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世界史【法国百余位历史学家匠心之作！横跨万年历史，贯穿多个学科，一部了解法国的百科全书！原著销量超十万册！法国驻华大使馆法国文
Author: [法]帕特里克·布琼
Date: 2021-02-08
Publisher: 上海教育出版社

PATRICK BOUCHERON Histoire mondiale de la France © Editions du Seuil, 20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世界史/（法）帕特里克·布琼主编；徐文婷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444-8858-7

Ⅰ. ①法… Ⅱ. ①帕… ②徐… Ⅲ. ①世界史 Ⅳ. ①K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8912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8-1184号

选题策划　闫青华

责任编辑　缪宏才 李秋彦

特约编辑　赵静 孟玉嫣

装帧设计　谷亚楠 李晨

法兰西世界史 FALANXI SHIJIE SHI

[法]帕特里克·布琼　主编

主译　张新木

翻译　徐文婷 唐璐华 金正麒 陈佩华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00x1000 1/16

印　　张　55

插　　页　4

字　　数　730千字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8858-7/K·0054

定　　价　198.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021-64377165

目录
CONTENTS

开篇

第一篇 在世界尽头的开端
公元前34000年 在地下深处创造世界

公元前23000年 人类赋予自己一副女性的面孔
公元前12000年 异常的气候与变革的艺术
公元前5800年 在一片片东方的麦田里
公元前4600年 西方的立石和玉斧
公元前600年 包含或剔除高卢的希腊
公元前500年 最后一批凯尔特人
公元前52年 阿莱西亚或战败的意义

第二篇 帝国的更迭

48年 罗马元老院里的高卢人
177年 东方基督教的长女？
212年 一般无二的罗马人
397年 来自中欧的高卢守护神
451年 当蛮族守卫高卢罗马之时
511年 法兰克人择都巴黎
719年 非洲敲响了法兰克王国的大门
800年 查理曼大帝，帝国与世界

第三篇 胜利的封建秩序

842年-843年 当语言不能建立王国之时

882年 加洛林王室中的一个维京人？

910年 通用的修道制度在汝拉山与莫尔旺高原之间诞生

987年 国王的选举没有创造出法国
1051年 首次法俄联盟
1066年 世界各地的诺曼人
1095年 法兰克人的东方
1105年 特鲁瓦，《塔木德》的都城
1137年 卡佩王朝淌过了卢瓦河
1143年 “可憎的穆罕默德”
1159年 争夺图卢兹之战

第四篇 法国的发展

1202年 香槟集市上的四位威尼斯人
1214年 两个欧洲以及布汶的法国
1215年 大学：“法兰西之典范”
1247年 一段关于水的历史
1270年 圣路易诞生于迦太基
1282年 “杀死法国人！”
1287年 冒着海上风险的哥特艺术
1308年 同教皇和皇帝一样：法国国王在里昂
1336年 阿维尼翁的教皇不在法国

第五篇 伟大的西方君主制

1347年 鼠疫击中法国
1357年 革命中的巴黎与欧洲
1369年 西班牙的一场初期战争
1380年 图书馆里的世界图像
1420年 英国人的法兰西？
1446年 一位在帕米耶的黑奴
1456年 雅克·科尔在希俄斯岛逝世
1484年 在奥弗涅的土耳其王子
1494年 查理八世南征意大利，与世界失之交臂
1515年 他在马里尼亚诺意欲何为？
1534年 蒙马特尔高地誓愿
1534年 雅克·卡蒂亚与新陆地
1536年 从考文到加尔文
1539年 法语帝国
1550年 诺曼底人扮演印第安人
1572年 圣巴托洛缪的时节
1582年 教皇时期的法国
1610年 巴洛克时期法国的政治局势

第六篇 绝对权力

1633年 笛卡尔即世界！

1635年 全力反抗西班牙，从佛兰德斯到安的列斯群岛

1659年 西班牙向法国出让霸权与可可
1662年 敦刻尔克，间谍的巢穴
1664年 科尔贝与数家公司
1682年 凡尔赛，法兰西的欧洲之都？
1683年 法国的“1492年”？
1685年 南特敕令的废止是一起欧洲事件
1686年 与暹罗错过的约会
1712年 《一千零一夜》 或是安托万·加朗的编造
1715年 路易十四宫廷的波斯人
1720年 苏格兰人搅动的一场风雨

第七篇 启蒙运动时期的民族

1751年 世界的所有知识
1763年 王国换帝国
1769年 世界是一场交谈
1771年 《美女与野兽》，法国宫廷里的奇妙场景
1773年 大东方引发了共济会的革命
1784年 被关进巴士底狱的萨德，世界的萨德
1789年 全球革命
1790年 向世界宣布和平
1791年 革命中的种植园
1793年 巴黎，自然世界的首都
1794年 恐怖在欧洲

第八篇 世界革命的故乡

1795年 “文学共和国孕育了多个共和国”
1798年 征服埃及
1804年 适用于多国的唯一法典
1804年 伏尔泰式加冕
1808年 拿破仑和西班牙，一段大西洋的历史
1811年 帝国将剩下什么
1815年 欧洲博物馆的元年？
1816年 天气变坏
1825年 拯救希腊人
1832年 一个霍乱的法国
1840年 乌托邦年
1842年 文学成为世界的
1848年 革命之都
1852年 监狱殖民

第九篇 法国式的全球化

1858年 显圣之地
1860年 另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
1863年 “阿尔及利亚将成为一个阿拉伯王国”
1869年 一条东西方之间的运河
1871年 局部的革命，全球的神话
1875年 世界计量
1882年 定义民族
1883年 从赞比西河到科雷兹，唯一的世界语言？
1889年 热带地区的“秩序与进步”
1891年 对帝国进行巴氏消毒
1892年 “没有人是无辜的！”
1894年 德雷福斯，欧洲事件
1900年 法国向世界表示欢迎
1903年 法国科学X射线下的光芒

第十篇 风暴中的现代性

1907年 现代艺术的宣言
1913年 属于英国人的漫步
1914年 从“大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 卡纳克视野
1919年 两场改变世界的会议
1920年 “如果祈望和平，那就匡扶正义”
1921年 给世界喷点香水
1923年 逃亡的交叉点
1927年 入籍
1931年 巴黎门口的帝国
1933年 《人的境遇》
1936年 变数
1940年 自由法国诞生于赤道非洲
1940年 拉斯科，民族战败后被挖出的世界级艺术
1942年 冬赛馆——德朗西——奥斯维辛
1946年 电影雅尔塔
1948年 人权普遍化
1949年 革新女权主义
1953年 “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去世了”
1954年 转向新人道主义
1958年 第四共和国在阿尔及尔垮台了
1960年 联邦梦想的破灭，法非特殊关系的开始

第十一篇 帝国之后，欧洲之内

1960年 撒哈拉的核能三色“跳鼠”
1961年 全世界受苦的人哀悼弗朗茨·法农
1962年 法属阿尔及利亚在耶路撒冷走向衰败
1962年 世界农业新秩序
1965年 群星中的“阿斯特里克斯”
1968年 “一个幽灵在地球游荡”
1973年 开放又匮乏的世界
1973年 另一种“9·11”
1974年 移民退潮
1979年 为了几颗宝石
1983年 紧缩时期
1984年 “米歇尔·福柯逝世”

第十二篇 今日法国

1989年 法国大革命结束了
1992年 险胜的“赞成票”
1998 年 “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法国
2003年 “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
2008年 悲痛的故土
2011年 被曝光的权力
2015年 旗帜的回归

作者介绍

参考文献

开篇

文/帕特里克·布琼
par PATRICK BOUCHERON

“要解释法国，世界史绝非多余。”

——儒勒·米什莱[1]《普遍史绪论》（1831年）

引入一部法国史，真的吗？我们更希望可以直接潜入满是故事的大水池，随着一个个事件，迫不及待地去探索曾经的渴望与记忆。时而大步穿行故事的汪洋大海，时而任由不期而遇的水流带来冲击——这些被观念联想或记忆恢复所激起的水流，把我们从时光的此岸抛向了彼岸。为一部法国史撰写引言总是让人生畏，也必然要预先承受种种重负，不过无须为此担心。在法国的漫长历史中，涌现过众多严肃庄重的前人，也存在过许许多多的争论，我们往往要求史学家们独自或几乎独自肩负起他们所处时代的烦忧，但是在挑起这个担子前，他们就已筋疲力竭了。因此，本书仅仅只是简要地叙述“我们所收集的”资料，之所以说是“简要地”，那是因为考虑到集体协作的速度以及随之而来的紧迫感。

我将此文称为“开篇”而非“引言”，是为了从精神与政治的角度来联想题中之义，此外，相比一部音乐作品的庄严前奏，“开篇”让我们想到更多的是摄影师那可以调节景深的焦距。本书的作者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抱负，仅用寥寥数语便可概括：书写一部容易理解且可被接受的法国史，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内容新颖、形式通俗（按照年代、日期编排）的书籍，以期实现叙述艺术和批评需求的完美结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抱负，它试图调动起一种历史的多元论观点，以批驳如今在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认同上的狭隘。原则上，它拒绝将“法国史”这一研究对象拱手让给恼怒的反动派[2]，拒绝后者对历史的垄断叙述。这是一种远大的抱负，它结合当今编史之风潮，力争重塑多样性。为此，这一抱负生成一个计划，并从一开始便被构思为一种出版行为：让读者倾听一批史学家的声音，正是这些史学家的携手努力让本书中那些立场鲜明且学术价值高的篇章变得明白又易懂。这是一部令人愉悦的多声部作品。如今如何用一支笔一气呵成一部法国史呢？除了集体合作外，并非别无他法，只不过是出于一种选择和信心罢了。

必须学会轻装简行。探险伊始，122位作者就向我们表示了信任，他们承诺抛却理论辎重，让学术远征变得平常惬意。简而言之，他们不再接受那种越来越被动的角色分配：政论家们毫无顾忌地发表与事实相去甚远的叙述，而史学家们则得大费周章将叙述拉回到方法论的严谨之中。“事实会比这些更为复杂吗？”是的，并且一向如此复杂。不过，提请注意复杂性并不是史学家们的最终诉求，除非他们想当祛魅的职业专家。史学批评工作并不总是沉闷严肃的，有时侯反而很迷人。史学家们可以以调查研究的形式讲述“过去”在历史的作用下不断形成与分解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本身并非清晰透彻、一目了然，它是通过对各领域知识的筹谋来得以展现的。以下便是对本书的要求：不添加注释，不编写勘误，撰写一部鲜活的历史，它将随着研究的持续进行而不断得以更新，并面向那些我们愿与之分享的人们，希望这份快乐能稍解时下的忧郁情绪。虽然本书没有注释，也没有勘误，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在行当里的严谨，更何况，对于每篇文章，我们均对其依据的学术成果做了详细的说明。

每位作者都拥有完全的自由，根据法国史中的某个日期谋篇布局：这个日期或已成为民族传奇的一部分，或引自别处，即世界记忆的另一个地方。无论如何，要想打破传统叙述中那种虚假的连续性，以日期作为切入点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此一来便可联想到一些邻近的地点从而进行日期的切换；或与之相反，对那些表面的不当之处加以处理。这本行文欢快的编年史想要带来一种双重体验：既给读者的归属感改换门庭，又令其接纳来自远方的奇特的亲近感。我们也不是一味地要求反其道而行之：那些符合史学规范的日期依旧如是，尽管有时作了错位处理，并且总是因作者试图在宏大事件的变迁中了解当地人表述的意愿而被打乱。这样才能跳出教科书记忆的怀旧式叙事，彰显出一部开阔、多元与全新的史书恒久而超凡的活力。

本书的作者们还顺利地完成了他们所肩负的其他使命，说明了“要解释法国，世界史绝非多余”——这句话出自米什莱，被放在了本书的题记位置。比起一声集结的呐喊，它更像是一句口令，不可名状地激起了我们心中的渴望和忧思，构成了作者们旅行的动因，也给予了每位作家以写作的自由。米什莱在其著作《普遍史绪论》（1831年）的开头写下这句话那年仅有32岁。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他向比他年轻的学生们讲授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像极了哲学，确切地说是一种“历史的哲学”。1830年的那场革命带来了短暂的“七月王朝”，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的政治向往。正是这场革命，激起了米什莱的人文主义情怀，他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史学家相反，并不认为人类应被种族的宿命禁锢在大地上。这位“法国大革命之子”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主张生机论，宣扬一种富有活力的、开放性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绝不会长期止步于所谓的血统、身份和宿命。“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少了一些单一性和自然性，而多了一些人为因素，也就是说，少了一些宿命论，多了一些人性和自由，那就是欧洲。欧洲中的欧洲，就是我的祖国，法国。”米什莱就是以此方式将时间轴向前推进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对米什莱而言，《普遍史绪论》仅仅是他阐述法国史的一个引言。

尽管如此，我们还需注意一些具有误导性的对比：如果说米什莱同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那其原因也与我们的不尽相同。因为，我们同他一样十分赞同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人文主义今后的领路人”。如今在我们看来，米什莱的爱国主义受到了他所处的那段历史的影响，然而这显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不过在他之后，这种爱国主义以法国的“教化使命”为依仗对殖民侵略行为进行辩白。历史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吗？对此或许存有争议，此后在很多人看来，汲取普遍主义灵感并面向世界多样性的“宪法爱国主义”的重振成了对抗危险的狭隘民族主义身份回归的最坚固堡垒。不过，上述并非本书的主题，本书仅聚焦米什莱提出的“以世界史来解释法国”的憧憬，而这一憧憬在不同的时期确实成了史学家们灵感和勇气的源泉。

1943年至1944年，吕西安·费弗尔[3]在法兰西公学院任教期间，曾花了大量时间研究米什莱这部曾被忽视的著作《普遍史绪论》，进而阐释最为著名的《法兰西图景》（Tableau de la France）——它为米什莱的著作《法国史》第二卷（Tome II, Histoire de France, 1834年）庄严地拉开了帷幕。对于费弗尔而言，他需要消解地理存在，破除几点看法，即“法国的存在是必然的、注定的、早有预兆的；地理环境为法国的人民造就了法国的疆域，法国囊括了在法国形成过程中的所有人口，包括那些在高卢之前可能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部落”。1944年3月1日，在他的第25堂课上，费弗尔再次明确表示了他的观点。在沦陷的巴黎，当费弗尔收到他的弟子费尔南·布罗代尔[4]所著的《地中海》（Méditerranée）一书时——后者当时被关押在美因茨的德国法西斯集中营并在那里深耕细作完成此书——他想到了法国的一些“险些灭亡”的时刻，好比圣女贞德的时代，也想到了一些史学家，如米什莱。他认为是他们“驱散了我们历史中的种族性”。

只此一次就可以驱散吗？我们若相信的话，就未免太过天真了。正因如此，吕西安·费弗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加入反对“宿命论的臆测”的战斗，这一表述是他在1922年出版、1949年再版的《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La Terre et l'évolution humaine：Introduction géographique à l'histoire）一书中提出的。根据“宿命论的臆测”，只有国家的命运才能引领国家的历史。为了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将历史变为寻求世界和平的辅助学科的号召，1950年，吕西安·费弗尔与弗朗索瓦·克鲁泽（François Crouzet）共同撰写了一部指导手册，将法兰西文明的发展描述为多种文明的协同迈进，这部作家生前未出版的作品已于2012年问世，题为《我们都是混血儿》（Nous sommes des sang-mêlés）。费弗尔认为，文化能够超越国界，他写道：“法兰西文明，只谈其自身，往往超越了法国的政治边界，超越了国境内大权在握的法国政府的边界。要知道，这必然不是一种缩减，而是一种拓展，是希望的源泉。”

但令人不解的是，面向世界的开放最终导致其幅度缩减的观点到底从何而来？通过何种悖论才能把一个国家的历史视为一场捍卫主权免受外部影响的无休止的战斗，认为外部影响会歪曲、削弱甚至动摇国本，使之岌岌可危？我们如今很清楚，在过去的30年里，法国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这样一段艰难的历史就解释了为什么公众的焦点愈发地集中在认同与特性这一问题上。1984年，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首卷问世；1986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发表了著作《法兰西的特性》（L'Identité de la France）：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这两部作品的出版之间必然存在一个“转向点”。对特性的诉求首先是由左翼政党提出的，旨在捍卫以“与他人不同的权利”（即“特性权”）为特点的法国文化；然而此后，这一诉求反而滋生了针对文化多样性的批判，面对移民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人们的敌视态度越来越明显。

1985年10月16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土伦一所中学的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讲述了城市在1707年的过往。他讲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告诉学生们“法国的多样性”，也是为了让他们明白，法国政权和领土统一的生成十分缓慢，绝不是如教科书里所说的那般成型于圣女贞德的时代，而是“以很晚才出现的铁路联系”为标志。一个月后，布罗代尔辞世，他所述的“法国史”也成了未竟之作——该著作于1986年以《法兰西的特性》为名出版——他曾预测，这部作品恐会“被误解”。事实上，我们阅读布罗代尔未完成的这部遗著，是为了聆听这位主张长时段理论的史学家的政治遗训，但这部著作仅仅是历史进程中一次暂时的停留。吕西安·费弗尔用《普遍史绪论》的光芒照亮了《法兰西图景》，如今若非从他的这一举动中得到启发，我们又何以重推布罗代尔的《法兰西的特性》呢？

当今的年轻学者沿此方向进行了多番积极的创造性探索。这些探索可以效法于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曾做的尝试。2006年，托马斯·本德出版的著作《万国之林：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A Nation among Nations :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美国的全球史”这一概念，将美国视作“众多国家中的一国”。他认为，美国内战是众多独立战争之一，而放眼欧洲和整个世界，这些独立战争均体现了人们对国家的诉求和对自由的向往，他的这种观点让一个坚信民族叙事例外论的国家蒙受了自恋创伤。此外，在历史编纂学领域，学者们还进行了其他的尝试，例如书写一部德国的跨国史，或是在地中海的框架下重构意大利统一运动。近年来，虽然对法国大革命和殖民帝国历史的研究遵循了一套整体的研究方法，但至今仍没有一部“全球史观下的法国史”，诚然，本史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这样一部历史的开端和希望而已。

那么，我们的这部《法兰西世界史》想说些什么呢？首先，它当然不会忽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相比构思一段历史，我们更想要以不同的视角描绘同一段历史；相比耽于反叙事肤浅的复杂性或是陷入解构主义的迷宫，我们更想要直面法国传统历史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将读到的是法国的世界史，而非世界的法国史。我们无意追随全球化下法国的发展脉络以颂扬民族的光荣崛起，也不是想要赞美多有裨益的交融和富有成效的沟通。那么，还需再次说明本书既非赞颂也非抨击吗？长期以来，我们一致认为历史是批评的学问而非欢呼或憎恶的艺术。然而今天，这种观点遇到了诸多反对声音，所以我们最好再次为它正名。

通过世界阐释法国，以世界为局书写法国的历史：总之，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摆脱法国与世界之间不合逻辑的对称。法国不能脱离世界而存在，世界对法国而言绝非稳固。古罗马治下的高卢和法兰克人建立的王国将目光投向地中海，圣路易王国则朝向亚欧大陆进发。但是，在漫长的全球化历史的不同时期，在“法国”和与之相对的“世界”不断变化的关系中，涌现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演变、意外的分叉以及不断变动的地理学——简而言之，这是一部动态的历史。与其说这是一段世界史，我们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一段悠久的法国史，因为这段历史开始的时间远远早于法国政权发展的短暂历程。旧术语“通史”同样也是一种仅就地理广度和历史深度对一段特定时间进行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

这就是本书的谋篇布局，它既不是线性叙述，也没有具体指向，更无起止时间，而最开始的几个日期之所以潜入历史的最深处——那时人们居住的地方恰恰就是如今的法国——正是为了调和起源问题。有时候，篇文较为密集，例如当事物间的联系比往常更多之时（尤其是在1450年至1550年），再例如当法国试图辐射世界（如自17世纪以来或自绝对君主制推行以来），甚至试图通过一场世界性的政治冒险——使法语成为世界范围内一门具有革命希望的语言——将整个世界囊括其内之时。有时候，篇文较为松散。我们想要讲述的是那些被忽略的、曲折的以及被撤销的历史，尤其是自19世纪下半叶起，法国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以来的历史。

如此，便能写好一部历史了吗？这还不够。如果说我们所选择的这146个日期还不足以形成一部真正的编年史，那是因为无法仅凭这些日期便支撑起一部叙事详尽的法国世界史。这些日期聚焦历史事件，不可避免地会更加重视政治和文化层面，而忽视了经济维度和环境维度下影响社会历史的长时段演变。这些日期填补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疏漏，但某些疏漏也许是无法避免的，还有一些则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最后一点，这些日期划定的时段并不等同于对历史进行断限，它们只是为了引导读者阅读，另外，贯穿全文的索引和附注所开辟的“丛林小径”亦可让读者跳出阅读。在书的最后，我们邀请读者以别样的方式继续本次旅行，即按主题方式阅读，以期收获意想不到的体验和对比。

最后，我们是否敢坦言，是什么引导我们如此成书的呢？其实是快乐原则，而非构建一部祥和历史的意愿：读者即将阅读的这本书，不会比其他历史典籍更为轻松，当然也不会更为沉闷，它虽有凝重之感但不会过度。如今肯定一下集体智慧的欢快活力也许不乏其价值。在编书的过程中，我们相互制造惊喜，彼此充满信任，携手打造文本，同时也努力不让彼此失望，我们谨愿这样的快乐能向读者传递一二。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这部法国史是世界的？”我们会爽快地回答：“因为这样的史书更有趣！”

[1] 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被学术界誉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法国史学之父”，其于1831年出版的著作《普遍史绪论》（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universelle）影响深远。——译者注

[2] 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派相对，强调社会分层有自然性和不可避免性。——译者注

[3]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公认的20世纪史学大师。——译者注

[4]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理论。——译者注

第一篇
在世界尽头的开端

AUX PRÉMICES D'UN BOUT DU MONDE

以史前社会那种难以把握的境遇来开启《法兰西世界史》，是一次没有胜算、甚至冒险的赌博。本书以横跨四万年的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具有界定作用。在“空间”延续的幻景中，“法兰西的前身”这一概念在人类开始融合和迁移时便消解了。这种状况直至铁器时代，城邦在罗马人的影响下确立为政治单位之后才终止。我们无法回避这一不争的事实，即这段历史只是考古学的实验之地，其社会、文化、甚至生物学特性，都与世界的其他地方别无二致。从布拉桑普伊夫人（Brassempouy）那以象牙制成的头颅上，无法辨识出“我们”祖先的面容。历史似乎从别处而来，当然，我们还是从人类的族群开始讲起，以描述地中海的农业技术作为终止。这一做法是为了不涉及公元前34000年至公元前12000年旧石器时代的岩洞艺术，这种艺术的传统显露出“欧洲”的等级。作为欧亚大陆的尽头、非洲大陆的地峡，这个世界的尽头推动了人种的融合，并且自公元前7世纪起，为希腊获得最初的制海权提供了一个支点。数十年后，它又为罗马的扩张奉上阿莱西亚（Alésia）这片土地。在卡尔纳克（Carnac）和维镇（Vix），我们认识到族群逐渐受到社会、政治，甚至象征力量的支配。但这种力量的含义，不论虚构或真实，我们都无法把握。

这种变迁与泥土造就的古迹、饰有图案的岩洞一样，可以让人们幻想出一片大地、甚至一个“民族”那难以想象的系谱。为了重视这个问题，本书的线索十分混杂，且对“历史”社会的书面和口头叙述都没有紧紧依附于时间的链条。这些线索提供了一个双刃螺旋的景象，在这种景象中，遗迹成为一种基础的、甚至是认同的回溯行为。因此，那个具有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的、诞生于19世纪的历史学不应将史前史排除在外。从1868年发现的克罗马农人到1995年发现的肖维岩洞，自19世纪末起，在法国，人们不再寻觅萦绕在心头的种族特性，而开始对古人及其足迹的追寻。在这个领域，凭借考古发掘工作，现代法国所发掘的世界史前遗产已经占据重要地位。这条光荣的长廊，华美而陈旧，并且所及之地带有一种起源的气息。然而在最后，这样的长廊却使得那些有关法国高卢起源的古老神话不再有幻影。这种古老的神话，不就是罗马神意“征服”叙事的另一重负面影响吗？

公元前34000年
在地下深处创造世界

往昔如今，探访肖维岩洞的都是“克罗马农人”。据考证，该岩洞有近四万年的历史。这项技艺是否由此成为一种普遍记忆呢？这个智人所走过的道路，使其带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起源深度和不可磨灭的杂糅特性。

36000年前，初春。一行人正朝岩洞的方向走去。他，这个年纪最小的男孩，跟在他们身后。他品味着这种幸运，因为去年，他们仅在这片地区做了短暂的停留。那时，万物都还被霜雪冰冻着，被狂风抽打着，他们因猎物太少而不能再做停留。但现在春回大地，马群和野牛群都越来越多，所以他们选择整个春季都待在这儿，把帐篷安在河边的隐蔽处，就在他们现在所走的这条小路下方。男孩和他们一起走着。到了岩洞的入口处，最熟悉岩洞的人悄悄潜了进去。过了很久他才回来，告诉大家他感觉里面没有熊——事实上，我们后来只碰到一具很久前于冬眠中死去的干尸。于是，所有人都进入了岩洞，而男孩始终跟在最后。岩壁在火把的照耀下跳跃着，随后隐没不见。在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之后，他们停了下来，让男孩把眼睛闭上。当男孩再睁开眼睛时，他看到许多以赭石画就的犀牛、狮子和猛犸象，最后在不远处，他又看到许多人的红掌印。他们指着其中一个掌印告诉男孩，那是他母亲的母亲所留下的印记。他将自己的手覆在上面，感受到石灰岩的凉爽和潮湿。他们接着赶路，有时他们会压低火把，加快脚步。男孩觉得看到了远处的那些以黑边勾勒的驯鹿。在驯鹿身后的更远处，还有马匹、原牛和犀牛。但他不太确定他所看到的，特别因为他的视线被地道入口处一团旺盛的火所吸引了。是谁点燃了它？他得闪到一边去，烟熏红了他的眼睛。当他们缓慢地下到地道里时，男孩紧紧地抓住了他前面那个人的衣服。这一次，当他们允许他睁眼的时候，他凝望着这个世界的奥秘，这个在空前的暴烈中诞生的世界。即使他不能将这种暴烈与任何人联系起来，他也已经感到，这里所诉说的历史已经改变了他的目光。他们告诉男孩，这些图形极其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世界的起源。但男孩对这一点已了然于胸。

一年盛夏，一大群人涌进阿尔代什峡谷（les gorges de l'Ardèche），参观这个受到广泛宣传的复刻岩洞。不论游客们在想起原作时，是否会被这些壁画的复制品所惊艳，他们至少在这里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并非生于昨日。之所以是“我们”，是因为这些图形总是使每个人，出于本能，或出于我们视作本能的力量，都回到某种共性上来。也许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图形是一种特殊的记忆，其中包含着人类的起源，也包含着人们面对这些图形时的特性。然而，这些图形在特殊的历史轨迹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我们要做的，正是衡量这一轨迹的跨度，确切地说，是要赋予这种普遍之感以意义。

但是我们对这些壁画的作者及其创作动因都了解些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他们操何种语言，不知道他们为何创造这种形象化的语言，亦不知他们为何在此处进行创作。我们不了解他们在面对这些作品时的所思所想，只能赞叹着辨认出画中的动物、描绘它们的形状。

前文描绘的场景都是想象出来的。想象中，那个发现壁画的小男孩自然是不存在的。壁画平直地描绘了另一个时空的景象，这些图形静默无声，但却呈现出呐喊之态。关于壁画的年代，我们只知道，这个岩洞的第一批壁画是在距今37000年至34000年前之间完成的。但是，这个小男孩在历史中是真实存在的。他以画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烧黑的木炭条，向我们讲述一个新世界的构建，而对于这个世界，他深信不疑。

这就是克罗马农人的世界。作为我们的先祖，这个世界有着复杂的生物学印记。它见证了我们的先祖直立人的迁徙，他们一部分离开非洲，而另一部分则留了下来。离开的那部分人逐渐演化，最终，当他们到达欧洲之后，就成为尼安德特人。而留下来的那部分人则演化为智人。这之后，在距今约10万年前，第二部分人也离开非洲向近东迁徙。更久之后，他们又迁往欧亚大陆。在那里，他们接触到前文提到的尼安德特人，他们的基因由此混杂在一起，形成克罗马农人，我们的直系祖先——一个天命使然的混血儿。前文提到的现象，人口的迁徙、交流、融合等等，使人类在这些壁画画就之前，度过了鲜活的数千年。在距今60000年至40000年前，智人遍布全球各地，跨越当时世界的边界，到达澳大利亚境内，根据某些例证，可能也已经到达美洲，并于距今45000年前遍布欧洲。在一个尚且空旷的世界，人口的增长不足以解释一种迁徙现象。毋庸置疑，强大的社会活力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是什么让人口进行了迁移呢？人类社会首先是会在“生物-经济学合理性”的形式（即在人口增长和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技术-经济变化）中寻找问题的答案，还是会从支配着性别、繁殖和权力等关系的准则中寻求问题的本质呢？岩洞的壁画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在旧石器时代，政治-宗教的价值准则就已经成为上层社会的根基。这一点可能同时成为其现代性和普遍性的体现。之所以有宗教准则，是因为即使我们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这些作品显然满载着一种精神性。而之所以有政治准则，是因为壁画传达出一些准则无疑显示出人在宇宙和动物界的地位。透过后来形成了社会的组织准则网络，经由男女关系可能的体系化和代际之间的联系，人便有了社会的属性。

奥瑞纳文化——史前学家以此来命名第一批经常到访这个岩洞的人，壁画主要都是由他们绘制的——该文化的世代承继者大抵是因为上述原因才选择在此地绘画，并在这一排排的岩洞和地道内，在凹室和岔路的拐弯处，传递着某种信息。他们可能为了传递这种信息，不远千里来到此地，因为据我们所知，这个族群在今法国地中海地区的阿基坦南部这片广袤地域内不断迁徙。我们了解到，这一族群会根据环境与季节，驻扎在露天的天然隐蔽处。他们都是出色的猎人和灵巧的手艺人。他们运用骨头、木头和兽皮进行创作。他们喜爱以不同的方式点缀身体（以牙齿或珍珠制成的项链、象牙耳坠等等）。并且，他们也同样采取多种方式，体系化了族群内部个体的地位和族群的特性。这些出色的艺术家们创作出肖维岩洞这一杰作，岩洞包括近500个动物图形（除了我们想象出的小男孩隐约看到的那些物种，还有野牛、羱羊、巨角鹿、熊，甚至还有猫头鹰），以及一个女性的图形，该图形是最古老的女性图形之一（仅表现了女性基本的性别特征）。该岩洞里的奥瑞纳文化图形，比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现的加起来还要多。诸此种种，使得这个岩洞及其作品成为“伟大的岩洞艺术”，让世世代代的艺术家在两万多年的时间里为之献身。

岩洞这一庞大空间内，壁画的布局似乎遵循着一种切实的逻辑，犹如某种形式的启蒙演变。岩洞的第一部分主要是红色的图形。在岩洞的岔路上，画作时而清晰易懂，时而晦涩难辨。岩洞的最深处是一些黑色的图形，它们是壁画中最繁复、最绚丽的部分，例如“马群”以及“狮群”的壁画——我们已能想象出这些图形会使那个男孩心潮澎湃，因为这幅景象的确十分摄人心魄。此外，壁画中还有大量动物的图形，它们大部分都仅仅是以手指在岩壁上勾勒而成的。手指同样勾勒了大量的“符号”——我们以此来命名那些几何图案。这些图形可能是在数百年间由许多人添上去的。虽然我们认为，前文所提到的岩洞深处那些摄人心魄的黑底画作，仅出自几名艺术家，甚至唯一的一位“大师”之手。因为作品中灵妙的绘画手法让我们相信，那时真的有艺术家存在，并且当时，仅艺术活动显现出“专家”这一概念。

艺术家们用他们创造的这种语言，苦心孤诣地打造了这个新世界。这个世界并非以文字的形式，而是通过前人留给后辈的遗产载入史册。这份遗产因肉体与精神的分离、思想的物化才得以留存。即使这种思想尚未被刻在大理石上，它也已经留存在岩壁之上。因此，肖维岩洞奠定了一种共同的记忆，这种记忆呼唤着再创造。

在某种程度上，如今的我们便是最新的一代再创造者。实际上我们了解到，在第一批壁画完工后的几百年间，依旧有人经常来到这个岩洞，观赏这些壁画。在被短暂地遗忘之后，这个数千年前完工的岩洞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格拉维特人再次发现了岩洞，而我们则陷入猜测，想要对其中的奥秘一探究竟。后来，岩洞被遗忘、封存起来，直到20世纪末才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

我们无法将这个岩洞修复回“原本的样子”，但我们仍需考虑到，岩洞跨越了数个世纪的时间。试图对这些作品的确切含义进行“解码”是不切实际的，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确切的含义已经被人们遗忘，同样也是因为这种含义在本质上，已经被反复推敲过多次。相反，我们可以尝试把握这些作品，在这个人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期，伴随着欧洲早期智人的出现，所充当的职能（政治-宗教职能、社会职能）。最后，在面对这些壁画时，如果我们能够感觉到它们是我们历史的源头，那么这种感觉就同这些壁画一样发人深思。

弗朗索瓦·邦（François Bon）

附注[1]：23000, 12000, 1907, 1940

[1] 附注所列年份为本书叙事年份，其内容与本文相关，读者可参照阅读。例如，本文附注所列年份即为公元前23000年、公元前12000年、1907年以及1940年，在阅读本文后，读者可以在本书中找到本文附注对应年份进行延伸阅读。后文不再说明。——译者注

公元前23000年
人类赋予自己一副女性的面孔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人脸雕像距今已经有两万五千个年头。如今在我们看来，“布拉桑普伊夫人”雕像，向来就是史前史的象征。但这种观点是素来有之的吗？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座雕像在从大西洋到乌拉尔这段旅程中所经历的磨难。

我们，人类，需要雕像——并且为了能够对史前史有所思考，我们需要赋予雕像一副面孔。其实，当想起这段时期，我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许多张面孔，它们有的散发着幽灵的气息，有的五官很不协调、怪模怪样，例如那个“老迈”克罗马农人的缺齿头颅。其他面孔则更为平和，也更令人心安。“布拉桑普伊夫人”就是安详的面孔之一，也是最负盛名、最美艳动人的面孔之一，这便是本文要说的面孔。

“布拉桑普伊夫人”其实非常小，这个小小的头颅只有3厘米多一点儿，以美丽柔和的猛犸象牙雕刻而成。雕像看上去十分易碎，有一条干裂而成的大疤痕贯穿她的脸颊。她神秘莫测，她所要表达的东西都任凭我们去想象。她的眼睛不睁也不闭，我们只能对她眉骨下的目光进行猜想。她的嘴唇也没有进行更多地勾勒，无法辨认出形状。她的双耳则好像直接被帽子挡住了。总之，她所有的感官都处于放松状态，而她由此成了她自己。然而，我们从她身上汲取的意义越多，她所获得的意义也就越多。她的优雅所释放的信息越多，这些信息就会愈加深远和广博。因此，在世界范围内，这个小小的、出土于布拉桑普伊的“兜帽夫人”经常作为扉画，出现在史前史的著作当中。似乎她那不可磨灭的魅力，便是宣扬这段难以描绘却是奠基性的历史时期的最好使者。

我们对这座雕像展开想象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因为这座雕像所隶属的史前学科，其建立的时间也并不长。史前学科建立的初期阶段并不顺利。史前学认为，人类的历史远先于文字的出现，而在当时，只有一家报社赞同这样的说法。第一阶段在1860年前后便结束了。在第二阶段，在史前人的自然属性和发展演变等问题上，史前学家之间产生非常严重的分歧。直到20世纪初，这些问题也还在困扰着他们，即使近百年来，史前人的生物演变在起源上已经被证实，并得到一致认可。而这些问题也还将继续困扰着他们。爱德华·皮耶特（Édourad Piette，1827-1906）力图书写这段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讲述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他的目标与其他学者相同，但他的成果却比许多人更出色。爱德华·皮耶特是阿登省的行政官员，居住在比利牛斯山地区。作为第二代史前史学家，他继续着布歇·德·彼尔特（Boucher de Perthes）以及拉尔泰（Lartet）未竟的事业。在缺乏第一手资料、更易获得第二手文献的情况下，爱德华·皮耶特希望能从法国南部的岩洞中挖掘出资料，以构建史前史这个崭新的学科。因此，他于1873年考察洛尔泰（Lortet）的内斯特河谷（la vallée de la Neste），后又于1887年考察阿列日省的阿齐尔岩洞，并在几年后来到布拉桑普伊。

布拉桑普伊岩洞位于沙洛斯地区（Chalosse）中心，虽然在皮耶特着手考察的几年前，这些岩洞就已颇有名气，但多亏了皮耶特，这些岩洞才能名声大噪。岩洞的盛名应归功于他在此所做的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在研究中，著名的地层层序律在旧石器时代编年史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一方法对于研究这座雕像也同样重要。但“布拉桑普伊夫人”的盛名却远胜过这一切，甚至胜过它的发现背景。皮耶特于1894年夏发掘出这座雕像。预想中，这个朗德地区的夏天应一如往常，但炎炎夏日里却浇着倾盆大雨。他愣了愣神，因为这张面孔太过美丽，与我们太过相像了。它与我们对原始时期手艺人和游荡的狩猎采集者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害怕受到别人的嘲弄。然而，“布拉桑普伊夫人”一经公布，这座只有几厘米高的牙雕就迅速成为一件最具标志性的物品，在它身上，人们能够对这一时期，以及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类进行设想和再现。

但即使这座雕像长久以来便是史前史的一个象征，它真的能够体现史前的文化吗？抑或体现那个在25000年前，以灵巧的手指把它从象牙中雕刻出来的那个文化？我们认为史前的文化，就是雕像所要表现的主题。对于这些问题，回答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这就是这个小小的人脸雕像所具有的悖论之一。当皮耶特拿到它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刚刚触碰了一件最早的、典型体现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主题的艺术品：一件象征女性的艺术品。不错，我们认为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主要是对动物进行描绘，但是这种对女性的表现并未体现女人的社会属性，而是将女性的特征作为一种象征意义来表现。这种表现与动物的描绘同样重要。表现的形式千变万化，尤其是制作小雕像的原料也各有不同（包括象牙、石头，甚至还有焙烧过的泥土）。据考证，在公元前29000年至公元前22000年间，格拉维特人的“文化”传统传遍整个欧洲。该文化中的匠人们成了大师，将这种题材及其变化形式推广到从大西洋沿岸到顿河沿岸的整个欧洲大陆。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一主题是该时期人类文化最明确的起源之一。借助这一主题，考古学家首次依据一种明确的共同意识形态，而非依照技艺（如种种切削石头的方法等等）来勾勒传统的轮廓。如此一来，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创造了第一批雕像，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但“布拉桑普伊夫人”仍是一座特殊的雕像，甚至偏离了其创作背景。在数十个女性雕像中，我们或许只能看到这一张人脸。在大多数情况下，艺术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我们羞于表达的女性“特征”上：乳房、生殖器、腹部和臀部。它们或浑圆，或大张，是那么饱满丰盈，而头部则被极力地缩小，甚至完全消失。当雕像的头部被展现出来之时，头上经常会“戴有头饰”，正如“布拉桑普伊夫人”头上那精致的头饰那般（我们不知道那是编好的辫子还是真的头饰）。这样就使得人类的身体，常常仅有头部被以某种手法装饰和编码。但人脸的面部线条却从未得到过关注。而我们研究的“布拉桑普伊夫人”不仅是一尊特殊的雕像，也是对共同准则的一种颠覆，因为面部比头部更能体现这一点。雕像没有身体，也没有其他大部分的女性特征，只剩下一张面孔。

“布拉桑普伊夫人”是否因此而被扔在废弃的雕像堆里？我们无从知晓。但实际上，这个令人赞叹的雕像和其他小雕像都被埋藏在布拉桑普伊主岩洞的入口处。这些雕像有的完整，有的残缺，形状各异，有的可能只是半成品，只有一个身体的轮廓。雕像们或肉感，或纤细，但都没有面孔。它们就这样躺在獠牙的碎片和象牙的刨花之中。这里无疑曾是一个生产作坊。也许，“布拉桑普伊夫人”只是一个与雕像身体分离的头。这个雕像是否能算是一次尝试，或至少，算是一次未尝展现和延续时代的教条、摆脱标准束缚的体现呢？总之，如果“布拉桑普伊夫人”这个女性小雕像，在旧石器时代的肖像学中具有明确的主题，它就理当是它所处文化中的一个颠覆性雕像。

史前人的一次心血来潮由此就成为史前学的象征了吗？也许是的。但特别要注意的是，这座雕像给全世界都很好地上了一课：它优美的线条淡然地驱散了那些对史前人的成见，让人们不再认为穴居时代的人类是粗野的。继皮影戏之后，这些生活在25000年前的人们，以这种方式将他们的文化展现在我们眼前。简而言之，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是一件摆脱所属文化的价值观以更好地体现其他文化，并以制造惊喜为乐的艺术品。

不论这个雕像所要表现的是什么，它就像是旧石器时代的玛莉安娜[1]，一个与“永恒女性”（l'éternel féminin）作斗争的无名战士。如今，它成为法国考古学博物馆的馆标。尽管在其史前语境下是很特殊的，但因其审美、寓意和我们赋予它的政治意义的缘故，这副面孔理应在此占有一席之地。

弗朗索瓦·邦（François Bon）

附注：34000, 397, 1815, 1858, 1949

[1] 玛丽安娜（Marianne）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象征。就其外延意义而言，她还是自由与理性的拟人表现。——译者注

公元前12000年
异常的气候与变革的艺术

在距今一万四千年前，地球的气候开始回暖，人类族群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些变化发生很久之后，人类开始定居下来。考古学的时间网络开始变得密集。我们因而得以尝试采用古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并破解该时期的种种传说。阿齐尔岩洞里那些饰有图案的神秘鹅卵石，是否意味着在这个欧亚大陆的尽头曾发生过一次意识形态的变革呢？

距离肖维岩洞（阿尔代什省）和尼奥岩洞（阿列日省）这些地下杰作，已过去近两万年。壁画不再对动物进行描绘。后来，在欧洲东南部岩洞的壁画中，也不再表现那个常见的或写实或虚幻的斗兽者，那些难以琢磨的几何符号也一并消失了。作为描绘岩洞艺术的尾声，本章的标题标注了一个明确的日期。但事实上，这些浩如烟海的符号是逐步消亡的，这一过程可能在公元前12026至公元前12015年间，也可能在公元前12198至公元前11874年间，估算的误差为前后两百年。虽然在这些时间段内，碳14并没有精确的数值，但也远没有如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肖维岩洞那般，在估算时产生了数千年的误差。因此，虽然本文想要更精确地定位时间节点，但有时却苦于没有可以把握的历史事件。我希望与许多关注考古学和史前史的史学家一样，采用一种“古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使我的历史学抱负能够与这些不精确的时间节点相契合。

为了融化史前史这个假想的大冰块，我们才采取这种研究方法。但人们却常以迂腐嘲弄的眼光来看待它，一如人们在中世纪所做的那样——当时，人们对恐龙生存年代的认识是错误的（这个形容词还是太轻了，起码有着6000万年的误差），对于猛犸象亦是如此（对猛犸象生存年代的定位更精准一些，但并没能贯穿整个史前史，因为猛犸象在距今13000年前便离开欧洲）。人们认为，史前人定是拿着短粗的木棒（未曾被发现），妇女定是遭到粗暴对待（正是如此）。这些成见使我们在面对他者，即曾经的我们时变得狂妄自大。如今，这份自大在当今博物馆里那些蓬头垢面的史前人模型，即人类动物园的平滑假人上得以体现。这样的狂妄是一种没落的观念和历史的短视，而这种没落的幻想总是获得周期性的认可。本章的标题就是对这种自命不凡的嘲弄。“在人们的印象中，史前人瘦弱矮小，顶着个大脑袋。可这样的形象完全配不上骄傲的克罗马农人”，一位考古学家在1995年由乔治·杜比主编的《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中如此写道。他描述的正是本章所关注的时期，以及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类。同样，因史前考古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一些学科的构建者脑海中满是与这门学科不相称的空想。他们认为，史前史或静止不变，或线性上升，或在所谓的顶峰与低谷之间来回交替，而这些种种想法都与人种学的假想混杂在一起。

但是，为了使古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在实行这一方法时，我们要明白，我们对于年代的估算是不精确的，并且我们只有考古学领域的原始资料。那些小小的鹅卵石，首次出现在阿齐尔岩洞中（阿列日省），上面的圆点和线条有的是刻上去的，有的是用赭石画去上的。在岩洞壁画消亡数百年之后，这些鹅卵石就出现了。尽管被定性为“艺术品”，这些鹅卵石依旧体现出一种种族中心主义。这些溪边的鹅卵石，在坎塔布里地区到法国东部的这片区域内十分常见。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石头上都带有各式各样的符号，虽然我们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我们只知道，这些刻在鹅卵石上的符号从前出现过，因此，它们不是用于扣除日期的符号。这些鹅卵石属于“阿齐尔文化”（azilien）——该名称既指一段历史时期，又指一种广博的文化思潮——显然，该文化没有文字的记载。但当我们极力想要推翻那句“光明来自东方”（“Ex oriente lux”）的格言时，我们却不是这样想的。格罗泽尔（Glozel）其他的一些文章，那些操着印欧语系语言的人们，以及那些看上去更加微不足道的早期欧洲农业理论都为这句格言提供了支撑。如今我们居住的菲尼斯泰尔地区也曾数次向近东求援。但这两种说法都同样令人难以接受。向近东求援的事件也是在此地发生的，但发生的时间不同。在这一层面上，全球化的进程很早就开始了，因为人类向世界各地的迁徙从未停歇过。

尼奥岩洞中的动物图形更加久远，岩洞中的“黑色画廊”有着大教堂般的规格。但这些相貌平平的鹅卵石与尼奥岩洞毫不相关。人们因此而产生一种陈旧的观念，认为肖维岩洞和尼奥岩洞的象征图形在约公元前12000年时退化了。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在最后一个冰川周期的尾声，同时发生了这场意识形态的变革和气候的急剧回暖。后者伴随着一种深刻的变化，猎物从此开始变得随处可见。我们还观察到，在这一时期，人类的谋生活动和狩猎采集者所使用的技巧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法国也结束了存在两万多年的驯鹿文明，该文明紧密贴合草原景观和其中的代表性动物。猎人们逃到法国北部地区，并在此安顿下来，而在法国南部，他们则将目标转向森林中的猎物。然而，这些事件不一定是同时发生的，因为每个事件发生的时间都会有几百年的误差。正是这种举步维艰在推动着古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当我们无法理清事件之间或是复杂的因果关系时，我们就在意识形态、经济以及环境的所有变化中构建模型。当然，其中也包括人口的变化，因为古遗传学刚刚发现，同时期发生了重大的人类迁移。阿兰·泰斯塔尔（Alain Testart）是少数几位关注公元前13000年这一时期的法国人类学家之一。他的解读为我们打开新的视角。他认为，人类社会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欧洲如此。这一变化表现为在游牧族群中，成员间的相互依附性减弱了。这一猜想以逆退式推理作为基础，将生活在最靠近那一时期的狩猎采集者作为研究的起点。但不幸的是，这种猜想在考古学上很难被考证，因为社会的变化难以通过化石留存下来，尤其是在该时期，雕塑在欧洲已经很少见了。

另一方面，自公元前约9000年起，狩猎采集者的数量开始大幅增长，与此同时，他们的技术和经济也发生非线性的变化。此时，第二次气候的强烈回暖发生了。至此，在欧洲历史分期中，我们所说的“中石器时代”（Mésolithique）就开始了。但实际上，在当时，人们采用多种方式来适应这个已不再严酷的环境，而这个特定的术语没有表现出这一点。有些人选择定居下来，由此形成大型的墓地。这些墓地分布在大西洋的部分沿海地区，尤其分布在公元前约6000年的布列塔尼地区。但同时，其他类型的游牧族群依旧存在着。

这种没有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定居模式，在其他时期及地区的狩猎采集者中也十分常见。自公元前12000年起，这种定居模式出现在日本和近东地区。4000年后，该模式出现在秘鲁；又过了一个世纪，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也出现这种定居模式。狩猎采集者的这些古老的定居模式可能还伴随着另一种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即财产的形成，尤其表现为物质资料的囤积。而在狩猎采集者晚期的定居族群中就存在此种表现。阿兰·泰斯塔尔认为，这个重大的变化比起“新石器时代”（Néolithique）这个农牧经济的开端，要更具变革性。在法国，还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新石器时代的布列塔尼地区，定居族群中已经形成社会分化。但我们已经强调过，古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实现起来是十分困难的。在考古学领域，也没有证据表明村落中已经出现财产的概念。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间，这些村落由近东经巴尔干地区引入种植谷物和饲养家畜的技术。自那时起，新石器时代的结构至少过了1000年才经由两条道路来到法国，又过了1000年，这两种经济结构才遍布整个法国。这段时期同样也是本土狩猎采集者的最后一段历史，因为其中一部分人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而另一部分人则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或与农耕者们一样，从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中获益，或承受着改变所带来的竞争——也许相当残酷。关于这一点，还有待考证。在人类的生活方式上，历史的轨迹依旧是千变万化的。在芬兰萨米，直到公元前17世纪，都还一直存在着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族群。总之，如果我们认为有些族群没能充分地“进入历史当中”，那么，其中也同样包含欧洲的族群！

我们很容易就会对历史学与史前学之间的划分加以利用。但这种观念在吕西安·费弗尔看来“非常可笑”。这种划分非常不稳定，因为我们依据的，时而是农业，时而是文字，时而又是在别处不时提到的人类活动与二者之间的联系。最近，当法国初中一年级的历史教学大纲删除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的历史——超过99%的世界历史都有涉及！——随后又删除有关早期农业的内容时，我们从中也看到人们的迟疑。所幸，新的教学大纲将这些内容又加了回来。这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在上文看到，“冰川时代”及其后面的时期，并不像我们从前认为的那般寒冷。所有人都应当了解这些严寒传说背后的故事。

鲍里斯·瓦朗坦（Boris Valentin）

附注：5800, 1610, 1816, 1940

公元前5800年
在一片片东方的麦田里

人类世界史中，新石器时代的变革无疑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界都受到这场变革的影响。3000年前，在中东出现了一种复杂的结合，将部族对农业技术的掌控、驯化动物与定居结合在一起。而今，这种复杂的结合也发生在欧洲的菲尼斯泰尔地区。

要清楚的是，农业既非诞生于法国，亦非诞生于欧洲。在距今10000年前，欧洲大地被一片苍茫的温带树林覆盖着，包括橡树、椴树、山毛榉、榛树、桤树和榆树。还有许多野果树，包括苹果树、李子树和葡萄树，以及各种各样的浆果。在欧洲至少生长着600种可食用的植物。森林中有大量的猎物，包括原牛（最后的一批原牛于公元17世纪灭绝）、鹿、麅子和野猪。在我们所说的“中石器时代”，当地那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族群在这片森林里平静地迁徙着，有的族群甚至还把狼驯化为狗。同时，一些地区拥有丰富稳定的水生资源（鱼、贝类动物、海洋哺乳动物），一些族群因而得以定居在大河沿岸、沿海以及泻湖地区。布列塔尼似乎就属于上述情况。

而此时，在内盖夫到今土耳其南部的这片区域内，近东那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族群已经定居下来，并驯养了当地的野生物种。他们种植小麦和大麦，驯养绵羊、山羊、牛和猪，而在此之前，狗就已经被驯化了。在这样一个半干旱的环境中，这些驯养行为保证了食物的供给。但实际上，（在“新石器时代”）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地区诞生了农业与畜牧业，且各地区间没有联系，驯化的动植物也各有不同。这些地区包括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安第斯山脉、墨西哥、新几内亚，可能还包括非洲北部地区。环境条件（没有必要驯化在自然界中大量存在的物种）、技术（贮存食物的技术）与文化（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发生转变），三者巧妙地结合到一起，而这种结合有时是难以理解的。

农业一经确立，人们的食物就变得更好，也有更保障。这直接导致人口的持续激增：如果狩猎采集者们平均每三年生一个孩子，那么农耕者们则每年都会生一个孩子，虽然其中一半的新生儿会在一岁前夭折。自公元前7000年起，人口激增使得近东的一部分新晋农民开始逐步向周边地区扩散，包括非洲东北部和亚洲中部地区，并最终于公元前6500年到达欧洲。

在几个世纪间，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先锋们占据了巴尔干半岛。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一种殖民行为：新石器时代源自土耳其，这片奥斯曼帝国旧日君王的故土。几乎所有国家都希望成为新石器时代的发源地，法国也不例外。然而，不断发掘出的考古学证据却证明，土耳其确是新石器时代的发源地。而遗传学也坐实这一点，因为大部分被驯化的物种（小麦、大麦、绵羊和山羊）并不存在于当时的欧洲，而是来源于近东。并且，土耳其的物质文化（陶瓷和工具的形状）和意识形态（小雕像和饰物）与新石器时代也惊人地相似。

两支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族群从巴尔干地区分化开来。一支从亚得里亚海出发，沿着地中海海岸前行。他们的航海技术已经十分精湛，这一点，从他们对该地区大部分岛屿的占据和独木舟的发现中便可得到证实。他们的瓷器上装点着贝壳印纹，这些印纹都是在泥团还未干的时候印上去的，多为欧洲蛤（拉丁语Cardium edule）的印纹，这一支因此被命名为“印纹陶文化”。在距今约5800年前，该文化来到如今的法国，并逐渐向内陆地区渗透，一直来到奥弗涅，并经由加龙河谷抵达大西洋沿岸。与此同时，他们也向着西班牙海岸进发，行至葡萄牙地区。然而，他们定居的规模却很小，且他们定居地点尚不明确。

相比之下，他们在巴尔干内陆地区的定居地点就清晰多了。在那里，我们发掘出大量的村落，村落中有对角线长约5米的矩形房屋、画有图案的陶器以及各式的雕塑艺术品，这些艺术品以用焙烧过的粘土和大理石制成的女性小塑像为主。在一千年间，巴尔干地区的农民们都没有越过多瑙河半步，而是留在地中海气候相对明显的地方。但是，自公元前5500年起，人们开始适应其他地区的气候，因而在殖民先锋中创造出一支新的文化。这支文化从侧面撞击了欧洲的整个温带地区，其范围从黑海延伸到大西洋，从阿尔卑斯山到波罗的海。因陶器上刻有连贯的几何图形装饰，我们将这股浪潮称为“线纹陶文化”，或“带纹陶文化”。不久前，我们将其称为“多瑙河文化”。村落中的矩形房屋长达45米，里面应该居住着许多个家庭。房屋的构造与欧洲另一端的房屋有显著的一致性。逝者以胎儿的蜷姿下葬，并有几件物品随葬。除因墓主的性别和年龄有所差异外，其他并没有明显的社会差异。但在另一方面，陶器的质量自东向西递减，雕塑艺术也变得越来越少，直至近乎完全消失。据估算，在公元前约5000年，该文化中约有200万的居民。

“线纹陶文化”于公元前约5300年淌过莱茵河，并于公元前约5100年到达巴黎盆地。在对埃纳河谷、瓦兹河谷、马恩河谷以及约讷河谷的预防性系统发掘中，这些村落将土地系统地划分成网格。每个村落平均有六到十座左右的房屋，每座房屋的使用寿命约为30年。起初，这些农耕者们都居住在谷底，但他们在不久后就占据了高原地区，填满了空隙地带，并于公元前约4800年来到大西洋沿岸。至此，两支文化在法国国土三分之一的中间地带相会了。

自这一时期开始，欧洲所有可用的土地都被农耕者们占据。他们无法继续西行，因为在他们的“向前奔逃”中，农耕者们一直都得以维持着较小的族群规模，避免了过于庞大的人口所带来的不便。一直要等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航海之时，人类才去到更远的地方！这个封闭的空间内，作为欧亚大陆最西端的半岛，法国的人口在不断增长。法国需要在“生产力上取胜”。因此，法国逐渐出现许多技术发明：动物拉犁、滑轮、摆杆步犁以及冶铜等技术。同时，人们大规模开采火石和用于制作斧子的坚硬岩石，石矿内包含数千个矿井。那些自然条件较差地区，一般为山地、沼泽和湖泊，也成为人类的居所：这就是“桩基房屋”的意义所在。我们在汝拉山的沙兰及克莱尔沃发掘出大量此类房屋。该房屋曾被视为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标志，现被应用到避难所的建筑当中。

冶铜术的发明使得欧洲在这一时期，即公元前4500至公元前2200年，被称为“铜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虽然此项技术发明的影响很小，因为铜本身就是一种延展性很强的材料。这种金属标志着权力和威望，这也为“铜器时代”这一称呼正名了。这一时期也同样有黄金的冶炼，但主要集中在东欧地区。

事实上，当时的紧张局势反映出人口的这种持续增长。不单是各族群间的外部关系十分紧张，族群内部的关系也因愈发明显的社会不平等而十分紧张——我们将其称为“拥有领袖”的族群。巨石建筑就是这两种紧张关系的一个征兆：从人口密集地到大陆尽头都有巨石建筑的身影，而大陆尽头就是当时人们能够去到的最远的地方。同时，巨石建筑也表明，这里埋葬着的是手握权力的显贵。当时村落的海拔都很高，四周环绕着沟渠和栅栏。尸骨上的伤痕变多了，甚至这里可能发生过一场大屠杀。社会等级出现间断性：这些巨石建筑原是为小部分人准备的。但自公元前3500年起，这些巨石建筑就成为盖式过道石棚。这些朴素的石棚长20多米。数十年间，石棚内放入几百具尸体，其中鲜有随葬品。女性雕像因手持兵器的士兵雕塑的出现而慢慢消失。

在公元前3000年前到公元前2000年间，法国是两个巨大的泛欧现象的发生地之一，这两个现象至今仍未得到正确的理解。其中的一个现象始于公元前约2900年，我们称之为“绳纹文化”。在该文化中，陶器上饰有细绳的印痕，“领袖们”被葬于小型棺冢之中，并以“战斧”随葬。在自俄罗斯到巴黎盆地的这片区域内，我们发现了这些墓穴，有的可能与设想中的印欧语系移民有关。这些移民可能为西欧带来同一名称下的不同语言。另一个现象就是“贝尔陶器文化”。在该文化中，陶器呈翻转的钟形（拉丁语campana），上面雕刻着带状几何图形。该文化约起源于伊比利亚，但从西班牙到丹麦，以及英国到匈牙利的地区内也出现该文化的身影。我们无法进一步确认，这是一种间歇的迁徙现象，还是一种货物的简单交换，抑或二者皆然。

自公元前2200年起，这种繁复的局面就变得豁然开朗，由此开启了“青铜器时代”。青铜的出现本身只是一个技术的进步，在铜中加入约10%的锡便可得到青铜。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这个“时代”实际上只不过是“铜石并用时代”的延续。直到“铁器时代”，法国才诞生向国家社会发展的萌芽。

让-保罗·德穆勒（Jean-Paul Demoule）

附注：4600, 1247, 1962

公元前4600年
西方的立石和玉斧

卡尔纳克的巨石建筑风俗远非是大西洋文明所固有的特性。它标明了一个精神-政治世界的绝对中心，而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无法理解。在这个世界中，玉石是最珍贵的东西。种种事件表明，在公元前5000至公元前4000年间，使用玉石的西欧与使用铜、金的东欧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对照关系。

作为新石器时代颇有分量的标志，石棚和巨柱成为传奇故事、学术界、民族主义和旅游业谈论的主题之一。它们被解读为远古显贵们所发送的信号，表达了他们对声望和权力，或许还有对永恒的不懈追求。之所以说“或许”，那是因为有关公元前5000至公元前3000年间，法国大西洋沿岸居民的想法，无人能断言。相反，那些建于丘陵之上的大石块、泥块和立石都是一些切实的符号。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们，即第一批农耕者和畜牧者就是这些符号的接收者，也正是他们造就了巨石的景观。而那些或置于墓中尸体旁，或埋于泥土中的玉斧和玉镯，则是权力的另一种体现。它们的年代在公元前4700至公元前4500年之间：这一重大社会变化结束了漫长的史前史。但依据放射性碳推算的日期仍不够精确。这一时期产生了阶级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有的人自愿臣服于他人，也有的人掌控着他人的劳动。对于这种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之上的现象，我们应当如何去阐述和理解呢？本文将对这一现象及其存在的持续性进行探讨。在公元前5000年，整个欧洲大陆也发生相似的变化，但那时，权力是依靠随环境而变的经济策略才得以稳固的。公元前5800年，卡尔纳克（Carnac）极有可能成为世界的中心……

卡尔纳克的圣米歇尔古墓（Le tumulus Saint-Michel）长125米，宽58米，高10米，占地3万平方米，是莫尔比昂南部三大新石器时代的巨物之一。墓穴位于莫尔比昂南部最高峰的正中，俯临大海。山顶的平台上有一个修建于18世纪的小教堂，犹如一个用于盛纳先祖象征的顶盖。在19世纪到20世纪，考古学家对该墓进行多番挖掘。他们挖掘出一连串以石块和泥块制成的外罩，外罩保护着两个主墓和20多个环绕在主墓周围的干垒石洞。而在这个人造巨物的中央，堆满了令人惊异的宝藏：12个巨大而光滑的翡翠斧头，而在地质学上，这种翡翠原产于800公里开外、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区；101个圆盘形珍珠；9个以磷铝石制成的梨形耳坠。磷铝石源自距此地直线距离达1000公里的安达卢西亚（但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应该都是步行或航行前往的……）；还有26个细硅线石斧。这种矿物是在当地开采的。这些数目众多的陪葬品，既说明在当时，人们为了少数人而进行繁重的集体劳作，也说明这一部分少数人掌控了整个欧洲的经济网络。

