中，前往马来亚的移民受到的管制最严格。只有在马来亚，除了契约劳工之外，还有自由的移民，他们是由工头招募而来的劳工。20世纪早期，前往马来亚的泰米尔移民是大英帝国统治最严密的人群之一。

英国当局投入时间和精力来维护自由劳工的意识形态，满足了自由主义者的良知，即劳工们都是自愿横渡孟加拉湾前往马来亚的，也完全知道在海的另一边有什么在等着他们。印度政府采用19世纪30年代建立的监督移民前往毛里求斯和西印度群岛的法律制度，且在1873年引入了移民保护者一职，监管从马德拉斯前往马来亚的移民，这坐实了哈萨威的批评，哈萨威认为这是“一种经常性、有组织的绑架行为”。几个世纪以来，孟加拉湾的迁徙都畅通无阻，保护者在这里的任务比起在遥远的糖蔗殖民地要复杂得多。

从一开始，要对移民进行审问，就让马德拉斯政府坐立难安，但它仍在继续，这几乎就像是一种表演，每天都要对帝国的决策者上演一遍。官员无法确定能不能相信移民的说辞，也对这些说法传达出来的移民意图感到不安。鲍内斯·费舍尔从法国管控的开利开尔港写信给马德拉斯当局：“当地人移民的原因往往都非常不充分。”这些不充分的原因包括“债务、家庭不和”以及短暂的时运不济，而其根本原因则是“无力做出选择”。所以“自由的”移民“很容易成为狡诈中介的猎物”。在这种情况下，移民根本称不上是行为者。费舍尔据此认为，每位移民都应该“接受一些有经验和明智的官员的调查，动机也要经过分析测试”，这些事情应该在“他还没有在移民站引起传染疾病，或是将他承诺的优越舒适性与其抛弃的生活相比较之前”。[64]殖民地官员发现到处都是伪装，而且并不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是中介还是移民自己。他们诉诸一般性的假设，认为农民“很容易受骗”，“印度苦力被带到保护官面前时，可以诱使他们说出任何话”，而且“移民”倾向于做出“可能不利于自己”的陈述。[65]

英属印度政府通过确认每位印度移民在法律上都能够为自己的移民决定负责，从而免除他们对移民福利应负的责任，虽然明知道这些移民已经进入另一个管辖区域，他们的雇佣契约十分繁复，而且是不公平的，还受到严厉的惩罚性劳工法的约束，即使是轻微的“不当行为”也会受到惩罚。[66]检查会使移民因官员的诡计而供认。许多官员也不信任这个程序。就算官员让所有移民都要在法律上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国家还是缺乏在时间和空间上确认个人身份的信息。要输入移民的姓名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有些人会附有他们父亲的名字，他们的故乡、种姓和职业等详细的历史，而有些人则只能靠种姓加以识别，甚至连拉玛萨米这种常见的名字都成了一个名词，这是对于马来亚所有种植园工人的贬义称呼（拉玛萨米在田野里很快乐），很刻意地抹去了他们的个性。正如约翰·伯格（John Berger）所写的：“最残酷的情况下，家不过是一个人的名字，而大部分人是没有名字的。”[67]

保护官不可能对每个移民都进行检查，“他势必常常通过别人的眼睛去看，通过别人的耳朵去听”。很少有英国官员像费舍尔这样对这一进程持批评态度。费舍尔是马德拉斯军队的一名老兵，因此他在1880年被任命为开利开尔的英国领事，直到1888年退休，他一直努力增加自己的领事权力。他一直对从法属印度来到海峡殖民地的非法移民感到很困扰，因为移民会躲避英国的掌控。费舍尔身处英属印度领地之外的边缘地带，开始思考法律上的弱点。好战而自负的费舍尔写下了一篇关于开利开尔和本地治里移民的即时评论。他坚称，没有哪个术语比来自南印度的“自由”移民“更加被误用，或更偏离事实”。他认为，“大部分离开我们的海岸前往海峡殖民地的人，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都是不自由的”。有些人“会说他们是自由的”，而且“一直机械地重复某些观点”；费舍尔认为这很荒谬，因为这些移民不论是“出身或是环境，都不可能”自由。[68]他还写道，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印度农业工人是否真的能够顾好自己的利益”。他觉得不行。印度的移民，也就是印度的农民，需要“自我保护和他人保护”。[69]

从理论上讲，整个孟加拉湾地区的移民体系都认为移民是自愿的，而不只是作为奴隶或人类货物。这与他们通过签订契约或长期合同，自愿放弃某些自由的观点完全一致。事实上，负责管理移民的英国官员怀疑印度移民不具有中介能力（agency），这个词有两个意思。自洛克开始的英国自由主义理论家们认为人格“只属于理性的行为者，他们懂得法律、快乐和悲伤”，费舍尔不认为招募站里的人有这些特质。他们认为那些叫作“苦力”的人没有能力评估自己的欲望，也不知道自己移民的理由是否“正确”。[70]再者，官员认为真正的“代理人”，其实是招募者，一般称为“中介”。这些代理人代表他们自己，或代表他们的委托人——马来亚或锡兰的农场主——进行欺骗，用虚假的承诺诱骗劳工，使他们成为被动的受害者。

招募劳工的中介继续享有不受英国控制的自治权，这点让国家最为忧心。横渡孟加拉湾的移民和前往遥远糖蔗殖民地的契约移民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向东的移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虽然现在它是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不同的条件下发生的。长久以来存在于孟加拉湾沿岸的招募制度，一直持续到19世纪晚期。殖民母国对移民机构的焦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其自身控制限制的担忧。在整个区域，“大量劳工的流动存在于欧洲势力所不及的地区……爪哇人、波亚尼人（Boyanese）、班加尔人（Banjarese）、婆罗洲的达雅克人（Dayak）、泰米尔人和华人都在流动”。[71]哈萨威所谓孟加拉湾周围充斥着人的“非法交易”，其实指的是互有重叠的两件事：首先是人道主义焦虑，担忧这些人遭到绑架、奴役，或违背本人的意愿；其次是人贩子（如海盗），他们独立于英国的控制，比起官方途径，这些由非法途径载运的人，也不见得更受压迫（或更不受压迫）。

由航运商人、劳工中介和金融家组成的连接起南印度和东南亚的土本商业安排，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了重组；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他们的记忆历史悠久。这些横跨孟加拉湾的联结，很多都起源于科罗曼德尔海岸几个互相竞争的港口：这个世界的逻辑是一旦条件或赋税变得苛刻，商人就会收拾行李搬到邻近的沿海定居点。当英国对纳加帕蒂南的航运管制和移民管控变得过于严格时，泰米尔穆斯林航运商人便和他们的祖先一样，改从邻近的法属开利开尔港出海——这正是费舍尔所担心的事。从纳格尔到开利开尔的海岸，是玛拉依喀雅尔社群的核心地带，也是切蒂亚尔人的故乡拉姆纳德地区；殖民边界对这些群体而言没有什么意义。欧洲人通常难以分辨的移民和移民中介会任意对调护照，例如，费舍尔极不信任的开利开尔移民“从当地警察那儿得到护照，该护照使其变成法国的臣民！”[72]令印度政府官员深感苦恼的是，1878年，新加坡最高法院确认来自法属印度的移民不受印度和海峡殖民地之间的移民法规约束。[73]区分英国国民和法国国民绝非易事，尤其“以法院判决所需的严密司法精确度来说”。深受挫折的英国官员将此归咎于“苦力对国籍问题漠不关心”；同样看似合理的是，许多人相当策略性地使用了“国籍问题”。

愤怒的费舍尔抱怨自己无法掌控开利开尔的局势：法国人看起来并不在乎。他写道：19世纪中叶，“满载的船只”已经“让位于汽船……不过Lubby种姓中的领班或是投机商人依然存在”，这很贴切地总结了早期孟加拉湾网络中经久不衰的活动。“苦力”和“自由”移民之间的明确区别，给那些负责执法的人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苦力”是“根据劳动协议”移民的，而“自由”移民在大英帝国境内的旅行是不受限制的。其实苦力通过混在“为了赚点小钱不断在这片黑水之间来来往往的小商人”之间来躲避侦查，这些小商人包括“不满的厨师、管家和仆从”，“投机的理发师、洗衣工和苦力”，以及“一群熟练工”。[74]

殖民地当局一再发现，当地的经纪人无视英属印度的命令。切蒂亚尔和勒巴依的穆斯林商人都会自行招募，在槟榔屿的报纸上公开刊登广告。卡纳帕迪皮莱公司在《槟榔屿标准报》（Penang Standard）上宣称：“如果有任何人需要印度农工服务，都可以在告知后的合理时间内，获得所需的健壮劳力，佣金很合理。”[75]他们把工人从开利开尔运出，逃避英国当局加诸的限制。[76]虽然该区域是由英国控制的，不过孟加拉湾仍然是一个有许多玩家的舞台。19世纪80年代早期，西班牙和德国的船只把移民从开利开尔带到马六甲海峡：西班牙船只“三宝颜号”（Zamboga）、德国船只“塞蒂玛号”（Septima）和“德西玛号”（Decima）都会定期前往开利开尔，“后来取代这些外国汽船的船只的船长和船员，完全不受（英国）领事当局的道德影响”。对英国人而言更糟的是，一艘名为“公司号”的荷兰私人船只会直接从开利开尔驶往苏门答腊。

横渡孟加拉湾的移民和中介很快便跨越了政治的边界，以致政府还根本来不及追踪他们的移动。前往海峡殖民地的数千名泰米尔移民，却被“非法”运送到大英帝国以外的苏门答腊岛的烟草种植园。在那里，他们与人数多得多的华人一起工作，这些华人是在新加坡中转之后，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过去的。[77]也有印度劳工逃离他们的农场，往北越过边界进入暹罗。马来亚的移民保护官注意到，“从种植园逃走的苦力，总是可以在边界以北找到工作，任何想要找到他们的人，一路上会困难重重”。保护官戈特利布要求他办公室的职员同时“兼任探员，找到违法者并确保证据，从而可以起诉”；他还获得了槟榔屿警局的蒂明斯督察的协助。当地的官员就没那么积极了：“曾经有一个人因此而丧命，所以其他人拒绝再横跨边境。”[78]

间接统治造成了司法管辖上的差异，即使是在马来亚的英国领地内，移民和中介还是会利用这种差异。从种植园逃亡是很常见的事。有些逃跑的种植园工人也从记录上消失了。口述历史中说他们之中的一小部分人在马来人村落定居下来，其他人则死于逃亡途中。最幸运的通常是那些设法从霹雳或雪兰莪逃往海峡殖民地的人，因为他们可以利用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在司法上的差异，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式。1913年，以“瑟勒”之名为人所知的塞拉潘·喀凡丹从雪兰莪的布劳斯顿种植园逃到新加坡。他在新加坡遭到逮捕，农场主希望通过引渡将他带回去，因为他离开雪兰莪之后就横渡到海峡殖民地，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内算是逃亡者。地方法官做出了有利于农场主的判决，但是新加坡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个判决，认为瑟勒的罪行“微不足道”，引渡的处罚“太过严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也曾发生一个类似的案子：7名工人因为他们的雇主积欠薪水未发而从巴生的米德兰兹种植园逃往新加坡。在这个案件里，新加坡的法官同样站在逃亡者这边，拒绝将他们引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逃跑的案例出现在《英属亚洲帝国引渡法标准手册》中，该手册由果阿律师戴迈乐（Aloysius de Mello）执笔。戴迈乐在剑桥和巴黎受过教育，也是伦敦格雷律师学院的成员。[79]讨论移民时，我们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许多区别，例如，国内与国际移民的区别、合法与非法移民的区别等，都源于20世纪早期的争论，其中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辩论，即试验案例，都发生在孟加拉湾地区。

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印度劳工中介和英国当局暂时达成了协议。不论是在锡兰还是马来亚，工头制都显得很有效率，殖民母国也不再试着直接干涉雇用的过程，总督和农场主都看不到契约劳工制度还有更多的价值，现在只有极少数的顽固保守派还在为其辩护。1903年，马德拉斯政府证实工头的招募在过去会由纳加帕蒂南移民站的负责人进行检查，现在也都有意放松了。工头凭借其信息、信誉和亲属关系的网络，占了上风。另一方面，殖民地国家也依靠债务和预付款制度，确保影响力。1901年，锡兰引进“通行证”（tin ticket）制度，政府支付移民的旅费，再向农场主收回这些钱；1907年，马来亚也引进类似的制度。[80]随着殖民控制达到目的，“贩卖人口”和持续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奴隶制就不再那么普遍了。[81]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哈萨威和他的敌人都赢了。

印度移民的生活保存在大英帝国错综复杂的档案中，跃然纸上。文件和人一样，会从一个殖民地到另一个殖民地，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我开始利用印度国家档案进行这个项目的研究时，充满了困惑，因为有一大堆列表和目录摆在面前。每隔几年，负责移民的机构就从一个国家机构换到另一个：从“税收与农业部门”到“家庭、税收与农业部门”，再回到“税收与农业部门”，然后又换到“商业与工业部门”。行政逻辑的每次转变都显示国家在农业生产、税收、土地或工业化方面，对移民“问题”的设想和界定发生了变化。在缅甸、马来亚和锡兰，关于移民的争论会发生在劳工部和印度移民保护官所属的部门。移民的故事则出现在其他记录中，如领事和外交信函中，因为移民的旅程跨越了政治边界。移民档案所属的机构会告诉我们，那些决定谁应该为数百万人前往海外的旅程负责的选择和事故。

在公民权广泛普及之前，法律提供了一种方式，让最弱势的人可以寻求保护，获得公众的尊重，并维护其神圣不可侵犯的习俗（即使常被虐待）——尽管可能性总是有利于有钱有势者。只有当移民的声音以特定的方式出现时，在他们（依循惯例提出）的请愿书里、法律证词里（虽然他们的证词通常不被相信），他们的声音才会在马德拉斯或是加尔各答被“听到”，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通过英国的中介：医疗官员、地方法官和传教士。[82]随着马来亚和印度之间的通信越来越频繁，种植园生活不人道的一面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忽视；证据显示，马来亚的泰米尔劳工“经常遭到鞭打”。[83]有勇气坚持信念的英国官员——其中包括坦贾武尔的收税副官哈萨威——总结道，政府应该阻止更多移民前往东南亚，因为这个系统太容易造成虐待。但是，马来亚的农场主依然需要劳工，而且他们在伦敦有很强大的后台。

农场主援引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贸易原则来为不受限制的移民辩护：帝国内部的迁徙自由十分重要。他们还进一步强调：孟加拉湾的循环迁徙根植于地方上的传统。他们认为“马六甲海峡与印度的传统联系，应该足以确保移民的利益”，而无须政府进一步介入。[84]不过自由的语言是一把双刃剑。印度官员和人道主义者主张限制移动自由将强化印度臣民的人身自由，让他们免于签订不公平的契约（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自由地签订过这些契约）。而且，即使是单纯赞同自由的经济论点，也可能在支持的同时削弱种植园主。

哈萨威的继任者托马斯于1874—1878年担任坦贾武尔收税官，这名行政官员日后写了一篇印度钓鱼竿史的专文。他认为：“原则上，对于劳工自发性地从廉价市场流动到高价市场，除适度除去对其加诸的障碍外，什么都不应该尝试或鼓励。”与农场主声称劳工在印度和马来亚之间的流动是自然且自发的相反，他指出，如果没有政府在这个过程每个阶段的介入，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清楚观察到“原始积累”必须仰赖国家的力量。正因如此，托马斯写道：“如果政府合法化并以低于目的地市场价的价格帮助一种盲目的契约，那么就是在直接伤害移民，并间接伤害这两个国家。”他特别提出：“如果把劳工送往世界各地对印度而言是个好政策，那就应该……把劳工分配到印度人口较少的地区，那里最需要的是咖啡和茶叶种植产业。”托马斯提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如果在缅甸、马六甲海峡、锡兰或是其他地方，必须消耗印度才能够支撑英国的资本，那么这种不公平的生态应该尽早发现，越早纠正越好。”托马斯的确有先见之明：关于孟加拉湾移民是否自由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而且到了20世纪30年代，印度民族主义者将提出与托马斯概述的完全相同的反对移民的论点。[85]

虽然官方担忧的动机通常是出于自己的利益，甚至还带点反讽——通过将制度的恐怖归因于个别的“虐待”案件来维护制度——不过，政府对于海外印度劳工的关心还是达到了一个预期外的结果：让移民劳工有机会对帝国表达主张，要求国家遵守自己承诺的正义。刚开始似乎是马来亚的农场主占了上风，哈萨威和托马斯之流只是少数。因为马来亚的农场主不希望招来“不便”，所以印度官员“没有立刻下令禁止移民”前往马来亚，虽然摆在他们眼前的大量证据表明，他们应该这么做。[86]不过，即使殖民地官员无视调查结果，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和社会改革家也决意捍卫改革。

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印度和中国的记者、社会改革家、民族主义者和政府官员，开始注意到世界各地的印度和中国苦力的状况。对于印度和中国的政府领导人来说，无力保护他们在海外的国民，正是国家积弱的体现。当“自由”的亚洲移民在移居的殖民地和美国遭受法律上的歧视和排斥时，苦力让各地的印度人和华人被烙上了不自由和屈辱的污名。[87]

在资深的自由主义政治家戈卡莱（Gopal Krishna Gokhale）的带领下，印度的知名人士再次提出印度移民劳工生活状况的问题，就像英国的人道主义者和反对奴隶制的运动家在19世纪40年代所做的那样。1912年，身为帝国议会议员的戈卡莱在演说中提到了契约劳工制度造成的“普遍且严重的苦难”，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暴力”和“痛苦”。[88]他利用帝国政府关于饮食、工资和死亡率方面的统计，来吸引大家关注印度移民的苦难。除了移民劳工所受的苦难之外，世人会以“耻辱”的眼光看待他们，这是印度精英对移民劳工最为诟病的事。[89]1912年，戈卡莱宣称契约劳工“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是可耻的”，因为“只要那个地方有这个体制，那里的印度人就只会被当成苦力，而不论他们的实际地位如何”。[90]他暗指海外那些受人尊敬的印度商人和律师，因被与他们的工人同胞相提并论而败坏了名声。

南非的印度人被剥夺政治权利一事在越来越著名的律师甘地的推动下，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议题。殖民地的种族歧视对许多印度精英而言尤感困扰，但那不是唯一迫在眉睫的议题。[91]对于印度移民的担忧，引发了对印度贫穷问题和经济发展潜力的更广泛担忧，包括印度边界及其与更广泛地区的联系的担忧。因为马来亚邻近印度，两者具有跨越孟加拉湾的历史联结，所以相较于与遥远的加勒比海蔗糖殖民地或印度洋的关系，马来亚与印度的关系非比寻常。在马来亚的背景下，远离家乡、孤立无援的印度社群形象几乎没有分量。不过，全世界对于印度移民劳工的新认识，让工人们的处境被放到帝国主义和国际政治的改革中：苦力的问题立刻变得更有感染力，也更加普遍。到20世纪的头10年，马来亚有文化的印度人开始加入与他们自己权利有关的关于契约劳工和种植园劳工的论争。[92]住在吉隆坡的印度作家萨米（J. D. Samy）写道，在马来亚，“苦力是不会被看到的”，他详细描述了“穷人、文盲和无知的苦力每天所遭受的痛苦”。[93]

印度的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将移民劳工的苦难公之于世，对20世纪早期帝国范围内的契约劳工移民制度构成了挑战。最终，大英帝国的内部争论导致了契约劳工的废除，英国历史学家廷克（Hugh Tinker）对此进行全面探讨之后认为，人道主义者、传教士和印度的自由主义改革者的联合，首先“谴责”了印度契约劳工的全球输出，然后又“瓦解”了这种输出。[94]对于印度反对契约劳工的政治势力，帝国政府感到忧心，这种反对在1912年戈卡莱介入之后逐渐加强。[95]契约劳工的收益性也在下降，因为大英帝国各领地的农场主找到了利用血缘和债务关系招募“自由”劳工的新方法。[96]

这些更大范围的帝国压力促成了终止契约劳工前往马来亚的具体决定，不过其中尤以反对契约劳工的经济观点特别有力。[97]由于橡胶产业的快速崛起，农场主现在发现契约劳工制度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多或稳定的工人。1910年，最后一批契约劳工抵达马来亚，他们的契约在1913年到期，这标志着该制度在马来亚的终结。当然，契约劳工制度其实从来不曾在锡兰和缅甸施行。契约劳工制度的终结在孟加拉湾沿岸的影响有限，因为这个制度本来就在走下坡路，而且早在该制度之前已经有工头，持续时间也更久，这种方式足以取代契约劳工制。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早期，孟加拉湾周围的联结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变化。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不过可以确定横渡孟加拉湾的人数与横渡大西洋的人数相当。与大西洋的移民相比，印度和华人移民永居海外的较少。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一定更不自由呢？许多当时和之后的观察家都认为，确实如此。19世纪70年代，一位马德拉斯的英国官员写道：把前往东南亚的印度移民与“英国及其他地方自由而理性的民族的自发移民”相提并论，都是“荒谬而虚幻的”。[98]不过，借用蕾贝卡·斯科特（Rebecca Scott）研究奴隶制后的古巴和路易斯安那的话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以“不同程度的自由”横渡了孟加拉湾。[99]

人类学家阿萨德（Talal Asad）提出了超越一般想法的有力解释，这种观念普遍存在于今天的社会科学和19世纪晚期的英国官员头脑中，即人类既非行为者，也非受害者。他写道：在“一个累积了许多可能性而不是恒常确定性的世界中，行为依赖于无意识的惯例和习惯”，而“情感为行为带来互相矛盾的描述”。19世纪的官员和21世纪的口述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移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这种“互相矛盾的描述”比比皆是。阿萨德认为，我们应该换个角度，“用人与居住世界之间的习惯性约定来思考道德上的主体”。[100]康提高地、马来亚种植园、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景观因印度移民的劳动变得不可辨识，通过其与这些景观“习惯性的关联”，确立了他们在孟加拉湾的作用。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是道德的、政治的，甚至是环境的行为者。就像投资者会重新调整“土地的价值”，再看着它们不可阻挡地上涨；劳工也会赋予土地价值。他们在每座橡胶园和茶园所建的庙宇就表现了这一点，有时候仅仅是树下的小神庙。就像那些穿越北美平原一路向西的人一样，孟加拉湾地区的工人们也从险恶的大自然中，衍生出他们自己关于耕作和带来文明的叙事。一首20世纪早期的泰卢固歌曲这样唱道：

那是在19世纪，我们来到了马来亚
那是英国统治马来半岛的日子
那是繁荣的橡胶和椰子种植园的日子
英国人从安得拉带来泰卢固人
到种植园工作
我们砍伐森林、开垦土地、种植作物
我们努力工作，把国家建设得绿意盎然、繁荣昌盛。[101]

图14　马来西亚最重要的考古遗址布秧谷发掘出土的寺庙遗址。该遗址的许多地方最初是由当地的种植园工人发现的（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清理土地的时候，马来亚的泰米尔工人偶然发现了埋藏在这片土地深处的古代记忆。当他们在吉打的巴都河种植园工作时，发现了“一个广阔但是很低的土丘，在土丘的河岸上有一条排水沟，里面有红土和石块”。附近“在从事现代（以及古代）卵石采集业”的其他人，发现了一个小型的青铜神龛。在兴建种植园时，苦力们又发现了象神（Ganesha）的雕像、硬币和圣物。1937—1938年，考古学家韦尔斯在毕业于伦敦大学法律系的妻子多萝西的帮助下，对此展开了挖掘，最后确定这座种植园坐落于马来西亚最重要的考古遗址布秧谷，这个遗址证明了1000多年前孟加拉湾的商业繁荣。

随着时间的推移，布秧谷就像东南亚其他的“印度教”遗址一样，被殖民地的东方主义者和印度精英的公关人员所利用，辩称东南亚是“大印度”文明的延伸。但这其实是后话。从这里，我们只能想象挖掘涵洞、采集卵石的工人偶然发现这些深埋在地下的遗迹时，他们会经历什么：一眼认出它们？跟随强大祖先的脚步横渡孟加拉湾的感觉？或者，只是觉得这片土地也是他们的归属地。[102]

(1) 英国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出版有《中世纪印度南部的农民国家与社会》《印度史》等。

(2) 曾任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所长，著有《马来亚的印度人》。

第五章　大海的十字路口

1930年，14岁的男孩纳拉亚纳萨米登上“拉祖拉号”前往新加坡。虽然经济不景气阻挡了前往东南亚的印度劳工潮，不过纳拉亚纳萨米还是通过他的叔叔找到了工作，在新加坡实龙岗路附近为尊贵的卡迪尔苏丹放牛（时至今日，实龙岗路依然是新加坡小印度的中心）。后来他到克里希纳喜乐和阿南达宫餐厅工作；他从擦桌子做起，在那里学会了磨米、做印度煎饼，之后他就在街边摆摊卖煎饼，一个10美分。他住在白杨路40号，处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人们从印度前来，又回到印度去。他们的行李箱中装着布料和黄金；一些人的内心则承载着梦想破灭的辛酸。

城市生活比遗世独立的橡胶园开放得多。城市里的家庭联系就像劳工中介一样，可能让新来的人找到工作，工资还不错——足够买电影票、香烟和其他乐趣。作为一个移民城市，20世纪早期的新加坡和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城市的近郊都住满移民。旅馆和娱乐场所为新移民提供支持、信息和社交生活。新加坡咖啡店里的棕榈酒每桶10美分，对于像纳拉亚纳萨米这样寂寞又认真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种忘记烦恼的好选择；他们会吃“咖喱鱼、印度圈圈饼、炸豆饼、蒸米浆糕和印度煎饼”，也会喝酒。他们收听来自家乡和周遭世界的新闻。纳拉亚纳萨米记得，“会有人大声读报纸。一大群人围在读报人旁边，大家听完之后就上床睡觉了”。声音也横渡了孟加拉湾。“人们会在食品店里打开电台，让艾索克·库马尔（Ashok Kumar）(1)的歌声回荡在空气中。”

纳拉亚纳萨米发现自己身处亲人和陌生人之中。乍看之下，他们的世界就像是南印度的缩影：来自坦贾武尔的人会聚集在一个街角，来自蒂鲁内尔维利的人则聚集在另一个街角。不过，他们的领域并不固定，会互相争夺。这个大部分由印度移民组成的社会——大多是男性，而且是流动人口——在新加坡遇上了更大的华人移民世界：一个在某些特征上和印度世界非常类似的世界，但社会结构和制度却不尽相同。[1]

印度人和华人在马来亚相遇，引起了遥远彼岸的关注。1905年，甘地在印度洋对岸的南非撰文评论道：“新加坡与中国的距离，可以说就像它（与印度）一样近。”甘地继而哀叹道：“虽说如此，但是我们的人在那里根本无法与华人相抗衡。”新加坡的华人比印度人富有，甘地指出，“有些人甚至拥有汽车”。他告诉《印度舆论》（Indian Opinion）(2)的读者：前一年来到新加坡的华人人数，几乎是来自印度的10倍。“这表明我们的人民在移民和定居国外领地这件事上，还有许多要做的，落在中国之后，是件令人遗憾的事。”由于印度和中国的重要人士都很在乎他们在各国和帝国世界中的地位，所以移民对他们而言是一件自豪和焦虑的事情。[2]

贸易和移民在20世纪早期达到高潮，但随之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阻断了横渡孟加拉湾的交通。1914年9月，德国的“埃姆登号”轻巡洋舰班师印度洋东部，袭击英国的商船，并关闭了科伦坡与新加坡之间的航道。9月22日，在穆勒舰长的指挥下，“埃姆登号”偷袭了马德拉斯港的储油罐和商船，并在10月底将炮口指向槟榔屿。1914年11月，“埃姆登号”在和澳大利亚巡洋舰的对战中，在科科斯群岛与基林群岛附近搁浅。近一个世纪以来，英国对孟加拉湾的统治地位第一次遭到威胁，但这只是短暂的威胁。[3]1915年2月，新加坡的马德拉斯轻装步兵第五军团爆发叛乱，这加剧了帝国的不安全感。这支军队以旁遮普的穆斯林占绝对多数，他们的行动受到卡塔尔运动（Ghadar movement）(3)反殖民主义宣传的鼓舞。该运动是由流亡北美的印度人领导的，他们希望用这次战事掀起印度的反叛。这次叛乱最后遭到镇压，36名反叛者在1.5万名围观者面前被处决。[4]大约在同一时期，移民的风潮也开始消退：1914年，离开马来亚的印度移民人数超过新抵达的人数。[5]战争结束不久，全球流感疫情因印度洋和南海航线的重启，席卷马来半岛，给种植园造成重大的移民人力损失。[6]

随着战后不景气的结束，横渡孟加拉湾的贸易和移民达到并很快超越了战前的最高水平。1926年和1927年，亚洲移民达到一个前所未见的高峰。这两年有超过15万人从印度抵达马来亚，更有近30万人来到锡兰。1926—1929年，从印度前往缅甸的人数每年都超过40万人次，1927年更是一个高峰，有42.83万人次抵达缅甸。同一年，到达东南亚的华人移民数量也达到高峰，超过了50万人。华人移民的活动范围比印度人更广，印度人倾向于留在大英帝国境内；华人移民则前往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澳大利亚、北美和南美，但抵达马来亚的人数还是最多的。1926年，当数十万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移民从港口的轮船上下来时，他们在码头工作的同胞为他们卸下船上的牛和燕窝、咸鱼和烧酒、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鸦片、近400万本书籍和地图、48391部电影胶片、232台印刷和装订机、2448台打字机、46848台缝纫机、8454辆汽车，以及将近300万吨汽车零件、531把手枪和左轮手枪。[7]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孟加拉湾的生活与“亚洲地中海”（从中国南部延伸到印度尼西亚的海上世界）完全融合的关键时刻。[8]这样的相遇，带来了新型的城市生活以及大量的文化融合和知识创新，但同时也积累了冲突，这前所未有的融合与更强烈的国家或文化差异的主张之间的冲突日益逼近。

孟加拉湾的商业经济改变了整个沿海地区的生态，这种改变也沿着伊洛瓦底江的河岸深入内陆，到达马来半岛的高地。这片海洋的“新陈代谢”把稻米、橡胶和茶叶运到很远的地方；它也让印度东南部的年轻人离开原来的地方，展开他们环游海湾的旅程。为了满足对贸易和市场扩张至关重要的交通需求，在移民劳工的推动下，孟加拉湾的港口城市发展成大型都市。城市的网罗对象比种植园更广。贸易商跟随祖父辈的脚步横渡海洋；商人创办企业和商店；技师和工匠为他们的技巧找到新的需求；劳工把握机会，开展海外冒险。移民劳工让渔村和古老的帝国所在地变成了现代城市，就像今天他们也在波斯湾的沙漠地区建立城市一样。那时也像现在一样，这些城市中到处可见说不同语言、吃不同食物的外地人。[9]

虽然有许多人在城市中找到了他们的曙光，不过对其中一些人而言，这些城市是不可思议的、让人迷失的地方。港口城市的迅速发展让一些人坐立不安，对他们来说，港口城市像是乡村社会之上异质的成长力量。1916年5月，泰戈尔在前往美国途中停留仰光时，看到“仰光城根本不像是缅甸的城市，它与整个国家完全不同……这个城市不像是从这个国家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10]泰戈尔的反应不足为奇，在20世纪早期，仰光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一座印度城市。这座城市中75%的非熟练工和70%的熟练工是由印度工人构成的。槟榔屿，尤其是新加坡，主要是华人；来自许多地区的南亚人在这两个地方来来往往，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留了下来。在这三个城市中，所谓的本地人，也就是缅甸人或马来人，反而是少数。

比起印度南部的城市，东南亚的港口城市（尤其是新加坡和仰光）的成长速度更快。它们既是印度和中国海外城市的边疆，也是它们的内陆腹地。孟加拉湾两岸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致仰光、新加坡、槟榔屿和科伦坡人口中马德拉斯出生的人口，比大部分南印度城镇的总人口还多，后者的城镇人口很少有超过10万人的。住在孟加拉湾沿岸城市的南印度人口，多过任何一个印度城市（除马德拉斯辖区之外）的南印度人口，甚至包括孟买在内。对于数百万住在印度东南沿岸的人来说，他们所熟知的世界是向东延伸到孟加拉湾，而不是向北或向西延伸到印度次大陆；他们第一次到这座城市的旅程，通常也是他们的第一次海外之行。

1933年，一位英国劳工官员写道：“直到最近，仰光作为一个移民港口的重要性仅次于纽约”，仰光“现在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迁居和移民的港口占据着引以为傲的位置”。[11]傅尼凡（John Sydenham Furnivall）通过对仰光社会生活的观察，提出了“多元社会”的说法。他在缅甸当了多年学者型的行政官员，于20世纪30年代退休；他一边在仰光的昂山市场摆摊，出售费边主义文学作品，一边把他几十年来发表的社会观察做更有系统的汇编。谈到东南亚的港口城市，傅尼凡第一个想到的总是仰光：“让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件事，是这里混杂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有欧洲人、华人、印度人和当地人”，不过“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混杂，他们混居在一起，却没有融合。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自己的思想和习惯。他们以个人的身份相遇，但只在市场上，在买卖中”。即使经过了几十年，傅尼凡的叙述依然能引发共鸣。它是东南亚城市研究的试金石；即使身处21世纪的伦敦，我的学生也经常把它视为预言性的描述，也适用于他们今天所居住的城市，高度多元但各自分裂。[12]不过，傅尼凡的描述是特定时代和地点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的仰光，经历严重的经济紧缩和族群之间的暴力。我们不应该把傅尼凡的描述扩大解释成对东南亚港口城市的永恒叙述。

移民来到仰光所搭乘的船只依然拥挤不堪，而且往往脏乱不堪。1929年，甘地视察过一艘移民船只后写道：“中层和最底层的甲板，并不比一个黑洞好到哪里去。”当他们抵达的时候，大部分人“只有一床毯子和一个装着航行所需食物的陶制容器”。在他们上岸的港口，那里的驳船夫、操作员、船具商和码头工人也都来自印度。他们抵达之后，还会被印度脚夫（或搬行李的苦力）诈骗。20世纪20年代早期，一起恶名昭彰的法庭案件曝光了港务局保管的一本“行贿手册”，该手册揭露了港务局各阶层串通起来，向船上的乘客勒索钱财的丑闻；被指控的人试图否认他们这么做，甚至以诽谤罪起诉原告，但是没有成功。[13]

图15　横渡仰光港前往达拉。20世纪20年代，达拉是一个繁荣的造船厂，仰光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港（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仰光有很长的河岸线，“仰光河由西往南流，在东北方注入班梭坦溪（Pazundaung Creek）和勃固河”。这些河流的沿岸布满码头，工人们就在这里为汽船和舢板装货、卸货。从市中心出来，一路上会看到缅甸的工厂、磨坊和炼油厂的烟囱。到1928年，缅甸已有近1000家工厂，雇工超过10万人，其中有近一半的人在碾米厂工作。劳工市场依族群、地区出身和阶级划分。到20世纪早期，一种自我复制的专业化模式变得很明显。前往缅甸的印度移民中，泰卢固人占明显多数，他们构成了仰光的主要劳力——在磨坊和工厂工作，担任脚夫、搬运工以及黄包车和手推车的车夫。不过，还是有一些其他地区的人，来自内洛尔区（Nellore）的男人（和一些女人），承包了“仰光及其近郊的大多数清洁工作”。仰光的泰米尔人专门从事文书工作，如果在市郊，他们会在碾米厂和煤矿工作。欧利亚人（Oriyas）构成了“铁路和公共工程的主要劳动力”，仰光的港口到处可见奥里萨邦的船员。吉大港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跨越陆地和河流的疆界，而不是由海路抵达的）在船坞工人中占主导地位，担任领航员和装卸工，负责下水。伊洛瓦底轮船公司雇用了“1万—1.5万名（人数视季节而定）吉大港人，负责甲板和机房的工作”；相比之下，该公司的工资名单中只有不到100名欧洲人，虽然他们势必占据着“指挥官和高级工程师”这样的高级职位。[14]中产阶级的孟加拉人（大部分是印度教徒）担任殖民地的行政官员，以及铸造厂和工厂的熟练技术劳工；旁遮普人在铁路、汽车车间和造船厂担任“技工、车工和监工”。进入这些领域的工作机会都被小心翼翼地控制了。[15]

数十万前往仰光的印度劳工都会离开家乡一阵子，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但是其中很少有人会待到5年以上。抵达城市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住在狭窄且卫生条件很差的合租宿舍里，一个房间要住20个人，甚至更多。英国和印度的观察家用伦敦或芝加哥的“黑暗撒旦工厂”的比喻来描述仰光贫困工人的苦难。安德鲁（E. J. L. Andrew）曾对仰光的黑暗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曾经担任仰光的助理移民保护官，并在20世纪20年代仰光公司（Rangoon Corporation）的许多调查委员会中任职。他写道：“任何人只要愿意在晚上10点之后参观这个城市中一些苦力居住的小巷，就会明白他们的生活真相，否则他势必是不会相信的。”“顺便一提”，安德鲁讽刺地补充道，这位大胆的访客将会“看到这座伟大城市夜生活的另一面”。“房价和物价的持续上涨”，让大部分工人买不起像样的房子。安德鲁举了一个又一个住在“破旧不堪的”房屋里的劳工例子；他们的房子“沉闷、阴暗、肮脏、通风不良”。他对于仰光“这样一个工商业重镇”的雇主和地方政府，竟然如此疏于提供经济适用房感到十分惊愕。当仰光的调查委员会向仰光公司的卫生官员达拉勒博士询问这个城市的公共卫生情况时，后者认为公司的清除贫民窟计划是“暴敌”，因为人们别无选择。当委员会再问他为什么不把居民赶离不合标准的房屋时，达拉勒反问道：“那么人们要去哪儿呢？”“难道要我把他们丢到街上吗？”随着委员会的问题越来越不切实际，达拉勒开始用黑色幽默回应。一名委员问道：“如果2/3最不卫生的阶层被赶出这个城市，您不觉得仰光的卫生会成为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吗？”达拉勒回答说：“如果您赶走了这里所有的穷人，就不需要卫生部门了。”新加坡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刚从印度过来的人，四五十人挤在丹戎巴葛或实龙岗路的一间房子里。结核病是他们长期面对的威胁。[16]

在仰光的移民中，出现了拉奥（Narayana Rao）这位无畏的斗士。拉奥是一位来自马德拉斯讲泰卢固语地区的经济学家，于1920年抵达缅甸。抵达之后的三年内，他就以仰光东部代表的身份成了立法会议员，他断断续续地任职到1928年。拉奥的声音总是慷慨激昂，语气辛辣嘲讽。在一场关于是否应该对入境的旅客征税的辩论中，拉奥说：“印度人不受欢迎，不过他们的钱大受欢迎。”[17]拉奥编辑了一份周刊《卡尔米卡报》（Karmika Patrika），专门揭露监工和中介的不法行为。他也被牵扯进“行贿手册”的案子中，成为其中的一名被告，那是英国印度轮船运输公司提起但最终败诉的一桩诽谤罪诉讼。为了支持仰光的泰卢固三轮车夫的事业，他于1923在立法会上提出了一项规范该行业的法案，并于1928年成立了司机和脚夫协会。英国当局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对他进行监视；1930年，仰光码头爆发族群间的暴力事件后，英国当局将他驱逐到印度。一年之后，他回到缅甸继续斗争，发表了一篇详尽而充满激情的关于印度劳工在缅甸的报道。他说：“如果没有这些愿意忍受艰苦、吃苦耐劳、顺从、忠诚、值得感谢却被污名化的印度子民，缅甸根本不可能兴建如此发达的铁路系统，也不可能把那一大片难以进入的森林辟成良田，更不可能有人在尘土、烟雾和高温中运营工厂。”[18]拉奥的传记还不完整，他对于身处的孟加拉湾世界有着深刻的洞察，是一名勇敢的移民劳工权利倡导者，但他的故事仍不完整。

在不断活动的表象下，紧张的局势一触即发；1930年5月，当世界经济萧条席卷仰光时，紧张局势爆发了。印度的码头工人为抗议减薪发起罢工，于是航运公司用一群缅甸工人取代了他们。协商之后，印度码头工人重回工作岗位，却发现他们的缅甸同行也在那里。双方爆发了冲突，而且很快愈演愈烈，暴力席卷了仰光，许多暴民把印度人作为目标。在这场冲突中，至少有120名印度人丧生，约900人受伤。根据拉奥的估计，多达2.5万名印度“妇女、男人和儿童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园，到公立学校或公共建筑内寻求庇护”。由于这个城市的大部分清洁工是印度移民，“所以卫生服务陷入瘫痪，城市脏臭不堪”。[19]仰光的暴力冲突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但是它戏剧性地反映出海湾关系网络下的政治和经济断层。

几个世纪以来，孟加拉湾的世界都是男人的世界。男人横渡海洋前往外地，女人则留在后方。18世纪和19世纪，南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在孟加拉湾的两岸同时拥有家庭，因为他们娶当地女性为第二个太太。一旦成千上万的印度和中国年轻人来到东南亚，异族通婚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出身低下，收入有限。在1911年的马来亚印度人社群中，男女比例是10∶3，在缅甸甚至更低；海外华人社会的性别比例则更加失调。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担心移民中缺少女性，会导致“严重的不道德行为”：在关于契约劳工的争论中，他们经常重复这一点。20世纪20年代早期，一份印度报纸谈到在马来亚的种植园工人时，表达了一个普遍的观点：“他们的道德沦丧简直无以名状，很少有地方的男女比例超过10∶1。”[20]正如印度精英们所看到的，英国官员也看到了无处不在的邪恶。一位马德拉斯的官员声称：“没有一个泰米尔女性从马来联邦回来时，还会有一丁点的好名声。”[21]

住房问题与家庭生活的问题密不可分，在一个流动人口的社会中，它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形态呢？这里除了有工厂工人与人力车夫的奋斗，不乏女性劳工在海外讨生活的挣扎；街上的公开暴力也反映出关起门来后家庭内部的暴力。在印度洋和南海的交汇之处，在数百万年轻人远离家乡努力讨生活的地方，皮条客、妓女和妓院老板也找到了他们的机会。20世纪初，东南亚对中国的年轻女孩有庞大的需求，几乎无法满足。贫穷迫使年轻男性到海外寻求致富之道，也驱使绝望的父母为金钱所惑，把他们的女儿送到在乡间四处游荡的中介那里，所谓的中介就是“裁缝”或是鸨母。工作的妇女通过一个熟悉的经纪人和债权人网络获得工作。不过，女性在性交易中的确容易受到伤害，甚至比男性锡矿工人或橡胶采集工所面临的糟糕处境还更糟。大部分中国妓女最后去了新加坡的妓院；许多人又从那里再前往其他地方。她们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暴力和虐待，离新加坡越远的地方越糟糕。[22]同样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横渡孟加拉湾到海外从事妓女工作，到缅甸的人数最多。这些妇女的生活充斥着暴力，不过就和契约劳工一样，她们只不过是大环境的受害者。

在孟加拉湾的移民世界中，男人和数量少得多的女人之间发展出一种复杂的关系，从各种形式的短暂关系到婚姻。一边是商业上的性工作，另一边则是家庭或娱乐的工作，两者之间的界限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绝大多数横渡孟加拉湾的女性没有留下关于她们旅程的任何文字或口头记录，我们通过特权男性的眼睛和偏见去看待她们。不过，还是有些观察家比其他人更具洞察力，如退休的移民保护官安德鲁。安德鲁写道：“妓女的生活极为悲惨。”他详细叙述了劳工中介在这条（以及其他所有的）横渡孟加拉湾的移民之路中，扮演了什么样的核心角色。他指出：“只要在管理人的势力范围内，女孩们就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自由”，“她们最终只剩下一副残躯”。

不过，安德鲁也承认这个移民社会发展出了各种不同的关系，甚至可能有真爱存在。对于普遍存在于缅甸社会生活中的暂时关系，他写道：“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不过在其他情况下，“贩卖妇女的特殊制度也很常见”。如果一名劳工要回到印度（通常是回到妻儿身边），他会把他在当地的女人卖给另一个男人，“并保留日后回来时买回来的权利”。根据安德鲁的观察，一个女人为一群男人煮饭并照顾他们，这是很普遍的事，不过他坚称，一个女人与屋里一个以上的男性保持性关系是不正常的。有些印度观察家怀疑情况并非如此，一位记者指称：“一群码头工人会雇用一名妇女为他们煮饭，而且这名妇女也为他们提供性服务。他们很公开地告诉我这些事，讲的时候也不觉得羞耻。”[23]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在讨论散居海外的女性时，不时会提到“羞耻”这个主题，倒是很少谈到女性的奋斗和抱负。不论当时还是日后，最不会讨论的就是男性间的性关系。在数千页的官方信件、大量的新闻报道和数小时的采访中，只有一次，我看到了提到同性恋关系的可能性，而且被含沙射影的讽刺和族群的刻板印象严重歪曲。安德鲁写道：据说缅甸吉大港的移民“沉迷于一种邪恶中，从事这种事是不会被法律接受的”。

招募劳工的模式也强化了族群的区分。工头制度适合在印度南部招募劳工，而且是前往特定的马来亚种植园的劳工；印度人在橡胶种植园工作，华人则在锡矿工作。妇女的流动也是如此。东南亚港口城市移民人口的多样性，也反映在性交易上。例如，许多东南亚的日本妓女（唐行小姐）只为日本客户提供服务。缅甸的情况也很类似。仰光的“欧利亚旅舍”会为“路过的成千上万的欧利亚人提供慰藉”，包括提供欧利亚人妓女。仰光的一些泰米尔妓院“只开放给切蒂亚尔人”：大多数切蒂亚尔人并没有足够的钱，“养不起从马都拉和邻近的马德拉斯地区前来的织工阶级的女性”，只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才做得到。[24]不过，总体而言，性交易并无种族之分。一名广东妓女在新加坡法庭作证时直言：“我的客户来自不同的国家，包括泰米尔人。”[25]

那些描写女性的男性浸淫在父权制中，痴迷于“不道德”的女性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印度和中国移民女性的独立举动。不过，在港口城市的开放世界中，感情的关系蠢蠢欲动，同时伴随着失去和离别的痛楚。通常情况下，这些感情的细节只有在事态严重恶化时才会被列入档案。它们最常出现在验尸报告中，在验尸官的笔下，我们可以一窥那些死因可疑或不明死亡者生前发生过什么事。[26]新加坡国家档案馆至今仍保存着数百件这样的案例，每个悲惨的故事都依序号加以分类；其实这个系列并不完整，浏览它让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好像在偷窥别人的苦难。但是这些记录触及了官方报告中没有的东西，其触及的生活领域是一般的口述历史会隐瞒的部分，因此，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更丰富的画面，展现了亚洲各大洋交汇处的社会图景。

对于许多新加坡工薪阶层来说，家庭生活遇到的紧张状况，通常会因为债务和缺乏隐私而愈演愈烈。仨鲍街（Sambau Street）27-1号的房东说，“房间都是用包了纸的木闩隔开，木头隔板上面是粗麻布”。此前，他的两名房客死于暴力事件：一名泰米尔男子在杀死妻子后自杀了。隔壁房间的住户——一对印度马拉雅里（Malayali）夫妻、一个泰米尔男子和一个华人男子——声称什么都没有听到，不过他们依然在私下谈论着被杀女人在丈夫外出工作时接待的访客。这个地方的人每年都会搬家，甚至还会改名字，所以关系通常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许多暴力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一方发现另一方在别的地方（如大洋彼岸的印度、中国或马来亚腹地）有配偶和孩子。在验尸官的报告中，关系破裂和债务是自杀的最主要原因，而且两者之间常常互有关系。一名妇女在伴侣死亡之后作证说：“他在印度有妻儿，所以他可能把钱寄给了他们。”“我只是他的情妇。他太太不知道这里还有我。”团聚可能和分离一样具有破坏性。一位中国妇女写信给远在中国的婆婆说：“我离开之后，就不回来了。”她来到新加坡和丈夫团聚，却发现“（丈夫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沉迷于赌博和嫖娼，对于日常事务漫不经心”。于是她怀着腹中的第三个孩子上吊自杀了。这起悲剧性的死亡提醒我们：当我们把移民抽象成统计数字，只谈论网络、联结、流动时，其实当中有多少生命陨落了。[27]

爱情可以超越族群，但会因为不诚实而失败。例如，一位在新加坡公共工程部工作的泰米尔职员爱上了一位来自棉兰的女演员，但是他没有告诉对方自己已经在霹雳州的橡胶种植园结了婚，还有了孩子。恋情告吹之后，这名男子在1937年1月3日因悲痛而自杀。他的一位华人朋友和公共工程部的同事告诉验尸官：“他爱上了一位马来女性，但是那女子离开了他，加入了剧团。”不过，女方的说法是对方要她回棉兰看望父母，因为他要解决某个问题。那名男子在死前给中国朋友留下了非常详细的指示，让他“用罗马化的马来文给那名女演员写信，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他在霹雳州的太太“以贫穷为由”，请求不参加验尸官的调查。[28]

如果跨越族群界限的关系是普遍存在的，那么族群本身就是可塑的。在法律记录中，同一群人常被不同的证人认成“泰米尔穆斯林”或“波亚尼人”（来自苏门答腊巴韦安岛），也可能是“马来人”“中国穆斯林”“印度穆斯林”或“爪哇人”。不论殖民地人口普查的分类多么严格，实际上，族群是可塑的，而且很难被归类到其他种族，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方面。20世纪30年代最悲伤也最离奇的案例之一，是一桩“海南妇女”谋杀案，她也被描述为“马来人”和“中国穆斯林”，并以许多名字而闻名。她的熟人网络生动体现在验尸官所做的调查证人名单中，就像新加坡移民社会的一个缩影，包括欧亚混血的船员（谋杀她的头号嫌疑人）、华人运水工及其妻子（被害人两岁女儿的养母）、泰米尔市政建设苦力（被害人遭破门而入的目击者）、华人病理学家，以及马来人、欧亚人、华人和印度警官。[29]最后，被害人和证人所处的充满友情、偶遇和暴力的世界被证明过于复杂，以致验尸官无法破案，所以他将这个案子定为“未决案”。

马来亚的橡胶改变了世界。1910年，马来亚生产了10万吨橡胶，占全球市场的七八成；到1930年，产量增至100万吨。美国的汽车市场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扩大，平均每个家庭拥有一辆汽车；1929年，美国生产了530万辆汽车，在经济崩盘之前，生产轮胎、管道和垫圈共需要75.2万吨橡胶，这些橡胶大部分来自马来亚。[30]孟加拉湾移民的迁徙路线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城市文化中都留下了痕迹，其本身也是古代和现代流动的产物。雪兰莪和霹雳的橡胶种植园支撑了底特律的兴起。橡胶最终可以找到其他来源，包括合成的，不过在汽车时代的黎明，孟加拉湾的劳工和北美制造业之间的联结，开启了人类对石油近乎致命成瘾的依赖。

南亚和东南亚的城市，也成了汽车技术的狂热消费者。马来亚森林的产品通过从美国、英国以及越来越多的从日本进口的汽车、公交车和自行车回到新加坡街头。1905年，仰光出现第一辆私人汽车。1908年，有轨电车取代了嘈杂又污染严重的蒸汽有轨电车；几年之后，又出现了公交车，“到1915年，仰光已经有8辆公交车、139辆摩托车、28辆出租车、426辆私人汽车和卡车，它们行驶在183英里长的公路上”。有轨电车串起了港口、码头和市郊，十分受欢迎，甚至僧人也会搭电车去接受布施。在新加坡，无轨电车比有轨电车更受欢迎，不过，新的交通方式也完全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地理。[31]印度也发生了汽车革命：到1936年，英属印度已经有123315辆登记在册的汽车，混乱交通——嘈杂、无序、危险——的幽灵萦绕在街道上。[32]

城市生活中的交通速度带来了新的风险和乐趣。交通事故是令人担忧的现代新病征，许多人在新加坡的街头丧命。1921年4月19日，帕瓦迪在“麦肯西路愉快兜风后的回程途中”，喝醉了酒，从一辆卡车上摔下来，被后面的卡车撞死了。同年10月2日，大东公司电报员斯纳帕在半夜被阿卜杜勒·拉赫曼驾驶的车辆碾过；当天是带着两个孩子的一对夫妻雇用拉赫曼把他们从海景饭店送到尼尔路。“感觉到一个颠簸，像是压过了一块木头。”[33]不管道路多么平整，车开得多快，司机们都必须与路人、牛车和人力车共享空间，这无可避免会造成交通事故。仰光公司的一名职员抱怨：“人力车的增加影响了仰光的交通状况，甚至势必使得街头交通事故的增加。”问题在于“人力车是一种普遍的交通工具，被称作‘穷人的汽车’”。它可以把乘客带到目的地，在雨天尤其方便，不像电车和汽车被限制在固定的路线上。

即使汽车在路上到处都是，新加坡和任何一个孟加拉湾沿岸的港口城市一样，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其他更古老的公共街道使用方式。1931年，《国家地理杂志》作家兼摄影师伊丽莎白·路易丝到访新加坡，见证了一年一度的蹈火节，这是一种让信徒在滚烫的炭堆上行走的赎罪行为。她写道：“我们坐进一辆20世纪的汽车，被带去观看一项古代的仪式。”在观看蹈火节祭典的拥挤人群中，有“印度教徒、华人、马来人等”，蹈火节仪式包括在公共街道上进行的考验意志的行为，歌颂朵帕娣女神（Draupadi）在囚禁中表现出的坚韧意志。路易丝发现这个仪式进行得非常虔诚。她回忆道：“当一切就绪之后，我们会听到鼓声，以及群众发出的兴奋骚动声……最后，本来挡住信徒的僧侣开始用鞭子抽打他们，让他们一个接一个光着脚冲过火红的木炭，最后进入一个牛奶池中。”她发现“女性看起来比男性平静得多”。

看过蹈火节之后，路易丝决定留下来观看大宝森节的祈祷，这是一个忏悔仪式，以纪念战神穆卢干在帕拉尼山上战胜恶魔伊同潘。路易丝断言：“人们绝对相信这些仪式的有效性。”她描述了一位“殉道者”在准备前往坦克路神庙的三英里“朝圣”时，他“把针刺进了身体里。他的胸部、背部、前额和大腿上全是闪闪发亮的‘V’形小针”。她写道：“信徒们一开始的步伐还很灵活，但是越走越慢。追随者有时会跳舞，有时会合唱一首奇怪的歌曲。”

路易丝也成了人群当中的一员，这是她始料未及的。她写道：“这个仪式带给人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当仪式的主持者走近时，我按下快门，试图把这种印象放进一部电影的框架中。”她不小心被其中一位参与者身上携带的“矛状针头”刺伤，摔倒在地：“我和我的摄影机器处在一群激动的群众中间。”我曾经试着找出她的影片，但是没有找到。路易丝一直强调观众的重要性：“一群人穿上他们最亮眼、最好的衣服……满怀希望地凝视着。”在描述完信徒的“自我虐待”之后，她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这个场景与乡村集市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槟榔屿也有类似的游行，吉隆坡也有，而且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队伍行进到吉隆坡近郊的石灰岩山丘黑风洞（Batu Caves）(4)时达到最高潮——直到今天仍是如此。[34]

男男女女远道而来，在艰苦甚至难以忍受的环境下工作。不过，新型交通方式的出现，打破了族群隔离的地理环境，这座城市也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休闲和娱乐。一份新加坡的泰米尔报纸在大萧条刚开始时这样写道：“商人没有生意，工人没有工作，橡胶也失去了价值”；不过，这并没有减少电影票的销售，烟草的销售也保持了稳定，酒类的消费也没有减少。记者甚至想知道：“所有的钱都是从哪里来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对于仰赖出口的马来亚造成极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当地广告业的发展推动了大众消费的增长。对于仍保有工作的人来说，价格下降让他们更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商品。在新加坡的马来人、泰米尔人、华人媒体中，经济不景气促使公司推销新产品。报纸、杂志和戏票的销量在经济困境中反而上升了。[35]

女性——港口城市的“现代女性”——是填满报纸版面、充斥街头广告牌的新广告的明确目标：黑猫香烟可以抚慰你的喉咙；健力士黑啤可以增强体质；1933年上市的本土品牌虎牌啤酒对健康大有益处。这些广告专门针对泰米尔和马来女性。许多广告是关于治疗药剂、补药、泻药和肥皂的。在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要变得现代化，就必须保持清洁。至今仍在新加坡和世界各地广受欢迎的虎标（Tiger Balm）万金油，通过三种语言（英文、中文和泰米尔文）的广告向泰米尔消费者推销。广告本身就是商品流通的证明，现在则是品牌在孟加拉湾流通的证明。位于吉隆坡峇都路（Batu Road）212号的雅利安图书公司出版了一系列来自印度的泰米尔小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授权经销商在每个月的进货中，都会列出要增加的品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著名的卡纳蒂克（Carnatic）歌手苏布拉克希米（M.S.Subbulakshmi）的唱片。在20世纪30年代，电影广告是最突出的。电影胶片横渡孟加拉湾，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影院中可以看到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印度语的电影，这些影院也会放映英语、华语和马来语电影，使它们成为当时世界上使用语言最多的影院之一。

移居城市的移民会记得20世纪30年代是消费的年代。许多口述历史的主人公对于旅行、一杯咖啡、一碗咖喱饭、一台晶体管收音机、一辆脚踏车的价格记得很清楚，虽然其他许多细节都已经褪色了。“这是因为那难以忍受的饥饿。”麦丁来自以织布为业的泰米尔村庄卡塔尔耶纳卢尔（Kadayanallur），1920年，7岁的他跟随父亲和其他4个人一起来到新加坡。不过，他的故事比我们所期待的移民环境要开放得多。麦丁出版了一本回忆录，20世纪80年代，他用泰米尔语接受过几个小时的采访，那是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一个大型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希望收集汇编普通人的生活史。我坐在档案馆开着空调的阅览室里聆听麦丁的口述历史，录音里满是刺耳的交通噪音和鸟叫声。麦丁特别记得大众消费和娱乐场所。他还记得有许多泰米尔穆斯林从事餐饮行业，他们的摊位是各个族群的工人阶级互相交流的地方。他们提供“咖喱饭、印度炒面、啰喏（rojak，蔬果色拉）、米暹（mee siam，暹罗炒米粉）、冷饮”，这些食物混合了泰米尔穆斯林、泰米尔印度教徒、马来人、中国人和泰国人的料理风格。麦丁经常去安顺路足球场，“加尔各答金卡纳队曾到过那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也会在那里一起踢球”。麦丁也常去看赛马会，他（和其他人）会在那里赌上一把。

对于麦丁来说，电影定义了那个时代，就像一到货他就会购买的印度故事书和期刊。“对我们来说，电影、书籍和电影金曲集都是必需品”。帝国剧院在每天的7点到午夜都会放映无声电影，票价是15美分；英国电影每次上映都会持续一周，在中场休息时，小贩会挤满影院的大厅，贩卖冷饮和炒面。他说新加坡放映的第一部印度有声电影是《迦梨陀娑》（Kalidas）；电影的配乐部分是泰米尔语，部分是泰卢固语。新片会在阿尔罕布拉剧院（Alhambra Theater）和首都剧院（Capitol）上映，大部分人会一起挤在长椅上，因为他们买不起一个单独的座位。胆子大的黄牛——来自各个族群——会把热门电影的门票全部买下来，再以高价卖出，赚取黑市利润。麦丁的阅读量惊人，这是他的老师拉赫曼灌输给他的习惯。“我一直在关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特别喜欢短篇小说集，一本20个故事的小说集，每篇由不同的作者写成，合起来卖25美分。“一个摇铃的人”会告诉大家，有船只从孟加拉湾对岸驶来或驶离；新来的人会带来家乡的消息，以及马德拉斯的杂志和报纸。[36]

辛加拉姆（P.Singaram）的《暴风雨中的船》（Puyalile Oru Thoni），或许是唯一一部描述20世纪前半叶东南亚经历的伟大的泰米尔小说。小说开篇生动描述了这个众多移民的城市世界。辛加拉姆的小说故事发生在苏门答腊的城市棉兰；他的想象是根据20世纪30—40年代在槟榔屿生活的经验形成的。在辛加拉姆的描述中，棉兰清真寺街上的人群中，“混杂着各种语调”：有马来语的悦耳语调，也有在说泰米尔语的人听来十分尖锐而短促的华语（他用拟声词“巴啦巴啦”来形容）。[37]

20世纪20—30年代，一场悄无声息却意义重大的转变在马来半岛的种植园发生。1936年，马来亚劳工专员威尔逊写道：“最近的不景气暴露了一个长久以来被掩盖的重要社会现象……在马来亚的西部各州，都有一定规模的印度人口定居在那里。”他援引报道指出，即使没有足够的工作，橡胶种植园的工作者也“拒绝”被遣送回印度，而是坚持要求给他们一小块土地自给自足，等到再有人力的需求为止。20世纪的头10年，女性移民到马来亚的比例缓慢增加；到20年代中期，在横渡孟加拉湾前往马来亚的人口中，女性平均占了1/4，虽然其中仅有很小一部分移民到达城市。30年代是个转折点。不景气造成大量的失业，马来亚政府首度对新移民劳工的入境加以限制。因为妇女和儿童不在这些移民法规的管制之列，所以在30年代，马来亚的印度和中国妇女的数量大幅增长。有许多妇女前往与她们的丈夫团聚，不过也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和一些印度）妇女是以劳工身份自行前往的。分离在孟加拉湾两岸的家庭团聚了，他们意识到原本的移民往来模式现在被任意逆转了。

20世纪30年代，马来亚的印度人和华人的性别比例获得了很大的平衡。在30年代中期的马来亚种植园中，男女性别比为1000∶515，而在1911年，这一比例仅为1000∶308。在当地出生的泰米尔儿童人数也证明了这种转变，1934年有大约1.73万名儿童出生，1936年更是超过了2.1万名。人口普查专员指出，当地出生的人绝大多数可能定居在马来亚。这让马来亚与锡兰更接近，在锡兰种植园工作的泰米尔工人中，有相当比例是女性，而且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举家移民到锡兰的情形很普遍，劳工们也更永久地定居下来。之所以形成这个模式，一方面是因为锡兰与印度比较接近，另一方面是因为茶叶种植和橡胶生产的需求不同。

最乐观的英国观察家认为，移民会使种姓制度消失。1931年，马德拉斯人口普查专员写道：“移民可以让人学会自重，印度移民漂洋过海后，极有可能会抛弃种姓制度。”他还认为，“印度贫困阶级的觉醒，大概是被移民潮的存在所推动的”。[38]其实种姓差别并没有消失，不过就像在印度一样，它们发生了改变。纯净与肮脏的壁垒被强加在种植园里，嵌入工人住房的建筑中、贱民和较高种姓之间的阶级关系中。不过，种植园的社交生活可以让他们平等一点。一份回顾性的研究依旧是目前最好的证据，那就是20世纪60年代在马来半岛种植园所做的人种学研究，印度人类学家杰恩（Ravindra Jain）据此得出结论：种姓之间的差别随着时间推移缩小了，种植园的寺庙及其仪式发挥了整合作用；工人们不管是什么种姓背景，都为维护每个种植园里的马里安曼神庙做出了贡献。种植园里的婚姻变得日益普遍，而且越来越多地跨越种姓界限。工头的权威仍然不容置疑：工人之间的婚姻通常需要工头的祝福，而且总是他来主持婚礼，不论是否有神职人员在场。[39]

泰米尔工人对于土地的所有权，来自分散在这片土地上的庙宇的力量，也源于土地景观本身，是他们的劳动把丛林变成了井然有序、种植着单一作物的种植园。那里曾经矗立着简单的树龛，现在工人们建造了更宏伟、更永久的庙宇。这些寺庙证明了种植园和工人的泰米尔村庄之间有一个想象上的地理，将两者连在一起，并牢牢扎根于当地。20世纪30年代，马来亚的南印度寺庙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变得更具马来亚特色。1936年，马来亚政府社会研究部门的一名员工发现：内格里·森美兰（Negri Sembilan）的一座寺庙的祭坛上陈列了“一只‘米老鼠’”；根据他不无道理的解释，因为雇佣劳动承诺要实现现代化和消费的世界，而这就是工人召唤这种世界的方式。锡兰的种植园工人也是出于类似的理由，把缝纫机摆在祭坛上。[40]20世纪30年代，印度和中国的宗教圣地不约而同地试图在马来亚扎根。华人也会旁观一年一度的大宝森节游行，成了其中的参与者；沿岸的庙宇依然是不同的精神传统之间的交流场所。

社会生活中最大的创新或许是简易的脚踏车，因为它可以让泰米尔劳工发展种植园工作之外的社会生活。20世纪30年代，市场中到处可见日本制造的脚踏车，它们的轮胎大概就是用种植园工人生产的橡胶制成的。根据一名劳工部官员在1937年的估计，有一半的种植园工人拥有脚踏车，他指出：脚踏车“改变了他们的习惯”。机动性让泰米尔种植园工人可以“轻松地与马来人或华人邻居相处”，可以“积累信息”，并“提升自己的标准”。他认为：“近几年来，泰米尔人对于马来人的认识越来越多。”[41]

更永久的泰米尔海外定居点的建立，并没有减少移民与其村庄之间的联系。移民的“习惯”通过源源不断的人员、投资和思想的流动，改变了他们在印度的家乡，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来亚、缅甸和锡兰成了南印度乡村景观更永久的一部分。如果说印度移民只占人口中的相对少数，那么可以想见，在蒂鲁吉（Tiruchi）和蒂鲁纳尔维利届工作年龄的男性人口中，约27%的人至少是在1921—1931年间移民来的。1918年，首次对南印度乡下进行详细的社会调查，其中一直提及移民对村庄的影响。另一项在1940年所做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例如，在埃鲁菲利佩特村（Eruvellipet）的调查显示：“对于没有土地的劳工或土地很少但须照顾一大家子的小农来说，移民到锡兰，可能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利益。”在坦贾武尔的喀许德拉兰普拉姆村（Kshetralampuram），研究者发现：“村里的所有贱民都至少移民过一次，前往槟榔屿、新加坡和毛里求斯。他们在那里待了一两年之后，又都回来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一位英国观察家注意到，返乡的移民“为村庄带回一些他们在国外学到的关于清洁、食物和舒适的观念”；他写道：“一个人曾经多次向我指出，有一所房子与它的邻居截然不同，那是一个去过马来亚或锡兰的人的房子。”即使在今天的泰米尔纳德邦，还是看得到这种住房上的差别，又如喀拉拉邦这种有大量劳动力前往中东的地区。[42]

到20世纪早期，亚洲移民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为世界带来了新的想象。科技缩短了距离，公民身份的新观念重塑了土地、移民和政治代表之间的联系。报纸关注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新的公众：它们的争论以及它们的读者，跨越了殖民地和国家的界限。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分析了日报如何形塑国家的意识，这个分析到现在依然是一块试金石：除了报道具有同时性的感受之外，在一个想象中的但天生有限的社群中唤起了同时性和集体仪式的感觉。不过，从孟加拉湾的有利位置来看，安德森假设“想象的共同体”只有国家，似乎是错误的。东南亚城市的本地媒体谈到许多“想象的共同体”，而且与之对话，它们是当地依区域、宗教和族群定义的选区，彼此之间也并不总是互斥的。[43]

1900年，港口城市的地方性报纸已经发展起来了。活字印刷术的引进，使得19世纪70年代开始起步的东南亚小型出版业更加蓬勃发展。[44]新加坡和槟榔屿的出版社大量发行报纸（大部分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和书籍（从伊斯兰的教义手册到圣徒的家谱）。[45]媒体会使用多种语言，就和它所服务的社会一样。海峡殖民地的第一份泰米尔报纸《吾人之友》（Tankainesan）创刊于1876年，由穆罕默德·塞伊德编辑，爪夷峇峇娘惹公司出版。正是这些出版商创办了当地第一份马来语报纸《爪夷峇峇娘惹》，与出版公司同名。[46]马六甲海峡的泰米尔─马来人社群起源于异族通婚，所以自然也跨越了泰米尔人与马来人的文化世界。早期的城市报纸在内容上反映了他们动态的世界。《爪夷峇峇娘惹》的代表性议题包括市场价格、政府公告及来自政府公报的通知；在地方新闻和通讯报道之后，是来自周边地区的新闻；“在马来亚可以听到这么多地方的新闻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们会在新闻中看到三宝垄、苏腊巴亚(5)、茂物(6)、帕里亚曼(7)、美娜多(8)、万丹、契汶、安汶、卡拉旺(9)和班达岛的名字。”世界新闻来自其他报纸（包括《仰光时报》《伦敦快报》和《中国快报》）；它们还会使用《海峡时报》的电报，其中会有法国、俄国、爱尔兰和玻利维亚共和国的报道。[47]

海峡两岸的华人报业起步较晚，但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腾飞。有些报纸是用罗马化的马来文印刷的，受到土生土长的马来亚华人的喜爱，也有一些仍以中文出版，还有一些使用英文，包括《每日广告报》（Daily Advertiser）和《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叻报》（Lat Pau）的创办人是薛有礼（See Ewe Lay），他是曾在香港和上海银行工作的海峡华人，这份报纸到19世纪90年代已经有800位订户，从仰光到西贡都有通讯记者。[48]海峡早期的报纸十分国际化：大部分出版社会以多种语言大量出版报纸和书籍。许多早期的泰米尔穆斯林出版社得到了泰米尔印度教徒或中国资本的支持。[49]槟榔屿的第一份泰米尔报纸Vidya Vicarini（1883年创刊）是“流动”的：这份报纸跟随它的创办人、诗人纳瓦拉（Ghulam Kadir Navalar）一起横渡孟加拉湾，回到了纳格尔。[50]

在早期的泰米尔报纸中，第一份存活下来的是《新加坡之友》（Singainesan）。1887—1890年，德诺达雅出版社（Denodaya Press）以英文和马来文印刷发行这份报纸。它的第一版（英文）宣称其“目的是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并要献给“这位统治了全球1/4领土的君主，她慈爱的统治必将在世界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有一小篇献辞以泰米尔文写成，献给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他也是世界各地穆斯林的精神领袖。港口城市的文化是多变的，在这样的世界中，忠诚也分层级，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恰赫（Torsten Tschacher）对《新加坡之友》的内容做了极具洞察力的分析，他发现《新加坡之友》的订阅用户遍布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暹罗、印度支那（中南半岛）和印度。他还指出，报纸作者针对的是不同的受众，所以他们会采用不同的自我认同术语。在该报纸的用语中，“泰米尔人”主要指印度教徒；而“泰米尔穆斯林”一词并不常出现。不过，这份报纸的确会提到“吉宁穆斯林”，以及“吉宁印度教徒”。[51]

《新加坡之友》在早期写给订阅用户的话中，承诺“从现在开始，我们会报道新加坡、槟榔屿、马六甲、欧洲……纳加帕蒂南、那孤儿（Nagur）(10)、开利开尔、马杜赖、金奈和贾夫纳的新闻”，以满足用户的需求。这份报纸的版面与其他报纸无异，像一幅拼贴画。各个事件并列，从大事到琐事、从近距离的到远距离的，都传达出一种同时性和世俗性的感觉：世界就呈现在眼前的字里行间。新闻的顺序是从当地新闻（当地清真寺和寺庙委员会的政治活动，新加坡高等法院的案件，新加坡华人协会为女王登基50周年举办的庆祝活动，赛马结果，抢劫、谋杀和人群冲撞事件）到区域新闻（包括马来各州、荷属印度、暹罗和印度支那），再到印度、中国和欧洲的新闻。《新加坡之友》常从其他的报纸借用内容，通常是英语报纸，并且复制世界各地路透社的电报，内容包罗万象，从战争报道到保加利亚国王的新闻。它不仅会告诉读者关于马来亚的殖民历史，甚至还有祖鲁人的历史。第二年，这份报纸吸引了更多的广告商，包括孟买药房和荷兰贸易公司。[52]

早期的泰米尔报纸，如《新加坡之友》，因为受众少而受到限制，没有一份报纸能持续发行很久。到20世纪20年代，因为移民人数达到巅峰，因此新加坡、槟榔屿和吉隆坡的泰米尔语报纸都有了较深的根基，许多在那10年间创办的报纸至今仍在发展。新闻记者、编辑和排字工人在各海岸之间移动。不过，在世纪之交，说泰米尔语的穆斯林控制了媒体，到20世纪20年代，婆罗门和非婆罗门的精英泰米尔人互争领导权。媒体成了东南亚泰米尔社群未来激烈辩论的战场，特别是两大报的出现，主宰了泰米尔的公共领域。《泰米尔之友》（Tamil Nesan）的编辑是泰米尔婆罗门纳拉辛哈·艾扬格（Narasimha Iyengar），他受到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的深刻影响。[53]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前进报》（Munnetram）的编辑是萨兰伽帕尼（G. Sarangapany），该报发出强烈的达罗毗荼式要求社会改革的声音，认为南印度的“达罗毗荼”（Dravidian）人与来自北方的“雅利安”婆罗门侵略者是互相对立的，还提倡泰米尔文化复兴与社会改革。[54]《前进报》第一年的发行量是1500份；第二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55]20世纪30年代，萨兰伽帕尼创办了《泰米尔钟声报》（Tamil Murasu），一直到今天，这份报纸仍是新加坡主要的泰米尔报纸。

两份报纸的编辑都与孟加拉湾两岸有联系。艾扬格出生于蒂鲁吉拉帕利（Tiruchirapalli），1912年成为马德拉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志愿者。他于1915年前往仰光，在总会计师办公室工作。他还涉足新闻业，不时以笔名为《仰光邮报》（Rangoon Mail）撰稿，偶尔还为“时事话题”专栏撰稿。英国当局担心他是“政治可疑分子的亲密战友”。艾扬格于是又从仰光搬到吉隆坡，在那里他担任《泰米尔世界》（Tamilakam）的编辑。他“总是任意引用前卫印度报纸的言论”，严密监控艾扬格活动的英国特工抱怨并警告说：“他的文笔将受到非议。”和当时的其他许多家庭一样，艾扬格的家人生活在孟加拉湾对岸：他有亲戚住在南印度，兄弟拉贾姆·艾扬格是吉隆坡工业出版社的经理，另一个兄弟瑟夏迪比·艾扬格是仰光财政长官办公室的职员。[56]1924年，纳拉辛哈·艾扬格创办了《泰米尔之友》，该报也成为当时东南亚最大的泰米尔报纸。后来成为他最大竞争对手的萨兰伽帕尼也走上了类似的道路，从事新闻业。1924年，21岁的萨兰伽帕尼前往新加坡，在一个泰米尔穆斯林的公司担任会计，继而被吸引到新闻界。1929年，他创办了《前进报》，以挑战婆罗门对于海峡地区公共生活和新闻业的控制。[57]

港口城市的报纸抓住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问题：民族主义。20世纪早期的“中国、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改革者将统一的民族国家视为全世界而不只是欧洲的现代政治形式”。[58]讨论亚洲的自由和政治行动的问题时，民族主义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方式，但事实证明，如果要解决移民引发的特殊归属困境，民族主义的作用更为有限。虽然民族主义靠借用和盗用两种方式传播到全世界，不过其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它与许多其他类型的社群和从属圈子共存。民族主义政治沿着孟加拉湾的航线和邮政路线传播开来，不过移民的经历让民族主义的确立变得更加复杂，虽然在其他方面它增强了国家的吸引力。[59]到20世纪20年代，东南亚港口城市的民众已经坐在印度民族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好戏的前排，这些大戏已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只是旁观者。

在亚洲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早期，国内和海外社群之间的联结更为密切。在20世纪早期的动乱中，梁启超、孙文等中国的改革者和革命家都来到东南亚，寻求海外华人的支持；卡塔尔运动起义时，他们向环太平洋的印度社群募集了武器装备和资金。发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让中国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和一个新的方向，但又因为内部的冲突和巩固新国家的斗争消耗了能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印度的政治也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转变。在甘地的领导下，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动员了大批民众，印度国民大会党也成了高度组织化的政治机器。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民族主义政治与印度及中国的海外社群的联系变得更难维系。州议会、地区和各地的党支部等大众政治的机构，把政治焦点放在既定的殖民地和国家领土范围内。甘地的转变也深具启发，虽然他的政治生涯是在南非成形的，但是在他回到印度之后又得以重新塑造，使其更加深植于印度土壤，更贴近印度农民，而不是向心怀大海的商人群体靠拢，如他的出生地博尔本德尔（Porbandhar）的族群。

虽然具体的政治联结削弱了，但象征性的联结却兴盛了起来。在这个“机械复制的时代”，大量影像横渡了孟加拉湾。[60]20世纪20年代早期，甘地及其他印度民族主义领袖的照片风靡马来亚，他们的肖像出现在印刷品或日历上。民族主义者的图像经由马德拉斯的出版商传播到遍布海峡和马来半岛各地的泰米尔穆斯林商人手上，这让英国当局着实捏了一把冷汗。来自祖国的“颠覆性”报纸紧随其后。根据马来亚情报人员的报告，巴生的店主卡西姆“引进了几本泰米尔书籍，书名为《自治》（Swaraj）”。警方密探毫不松懈地盯着泰米尔穆斯林店主的名单，看他们手上是否持有有害的资料，警方密探还会追踪印刷品横渡孟加拉湾之后的去向。这些密探写道：“赞颂印度领袖的歌本和诗集在三个西部州都十分常见”，而且“目前可以得到的都来自马杜赖的出版社”。印度民族主义的象征可以到达槟榔屿每一个家庭的书桌上。槟榔屿有三家店出售“左上角印着甘地照片的”便笺纸，一家是坎贝尔路上的小餐馆，一家是国王街兑换银钱的商店，还有一家是槟榔屿街的杂货店。便笺纸来自马德拉斯的书商象神公司（Ganesh and Company），第一批货很快就卖光了。[61]文本的流动是双向的——既有来自印度的，也有流向印度的。特努什戈迪的英国海关邮政官员忧心忡忡地看着“令人不悦的”泰米尔书籍，就这样通过了与锡兰的海上边界。[62]

印度思想家和政治领袖前往东南亚的旅程吸引了大批群众，也让图像上的人出现在现实生活中。1927年7月20日，泰戈尔在新加坡登上法国船只“昂布瓦斯号”（Amboise），前往越南的海防。他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吸引了许多小商人、汽车司机、警卫等印度平民”，以及当地的各种印度社群，包括泰米尔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和信德族。泰戈尔会见了海峡华人社群的杰出人物林文庆医师（Lim Boon Keng）。他从新加坡一路前往马六甲和槟榔屿，还冒着危险发表了民族主义的公开演说。[63]

在这方面更有影响力的当属埃罗德·拉玛萨米（Erode Venkatappa Ramasamy）的马来亚之行，此人以贝里亚尔（Periyar）之名为人所知，是马德拉斯自重运动（Self-Respect Movement）的领导者。1929年12月，50岁的埃罗德·拉玛萨米从纳加帕蒂南启航前往槟榔屿，同行的还有妻子娜加玛和一名年轻随从。4年前，贝里亚尔脱离泰米尔纳德邦的国民大会党（他曾担任该党的主席），接着就发起自重运动，以激进的方式改革种姓制度，推动性别平等。他的目标是推翻婆罗门在南印度社会的支配地位。[64]贝里亚尔受一个马来亚的印度社团之邀，把他的改革主张带到马来亚的城市和种植园，“每次都有上千人前来聆听他的演说”。1929年12月，他在马来亚出席怡保（Ipoh）(11)举办的泰米尔改革会议上，呼吁马来亚的泰米尔人“摒弃种姓差异及他们从家乡带来的差异”，“热爱他们的母语”。他号召马来亚的泰米尔人改革他们的宗教程序，以“符合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国家”。之后他前往新加坡，在新世界娱乐中心的一个大型招待会上发表演讲；又从新加坡穿过马来半岛，对太平（Taiping）和双溪大年的群众进行演讲，并参观了橡胶种植园。贝里亚尔的到访，暴露出种姓、信仰和社会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因素造成了马来亚泰米尔社群的分裂，反映出印度民族主义在海外的局限性。他在马来亚和泰米尔纳德邦的呼吁跨越了宗教的藩篱。槟榔屿的正统印度教徒被贝里亚尔对于种姓制度的攻击激怒，请求殖民地政府禁止此人到访马来亚；槟榔屿的泰米尔穆斯林则热忱欢迎他的来访。[65]

对于贝里亚尔来访的两极反应，反映出印度政治的断层，马来亚的环境让它们有了不同的面貌。反殖民主义倾向在马来亚比较不明显。对他们而言，距离使得印度政治的喧嚣只是隐约的存在。因为远离政治冲突的核心，这让新加坡的泰米尔记者更容易关注大众政治本身的刺激性，忽略了自重运动和甘地之间，以及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大众政治本身就值得关注，尤其是从沉睡的马来亚来看。编辑和记者虽然担心受到审查甚至遭到驱逐，不过他们之中仍有许多人对于英国统治者保持着更积极的忠诚，并设想将这种忠诚与他们对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同情相结合。一个由来已久的想法认为，海峡殖民地政府公正而有效率，允许多个社群在没有过度干预的情况下生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散居在东南亚的印度人（和中国人）所关心的事，至少在某些方面和他们在家乡的同胞非常不同。

直到20世纪20年代，孟加拉湾周围世界的往来流动率依然很高，难以让东南亚有长期定居的印度移民。直到媒体和新的社会、政治组织在公共生活中给了他们一个具体的现实和存在，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泰米尔移民意识过滤了印度民族主义的倾向，把它们与当地的政治争论混为一谈，还加入了对孟加拉湾泰米尔语世界的区域想象，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印度的世界。移民意识的形成，不仅体现在对民族主义和本土主张的区分上，也体现在多个移民群体的互动上。[66]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东南亚的港口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身为离散社群的这个特点，成了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自豪感让许多移居马来亚的人比以前更愿意认为自己是“印度人”，海外的其他印度人社群在这方面的意识也越来越高涨，并渐渐发展成全球移民共同的意识，这种意识在横向和纵向上都有联系。在对南非、斐济、锡兰和缅甸的印度人的描写中，泰米尔报纸的编辑唤起了这样一种感觉：马来亚的印度人其实是一个更广泛世界中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中的人有着相似的问题，一起为争取平等的地位和认同而奋斗。

透过许多细节的积累，海峡殖民地的泰米尔报纸以或悲伤或平铺直叙的语调，描绘出一个海外印度人的世界。在南非，印度人被白人至上主义剥夺了权利和尊重的处境经常受到关注。[67]一篇关于在斐济的印度移民的文章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引用了一系列的统计数据：那里有76722名印度人，共拥有11万英亩土地、776间店铺、196台机动卡车、6个音乐厅和2家报社。[68]在更靠近印度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在缅甸的印度人面临着“抢劫和谋杀”的威胁。缅甸毕竟与马来亚同属孟加拉湾世界的一部分，它的命运预示了一个黑暗的未来。《前进报》一篇慷慨激昂的社论描述了缅甸的切蒂亚尔放贷者的苦难，他们成了激进的缅甸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钉；报纸写道，切蒂亚尔人“不理解为什么缅甸人这么仇恨他们”，但也承认切蒂亚尔人积聚了“无尽的”财富。这位编辑写道：就像华人和僧伽罗人一样，缅甸人也宣称遵循佛教的信条，但似乎远没有达到这些要求。《前进报》宣称，在缅甸政府将残酷的罪犯绳之以法之前，全世界的“印度报纸”都有责任引起人们对这一局势的关注。[69]侨民中间产生了同胞感情与共同责任的意识，同时还有一种这样的意识，即海外印度人分享了印度国内政客无法理解的经验。

如果说与世界各地的印度社群的比较，可以为讨论马来亚的印度人提供一个全球架构，那么当地的争论其实凸显的是马来亚的泰米尔离散社群碰到其他族群时，一种更特殊的泰米尔离散社群的意识。泰米尔离散社群自封的代言人直面强硬的马来民族主义，质疑他们在马来亚生活的权利。1932年初，马来报纸《议会》（Majlis）对马来亚的“外国人”展开攻击，宣称政府应该告知马来亚的印度和中国移民：“马来人提供的‘保护’，不像猎物管理员保护森林中的鹿，管理员会留心鹿不被猎人猎杀，但是不会阻止森林中的老虎或其他肉食性动物猎食。”[70]《泰米尔之友》的编辑很快做出了回应，并在这个过程中更明确地界定了马来亚的泰米尔离散社群的边界。

《泰米尔之友》的编辑严厉谴责《议会》如此“幼稚的”社论，看起来像是在要求一个“马来人的马来亚”。该报提醒读者：来自南印度和中国的移民“艰难开垦森林……受到老虎的攻击和蚊子的叮咬”，还有那些在锡矿和橡胶园工作的人，他们对马来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议会》担心马来亚的泰米尔人和华人依然与出生地或祖先保持联系，抨击甘地和孙文等“伟人”，谴责他们让马来亚受到外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对政府造成了威胁。《泰米尔之友》的编辑对此表达错愕。《议会》似乎认为“人民可以对周围的世界不闻不问”，但是一个人是否真的可以对整个世界“坐视不理”，编辑们对此表示质疑。文章的结论是：“既然印度人和华人不曾在他们的出生国生活”，他们便不可能“献身于国家”。对于那些在马来亚出生的人，“上帝的法庭中不存在”歧视马来人和其他人的法律。[71]马来亚公民权利的冲突——移民的权利主张受到土著的反对——让介乎两者之间的人面临严峻的选择。泰米尔穆斯林，尤其是那些几代都与马来家庭通婚的泰米尔人，发现自己不被马来民族主义者所接纳，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是“真正的马来人”，而是被划在泰米尔移民的范围之外。[72]

对马来亚泰米尔居民权利的捍卫而反对当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很快就转变为对公民权更为强硬的主张。争论的核心是，马来亚的全部历史都是由移民创造的，公民权利必须承认这一点；在大量移民从印度和中国到来之前，没有文明，只有丛林。1935年，一位泰米尔记者写道：“让我们试着理解，就在不久之前，马来亚还只是一大片丛林，只有一些零星的渔村，没有文明，没有文化，也没有传统。”[73]为了找到历史论述来支持他们的观点，马来亚的泰米尔作家引用“大印度”（Greater India）的概念（即马来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都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甚至印度的殖民），认为“印度人在这片土地上并不是外国人……而且他们的传统对这片土地并不陌生”。[74]在这些泰米尔作家中，有许多人用英文写作，他们反过来开始挑战马来人声称的原住民的主张，认为“‘马来’一词的真正含义”，是“来自爪哇或苏门答腊的移民，属于‘马来’种族”。[75]

1930年之后，经济不景气重创了橡胶产业，马来亚的泰米尔领导人呼吁，在经济仍未复苏之前，应该减少来自印度的新移民数量。[76]因为他们主张限制来自印度的新移民，这使得马来亚“当地出生”（即在海峡殖民地或马来亚出生）和“外来”（或印度出生）的泰米尔人之间的区隔变得更加明显。用驻新加坡的泰米尔婆罗门记者克利希南（R. B. Krishnan）的话说，当地出生的泰米尔人和他们印度出生的兄弟在“态度和心智能力”上是不同的。他在谈到当地出生的人时写道：“他们的祖国是马来亚，他们的兴趣、生活和社交完全是马来亚和当地的。”他坚信，这个“马来亚印度人比起他在印度出生的同胞，有着更好、更具包容性的人生观。例如，对孟加拉湾对岸的种姓制度和宗教信仰一无所知，即使知道，也会不屑一顾”。[77]

1937年，尼赫鲁到访新加坡时，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他坚信，马来亚印度人的未来“与印度的未来有着密不可分、毋庸置疑的关系，而印度的自由取决于他们的地位、他们利益的保障，以及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78]不过，他也警告在马来亚的印度人，他们的未来系于马来亚，而不是印度。尼赫鲁成为印度第一任总理时，也说了同样的话。新加坡的一位泰米尔作家写了封信给新加坡的欧洲精英报纸《海峡时报》的编辑，敦促马来亚的泰米尔人重新思考他们与海湾对岸的关系：

如果他认为自己在这里只是一个旅居者，只有死后才能够到处走动，只有灵魂才能够横渡印度水域，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终于可以回家的那一天，那么他一定始终带着怀疑，从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定居公民或是户籍公民。

尼赫鲁认为，马来亚的泰米尔离散社群“必须勇敢地做出选择，要么获得旅居者可以享有的机会，要么成为正式的公民”。[79]在新加坡和槟榔屿定居的海峡华人社群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声音。槟榔屿立法会成员林成荣（Lim Cheng Ean）在当地一所学校演讲时告诉他的听众：“你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抛弃这不是我们的国家的想法……如果你不想这么做，你大可以收拾行李回到中国，留我们这些在海峡出生的人在这里，以免我们的地位受到威胁。”[80]对许多人来说，这真是一个极为困难且痛苦的选择。

在数百万横渡孟加拉湾的人当中，很少有人加入政治运动，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诉诸工作场所的抗议（详见第六章）。更多的人则是写请愿书给当局，详述他们的斗争和面临的不公，甚至诉诸法庭表达他们的不满和诉求。民族主义情绪激起了数以千计或暂时或永久远离家乡的游子的心。但“国籍”——一个在大英帝国广泛使用却从未被完整定义的术语——是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它与政治代表问题息息相关。

从20世纪初起，马来亚的印度专业人员、公务员和商人组成一些小型协会，向当局表达他们的诉求。[81]第一个是1906年成立的太平印度人协会，1909年成立了雪兰莪印度人协会。[82]新加坡和槟榔屿有无数的社交和体育俱乐部，包括峇峇娘惹俱乐部、伊斯兰板球俱乐部、穆斯林康乐俱乐部，以及新加坡伊斯兰足球协会；此外，还有村庄及地区性的团体，如滕卡西穆斯林协会和卡塔尔耶纳卢尔穆斯林协会；商业、文化和种姓组织，包括槟榔屿穆斯林商会，以及纳都柯泰切蒂亚尔人（Nattukottai Chettiar）的许多组织（这些组织分布在从仰光到新加坡和整个马来亚的广大地区）。这些协会为各种宗教和世俗的目的架起了桥梁，有着相互重叠的关切和成员关系。[83]

对于那些远离家乡的人来说——印度人、华人、缅甸人或马来人——国籍的选择都具有切实的重要性。公民身份的问题，比民主的扩张更具优先性。从实际意义上讲，公民身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人们可以求助于谁来伸张正义。印度和中国的帝国政府都声称自己更有能力支持其海外的臣民，并借此要求臣民效忠，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度当局加强了对孟加拉湾的介入。1922年的印度移民出境法决定在马来亚和锡兰设立印度政府办公室。这些代理人现在是印度官员，而不再是英国官员了，他们在外国领土上越来越以领事之姿行事，虽然他们仍在英属的亚洲帝国内部。在接下来的10年里，驻马来亚的印度官员收到了数以千计来自印度劳工的信件、请愿书、上诉和探访，以寻求官方介入他们的工作和家庭纠纷。1925年，马来亚的第一位印度官员比莱收到一封紧急电报，一名年轻女性声称她几天前刚与家人从印度来马来亚工作，结果被柔佛的坦邦种植园农场经理扣留并强暴了。女孩的父兄没有去找警察，而是直接写信给印度官员。几天之内，所谓的“坦邦强奸案”就成了丑闻，新德里的帝国政府还对马来当局施压，要求他们尽快调查；对印度妇女在海外面临危险的普遍担忧，似乎因这个案件而得到了证实。[84]遭指控的农场经理最后被判无罪，不过这起案件清楚地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许多种植园工人对于印度和马来亚的政府架构可谓了如指掌；当遇到困难时，许多人选择直接向印度政府求助。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出现在1924年，三名来自森图尔（吉隆坡郊区）的泰米尔铁路工人写信给牧师安德鲁斯。后者是为海外印度人争取权利的资深活动家，也是甘地和泰戈尔的亲密战友和知己，曾在1924年造访马来亚。那些铁路工人说：“我们生活在异国他乡，离我们的祖国有几百英里远，生活在不同的种族、文化之中，毫无疑问，我们正在慢慢失去我们的道德修养。”他们直接呼应了印度改革者的声音，后者哀叹海外印度劳工的“道德败坏”。安德鲁斯在回信中抨击了他们这些印度人出国工作的动机，哀叹道：“我们活着就是为了金钱，金钱，还是金钱。”三位写信者要他们在印度的“同胞不是在物质上，而是在道义上给予帮助”。他们请安德鲁斯鼓励“一些在国会中享有盛名的同胞经常到访这个国家”。泰米尔铁路工人信中的内容加深了印度改革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担忧，他们写道：其最大的耻辱就是“不仅对欧洲人，而且对中国人、马来人、欧亚混血儿和锡兰的部分泰米尔人而言，印度人（尤其是印度泰米尔人）只不过是一个苦力的民族”。[85]这些写信人的担心表明，殖民地人口普查的族群分类是多么强大，“泰米尔人”现在是一个单一的代表性分类，包括城市精英和乡下的种植园工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高种姓和低种姓。[86]

但印度当局很快意识到他们的权力其实十分有限，移民一旦离开，尤其是当他们被困在种植园时，要介入就太迟了。殖民地政府与大种植园主走得太近，不可能是移民劳工利益的可靠保护者。许多人觉得比较好的介入方式是完全断绝移民。这是英属印度政府在19世纪30年代对毛里求斯和西印度群岛的契约劳工最初的强烈抗议之后做出的反应——虽然这个决定很快就被推翻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禁止移民，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效果。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加剧了印度和中国政府对移民的敌意：既然只会带来剥削和屈辱，为何要允许印度人和华人到海外去呢？

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出现了一种新的想法来支持海外移民的经济合理性，在此之前，海外移民被视为印度人口增长的必要“安全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印度开始思考其工业未来的时刻，也是在封闭的国民经济中“发展”的愿望占据了政治想象的时刻。[87]一位帝国的官员写道：“印度的总财富增加了，现在还在增加，未来也会继续增加，如何对财富做出较好的分配，将是我们主要的关切点。”在这个背景下，“归国移民可能带回来的数千卢比无关紧要”；它们对印度发展的贡献“微乎其微”。坦贾武尔的收税官托马斯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看出了这一点。[88]

泰米尔人——或者更广泛地说，是散居在世界上的印度人——的概念是最近才出现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学者才开始用“离散社群”（Diaspora，一度用来指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一词来形容帝国时代在世界各地旅行和定居的印度和中国移民群体。在学术写作和公共话语中，“离散社群”一词几乎用来指称各族群的移民群体；到了今天，“几乎每个族群、国家或是分裂主义运动都有其离散社群”。[89]有海外移民史的地方必定有离散社群的历史，而且它们很强调流动人口与其原籍国之间的持久联结，不论这种联结是想象的、家族的、经济的或是政治的。这在分析上是有用的，尽管不合时宜；不过，或许“离散社群”的过度使用，让它变得没什么力量了。

然而，当时的人们使用的是什么语言和词汇呢？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泰米尔作家用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形容现在我们所称的东南亚泰米尔离散社群，经常出现的词汇包括“海外印度人”“南印度工人”“南印度苦力”“泰米尔人”“泰米尔大众”“马来亚印度人”“马来亚泰米尔人”“锡兰泰米尔人”“锡兰泰米尔苦力”“缅甸的印度人”和“帝国的印度人”。虽然最近有比较多的学术成果开始使用“印度洋”这个词，不过这个词汇还不常出现，体现出更加特定的、区域性路线的重要性。这些术语中的每一个都为社群划出了不同的边界，也都唤起了不同的地理概念，从强调与印度的远近，转变成强调国家而不是地区的起源，以及在海外扎根的不同程度。作为海外帝国一部分的这种意识与一种更具体的感觉形成了对比，即泰米尔语世界连接着南印度和东南亚，这是一张环绕孟加拉湾的想象地图。

英国传教士萨格特（Norman Sargant）是世界上最早明确描写世界各地泰米尔离散社群生活的人之一。他在1941年的著作《泰米尔教会的传播》（Dispersion of the Tamil Church）的开篇引用了《以西结书》第35：6的话。这句话唤起了diaspora这个词的原始含义：“我的羊在全地上分散。”萨格特描述了“分散在各地的泰米尔人”，他们在锡兰、缅甸、马来亚和更远的地方建起了小教堂。他满怀希望地写道：“有人说，犹太人分散在各地，是古代世界为基督教先做的准备。”“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泰米尔教堂分散在各处，是19世纪传道先驱者的一大助力？”在横渡孟加拉湾的人当中，泰米尔基督徒只是少数，但是萨格特认为，如果要了解泰米尔离散社群的分布，最好的方式便是看他们在遥远土地上留下的精神印记，许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对此可能也有同感。[90]

20世纪20—30年代孟加拉湾所经历的现代性，没有留下多少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学或艺术作品。虽然底特律和马来亚的种植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马来亚没有什么能与墨西哥画家里维拉（Diego Rivera）画在底特律艺术学院庭院围墙上那令人惊叹的壁画相提并论。1932年，埃德塞尔·福特委托他创作了这些壁画，描绘了推动底特律工业现代化的技工、经理、打字员、会计师和机器。不过，如果我们看看大众的流行文化、社会的生活模式、广告牌和报纸，就会看到移民努力让自己“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找到家”。横渡孟加拉湾的人们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在现代世界的惊涛骇浪中安身立命，“在潮流中试着前进，寻找真实、美丽、自由和正义”。[91]但即使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移民高峰期间，都不曾出现要统一孟加拉湾的政治叙事。不曾有哪些政治家像谈论他们想象中的国家那样谈论海湾的海岸，“这是我们共同的世界，我们的命运是相连的”。相比之下，孟加拉湾是一个市场王国，它的节奏只受“买卖”支配。

孟加拉湾的生活的确产生了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说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泰勒将社会想象描述为人们“想象他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如何与他人相处，他们与伙伴之间的关系，一般要符合的期待，以及这些期待背后更深层的规范概念和形象”。横渡孟加拉湾的移民共同塑造的社会想象中的元素，是由纳拉亚纳萨米、麦丁及数以千计和他们一样的移民共有的，他们也与华人和马来人邻居共有这个想象，“他们是如何与其他人相处的，如何让事情在他们与同胞之间运作”。泰勒坚持认为，这类社会想象“通常不是用理论术语表达”，而是“体现在图像、故事和传说中”；它们代表一个“普遍的理解，让普遍的做法成为可能”。[92]港口城市街道上的“普遍做法”由来已久，通过一起吃饭、共享公共空间、参与他人的庆典，产生了许多交流、互动。或许“通常能满足”的主要“期望”是流动性的期望，在这个世界中，人们期望自己能够在大洋两岸来来去去。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期望落空了。

(1) 印度电影演员。

(2) 甘地在南非主办的周刊，几乎每期都刊有甘地的专稿。

(3) Ghadar为乌尔都语，有“造反”“起义”之意。

(4) 黑风洞是吉隆坡附近最知名的观光和宗教圣地，每逢大宝森节，都会吸引大批信徒和游客到此。

(5) 又名泗水，位于爪哇岛东部。

(6) 又名博果尔，爪哇岛城市。

(7) 苏门答腊岛城市。

(8) 又名万鸦老，苏拉威西岛城市。

(9) 爪哇岛城市。

(10) 位于苏门答腊岛。

(11) 今马来西亚霹雳州首府。

第六章　横渡的中断

在经济竞争的压力下，在价格下跌的挤压下，在民族主义抬头的刺激下，支撑起孟加拉湾世界的联结断裂了。1939年初，印度政府驻缅甸的代表在报告中写道：“在过去6个多月里，曼德勒的印度人……不得不忍受有组织的迫害；他们的生意遭到抵制，他们的商店被设置了纠察队。”随着政治浪潮席卷而来，他们遭到孤立，被困在上缅甸。许多受到影响的店主是说泰米尔语的穆斯林或朱罗人，他们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他们横渡孟加拉湾已有几个世纪了。那些店主的家人在19世纪与磨坊工人、煤矿工人和三轮车夫一起搬到了缅甸。而现在，那些曾经让他们选择到缅甸的安全和繁荣都已不复存在。

支持民族主义的僧侣（pongyi）在门前的台阶驻守，不让缅甸客人进他们的店里。在永道吉的拉希姆公司购买商品的一名僧侣遭到其他三名僧人的羞辱，他们骂他是“狗娘养的”；还发动一群人，逼他把所买的东西退还给印度商店。另一名泰米尔店主穆罕默德也说：一名当地妇女正在他店里买东西时，“一名僧侣走过来，把东西从她的手上抢走，丢在地上”。在曼德勒市政市场H区摆摊的伊瑟夫表示，他的一名顾客遭到僧侣持刀威胁。他写道：“我也很同情那位女士，她只因为在我们的商店买东西就遭遇了麻烦”，所以“我只好把钱还给她”。[1]

1930年，仰光的码头曾出现暴力事件，并在1931—1932年的千禧年叛乱中蔓延到缅甸乡间，这场动乱由僧侣萨亚森（Saya San）领导，暴徒主要针对印度家庭和企业发动袭击。动乱后的时局仍不太稳定，不过缅甸民族主义的道路自此确立了。缅甸于1937年脱离印度，这是第一次也是最不受注意的南亚“分治”。孟加拉湾周围的政府现在将移民定位成“离开了正确位置的人”。如果说缅甸经历的变化最为剧烈，那就是它渗透到了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政治语言中。如今，谁又属于这片这么多人横渡过的水域呢？孟加拉湾以惊人的速度关闭起来，它的边界收紧了，各国之间互相猜疑。移民成了一场零和游戏。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摧毁的紧张局势下的世界。

布鲁诺·拉斯克（Bruno Lasker）出生在德国，是伦敦和纽约社会改革运动的资深人士，他在20世纪30年代游走亚洲各地，为总部在夏威夷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他写过一篇关于亚洲移民模式的精彩文章：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情况，他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很多东亚的国际移民被逮捕了，甚至遭到了遣返”。创造出“多元社会”一词的英国行政长官约翰·富尼华甚至更快就下了判断。在1939年的著作中，富尼华宣称：“我们已经可以看到，1930年标志着一个60年的终结，这60年始于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也是从达·伽马登陆加尔各答算起的那400年的终点，虽然这一点没有非常明确。”[2]富尼华十分有先见之明。不过许多经历过这些变化的人，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变化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感觉。不景气带来了失业和通货紧缩以及对于移民的新管制，但是它感觉更像是一次严重的挫败，而不是一场持久的转变。事后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结孟加拉湾周围人们生活的网络出现了断裂，这似乎是一个持久性的倒退。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一下子变得不同了：专制的规则阻止了流动，市场的波动让财富化为乌有。不过，规定不一定总是执行无碍，市场也很快恢复了。在个人和集体的记忆中，这仍然是个开放且充满机遇的时代，尤其是和接下来的时代相比。

用一位经济史学家的话说：“几乎没有几个经济体经历过比20世纪30年代马来亚大萧条更严重的宏观经济冲击。”也没有几个经济体会如此依赖非食品类商品的出口，如橡胶和锡。两者的市场都在1929年后崩溃了。橡胶的价格暴跌，几乎完全是因为美国汽车工业的需求减少；工业化国家经济的整体衰退，也削弱了对锡矿的需求。1929—1932年，新加坡的橡胶出口额下降了84%，整个马来半岛的实际工资也减少近一半。[3]大米的市场价格比其他大部分商品跌得更快，而且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恢复。[4]缅甸和东南亚的稻米产区互相争夺市场；稻米的低价，避免了经济萧条在这个亚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造成更大的生存危机。

缅甸的稻米种植者所面临的压力，在农村引发了社会关系危机。当世界大米市场跌到谷底时，切蒂亚尔高利贷者赖以发财的债务网络出了问题。由于无法收回贷款，加之借钱给他们的欧洲银行也对其施压，所以切蒂亚尔人的公司取消了抵押品的赎回权，并收购了大片缅甸农地。1930年，切蒂亚尔人占据了缅甸被占领土地的6%；到了1938年，这一数字达到25%。在切蒂亚尔人的商业模式中，拥有流动资产是很重要的；现在他们却发现自己握有许多无法变卖的财产。负债累累的缅甸种植者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在殖民委员会的证词中，一位克伦族（Karen）证人形容切蒂亚尔人的银行就像是“火龙一样，会烧焦每一块不幸落入它们邪恶蠕动之下的土地”。在这种恐惧的氛围下，一些缅甸人不只是反对他们的切蒂亚尔债权人，也敌视他们土地上的所有印度“移民”。[5]

如同拉斯克的观察，大萧条“阻断了亚洲移民，有些甚至被遣返了”。虽然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的流动一向是循环的，但整体模式属于净迁移，换言之，一直以来那里的入境人数稳超出境人数。当危机爆发时，这个模式发生了逆转。1930—1933年，离开缅甸和马来亚的印度人数超过到来的人数；整个东南亚的华人数量也是如此，虽然当时中国国内普遍内乱，日本军队的入侵更是加剧了内乱程度。1930—1933年，有超过60万人离开马来亚；在那几年，也有大约24万名泰米尔工人从马来亚遣返印度，其中将近20万人是政府出资的。但这已经是政府援助的极限了。他们回到家乡之后，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补助。在马来亚的印度政府代表指出：在困难时期把人送回印度，“越来越不是一个应对失业的有效补救措施”。对泰米尔工人而言，遣返意味着“没有提供……任何救济”，“他们只是从在马来亚受苦，换成回到南印度受苦而已”。继续留在马来亚种植园工人的工资则被单方面削减。在整个东南亚，没有被遣返的移民劳工以非法居留者的身份搬到了边境地区，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并且感受到了经济独立的滋味。[6]

立法又使得劳工市场的发展愈加恶化。东南亚在大萧条期间，首次实施正式的移民限制。1930年，马来亚和新加坡立法禁止新的华人移民。前往马来亚的印度移民则受到更多间接的限制，因为印度人既然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理论上他们可以在大英帝国境内自由迁徙。1930年，由于橡胶种植园的失业人数持续增加，国家暂停核发工头的执照。这些规定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没有得到彻底执行。因为殖民国家对移民社会的性别不均依然感到担忧，所以女性移民不受管制，这造成了新一波前往马来亚的女性移民；这是迈向印度和华人家庭在孟加拉湾对岸永久定居的重要一步。在印度移民之中，可以重新看到19世纪“自由”和“受到帮助”的移民的古老区别。只要移民负担得起自己的旅费，就没有法律可以阻止他们横渡孟加拉湾，也还有数以千计的人继续迁往海峡殖民地城市。[7]

印度地主与缅甸佃户、种植园移民劳工与当地种植者之间的族群区隔，有部分通过帝国经典的“分而治之”政策被计划出来，也有部分是无计划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是有意或无意建立起来的，这些模式都会自我复制。经济恶化加剧了对于稀缺工作的竞争。当地人的怨气便转向了东南亚各地的移民，不过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对移民加诸限制和遣送回国，目的是要预防出现紧张情势，但是这却造成了新的问题。缅甸经历的冲突最严重，因为印度工人主导了仰光的城市经济，印度的高利贷者又拥有许多土地。1930年，缅甸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殖民主义暴动，领导者是具有领袖魅力的僧侣兼传教士萨亚森。这是20世纪30年代亚洲最大的反殖民主义起义之一，最初只是要抗议殖民地的人头税，最后却发展成一场千禧运动。随之而来的是对印度高利贷者和商店的袭击，尤其是在下缅甸的汉达瓦底、永盛、勃固、皮亚朋、苗妙。一位驻当地的英国官员写信到仰光，表示他“很难阻止村民在晚上外出，他们都一次去一两个人，放火烧毁印度人搭在偏僻田间的棚屋”。[8]

英国当局镇压叛乱的手段十分残忍。萨亚森在受审后被处死刑。缅甸的乡间勉强恢复了平静，不过那次叛乱对于社会关系造成的破坏却越来越大。所经历的事让许多在缅甸的印度人感到惊恐，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乘船回到了家乡，但是大部分离开的人计划在事态平息后重新返回缅甸。到1934年，一切恢复如常似乎指日可待。[9]那一年前往马来亚的人再度超过10万人；前往锡兰的移民“达到1927年的最高纪录”。当年也有超过20万名华人抵达东南亚。不过，工头的招募体系再也没有从萧条中恢复。1933年之后前往马来亚的大部分移民，要么是“回头客”，要么就是有朋友或亲戚住在马来亚。官方对移民的控制减弱了。1935年，马德拉斯移民专员指出，“许多人以一般旅客的身份往来马来亚”，他们自付旅费，不属于殖民地政府认定的劳工移民。前往马来亚的移民会携带种植园管理人的信件或受雇的证明，证明他们以前曾经在那里工作，还要确认他们在该种植园有家人或是朋友。这类信件带来了一个繁荣的市场。一名英国官员抱怨道：“老劳工会把移民站关口那些不相干的人说成是自己的亲戚或是朋友。”这是一个熟悉的问题。不论在马来亚或锡兰，持续的移民现在已成了常态。对许多南印度的家庭而言，移民成了生活经历中一个不断重复的部分，几乎成了一种习惯。[10]在当时看来，前往东南亚的印度和华人移民看起来会重新开始，并继续下去，且愈演愈烈；几乎无人预见到1936年或1937年，这一趋势很快就停滞不前了。如果经济不景气后的复苏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在马来亚的人口中，印度裔移民的比例应该可以从1/8上升到1/4，华人说不定会成为半岛人口的大多数。这看起来很可能实现的愿景，使得马来人开始害怕，他们担心会“在自己的土地上陷入困境”。但事实并非如此。