从第一个角度来看，墓穴的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结构有关。如今看来，这些巨大的坟冢似乎从两个溺湾之间的不同地方向下俯瞰，包括西部的圣米歇尔古墓，中部位于洛克马里亚凯尔的仙女山古墓（le tumulus Manéer-Hroeck），以及东部位于阿尔宗的恺撒之丘古墓（Le tumulus Butte-deCésar）。这些墓穴后来遭到破坏，而这可能会误导我们对于墓穴的认识。在莫尔比昂南部也有一个长约30米的梯形墓群。墓群同位于埃尔德旺的拉内塞尔加杜埃墓（Lannec-er-Gadouer）一样，有一个中央墓穴。它也与位于卡尔纳克的曼尼奥（Manio）一样，有众多小型棺冢。虽然该墓群中的随葬品比起大型墓穴少了很多，但墓群本身就是对大型墓穴的回应。这种墓穴是一个有等级划分的组织的产物吗？还是在新石器时代发生的一场政治结构变革的产物呢？尽管我们已经知道这场变革发生的时间，但我们却仍无法很好地对其进行辨识。我们可能会探究个体间与家族间竞争关系的不同表现，并将其他反映这场变革的因素也纳入考量的范畴。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墓穴的周围也竖立起许多巨柱，其中要数那个长达20多米的洛克马里亚凯尔大石柱最为有名。这些“巨柱”都是从特定的采石场精心挑选出来的，完全依靠人力敲打才有了规则的形状。“巨柱”上刻有图案（斧子、牛科动物，可能还有鲸类），也有些图案可能是画上去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后，这些巨柱就被推倒了。后来，它们经常被用作过道式墓穴（即石棚）的石板盖。巨柱的象征性权力同样也迫使人们对巨柱进行了长达数公里的运输，最后，在近期的预防性发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地上铺满碎石的大场地。这些场地远离人类居所，周围也没有巨柱，很可能是当时人们举办宴会的场所。人种学认为，这些场地证明，在当时如北美洲西部的首领所建立的政治体系中，存在非常激烈的社会竞争。

然而，对于新石器时代的布列塔尼，我们既不了解其体系的经济基础，对体系中的主要家族也一无所知。考古学家提出，一些人可能通过开采海盐和控制航道发了财，但没有切实的物证来证明这一观点。此外，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海洋中几乎就没有什么考古学证据。我们只发现了这些竖立的象征物和剩余的食物。那么，人类剩余的东西是什么？加紧农业生产的形式有哪些？人们采用何种贮存食物的技术？再分配的原则又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更加了解的是一个实物-象征的结构。在人们对其进行掌控的过程中，形成了权力的多种形式。墓中的斧子和圆环都是以上乘的玉石制成，呈深绿色，质地光滑细腻。它们不仅被当作财产被某一部分人占有，也充当随葬品，或置于墓穴之中，或深埋于地下。在跨越了时光之后，它们仍是权力的象征：6000年后，只有考古学家才胆敢占有它们。

而从第二个角度来看，该体系的网络及其控制力，都使得该时期的社会活动有了另一种地理范畴。在一项持续20多年的研究中，皮埃尔·彼得勒坎（Pierre Pétrequin）和塞尔日·卡桑（Serge Cassen）证实，那些最精美的、象征着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斧子，都产自意大利境内阿尔卑斯山顶开采的翡翠矿，该矿也生产其他产品，这些产品约含几十万种成分。斧子通过中心地向外迁移，这些地点确保斧子得以分配到周边地区。斧子的分配，比起市场贸易，更加依赖于显贵之间的交换。在传递的过程中，斧子也逐渐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最终在到达莫尔比昂之时，斧子已不再具有使用功能。此外，还有一种“卡尔纳克斧”，这种斧子有着宽大的刀刃，它分散到欧洲大陆的北部地区。布列塔尼的北部地区汇集了大量这种样式的斧子。显贵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对斧子的流通进行引导。在公元前5000至公元前4000年间，在西部以卡尔纳克为中心的玉石欧洲，和东部的铜金欧洲之间似乎产生一种对照，而位于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则成为两个欧洲的汇集点。

这种政治-经济体系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根植于当地的族群当中，这使我们不禁想要对该体系的社会动力进行探索。在法国大西洋沿岸最后一批狩猎采集者的墓穴中，一些考古学家在试图分辨出社会分化的印迹。这些印迹可能是明显的财富差距，也可能是继承地位的差距，但墓中几乎没有这样的印迹。墓中同样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在公元前6000至公元前5000年间加大了生产力度。加强生产可能是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剩余管理，也可能导致人口的增长。其实，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截然不同。这种差异表现为在新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那些存在了数千年的技艺、工具在不同地域的样式和经济实践方式都消失了。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当考虑每一种解释的可能，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在公元前约5000年，第一批农耕族群的定居曾伴随着种族的大屠杀。在公元前7000至公元前5000年间，新石器时代从近东开始，通过多种方式传遍整个欧洲。但显然，这一传播过程是依靠着人口的到来才得以进行的。这些人口先是来到法国东部，后又来到巴黎盆地。我们在巴黎盆地和法国的大西洋沿岸发现了所有先进的技术和方法。新石器时代的第一阶段持续三四个世纪，形成许多通常有几座巨大房屋的小村落。这时，在几百公里的范围内，获取页岩手镯和火石刀的网络已经十分牢固。但这些物品在家族中的广泛传播，引发了下一时期的社会现实问题。显然，在巨墓和深埋于地底的平民棺木中，我们都找不到展现社会分化的实质性线索。因此，公元前约4600年是一个新的阶段。有关该时期的一个常见猜想是，新石器时代第一阶段经济体系的建立是以持续的土地扩张为基础的，因为土地的扩张可以缓解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当海洋的屏障使这一调节失效时，社会的不平等就会采用其他方式来控制社会。尽管有了这样的解释，我们依旧不了解这一体系的掌权机制和经济动力。一些人可能将手中多余的粮食折换成对族群的统治权，但是他们又是如何让其他人追随他们的呢？我们也不知晓为何这种不平等就此世世代代地沿续下来？

在距今4600年前，在巨大的墓穴中，在一座座石碑上，在他们对物品的控制上，这些物品因其神秘的起源而愈发具有吸引力了，在操控符号和象征物的过程中，可能也在大场地周围那些具有节日气氛的竞技中，卡尔纳克地区的显贵们都彰显出他们的权力。数量日益增长的巨柱和暗自进行的财富囤积之间有着复杂的竞争关系。显贵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夺取欧洲的网络。巨大的石碑遭到摧毁，随后，人们进行了更加集体式的墓穴修建工作。这些现象表明，矛盾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便产生了，权力的历史即将开启。

格雷戈尔·马尔尚（Grégor Marchand）

附注：5800, 500 av. J.-C., 1682

公元前600年
包含或剔除高卢的希腊

我们并不高兴地认为这是一场希腊殖民的奇遇。相反，公元前600年马赛的建立，需要我们以广阔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即应当认为地中海地区的历史是一部联系与冲突的历史。希腊殖民者绝不是要同化高卢，而是要在业已存在的海洋网络中建立一个中转站。

公元前约600年，一艘来自福西亚的船只停靠在罗讷河口附近。这艘船自驶离爱奥尼亚海岸，即现今的土耳其之后，经过漫长的航行，终于抵达西班牙的地中海沿岸和安达卢西亚。这些希腊海员由西默斯和普罗提斯两位船长指挥。他们要去拜见塞古比斯部落国王纳努斯，因为他们想要在他的这片国土上建造一座城市。据公元2世纪末的古罗马史学家查士丁[1]描述，国王十分热情地接见了他们：“适逢当日，国王正在为他的女儿吉普提斯筹备婚礼。按照该地习俗，国王将把女儿嫁给她在宴席间选中的夫婿。所有求婚者都受邀参加舞会，国王也邀请他的希腊客人一同参加。少女亮相后，她的父亲让她把水送给她心仪的男子。这时，吉普提斯没有理会别人，而是转身走向希腊人，并把水递给普罗提斯。普罗提斯就此由客人变成国王的乘龙快婿，从他的岳父手里接下这个地方，并在此建立城市。”

故事很美好：希腊探险者们平稳地定居下来，并与当地人达成和解。他们所在的这片土地后成为法国的领土。在这个轻快的故事中，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仍然十分野蛮的凯尔特人随即接受了希腊人的领导：“在这些福西亚人的影响下，高卢人的性子变得温和，他们得到教化，学着过上更加平和的生活。他们耕种土地，并用城墙将城市包围起来。他们习惯了在律法而非武力的统治下生活，习惯了修剪葡萄藤，也习惯了种植油橄榄树。人们与事物的进步都十分显著，好似高卢并非被迫接受了希腊，而是主动来到希腊。”〔《腓利庇卡鲁姆简史》（Abrégé des histoires philippiques），第43章，3〕在法国成立之前，高卢因希腊殖民者的统治而得以繁荣昌盛。希腊人给当时仍半开化的人民传授知识，使他们在城市化层面（城墙）和政治层面（律法）都过上了城市生活。同时，希腊人也将地中海盛产的三种作物（谷物、葡萄和油橄榄）引入这片荒地。

在19世纪，吉普提斯和普罗提斯的婚礼有一个重要的寓意，它喻示着希腊文化就此移植到高卢：描绘二人婚礼的画作挂在马赛交易所（约1860年）的显眼处，装点庆祝马赛建城2500周年（约1899年）的海报，甚至还被刻在1943年官方发行的纪念章上。1987年，马瑟-巴纽码头迎来一张桌子，桌上刻有献给这对恋人的题词。制作桌子的大理石直接取自希腊——历史并非如此，但这种说辞却被希腊旅游局利用起来！

的确，这个故事太过欢快了，我们必须要掀起故事的面纱，才能更加清楚地审视这个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查士丁在特洛古斯·庞培（Trogue Pompée）身上汲取了大量的灵感。后者是一名来自韦松拉罗迈讷的凯尔特人，在公元前1世纪末用希腊语创作故事。在这个希腊文明与凯尔特文明的交替时期，故事的情节安排反映出作者在两种文明之间所处的地位。对于这一点，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呢？这个故事的发生时间和地点都与事实不符。故事遵循的是众多希腊建城神话的套路，在这些神话中，好客的当地百姓将土地拱手让给新至之人，就像他们让出利比亚的昔兰尼，以及西西里岛的墨伽拉希布利亚那样。我们又如何能够相信这样的故事呢？

我们并不高兴地认为这是一场希腊殖民的奇遇，相反，公元前600年马赛的建立，需要我们以广阔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即应当认为地中海地区的历史是一部联系与冲突的历史。马赛面向大海建立，而来往这片海域的并非只有福西亚海员：公元前约600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他地区的希腊人也经常来到罗讷河三角洲，可能有塞浦路斯人和罗德人，而伊特拉斯坎人和腓尼基人来往得尤其频繁。后来甚至有了将马赛的建立归功于推罗居民的传统！马赛的建立丝毫没有动摇此地的竞争性商贸网络：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该区域仍是一个多样混杂的贸易场所。不论是否是希腊人，人们都可以来此兜售商品，没有人会被驱逐。在附近海域，尤其是在波克罗勒岛附近，我们发现一些沉船。船中载有同等数量的希腊陶瓷（分别来自科林斯、拉科尼亚和爱奥尼亚）、伊特拉斯坎陶瓷和福西亚陶瓷。在数十年间，马赛可能进一步成为一个广阔的“恩波里翁”（希腊语emporion，意思是“市场”），一个面向所有人开放的贸易场所，一座合乎传统标准的希腊之城。

然而，这种共存状态也存在着冲突。在出海时，福西亚人往往乘坐的是由50多名桨手划动的战舰，而不是商人用以运输的大肚子船。实际上，他们已倾向于将海上劫掠视为延续贸易的另一种方式！在公元6世纪中叶，福西亚人为躲避小亚细亚的波斯人，在科西嘉岛建立阿拉利亚镇之后，这种冲突演变为海上战争。尽管希腊人最终战胜伊特拉斯坎人和迦太基人的盟军，但战争双方都损失惨重。而在陆地上，马赛人与原本居住在那里的百姓之间也并非风平浪静：自公元前6世纪起，为了让马赛人免受外敌的攻击，马赛四周都建起高高的城墙。在公元前1世纪，斯特拉波描绘了马赛人与伊比利亚人、塞利内斯人和吕底亚人之间无休止的冲突〔斯特拉波《地理学》（Géographie），第4章，1.6〕。在殖民地形成的初期，这些冲突成为研究殖民地生活的关键资料。

尽管查士丁不愿承认，但这一嫁接的过程其实十分漫长，并且起初，希腊人的影响在城墙之外十分有限。因受到来自各方的威胁，加之那片布满石子的土地毫无吸引力，马赛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斩断了与故土的联系，“比起陆地，马萨里亚人更加依赖大海。他们利用了航海的自然势加”（《地理学》，第4章，1.6）。这种城市与内陆的分离状态一直持续到希腊化时代的中期：坐落于马赛北部的埃斯塔克山脉（l'Estaque），在公元前150年之后才真正融入城市之中。与此同时，那座距市中心仅数公里的克洛什堡（l'oppidum de la Cloche），直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仍保留着当地的特色。同样，在约一个世纪之后，马赛与内陆之间的贸易才有所发展，两地间才形成大量的贸易往来。直到公元6世纪末，罗讷河才成为一条重要的商贸干线，将希腊人和凯尔特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福西亚人建立马赛，并不是为了要与当地人进行贸易——更不是为了要教化他们，而是为了在已有的跨地中海海航线上建立一个据点。根据种种推测，在马赛建立时，福西亚人实际上已经在西班牙设立了多个贸易点。马萨里亚（即如今的马赛）远非希腊人在远东的前方阵地，而只是这张已有商贸网络中的一环。希腊人建立马赛，是为了确保来自科尔努阿伊的锡器和炼自内华达山脉的白银能够顺利运往小亚细亚。

在繁忙的商业贸易中，也发生了制度与宗教的重要迁移。据斯特拉波描述（《地理学》，第4章，1.4），移居到马赛的福西亚人在卫城上修建了一座神庙，神庙以位于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大神庙作为参照。他们在向西起航之前曾在该神庙做过停留。在这座神庙的不远处，他们仿照一个源自米利都，并为所有爱奥尼亚人所熟知的崇拜对象，修建了一座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此外，这座新城遵行的是“爱奥尼亚法律”，该法律在城里以布告的形式公布，传播了地中海两岸共有的政治文化。通过马赛，我们勾勒出一张强大的爱奥尼亚网络，该网络与在此地存在已久的伊特拉斯坎人和福西亚-迦太基人的商贸圈形成竞争关系。马赛的建立还远不是高卢希腊化的第一阶段，但它却标志着地中海内部网状联系的加强，而这种联系是强烈且不平等的。

樊尚·阿祖莱（Vincent Azoulay）

附注：52 av. J.-C., 719, 1347, 1446, 1923

[1] 查士丁（Justin），全名马库斯·优尼亚努斯·尤斯蒂努斯（意大利语：Marcus Junianus Justinus），是公元3世纪时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译者注

公元前500年
最后一批凯尔特人

半个多世纪前，人们在维镇发现一座坟墓。该墓证实，在公元前6世纪，地中海内陆地区的政治-经济结构十分复杂。墓中有一座巨大的双耳酒器和一具疑似为“女王”的尸体。两者表明在这一时期，原产自希腊-伊特拉斯坎地区的奢侈品货物得到广泛流通。

1953年1月，人们在拉索瓦山的山脚下发现维镇之墓，山上筑有铁器时代初期建造的防御工事。该墓位于塞纳河右岸的一片市郊墓区内。第一批墓穴是一些以泥块堆砌而成的坟冢，修建于公元前9世纪下半叶，是当时人们优越地位的象征。维镇之墓修建于公元前5世纪初，直径达40余米，墓中有一个宽约3米的地下中央墓室，墓室的内壁覆满木材。

在墓室的中央，放置着一个四轮车的车厢，车厢内葬着的是一位年龄在30岁至35岁之间的女性。该车以轻便的木材制成，车厢上精心点缀着青铜镶饰。马车的四个轮子都被拆了下来，裹上了布料，在墓室的一个墙角下一字排开。在维镇之墓地上的部分，考古发掘人员发现了“一个湛蓝色薄涂层，上面点缀着鲜红的小圆点”。这种红色的颜料是辰砂，它原本可能是某种类似“防雨布”上的装饰，这种“防雨布”是以有机材料制成的，原本覆盖在墓穴之上，但现在已经消失。

这名女性朝着马车行进的方向平躺在车厢内。在她的颅骨附近有一个特别的金项圈，项圈两端的狮爪共同握着一个画有小飞马的球形装饰。考古发掘人员也收集到项圈的其他部分，包括三个硕大的琥珀珠子、四个坚硬光滑的石环，还有七个衿针——其中有一个是双定音鼓形状的铁衿针，上面带有两个圆头金饰钉——这些衿针都别在胸口的高度上，应该是为了要把衣服扣起来。这名女性的前臂上带着一对页岩石环和一个以青铜丝线串成的琥珀手镯。一对原本戴在小腿上的青铜圆环已经褪到她的胫骨上。这名女性的腹部带有一个青铜饰圈，使她的腹部留下被皮带缠绕过的痕迹。

随葬品中含有大量金属和瓷质杯器。在尸身旁边就放有一个巨大的青铜双耳酒器，酒器的容积高达1100升。酒器的盖子是以金子制成的，盖子的中央立着一个银质小瓶子和两只雅典浅口杯，其中一只是纯黑的，另一只的杯身上则带有黑色图案。在双耳酒器旁边，有三个青铜质地的盆子交叠着摆放在墙边。在双耳酒器脚边，考古发掘人员发现了一个青铜酒坛（即酒罐），它原本也应该在双耳酒器的盖子上：这个酒坛似在墓室的天花板坍塌之时掉到了地上。这些厚木板一点点腐烂，最终因承受不住坟冢的重量而断裂。

自19世纪末起，人们开始知道这些葬有马车和大量金饰的巨型墓地的存在。这种墓地修建于铁器时代第一阶段末期，主要分布在法国东部和德国西南部。维镇之墓的大量迹象表明，这些特权阶级的坟墓，与奢侈品货物的进口流通有关，而这些货物原产自希腊-伊特拉斯坎地区。此外，维镇之墓的发现也带来许多新的因素，使我们能够在古凯尔特人与传统地中海文明的关系史中，更加精准地定位这一现象的发生时间。

近期研究表明，维镇之墓中的随葬品实际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年代，两个年代间有约30年的时间间隔。其中，年代最久远的随葬品，主要是一些供人们在宴饮中使用的特殊器具，如那樽巨大的双耳酒器。该酒器是在公元前540至公元前520年间，在大希腊[1]的一个特殊工坊内打造的。那只杯身带有黑色图案的雅典瓷杯，则是在公元前530年至公元前520年间，制于一个雅典工坊。而其中一个置于双耳酒器脚边的青铜大盆，则是在公元前575年左右制于伊特拉斯坎。

在随葬品中，生产年代最靠后的是墓主身上的服饰。而墓主身上戴着的青铜腿环、青铜手镯、页岩石环、七个衿针和腰上的青铜饰圈，全部都是区域性产品，生产年代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450年之间。而四轮车、青铜酒罐和另两个青铜盆，则属于第二类随葬品。它们都是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450年间，生产于伊特拉斯坎的武尔齐地区（Vulci）的产品。那个纯黑的雅典酒杯，则是于公元前约500年生产的。该酒杯是随葬品中生产年份最晚的，因此维镇之墓应该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头几十年间建造的。

同样，“维镇夫人”入土时的服饰表明，她在逝世时已经成年。墓中那些异域的奢侈品，多半在她父母那一辈，最迟在她的孩提时代就已经来到维镇。显然，这两类物品的功用不同：生产时间较为靠后的随葬品，主要是一些私人物品，这些物品在当时上层社会的女性中十分常见。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初，这一阶层的女性会与四轮车一同下葬。而那些生产年代较为久远的物件——主要都是一些墓主的“丧葬行李”，则是异域的奢侈品。这些奢侈品被用于宴会和畅饮，而二者恰是地中海都市文化中的一部分。

显然，“维镇夫人”继承了她父辈的地位。她墓中的随葬品，便象征她所属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威望。墓中的随葬品表明，维镇人与地中海人进行贸易，但这样特殊的财富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墓地的发现者勒内·若弗鲁瓦（René Joffroy）认为，维镇位于今勃艮第的西北部，可能曾是一条“航线”的“停靠点”。通过这些“航线”，大西洋沿岸的锡器被运上了欧洲大陆。地中海地区的商业经由罗讷河谷向内陆渗透，而维镇正是这条重要线路途经的地区之一。维镇的凯尔特统治者可能向希腊-伊特拉斯坎商人索取了“过路费”，而这些商人则将锡器引入被罗马人征服前的整个高卢大地。

这一猜想的范围太广，难以被证实。但借由这一猜想，我们可以运用人类学重构史前凯尔特部族的结构。这些维镇之墓中的地中海奢侈品，比起单纯的商品，更像是诱人的“礼物”，这份“礼物”迎合了野蛮的凯尔特主顾的口味。维镇那个巨大的双耳酒器，明显就是一个典型的希腊式酒器——一个混合酒水的容器，这种酒器是为了迎合维镇的凯尔特统治阶级。凯尔特统治阶级将大量酒水收集起来，以此掌握酒水的分配权，并将其视为社会威望和政治权利的象征。酒器的价值发生了不可动摇的改变，酒器成为社会身份的象征。这一现象说明，地中海地区的权贵和凯尔特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贸易关系。

继伊特拉斯坎人之后，希腊人在这个基于馈赠和债务之上的蛮荒经济中攫取了高额利润。在这一经济活动中，统治者们将财富聚集起来，重新分配给他们的盟友和下属部族。这些凯尔特“富人”为了自身利益，对当地资源进行吸收，而这些资源正是地中海人在这些蛮荒地区的边界上所要寻找的——这其中肯定有金属资源，也许还有奴隶资源。这些“富人”又是以什么换回了这些他们大多数族人不可企及的货物呢？这些货物，尤其是他们餐桌上的那些希腊酒和华美的餐具，壮大了他们的声望和权力。凯尔特权贵们就此被囊括进这种依附关系的体系之中。财富水平的不平等在这种短暂的权力中长期累积，而该体系正因体现了这种权力，才令社会秩序发生动摇。奢华的维镇之墓是能够彰显凯尔特权贵财富最后的迹象之一，而在不久之后，墓室的坍塌则标志着铁器时代初期文明的终结。

洛朗·奥利维耶（Laurent Olivier）

附注：23000, 600 av. J.-C., 52 av. J.-C., 719, 1825, 1949

[1] 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建立的一系列城邦的总称。——译者注

公元前52年
阿莱西亚或战败的意义

据恺撒描述，维钦托利于公元前52年在阿莱西亚投降。这一事件将高卢就此分为两个部分，即逐渐消亡且未必存在过的“高卢”高卢，以及有着悠久的经济和文化的“罗马”高卢。那么，这场注定的失败就因此具有难以抗拒的神话意义了吗？

“世界的命运，在奥索瓦山的这个旱坡附近尘埃落定。曾有近40万人在如今这片静谧的沃土和山岗上会战……。都是因为古罗马想要开化高卢才引发了这场战争。”身为皇帝和研究尤利乌斯·恺撒的历史学家，拿破仑三世用了一个经过斟酌的夸张手法，大加颂扬高卢人在阿莱西亚的光辉战败所具有的全局意义。但考虑到当时参战的军队数量，这场光辉战败未必真的存在：6万名古罗马士兵在阿莱西亚城脚下的洛梅平原（la plaine des Laumes）中了埋伏，他们如何能够击溃维钦托利麾下的8万名士兵，以及在侧翼增援的近20万名其他部族的高卢士兵呢？令人感到惊讶和讽刺的是，拿破仑一世是少数几位强调这场战役的不真实性和误导性的战略家之一，他认为这甚至可能只是一个恺撒或他的高卢盟友所虚构出来的故事。但拿破仑一世侄子的命运却将这场战争神话化了。

拿破仑三世渴望成为法国人的“神圣尤利乌斯”，但在他的著作《恺撒的生平》（Histoire de Jules César）出版仅5年后，他就于1870年9月被围困在色当，被迫扮演维钦托利的角色。命运卓绝的讽刺和欧洲历史的悲剧性手段将征服者的角色颠倒过来，并使这一角色开始有了一个假想的轮回。这种轮回直至1940年的“覆灭”[1]之前，都可以在法德之间的抗争中得到印证。

在描绘法国高卢起源的浪漫主义题材中，往往会将时间与场景相结合。迄今150年来，这种写作方式营造了一场具有神话价值的幻景。阿利斯圣兰的居民区地处莫尔旺高原阴坡、中央高原的最高处，而中央高原已成为法国盛产建设者的地理重心。阿利斯圣兰的居民区成了法兰西历史的发祥地。这个地方是真实存在的，因此自1861年起，人们在阿利斯进行了大量对恺撒遗体的发掘工作，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个由法德两国学者共同组成的发掘团队承担起这项发掘工作。

但是，围绕具体位置的争论却从未停歇，由此引发了另一场无休止的阿莱西亚“战争”：在弗兰克·费朗（Franck Ferrand）的支持下，学者们于2014年挑起了一场论战。阴谋论认为，这场战争就是一场“昭然若揭的骗局”。在阴谋论的描绘中，这场战争本就不可能存在，而阿莱西亚更是一个不宜作为战场的山岗。那么，人们为何会庆祝这样一个奠基性的权力战败呢？在19世纪的法国，人们为何要通过探寻法国融入古罗马版图的意图，来设想民族的起源呢？如果我们相信考古学知识，也同样相信恺撒在他那本著名的《高卢战记》（Commentaires sur la guerre des Gaules）中，固封在“战胜者视角”下所说的那些酸话，那我们还能躲得开这场阿莱西亚战役中的想象和叙事陷阱吗？

首先，我们要探讨这个神话的核心及功能的组成部分：神话由一个不符合逻辑的场景和一些著名人物组成。这样的神话流传了很长时间。阿梅代·蒂埃里（Amédée Thierry）在他于1828年出版的书中，提到了那个被遗忘的维钦托利。在1899年出版的书中，卡米耶·朱利昂（Camille Jullian）将维钦托利描绘成一个历史人物。但在此之前，高卢英雄们都只以他们在军中的头衔和绰号为名，即称他们为“最高元帅”（米什莱也是如此做的）。让-保罗·德穆勒戏称，全副武装的维钦托利向恺撒投降，这和在军用卡车里的萨达姆·侯赛因向乔治·布什投降一样不现实。如果阿莱西亚之战失利6年后，即公元前46年，维钦托利果真在罗马沦为恺撒的战俘，那他可能死得和那位伊拉克独裁者一样凄惨。雕塑家的作品——包括埃梅·米莱（Aimé Millet）的作品和拿破仑三世于1865年向阿利斯提供的一尊雕像，和历史画画家的作品——利昂内尔·鲁瓦耶（Lionel Royer）作于1899年，都十分具有感染力，有效地确立了一种固有的记忆。在这种记忆中，维钦托利自愿将武器放在恺撒脚边，象征着他牺牲自己“天降伟人”的命运，并为确保族人灵魂的得救而献上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神话的效用。继克里斯蒂安·古迪诺（Christian Goudineau）之后，让-路易·布吕诺（Jean-Louis Brunaux）也同样认为，这次投降事件不过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罢了。所有后来研究恺撒的《高卢战记》的学者们——普鲁塔克（Plutarque）、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Diodore de Sicile）和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n）也都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恺撒希望将维钦托利描绘成一个气势汹汹、举世无双的战术家，那么以他那简明的行文风格，是不可能对这次投降事件进行描绘的。文章标题采用无人称被动态：Vercingetorix deditur——维钦托利被投降，或者说“有人将维钦托利交了出去”——这种表达方模糊了维钦托利战败时的具体情况。维钦托利是被谁交出去的呢？历史上并无记载。

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我们只能依靠《高卢战记》对整个事件进行构想，其中包括作为恺撒曾经的人质和拥戴者，维钦托利可能是恺撒罗马反对者的同盟，甚至是其间接参与者。在《高卢战记》的第七卷中，维钦托利于公元前53年年末突然叛变。这一事件实际上跟古罗马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危机不无关系。借由克拉苏在叙利亚的逝世，元老院将庞培任命为独裁官，而这一任命直接威胁到恺撒扩张的野心。烧向阿莱西亚的战火同时也是共和制度危机向外扩大的过程，这回应了正在形成的罗马地中海的地缘政治理论。公元前59年，前三巨头[2]结成“永久同盟”，但恺撒和庞培后来却为了征服一个尚未得名的帝国而斗得你死我活。

传统并非是研究事件的发展，而是对其加以粉饰。《高卢战记》的前七卷就是在精心地粉饰事实。书中提到：恺撒每年都会干涉高卢事务，公元前58年亦是如此，因为埃杜依人在比布拉克特召开“议会”，他们希望能够得到罗马的保护，以抵御周边部族的侵袭，而这些周边部族有时也会自称是“罗马的朋友”：公元前59年，阿里奥维斯都斯与他手下的“日耳曼人”就如此自居。这些部族与罗马的结盟，实际上是为了增强自己征战的实力。通过建立制度和进行贸易，罗马平定并控制了这片大部分都已归降的土地。而在某一时期，该“议会”将部分权力交托给维钦托利，因此，这个“议会”不就是一个罗马间接行使权力的工具吗？

“高卢”大地上遍布着60多个城邦。与其说是“这个”高卢，倒不如说是“这些”高卢，在被罗马征服之前，都为了捍卫自由而进行了殊死抵抗。这些城邦在向罗马投降时是完全自由的。

维钦托利在阿莱西亚战役后缴械投降的画面，使得这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对于过去和未来都有了一个刻板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这场光荣而注定的战败证明了历史和历史的“意义”。人们对于阿莱西亚的狂热崇拜成了对这场荣耀之败的昭示。这次败北因此成为一连串败仗的开端——民族历史以一种奇异的魅力将它们记录下来——从普瓦捷到阿金库尔，从帕维亚到滑铁卢，从色当到巴黎，从特拉法尔加到奠边府。维钦托利成了一个光荣的败将：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共和主义者（在俗教徒）。他为法国的墨洛温王朝填上“受洗”日期。在必要之时，他也能预示维希政府的附敌行为。人们不再会想起，维钦托利（有时）也是一个胜利者。

1942年8月30日是法国老兵协会（La Légion française des combattants et des volontaires de la Révolution nationale）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一天，人们在哲哥维（Gergovie）建起一个大理石衣冠冢，所用大理石来自法国的各乡镇和法兰西“帝国”。一位参议员再次提起维钦托利的这场注定的牺牲。作为将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叔叔，这位参议员使用的字眼与6年前戴高乐将军在《法国和它的军队》（La France et son armée）中所使用的字眼相同。在法国史中，这次战争的失败比胜利更重要：它奠定了民族的联合。

在使用上，在道德与年代学的“意义”上，阿莱西亚和这个流传的历史传说是可以通用的。比起古代语境，在19世纪下半叶的语境中，把握阿莱西亚的“历史”时刻变得更加困难。在某种意义上，阿莱西亚的故事说明，打从国际力量的特征开始与“日渐式微”的高卢特征竞争之时，法国与外界就存在着某种联系。需要再次注意的是，拿破仑三世通过一条奇特的、违背史实的弯路，从这篇尚未完稿的神话和这场败仗的意义中汲取教训：“恺撒的战败使得罗马的统治长期停滞不前……。高卢人沉醉在胜利之中，而他们本应依靠他们所有追寻太阳的族人建立起一个国家；他们本应涌向意大利；这片照耀着百姓的阳光之地，本来会被高卢人给毁了……。我们尊重维钦托利的声名，但我们不能为他的失败感到惋惜……。别忘了，因为罗马军的胜利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文明：我们的制度、习俗、语言，这一切都是因为罗马军征服了高卢。”但一切都是无法确知的。如果维钦托利赢得战争，他会不会希望被罗马接纳，同他当时实际上那样成为一个部分“罗马化”，甚至全盘“罗马化”的将军呢？

崇尚这场败仗的深层含义是：将这段无从下笔的高卢史前史（因为没有史料）用于描绘一位天命所归的野蛮人，一个“高卢-罗马”的结合体。故事对高卢人的人种进行捏造，从而抹煞这些“法兰克人”的日耳曼血统和高贵的出身。

这场合乎道德准则的“罗马化”，不就是政论家口中彼时“全球化”的同义词吗？因为在这个阿莱西亚的故事中，唯一没有被粉饰的，便是高卢人对于罗马化的自愿性。这一过程历经了好几个世纪，在突尼斯到西班牙的这片地中海地区缓慢地进行着。阿莱西亚提供了一幅被罗马“殖民”的高卢图景，与19世纪帝国的海外殖民地遥相呼应，从而更好地隐瞒高卢的过程“罗马化”其实十分漫长：在公元前4世纪末，布伦努斯的“散兵游勇”们传奇般地攻占罗马，而高卢也开始罗马化的进程。

在300年间的联系与互动下，从波河到莱茵河，从内高卢（公元前222年）到外高卢（公元前121年），都发生了罗马化。罗马化首先体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后反映在文化和宗教层面。阿莱西亚，这座数十年前为赫拉克勒斯所建造的神庙，不正是对两位统帅进行神判的理想场所吗？在这里，考古学家惊人地发现了6枚希腊-罗马钱币。钱币上轧有下巴光洁的阿波罗神像，下面还有维钦托利的头像。钱币仿照马其顿腓力二世时期的钱币样式。用过神奇药水的奥勃利，惟妙惟肖地表现了蓄发的高卢人形象。

扬·波坦（Yann Potin）

附注：48, 212, 1357, 1420, 1763, 1815, 1871, 1882, 1940, 1965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从1940年5月10日开始进攻法国、比利时、荷兰等低地国家。——译者注

[2] “三巨头”是罗马三位历史人物的统称，分为罗马前三头同盟（恺撒、庞培、克拉苏）和罗马后三头同盟（马克·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译者注

第二篇
帝国的更迭

DE L'EMPIRE À L'EMPIRE

查理曼大帝于公元800年的圣诞节在罗马加冕称帝。他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将其称作查尔斯大帝（拉丁语Carolus Magnus），德语中将其称为卡尔大帝（德语Karl der Grosse），而法语中则将其称之为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查理曼大帝将皇宫建在十分靠北的亚琛。皇宫位于查理曼家族地产的中央，地处如今跨越四个国家的阿登山区内部，与温泉相邻。虽然查理曼是一名法兰克战士，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喜爱古罗马浴场的皇帝。皇宫附近的公园中有一头白象，白象是由巴格达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进献的。在查理曼大帝用于处理政务的小教堂内，从教堂的中心到在教堂圣墓像，都装点着由拉文纳运来的斑岩石柱。帝国的权力中心位于靠近欧洲北部的地中海沿岸，远离边邻强大的拜占庭帝国的控制，但查理曼帝国仍需模仿和采用拜占庭帝国的治国模式。

从克劳狄一世统治时期到伟大的查理曼加冕，这种称帝的愿景成为8个世纪间的重要特征。高卢人在恺撒的统治之下才完成统一，并完全融入罗马帝国之中。这一融入过程在有些地方开始得很早（例如那旁高卢行省），但主要是集中在从克劳狄一世统治时期（48年）到颁布卡拉卡拉赦令（212年）的这段时间内：同其他部族一样，高卢人的数量并不比罗马人更多。并且，自公元3世纪开始，高卢人还吸纳了许多新兴的日耳曼人，这些日耳曼人以多种方式逐渐融入罗马帝国之中。公元6世纪，随着南向及东向的持续扩张，再加上当地平民领袖的襄助，克洛维一世与其子共建的王国勾勒出一个新式政治实体的轮廓，后形成一个真正的、不受墨洛温王朝命运更迭影响的统一体。这个“法兰克王国”与如今的法国并无相同之处，更遑论那个于公元843年在凡尔登成立的“西法兰克王国”了。法兰克王国中流通着许多种语言，居民人种混杂，文化更是十分多元。种种要素构成了法兰克王国的核心，而这一核心则在查理曼大帝重建的帝国中消失瓦解。查理曼帝国将新兴民族和各王国整合到一起，令他们顺承了法兰克之名和基督教的信仰。

在征服阿拉伯的过程中，时光从“日耳曼人的迁徙”流转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侵袭，留下的，有按季节变换草场的牧人，有政治上的调整适应，也有文化上的相互磨合。这个多部族的真正统一体扩张到一个东方宗教，即基督教的西方边界。基督教是由商人、传教士以及地中海彼岸的修道士暗中传播过来的。所有的皇帝也好，古罗马、拜占庭和加洛林王朝的掌权者也好，都宣称信仰基督教。

48年
罗马元老院里的高卢人

公元48年秋，出身“长发高卢”行省的显贵们，在克劳狄一世的支持下，提出进入罗马元老院的要求。虽然最终只有埃杜依人获得这项权利，但此次谈判体现了高卢显贵与罗马帝国和其地中海文化的早期一体化过程。

一些特殊的证据对少数历史事件进行了阐释，使它们犹如黑暗中的光束，让我们得以透过一些人、一些事的特殊际遇，看到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现象。公元48年秋，罗马元老院的这一事件正在酝酿之时，正值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日耳曼尼库斯（Tiberius Claudius Germanicus），即克劳狄一世在位（41-54）。该事件标志着一个交织着众多关键因素且又意味深长的历史时刻。

史实的确立离不开两篇产生了极大反响的文章。其中一篇的作者为拉丁历史学家塔西佗（58-120）。在《编年史》（Annales）第十一卷中，塔西佗详细地描绘了一个在公元48年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故事。这一年，里昂高卢行省的显贵提出进入元老院，并在元老院中占有席位的请求。在拉丁语，此项权利被称为：ius adipiscendorum in Vrbe honorum。虽享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但他们的这项请求仍遭到罗马元老院的拒绝。此后，阿基坦高卢行省、里昂高卢行省、比利时高卢行省的显贵代表团来到罗马。塔西佗对他们的到来进行了描述。克劳狄一世召见代表团，并发表深受代表团认可的演讲。在克劳狄一世演讲前，议会折衷地决定，将这份光荣的权利独许给埃杜依人。后者是里昂高卢行省的一个大部族，因长期与罗马人交好，可称得上是罗马人的兄弟。

第二篇文章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标题不止一个。1528年，人们偶然在里昂的红十字山（la Croix-Rousse）的山岗上发现了这篇文章。古时，为表对罗马及其统治者的崇拜之情，三大高卢部族在此地共同修建了一座神庙。在一块重约220千克的烫金青铜板上，有一句精心刻制的拉丁语铭文。这段残缺的铭文誊写了近一半克劳狄一世那段深受高卢人喜爱的讲话。塔西佗也找到这段讲话，并将其誊写于书中。这段著名的铭文被称为“克劳狄青铜板”（table claudienne），竖立在神庙附近。在这片地区，曾经的大祭司及其家眷习惯根据他们的光辉事迹，修建雕像和纪念碑。尽管在铭刻之前经过修改，但这段在元老院的讲话仍旧再现了这位皇帝富有活力的口才，而只有这种口才流传到了今天。作为世代相传的文献和当地人民自豪感的来源，近代以来，这些青铜板一直悬挂在市政厅，后于里昂的博物馆展出。

让我们再回到这个发生于公元48年的事件。该事件是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一环，后者始于一个世纪之前，始于公元前52年，恺撒在维钦托利于阿莱西亚投降后，吞并高卢之时。要想理清这两个时间节点间发生的历史事件，代的概念是个不错的分析手段。

去元老院请愿的高卢人皆为成年男性。在他们的城市里，这些高卢人都是得到官方认可、生于公元元年前后的显贵。高卢成为一片在法律和文化层面罗马化了的土地，而这些高卢人作为阿莱西亚参战士兵的孙子和曾孙，成了这一进程的主要参与者。在高卢罗马化的进程中，最能体现罗马特色的，是按照地中海和罗马地区标准修建的城市和建筑物——神庙、广场和观看演出的场地。高卢的罗马化体现在这些由罗马人领导修建的建筑上，但也同样能体现在其他方面。这些新城，或刚刚建立，或经过翻新，都常以君主的名字命名，例如利勒博讷是以朱利亚博纳（Juliobona）命名的，图尔是以恺撒丘（Caesarodunum），而欧坦则是以奥古斯都丘（Augustodunum）命名的，等等。那些最为忠诚的显贵，他们名字的顺序与君主相同，例如盖乌斯·尤利乌斯就是取了恺撒和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7年的名字，并在后面加上一个个人的别名。这种著名的三名法（拉丁语tria nomina），表现出当时的君主会赐予个人以罗马公民的身份，作为其杰出贡献的奖赏。在众多例子中，我们就以一位埃杜依祭司的名字为例。这位祭司为三大高卢部族的神庙举行落成仪式，他名叫：盖乌斯·尤利乌斯·维尔孔达利都努斯（Caius Julius Vercondaridubnus）。在克劳狄一世开始授予个人与集体以公民身份之时，罗马帝国的行省中遍地都是名叫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Tiberius Claudius）的公民。我们一直在强调，这种忠诚的力量就此将新晋公民和他们的恩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些新晋公民面对的是朱利亚-克劳狄王朝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克劳狄一世。此时克劳狄一世已经掌权7年，他是由禁卫军拥戴上台的，他原本并没有资格穿上皇袍。克劳狄一世之所以能够继承王位，是因为在公元37年，他的侄子卡利古拉选择置提比略于死地。公元47年，克劳狄一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普查。他隆重地重新启用监察官这一共和时期的官职，该官职自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就被废止。克劳狄一世之所以实行这一举措，是因为他想要进行一次居民人口普查，而适逢这一时期，帝国刚刚于公元43年扩大了西边的疆土，并征服了布列塔尼。最后，如果说塞涅卡讥讽地将克劳狄一世称为“高卢人”，不仅是因为后者与高卢有着一些个人的联系，也是因为克劳狄一世是于公元前10年在里昂出生的，而当时，他父亲德鲁苏斯（Drusus），即奥古斯都的女婿、未来皇帝提比略的兄弟，曾在那座三大高卢部族共同建造的神庙中祝圣。我们不应误解这位常被古代作家们嘲弄的君主：克劳狄一世其实是一位审慎的、德位相配的君主。他创立了一个高效、有条理的中央政府，将行政机构分门别类。此外，他终其一生都怀揣着丰富的学识和广博的开放精神：他在元老院所作的讲话就体现了这一点。在演讲中，他列举了大量事例，证明罗马一直是一座开放的城市，因为一开始，罗马就是由萨宾人和伊特拉斯坎人这些异族国王统治的。罗慕路斯不也曾展露过这种无尽的智慧吗？在一天之内，他先是将对手视为敌人，尔后又视其为公民。因维护请愿者的利益，克劳狄一世不再只是皇帝和“第一公民”（princeps），而是在所有人的面前，也成为高卢人的守护神。

接着，我们需要对当时元老院议员的身份进行确认。这一时期，600名“元老”（patres）大多都是来自在150年前就定居于意大利的家族，但内战的纷扰已经令最古老的平民和贵族家族都销声匿迹了。也有许多父老来自行省中的名门望族，这些行省的罗马化程度都是最高的，例如倍提卡西班牙行省（西班牙南部）和那旁高卢行省（法国南部）。在治理帝国的过程中，君主的主要政府班子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们形成了保守派。公元48年，为了阻止可能威胁他们利益的高卢人进入元老院，他们试图唤起一种扎根于罗马人脑海中的恐惧感，即著名的“对高卢的恐惧”（metus Gallicus）。这种恐惧感始于公元前390年，布伦努斯手下的凯尔特人洗劫罗马之时。

这个历史事件充分说明，今天的法国人，与近2000年前曾在此生活的高卢人并无相似之处。这个历史事件也反映出如今的法国，与2000年前的法国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变化的，而这一事件又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对其加以理解。首先，在公元48年的这一事件发生之后，高卢人进入罗马元老院，随后，他们又提出进入议会的请求。这次请愿引发来自行省的高卢人与元老院议员之间的冲突，而在这场冲突的背后，也展现出人口与土地向罗马帝国融合的部分复杂机制，同时隐约透露出这一特殊的政治结构所具有的功能。

通过这个具体事例，我们得以在帝国的融合机制中，衡量出权利和个人关系的力量。在罗马征服高卢一个世纪之后，罗马皇帝倚靠的是一张坚实的同盟网络，皇帝奖励给他们罗马公民的身份，这一身份使他们获得多项政治权和公民权，确立了他们在故乡的霸权地位。而在上层阶级，帝国的统一依靠的则是百姓在三大高卢部族建于里昂的神庙中，对罗马以其君主献上的崇敬之情。每年的8月1日，高卢人民的代表就会选出一名大祭司，由他负责主持宗教庆典和竞技比赛。同时，大祭司也负责将已通过表决的法令传达给君主，包括请愿、荣誉，以及对帝国行政官员在管理上的控诉。议会有权与元老院和君主进行对话，其角色完全是政治性的。如果在公元48年，罗马元老院没有听取高卢代表的请求，这一缺口存在的时间也并不长，并最终使得几位高卢显贵进入元老院，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阿基坦的尤利乌斯·文德克斯（Julius Vindex），他是公元68年抗击尼禄起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安东尼·奥斯坦（Antony Hostein）

附注：52 av. J.-C., 212, 882, 1960

177年
东方基督教的长女？

在罗马城外，第一批西方基督教的殉教士是里昂人。这些里昂人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鱼龙混杂。他们大多都出生于小亚细亚，是东方基督教的信徒。公元177年，在这座正在进行罗马帝国一体化的城市，他们因拒绝接受帝国的信仰而惨遭迫害。

“我们的东方弟兄那永恒的信仰唤起了西方基督徒的虔诚之心，正如他们对高卢的第一批基督教徒所作的那样。”红衣主教、里昂大主教菲利普·巴尔巴兰在他近期出版的作品前言中如此写道。这部作品描绘了公元177年殉教士的故事，暗讽了伊斯兰圣战的残暴行径。第一批基督教徒在高卢，乃至除罗马之外的整个西方都十分著名。这批人实际上就是公元177年的里昂殉道士，其中一部分人来自小亚细亚。红衣主教巴尔巴兰同样也提到了一个最初由欧内斯特·勒南提出的理论。欧内斯特·勒南认为，基督教团体有着众多信徒和蓬勃的生命力，并被圣保罗在亚细亚发扬光大。而第一个里昂教会就是基督教团体的传教女。这些发生于公元177年的事件之所以能够被广为人知，就是因为一封里昂和维埃纳教会致亚细亚和弗里吉亚教会的信。公元4世纪初，作为东方基督教的神父之一，该撒利亚（位于巴勒斯坦）的尤西比乌在他所著的《教会史》（Histoire ecclésiastique）中，引用这封以希腊语写成的信件，并或对其进行改写。《教会史》首次描绘了人类的救赎史。这份仅存的资料表明，首批里昂基督徒可以娴熟地使用希腊语。同时，里昂的大主教始终都是高卢的首席主教。作为研究古代教会的伟大史学家，杜谢恩主教（Mgr Duchesne）则坚信里昂自公元2世纪起便拥有某种霸权地位。

但是，何以解释公元177年里昂这批基督教殉教士的出现呢？里昂当时是高卢河流与道路的重要枢纽，吸引了大量商人，尤其是东方商人。东方商人也同样聚集在位于那旁高卢行省内的马赛、纳博讷和阿尔勒等地。那旁高卢行省位于地中海沿岸，自公元1世纪起，因其高度的罗马化，老普林尼[1]就将此地与意大利相提并论。里昂不属于这片早已归顺罗马的土地，但却是一座汇集多种族群的先锋城市。在富维耶山西面的山岗上，坐落着公元前43年，为安置罗马士兵而建立的卢格杜努姆殖民地中心：在那旁高卢行省境外，这里是唯一一处生活着罗马公民的地方，后成为里昂高卢行省的首府。富维耶山南部，在罗讷河与索恩河交汇处的附近，有一片面积广大的商业和手工业区，它被人们称为“货物集散地”（canabae）。富维耶山东部，在红十字山的山坡上有一处聚居点，那座由三大高卢部族共同建造的神庙就坐落在此：这是一座供奉罗马和奥古斯都的祭坛，表达了对罗马帝国的崇敬之情。来自里昂、阿基坦和比利时行省中60座城市的代表每年都会在此地相聚。里昂基督教团体形成一个新的群体，这一群体向外传播，甚至有可能扩散到整个高卢地区。这个早期教派已经进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但也因此蒙受了一些损失。并且，该教派尚未形成如公元4世纪、公元5世纪的基督教帝国那般严密的管理组织。

人们因为这些殉教士，特别是那些最顽强勇敢的殉教士，才知晓了公元177年的里昂基督教派。在文章的大部分篇幅中，该撒利亚的尤西比乌列出这48名殉教士的名单，这些人的姓名都在后世的拉丁语文章中得到考证，并于19世纪被刻在里昂的圣-波提纽斯地牢中。然而，这48个名字也并非准确无误，尤其是因为，尤西比乌写下这个名单所依赖的，是在这些事件发生100多年后，一个驳斥亚洲异端基督教派的论证。身份能够得到证实的，只有在那封著名的信中所提及的10位最有声望的殉教士。在这10位殉教士中，有5人来自亚细亚行省。可以确认的是，其中有帕加马的阿塔罗斯，一位以家产资助里昂基督教派的罗马公民，以及亚历山大，一位定居高卢多年的弗里吉亚医生。其中3个希腊人名也十分惹人注意，即阿尔西比亚德斯、比布利斯（一位女性）和波提纽斯。另外，还需加上维提乌斯·埃帕加提乌斯（Vettius Épagathus），他是一位显要的罗马公民，而他的先祖却是一位获得自由的东方奴隶。另5名殉教士是高卢人，包括教会执事维耶纳·桑克特乌斯（Vienne Sanctus）和马图卢斯（Maturus），以及奴隶布朗蒂娜（Blandine）和蓬提库斯（Ponticus）。蓬提库斯15岁，是布朗蒂娜的弟弟。我们曾认为布朗蒂娜是一个东方人，来自遥远的亚美尼亚，可后来证实，她的名字出现在高卢的许多铭文中！她的传统形象是一位少女，但她实际上是一位成年女性。再看看另一个著名的人物波提纽斯。他是一位90多岁高龄的主教，即该教派的神职人员。这个教派的等级制度当时尚不森严。他的名字指向了他可能来自亚细亚地区，但根据其继任者，即《驳异端》（Contre les hérésies）的作者爱任纽的活动轨迹，我们重新构建了波提纽斯的活动路径。爱任纽来自亚细亚行省，他师承士每拿教会的波利卡普，并在旅居罗马后定居里昂。与传说不同的是，爱任纽并不是殉教士之一，他只是为罗马主教埃留提利乌斯带去了里昂基督徒的信件。这些殉教士的东方出身足以说明，里昂教派与亚细亚各教派之间是有所往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的联系十分紧密。此外，里昂的基督教徒遵循的是罗马的习俗，例如对复活节日期的选定等等。

但是，为什么这个在人种和社会层面都十分混杂的团体，会于公元177年发生殉教事件呢？显然，这一事件不是由那道在公元3世纪中期才颁布的皇帝法令[2]引起的。最初的迫害是在两个背景下发生的。其一是一些严重的灾祸，例如公元64年，罗马城在尼禄的治理下发生大火：基督徒们被当作嫌犯处决，他们受到处决同样也是因为他们拒绝进行异教徒的赎罪仪式。另一个背景则是一些对基督徒具有宗教动机的告发行为，尤其针对的是基督徒没有表现崇拜皇帝的行为。大约在公元112年，图拉真示意比提尼亚（位于小亚细亚）的省长小普林尼，只有在检举合乎规范时，才能逮捕基督徒。遵照罗马的司法程序，这种检举是不匿名的。公元177年正处于马古斯·奥列里乌斯的统治时期，他是一名卓越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在著作《沉思录》（Pensées）中，他指责基督徒寻求殉教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顽强和戏剧性。人们不应将这种成体系的迫害归在他的身上，也更不应该归在这一时期的其他皇帝身上。然而，尤西比乌却认为，在马古斯·奥列里乌斯统治期间，“在罗马帝国的一些地区，皇帝再次十分残暴地迫害我们……，随后这种迫害演变为城中百姓的攻击行为”。在一些地方，尤其是亚细亚地区，发生了对基督徒名副其实的大屠杀。要想分析这些屠杀，就需明白在当时，人们总是会利用灾祸的发生去选出一些宗教替罪羔羊，例如在一场严重的“鼠疫”（其实是天花）首次大规模侵袭多瑙河边境地区之时。

对里昂基督徒的迫害始于一次大屠杀：在大屠杀后，基督徒们就被禁止出入公共场所，例如广场和浴室。人们对基督徒嘲笑谩骂、拳脚相加、趁火打劫、扔掷石子，还让基督徒沦为阶下囚。在卢格杜努姆广场，基督徒们受到步兵大队的军官及公民法官的就地审问。里昂人来自四面八方，同时他们又都遵循着崇拜皇帝的准则：人们认为，基督徒们在里昂难以为继，因为他们都有着第一个特点，而却顽强地抗拒着第二个特点。他们被囚禁起来，等待着面对里昂省长的审判，而后者独有判处他们死刑的权力。维提乌斯·埃帕加提乌斯公开承认他的基督教信仰，但却因为他的社会地位而没有被立刻处决。这引发了一次在整座城市范围内对基督徒的围捕，此次围捕与图拉真的旨意相反，但这一做法可以理解为对公共秩序的担忧：省长的做法与公元64年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相似。在被囚禁后，基督徒就受到拷打，桑克特乌斯承受的拷打尤为严酷：当执刑者把烧白了的青铜刀片烫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仍回答道：“我是个基督徒！”比布利斯先前背弃过她的信仰，而在拷打之下又再次拾回信仰。与此同时，其他弃教者还是被投入大牢，这同样背离了图拉真的旨意。老主教波提纽斯在受刑后，死在他的单人囚室里。用刑的第一阶段以囚禁和拷打为主，为的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放弃基督教的信仰。而到了第二阶段，最顽固的基督徒被送入野兽之口，承受着一种漫无边际的痛苦。这种惩罚是在圆形露天竞技场进行的，竞技场靠近罗马和奥古斯都的祭坛。自8月1日开始庆祝的节日往往都伴随着竞技比赛。桑克特乌斯、马图卢斯、亚历山大、布朗蒂娜和蓬提库斯在忍受了鞭子的抽打、野兽的撕咬以及烧红的铁凳之后，还是被斩首了（只有蓬提库斯在被拷打的时候就死了）。在传统形象中，布朗蒂娜面对的是一头狮子，但根据尤西比乌的描述，她被装在兜网里扔给一头公牛，这才是她所承受的刑罚。罗马公民阿塔罗斯的案子被省长呈报给帝国的管理机构，后者判处阿塔罗斯死刑，作为对不肯背弃信仰者的惩罚。由于其身负先驱者的身份，阿塔罗斯又被扔给野兽，但承认信仰基督教的罗马公民一般都是直接被斩首的。殉教士的遗体最后被露天示众6天，然后扔给狗群撕咬，最后在焚烧后被扔进罗讷河中：在罗马，人们认为没有墓地的死者皆为大恶之人。

对里昂殉教士的崇拜之情，首次形成了一个将法国视为“教会长女”的传统。这一形象的形成不仅是因为里昂殉教士与早期东方基督教之间的联系，也是因为他们是西方的早期见证者。

樊尚·皮埃什（Vincent Puech）

附注：397, 1308, 1572, 1685, 1858, 1954

[1] 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世称老普林尼（与其养子小普林尼相区别），古代罗马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代表作《自然史》。——译者注

[2] 从3世纪开始，帝国内部自由民间公民与非公民的区别消失，原先适用于不同法律主体的公民法和万民法之间的区别也失去实际意义。——译者注

212年
一般无二的罗马人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将公民权赋予全体罗马帝国居民。不仅仅是“高卢”显贵们，全体“高卢人”都与其他部族一样，成为罗马公民。公民身份不再是一种政治特权，这种变化后来间接引起一次庞大的、朝着帝国中心的“蛮族迁移”。

在罗马帝国的历史文献中，高卢至少有一个地方与其他部族不同：他们被称作高卢罗马人，而其他行省并未使用这一叫法。我们的高卢人难道比潘诺尼亚人、叙利亚人和布列塔尼人更像罗马人吗？不同部族有着不同的名称，同样，他们对艺术、文化和信仰的称呼也各不相同。高卢是罗马的“长女”吗？但其他行省却拥有更多的罗马公民（非洲、亚洲），且这些行省的显贵进入元老院（西班牙人）与军队（色雷斯人）的人数与高卢显贵至少是持平的，这就使得这一叫法更加奇怪。这一名称是一个史实，还是后来人们的得意创举？当我们查阅术语的定义时发现，其他部族以及其他罗马行省的人民都没有相应的名称。而凑巧的是，在现留存的唯一一篇皇帝发表的演说，也就是克劳狄一世发表的那篇演说中，清晰地描绘了高卢显贵们成为罗马公民的过程，并且这篇演说被刻在16世纪出土于里昂的青铜板上。这是否是历史助了高卢人一臂之力，好让他们摆脱无名臣民的身份呢？

因为我们无法证实这一称呼是否带有优越性。那些对这一名称的构建，例如1833年罗贝尔词典出版社的《历史词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中使用的术语——这一术语最早是在1830年阿尔西斯·德·科蒙的著作中被提到，都想要描绘这样的景象：“高卢人”显然是野蛮的，并构成了法国人的祖先，他们与帝国的臣民（异邦人）并无不同之处。“罗马人”，指的是那些已经获得公民身份的高卢人，他们不再谈起他们的出身，也不再以此为傲。而“高卢罗马人”这一称呼，使得他们想起了自己荣耀的出身（维钦托利），同时也想起了自己对新世界的成功融入。

然而，高卢人与其他部族一样都是罗马人，不论是在那件影响了帝国的事件发生之前还是之后，而这一事件也同样影响了世界。公元212年，这一事件的影响范围自（大）布列塔尼[1]北部一直延伸到撒哈拉沙漠及底格里斯河河岸。这一年，卡拉卡拉皇帝赋予罗马帝国全体居民（只有一小撮蛮族除外）以平等的公民身份。但是，古代作家丝毫没有提及这一革命性的举措。只有与该举措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指出，皇帝的这一举措定是不怀好意的：“他让帝国所有的居民都成为公民。表面上皇帝给了他们荣誉，但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这种方式增加帝国的收入，因为这些居民若作为外族人，是无需缴纳大部分税款的。”〔出自《罗马史》（Histoire romaine），第78卷，第9页〕大部分作家都只是单纯地对这一政策进行影射。但幸运的是，一卷埃及纸草书卷（P.Giessen 40）将这份诏书的部分留存了下来，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也为这项举措提供了其他动机：通过壮大信徒的队伍来“感恩那些不死之神”，准确地说是罗马之神。有一种讽喻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明了这个动机，“人们联合起来……共同承担他们背负的义务”。这也是为了能使“所有人民能一同走向胜利”。在文章中断前，皇帝预估道：“（这份诏书）将使罗马（人民）更有尊严：（它证实了人民的尊严），其他人民也能拥有他们过去不曾拥有的（与罗马人）同等的尊严。”将所有人民都团结在罗马帝国的天神与军队周围，这样的做法不仅仅是出于对财政状况的担忧。

但实际上，卡拉卡拉真正的动机却无关紧要了：他是出于怜悯，还是因为忧心罗马的荣誉，抑或是出于填补国库的需要？这些动机都是可能存在的。比起研究动机，更为有趣的是分析这项举措的影响范围，研究这项举措对于受惠民众的精神、意识形态以及自我意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简单地说，在公元212年之前，罗马帝国的自由人分为两种：罗马公民和异邦人（不包括鲜为人知且人数较少的蛮族）。自同盟者战争（公元前90年-公元前88年）之后，意大利居民的后代就与罗马公民享有了同等待遇。罗马公民同时还包括那些出身行省、以不同方式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人（及其后代）。由罗马元老院或皇帝（自奥古斯都起）对个人授予公民身份，对被保护人来说是最罕见也最尊荣的，例如希律（Hérode）变成盖乌斯·尤利乌斯·希罗德斯（Caius Iulius Herodes）。这样的公民身份都是为行省中的大显贵保留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希腊、小亚细亚、非洲和西班牙城中的公民法官都成了罗马公民。但是，成为公民的不仅只有显贵们，还有“罗马殖民地”的居民。虽然从一开始，这些殖民移民者就是公民，帝国把从当地人那里没收来的土地交到他们手上。自公元2世纪起，这些城市就成为“殖民地”，城中所有的自由人都成为罗马公民。解放奴隶同样可以增加公民的数量：这些被解放的奴隶的孩子成了公民。还要算上效力于罗马军队辅助部队的士兵：这些士兵在复员后都成了公民。然而，这些士兵有很多是从帝国中罗马化程度较低的族群征召而来的，包括色雷斯人、日耳曼人以及西北部的西班牙人。在这样的政策下，罗马公民的数量快速增长，但各行省公民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化却很大：高卢（特别是在那旁高卢行省）、西班牙、非洲和爱琴海盆地的公民比例，要高于叙利亚、阿拉伯和埃及。帝国的另一部分居民是异邦人，即帝国的臣民。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当地团体的公民，而对于当地的团体，西方称之为城市，而希腊地区则称之为城邦。他们在团体中拥有权利，但不缴纳部分罗马公民需缴纳的税款，例如上缴遗产的二十分之一（也就是5%）。

公元212年实行的这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坚定的一体化政策的延续。塔西佗提到，克劳狄一世在那篇著名的里昂讲话中指出，罗马的力量来源于其融合战败者的能力：“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善于征战，但他们的覆灭不正是因为他们固执地将战败者划为异邦人吗？”（塔西佗，《编年史》，第11章，第23-25页）事实上，这句话并没有出现在演讲稿的官方版本中，但它完全符合此次演讲的精神实质。罗马对于公民身份的慷慨就反衬出希腊的吝啬。但这种对比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假象，因为雅典和斯巴达的公民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利（检察官的选举、法律的投票和审判权），而这些权利对于罗马公民，自共和国末期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镜花水月，而在帝国时期就压根不存在。持续向曾经的战败者提供公民身份，这无疑是卡拉卡拉做出的选择，但这一举措并没有在帝国内产生很大的反响。人们对不断产生的大量新晋公民都习以为常了。并且，公民数量的增加并没有剥夺原有公民的权利：只有罗马和意大利才会进行小麦的分配，这两地的人民不论高低贵贱，在同盟者战争后都成为公民。

然而，从未有一个帝国实行过如公元212年法令的政策。此项法令甚至与其他帝国所实行的惯例截然相反。所有帝国都是建立在多种族群并存的基础之上的，各族群遵循他们各自的法律，由帝国中的少部分族群或教派领导，这些人掌控了帝国内的所有权利，尤其是政治权利。因此，帝国仅仅是“民族”的叠加（例如奥斯曼帝国），各“民族”相对自治，这也是皇帝所希望的。罗马帝国实际上没有经历这一阶段，因为行省与民族并不相干。即便是高卢也和其他行省一样，拥有通行的语言和共同的信仰。但对于他们来说，从属于罗马更像是出于一种爱国情怀，而不是为了要构建一个在文化上统一的民族。相反，帝国的罗马公民，即掌握权利的那少部分人，不仅仅来自特定的人种或宗教群体，也同样来自帝国内的所有族群。因此，帝国的各阶层、各族群中都开始了一体化进程。

在公元212年法令的实行下，不论是用拉丁语还是用希腊语，所有自由人都可以自称是“罗马人”（拉丁语Romanus，希腊语Rhomaios）。与其他行省中的居民一样，那些原本不是罗马人的高卢人如今也获得了公民身份，并在法律上与其他行省的罗马人享有同等地位。然而，当日耳曼人入侵之时，这支北方人种成为高卢、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新主，形成了两支贵族群体，即日耳曼新贵族以及罗马旧贵族。其中罗马旧贵族遵循的是高卢、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文化，但他们同样也承载着“罗马”的文化。绝妙的一体化政策建立了罗马帝国，在高卢和其他行省都收效显著，尽管后来的历史文献都极力想要将高卢从这个法律统一、文化多样的整体中区别开来。

卡拉卡拉在公元212年推行的法令，或许在其无心的情况下，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帝国打下基础。帝国内公民身份的普及，使得阿文提诺贵族、高卢商人、法尤姆农民、色雷斯士兵、雅典演说家、巴尔米拉沙漠旅人和里夫牧人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在进行了语言的相对统一，即政府强制民众只使用拉丁语和希腊语两种语言之后，帝国内人人都拥有了罗马公民的权利，人人都能夸耀自己享有共同的归属：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帝国中，高卢的面积比其他行省要大一些。卡拉卡拉开启了罗马人口覆盖帝国疆土的进程，虽然未曾因此而孕育出民族国家，但历史学家依旧认为此项举措十分具有现代性。

莫里斯·萨特（Maurice Sartre）

附注：48, 451, 800, 1804, 1927, 1965, 1974

[1] 大布列塔尼即英国。——译者注

397年
来自中欧的高卢守护神

图尔主教马丁于公元397年逝世。几十年后，这位来自今匈牙利的苦行者、普瓦捷及图尔乡间的福音传教士，成为高卢的守护神，并在墨洛温王朝到卡佩王朝统治期间，成为教会与法兰克王朝联盟的象征。

公元4世纪是确立基督教义与发展圣礼的重要时期。公元313年，信仰自由为教会创造了和平的局面。随后在公元380年，狄奥多西颁布的法令使得尼西亚基督教占了上风。这些举措让这次殉教没有流一滴血。在高卢亦是如此，从这一时期开始，基督教就开始意味着对社会大众的关切、主教的威望以及高尚的德行。告解神父、苦行者、朝圣者……以及圣徒传记作者的时代到来了。

公元约380年，上帝牵着一位年轻女子的手，带她周游世界。这里的世界，指的是从加利西亚到西班牙西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域。埃吉丽亚，或称爱捷丽，她的出身曾多有争议，而如今我们倾向于这位年轻的高卢女子来自于加利西亚。但她的出身其实无关紧要。埃吉丽亚的游记（19世纪末，人们在位于阿雷佐的一座图书馆中发现了这部没有署名的游记残卷）首先讲述了东方的修道生活，并对圣地进行描绘。其中有一篇以通俗拉丁语写成的文章，可能是由埃吉丽亚在旅途中碰到的一些友善的苦行者写成的。残卷的第一部分讲述了她不同的游历旅程，有时我们将这次游历称为朝圣。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我们跟随着埃吉丽亚到了加利利、耶路撒冷的撒玛利亚和底比斯……我们看到她攀登圣山——西奈山，在那里，修道士们带她凝望满是圣地的美景。埃吉丽亚接着又来到北边的乐土巴勒斯坦。随后，埃吉丽亚折回耶路撒冷，显然，她在去往美索不达米亚之前，在这里找寻到礼拜仪式的具体做法。最终，埃吉丽亚来到位于埃德萨的神庙。埃德萨是亚伯拉罕的城市，即今土耳其东南部的尚勒乌尔法。如今这座城市主要居住着库尔德人和逊尼派阿拉伯人，成为土耳其政府、“达伊沙”（Daech）圣战徒以及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爆发频繁冲突的后方地带。埃吉丽亚的游历到哈兰便终止了，随后她返程向西，到达昂蒂奥什和君士坦丁堡。残卷的第二部分，讲述了耶路撒冷的礼拜仪式和圣事的具体做法。这就是我们对这位年轻女子所了解的全部内容，我们不知道这部游记是写给谁的，可能是她的“姊妹”，可能是修女，也可能只是她的亲戚。甚至，将这部无名之作归之于埃吉丽亚也都仅仅是一个假设。之所以认为埃吉丽亚是这部游记的作者，是因为公元7世纪，一位名叫瓦勒里乌斯的修道士在写给他兄弟的信中，描绘了位于西班牙北部西哥特人聚集地的别尔索山脉，以及一位圣洁的女子所具有的种种美德，而这位女子东方之旅的路线与这本游记的旅程恰好吻合。可以说在圣经史和有关犹太基督教的地理学中，这些被遗忘的朝圣与圣马丁的故事并不相干。圣马丁，作为高卢基督徒的守护神之一和法兰克王朝的重要守护者，2016年（这一年是圣马丁诞辰1700周年），他的名字在人名地名研究、地形学研究以及法国的宗教场所中随处可见。

但是，马丁是一位外乡人。他出生于潘诺尼亚，准确地说是萨沃里亚，也就是今匈牙利境内的松博特海伊。当时，几乎所有的高卢主教都是元老院的成员，而马丁打破了这一传统，他在教会中占据了领导地位。这些主教原本对这位“新人”毫无信心，因为他们压根儿瞧不上他那卑贱的出身和粗野的举止。不过，苦行的愿望萦绕在马丁的心头：作为一位不信教的军官之子，他15岁时便加入军队。据苏尔比基乌斯·西弗勒斯（Suplice Sévère）所述，马丁就是在这里，因他的谦虚和悲悯而引人关注的。正因怀着这样的感情，他才会在一个隆冬，同一位在亚眠城外行乞的穷人分享他的士兵短披风。在梦中，马丁看到基督披着一半的短披风在劝说着自己，因此，他在18岁的时候自请受洗。两年后，他离开皇家军队，成为一名基督战士。首先，他来到普瓦捷的西莱尔（Hilaire）那里，因为西莱尔的教育惠及整个高卢。马丁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在西莱尔的赞许下，他回到他那些尚未信教的亲人身边。根据圣徒传记作者的描述，在这段通向伊利里亚的漫长旅程中，马丁战胜了阿尔卑斯山区的匪徒，也驱走了魔鬼的幻象。在回到亲人身边后，马丁劝服他的母亲及几位近亲皈依了基督教，但他无力与家乡深入人心的阿里乌斯教派教义相抗衡，最终马丁被打败，并被驱逐。在到达意大利之后，马丁在米兰的一位苦行者那里落脚，但他又一次受到迫害。在罗马稍作休息后，马丁回到高卢，在那里他受到“最殷勤”的款待。正是在这一时期，马丁在普瓦捷附近的利居热建起高卢第一座修道院。很久之后，马丁又在图尔上游地区的马尔穆捷建起一座新的修道院，公元371年，尽管他在信徒们的呼声下接任了图尔主教一职，但他终其一生都对这座修道院十分眷恋。马丁被誉为西方修道生活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基督教爱德的永恒化身，同时也是乡间福音传教以及修道士与主教在高卢城市基本活动的象征。这些形象贯穿在西方的圣徒传记和肖像之中，这应当归功于公元5世纪和公元6世纪的几篇拉丁文著作：马丁的门徒苏尔比基乌斯·西弗勒斯所著的《圣马丁的一生》（Vie de saint Martin），该书成为首部高卢基督徒传记，同时也成为法兰克圣徒传记的奠基之作；两首由佩里格的保兰（Paulin de Périgueux）与韦南斯·福蒂纳（Venance Fortunat）创作的诗歌《圣马丁的生平》（Vies de saint Martin）；以及由图尔的格列高利所著的《法兰克人史》（Histoire
des Francs）。他声称圣马丁奇迹般地治愈了自己。公元573年，他接任图尔的主教一职。格列高利创作这部历史著作就是为了颂扬马丁的形象。这部著作使得图尔的这位圣主教成为第一位建立教派的主教。他依靠的是自己的行动，是在其于公元397年11月11日下葬之后对基督教传播的影响，也是他所激发的馈赠之行和他那无分贵贱的慷慨庇护。在建设基督教社会和重建高卢城市的过程中，法兰克人民对于马丁的记忆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在去往普瓦捷的沿途，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以及图尔基督教堂所拥有的生机与活力，使得这片圣地自公元6世纪起，就占有了比图尔古城的百年古堡更加重要的地位。

图尔的格列高利这种“以马丁为主旨”的写作方法，他与统治奥斯特拉西亚的家族成员间的联系，以及他对马丁的长期崇拜，无一不反映出马丁的这些形象对于墨洛温王朝的重要性。自公元507年武耶战争（la bataille de Vouillé）爆发后，人们对于马丁的记忆实际上就一直与法兰克王朝的基督教化相伴。在战争期间，克洛维一世为高卢带来“圣袍”，并且战胜了西哥特国王亚拉里克二世。而在这之后，公元511年，奥尔良主教会议就将去往图尔的朝圣改为去往高卢的朝圣。王权与教会之间的和睦最终在马丁“圣袍”庆典中体现出来——这件圣袍，准确地说是一件棺罩——后成为墨洛温王朝统治者藏品中最珍贵的圣物。在公元七八世纪，法兰克王朝的君主对马丁的信仰变得愈发虔诚，丕平身边的教会人员就证实了这一点。公元约770年，一些“管理小教堂的神父”（capellani）被派作看守那件著名的“圣袍”，“圣袍”被保留在墨洛温王朝君主的祈祷室中，君主们会对着这件“圣袍”起誓。献给圣马丁的教堂数量大大增多，例如在公元753年圣卜尼法斯致教皇斯蒂芬二世（Étienne II）的信中提到，同时期，在法兰克人攻占乌得勒支之后，城中就建起众多圣马丁教堂——这显示出对这位图尔主教的崇拜已经成为法兰克王朝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加洛林王朝实行的精神政策则加深了对圣马丁的崇拜。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查理曼大帝在亚琛，即今德国境内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建立了一座私人“小教堂”，并在此表达对马丁的“圣袍”的敬意。可以说，对马丁的崇拜不仅仅存在于法国的历史中，至少在罗贝尔伯爵的后嗣独享这一信仰之前是这样的。罗贝尔伯爵的后嗣建立了“卡佩”王朝，该王朝的直系和旁支在公元987至1848年间一直统治着法国。“卡佩”这一名称与王朝的建立者大雨果有关。大雨果曾是图尔圣马丁主教团的在俗神父。如果说，夏巴纳的阿德玛（Adémar de Chabannes）于1030年前后就首次称大雨果为“长袍国王”的话，那么要等到12世纪，英国编年史作者拉乌尔·德·迪塞（Raoul de Dicet）才首次使用“卡佩王朝”这一称呼来界定法兰克王朝的这段统治时期。“卡佩家族的法兰克人”这一叫法因马丁的“短披肩”（capa）而得名。这位来自潘诺尼亚的图尔老主教的声名如今已经传遍世界（马丁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守护神！）。马丁的形象将虔诚的信仰与法兰克王朝的王权融合在一起，对这一形象的推广首先包含着某种野心，它影响了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的欧洲及其边境地带，也影响了克罗地亚王国历史上的佛兰德斯地区。这种统一文化与政权的梦想，在中世纪法兰克王朝的文学作品、信仰与疆土中，反映出一份多样的、与当代欧洲截然相反的记忆。

斯特凡纳·吉奥安尼（Stéphane Gioanni）

附注：177, 910, 1137, 1534

451年
当蛮族守卫高卢罗马之时

在沙隆之战中，阿提拉率领的匈人军队会战罗马统帅埃提乌斯领导的罗马军队。但参战双方的军队有许多共同之处，因为匈人与罗马人的交往由来已久，且这两个民族都来自同样的阶层，拥有同一种文化。

公元451年6月末，匈王阿提拉的军队与罗马统帅埃提乌斯的军队在香槟沙隆地区进行了一场鏖战。这是一场罕见的、“蛮族”入侵者与罗马帝国防御者之间的边境战争，同时也是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的最后一场边境战争。

公元4世纪最后一个25年内，西罗马帝国就面临着帝国内部“蛮族”人口的大迁徙问题。法国的历史文献经常将这种迁徙称之为“大入侵”，但对于外莱茵河地区来说，这样的人口迁徙则是一种“移民”。罗马人之所以认为这些民族是“蛮族”，是因为他们拥有与罗马人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对于罗马人而言，这些民族意味着他者，意味着未知且具有威胁性的异邦人。在“蛮族”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黑海北部的日耳曼人，他们试图进入帝国的疆域，以谋求生计与容身之所。“蛮族”中，匈人，这支多半来自土耳其的民族，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形成一个多种族的游牧“帝国”，他们实行一种独特的政策。公元约425年，定居于潘诺尼亚的匈人为向东罗马帝国皇帝诈取大量黄金，向巴尔干半岛诸国发起毁灭性的入侵。匈王阿提拉，生于公元约395年。自公元444或445年起，阿提拉就独自统治着匈人及几个匈人的盟族和降族。其权力中心位于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间。公元449年，君士坦丁堡派遣的特使就是在此地谒见阿提拉。但在公元450年，东罗马帝国的新皇帝马尔西安却不再对匈人的种种要求再三容忍。这就为阿提拉转而向西方进攻提供了托词：西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的姐姐荷诺里（Honoria）一直都被朝廷与宫廷排除在外，她偷偷带信给阿提拉，希望能求得他的支持，并奉上一枚戒指。阿提拉同意迎娶荷诺里，并索要西罗马帝国一半的国土作为荷诺里的嫁妆。在瓦伦提尼安三世拒绝了阿提拉的请求后，阿提拉就决定攻打西罗马帝国，并率军向高卢挺进。

在这一时期，高卢仍属于罗马帝国，但帝国的权力在高卢已经大大减弱。所谓的蛮族——他们的罗马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不断扩大他们在高卢的领地。公元418年，罗马人允准西哥特人以“盟族”的身份在阿基坦定居。所谓“盟族”，即根据“盟约”（拉丁语foedus）与罗马结盟的部族。狄奥多里克一世在位之时（418-451），他在从加龙河到比利牛斯山脉的这片地区内建立起一个王国，并将图卢兹作为王国的权力中心。而在东部地区，勃艮第人定居在日内瓦。在高卢北部，自约公元430年起，撒利克法兰克人便开始与罗马人结盟。埃提乌斯是最后一位能够维持罗马在高卢政权的将领，他与阿提拉的年龄相当，他的父亲是西徐亚人，领导着一支军队，并被封伯爵。埃提乌斯自小在西罗马帝国的宫廷长大，青年时代被送给西哥特人为质，随后又被送给匈人为质，他就是在那里结识阿提拉。在高卢，埃提乌斯一直尽力控制“蛮族”扩张的苗头，并曾数次遏制匈人的扩张。他也将阿兰人安置在瓦朗斯、阿莫里凯和奥尔良附近。阿兰人来自伊朗边境，公元406年，阿兰人与其他部族一道入侵高卢。埃提乌斯军队中的大部分士兵都来自与罗马结盟的蛮族。在阿提拉入侵高卢之时，帝国军队正驻扎在意大利。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约达尼斯（Jordanès）在该战役发生百年之后所撰写的《哥特史》（Histoire des Goths），我们才了解到沙隆战役的详细经过。据约达尼斯描述，在阿提拉发起战争前，匈王和瓦伦提尼安三世都与周边部族进行了外交磋商。在经过磋商后，西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一世的军队也开始与瓦伦提尼安三世一道抗击匈人。阿提拉的大军约在公元451年1月开始向高卢进军。但他为何会选择向高卢进军呢？约达尼斯认为，这是因为汪达尔人的领袖盖萨里克煽动阿提拉攻打西哥特人。同时，我们还了解到，在一个法兰克部族中，发生了一场长子与次子对王权继承权的争夺，而在这场冲突中，长子得到阿提拉的保护。在火烧梅斯城并屠杀当地百姓之后，匈人军队继续向奥尔良方向行进，因为西哥特王国是卢瓦河的必经之地。奥尔良城筑有防御工事，由阿兰王桑吉班（Sangiban）领兵抵御匈人的进攻。奥尔良濒临破城之际，埃提乌斯和他的西哥特盟军终于赶来，迫使阿提拉不得不向北撤军。罗马军和其盟军在香槟地区赶上匈人军队。该地被称为马恩河畔沙隆或“卡塔隆平原”，位于特鲁瓦与香槟沙隆地区之间。

如今看来，这场战争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民族之战”。作战双方的军队都是由许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并且包含数量庞大的骑兵。在阿提拉的军队中，除了匈人之外，还包括东哥特人和格皮德人，后者是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而埃提乌斯这方，则集中了各个民族的辅助部队：法兰克人、萨尔马特人、阿尔摩里克人、利提西安人（les Liticiens）、勃艮第人和撒克逊人，还包括“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其他分支。西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一世率领着他两个年长的儿子多里斯蒙德与狄奥多里克，以及一支庞大的部队参与了战斗。两支军队在沙隆的一座山岗上进行会战。阿提拉将匈人放到军队的中间位置。而战斗的另一方，埃提乌斯则将阿兰人安排到军队的中央，将罗马人放到左翼，将西哥特人放到右翼。约达尼斯认为，阿提拉鼓动他的军队进攻阿兰人和西哥特人，从而使得罗马人失去盟军。这场激烈的战争持续了一整个晚上。狄奥多里克一世在战争中牺牲，他的儿子多里斯蒙德与埃提乌斯都陷入混战。次日早晨，埃提乌斯和他的盟军作为胜利的一方离开战场，而匈人则留在他们的堡垒之内。起初，罗马人与哥特人决定将匈人围困致死。但埃提乌斯命令多里斯蒙德回到西哥特王国继承他父亲的王位：约达尼斯认为，埃提乌斯之所以下达这个命令，是为了防止西哥特人在歼灭匈人之后会摧毁西罗马帝国。当阿提拉得知西哥特人离去的消息时，一开始以为有诈，但在看到战场一片宁静之后，他踏上返程，且没有受到罗马军队的追赶。

据约达尼斯描述，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高达16.5万人，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在主要战役开始前就战死的1.5万人。显然，战争的死亡人数被夸大了，这也是古代与中世纪历史学家常见的做法。但可以确信的是，作战双方的损失都十分惨重。因此，哪方又能称得上是战争的赢家呢？实际上，这场大型战役也只是延缓了西罗马帝国的瓦解，但并没有对帝国的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埃提乌斯放走匈人军队。公元7世纪的法兰克编年史作者弗雷德加尔（Frédégaire）认为，埃提乌斯甚至有可能敦促阿提拉加快行军速度，以躲避西哥特人的袭击。可以猜测，埃提乌斯没有了盟军的帮助，仅凭一支衰弱的部队是难以追击匈人军队的。而根据另一种假设，埃提乌斯可能担心阿提拉帝国一旦瓦解，会使得大量的蛮族难民涌入西罗马帝国，从而威胁到罗马人在高卢的势力平衡。

沙隆战役发生后，主要的参战将领在几年间内先后遭遇不幸。公元452年，阿提拉在意大利发动另一场战役。随后，公元453年，阿提拉就因鼻腔大出血而死在他与新婚妻子的洞房花烛之夜。西哥特王多里斯蒙德在继位的第三年也病倒了，随后就遭到杀害。阿提拉逝世一年多以后，也就是公元454年9月21日，瓦伦提尼安三世因忌惮埃提乌斯与日俱增的野心，最终下令谋害了这位军事统帅。几个月后，即公元455年3月16日，同样的命运也落到这位皇帝的身上。埃提乌斯死后，西罗马帝国就再也没有一位统帅能够维持罗马对高卢和意大利的统治。这一时期，帝国愈发动荡不安：各蛮族都想要扩张他们的统治范围；公元455年，汪达尔人在盖萨里克的率领下洗劫罗马，再一次重创罗马城；皇帝的篡位、废黜和刺杀频发，直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被废黜，这种局面才得以终止。

虽然历史文献并未说阿提拉残忍易怒，但后来的种种传说，逐渐形成了匈人的可怖形象，而匈人王则尤为可怖。公元6世纪末，图尔的格列高利描绘了梅斯的大火和那场屠城，但他并没有突出表现阿提拉的凶残。在中世纪的传说中，阿提拉被形容成“上帝之鞭”（Fléau de Dieu），即一件上帝用来惩罚人类罪孽的工具。在法国19世纪，甚至是20世纪的课本教材中，阿提拉一直都是一个毁灭者的形象，凡是他的铁蹄踏过之处，便会寸草不生。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将德国的民族主义者类比成新的匈人部族。

埃迪娜·博佐基（Edina Bozoky）

附注：212, 882, 1066, 1927, 1940

511年
法兰克人择都巴黎

公元511年，来自蛮族的克洛维一世在奥尔良召开一场主教会议，这场会议象征着“法兰克国王”与以主教为代表的公民精英结成同盟。同盟结成于一个革新的时代，特别是，这一时期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政治疆域，而巴黎则成为这片疆土的首都。

“我认为，克洛维开启了法兰西历史。他被法兰克部落推选为王，并为他们冠以法兰西之名。在克洛维之前，我们都一直处于高卢罗马和高卢的史前时期。克洛维是第一位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国王，而我觉得这便是他开启法兰西历史的关键所在。”夏尔·戴高乐如此说道。他在话语中有意识地继承了“法兰西历史”的共和主义者传统，并意欲将之与他的基督教信仰联系起来。根据19世纪德意志学者的研究，戴高乐可能会吃惊地发现，在这一时期，法兰克人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部落”，它拥有自己的一套政治体系。凭借这套体系，法兰克人可以在部落内部自由选举国王，并由此诞生了法兰西民族：法兰克人的语言属日耳曼语系，因此他们也被视为德意志民族的祖先。此时，法兰克人的政权尚未建成，但他们的日耳曼传统，自尚未信教时期起就已得到传播。德意志学者希望通过研究来证明法兰克人的特殊命运。

然而，想要描绘这样一个拥有自己历史和政治传统的法兰克“部落”是很困难的。直至公元3世纪下半叶，“法兰克人”这一称呼才出现在拉丁语作家的作品中。在公元4世纪，法兰克人与撒克逊人结成同盟，并以对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攻击行为著称。然而，与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相比，这支蛮族就显得十分微不足道了。因此，法兰克人大概是在公元406年冬季爆发的骚乱中来到了高卢，而这一事件却未能引起编年史作者们的注意。到达高卢后，法兰克国王成为雇佣兵的长官，他们并不忠诚，效力于不同的罗马帝国选帝侯。

正是在第二贝尔吉卡行省，一个位于斯海尔德河与索姆河之间的罗马行省，法兰克人与他们的国王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公元481年，法兰克人在图尔奈举行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的葬礼，葬礼极尽铺张奢华之事。1653年，人们偶然发现希尔德里克之墓，墓中摆放着大量的随葬品和钱币。近期的考古发掘表明，在这场葬礼上举行了壮观的宗教仪式，并献祭了约20匹马。墓穴的上方还建造了一座直径为20米的坟冢。葬礼的种种安排布置，与过去半个多世纪蛮族的传统做法并无相似之处。自5世纪30年代起，法兰克首领的墓中便伴有大量以武器为主的陪葬品，显示出法兰克部族是一个能征善战的部族，并通过发展特殊的葬礼仪式来保障部族的社会认同。然而，在先前罗马和日耳曼的传统中，并没有这样的先例。那些与希尔德里克的葬礼同样规格的葬礼都十分铺张，葬礼中所用到的物品的产地不再局限于当地，而是扩展到整片地区：这显示了墓主拥有高于战士的权力，也显示了一个独裁统治的形成。

这位新晋的、与国王无异的杰出显贵为了宣扬自己的统治，创造出许多宗教仪式：虽然它们与旧有的宗教仪式并无不同之处，但这并不能磨灭它们的创新性和不稳定性。根据主教图尔的格列高利的描绘，王权通过先王诸子间的权力分配，就此转移到墨洛温家族的手中。格列高利在公元573年至594年间撰写了《法兰克人史》，书中描绘了法兰克人的风土人情。因此，王权是在克洛维逝世后才发生了转移。克洛维只是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他在位之时还有许多其他的法兰克王。克洛维继位后，逐步扫清其他部落的法兰克王，这一点也显现出，克洛维家族当时还并未统一法兰克部族。克洛维对法兰克人的王权统治及其诸子对王位的瓜分，都并非是旧有的传统，但这也显示出，在这样一个创造性的时期，社会准则也是在飞速改变的。

希尔德里克葬礼上的那些新仪式，在30年后他儿子的葬礼上就已被弃之不用了。克洛维的葬礼不再有坟冢，也不再以马作为祭品！他被葬在建于巴黎的圣使徒教堂，就位于今圣日内维耶山之上。克洛维葬礼的形式与君士坦丁大帝的葬礼相同，后者在君士坦丁堡建造了一座同时献给使徒彼得和保罗的教堂，他与其继任者就埋葬在这座教堂中。克洛维之墓尚未被发掘出来，里面大概埋葬着大量的奢侈品。但该墓的赫赫声名，主要来源于这座帝王级规格的教堂及其相邻的圣日内维耶之墓。

兰斯的雷米主教（Remi de Reims）在公元481年后不久致克洛维的贺信，证实了希尔德里克当时的统治范围。信中，雷米主教恭贺克洛维继承了大统，疆土范围延伸至第二贝尔吉卡行省。此时，法兰克国王甚至已取代西罗马帝国皇帝，成为这片疆土的统治者，这一点，从国王之徽在公元476年被送往君士坦丁堡就可见一斑。至此，这两股势力共同统治着这片土地。克洛维与他的军队在公元486年大挫罗马统帅锡亚格里乌斯之后，又接连打了胜仗，将统治范围一直扩展到卢瓦河及毗邻的西哥特王国与勃艮第王国边境。但在这样的军事扩张下，仍有许多城市的执政者是高卢罗马贵族。在尼西亚主教会议（le concile de Nicée，325年）召开后，主教作为使徒的继任者，成为基督教会的领导人，由教士和公民共同选举产生。但实际上，主教职位被转交给贵族，但后者因帝国政权的快速更替而愈发远离中央权力，因而，这些主教掌握了对城市的统治权。

面对克洛维及其法兰克军队，主教们代表所有公民显贵出席了这场会议。这两股势力并不一定要拥有同一种信仰：当雷米主教给克洛维致去贺信时，后者尚未皈依基督教，这一事件表明，皈依基督教并不是两方合作的先决条件。然而，蛮族国王们却固执地不肯皈依天主教。基督教的阿里乌斯派是一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异教，信奉古老的圣三一理论（la Trinité），但该教派却无力与天主教及其优秀的神学家抗衡。克洛维对天主教的皈依，因其发生时间的相对超前，及其形成了稳固的同盟关系而成为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克洛维在公元496至508年间接受洗礼。他皈依的时间比公元589年西哥特诸王的皈依提前约一个世纪，这为克洛维在公元507年打赢武耶战争，从而征服西哥特王国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511年，克洛维在奥尔良召开主教会议，会议共有32位主教出席，其中还包括来自王国新征服的阿基坦地区的主教，显示出国王与基督教会的广泛同盟关系。但这种同盟关系仍有破裂之可能。

事实上，皈依天主教不一定就能获得主教的支持。勃艮第王之子西吉斯蒙德在公元508年之前就放弃信仰基督教的阿里乌斯派，转而皈依天主教，并于公元516年继承王位。因此，国王并没有出席王国主教来年在埃帕奥尼（Épaone）召开的会议。几年后，因西吉斯蒙德违反了亲族的禁令，主教们开除了他的教籍，由此引发了内乱。而在公元523年至534年间，这场内乱也为克洛维诸子征服勃艮第王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因此，最为重要的并不是克洛维的受洗，亦非是奥尔良主教会议的召开，而是在会议召开后的数年间，克洛维诸子与主教们维持同盟关系，而在奥尔良，规律性召开的主教会议则成为这种同盟关系的象征：第五次主教会议于公元549年召开。这一时期，各地的显贵不断地联合在一起，而自公元572年起，内战则将法兰克王国的疆土重新进行了划分。

克洛维开启了对这片疆土的王权统治，他依靠的是与法兰克军人显贵，以及与刚征服不久的邻国内高卢罗马公民的同盟关系，且这些同盟关系都十分稳固，这也与王国持续征服他地息息相关。这一稳固的同盟关系，使得克洛维诸子得以安然度过公元533年至554年间因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en）试图收复西罗马帝国失地而引发的动乱，并完成了朝代的更替。

克洛维的创新之处同样在于，他开拓了一片前所未有的辽阔疆土，疆土自第二贝尔吉卡行省起，一直延伸到卢瓦河南部和比利牛斯山区。这片大西洋沿岸的疆土——直至公元537年收复普罗旺斯后才到达地中海地区——与旧时罗马帝国的权力毫不相干，亦没有一个权力中心。公元508年，克洛维选择定都巴黎，而非其他诸如特里尔、图尔等更有声望的城市。这一决定，在王权尚未安定之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上的影响，并且在这一时期，在王国的周边地区也不存在任何权力中心。然而，克洛维下葬于巴黎，为这座城市赋予新的象征意义。克洛维大概是因为圣女日内维耶才选择葬在巴黎的。圣女日内维耶出身于一个最为显赫的高卢罗马贵族家庭。公元451年，面对匈人的来犯，她为了守卫巴黎而放弃自己虔心的归隐，并于10年后，在法兰克人侵袭之时，再次为了巴黎而战。她于公元约502年下葬，而克洛维则选择长眠于她的身旁，直至最后的审判来临之时。

克洛维逝世50多年后，他的孙子们瓜分了王国的统治权，但巴黎却作为王朝的象征被完整地保留下来。随后，巴黎成为一座中心城市。在这片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大面积土地上，巴黎成为新政权的首都，而我们将该政权称为纽斯特利亚（Neustrie）、西法兰克王国或法国。

马加莉·库梅尔（Magali Coumert）

附注：1215, 1357, 1682, 1882, 1900

719年
非洲敲响了法兰克王国的大门

公元719年，一支穆斯林军队在洗劫纳博讷之后，随即在今佩皮尼昂附近的鲁西诺瓜分战利品。从比利牛斯山脉到罗讷河的这片地区内，曾生活过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罗马人、西哥特人和阿拉伯人，因此，在法兰克人以武力征服这片地域前，该地区拥有着混杂的民族、文化与宗教。

此地区名为鲁西诺（Ruscino）。这是一座距大海两个小时脚程的山丘，位于鲁西荣（Roussillon，该词是“Ruscino”的变体）境内。你们居住的地方有许多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遗迹。在警戒期间，你们将劳作使用的工具藏起来，因为铁在当时是很稀罕的；如果敌人肯饶你们一命，你们就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都不知道你们的身份，也不知道你们在这里都做了什么。你们在等待着，犹如一个孤独的哨兵，以守卫之姿在世界尽头的护墙上监视着蛮族。你们可曾害怕，可曾屈服？如果等待是一种毒药，那什么是它的解药呢？

在鲁西诺，人们发现了几枚由统治者下令轧制的钱币，上面刻着维察（Wittiza）和阿吉拉（Akhila）等异邦的名字。但在首都托莱多，却不再有新王登基。有的国王被撒拉逊人打败了，有的则被他们杀害了。你们生活在行省之中，但这个行省的地位却不再微不足道。你们生活在佩皮尼昂郊外，但你们并不知道佩皮尼昂，因为它并不存在（我指的是它尚不存在）。这时是公元719年，该年份是格列高利历上的年份（因为必须要在这段飘摇不定的历史中找到一个定点，以起到分界线的作用）。统治这片疆土的是西哥特人，至少这片疆土上的显贵们都是西哥特人。而你们，则拥有着武器和充满北欧风情的华服。如果这一切都是属于你们的，如果你们没有在那段坑坑洼洼、满是深深的车辙印的多美亚大道（Via Domitia）上抢劫一位商人，你们就极有可能操着一口你们高祖辈的日耳曼方言，抑或是一口晚期拉丁语中的某种方言，带着浓浓的德意志口音，听上去像是法语，又像是加泰罗尼亚语。你们信仰基督教（这是有可能的，尽管我们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即信仰圣三一理论（我指的是天主教）。因为你们定居在高卢及西班牙之时，就成为一批安分守己的侵略者和一支高度罗马化的蛮族。你们驱逐了旧时的异教阿里乌斯派（而你们则成为主流）。你们开始憎恨犹太人，因为你们认为他们曾帮助撒拉逊人夺下了非洲。

现在来谈谈非洲。这是一个有着从阿拉伯东部传来的虔诚信仰、修整过门牙的柏柏尔人和深色皮肤的非洲，也是一个7年前在经过海格力斯之柱[1]之后，充斥着叫喊和赤裸的非洲。这样的一个非洲，终结了西哥特王在托莱多的统治，夺取了潘普洛纳和萨拉戈萨，并将西班牙像骆驼的膀胱那样装得满满的。在海角上，你们看到一支非洲军队途径此地，前往纳博讷劫掠。如果你们没有因愤怒和恐惧颤抖得太厉害，你们就会想到，这里的人曾经恐惧的是你们，为了在罗马帝国内安家，将帝国像树干一样劈成两半的是你们。可讽刺的是，也是你们想要咒骂现在的蛮族，将他们刻画成凶残的敌人，而将自己描绘成世界和平的守护者。

古董商们将鲁西诺的遗址翻了个底朝天，考古学家们也在此进行了发掘工作，从而建立了各部族占领此地的年代顺序。这一顺序并不完整，好比一份我们不知道缺了多少，也不知道缺了哪些内容的手稿。各部族对此地的占领始于青铜时代末期，接着便是铁器时代。这里曾建有规模庞大的高卢村落，但并非仅仅是“高卢”村落，因为依据双耳尖底瓮上的铭文以及铅板上的文字来看，此地的居民还有伊比利亚人。这里的居民从事贸易（数百枚来自各地的钱币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因而被逐渐拉丁化。他们在此地大获成功，以致在奥古斯都统治期间，他们所在的乡镇获赐建立一个广场，而在当时，只有罗马殖民地才有权修建广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大理石板，石板上刻有献给朱利亚-克劳狄王朝成员的题词。然而，好运在1世纪末之前就已远离鲁西诺。研究者发现，留下这些钱币的人很少来到此地。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鲁西诺先是遭到拆毁，后又得到重建。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内，研究者没有发现当时人类的居住形式，这可能是由于风化作用以及近代土壤的消蚀作用造成的。在当地有许多地窖，这些地窖后被当作垃圾场和藏物处。还有一些刻着公元7世纪末到8世纪初西哥特王名字的金币。就是在这里，当瞭望水手正焦虑不安地立在海角的岩石边上时，有人在此丢弃了数十个（我们找到43个）金属小印章，上边刻着一句阿拉伯语“Maghnûm tayyib/qusima bi-Arbûnah”，意思是“共有的纳博讷合法战利品”。在劫掠纳博讷后，这支队伍在鲁西诺山丘上停下来分赃，这次短暂的过境只留下一个极易消逝的痕迹，那便是他们在匆忙间开封的铅制印章。至少，这是一种假设，也可能存在其他的假设，但这一假设已经离事实不太远了。

你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一个世纪后，鲁西诺被再次攻占，成为加洛林王朝一块伯爵领地的首府，人们在此建起一座城堡：蛮族的入侵渗透及填补世界的裂缝已经结束了，朗格多克人也不再处于一种荒唐的中间状态。从此以后，一条界限穿过比利牛斯山脉的一个个山口，将两个帝国、法兰克人与撒拉逊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划分开来，甚至在更深远的意义上，也将法国与非洲划分开来。这次在鲁西诺的停留，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处于中间地带，而在这些印记的微妙和不确定性中，则清晰地展现了当时的地理位置顺序。这些印记在这里并到一起，犹如相互贯穿的运动一般。而我们仍对此次停留的结局不得而知。

当然，这次停留也可能发生于其他时期、其他地点（但记忆的所在就是事件发生的日期）。我们也许该谈谈另一场入侵，人们在记忆中一直保留着它，就好似保留一件珍贵的圣物，因为这是一场胜利的战争。但在鲁西诺事件发生40年之后，普瓦捷事件并没有如课本中的民族故事那般精准地描绘史实，它陷入事件的幻想之中：这场战争并非发生在普瓦捷，而是发生在图尔，抑或是两地之间的某个地点（因为实际上我们对发生地一无所知）。这场战争，与前后发生的其他数十场有输有赢的战争并无不同之处。我感到很抱歉，赋予这场普瓦捷之战以史诗之感的，并不是一位宫相的英勇，尽管他周围甚至都没有骑着大驴的男爵环绕。这场冲突留下的印记，在敌方的史诗中得到了重建和讲述。在史诗中，这股浪潮并没有征服叙利亚、波斯、埃及、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的非洲以及西哥特王国统治时期的西班牙，而是到普瓦图就戛然而止。这种说法可靠吗？很有可能确有其事，我们或许可以谈论法拉科西内图姆（Fraxinetum）——即弗雷内（Freinet），此地恰好位于摩尔高原（le massif des Maures）之上，悬于圣特罗佩海湾上空。他们不久之前还是一帮悍匪，栖于鹰巢之上，以掠夺为生，其活动范围从整个普罗旺斯地区，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山区及莱茵河上游流域。但当这些悍匪年迈之时，他们归顺了科尔多瓦哈里发，他们还会为了即时的利益而毫不迟疑地冒险吗？抑或应将他们的隐蔽之所视为一块有人类居住且受到管理的土地、一个商行或一块殖民地，甚至像伊斯兰教文明中其他的萨赫勒地带那样，是一个位于法兰克王国沿海边境的小国家呢？

实际上，民族故事也许需要修正这次相遇的框架，因为两方异邦人的相会并不总是对抗，也并不只有冲突。在鲁西诺的见证下，这支阿拉伯-柏柏尔人分遣队先是劫掠了纳博讷，后又在此定居近50年，直到新的敌人，即法兰克人夺下了城市。后者让我们相信，是法兰克人让这座城市重新回到我们的怀抱。城中的埃米尔[2]、政府、驻军及其家眷都是纳博讷人。纳博讷人不论是基督徒还是犹太教徒，都会在每星期五下午去做祈祷。尼姆的情况与纳博讷相同，但在尼姆，伊斯兰教的传播仅仅持续了一代人。政府对穆斯林进行安置，并监视着他们的宗教仪式。正如在安达卢西亚，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母亲将她身为穆斯林教徒的丈夫或儿子安葬在公墓之中。在构建我们想象或实际存在的系谱时，我们将这座墓以及对邻里的善意驱逐出我们的记忆，不过如今在一个无关紧要的终曲里，又将它视为一个不寻常的预兆。然而，我们无法在这片公墓中找到它的位置，抑或说，我们无法辨认出它。

弗朗索瓦-格扎维埃·福韦勒（François-Xavier Fauvelle）

附注：212, 1143, 1270, 1446, 1863, 1931, 1940

[1] 海格力斯之柱（les colonnes d'Hercule）是在西方经典中，形容直布罗陀海峡两岸边耸立海岬的短语。随着腓尼基的商船队驶出海格力斯之柱，他们陆陆续续在加的斯以外，在今日摩洛哥海岸，陆续发现一些毛里塔利亚人的殖民地。——译者注

[2] 埃米尔（émir），又译“艾米尔”，旧译“异密”，是伊斯兰国家对王公贵族、酋长或地方长官的称谓。——译者注

800年
查理曼大帝，帝国与世界

公元800年，查理曼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称帝。他怀揣着复杂的野心和多变的战略，意在征服从拜占庭到科尔多瓦，以及从巴格达到阿瓦尔汗国的整个世界。而在这些野心和战略的背后，浮现出在法兰克人荫蔽下诞生的教皇国，以及两支基督教派之间不可挽回的破裂。

“罗马人剜掉利奥教皇（Léon）的双眼，切断他的舌头，迫使利奥教皇……不得不求助于皇帝的诚意（拉丁语fides）：为了平息教会一片混乱的局面，查理曼来到罗马——并在此度过一个冬季（800-801）。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成为皇帝与奥古斯都的合法继承人。”查理曼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768-814）将这次皇帝的加冕描绘成一种殊荣，皇帝的统治将为信仰而战。在艾因哈德之后的几个世纪间，这次由教皇的加冕成为政教联盟的基础，只不过“教会”这一定义的变化，远比一成不变的皇帝礼仪要快得多：教会，是将肩负着传播宗教之责的“基督徒”囊括在内，还是仅仅指以罗马为中心的拉丁教会呢？查理曼大帝统治的是法兰克帝国还是整个世界？研究这些问题理应从局部利益开始说起。自公元774年起，法兰克人开始统治伦巴第王国（包括意大利北部及中部的大部分领土）。他们的名声传扬到罗马和所征服的王国。阿德里安一世向他们允诺，在城外圣保罗大殿旁为他们修建一座法兰克修道院。这是一处教会疆域内的法兰克飞地吗？教会将这些不可转让的利益拱手相让给了蛮族吗？罗马人对此提出抗议。公元799年4月25日，罗马人打断一场由阿德里安一世的继任者利奥三世主持的宗教仪式，并粗暴地对待他。教皇在加洛林君主代表——斯波莱托公爵的帮助下才得以从暴乱中脱身。利奥三世别无选择：他必须在帕德博恩得到查理曼的军事支持，才能返回城中。而这次在圣诞节的加冕，有一部分是出于对这份恩情的报答。利奥三世口诵祈祷词，为查理曼带上王冠。这时，人们欢呼道：“祝查理·奥古斯都万寿永康，战无不胜！上帝为这位伟大而又爱好和平的罗马人的皇帝加冕！”

这种通过罗马背景进行的阐释令一位与宫廷来往密切的文人不甚满意。因此，他于公元807年继续撰写《王室年鉴》（Annales royales，787-793）的前半部分，书中歌颂了加洛林王朝。据这位文人的描述，这次加冕并不是由罗马人的暴乱而引起的，而是来自法兰克王国领土的霸权地位。他写道：“（799年）领主王（查理曼）渡过莱茵河，穿过萨克森，定居在帕德博恩，……他曾派他的儿子（小）查理……来到此地与斯拉夫人谈判……满怀敬意地接待兼任君主与教皇的利奥三世……当教皇动身返回罗马后，国王也返回了他位于亚琛的王宫。在回程途中，西西里行政长官米歇尔（Michel）派遣的特使丹尼尔（Daniel），也面见了这位领主王。同年，阿瓦尔人违背了曾经的誓言，弗留利公爵埃里克……被围困在利比尔尼（Liburnie，即如今的克罗地亚）的泰尔萨（Tersat）城之中，而巴伐利亚的行政长官格罗尔德（Gerold），也在抗击阿瓦尔人时牺牲。巴利阿里群岛，经过摩尔人与撒拉逊人长达一年的破环之后，又重新被法兰克王国统治……士兵在战争中得到了摩尔人的标志性物件，并将其呈给国王。居伊伯爵（le comte Gui）……收服了布列塔尼，并在返回萨克森之后，将归顺将领们的武器一并献给国王……整个不列颠行省都处在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同年，一位来自耶路撒冷的传教士代表大主教，为领主王带来耶稣墓中的圣物。韦斯卡城的行政长官阿赞（Azan）也将城市的要塞随礼品一并献与国王。（800年）3月，在离开亚琛后，国王游遍高卢的沿海地带（英吉利海峡以及北海），他在圣里基埃尔（Saint-Riquier）庆祝复活节，并一直走到鲁昂。在鲁昂，他渡过塞纳河，来到图尔的圣马丁教堂祈祷……,他经由奥尔良和巴黎返回亚琛……8月初，他来到美因茨，从那里，他出发去意大利，并征服了拉文纳……在讨伐完贝内文托人之后……他又向着罗马进发。”这幅惊人的图景，展示出一个最为乐观的假象：因为布列塔尼此时还远没有成为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而意大利南部的安达卢西亚与萨克森，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进行着负隅顽抗。但编年史作者却凭借随加冕产生的政治地理学反驳了这一说法：加洛林王朝显贵代表的到场，以及教会对查理曼皇权的认可，显示出法兰克王国在欧洲大陆的统治范围。

公元约807年，流传着的都是《王室年鉴》中的官方说法，《梅斯年鉴》（Annales de Metz）采用的也是这一说法。这些编年史都有意识地对公元790年至800年间的真实背景避而不谈，尤其对一个十分重要的设想绝口不提。该假设认为，拜占庭皇帝的登基给加冕造成压力。但《洛尔施年鉴》（Annales de Lorsch）却与这些编年史不同。后者认为，查理曼之所以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是因为宝座本就是空缺的：“也因为皇帝的头衔当时正握在希腊人手里，而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是一个女人，正当这时，利奥主教……与其他的基督徒都认为应当任命法兰克王查理为皇帝。”《洛尔施年鉴》实际上还记载了公元约801至802年，法兰克宫廷辩白的演讲。文中再次说明，由一个女人即伊琳娜（Irène）统治的拜占庭，使得帝国没有一个真正的君主。公元802年，奈塞弗勒所一世（Nicéphore Ier）推翻了伊琳娜的统治，并随即夺取了皇帝的头衔，皇帝宝座空缺的这一说法便不再那么有效了，而《王室年鉴》也不再对拜占庭的情况展开描述。查理曼的加冕使得法兰克王国与拜占庭彻底决裂，结束了罗马帝国自公元324年起就维持的统一局面。公元8世纪，拜占庭帝国由伊苏里亚王朝统治，该王朝的上台应归功于伊斯兰教权力的扩张：公元717年，君士坦丁堡被倭马亚王朝的军队包围，而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三世则挽救了帝国的覆灭。此后，伊苏里亚王朝就依靠法兰克王朝的力量，在西方展开抗击哈里发的第二条战线。在希腊修道士狄奥法内斯（Théophane）于公元约814年撰写的《编年史》（Chronique）中提到，拜占庭仍努力想与加洛林王朝和解；书中提到了查理·马特，这位战胜了阿拉伯人的宫相对拜占庭的赞赏之情；书中描述，伊琳娜女皇向查理曼提出婚约，希望能以一己之力使东西罗马帝国的基督徒重修旧好（798年）。

那么，该如何解读查理曼决心与示好的拜占庭帝国决裂呢？这其中应当是教皇的外交手段起了作用。在查士丁尼收复意大利之后（565年），教皇在政治、军事上的独立性都因在意大利的拜占庭帝国代表，即拉文纳的总督而得到保障，但这一独立性却也受到信仰阿里乌斯教派的伦巴第侵略者的威胁。然而，这一平衡于公元8世纪被翻转了过来：伦巴第人开始信仰天主教，并与教皇达成妥协，而这时，拜占庭却在圣徒的代祷、崇拜的对象以及圣职生活等方面采纳与正统教义不同的阐释——这些阐释自公元737年起就被罗马教会定义为异教。同时，拜占庭也出现了“圣像破坏者”。很快，教皇就开始在法兰克人统治者当中寻找教会的保护者，保护者需有能力取代那些亵渎宗教的拜占庭人。教皇国的创立是这项政策所取得的首次具体成功：法兰克人征服了伦巴第人。自公元756年起，在一片永久献给“圣彼得”的土地上，22座城市形成了其核心所在：公元774年，阿德里安教皇核准了查理曼——这位伦巴第人新王的献土。公元791年，法兰克王命人将教皇与加洛林王室的通信抄录在《加洛林药典》（拉丁语Codex Carolinus）之中。这些通信完全反映出加洛林王朝与教皇的联盟，包括联合抗击拜占庭。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教皇们面对后继无力的墨洛温王朝，选择依靠这个冉冉升起的新王朝。信中提到，教皇给矮子丕平举行了加冕（754年），颂扬了法兰克人信仰的正统性，并阻止了伊苏里亚王朝与加洛林王朝的所有联姻。从这一点来看，公元800年12月25日举办的庆典，比起对查理曼，更像是对教皇所获成功的认可。这也许就是法兰克王苦楚的源头，艾因哈德认为，“查理曼十分反对（这次皇帝的加冕），他说他如果提前知道教皇的这一决定，就永远不会在加冕之日踏入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尽管这是一个头等重要节日的日子”。

如今看来，加洛林王朝从与教皇结盟中获得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这一选择使得罗马教廷实行了天主教的准则，但他们在之前的书信中并未提到这一点。这一举措多半是受到了伊斯兰教政治处境的启发。在伊苏里亚王朝，具有威胁性的伊斯兰教指的是在叙利亚和埃及境内，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所信奉的伊斯兰教。而倭马亚王朝在安达卢西亚境内的抵抗自公元751年就开始逐渐减弱。而在加洛林王朝，情况则恰恰相反。哈伦·拉希德（Hârûn al-Rachîd）是加洛林王朝远方的支持者，维持着进入圣地之路的畅通。而在西班牙穆斯林的内部，存在由宗教正统性而引发的冲突，使得西班牙有再次信仰基督教的可能。查理曼的选择十分明确：他与阿拔斯王朝互遣特使并交换礼物，在公元801年至802年间尤为频繁。但他也继续攻打倭马亚王朝位于安达卢西亚的薄弱地区，直至建立一个西班牙边境军区，尽管奥雷亚加（Roncevaux）仍还未被攻克。这个唯一的基督教帝国的范围从君士坦丁堡一直延伸到罗马，12月25日的加冕被认作是它的回归，实际上是对查理曼统治范围的认可，并对东西罗马帝国进行了划分。

玛丽-塞利娜·以赛亚（Marie-Céline Isaïa）

附注：842, 882, 987, 1308, 1515, 1804, 1811, 1863

第三篇
胜利的封建秩序

L'ORDRE FÉODAL CONQUÉRANT

《凡尔登条约》（843年）的签订，诞生了西法兰克王国——卡佩王朝统治疆域的早期雏形，直至路易七世逝世（1180年）。王朝的兴衰与法国和法兰克王国的兴衰不甚相干。987年，雨果·卡佩在德意志君主的支持下，当选法兰克公爵，而这一事件在当时世界的沙沙作响声中几乎未受到关注。不过，雨果的当选却为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打下基础，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王朝的统治将持续8个世纪之久，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西方之王”不再朝着灭亡帝国的旧时中心进发（即洛泰林吉亚，包括如今的洛林、比利时及卢森堡），该地区已成为一个过时的政治范围。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卡佩王朝基本维持其原有的势力范围，并只与有威望的势力结成联盟（例如与基辅君主结盟）。其军队曾被好战君王的军队包抄，例如来自诺曼底，后成为英格兰国王的征服者威廉一世的军队，就曾包抄过卡佩王朝的军队。卡佩王朝的军队也曾被迫进行了几次不甚光荣的撤退，尤其是在面对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之时。

卡佩王朝不断扩大的活力与开放体现在其他方面：在严苛的封建秩序下，王国的人口与经济都得到了持续增长。这种与传统不同的秩序并不是僵化或一成不变的。该秩序包括远征、朝圣、十字军东征（1095年，一位法兰克教皇在克莱蒙的布道引发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学术研究、商业活动与修道士改革，种种事件都发生在欧洲及地中海地区的大道上，发生在来自各领地的人们身上。正是这些人，组成了西法兰克王国的政治与社会图景，而这一图景慢慢演化成了“法兰西”。

最先开始进行改革的是克吕尼修道院的修道士，随后是熙笃会（Cîteau）的修道士，以及圣殿骑士团和修士。这些人让所有拉丁基督教的修道院都能物尽其用，并使罗马教廷于12世纪进行了一次教会改革。此次改革肃清了教会的内敌，即犹太教徒与异端分子，从而更好地抗击教会的外敌伊斯兰教。君王与骑士们，他们被附庸的忠诚所维系，被异域的冒险与胜利所诱惑，被教会所驱使，纷纷投身到西班牙、英格兰、意大利南部以及圣地的战场之中。有时，他们会通过战争征服一个地区、为新的封建政权的建立打下基础，抑或进行着货真价实的殖民活动。被征服的地区从大不列颠一直延伸到黎凡特。这时，他们仍被称为“法兰克人”，但已经愈发浮现出“法兰西人”的面貌。他们有的本就出生于王国北部，有的则被我们或多或少错误地认为来自王国北部。在那里，人们说着“法兰西的悦耳之语”，而武功歌[1]与歌颂骑士精神的史诗则使这种语言名扬四海。

[1] 武功歌（Les Chansons de geste）是11世纪至14世纪流行于法国的一种数千行乃至数万行的长篇故事诗，以颂扬封建统治阶级的武功勋业为主要题材。——译者注

842年-843年
当语言不能建立王国之时

长久以来我们都一直认为，公元842年，在以“罗曼语”和“条顿语”宣读的《斯特拉斯堡誓言》，一些民族诞生了。第二年，这些民族便分散定居在分割于凡尔登、建于加洛林帝国废墟之上的各王国中。但在法兰克人聚集地以及使用多种语言的地区，语言尚不能建成王国。

公元842年的《斯特拉斯堡誓言》与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二者皆为法国与德国的“民族”遗产，自19世纪起，就被学者们加以研究和阐释，并成为授课内容。也就是说，二者都或多或少地被视为定义身份的尺度，而这种身份是建立在说着罗曼语的假想“民族”（“法兰西民族”），与操日耳曼语的假想“民族”（“德意志民族”）的二元对立之上。事实上，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术语来表述这种身份，除非将民族主义者的种种惯常说法投射到这段历史之上，但这样做不仅有违事实，也同样有损两个事件中的参与者、见证者与讲述者的意识与思想。这两个事件的重要性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斯特拉斯堡誓言》是一个并不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的出名应当归功于该事件的一位叙述者与参与者，因为他以精确的语言将该事件记录下来。而誓言所使用的语言也十分精确，与一贯的拉丁公文相比，是一次极大的创新。而《凡尔登条约》，并未遗失帝国统一的记忆，它首次以不同的语言进行了地理上的划分。

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再次发扬了法兰克人根深蒂固的家族传统，他们寻回曾被剥夺的、兄弟间为了继承更多遗产而斗争的乐趣，如同他们的先祖墨洛温王室那般。他们的领地可称为“王国”（regna），这些王国融入比查理曼留下的基督教帝国更加广阔的地域之中，但这之中多少有些虚构的成分。查理曼所留下的基督教帝国，囊括十分混杂的地区、民族和语言：语言上包括凯尔特方言、日耳曼方言（古英语、莱茵法兰克方言、中部法兰克方言、撒克逊语、阿勒曼尼语、图林根语、伦巴第语……）、罗曼法语（庇卡底语、香槟方言、诺曼底方言……）、奥克语（利穆赞语、加斯科语、朗格多克语、普罗旺斯方言、加泰罗尼亚语）；地域上包括低地语区、可能存在的岛状希腊语区（位于意大利）以及阿拉伯语区。各领地被不断切分，领主们也不断地从一座宫殿搬到另一座宫殿，但这种切分并不会以持续的、有意义的方式增加语系的数量，且语系已经得到了切分（罗曼语/日耳曼语）。如果说加洛林家族的谱系合法性是这个权力的象征枢纽的根基，那么物质的联系就将这一合法性具体化了。所有联合的军事力量依靠的都是统一的政府公文和宗教信仰，而这二者都离不开对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即拉丁语的掌握。虔诚者路易与他的儿子，包括他的诸多儿子之间不断发生的冲突，最后引发了流血的战争（公元841年的丰特奈之战）。很显然，所有的记载都证明了这些主要参与者在不断地进行着谈判，甚至主教也会到场并主持谈判。也就是说，他们在交战的同时也会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休战或协议。这些谈判虽极易破裂，但仍要求双方都使用一种能有效沟通的语言，一种至少能让最高级别的参与者听懂的语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842年2月14日，《斯特拉斯堡誓言》得以发表，这一时期，为对抗他们的兄长洛泰尔（Lothaire，即虔诚者路易的长子，理应掌握着帝国的大权），查理（Charles，即虔诚者路易的小儿子，后被称为秃头查理）与路易（后被称为“日耳曼人”）联合在一起。当时，丕平二世将大军撤到路易所统治的阿基坦境内。这一事件的叙述者尼塔尔（Nithard）是王室成员之一，学富五车的他有幸作为许多条约的起草者进入历史之中。他为我们详细地记述了这一盛典，并留下两位君王及其军队宣誓内容的副本。

我们对会议召开的地点和与会人员不得而知。参与会议的应当是两位君主及其最核心的拥护者，参会人数约有数十人（或几百人？）。在这场会议召开之时，各语区的地理分布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地理分布的核心表明，拥有较少拥护者的路易是日耳曼语区的领袖，而更加幸运的查理则是罗曼语区的领袖。在叙述中，尼塔尔先是精心抄录了这两位兄弟在宣誓前在会议上发表的两段演讲。这两段演讲简洁（口述大概在5分钟以内）而又坚定。两位君主都使用双语演讲，并精心地将两种语言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在向自己领地的诸侯宣誓时，路易说的是日耳曼语，而查理则说的是罗曼语。随后，两位君主互换语言，向对方阵营的诸侯宣誓：路易以罗曼语起誓，而查理则以日耳曼语起誓。最后，双方所有人都以自己的语言起誓。在加洛林时期的拉丁语中，两个形容词的意思十分明确：“theudisca”意指“人民的语言，即法兰克语区”，而“romana”则意味着“罗马的语言，即拉丁语区”。在这些名称的背后是两种语言的本义。誓言的拼写极力地中和了方言过强的地域性。在拼写中，德语语言学家辨认出莱茵法兰克语，罗曼语言学家则没有辨认出拉丁语，而是辨认出罗曼语，但他们都对其中的奥依语方言感到十分困惑。并且所有人都在公文先后顺序的权利这一问题上产生了疑问：罗曼语和日耳曼语应当哪个在先？

下文是集体宣誓的内容，首先是查理一方进行宣誓，随后是路易这一方。根据书写内容，一位传令官（为什么不是尼塔尔本人呢？）逐句高声诵读，各方的拥护者（诸侯）则齐声重复：

Si Lodhuuigs sagrament, que son fradre Karlo iurat, conservat, et Karlus meos sendra de suo part non los tanit, si io returnar non l'int pois, ne io ne neuls,cui eo returnar int pois, in nulla aiudha contra Lodhuuig non li iu er.

Obar Karl then eid, then er sinemo bruodher Ludhuuuig gesuor, geleistit,indi Ludhuuuig min herro, then er imo gesuor, frobrichit, ob ih inan es irruenden ne mag, noh ih noh thero nohhein, then ih es iruenden mag, widar Karle immo ce follusti ne uuirdhit.