经济不景气过后，市场慢慢回温。但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转变，重新塑造了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以及居住在孟加拉湾附近及两岸的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散居海外的印度人和华人的渴望已经在20世纪初期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得到了表达；现在，他们发现缅甸、马来亚以及整个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而在这股浪潮中，自己成了目标。当地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在殖民地政府谋得一官半职的道路受阻，成为企业家的前景有限，于是，他们将此归咎于移民。一位深富同情心的英国观察家写道：“透过眼睛和耳朵，缅甸人不断地、敏锐地意识到外国人对该国商业活动的控制，以及移民工人的持续渗透。”[11]意识到不平等之后，对于权利的竞争就展开了。大萧条的冲击激化了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谁该属于哪里的争论，但是现在这些争论不再只是抽象的，也不再局限于报纸专栏，它们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生活中。

缅甸和马来亚的民族主义都不是突然出现的。两者都是从英国的征服和旧君主制世界的毁灭（缅甸）或是臣服（马来亚）引发的危机中成长起来的。19世纪，在马来人和欧洲人、马来人和其他亚洲人之间的文化碰撞推动下，关于“马来种族”的辩论在海峡殖民地的多语种世界中蓬勃发展。印度公职人员吴顶图（U Tin Tut，曾主管缅甸的外交和财政）指出，缅甸的民族主义根植于对土地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他说：“缅甸的孩子是在以过去的辉煌为背景的历史和传统中长大的，当他们长大后，得知自己的种族只是次等的，将大受冲击。”直到20世纪20年代，缅甸民族主义才成为群众运动；马来民族主义则在20世纪40年代才达到这个水平。但是两者都在稳步成长，他们的报纸、期刊和书信写作俱乐部在别人的归属感中叫嚣着要求得到承认。20世纪30年代，马来人的新闻业迅速发展：“报纸可以在任意一家马来人书店买到，有些还能在各种马来人俱乐部买到，甚至连汽车司机也能读到。”缅甸长久以来是亚洲识字率最高的社会之一，有自己的文字，并借由世俗僧侣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传播了一种新的、自觉的民族主义。20世纪20年代早期，阿拉干出身的僧侣吴欧德玛（U Ottama）到缅甸旅行，并多次代表佛教青年会发表慷慨激昂、越来越多反殖民主义倾向的演说。[12]

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缅甸民族主义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要从印度“分离”出来。这比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更能激发他们的努力。在不景气造成的破坏和萨亚森的叛乱觉醒之后，他们的要求变得更强烈。1929年初，缅甸立法委员会首度提出分离法案；1931—1932年，缅甸圆桌会议（Burma Round Table）为“分离”设了一个日程，并于1937年4月1日生效，这是对印度政治未来所做的一连串宪法协商的一部分。缅甸的印度居民不知道该做何感想。许多人觉得政治上的改变不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另一些人则对未来感到害怕。20世纪30年代，剧作家兼记者萨尔马（V. Swaminatha Sarma）曾为仰光的泰米尔报纸《光明报》（Jothi）撰稿，并在1936年针对即将发生的分裂出版了一本书。该书的开篇追溯了缅甸与印度最早期的联结，通过佛教青年会追溯缅甸的民族主义兴起，并概述即将发生的宪法变革，最后以一个最大的问题结束：“这两个民族有共同的未来吗？”[13]

到20世纪30年代末，年轻而坚定的“德钦党”（Thakins）运动为缅甸民族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该运动的主力是仰光大学的学生。年轻的昂山是学生领袖之一，日后他将带领缅甸走向独立，但却遭到暗杀。1936年的一次长期罢课让这所大学陷于停顿。1938年，学生激进分子带头攻击当地的印度人，起因是一位印度的穆斯林作家在一本小册子中“侮辱”佛祖，刚开始局势还不明朗，后来这本小册子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到缅甸的书市。这种族群和宗教上的焦虑，以一种有害的方式与性方面的焦虑结合在一起，因为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与缅甸女性结婚的印度男性穆斯林身上：他们的家庭构成了阿拉干的混血社群缅族混血穆斯林（Zerbadi）。印度族群间的紧张关系蔓延到缅甸：印度的右翼印度教领袖支持他们在缅甸的佛教徒“兄弟”对抗伊斯兰教。不过，缅甸民族主义者则将“印度人”组织在一起，不论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

与民族主义者类似的愤慨之声也在孟加拉湾周围回响。1938年，缅甸出版了一本用语粗俗的小册子，猛烈抨击kala，这个词是当地人对印度人的称呼，源自“外来者”一词。

卖锅的店里有kala；卖饼的店里有kala；卖袜子的店里有kala；打鞋底补丁的地方有kala；内衣工厂有kala；供应砂皂的店里有kala；卖礼服的店里有kala；借钱的地方也有kala；kala，kala，到哪里都有kala；有的脚夫是kala；高等法院的法官是kala；卖药粉的是kala；有的医生是kala；官员里面也有kala；狱卒里面也有kala。

缅甸的民族主义者希望未来能够脱离印度统治。1941年初，缅甸一家报纸在讨论“印度问题”时，赞许地引用了希特勒的话。该报现在还记得希特勒上台前的一次演讲。希特勒说：“我研究过所有国家的历史；发现妨碍一个国家进步的，并不是它的经济状况，而是外国人的大量涌入。”文章最后认为，希特勒所说的话给缅甸上了一课。这也是世界各地的反移民积极分子的主张，尽管亚洲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希特勒将把他的愿景带到一个血腥的极限。马来亚的本土主义情绪也在高涨，就像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一样，虽然缅甸的确是最激烈的。[14]

横渡孟加拉湾的印度移民的愤怒，反映在印度民族主义者对于移民与日俱增的敌意上。作家和政治家谴责印度劳工一直前往不欢迎他们的地方，觉得他们在那里所受的屈辱将使国家蒙羞。国大党党报《探照灯》（Searchlight）对大萧条后恢复向马来亚的移民表示遗憾，认为印度有可能成为“欧洲农场的黑人苦力的最大来源国”，他们在那里只会被当成“禽兽”，而且无法享有“其他移民或定居者（不论肤色是黑或是白）的权利和优待，不论在经济或是政治上都没有”。该文作者断然表示，印度移民“不是出于自愿前往的，而是受到招募、劝说、哄劝和诱骗”。记者也主张：如果海外的印度工人无法有尊严地生活，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去；如果有必要，国家应该介入，阻止他们移民，这不仅是为了保护他们，同时也是保护印度在海外的声誉。印度的民族主义评论家对于殖民地出生的印度人持严厉态度，不鼓励他们回到印度，这样未来国家的公民就不会和海外的苦力沾边了。[15]

孟加拉湾被一次又一次地穿越，但它依然是政治归属的基础。虽然孟加拉湾沿海城市之间的联结和它们与内陆的联结一样接近，但是这既没有产生一个连贯的政治动员空间，也没有让环孟加拉湾的人产生一种集体感，就像他们与印度同胞、马来或缅甸同胞之间的集体感。虽然孟加拉湾沿岸地区大多在英国的统治下，但还是被划分成不同的管辖区域。各地区都有不同的统治方式：作为殖民地和保护国，通过直接和间接统治，对移民和本地人、亚洲人和欧洲人做出不同的规定。印度、缅甸和马来亚在政治和理解上不断加强的区域一体化，突显出沿海地区虽然不乏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却缺乏政治整合。印度庶民研究学者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写道，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国家普遍正常、合法的形式，在广泛的政治观点中得到了接受”。[16]即使在大英帝国境内，殖民统治者和民族主义政治家也开始按照这些规范行事；1930年，印度经济学家桑达拉姆（Lanka Sundaram）提出，印度政府应该利用“其国际联盟成员的身份”，将其作为“海外国民受到不公平待遇时的报复或仲裁”手段。[17]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民族主义激起了一种对土地和陆上景观的强烈归属感，但对海洋的依恋并不强烈，海洋仍然只是一个空白的空间，人们穿越海洋却未居住其中，没有可以标志的纪念物，也不会被记忆困扰。孟加拉湾是一个存在于脑海中的区域，一个由圣地旅行和渴望映射出来的“社会想象”。对于许多生活在其中和周围的人来说，它是一种直观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它是世界上一个连贯和相连的部分，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当这个世界被撕裂的时候，就免不了出现冲击。

1937年，约翰·克里斯蒂安（John Christian）在《当代历史》杂志上写道：“缅甸与印度离婚了。”这标志着缅甸在一个世纪后脱离印度的控制，实现了自治。这个隐喻很贴切，不只适用于缅甸。孟加拉湾世界渐渐瓦解，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离婚，未来几年内，还有不止一场监护权之争。这也是一场有学术意义的分离。对20世纪后半叶而言，1937年，英属印度变成英属缅甸，标志着“南亚”的结束，“东南亚”的开始。一直到最近，学术部门、研究机构和地区会议仍坚持这个分期。[18]孟加拉湾周边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都实现了自治，虽然仍受大英帝国的束缚。印度政府（更具体地说，是马德拉斯省政府）推行类似“外交政策”的政策，与缅甸、马来亚和锡兰谈判，讨论印度移民劳工的未来和移民的权利。孟加拉湾世界的统一性即使还没有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但从法律和宪法上讲，也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围绕缅甸与印度“离婚”最直接的问题是关于到缅甸的印度移民的未来，以及已经在缅甸的印度人的地位。印度人的社群、居所和忠诚，困扰着整个地区的地图绘制者和宪法律师。20世纪30年代曾住在仰光并任职于缅甸立法机构的泰米尔穆斯林记者阿卜杜勒·卡里姆·加尼（Abdul Karim Gani）认为，两者之间的区隔很明确，一边是已经在缅甸落地生根的印度人，另一边则是忠于孟加拉湾对岸的旅居者。加尼也指出下面两者的区别，一方是“与印度没有利害关系的印度人”，另一方是“既得利益者”；他是看着辩论厅中的切蒂亚尔代表说出这些话的。加尼批评缅甸民族主义者“永远”想把这些不同的印度群体混为一谈的倾向，还要求缅甸公民的全部权利要开放给“任何出生或永久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只要他对国家有贡献并且忠诚”。[19]

印度与缅甸的殖民政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旨在草拟出两国的移民协议。[20]印度政府“取消了将护照作为入境缅甸的条件的提案”，但它对缅甸当局几乎没有什么权力。争议的核心是关于“定居”（domicile）的定义，1945年之后，这个概念依然在移民议题中引发争论。当大家都在印度和缅甸之间往来移动时，其实很难证明他们有定居或返回的“决心”。律师们试图区分在缅甸“定居的印度移民”和那些拥有不同程度永久居留权的“有用处的临时居民”，后者享有“作为英国臣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不是作为缅甸公民。不过最后还是失败了。战争前夕，帝国公民、殖民地公民和国家公民等各种不同的公民身份引起了争论。[21]

面对驱逐，切蒂亚尔人哭喊着他们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他们写道：移民协议“引起了切蒂亚尔人和所有印度人的不安和担心”。他们在缅甸投资数百万美元的设想已被推翻；他们不能再立于帝国的基础上。到处都有不乐观的征兆。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法国殖民政府颁布新法约束债权人，许多切蒂亚尔人从印度支那被赶了出去，他们也在缅甸遭受了损失和暴力。移民协议没有考虑海湾地区长期存在的循环移民模式。凡是此法施行时正好在印度的人，就算他“已经在缅甸多年，也娴熟使用当地语言，熟悉当地状况”，还是会被“排除在外……被当成新移民处理”。自由流动结束了。印度和缅甸之间的谈判一直拖延到1941年。有些切蒂亚尔人担心出现最坏的结果，所以将资金转移出缅甸；另一批人则反其道而行之，为免未来入境会受到限制，现在他们更频繁地往来缅甸。[22]

随着在缅甸的讨论没有得出好结果，横渡孟加拉湾的其他航线也关闭了。从印度前往锡兰和马来亚的移民受到严格的控制，而且这是从印度开始的。1937年的选举，国大党政府在有限的选举权下控制了印度11个省中的8个。印度人的职位提升，可以在行政部门承担较大的责任，尽管终极的权力依然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政策越来越不是出自英国官员之手，而是印度人制定的，其中还有许多人对民族主义感到同情。长久以来，印度精英都认为海外印度人的地位令他们脸上无光，这种情感开始直接影响移民政策。此时的国大党除了发起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外，也像是处于等待状态，一直在关注印度的经济发展计划。要发展的是殖民地（很快会成为国家的领地），而不是孟加拉湾周围更广泛的区域。20世纪30年代，殖民地国家放弃了自由发挥市场力量的自由放任政策，转而投身于农业和工业发展事业。[23]如今，有关印度经济未来的讨论很少涉及移民问题，这似乎根本无法解决贫穷这个压倒一切的大问题。

在此背景下，印度官员对于前往马来亚和锡兰的移民劳工有何未来也产生了质疑。马来亚的印度代表宣称：除非有迹象表明“马来亚人和非马来亚人没有任何区别”，否则印度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鼓励印度人在这片土地定居”。[24]德里的长官巴杰帕伊则有不同的担忧。他担心“一旦有了稳定的当地劳动力，农场主就不必再依赖印度”，那将导致“我们失去确保居住在这里的印度居民享有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唯一制裁权”。[25]同年，驻马来亚的官员呼吁印度和英属马来亚之间签署一项正式的移民协议，“赋予在外国领土上代表移民劳工进行干预的充分自主权”。孟加拉湾的“离婚”正在进行。马来亚的泰米尔工人现在也和其他人一样，都是“移民劳工”，马来亚也成了“外国领土”。只有透过两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工具——条约，印度政府才觉得它可以介入海外事务。1938年，随着印度和马来亚政府之间停止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谈判，印度移民委员会宣布：禁止印度人“以劳工目的”移民马来亚，这一措辞与19世纪有关契约的立法不谋而合。限制非技术移民前往锡兰的类似规定，也在翌年生效。[26]但是两者都没有让移民就此打住。和过去一样，这些规定也没有限制自费的“自由”移民，所以贸易商、商人和城市工人的流动并没有停止，家庭成员的流动也在继续。尽管如此，移民出境法还是悄无声息地扭转了一个世纪以来的格局。

关闭孟加拉湾，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政治开放。随着移民受到限制，以及印度政府在马来亚的影响力的减弱，泰米尔工人在政治上越来越激进。20世纪20年代，他们曾以哀怨的语气向印度的政府代表和劳工专员请愿，但到了30年代末期，就直接展开抗议了。政治意识的转变始于城镇，这是常有的事。早在1924年，就发生了铁路工人的罢工；到30年代，这些活动的范围和规模都扩大了。[27]1936年底，约7000名在新加坡市政服务部门工作的泰米尔工人举行了罢工，这是当时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劳工运动。马来亚中国工人的自主性也越来越强。马来亚共产党的主要成员是华人，该党也日益发展壮大。1937年3月，发生了一连串针对小型橡胶种植园的罢工，这些都是马来亚共产党通过其总工会支持的。警察前往围捕煽动者时，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人是在种植园学校教书的泰米尔教师坦伽雅（Thangaya）。一名警官在报告中提到，“坦伽雅的案件应该得到更多关注，因为这是马来联邦第一次发现有南印度人积极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当局断言坦伽雅因为同情中国工人，所以鼓动数个种植园的泰米尔工人参与罢工。[28]

这种压力在1940年升级，当时欧洲爆发战争，对马来亚橡胶的需求猛增。工会抓住机会，要求提高薪资。这次又是由华人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于当年初掀起罢工潮，并在占领新加坡的泛世通（Firestone）轮胎工厂时达到巅峰。1940年5月1日，工会号召发起总罢工。这一天充满象征意义，罢工本身让人想起19世纪美国伟大的铁路工人罢工，以及全世界工人的共同奋斗。警察对群众开火，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29]他们没收了一些材料，其中有几本支持罢工者的泰米尔小册子。“五一劳动节将把所有劳工团结在一面旗帜下，种姓和信仰将不复存在。”上面的署名是“印度社会主义共和军”。英国当局对此感到震惊。[30]

在马来亚泰米尔工人阶级中蔓延的激进主义，让印度城市的领导阶层措手不及，也让他们争先恐后地迎头追赶。20世纪20年代初期，新加坡和槟榔屿的城市精英想要和种植园工人走得更近，但是两者之间总有一道鸿沟。党派之争盛行，城市记者和公众人物的最大关切依然是官方机构的代表权，而且他们纠缠于内部纷争。社群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纽带，泰米尔人、马来语人、锡兰泰米尔人和北印度人争先恐后地成为殖民地母国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印度社群的代表。1936年成立的马来亚印度人中央协会（Central Indian Association of Malaya）控制了所有紧张局势，但它也包括了一群更年轻、更大胆的声音。[31]

R.H.内森（R.H.Nathan）便是其中一个。内森是讲泰米尔语的婆罗门，在马来亚的印度社群崭露头角时甚至不到30岁。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来到马来亚，和他的兄弟一起住在巴生，他的兄弟是一名警察法庭的翻译。内森曾是帕特森西蒙公司的职员，失去工作后，他转到日资报纸《新加坡先驱报》（Singapore Herald）担任通讯员，这引起了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内森之后又到马来亚最大的泰米尔报纸之一《泰米尔之友》工作，成为助理编辑。20世纪30年代末期，马来亚的泰米尔媒体更加倾向反殖民主义路线；在内森的影响下，《泰米尔之友》对于种植园工人的斗争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内森试图在整个半岛建立一个印度机构的基础架构。1940年，他协助建立了巴生地区的印度协会，为从事市政建设的工人、铁路工人和营业员组织了工会。他告诉听众要为脱离英国、“完全独立而祈祷”，并“鼓励印度苦力和华人劳工联合组成协会”。[32]

到了1941年，种植园已经变得动荡不安。英国官员还是盲目认为泰米尔工人都很顺从——这是从锡兰最早期的咖啡种植经验中得来的刻板印象——他们觉得橡胶种植园的罢工一定有煽动者在背后鼓动。他们锁定了内森和梅侬（Y.K.Menon），准备逮捕两人。但是在他们行动之前，罢工就爆发了。殖民地政府内部对于如何处置产生了分歧。劳工专员认为，工人对工资的合理要求不应被忽略，所以支持发展工会；但是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一派持相反观点，认为应该加以惩罚和镇压。1941年3月，整个巴生河流域有多达5000名工人参加罢工，要求他们的工资和华人劳工一样（马来亚的泰米尔工人从来不曾拿到和华人一样的工资）。种植园主答应小幅增加工资，但是没有达到工人的要求。罢工在4月仍呈蔓延之势，殖民当局对此严重关切。警察在5月初逮捕内森时，泰米尔工人发动了马来亚种植园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33]

内森被捕的次日，警察局局长巴戈特在日记中写道：“出现了数百名苦力……以棍棒、鱼叉、铁棒、碎瓶子和砖头武装自己。”他命令警察以警棍驱散群众。一名受伤的劳工在送医后死亡。5月12日，“几乎所有沿海地区的橡胶种植园都罢工了”。军队以及一个印度军团都出动了。军队对抗议的群众开火，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劳工专员曾经称赞的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变迁，现在变成了对种植园主和国家的反对。关于罢工的报告强调了工人使用脚踏车和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巴戈特指出，罢工者“乘坐公共汽车和脚踏车在该地区到处走动”，于是出动军队防止“苦力不受限制地使用道路”。罢工者“骑着脚踏车，沿着种植园的道路和小径，从一个种植园到另一个种植园”，逃过侦查；警方在一次突击搜查中，“抓获8名抗议者和22辆脚踏车”。抗议者的目标是象征性的：种植园里的许多棕榈酒商店遭到了袭击。警方指出：“选择棕榈酒商店是很有意思的，这表明破坏行动的背后有政治动机。”镇压行动在风声鹤唳地进行，有近200人被捕，包括内森在内的“领导人”被驱逐到印度，种植园里的生活也从此改变了。[34]

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前，孟加拉湾的政治风向都是指向社会改革和平静的生存，而不是反殖民主义革命。但在1941—1945年，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而且是戏剧性的变化。不过，即使是在战争之前，孟加拉湾周围互联的世界已经被卷入政治行动。马来亚的泰米尔种植园工人迫于生计上无法承受的压力而成了激进分子。长久以来，往来孟加拉湾的安全感现在却遭到了挑战。孟加拉湾充斥着许多互相竞争的意识形态，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被全面战争以新的方式撕裂，又以新的方式整合在一起。

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在马来亚东海岸的哥打巴鲁登陆。这时候，太平洋的另一岸还是12月7日早晨，所以这次登陆距离把美国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偷袭事件还有几个小时。欧洲在东南亚的势力在几周内就崩溃了。日本军队从哥打巴鲁出发，用卡车和脚踏车一路沿着马来半岛的柏油路往南挺进。日本的炸弹如雨点般投向新加坡。12月10日，日本轰炸机在马来半岛东海岸击沉了英国舰艇“反击号”（Repulse）和“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帝国在东方“坚不可摧的堡垒”瓦解了。荷兰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势力也很快瓦解。日军从泰国一路开到缅甸南部，泰国在战时是日本的盟国。日本轰炸机袭击仰光，引起一片恐慌。1942年2月15日，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在新加坡向日本投降。这是英国军事史上最重大、最屈辱的一次战败，超过13万名盟军成为战俘，其中大部分是印度人。

日本大胆袭击东南亚，主要是为了确保石油、锡矿和橡胶的供应安全，这些资源在稍早前的半个世纪，让这个地区的森林对移民和投资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日本所需的原材料必须仰赖进口，在美国禁运令的包围下，日军必须采取行动夺取资源。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国同盟，为他们在欧洲战事爆发之后取得先机铺平了道路：1940年，日本军队在法国维希政权控制之下的印度支那建立了战略基地。日本一路向东南亚推进的消息非常振奋人心。他们在军事上迅速取得的胜利，削弱了欧洲帝国对政治霸权和种族优势的主张。欧洲帝国不合时宜地仓促撤退，丢下他们的亚洲子民独自面对命运，这对他们的声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亚洲的许多年轻人深深地被日本泛亚主义的言论吸引。毫无疑问，日本领导人使用这样的政治语言来追求他们的目标，不过在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与日本人合作的亚洲民族主义者也未尝不是如此。[35]

战争破坏了孟加拉湾的权力平衡。过去一个世纪，这里是属于“不列颠的湖”；而现在，这个地区再度成为战略战场，如同它在18世纪时一样。一位英国空军指挥官说：“在新加坡和爪哇沦陷之后，日军就掌握了这些水域的控制权。我们在孟加拉湾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36]日本想利用他们的优势征服孟加拉湾。1942年3月，他们占领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安达曼群岛，接着推进到锡兰。1942年3月31日至4月10日，日军在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南云忠一的指挥下，进行了“印度洋空袭”；第一南遣舰队司令小泽治三郎指挥的辅助部队从丹老群岛出发，攻击孟加拉湾的商船，一天之内击沉了23艘商船。小泽的舰队对印度港口卡基纳达和维沙卡帕特南展开突袭，数百万移民从这两个港口乘船前往缅甸。对于印度东部的攻击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害；日军对科伦坡的攻击比较严重。锡兰坐落于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之间，亭可马里是孟加拉湾最好的港口之一，它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让英国、荷兰和葡萄牙彼此争夺不休。1942年4月初，南云忠一的航空母舰袭击了科伦坡，对英国军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几天后，他们又对英国在亭可马里的海军基地发动攻击。海军上将萨默维尔担心日军再次攻击新加坡，迅速把舰队撤到蒙巴萨。[37]

不过，令人担心的日本入侵锡兰事件并没有发生。不到两个月，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遭到美国军队重创，使得他们必须把海军力量调离印度洋，派往太平洋。至于英国，几乎已没有多余的兵力了。锡兰的指挥官、海军上将莱顿写道：“继续保有对缅甸海域的控制权，实在超乎我们的能力。”[38]即使战争局势转向对盟军有利之后，但因为地中海和大西洋战区的航运需要，让英国留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疲软，而且他们无法通过从锡兰发动潜艇攻击，或是在缅甸海岸埋设水雷来截断日军的海上运输路线。盟军计划从孟加拉湾的对岸对缅甸和马来亚发动海上攻击，但最后还是决定由陆路推进。战争使孟加拉湾陷于瘫痪，这还真是史无前例。

日本占领东南亚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军事革命。战争之前，除了泰国之外，孟加拉湾沿岸都在英国的统治下，虽然各地的管理方式不同：有殖民地、保护国，以及不同管理形式的领地。其他许多帝国（法国、荷兰、日本）的臣民也会通过这些国境。日本征服东南亚之后，政治上的稳定被打破，地图也要重新绘制。几个世纪以来，曾被西方帝国瓜分的领土——英属缅甸和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美属菲律宾——首度在同一个政府的管辖之下。不过，在这种新的统一之下，一条横跨孟加拉湾的线被划了出来，把印度与“东南亚”分隔开来。因为日军从来没有挺进到印度的东部边境，印度与海湾对岸的划分遵照日本占领和同盟国重新占领的界线。1943年，蒙巴顿勋爵领导下的东南亚司令部的成立，赋予了“东南亚”这个概念新的现实意义，有别于印度而真正存在；这个区别是出于战争的偶然性和战时的管理决策，却一直持续至今。1945年和1946年，总部在锡兰的东南亚司令部几乎控制了孟加拉湾大部分地区，但是不包括印度。[39]

许多亚洲人看到日军一路高歌猛进，感觉自己即将获得解放，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日本军队不断实施的暴行，破坏了他们对于泛亚主义的承诺。占领新加坡不久，日本军队就对当地的华人社群发动了恶名昭彰的肃清大屠杀，大屠杀专门针对那些据称是民族主义同情者、知识分子，以及最近才从中国来的人，对他们处以酷刑或公开予以处决。日本人的战争目的与他们的亚洲民族主义合作者的目标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日本占领军必须处理东南亚多元文化带来的挑战，就和他们之前的欧洲人一样。战争中受苦最多的，通常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不过，欧洲势力在东南亚的突然崩溃，也带来了新的政治可能性。

在战争期间，印度和东南亚的联结没有被遗忘。这对于印度国民军向英国宣战，从英国手中解放印度的使命，具有核心意义。印度国民军一开始是由被俘的英属印度士兵所组成，日本也支持他们成立军队对抗殖民主义。成立之初，来自老一辈反殖民主义激进分子和流亡者的印度国民军领导人与日军指挥官之间的冲突，使得印度国民军的力量被削弱。直到印度国民大会党前主席苏巴斯·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抵达新加坡，该组织才重获力量。为了逃避印度的追捕，鲍斯取道西北边境和阿富汗，出走德国，为反抗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寻求支持。鲍斯在德国没有得到什么支持，这让他十分沮丧，于是转搭潜艇前往日本，他在那里获得了较为热情的接待。他在东南亚看到了印度革命的基础。在鲍斯的领导下，印度国民军吸引了不同阶级、种姓和宗教背景的印度人热心加入。女性也在军队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还有一支专门的女性联队，名为“章西女王”（Rani of Jhansi）军团，以1857年叛乱中的传奇女英雄为名。[40]鲍斯宣布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时，日本给了这个流亡政府一小块象征性领土——位于孟加拉湾中心的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印度国民军追求的是印度的自由，而在战争的压力下，其领导人没有什么时间去想象这个自由的印度如何与孟加拉湾对岸的土地联系起来。他们其实并不清楚，印度国民军的步兵在他们要建立的新世界中到底归属何处，其中许多步兵视马来亚和缅甸为自己的家乡。

由于横渡孟加拉湾的交通停止了,出于安全考虑，取道丛林替代了海上路线。在那个全球战争的年代，开发自然资源成了孟加拉湾重整军备的核心考虑，这既加强了同时又阻断了19世纪的进程（19世纪，这个区域首次被拖入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士兵、难民和强迫劳工都经历了这场战争，认为战争是对亚洲边远地区的极端入侵。战争的记忆笼罩在强烈的热带气候中：在丛林中兴建铁道，穿过缅甸山口前往阿萨姆邦，在战斗中跋山涉水。许多战争故事都借由丛林的湿热，描绘出流离失所的创伤、生命中的不可预测性或命运之手。

印度国民军中的许多士兵，包括“章西女王”军团中4/5的女兵，以前都是马来亚的种植园工人。他们在缅甸丛林的战争经验，与他们在马来亚开垦森林和种植的艰苦经验遥相呼应，现在因为同盟国的炸弹，使马来亚的森林变得更加危险。他们在富有魅力的鲍斯的鼓舞下，怀着为了印度自由的热情展开战斗。种植园的生活让他们已经准备好可以面对军旅生涯的牺牲。[41]印度国民军穿越缅甸后，在英帕尔（Imphal）和科希马（Kohima）战役中吃了败仗；鲍斯下令四面楚歌的军队撤退，不过，他们的勇敢从未因此而受到质疑。那些在这两场战役中到达印度边境的人，可以说是从陆路来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祖国边陲，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几十年前曾经由海路离开了这里。“章西女王”军团副指挥官德娃尔（Janaki Thevar）在印度国民军撤退时写到了“从仰光到曼谷的马拉松行军”：“在23天的时间里，行走在原始丛林和最险峻的地形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还要渡过暗潮汹涌的河流和小溪，穿着湿透又破烂的军服，脚上都起了水泡，头顶还有敌机如兀鹰般始终不离的监视。”[42]半个世纪后，她还记得缅甸夜空中的月光，这让她想起美国影星多萝西·拉莫尔（Dorothy Lamour）在1940年的歌曲《缅甸之月》（Moon Over Burma），那是一个来自更纯真年代的不合时宜的回响：“缅甸之月在天上微笑，他们说你就是美丽的爱之女神。”[43]

他们走过的那片风景，与东南亚的印度离散社群有着亲密的联系，风景中的绿色稻田分布在马来亚呈锯齿状分布的缅甸河谷中。鲍斯信任的副官哈桑记得，他与德娃尔有过关于风景和记忆的对话。他写道：“记得有一次，在离仰光不远的地方，我与‘章西女王’军团的德娃尔上尉一起散步。我们走到一个小山丘，坐在那里看着周围的土地。我问：‘乡下不会让你想起家乡吗？这里看起来真的很像印度。’”但德娃尔的回答让哈桑感到很惊讶，她淡淡地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去过印度。”[44]德娃尔加入印度国民军时只有18岁；她出生在马来亚的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家庭，那里就是她唯一认识的土地。

形势转变后，威廉·斯利姆将军的十四军团率领近10万盟军，重新从陆路占领缅甸。经过两次灾难性的入侵阿拉干，盟军终于在1944—1945年取得了成功。他们在英帕尔和科希马重创了由印度国民军增援的日本军团。到1945年3月，盟军已经攻克曼德勒，并沿着伊洛瓦底江推进到仰光；昂山将军领导的缅甸国防军（一开始与日军结盟）在1945年3月发起革命，阻碍了同盟国的推进。在共产党军队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游击队的带领下，对马来亚的重新占领也是在森林中进行的。

印度国民军与他们战时的敌人共享这片土地；在与同盟国并肩作战的印度士兵的记忆中，这个地带十分重要，也具有象征性。同盟国在1944—1945年的冬天重新夺回缅甸，再由陆路向伊洛瓦底江推进。虽然环境已大不相同，不过他们的推进再现了资本家、探险家和劳工在19世纪对缅甸边境地带的征服。经过几年全面战争的蹂躏、英国在1942年撤退时焦土政策的实施，以及日本的沉重剥削，这片土地似乎回到了往日未曾开发前的原始状态。在印度武装部队的战时官方历史中，伊洛瓦底江“这条宽阔而变幻莫测的河”，被描述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敌对双方面临的最艰难的河川险阻之一”，这段历史被描述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官员在分裂10年之后的感人合作。在曼德勒以北，“河流在茂密的森林和丛林中蜿蜒了40英里”，地势平坦之后，“沙洲又增加了航行的难度，因为每次季风之后，沙洲都会改变位置”。英国的规划者们讨论了这条大河带来的后勤困难，他们注意到，“哪怕是一点点阻碍，比如一根搁浅的树干，都会导致沙洲改变位置”。他们多少有些怀念以前的专业知识：伊洛瓦底轮船公司曾“雇用缅甸领航员监视这条河流”，但是“他们现在大概都被解散，再也不可得了”。[45]

当军队和补给品都无法通过孟加拉湾时，军队临时在陆上开辟了一条道路；当来回运送难民横渡海洋的船只不能再航行，更多的难民开辟了一条穿过丛林的道路。1942年初，随着日本密集轰炸缅甸，在恐慌的氛围中，数十万住在缅甸的印度人决定离开。缅甸政府也垮台了。缅甸的英国统治者是第一批离开的，这让印度人很担心自己的安全，20世纪30年代的暴力记忆现在因日本暴行的传言而膨胀了。

图16　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鸟瞰图，这里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泰米尔记者和剧作家萨尔马是其中一位难民，他在1932年从马德拉斯搬到仰光，为切蒂亚尔人的泰米尔报纸《光明报》工作。萨尔马的泰米尔作家之名早因1922年的戏剧Banapurathy Veeran为人所知，该剧的剧情受到罗伯特一世（Robert Bruce）故事的启发，被英国当局列为禁书。他还有一些受欢迎的传记作品（笔下的人物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把柏拉图的作品从英语翻译成泰米尔语。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萨尔马执笔写了一本关于他从缅甸“长途跋涉而来”的回忆录。1941年12月，在日军向仰光投下一枚炸弹作为“圣诞礼物”之后，城市里饱受恐慌的居民开始外逃。因为只有欧洲人和英裔印度人可以走空路离开，情急之下，许多绝望的印度家庭试图假冒英裔印度人，想要依靠肤色和化名骗过别人：“拉玛萨米成了拉姆齐……拉克希米则成了露西。”飞机客满之后，就会开始分配船上的席位，但是仍然保留给欧洲人和一些有钱的印度人。危急之时，殖民地社会的种族等级制度和根深蒂固的阶级区分便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

萨尔马夫妇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开始了从曼德勒前往蒙育瓦的旅程，再从那里乘船沿着钦敦江到葛礼瓦，再乘卡车和步行穿过丛林，抵达印度边境的塔木。他们一路上仰仗陌生人伸出的援手：奥利亚劳工为他们指明正确的方向；来自蒂鲁内尔维利的泰米尔基督徒乔开着他们的敞篷货车，前往塔木。他们自始至终都受到歧视，甚至当难民抵达塔木之后，通过边界进入印度的队伍还被英国当局分成“黑人队伍”（印度难民组成的）和比较快的“白人队伍”（留给欧洲人）。[46]萨尔马是数千人之中的一员。克里希南·古鲁墨西博士的家人也是步行逃出缅甸的，他向高希谈起过这段漫长的旅程。古鲁墨西的祖父在1902年移居缅甸；他的父亲在那里出生，并在铁路公司工作。1933年，古鲁墨西出生于东吁。1942年2月，他们举家前往印度，当时古鲁墨西只有9岁。他对那次远行的最后一段路程的记忆特别深刻，他们“走了50英里路才通过茂密的森林”。他回忆说，“我累到双脚重得几乎抬不起来”；“经常踢到路上的石头，以致指甲流血”。[47]他们的旅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段“被遗忘的长征”；在当时，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之一。[48]

超过14万名印度难民展开了这段长途旅程。他们必须艰苦跋涉，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饱受疾病和流氓民兵的攻击，约有4万人死于途中。仅是因筋疲力尽而死的人就不计其数。58岁的男子阿雅尔因“饥饿、曝晒和疲惫”，死在塔木以西4英里的地方。1942年7月，难民阿卜杜拉死于“心脏衰竭和过度疲倦，还断了一条腿”。[49]这只是获得阿萨姆的救济和安置当局注意的两个名字；数以千计的难民成了无名氏。雨季一来，疟疾迅速流行，把许多难民逼向死亡的深渊。1951年，英国作家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在缅甸旅行时，听到许多关于难民恐怖之旅的故事，伤痛历历在目：滂沱大雨从半夜开始下，直到难民进入印度都未曾停歇。他写道：“他们眼里所见、空气中所闻的，尽是死亡。”[50]我们可以从印度国家档案馆撤离者名单中看到不同身份的难民，包括渔民、布商、清洁工、挤奶工、苦力、农夫、船员、机械工、赋闲司机、卖槟榔的小贩以及邮差。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回到了马德拉斯讲泰卢固语的城镇，以及缅甸边境说孟加拉语的地区，尤其是吉大港。不过，难民的目的地也包括泰米尔南部地区，甚至是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和印度西北部的阿姆利则。[51]

抵达印度的撤离者被安置在“茶农协会”资助的阿萨姆临时难民营。难民营的条件极为糟糕，粮食和水都不足。一位难民营官员的报告指出，“卫生设施一开始就处于瘫痪状态，不过难民中不乏卫生清洁的人力”，许多难民战前就是在缅甸担任清洁工和夜间挑粪的工人。每天都有人死于“曝晒、营养不良和精力衰竭”。[52]一名驻孟加拉的英国官员如此描述从缅甸越过边境大量涌入的难民：“他们正在想方设法通过阿萨姆，向这个国家涌来。他们来到这里时都害了病：带来一种特别致命的疟疾，引发了一连串令人恐惧的悲剧和苦难。”他认为，难民让整个孟加拉地区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恐慌气氛：“这自然而然会对孟加拉地区的人造成一种影响……让他们觉得这个时代充满不确定性，说不定会发生什么很可怕的事。”[53]东印度处于一片混乱中。“退出印度运动”始于1942年8月，并逐步升级成185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殖民主义暴动。东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都失控了，地方政府也瓦解了。缅甸的英国势力已经垮台和日军即将入侵的传言，更使得这场运动一发不可收拾，回国的难民带回来的说法更是火上浇油。[54]英国动用了包括空投炸弹在内的大量军力镇压这次运动。不过，孟加拉地区的噩梦其实才刚刚开始。

强迫劳工也有着不遑多让的残酷经历。他们被投入补给线的建设中，以弥补航运受到的损失，但是许多人却在建设过程中死去。其中最致命的是日本在东南亚最大的建设项目：泰缅铁路，这条铁路可以说是建立在强迫劳工的鲜血之上。铁路由大约6.2万名同盟国战俘，以及近20万名来自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亚洲工人一起建造，其中大多是来自马来亚的泰米尔种植园工人。多亏了幸存者的回忆录以及电影《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同盟国战俘的故事才得以广为人知。相比之下，亚洲工人的命运却被遗忘了。铁路的建设投入了数万人力，他们或是挤在运货车厢里搭乘火车而来，或是穿过茂密的丛林步行而来。日本中介也和他们之前的欧洲农场主一样，通过工头和领班来推动他们在马来亚种植园的工作。随着日本当局越来越极端化，他们采取愈发强制性的招募手段。他们会放映免费电影，把来看电影的人一网打尽；或者到街上、餐厅和游乐场抓人，运气或命运决定了谁会被这些强征活动盯上。库玛兰记得他曾经差点被中介抓住，他急忙脱身，过程中他弄丢了脚踏车。战后，一名建设铁路的幸存者为了控诉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向调查人员讲述了他的故事：[55]

我当时在瓜拉雪兰莪种植园工作。一天，我沿着我家附近通往武吉罗丹的路走着。一辆日本军用卡车停下来，车上的士兵用日语和我说了什么。我听不懂他们的话。那些士兵就把我强行押上车。车上已经有30人了。我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拖鞋。我拜托他们让我回家，换件好一点的衣服，拿一条毯子。但是日军没有允准；他们直接把我送到吉隆坡，把我塞进了一列开往暹罗的货运火车。在那里，我们开始砍伐茂密的丛林。7个月里，日本人都不肯给我一件好一点的衣服或是一条好一点的毯子。我结束在丛林中的工作之后，不得不半裸着睡在一间简陋小屋的竹地板上，没有毯子可盖。[56]

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劳工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住在没有卫生设施的狭小屋子里。[57]战后，同盟国估计泰缅铁路的工程共动用了182496名亚洲劳工，其中只有21445人在战后被遣返，74025人被证实死亡，其余的人下落不明。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死亡人数被低估了，因为同盟国的统计数字没有考虑到许多人在中途就逃跑了，而那些逃跑的人的死亡率可能更高。

战后，铁路工程的幸存者撤离到泰国和缅甸的救济营，理查德·米德尔顿-斯密少尉的日记呈现了他们在那里的悲惨生活。米德尔顿-斯密在海峡殖民地的义勇队服役，说得一口流利的泰米尔语，其后几年成了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驻新加坡的泰米尔语主考官。他潦草写在中文练习本和账本上的手写日记提到，泰米尔劳工“不得不终日痛苦地清理丛林，搭建各种各样的营地……日本人从马来亚强行带来的15万余名亚洲劳工（主要是印度人），面临的都是这种处境”。根据他的观察，“当问及想要被送回印度还是马来亚时，所有人都说是马来亚”；“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马来亚，看看他们的亲人”。他提到了安南武吉（Anak Bukit）救济营多年来第一次庆祝屠妖节（Deepavali）的动人场面。米德尔顿-斯密估计泰米尔劳工的死亡人数达10万，远高于后来历史学家认定的数字；或许是出于他自己的战俘经历，因此他热衷于强调日本人的残暴。[58]

整个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创伤的年代，人类的苦难交织着对环境造成的伤害。在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绝不是个案。[59]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幸存者来说，肉体的痛苦与对森林的极端侵犯密不可分，许多人都参与了这场侵犯。对于经历过战争的许多人来说，这场战争就像是东南亚边陲整部移民劳工史的浓缩版，把他们祖先开垦马来亚丛林的经历，压缩成6年。当横渡孟加拉湾的交通中断之后，成千上万人的鲜血渗入了那片土地——这片土地就是早期移民开拓成种植园和稻田的地方。在记忆中，战争的迫切性和流离失所在这段更长的历史中变得模糊不清。

水稻种植一直是孟加拉湾周边地区之间的文化和生态纽带。缅甸和泰国的稻米贸易，让孟加拉湾的经济和社会紧紧依附在一起。战争期间，稻米贸易中断，灾难接踵而来。20世纪的头30年，出口到印度的缅甸大米增长迅速。马德拉斯居民，特别是加尔各答的城市居民，必须仰赖这种进口的稻米。1891—1910年，印度每年进口57.1万吨稻米；这个数字在20世纪20年代进一步增长，达到每年近80万吨。[60]经济大萧条期间，缅甸和泰国大米的出口量增加。虽然价格下跌让耕种者深受其害，但粮食价格的下跌却是不景气并未在东印度和东南亚酿成大灾的原因之一。当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便宜的稻米有利有弊。缅甸大米经过深加工，质量相对较差；20世纪30年代的专家认为，南印度的许多人患有营养缺乏症，罪魁祸首就是缅甸大米。[61]而且仰赖进口，让印度稻田的生态环境愈发恶化。

日本在1942年入侵缅甸，使得英属印度一下子失去了15%的稻米供给。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在一些大量进口缅甸大米的地区，如马德拉斯，当地生产的大米补足了短缺。然而，在孟加拉地区，长期和当下的一连串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了灾难性的饥荒。孟加拉湾贸易崩溃的悲惨结果之一，是孟加拉地区的食物短缺。食物短缺带来的饥荒，造成300万人死亡，究其原因是政治上空前的处置失当，再加上大自然的暴怒、生态的衰退，让人口中地位最不稳固的一群人，逐渐地、继而突发地丧失了他们应得的权利。[62]

1942年冬季季风期间，孟加拉东部受大型风暴侵袭，农田受淹，农作物受损。那一年孟加拉湾一样惨烈。当时的一则报道指出：“就猛烈程度和造成的破坏而言，这次风暴超越了这个国家经历过的任何一次自然灾害。”“它掀起的孟加拉湾海啸”达到140英里/小时。风暴“刮倒了直立的农作物，掀翻了屋顶，把大部分的树连根拔起，把简陋的房屋也摧毁了”；随之而来的洪水，“冲走了将近3/4的牲口，还有大约4万人”。[63]当地官员很害怕日本人会从阿拉干攻来，于是他们决定实施无情的焦土政策，不让当地的耕种者把稻米运到市场上。孟加拉政府内部产生了分裂，所以也无法做出反应，或是做出的反应很不力。英国内阁故意选择无视印度官员的警告。丘吉尔对印度的敌意众所皆知，他坚称饥饿的孟加拉人只会“继续出现”。英国当局继续出口印度的稻米，提供给其他战区的军队，并且拒绝用同盟国的船只运送救济物资到印度。鲍斯因为不忍自己的同胞受苦，从新加坡弄来稻米，却被英国当局拒绝了。随着稻米越来越匮乏，最容易受影响的一群人开始挨饿，包括没有土地的劳工、渔民、妇女和儿童。加尔各答的财富，掠夺自孟加拉农村地区供当地人食用的大米。[64]

几十年来，孟加拉地区的穷人变得愈发悲惨；到了1942年，情况变得极为严峻。数十年来，他们一直无法得到土地。在1942年的危机中，他们的老板也抛弃了他们，当通货膨胀让工人再也买不起大米时，老板选择用现金而不是其他实物支付。地主辞退了佃农和按日计酬的临时工；家庭也抛弃了能力较弱的成员。与此同时，生态也慢慢遭到破坏。20世纪以来，由于铁路的路堤阻挡了河流流动，入侵的水葫芦堵塞了河流，导致孟加拉地区的土地生产力下降，生态失衡。[65]孟加拉的经济和社会受到进口损失的接连打击，国家没收当地的船只，以阻止它们在日军入侵、破坏力极大的风暴袭击，以及缺乏救济品的情况下被使用。[66]

结果导致民众均陷于饥荒。保守派报纸《政治家》（Statesman）刊登了饥饿儿童和被遗弃者的尸体照片，那些场景令人联想起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一种道德沦丧的感觉笼罩着那些饥荒中的人们。孟加拉小说家宝华尼·森（Bhowani Sen）写道：“女人成群结队地推销小男孩到军队去拉皮条。我们容忍了偷窃、贿赂和欺骗，之后，甚至连野蛮未开化的状态都不会拒绝了。”[67]英国政府要直接为饥荒负责。尼赫鲁在艾哈迈德纳格尔监狱中写道：“这场饥荒是人为的，它完全可以被预见和避免。”“在任何一个民主或是半民主的国家，这样的灾难绝对能够让政府倒台。”但是，印度富人的麻木不仁却更让人不安。数百万人正在忍受饥饿，与此同时，加尔各答的“马照跑，舞照跳，富人们依然在晚宴上炫耀财富”。尼赫鲁对此感到十分憎恶。[68]支持共产主义的萨德赛（S. G. Sardesai）谴责囤积商人和投机商人“没有节制的暴利行为”，他认为“全面动员意味着积极而公正地从农村地区采购真正的盈余，进行有力的价格控制，并在城市中实行全面配给”。[69]1943年秋天，为了确保伦敦最终会提供救济物品，印度官员必须强调孟加拉地区持续存在的饥荒，会对他们在战争中贡献的努力造成影响。

孟加拉地区的饥荒造成的持续影响之一，是战后任何不受监管的市场和区域间大米贸易的旧方式都遭到断然拒绝。在印度，不论是规划者、政治家、技术官僚或民粹主义者，都强调未来必须自给自足。在“粮食增产”运动下，英国政府也要求印度多靠自己的资源。饥荒的景象使人们有一种灾难来临的想象，这让尼赫鲁那一代的印度领导人心惊胆战。尼赫鲁及其同时代的人宣称，建立主权国家就可以缓解饥荒的问题，所以他们也面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压力。尼赫鲁写道：“在印度，我们一直生活在灾难的边缘，有时候灾难的确让我们不堪重负。”[70]

有三个时刻标志着孟加拉湾作为帝国和全球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兴衰。第一次是在19世纪初的革命剧变中，英国征服东印度，于孟加拉湾对岸建立起槟榔屿和新加坡。第二次是19世纪最后25年间的蒸汽革命，让孟加拉湾的互联互通达到了新的水平，相较于之前，人流、物流和思想可以更快速且更大规模地往来交流。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孟加拉湾内部的联结在战时突然且决定性地画下了句号，打破了大萧条已形成的联系。

这场战争赋予了在这些变革中挥之不去的问题新的生命：在这个变动的世界中，个人到底属于哪里？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和旅行方式是如何映射到到处都需要忠诚的新型政治社区的呢？政治家、律师和移民各自设想有哪些形式的公民身份——帝国的还是国家的？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战争期间，在鲍斯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支持下，对公民身份进行了一项试验。临时政府名义上的领土位于孟加拉湾中央——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临时政府宣称住在这个东南亚岛上的大约200万人也效忠于它。被控叛国罪的印度国民军士兵在德里的红堡(1)接受审判，德赛（Bhulabai Desai）为他们辩护时，超过20万名马来亚印度人宣誓效忠临时政府。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来自马来亚的种植园，第一次被承认为某一类型的公民。虽然因为日本的控制及本身缺乏资源导致国家的权力受到限制，但对于未来公民身份的想象，仍然是一次大胆的实验。[71]接下来还会有许多其他实验。

(1) 莫卧儿帝国时期的皇宫。

第七章　追求公民身份

在1947—1950年动荡不安的几年间，法国摄影记者亨利·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两次横渡孟加拉湾。布列松旅居亚洲的日子里，拍下职业生涯中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照片：共产党胜利前夕在上海银行外排队的人群、甘地骨灰巡回印度之旅、亚洲新领导人的肖像。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2010年的回顾展“现代世纪”展出了一幅大型地图，上面标出了布列松的旅程。他的旅程多半走海路和陆路，沿着在他之前横渡孟加拉湾的数百万“朝圣者”、劳工和士兵的脚步。他乘船从科伦坡前往特努什戈迪，就像种茶的泰米尔工人几十年来所做的那样；乘船从加尔各答到仰光，这是一条泰卢固泥水匠和孟加拉律师走过的老路；从新加坡到科伦坡的旅途中，他途经巴生港、槟榔屿和棉兰，这是泰米尔穆斯林商人和切蒂亚尔高利贷者的停留港。然而，随着飞机时代的到来、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贸易模式的重新定位，这些路线正在成为历史。

在布列松的作品中，“最重要的故事是亚洲的剧变——中国的革命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不过，“布列松的大部分照片……想要表现的是传统生活的形态”。[1]如同伊丽莎白·路易丝在1931年为《国家地理杂志》拍摄的照片，1950年布列松在新加坡停留时，拍下了大宝森节的游行庆典照片。大宝森节游行一度因为战争而中断，战后得以恢复。马来亚附近的丛林并未解除紧急状态，但是城市街道上离散社群举办的仪式似乎是永恒的。布列松拍摄了环孟加拉湾的水稻景观，这些景观被定格在了那一刻，它们似乎并没有受到国家五年计划和“粮食增产”运动的大规模干预。他拍下了地区和宗教变革中的印度尼西亚传统生活。布列松克服对飞行的厌恶，从苏门答腊飞了4个小时前往爪哇，他从上空看到了未曾改变的爪哇海，它“呈现着如焦糖般的古铜色”。但变化从来不会太远。摄影师镜头下的蒸汽疏浚船标志着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这些蒸汽疏浚船在苏门答腊海域填海造地，开采海底的锡矿。他从棉兰前往科伦坡的行程，因为码头工人罢工的政治因素而耽搁。

在布列松的摄影作品中，不变的是一个处于变化边缘的亚洲。战争结束后，古老的文化模式得以复兴，百叶窗被拉起，房屋得以重建，生意重新开张，家人再次团聚。受到轰炸的东南亚城市，还是会唤起“对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记忆”。[2]不过，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形成。1947—1957年，孟加拉湾沿岸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他们开始重新对彼此的关系展开谈判，在被冷战紧张局势分裂的世界中竞争彼此的地位。几个世纪以来凝聚在一起的孟加拉湾——一个相互竞争的帝国和海外离散社群的世界——让位于一片国家分立的海洋。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写道：“每一座文明的纪念碑，同时也是野蛮行为的纪念碑。”[3]文明的纪念碑矗立在旧殖民地首都的林荫大道和广场上，它们颂扬着新的强国，这些强国既将某些人排除在他们建造的世界之外，也将某些人包容在内。到20世纪30年代，移民好像已经找不到他们的位置了，因就业枯竭而被遣返，还被边境管制排除在外，遭到低级趣味的报纸凌辱。移民及其后裔现在成了“少数族群”，他们为新国家的缔造者带来了困扰，新国家建立起高墙保护国民珍视的东西。

在革命和政治过渡时期，孟加拉湾的历史被尘封在国家档案馆的密室里。在整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档案是独立机关的一部分。随着欧洲帝国的崩溃，他们的档案文件由其各组成单位整理打包，一些档案被运回伦敦，另一些文件则从德里搬到了卡拉奇，或从加尔各答搬到了仰光。正如最近所披露的，这个过程并未完成；在马来亚，英国竭尽全力阻止某些文件落入继任国之手（在肯尼亚亦是如此）。[4]文件在不同部门之间辗转，一路被添加批注，并因此获得了它们的意义，从马德拉斯到仰光，再到新加坡，然后又回到德里或是伦敦。这些文件现在又有了新的排列。档案架构本身就把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政治边界视为自然而且是永久的。根据这个逻辑，缅甸、马来亚或印度的全部历史，现在都包括在了这些国家的档案中，除此之外，散布在其他档案里的东西就不再重要了。在新的国家档案的索引和手册中，某些对殖民地档案来说是重要组成部分的条目，如“孟加拉湾”“移民”，甚至“印度洋”，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都已消失不见。

战争撕裂了孟加拉湾的结构，当冲突结束时，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重新厘清这些头绪。战争刚结束时，孟加拉湾还处于空窗期，直到1947年才解除对民用航运的管制。每一个决定、每一项行动、每一桩计划，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孟加拉湾会恢复到原有的移居模式吗？“撤离的人”会回来吗？他们将回到哪个家？没有受到这场战争波及的家庭少之又少。上百万人死亡，被迫背井离乡，家庭破碎，身陷绝望，只有零星的人能够跨过去。他们试图重建自己的生活，但是战争的改变已经无可挽回。比以前更具侵略性、更好战的新意识形态对战后的秩序提出了主张，但是它们鲜少为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旅程之间的人留有空间。马来亚当局坚称他们“不希望马来亚成为中国或印度的一个省”，他们赞成“输入爪哇劳工，因为他们与马来人一样都是穆斯林，说同样的语言，容易融入马来人当中”。[5]缅甸政府对于准许“撤离的人”回来，抱持警觉的态度，对于接受新移民则更加谨慎。孟加拉湾周边的未来人口仍然不稳定，仍需要在旧移民与新移民之间、移民与归国者之间、旅居者与定居者之间取得平衡。战争扰乱了主权与领土、公民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相互竞争的计划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地区架构；随着亚洲的后殖民主义革命与殖民主义企图之间的斗争，计划发生了改变。

战争结束后，印度人开始返回缅甸。1945年底，缅甸的印度劳工已经“遍布许多职业领域，如码头、稻田、锯木厂、炼油厂、公共工程部、铁路部门和人力车行业”。[6]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混乱时期，政策几乎无法推行。回归后的缅甸政府急于重启工厂，让稻米尽快恢复生产，所以带回了“数百名印度人，他们不是撤离者，甚至也不是熟练或半熟练的工人”：这些人就是在1941年的移民协议下，禁止进入缅甸的那几类印度人。[7]印度和缅甸当局努力区分回国居民和新移民。驻仰光的印度公使概述了战后缅甸的不同类型的移民，包括“战后军方招募的移民”，以帮忙战后重建，“日本战败后从印度招募的撤离者”，以及“其他从印度带到这里的非撤离者”。同时还有境内流民的问题，这是指那些战时留在缅甸的印度人，他们出于个人的安全考虑，被迫离开居住地而迁移到不同的地方。[8]

事实证明，类似的不稳定流动人口增加了管理的困难。根据驻仰光的印度公使贾姆纳达斯·梅赫塔（Jamnadas Mehta）的估计，到1946年4月，缅甸已经有60万—70万名印度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其中多数人忍受着“极度恶劣的”居住环境，且“几乎没有医疗救济”。梅赫塔感叹道：“在一个面积达26万平方英里的国家，数千名不幸的工人流散各地，完全任由他们的雇主掌控。”[9]华人网络恢复得比较快。1946年中，在仰光的英国官员注意到，已经有数千名中国撤离者带着关于中国云南的商业信息回到缅甸，其中许多人在战时撤到了那里。当缅甸的日常必需品短缺，他们“组成辛迪加（syndicate）(1)，从陆路推动缅甸和中国云南之间的贸易，出口罐头食品、盥洗用品和奢侈品”。随着市场越来越饱和，这些业务的利润从300%降到仅为100%。仰光的华人社区中有1/4的房屋在战时遭到轰炸，1946年才缓慢展开重建。当时的租金很贵，平均一个月要50卢比，而且预付的订金高达1000卢比。在物资匮乏的时代，香烟、罐头食品和其他小型奢侈品的黑市也兴旺起来。[10]

老缅甸人对移民的恐惧再次浮现。缅甸的民族主义媒体又老调重弹：这个国家已经被印度人和华人“淹没”了。驻缅甸的英国劳工专员宾斯期待未来缅甸可以不再依赖印度劳工。他写道：“欧洲和印度企业在这里的工作……需要严密的组织，而不是自由放任的方式。”他对国家计划引导经济转型充满信心。他写道：“这意味着雇主的想法要调整，它们大多是过时的。”除此之外，“这也意味着要用推土机和挖土机取代用篮子装土顶在头上的苦力……如果我们想要快速重建公路和铁路，当然必须求助于现代的方式，而不是用那些当今每一个进步国家都已经觉得过时的方法，而且那根本是这个国家在战时就已经抛弃的做法”。[11]宾斯的愿景是对孟加拉湾自由贸易经济的控诉。缅甸当局重新审视了1941年生效但因战争而延迟的移民法案，借鉴世界各地的规定来修改立法，让他们的法律向美国和有白人移民的殖民地看齐，明确排除“不受欢迎的人”。根据1947年的非常移民法，“不受欢迎的人”包括“智力低下者、弱智者、低能者、癫痫症患者和精神病患者”，以及“道德败坏、犯罪的人”，“支持或提倡以暴力推翻缅甸政府或法律的人，不相信或反对政府的人”。过去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惧，现在依然存在。[12]

缅甸的法案并非毫无争议地通过。印度政府对新法案中的歧视条款表达了担忧。仍掌控缅甸的英国当局也担心国际压力：“若因我方的因素，而无法在原则上接受流离失所者回乡，那么就会很难提出辩护。”他们甚至更担心印度的反应，如果缅甸对于重新接纳华人，表现得比接纳撤离的印度人更为积极。莱比亚特·麦克杜格尔爵士在给缅甸行政会议的信中写道：“如果认为流离失所者的问题可以一直和缅甸在整个国际世界的地位问题割裂开来，那么这是愚蠢的。”英国官员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随着英国国际地位的不确定性崩溃，他们不得不规划缅甸未来的国际关系。缅甸官员在制定自己的路线时，依然执着于帝国（英联邦内）合作的愿景。麦克杜格尔宣称：“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民族主义的兴起，不会导致对纯粹民族主义目标过于狭隘的关注。”但为时已晚。他的意见读起来像是帝国世界主义的墓志铭，而这个承诺从未兑现。

移民法的最大限制在于南亚新边界的脆弱。由于横渡孟加拉湾的航运还没有恢复，因此新的边境线是通过陆路进行检验的。1946年中，缅甸和中国云南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护照检查，也没有任何入境限制”。因为缺乏个人身份文件的“全面登记系统”，对边境的控制付之阙如。独立的边防哨所警卫让新的边境有了实质存在，不过他们哀怨的调度表明，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权力。缅甸有史以来的第一任移民官派驻吉大港的一间小办公室，他每周向仰光提出报告：1948年1月10日那周结束时，他共签出了207张撤离者的身份证，向印度人核发了65份再次入境许可，并收取了299卢比的移民费用。但即使持有他的报告，也未必过得了边界。他抱怨道：“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从这个办公室发出的报告没有被送到仰光”；“为了避免在运送途中遗失，这份副本必须用挂号信寄出”。[13]缅甸对其边境的表面控制在邮件中消失了。

在马来亚，战后印度人的角色问题围绕着两个相关方面：首先是长期定居的印度人的政治地位，其次是未来印度劳工对马来亚的供应。在战后的马来亚，“回流移民”和因应战后的重建需要而来的新移民之间存在着可渗透的边界。与缅甸相比，战时离开马来亚的印度人少了许多，不过返回和安置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在战时，有超过18万名亚洲劳工被迫投入泰缅铁路的兴建，其中有很大比例是泰米尔的种植园工人。战争结束后，兴建铁路的工人中只有21445人被遣返，而且几乎可以确定盟军对整体死亡率的统计被低估了。除了死亡者之外，还有数万人在前往铁路工地的路上被“遗弃”了，许多人在丛林里失踪，下落不明。[14]驻马来亚的印度代表切图尔参观了种植园，看到许多家庭都因失去健全的劳动力而毁灭。国大党派到马来亚的医疗团发现，种植园的状况已经很糟糕，营养不良的情形普遍存在，卫生条件也很差。对于许多种植园家庭而言，最为悲痛的是无法得知她们的丈夫、父亲或是儿子发生了什么事。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里到处都是寡妇和孤儿。[15]有些家庭比较幸运，虽然家人在战争中被迫分离，但在1945年后得到了第一次团聚的机会。战争爆发时，橡胶种植园工头帕拉尼萨米的家人正前往印度。直到1946年，他们才得以回到马来亚的家园，重建他们的生活。他们回去的时候，发现种植园里的女性正穿着白色衣服哀悼死去的家人。[16]

马来亚是大英帝国战后复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世界上相当大部分的木材和橡胶是马来亚生产的。这个殖民地赚取美元的能力对于英国的经济重建至关重要，为重新引进印度移民劳工创造了大好机会。[17]马来亚和印度当局之间的宿怨仍挥之不去，即将独立的印度政府坚持并延长了对印度非技术移民的禁令。1946年后，每一个要离开印度海岸的人，被核发的印度护照上都会区分熟练工和非熟练工，只有熟练工会有一个戳，以免除他们向国家取得正式移民许可证的需要。马来亚政府几经思考之后，仍然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他们知道稳定引进印度移民劳工有其吸引力，但还是不愿意鼓励持续移民，因为这可能会让保守的马来民族主义者感到不安，后者已成为英国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潜在盟友，也是最危险的潜在批评者。[18]

不过，战后的大兴土木把泰米尔移民劳工带到了新加坡和马来亚，他们是电缆铺设工人、筑路工人、食品小贩、小商贩，还是英国军事机构里的基本劳动力。在新加坡经营杂货店的泰米尔穆斯林阿卜杜勒·阿齐兹仍记得，在1946—1947年间，展开旅程非常容易：“印度还是英国的属地，所以印度人还是英国的臣民，我们可以畅通无阻地前往大英帝国境内的任何地方。”就算是在帝国崩溃前夕，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摇摇欲坠，印度人还是充分利用所有向他们敞开的帝国关系。阿齐兹记得，护照是从德里核发的，只会做最基本的身份检查。他回忆说：“你可以骗他们，你的名字可以是拉玛萨米、库普萨米，或是（你喜欢的）任何名字。”[19]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泰米尔报纸充斥着新加坡的招聘广告。对轮船的管制在1947年解除，这些报纸上的定期公告刊登了轮船的班次表。1946年，博希来到新加坡，他记得迁移是很容易的：“那时候没有限制，对移民也没有管制；你只要买张票，就可以到新加坡了。”[20]1946—1947年住在新加坡的印度人当中，只有不到一成的人是战后首次抵达新加坡。大部分人已经在新加坡待了很多年，甚至几十年；还有一些人则是战后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移民返回那里，在新环境中恢复了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所遵循的流动模式。[21]

印度当局承认边境和身份的检查不足。印度护照办公室承认，有大量护照“发给了前往马来亚的印度公民”，而且完全是“根据法定身份声明”和护照申请者所在村庄村长的“诚意证明”进行核发的。在马德拉斯管理移民事务的塞尚直言：“根据我的经验，10份法定声明里，有9份要么是伪造的，要么是不真实的。”他认为护照既然是“国际性的文件，势必需要比现在更加受到重视”。[22]塞尚指出，旧日的移民招募网络的持久性超出了当局的控制。当中的各个角色是大家熟悉的：“他们存在于各处，向上岸水手行骗的骗子也有各种名称，如代售票的黄牛、旅行代理、导游等”，他们都是“秘密的招募”。塞尚相信：“只要有相当数量的合法劳动力从印度流向马来亚，这就很难预防。”[23]

此时，形势已经逆转：马来亚对于移民的控制变得严格起来。1948年宣布的紧急状态，标志着马来亚从战后重建转向平息叛乱。殖民国家和马来共产党之间一直存在的低级别对抗，后来持续升级成公开冲突，双方都无法掌控冲突的扩大。[24]安全方面的担忧会强化对移民的控制，从21世纪的有利位置来看，这是个莫名相似的过程。移民局认为：“从政治和经济的条件来看，马来亚有必要防范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因此，“对邻近国家的严格管控格外重要，一直有大量来自这些国家的潜在移民在施加压力，其中也包括印度”。[25]对马来亚的印度社群所做的一项著名研究认为，“1947年后，印度人口出现了内在的自然增长，没有受到战前几年里不断变化的流入和流出的影响”。[26]对于那些已经横渡孟加拉湾的马来人子女而言，下一步是要争取公民身份。

1947年3月，几位亚洲未来的领导人在德里的旧堡（Purana Qila）会面。他们还没有走到独立那一步，但自由已指日可待。会议的舞台被布置得让参观者对亚洲的历史纽带肃然起敬：他们展示的是这些新兴国家共有的文明纪念碑，都是历经殖民暴力后修复的。向“黄金时代”致敬的同时，亚洲关系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未来。讲台后方矗立着一幅发光的亚洲地图，其上标出了各国首都之间的航线。尼赫鲁在开场致辞中缓慢而庄重地说道：“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站在另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上。”他接着说：欧洲的统治导致了“亚洲各国的孤立”，不过现在“陆路已经恢复了，航空旅行突然让我们彼此之间变得很近”。但是，在兄弟情谊的背后潜藏着战争。

当各国领导人齐聚德里时，亚洲未来的政治前景依然扑朔迷离。最终导致印巴分治的谈判正在进行——亚洲关系会议就在蒙巴顿勋爵作为印度最后一任总督到达之前召开——但是没有人预料到分治的最终形式，或者它将以何种暴力的方式发生。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力量和越南胡志明的军队正在对抗殖民势力的重新占领；他们想向德里的民族主义者同僚寻求支持，但是获得的反应却很冷淡。当欧洲帝国正在进行最后一搏或准备撤退时，亚洲的领导人继而建立起新的国家。许多旧堡会议的代表正忙着起草宪法：筛选来自世界各地的典范，提供法律意见，消除意识形态诱惑的冲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的阴暗），考虑宗教和世俗政治以及单一制和联邦制之间的平衡。他们共同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公民身份。

几个世纪以来的跨地区移民，造成人口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因此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国籍法都会影响其邻国。亚洲关系会议的与会代表也认可这一点。会议的组织者承认，“许多亚洲国家都存在这样的大型群体或是少数群体，其种族与大多数人不同”，“这带来了一些种族和移民的问题，必须在全亚洲的基础上解决”。他们很愿意打开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但是才不过几年，他们的继任者就不愿意了，而宁可选择忽略这个问题。这次会议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审议“种族问题和亚裔移民”。

该委员会的讨论要解决两个相关问题，一是过去的移民及其后代的公民身份，二是对未来跨过亚洲边境的移民的管控。会议全体一致认为，未来的移民应加以限制，不会回到20世纪20年代自由流动的状态。锡兰的代表坚称，一方面，“任何国家都有权力决定其未来的人口”；另一方面，“法律不应该歧视已经在这个国家定居的任何群体”。从理论上讲，亚洲的新国家可以重新起草移民和公民身份方面的法律；实际上，每个国家都继承了混杂人口的现状。几代人以来已经习惯了来回移民的社群，现在面临一个有约束力的选择。亚洲关系会议“普遍同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有一个国籍”。一位马来代表直接指出：“印度人和华人必须做一个至关重要的最终决定，就是他今天到底要不要成为马来亚的公民。”面对“只有一个”国籍的“最终”选择，许多人觉得自己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一位代表表示：“印度没有空间接收”无法取得锡兰公民资格的锡兰泰米尔人口，而且这些人已经“失去了与印度的所有联系”。他希望他们能够被“公正”而且“慷慨”地对待，但是被谁这样对待呢？印度人指出，公民身份的问题因为存在于孟加拉湾沿岸大部分地区的“英国国籍”，而变得更加复杂了；一位锡兰代表坚决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在独立之时，“就应该认为英国国籍也随之不复存在了”。[27]

实际上，这些异常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消除。印度和其他许多邻国一样，在它的公民法制定之前，已经实现政治独立。1949年11月，印度宪法中的公民权条款出台，并于1955年最终确立，在那之前，《英国国籍和外国人身份法案》一直有效；也就是说，在印度独立的前两年，即使英国势力已经离开南亚，印度、锡兰、巴基斯坦、缅甸和马来亚因为“共同的英国国籍”而团结在一起。就算事后看来充满矛盾，但在那个重新出发的年代，这种绝对的实用主义支撑着新开始的最崇高宣言。1948年12月，驻仰光的印度大使馆核发护照给会计师纳塔拉詹，他和妻子的护照一直被保存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作为20世纪40年代孟加拉湾周边曲折的公民政治的见证。虽然护照是在印度和缅甸独立之后核发的，护照上的纳塔拉詹仍是“英国国民”，不过“国籍”一栏又确认他是“印度人（出生地）”。更复杂的是，持有这本护照只能前往“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锡兰、暹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亚联邦、英国”。这些国家有三个空间和主权概念：基本上都是英属的亚洲帝国，印度尼西亚和暹罗除外；是环孟加拉湾的海洋地区（再加上英国）；以及一个主权民族国家的集合。他护照上的“住址”是泰米尔纳德邦的古达罗尔古城，不过护照上还附有“身份证明”，让纳塔拉詹可以“永久”居住在马来亚。护照上有孟加拉湾周边国家的过境签证，以及一份外汇交易列表。如果这看上去类似人类学家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所提出的“弹性国籍”（flexible citizenship）概念，那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公民身份的基本类型和确认的文件尚在建构中。[28]

模棱两可的空间渐渐缩小了。20世纪30年代关于移民的冲突早在亚洲关系会议就重新浮现了，不过它现在是在国际层面，而不是帝国层面。缅甸的代表宣称：“缅甸未来的国家政策必然无法摆脱对被印度人或华人包围的恐惧的影响。”即使这段话是从会议纪要中间接引用（以被动语态表述），仍然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情绪。对于移民的恐惧，碰触了人们对帝国崩溃之后的世界更深层的担忧。缅甸代表还说：“缅甸自然会害怕，担心印度的帝国主义会取代英国的帝国主义。”[29]到了1948年，印度始料未及地面临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难民来自巴基斯坦。尼赫鲁政府不愿陷入与邻国的冲突，他们也和缅甸一样，立刻在公民和外国人之间做出了区分。

亚洲关系会议的翌年，亚洲的新兴国家又面临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愿景的直接挑战：一个因同时发生革命而联系在一起的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加尔各答青年会议在1948年2月19—24日召开，会议预示了几个月后将在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菲律宾爆发共产主义起义。最近的证据强化了这样的共识，即苏联没有直接介入协调这些亚洲起义，只是让各地共产党认为有全球起义的紧迫感。除了最广义的团结之外，在这个“广大的新月形地区”，共产党之间并没有跨区域的联系；他们适应了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并按照国家的界线组织革命，虽然是在冷战的更广泛背景下。[30]对政治颠覆的恐惧、对非法流动的恐惧、对外部影响的恐惧，共同促成了1948—1949年边境的关闭。

从一开始，印度宪法制定者就选择以城市和地区来定义公民的身份，即根据属地原则，“每一位在联邦出生或是依法入籍者……都是本联邦的公民”。[31]随着大量难民跨越1947年印巴分治的边界涌入，印度公民身份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国家的主张和要求反映了互相冲突的权利和归属感。印巴分治后，印度政治文化中充斥着对穆斯林忠诚度的不信任，让印度穆斯林处于“少数族裔公民”的地位。大屠杀平息之后，许多印度穆斯林试图返回他们在印度的家乡，但是强行征用“撤离者财产”的法律让他们很难这么做，这些人为了寻求安全而暂时迁居巴基斯坦的行为，常被国家视为有意移居巴基斯坦。[32]印度土地上出现的“外国”穆斯林引起印度官员的焦虑。1948年9月，海得拉巴邦国被强行并入印度联邦，军队和民政当局决定找出阿富汗、普什图和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把他们遣返回国，虽然这实行起来有困难。[33]印巴分治的余音一直萦绕在环孟加拉湾地区。

东巴基斯坦和缅甸之间的边界是另一个边界，整个社群都觉得他们正处于“错误的”一边。17世纪，吉大港还在阿拉干王朝的统治下，佛教社群的祖先搬到了吉大港，现在这些人的后代很焦急地写信给仰光的缅甸政府，请求把他们遣返回国。在缅甸，就像在孟加拉或旁遮普一样，少数族群担心，如果另一边发生暴行的消息传开，他们的邻国会对他们进行报复。阿拉干的一名代表写道：“我们担心以社群暴乱形式跨越边界在阿恰布地区出现的小火花，势必会激怒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将我们的生命和财产置于极端的危险之中。”[34]仿佛在一面镜子里，在边境缅甸一侧的罗兴亚穆斯林（Rohingya）(2)社群中，许多人选择了相对安全的东巴基斯坦，而那些留在缅甸的人则面临着迫害，直到今日仍是如此。[35]

印度决定自我封闭，排除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人时，这些横渡孟加拉湾和其他地方的大型印度社群的存在与其说是资产，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1948年3月，尼赫鲁在印度制宪议会发表讲话，表明了他的政府将对海外印度人问题采取的态度：

不过，真正困难的是公民身份的问题。现在这些海外的印度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印度公民吗？他们到底会不会成为印度公民？如果他们不是，那我们对于他们的兴趣，应该止于文化或是人道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议会希望将他们视为印度人，同时也希望他们在居住的国家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当然，这两件事不是同一回事。[36]

这呼应了他在1937年和1946年访问马来亚的印度社群时的建议：海外的印度人应该致力于获得居住地的公民权，在当地积极争取自由，而不是向印度寻求支持。但是，孟加拉湾对岸的许多印度社群都在努力融入他们生活的社会。就像其他许多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人一样，如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华人、欧亚人，他们成了“帝国的孤儿”，因为他们的孟加拉湾世界分崩离析了。[37]哀悼一个失去的世界，势必伴随着对自由的追求、对公民权的获得，以及对归属感的认同。对于那些夹在边界之间的人，帝国世界中最基本的安全——一种来自向外寻找家庭生存和繁衍的安全——被各个国家最基本的安全所取代，而新的公民权便是确保这种基本安全的方式。

东南亚的“移民少数族群”面临着不同的选择和强制力。在锡兰，独立的准备工作没能解决谁会成为新国家公民的问题。1944年，准备起草新宪法的苏伯里委员会（Soulbury Commission）回避了公民权问题；与伦敦谈判时，锡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森纳亚克（D. S. Senanayake）坚持由未来的民选政府来制定公民权的法律。锡兰印度人大会党（Ceylon Indian Congress）要求锡兰的印度人享有完整的选举权，所有能够证明生活在这个岛上的人都享有公民权，立法机关中要有一定比例的印度代表。政治浪潮向另一个方向发展。1947年12月，尼赫鲁和森纳亚克的谈判破裂，两人对锡兰的印度人可以享有的公民权未能达成共识——印度担心又有另一波移民回国潮，希望尽可能多的锡兰泰米尔人获得公民权。由于双方没有达成协议，锡兰制定公民权法时采取了最严格的定义。[38]

一连串的法律条文掩藏在最平淡无奇的标题下，剥夺了数十万人的公民权。随后，《锡兰公民身份法》（Ceylon Citizenship Act，1948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居民法》（Indian and Pakistani Residents Act，1948年）、《锡兰国会选举修正案》（Ceylo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mendment Act，1949年），都拒绝让泰米尔种植园工人享有公民权，这大约占12%的人口。它们也否定了所有非公民的投票权。公民法把血统公民和登记公民区分开来。含蓄地说，只有“血统的”公民，才是真正的公民；“登记的”公民一直都遭到质疑。两种类型的公民都会有选择性地被要求提供书面证明，也就是说，印度出身的人都被这样要求，而大部分僧伽罗“本地人”则不会。如此一来，便自动排除了泰米尔的种植园劳工。泰米尔种植园人口中的一些人来来回回地穿越漏洞百出的保克海峡边境时，身上没有任何证明文件。另一些人虽已定居在锡兰好几代，但是也没有证明文件。许多人是在种植园出生的，但是在国家考虑登记出生人口之前，所以也没有证明。不过，虽然有这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但还是有超过80万在锡兰的印度人申请成为公民，大部分申请者是住在城市、受过教育的。不过，在1951年截止日期之前收到的申请中，只有16%的申请者获得了批准。[39]在其后的数十年间，锡兰的种植园里留下了强烈的集体记忆，包括在邮寄途中“丢失”的申请表格、受到的恐吓，以及被官僚主义阻碍的合法诉求。[40]

锡兰的泰米尔人面临无国籍的窘境，以及政治上的边缘化。锡兰不承认他们是公民，其中也只有少部分人符合印度公民的资格，而且甚至没有什么人申请印度公民身份。种植园里的泰米尔人（他们或其祖先已经搬到锡兰）和定居时间久得多的贾夫纳泰米尔人之间有越来越大的政治裂痕；此外还有一个独特的社群，他们是说泰米尔语的穆斯林，被称为“摩尔人”。泰米尔的精英领导阶层放弃为种植园里的泰米尔人争取选举权，转而专注于国家层面的让步。他们集中于关注能从国家那里得到什么，如内阁的职位和说泰米尔语的权利。不过，斯里兰卡政府仍然强制执行支持多数族裔的政策。1956年僧伽罗语被确定为这个岛国唯一的官方语言，引发了公众抗议和年轻的僧伽罗民族主义者对泰米尔社群的报复性暴力事件。1958年，针对泰米尔人的骚乱是暴力的征兆，这将破坏斯里兰卡的政治未来。

锡兰的泰米尔人得不到公民权，也没有地位，他们认为自己的未来必须仰赖印度和斯里兰卡政府之间的协商。在拖延了10年之后，双方终于在1964年达成协议，同意将印度泰米尔人从斯里兰卡的种植园送回国。其后的20年间，有超过33万人被送回印度。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斯里兰卡出生，与他们要回到的印度“家乡”并没有什么联系，甚至大部分人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来自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工人回到他们“祖先的村庄”之后，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个陌生人，没有得到认可，也没有工作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斯里兰卡的高地出生、长大，所以无法适应南印度的干燥气候，在他们的叙述中，就像在他们19世纪的祖先的描述中一样，对气候的不熟悉，造成了他们的流离失所。[41]后来，斯里兰卡政府才慢慢勉强承认所有留在这个岛上的泰米尔种植园工人都享有公民权，不过，对他们来说，就像孟加拉湾周围的许多少数族群一样，这是一种不公平和不完整的公民权。

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政治诉求在20世纪70年代愈演愈烈，并于20世纪80年代升级为武装斗争，他们像区域国家一样对领土有要求：领土自治是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泰米尔之虎”的目标。80年代，印度通过国与国之间不怀好意的外交手段，灾难性地介入斯里兰卡的冲突。过去那种移民在各个国家之间往来流动的情况已不复见。不过，跨越斯里兰卡和南印度之间水域的流动从未完全停止。继续往来流动的渔民、难民和移民劳工产生了“非法船工”（kallattoni）这个标签，这个词泛指斯里兰卡的印度泰米尔人，也包括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人；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的所有流动都备受怀疑。[42]

在缅甸，寻求公民权一样困难重重。1947年的宪法规定了两种公民权，再次区分了“血统公民”（缅甸的所有原住民）和“登记公民”。后者必须在1950年4月之前提出公民身份申请。缅甸也和锡兰一样，文件的标准很高，许多印度居民囿于时代的不确定性，也不知道区区的几张纸竟然有这样的重要性。仰光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德塞（W.S.Desai）回到印度后，以遗憾的语气写道：“想在缅甸获得公民权，需要经过繁复的程序。申请者必须向所在地区法院提交一份有关其在缅甸居住详情的誓章。”那些缺乏旅行记录和意图的人，必须提供一个可信的说法。不过，在提出申请后的6周内，任何一名当地的居民都可以反对这份申请，即使只是邻居之间的竞争或个人恩怨，都可以阻止一个人申请公民身份。[43]

缅甸独立后不久，缅甸政府对公民和外来者做出了有力的区分。1948年的“土地国有化法案”剥夺了非公民的大部分财产权，有关租佃和土地出让新法的出台，标志着缅甸“清算印度人土地权益的全面措施”的开始。[44]极其烦恼的印度地主写信给印度外交部，力陈他们因缅甸新法所受的损失。原本在仰光高等法院担任辩护律师的班纳吉写道：“在缅甸的印度人拥有近1/4的可耕地……如果失去这些土地，将是一大悲剧。”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印度政府也要把柴明达尔手中的土地重新进行分配，对缅甸的印度地主，尤其是切蒂亚尔人的外部同情是有限的。尽管他们损失惨重，但他们似乎恰恰是自由和社会主义席卷新亚洲各地的既得利益者。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其他请愿者转向不同的方式，他们强调切蒂亚尔社群中的“穷人及中产阶级”也遭受了损失，“因为他们无法偿还战前在印度为缅甸的生意筹集的债务”。[45]

巩固缅甸这个地区性民族国家的下一步努力是确保边境安全，阻止从19世纪晚期开始构成缅甸主要人口的往来移民。没有成功申请成为缅甸公民的印度人被允许以临时居民的身份留下来，但是他们必须向警察登记，取得身份证。如果临时居民离开这个国家超过60天，“身份证明就会失效，其在缅甸的居留权也随之失效”。移民的往来突然变得不可能了。钱的流动也和人一样，被果断地阻止了。1948年，来自缅甸的汇款初次被限制在1500卢比，之后变成仅为250卢比。每笔外汇交易都必须有外汇管制员的同意，后者并不认为在缅甸的印度人有义务养活回到印度的家人。在限制汇款方面，“缅甸政府破坏了印度家庭制度的根基。”[46]

限制人员的进出以及货物和现金的流动，反而刺激了各种形式的过境。20世纪40年代，缅甸作家、记者、民俗学者乌拉（Ludu U Hla）在永盛监狱服刑期间收集了许多口述历史，其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受访者之一是他的狱友、名叫坎尼亚的泰米尔青年，他讲述了1945年后印度商人和劳工是如何维持孟加拉湾两岸联系的：

在莫卧儿街做生意的印度商人通常会用往返仰光和印度港口的远洋轮船，把钻石和珠宝运送到印度。船上的官员充当信使，宝石就装在一盒盒科蒂库瑞（Cuticura）蜜粉盒子里。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欧洲船长收到了这么一个盒子。其他最受欢迎的藏匿之处还有行李箱的暗格、欧式鞋子的镂空鞋跟，以及雨伞和自行车的把手。

坎尼亚本人在马德拉斯的父亲家，以及缅甸的母亲和继父之间来回奔波，延续移民往来迁徙的长久传统。只要清楚运作的方式和漏洞在哪里，对于入境和居留的限制就可以被克服。非法流动只是增加了它们的危险性；边境从未被封锁，但毫无疑问，跨越边境确实变得越来越难了。[47]

从独立开始，缅甸接二连三地发生多次（“红旗”与“白旗”）共产党的起义，以及克伦族和其他少数族群间的暴动，缅甸被恐惧的气氛笼罩着，许多人选择一劳永逸地越过边界回到印度。一位切蒂亚尔商人写信给印度政府：“因为各地暴动纷起，经济状况不稳定，地主发现几乎不可能收到租金。”他详细列出了在席卷缅甸的暴动中，切蒂亚尔人遭受攻击、绑架，甚至被杀害的例子。印度政府担心他们不得不收容更多难民。1948年，印度总统普拉萨德（Rajendra Prasad）访问缅甸时，警告印度种植者不要回国，强调那些回国者在印度谋生是多么困难。然而，随着情况越来越糟，尼赫鲁的态度软化了。1949年初，他安排疏散了居住在永盛附近的4000名印度人，并让近3万名比哈里出身的印度人（他们在19世纪移居缅甸）在吉阿瓦迪种植园建立起生产蔗糖的农业基地。[48]像往常一样，计划外的迁移总是走在官方的安置计划前面。1949年，一名印度军官在缅甸与印度边境附近的一个小情报站写道：“据报道，许多印度人正准备重返印度。”他再次担心“除了严重的安全问题之外，这些难民也会为救济和重建带来困难”。[49]

随着迁移的停止，缅甸与印度之间的国际关系冻结了。尼赫鲁担心国内的共产党会颠覆其政权，于是支持缅甸吴努（U Nu）政权打击叛乱。1951年，缅甸和印度签署友好条约。条约反映出孟加拉湾被划分成几个封闭单元的事实，并由边防警卫执行。另一方面，旧世界还是在那里。极力推动印度贱民自主的领导人、印度宪法的卓越法律建构者阿姆倍伽尔（Bhimrao Ambedkar），在孟加拉湾的对岸为印度旧日的“不可接触者”寻找精神上的其他选择，因为他相信印度教只会给他们带来羞辱。阿姆倍伽尔考虑过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但最后还是觉得，佛教是对他及其追随者而言最适当的路径。他在1954年访问锡兰，并两度前往缅甸；他从过去寻找，希望从连接孟加拉湾的古代佛教“高速公路”，为印度贱民提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1954年，阿姆倍伽尔来到仰光参加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那里他会见了埃罗德·拉玛萨米。拉玛萨米当时正在巡回缅甸和马来亚，宣扬他的理性主义和改革思想。两年后，也就是阿姆倍伽尔去世前不久，在印度中部城市那格浦尔（Nagpur）举办了一场大规模的佛教皈依仪式，有50万名贱民皈依佛教。[50]在后殖民时代，国家主宰了孟加拉湾两岸的关系，不过一种古老的普世主义依然存在，并继续推动各种思想的传播。

在移民的生命中，印度与缅甸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永久的裂痕。许多人回到他们在印度安得拉、奥里萨和泰米尔纳德邦等地的家乡，对他们来说，记忆中的缅甸“遍地黄金”。最贫穷的人，也就是那些家庭关系因移民而破裂的人，由印度邦政府重新安置，而记录他们安置的许多档案已经遗失，详细的故事仍有待历史学家厘清。[51]地主和劳工曾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大量撤离，1962年缅甸的军事政变再次迫使印度人离开；接着又有第二波印度人回流，有近20万人。[52]他们的历史足迹依然留在这片土地上。许多泰米尔城镇仍然保留有“缅甸区”，虽然大概已经不是“从缅甸回来的人”住在那里。不过，回国后的几年，在这些侨民聚集区明显可以看见缅甸在物质方面的影响（如一些穷人带回来小型柚木家具和独特的厨房用具），以及在文化上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烹饪风格。在金奈，回国的人建起了缅甸集市，贩卖一些从缅甸进口的产品；这里逐渐发展起来，最后成为一个兴旺的市场（而且通常是黑市），人们在这里买卖从东南亚各地进口的电子产品，让人想起孟加拉湾沿岸一个非常古老的商业世界。有些回到印度的人还留在印度的东北部：直到今天，印缅边境还有说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的村庄，一些人离开缅甸之后就定居在那里，现在则是他们的子孙居住在那里。20世纪80年代，随着难民从缅甸持续涌入（其中包括许多缅甸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他们的人数一直在增加。

在一般的想象中，对印度而言，缅甸是一块“失去”的土地。对泰米尔语世界的电影迷来说，失去缅甸的故事通过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泰米尔电影之一《女神》（Parasakthi, 1952年）成了传奇。故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仰光的一场泰米尔文化表演。电影的主人公是三兄弟，他们是仰光泰米尔社区的富裕居民。其中一人以热情洋溢的演讲介绍了文化节目，讲述了在海外艰苦生活的泰米尔儿女的牺牲，以及他们对祖国的向往。日本用炸弹袭击仰光时，三兄弟走散了。大哥后来终于回了家。二哥在回到印度的“长征”途中被抓，最后死于一个条件极差的难民营。扮演最小弟弟的是印度著名演员加内桑（Sivaji Ganesan），他以这个角色出道。这个最小的弟弟在泰米尔纳德邦乡下遭到抢劫，之后开始流浪，继而走失；他乞求庇护，然后走向犯罪。最后他终于找到已成寡妇的妹妹，把她从一名堕落僧侣的魔掌下解救出来，他也因此而受到审判。这个故事的寓意清楚明了，泰米尔纳德邦要成为无愧于其勇敢子民的家园，社会改革、正义和消除种姓压迫是必不可少的。缅甸的毁灭性损失表明，泰米尔纳德邦不得不欢迎散居海外的侨民回家，把另一面对海敞开的门关起来。随着泰米尔纳德邦成为印度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这种真实发生的损失无疑助长了一种不那么明确的文化上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激发了人们对传说中的地理环境的迷恋，包括对于利莫里亚（Lemuria）这块失落土地的追寻。[53]

虽然联系中断了，但仍然有一个印度社群留在缅甸，他们的人数有50万，语言和宗教信仰多元，其中大部分人住在仰光。毛淡棉的旧港口城市也保留了一些贸易和迁徙的海上联结。20世纪50年代，缅甸印度人的政治机构——缅甸印度国民大会党和工会被去政治化，成为单纯的文化组织。但即使如此，孟加拉湾两岸的政治联系还是存在的。1952年，当地的泰米尔人成立了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的缅甸分支，该政党是印度泰米尔民族主义的载体。[54]仰光的印度人社群仍然是这个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仰光的小印度位于市中心苏雷塔（Sule Pagoda）附近拥挤而狭窄的街上，是一个活生生的移民档案。食品小贩卖着印度当地的特产，尽管他们的服务生现在很多都是缅甸人了。印度教寺庙、伊斯兰教清真寺、泰卢固人的卫理公会教堂，以及“朱罗人”的圣陵，都有一席之地，信徒可以前往礼拜。从服饰来看，缅甸的大部分印度人和其他居民没什么区别，这些人都选择了无处不在的罗衣（longyi）。这已经不能说是传统意义上的侨民，因为他们与印度的大部分联系从很久以前就不存在了。许多住在仰光的印度人告诉我：他们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印度来的（说这句话时，他们甚至连肢体语言都指向一个很遥远的过去），只有年纪很大的人才在年轻时到过印度。他们与祖先的村庄和大家庭里的其他人，早就没有什么联系了。也就是说，定居在缅甸的印度人与那些离印度很远的蔗糖殖民地，如特立尼达、圭亚那和斐济等地的印度社群最为相似，从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出孟加拉湾过去是如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印度人在战后马来亚的地位与英国人要全面改革公民身份的计划息息相关。事实证明，在王室统治下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马来亚联邦的追求是短暂的。在拿督翁惹化的领导下，马来人对马来亚联邦的计划做出了政治上的回应，强烈程度让英国人大感惊讶。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简称巫统）成立于1946年3月，他们的团结是为了保卫马来人的权利和马来统治者的主权。失去保守派马来人的支持后，英国统治者退缩了。他们放弃马来亚联邦的计划，转而提出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这个新计划未充分考虑印度人和华人少数族群的需求。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没有加入联合邦。[55]

图17　仰光朱罗人圣陵清真寺的招牌。仰光市中心的街道仍然是一个长期定居的庞大印度社群的家园（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保守的英马协议引发了强烈反对，其他对于政治未来的愿景也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他们对公民身份和归属感的描述同样具有说服力。另一个政治形式，包括受英国教育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左倾马来亚民族联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共产党支持的工会、新成立的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MIC），一起组成了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主席为资深的华裔商界领袖陈祯禄。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与反对巫统的马来民族主义的激进派结盟，让殖民地当局深感震惊。马来民族主义运动由马来国民党领导。受马来左翼联盟人民力量中心的保护。1947年中的一连串会议后，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对于马来亚公民身份有了新的提案，提出了另一种愿景，更真实地反映了马来亚的移民史，比缅甸和锡兰的任何提案都更有创造性。最重要的是，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的公民权提案，“消除了国籍与公民身份之间的区别——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区别”。[56]考虑到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意见后，在移民“马来联邦人”（Malayans）和原住马来人（Malays）之间做出区别的“马来联邦”（Malayan）公民身份的概念被舍弃，而是提出一个统一的“马来”（Melayu）国籍，可以开放给任何人，不论其血统和出身，只要他把马来亚当成家。这个词有许多意思。几个世纪以来，“马来”一直是个灵活的识别标志，将新来者纳入这个流动的海洋世界；对于公民身份的提案，可追溯到19世纪那个更加开放的世界。议会的提案在寻找一个新的开始，要从历史为马来亚沿海带来的多元人口中重建现代意义的马来人公民身份。但这不是一种散居海外的公民身份愿景。议会与反对多重效忠的人一样不能容忍，坚持认为“分类效忠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相反，他们认为忠诚不是族群或是出身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意识的政治选择的问题。他们写道：“一个人决定埋骨的国家，一个人愿意誓死保卫的国家，才是他真正的家园。”[57]人们对于公民身份的概念容纳了过去移民的复杂遗产，但却牢牢扎根于民族国家的世界。

战后，马来亚的印度政治领导层软弱且分裂。虽然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加入了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的许多领导人还是认为，印度才是他们政治上的寄托及忠诚的对象。一则洞察敏锐的现代报道指出，马来亚的印度政客“似乎正在极力解决那些印度社群中普遍存在、略显混乱的意见纷争”。“混乱”包括“分散的印度国民军支持者、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有力支持者和印度社群中联系紧密而有活力的工党”，以及“以印度商会为代表的规模不大却财力雄厚的印度商人阶层中的核心力量”。[58]战前的旧领导——马来亚中央印度人协会的城市精英——想要夺回控制权，当中的许多人在战时活跃于印度独立联盟和印度国民军中，想趁机鼓吹鲍斯所提倡的印度团结意识。但旧日的紧张局势又回来了：存在于城市精英与工人阶级之间、北印度人与说泰米尔语的人之间、以印度人为中心的战略和以马来人为中心的战略之间。

战后，印度的种植园劳工深受整个马来亚的社会和政治骚动影响。“马来亚之春”是指公共领域前所未有的开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马来亚共产党在联军重新占领马来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历经几十年的地下活动后公开露面。在英国当局与新兴政治势力持续不断的角力中，开放的界限被重新定义。工会激增，并结成联盟。无数的报纸和期刊涌入公共领域，然后以同样快的速度倒闭。在这个开放和不确定的时代中，“妇女、年轻人、劳工和农民等许多之前被剥夺权利的社会群体，都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59]战争的创伤过后，有许多泰米尔种植园工人死亡，更多的人和家人离散，新一代的劳工领袖组织起种植园的劳动力。

虽然马来亚的橡胶、锡矿和木材对英国战后的经济复苏十分重要，但橡胶工人的薪资仍维持战前的水平。从1946年底开始，橡胶种植园爆发一连串罢工，第一次罢工发生在吉打，这是1941年的巴生河流域罢工以来规模最大的种植园抗议活动。哈佛种植园的货车司机萨米是这次运动的领导者，虽然我们对于他的了解甚少，不过到了1947年初，周围种植园已经有大约1.5万名工人处于他的领导下。萨米以印度国民军在战时的动员为基础，把这些人都编进桑达尔百代（thondar pedai）编组，他们会进行军事操练，发动罢工，在酒店外设纠察队。酒店是农场主和国家的收入来源之一，是抗议活动时的避雷针。与1941年相比，这次泰米尔工人和华人劳工团结在一起。当一名华人劳工因为同情泰米尔橡胶园工人参加罢工，被都柏林种植园的警察击毙后，骚乱升级。1947年，仅橡胶园就发生了280起罢工。种植园的工会被吸收进共产党主导的泛马工会联合会，它的两位领导人加纳帕提（S. Ganapathy）和维拉瑟南（P. Veerasenan）是泰米尔的劳工运动家。[60]

到1948年中，马来亚共产党和英国当局之间的紧张局势日渐升温，最后演变成公开的对抗，由于双方都无法控制“周边的反叛”，所以殖民地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马来亚共产党则开始策动起义。[61]在镇压和随之而来的报复循环中，马来亚印度劳工运动的激进派被粉碎。少数参加马来亚共产党革命运动的印度活动家是这场紧急状态的早期受害者：加纳帕提因持有爆炸性武器被判有罪并被绞死，维拉瑟南则遭到枪杀。除此之外，1949年之前，有超过800名印度人根据紧急状态法遭到逮捕。泰米尔橡胶工人和华人劳工之间的团结原本就不堪一击，现在也因为恐惧和猜疑而毁于一旦。填补这个真空的,是各种类型的领导人。在激进的工会被取缔后，担任马来亚政府工会顾问的前英国铁路工会成员约翰·布拉泽（John Brazier）宣布，支持“温和”的种植园工人工会。1954年，其中的几个工会走到了一起，组成全国种植园工人联合会（NUPW），领导人是务实的谈判者和坚定的共产主义反对者纳拉亚南（P.P.Narayanan）。他专注于确保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改善，而且务求成功。在接下来的10年里，全国种植园工人联合会购买了欧洲人离开时低价抛售的种植园，并以合作社的方式经营。[62]

同时，这些工会也与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形成比较亲密的关系，后者试图摆脱精英、城市以及主要是北印度人带来的限制。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种植园主善班丹的领导下，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由说泰米尔语的人接管，他们吸收了许多种植园工人入党。善班丹在马来亚出生，20世纪30年代进入马德拉斯的安纳马莱大学就读。他像身边的许多人那样，在那里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阅读了许多左翼文学作品，“每次突击检查，他们都要把书藏到房梁上”。[63]他支持印度国民军，但没有直接加入。战后，善班丹作为一种和解的声音出现，就像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中极少数的保守派那样，他可以接触民主统治时代该党必须争取的泰米尔人为主的选区。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关注焦点就是马来亚，一点印度民族主义的痕迹都不剩。1955年，该党展开最后一个革新阶段，在当时的立法机构选举中，它选择与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和马来亚华人工会共同组成保守阵线。这个联盟最后赢得全面胜利，一直掌权到今天。这标志着现代马来西亚“族群交易”的开始。马来亚的大部分印度人和华人都得到了公民权，只要他们承认马来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先地位，不过保守的政党还是想独占政府里代表“他们”少数族群的声音。不是基于族群而组成的政治组织，变得非常困难。[64]

战后，南印度与马来亚之间横跨孟加拉湾的文化交流蓬勃发展，甚至远超印度与锡兰或缅甸之间的交流。即使横渡孟加拉湾的人口流动从未恢复到20世纪30年代的盛况，但思想、出版物和空前的电影交流在战后仍在继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泰米尔出版物提供了泰米尔地方主义和印度民族主义的混合物。战后几乎完全是泰米尔文化的复兴流行。许多战前的文化组织恢复了活动，其中包括泰米尔改革协会。新的期刊《达罗毗荼钟声》（Dravida Murasu）和《宝石》（Ina Mani），开始了由泰米尔教师协会和劳工领导人带头的种姓制度改革。源自马德拉斯自重运动的达罗毗荼联盟（Dravida Kazhagam），在马来亚各地成立分支。没有高级种姓牧师的自重婚姻在马来亚越来越受欢迎，并跨越了宗教的界限：1948年4月，一名泰米尔穆斯林年轻女性以自重婚姻为契机，“为妇女争取权利和平等地位大声疾呼”。[65]1949年8月，一个文化协会联盟举办了为期三天的马来与泰米尔庆祝活动。从1952年开始，马来亚每年都会举办的泰米尔文化庆典与庞格尔丰收节（Pongal）同时举办。虽然社会改革者从中作梗，但这些古老的仪式不论规模还是虔诚度，在战后都得到了强化，尤其是每年举办的大宝森节，也就是布列松于20世纪50年代在新加坡街上看到的庆典。[66]

社会改革的信息通过电影胶片、传单和巡回剧团的演出，传到新加坡和马来亚。这类表演多在新加坡的娱乐殿堂“快乐世界”和“新世界”（这两个名字的灵感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里进行，其他表演者还有马来传统舞蹈久贾舞（joget）的音乐家、华人戏剧团和国际摔跤选手。战后的新加坡在文化上依然如一阵旋风，各种语言和风格的表演在舞台上同台竞技，竞相博取观众的注意力。一位20世纪50年代在“快乐世界”工作的年轻泰米尔售货员仍记得当时的场景：

“快乐世界”里都是印度人、华人、马来人，他们全都在那儿。外面有酒吧和时髦的玩意儿，都是露天的；马来人都在跳久贾舞。人们跳着各种舞蹈……而最后，政府把它们都关掉了!许多人会从柔佛赶来，就是为了到“快乐世界”来。那个大人物，那个饼干工厂的家伙，经常来，带着一群保镖。

……还会举办拳击赛。金刚！塔拉·辛格！还有摔跤。不过，拳击比赛吸引的观众最多。[67]

其中有南印度的改良戏剧，1955年11月，在新世界的“日光厅”，来自马德拉斯的帕阿里剧团（Paari Group）向大批观众献演了《幸福在哪里？》（Inbam Engai）；翌年，拉玛萨米的剧团在“快乐世界”剧场演出《少女》（Velaikkari），该剧讲述了关于虐待和剥削的故事。[68]改良戏剧从城市的舞台一直演到内陆的种植园，喜爱戏剧的工人将反映社会真实的内容融入泰米尔传统经典剧目。[69]

20世纪50年代，电影院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媒体。泰米尔电影充斥着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市场。[70]马来电影产业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发展迅速，但仍然依赖印度的故事和明星，以及华人邵氏兄弟的资金。这类电影的故事情节通常是发生在不受外界影响的马来亚乡下的田园诗篇，不过，马来电影的制作倒是完全国际化的。20世纪50年代，马来电影界最多产的电影导演之一是克里希南（L. Krishnan）。他出生于印度，1928年随家人来到槟榔屿，当时正是印度与马来亚之间的移民高峰期。战争期间，他加入印度国民军，并担任日军的翻译。被英国遣返印度后，他投入泰米尔的电影产业。他在僧伽罗电影《阿玛》（Amma）中担任助理导演，当时斯里兰卡电影多半还在马德拉斯拍摄。他在1950年搬回马来亚，执导比南利（P. Ramlee）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虔诚》（Bakti）。比南利日后成为他那一代人中最具代表性的马来演员。在电影世界中，孟加拉湾的多语言世界仍在继续运转，即使在政治领域已不复存在。[71]

1954年12月，埃罗德·拉玛萨米（即贝里亚尔）回到他1929年第一次造访的马来亚。贝里亚尔来自缅甸，他在那里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上遇到了阿姆倍伽尔。贝里亚尔第一次造访马来亚，就对该国的泰米尔政治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不过在1929年，他的听众与印度的联系远比1954年时密切得多。到了1954年，大部分横渡孟加拉湾的泰米尔人已经觉得马来亚是他们的家了。马来亚的泰米尔社群一直存在贫穷、派系斗争和分裂，所以贝里亚尔对社会改革的信息具有爆炸性的威力。他的造访鼓舞了当时完全陷于停顿的泰米尔文化复兴，壮大了它的声势。他的许多演讲及其支持者所写的著作，专注于马来泰米尔社群的社会边缘化，他们诊断病症，并以社会改革和教育作为处方。[72]不过，政治背景完全改变了。战后不久，“泰米尔民粹主义，尤其是表现在达罗毗荼运动中的，很快和左翼的工人阶级联盟联系在一起，或被其吸收”；到了20世纪50年代，民粹主义已经非政治化，“成为政府唯一可以接受的泰米尔政治形式”。[73]

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政治棱角只有在新加坡依然鲜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的革新派反殖民主义联盟都很强大，新加坡没有马来亚在非常时期对人权的剥夺，相较之下更为自由。新加坡工人阶级运动的许多中坚分子是印度人，头脑最敏锐的智囊之一是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他在战时是印度国民军的一员，左翼的代表声音拉库玛博士（Dr. M. K. Rajkumar）来自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一片亚非团结的声音和承诺在政治思想的喧嚣中蓬勃发展。码头工人在劳工抗议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刚从喀拉拉邦移民过来，这是战后开始的马拉雅里技术工人移民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一部分——他们的技能需求十分巨大，以至于避开了新的移民限制。他们带来的激进主义政治文化受到兴起中的喀拉拉邦共产党鼓舞。马拉雅里人会在新加坡的英国海军基地工作，聚集在三巴旺（Sembawang），那里有着人数差不多的泰米尔人、华人和欧洲人，他们开了不计其数的酒吧，出售炸豆饼、印度圈圈饼和拉茶（sarabat）的小吃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是行动派，通过印刷品和定期举办读书会来激励他们的码头工人、油漆工和装配工，有时候他们的影响甚至超出了马拉雅里社群。[74]这一代人的政治愿景是由尼赫鲁的《尼赫鲁世界史》一书中那令人惊奇的世界主义塑造的，也是由甘地、泰戈尔以及马克思或列宁的普世思想塑造的。不过，到20世纪50年代末，新加坡的政治世界也缩小了。由国家管理的“多元种族主义”以及对异见人士的打压，为一个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城市国家铺平了道路。[75]

剩下的是文化的离散。政治和家庭的联系在20世纪30—40年代还十分牢固，但现在逐渐减弱，东南亚的泰米尔离散社群稳定下来，成为永远的社群，他们主要靠语言、文化习惯和记忆与印度联系在一起。1966年4月，吉隆坡举办了首届泰米尔研究国际会议。130名代表和40名观察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来自印度、锡兰、欧洲和美国。会议选择在这个地点举办极具象征性，它肯定了马来亚是泰米尔语世界的一部分，但其实这个世界主要存在于过去。马来西亚总理东古·阿卜杜勒·拉赫曼在开幕式上提到了孟加拉湾长久以来的历史联系。除了阿拉萨拉南（Sinnappah Arasaratnam）之外，少有人提到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近代移民史，更没有什么人讨论马来西亚或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少数族群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相反，这次会议侧重泰米尔传统文化的辉煌，小心地避开了战争的创伤，以及后殖民世界艰难的公民政治。[76]

从19世纪开始，马来亚的泰米尔移民通过他们与这片土地的亲密关系形成了一种归属感。马来亚的种植园景观是由孟加拉湾的世界塑造的，那个世界分裂之后，种植园经济随之发生了改变。马来亚泰米尔人的社会和经济保障，变得与他们的政治权利一样脆弱。马来亚的土地使用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天然橡胶市场的萎缩，合成橡胶的发展，高度机械化的油棕种植取代了大面积的橡胶园。大部分的欧洲农场主离开时，把种植园进行划分，然后卖给了华人买家。1950—1967年，超过32万英亩的土地以这种方式被分割开来；相比之下，泰米尔合作运动仍维持着很小的规模。对泰米尔工人来说，这意味着大量失业。1950年，受雇于橡胶种植园的泰米尔工人是14.85万人，20年后减少为8万人。许多泰米尔种植园工人是在种植园出生、长大的，现在被重新安置在城市的廉价公寓里；在种植园学校所受的教育让他们无法适应工业经济，在重新安置过程中，原本脆弱的社群联结也被打破了。结果使得很大一部分马来西亚泰米尔少数族群陷入了持久的结构性贫困，虽然对包括一些贱民在内的其他许多人来说，离开种植园带来了社会和经济的流动。[77]这个过程带来了许多创伤，以致与我交谈过的许多前种植园工人都带着怀旧的心情回顾着欧洲的种植园。

后殖民时代马来西亚泰米尔种植园工人面临的不安全感，在1969年5月吉隆坡市内和近郊爆发“种族暴动”时显露无遗。在华人主导的反对党获得普选胜利后，1969年5月13日，公众游行演变成暴力事件（史称“五一三事件”）。那次事件导致近200人死亡，无数的人受伤或无家可归，暴力事件的大部分受害者是华人。暴动源于马来工人阶级的挫败感，他们没有享受到独立的果实，而且执政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内部野心勃勃的年轻政客鼓动他们抗议。一场政治革新以新经济政策和全面有利于马来人的平权行动而告终，其中包括一项土地再分配计划。根据紧急法令设立的国家行动理事会通过立法，规定非公民必须获得特别的工作许可证，而且只有在没有公民可以做这份工作的前提下，才会核发特别许可证。种植园里的印度人是这项立法的主要受害者——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申请公民身份，虽然多数人本来是有资格的。就像他们在斯里兰卡的同行，“因为地处偏僻、未受教育……或官僚阻碍等”，没有获得公民身份。现在有数以万计的人为此承受压力。约6万名印度工人就此永远离开了马来西亚；许多未取得公民身份但留下来的人发现，他们的经济地位更加不保，只能依靠一些非正规或短期的就业。故事还没有结束，在马来西亚乡间，直到2012年，仍然有一些老年人没有公民身份，这使得他们在这个比大多数国家更依赖身份的生物识别文件获得福利的国家，丧失了这类资格。[78]

其实，想象一个帝国终结之后的世界，除了民族国家的选项之外，还有其他的政治可能性。[79]如果说这些另类愿景到了20世纪50年代逐渐消失，除了它们本身不够有说服力之外，原因还包括国家建设的政治约束及冷战的国际形势。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家很自然地认为孟加拉湾是一片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海域，但它还能否被视为一个连贯的地区，还不是那么清楚。19世纪，当人们谈到“孟加拉湾”时，不论是英国统治者或泰米尔移民，他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到了20世纪中叶，这种想法却不再是理所当然。