“如果路易遵守他对他弟弟查理的誓言，而我的领主查理却没有遵守这些条款，若我也好，其他人也好，都不能使查理回心转意，我不会帮助他对抗路易。”

（除了有一些名称上的对调，法兰克语版的誓言内容与此相同。）

加洛林王朝的法令汇编集很早就收录和改编了这两段誓言的全文。这两段高声宣读的誓言，在法学家的口述下，传遍帝国的各个角落，而誓言的调停人，则在802年开辟了一个忠实的战场。事实上，通常此类文件中简短的分句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像拉丁语：拼写并未掩盖口语的真实结构，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发音（拉丁语版的誓言）。但斯特拉斯堡的誓言却没有这样的情况：尼塔尔，这位才华横溢的誓言作者，力图同等对待这两种语言，以日耳曼口语与罗曼口语书写了誓言，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誓言清楚地展现出加洛林时期官方拉丁口语的发音方式。在这个口语变化的阶段，罗曼语，也许还有奥依语，都并不是单一的——长久以来，一部分书面语比拉丁语更加拉丁化了，但这种语言起到特殊的作用，因为罗曼语成了“lingua romana rustica”的口语，即“未接受过教育之人所使用拉丁语”。显然，这份庄严的、以两种口语写成的公文，给了上层方言以足够的权利。

这一事件的发生，表明了早期“法国的法语”以及“德国的德语”的存在。路易被称为“日耳曼人”是欠妥的：他在阿基坦出生，并在那里长大。直到在战争中，他才偶然得到一块日耳曼语区的领地（一份荣誉，或一块领地）。而他的敌手查理，则出生于法兰克福，并在斯特拉斯堡长大。当时资料中提到，弗朗西亚（Francia）是一小块罗曼语区，中间还包括着许多日耳曼语区。虽然在加洛林王朝，参与统治的有君主、在俗显贵、教会显贵以及修道士，但他们却无需担心语言甚至地域的界限问题。加洛林王朝的君主以及身份最为显赫的臣子都掌握至少两种语言：他们说着各式各样的法兰克语（一种方言），并且水平不一地精通着“拉丁语”。而对于拉丁语，现代口语和古代的标准口语有许多妥协之处。总之，“法国”与“德国”此时尚未诞生，我们应当透过与现代划分截然不同的文化与思维的滤光镜来对其进行思考。

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是否率先消除了这样的局面呢？在尼塔尔过人的洞察力之下，我们得以观察到当时三大主要王国的轮廓：通过切分，路易得到东边的日耳曼语区，查理得到西部的罗曼语区，而洛泰尔则分得自弗里斯（Frise）到伦巴第的这一片横穿东西的土地。洛泰尔所分得的土地，忠实地反映出语言与政治的不相干性，因为在新建立的“洛泰林吉亚”中，人们在北部使用弗里斯语（一种日耳曼方言），而在南部则使用意大利的罗曼语。在这些基于其他标准之上的划分（以及历史的种种偶然）过去很久之后，欧洲才被划分成一个个泾渭分明且冲突不断的语言国家。

米歇尔·巴尼亚尔（Michel Banniard）

附注：511, 800, 1105, 1539, 1883, 1919, 1992

882年
加洛林王室中的一个维京人？

在著名的罗洛受洗的数十年前，维京首领古德弗里德就接受了洗礼、得到了土地，并于公元882年，向加洛林王室的一位公主提出婚约。实际上，各方与这些“北方人”之间的关系，从没有闹到要诉诸战争的地步，而是都以不同方式达成了妥协。

公元882年7月，法兰西国王查理三世（又称“胖子查理”）率军围攻定居在阿斯克洛哈（Ascloha）——约在阿塞尔特（Asselt）、靠近今荷兰境内的鲁尔蒙德（Roermond）——的维京人。战争爆发之时，维京人自879年起就开始了新一轮对法兰克地区的侵袭，同时，一部分曾入侵英格兰的“维京雄狮”也来到欧洲大陆。在经历几天徒劳的围城之后，查理与这些维京人进行了谈判。诺曼底首领之一古德弗里德（Godfrid，另一文献中称为Sigfird，音译为西格弗里德）接受了洗礼，并获得弗里斯境内的土地，而这片土地原本是由维京人罗里克（Roric）统治的。这些维京人们还获得一大笔财富，一些文献将之称为贡品，而另一些文献则认为，这笔财富是古德弗里德受洗所得到的礼物。他迎娶雨果的姐姐吉塞拉（Gisla），而雨果被认为是洛泰尔二世的私生子。古德弗里德由此完成与加洛林王室的联姻，这场联姻可能是双方协议的一部分，也可能因为古德弗里德想要在一段时间后，与公主的兄弟雨果结盟。事实上，在联姻后，古德弗里德随即就参与到加洛林王室的种种阴谋之中，他支持雨果谋反推翻查理三世的统治，又要求加洛林王朝以一笔钱财来换取他的继续效忠。885年，在位于瓦尔河与莱茵河交汇处的埃雷斯皮什（Herespich），古德弗里德死在一次由皇帝的亲信——巴本堡（Babenberg）的亨利策划的埋伏中，而雨果则遭到逮捕，在被剜去双眼后被送往一座修道院。古德弗里德爬到法兰克显贵的顶峰却又坠落，他的受害，是因为他参与了王朝的众多阴谋，是因为他想要从中牟利的企图，也同样是因为他的骤然升迁招致他人的敌意。

实际上，向我们讲述这一事件的文献都有自相矛盾之处，如《富尔达年鉴》（Annales de Fulda）、《圣贝尔迪年鉴》（Annales de Saint-Bertin）、《圣瓦斯特年鉴》（Annales de Saint-Vaast），这让我们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版本。例如，在《富尔达年鉴》的两个版本中，查理三世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就截然相反。这位务实的国王处于优势地位时，与维京人达成协定，抑或说他是“另一个亚哈”[1]，因为听信了叛徒的谗言，与维京人达成一个令人发指的妥协，而这时，他的军队其实是战无不胜的。查理做出的另一次妥协更为有名，同样也饱受争议。他以贡品换取——贡品的数量很少（700利弗尔）——维京人解除对巴黎的包围（885-886），并允许他们在勃艮第过冬。维京人让查理臭名昭著，而当时的史料已经反映了这一点，但这种恶名——据记载——在19世纪民族史书的描绘下变得更加不堪。与厄德（Eudes）相比，这位皇帝是一位典型的反英雄人物。厄德作为巴黎的伯爵，英勇地守护了这座城市，他的晋升，正是因为他英勇地抵御了入侵者。正如19世纪亨利·马丁（Henri Martin）在其著作《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中所描绘的那样：“巴黎成为新兴人民的首都，这些人凭借着一己之力击退异邦人，并且在他们之中，光荣地诞生了一位国家领袖。巴黎开启了伟大的时代！从此，厄德成为法兰西的精神与法兰西的魂。”几年之前，在凡尔赛宫的战争画廊中，让-维克多·施内茨（Jean-Victor Schnetz）于1837年的画作《厄德伯爵在巴黎抗击诺曼人》（Le comte Eudes défend Paris contre les Normands）歌颂了这次抵御之战，成为查理曼肖像与布汶（Bouvines）胜利之间唯一穿插的画作。

这次阿塞尔特围城是我们通常称为“诺曼人入侵”的事件之一。这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史书中通用的叫法，它让人们以一种简单的视角来看待维京人的迁徙，这种视角首先将其视为一种军事和破坏行为。我们不应当低估维京人所造成的恐慌、破坏以及教会的混乱，更有争议的是，他们对相关地区的政治发展造成影响。维京人于841年对塞纳河谷发动攻击，这次攻击提前预示了在瑞米耶日（Jumièges）和鲁昂燃起的大火；882年，他们对聚特芬（Zutphen）造成部分破坏；913年，他们又对朗代韦内克修道院（l'abbaye de Landévennec）发动攻击。本在飞速发展的法兰克帝国港口及北方沿海地区数次成为维京人攻打的目标，维京人也许要为这些地区的衰落负全部责任。

“诺曼人入侵”一词，不一定能更好地解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扩张行为。即使应当对这种行为保留唯一的阅读框架，但一些越来越常用的表达方式却标志着观点的转变，例如“维京族群”“维京人聚居地”（更有争议）等说法，就使用了一种全面的方法来研究相关问题。保留以下几个观点。首先，维京人的迁徙发生之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族群中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所以维京人的迁徙是这种转变的延伸、表现与成因——经济活动呈现出多样化；新兴的贸易地诞生了，这些地方后成为首批市中心；斯堪的纳维亚王室的中央权力确立和基督教的渗透等等。其次，维京人向一些知名地域扩张，并与当地掺杂着不同种族与文化的各阶层都有所往来。他们的迁徙最终使得这些地区，根据不同的社会结构与安置新到人口的方式，做出了不同的回应。由此看来，维京人与法兰克王国之间的种种联系，是维京人复杂多变的迁徙过程的体现之一。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古德弗里德。实际上，这既不是法兰克统治者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向维京首领妥协。这种妥协始于查理曼统治（768-814）末期，据后世记载，更确切地说，它始于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814-840）。当时，法兰克人正在干预丹麦事务，并且在兰斯的埃博大主教以及后来的圣安斯加尔的发动下，开始向北方人传教。826年，哈拉尔·克拉克国王（Harald Klak）来到帝国接受洗礼，认路易为教父，并在吕斯特兰让（Rüstringen）得到一块封地。虽然他的受洗没有使得丹麦皈依基督教，但却开启了其他传教活动。837年，哈夫丹（Halfdan）的儿子亨明（Hemming）在瓦尔赫伦岛抵御维京海盗的侵袭时身亡。斯堪的纳维亚首领，尤其是丹麦首领，被数任法兰克统治者安置在弗里斯：例如罗里克就在840年至870年间统治着弗里斯的部分地区，尤其是多雷斯塔德（Dorestad）商业中心，该商业中心是法兰克国王的国库。同时，罗里克还结交了洛泰尔一世、秃头查理、日耳曼人路易以及洛泰尔二世。这一时期，加洛林王朝的国王们，甚至一些王国的显贵，都借斯堪的纳维亚首领来打击自己的敌人，包括驱逐其他部族的维京人，例如，在860年至861年间，秃头查理支付了一笔钱——花资不菲——给掌管着索姆河谷的韦兰船队（Weland），让他们驱逐那些藏匿在塞纳河鲁昂上游地区的奥塞吕姆（拉丁语Oscellum）中的海盗。其他丹麦首领则充当法兰克人与维京人谈判时的调停人：韦兰与查理之间的商讨就是在一位丹麦人阿斯拉克（拉丁语Ansleicus，即Aslak）的主持下进行的。阿斯拉克效忠于法兰克国王，是国王的“宫廷之伴”。出身于丹麦王室的西格弗里德信仰基督教，并效忠于年轻的国王卡洛曼二世。884年，他受王国显贵指派，前往亚眠与维京人商讨贡品事宜。不可否认的是，在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充分融入法兰克人的社会之中，成为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

虽然古德弗里德的尝试失败了，但这次尝试的意义十分深远。9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首领们纷纷试图晋升到法兰克社会的最顶端，但这些新到之人获得晋升还会招来抵制。897年，兰斯大主教富尔克（Foulques）斥责了他的保护者——傻瓜查理（Charles le Simple），因为后者与安德乌斯（拉丁语Hundeus）进行了会晤，而这位年轻的加洛林君主此时已经改变了宗教信仰。几年后，罗洛、傻瓜查理，以及以纽斯特利亚总督罗贝尔为首的王国显贵之间达成妥协，并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法兰克王国向诺曼底首领承诺，只要他接受洗礼，并“保护王国”（拉丁语tutela regni），那么作为交换，他就能得到塞纳河下游的土地，而这片地区后成为诺曼底的中心。罗洛（Rollon）迎娶傻瓜查理的女儿吉塞拉，历史学家们虽对这一事件尚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罗贝尔总督成了罗洛的教父。911年，埃普特河畔圣克莱条约（le traité de Saint-Clair-sur-Epte）不仅标志着斯堪的纳维亚人唯一一次长时间存在于法兰克王国中的开始，同时也表明，这些鲁昂的新统治者已经融入王国的亲王显贵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上一辈的古德弗里德没有做到的事情，罗洛却做到了。

皮埃尔·博迪安（Pierre Bauduin）

附注：451, 800, 1051, 1066, 1550

[1] 亚哈（Achab）是古代中东国家北以色列王国的第8任君主。通过和西顿公主耶洗别的婚姻，亚哈把对腓尼基神巴力的崇拜带入以色列，结果招致以利亚和其他先知的反对。——译者注

910年
通用的修道制度在汝拉山与莫尔旺高原之间诞生

公元909年或910年，在克吕尼建起一座修道院，修道院位于马贡，地处王国的边缘。谁曾料想，这座修道院会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内发扬光大，其传播范围远远超过主持修建修道院的封建网络，并在整个拉丁欧洲范围内成为本笃会修道制度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呢？

公元909或910年，马贡（Macônnais）建立了克吕尼修道院，目的是在那里招收一些本笃会修士。在短短两个世纪的时间内，这个小小的修道院的影响范围便跨越了国界。此点表现为，修道院在控制范围（200个遍布整个欧洲的修道士）与主教堂的规模上，都胜过了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修道院的主教堂建于11世纪末，直到中世纪末期都一直是最大的基督教堂。修道院如今只剩下几处中世纪时期的断壁残垣，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当作国有财产出售，后来成为采石场和种马场。如今，修道院成立的这一事件几乎被人们完全忘却了，所以人们也忘了为这一事件添上一个具体的发生日期。

大概在910年9月11日这一天，极有权势的阿基坦公爵——敬虔者威廉（Guillaume le Pieux，于918年逝世）与他的妻子，即普罗旺斯国王之妹昂热尔贝格（Ingilberge）一同建立了克吕尼修道院。这一天，这对夫妻来到威廉的一个权力中心布尔日（Bourges），在这里，一份庄严的长篇法令被起草，该法令规划在伯爵的领地马贡修建一座新的修道院。威廉与昂热尔贝格将他们的决定写下来，当时有43位见证人，而这些人，尤其是几位主教与众多在俗诸侯，组成了威廉与昂热尔贝格的宫廷。我们猜想，当时到场的还有克吕尼修道院的第一任修道院长伯尔诺（Bernon）。伯尔诺是勃艮第人，当时他已经掌管了四座修道院，并与昂热尔贝格的母家有着20年的交情。法令是由大学者俄多（Odon）起草的，他在成为伯尔诺手下的修道士前，曾得到敬虔者威廉的保护。后来，俄多成为克吕尼修道院的第二任修道院长。

敬虔者威廉与昂热尔贝格在克吕尼修建了这座新修道院，而这片土地是他们献给使徒彼得与保罗的封地之一，因此，两位使徒成为这座新修道院的守护圣人，修道院中留存着他们的圣骨。修道士们应当遵从圣伯努瓦（saint Benoît）的戒律，关心穷苦之人，并祈祷修道院的建立者、他们的家眷及诸侯能获得灵魂的救赎。威廉与昂热尔贝格不希望任何人掌控修道院，于是，他们命令代表着彼得与保罗的使徒和教皇诅咒胆敢夺取修道院之人，以此来守卫修道院。

克吕尼修道院的建立，使人想起众多在加洛林王朝时期建立的修道院。但克吕尼修道院的建立产生了新的平衡状态，而这种平衡深刻地转变了社会结构与实施权力的方式。在888年后，加洛林帝国分裂成不同的王国，在这些王国中出现了许多紧密结合的领土实体，即由强大的贵族家族统治的封地。自890年起，昂热尔贝格家族的封地就成立了王国，即普罗旺斯王国，国土面积占今法国东南部的四分之一。随后，昂热尔贝格家族的野心转而投向意大利王国。而敬虔者威廉则统治着一片极辽阔的疆土，疆土主要位于西法兰克王国境内，包括阿基坦、贝里（Berry）、塞蒂马尼亚（今朗格多克沿岸）、奥弗涅、马贡以及里昂。敬虔者威廉在890年至893年间迎娶了昂热尔贝格，由此在这两个十分显赫、封地相邻的家族间确立了一个头等重要的联盟。克吕尼修道院的建立就是这一联盟的象征之一。首先，见证修道院成立的也就是得到修道士祈祷的那些人，他们是两个家族的诸侯，正是他们实现了两个家族的联盟，并确保这一联盟长久地持续下去。另外，修道院建立的地点也推动了两个家族间的和平关系：修道院位于马贡，一块位于普罗旺斯王国与威廉封地交界处的伯爵封地。这块封地在被授予阿基坦公爵家族之前，曾归昂热尔贝格的父亲博松（Boson）所有。克吕尼修道院的选址表明，威廉已经处于这一战略之地的核心地带，并得到普罗旺斯国王的支持。

同时，在封建时代的第一阶段，威廉与昂热尔贝格也设法得到了大王室家族的认可。在9世纪下半叶，这种认可的战略将有一次决定性的提升，从而获得国王封赏的大量伯爵封地。在这种举措下，他们掌控了一片十分广阔的疆域，也得以向他们王国的君主提出更多的要求。同时，他们还树立起威望，成为国王与次级地方贵族间的义务调停人。为了将自己与后者区分开来，并将自己扩大的权力合法化，这些王公们在言行举止上都模仿着王家风范。敬虔者威廉就给自己安上许多名头，这些响亮的头衔过去只有君王可用。他在身边聚集起一个由诸侯组成的宫廷，并迎娶一位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加洛林王室血脉的公主，威廉所作的大部分决定都有这位公主的参与。最后，威廉修建了克吕尼修道院。对教会，尤其是对修道士的保护，是加洛林王朝意识形态中的一个核心要素。与所有的君王一样，威廉修建这座修道院，就是为了摆出一副教会守护者的姿态，同时也是为了合法获得修道士手中的圣物，并得到他们灵验的祷告。他的这一举措涉及一大批近宗，特别是因为克吕尼修道院的修建之地长期归威廉家族所有，这里可能埋葬着一些家族的宗亲。

威廉与昂热尔贝格举措中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其道而行之，即禁止自己干涉修道院生活。这一不寻常的决定似乎出自法令起草者俄多的意愿。俄多原是修道院长，曾在各王国组织重建多座修道院。修道院这一独创的法令反映出一种新的修道制度正在展露出来，相比其他的贵族制度，尤其是在俗的贵族制度，这一制度享有极大的自主权。威廉与昂热尔贝格禁止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及他们的亲眷，干涉克吕尼修道院的财产。这对夫妻让财产仅掌握在修道士的手中，使得修道士可以在这里自由地发展他们的领主权。修道士和教皇对克吕尼修道院的保护也同样是一个独特之举。这一时期，教皇只有一定的道德威望，但并不会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举措。而关键在于，修道院选择了一位远方的保护者，只有在为保护修道院的财产而进行的精神诅咒中，这位保护者才能庇护修道院，修道士们由此获得一个抗击潜在之敌的有效武器。威廉与昂热尔贝格将修道院献给圣徒彼得和保罗，这种做法改变了财产的本质：修道院将永久拥有这些财产，它们被圣人所有，因此也变成圣物。染指这些财产就是亵渎圣物。克吕尼法令的非典型性表现出一种激进的修道准则，这一准则与财产及对圣物守护紧密相连，同时得到远方罗马教廷的支持。

很快，克吕尼修道院的建立成为历史的关键所在。修道院收到大量的捐赠之物，捐赠范围很广，包括从神圣罗马帝国到伊比利亚王国，以及从英格兰南部到意大利地区。实际上，修道院在11世纪之初就组成一个强大的修会，将修道院与隐修会归到中央修道院的权力之下。这一新的现象使得修道士们开始重新撰写他们的生平，这便是他们迈向权力的第一步。很久之后，克吕尼修道院成为一个真正的记忆之所：在1791年被解散之前，修道院就已经气息奄奄，并且在1888年至1896年间，唯一一次复兴修道院的尝试也失败了。但是，庆祝修道院成立一千周年的庆典使之成为一个信仰天主教、拥护君主政体且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的法兰西的象征。实际上，1910年的纪念仪式是在20世纪初的紧张局势下举行的，局势的紧张表现为修会的驱逐（1901年）、政教分离法律的出台（1905年），以及针对神职人员财产清单问题的争论（1906年）。这些种种表现（科学、宗教、市政管理方面）都是在颂扬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的联盟，表现出一种希望将法国再次变为天主教国家的愿望。这些人认为，宗教为了世俗事业而作出牺牲，克吕尼修道院就是法国大革命暴乱的受害者。

伊莎贝尔·罗塞（Isabelle Rosé）

附注：177, 397, 1287, 1543, 1789, 1954

987年
国王的选举没有创造出法国

借由种种幸运与巧合，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审慎而强势的支持下，公元987年，西法兰克王国的王冠落在一位最为势强的法兰克王公——雨果·卡佩的头上。虽然雨果·卡佩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维持了王国的稳定，但这个王国与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

公元987年5月21或22日，“西法兰克王国”国王路易五世因围猎时发生的意外事故在桑利斯逝世。享年19岁的他没有留下任何直系继承人。自979年6月8日起，路易五世开始与其父洛泰尔国王实行共治，并于986年继承王位。路易五世继位之时，加洛林王朝对法兰克王国的统治已持续两个多世纪。在他逝世的三天前，在“法兰克公爵”雨果的推动下，一个王国贵族会议在贡比涅召开。会议旨在审判对兰斯大主教阿达尔贝隆（Adalbéron）通敌叛国的指控。在安葬了这位年轻的国王，宣布撤销对阿达尔贝隆的起诉后，该会议决定迁至位于法兰克公爵封地内的桑利斯，以便在那里选出一位新国王。6月1日，在阿达尔贝隆的鼓动下，贵族们排除仅存的加洛林王朝继承人——下洛泰林吉亚（Basse-Lotharingie）公爵，即已故国王的叔叔查理，并选择法兰克公爵作为新国王。7月3日，雨果在努瓦荣（Noyon）或兰斯接受了阿达尔贝隆的加冕。几个月后，在987年的圣诞节那一天，雨果开始与他刚满16岁的长子罗贝尔（Robert）实行共治，后者在奥尔良的圣十字教堂接受阿达尔贝隆的加冕。由此，王位继承的原则又被重新恢复。在成为国王之后，雨果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与加洛林家族的纠葛。下洛泰林吉亚的查理也没有就此放弃。公元988年5月，他夺取拉昂（Laon），989年1月，新上任的大主教阿尔努（Arnoul）将兰斯交到他的手中，王国就此分裂。但在991年3月31日，拉昂主教在圣枝主日期间设计抓获查理，并将他交到国王手中。查理被囚禁起来，几个月后便离开人世。

兰斯的圣雷米修道院的修道士里歇尔（Richer，940-998）将这一历史事件记叙了下来。他的文辞虽有些粗糙，但却使我们得以阅读到阿达尔贝隆的辩护词，并将这一事件带入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作为加洛林家族唯一的继承人，查理是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但他的举止使他不配成为王位的候选人：他娶了一位平凡的骑士之女，并选择效忠于一位外国的君主——公元954年，没有继承王位的查理成为下洛泰林吉亚的公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而法兰克公爵雨果则十分受到百姓的拥戴：他拥有君王应当拥有的品质，并很好地利用了这些品质。那些希望能维持王国与相邻帝国和平的人，以及希望进行改革的教会都支持雨果。他的虔诚使他配得上卡佩这一别名，即“cappa”，指的是圣马丁的短披肩。这件短披肩现存于图尔修道院这一世俗修道院中。

雨果·卡佩的登基曾被认为是法国历史的奠基性事件。历史学家们谈论着国家史中的重大波折、分裂、政变、篡位、统治变动、过渡期，当然，他们谈论更多的还有革命。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认为，在公元987年“诞生了法兰西文明”，他说道：“我们始于这一年。从此，不再有高卢人、法兰克人或罗马人，而是法兰西人。这一年关乎的是我们自己。”而这种观点，在共和国时期成为国民教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课本中，987年成为法国建立的起点，直到法国大革命，国家建成了。这一年也同样被划入临近的“千禧年”中：在米什莱所描写的惊惧恐怖与满目疮痍过去之后，一段充满着希望与创造的时期开始了，法国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更近一些，卡佩王朝的统治处在一段飞速发展的时期，而这一时期从11世纪一直延续到13世纪。这种目的论式的评价使得历史分析长期停滞不前。然而今天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雨果·卡佩当选国王不过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事件和一种附带现象，它只不过是加洛林王朝不可挽回的衰落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雨果·卡佩的当选并不是一次革命。他的两位先辈，他的叔祖父厄德（在位时间888-898）以及他的祖父罗贝尔（在位时间922-923）在他之前都当上了国王。实际上，公元888年，加洛林帝国的分崩离析就已经使得王国的贵族们在选择国王时，希望能选到一位最有能力守卫王国的人。他们因此排除了加洛林王室的傻瓜查理，选择了因在巴黎抗击诺曼人而名声在外的纽斯特利亚总督厄德。922年，在傻瓜查理被废次日，厄德的兄弟罗贝尔当选国王。王位的轮替说明帝国的继承人家族与罗贝尔家族（未来的卡佩家族）都具有王朝的合法性。936年，罗贝尔家族成为国王的推举者：雨果·卡佩之父大雨果找到被流放至英格兰的傻瓜查理之子路易四世（Louis IV），并将拥立他登基。这位新王赐予大雨果法兰克公爵的头衔，使他在王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960年，大雨果死后，其子雨果·卡佩继承了他的公爵之位。

王国的生活依旧受到它与东边强邻之间关系的制约。最后一批加洛林王室滋长了一种帝国的怀乡之情。他们定居在加洛林王朝的摇篮洛泰林吉亚，这里曾是旧日帝国的中心，也是法兰克王国与德意志王国之间复现冲突的根因所在，而在萨克森王朝统治德意志王国，奥托一世（Otton Ier）于公元962年建立神圣罗马帝国之后，这种冲突就更加激烈了。法兰克王国的衰弱以及它的薄弱威望，与德意志王国建立帝国的威望和霸权形成鲜明的对比。最终二者间形成一种依附关系，史学家将其比作一种监控关系。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希望能保持和平的平衡状态，加之心中萦绕着帝国使命，他随即就作为中间人，干涉到王国西部的内部冲突之中。一种永恒的好胜心促使加洛林王室与罗贝尔王室纷纷开始保卫王国，两个王室之间还进行联姻。但是，加洛林王室并没有放弃洛泰林吉亚。978年，洛泰尔国王发动一次对亚琛的突袭，但王国的军队成功地击退这次侵袭。984年，他再一次发动侵袭，但却又一次失败了。兰斯大主教阿达尔贝隆来自洛泰林，他希望维持两个邻国之间的和平。在这一愿望的驱使下，阿达尔贝隆支持神圣罗马帝国，因而被控通敌叛国。我们知道他为雨果·卡佩的当选殚精竭虑，后者的登基也终结了最后一波加洛林王室在洛泰林发起的一次次争端。他的登基也使得德意志皇帝不再对法兰克王国进行监管。此后，两个主权国家得以并存，并同时在灵魂得救的大道上，为信徒们指引着方向。

历史学家们强调，这位新王的统治疆域实际上十分有限。他只有在他自己的封地上才有实际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仅表现为地产、城市、权利与特权之间的种种不协调之处。旧时的纽斯特利亚构成了他的权力基础，也就是在那里我们得到了法兰西之名。纽斯特利亚在桑利斯-巴黎-奥尔良大道的四周，大道经过大片加洛林王朝王位继承人的土地。它地处拉昂到贡比涅之间，北部有20几个主教辖区，东部有几座极具威望的修道院，而国王就是这些修道院的在俗修道院长（圣德尼、卢瓦河畔圣伯努瓦、图尔圣马丁）。君主不再干涉卢瓦河的南部地区，南部的领主和修道士也不再收到国王颁发的证书，一些南部的土地因此而开始分裂，有的甚至成立了王国。巴塞罗那伯爵封地，即南比利牛斯公国、加泰罗尼亚的前身，获得充分的主权。985年7月，在曼苏尔（al-Mansûr）洗劫巴塞罗那之后，博雷尔伯爵（Borrell）向洛泰尔国王请求帮助，后又再次向雨果·卡佩求援。作为回应，国王可能对一些事务进行了干预。但博雷尔伯爵仍面临着种种困难。这一事件终结了加泰罗尼亚伯爵与法兰克王朝的所有政治关系。

然而，在王国的臣民眼中，国王的权力并不等同于他所掌控的土地，并且公元987年发生的种种事件也丝毫没有改变王权的概念。国王从未受到反对和质疑。他不能臣服于其他君主，亦不能置身于封建的金字塔之外。甚至佩里戈尔德伯爵（Périgord）的蛮横无理（“是谁让你当上国王的？”）都说明，不论国王是如何登上王位的，一旦登基，他就是国王。敷圣油为他的王权凭添上一份超自然、近乎魔幻的色彩，并使得这种魔幻的权力名扬天下。国王行使着一项职责：加冕礼使他成为教会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自教会的手里接过了基督教君主的使命——主持公道、维持和平与公共秩序、为那些拥护他的臣民在灵魂得救之路上指引方向。

虽然987年雨果的当选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但它对历史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在这次国王选举后几个月内，一个新王朝就建立了：国王之位由选举产生变为继承制。第一批卡佩王室通过制定能够保证统治延续的规则，成功地稳定了君主制度：长子继承制度的确立使得王朝避免了兄弟阋墙之祸，共治制度与王位继承人的加冕则避免了国王的选举。他们放弃加洛林帝国的旧日中心，并明确地让王国脱离强大的德意志国王的保护。更长远地来看，卡佩家族的成功是了不起的：他们建立了一个延续8个世纪之久的王朝，其直系继承人的统治时间超过300年。这种历久的、疆域稳定的王权，在法国出现的时间比欧洲其他地方要早。但如果说，这段国内的历史伴随着缓慢的国家建设，将其视为民族萌芽的温床就有些言过其实了。公元987年，雨果·卡佩成为国王，但他没有建立法国。

米歇尔·齐默尔曼（Michel Zimmermann）

附注：800, 842, 1137, 1214, 1882

1051年
首次法俄联盟

1051年，国王亨利一世与基辅的安娜进行了联姻，使得卡佩王朝也成为欧洲范围内大国君主联姻中的一员。但比起一种政治战略，这次联姻更像是出于对威望的渴求。这次结合诞生了一位名为腓力（Philippe）的继承人，一个卡佩王室不曾有过的光荣之名。

1051年5月19日星期日，圣灵降临节，这对新人在兰斯大教堂举行婚礼，并在此为安娜·雅罗斯拉夫娜（Anna Iaroslavna）举行加冕礼。安娜·雅罗斯拉夫娜是基辅王公智者雅罗斯拉夫之女（生于1024年-1032年间），成为法国国王亨利一世（Henri Ier）的第三任妻子，新郎是雨果·卡佩的孙子（约生于1008年），自1027年开始与其父实行共治。他们成婚之时，正是亨利一世在位的第20个年头，也是他成为鳏夫的第7年。

这时，人们越来越少说起“西法兰克王国”，而是将其简称为“法兰西王国”，或更准确地说是“各法兰西部族王国”。这一称呼截取了法兰克人光荣的历史和他们辉煌的朝代。在基辅公国中，操控权力的是瑞士商人——“瓦良格人”（les Varègues），维持公国稳定的则是这些瑞士商人英勇的游牧同胞。法兰西王国与基辅公国之间的交流既不频繁，亦不顺畅。瑞士人的游牧同胞开始在拉多加湖到黑海沿岸这一广阔的范围内，对斯拉夫部族实行国家控制，有的部族向“俄罗斯人”（即斯拉夫化的瑞士人）缴纳贡品，有的则直接受他们统治。这片土地被离心力撕扯着，不停地被分割和重组，日后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西部都在这片土地的范围内。

基辅王公也同他们邻国的君主一样，对拜占庭人又爱又恨。君主们既保护、效仿拜占庭人，又入侵、劫掠拜占庭人。君主们不但不认为他们是“阴险狡诈、毫无荣誉可言的北方蛮子”，反而很快就对他们给予赏识，花了大价钱让他们在军中效力。斯拉夫-瓦良格王公们也如他们邻国的君主一样，在11世纪中期进行了一项复杂却臻于完善的活动，即皈依基督教。这项活动得到拜占庭的支持和筹备——988年弗拉基米尔（Vladimir）接受洗礼，但却很难在百姓中得到开展。雅罗斯拉夫（Iaroslav）一路顺风顺水，他是弗拉基米尔与波洛茨克（Polotsk）王公之女罗格涅达（Rogneda）的儿子，在摆脱了他的兄长之后，他独揽了大权（1020-1054）。但基辅政权仍十分脆弱，想要同时稳固政权与宗教信仰，就需要与其他政权进行联盟、协商和联姻。雅罗斯拉夫艺术般地完成这一双重举措，他的子女都与拜占庭及其他西方国家（波兰、匈牙利、施塔德边境、挪威……）进行了联姻，再加上安娜在后方也与拉丁帝国进行了联姻。

然而，法国国王对于统治与权力的感知却更加敏锐。史料常常只给我们留下一个简化的编年史框架和一些另有所指的圣徒传记。当时，亨利一世的父亲虔诚者罗贝尔（Robert le Pieux）已经从与弗勒里（Fleury，卢瓦河畔圣伯努瓦）建立的关系中捞到不少好处，而亨利一世本人却没有留下什么功绩，除了这次在圣德尼教堂举行的婚礼，而教堂的缮写室与教堂的外形一样糟糕：这次婚礼无疑使得权力的立场中间化了，并使得国王的野心开始指向北方。这种影响，也能从亨利一世的连襟，即佛兰德斯伯爵博杜安五世（Baudouin V）得到的信任上就可见一斑。自1060年国王逝世后直至1067年，后者一直是年轻的腓力一世（Philippe Ier）的摄政者（代理者，守护者）。

法国国王的婚姻是桩大事。第一批卡佩王室得到他们的亲眷，以及奥托王朝保护者的鼎力帮助：于962年加冕的德意志与意大利国王奥托一世，将他的妹妹哈维萨（Hadvise）嫁给雨果·卡佩的父亲大雨果。亨利一世没有费很大功夫，就于1033年首次达成帝国间的联姻，迎娶一位年轻的公主玛蒂尔达（Mathilde），但后者同年就离开人世。接着，亨利一世又娶了另一位玛蒂尔达，她是弗里斯边境总督之女，而这位总督是神圣罗马帝国亨利三世（Henri III）同母异父的兄弟。成婚之际，玛蒂尔达不满10岁。1044年，玛蒂尔达逝世。她生育了一个女儿，但也夭折了。在种种血缘的禁忌下——这些禁忌在11世纪更加强硬，国王不得不在王国内及王国的周边寻找一位可以联姻的公主。这耗费了他许多时间。这位无忧无虑的国王是狩猎与打仗的一把好手（在弗勒里，人们称他为“municeps”，意为“城堡的攻占者”）。他进行了许多投机活动：在这个世纪，衰弱王权的统治者要么厌恶女人，要么极其阴柔，但这位因缺乏资源而处于不利位置的国王却十分镇定，并不担心迟迟没有继承人诞生，继而延续自公元987至1328年间不间断地的、父子相传的“卡佩王朝奇迹”。但当必要之时，亨利一世知道如何，也有能力将贵族们召集起来，建立起繁杂的联盟，并对一位日渐式微的皇帝笑脸相迎，例如康拉德二世（Conard II）就强迫亨利一世商谈与普瓦图的阿涅斯（Agnès de Poitou）的婚事。这位卡佩王朝的国王，在史实中，在他的特点与行动上，都称得上是“王国的皇帝”，而那位德意志与意大利的皇帝只勉强够配得上皇帝之名。基辅王公曾将其女安娜许给亨利三世，但却遭到后者的拒绝。这对国王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机会，虽然他们仍需等上一些年头。

亨利一世与基辅的安娜的结合，并不是一次帝国间的联姻，如同奥托二世（雨果·卡佩的表亲）与拜占庭公主狄奥凡诺（Théophano）的联姻那般，并不十分重要。但此次联姻却给国王和他的子孙带来了声望，正如在卡佩王室人名对照研究中表明，直至虔诚者罗贝尔在位时期，王室的名字压倒性地沿用了罗贝尔家族伟大先辈的名字（雨果、罗贝尔、厄德），也有很多是以奥托家族的名字命名的（哈维萨和雨果·卡佩的两位兄长分别都叫奥托和亨利）。但自腓力一世起（在位时间1060-1108），这一家族传统就不复存在了。腓力一世是亨利一世与安娜的儿子，随之出现了一对腓力和路易：腓力这个名字并没有那么至高无上，但希腊味十足，可能意指使徒腓力，后者被认为是西徐亚人与西康布尔人（les Sicambres）的福音传教士，俄罗斯人、特鲁瓦人与法兰克人的前身；至于路易，从下一辈开始，虔诚者路易以及克劳狄的名字随之出现，还有“Hludovicus”“Chlodoweg”等名。此次联姻与其他联姻并无不同之处，因此，安德鲁·刘易斯（Andrew Lewis）说道：“国王的婚姻都经过了反复的思量，且都有利可图。”

公元1049年，首位特使动身前往基辅。他回程时婚事已经商妥，于是，第二批护卫队再次前往基辅护送这位年芳20的公主。此时，公主的父亲雅罗斯拉夫的威望正处于顶峰时期：恢宏的圣索菲亚大教堂（la basilique Sainte-Sophie）刚刚竣工。

王后加冕之后，王朝就开始了9年不甚辉煌的统治时期。但不论如何，安娜对她的王后之职十分上心：1052年，她为卡佩王朝诞下一位男嗣腓力。1059年的圣灵降临节，腓力与父王实行共治（5月23日）：腓力时年7岁，国王尚在人世，当时正在被那动摇的权力步步紧逼。此时，安娜又诞下两个儿子，即罗贝尔和雨果，后者不久就与瓦卢瓦与韦芒杜瓦（Vermandois）家族进行联姻。我们需对这位在接下来几个世纪里都拥有突出地位的王后展开想象：她得到了祝圣和加冕，为王朝开枝散叶，并尽她所能远离权力……日常生活中，与雨果·卡佩之妻和虔诚者罗贝尔之妻一样，王后可调度王宫的日常必需品，也可以编织衣物。一位宫廷总管大臣随侍在安娜左右，替她领取收入、打理财产，兴许还有其他侍从，例如她替她儿子安排的那位“教育家”。成婚之时，安娜带来嫁妆（其中一件珠宝被收入圣德尼大教堂的宝库中，但保存在兰斯的那本著名的福音书残卷绝不是嫁妆的一部分），后又得到亡夫遗产，安娜的收入正是来源于此。

我们无从得知安娜是否参与，或以何种手段参与了王室“政治”。在简述1059年腓力参与共治庆典的文章中，她的名字甚至都未曾被提起。但一份支撑着兰斯大主教特权的文献却足以证实这个遗漏之处。事实上，在国王逝世后，王后即刻就来到朝堂之上，以非正式的方式与佛兰德斯的博杜安一同参与统治。随后，王后又爱上国王的信徒、瓦卢瓦伯爵拉乌尔（Raoul），并于1061年嫁给他。当时情形的严重性可能被历史学家戏剧化了：似乎只有拉乌尔一人因重婚被开除教籍，但他很快又回到腓力一世的朝堂上。而安娜则可能从未离开腓力一世的朝廷，至少在1075年她最后的那次公开露面之前都是如此。在她这两段对立的公众生涯中，不论是在亨利一世生前还是身后，安娜大部分时间都同她的儿子们一起，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参与王室活动：她至少两次真正或象征性地参与到信仰活动中。1055年，她也出席了一场在国王面前展开的司法辩论。在儿子未成年期间（1060-1067），她共涉足23起王室活动。直到1061年或1062年，安娜的姓名和头衔才出现在苏瓦松（Soissons）的圣克雷潘（Saint-Crépin）笔下。圣克雷潘以权威的口吻、西里尔语的特色和拉丁语的表达方式（或许夹杂着法语？）写下安娜的名字——“ANNA RE[G]INA”。1896年，尼古拉二世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法国政府将这份文献的摹本赠予尼古拉二世。这次短暂的提及可能更加贴近拜占庭的主题和用语，后者出现在安娜为桑利斯的圣文森特教堂的重建所颁发的文书开头。与法兰西、德意志王国大贵族中的女性和拜占庭公主一样，安娜识字，并掌握一定的神学与礼拜仪式知识，使得她得以筹划具有拜占庭风格的活动：虽然仍是假设，但如果安娜确实在场的话，她身旁可能没有神父。我们更加不知道王后是如何在1054年的这场拜占庭-罗马的教会分裂中得以幸存的。这场教会分裂由双方互相开除教籍而起，但实际上当时无人能预测这场纷争的持续时间。正式来说，安娜在嫁给法兰克国王之后又寡居，但这并不能扰乱她行为中的准则。

作为法国唯一一个出身俄罗斯的王后，基辅的安娜自1825年起至19世纪末，不论在沙皇统治时期还是苏维埃政权时期，都被反复用以庆祝法俄的关系。在乌克兰还没有成立前，桑利斯与基辅之间展开了对话，两座城市互赠塑像，并成为彼此的友好城市，之后两者间的交流还受到基辅的法国学校的支持。

奥利维耶·居约让南（Olivier Guyotjeannin）

附注：882, 987, 1137, 1420, 1659

1066年
世界各地的诺曼人

11世纪中期，胜利的诱惑、对战争和冒险的渴望、封建制度的守则以及王公们的野心，使得以诺曼人作为中坚力量的“法兰克”骑士，遍布自英格兰山岗到地中海海岸的这片区域。

1066年10月14日，在英格兰南部的黑斯廷斯战役中，诺曼底公爵威廉大挫哈罗德国王[1]的军队，而哈罗德国王本人也在这场战役死亡。威廉在此获得英格兰国王的头衔和“征服者”的称号。威廉的这场征战是最后一次成功入侵英格兰的战役。多亏了为数众多的编年史，我们才能够知晓这段历史。而编年史中的大多数都对威廉的事业，以及巴约挂毯（实际上是一件刺绣品）那以图形讲述的著名故事持支持态度。巴约挂毯可能是在威廉同父异母的兄弟，即巴约的厄德（Odon de Bayeux）的发起下完成的。这些事件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英吉利海峡两岸开始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史学家习惯将这一地区的人称为盎格鲁-诺曼人。在下一个世纪中，金雀花王室成为其继承人，并在11世纪中期到13世纪初，间接地形成一个保证卡佩王朝继续存在的有力媒介。

诺曼底公爵威廉要成为英格兰国王绝非易事。据诺曼底编年史记载，国王“忏悔者”爱德华（le Confesseur Édouard）并无后嗣，因此指定威廉为继承人：爱德华的母亲爱玛（Emma）是威廉的姨祖母，并且爱德华于1050年至1051年间被迫流亡之时，在诺曼底得到庇护。在1064年至1065年间，英格兰最有权势的王公哈罗德留在诺曼底。他本应依照誓言尊重爱德华的这项决定，但哈罗德是国王的连襟，因大挫威尔士人而名声赫赫，并且拥有大贵族的支持。1066年1月5日，爱德华死在他的床上，他的位子由威廉接任。但在威斯敏斯特成立的大贵族议会却也立即宣布哈罗德为新任国王。若威廉想要得到众人的认可，他就必须对此做出反击。然而，并非只有这二人在进行王位的角逐。凭借着克努特国王之权，挪威国王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也同样意图争夺王位。在11世纪初期，克努特国王统治着英格兰、丹麦和挪威。而第四个意图王位之人则是爱德华的侄子——“显贵者”埃德加（Edgar Aetheling），他刚从远方的匈牙利归来。继任英格兰王位的事件吸引了整个北欧的关注：英格兰王国是当时西方最富有的王国，而君主的统治权则是这个王国最好的根基。

在坚信自己对政权有着合法性的基础上，威廉动用了他所有的力量：支持他的诺曼底贵族，以及来自佛兰德斯、曼恩行省（Maine）、布列塔尼的同盟及雇佣兵。或许是在意大利出身的诺曼底神父的斡旋下，威廉得到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re II）的支持，后者为前者送去一面圣彼得的旗帜。当时，教皇已与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结成同盟，并继续寻求强大王公的支持，从而为宗教改革提供支撑。因遭遇逆风而多日停滞不前的诺曼底船队，终于在1066年9月28日穿越英吉利海峡。9月25日，哈罗德在近约克郡（York）的斯坦福桥战役中战胜并杀死了哈拉尔·哈德拉达。战役结束几日后，哈罗德得知诺曼底船队穿过英吉利海峡的消息，他火速地赶到威廉大军的前面，与之交战。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战况异常惨烈。众多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葬身于此，使得一众编年史作者感到十分恐惧，因为对当时村间械斗与骑士战争所造成的这种规模的屠杀，他们并不能习以为常。威廉的拥护者们将这场胜利解读成一次上帝的审判，而在这场审判中，上帝站在了威廉这一边。在记功寺战役（la bataille de Battle Abbey）的战场上，伫立着一座修道院，里面的修道士为战死的将士们祈祷，希望他们的灵魂能够得到救赎。修建这座修道院是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并维系一种观念，即认为这场胜利是神的恩赐。同时，修道院的建立也加入了新政权的建设中：第一批修道士来自极有影响力的马尔穆捷修道院，该修道院位于图尔近旁。黑斯廷斯战役的胜利为威廉打开了通向伦敦的大道。在那里，威廉在肃清最后一批反对者之后，于1066年12月25日加冕为王。显贵者埃德加向威廉俯首称臣，并承认威廉的合法性。然而，威廉并没有完全征服英格兰，在数年间仍发生多次起义事件，而愈发严厉的镇压最后几近消灭了整个旧贵族。

征服英格兰不但关乎王位的继承，更是一件在欧洲范围内造成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表明，王国的边境丝毫不会限制封建贵族的政治视野和联姻战略。如此看来，英吉利海峡不构成任何阻碍：在布列塔尼、诺曼底、佛兰德斯以及英格兰南部之间，商业贸易、人口流动以及思想流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初期。威廉的这场胜利是这位法兰西王公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而这位法兰西王公如今已成为国王，他的权势从此成为卡佩王朝的一大挑战：盎格鲁-诺曼帝国从曼恩延伸至苏格兰边境。若说帝国曾一时被威廉的两个长子所分割，那么自1106年起，威廉那位起初没有继承权的幼子，即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Henri Ier Beauclerc），则将帝国再次统一到了一起。

在威廉征服英格兰的几年后，来自诺曼底、布列塔尼、佛兰德斯、法兰西岛、香槟地区以及庇卡底的人口不断涌入英格兰，将之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这些家族占有领地，并编织着与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联盟关系。这些家族的儿子们都参与了英格兰和诺曼底的教会与政府事务。对于殖民现象，即使在英吉利海峡彼岸，人们都以此为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辩论，但它却十分值得我们关注：来自欧洲大陆的人们取代了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为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封建习俗的延伸；主教中心的迁移；诺曼底、布列塔尼以及卢瓦河流域的修道院都安置在领主的土地上；法语的传播；教堂与王室城堡内富丽堂皇的装饰……如此种种都使得人们对这一现象做出了一些思考。

与英格兰人的这次冲突也有利于“法兰西”身份的认同，虽然该地域仍常被定义为“法兰克”王国，但其范围慢慢缩小到法兰西王国的北半部分，它的存在并没有抹煞原有的地区性认同，而是与其结合到一起。而巴约挂毯上画出了战争双方，即“英格兰人”与“法兰克人”，但却没有画出诺曼人，这一点却是意味深长。《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这首著名的武功歌被认为是第一个“法兰西”长篇文学作品，文本中首次以抒情诗的方式颂扬了“柔美的法兰西”。《罗兰之歌》最古老的手稿是以盎格鲁-诺曼语写成的，那是盎格鲁-诺曼贵族所说的奥依语方言。“法兰西”文学由此在泰晤士河的两岸大放光彩。

征服英格兰只是11世纪“法兰西”贵族积极扩张中的一个体现而已，扩张还包括伊比利亚人初期的收复失地运动、首次十字军东征、征服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事实上，在1066年之前，其他地区的诺曼人已经统治了半岛的南部及岛屿的东部地区，而这些地区直到1091年才被完全征服。诺曼人以及其他地区的“法兰克人”很久之前就来到这里——至少可以追溯到1020年前后，并且直到12世纪初，都还有诺曼人和“法兰克人”来到此地。他们的到来与王公的创举和王位的继承都不相干，而与之相关的是在这片政权完全被分裂的地区，骑士雇佣兵在飞速发展，雇佣兵效力于拜占庭人、卡普亚与萨莱诺的伦巴第统治者以及教皇。这些雇佣兵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获得自由，他们为了自己而参与到一场真正的征战当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片地区都是由几个相互为敌的首领统治，后来，在一个下诺曼底的小领主家族，即奥特维尔家族（les Hauteville）的统治下才归于统一。在这个家族中，罗伯特·吉斯卡德（Robert Guiscard）和西西里的罗杰一世（Roger Ier de Sicile）最为出色。罗伯特·吉斯卡德的儿子博埃蒙德（Bohémond）继续进行远征之业直到东方，他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建立了安条克公国（la principauté d'Antioche）。1139年，罗杰二世在教皇的支持下完成了这片地区自1130年就开始的统一进程，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西西里的诺曼王国，以巴勒莫作为首都，坐落在教皇的封地之内。同英格兰一样，王朝与世俗的贵族始终心系他们的诺曼底出身，以及“法兰西”的封建与骑士文化。但与英格兰不同的是，总体来说，他们那些定居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后代不再与诺曼底有任何联系。文化适应的过程在这里更加深刻和多元，因为诺曼底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拜占庭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以及伦巴第人的传统。

在11世纪，骑士冒险、征战和殖民活动诞生了“法兰西”贵族这一身份，同时，这些活动也反映了当时的人口、政治与军事活力。诺曼人此时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其实是一个大反转，因为这些“北方人”在两个世纪前，还被视为蛮族与异教徒，而今他们与外族人相比，却成为最优秀的法兰克人和拉丁天主教中的英雄。

弗洛里安·马泽尔（Florian Mazel）

附注：600 av. J.-C., 882, 1282, 1550

[1] 哈罗德·葛温森（Harold Godwinson，1022-1066），亦称哈罗德二世，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韦塞克斯王国的末代君主。——译者注

1095年
法兰克人的东方

1095年，由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起十字军东征，其中响应人数最多的便是法兰西王公与骑士。在他们与“错综复杂的东方”发生的暴力冲突中，诞生了第一个黎凡特的殖民地，并且，在封建势力的争夺之外，还诞生了兼具“法兰克”与拉丁式的意识形态，即天主教。

1095年11月17日，在克莱蒙主教会议的最后一天，主持者教皇乌尔班二世劝说西方基督徒援救受到穆斯林压迫的东方教胞，并将耶稣墓从异教徒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对于那些去往耶路撒冷并将财产置于圣座特殊保护之下的战士，教皇宽恕他们所有的罪孽。11月28日，教皇在尼姆再次发起号召，产生巨大反响。自1096年春天开始，一众平民阶层的朝圣者就开始投入战斗，同年夏天，王公及骑士的军队也参与了战斗。他们胸戴十字架，象征着他们的诺言和他们十字军的身份。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就此开启。这场十字军东征于1099年结束，在历经三年的苦难之后，大军夺下耶路撒冷，并在圣地建立新的封建政权。这一事件表明，在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教皇掌握了极大的权力；此次十字军东征是一次“法兰克”政权在地中海地区的扩张行为；拉丁基督教与穆斯林、犹太人以及希腊人的关系都十分紧张。这场战争开启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之路，最后，虽然十字军东征失败了——1291年，阿卡的圣约翰教堂的倒塌，象征着法兰克人在黎凡特统治的终结——但这场征战也令东方基督徒长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并让穆斯林产生了报复之欲。

这次克莱蒙发起的号召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一时期，自加洛林王朝以来，教皇首次在一众元老院教士的陪同下离开意大利，走遍曾经的高卢地区，尤其是高卢的南部、中部及西部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召开议会、确认特权、解决争端，并为教堂及墓地祝圣。乌尔班二世是一名出身香槟贵族家庭的法兰西人，曾任克吕尼修道院大院长。当时，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努力地得到法兰西王国的赏识与认可，尤其是在卡佩王朝时期，乌尔班二世拥有对教会充分的统治权，并且，他进行的格列高利改革推动了新的社会准则的形成。

在这一背景下，对于敌人——穆斯林，以及目标地——耶路撒冷和圣地的选定，是教士们希望通过战争活动与骑士的意识形态，得以实现的一个广阔的控制计划。教皇们发起的这场打击穆斯林的圣战，实际上可以回溯到1060年前后，回溯到伊比利亚收复失地运动发生之时。其中带有圣奥古斯丁的暴力合法之传统，但这一传统在1095年被赋予新的含义。在克莱蒙，教皇在整个基督教内推行和平的法律与上帝的休战，这些规定限制并管理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兵戈相向，从而更好地把骑士的战争矛头调向外部：在对异教徒的打击中获得灵魂的得救，这已成为所有西方骑士的理想。犹太人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批“上帝之敌”：第一批十字军战士，在隐士彼得（Pierre l'Ermite）与沃尔特·桑萨瓦尔（Gautier Sans Avoir）的带领下，在莱茵兰（Rhénanie）诸城进行了一系列罪大恶极的大屠杀，给日耳曼语区及斯拉夫语地区的犹太教造成了剧烈的动荡。十字军战士们在去往君士坦丁堡的路上遭遇拜占庭人，他们指责后者软弱无能、与穆斯林沆瀣一气。

按照惯例，我们将十字军东征分为“平民十字军东征”与“王公十字军东征”。但实际上，“平民十字军东征”的队伍中也有日耳曼骑士。“王公十字军东征”的军队由法兰西或洛泰林吉亚王公率领：法兰西国王的兄弟韦芒杜瓦公爵雨果，诺曼底公爵罗贝尔，布卢瓦伯爵艾蒂安，佛兰德斯伯爵罗贝尔，艾诺（Hainaut）伯爵博杜安，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四世（Raimond de Saint-Gilles），下洛泰林吉亚公爵布永的戈弗雷（Godefroy de Bouillon）及其兄弟布洛涅的博杜安（Baudouin de Boulogne）。理论上讲，“王公十字军东征”由教皇特使，即蒙泰伊的阿德马尔主教（Puy Adémar de Monteil）指挥。这支军队没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国王的参与，甚至连法国国王都并未参与其中：只要与罗马教廷相关，一切就都变得微妙起来。这段征程道阻且长。第一批由隐士彼得率领的十字军，军队组织十分松散，犯下众多劫掠行径。这支军队在被阿莱克修斯·科穆宁教堂（basileus Alexis Comnène）逐出君士坦丁堡后，又遭到匈牙利人或土耳其人的屠杀。法兰西王公们分头来到拜占庭的首都。意大利南部的诺曼底王公——塔兰托的博希蒙德（Bohémond de Tarente）与他的侄子坦克雷德（Tancrède）也加入了他们的军队。除了雷蒙德四世外，尽管条件并不丰厚，所有人都在返回耶路撒冷之前对阿莱克修斯进行臣从宣誓。穿过安纳托利亚和安条克的路途十分艰辛，因为士兵们承受着气候、疾病、食物短缺以及土耳其人侵扰等种种考验，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法兰克将领间也因争吵而产生分歧。然而，骑士军队的强势对抗发挥了作用，十字军通常能在与穆斯林的对抗中取胜。这支稀稀拉拉、疲惫不堪的军队终于到达耶路撒冷，于1099年7月15日夺取并洗劫了城市。

凭借胜利的优势，“法兰克”王公们解除了对拜占庭国王的效忠，建立起一个个独立的公国，这些公国的体制受到西方封建制度的启发。布洛涅的博杜安在1098年2月到3月期间建立了埃德萨公国。在耶路撒冷，一位教士在第一时间遏制了一个新王权的诞生，因为他认为这一王权对基督的权力是一种冒犯：只有布永的戈弗雷被选为“圣墓守护者”。但在他于1100年逝世后，他的兄弟博杜安成了耶路撒冷国王，并要求对其他法兰克公国行使宗主权：的黎波里（Tripoli）伯爵领地由一位最年幼的图卢兹伯爵掌管；安条克公国由意大利的诺曼人掌管；而埃德萨伯爵的领地则被掌控在布洛涅的一个家族手中。1099年至1100年起，众多十字军战士再次从西方出发，他们认为如此便完成了他们的誓言。但那些留下来的人和那些新到的人却得以控制大片土地，传播领主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种种联系，然后在穆斯林建筑的启发下建立了一座座城堡（而穆斯林建筑则是受到西方防御工事的启发），并认可意大利商人所拥有的贸易特权，因为他们曾数次为十字军提供并运送军饷。主教府与天主教修道院也建立起来：一个拉丁教会即将成立。尽管“法兰克人”的数量并不多，以致他们没有参加1100年至1101年、1107年至1108年、1120年至1124年以及1129年的远征，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殖民活动却逐渐发展起来。

虽然争执与分歧在规律地撕扯着十字军，但拜占庭人和穆斯林却将其视作一支协调一致的军队，这一定义一开始并非来源于宗教——希腊人以及少数非正统的近东人同样也是基督徒——而是来源于军队的“法兰克”身份。十字军战士多是加洛林王朝法兰克人的后裔，他们凭借这一身份进入罗马天主教，拥有同一种母语和同一个故乡：法兰西王国，尤其是法兰西王国的北部地区，以及奥依法语。诚然，北部法兰西人、普罗旺斯人（实际指的是南方人）、意大利人（尤其是利古里亚人和伦巴第人）、（意大利或法国的）诺曼人和德意志人之间，依旧存在着差异与紧张的局势。但东方的熔炉里，与当地人相比，不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他们都成为“法兰克人”，并且这一身份逐渐覆盖了西方地区王朝的融合过程。这一身份也对十字军战士进行了虚构，将他们塑造成为武功歌里英雄的尊贵继承人（查理曼大帝、罗兰、奥利维耶……）。这些武功歌以法语写成，歌颂了十字军抗击“撒拉逊人”以及西班牙的“摩尔人”的伟大功绩。这种虚构滋养了基督教的骑士精神，教会希望能将这种精神为自己所用，例如，教会强调了基督教授予骑士称号的惯例，并不断创造出新的宗教军事秩序。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le Temple et l'Hôpital de Saint-Jean-deJérusalem）建于耶路撒冷，并处于教皇的保护之下，该组织确保了朝圣者与法兰克政权的安全。他们在圣地的守护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骑士团招募的主要是法兰西人，从12世纪到13世纪，这一招募活动再次建立起东西方的紧密联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不会对1144年因埃德萨公国灭亡而引发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而感到惊异。这次东征同样是在法国发起的，教皇欧仁三世（Eugène III）委托克莱尔沃的圣伯尔纳铎（Bernard de Clairvaux）对此次东征进行预言，后者是西多会修道院（l'abbaye de Cîteaux）院长，是当时最著名的重要人物。在1146年的复活节，圣伯尔纳铎首次在弗泽莱修道院（l'abbaye de Vézelay）进行布道，该修道院收藏着圣母玛利亚-玛德莱娜（Marie-Madeleine）的圣物。人们认为他在死前离开了圣地，以便能在旧日的高卢地区结束自己的生命。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决定参与这次东征。通过这次十字军东征，法国在国王的大力支持下开始成为教会的长女。

弗洛里安·马泽尔（Florian Mazel）

附注：177, 1143, 1202, 1270, 1572, 1685, 1863, 1962

1105年
特鲁瓦，《塔木德》的都城

12世纪初，在位于香槟地区的特鲁瓦，生活着一位名为拉希的杰出人物。作为犹太教士、《圣经》与《塔木德》的注释者，他的工作使犹太教的传统与基督教的评注传遍世界。同时，他也为法语的开端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证明。

1105年7月13日，以拉希（Rachi ，即以“Rabbénu”“Chélomo”“Itshak”的首字母“Ra-Ch-I”拼写而成）之名为后人所知的我们的大师（Rabbénu）所罗门（Chélomo）以撒之子（ben Itshak），在他的故乡特鲁瓦逝世，享年约65岁。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特鲁瓦度过的。900多年来，拉希一直被视为最伟大的《圣经》与《塔木德》犹太评注者，他的文字与思想无论在地缘上还是在宗教信仰上都没有任何界限：它们随即传播到犹太学府（yeshivot）以及它们的诞生地香槟地区之外，为当代及后世更加伟大的基督教学者的工作提供了滋养。1109年，西多会修道院院长艾蒂安·哈丁（Étienne Harding）在与法国犹太教士的通力合作下，提供了一个更加可靠的《圣经》版本——这些犹太教士中可能就有拉希。他们遵照的是自12世纪起在基督教神学家圈子中开始使用的工作方法。此时，法国北部创建了犹太教士学校和主教学校。犹太教士学校通常以一位名气或大或小的大师为中心，正如拉希在特鲁瓦建立的研究中心那样。此次概述圣典的活动为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并在13世纪第一批大学建立之时开展得更加热烈。

1109年完成的基督教《圣经》的新版本只不过是首次见证了“以色列大师”这本巨著的影响范围。之所以称其为“以色列大师”，是因为他同样也有希伯来语的称号。拉希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耗费一生的时间来进行《塔木德》纷繁浩渺的工作：他不仅对《塔木德》进行评注，还完成了自己的文章，文章至少有三个版本，而最后一本并未完稿。作为思想史上的独一份，自中世纪起，拉希的评注就融入了巴比伦的《塔木德》，这一在犹太教具有充分权威的圣典之中。

拉希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当人们阅读摩西五经[1]时，能够从他的观点里获得启发：在经过几个世纪之后，直至今天，不论是在《塔木德》和摩西五经的研究中心，还是世界各地的犹太教堂，不论是从美国的大城市到也门的小村庄、从比罗比詹到堪培拉，还是在途径约翰内斯堡以及摩洛哥犹太区的路上，在阅读摩西五经时，犹太人都要参看“大师中的大师”（Moré Morénou）是如何理解的。对于拉希而言，《圣经》是以人为本的：它向人们传授知识，教会人们向上帝一样自由地去爱。

拉希的最后一个伟大之处在于他的影响力：拉希的三个女婿和他的孙子们被称为添注者，他们为拉希的评注添上批注。中世纪也有对圣典的后继评论者。在中世纪的整个西方，包括欧洲的地中海地区，犹太教图书馆都在不断收藏着拉希的手稿。研究希伯来文《圣经》的基督徒聚集在这些图书馆内，例如博瑟姆的赫伯特（Herbert de Bosham），他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的秘书，与后者一同于1164年逃亡到香槟地区。里拉的尼古拉（Nicolas de Lyre）是14世纪上半叶伟大的方济各会思想家，有时被称为“拉希的模仿者”，因为他以拉丁语大量引用拉希的评注。再晚些时候，出现了新教徒以及首批例如马丁·路德的《圣经》近代译者，但他们仍继续使用着拉希的评注。在中世纪的转折点，大师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新的推动作用：他对于摩西五经的伟大评注，成为第一部印刷成册的希伯来文著作（1475年）。

尽管评注都是以希伯来文写成的，运用了礼拜仪式的语言和犹太知识分子的口吻，但评注中仍包含着数千个被拉希称为“我们的语言”的法语词汇。借由希伯来语的语音特征，我们不仅在评论中找到了一份几乎完全被遗忘的索引，同时还捕捉到这些单词在11世纪下半叶香槟地区的实际发音方式。拉希希望能以当时口语化的语言来解释《圣经》和《塔木德》，从而使这些注释得以跨越时代的界限，不断地传承下去。拉希可能首先被视为首批伟大的法语作家之一，尔后才是一位特鲁瓦的基督徒。任何一部11世纪的作品——《罗兰之歌》《圣莱杰与圣阿莱克修斯的故事》（Vies de saint Léger et de saint Alexis）、《亚历山大之歌》（Chanson d'Alexandre）——都没有如此丰富的法语词汇（希伯来语称为le'azim），包括日常生活用语和技术用语（家庭活动及家居用品名、衣饰、家具、动植物名、食品、疾病、织法、葡萄种植、制革业、河内航运业、狩猎、渔业、武器名……）。在现今的法语大词典《罗贝尔词典》与《拉鲁斯词典》中，许多地方都参考了拉希的注释，并把他的注释作为某个词（甚至是拟声词）的第一条释义。此外，拉希还对他不了解的语言充满了好奇，例如阿拉伯语以及斯拉夫语系的语言。

如果说他被认为是首批伟大的法语作家之一，那也是因为他在香槟地区几乎生活了一辈子。我差点忘了叙述他的生平。拉希约出生于1040年，除了前往当时更大的《塔木德》研究中心求学，他不曾离开过他的家乡，这些中心位于莱茵河谷、沃尔姆斯和美因茨。他大概于1067年回到香槟地区。拉希原来可能是种植葡萄的农民，但他把精力主要放在学校的授课上。很快，拉希就名扬整个西方。拉希的出名，也同样是因为他从莱茵兰地区引进了犹太教士制度，这一制度虽然自《塔木德》诞生之时就存在，但曾在中世纪的前半段时期销声匿迹。只有在那些从百姓的传统中汲取养分的传说里，拉希才离开香槟地区远行。实际上，他仅仅于1170年前后，因工作而在沃尔姆斯再次稍作停留。1096年五六月，十字军在乌尔班二世的发动下去往圣地，在莱茵河谷（梅斯、施派尔、沃尔姆斯、美因茨……）到波西米亚这片区域内进行了大屠杀。令人惊异的是，拉希笔下丝毫没有提及这些由圣战引起的残忍屠杀，传统观点认为，这些屠杀就是西方迫害犹太人的起源。

拉希也是一个团体的负责人，该团体通过犹太教士法律原则中的答复（希伯来语写为techouvot）与行为来监视“王国的法律”。“王国的法律”，或者说卡佩王朝国王的法律，起先并不出众，因为该法律触犯了世俗及教会显贵的权力。而在拉希的时代，卡佩王朝就认识到犹太教悠久的历史。尽管我们无法确切详尽地一一辨认，但在当时已经有了众多犹太人定居点，他们分布在王国以及在王国统治下的公国的城市与村庄中：例如巴黎、圣德尼、里昂、马贡、尼姆……直到12世纪，人们才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的法令接受了，或至少在理论上接受了王公的优势地位。然而，路易七世于1144年颁布的法令的第一条明确下令驱逐王国内所有再叛教的犹太人，即在皈依了基督教后又再次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但这一命令并没有被连贯地执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些犹太人依旧拥有特权，并经常性地与当地掌权者进行商谈。

“王国的法律”主要是伯爵封地的法律。面对卡佩王朝的司法侵犯，几个王国显贵想要让他们封地内的犹太人“定居”下来，其中香槟伯爵起到代表作用，因为在他的政策中，处处显露出大师博学而果决的回应。犹太人在特鲁瓦，同在整个拉丁西方一样，都是以聚居的方式繁衍生息，而负责人则需要对这一群体进行监管，尤其是监督他们向伯爵缴纳税款。

拉希最后的“释疑解答”（responsa）详尽地描述了犹太人在特鲁瓦的生活，以及他们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例如，“根据法国的习惯”，一位基督徒在逾越节为拉希送去了一些鸡蛋和糕饼。特鲁瓦的犹太人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如农业、商业以及有息贷款等等。他们拥有房屋、葡萄园、田地和生产工具。他们遵照犹太教的戒律生活着，并在特鲁瓦建起一座犹太教堂。

那座拉希曾在里面诵读、祈祷的犹太教堂如今已不复存在。但拉希文化中心在一座近期刚刚翻修过的16世纪犹太教堂中，用一间屋子来展示拉希的生平及其著作。该中心认为，犹太教应当纪念拉希，基督教亦是如此，因为他的文字也同样进入西方基督教。拉希及其添注者的遗产，是奠定特鲁瓦旅游和文化发展的基石之一。拉希大学研究院（l'Institut universitaire Rachi）于1989年建立，在欧洲，这所学校是高等教育与希伯来语研究的中心，在城市和地区间进行着知识与大学教育的传播。1105年不仅仅是当地文化遗产的关键年份，也成为值得纪念的年份。

朱利埃特·西邦（Juliette Sibon）

附注：842, 1539, 1882, 1894, 1933

[1] 摩西五经是希伯来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译者注

1137年
卡佩王朝淌过了卢瓦河

1137年，路易七世与阿基坦的埃莉诺的结合，使得卡佩王朝的权力首次延伸到卢瓦河以南地区。但这对王室夫妻婚姻的破裂，以及法兰西王公、英格兰国王、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的巧妙政策，最终使这次扩张以凄惨的失败收尾，并很快被人们抛诸脑后。

1137年7月25日，波尔多主教，即勒洛鲁的若弗鲁瓦（Geoffroy de Loroux），已为举办当时最重大的盛典做好了准备：阿基坦女公爵与法国国王之子的婚礼。这一时期，王朝间的联盟可形成新的政治疆域，因此，还有什么做法能比欧洲显赫家族间的结合更具战略性呢？在新建的门廊下，在圣安德烈大教堂耀眼的拱形曲线下，若弗鲁瓦大主教得到了这对夫妇双方的同意，并为这一结合送上了祝福。通过这对年轻后嗣的结合，法兰西王国与阿基坦公爵领地结合到一起。4月9日，阿基坦的威廉十世（Gauillaume X）于去往孔波斯特拉（Compostelle）的途中逝世。婚礼举行的几周之前，威廉的死讯传到巴黎，完全打乱了老国王路易六世（绰号“胖子路易”）的计划。路易六世急遣一支由几百名教士和骑士组成的护卫队，护卫队在他亲爱的圣德尼修道院院长叙热（Suger）、手握王权的香槟伯爵蒂博（Thibaud）及其族人，以及韦芒杜瓦的拉乌尔伯爵的率领下，护送他年仅17岁的儿子路易前去迎娶那位年轻貌美的公爵领地继承人，而当时，这位公爵继承人也才只有13岁。

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威廉十世表达了他的遗愿，他想要让埃莉诺与法兰西王国进行联姻，而埃莉诺在几天内就成为欧洲最令人垂涎的女继承人。这次联姻的请求，对于路易六世来说是个意外之喜，因为王朝中最好的联姻人选莫过于他的儿子，并且，路易六世一直努力地向王国内的大贵族施加王权的意识形态与效忠准则，而此次联姻同时也是这一政策所取得的胜利。在选择卡佩王室来保护他女儿的同时，阿基坦的威廉实际上也将英格兰国王对诸侯的权利许给了卡佩王室：保护王国内大块封地的未成年后嗣与女性继承人，而在封建统治中，这种监护是一种十分强大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威廉让路易六世实现了他的旧梦，即将法兰西王国与阿基坦公国重新统一起来，最初，这片疆域再加上勃艮第，是加洛林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这个梦想因埃莉诺的加洛林先祖的庆祝仪式，成了今日之梦。路易的名字使用了墨洛温王室的命名方式（路易/克劳狄）以代表他的父亲，即腓力一世对于第一批法兰克国王所拥有的荣耀的向往。此次联盟对于路易六世加强推行将王朝及法兰西王国合法化的举措十分有利，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公国疆域的飞速扩张极大地削弱了法国国王的政治权力，后者经常在军事上受到折辱，尤其是诺曼底公爵们于1066年来到英格兰并夺取了王位。他们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国王加冕仪式，使得自己得以与法国国王平起平坐。诺曼底公爵在成为英格兰国王后，不断地对卡佩王朝种种君主的要求提出异议，同时，他们开始发展自己的君主意识形态，模糊诺曼底当时的封建地位。然而，自英格兰的亨利一世于1135年逝世后，新英格兰国王，即布卢瓦的艾蒂安（Étienne de Blois）的权力就受到了玛蒂尔达的质疑，后者是先王的女儿及唯一继承人，她要为自己的儿子——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夺回王位。两方之间的内战一直持续到1153年，使得英格兰愈发处于弱势地位，这就为卡佩王朝的再次崛起打开了局面。卡佩王朝的小插曲还没到兵戈相见的地步，只不过是引发了小刺针在羊皮纸上发出的沙沙声，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司法部的种种举措。这片受到王室法令覆盖的疆域，使得卡佩王室拥有了霸权地位，并随即给这次扩张赋予了新的概念：王权的变化。

婚宴在位于波尔多罗马城墙东南角的昂布里亚宫（le palais de l'Ombrière）举行。婚宴十分热闹，源源不断地供应着加龙河谷葡萄酒，在当时，这种酒已经十分畅销。为了饮酒，埃莉诺拿出她祖父的珍宝——一个精美绝伦的水晶花瓶，花瓶上镶嵌着东方之石，整个瓶身以萨桑王朝时期的雕刻手法刻成了蜂巢的形状，之后，埃莉诺执意要把这个花瓶赠给她的新郎。几年后，路易七世又将这个花瓶送给了修道院院长叙热，后者给花瓶点缀上了一个金银丝框，并在框中刻上了他自己创作的几行诗，诗篇如下：“米塔多鲁斯把这个花瓶送给埃莉诺的祖父，埃莉诺送给国王路易，国王送给了我，而我则将其献给众圣徒。”1120年，萨拉戈萨的泰法国王阿布德马历克（Imad al-Dwala Abdelmalik）——拉丁名字为米塔多鲁斯（Mitadolus）——把这个花瓶送给了威廉九世。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威廉九世曾在阿拉贡的阿方索（Alphonse d'Aragon）附近助他抗击阿尔摩拉维德人。这个东方的礼物象征着阿基坦人所拥有的多元文化——花瓶使用自贝里到比利牛斯山地区、从奥尼斯（Aunis）到中央高原领地范围内的镶嵌工艺，也象征着埃莉诺所带来的无形陪嫁：奥克语富有生机与活力的文化，通过种种影响，通过游吟诗人的吟唱，被带到奥依语朴素的文化之中。但是由于自由的作风与生活的乐趣，埃莉诺其实与法国宫廷并不搭调。

1137年8月1日，路易六世逝世。这对年轻的夫妻即刻离开阿基坦返回巴黎，他们想要以此来“避免通常由国王的逝世所引发的动乱”。8月8日，在回程途中，公爵夫人的加冕仪式于普瓦捷进行。尽管6年前，新国王在其父尚在人间时就进行了加冕，但他的登基大典仍仿照了自雨果·卡佩以来的先王之例。这一次，重新进行的加冕仪式上有了新的阿基坦臣子的到场，并且近三个世纪以来都未曾有法国国王来过此地。一时间，所有的臣民都能亲眼看到国王的身影了。随后，路易七世在他的统治期间多次旅行，他自北向南，一直走到阿拉贡地区。路易七世的这些旅行为王权的变化带来了深刻的转变，并与他父亲的统治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父亲因为肥胖而无法骑马远行，甚至在王国内，他的出行都极其受限。1137年联姻后的数年间，卡佩王朝奠定了扩张疆域的基础。但确切地说，这一展望并非是由1137年的结盟而起。

对于卡佩王朝而言，这一事件或许是王朝历史的转折点，尽管这段婚姻在经博让西主教会议（le concile de Beaugency）的批准后于1151年以离婚告终。“休弃”王后是国王路易犯下的一次重大政治错误，从此，他便被称为“虔诚者路易”。埃莉诺并没有单身很久，她在离开巴黎的几周之后得到了年轻的诺曼底公爵和安茹伯爵，即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的庇护，并随即嫁给了他。这一转折就能够解释，为何在12世纪下半叶的史书中，对于这次阿基坦与法国首次联盟的叙述寥寥无几。在西方作者眼中，这一事件尚且不值一提，更遑论那些希腊与阿拉伯史学家了。他们描绘的是在整体的视角下，在法兰克人中发生的与圣战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法国国王这次不幸的联盟仍甚少有人关注。研究法国宫廷的史学家认为，在埃莉诺身上，路易七世犯了一个十分愚蠢的政治错误：说的好听些，路易七世可以强调自己苦行的道德标准与埃莉诺的恣意纵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而说的难听些，路易也可以指责埃莉诺乱伦通奸。但在当时，这已经是一个“有失体面的故事”，不能弥补卡佩王朝政治的软弱无能，而这种软弱使得卡佩王室被降到了次要地位，而这种地位直到腓力二世实现了长期盼望着的、法兰克王国的南北联合之后才有所改变。正因腓力二世善于扩大王国疆域，如同恺撒善于扩大共和国疆域一样，其传记作者便将他称为奥古斯都。但实际上，在1202年之前什么都没有改变。埃莉诺在丰特弗洛（Fontevraud）逝世。她的逝世，不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政治上，似乎都成了阻拦卡佩王朝向外扩张的最后一道防线：两年之后，腓力·奥古斯都征服诺曼底，1206年，继而征服安茹。在1209年至1216年间，腓力·奥古斯都拿下了朗格多克，从而打开了地中海地区的大门，他得以进入当时最广阔的贸易区。1214年，在布汶战役中，腓力·奥古斯都在击败了盎格鲁与神圣罗马帝国的联军之后，终于品尝到复仇的滋味。但等到两个多世纪之后，法国人才统治了阿基坦。虽然自1137年以后，阿基坦就应由法兰西王国统治，但需等到百年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即查理七世的军队于1453年收复波尔多之后，法国才真正统治了阿基坦地区。1137年，法兰克王国自北向南的合并十分短暂，甚至都不能算作是一个历史的交替时期，但此次合并之后，在中世纪的最后几百年里不断地发生着类似这样的合并。即使阿基坦在成为“英国领土”之前一直都是“法国领土”，这也无损其地域重要性，它将英格兰人与欧洲大陆上的神圣罗马帝国联系起来。16世纪，英格兰人因开发群岛才放弃了这片土地，并强调他们是与欧洲大陆分离的。

范妮·马德琳（Fanny Madeline）

附注：397, 987, 1051, 1159, 1420, 1949

1143年
“可憎的穆罕默德”

1143年，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尊者彼得在西班牙旅行时，首次将《古兰经》翻译为拉丁语：这并非是出于他对《古兰经》的好奇之心，而是因为他想要了解《古兰经》并对其进行曲解，从而更好地攻击和诋毁伊斯兰教。而拉丁基督教的身份也在与伊斯兰教的较量中得到了构建。

1142年春，蒙特布瓦谢的彼得踏上了去往西班牙的旅途。彼得出身勃艮第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并没有去往位于西方尽头的孔波斯特拉，如同千禧年以来那些不计其数的朝圣者那般朝拜圣雅克。彼得的译文很快就被定性为“可敬的”译文，他是一个大修道院组织，即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而克吕尼修道院影响了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从西班牙到巴勒斯坦、从意大利南部到英格兰。正是他所处等级的管理需要，促使彼得在这片有着古老的哥特传统的土地上，成为打击伊斯兰教先锋中的一员。而所谓的哥特传统，就是罗马教廷在纳瓦拉、阿斯图里亚斯-莱昂（Asturo-léonais）、卡斯蒂利亚君主的帮助下，试图让这种对伊斯兰教的打击成为拉丁教会的惯例。

作为罗马教廷一个分支修会的领袖，彼得在游历时的身份是基督教国家的传令官。自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传教热忱的较量中，这一地缘政治实体映照出伊斯兰教的影像。教皇尼古拉一世（858-867）与教皇阿德里安二世都派遣了使者，这些人在东部阵线（特别是在潘诺尼亚和保加利亚）上传播基督教，力图劝服拜占庭反对者皈依基督教——拜占庭与基督教对立并使得罗马缓慢而坚定地远离基督教，而这时，拉丁世界需要抵御西部地中海地区伊斯兰教徒激增的现象。正是在这一冲突中，拉丁世界创造了基督教国家这一疆域层面上的定义。一开始的时候，约公元4世纪，“christianitas”指的是适用于基督教门徒的一切（宗教仪式、教义以及所有基督教的特性）。这一定义确立大致是在英诺森三世担任教皇期间（1198-1216）。而“Chrétienté”（首字母大写）则指的是所有的基督教王国，而王国中使徒所在之地则需要在“精神的充实”与“时间的范围”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该定义因两个重要程度不等的转折阶段而发生了变化：9世纪为第一阶段，自11世纪50年代起，即教皇改革者实行君主政治时期为第二阶段。而不那么具有戏剧性的转折阶段——标志是首字母由小写改为大写（chrétienté/Chrétienté）——则精确地定位在约翰八世（Jean VIII，872-882）担任教皇期间。与先辈们使命相同，面对撒拉逊海盗的侵袭，约翰八世应当守卫罗马和圣彼得共和国，他为罗马城竖起了高墙，组建了舰队，并反复向外界寻求帮助：约翰八世的书信无疑体现了当时情况的危急，在加洛林帝国即将分崩离析的大背景之下，教皇此举也实属无奈。对他而言，基督教王国就意味着责任，在面对伊斯兰教的威胁时，所有基督徒需要共同守卫基督徒团体。“守卫所有基督教王国”与守卫“圣彼得之地”相似，且互有裨益，因为这片土地是基督教的重要领地：领地自罗马而起，并将罗马作为疆域的中心。基督教王国有责任将基督教转播到世界各地，而两个世纪之后，圣战精神则将这种责任变成了一种使命。

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徒传教前线，尊者彼得（Pierre le Vénérable，又称“可敬的彼得”）的行为十分生动地体现了基督徒的使命。在他的游历仅过去几年之后，来自克莱尔沃的心腹，即西多修道院的圣伯尔纳铎就于1146年发起了第二次圣战的号召。但彼得的圣战是一场杀伤力极强的文字斗争。到达杜罗河河岸之后，彼得在塔拉索纳（Tarazona）或图德拉（Tudèle）资助天文学家罗伯特·凯顿（Robert Ketton）及其合作团队翻译了首个《古兰经》的拉丁译本，以及其他与穆罕默德及其教义相关的文章。通过此次翻译活动，皮埃尔想要为基督教世界打击伊斯兰教提供一个趁手的武器，这个武器以“armarium”，即“武器库”或“兵工厂”的形式呈现，使得基督教世界得以在思想的土地上向伊斯兰教开战。

尊者彼得在他所著的两篇文章中，介绍了这本以基督教徒的抨击口吻翻译而成的文集：一封书信，以及一篇名为《撒拉逊人异端概论》（Summa haeresis Sarracenorum）的文章。该文章旨在对“武器库”的内容进行总结，并为抗击伊斯兰教提供一个基本论点：文章介绍了穆罕默德“可憎的生平”。出身卑微的穆罕默德操控了无知的阿拉伯人。他在讲道中扭曲了三位一体的概念与基督的真理（特别是他拒绝道成肉身），并传授了他对于天堂的错误设想，他认为，天堂就是一个无边的极乐世界。总之，这本基督徒用以战斗的小册子意图说明，伊斯兰教代表着所有已知异端的总和，并在文中提出了一个悖论的问题，即穆斯林真的是异教徒吗？抑或他们只是一些不信教之人，因为他们并没有如基督徒那般将自己献给上帝？这一介绍为译文定下了论调，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译文与原文有所出入。《古兰经》的这个译本十分具有倾向性：其缺陷之处不仅在于译文的用语十分粗略，而且译文对《古兰经》的篇章也进行了删减，还将原文标题的介绍改为了拉丁语。

彼得希望凭借这本文集，为基督教提供打击伊斯兰教根基的必要武器，而此时，基督教骑士也已为发动第二次圣战做好了准备。我们从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与克莱尔沃的圣伯尔纳铎的通信中了解到，彼得希望能由西多会修士来发起圣战。由于彼得对于基督徒的影响力无人能与之相比，于是他亲自来到抗击伊斯兰教的前线，并写下了他的最后一篇论著：《驳撒拉逊邪教》（Contra Sectam Sarracenorum）。在这本书中，西方基督徒首次依据一本权威资料对伊斯兰教进行了驳斥。在该书的上半卷，他通过任用一些伊斯兰教研究的权威人士、展示基督徒与穆斯林所有的书面基础，试图构建争论的框架。就此，尊者彼得企图将他的反驳者困在一种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否定的逻辑之中，迫使撒拉逊人接受这些体现出犹太教与基督教教规的经卷。在这种逻辑中，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否定，伊斯兰教不能自由地选择《圣经》中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教义，而只能选择全盘接受。

同时，在彼得挑起这场论战的地方，他有权管理这些带有抨击口吻的基督徒译者。而这种权力与文集在西班牙进行翻译之时所召集起来的新的权力班子形成了对照。正是基于这一点，彼得在《驳撒拉逊邪教》的下卷提出了基督徒在圣战中的两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先知？穆罕默德真的具有先知的特征，是天启与上帝之意的传递者吗？换句话说，他真的是先知吗？彼得给先知下了一个广泛的定义，他认为，先知就是展现神迹之人：“先知向凡人展示他们未曾知晓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的现实。但并非是人类的知识教会了他这些现实，而是因为他受到了上帝的启发。”依照这一限制性的定义，穆罕默德并不能算作先知，因为《古兰经》没有展现任何神迹，也没有展现任何非比寻常的征兆。但在基督教中，《圣经》中的奇迹，与圣徒传记传说中的特殊之兆具有连贯性。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受到了这种连贯性的吸引，因而不能明白，伊斯兰教为何能够将极少展现神迹的穆斯林先知与由穆罕默德的传说发展而来的圣徒传记区分开来。

然而，这场争论十分短暂。事实上，双方交换观点的条件还远没有形成。争论的第一个障碍在于，译文的质量十分平庸，甚至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例如，“穆斯林”（musulman）一词在拉丁语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表达，因此译文借助一些与“相信”（croire）一词相关的迂回表达方式，就好像基督徒只能理解伊斯兰教中的“信徒”（fidèle）、“献身”（se rend）、“信仰”（se remet）、“顺从上帝”（se soumet à Dieu）等表达方式一样。而第二个更加深刻的障碍在于，译文无法跳出基督教的权威体系，置身伊斯兰教论点的逻辑之中。在一种将伊斯兰教视为另一个魔鬼的全盘否定，以及那些华丽的陈词滥调中，彼得想要模仿那些书生气的争论，以理性来与伊斯兰教辩论。从这时起，西方中世纪首个反对伊斯兰教的护教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圈套。基督徒无法既劝服穆斯林相信他们的错误之处，又巩固他们自身的利益。同其他后来的笔伐者一样，例如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d'Aquin）及其著作《驳异教徒概论》（Somme contre les gentils），尊者彼得并没有真正地与伊斯兰教进行对话。虽然他自称拥有全人类与生俱来的真理，但他却无法在理性和论辩的基础上接近那些神圣的问题。他不再凭借证据说话，转而依靠那些神迹和离奇现象（拉丁语mirabilia）。这位教士因职业之故处在圣餐礼这一基督教圣迹的中心，他未曾想过，神圣的事件除了能达到信仰的目的，还可以另作他用。信或不信，二者必择其一。

后来，托莱多的马可（Marc de Tolède，1210年）与塞戈维亚的胡安（Juan de Segovia，1456年）也分别对《古兰经》进行了翻译，但译文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虽然他们的拉丁语和卡斯蒂利亚语译文（后者）相比皮埃尔的译文，已经有了质的提升。伊斯兰教的书面训言反抗着基督教的权威体系，而这一体系自13世纪起，也同样面向非基督徒译者开放了。在拉丁西方的大学中，伊斯兰教思想家已经有了重要影响，但在种种条件下，他们又会有着怎样的地位呢？面对哲学发展中的这一重要问题，解决之道在于让这些思想家成为不为人所知的基督徒！伊斯兰教被宣称是荒谬的，像阿维森纳或阿威罗伊（Averroès）这样的哲学家、自由思想家都只能摒弃穆罕默德的“无稽之谈”。他们可能与但丁一样都是隐藏的基督徒：但丁在其《神曲》中，他们仅在地狱第一层，而穆罕默德，则深陷在地狱的第八层。

多米尼克·约内尼亚-普拉（Dominique Iogna-Prat）

附注：1095, 1105, 1270, 1380, 1712, 1798, 1863

1159年
争夺图卢兹之战

1159年，图卢兹伯爵与金雀花王朝君主在图卢兹城外开战，而此时，伯爵却被领地内的诸侯所打败。这两个事件促使朗格多克成为抗击异教徒的中心地。作为“讨伐阿尔比派的十字军东征”的前奏，这场战争终结了比利牛斯山北部的阿拉贡人的野心，并在法国南部确立了卡佩王朝的统治。

在法国历史中，1159年是一个被轻视的年份、一个无声的转折。然而正是在这一年中，朗格多克的命运得以改变，王权则在法国南部地区得以复苏。这一年，图卢兹被一支数量庞大的盟军所包围，伯爵雷蒙德五世（Raimond V）只好向路易七世寻求帮助，依靠着王室的介入才解除了大军的包围。对异教徒的打击为何会集中在朗格多克？一场前所未闻的基督教内部圣战为何会在50多年后打响？法国国王又何以从地方家族的消亡中得利，从而重新统治了法国南部？要想理解这些问题，理清这场冲突的参战势力尤为重要。

12世纪中期，图卢兹伯爵的封地十分辽阔，其范围从加龙河一直延伸到了罗讷河。这片土地向来都是法兰西王国的一部分，但两个世纪以来，王权不曾统治这片土地，也不曾有卡佩王朝的君主踏足这些地区，除了虔诚者罗贝尔曾于11世纪20年代因朝圣而来到此地，但关于那次朝圣未有详尽记载。尽管为了方便起见，雷蒙德家族通常被指定为“图卢兹伯爵”，但实际上，该家族在朗格多克其他伯爵的封地上也拥有伯爵头衔，并拥有纳博讷公爵这一荣誉头衔：卡奥尔（Cahors），阿尔比，纳博讷，贝济耶（Béziers），阿格德（Agde），洛代夫（Lodève），尼姆，于斯泽（Uzès）。此外，雷蒙德家族于11世纪通过联姻，在越过罗讷河、地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普罗旺斯也获得了一些权利，而在雷蒙德家族与巴塞罗那伯爵于1125年签订的和平条约中，这些权利得到了承认：从此，迪朗斯（Durance）北部的土地与普罗旺斯侯爵之头衔都归图卢兹所有。

然而，这一辽阔的统治范围只是个假象，图卢兹伯爵之位成为众子爵争夺的目标，而通常是这些子爵掌握着真正的权力：伯爵直接进行统治的地区只有图卢兹、鲁埃格（Rouergue）西部、下凯尔西（Bas-Quercy）、穆瓦萨克（Moissac）与建立于1144年蒙托邦（Montauban）的重要城市、尼姆伯爵封地的南部、布揆耳（Beaucaire）、圣吉尔（Saint-Gilles）、阿尔让斯（Argence）、阿维尼翁周边的普罗旺斯侯爵封地。其他地区则由众子爵统治，例如，纳博讷、阿尔比、卡尔卡松、拉兹（Razès）、贝济耶、阿格德、尼姆都由一个子爵家族，即特朗卡维尔家族（les Trencavel）统治。图卢兹伯爵领地的权利缺乏凝聚力和集中性，因而被分割成西部政权与东部政权。

12世纪中期发生了两大事件，它们决定了朗格多克地区的势力关系变化：1137年，巴塞罗那伯爵雷蒙·贝朗热四世（Raimond Bérenger IV）通过与继承人佩德罗尼耶（Pétronille）的联姻，得到了阿拉贡王国。而阿基坦的埃莉诺在与路易七世离婚后，于1152年嫁给了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后者于1154年成为英格兰国王。自12世纪初开始，各方势力就这一地区不断发生冲突，致使同时拥有两位国王。为了提防新兴势力，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五世于1154年迎娶了康斯坦丝（Constance），后者是路易六世之女、法国国王路易七世之妹。所有权贵，不论头衔高低，都希望在朗格多克获得一些权利。12世纪上半叶，为争夺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的统治权，图卢兹和巴塞罗那的战争一触即发，而与此同时，当地权贵也分别与战争双方结成了联盟。但对于图卢兹而言，最具威胁性的危险却来自别处。自11世纪末开始，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就希望能够再次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阿基坦，其中囊括了图卢兹。凭借与图卢兹伯爵威廉四世（Guilhem IV）独女的联姻，威廉九世获得了图卢兹，但在吉尔海姆四世于1093年逝世后，图卢兹就被他的弟弟，即圣吉尔的雷蒙德四世（Raimond IV de Saint-Gilles）夺走了。雷蒙德四世为进行第一次圣战而离开图卢兹，在这之后，威廉九世与菲利帕（Philippa）于1097年至1099年、1108年至1119年先后两次夺取图卢兹。王朝内的争夺定然十分严重：在图卢兹家族内部，威廉四世的弟弟雷德蒙四世不但继承了前者的王位，还驱逐了前者之女菲利帕，这却是值得商榷的。而此时，威廉九世的孙女与继承人埃莉诺已经嫁给了路易七世，后者在1141年就试图利用埃莉诺所享有的权利，而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则更是打着他妻子的旗号来实现自己的意图。为夺取图卢兹，亨利二世于1158年结成了一个广大的联盟，联盟包括所有反对雷蒙德家族的势力：这位英格兰国王已经得到了巴塞罗那伯爵、阿拉贡王公、富瓦伯爵、卡尔卡松与尼姆的特朗卡维尔家族的子爵、纳博讷子爵以及蒙彼利埃领主的支持。盟军征服了凯尔西以及图卢兹的北部地区，并于1159年7月至9月包围了图卢兹。在路易七世，即雷蒙德五世的连襟的介入下，图卢兹才得以解除围困。夏尔·伊古内（Charles Higounet）对这次求援做出概述，他认为，这次求援“展现了法兰西王国统治朗格多克的进程”。战火由12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1198年，期间，联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也进行了几次短暂的休停。

但这场战争不再仅仅是继承权的争夺问题。实际上，自12世纪20年代起，就有一些传道者来往于法国南部，这引起了教会的忧虑：其中最有名的传道者，便是洛桑的亨利（Henri de Lausanne）与布吕伊的彼得（Pierre de Bruys），他们宣扬激进的福音天主教，这一教派与教会体制及封建社会走向决裂。克吕尼修道士，借修道院院长尊者彼得之口，宣称该教派为异教，而西多修会也随即以论著反抗了这一传教行为，并同样宣称该教派为异教。克莱尔沃的修道院院长圣伯尔纳铎于1145年亲自领导一支传教团，以维护宗教的正统性。阿方斯·茹尔丹（Alfonse Jourdain）伯爵无疑使得事情的结果发生了重大改变：他指认阿尔比的特朗卡维尔家族为异教家族，并正如我们所知，圣伯尔纳铎在此地并不受欢迎。这一指认，对拉沃尔（Lavaur）、韦尔费伊（Verfeil）和阿尔比的西多会修士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由此产生了“阿尔比派”这一称呼以代表这些异端分子。

在第二次拉特朗大公会议上（1139年），首次提到该教派的异端性，随后，在图尔主教会议上（1163年），则对其进行了描绘，并宣称该教派为异教。这场主教会议是在金雀花王朝的领土上召开的，这体现出流亡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国王亨利二世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第4条教规明确指出，图卢兹是一个必争之地。我们清楚地看到，在1159年试图入侵失败后，亨利二世又采取别的方法来对付图卢兹。与其他西方地区一样，12世纪，朗格多克诞生了许多异教团体，这些团体在宣扬回归福音书（谦卑、贫穷与漂泊）的同时，也拒绝了格列高利教会制度化的新形式（拒绝神职人员的媒介作用、教会的等级化以及圣事）。这些以“善人”为名的教徒主要来自两个阶层：一为城市中的显贵，他们认为，天主教中虔诚的礼拜仪式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二为一个日益衰落的小贵族，他们受到了格列高利改革举措的严重影响（被剥夺了教会收入）。该异教派的受众不广，仅限于12世纪的一些显贵与少数派。毫无疑问，朗格多克异教徒的数量并不比其他地方多，但教会却在西多会修士的影响下对这一地区发起了进攻，那是因为在当时，路易七世重新开始关注这些地区，而且这一进攻也符合亨利二世的利益。

图卢兹伯爵雷蒙德五世意识到问题的关键。1177年，在西多的一场全体教士会议上，雷蒙德五世以书面形式宣称异教正在他的领地，尤其是他诸侯的领地上肆虐，并寻求国王的帮助。伯爵所谓的“异教徒”，实际上暗指特朗卡维尔家族，而后者还没有到以武力捍卫信仰的地步。然而，这一宣言十分危险，因为它使人们相信，异教传遍了整个朗格多克。1178年，教会派出了一个新的传教团，该传教团由西多会修士，以及拥有盎格鲁-诺曼底文化的高级教士组成。雷蒙德五世坚守着守卫教会的准则，变更了向阿尔比传教的传教团成员，同时，他也认定图卢兹的寡头政治有异教之罪（1178年判决了皮埃尔·莫朗）。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大公会议召开，会议将异教徒及其支持者革出教门：第27条教规号召教徒拿起武器，并宽恕了捍卫正统宗教之人的所有罪孽，而这种宽恕是圣战才有的特权。

接着，在12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间，法国南方的异教便销声匿迹了，直到英诺森三世当选教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失败，以及教皇使节卡斯特尔诺的彼得（Pierre de Castelnau）被暗杀之时才再次出现。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更加为人所知的是教皇于1208年颁布了圣战的诏书、贝济耶于1209年夏遭到洗劫，以及最后一位特朗卡维尔子爵逝世。然而，在1160年至1180年间发生的事件，才引发了这场打击“阿尔比派”的圣战：朗格多克成为公认的异教之地，当地王公与高级教士的无能与纵容，以及西多会修士在异教的构建上发挥的作用。各方为形成第一批民族国家而争斗；图卢兹封地被钳制在强邻之中；教皇的神权政治得到了构建，这一构建在英诺森三世任内发生了决定性转折；12世纪地方王公之间无休止地争斗；广阔的图卢兹伯爵封地统一性的缺乏：这些事件最终使得卡佩王朝“征服”了法国南部。1159年发生的图卢兹围城事件成为“12世纪百年战争”的转折点，在这一事件中，欧洲的显贵王公们在朗格多克发生了冲突，从此，战争不再仅限于土地争端，而是开始对异教进行严厉指责，由此引发了13世纪政治的混乱局面。

埃莱娜·德巴克斯（Hélène Débax）

附注：987, 1137, 1214, 1308, 1685

第四篇
法国的发展

CROISSANCE DE LA FRANCE

在漫长的13世纪，法国首次实现了霸权地位。在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廷你死我活的争斗中，法国渔翁得利。一方面，金雀花王朝的势力退居到岛屿之上，另一方面，卡佩王朝的君主们在西方众国王中树立了威望，甚至，被定义为“王国的皇帝”。王国的统治范围十分辽阔，囊括了今法国西部与南部的大片土地，使得卡佩王朝的势力范围首次延伸到地中海，阻挡了相邻的阿拉贡人对法国南部，以及英格兰国王对法国大西洋沿岸的觊觎之心。

甚至在境外，法兰西王国的影响也相当惊人。在布汶（1214年），腓力·奥古斯都挫败了一位皇帝、一位国王和两位伯爵，为第一篇民族传说提供了蓝本。路易九世领导了最后几场十字军东征——其目的似乎是为了能够对伊斯兰世界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它们为圣化君主提供有利的背景，反之，圣化君主也被用来服务于王国在海外领地的威望。路易九世的弟弟，安茹的查理（Charles d'Anjou）在罗马教廷的帮助下，征服了一个广阔的地中海帝国，帝国从普罗旺斯一直延伸到君士坦丁堡，中间穿过了皮埃蒙特（Piémont）、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阿尔巴尼亚以及非洲海岸。尽管这个帝国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为意大利向法兰西王国的靠拢奠定了基础。最终，腓力四世（又称美男子腓力：Philppe le Bel）与罗马教廷发生了冲突，这为他统治罗讷河畔与阿维尼翁提供了便利，同时，通过吞并里昂，他粉碎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西部边境。

这一时期，法国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发展。人口与经济一直保持着活力，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直至13世纪末，局势才发生了大转变。在精湛技术的作用下，荒地都得到了开垦，湿地都被排干了水，例如在蒙塔迪（Montady），根据阿拉伯典籍的记载，这一技术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时期。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耕地面积增长的同时，商业也发生了一场改革，使得城市得到飞速发展，人们开始喜欢奢华的纺织品和充满异域风情的产品，集市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香槟地区最先有了集市，这些集市后来成为意大利与佛兰德斯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贸易中转站。

同时，在知识和艺术领域中，法国也同样拥有国际影响力与开放性。巴黎大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担负的世界主义。法语与法国文学的影响力，则建构在一种传奇故事之上，它们对加洛林王朝与亚瑟王的故事进行虚构，并往往体现出其骑士精神与博学广知。哥特式艺术不断地向外传播，虽然这种艺术形式中总是会掺杂不同的当地文化，但有时仍被视为杰出的“法式艺术”。哥特艺术来源于巴黎的大学生，来源于巴黎大区手工艺人的出色技艺，也来源于那座标志性建筑——矗立于巴黎中心的巴黎圣母院——如雷贯耳的声望。巴黎是王国的首都，之后于13世纪与14世纪之交成为西方最大的城市。

1202年
香槟集市上的四位威尼斯人

为筹备海外征战的资金，十字军经常会寻求同为商人和银行家的意大利人的帮助。1202年在威尼斯缔结的一项协议也同样说明，作为当时欧洲大型贸易中心的香槟集市在东西方的货币流通中所扮演的角色。

圣埃拉斯莫岛（îlot de Sant'Erasmo）位于威尼斯环礁湖中，在1202年的一整年里，这座岛一直都是一个名声赫赫的国际化场所。为了进行圣战，几位在欧洲贵族中最有权势的王公相聚在此。但圣战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最终以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和洗劫，以及参战的十字军被开除教籍而告终。1202年实施的这一举措虽从宗教角度上看平平无奇，但却是财政上的一次创新。威尼斯共和国为十字军运输货物，而这一举措则与十字军须向其支付的银钱有关，且所涉金额十分庞大：威尼斯要求十字军支付87000马克[1]的白银，即15至20吨，而十字军只凑齐50000马克。这一庞大的金额无法用现金支付，否则会引起威尼斯货币市场的严重失衡，因此就需要使用那时实行的创新的财政手段。据威尼斯档案馆中的一份文献显示，军队的首领之一，即佛兰德斯与埃诺（Hainaut）伯爵博杜安，就使用了其中一个新的手段：香槟地区的集市须定期缴纳租金。这份契约经过公证人的公证，并且有显贵证人在场，如威尼斯共和国执政官恩里科·丹多洛（Enrico Dandolo）以及香槟地区军官布卢瓦与克莱蒙伯爵路易，在契约中，博杜安承诺向马尔凯西诺·索兰佐（Marchesino Soranzo）、皮耶罗·祖利安（Piero Zulian）、马里诺·格拉代尼戈（Marino Gradenigo）与卢卡·阿尔迪宗（Luca Ardizon）这四位威尼斯贵族或其派遣人员缴纳118马克3两[2]的白银（不到30千克的银币或银锭），而这笔钱无疑就相当于一笔等量的威尼斯货币。缴纳时间定在拉尼城（Lagny）集市下次举办之时，也就是1203年的1月。

虽然史学家鲜少提及，但这一举措却将欧洲经济中的一项重要法规的创立与圣战这一欧洲及地中海地区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建立起联系。自12世纪中期起，香槟伯爵和布里伯爵的封地上建起6个集市，其中普罗万（Provins）和特鲁瓦各2个，拉尼城和奥布河畔的巴尔（Bar-sur-Aube）各1个。一年中，各地轮流举办集市。从1月开始是拉尼集市和奥布河畔的巴尔城集市，自5月起，则是普罗万的圣基利亚斯集市（foire SaintQuiriace）、特鲁瓦的圣约翰“热”集市（foire 《chaude》 Saint-Jean）、普罗万的圣阿伊武集市（foire Saint-Ayoul），最后便是11月份特鲁瓦的圣雷米“冷”集市（foire 《froide》 Saint-Remi）。拉尼集市位于巴黎城郊边境，是约定的缴纳钱款的地点。1月初，集市上就聚集了许多巴黎的商贩和货币兑换商，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到了6月，圣德尼的平原上还举行了另一场巴黎商业集会。这份威尼斯契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契约双方的身份都十分显赫，并且契约的内容也十分精确。钱款需以“古币”[3]缴纳，这种钱币92.5%都是纯银，1古币等于13苏4但尼尔[4]，即160但尼尔，等于1马克。在香槟地区的集市还没有使用通用货币，即普罗万的但尼尔之前，古币常被用来进行货币交易。这一货币的使用首次表明，欧洲依靠愈发连贯的银本位制，逐步建立起一个商品与货币市场，使得欧洲大陆上的贸易地之间可以进行精确的货币兑换。这同时也反映出，这些集市在产自德国矿区的贵金属的流通中起到的作用，而实际上，这些贵金属是集市的重要商品之一。在佛兰德斯伯爵的协约中，对于大笔钱款，他允许他的威尼斯伙伴或在欧洲的其中一个商业中心花掉，或将其运送回国。为保证契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博杜安伯爵进行了典押，即“欠债之人的财物与土地都应用以偿还欠款。”这一政策具有鲜明的封建特征，因为他动用了一项他之于诸侯的权力，这是集市体系的一个十分古老的原则：在一个民族内，个人的债务与所有人休戚相关。如此看来，伯爵所欠的债务，便成了集市上所有佛兰德斯商人所欠的债务，若伯爵还不上欠款，那么拉尼集市上其他佛兰德斯商人的财产就会被扣押以偿还欠款。

自19世纪以来，许多文章都对香槟地区的集市进行了描绘，认为这些集市是欧洲发展经济的手段之一，并且在这些集市中诞生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如同往常一样，对史料的回顾使得人们产生了一种细致入微的观点。比起经济史，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一个镀着欧洲中心主义的传奇故事。集市的成功似乎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这其中，香槟伯爵自由者亨利（Henri le Libéral，1127-1181）的政治目标则起到很大作用。作为欧洲贵族阶级的一位重要人物，同时作为法国国王的圣城兰斯的领主以及紧邻神圣罗马帝国封地的所有者，亨利通过实行一项繁杂的政策巩固了他的封地，如此，他既能忠于卡佩王朝的君主，亦在欧洲范围内展开外交，而这些集市，便是这一政策实行的手段和结果。两个因素确保了集市的成功举办，并使得这些集市在一个世纪内成为欧洲的商业中心。通过伯爵与欧洲大多数王公、政权进行的谈判，确保了当地公共权力会对来往集市的商人、他们的货物及财产提供保护。以领主间的协议为基础，自罗马帝国消亡以来，该体系首次在整个欧洲大陆范围内建立起了一个经济的流通空间。第二个关键在于伯爵允准了集市内的交易，并允许商人将交易记入自己的账簿。这一体系构建在一个简单有效的原则之上，各族商人团结一致，为了避免遭受整个团体被逐出集市的惩罚，他们只好为团体的成员偿还欠款。这个威胁对整个群体的繁荣都有影响，使得可在集市支付的债券成为真正的货币手段，而庞大的债券则避免了集市中不正常且不可预见的金属货币大量流通的现象。这样的威胁同样也是约束商人的有力手段。

香槟地区集市的成功中暗藏着某些谜团，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一直对这些谜团十分感兴趣。上面提到的一些地方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但如今却没留下什么踪迹：美丽的中世纪城镇普罗万从14世纪就开始陷入沉睡；不论是在拉尼还是在奥布河畔的巴尔城，都找不到半点集市的踪迹；而特鲁瓦，作为布料之都、造纸之都与服装之都，也早已丧失了财政职能。而香槟伯爵本人，也于1284年融入王国的统治当中。我们极有理由将集市的成功与纺织业，尤其是佛兰德斯地区的纺织业的发展联系起来。事实上，这些集市不仅是羊毛及染料原材料供应地，也是意大利商人购买或交换布料的场所，随后他们将买到的东西拿到地中海地区转卖。文献突出了集市经济的包罗万象：集市上售卖琳琅满目的商品、纺织品、冶金制品、调味料、红酒；同时，集市也与数千名贵族保持了固定的距离。集市的消费刺激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旅馆业和食品制造业。相比货真价实的经济之都，我们更应将这些举办集市的城市想象成沙漠里的客店，客店的繁荣依靠的是旅人的数量和质量。

然而，这些描述并不能说明这些集市在经济上是如何成功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将这一体系的效能进行了理论化，他还特别强调了集市守卫者的能力。这支由几人组成的队伍，在没有寻求政府和法庭帮助的情况下，在整个欧洲范围内都确保了契约的实行。卡佩王朝对集市尽管关注，但却没有将王权延伸到集市之中，而仅仅是对香槟伯爵所颁布的法规进行了确认，这说明了一个悖论：如果是伯爵及其欧洲同盟的威望构建了安全通行的网络，那么便是商人之间实施了商品交易活动的守则，而这些守则对基督教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不知道1202年威尼斯的协定是如何生效的，更广义上来讲，我们对威尼斯商人对集市贸易的参与方式也知之甚少。然而，佛兰德斯伯爵不太可能冒险逃避义务，毕竟该义务得到了显贵证人的见证。这份契约的孤本说明，从这一时期起，香槟集市的合法性成为财政调节的迫切要求，这一个合法性足以为那些契约奠定基础，而这些契约如同在圣战中缔结的那些契约一样，都是一种国际政策。

马蒂厄·阿尔努（Mathieu Arnoux）

附注：1066, 1282, 1456, 1720, 1860, 1973

[1] 马克（marc）是旧时金、银的重量单位，约等于8盎司，曾通用于古代的欧洲西部地区。——译者注

[2] 两（once），法国旧重量单位，合30.594克。——译者注

[3] 原文为esterlin，12世纪到13世纪在欧洲流通的苏格兰古币。——译者注

[4] 苏（sou）和但尼尔（denier）是法国旧时辅币名。苏，旧时相当于1/20利弗尔；但尼尔，旧时相当于1/12苏。——译者注

1214年
两个欧洲以及布汶的法国

腓力·奥古斯都在布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因而在民族历史中被大加颂扬。而在这一胜利的背后，勾勒出两个欧洲的轮廓：一个欧洲在东，其王公与君主之间有着微妙的平衡；而另一个在西，其君主政体愈加稳固，使得法国自13世纪初，成为这一个欧洲里的头号强国。

“1214年7月27日，星期日”，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在他所著的《布汶的星期天》（Dimanche de Bouvines）的开篇如此写道。正如我们所知，一本书的开头决定了全书的视野，奠定了全书的基调，并且永远都会介绍时间、地点和人物。《布汶的星期天》很快就成为畅销书，并成为法国历史编纂学的经典之作。事件的发生背景在书的第一页就跃然纸上：一场战争，一些国王，军队冲突，秉承战争礼节和荣誉守则的进攻，背叛与复仇的游戏，胜利的传奇，一个伟大的民族故事的开端，以及一段被编年史作者长期铭记后被编入课本的历史。简单地说，根据书名，杜比将这一天描绘成一个“缔造了法国”的日子。

书中出现了“缔造法国”以及“民族故事”这样的表达，并且这些表达对1214年的这一事件进行了构建。7月27日这一天，被称为“奥古斯都”的腓力二世（1165-1223）在与法兰西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接壤地界，即位于里尔、杜埃与图尔奈之间的佛兰德斯平原击溃了一支盟军。盟军构成如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1175-1218），英格兰金雀花王朝国王——阿基坦公爵无地王约翰（1166-1216），以及他们当时的同盟者——佛兰德斯伯爵斐迪南（1187-1233）与布洛涅伯爵雷诺（1165-1127）。因此，我们就能将这一天放入法兰西“世界”史当中吗？针对这一民族事件的延展性问题，本文将以广阔的研究方法做出几个解答。

首先便是这一事件的开展与过程。一开始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场战役，两方进行了短短几个小时的交战，战争的胜负悬而未定，伤亡也并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惨重，这是一场肉搏战，目的是俘获敌方高位者为人质，以换取大笔赎金。但是，战略并没有如期施行，或说胜负双方的位置发生了对调：战争的场面十分混乱，战役的结果是无法确定的。在战场上，不论是盟友还是敌人，都是以武器、盾牌、旗帜，以及其他将作战士兵团结在一起的纹章分辨彼此的。战争的失败或胜利往往出人意料，然而后世的编年史作者却将这一切变得井然有序，并且认定，战争在开始前就已有了定局。在很长的一段欧洲历史中，军事层面都具有不确定性：自18世纪起，军队就对武器、情报手段与军事手段进行了改革，并在舰队中，将技术与人力相结合。这种种变革，即使不能让战争有一个板上钉钉的结果，但至少也可以对其进行预测。乔治·杜比十分明白这一点，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这场发生在介于各地之间的布汶的中世纪战争，而1214年7月27日，这个日子不是“法国的”，而是一种交战状态的前现代性。

其次，这场战役与所有中世纪的争斗一样（神判、骑士比武、世仇、骑士远征、决斗、十字军东征……），皆以上帝充当证人以获得裁决，其结果往往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军队还远非是“国家”军队，即经一位君主或一个政府招募、组建并付酬的军队。专家指出，布汶战役的参战者包括了双方的王公、大贵族、参战国王的拥护者和亲信、大地主、追求荣誉与冒险的骑士、步兵、中士、底层资产阶级以及雇佣兵。总之，这些战役很好地反映出在13世纪，整个法兰西王国有着各式各样的政权、秩序、忠诚与不忠，而西方其他的封地、领土与城市亦是如此。

第三，国王与王公之间虽进行着争斗，而他们所拥有的网络、领土与王朝之间的联系却不允许我们将这一事件视为国家事件。无地王约翰（他没有在布汶现身，但他创造了战争的精神）是狮心王理查（他身兼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普瓦捷伯爵、曼恩伯爵、安茹伯爵）的弟弟，同时也是金雀花王朝的继承人，而金雀花王朝在法国与英格兰、比利牛斯山脉与爱尔兰岛之间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帝国”。盟军的另一个发起者奥托四世，为无地王约翰的外甥，儿时在金雀花王朝的宫廷住过一段时日，同时也是权势最煊赫的韦尔夫家族的后代。奥托四世是普瓦图伯爵、士瓦本公爵、萨克森公爵，他以罗马人之王的身份扩张着神圣罗马帝国，后又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意大利王国以及阿尔勒王国的君主。他与一位布拉班特（Brabant）的公主进行了联姻，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腓特烈二世（Frédéric II），后者是霍亨斯陶芬（Staufen）的皇帝，于1214年成为奥托的竞争者和“反对者”。而至于腓力·奥古斯都，如果我们足够大胆的话，可以将其称为卡佩王朝“血脉纯净的先祖”。他的一个妻子是丹麦国王的女儿。其他两位参战者也同样从联姻中获得了好处，他们是奥托不幸的盟友，后沦为法国国王的阶下囚：佛兰德斯的斐迪南为葡萄牙王子，而布洛涅的雷诺则迎娶了斐迪南的一个女儿，并成为葡萄牙国王。总之，除了西班牙，以及其他不在欧洲中心的王国之外，在整个基督教西方，那些维系着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佛兰德斯、法国、神圣罗马帝国、意大利、葡萄牙……的显赫家族，以及总是小心平衡各方力量的罗马教廷，都以调停人的身份“重现”在布汶。这场战争对每个参战方都产生了或短期或长期的影响。首先，卡佩王朝的腓力无可否认地巩固了他的王国，从此被称作法兰西国王，而不再是法兰克国王。该王朝的巩固得益于它的政府、首都、军队、土地合并、象征体系以及王室的神圣。理论上，王国虽仍实行封建体制，但却预示着“法国伟大的君主政体”以及一个国家举措的到来，该举措使得法兰西王国成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强国。接着，对于“可耻的战败方”，布汶之战的结果则对已在进行中的变化做出了确认：英格兰人不再控制法国的土地，金雀花王朝的约翰也日益衰弱（他在布汶只活了两年）。并且，从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颁布直到英格兰的贵族相继交战，在这段很长的时间内，王权一直都被约翰的封臣所把持。韦尔夫家族的奥托四世与其竞争者霍亨斯陶芬及其继承人腓特烈二世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但双方皆没能阻止帝国内大块封地的飞速扩张。其实，布汶所展露的是“两个欧洲”或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欧洲”的轮廓，其领地与政治范围视大地主在国王治下所拥有的权力而定：一方面，作为一种权力，国王对结构和精确度进行了集中，这使得结构更加稳定；另一方面，王公与国王之间，以一种更加横向和分散的方式平衡势力。1214年因此而具有象征意义，因为这些基督教西方内部的变化，理论上是教皇与皇帝的最高权力所掌控的，它们勾勒出一个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君主的密度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有着不同的规律。

第四点与上一点密切相关，因为那时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星期天发生了重大事件，而布汶的记忆和传说赋予这一事件更加宽广而悠长的生命。这场战役也因一位伟大的编年史作者纪尧姆·勒·布勒东（Guillaume le Breton，1165-1226）而得以流传。在描写腓力国王的《丰功伟业》（Gesta）和《腓力颂》（Philippide）中，纪尧姆创作了一部伟大的“民族”小说。这部小说一直流传到20世纪，至少流传到纪尧姆逝世即将700周年之时。1914年，他的回忆又被用来把德国人“赶出去”。纪尧姆之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到西西里岛的这片区域又产生了18篇文章，整个世纪都在反复提及这一事件，随后，该事件被记录在《法兰西大事纪》（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中，它成功地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刻画出了“奥古斯都”国王——一位战争之王的形象（他并没有终身征战，1214年的布汶之战是他打的最后一仗），而他的事迹也以不同方式激励了路易十四、拿破仑以及其他的“欧洲人”。

第五，布汶象征着一个“时刻”，或象征着一个交替时期。在布汶最崇高、最有效的世界“真相”中，我们是否能依据战争的结局，来猜测发生巨大改变的结构呢？1214年7月27日的两年前，1212年7月16日，在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中（la bataille de Las Navas de Tolosa），伊比利亚王室击溃了阿尔摩哈德人，这次胜利标志着他们有能力逐步终结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布汶战役发生的一年前，在靠近图卢兹的米雷（Muret），腓力二世的同盟们于1213年9月23日击溃了阿拉贡的彼得二世，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加泰罗尼亚在比利牛斯山北部的扩张，并将图卢兹、下朗格多克以及普罗旺斯纳入了卡佩王朝的统治之下。最后，在地球的另一端，成吉思汗的骑兵于1215年5月攻占北京，驱逐金王朝，将中国北方纳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从西方到东方，在这三大举世闻名的势力范围中心，在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及亚洲之间，战争并不能决定一切，但却充当了“启示者”的角色。

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思考：实际上，将课本中的伟大人物放入一种崭新的、开放的历史中思考是十分有趣的。这是一个国际化、跨学科的历史，进行着广泛的对比，使得法兰西“世界”史从卡佩王朝这一最经典的沃土出发，得以完成了质的飞跃，例如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国王神迹》（Rois thaumaturges，1924年）、乔治·杜比的《布汶的星期天》（1973年）以及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自传《圣路易》（Saint Louis，1996年）。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事件的阐释和范围是由历史学家而非事件本身决定的。但他们却看不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君王的权力能够做什么？君王如何能使别人接受自己的合法性？为什么选择战争？如何能在王朝（或政权）融合的进程中建立起社会的联系？总之，中世纪的情况是十分棘手的。

皮埃尔·莫内（Pierre Monnet）

附注：987, 1137, 1159, 1815, 1914, 1992

1215年
大学：“法兰西之典范”

在1200年至1231年间，巴黎大学成为一个独特且自治的机构。因其混合的“民族”结构、知识的国际化、教师之于斗争与审查的独立性，巴黎大学成为知识之都，而巴黎，则成为欧洲的另一个雅典，一个多元身份的熔炉。

1215年，在巴黎大学成立15年之际，红衣主教、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特使，即库尔松的罗贝尔（Robert de Courçon）颁布了法令，使得“巴黎师生体”（universitas magistrorium et scholarium Parisiensis，后更名为巴黎大学）成为第一个基督教学校。这一年是巴黎大学发展的中期阶段。1200年1月15日，国王腓力·奥古斯都授予巴黎学生以“privilegium fori”——教权或神职人员特权，这一司法特权，使他们不必接受在俗法庭的审判，为这些“神职人员”确立了新的背景。1231年4月23日，格列高利九世（Grégoire IX）颁布了教令《众学之母》（Parens scientiarum），免除了大法官、巴黎圣母院的议事司铎以及巴黎大主教对巴黎学生的监管：这些学生就此开始自治，或几近自治。老师、学生、公务人员、公证人、办事员和守卫都有了自己的身份，他们是大学中“做杂务的成员”——公职人员的第一个名称。该机构有自己的结构、组织、运营方式、法规和礼仪。从房间的租赁到墓地的管理，所有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学校垄断了学位的授予权，有权决定招生人数和招生对象。学校还常常进行罢工（有时甚至长达三年，如1229年至1231年）。这所自治的大学并非只是一个“群体”，而是一个“宣过誓的团体”，该团体由他们的情感和习惯所掌控。每年，他们都要进行宣誓，发誓服从法令，服从公职人员，并且，他们必须参加一年中的所有礼拜仪式。人存在于自我之间，存在于知识分子中间。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是一个需要进行宣誓的职业。这一职业真的如我们所认为的那般自由吗？真的是完全的独立自治吗？

我们需要将教学机构与教学内容的定义区分开来。面对主教、国王以及众多的教会与世俗机构，教皇的权力确保了这所大学与行会管事会得以存在。然而，这一权力却不会为维护学术，而向司铎制度与王权统治相对抗：它不仅是圣职权力的一部分，更是圣职权力的顶峰，而这一权力顶峰是对大学的课程有所提防的，而且这种提防并不是唯一的。各方势力都对大学课程进行定期的监管。大学一经建立，就立马处在监察官的监管之下。1210年，桑斯大主教，即科尔贝伊的彼得（Pierre de Corbeille）在巴黎召开了桑斯的省主教会议，巴黎主教内穆尔的彼得（Pierre de Nemours）“及其他大主教”也出席了该会议。会议宣布，“对于在公开或私下授课中，使用包含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及其述评的论著之人，将被开除教籍”〔《巴黎大学文件汇编》（Chartularium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第11条〕。在1210年至1277年间，种种禁令与审查纷至沓来：1215年，库尔松的罗贝尔在其法令中列入了“巴黎主教”的决议，规定教师们“不能阅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论著以及关于这些论著的概论，亦不能阅读迪南的大卫大师、异教徒阿毛里、西班牙的莫里斯的教义”（《巴黎大学文件汇编》，第20条）；1231年，《众学之母》（拉丁语Parens scientiarum）对1210年所颁布的禁令进行了确认，成立了“审查委员会”，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论著进行审查，并“净化论著中所有错误的猜想”（《巴黎大学文件汇编》，第79条）。审查委员会从不缺传道之人。1270年12月10日，巴黎主教斯蒂芬·唐皮耶（Étienne Tempier）宣布对犯下13个谬误的“教授或认可这些谬误之人”“予以判刑，并开除教籍”。1277年3月7日，斯蒂芬在由16名神学大师组成的委员会的鉴定下，列出了219条禁授理论。他的这一举动，或是因为长官的命令，并以一些“有权势的大人物”提供的情报为基准，或是因为约翰二十一世（或称若望二十一世）在1月18日的信中，命其“调查”巴黎近期流传的“某些谬误”的源头。这一举措十分重要，表明了巴黎大学在欧洲历史上的真正地位：直至15世纪末，大学中依旧使用着唐皮耶的教学大纲，大纲反对皮科德拉·米兰道拉（Jean Pic de La Mirandole）的观点。17世纪初，这一大纲被哥白尼和伽利略所取代，18世纪初，又被笛卡尔的“新哲学”所取代。

反复重申禁令是监察送给自由的附赠之物，表明了自由的无力。在其结构、院系组织、论战机能中，在管制、审查与自查的流程中，在反复地违抗、整改与迂回中，巴黎大学将信仰与理性的对抗以制度的方式内在化了。正是凭借着这场具有一定结构的权利冲突，拉丁世界才得以与拜占庭世界、伊斯兰教世界区分开来。大学教员不是宫廷学者，顺从于君主的意愿，后者或会对其提供保护。他不会失宠，亦不会遭到驱逐。哲学家与神学家，今日为人所查，明天便可审查别人，二者本属同一团体。该团体中的大部分人，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变换角色。想要成为神学大师，需要学习艺术10年、学习《圣经》神学和审判理论15年。在接触神学知识——阅读彼得·隆巴尔（Pierre Lombard）所作的《箴言集》（Sententiae）之前，必须要掌握哲学知识——通过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论著，正如五六世纪，在雅典和亚历山大的学校中，信奉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在接触柏拉图哲学的“大奥义”，即柏拉图的《对话录》（Dialogues）之前，必须先学习“小奥义”，即亚里士多德学派所著的有关逻辑与自然的文章。自1255年起，法令就允许学者阅读于1210年封禁的亚里士多德的全部文章：1210年法令被废除了，虽然这一法令从未阻挡住过人们。

巴黎大学按“民族团”来组织学者和学生，成为中世纪学界的第一个聚焦中心。在“法兰西民族团”中，有来自中部及南部的法兰西人，也有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意大利人；在“诺曼底民族团”中，有诺曼人；“在英格兰民族团”中，有不列颠人、斯堪的那维亚人、日耳曼人；在“庇卡底民族团”中，有庇卡底人，以及法国东部及北部（即现在的比利时与荷兰）。凭借着巴黎大学，法国一时间在欧洲风头无两。在1200年至1231年间，在巴黎授课的学者中有三分之一来自英格兰：据统计，60多名学者中就有24名英格兰人。在1212年晋升为红衣主教之前，库尔松的罗贝尔一直都在巴黎教授神学。他是一名来自德比郡的英格兰人，是英格兰王室的近宗。也正是在巴黎的彼得学校、巴黎圣母院的唱诗班中，罗贝尔结识了罗塔里奥·德·康提（Lotario dei Conti de Segni），即未来的英诺森三世，后者于1213年将他派去法国，以筹备在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1215年）上所要阐述的精神。在1200年至1400年间，巴黎成为求学者朝圣的重要目的地。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纳、约翰·邓斯·司各脱、帕多瓦的马西里乌斯、约翰·布里丹和埃克哈特大师也正是在这里扬名立万。巴黎于13世纪70年代诞生了拉丁阿威罗伊主义。14世纪，随着东欧和神圣罗马帝国成立大学，关于古代和现代之争就开始从巴黎向东方转移：从布拉格（1347年）——第一所“德国”大学——到莱比锡（1409年）。但在中世纪，“法兰西之典范”大获成功：巴黎师生行会。