孟加拉湾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即使是在印度独立之后，尼赫鲁仍继续谈到建立“亚洲同盟”的可能性。尼赫鲁不是唯一一个相信1947—1948年的国界只是暂时的：缅甸的昂山将军亦提到，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建立一个“亚洲联邦”。[80]1948年，孟加拉资深民族主义领袖苏巴斯·鲍斯之兄萨拉特·鲍斯（Sarat Chandra Bose）写道，他希望建立一个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缅甸在内的“南亚联合国”。这是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尊重各成员国家的主权，走向经济一体化，他同时“阐释了一个类似印度洋门罗主义的学说”。[81]事实证明，这些政治一体化的愿景都不长久。印巴分治带来的暴力和难民潮、无法确定的国际边界、少数族裔问题、频繁的暴动，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让亚洲的新兴国家确实对自己的边界感到焦虑。马来亚依然在殖民统治和英国反制暴动的控制中。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时，主权已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万隆会议是“主权民族国家之间的秘密会议，而不是民族之间的会议”。[82]

对国家建设的关注，反过来重塑了人们的认识，让孟加拉湾不再是一个直观的区域。“南亚”和“东南亚”之间出现了明确的区分，在孟加拉湾中间划出一条众所周知的界线，穿过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和缅甸交界的海湾。“东南亚”这个概念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用来描述殖民地理所称的地球上的一个部分，如“大印度”“印度群岛”“印度列屿”或“孟加拉湾的对岸”；中国一向称它为“南洋”。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使过去分布在各个西方帝国之间的领土处于共同统治之下，包括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群岛。于是盟军在反攻时，把这些地区集结于东南亚司令部。东南亚的边界依然是灵活的，毕竟东南亚司令部的总部在锡兰。不过，20世纪50—60年代发展出的地区政治结构，继续加强了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区隔。第一个区域性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一个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等的亚洲组织，包括巴基斯坦；亲美、反共的亚洲成员国家，遵循了冷战时期的政治版图。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EAN）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区域一体化进程。东盟让东南亚确定的独特身份制度化，使其与南亚和东亚区分开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东盟才恢复其与东西方国家的关系。比起战后的其他区域性组织，东盟或许更强调国家主权，以及不可干涉其他成员国的内政，这是它的指导原则。

战后，政治和学术组织的区域研究，也强化了东南亚的边界。由于美国的决策者将东南亚视为对抗共产主义的主要战场（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所以资金流向了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的东南亚研究所。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出于学术上的理由（绝不仅仅是对物质刺激的反应），试图撰写东南亚“自己的”历史，从“大印度”或“大中华”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他们主张这个地区有足够的文化和政治的共通性，足以与周边的两个地区——南亚和东亚区分开来。[83]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个时代最大的任务是理解东南亚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本质。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地区一样，需要有用的过去来让它们现在的架构合法化。东南亚研究部门倾向于将东南亚视为单一民族国家的集合体，它们的当代边界投射出过去的时光。这个兴盛的学术领域带来了许多深刻的观察，我们所知的许多现代东南亚的历史，都来自战后那一代的区域研究者。不过，学术上仍有不足之处。一位历史学家说道：“创造这些弗兰肯斯坦怪物（区域研究领域）时，我们必须赞誉它们的美丽，而不是勉强承认它们有限的功能。”这表示确定属于“东南亚”的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历史，已经彻底与印度的研究分离；它们分属不同的部门，由参加不同会议的学者研究。那些如此显著地塑造了他们历史的深厚、密集的联系，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84]

由于护照和签证遏制了海湾地区的人口流动，经济联系萎缩了。把孟加拉湾联结在一起的物质交换结构也分裂了。民族国家成了经济计划的基本单位。贸易找到了新的渠道。因为大米是孟加拉湾最重要且最具代表性的商品，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大米的故事来追溯其规模的缩减。战后，沿海地区互相联系的稻米经济让位于自给自足的经济。除印度之外，东南亚的其他地方也发生了战时饥荒，这让亚洲的新领导人深刻认识到自给自足的重要性：在后殖民时代的亚洲，“生产更多的大米”成了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不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

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围绕缅甸的大米重新运到印度展开了密集谈判。对于1946年和1947年的印度决策者来说，饥荒是真实存在的恐惧。[85]政府会管制食物的供给。战争结束不到一年，一支访问印度的美国经济学家团队宣称：“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除了俄国，会在控制基本食物配给方面走得这么远。”[86]缅甸恢复了对印度的出口，但由于受到缅甸多起叛乱的影响，印度政府致力于提高国内的粮食产量。横跨孟加拉湾的大米贸易现在完全在政府的掌控之下，建立在国与国之间的基础上，而不再是切蒂亚尔资金、华人中介、欧洲代理商和英国运输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大米贸易了。20世纪50年代，缅甸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出口国，不过，其每年的平均出口量只有20世纪30年代的1/3：国际大米贸易大幅减少，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满足本国的需求。战后的亚洲，扩大种植面积的可能性较小，边境已经关闭了，于是意识形态迥异的各国政府寻求技术进步和机械化以提高生产力。高产变种的出现，开启了“绿色革命”，这场革命于20世纪40年代在墨西哥拉开序幕，在60年代蔓延到亚洲。新科技让整个亚洲的稻米产量都有了极大提高，印度尤其如此，虽然这些收获通常分配不均，并加剧了农村的不平等。

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孟加拉湾周围并不存在有意义的经济一体化。稻米贸易模式的改变，反映的是冷战的新地理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支配地位。最大的转变是美国崛起为世界上最大的稻米出口国之一，其中许多是通过四八○公法（即“粮食换和平”计划），以“优惠贸易”的方式进入亚洲市场的。该计划是在双边基础上建立的，目的则是要加强冷战战略所依赖的同盟关系和依赖关系，同时为美国农业生产中因补助造成的农产品过剩寻找专属市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作为出口大国重返市场，通过签订双边协议赚取硬通货，或通过易货交易，满足进口需求：50年代，中国与锡兰签订的橡胶与稻米交换协议，完全垄断了这个市场。[87]现在连海里的鱼都是“国家的财产”。以东印度洋为重点区域的一项重大国际努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孟加拉湾计划，试图以一种调节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的方式来管理孟加拉湾的渔业。[88]近海石油勘探刺激了进一步划分海洋的尝试，1964年生效的《大陆架公约》规定：“我们感到有一种新的需求，将海底以及其上的水域划分成有边界的国家领土、编号区块……或是‘海洋分区’。”在后殖民时代，海洋也成了一种领土形式。[89]

亚洲国家设想了一个与海洋联系较少的未来。人口迁移将受到限制，经济将自给自足。科技，尤其是建造水坝，使得孟加拉湾周围的国家不再受制于变幻无常的季风。后殖民时代，许多发展项目的核心，便是寻求超越几个世纪以来推动孟加拉湾的自然能源的边界：风力、太阳能、可自由流动的劳动力。马来西亚重新展开对森林的采伐，但是它现在不再与孟加拉湾的经济有关，而是与国家的发展计划和旨在满足世界对木材和棕榈油的新需求有关。[90]人类对自然的侵犯在20世纪后期愈演愈烈，人类的行为也开始对海洋造成影响。

布列松在1950年横渡孟加拉湾时，主要是通过海路；喷气式飞机时代即将来临，不过至少在下一个10年，走海路还是最常见的。到20世纪末，美国摄影师和艺术评论家艾伦·塞库拉（Allan Sekula）认为：海洋已经成了“被遗忘的空间”。虽然绝大部分的全球贸易仍然通过海路运输且持续至今，但对于海洋的认识已从大众的意识中淡出。港口城市的海上劳工逐渐消失，因为新港口盖得离海岸越来越远。20世纪60年代末，全球流行的集装箱化让“工厂变得机动化，就像船一样，轮船则变得与卡车和火车越来越难以区别，海路和陆路也失去了区别”。这带来根本性的历史转变，颠覆了“陆地和海洋之间的传统关系，即认为陆地是固定的，海洋是流动的”。塞库拉用一个简单的指标描绘出海洋的“消失”：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用一个版面来报道航运新闻，“旁边是气象信息，一直标示到大西洋深处”。20年后，航运新闻从国际报纸中消失了，“气象地图也换到了别的地方，而且大多只报道东部沿海”。[91]

20世纪60年代，孟加拉湾在许多方面都“被遗忘了”，就像是塞库拉笔下的大西洋，它从孟加拉湾沿岸的国家报纸专栏中消失了。国家档案馆的索引没有整理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孟加拉湾”在殖民地档案中是常见条目）。20世纪60年代，英国海军部完成了它的最后一版《孟加拉湾领航员》。不过，如果《纽约时报》的气象地图拿掉了大西洋，印度和东南亚的气象观察员便无法享有这项信息。直到今天，南亚的气象地图仍然包括孟加拉湾，这里是孕育生命的雨水和毁灭性气旋风暴的发源地。

然而，孟加拉湾的“死亡”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的许多港口城市都在衰落。科罗曼德尔海岸在现代早期因为诸多港口而为人所知，随着竞争对手的出现和竞争者分流交通，这些港口的命运起伏不定。1950—1975年，那些曾经让人联想到海上探险的港口名字，现在却令人想到衰败的城镇和被遗忘的地方。如今的卡基纳达（Kakinada）或纳加帕蒂南、默苏利珀德姆或帕朗格伊佩泰（Parangipettai，旧称波多诺伏）、特兰奎巴，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它们曾经是移民大港，曾经有数万或数十万人经过这里，虽然其中有些比较近期的记忆被唤醒。马六甲和槟榔屿也面临急剧的经济衰退，直到20世纪90年代通过“文化遗产旅游”而恢复活力。另一方面，新加坡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不过，其贸易不再面向孟加拉湾地区，而且由于这个巨型的集装箱港口很少看到船员，几乎没有人再会认为它是个港口城市。印度港口维沙卡帕特南曾经是移民到缅甸的中心，在后殖民时代呈现爆炸式增长势头，不过它与缅甸的联系几乎为零。

由于其不可小觑的力量，孟加拉湾对于生活在沿岸的人来说，既是经常存在的威胁，也可以说是机会。塑造海湾历史的季风雨仍然变幻无常，尽管许多国家和学者可能会对此视而不见。1970年11月，从孟加拉湾席卷而来的波拉气旋（Cyclone Bhola）重创了东巴基斯坦，这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热带气旋之一，死亡人数高达50万。巴基斯坦政府在救济方面的不足，促进了孟加拉国人民联盟（Bangladesh Awami League）的发展，让该党在1970年12月赢得选举，埋下了双方冲突的种子，这场冲突以于翌年建立的独立孟加拉国而告终。南亚最年轻的民族国家是经过解放抗争才成立的，并将印度和巴基斯坦军队卷入第三次战争中——这场战争几乎完全沿着孟加拉湾北部盆地进行。独立之后，孟加拉国的人民几乎从来无法忽视这片海洋的存在，因为大海每隔几年就会给他们带来灾难。到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和许多当地居民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这片海洋最重要的特征就要开始发生改变。孟加拉湾的生活再次引起掌权者的注意：现在不是欧洲人，而是亚洲人。

(1) 企业联合组织。

(2) 缅甸若开邦阿拉干地区的一个穆斯林族群。缅甸民族主义者声称，罗兴亚人主要是19世纪英国控制缅甸之后，作为英国殖民当局“以夷制夷”的帮凶移居到缅甸的南亚人与当地部分土著融合后形成的混血民族，此后他们又融入了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后逃往缅甸的孟加拉国难民。

第八章　海平面的上升

进入21世纪，印度洋重新成为一个具有战略和政治意义的区域。今天，连美国的领导人都认为印度洋在当今世界中的角色，不输其在大航海时代的重要性。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了金奈，这是美国中断了半个世纪之后重新面对东方。希拉里在演说中讲述了金奈这个孟加拉湾港口城市的起起落落，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讨论印度在其东部地区的领导地位，金奈势必是最适合的地方。”她说，“从这个港口城市，望着孟加拉湾和更远的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印度在一个更广阔区域中的历史地位。”她告诉听众：“几千年来，印度商人一直在东南亚及更远的海域航行。”她强调，“印度文化在孟加拉湾留下了印记”，吴哥窟的庙宇“受到泰米尔建筑的影响”，“印度教的伽内什神依然守护着爪哇的家园”。希拉里话锋一转，直接从远古的过去转到了最近的未来，阐述她想要塑造的世界。“今天，从印度洋到太平洋这片海域有着世界上最具活力的贸易和能源路线，联系着各个经济体，推动着经济持续增长。”孟加拉湾处于“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位置，这让它再次处于全球历史的中心。[1]今天，孟加拉湾成了印度、中国和美国互相竞逐在亚洲影响力的关键舞台。环境的变迁为这个区域带来新的波动，孟加拉湾周围重新出现的移民在形塑亚洲可能的未来时，势必会发挥不可忽略的核心作用。

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印度是帝国的“节点”。资本、劳工和军事力量从印度分散到整个印度洋。环印度洋的前哨——从西部的亚丁一直到东部的新加坡——可以充作船只的燃料补给站和军事基地，从而确保了英国的统治地位。大英帝国的历史学家在强调“地缘政治的优先性”的同时，把英国势力在印度洋周围的扩张视为保卫印度的必然结果。18世纪80年代，东印度公司移至槟榔屿，是因为需要一个向东的港口，从而让孟加拉的贸易和中国的贸易连接在一起，同时也权充一路上提供补给和修复的港口。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坡更显重要，它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入口处。大英帝国在印度洋面临的战略挑战，荷兰和葡萄牙、莫卧儿和亚齐，以及沿海的许多小国都曾遇到过。能够控制海洋的“咽喉”，如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是至关重要的，但也是最难维持的。[2]

许多观察家认为，今天这个区域正在崛起的大国便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当代印度洋军事评论家同时借鉴15世纪中国舰队指挥官郑和、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或是英国总督寇松勋爵和19世纪晚期的美国海军理论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的著作和行动，从中总结出对当今有用的借鉴。[3]要说这些是几个世纪以来存在的连续性，或许过于简化了，但是历史的回响还是不容忽视：过去曾经重要的地方，现在又变得重要了，其中一些地方甚至已经被忽略了好多年。想想斯里兰卡的例子。经过几十年的族群冲突和内战，斯里兰卡作为印度洋“枢纽”的战略地位，再度成为国际政治的中心。斯里兰卡境内两个产生共鸣的地方——一个是前殖民时期的，另一个是殖民时期的——是新发展的核心。

位于斯里兰卡南部海岸的汉班托特港，几个世纪来都有马来人和阿拉伯人的船只到访。它的名称来自“舢板”（sampan）一词，指的是印度尼西亚水域常见的一种本地船只：汉班托特是舢板停泊的港口。15世纪早期，中国的郑和率领舰队抵达汉班托特港。郑和的军队攻打了内陆的康提王国，并将康提的王室成员带到南京；斯里兰卡成了郑和远航非洲东海岸的基地。虽然大概已经被遗忘了，但明朝对锡兰的介入，开启了其后4个世纪一系列试图占领这个位于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之间的岛屿的尝试。郑和下西洋留下的唯一遗迹是汉班托特一块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字写成的碑文，内容为祈求神明赐福自由贸易和航行。一直到20世纪，汉班托特还只是个安静的滨海小镇。1908—1911年，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在汉班托特地区担任助理政府官员。伍尔夫以他在汉班托特的经历为基础，写了一个偏僻乡村社区的虚构故事，其中几乎没有航海历史的痕迹。他在《林中村落》（Village in the Jungle）美国版的前言中写道：“这些消失的村庄和荒芜的丛林中有种奇特的魔力”，不过，“几百年前，它曾经有众多人口，拥有强大的王权和自己的文明”。此时，这片海洋还有蓬勃发展的贸易。[4]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汉班托特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兴建项目的基地之一；一位美国观察家形容它是“一个大型的疏浚项目，字面意思是，建设一条新的海岸线”。在中国资金的支持下，汉班托特已成为“石油时代的加煤站”，以及中国在孟加拉湾的立足点。[5]第一艘停泊在港口设施的商船“艾利森太阳号”（Ellison Sun），装载着一家韩国公司在金奈生产的汽车，准备转运到阿尔及利亚，这是以印度洋为中心的新的“南南”全球化的象征。不过这种互惠互利的愿景下还隐藏着紧张的关系：印度担心中国未来会在汉班托特建立军事基地。除了用来建设港口的资金之外，还有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可能用之于购买武器，斯里兰卡政府用这些武器镇压了岛上泰米尔少数族群长达数十年的叛乱。[6]

中国的投资重建了殖民前的汉班托特港，印度的兴趣则是位于斯里兰卡东海岸殖民时期的亭可马里港，英国海军认为它是孟加拉湾最好的港口。日本在1942年对这个港口的攻击，被证明是英国海军在战争中最紧急的时刻之一。亭可马里在斯里兰卡的内战中被隔绝了几十年，如今正在经历21世纪的复兴。它的发展反映出印度和斯里兰卡政府之间一种新的经济和军事合作精神。对印度来说，现在对于战略利益的考量大大超过了来自印度南部的泰米尔政客所施加的压力，后者要求他们支持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少数族群的事业，尤其是印度于20世纪80年代对斯里兰卡进行了灾难性的干预之后。长期以来，亭可马里港的储油设施都是租给印度的兰卡印度石油公司经营。贾夫纳半岛的帕拉里机场（Palaly）也有印度资金投入。一位印度外交事务评论员写道：“印度已经从过去强调论证的力量转向了对权力论据的新强调。”战略研究领域的学者赞同地引用了这句话。[7]印度和中国在孟加拉湾的战略竞争非但没有削弱民族国家的力量，反而增加了区域国家遏制他们认为有颠覆性的团结能力——跨越边界的团结根源于这个区域的历史，并由散居海外的人形成。

19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改变了孟加拉湾。英国工厂的需求引发了对东南亚边境商品的抢购，包括橡胶、锡、矿产和石油，并带来大量的移民。人的流动重新塑造了土地景观，把海湾地区编织在一起，形成大米、劳工、资本和商品的往来流动。21世纪，是中国的工业革命为印度洋注入了活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工业化——是在对于能源巨大的需求下推动的。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能源消耗量在1995年后的10年间翻了一番，预计下一个10年还会再翻一番；中国的能源现在约有半数是依靠进口，而且80%以上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口。对于印度洋航线的依赖，让中国前国家领导人慨叹中国的“马六甲困境”。[8]中国的印度洋政策一直想要通过公路、铁路、管线或运河绕过马六甲海峡，在那里，美国（或许是印度）海军的干预太容易切断中国的能源供给。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重启了英国投资者在19世纪后半叶偏好的计划，将孟加拉湾直接和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连接起来。

一位美国的国防承包商在2004年提出一份关于亚洲“能源未来”的报告，其中第一次用“珍珠链”一词来描述中国对印度洋的战略；美国和印度的评论家很快就沿用了这个说法。[9]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对环印度洋地区从阿曼到缅甸的港口设施的投资，似乎是一种协同战略；评论认为燃料补给和港口设施只是开端，紧随其后的则是军事基地。特别引人关注的是中国对巴基斯坦靠近伊朗边境的阿拉伯海港口瓜达尔港所投注的资金。汉班托特和孟加拉国吉大港的中资集装箱港口设施，以及印度洋上星罗棋布的其他岛屿，构成了海岸沿线的其他珍珠。现实似乎更加复杂。[10]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的军事意图；以瓜达尔港为例，它以40年的期限租赁给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尽管最后因为缺乏盈利能力导致新加坡在2013年放弃了它。一位有见地的美国海军分析专家承认，对于中国在印度洋的意图的评论，只是建立在“狂妄的臆测”和“表面的证据”之上，并指出中国官方很重视自己作为一个非殖民（实际上是反帝国主义）大国的形象。[11]故事是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在外交访问时强调郑和是出使印度洋世界的和平特使，尤其是与他之后的西方殖民者相较；这种对于过去的解释，为中国当代的崛起提供了合理性，也为中国在印度洋的势力铺陈了一脉相承的系谱。不过批评中国扩张的声音表示，这位宦官航海家的传奇故事笼罩在神话甚至错误的信息中，最近的一项学术研究声称，郑和下西洋远非和平出访，而更像是早期不那么成功的海上殖民尝试。[12]

在这种不确定中，对于中国要解决“马六甲困境”的战略以及印度要“东进”的策略，缅甸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近期有一个乐观的说法认为，缅甸是亚洲未来的支点，是“中国与印度相遇的地方”。但事实证明，这不一定是个舒服的位置：在1947年的亚洲关系会议中，缅甸的与会代表表达了他们对于“身处两大强权之间”的恐惧：“被西方强权统治是可怕的，但被亚洲强国统治更可怕。”[13]现在，这些恐惧大多已让位于一种机遇感。在缅甸军政府宣布1990年的选举无效，并囚禁了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后，西方国家便对缅甸政府实施制裁与孤立，但缅甸却从中国的大规模投资中获利。缅甸沿着孟加拉湾的海岸线曾因遭到封锁而显得凋敝，现在则重新活跃起来。兰里岛上的皎漂新港位于缅甸沿海的北弧，由中国政府和私人投资者的投资兴建；实兑的旧阿拉干港也恢复了活力，虽然还有严重的淤积问题；另一个由中国出资兴建的新设施位于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海基岛（Hainggyi），还有仰光以南的迪拉瓦（Thilawa）的大型造船厂。[14]中国和缅甸政府在2009年达成一项价值25亿美元的协议，修建通过缅甸直接连接孟加拉湾与中国云南的输油管和天然气管线。[15]有了这条输油管，中国可以避开马六甲海峡，直接从波斯湾进口石油。这条天然气管线把缅甸瑞（Shwe）气田的天然气直接输送到中国的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以补充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到中国北方的雄心勃勃的陆上管道建设计划。[16]从军事观点来看，历史记忆具有强大的力量：“北京无疑还记得缅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当时缅甸允许中国取道缅甸前往印度洋，从而维持了中国对日本帝国的抵抗。”[17]关键在于，虽然中国在西太平洋属于海上大国，但是它对于印度洋却是内陆国家。

在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那里的紧张局势在加剧）一样，各国都急于宣称这片海域的某一部分是其国家领土的延伸。无人岛招来了各国竞相宣称主权。对于能源的争夺，更是加剧了各国的占有欲。孟加拉湾不只是中东石油的输油管，它自己就是个“能源宝库”，富含石油、天然气和矿藏。[18]最近几十年来，孟加拉湾周围的国家一直在争夺它们的沿海边界。2008年，孟加拉国将其与缅甸的海上争端诉诸国际海洋法法庭。孟加拉国向法庭提交的文件宣称：“虽然两国已经协商超过35年，但还是无法对两国海上的边界达成协议。”这关系两国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每当有新的“钻探或是其他勘探活动”试图控制海洋资源，都会对上述领域构成挑战。2012年，国际法庭做出了有利于孟加拉国的裁决，从而引发了勘探活动的热潮。[19]

在孟加拉湾的新国际政治中，印度的反应一直很重要，这牵涉军事战略的重新定位和对印度洋（尤其是东南亚）的外交。讽刺的是，这让某些印度军事分析人士重新把自己视为英属印度在海洋战略上的继承者，因此他们的目标是重新夺回英属印度在20世纪早期对于“东海”的支配。[20]在印度独立前夕，曾经预言“达·伽马时代”在亚洲历史的结束，并担任印度驻中国大使的历史学家兼外交官潘尼卡（K.M.Pannikar）写道，一个独立的印度将面临“战略挑战”。他认为孟加拉湾十分重要，“孟加拉湾的岛屿都有足够强大的海军保护，在本国海域进行适当的装备和保护，可以让对印度至关重要的那部分海域恢复安全”。[21]因为邻近地区的纷争和外交政策上的不结盟原则，印度独立后的数十年间，军队都不涉足印度洋。印度海军是一支“黄水部队”，专注于保护印度沿海。现在，印度海军要转型为有能力在环印度洋采取行动的“蓝水部队”(1)，这表明，在印度当权者的想象中，海洋已经发生改变。[22]

在这里，历史的回声是深远的。印度拟建的果阿“海鸟”（Seabird）海军基地将是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包括葡萄牙安贾迪普岛（Anjadip Island）的旧堡垒。印度军方在科钦这个靠近葡萄牙人第一次登陆的地方不仅维持无人机，也提供维修设施给美国海军（现在是盟友，而不是敌人）。印度海军在东海岸的基地是维沙卡帕特南，20世纪早期，有数十万人从那里搭船前往缅甸寻找财富。印度的海军力量现在也越过了孟加拉湾，2001年，安达曼和尼科巴指挥部的建立，巩固了印度散布在位于孟加拉湾中心的岛屿上的军事存在，这些岛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鲍斯领导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象征性领土。[23]2012年，位于大尼科巴岛坎贝尔湾的巴兹（Baaz）海军基地启用，印度军队“密切关注着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马六甲海峡”。[24]除了与斯里兰卡拉近关系之外，印度还与中国竞争缅甸的沿海资源：在外海的天然气田中分一杯羹，并投资建设机场，资助土瓦（Dawei）的深水港建设。与此同时，印度与东南亚的贸易快速增长，虽然远远落后于中国与该地区的贸易。尽管在国内面临强烈的反对声浪，但印度仍在2009年和2012年分别签署了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协议，让印度与东南亚的贸易总额在10年内翻了一番以上，2012年达800亿美元。[25]

一位学者评论说，印度洋新的国际政治正在“强化印度洋地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它们将“模糊一些亚洲传统次区域的边界，削弱他们的特色”。[26]从新近军事化的安达曼群岛来看，会发现南亚、东亚和东南亚之间的边界从来没有这么模糊过，因为它更靠近马来西亚而不是南印度，与中国云南的距离比从云南到北京还近。

各个国家的计划面临一种全新的不稳定因素。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季风变得前所未有地难以预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写道：“传统的假设是基于过去在水文学上的经验，有助于预测未来的状况，但是气候变化对这个假设提出了挑战。”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平均气温和降雨量发生了变化，海洋的化学成分和海洋生物的多样性也发生了变化，并伴随有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事件。因此，这又是孟加拉湾最近历史中的另一个故事了，有别于军事战略家的计算：它已经不再是同一个孟加拉湾了。[27]

世界海洋的变化是极近期发生的。一位顶尖的海洋生物学家写道：“人类的影响不断扩大，使得海洋在过去30年间发生的变化，较诸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都大。”[28]所以在我们的孟加拉湾传记中，海洋的变化放在最后。人类轻易横渡水面之后，也改变了地貌。资本的力量使原始森林变成了种植园。商业的需要让城市沿着河岸、河流的入海口兴起。从这种种改变看起来，“海洋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而且“相比之下，水面上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这种对比现在已经不再成立。[29]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并在70年代加速影响），一连串变化改变了海洋的本质：人口快速增长，大型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并持续扩张；商业化拖网捕鱼推动捕鱼业向深海延伸，曾经处于欧洲殖民统治的地区经历了巨大但不平衡的工业化进程，杀虫剂的大量使用推动了农业生产；该地区对于化石燃料的欲望也变得无法满足。

现在正在扼杀孟加拉湾生命的力量，开始于国家和人民在新世界中所做的选择所带来的意外的、最初看不见的后果，这些选择产生于战争的废墟和帝国的残余。这只是一个对于结果视而不见的故事，或是“极端现代主义”的傲慢。[30]最终“将人类的统治延伸到海洋”的政策——确保粮食安全的计划，提供就业的工业化方案——代表人类在孟加拉湾沿岸自由的进步。这些政策的出现是对帝国主义世界的反应，帝国世界中的生命如此廉价：为了欧洲农场主的利益，劳工被赶出家园；移民劳工从未受到人道的待遇；殖民政策让数百万人忍饥挨饿。孟加拉湾的帝国世界和移民经过专门化之后，创造出了自己的自由空间：为了追寻财富而迁徙的自由，或者至少是为了避免家庭灾难的自由。这些空间在20世纪30—40年代变窄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确保一种不同的（许多人认为是更大的）自由：自由国家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以及这些新国家将提供的生计自由。孟加拉湾的政治和经济分裂，从20世纪中期开始产生了重要的后果，这只有在回顾时才看得清楚。由于移民和跨区域贸易的渠道被新国界封锁，唯有大幅增加国内的农业产量才能够维持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当他们决定从海洋贸易回归时，沿海城市发展迅速：港口城市转向内陆，成了工业中心。孟加拉湾最终被圈占，海洋被视为国家领土的延伸，便利了对其作为一种资源的过度开发。

每年流进孟加拉湾的污染物约有4/5来自陆地。它们随着几条汇入孟加拉湾的大河流入孟加拉湾，包括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梅克纳河、哥达瓦里河、高韦里河、克里希那河和萨尔温江。这些慢慢流进海里的垃圾来自几个大型沿海城市，在航海和蒸汽动力时代，曾有数百万次旅程从这些城市出发，现在这些地方人口膨胀，并被全球化带来的新的不平等撕裂。孟加拉湾是“有机和无机废物的沉淀池”。由于流进孟加拉湾的河流数量很多，流量很大，其沿岸的人口密度也很高，因此“流入孟加拉湾的营养物质总量……很有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孟加拉湾每天都吸收各种有害的混合物，如“有机物、滋养物质、代谢药物、医疗废物、细胞毒素、抗生素和类似激素的物质、细菌、病毒和寄生虫、洗涤剂等化学物质和大量沉积物”。[31]洪水和风暴潮移动了污染物，把它们带到很远的地方。一堆塑料漂向大海。河流本身已经极不健康。这个世界上80%的人口居住在人类用水安全和河流系统生物多样性不断受到挑战的地区。[32]在流入河流的过多营养物质中，最有害的当属农业肥料及来自汽车和工厂废气中的氮造成缺氧的“死亡区”，虽然相较之下，孟加拉湾比起臭名远扬的墨西哥湾或日本周围的水域没那么严重。[33]19世纪早期，约翰·克劳福德在孟加拉湾东南隅观察到：“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地方比这里更盛产优质鱼类。”[34]然而，两个世纪后，这些鱼正在消失。世界上有近85%的鱼类资源已被“完全开发、过度捕捞或赶尽杀绝”。[35]

海岸线一直在移动。森林砍伐和水产养殖侵蚀了红树林沼泽，这些沼泽可以为沿海地区提供最好的自然防洪功能。随着深海渔业的收益越来越少，水产养殖业不断扩张。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写道：“红树林是植物王国中远走的移民，它们的年轻时代，永远都在建立开拓者的聚居地。”自从她在1955年以抒情的文笔写下这段文字，不论在哪里，她所钟爱的红树林一直在后退，它们的“聚居地”消失了。红树林擅长“在曾经是海的地方创造陆地”。随着它们渐渐被工业化的（通常是国家补助的）养虾场所取代，土地退化了，因为失去了“拦截和黏住沉积物从而让海岸线保持稳定”的“复杂的根茎基质”。[36]

图18　泰米尔纳德邦海岸的皮查瓦拉姆红树林。皮查瓦拉姆是世界上最大的红树林之一。孟海拉湾海岸的红树林已经迅速消失（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海岸线变得如此不稳定，以至于世界上有许多河流三角洲正在下沉。有一种说法认为，养育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三角洲的下沉速度，是海平面上升速度的4倍。过去10年间，每年就有超过1000万人因为风暴潮蒙受严重的洪灾，其中大多数人生活在亚洲沿海地区。由于人类的干预，到达河流三角洲的泥沙比自然形成的要少许多，这些泥沙是三角洲自我维持和供养所必需的。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以大型水坝为代表的水利工程发挥了主导作用。水坝对泥沙的拦截效果远远超出土地的清理和建设对泥沙的置换作用；相反，它绕过了“一个自然的重要过滤系统”，风暴潮和洪水直接把泥沙带到海里，而大量泥沙会被水库拦截。试图把注入大河的小支流引开的努力，打破了“河道与泛滥平原之间的重要联系”，“使三角洲系统缺乏足够的泥沙”。水库让河流的蓄水量增加了600%或700%。[37]

图19　皮查瓦拉姆一块鼓励保护红树林的广告牌（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亚洲各国政府都热衷于兴建水坝，虽然他们必须为此付出许多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代价：而且因为有这么多亚洲的大河都流入孟加拉湾，因此这里所受的影响更大。[38]由于大量河水已被分流用于灌溉，所以像高韦里河等河流在汇集支流流进孟加拉湾时，已经只是涓涓细流。另一个造成三角洲沉降的原因是，城市和农业用水需要而过度开采地下水，使沉积物变得紧实，这是印度和中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此外，这与从三角洲底层沉淀物中抽取石油和天然气也有关系。孟加拉湾愈发下沉的三角洲，特别是北部盆地周围，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而那里的海底钻探才刚刚展开。未来的几十年，将有5亿人口面临更大的洪水危机。[39]地质学家认为，世界河流三角洲目前的状况，“代表着自然历史、人类决策和海平面持续上升的遗产”；未来环境史的任务之一，是要完全解释这个过程，然而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40]

孟加拉湾接收了印度东部大片地区的废弃物，以及亚洲大部分大河排放的垃圾，也接收了世界上的废弃船只残骸。孟加拉湾北缘的孟加拉国港口吉大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废船拆卸厂，这里曾受阿拉干王国统治，也是19世纪移民前往缅甸的港口。这个行业起源于一次气候意外：20世纪60年代孟加拉湾一场最骇人听闻的龙卷风，把一艘2万吨级的油轮吹得偏离了航线，搁浅在了吉大港的海滩。当地人运用聪明才智回收了这艘船的零件，拆下最有价值的部分，并让投资者对这个新的机会眼前一亮。一艘油轮平均可以回收5万米长的铜电缆、3.5万千克铝以及2万千克锌。世界上80%的拆船业位于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仅在吉大港，就有约3万人受雇于这个行业。拆船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年轻小伙子，甚至只有10岁的男孩，要费力挣扎穿过有毒的油污拆解船只。工人每天都在吸进危险的化学物质，包括铅和石棉。对于那些没有选择的人来说，拆船这份工作的薪水很好，很多人还对希望监管该行业的环保和劳工活动人士的介入表达了不满。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镜头下的孟加拉国拆船厂见证了全球化过程中遗漏的真实，他看到了这大片海滩（船只的坟墓）的美丽与恐怖。[41]虽然拆船业已日渐发展为全球性的产业，但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猫的桌子》（The Cat's Table）伤感地反映出内维尔先生在20世纪前半叶作为一名拆船工人的人生：“在拆船厂中，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可以有新的生命，可以成为汽车、火车车厢或铲子的一部分而重生。你接手了一个老旧的生命，然后把它导向一个未知。”[42]

在下一个世纪，因为全球变暖的缘故，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海岸侵蚀和海洋污染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某些特定的河川和海洋周围的区域，那么海平面上升的原因，既是全球性的，也是累积性的。它们是大气层中累积了过多温室气体所造成的，也是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过于依赖化石燃料所造成的。地球变暖导致海水受热膨胀，冰川融化流入海洋，使得海平面升高。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估，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会上升18—59厘米，有些科学家甚至认为这个预估太保守；如果我们到达“临界点”，让陆上冰川快速融化，这个数字会大得多，以米而不是以厘米为单位。正确地说，“过去约5000年来海洋水量大致稳定的时代即将结束”。[43]

气候变化的后果之一是，“排放源与对环境发生影响的地区在地理上是分隔的”，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在道德和政治上的难题。[44]虽然孟加拉湾地区只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小部分，但随着海平面上升，这里却是世界上受影响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印度有2350千米的海岸线面向孟加拉湾。沿海地区仰赖海中的生物获取营养，也仰赖季风和洋流为远方的东南亚沿海带来机会。这些低洼地区有许多已危在旦夕：1990—2006年，海岸侵蚀导致克里希那河与哥达瓦里河三角洲之间的安得拉邦海岸有93平方千米土地消失，并有近450千米海岸因为海平面上升而面临“非常大的风险”。[45]孟加拉国可能是世界上因海平面上升而受到威胁最大的国家，因为它地势低洼，人口稠密；印度洋和太平洋上反而只有小岛比较容易受到威胁。[46]喜马拉雅的冰川融化可能会为孟加拉湾沿海地区带来灾难。喜马拉雅的冰川融化后会注入亚洲的七大河：印度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萨尔温江、湄公河、长江和黄河，其中有三条河流入孟加拉湾。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出的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声明堪称草率，使得全球变暖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引发了争议。该报告称喜马拉雅的冰川会在2035年前融化，这一说法随后被收回，但是被那些否认气候变化现实的人抓住把柄，冷嘲热讽了一番。不过，最近的研究显示，喜马拉雅地区的暖化速度确实比全球的平均速度更快。[47]

气候专家推断，不是只有平均海平面上升，它的极值水平——海面在风暴潮时达到的最高点——预计在未来几年会越来越频繁、更具毁灭性且更不规律。风暴对孟加拉湾和沿海居民带来的威胁绝对不容小觑，因为孟加拉湾一向是“产生热带气旋的温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孟加拉湾以狂暴的气候为特色：不论对船员和渔民、诗人和先知，以及横渡这片汪洋的数百万移民而言，都是如此。1924年，一份新加坡报纸写道：“比起船员所知的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形式的风暴，孟加拉湾的气旋都更令人恐惧。”“如果要说有什么纯粹而混乱的危险，没有什么比刮气旋时的孟加拉湾更狂暴。”[48]动乱看起来会有增无减。虽然近几十年来，孟加拉湾的气旋总数没有明显的改变，不过强气旋确实越来越频繁。[49]2008年5月，纳尔斯气旋（Cyclone Nargis）从孟加拉湾横扫过伊洛瓦底江三角洲，让缅甸沿海地区的人民经历了一场狂暴又极度恐怖的暴风雨。记者艾玛·拉金（Emma Larkin）比较了风暴前后的三角洲卫星影像，说：“就像是提了一桶水泼到一幅水墨画上；（三角洲水路）小心标示出的线条被擦掉了，下面的纸张也弯曲变形了。”将近8.5万人丧生，另有数万人失踪；暴风雨后多达200万人无家可归。因为军政府无法提供适当救济，让这场大灾愈演愈烈。[50]如果说这可以看作是孟加拉湾未来的预兆，不免让人坐立难安。

地球变暖对亚洲季风的影响是难以预测的。最近的经验表明，季风可能更加反复无常，而且干旱和洪水会交替出现带来灾难，平均降雨量可能会减少，异常强大的风暴发生率会增加。气候学家听到了关于未来不确定性的警钟：“全球变暖……长期来说会使夏季季风增强，但是在细节上，还有很多潜在的复杂性。格陵兰冰盖的融化，可能会扰乱北大西洋的洋流，并导致该地区降温……这又可能导致亚洲夏季季风的减弱。”[51]不可靠的季风和极端气候事件相结合，带来了“令人不寒而栗”的预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粮食产量会下降20%以上。[52]

如果季风的未来不可预料，那么人们因海平面上升而流离失所似乎是必然的。流离失所的人大部分应该在亚洲，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孟加拉湾沿岸地区。在关于气候变迁的政治讨论中，“气候难民”的幽灵占据了重要位置，对不受管束的移民的恐惧，使气候变化在世界许多地方被牢牢地置于“国家安全”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气候带来的移民并不是新出现的，亚洲每年都有数百万人为了躲避洪水而逃离家乡。但是，这些大多是暂时的短距离移动。危机的产生是因为必须永远放弃沿海地区。“气候难民”有地理，但是没有历史。他们流离失所的地方是“季风亚洲”——一个重新流行起来的殖民地术语。他们生活的地方永远处于非常时期，会因大自然的狂暴而遭受冲击。这引起了当权者对混乱的恐惧。一位美国评论家写道：“季风是大自然的写照，这种动荡的景象表明，在孟加拉国等地，环境对生活在日益拥挤和脆弱条件下的人类产生了影响。”穷人因为水灾或是居住环境下沉而被迫离开家园的赤裸裸形象，萦绕在富裕世界的气候变化想象中。[53]当你看着地图想象在亚洲沿海流离失所的人，这时候再说这些地区有其他的联结形式、其他更深层的历史移民，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许多观察家认为，19世纪孟加拉湾地区的人口流动也是由气候驱动的，不是由于气候变化，而是由于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在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异常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这种波动。英国官员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认为迁往缅甸、马来亚和锡兰的移民潮是因为不宜人居的自然环境，而被“赶”出印度沿海的。好长篇大论的开利开尔代理领事费舍尔写道：季风的强迫作用意味着亚洲和欧洲移民之间没有“相似性”。欧洲移民是一群“自由而聪明”的人，他们的搬迁是出于理性的决定，而亚洲移民却是气候环境的受害者。把南印度的移民视作季风的难民，这让英国官员和橡胶农场主可以正当化他们的海外契约，因为这总比在家挨饿好，而且干旱也让工头和劳工中介的工作变得容易许多。面对1870年的旱灾，有些村民选择背井离乡，有些人则暂时搬迁到一个近距离的地方，还有些人仍然守护着自己的田园，虽然他们的环境也一样绝望，但是没有几位行政官员会问：“为什么有这些不同的选择？”事实上，19世纪的气候和移民之间的关系和今天一样复杂。当移民这个选项是可以想象或可能的时候——因为有当地的经验，有海外联系人和亲戚，可以获得贷款（虽然是高利贷）——这类突发的危机才会掀起大规模的移民。19世纪的移民政策在鼓励、容忍、阻止移民之间摇摆不定。政策的迟疑，至今还存在于对移民的国际争论中。

今天，20世纪中叶划分的边界，让长途旅行变得更加复杂。在全球化时代，尽管资本已不再受到限制，但是对边境的管控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格。印度官员一直说要在孟加拉国的边境筑一道墙，遏制移民。巡守马六甲海峡的海军巡逻队对于“非法移民”的警备，不输对海盗或是敌船的警戒。人们试图要回到19世纪早期，封锁各地区“漏洞百出的边界”，巡逻艇和城墙只不过是这一连串尝试的最终结果。[54]这些尝试不太可能成功。决策者看到的是封闭的边界，而许多当地人看到的是更开放的边界。如果旧日的种植园边界早已关闭，移民们就会被吸引到亚洲经济增长不平衡带来的新边界。这并不令人惊讶。沿海地区一直以来都是由移民塑造的。最容易被环境事件威胁到的地区，也就是大河的三角洲，移民的历史十分悠久。

20世纪中叶的政治革命之后，海外移民减少了，国内的移民却增加了。不过，过去的跨区域网络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暂时隐蔽，还在等待机会。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崛起，并重塑了自己。例如，孟加拉国仍与孟加拉湾的东缘保持联系。与缅甸的联系，因为缅甸自绝于世界而中断，商人、毒贩和跨国团体早已跨越了孟缅边界。与马来西亚的联系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强化。20世纪80年代，由于马来西亚的建筑业和种植园兴旺起来，经济发展也为当地的劳工提供了更有利可图的就业机会，于是孟加拉国移民便被吸引到马来西亚及其邻国新加坡。在孟加拉国的社会想象中，马来西亚和中东一样，是一片充满难得机遇的土地。说泰米尔语的南印度和东南亚之间的联系也恢复了。大量泰米尔劳工前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即使不到20世纪20年代的规模。今天，它发生在印度和新加坡之间日益增长的多元人员流动中，包括软件工程师、学生和投资银行家。

现在也还是和20世纪早期一样，泰米尔的工人阶级移民被排除在俱乐部、社团和报纸之外，可以说是这些团体构成了现代东南亚的“印度离散社群”。现在，就和当时一样，泰米尔工人不太可能从政府代表那里得到领事支持。在最近的一场关于现代东南亚移民劳工的讨论中，政治哲学家谢永平（Pheng Cheah）提出：“如果要在现在和不远的将来有效提升移民的权利，唯一的方法是在民族国家中确认公民身份或是资格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他还进一步主张“劳务输出”国家的政府，“需有强大的谈判地位和政治上的意愿，为他们的工人争取公正的待遇”。[55]20世纪30年代，这类论点会让许多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和改革者、英裔印度政府官员和泰米尔新闻记者感到合理和熟悉。但是到了21世纪，印度和孟加拉国政府都面临着他们的殖民前任在20世纪30年代隐约可见的两难困境：他们有什么权力以及有多大的成功机会可以干涉“外国”，以保护或促进其海外国民的利益？他们的工人阶级国民所受的苛待，岂不会反映出他们的移民精英的全球野心？

移民工人的矛盾处境——无法从祖国得到保护，又没有权力改变工作所在地——可能直接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最困难、最危险的工作大多由南亚移民工人担任，他们的工资很低，但还是比在家乡赚得多。许多人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这通常是因为雇主在工人抵达时就没收了他们的护照，然后威胁说他们是“非法移民”。从高处坠落导致肋骨断裂甚至瘫痪的工伤比比皆是，而且通常不会被通报。一位经验丰富的新加坡眼科医生告诉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她经常见到工人在建筑工地持续受伤，造成部分或永久失明。许多受伤的工人没有保险，虽然法律规定雇主必须为他们投保。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受伤的工人甚至连最低额的补偿金都领不到，而是被直接送上下一班返国的飞机，才使得事情受到重视。像新加坡这样事事介入和高度发展的国家，虽然会寻求改善、培养和关照全国的人口，但外来务工人员不在其列，他们终究只是一群没有权利的人。

然而，在今天，就像20世纪20年代帝国主义的剥削世界一样，有些工人利用法律成功捍卫了他们的权利。他们求助不同的机构寻求补偿，包括他们原籍国政府、旅居国的劳工部门，现在则是国际非政府组织。他们熟知官僚权力如何运作，会善用国家的承诺、国家使用的话语和无处不在的文件来达成他们的目的。维克内什·瓦兰（Vicknesh Varan）的纪录短片《特制通行证》（Special Pass）中，充满魅力又健谈的主人公安东尼萨米·查尔斯（Anthonysamy Charles）16岁开始在泰米尔纳德邦一个小镇的一家餐厅从事打扫和洗盘子的工作。他20多岁移民新加坡，在当地一家餐馆担任厨师。有一天他被开除了，而且没领到工资，于是他开始了一场运动，为自己和其他同事争取赔偿。查尔斯得到当地一个慈善团体的支持，向各级政府发出呼吁，从不近人情的印度高级专员公署到新加坡人力部及各个劳资法庭。他们的案子拖延了两年，两年间，查尔斯和他的同事只得一直待在新加坡，虽然他们有“特别通行证”，但是不能工作，甚至不能离开这个国家。查尔斯及其同事最后终于回到印度，他们争取赔偿的斗争只成功了一部分，不过他们的故事是孟加拉湾移民新世界中许多日常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56]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以新加坡和整个地区的移民为关怀对象，随着这类非政府组织的增多，我们看到了亚洲内部的新移民政治的开始，这种政治试图弥合跨国移民网络与坚定的国家移民政策框架之间的缺口，虽然并非总是成功的。[57]

今天，横渡孟加拉湾的移民劳工热情参与通过手机摄像头和在线社交网络传播的影像和故事的数字世界。比起一个世纪之前的工人阶级移民，今天的移民更能够讲出他们自己的故事。[58]不过在其他方面，男性移民的社会生活与20世纪20年代新加坡或仰光的社会生活惊人地相似。10年前，印度文化评论家巴鲁恰（Rustom Bharucha）描述了他在某个周日走过新加坡实龙岗路的经历，来自南亚各地的移民工人在他们唯一的休息日聚集在那里（现在依然如此），说那是他“人生中最悲伤的经历之一”。他继续说道：

当你在拥挤的人群中走着，不时会听到泰米尔语、孟加拉国语和锡尔赫特语的只言片语——关于家庭、回家的打算、购物中心里的特价、争吵和苦涩的遗憾——你会看到人们在混乱嘈杂的环境中谈论自己的生活。只有在这时，你完全不会觉得新加坡是个了无生机的地方。你必须面对外国工人最深刻的孤立，即使是在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话语中，也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59]

我一直都知道这个地区。除了真实存在的悲伤和孤立之外，来自不同出身的移民劳工还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就是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们喜欢社交带来的平凡乐趣，以及一种立即确认并超越他们的出生地的团结感。东南亚移民劳工很少显现出受害者的姿态，情况刚好相反。移民的故事通常是自我实现的故事。24岁的马来人司机萨米18岁来到新加坡，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泥瓦匠，他说：“新加坡是个赚钱的好地方，在这里你可以过得更好。”[60]这些故事不是独立的事件，还有许多更古老的移民生活史被收藏在新加坡国家档案的口述历史馆中，在我与当代移民劳工的对话中，以及与几十年前横渡孟加拉湾的老年人的对话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相似之处。

南亚移民劳工向海外迁徙源于农村普遍存在的生产危机，这不能说是气候变化的结果，但也并非完全无关。许多移民劳工的家里只有小块不完整的土地：在大多数情况下，印度没有土地的劳工很贫穷，没有财力进行长距离移民。在泰米尔纳德邦和孟加拉国的许多地方，气候变化加深了农业危机，这是几十年来忽视和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结果。就算不是大多数，也还是有许多移民设法偿还了他们家庭的债务；他们在海外工作几年后，甚至开始帮家人盖房子、购买土地。那些未能致富的人（这样的人有很多），又会因为他们在移民过程中背负的债务而变得愈发艰难。大多数离开泰米尔纳德邦或孟加拉国前往东南亚的移民，一开始就欠了中介或招聘者数千美元；许多移民的家人因为预期他们到了国外后会赚钱回来，会抵押甚至出售土地来资助他们的冒险之旅。这些债务给移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兑现承诺，当他们在孟加拉湾对岸的工作不如预期，或不相信自己能做到时，他们就是移民焦虑的主要来源。推动移民的网络有着悠久的历史，包括代理人和代理机构、“码头骗子那伙的”或21世纪的工头。他们又开始做生意了。[61]

不过，泰米尔工人和孟加拉国人依然觉得在新加坡这个地方，他们可以改变家庭的命运，只要他们够努力，运气够好。[62]随着新的财富在东南亚的印度离散社群之间流动，对于古老的移民形式产生了新的需求，移民中又出现泰米尔僧人和寺庙建筑师及建筑工人。有时候，这些完全不同的行业涉及的是完全相同的人。吉隆坡一间小寺庙中的一位年轻僧人告诉我，他在马来西亚待了4年，拿的是“寺庙签证”（一种宗教游客签证）；他最初是以学生身份来到这里的，接着从事建筑工作，其间曾短暂返回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家。他希望能够去新加坡，他有一个兄弟在那里当起货机作业员，另一个兄弟则在新加坡修建体育场。他说：“新加坡是个好地方，不管你是什么种族，他们都会给你发放退休金、医疗保险。不像在马来西亚，生活很辛苦。”这个年轻人的故事中，有很多早期泰米尔纳德邦和马来亚之间的劳动力迁移的特征：游移不定的移民模式（有几年在国外，中间回到印度）和职业的灵活性，这个特点更像是缅甸的印度移民。

谈话进行到一半时，我们清楚地发现，这些不仅是相似的，而且是连续的。在这个年轻人的家庭中，可以看到南印度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往来流动只在1950—1975年曾暂时中断。他的母亲在20世纪40年代出生于马来亚；她的父母都是农场工人，20世纪早期搬到那里。就像许多因为家庭成员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公民身份而被拆散的家庭一样，他母亲的部分家人在20世纪60年代回到印度，她的哥哥则留在了马来西亚。随着印度乡间的生活越来越困难，经济起飞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有越来越多的建筑工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家庭重新恢复了在孟加拉湾两岸来回迁徙的传统。[63]他们的故事十分寻常。巴陆先生（Mr. Balu）在21世纪初到新加坡从事建筑工作，他的祖父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在那里洗车；巴陆先生的母亲薇贾亚拉克丝米（Vijayalaksmi）的父亲和儿子都在新加坡工作了40年，她说：“每次我在电视上看到新加坡，都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国家。”虽然她从来没有到过新加坡。横渡孟加拉湾的移民成了这个家族集体经历的一部分。[64]

在全球化时代，这个地区的许多移民来自的地方甚至是家庭，在过去都是流动的。几个世纪以来，商人和船员将纳格尔和东南亚联系在一起，现在纳格尔仍有许多年轻人以签约劳工的身份前往中东和东南亚。其他港口城市，如帕兰吉佩泰，恢复了横渡海洋的悠久移民历史，现代的移民之路位于这些传统中，在20世纪的部分时间里，这些传统被遗忘了。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讨论“气候移民”若抽离了对孟加拉湾周围移民的广泛讨论，都是错误的。就连亚洲开发银行也承认，“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移民流动”，将利用“现有移民的通路……与过去家庭或社群成员使用的相同”。[65]也就是说，人们会走老路——他们的姐妹、叔伯，甚至祖父母走过的路。移民不只是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反应，也是一种保险和安全的手段，这是个选项，“不再是一种遗弃的行为，而是允许人们留下来的一部分”。有些家庭成员搬到国外之后寄回来的钱，足以让其他家人在海平面上升的情况下维持家园。[66]不过，视移民为安全威胁的做法将产生效果，这通常包括将移民本身罪犯化，富裕的移民除外。“气候移民”的绝大多数都是国内的短距离移民，他们的目的地是城市。大部分负担因而落在大河三角洲的超大型城市身上：它们本来就已经很脆弱，已经不堪重负。[67]

研究后殖民理论的印度历史学家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在这场辩论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认为全球气候变化的危机对历史的规律带来了挑战，历史“存在的前提是，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人类经验中的某连续性联系在一起”。现在人类成了“地质学上的行为人”，因为我们的行为改变了地球的基本结构，存在于“人类”与“自然”的历史之间的旧的区隔被打破了。我们对地球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科学家认为我们应该从尽可能大的角度设想我们的角色：作为一个物种。查卡拉巴提正确地指出，历史学家“对他们在人类事务中经过精心打磨的偶然性和自由感感到担忧，它们不得不让位于更具确定性的世界观”。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人类是如何“慢慢确立”其地质角色的，这种“经过精细打磨的偶然性”可能会有帮助；区域间的历史能够阐明一个无意识后果在全球的历史。[68]

在前文中，我说过数以百万计横渡孟加拉湾的男男女女——橡胶工人、江河领航员、人力车夫和铁路工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的选择受到自然（季风及由它们创造的地质景观）、资本力量、殖民时期的契约法和帝国自由贸易意识形态以及野蛮武力的制约。在这些限制下，这些小角色在现代亚洲历史舞台上的每个小决定，都以他们看不到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如同前文所讨论的，孟加拉湾用橡胶喂食怪兽，如果说汽车工业的历史在推动我们对于石油的集体依赖方面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这个吃油的机械杂种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到21世纪中叶，黑色的血液流经了我们躁动不安的文明的每一条静脉和动脉”。[69]东南亚的河流三角洲开垦出越来越多的稻田，以满足边境地区种植园移民劳工的需要；直到近期，我们才发现稻田是向大气层中排放最多甲烷的源头之一。甲烷作为一种温室气体，其威力为碳的25倍。无数的小决定和小规模的强制行为，再加上帝国层面的政策推动，造成了具有全球后果的大型迁移。

我们要明确一点：对于人类步入环境危机，欧洲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意识形态要负很大的责任。1870年之后，大英帝国的政策将孟加拉湾地区拖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角色达半个世纪之久。帝国和资本的力量，激发了海洋的活力，但是也种下了它慢慢走向消亡的种子。私人利益渐渐凌驾于公共利益，对环境的破坏也甚于对环境的保护，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期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虽然偶尔也会出现鼓励共产主义的声音和早期环境保护论的迹象。尽管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后殖民国家很好地汲取了这些教训，并试图更好地加以应用。殖民国家和后殖民国家都摒弃了公共福利的替代方案，不论各自的政治立场为何，都只专注于“发展项目”。我们不可以忘记人类的苦难和生态破坏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我讲述的历史上，对环境破坏最严重的时段，如19世纪70年代对于东南亚森林边疆的土地开垦，战时试图在孟加拉湾周围开辟一条丛林小径，这一切都是基于对劳动力的剥削到最大极限才完成的。在集体的记忆中，创伤和地貌的蜕变是密不可分的。除了极少数的例外，20世纪争取政治自由的抗争没有建立这种联系。

就像100年前的诗人、移民、劳工活动家和某些殖民地官员所做的，重新把孟加拉湾视作一个整体，可以让人们对孟加拉湾最紧迫的问题有新的认识。孟加拉湾的海平面上升是出于全球性的原因，但是其影响会在区域层面感受到。这个地区的文化资源塑造出帮助陌生人和热情好客的新伦理：储存集体记忆、跨文化理解，以及让人们想象跨越遥远距离的团结的故事，虽然其中许多已经被遗忘，或被埋藏在官方意识形态的表象之下。狭隘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中期战胜了更广阔的政治愿景，但这未必是永久的。共有的水资源极有必要进行管理，这既可能带来跨越边界和地区分歧的新合作，也可能引发“水的战争”。生态学家把这个地区视为一个整体，称之为“孟加拉湾大型海洋生态系统”。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学者的地图，仍然依据区域研究的边界划分。这本书是向更完整的方向迈出的一小步。孟加拉湾沿海地带引发了恐惧的生态，不过它的历史也可能产生希望的生态。[70]

(1) 海军部队可用黄色、绿色、蓝色来形容，分别代表相应的实力，黄水部队属于近海、近岸防御型的，这里的海水相对远海较混浊，所以是黄色。蓝水部队则具有较强的远洋作战能力。绿水部队次之。

后记　横渡孟加拉湾

位于新加坡东北部的洛阳大伯公宫的设计，和我所知的其他庙宇都不同。通往大伯公宫的路两旁插着鲜黄色的旗帜，其屋顶（见下方图20）采用混合的建筑形式，同一结构内既有中式庙宇的屋顶，也有印度教寺庙的屋顶。

图20　新加坡的洛阳大伯公宫。该建筑融合了印度教寺庙和中国寺庙的建筑风格（苏尼尔·阿姆瑞斯　摄）

在寺庙建筑内，道教、佛教、印度教的神龛和一个穆斯林圣人的圣墓（keramat）相邻而设。信徒会围绕神殿走上一圈，每个人都以自己习惯的手势参拜：印度教徒双手合十祈祷，华人手里拿着香向神坛弯腰鞠躬。有些界限被跨越了，有些还保留着。印度教神坛和圣墓紧邻，圣墓边上贴了一个小小的标志，要求当天吃过猪肉的人不要靠近。大伯公宫每个月都会吸引成千上万人前来，二十四小时都是开放的。这类宗教上的混合足以让人感到惊讶，但似乎又十分自然，尤其是在每天凌晨。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在凌晨3点来到这里，看到源源不断的人群在这个热带夜晚逐渐消退的炎热中驻足在灯火通明的寺庙前。

两片海洋和许多离散社群在洛阳大伯公宫相遇了。许多神灵住在这里：横渡了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在帝国边缘找到安身之处的神明。这座庙宇相对较新，但它体现了更古老的人和神灵的移动。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一群一起捕鱼的渔民偶然发现一些佛教、印度教和道教的神像，零星散落在洛阳工业区（Loyang Industrial Area）尽头与世隔绝的海滩上”，这些人“用砖头和锌板”盖了一栋小屋用于安置这些神像。不久之后，当地人在旁边建了一座穆斯林圣墓，因为他们“受到指示”，说要这么做。这座庙宇有一批追随者，刚开始就是当地工业区的工人。在一个崇尚理性、效率的城邦，神力依然有其魅力。由于新加坡的海岸随着填海造地而移动，海边的神庙被推到了内陆。最初的建筑群在1996年的一场大火中烧毁。这时庙宇已经有很多信徒，捐款蜂拥而至，所以建了一座新的寺庙；2003年，它搬到了现在的位置。[1]在大海被“遗忘”很久之后，随着新加坡的集装箱港口被推向离岸，海洋在物质和文化上都在消退，海洋的痕迹依然让人们意识到那些塑造了他们命运的潜在力量。

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在1992年的诺贝尔奖演说，唤醒了其故乡圣卢西亚印度契约移民历史的鲜活痕迹。沃尔科特邀请他的听众“想象整个亚洲缩小成这些碎片：清真寺尖塔的白色小感叹，或是甘蔗田中庙宇的石球”。面对这些像孤岛一样被困在甘蔗海洋中的“碎片”，“人们可以理解那些认为这类仪式是滑稽的，甚至堕落的人的自嘲和难堪”。沃尔科特不同意这种结论。他在甘蔗田里看到的，不只是一件历史文物，而是一种活生生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帝国时代传播到全球，因此而获得了新生。沃尔科特说道：

我通过甘蔗田、契据、消亡军队的召唤、庙宇、嘶吼的大象等历史可见的重复误解了该事件，而我周围的情况刚好相反：对男孩们的尖叫、甜点摊位和越来越多的装扮人物的出现的欢欣和喜悦；这是一种信念的喜悦，而非失去的喜悦。[2]

孟加拉湾沿岸随处可见这种“信念的喜悦”，它是过去的横渡者留下的鲜活遗产。在沿海和内陆的许多地方，如新加坡的洛阳大伯公宫，“亚洲的碎片”都变得鲜活起来。每一处都可让你窥见印度洋海岸的整个弧线，这些弧线上都分布着圣地，再由数以百万计的旅程连接在一起。“信念的喜悦”为新加坡、吉隆坡和槟榔屿每年举办的大宝森节游行带来生机：自横渡孟加拉湾的印度移民达到第一次高峰期以来，壮观仪式中的苦难表演一点都没有弱化。今天的新加坡政府就像150年前的殖民地政府一样，对游行中使用的音乐、击鼓、途经的城市路径加以规定，但是仪式年复一年，仍在进行。[3]每年都有一些虔诚的华人信徒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这个仪式——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仪式一直是他们的家人与印度移民共享的城市街道上一个熟悉的特征。

在孟加拉湾对岸南印度滨海城市纳格尔，仍留有旧日的朝圣之路。今天也还像几个世纪前一样，圣人沙乌哈密的圣陵会吸引当地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前来。纳格尔因此也和东南亚产生了联结。在每年纪念圣人的节日期间，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从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特别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聚集到纳格尔。来自马来西亚的朝圣者包括泰米尔和马来穆斯林、泰米尔印度教徒，甚至还有中国佛教徒。圣陵的管理者在2009年的庆典邀请函上写道：“也请让我知晓您内心的愿望，这样我就会在这个神圣的场合，衷心代表您向真主祈祷，祈求真主赐予您在人生的各条道路上取得成功。”数以千计的人都是这么做的，他们带着“信念的喜悦”。[4]圣陵建筑群周围的许多标志纪念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东南亚各地信徒的捐献：庭院地面用的大理石、为圣陵的户外学校遮风挡雨的顶篷。旧的地理也需要新的共鸣。19世纪，蒸汽船和印刷机为昔日的宗教网络注入了活力，同时也引发了现代主义的世俗政治运动；21世纪，则是廉价航空和电子通信让旧日的活动蓬勃发展。[5]

失去也是这个故事的重要部分，不过这种失去通常是最近才发生的，不是失去了原来的家园，而是失去了人们经过几代人的移民和定居形成的景观。对于许多马来西亚泰米尔家庭来说，旧日的橡胶种植园被赋予了多重记忆和意义：对痛苦和克服逆境的记忆、对工作的有形记忆、对机遇及其在塑造他们生活中的作用的记忆。从一开始，这些就是由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大量移民的历史而产生的。它们变成了神圣的景观。小树神龛、远处仿建的庙宇，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获得了精神力量。20世纪后半叶，随着印度和马来西亚之间的移民日渐减少，种植园庙宇的力量愈发来自它们的地域感，而不是唤起印度家乡的能力。当代马来西亚泰米尔社会中最具洞察力的学者认为，“泰米尔工人阶级正在构建一种马来西亚的印度人认同，虽然它模仿了巴克提朝圣传统，但与跨国文化交流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涉及移民想要回到母国的渴望”。相反，他们是为了纪念“上帝存在于各地的庙宇和神龛”。[6]

而这种“存在”现在面临消失的威胁。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种植园被卖掉，重建成工厂或郊区住房，越来越多的种植园神社和庙宇被拆除。虽然与种植园景观相关的记忆有许多痛苦，但是它们的消失却让情况变得更糟。半岛各地的印度庙宇因修建高速公路或住房被拆除，引发了马来西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泰米尔人抗议运动——2007年兴都权益行动委员会（HINDRAF，简称兴权会）领导的活动。因为马来西亚不同族群之间的暴力已经很少见，有些人夸大其词，认为这是针对泰米尔人的“小型族群清洗”，把泰米尔人在马来西亚的状况和他们在斯里兰卡的同胞的命运联系起来。2007年11月，超过1万人走上吉隆坡街头抗议；大规模警力以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对付抗议者。运动的领导人被拘捕，依据的正是殖民时代马来西亚恶名昭彰的“国内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7]

虽然冲突的发生是因为族群和宗教上的少数派要争取权力，不过受到损失的并不只是这些人：在这个开发商主导的土地清理过程中，小型的清真寺也是受害者。对发展的贪婪渴求迅速毁灭了马来西亚的记忆遗址，和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与生物多样性消失得一样快。另一些马来西亚人也感受到了马来西亚泰米尔景观的消失。最近有一批马来西亚华人艺术家用油画和水彩描绘了这个国家的印度教寺庙。李永发（Lee Weng Fatt）的画中，有怡保的华林（Falim）印度教寺庙，反映出这个建筑原本就是景观的一部分；这正是历代泰米尔移民所看到的。谭绍贤（Tham Siew Inn）画中的芙蓉市（Seremban）庙宇，用“晕开的水彩，来表现事物在记忆中已变得模糊不清”。[8]

“遗产”的国际政治决定了跨海湾和跨南中国海的移民所形成的城市景观截然不同的命运。全球观光业的需求、学术研究和大众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普遍兴趣和持续的游说，让乔治市（槟榔屿）和马六甲在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它们“证明了亚洲多元文化遗产和传统的存在，许多宗教和文化都在那里相遇并共存”。[9]尽管这种认识存在种种局限——“为什么‘证言’中说的是这两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但它表明移民的历史在学龄孩子学习历史或大众文化传播的历史中，还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历史在今天仍然受到民族国家的限制。

在2007年11月发起运动之前，兴都权益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呼吁英国政府赔偿泰米尔人在马来西亚所受的痛苦。这是他们在一场强调马来西亚泰米尔人一直以来受到剥夺，处于“次等公民”地位的运动中的第一步。在信的一开头，他们讲述了共同的过去：“我们因为欺骗和暴力而离开自己的村庄，被带到马来亚，我们被迫开垦森林、种植和收获橡胶，为英国种植园主创造了数十亿英镑的收益。被英国奴役了一个世纪之后，殖民地政府撤退了……他们置我们于不受保护的境地，任由占人口多数的马来穆斯林政府摆布，他们侵犯了我们作为少数族裔印度人的权利。”这是人们记住孟加拉湾历史的一种方式，却也是唯一的一种方式。

库玛兰是缔造这个世界的人之一，而他对这个世界有着不同的记忆。他在1937年以割胶工的身份来到此地，当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别无他物。他的辛勤工作有了回报，再加上好运的眷顾；他的故事是从贫穷到富有的移民故事，这种故事通常只出现在传说中，而不是现实。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过库玛兰的故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的结局。今天，他的5个孩子和几个孙辈在马来西亚都已经是成功的医生。他在20世纪40年代建立的种植园商店周围有数英亩土地，他通过这个商店发家致富。他开着自己的路虎越野车，自豪地载着我在这些土地上转了一圈；即使已届95岁高龄，他还是会每天视察这些土地。他用自己的钱重修了种植园的寺庙，从印度请来工匠和建筑师，务求修得尽善尽美。一所新的种植园学校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十分自豪。土地是他自己的。马来西亚就是他的家。他的儿孙都在这里出生，他的家族也在这里得以兴旺。没有任何人的移民经历是所谓“典型的”，每个人的经历都很独特。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孟加拉湾的地理，是一套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制度，以及共同的文化符号。

19世纪早期，当里加鲁汀横渡孟加拉湾时，他进入的是一个熟悉的文化世界。他旅行的世界被伊斯兰教和商业联系在一起。印度洋的贸易世界为不同种族的人——英国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荷兰人、中国人、孟加拉人、缅甸人、泰米尔人和马来人——带来交流和碰撞。在他的旅行和我们这个时代相隔的两个世纪中，有数百万人沿着同样的路径，往来于孟加拉湾。其中许多人出身卑微，通常也没读过书；他们是去工作，既没有舒适的环境，也没有时间可以像里加鲁汀那样留下游记。他们旅行的痕迹只留在他们兴建的神庙中，以及他们制作的物件里。

他们横渡孟加拉湾，跨越了自然和政治的边界。他们的旅行创造了看待世界的新方式，不是地图上的世界，而是由移动的名字和故事所塑造的世界。想象中的距离变成了相对的，用横渡的长度来测量，用一封信到达的时间来衡量，用聚集在社区或海对岸的种植园的家乡人的密度来衡量。横渡孟加拉湾意味着不同民族和语言的第一次相遇。这些相遇不只是抽象的：它们会有一个地点，一种建筑物，一种味道。和理性一样，也会决定一个人要拥有什么而放弃什么。

188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是很关键的时期：不间断的活动，永久地改变了整个沿海地区的社会和生态。在20世纪20年代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之后，紧跟着是更不和平的运动，孟加拉湾因不景气而撕裂，并因战争而遭到破坏。战争结束后，贯穿孟加拉湾的线又重新编织在一起，但是坚固程度已不复以往。虽然横渡孟加拉湾的移民在1945年之后有所减少，不过早期的移民流动速度产生了连锁效应，它们带来了永久的改变，留下了持久的回响。到20世纪后半叶，就像在陆地一样，在海上也可以清楚看到这种转变。几个世纪以来，陆地和海洋的共舞形成了海岸线的景观——这里是扩张的红树林聚落，那里是海浪侵蚀海岸线的力量。人类的介入最初是一道光，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积累；在过去的50年间，它已积累到不可逆转的规模。

无论孟加拉湾沿岸的联系多么紧密，却从来不曾有一套涵盖它的区域政治机构。即使是帝国主义的脚手架也无法将孟加拉湾连在一起，在维多利亚帝国主义时代，这里通常被故意分成好几块领土，分别统治。最近出现的一些机构，如环孟加拉湾多领域技术暨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都是技术官僚型的，关注范围狭窄，涉及的事务也很有限。孟加拉湾激发了许多团结的想象和愿景（不论距离多么遥远），不过它从来不曾发展成一个具有领土民族主义（territorial nationalism）力量的想法。虽然许多人的生活都是由孟加拉湾周围的来往移动所塑造的，却很少有人认为这片海洋和海岸线是他们的家。这个区域拥有的是共生共存的实践伦理。哲学家凯姆·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写道：“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而不必就什么价值能让生活更好达成一致。”孟加拉湾沿海城市日常生活里的咖啡店和小吃摊、他们的公共表演和宗教互动的文化，证实了这个命题。[10]

孟加拉湾今天面临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和进入20世纪时碰到的问题没什么两样。孟加拉湾到底属于谁？是热衷于追求能源、资源和影响力的新兴强国吗？寻求从土地（现在是从海底）榨取价值的资本力量？还是居住在这个海岸的各种不同的人呢？我们不能再忽略我们对于能源的集体渴求——对人类、对赋予海洋生命的物种和对海洋本身——所带来的代价。孟加拉湾的海平面每年都在上升，带来了不平衡但确实是灾难性的后果。环境和政治挑战的急迫性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小窗，让我们重新想象孟加拉湾：用这个机会，把社群争取文化认同的努力与承认该地区超越国界的历史联系起来；用这个机会，把对抗环境破坏的努力与为以孟加拉湾为生的人争取福利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孟加拉湾周围的移民再度增加了。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再也不能由各国政府单独解决。人们需要新的联系感。孟加拉湾历史中的资源、故事和记忆，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这种联系。

如果要重新看世界，我们需要新的地图。记者兼战略评论员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向已经习惯于用麦卡托投影法(1)看世界的美国观众阐述了这一点，以美国为中心，印度洋“分开在地图的两端”。他认为“就像欧洲20世纪的地图一样，在这个新世纪，可以用大印度洋构成新的地图”。从一张地图上看到整个印度洋，让世界看起来不同。[11]卡普兰描述的地图是一张权力地图，一张亚洲世纪权力（可能）重新分配的地图。不过还有其他地图，用其他方式重新塑造了我们的想象。艺术家萨那塔南（T. Shanaathanan）那感动人心的作品《未完成的公有土地登记》（The Incomplete Thombu），一开始就是一幅令人不安、上下颠倒的斯里兰卡地图，贾夫纳半岛位于眼睛的高度。这幅地图颠覆了官方的观点。翁达杰观察到，“这个岛屿的南部，原先是权力和各种叙事声音所在的地方，现在成了遥远的北方之外的一个地方”。这张“重新发明和调整过的地图”，“为读者和观众带来了新视角”，这是一份感人的艰苦记录，记录贾夫纳的泰米尔居民因内战而颠沛流离的情况。这只是孟加拉湾沿岸一系列颠沛流离中最新的一例。[12]

海洋史本身就是一种制图学。孟加拉湾由无数的旅程、记忆和权力联系在一起，把孟加拉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的视野就可以超越今天各国的国界、由帝国的制图者和移民官员强加的边界，进入一个更不稳定、更不确定的世界：一个类似于我们自己的世界。随着大自然的愤怒向我们席卷而来，移民的命运也变得前所未有地难以预测。

(1) 也叫等角正轴切圆柱投影法，1569年由荷兰地图学家麦卡托创立。

谢辞

本书进行的研究，要感谢英国科学院2007—2009年提供的大量研究资助，以及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中央研究基金和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学中心额外提供的交通补助。这项研究的最后部分接受了欧盟第七期科研框架计划（FP/2007-2013）／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协议284053之下的欧洲研究理事会的资助。这是针对孟加拉湾沿岸环境变迁史的一个大型项目的第一阶段，这个项目持续至2017年。

我要对进行研究时帮助过我的许多档案馆和图书馆工作人员，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我要特别感谢下列机构的职员：大英图书馆亚非研究馆藏、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格林威治的国家海事博物馆、丘园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新德里的印度国家档案馆、金奈的康尼马拉公共图书馆、金奈的罗亚穆蒂亚研究图书馆、金奈的泰米尔纳德邦国家档案馆、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与法学图书馆、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图书馆、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仰光的缅甸国家档案馆、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以及哈佛商学院的贝克图书馆。由于该地区的移民和公民权问题一直有其敏感性，因此获取档案并非易事。我要特别感谢为我向有关政治部门争取档案的保管员，不论他们的努力是否成功。

不论是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或是印度尼西亚，都有许多人不吝与我分享他们的移民经验。有些是出于正式的访谈，但有更多则是经由非正式的对话，时间横跨好几年，许多会谈对象要求在书中不公开姓名。当我在马来西亚进行研究时，当地的泰米尔政治活动常出现在新闻和街头，人们向我表达的想法是偏向不具名。我尊重他们的意愿，然而我对他们的谢意丝毫不减。在所有的访谈对象中，我要特别感谢下列几位：Muthammal Palanisamy和Spencer Grant，以及他们在马来西亚万挠（Rawang）的几个女儿；Palanisamy Kumaran和他的家人（尤其是Sundar Ramasamy，在他的协助下，我得以与他那非凡的祖父顺利进行访谈），以及Uma Sambanthan。

几位人士阅读我的原稿后惠赐意见，让我受益良多。哈佛大学出版社两位审稿人所做的工作已超越职责所需，我对于他们的评论分析中蕴含的关怀与注目，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Emma Rothschild愿意阅读原稿全文，她的评论总是充满洞见，对我的帮助数不胜数。Amitav Ghosh慨然同意阅读原稿（虽然我没有这个荣幸与他会面），他那动人的小说极大丰富了我身为一名历史学家的想象，他的意见让我获益匪浅。

我因这本书而欠下的人情债，势必将是我难以偿还的。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如此无私而慷慨：Sumit Mandal，Naoko Shimazu和A. R. Venkatachalapathy。他们帮助我丰富自己的学识，而且从一开始就鼓励我进行这个主题。他们的学养让我心生向往。Tim Harper是我理想中的历史学家，他的友谊和坚毅让我得以完成许多事。与他共事让我感到愉快和荣幸，我们的对话让我得以完成许多想法。Sugata Bose对本书的影响显而可见，我确实很幸运地从他的洞察力、智慧和慷慨中受益。Amartya Sen能有几年的时间参与我的研究，让我深感荣幸；他对我的启发，远超本项目主题所涵盖的范围。打从我的学术生涯开始，Emma Rothschild就是我最坚定的支持与指引，她一直都是我的第一位最忠实的读者。她的研究同样鼓舞我应该做到最好。如果本书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我都愿归功于从这些人身上学到的一切。

还有其他许多人慷慨地提供了他们的时间和建议。我要特别感谢下列人士（虽然可能有遗漏）：Sana Aiyar，Seema Alavi，Clare Anderson，Alison Bashford，Christopher Bayly，Susan Bayly，Dipesh Chakrabarty，Sharad Chari，Joya Chatterji，Chua Ai Lin，Patricia Clavin，Debojyoti Das，Prasenjit Duara，Mark Frost，Engseng Ho，Sarah Hodges，Isabel Hofmeyr，Iftekhar Iqbal，Riho Isaka，Ayesha Jalal，Andrew Jarvis，Khoo Salma Nasution，Michael Laffan，Rachel Leow，Su Lin Lewis，Loh Wei Leng，David Ludden，Kazuya Nakamizo，Eleanor Newbigin，Chikayoshi Nomura，Susan Pennybacker，Jahnavi Phalkey，Bhavani Raman，Ronit Ricci，Taylor Sherman，Benjamin Siegel，Kavita Sivaramakrishnan，Glenda Sluga，Lakshmi Subramanian，Eric Tagliacozzo，Torsten Tschacher，Kohei Wakimura，Kirsty Walker和Nira Wickramasinghe。写作过程中，我有过数次展示这项研究的机会，要感谢许多研讨会观众的洞见和批评，他们促使我厘清书中的论点。

我对本议题的研究始于2004年，当时我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研究员，感谢三一学院的专家与同僚的支持。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时间，大致与我在伯贝克学院的时间吻合，我自2006年开始在该校任教。我要特别对Hilary Sapire，Chandak Sengoopta，Naoko Shimazu和Filippo de Vivo致谢，感谢他们的亲切和坚定。John Arnold，Jessica Dunne，Sharon Durno，Catharine Edwards，Julian Swann，Alison Watson和Miriam Zukas各司其职，多年来在各方面助我良多。我在伯贝克学院的学生们，以他们深入敏锐的问题和各自不同的观点，为本书贡献了许多想法，尤其是选修我的“亚洲离散社群”课程的优秀学生。特别感谢我的博士生Joshua de Cruz和Catherine Stenzl。

10多年来，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学中心为我提供了一个智识上的安身立命之处，我要对该中心深表谢意，尤其是Emma Rothschild和Inga Huld Markan对我工作的支持，他们还以卓越的能力让有趣的项目合并在一起。2010年，我利用轮休的机会前往哈佛大学一学期，那学期对本书的发展意义重大。在那一学期，我得以有机会使用怀德纳图书馆并在里面写作。我很感谢哈佛历史与经济学中心和哈佛大学历史系的接待。

我要对我的编辑Joyce Seltzer所提出的建议和洞见深致谢忱。当我们第一次会面的时候，Joyce对这本书的雏形就看得比我更清楚，她的支持和热忱，更是本书创作时不可或缺的。我相信不会再有比她更好的编辑了。我也要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Jeannette Estruth和Brian Distelberg，他们在各方面都对我有莫大的帮助。Sue Warga卓越的审稿功力，助我改善了文字；Edward Wade以他的技术和效率，监督本书的制作，负责子午线制图的Philip Schwartzberg对地图的绘制贡献卓著。我要对上述人士表达最深的谢意。

我在印度、美国和英国的很多家人，在许多方面提供了诸多帮助。我想特别感谢岳母Barbara Phillips，她总是热情地欢迎我到她家里。感谢我的父母Jairam和Shantha，以及我的姐姐Megha的支持。我的感谢无以名状，我想特别指出他们对本书的特定贡献。我曾与Megha有过广泛的讨论，从她对移民的专业认识上获益良多。我的父亲在2010年与我一起前往马来西亚投入愉快的田野调查，并帮助我润稿；我的母亲帮我检查泰米尔文的翻译，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意见，而且她通过医学院的老朋友，帮我介绍了许多在马来西亚的泰米尔家庭。还有我的妻子Ruth Coffey，如果没有她的爱、慷慨和务实的态度，我势必一事无成。她也投入这个项目多年，对许多章节提出了意见，还陪伴了我的多次研究旅程，指引我们穿过乡间的道路，让我拍摄本书的许多图片；我对于环境议题的兴趣也是受到她的启发。最重要的是，工作只是我们一起旅行的一小部分：她让工作变得有价值，并提醒我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我愿将本书献给她，以爱之名。

名词解释

玻里亚（Boria）：19世纪，槟榔屿的穆哈兰姆月庆典的另类形式。

通行证（cartaz）：葡萄牙当局在印度洋实施的航运和贸易许可证。

注辇国（Chola）：南印度王朝，9—12世纪达到鼎盛期。

朱罗人（Chulia）：源自“Chola”一词；在19世纪的东南亚，被用来指称泰米尔穆斯林商人。

达利特人（dalit）：当代用来指称印度过去“不可接触”群体的词汇，现在通常是自我描述时的首选术语。

圣陵（Dargah）：苏非派圣人的陵墓（在马来世界中称为keramat）。

达罗毗荼（Dravidian）：属南印度语系；也用来指称达罗毗荼人，区别于雅利安人的“种族”；也用于描述南印度非婆罗门社群的政治运动。

厄尔尼诺（El Niño）：“厄尔尼诺─南方振荡现象”描述了赤道太平洋海面温度的冷暖交替，具有全球气候效应。变暖的阶段称为厄尔尼诺；变冷的阶段则是拉尼娜（La Niño）。

朝觐（hajj）：穆斯林前往麦加的朝圣。

爪夷（jawi）：泛指东南亚的马来人，源自阿拉伯语爪哇（jawah）；也指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马来语。

外来者（kala）：缅甸用以形容印度人的术语，原意是“外国人”，但带有贬义色彩。

工头（kangany）：泰米尔语中劳务招聘者的术语；通常是由现有的种植园劳工或领班回国招募工人，赚取佣金。可见于马来亚和锡兰。

甲必丹（kapitan）：各团体的首领；葡萄牙术语，也见于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使用。

吉宁人（Kling）：出自奥里萨海岸的古老帝国“羯陵伽”一词，用以形容19世纪东南亚的南印度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出具有贬义色彩的含义。

公司（kongsi）：华人社团或合作兄弟会。

印度水手（lascar）：指来自印度或东南亚的水手，源自乌尔都语士兵（lashkari）。

勒巴依（lebbai）：泰米尔穆斯林社群中受过教育的一般信徒；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是独立存在的社群或种姓。

监工（maistry）：缅甸殖民时期用来称呼工头或中介的词汇（相当于工头）。

玛拉依喀雅尔（Maraikkayar）：泰米尔穆斯林的精英分子，声称有阿拉伯血统；这个词源自泰米尔语的“船”（marakkalam）；到了马来亚，Maraikkayar变成Merican，成为常见的名字。

穆哈兰姆月（Muharram）：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节日，纪念先知穆罕默德之孙侯赛因之死。

南洋（Nanyang）：用来指称东南亚的中文词汇（意为“南方的海洋”）。

永久农奴（pannaiyal）：南印度受束缚的农业工人。

峇峇娘惹（Peranakan）：意为“本地出生”；用来指称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与当地女性结婚所生育的后代，其在文化上的表现亦呈现地方化的特质；也用来指称混血的印度穆斯林社群，如同爪夷峇峇娘惹。

僧侣（pongyi）：缅甸的佛教僧侣。

模拟（qiyas）：阿拉伯领航员用来描述观星测量的词汇。

舢板（sampan）：马来世界中使用的传统船只。

港口长官（shahbandar）：前殖民地时期东南亚港口城市重要的政治职务，通常由外国人担任。

大宝森节（thaipusam）：泰米尔人的印度教祭典，包括苦行的仪式和游行，常见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蹈火节（thimithi）：泰米尔的印度过火仪式，常见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多尼船（thoni）：南印度和马尔代夫使用的传统渔船；也称为doni。

印度煎饼（Thosai）：南印度的薄饼，用扁豆和米粉做成，常见于东南亚。

瓦合甫（waqf）：穆斯林为宗教、教育或慈善用途所做的捐赠。

名词缩写对照

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　All-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AMCJA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环孟加拉湾多领域技术暨经济合作倡议　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IMSTEC

英国印度轮船运输公司　British Indi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BISNC

东印度公司　East India Company　EIC

厄尔尼诺─南方振荡现象　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

印度国民军　Indian National Army　INA

印度事务部档案　India Office Records　IOR

马来亚共产党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

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　Malayan Indian Congress　MIC

仰光缅甸国家档案馆　National Archives Department of Myanmar, Yangon　NADM

新德里印度国家档案馆　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 New Delhi　NAI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NAS

英国国家档案馆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NAUK

英国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UK　NMM

英国公共档案署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金奈罗亚穆蒂亚研究图书馆　Roja Muthiah Research Library, Chennai　RMRL

海峡殖民地商馆记录　Straits Settlements Factory Records　SSFR

海峡殖民地记录　Straits Settlements Records　SSR

金奈泰米尔纳德邦国家档案馆　Tamil Nadu State Archives, Chennai　TNSA

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荷兰东印度公司　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

文献与特藏

大英图书馆，伦敦

亚非研究收藏

India Office Records

Bengal Political and Judicial Consultations

Burma Office Records

East India Company Factory Records

Emigration Proceedings

Madras Public Proceedings

Marine Department Records

Political and Judicial Records

Straits Settlements Factory Records

Straits Settlements Records

European Manuscripts

Papers of L. G. Pinnell

Papers of Richard Carnac Temple

地图收藏

Bay of Bengal Maps

帝国战争博物馆，伦敦

Papers of R. Middleton-Smith

英国国家档案馆，伦敦邱镇

Admiralty Records

Cabinet Office Records

Colonial Office Records

War Office Records

国家海事博物馆，伦敦格林威治

British Indi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Papers

Irrawaddy Flotilla Company Papers

亚非学院档案馆

Furnivall Papers

印度国家档案馆，新德里

Department of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Indians Overseas Department

Commonwealth Relations Department

Burma Evacuee Register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泰米尔纳德邦国家档案馆，金奈

Development Department

Fisheries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Public Department

罗亚穆蒂亚研究图书馆，金奈

Rare Books and Newspaper Collection

内塔吉研究院档案馆，加尔各答

Newspaper and Photographic Collection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政府档案

Straits Settlements Records

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1945-1946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roner's Court Records

私人文件

Mariyamman Temple

Singapore Indian Artistes’ Association

Tamil Methodist Church

Tamils Reform Association

口述历史馆

访谈：

Abdul Aziz

Krishnaswamy Arumugam

M. K. Bhasi

Kasinthan Dandayodapani

Mohammed Ali Kader Ghouse

Varathar Gopal

Abdul Hameed

Shahul Hamid

Kanusamy

Nagore Maideen

Sundaresan Mariammal

Lakshmi Naidu

Karunakaran Nair

Ramasamy Narayanasamy

S. L. Perumal

Ramasamy Pillai

Thambyah Purushothaman

Alagappar Sockkalingam

Paramasiva Thambiraju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Lee Kong Chiang Reference Library: Rare Books and Newspaper Collection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图书馆

Malaysia/Singapore Collection

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吉隆坡

Federated Malay States: Commissioner for Labour

槟城州立图书馆，北海

Malaysiana Collection: Pamphlets and Periodicals

马来亚大学图书馆，吉隆坡

John Thivy Papers

缅甸国家档案馆，仰光

Indian Immigration Enquiry: Papers

Irrawaddy Flotilla Compan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48–1950

报纸期刊

Amrita Bazar Patrika

Desa Nesan

The Hindu

Ina Mani

The Indian

The Indian Emigrant

Indian Opinion

Jawi Peranakan

The Malaya Tribune

Munnetram

Nurul Islam

Reform!

Searchlight

Seerthirutham

Singainesan

The Straits Times

Tamil Murasu

Tamil Nesan

注释

第一章　孟加拉湾的生活

1. Ahmad Rijaluddin's Hikayat Perintah Negeri Benggala, ed. and trans. C. Skinner（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2）, 21, 29, 51, 75.

2. Sanjay Subrahmanyam, "Connected Histories: Notes towards a Reconfigur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31, 3（1997）: 745.

3. 作者分别于2007年8月和9月在槟榔屿和双溪大年进行访谈。除非特别指出，否则本书所有翻译自泰米尔语的文字与访谈都是作者自己所完成。

4. E. G. H. Dobby, Monsoon Asia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61）, 27.

5. William Methwold, Relations of the Kingdome of Golchonda, and Other Neighbouring Nations within the Gulfe of Bengala, Arreccan, Pegu, Tannassery, etc. and the English Trade in Those Parts [1626], in W. H. Moreland, ed., Relations of Golconda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31）, 1.

6. Willem van Schendel, A History of Banglade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7. K. V. L. N. S. Sarma et al., "Morphological Features in the Bay of Bengal," Journal of the Indian Geophysics Union 4, 2（2000）: 185-190.

8.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Tectonic Summary: http://neic.usgs.gov/neic/eq_depot/2004/eq_041226/neic_slav_ts.html（accessed 21 March 2011）.

9.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10. Peter D. Clift and R. Alan Plumb, The Asian Monsoon: Causes, History and Eff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vii; Jay S. Fein and Pamela L. Stephens, eds., Monsoon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87）.

11. Clift and Plumb, The Asian Monsoon.

12. E. Halley,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Trade Winds and the Monsoons, Observable in the Seas between and near the Tropicks, with an attempt to assign the physical cause of the sail wind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16（1686）: 153-168.

13. Clift and Plumb, The Asian Monsoon.

14. Bay of Bengal Pilot, 8th ed.（London: HM Admiralty, 1953）, 28.

15. Pablo Neruda,“May Monsoon," in Residence on Earth, trans. Donald D. Walsh（London: Souvenir Press, 1976）, 44-45.

16.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2nd 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 J. F. Imray, The Bay of Bengal Pilot: A Nautical Directory for the Principal Rivers, Harbours, and Anchorages, Contained within the Bay of Bengal （London: James Imray and Son, 1879）, 297-298.

18. Bay of Bengal Pilot （1953）, 57.

19. K. Sivasubramaniam,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of the Bay of Bengal, BOBP/WP/36（Rome: FAO, 1985）.

20. Francis Day, Report on the Sea Fish and Fisheries of India and Burma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1873）.

21. K. N.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7.

22.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3. Clift and Plumb, The Asian Monsoon.

24. John Edye,“Description of the various Classes of Vessels constructed and employed by the Natives of the Coasts of Coromandel, Malabar, and the Island of Ceylon, for their Coasting Navig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1834）: 1-14.

25.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138-159; J. H. Parry, The Discovery of the Se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4）, 3-26; Daniel R. Headrick, Power over Peoples: Technology, Environments, and Western Imperialism, 1400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19.

26.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or, The Whale [1851]（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3）, 415.

27. Leonard Y. Andaya, Leaves of the Same Tree: Trade and Ethnicity in the Straits of Melak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22.

28. Jan Wisseman Christie, "The Medieval Tamil-Language Inscriptions i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9, 2（1998）: 239-268.

29. K. A. Nilakanta Sastri, The Colas, 2nd ed., 2 vols.（Madras: Madras University Press, 1955）.

30. Christie, "Medieval Tamil-Language Inscriptions"; Hermann Kulke, "The Naval Expeditions of the Cholas in the Context of Asian History," in Hermann Kulke, K. Kesavapany, and Vijay Sakhuja, eds., Nagapattinam to Suvarnadwipa: Reflections on the Chola Naval Expeditions to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Press, 2010）, 1-19; Tansen Sen, Buddhism, Diplomacy and Trade: 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600-140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31. Kulke et al., Nagapattinam to Suvarnadwipa.

32. Victor Lieberman, "Charter State Collapse in Southeast Asia, ca. 1250-1400, as a Problem in Regional and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Review 116, 4（2011）: 937-963;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1830, vol. 2, Mainland Mirrors: Europe, Japan, China, South Asia, the Isla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Victor Lieberman and Brendan Buckley, "The Impact of Climate on Southeast Asia, circa 950-1820: New Findings," Modern AsianStudies 46, 5（2012）: 1049-96.

33. 引用自Andaya, Leaves of the Same Tree, 27。

34. H. G. Quaritch Wales,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on Ancient Indian Colonization in Malaya,"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 pt. 1（1940）: 56.

35. A. Cortesão and A. Teixeira,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Portugaliae Cartographica（Lisbon, 1960-1962）, 1:79-81.

36. Ahmad ibn Majid al-Najdi, Kitab al-Fawa'id fi usul al-bahr wa'l-qawa'id [c. 1490], Arab Navig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Portuguese, trans. G. R. Tibbetts（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1）, 124.

37. Alexander Dalrymple, Memoir of a Chart of the Bay of Bengal, 2nd ed.（London: George Bigg, 1787）, 1.

38. Captain John Ritchie, An Hydrographical Journey of a Cursory Survey of theCoasts and Islands in the Bay of Bengal （London: George Bigg, 1784）, 1.

39.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sation, 135.

40. Dalrymple, Memoir of a Chart of the Bay of Bengal.

41. An Hydrographical Journey, 19, 70.

42. W. Somerset Maugham, "The Vessel of Wrath," i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2（London: Penguin, 1963）, 9.

43. The Bay of Bengal Pilot （1879）, 307-309.

44.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6, 2（1847）: 848; Gisela Kutzbach, "Concepts of Monsoon Phys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IndianMonsoon（Seventeenth to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Fein and Stephens,eds., Monsoons, 159-209.

45. C. W. Brebner, New Handbook for the Indian Ocean, Arabian Sea and Bay of Bengal （Bombay: Times of India Press, 1898）, 95.

46. Joseph Conrad, Mirror of the Sea: Memories and Impressions （London:Methuen, 1906）, 43.

47. R. E. G. Davi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Airlin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70-174.

48. Richard Upjohn Light, "Cruising by Airplan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Geographical Review 25, 4（October 1935）: 565-600.

49. Diana L. Eck, India: A Sacred Geography （New York: Harmony Books, 2012）.

50. 亦称 "金岛" （Suvarnadvipa），即 "黄金大地" 。引自Paul Wheatley, The Golden Kherso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Malay Peninsula before A.D. 1500 （Kuala Lumpur: Universityof Malaya Press, 1961）, 182; Richard H. Davis, Global India circa 100 CE: South Asia in Early World History （Ann Arbor, MI: Association of AsianStudies, 2009）, 13。

51. "Mahajanaka-Jataka," no. 539, trans. E. B. Cowell and W. H. D. Rouse, in E. B. Cowell, ed., The Jataka, or 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5-1913）, 6:19.

52. Wheatley, Golden Khersonese, 179.

53. The Travels of Fa-hsien, 399-414 A.D.,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 trans. H. A. Gil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3）.

54. "Nuranneha and the Grave," in Dineshchandra Sen, ed. and comp., EasternBengal Ballads, vol. 4, pt. 1（Calcutta: University of Calcutta, 1932）. 也请参见Lakshmi Subramanian, Medieval Seafarers of India （New Delhi: Roli Books, 1999）。

55. Joseph Conrad, "Youth: A Narrative," in Youth: A Narrative and Two Other Stories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1923）, 37.

56.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109.

57. NAS,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M. K. Bhasi, interviewed by Ng Chang Wang, August 1985, A000590/09.

58. Derek Walcott, "Sicilian Suite," in White Egret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0）, 15-22.

59.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Michael Pearson, The Indian Ocean（London: Routledge, 2003）; Kenneth McPherson, The Indian Ocean: A Historyof People and the Se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60.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10; Amitav Ghosh, In an AntiqueLand （London: Granta, 1992）, 236;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Isabel Hofmeyr, "Universalizing the Indian Ocean," Proceeding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25, 3（2010）: 721-729; Mark Ravinder Frost, "'Wider Opportunities': Religious Revival, Nationalist Awakening and the Global Dimension in Colombo, 1870-1920," Modern Asian Studies 36, 4（2002）: 936-967.

61.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sation, 21-23; R. J. Barendse, The Arabian Seas: The Indian Ocean Worl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rmonk, NY:M. E. Sharpe, 2002）.

62.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of Philip II, trans. Sian Reynolds（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1:18.

63. Orhan Pamuk, The Naïve and the Sentimental Novelist, trans. Nazim Dikba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11.

64.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23; Fernand Braudel,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la longue durée," 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13（1958）: 725-753.

65.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1:208.

66. "Bay of Bengal," Encyclopedia of Oceanography （New York: Reinhold, 1966）, 110-118.

67.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1:104.

68. David Blackbourn, The Conquest of Nature: Water, Landscap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ermany （New York: Norton, 2006）; Richard White, The Organic Machine: The Remaking of the Columbia Riv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5）; compare with, Timothy Mitchell, "Can the Mosquito Speak?" in Rule of Experts: Egypt, Technopolitics, Modernit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69. Kären Wigen, "Oceans of History: Introduc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3（2006）: 717-721.

第二章　辽阔海洋的商业中心

1. J. F. Imray, The Bay of Bengal Pilot: A Nautical Directory for the PrincipalRivers, Harbours, and Anchorages, Contained within the Bay of Bengal （London: James Imray and Son, 1879）, 27.

2. Susan Bayly, Saints, Goddesses and Kings: Muslims and Christians in SouthIndian Society, 17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17-219; S. A. A. Saheb, "A Festival of Flags: Hindu-Muslim Devotion and the Sacralising of Localism at the Shrine of the Nagore-e-Sharif in Tamil Nadu," in Pnina Werbner and Helene Basu, eds., EmbodyingCharisma: Modernity, Localit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motion in Sufi Cults（London: Routledge, 1998）, 55-76.

3. Bay of Bengal Pilot, 27-28.

4. "Petition from Nagore Merchants," Proceedings of Committee of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tate of the Revenue, 1797-1798, NAUK, PRO, CO 55/2.

5. Bayly, Saints, Goddesses and Kings; Richard M. Eaton, Sufis of Bijapur（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A. H. Johns, "Sufism as a Category in Indonesian Literatur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2（1961）: 10-23.

6.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33.

7. 同上注，vol. 2; Torsten Tschacher, "Circulating Islam: Understanding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the Islamic Traditions of Ma'bar and Nusantara," in R. Michael Feener and Terenjit Sevea, eds., Islamic Connections:Muslim Societie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2009）, 48-67。

8. Ronit Ricci, Islam Translated: Literature, Conversion, and the Arabic Cosmopolis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9. Sanjay Subrahmanyam, "'Persianization' and ‘Mercantilism': Two Themes in Bay of Bengal History, 1400-1700," in Om Prakash and Denys Lombard, eds.,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the Bay of Bengal, 1500-1800 （New Delhi: Indian Council of Historical Research, 1999）, 47-85; Engseng Ho, The Graves of Tarim: Genealogy and Mobilit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189.

10. Edgar Thurston, Castes and Tribes of Southern India, 7 vols.（Madras: Government Press, 1909）; Bayly, Saints, Goddesses and Kings, 80-88; Tschacher, "Circulating Islam."

11. Ricci, Islam Translated, 128; David Shulman, "Muslim Popular Literaturein Tamil: The Tamimancari Malai," in Yohanan Friedmann, ed., Islam in Asia, vol. 1, South Asia （Jerusalem: Magnes Press, Hebrew University,1984）, 175; Vashudha Narayanan, "Religious Vocabulary and RegionalIdentity: A Study of the Tamil Cirappuranam," in David Gilmartin andBruce B. Lawrence, eds., Beyond Turk and Hindu: Rethinking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Islamicate South Asi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2000）, 74-97; Ki. Nayanar Muhammadu, "Cirappuraanathil KaappiyaPanpugal,"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minar of Tamil Studies （Madras, 1968）, 3:95-103.

12. Umaru Pulavar, "Vilatattuk Kantam, Nattu Patalam," in Cirappuranam, ed. M. Seyyihu Muhammadu Hasan（Chennai: Ulatak Tamilaraycci Niruvanam,1984）, 26; translation from Narayan, "Religious Vocabulary andRegional Identity," 86.

13. Sejarah Melayu, Malay Annals, trans. C. C. Brown（Kuala Lumpur: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70）, 70-71, 184-185.

14. Stewart Gordon, When Asia Was the Worl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Press, 2008）, 162.

15. Tomé Pires,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trans. Armando Cortesão（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44）, 2:268.

16. Denys Lombard, "Pour une histoire des villes du Sud-Est asiatiqu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25, 4（1970）: 842-856.

17. Eric Tagliacozzo, "An Urban Ocean: Notes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oastal Cities in Greater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33, 6（2007）: 911-932.

18. 关于葡萄牙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可参见K. N. Chaudhuri, Trade and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to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Sanjay Subrahmanyam, 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1500-1700: A Politicaland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Longman, 1993）; Sinappah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and Commerce on the Coromandel Coast 1650-1740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Om Prakash and Denys Lombard, eds.,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the Bay of Bengal,1500-1800 （New Delhi: Manohar, 1999）; Sanjay Subrahmanyam, The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erce: South India, 1500-16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Empire, 1415-1825 （London: Hutchinson, 1969）。

19. 引自Subrahmanyam,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erce, 92。

20. Luiz Vaz de Camões, The Lusíads, trans. Landeg Whit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0.

21. William Methwold, Relations of the Kingdome of Golchonda, and Other Neighbouring Nations within the Gulfe of Bengala, Arreccan, Pegu, Tannassery,etc. and the English Trade in Those Parts [1626], in W. H. Moreland, ed., Relations of Golconda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31）, 40-41.

22. Cayetano J. Socarras, "The Portuguese in Lower Burma: Filipe de Brito de Nicote," Luso-Brazilian Review 3, 2（1966）: 3-24.

23. K. N.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A Survey of the Vasco da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1498-1945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9）; Amitav Ghosh, In an Antique Land （London: Granta, 1992）.

24. Jonathan 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25.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138; Jan de Vries and A. M.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6.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27. Lauren Benton, A Search for Sovereignty: Law and Geography in EuropeanEmpires, 1400-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8. Hugo Grotius, The Freedom of the Seas, or the Right Which Belongs to theDutch to take part in the East Indian Trade [1608], trans. Ralph Van Deman Magoffi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6）; Peter Borschberg, "Hugo Grotius' Theory of Trans-Oceanic Trade Regulation: Revisiting Mare Liberum （1609）,"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 Justice Working Paper 2005/14, New York University, 2005; Benton, Search for Sovereignty.

29.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s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84.

30. John F. Richards, The Unending Fronti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25-38; John F. Richards, The Mughal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Muzaffar Alam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Mughal State, 1526-1750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Richard M. Eaton, The Rise of Islam and the Bengal Frontier, 1204-17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31. Antony Schorer, "Brief Relation of the Trade of the Coromandel Coast, especially at the Factory at Masulipatnam, where I resid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Hon'ble Company in the seventh Year" [1615-1616], in W. H. Moreland, ed., Relations of Golconda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31）, 55-59; Methwold, Relations of the Kingdome of Golchonda, 39;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Subrahmanyam,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erce.

32.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94.

33.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2:208-212.

34. 同上注，2:148-149; Subrahmanyam,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erce, 335。

35. 关于对小冰期扩及全球持怀疑论的看法，可参见IPCC, Climate Change 2001: Working Group I: The Scientific Basi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 2。

36. Lieberman and Buckley, "The Impact of Climate" ;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009）, 1:101-112, 2:79-84.

37. Lieberman and Buckley, "Impact of Climate" ;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2:79-84;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2：291-293.

38. Lieberman and Buckley, "Impact of Climate," 1053.

39. Sinnappah Arasaratnam, ed. and trans., Françoìs Valentijn's Description ofCeylon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78）, 176.

40. Gordon, When Asia Was the World, 113.

41. Girolamo Priuli, I Diarii, quoted in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sation, 64-65.

42.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Age of Philip II, trans Sian Reynolds（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1:389-399;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2:9-10.

43.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n Consumption of Indian and British Cotton Cloth, 1600-1850," in Giorgio Riello and Tirthankar Roy, eds., HowIndia Clothed the World: The World of South Asian Textiles, 1500-1850（Leiden: Brill, 2009）, 31-52; for an overview，也可参见Riello and Roy's introduction to the volume。

44. Pires, Suma Oriental, 3:92-93; Reid, "Southeast Asian Consumption," 36.

45.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98-99.

46. 节录自Jan Pieterz Coen, Jacatra, 5 June 1617, VOC 1055, ff. 113-117, in Om Prakash, ed., The Dutch Factories in India 1617-1623: A Collectionof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ocuments Pertaining to India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84）, 1:29; Braudel, Mediterranean, 406;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2:28-29, 301-302。

47. 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 "Cycles of Silver: Global Economic Unity through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2002）: 391-427.

48. Pires, Suma Oriental, 2:206.

49. Roy W. Hamilton, ed., The Art of Rice: Spirit and Sustenance in Asia （Los Angeles: UCLA Fowler Museum, 2003）, 23.

50.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102-103; Governor-General De Carpentier（Batavia）to Ysbrantsz（Masulipatnam）, 26 July 1625, VOC 1085, ff. 123-130; De Carpentier to Ysbrantsz, 28 August 1627, VOC 1092, ff. 161-162, all in Prakash, ed., Dutch Factories, 1:164, 330; Augustin de Beaulieu, quoted in Lombard, "Pour une histoire des villes" （my translation）.

51. Coen（Batavia）to Van Uffelen（Masulipatnam）and Soury（Masulipatnam）, 8 May 1622, VOC 1076, ff. 76-78; Coen（Batavia）to Van den Broecke（Surat）, 8 May 1622, VOC 849, ff. 85v-87v, all in Prakash, ed., Dutch Factories, 1:201-203.

52. Van Uffelen（Masulipatnam）to Coen（Batavia）, 7 July 1622, VOC 1076, ff. 240-242v, in Prakash, ed., Dutch Factories, 1:209-210; Coen（Batavia）to Van Uffelen（Masulipatnam）, 22 July 1622, VOC 850, ff. 4-7, in Prakash, ed., Dutch Factories, 1:212-213.

53. Sanjay Subrahmanyam, "Dutch Tribula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Mrauk-U," in Explorations in Connected History: From the Tagus to the Ganges（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0-248; Om Prakash, "Introduction," in Prakash, ed., Dutch Factories, 2:33-34.

54. Ysbrantsz（Pulicat）to VOC Directors（Amsterdam）, 28 April 1625, VOC 1084, ff. 166-168; De Carpentier（Batavia）to Ysbrantsz（Masulipatnam）, 26 July 1625, VOC 1085, ff. 123-130，两者均在Prakash, ed., Dutch Factories, 2:148-149, 162。

55. 此段根据Markus Vink, "'The World's Oldest Trade': Dutch Slavery and Slave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4, 2（2003）: 131-177。

56. Indrani Chatterjee and Richard M. Eaton, eds., Slavery and South Asian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 Anthony Reid, ed., Slavery, Bondage and Dependency in Southeast Asia （St. Lucia: Queenslan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7.

57.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Subrahmanyam, Portuguese Empire inAsia;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Prakash and Lombard, eds.,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the Bay of Bengal. Subrahmanya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erce.

58. Thomas Bowrey, A Geographical Account of the Countries round the Bay of Begal, 1669 to 1679, ed. Richard Carnac Temple（Cambridge: Hakluyt Society, 1905）.

59. 同上注，257-258页。

60. Anne Bulley, ed., Free Mariner: John Adolphus Pope in the East Indies, 1786-1821 （London: Bacsa, 1992）.

61.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62. Daniel K. Richter, Before the Revolution: America's Ancient Pas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

第三章　波涛暗涌的旅程，不可侵犯的地理

1. Francis Light's Journal on the Eliza and on Shore, 29 June to 30 September 1786, SSFR, vol. 2, British Library,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ollection, IOR; H. P. Clodd, Malaya's First British; Pioneer: The Life of Francis Light （London: Luzac, 1948）, 5, 55.

2. Memorandum by J. Price, SSFR, vol. 2, 23 February 1786, IOR/G/34/2; Memorandum by J. Price, 23 February 1786, SSFR, vol. 2; Letter from James Scott to George Ramsay, September 1780, SSFR, vol. 1, IOR/G/34/1.

3. C. A. Bayly, Imperial Meridia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 （London: Pearson, 1989）.

4.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 Sian Reynolds（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1: 116.

5. Fred Anderson, Crucible of War: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the Fate of Empire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New York: Knopf, 2000）.

6. Peter Marshall, Bengal: The British Bridgehead: Eastern India, 1740-18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C. A. Bayly, Indian Socie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7. Edward R. Cook et al., "Asian Monsoon Failure and Megadrought During the Last Millennium," Science 328（2010）: 487.

8.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W. Strahan and T. Cadell, 1776）, book 4, ch. 5.

9. David Arnold, "Hunger in the Garden of Plenty: The Bengal Famine of 1770," in Alessa Johns, ed., Dreadful Visitations Confronting Natural Catastrophe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81-112; Ranajit Guha, A Rule of Property for Bengal: An Essay on the Idea of Permanent Settlement （Paris: Mouton, 1963）.

10.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Dennis O. Flynn and Arturo Giráldez, "Cycles of Silver: Global Economic Unity through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3（2002）: 391-427.