凭借着这所大学，法国构建了自己的传说。1180年，戈蒂耶（Gauthier）创造了“虚无主义者”（拉丁语nihilianista）一词。作为巴黎圣维克多修道院的议事司铎，戈蒂耶写下了《驳法国四大谜团》（Contra quatuor labyrinthos Franciae）一文。文中他将彼得·隆巴尔、彼得·阿伯拉（Pierre Abélard）、吉尔伯特·德·拉波雷（Gilbert de la Porrée）以及普瓦捷的彼得并称为法国的四大“谜团”。他认为，正是通过这些人，巴黎左岸的“小学校”中的学生才会如此痴迷辩证法。13世纪初，大学在合并了圣日内瓦山、麦秆街（rue du Fouarre）、小桥街（rue du Petit-Pont）的一些学校后，成立了四个学院，即艺术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学院。这些学院成为灌溉伊甸园的四股支流，而伊甸园，在《创世记》（II，9）中，则是生长着智慧树的地方。多亏了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隆巴尔的理论才得以进入教学大纲。天堂驱散了谜团。这些叙述文化与政治合法的文章自加洛林王朝就开始存在，而此时，法国对它们做出了终结，“皇权转移”（拉丁语translatio imperii）将权力从东方迁移到了西方：加洛林王朝、神圣罗马帝国或奥托王朝，以及“狄俄尼索斯酒神精神式的感性时期”。凭借着巴黎大学这个“教义与智慧之源”，法国也完成了“学习中心转移”，将艺术和学术研究经由罗马从雅典迁移到了巴黎。在数个世纪的时间内，亚略巴谷的狄奥尼修斯（Denys l'Aréopagite），即“圣德尼”被视为一位重要的手工艺人。在1405年“国王万岁”（Vivat rex）的布道中，巴黎大学校长热尔松[1]看得更加长远：他将一本蕴含着丰富知识的犹太-希腊语译本推广到巴黎，该译本被弗拉维奥·约瑟夫斯编入了他的论著《犹太古史》（Antiquités Judaïques）当中。热尔松追溯了亚当，称颂“巴黎大学是第一所，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受到伊甸园中第一个男人的启示，亚伯拉罕下埃及时将启示传给希伯来人，如约瑟夫所言，雅典又从埃及手里接了过去，随后又从雅典来到了罗马，最后到达了巴黎”。

严格意义上，中世纪并没有“伟大的”“法兰西”哲学家。但这一时期产生的机构却比哲学家的意义更加深远：大学，一个知识分子的汇集之地。自13世纪起，正如依旧所幻想的那样，巴黎和生活在巴黎的许多“民族”成为欧洲的中心。而大学的形象则显示出：这是一座巨大的熔炉，在这个熔炉中，不期昭示了现代的法国。这是一个融合与冲突的时期，并在理智上将人们不同的出身与身份融合到一起。

阿兰·德·利贝拉（Alain de Libera）

附注：511, 1287, 1380, 1682, 1751, 1793, 1968

[1] 让·热尔松（Jean Gerson，1363-1429），法国中世界神学家，1397年当选巴黎大学校长。——译者注

1247年
一段关于水的历史

人们对蒙塔迪水塘进行了排水，并将其划分为特殊的小块土地，这一现象表明，在13世纪的时候，耕地面积急剧扩大。在下朗格多克平原的居民所掌握的水利与地籍知识的背后，也展现了人类治水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可追溯至很久以前，是由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人流传下来的。

这是一段地方性的历史，也是一段具有全局意义的历史：13世纪，位于朗格多克的蒙塔迪水塘的排水工程是2000年前的一种技术——暗渠技术的体现。该技术起源于东方，传遍了整个罗马与阿拉伯地区。古老的蒙塔迪于1974年被列为遗址，它坐落在贝济耶与纳博讷之间，距地中海仅数千米之遥。如今，这里大部分地方都被种上了庄稼，所以地貌十分平整，美不胜收。将蒙塔迪洼地形容为非凡的乡村之景恰如其分，实际上，它被分割成许多细长的三角形，这些三角形的顶点在中央汇集，由此形成了一个圆。洼地因其面积的广阔而十分惹人注目，它占地近425公顷，有些平直的地方更是长达1500米。那么，如此特别的景色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种理性的分割首先具有水利工程的性质：这是对洼地进行排水的结果。实际上，与朗格多克和鲁西荣沿海平原上的其他地方一样，洼地可能是在旋风的作用下，雨水与山间流水汇集而形成了小湖泊，后又变为了沼泽。这些湿地常有人类到访、探寻，因当时的气候十分干旱，水源就显得尤为珍贵。人们可以在这些湿地上放牧、捕鱼和打猎，还能拾取芦苇和青草，作多种用途。在前罗马时期，洼地由昂塞吕恩镇（Ensérune）管理，后在罗马人治下成为一片农业区，最后，在河岸边形成了村庄，例如科隆比耶（Colombiers）、蒙塔迪或是如今已消失的泰尔桑（Tersan）。蒙塔迪的种种变迁都具有一种趋向性。沼泽的很大一片区域都经过人工的大力修建。大块三角形土地的边缘建有排水渠，将水流引入洼地中央的圆形水塘，再由三大水道将其中的水排空。这些水汇入一个主水道（grande maïre），并经由其排出洼地。这一工程的另一大成就在于：主水道沿着位于昂塞吕恩镇旧址所在山丘地下1360米处的暗渠延伸出去，在汇入位于普瓦耶和卡佩斯唐的洼地之前，水道共跨越了4000多米的距离，最后到达奥德省和地中海。

那么，这项动人而别开生面、景色比其历史更加有名的工程是从何时开始的呢？该工程与纳博讷大主教于1247年2月颁布的一项法令有关，大主教命令洼地的“共有人”，即共同所有者，建造地下引水道，排光水塘的水。事实上，该地道预备建于尼桑（Nissan）境内，而纳博讷大主教正是这座村庄的领主。工程的开始和结束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日期，但在1268年，一切都尘埃落定了。中世纪中期，整个西欧都在扩张耕地，而蒙塔迪水塘的排水工程也成为耕地扩张最后数十年中的一部分。在朗格多克地区，耕地的扩张主要以征服湿地、河流沿岸以及沼泽地的方式实现的。获得的土地变成了庄稼地，以回应增长人口的食物需求。在得到了当地领主的首肯后，乡村与城市的贵族们对土地进行整治，这些土地对他们来说也是投资的基础。随后，为对土地进行开垦，他们便将新的土地让与农民。

13世纪，从鲁西荣到普罗旺斯的这片区域内进行了数十个诸如此类的排水工程。其中，蒙塔迪的排水工程最具象征意义，其记载也最为详尽。然而，这一工程并非十分简单：马塞耶特（Marseillette，奥德省的一个市镇）那片2000公顷的巨大洼地的排水工程就失败了；纳博讷大主教更愿意保留那片卡佩斯唐洼地以收获食盐。蒙塔迪的那个地下水道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它与庄稼地和远处地形都建立起无形的联系。在1247年的法令中，预备让贝济耶的几位有产者来承担工程的开凿与维护工作，也正是这些人获得了新土地：“通过这些土地，那些享有特权之人不论是自己动手还是依靠他人之力，都能够自由地、不受反对地建造地道、井、水渠和排水沟来完成排水工事，而这些设施建造的数量和地点都由他们决定……”

至此，拉丁辞汇便要告一个段落了。这些辞汇好像是直接从矿业设施中借用过来的。在中央高原南部，距离朗格多克水塘数十千米之遥的地区，矿场都是开放式的，并且正在飞速发展。法令的用语说明了排水工事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为地道（拉丁语balma），二为水井（将奥克语中的cros拉丁化为crosum），水井通向地道。这种设施使用了何种技术？事实上，地道与水井的组合并非是矿场独有的，它似乎还在南部被推广为地下引水道。共16口竖井（平均每口井深85米），蒙塔迪的地道运用了一项十分重要的技术，但也有别的工事也运用了这项技术。在奥德省的弗勒里、加尔省的圣吉尔（Saint-Gilles-du-Gard）、朗格多克、康奥埃（Canohès）及鲁西荣等地，水塘也是经由类似的引水道来进行排水的。相反，这些排水工事在地中海地区以外便很少见了。

实际上，这些水利工事与古老且流传广泛的暗渠有着直接联系，前者从后者中获得灵感。据证实，在自然环境十分干旱之时，这些地下管道就被用来截取含水层的水，将水引向居民区，并对种植区进行浇灌。管道位于地下深处，可延绵数十公里。这些地下管道在古代就得到了广泛传播，首先是地处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由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的波斯或者埃及。在这些地方，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灌溉系统的使用。但在考古学研究和文献中，人们发现一种与之相反的活动，即在水量过多的地方进行排水。其操作方法与暗渠相同：在古代，整个地中海地区有沼泽和湖泊的地方可能都在进行着这种活动，例如法尤姆、埃及、希腊、科派斯湖（lac deCopaïs）以及普塔谢（Ptéchai）水塘。伊特拉斯坎人以及后来的罗马人，也在进行着这样的工事，尤其是在阿尔巴诺（Albano）以及富济诺（Fucino）的意大利湖泊地区（地下通道超过5000米）。而在高卢南部，靠近尼姆的克洛索纳（Clausonne）洼地则经由环形水道桥为城市供水，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加尔桥，水道桥也采用同样的引水方式（公元1世纪）。对于水塘和湖泊而言，不论是整体排水还是部分排水，都遵循着同一道工序，这道工序被反复使用，少有变化。水流由排水管引流，排水管或围绕湿地，或穿过湿地，在洼地中形成扇形，随后，将水流从出水口排出。若洼地边缘的地势不高，排水管可设在地上，如若不然，排水管就需转为地下引水道。与寻常不同的是，在蒙塔迪水塘所开凿的这些竖井，是为了给地道的挖掘、维护与通风提供便利。这种做法与暗渠采用的也是同一种工序，虽然这一工事的目的是引流而非灌溉，是排水而非用水。

后来在中世纪，这种给封闭式洼地（湖泊、池塘、沼泽）排水的基本技术再次出现，当时的人们亟需获得新的耕地。体现这一技术的工事与耕地的增长时间有关，出现在12世纪的西欧。拉赫火山湖（lac volcanique de Laach）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湖坐落于德国埃菲尔高地，湖下南部的主引水道也靠近地中海，同蒙塔迪水塘一样。后者是一段两千年历史的产物，在这段历史中，可寻到这一技术在中东和近东的源头，并且，这一技术向东传到阿富汗，向西传到马格里布，诞生了“福格拉斯”（foggaras）[1]。整个地区的伊斯兰教化和阿拉伯化促进了这一灌溉、排水体系的推广。在从伊比利亚半岛到巴利阿里群岛地区、安达卢西亚南部以及鲁西荣和朗格多克附近，这一体系已经得到了证实。如今，在地中海南部和东方，对含水层引水和分流仍采用暗渠和“福格拉斯”的传统做法。

曾经的蒙塔迪水塘讲述了一段既是地区性又具有全局意义的历史。在13世纪的法国南部，罗马遗产和阿拉伯水利学一并成为传播该技术最坚实的载体，而东方的暗渠技术的传播范围甚至更加广阔。正是这样的法国南部让卡佩王朝和地中海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前者的稳固得益于对抗“阿尔比派”的圣战，而在地中海地区，政治与宗教的界限并没有阻碍文化与技术的交流，这里的水利技术就是一个例子。13世纪的排水方法证实，人类对于水力学的精通可追溯至地中海的南部地区。

让-卢普·阿贝（Jean-Loup Abbé）

附注：5800, 212, 719, 1159, 1287

[1]“福格拉斯”（foggaras）指地下渠道，它将挖掘到的地下水引进农田而不致损失蒸发。——译者注

1270年
圣路易诞生于迦太基

在路易九世的统治下，法国作为一个国家走进了历史，走出了神话，两者相互交织。1270年，国王在迦太基逝世。国王的逝世使得卡佩一族终于出现了一位圣人，并经由全世界，为法国提供了一个名字和一位守护者。

1270年8月25日，在迦太基的一个山岗上，一场高烧夺走了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生命，而这也标志着一位新的天主教圣人的诞生。中世纪早期，有许多国王成为圣人，他们是百姓的传道士和告解神父。距这些国王的时代过去许久之后的路易是一位被圣化的在俗教徒，还是卡佩王朝圣化王权计划中的代表呢？首先，他是王朝的圣人，充斥着王室血脉的魔力，之后很快，他借助自14世纪初开始的意识形态的建设成为“国家”圣人，而意识形态的建设使得欧洲各国因领土之故而制造假想的隔离身份。路易让德意志人和罗马人的“圣查理曼”这一双重头衔失去了资格，要知道1165年为查理曼大帝举行的封圣仪式始终都是非正式的。“圣路易”不仅仅是一个记忆所在：他死在领土之外，向全世界表明了法兰西的存在，也赋予了它一个名字。

自16世纪末起，欧洲遍地都是“法国人的圣路易”教区：在1572年的里斯本，在1581年的伊斯坦布尔，在1589年的罗马的一个不甚有名的地方，随后在马德里（1613年）和塞维利亚（1730年），最后在1788年的莫斯科。17世纪，因为殖民征战以及“路易”君主政体再次掀起的狂热崇拜，“圣路易”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地名。在巧合的帮助下，“路易”，在1610年至1792年间，甚至在1824年，都成为法国国王唯一的名字。自1600年起，波托西（Potosí）与淘金者一起建立了一座圣路易斯城。1646年，尚普兰（Champlain）在魁北克建立了圣路易城，而在这之前，查尔斯·德·沃克斯（Charles des Vaux）就于1612年在今巴西的马拉尼昂州建立了圣路易斯城——一个“近赤道的法国”，它为圭亚那提供了先例。从塞内加尔河河口（1659年）到密苏里河沿岸（1764年），从瓜德罗普（1648年）到海地的南圣路易（1677年），从本地治里（1704年）到莫里斯岛（1735年），不论是城市还是商行，简易的教堂还是重镇，随着殖民活动在全世界的开展和法国传教活动的进行，“圣路易”之名在几个大陆上都得到了传播。自1627年起，那些耶稣会会士就将他们在巴黎的所在地献给了圣路易。这些人所承载的使命同时具有普遍性和民族性，这一使命将天主教的皈依与法国在全世界的贸易利益联系了起来。最终，凭借着残废军人教堂（l'église des Invalides，1670年）这一“军队教区”的守护神，“圣路易”也成为法国人在国境之外的守护者。

正如茹安维尔[1]所言，某种程度上，这场“死亡之旅”，因两次由路易九世领导的、中间相隔20年的十字军东征而延续了下去。这次冒险能否形成神话的基础，至少算得上是有利于殖民活动的历史背景呢？更何况，自保罗·阿尔方德里（Paul Alphandéry）与阿尔方斯·迪普龙（Alphones Dupront）之后，史学家们十分勉强地给卡佩王朝这两次的“途径”海外贴上一个饱受争议的“圣战”的标签，在“第七次圣战”（1248-1254）之后，便是这“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圣战”（1270年）。

圣路易似乎永远都被他的第一个圣徒传记作者囚禁起来，他的死让圣战曲解的概念得到了改观，圣战正在以退为进：在埃及进行了一番尝试，并于1250年在曼苏拉城惨败之后，十字军便驻守在突尼斯，以便对最近的由穆斯林所控制的海滨地区进行防备。守护圣地只是一个借口，其部分记忆也变模糊了，目的是为了实行一个十分广阔的、延伸至亚洲中部蒙古边界的外交战略。圣徒传记将圣路易的两次“十字军东征”混在一起，在这两次“十字军东征”中，政治与文化的冲突通过俘虏和谈判的方式，将无法抑制的皈依的欲望与“异教徒”十分现实地交易交织在一起。事实上，“圣路易斯·伊本·路易斯”（Sanluwis ibn Luwis）也是“东方”圣徒传记的一位重要人物，该传记可能是基督教的，也可能是伊斯兰教的：在他之前，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及众多编年史作者对于路易的描绘都十分模糊，在这种描绘下，十字军的无知混同于征服者的背信弃义。

为什么路易九世要于1267年再次拿起十字架？为什么他要以迦太基作为目标地，并直到最后一刻都秘而不宣？史学家们对此仍争论不休，然而，他们却隐约地坚信着，半个世纪以来，托钵修会（又名乞食修会）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的设想，而地缘政治则为这一设想做出让步：托钵修会试图让哈夫斯王朝的埃米尔——穆斯坦绥尔（al-Mustancir）皈依基督教。1258年，阿拔斯王朝在巴格达被蒙古军击败，而穆斯坦绥尔则借由阿拔斯王朝的陨落成为哈里发。修会采纳了阿西斯的弗朗索瓦（François d'Assise）的传道志向，后者于1219年来到了苏丹王卡米尔（al-Kamil）的面前。至少，修会借助了多明我会修士对当地的预言，后者于1250年在突尼斯建立了一个阿拉伯研究院（studium arabicum），但研究院却于1267年突然关闭。国王自知患病，并且他也需要对他在埃及的失败进行补救：死在异教之地，为他开启了殉道之路。

首先，国王的逝世是一次新生，但令人不安的是，就在20年前的这一天，路易九世离开埃格-莫尔特，离开了法国，发起了第一次“圣战”。此次“圣战”于1254年4月24日，即路易生日的那一天结束。国王在非基督教土地上的死亡转变成一场永恒的圣战，演员们通过一些动作（抛洒骨灰）和一些模仿基督徒的话语将国王之死精准地搬上舞台。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强调，国王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上帝，我将我的灵魂交回到您手中”——完成了对法国君主救世主身份的建构。1272年，告解神父博略的若弗鲁瓦（Geoffroy de Beaulieu）又再次提起了这句话。身份的建构始于1238年，在这一年，国王加冕了荆冠，建造了圣礼拜堂。1239年，教皇将路易九世选为“上帝之子”，而与此同时，教皇却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比作反基督教者，并将其废黜。地处神圣罗马帝国边缘地带的法兰西王国制定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使命：这一使命被搬移到王朝的计划中，随后成为国家的计划。在这块面向大海的远东之地上，对于耶路撒冷的王权在此时此刻成为可以实现的愿望。在1270年的“征程”中，法国首次使用独立自主的舰队，建立常驻军舰，创立法国“海军元帅”之位。从语言的角度上看，阿拉伯语中的“埃米尔”（émir）一词转移到了法语中的“元帅”（amiral）一词中。诚然，这支舰队的建立只是虚构的，但这一虚构的成分却在真正的皇家海军建立之时派上了用场——在罗讷河的圣路易港（1737年），以及在拿破仑时代的永河畔的拉罗什圣路易教堂（1808年）建立之前，在法国所有港口，遍地都是“圣路易”教堂：从罗什福尔（1686年）到土伦（1707年），从布列斯特（1702年）到拉罗谢尔（1741年）。

突尼斯“圣战”的反常，使得人们将目光回到路易九世长期停留东方的政治意义上来：在1248年至1254年间，王室政府曾短暂流亡6年。路易九世意在通过给达米埃塔（Damiette）带去“农具”进而“殖民”埃及。除此之外，这更是一个“现代”国家自主运转的征兆，而这个“现代”国家不再需要它的君主：尽管路易九世因摄政者卡斯蒂利亚的布朗什太后（Blanche de Castille）的逝世（1252年）而返回法国，但他与其祖父在1190年时的表现相反，还是成功地与阿勒颇（Alep）及开罗的苏丹进行了谈判。

在谈判期间，为了在圣地——从加沙一直延伸到西顿（Sidon）——推行筑垒政策，路易将对耶路撒冷的占领放到了次要层面。或许是出于迫不得己，同时为了对自己的不幸被俘（1250年4月至5月）进行补救，路易九世将自己东方化了：在得到释放之时，国王亲眼见证了马穆鲁克王朝的政变，而他也不再以二元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他明白了异教徒也有不同的划分，蒙古恐怖的喧嚣与歌革和玛各到来的神谕无疑是两码事：自1248年起，他从塞浦路斯向蒙古可汗派遣大使，并送上礼物，后来在1252年，纪尧姆·德·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从阿克里（Acre）出发前往东方。这是想要得到“上天之子”的皈依，从后方夺取伊斯兰教的权力吗？也许如此！但路易九世同样也希望能够对远东进行理解和探索，使东方不再显得那么遥远。1269年，法国国王在圣地安排了一位代理人——塞尔吉纳的若弗鲁瓦（Geoffroy de Sergines）。遣使们带回了一些成果：1289年，法国国王收到了来自中国边境的来信。当然，双方并没有进行会面，但联系业已建立，世界的距离也拉近了。路易九世有可能为等待鲁布鲁克的归来而延长了停留时间，后者于几月之后才归来。

“海外”国王的缺席在政治交往史上是闻所未闻的，正如1250年8月，那封写给“他”所有臣民的信就证实了这一点。这封信证实了路易九世在东方停留的事实，也显示了他与他者的关系。1272年，博略的若弗鲁瓦断言，如果归来后的路易九世在圣礼拜堂的圣器室里建立一个图书馆，这无疑是在效仿开罗的苏丹及其官员，他在被俘期间与这些人朝夕相处。这种奇怪的“文化迁徙”为看待“启蒙”的伊斯兰教提供了某种担保，也让西方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

自13世纪80年代起，尽管在军事和外交上都遭遇了失败，但国王在东方的两次冒险让他值得拥有独一无二的、世界性的声誉：早在伊本·赫勒敦之前，伊本·瓦希尔（Ibn Wasil）就认为这个里达[2]法兰克人具有其他“法兰克贝都因人”（Bédouins francs）的特性。这就是“法国”之名，它来源于阿拉伯语，在官方称呼中仍处于摸索阶段。尽管后世的圣徒传记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封锁，但路易九世被俘和殉道的奇遇仍弥补了国王传道士形象和经历的缺口。除了于1364年自愿到伦敦为质的约翰二世（又称若望二世），路易九世是唯一一位逝于领土之外的法国君主，也是唯一一位逝于非基督教土地的法国君主。他在领土之外的逝世，使得他的身躯被地中海分为两半：1271年，他的内脏在巴勒莫成为圣物。600年后，红衣主教拉维热里（Lavigerie）为修建圣路易大教堂而得到了一小块的内脏。该教堂是非洲的宗主教堂，坐落在迦太基的一个山顶，这里是整个大陆上白衣教皇“使命”的先驱之地。如同其他的传播那样，圣路易的传说是无可预料的：法国征服非洲北部的开端滋养了另一个相反的故事。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迦太基附近的人们的叙述中，路易九世并没有于1270年去世，而是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一位名为西迪·布·塞义德（Sidi Bou Saïd）的著名隐士。后来，这个圣路易成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圣人，他已完全变成了非洲人，他仍可能为征战提供帮助或阻碍，这场虚构的殖民征战让大地上尸殍遍野。

扬·波坦（Yanne Potin）

附注：800, 1095, 1662, 1763, 1798, 1931, 2003

[1] 让·德·茹安维尔（Jean de Joinville，1224-1317），圣路易的传记作者。——译者注

[2] 里达（Ridâ），为阿拉伯语穆斯林男性常用名，有“满意”“知足”的含义。——译者注

1282年
“杀死法国人！”

1282年，西西里发生了晚祷起义。二十年前，法国依靠教皇和武力统治了西西里岛，而这次起义则标志着法国对这个意大利岛屿统治的终结。这一事件打乱了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平衡，导致意大利局势混乱，动摇了罗马教廷，并凝聚起百姓的政治热情和民族认同。这些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

1282年复活节星期一或星期二傍晚，几名效力于安茹的查理的法国军官与当地的年轻贵族发生了斗殴。此时，正值一个节日，每年春天的这个时候，巴勒莫的居民都会一同拜谒圣灵大教堂。冲突不断恶化，进而变成了对城中所有法国和普罗旺斯居民的大屠杀，屠杀者高喊着“杀死法国人”。此次屠杀有数百人遇害，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遇害者的尸体没有得到掩埋，而是任由野狗和秃鹫啃食。巴勒莫的暴乱一直蔓延到内陆地区，先是科莱奥内，随后逐渐蔓延到西西里岛上所有的城市和团体。4月28日，墨西拿最后沦陷，几支法国军队撤至卡拉布里亚地区（Calabre）。5月7日，教皇颁布了一道禁令，禁止人们向叛乱者提供任何帮助，并勒令叛乱者归顺他们的君主，即安茹的查理，早在之前，安茹在教皇的支持下当上了西西里岛的国王。面对教皇的禁令，西西里人拒绝服从，并转而投向阿拉贡国王，即巴塞罗那伯爵彼得三世（Pierre III）：因其与霍亨斯陶芬的康斯坦丝（Constance）的结合，他被认为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在突尼斯短暂停留后，彼得三世于8月30日在特拉帕尼（Trapani）登陆，并于9月4日在巴勒莫自立为王。西西里的晚祷起义以一种血腥的方式结束了圣路易的弟弟查理发起的非同寻常的冒险：二十多年前，查理试图建立一个地中海帝国，然而这个帝国的寿命却十分短暂。

1265年，罗马教廷选择卡佩王朝的王公查理，他是安茹、曼恩的伯爵，还因为妻子的缘故成为普罗旺斯和福卡尔基耶（Forcalquier）的伯爵，他还打败了霍亨斯陶芬的腓特烈二世的继承人。腓特烈二世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了西西里岛的诺曼底王国，王国将西西里岛以及南部半岛都归在教皇的宗主权之下。在两场被教皇列为十字军东征的战役中，安茹的查理在1266年的贝内文托战役中杀死了曼弗雷德（Manfred），在塔利亚科佐之战中俘获了康拉丁（Conradin），并于1268年在那不勒斯将其处死。这位卡佩家族的成员就此终结了霍亨斯陶芬家族，按照英诺森四世的说法，从12世纪开始就一直反对罗马教廷的霍亨斯陶芬家族是“蛇蝎一族”。加冕之后，查理在法国王室和罗马教会的支持下，发起了一个宏大的扩张政策。他开始在意大利建立霸权地位：攻克皮埃蒙特，拥护教皇在意大利北部及中部的统治，并使得撒丁岛成为仆从国。随后，他征服了突尼斯的苏丹，在圣地获得了一些权力，并得到了耶路撒冷之王的头衔。他占领了亚该亚的法兰克公国（伯罗奔尼撒岛）以及阿尔巴尼亚王国。1281年，继承彼得之位的是一位忠于安茹扩张事业的法国人，即马丁四世（Martin IV）。查理同威尼斯进行联姻，并结成贸易联盟，这使他得以开始思考最后一步举措，而这一举措则恰好被再次视为圣战：征服君士坦丁堡及拜占庭帝国最后的一些残余地区。晚祷起义放火烧了集结在墨西拿的法国舰队，动摇了安茹统治的核心，顷刻间粉碎了急速的扩张政策。

引发暴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尽管有罗马教廷的支持，安茹的查理的合法性也并不稳固。他对康拉丁的公开处决也没有遵循当时的政治惯例，使得他作为骑士王公的声誉受到了一定影响。特别是，他对西西里岛的征服十分残暴：在1268年至1269年间，在突尼斯流亡贵族的煽动下，西西里岛发生一场起义，而安茹的查理对岛上的居民进行了严酷的镇压。安茹王朝的统治着实属于殖民统治，在编年史作者看来，安茹的查理更是一位“疯狂的领主”。此外，安茹王朝还肃清了当地贵族，让法国和普罗旺斯贵族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并实行严密的集权管理，增加税收压力，更为严峻的是，税款的征缴是由来自欧洲大陆的意大利人完成的。最后，王国的首都由巴勒莫迁移到那不勒斯。至今，史学家仍对阿拉贡的外交政策所扮演的角色而争论不止。早在13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一部写于墨西拿的叛乱编年史，这是用西西里语写成的最古老的文本，后来彼特拉克和伏尔泰曾先后得到过它。在这部编年史中，主人公是乔瓦尼·德·普罗奇达（Giovanni de Procida），他原本是流亡的坎帕尼亚贵族，之后摇身一变成为阿拉贡国王的掌玺大臣。一个真正的政治阴谋由此变成了一部杰作。可以确认的是，阿拉贡宫廷已经与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Rodolphe）以及拜占庭皇帝米海尔·巴利奥略（Michel Paléologue）结成联盟，并与西西里的一些贵族保持了秘密的联系。但以上种种并不是暴乱的主要动因。如果说暴乱中有阴谋，那这个阴谋也是源于岛上。首先，暴动者采取在意大利中部及北部通用的政治组织形式，即由主教团的法官领导的公社，其次，暴动者团结在一个城邦联盟——仿照伦巴第联盟——之下。面对教皇的反对，暴乱者只能将王权交还给了阿拉贡国王。

这一事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270年，圣路易夺取突尼斯失败，而晚祷起义者更是让法国真正失去了在地中海的霸权地位。在1284年至1285年间，法国国王腓力三世（Philippe Ⅲ）为帮助他的叔叔查理，发起了一场短暂的“征讨阿拉贡人的十字军东征”，但这场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安茹人和阿拉贡人由此开始了长期的对抗，也拉开了地中海地区的“第二个百年战争”。在1302年至1321年，双方有过短暂的休战，但直到1442年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Alphonse V）攻破那不勒斯后方才终止。意大利的政治格局被晚祷起义者彻底打乱了。西西里旧日的王国被墨西拿海峡一分为二。在意大利北部及中部城市，面对哈布斯堡和阿拉贡人的支持者，法国与教皇一派节节败退。宗派的争斗撕扯着教皇的政权，迫使教皇克莱蒙五世不得不离开意大利，去往法国，并于1309年在阿维尼翁定居，在那里，他很快就加入了罗马教廷。

晚祷起义者的存在也说明，在显贵和生活在城市的岛民之中，有一种“民族的情感”在飞速地升腾。所有的文献都强调起义者反对法国人的势头之猛。而事实却比文献更加引人关注，自10世纪开始，西西里岛上就聚集了许多种族（阿拉伯人、希腊人、诺曼人、伦巴第人、德意志人……）,不同的宗教和信仰（拉丁基督教、希腊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勉强在此得以共存，此外，西西里岛也有被异域君主（阿拉伯人、希腊人、诺曼人和士瓦本人）统治的惯例。晚祷起义终结了一个时期，并诞生出一种新的“西西里人”的情感，这种情感将安茹人及其支持者都视为外来者，依据政治（效忠法国王室）、语言（未精通当地语言）以及文化标准（骑士的蛮横）来定义法国人，然而安茹人也聚集了许多不同地方的人：有来自法兰西岛、香槟地区以及庇卡底的“法国人”，也有安茹人、勒芒人和普罗旺斯人，甚至还有一些伦巴第人和阿马尔菲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晚祷起义事件一直是一个政治与神话的熔炉，因参与者的不同而多有不同之处。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相互对立。安茹的查理所掌握的权力，成为1494年查理八世发动首场意大利战役的动因之一；同时，西西里暴动为伊比利亚人对意大利南部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双方之间的对抗一直持续到17世纪。1648年，在耶稣会士巴尔塔沙·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所记载的那次著名的会面中，亨利四世宣称他能在一天之内攻下半岛：“我将在米兰听弥撒，在罗马进午餐，在那不勒斯用晚餐”，而西班牙的使臣回答道：“陛下，照这样的速度，您还能在同一天到西西里做晚祷。”尤其在意大利，晚祷起义成为多方使用的对象。在但丁的笔下，从13世纪末开始，当发生奴役人民的暴政，起义就会被数为典范。此番论调带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到了19世纪更是被反复提及并夸大，用以贬损西班牙的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君主制度。自由思想以及法国激进主义的思想启迪了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发起者。在学术界，米歇尔·阿马里（Michele Amari）于1830年至1840年流亡巴黎年间写下了《西西里晚祷之战》（La guerra del Vespro Siciliano，1842年），而在大众阶层，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创作了歌剧《西西里晚祷》（I Vespri siciliani），并于1855年12月26日在突尼斯首演。在“黑手党”

一词异想天开的起源中，我们可以看到晚祷最后一个用途的变形：19世纪60年代前后，拿破仑三世在意大利的政策引发了人们的不满，“黑手党”

（Mafia）这一用语出现了，而它这是来自于巴勒莫起义发起者的口号当中：“Morte alla Francia Italia anella”[1]（消灭法国是意大利的渴求）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晚祷的记忆仍在映照着民族的身份，也编织着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矛盾的联系。

弗洛里安·马泽尔（Florian Mazel）

附注：1066, 1095, 1494, 1515, 1683, 1871

[1] “Mafia”一词起源于1282年的西西里起义。当一个巴勒莫少女在结婚当天被士兵强奸后，被压阶层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他们袭击见到的每一个仇人，并喊着“Morte alla Francia Italia anella”的口号，而“Mafia”就是这个口号的字母缩写——译者注

1287年
冒着海上风险的哥特艺术

1287年，石匠艾蒂安·德·博纳伊去往瑞典，负责接管乌普萨拉大教堂的建造工程。此行表明巴黎哥特艺术正在大放光彩。在这背后，凸显了法国的首都巴黎，及其匠人用精湛技艺完成的标志性建筑巴黎圣母院的文化影响力。

对于十分虔诚的基督徒国王腓力四世而言，瑞典是一个无法到达甚至是充满敌意的臣属之地吗？当然不是。两个世纪以来，不断有人从法国出发，卷入朝圣者和征服者的浪潮之中，而斯堪的纳维亚是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地，但却不像东方的圣地那般具有吸引力。虽然汉萨同盟禁止商人在此经商，但并不禁止教士在此传教。在1100年后，教士们来到此地，进一步进行基督教化。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官员和艺术家。北欧人的逐步定居，为南方人提供了一个令人觊觎的广阔的销售市场：授以他们技艺，建立教会并打造历久弥坚的教堂。

在1287年夏末的巴黎，教堂的工程进展缓慢，而王室也迟迟没有采取应对的举措。对于那些有声望的建筑专家而言，并没有十足的把握雇佣足够的工人，因为圣路易的命令让工人都流向了劳动市场。8月30日，石匠艾蒂安·德·博纳伊（Étienne de Bonneuil）来到纪尧姆·圣·马丁（Guillaume Saint-Martin）的面前。为规划修会自愿管辖法庭的举措，路易九世于1270年设立60名神职人员，而纪尧姆·圣马丁就是其中的一员。艾蒂安承认，自己欠了两个学生40巴黎利弗尔（相当于一名工匠一年的薪资）。他用这笔钱垫付一个十分特殊的任务：他将前去指导乌普萨拉大教堂的建设工作。与他一同去的，还有一些他认为能够协助他完成这项任务的帮手。艾蒂安保证，假若他和他的伙伴们能顺利到达目的地，没有“葬身大海”，那么他归来时便会还清债务。

艾蒂安完成这项任务吗？所有资料都给出肯定的答案：在乌普萨拉大教堂的档案中，收藏着一份没有什么外交价值的文件，文件中记录的一次会谈证实了这一点；四年后，在当地的一个文件中也提到了“艾蒂安大师”；13世纪，在建设瑞典大教堂——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宏大的哥特式建筑时，所遗留下来的种种规定更加说明了这一点。

需要强调的是，在1287年的一张小小羊皮纸文书上的22行文字，详细描绘了人类从事活动的动力。今天，首先给我们启发的是文书所使用的语言。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下，文书都是以拉丁语书写的，而这份却清晰地使用了法语。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文书中所涉的瑞典受益人十分熟悉巴黎学生的惯用表达方式。此外，所涉各方身份的多变性也并不令人惊讶。两个债主，奥利维耶（又名奥拉夫）“先生”和查理（又名卡尔）“先生”，他们既是乌普萨拉的议事司铎，也是巴黎的学生。两人在巴黎招募了一名熟练工人，该工人能够召集一个团队，并带领他们开始一段既有陆路又有海路的旅程，旅途时长起码两个月。布鲁日港是这段旅途的必经之地。

史学家用了很久才承认工匠有流通的自由。他们更愿意认为，这种性质的任务必然受到了法国国王的支持。也许上述所谈论的事件也属这种情况，但没有文献证明这一点。王国的法律引导着缮写人，他们的文字与20多年前的建筑法规保持一致，而这些法规是巴黎总督艾蒂安·布瓦洛（Étienne Boileau）在圣路易的命令下制定的。建筑师未明的轮廓因此清晰起来，因为在哥特式建筑大获成功的巴黎，他们成了重要人物。艾蒂安是一位“石匠”。在参与砖石工程的工人中，石匠的地位最高，并且都是老练的工人，他们或独立工作（“已满师但尚未成为师傅的工人”），或受到行业监管（“业士”）。但是，因为艾蒂安在建造乌普萨拉大教堂时被选为“建造教堂的大师”，因此在我们眼中，他配得上建筑师的头衔——在法国，这个称谓要到两个世纪之后才被传统所接受——也因此，无论艾蒂安是构思还是亲身实践了教堂建设，他都与此项工程息息相关。

那么，这些诺曼人又何以对巴黎、巴黎的神职人员及其手工艺人如此熟悉的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在斯堪的那维亚，获大学学位的神职人员就主要来源于巴黎大学。自12世纪起，确切地说在艾蒂安重返乌普萨拉之时，作为半岛总主教教区的中枢，乌普萨拉成为这片地区首个在巴黎开设教会学校分校的城市。1286年，乌普萨拉教务会会长安德里亚斯·安德（Andreas And）在巴黎获得学位，并在塞尔彭特街（rue Serpente）得到一所房子，将其用来安置教区内的学生，1291年，他把房子捐给他所在的教堂。这所分校的建立——其章程为之后的索邦大学提供了范本——与巴黎人助力瑞典教堂的建设之间的重合绝非偶然，因为正是这所分校的成员赞助艾蒂安完成了建筑使命。因为没有对知识的渴求，巴黎的哥特艺术并未深植瑞典，因为没有地区性的大学中心，知识分子不得不具有流动性。

那是什么移植呢？对于在瑞典这座大教堂的设计中，艾蒂安与其余几位姓名不详的主事者的不同之处，几代考古学家一直争论不下。1572年和1702年，大教堂发生火灾后，人们设计进行了修复，并于1885年前后再次得到有力的修缮。1287年的那篇文字表明了艾蒂安的任务：领导工程的实施。然而，1271年，这座新的教堂就已经开始动工了。1281年之前，其半圆形后堂已部分投入使用。艾蒂安要做的，是接替先前因政治和经济的震动而变得无力分散的领导。他既要重新推动工程的实施，又要对分工进行协调。他让当地制粗胚的雕塑工人来制造砖块。这一工序的工作量巨大，且必不可少，但对于巴黎工匠来说这道工序缺乏技术含量。同时，艾蒂安还要领导他带来的石匠小团队，后者的作用至关重要：规划耳堂的通道，并凭借石头装饰和几何线条，将其正门的圣像设计成巴黎的风格。半圆形后堂的构想始于15年前：一位前人对法国13世纪中期的大教堂十分了解，他将巴黎的技艺与法国普罗旺斯甚至是德意志地区的风格结合起来。

乌普萨拉大教堂的建造参照了多种风格。比起随后在那不勒斯王国和塞浦路斯王国建立的大型哥特式教堂，它对摆脱法国样式的要求十分强烈。然而，该教堂的资助人却极其期待重现巴黎的教堂。当时一篇记叙艾蒂安到来的文章这样描述：“几位领主，科隆（Cologne）的选帝侯，以及科维（Corvey）修道院院长，皆为上述法国建筑师的担保人。该建筑师依照巴黎圣母院的样式建造教堂。”如今，我们很难理解模仿的动机和资助者的主要目的。在一部约于1300年撰写的温普芬编年史中，体现了模仿的意图所在。据编年史记载，约1269年，“一位刚刚从法国巴黎来到这里的瓦匠要以法国的方式用方石建造教堂”。马克·舒尔（Marc Schurr）指出，著名的方式“法国式”（opus francigenum）这一说法并不可靠，或是编年史作者杜撰的，或是因建筑师过度参考洛林和阿尔萨斯地区的教堂而导致的。

在1270年至1280年间，巴登-符腾堡、瑞典，以及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其他地区，在建筑上都十分具有活力。这里的法国指的并不是一个精确的地理范围。这一时期，法国将精湛的切割技术与精细的建筑装饰结合在一起，而建筑装饰又将线条的几何严密性和装饰的精致细腻融合在一起。然而，自建造圣礼拜堂以来，尤其是在建造巴黎圣母院的过程中经历了脱胎换骨之后，这一精湛的技艺就成为法兰西岛雕塑工人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相比于1267年皮埃尔·德·蒙特勒伊（Pierre de Montreuil）在其位于圣日耳曼德佩（Saint-Germain-des-Prés）的墓志铭上浮夸的“石工博士”（doctor lathomorum），1287年的文献更能清晰地说明在13世纪下半叶构成建筑师声望的要素。考古学者并非向来就注重词汇的严密性，他们认为艾蒂安是一个雕刻家，是乌普萨拉大教堂南门图案的主要雕刻者。然而，在这座教堂内，艾蒂安进行的是一种建筑行为，北侧的大玫瑰花是与巴黎圣母院最明显的联系。图案对皮埃尔·德·蒙特勒伊约于1260年构想的南面的花枝进行了调整。对于艾蒂安·德·博纳伊，我们只知道他出生在法兰西岛的一个教区内，并在那里取了这个名字。他不仅为法国带来了当地建造教堂的方法，还亲自参与了巴黎圣母院的建造工作。1270年以后，工程的缓慢只会导致凉廊的工人到别处谋生。

在诸多因素驱使下，艾蒂安·德·博纳伊于1287年夏动身前往乌普萨拉。而他的动身，并没有使得作为法国标志的哥特式艺术国际化。1271年，乌普萨拉接待了一位建筑师，他将在欧洲大陆参照的风格都糅合到一起。一个世纪以前，乌普萨拉的第一位大主教斯蒂芬（Stephan）在桑斯接受了教皇的祝圣，与此同时，在圣伯尔纳铎派遣的修道士的帮助下，瑞典的阿尔瓦斯塔修道院（l'abbaye d'Alvastra）则采用了丰特奈地区朴实无华的建筑形式。在英格兰的坎特伯雷，建筑师纪尧姆·德·桑斯（Guillaume de Sens）在欧洲大主教建造教堂的过程中，确保了法兰西岛新的建筑风格拥有不可逆转的优势。这是岛上的哥特资源，而来自特隆赫姆的挪威教堂的建造者，则直接从来自岛屿的哥特艺术中汲取灵感。那份短小的、留存在斯德哥尔摩的契据表明，这一时期是法国融入新的哥特美学的关键时期。自1275年起，在半个世纪之内，巴黎圣母院就成了法国建筑的代名词。最后，这份契据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是因为它是最古老的第一手文献之一，它以通俗的语言向我们客观地说明了——假定这份契据经过了公证——在西方大教堂网络的内部，艺术的转移是十分密集的。在推动艺术交换的过程中，神职人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交换与政治边界有关，同时也证明，在西方社会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典范，即一位心怀希冀、自由、勇敢的建筑师。

艾蒂安·阿蒙（Étienne Hamon）

附注：1215, 1456, 1682, 1913

1308年
同教皇和皇帝一样：法国国王在里昂

14世纪初叶，美男子腓力在里昂建立了霸权地位，在这之前，里昂一直归神圣罗马帝国所有。这一事件远不是单纯的土地吞并：面对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国王的君王之权史无前例地得到了肯定。

1915年9月17日，一支施工队在翻修里昂的圣约翰大教堂侧道的穹顶时，在瓦砾中发现了几个箱子，箱子内装有许多注册簿和财产清单，以及一系列可追溯到10世纪的原始文件：教皇的诏书，红胡子腓特烈一世颁布的黄金诏书，还有一众法国国王的契据和特权证明书。这些文献是教务会议最珍贵的档案，在法国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就被档案保管员藏到了安全的地方。皇帝、教皇、国王……种种列举足以说明，里昂在中世纪的命运，确切地说是其教会的命运，已经引起了当时最强大势力的关注。

在这些文件中，有一个被学者称为“大腓力”（Grande Philippine）的著名诏令。1307年9月，凭借该诏令的颁布，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庄严地统治了里昂，然而此时，里昂仍位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之内：诏令在里昂的实行，使得作为里昂历史领主的大主教和教务会的世俗司法权——即公共权力——归于法国国王的王权之下。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波折，特别是1310年还发生了一起大主教叛乱，王室派出军队对其进行镇压。在诏令颁布5年后，1312年4月，腓力四世收回高级教士的司法权，这一决定似将里昂完全并入王国的领土。里昂就此成了一个司法总督辖区的中心。这些十分密集的政策，属于一个更大的、更丰富的事件周期的一部分：在周期的一头，1271年，里昂公民为了自由抗击他们教会的领主，而勇敢者腓力三世则为这些公民提供了保护，随后，腓力三世就得到了大主教的臣从。在周期的另一头，腓力五世于1320年将世俗司法权归还给高级教士，且没有保留那一时期的重要政治利益，即将里昂并入王国的统治。

1300年前后的里昂还没有许多集市和银行，直到中世纪末及文艺复兴时期，这里的集市和银行才渐渐多了起来。由于人口稀少，长久以来，里昂一直都没有参与大的贸易潮流。在我们感兴趣的这一阶段，它首先是一个教会中心。1079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因感念教会之古老，特授予大主教高卢人首席主教的头衔，教皇也得以在鲁昂、桑斯、图尔等大都市拥有了霸权地位。长达几个世纪以来，里昂分布在索恩河两岸：大主教统治的城市坐落在右岸，即“法国”的这一岸；乡镇则坐落在半岛上。里昂，不论在历史上还是政治上，都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对于王国边界的划分被认为是遵循了《凡尔登条约》的规定，但结果却是人们将索恩河和罗讷河混为一谈，不过里昂城是个例外。

里昂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却与罗马教廷的联系愈发紧密。无论是为了流亡还是出于外交目的——为抗敌而寻求皇帝或统治者的支持，在12世纪至13世纪期间，教皇们经常来到此地。13世纪召开了三场大公会议，其中有两场是在里昂召开的。第一场大公会议于1244年至1251年间召开，在此背景下，英诺森四世以罗马教皇对世俗王公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名，废黜了腓特烈二世。里昂以及里昂的教会都十分支持罗马教廷。在法国国王的秘密帮助下，罗马教廷必然会更加努力地解决自由民与大主教及教务会之间那场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纷争。1301年，曾任里昂议事司铎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致腓力四世的诏书《听着，孩子》（Ausculta filii）中说道，教会因王国的政治蒙受了重大的损失，“而这个教会却位于王国之外”。大都会里昂建立了高卢人的第一个教会，英诺森四世的传记作者更是将其称为“第二个罗马”，同时这里也是对抗圣职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地方——至少是在这里结束的。14世纪初，腓力四世与卜尼法斯八世在此发生冲突，后者是中世纪最后一位神权政治下的教皇，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象征。

在阿纳尼（Anagni）的“刺杀”事件以及卜尼法斯八世逝世（1303年）四年后，法国国王颁布诏令，担任教皇的克莱蒙五世由此慑于法国的影响之下。颁布诏令的时间并非无关紧要：1307年9月，法国国王决定令其代理人逮捕圣殿骑士团成员。里昂其他的历史日期也与圣殿骑士团事件密切相关，并与法国-教皇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1308年5月图尔的“三级会议”，以及1312年4月的维埃纳主教会议）。国王与他的谋士们——法学家纪尧姆·德·诺加雷（Guillaume de Nogaret）是其中之一——剥夺了教皇的重要裁决，即审判的权利，随后又下罪圣殿骑士团，展开了对抗卜尼法斯八世的后续动作。虽然克莱蒙的权力遭到削弱，但他并不想就此舍弃罗马教廷的利益与特权。在这种形势下，里昂仍是头等重镇。

里昂的大主教们因签订了“协议”，同意让王权约束教会而得到了丰厚的报偿，并于1307年从腓力四世手中得到了广泛的特权。但从一开始，腓力四世就没打算遵守协议，特别是让大主教在里昂及其腹地独享世俗之权，因为这一权利损害了卡佩王朝在这一地区的原有盟友，即自由民和小贵族的利益。特权不过是个骗局。1310年，当萨瓦的彼得大主教被王室军队围困、击败，又于1312年被剥夺了8年的司法权之时，这些特权并没有发挥作用。王国的谋士们对教皇的违心之举，其主要目的，是以一个里昂高级教士心甘情愿的归顺为例警示教皇，这一归顺远非他一人所愿。《大腓力诏令》的最终版本于1308年5月颁布，实际上，诏令在外省颁布的时间更早，然而直至最近，外省这片广阔的舆论之地才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因其对“信仰纯洁性和正统性的忠诚”，腓力四世受到各方的恳求，并被认为“在所有信仰基督教的国王与王公中，就犹如在荆棘丛中的百合花”，他在里昂以教堂的保护者、心系百姓福祉而闻名。种种名誉，只因他重建了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不论是在这片地区还是在这座城市，王国对里昂的归并都没有受到任何反对。唯独只有一位新加冕的皇帝，即卢森堡的亨利七世——自1220年腓特烈二世被废黜之后的第一位皇帝——提出了反对意见。他重燃他的霍亨斯陶芬先辈们实行普遍君主制的野心。他于1312年向里昂人发表讲话，称他们为他“忠实的臣民”，并致信腓力四世，提醒他要臣服于帝位。而这位卡佩家族的成员则对其做出严厉的回应：里昂属于法兰西王国，古来如此，将来亦然。依照基督对王国施予的特殊的慈爱，法国国王从未臣服于任何一个世俗权力。“基督教的坚实基础”，这一头衔使得法国国王不必臣服于任何一位王公或领主。

传统史书认为，在1307年至1312年间，里昂显露出一种建设法国的扩张意愿。里昂的档案中对当时的疆域进行了记载：《大腓力诏令》在里昂建立了王权。这里的里昂指的是包括河流在内的“索恩河与罗讷河一岸”，遵照罗马法律，君主是河流的主人。腓力四世听从他的“随从们”的论点，而这些论点被记载到了文书当中。无疑，这些随从便是当地最虔诚的官员，同时也是侵吞司法权的主要发起者。他们依照法律，宣布废除王国内世俗和教会的领主。然而，在1312年并不存在这种吞并行为，或决定性的吞并意愿：根据王室文献记载，当时的这种做法，是为了永生永世惩罚一位叛变的里昂高级教士。里昂的事件与疆域并没有唯一的必然联系。在这座边境城市中，作为领主的里昂大主教是高卢人的首席主教，在三十个“法国”教区掌握着象征性的权力。作为西方基督教的地理中心，里昂长期与罗马教会神权政治的举措息息相关。在王国的法学家动用武力，确认国王对于王国教会的权力之时，里昂不再是后者的门户，也不再受异邦人有所间断的统治，因为在1250年至1312年间，里昂没有皇帝。因此，里昂成了一个政治-宗教的圣化中心——公元2世纪殉道士们在此献上生命——在腓力四世身旁的法学家看来，里昂无法从国王的掌心逃脱。

卡佩王朝对里昂的吞并不是腓力四世一人的功劳：吞并进程至少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1270-1320）。腓力四世的谋士策划了吞并中的重大事件，并使得吞并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同样重要的因素在在于，1307年至1308年间，所有的里昂人民都请求法国统治里昂。这一奠基性的举措及其后续发展，使得法国国王在里昂拥有了保护者和行善之人的形象，但同时，在需要的时候，他也会为王国的教会伸张正义。国王因神意——圣路易的封圣使这种神意愈加深厚——而被赋予了维护信仰之责。腓力四世仿照先前的教皇和皇帝，充当着上帝与基督在尘世的代表人，他不能让这两个普遍权力夺走对里昂的统治权，而里昂的命运在先前的数个世纪都与这两股势力有关。在腓力四世统治时期，王国吞并里昂的过程成为政治-宗教争论的主题，这些争论是大量外交与推论的产物，这些产物得到了后世继承。总之，吞并里昂的过程被证实是法国王权建设的重要历史时刻。

塞巴斯蒂安·纳迪拉（Sébastien Nadiras）

附注：177, 800, 1336, 1804

1336年
阿维尼翁的教皇不在法国

1336年，罗马教廷意识到，将教廷设置在阿维尼翁或将是长期的，这催生了一种具有强烈论战倾向的观点：教廷已经成了“法国的”。事实上，法国的影响远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多，但教皇的存在，使得王国的这座边境城市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以及多种统治形式的实验室。

在1895年的《艺术家》（L'Artiste）杂志中，我们可以读到杂志主编让·阿尔布瓦兹（Jean Alboize）的描述：“我们知道，阿维尼翁的教皇宫殿那些厚重的高墙俯瞰着被其威严笼罩着的城市和地区。然而它如今——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对古建筑的历史记忆和考古学利益毫不在意——却被改造成了营房，直到今天，也还是营房。……议会（市议会）一致通过普尔克里·德·布瓦瑟兰先生（M.Pourquery de Boisserin）的提案，并委托后者进行准备工作。这一提案在于修复宫殿，并将其改造为巨大的厅堂。这里曾是法国罗马教廷的所在地，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博物馆。”

如果这次改造发生在十年后，那么在19世纪末，教皇宫殿就能被合理地认为是“法国罗马教廷的所在之地”吗？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一个鲜少有人提及的日子，即1336年6月27日。在这一天，阿维尼翁举行了一场宗教仪式，仪式中，教皇本笃十二世赠予阿维尼翁主教一座新的宫殿。宫殿坐落在一座桥的附近，即今天小宫殿（Petit Palais）的所在地。作为回报，主教正式将主教宫让与教皇，然而实际上，御前会议已经在主教宫中驻扎了20年。这一举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人们习惯将这座府邸称为‘主教府’，但它从来都是‘教廷宫’。”罗马教廷在罗讷河岸可能就此安顿了下来，并且，教皇也为这一安顿赋予了新的意义。

事实上，教皇们在阿维尼翁的停留可能只是暂时性的，这并非偶然，而是在一段漫长的历史作用下的结果。在12世纪与13世纪，罗马教廷自愿进行着流动。在这两个世纪内，教皇们只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罗马度过的。罗马因大贵族家族间的争斗而饱受折磨，而教皇们已经无法掌控这座城市。通常，教皇们会去往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宫殿，有时也会长时间地停留在半岛之外，例如英诺森四世，以及后来的格列高利十世都在里昂做了长时间的停留，并于1245年和1274年在里昂召开了两场重要的主教会议。1305年，克莱蒙五世在里昂加冕，他被认为是首位“阿维尼翁教皇”。在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对抗结束的两年后，作为波尔多大主教的克莱蒙五世登上了彼得的宝座。当时，因罗马以及意大利北部的部分地区对罗马教廷抱有敌意，新教皇选择留在与法兰西王国紧邻的地区，但并没有在这里定居。1309年，他定居在阿维尼翁的多明我修会。这座城市属于普罗旺斯的一众伯爵们，后者同时也是那不勒斯的国王。但阿维尼翁的周边地区，即维奈桑伯爵领地，自1274年起就归教皇所有。因此，克莱蒙五世的在场具有领主和教廷的性质，这也在情理之中。克莱蒙五世逝世后，来自卡奥尔的约翰二十二世于1316年当选教皇。他的当选迈出了新的一步，将教皇安顿在主教宫。1336年，无论是在法律意义上，还是在宫殿陈设上，本笃十二世都对教皇宫殿进行了改造，他所改造的工程，与今教皇宫殿，即“旧宫”（Palais-Vieux）北半部分的建造是一致的。本笃曾想返回意大利，他刚开始时定居博洛尼亚，随后最终选择了阿维尼翁。本笃的继任者克莱蒙六世（在位时间1342-1352）也延续了相同的做法。克莱蒙六世来自利摩日教区，他圆满地完成了宫殿以及新宫（Palais-Neuf）的建设，并于1348年，在那不勒斯的乔万娜女王（la reine Jeanne）的帮助下得到了阿维尼翁。数十年间，教皇们也在罗讷河左岸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小公国。

这一变化引发了当时人们的热议。在克莱蒙六世买下阿维尼翁之时，诗人彼特拉克写下了一些书信，信中严厉地抨击了罗马教廷，并将其在阿维尼翁的停留比作另一个以奢靡风气为标志的“巴比伦之囚”。14世纪那些伟大的智者，如瑞典的布里吉特（Brigitte de suède）和加大利纳[1]都对其做出回应。他们揭示了罗马的懒散放纵，而对于彼得教皇之位的继承者而言，罗马是唯一的合法之地。这次笔战产生了一个关于阿维尼翁过于“法国化”的罗马教廷的黑色传说。论战表明，阿维尼翁教皇在集体记忆中的地位是矛盾的。因为在信仰天主教的意大利，以及信仰新教的德国看来，阿维尼翁是罗马教廷史中的一个危机。这一时期，即使是在19世纪的法国史书中也没有变得更有价值，在民族传奇中亦没有一席之地。米什莱在他的《法国史》中如此写道：“罗马将教皇借给了阿维尼翁，在那里，财富与丑闻都十分充裕。在这些地区，宗教都被败坏了，尤其是自阿尔比派以来。宗教被教皇的存在杀死了。”20世纪初，在欧内斯特·拉维斯所撰写的《法国史》中，画卷依旧是昏暗的：“最终，罗马教廷的庄严愈发忍受着巴比伦囚禁之苦。法国的教皇们，被围绕在法国的红衣主教和法国的宫廷周围，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加服从法国。人们因此而指责他们忘记了教会的利益。”同一时期，只有阿维尼翁教皇们的艺术品味，尤其是那些在宫殿中表现出来的艺术品味，被改造成为博物馆，显然被后世当作教皇在普罗旺斯停留时的遗产。

“法国罗马教廷”首先将阿维尼翁视为另一个基督教地区，而不是卡佩王国的疆域。在14世纪，后者的疆域仅限于罗讷河右岸。而普罗旺斯和维奈桑伯爵领地在理论上都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贝特朗·德·格斯（Bertrand de Got），即教皇克莱蒙五世是加斯科人（gascon），自然，这意味着他是法国国王的臣民，但他同样也服从于身为英格兰国王的阿基坦公爵的统治。克莱蒙五世的继任者大多来自利穆赞和凯尔西，他们及其周围人通常都说奥克语。这一时期，使用“法语”的地区主要是卡佩王朝的统治中心，即法兰西岛与奥尔良之间的法国北部。当然，阿维尼翁的行政官员以及教会成员的社会学显示，很多神职人员都是来自法兰西王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需要了解罗马教廷在“法国”的范围。然而，教皇的政策主要是，通过试图恢复教皇仲裁人的身份，甚至是其在神权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以此保持西方各大王公之间的势力平衡。1344年，曾效忠于法兰西王国的教皇克莱蒙六世试图组织一场外交会面，以期结束法英两国国王之间的冲突，但这场会面最终未能成行。教皇们依照同样的方法，一边试图再次踏足意大利，一边试图干涉西班牙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继承事务。

当罗马教廷决定将阿维尼翁的宫殿作为教皇宫殿之时，几个差别巨大的阶层展开了相应的举措。在当地，罗马教廷依靠的是公国，该公国以在法国和英国中那些还在建设中的君主制政体为典范。在地区范围内，罗马教廷与法国南北部都维系着独特的关系，在教廷中，有许多行政官员和教会成员来自法国南部，也有很多人来自巴黎的宫廷和大学。同时，罗马教廷也与意大利有着特殊的联系，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借鉴意大利的做法。这一点，因一些文人（如彼特拉克）和画家（如西蒙·马提尼）在阿维尼翁的现身而得到了印证。阿维尼翁宫廷是形成新兴文化的地方之一。新兴文化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播，其中包括国际化的哥特艺术以及刚刚产生的人文主义。接着，在整个基督教国家，罗马教廷对教会的精神和财产进行管理。罗马教廷的举措远不止于此。其普遍的野心，引导着罗马教廷筹划面向圣地的十字军东征，引导着它与拜占庭、希腊、亚美尼亚等地区建立联系，引导着它向亚洲派去传道团，也引导着通过伊比利亚君主制度扩张大西洋的野心。

教皇在阿维尼翁的停留对法兰西王国的历史产生了影响，既通过其现时结果，例如近乎外交的文化交流，也通过其长期影响，例如天主教会大分裂（1378年）的发起，法国教会自主论的出现，以及在普罗旺斯内教皇飞地的建设，其存在时间超过了五个世纪。但对于罗马教廷而言，在阿维尼翁的停留是十分重要的：稳定了教廷的制度，发展了教廷的行政管理和税收制度，并依靠教廷对土地的统治，形成了新的管理形式。从15世纪开始，以上种种举措都成为教会史中的决定性举措。将阿维尼翁的罗马教廷称为“法国”，实际上对应的是拉丁语词源“Gallia”，即法国天主教会之意。这个定义虽模棱两可，但却意味深长。从矛盾的意义上讲，罗马教廷既是法国的，但又不是法国的。显然，它从未要求成为法国的教廷，并且其历史也证明，在14世纪人们的思想中，文化身份支配着政治身份和领土身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身份。但是，在英国外交官和意大利人文学者看来，百年战争增强了王国的集体意识，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其中混杂着文化举措、地理认知，以及政治上的从属之位。在1791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全体居民的投票下，阿维尼翁和伯爵领地并入法国。这一事件是两种政体之间的较量，也是这段漫长历史的尾声。法国逐渐成为旧政体的代表。旧政体在宗教上有着勃勃野心，这一点表现为法国教会自主论的出现，并且在领土上成功地取代了耶稣的代表者，即教皇统治的普遍教会。

艾蒂安·阿内（Étienne Anheim）

附注：1282, 1308, 1494, 1452

[1] 圣加大利纳（Catherine de Sienne，1347-1380），天主教道明会第三修会圣人，同时也是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译者注