11. Edward Thornton, Indi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 Parsbury, Allen, 1835）, 89.

12. H. Dodwell, Sepoy Recruitment in the Old Madras Army, Studies in Indian Records, no. 70（Calcutta: Superintenda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 1922）.

13. Lord Minto, quoted in Bayly, Imperial Meridian, 72; 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1780-1914 （Oxford: Blackwell, 2004）, 88-89.

14. Alicia Schrikker, Dutch and British Colonial Intervention in Sri Lanka, 1780-1815: Expansion and Reform （Leiden: Brill, 2007）; Bayly, Imperial Meridian, 70-73; Michael Ondaatje, Running in the Famil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2）, 64; Robert Percival, An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Ceylon: Its History, Geography, Natural History, with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its Various Inhabitants （London: C. and R. Baldwin, 1805）, 2, 57, 345-348.

15. John Bastin, Sir Stamford Raffles's Account of the Founding of Singapore （Eastbourne, UK, 2004）; C. M. Turnbull,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30-31.

16. Eric Tagliacozzo, Secret Trades, Porous Borders: Smuggling and States along a Southeast Asian Frontier, 1865-191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 "A List of the Inhabitants of Prince of Wales Island," 25 August 1788, SSFR, IOR/G/34/3; Penang Proceedings, 5 April 1793, SSFR, IOR/G/34/5.

18. 另一个关于这个词汇起源的说法认为，它来自 "Jawi Bukan" ， "Jawi Bukan" 的意思是非 "Jawi" （或说 "非马来" ）；另一种写法是 "Jawi Pekan" （或说 "城市的马来人" ）。可参见Helen Fujimoto, The South Indian Muslim Commun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Jawi Peranakanin Penang up to 1948 （Tokyo: Tokyo Gaikokugo Daigaku, 1988）。

19. 关于 "克里奥尔" （creole）在东南亚脉络中的用法，可参见Sumit K. Mandal未出版的手稿 "Becoming Arab: Creole Histories and Modern Identity in the Malay World" 。

20. The Hikayat Abdullah: The Autobiography of Abdullah bin Kadir（1797-1854）, trans. A. H. Hill（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Anthony Milner, The Invention of Politics in Colonial Malaya: Contesting Nation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min Sweeney, ed., Karya Lengkap 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yi （Jakarta: Kepustakaan Populer Gramedia, 2005）.

21. 关于努尔丁生平的描述，根据Fujimoto, South Indian Muslim Community。

22. James William Norton Kyshe, ed., Cases Heard and Determined in Her Majesty's Supreme Cour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08-1884 （Singapore: Singapore and Straits Printing Office, 1885）, 1:255-272.

23. Badar Bee v. Habib Merican Noordin （1909）, A.C. 615.

24. Francis Light（George Town）to Sir John Shore（Fort William）, 1 August 1794, SSFR, IOR/G/34/6; Robert Percival,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Ceylon," Ceylon Historical Journal 22（1803）: 114-115.

25. Alexander Kyd, Memorandum on Penang, 1 September 1787, SSFR, IOR/G/34/1; Francis Light to John MacPherson, 13 December 1786, SSFR, IOR/G/34/2.

26. "Proceedings Relative to Prince of Wales Island," Fort William, 5 January 1791, SSFR, IOR/G/34/4; Rajesh Rai, "Sepoys, Convicts and the ‘Bazaar Contingent': The Emergence and Exclusion of ‘Hindustani' Pioneers at the Singapore Frontier,"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5, 1（2004）: 1-19.

27. Letter from John Brown, Provost, Prince of Wales Island, to Francis Light, 5 February 1794, enclosure in Light's letter to Calcutta, 1 August 1794, SSFR, IOR/G/34/6; Letter from James Scott, 30 January 1794, SSFR, IOR/G/34/6; Case of Syedpilly Marikan: Enclosure No. 20, January 1794, SSFR, IOR/G/34/6.

28. Dispatch from Sir T. Maitland to Viscount Castlereagh, 20 August 1808, appendix to T. Smith, A Military History of Ceylon, ms., 1833, NAUK, PRO, CO/59/26, WO/1/364-366; B. A. Hussainmiya, Orang Rejimen （Kuala Lumpur: UKM Press, 1990）.

29. Letter from Francis Light, 13 December 1786, SSFR, IOR/G/34/2; Extract from Letter of F. R. MacDonald, Superintendant, Prince of Wales Island, 12 November 1796, in "Bengal Proceeding and Correspondence on Land Tenure at Penang, November 1786-August 1800," SSFR, IOR/G/34/1; Letter from W. M. Hunter to C. R. Commelin,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Public Department, 8 July 1802, SSFR, IOR/G/34/9.

30. Ravensworth Log, 1786-1787, IOR/L/MAR/B/565A; Dispatch from Sir T. Maitland to Viscount Castlereagh, 20 August 1808, Appendix to T. Smith, A Military History of Ceylon, ms., 1833, NAUK, CO/59/26.

31. Petition from "Free Bengalis" to John Prince, 28 September 1826, IOR/F/4/1184/30747.

32. Clare Anderson, "Sepoys, Servants and Settlers: Convict Transport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1787-1945," in Ian Brown and Frank Dikötter, eds., Cultures of Confinement: A History of the Prison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Hurst, 2007）, 185-220; Anand A. Yang, "Indian Convict Workers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4, 2（2003）: 179-208.

33. "Memorial of the Polygar Prisoners," 6 May 1815, SSFR, G/34/49; Fort Cornwallis: Answer to the General Letter of 18 February 1814, SSFR, G/34/181; Anderson, "Sepoys, Servants and Settlers" ; Yang, "Indian Convict Workers" ; Kerry Ward, Networks of Empire: Forced Migration in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4. Letter from H. Barlow, Register, Nizamat Adalat, to E. Hay,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Bengal, 20 November 1793, Bengal Judicial Proceedings, 20 December 1793, IOR/P/128/7; K. Duncan, Resident, Benares, to G. M. Barlow,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Bengal, 10 July 1794, Bengal Judicial Proceedings, 25 July 1794, IOR/P/128/12; see also Anderson, "Sepoys, Servants and Settlers," 190-191.

35. Minute by the President, Fort Cornwallis, 15 April 1824, SSFR, G/34/94; J. F. McNair, Prisoners Their Own Warders: A Record of the Convict Prison at Singapore...: Together with a Cursory History of the Convict Establishments at Bencoolen, Penang and Malacca from the Year 1797, assisted by W. D. Bayliss（London: Archibald Constable, 1899）.

36. F. R. MacDonald, 20 July 1796, enclosure in SSFR, G/34/94（1824）; Letter from E. A. Blundell, Moulmein, to Major D. Williams, 17 September 1836, in Bengal Criminal and Judicial Consultations, 21 November-26 December 1837, IOR/P/141/18.

37. Letter from A. P. Phayre to Major D. Williams, 10 December 1845, in Bengal Criminal and Judicial Consultations, 1-15 April 1846, IOR/P/142/46.

38. Minute by the President, Fort Cornwallis, 15 April 1824, SSFR, G/34/94; Yang, "Indian Convict Workers" ; SSFR, G/34/94, 15 April 1824.

39. 引自Yang, "Indian Convict Workers," 204-206。

40. Radha Kumud Mookerji, Indian Shipping: A History of the Sea-Borne Trade and Maritime Activity of the India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Bombay: Longmans, 1912）, 246-247; David Arnol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Colonial India,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pt. III, no. 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2-103.

41. Amitav Ghosh, "Of Fanas and Forecastles: The Indian Ocean and Some Lost Languages of the Age of Sai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1 June 2008, 56-62; Anne Bulley, ed., Free Mariner: John Adolphus Pope in the East Indies, 1786-1821 （London: Bacsa, 1992）, 54; Amitav Ghosh, Sea of Poppies （London: John Murray, 2008）.

42. Fort St. George, Public Department, Consultations, 14 January-31 December 1784, Memoranda of 27 June and 18 November, 1784, IOR/P/240/59. For further discussion, see Ravi Ahuja, "Labour Relations in an Early Colonial Context: Madras, c. 1750-1800," Modern Asian Studies 36, 4（2002）: 793-832.

43. Eric Meyer, "Labour Circulation between Sri Lanka and South Ind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laude Markovits, Jacques Pouchepadass,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Society and Circulation: Mobile People and Itinerant Cultures in South Asia, 1750-1950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3）, 55-88; Sujit Sivasundaram, "Ethnicity, Indigeneity and Migration in the Advent of British Rule to Sri Lank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5, 2（2010）: 428-452.

44. Letter from Emerson Tennent to Earl Grey, 21 April 1847, NAUK, CO/54/235; Meyer, "Labor Circulation between Sri Lanka and South India" ; Patrick Peebles, Plantation Tamils of Ceylon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R. DeButts, Rambles in Ceylon （London: W. H. Allen, 1841）, 185; James Duncan, In the Shadows of the Tropics: Climate, Race and Biopow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eylon （Aldershot: Ashgate, 2007）, 58-59.

45. Patrick Peebles, Sri Lanka: A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 （Boston: G. K. Hall, 1982）, 67-68.

46. Meyer, "Labor Circulation between Sri Lanka and South India" ; Frank Heidemann, Kanganies in Sri Lanka and Malaysia: Tamil Recruitercum-Foreman as a Sociological Categor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Munich: Anacon, 1992）; Roland Wenzelhumer, From Coffee to Tea Cultivation in Ceylon, 1880-1900: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Leiden: Brill, 2008）.

47. Jan Breman and E. Valentine Daniel, "Conclusion: The Making of a Cooli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9, 3-4（1992）: 268-295.

48. John Geoghegan, Note on Emigration from India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1873）, 1; Letter from Francis Light（Penang）to Sir John Shore, Fort William, 1 August 1784, SSFR, 2: IOR/G/34/2; Prince of Wales Island, Census Department, 1823, IOR, F/4/74020284. John Crawfurd,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rts, Languages, Religions, Institutions and Commerce of Its Inhabitants （Edinburgh: Archibald Constable, 1820）, 1:133-134; McNair, Prisoners Their Own Warders; T. J. Newbold, Polit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Settlements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vol. 1（London: John Murray, 1839）.

49. Letter from Official Resident Councillor, Prince of Wales Island, to Fort St. George, MPP, vol. 832, 12 December 1848, nos. 7-8, TNSA; Letter from Governor, Prince of Wales Island, to Officiating Chief Secretary, Fort St. George, 15 May 1849, no. 7, MPP, vol. 836, TNSA.

50. Letter from Official Resident Councillor, Prince of Wales Island, to Fort St. George, 12 December 1848, nos. 7-8, MPP, vol. 832, TNSA.

51. J. W. Birch, Colonial Secretary, Straits Settlements, to the Chief Secretary, Fort St. George, 1 July 1870,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9, September 1871.

52. 我认为这个观察出自高希。

53. Denys Lombard and Claudine Salmon, "Islam and Chineseness," Indonesia 57（1993）: 115-131.

54.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8; Leonard Blussé, "Batavia, 1619-1740: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hinese Colonial Tow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2, 1（1981）: 159-178; G. William Skinner, "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Anthony Reid,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6）, 50-93; Carl A. Trocki, 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191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55. J. D. Vaughn,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Singapore: Mission Press, 1879）, 16.

56. John Thomso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or Ten Years' Travels, Adventures and Residence Abroad （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Low and Searle, 1875）, 10-13.

57. Amitav Ghosh, River of Smoke （London: John Murray, 2011）, 108-109.

58. Bulley, ed., Free Mariner, 90.

59. Sir Richard C. Temple, "Buddermokan," Journal of the Burma Research Society 15, 1（1925）: 1-33; Moshe Yegar, The Muslims of Burma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72）, 8.

60. Janab Gulam Kadhiru Navalar, Karunai-Kadal Nagur Andavaravargalin Punitha Vaazhkai Varalaaru （Chennai, 1963）; S. A. Shaik Hassan Sahib Qadhiri, The Divine Light of Nagore（The Whole History and Teachings of Nagore Great Saint）（Nagore: Nagore Dargah, 1980）.

61. Torsten Tschacher, "Witnessing Fun: Tamil-Speaking Muslim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Ritual in Tamil Southeast Asia," in Michael Bergunder, Heiko Frese, and Ulrike Schröder, eds., Ritual, Caste and Religion in Colonial South India （Halle: Verlag der Franckeschen Stiftungen, 2010）: 189-218. Susan Bayly, "Imagining ‘Greater India': French and Indian Visions of Colonialism in the Indic Mode," Modern Asian Studies 38, 3（2004）: 704.

62. C. Snouck Hurgronje, The Achehnese, trans. A. W. S. O'sullivan（Leyden: E. J. Brill, 1906）, 1:218.

63. Koca Maraikkayar, Pinangu Ursava Thiruvalankaara Cinthu （Penang: Kim Seyk Hiyan, 1895）, 4-6；也可参见Tschacher, "Witnessing Fun" ; "Coroner's Inquests," Singapore Free Press, 26 February 1857; Anon., "Mohamedan Mosque, Penang," 水彩画（相片打印，原展于莱佛士博物馆，plate 162, in Lim Chong Keat, Penang Views, 1770-1860 （Penang: Penang Museum / Summer Times Publishing, 1986）。

64. "Petition from Hindoo Inhabitants of Singapore," NAS, SSR, Singapore Consultations（A）, A34, May 1827.

65. "Petition from Hindoo Inhabitants of Singapore" ; "Petition from Mohammedan Inhabitants of Singapore Respecting the Hindu Temple Adjoining the Mosque" : NAS, SSR, A34, May 1827.

66. James Low, The British Settlement of Penang （Singapore, 1836）; Letter to Trustees, Hindoo Temple at Singapore（Original Petition Enclosed）, NAS, SSR, Miscellaneous Letters Out, 1800-1867, V30（1860）.

67. Prabhu P. Mohapatra, "The Hosay Massacre of 1884: Class and Community among Indian Immigrant Labourers in Trinidad," in Arvind N. Das and Marcel van der Linden, eds., Work and Social Change in Asia: Essays in Honour of Jan Breman （New Delhi: Manohar, 2003）; Prashant Kidambi, The Making of an Indian Metropolis: Coloni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Culture in Bombay, 1890-1920 （Ashgate, UK: Aldershot, 2007）.

68. M. L. Wynne, Triad and Tabut: A Survey of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Chinese and Mohamedan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D. 1800-1935 （Singapore: GPO, 1941）; Fujimoto, The South Indian Muslim Community.

69. Letter from Harry St. George Ord, Governor of Penang, 19 August 1867, NAUK, CO/273/11;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under Act XXI of 1867 to Enquire into: The Penang Riots （Penang: Argus Press, 1868）, evidence statements 36-39 and Appendix 16, NAUK, CO/273/26; A. E. H, Anson, About Others and Myself （London: J. Murray, 1920）, 278-283.

70. Crawfurd,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1: 133-134; Thomso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12-14.

71. 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during the year 1855-56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857）, 20.

72. Bayly, Imperial Meridian, 66;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2nd ed.（London: Verso, 1991）, 120-121; cf. Joel S. Kahn, Other Malays: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the Modern Malay World （Singapore: NUS Press, 2006）.

73. Kenneth Pomeranz, "Introduction: World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dmund Burke III and Kenneth Pomeranz, eds., The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3-32; Robert Marks, "Commercialization without Capitalism: Processe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550-1850," Environmental History 1, 1（January 1998）: 56-82。也可参见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vol. 2; David Washbrook, "The Textile Industry and the Economy of South India, 1500-1800," in Giorgio Riello and Tirthankar Roy, eds., How India Clothed the World: The World of South Asian Textiles, 1500-1850 （Leiden: Brill, 2009）, 173-192; C.J. Baker, "Economic Reorganization and the Slump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 3（1981）, 325-49。

第四章　人的运输

1. MPP, no. 40 of 13 September 1870, IOR/P/449/10; Friend of India, 14 April 1870, 433; Memorandum by E. F. Webster, Collector of Tanjore, to Chief Secretary, Government, 25 March 1881, NAI, Revenue and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9-21, January 1882; Police Weekly Circular, 4 February 1865, in extract from diary of Assistant Superintendant of Police, MPP, no. 40 of 13 September 1870.

2. Alexander Kyd, Memorandum on Penang, 1 September 1787, SSFR, IOR/G/34/1; Syed Hussein Alatas,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Malays, Filipinos and Javanese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Its Functions in the Ideology of Colonial Capitalism （London: Frank Cass, 1977）.

3. Patrick Peebles, Plantation Tamils of Ceylon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MPP, vol. 832, 12 December 1848, nos. 7-8, Appendix: "Ships Arriving in Prince of Wales Island," TNSA; Kernial Singh Sandhu, Indians in Malaya: Some Aspects of their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1786-1957）（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304; Straits Settlements, Reports on Indian Immigration （Singapore and Penang: Government Printer）, 1880-1911; Michael Adas, The Burma Delt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on an Asian Rice Frontier, 1852-1941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4. Adam McKeown, "Global Migration, 1846-194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5, 2（2004）: 155-189; Kingsley Davis, The Popula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5. Joseph Conrad, "The End of the Tether," in Youth, a Narrative, and Two Other Stories （London: W. Blackwood and Sons, 1902）, 168.

6. E. A. Wrigley, Energy and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7. Arthur Cotton, "On Communicatio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by Line of the Burhampooter,"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 Society of London 11, 6（1886-1887）; John Ogilvy Hay, A Map Shewing the Various Routes Connecting China with India and Europe through Burmah and Developing the Trade of Eastern Bengal, Burma and China （London: Edward Stanford, 1875）; Henry Duckworth, New Commercial Route to China（Capt. Sprye's Proposition）（London, 1861）; Ifekhar Iqbal, "The Space between the Nation and the Empire: 1905 and Trans-regional Trajectories on Northeastern India, Burma and Southwester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ufts University, December 2010.

8. Wrigley, Energy, 242.

9. Sayako Kanda,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Emergence of a Fuel Market, and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Salt Makers in Bengal, c. 1780-1845,"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5（2010）, 123-151.

10. The Irrawaddy Flotilla and Burmese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Limited, promotional leaflet, 1872; typescript dated 6 May 1940, written by R. J. Wilkinson, Irrawaddy Flotilla Company manager in Burma and later a director in Glasgow; typescript note on the IFC's "parent company," enclosed with letter to T. Cormack, 26 January 1937. All files found in NMM, Papers of the Irrawaddy Flotilla Company（uncatalogued）, MS79/077, Box 1.

11. T. Braddell, Colonial Secretary, Straits Settlements, to D. F. Carmichael, Acting Chief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Fort St. George, 23 December 1874, MPP, no. 87, 26 January 1875, IOR/P/276.

12. Sandhu, Indians in Malaya, appendices 3-4; Michael Adas, The Burma Delta, 96.

13. Report of the Deck Passenger Committee, 1921 （Calcutta: Government Printer, 1921）, 1:9-10.

14. K.N.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 Derek Walcott, "Another Life," in Selected Poems, ed. Edward Baugh（London: Faber, 2007）, 76.

16. Sumit K. Mandal未出版的手稿 "Becoming Arab: Creole Histories and Modern Identity in the Malay World," ch. 2。

17. Manu Goswami, Producing India: From Colonial Economy to National Sp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Matthew Edney, Mapping an Empire: The Ge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British India, 1765-184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K. Sivaramakrishnan, Modern Forests: Statemaking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olonial Eastern Ind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 Thomas R. Metcalf, Imperial Connections: India in the Indian Ocean Arena, 1860-19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19. Burton Stein, Peasant State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South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Burton Stein, "Circul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mil Count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7, 1（1977）: 7-26.

20. Christopher Baker, An Indian Rural Economy 1880-1955: The Tamilnad Countryside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97.

21. Dharma Kumar, Land and Caste in South India: Agricultural Labour in Madras Presidency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22. David Washbrook, "India 1818-1860: The Two Faces of Colonialism," in Andrew Porter,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ume 3: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95-421; Prasannan Parthasarathi, "Historical Issues of Deindustrial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South India," in Giorgio Riello and Tirthankar Roy, eds., How India Clothed the World: The World of South Asian Textiles, 1500-1850 （Leiden: Brill, 2009）, 415-435.

23. 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Verso, 2001）.

24. William Digby, The Famine Campaign in Southern India（Madras and Bombay Presidencies and Province of Mysore, 1876-1878）（London: Longmans, Green, 1878）, 1:112-113.

25. F. A. Weld to the Earl of Kimberley, 5 May 1881,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0-17, November 1881.

26. Secretary to the Chief Commissioner, British Burma, to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Rangoon, 3 March 1877,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Branch, March 1877, Proceedings 3-4（ "Emigration from Madras to Burma" ）.

27. David Arnold, "Famine in Peasant Consciousness and Peasant Action: Madras, 1876-8," in R. Guha, ed., Subaltern Studies III: 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62-115; S. Ambirajan, "Malthusian Population Theory and Indian Famine Polic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opulation Studies 30, 1（1976）: 5-14.

28. Arnold, "Famine in Peasant Consciousness."

29. Eric Meyer, "Labour Circulation Between Sri Lanka and South Ind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laude Markovits, Jacques Pouchepadass,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Society and Circulation: Mobile People and Itinerant Cultures in South Asia, 1750-1950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3）: 55-88.

30. "Agricole," letter to the Straits Free Press, 9 June 1836，引自Sandhu, Indians in Malaya, 48。

31. Sandhu, Indians in Malaya.

32. 同上注，79页。

33. William Beinart and Lotte Hughes, Environment and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 14; Richard Drayton, Nature's Government: Science, Imperial Brit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Colin Barlow, The Natural Rubber Industry: Its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nd Economy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J. H. Drabble, Rubber in Malaya, 1876-1922: The Genesis of an Industry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34. 出自对海峡殖民地的计算，Reports on Indian Immigration （Singapore and Penang）, 1880-1911。

35. Jan Breman, Labour Migration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in Colonial Asia （Amsterdam: Free University Press, 1990）; Ravindra K. Jain, South Indians on the Plantation Frontier in Malay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36. 引自Sandhu, Indians in Malaya, 101-102。

37. Muthammal Palanisamy, Nadu Vittu Nadu （Chennai, 2007）.

38. 出自一位殖民地官员的观察，引自Adas, The Burma Delta, 75。

39. 关于切蒂亚尔人社群，可参见Adas, The Burma Delta; Raman Mahadevan,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Colonial Burma: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Role of Nattukottai Chettiars of Tamil Nadu, 1880-1930,"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15, 3（1978）: 329-358; David West Rudner, Caste and Capitalism in Colonial India: The Nattukottai Chettia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Sean Turnell, Fiery Dragons: Banks, Lenders, and Microfinance in Burma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9）。

40. 先前的讨论节录自Burma Provincial Banking Enquiry（Grantham）Committee, Volume 1: Report: Banking and Credit in Burma （Rangoon: Government Press, 1930）; Report on Settlement Operations in the Syriam Township, Hanthawaddy District, 1880-81 （Rangoon: Government Press, 1882）; Report on Settlement Operations in the Hanthawaddy and Pegu Districts （1882-1883）（Rangoon: Government Press, 1884）; Proceedings of the Government of Burma, Department of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May 1906）, IOR/P/7237。

41. Karl Marx, 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en Fowkes, trans.,（London: Penguin, 1990）, 1:860;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ical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2（1999）: 355-405.

42. Harry St. George Ord, Governor, Straits Settlements, to the Earl of Kimberley, 15 May 1871,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Branch, September 1871, Proceedings 1-9, September 1871, "Emigration of Labourers from India to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43. A. E. H. Anson, Lieutenant Governor of Penang, to Colonial Secretary, 16 November 1880, NAI, Home, Revenue and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7-23, April 1881.

44. J. P. James, Port Officer and Emigration Agent, Negapatam, to Collector and District Magistrate, Tanjore, 25 July 1890, NAI, Revenue and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Emigration Branch, Emigration Proceedings 15-23, February 1891, "Proposed Opening of Emigration from India to British North Borneo and Labuan."

45. H. V. Cobb, Acting Head Assistant Collector of Tanjore, to Collector of Tanjore, 17 November 1890, NAI,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Department,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6-7, March 1891, "Mortality among Indian Emigrant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46. George Grierson, Report on Colonial Emigration from the Bengal Presidency （Calcutta: Government Printer, 1883）.

47. James Low, "The Probable Effects on the Climate of Pinang of the Continued Destruction of Its Hill Jungles," 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 1849, 534-536; on early environmentalism in Malaya，也可参见Jeyamalar Kathirithamby-Wells, Nature and Nation: Forests and Development in Peninsular Malaysia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5）。

48. Muthammal Palanisamy, Naduppurra paatalgalil en payanam （Chennai, 2006）.

49. David Dean Shulman, Tamil Temple Myths: Sacrifice and Divine Marriage in the South Indian Saiva Tra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46-47; Fred W. Clothey, The Many Faces of Murugan: 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a South Indian God （The Hague: Mouton, 1978）; Henry Whitehead, The Village Gods of South India （Calcutta: Association Press, 1921）.

50. Diana L. Eck, India: A Sacred Geography （New York: Harmony, 2012）.

51. Marx, Capital, 1:926.

52. Richard White, The Organic Machine: The Remaking of the Columbia Riv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5）, x; Henri Fauconnier, The Soul of Malaya [1930], trans. Eric Sutton（Singapore: Archipelago Press, 2003）, 32.

53. Fauconnier, The Soul of Malaya, 128-129; Beinart and Hughes, Environment and Empire, 240-241; Richard Upjohn Light, "Cruising by Airplan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Geographical Review 25, 4（October 1935）: 565-600.

54. Memorandum by A. E. Anson, no. 4223, 4 December 1873,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0-13, June 1874.

55. Ralph Shlomowitz and Lance Brennan, "Mortality and Indian Labour in Malaya, 1877-1913,"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9（1992）;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Appointed to Enquire into Certain Matters Affecting the Health of Estates in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24）; Malcolm Watson, The Prevention of Malaria in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2nd ed.（London: John Murray, 1921）; Amarjit Kaur, "Indian Labour, Labour Standards, and Workers' Health in Burma and Malaya, 1900-1940," Modern Asian Studies 40, 2（2006）: 466.

56. Memorandum by W. E. Maxwell, Magistrate, Province Wellesley and others, Butterworth, 15 December 1873,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0-13, June 1874.

57. From S. H. Wynne, Protector of Emigrants, Negepatam, to Under Secretary to Government, 13 December 1880 NAI, Home,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Department: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7-23, April 1881.

58. Note by W. O'Halloran, Surgeon-Major, Army Medical Department, Penang, 8 December 1873,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Proceedings 10-13, June 1874; Major J. F. Fitzpatrick, Zillah Surgeon, Negapatam, to Acting Sub-Collector and Protector of Emigrants, Negapatam, 2 July 1880, NAI, Home,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Department: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7-23, April 1881.

59. "Testimony of 3 Returned Emigrants," in letter from J. Cameron, Acting Sub-Collector of Tanjore, to H. Thomas, contained in letter from H. S. Thomas, Collector of Tanjore, to D. F. Carmichael, Officiating Chief Secretary, Fort St. George, 29 June 1875, Madras Public Consultations, no. 111 of 28 July 1875, IOR/P/276; Office Memo no. 4223, 4 December 1873, from A. E. Anson, Lieutenant Governor of Penang,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0-13, June 1874.

60. J. D. M. Coghill, Acting Colonial Surgeon, Province Wellesley, 11 December 1873,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0-13, June 1874.

61. Sverker Sorlin and Paul Warde,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Re-reading of the Fie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12, 1（2007）; Alfred W. Crosby Jr.,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1995）.

62. 关于本段的观点，较早的版本可参见Sunil S. Amrith, "Indians Overseas? Governing Tamil Migration to Malaya, 1870-1941," Past and Present 208（August 2010）: 231-261；此处有实质性的改写。

63. A. O. Hume,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to the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Madras, 2 October 1875,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0-21, November 1875.

64. Letter no. 282, Karaikal, 1 April 1873, from Captain B. Fischer, British Consular Agent, Karaikal, to Protector of Emigrants, Madras,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38-48, February 1874.

65. B. Fischer, Consular Agent, Karaikal, to Acting Chief Secretary to Government, 23 November 1885,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4-6, March 1886.

66. Lieutenant Governor of Penang to Colonial Secretary, Straits Settlements, 26 March 1875,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0-21, November 1875.

67. John Berger, And Our Faces, My Heart, Brief as Photos （London: Bloomsbury, 2005）, 64-65.

68. Bowness Fischer, Consular Agent, Pondicherry and Karaikal, to Chief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Madras, 27 July 1886（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NAI,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Department: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 9, September 1886.

69. Bowness Fischer to Chief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Madras, 9 August 1881, Proceedings of the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Branch: Emigration, no. 21, IOR/P/1862.

70. 对照Charles Taylor, "What Is Human Agency?" in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1, 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71. Eric Tagliacozzo, Secret Trades, Porous Borders: Smuggling and States along a Southeast Asian Frontier, 1865-191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43-244.

72. B. Fischer, Consular Agent, Karaikal, to Acting Chief Secretary to Government, 23 November 1885,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4-6, March 1886.

73. R. v. Shaik Ismail Lebby （1878）, in James William Norton Kyshe, ed., Cases Heard and Determined in Her Majesty's Supreme Cour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08-1884 （Singapore: Singapore and Straits Printing Office, 1885）, Vol. 3: Magistrate's Appeals, 99.

74. Bowness Fischer to Officiating Chief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Madras, 29 June 1881, Proceedings of the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Department: Emigration, no. 21, IOR/P/1862.

75. Major A. T. Rolland, Superintendant of Police, Tanjore, to Assistant Inspector-General of Police, Madras, Tanjore, 12 November 1880,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9-21, January 1882.

76. J. Douglas, Colonial Secretary, Straits Settlements, to Chief Secretary, Government of Madras, 21 March 1878, NAI, Home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Department: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20-26, April 1880.

77. Government of Madras, Public Department, from Consular Agent, Pondicherry and Karaikal, to Chief Secretary of Government, 25 January 1886,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2-13, July 1886.

78. F. H. Gottlieb, Acting Protector of Immigrants, to Lieutenant Governor of Penang, 4 and 13 March 1879; Memorandum by Mr. MacGregor, Protector of Immigrants, 25 May 1880, Proceedings of the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Department: Emigration, no. 21, IOR/P/1862.

79. Aloysius de Mello, A Manual of the Law of Extradition and Fugitive Offenders, Applicable to the Eastern Dependenci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2nd ed.（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3）.

80. "Emigration to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TNSA, Public Department, Government Order 143-44, 16 February 1907.

81. Frank Heidemann, Kanganies in Sri Lanka and Malaysia: Tamil Recruitercum-Foreman as a Sociological Categor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Munich: Anacon, 1992）; Tagliacozzo, Secret Trades, Porous Borders, 257-258.

82. 关于法律证词，可参见Shahid Amin, "Approver's Testimony, Judicial Discourse: The Case of Chauri Chaura," in Ranajit Guha, ed., Subaltern Studies V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66-202。

83. A. O. Hume,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to Colonial Secretary, Singapore, 9 June 1874,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0-13, June 1874; J. D. M. Coghill, Acting Colonial Surgeon, Province Wellesley, to Magistrate of Police and CEO, Province Wellesley, 16 November 1873,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0-13, June 1874; Office Memo no. 4223, 4 December 1873, from A. E. Anson, Lieutenant-Governor of Penang,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0-13, June 1874.

84. Telegram from Government of Madras, 15 January 1872,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2-34, "Emigration from Madras to Penang," March 1872.

85. H. S. Thomas, Collector of Tanjore, to W. Hudleston, Chief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Fort St. George, dated Vallam, 4 March 1876, Madras Public Proceedings, no. 882（1876）, IOR/P/1038.

86. A. O. Hume,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to Colonial Secretary, Singapore, 9 June 1874,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10-13, June 1874.

87. Philip A.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88. John S. Hoyland, ed., Gopal Krishna Gokhale: His Life and Speeches （Calcutta, 1933）, 176-177.

89. Madhavi Kale, Fragments of Empire: Capital, Slavery and Indian Indentured Labour in the British Caribbea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8）, 167-171.

90. Hoyland, ed., Gopal Krishna Gokhale, 179.

91. Marilyn Lake and Henry Reynolds, Drawing the Global Colour Line: White Men's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hallenge of Racial Eq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Brij Lal, "Kunti's Cry: Indentured Women on Fiji Plantations," Indi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Review 22（1985）; Marina Carter and Khal Torabully, Coolitude: An Anthology of the Indian Labour Diaspora （London: Anthem, 2002）.

92. 对照Ambikapat Rai, The Indian Cooli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1914）。

93. J. D. Samy, "The Indian Coolies in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The Perils of Ignorance," typescript, reproduced in NAI, Deparment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2-3（B）, July 1914.

94. Hugh Tinker, New System of Slavery: The Export of Indian Labour Overseas, 1830-192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288-366.

95. File note by Hardinge, 28 August 1915, NAI,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56-73（A）, December 1915.

96. David Northrup, Indentured Labour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1834-192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97. 引用自R. G. Watson, Federated Malay States, to Earle of Crewe, Colonial Office, 30 December 1909, NAI,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3-4, May 1910; From L. H. Clayton, Superintendant of Indian Immigration, to Federal Secretary, Kuala Lumpur, 16 December 1909, NAI,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3-4, May 1910; Colonial Office to India Office（Confidential）, 11 March 1910, NAI,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3-4, May 1910。

98. Chief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Fort St. George to the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19 March 1883, NAI, Department of Revenue and Agriculture: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 24, July 1883.

99. Rebecca J. Scott, Degrees of Freedom: Louisiana and Cuba after Slave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0. Talal Asad, "Thinking about Agency and Pain," in Formations of the Secular: Christianity, Islam,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72-73.

101. B. Nukaiah and V. K. Sarma, eds., Proceedings Volume of the Second World Telugu Mahasabha （Hyderabad, 1981）, 76-77, trans. A. Satyanarayana in "‘Birds of Passage': Migration of South Indian Labour Communities to South-East Asia, 19-20th Centuries," CLARA Working Paper no. 11, 6（2001）.

102. H. G. Quaritch Wales,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Ancient Indian Colonizatio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 1（1940）: 1-85; Paul Wheatley, The Golden Khersonese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第五章　大海的十字路口

1. 出自与纳拉亚纳萨米的访谈，NAS,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A 001194/12，由苏普拉玛尼阿姆（Rajendran Supramaniam）于1990年5月28日进行。所有来自新加坡档案馆的口述历史、节录自原影音资料的录音与泰米尔语翻译，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均出自作者本人。

2. M. K. Gandhi, "The Chinese and the Indians in Singapore," Indian Opinion, 1 July 1905, in Mahatma Gandhi on Indians Overseas （Bombay: Purshotamdas Thakurdas Reseach Centre, 1970）, 39.

3. "Acknowledgement of a Telegram Stating That Trade Routes in the Region of the Bay of Bengal . . . Had Been Closed Due to Enemy Shipping," September 1914, NAUK, CO323/624/80.

4. R. W. Harper, Singapore Mutin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T. R. Sareen, Secret Documents on Singapore Mutiny, 1915 （New Delhi: Mounto, 1995）.

5. Letter from Agents of the British Indi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Singapore, to Controller of Labour, Federated Malay States, 4 October 1915, NMM, Papers of the British Indi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BIS/7/20, "Negapatam-Straits Mail and Coolie Contract."

6. Liew Kai Khiun, "Terribly Severe though Mercifully Short: The Episode of the 1918 Influenza in British Malaya," Modern Asian Studies 41, 2（2007）: 221-252.

7. 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 1926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26）, "Imports and Exports."

8. Denys Lombard, "Une autre ‘Méditerranée' dans le Sud-Est asiatique," Hérodote, Revue de Géographie et de Géopolitique 88（1998）: 184-193.

9. Frank Broeze, ed., Brides of the Sea: Port Cities of Asi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Sydney: UNSW Press, 1989）.

10.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9-110.

11. E. J. L. Andrew, Indian Labour in Rango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5.

12. J. S. Furnivall,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 304.最近的一个观点与Furnivall不谋而合，可参见Carl A. Trocki, Singapore: Wealth, Power 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2006）。

13. Young India, 11 April 1929; Andrew, Indian Labour in Rangoon, 20.

14. Irrawaddy Flotilla Company, "Short Statement of Activities on the Rivers of Burma," 12 February 1942, typescript in NMM, Papers of the Irrawaddy Flotilla Company（uncatalogued）, MS79/077, Box 1.

15. Andrew, Indian Labour in Rangoon; O. H. Spate, "Beginning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Burma," Economic Geography 17, 1（January 1941）: 75–92.

16. Andrew, Indian Labour in Rangoon, 2:32-58.

17. Proceeding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Burma （1925）, 57-69, 416–441.

18. Frank Trager, "The Labor Movement," in Frank Trager, ed., Burma, vol. 3（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6）; A. Narayana Rao, Indian Labour in Burma （Rangoon, 1933）, 66.

19. Rao, Indian Labour, 187.

20. John S. Hoyland, ed., Gopal Krishna Gokhale: His Life and Speeches （Calcutta, 1933）, 177; Qaum Parasht （Lahore）, 11 June 1922，引用自Malayan Bulletin of Political Intelligence, August 1922, IOR L/P＆J/12/103。

21. 引用自A. Satyanarayana, "‘Birds of Passage': Migration of South Indian Labour Communities to South-East Asia, 19-20th Centuries," CLARA Working Paper no. 11, 6（2001）。

22. James Francis Warren, Ah Ku and Karayuki San: 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70-1940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Eric Tagliacozzo, "Morphological Shifts in Southeast Asian Prostitutio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3（2008）: 251-273.

23. Indian Review （1924）, 708.

24. Andrew, Indian Labour in Rangoon, 182-189.

25. Testimony of Chan Yau Choi, case of Liew Soi Ngan, NAS, Coroner's Court, Coroner's Inquests and Inquiries, Certificate B, Coroner's View, S/No. 15, October-December 1937.本篇与下列各注释引用的所有验尸记录，都经过新加坡最高法院同意使用（于2007年3月核准）。

26. 华伦（James Warren）是第一位使用验尸记录探讨新加坡历史的学者。可参见其著作Rickshaw Coolie: A People's Histor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7. Case of Pakiamah: NAS, Coroner's Court, Coroner's Inquests and Inquiries, Certificate B, Coroner's View, S/No. 19, October-December 1932; Case of Ratanam: NAS, Coroner's Court, Coroner's Inquests and Inquiries, Certificate B, Coroner's View, S/No. 19, October-December 1932; Case of "Adult Female Hokchew, Aged 24" : NAS, Coroner's Court, Coroner's Inquests and Inquiries, S/No. 9, April-June 1936.

28. Case of K. Kuhni Kannan: NAS, Coroner's Court, Coroner's Inquests and Inquiries, S/No. 12, January-March 1937.

29. Case of "Piahalias Puteh" : NAS, Coroner's Court, Coroner's Inquests and Inquiries, S/No. 20, January-March 1933.

30. T. R. McHale, Rubber and the Malaysian Economy （Kuala Lumpur: MPH, 1966）, 16-28.

31. Michael W. Charney,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22; Tilman Frasch, "Tracks in the City: Technology, Mobility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Rangoon and Singapore," Modern Asian Studies 46, 1（2012）: 97-118.

32. David Arnold, "The Problem of Traffic: The Street-Life of Modernity in Late Colonial India," Modern Asian Studies 46, 1（2012）: 119-42.

33. Case of "Pavadi" : NAS, Coroner's Courts, Coroner's Inquests and Inquiries, S/No. 3-4（1920-21）; Case of "Sinappah" : NAS, Coroner's Courts, Coroner's Inquests and Inquiries, S/No. 6, October-December 1921.

34. L. Elizabeth Lewis, "The Fire-Walking Hindus of Singapore," National Geographic 59, 4（April 1931）: 513-522.

35. "Thavippu Vendam," Munnetram, 16 July 1931; Jan van der Putten, "Negotiat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Rise of Popular Culture and Consumerism in Early 1930s Malay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1, 1（2010）: 21-45.

36. NAS,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A 001211/20, A. Nagore Maideen，由苏普拉玛尼阿姆所做的访谈，October 8 1990；也可参见A. N. Maideen, Nenchil Pathintha Ninaivu Suvadukal （Kumbakonam: Tozhamaip Patippakam 1989）。

37. P. Singaram, Puyalile Oru Thoni, 2nd ed.（Chennai: Tamilini, 2005）, 18-19.

38. M. W. M. Yeats, Census of India 1931, vol. 14, Madras, pt. 1, Report （Madras, 1932）, 93-94.

39. Ravindra Jain, South Indians on the Plantation Frontier in Malay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40. 出自与韦克拉玛辛格喜教授（Nira Wickramasinghe）的私人意见交流。

41. Annual Report of the Labour Department, Malaya for the Year 1936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37）.

42. Gilbert Slater, ed., University of Madras, Economic Studies, vol. 1, Some South Indian Villag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8）; P. J. Thomas and K. C. Ramakrishnan, eds., Some South Indian Villages: A Resurvey （Madras: University of Madras, 1940）; Census of India 1931, 14:93.

4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2nd ed.（London: Verso, 1991）.

44. E. W. Birch, "The Vernacular Press in the Straits,"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December 1879）: 51-55.

45. 现存最早的泰米尔文印刷书籍是Muhummad Abdul Kadir Pulavar, Munajathuthirattu （Singapore, 1872）。

46. Birch, "The Vernacular Press."

47. 同上注。

48.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Mark Ravinder Frost, "Emporium in Imperio: Nanyang Networks and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1819-1914,"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6, 1（2005）: 29–66.

49. Helen Fujimoto, The South Indian Muslim Commun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Jawi Peranakan in Penang up to 1948 （Tokyo: Tokyo Gaikokugo Daigaku, 1988）.

50. S. M. A. K. Fakhri, "Print Culture amongst Tamils and Tamil Muslims in Southeast Asia, c. 1860-1960," Madra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167, February 2002.

51. Torsten Tschacher, "Kling, Tamil, Indian: Being a Tamil-Speaking Muslim in Singapore" ，未公开手稿。

52. 尤其可参见 "Ippathirikaiyin Nokkam," Singainesan, 27 June 1887; "Kaioppakkaarargalukku," Singainesan, 4 July 1887; "Achai," Singainesan, 26 March 1888; "Italikkum, Abshiniyavukkum Sandai," Singainesan, 16 April 1888; "Malaya Desam," Singainesan, 22 April 1889。关于1887—1890年调查议题的一般评论，收藏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李光前参考图书馆（Lee Kong Chian Reference Library）。

53. Rajeswary Ampalavanar, "Tamil Journalism and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Malaya, 1920-1941," Journal of Tamil Studies 2, 2（1970）: 41-58.

54. 对照请见上注。

55. "Namathu Pathirikai," Munnetram, 15 January 1931.

56. Malayan Bulletin of Political Intelligence [Secret], July 1922, IOR L/P＆J/12/103.

57. M. Elias, Tamilavel Sarangapany （Chennai: Arivuchudar Pathipakam, 1997）.

58. Carol Gluck, "The End of Elsewhere: Writing Modernity No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6, 3（2011）: 678.

59. 关于本段之论点，较早期的版本刊载于Sunil S. Amrith, "Tamil Diasporas across the Bay of Bengal,"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4, 3（2009）: 547-572；本书也有对此版本进行实质的检讨。

60. 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an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

61. Malayan Bulletin of Political Intelligence [Secret], various issues, March-September 1922, IOR L/P＆J/12/103.

62. "Books in Tamil Seized by Customs Authorities in Dhanushkodi," TNSA, Government of Madras, Public Department, Government Order 1201, 19 September 1932; Government Order 1260 of 27 September 1932; Government Order 1274 of 1 October 1932；也可参见 "Objectionable Books Imported into British India from Ceylon and Seized by the Customs Authorities at Dhanushkodi," Government Order 107 of 30 January 1933。

63.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249-250; "Arrival of Dr. Tagore in Singapore," Malaya Saturday Post, 30 July 1927; "Dr. Rabindranath Tagor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9 July 1927.

64. M. S. S. Pandian, Brahmin and Non-Brahmin: Genealogies of the Tamil Present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2）; Robert Hardgrave, The Dravidian Movement （Bombay: Popular Prakashan, 1965）.

65. "Penang Hindus Hot: Landing of Ramasamy Naicker Opposed," Straits Times, 18 December 1929; "Indian Reformer Arrives," Straits Times, 26 December 1929; "Singapore Tamils' Public Meeting,"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30 April 1930; A. C. Suppaiyah, "Rabbar Tottatil Periyar," in V. Thirunavakarasu, ed., Maleyavil Periyar （Singapore: K. Pichaiyan, 1955）, 17-18.也可参见关于马来亚的印度中介之叙述，in NA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Lands and Overseas Branch, Proceedings 14-15（B）, February 1930。

66.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Cultural Anthropology 9, 3（1994）: 302-338.

67. 例如也可参见 "Thenafirikka Indiyar," Tamil Nesan, 13 August 1932; "Thenafi rikka Indiyargal," Tamil Nesan, 15 October 1932; "Thenafirikka Indiyargalin Kavalaikkitamaana Nilaimai," Tamil Nesan, 23 November 1932。

68. "Fiji Indiyargal Nilaimai," Tamil Nesan, 10 September 1932.

69. "Barma," Munnetram, 25 June 1931; "Barmaavil Adaatha Kollaiyum, Kolaiyum," Tamil Nesan, 20 April 1932.

70. 引自William Roff,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New Haven, 1967）, 171。

71. "Malay Naattil Raajiya Urimaigal," Tamil Nesan, 20 April 1932.

72. Fujimoto, South Indian Muslim Community.

73. "Indian Land Settlement in Malaya," Indo-Malayan Review 1, 2（1934）.

74. R. B. Krishnan, Indians in Malaya: A Pageant of Greater India （Singapore, 1936）, 1；也可参见Susan Bayly, "Imagining ‘Greater India': French and Indian Visions of Colonialism in the Indic Mode," Modern Asian Studies 38, 3（2004）: 703-744。

75. "Indian Land Settlement in Malaya," Indo-Malayan Review 1, 2（1934）.

76. Confidential Letter from the Ag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 British Malaya, 3 April 1933; Confidential Letter from Agent, Malaya, Kuala Lumpur, 17 November 1933, NA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Lands and Overseas Branch, 1932, File No. 206-2/32-L. ＆ O.

77. Krishnan, Indians in Malaya, 27; John D. Kelly and Martha Kaplan, "Diaspora and Swaraj, Swaraj and Diaspora," in Dipesh Chakrabarty, Rochona Majumdar, and Andrew Sartori, eds., From the Colonial to the Postcolonial: India and Pakistan in Transition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7）.

78. The Indian, 5 June 1937.

79. "Indians in Malaya," Straits Times, 1 June 1934.

80. Malaya Tribune, 12 February 1931，引用自Chua Ai Lin, "Nation, Race and Language: Discussing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in 1930s Colonial Singapore," Modern Asian Studies, 46, 2（2012）, 283-302。

81. 关于孟加拉国出现的 "政治社会" 现象，可参见Partha Chatterjee, Lineages of Political Society: Studies in Postcolonial Democracy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11）；关于殖民地印度的公民社会范围和限制，可参见Sudipta Kaviraj, 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India: Politics and Idea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82. Sinnappah Arasaratnam, India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1970）.

83. 报纸对此报道的范例之一为 "Silangur Indiya Varthakar Sangam Kolalumpur," Tamil Nesan, 23 March 1932; "Mariyamman Kovil Kes Mudivu," Tamil Nesan, 12 November 1932; "Kola Kangksar Tamil Seerthirutta Sangam," Desa Nesan, 1 October 1933。

84. NA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Lands and Overseas Branch, Proceedings 7-25（B）, January 1926；也可参见Malayan Observer, 29 June 1925。

85. 出自T. V. Thillainayagam, K. Mahalingam, and R. Aiyavoo to "C. F. Andrews of India," 25 July 1924, NAI, Deparment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Overseas Branch, Proceeding 1（B）, September 1924。

86. Charles Hirschman, "The Meaning and Measure ment of Ethnicity in Malaysia: An Analysis of Census Classification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 3（1987）: 552-582.

87. Report of the Indian Industrial Commission, 1916-18 （Calcutta: Government Printer, 1918）.

88. File note by R. H. Craddock, 1 September 1915, NAI,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Inudstry: Emigration Branch, Proceedings 56-73（A）, December 1915.

89. Stéphane Dufoix, Diasporas, trans. William Rodarmor（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London: UCL Press, 1997）; Engseng Ho, "Empire through Diasporic Eyes: The View from the Other Boa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6, 2（2004）: 214.

90. Norman Carr Sargant, The Dispersion of the Tamil Church （Madras: SPCK, 1940）.

91.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92.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2007）, 171-172.

第六章　横渡的中断

1. Letter from Ag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to Secretary, Government of Burma, 7 February 1939, NA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1939, 143/39 OS.

2. Bruno Lasker, Asia on the Move: Population Pressure, Migration, and Resettlement in East Asi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ant and War （New York: Henry Holt, 1945）, 23; J. S. Furnivall, Netherlands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9）, 428.

3. W. G. Huff, "Entitlements, Destitution, and Emigration in the 1930s Singapore Great Depress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4, 2（2001）: 290–323.

4. "1930-vil Malaya Naattil Indiya Kooligalin Nilaimai," Tamil Nesan, 2 January 1932; "Thottai Kallu Kadaigal," Tamil Nesan, 3 May 1932; "Malayavukku Thozhilaalargal," Desa Nesan, 8 July 1933.

5. Burma Provincial Banking Enquiry（Grantham）Committee, Volume 1: Report: Banking and Credit in Burma （Rangoon: Government Press, 1930）; Michael Adas, The Burma Delt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on an Asian Rice Frontier, 1852-1941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6. Confidential Letter from the Ag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 British Malaya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3 April 1933, NA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Overseas, 206-2/32-L. ＆ O.

7. "Unemployment in Malaya: Restriction of Chinese Immigration," 1930, NAUK, PRO, CO 273/566/2; Memorandum Presented by the Ag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 Malaya to the Indian Immigration Committee of Malaya, Kuala Lumpur, 16 July 1930, NA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Overseas, Proceedings 76-162（A）, June 1931; Letter from K. A. Mukundan, Agent in Malaya, to M. S. A. Hydaru, Deputy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28 March 1934, NA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206-2/32-L. ＆ O.

8. Report by the Government of Burma on Recent Rebellions in That Province, 8 May 1931, NA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Overseas Section, 92-1/38-L. ＆ O.

9. S. Grantham, "Indian Immigration at Rangoon," 29 September 1934, NADM, 6M-14.

10. Annual Report on the Working of the Indian Emigration Act, 1922, for the Year 1934 （Madras: Government Printer, 1935）: Government of Madras, Government Order 1464L, 26 June 1935, 1-8.

11. A. Narayana Rao, Indian Labour in Burma （Rangoon, 1933）, 214.

12. U Tin Tut，引自C. A. Bayly, "Ideologies of the End of the Raj: Burma, India and the World, 1940-50," in Durba Ghosh and Dane Kennedy, eds., Decentring Empire: Britain, India and the Transcolonial World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2006）; William R. Roff,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Anthony Milner, The Invention of Politics in Colonial Mala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Michael W. Charney,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 V. Swaminatha Sarma, Pirikkappatta Burma （Rangoon: Navinakata Press, 1936）, RMRL.

14. Ng Thein Pe, "Indo-Burman Conflict," pamphlet reproduced and translated in NAI: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Overseas Section, 92-1/38–L. ＆ O.（Confidential）, Press Cuttings; translated extract from Saithan, 1 January 1941, NAI, Indians Overseas Department, Overseas Branch, 144-1/38-L. ＆ O.

15. The Searchlight （Patna）, 16 May 1934; John D. Kelly and Martha Kaplan, "Diaspora and Swaraj, Swaraj and Diaspora," in Dipesh Chakrabarty, Rochona Majumdar, and Andrew Sartori, eds., From the Colonial to the Postcolonial: India and Pakistan in Transition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7）.

16. Partha Chatterjee, The Black Hole of Empire: History of a Global Practice of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273; see also Mrinalini Sinha, Specters of Mother India: The Global Restructuring of an Empi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 Lanka Sundaram, "Th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Indian Emigration," Asiatic Review, October 1930, 37.

18. John L. Christian, "Burma Divorces India," Current History, 46, 1（April 1937）: 82; on "South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see Willem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in Paul H. Kratoska, Remco Raben,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eds.,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Singapore: NUS Press, 2005）.

19. A. K. Abdul Karim Gani, quoted in NAI, Indians Overseas Department, Overseas Branch, 144-1/38-L. ＆ O.

20. "Immigration Enquiry Committee," NADM, D（M）39, no. 647.

21. Filenote, anon., n.d. [c. 1941], NAI, Indians Overseas Department, Overseas Branch, 144-1/38-L. ＆ O.

22. Tele gram from President, Nattukottai Chettiars Association, to Member for Indians Overseas, Government of India, Simla, NAI, Indians Overseas Department, Overseas Branch, 144-1/38-L. ＆ O.

23. Christopher Baker, An Indian Rural Economy 1880-1955: The Tamilnad Countryside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422-425, 516-519.

24. File Note by Ag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 Malaya [n.d.], NAI, Deparment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Lands and Overseas Branch, 117/37-L. ＆ O., Part I, 1937.

25. File Note by G. S. Bajpai, 19 February 1938, NA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Lands and Overseas Branch, 117/37-L. ＆ O., Part I, 1937.

26. Minutes of the Standing Emigration Committee, 13 February 1939, NA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Overseas Branch, 1938, 44/38-L. ＆ O.

27. From Ag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in British Malaya to Deputy Secretary, Government of India, 12 August 1925, NA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ealth and Lands, Overseas Branch, Proceedings 95-98（B）, September 1925.

28. Memo by E. Gent [n.d.], "Labour Disputes in Malaya, 1937-8," NAUK, CO 273/632/9.

29. John Tully, The Devil's Milk: A Social History of Rubb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270-274.

30. "Labour Unrest in Malaya, 1940," NAUK, CO 273/662/10.

31. Sinnappah Arasaratnam, India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1970）.

32. Special Branch Report on R. H. Nathan, NAUK, CO 717/145/12.

33. H. E. Wilson, "The Klang Strikes of 1941: Labour and Capital in Colonial Malaya," Research Notes and Discussion Paper, 25,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1991.

34. "Report on the Strikes in Selangor," E. Bagot, Inspector General of Polic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3 June 1941, NAUK, CO 717/145/12.

35. Christopher Bayly and Tim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The Fall of British Asia, 1941-45 （London: Penguin, 2004）.

36. Despatch on Air Operations in Burma and the Bay of Bengal, Jan 1st to May 22nd, 1942, Air Vice Marshal D. F. Stevenson, NAUK, AIR 23/1924.

37. Jeremy Black, "Midway and the Indian Ocean,"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2, 4（Autumn 2009）: 131-140.

38. 引用同上注。

39.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34.

40. Sugata Bose, His Majesty's Opponent: Subhas Chandra Bose and India's Struggle against Empire （Cambridge, MA: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1. Joyce Chapman Lebra, Women against the Raj: The Rani of Jhansi Regiment （Singapore: ISEAS Press, 2008）, ch. 6.

42. Janaki Athinahappan, "The Rani of Jhansi Regiment," Oracle 2, 1（1980）: 32.

43. Interview with Janaki Athinahappan on BRM Radio, Malaysia, "Merdeka" Series, Part 2, 26 August 2010.

44. Abid Hasan Safrani, "The Men from Imphal," Oracle 15, 1（1993）: 35.

45. Bisheshwar Prasad, ed.,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med Forc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9-45: The Reconquest of Burma （New Delhi: Combined Inter-Services Historical Section, India and Pakistan, 1959）, 2:255-257; "Use of Kyaukphu as Burma Naval Base," Secret Memo by Captain D. J. Munro, 5 June 1944, NAUK, ADM 1/16001.

46. V. Swaminatha Sarma, Enathu Burma Vazhi Nadai Payanam （Chennai: Tirumakal Nilaiyam, 1979）; V. Swaminatha Sarma, Banapurathy Veeran: Oru Natakam （Chennai: S. Radha, 1924）; Ve. Swaminatha Sarmavil Katturai Kalainjiyam （Chennai: Punkoti Patippakam, 1988）.

47. 古鲁墨西医生从缅甸出发的这段旅程的回忆录以全文刊出： "Exodus from Burma, 1941: A Personal Account, Parts 1, 2 ＆ 3," 21 June 2011, on Amitav Ghosh's blog, www.amitavghosh.com/blog/?p=432，于2012年6月5日上传。

48. Hugh Tinker, "A Forgotten Long March: The Indian Exodus from Burma, 1942,"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6（1975）.

49. NAI, Burma Evacuee Register, Part 2, No. 403（B）.

50. Norman Lewis, Golden Earth: Travels in Burma （London: Jonathan Cape, 1952）.

51. NAI, Burma Evacuee Register, Part 2, No. 403（B）.

52. Lieutenant G. C. G. Brown, Burma to Commanding Officer, Burma, 11 September 1942, Report on Kyaukpyu Evacuation, Dated 14 April 1942, NAI, Commonwealth Relations Department, Overseas Section, F. 45-21/44–OS.

53. Evidence of L. G. Pinnell before the Bengal Famine Inquiry Commission, 15 August 1944, in Partha Sarathi Gupta, ed., Towards Freedom: Documents on the Movement for Independence in India, 1943-44, pt. 2（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97.

54. Gyanendra Pandey, ed., The Indian Nation in 1942 （Calcutta: K. P. Bagchi, 1988）.

55. Nakahara Michiko, "Malayan Labour on the Thailand-Burma Railway," in Paul Kratoska, ed., Asian Labor in the War time Japanese Empire: Unknown Histories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5）.

56. Survivor's Testimony, in Paul H. Kratoska, ed., The Thailand-Burma Railway, 1942-1946: Documents and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Routledge, 2006）, 4:308-309.

57. Shanmugam, Siyam Marana Rayil （Chennai: Tamilosai Pathippagam, 2007）.

58. Archives of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London, Private Papers of Second Lieutenant R. Middleton-Smith, 02/50/1.

59.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2–143.

60. Iftekhar Iqbal, The Bengal Delta: Ecology,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1840-1943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163.

61. W. R. Aykroyd and K. Rajagopal, "The State of Nutrition in Schoolchildren in South India," Indi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 24（1936）; Sunil S. Amrith, "Food and Welfare in India, c. 1900-1950,"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0, 4（2008）: 1010-35.

62.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282-291.

63. The Ramakrishna Mission: Bengal and Orissa Cyclone Relief, 1942-44 （Howrah: Ramakrishna Mission, 1944）, 1-2.

64. "Note to Famine Commission" （1944）, Papers of L. G. Pinnell, British Library,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Collection, MSS Eur D 911/7.

65. Iqbal, Bengal Delta, ch. 8; Sugata Bose, "Starvation amidst Plenty: The Making of Famine in Bengal, Honan and Tonkin, 1942-45," Modern Asian Studies 24, 4（1990）: 699-727.

66. Amartya Sen,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aul Greenough, Prosperity and Misery in Modern Bengal: The Famine of 1943-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Armies, 282-291.

67. Bhowani Sen, Rural Bengal in Ruins, trans. N. Chakravarty（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5）.

68. 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1946]（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496-498.

69. S. G. Sardesai, Food in the United Provinces （Bomb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44）, 19, 36-37.

70. Nehru, Discovery of India, 535.

71. Bhulabai Desai,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Azad Hind and International Law," Address of Counsel for Defence, Red Fort, Delhi, 1 December 1945, reproduced in Oracle, 15, 4（1993）.

第七章　追求公民身份

1. Peter Galassi, "Old Worlds, Modern Times," in Peter Galassi, ed., Henri Cartier-Bresson: The Modern Century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2010）, 22-23.

2. Terence McGee, The Southeast Asian City: A Social Geography of the Primate Cities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G. Bell and Sons, 1967）.

3.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r（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 253-265.

4. "Britain Destroyed Records of Colonial Crimes," Guardian, 18 April 2012.

5. File Note, anon., n.d. [c. 1945], NAI, Commonwealth Relations Department, Overseas Section II, 43-44-OS.

6. "Burma: Indian Embassy," NA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nd Commonwealth Relations（CR Wing）, 4/2/46-OS IV; File Note by B. N. Nanda, 29 December 1945, NA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nd Commonwealth Relations（CR Wing）, 4/2/46-OS IV.

7. Jamnadas Mehta, Indian Representative in Rangoon, to R. N. Banerjee, Indian Civil Service, 8 April 1946, NA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and Commonwealth Relations（CR Wing）, 4/2/46-OS IV.

8. 同上注。

9. 同上注。

10. "Review of the Situation in Rangoon's Chinese Quarter as a Result of the Return of Chinese Evacuees from China" [Secret], July 1946, NADM, Acc. No. I-83, Reel 1; Memorandum by Lt.-Col. G. Tarr, 24 July 1946, NADM, Acc. No. I-83, Reel 1.

11. Letter from B. O. Binns to L. Waight, Financial Adviser, Office of the Financial Commissioner, Burma, 25 March 1946, IOR/M/4/9.

12. Burma Immigration, Emergency Provisions Act, 1947, IOR/M/4/1221.

13. Weekly Statement, Immigration Office, Chittagong, 10 January 1948, NADM, Acc. No. 34, R-1; Letter from Ba Maung, Immigration Officer, Chittagong, to Controller of Immigration, Rangoon, 27 January 1948, NADM, Acc. No. 34, R- 1.

14. Nakahara Michiko, "Malayan Labour on the Thailand-Burma Railway," in Paul Kratoska, ed., Asian Labor in the War time Japanese Empire: Unknown Histories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5）.

15. S. K. Chettur, Malayan Adventure （Mangalore, 1948）; C. Siva Rama Sastry, Congress Mission to Malaya （Delhi, 1947）.

16. Muthammal Palanisamy, Nadu Vittu Nadu （Chennai: United Writers, 2007）.

17. Harper, End of Empire.

18. Conditions of Indian Labourers in Malaya, 1948-9, NAUK, PRO, CO 717/181/2.

19. NAS,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Abdul Aziz, interviewed by Rajendran Supramaniam, 6 September 1990.

20. NAS,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M. K. Bhasi, interviewed by Ng Chang Wang, August 1985.

21. M. V. del Tufo, A Report on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of Malaya, 1947）.

22. K. S. Seshan, Controller of Emigration, to S. V. Sampath, Under Secretary,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2 March 1953, NA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Emigration Branch, F 11-5/53-Emi.

23. K. S. Seshan to T. V. Ramakrishna Rao, Acting Agent of Government of India in Malaya, 21 August 1953, NA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Emigration Branch, F 11-5/53-Emi.

24. Harper, End of Empire.

25. Singapore, Annual Report of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Singapore: Government Printer, 1953）.

26. Sinnappah Arasaratnam, Indian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1970）, 41.

27. Asian Relations: Being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ation of the First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 New Delhi, March-April 1947 （New Delhi: Asian Relations Organization, 1948）, 91-99.

28. 该护照已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加以数字化，于2013年3月30日存取，可于http://sgebooks.nl.sg/detail/6bc6bd9c-8f54-44fe-be2b-d1109e121bd4.aspx在线浏览；本文件在下列书籍中也有讨论：Sunil S. Amrith, Migration and Diaspora in Modern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1。也可参见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9. Asian Relations, 96.

30. Ruth T. McVey, The Calcutta Conferences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Uprising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see also the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0（October 2009）, ed. Karl Hack and Geoff Wade.

31. Joya Chatterji, "South Asian Histories of Citizenship, 1946-1970," Historical Journal, 55, 4（2012）: 1049-1071; Ramachandra Guha, 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London: Macmillan, 2007）, 84-126.

32. Chatterji, "South Asian Histories of Citizenship" ; Vazira Fazila-Yacoobali Zamindar, The Long Parti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outh Asia: Refugees, Boundaries, Histo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33. Taylor C. Sherman, "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Belonging in Hyderabad（Deccan）, 1945-1956," Modern Asian Studies 45, 1（2011）: 81-107.

34. Petition to the Governor of Burma from Bengal Araka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n.d. [c. 1946], NADM, Acc. No. I-83, Reel 1.

35. Willem van Schendel, The Bengal Borderland: Beyond State and Nation in South Asia （London: Anthem, 2005）.

36. Jawaharlal Nehru, Speech in the Indian Constituent Assembly（Legislative）, March 8, 1948, in Jawaharlal Nehru, India's Foreign Policy: Selected Speeches, September 1946- April 1961 （New Delhi, 1962）, 128–129.

37. Robert Cribb and Li Narangoa, "Orphans of Empire: Divided Peoples, Dilemmas of Identity, and Old Imperial Border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6, 1（2004）: 164-187.

38. Nira Wickramasinghe, Sri Lanka in the Modern Age: A History of Contested Identities （London: Hurst, 2006）, 161-191.

39. 同上注。

40. E. Valentine Daniel, Charred Lullabies: Chapters in an Anthropology of Viol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0-113.

41. Valli Kanapathipillai, Citizenship and Statelessness in Sri Lanka: The Case of the Tamil Estate Workers （London: Anthem, 2009）.

42. Eric Meyer, "Labour Circulation between Sri Lanka and South Ind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laude Markovits, Jacques Pouchepadass,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Society and Circulation: Mobile People and Itinerant Cultures in South Asia, 1750-1950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3）, 86-88.

43. W. S. Desai, India and Burma: A Study （Bombay: Orient Longmans, 1954）, 97.

44. Usha Mahajani, The Role of the Indian Minorities in Burma and Malaya （Bombay: Vora, 1960）, 176.

45. Notes by the Indian Advisory Committee to Burma Nattukottai Chettiars' Association on the Land Nationalization Act, 1948 （Madras: Commercial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House, 1948）; Letter from Hem Chandra Banerjee, Calcutta, to K. V. Padmanabham, Deputy Secretary,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 Delhi, 7 June 1952, NA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Burma I Branch, 1950, 48-65/50-B.I; Letter from P. Narayanan, Rangoon, to Nehru through the Ambassador of India, Rangoon, 31 November 1950, NA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Burma I Branch, 1950, 48-65/50-B.I.; Burma Nattukottai Chettiargal Sangam, India Alocanai Kamitti Muthal Arikai （Chennai, 1949）, RMRL.

46. Mahajani, Indian Minorities, 182.

47. Ludu U Hla, The Caged Ones [1958], trans. Sein Tu（Bangkok: Tamarind Press, 1986）, 116-21.

48.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463.

49. Letter from Army Headquarters Liaison Officer, Shillong, to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rector, New Delhi, 26 March 1949, NA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B.I. Branch, 3-8/49-BCI（B）（Secret）.

50. Gail Omvedt, Buddhism in India: Challenging Brahmanism and Caste （New Delhi: Sage, 2003）, 258-263.

51. 下列档案列在NAI的目录中，但已遗失、 "未移交" 或是无法提供阅览：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verseas IV Section: Evacuation I Section（1944-1946）; Evacuation II Section（1944-1945）; Evacuees Repatriation Section（1946-1949）。

52. K.R.R. Sastry, "Plight of the Indians in Burma" , Swarajya 8, 48（1965）: 12; K. Krishna Moorthy, "Indians in Burm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 Economic Weekly 14, 43（1962）: 1691-1694.

53. Sumathi Ramaswamy, The Lost Land of Lemuria: Fabulous Geographies, Catastrophic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54. Mahajani, Indian Minorities; Nalini Ranjan Chakravarti, The Indian Minority in Burma: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n Immigrant Communit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55. T. N. Harper,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Mala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6.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367.

57. PUTERA-AMCJA,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for Malaya, 1947 （reprinted, Kajang: Ban Ah Kam, 2005）, 19, 35.

58.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Political Report for the Year Ending 1946" [typescript, n.d.]: IOR/L/PJ/8/267: Indians Overseas, Malaya, Constitutional Reforms.

59.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517.

60. Mahajani, Indian Minority, 193-197; Michael Stenson,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in West Malaysi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0）; P. Ramasamy, Plantation Labour: Unions, Capital and the State in Peninsular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61. Harper, End of Empire, 94-148.

62. Charles Gamba, The National Union of Plantation Workers: The History of the Plantation Workers of Malaya, 1946-1958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1962）.

63. 2007年7月于吉隆坡对善班丹的访谈。

64. Stenson,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65. S. Arasaratnam, "Social and Political Ferment in the Malayan Indian Community 1945-55,"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minar of Tamil Studies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amil Research, 1966）, 141-155; Ina Mani, 10 April 1948; on Self-Respect marriages in India, see Sarah Hodges, "Revolutionary Family Life and the Self-Respect Movement in Tamil South India, 1926-1949,"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ociology, 39, 2（2005）, 251-277.

66. Andrew Willford, "The Figure of the Tamil in Modern Malaysia," in Andrew Willford and Eric Tagliacozzo, eds., Clio/Anthropos: Explor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3-273.

67. NAS,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Interview with Abdul Aziz, 6 September 1990, interviewed by Rajendran Supramaniam, A 001195.

68. Singapore Indian Artistes' Association档案中的剪报，NAS, NA 2345。

69. Arasaratnam, "Social and Political Ferment."

70. NAS,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Interview with Krishnaswamy Reddy Arumugam, 8 November 1990, interviewed by Rajandran Supramaniam, A 001225; NAS,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Interview with Ramasamy Narayanasamy, 28 May 1990, interviewed by Rajendran Supramaniam, A 001194.

71. Prem K. Pasha, The Krishnan Odyssey: A Pictorial Biography of Dato' L. Krishnan （Kuala Lumpur: Nasarre, 2003）; William Van der Heide, Malaysian Cinema, Asian Film: Border Crossings and National Cultur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el S. Kahn, Other Malays: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the Modern Malay World （Singapore: NUS Press, 2006）.

72. V. Thirunavakarasu, "Periyar Varukai Tanta Balan," in V. Thirunavakarasu, ed., Maleyavil Periyar （Singapore: K. Pichaiyan, 1955）, 9–10.

73. Stenson,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176.

74. NAS, Oral History Department, Interview with Salleh Alikunju, No. 1236; Interview with Padmanabhan Ramachandran, No. 764；与奈尔（Karunakaran Nair）的访谈，No. 1177。也有作者与谭镜阙（Tan Jing Quee，音译）和普都遮里的访谈，2005年7—8月，新加坡。

75. Carl A. Trocki, Singapore: Wealth, Power 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2006）.

76.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minar of Tamil Studies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amil Research, 1966）.

77. Willford, "The Figure of the Tamil" ; S. Nagarajan, "A Community in Transition: Tamil Displacements in Malaysia," Ph.D. dissertation,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2004; Ravindra K. Jain, "Culture and Economy: Tamils on the Plantation Frontier Revisited, 1998-99," www.transcomm.ox.ac.uk/working%20papers/ravijain.pdf，于2011年8月1日存取。

78. Stenson,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205-206; "Malaysia to Resolve Ethnic Indians' Citizenship Issues," Hindustan Times, 31 December 2010.

79. 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443-461;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80.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33-34.

81. Sarat Chandra Bose, "United Nations of South Asia," Oracle 1, 2（1979）.

82. Bayly and Harper, Forgotten Wars, 326;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83. John R. Smail, "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Autonomous History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2（1961）: 72-102.

84. Paul H. Kratoska, Remco Raben,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eds.,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Singapore: NUS Press, 2005）, 1-19; Benedict Anderson,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the World （London: Verso, 1998）; quote from Sanjay Subrahmanyam, "Connected Histories: Notes towards a Reconfigur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31, 3（1997）: 735-762.

85. Food: Rice Study Group, February-June 1947, IOR/M/4/936; Food: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Food Council, IOR/M/4/809; Singapore Sub-Committee on Rice, October 1946-October 1947, IOR/M/4/809.

86. Henry Knight, Food Administration in India, 1939-4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253.

87. Duncan Ridler and Christopher A. Yandle, "Changes in Patterns and Polic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Rice," Staff Paper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 1（1972）: 46-86.

88. FAO, Bay of Bengal Programme, Report of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Colombo, Sri Lanka, 28-29 October 1978, Appendix I of Document IOFC/DV/78f44.1（Rome: FAO, 1978）; K. Sivasubramaniam, Marine Fishery Resources of the Bay of Bengal （Colombo: FAO, 1985）.

89. Stein Tønnesson, "Locat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n Kratoska, Raben, and Nordholt, eds.,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203-233; Ajantha Subramanian, Shorelines: Space and Rights in South Ind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6-130.

90. K. S. Jomo et al., Deforesting Malays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Ecology of Agricultural Expansion and Commercial Logging （London: Zed Books, 2004）.

91. Allan Sekula, Fish Story （Dusseldorf: Richter Verlag, 2002）, 43-53；也可参见近期拍摄的下列影片：Allan Sekula and Noel Burch, The Forgotten Space （2010）。

第八章　海平面的上升

1. Hillary Clinton, "Remarks o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Vis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1年7月20日在金奈的演讲，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7/168840.htm，于2012年6月5日存取。

2. Thomas R. Metcalf, Imperial Connections: India in the Indian Ocean Arena, 1860-19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1; Ronald Hyam, "The Primacy of Geopolitics: The Dynamics of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1763-1963,"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7, 2（1999）: 27-52; Memorandum by J. Price, Straits Settlements Factory Records, v. 2, 23 February 1786, IOR/G/34/2.

3.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Vijay Sakhuja, Asian Maritime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Strategic Transactions, China,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SEAS Press, 2011）.

4. Richard Hall, Empires of the Monsoon: A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Invader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6）, 80-92; Geoff Wade, "The Zheng He Voyages: A Reassessment,"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 31（Singapor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2004）; Leonard Woolf, Village in the Jungle ［1913］（New Delhi: B.R. Publishing, 1975）.

5. Kaplan, Monsoon, 10, 191.

6. "Sri Lanka's Southern Hambantota Port Begins Commercial Operations," Colombo Page, 6 June 2012, www.colombopage.com/archive_12/Jun06_1338967766CH.php，于2012年6月13日存取； "Chinese-Built Port in Sri Lanka Fuels Indian Fears Beijing Is Encircling Them," Guardian, 18 November 2010; "Chinese Billions in Sri Lanka Fund Battle against Tamil Tigers," Times, 2 May 2009。

7. Donald L. Berlin, "The ‘Great Base Race' in the Indian Ocean Littoral: Conflict Prevention or Stimulation?"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13, 3（2004）: 239-255; the quotation is from C. Raja Mohan,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Shaping of India's New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Viking, 2003）, xxii; "India to Revive Defence Ties with Sri Lanka," Hindu, 24 December 2010, www.thehindu.com/todays-paper/tp-national/article973497.ece，于2012年6月4日存取。

8. Chen Shaofeng, "China's Self-Extrication from the ‘Malacca Dilemma' and Im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 1,（2010）: 1-24.

9. Julie MacDonald, Amy Donahue, and Bethany Danyluk, Energy Futures in Asia （Washington, DC: Booz-Allen Hamilton for Director of Net Assessment, November 2004）; Brigadier S. K. Chatterji, "Chinese String of Pearls Could Choke India," 8 September 2010, Rediff News, news.rediff.com/column/2010/sep/08/chinese-string-of-pearls-could-choke-india.htm，于2012年6月6日存取。

10. Billy Tea, "Unstringing China's Strategic Pearls," Asia Times Online, 11 March 2011, www.atimes.com/atimes/China/MC11Ad02.html，于2012年5月10日存取。

11. Daniel J. Kostecka, "Places and Bases: The Chinese Navy's Emerging Support Network in the Indian Ocean,"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4, 1（2011）: 59-78.

12. Wade, "The Zheng He Voyages."

13. Thant Myint-U, Where China Meets India: Burma and the New Crossroads of Asia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1）; Asian Relations: Being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ation of the First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 New Delhi, March-April 1947 （New Delhi: Asian Relations Organization, 1948）, 96.

14. Berlin, "‘Great Base Race,'" 246-247.

15. "CNPC to Build, Run, China-Myanmar Oil Pipeline," China Daily, 21 December 2009, 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9-12/21/content 9209811.htm，于2012年6月13日存取。

16. Chen, "China's Self-Extrication from the ‘Malacca Dilemma,'" 11–12.

17. Berlin, "‘Great Base Race,'" 246.

18. Sudhir T. Devare, ed., A New Energy Frontier: The Bay of Bengal Region （Singapore: ISEAS Press, 2008）.

19. International Tribunal on the Law of the Sea,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 Judgment, 14 March 2012. 关于该案的判决、注释和意见，可见于www.itlos.org/start2en.html，于2012年4月3日存取； "Dividing the Spoils," Himal Magazine, www.himalmag.com/component/content/article/ 5048-dividing-the-spoils.html，于2012年4月18日存取。

20. Kaplan, Monsoon, 183.

21. K. M. Panikkar, 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An 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Indian History [1945]（Bombay: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1）.

22. "Blue Water Navy Is the Aim," Times of India, 1 November 2006, 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06-1101/in dia/27785056_1_maritime-security-admiral-sureesh-mehta-admiral-arun-prakash，于2012年6月1日存取。

23. David Scott, "India's Drive for a ‘Blue Water' Navy," Journal of Military and Strategic Studies 10, 2（2007-2008）; "From Brown Water to Blue," Indian Express, 5 December 2006; Indian Navy, Tacking to the Blue Waters: The Year That Was （New Delhi, 2003）; "India Navy Drops Another Anchor," Asia Times Online, 17 October 2006, 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HJ17Df02.html，于2012年6月13日存取； "Andaman and Nicobar Command, 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india/anc.htm，于2012年6月5日存取。

24. Sudha Ramachandran, "India Extends Malacca Strait Reach," Asia Times Online, 8 August 2012, 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NH08Df01.html，于2012年8月10日存取。

25. Harsh V. Pant, "Filling the Strategic Space in South-East Asia," The Hindu, 22 December 2012; Simon Denyer, "India Looks to Burma to Boost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The Guardian, 26 February 2013.

26. Berlin, "‘Great Base Race,'" 251.

27. Esther Conrad, "Living with an Uncertain Monsoon: IRI's Work to Benefit Farmers in India," portal.iri.columbia.edu/portal/server.pt/gateway/PTAR，于2012年6月19日存取；Asia Society, Asia's Next Challenge: Securing the Region's Water Future, A Report by the Leadership Group on Water Security in Asia （New York: Asia Society, 2008）, 31。

28. Callum Roberts, Ocean of Life: How Our Seas Are Changing （London: Allen Lane, 2012）, 3.

29. 同上注，第2页。

30.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Why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1. Urusla L. Kali, "Review of Land-Based Sources of Pollution to the Coastal and Marine Environments of the BOBLME Region," Bay of Bengal Large Marine Ecosystem（BOBLME）Theme Report, GCP/RAS/179/WBG.10（March 2004），登于http://www.boblm.org/documentRepository/Theme_%20Land%20Based%20Pollution%20-%20%20Urusla%20Kaly.pdf，于2013年3月31日存取。

32. C. J. Vörösmarty et al., "Global Threats to Human Water Security and River Biodiversity," Nature 467（30 September 2010）: 555-561.

33.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UNEP）, "Dead Zones Emerging as Big Threat to Twenty-First Century Fish Stocks," press release, ENV/DEV/758, 19 March 2004.

34. 引用自John Butcher, The Closing of the Frontier: A History of the Marine Fisheries of Southeast Asia, c. 1850-2000 （Singapore: ISEAS Press, 2004）, 28-29。

35. The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map is reproduced in Roger Harrabin, "Shortages: Fish on the Side," BBC News, 18 June 2012, www.bbc.co.uk/news/science-environment-18353964，于2012年6月18日存取。

36. Rachel Carson, The Edge of the Sea [1955]（New York: First Mariner Bookers, 1998）, 240; Roberts, Ocean of Life, 94.

37. C. J. Vörösmarty et al., "Battling to Save the World's River Deltas,"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65, 2（2009）: 31-43.

38.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Himalayan Watershed," New Left Review 58（2009）.

39. James Syvitski et al., "Sinking Deltas Due to Human Activities," Nature Geoscience 2（October 2009）: 681-686; James Syvitski, "Life at the Edge: Sinking Deltas,"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Royal Geological Society, London, 28 March 2012.

40. Vörösmarty et al., "Battling to Save the World's River Deltas."

41. Michael Mitchell, "Sticky Assets," in Burtynsky: Oil （Toronto: Melcher Media, 2012）; "Burtynsky: Oil," exhibition at the Photographers' Gallery, London, May-July 2012.

42. Michael Ondaatje, The Cat's Table （London: Jonathan Cape, 2011）, 77-78.

43. O. Pilkey and R. Young, The Rising Sea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9）; R. J. Nicholls and A. Cazenave, "Sea-Level Rise and Its Impact on Coastal Zones," Science 328（2010）: 1517-20; Roberts, Ocean of Life, 82.

44. Mike Davis, "Who Will Build the Ark?" New Left Review, 61（2010）: 29-46.

45. K. Nageswara Rao et al., "Sea Level Rise and Coastal Vulnerability: An Assessment of Andhra Pradesh Coast, India, through Remote Sensing and GIS," Journal of Coastal Conservation 12, 4（2008）: 195-207.

46. John Vidal, "‘We Have Seen the Enemy': Bangladesh's War against Climate Change," Guardian, 9 May 2012, 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12/may/09/bangladesh-war-against-climate-change，于2012年6月20日存取；Thomas Hofer and Bruno Messerli, Floods in Bangladesh: History, Dynamics and 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Himalayas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2006）。

47. J. Qui, "The Third Pole," Nature 454（2008）: 393-396; Praful Bidwai,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Global Crisis: Mortgaging Our Future （Hyderabad: Orient BlackSwan, 2012）, 49-76; Pomeranz, "Great Himalayan Watershed."

48. Straits Times, 10 December 1924, 8.

49. A. S. Unnikrishnan et al., "Sea Level Changes along the Indian Coast: Observations and Projections," Current Science 90, 3（2006）: 362–368.

50. Emma Larkin, No Bad News for the King: The True Story of Cyclone Nargis and Its Aftermath in Burma （New York: Penguin, 2010）, 5–6.

51. Peter D. Clift and R. Alan Plumb, The Asian Monsoon: Causes, History and Eff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viii.

52. Bidwai,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52; William Cline, Global Warming and Agriculture: Impact Estimates by Countr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2007）.

53. Kaplan, Monsoon, xiv; Collectif Argos, Réfugiés Climatiques （Paris: Editions Carré, 2010）.

54. Eric Tagliacozzo, Secret Trades, Porous Borders: Smuggling and States along a Southeast Asian Frontier, 1865-191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5. Pheng Cheah, Inhuman Conditions: On Cosmopolitanism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80.

56. Vicknesh Varan, Special Pass （Rupture Productions, 2012），登于http://vimeo.com/53857518，于2013年1月7日存取。

57. Prasenjit Duara, "Asia Redux: Conceptualizing a Region for Our Ag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9（2010）, 963-983.

58. 新加坡剧团 "移民之声" （Migrant Voices）与来自亚洲各地的移民劳工一起创作，让他们用各种媒体说出自己的故事。移民使用电子媒体是人类学家梅哈·阿姆瑞斯（Megha Amrith）研究的主题。

59. Rustom Bharucha, "Consumed in Singapore: The Intercultural Spectacle of Lear," Theater 31, 1（2001）: 107-127.

60. "Malaya" Samy interviewed by the Made by Migrants documentary project，其录像可见于www.madebymigrants.com，于2013年1月7日存取。

61. Aseem Shrivastava and Ashish Kothari, Churning the Earth: The Making of Global India （New Delhi: Penguin, 2012）; Md Mizanur Rahman, "Migr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 Family Perspective," ARI Working Paper, 91,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7; Sunil S. Amrith, Migration and Diaspora in Modern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 5.

62. Tan Hui Yee, "They Build Our Dream Homes So They May Have Theirs," Straits Times, 26 January 2008; Megha Amrith, "Vulnerability, Community and Resistance: A Study of Tamil Migrant Workers in Singapore," honor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06.

63. 出自2007年7—8月在吉隆坡所做的访谈；对方要求匿名。

64. Tan, "They Build Our Dream Homes."

6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nd Migr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Final Report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2）, 4.

66. Sam Knight, "The Human Tsunami," Financial Times, 19 June 2009.

67.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nd Migration.

68. 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Critical Inquiry 35（2009）: 197-222.

69. Michael Mitchell, "Death of a Star," in Burtynsky: Oil.

70. 此处借用戴维斯（Mike Davis）的卓见，Ecol ogy of Fear: Los Angele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1998）。

后记　横渡孟加拉湾

1. Naidu Ratnala Thulaja, "Loyang Tua Pek Kong," in Singapore Infopedia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Board, 2003）, infopedia.nl.sg/articles/SIP_352_2004-12-27.html，于2012年5月30日存取。

2. Derek Walcott, "The Antilles: Fragments of an Epic Memory," in What the Twilight Says: Essay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8）, 65-86.

3. "Thaipusam Rules: Court Rejects Appeal," Straits Times, 19 January 2011.

4. 出自我在2009年收到的邀请函（寄自圣陵的管理者）。

5. 对照Nile Green, Bombay Islam: The Religious Economy of the West Indian Ocean, 1840-19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6. Andrew Willford, Cage of Freedom: Tamil Identity and the Ethnic Fetish in Malaysi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6）, 288–289.

7. Subramaniam Pillay, "Hindraf Rally: A Plea of the Dispossessed?" Aliran 27, 10（2007）; Vinay Lal, "Multiculturalism at Risk: The Indian Minority in Malays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 September 2006, 3764-5; Farish A. Noor, "The 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HINDRAF）of Malaysia: Communitarianism Across Borders?" Working Paper No. 163,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ingapore, 4 July 2008.

8. Krishna Gopal Rampal, Sacred Structures: Artistic Renditions of Hindu Temple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Bluetoffee, 2008）.

9. George Town: World Heritage Site Map （Penang: Penang Heritage Trust, 2008）.

10. Kwame Anthony Appiah,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New York: Norton, 2006）.

11.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xi, 6-7.

12. T. Shanaathanan, The Incomplete Thombu （London: Raking Leaves, 2011）; Michael Ondaatje, "A Port Accent," A Room for London，在线版本（播客〔podcast〕）见于www.aroomforlondon.co.uk/a-london-address/jun-2012-michael-ondaatje，于2012年7月4日存取。

索引

A

Abdullah abd al–Kadir

Aceh

Air travel

Albuquerque, Afonso de

All–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Ambedkar, B.R.

Amsterdam

Andaman Islands: convict settlement on; Indian military facilities on;in World War II

Anderson, Benedict

Andrew, E.J.L.

Andrews, C.F.

Anthonysamy, Charles

Appiah, Kwame Anthony

Arabian Sea

Arakan

Archives

Area studies

Asad, Talal

Asian Relations Conference（1947）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

Atlantic: comparison with Indian Ocean; migration across

Aung San

Automobiles

B

Bajpai, Girija Shankar

Bandung Conference（1955）

Bangladesh: Cyclone Bhola in;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maritime dispute with Myanmar; migration to Malaysia from

Bay of Bengal: as ecosystem; geography of; and Indian Ocean; in mythology; naming of; and regional institutions; strategic position of; travel accounts of. See also Climate change; Monsoons; Shipping; Trade

Bay of Bengal Pilot

Bayly, C.A.

Bayly, Susan

Bengal. See also Bangladesh; East India Company; Famine

Benjamin, Walter

Bharucha, Rustom

Borders,

Bose, Sarat Chandra

Bose, Subhas Chandra

Bose, Sugata

Bowrey, Thomas

Braudel, Fernand

Brazier, John

British Empire: administration of; economic policies of; expansion around Bay of Bengal; strategic imperatives of

British Indi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Brito, Felipe de

Buddhism,

Bujang Valley

Burma: anti–Indian violence in; borders of; British conquest of; citizenship law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dian migration to; land nationalization in; nationalism in;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refugees from; relations with India. See also Chettiars; Rice

Burtynsky, Edward

C

Caffrees. See Slavery

Calcutta

Capitalism

Carson, Rachel

Cartier–Bresson, Henri

Caste: among Indian emigrants;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and social reform

Census

Central Indian Association of Malaya

Ceylon: British conquest of; cinnamon in; citizenship laws of; coffee cultivation in; links with Malaya; Malays in; migration from India to; relations with India; tea cultivation in. See also Kangany; Sri Lanka

Chakrabarty, Dipesh

Chatterjee, Partha

Chaudhuri, K.N.

Chettiars

Chettur, S.K.

China: energy needs of; Indian Ocean policy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nationalism in; relations with Burma; trade with India. See also Overseas Chinese

Chittagong

Chola Empire

Chulia. See Tamil Muslims

Cinema

Citizenship,

Climate, migr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impact on Bay of Bengal; during Little Ice Age; in Medieval Warm Period; and migration

Clinton, Hillary

Cloth

Coal

Coen, Jan Pieterzoon

Cold War

Communism,

Conrad, Joseph

Consumption

Convicts: British transportation of; settlement in Southeast Asia. See also Labor

Cornish, William

Coromandel Coast

Coroner's courts

Cosmopolitanism

Crawfurd, John

Cyclones,

D

Dalal, K.L.

Debt. See Capitalism; Chettiars; Kangany

Depression（1930s）; effects on migration; political legacy of

Desai, Bhulabai

Desai, W.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as political goal

Diasporas; after empire; interaction between. See also Overseas Chinese; Tamil diaspora

Dravidian movement

Drought

Dupleix, François

E

East India Company: Army; conquest of India; dissolution of; expansion around Bay of Bengal; factories of; formation of; and opium trade; trade with China

East Indies. See Indonesia

El–Niño Southern Oscillation

Environment. See Bay of Bengal; Climate; Climate change; Development; Forests

Ethnicity

F

Famine; El–Niño（1870s）; and emigration; Bengal（1770）; in Bengal（1943）

Fauconnier, Henri

Fa Xian

Fischer, Bowness

Fish

Forests: and labor; and land clearance; loss of; in World War II

Fort St. George

Fossil fuels. See also Coal; Oil

Frontiers. See also Borders; Forests

Furnivall, J.S.

G

Gandhi, Mohandas

Gani, Abdul Karim

Geoghegan, John

Ghosh, Amitav

Gokhale, Gopal Krishna

Golconda

Grierson, George

Grotius, Hugo

Gurumurthy, Krishnan

H

Hambantota

Hasan, Abid

Hathaway, W.L.

Himalayas

Hinduism: and Islam; in Malaysia; sacred geography of; Tamil traditions of. See also Caste; Murugan; Thaipusam

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

History: environmental; oceanic

Ho, Engseng

I

Imperialism: comparison between kinds of; impact on the Indian Ocean. See also British Empire; Portuguese Empire; VOC

India: armed forces of; citizenship law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migration from; food policy of; foreign policy of; and Indian Ocean; mobility within; nationalism in; Partition of; resettlement of refugees in; restriction of emigration from;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See also Tamil diaspora; Tamil Nadu

Indian Emigration Act（1922）

Indian National Army. See also Bose, Subhas Chandra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Indian Ocean: and globalization; historiography of. See also Bay of Bengal; Trade

Indian Rebellion（1857）

Indonesia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rrawaddy Flotilla Company

Irrawaddy River

Islam: and Indian Ocean; in port cities; spread in Southeast Asia; and Tamil culture

Iyengar, Narasimha

J

Japan. See World War II

Jawi Peranakan

K

Kangany: in Ceylon; decline of system; in Malaya; origins of; perceptions of; role in migration process

Kaplan, Robert D.

Karaikal

Kedah

Kerala

Klang strikes（1941）

Krishnan, L.

Krishnan, R.B.

Kumaran, Palanisamy

L

Labor; convict; forced; freedom of; indentured; maritime; and nature; protest. See also Migration; Slavery

Language

Larkin, Emma

Lascars

Lasker, Bruno

Law

Lewis, L. Elizabeth

Lieberman, Victor

Light, Francis

Light, Richard Upjohn

Little Ice Age, See Climate change

Lombard, Denys

Low, James

Loyang temple

Ludu U Hla

M

Madras（Chennai）

Madras Presidency: Government of; impact of emigration on. See also Tamil Nadu

Maideen, A.N.

Majid, Ahmad ibn

Majlis

Malay: fears of immigration; as identity; nationalism; newspapers

Malaya: British conquest of; Chinese migration to; Emergency in; impact of depression on; indentured labor in; Indian Agent in; Indian migration to; and Malayan Union;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strikes in; Tamil settlement in. See also Rubber; World War II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alayan Indian Congress

Malaysia: citizenship law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politics in;“racial riots”（1969）; Tamils in

Mangroves

Maps,

Maraikkayars

Marx, Karl

Masulipatnam

Medieval Warm Period. See Climate change

Melaka

Melville, Herman

Methwold, William

Middleton–Smith, Richard

Migration: circular; and citizenship; estimates of total; peak; restrictions on; theories of. See also individual countries

Minorities

Modernity

Monsoons,

Mughal Empire

Munnetram

Murugan

N

Nagapatnam

Nagore; Dargah. See also Islam; Shahul Hamid

Napoleonic Wars

Narayanan, P.P.

Natarajan, Subramania

Nathan, R.H.

Nationalism: diasporas and; in Europe; limitations of. See also Burma; India; Malaya

Navigation

Nehru, Jawaharlal

Netherlands East Indies. See Indonesia; VOC

Newspapers. See Press

Noordin, Mohamed Merican

O

Oil,

Ondaatje, Michael

Opium

Oral history

Oriyas

Overseas Chinese: migration to 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with Indians overseas; social institutions of

P

Pannikar, K.M.

Parasakti

Passports

Penang: Boria festival in; decline of port; East India Company settlement on; landscape of; population of; religious festivals in; riots of 1867; trade, nineteenth century; as World Heritage site. See also Tamil Muslims

Pepper

Petitions

Pichavaram

Piddington, Henry

Pillai, Arulanandam

Piracy

Pires, Tomé

Plantations; disease on; social life on; working conditions on. See also Labor; Rubber; Tea

Pondicherry

Pope, John Adolphus

Portuguese Empire,

Press: Chinese; globalism of; Malay; and nationalism; in Straits Settlements; Tamil

Prostitution

Protector of emigrants

Puthucheary, James

Q

Quit India Movement（1942）

R

Race, ideas of

Raffles, Thomas Stamford

Railroads

Rajkumar, M.K.

Ramasamy, E.V.

Ramasamy, Narayanasamy

Rangoon: description of; housing in; Indian community in; Japanese bombing of; port of; riots in（1930）; transportation in

Rao, Narayana

Religions: coastal; encounters between

Ricci, Ronit

Rice: Bay of Bengal trade in; cultivation of; cultural importance of; depression and; postwar trade in; and starvation. See also Burma; Famine

Richter, Daniel K.

Ricoeur, Paul

Rijaluddin, Ahmad

Rivers; pollution of

Rohingya

Rubber

S

Sambanthan, V.T.

Samy, A.N.

Sandhu, Kernial Singh

Santa Catarina

Sarangapany, G.

Sargant, Norman

Sarma, V. Swaminatha

Saya San rebellion

Sejarah Melayu

Sekula, Allan

Self–Respect Movement

Sen, Bhowani

Senanayake, D.S.

Seshan, K.S.

Seven Years’ War

Shahul Hamid

Shanaathanan, T.

Shipping: and Indian merchants; Indian Ocean; regulation of; routes; and shipbreaking; steam. See also British Indi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Navigation

Silver

Singainesan

Singapore: East India Company settlement on; Mutiny（1915）; population of; public sphere in; religious life in; social life,

Singaram, P.

Slavery: abolition of; in Bay of Bengal region; and serfdom in India; and slaves from Mozambique; in Southeast Asia. See also VOC

Smith, Adam

Soldiers, as settlers

Southeast Asia: as a distinctive region; military alliances in; trade of; urban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ommand

Spices

Sri Lanka: and 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refugees from; relations with India; Tamil minority in. See also Ceylon; Tamil diaspora

Srivijaya

Straits of Melaka: China's role in; as crossroads of trade; as strategic region

Straits Settlements. See Penang; Singapore

Suez Canal

Sundaram, Lanka

Suvarnabhumi

T

Tagore, Rabindranath

Tamil diaspora: and Christianity; colonial census and; consciousness of; debates within. See also individual countries; Press; Tamil Muslims

Tamil Murasu

Tamil Muslims: class distinctions among; Europe an descriptions of; intermarriage with Malays; literary culture of; role in Southeast Asian port cities; terms used to describe. See also Islam; Tamil diaspora

Tamil Nadu: ecological regions of; economic conditions in; migration within; recent emigration from

Tamil Nesan

Taylor, Charles

Tea

Telegraph

Telugus

Temple, Richard Carnac

Thailand–Burma Railway

Thaipusam

Thanjavur

Thevar, Janaki

Thomas, Henry Sullivan

Thomson, John

Trade: free; Indian Ocean. See also Capitalism; Rice; Spices

Trincomalee

Tsunami, Indian Ocean（2004）

U

Umaru Pulavar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rbanization

V

Vaughn, J.D.

VOC: bankruptcy of; conflict with Portuguese; factories of; foundation of; role in spice trade; and slave trade; structure of; and trade in rice

W

Walcott, Derek

Wales, H. G. Quaritch

Women: autonomy of; coerced migration of; emigration of; and familystructure

Woolf, Leonard

World War I

World War II: in Bay of Beng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and forced labor; refugee movements during; political impact of; and starvation

Z

Zheng He

犹太人三千年简史
（美）雷蒙德·P.谢德林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犹太人三千年简史/（美）雷蒙德·P.谢德林著；张鋆良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6

ISBN 978-7-213-09442-2

Ⅰ．①犹…　Ⅱ．①雷…②张…　Ⅲ．①犹太人-民族-历史　Ⅳ．①K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62245号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From Legendary Times to Modern Statehood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8.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This publication is supported by Dr. William H. Fern.