第五篇
伟大的西方君主制

LA GRANDE MONARCHIE D'OCCIDENT

法兰西被人认出，它的轮廓清晰，它就在那里。1380年国王查理五世在他的藏书室收藏了一本《加泰罗尼亚图集》（Atlas catalan）。在这本图集上，一串串港口城市的名称标注与清晰的海岸边界相交，法兰西便从世界的西方清晰地显现出来。东面，隐约可见由四条河流（埃斯考河，默兹河，索恩河和罗讷河）构成的边界，此边界在13世纪末之所以被承认，是因为《凡尔登条约》（843年）分割国土所起的作用。不过，此时的法兰西尚未被命名。数面旗帜飘扬在国土之上：它使自己被视为有界的领土，而国王在他的王国中亦行使着有限的权力。简而言之，它只不过是王朝的政治建设。

行政上，神圣的君主制获得肯定，这无疑是14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之间的伟大事件。国家应对危机，建于危机之中：1347年的瘟疫大流行开启“时代不幸”的循环，欧洲范围内突然转变的局势以及封建经济的系统性危机已经使人口萎缩，而鼠疫则让人口环境变得更加恶劣。此外，战争的影响亦叠加其间，当时尚未被称为“百年”的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14世纪与15世纪之交。在卡佩王朝和金雀花王朝间的冲突之外，历史学家识别出潜在的内战形式，然而他们并未看到民族身份的确认。

到了16世纪，随着宗教冲突的加剧，欧洲依然摆脱不了这种威胁：1572年的圣巴托洛缪之夜是冲突的顶点，它结束了大屠杀的周期性循环，这个循环随着1610年国王亨利四世（Henri IV）遭到政治暗杀而终结。要想避免内战的威胁，国王们就得让自己既是正义之王又是战争之王的称呼得到公认。战争的资金由代表议会确认合法的税收提供，这也是创造欧洲政治现代性的主要动力。

大主教都灵·克劳德·德·塞塞勒（Turin Claude de Seyssel）在1519年写下了《伟大的法兰西王朝》（La Grant Monarchie de France），这是为了展现这个超级大国的实力，而这个大国正是由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的王国发展而成的。同时，这也是为了捍卫混合君主制的政治制度，不过，权力的制衡使得混合君主制被削弱，但王朝的野心让君主制得以强化，它不能放任自己被困于“四河王国”之内，且历史学家一直希望从中看到国家历史命运的完成形式。毫无疑问，它仍然被地中海的趋向性所吸引：广阔的世界始于意大利；那不勒斯是耶路撒冷的跳板；十字军的精神被新黄金国的憧憬重新点燃，之后很快便燃到大西洋之外。

1347年
鼠疫击中法国

这场鼠疫来自中亚，库尔德斯坦或是伏尔加河？总而言之，鼠疫扩散到人口密集且紧密相连的欧洲。该流行病一边沿着罗讷河谷上溯，一边展现着法国领土的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揭示了法国已融入一个充满恐怖与危险的共同体。

1894年，香港：瑞士裔法国医生亚历山大·耶尔森，受巴斯德研究所和法国政府之命，研究源于蒙古的鼠疫传染，该病已经在中国南方肆虐。他试图查明引发鼠疫的杆菌，其研究先于日本同行北里（Kitasato）。起初，北里将它称之为鼠疫巴氏杆菌，以此向路易·巴斯德（1822-1895）致敬，后来又更名为鼠疫耶尔森氏杆菌。4年之后，在卡拉奇，法国医生保罗-路易斯·西蒙德查明了老鼠身上的跳蚤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即使我们依然就人身上的跳蚤与老鼠身上的跳蚤分别在中世纪时期鼠疫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而争论不休，但古微生物学的进步却不容置疑：一些集体墓穴中的提取物——如位于蒙彼利埃的圣孔莫-埃-达米安公墓（Saints-Côme-et-Damien）和奥德省的圣劳伦-德-拉-卡布雷里斯村公墓（Aude，Saint-laurent-dela-cabrerisse）中的——表明，此鼠疫杆菌正是导致大流行病的传染元凶。这场病灾侵袭了14世纪中叶的法国，同时还包括欧洲大部分地区。1347年至1352年间，这场疾病肆虐的方式有两种：春夏季表现为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冬季则更多表现为肺病（死亡率极高）。它大概夺走了三分之一居民的性命，甚至是一半的城市居民。正是由于这种高致死性（mortalitas）——当时的说法，自16世纪开始，我们习惯称它为黑死病或黑鼠疫。

黑鼠疫在法国境内既不是鼠疫杆菌第一次出现，也不是最后一次。公元6世纪中叶，被人称为“查士丁尼”（Justinien）的瘟疫曾经席卷地中海盆地：公元542年，被发现于君士坦丁堡，公元549年，在阿尔勒被发现。图尔的格列高利的《法兰克民族史》（Historia Francorum）中对此有所提及。1720年，病菌最后一次在马赛登陆，就藏在满载棉花捆的圣安托万号海船（Le Grand Saint-Antoine）上，该船恰从东方国家归来。病毒开始扩散到周边城市，接着是阿尔勒，最后于1722年消失在阿维尼翁。但是，1348年的法国和世界不像皇帝查士丁尼时期，也不像图尔主教时期的法兰克国家，更不像18世纪的世界和法国——人们在与黑死病的斗争中习得了一系列预防措施，例如检疫隔离和设立检疫站（1423年在威尼斯设立第一所，1526年在马赛又设立了一所），仅仅这些措施的进步，就使得病菌不再向普罗旺斯地区扩展。14世纪中期大流行病在法国的肆虐，与世界局势密不可分，更与当时的某种现象紧密相连。必须重提这种现象，才能了解为什么在3年内，鼠疫的流行一如“席卷所有承载之物的地毯”，这是伊本·赫勒敦的说法，他是1348年突尼斯市鼠疫的见证人。

黑死病世界，或者更恰当地说是旧世界，也就是不包括美洲、大洋洲、或许也不包括萨赫勒南部非洲内陆地区的世界。以上地区在这个时期仍脱离于世界上其余地区。就其波及的众多省份来说，黑死病世界是一个丰裕的世界。然而，气候条件恶化、粮食危机和再次爆发的战争导致数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这个最佳气候、最多人口的世界每况愈下。但是，这个世界的相互联系却比以往更为紧密，其中又一次囊括了中国。

正如安达卢西亚的伊本·卡蒂玛（Ibn Khatima）医生设想，中国不大可能是大流行病的发源地。专家们一直就三个可能的发源地而争论不休，即中亚（两万年前出现了鼠疫杆菌）、库尔德斯坦的山区和伏尔加河的低谷。但是，中国很可能是自1331年来第一个受病菌之害的地方，因为杆状菌被运动中的蒙古铁骑赶出它的生态巢穴，迁移到当时定居民族（即中国）的盆地。传说1215年成吉思汗洗劫了北京城，而事实上，1271年北京却成为蒙古人建立的朝代——元朝的首都，1279年其统治版图延伸到中国南部。自1351年起，元朝爆发红巾军起义，这场起义对1368年的元朝造成致命的打击，并且可能与鼠疫的肆虐也有关系。

不过，从太平洋到伏尔加河间建立的“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也促进了处在横跨亚欧的沙漠商队路线上人员和商品的往来，给经商民族带来最大好处。批发商里有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希腊人，以及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他们依照与钦察汗国蒙古可汗签订的协议，在贸易中越来越频繁地承担着不同路段间中转站的功能。那时候，蒙古可汗已经控制了自西西伯利亚以及里海与黑海的出海口之间的大草原。在更远些的地中海地区，大部分贸易则被掌握在意大利人的手中，与之竞争的只有加泰罗尼亚地区与朗格多克地区的商人。

鼠疫杆菌就这样发动了对这个世界的攻击。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着自中国绵延至东欧的大草原，幅员辽阔，史无前例；意大利贸易网将黑海与黎凡特的港口与西地中海的整个盆地连接起来。蒙古军队，处于两大地域之间，在各个方向上转战欧亚，成为杆状菌再度肆虐中亚时理想的罪人（病菌传播者），正如1330年末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塞克绿洲的景教教团（communauté nestorienne）中超高的死亡率所暗示的那样。热那亚人被钦察汗国的军队围困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卡法，他们之间就发生过鼠疫传播，并且他们会将死亡士兵的尸体越过城墙上空，猛烈抛射出去。这段故事可能是个传说，但也无关紧要了。1345年，疫病已经蹂躏了钦察汗国的萨拉伊和阿斯特拉罕这两大城市，旋即在1346年蔓延到卡法，一年后又到了佩拉。这座位于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城市，也是热那亚的商行，在1347年见证了病灾又一次发生在地中海的整个热那亚地区：初秋时节，它在墨西拿已经有了预兆；与此同时它拿下了亚历山大城；在1347年11月，它便抵达普罗旺斯，朗格多克与罗讷河谷入口的大门——马赛。

1347年11月至1348年11月，鼠疫席卷了当今法国的全部领土，并在春夏季达到疫病的极期，只有极少的地区如贝阿恩山区得以幸免。然而，大流行病的发展也反映出14世纪法国在领土、政治、社会层面的动力。继马赛之后，阿尔勒与阿维尼翁成为第二波受难的城市。后者自1309年以来便是罗马教廷的所在地，这一点可能也加速了疾病的蔓延。另外，罗马教廷也因为疫病遭受了沉重的损失，死亡人数高达上百，其中包括6名红衣主教。自阿维尼翁出发，鼠疫又重新登上了罗讷河谷。不过，在朝着巴塞罗那和瓦朗斯方向的朗格多克的道路和港口上，鼠疫发展的速度最快。波尔多地区于1348年6月受灾，自此地出发，鼠疫通过海路直接攻下了英国，并重跨英吉利海峡“攻击”加莱：继腓力六世在克雷西作战失利之后，英国国王早在占领加莱的两年前，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大陆领地。这场战争后被称为“百年战争”，它始于1337年，然而因鼠疫肆虐的缘故在1349年中断。大流行病于6月抵达鲁昂，紧接着在1348年的8月到达巴黎——王国的首都与全国最大的城市。

两个多世纪以来的城市发展给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城市是最初一批的“受害者”。那些为方便传经诵道而建在市里的托钵修道院，离城市最近，它们受鼠疫影响，常常门可罗雀，就像在马赛和蒙彼利埃一样。尽管死亡人数的估算不够准确，但拥有众多城市的法国却为疫病付出了沉重代价，并且一些资料，如税收登记册、遗嘱、神职人员证言表明，城市里的灾情比乡村的更为严重。勃艮第地区吉夫里小城的教区登记册可能提供了有关鼠疫灾情最为清晰的记载。正常月份里每月的死亡人数为四五人，而1348年8月吉夫里的神甫统计出的死亡人数达到110人，9月302人，10月168人，这时灾难的影响正开始减弱。1348年没有庆祝一场婚礼，而在1349年有86场，其中一半是在这一年的头两个月举行的，合法缔结婚姻的这个时候也可能是大流行病的高峰期。

我们大致估算鼠疫之前的巴黎人口是在8万到21万之间。在灾难面前，人们无计可施，但是政府在尝试做一些努力。应国王腓力六世的要求，1348年10月，巴黎大学的医生就疾病的近远因以及治疗方法，上交了一份建议书，即《流行病纲要》（Compendium de epidemia）。对瘟疫传播机制缺乏了解，使他们无法摆脱主导医学思想的空气理论，将空气腐败当作“瘟疫”的罪魁祸首。假设他们能早三年在水瓶星座的木星、土星和火星三星会聚中识别出传染病的远因，那么，以下想法则会进入理性思考的框架中：灼热的星球，如土星和火星，使得有毒气体上升并使得冬天过于温暖，导致大气腐败。这本纲要流传于整个王国，甚至是受鼠疫之害的整个欧洲，直到波兰。

然而我们知道，就鼠疫的致因而言，经院哲学的解释无力说服盛行的天体论。在法国，正如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人们认为犹太人有罪，觉得他们在水井里下了毒，就像他们认定乞丐或是麻风病人这么做一样。1349年2月14日，在斯特拉斯堡这座帝国的城市里，两千人的犹太社区被火烧死了一半，这一事件是最残酷的写照。然而，鼠疫杆菌并未就此消失：它变得更为猖獗，并且定期发作。1360年至1362年爆发的那场瘟疫是毁灭性的灾难，它在15世纪逐步减弱，最终消失在17世纪。反之，即使这场“反犹鼠疫”在大流行病之前就已经在法兰西王国爆发，它还是会利用其他的缘由和指责，在中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在西欧其他地区达到高潮。

朱利安·卢瓦索（Julien Loiseau）

附注：1832, 1891, 1894

1357年
革命中的巴黎与欧洲

鼠疫过后，一个新的世界浮现了吗？欧洲各处都酝酿着政治争端。继艾蒂安·马塞尔领导的巴黎起义之后，1357年3月3日颁布的敕令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三级会议在权力制衡中的作用。国家改革成为其合法性的主要论据。

1357年，法国危难重重。与英国对抗了20年的战争蹂躏着它，黑死病让它流血，它还遭受了腓力四世（又称美男子腓力）3个儿子死后没有男性继承人的继承危机。卡佩王朝直系的断绝和瓦卢瓦家族的上位所导致的政治危机并未最终平息，因为王位并不缺乏觊觎者，无论是法国人查理·埃夫勒-纳瓦拉（Charles d'Évreux-Navarre）还是英国人爱德华三世。除此之外还有财政危机，法国国王们仅仅依靠他们的领主收入已不足以支撑起战争的财力所需。应该施行一种现代的财税制度，其中包含直接与间接的税收，就如同半个多世纪以来英国人实行的那样。为此，国王要与三级会议协商，其中有国王的主要封建诸侯、在俗教徒和教士以及王家城市的代表。这些人强烈反对国王的提议。巴黎的资产阶级在商人会长艾蒂安·马塞尔（Étienne Marcel）的带领下发动暴乱，他们并非拒绝缴纳贡税。保卫王国是一项神圣的使命，这有助于解除重税。然而巴黎的资产阶级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交换条件。首先，他们要求王室机构改革卡佩王朝的传统做法，即1254年圣路易颁布的大法令（la Grande Ordonnance）。这一法令在同时代人眼中是无法逾越的。另外，巴黎人提出更加具体的城市政治愿望。正如佛兰德斯地区的城市一样，巴黎是一个极其依赖自治的城市，它努力维护着自身特权，并加强对巴黎盆地的小城镇和农村的控制。

1355年至1358年间，三级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召开期间，瓦卢瓦王朝的反对者表达了意见。因为腓力六世（在位时间1328-1350）和之后的约翰二世（在位时间1350-1364）在对抗英国的战争中接连失败。1340年，法国人在斯鲁伊斯战役中丧失了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1346年，他们在克雷西会战中惨败。一年后，英国人取得了加莱，这确保了他们两个多世纪在大陆的滩头阵地。最后，在1356年普瓦捷一役中，约翰二世被俘获了。

这些灾难每一次都在削弱着君主制，君主制必须做出让步。1355年12月，三级会议允许国王征收一项新税，但是他们要求并获得了自己收税的权利。国王在普瓦捷被俘之后，王储查理不得不在所有要求前做出让步，这些要求来自对约翰二世专制的、混乱的、不得人心的君主统治最强烈的反对者。1357年3月3日的法令很大程度上受到艾蒂安·马塞尔及其支持者的启发，它为一个英式政府奠定了基石，其中，君主与三级议会共享权利，他们共同组成了王国的神秘主体。法令确认了议会的税收垄断。当议会代表进入了王室议会时，将设一个委员会负责净化君主制机构。

改革者政治计划的施行面临着不可逾越的阻碍。相比于向国王的收税官缴税，纳税者也不见得更乐意向三级会议的收税官缴税。反对税收制度的暴动在各处爆发，暴动受到约翰二世的鼓励。因为他担心在他缺位期间采取的这些措施会推迟与英国人的谈判，并且因此推迟他的释放。艾蒂安·马塞尔和他的支持者们变得激进起来。这位商人会长与纳瓦拉的查理结盟。当1358年6月在香槟地区和瓦卢瓦地区爆发扎克雷起义的时候，面对这些组织松散的农民群体，艾蒂安·马塞尔采取的是一种含糊不清的态度。推动农民揭竿而起的原因是士兵的暴力和贵族越来越高的要求，他们的军事失败使他们变得愈加贫困和失去信誉。最后，这位根特的资产家、想成为国王的人，艾蒂安·马塞尔遭受了和雅各布·凡·阿特维尔德（Jacques Van Artevelde）同样的命运。他被巴黎人刺杀了，因为他在1358年7月31日颁布的政策惹怒了这些人，同时一场可怕的镇压降临在这些“乡巴佬”（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蔑称）身上。在马塞尔和他的同伴们被杀死之后，查理王储才得以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巴黎。

1355年至1358年间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政治事件，今天已完全被排除在国家历史文化之外，却长时间吸引着14世纪历史学家的迷恋。儒勒·米什莱将1357年3月3日的敕令看作是“法兰西第一项法令”。法国人第一次展现出他们摆脱君权控制的愿望。自那以后，历史学家们以更公正的方式来再现这些事件。三级会议只代表王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更不应该在这些王家城市的资产阶级身上寻找阶级意识，这些资产阶级主要隶属于统治整个政治游戏的贵族派别。如今，我们不再把三级会议视为一个拥有自己生命的有机机构。我们试图揭露争夺国王议会席位的不同权利网络，国王的重要职务和三级会议的拥护者。

我们还以一种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去分析君王与他的属臣们之间的体制对话。这番对话实际上是在一致性的基础上，根据一些微妙的方式进行的，其中任何意见分歧最终都会被否定。从真正意义上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任何冲突都是不可想象的。中世纪的代表大会，无论是英国议会、伊比利亚王国议会还是日耳曼议会，亦或是法国的三级会议，它们都是王国共同体表现出来的特权之一。这些磋商只有一种结果：当臣民自发地答应君王的要求，通常是财税上的，作为交换，君王自然地要给予他们政治特权或是做出政治让步。双方表面看起来都彬彬有礼？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政治游戏里的所有主角们都心知肚明，没有政治共识，就没有好的统治。

然而，将1355年至1358年间发生的事件都限定为贵族派别间的简单冲突，或一切都是提前定好的老套政治惯例，这样的限定未免狭隘。人们的斗争会阻碍思想的辩论吗？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并且他们对于君主角色、权利界限、公共财产、团体权力或者税收合法性的思考，因表现出非凡的现代性而使我们大为赞叹。政治科学因此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权，在吸取了这场波及一个大陆的危机教训之后而变得更加丰富。

实际上，这些事件应该被置于欧洲视角之下。实际上，在同时间内，拉丁基督教的很大一部分受到了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困扰。自14世纪初期开始，受布料业衰落影响的佛兰德斯地区的城市，正在经历一场针对掌权的商人精英的起义浪潮。反动的政府建立起来，迅速被与瓦卢瓦王朝进行战争对抗的英国国王利用。1328年佛兰德斯海上起义刚被平息，1338年雅各布·凡·阿特维尔德就在根特夺取了政权并与英国国王联盟。1345年他被刺杀，但他的儿子腓力在1382年接任了父亲之位。

在此期间，欧洲经历了惨痛的灾难。1347年至1349年间的大瘟疫，吞噬了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大陆人口，使得欧洲经济秩序动荡不安。土地重新变得充裕并且劳动力缺乏。工资因此而暴涨，在14世纪与15世纪之交达到了顶峰，这个工资水平在之后的四五个世纪都没有再出现。基本上欧洲所有的掌权者都增发法令以控制物价和工资。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尽管这种环境对最贫穷者有利，但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整个欧洲的叛乱蔓延。当战争肆虐，旧的经济框架被打破时，如何从更高的工资中受益？

鼠疫之后，似乎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些知道如何受益的人有很多机会。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ontes de Canterbury）为一个旧世界的消失而哀叹——当然是理想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勤劳的劳动者和严峻的骑士主导，他们清楚自身的社会和政治角色。故事集毫无顾忌地揭示土地所有者的崛起，他们使自身财产增值并把耕作者赶去饲养羊群，然后出口羊毛。我们因此说，羊在吃人。“当夏娃纺纱、亚当耕田时，绅士在哪呢？”罗拉德派的巡回教士在英国农村领导的叛乱被平息下来。1381年他们在伦敦地界上活动。国王理查二世在与他们和解了一段时间后，镇压了他们。与此同时，在佛罗伦萨，琼皮人（Ciompi），即纺织业的穷人，掌握着权力。

14世纪80年代，骚乱平息，革命浪潮也已退去。此外，革命浪潮仅仅只是存在过吗？当历史唯物主义在法国大学盛行时，我们在这场规模空前的一系列起义中看到了相关的起义，在经济萧条和社会不平等中找到了原因。所有这一切都存在，并且质疑经济和社会因素的至关重要性将是一种修正主义，旨在从历史学科中消除任何一般性理论。然而，如果巴黎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佛兰德斯城市起义的影响，我们显然不会谈到欧洲范围内由一个共同意识形态所带来的连贯的政治运动。

最后，在这场全面的人口、经济、社会和精神的危机中，出现了新的人，而不是新的世界。在佛罗伦萨和其他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一个新兴的精英阶级赶走了旧的阶级。经过几十年的相对政治开放之后，政府议会的大门又重新关了半个多世纪。欧洲君主制在考验中得以强化。法国国王甚至从他的臣民手中夺取同意征税的权利。三级会议只会在危机时刻为王室宣传服务并重新给予权力以合法地位。法国，换一个简单的说法，这个曾经人们不受约束的国度，这个自由人的国度，已经变成一个农奴的国家，听由他们君主的使唤，任凭君主的摆布。

阿马布勒·萨布隆·迪科拉伊（Amable Sablon du Corail）

附注：1347, 1789, 1848, 1871, 1968

1369年
西班牙的一场初期战争

1369年3月23日，卡斯蒂利亚国王被觊觎王位的同父异母兄弟杀害。此事与法国历史有什么关系？贝特朗·杜·盖克兰，事件主人公之一，除了他在刺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之外，也让我们明白了历史学家之后所称的“百年战争”只有放在欧洲的框架内才可以被理解。

查理五世墓旁埋葬的是他的三位军官。在这些特殊的陪葬墓中，首位入选者便是贝特朗·杜·盖克兰，他与国王死于同一年，即1380年。9年之后，参议员们（Marmousets）为这位骑士统帅举行了隆重葬礼。借由他非宗教的封圣，参议员们所颂扬的，是他们自身的国家意识。屈弗利耶（Cuvelier）刚刚为成为主保圣人的布列塔尼队长——盖克兰献上了一篇长长的生平祭文，祭文中丝毫未有谈及这位人物与弑君之间的关系。

这是因为盖克兰在去世之前就已完成了一个卓越的奇迹：收复王国故土，因为英国人通过布雷蒂尼-加莱条约（le traité de Brétigny-Calais，1360年）攫取了阿基坦地区的大量封地而使自己受益。在此项壮举之前，杜·盖克兰却做了一件手法有些拙劣的事情。1369年，在西班牙蒙铁尔的一座城堡下面，他参与了卡斯蒂利亚王国国王佩德罗一世和他的兄弟，即特拉斯塔马拉王朝的恩里克（Henri de Trastamare）之间一对一的格斗，促使后者取代前者：恩里克杀害了佩德罗。

诚然，恩里克暴虐的谣言在长时间以来激荡着欧洲。但是国王已死，且杜·盖克兰牵涉其中，以至于卡斯蒂利亚编年史将为之奉上一句格言，桑丘·潘沙（Sancho Pança）在堂·吉诃德面前辩解的时候也使用了这句格言，因为他为了让达尔西娜（Dulcinée）从他这里走过而敲醒睡梦中的堂·吉诃德：“我不为国王效忠、也不推翻国王，但我帮助我的主人。”他谈论的是哪个主人？是恩里克，他已帮助了3年的人？还是查理五世？原来，杜·盖克兰在西班牙的行动也是奉命行事，下令者正是瓦卢瓦王朝第三位君王，而非他人。这个王朝的合法性不仅受到英国人的质疑，也受到查理·埃夫勒-纳瓦拉的质疑。杜·盖克兰让蒙铁尔的弑君波及瓦卢瓦王朝的新王权。

《法兰西编年史》（Les Grandes Chroniques de France）忽略了兄弟相残的事实与杜·盖克兰的手腕。蒙铁尔变成公开的死刑执行地，通过司法程序的诛杀暴君将会变得合法。把一臂之力视作夺权或是王朝更迭的手段是没有用的，因此这段离奇的故事给国王们上了形象的一课。瓦卢瓦王朝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吗？并不是这样！查理五世借杜·盖克兰之手，对卡斯蒂利亚的政变毫无推波助澜之效。所以，这两位都可以列入世纪传奇故事当中，一个是王子之镜，而另一个是勇士长廊。他们的命运看起来是如此地紧密相连，以至于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在想起亚历山大大帝的爱马——布西发拉斯早于君主先逝时，写道：忠诚的骑兵统帅之死预告了英明君王之死。

确实，一个成功驯服的故事在布劳赛良德的黑犬（Dogue noir de Brocéliande，盖克兰的一个称号）的轨迹中发挥着作用。至关重要的“教练”出身于西班牙：西班牙的查理（Charles d'Espagne，即Charles de La Cerda）是阿方索十世和圣路易的曾曾孙辈，他的祖父曾失去了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王位。1351年，法国的约翰二世将这位来自西班牙和卡佩家族的远房表弟即西班牙的查理任命为骑兵统帅，并派他去对抗他们的远房表弟——纳瓦拉的查理（即查理二世，又称为坏人查理）。1354年1月8日，在莱格尔（L'Aigle），西班牙的查理被坏人查理下令刺杀了。期间，西班牙的查理娶了布列塔尼公国的法国候选人查理·德·布卢瓦的女儿，此时杜·盖克兰已经在为查理·德·布卢瓦效命了。西班牙的查理之死将他的队长们留在了战斗的最前方，不论是在布列塔尼地区还是在与埃夫勒-纳瓦拉家族的对抗上。

在这个广阔的西部战线上，杜·盖克兰将遇上幸运之神，而又会在10年之后遭遇挫折。如果说他在科舍雷尔的胜利（1364年5月16日）让查理五世顺利在兰斯加冕（5月19日），与纳瓦拉一方对抗的胜利则更是锦上添花。说到底，杜·盖克兰之于查理五世正如圣女贞德之于查理七世，他在欧赖的失败（9月29日）使得英国支持的候选人——约翰·德·蒙福尔（Jean de Montfort）获得了布列塔尼公国。在名望面前，杜·盖克兰并未失败，因为他依据自身的价值定下了高达4万法郎的赎金，也就是150千克的黄金！

与英国的休战、查理·德·纳瓦拉的溃败以及之后布列塔尼战争的结束留下了一大群无意转业的士兵。战争变成一项职业，且这些士兵已经习惯了服务于付他们工资的人，因此，这些雇佣兵被组织成以连和路为单位的编制，他们开始依赖国家而活。这些雇佣兵的掠夺抢劫变成了破坏公共秩序的问题，刚刚加冕的国王迫切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西班牙的谋算正在迅速实行。对瓦卢瓦王朝和法国来说，佩德罗一世做了一件严重的侮辱之举。1352年，他娶了查理五世的妻妹，布朗什·德·波旁（Blanche de Bourbon），但是他从未将她如妻子般对待，1361年，王后死在监狱。教皇们曾不遗余力地想让佩德罗更加服从管教。但是他们能从这位信仰上帝的儿子身上期待些什么呢？某些人想起他在阿维尼翁残暴地对待其王国的教会，他不就是一位新的尼禄吗？那些受其暴虐之害或是惧怕暴虐的人，以及卡斯蒂利亚王国的贵族们都已踏上逃亡之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私生子恩里克流亡时经过了法国和阿拉贡王国。在阿拉贡王国，从1363年开始，那些寻求庇护的流亡者必须完全接受王国的领导。阿拉贡王国国王佩德罗四世（Pierre Ⅳ）想要再次挑起自1356年以来与佩德罗一世对抗的战争，为此，他打算入侵卡斯蒂利亚。从此拼图游戏的所有版块就在不断调整了。

查理五世慷慨解囊，赎回了杜·盖克兰。后者担任了友军大规模军团的统帅。在阿维尼翁的桥上，他让主教在头盔里吐了口唾液以获得圣战的祝福，从而使他能够顺利拿下穆斯林城格林纳达。途中，军队帮助恩里克从他恶毒的兄弟手中夺得了王位。心存感激的恩里克将卡斯蒂利亚的全部海军力量提供给法国调配。在百年战争期间的欧洲棋盘上，这场伊比利亚的内战是“现实政治”的试验场！

军队就是经由卡拉奥拉进入卡斯蒂利亚王国，恩里克于1366年3月16日称王。佩德罗放弃布尔戈斯，撤退到托莱多。布尔戈斯就白白送给了恩里克。在拉斯胡尔加斯修道院，复活节的一个周日，恩里克为自己加冕。众人的归顺使队伍愈加壮大，并且第一批的奖励来了：杜·盖克兰成为特拉斯塔马拉的伯爵。接着便是夕阳西下，黄昏漫步（paseo），这种散步方式一直为西班牙人所喜爱。5月11日，托莱多沦陷。许多犹太人被指责为暴君的走狗。月底，佩德罗主动离开他塞维利亚的宫殿。之后，他经由海路抵达仍旧效忠他的加利西亚地区，然后决定前往巴约讷向英国黑太子（Prince Noir）求助。

英国人是正统派而非搅局者，但他们将自己的服务卖出高价。他们拒绝在与法国的休战上妥协。他们即将发兵出战，不过是作为一个有偿的雇佣军团体。9月23日，在利布尔讷达成契约后，随后冬天平静地过去了。1367年4月1日，英国-卡斯蒂利亚联军大举攻入卡斯蒂利亚。4月3日，在纳赫拉与纳瓦雷特之间，英国-卡斯蒂利亚联军与法国-卡斯蒂利亚联军相遇。佩德罗取得战役的胜利，但是恩里克侥幸逃脱。双方就赎金进行协商时，英国人拒绝了佩德罗处决战犯的建议，并且杜·盖克兰将自己的赎金定为欧赖时的三倍之高。4月7日，佩德罗一世回到布尔戈斯，但是他必须去盘点金库！黑太子不满意已经获得的大红宝石（实际上是一块尖晶石）——如今它被镶嵌在伊丽莎白二世的王冠上，女王戴着它出席了议会的开幕式。5月，黑太子让佩德罗发誓还债，并下了最后通牒。然而，什么也没送来。黑太子不耐烦了，他暂时打算将卡斯蒂利亚王国瓜分，之后便将此事作罢。

口袋空空的佩德罗回到了加斯科涅，1368年1月，他征收拖船费。加斯科涅的领主们不愿意缴费，于是向法国国王求助。后者以此为借口重新挑起与英国的敌对行动，与特拉斯塔马拉的恩里克的对话也得以重启。8月13日，安茹公爵与恩里克达成协议。法国国王支付了战争承办人，即杜·盖克兰的赎金，而且重新筹集了一支军队。9月8日，查理五世如同对属臣一样对黑太子讲话，并将他传讯到庭。9月28日，恩里克再次抵达卡拉奥拉，并且在埃布罗河的附近，就像恺撒过卢比孔河一样。然而在前进的过程中，他在托莱多地界遇上了麻烦：指挥中心陷入危险，可法国人却急于采用塞维利亚军械库的优势。11月底，在托莱多前面，法国人向恩里克强加新的条件。佩德罗则与格林纳达的穆罕默德六世结盟，他将后者重新扶上王位。不过，被看作变节者的佩德罗这次却抵抗地还不错。

1369年初，什么都没得到解决，国王们都在寻求决战。托莱多固若金汤，佩德罗想为自己寻得支援。3月14日，会战发生了，佩德罗没有脱身之计，只得被困蒙铁尔。被围城的佩德罗动起了贿赂恩里克雇佣军的念头。双方进行了对话且互相许诺。佩德罗一世坚信杜·盖克兰会放他离开，于是在3月22日至23日的晚上，佩德罗在离开他的避难所后被捕。杜·盖克兰将他带到恩里克的面前。决斗开始了。最终佩德罗惨死。战争随之结束。查理五世召回杜·盖克兰并任命他为骑兵统帅（1370年）。两年之后，卡斯蒂利亚的海军到了拉罗舍尔，英国人丧失了他们的制海权，法国终于可以收回它在1360年让出去的权力。

弗朗索瓦·福龙达（François Foronda）

附注：1420, 1635, 1808, 1936, 1979

1380年
图书馆里的世界图像

查理五世去世的那一年，《加泰罗尼亚地图集》被列入卢浮宫图书馆馆藏，我们想从中了解国家图书馆世界性项目的起因。这幅航海图描绘的法国不是作为一个地理存在，而是作为国王的疆域。

在14世纪，法兰西国王如何代表他的王国呢？政治界的历史学家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统治工具的地图绘制术为何出现得如此之晚？这个问题被扩展到了对地球甚至是对世界的认识层面。尽管从13世纪开始，王权就已纳入一个国家的连续性中，国家逐步划定其领土并很快确立边界，但是直到14世纪80年代，我们才确定法国国王拥有一部“地图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世界地图”，因此是“世界的图像”。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依旧用时间和空间去展现世界的形象：这个实体是一个神学宇宙，是一个有待破译的文本，更是一方有待发掘的空间。地理作为实证知识，用于作战和交换财富，受到了想象力的限制。任何地图都不能仅理解为包含方程的术语，因为方程会不断混淆世界，并将世界的空间和时间性汇集在一起。14世纪，时间和空间的真正分离被逐渐确立：在法国，最古老的时钟存在于查理五世（在位时间1364-1389）统治时期，而由时钟所体现的国家时间却与世界时间脱节。同时，根据一个矛盾的逻辑，同样是这些国家，虽说它们的领土疆域仍处于巨大的变化中，却往往将自己包含在一个“世界”的空间中。从马可·波罗（1271-1295）到约翰·曼德维尔（1322-1356），世界确实被“探险者们”扩大了。在瓦斯科·达·伽马完成地球闭环的一个世纪前，地球正在扩张——随着地图的展开，时间正在折叠。在这个新的，也许还有很多错误的边缘，我们如何解释同时被称为“法兰西”和“世界”的东西？

《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作为一份杰出的资料，其确切的考证最早可追溯至1375年，1381年至1411年间被保存在卢浮宫城堡的皇家收藏中。因此它就身处国王或是其顾问的眼皮下，所为何用呢？除了欣赏和取悦，并无其他，所以在图书馆里，这种物品仅此一样。图册中，文字和图片被考究地编排在一起，分布在一幅由12页羊皮纸组成的多折画屏上，画屏由7个木板组成：每屏和一张桌子般大小，它可从左往右或是相反方向阅读，将地球的圆度展现了出来，在此之上，还叠加了世界起源与末日的图景，也就是时间。因此，这是一个围绕着海洋边界的世界，它介于经院时代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地图和自13世纪起在地中海地区开始使用的罗盘地图之间。图册出自马略尔卡岛工作坊的犹太宇宙志专家亚伯拉罕·克列斯克（Abraham Gresque）之手。这幅“海洋地图”用加泰罗尼亚语写成，包含了有关已知地域的沉甸甸的知识，以及自创世至末世上帝所希望的秩序，还有被亚历山大大帝拘禁的歌革与玛各的来临。在地图上，亚历山大大帝在救世主基督的脚下。

远东地区通过十分空旷的海洋连接着位于画屏另一端的陆上天堂，而海洋上还装饰有一朵重要的罗盘玫瑰。在源头世界的这一端，加那利群岛的海岬和非洲的里奥-德奥罗地区于1346年被马略尔卡岛的水手乔姆·费雷（Jaume Ferrer）发现。耶路撒冷位于世界（orbis terrarum）的正中央，但世界不再具有其字谜形式了。就《加泰罗尼亚地图集》而言，世界上的人民、王国和财富的中心是伊斯兰帝国的地域。假如说西方欧洲占据了两块面板大小的话，广义上的“中东”自爱琴海到印度半岛就占据了三块面板大小，而剩下的两块则留给了亚洲的远东地区。在世界的另一端，时间的尽头是大陆，它被“契丹”（辽代时期的中国在欧洲和中亚的旧称）西北的群山环绕。“契丹”是上个世纪蒙古族的遥远记忆，当时的国家准备好应对帖木儿的军队流言所引起的恐慌。自1369年起，帖木尔在撒马尔罕掌权。

《加泰罗尼亚地图集》的世界首先是一个水手的世界：岛屿用独特的方式标注出来，所以我们能清楚地辨别出地中海、黑海、里海与北海。即便波斯湾被勾勒了出来，但印度洋却仍然是一条“梦幻般的海岸线”（雅克·勒高夫），它未被呈现并且也不与红海相连。这就解释了为何非洲是扁平状的，且埃塞尔比亚在西边与马里接壤。因为图册首先呈现的是地理实体，它们在图例上被用红色与蓝色的大写字母标注出来：在欧洲，画的是英国、卡斯蒂利亚王国、伦巴第地区、波兰、瑞典、德国、巴伐利亚、匈牙利等。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出现过“法兰西”一词。我们能真切地辨认出这个著名的“四河王国”，它的东边边界由罗讷河、索恩河、默兹河和埃斯考河组成，这些河流都出现在地图上，遗憾的是这块区域却并未被命名。由此，根据《加泰罗尼亚图集》，可以说明的是：从世界的角度上看，法兰西在14世纪末并不存在。它不是一个地理存在——它仍然是国王的领地，国王的意图在于彰显主权，并且此意图随着与其近邻的国力关系变化而变化。

一个图形细节恰恰表明了区别或竞争的枯燥逻辑：非洲王国和东方苏丹国家是用或多或少富有寓意的人物标明的，世界这端即西欧的领土都是无形的。它们通过飘扬在慢慢形成政权国家的首都上的旗帜被识别出来，然而这些领土刚刚开始脱离它们的领主。纹章标志本身似乎是不稳定的：如果说百合花象征着巴黎，但它们也装饰着马里“皇帝”曼萨·穆萨的权杖。因此，地图集涵盖的符号象征中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对它们的所有者来说，也是如此吗？所以说，“地图”并不是权力工具，它依旧是一本图片式的百科全书——一份政治层面和末世论的规划，甚至是一种对地球的X射线透视。

《加泰罗尼亚地图集》首先是一份珍贵的财富，是盟友阿拉贡国王赠予的收藏品，阿拉贡在14世纪先于葡萄牙成为海上帝国。这位盟友与年轻国王查理六世有姻亲关系，后者的表姐薇尔蕾特·德·巴尔（Violante de Bar）是王子约翰一世的妻子，她在新王登基之时将此项独一无二的物品谴人送了过来。然而，这也有可能是查理五世自己在更早的时候买的，他想模仿亚历山大大帝，通过推行翻译和编纂知识书籍的政策来达到滋养他所继承和补充的“智慧财富”。“卢浮宫图书馆”保存了四份清单，收藏了超过900卷的手稿，搜集了多达1700篇的原文文章和著作，其中超过三分之二作品的语言为法语。图书馆中本地语言藏书数量普遍增多，而这门语言从文学语言变成了政府语言和实用知识的语言。

法兰西国王以教皇为榜样，尽管掌握的权力范围不大，但他有掌握全部知识的抱负。翻译《圣经》和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政治著作使得法语中出现了一些抽象和理论的词汇，诸如“政治”（politique）、“政府”（gouvernement），还有“思辨”（spéculation）或是“自主”（autonomie）。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天地通论》（Le Livre du ciel et du monde），由尼科尔·奥雷斯姆（Nicole Oresme）翻译，它使得法语能够在将整个世界描述为现实的表现上和希腊语、拉丁语相媲美。单词“无限”（infini）与“差异”（différence）同时出现：“智慧”（sapience）是国家统治首要之义，国家正在逐渐为其领土划定边界，而在同一时刻，世界的疆域并未确定。法国与英国的摄政王约翰·德·贝德福德（Jean de Bedford）于1424年再次将图册买了下来，自此之后，卢浮宫的馆藏之物便将无法挽回地分散出去。图书馆更像是君主的个人财产，还不属于一个民族国家，但它有助于想象和构思。

《加泰罗尼亚地图集》与其说是法国探索的工具，还不如说是世界的镜像，在图册上，法兰西只在默认情况下存在，它被陈列在百科全书式宝藏的书架上，由此国王认为自己可以在书房中征服世界的所有知识。16世纪，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语言传播和控制的新工具出现了。皇家读者学院成立7年后，《维莱-科特雷法令》（l'édit Villers-Cotterêts）颁布两年前，1537年12月28日颁布的《蒙彼利埃敕令》（l'ordonnance de Montpellier）实际上建立起一项真正的知识和书籍管理政策，规定所有“出版物”均应向国王图书馆缴存一册，其中包括地图。1533年，国王的侍读奥伦斯·芬那（Oronce Fine）献上了一幅“法兰西地图”，这是保存最早的法国地图。从那以后直到找回其部分收藏，查理五世的图书馆一直备受珍视：1380年弗朗索瓦一世在重新找到的清册上盖了自己的藏书章，然而《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却突然出现在路易十二的私人藏品中。从那以后，它一直保存在大革命时期被更名的国家图书馆中，这反映出法国针对世界性的某种意图。1790年之后，教会财产被没收充公和国有化，国家博物馆的藏品由此变得更加丰富。它通过兼并14世纪的国王图书馆，实现了自己的奠基神话，目的是与亚历山大图书馆建立直接联系。1995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为这座世界性图书馆的新馆举行落成典礼时，为其添加了卢浮宫塔楼的基石。这是一种奇怪的混合，其中体现了对国家记忆的崇尚，它想要将整个世界的知识囊括在内。

扬·波坦（Yann Potin）

附注：1270, 1357, 1539, 1769, 1876

1420年
英国人的法兰西？

1420年5月21日签订的臭名昭著的《特鲁瓦条约》是对5年前阿金库尔战败的惩罚之举，是民族激情的耻辱之一。在圣女贞德拯救法国之前，该条约本该将法国双手奉上，献给外国势力。这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尝试，毕竟在欧洲试图通过王位的统一来建立永久的和平是很常见的做法。

法国对阵英国，2016年春：法国队在3月的六国橄榄球联赛期间不得不在最爱的兄弟对手面前再一次鞠躬认输。这6支队伍中的5支都是来自英吉利海峡沿岸及其周边国家。各国队徽的混淆正如同当年被操控的历史记忆。随着英国“脱欧”威胁的产生，与之相应的衰落感也到处蔓延，就连这次如此平常的失败都被笼罩上一层灰暗的色彩。诚然，英国打算很快离开的不是法国，而是欧盟。由于担忧英国对法国会从失去兴趣演变成敌视法国，法国媒体很容易提到法国和英国当年是因近乎神圣的关系而联合在一起。实际上，联姻带来的荫庇更具象征性，尤其自2月以来，在伊丽莎白二世所谓的个人支持下，维利耶家族和极右民族主义分子一致要求获得殊荣，因为他们向一位英国收藏家买回了圣女贞德的私人戒指。作为一项联合声明，2016年4月22日，《新观察家》杂志提到“历史上共有3次，法英两国打算合而为一”：按时间回溯，这3次分别是：1956年9月，苏伊士运河危机前夕；1940年6月，在让·莫内的建议下，法国军队被纳粹“闪电战”打得溃不成军；特别是1420年5月这次，《特鲁瓦条约》的签订将法国和英国的冠冕永久联合起来。1940年6月16日，戴高乐将军向保罗·雷诺提议英法联合，他如此说道：“在决定现代世界命运的危险时刻，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宣布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两国政府宣布，法国和英国今后不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法英联盟。”所有发生的这一切，就好像害怕英国与法国以及欧洲分道扬镳，这使得某种民族身份受到质疑。这是新闻矛盾还是历史悖论？

一旦6月英国“脱欧”成功，再也不会有人冒险提起居伊·摩勒和安东尼·伊登之间那份错失的盟约已经过去60年了。该盟约旨在面临冷战两大阵营时，维护老牌势力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相反，早在一个月前，英吉利海峡两侧对“民族性”外在标志进行展示，在此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保皇派的法兰西行动党举行了传统游行，此次游行献给“圣女贞德——从法国到法国人的象征”，而且这是自1979年以来游行首次幸免于国民阵线的政治干涉，游行队伍毫不犹豫地喊出了其他口号：“呼唤圣女贞德，反对布鲁塞尔的欧洲。”那些小旗子让人想起，“可耻的特鲁瓦条约”正是他们民族女英雄功绩的源起，尽管教皇直到1920年5月16日才对其进行封圣，且彼时距邪恶条约签订500周年没几天了。对此，为了进行报复，也为了不彻底放弃圣女贞德的天主教教徒形象，法国议会于1920年7月10日通过一项法律条款，将5月8日定为民族爱国日（圣女贞德节）。作为一名世俗的和天主教的善良圣徒，这位来自栋雷米的少女因而享有双重节日纪念。1429年5月8日，奥尔良围困被解除以及两年后，即1431年5月30日，她在鲁昂以异教徒的罪名被处以火刑。因此，直到很久以后，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她的经历才在各种纪念性事业的竞争中被认可。5月似乎是一个罕见的月份，各种纪念日都碰到了一起，纪念圣母玛利亚的日子和纪念耶稣的一样多。此外，混淆和操控纪念活动在之后达到了巅峰。1945年，纳粹德国最终向盟军投降的日期同5月8日圣女贞德日相重叠，此举相当于在一个完全法式的节日中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要不是偶然的话，那就是戴高乐的外交手段。这么做让人们更容易忘记，在同一场运动中，法国曾和德国合作建立的维希政权以失败告终，以及自由法国对英国的长期依附和屈服。

考古学对漫长的19世纪所形成的民族身份进行建构，于是它少不了模糊记忆，甚至几乎是逆转记忆，这份记忆包括圣女贞德的功绩和1420年5月21日在特鲁瓦签订的那份条约。神话价值尽管完全是分裂的，但近乎是宗教意义的，与之依存的紧密关系存在于失败的必然性和身份的可靠性之间。然而，对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幻想联盟的某种热爱似乎同圣女贞德天意的宗教密不可分。

“为确保未来法英的王国之间保持永远的一致、和平与安宁……，上述王国的三个等级发表意见并一致同意，……只要我们的儿子或其任意直系继承人继承法兰西王位的时刻来临，法英两国的王冠将始终且永久地共同存在，且属于同一个人……。届时，此人将成为两个国家的国王和最高领主，正如所说的那样，在所有其他事物中，不论在此王国或彼王国，其权利、自由或习俗、惯例和法律都要得以保持。”

该条约第24条体现出的对和平的幻想很简单：为了恢复世界和平，患精神病近30年的法国国王查理六世，将他的女儿凯瑟琳嫁给英国国王亨利四世，而亨利四世根据联姻的原则由此成为查理六世的养子。所以，成为法英两国国王的亨利四世保证尊重和而不同的两国的“风俗习惯”。为此，还需使上另一条历史的“诡计”，儒勒·米什莱精辟地总结道：“英国国王曾花了三年时间征服诺曼底，而无畏的约翰的死似乎让他在一天之内就得到了法国。”实际上，自从1407年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刺杀奥尔良公爵开始，瓦卢瓦王朝就被分裂为阿马尼亚克派和勃艮第派。此次内战使得英国人再次起意，想要获得法国王位。1415年10月25日，阿金库尔的惨败，是新的神意裁定，它表明最新的王储查理（即后来的查理七世）并非合法继承人。在几位兄弟相继离世后——查理死于1401年、路易死于1415年以及约翰死于1417年，这位被怀疑是奥尔良路易私生子的王子身娇体虚，不懂得要如何应对来自奥尔良和阿马尼亚克的堂兄弟们的仇杀欲望：1419年9月，他在蒙特罗桥谋杀无畏的约翰，巴黎的三级会议认为他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因为被取消坐上任何王位的资格。

“上述王国的三个等级发表意见并一致同意……”：在整个19世纪期间，构成国家的“三个等级”的记忆力图让拥护议会制君主政体者聚集到拥护共和主义者当中，或者说力图让双方之间达成和解，其基础是他们对集体的甚至是民主的主权共同的热爱，这时，不应该强调事先给予条约以合法性的一致同意。相反，那时候的人们热衷于将悲剧个人化，放任所有排外行为，这么做的目的正是判定一个“耻辱条约”为“臭名昭著”的背叛行径（维克多·迪律伊，Victor Duruy），该条约被日耳曼籍王后巴伐利亚的伊萨博（Isabeau）和满心想着洛塔林独立的勃艮第堂弟——一位新的竞争对手——利用。然而，特鲁瓦条约只不过是一场历史性的转折，它以不止一种方式标志着集体表现的胜利，且这种胜利几乎是极具表现力的，而这是因为信仰渗透至表面就成了最具事件性的行为。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强调圣女贞德冒险经历的结构维度：1429年，王太子的政治宣传中使用了一则古老预言，这则预言被认为源于梅林（Merlin），并且指出法国将会被一名处女所拯救，从而一时间军队士气大振。圣女贞德缺乏稳定的政治根基，但却能从中为自己短暂的存在找到合理性。很显然这次预言成真，是宣传造势的结果：法国想让英国采用特鲁瓦条约从而达到“最终和平”，该条约所依据的是瑞典布里吉特的一则预言，这则预言在1348年从北欧边境传播开来。然而，从法律角度来看，该条约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是西方14世纪和15世纪时期一种真正的王位结盟的外交模式：在1385年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结合成克雷沃联盟或是1397年斯堪的纳维亚的众多王国结合成卡尔马联盟之后，波兰、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就以个人名义结盟，1479年之后，卡斯蒂利亚王国同阿拉贡王国结成联盟，更不用说帝国模式或更早的实际事例了，即1284到1328年间法兰西同纳瓦拉王国联盟。根据条约第26条，通过两国王位缔结而成的联盟，其和谐在“8个月”内可以延伸到整个基督教世界，而该世界自1378年以来被教会分立所撕裂。

通过重新审视1420年条约的现实主义，让-玛丽·莫格林（Jean-Marie Moeglin）建议从隐藏的、反复出现的角度来“重写”百年战争：从13世纪末到特鲁瓦那场著名的联姻，法英两国王室不顾乱伦规范，执意要结成姻亲是这场冲突的结果，也是这场冲突的起因。从这个意义上讲，《特鲁瓦条约》回应了中世纪社会的一种基本信念，它与任何密封的“民族”建构相距千里，其中联盟是世界性的同义词。圣女贞德被塑造成天命之女，无论是世俗还是天主教，共和党人还是保皇党人，人人认可她，在此方面要看到，民族小说试图颂扬的中世纪政治史的主要情节，可能是基于一个符合全球意图的事件，因为尽管人们对这一切“耳熟能详”，但它同样既具空想性，又具有预言性质。共和党人对圣女贞德的敬重自1839年起便是基于儒勒·基什拉（Jules Quicherat）与儒勒·米什莱的一致讲述和他们的博学之作，不过他们面临德国历史学家天主教徒葛雷斯（Görres）首次编辑贞德案件的风险……自我产生于他者，这个杰出的辩证法后来引导了欧洲的一位“创始者”让·莫内跨出第一步，他援引1420年的联盟条约作为1940年6月尝试不可能之事的最高保证。

扬·波坦（Yann Potin）

附注：1051, 1137, 1369, 1662, 1790, 1858, 1913, 1940

1446年
一位在帕米耶的黑奴

与屈从于严格法律依附关系的农奴不同，奴隶在中世纪只不过是动产。奴隶们频繁往来于从黑海到地中海的路途上。帕米耶的一起诉讼揭露了南方城市和国王宫廷中所特有的奴隶制的状况。

1446年，在富瓦伯爵的领地帕米耶小镇，一起诉讼引发轰动。案件涉及一位来自巴塞罗那的黑奴安托万·西蒙，他曾经逃跑过，并服务于伯爵法官的副手皮埃尔·多克（Pierre Toc）。这位奴隶归巴塞罗那商人蓬斯·费雷尔（Pons Ferrer）所有，经后者申请，富瓦的司法官逮捕了奴隶并将他关押在城堡内。皮埃尔·多克引用1228年帕米耶的惯例为自己辩护，这则惯例规定所有居民均享有自由权，并且他还说，若非如此他早就让这位奴隶继续前往图卢兹了。事件影响范围很大，听证会持续了3天，期间帕米耶的许多自由民来做了见证人。有商人说道，在他父亲做行政官期间，一位名叫乔治的逃跑的希腊奴隶，他不仅被释放了，还被接纳为城市居民；另外一个名叫尼古拉的希腊奴隶，他属于托尔医院（hôpital du Tor）的院长，最后也获得同样的结局。年轻贵族让·德·博莱波尔（Jean de Belaybre）主持这场听证会，他承认自己的亲生母亲就是一位女奴，母亲来到帕米耶后结了婚也恢复了自由身。他认为这种自由是一项特权，因为它确立了所有权的例外。巴塞罗那商人声称，实际上他以极其昂贵的价格（阿拉贡的100个弗罗林）购买了安托万，而且后者还偷了他的东西。蓬斯·费雷尔执掌着巴塞罗那商人与海员家族，该家族影响力十分巨大，而且在非洲沿海地区开展过业务。他不想让一个小镇委员危害他的权利。3天的听证会结束后，也就是1446年10月31日，依据以往惯例，安托万·西蒙被释放，并且被宣布成为帕米耶的新市民。

在各种各样的依附关系中，奴隶制通常与中世纪无关。奴隶的形象更多地让人想起古文明下的希腊和罗马或是现代形式下的殖民贸易。然而，在中世纪前半叶，古代传统的奴隶制仍在野蛮王国存在。有确凿的证据显示，直到11世纪中叶，欧洲大陆上还存在着传统的奴隶制，而在英国岛屿，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12世纪初。但是，在拉丁文语境下，将奴隶与农奴区分开来是很困难的，因为指代它们的是同一个词“servus”。相反，在古英语中，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追踪到这个词“theow”（指奴隶）的出现和消失。俘虏、出售和贩卖奴隶在加洛林王朝末期即告消失。这种奴役的形式被称为“奴役制”，被认为是中世纪的特征。实际上，它指代的是生活在领主土地权框架内的低下的社会地位，这与奴隶制不同。即使农奴可以与土地一同出售，但是没有市场，也没有商人，就如同9世纪至10世纪凡尔登的情况一样。农奴出生于此，“土生土长”，但是奴隶却意味着背井离乡，脱离原籍，在异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安顿下来。中世纪后半叶，这种彻底的奴役有了一个新的名字“esclave”（奴隶），其现代含义源于日耳曼统治下的南部意大利和拜占庭文化。自12世纪开始，在代替宪章和公证书里的“servus”之前，人们在日耳曼语和文学中都采用了“esclave”这个词。

在大陆上的奴隶制消失以后，人口绑架和人口售卖却仍然在地中海盆地出现，因此地理出现分化：奴隶制在整个法兰西王国和欧洲的北方都不存在，在地中海地区却继续存在甚至发展壮大。事实上，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长达数世纪的冲突背景之下，在所有基督徒和穆斯林并存的区域内，有些人是被捕获的，而有些则是战俘，他们是战争、竞赛和海盗行径的受害者。地中海西部和基督教海岸的中世纪奴隶制历史可被明显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持续至13世纪中叶，被俘的人只有“摩尔人”和“撒拉逊人”，也就是来自西班牙、北非或者地中海岛屿的穆斯林；同一时代，伊比利亚“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以及法兰克人征服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均取得了巨大进展。第二个时期是从13世纪末开始：1261年，随着热那亚人在黑海克里米亚地区的卡法商行安顿下来，贸易往来的道路得以开辟，所以在西地中海的港口上，涌现了许多东方奴隶。这些被售卖的奴隶来自俄罗斯、鞑靼、土耳其、保加利亚，同样还有希腊和阿尔巴尼亚，他们成为意大利或加泰罗尼亚商人的财产。第三个时期是从15世纪开始：葡萄牙自1415年起在大西洋海岸进行一些探险活动，带来大量的黑人。穿越撒哈拉返回利比亚的沙漠商队路线因此被取代：位于毛里塔尼亚的阿尔金商行（Arguin）成为数万人口的转卖地，其交易规模闻所未闻。

法兰西王国依旧不参与这场非法买卖。逃跑的加泰罗尼亚奴隶不断来法国城市避难，这里能保障他们的自由，例如帕米耶和图卢兹。市政长官会严格遵循城市惯例。惯例规定所有踏上城市郊区或是照管地的人都是自由人。朗格多克海岸的一些城镇，例如蒙彼利埃或纳博讷，这些城市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庇护了奴隶：1153年，纳博讷的通行税制定了价格——售卖一个撒拉逊男人或女人的价格为5苏，而通行就要花3苏。即便之后我们能在马赛或是巴塞罗那碰见从事非法交易的蒙彼利埃商人或是纳博讷船老板，但从14世纪开始，奴隶交易在这些城市都已不复存在，或只是零星存在。但是在普罗旺斯帝国的大地上和依附于阿拉贡王国的鲁西荣地区，奴隶交易十分常见。13世纪中期保存的一些早期公证书表明马赛存在售卖奴隶的现象。大量的奴隶汇集在各个城市，首先当属马赛和佩皮尼昂，还包括海岸的所有港口如土伦、费雷瑞斯和尼斯，以及内陆城市如阿维尼翁、塔拉斯孔、阿尔勒或埃克斯。地理界限与普罗旺斯和鲁西荣地区的界限重合。在罗讷河谷更北的地区，瓦朗斯或里昂，这种现象不为人知。奴隶们绝大部分住在城里或者较小的城镇，有些还住在乡村：1271年，在鲁西荣地区，一块带“花园、所属物，驴和撒拉逊奴隶”的份地被售卖。绝大部分奴隶用来做家务，我们通常很难去明确他们的生存环境，因为资料来源——主要为公证书——不是很多。1367年，在马赛，一位名叫克丽丝汀的鞑靼女性被售卖，其购买者可以“拥有她，控制她，将她赠予、售卖，与他人交换，而且可以让她做所有使购买者开心的事情”。在14世纪和15世纪，东方女人，常常是俄罗斯人或是高加索人，她们可以充当奶妈，主人也可以根据意愿将她们出租，而其他东方女人则成为妓女。还有一些奴隶被安排成学徒，尤其是工匠的学徒：在佩皮尼昂，奴隶们能够从事浆纱、洗染、制革的工作，或者在造船厂工作。事实上，在实行奴隶制的地区，如普罗旺斯和鲁西荣，奴隶制已经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结构中：除了贵族或是教会阶级，以下行业里都有奴隶，比如磨坊业、宰牲业、制衣业和捕鱼业，而且他们也存在于众多商人的家中。因此在中世纪后半叶，奴隶制主要存在于城市或家庭，它也存在于国王宫廷之中。奴隶代表了一种标志着现代的时尚，变成了奢侈品和炫耀物，成为社会声望的象征，其存在远不止地中海地区，到了勃艮第的宫廷，例如王室宫廷，或在贝里公爵与奥尔良公爵的府邸中。

农奴虽然地位低下，但享有法律地位，与之相比，奴隶却是一种动产，属于财产权的范围，正如蓬斯·费雷尔在帕米耶所申明的一样。因此，诉讼是在商事法院内进行的，如佩皮尼昂的领事馆；神职人员拥有的奴隶取决于教会的管辖权。奴隶常常在遗嘱中被遗赠他者，但是他们中的某些人在与主人长时间的相处过后能够获得解放，因为这一举动被视作善意之举。1381年，一个马赛的主人在其遗嘱中释放了一位名叫吕茜的奴隶；这个奴隶与她的主人共同生活了13年，养育了数个孩子。这种自由可以是无偿和即刻的，也可以是限期的，在付完一定数额的赎金和经历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后得以实现。克里斯汀——一位马赛富裕商人拥有的鞑靼女人，她为商人的儿子生下了一个孩子：1376年，她获得了自由，代价是7年内付清28个弗罗林金币，在每年的圣-米歇尔之日（9月29日，西方佃农付租金的日子）还4个金币。这些在他们主人摆布下的男人和女人，其生活条件一般是十分艰苦的。1377年，一位马赛女人将一位受洗过的白人女奴安东尼亚卖给了蒙彼利埃香料商，同时将她年仅一岁的男孩安托万留了下来。1465年，身为贵族和马赛商船老板的帕斯卡尔·德·加乐迪（Pascal de Galdis）买了一位怀孕的黑人女奴以及她4岁的孩子；3年之后，他将小男孩卖给了一位埃克斯商人。加泰罗尼亚的奴隶必须穿不同的衣服，梳着规范的发型，并且绑着铁链。

除了农村的农奴和领主之外，中世纪时期还出现了奴隶制现象，即人被视为商品或牲畜，交易的物品或公共场所的展品。这场地中海的大规模贸易搅动了多方民众，并且衍生出一种暴利买卖。它可被视为一个初步的阶段，让支撑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奴役条件为人接受。

埃莱娜·德巴克斯（Hélène Débax）

附注：600 av. J.-C., 719, 1484, 1998

1456年
雅克·科尔在希俄斯岛逝世

如果说针对雅克·科尔提起的诉讼记录了这位大商人的活动的话，它同时也证明了屈从于国家政权的法国“企业家精神”的不幸。至少，这是对这位将个人事务与国家公事混在一起的财政大臣的记忆。然而，被遗忘的是他为圣战的理想和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期望而斗志昂扬。

1456年，雅克·科尔从他先前去往东方的旅行路线返回时，试图夺回东罗马帝国的古都——现在称为伊斯坦布尔，然而只是徒劳。他与教皇尼古拉五世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关系，后者曾发出过十字军东征的号召。期间教皇去世，继任者卡里克斯特三世（Calixte III），即阿隆索·波吉亚（Alonso Borgia），再次要求基督教国王去战斗和指挥作战。途中，雅克·科尔在希俄斯岛逝世，他的遗体被热那亚人保存了长达一个世纪。