地图审图号：GS（2019）4488号

犹太人三千年简史

［美］雷蒙德·P.谢德林　著　张鋆良　译　宋立宏　校译

出版发行：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汪　芳

营销编辑：陈雯怡　陈芊如

责任校对：杨　帆

责任印务：程　琳

封面设计：秦　达

电脑制版：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9

字　　数：213千字

插　　页：12

版　　次：2020年6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3-09442-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录

什么构成犹太史的连续性——中译本导读

引言

第一章　古以色列人的起源和王国　公元前1220年以前至公元前587年

第二章　犹地亚和流散的起源　公元前587年至公元70年

第三章　罗马治下的巴勒斯坦和萨珊治下的巴比伦　70—632年

第四章　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　632—1500年

第五章　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犹太人　9世纪至1500年

第六章　奥斯曼帝国和中东的犹太人　1453—1948年
第七章　西欧犹太人　1500—1900年
第八章　东欧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　1770—1940年
第九章　纳粹屠犹
第十章　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的起源
第十一章　1948年后的犹太人
跋语　犹太人的前景
致谢
犹太史书目
索引
译后记
返回总目录

图1　“大卫的登基标志着成熟的以色列君主制正式启动，也标志着古以色列人明确出现在历史上。”（参见此处）图为公元5—6世纪加沙地区一犹太会堂里马赛克地板上的大卫像（头像经过修复），上有希伯来文铭文“大卫”。宋立宏摄。

图2　“希西家加固耶路撒冷的城防，开凿著名的西罗亚水道（至今仍可参观）以保障城市供水。”（参见此处）图为西罗亚水道中发现的铭文，内容是纪念水道开凿完成。刻于公元前8世纪。

图3　“从1947年开始，死海西面的旷野中发现大量写本和写本残片。”（参见此处）图为发现死海古卷的以色列库姆兰地区的山洞。

图4　希律“最著名的工程是重修圣殿”（参见此处）。图为希律圣殿的复原图。

图5　“今天耶路撒冷的哭墙（也称西墙），正是当年希律圣殿的挡土墙的残留。”（参见此处）宋立宏摄。

图6　巴尔·科赫巴“自称‘以色列的亲王（ha-Nasi）’，还发行带有‘以色列救赎元年’之类铭文的钱币”（参见此处）。图为巴尔·科赫巴起义第二年（133或134年）发行的银币，直径28毫米。一面（左）图案为耶路撒冷圣殿，两旁的铭文是“耶路撒冷”。另一面（右）为住棚节礼器“四类”：香橼果，旁边是束着桃金娘叶和柳条的棕树枝；周围的铭文是“以色列自由的第二年”。

图7　“在犹太民间传说中，哈德良是近乎恶魔般的存在”（参见此处）。图为以色列境内发现的哈德良青铜雕像。宋立宏摄。

图8　“2世纪末，犹太族长拉比犹大编定和颁布《密释纳》，此书很快成为拉比犹太教的核心教科书，一直沿用至今”（参见此处）。图为埋葬犹太族长拉比犹大的洞穴墓地，位于以色列贝特夏里姆（Beth She7021.jpg arim）。宋立宏摄。

图9　研习者学习一页《塔木德》时，“一手的两指叉开，一指对着原文，一指对着评注，参照阅读”（参见此处）。

图10　迈蒙尼德（1138—1204年），“伊斯兰时代最著名的犹太人”（参见此处）。图为在其出生地西班牙科尔多瓦的迈蒙尼德雕像。

图11　在14世纪，撒母耳·哈列维在“托莱多建造美丽的犹太会堂，这是西班牙屈指可数的几座留存至今的中世纪犹太会堂之一”（参见此处）。

图12　1492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决定把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驱逐令于3月31日签发（参见此处）。图为1492年3月31日签发的驱逐令。

图13　在16世纪，“最有权势的塞法迪犹太权贵是格拉西娅·纳西夫人（约1510—1569年）”（参见此处）。图为格拉西娅·纳西像，单面青铜章，左边希伯来文铭文是她的名字，右边拉丁文铭文是“年方18岁”，出自意大利佛莱拉。

图14　采法特的核心人物是人称“狮子”（Ari）的以撒·卢里亚拉比（参见此处）。图为卢里亚在以色列采法特的墓地。宋立宏摄。

图15　“17世纪以沙巴塔·泽维为核心的弥赛亚运动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场”（参见此处）。此图据说是1666年在士麦那见过沙巴塔·泽维的人画的他的画像，在传世的泽维画像中可能最接近他本人。

图16　“摩洛哥犹太人从未获得法国公民身份，但在保护国的统治下，他们的生存条件有所改善。”（参见此处）法国在1830年征服摩洛哥。法国名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于1832年游历北非，后带着大量表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生活的素描回国，并以此为素材创作油画，包括这幅《摩洛哥的犹太婚礼》（1841年）。

图17　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在1656年被革除教籍”（参见此处）。图为将斯宾诺莎革除出塞法迪犹太社群的革除令，1656年7月27日颁布。

图18　“德雷福斯是法军的犹太人高级军官，1893年被控犯有叛国罪，作为罪证的文件后来被证实系伪造。”（参见此处）图为被剥夺徽章的德雷福斯，警局照片，1895年。

图19　“以色列·巴阿尔·谢姆（约1700—1760年）创立的哈西德主义最先席卷乌克兰，然后横扫其他斯拉夫领土，它是对推崇《塔木德》所产生的过度理智倾向的纠正”（参见此处）。图为以色列·巴阿尔·谢姆生前使用的犹太会堂，位于今乌克兰（当时属于波兰）的梅吉比日（Medzhybizh）镇。系1929年以前的照片。

图20　“德裔犹太小贩扎堆聚集在城市中的德语街区（比如纽约的下东区）”（参见此处）。图为纽约的下东区，约1900年。

图21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东欧移民潮是犹太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它从根本上永久改变了美国犹太人的特质。”（参见此处）图为约1909年的明信片，已在美国站稳脚跟的犹太人伸手迎接新来的犹太移民，希伯来文铭文意思是“我们要藏在你的翅膀中”，鹰象征美国。

图22　美国保守派犹太教的领袖所罗门·谢克特（1847—1915年）“是杰出的犹太教学者，曾在剑桥大学教授拉比文献”（参见此处）。图为谢克特在剑桥大学整理19世纪末在埃及发现的中世纪犹太文书（关于这些“戈尼萨”文书，见参见此处）。

图23　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苏联和美国的士兵解放了剩余的集中营，集中营囚犯的状况让他们目瞪口呆”（参见此处）。图为1945年5月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向前来解救的美军欢呼。

图24　“把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转变成一场国际运动的，却是一名同化了的匈牙利犹太人。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年）”（参见此处）。图为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赫茨尔陵墓。宋立宏摄。

图25　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参见此处）图为今日以色列特拉维夫海滩上的大卫·本-古里安像。宋立宏摄。

图26　“1909年，第一座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在巴勒斯坦建立”（参见此处）。图为以色列画家流便·鲁宾（Reuven Rubin）作于1923年的油画《特拉维夫的房子》，他捕捉到此城建在沙丘上的初貌。

图27　卢巴维奇派哈西德在梅纳赫姆·孟德尔·施内尔松的领导下，出人意料地充分利用现代广告技术，引起广泛关注。“有传言说施内尔松本人就是弥赛亚，但他直到1994年去世从未自称是弥赛亚。”（参见此处）图为纽约布鲁克林卢巴维奇派哈西德居住区金斯敦大街（Kingston Avenue）上的标牌，上有施内尔松像和“迎接弥赛亚”的字样。宋立宏摄。

图28　1991年苏联解体后，许多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他们的数量多到改变了以色列的人口结构”（参见此处）。图为1991年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苏联移民。

什么构成犹太史的连续性
——中译本导读

书写历史并非自古就有的犹太传统。近代以前称得上是历史的犹太书写寥寥无几。希伯来语《圣经》（基督教术语叫“旧约”）中有些书卷被当作历史书，但《圣经》作者视历史进程为宗教真理不断展现的过程，体现的是上帝之手对人类事务的干预和控制，故历史在犹太传统中并非希腊意义上的探询，而是对神意的演绎。例外自然有，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约瑟夫斯（Josephus），这位公元1世纪的犹太史学家借鉴希腊史学模式，用希腊文撰写了自创世到他那个时代的犹太史，然而，几乎没什么犹太人在18世纪以前阅读过，他的著作能够传世，完全是倚赖基督教教会的保存。

到了18世纪，对犹太人历史的兴趣才显著出现。开风气之先的是基督教作家。雅克·巴纳热（Jacques Basnage）的十五卷本《犹太人历史》（1716）从耶稣时代一直写到18世纪，其副标题明确说这是“充当约瑟夫斯所作历史的延续”。巴纳热是新教加尔文宗在法国的信徒（即胡格诺派），因为宗教信仰而被逐出法国，流亡荷兰。他撰写这部犹太史，除了秉持基督徒一贯有的向犹太人传教的热情，也包含对犹太人在后《圣经》时代流落天下的感同身受的移情。

自19世纪初起，随着历史在德国大学里渐渐脱离神学或希腊罗马经典著作而被单独讲授和研究，犹太学者才开始以学术批判的眼光看待自身过去。其时，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虽然已让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广泛流行，但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传统偏见依然根深蒂固，犹太人要想切实获得所在国的完全公民权利，仍旧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欧洲犹太人也感到有必要改革犹太教，剔除其中肉身复活等现代启蒙理性视为迷信的成分，以便让传统犹太教在一个宗教已退入私人领域从而可供个人自由选择的时代重现生机。正是在对外和对内这两条战线上，书写犹太史成了一些德国犹太学者顺应时代要求的一把利器。

在亚伯拉罕·盖格（参看本书此处）等学者看来，后《圣经》时代的犹太史已没有什么政治内涵。公元70年第二圣殿的毁灭（churban）是犹太传统中莫大的灾难，犹太人因此在巴勒斯坦丧失政治主权，犹太教也从此彻底改变：学习宗教经典一旦取代圣殿中的动物献祭，成为宗教崇拜的形式，犹太教就成了一个可以带往世界各地的宗教，进而为一神思想在万民中的传播迈出决定性一步。因此，犹太教本身并非因循守旧者声称的那样一成不变，改革犹太教不仅在历史上有先例可循，更是促成犹太宗教传统获得更大发展的必由之路。相应地，书写犹太史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记录和分析宗教教义、仪式和制度的历代流变，让当时对犹太教的改革显得可以接受。

对政治维度缺失的强调还带有现实政治因素的考量。在盖格这类德国学者眼中，比第二圣殿毁灭更加重要的是亚夫内（Yavne）经学院的建立。《塔木德》中记载了一则传奇：罗马大军围攻耶路撒冷期间，拉比约哈南·本·扎卡伊预见圣城陷落和圣殿毁灭，便吩咐门徒把他装进棺材抬出城，然后来到罗马统帅面前，凭借机智获得许可，在亚夫内建立学院，确保继续有人研习犹太圣书（参看本书此处）。亚夫内为犹太教日后的千秋大业奠定基础。盖格等人以亚夫内为分水岭，重新定义犹太人：在亚夫内经学院建立以前，犹太人是享有政治主权的民族，而此后犹太人只是一个精神上自由的宗教社群。将后《圣经》时代的犹太人定性为宗教社群，其当下的政治内涵显而易见。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做一个有犹太信仰的公民是可以接受的，但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就必然令德国主流社会猜忌他们到底更忠于德国，还是更忠于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只有打消主流社会对这种双重忠诚的顾虑，才有利于犹太人获得所在国完全的公民权利。

于是，最早书写犹太史的德国犹太学者形成了一种共识：犹太人的历史独特性最能够体现在他们的一神观念之中，因此犹太史的本质是犹太信仰的历史。换言之，犹太人近两千年来流散在世界各地，既没有国家又没有土地，犹太史的连续性靠犹太教体现，书写犹太史就是书写犹太教史。

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的十一卷本《犹太人历史》（1853—1876年）堪称德国犹太史编纂的最高结晶，也是整个19世纪出现的影响最大的犹太史作品。到格雷茨写作时，犹太史是犹太教史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他更愿意用“民族魂”（Volksseele）这个比宗教宽泛的观念来统摄犹太史。他既没有脱离犹太民族抽象地去谈论一神观念，也没有关注犹太过去那些纯粹物质的方面。他聚焦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饱含激情地刻画出一部犹太集体灵魂的历史。不过，在格雷茨的时代，同化之风在德国犹太社群中越刮越烈，反犹主义也已在德国社会冉冉上升。他要在这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因此，他书写犹太史，并不是为了拓展启蒙，也不想寻求让基督教社会在政治或智识上接受犹太人，而是要通过揭示犹太人走过的不同历史道路，为被现代性重创和削弱的犹太身份聚气和寻根，以重新恢复犹太人的自信；对于非犹太文化，他很少掩饰自己从道德和审美立场做出的负面评价。这种旨趣当然与渐渐兴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南辕北辙，因此格雷茨遭到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厉声讨伐也就不奇怪了。

进入20世纪，在民族主义大潮的席卷下，德国犹太学者一直小心翼翼回避的用民族界定犹太史连续性的路径终于在东欧开花结果。东欧多民族、多语言共存的现实让西蒙·杜布诺夫（Simon Dubnow）反对犹太人不是民族而是宗教社群的观点，他认为犹太人漂泊了上千年，已成为精神上的民族，无需常规民族发展所依赖的国家和土地。事实上，这种不植根于土地而以历史与文化为安顿的民族，在他看来恰恰代表了民族发展的最高阶段。研究犹太史，就应当研究承载民族精神的民族制度。在他用俄文撰写（但最早用德文出版）的十卷本《世界犹太人史》（1925—1929年）中，历史上形形色色自治的犹太社群（kehilah）便取代一神观念，构成体现犹太史连续性的主线。这部巨著也不再是宗教史、思想史或文学史，而毋宁说是一部制度史（杜布诺夫自称是“社会史”）。杜布诺夫笃信，犹太人可以在异族统治的政治框架下通过自治的民族共同体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这恰恰是持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的历史学家竭力反对的。他们认为犹太人生活在异族统治中根本没有希望，唯有时刻不忘《圣经》中的“应许之地”，才能确保犹太人幸存，故犹太史的主旋律应当是揭示历代犹太人对“以色列地”（Eretz Yisrael，这是“巴勒斯坦”的希伯来文术语）的渴望和回归。这种立场的代表自然来自1925年开办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学家，他们几乎清一色是来自欧洲的移民。后来当上以色列国教育部部长的迪努尔（Ben-Zion Dinur，1884—1973年）主张，犹太史的核心是以色列地的历史，犹太人在流散地的历史尽管不乏闪光之处，但更多的是迫害和苦难，由此造成的反抗迟早会把犹太人领回犹太史的起点，即以色列地；1700年，一群波兰犹太人在一位信奉犹太神秘主义的拉比的带领下移居耶路撒冷，此事鲜为人知，但到迪努尔眼中就标志着现代犹太史的起点。相形之下，杜布诺夫把法国大革命作为现代犹太史的起点，因为正是这次革命把政治平等权赋予犹太人。以色列国研究《塔木德》时期历史的头号权威阿隆（Gedalyahu Alon，1901—1950年）认为，亚夫内在历史上实为罗马人拘留战俘和逃犯的集中营，约哈南·本·扎卡伊是违背自己意愿而被送到那里的。这样，在德国犹太学者眼中确保犹太人幸存的纯粹的智识基础，就被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否认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学者看来，政治奴役没什么好粉饰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政治上的不作为和对国家概念的放弃。阿隆的解读还强调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难以调和的对立，这也是这派学者的一个特点。

生活在以色列国之外的同辈犹太学者当然难以认同这些激进的观点。英语世界声望最高的犹太史学者要数萨罗·巴龙（Salo Witmayer Baron），他是美国大学里犹太史学术研究的开创人。在他的十八卷本《犹太人社会与宗教史》（1952—1983年）中，核心不是以色列地，而是犹太人和犹太宗教。巴龙反复声称，犹太人的创造力与某方土地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写出多卷本犹太史的前辈，他也与他们明显有别。杜布诺夫虽然承认犹太人可以生活在异族统治下，但他对犹太民族的情感依恋使他不可能将犹太人所受的苦难归咎于他们自己，他们只是无辜的受害者，外部因素对犹太精神生活的影响在他那里也被最小化了。与之对照，巴龙总是结合特定时空下的普遍情况来论述犹太人、犹太教和犹太社群的发展，犹太史始终是内在的犹太因素与外在的非犹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连篇累牍的注释中包含大量非犹太史料。正因为熟悉犹太人生活的外部环境，巴龙坚持认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犹太史绝非像格雷茨等人描绘的那样，是“催人泪下的”（lachrymose）受苦受难史；相反，犹太人的整体生活条件起码不低于周围非犹太人的生活条件，就算遇到极端情况，他们也有能力调整适应，并在此过程中激发丰富的创造力。然而，巴龙将犹太史正常化的努力在学界之外影响不大，他对犹太史就是一部血泪史的反驳不幸隐没在纳粹屠犹投下的漫长阴影之中，他沉溺于细节考证的写作风格则牺牲了可读性。

随着后现代思想席卷学术界，民族变成想象的共同体，传统是发明的，书写无非体现了权力，整个世界更像是一个集合各种话语的文本。在这种将一切相对化的智识氛围下，为历史叙述找寻任何一以贯之的稳定本质或核心就显得徒劳无益。虽然历史学科并没有因此而终结，但犹太史编纂却呈现出新的特点。

2002年，美国犹太史学者大卫·比尔（David Biale）主编的《犹太人的文化：一部新史》（Cultures of the Jews: A New History）出版，这部1000多页的著作由国际团队合作撰写，作者主要来自北美，但也包括以色列和法国学者。比尔认为，“民族”与“宗教”如今已不再是一成不变或铁板一块的客观范畴，而更多是主观构建，即历代犹太人相信自己有共同的民族传记和共同的文化。此外，犹太文化与犹太身份的产生还离不开犹太人与其邻居之间的权力关系，所以他主编这本犹太史，目标“是展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以及犹太世界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聚焦的是断裂和非连续性，以及不同地点和不同时代的犹太文化之间的差异”。因此，不存在一个宗教社群，而只有多种犹太文化，正如“文化”在此书标题中是复数所强调的那样。此书尤其关注了以前被忽视的中下层和欧美之外的犹太文化，却没有单列一章谈论犹太哲学或思想史。尽管比尔认为无法再像前辈那样继续构建种种宏大的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s），但犹太人阶层之间、性别之间以及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共生（symbiosis）和混杂（hybridity）反倒构成此书一以贯之的特色。

今天，书本已不再是人们了解传统的唯一媒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博物馆、互联网和影视作品获取历史知识。这些传播历史的新媒介显然已对历史书写本身产生影响。英国人西门·沙马（Simon Schama）的三卷本《犹太人的故事》是为配合同名电视纪录片撰写的，已出的两卷（2014，2017）共超过了千页。此书画面感逼真的精湛开篇完全出人意表：居然不在应许之地，而在埃及，还不是亚伯拉罕、摩西待过的埃及，而是公元前5世纪埃及象岛上驻扎的一支犹太雇佣军（对照本书此处）。这在《圣经》中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仅靠19世纪末意外发现的纸草才为人所知。象岛犹太人不说希伯来语，不爱读书，关心时尚，与异族通婚，甚至公然违反《圣经》中不得在耶路撒冷以外建造圣殿的禁令，自行建造了一座圣殿。一言以蔽之，这些神圣文本之外的犹太人才构成犹太史可靠的起点。全书的核心论点就蕴含在这个起点里：象岛犹太人迥异于传统犹太史学所塑造的那种虔诚、自闭、饱受迫害、被迫放债的犹太人，他们这类颇适应周遭环境的犹太人同样在历史上生生不息，理应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叙事等量齐观。沙马光大了巴龙所开创的将犹太史正常化的努力，他在这条路上恐怕比任何前辈都走得要远。他眼中的犹太人不只是精神上的“圣书之民”，因为全书焦点是犹太文明的物质遗存——纸草、陶片、壁画、马赛克地板、羊皮卷写本等。沙马仿佛博物馆馆长，娴熟地讲解着心爱的展品，对自己想到的任何相关背景也一并巨细靡遗地娓娓道来。然而，一件展品与下一件之间未必有时空上的联系，如果说传统的“历史”首先意味着按照线性时间展开叙述，那么这本大作的确名副其实，是一串串饶有趣味的“故事”。

后现代盛行的文化多元主义在保护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并号召主流社会关怀这些群体的同时，也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诉求。正统派犹太人如今也开始书写他们以前漠不关心的历史，不仅愿意考虑非犹太内容，而且讨论自己的写作立场，并采用注释、参考书目等现代学术形式。这些著作是为正统派犹太人所写，在他们中间甚至颇为流行，其中美国出生、现居耶路撒冷的拉比韦恩（Berel Wein）的著作特别有影响。在韦恩看来，一部犹太史就是在忠于犹太传统还是反叛犹太传统这两极之间来回摇摆的种种表现的集成。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中，他的主角与重点自然是犹太教史上的重要拉比和犹太人内部的重要争论，谁能最终赢得胜利是一目了然的。“我越是阅读和研究犹太史，就越清楚地知道一位作者和策划者在引导以色列走向自己的命运。” 这是要逆流回到《圣经》中上帝之手引领人类事务的神学史观。

对照上述犹太史学编纂的种种取向，谢德林这本1998年出版的犹太简史的特点就明朗了。本书不是犹太教史，犹太宗教在谢德林眼中只是犹太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犹太人的语言、制度、书籍和历史本身同样重要。每个时代的主要犹太社群构成这本犹太史的叙事主线，杜布诺夫的遗产依然清晰可见。而在谢德林的视野里，只有与非犹太人的社会和文化不断互动的犹太社群才能繁荣与持久，才构成各个时代的主流犹太社群，这与巴龙的思想一脉相承。谢德林博士毕业于巴龙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后长期任教于纽约的美国犹太神学院，这是保守派犹太教的旗舰学校（见本书此处），其学风素以博采传统和现代学术的精华而闻名。谢德林参加了比尔主编的那本犹太史的写作，与比尔一样，他在本书中也着意揭示不同犹太社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并开创性地在通史著作中突破欧美中心论，系统介绍了北非和中东犹太人在近现代犹太史上所起的作用，本书第六章的内容至今能在中文世界填补空白，这方面的学术优势主要得益于谢德林自己就是精研伊斯兰世界犹太诗歌的顶尖学者。本书不是多卷本或大部头的犹太通史，因而更有利于呈现出整个犹太史的发展脉络，而不至于让初学者见树不见林。但即使如此，要把漫长的犹太史精练到这个篇幅，仍难免用到不少令普通读者茫然的专有名词和术语。作者思虑周详，特地为每章配上大事年表、地图和知识要点栏，从而大大有助于读者消化吸收和把握重点。

总之，这本犹太史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观点上不刻意出奇制胜却又能充分反映现代学术发展的潮流，取材上则在围绕流散地和以色列地的叙事之间达成平衡，是对三千年犹太史凝练而精到的综合，堪称引领读者一窥犹太史堂奥的难得佳作。此书出版20年后未经修订仍在不断重印，足见它在构思和写作方面的成熟。

约十年前，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教授向我推荐了此书，此后我一直用它作为研究生教学的教材或补充读物，对此书的价值体会渐深。张鋆良没有告知我便将它译成中文，令我欣喜，这对他应当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我在他译文的基础上做了校对和修订，这对我自己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让我对怎样精练、准确地表述犹太史有了新的体会。我请谢德林教授为中文版更新了书后的“犹太史书目”，其中有中译本的我已附上相关出版信息。谢德林教授还修订了原书极个别地方，中译本里不再一一标举。原书无注释，中译本脚注由我添加，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尽可能简短为要。原书历史人物和地名众多，未在索引中出现而又比较生僻者，中译本正文已附上原文。中译本的出版除了需要感谢斯特恩教授当初的推荐，还要感谢汪芳编辑的支持，杨沁龙、乔卉楠也为译稿提出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书目附言】

谢德林教授在书后“犹太史书目”的“通论”下列有犹太史基本书目。关于犹太史学编纂，除了“通论”中推荐的Yosef Hayim Yerushalmi的开创性著作，本文还参考了这个出色的选本Michael A. Meyer(ed.), Ideas of Jewish History (New York, 1974)以及这本近著Michael Brenner, Prophets of the Past: Interpreters of Jewish History (Princeton, 2010)。关于约瑟夫斯，参看泰萨·瑞洁克的《史学家约瑟夫斯及其世界》（周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通论”中Louis Finkelstein主编的著作是把犹太人设想成宗教社群的代表作，H. H. Ben Sasson主编的著作是反映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的代表作。阿隆对亚夫内的解读见 Gedalyahu Alon, Jews, Judaism and the Classical World: Studies in Jewish History in the Times of the Second Temple and Talmud (Jerusalem, 1977), pp. 269-313。谢德林教授建议本书中文版删去原书“通论”中列入的巴龙的多卷本犹太史，显然是因为此书可读性不强，但巴龙的历史观至今在英美学界影响不衰。拉比韦恩的代表作是Berel Wein, Survival: The 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Modern Era 1650-1990 (New York, 1990)。

中文世界已出版几本犹太史译著。阿巴·埃班的《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部犹太通史译著（中译本缺原书最后一章“今日犹太世界”），原书名为《我的人民：犹太人的故事》（Abba Eban, My People: The Story of the Jews），出版于1968年，作者当时任以色列国外交部部长。罗伯特·M.塞尔茨的《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色地梳理了犹太思想和犹太历史的关系，原书名为《犹太人民，犹太思想：犹太历史经验》（Robert M. Seltzer, Jewish People, Jewish Thought: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History, 1980）。塞西尔·罗斯的《简明犹太民族史》（Cecil Rot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黄福武、王丽丽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根据第六版译出，写到1967年六日战争，作者是庶几与巴龙齐名的英国犹太历史学家，史学观点也与巴龙相近，反对犹太史就是血泪史。西门·沙马三部曲的第一卷《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中译本已经出版（黄福武、黄梦初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沙马写作此书的缘起正是多年前受邀续写塞西尔·罗斯一本未竟的犹太史。伯纳德·J.巴姆伯格的《犹太文明史话》（Bernard J. Bamberger, The Story of Judaism, 1970；肖宪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是一位美国改革派拉比写的犹太教史。另有两本图文并茂的犹太史图录的中译本（出版信息见“通论”），也有助于普及犹太史。

宋立宏
2019年2月
于香港道风山

引言

“犹太人简史”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因为犹太人素以古老和历史悠久著称，更何况犹太人的故事没法单独讲述，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小民族的历史一直在为其他更强、更大的民族的历史作注脚。要把握犹太史，理想的做法是展现整个犹太史的舞台，它包括从伊朗到地中海的亚洲地区、欧洲、北非，以及大西洋彼岸的北美。这众多地区和文化中的更替与变化塑造着犹太史，也成就了犹太人。但要理解整部西方历史和犹太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显然不是一本小书能完成的，而鸿篇巨制又定然会使那些刚刚开始探究犹太人的读者望而却步。

本书恰恰是为这类读者设计的，目标是让犹太史的悠长脉络明白易懂，以讲故事的方式让读者看清犹太史的发展轮廓。本书还想帮助读者开始系统地思考犹太史的若干基本问题：犹太人从何处来？他们为何离开故土？他们往何处去？他们如何在多个世纪的流散中保持犹太身份？哪些大模式决定他们当中的不同社群具有不同的特征？他们为什么如此讨人嫌，以致穷困落魄和遭人驱逐充斥在他们的大部分历史中？他们如何受现代性影响？当代犹太人拥有引以为豪的民族身份和成就斐然的民族家园，他们是如何从过去的饱受蹂躏中脱颖而出的？

犹太史引人入胜，但并非一部怪力乱神的历史。犹太人的源远流长可能在世界历史中也不多见，但它完全能像其他人类的制度和活动那样得到合理解释。不过，由于历史对定义犹太身份举足轻重，犹太史常常被叙述成一个理想化的民族神话，而不是被讲述为带有人类缺点和趣味的真人真事。犹太人的民族英雄，比如犹大·马卡比、阿齐瓦拉比、迈蒙尼德和大卫·本-古里安，都受到赞颂，成了所有人类价值观的典范；他们的敌人则被诅咒为妖魔邪祟的化身；在某些历史环境中扮演犹太人角色的非犹太人被称为“正义的外邦人”（righteous Gentiles）；而那些追求自己利益而非广大犹太人利益的犹太人则被污蔑为叛徒。在这类刻画中，后见之明造成误判。比如，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中，拉比犹太教逐步成为犹太教的主导形式，同时期其他形式的犹太教则被当作异端邪说。

民族神话对于塑造民族身份极为重要，世界上所有的家族、部落、族群或民族都有各自的神话。但这些神话往往相互冲突，不同的人群又将自己的历史奉为正宗，以致与其他人群的友善互动很难开展。当前的中东冲突就是绝佳例子，展现出两种民族神话之间的对立不可调和，而这种例子世界上比比皆是。美国的印第安人、资产阶级、黑人民族主义者讲述美国历史的方式完全不同。如果不同的人群坚持自己对历史和民族命运的看法是唯一正确的，那么他们就无法和谐共存。因此，学术性的历史对于社会至关重要，它的一个目的，就是鉴别对民族历史的曲解，并尽可能以人力所及的中立态度纠正此类曲解造成的后果。

如何从学术性的历史中清除民族神话，这个问题对最早期犹太史的影响尤其大。关于这一时期，我们掌握的大部分信息来自《圣经》，这是一部绝妙的民族历史，记载了展示神迹的故事，并假定上帝之手控制着以色列和其他民族的命运。此外，由于《圣经》文本具有神圣性，读者往往怀着两种偏见看待《圣经》：传统的信徒容易将其中的字字句句当作真实不虚，而不信教的人则觉得是满纸荒唐言。一旦结合考古遗存和其他古代史料阅读《圣经》，并运用阅读其他古代宗教文本时所用的工具，就能获得一些有用的历史素材，但《圣经》是犹太人对自身起源的记述，和任何关于民族起源的故事一样，必须谨慎和批判地加以看待。

本书还要避免另一个相关的曲解，它源于我们把自己时代习以为常的地缘政治概念叠加在更早时代上。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由穆斯林主导的北非、中东、西亚所组成的“东方”与欧洲所在的“西方”之间的文化鸿沟自古就有。近几个世纪以来，这种东西方的划分说得通，但如果把它运用到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十字军东征的1500年，便只会造成混乱。在这一时段早期，我们所谓的东方比大部分我们所谓的西方更加希腊化，比如，公元前1世纪的伊拉克远比现在法国所在的地区更加“西方”；在这一时段后期，地中海各地分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领地，因而在宗教和语言上多有差异，尽管如此，各地之间的文化和商业联系还是比人们想象的要密切。此外，在这一时段的多数时间里，现今在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发展上落后于欧美的地区反而先进得多——它们实际上是当时的“发达国家”。本书试图充分重视中东的犹太人，中东犹太社群经常被视为边缘或带有异域风情的，但在多个世纪里，它却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成功的犹太社群。

本书还要纠正一个类似的曲解，即忽视中东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在现代犹太史上的作用。这两个犹太社群（在当代讨论中经常被混为一谈）虽然在现代随着东道国的衰落而式微，但在以色列国建国以前，无论就人数还是文化活动而言，他们一直是重要的，他们的后裔目前在以色列国是人数庞大的新兴力量。然而，就连研究犹太史的资深学者也常常忽略他们。本书要试着还他们以应有的地位。

犹太人分散在众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中，一个地区的犹太社群与其他地区的犹太社群经历不同，采取的文化形式也不同。因此，对于大部分犹太史，如果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排，难免显得牵强和混乱。对于某些时期，将较大的犹太社群分开单列，把它们当作平行单位，再按时间顺序讲述它们的故事，叙事线条会显得更加清晰。这种方法也能为理解现代各犹太社群的不同特点奠定更好的基础，比如，可以揭示为什么二战前波兰的犹太人会迥异于战前土耳其、摩洛哥或美国的犹太人。

本书不是犹太宗教的历史。如同所有的人类制度和犹太人自身一样，犹太教许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演变，这一演化过程的迷人故事值得单独讲述。但犹太人和犹太教完全不是一回事，两者在现代更是泾渭分明，澄清这点很重要。在20世纪末，相对而言，世上几乎没有犹太人再把宗教信仰或行为作为界定犹太人的主要依据，连世上绝大多数犹太人，包括其中积极认同犹太身份的许多人，也难以讲清楚犹太教的教义和实践。有理由认为，犹太人并不共享同一宗教而是共享同一历史，虽说大多数犹太人很可能不会这样明说。相应地，本书虽然也涉及宗教，但仅仅将之作为犹太身份的几个组成部分之一，和犹太人的语言、书籍（世俗的和宗教的）、制度以及历史本身等量齐观。我们的话题不是犹太教，而是犹太人。

受篇幅所限，我无法一一提及历史上每个犹太社群，对一些有趣的犹太社群，只能忍痛割爱，要么省去，要么一笔带过，其中包括印度、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布哈拉、也门和中国的犹太人。将本书篇幅增加一倍并不难，难的是把它缩减到现在的规模。我努力坚持的原则是，只系统描述每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群，即看得到大局的社群。作为补偿，我提供了足够多的参考书目，读者自可顺藤摸瓜，对犹太史最感兴趣的方面继续探索。

上文已经强调，无论研究什么历史，都应以人力之所及，尽可能获得一种全球视野。但我还是要承认，我自己与本书话题的关系不能算中立。我自视为犹太史的积极参与者、热忱的希伯来语研究者、有选择地奉行犹太宗教传统的人、中世纪希伯来语文学的专业学者。尽管我个人长期对本书话题沉潜含玩，但我已经尽力在书中维护此处提倡的全球视野。我发现犹太人的一切都引人入胜，而令我尤感兴趣的是，犹太人是如何与自己栖身其中的不同民族与文化展开互动，既适应周遭的环境，又保留风格各异的传承的。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本犹太人简史，也让读者多少感受到我的这份热情。

在但废丘（Tel Dan）发现的早期亚兰语石刻，来自公元前9世纪，第九行提到“大卫家族”。照片,版权方为泽夫·拉多万。

第一章　古以色列人的起源和王国
公元前1220年以前至公元前587年

犹太史长剧的第一幕是古以色列人（Israelites）的时代。公元前1000年左右，古以色列人在地中海东岸当时称作“迦南”的地方建立王国，这个王国持续了400多年，毁于公元前587年。古以色列人王国的历史并非传说；该王国国王的事迹、作战的情况、若干社会经济状况和大量宗教信息，就保存在《圣经》的几卷历史书中（主要是《列王纪》和《历代志》）。这些历史书中的部分记载可以被考古遗迹和本地区其他民族保留的记录佐证或纠正。这是因为，古以色列人的王国（在历史上有段时间被分成两个王国，见下文）虽然占地不大，但所处的地理位置对相邻的列强很重要。

年表

犹太历史 | 时间（公元前） | 世界通史
| 约3200 | 埃及王国建立
先祖时代 | 约1900 |
| 约1728—1686 | 汉谟拉比王统治巴比伦
| 约1650—约1550 | 埃及喜克索斯王朝
| 约1370—约1353 | 法老阿赫那吞统治埃及
| 约1290—1224 | 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统治埃及
出埃及 | 约1280 |
| 约1224—1216 | 法老梅内普塔统治埃及
约书亚率军征服迦南 | 约1250—1200 | 非利士人在巴勒斯坦定居
士师时代 | 约1220—1020 |
撒母耳 | 约1050 |
扫罗 | 约1020—1000 |
大卫 | 约1000—961 |
所罗门 | 961—922 |
王国分裂：罗波安统治犹大，耶罗波安统治以色列 | 922 |
约沙法统治犹大 | 873—849 |
亚哈和耶洗别统治以色列 | 869—850 |
亚他利雅统治犹大 | 842—837 |
耶户统治以色列 | 842—815 |
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以色列 | 786—746 |
乌西雅王统治犹大 | 783—742 |
| 745—727 | 亚述国王提革拉毗列色三世
亚哈斯统治犹大 | 735—715 |
何细亚统治以色列 | 732—724 |
| 727—722 | 撒缦以色五世
| 722—705 | 撒珥根二世
以色列灭国；北方十支派遭放逐 | 721 |
希西家统治犹大 | 715—687 |
| 705—681 | 西拿基立
西拿基立攻打耶路撒冷 | 701 |
约西亚 | 640—609 |
| 612 | 尼尼微被巴比伦人攻陷
米吉多战役 | 609 |
| 605—562 |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约雅斤被放逐到巴比伦 | 597 |
西底家 | 597—587 |
耶路撒冷沦陷；巴比伦之囚开始 | 587 |

迦南地的西南面是埃及，一个伟大而强势的王国，埃及不间断的历史始自大约公元前3200年。隔着东北方的沙漠，往东就是另一个古老文明的故乡美索不达米亚，它同样始于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孕育出几个强国。和古以色列人王国同时代的主要帝国先有亚述人的帝国，再有新巴比伦帝国。在古以色列人的时代，这些美索不达米亚国家和埃及是该地区权力的主要竞争者，而古以色列人的领土恰恰构成它们中间的地理桥梁。古以色列王国的大部分政治史，反映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竞争史。一旦周围重要的邻国国力虚弱或者自顾不暇，古以色列人的王国（或者说两个王国）就能获得最大的成功；一旦邻国国力强盛或者竞争白热化，古以色列人的王国就能蒙受某个邻国的恩泽，实现适度的繁荣，但它也可能卷入竞争，进退维谷。最终，它还是选错投靠对象，惨遭灭国。

不过，古以色列人王国的人民究竟从何而来？关于这个问题，原始资料含糊不清。《圣经》以外明确提到古以色列人的最早资料，是一段大约公元前1220年的埃及碑文，内容是纪念埃及法老梅内普塔（Marniptah）在迦南地战胜古以色列人和其他几个民族。但是，古以色列人的起源以及接下来直到建立君主制的这段历史隐没在黑暗中。和大多数民族一样，古以色列人为他们的起源创作了一个故事，它部分基于事实，部分基于对各种大事件的师心自用的解读，部分则基于民间传说。

《圣经》以外的记录显示，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早期，有几波移民迁入美索不达米亚（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相当于今伊拉克和叙利亚东部）和迦南，他们都属于一个半游牧民族，史称西闪米特人或亚摩利人。这些人很可能是定居在迦南北部（大致相当于今叙利亚东部）的亚兰人和定居在迦南南部（大致相当于今以色列）的古以色列人的共同祖先。这些移民在人种上接近迦南土著，并接受了迦南土著的语言和文化。在这些移民中，有些人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主要在中部山区和南部地区的荒漠中活动，饲养牛、绵羊和山羊，偶尔种种地；有时他们跟定居的农耕人口起冲突，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不与人交往。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也有这样的边缘民族，史称哈比鲁人或阿毗鲁人。这两个名称不表示族群或氏族，而表示社会阶层，或许就是“希伯来”一词的来源，《圣经》则把“希伯来”这个词和亚伯拉罕联系在一起。(1)

有些迦南人和亚摩利人前往埃及，趁着埃及中王国虚弱，于公元前1720年左右占据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在公元前1650年左右，他们接管整个国家，建立起自己的埃及王朝，史称喜克索斯王朝，持续了大约100年。

《创世记》和《出埃及记》记载的古以色列人自己的故事，与上述大迁徙十分吻合。《创世记》声称希伯来人亚伯拉罕是美索不达米亚人，他遵从上帝的命令，迁居迦南地。他和儿子以撒居住在迦南，但他的孙子雅各逃荒去了埃及。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埃及成了重臣。他和雅各的其他11个儿子，即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一起享受荣华富贵，但他们的后代却沦为埃及人的奴隶。《圣经》关于迁居埃及的记叙，能很好反映公元前15世纪阿毗鲁人在埃及的出现。约瑟的飞黄腾达则与第18和第19王朝有非埃及裔朝臣的零星记载相符。《圣经》描述古以色列人受到奴役，建造比东（Pithom）和兰塞（Ramses）两座城市，这可能和历史上两个工程有关：塞索斯一世（Sethos Ⅰ,公元前1305—前1290年在位）在阿瓦里斯（Avaris）城建造赛特神庙，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90—前1224年在位）在派兰塞（Pi-Ramses）创建新都城。与非常普遍的印象相反，古以色列人不可能参与建造著名的吉萨金字塔，如果他们真到过埃及，也是金字塔建成后将近1000年的事。

古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过程叫“出埃及记”，记载在《圣经》的同名书卷中。与上文提到的史实对照，出埃及可能发生在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发生在此时，也能和上述梅内普塔碑文中提到的公元前1220年左右迦南地的古以色列人相合。但碑文中的古以色列人和从埃及来迦南地的那些人是同一群人吗？从《圣经》记叙的主体看，他们似乎是同一群人，因为这种记叙假定全体古以色列人都在埃及。不过，《圣经》中另有记叙强烈地暗示，他们逃出埃及进入迦南后，与几支人种上有联系的部落汇合，这些部落并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也没有去过埃及。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正是这些不同人群的联合创造出后来被称为古以色列人的民族。这是今天大部分历史学者接受的说法。

《圣经》的叙述把古以色列人历史中的所有事件都定性为神意。据《圣经》记载，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离开美索不达米亚，前往迦南地定居。亚伯拉罕一抵达迦南，上帝就告诉他，他的后代将在埃及当奴隶，但最终会获救，返回迦南地，作为上帝的选民永远生活在那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和孙子雅各都住在迦南，但雅各的儿子合谋将自己的弟弟约瑟卖给一帮以实玛利商人，约瑟被带到埃及；这些事都在上帝的计划中，为的是让这个家族安然度过日后的饥荒，不过当事人毫不知情。约瑟历经艰险，当上大官，能够在父亲和兄弟最终逃荒到埃及时接济他们，把他们安置在尼罗河三角洲某处，《圣经》称此地为歌珊地。

《圣经》接着说，在约瑟和器重他的法老去世后，雅各的后代继续繁衍，数量之多，引起新统治者敌视，终使他们沦为奴隶。一个在埃及出生的古以色列人摩西救了他们。新法老曾下令把所有古以色列人的儿童投入尼罗河淹死，但法老女儿救下摩西，养在皇宫里。摩西多行奇迹，引诱法老释放古以色列人，但徒劳无功；最终，他把古以色列人带到《圣经》中称为“芦苇海”（通常译作“红海”，但不能认定就是现在的红海）的水边。他向上帝祈祷，海水便神奇地分开，他们得以通过，而后海水合上，将埃及军队淹没。接着，古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半岛南部的西奈山，在今天名为摩西山（Jebel Musa）的山脚下扎营。他们在那里目睹上帝显现的奇迹，领受祂的律法。根据古以色列人的传统，正是这件事将古以色列人祝圣为上帝的选民，也把遵从上帝特殊命令的责任强加给他们。

离开埃及时，古以色列人小心翼翼，避开沿海岸线进入迦南地西南部的道路，这条道上遍布埃及人的要塞。不过，他们一旦试着从南部进入迦南地，就发现道路受阻。他们在别是巴正南面的绿洲加低斯（Kadesh）长期驻扎，又在旷野中流浪了一段时间，然后向东绕行一大圈，避开刚刚形成的以东王国和摩押王国（分别位于死海的东南面和东面，在今约旦王国境内），征服约旦河东岸的亚摩利人王国的都城希实本（Heshbon）。此时，渡过耶利哥对面的约旦河对他们来说已成坦途。摩西这时去世，继承他的是约书亚。

接下来的事情，《圣经》中有两种说法。一说古以色列人征服耶利哥，通过三次迅捷的战役横扫此地，再由古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将它瓜分。但是，《圣经》又说这次征服进展缓慢，缺乏协调，到约书亚去世时仍未竟全功。考古证据尚不能让我们下结论，但却证实许多迦南人的城市在公元前13世纪后半叶被毁，并显示一些城市在同一时期反复经历了毁灭和重建。似乎可以肯定，古以色列人一开始在中部山区要比在沿海平原或者耶斯列平原更成功。

从公元前13世纪末到公元前11世纪末，迦南的古以色列人组成一个十二支派的联盟。两个支派（流便和迦得）完全定居在外约旦，一个支派（玛拿西）控制约旦河两岸的领土。犹大支派控制着约旦河以西的南部领土，约旦河以西的中部领土被便雅悯、以法莲和玛拿西占领，较小的几个支派占领耶斯列平原北部的领土。然而，迦南人的飞地遍布四方；部分沿海平原还掌握在源自爱琴海的敌对的侵略者手里，他们被统称为海上民族，其中的非利士人将成为最令古以色列人头疼的势力。很久以后，正是非利士人的名称将与这片土地联系在一起，让它得名“巴勒斯坦”，这个名字今天依然为人熟知。

古以色列人的联盟没有正式的中央政府或首都，但各个支派因为一个圣约和一位叫耶和华（Yahweh）(2)的共同的神而同气连枝，互相负责。圣约收纳在圣龛即约柜里，后来安放在中部山区的示罗。必要时会召开所有支派的长老会，共同谋划统一行动，但各个支派通常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有时也临时结盟。魅力超凡的领袖不时出现，领导几个支派或者所有支派，讨伐征战。《圣经》管这种领袖叫“士师”，这些豪杰智勇双全，一生的事迹丰富多彩；以笏、底波拉、基甸和参孙是其中最有名的士师。

古以色列人逐渐从游牧民族变为农耕民族；他们建立城镇，砍伐森林，发展技术，还要应对没有被征服和吞并的迦南人族群的敌视。但是，他们的联盟不够强大，不足以对付非利士人，后者是一群侵略成性的军事贵族，并不满足于攻击邻居，还一直伺机利用埃及的弱点，想侵占整个迦南。非利士人占有重大技术优势，懂得制铁，能熟练驾驭战车。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他们在亚弗（Aphek）的一场大战中获胜，夺得（被带到战场的）约柜，摧毁示罗城，占领大部分地区。作为回应，古以色列人建立君主制，以便协调作战，他们选出扫罗任首位国王。

于是，突出士师之领袖魅力的政府形式被君主制替代，这并非人人所乐见；扫罗能当选，不光是因为得到德高望重的先知撒母耳（他起初反对这种改变）的支持，还要归功于他的人格魅力，这让他的统治看起来像是旧政权的延续。不过他虽然一开始对非利士人的作战卓有成效，但后来就变得反复无常，时不时流露出沮丧和愤怒，还屡有误判。撒母耳转而支持扫罗王麾下的年轻将领大卫，此人和非利士著名英雄歌利亚打仗，获胜后声名远扬。作为战士，大卫受到爱戴，让扫罗相形见绌。扫罗妒火中烧，将标枪冲着大卫投去，欲刺杀他，大卫只能逃到非利士人那里避祸。在他们中间，大卫玩起危险的两面派游戏。他冒迦特的非利士王之名，领着自己的民兵一次次假装袭扰犹大支派，但实际上，他却肆意袭击敌视犹大支派的亚玛力人和其他迦南人部落，因而被犹大支派的人当作保护者，赢得口碑。

大约公元前1000年，古以色列人在耶斯列平原惨败于非利士人。扫罗的三个儿子被杀，扫罗自杀；扫罗幸存的儿子伊施巴力（Eshbaal）继位，但没能坐稳王位。大卫从犹大支派那里收获回报，他们在希伯仑将他推举为王，这很可能得到非利士人的首肯。软弱的伊施巴力遭谋杀后，大卫轻易获得北部各支派的支持。几年之内，他又征服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交界处一块重要的迦南人飞地，将其主城耶路撒冷作为自己的领地，并把约柜（之前已从非利士人手中收回）运到那里。这样，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君主国的首都，这个国家由两个不同部分组成：南方犹大支派和北方被统称为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还有位于中央的连接南北方的圣所。(3)

古以色列人崇拜的神叫耶和华。不过，虽然耶和华也像异教徒的众神一样，有专用名字，但祂和古以色列人邻居的众神都不同。在同时代的各族人民中，古以色列人特立独行，是一神论者；换言之，他们只承认耶和华是真神，是天地的创造者、世界的主宰、全人类命运的掌控者。异教徒民族崇拜多神，大多认为有一位主神支配其他诸神，并且尤其庇护自己，但他们也接受这个事实，即其他民族也忠于各自民族的守护神。然而，古以色列人不承认任何其他神明的合法性。古以色列人为呈现耶和华而采用的形式，有时和异教徒邻居的拜神形式相似，他们还经常用源自本地异教的术语描述耶和华，但古以色列人的一神教在发展成熟后，就不允许用任何形式呈现耶和华，也不允许在崇拜时使用偶像。耶和华崇拜的主要仪式是动物献祭，以及由世袭的祭司阶层的成员向祂的圣所供奉农产品。这类崇拜遍布古以色列人分布的区域，不过当王权强大时，统治者试图把它限制在耶路撒冷的皇家圣所内。

大卫的登基标志着成熟的以色列君主制正式启动，也标志着古以色列人明确出现在历史上。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统治了（大约）80年，在后世犹太人的想象中，这段时间是犹太史上的黄金时代。大卫将国土向东和东南扩张，打败外约旦的王国亚扪、摩押和以东；在北面，他在现今的叙利亚打败亚兰人新建立的诸国；而在地中海沿岸，他迫使非利士人向他进贡。他控制着从地中海到东部沙漠，以及从西奈沙漠向北直到推罗（坐落在迦南北部地中海海岸线上的腓尼基人国家的首都）、向东北直到幼发拉底河的大部分领土。这样，他实际上替非利士人实现了控制这整个地区的野心，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帝国的中心。

大卫

《圣经》中对大卫王生平及统治的记叙组成《撒母耳记》上下篇，是《圣经》中篇幅最长、最生动的故事之一，可能也是现存最早的希伯来语叙事，兼具民间传说和史实。

《撒母耳记上》叙述大卫成为以色列王的过程。根据这一叙述，大卫起初是犹大支派的牧童，这是民间传说的典型描写手法，以暗合他是“其子民的牧者”的身份。先知撒母耳决意用更能干的领袖取代扫罗王，他秘密将大卫膏立为王（在古代以色列，确认君王身份的仪式是行膏油礼而非加冕礼）。年轻的大卫仅凭牧羊人的投石器，就在一场战斗中击败并杀死非利士勇士歌利亚，从而引起扫罗王的注意。这一英勇功绩令他家喻户晓，但也招致扫罗的嫉妒和敌视。

扫罗时常抑郁消沉，一旦犯病，他就将大卫招进宫，为他弹琴解闷。一晚，扫罗一时冲动，把标枪掷向大卫。大卫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加入扫罗的宿敌迦特王的宫廷。在伺机返回期间，他多次组织袭击，表面上是针对犹大地，实则将矛头对准迦南人。扫罗和其子约拿单在同非利士人的战斗中丧生，大卫此时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军事领袖，他成了犹大王，定都希伯仑。几年后，他又当上北方各支派的王，把犹大和以色列并为一个王国。他夺下位于犹大和北方各支派分界线上的迦南人城市耶布斯，以此作为首都，改名耶路撒冷。

《撒母耳记下》讲述大卫执政期间的一系列故事，他骁勇善战，但并非全然正直。他不得不面对几场针对他的叛乱，最揪心的一场由他亲子押沙龙发动，事态一度非常危急，大卫和他的宫廷不得不逃到约旦河对岸。押沙龙后来遭到父王反击，落荒而逃，被大卫的一名士兵追杀。他死后，大卫痛不欲生。

《撒母耳记》对大卫身上的缺点毫不避讳。他迫切想占有手下一位将领的妻子拔示巴，遂将她的丈夫派往前线送死，再娶她为妻。此举受到先知拿单的强烈指责，大卫忏悔，得到宽恕。后来，他和拔示巴生下的所罗门继承了王位。

犹太传统日后不仅视大卫为战士和君王，还把他当成诗人纪念。辑录在《圣经》之《诗篇》里的许多甚至全部诗歌，据说就出自大卫之手。

不少叛乱显示，并非所有古以色列人都对此感到满意。大卫的亲生儿子押沙龙的反叛可能只反映泛泛的不满情绪和他的个人野心，而示巴·本·比基利（Sheba ben Bichri）的反叛却是北方众支派在犹大支派的统领下躁动不安的信号。在大卫晚年，他的儿子亚多尼雅（Adonijah）试图破坏他让所罗门继位的计划，但大卫生前就把王位传给了所罗门。

所罗门（约公元前961—前922年在位）继承了安定的王国，他把注意力从战事转向国家的商业发展。他与埃及和推罗结盟，又利用自己身处两片海域之间并且横跨主要商路的地理位置，发展红海和阿拉伯半岛的贸易。他在南部沙漠开采铜矿，与埃及人、基利家人（Cilicians）、赫人（Hittites）(4)做马匹和战车生意。由此实现空前的繁荣，城镇扩张、技术进步、人口增长，一种超越地域偏见的文化也登场了。繁荣使所罗门可以大兴土木，包括建造耶路撒冷的大型王宫和圣殿，为此他还特地从推罗请来一名建筑师。繁荣也促进了文学发展，大卫的宫廷历史（《圣经》中《撒母耳记》的核心部分）和以色列起源的故事就形成于这一时期。这部作品没有完整保留下来，不过《摩西五经》（即《圣经》中犹太人称为《托拉》的部分，由《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组成）的作者将之作为主要资料来源而大加引用。研究五经底本构成的学者将这部散佚的作品称为J底本。

然而，对民众来说，所罗门的建筑工程和帝国的行政管理是重负，不但带来复杂的行政系统和沉重的赋税，而且为了国家利益强迫民众服劳役，此举不得人心。鉴于和推罗的贸易出现赤字，所罗门不得不割让北方几座城池。所罗门偏袒自己所在的犹大支派，引起众怒。地方祭司眼见耶路撒冷圣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自己的地位日渐式微，也滋生不满情绪。经过两代君主的统治，这个国家已经改变，不再是一个由简朴的农民、牧民组成的松散的部落联盟，而成了一台有社会分层的经济机器：民众不仅受一小群贵族剥削，还屈服于一个讲话口音和生活作风越来越陌生的宫廷的种种需求。

所罗门自己没有尝到这些不满的恶果，但他一去世，王国就一分为二。他的儿子罗波安虽然继续掌控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但是北方各支派拒不承认由大卫促成的与犹大支派的联合，另立耶罗波安为王，此人原是所罗门的宫廷大臣。北方王国的首都起初放在示剑，后来迁至得撒（Tirzah），最后定在撒玛利亚。它在几个短命王朝的统治之下维持了200年，直到公元前721年被亚述人攻灭。与此同时，犹大依旧由大卫的王朝统治，直到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人攻灭。北方王国名为以色列，这在古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容易造成混乱；因此，在这一时期，所谓的“古以色列人”，通常不是指整个族群，而仅仅指北方王国的居民。

无论犹大还是以色列，都不够强大，守不住大卫和所罗门打下的江山。亚扪、摩押和非利士人的一众城市再次独立，亚兰的领地也失去，大马士革成为重要的竞争势力。犹大和以色列沦为二流国家：犹大经常面临埃及的压力，以色列经常面临大马士革的压力，这两个国家还会通过直接干预邻国以及与邻国政治串通而不断相互施压。犹大和以色列之间的竞争也体现在宗教上，耶罗波安设立自己的官方崇拜，在但、伯特利两地修建神殿，其臣民不再把耶路撒冷圣殿这个大卫皇室的官方圣地视为自己的崇拜中心。不过，耶罗波安并不像忠于大卫王朝的一帮先知所指责的那样，他既没有拒绝原来的民族宗教，也没有引入偶像崇拜。

犹大的稳定维持了几代人，但以色列相对动荡，频频更换统治者，直到公元前876年暗利登基。他建立的王朝一直维系到公元前842年，并通过与犹大和腓尼基人保持和平而恢复了以色列的强国地位。和平由联姻达成：暗利的儿子亚哈迎娶推罗王的女儿耶洗别，暗利的女儿（或孙女）亚他利雅则嫁给犹大王的儿子。（这两位强势的妇女都将在各自的时代呼风唤雨。）由此强大的以色列终于再次征服摩押，而犹大再次控制以东。亚哈还和亚兰-大马士革开战，但后又捐弃前嫌，联合亚兰和其他北方国家一起对付来自亚述的严重得多的威胁。后来，他又和亚兰交战，被杀。他的儿子约兰失去摩押，亚哈王朝从此衰落；这在一长段碑文中有记述，此碑名为米沙（Mesha）石碑，现藏于卢浮宫。

宗教保守派人士，特别是先知以利亚和他的弟子以利沙，强烈反对暗利王朝。这些人反对外来膜拜，以色列和推罗的紧密合作使此类膜拜在以色列流行。耶洗别是他们的眼中钉，因为她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自己的异教信仰，还迫害耶和华的信徒。公元前842年，以利沙策划政变，一位名叫耶户的将领控制全国，他把耶洗别扔出窗外，屠戮了整个亚哈家族和耶洗别的推罗膜拜的信奉者。

与此同时，在亚他利雅的影响下，犹大地也经历了类似事件。她在丈夫约兰和儿子相继去世后独掌大权，杀光所有可能反对她的约兰的亲眷，并扶植巴力神的膜拜。但是，亚他利雅没有真正的追随者。大祭司的妻子从亚他利雅的大清洗中救下襁褓中的王子；公元前837年，他年满7岁，大祭司在圣殿中立他为王，亚他利雅遭处决。

以色列和犹大两国一直比较弱小，直到公元前8世纪80年代，这时亚述势力遭到削弱，而两国都出现能干的国王，遂使国力暂时中兴。两位国王的统治时期几乎同步，以色列王是耶罗波安二世（公元前786—前746年在位），犹大王是乌西雅（公元前783—前742年在位）；在他们的统治下，两国都有所扩张，领土合起来几乎恢复到所罗门王国时的水平。但在耶罗波安二世去世后不久，亚述在强大的新统治者提革拉毗列色三世领导下卷土重来。亚述人可怕的军事机器决定了北方王国的剩余历史和犹大王国剩余历史的大部分。

提革拉毗列色三世先发动战争，征服巴比伦，再把注意力转向西方。到公元前738年，所有位于叙利亚和迦南北部的国家都向他进贡，其中就包括几近无政府状态的以色列。以色列和大马士革试图向犹大施压，令其加入对抗亚述人的地区性联盟，但被犹大国王约坦和亚哈斯先后拒绝。亚哈斯在位期间，这个联盟的成员国侵袭犹大，想改立一个听话的国王。面对侵略和来自其他地方的攻击，亚哈斯只得向提革拉毗列色三世求助。亚述人的大军横扫这一地区，所向披靡，联盟瞬间土崩瓦解。占领以色列后，提革拉毗列色三世迁走当地部分人口，缩小其领土，还扶植傀儡国王何细亚掌管残山剩水。然而，何细亚拒不纳贡，还向埃及求助。藐视亚述大帝国，无异于自取灭亡。公元前724年，亚述王撒缦以色五世发动进攻，俘获何细亚，占领大部分土地。公元前721年，撒珥根二世攻占首都撒玛利亚，北方王国的历史就此终结。

亚述征服者按照惯例，把当地人口迁走，再从其他征服地区迁来人口填补。北方王国的大部分人口被迁往上美索不达米亚，他们最终与当地居民融合；北方王国的领土上住着从叙利亚和巴比伦迁来的人口，他们和以色列剩余的人口混居。这在传统犹太史上称为北方十支派的流亡。不过，新来的人口从以色列遗民那里知晓并接受耶和华崇拜，两群人后来融为一体。虽然他们依旧自视与犹大人民关系密切，但这种关系在公元前5世纪恶化，双方更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这一地区后反目成仇。

此时距亚述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仅剩一个多世纪。公元前703年，巴比伦发生的一场起义给推罗带来机遇，非利士各城市、犹大和其他一些势力组成反亚述联盟，犹大王希西家（公元前715—前687年在位）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为了防止亚述人报复，希西家加固耶路撒冷的城防，开凿著名的西罗亚水道（至今仍可参观）(5)以保障城市供水。亚述王西拿基立在公元前701年进军此地，骇人的屠杀和大规模的外迁接踵而至，希西家不得不割让部分领土并增加贡赋。但西拿基立没有占领耶路撒冷就突然撤离，根据《圣经》的叙述，这是由于他的军队忽然奇迹般地出现大量死亡。尽管如此，犹大仍要继续向亚述人纳贡，直到约西亚王（公元前640—前609年在位）时期，他在位期间正逢亚述因为巴比伦的崛起而衰落、瓦解。

在约西亚统治时期，犹大王国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但已是强弩之末。他收复被亚述人占去的北国以色列的部分领土，还发起一场席卷全国的宗教改革，以清除由亚述人强行推广的外来膜拜。他把献祭仪式严格限制在耶路撒冷举行，以此重申犹大的独立和他的宗教权威。按照《圣经》的说法，改革起因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发现一卷古经（可能是《申命记》），上面规定不得在其他任何地方举行献祭仪式。为了庆祝新律法的颁布，耶和华和这一民族所立的约得以更新，当时已湮没无闻的逾越节庆典再次举行。

公元前609年，埃及军队穿过耶斯列平原，打算帮助垂死的亚述帝国抵抗巴比伦人。约西亚王试图率军挡住埃及人，预先阻止埃及-亚述联军的胜利，但战死沙场。巴比伦王国这时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只得转而控制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犹大的新国王约哈斯遭废黜，由约雅敬取代，他向埃及纳贡。

巴比伦王国向西扩张，蚕食埃及领土，犹大王国覆灭的序幕拉开。巴比伦将领尼布甲尼撒（他很快称王）在叙利亚打败埃及人，向南逼近犹大，胁迫约雅敬在公元前603—前602年间向他称臣。约雅敬试图反抗，转而求助于埃及人。在随后与巴比伦的战争中，他死去，由18岁的儿子约雅斤继位。约雅斤在抵抗尼布甲尼撒三个月之后投降。他和皇室成员、高官以及犹大王国的大量财宝被掳往巴比伦；他的叔叔，即约西亚王之子西底家，被立为傀儡国王。

西底家也想反叛，他显然指望得到埃及的援助。但这些援助远远不够，公元前587年，经过长期围攻，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攻破耶路撒冷的城墙。西底家看着儿子们在他眼前被杀，随后被弄瞎双眼带到巴比伦。耶路撒冷遭焚毁，城墙被夷平。许多高级将领被杀，剩下的被掳走，犹大国彻底灭亡。一个名叫基大利的犹大贵族被任命为地方长官，管理这片巴比伦新领地，但犹大官员们很快密谋，将他当作通敌者暗杀。

铭文

从《圣经》时代幸存至今的文字记录尽管为数不多，却能够让我们了解古代以色列的社会和经济情况。可确定年代的最古老的希伯来语铭文是基色历，来自所罗门时代。它刻在一块质地软的石灰岩小板上，出自儿童之手，很可能是当时的学校作业，列有一年中各月份适宜从事的农业活动。

犹大和以色列王国时期留下许多陶片（ostraca），上有用古希伯来语字体写的铭文，系墨水所写。有一组陶片的内容是物资清单，比如葡萄酒和油，是公元前8世纪运往北方王国都城撒玛利亚的王宫的。有块陶片来自公元前7世纪末，铭文内容包含一位农民对监工虐待的抗议。内盖夫地区也发现一批陶片，上面是某个名为艾尔亚什夫（Elyashiv）的军需官的档案，他负责管理亚拉得（Arad）的仓库。这些文书记录了向犹大军队及其雇佣兵分配补给的情况。另一批陶片上是一些写给拉吉（Lachish，这是耶路撒冷附近一座城镇）的军事总管亚乌什（Yaush）的信件，写于公元前587年巴比伦人攻占耶路撒冷前不久。

公元前8世纪末还流传下一块纪念性碑铭，纪念西罗亚水道的竣工。根据《圣经》中的《列王纪》和《历代志》记载，希西家王兴修这一工程，是为了将基训河水输送到耶路撒冷城墙内的西罗亚水池，以防亚述人围攻时城内缺水。另一块纪念性碑铭是迄今在该地区发现的最大一块，它用摩押语写成，这是迦南人的一种语言，和希伯来语非常接近。它纪念的是摩押王米沙在亚哈王去世后对以色列王国发动的叛乱，和《列王纪下》中的描述吻合。这篇铭文的风格和《列王纪》的风格极为相似，但它以摩押人的立场描述当时的政治事件。米沙宣称摧毁了古以色列人的诸城，将古以色列人俘获为奴，并从尼波（Nebo）的一座耶和华神殿中夺取圣器。《圣经》对此事结局的记载颇为不同，两个版本之间的矛盾尚未解决。

在内盖夫北部一座旅客驿站中，一些大型储物罐上的铭文引起很大争议。这些铭文写于公元前9世纪，提及“撒玛利亚的耶和华”神和他的“亚舍拉”。在《圣经》中，“亚舍拉”（ashera）一词频繁作为迦南人的宗教膜拜的名字出现，但它在迦南人的铭文中是一位女神的名字。一些学者把铭文中的这个词解读为耶和华的一种属性，但其他学者把它解释为迦南女神的名字，她可以被当作耶和华的妻子。如果这一理论成立，铭文中的“亚舍拉”便反映出一神教出现之前古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当时耶和华仍是异教神祇，与该地区其他民族的神祇没什么不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有两小块银牌上镌刻着一段祈祷文，内容几乎和《民数记》6:24-26中祭司的祝福语一般无二，至今仍在传统的犹太会堂里被每日吟诵。这两块银牌是护身符，成于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系随身佩戴之物。这段祈祷文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段来自《圣经》时代但不依靠《圣经》流传的《圣经》文本：“愿神赐福给你，保护你；愿神使祂的脸光照你；愿神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犹大地的君主制持续了400多年，对于一个处在兵家必争之地的小国来说，能维持这么久，已经令人尊敬了。但其子民不允许它被遗忘。他们带着对这个王国的记忆，开始流亡，哪怕身处流散地，依然怀着有朝一日终将恢复旧日荣耀的梦想，砥砺前行。这一理想中的复兴后世称为弥赛亚时代。在巴比伦，流亡者创建多种宗教制度，将他们对王国的记忆和复兴王国的梦想鲜活保存了多个世纪。后来，弥赛亚梦想和一神论原则一起成为犹太教的典型特征。

以斯拉宣读律法，杜拉-欧普洛斯（位于今叙利亚）古犹太会堂的壁画。壁画翻拍，版权方为泽夫·拉多万。

(1) 见《创世记》14:13。——校者注

(2) 汉语学界又译作“雅威”。这个神名（）在犹太传统中不发音，不能念出来（17世纪的沙巴塔·泽维曾当众念出此名，被革除教籍，见本书此处），从这个意义上说，译成“耶和华”和“雅威”没有区别。——校者注

(3) 以色列十二支派中利未一支负责献祭与宗教事务，散居其他支派之中，不拥有土地。——校者注

(4) 本书《圣经》时代的地名和人名的翻译参照和合本。赫人是否就是今天所说的赫梯人，学界仍有争议。——校者注

(5) 因为是希西家所建，故而又称为“希西家水道”。——校者注

第二章　犹地亚和流散的起源
公元前587年至公元70年

巴比伦帝国强大而短命。到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居鲁士将之征服，继而建立规模空前的大帝国，从印度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在对待被征服者方面，居鲁士比前辈仁慈：他允许臣民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让他们的首领承担政治责任，尊重他们的宗教膜拜。在公元前538年，即征服巴比伦后不久，居鲁士下令在新设立的波斯犹地亚省重建犹大地人的社群和膜拜。流亡者获准在约雅斤之子设巴萨王子的带领下返回故土，此人是倒数第二位犹大王。

年表

犹太历史 | 时间 | 世界历史
| 前539 | 居鲁士征服巴比伦
重建开始；首批流亡者回归犹大 | 前538 |
| 前525 | 波斯人征服埃及
所罗巴伯执掌犹大 | 约前522 |
| 前522—前486 | 大流士一世
第二圣殿建成 | 前515 |
| 前490 | 马拉松战役
| 前465—前424 | 亚达薛西一世
以斯拉 | 前458？ |
尼希米主持耶路撒冷城墙重建；以斯拉颁布《托拉》 | 约前445 |
| 前423—前404 | 大流士二世
象岛圣殿遭毁 | 前410 |
| 前404—前358 | 亚达薛西二世
| 前401 | 埃及脱离波斯统治
| 前333 | 伊苏斯战役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巴勒斯坦 | 前332 |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
| 前323 | 亚历山大逝世
| 前323—前285 | 埃及托勒密一世
| 前312—前280 | 叙利亚塞琉古一世
托勒密一世征服巴勒斯坦 | 前301 |
| 前223—前187 | 叙利亚安条克三世
安条克三世征服巴勒斯坦 | 前200—前198 |
| 前175—前163 | 叙利亚安条克四世
安条克四世废黜大祭司奥尼亚三世 | 前175 |
耶路撒冷变成希腊人的城市，改名为安条克 | 前172 |
安条克四世掠夺圣殿 | 前169 |

安条克宣布犹太教非法并亵渎圣殿；
马卡比起义开始

前167

犹大·马卡比领导起义 | 前166—前160 |
犹大举行仪式将圣殿再次献给上帝 | 前164 |

犹大完全征服耶路撒冷；
尼迦挪战役；
犹大和罗马签约

前161

犹大遇害，约拿单取而代之 | 前160 |
约拿单任大祭司 | 前152 |

前大祭司奥尼亚
四世在埃及狮城建造圣殿

约前145

约拿单遇害，西缅取而代之 | 前142 |
西缅被任命为族长和大祭司 | 前140 |
约翰·许尔堪任大祭司 | 前134—前104 |
亚利多布一世 | 前104—前103 |
亚历山大·雅拿 | 前103—前76 |
撒罗米·亚历山德拉王后 | 前76—前67 |
庞培介入内战；罗马控制犹地亚 | 前63 |
| 前44 | 尤利乌斯·凯撒遇刺
希律 | 前37—前4 |
| 前27—公元14 | 罗马皇帝奥古斯都
圣殿重建 | 19 |
犹地亚、撒玛利亚、以土买合并为一个罗马行省 | 6—41 |
本丢·彼拉多 | 26—36 |
耶稣受十字架刑 | 约30 |
卡利古拉推行帝王崇拜而引发危机 | 37—41 | 卡利古拉皇帝
亚历山大城反犹暴动 | 38 |
希律·阿格里帕 | 41—44 |
| 41—54 | 克劳狄皇帝
| 54—68 | 尼禄皇帝
| 62 | 使徒保罗逝世

亚历山大城犹太人遭屠杀；
犹地亚叛乱开始；
韦斯巴芗征服加利利

66

| 69—70 | 韦斯巴芗皇帝
提图斯征服耶路撒冷；圣殿被毁 | 70 |
马萨达陷落；狮城圣殿关闭 | 73或74 |

约雅斤早在公元前597年就被流放到巴比伦，在巴比伦帝国崩溃以前，尼布甲尼撒的继任者将他从囹圄中释放，并给予一定优待；在巴比伦，他定然成为来自犹大地的流亡贵族圈的核心人物。随着波斯帝国的崛起，许多在巴比伦的犹大地人也飞黄腾达，这群上层人士中的一些人跻身波斯宫廷权贵。这类人已经没什么动力返回新设立的波斯犹地亚省。巴比伦的犹大地人依然觉得与犹地亚人有历史、家族、文化和宗教的联系，他们也依旧是个独特的族群和宗教团体；但他们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亡者，因为他们自愿留在国外。

同样的事还发生在埃及。靠近阿斯旺的尼罗河中有一座小岛，名为象岛，岛上驻扎着一支雇佣军，由犹大地人组成，他们可能早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就已到此；这个殖民地存在了200多年，和波斯的犹地亚省一直有联络。象岛犹大地人建造了一座圣殿，举行与耶路撒冷相同的献祭仪式，哪怕耶路撒冷的第一圣殿毁灭后，他们仍将献祭仪式维持了很久。他们也并非埃及唯一的一群犹大地人，在公元前587年犹大王国覆灭以后，有些犹大地人曾逃到埃及北部。

巴比伦和埃及的犹大地人的社群，可以看作是最早、最持久的流散社群（Diaspora communities），这个术语指生活在以色列地之外的犹太社群。伊拉克的犹太社群绵延不绝，一直维持到1951年；埃及的犹太社群虽然几度濒临消亡，但次次绝处逢生，不过现今似乎真要永久泯灭了。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才适合谈论今天所谓的犹太人。在历史上和世界各地，这些人自认为彼此不仅相互联系，还与古代以色列人王国的子民有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是族性、文化、智力传承还是宗教方面的。

《圣经》

《圣经》是希伯来语古籍的汇集。尽管想尽办法，我们仍然无法弄清这些书是何时又是如何被遴选、集结成一部权威正典的。我们只知道，到公元1世纪，所有今天组成《圣经》的书籍都被视作神圣的经书。在希伯来语中，《圣经》叫Miqra（“读物”）或Kitve haqodesh（“神圣的经书”）；有时又称Tanakh，此词由三个词的首字母组合而成，犹太传统用这三个词分别代表《圣经》的三个部分：《托拉》（Torah，又称《摩西五经》），《先知书》（Nevi'im），《圣录》（Ketuvim，或《圣文集》）。

《托拉》讲述了古以色列人的故事，从亚伯拉罕迁居迦南地讲到摩西去世。其间，古以色列人下到埃及，受奴役，然后逃离，再在沙漠中流浪40年，最后抵达约旦河边，渡河重新进入迦南地。这一叙述还充当律法的框架，这些律法即十诫以及后来构成犹太宗教法基础的大量民事和宗教规定，将用来管理古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生活。它还详细描述了献祭仪式，到古以色列王国时期，这些仪式就成为民众的主要宗教仪式。

《先知书》部分包含两类不同的书籍。前四卷内容承接《托拉》的叙述，从古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迦南地开始，经过士师时代、扫罗建立君主制、大卫与所罗门执政、王国分裂，一直讲到第一圣殿毁灭和古以色列人在公元前587年丧失主权。《先知书》剩下的部分包含以色列众先知的言论，先知是祭司阶层以外的宗教领袖；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他们向民众布道，又告诫国王应谨记宗教责任，并为他们揭示政治事件的宗教含义。最著名的布道先知是以赛亚、耶利米、何西阿、阿摩司、以西结。最后几位布道先知（哈该、撒迦利亚、玛拉基）活跃在从巴比伦之囚回到犹地亚的初期。

《圣经》第三部分内容驳杂，其大部分书籍出自波斯时代。这部分以《诗篇》起首，《诗篇》包含150首宗教诗歌，可能是作为圣殿仪式的一部分而用来吟唱的。《箴言》是关于宗教举止和道德品行的格言集。《约伯记》是探讨苦难问题的长诗，全诗以民间故事为框架，主人公约伯忍受苦难，最终蒙福。接下来是名为“五卷”（Megillot）的五部短作：一卷是情诗（《雅歌》）；一卷是哀悼耶路撒冷毁灭的挽歌（《耶利米哀歌》）；一卷是对生命意义的沉思（《传道书》）；一卷是关于大卫王一位祖先的故事（《路得记》）；还有一卷是关于波斯宫廷阴谋的故事，这场阴谋差点让波斯犹太人灭族（《以斯帖记》）。《但以理书》包含一位在波斯的犹太朝臣在波斯所见的关于南国犹大人流亡和回归的异象；《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叙述了回归家园的故事（《尼希米记》实为公元前5世纪一位犹地亚省省长的个人回忆录），而《历代志》扼要重述了历任犹大王的故事。

在没有共同的政治框架、共同的语言或民族机构的情况下，怎样才能维持犹太身份？巴比伦犹太社群的领袖用一本书解决了这个问题。犹太宗教传统坚持认为，这本名为《托拉》的书（由《圣经》前五卷组成，“托拉”意为“教导”）是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的，但后来湮没无闻。而此时，巴比伦那些来自犹大地的长老将它重新颁布，并把学习它和遵行其中的律法作为这个民族的主要宗教责任。历史学家对这一过程的描述略有不同。据他们所说，《托拉》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巴比伦那些来自犹大地的长老，利用王国时期的古老文件，编纂出一部正式的民族史，以及法律、习俗和宗教实践的汇编，从而能够以宗教行为为基础重组民族认同，并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民族认同转化成一种宗教。这些变化留在犹太身份和犹太宗教上的烙印至今可见。

犹地亚只是耶路撒冷周围一片狭小地带。得到波斯皇帝授权后，设巴萨和另一位犹大王室后裔所罗巴伯率领返乡的人民，努力在犹地亚重建被毁的圣殿。早期的重建工作成就有限，因为犹地亚人必须与贫穷及连年歉收作斗争。在政治上，犹地亚仍然从属于更大的波斯撒玛利亚省，它就是从撒玛利亚省分割出来的，它争取独立的努力自然遭到撒玛利亚当局的敌视。第二圣殿最终在公元前515年建成，其规模比不上宏伟的所罗门圣殿（一些老辈人还记得它的模样），也没有赢得住在撒玛利亚的耶和华信徒的效忠。耶路撒冷的防御工事仍是一堆废墟。

虽然人们试着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这一工程直到皇帝批准尼希米接管后才完成。尼希米是亚达薛西一世的犹太朝臣，从公元前445年到公元前433年以后某个时间掌管犹地亚，此后又掌管过一段时期，但为时稍短。作为领袖，尼希米效率高、意志强，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作为《圣经》的一卷留存至今，其中描述了他不得不面对撒玛利亚省省长参巴拉（他甚至派人暗杀过尼希米）和外约旦省省长多比雅的反对。在第二次掌权期间，尼希米致力于加强犹地亚省的各项宗教制度建设。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某个时刻，可能就在尼希米的任期内，另一位犹太官员以斯拉也从巴比伦来到犹地亚，波斯皇帝委托他把《托拉》立为该地区的法律。《圣经》的《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里保存的亚兰语文书中就有对以斯拉的委托书，还包含对一场动人庆典的描述。在这场庆典上，《托拉》在波斯皇帝的授权下第一次被正式公开诵读，并被作为犹地亚省的法律而颁布。这是犹太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至今都要在犹太会堂里每次诵读《托拉》的仪式上礼节性地再现。

犹地亚当局试图约束象岛犹太人的宗教活动，但似乎并没有采取措施关闭象岛圣殿，尽管它的存在有违《申命记》的律法（见第一章）。它一直维持到公元前410年，这时，一些埃及人军团开始反叛波斯人的统治，而犹太驻军继续效忠波斯人。象岛附近有座埃及公羊神克努姆（Khnum）的神庙，其祭司趁乱摧毁犹太圣殿，因为犹太人的动物献祭冒犯了他们的膜拜。镇压反叛后，波斯当局鉴于象岛圣殿历史悠久，允许重建，但又不想触犯耶路撒冷当局和埃及祭司的敏感神经，遂规定只能在圣殿中献果蔬。圣殿得以重建，但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象岛上的犹太聚落却消失无踪了。

对历史学家来说，在波斯时期剩余的岁月里，犹地亚的历史一片黑暗。我们只知道犹地亚由大祭司和波斯任命的省长共同治理，奉行一种神权政体。尼希米去世约一个世纪后，亚历山大大帝到来，犹太史的轮廓才再次清晰。犹太人的命运也随之急剧变化。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大帝首次进攻波斯帝国。11年后，33岁的他英年早逝，此时，他已征服波斯全境，包括犹地亚（公元前333年）和埃及。所有这些领土——几乎包括全部犹太人的流散地，都被希腊文化打上深深的烙印。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犹太人对希腊文化又爱又恨，连死命抗拒它的人也很难逃脱它的影响。在更广的范围里，犹太与希腊理想的相互影响将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特色主题。

在亚历山大统治期间，撒玛利亚城叛乱，作为惩罚，马其顿殖民者来此定居。为了在宗教上区别于马其顿异教徒定居者，本地居民（他们是古代北方以色列王国居民和公元前8世纪由亚述人引进的定居者的后代）在示剑（今天叫纳布卢斯［Nablus］）建造耶和华圣所。从此，这一宗教社群就叫撒玛利亚人，一直延续至今，但人数已大大缩减；《新约》故事中的“好撒玛利亚人”(1)，就反映出三个世纪后犹地亚民众对他们的轻蔑。

亚历山大一去世，他的帝国就被手下将领瓜分，犹太人分布在两个辖区：塞琉古得到伊朗东部领土、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建立塞琉古王朝，巴比伦流散社群的犹太人就生活在这个王朝中；托勒密建立托勒密王朝，统治着埃及及其境内的犹太人流散社群，直到公元前30年。包括犹地亚省在内的地中海东岸领土此时名为克伊勒-叙利亚，它夹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两大强权间，是兵家必争之地，就像在古代以色列列王统治时代一样。埃及一开始占得上风，从公元前301年起控制这里。埃及人统治了一个世纪，没有干涉犹太事务，而是让原先犹地亚的神权政体在大祭司和长老会的领导下继续运行。在这个世纪里，埃及犹太社群迅速发展，尤其是新建的亚历山大城很快成为犹太人生活的中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士兵表现突出，延续了以前象岛驻军的军事传统。他们非常希腊化，以致在法律上被当作希腊人，换言之，他们和统治者同属一个社会阶级，而有别于埃及臣民。为了给这些希腊化的埃及犹太人提供便利，《托拉》在这一时期被译成希腊文。到公元前3世纪末，在流散地生活的犹太人可能比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还多。

公元前198年，塞琉古王朝统治者安条克三世（“大帝”）将托勒密王朝赶出亚洲，夺得巴勒斯坦。安条克三世允许犹地亚继续作为半自治州存在。但在他的第二位继任者安条克四世“神显”统治期间（公元前175—前163年），犹地亚和希腊统治者的关系破裂。塞琉古王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罗马的扩张，安条克三世为此已经蒙受了一次羞辱。财政吃紧致使塞琉古统治者洗劫臣民的神殿。神殿总是不错的财富来源，里面的祭器和装饰多为贵金属，此外，神殿向来被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因而常常充当公款甚至私人储蓄的存放地。因此，塞琉古王朝打起犹地亚圣殿的主意，把它当作潜在的财源。

但是，安条克四世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不止于安条克觊觎耶路撒冷圣殿的财宝。安条克四世渴望用希腊文化统一臣民，此时希腊文化刚在中东各民族中兴起，其组成部分是希腊的语言、时尚、宗教活动，以及包括哲学和体育的教育体系。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将希腊文化带给犹地亚，让当地人对希腊文化的态度产生分歧。许多贵族，包括祭司阶层（他们在神权政体中属于统治阶级）在个人生活中采用希腊方式。有些人更进一步，渴望把民族宗教和文化现代化，甚至不惜将圣殿仪式希腊化，并将那些按希腊标准衡量就显得怪异和原始的《托拉》律法废除。这些贵族和安条克有着共同利益，但和抵抗这些改变的犹地亚人格格不入。

犹地亚有位祭司，叫约书亚或耶孙(2)（当时，上层犹地亚人普遍同时拥有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名字，就像今天许多美国犹太人同时拥有希伯来语和英语名字一样），他向安条克四世行贿，要求获得大祭司一职，并许诺将犹地亚希腊化。正统的大祭司遂出逃，但仍遭暗杀；他的儿子逃到埃及，在那里的狮城（Leontopolis）建起一座圣殿，在随后几个世纪，这座圣殿一直是犹太人重要的献祭场所。

耶孙把体育馆引入耶路撒冷。这是典型的希腊设施，里面向异教神祇致敬的各种赛事都需要裸体参加（“体育馆”［gymnasium］一词来自希腊语“裸体”一词）。这些赛事带有宗教色彩，大大冒犯了耶和华信徒。此外，体育馆的裸体规定让奉行割礼的传统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了不显得土气或落后，许多犹地亚人放弃割礼，有的甚至不惜忍受痛苦的手术以恢复割礼前的原状。这样，引进体育馆成了把耶路撒冷变为希腊城市的第一步。

随后，耶孙的大祭司职位由梅涅劳斯接任。耶孙还只是行贿，梅涅劳斯居然卖掉圣殿中的礼器，还助纣为虐，协助安条克四世在公元前169年洗劫圣殿，甚至将圣殿外墙上的金叶剥走。至此，民众开始激烈反抗希腊文化的拥护者和塞琉古的统治。为了镇压反抗，安条克四世摧毁部分耶路撒冷，处决一批民众，并把城墙拆除。他在圣殿附近建起一座城堡，名为阿克拉（Akra），里面驻扎着塞琉古卫戍部队，此后25年，阿克拉城堡一直是犹地亚人仇视希腊统治的焦点。安条克四世还强制推行希腊化政策。《托拉》一度被波斯皇帝亚达薛西一世定为犹地亚人的法律，如今却被塞琉古国王安条克四世废除。《托拉》经书被毁，割礼、安息日和犹太节日等典型的犹太宗教制度全面遭禁。异教祭坛遍地皆是，民众还被强迫吃猪肉，以此证明他们服从新法律和新膜拜。公元前167年12月，圣殿本身正式改作异教神祠，猪肉被献上祭坛。安条克四世又下令，让民众把他当成神崇拜。帝王崇拜是亚历山大引进的，近东地区希腊统治者治下的异教徒臣民不以为怪，但在信奉一神教的犹地亚人眼中，这简直是疯了，他们很快把安条克四世的尊号“神显”（Epiphanes）谑称为“疯子”（Epimanes）。

安条克的举措标志着犹太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主题——犹太教作为受迫害的宗教这种观念——出现了。犹太人此前所经历的不幸，都还只是纯粹的政治后果，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个小族，居住地恰好是南面和东面列强的必争之地。他们的宗教虽然和异教徒邻居的宗教大相径庭，但也只是民族文化的一种特色，尚未成为攻击对象。相反，安条克的举措，与其说针对的是他执政初期就已经控制的犹地亚省，不如说是针对犹地亚的宗教和文化。他像许多犹地亚人那样，决意让这种宗教和文化与他王国里的其他宗教和文化相协调。结果，诞生了第一批犹太殉教者，并引发了一场叛乱，他在该地区的控制力逐渐削弱。

叛乱由一个保守的乡村祭司家族发起，他们住在莫德因（Modein）村，领导人叫玛他提亚。他和五个儿子开展游击战，袭扰塞琉古部队，捣毁异教祭坛。玛他提亚的三子名为犹大，人称犹大·马卡比（“马卡比”为绰号，意为“锤子”），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犹大胜仗连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反抗者，到公元前164年12月，他攻进耶路撒冷，围住阿克拉城堡中遭人恨的守军，让古老的仪式在遭亵渎的圣殿中重新举行，恢复耶和华崇拜。光明节（Hanukkah）就是为纪念这一事件而设立的节日，整个犹太世界至今仍在庆祝。不过，犹地亚仍是塞琉古王国的一个省。

公元前162年，安条克的继任者正式废除他的政策，将《托拉》恢复为犹地亚的法律，又任命阿耳基慕（Alcimus）为新的大祭司。此举终结了犹地亚拥护希腊文化的派系，犹大的叛乱本该到此为止。但是，犹大反对对阿耳基慕的任命，认为他在安条克实施迫害期间的行为，已构成宗教上的污点。于是，他再次进军，这次不是针对异教徒，而是针对犹地亚人中阿尔基慕的支持者，其中很多人曾和犹大并肩共同对抗安条克的军队。塞琉古新任国王底米丢（Demetrius）一世派出将领尼迦挪（Nicanor）迎战，但犹大获胜。公元前161年，犹大再次获胜，进入耶路撒冷，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塞琉古王国日益衰败，和其他臣服于该王朝的小国首脑一样，犹大也转而投靠罗马，罗马元老院批准犹地亚享有政治自由。自公元前587年巴比伦人征服犹大王国以来，犹地亚人第一次获得承认，可以独立。然而，罗马从此也毫不含糊地介入了犹地亚事务。

公元前160年，犹大被杀，他的弟弟约拿单成为家族首领。8年后，塞琉古王国的篡位者任命他为大祭司，以回报他派兵支持这位篡位者对抗底米丢一世。这一任命改变了马卡比家族统治的性质：他们当初发动起义，是为了反抗塞琉古王朝和犹地亚统治阶级的希腊化，然而，约拿单却经由塞琉古王朝的任命而掌权，并像其他希腊化的专制小君主那样行事，即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战斗，并在一众塞琉古王位的觊觎者之间斡旋。他的哥哥兼继承人西缅停止向塞琉古王朝进贡，并攻下阿克拉城堡。公元前140年，西缅在一次全民集会中宣告成为大祭司，兼任族长(3)，由此创立一个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7年，史称哈斯摩尼王朝。

只要哈斯摩尼王朝的存在有利于罗马，它就可以在塞琉古王朝的漫长衰落中繁荣。它最辉煌的成就由这几位君主取得：约翰·许尔堪（公元前134—前104年在位）、亚利多布一世（公元前104—前103年在位）和亚历山大·雅拿（公元前103—前76年在位）。许尔堪扩张领土，向北占领加利利地区，摧毁撒玛利亚人的圣殿，向南占领以土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内盖夫地区），强迫当地人犹太化。亚利多布在传统的大祭司头衔之外，又接受了国王的头衔；雅拿则完成对沿海地带的征服，还将领土扩张到外约旦。在此过程中，这个统治家族的性质彻底改变：从祭司出身的致力于推翻希腊化统治阶级的反抗者，演变成一连串希腊化的专制君主。

有些人对这种发展变化做出反应，他们退出主流社会，宣布和圣殿膜拜断绝关系，因为他们认为哈斯摩尼大祭司的行为亵渎了圣殿。此类宗教社群出现在这一地区的好些地方；最有名的是爱色尼派的社群，这个半隐修的组织起源于公元前2世纪，位于死海边的荒野。大部分学者认为，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就来自这个社群的图书馆。

法利赛派是另一个不时反对哈斯摩尼王朝的团体。他们似乎源自非祭司阶层，渴望恪守仪式的纯洁和宗教的正直，因此有时会和当局起冲突。他们的领导层不像祭司那样负责膜拜，而是精通专门的宗教律法和学问，这类宗教传统是对《托拉》的补充，他们称之为“口传托拉”。他们强调，人人都有义务奉行日益复杂和细碎的宗教实践，而不能仅仅靠祭司阶层代表民众举行的献祭来间接履行民族的宗教责任。到公元前1世纪，他们当中也包括一些祭司和贵族。约翰·许尔堪和亚历山大·雅拿有时会用暴力手段镇压法利赛派，但是雅拿的遗孀兼继任者撒罗米·亚历山德拉王后（公元前76—前67年在位）似乎受到法利赛派的影响，在她执政期间，他们甚至可能握有相当权力。一些学者认为，今天犹太教的主导形式，即拉比犹太教，就是以法利赛派的教导为核心而最终发展起来的。

死海古卷

从1947年开始，死海西面的旷野中发现大量写本和写本残片。其中有些是《圣经》和其他已知古书的残卷；还有一些是前所未知著作的残篇。大多数残片是用希伯来语写在羊皮纸或纸草上的，少数以亚兰语和希腊语写就。它们大部分应该写在和罗马人的战争（公元66—70年）之前。由于没有其他同样古老的希伯来语写本存世，也由于它包含前所未有的材料，死海古卷对于我们了解第二圣殿晚期的犹太教极其重要。

死海西北角的库姆兰地区有些山洞，里面发现的死海古卷为数最多。虽然有些学者持异议，但多数人认为，在犹地亚陷落前一两个世纪，住在这里的某宗教社群的成员将古卷放进库姆兰的山洞，要么是作为档案留存，要么是想在反罗马的战争中妥善保管。许多学者认为，该社群是爱色尼派的一个定居点。该社群的法规和信条在《会规手册》《大马士革法规》《感恩诗篇》《战争卷》等文书中得到阐述。我们由此知道，这个社群的成员不仅把耶路撒冷祭司阶层的领袖视作篡位者，还斥责犹地亚的哈斯摩尼王朝的诸王，但他们尊崇更早的大祭司家族，特别是其中一位神秘的殉教者“公义教师”。他们宣称拥有特别的神启，知晓如何真正解释《托拉》，并拥有自己的宗教历法。他们认为，自己正生活在一场天崩地裂的战争的边缘，作战一方是他们自己即光明之子，另一方是他们的对手即黑暗之子，这场战争将导向世界末日，让他们重获权力。如果他们确实是爱色尼派，那么他们当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社群中，奉行财产公有，严守关于洁净的律法以致把外来者统统当作不洁，有些人甚至终生未婚。他们的一些教义似乎和早期基督教教义有渊源。

死海古卷支离破碎，再加上相关学者间的学术竞争所引发的问题，致使其出版和解读举步维艰、旷日持久。直到最近，人们还在为这项工作的拖沓而争论不休，但需要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已经有大量死海古卷被出版和译成英文，很容易获得。未出版的古卷中，大部分目前也发行了临时性质的版本。

这一时期还有一个团体，名为撒都该派，但我们知之甚少。他们看来主要包括见多识广、属于贵族的祭司阶层，而祭司是前文提到的两个团体反对的对象。

从犹大·马卡比时代开始，罗马人成为犹地亚政局的幕后推手；撒罗米去世后，朝纲混乱，罗马人便直接插手。庞培大举进攻整个近东，占领耶路撒冷，将犹地亚变成罗马的属国，剥夺许尔堪二世（公元前63—前40年在位）的国王头衔（但仍然让他当大祭司，所以他名义上仍是犹太人的领袖），又削减他的领地。公元前37年，罗马人干脆废黜哈斯摩尼王朝，转而立希律（公元前37—前4年在位）为犹地亚王。

希律的统治标志着犹地亚历史一个有趣的转折，因为他连犹地亚人后裔都不是。他的祖先是以土买人，本居住在犹地亚以南的土地上，约翰·许尔堪后来征服和同化了以土买。希律的父亲在哈斯摩尼王朝供职，后被尤利乌斯·凯撒任命为犹地亚摄政官。希律有外族血统，不能担任大祭司；大多数法利赛派从不承认他是合法统治者，双方关系一直紧张。他渴望赢得臣民的支持，为此摆出尊重犹地亚的文化和宗教的姿态，但实则完全效忠于罗马人的利益，热衷于希腊文化。他能够上位，是因为一批批罗马将军和皇帝都发现，他是冷酷无情的操纵者、才华横溢的外交家和顾全大局的人，这些品质可堪大用。

希律的政治生涯与罗马史上一个重大事件——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的冲突——有交集。希律支持安东尼。但安东尼的情人是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女王克利奥帕特拉，她施计离间他和安东尼，企图让巴勒斯坦脱离希律的统治，重新划归她管辖。公元前31年，屋大维通过阿克兴（Actium）战役打败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希律反而赢得屋大维的信任，尽管他一度效忠于屋大维的死对头，但他还是设法让屋大维相信，他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当上奥古斯都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位）后，屋大维让希律成为罗马在东方最有权势的诸侯。希律大举扩张，其领地几乎跟约翰·许尔堪和雅拿时期的领地一样大，还包括许多非犹太人口。他随心所欲地重组国家行政体系，削弱犹太教公会（这是犹地亚的最高审议机构）的权力，限制大祭司的任期，并起用一支只效忠于他个人的外籍雇佣军。

希律和他的王国一起飞黄腾达。他采取措施扩大灌溉、镇压匪盗，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作为统治者，他世故老成、见多识广，把希腊文人和学者迎到犹地亚。他兴建引水渠、剧场和其他公共建筑，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项目改善国家形象。他还营造新城市，在古代撒玛利亚城原址上新建的塞巴思特（Sebaste）和地中海边上的凯撒利亚尤其受人瞩目；他建造新要塞，如耶路撒冷的安东尼亚要塞（the Antonia）、耶路撒冷南缘的希律堡（Herodion）、建在悬崖上可俯瞰死海的马萨达（Masada）；他还为自己建起富丽堂皇的宫殿。他最著名的工程是重修圣殿，在大规模拓宽原址的基础上，宏伟的宗教建筑群拔地而起，彻底替代之前已历经四百多年的朴素建筑。这种对民族宗教的敬意，就连希律的诋毁者也点头称道。事实上，希律重修圣殿，部分目的恐怕就是要赢得保守的犹太臣民的效忠。今天耶路撒冷的哭墙（也称西墙），正是当年希律圣殿的挡土墙的残留。

不过，这些成就都有代价。出于病态的猜忌，对任何能威胁到他权力的哈斯摩尼家族成员，希律统统赶尽杀绝，包括他的妻子玛利安妮（Mariamne）和三个儿子——在这些公案中，他的怀疑有时完全是合理的。然而，他又对自己犯下的恶行感到愧疚和抑郁。他的宫廷仿佛颓废的中心，聚集着残暴、阴谋和背叛。即便如此，希律仍是整个犹太史上成就最大、最丰富多彩的人物之一，完全配得上他的俗称：希律大帝（Herod the Great）。

这一称号还用来区别那些同名家族成员（故又有“大希律”的意思），他死后，他的王国被罗马人分割成几部分，同名家族成员成为这几部分的统治者。其中一位叫希律·安提帕，又叫分封王希律（Herod the Tetrach，公元前4—公元39年在位），统治着加利利地区和一部分外约旦；他就是杀害施洗约翰的那位希律王，据说是受他妻子希罗底和继女撒罗米(4)的挑唆。

犹地亚和罗马帝国的关系从此每况愈下，最终引发公元66年的犹太人叛乱。首先是在公元6年，犹地亚被重组为罗马行省，由多位异域出生的总督（procurators）先后执掌。他们大多腐败无能，从而激化了犹太人民和罗马当局的紧张关系。其中本丢·彼拉多最有名，他在任期内（26—36年）将耶稣钉上十字架。此事对日后的世界史至关重要，更别提对后来犹太史的影响了，但在当时，它只是众多反映罗马残暴统治犹地亚的事件之一。彼拉多曾下令将象征罗马帝国的鹰徽加在军团旗帜上，就引发过更大的骚乱。多年来，颐指气使的罗马官员、苛捐杂税、敌对的罗马军队和军队中无处不在的异教仪式，都让犹太人的怨恨日益加深。卡利古拉皇帝在位期间（37—41年），怨恨差点酿成叛乱，卡利古拉要求人们把他当作神崇拜，并下令在耶路撒冷圣殿中竖立他的金像。幸亏疯狂的皇帝很快一命呜呼，动乱才得以平息。

在卡利古拉的继任者克劳狄治下，情况暂时好转，他扶植大希律的孙子希律·阿格里帕，让他担任这一地区北部的统治者，后来又当上犹地亚王（41—44年）。希律·阿格里帕和皇帝私交甚笃，能得到皇帝准许，在这个多事之地便宜行事；与此同时，他比大希律更同情犹地亚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因此更受臣民信任。法利赛派视他为盟友，不过非犹太人臣民不他，当时人数还不多的耶稣的追随者尤其厌恶他。

但犹地亚本土仍归罗马总督治理，他们让罗马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形势日趋严峻。匕首党（Sicarii）现身城市街头，用匕首刺杀涉嫌勾结罗马统治的人。在凯撒利亚（总督驻地），犹太人和希腊人爆发冲突，而平民与士兵间的矛盾更是不断。最后一任总督是弗洛鲁斯，他大肆敛财，甚至企图侵吞部分圣殿财宝，酝酿已久的叛乱便无法控制了。公元66年，祭司不再代表罗马献祭，群众起义随即爆发，很快演变成罗马史上著名的“犹太战争”。

战争持续了四年，部分是因为罗马人猝不及防，部分是因为罗马将领韦斯巴芗在公元68年尼禄皇帝死后为了争夺帝位而离开战场。在犹太战争间歇期，犹地亚不同的犹太派别出现内讧，导致最终的溃败。其中，奋锐党人（Zealots）特别棘手，这些人是暴力革命者，会攻击贵族和其他在他们看来不积极作战的团队。公元69年，韦斯巴芗皇位坐稳后，派儿子提图斯（Titus）完成对犹地亚的征服。罗马军队在公元70年攻破耶路撒冷，焚毁大希律建的圣殿。一些要塞多挺了几年；匕首党被围困在马萨达要塞内，为避免落入罗马人手中，他们于公元73或74年集体自杀。

攻占耶路撒冷是韦斯巴芗登基以来的首场军事大捷，他举行盛大的凯旋庆祝。他发行纪念币，又将犹地亚俘虏和劫自圣殿的礼器作为战利品游街示众。罗马广场上竖起一座凯旋拱门，纪念此战；拱门内侧的浮雕上刻画着劫自圣殿的七枝烛台。这座拱门至今矗立在广场遗址上，供游人驻足怀古。

罗马人征服埃及（公元前30年）后，希腊化的埃及犹太人仍然繁衍兴盛。他们享有自治社群的地位，由一位名为“族长”的领袖管理，这一职位后来由长老会取代。但是，他们的待遇不如托勒密王朝时期好，因为罗马人不承认他们是希腊人，而把他们归入埃及臣民。埃及犹太人既要求被承认为自治的社群组织，又要求享有全部公民权利，这在罗马人看来实在太放肆了。

因此，埃及犹太人的地位在罗马人统治时期每况愈下。公元38年，罗马的埃及总督弗拉库斯煽动暴民反对他们。在卡利古拉皇帝将弗拉库斯撤职，并（因为其他原因）处死后，暴乱虽然平息，但犹太人不满意，直到卡利古拉遇刺（公元41年），他们自己又发动了一场暴乱后才罢休。公元66年，他们再度起事。公元115—117年，正值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他们发动最后的暴乱，这也是同时发生在古利奈（Cyrene，位于今利比亚）和塞浦路斯的犹太人起义的一部分。这场叛乱引起对亚历山大城犹太社群的暴力镇压，当地著名的犹太会堂被毁。埃及犹太社群从此一蹶不振，哪怕到了穆斯林征服埃及后很久都没见起色。

巴比伦犹太社群却在帕提亚帝国(5)的统治下繁荣昌盛，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帕提亚帝国从塞琉古王国手中夺得对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权。罗马人接管巴勒斯坦以后，随着罗马人在那里的统治越来越暴虐，东部的犹太人日益忠于帕提亚，它当时足以和罗马分庭抗礼。作为回报，帕提亚人优待犹太人，像从前的波斯人那样赋予他们自治权。帕提亚犹太人开始兴旺，逐渐从农业生产生活转向城市商业生活。

帕提亚的犹太人自治可能已经由一位叫作“流散领袖”（exilarch）(6)的官员负责管理，虽然该职位要晚些时候才广为人知。根据传统，只有发端于大卫的犹大王朝的后裔才能担任此职。上文提到，犹大王约雅斤（于公元前597年遭放逐）死于巴比伦。在那里，他起初身陷囹圄，后来获释，享受王室待遇。对于受大卫家族的后裔管理，巴比伦流散社群感到欣慰和自豪。这一职位将历经帕提亚帝国、萨珊帝国和几个世纪的伊斯兰统治，直到公元11世纪才消失。

到公元70年，犹太人再也不仅仅是一个中东小国的居民。甚至在公元前6世纪早期，如上文所见，巴比伦和埃及就已经出现重要的流散社群。而到公元70年，重要的犹太社群已遍布中东，罗马城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罗马西部各省中也分布着犹太社群。犹太人仍然自视为古代犹大王国居民的后代，罗马人依然视他们为犹地亚人。他们每年从世界各地向耶路撒冷缴纳半个谢克尔(7)的圣殿税，而一旦犹地亚的犹太人叛乱，身在流散地的他们也会受到打击报复，不得不忍受反对犹地亚的暴乱。这样，巴勒斯坦在许多方面依然构成犹太身份的核心，但与此同时，犹太教正在重新定义自己，正在变成一种可以带往世界各地的宗教。

发现于罗马晚期古城贝特谢安的七枝烛台和其他圣殿物品。照片，版权方为泽夫·拉多万。

(1) 见《路加福音》20:25-37。——校者注

(2) 约书亚（Joshua）是希伯来语名字，耶孙（Jason）是希腊语名字。——校者注

(3) “族长”（ethnarch）这个头衔来自希腊文。——校者注

(4) 此“撒罗米”又常常译作“莎乐美”。——校者注

(5) 又译作“安息帝国”。——校者注

(6) “流散领袖”的原文是亚兰语Resh Galutha。——校者注

(7) 谢克尔（shekel）是古希伯来和现代以色列国的货币单位。——校者注

第三章　罗马治下的巴勒斯坦和萨珊治下的巴比伦
70—632年

罗马人在公元70年摧毁圣殿，但没有彻底毁掉犹地亚，也没有从耶路撒冷驱逐犹太人，不过，他们的手段确实严酷。不少犹太人被捕，另一些人逃离，还有许多人因为土地遭到没收而陷入赤贫。犹地亚正式变成罗马一个行省。犹地亚人被强行征收一项惩罚性的犹太税（fiscus Judaicus）：每年必须向罗马城卡皮托林山丘上的朱庇特神庙支付两个德拉克马，以取代以前每年向耶路撒冷圣殿贡奉的半个谢克尔。不过，公元前587年那样的大规模驱逐，这次倒没有发生，受罪的主要是贵族阶层。日常生活一如既往。

另一方面，民族宗教却因这次灾难而深受影响，永久改变了。随着犹地亚膜拜中心的消失，祭司阶层消亡了，祭司以前不仅是统治者，还是宗教领袖。祭司阶层一旦瓦解，就为新兴的平民宗教领袖施展拳脚腾出空间，后者是第二章提到的非祭司阶层的精研宗教传统和律法的专家，如今叫“拉比”（意为“夫子”或“教师”）。他们肩负起重建这个民族的宗教生活的责任。

年表

犹太历史 | 时间 | 世界历史
埃及犹太人起义 | 115—117 |
| 117—138 | 哈德良皇帝
巴尔·科赫巴起义 | 132—135 |
哈德良迫害犹太人 | 135—138 |
犹太族长犹大编纂《密释纳》 | 约200 |
犹太人成为罗马公民 | 212 |
拉夫抵达巴比伦 | 219 |
| 226 | 波斯萨珊王朝开始
| 306—337 | 君士坦丁一世
| 313 | 米兰敕令宽容基督教
| 354—430 | 圣奥古斯丁

360—363

叛教者尤利安试图逆转
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

《巴勒斯坦塔木德》成书 | 约380 |
犹太族长制遭废除 | 429 |
| 476 | 西罗马帝国灭亡
《巴比伦塔木德》成书 | 约499 |
查士丁尼皇帝干涉犹太信仰 | 553 |
| 590—604 | 教宗格里高利一世
波斯人短期占领巴勒斯坦 | 614—617 |

有个传说解释了宗教领导权从祭司向拉比的转移这一现象。约哈南·本·扎卡伊是当时最重要的拉比，他对抵抗罗马的战争持反对态度。罗马人围困耶路撒冷时，他佯装死亡，让门徒把他装进棺材抬出城（罗马人允许困在城里的人出城埋葬死者）。然后，他来到韦斯巴芗面前，后者对他的胆识、智慧和反战态度印象深刻，授权他在亚姆纳（Jamnia，这是希腊语，此地希伯来语叫亚夫内［Yavne］）建立一所学院。这位拉比分得清轻重缓急：城市、圣殿膜拜和政治主权皆可有可无，体现在《托拉》和不断增加的宗教律法中的宗教传统则必须保证。约哈南·本·扎卡伊及其同道由此迈出重要一步，开始将犹太教重组为拉比犹太教，这是犹太教传播最广泛的形式，至今不衰。拉比犹太教专注于不断学习《托拉》和与之相关的口述传统，要求信徒一丝不苟地奉行教规，这些教规又被理解为一套律法体系。拉比们将学习《托拉》置于犹太宗教生活的中心，从而在无意中为犹太文化日后专注于各种智力活动奠定了基础。

犹太会堂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堪称犹太人生活中有特色的机构。“会堂”（synagogue）一词源自希腊语，意思是“集会”；作为集会场所，犹太会堂早在圣殿被毁前就遍布各处，当时可能用于某些宗教仪式（尤其是巴勒斯坦以外地区），如祈祷。但圣殿被毁后，随着集体祈祷仪式开始定期举行，随着诵读和解释《托拉》日益在公共宗教中发挥重要作用，犹太会堂逐渐成为主要的公共宗教机构。圣殿被毁将公共崇拜去中心化，有助于拉比将宗教生活的责任交给每个人。中央宗教机构被毁是创伤性事件，但从创伤中恢复是可能的，因为延续宗教的基础已经找到。

第二章曾提及115—117年流散地犹太人的起义，犹地亚人倒没有受此影响，但罗马占领后的暴虐和农民的贫困所引起的紧张情绪在发酵，并在第二次大规模犹地亚人战争中爆发。战争导火索是哈德良皇帝（117—138年在位）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哈德良在帝国全境重建了众多神庙和城市（包括太巴列和塞弗里斯［Sepphoris］的神庙），他要把耶路撒冷变为罗马城市，献给朱庇特，城名改成伊利亚·卡皮托林（Aelia Capitolina）(1)。这种亵渎古都的做法让犹太人民忍无可忍。

这场起义于132年爆发，要比66—70年那次战争更有组织性，而且今非昔比，这次连拉比都支持，比如深受爱戴的阿奇瓦拉比。起义领袖是西蒙·巴尔·科西巴，他当时很可能被当成弥赛亚，因为他自称“以色列的亲王（ha-Nasi）”，还发行带有“以色列救赎元年”之类铭文的钱币。他以巴尔·科赫巴的名字广为人知，这个名字意思是“星之子”（犹太传统赋予这个典出《托拉》的短语以弥赛亚的解释），他举手投足也一如古代的犹大君王和军事领袖。可是，光靠巴尔·科赫巴颐指气使的个性、他的受人拥戴和著名拉比的支持，还不足以制胜。他于135年被杀，手下残兵败将则在贝塔尔（Bethar）和隐基底（Ein Gedi）被罗马军队围剿。

罗马人对第一次起义表现得尚属克制，这一次却把新仇旧恨统统算在这个不幸的行省上。他们迁走犹地亚的所有犹太人口，用非犹太人取而代之。许多犹太人被遣送到北方的加利利，其余的被当作奴隶卖掉；从犹地亚流出大量战俘，多到据说让奴隶的市价跌到和马差不多。耶路撒冷沦为彻头彻尾的异教城市，哈德良的塑像矗立其间，市中心可能还建起朱庇特神庙，甚至不让犹太人进城。割礼被法律禁止，并且传统的观点认为公开传授《托拉》和任命拉比在当时也是非法之举。犹地亚行省的名称改作叙利亚-巴勒斯坦，这样，源自祖先所在的犹大支派的地名，就被源自犹大支派的宿敌非利士人的地名取代，尽管非利士人老早就消失了。至此，罗马人用尽一切手段，将犹地亚人及其宗教从这一地区抹去。

这些措施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许多人纷纷逃离，让叙利亚、小亚细亚和罗马的犹太人口迅速膨胀（他们在罗马的地下墓穴现在仍可参观），甚至连西班牙、高卢和莱茵兰(2)的小规模犹太人口也得以增长；还有些人干脆离弃整个罗马领土，加入帕提亚帝国控制下的巴比伦地区的犹太社群，这里未受起义影响。对拉比活动的禁令致使一批殉教者出现。有些拉比，比如阿奇瓦，不顾禁令，坚持布道，故而被捕入狱，惨遭处决；犹太传统常常提到哈德良时期的十位殉教者，视之为犹太教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在犹太民间传说中，哈德良是近乎恶魔般的存在，堪与安条克四世和提图斯比肩。

行省起义平定以后，各类宗教限制在哈德良的后继者治下逐渐松弛，罗马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在2世纪最终达成某种妥协。罗马要求犹太人管好他们中的极端分子，阻止暴力反抗的爆发。作为回报，犹太教被承认为“特许宗教”（permitted religion）(3)，犹太人还不用参加皇帝崇拜和其他涉及异教仪俗的市民义务。后几任皇帝放宽了割礼禁令，但只对犹太人放宽，仍禁止非犹太人行割礼，这相当于禁止非犹太人皈依犹太教（在2世纪后期，皈依被明确定为非法；就是从这时开始，犹太教形成了日后不大愿意接受皈依者的传统）。由于通货膨胀，两个德拉克马的犹太税的负担大大减轻。最重要的是，罗马人允许犹太人创建自治机构。

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不久，在加利利召开了拉比大会，加利利此时已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的中心，成立了一个有审议权和立法权的中枢机构“犹太教公会”（Sanhedrin），它与圣殿被毁前就有的类似机构同名，由名为“犹太族长”（patriarch）(4)的官员领导，这一头衔也是圣殿被毁前就有的。犹太族长须是希列的后代，希列是圣殿被毁前一个世纪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也像巴比伦的流散领袖一样，据说是大卫王的后裔。希列的后代富有而杰出，早在圣殿被毁前的一代人中就已当权，后来又执掌亚姆纳的学院。在2世纪期间，犹太族长制（patriarchate）先赢得犹太人的承认，然后罗马人又承认这是犹太人的中枢政治制度。犹太族长及其管理团队制定法律、征收税赋、任命法官和其他公共官员，并且规范宗教实践尤其是宗教历法。随着犹太族长制生根成熟，罗马人逐渐允许犹太人享有更多的自治，而拉比也渐渐配合他们原先仇恨的罗马当局。犹太族长一职声誉日隆，到4世纪，犹太族长享受罗马元老的待遇，并向罗马帝国全境的犹太人征税。

一群拉比组成犹太人生活的中枢组织，获得政府承认，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拉比犹太教由此向永远成为犹太教的主导形式迈出重要一步。这一进程的里程碑出现在2世纪末，犹太族长拉比犹大编定和颁布《密释纳》，此书很快成为拉比犹太教的核心教科书，一直沿用至今。《密释纳》是一部律法集成之作，不仅涵盖当时拉比司法能力所及的每个领域（比如宗教礼法、商业贸易、财产、继承、法律程序和侵权行为），还涉及一些已经失效的领域（比如与圣殿有关的律法）。自从编定以来，《密释纳》就是拉比学术的基础文本和组织原则，尽管在现代，拉比在大部分这些领域中的司法权已经无效。

犹太人和罗马人达成妥协。巴勒斯坦犹太人此时受到的待遇，很像这个大帝国里的其他小民族，只不过他们无须遵守异教礼俗。和其他臣民一样，他们于212年被卡拉卡拉皇帝赐予罗马公民权。在3世纪，巴勒斯坦犹太人经受的种种困苦，倒不是因为犹地亚和罗马以往的相互敌视，而是由于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经济政治的整体衰弱。巴勒斯坦变得一贫如洗，人口持续减少。

另一方面，同一时期的巴比伦犹太人却过得还不错。公元226年，萨珊帝国取代文化多样和政治涣散的帕提亚帝国，巴比伦犹太人遭受些许迫害，失去自治权；新政权在统治伊始采取措施，推广琐罗亚斯德教，抑制其臣民在文化和宗教上的多样性。巴比伦犹太人一度觉得，连罗马人的统治都比波斯人的可取。但到沙普尔一世时期（241—272年），宗教政策放宽，旧的关系得以恢复：波斯统治者允许犹太人在流散领袖的领导下拥有相当的自治权，而巴比伦犹太人在支持萨珊对抗罗马方面也是可信赖的，因为罗马已是萨珊人的宿敌。虽然巴比伦犹太人从未遭到罗马军团的镇压，但他们依然忠于犹地亚犹太人，怀有强烈的历史认同感。

在进入3世纪以前，巴比伦犹太人一直把巴勒斯坦的拉比视为宗教导师，巴勒斯坦的犹太族长被奉为最高宗教权威，甚至在流散领袖控制的地区，情况也一样。犹太族长实施权威的一条途径是控制宗教历法，他每年都会重新制订宗教历法，并通告流散社群。在哈德良迫害时期，许多学者逃离巴勒斯坦，巴比伦学院的地位上升，但巴比伦能够成为宗教研究中心，要归功于两位3世纪的拉比：一位是撒母耳，他是富裕的巴比伦学者，和皇帝沙普尔一世私交甚笃；另一位是拉夫（Rav），他原本是巴勒斯坦的拉比，是犹太族长拉比犹大的门徒，于219年抵达巴比伦。正是拉夫把《密释纳》介绍给巴比伦犹太人。拉夫在苏拉（Sura）创办学院；撒母耳则在尼哈地亚（Nehardea）创办学院，但此镇后来遭毁，学院迁至蓬贝迪塔（Pumbeditha），从此以蓬贝迪塔学院之名著称。这两所学院很快成为衰落中的巴勒斯坦诸学院的竞争对手，两者之间也互相竞争。作为犹太智力和宗教活动的中心，它们一直存在到11世纪。

犹太人和罗马帝国在3世纪达成的均衡一直持续到君士坦丁一世执政时期（306—337年），他个人接受基督教，并启动了把它变成罗马帝国国教的进程，从而改变了西方历史的进程，犹太历史的进程也随之改变。作为犹太人的一个教派，或者说作为犹太教内部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宗教运动，早期基督教只获得有限的成功，因为拉比们与它不共戴天，而拉比们在罗马人治下拥有管理犹太事务的权威。但是，作为一场向罗马帝国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其他地方的异教徒传教的运动，基督教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调整自身以迎合非犹地亚的异教徒的过程中，基督教产生了根本变化。直到此时，犹太教仍然只是一个有着特定历史的特定民族的宗教（先后历经过君主统治、巴比伦流放、回归和重建、罗马占领、圣殿被毁），怀有特定的民族抱负（恢复君主统治和重新成为独立的民族）。基督教却建起一个超越民族范畴的社群，关注的是共同的信仰，而非共同的历史和得到律法认可的生活方式。这样，基督教就把借助一位君王重建民族的犹太理念转变成通过一位救世主来实现个人救赎的观念，它还废除了几乎所有成为犹太教最显著特点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不过，基督教仍保留了犹太一神论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让许多开明的异教徒困惑不已），拒绝承认所有其他宗教的合法性，包括犹太教的合法性，虽说其一神论的源头就出自犹太教。基督教用三个世纪的时间成为西方历史上最伟大帝国的国教，这里面的故事虽然引人入胜，却不是犹太史的一部分，但其结果却至今塑造着犹太史。

从基督教兴起到君士坦丁统治的这段时间中，可以找到日后犹太-基督两教关系的根源。在公元1世纪，不再信仰希腊众神和罗马异教的人，在罗马帝国比比皆是，他们转而从东方的外来宗教中寻求启示。这些人没有放弃异教徒身份，但却把外来神祇及其仪式的某些成分吸收进自己的宗教生活，例如波斯的密特拉神、埃及的伊希斯神，或者弗里吉亚的西布莉（Cybele）神。同样，犹太教的传统形式及其基督教变体形式，也在东方各省甚至罗马城一些上流社会的成员中找到追随者。由于加入犹太教需要接受痛苦的割礼，也由于其貌似任性的各项禁令，罗马人很少彻底皈依犹太教，不过许多人采纳了犹太教的部分习俗，比如在安息日点蜡烛、出席犹太会堂的仪式，以及庆祝某些犹太节日，就像他们也会庆祝其他宗教的节日那样。这类人叫“畏神者”（God fearers），有时会遭到世故的罗马人嘲笑。但是，犹太教的传教活动也曾取得一定成功。最显著的例子来自小王国阿狄亚贝尼（Adiabene），它位于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36—60年统治这里的国王皈依了犹太教，此人还向耶路撒冷的圣殿慷慨解囊。

早在使徒保罗（卒于公元62年）的领导下，基督教就宣布废止犹太教的仪式，从而扫除给皈依造成的巨大障碍，使基督教在和传统犹太教争取皈依者的竞争中占据上风。为了证明这种废止合情合理，保罗宣称，巴勒斯坦和流散地的犹太人并非以色列宗教的真正传人。他宣称，由耶稣信徒组成的精神社群才是“真正的以色列”。这样，保罗既占用了犹太教依靠其悠久历史而拥有的权威，又割裂了犹太教和一段特定民族历史及生活方式的关联。“真正的以色列”不再是宗教仪式独特、民族抱负无望的犹地亚省的人民，而是基督徒所构成的跨民族社群。

基督教运用两种辩护技巧来支持其主张。一种是从基督论的（Christological）角度阐释经文，即用希伯来语《圣经》论证基督教教义真实不虚。这种方法专为和犹太人辩论而制定，但也能吸引已经对犹太教感兴趣的异教徒。另一种技巧是诋毁犹太教，利用并扩大既有的反犹观念，这些观念源自希腊化时代，后来又被信奉异教的罗马人进一步发展。

《塔木德》、米德拉什和皮尤特

在拜占庭和萨珊时期，巴勒斯坦与巴比伦的犹太智力中心的主要文学创作是《塔木德》、米德拉什和皮尤特。

自中世纪以降，《塔木德》就是传统犹太人研习和献身的主要对象。这部巨著汇编了律法辩论、民间故事、奇闻轶事和谚语格言。在现代以前，拉比们不仅负责宗教事务的仲裁，还在商业和社会组织的所有领域扮演法官角色，《塔木德》里的律法讨论是他们做出法律裁决的依据。直到今天，《塔木德》仍然是正统派神学院培训拉比的主要科目，恪守传统的犹太人则对之勤加研习，作为虔信上帝话语的一种仪式性行为。

《塔木德》形式上是对《密释纳》的评注，后者是犹太族长拉比犹大在大约公元200年编著的一部法典。实际上存在两部《塔木德》：约公元380年编成于太巴列的《巴勒斯坦塔木德》，以及约公元499年编成于今伊拉克所在地的《巴比伦塔木德》。《巴比伦塔木德》经过中世纪获得权威性，今天谈起《塔木德》，一般是指《巴比伦塔木德》。它用亚兰语写成，这是穆斯林征服以前伊拉克人使用的语言。这部著作文风简练、引经据典，需要经过长年研习才能掌握。在传统犹太社群里，有本事“学会一页《塔木德》”，就能给普通信徒赢得名声。为了方便研究这部头等重要的著作，中世纪出现许多评注，其中最著名的是拉比所罗门·本·以撒（1040—1105年）的评注，此人又叫拉熹，住在特鲁瓦（今法国）。在现代版本的《塔木德》里，拉熹的评注以窄窄一栏的面貌出现，且总是和《塔木德》原文并排印刷；研习者学习一页时，一手的两指叉开，一指对着原文，一指对着评注，参照阅读。现代印刷版的《塔木德》还附有其他在中世纪和近代编写的评注。

“米德拉什”（midrash，复数为midrashim）最初是阐述宗教观念的一种方式：先引用希伯来语《圣经》的一段经文，再发挥——要么解释内容，要么引申到一个全新的、出乎意料的方向。作为一种技巧，米德拉什用来发展宗教思想和解决宗教律法问题。但米德拉什还成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名称，因为特定的米德拉什被汇编成书。这些米德拉什中，有些按照所对应的《圣经》章节编排，有些是为《摩西五经》和《圣经》中的其他书籍而编。《塔木德》中的许多律法讨论就在考察作为特定律法来源的一些米德拉什，以决定哪一条米德拉什在什么情况下具有权威性。还有些米德拉什与宗教观念和态度有关，常常构成布道的依据。

“皮尤特”（piyyut，复数为piyyutim）是为犹太会堂宗教仪式创作的诗歌。许多古代会众习惯使用诗体祈祷文，而非现代传统祈祷书中标准的散文体祈祷文。会众不仅指望领祷人在仪式中领唱，还期待他为每个安息日和节日的仪式创作不同的诗歌，以免听到完全重复的仪式内容。后来，祈祷书的文本逐渐固定不变，皮尤特就随着标准祈祷文一起朗诵。在整个中世纪，创作皮尤特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艺术活动（在有些中东的犹太社群里一直持续到现代）。虽然皮尤特的创作已经停止，但直到今天，犹太会堂中仍能听到一些皮尤特。

如前所见，犹太教的某些方面自古广受称赞，但有些方面也引起敌视。开明的异教徒就无法理解，犹太人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尊重其他民族的神祇和礼仪；对可以接受众神的异教徒而言，犹太人除自己的上帝以外拒绝承认任何神，反倒更像是渎神者和无神论者！此外，犹太人在宗教上反对帝王崇拜，这虽然是严格奉行一神论的必然结果，但却有不忠于国家的嫌疑，鉴于犹地亚人屡屡叛乱的前科，嫌疑就更大了。另一个政治原因更醒目。在希腊人的城市中，犹太人喜欢扎堆生活，尽可能结成单独的团体，但同时又索要公民权利。第二章已显示，这种愿望中暗含的这对矛盾，已引起亚历山大城罗马总督弗拉库斯的敌视，是造成公元38年暴乱的原因之一。最后，异教徒的敌视中包含了十足的宣传成分。安条克四世企图为自己在公元前2世纪袭击耶路撒冷圣殿的行为辩解，办法就是攻击犹太宗教；亚历山大城有位名叫阿皮翁（Apion）的作家，写了一部翔实的反犹宣传作品，为公元38年对犹太人闹事的镇压辩解；连声名卓著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也不例外，在讨论公元70年圣殿被毁时，他延续了抨击犹太教的传统。这样，截至2世纪，已经出现一批反犹文献，可供基督教领袖利用，基督徒还更为情绪化、更有针对性地指控犹太人是弑神者，反犹文献遂与日俱增。

在4世纪早期以前，基督教与罗马磕磕碰碰，产生的问题比犹太教与罗马之间的问题还多。犹太人建国的雄心已被彻底击碎；他们在故土上的人口骤减，根本无法对罗马帝国构成威胁。但是罗马视基督教为威胁，对它积极迫害了两个多世纪。迫害平添怨怒，基督教一旦获得罗马帝国官方宗教的权势，就把怨怒发泄到它的母系宗教上。从此，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境遇急剧恶化。

在4世纪，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西罗马帝国以罗马为中心。西罗马帝国勉为其难地支撑着，与东罗马帝国分分合合，还经常遭受蛮族入侵，最终在5世纪土崩瓦解；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图鲁斯于476年遭废黜。与此同时，巴勒斯坦落入说希腊语的基督教拜占庭帝国的控制。

从4世纪到7世纪，拜占庭统治巴勒斯坦。在此期间，许多法律陆续颁布，限制犹太人从事宗教和商业活动，禁止犹太人和基督徒通婚，还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或新建犹太会堂。犹太族长希列二世向流散地犹太人宣布节期日历的权威遭到剥夺。（他不得不将制定宗教历法的原理对外公布，流散地犹太社群从此在一个重要领域内摆脱了巴勒斯坦的控制。）犹太人还被禁止拥有基督徒奴隶，从而在经济上受到沉重打击。尽管我们今天对奴隶制深恶痛绝，但它却是罗马帝国农业生产的基础；因为这条禁令，犹太人不可能再和基督徒奴隶主竞争，他们耕田种地，只能安于自给自足，无法再做其他打算。这一限制虽然可能只对少数大地主有直接影响，但却是令犹太人离开土地的第一步，犹太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在中世纪几乎完全成为城市居民。

一些基督教教会领导人要求全面禁止犹太教，主张像3世纪罗马人对待基督徒那样对待犹太人，让他们在改宗和死刑之间二选一。在西班牙，这真成了政策，西哥特国王西塞巴特（Sisebut，612—621年在位）逼迫犹太人在改宗、死刑和流亡之间选择。但在多个世纪里，教会对待犹太人的权威态度是由圣奥古斯丁（354—430年）阐发，并经教宗格里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确立为教会政策的。该政策虽说相对温和，但仍然不够宽容：犹太人顽固不化，拒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完全应该被镇压和羞辱，但还不能彻底消灭，而是要让他们生活在丢脸的贫困中，为社会所排斥，以此既惩罚他们顽固地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这条包含在他们自己经典中的信息（基督徒已把犹太人的经典称为“旧”约，认为其中暗藏的信息能证明基督教这个新宗教真实不虚），又作为基督教之优越和非基督徒之厄运的永久见证。为了让如此对待犹太人的建议显得有理有据，奥古斯丁引用经文：“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民忘记。”(5)此话本是古代一位犹大国王对其子民的敌人下的诅咒，现在却被奥古斯丁用在犹太人自己身上。奥古斯丁的原则很苛刻，但在中世纪得到教宗的一再确认，有时还成了犹太人的救命稻草。

在4世纪，犹太人两次试图摆脱拜占庭的压迫。波斯皇帝沙普尔二世在美索不达米亚威胁罗马帝国，一些巴勒斯坦犹太人想趁机翻身，于351年在帕特里修斯（Patricius）的领导下起义，很快遭到镇压。在尤利安皇帝（又叫叛教者尤利安）执政期间（360—363年），出现了更好的机会。尤利安试图逆转帝国的基督教化进程，将一种开明的异教信仰恢复为官方宗教。他不但废除反犹法规，还承诺重建圣殿，允许犹太人重回耶路撒冷定居。然而，他英年早逝，这些计划全部落空，而他的继任者都是基督徒，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手段比尤利安的前任更加严厉：限制生计，下降地位，逼迫他们皈依基督教。犹太族长制成了犹太自治权的最后残存，连这也在429年遭废除。差不多与此同时，基督徒成为巴勒斯坦的主要人口。在查士丁尼一世执政时期（527—565年），罗马的控制最终侵入犹太人的内部生活，除了更严格地执行以往的反犹社会法规，查士丁尼还干涉关于如何奉行仪轨的争论。他借机制定条例，规定如何举行犹太会堂的宗教仪式，甚至公然禁止拉比在仪式上讲解经文。

然而，巴勒斯坦的拉比学院不为所动，继续活跃，并于4世纪取得一项标志性成就，即编纂出《巴勒斯坦塔木德》（有时误称为《耶路撒冷塔木德》）。这部大作汇编了拉比们对《密释纳》的讨论和评注，包含许多古代的律法和宗教传统。这一时期还编辑了米德拉什，这是对一些缩写的布道文和布道时的经文讲解的汇编。这一时期另一文学活动密集的领域是仪轨诗歌皮尤特的创作，这在整个中世纪都是犹太人主要的艺术活动。巴比伦的拉比也很活跃，他们在5世纪集体编写了《巴比伦塔木德》。和《巴勒斯坦塔木德》一样，它也是一部围绕《密释纳》的拉比学说汇编；与《巴勒斯坦塔木德》不同，它将在中世纪渐渐为全世界犹太人所接受，成为拉比犹太教的权威原典。《巴比伦塔木德》至今仍是正统派犹太人训练拉比和虔诚研习的主要焦点。（第四章将讨论《巴比伦塔木德》是怎样获得权威地位的。）这样，尽管生活在压迫之下，拜占庭时期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仍创作出一定数量的文献，它们和《巴比伦塔木德》一起，至今仍是拉比犹太教的基础文献。

到这一时期末，结束罗马和波斯绵延数个世纪恩怨的最后一场战争爆发，正是在此期间，巴勒斯坦犹太人差点就能摆脱拜占庭统治的黑暗时代。波斯皇帝库思老二世（Chosroes Ⅱ）于603年开始进攻罗马东部各省，到614年已经征服耶路撒冷，这要部分归功于犹太人的协助，他们长久以来一直视波斯为潜在的解放者。库思老杀死并迁走大量基督徒，然后把耶路撒冷交给犹太人，在被官方禁止涉足此地将近300年之后，犹太人终于再次成为它的主人。不过好景不长，波斯人很快看清，犹太人积贫积弱，人口也不够多，保不住波斯在巴勒斯坦的这个据点。617年，库思老改变决定，恢复基督徒对耶路撒冷的支配权。几年后，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开始反攻，于629年攻进耶路撒冷，正式恢复拜占庭对它的控制。

希腊和罗马的反犹主义

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把希腊的语言和文学带到亚洲广大地区。希腊的扩张使希腊学者和文人接触到新的、具有异域风情的亚洲文化，其中就包括犹太人的文化。早期希腊作家用赞赏的口吻把犹太人描述为哲学家民族，就像印度的婆罗门那样。这很可能是因为犹太人的饮食限制让他们想起毕达哥拉斯派的苦行苦修，也可能因为《托拉》中的律法在他们眼中是创建政治和宗教乌托邦的尝试。后来，一位罗马作家赞扬犹太人的耶和华崇拜，认为耶和华和罗马的朱庇特是同一位神灵，他还赞扬犹太人禁止偶像的行为。1、2世纪的许多罗马人被犹太教吸引，有的（甚至包括图密善皇帝的一位堂兄弟）还皈依了犹太教。不过，就连研究人种的希腊学者也会语气厌恶地提到割礼等犹太习俗，并嘲笑犹太人拒食猪肉。

诽谤犹太人的始作俑者是政治宣传家。早在公元前200年，一位亲以土买（因此是反犹派）的希腊作家就写道，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崇拜金驴头。（在后来作家的笔下，想象中的这头供奉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的驴被换成猪。）埃及作家在描述埃及紧张局势的同时，传播了诸多对犹太史的曲解和污蔑。他们宣称，犹太人最早作为外来征服者入侵埃及，他们在埃及城镇中纵火，摧毁当地神庙，虐待百姓，直到被赶出埃及。还有人声称，法老时代来到埃及的犹太人之所以遭驱逐，是因为法老决定清除埃及的麻风病人和其他不洁者。法老役使他们去采石场做工，后来又把他们安置在阿瓦里斯。在那里，他们的头领摩西下令禁止崇拜埃及众神，不准食用埃及人崇敬的动物，而且严禁与外人交往。在安条克四世亵渎耶路撒冷的圣殿后，也传出政治动机类似的指责，说安条克在圣殿中发现一个希腊人，正在被养肥，是预备给每年举办的人牲的。

在1、2世纪罗马作家的笔下，反犹宣传是个常见主题。他们厌恶犹太人，既因为犹地亚反抗罗马的暴动，也由于犹太人在罗马上层阶级中的传教活动颇为成功，这在罗马保守人士看来不啻是异邦人和异邦习俗的入侵。罗马作家尤其喜欢嘲笑犹太人不吃猪肉的禁令（猪在罗马人眼中特别宝贵，既是美味又是祭品），他们还把割礼说成自残，把守安息日当作懒惰。著名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是罗马保守人士的代言者，他指责犹太教是“异邦迷信”。不过，与此同时，许多重要的罗马作家，尤其是哲学家，继承了赏识犹太人的早期希腊传统。他们特别推崇摩西，将他描述为哲学家和立法者。

希拉克略的胜利令犹太人痛苦失望，但他们不久就感到宽慰。没过几年，罗马和波斯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抗终于落下帷幕，拜占庭失去对巴勒斯坦和埃及的控制，而波斯帝国干脆消失了。此时，这一地区和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将由7世纪出现的一股新势力决定，那就是伊斯兰。

迈蒙尼德的亲笔信，用犹太-阿拉伯语写成，发现于开罗的戈尼萨。最后一行是迈蒙尼德的签名。信件翻拍，版权方为苏珊·考夫曼。美国犹太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1) “伊利亚”来自哈德良的名字；“卡皮托林”表明是献给朱庇特神的，因为此神最有名的神庙坐落在罗马城的卡皮托林山丘上。——校者注

(2) 莱茵兰（Rhineland），德国莱茵河以西地区的通称。——校者注

(3) “特许宗教”（religio licita）这种说法来自基督教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约220年），并不是罗马法中的正式术语。——校者注

(4) “犹太族长”的希伯来文是Nasi。《圣经》时期的部落领袖和国王可用这个词称呼，巴尔·科赫巴曾用这个词自称（上文译作“亲王”）。今天以色列国的总统也叫Nasi。——校者注

(5) 见《诗篇》59:11。——校者注

第四章　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
632—1500年

到公元7世纪，拜占庭帝国、萨珊帝国及其臣民都已经被几个世纪的战争耗得筋疲力尽。一股在阿拉伯半岛兴起的新势力乘虚而入。

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既有沙漠中的游牧民，又有城镇定居者。他们在两大帝国的边界上生活了几个世纪，与两个帝国做生意，充当它们的雇佣兵，抢劫它们的商队，有时还成立一些小王国投靠其中一方，故而对罗马和波斯两个世界都相当熟悉。他们大部分是异教徒，但也不乏基督徒和犹太教信徒。似乎正是通过与后者的对话，一位麦加的商人穆罕默德（约570—632年）开始相信一神论原则：神只有一位，祂没有形体，只通过神圣经典向世人显现，并将在最后的审判日出现，审判全人类。他曾体验到种种异象，神在其中委托他在他的人民中用阿拉伯语传播这一信息。

年表

犹太历史 | 时间 | 世界历史
| 622 | 伊斯兰教纪元元年：穆罕默德进入麦地那（Hijra）
| 638 | 阿拉伯人征服耶路撒冷
| 642 | 阿拉伯人征服埃及
西班牙宣布犹太教非法 | 694 |
| 711 | 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
| 762 | 巴格达兴建
阿南发起卡拉派运动 | 约765 |
萨阿迪亚高昂 | 882—942 |
亚伦·本·亚瑟在太巴列确立希伯来语《圣经》的权威文本 | 930 |
哈斯达伊·伊本·沙普鲁特成为西班牙穆斯林统治者的朝臣 | 940 |
| 969 | 紧邻福斯塔特的开罗兴建
哈扎尔王国灭亡 | 11世纪初 |
最后一位有影响力的高昂哈伊逝世 | 1038 |
撒母耳纳吉德逝世 | 1055或1056 |
格拉纳达大屠杀 | 1066 |
| 1071 | 塞尔柱突厥人征服耶路撒冷
| 1099 | 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
犹大·哈列维逝世 | 1141 |
| 约1146 | 西班牙的穆瓦希德王朝
| 1171 | 萨拉丁控制埃及
| 1187 | 萨拉丁从十字军手中夺取耶路撒冷
迈蒙尼德逝世 | 1204 |
| 1248 | 基督教征服除格拉纳达以外的西班牙全境
| 1258 | 蒙古人征服巴格达
纳赫马尼德在巴勒斯坦 | 1267—1270 |
| 1269 | 马林王朝控制摩洛哥
| 1291 | 阿卡陷落标志着十字军对巴勒斯坦的统治结束

622年，穆罕默德领着信徒迁徙到麦地那，在那里以他的宗教即伊斯兰教的原则为基础，建立一个社群，它很快发展为成功的小国。穆罕默德死后，他的众多启示被汇编成书，这就是伊斯兰教神圣的经典《古兰经》。他的追随者袭击并征服邻近地区，将新宗教传播开来。在短短几十年里，他们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巴勒斯坦和埃及，又从波斯帝国夺取伊拉克和波斯。到8世纪中期，居鲁士在1200多年前建立的波斯帝国（见第二章）消失无踪，而拜占庭帝国被压缩到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的部分地区。

当时世界上的大部分犹太人便成了整个伊斯兰帝国的居民，这个帝国东起印度河，西至大西洋，西班牙也包括在内。由于这个变化，巴勒斯坦、埃及和西班牙的犹太人，几乎立刻摆脱了在怀有敌意的基督徒统治下所忍受的迫害、骚扰和羞辱。这也是从流散开始后，他们首次被纳入一个统一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体系。这两个因素促使他们欣欣向荣，发展出近代以前最成功的流散地犹太社群。

阿拉伯人刚开始征战四方时并没打算让全世界皈依伊斯兰教。虽然存在个别宗教强迫现象，但总的说来，人们改宗伊斯兰教，是因为伊斯兰统治下的状况更有利于穆斯林；同理，他们改用阿拉伯语，只是因为它是政府管理和公共生活所用的语言。和基督教及犹太教一样，伊斯兰教也与异教水火不容，但它尊重基督教和犹太教，视它们为一神论姊妹，因为它们也拥有一部神启之书。因此，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能够遵守特定的条件，穆斯林就允许他们保留祖先的宗教。

在伊斯兰统治下生活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被当作“迪米”（dhimmis），即“受保护的臣民”。他们的身份地位由一套名为《欧麦尔条约》的法规规范。根据这些法规，迪米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保障，宗教实践受到宽容；作为交换，他们要缴纳特别的税款，行为举止也要与臣民的身份相配。他们不得新建教堂或犹太会堂，也不得维修旧场馆，不得公开举行宗教游行或传教。他们也不得袭击穆斯林、携带武器或骑马，而且必须穿有别于穆斯林的服装。后来又增加了其他限制：他们的住宅不得高过穆斯林的住宅，不准使用阿拉伯语名字，不准学习《古兰经》，不准售卖发酵饮料，也不能担任公职。

忍受这些有辱人格的规定，还要付钱才能享受这些待遇，对于落入伊斯兰统治的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来说，是可耻的负担，故《欧麦尔条约》刺激他们改信伊斯兰教。但对于曾经生活在基督教国家的犹太人来说，《欧麦尔条约》的内容虽然听起来严苛，实际上却带来解脱，因为这意味着伊斯兰宗教和国家承认他们的地位，并且保障他们有权利生活和维持信仰——这次并非在圣奥古斯丁那种羞辱性的逻辑下苟延残喘，而是在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的责令下自在过活。虽然穆罕默德在晚年谴责了犹太人，还在麦地那迫害过犹太人，但伊斯兰教没有像基督教那样与犹太教直接竞争，而且也没有什么敌视它的历史原因。于是，在伊斯兰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欧麦尔条约》中的歧视性规定经常被无视或通融。总的说来，只要伊斯兰教处在强盛时期，比如从它兴起一直到约10世纪以及15和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将在第六章探讨），犹太人就建造华丽的住宅，起阿拉伯语名字，有些还学习《古兰经》；基督徒则开酒馆，售卖发酵饮料（甚至经常卖给穆斯林）；没有人介意穿着区别身份的服装，反正对此早就习以为常。

另一个原因也使早期穆斯林统治对犹太人影响不大。和基督教统治时的情况不同，犹太人不再是唯一遭歧视的宗教团体，更不是这些团体中人数最多的。轮到基督徒尝尝最受歧视的滋味了，他们在伊斯兰治下的宗教地位要比犹太人的更成问题。虽然《古兰经》把基督徒和犹太人同归为“圣书之民”，但是三位一体的教义使恪守一神论的穆斯林在神学上怀疑基督宗教，而十字架和圣像在基督教崇拜中占据的显赫位置，也让严禁崇拜任何造像的穆斯林把基督徒看作偶像崇拜者。犹太人数量少得多，且恪守一神论，在反对造像方面几乎同穆斯林一样坚决，故在这一时期引起的关注和怀疑要少得多。最后一点是，与基督徒不同，犹太人没有政治身份，他们的独立国家消失已久；而和伊斯兰世界隔地中海相望的（并且在西亚部分地区接壤）是拜占庭帝国，这个基督教神权政体与伊斯兰世界战事不断，伊斯兰领地上的基督徒迪米自然被怀疑通敌，或者至少心系外敌。由于这些原因，为数众多的基督徒起初不如犹太人受待见。

随着伊斯兰帝国的建立，西方历史的重点开始从说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世界转向说阿拉伯语的帝国，而它的范围比前两者中任何一个在鼎盛时期的都大。20世纪的欧美读者必须努力消化这个事实，因为作为欧洲的文化后裔，我们自然容易认为，历史的主流就是欧洲历史。但是从7世纪到13世纪，欧洲远远未入流。自5世纪蛮族入侵以后，西罗马帝国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都已衰败，欧洲文明进入衰落期（经常被称为黑暗时代），过了几个世纪才恢复。在东方继承罗马的拜占庭帝国，领土已大大缩小，在抵御伊斯兰帝国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伊斯兰帝国辽阔、强势、繁荣，它用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来团结内部，其领土除了取自波斯帝国等地，还有许多原来属于罗马和拜占庭帝国。幅员辽阔带来巨大的财富和伟大的文化，被征服民族的技艺和学识都融入新兴的跨民族的伊斯兰文化。因此，欧洲的黑暗时代正值伊斯兰的黄金时代，而全世界犹太人中的大部分成了这个伟大帝国的居民，是其伟大的受益者。

巴勒斯坦犹太社群在伊斯兰统治下有所恢复，但没有恢复到它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以前所拥有的领导地位。638年，阿拉伯人从拜占庭帝国手里夺下耶路撒冷，废除从哈德良时期正式生效的犹太人不得在城中定居的禁令。不过，阿拔斯王朝(1)于750年掌权，将巴格达建为首都（762年），巴勒斯坦恢复了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通道的历史地位。而巴格达则成了世界性大都会，在这座涌现过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等伟大哈里发的都市中，伊拉克的犹太社群（仍然称为巴比伦社群，尽管巴比伦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兴旺繁荣，成为最显赫的流散社群。穆斯林允许犹太人维持在波斯统治时期就享有的半自治身份。作为犹太人的首领，流散领袖至少在理论上成为朝臣，不仅领导当地流散社群，还领导哈里发治下的所有犹太社群，负责收税，并为帝国全境的犹太法庭任命法官。据说，每逢他上朝觐见哈里发，街上会有传令官跑在前面，用阿拉伯语高呼：“我们的大师、大卫之子在此，闲人回避！”因为流散领袖仍自称是犹大国王约雅斤（见上文）的后裔，享受一定程度的王室待遇。

伊斯兰的统治状况有利于城市生活和贸易，犹太人受到普遍趋势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城市化，脱离农业而转向商业。到8世纪末，在伊斯兰世界，住在城镇中当工匠或商人的犹太人要比犹太农民多得多。地中海和红海在政治、文化与语言领域的统一促进了国际贸易，随着个人财富的积累，一些犹太人开始在地中海和印度（公元1000年左右在柯钦［Cochin］附近出现第一个犹太社群）之间积极开展贸易活动。

无论对于穆斯林主体民族还是犹太少数民族，繁荣都带来文化发展。穆斯林在巴格达的中央集权也将世界性的权威赋予伊拉克的犹太机构。苏拉和蓬贝迪塔的犹太学院搬到巴格达，从整个伊斯兰世界筹集资金和招募学员，院长被视作犹太宗教传统的主要诠释者以及宗教律法与实践的最高权威。他们顶着“高昂”（gaon，复数为geonim）的头衔；术语“高昂”源自意为“荣耀”的希伯来语单词，同时也是“雅各的荣耀学院院长”(2)这一华丽头衔的简称。

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犹太人享有一定的自治；拉比不仅仅是礼仪和家庭律法方面的专家，更充当法官和社群权威。遍布伊斯兰世界的地方拉比将疑难案件提交给高昂仲裁，案件内容涉及社群组织、商业、继承，以及离婚（当时也和现在一样，更多牵涉财产分割，而非单纯宗教事务）。高昂的回答叫“答复”（responsa，相当于伊斯兰教的“法特瓦”［fatwa］）。

伊拉克犹太学院里教授的主要科目是宗教律法。首要的教科书自然就是《巴比伦塔木德》，它是高昂们的先驱——萨珊时期苏拉和蓬贝迪塔学院的院长（见第三章）——所汇编的关于犹太宗教传统的巨著。正是巴比伦高昂们的世界性权威赋予《巴比伦塔木德》高于《巴勒斯坦塔木德》的地位，让前者在犹太世界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学习，至今亦然。同样，由高昂编纂的祈祷书也成了全世界犹太人的标准读物，以致旧的巴勒斯坦祈祷仪式全都被彻底废弃。高昂给犹太宗教生活的许多方面留下永恒印记；7—11世纪的这段时期号称犹太史上的高昂时代，这是恰如其分的。

最精力充沛、最有影响力的一位高昂是苏拉的萨阿迪亚·本·约瑟（882—942年），他的事业堪称犹太智力生活的里程碑。萨阿迪亚是第一位用阿拉伯语编写犹太律法和宗教书籍的重要的拉比权威，光是这一语言学上的事实就显示出他给犹太智力生活带来了多大变革。萨阿迪亚实际上是一类新型拉比的代表，他不仅发展了犹太律法及布道传统，还探究了当时犹太传统以外的更广泛的智力关切。

犹太人通常说所在地的语言，穆斯林征服伊拉克后，犹太人和当地其他居民一样，渐渐不说亚兰语而改说阿拉伯语。在伊斯兰扩张时期，阿拉伯语从一个边缘部落的语言转变成一个伟大的世界性文化的语言。阿拉伯学者接触到印度、波斯、希腊的古老文明，汲取外来智慧，将之融入阿拉伯半岛本土的文学传统；他们把用古代语言特别是希腊语写作的书籍翻译成阿拉伯语，勤加钻研，并用新的方法发挥书中的理念，尝试将它们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文学传统相协调。这种智力酝酿过程造就出见多识广的学者阶层，它主要由穆斯林组成，但也包括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犹太人，他们拥有共同的哲学和科学传承，这为相互理解奠定广泛基础，使来自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敌视的教派和社群的成员可以和衷共济。广义说来，他们共同的知识基础是希腊科学和哲学，而共同的语言是阿拉伯语。

萨阿迪亚精通阿拉伯语言和文学，有机会接触这种新的广阔多元的智力生活的潮流，他是第一位尝试用这种视野系统地重新思考犹太传统的重要拉比权威。这方面他只有一位先驱，即亚历山大城的斐洛，此人在1世纪就尝试用希腊哲学重新思考犹太传统。与斐洛（他用希腊语写作）一样，萨阿迪亚也用所在地的语言写作；与斐洛不同，在萨阿迪亚生活的时代，拉比犹太教久已成为犹太教的主流形式，而萨阿迪亚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拉比。部分由于他的权威，部分由于当时的文化氛围，他的作品对整个伊斯兰世界内部及其外部的犹太社群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作为第一个大量使用阿拉伯语写作的重要拉比，萨阿迪亚堪称犹太-阿拉伯语文学的奠基人。书写与犹太律法相关的著述，是拉比权威分内之事。除此之外，他还将《圣经》翻译成阿拉伯语，并撰有一本大部头的阿拉伯语《圣经》评注。鉴于《圣经》在他那个时代的拉比教育中只占据次要地位，逊于《塔木德》，这部《圣经》评注就显得非同寻常。与同类著作相比，他的《圣经》评注是第一部由一位深受哲学影响的拉比写的，而他的《信仰和意见之书》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的犹太神学论著。正是通过萨阿迪亚的这些作品，对犹太传统的哲学分析才获得正式地位。萨阿迪亚还积极与那些观点和他相左的拉比以及宗派主义者论辩，同时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写下一些论辩著作。当时犹太会堂举办宗教仪式只用希伯来语，所以他用希伯来语为犹太会堂创作诗歌，但在指导诗人们创作仪轨诗歌时，他选择阿拉伯语作为他的教科书的语言。因此，萨阿迪亚可谓将拉比犹太教阿拉伯化了：他不仅选用阿拉伯语，而且调整拉比传统以适应当时智力生活的精髓。

萨阿迪亚终生致力于融合犹太传统与通过阿拉伯语习得的希腊哲学和科学思想，这标志着一种智力潮流正在兴起，它将成为伊斯兰世界犹太人的特质，而伊斯兰此时正处于西方文明的前沿。只要伊斯兰世界保持领先地位，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拉比就会延续萨阿迪亚所开创的努力。正如穆斯林此时是西方世界智力生活的先锋一样，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也是当时犹太世界智力生活的先锋。

在宗教论辩中，萨阿迪亚捍卫《圣经》，反驳理性主义批评家的攻击，后者曾指出经文中的自相矛盾和逻辑谬误。他和卡拉派之间的论辩更重要，卡拉派是犹太教内部一个宗教运动，其名称意为“经书之民”。这一运动由阿南·本·大卫创立于8世纪晚期的伊拉克，他宣称拉比犹太教的整个历史都是对犹太宗教原则的欺骗性歪曲，并试图推翻高昂们的权威。阿南想要恢复《圣经》作为唯一宗教权威的地位，让人人能自由独立地诠释它，只有卡拉派社群自己积累的传统才能对此有所限制。对于不受高昂权威牢牢控制的犹太社群，比如远在波斯的犹太社群，这种方法很有吸引力，但其本质却导致分裂。阿南在9世纪和10世纪的传人，如便雅悯·纳哈文地（Benjamin al-Nahawendi）和但以理·库米西（Daniel al-Qumisi，他将这一运动带到巴勒斯坦）等人，对他的学说有所修改，并发展出自己的《圣经》诠释传统，汇编出自己的教仪传统和法典，其中大部分使用的是阿拉伯语。

卡拉派信徒热衷研究《圣经》，不仅积极创作《圣经》评注，还成为研究希伯来语语法和《圣经》写本传统的先驱。正是在10世纪，《圣经》的希伯来语文本被权威性地固定下来，这即使不是卡拉派所为，起码也是在他们影响的推动下取得的成果。

卡拉派反叛拉比犹太教，并非为了弱化拉比律法的复杂和严格；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相当严格乃至奉行苦修的犹太教。尽管如此，它还是从伊斯兰统治的全境吸引到追随者，其中包括许多富人，其传播之广使它可以和拉比犹太教分庭抗礼，以致推崇《塔木德》的犹太人获得与众不同的称号“拉比派”（Rabbanite）。虽然两个群体互相指责对方是异端，但双方信徒这一时期仍然通婚。不过鉴于拉比派的悠久历史以及流散领袖和学院等制度的威望，伊斯兰政府通常只承认拉比派为犹太教的权威代言人，这样，拉比派最终压制了卡拉派，但并未彻底消灭他们。卡拉派运动于12世纪在穆斯林东方衰落，但仍活跃于埃及，并持续至今。它在西班牙只是昙花一现。它在巴勒斯坦和拜占庭有一个重要社群，集中在君士坦丁堡周围；在17和18世纪，卡拉派从那里扩散到克里米亚和立陶宛，一直存续至现代。一些小的卡拉派社群在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地至今存在。

在萨阿迪亚身后，随着伊斯兰帝国分裂成一个个地区性的伊斯兰政权，随着伊拉克失去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统领地位，伊拉克犹太社群相对于其他犹太流散社群的重要性渐渐衰减。10世纪的高昂们向其他流散社群发出呼吁，要求各地提供捐助，以维持他们的机构，但到1038年，最后一位享有国际权威的高昂，即蓬贝迪塔的哈伊（Hai）也去世了。

正当伊拉克衰落之际，别的伊斯兰地区渐渐繁荣，其中就有8世纪被穆斯林征服的西班牙。这次征服把当地规模很小的犹太社群从一个特别苛待他们的政权下拯救出来（见第三章）。在伊斯兰的仁政下，当地犹太人与西班牙共同繁荣，很快摆脱拜占庭帝国的掌控。到10世纪，当地统治者僭取“哈里发”头衔，正式宣布独立，抛弃了腐朽不堪的拜占庭帝国。首都科尔多瓦（Córdoba）变成宏伟的都市，一度跻身于伊斯兰世界的伟大城市之列，不仅招徕财富，而且吸引了艺术家和学者。经济繁盛、越来越强的独特的地域身份意识和自豪感也令犹太人受益匪浅，一些犹太人就通过贸易和纺织品制造业发家致富。

10世纪中期，一位名叫哈斯达伊·伊本·沙普鲁特的犹太人平步青云，成为科尔多瓦哈里发的朝臣。他是首位“朝臣-拉比”，这是伊斯兰西班牙一种典型的领导人：既担任公共生活中有权有势的职位，又负责犹太社群事务。他们中的许多人深谙犹太宗教传统，有些还亲自参与伊斯兰西班牙极其活跃的文学和智力生活。哈斯达伊运用手中权力，维护伊斯兰西班牙犹太社群的利益。由于他的财富和影响力，科尔多瓦出现一个犹太作家和学者圈子。他特别鼓励希伯来语诗歌创作，赞助过两位诗人，他们的创作标志着中世纪希伯来语文学黄金时期的肇始。

用希伯来语创作的诗歌一直是犹太仪轨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作新的仪轨诗歌已成为经久不绝的传统（上文已提到萨阿迪亚这方面的努力），但此前没有将希伯来语用于非仪轨用途的传统。随着犹太人采纳穆斯林的礼仪和习俗，他们发现，在任何说阿拉伯语和研习阿拉伯语的地方，阿拉伯语诗歌都广受欢迎，于是他们也开始欣赏起这些诗歌来。在阿拉伯语世界，诗歌不仅用于娱乐，还作为宣传和推广的载体在公共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受哈斯达伊赞助的诗人发挥了诗歌的这种功能，但他们使用希伯来语而不是阿拉伯语，因为他们是为有文化的犹太贵族小众内部使用而创作的。这种对阿拉伯语文学风尚的借鉴延续了从萨阿迪亚开始的一种趋势，也就是将犹太传统和伊斯兰世界的智力与文学潮流结合起来。不久，诗人们就用希伯来语写下阿拉伯语中大部分时髦的话题：爱情、饮酒（虽然伊斯兰教禁止饮酒，但饮酒是阿拉伯语诗歌最受青睐的主题）、友谊、个人与公共事务。虽然创作希伯来语世俗诗歌的潮流蔓延到阿拉伯语世界的其他地方，但最伟大的作品出自穆斯林西班牙的希伯来语诗人之手。

其中最有权势也最有趣的朝臣-拉比是撒母耳纳吉德(3)（993—1055或1056年），他在11世纪的格拉纳达登上高位，当时伊斯兰西班牙已经分裂成许多小王国。据传，撒母耳之所以引起宫廷注意，是因为他能在外交信函中熟练使用华丽的阿拉伯语文风。通过个人魅力和娴熟的政治手腕，他成了格拉纳达亲王不可或缺的谋臣，并一度成为这个小国家事实上的统治者。他还肩负一些军事责任，因为他写过许多希伯来语诗歌，其中描述了他目睹的格拉纳达军队同塞维利亚和阿尔梅里亚（Almería）等邻国军队作战的场面。除了宫廷职责，他积极从事文学事业，撰写宗教律法和希伯来语语法的书籍，并创作了大量题材广泛的诗歌。在当地犹太社群中，他的多才多艺、温文尔雅、博闻广识和对社群的忠诚，让他逐渐被奉为楷模。穆斯林也尊重他的能力，但对他虽身为迪米却拥有控制穆斯林的权力而愤愤不平。撒母耳有能力约束这些不满，但继承他宫廷职位的儿子约瑟却没这本事。1066年，约瑟在一次针对格拉纳达犹太人的大暴动中被杀。在伊斯兰西班牙的历史上，乃至当时的整个伊斯兰世界，这场暴动属于孤立事件，因为犹太人的地位总体上相当安全。不过它也提醒人们，虽然伊斯兰教能够宽容对待犹太人，但他们终究是异类。

然而，格拉纳达大屠杀预示下个世纪将有更严重的麻烦。从1146年开始，摩洛哥的一支极端伊斯兰教派，即狂热的穆瓦希德派(4)，抵达并逐渐控制西班牙，将其领地上的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宣布为非法。这仅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二例由政府组织的反迪米运动（第一例出现在哈基姆时期，马上就会讲到），它给犹太人带来破坏和精神创伤。虽然穆瓦希德派最终放宽了相关规定，但犹太人生活受到的破坏却是永久性的，因为最成功和最有创造力的犹太社群之一从此告终。许多犹太人离开伊斯兰西班牙，逃往普罗旺斯，带去他们独特的犹太-阿拉伯传统，大大丰富了当地原本较封闭的犹太社群的智力生活（见第五章）。

许多犹太人至少能够留在伊比利亚半岛，因为在穆瓦希德派开始迫害前，穆斯林从未彻底征服的几个北方基督教王国已经开始向穆斯林领地扩张。卡斯提尔国王就于1085年占领托莱多。新的基督教领地欢迎犹太人，许多犹太人逃去那里避难，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基督教统治反倒显得比伊斯兰教统治对犹太人更仁慈，这与一般模式相反。可惜好景不长，下一章将揭示后续发展。

在逃离穆瓦希德派迫害的科尔多瓦犹太人中，有位名叫迈蒙的法官，他的儿子今天人称迈蒙尼德（1138—1204年），此人将成为伊斯兰时代最著名的犹太人。迈蒙尼德10岁左右时，他一家人离开西班牙，先去了摩洛哥，又去了巴勒斯坦。他成年后定居埃及，在那里功成名就。

埃及早已是犹太人生活的重要中心。法蒂玛王朝(5)于公元10世纪控制埃及，建造开罗城作为首都。这个王朝的缔造者，也像西班牙的阿布德·拉赫曼（Abd al-Rahman）那样，自封为“哈里发”，宣告独立；他主要的一位谋臣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法蒂玛王朝除埃及以外还控制巴勒斯坦，它授予治下的犹太人相当的社群自治权，犹太人因其温和统治而兴旺。在将近一个世纪中，该政权承认巴勒斯坦的拉姆勒（Ramle）拉比学院为其统治地域内最高的犹太事务权威；1071年，巴勒斯坦省被入侵的突厥人占领，一位号称“犹太人首领”的官员成了犹太人的主要权威。在喜怒无常的法蒂玛王朝统治者哈基姆（1007—1021年在位）治下，犹太社群经历了最困难的时期，哈基姆采取一系列措施羞辱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子民，但他很快又撤回这些规定，故并未造成任何长久的精神创伤。1171年，即在迈蒙尼德抵达埃及之后几年，埃及落入阿尤布王朝(6)之手，该王朝的领袖就是著名的萨拉丁，他在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善待犹太人。在法蒂玛和阿尤布两个王朝的治下，都有少数犹太人在宫廷中担任要职。

在所有中世纪犹太社群中，迈蒙尼德时代的埃及犹太社群留下的文献最多，因为埃及一座犹太会堂中的戈尼萨（geniza）幸存至今。戈尼萨是存放废弃书籍和书面材料的储藏室。犹太人认为销毁任何写有上帝名字的文件都是亵渎神明之举，因此有必要使用这样的储藏室，以防上帝名字本身遭到损毁。即使在不直接涉及宗教事务的著作中也会经常提到上帝，因此，保存旧著述而不销毁的惯例就被用于任何用希伯来语字母写的东西，最终造成一种舍不得丢弃任何书面材料的倾向。不再需要的书籍或文件要么埋入墓地，要么无限期存入戈尼萨。福斯塔特（Fustat）老城最初位于开罗城南面，如今已并入开罗城，那里是著名的本·以斯拉犹太会堂的所在地，会堂里面就有一间持续用到19世纪末的戈尼萨。在19世纪，这间储藏室引起欧洲藏书家注意。1897年，它被打开并被系统发掘整理，人们发现里面藏有各种文学作品的写本：《圣经》与《塔木德》的评注、答问集、诗歌、祈祷书、哲学和科学作品。它们自中世纪起就存放在那里，前所未有地拓宽了人们关于中世纪犹太人智力生活的视野。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间戈尼萨还藏有数量和种类空前的文书资料：私人及商务信件、商业合同、销售清单及提货账单、婚约、写作练习、书单、库存清单和护身符。这一发现意外地使人们能够看到10—13世纪的中世纪埃及的日常生活，不仅包括犹太人的日常生活，而且也包括穆斯林的日常生活，许多细节甚至未见于伊斯兰世界的资料。这些材料数量巨大、零碎驳杂、难以辨认，由于分散在欧美各图书馆也难以获取，在被发现一个世纪后，对它们的研究仍远未完成。近期翻修的本·以斯拉犹太会堂可在开罗参观。

迈蒙尼德于1165年到达开罗，作为外来者，他必须克服当地犹太社群领袖的反对，才能在社群里获得权威地位。最终，他成为埃及的首席拉比权威，尽管还不能确定他是否拥有“犹太人首领”的头衔。但他确实享有国际声望，整个地中海世界甚至包括基督教欧洲的犹太社群都在寻求他的意见；这种威望使他与伊拉克末代高昂们产生冲突，他们认为他篡夺了他们本已被削弱的权威。他的名声不仅建立在精通宗教律法上，还因为他拥有哲学、科学和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他是萨拉丁一位宰相的私人医生，每日往返于福斯塔特和开罗，照料宰相的妻妾和子女。

迈蒙尼德是萨阿迪亚所开创的那类拉比的最高典范：既是宗教律法专家，又完全参与同时代的智力生活，他的著作涵盖犹太传统和各门科学。他经久不衰的名望和权威主要来自两部大作：一部是犹太律法法典，用希伯来语写成，并按照原创的逻辑体系编排而成；另一部是用阿拉伯语创作的哲学专著《迷途指津》，旨在让研究哲学的犹太人确信犹太传统在哲学上是合理的。后者成为中世纪犹太哲学最著名的书籍，但它用的方法对于不说阿拉伯语因而没有接触过希腊-阿拉伯哲学思想的犹太社群来说太超前。在这两部大作以外，迈蒙尼德还写有多部医学专著和一部逻辑学专著，这些都是既为非犹太人又为犹太人写的纯粹哲学著作。

阿尤布王朝从十字军手里夺回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犹太社群再次受埃及统治，并在这一时期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它有自己的拉比学院，起初在太巴列，后来在拉姆勒，该学院曾试图和伊拉克众学院争夺权威地位。在9世纪早期，该学院的院长打算通过为流散地犹太人制订历法来恢复犹太族长的特权，但萨阿迪亚阻止了这一企图。对犹太人和穆斯林来说，巴勒斯坦仍然有点偏离主流。

对穆斯林而言，随着1099年十字军的到来，情况改变了。在将近两个世纪中，巴勒斯坦被穆斯林和基督徒反复争夺，因为基督徒想要恢复基督教对圣地的控制。基督徒成功建立起一个耶路撒冷王国，从1099年持续到1187年，他们直到1291年才被完全驱逐出巴勒斯坦。犹太人被禁止在耶路撒冷城中居住，但获许造访，在巴勒斯坦的其他十字军领土上，他们也没有受到迫害（1096年穿越欧洲的十字军却迫害过犹太人，见第五章）。他们的地位大致和十字军所占领土上的穆斯林居民一样。因此，十字军对中东犹太人没有造成直接影响。

但是，十字军开启了伊斯兰世界漫长的衰落进程，最终对伊斯兰世界犹太人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7世纪对波斯和拜占庭的迅速征服、伊斯兰领土的辽阔和富饶、拥有无数清真寺和学校的众多伟大城市、伊斯兰学者的盛名以及他们智力成果的辉煌——所有这些成就都赋予伊斯兰世界足够的自信，可以宽容臣民，让迪米安定生活。虽然这个帝国早在9世纪就开始政治分裂，但随后出现的独立和准独立国家仍长期保持强势和自信。可是现在，伊斯兰力量开始衰弱。早在十字军东征开始前，西西里岛已被诺曼人征服（1091年）。十字军入侵东方时，伊斯兰最重要的珍宝之一——西班牙逐渐落入西方的基督教征服者手中（这一过程实际上从1085年持续到1248年）。十字军还为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意大利城邦控制东地中海贸易开辟道路。到13世纪末，穆斯林被赶出欧洲，北非海岸不断遭到欧洲人袭击，而蒙古人开启了穿越亚洲的长征。1258年，巴格达落入蒙古人之手，哈里发统治结束，任何对伊斯兰帝国残存的妄想一并湮灭。权势和财富的天平正倒向基督教欧洲。

对此，伊斯兰教的部分回应是转而针对它的非穆斯林臣民，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在其列。过去普遍被忽视的《欧麦尔条约》中的歧视性法令现在得到严格执行：犹太人和基督徒不得不穿上有特征的服装，他们甚至不能在城市中骑驴，教堂和犹太会堂被肆意破坏，犹太医生丧失治疗穆斯林病人的权利。犹太人和基督徒面临前所未有的骚扰和羞辱，并遭到暴民的鄙视和暴力袭击。14和15世纪，伊斯兰世界经济实力逐渐衰退，迪米的生活状况随之恶化，许多人干脆皈依伊斯兰教。这些压力带来的后果反映在这个事实中：亚历山大城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犹太人生活中心之一，但到1481年，城里只剩下60户犹太家庭。

伊斯兰法律仍然保护迪米的性命，没有发生大屠杀。蒙古人征服巴格达甚至短暂改善过迪米的状况，因为蒙古人还不是穆斯林，他们废除了“迪米”这个法律范畴。蒙古人不但对犹太人和基督徒没有宗教偏见，而且需要他们的支持。一位早期的蒙古统治者甚至任命一位犹太医生兼学者为宰相。但是，犹太人的发迹有时会在穆斯林人口中引发骚乱，而当蒙古人于1295年皈依伊斯兰教后，他们以皈依者的热情恢复《欧麦尔条约》的歧视性规定。鉴于不宽容气氛普遍存在和经济萧条，伊斯兰全盛时期特有的文学和智力创造力难以为继。伊斯兰核心地区的犹太教陷入停滞。

在埃及，突厥人和切尔克斯人的马穆鲁克(7)统治者（1250—1517年）不仅歧视迪米，还歧视其他非统治阶级的穆斯林。这种情形加剧了非统治阶级穆斯林对迪米的憎恨，迪米在社会等级上本就低他们一等。将犹太人和基督徒区别于穆斯林，并将他们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的规定被不断更新和巧妙扩大，导致一种敌视“非信士”的氛围出现，这在伊斯兰扩张时期是不可思议的。

黄金时代的诗歌

穆斯林西班牙的犹太贵族与同时代阿拉伯贵族的生活作风非常相似。他们的宅邸有花园，用来举办户外夜间酒会，招待其他贵族。人们在聚会上背诵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诗歌，有时伴着乐器吟唱。并非所有犹太人都认为这么做是恰当的。一位参与者的矛盾心态在杜纳什·本·拉布拉特的一首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此诗热情洋溢地描述了10世纪在科尔多瓦举办的一次聚会，但也表达出诗人列席时的歉疚。

传来一声呼唤：“醒醒！
破晓时请将美酒痛饮。
在玫瑰和香樟中铺排
一场终生难忘的宴请。

在石榴树丛
和低矮的银莲花丛中，
藤蔓舒展叶片
棕榈树向天高耸。

那里歌者悦耳地哼唱
应和鼓声的激荡，
那里六弦琴乐音如诉
应和喷泉飞溅的沙响。

在每棵高高的树冠
果实垂吊得沉甸甸。
所有的鸟儿都欣喜
欢歌在树荫之间。

白鸽咕咕的声音
听着像爱的歌吟。
她的伴侣在上空鸣叫——
那些唧啾婉转的灵禽。

我们要躺进花园一醉方酣
头戴玫瑰花环。
赶走愁楚和恐惧
我们要作乐与寻欢。

我们要将美食欣飨，
我们要狂饮佳酿，
就像巨灵大快朵颐，
淋漓酣畅。

等到第一缕曙光照耀
我将拿起屠刀
宰杀牝牛的幼犊；将
牡羊、小牛、奶牛变作佳肴。

氤氲着馥郁的芬芳，
在那些熏香烟柱的中央，
让我们等候末日，
欢度时光。”

我对他斥责：“住口！
你怎能兀自饱喝美酒
当锡安山正落入
未受割礼者之手。

你的言语像个笨蛋！
懒散已是你的习惯。
上帝最后将来审判
你必受罚，因你愚顽。

《托拉》是上帝的喜悦
在你眼中却轻描淡写，
而锡安高山已颓圮，
任狐狸肆虐。

我们岂能置若罔闻
或者欢举酒樽，
当所有人正唾弃
并鄙视我们？”

杜纳什·本·拉布拉特作，雷蒙德·谢德林译，摘自《葡萄酒、女人和死亡：中世纪希伯来语诗歌论美好生活》（费城：犹太出版社，1986年），第41—42页。

犹太人生活的恶化在非洲西北部并不明显。穆瓦希德王朝的狂热在12世纪一平息，歧视性法令的执行就不再严格。当时分布在今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犹太社群安享平定，从1391年开始，犹太人从邻近的基督教西班牙逃来避难（见第五章），人口涌入带来活力。难民中不少是学者和拉比，他们复兴了该地区的智力生活。这股移民潮也对摩洛哥的犹太人生活产生有利影响。在这里，从1286—1465年统治菲斯（Fez）的马林王朝(8)比穆斯林臣民更宽容迪米，甚至让犹太人当朝臣。但普通民众难以容忍迪米，这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已经司空见惯。大约在1438年，鉴于多起针对菲斯犹太人的骚乱引发很大社会动荡，为了保护犹太人，一个名为“犹太区”（mellah）的有围墙的区域被专门划分出来。这种模式在摩洛哥各地反复出现，犹太人和广大民众逐渐隔离。设立犹太区，初衷是提供保护，但最终将犹太人孤立。犹太区也不总是能提供有效的保护。1465年，一位犹太人被任命为宰相，整个王国发生一系列屠杀事件，这是研究执政者和民众对犹太人态度迥异的绝佳案例。

犹太-阿拉伯语言和文学

除了拉迪诺语和意第绪语两个重要的例外，流散地犹太人一般讲所处环境的语言。因此，在穆斯林征服之后，当世界上大多数犹太人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时，他们的行为举止变得和非犹太人邻居完全一样，并逐渐把传统语言——亚兰语、希腊语、柏柏尔语和拉丁语——换成阿拉伯语。不久，他们开始用阿拉伯语写作，到10世纪，诞生了犹太-阿拉伯语文学。

犹太人写阿拉伯语时，通常使用希伯来文字母，而非阿拉伯文字母。原因可能是他们运用起希伯来文字母表最自如。在早先的时代，教育总是始于宗教教育。对犹太人来说，这意味着首先要学会阅读希伯来文，因此很多犹太人具有希伯来文读写能力。他们往往通晓阿拉伯文的字母，可以用它为非犹太读者写作，但如果与犹太同胞交流，就没有理由再费力使用阿拉伯文。

犹太-阿拉伯语文学包括神学、哲学、希伯来语语法著作，《圣经》各卷的评注，对宗教律法的拉比裁决。另外也有关于医学和天文学等科学主题的犹太-阿拉伯语书籍。甚至有一本犹太-阿拉伯语的书专门讲如何创作希伯来语诗歌。

然而，大量犹太-阿拉伯语著述不属于文学范畴。戈尼萨（见正文）保存的材料中包含许多信件、货单和其他日常书写，这些都以日常事务中使用的阿拉伯语方言写就。这些文书弥足珍贵，让我们一窥中世纪地中海世界普通百姓的生活，想象中世纪人的音容笑貌。

中世纪以后，许多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常常被迫生活在封闭的社群中，犹太-阿拉伯语才真正发展成专门的犹太方言。流行的宗教书籍都用这种方言写就，此外还有关于《圣经》人物生平的诗歌，以及供婚礼和其他公共活动使用的宗教歌曲。

到15世纪下半叶，始自十字军东征的中东及犹太史上的变革进程结束。这一地区出现一股新势力，把衰败的旧政权扫地出门，代之以一个新兴的、生机勃勃的伊斯兰国家。这股新势力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这是包括蒙古人在内的一系列中亚入侵者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在横扫小亚细亚后，奥斯曼帝国于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这是伊斯兰教从7世纪起就觊觎的珍宝。他们继而在1517年占领巴勒斯坦和埃及，随后夺取伊拉克和北非海岸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征服结束了拜占庭1000多年的历史。至此，犹太人已经被驱逐出西班牙和西欧大部分地区；1502年，什叶派萨非（Safavid）王朝(9)在波斯出现，使那里原先重要的犹太社群被边缘化。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发迹将为犹太人在新崛起的伊斯兰世界中重新繁荣提供机会。

沃尔姆斯的犹太会堂，俗称拉熹会堂，建于11世纪。毁于“碎玻璃之夜”（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夜间），后于1961年重建。照片，版权方为弗兰克·达姆施泰特。纽约犹太博物馆提供。

(1) 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阿拉伯帝国第二个世袭王朝，中国史籍中称之为黑衣大食。于750年取代倭马亚王朝，后被蒙古人所灭。在该王朝统治时期，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达于极盛。——校者注

(2) “雅各的荣耀”这个术语取自《诗篇》47:5，“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基督教《圣经》则为《诗篇》47:4）。——校者注

(3) 纳吉德（Nagid）像“拉比”“高昂”一样是头衔，领导人之意。——校者注

(4) 属于北非柏柏尔人，在北非及西班牙南部建立伊斯兰王朝（1121—1269年），西班牙语称阿尔摩哈德（Almohads）王朝，后被马林王朝取代。——校者注

(5) 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北非伊斯兰王朝，中国史籍称之为绿衣大食。——校者注

(6) 阿尤布王朝（1171—约1259年），统治埃及、叙利亚、也门的伊斯兰王朝，由库尔德人建立。——校者注

(7) 马穆鲁克（Mamluk）本意为“奴隶”，原先是服务于阿尤布王朝的奴隶兵，后逐渐成为强大的军事统治集团。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祖居北高加索一带，来到埃及，主要是阿尤布王朝的统治者为抵抗十字军从高加索和中亚买来的奴隶。——校者注

(8) 马林王朝（1244—1465年），北非柏柏尔人建立的伊斯兰王朝，取代了穆瓦希德王朝。——校者注

(9) 萨非王朝，1501—1736年统治伊朗的王朝，我国明朝称之为巴喇西。——校者注

第五章　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犹太人
9世纪至1500年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起源

古代罗马有过一个重要的犹太社群，犹太人第一次进入西欧其他地区看来是在公元1世纪，他们当时追随罗马人的定居路线。因此，从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开始，西班牙（本章将单列一节讨论）、普罗旺斯和高卢各地就出现犹太人的踪迹。但是，在罗马时代，犹太人似乎没有在这些地方建立持续的定居点，可能只有西班牙除外。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重要的西欧犹太社群位于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在1091年前，这个区域一直受拜占庭帝国统治。从9世纪开始，这个犹太社群就足够重要，它在巴里（Bari）、奥里亚（Oria）和奥特兰托（Otranto）开办学院，研究拉比律法，还培养出仪轨诗作家，他们的一些作品至今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传诵。这些诗人的作品保留了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一世（Basil Ⅰ）在874年和罗曼努斯一世勒卡佩努斯（Romanus Ⅰ Lecapenus）在943年迫害犹太人的记忆。

年表

犹太历史 | 时间 | 世界历史
哈扎尔人皈依犹太教 | 约740 |
| 768 | 法兰克人查理大帝
巴西尔一世迫害拜占庭犹太人 | 874 |
基辅罗斯攻灭哈扎尔人 | 965 |
卡隆尼姆斯家族迁往美因茨 | 约1000 |
犹太人开始在英格兰定居 | 1066 | “征服者”威廉
十字军在莱茵兰屠杀犹太人 | 1096 |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
拉熹逝世 | 1105 |
诺里奇血祭诽谤 | 1144 |
十字军再次在莱茵兰屠杀犹太人 | 1147 |
| 1152 |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
布洛瓦犹太社群被毁 | 1171 |
| 1179 | 第三次拉特兰会议
| 1189 |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犹太人在约克遭屠杀 | 1190 |
| 1198 | 英诺森三世成为教宗
| 1209 | 阿尔比派十字军
| 1215 |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大宪章》
迈蒙尼德的著作在蒙彼利埃遭焚烧 | 1232 |
法国西部发生迫害犹太人事件 | 1236 |
《塔木德》在巴黎遭焚烧 | 1242 |
| 1243—1254 | 教宗英诺森四世
| 1252—1284 | 西班牙“智者”阿方索
林肯发生血祭诽谤 | 1255 |
巴塞罗那大辩论 | 1263 |
特鲁瓦犹太人受火刑 | 1288 |
英格兰驱逐犹太人 | 1290 |
《佐哈尔》作者摩西·德·莱昂逝世 | 1305 |
法国驱逐犹太人 | 1306 |
| 1309—1377 | 教宗迁居阿维尼翁
法国召回犹太人 | 1315 |
犹太人第二次遭法国驱逐 | 1322 |
| 1348—1351 | 黑死病
法国召回犹太人 | 1359 |
西班牙发生多起屠杀及大规模改宗 | 1391 |
犹太人最后一次遭法国驱逐 | 1394 |
托尔托萨大辩论 | 1413—1414 |
教宗下令审查《塔木德》 | 1415 |
| 1431 | 圣女贞德遭受火刑
| 1453 | 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占
| 1457 | 古腾堡印制出现存的第一本印刷书
| 1469 |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促成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联合
意大利特伦托发生血祭诽谤 | 1475 |
| 1480 | 西班牙建立宗教裁判所

西班牙驱逐犹太人

1492

征服格拉纳达
发现美洲

葡萄牙大批犹太人被强制改宗 | 1497 |

法兰克的君主，特别是查理大帝（768—814年在位）、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及其继任者，都鼓励意大利犹太人移居普罗旺斯和莱茵兰。他们渴望自己的领地上也有商人社群，这样便能在一个经济完全依赖农业的地区发展贸易。这一时期，在莱茵河沿岸的一些城镇，比如科隆、美因茨、沃尔姆斯和施派尔（Speyer），犹太社群建立并兴盛，成为西欧和中欧永久犹太人定居点的核心。这一地区在希伯来语里叫阿什肯纳兹，此地犹太人叫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我们将在第七章看到阿什肯纳兹犹太文化是如何传播到东欧和美洲的，它如今已是这些地方的犹太教主导形式。）

早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起源时期，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一种特质，它日后将对他们与非犹太世界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统治者将犹太人作为门客引入西欧，是因为他们拥有商业和贸易的技能。他们既非地主，又非农民，不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一部分，其法律地位直接依赖于国王、男爵或主教。这使他们在封建的欧洲成了异类，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一个人的地位由土地决定。犹太人有时被授予封地，如在狮心王理查统治时期的法国南部和英格兰，但总的说来，凡是在封建等级盛行的地方，犹太人要么从未拥有过土地，要么早晚被赶出土地。

这种特殊地位为犹太人和欧洲民众之间持久的社会与经济差异奠定基础；再经过宗教差异的强化，它使犹太人即使在太平日子也会遭人反感，而在困苦时期更成为憎恨的对象。这种地位赋予犹太人一些特权，但也使犹太人成为贵族、神职人员和暴民之间权力更迭的棋子。领主就算光明磊落，也未必能长久保护他们；贪财的领主会利用犹太人对他的依赖来敲诈勒索；而贫困的领主会为了侵占财产而干脆将他们驱逐。

犹太人脱离土地的进一步后果是，他们集中在城镇，主要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这似乎有利，因为他们获得了农民所没有的经济机会。但是，随着中世纪城市的发展，他们逐渐被文化和数量上占支配地位的基督徒逐出这些领域，先是被排除在手工业之外，接着被排挤出最体面的商业活动。

然而，犹太人特殊地位造成的后果，在整个西欧和中欧只是逐渐地、不均衡地出现。在查理大帝和虔诚者路易的时代，犹太人虽然在社会、政治和宗教上不同于邻人，但还没有受到抨击。他们兴旺繁荣，在地理上向东扩散至中欧，向西扩散至法国和英格兰。在公元1000年左右，一个名为卡隆尼姆斯（Kalonymus）的拉比家族从意大利的卢卡（Lucca）迁至美因茨，美因茨便有了拉比学院。与见多识广的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世界相比，阿什肯纳兹犹太世界的学术更局限于《塔木德》和犹太律法；这里的智力氛围不像培养出萨阿迪亚的伊拉克那样有利于跨文化的融合。但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专心致志地研究《塔木德》，自有其成效卓著的独到之处。这里出现的最著名的作品是所罗门·以撒（俗称拉熹，1040—1105年）撰写的《塔木德》评注，阿拉伯语世界的犹太人写不出这种作品，它至今仍是《塔木德》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

这一时期的《塔木德》研究还不是现代《塔木德》研究那样的纯学术活动。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都拥有半自治地位，这意味着犹太法庭对犹太人的商业活动有完全的仲裁权，因此，作为律法权威的拉比是商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角色。所有犹太社群都有统一的法律制度，再加上一种共同书面语言即希伯来文的存在，就大大简化了他们之间的交易程序，使他们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优势。

犹太人与基督徒的关系相对稳定，一直保持到将近11世纪末才出现危机，基督徒这时计划发动十字军东征，要从穆斯林手里拯救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圣迹，尤其是圣墓。这股针对遥远异教徒的宗教狂热也被引向犹太人，因为正如一些基督徒所说：“我们在这里要向圣地的异教徒开战，然而我们中间就有异教徒。”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暴徒于1096年春开始向东横扫欧洲，他们最早的受害者中就有莱茵兰社群的犹太人。地方领主和教会当局基本上还是努力履行保护犹太门客的法律义务，但面对暴徒猛烈的袭击，他们力不从心，结果出现大规模屠杀和强迫受洗。为避免落入基督教暴徒之手，许多犹太人自杀，男人们先杀死妻儿再自裁。这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第一次遭受重创，但还有许多苦难在等着他们。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各有其恐怖之处。在英格兰，约克的犹太人于1190年集体自杀，以免落入第三次十字军士兵之手。

敌视犹太人此时成为欧洲平民的普遍态度。这种敌视部分出于惧怕。在迷信又不识字的中世纪欧洲一般农民眼中，犹太人有着奇特的习俗、异常的宗教实践和神秘的希伯来语祷文，他们不仅是社会和经济上的局外人，还是用巫术加害人类和上帝的古怪术士，甚至可能是魔鬼的代理人。这种态度在血祭诽谤中表达得最充分。血祭诽谤是一种广泛流传的信念，认为犹太人定期杀害非犹太人，特别是儿童，把他们的鲜血用于巫术或宗教仪式，尤其会在逾越节这样做。血祭诽谤早在希腊化时代已出现，当时异教徒用它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但它在中世纪基督教欧洲发展出最充分、最具破坏性的形式。对于基督徒来说，弥撒是主要的宗教仪式，在弥撒中，他们被告知，酒和面包变成基督的血和身体。牧师经常教导，犹太人用邪恶的行为让救世主流血。有这些印象作背景，盲目轻信的群众自然会想象：犹太人举办邪恶的涉及血液的宗教仪式，来反制弥撒。同样有谣传说，犹太人盗取圣餐仪式用的圣饼(1)，把针插在上面，并用其他方法玷污它们，借此折磨耶稣。有时，犹太人受到指控，说他们利用圣饼举行邪恶的巫术仪式。

第一次完整的血祭指控是在1144年对英格兰诺里奇的犹太人提出的。犹太人被指控在复活节前抓获一名叫威廉的基督教儿童，在耶稣受难日将他绞死，这是对耶稣被折磨和钉上十字架的重演。据说，他们举行这种仪式，是要履行全世界犹太人之间所谓的一个约定，即每年杀害一名基督教儿童。因此，诺里奇的犹太人遭到屠杀。此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也受到类似指控。这种指控后来又发生特别阴险的转变，人们开始普遍相信犹太人用被害基督教儿童的血来制作逾越节的无酵饼（matzot, 在逾越节8天节期中代替面包的薄饼）。这些指控细节各异，结果却相似：整户犹太家庭有时是整个犹太社群都遭杀害，而且常常是被活活烧死。最有名的案例发生在格洛斯特（Gloucester，1168年）、布洛瓦（Blois，1171年）、维也纳（1181年）、萨拉戈萨（Saragossa，1182年）、富尔达（Fulda，1235年）、林肯（Lincoln，1255年，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有一篇虚构的血祭诽谤故事，其中提到林肯的血祭诽谤）、慕尼黑（1286年）、特伦托（Trent，1475年）以及阿维拉（Avila，1491年）。最后这个案例以“拉瓜迪亚的圣童事件”闻名，它是西班牙那些为驱逐犹太人而发起运动的人捏造的，政治后果极端严重。

中世纪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不相信血祭诽谤，而在这一时期见多识广的伊斯兰世界，血祭诽谤和犹太人作为魔鬼盟友的形象还闻所未闻。基督教君主和高层神职人员都尽其所能，保护犹太人免受这种奇怪的指控。在1235年富尔达的血祭诽谤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成立委员会，调查此事；委员们正确指出，指控犹太人为宗教仪式或其他目的而喝人血实属荒唐，因为犹太宗教律法甚至禁止食用带血点的鸡蛋。1249年，教宗英诺森四世谴责血祭诽谤。但教区牧师和布道的修士不断煽动听众，让他们相信犹太人要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负责，并相信犹太人仍然伺机重演此事。因此，血祭诽谤无法消除，并继续出现，甚至到近现代都有。（我们将在第六章看到它是如何于1840年在伊斯兰世界出现的，并在第七章看到它是如何在晚至1913年的沙皇俄国死灰复燃的。）

若干历史进程导致12和13世纪西欧与中欧的犹太人状况进一步恶化。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威尼斯等意大利共和国垄断了地中海贸易，削弱了欧洲犹太人的利用价值。在许多城市中，制造业、手工业和商业已由行会势力控制。行会是各行业的专业组织，不仅管理行业行为和成员的职业生活，而且管控他们的社会和宗教生活，因此通常将犹太人排除在外。意大利北部各邦国犹太人的经济地位相对好些。但在这一时期，教宗权力增强，以致教会对犹太人的控制不断收紧，并不断立法限制他们与世俗君主、教会和基督徒个人的关系。

在教宗控制的领土上，教宗的犹太人政策的宗旨是沿袭旧原则，即应该允许犹太人生活在贫穷和羞辱中，但他们的性命和财产要受到保护。教宗登基时都会颁布教令，重申这些保证，但条款会有所不同。例如，英诺森三世在1199年重申犹太人特权时便补充了一项条款：如果基督徒债务人加入十字军东征，犹太人债主不得讨要贷款。这一时期强势的教宗会利用偶尔召开的大公会议来颁布影响犹太人的法令。1179年召开的第三次拉特兰会议是重要的里程碑，它恢复了一些长期忽视的针对犹太人的限制，其中有些被用来促成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社会分离：犹太人不得雇用基督徒仆人和员工；基督徒不得住在犹太人街区；如果基督徒和犹太人同时作证，那么接受基督徒的证词，而不接受犹太人的证词。1215年召开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在隔离犹太人方面迈出决定性一步，发明了令人厌恶的犹太人标记，给每个犹太人贴上丢脸的弃儿标签。它还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禁止他们在复活节和其他特定的圣日公开露面。

这两次大公会议都颁布了商业法规，导致犹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下降。第三次拉特兰会议的裁决尤其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禁止基督徒之间收取贷款利息。这项禁令不适用于借钱给基督徒的犹太人，整个放债行业实际上被抛给犹太人，而此刻正值犹太人被排挤在其他经济机会之外的过程接近完成之时。禁止收取利息并没有消除贷款需求，贷款不但是穷人的生命线，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动战争更是必不可少。正是这种净化基督徒高利贷行为的尝试，将犹太人变成中世纪欧洲令人憎恶的典当商。第四次拉特兰会议限制犹太人贷款的利息数额，还规定如果基督徒债务人的财产被犹太债权人罚没，后者必须继续向教会缴纳这项财产的什一税。所有这些立法的最终结果是，到13世纪末，犹太人陷入贫困，他们变为一个由小摊贩、旧货商和典当商组成的阶层。

教宗英诺森三世决心强化教会的统治地位，遂向朗格多克（Languedoc）和普罗旺斯的异端教派清洁派（Catharites）与瓦勒度派（Waldensians）发动战争。为了帮助铲除这些异端，他创办宗教裁判所，从15世纪下半叶起，它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英诺森三世还授权创建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2)；多明我会被赋予的特别职责是起诉异端，向非正统教众传播正统基督教。在未来几个世纪，这两个修会都会与犹太人作斗争，煽动基督徒反对犹太人。

13世纪还有人试图破坏作为一个宗教体系的犹太教的努力。一些有学问的犹太人在皈依基督教后，提请基督教学者留意《塔木德》。《塔木德》被认为冒犯了基督教，因为《塔木德》在耶稣死后很久才被汇编成书，这样，在基督徒看来，它的存在就暗示：犹太人在犹太教早就被基督教取代后仍在宣布犹太教是正确的。《塔木德》还包含一些贬损耶稣和基督教的段落。1233年，教宗格列高利四世正式谴责《塔木德》。1242年，在犹太教叛教者尼古拉斯·多宁（Nicolas Donin）的煽动下，《塔木德》遭到公开审判，所有能找到的《塔木德》都被焚毁。1263年，阿拉贡国王组织公开辩论，旨在让犹太人相信，他们基于《塔木德》和相关拉比文献的宗教是虚假的（见下文）。

1232年，多明我会在蒙彼利埃焚烧迈蒙尼德的著作。这一事件部分起因于普罗旺斯犹太社群内部的文化冲突。不到一个世纪以前，说阿拉伯语的犹太难民逃出穆瓦希德派控制的西班牙，将其世俗作风和渊博的哲学训练引入普罗旺斯。这些新思想让许多普罗旺斯犹太人着迷，但其他人则捍卫自己眼中的老传统。迈蒙尼德那些哲学观念超前的作品引发争议（并持续到下个世纪，还牵扯进西班牙）；传统派向多明我会告发这些作品，虽然多明我会是负责铲除基督教异端的，但这些犹太人觉得大概也能指望他们来辨识犹太教异端。

将犹太人渐渐逐出整个西欧的缓慢而痛苦的进程从此开始。

在英格兰，爱德华一世于1275年宣布，欠犹太人的所有债务无效，并禁止犹太人放贷，从而剥夺了他们剩下的寥寥无几的谋生来源之一。他囚禁犹太社群领袖，索要巨额赎金；一旦赎金到手，他就在1290年把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四个世纪后，英国才会重新接受犹太人。

在法国，“美男子”腓力于1306年效仿爱德华的先例，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再将他们驱逐出境。下任君主允许他们返回，但在1320年，一场名为“牧羊人十字军东征”的自发群众运动将一些犹太社群摧毁。次年，5000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据说是因为他们向井中投毒。到1322年，整个法国的犹太人所剩无几。犹太人最终于1394年被驱逐出法国。

被逐出法国后，许多犹太人来到普罗旺斯，此地当时还不属于法国。12世纪从西班牙来的难民已让普罗旺斯成为犹太智力生活的重要中心，在这里，阿什肯纳兹式的《塔木德》研究与犹太-阿拉伯式的哲学研究及文学活动相结合。在12和13世纪，它孕育出卡巴拉，这种神秘主义将成为犹太智力生活中的一股主要力量，它首先传到西班牙，最后传到世界各地。但在1481年，普罗旺斯归属法国，当地犹太社群逐渐被迫流亡。

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普罗旺斯犹太人在自己国土的一块飞地里找到避难所。普罗旺斯的维奈辛（Venaissin）郡和阿维尼翁城自13世纪初以来一直是教宗的财产，1309—1377年，好几位教宗就住在阿维尼翁。作为教会法律的首要权威，这一时期的教宗严格执行教会政策，保护犹太人的最低生存权。普罗旺斯犹太社群于是被塞到阿维尼翁及邻近几个城镇，并在那里经过几个世纪形成自己的特征和传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

1348—1351年，黑死病让欧洲遍布恐惧和毁灭，欧洲三分之一人口死去，不分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惊慌失措的民众陷入极端宗教狂热，以此减轻对黑死病的恐惧。在歇斯底里的气氛中，谣言四起，说犹太人向水井投毒导致瘟疫。犹太社群，尤其是中欧的那些，一个接一个地被包围、摧毁或驱逐。就像前任教宗在血祭诽谤中所做的那样，教宗克雷芒四世一再试图破除犹太人是罪魁祸首的荒谬指控，因为他们和基督徒一样染病身亡，但大众执迷不悟，一心想要犹太人的命。犹太人虽然又逐渐回来，但生活受到限制，充满痛苦和动荡。在15世纪，他们被逐出中欧的日耳曼诸国。规模最大、最令人震惊的驱逐事件发生在15世纪末的西班牙（稍后讨论）。

与此同时，在欧洲东南端，拜占庭中心地带——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犹太人继续忍受着残酷的、反犹的基督教政权，他们已不同于巴勒斯坦和埃及的犹太同胞，因为基督教政权加在后者身上的枷锁已经随着穆斯林征服而去除。这个社群幸存下来，后来被称为罗马尼奥特（Romaniot）犹太社群。查士丁尼二世于692年颁布法令，进一步限制他们与基督徒交往。最成功的拜占庭犹太社群不在东方，而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本章开头已经描述过。大约从726—843年，一场破坏圣像的争论震动拜占庭帝国，引发大众的反犹情绪；帝国中一些人试图把圣像从基督教崇拜中消除，他们的对手就指控他们受犹太人操纵，因为犹太信仰不容忍任何偶像，这一指控让犹太人遭到暴力袭击。

这首诗节选自美因茨的以利亚撒写的一首诗，此人是中世纪日耳曼一位伟大的拉比，他的妻子和儿女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之后遭杀害。

……让我说说我的大女儿贝蕾特。
她年方十三，像新娘般羞涩；
她跟着妈妈学会所有祷文和圣歌——
虔诚、可爱、聪慧又温和。
这漂亮的姑娘把母亲奉为楷模，
晚上为我铺床，还帮我把鞋脱。
手脚麻利，为人诚实，我的贝蕾特；
敬奉上帝，纺纱，缝纫又做绣活。
虔诚、无瑕，还总是善意满心窝——
她会安安静静，坐着倾听，当我把《托拉》解说……
在基色娄月(3)二十日晚上，她和妈妈、妹妹一起罹祸。
我当时正在餐桌前安坐——
两头魔鬼来到，在我面前把她们宰割——
又伤了我的门徒、我儿和我。

再让我说说我的小女儿。
她已经每晚能念施玛(4)——只会开头几行。
六岁的她已经纺纱、缝纫，
还刺绣，用她的歌声逗我开心。
呜呼我的妻子，呜呼我的女儿们！
我呜咽，我悲痛——我的罪孽让我把恶果吞！
我的儿女们——全都丧身！
哀哉我那虔诚的爱人！
哀哉我儿，我女，我哀悼他们……
但是您，上帝，是公正的，而我羞愧难禁。
上帝是正义的，我是有罪的人。
无论您施予我什么，我都感激您，
把我的赞歌唱给您，
屈我的膝盖，向您顶礼躬身。

上文已提到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一世和更残酷的罗曼努斯一世的迫害，这迫使许多拜占庭犹太人逃到哈扎尔(5)。这个好战的小王国是在7世纪由一支名为哈扎尔人的异教突厥人建立的，位于里海和黑海以北地区，首都在伏尔加河上的伊铁尔（Atil）。不寻常的是，这个王国的统治者和整个统治阶级在740年左右皈依犹太教。拜占庭统治者尽最大努力想要摧毁哈扎尔王国，但又担心王国内的少数基督徒遭到报复，不敢用力过猛。哈扎尔王国的存在给全世界犹太人带来莫大的慰藉；这意味着，虽然他们失去巴勒斯坦的故土，虽然他们作为少数民族在伊斯兰世界只是被容忍，而在基督教世界则受尽迫害，但上帝没有遗忘他们，还给了他们一块地方，让他们当家做主。哈扎尔王国的消息在10世纪传到西班牙，当地犹太社群的领袖哈斯达伊·伊本·沙普鲁特（见第四章）开始和当时的哈扎尔国王约瑟通信。正是在这一时期，哈扎尔王国的影响力达到巅峰，但在965年，它遭到崛起的基辅罗斯的沉重打击。它在12世纪仍然存在，此后遂销声匿迹。

基督教西班牙的犹太人

我们已经探讨过犹太社群在伊斯兰西班牙的非凡成功，还看到12世纪40年代穆瓦希德派的到来如何终结了他们最繁荣昌盛的时代。穆斯林从未控制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始终控制着一些地区，特别是东北部的巴塞罗那周围地区和西北部的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到11世纪后期，这些基督教小王国开始向南扩张；1085年，托莱多被卡斯提尔的阿方索六世征服，这是西班牙基督教化漫长进程中的第一件大事。到1248年，这一进程实际上已完成，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落入基督教手中，只有格拉纳达及其领地除外。直到1492年，这里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穆斯林王国。

基督教统治在西班牙的扩张给犹太人带来机会。他们了解这里的风土民情，会讲这里的语言——阿拉伯语，他们中的许多人熟悉行政管理，在税务和财政领域经验丰富。新的基督教统治者急需熟练的行政人员，来帮助他们管控伺机推翻他们统治的当地人口。穆斯林可能会向邻近的伊斯兰国家求援，以恢复穆斯林控制；而犹太人除了统治者，没有可以求援的对象。于是，基督教世界其他地方犹太人的生活模式也在基督教西班牙确立：犹太人是统治者的门客，可以指望统治者保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免受民众伤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安排对西班牙犹太人奏效了，基督教王国仿佛一片乐土。此外，面对教宗的要求，西班牙的基督教统治者的反应往往相当独立，他们经常拒不执行罗马关于犹太人待遇的规定。

在基督教的西班牙，犹太人还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阿拉伯语仍然是高雅文化的语言，是了解希腊科学和哲学的钥匙，因为古人的书籍只有通过阿拉伯语或希伯来语译本才能了解。犹太学者和基督教学者的共存，使西班牙成为研究古代作品的中心和翻译相关书籍的中心。犹太人与说拉丁语的教士合作翻译。犹太学者一边大声朗读希腊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一边翻译成卡斯提尔语，而基督教学者会将这位犹太人口述的卡斯提尔语译文用拉丁语写下来。或者，犹太人在翻译时用希伯来语译本作为底本，而这个希伯来语译本又是根据希腊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翻译的。作为文艺复兴的先声，此类活动是将希腊著作传入西方说拉丁语的修道院和大学的重要途径。卡斯提尔的阿方索十世（史称“智者”阿方索，1252—1284年在位）尤其鼓励开展这类活动，赞助过许多文化和科学项目。阿方索的谋士中就有犹太人朝臣，他的门客中还有犹太天文学家。

基督教西班牙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是阿拉贡，当地犹太社群比较保守，处境也不太有利。拥有重要犹太社群的巴塞罗那从未阿拉伯化，所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一直和法国南部维持重要联系，因而更像其他基督教欧洲地区，当地犹太人的外貌也更接近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该地区此时充当沟通阿什肯纳兹和西班牙犹太人的桥梁，学者们在位于“普罗旺斯”（就犹太文化而言，这不仅包括普罗旺斯本身，还包括法国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的纳博讷（Narbonne）或吕内勒（Lunel）和巴塞罗那以北的赫罗纳（Gerona）之间来来往往。赫罗纳在13世纪有一所重要的宗教学院，其《塔木德》研究以阿什肯纳兹方式进行，而发源于普罗旺斯的卡巴拉（见上文）就是经由这里传播到西班牙其他地方的。该学院有一位领袖，名为摩西·本·纳赫曼拉比（又称作纳赫马尼德，1194—1270年），他是著名的《塔木德》学者兼神秘主义者。在13世纪的普罗旺斯和西班牙，曾几次爆发关于迈蒙尼德作品以及是否允许哲学研究的争论，纳赫马尼德本人虽然反对迈蒙尼德的一些哲学见解，但他在这些争论中试图充当和事佬。他的弟子兼继任者所罗门·阿德列特（约1235—1310年）则几乎禁绝了哲学研究。

在阿拉贡的詹姆斯一世的统治下，当地犹太人开始面临改宗的压力。在多明我会修士和巴勃罗·克里斯蒂亚尼（Pablo Christiani）这位犹太教叛教者的诱导下，詹姆斯一世在1263年亲自主持两个宗教之间的辩论，纳赫马尼德拉比代表犹太教辩论。对他来说，这件差事很危险，因为他反驳基督教教义的任何话都能被解读为侮辱基督教。虽然事后连国王都承认纳赫马尼德表现得体，但这位拉比还是被迫逃亡，最终在耶路撒冷逝世。耶路撒冷那座据说是他建造的犹太会堂至今屹立不倒。

在卡斯提尔，犹太智力生活保留了与卓越的阿拉伯传统的联系，但也自然而然地从基督教环境吸收养分。在这里，卡巴拉成为宗教和智力生活的重要领域，成就了经典作品《佐哈尔》，这是汇编神秘主义论述的巨著，包括卡斯提尔学者摩西·德·莱昂（约1240—1305年）撰写的神秘主义的《托拉》评注；《佐哈尔》直到16世纪才真正获得广泛传播。

就连开明国王阿方索十世也在他的法典《七编法》（Siete Partidas）中列入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制定的严苛的反犹条款，他在执政末期与犹太谋臣翻脸，囚禁和杀害了一些人，又用苛捐杂税几乎毁掉托莱多的犹太社群。在他身后，卡斯提尔犹太人的地位逐渐恶化，尽管他们的生活在14世纪上半叶大体还算稳定。犹太人仍然接到皇家任命，尤其在财政和税收领域；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例子是撒母耳·哈列维，他和佩德罗一世（号称“残暴者”）关系密切；他在托莱多建造美丽的犹太会堂，这是西班牙屈指可数的几座留存至今的中世纪犹太会堂之一。

《佐哈尔》

虽然《佐哈尔》是最有影响力的犹太神秘主义经典著作，但它只代表犹太教几千年来所采取的几种不同神秘主义形式中的一种。它实际上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整套丛书，包括神秘主义的《圣经》评注和主要写于13世纪最后三十几年的神秘主义著述。这些书的内容相互交织，有时一本书的内容突然中断，换成另一本书的内容，然后再回到这本书上；有时两本不同的书的一部分以分栏的形式并列出现，或者一本书的内容作为插页出现在另一本书上。

《佐哈尔》的主要作者是摩西·德·莱昂，他用亚兰语写作，这是《塔木德》和其他一些犹太古籍所用的语言，但犹太人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停止使用。如此匠心独运，是因为摩西·德·莱昂不想让此书看上去是他个人的创作，而像是由他发现的古籍。他宣称作者是西缅·巴尔·约海（Simeon bar Yohai），一位公元2世纪擅长行奇迹的拉比，这一说法虽饱受质疑，但一直盛行到20世纪。尽管如此，《佐哈尔》中蕴含的一些传统可能要远远早于13世纪。

《佐哈尔》用一种非系统化但一以贯之的方式详尽阐述了一种理念：《托拉》的每个词都指向上帝在宇宙中显现的许许多多的方面之一。上帝本尊隐而不显、不可触及，但是祂内在存在的不同方面采取了显现的形式，这些显现叫“塞菲洛”（sefirot）。这些塞菲洛如同人的四肢，相互关联，因此上帝将自己显现在此世的时候，就仿佛某种神人。但这些塞菲洛的自身特性和相互联系一直在转换和变化，这些变化决定宇宙进程。《托拉》中的词的真正含义是指塞菲洛的各种方面；因此《托拉》不仅仅是故事和律法的汇编，更是一种神性的蓝图，或者甚至是神的一个神秘的名字。塞菲洛的交互作用决定世上生命的进程，但反过来，人类的行为也会影响塞菲洛，并因此影响上帝。引发创世的一次原生灾变扰乱了上帝的完美，而人类的目的是要通过正确履行仪式和过圣洁的生活来恢复上帝的完美。因此，人类和上帝以某种互相依赖的方式共存。

不过，在整个14世纪，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在西班牙一直活跃，他们的布道大大败坏了民众眼中的犹太人形象。1348年，西班牙也像欧洲其他地区那样遭到黑死病袭击，犹太人成为暴民歇斯底里的发泄对象，多明我会的修道士推波助澜。1391年，多明我会一个修道士慷慨激昂的反犹布道引发针对塞维利亚犹太社群的暴力袭击；暴力活动很快蔓延到西班牙各地，导致数千名犹太人遇害（既是出于宗教狂热又是为了谋财害命）或被迫改宗。许多人从城市逃往乡下，或干脆逃出国，跑到北非，进而丰富了北非既有犹太社群的文化生活。但歇斯底里的气氛产生了最突出、最不寻常的一个结果，即犹太人在1391年大规模皈依基督教，这在犹太史上前所未有。

西班牙犹太人本已漫长而痛苦的没落由此加速，最终在一个世纪后灭绝。由于逼迫改宗的压力持续不断，除了占多数的基督徒和占少数的犹太人外，还出现第三种社群，它由新基督徒或曰改宗者（conversos）组成。这个团体持续扩大，许多人变成虔诚的基督徒，一两代人后，他们的后代可能对自身犹太血统只剩模糊的记忆。还有些人虽已完全基督教化，但仍和他们未改宗的家族保持某种联系，或继续遵守一些犹太习俗，可能仅仅是出于习惯、迷信或者对自身过去仍有一丝念想。

改宗为许多犹太人打开生路。有些人甚至成为杰出的教士。所罗门·哈列维（Solomon Halevi）拉比以“圣母玛利亚的保罗”(Pablo de Santa María)之名当上布尔戈斯（Burgos）主教。洛尔卡的约书亚（Joshua of Lorca）以“神圣信仰的哲罗姆”(Gerónimo de Santa Fé)之名向僭称教宗（antipope）本笃十三世进言，说服他在托尔托萨（Tortosa）举行一场辩论。阿拉贡的詹姆士一世发起的巴塞罗那辩论尚有学术气氛，相形之下，这次辩论却是一场长达一年的羞辱人的高声训斥。1413—1414年，一大批修道士向阿拉贡的拉比和犹太社群领袖发表演说，称弥赛亚已经降临，且已被犹太教文本证实，而犹太教代表答辩时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几乎无能为力，只能听任局面一边倒。这场闹剧的结果是，不少参与辩论的犹太人干脆放弃并改宗，犹太社群士气低迷，而这正是辩论组织者期待的。

在西班牙犹太人的最后一个世纪里，犹太社群的数量和财富都在减少，在西班牙社会中不再引人注目。另一方面，新基督徒却无所不在，在宫廷和教会中占据着以前没机会获得的位置。原先对犹太人的反感，现在转到这些人身上。民众开始指责他们，说他们改宗完全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和控制整个国家，说那些保留部分犹太教习俗的人是在虚情假意地信仰基督教，说那些和其犹太家庭保持关系的人是在倒退回犹太教。整个改宗者阶层被视为潜在敌人，想要推翻基督教；只有老基督徒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新基督徒不过是伪装的犹太人。这种思想随着“血统纯正”这一概念的出现而染上种族色彩，民众开始把这个概念用作社会接受的标准。到15世纪末，紧张气氛再度高涨，但这次更多是针对改宗者而不是犹太人。

正是改宗者问题促使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把宗教裁判所引进西班牙。1469年，这两人的联姻促成卡斯提尔和阿拉贡联合，西班牙王国由此诞生。两人决心把统治拓展到格拉纳达，这里是伊斯兰统治地区的前哨，尚未被基督教征服，征服格拉纳达就能从宗教上统一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宗教裁判所是教会侦察和起诉异端的调查机构，而教会从未宣布犹太教本身非法，因此犹太人并非宗教裁判所关注的对象，但新基督徒会因为基督教信仰不真诚、退回犹太教或其他离经叛道之举的嫌疑，而被告发给宗教裁判所。

宗教裁判所于1480年引入西班牙。（它直到1547年才在葡萄牙完全建立。）它最终扩展到新大陆的西班牙领地；难以置信的是，它在葡萄牙一直持续到1821年，而在西班牙直到1834年才被完全废除。基督徒被告发给宗教裁判所，要么是因为奉行犹太习俗，要么是因为行为举止不够虔诚。一旦抓获，被告往往受到严刑拷问；如果认罪，就要求他们告发亲友。被告极少能够获释，即使有，通常也落得身体垮掉和一文不名的下场。被判有罪和拒绝忏悔的人将被活活烧死；悔罪者被处以羞辱的赎罪苦行，常常沦落得穷困潦倒。被判有罪的异端分子如果能在最后时刻忏悔，可以免受火刑，而改用绞刑。

这一体制本来就腐败不堪。教会有很大动力起诉嫌疑人，因为一旦定罪，便要罚没财产。对想要清除异己的任何有地位的人来说，宗教裁判所也是有用的工具，只要在宗教审判官耳边嘀咕一句，就能把人抓走、搞垮或害死。为了迎合自己的道德标准，教会小心谨慎，避免亲手执行死刑，而是将被判有罪的异端分子交给政府官员处决。政府官员通常会举办公开火刑（auto-da-fé(6)），其精心安排、激动人心的盛大场面令平民和贵族都趋之若鹜。

因此，宗教裁判所官方并不关心犹太人。但是，在将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尤其是从葡萄牙驱逐以后，它起诉的许多新基督徒实际上是秘密犹太人，这些人接受洗礼是为了能够留下，但他们继续秘密奉行犹太教习俗。这些秘密犹太人叫“马拉诺”（Marranos，据说来源于西班牙语单词，意思是“猪”）。

即使在宗教裁判所建立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宫廷里仍有两位犹太人顾问兼财政家，即以撒·阿巴伯内尔先生和亚伯拉罕·希奈尔（Abraham Seneor）先生。1492年，就在征服格拉纳达后不久，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决定驱逐犹太人，两人竭力劝阻；尽管如此，驱逐令还是于3月31日签发，到8月1日，犹太人踏上西班牙领土即被视为非法。有些犹太人成了秘密犹太人，许多人逃亡海外，还有许多人越过边境逃到纳瓦拉（Navarre）或葡萄牙。在葡萄牙，犹太教直到1496年才被宣布为非法，但葡萄牙的驱逐不如西班牙决绝。当犹太人试图离开葡萄牙时，国王出面阻止，于1497年3月19日强制他们全体接受洗礼。但是，宗教裁判所在葡萄牙建立得很慢，获得全权的速度更慢，所以在葡萄牙做秘密犹太人比在西班牙更安全、更容易，因此葡萄牙的新基督徒和马拉诺与犹太教的联系保持得更长久。在接下来两章中，我们会发现，许多葡萄牙的马拉诺在其他地方重新加入犹太人的行列。

就这样，中世纪所有犹太社群中最伟大的一个风流云散。西班牙犹太人继承了一种长期延续的文化，它在许多方面有别于中世纪欧洲其他地区犹太人的文化。在基督教征服之前，他们具有独特的阿拉伯色彩，随着西班牙文化和身份意识在中世纪晚期逐渐成形，他们和基督徒一起变成西班牙人。出于对自身独特性的自觉和自豪，他们自称为塞法迪犹太人，这出自西班牙的希伯来语名称塞法拉（Sepharad）(7)；他们在特定的流散社群中保留了自己的独特性，这些社群的命运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

犹太商人。一位居住在奥斯曼土耳其的波斯裔犹太绅士素描像；他的希伯来语名为末底改（Mordecai），土耳其语名为穆拉德（Murad）。素描照片，版权方为苏珊·考夫曼。美国犹太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1) 圣餐用的圣饼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校者注

(2) 这两个修会又常常译作“方济会”和“道明会”。——校者注

(3) 基色娄月（Kislev）是希伯来历法三月，大致相当于西历的11—12月。——校者注

(4) 施玛（shema），犹太教的主要祈祷文，得名于其核心祷文“以色列啊，你要听（shema）！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申命记》6:4）。——校者注

(5) 又译作“可萨汗国”（Khazaria）。——校者注

(6) 字面意思为“信仰之举”。——校者注

(7) 见《俄巴底亚书》1:20。“阿什肯纳兹”在《圣经》中出自《创世记》10:3。——校者注

第六章　奥斯曼帝国和中东的犹太人
1453—1948年

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出境对犹太人生活影响深远，远远不止改变了1492年后被迫离开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家庭的命运。渐渐地，犹太人不仅被逐出伊比利亚，而且被逐出西班牙的其他领地，包括西西里岛、撒丁岛和意大利部分地区。在16世纪，某个地方有时会接纳这些难民，但最终还是将他们再次赶走。出于对宗教裁判所的恐惧，留在伊比利亚特别是葡萄牙的马拉诺，在整个16和17世纪不断离开伊比利亚半岛。这是人口不断流动的一个时期，马拉诺的流动引出一系列问题：挽救一些人的财富，接济另一些穷人，为他们找到新家，帮他们融入既有犹太社群，解决他们因当过基督徒而造成的宗教问题，等等。简言之，马拉诺问题主宰了地中海世界的犹太人生活，稍后又在尼德兰成为长期存在的问题（见第七章）。

年表

犹太历史 | 时间 | 世界历史
| 1453 | 奥斯曼土耳其夺下君士坦丁堡
西班牙犹太人开始大批迁往土耳其 | 1492 |
| 1498 | 瓦斯科·达·伽马发现通往印度的航线
奥斯曼土耳其占领巴勒斯坦 | 1516 |
| 1517 | 奥斯曼土耳其征服埃及
| 1520—1566 | 土耳其苏丹苏莱曼大帝在位
苏莱曼大帝修建的耶路撒冷城墙竣工，至今仍屹立不倒 | 1542 |
宗教裁判所在葡萄牙全面运作 | 1547 |
约瑟·纳西成为纳克索斯公爵 | 1566 | 塞里姆二世成为土耳其苏丹
以撒·卢里亚驻采法特 | 1569—1572 |
波斯犹太人被迫皈依伊斯兰教 | 1622 |
| 1639 | 奥斯曼土耳其从波斯夺取伊拉克
沙巴塔·泽维宣称自己是弥赛亚 | 1665 |
| 1683 | 奥斯曼土耳其围困维也纳
| 1798—1801 | 拿破仑占领埃及，攻占巴勒斯坦未果
| 1821 | 希腊独立战争
| 1830 | 法国征服阿尔及尔和摩洛哥
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占领巴勒斯坦 | 1831 |
奥斯曼帝国设立大拉比职位 | 1836 |
犹太人被授予土耳其公民身份 | 1839 | 土耳其西化改革
大马士革血祭诽谤 | 1840 |
土耳其人在耶路撒冷任命第一位大拉比 | 1841 |
| 1854—1856 | 俄罗斯、土耳其、法国、英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
突尼斯宪法授予犹太人完全公民权 | 1857 |
世界犹太人联盟在巴黎建立 | 1860 |
摩西·蒙蒂菲奥里访问摩洛哥 | 1863 |
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成为法国公民 | 1870 |
| 1908 |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
| 1914—1918 | 第一次世界大战
萨洛尼卡大火 | 1917 |
| 1923 | 奥斯曼帝国变成现代土耳其
| 1932 | 伊拉克独立
| 1945 | 阿拉伯联盟成立
中东各地爆发反犹暴力活动 | 1947 |

尽管西班牙犹太人正在经历艰难的最后一个世纪，但东地中海地区正经历的变化将使他们能够作为流亡社群重新组织起来，再度繁荣昌盛。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一个半世纪前出现在中亚，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于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终结了拜占庭帝国；他们很快又控制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接下来是伊拉克和北非大部分地区。奥斯曼帝国为萧条分裂的中东注入新活力，成为基督教欧洲有力的竞争者和对手，而欧洲的近代国家此时才刚刚诞生。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它首先接管旧拜占庭帝国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和中东大部分说阿拉伯语的犹太社群；当西班牙犹太人大祸临头时，它欣然欢迎这些说西班牙语的流亡者。苏丹认为犹太流亡者是他们不断扩张的国家的经济资产，这个国家虽然军事和农业技艺发达，但缺乏商业经验、国际联系和语言技能，而所有这些恰好是西班牙流亡者可以提供的。据说，苏丹巴耶济德二世（Bayazid Ⅱ）曾对斐迪南被誉为精明的统治者而大惑不解，因为他逐出犹太人，令自己国家陷入贫困，却肥了敌人。

只要奥斯曼帝国在一系列英明统治者的领导下蓬勃发展，它就给予臣民相当大的宗教自由。在伊斯兰中东漫长的衰落时期，用来羞辱迪米的歧视性规定这时遭到忽视，犹太人只要缴纳特别的迪米税，就享有自治。地方当局偶尔虐待犹太人，但总的说来，奥斯曼统治在16世纪中期如日中天，西班牙犹太人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西班牙犹太人流亡者很快就控制了奥斯曼帝国既有的犹太社群。并非所有的新来者都是塞法迪犹太人，奥斯曼帝国也吸引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但是倚仗数量优势和对西班牙传统的自豪，塞法迪犹太人控制了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并赋予它独特的西班牙色彩。这些变化伴随着社群间的冲突而出现。重要的塞法迪社群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埃迪尔内（Edirne）、士麦那和其他许多城市；在其中一些城市，尤其是萨洛尼卡，塞法迪犹太人不仅统治着当地犹太社群，而且左右着整个城市生活。原有的塞法迪犹太难民由于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难民加入，人口不断增加。而后，意大利犹太难民又加入进来，因为驱逐范围在不断扩大，先是扩大到意大利的西班牙属地，1569年又波及意大利的大部分教宗领地。

奥斯曼犹太人有个特征非常显著，即西班牙语在犹太社群的事务中占据支配地位。在西班牙，犹太人没有专用语言；他们和邻居讲基本相同的方言，但谈话一旦涉及犹太习俗和使用一些犹太的表达方式，他们就会夹杂希伯来语术语。在奥斯曼帝国，他们加入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等许多宗教与语言群体相对和谐地在一些大城市中共同生活，就像在君士坦丁堡那样。这里没有压力改说某种通用语言。犹太人自然就在新的定居点继续讲西班牙语，奥斯曼犹太人就被当作说西班牙语的社群。塞法迪犹太人还把他们的语言带到奥斯曼帝国征服的阿拉伯语领土上，比如巴勒斯坦、埃及和伊拉克，但在这些语言较单一的地区，许多犹太人继续讲阿拉伯语。后来，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西班牙语发展出自己的特点，和故乡日新月异的西班牙语相比，它显得有点古旧，并且夹杂着一些源自土耳其语和希腊语的词汇，最终演化成一种独特的犹太语言，名为“犹代默语”（Judezmo，意为“犹太的”）或“拉迪诺语”（Ladino，意为“拉丁的”）。这种语言至今仍有人使用，不过会说的人越来越少，主要是在以色列。塞法迪犹太人对西班牙文化的珍视和自豪，反映在他们继续追踪西班牙的文学发展上，西班牙文学本身在16世纪进入黄金时期。当时的西班牙语作品开始在东方出现希伯来语译本，就证实了这种关联。

和君士坦丁堡一样，萨洛尼卡也是塞法迪犹太人生活和文化的大都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萨洛尼卡一直是主要的犹太中心，但它最繁荣的时期是在16世纪。就像在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城市一样，萨洛尼卡的犹太社群实际上由许多不同的小社群组成。巴伐利亚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15世纪加入最初的罗马尼奥特犹太人社群，接踵而来的是被逐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和北非的犹太人。每个团体都建有社群，以原籍所在地——西西里岛、卡拉布里亚（Calabria）、马略卡岛（Mallorca）、里斯本等——命名，都有各自的犹太会堂，并为成员提供一整套社群服务。必要时，这些社群协同工作，共同发布法令。各社群的拉比有时也发布联合裁决，比如在1514年他们宣布，在涉及离婚和嫁娶的律法中，马拉诺应该被视为完全的犹太人。萨洛尼卡犹太人从事国际贸易、珠宝制作、纺织，以及羊毛与丝绸的染色工作。萨洛尼卡犹太人开办奥斯曼帝国第一家印刷社，当地学者创作了大量拉比答问集、诗歌、科学作品和卡巴拉著述，甚至还有一本希伯来语、卡斯提尔语、犹太-希腊语的三语对照版《圣经》。除了名为叶施瓦（yeshivas）的普通经学院，他们还建了一所歌唱学校，以及一所讲授医学、自然科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学校，将全面培养学者的文艺复兴理想吸收进培养有学问的拉比的传统理想中去。这种渊博的智力趣味迥异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塔木德》的心无旁骛，是塞法迪犹太人在其巅峰期的典型追求，也与他们的祖先即伊斯兰西班牙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如出一辙。

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环境既有利于犹太人个人，也有利于社群。塞法迪犹太人富有且国际化，他们的关系网络遍布整个地中海地区，他们可能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尼德兰甚至法国都有马拉诺亲属，可以顺利开展商业和外交活动。犹太人对政府特别有用，部分是因为人脉和语言技能，还有一个传统的原因，即他们忠实可靠：就连最雄心勃勃的犹太贵族也不会攫取权力，也不存在一个犹太国家可以让他们出卖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在与帝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西班牙打交道时，犹太人特别有用，尽管他们对西班牙及其语言非常熟悉，但他们丝毫不可能对一个残暴对待过他们的政权保持忠心。到16世纪中叶，许多犹太人已经身居高位，获得影响力，当上医生、金融家、外交官和政治家。塞法迪犹太权贵阶层重新出现在奥斯曼帝国，而且规模更大，这种模式在西班牙的伊斯兰和基督教两个时期都出现过，这些富庶的、有国际视野的犹太人在公众生活中占据显赫地位，同时还深入参与犹太社群事务。

这个时代最有权势的塞法迪犹太权贵是格拉西娅·纳西夫人（约1510—1569年）和她的侄子约瑟·纳西先生（1524—1579年）。格拉西娅夫人生于葡萄牙的一个西班牙犹太家庭，祖上可能是在1492年逃到葡萄牙的，并和其他难民一起被强制改宗（见第五章），然后成了马拉诺。她嫁给一个在安特卫普有人脉的马拉诺商人。丈夫死后，她和家人离开葡萄牙，先后去了英格兰、低地诸国(1)和意大利，她在意大利公开恢复犹太教信仰。在此期间，她从事大量商业活动，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提供贷款。同时，她还为想要逃离葡萄牙的马拉诺提供援助。在威尼斯，她被亲妹妹告发到宗教裁判所，不得不逃往伊斯坦布尔，1553年，她和她的资本在那里受到苏丹苏莱曼大帝的欢迎。

她的马拉诺侄子若奥（João）和她一起离开葡萄牙，他是皇家医官的儿子。离开葡萄牙后，他继续在鲁汶求学，后来接手安特卫普的家族生意。他年轻时就引起当时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的注意，包括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和未来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他能够动用奥斯曼宫廷中的人脉，确保苏丹支持格拉西娅夫人从威尼斯获释。次年，他在伊斯坦布尔与她会合，也重新信奉犹太教，更名为约瑟·纳西。

在伊斯坦布尔，格拉西娅夫人继续帮助马拉诺，并试图推翻宗教裁判所，还资助犹太学者，建立犹太宗教机构。她代表犹太人民做的最雄心勃勃的一件事，是在1556年试图组织奥斯曼帝国全体犹太人来抵制安科纳（Ancona）城，以惩罚此城在准许24位马拉诺回归犹太教之后又背信弃义，将他们烧死。如果抵制成功，将对该城造成毁灭性打击，但犹太人因利益冲突无法团结一致，终究落败。

约瑟在塞里姆皇子与他的兄弟巴耶济德争夺皇位的斗争中支持塞里姆，这位皇子即位当上塞里姆二世后，约瑟就成了他最亲近的谋士之一。虽然约瑟作为犹太人不能担任任何正式的宫廷职务，但塞里姆却赐予约瑟崇高的头衔和广泛的权力，封他为纳克索斯岛（Naxos）及周边群岛的公爵，后又加封为安德罗斯岛（Andros）伯爵。此前，苏丹曾把在太巴列的一些权利让予格拉西娅夫人，而约瑟已经获得这份权利转让的延长期，因此他实际上也是太巴列及其周围地区的领主。约瑟试图把太巴列变成羊毛和丝绸生产中心，希望以此助益当地和帝国的经济。他从意大利各教宗国引进桑树和犹太难民来种植和培养，令该地区短暂繁荣。但是约瑟本人从未到访此地，这个经济发展计划无疾而终。

约瑟为太巴列所作的规划可能是一项更大规划的核心部分，即在巴勒斯坦建立避难所，解决马拉诺问题。他曾协助格拉西娅夫人保护马拉诺，试图诱使威尼斯城将一个岛屿作为马拉诺的避难所。后来，土耳其人因为塞浦路斯岛同威尼斯开战，约瑟得到承诺，一旦土耳其获胜，就让他成为该岛的国王。他可能有过利用该岛实施马拉诺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的想法。但是，1571年，土耳其人在勒班陀（Lepanto）战败，他的事业便风光不再。

太巴列的短暂繁荣只是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后，巴勒斯坦和埃及犹太社群经历的普遍复兴中的一个例子。这些贫穷萧条的社群，就像马穆鲁克统治下的所有犹太社群一样（见第四章），由于西班牙犹太难民的涌入而突然生机焕发。加沙、希伯仑和阿卡（Acre）复兴了，耶路撒冷也是如此，至今环绕耶路撒冷老城的巨大城墙就始建于1537年，还有我们刚刚提过的太巴列的短暂繁荣。但在复兴的巴勒斯坦犹太社群中，采法特最为重要，它位于上加利利，以前从来不是犹太人生活的主要中心，这时却变为犹太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中心之一。

1492年的动荡既有政治后果，又有宗教后果，因为它促使许多犹太人深入反思犹太人处境的意义，并导致神秘主义宗教思想的强化。许多虔诚的犹太人被吸引到采法特的各个学院，那里的核心人物是以撒·卢里亚拉比（人称“狮子”［Ari］(2)）。他创造了研读西班牙伟大的神秘主义经典《佐哈尔》的一种新方法，试图把犹太人所受的苦难解释为与神的本性密切相关的宇宙事件，把犹太教的仪式解释为救赎的上帝本人和实现弥赛亚时代的一种手段。他的门徒把他的思想传播到奥斯曼帝国各地，以及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地方。采法特的卡巴拉仪式和祈祷文也随着卢里亚的思想传播到犹太世界的其他地方，融入当地的犹太仪轨，甚至为非神秘主义者接受；这些仪式中的一些沿用至今，在常见的祈祷书里仍能找到。主流犹太教对这些创新的接纳程度可从以下例子判断：约瑟·卡罗拉比（1488—1575年）是卢里亚的同事，是权威犹太法典的作者，连他都相信神灵显现。

在驱逐浪潮之后，与这类末世论冥想如影随形的是弥赛亚运动。在16世纪20年代，一个名叫大卫·卢本尼的江湖骗子出现在意大利和葡萄牙。他自称是消失的古以色列支派的王子，说这些支派如今生活在埃塞俄比亚，自己受上帝委派，前来从土耳其人手里解放圣地。在葡萄牙，他赢得众多马拉诺信徒，包括所罗门·莫尔科。他们一起前往意大利，设法见到教宗克雷芒七世，试图说服他组建一支马拉诺军队；莫尔科险些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后来，他们又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见到查理五世，显然想敦促他号召犹太人与土耳其人作战。这一次，莫尔科没能逃脱；他在曼图亚（Mantua）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火刑柱上，而卢本尼则被送回西班牙，很可能于1538年死于那里举行的一场公开火刑。

17世纪以沙巴塔·泽维为核心的弥赛亚运动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场。泽维是卡巴拉主义者，1626年生于士麦那。当时流言四起，说弥赛亚将于1648年降临；在这类预言破产和乌克兰发生赫梅利尼茨基迫害之祸（见第七章）后，泽维开始相信自己就是众所期待的弥赛亚。在赢得一些追随者后，他举行了一些奇怪的仪式，当众念出禁止言说的上帝之名，于是被革除教籍。他云游四方，足迹踏遍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开罗和耶路撒冷，聚起信众，其中包括神秘兮兮的加沙的拿单，此人把沙巴塔主义打造成一场大众运动。1665年，泽维在士麦那宣布1666年将是弥赛亚降临之年。整个奥斯曼帝国甚至基督教欧洲的犹太人都向他欢呼；重要的拉比和称职的社群领袖，无论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还是塞法迪犹太人，都把他当回事。他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想要废黜苏丹，开启弥赛亚时代，但不出所料，才到加利波利（Gallipoli），他就被捕入狱。犹太人蜂拥而至，向他致敬，并等待他发出向圣地进发的信号。但苏丹决定终止他的妄自尊大，给出两条路任他选，要么改宗，要么死亡。沙巴塔·泽维皈依了伊斯兰教。

沙巴塔·泽维的叛教打击了整个奥斯曼帝国和基督教欧洲的犹太社群的士气。加沙的拿单试图挽救这种局面，宣称这只是泽维的弥赛亚计划的一部分，他必须下降到黑暗世界，才能在那里战胜邪恶力量；许多犹太人把这种拯救承诺当成救命稻草，告诉自己泽维的叛教只是一种策略。即使沙巴塔·泽维在1676年死后，加沙的拿单仍试图保持这场运动的活力，坚称沙巴塔·泽维被吸入“天光”，隐遁于更高领域。这种说法使该运动得以续命，特别是在土耳其、意大利和波兰。沙巴塔在土耳其的许多信徒追随他改宗，一边等待他的回归，一边公开信奉伊斯兰教而暗地信仰犹太教；这一团体叫转信派（Dönmeh），在现代土耳其仍然存在。在18世纪，一位名叫雅各·弗兰克的波兰犹太人复兴了这场运动，他自称是沙巴塔·泽维转世，并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前布道，宣讲一种混合《佐哈尔》、基督教和穆斯林思想的奇谈怪论，而且反对犹太律法。但总的说来，沙巴塔运动的垮台造成士气低落，犹太社群陷入长期分裂，或支持或反对沙巴塔派。

奥斯曼帝国犹太人低落的士气，与这个帝国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衰退相伴相生。早在16世纪末，中央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就开始削弱。从15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苏丹对犹太人表现出诚意，但这种诚意从穆拉德三世执政时期（1574—1595年）开始减少，他是第一位对犹太人执行歧视性规定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他向犹太社群勒索钱财，威胁要将他们统统杀掉，然后取消这道命令，换取贿赂。

随着17世纪的发展，这些消极趋势进一步恶化。经济萧条使大多数人穷困潦倒；中央政府控制不力，地方当局则肆无忌惮地掠夺，所有少数民族都饱受欺凌，毫无安全可言。奥斯曼帝国在1683年未能征服维也纳，随后相继失去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导致士气低迷。伊斯兰社会向内发展，失去早先引以为豪的世界主义，宗教上则变得更加保守。在阿拉伯国家，执政的土耳其人鄙视阿拉伯人，而阿拉伯人的回应是把自己受到的鄙视发泄在迪米身上，宗教紧张情绪随之高涨。在许多地方，犹太人实际上失去了法律保护。限制犹太会堂修建和数量的法规重新生效，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只得改在私人住宅举行宗教仪式。恶劣的社会环境一直持续到19世纪。

采法特

采法特是以色列上加利利山区一座风景如画的小镇，现在的居民为艺术家和极端虔诚的信徒，前者可能倾心于这片风景和小镇的古雅，而后者则为当地密集的著名神秘主义者的坟墓所吸引。

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之前，采法特的犹太人人口很少。1492年以后，特别是在奥斯曼土耳其从马穆鲁克手里夺得巴勒斯坦以后，难民开始涌入。当时，耶路撒冷的条件对这些人不太有利，但加利利的城镇却比较宜居，在16世纪，不少学者和神秘主义者来此安家办学。其中有一位名叫约瑟·卡罗的西班牙拉比，来采法特之前，他在萨洛尼卡度过大半生。他编撰的宗教法典《备好的餐桌》至今被正统派犹太人奉为圭臬。但除此以外，他还是神秘主义者，他有一本日记，记录《密释纳》在夜间向他显灵，监督和指导他的精神生活。另一位迁居采法特的学者兼神秘主义者是所罗门·阿卡贝兹，他写了一首颂歌，把安息日比作新娘，至今每逢周五晚上仍在世界各地犹太会堂里唱诵。卡罗在采法特的门徒是摩西·高杜维洛，他娶阿卡贝兹的妹妹为妻。他为采法特虔信者所组织的神秘主义修会制订生活规则，要求成员每天结对会面，讨论他们的精神生活，每周五也要会面，讨论前一周的行为举止；他们需要在每顿饭前忏悔自己的罪；彼此交流时要说希伯来语。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采法特变为一块世外桃源，支配这里的是学术、祈祷，以及非传统的极端苦修行为，如午夜守夜和延长禁食。

许多故事讲述了神秘主义者虔诚的英勇之举。有一则说的是约瑟·德拉雷纳，他用神秘主义学识引诱撒旦进入他设下的圈套。正当他即将摧毁撒旦并开启弥赛亚纪元之际，他失手让敌人逃脱，世界从此一直处于堕落的状态。

在这些神秘主义人物中，最浪漫的是以撒·卢里亚拉比，人称狮子，他是采法特为数寥寥的具有阿什肯纳兹血统的神秘主义者。他在开罗度过青年时代，据说他在那里的老师是先知以利亚本人。移居采法特后，他广纳门徒，成了一系列民间传说的主人公。据说他是超人，面庞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他精通所有科学知识，听得懂树木、鸟类和天使的语言。据说，他通过观察就能说出一个人的灵魂在来到此世以前经历了什么轮回，以及他此世的使命又是什么，能说出牲畜、昆虫、鸟类和石头里寄居着过往时代的什么恶灵。他知晓过去与未来，还指导人们怎样为前世的罪孽赎罪。卢里亚死于1572年，卡罗死于1575年，阿卡贝兹死于1584年；此后，采法特作为犹太人宗教生活中心的重要性开始落后于耶路撒冷。但它从未失去神秘的光环。

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由盛转衰还有一个原因：16世纪以后，从伊比利亚逃来的难民减少，荷兰和意大利这时成为他们更理想的目标。难民减少使帝国的犹太人失去能够恢复元气的新鲜血液，还削弱了他们和西欧的联系，而西欧正在迅速扩张和现代化。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在贸易领域的优势逐渐输给希腊人，在银行业的优势又逐渐输给亚美尼亚人。到18世纪末，大部分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和毗邻的伊斯兰领土上的犹太人已陷入贫穷与落后。

尽管条件如此不利，一些犹太人仍然能够发迹，这多亏了“协议”（capitulations）制度。“协议”是指一些条约，其目的是允许建立便于国际贸易的商业殖民地；这些条约是与在奥斯曼帝国有商业利益的外国谈判达成的，允许这些国家在帝国对自己的国民拥有治外法权。犹太人和基督徒在这些殖民地业务中是不可或缺的中间人，获得外国保护和某些税收豁免，一些犹太人因而取得与欧洲国家建立联系的优势。但从长远来看，这一制度更有利于受俄国保护的希腊正教徒和亚美尼亚商人，以及受法国保护的法国天主教徒，因为欧洲大国倾向于把生意交给自己的教友。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既标志着欧洲基督教国家开始大大加强干预，又标志着奥斯曼帝国转变成现代中东的漫长进程的开启。这一进程将对该地区的犹太人产生深远影响。

一些欧洲大国觉察到奥斯曼帝国的衰弱，担心它一旦崩溃，会打乱欧洲均势，于是向帝国施压，要求它改革。这些改革旨在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确保国内各民族的权利；其中一些改革对犹太人的地位产生广泛影响。1839年，帝国将公民平等权扩展到非穆斯林。1856年，帝国颁布法令，不能再在官方文件中恶言谩骂非穆斯林。最后，在1876年，它将完整的公民权授予奥斯曼帝国全体臣民。这是对过去的重大突破，因为在伊斯兰领地上，一个人的地位总是由宗教和宗教社群的成员资格决定的。但源自西方的公民权是个新概念，无法立即在整个帝国生效，尤其是在帝国的各阿拉伯省份里。

加强中央控制力的措施也影响到犹太人。犹太社群的权力有所下降，因为既然犹太人正式成为帝国公民，拉比法庭的仲裁权就会削弱。另一方面，中央拉比权威机构大拉比司（希伯来语为hakham bashi，这一机构曾短暂存在于16世纪）成立了，而宗教社群被安排进所谓的米勒特（millet）制，即每个非穆斯林宗教社群都成为官方承认的自治体，由指定的社群领袖代表自治体成员向国家负责。这些制度旨在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但实际效果是将政治法律上的平等和官方承认部分给予非穆斯林宗教社群。迪米缴纳的特别税也遭废除，非穆斯林进入地方顾问委员会。

北非有大量犹太社群，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北非的控制松动，当地犹太人的法律地位也相应发生改变，但他们所处的环境完全不同。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随后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建立保护国。法国很快将阿尔及利亚同化，在发布一系列偏袒当地犹太人的措施后，于1870年授予他们法国公民的权利。突尼斯的穆斯林统治者有点西化，法国还没有在突尼斯建立保护国之前，他们就已经对犹太人实行较自由的官方政策；但由于穆斯林人口反对，犹太人只能继续作为宗教社群成员而不是作为公民生活。大多数突尼斯犹太人更希望得到法国公民身份而不是突尼斯公民身份，但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成为可能。

不过在摩洛哥，对犹太人的极端虐待引起西欧的关注。在欧洲代表团的施压下，摩洛哥苏丹做出含糊的改善承诺，但代表团一离开，他便撤回承诺。这里刚宣布成立法国保护国，菲斯就发生屠杀犹太人事件。摩洛哥犹太人从未获得法国公民身份，但在保护国的统治下，他们的生存条件有所改善。

埃及在官方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自治省，但在19世纪几任埃及帕夏（pashas）的统治下，它表现得相当独立。犹太人的人身安全和物质生活随着国家发展而改善，埃及的现代化比邻国更迅速。但只是在英国占领埃及后，当地犹太人才在1882年实现完全的公民平等。

在叙利亚，宗教社群之间的紧张情绪始终高涨，但在紧张局势中首当其冲的，却是人数更多、更显眼的基督徒。另一方面，叙利亚基督徒和穆斯林一样憎恨犹太人，正是他们把欧洲特有的反犹主义引入这一地区。中东的穆斯林蔑视非穆斯林，无礼地对待他们，但直到19世纪，他们才听说中世纪基督教欧洲制造的将犹太人妖魔化的神话。1840年，第一起严重的血祭诽谤出现在中东，这就是大马士革事件。一名犹太理发师受到指控，说他杀害了一位基督教修士，将鲜血用于逾越节。为此，犹太儿童和大马士革犹太社群的领导人被监禁，一些人受不了酷刑，屈打成招。罗得岛、贝鲁特和士麦那发生骚乱，穆斯林加入基督徒袭击犹太人的行列。法国领事支持这一指控，叙利亚犹太人呼吁国外犹太社群提供援助，这一事件很快升级为国际事件，与西欧列强在中东的利益相交织。英国代表犹太人出面干涉，派摩西·蒙蒂菲奥里前往这一地区，他是极其富有的英国塞法迪犹太人慈善家。经过棘手的谈判，他设法从苏丹那里得到一份谴责血祭诽谤的声明。

也门犹太人的处境和摩洛哥犹太人一样悲惨，但在19世纪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当时也门法治崩溃，所有非穆斯林都容易受到剥削、敲诈和袭击。他们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中，完全受歧视，以色列国一建立，整个社群就彻底移居以色列。在伊拉克，犹太人的处境非常糟糕，以致沙逊等巴格达富裕家族都逃到了印度或澳大利亚。(3)

在伊朗，什叶派伊斯兰教于16世纪成为国教，这对犹太人尤其不利，因为神职人员几乎拥有无限权力，所有非穆斯林被定义为仪式上不洁净。直到19世纪末，在西方思想的影响和西方机构的压力下，他们的地位才略有改善。

在19世纪，中东犹太人逐渐变得更加西方化和城市化。犹太人被吸引到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大城市，从中世纪传承下来的传统生活模式开始瓦解。随着年轻人接受欧洲服饰和文化模式，代沟出现，女性开始离家和参与文化生活。世界犹太人联盟为中东犹太人的现代化推波助澜，它于1860年在巴黎成立，致力于全世界犹太人的解放、福利和进步，尤其是在中东的法国领土上。为此，它建立了遍布奥斯曼帝国和北非的学校系统，宗教和世俗教育并重，用希伯来语和法语教学，还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所农业学校。联盟的学校讲授世俗和宗教科目，让修习的犹太人获得文化优势，这与基督徒在西方基督教教派建立的教会学校中获得的文化优势是相同的。虽然许多犹太人继续把孩子送进传统宗教学校，但联盟的学校还是打造出了一批西方化的、富裕的中东犹太人。

在这个世纪里，犹太人的法律地位、经济状况和教育水平都在缓慢提高，但他们和穆斯林大众的关系却没有起色。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犹太人欢迎西方化，视之为摆脱压迫、贫穷和落后的通道，而穆斯林视之为殖民主义和剥削。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拒绝犹太人保有最低限度的尊严，待以诋毁和蔑视的态度，现在他们认为犹太人对西方利益的欢迎是背信弃义。穆斯林一直身陷贫困的泥潭，痛恨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成功。因此，中东犹太人的法律和经济地位的改善实际上有损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人身安全。

从1821年希腊起义开始，巴尔干各地不同教派的基督徒为摆脱奥斯曼帝国而斗争，引发巨大民族冲突（到20世纪末，这仍是该地区一个灾难性问题）。希腊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相继起义，每次都会杀害犹太人，而一旦他们实现独立，即使西方施压也无法保证犹太人的安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对犹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1917年，萨洛尼卡城的犹太人区被烧毁后，希腊政府拒绝犹太人重新入住他们的老区，并出台其他针对他们的歧视性法令。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个动荡萧条的时期，塞法迪文化仍然生机勃勃，法语、土耳其语和拉迪诺语的犹太报纸出现在巴尔干半岛与奥斯曼帝国的所有主要城市，拉迪诺文化欣欣向荣，尤其在小说、民间诗歌和音乐领域蓬勃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身为法国公民的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为法国英勇作战，但不是法国公民的突尼斯犹太人就不愿战斗，更何况突尼斯的法国官僚中还有反犹主义。在英国当局不情愿的支持下，巴勒斯坦和英国的犹太人组织起犹太人军团，帮助英国对抗土耳其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奥斯曼帝国的残余势力，1923年，它变成土耳其，领土以安纳托利亚为主体。作为一个政教严格分离的现代政权，土耳其给予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所有公民平等权利和宗教自由。中东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远没有这么幸运。尽管这些国家大多为欧洲列强所控制，但战前影响犹太人生活的模式和潮流影响依旧，只因国家不同而各有差异。恰在战前成为法国保护国的摩洛哥，是少数几个犹太人状况有所改善的国家之一，但该国官方仍将他们归类为迪米。在其他地方，形势恶化了，因为甚嚣尘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让中东犹太人的处境日益艰难。

阿拉伯民族主义想要建立不受欧洲影响的阿拉伯国家，其公民资格将以阿拉伯身份和伊斯兰宗教为基础。这场运动具有显著的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特征，犹太人普遍视之为威胁。在一些国家，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试图把自己定位成“阿拉伯犹太人”，但收效甚微。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领伊拉克后，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恳求这位救星不要恢复阿拉伯政府，或至少给予他们英国公民身份。在英国委任统治伊拉克期间，犹太人和基督徒可以担任公职，有位犹太人甚至当上内阁部长；但1932年伊拉克独立以后，非穆斯林就不可能再担任政府职务。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亲法派势力造成社会分化，犹太人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在个人生活方面倾向于彻底的同化。埃及比大部分中东国家更西方化和国际化，受泛阿拉伯民族情绪的影响也较轻，因此，埃及犹太人能参与公众生活，一些人还加入民族主义政党，甚至在议会中任职。但总的说来，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利益更依赖西方列强而非阿拉伯国家。

对有些中东犹太人来说，民族身份问题的出路是西方化。这一路径受到无处不在的世界犹太人联盟的鼓励，它的方案是通过吸收法国文化来实现自我完善。彻底的西方化最自然地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身上，他们拥有法国公民的法律地位，可以自视为法国人并追求同化，这一路径也受许多法国本土犹太人的青睐。和法国本土主张同化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并不总是能被非犹太人接受为法国人，还不得不面对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的特别敌意。似非而是的是，他们对这种敌意的反应是更加热切地拥抱法国身份。

许多中东犹太人在犹太复国主义中找到出路。作为一场运动，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将犹太人重组为一个民族国家，并在巴勒斯坦建国。这场运动于19世纪末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兴起（详见第十章），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对许多中东犹太人有着天然的感召力。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相比，中东犹太人与以色列地一直有着更紧密的联系，部分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离以色列地更近的地方，部分是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大部分中东犹太人和巴勒斯坦处于同一政治与文化领域。19世纪早期，塞法迪犹太人开始在巴勒斯坦定居，成为工匠、企业家和农业殖民地开发者。19世纪后期，来自也门和布哈拉等地的非塞法迪中东犹太人加入进来。这些移民活动独立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因为后者直到19世纪末才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初起。

埃及犹太人成立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巴勒斯坦犹太难民来到邻近的埃及，引发更激烈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摩洛哥犹太人较少西化，宗教上也更传统，他们虽然热情拥护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但颇具影响力的世界犹太人联盟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中东犹太人的状况又一知半解，这些都使犹太复国主义在摩洛哥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自然不接受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们普遍倾向于同化进法国人身份。犹太复国主义在突尼斯比较成功。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犹太复国主义一开始势头强劲，尤其是在巴勒斯坦犹太难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抵达那里以后。犹太复国主义在伊拉克的组织结构发展缓慢，伊拉克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既有得势而保守的犹太商人阶层、英国委任统治当局、世界犹太人联盟，又有正在崛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这样，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追随者不得不保持低调。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阿拉伯民族主义首先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接着在其他国家兴起，再加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本身的欧洲取向，导致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在中东地区渐渐偃旗息鼓。

从1929年起，犹太复国主义引起的紧张局势变得严峻，耶路撒冷当年发生暴乱，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引起阿拉伯国家的注意，导致对巴勒斯坦犹太人提出激烈而广泛的指控。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犹太建国意愿的冲突日益加剧。中东人民与西方殖民列强的紧张关系由此升级，导致中东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效仿欧洲法西斯主义，发生险恶转向。纳粹德国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是有吸引力的典范，既因为它敌视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活跃于中东的首要殖民大国，还因为它提供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典范。欧洲法西斯主义带有恶毒的反犹主义基因，它基于基督教妖魔化犹太人的传统，酝酿出一则神话，说犹太人有国际阴谋，企图控制世界。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反犹经典《锡安长老会纪要》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不含它的反阿拉伯段落）的阿拉伯语译本已经开始流通（前一书见第八章，后一书见第九章）。到30年代末，蓄意毁坏犹太人财产已经司空见惯，犹太人在中东许多国家的地位岌岌可危。为了让关系正常化，犹太社群领袖否定犹太复国主义；埃及犹太人领袖强调自己对埃及怀有爱国热情，试图把埃及宣传为犹太-阿拉伯和平协作的典范。但是，在历史巨轮推动下产生的一系列事件面前，这些努力只是螳臂当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入侵巴尔干半岛，那里的犹太人生活就此告终，因为德国人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是坚定无情的。（巴尔干半岛和包括萨洛尼卡的希腊犹太人的命运，见第九章。）在战争中，埃及和也门的犹太社群相对来说安然无恙，但伊拉克犹太人的情况急剧恶化，在1941年巴格达犹太人遭到屠杀之后尤其如此。

在北非，突尼斯犹太人受到德国的直接控制，但德国占领时间太短，没来得及像在占领欧洲后那样实施灭绝。尽管阿尔及利亚有法国人反犹的历史，尽管摩洛哥犹太人遭到歧视，但西北非犹太人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利益在同盟国一方，法国在1940年向德国投降对他们是沉重打击。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落入维希政府的控制。阿尔及利亚犹太人被剥夺他们钟爱的法国公民身份，维希政权的反犹法律被严格执行到西北非所有犹太人身上。法国维希政府关于犹太人的法律没有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个法国保护国实施。或许令人惊讶的是，摩洛哥苏丹宣布自己反对这些反犹法律，据说他曾试图向法国当局上诉，声援摩洛哥犹太人。这些地区在1942年和1943年获得解放，但没有立刻给犹太人带来解脱，因为维希政府的官员在许多情况下仍控制着有关国家的行政当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大部分中东犹太人相信，继续希望与当地人口保持正常关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也使他们对欧洲列强不再抱有幻想，他们以前曾指望欧洲列强提供帮助。这促使犹太复国主义在该地区年轻人中蓬勃发展。但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继续走向对抗。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发生多起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人的暴乱。1947年11月，当联合国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别治理的时候，暴力浪潮席卷中东。只有摩洛哥幸免于难。

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摩洛哥除外）的生活终结。利比亚和也门的犹太社群很快彻底走空，犹太人口大多移居以色列。伊拉克犹太社群紧随其后而去。许多叙利亚犹太人搬到黎巴嫩，因为黎巴嫩是个相对国际化和宽容的多民族国家，另有许多叙利亚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在埃及，下层犹太人去了以色列，而一些富人则前往欧洲或美国，但大多数中上阶层留了下来，对他们来说，情况确实变得正常些了。摩洛哥的大量犹太人也来到以色列，但主要不是因为受到压迫，而是出于由以色列战胜阿拉伯联盟而引发的纯粹的弥赛亚狂热。现代世俗国家土耳其脱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犹太人这时依旧欣欣向荣，但人数已大为减少。

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东的犹太社群已无足轻重。

早期希伯来文印刷

现代活字排印术（typography）的发明传统上可追溯到1440年。第一批印有日期的希伯来文书籍出现在1475年的意大利，但早在十年前，罗马就出现犹太人印刷商。大部分早期希伯来文印刷书籍产自意大利，但希伯来文印刷社在15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也有。1492年，遭驱逐的犹太难民把他们的活字模从伊比利亚带到摩洛哥、意大利和土耳其，印刷术在这些地方出现。

奥斯曼统治者禁止穆斯林从事印刷，认为这是颠覆破坏的根源。他们允许犹太人从事印刷，只要他们不使用阿拉伯文活字，当时的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共用这种字体。（土耳其语的印刷迟至1727年才合法。）1493年，西班牙犹太难民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的第一家印刷社，并从那里把印刷术传播到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城市和埃及。约瑟·纳西先生是印刷业的重要赞助人，他的遗孀在君士坦丁堡维持着一家印刷社。

在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仍然是希伯来文印刷的主要中心，有两家相互竞争的重要公司：革舜·松奇诺（Gershom Soncino）公司和但以理·邦贝格（Daniel Bomberg）公司，后者由威尼斯一位专营希伯来文书籍的基督教印刷商开办。松奇诺在1527年把业务转移到奥斯曼帝国；正是邦贝格在1520—1523年间印制出第一套全本《塔木德》，堪称不朽功业。教宗尤利乌斯三世在1553年下令，烧毁所有找得到的《塔木德》版本，并禁止出版任何新版本，意大利的希伯来文出版经历了暂时的衰退，但威尼斯很快复兴，成为印制希伯来文书籍的主要中心之一。

建于1882年的佛罗伦萨犹太会堂内部。照片，版权方为苏珊·考夫曼。美国犹太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1) 低地诸国指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校者注

(2) “Ari”还是“神圣的拉比以撒”一语的首字母缩写词。——校者注

(3) 可参看张仲礼、陈曾年：《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校者注

第七章　西欧犹太人
1500—1900年

大约从1500年开始，欧洲社会及其智力生活发生变化，对犹太人影响深远。欧洲经济体系的扩张带来犹太人经济状况的改善，几百年来，犹太人一直放债，但这个先前遭鄙视的行业现在转变成受人尊敬的投资领域。在17世纪，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崛起，财政上的权宜之计成为比宗教更重要的宽容标准。近代早期还为逐渐打破教会对智力生活的垄断奠定了基础，这是先通过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再通过启蒙运动实现的，正是启蒙运动瓦解了宗教上歧视犹太人的神学基础。在这一时期后半段，政治思想也发生变化，犹太人有可能被视为国家的个体公民，而不是称为犹太社群的共同体的成员。这些变化只有到1700年以后才充分表现出来，但其基础是在近代早期奠定的。

年表

犹太历史 | 时间 | 世界历史
| 1510—1520 | 鲁希林与佩弗科恩论战
威尼斯设立犹太人隔都 | 1516 |
| 1517 | 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
| 1523—1584 | 教宗克雷芒七世
葡萄牙设立宗教裁判所 | 1531 |
所罗门·莫尔科被烧死 | 1532 |
| 1544 | 路德攻击犹太人
| 1545 | 特伦托会议开始
犹太人遭各教宗国驱逐 | 1569 |
罗马发生焚烧《塔木德》事件 | 1553 |
对希伯来文书籍的审查开始 | 1554 |
现存的第一份四地委员会法案 | 1580 |
| 1581 | 尼德兰从西班牙独立
马拉诺在阿姆斯特丹定居 | 1590 |
| 1618—1648 | 三十年战争
| 1649 | 英格兰清教徒革命
玛拿西·本·以色列到达伦敦 | 1655 |
斯宾诺莎被革除教籍 | 1656 |
| 1689 | 洛克为争取对犹太人的宗教宽容辩护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约瑟夫二世发布“宽容法令” | 1782 |
摩西·门德尔松逝世 | 1786 |
| 1789 | 法国大革命
法国授予犹太人公民权 | 1791 |
法国的犹太名人会议及犹太教公会 | 1806 | 神圣罗马帝国灭亡
| 1814—1815 | 维也纳会议
汉堡圣殿开放 | 1818 |
嗨噗！嗨噗！骚乱 | 1819 |
德意志犹太人向美国大规模移民开始 | 1836 |
摩西·蒙蒂菲奥里获封爵士 | 1837 |
| 1848 | 欧洲多个国家爆发革命
世界犹太人联盟在巴黎成立 | 1860 |
罗马隔都被废弃 | 1870 |
| 1870—1871 | 普法战争
德雷福斯事件开始 | 1893 |
| 1914—1918 | 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犹太人可以从事的职业范围大大缩小，除了放债几乎干不了别的，而且通常只经营小规模的典当和旧货交易。这种限制让一些犹太人能够积累资本，使他们精于理财和投资。驱逐和强迫移民让犹太家庭与社群的成员散布整个西方世界，令犹太人获得跨国关系，而这很容易转化成商业人脉。最后，尽管阿什肯纳兹和塞法迪犹太人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但同为外来者的身份、同样信奉少数派宗教、共同的书面语言希伯来文，这些因素有利于他们充当中间人，协调基督教欧洲和伊斯兰中东之间的商业联系。因此，虽然16世纪初全世界犹太人都境况悲惨，但他们经济恢复的基础已经存在。

迫害和驱逐的浪潮始于十字军东征，逐渐驱使中欧犹太人向东前往波兰和立陶宛，这在13和14世纪尤其显著，但是，欧洲犹太人重心转往东欧的大规模迁徙直到15世纪后期才出现。这种迁徙既是西欧加紧排拒的产物，又是东欧统治者持欢迎态度的结果。奥斯曼苏丹曾鼓励逃亡中的塞法迪犹太人去其领土定居，因为他们教育水平高、技能丰富、国际商业联系广。出于相似原因，波兰的国王和贵族也鼓励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其领土上定居。

15世纪的波兰（当时与立陶宛合在一起）是一个主要的欧洲大国，但它缺乏管理大庄园和长途贸易的人力与专业知识。这方面需求在东部尤其强烈，波兰贵族在那里拥有大片土地和数千村庄，但他们不愿亲自管理，甚至不愿去居住。犹太人充当这些贵族的管家，成了他们在当地人口中的代理，这是上文提到的生活模式的变种：犹太人和领主之间有特殊关系，他们与民众一起生活，但不是民众的一部分。到1600年，犹太人已经定居在整个地区，从事手工业、农业、贸易、税款包收和租税收集。在中欧和西欧，他们几乎被完全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但他们在东欧的波兰和立陶宛找到一片常态化的乐土，这和塞法迪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的情况异曲同工。

和塞法迪犹太人一样，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也把家乡语言带到新家。和其他中世纪犹太人一样，德意志犹太人一直讲所处环境的语言，但他们来到波兰后，既不属于统治者又不属于农民阶层，大多生活在自己人圈子中，不使用邻居的语言。保留德语进一步表明他们融入东欧人口的程度较小。犹太人说的德语已经混合了一些希伯来语词汇；在东欧，它逐渐吸收斯拉夫语元素，越来越不像德语，以致有了自己的名字，叫意第绪语。就像拉迪诺语和犹太-阿拉伯语一样，意第绪语也用希伯来文字母书写。

由于经济条件改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可以更自由地发展智力生活；他们将大部分智力投入传统的《塔木德》学术，使之获得巨大声望。卢布林、波兹南、克拉科夫的重要学院蓬勃发展，而利沃夫和卢布林的贸易大集市成为这些学院重要的招生中心。直到最近，近乎全身心地投入《塔木德》学术，仍然是阿什肯纳兹宗教实践的标志。

随着数量激增，犹太社群在东欧获得广泛自治权，这在四地委员会中体现得最充分，它相当于一个规范东欧犹太人生活的犹太议会。该机构是有拉比代表参与的世俗团体，通过一个区域组织网络监管了数千社群，从1580年到18世纪早期有效管理着东欧犹太人。其威望使它的裁决甚至能对西欧犹太社群产生影响，因为西欧没有类似规模的组织。

东欧犹太人在1648年遭受严重挫折，东乌克兰的哥萨克人得到乌克兰农民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支持，在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1595—1657年）的领导下反叛波兰人。信奉东正教的乌克兰人屠杀波兰贵族和天主教神职人员，他们对犹太人特别凶残，因为犹太人是令人憎恨的收税者，是农民耕种的庄园土地的管家。有时，犹太人被要求皈依基督教以获取生路，他们会像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的祖先那样，杀死自己和全家来殉教。在恐怖的屠杀和暴行中，这场叛乱向西、向北蔓延，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1655年俄罗斯和瑞典入侵立陶宛才结束。犹太人每次都是受害者。由于屠杀和由此引起的向西欧的回迁，波兰犹太人口锐减。波兰犹太人到17世纪末才恢复元气，但士气低迷。东欧犹太人对沙巴塔·泽维及其弥赛亚运动（见第六章）的狂热，可能就是这次创伤造成的；后来泽维叛教的消息是更沉重的打击。

在中欧，14和15世纪的人文主义运动复兴了对古代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影响下，学者们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教会教义的影响。有些人把注意力转向《圣经》的希伯来语文本、犹太人的《圣经》评注，以及后来的犹太著述，特别是卡巴拉。因此，希伯来语和拉丁语、希腊语一起被纳入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学术。基督徒认同犹太教文本的一个奇怪例子发生在1513年，为维护《塔木德》，基督教学者约翰内斯·鲁希林居然在教会法庭上和一个名叫佩弗科恩（Pfefferkorn）的前犹太人起了争执，因为后者想要查没神圣罗马帝国的所有《塔木德》书册。鲁希林的声望使希伯来语研究在基督教学者中受到尊敬。但鲁希林仍抱持中世纪教会对犹太人的否定态度，而其他人文主义者，如伊拉斯谟，则认为过度发展希伯来语学术会威胁到基督教。因此，虽然人文主义加深了基督教学者对犹太传统的认识，但没有给犹太人生活带来直接的有益影响。

马丁·路德在1517年发起宗教改革，不但没有鼓励基督教宽容犹太教，反倒加剧了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反犹态度。在运动早期，路德把教会对犹太人的迫害囊括进他对教会的批评，以为通过攻击教宗和推崇《圣经》权威，就能争取犹太人加入基督教。但事与愿违后，他转而开始攻击犹太人，将他们比作“令人作呕的害虫”，敦促基督徒敌视他们，并赞同将他们逐出德意志各州。

面对改革派的挑战，教会做出反宗教改革的回应（这里不妨把反宗教改革追溯到1545年召开的特伦托会议），这是更大的倒退。正如上文所见，教会的官方政策给予犹太人微薄的宽容，中世纪的教宗作为这一政策的执行者，通常是保护犹太人的。16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秉持人文主义精神的教宗特别偏袒犹太人，许多意大利主要城市的统治家族也如此，比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曼图亚的贡扎加（Gonzaga）家族、佛莱拉（Ferrara）的埃斯特（Este）家族等。而现在，教宗为了重新夺回对基督教世界的控制，开始打击一切宗教越轨者，犹太人也包括在内。

或许令人惊讶的是，特伦托会议并未专门处理犹太人问题，但1541年成立的耶稣会却发起咄咄逼人的运动，让犹太人皈依。1555年，教会给意大利犹太人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当时教宗保禄四世下令，将罗马和其他教宗领地的犹太人隔离进带有围墙的犹太人居民区，即牢笼一般的隔都（ghetto），所有城镇的犹太人都必须住在那里，隔都的大门每天从日落到日出都会上锁。小镇上的隔都可能只是一条拥挤脏乱的街道，两头各有一扇大门。意大利第一个隔都于1516年在威尼斯建立，后来的所有隔都都沿用这一名称（“隔都”一词在威尼斯方言里的意思是“铸造厂”，这是威尼斯最初为限制犹太人而指定的居民区的名称）。意大利以外的一些城镇已经有带围墙的犹太居民区，尤以法兰克福为著。隔都现在成了犹太人生活的标志，起初在意大利和普罗旺斯的教宗领地，然后出现在大部分意大利主要城市。建造隔都一直持续到1732年。

在反宗教改革的反动气氛下，宗教裁判所现在盯上从伊比利亚逃到意大利并回归犹太教的马拉诺；意大利不再安全，他们中的许多人又逃往奥斯曼帝国，正如第六章所说；我们在那章还提到教宗撤回对安科纳的马拉诺的保护，造成血腥后果。教宗领地上的犹太人必须佩戴区别身份的标记和黄帽，他们被禁止拥有房产，还被驱逐出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小城镇。意大利印刷的大量希伯来文书籍受到强制审查。

但是，即使反宗教改革的严格限制也没能阻止意大利犹太人生活和文化的欣欣向荣。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犹太人已变成一个相当多样化的群体。最初的拜占庭意大利犹太人（见第五章）此时遍布整个半岛，不同的移民群体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包括13和14世纪逃避迫害与驱逐的德意志犹太人，15世纪末被逐出伊比利亚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16世纪为寻求贸易机会而向西转移的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最后这个群体叫黎凡特犹太人，是半岛上继意大利、阿什肯纳兹、塞法迪之后的第四个犹太人群体。在稍大的城镇里，所有四个群体都保持各自的身份；在威尼斯的隔都，人们至今仍可参观古老的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和黎凡特犹太会堂。最后，在整个16世纪，马拉诺持续从伊比利亚半岛迁来。

像在中欧那样，意大利犹太人基本上被逐出手工业和商人行会，主要靠典当业和与近东的贸易为生，不过并没有统一的模式，犹太人在许多地方仍可从事不同行业。但通常，某个地方有犹太社群，完全是因为这里需要犹太人从事典当业。为了给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地方政府经常给个别犹太人颁发名为康多塔（condotta）的契约，允许他们在规定年限内住在某地，条件是必须在那里开典当行。有些地方设立基督教慈善贷款协会，就是想把犹太人排挤出典当业，或诱使他们降低利率。但在许多城镇，犹太典当行和慈善贷款协会和睦共处，相安无事。

康多塔制度还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在需要资本投入的大城市，整个社群的犹太人都会获得康多塔，以满足大规模项目的资金需求。（这就是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的背景。）契约需要定期更新，每次更新时会由犹太社群和地方当局谈判，议定条款。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生活有个特点最有趣：即使被赶进隔都，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这个多姿多彩时代的礼仪、品位、智力活动和消遣方式。就像西班牙的希伯来语黄金时代那样，希伯来语诗歌既是娱乐方式，又是社会和社群生活的载体。但在意大利，犹太人还用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写诗。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品味，意大利犹太人将布道发展成一种正式的演说；犹太布道者将布道文汇编出版，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音乐家特别是弦乐师比比皆是，合唱音乐大大发展，甚至犹太会堂里都能听到；所罗门·德罗西（Salomone de'Rossi）既为曼图亚宫廷创作世俗音乐，又为犹太会堂谱写经文歌。犹大·索莫（Judah Sommo）创作出第一部希伯来语戏剧。年轻人组织赛会，拉比们不得不就新事物辩论：是否允许在安息日踢球，是否允许犹太人打网球——因为网球比赛也是打赌的场合，而打赌可能是一种禁忌的赌博形式。用纸牌和骰子赌博已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利昂·德·摩德纳（Leone de Modena）拉比是17世纪初威尼斯最伟大的布道师之一，他就沉溺此道，不能自拔，曾在回忆录里追悔莫及。然而，尽管参与世俗娱乐和大众文学，但意大利犹太社群的教育基础，仍然是犹太传统的基本著作——《圣经》及其评注和《塔木德》及其评注，以及理性哲学传统的经典，还有《佐哈尔》和其他卡巴拉主义作品。

犹太女商人

虽然格拉西娅夫人是近代早期最有权势的犹太女性，但她并非当时唯一在商业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女性。另一位杰出的模范是本温尼达·阿巴伯内尔，她是伟大的拉比兼朝臣以撒·阿巴伯内尔先生的侄女，本书正文已提到这位拉比曾努力调停与天主教皇室的关系。1492年，身为贵族的阿巴伯内尔家族逃出西班牙，定居那不勒斯。在那里，本温尼达嫁给表兄撒母耳·阿巴伯内尔，他是以撒先生之子，当时已成为那不勒斯国王的一位财政家。本温尼达受过良好教育，甚至做过埃莉诺拉（Eleonora）的家庭教师，埃莉诺拉是西班牙摄政王之女，后来成为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一位公爵之妻。

本温尼达是她丈夫银行事业活跃的合伙人。撒母耳在遗嘱中不顾继承人必须是儿子的犹太律法传统，指定本温尼达为总继承人，让她掌管家族生意。撒母耳解释说，做此决定，是因为他的财富来自她的巨额嫁妆，那是他的创业资本，而且把家业和生意交给她比交给儿子更让他放心。撒母耳只给诸子和三个女儿留下定额遗赠，并规定由本温尼达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转交。

到1547年撒母耳去世时，犹太人已被逐出那不勒斯，他们全家定居在佛莱拉。当年，本温尼达和佛罗伦萨公爵谈成几份银行业合同，公爵许可她和她的一个儿子在托斯卡纳地区诸城镇中开办连锁银行。她和埃莉诺拉的关系一如既往，和其他西班牙贵族一样，她有时会出现在佛罗伦萨的公爵府邸。

意大利的多数犹太妇女和多数基督教妇女一样，都穷困卑微，在家从事丝绸纺织和羊毛加工。但也有一个中产阶级，其中包括像吉内芙拉·布拉妮丝这样的女性，她们住在佛罗伦萨的隔都。佛罗伦萨丝绸行会接纳了吉内芙拉，不是作为卑微的丝绸纺纱工，而是作为丝绸生产商。在她1574年的遗嘱中，她给佛罗伦萨犹太社群留下遗赠，用于教导贫穷的犹太男孩；接济十名犹太贫民；为八名犹太女孩制备嫁妆；还要装饰犹太会堂，“花20枚金币置办一座银质烛台和一袭约柜帷幔，犹太人要承诺以吾名称呼两者”。

16世纪后期，西欧对犹太人越来越友好。1579年，低地诸国摆脱天主教西班牙的控制，获得宗教自由。次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吞并，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在搜寻秘密犹太人方面原先敷衍了事，此时一下严格起来。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新基督徒和马拉诺从葡萄牙流向阿姆斯特丹，西班牙马拉诺后来也跑到这里。因此，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最繁盛的时期一度得名“荷兰的耶路撒冷”，因为当地犹太人非常多，他们的生活非常丰富。17世纪中叶，德意志犹太人加入塞法迪犹太人，两个社群并肩存在，但塞法迪犹太人赋予这个社群特殊的色彩。许多到达阿姆斯特丹的马拉诺是医生、律师、政府官员和教士；这些知识分子在荷兰找到天然的家园，荷兰在经济大发展时期也是人文主义的中心。犹太人受到欢迎，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商业技能和人脉，他们积极参与荷兰的经济扩张。犹太商人在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投资，还远赴苏里南、库拉索岛与荷属巴西。（荷属巴西将成为第一批纽约犹太移民的来源地，见第八章。）到17世纪后期，阿姆斯特丹犹太人获许建造新犹太会堂。一座宏伟的葡萄牙人犹太会堂于1675年落成，是当时阿姆斯特丹最优美的建筑之一，至今仍可参观。

近代新智力思潮对荷兰犹太人生活的影响比对许多其他犹太社群的影响更大。在17世纪后期，荷兰是异端宗教思想、哲学自由思想和智识蓬勃发展的中心。荷兰犹太社群组织（即“马阿麦德”［mahamad］）倾向于推行严格的社群纪律，试图控制社群成员出版书籍，但无法阻止犹太人阅读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书刊。马阿麦德的僵化管理与17世纪荷兰典型的宗教宽松气氛格格不入，因此出现令人不安的反抗案例。乌列·达·科斯塔的例子令人心酸，他是葡萄牙新基督徒，回归犹太教并逃到阿姆斯特丹，加入当地犹太社群。但他在葡萄牙时就对宗教产生怀疑。在阿姆斯特丹，他因自由之思想被当地的马阿麦德革除教籍。他两次恳求与社群和解；他在第二次被勒令忏悔时，受尽羞辱，忏悔过后就自尽身亡。

更重要的例子是贝内迪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年）。他受过完整的拉比教育，进而研读迈蒙尼德等伟大的中世纪犹太哲学家作品，再研究笛卡尔等近现代哲学家。他加入了一个哲学圈子，其中许多成员和当时的众多思想家一样，完全拒绝把神的启示作为知识的来源，坚持理性至上。由于这些观念意味着否认整个犹太传统的神圣权威，斯宾诺莎在1656年被革除教籍。斯宾诺莎接着写出《神学政治论》，书中包含对犹太教的根本性批判，由此隐含着对基督教的批判。此书陈述了哲学上的自然神论(1)，影响巨大，斯宾诺莎的著作在犹太人和基督徒中是检验异端的试金石。

16世纪末，繁荣的汉堡城也开始欢迎犹太人，尤其是塞法迪犹太人。16世纪90年代，12户葡萄牙马拉诺家庭来到汉堡，打算从事贸易。他们起初受到欢迎，但后来他们的犹太身份暴露，基督教神职人员就想驱逐他们。但是，他们的存在被认为十分有益，汉堡参议院允许他们留下。这个社群繁荣发展，尤其是在17世纪，当时西班牙将贸易从阿姆斯特丹转向汉堡的政策赋予它很大的贸易优势；汉堡一度拥有欧洲第二大塞法迪犹太社群。在17世纪中叶以前，德意志犹太人基本上被排斥在汉堡外。

17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重新接纳犹太人，但并未公然推翻1290年的驱逐令。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起，英国就有少量马拉诺；她的医生就是一名马拉诺，后因涉嫌向她投毒而被处决，此事轰动一时。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1625—1649年），马拉诺的数量和经济实力都有所增长，于是出现对其是否宽容的问题。1649年的清教徒革命为宽容铺平道路，因为清教徒推崇《旧约》，同时也因为奥利弗·克伦威尔认为犹太人的商业对国家有利。另一方面，神职阶层担心犹太人会危害基督教，商人也惧怕来自犹太人的竞争。1650年，阿姆斯特丹的玛拿西·本·以色列拉比（1604—1657年）向英国议会请愿，希望允许犹太人进入英国并能公开信奉犹太教；1655年，他亲自来到英国，向政府递交请愿书。克伦威尔做出非正式保证，允许伦敦有小规模的塞法迪犹太社群。查理二世还确认了对犹太人进入英国的授权，深信他们能给整个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比保护英国商人阶层免受竞争更重要。到17世纪末，犹太人可以在英国公开活动。

1618—1648年，蹂躏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实际上促进了中欧犹太社群的发展。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需要巨额资金支撑战争。犹太商人有能力筹集现金，统治者向他们借钱还有一个好处：往往可以用廉价的特许和特权偿还，比如在原来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区居住或做生意的权利。这种情况在战争发展到瑞典人入侵德意志时愈发常见；天主教和新教双方的君主都不顾民众态度，纯粹出于自身利益而向犹太人借款，并授予他们居住特权。这样，中欧犹太社群的数量和经济地位都得到增长。

三十年战争标志着犹太人开始广泛参与国家财政和大规模军备供应。战争结束后出现许多德意志小邦国，这时出现第一批“宫廷犹太人”，他们都是富人，财力足以满足这些小邦国君主的需求；在18世纪中期以前，宫廷犹太人是欧洲令人瞩目的存在。他们作为财政家和顾问被带到说德语的小宫廷，但职能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直到他们变得不可或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财政事务中，荷兰和汉堡富有的塞法迪犹太人成了重要人物，哪怕这些国家特别敌视犹太人。宫廷犹太人经常被免除犹太人往往必须忍受的限制；他们能得到头衔和荣誉，有时甚至能和主人一起参与社交活动。但有时，一旦他们失去利用价值，就会被基督徒主人抛弃，他们显然还是基督徒民众的“眼中钉”。宫廷犹太人的活动有个明显特征：他们都是犹太社群内部事务的领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善社群成员的状况，保护犹太人免受攻击。

宫廷犹太人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撒母耳·奥本海默（1630—1703年），他获得融资，负责组织向奥地利军队分发补给，这支军队在17世纪70年代与法国作战，又在1683年保卫遭到奥斯曼土耳其围困的维也纳。1700年，一群暴徒冲进他的住宅，毁掉账目，事后政府拒绝偿还欠债，致使他破产身亡。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参孙·韦特海默（1658—1728年），他资助了奥地利及其德意志盟友的军事行动，在171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的加冕典礼上，他被赐予一条金链。

这一时期的犹太大众仍然穷苦，许多人在中欧和东欧四处游荡，靠当小贩、乞丐甚至土匪来谋生。这些流民给当地犹太社群带来严重社会问题，给慈善资源造成负担。不过，到18世纪，在犹太个人经济实力增强和西欧智力氛围改变的共同作用下，西欧对犹太人的态度开始改善。怀疑论、自然神论和其他启蒙哲学打破基督教对西方智力生活的垄断，评价犹太教和犹太人状况不用再背负神学谴责的负担（虽然狄德罗、伏尔泰等个别启蒙运动的领袖仍然轻蔑地将犹太教视为迷信、蒙昧的体系，认为犹太人无知且排外）。关于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新概念出现了，按照这些概念，国家逐渐被视为由受单独一套法律管辖的个体公民组成，而不再是由自治或半自治实体（包括犹太社群）组成的网络。这些原则并没有立即完全生效，但就已经实施的程度而言，它们有利于作为个体的犹太人，使他们得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

与此同时，这些趋势虽然有利于犹太人个人，但容易削弱犹太社群。提供给个人的机会弱化了社群的控制，许多犹太人对自由做出的反应，是疏远或彻底抛弃犹太社群和犹太传统，以获取法国、德国或其他国籍身份。个体离心力量和社群向心需求之间形成的冲突，成为近现代犹太教的典型问题。

在一个充斥新政治理论的时代，许多知识分子转而关注社会中的犹太人问题，许多思想家设想，犹太人如果经过适当教育，可以为国家体制吸纳。比如，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就渴望“改进”犹太人，使他们对社会更有用，并让他们为接受完整的公民权做好准备——如果他们当之无愧的话。1782年，他多少减轻了他们的税务负担，又采取措施鼓励他们接受社会和语言同化。他的方法看上去可能相当自命不凡，但比起以前那种认为犹太人只配生活在痛苦中的态度来说，已经大有改观。18世纪几位开明的君主采纳了这种处理犹太人问题的方法，但通常只是口惠而实不至。

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托兰德提出的方法更积极，他在1714年指出，只要授予犹太人公民权利，就能把他们变成更有用、更有生产力的公民。戈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也持这种观点，作为同情犹太人的德国启蒙运动人士之一，他指出犹太人尽管在宗教和社会上与众不同，但只要他们是人类，就应该得到平等对待。他关于犹太人的思考受到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年）的影响。门德尔松是德国犹太哲学家，能游刃有余地在犹太世界和启蒙运动世界之间穿梭。门德尔松精通当时的哲学，在当时的智力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他也想拯救犹太教，把它作为一种智力体系认真对待。他用启蒙运动的精神重新阐述犹太教的基本思想，认为犹太教绝非堕落的宗教，实际上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理想。门德尔松的作品和人格给许多有影响力的非犹太思想家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认为他身上体现了启蒙运动的一个观念，即全人类所共有的理性力量甚至可以使一个落后的民族变得文明开化。

门德尔松为“改进”犹太同胞而努力贡献力量，将《圣经》翻译成德文来为他们提供一个正确使用德文的范本，他用希伯来文字母印制他的译文，以便他们能够完全读懂。他还影响了一代犹太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希伯来文杂志和书籍向犹太大众传播启蒙思想和现代思想。这些作家史称“启蒙者”（希伯来语为maskilim）。

经过最初的犹豫，法国大革命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如果他们愿意适应法国人的文化习俗，放弃在整个中世纪保持的集体身份，就可以享受法国人的全部公民权利。拿破仑对这种立场稍事修改。1806年，他召开犹太名人会议，后又召集一个基本上由拉比参加的犹太教公会，来对名人会议的决议予以宗教认可。该犹太教公会就许多事务做出规定，其中包括：犹太人有宗教义务将自己出生或定居的国家视为祖国，确认法国犹太人热爱其他法国人，谴责高利贷，宣布法国法庭优先于犹太法庭。由此取消了犹太人集体地位的原则后，犹太教公会休会。

这是犹太教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因为第一次有一群犹太人正式定义自己是一种宗教而不是一个民族。由此奠定平等对待犹太人的基础后，拿破仑部分恢复了中世纪体制，成立了一个中枢机构来集体代表犹太人，并监督实施他为犹太人制订的计划。最后，拿破仑建立隶属于宗教部的地区协会（consistories），以监督法国犹太人生活。

拿破仑后来又推行一些歧视犹太人的法律，实际扭转了将犹太人作为帝国公民平等对待的立场；此外，犹太人获得公民身份并没有改变法国人憎恶犹太人的传统，尤其是对阿尔萨斯说德语的犹太人的憎恶。不过，拿破仑还是被犹太人视为伟大的解放者，整个19世纪，法国犹太人的法律地位不断提高。这对法国西南部领土上的塞法迪犹太人来说尤其有利，他们大多是几个世纪前从毗邻的西班牙逃来的马拉诺的后裔，在文化上已经高度适应法国。

法国犹太人的解放扩展到意大利和拿破仑在征服战争中占领的德国领土，并最终在1812年勉强扩展到普鲁士的犹太人。但随着拿破仑帝国崩溃，回潮出现。维也纳会议拒绝批准犹太人在帝国统治下获得的权利，1819年还发生名为“嗨噗！嗨噗！骚乱”的反犹暴动。犹太人积极参与1848年席卷欧洲的自由主义革命，但革命失败再次阻碍全面解放的进程。直到19世纪下半叶，犹太人才在中欧获得完全的公民权利：在意大利，这是随着19世纪60年代国家统一而获得的；在奥匈帝国，是通过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在1867年颁布宪法后获得的；在德国，经过起起伏伏，直到1871年德国统一和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不久才获得。在英国，这一进程远没那么旷日持久；19世纪早期，犹太人除了不能担任公职，实际上已享有英国人的所有权利，就连这一差别也在1858年随着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在下议院入座而消失。(2)

摆脱桎梏后，欧洲犹太人迅速像欧洲大众那样实现人口增长和物质进步。他们的人数此时已远远超过中东犹太人，后者的故事上一章已经讲过。随着社会的世俗化和商业化，大量犹太人开始从事新职业，或把传统职业规模做大。犹太人从小贩变成店主再变成商人，从《塔木德》学者变成律师、医生甚至德国的教师（但他们仍然极少能获得大学教授职位）。不到几十年，他们就离开隔都，加入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少数人跟随17世纪宫廷犹太人的脚步，就像他们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所做的那样，为国家提供贷款和承销债券，大获成功。这类代表有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的佩雷拉（Pereiras）家族、普鲁士的布莱希罗德（Bleichroeders）家族。巴伐利亚的犹太地产所有者希尔施男爵还出资修建铁路。

并非所有社会成员都愿意把犹太人当作公民同胞加以接受，被同化的犹太人不得不一再面对这一事实。反犹情绪根深蒂固，甚至在开明的法国社会的知识分子领袖中也是如此，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案件就是例子。德雷福斯是法军的犹太人高级军官，1893年被控犯有叛国罪，作为罪证的文件后来被证实系伪造。这起案件和法国军方的欲盖弥彰受到国际瞩目，尤其是在小说家埃米尔·左拉和阿纳托尔·法郎士干涉后。他们呼吁全世界关注法国军事体制对待德雷福斯的不公正。德雷福斯终获平反，但他已在魔鬼岛流放地服刑了五年。

犹太人地位的急剧变化对社群内部生活影响深远。既然犹太人不再是犹太社群的臣民而是自愿成员，许多人选择脱离社群的控制。有些人甚至皈依基督教，部分是为了给他们触手可及的机会铺平道路，部分仅仅是为了顺应社会主流。但就连许多没有如此极端的人也疏远犹太社群，对宗教仪式敷衍了事，优先考虑欧洲教育而不是犹太教育。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决定；既然犹太教的地位已从民族身份降到宗教身份，它就无法维持真正被这个时代的世俗文化或基督教灵性所吸引的人的忠诚。在另一些情况下，背离传统只是冷漠的产物，因为世上已没有什么能再强迫人们遵守传统。

开明的犹太教领袖试图改革宗教，抵制这些破坏性走向。他们深受支持政治解放的论点的影响，意在把犹太教重建为一种宗教和伦理体系，看起来就像德国的新教；他们希望尽可能减少犹太身份中的民族成分、与犹太身份有关的仪式，以及任何可能把犹太人视为迷信的外国人的宗教行为。在实践层面上，他们改造犹太会堂的仪式，使之更庄严、更合乎理性，并开始用德语布道甚至诵读祈祷文。他们改称犹太会堂为“圣殿”，这是专门留给耶路撒冷圣殿用的词，以表明他们放弃了古老的弥赛亚梦想，即梦想有朝一日为重新团聚的犹太民族重建被罗马摧毁的圣殿。激进的改革家希望废除所有妨碍与非犹太人融合的宗教屏障，如饮食法和禁止与异族通婚的规定。第一所改革派犹太会堂是1818年建立的汉堡圣殿，它发行了一本基于葡萄牙犹太教仪式的改革派祈祷书，其中包括德语而非希伯来语的祈祷文。

犹太学术中一个新的历史学派出现，也促进了犹太宗教传统的现代化，其方法是详细研究和记录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仪式、传统与教义所经历的变化。这种方法为进一步变革提供了历史先例，因为它表明并非所有的仪式都同等神圣，同时它还提供了历史标准，用以证明哪些要素在犹太传统中是真正恒常的，因而也不太容易改变。这股潮流的伟大代表人物之一是亚伯拉罕·盖格（Abraham Geiger，1810—1874年），这位拉比兼历史学家有点激进，但知识极其渊博。

犹太会堂仪式的变化在德国和奥地利犹太社群中引起很大争议，为此19世纪中叶召开了几次德国拉比会议，试图确定改革原则。但是无法达成一致，结果是正统派和改革派会众在德语国家并存，1840年后在伦敦也是如此。但就连正统派也在参孙·拉斐尔·希尔施（Samson Raphael Hirsch，1808—1888年）等人的领导下逐渐改变，他努力为犹太传统寻找新的智力基础。在撒迦利亚·弗兰克尔（Zacharias Frankel，1801—1875年）与改革派决裂后，出现中间立场。和改革派一样，弗兰克尔也否定传统宗教教义的字面真理，但他的不同在于，他不否定传统宗教仪式所表达的犹太身份中的民族成分。他成了保守派犹太教的思想奠基者，这是第三股趋势，但它直到下个世纪才在美国成为一股重要力量。

罗斯柴尔德家族

罗斯柴尔德这个著名的金融家和慈善家家族之名，源于16世纪挂在法兰克福家族宅邸前的红色盾牌（德语为roter Schild）。这个家族在18世纪脱颖而出，当时梅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引起未来德意志诸侯国黑森-卡塞尔的统治者威廉九世的注意，他是这位统治者的钱币和古董收藏品的供应商。威廉是欧洲最大一笔财富的继承人，梅耶·阿姆谢尔赢得威廉的信任，逐渐增加他在威廉的金融交易中的份额。拿破仑在耶拿获胜（1806年）后，威廉被流放，他把大部分财产托付给梅耶在伦敦的儿子拿单，拿单在为威廉购买债券和保护其利益的过程中自己也发了财，成为伦敦股票交易的中心人物。他借钱给英国政府，资助正在西班牙与法国人作战的威灵顿的军队。他有个兄弟雅各（也叫詹姆斯），定居在巴黎，雅各帮助拿单把这笔巨款成功经法国心脏地带运到西班牙。与此同时，老父亲和长子阿姆谢尔·梅耶则留在法兰克福，另外有两个兄弟所罗门和卡尔分别在维也纳与那不勒斯经营家族生意。

在整个19世纪，主要的罗斯柴尔德企业分属三个商行，分别由梅耶·阿姆谢尔（德国）和他的儿子内森（伦敦）、詹姆斯（巴黎）创办。这三个商行都代表各自政府经营着庞大的金融企业，资助本国的犹太人机构，并为常规慈善机构提供资金。罗斯柴尔德五兄弟的许多后代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通婚，彼此往往有业务联系。尽管外界常常误解，但德国、法国、英国的三个罗斯柴尔德商行实际上是独立运营的。

德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犹太教改革的争论中支持正统派社群，他们法兰克福的祖宅在“嗨噗！嗨噗！骚乱”和1848年革命中遭到攻击。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该支的领袖是梅耶·卡尔·罗斯柴尔德，在促成德国统一的普奥战争中，他站在普鲁士一方；他被选入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后被任命为普鲁士上议院议员。这一支到1901年消亡。法国这支率先开发铁路。它积极支持法国犹太社群的活动，其成员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为巴勒斯坦早期犹太人定居点提供了关键资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沦陷时期，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全都逃脱了德国人对该家族的追捕；一位成员加入“自由法国”组织，在战争结束时是戴高乐政府在巴黎的军事长官的副官。英国商行在创始人拿单去世后，由莱昂内尔·拿单·罗斯柴尔德领导，他在1847年成为英国国会第一位犹太人议员，而他的儿子拿单尼尔是上议院第一位犹太人议员。虽然拿单尼尔没有犹太复国主义倾向，但他的儿子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却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在争取《贝尔福宣言》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些人仍在支持犹太人的事业，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对犹太事务的参与总体上已经减少；向非犹太世界同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对其他犹太人的影响是相似的。

安息日东欧犹太小镇上的犹太人。《安息日》，利奥波德·皮提秋斯基（Leopold Pitichowski）作。照片，版权方为苏珊·考夫曼。美国犹太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1) 自然神论认为神创造世界，但不干涉人类的生活。——校者注

(2) 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在1847年当选英国下议院第一位犹太人议员，但因为阻力重重，直到1858年才得以在下议院入座。——校者注

第八章　东欧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
1770—1940年

东欧

东欧犹太人的状况远远落后于西欧犹太人。

18世纪70年代，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瓜分波兰，波兰庞大犹太人口中的大部分落入俄国，而在此之前，俄国一直将犹太人排除在外。为了控制这一庞大的“异教徒”人口，俄国只许犹太人在原有的居住地居住，并在刚从土耳其吞并而俄国人又想殖民的一些领土上居住。这一地区被称为“栅栏区”。这一限制经过修修补补，一直持续到俄国革命。1804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犹太人法令》，承诺了“最大的自由，最小的限制”。它允许犹太人进入俄国学校，允许犹太人开办自己的学校，只要这些学校用俄语、波兰语或德语开办即可。但它禁止犹太人在乡村居住或租用土地，禁止他们向农民出售酒精饮料。

年表

犹太历史 | 时间 | 世界历史
| 1447 | 波兰与立陶宛合并
| 1518 | 对波兰农奴的管辖权从国王转给拥有土地的贵族
对波兰犹太人的管辖权从国王转给贵族 | 1539 |
四地委员会出现 | 1580 |
赫麦尔尼茨基大屠杀 | 1648 |
第一批犹太人到达纽约 | 1654 |
| 1655 | 波兰卷入俄国-瑞典战争
东欧犹太人受到沙巴塔运动影响 | 1665 |
以色列·巴阿尔·谢姆逝世 | 1760 |
四地委员会终止 | 1764 |
波兰东部的犹太人落入俄国统治；维尔纳的拉比们将哈西德主义信徒革除教籍 | 1772 | 第一次瓜分波兰
| 1776 | 美国独立
俄国行会接纳犹太商人 | 1778 |
俄国犹太人从农村被驱逐到城镇 | 1782 |
| 1789 | 法国大革命；《美国宪法》通过
叶卡捷琳娜二世设立俄国犹太人定居的栅栏区 | 1791 | 美国通过《人权法案》
| 1795 | 第三次瓜分波兰，波兰全境分割完毕
| 1812 | 拿破仑入侵俄国
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成立改革派会众 | 1824 |
俄国下令设立“儿童营” | 1842 |
| 1848 | 欧洲革命促使说德语的犹太人大批移民美国
| 1861—1865 | 美国内战
敖德萨集体迫害 | 1871 |
美国希伯来会众协进会成立 | 1873 |
犹太人从东欧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开始 | 1881 |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暗杀
基希涅夫集体迫害 | 1903 |
犹太人向美国移民达到高峰 | 1906—1909 |
俄国的贝里斯审判 | 1911—1913 |
| 1914—1918 | 第一次世界大战
| 1917 | 俄国革命
犹太人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结束 | 1924 |
| 1939 |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后来，俄国采取措施将犹太人全部逐出乡村，与农民隔离；犹太人先是被约束在栅栏区的有限领地内，接着被塞进城镇。这一驱逐带来犹太集市小镇的扩张，这些小镇在意第绪语里叫“施泰托”（shtetls），其经济以集市为中心，各类店主、工匠、小贩熙熙攘攘，东欧庞大犹太人口中的大部分就住在这些小镇上。只有少数犹太人能够作为大商人进入俄国，而城市犹太无产阶级的出现则很缓慢。

拿破仑战败后，亚历山大自命不凡的开明专制让位于维也纳会议所传达出的反动态度，他对犹太人的压制愈发严厉。他的继任者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忽然想到清除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的办法：用军队作为工具，把犹太人同化进普通民众。他规定了服兵役的犹太男青年的配额。正常情况下，年满18岁后要服役25年，但犹太儿童12岁就从家中被带走，在名为“儿童营”（Cantonist battalion）的特殊部队接受训练，年满18岁后再开始正常服役。在受训期间，想方设法让他们皈依俄罗斯东正教。这项法令让犹太社群痛苦不堪，因为负责执行法令的社群领袖自然会保护自家孩子，而用穷人的孩子凑满配额。

另一个同化犹太青年的措施是为犹太人建立包含宗教与世俗课程的现代学校，但目的是让他们更接近基督徒，削弱他们对传统信仰的依恋。大部分犹太人察觉到课程背后的同化动机，因此这些学校从未受到广泛欢迎，但其少数毕业生日后在俄国成为犹太知识分子阶层的核心。历任沙皇还采取其他措施鼓励同化，他们奖励同化程度高的犹太人，惩罚其他人。

但即使在犹太社群内部，也有人看到将教育制度和犹太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好处。在摩西·门德尔松及其弟子的影响下，犹太启蒙运动发端于德国，又经过加利西亚（Galicia）传到东欧。加利西亚位于波兰南部，在波兰被瓜分后落入奥地利手中。与栅栏区的犹太人相比，伦贝格（Lemberg）和布罗迪（Brody）等大城市中的犹太人与德国语言文化的接触更密切，虽然他们是严格的正统派，但有些人能够接受西方的知识，并用希伯来语讲授这些知识，使东欧犹太青年一窥现代文学与科学。对于数千名犹太经学院的学生来说，这类书籍不啻是一扇通往激动人心但又有点危险的新世界的窗户，经学院学生虽然精通希伯来语，但思想却受传统课程的局限而显得僵化。村里的自由思想者和被抓到把一本希伯来语小说夹在对开本《塔木德》中的经学院男孩，成了民间津津乐道的话题。19世纪中期的希伯来语教材、小说和诗歌为现代希伯来语文学奠定基础，也为希伯来语在世纪末作为口语的复兴奠定基础。在19世纪的后三十几年，意第绪语也成为现代文学语言，特别是通过沙洛姆·阿布拉莫维奇（Shalom Abramowitsch，1835—1917年）和肖洛姆·拉比诺维茨（Sholem Rabinovitz，1859—1916年）的作品，前者的笔名是门捷列·默克尔·塞福里姆（Mendele Mokher Seforim）(1)，后者的笔名是肖洛姆·阿莱汉姆（Sholem Aleichem）(2)。

东欧犹太大众没有被席卷西欧犹太人的宗教改革所影响，但他们当中也出现几股宗教潮流。在18世纪，哈西德主义兴起，这是一场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群众性宗教运动。以色列·巴阿尔·谢姆（约1700—1760年）创立的哈西德主义最先席卷乌克兰，然后横扫其他斯拉夫领土，它是对推崇《塔木德》所产生的过度理智倾向的纠正，这种倾向已主宰了东欧犹太人的虔诚。哈西德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植根于卡巴拉，但在实践层面却迎合普通人，强调欣喜若狂的崇拜，及以理想化的天真为形式的宗教表达。其领导人是魅力非凡的拉比，叫“柴迪克”（zaddikim）；他们在犹太小镇建立法庭，接受信众的效忠与示敬，这些信众常常远道而来，像朝圣者那样寻求灵感、建议，或只为得到祝福。一些柴迪克自称能够创造奇迹，或者有传言说他们能这样做；许多柴迪克被信众当作皇室一样对待，获得可观的财富。

意第绪语

意第绪语本质上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从西欧带来的一种德语方言，从中世纪起，这些犹太人的中心就逐渐东移。因为阿什肯纳兹社群本身起源于意大利语和法语地区，所以这种德语方言总包含一些罗曼语单词和语音，其中有些在现代意第绪语中还能找到。但是，意第绪语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要等到犹太人在波希米亚和波兰先后接触斯拉夫人以后。在阿什肯纳兹犹太移民东渐之际，原先住在这些地方的犹太人说一种犹太-斯拉夫语，这种语言逐渐消失（与此非常相似的是，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后，犹太难民分批涌入巴尔干地区，他们说的西班牙语逐渐替代了当地犹太人说的罗马尼奥特语）。不过，移民和原住犹太人口的相互交流，使意第绪语中包含许多斯拉夫语成分。1500—1700年，随着东欧犹太人日益脱离德语区，他们的语言也越来越独特。意第绪语中的希伯来语和亚兰语成分在数量与重要性上有所增加，相关词汇不光与宗教有关，还被用来表达各种日常活动。这类成分总是出现在犹太人的交谈中；它们在广为研读的宗教文本如《圣经》及其评注、《塔木德》及其评注中随处可见，这些著作不仅涉及宗教主题，而且探讨日常生活。

大约在1700年以后，留在德语世界的犹太人在语言上倾向于向普通德语同化，因此西方的意第绪语逐渐消失。在东欧，到19世纪中叶，一种现代化的意第绪语文学开始出现，意第绪语出版业也应运而生；最终，用意第绪语授课的学校建立起来了，将意第绪语用作正规工作语言的犹太社会和行政机构也纷纷成立。但是，赞成犹太人融入欧洲生活的社会力量不看好意第绪语，就像他们也不看好犹太身份的其他方面一样。在20世纪早期，大部分城市中的东欧犹太人改说俄语或波兰语，虽然重要的说意第绪语的机构在20世纪30年代继续在城市中存在。在犹太小镇中，意第绪语一直是犹太人的主要语言，但这里的犹太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减少，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消灭。苏联一度鼓励发展意第绪语文化，作为苏联众多民族语言之一和新兴犹太无产阶级文化的载体，但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转而反对意第绪语和其他形式的犹太人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消灭了大量说意第绪语的犹太人及其文化机构。从1948年开始，苏联积极打压犹太文化，这里的意第绪语文化告终。

在1880—1924年间，数目庞大的东欧移民将意第绪语大规模带到美国。虽然这些移民对家乡的犹太小镇满怀乡愁，但他们更渴望抓住美国提供的机会，而不是保护母语文化，他们鼓励子女掌握英语，不惜忍受代沟的痛苦。虽然大部分人会把子女送到午后课堂接受犹太教育，但这些孩子所接受的教育，通常只是父母在犹太小镇里接受的犹太教育的缩水版，着重教授用希伯来语念诵祈祷文和研读《托拉》。希伯来语也以牺牲意第绪语为代价在犹太教育中获得地位，因为它在巴勒斯坦复兴为口语；美国犹太儿童如果学过任何犹太语言，基本上都是学的希伯来语。到第三代时，东欧犹太移民的后裔只认得少量意第绪语单词。

在美国以外，以色列、阿根廷和加拿大还有小规模的世俗意第绪语出版业和剧院。只在一个社群里，意第绪语继续作为日常语言蓬勃发展，这就是极端正统派犹太社群，尤其是在纽约和耶路撒冷的这种社群中。意第绪语学术研究在德国大学中广泛开展，它被认为是对中世纪德语的重要见证。在美国，对意第绪语的研究和文献整理受到意第绪语科学研究所（YIVO）的特别支持，这是一个科学研究意第绪语的组织，1925年在维尔纳成立，从1940年以来一直以纽约为中心开展活动。

哈西德主义遭到立陶宛一众伟大的学者-拉比的严厉攻击，这些人以维尔纳的以利亚（1720—1797年）为首。东欧犹太经学院的领袖正确地察觉到，哈西德主义是对其自身权威和领导地位的攻击。哈西德主义信徒被反对者（希伯来语为Mitnaggedim）革除教籍，双方有时向政府当局互相告发。虽然哈西德主义最初是个不太正统的运动，它在面对19世纪的现代化趋势时，却成了一股强大的保守主义势力，近来作为犹太教中最显眼的传统势力再次出现。

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促成集体迫害（pogroms），尤其是在乌克兰，随后在反动的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下，更多压制犹太人的规定出台。1882年5月的法规可谓政府官方反犹政策的集大成者，它将犹太人驱逐出乡村，并把他们限制在栅栏区的城镇中。但这时已有许多杰出犹太商人和专业人士获准定居莫斯科，在那里建起一个重要社群，并建造了一座精美的犹太会堂，名为合唱会堂，屹立至今。1891年，整个犹太社群被逐出莫斯科，合唱会堂被封。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1894—1917年），俄国反动派以反犹主义为武器，与解放专制政权的进步势力作斗争。反动派炮制出诽谤性的《锡安长老会纪要》，这本伪作声称可以证明犹太人玩弄国际阴谋，想要夺取世界权力。

大约从1880年起，犹太人开始离开俄国，大批向西半球移民。这次外迁持续了40多年，一些特定的事件促成了这一外迁运动，如1881—1882年的集体迫害、1891年的专横法令、1903—1907年俄国的政治剧变等。但受迫害不是外迁的主要原因，因为大量犹太人也从罗马尼亚和奥匈帝国东部离开，那里远比在沙皇统治下安全。贫困才是主要原因。俄国犹太人的数量已经增长到580万，但仍被排除在俄国工业重镇和农业生产之外。人口过剩，经济机会渺茫，大量犹太人陷入痛苦绝望之中。阿根廷和加拿大等国人口稀少，有致富机会，也欢迎移民，但美国更强大、更富裕，机会遍地；此外，美国还有宗教自由的强大传统和一个成功的犹太社群。美国成了东欧弃儿的首选目的地。

没有离开的犹太人尝试了其他办法。一些人皈依基督教，这个办法不尽如人意，它不仅意味着切断家族联系，而且皈依后并不能在俄国东正教社会里获得社会认同。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偏见使宗教歧视转向种族歧视。

对一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有吸引力的解决办法。许多犹太人作为劳工从犹太小镇搬到城市，他们在一些城市成了无产阶级的重要成员。当时工作条件恶劣，他们和非犹太工人一起受到左翼政治思想的影响。许多犹太人加入激进团体，寻求用国际主义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希望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会使民族身份无关紧要。有些人成功完成这一转变，但许多人要么没能放弃犹太身份，要么受到集体迫害事件的刺激，恢复了犹太身份。1897年，俄国和波兰犹太工人联盟（Bund）成立；它后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下属机构，代表党内的犹太人势力。由于坚持犹太人的民族-文化自治，该联盟于1903年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继续运作，成立自卫组织来抵抗集体迫害，并促进教育和文化活动。

哈西德主义大师

东欧犹太教最具特色的一个发展是柴迪克的出现，他们是哈西德运动的宗教领袖。这类领袖的典范是以色列·巴阿尔·谢姆，一位广受欢迎的治疗师。他开巫术配方、造护身符、念咒语，引领追随者做欣喜若狂的祈祷，提供实践和精神方面的指导。许多人相信他有超自然的能力，能见凡人所不见。他的一些追随者在东欧不同的犹太小镇自立门户，其中许多人建立的宗教社群长期存在，由他们的后代和门徒领导。这些社群各自的特色通常源于创始人的个性和教导。每个社群都有经过世代传承形成的知识体系，包括创始大师的格言和教诲、他的生平和轶事（有时包括神迹故事）、宗教乐曲（通常没有歌词）以及该社群独有的宗教仪式。这些社群中有许多在成立200年后仍然存在。

巴阿尔·谢姆的主要弟子是缅济热茨的多夫·贝尔（Dov Baer of Mezhirech，俗称“传道者”）和波罗诺耶的雅各·约瑟（Jacob Joseph of Polonnoye）。多夫·贝尔是《塔木德》学者和神秘主义者；他因极端苦修行为而染病，前往巴阿尔·谢姆处求医，从此留下做了弟子，后来成了他的传人。雅各·约瑟阐述了一套关于柴迪克角色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柴迪克就像人体的头或眼睛，他的社群成员就像脚；社群是鲜活的有机体，所有部件都发挥关键作用，以实现对上帝的真正忠诚，但柴迪克的责任是对其他人施加影响，其他人的责任是毫无保留地信奉他。

巴阿尔·谢姆的另一位弟子利亚迪的史努尔·扎尔曼（Shneur Zalman of Lyady）把哈西德主义带到立陶宛。他被当地正统派领袖告发到政府，后在圣彼得堡以叛国嫌疑受审，但被无罪释放。他获释的日子直到今天仍被他所创立的宗教运动的追随者庆祝，这一运动今天通常叫卢巴维奇派（Lubavitch）哈西德主义。在过去20年里，卢巴维奇派在纽约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复兴。别尔季切夫的利未·以撒（Levi Isaac of Berdichev）是极受欢迎的柴迪克，他比其他柴迪克更加强调欣喜若狂的祈祷的重要性；他的名气来自他的意第绪语祈祷文，其中他为犹太人的苦难而责备上帝。为了争取犹太人支持哈西德主义，他和他的追随者四处旅行。

其他大师的号召力要小得多。巴阿尔·谢姆之孙——布拉斯拉夫的纳赫曼（Nahman of Bratslav），持一种激进的柴迪克观念，相当于说他本人身上包含弥赛亚的灵魂，而他的一位后代将真正成为弥赛亚。为传授这一理念和其他神秘主义教义，他讲过不少故事，如今被当作文学杰作。但纳赫曼此人喜怒无常，复杂而矛盾。他要求追随者定期向他忏悔；与其他柴迪克不同，他不是在每个安息日和节日都接待追随者，而只在一年中接待几次。他在乌克兰的陵墓长久以来一直是这派追随者的朝圣地，特别是在1991年乌克兰独立以后。科茨克的梅纳赫姆·孟德尔（Menahem Mendel of Kotzk）宣扬一种灵性完美的教义，他这方面的信念是如此毫不妥协，以致对弟子大发雷霆。最终，他将自己锁进书房边的一间密室，虽然他的追随者可以去那里集会，但在此后20年，几乎没有人见过他。

犹太复国主义，或者说一种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体，是另一种普遍的解决办法。我们将把它留到第十章作为以色列国的历史背景来讨论。

沙皇政权的衰落伴随着犹太人地位的持续恶化。1903年，基希涅夫（Kishinev）发生重大集体迫害。1905年10月17日，沙皇发表宣言组建立宪政府，次日，300多个城市出现持续一周的右翼发动的集体迫害。1911年，在政府支持下，连血祭诽谤也死灰复燃。一名基督教男孩在基辅被发现遭到谋杀；虽然警方已经知道凶手及其动机，但一位名叫孟德尔·贝里斯的犹太人还是受到指控，说他出于宗教仪式的目的谋杀男孩，贝里斯先入狱两年再受审。对贝里斯的指控引发全世界的强烈抗议，就像大马士革血祭诽谤（见第六章）和德雷福斯事件（见第七章）那样。尽管法官想方设法妨碍辩护，但贝里斯还是被一个由公正的农民组成的陪审团宣告无罪。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许多犹太人被迫迁出交战区（为了给战事腾出地方，不得不废除栅栏区），许多犹太小镇在战争中被摧毁。

因此，犹太人对沙皇退位和1917年临时政府的建立持欢迎态度，并视之为奇迹，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似乎即将卸除。不过，当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掌权后，全国各地出现骇人听闻的集体迫害，尤其是在1918年和1919年的乌克兰；唯一没有迫害犹太人的武装团体是布尔什维克红军，它实际上还惩罚了一些行凶者。犹太人开始视红军为保护者，一些人加入共产党，并不是为了献身于共产主义，而是出自某种不能再坐以待毙的犹太行动主义。布尔什维克解散了形形色色的犹太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政党，想在政治上继续活跃的成员只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设立了自己的犹太支部。共产党及其犹太支部着手瓦解犹太宗教，并将犹太社群纳入新的无产阶级社群。

这种尝试演变成一场犹太内战，说意第绪语的犹太共产党人把矛头指向犹太复国主义者、说希伯来语的人（希伯来语被谴责为精英的资产阶级语言，相形之下，意第绪语被推崇为大众的无产阶级语言）和信教者。但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共产党调整方向，鼓励苏联境内各种民族文化发展有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坚持用当地语言开展政府和党的活动。党的资源向苏联境内众多民族团体的文化组织开放，其结果之一是国家支持的意第绪语文化的繁荣。意第绪语书籍和报纸开始出现，一些非俄籍意第绪语作家移民到苏联，希望参与这场复兴，但为时已晚。意第绪语读者年事已高，年轻人更喜欢俄语，因为俄国社会似乎机会更多。俄国犹太人和他们的美国表亲一样，乐于为现代世界而抛弃犹太小镇。

这种对个体文化的新兴趣与让留在犹太小镇的贫穷犹太人恢复元气的愿望一拍即合，催生出创办犹太人农业殖民地的想法。这将使犹太人能够在符合社会主义理念的合作定居点谋生，同时还允许他们过世俗化的犹太生活。犹太人曾在20世纪初试验过农业殖民地。此时更开辟出许多新殖民地，但并不大成功，当它们在1928年被集体化时，许多犹太人弃之而去。不过就在这一年，一个最浮夸的此类实验被付诸实施，显然是斯大林本人提议的：在比罗比詹（Birobidzhan）建起一个大规模犹太人定居点。这块面积和比利时相当的远东领土被标榜为“犹太土地”，暗示如果试验成功，它可能会变成一个犹太共和国。1934年，该地区被宣布为“犹太人自治区”。但比罗比詹生活艰苦，没有吸引到大批犹太人口。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政策再次转向，开始反对各色民族文化，包括犹太文化。党内犹太支部的领导人被指控有民族主义倾向，遭到清洗。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年）的指导下开始的密集工业化为城市创造出工作岗位。大量犹太人趁机大幅改善生活，但也在此过程中将残存的传统生活抛弃。他们生活在非犹太人中间，渴望提升自己，故将俄国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尽管苏联和美国有许多不同，但犹太人在两国的发展趋势是类似的：随着犹太人在文化上渐渐适应，许多人进入职业阶层、文化领域，甚至军队；他们自然也和非犹太人通婚。但在苏联，犹太机构所剩无几，而且国家排斥任何宗教。在这种形势下，犹太人的宗教、文化甚至身份都开始蒸发。

与此同时，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成为独立国家，许多东欧犹太人因而没有受到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直接影响。波兰起初保障境内少数民族团体的权利；但几个因素交相作用，导致旧的反犹主义模式得以延续，甚至加剧。波兰军队在1920年进入乌克兰，犹太人村庄遭到袭击，仿佛它们是军事目标。在整个20年代，在经济上歧视犹太人的论调威胁要将他们排除在国家经济生活之外，其理论根据是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养活“本地人”或犹太人中的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犹太人主导的产业被国有化，犹太人被开除出公务员队伍。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些政策带来痛苦，但在波兰城市中，仍存在一个稳固的犹太中产阶级，他们说波兰语，穿西服，享受着舒适生活。在这一时期，以意第绪语电影、戏剧和文学为载体的犹太文化有过短暂繁荣。

美国

直到19世纪末，东欧一直是犹太人口和文化的主要中心，但犹太人在1880年前后开始从欧洲向美国大规模迁移，逐渐使美国犹太社群变成占主导地位的流散社群。

当东欧的大规模移民潮兴起时，美国已经有了成熟的犹太社群。第一批犹太人定居者来自荷兰在巴西的殖民地累西腓（Recife），是23名塞法迪犹太人难民，他们于1654年到达新阿姆斯特丹，此前葡萄牙人刚从荷兰人手里夺取累西腓。在罗杰·威廉斯（Roger Williams）的罗德岛殖民地有过一个短期存在的犹太社群，位于新港。它于18世纪50年代重建，1763年建造的美观的新港犹太会堂现在是国家纪念馆。在18世纪，一位皈依基督教清教的犹太人在哈佛大学教授希伯来语，他撰写过一本希伯来语语法书，这是在美国出版的第一本使用希伯来语字体的书籍。到18世纪中叶，新港、纽约、费城、查尔斯顿和萨凡纳（Savannah）都拥有犹太社群。到美国革命时，各殖民地大约已有2000名犹太人，大部分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但塞法迪犹太人的习俗更盛行。不过他们的宗教知识水平不高，面临的同化压力很大。

大部分犹太定居者支持美国革命，大约一百人参加作战，新港的亚伦·洛佩兹（Aaron Lopez）和费城的哈伊姆·萨罗门（Haym Salomon）这两人还参与战争融资。萨罗门此前已因间谍和破坏活动被英国人判处死刑。在战争期间，他预支给大陆会议20万美元军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他一直未能收回这笔钱，死时倾家荡产。1789年通过的联邦宪法取消了公务员的宗教测试和宣誓，使犹太人可以担任联邦职务（但各州只是逐渐取消这种宣誓；在新罕布什尔州，公开自己犹太身份的人直到1868年仍不能在州政府任职）。第一修正案的通过意味着政教分离，对犹太人来说，这赋予他们不受限制的自由和平等。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大批来自巴伐利亚说德语的犹太移民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的犹太移民使美国犹太人口大大增加；一些人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政治难民，但大多数是被美国廉价土地和新兴城市吸引的小贩与牲口贩子。这些犹太人和美国既有犹太人的显著区别在于，他们的文化适应程度要低很多，而行为和宗教态度要传统很多。他们也不同于当时大部分欧洲非犹太移民，因为他们带来贸易经验，愿意在零售贸易迅速扩张的时代所产生的对商业技能的需求中获益。德裔犹太小贩扎堆聚集在城市中的德语街区（比如纽约的下东区），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远至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安家立业，为掘金者服务。在纽约，他们很快从推车小贩变成商店业主。

到美国内战时，美国各地包括中西部和南部，都有小型的犹太社群。这些城镇里的许多犹太人成了大商人。犹太人的世俗组织生活也开始出现，1843年，圣约之子会成立，它相当于犹太人的共济会和独立共济会（Independent Order of Odd Fellows）。之后，其他慈善组织、社会团体和兄弟会纷纷成立。犹太会堂也陆续建成，部分是出于虔诚，部分是作为与旧大陆的纽带。大多数犹太会堂最初照搬欧洲正统派犹太会堂的崇拜方式，后渐渐调整，变得更加美国化：取消男女分座，引进管风琴，还在仪式中使用一些英语。1824年，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成立了一个改革派会众，很快，纽约的以马内利圣殿也有了改革派会众。这些改革派会众努力发展一种符合美国社会环境的风格和仪式，以反映犹太人并非外来者，而是社会的正式成员，哪怕会以违背传统观点和做法为代价。

改革派犹太教的一个重要代言人是以撒·梅耶·怀斯（1819—1900年），他在奥尔巴尼当过拉比，时间不长，然后在辛辛那提一所犹太会堂当拉比，将改革派仪式引入这所会堂。在这一职位上，他精力充沛地为犹太人事业奔走，毕生致力于完全实现犹太人在美国生活的正常化。怀斯创办了周报《古以色列人》（The Israelite）。他试图把美国犹太宗教机构统一在自己麾下，但面对以撒·李瑟（Isaac Leeser）领导的宗教右翼和大卫·埃因霍恩（David Einhorn）领导的宗教左翼的联合反对，他很快败下阵来。

在美国内战中，犹太人通常与邻居站在同一边，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只有两位拉比公开站在强烈要求废奴的立场上，他们是费城的正统派拉比萨巴托·莫莱斯（Sabato Morais）和巴尔的摩的改革派拉比大卫·埃因霍恩。

战后，犹太人继续兴旺发达，主要从事零售业；他们普遍经营服装生意，拥有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百货商场。只有少数人从事金融业，但犹太人在这个领域还不太突出。尽管已很繁荣，但犹太人仍然不能获得非犹太社会的接受。新犹太中产阶级的成员也有与上一代努力奋斗的犹太小贩同样的需要：创建自己的社会机构，包括社交俱乐部和慈善组织，以抗衡继续排斥他们的这类机构。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慈善组织向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提供援助。

但来自中欧的移民仍在抵达。到1880年，说德语的犹太人和改革派犹太教主宰了美国犹太人，以致改革派犹太教成为美国犹太教的同义词，而美国改革派犹太教是世界上最彻底的改革派犹太教。在上次尝试失败后，怀斯这次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改革派犹太教，在1873年创建了美国希伯来会众协进会（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在1875年创办一所神学院——希伯来联合学院。改革派运动的原则是在1885年《匹兹堡纲领》中确立的，它几乎全盘否定犹太人的传统仪式和民族抱负，试图把犹太教重新定义为一股促进社会正义的力量。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东欧移民潮是犹太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它从根本上永久改变了美国犹太人的特质。到1918年，美国犹太社群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美国从1924年开始关闭大门，它的犹太人口此时已增长到450万。

这股移民潮最直接的影响是，美国所有主要城市都有人口稠密的犹太区，尤其在较老的贫民区里。这些移民大多是来自俄国的贫困犹太人，他们当工人，许多人从事服装业，这很快成为一个独特的犹太行业。在生产服装的血汗工厂，残酷的工作条件令犹太人投身于劳工运动；随着世纪之交服装生产越来越工业化，以及1906年俄国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后社会主义犹太工人联盟（Bund）的领袖来到美国，工会主义得到加强。

犹太人口集中在大城市，促使意第绪语文化活动激增。意第绪语报纸、剧场、讲座涌现，后来又有意第绪语广播节目，甚至有意第绪语音乐出版商。意第绪语文化活动在内容上主要是世俗的，但满怀对故土风情的乡愁。它由意第绪语出版界和犹太劳工运动尤其是“工人圈”（Workmen's Circle）组织促成，并为参加者提供社会福利。一些同乡会（landsmanshaftn）也向移民提供帮助；数百座小犹太会堂纷纷落成，为移民服务。但是，这个多姿多彩的时期很快就在文化适应的进程中落幕，这再自然不过了，因为犹太人在美国没有抱团生存的传统，再者美国对大部分少数群体几乎没有设置任何法律障碍。移民的孩子以最快的速度美国化，大都离开移民街区，把对故土的乡愁抛在脑后。但是，这段移民时期给纽约等大城市的特征留下印记，它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仍清晰可见，并保留至今。

富裕的德裔犹太人努力成为美国人，并获得非犹太人承认，在他们看来，东欧同胞的到来造成问题。新来者来自欧洲落后地区；他们贫穷，勉强算是受过教育，虽然有英文读写能力，但不会说英语。德裔犹太人担心，这些“古怪”的同胞不但会成为无法承受的财政负担，还会引起反犹主义，在此之前，美国的反犹主义充其量不过是非犹太人的势利，以及将犹太人排斥在俱乐部、私立学校和兄弟会外而已。不仅如此，这两类犹太人的人生观也显著有别：德裔犹太人认为自己是完全的美国人，只在宗教上和其他美国人不同（他们能否说服非犹太人相信这点则另当别论），但东欧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习惯了充当不同化的少数派，他们仍然觉得自己是异乡的异客。东欧的犹太性包括宗教实践，但没有被宗教实践所定义，因为即使在大多数人放弃或大幅减少宗教实践后，他们仍是一个在文化上有凝聚力的群体。与德裔犹太人相比，他们非常熟悉犹太传统，但对欧洲上层文化相当陌生，也没有德裔犹太人那种要让非犹太人接受的抱负。

德裔犹太人担负起帮助移民安家和美国化的责任，部分是因为不想让公众看移民的笑话从而危及自身地位，但部分也是因为德裔犹太人确实觉得与新来者同气连枝，尽管存在许多差异。他们建起一个慈善和教育机构的网络，援助贫困群体，帮助他们找工作；在许多城市，这些慈善机构联合成犹太慈善联盟，共同募集和分配资金。（这些联盟至今仍在，并在美国犹太人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还和自由派合作，开展了一项有效的政治运动，维护移民政策的开放。然而，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因为俄裔人感到德裔人颐指气使。随着俄裔犹太人数量的增长及其经济状况获得改善，他们开始为美国犹太人定下一个完全不同于德裔犹太人的基调。

一些犹太领袖担心，由于文化适应步伐过快，年轻一代正受到激进社会学说和物质主义的双重诱惑。纽约的美国犹太神学院成立于19世纪80年代，后在所罗门·谢克特的领导下于1902年重组，目的是为现代说英语的拉比提供培训，使他们能够吸引第一代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犹太人。谢克特是杰出的犹太教学者，曾在剑桥大学教授拉比文献。作为宗教领袖，他努力建立各种机构，传播撒迦利亚·弗兰克尔曾在德国提倡的那种自由化但经得起史学检验的犹太教。于是，继改革派犹太教和由移民建立的各种正统派机构之后，保守派犹太教成了与它们并驾齐驱的第三个宗教运动。这个运动走中间路线，对第二代美国犹太人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故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它是美国这三个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移民时期建立的另一个重要教育机构是叶施瓦大学，其中还包括一所小学和一所拉比神学院，1928年以后还增加了一所提供世俗研究和传统《塔木德》教育的学院。叶施瓦大学一直是正统派犹太教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机构，尽管正统派不如改革派和保守派犹太教那样组织集中，而且在有大量移民人口的城市中还存在许多也被称为“叶施瓦”的小型传统经学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裔犹太移民向老资格的德裔犹太人发起挑战，争夺对美国犹太人事务的领导权。联合分配委员会的成立旨在救济困在俄国与同盟国交战区（即世界犹太人的主要人口中心，在以前的波兰境内）的犹太人；在这个组织中，尽管德裔犹太人是主要的资金提供者，但东欧裔代表却能与他们平起平坐。为了接替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工作，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被组织起来，因为前者的总部设在柏林，而战乱让它陷于瘫痪。除该运动的主席、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以外，德裔犹太人拒绝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因为他们坚信犹太教仅仅是一种宗教，这就使基本上都是亲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东欧裔犹太人在世界犹太人事务上有了发言权。东欧裔犹太人开始占据上风，特别是在美国犹太代表大会里。这个组织试图创建一个总机构，美国犹太人可以通过它协调犹太人政策。在1918年春季举行的该大会的代表选举中，东欧裔犹太人取得主导权，促使一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获得通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治转向孤立主义，1919—1921年的“红色恐慌”让外国人成了“心怀叵测”的代名词。犹太人尤其成为被敌视的目标，部分是因为犹太人在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团体中确实表现突出。汽车业大亨亨利·福特以白纸黑字公开攻击犹太人，说他们是劣等种族，参与了企图控制世界文明的大阴谋；他甚至在他的公司报纸上重新刊登《锡安长老会纪要》。三K党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获得广泛政治权利，把犹太人同黑人及天主教徒一起当作打击目标。种族主义政府官员也炮制数据，证明犹太人、意大利人和斯拉夫人在智力与道德上劣于北欧移民。这些敌视导致1924年《约翰逊法案》出台，从而把所有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缩减成涓涓细流，美国犹太史上一个重要时期随之结束。

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时期，移民子女开始进入白领职业，虽然大多数进入商业领域，尤其是服装贸易和房地产业。他们在许多行业中仍然受歧视，比如医学和牙医。尽管犹太人擅长金融业的观点很流行，但在这一时期，一个犹太人几乎不可能拥有或受雇于银行，在保险公司进入管理层同样不可能。（不过，还是有几家犹太人的投资银行。）犹太人还被排除在律师事务所和零售连锁店之外。20年代早期，在常青藤联盟大学就读的犹太学生人数显著增加，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等大学就实行配额制，减少犹太人的入学人数。医学院分配给犹太人的名额少得可怜，许多犹太学生被迫去意大利学医。不过，纽约有择优录取的免费大学教育，纽约城市学院为数千犹太人提供教育机会，帮助他们进入职业生涯；因此，从事体力劳动的犹太人逐渐减少。犹太人也被吸引到智力和艺术行业，如出版、娱乐和电影。

始于1929年股市崩盘的大萧条给犹太慈善机构带来压力。它还造成令人担忧的反犹主义的抬头，部分表现为就业方面对犹太人越来越歧视。天主教神父查尔斯·考哥林（Charles Coughlin）在他的广播节目中定期向工人阶级选民抨击犹太人，在德国纳粹崛起的背景下，这让犹太人感到非常不安。但犹太人继续在商业和职业上取得成功。罗斯福新政形成一个择优录取的官僚体系，提供数千岗位，联邦政府成为不歧视犹太人的主要美国雇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东欧裔犹太人的宠儿，因为他强烈反对纳粹主义，并拒绝反犹主义。

1933年后，犹太人在德国的地位恶化，这把大约33000名德国犹太人赶到美国。其中包括科学家（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知识分子；他们的调整适应往往艰难，主要是因为美国自身正在经历经济困难。但他们很快就在美国智力和科学生活的许多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有效地把德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从欧洲赶到美国。

美国流散社群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犹太社群。我们在第二章已经看到，巴比伦犹太人如何迅速从一个流亡社群（即一个意识到自己的外来性并积极希望返回家园的社群），转变成一个流散社群（即一个被给予返回家园的机会但决定留下，并对返回者感到强烈亲情与责任的社群）。流散社群一般被当作更大社会中的外来团体，其成员与其他犹太流散社群的联系要比他们与非犹太人国民的联系更紧密，他们更多地活在遥远的犹太过去和对犹太未来的憧憬中，而不是活在当下。启蒙运动提供的解决方法是解散这个团体，而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相反的解决方法，即重建犹太人的民族国家。然而，美国是建立在全体公民平等基础之上的国家，且主要由新移民组成，这里出现了一种新型流散社群。在这里，犹太人可以成为更大社会的完全参与者，同时又保持对全世界犹太人的忠诚，并维持规范内部事务的志愿机构。移民本人可能远远未能完全融入美国社会，但下一代完全融入的可能性则容易想象，本人成功或孩子成功的许多例子强化了他们融入的雄心。因此，在美国流散社群中，犹太人可以第一次既能积极当犹太人，又不觉得自己身处流散地。

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在美国找到家园。他们忍受背井离乡和颠沛流离的精神创伤，却极大地改善了生活。许多人在一生中从食不果腹迈向飞黄腾达，从一个把他们当成可恨的外国人的世界来到一片保证他们作为完整公民受法律保护的土地。他们甚至可以展望更美好的未来。不过，尚有几百万犹太人留在欧洲，而且即将灰飞烟灭。

通向奥斯威辛的最后一段铁轨。照片，版权方为莎莉·索姆斯，由约翰·帕内尔为本书翻拍。纽约犹太博物馆提供。

(1) 字面意思是“书商门捷列”。——校者注

(2) 字面意思是“愿你平安”，为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中的问候语。——校者注

第九章　纳粹屠犹

1938—1945年间，欧洲大陆上的千年犹太史以大屠杀告终。这场浩劫的规模超出人类想象，永久改变了全世界犹太人的面貌。

19世纪，德国犹太人被赋予公民权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欣然接受德国的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文化适应所提供的机遇几乎不可抗拒。就连情愿与犹太过去保留联系的人，也看到德国文化与德国经济体系的优越，遂采纳西欧生活方式，将德国文化视为自己的文化。1870—1871年，在普鲁士和法国交战期间，犹太人与其他德国人并肩战斗，对自己的德国公民身份倍感自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德国犹太士兵荣获铁十字勋章，对他们个人和家族来说，这不仅是对英勇作战的认可，更是忠于祖国的证据。

然而，如果说犹太人对更大社会的态度有了深刻变化，这个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却鲜有起色。多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疑心重重地视犹太人为异类，基督教神职人员在布道中反反复复说他们是杀害救世主的凶手，他们还被当作恶棍，要为所有不幸负责。人们没有特别的理由去消除这份根深蒂固的遗俗，遂听之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社会面临战败国的压力，欧洲基督徒对犹太人一贯以来的厌恶又浮出水面，其方式和强度是德国犹太人完全始料未及的，他们自以为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德国社会。

年表

犹太历史 | 时间 | 世界历史
| 1889 | 阿道夫·希特勒出生
| 1925—1927 | 希特勒《我的奋斗》出版
| 1932 | 富兰克林·罗斯福任美国总统
德国发生抵制犹太人运动 | 1933 | 希特勒成为总理
《纽伦堡法案》 | 1935 |
碎玻璃之夜；意大利的种族立法 | 1938 | 奥地利被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遭瓜分
匈牙利犹太人丧失公民权；波兰集体迫害 | 1939 | 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入侵波兰
法国维希政权推行歧视犹太人法律；波兰设立隔都 | 1940 | 丘吉尔成为英国首相
犹太人被禁止迁出德国；海乌姆诺（Chelmno）设立第一所死亡营 | 1941 |
| 1942 | 万湖会议
大批犹太人被运到奥斯威辛 | 1942—1944 |
丹麦犹太人偷渡至瑞典；德国宣布肃清犹太人 | 1943 | 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败，德国在北非战败，意大利投降
匈牙利犹太人遭灭绝 | 1944 | 诺曼底登陆
集中营被解放 | 1945 | 德国投降
| 1946 | 纽伦堡审判开始

一战后德国的环境有助于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抬头。战败蒙羞以及获胜协约国的索赔压榨造成的经济危机，使许多德国人敌视外部世界。战后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萧条也致使人心惶惶，许多人担心不久前刚推翻俄国政权的共产主义革命会出现在德国。为了回应这些态度，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开始出现。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年）组织和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通常简称“纳粹”）脱颖而出，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在希特勒职业生涯初期，犹太人就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声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不是德国人民的过错，而是因为犹太人背信弃义。他还指责犹太人掀起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称他们正在德国谋划一场类似的革命。除了这些政治观点，他还散布一种伪科学的种族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德国人及其他北欧人属于高级人种“雅利安人”，在容貌、体力、智力上都出类拔萃，堪称优等种族。其他民族属于劣等种族，可按等级排列：雅利安人之下是地中海人，地中海人之下是斯拉夫人，而处在最底部的，是排在黑人之后的犹太人，他们天生就是腐蚀和摧毁文明的犯罪种族。希特勒声称，犹太人和德国人通婚是为了削弱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犹太人参军是为了当内奸，犹太人写书是为了腐蚀德国的智力生活，犹太人当艺术家是为了用颓废的污秽污染德国，犹太人渗透进商业公司是为了摧毁这些公司和德国工人。最重要的是，犹太人策划了这场经济危机。不过，希特勒说日耳曼人终究不可战胜，因为他们在基因上比其他人种优越，生来就注定统治世界。

希特勒在他早期政治宣言《我的奋斗》（1925—1927年）中写道：只有摧毁犹太人，才能迎来德国的复兴。因此，从一开始，消灭犹太人就是希特勒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他能够吸引德国大众的原因之一。他的口号是“犹太人是我们的灾星”。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把希特勒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为“对犹太人的战争”，是不无道理的。

纳粹党不是通过革命或政变上台的，希特勒也没有“夺取政权”。希特勒能赢得大批追随者，是因为他所散布的包括威胁犹太人在内的暴力言论广受欢迎，而这些追随者够多够强，足以使他成为在1919—1933年间统治德国的民主政体（一般称为魏玛共和国）中的玩家。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通过合乎宪法的途径成为总理，在同年3月5日举行的选举中，纳粹党又以44%的选票获得对政府的控制权，得以贯彻他的政治纲领。

在纳粹执政的最初几年，政府的政策是破坏犹太人的生计，逼迫他们离开德国。选举刚结束，在1933年4月1日，该政策就以全国抵制犹太商业和专业机构的形式生效，这项政策对政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4月7日，犹太人被清除出公务员队伍。4月11日，“非雅利安人”（定义是至少有一位犹太祖父母的人）的法律范畴设立，这是为了加速犹太人与德国社会其他成员的隔离。随着时间推移，适用于“非雅利安人”的法律纷纷获得通过。各行各业的就业大门对“非雅利安人”一扇扇关上。最后，犹太儿童也被赶出学校。

犹太人很快成为纳粹民兵和政府官员任意施暴、胡乱逮捕和当众羞辱的对象。“犹太人免进”的警示牌出现在工商企业、咖啡馆、体育场馆和旅游度假地，甚至公园长椅也分设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专座。战争纪念碑上的犹太人名字被抹去，威胁犹太人的海报随处可见。这一阶段迫害的顶点是1935年《纽伦堡法案》的通过，该法案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身份，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还强制推行其他限制与规定。

与此同时，集中营开始建造。1933年建在达豪的集中营是最早的一批之一。它最初用来关押“政治犯”或“危险分子”，如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会成员、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同性恋者，以及一些被认为具有潜在危险的犹太人，如作家、记者和律师。1936年，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接管集中营，他们有权拘留任何人。随后，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又新建起两座集中营。次年，犹太人开始被关进集中营，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在这些压迫之下，许多犹太人离开德国，但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外流。并非所有德国犹太人都有国外关系，允许他们进入另一个国家，也并非所有犹太人都有移民的经济条件，而且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对移民有严格限制。此外，大多数犹太人难以相信反犹政策能够持续，或者希特勒这样的怪物能够长期控制一个现代而先进的国家。大多数犹太人觉得自己完全是德国人，以为德国同胞迟早会清醒，要么推翻纳粹政府，要么逼其改弦更张。令他们灰心的是，他们发觉大多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困境无动于衷，不愿冒险反对官方政策，或者他们实际上赞同政府的反犹政策，尽管和犹太人有个人友谊或长期交往。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受反犹法律影响的人甚至都算不上是犹太人。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德国犹太人已完全同化，他们与非犹太人通婚，改信基督教，放弃与有组织的犹太社群的一切联系。更多犹太人虽然没这么极端，但也试图将生活中的犹太成分降到最低限度。但对非雅利安人的严格定义意味着，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孙辈也被算作犹太人，哪怕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有犹太血统。在中世纪，犹太人一般可以通过改宗自救，但《纽伦堡法案》逼迫犹太人移民，否则无法自保。

1938年3月，当德国吞并奥地利时，在德奥两国民众势不可挡的热情之下，奥地利基督徒自发攻击和羞辱奥地利犹太人。此外，新的官方措施也被用来对付犹太人；德国在当年晚些时候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并于1939年占领整个捷克，之后也采取了类似做法。但是，真正为犹太人在德国的生活敲响丧钟的事件发生在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夜晚，史称“碎玻璃之夜”。是夜，德国全境的犹太商户和会堂遭到打砸破坏，许多犹太人沦为一场全国范围的集体迫害的受害者。政府声称，这次事件系民众自发，目的是报复一名犹太人在巴黎谋杀一名德国政府官员，但它实际上由政府特工周密策划和协调实施。政府处理得好像是犹太人自己引起破坏的一样。德国犹太社群被处以10亿马克的罚款，新反犹法规被强制实施，犹太儿童遭学校开除，大批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不过，在这一阶段，如果犹太人能拿到签证，获准进入其他国家，仍可以从集中营获释。

“碎玻璃之夜”事件后，德国犹太人的文化与经济生活彻底走到尽头。现在没有人再怀疑逃离德国的必要性。许多犹太人匆忙廉价抛售产业，外国领事馆前排起申请签证的长队。为了尽快驱逐犹太人，德国政府先在维也纳，后在布拉格和柏林设立移民中心，简化移民手续，加速犹太人外迁和对犹太人财产的侵占。政府想用大量犹太移民压垮邻国，从而激发邻国的反犹情绪。可是即使犹太人已经陷入绝境，几乎没有国家愿意放松移民限制，控制巴勒斯坦的英国还在此时减少了那里接收移民的配额（见第十章）。可怕的情景出现了，不少船只满载着有时甚至带着合法移民证件的犹太难民，从一个又一个港口被遣返，不得不驶回欧洲的犹太人屠场。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从此无法再逃离欧洲，但德国试图将犹太人驱逐到邻国的政策一直持续到1941年末，那时已禁止向外移民，对德国犹太人的政策已变成谋杀。

但在东欧，对犹太人的蓄意谋杀已经开始。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时，波兰是世界上犹太人口最集中的国家，也是犹太宗教与文化生活的主要中心。占领波兰后，德国人实施适用于德国境内的反犹规定与限制，但实施力度要大很多。犹太人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折磨和枪杀，到1939年底，超过25万犹太人被害身亡。德国人高度重视对波兰犹太人的镇压和毁灭，有时甚至将其看得比军事利益更重要。在铁路交通发达的城市，比如罗兹、华沙、克拉科夫和卢布林，他们建立隔都，把这些城市和数千个村庄中的犹太人塞进隔都；在隔都外非法逗留的犹太人一经发现，即遭处决。德国人命令犹太人佩戴黄色六芒星，以便于辨认。他们侵占犹太人的产业，强迫隔都居民做苦力，特别是干诸如修路之类与战事有关的重活，还让他们挨饿和受虐待。

犹太隔都由听命于德国人的犹太理事会（Jewish councils）管理，这种安排表面上延续了犹太人半自治的传统模式，也因此有助于制造一切如常的假象。但是，德国人设立犹太理事会，最终目的是要实施自己的计划。随着战争的进行，犹太理事会的真实目的昭然若揭，它们并不是为绝望的隔都居民提供组织援助，而是满足德国人的需求。这些需求变本加厉，让理事会的理事进退两难。

在战争初期，隔都内的犹太人尚能得到国外犹太救济组织的援助，被征召的犹太劳工还能拿到配给。较大的隔都有时组织得相当好，在拥挤、贫穷、疾病和普遍的虚幻气氛中，慈善组织、学校、医疗服务机构尽可能地发挥作用。个别犹太人有时发现，通过贿赂和合作能获得德国警卫的特殊照顾。但是，管理隔都生活的规定不断收紧，德国人的要求不断增加，到1941年底，从外界接收食物包裹遭到禁止，饥饿、疾病和死亡率于是便显著攀升。官方规定的食物配给每天只有1100卡路里，隔都里的犹太居民饿得奄奄一息。

随着战争的开始，集中营的功能发生变化。以前只是用它们关押威胁政权的敌对分子或敌对嫌疑人，现在则用它们剥削囚犯的劳动力。集中营还用来执行集体灭绝：有项安乐死计划是杀害精神病人和慢性病患者的；在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女子集中营，还有一项计划是将怀孕的犹太妇女用毒气毒死。因此，抓进集中营的犯人越来越多，波兰的奥斯威辛、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马伊达内克（Majdanek）和索比堡（Sobibor）建造了新的集中营。从1941年开始，几座集中营增设焚尸炉，处理囚犯尸体，操作焚尸炉的也是囚犯，他们遭定期处决，以防焚尸炉的内幕外泄。

德国人在1940年入侵法国后，把非法国籍犹太难民从德占区驱逐到维希傀儡政府所控制的地区。维希政府配合贯彻反犹政策的力度超出纳粹的期望。它禁止犹太人参与公开活动，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还设立由法国人管理的集中营，非法国籍犹太人从这里被运到东部杀害，但法国籍犹太人受到保护，免于驱逐出境。相形之下，在法国沦陷区，巴黎附近的德朗西（Drancy）建有一座集中营，许多法国籍犹太人从那里被运往奥斯威辛。德国于1942年底占领法国南部大部分地区，犹太人便涌入由意大利占领的小块地区。德国人在1943年入侵意大利后，这些犹太人只能坐以待毙。

在其他被占领的国家，对德国的反犹政策是否合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合作，各国差异很大。在荷兰，对犹太人的迫害激怒了公众并引起总罢工，最后不得不出动军队镇压；教会领袖号召大家抵制，许多荷兰基督徒藏匿犹太人。但大多数荷兰犹太人还是被送往集中营。包括国王和政府官员在内的丹麦基督徒保护丹麦犹太人，设法将他们用渡轮运过海峡，送到瑞典，拯救了几乎整个丹麦犹太社群。保加利亚人也拒绝与德国人合作，保加利亚犹太人因此躲过一劫。

意大利虽然是德国盟友，也处在一个官方反犹的法西斯政权的控制下，但在其整个参战期间都没有配合“对犹太人的战争”。它颁布反犹立法，也适时地设立了集中营，但在围捕犹太人方面只是敷衍了事，且意大利集中营里的待遇也比较人道。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以后，意大利犹太人才真正开始遭受厄运。德国人占领意大利北部，那里居住着大多数当地犹太人，还有许多来自法国和南斯拉夫的犹太难民。德国人将他们围捕并送进死亡营。即便如此，许多犹太人还是得到非犹太朋友的保护。天主教的许多机构，如男、女修道院甚至梵蒂冈，都暗中抵制德国法令，藏匿犹太人。但是，教宗庇护十二世从未抗议德国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西方世界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宗教领袖在当时的缄默，直到今天仍被视为一大憾事。

上述情况还不算太糟。在其他国家，如罗马尼亚，德国的占领助长了长期流行的反犹主义，导致它成为消灭犹太人的得力帮凶。匈牙利只要保持独立，就不会驱逐犹太人，尽管它在战争中站在德国一边；但在战争后期，德国入侵匈牙利后，匈牙利警方、当地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反犹的“箭十字”（Arrow Cross）运动也开始协助驱逐匈牙利犹太人。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希腊，犹太人（主要是塞法迪犹太人）的毁灭几乎是彻底的。希腊犹太人的毁灭终结了萨洛尼卡的犹太社群，这是历史上塞法迪犹太人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见第六章）。

1941年6月，德国人入侵苏联，成立特别的机动杀人小分队（或称“别动队”［Einsatzgruppen］），负责在德国控制的广阔新领土上谋杀苏联人民委员（commissars）、共产党员、游击队员、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别动队可以处决平民百姓而丝毫不受掣肘，并与武装部队协同作战。他们肆虐于东欧乡间，围捕小镇上的犹太人，用机枪扫射、溺毙或用汽车尾气窒息犹太人。乌克兰、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罗马尼亚的辅军往往热衷参与杀戮。最臭名昭著的这类行动发生在基辅附近的娘子谷（Babi Yar），1941年9月29日至30日，德国人和乌克兰人在那里杀害了约3.3万名犹太人。

入侵苏联后不久，德国人决定要“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即系统消灭欧洲所有犹太人。阿道夫·艾希曼被授权启动这一计划。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奥斯威辛集中营变成一个主要的死亡营。1942年1月，所有相关的军政代表在柏林郊区的万湖集会，以明确这一灭绝政策，并协调决议的执行。虽然这只被当成普通行动，但其实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因为欧洲仍有大约1100万犹太人需要转移、安置、杀害和处理。抽调如此大规模的人力、物资和运力，与一个无助而分散的少数族群作战，而且又要多线作战，并要控制许多满怀敌意的占领区，足见纳粹德国执着于犹太人问题的疯狂程度。

艾希曼选择波兰作为灭绝中心，既因为这里是犹太人口的主要中心，又因为当地居民有着古老而根深蒂固的反犹传统，可以指望他们合作。欧洲所有犹太人都要用货车车厢运到罗兹、里加、明斯克和科夫诺（Kovno）的犹太隔都，再从那里与当地犹太人一起转运到波兰几座集中营。隔都中的犹太理事会负责按照规定配额定期交出犹太人。运输条件极端严酷，大量犹太人甚至没有抵达集中营就死在途中。所有被判定为没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抵达后即遭处决，其余的则在劳役中累死，或在丧失劳动能力后被杀害。

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已在试验机械化的大规模杀戮，以取代苏联境内别动队那种效率较低的作业。六所集中营现在已成为死亡营，那里的囚犯被一氧化碳或氢氰酸气体毒杀。1942年夏，集中营里引入伪装成淋浴室的毒气室系统，毒气室里使用法本（I. G. Farben）公司生产的杀虫剂齐克隆B（Zyklon B）。这种新手段能在四五分钟内毒杀七八百人，另有数千人无辜地等待轮到他们获准“淋浴”。负责运尸的囚犯在火化前从尸体上收走金牙、戒指和头发；之后，骨灰被加工成肥料，衣服经熏蒸消毒再回收利用。1943年底，苏联部队逼近，纳粹被迫放弃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的集中营，但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毒气行刑一直持续到1944年11月。

役使集中营囚犯劳动，是为了维持必要的工业生产，以保障战事进行和后方供应。法本、克虏伯（Krupp）、蒂森（Thyssen）、弗利克（Flick）和西门子几大公司（它们至今仍然是德国主要的工业公司）控制了这种奴隶劳动，这些公司的劳动力中约有40%来自集中营。使用囚犯效益很高，因为囚犯得不到什么食物，几乎没有医疗服务，可以一直工作到死，再由别人顶替。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平均只能活9个月。

即便已经有传言将驱逐犹太人的真正目的传回隔都，隔都里对驱逐的抵制仍然很少。饥饿而消沉的犹太人很容易逆来顺受。一旦出现抵制，主要是由年轻人，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体所为。隔都的犹太高层通常不支持抵制活动，因为必然会招致报复。最著名的起义发生在华沙隔都。早在1942年，一个犹太战斗组织就在那里成立，并设法将武器走私进隔都；该组织还和波兰抵抗运动接触，但未能实现合作。在1943年1月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犹太人杀死20名德国人。这鼓舞了隔都士气，为更大规模的行动赢得支持；同时也引起波兰抵抗运动的注意，他们同意向犹太人出售武器。德国人决定肃清隔都。他们于4月19日抵达，犹太人奋起还击，德国人不得不烧毁隔都，镇压起义。这次抵抗持续了五周。虽说可能只是一种无望的反抗姿态，但华沙犹太青年的战斗精神激励了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其他隔都和一些死亡营也相继出现起义。

1942—1943年，随着东欧的犹太隔都和村庄遭到肃清，犹太人成群结队逃入密林，以游击队员的身份作战，他们或加入苏联游击队，或自己组织游击队。犹太游击队的处境不如苏联游击队有利，因为这种非法游击队只有得到当地民众的协助才能生存，但在东欧，农村群众一向对犹太人怀有敌意，就连非犹太的游击队也往往不愿与他们合作。不过，仍有大约2万名犹太人参与游击行动，破坏警察局、杀害纳粹卫兵、炸毁列车、用手雷炸瘫坦克。

战争接近尾声之际，苏联军队穿越波兰，那里的集中营不得不拆除，囚犯也被迫撤离。这一次，没有人提供运输工具。犹太人和其他囚犯只能在毫无给养的情况下向西徒步走到德国，因此，仅仅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就有大约25万犹太人在这些死亡行军中丧生。战争快结束时，苏联和美国的士兵解放了剩余的集中营，集中营囚犯的状况让他们目瞪口呆。大多数犹太人在战后依旧艰难度日，往往要在流离失所者的收容营里长期逗留。战争结束后，许多东欧犹太人踏上返乡之路，却在一系列集体迫害中惨遭杀害，凶手是波兰和乌克兰的城镇居民，这些劫后余生的东欧民众把怨愤都发泄到传统替罪羊即犹太人身上。

尽管许多资源本可以用来抵御同盟国的攻势，德国还是把它们耗费在“对犹太人的战争”上，几乎一直持续到德国投降为止。虽然德国在与同盟国的战争中遭受重创，但它在“对犹太人的战争”中大获全胜。战争结束时，德国几乎没有犹太人了，而东欧这个世界犹太人的中心已化为墓地，那里的犹太机构四分五裂，那里的犹太居民或死或散。欧洲的犹太人生活已经走到尽头。

华沙隔都

1939年9月德国人占领华沙时，华沙只有不到40万犹太人。1940年，一堵围墙拔地而起，将840英亩的土地圈作隔都。到11月中旬，所有犹太人被勒令住在墙内，墙外有德国和波兰警察看守，墙内有犹太民兵把守；没有许可证，任何人不得出入隔都。德国人会不时改动围墙位置以缩小隔都面积，还一度把隔都分割成两个独立区域，由一座人行天桥连接。他们又把华沙周边地区的15万犹太难民塞进隔都，直到人口密度达到13人挤一间房，而无家可归者只得在饥寒交迫中奄奄一息地挤满街头。

在围墙内，与其他隔都一样，华沙犹太人由一个犹太理事会（Judenrat）管理，负责提供条件允许的社会服务，并按德国人的要求行事。在束手无望的境况下，华沙隔都由亚当·捷尼亚科夫领导，这位工程师是睿智而勤勉的管理者。捷尼亚科夫那本内容丰富的日记本是从战争中幸存的寥寥几本日记中的一本，我们关于华沙隔都的大部分信息就来自他的日记。捷尼亚科夫竭尽所能，改善隔都的生活条件，平衡争夺稀缺资源的各种群体的需求。德国人后来要求他配合，将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他因此而自杀（1942年7月23日）。

尽管困难重重，华沙隔都仍勉强维持着一座城市的功能。非法作坊以及一个运进原料并运出产品的走私体系维持着基本生活所需（非法进口食物实际上是隔都居民赖以生存的手段，因为法律允许的每日食物配额每人不到1100卡路里）。施食处不但分发食物，还充当非法的世俗、宗教和职业学校的掩护，提供技术、医疗和科学培训。尽管犹太会堂被关闭，公共礼拜遭禁止，但礼拜仪式仍在私下举行，《塔木德》学院仍在秘密运作。有时甚至还有营业的咖啡馆和歌舞厅。地下组织仍在印制希伯来语、意第绪语、波兰语的非法期刊。

正是这些地下组织领导的抵抗活动，最终升级成一场著名的起义。这些地下组织的政治承诺各不相同，有时甚至相互敌对。但面对始于1942年7月的第一波大规模驱逐，它们决定成立犹太战斗组织（ZOB）以协调行动。该机构包括大多数地下组织，其中一些能够从波兰地下组织或黑市获得武器。犹太战斗组织建立了生产手榴弹和炸弹的秘密车间，并通过一个由掩体和地下通道组成的网络进行联络。始于1943年1月的第二波驱逐引发了为期4天的街头巷战，这是在德占波兰发生的首起此类事件。德国人的反应是实行24小时宵禁。隔都生活这时陷入停顿；犹太理事会瘫痪，社会机构停止运作。但是，在末底改·阿涅莱维奇的领导下，犹太战斗组织继续为武装抵抗做准备，以便驱逐恢复时有所行动。

1943年4月19日，德国人返回隔都，遇到激烈抵抗，不得不撤退。他们更换指挥官，卷土重来。再次遇到坚决抵抗后，德国人以烧毁隔都应对。虽然隔都内已经十户九空，但地下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8日犹太战斗组织在米拉（Mila）街的总部失守，阿涅莱维奇遇害。一些武装抵抗持续到6月。部分战斗人员逃脱后组建了一支以阿涅莱维奇命名的游击队。5月16日，德国人炸毁特罗马卡（Tlomacka）街上的犹太大会堂，庆祝华沙隔都毁灭。

20世纪40年代以色列的游行场面。照片，版权方为大卫·鲁宾格/科比斯。

第十章　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的起源

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致使意大利和德国各自统一，又以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瓦解为代价，在巴尔干和东欧催生出一些独立国家。欧洲犹太人仍在为自己面临的困境寻求解决办法：在东欧，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被接受的外来团体；在西欧，虽然他们已经取得充分的公民身份和权利，但反犹主义势头不减。一次次民族复兴运动为犹太人树立潜在榜样。适用于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模式，说不定也适用于犹太人。

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被所有国家视为“欧洲病夫”，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夺走它的一些领土。许多犹太人开始构想建立一个国家实体来恢复正常生活，以此解决犹太人问题。

年表

犹太历史 | 时间 | 世界历史
摩西·赫斯出版《罗马与耶路撒冷》 | 1862 |
佩塔提克瓦建立 | 1878 |
埃利泽·本-耶胡达到达巴勒斯坦；俄国南部发生集体迫害 | 1881 |
平斯克出版《自我解放》；“比卢”运动出现；里雄莱锡安建立 | 1882 |
赫茨尔出版《犹太国》 | 1896 |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 1897 |
第二次阿利亚运动 | 1902 |
赫茨尔逝世 | 1904 |
特拉维夫建立 | 1909 |
| 1914—1918 | 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人占领耶路撒冷 | 1917 | 俄国革命
第三次阿利亚运动 | 1919—1923 |
英国委任统治开始；耶路撒冷发生阿拉伯人骚乱 | 1920 |
赫伯特·撒母耳任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 | 1920—1925 |
魏茨曼任第十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主席 | 1921 |
第四次阿利亚运动 | 1924—1932 |
丘吉尔的白皮书 | 1922 |
希伯来大学开张 | 1925 |
耶路撒冷发生阿拉伯人骚乱；希伯仑和采法特发生屠杀事件 | 1929 |
伊尔贡成立 | 1931 |
第五次阿利亚运动 | 1933 | 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
阿拉伯人骚乱 | 1936 |
皮尔委员会提案分割巴勒斯坦 | 1937 |
麦克唐纳的白皮书 | 1939 |
| 1939—1945 | 第二次世界大战
雅博廷斯基逝世 | 1940 |
帕尔马赫组织成立 | 1941 |
修正派袭击英国人；犹太旅成立 | 1944 |
非法移民问题加剧并与英国人抗争 | 1945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修正派在大卫王酒店制造爆炸 | 1946 |
联合国投票分割巴勒斯坦 | 1947 |

鉴于犹太人近两千年来一直梦想返回以色列地，建立犹太国家的首选地点自然就是那里。巴勒斯坦已经有可观的犹太人口，其中有西班牙的塞法迪难民的后裔、中东国家近来移民的后裔，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受各种宗教运动影响而从欧洲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后裔。在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前，那里的犹太人口不断增长，到1860年，犹太人开始在耶路撒冷城墙外新建居住区，这些街区如今已成闹市区。虽然生活方式仍旧遵循传统的宗教和经济模式，但人们对建立农业定居点产生兴趣，特别是在1870年世界犹太人联盟创办一所农业学校以后。

摩西·赫斯的《罗马与耶路撒冷》首次明确表达了建立犹太国家的希望，此书于1862年在德国出版。东欧的利奥·平斯克吸收这一理念，写出《自我解放》（1882年）；一些希伯来语媒体作家如埃利泽·本-耶胡达（见下文）也接受这个理念。然而，正是1881年俄国的集体迫害（见第八章）才直接催生出一些统称为“热爱锡安”（Hibbat zion）运动的犹太民族主义组织。这一运动起源于东欧犹太人，大部分东欧犹太人已经对融入主流社会感到绝望，正因如此，东欧的犹太教育、传统生活、民族凝聚力都异常强大。在这些组织中，第一个组团向巴勒斯坦移民的组织是“比卢”运动（得名于《圣经》中一句规劝“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的首字母缩写）。

西欧犹太人总体上仍坚持融入非犹太社会的解放理想，并不完全沉浸于犹太传统，他们对犹太民族主义要么冷眼旁观，要么积极反对，不过他们也承认这或许能解决东欧同胞的问题。然而，把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转变成一场国际运动的，却是一名同化了的匈牙利犹太人。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年）似乎不太可能成为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他是生活在维也纳的作家和记者，对犹太教几乎一无所知，倒是很推崇法国，视之为具有进步与启蒙思想的国度。作为维也纳一家报社驻巴黎的通讯员，他对德雷福斯事件暴露的法国反犹主义深感震惊，遂将余生致力于寻求犹太人问题的全球解决方案。他在著作《犹太国》（1896年）中力主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在小说《新故土》（1902年）中预言这个国家能够取得的社会及技术成就。虽然他在西欧犹太人中知音寥寥，但东欧犹太人却对他推崇备至。

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组织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会议的高潮是达成了一项决议，声称“犹太复国主义立志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受公法保障的民族家园”。赫茨尔想让奥斯曼苏丹批准他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未果后转而与英国谈判，希望英国同意在乌干达建立犹太人定居点。这一计划暴露出赫茨尔的想法与东欧犹太大众的民族感情大相径庭，他们愤怒的反应一度削弱了他的领导权。但英国最终退出谈判，赫茨尔又恢复在巴勒斯坦创建犹太国家的计划，毕竟那里是犹太人的发祥地，是他们一直魂牵梦绕的归宿。

与此同时，“比卢”的移民加入自15世纪奥斯曼征服以来就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各色犹太人的行列。他们想要建立农业殖民地，为未来的犹太人定居点打下基础，同时也为所有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迈出重要一步。他们满怀理想主义，但缺乏必要的实际技能，若非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给予大量财政援助，他们肯定会失败的。

与犹太民族主义一同兴起的，是希伯来语作为口语的复兴，这是犹太民族在现代取得的杰出的集体文化成就。希伯来语作为口语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没人再讲，但在犹太历史上仍作为书面语言广泛使用。与基督教世界的拉丁语不同，对希伯来语的了解并不限于神职人员或富裕的精英阶层。为了适应缺乏正常国家制度的现实，犹太教早就规定，终生坚持用《圣经》最初所用的语言学习《圣经》和拉比传统是所有犹太人的宗教义务。不光神职人员，所有犹太成年男子每天都要朗诵复杂冗长的希伯来语祈祷文。大多数犹太人的学校教育以学习希伯来语开蒙，继而记诵长篇希伯来语文本。因此，自古以来，在传统犹太社群里，即使文化程度较低者也保留着大量被动习得的希伯来语知识。正因为希伯来语知识在东欧犹太人中相当普及，犹太“启蒙者”才能在18世纪晚期使用希伯来语，向东欧犹太大众传授数学、自然科学和地理等现代学科。我们看到，到19世纪中期，希伯来语已用于诗歌和小说创作。

作为现代欧洲人，赫茨尔一度设想犹太国家的语言是德语或俄语，但鉴于语言在当时兴起的各种民族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过更传统教育的东欧犹太知识分子和活动家自然转向希伯来语。希伯来语运动的推动者是埃利泽·本-耶胡达（1858—1922年），他一生致力于恢复犹太人民的故国和语言。1881年，他搬到巴勒斯坦，告诉妻子从此只用希伯来语和她交流，遂开始了他复兴希伯来语的奋斗。在语音上，他采用巴勒斯坦当时广泛流行的塞法迪发音，这至今仍是希伯来口语的基础。

希伯来语复兴

现代犹太人最辉煌的集体成就，甚至可能比以色列建国更卓著，就是复兴希伯来语。从来没有其他语言可以像这样在长时间不说后还能复兴。

19世纪后期，东欧充满理想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受希伯来语的强烈吸引，把这门语言视为自己努力重建的民族身份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还使用希伯来语，强使自己与东欧犹太小镇中基于意第绪语的文化决裂。他们认为，在让犹太人重新成为故土上劳动与耕耘的民族的尝试中，复兴希伯来语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产物。这也与将巴勒斯坦作为所有流散社群的犹太人共同家园的概念相符；希伯来语可能只是书面语言，但它是所有犹太人唯一的共同语言。这一事实也反映了19世纪耶路撒冷的真实情况，说阿拉伯语、意第绪语和拉迪诺语的犹太人在该城混居，他们经常用共通的书面语言希伯来语进行口头交流。

在19世纪后期，希伯来语有几种发音传统并存，它们部分可追溯至古代，部分受当时犹太人所说希伯来语口语的影响。在复兴希伯来语的早期，耶路撒冷有大量中东犹太人，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所普遍使用的希伯来语发音（被不准确地称为塞法迪发音）就占据上风。但是，从20世纪早期开始，成批到达的阿什肯纳兹移民无法掌握某些对习惯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而言很容易的发音。因此，现已成为标准希伯来语的塞法迪发音，实际上是阿什肯纳兹、塞法迪和中东发音特点的综合体。

希伯来语复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找到词汇，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表达在常见的古代文本中阙如的现代概念。为了应对这类问题，1890年成立了希伯来语委员会（后于1953年由希伯来语学术院接替），它从《塔木德》和中世纪希伯来语文学中搜寻植物、工具、服装和家具等领域的词汇。委员会还创造新词。这门语言的结构有利于这项工作。像其他闪族语言的词汇那样，希伯来语词汇通常由三个辅音词根构成。元音、前缀和后缀根据相当规则的模式来修饰这些词根。一旦需要一个词表达某个古代不存在的新事物，往往可以找到一个古代词根，再利用这些标准模式之一，造出一个新词。

例如，表达铁路列车的单词就是从古词根r-k-b中提炼出来的，它出现在包含骑术概念的词语中。《圣经》中有动词rakhav（骑）及名词rekhev和merkava（战车），《塔木德》中有动词hirkiv（连接），于是现代希伯来语有了rakevet（火车）。在某些情况下，说希伯来语的人只是借用外来词汇，如表达学院的akademya和大学的universita。有时外来词已被新造的希伯来语单词替代，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informatsya（信息）就已让位给meda，它是用普通的意为“知道”的希伯来语词根新造的，而且更符合常见的希伯来语名词结构。有时会从外语中挪用动词，再套上希伯来语的动词模式，比如tilfen（打电话）和gilven（激励）就有很自然的希伯来语“感觉”，尽管它们都源自外语词根（分别来自英语的“to telephone”和“to galvanize”）。希伯来语学术院仍继续就拼写、发音、语法和词汇等问题辩论与裁决，并且不时发行词典，为专门领域提供语言学指导。

虽然希伯来口语已有几个世纪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但它是天然纽带，一头连接着巴勒斯坦当时占多数的塞法迪犹太人，另一头连接着随早期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的到来而不断增加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因为希伯来语是一个有着不同方言的民族所共有的传统语言。本-耶胡达将希伯来语作为世界犹太人联盟设在耶路撒冷的学校的教学语言之一，又出版希伯来语报纸和期刊讨论犹太话题与一般话题，并根据需要创造出许多希伯来语词汇。他耗时多年编纂了一部长达17卷的希伯来语历史辞典（他去世后才出版），虽然其中有些部分今天已显过时，但它仍是最全面的希伯来语辞典。他还成立希伯来语委员会，并担任主席，这是今天以色列国家语用仲裁机构——希伯来语学术院的前身。在前无古人的发展中，本-耶胡达的努力终于结出硕果，经过反复辩论和争议，希伯来语终被采用为新生犹太人家园的语言。

第二波移民潮持续了十年，它是由1903年俄国的基希涅夫集体迫害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共同促成的。这些移民大多是理想主义的先锋，致力于社会主义，以及将希伯来语变成犹太人的日常语言。他们的代言人是A.D.戈登，他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宣扬以下理念：只有通过劳动的有益力量和回归自然，犹太人才能复兴。这些移民发展出以色列特有的农业组织：集体定居点（kibbutz，基布兹）和合作定居点（moshav，莫沙夫）。从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中产生出一些政党，它们后来联合成马帕伊（Mapai）党，即当今以色列工党的前身。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以色列建国后（1948年后），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领导人都来自这些政党：如以色列第一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第二任总统伊扎克·本-兹维。1909年，第一座犹太人城市特拉维夫在巴勒斯坦建立，如今已是以色列的大都会。

犹太人口的增长和犹太农业定居点的扩张导致当地阿拉伯人的反对相应加剧；在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后，这种反对与日俱增，有组织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出现。犹太人定居点的安全形势江河日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对英作战。由于担心阿拉伯和犹太的民族主义者煽动暴乱，土耳其在巴勒斯坦的总督贾马尔（Jamal）帕夏大肆抓捕和驱逐许多犹太定居者。他以破获了一个效力于英国的犹太间谍组织为借口，迫害犹太定居者，而不问他们是否支持间谍活动。1917年12月，英国将军埃德蒙·艾伦比进入耶路撒冷，犹太人把他当作解放者夹道欢迎。

在整个一战期间，阿拉伯和犹太的领导人一直在牺牲土耳其的利益，争取英国对各自民族抱负的支持。哈希姆家族是以侯赛因酋长（emir）为首的阿拉伯权贵家族，它对土耳其开展破坏活动（由人称“阿拉伯的劳伦斯”的T.E.劳伦斯与英国协调），以支持英国的战争行动；作为回报，他们得到承诺，可以在战后实现阿拉伯独立，建立一个哈希姆家族统治的王国。犹太人组织犹太军团代表英国作战，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费尽心思，努力说服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地区解放后承认当地犹太人的权利，允许自由移民，并承认那里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的合法地位。哈伊姆·魏茨曼在这项工作中卓有成效，他是化学家，因发现合成丙酮的方法而对战争做出重大贡献。这些努力在1917年终于换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的正式宣言：“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此目标实现。”就在艾伦比将军解放耶路撒冷前一个月，《贝尔福宣言》受到全世界犹太人的热烈欢迎。但英国对犹太人和哈希姆家族分别做出的承诺相互冲突，为未来几十年中东地区的冲突埋下祸根。

战后，英国从新成立的国际联盟那里得到包括约旦河两岸在内的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委任统治的目的是执行《贝尔福宣言》，同时保障这一地区其他群体的权利。委任统治当局成立了犹太代办处，它将与委任统治当局合作，通过鼓励犹太人的移民和定居来创建犹太民族家园。犹太代办处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由魏茨曼领导）密切合作，实为英国控制下的犹太准政府。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犹太代办处由工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导。

但在战后交割中，哈希姆家族建立一个独立阿拉伯王国的要求被忽视了。为了部分满足哈希姆家族，英国分割巴勒斯坦，成立外约旦酋长国（emirate），将之授予哈希姆家族阿卜杜拉酋长，而他的弟弟费萨尔（Faisal）此前已被英国人拥立为伊拉克国王。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求废除《贝尔福宣言》，并在1921年发动暴乱。甚至早在正式授权英国建立委任统治之前的漫长谈判期间，已经有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定居点，迫使英国人暂停犹太移民。犹太人为了反击，组建犹太营，但英国当局不允许他们行动，犹太营只得解散。这一经历向犹太领导层表明，有必要建立一支独立但秘密的军事力量，即哈加纳。哈加纳导致英国重新定义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许诺，削减承诺给犹太人的领土，并答应阿拉伯人限制犹太移民。英国很快就放弃了修订《贝尔福宣言》的尝试，但这一系列事件确立起英国在整个委任统治时期的政策模式，因为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在西巴勒斯坦的存在越来越反对，在极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阿明·侯赛尼被任命为耶路撒冷穆夫提（穆斯林教法权威）之后，情况更加恶化。

战后出现了第三波犹太移民潮，主要由来自波兰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先锋”（halutsim）组成，他们投身于农业和体力劳动，疏浚沼泽，建立集体定居点（基布兹），推动希伯来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始于1925年的第四波移民潮并非受意识形态影响，而是由逃避波兰反犹主义的难民组成。这一时期在巴勒斯坦成立了一批犹太机构，如哈加纳（防卫组织），希伯来工人总工会（Histadrut）以及希伯来大学。在这十年里，以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为首的右翼运动“修正主义者”也在壮大，他们和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分庭抗礼。在20世纪30年代，雅博廷斯基领导的修正派和逐渐被大卫·本-古里安掌控的工党之间的矛盾日益白热化。最后，修正主义者退出哈加纳，转而建立一支独立的修正派军事力量，即伊尔贡。

阿拉伯人越来越反对犹太人的存在。这种反对有许多理由。当地贫困的阿拉伯农民（fellahin）住在一些大家族拥有的土地上，这些家族生怕现状有任何改变，他们尤其担心涌入巴勒斯坦的西方犹太人会输入欧洲政治制度，给农民带来代议制政府的理念。在巴勒斯坦普通阿拉伯人看来，犹太移民不像是想要在历史家园上重建民族身份的古代中东人的后代，而更像是又一次入侵的西方殖民者。以伊斯兰教的观点来看，犹太人的日益增多改变了该地区的宗教面貌，而犹太人争取主权的诉求，又冒犯了伊斯兰教认为迪米只配恭顺屈从的观点。最后，阿拉伯人听命于奥斯曼帝国达四个世纪之久，如今又处在英国控制下，他们此时正在发展自己的民族主义抱负。1929年，侯赛尼穆夫提的煽动性宣传激起严重暴乱，在耶路撒冷、采法特，特别是在希伯仑，造成多人死伤。为了安抚阿拉伯人，英国人暂停了犹太人移民。

但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迫害造成犹太人不断向巴勒斯坦移民，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愈发紧张。以英法为一方和以德意为另一方之间的对抗也日益升级，巴勒斯坦本已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正如第六章所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视德国为天然盟友，可以与其联合反抗令人憎恨的英法殖民政权，而德国纳粹政府的官方反犹政策，正好道出阿拉伯人怨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心声。随着欧洲战云密布，英国人急于安抚阿拉伯人，以免危及自己对巴勒斯坦的控制，因为那里不仅有重要港口海法，而且靠近苏伊士运河。这些考虑使英国人的天平越来越向阿拉伯人倾斜，犹太人的分量越来越轻。

在侯赛尼穆夫提的领导下，阿拉伯高等委员会于1936年成立，并在轴心国的支持下发动宣传运动，导致阿拉伯人多次攻击犹太人定居点。英国人起初袖手旁观，但当阿拉伯人开始攻击英国驻军时，英国人便允许哈加纳公开活动，甚至派一名军官来训练哈加纳。暴力活动一直持续到1939年，而与此同时，英国人决定修改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政策。由英国政府授权研究巴勒斯坦委任统治问题的皮尔委员会得出结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的民族抱负不可调和，应该再次分割巴勒斯坦。新计划是建立一个由沿海地带、加利利和耶斯列山谷组成的犹太国家，一个由中部山区和内盖夫组成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一个包含耶路撒冷、雅法和拿撒勒的英国飞地。犹太人对于是否支持该计划意见不一，工党大多表示赞成，而修正派强烈反对。阿拉伯人对此则完全拒绝。1937年阿拉伯人再次掀起暴力事件，随后阿拉伯人甚至拒绝参加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出席的分治问题会议，使英国人确信该计划无法执行。因此，英国人在1939年发表臭名昭著的白皮书，严格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实际上废除了《贝尔福宣言》。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定居点产生了毁灭性影响，但它并没有达到阻止阿拉伯人支持轴心国的目的，二战在同年晚些时候爆发，整个巴勒斯坦问题退居幕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治处境艰难。尽管英国显然已成为敌人，但犹太人必须与之合作，以打败德国人，否则德国人的胜利将彻底结束犹太人的历史。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犹太人仍希望通过与英国积极合作，为战后创造有利条件。许多巴勒斯坦犹太人为英国而战；犹太旅在1944年成立，它的旗帜上有一颗黄色的大卫星。然而，1942年德国军队在利比亚战败后，犹太人和英国政府的关系再度恶化；英国限制犹太人获取武器，并将从欧洲向巴勒斯坦运送犹太难民的船只遣返。其中好几艘船沉没，数百人丧生。

战争结束时，欧洲难民营中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的困境，使所有人相信有必要开放巴勒斯坦以接受犹太移民，唯独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无动于衷。导致英国在战前偏袒阿拉伯人的地缘政治因素此时仍然有效，只不过随着冷战的开始，苏联取代德国，成为英国的对手和阿拉伯人的后台。满载着难民的船只摇摇欲坠地从欧洲抵达巴勒斯坦，但英国人要么将它们遣返，要么拦截在公海上。修正派向委任统治政府宣战，开始实施破坏计划；而一个更极端的组织即斯特恩帮，则通过政治暗杀与英国人斗争。1946年6月，数千名犹太人被捕，犹太人的武器被收缴；作为报复，伊尔贡炸毁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许多政府机构在那里设有办事处。

犹太代办处和巴勒斯坦的其他官方犹太机构与这种极端主义划清界限，既出于道德及策略的考量，也因为修正派的单独行动威胁到他们的权威；他们协助英国人展开抓捕，导致犹太左翼和右翼关系破裂。英国当局以大规模抓捕来回应暴力活动，并在塞浦路斯为非法移民设立拘留营，这些非法移民当时刚从德国死亡集中营获释。在哈加纳的帮助下，有些难民船逃脱英国的封锁；出现了几次戏剧性的对抗，其中最著名的是蓬头垢面的难民和登上“出埃及号”轮船的英军之间的战斗。不出所料，英国的强硬态度甚至让犹太温和派都变得更加反对英国的委任统治，并使犹太左翼和右翼重归于好。巴勒斯坦的领导层此时团结一致反对英国的政策，英国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实际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由于没有能力调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利益之争，恼羞成怒的英国决定撒手不管，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将巴勒斯坦重新划分为两个主权国家：犹太人的国家由加利利东部、沿海平原和内盖夫组成，耶路撒冷由国际共管，其余部分将成为阿拉伯国家。这一动议得到美国的支持，还出乎意料地得到苏联的拥护。1945年在开罗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事务为己任，宣布将用武力抵制分治。英国宣布将不会协助实施这项决议。分治计划的执行工作便留给巴勒斯坦犹太人和全世界犹太人。英国委任统治结束的日期定在1948年5月14日星期五。就在这一天，犹太代办处负责人大卫·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告，一个犹太国在巴勒斯坦建立，这就是以色列国。

但以色列的独立战争已经打响。

马萨德（Massad）营里的棒球赛，该营是20世纪5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的希伯来语夏令营。裁判员身后是英语和希伯来语对照的棒球术语表，供比赛时随时参考。照片，版权方为莉娃·舒尔辛格、施罗莫·舒尔辛格。美国犹太人历史博物馆(费城)提供。

第十一章　1948年后的犹太人

以色列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关于分割巴勒斯坦并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投票刚结束，周边国家的阿拉伯非正规军就开始涌入巴勒斯坦，攻击犹太人定居点。虽然英国拒绝调停，并继续解除犹太人的武装，但犹太人设法维持了对建有犹太人定居点的巴勒斯坦大部分地区的控制。1948年5月14日，当以色列宣布独立，最后一批英军撤离后，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的军队便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支援下，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鉴于这七个阿拉伯国家的规模和地理优势，以色列似乎毫无胜算。但到1949年3月停战时，以色列已经控制加利利、海岸地带、内盖夫、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以及西耶路撒冷——这比分治计划所划归的领土还要大。约旦占领约旦河以西的山地（现称为约旦河西岸，原是打算留给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的）和东耶路撒冷（原是打算国际共管的），包括被奥斯曼帝国城墙包围的老城。

年表

犹太历史 | 时间 | 世界历史
以色列宣布独立；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 | 1948 |
第一届克奈塞特召开，本-古里安任总理；与阿拉伯国家签订停火协议 | 1949 |
也门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 1949—1950 |
伊拉克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 1950—1951 |
魏茨曼逝世；与德国达成赔偿协议 | 1952 | 埃及革命使迦玛尔·纳赛尔掌权
| 1953 | 斯大林逝世
摩西·夏里特任总理；摩洛哥犹太人大批外迁 | 1954—1955 |
西奈战役 | 1956 |
艾希曼被押送至以色列 | 1960 |
| 1962 | 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
| 1963 | 约翰·F.肯尼迪遇刺身亡
| 1964 |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
| 1965 | 美国进攻越南
六日战争；耶路撒冷统一 | 1967 | 匈牙利革命
埃及和以色列间的消耗战开始；果尔达·梅厄任总理 | 1969 |
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奥运会被杀 | 1972 |
赎罪日战争 | 1973 |

利库德集团取代工党成为执政党；
贝京任总理；
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

1977

《戴维营协议》 | 1978 |
| 1981 | 萨达特遇刺身亡
黎巴嫩战争 | 1982 |
贝京辞职；沙米尔任总理 | 1983 |
因提法达运动开始 | 1987 |

1988

侯赛因国王宣布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
巴勒斯坦人宣布建国

马德里会议 | 1991 | 苏联解体
工党重新执政；拉宾任总理 | 1992 |

《奥斯陆协议》；
与巴解组织签署意向书

1993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创立

与约旦签订和约 | 1994 |
拉宾遇刺；佩雷斯任总理 | 1995 |

利库德集团赢得大选；
内塔尼亚胡任总理

1996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举行首次选举

原先住在以色列新控制区的许多阿拉伯平民逃离家园，或许是应阿拉伯军队或以色列军队的要求，或许只是出于害怕战争的暴力。其间，至少在代尔亚辛（Deir Yassin）村发生一起暴行，以色列军队在该村屠杀平民，造成更多难民逃亡。阿拉伯领导人向难民保证，阿拉伯国家会重整旗鼓，再次投入战斗，让他们重返家园；阿拉伯国家没有吸收难民，而是将他们安置在难民营，这些难民营日后满是挥之不去的贫穷与绝望，一代代难民在那里滋长着他们对以色列的仇恨。

与此同时，以色列开始了建国进程。1949年1月举行大选，成立议会（名为“克奈塞特”［Knesset］）和第一届政府，大卫·本-古里安任总理，哈伊姆·魏茨曼任总统。鉴于耶路撒冷在犹太史上古老而重要的地位，它被定为以色列首都，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当时对此拒绝承认。

中东和北非国家的犹太人担心与这个犹太国的联系会在本国受到敌视，纷纷逃往以色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剩下的欧洲犹太难民也逃到以色列，以色列国内很快出现大量难民。以色列议会颁布《回归法》，使犹太人移民有权立即、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虽然迫切需要人力，但随之而来的人口爆炸给这个年轻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困难，特别是考虑到这些移民来自多个国家，在文化和技术水平上差异悬殊。

虽然以色列吸收的人均移民数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但它同时要应对持续紧张的政局。在独立战争后，阿拉伯国家从未做出和平承诺。约旦和埃及为继续斗争而培养名为费达因（fedayeen，意为“自我牺牲者”）的游击团伙，对以色列境内的小目标实施伏击。阿拉伯国家不但抵制以色列，而且抵制与以色列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和停靠以色列港口的航运公司。以色列飞机不得飞越阿拉伯领空，访问过以色列或持以色列护照的旅客不得进入阿拉伯国家。埃及对以色列关闭了苏伊士运河，并封锁通往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Eilat）的航道。约旦禁止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的圣地（它们大部分位于约旦占领区），并有计划地亵渎这些圣地。阿拉伯国家不但拒绝承认以色列，甚至拒绝提及其国名；几十年来，阿拉伯媒体称以色列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

冷战期间，中东成为美国与苏联博弈的几个地区之一。苏联向阿拉伯世界提供武器，把这里变成它的势力范围，苏联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尤其紧密。埃及领导人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是泛阿拉伯主义者，积极主张阿拉伯世界的联合与扩张。在苏联的鼓动下，埃及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并加紧通过费达因突袭以色列。1956年10月29日，英法两国密谋与以色列一起攻打埃及。以色列军队占领西奈半岛，并在一周内重创埃及军队；然后，英法两国以隔离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为借口，进驻这一地区，夺回苏伊士运河。面对国际社会对英、法、以三国的愤怒谴责，以色列放弃西奈半岛，换取联合国关于埃以边境安全和埃及解除对埃拉特封锁的保证（但以色列仍然不能使用苏伊士运河）。不过，鉴于冷战时期联合国夹在美苏之间的尴尬地位，这些保证几乎没有什么效力，以色列仍不断遭受攻击。

尽管如此，随后将近十年里，以色列还是享有相对的安宁，可以把注意力转向经济和社会发展，并继续吸收来自阿拉伯世界、共产主义国家、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南非的移民。1959年，以色列与联邦德国正式建交，联邦德国同意在以色列经济领域投资数百万美元，作为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迫害犹太人罪行的赔款。许多在迫害中饱受摧残的以色列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和解，但本-古里安力排众议，接受赔款。这些资金极大地促进了以色列新经济的发展。

1960年，以色列安全部门在阿根廷抓获阿道夫·艾希曼，他是对组织灭绝欧洲犹太人计划负主要责任的纳粹官员，以色列再次直面纳粹屠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这向全世界揭露了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犯下的暴行，同时提醒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国家是多么至关重要。1962年，艾希曼因反人类罪被绞死，根据以色列法律，这是唯一可判处死刑的罪行。

苏联继续扶植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叙利亚和埃及。1967年，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受苏联鼓动，埃及总统纳赛尔试图借机清算和以色列的旧账。埃及和叙利亚指责以色列在其北部边境为发动袭击作军事动员。纳赛尔在西奈半岛集结军队，驱逐联合国应急部队，并封锁通往埃拉特的航道。由于确信埃及能够获胜，约旦国王侯赛因把他的军队交给埃及指挥，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

面对这些战争准备，以及埃及、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见下文）意图攻占以色列并屠杀犹太人的嗜血宣言，以色列于1967年6月5日先发制人，在三个小时内摧毁整个埃及空军，随后仅用三天就攻占加沙地带和整个西奈半岛。当约旦进攻耶路撒冷时，以色列军队的回应是占领耶路撒冷老城、东耶路撒冷和整个约旦河西岸。为了应对叙利亚的持续炮击，以色列夺取战略要地戈兰高地，它一直是叙利亚炮击地势较低的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阵地。短短六天内，以色列一举吞并东耶路撒冷，占领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和加沙地带。

整个国家都为在这场大捷中战胜了所有挑战以色列生存权的势力并收复了耶路撒冷剩下的圣地而欢欣鼓舞。以色列确信，攻占这些领土就获得了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换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并最终解决自1947年开始的敌对行动。但阿拉伯国家不仅仍旧拒绝接受以色列的存在，而且要求以色列退回1947年分治决议（当时阿拉伯人自己反对这一决议）规定的边界，他们还拒绝签署和约，哪怕是基于分治决议规定的边界的和约。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断断续续的军事对抗一直持续到1972年，这一时期史称“消耗战”。更不祥的是，以色列占领和统治了一片拥有125万阿拉伯人的土地，这是一枚后患无穷的定时炸弹。但在那个举国欢庆的时刻，几乎无人对此有足够的先见之明。

迄今为止，以色列一直在和周边国家作战，这些国家都是为了自己或者名义上代表阿拉伯民族主义而战，但没有一个国家顾及仍住在巴勒斯坦或挤在难民营中的阿拉伯同胞的利益。随着以色列征服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有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成为该地区的一支活跃力量。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简称“巴解组织”）在约旦成立，它由众多巴勒斯坦阿拉伯组织构成。1968年，巴解组织通过一个宪章，号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从以色列统治下解放出来，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尊严，摧毁以色列，并在其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园。

这些组织中最活跃的是法塔赫，其领导人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他在1967年战争后成为巴解组织的主席。巴解组织在以色列境内和中东以外协调有组织的激进主义活动，多次策划劫机事件，并在世界各地炸毁犹太设施。侯赛因国王视巴解组织为破坏稳定的因素，用血腥的清洗将它驱逐出约旦。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建立新基地，在那里接连不断地策划和实施劫持、绑架和杀戮。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发生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以色列奥运会运动员在他们下榻的酒店里被谋杀。

然而，以色列在1967年后进入繁荣期，经济快速发展，形势似乎无限乐观。苏联的移民、与欧洲共同体的良好关系和大众旅游业都促进了经济发展。但相对的安宁也令军方更加松懈。埃及和叙利亚看到各自夺回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的机会，计划发动突袭来扭转1967年六日战争的结果。以色列情报部门了解到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动员情况，但没能做出正确评估；公众毫不知情，直到突袭当天，以色列才仓促动员应战。

突袭的日期选在1973年10月6日，正值赎罪日。这是一个宗教节日，连许多世俗犹太人都会遵守，因此，突袭让以色列猝不及防，不得不去犹太会堂召集士兵。以色列北部和西奈半岛同时遭受的攻击破坏力极强，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自1948年以来最严重的威胁。尽管落尽下风，被迫在两条战线上都后撤，以色列仍苦苦支撑。苏联大规模空运物资，支援埃及和叙利亚，而美国针锋相对，通过军事空运援助以色列。以色列很快重整旗鼓，突破叙利亚防线，朝大马士革方向进军。在西奈半岛，以色列渡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埃及纵深达25英里，然后美国和苏联达成停火协议。尽管在人力和物力方面远远不如对手，但以色列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军事优势，不过这次胜利没有带来欢乐。

这次突袭给以色列社会留下持久的创伤。一些最出色的领导人失去公众信任。民众对国防能力的信心受到打击，对真正的和平条约永远是那么触不可及心生怨怼。这种情绪随着巴解组织的激进主义活动越来越多，以及北部城镇不断受到袭击而加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巴解组织成员劫持法航客机，改飞到乌干达的恩德培市。在约拿单·内塔尼亚胡（其弟弟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的率领下，一支以色列突击队在一次大胆而仓促的突击行动中攻克机场，将人质解救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在袭击中牺牲，很快成为国家英烈。

这一时期困扰以色列的其他问题包括：国际支持急剧减少，最终导致197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属于种族主义；经济困难；移民减少；来自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国家的移民心生怨恨，因为他们感到自己被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支配的以色列政治文化生活所排斥；工党腐败引发愤怒；最重要的是，民众发现以色列所经历的一切艰辛并没有促成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这种不满在1977年大选中引发政治革命：利库德集团击败工党第一次掌权。利库德集团是从前修正派的传人，是建国以来一直在野的反对派，其领导人是前伊尔贡领袖梅纳赫姆·贝京。

1977年11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举世震惊；不久，受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鼓励，以色列和埃及开启和谈，卡特总统在1978年组织戴维营会议，帮助双方打破僵局。以色列同意将整个西奈半岛归还埃及，以换取埃及的正式承认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贝京和萨达特能够达成协议，要归功于埃及的经济困难、冷战的发展、萨达特的个性和卡特的坚持。

贝京之所以能够在以色列国内赢得支持，向埃及做出必要让步，恰恰因为他是久负盛名的强硬派。不过，两位领导人在开展谈判时都冒了风险，特别是萨达特，他在谈判过程中疏远了整个阿拉伯世界；1981年，他在阅兵时被一名穆斯林狂热分子刺杀。多年来，尽管世事变迁，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发展出一种“冷和平”，并维持至今。

次年，贝京发起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非自卫反击的军事行动。当时，包括巴解组织、叙利亚、黎巴嫩基督徒、黎巴嫩穆斯林在内的许多派别在黎巴嫩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此背景下，贝京和他的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做出决定，要将巴解组织的游击队赶出他们在黎巴嫩南部的根据地，从而结束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袭扰。这一目标很快实现，还在黎巴嫩南部设立了一个安全区，但沙龙乘胜追击，一直将以色列部队推进到贝鲁特，将巴解组织的军事力量围困在城中。沙龙准许黎巴嫩基督徒袭击以色列把守的萨布拉（Sabra）和沙提拉（Shatila）巴勒斯坦难民营，并屠杀居民，以色列国内外舆论对此怒不可遏。

黎巴嫩战争的确成功摧毁了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基础设施，导致它流亡到突尼斯，但这场战争却加强了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地位，还使以色列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甚至在以色列国内引起相当大的愤慨，因为以色列人意识到，他们的军队正在承受和制造重大伤亡，而得到的政治回报却少得可怜。直到1985年，以色列才在另一位总理的领导下从黎巴嫩抽身。黎巴嫩战争的失败摧垮了贝京的精神，他漫长的政治生涯落幕；1983年妻子去世后，他便辞职了。

20世纪80年代，伊朗支持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运动真主党崛起，引发新一轮极端暴力活动，从北方对以色列实施的游击行动性质上发生改变。但自1987年起，巴勒斯坦民众开始主导局面，当时加沙地带的一场自发暴乱蔓延到整个以色列占领地区，普遍抗议以色列的统治。远在突尼斯的巴解组织设法控制了这次起义（它在阿拉伯语里叫“因提法达”），并在几周后组织“团结日”，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在这一天游行示威，表达对因提法达的同情。随后，有组织的罢工、游行示威和民间抗议活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反对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占领。尽管以色列采取严厉报复行动，但暴力活动持续不断。儿童及青少年向以色列军队投掷石块的场景成了因提法达梦魇般的象征，以色列士兵并不比这些袭击者年长多少，他们卡在还击的本能和射杀儿童的恐惧之间，不知所措。

多年的动荡接踵而至，为了惩罚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以色列实行宵禁，拆除激进分子的房屋，长期关闭约旦河西岸的学校和大学，还实施大规模监禁，所有这些导致暴力行为变本加厉。1988年，约旦国王侯赛因正式宣布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同年晚些时候，阿拉法特宣布，他准备接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并存；但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立场僵硬，不为任何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和谈的外部压力所动，他不仅拒绝承认巴解组织，而且积极鼓励在占领地区建设犹太人定居点，从而大大加剧了紧张局势。

1991年，在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总统布什为促成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谈判而做出巨大努力。先在马德里后在华盛顿召开的系列会议对以色列和阿拉伯代表来说是一次突破，双方第一次面对面交流，但以色列只与阿拉伯各国政府协商，仍然拒绝承认巴解组织作为谈判对手的资格。

1992年，伊扎克·拉宾领导的工党政府执政后，出现了突破的可能性。因提法达对双方的破坏性越来越大，致使以色列社会日趋两极分化：一方深信，只有承认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享有某种自治，才有和平；另一方则同样深信，这么做不是自杀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或者两者皆是。拉宾是独立战争和六日战争的英雄，曾是强硬派将领，以关注以色列的安全闻名。他得出结论，因提法达对以色列人生活造成的损害大于以色列控制占领区所获得的利益。拉宾接受了与巴解组织对话的原则，部分是由于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的倡议。当美国发起的谈判在华盛顿缓慢进行时，另一组秘密谈判于1992年和1993年在奥斯陆举行。结果就是《联合原则声明》，这是1993年9月13日在白宫草坪上举行的激动人心的仪式上签署的，以色列第一次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言人。《奥斯陆协议》制订出一个分阶段的进程，先是以色列从占领区撤出，然后巴勒斯坦人以一个名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实体逐步接管控制权；而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棘手问题和其他细节则留待后续谈判解决。比尔·克林顿总统、拉宾、阿拉法特握手言欢，此情此景令人想起1978年贝京、萨达特、卡特之间的历史性握手，一个新时代仿佛从此开启。

《奥斯陆协议》在以色列和中东引发一波乐观情绪。长期以来，约旦默默期待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时它就与以色列签署了和约，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开始解冻。和平前景也鼓励外国在这一地区投资。不过，许多人还是觉得被该协议出卖了。许多巴勒斯坦人愤愤不平，他们感到协议给予他们的不是国家地位，而只是一个模糊的巴勒斯坦实体的分阶段自治。有些人对亚西尔·阿拉法特的领导权产生不满。伊斯兰基要主义者，特别是极端主义的哈马斯组织的成员，拒绝承认任何犹太国家的合法性，也拒绝承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合法性，因为这个机构恰恰是靠承认以色列而得以存在的。许多以色列人无法接受一个前激进组织居然获得体面的新地位，更何况当初成立该组织的宗旨是要摧毁犹太国家和杀害犹太人口。许多正统派犹太人不能忍受丧失圣地任何一部分主权的想法。极端主义暴力活动持续不断，阻碍了最终解决问题的势头。

1995年11月4日，最终解决问题的希望化为泡影，当天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一场大规模和平示威游行结束时，伊扎克·拉宾被一名犹太狂热分子暗杀。拉宾是唯一有威望要求公众支持和平进程的公众人物。虽然他的继任者西蒙·佩雷斯同样致力于与巴勒斯坦和解，但面对持续不断的武装袭击，他未能保住公众对和平进程的支持。1996年2月和3月，巴勒斯坦人发动的一系列自杀式爆炸袭击让工党政府倒台，利库德集团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新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口号是“要和平也要安全”，他推迟执行《奥斯陆协议》的重要部分，并且有计划地加强正统派犹太定居者在占领区和东耶路撒冷的地位。

巴以关系明显的螺旋式下降已成常态。哈马斯招募和训练巴勒斯坦年轻人，实施自杀式袭击或其他破坏活动，造成以色列人丧生。以色列领导人责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没能按照《奥斯陆协议》的规定制止这些活动，并不定期地关闭占领区居民进入以色列领土的通道。这确实减少了暴力活动，但也造成巴勒斯坦经济的严重恶化，加剧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仇恨。巴勒斯坦人还迁怒于巴解组织，致使极端基要主义运动哈马斯渔翁得利。

利库德政府对约旦河西岸的正统派犹太定居者和东耶路撒冷犹太人新建项目的持续支持，是对巴勒斯坦人的不断挑衅。此外，还发生了多起正统派犹太人对穆斯林的暴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起发生在希伯仑。1994年，一名正统派犹太定居者杀害了29名正在先祖墓地（the Tomb of the Patriarchs）前祈祷的阿拉伯人。每一起事件都使对方的强硬派势力得以加强。

在以色列建国50年，同时也是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召开101年后，以色列成为一个强大、现代、民主、繁荣的国家。这个事实彻底驳倒了以色列能否建成或者能否长久存在的质疑，这类质疑声在1967年以前不绝于耳。现在不确定的是以色列未来的前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关系远远未能尘埃落定，而且似乎正进入一种漫长而棘手的暴力状态。在以色列人中，世俗与信教的人正两极分化，由此威胁到犹太复国主义的构想，即以色列应该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各色犹太人都可以一起和谐地生活。但以色列的建国基础是稳固的。

美国犹太社群

到以色列独立时，世界犹太人的分布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欧洲，保存完整的主要犹太社群只在英国和瑞士存在；欧洲大陆上的犹太人已经少得不再重要，数百万人已被屠杀，另有数百万人逃离。在中东，大部分犹太社群正在急速消亡。以色列犹太人虽然在增长，但仍然相当弱小，其人口增长先是受制于英国排斥性的移民政策，后来又被本国的安全问题和糟糕的经济状况拖了后腿。西半球的犹太社群当时占主导地位。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东欧的大规模移民在拉丁美洲（特别是阿根廷和墨西哥）和加拿大建起重要的犹太社群，而这些社群的规模现在又因战争难民的涌入而扩大。但是，美国的犹太社群才是犹太人口的主要中心。

正是在西方国家中最开放的美国，犹太人最显著地面临着现代性所带来的大问题：在美国社会中，个人生活不是由社群而是由个人抱负塑造的，任何人只要愿意接受共同的美国文化，就很容易为非犹太人接受，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又压倒大多数其他的价值体系，在这些背景下，如何保持鲜活的犹太身份？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性是如何消磨19世纪西欧犹太社群的凝聚力和削弱犹太身份意识的，但这个问题在美国更加尖锐，因为美国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不太受传统约束。美国社会也存在对犹太人的轻蔑，在社会顶层和底层中尤甚，但保护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他们的大量移民与犹太人移民差不多同时来到美国）的法律同样适用于犹太人，而这里的反犹主义完全不像欧洲国家那样恶毒，因为中世纪的反犹传统在欧洲国家从未绝迹。在美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犹太人能被宽容多久，而是犹太身份和犹太文化能维持多久。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第二代美国犹太人已经成年，传统的观念和行为越来越为老年人所专属。随着美国人搬往郊区居住，城市中的犹太街区日渐衰落；犹太移民会堂、意第绪语报纸和意第绪语剧院逐渐减少甚至关张，犹太身份在大多数犹太人的生活中失去中心地位。甚至反犹主义都消失了，因为第三代和第四代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共同生活，越来越多地相互通婚，美国犹太人变得与其他美国白人无异。偶尔发生的亵渎犹太会堂的事件都会令人震惊，因为这实在不符合美国的特点。自二战以来，美国就坚定地承诺要保障少数群体的自由，并为此感到自豪。犹太人在美国的生活如此舒心，似乎他们可能会和其他美国人融为一体，最终消失。

以色列建国给美国犹太人带来巨大的自豪感。他们慷慨地在财政和政治上支援以色列，这两种支援对于以色列的生存都不可或缺。但美国犹太人很少移民以色列。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和局势动荡的阿根廷，许多犹太人要么移居以色列，要么参与以移民为导向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但美国犹太人没有离开美国的动机。只有极少数理想主义者才会考虑放弃战后美国的繁荣，来到这个物质贫乏、充满不安全感的新生国家。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仅仅意味着支援以色列，这让以色列人感到绝望，因为在以色列人看来，犹太复国主义意味着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忍受艰难险阻。以色列发展出具有自己风格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美国犹太人越来越美国化，这两个最重要的犹太社群在社会层面渐行渐远。以色列建国初期，两国犹太人很少互访，这种发展趋势还不明显。但即使差异已变得不容忽视，它也没有削弱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热情支持。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犹太人保持犹太身份的方式是加入犹太会堂（主要是保守派或改革派的犹太会堂），并向犹太慈善机构网络和以色列捐款。加入犹太会堂并不意味着严格遵守犹太教规定；大多数会众的参与动机主要是群体忠诚和民族凝聚力，而不是宗教。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身为犹太人意味着主要和犹太人交往，奉行犹太新年和逾越节的部分宗教仪式，奉行用在割礼、婚礼、成年礼（越来越向女性开放）、葬礼和父母逝世周年纪念（yahrzeit）等人生大事上的宗教仪式。在第二代美国犹太人中，对这些宗教仪式非常熟悉或真正感到舒服的人已经很罕见。每周两到三个下午，数百万犹太儿童去犹太会堂开办的希伯来学校上课，但其中没什么人能掌握哪怕最基本的会堂技能或家庭仪式。

然而，大量犹太人还是通过犹太会堂、犹太社群中心和一个复杂的组织网络而与犹太社群建立联系。这个网络负责为犹太教育、慈善事业和以色列筹资。大部分城市有一个犹太慈善机构联盟，负责共同筹资和分配资金。这些联盟又组成犹太联盟委员会（Council of Jewish Federations）和福利基金会（Welfare Funds），该基金会已成为美国犹太人的主要决策机构之一。另一个有影响的组织是美国主要犹太组织主席团会议（Conference of the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它有时充当美国犹太人的代言人。但是，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代表所有美国犹太人，这与非犹太人经常假设的情况相反。

在20世纪60年代，当美国中产阶级青年反抗成年一代的权威时，许多犹太青年也积极反对一切犹太行为和传统价值观，（不无道理地）认为父母身上残留的犹太宗教成分只不过是另一种空洞的循规蹈矩，他们也这样指责整个美国社会。这种反叛有其政治因素。反抗越南战争的一代人把以色列的生存之战解释为军国主义，把以色列的存在解释为殖民主义；在60年代中期，以色列是美国犹太人的骄傲，还受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推崇，现在它也像美国那样被贴上“军工综合体”的污名标签。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左派与旧左派不同，明显亲阿拉伯而排斥犹太复国主义，其信徒中有不少犹太知识分子。到70年代和80年代，这些“花样儿童”开始成家立业，犹太身份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与此同时，两个发展态势给犹太复兴带来些许希望。在成千上万被青年文化席卷的犹太人中，有一小部分人受过的犹太教育比普通美国犹太中产阶级受过的这类教育更多。他们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参加过犹太教育夏令营的青年。波士顿和纽约出现了一些犹太青年小团体，其成员把青年文化的风格和一些理念糅合进犹太传统，特别是哈西德主义的传统。正是本着青年文化的精神，他们抨击传统犹太体制，特别是大型的、缺乏人情味的郊区犹太会堂。此外，在以色列打完六日战争，刚刚占领约旦河西岸、加沙和西奈半岛后，他们就谴责老辈犹太人盲目支持以色列的对外政策。与许多漠不关心的犹太青年不同，这些小团体成员对犹太事务消息灵通并深入参与其中，他们渴望夺取领导地位，因为他们觉得当权派不如自己道德高尚，也不像自己这么尽忠职守。

不出所料，犹太当权派对这些年轻人严厉痛斥，指责他们打破犹太社群试图向外部世界呈现统一阵线的传统，尤其在他们发起反对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游行之后。一些叛逆者最终投靠当权派，成了拉比、教员或犹太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将以前不显著的新颖成分引入美国的犹太教育和宗教生活：更多地强调灵性价值；渴望在犹太传统中独辟蹊径，以发掘资源，构建更加多姿多彩、引人入胜的犹太人生活；领略犹太传统中的异域情调；能够即兴发挥。这些人对犹太会堂生活产生小但重要的影响，他们推动成立哈夫罗特（havurot），这是一种团契，既可以存在于大型会众中，又可以独立存在。哈夫罗特为渴望加入的人提供的犹太社群生活要更富热情但又不是正统派的，而它所提供的会堂仪式则更具实验性。他们还在争取女性加入犹太神职人员的运动中产生影响，这一运动随着1972年莎莉·普丽桑德（Sally Priesand）被希伯来联合学院任命为首位女拉比而结出硕果。到1989年，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神学院都在培养女性拉比和领祷人了。

另一个发展态势是正统派令人意外的复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难民中，一些来自东欧的哈西德主义信徒的残部，一些在远东熬过战争岁月，另一些从集中营里劫后余生。这些移民加入已经存在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信奉哈西德主义的小团体，发展成庞大而繁荣的社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似乎只是一群来自异邦的遗老遗少。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个在二战前已经来到布鲁克林的卢巴维奇派哈西德突然引起公众注意，因为他们发起国际运动，旨在争取全世界犹太人信奉正统派犹太教，特别是信奉他们所倡导的那种形式。

卢巴维奇运动在梅纳赫姆·孟德尔·施内尔松的领导下，以老练的手法和高度的献身精神组织起来，它出人意料地充分利用现代广告技术，宣扬一种大多数美国犹太人觉得稀奇古怪的宗教风格。卢巴维奇派传教士被派往美国各主要人口中心，以及世界各地的大部分犹太人聚居中心，他们在那里与远离传统的犹太人建立联系，争取让这些人遵守简单的宗教仪式，比如在周五晚上点蜡烛。卢巴维奇派的年轻使者把名为“诫命车”的厢式送货车停在美国各主要城市的闹市区，或停在大学校园附近，车上大声播放着犹太传统音乐，然后和长相像犹太人的路人搭讪，哄骗他们行犹太宗教仪式。犹太当权派正投入数百万美元，试图解决让美国犹太大众重新接受犹太教育的问题，他们对这个来自布鲁克林、奉行蒙昧主义的拉比获得的成功与影响感到惊讶。卢巴维奇派实际上没有从同化中挽救多少犹太人，也没有把很多犹太人变成卢巴维奇派信徒。但是，这位人们口中的“卢巴维奇大师”（Lubavitcher Rebbe）在广告和电视上的现身，以及他的使者在街头巷尾的出没，都引人注目，为宗教正统思想注入活力。在20世纪80年代，卢巴维奇运动试图通过宗教仪式团结全世界犹太人，为即将来临的弥赛亚做准备。有传言说施内尔松本人就是弥赛亚，但他直到1994年去世从未自称是弥赛亚。

卢巴维奇运动并非正统派复兴的唯一例证。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公众对所有行为与道德问题的共识已经瓦解，许多美国人，无论基督徒还是犹太人，都转向传统宗教寻求安全感。这一趋势可能是卢巴维奇运动获得成功的部分原因，也无疑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犹太人，尤其是在纽约地区，会被一种“正常的”或“现代的”正统派犹太教所吸引。这些“悔改者”（baale teshuva）通常在普通的郊区中产阶级家庭里长大，已经在文化上适应美国，但转而要严格遵守宗教规定。与哈西德主义不同，他们的职业属于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人士，有医生、律师、商人、会计、大学教师、股票经纪人、记者等。他们的穿着与普通中产阶级无异，也过着典型的美国式消费生活，但他们严格遵守宗教传统，努力接受良好的传统犹太教育，还让他们的孩子接受这种教育，为此他们把孩子送到正统派开办的走读学校，而非公立学校。有些大型律师事务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排斥犹太人或限制犹太雇员的数量，但如今在工作会议上却能看到戴传统犹太小帽的合伙人。这一趋势得到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社会鼓励民族区别的大形势的支持，而与战后几十年鼓励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倾向正好相反。

在美国，这些年轻的“现代正统派”人数很少。他们中的一些人觉得，以色列拥有更适合过完全的犹太人生活的环境，因此移民去了那里。在以色列，他们容易认同政治右派，支持强硬派与阿拉伯人谈判；许多人甚至在以色列占领区定居，自视为新一代先锋，肩负着将“犹太”领土从非犹太人手中拯救出来的使命。

目前，美国犹太人中也出现两极分化，不过这种情况与以色列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大量美国犹太人仍然属于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犹太会堂。保守派运动意识到，从移民时代开始的每周仅在下午开放几小时的希伯来学校传统已经失败，未能培养出一个对自己历史和传统有足够认识的犹太社群，也未能阻止同化，因此他们已加紧实施教育计划，开始建设一个由走读学校组成的网络。但是，参加自由主义运动的犹太人数量正在减少；相应地，对犹太志愿组织网络的捐助（这是美国犹太社群的标志性特征）也在减少。对以色列的支持依旧很强，但犹太身份在普通犹太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总体上在减弱。然而，在人数减少的同时，改革派和保守派运动都变得越来越传统，而正统派的财富积累和政治权力有了长足发展，这得益于美国赞成对少数群体区别对待的大趋势。可以想象，也许一个世纪以后，美国犹太人将由一群数量不多但非常遵循传统的犹太人组成。

其他流散社群

美国犹太社群是最大的流散社群，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犹太社群；事实上，可以肯定地说，每个发达国家都有犹太人。在西半球，加拿大和阿根廷引人瞩目，那里的犹太人数量多，宗教和世俗的犹太机构都运转良好。墨西哥也有一个重要的犹太社群。在东半球的南部，重要的犹太社群分布在南非和澳大利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年后，犹太人的生活正在欧洲慢慢复苏。当然，英国和瑞士的犹太社群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在欧洲大陆，尽管阿尔萨斯-洛林的旧犹太社群遭到摧毁，但法国犹太社群仍是最大的，其人口得到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犹太移民的补充。这次移民潮不时引起反犹主义的爆发，而来自相同国家的穆斯林移民则受到法国仇外情绪的冲击。虽然犹太人在战前几十年一直在不声不响地进入西班牙，但直到1968年，他们才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下获准组建社群；今天，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南部几座城市都有活跃的犹太社群。

令人惊讶的是，德国出现了规模小但组织良好的犹太社群，其成员是战后返回的犹太人、从美国或以色列前来做生意的犹太人，以及来自苏联谋求改善生活的犹太人。1990年两德统一以后，德国政府邀请俄罗斯犹太人到德国定居，并做出诚恳努力，保护新生的犹太小社群免遭反犹主义骚扰，至今仍诚意十足（虽然德国的排外主义矛头现已指向土耳其移民）。波兰虽然在一个世纪以前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犹太人生活中心，但如今犹太人口已寥寥无几，不过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还有一些小规模有组织的社群。

在战争结束时，苏联有多达300万犹太人。尽管苏联犹太社群经历了前面章节提到的文化衰退，但他们的生活状况还不错，直到1948年，压迫时期才开始。1952年，最重要的几位意第绪语作家遭处决。这场迫害的高潮是所谓的“医生阴谋”，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逮捕莫斯科的犹太医生，指控他们犯有医疗暗杀罪；这些医生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才获释。斯大林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犹太机构继续保持关闭，犹太人的宗教行为受到严格限制，犹太人上大学和在敏感职位工作的机会也受到严格限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少数犹太人获准离开苏联，前往以色列与家人团聚。

2017年犹太人口估算

国家或地区 | 总人口 | 犹太人口
以色列 | 8631900 | 6451000
美国 | 323900000 | 5700000
法国 | 64640000 | 456000
加拿大 | 36200000 | 390000
英国 | 65800000 | 289500
阿根廷 | 43600000 | 180500
俄罗斯 | 144300000 | 176000
德国 | 82600000 | 116500
澳大利亚 | 24100000 | 113200
巴西 | 206100000 | 93800
南非 | 55700000 | 69300
乌克兰 | 42700000 | 53000
匈牙利 | 9800000 | 47500
墨西哥 | 128600000 | 40000
荷兰 | 17000000 | 29800
比利时 | 11300000 | 29300
意大利 | 60600000 | 27300
瑞士 | 8400000 | 18700
智利 | 18200000 | 18300
乌拉圭 | 3500000 | 16900
土耳其 | 79500000 | 15300
瑞典 | 9900000 | 15000
西班牙 | 43300000 | 11800
白俄罗斯 | 9500000 | 10000
巴拿马 | 4000000 | 10000
罗马尼亚 | 19800000 | 9200
奥地利 | 8800000 | 9000
伊朗 | 79500000 | 8500
阿塞拜疆 | 9800000 | 8100
委内瑞拉 | 31000000 | 7600
新西兰 | 4700000 | 7500
丹麦 | 5700000 | 6400
印度 | 1328900000 | 5000
拉脱维亚 | 2000000 | 4800
希腊 | 10800000 | 4200
捷克共和国 | 10600000 | 3900
乌兹别克斯坦 | 31900000 | 3400
摩尔多瓦 | 3600000 | 3400
波兰 | 38400000 | 3200
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 | 1409600000 | 2800
哈萨克斯坦 | 17800000 | 2800
斯洛伐克 | 5400000 | 2600
立陶宛 | 2900000 | 2600
哥斯达黎加 | 4900000 | 2500
哥伦比亚 | 48800000 | 2200
摩洛哥 | 34700000 | 2200
保加利亚 | 7100000 | 2000
爱沙尼亚 | 1300000 | 2000
秘鲁 | 31500000 | 1900
克罗地亚 | 4200000 | 1700
格鲁吉亚 | 4000000 | 1700
爱尔兰 | 4700000 | 1600
波多黎各 | 3500000 | 1500
塞尔维亚 | 7100000 | 1400
芬兰 | 5500000 | 1300
挪威 | 5200000 | 1300
突尼斯 | 11300000 | 1100
日本 | 125300000 | 1000
巴拉圭 | 7000000 | 1000
危地马拉 | 16600000 | 900
新加坡 | 5600000 | 900
厄瓜多尔 | 16500000 | 600
葡萄牙 | 10300000 | 600
卢森堡 | 600000 | 600
直布罗陀 | 30000 | 600
古巴 | 11200000 | 500
玻利维亚 | 11000000 | 500
波斯尼亚 | 3500000 | 500
吉尔吉斯斯坦 | 6100000 | 400
维尔京群岛 | 110000 | 400
肯尼亚 | 45400000 | 300
巴哈马群岛 | 400000 | 300
荷属安地列斯群岛 | 365000 | 300
泰国 | 65300000 | 200
也门 | 25200000 | 200
津巴布韦 | 16000000 | 200
土库曼斯坦 | 5400000 | 200
牙买加 | 2700000 | 200
苏里南 | 500000 | 200
尼日利亚 | 186500000 | 100
菲律宾 | 102600000 | 100
埃塞俄比亚 | 101700000 | 100
埃及 | 93500000 | 100
刚果 | 79800000 | 100
韩国 | 50800000 | 100
叙利亚 | 17200000 | 100
多米尼加 | 10600000 | 100
萨尔瓦多 | 6400000 | 100
纳米比亚 | 2500000 | 100
博茨瓦纳 | 2200000 | 100
斯洛文尼亚 | 2100000 | 100
马其顿 | 2100000 | 100

注：以上数据源于阿诺德·达什夫斯基（Arnold Dashefsky）等编的《2017美国犹太人年鉴》（纽约：美国犹太人委员会，2017年）。根据其说明，数据准确度因国家或地区而异。——译者按

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获胜，打击了苏联亲阿拉伯的外交政策，苏联政府随后发起充满恶意的反以运动。与此同时，这场胜利也让苏联犹太人倍感自豪，向以色列移民的申请人数显著增加。但要取得出境签证困难重重，往往需要经历多年等待、失业和警方的刁难。在此期间，各种外国犹太组织在苏联开展地下教育活动，将祈祷书和宗教物品走私入境，试图让苏联犹太人保留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以色列鼓励这种移民，这是增加本国人口的途径；美国的犹太社群加紧活动向苏联施压，要求放宽对犹太人移民的禁令。1971年，许多犹太人开始收到出境签证；大多数人更愿意去美国，但有许多人定居以色列。1971年后，更多人获准离开。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下，移民限制更加放宽，尤其在1989年后。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移民如洪水般外流。大部分犹太人去了以色列，在那里，他们的数量多到改变了以色列的人口结构。他们已成立一个政党，专门代表自己的利益；其领导人是纳坦·夏兰斯基，他是苏联犹太人，曾因代表犹太移民积极活动而在西伯利亚监狱关押多年。

跋语　犹太人的前景

在许多方面，犹太人现在的状况比自古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好。流亡问题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多个世纪以来定义着犹太史，并决定了犹太教的性质。实际上，这个犹太问题找到不止一种，而是两种解决方法。

如今已有一个犹太国家，犹太人又可以用公民身份重新定义犹太身份。作为以色列人，犹太人可以说本国语言，庆祝本国节日，并和具有相似历史背景的国人一起生活在遥远的犹太过去所留下的历史遗址上。他不用固守任何传统的信仰或行为，仍能被当作犹太人。对这样的犹太人来说，宗教只是本国文化的众多方面之一；如果愿意，他可以奉行犹太宗教的实践，也可以像大多数以色列人那样选择放弃，而这不会损害他的犹太性。

以色列的生活还没有完全正常化，以色列和这一地区巴勒斯坦人的关系问题尚未解决，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仍对它怀有敌意，但以色列已不再是战争前线，而它在上一代人那里还是。它如今经济繁荣，表现出非凡的智力活力，尤其在科学、技术和文学领域。全世界对以色列极富创造力的人才求贤若渴，许多人因此离开以色列，但他们不断被新移民的子女和新一代同样合格的后继者所取代。因此，以色列已成为一种世界资源，其影响与它的体量不成比例。现代希伯来语已经成为世界级的文学语言；希伯来语书籍的译本在美国和欧洲随处可得，在非犹太人中引发的兴趣比在流散地犹太人中还要大，这说明犹太文学不再局限于反映犹太人的内部问题，而已成为整个世界的一部分。

对于流散地犹太人来说，如今在一个非犹太国家做犹太裔公民，比整个犹太史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容易，也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体保障所有公民的公民权利，而不问宗教信仰。反犹主义在社会顶层和底层也许尚未清除，政府官员也不总是按照最优的官方原则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但在西方民主国家，犹太人是享有充分公民权利的正式公民。在许多国家，他们组织良好，繁荣昌盛。只要他们选择保留自己的传统和社群结构，几乎不会遇到困难。美国有强大的犹太机构；犹太研究已经在世俗大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犹太人有时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内部事务会在非犹太人中引起很大的同情和兴趣。

流散地犹太人的主要问题是，既然他们有了离开犹太社群的自由，他们就很容易离开这个社群。美国犹太教一直倾向于把自己更多地定义为一种宗教，而不是一种民族身份。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性渐渐下降，犹太会堂门可罗雀，在大多数美国犹太人那里，除了一些食物偏好和姓氏，犹太传统已所剩无几。但是近年来，宗教复兴和民族声望的恢复在美国普遍出现，美国犹太人中间也出现宗教热情的回归。谁也说不准这一事态发展将走向何方。50年前，人们一致认为，正统派没法在现代社会中幸存。但现在它却欣欣向荣，不是因为大批犹太人加入正统派犹太会堂，而是因为少数人变得极为投入，并且培养出许多受过良好犹太传统教育的大家庭。即使大多数犹太人会被同化，仍会留下一个核心人群，他们热切依恋着犹太传承，同时又过着表面上和非犹太人邻居没有太大不同的生活。

不久以前——尚在本书作者的有生之年内——欧洲犹太人化为灰烬，当时世界虽大，却无犹太难民栖身之处；美国犹太人尽管兴旺发达，但似乎即将没入同化，犹太身份除了用来缅怀死去的旧世界，已空空如也。如今，犹太人拥有一个在文化和智力上生生不息的民族家园，既可以积极参与犹太生活，又能够成为任何文明国家的正式公民，而且有许多途径做犹太人：文化的、宗教的、智力的或者组织的。虽说以色列和流散地的犹太人都面临挑战，但这仍然是犹太史上一段最好的时光。

致谢

我谨向以下朋友和同事表示感谢，他们阅读并评论了本书涉及其专业领域的内容：美国犹太神学院的斯蒂芬·盖勒教授和大卫·菲什曼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的马克·科恩、哥伦比亚大学的亚瑟·戈伦、密歇根大学的斯蒂芬妮·西格蒙德。盖勒教授还起草了第一章中关于早期希伯来文铭文的补充说明。西格蒙德教授起草了第七章中关于从事商业活动的犹太妇女的补充说明。我的女儿达利亚·谢德林为第十一章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的妻子贾妮斯·迈耶森最早向我提出撰写一部犹太人简史的想法，并以她惯常的热情，从始至终关心本书的写作。马克·科恩教授从本书写作的早期阶段起就对我鼓励有加。

我非常高兴地将本书献给两位为了犹太教育而一同默默奉献了一生的人。

犹太史书目

通论

Barnavi,Eli, ed. A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Jewish People: From the Time of the Patriarch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3.（埃利·巴尔纳维主编：《世界犹太人历史：从〈创世记〉到二十一世纪》，刘精忠等译，黄民兴校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Ben Sasson, H. H., ed.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Ben Sasson, H.H., and S. Ettinger, eds. Jewish Society through the Ages. London: Vallentine Mitchell, 1971.

Biale, David, ed. Cultures of the Jews: A New Histor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2.

Encyclopaedia Judaica. Second edition, 22 vols. New York: Thomson Gale/ Macmillan, 2006.

Finkelstein, Louis, ed. The Jews: Their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0.

Gilbert, M. The Routledge Atlas of Jewish History. Six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马丁·吉尔伯特：《犹太史图录》，徐新、孔德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译本根据1993年第五版译出。）

Gribetz, Judah, et al. Timetables of Jewish Hist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Hallo, William W., et al., eds. Heritage：Civilization and the Jews. New York: Praeger, 1984.

Schwartz, Leo. Great Ages and Ideas of the Jewish Peop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Yerushalmi, Yosef Hayim. Zakhor: 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2.

第一章　古以色列人的起源和王国

Aharoni, Yohanan, and Michael Avi-Yona. The Macmillan Bible Atlas. New York: Macmillan, 1977.

Bright, John. A History of Israel. Fourth edition.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0.（约翰·布莱特：《旧约历史》，周南翼、张悦等译，罗宇芳审校，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

Finkelstein, Israel, and Neil Silverman. The Bible Unearthed: Archaeology's New Vision of Ancient Israel and the Origin of its Sacred Texts. New York: Free Press, 2001.

Miller, J. Maxwell, and John H. Hayes.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and Judah. Second edition.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6.

Shanks, Hershel. Ancient Israel. Englewood Cliffs, N.J.: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1988.

第二章　犹地亚和流散的起源

Bickerman, Elias J. From Ezra to the Last of the Maccabee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2.

Cohen, Shaye J. D.From the Maccabees to the Mishnah. Third edition.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14.（沙亚·科亨：《古典时代犹太教导论》，郑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中译本根据第二版译出。）

Modrzejewsky, J. Mélèze. The Jews of Egypt from Ramses II to Emperor Hadrian. Philadelphia and Jerusalem: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5.

Schäfer, Peter.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

Schäfer, Peter. Judeophobia: Attitudes toward the Jew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Schürer, Emil.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Rev. and ed. G. Vermes and F. Millar. 4 vol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73-1987.

Tcherikover, Victor.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and the Jew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59.（维克多·切利科夫：《希腊化文明与犹太人》，石敏敏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Vermes, Geza. The Complete Dead Sea Scrolls in English. Seventh edition. London: Penguin, 2012.

第三章　罗马治下的巴勒斯坦和萨珊治下的巴比伦

Avi-Yonah, Michael. The Jews under Roman and Byzantine Rul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Palestine from the Bar Kokhba War to the Arab Conquest. Jerusalem: The Magnes Press, The Hebrew University, 1984.

Cohen, Shaye J. D.From the Maccabees to the Mishnah. Third edition.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14.（沙亚·科亨：《古典时代犹太教导论》，郑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中译本根据第二版译出。）

Cohen, Shaye J. D., and S. Frerichs, eds. Diasporas in Antiquity.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3.

Levine, Lee I. The Ancient Synagogue: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 Secon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Modrzejewsky, J. Mélèze. The Jews of Egypt from Ramses Ⅱ to Emperor Hadrian. Philadelphia and Jerusalem: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5.

Neusner, Jacob. There We Sat Down. Nashville, Tenn.: Abingdon Press, 1971.

Schiffman, Lawrence H.Reclaiming the Dead Sea Scrolls: The History of Judaism, the Background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Lost Library of Qumr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chürer, Emil. 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Age of Jesus Christ. Rev. and ed. G. Vermes and F. Millar. 4 vol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73-1987.

Simon, Marcel. Verus Israel: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Roman Empire (135-425). Trans. H. McKeat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第四章　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

Ashtor, Eliahu. The Jews of Moslem Spain. 2 vol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2.

Cohen, Mark R. Under Crescent & Cross: The Jews in the Middle Ages. Revised e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Gerber, Jane S. The Jews of Spai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Goitein, S. D. Jews and Arabs: Their Contacts through the Ages. New York: Schocken, 1974.

Hirschberg, H. Z. History of the Jews in North Africa. 2 vols. Leiden: Brill, 1974-1980.

Lewis, Bernard. The Jews of Isla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Meddeb, Abdelwahab, and Benjamin Stora, eds. A History of Jewish-Muslim Relations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Stillman, Nor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A History and Source Book.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79.

第五章　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犹太人

Baer, Yitzhak.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Christian Spain. Trans. Louis Scheffman et al. 2 vol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61- 1966.

Berger, David. The Jewish-Christian Debate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79.

Gerber, Jane S. The Jews of Spai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Marcus, Jacob Rader. The Jew in the Medieval World: A Source Book, 315-1791. Revised edition. Cincinnati: Hebrew Union College Press, 1999.

Parkes, J. The Conflict of the Church and the Synagogu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ermon Press, 1974.

Parkes, J. The Jew in the Medieval Communit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ermon Press, 1976.

Stow, Kenneth. Alienated Minority: The Jews of Medieval Latin Euro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第六章　奥斯曼帝国和中东的犹太人

BenBassa, E., and Aron Rodrique. Sephardi Jewry: A History of the Judeo-Spanish Community, 14th to 20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Chouraqui, André N. Between East and West: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North Africa.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68.

Gerber, Jane S. The Jews of Spai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Hirschberg, H. Z. History of the Jews in North Africa. 2 vols. Leiden: Brill, 1974-1980.

Lewis, Bernard. The Jews of Isla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Meddeb, Abdelwahab, and Benjamin Stora, eds. A History of Jewish-Muslim Relations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Roth, Cecil. The House of Nasi: Doña Gracia.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8.

Roth, Cecil. The House of Nasi: The Duke of Naxo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8.

Stillman, Norman. The Jews of Arab Lands in Modern Time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1.

第七章　西欧犹太人

Bonfil, Robert. Jewish Life in Renaissance Italy. Trans. Anthony Oldcor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Elon, Amos. The Pity of It All: A Portrait of the German-Jewish Epoch, 1743-1933.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13.

Israel, Jonathan. European Jewry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 1550-1750. Third edition. Oxford: Littman Library of Jewish Civilization, 1997.

Katz, Jacob. Tradition and Crisis: Jewish Society at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 Bernard Dov Cooperm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3.

Mendez-Flohr, Paul, and Jehuda Reinharz, eds. The Jew in the Modern World: A Documentary Histor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Meyer, Michael.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Jew.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7.

Netanyahu, Benzion. The Origins of the Inquisition in Fifteenth-Century Spai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Roth, Cecil. A History of the Marranos.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Hermon Press, 1974.

Sachar, Howard M. The Course of Modern Jewish History. New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Weinryb, B. D. The Jews of Poland.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73.

第八章　东欧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

Baron, Salo W. The Russian Jew under Tsars and Soviet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Schocken, 1987.

Gitelman, Zvi. A Century of Ambivalence: The Jews of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881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8.

Hertzberg, Arthur. The Jews in Americ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Karp, Abraham J. Haven and Home: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America. New York: Schocken, 1985.

Marcus, Jacob R. The Jew in the American World: A Source Book.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achar, Howard M. The Course of Modern Jewish History. New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Sarna, Jonathan D. American Judaism: A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乔纳森·D. 萨纳：《美国犹太教史》，胡浩译，徐新校，大象出版社，2009年。）

第九章　纳粹屠犹

Bauer, Yehuda. The Holocaus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Dawidowicz, Lucy S. 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Second edition. Ardmore, Pa.: Seth Press, 1986.

Frienländer, Saul.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The Years of Persecution, 1933-1939. New York: HaperCollins, 1997.

Frienländer, Saul.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1945. New York: HaperCollins, 2007.（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卢彦名等译，徐新校，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

Gilbert, Martin. The Macmillan Atlas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Macmillan, 1982.

Hilberg, Rau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3 vols. New York and London: Holmes & Meier, 1985.

第十章　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的起源

Gordis, Daniel. Israel: A Concise History of a Nation Reborn. New York: Ecco, 2016.（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王戎译，宋立宏校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

Hertzberg, Arthur, ed. The Zionist Idea.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9.

Laquer, W.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Schocken, 1989.（沃尔特·拉克：《犹太复国主义史》，徐方、阎瑞松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Near, Henry. The Kibbutz Movement: Origins and Growth, 1909-39. Auckland, New Zea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awel, Ernst. The Labyrinth of Exile: A Life of Theodor Herz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9.

Sachar, Howard M.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0.

第十一章　1948年后的犹太人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Published annually by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and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Gitelman, Zvi. A Century of Ambivalence: The Jews of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881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8.

Gordis, Daniel. Israel: A Concise History of a Nation Reborn. New York: Ecco, 2016.（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王戎译，宋立宏校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

Heilman, Samuel. Portrait of American Jews: The La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Nadell, Pamela S. America's Jewish Women: A History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oday. New York: Norton, 2019.

Sachar, Howard M. Diaspora: An Inquiry into the Contemporary Jewish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5.

Sachar, Howard M. A History of Israel: From the Rise of Zionism to Our Tim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0.

Sarna, Jonathan D. American Judaism: A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乔纳森·D. 萨纳：《美国犹太教史》，胡浩译，徐新校，大象出版社，2009年。）

Sklare, Marshall. American Jews: A Reader. New York: Behrman House, 1983.

Wasserstein, Bernard. Vanishing Diaspora: The Jews in Europe since 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Wertheimer, Jack. The New American Judaism: How Jews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Toda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索引

A

Abrabanel, Benvenida 本温尼达·阿巴伯内尔

Abrabanel, Isaac 以撒·阿巴伯内尔

Abraham 亚伯拉罕

Absalom 押沙龙

Adret, Solomon 所罗门·阿德列特

Africa 非洲
agriculture 农业

Ahab 亚哈

Ahaz 亚哈斯

Alexander Jannaeus 亚历山大·雅拿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map of empire of～帝国地图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

Alfonso Ⅹ (the Wise)智者阿方索十世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al-Hakim 哈基姆

Alkabetz, Solomon 所罗门·阿卡贝兹

Allenby, Edmund 埃德蒙·艾伦比

Alliance Israelite Universelle 世界犹太人联盟

Almohads 穆瓦希德人（阿尔摩哈德人）

America 美国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 美国犹太代表大会

Amorites (West Semites)亚摩利人（西闪米特人）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Anan ben David 阿南·本·大卫

Anielewicz, Mordecai 末底改·阿涅莱维奇

Antiochus Ⅲ (the Great)安条克三世（大帝）

Antiochus Ⅳ Epiphanes 安条克四世“神显”

Antony, Marc 马克·安东尼

Apiru (Habiru)阿毗鲁人（哈比鲁人）

Arab Higher Committee 阿拉伯高等委员会

Arabia 阿拉伯半岛

Arabic language 阿拉伯语

Arabs 阿拉伯人
attacks on Israel by～袭击以色列
nationalism of～的民族主义
and partitioning of Palestine～和巴勒斯坦分治

Arafat, Yasir 亚西尔·阿拉法特

Aragon 阿拉贡

Arameans 亚兰人

Argentina 阿根廷

Aristobulus Ⅰ亚利多布一世

Ashkenazim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

Assyria, Assyrians 亚述，亚述人

Athaliah 亚他利雅

Augustine, Saint 圣奥古斯丁

Augustus (Octavian)奥古斯都（屋大维）

Auschwitz 奥斯威辛

Australia 澳大利亚

Austria 奥地利

Austria-Hungary 奥匈帝国

Ayyubid dynasty 阿尤布王朝

B

Babylonia, Babylonians 巴比伦，巴比伦人

Baer, Dov 多夫·贝尔

Baghdad 巴格达

Balfour Declaration 《贝尔福宣言》

Balkans 巴尔干

Barcelona 巴塞罗那

Begin, Menachem 梅纳赫姆·贝京

Beilis, Mendel 孟德尔·贝里斯

Ben Ezra synagogue 本·以斯拉犹太会堂

Ben-Gurion, David 大卫·本-古里安

Ben-Yehuda, Eliezer 埃利泽·本-耶胡达

Ben-Zvi, Yizhak 伊扎克·本-兹维

Beth Sheean 贝斯·希安

Bible 《圣经》

Karaites and 卡拉派和
midrash and 米德拉什和

Old Testment 《旧约》

Saadia and 萨阿迪亚和
see also Torah 另见《托拉》

Bilu movement “比卢”运动

Birobidzhan 比罗比詹

Black Death 黑死病

Blanis, Ginevra 吉内芙拉·布拉妮丝
blood libel 血祭诽谤

B'nai B'rith 圣约之子会

Bomberg, Daniel 但以理·邦贝格

Britan, see England 不列颠，见英国

Bulgaria 保加利亚

Bush, George 乔治·布什
businesswomen 女商人

Byzantine Empire 拜占庭帝国

C

Caligula 卡利古拉

Camp Massad 马萨营

Canaan, Canaanites 迦南地，迦南人

Canada 加拿大
capitulations 协议制度

Caro, Joseph 约瑟·卡罗

Carter, Jimmy 吉米·卡特

Castile 卡斯提尔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

Chmielnicki, Bogdan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

Choral Synagogue 合唱会堂

Chosroes Ⅱ 库思老二世（《旧唐书》作“库萨和”）

Christianity, Christians 基督教，基督徒
blood libel and 血祭诽谤和
conversion to 改宗

Crusades of～十字军

Islam and 伊斯兰教和
in medieval Europe 中世纪欧洲的

Reformation in～的宗教改革
in Spain 西班牙
circumcision 割礼

Civil War 美国内战

Claudius 克劳狄

Clement Ⅳ, Pope 教宗克雷芒四世

Clement Ⅶ, Pope 教宗克雷芒七世

Cleopatra 克利欧佩特拉

Clinton, Bill 比尔·克林顿

Coele-Syria 克伊勒-叙利亚
cold war 冷战
colleges 学院

Communism 共产主义
concentration camps 集中营

Auschwitz 奥斯威辛

Congress of Vienna 维也纳会议

Constantine I 君士坦丁一世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Cordovero, Moses 摩西·高杜维洛

Costa, Uriel da 乌列·达·科斯塔

Coughlin, Charles 查尔斯·考哥林

Council of the Four Lands 四地委员会

Counter 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
court Jews 宫廷犹太人
courtier-rabbis 朝臣-拉比

Cromwell, Oliver 奥利弗·克伦威尔

Crusades 十字军

Cyprus 塞浦路斯

Cyrus 居鲁士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国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Czerniakow, Adam 亚当·捷尼亚科夫

D

Dachau 达豪

Damascus Affair 大马士革事件

Dark Ages 黑暗时代

David 大卫
map of kingdom of～王国地图

De la Reina, Joseph 约瑟·德拉雷纳

Dead Sea Scrolls 死海古卷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原则声明》

Depression, Great 大萧条

Diaspora 流散
estimated Jewish population per country in 2017 2017年各国犹太人口估算

D önmeh 转信派

Dreyfus, Alfred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Dunash ben Labrat 杜纳什·本·拉布拉特

E
education 教育

Edward Ⅰ爱德华一世

Egypt 埃及

Soviet Union and 苏联和

Eichmann, Adolf 阿道夫·艾希曼

Eleazar of Mainz 美因茨的以利亚撒

Elephantine 象岛

Elisha 以利沙

England 英国

Palestine and 巴勒斯坦和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Essenes 爱色尼派

Europe 欧洲

Black Death in～的黑死病

Dark Ages in～的黑暗时代
eastern 东欧

Jewish refugees in～的犹太难民

Jews expelled from 遭～驱逐的犹太人
mass immigration to U.S. from eastern 从东欧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
medieval 中世纪的

Thirty Years' War in～三十年战争
western 西欧

Exodus 《出埃及记》

Ezra 以斯拉

F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Fatah 法塔赫
fedayeen 费达因

Ferdinand 斐迪南

“final solution ”“最终解决”

First Zionist Congress 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

Flaccus 弗拉库斯

Florence, synagogue of 佛罗伦萨犹太会堂

Ford, Henrry 亨利·福特

France 法国
anit-Semitism in～的反犹主义

German invasion of 德国入侵

Revolution in～大革命

Frank, Jacob 雅各·弗兰克

Frederick Ⅱ 腓特烈二世

G

Galilee 加利利

Gaza Strip 加沙地带
geniza 戈尼萨
geonim 高昂

German Jews, in U.S.美国德裔犹太人

Germany 德国

Nazi 纳粹

West 西德
ghettos 隔都

German 德国
in Italy 意大利

Warsaw 华沙

Golan Heights 戈兰高地

Gorbachev, Mikhail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Gordon, A. D. A.D.戈登

Granada 格拉纳达

Greece 希腊

Greek (Hellenic) culture 希腊文化
anti-Semitism and 反犹主义和

Gregory Ⅰ格里高利一世

Gregory Ⅸ格列高利九世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The(Maimonides)《迷途指津》（迈蒙尼德）
gymnasium 体育场

H

Habiru (Apiru)哈比鲁人（阿毗鲁人）

Hadrian 哈德良

Haganah 哈加纳

Hagiographa 圣录

Halevi, Samuel 撒母耳·哈列维

Hamas 哈马斯

Hamburg 汉堡

Hanukkah 光明节

Hasdai Ibn Shaprut 哈斯达伊·伊本·沙普鲁特

Hashemites 哈希姆家族

Hasidism 哈西德主义

Lubavitch 卢巴维奇派

Hasmonean dynasty 哈斯摩尼王朝

Hebrew language 希伯来语
books in～语书籍
spoken, revival of～口语复活

Hebrew Language Academy 希伯来语学术院

Hebrew Language Committee 希伯来语委员会

Hebron 希伯仑

Hellenic culture, see Greek culture 见希腊文化

Heraclius 希拉克略

Herod Agrippa 希律·阿格里帕

Herod Antipas 希律·安提帕

Herod the Great 大希律王

Herzl, Theodor 西奥多·赫茨尔

Hess, Moses 摩西·赫斯

Hezbollah 真主党

Hezekiah 希西家

Hillel 希列

Hillel Ⅱ希列二世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olland 荷兰

Holocaust 纳粹大屠杀
map of European Jewry on eve of～前夜的欧洲犹太人分布
see also concentration camps 另见集中营

Hoshea 何细亚

Humanism 人文主义

Hungary 匈牙利

Hussein Ⅱ侯赛因二世

Hyrcanus, John 约翰·许尔堪

I

Iberian Peninsula 伊比利亚半岛
immigration restrictions 移民限制

India 印度

Innocent Ⅲ, Pope 教宗英诺森三世

Innocent Ⅳ, Pope 教宗英诺森四世

Inquisition 宗教裁判所

Inscriptions 铭文

Intifada 因提法达

Iran 伊朗

Iraq 伊拉克

Irgun 伊尔贡

Isaac 以撒

Isaac, Levi 利未·以撒

Isabella 伊莎贝拉

Islam, Muslims 伊斯兰教，穆斯林

Crusades and 十字军和
dhimmis and 迪米和

Shiite 什叶派

Israel (northern tribes)以色列（北方各支派）

Israel Baal Shem 以色列·巴阿尔·谢姆

Israel, State of 以色列国
establishment of～的建立

Jewish population in (2017)～犹太人口（2017年）
parade in～游行
in Six-Day War～在六日战争中
war of Independence in～独立战争

Israelites 古以色列人

Twelve tribes of～的十二支派

Italy 意大利
ghettos in～隔都

Jewish population in (2017)～犹太人口（2017年）
main Jewish communities of～主要犹太社群
in World War 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J

Jabotinsky,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

Jacob 雅各

Jannaeus, Alexander 亚历山大·雅拿

Jehoahaz 约哈斯

Jehoiachin 约雅斤

Jehoiakim 约雅敬

Jeroboam 耶罗波安

Jeroboam Ⅱ 耶罗波安二世

Jerusalem 耶路撒冷
fall of～沦陷
modern-day 现代

Temple in～圣殿

Jesuit Order 耶稣会

Jesus 耶稣

Jewish Agency 犹太代办处

Jewish Brigade 犹太旅

Jewish Fighting Organization 犹太战斗组织

Jewish Merchant 犹太商人

Jewish revolts 犹太起义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America 美国犹太神学院

Jezebel 耶洗别

Johanan ben Zakkai 约哈南·本·扎卡伊

John Hyrcanus 约翰·许尔堪

Johnson Act 《约翰逊法案》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 联合分配委员会

Jordan 约旦

Joseph 约瑟

Joseph Ⅱ约瑟夫二世

Joseph, Jacob 雅各·约瑟

Joshua (Jason)约书亚（耶孙）

Josiah 约西亚

Judah 犹大

Judah the Maccabee 犹大·马卡比

Judah the Patriarch 族长犹大

Judaism 犹太教

American Reform 美国改革派

Christianity and, see Christianity, Christians 基督教与～，另见基督教、基督教徒

Conservative 保守派
conversion to 改宗

Enlightenment and 启蒙运动和

Hasidic 哈西德

Islam and, see Islam, Muslims 伊斯兰教和～，见伊斯兰教，穆斯林

Karaite 卡拉派

Lubavitch 卢巴维奇派

Orthodox 正统派
pagans and 异教徒和
as persecuted religion～作为受迫害的宗教

Rabbanite 拉比派
rabbinic 拉比
reformed 改革派
as religion rather than national identity～作为宗教而非民族身份

Judea 犹地亚
population deported from 迁离～的人口

Judeo-Arabic literature 犹太-阿拉伯语文学

Judezmo 犹代默语

Julian the Apostate 叛教者尤利安

Julius Ⅲ, Pope 教宗尤利乌斯三世

Justinian Ⅰ查士丁尼一世

Justinian Ⅱ查士丁尼二世

K
kabbalah 卡巴拉

Karaites 卡拉派

Khazaria 哈扎尔

Knesset 克奈塞特（以色列国议会）

Kokhba, Bar (Simon bar Kosiba)巴尔·科赫巴（西蒙·巴尔·科西巴）

Kristallnacht 碎玻璃之夜

Ku Klux Klan 三K党

L

Labor Zionists 劳工犹太主义复国者

Ladino (Judezmo)拉迪诺语（犹代默语）
landowing 土地所有

Lateran Councils 拉特兰会议

League of Arab States 阿拉伯国家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Lebanon 黎巴嫩

Lebanon War 黎巴嫩战争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戈特霍尔德·以法莲·莱辛

Levantine Jews 黎凡特犹太人

Libya 利比亚

Likud party 利库德集团

Lithuania 立陶宛
loaning of money 贷款

Lubavitch Hasidim 卢巴维奇派哈西德

Luria, Isaac (the Ari)以撒·卢里亚（狮子）

Luther, Martin 马丁·路德

M

Maimonides 迈蒙尼德

Mameluk 马穆鲁克

Marranos 马拉诺

Mattathias 玛他提亚

Mein Kampf (Hitler)《我的奋斗》(希特勒)

Menasseh Ben Israel 玛拿西·本·以色列

Mendel, Menahem 梅纳赫姆·孟德尔

Mendelssohn, Moses 摩西·门德尔松

Menelaus 梅涅劳斯
menorah 七枝烛台

Merinid dynasty 马林王朝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messianic movements 弥赛亚运动

Mexico 墨西哥

Middle Ages 中世纪

Middle East 中东
midrash 米德拉什

Mishnah 《密释纳》

Molcho, Solomon 所罗门·莫尔科
moneylending 放贷

Mongols 蒙古人

Montefiore, Moses 摩西·蒙蒂菲奥里

Morocco 摩洛哥

Moses 摩西

Moses de Leon 摩西·德·莱昂

Muhammad 穆罕默德

Murad Ⅲ穆拉德三世

Muslims, see Islam, Musilims 穆斯林，见伊斯兰教、穆斯林

N

Nahman of Bratslav 布拉斯拉夫的纳赫曼

Nahmanides (Moses ben Nahman)纳赫马尼德（摩西·本·纳赫曼）

Napoleon 拿破仑

Nasi, Gracia 格拉西娅·纳西

Nasi, Joseph 约瑟·纳西

Nasser, Gamal Abdel 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

Nathan of Gaza 加沙的拿单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Arab 阿拉伯

Palestinian 巴勒斯坦

Nazi Germany 纳粹德国

Nebuchadnezzar 尼布甲尼撒

Negev Desert 内盖夫沙漠

Nehemiah 尼希米

Netanyahu, Benjamin 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Netanyahu, Yonatan 约拿单·内塔尼亚胡

Netherlands 尼德兰

New York 纽约

Nuremberg Laws 《纽伦堡法案》

O

Omri 暗利

Oppenheimer, Samuel 撒母耳·奥本海默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P

Pact of Umar 《欧麦尔条约》

pagans 异教徒

Palestine 巴勒斯坦

Jewish Settlement in～犹太人定居点
partitioning of～分治
violence in～暴力活动

Zionism and 犹太复国主义与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

Palestinian Authority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papacy 教廷

Parthian Empire 帕提亚帝国

Passover 逾越节
patriarchs 犹太族长

Paul 保罗

Paul Ⅳ, Pope 教宗保禄四世
pawnbroking 典当业

Peel Commission 皮尔委员会

Peres, Shimon 西蒙·佩雷斯

Persian Empire 波斯帝国

Pharisees 法利赛派

Philip the Fair “美男子”腓力

Philistines 非利士人

Philo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城的斐洛

Pilate, Pontius 本丢·彼拉多

Pinsker, Leon 利奥·平斯克

Pitichowski, Leopold 利奥波德·皮提秋斯基

Pius Ⅻ, Pope 教宗庇护十二世
piyyut 皮尤特
poetry 诗歌

Poland 波兰
concentration camps in～集中营

German invasion of 德国入侵

Jewish population in (2017)～犹太人口（2017年）

Partitioning of 瓜分
resistance in～的抵抗
popes 教宗

Portugal 葡萄牙

Prophets 先知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锡安长老会纪要》

Provence 普罗旺斯

Prussia 普鲁士

Ptolemid dynasty 托勒密王朝

Pumbedita 蓬贝迪塔

Puritans 清教徒

Q

Quran 《古兰经》

R
rabbinic Judaism 拉比犹太教
rabbis 拉比
courtier-朝臣-
grand 大
women as 女性
zaddikim 柴迪克

Rabin, Yitzhak 伊扎克·拉宾

Ramses Ⅱ拉美西斯二世

Rashi 拉熹

Rashi-Synagogure 拉熹犹太会堂

Red Scare 红色恐慌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refugees, in Europe 在欧洲的难民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Reubeni, David 大卫·卢本尼

Reuchlin, Johannes 约翰内斯·鲁希林

Revisionists 修正派
revolts 起义

Revolutionary War 美国革命战争

Roman Empire, Romans 罗马帝国，罗马人
anti-Semitism and 反犹主义与
collapse of～的崩溃

Jews under, map of～统治下的犹太人分布图

Roosevelt, Franklin D.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Rothschild family 罗斯柴尔德家族

Rumania 罗马尼亚

Russia 俄国

Bolshevik revolution in～布尔什维克革命

Jewish population in (2017)～犹太人口（2017年）

Pale of Settlement in～栅栏区
pogroms in～的集体迫害
see also Soviet Union 另见苏联

S

Saadia ben Joseph 萨阿迪亚·本·约瑟

Sadat, Anwar 安瓦尔·萨达特

Sadducees 撒都该派

Safed 采法特

Salonika 萨洛尼卡

Samaria 撒玛利亚

Samaritans 撒玛利亚人

Samuel the Nagid 撒母耳·纳吉德

Sanhedrin 犹太教公会

Sardinia 撒丁岛

Sassanid Empire 萨珊帝国

Saul 扫罗

Schechter, Solomon 所罗门·谢克特

Schneerson, Menahem Mendel 梅纳赫姆·孟德尔·施内尔松
sefirot 赛菲洛

Seleucid dynasty 塞琉古王朝

Selim Ⅱ塞里姆二世

Sennacherib 西拿基立

Sephardim 塞法迪犹太人

Serbia 塞尔维亚

Sethos Ⅰ塞索斯一世

Shabbetai, Zevi 沙巴塔·泽维

Shamir, Yitzhak 伊扎克·沙米尔

Sharansky, Natan 纳坦·夏兰斯基

Sharon, Ariel 阿里埃勒·沙龙

Shepherd's Crusade 牧羊人十字军
shtetls 犹太小镇

Sicily 西西里

Sinai 西奈

Sisebut 西塞巴特

Six-Day War 六日战争
slavery 奴隶制
socialism 社会主义

Solomon 所罗门
map of kingdom of～王国地图

Soviet Union 苏联

Jewish population in former (2017) 前～的犹太人口（2017年）

German invasion of 德国入侵

Spain 西班牙

Jewish exiles from 遭～驱逐的犹太人

Jewish population in (2017)～犹太人口(2017年)

Spinoza, Benedict 贝内迪克特·斯宾诺莎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Stern gang 斯特恩帮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Switzerland 瑞士
synagogues 犹太会堂

Ben Ezra 本·以斯拉

Choral 合唱

Dura Europos 杜拉-欧罗普斯
of Florence 佛罗伦萨
havurot and 哈夫罗特和
in Worms 沃尔姆斯

Syria 叙利亚

Syria-Palestina 叙利亚-巴勒斯坦

T

Tacitus 塔西佗

Talmud 《塔木德》

Babylonian 巴比伦

Christianity and 基督教与

Palestinian 巴勒斯坦
printing of～印制

Tel Aviv 特拉维夫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

Tiberias 太巴列

Tiglath-pileser Ⅲ 提革拉毗列色三世
timelines 年表

Toland, John 约翰·托兰德

Toledo 托莱多

Torah 《托拉》

Zohar and 《佐哈尔》与
trade 贸易
routes of～路线

Tunisia 突尼斯

Turkey 土耳其

Tyre 推罗

U

Uganda 乌干达

Ukraine 乌克兰

United Kingdom 英国
see also England 另见英格兰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Palestine partitioned by 巴勒斯坦被～分割

United States 美国
immigration restrictions in～的移民限制

Jewish population in (2017)～的犹太人口（2017年）
universities 大学

Uzziah 乌西雅王

V

Venice 威尼斯

Vespasian 韦斯巴芗

W

Wailing Wall 哭墙

War of Attrition 消耗战

War of Independence 独立战争

Warsaw Ghetto 华沙隔都

Weizmann, Chaim 哈伊姆·魏茨曼

Wertheimer, Samson 参孙·韦特海默

West Bank 约旦河西岸

West Semites (Amorites)西闪米特人（亚摩利人）

White Paper 白皮书

Wise, Isaac Mayer 以撒·梅耶·怀斯
women 女性
in business～商人
in clergy～神职人员

World War Ⅰ第一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Ⅱ第二次世界大战

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Y

Yahweh 耶和华

Yemen 也门

Yeshiva University 叶施瓦大学

Yiddish 意第绪语

Yom Kippur attack 赎罪日攻击

Z
zaddik, zaddikim 柴迪克

Zalman, Shneur 史努尔·扎尔曼

Zealots 奋锐党

Zedekiah 西底家

Zionism 犹太复国主义

Labor 工党

Revisionist 修正派

Zohar 《佐哈尔》

译后记

当这本《犹太人三千年简史》译稿终于完成的时候，我心中却未有丝毫的如释重负，因为这虽然是我的第二本译作，却只能算是我学术征途上的一声发令枪而已。我的求学道路可谓曲折离奇，蹭蹬至奔四才跟从宋立宏老师攻读博士，开始了在南京大学的研修。眼看年将不惑，心中所惑却未见收敛地与日俱增起来，其中之一便是造化之奇妙。许多年前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书时，曾涉猎过海外华人史，于是第一次接触到“流散”（Diaspora）这个概念。仔细一查，此词原本专指犹太人的流散，不由得心中一动：犹太人和海外华人在流散模式上确实有许多可以比较的异同，岂不值得研究？可惜其时我的专业是汉学，没有余力再去探讨比较文化之类宏大的专题了，只能作罢。殊不知当时的灵光一现，竟成了我如今学术生涯的一颗种子。

时隔多年，我竟真的步入犹太研究领域，才发现这实在是一片风景独特的广阔天地：既有耶路撒冷古城般的浑厚凝重，也有特拉维夫海滩般的时尚活泼；既有奥斯威辛集中营般的阴冷肃杀，也有安息日家宴般的惬意温馨。这些都让我对未来的学术道路充满期待与憧憬，也让我对犹太文化、犹太人有了更深的体悟。

犹太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在实践层面贯彻“全球化”理念的族群，这既是犹太人的生存策略，也是犹太人繁荣兴盛的秘诀。不过，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非犹太世界对犹太人的看法往往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是各种反犹色彩的偏见、诋毁、诽谤甚至迫害；要么言犹太必称优秀，继而盲目地推崇……这种或棒杀或捧杀的态度，无助于我们从犹太人现象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当然，要避免武断的评价，首先需要对犹太人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恰好，《犹太人三千年简史》在这个越来越讲究简约高效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洞察数千年犹太文明史的理想平台——篇幅适中，脉络清晰，语言简洁，本书也正是我在治学伊始不可或缺的参考。由此我萌发了译介的念头。

将本书推荐给我的，正是我的恩师宋立宏教授。他不仅在翻译阶段从专业和语言两方面给了我许多宝贵意见，还花费大量时间亲自对我的译稿逐字逐句进行了校订，以惊人的细致和渊博纠正了原译稿中的诸多讹误与疏漏，不但工作量远超我这个译者，还让本以为译文尚佳的我深刻认识到自己在学术上的差距。作为学生的我，唯有努力学习和研究，才能报答老师的悉心指导和栽培。

此外，还要感谢在我茫然时为我迷途指津的南京大学萧玲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松年教授。更要感谢一直对我寄予殷切期望和关爱的侯惠勤教授、徐新教授、洪修平教授、孙亦平教授、周矩敏教授等众多先生。当然，也要感谢我的父母在我求学之路上无怨无悔的理解与支持。所憾者，目前只有这一本译作聊以为酬，末学小子还当自强不息，以更多成果答谢诸位师长。

张鋆良
2019年1月27日
于姑苏桃花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