他的死在数年之后所引发的争议和对他在十字军东征指挥中所起的真正作用之疑问，凸显了他在那个时代作为最有名气的人物之一所占据的独特地位，也凸显了面对他的这段经历时历史编撰层面的双重性。两种不同的形象浮现出来：一方面，是拥有传奇经历的民族英雄；另一方面，是对雅克·科尔做的数不胜数的事项的仔细盘点，他做了国王13年的财政大臣。历史小说里，他是那位杰出英雄；城市与古迹博物馆保存着他与他妻子的雕塑，平视而望，这位人物的光芒展现无遗：夫妻深情对望，定格于此，流传百世。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位腰缠万贯的富人在布尔日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宅邸。不过，为了了解此人的经济活动，历史学家们可以从丰富、细致、严谨的资料来源中受益，那就是总检查官多维（Dauvet）为他的诉讼（1451-1453）所列出的清单。

正是因为他在法国打输了官司，雅克·科尔才踏上了罗马教皇建造并供其使用的帆桨战船（海船），也导致他远离家乡布尔日和祖国法兰西，最终客死东方。1453年，他因冒犯国王而被判死刑、终生监禁和没收财产，1454年，他成功逃离并前往意大利半岛的基督教教廷。因为有原先建立的关系，有权有势的教皇张开双臂欢迎他。事实上，他此前曾与意大利的大企业，尤其是佛罗伦萨的大企业，以及教廷保持着贸易往来，他甚至投资建立了托斯卡纳首都的一个丝织制造厂。在阿尔卑斯山之外的地区，意大利的贸易伙伴称呼他为贾凯托·库雷（Giacchetto Cuore）。

雅克·科尔出身“低微的”工匠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皮货商，供应约翰·德·贝里公爵家和王储家之需，他所在的城市自1379年起拥有一个审计法院。在一个不爱金钱和个人成功的法国，历史必然会阻挡雅克·科尔不可抗拒的晋升之路。查理七世统治下的法国是一个受复杂金钱关系折磨的传统国家。于是才有了一个传说：一个人以一己之力对抗众人，以意大利城邦的许多家族为参照，弄明白通过大规模贸易的致富机理。他可能曾经是贵族阶级和行政官员的肉中钉、眼中刺。他们看不出他的才华，在这片领土上他生不逢时。早在15世纪和16世纪，诗人和其他史学家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法国不爱个人成就、不会识人价值。

在经历过英法战争和内战的摧残之后，对于法兰西王国而言，雅克·科尔的轨迹和成功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法国人穿上了海盗服装，他们船队所使用的外国海船的数量庞大，这证明了法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界对于道路、商品有了解。简单而言，这证明了他们对于大规模国际贸易的重视：法国人，他们也能够从中谋利。他们将法国恰当地纳入这个时代的“世界版图”中，而雅克·科尔正是这些人中的一位。特别是他还与东方地区及其产品，与意大利半岛上这个时代的权势人物如国王、教皇、大商人以及城邦领主们都建立了紧密联系。他展现出巨大的活力和明显的成功。雅克·科尔也展示出一种能力，即在民间找到中继站来确保业务和流通的顺畅进行。即便雅克·科尔执掌的产业规模不像同时期托斯卡纳商人和银行家的一样大，但他在法国和欧洲的道路或是重要地点的驿站里有为数众多的投递员供他使用。他出现在自地中海到北海的主要海岸线上。这揭示出“企业家精神”同样可以在法兰西王国盛行，在这里，许多人都能够领导或参与各种金融和商业事务。法国融入了世界之中。为了证明这一点，只需观察以下事实就可以了。在诉讼期间极力诽谤雅克·科尔的人们当中，有许多都来自意大利半岛，尤其是佛罗伦萨。

雅克·科尔的宅邸，也就是“大房子”坐落于布尔日市政府的中心地带。它的建造揭示出在法兰西王国——一个战争较以往更少且氛围更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王国内，是有可能相对更快地积累财富的。宅邸工程于1443年启动，1451年结束，它的保存使它至今成为世界遗产中哥特式建筑的象征。对于那些如雅克·科尔一样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而言，这个王国拥有无数的可能性。1438年，他被任命为国王的财政大臣，他拥有的这些职权让他可以在许多行业中保持优势，例如食盐交易。他通过结盟和政治布局，从事经济活动和拉拢合作伙伴，他的业务建立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中。他的宫殿就像是一个象征，虽说对于某些人来说有些逾矩了，但它象征着一个暴发户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成就。对于他的竞争者而言，他的成功可能来得太快，并且也太有风险：借款的大人物可以让人成就事业，但是他们并不会借贷太大数额，所以他们同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事业击垮。在英国，那些大债主也同样经历了重大挫折：14世纪，佛罗伦萨的企业受到了王室破产的冲击，致使企业彻底倒闭。雅克·科尔拥有太大数额的债权，对于他众多的对手和其他嫉妒者来说，这可能是干掉他的一个充足理由。难道说他曾借给国王太多钱了？还是在一个由多重内部冲突交织的小型宫廷社会中，他赚钱太多，太快了？

不管怎么说，雅克·科尔的事业都完美展示了国家事务与金钱事务的混杂，就像当时欧洲许多现实情况一样。他十分有名气，因为他通过他的海船将法国连接到地中海盆地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因为他与东方展开了直接的贸易往来；正是这片他认识已久的东方土地，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的埋葬之所。诚然，法国海船不能与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佛罗伦萨人施行的系统相媲美，但它们的优点是可以更好地供应急需的产品，如丝绸或香料。即使其他法国人，尤其是来自南方的法国人已经和东方做起了生意，但是雅克·科尔却取得了垄断权，因为他所处的位置十分有利，就在国王查理七世身边。因此，他也被列在所有与重要势力有来往的欧洲商人-银行家之中，他们参与了活跃的经济活动。这些势力中还包括了罗马教廷。

因此，“雅克·科尔时代”似乎是法国商业史的一个时代，同时也是法国宣称自己是一个“伟大国家”的时代。

马蒂厄·舍尔曼（Matthieu Scherman）

附注：1202, 1270, 1664, 1720, 1860, 2011

1484年
在奥弗涅的土耳其王子

他的名字是杰姆，但是在布尔加纳，人们称他为杰姆苏丹。1484年，人们也是这样指代关押他的塔楼的。作为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的儿子，他是当时外交游戏的棋子之一，参与这场游戏的有匈牙利国王、马穆鲁克苏丹、教皇英诺森八世、法国宫廷和医院骑士团，他们的目的是遏制奥斯曼帝国的势力。

1484年，作为克勒兹省的省会，布尔加纳成为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Hospitaliers）“奥弗涅语区”的首府。这座商镇有一圈围墙作为防护，围墙上的门是加固过的，里面则是骑士团的一块封地。这块封地被城墙环绕着，一侧还有一处自然陡坡和一方池塘作为防护。整个建筑唯一的入口面朝市镇的中央广场，它的构思和它的粗犷美足以与该地区的其他城堡相提并论。然而，在1484年，人们为它的主塔加盖了第二座“大塔”，名叫“德拉斯蒂克”（de Lastic）或者是“杰姆苏丹塔”（tour de Zizime），这是奥斯曼帝国王子杰姆名字的别称。他是塔楼的第一位客人，而这座塔也是为他而斥巨资建成的。这位人物与此偏远地区不太相配，这是偶然与必然共同作用的结果。

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在1481年去世后，留下了两个儿子。继承制度赋予了他们平等的王位继承权，王位属于首先登上它的人，而这个人就是巴耶赛特二世（Bayezid Ⅱ）。杰姆继续争位，但还是在内战中败北。在被放逐至马穆鲁克的埃及之后，他进行了第二次尝试，却不幸被他哥哥的军队给镇压了。他在距离最近的国外领地内找到了庇护所：罗德岛，这是圣约翰骑士团的领地。骑士团热情接待了他，但自此之后便主宰了他的命运。

落入异教徒之手的杰姆，对他哥哥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可能会被敌人利用以破坏奥斯曼帝国政局的平衡，进而推动十字军东征的计划。事实上，他希望和匈牙利国王联合来再次碰碰运气。但是，骑士团的大团长皮埃尔·德·欧比松（Pierre d'Aubusson）和理事会认为反奥斯曼帝国的联盟无法形成，因而对他们的宾客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在和苏丹了结他兄弟的命运之前，骑士团要求缔结一份有利条约。接下来在杰姆的事情上，他们是如下协商的：杰姆仍旧受罗德骑士团的监管，为此巴耶赛特二世将支付4万威尼斯杜卡托[1]。这在财政上对骑士团是有利的。尤其是，这不啻是一笔贡金，也是一个光荣的名头，在面对西方公共舆论时，可以弥补一个不太光彩的安排。

奥斯曼帝国不止有一个王位觊觎者在拜占庭寻得了庇护所，但这是第一次，一种西方拉丁势力掌握了一位王子。即便骑士团是东地中海的统治者，但它仍依附于教皇，并且它遍布在整个天主教欧洲，他们在这里还拥有封地，且封地为其提供经济来源。他们迫不及待地将杰姆送至西边，借口是让他安全抵达匈牙利，实际上是为了在谈判时处于强势地位，不让苏丹有机会对他的弟弟做出不利之举。

1482年10月16日，杰姆抵达萨瓦公国的自由城，随行的有30名同伴和20名土耳其奴隶。路易十一在将死之际拒绝一个穆斯林玷污他的国土。杰姆一开始住在尼斯，1483年2月，他为了躲避鼠疫去了尚贝里附近的莱塞谢勒。他哥哥的间谍在意大利和萨瓦到处活动着。萨瓦和洛林公爵们曾为一个逃跑计划暗中助力，这次尝试使得杰姆在1483年6月被转移到蒙特利马尔附近的勒波厄拉瓦。守卫们忧心忡忡，于是就加强了对人质的监视，将他周围29名土耳其人发配到罗德岛，并让他在骑士团的各个地点变换位置。1484年3月——路易十一死于8月30日——杰姆带着一小队20位土耳其人和一些圣约翰骑士组成的队伍，前往布尔加纳，3月到4月之间他在那里待了20多天。这个地方似乎不够安全，所以他们决定建造大塔楼。等待期间，这一小队人在勒蒙泰伊－欧维孔特待了两个月，在莫尔特罗莱（Morterolles）骑士团领地待了两个月，在布瓦拉米（Boislamy）待了两年，后来又在布尔加纳的大塔楼里安顿下来住了两年（1486年8月-1488年11月）。这些地方都很偏僻，目的是为了防止刺杀或绑架。还应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大团长皮埃尔·德·欧比松出生于蒙泰伊，布瓦拉米则为安托万所有，他是奥弗涅修院院长和未来大团长盖伊·德·布兰克弗特的兄弟。这个地区很安全，大团长和他的近亲们还在此处布置了一张由亲属和主顾构成的关系网，他们可以完全放心地将这一宝贵人质托付给这些人。

当身处法国中心的杰姆被排除在世界之外时，世界却没忘记他。某些统治者为和奥斯曼帝国作战，比如匈牙利国王或是开罗的马穆鲁克苏丹，都希望将杰姆据为己有。教皇英诺森八世也希望发起圣战。威尼斯人认为最好利用人质来避免奥斯曼帝国的侵略，而这个选择与骑士团的选择没有太大的不同。洛林公爵进行了新一轮的绑架尝试，一场逃离也准备妥当。重大的外交行动正在展开。虽然巴耶赛特二世没有太多信心把身在罗德岛的弟弟弄回来，但是他也在全力以赴，他向法国宫廷提出诱人的条件希望能将弟弟囚禁在法国。相反，匈牙利使团努力让法国将人质交给它。最后是罗马教廷大使带走了他，而骑士团拥有监视王子命运的权利，负责看管他，并获得四分之一的补助金。1488年11月10日，杰姆从布尔加纳出发，于1489年3月13日抵达罗马。他的行程十分匆忙，因为奥斯曼帝国最新的提议使得法国宫廷重新考虑其协定。罗马教皇的圣战计划泡汤了，但杰姆并未摆脱与圣战、与法国的关系：1495年1月，在查理八世亲征意大利之时，国王在路过罗马的时候把杰姆带在身边。他想要入侵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然而杰姆却于1495年2月24日死在那不勒斯。

为杰姆写传记的奥斯曼作家提到了杰姆在尼斯度过的愉快时光，并且根据保罗·德·科尔（Paolo de Colle）——苏丹的热那亚线人所说，在萨瓦，骑士们为他提供了多种作乐的方式，如打猎、玩女人和品美食。他在那里接见了许多来访者。如果他的守卫们变得越来越紧张，他的自由就越来越受限制。搬到“杰姆苏丹塔”便是典型的例子。当然，这个地区的住宅塔越是宽敞，就越是舒适：食物储藏室被搬到了一层，厨房位于二层，杰姆的随从安顿在三层，他自己住在四层，同时他的护卫住在六层，阁楼则留给了基督教工匠。但是这个住处却与世隔绝：如果要到这里，得从市镇出发，越过骑士团封地的城墙，经过“德拉斯蒂克”塔的第一层，之后再走过10米高的长廊到达大塔楼层，且这段长廊是悬空的。巴耶赛特二世的秘密使者曾在布尔加纳的广场看到过杰姆。他只能通过他的同伴们和外界保持着联系。他们中的一员曾在波旁公爵的帮助下谋划了一场逃跑计划，这个计划证明监视制度差不多是监狱性质的。

因此，杰姆与当地社会的联系有限，医院骑士团的守卫们无疑大大限制了他的联系。杰姆很可能正是因为待在他们的身边才学会了“法兰克”语，正如他的奥斯曼传记作者所写：法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意大利语。他的一两位同伴一直待在当地，后来改换了宗教，不留痕迹地融入了社会。假如说历史学家认识杰姆这个人物，那定是因为他曾在当时的外交上引起过纷纷议论，可是后来他只成为文学中的一个主题。如今杰姆在布尔加纳是一段珍贵的记忆，一个土耳其人的团体曾在此生活过，但是他停留过的唯一物质痕迹就只是杰姆苏丹塔了。对土耳其人而言，他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独特的经历可能会引人好奇，但是这段经历在道德上是具有争议的，因为所有在异教徒那里的逗留都令人怀疑。毫无疑问，多亏了《王子传记》（Vâkı'ât-ı Sultân Cem），我们才了解了这段空白。这本传记出自他的同伴之一（他应该替自己作解释，因为他曾经在基督国家做过王子的随从），其中的描述活泼、生动且十分具体，不仅描述了人造草地或人造湖泊养鱼，还同样描述了大塔楼、里昂博览会或是教皇选举等等。尽管这本书只存在两份手稿，但仍在流传。然而，即便某些读者对这段异域放逐抱有同情心，但奥斯曼帝国却几乎对它不予重视。此外，传记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确凿的，目的是赋予这位不幸却又暴躁的王子的经历一种美妙的氛围：它叙述了一位特殊人物的非凡经历。

然而，土耳其人在奥弗涅的逗留更像是一段奇闻轶事：杰姆的经历既是变革的原因，也揭示了变革本身。从此，奥斯曼帝国便参与到外交局势当中。15世纪末，意大利分裂的政权不再犹豫，将土耳其的苏丹政府与宫廷作为他们政策的一部分。苏丹的兄弟在西欧的出现加速了这一活动，增加了奥斯曼驻外使节的交流和派遣。而且，苏丹政府和宫廷借此机会发现了法国的崛起，而法国主宰了杰姆、甚至是苏丹的命运，因为那时，罗德岛骑士团的大团长是奥弗涅人。巴耶赛特二世对法国国王所做的外交开放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兄弟这个唯一事由。虽然没有进行尝试，但是在弗朗索瓦一世执政期间，两国关系在不断拉近。杰姆在一段共同记忆中占据了一席之地：1543年至1544年海军联合战役期间，法国国王代表还提醒奥斯曼海军元帅：杰姆曾经在尼斯住过。

尼古拉·瓦坦（Nicolas Vatin）

附注：1446, 1456, 1715, 1771, 1923

[1] 杜卡托（Ducat），旧时在许多欧洲国家通用的、铸有公爵头像的金币。——译者注

1494年
查理八世南征意大利，与世界失之交臂

当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托尔德西利亚斯瓜分世界之时，法国的年轻国王查理八世正在那不勒斯陶醉于意大利的魅力中。在建构王权国家的记叙中，远征仅仅是一场令人遗憾的消遣之旅吗？其实不然，米什莱回答说，这一事件具有十分重大且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开启了文艺复兴。

一般情况下，罗马朝圣者会路经热尼山（Mont-Genis）山口。正如所有狂热的征服者一样，从查理曼大帝到拿破仑，他们都会“越过意大利之墙”，米什莱这样写道。在那里，年老的沃邦费力地钻进了他的骡车，1692年，他制定了阿尔卑斯山防御工事计划以形成布里扬松防御体系。至此之后，国界线将从热尼山山口周围的脊线穿过，而正是在这里，安德烈·马奇诺从1932年开始便埋下了来自“铁腰带”[1]的地中海沉降物。

但此刻有一位国王“年轻且雄心勃勃”，菲利普·德·科米斯（Philippe de Commynes）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这是一位在一支强大军队护送下的国王。1494年7月28日，他离开格勒诺布尔。9月5日，他在都灵受到热烈欢迎。他望向那不勒斯，和更远一些的耶路撒冷。查理八世相信他可以改变世界的命运，促使基督重返大地。这一年他24岁。他即将在不到4年之后的1498年4月7日与世长辞。在去打网球的途中，他的脑袋傻乎乎地撞到昂布瓦兹城堡的一根石梁。科米斯写道，国王“十分矮小”，而来自西班牙宫廷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外交官彼得·马特·德·安吉拉（Pietro Martire d'Anghiera）不怀好意地说他“就像一个小矮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以书信的方式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叙下来，而安吉拉让整个欧洲都知晓此事。

尽管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取得了许多战果，但对其后代而言，这些同时期发生的事件最后确实是让人尴尬的。《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le traité de Tordesillas）签订于1494年7月7日，条约一方面规定葡萄牙与西班牙瓜分已发现和待发现的世界，另一方面在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处划定一条子午线。地球一半归葡萄牙王国，另一半归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王国。自1493年起，教皇开始行动起来，通过手中的仲裁权，他捍卫着“统治世界”的世界主义梦想。不过，要想做成此事就必须下定决心。正如北非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安德烈·朱利安在1948年所写的那般：“法国在海上发现的地盘几乎没有。”

为了寻找可能存在的先驱者，法国人未尝没有去翻阅资料：1669年，维拉德·德·贝勒丰（Villault de Bellefond）在关于几内亚海岸的游记中声称，诺曼底商人于1364年在佛得角南部建立了一块殖民地（即“珀蒂-迪耶普”，le Petit-Dieppe），它先前归葡萄牙所有。诺曼底人让·库赞（Jean Cousin）为了去探索巴西，在哥伦布未来的领航员马丁·阿隆索·平松（Martín Alonso Pinzón）的陪伴下，在1488年可能也登陆过迪耶普，这发生在1500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的葡萄牙船队抵达之前。这样的传说长时间充斥在法国史书中，以至于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1955年）中似乎仍相信这些传说。它们源自历史的强烈挫折，从维拉德·德·贝勒丰与沃邦的时代起，这种情感变得更为强烈。而正是在他们那个时代，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幻想“以西班牙的方式”殖民统治世界。

因此，自17世纪以来，法国史书都在责怪国王查理八世在1494年错过了历史机遇，即错失征服世界和让法国伟大的机会。他在那不勒斯要做什么？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都在反复讲“为了影子而丢掉猎物”。在经历某些艰难的时刻后，他的亲政刚开始还算是顺利。父亲路易十一死后，查理于1483年继承王位，此时的他年仅13岁，由他的姐姐安娜·德·博热（Anne de Beaujeu）摄政。他的姐夫，奥尔良的路易（他将以路易十一的名字成为查理的继任者）领导了“疯狂战争”，即王子们的叛乱。

但是秩序一被恢复，查理八世就致力于做一件事，这件事也是第三共和国的历史教材期待法国国王去做的事情：1491年12月6日，通过与布列塔尼公国继承人安娜在朗热（Langeais）的联姻，他结束了布列塔尼的继承战争，将布列塔尼归于法兰西统治，完成了路易十一描绘的愿景。10个月之后，即1492年10月11日，他的一名男性继承人诞生。一切都很完美，直到孩子被取名为查理-奥尔兰（Charles-Orland），奥尔兰是意大利语奥尔兰多（也就是加洛林王朝武功歌中的罗兰）的法语化名字，这一点流露出国王对骑士探险的着迷，正如他幻想在意大利做的事情一样，而这种着迷着实让人担忧。

毫无疑问，国王是为了奋不顾身地踏进意大利，才在边界缔结和平条约的。1492年11月3日，他与英国的亨利七世签订《埃塔普勒条约》（le traité d'Étaples）。1493年1月19日，他与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二世签订《巴塞罗那条约》（le traité de Barcelone），同年5月23日，他又与奥地利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签订《桑利斯条约》（le traité de Senlis）。查理八世向斐迪南让出了塞尔达涅与鲁西荣，向马克西米利安（他失去与查理八世未婚妻布列塔尼的安娜联姻的机会，为此他颇为不满）让出了阿图瓦、弗朗什-孔泰和夏洛莱，这难道还不够多吗？为了兑现他智慧的先辈们在政治与领地方面的诺言，查理八世难道不该去实现1484年图尔三级会议所要求的改革吗？这些问题不仅是大动肝火的现代史学家们回顾的问题，根据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表述，因为“半岛计划”促使查理八世放弃了卡佩王朝建设领土和法国国家的长期传统。这些问题还是国王周围之人的问题，这些人在国王的议会和城镇集会中，对当时称作的“控制”（l'emprise，取自意大利语impresa，即控制意大利）坦率地表示了反对。

可以说，这似乎是一位年轻国王孤独而固执的心愿，历史学形容这个心愿是异想天开、不堪一击和胡思乱想的。预言和骑士小说中的国王让人愤怒，就是这样。科米斯写道，米兰的使者们在沉醉于春秋大梦的君王面前，呈上了巴黎书商安托万·韦拉尔（Antoine Vérard）在1493年刚出版的《战斗之树》（L'Arbre des batailles），企图通过令人陶醉的“意大利烟云与荣耀”来诱惑国王。因为米兰大公卢多维科，绰号“摩尔人”（Ludovic le More），出于自身利益引诱法国国王加入意大利的政治争斗中，并且他说服国王是时候去兑现安茹家族以前的王朝权利了——查理八世正是家族的继承人——他在那不勒斯王国拥有权利。

事实上，意大利的外交手段不应被高估。首先，意大利半岛至少自15世纪70年代以来就变成了欧洲霸权争夺的主要地方之一。其次，争斗开始后，它便释放出摧枯拉朽的力量：这就是一个政治体系，它被“意大利战争”和这些战争带来的力量释放所扫除。吉夏尔（Guichardin）此后写道，1494年，“一场大火，一场瘟疫进入意大利，这不仅改变了城邦，还改变了统治城邦的和作战的方式”。查理八世的军队有将近3万人，还有一支无与伦比的炮兵分队和一支常备的海军舰队，这样的军队规模除了奥斯曼帝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调集。

毫无疑问，自1494年3月13日查理八世自封为那不勒斯与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以来，奥斯曼帝国成了查理的主要目标。1480年，奥斯曼帝国远征奥特朗托，伴随而来的屠杀使得欧洲更害怕土耳其人，更希望发动针对他们的圣战。教皇庇护二世难道没有告诉他的父亲路易十一，只有法兰西国王受命去解放圣墓吗？时机已经成熟，从在普莱西-莱-图尔的弗朗索瓦·德·保罗（François de Paule），到佛罗伦萨的沃纳罗拉（Savonarole），所有的预言家都这么说。末世论的狂热氛围是全球性的：1494年，伊斯兰教历纪元的第十世纪开始了，马格里布、安那托利亚、伊朗甚至是印度，这些地方兴起了穆贾迪德（mujaddid，即改革者）重组已知世界的希望。今天的史学家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探险纳入这种救世主降临说的视角，那么在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时期，葡萄牙航海将是难以理解的。

这就是查理八世1494年征服意大利时的世界格局，其发生时的细节并不重要。法国国王在伦巴第地区受到了热烈欢迎，他赶走了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并在罗马强迫教皇与之签订协议，1495年1月，他作为解放者不战而进入那不勒斯。这场主权游行让那些见证者无不称服：“他头一点便撼动了世界”，马西尔·菲辛以一种略微浮夸的笔调写道。失望与希望将相伴相生：诽谤文字和讽刺歌谣不断增多，受到伤害的身份意识——“意大利性”（italianità）很快便构建起来对抗“野蛮人”，人们开始讲这些野蛮人的卑鄙与残暴。威尼斯打着“安慰意大利”的旗号领导一个神圣同盟，在法军回程的途中发动了战役。事件发生在1495年7月6日的福尔诺沃。战斗突然发生，造成了大量伤亡，然而双方军队战况不明：法国人声称获得了胜利，因为对方并未切断他们的退路；威尼斯人则在庆祝胜利，因为他们夺得了王室珍宝，将之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圣马可大教堂。回到法国后，查理八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南方王国的瓦解了。

那么，除了梅毒的后果，亲征意大利还剩下什么呢？法国国王军队的几个士兵在那里受到感染，这种“那不勒斯之毒”源于美洲，将在整个欧洲蔓延，它是全球化的第一个细菌学后果吗？1855年，米什莱将1494年查理八世南征放在他的《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第8卷的开头（上一卷以1484年三级会议的召开结束），他回应道：“文艺复兴”。这是他给书拟定的标题，也是他第一次给这一事件定下的意义。无论人们愿意与否，这一创举一直延续至今。

这就是为什么米什莱会大胆地宣称“意大利的发现比美洲的发现对16世纪的影响更为重大”。米兰、罗马、那不勒斯：查理八世“一步步完成了这些伟大之举”，意大利的灿烂文明有着浓厚的历史积淀，这将促使国王在卢瓦河谷对此稍作模仿，模仿它们所表达的政治模式。“一天早晨，这种野蛮行为冒失地撞向了这个高度的文明；这是两个世界的相撞，更多的是两个看起来彼此相距甚远的时代的碰撞；撞击，火花飞溅；从这火花中迸发出熊熊火柱，人们称之为文艺复兴。”如此，它的野蛮行为使得法国历史的宏伟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得以挽回。

帕特里克·布琼（Patrick Boucheron）

附注：1282, 1515, 1534, 1683, 1900, 1962

[1] 法国要塞建筑方面杰出的军事工程师沃邦元帅，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在全国的各陆地边境及海岸线上建造要塞，构筑工事为法国戴上了一条“铁腰带”。——译者注

1515年
他在马里尼亚诺意欲何为？

这个年份众所周知，但发生过何事却无人知晓。

历史学家一直想要揣度弗朗索瓦一世进军意大利的真正意图。怀揣着骑士精神与征服世界的梦想，马里尼亚诺战役充分展现了君主制法国的财政实力和瑞士雇佣军的军事实力。

法国国王的意大利梦就像是反现代化的宣言。十字军战士查理八世，从征服遥远的那不勒斯王国启程，想要为圣地的解放打下基础。路易十二，伟大的封建领主，心心念念重拾祖母瓦伦丁娜·维斯康蒂（Valentine Visconti）的权利，将收复米兰公国作为一生的执念。弗朗索瓦一世继承先辈的事业，他所渴望的不止是世界性的君主制，这个古老的中世纪理想。占领那不勒斯和米兰可以确保他在亚平宁半岛的霸权，从而使那里成为欧洲的思想、文化和经济中心。

告别了查理七世和路易十一玩世不恭的现实主义，他们有耐心建造一个霸业永存的国家，在他们看来，尊重地方的特殊性不过是出于政治谨慎，他们正准备实现尽可能全面的同化！两代之后，古典文学的复兴与骑士精神的“重生”和谐共处。《高卢的阿玛迪斯》（Amadis de Gaule）沿袭了骑士小说一贯的规则，像在波利比乌斯的作品中一样，恺撒和弗朗提努斯（Frontin）是欧洲大陆所有贵族的典范。复兴的欧洲极度渴望探索与冒险；正是这种渴望，将催生罗盘、艉柱舵、托莱多钢和火枪的发明，指引着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埃尔南·科尔特斯分别前往古巴和墨西哥。这种渴望也将指引着弗朗索瓦一世踏入米兰的大门，然后参加1519年的帝国大选。

这个法国国王的疯狂野心实现了吗？仅就1515年而言，当然是实现了！他未来最大的敌人，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当时只是统治着从曾祖父大胆的查理手中继承过来的荷兰。本应属于他的西班牙，却仍处于他的外祖父阿拉贡国王斐迪南的铁腕统治之下。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大帝，正在纠结君主制改革的失败，尚未操心起是否要推举查理为罗马人民的国王来确保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继承问题。

现代国家的骑士热忱与新兴势力将震撼世界。新兴势力，现在属于法国，这个人口最多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欧洲大陆唯一的利维坦。马基雅维利说过：“法国人谦卑、顺从，他们非常尊敬他们的国王。”马克西米利安赞同马基雅维利的说法，称法国人是盲从的民族；英国杰出的法学家约翰·福蒂斯丘也随之附和，称法国人是懦弱的民族……确实，在英国、西班牙、德意志，国王征税均需征得代议制议会的预先批准，只有法国国王例外。

欧洲没有哪个国家的实力能与法国的财力匹敌，相较于对手西班牙、英国、奥地利或米兰，法国的财力高出了5到10倍之多。1515年夏，弗朗索瓦一世带领45000人踏上征程，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战士是法国人。步兵由战力强劲的德意志雇佣兵与加斯科雇佣兵组成。王国的贵族是王家军队的核心，组成了秩序井然的重骑兵，确保炮兵的方向。

面对这支大杂烩式的军队，一个混杂分裂的联盟试图阻止法国军队进入阿尔卑斯山口。这个联盟的主力是瑞士人和罗马教皇，他们暴虐地控制着年轻的米兰公爵马西米利亚诺·斯福尔扎（Massimiliano Sforza）。罗马教皇和瑞士各州的联盟是朱利叶斯二世（Jules II）和锡永的红衣主教马修·辛纳尔（Matthäus Schiner）一手促成的，这个联盟服务于另一个宏伟的政治计划，即暂时恢复教会对基督教世界的掌控。为了将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蛮族赶出意大利，而后又为了让半岛屈服于自己的意志，朱利叶斯二世将瑞士联邦纳入麾下。

瑞士正处于其实力的巅峰时期，自1477年战胜西方大公爵大胆的查理，1499年击败马克西米利安，1513年让路易十二受辱。无论是害怕还是憎恨，所有人都得讨好它。1512年，联邦州将法国人逐出意大利后，将米兰作为保护国，其税收用于维持所有大城市的瑞士驻军。面对国王集结的庞大军队，反法联盟破裂。捐税重压下的米兰城处于叛乱的边缘，优柔寡断的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和西班牙人都不愿支付瑞士军队的巨额军费。

法国的远征是一场精心的预谋。弗朗索瓦一世深受骑士精神的感召，他并不是以骑士国王的身份指挥他的军队，而是作为一名军官或外交官，有时是一名会计师。他不希望为战争的荣耀留有不确定的空间。骑士风度正体现在为了胜利不惜放下君主的身价。巴亚尔[1]可能会说：“打仗凭运气，有输就有赢”；弗朗索瓦一世则会积攒所有的机会。

法国人骗过了瑞士人，并在拉尔什山口穿越阿尔卑斯山时获得了重大战略惊喜，对手本来期待他们进一步向北，到达塞尼山或日内瓦山，他们却涌入皮埃蒙特，伴随着昔日敌人的倒戈和城市的投降，一场胜利的游行开始了。热那亚，紧接着是萨瓦，纷纷沦陷。瑞士人在被法国骑兵骚扰后，又被盟友抛弃，饥肠辘辘的他们开始动摇立场。瑞士联邦是由13个州组成的联盟，这13个州相当于13个拥有主权的小国，政体和利益各异，联邦内部分裂较深。西部高原的贵族城市伯尔尼、弗里堡和索洛图恩觊觎法国，试图突破萨瓦地区进行扩张，而内部山谷以施维茨、乌里为首的城市，只想巩固他们对提契诺山谷与米兰的控制。法国外交官将用老办法来加剧这些紧张局势：自路易十一起，法国的黄金填满了各州的财政库、主导议会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保险箱，以及梦想在皇家军队中服役的数千名年轻战士的腰包。

自1510年瑞士人转而支持法国的敌人后，财源便离他们而去，最大的获益者莫过于他们在雇佣军市场上的直接竞争对手——格尔德恩、施瓦本、蒂罗尔的雇佣军。法国的金钱迅速腐蚀了大多数州的意志。瑞士队长委员会决定与法国公开谈判。9月8日，弗朗索瓦一世穿越阿尔卑斯山不到一个月，就在加拉拉泰签订了条约。法国用了100万金埃居就让瑞士13个州中的11个州同意放弃盟友，承认法国对米兰公国的主权，向法国交还1512年被吞并的阿尔卑斯山区，并向弗朗索瓦一世提供他所需的雇佣军数量。弗朗索瓦一世取得了全胜。

然而，5天后，即9月13日下午，25000个瑞士人离开米兰，袭击了驻扎在十几公里外的马里尼亚诺的法国人。来自瑞士的增援部队和红衣主教辛纳尔的强力干预，再次成功地让瑞士士兵回心转意。在一次战乱期间的委员会上，队长们正摩拳擦掌，突然被红衣主教辛纳尔的一名手下打断，他宣称与法国人的小规模战斗已经开始了，这让那些犹豫不决的队长们下定决心发战争财，毕竟“相亲相爱的联邦”一直以来都唯利是图。

瑞士步兵恪守他们不怕危险的战斗精神，脱下鞋帽，手持矛戟，冲向法国人的防线。16个小时后，12000人阵亡，瑞士人战败。一场激烈的混战，炮火连天，数十名冲锋陷阵的骑兵在沉重的热浪中被尘土掩埋，随后，盟军在湿冷的夜里撤退，于9月14日上午撤回米兰，准备下一战的法国人没有乘胜追击。几天后，弗朗索瓦一世进驻米兰。一年多以后，在1516年11月29日，法国国王与瑞士联邦在弗里堡签署了一项和平友好协议，历史记载名为“永久和约”。5年后，即1521年，这个协议以合理的形式组成了一个联盟，瑞士的大多数州保证不向法国开战。

此间，命运之轮发生转向。法国所有的黄金都不足以贿赂德意志大公的选民，弗朗索瓦一世最终在皇选中败北。查理大公成为查理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统治着荷兰、奥地利世袭国家，以及第一个日不落的殖民帝国[2]。1521年，米兰人对法国人发动起义。第二年，服务于法国国王的瑞士雇佣军在对战神圣罗马帝国士兵时遭到惨败；1524年，一支被奇袭的法国军队还未来得及反抗便被击溃，而巴亚尔也在兵败撤退途中阵亡。1525年2月24日，在帕维（Pavie）的淤泥与薄雾中，弗朗索瓦一世的意大利梦成了一场噩梦。为了挽回颜面，君主不得不以新恺撒，即“赫尔维西亚人[3]的征服者”的荣耀换来这位骑士的荣誉，他虽然不幸却信守诺言。政治宣传取代了历史事实……

阿马布勒·萨布隆·迪科拉伊（Amable Sablon du Corail）

附注：1214, 1308, 1357, 1539, 1683

[1] 巴亚尔（Bayard，1473-1524）是中世纪时期法国名将，以骑士巴亚尔闻名于世，被认为是“无懈可击的无畏骑士”。——译者注

[2] 这里的“日不落帝国”是指西班牙殖民帝国。——译者注

[3] 赫尔维希亚人是首个在瑞士落脚的民族，也是骁勇善战的民族。此处指瑞士人。——译者注

1534年
蒙马特尔高地誓愿

1534年8月15日，在蒙马特尔高地的巴黎圣彼得教堂，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的同伴许下三愿：贫修、贞洁和服从。是否这就是耶稣会的起源？为何这个声称向世界传教的修会，要将其建立的传奇定位在法兰西王国的神圣历史中？

“同年（1534年），在8月的圣玛丽日，我们已经通过同一个决心（in eadem eramus determinatione）联结，且经过神操训练，除了方济各·沙勿略，他未做联结与神操，尽管他参与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去了靠近巴黎的蒙马特尔圣母院，每个人都发誓要在指定的日期动身前往耶路撒冷，并在罗马教皇的指令下回程。两年之后，在8月圣母日的同一天，我们所有人都回到同一个地点，借此来在这些决心（eam determinationem）中证明自己。”〔皮埃尔·法夫尔（Pierre Favre），《回忆录》（Mémorial），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译，巴黎，Desclée de Brouwer出版社，1959年，第117页。拉丁语原文出自《耶稣会史料集成》（MHSI,collection des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Iesu》）中《法夫尔的回忆录》（Fabrii Monumenta），罗马，1914年，第496页〕

依纳爵·罗耀拉（Ignace de Loyola）在《记叙》（Récit）中未表明这个“誓愿”的时间与地点，这本书是在他离世前口述著成，只为记录他的一些决定（“前往威尼斯和耶路撒冷……如未获得待在耶路撒冷的允许，就回罗马去”，《记叙》，巴黎，Desclée de Brouwer出版社，1991年，第1062页）。除此之外，这一事件没有任何当代文献佐证：它不仅不存在于任何文本中，例如该仪式的参与者本将签署一份书面承诺，而且它也未得到任何即时或相近的编年史认可。很久以后，在依纳爵一些朋友的集体回忆里，我们找到了事件的蛛丝马迹。这一事件的确像是6年之后耶稣会成立的一种预示，但是这种预示是回溯性的。不言而喻的是，用保罗·利科（Paul Ricœur）的概念来说，任何铺垫都是一系列事件的“情节”的一部分。然而，不那么明显的是，这个过程不仅仅关乎解释，而且关乎对这一段故事的详细描述，至少在阐释之前的某个阶段，其中任何组成要素都没能严格保留下来。

此外，这是一个场景，演员绝对是唯一的见证人（在另一个基督教预言的模型上——给玛丽报信），换言之，唯一的见证人是演员，演员也只是见证人，同时必须不可抑制地赋予这个词以坦露、忏悔和殉难的强烈意义。蒙马特尔高地的誓言——殉难者的高地——是个秘密仪式，但是这个秘密也是在上帝面前坦露自己的信仰，而不只是在世人面前坦露信仰的榜样。

人们可以通过矛盾来为这种“福音书式”的解读补充一条证据。正如恩里克·加西亚·埃尔南（Enrique García Hernán）所强调的那样，确实有间接的迹象可以证明“蒙马特尔高地誓愿”的存在，17世纪，它以一份名单的形式为人所知：1635年，耶稣会士德尼·佩托（Denis Petau）在书中写道他见过这份文件〔《耶稣会史料集成》中《文献集》（Fontes documentales），罗马，1997年，第384页以及第389至392页〕，这是一份依纳爵的同伴们在圣吉纳维夫（Sainte-Geneviève）奥古斯丁教派议事司铎的修道院里聚会的名单。聚会由修道院院长雅克·艾默里（Jacques Aimery）主持，他是艺术学院的院长，曾给皮埃尔·法夫尔、方济各·沙勿略、克洛德·热（Claude Jay）、思茅·罗德里格斯（Simão Rodríguez）、让·科迪尔（Jean Codure）、帕夏兹·布罗埃（Paschase Broët）、马丁·德·奥拉维（Martín de Olave）颁发文凭。不过，这另一幕的场景却从未在1534年8月15日的多种叙述中出现。

这是因为事件的模糊性具有相当大的优点或力量：它再次“开启”了多种可能性（每个根据其背景而展开的叙述，在它们的地点，它们的时空，以这种再次开启的方式，揭示了体制问题），它以多种形式的连线来放置潘多拉盒，最终以宗教誓言的名义包裹这些年轻人中的每一位。皮埃尔·法夫尔的记叙中谈到：1534年8月15日的仪式确定了一项计划（即“前往威尼斯和耶路撒冷”），这项计划也是一种献祭（“奉献生命，升华灵魂”），8月15日的献祭，正如我们从其他证言中所了解到的那样，是现在庆祝弥撒的献祭；仪式同样确定了一个首要的誓言，即遵守在威尼斯度过一年的既定计划，以及一个附有条件的次要誓言，即觐见教皇；两个誓言间还引入了一种契约，即除非在一年前去过黎凡特，否则就不能参与耶路撒冷的项目。只有与耶路撒冷相关的事才能提及“誓愿”的行为，且这种起誓只是短时有效。因此，我们会满怀好奇地对待一系列形式的结合：每个人和对自身忠诚的结合，个人与互相忠诚的结合。这种结合由他们构成，且不束缚他们，也就是说不会以宗教誓言的形式将个人捆绑在一起。誓言将计划、献祭、承诺、宣誓集于一体，因为它们都根据服从的誓愿而被归于一项权威原则之下，而服从的誓愿在这里是链条或是缺失的环节。

但是，“法兰西世界史”这一简要研究的具体视野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在耶稣会史学中强调“蒙马特尔高地誓愿”的决心，这也能让大家明白为何耶稣会士艾蒂安·比内（Étienne Binet）自1622年开始——依纳爵封圣的这年——在他的书中花了一页的篇幅对此事进行描述，这本著作名为《耶稣会的宗教奠基人——圣依纳爵·罗耀拉的卓越一生概要》（Abrégé de la vie éminente de S.Ignace de Loyola, fondateur de la relig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书中还包括《圣方济各·沙勿略令人钦佩的一生概要》（Abrégé de la vie admirable de Saint François Xavier）和《真福者路易斯·德·冈扎格的一生》（Vie du Bienheureux Louis de Gonzague），路易斯·德·冈扎格在1604年行宣福礼。这些文章均出自艾蒂安·比内笔下。然而，有些奇怪的是，三本书籍的印刷商塞巴斯蒂安·夏普莱（Sébastien Chappelet）将“致读者的使徒书信”放在整部作品之前，其中他只提到：“上帝的两位伟大仆人的一生缩影。这两束灿烂的光芒出自巴黎，并自愿归来，圆满完成他们的美妙一生。巴黎很高兴看到这两株美丽的植物。它曾将它们种下，精心浇灌。巴黎也因看到它们在世界各地结出的美妙果实而喜不胜收。曾经，两个太阳从天边同时升起，这两位圣人同时出现，正如这两颗照耀法国大地的美丽太阳。我内心想的是上帝想要在这个崇高的王国施以他双倍的恩泽。”方济各·沙勿略的确是蒙马特尔高地上的伙伴之一，路易斯·德·冈扎格在他短暂的生命里却并不知道“巴黎”；另一方面，这位“印度使徒”并不像耶稣会奠基人那样在1491年出生。因此，这里提到的1534年8月15日就是他们在巴黎的诞生时间。使徒书信中存在一处不连贯的地方，严格来说此处应介绍年轻的罗马圣人，但它却介绍了此事件对耶稣会史学的一些影响，“蒙马特尔高地誓愿”让耶稣会在法国有了基础，这比1540年罗马教廷的批准更早几年。艾蒂安·比内这样说，“圣母升天的这一天，他们在蒙马特尔高地上忏悔、领圣体，他们在此发誓愿要在某些确定的时日放下他们所有之物，在未来的日子里进行灵修等等”（艾蒂安·比内，《耶稣会的宗教奠基人——圣依纳爵·罗耀拉的卓越一生概要》，巴黎，Chappelet出版社，1622年，第63页）。1679年，多米尼克·鲍赫斯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圣依纳爵的一生》，1814年，耶稣会在罗马重新建立，在耶稣会重返法国之后，此书于1828年得以重新出版。书中详细指出，依纳爵“选择了蒙马特尔高地作为仪式举行地。这是一座靠近巴黎的修道院，建于殉道者鲜血浇灌的神圣高地之上。在一个法国使徒被斩首的地下小教堂里，皮埃尔·法夫尔为他们做弥撒”〔多米尼克·鲍赫斯，《耶稣会的奠基人——圣依纳爵的一生》，1825年（1679年），第131页〕。

不过，从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开始，甚至在1603年耶稣会第一次回归法国之前，我们能够找到建构蒙马特尔誓愿的第一个痕迹。尼科拉奥·郎西休（Nicolao Lancitio）在1597年至1600年左右提出了有关依纳爵·罗耀拉生平的问题，奥利弗·玛纳鲁斯（Oliverius Manareus）做出了相应的回答。奥利弗·玛纳鲁斯当时是比利时教区主教，但是他曾在依纳爵生前的罗马修行室住过。他将蒙马特尔高地誓愿的仪式分在两个地方，其中第二个地方不是我上文提到的那个地下小教堂：伙伴们很可能在蒙马特尔的教堂里许下贫修与贞洁的誓愿，之后在香榭丽舍圣母教堂许下参加耶路撒冷之旅和服从教皇的誓言（《耶稣会史料集成》中《叙述集》，第三卷，罗马，1960年，第438页）。然而，玛纳鲁斯隐约推断出是圣丹尼连接了这两个地方，后者在香榭丽舍被捕，在蒙马特尔高地殉难。艾蒂安·比内将于1629年出版《使徒圣丹尼的一生》（Vie apostolique de saint Denis），书中他提到未来早期耶稣会士的誓愿，“圣母和圣丹尼之手”，正如让-玛丽·勒·加尔（Jean-Marie Le Gall）在《文艺复兴与大革命时期间的圣丹尼传说》（Le Mythe de saint Denis entre Renaissance et Révolution）提到的一样。勒·加尔发现，自16世纪70年代开始，“蒙马特尔高地誓愿”的地点从圣母教堂变成了圣丹尼忠烈祠的地下室。

耶稣会的根源就这样扎进了法兰西王国悠久而神圣的历史中，这带来了双重好处。因为不管怎么说，丹尼是一位外来移民，他在250年左右从现在的意大利来到法国（据11世纪图尔的格列高利的书《法兰克人史》所载），正如那些耶稣会士一样，他们在1603年（比内与其他人观点一致）保证对王室效忠的情况下回到法国，但是他们接连不断地遇到问题，直到1767年他们再一次被驱逐出境。蒙马特尔高地誓愿的“一系列可能性”同样也是法国耶稣会的可能性。法国耶稣会在这个国家不是、或不再是外来的，它结出丰富的“美妙果实”，并将带至世界的各个角落。

皮埃尔·安托万·法布尔（Pierre Antoine Fabre）

附注：397, 511, 910, 1763, 1773, 1858

1534年
雅克·卡蒂亚与新陆地

他在向西寻找一条通往亚洲财富和奇珍异宝的贸易之路。1534年，圣马洛的航海家雅克·卡蒂亚告诉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他第一次航行到北大西洋的“新陆地”，并报告了从易洛魁国王们那里收集来的历史。征服就是言语和行动的事。

这座14世纪的城堡主塔是布列塔尼公爵为控制兰斯河河口所建，塔角矗立着一块木质十字架，这让“海盗之城”的圣马洛人和参观者想起，是他们遥远的祖先雅克·卡蒂亚在1534年7月搭起了这座十字架。卡蒂亚身在数千公里外的加斯佩，位于魁北克东边，那时还不是新法兰西和加拿大的地方。在河口湾处，木制大梁的朴实与中心刻字的庄严形成强烈对比，上面写着：“法兰西国王万岁。”这是一份必须要在布列塔尼人和250位美洲印第安人耳边回响的申明。布列塔尼人仅从1532年起归属于法国国王的管辖，这些印第安人的面前十字架已经竖立，声明也已经完成了。事实上，这声王室仪式上惯常的“国王万岁”（vivatrex）在世界的另一端——美洲响起是有些奇怪的。它将世界连接在一起，这些世界还没有完全与世隔绝，自我封闭。因为在16世纪30年代，法国人眼中的世界首先是布列塔尼公国，那时它还没有以个人的方式合并于法国国王，之后普罗旺斯地区的邦国汇集在瓦讷，要求布列塔尼公国事实上归附法国。世界对于法国人而言依旧是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米兰、罗马还有埃及和伊斯坦布尔。埃及和伊斯坦布尔是圣战要去的国度，也是瓦卢瓦王室自查理八世以来的君主们想要打造一个帝国的视野所及之处，其中还混杂着救世主的梦想和世俗的强烈欲望，救赎的希望和更世俗欲望的满足。这就是马可·波罗的土地和约翰·曼德维尔的世界。东方遍地都是黄金与香料。还有一些“小岛”远在布列塔尼和拉博德海岸的西边，吸引着那儿的水手。

当雅克·卡蒂亚第一次航行前往北大西洋的“新陆地”的时候，位于美洲大陆南部的西班牙人继十几年前令蒙特祖玛的阿兹特克帝国归顺之后，又征服了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的国家（1531-1533）。不仅如此，西班牙人还将自北卡罗来纳州到纽芬兰岛的美洲土地从1524年乔瓦尼·达·韦拉扎诺所赠的法国地图上抹去，因为1525年至1526年间，葡萄牙人伊斯特班·戈麦斯（Esteban Gómez）和瓦斯克斯·德·艾利翁相继给他们带来了对这同一海岸新的认知。西班牙人的队长于是在佛罗里达州的北面建立了一块殖民地，他想说明西班牙与葡萄牙将会寸步不让，依据是罗马教皇1493年的仲裁和1494年的《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这两者保障了他们对于海路的垄断权和发现新大陆的优先权。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认为他在1492年所碰见的安的列斯群岛食人族全是可汗（Grand Khan）的臣民，正如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在1500年发现的地方，那里有着丰富的红色木材（巴西红木），这对欧洲洗染商来说非常珍贵。

雅克·卡蒂亚的航行是布列塔尼商人阶级所要求的——对于布列塔尼人来说，由于里昂的诺曼底商人和意大利银行家所组成的协会资助了维拉扎诺探险的武装，因此他们必须对此做出反应。卡蒂亚的航行首先要寻找一条通往“契丹的印度”（Indes du Cathay）与“中国和日本”（Cipango）的道路：一条通往亚洲和奇珍异宝（黄金、宝石和香料）的商路。曾经的道路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后变得更为艰难，非洲仅仅在1488年充当过替角，但是它的面积过大，相较于向西的航行显得更为遥远和冒险：地球的球体形状使得地中海的航线成为可能。在经历意大利之事的挫折后，弗朗索瓦一世将眼光投向了西边新陆地的帝国和财富，因为1519年和1525年，他在欧洲毫无所获。卡蒂亚遵循国王的命令，在1534年进行了第一次航海，1535年至1536年间进行了第二次以及在1541年至1542间进行了第三次航海。期间，他发现了圣劳伦斯河河口，并逆流而上抵达易洛魁族人的村庄——奥雪来嘉，即未来的蒙特利尔所在地。之后到了斯塔达科纳村庄，即未来的魁北克所在地。他向法国国王献上美洲的一席之地，而这个份额来自有名的“亚当的分享”，弗朗索瓦一世曾想通过挤进“殖民大国俱乐部”的大门来谋取其中的好处，并且在1533年他还获得了教皇克莱蒙三世的许可，可以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re VI）谕旨的条款做出有利的解释。

通过这三次接连的航行，被发现的地域不断增多，地图信息每年都愈加准确；航行不是殖民谱系的简单环节，也不会耗在一块美洲地域的勘测与界定上。在这块地域上，法国的利益将会越来增多，最初的发现将会滋生一种长久殖民的意愿。1541年8月，卡蒂亚在靠近圣查理河的斯塔达科纳附近，建立了居民地“皇家查尔斯堡”（Charlesbourg-Royal）；来年夏天，罗贝瓦尔的领主让-弗朗索瓦·德·拉罗克（Jean-François de La Roque）在此地废墟上建了“法兰西-罗伊”要塞（France-Roy，roy在传统法语中代表国王）；这些事实都流露出法国人长久殖民的意愿。在某些人可能将法国殖民行为称为“大发现”的背后，我们应当超越对这些英雄般的“创举”和那些让人为之歌唱的开创时机进行如数家珍般精心的盘点。如此才可更好地理解法国的大西洋探险：它既需要言语功夫，也需要实际行动。言语是为了说服、劝服、诱导、诡计与欺骗，但言语又苍白无力；言语令人费解，需要阐释；言语是为了交流，不过最后也不能造福于所有人。因为海外探险在实行之前，首先是一件需要耍嘴皮子的事。1490年，巴托洛梅奥·哥伦布（Bartolomé Colomb）的无力演说就不能让其兄弟克里斯托弗争取到摄政者安娜·德·博热的财政支持，而克里斯托弗本可以“国王-虔诚基督徒”的名义穿越大西洋：实际上，对于路易十一的女儿来说，法国没有必要冒险去寻找印度的财富，因为两年前它已经通过武力的方式让布列塔尼臣服，这是一个富饶的新世界，归附于她弟弟的统治。今天雅克·卡蒂亚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凡尔纳式的人物，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作家发表的“伟大旅行和伟大旅行家”系列中的一个人物。事实上，后世还留下了许多这位圣马洛船长可供观瞻的形象，雕塑家是这样雕刻这位精力充沛的航海家的：他的手握着船的舵柄（例如在1905年的圣马洛和1926年的魁北克），亦或是他傲然挺立，左手置于剑柄，右手高举，指向前方，仿佛呼唤着世界集结到发现它的现代性上来（1893年于蒙特利尔）。还有两幅画虽然不似这些伟人的雕像有名，却抓住了1534年至1543年间法国探险的应有之义：这是一段历史。或者，不如说这是记述与传说的混杂，一系列严肃的宣言、幻想和谜团。这是一段间断的讲述，里面的主角更多的是易洛魁的国王和王子们，而非卡蒂亚或是弗朗索瓦一世。还有可能，这是《第五本书》（Cinquesme Livre）拉伯雷式的一个人物：“传闻。”

大约在1910年至1911年间，弗兰克·克雷格用画作描绘了这位从1534年第一次航行归来的法国探险家。在枫丹白露的花园里，这位水手跪着，向国王讲述了他的发现；国王骑着马，在树冠的荫影下，听着“新陆地”奇迹和探索的故事：相较于发现的失败而言，对这段发现的记叙就更没什么价值了——通向中国的道路并未找到，并且汇报中除了一些品相一般的皮货之外，就没有任何财富。卡蒂亚身着一袭黑衣，与国王周围的献媚者，还有那些穿着豹皮大衣的美男子和穿着闪亮白色长裙的少女形成鲜明的对比。希腊的仙女和农牧神，古希腊罗马的奇迹和罗马的伟大，这些在人文主义者和艺术家的努力下在国王的宫殿中得以重现，卡蒂亚为这份光荣添加了一个充满乐趣和希望的世界的故事。萨格奈王国——一个被移至伊比利亚的美洲北部的黄金国——触手可及的是那里的白人、毛毯、黄金和宝石。法国人，仍需一些努力才可以让自己坐享一座新的富矿！易洛魁国王多纳科纳向卡蒂亚告知了萨格奈的财富，他号称自己参观过这个王国。1534年，卡蒂亚将两位美洲印第安人的王子——多马哥雅（Domagaya）与泰格纳李（Taignoagny）——带回了法国，他们更新了对这些宝藏的讲述。卡蒂亚在第二次航行归来后，1536年，他将斯塔达科纳的领主领至国王面前，这次领主自己向饶有兴致又深深着迷的法国国王重复讲起这些宝藏的故事。这片土地如此宝贵，如此慰藉人心。更好的是它不仅可以抵达，而且让人对此怀有欲望，它就如同一座灯塔指引法国的海外探险。这片土地，正如另一个神奇世界的许诺，出现在卡蒂亚故事标题的重要位置。这本书1545年在巴黎出版，记叙了他的第二次航行，而三年前卡蒂亚最后一次跨大西洋的航行刚刚悲惨地结束。第二幅画是女画家劳伦斯·罗伯·巴彻勒（Lawrence Robb Batchelor）的作品，大约完成在1933年，描绘的是雅克·卡蒂亚在易洛魁村庄奥雪来嘉，向“领主”和居民们讲述着和法国人做买卖、结盟并维持良好关系可以给他们带来种种好处的画面。

话语具有双重欺骗性。萨格奈王国那些虚幻的诱惑消失不见，它和著名的“加拿大钻石”一样虚假。被卡蒂亚的诱拐和愚蠢行径所破坏的联盟将毁灭在一个短暂的殖民地中，而法国人则在1543年夏天匆忙地放弃了这块殖民地，离开了美洲新大陆的水域，50多年后才又再次归来。这些显现出来的“新陆地”只是一个欲望之所。作为一块领地，或许这并不是那么糟糕。但西班牙航航家胡安·德·阿格拉蒙特（Juan de Agramonte），约在1511年至1512年间给卡斯蒂利亚女王胡安娜的报告中，将此地定义为一块显然无足轻重且空无一物的土地：“阿卡纳达。”

扬·利涅勒（Yann Lignereux）

附注：（卡蒂亚）: 1494, 1664, 1763, 1769

1536年
从考文到加尔文

如果说存在一种“国际加尔文主义”，宗教改革的思想通过它得以传播，那么从一本书的阅读中就能看到它的影子：这本书就是《基督教原理》，该书于1536年在法兰克福出版，原文为拉丁文，之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作者约翰·考文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他在两年前离开巴黎，由于这本书，他成了卡尔维努斯。

1534年冬，约翰·考文（Jean Cauvin）被迫逃离巴黎。离开巴比伦永不回返。在法国，自标语事件[1]（1534年10月）发生以来，“基督耶稣的业余爱好者”遭到迫害，这些被新思想啃食着灵魂的信徒来自德国或是其他地方。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才能救世，教皇、教会、弥撒、圣徒、圣迹甚至是人类的事业都不能带来救赎。这些人在不久后被称为新教徒。考文，即名字拉丁化后的卡尔维努斯，便是其中一员。当时他还不太出名，他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一位法学家，就像其他许多在奥尔良受过教育的人一样。他自修神学，刚刚信服于马丁·路德（1483-1546）的启示。路德是一位德国修士，1517年，一切因他开始。或者一切都结束了，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世界的终结，基督教世界的终结，下文我们还会谈及此事。当时，加尔文26岁，他再也不会回来，或是说几乎不怎么回来。他将是个永远的避难者，只能冷眼旁观法国。他俨然是一位站在王国边缘的哨兵，从国外发出他的思想，期待征服整个欧洲。

征服世界的思想？也就是一本书。自1535年1月起，加尔文便在瑞士避难，就在巴塞尔的印刷商康拉德·雷希（Conrad Resch）家，他是最早一批将路德作品推广到法国的人。巴塞尔曾经是著名的伊拉斯谟的隐居之地，该城市在德国宗教改革家厄科兰帕迪乌斯（Œcolampade，1482-1531）的推动下采取了改革措施。1536年春，正是在那里，为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考文的名字在出书时变成了约翰·加尔文，这部著作使他闻名于世，且将“加尔文主义”推向世界各地。《基督教原理》（Institution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最初是用国际语言拉丁语写成的，这是一本500页的小开本书，方便携带和藏匿。它是一声警告的呐喊，希望通过概括新的宗教思想来说服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位时间1515-1547），让他不再对遍布各地的改革者施以火刑。它是一本颂扬基督教教理的书，总共六章。前四章为教律（对十戒的解释）、信义（信条）、祈祷（周日祷告）、圣礼（洗礼与圣餐）。后两章：一章是谈论“假性圣礼”（坚赎礼、赎罪礼、涂油礼、授职礼、婚礼），另一章是谈论基督教自由、教会与国家。

一年之内，书即被售罄。整个16世纪有超过20种拉丁本再版。连作者本人都惊讶于这本书的成功，更不用说，书里实际上并没有十分新颖的东西。我们在书中会找到人文学者塞内卡的一些读物，加尔文于1532年还为此发表了一则评论。更特别的是，此书还涉及“新教”欧洲最尖锐的论题，加尔文充满激情地审读这些论题，并用一个新颖的架构呈现出来。他对路德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他采纳了路德《教理问答》（Catéchisme，1529年）中的提纲和众多想法，以及其经典著作《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Captivité babylonienne）和《论基督徒的自由》（Liberté du chrétien，1520年）。作品成功后，加尔文受威廉·法雷尔（1489-1565）的邀请前往日内瓦，后者刚在此地促成了改革的成功开展。1536年至1538年间，加尔文在这儿开启了自己第一段的布道经历。在被驱逐出日内瓦后，他去了斯特拉斯堡，待在阿尔萨斯神学家马丁·比塞身边，他的布道经验更加丰富了。巴塞尔、日内瓦、斯特拉斯堡，他一直游走在边境，游走在边缘地带。加尔文一直是一位处于世界边缘的牧师。

在斯特拉斯堡的1538年至1541年间，加尔文是法国避难者的牧师，这些人逃离了迫害：他在此做了许多布道工作，这也丰富了他有关教会纪律与组织的认识。他没有放下他的《基督教原理》，他笔耕不辍，一直到1559年才完成了最终版。菲利普·墨兰顿（1497-1560）作为路德最亲近的门徒，于1521年写成《教义要点》（Loci communes）。受此书影响，1539年加尔文采用新的书体架构。他还从瑞士改革家胡尔德莱斯·茨温利（1484-1531）与亨利·布林格（Henri Bullinger，1504-1575）的作品中汲取养分。慢慢地，这些概念更具个人特征。加尔文试着调和新教神学家们有关弥撒的观点——他称之为圣餐（cène由cena而来，即晚餐之意）——他不认为这是圣祭，也不认为这只是耶稣最后晚餐的纪念（茨温利的观点）。对加尔文来说，在圣餐中确实有基督的“真实存在”，但这是“精神上”的：面包仍然是面包，同时也通过圣灵传递基督的躯体。尤其在1536年的《原理》中，加尔文提出了加尔文主义的精彩观点，即“双重预定论”（double prédestination）：上帝将人类永恒区分为选民与弃民，指定前者获救赎，后者入地狱。德尼·克鲁泽（Denis Crouzet）认为对某些人来说，预定论既是可怕的，也是“不可怕”的：人类自堕落以来就是有罪和盲目的，他不能通过其行为来促成自身的救赎。他只需持有信仰并信赖公正而全能的上帝。预定论简化了传统宗教的举止、祷告和仪式队伍，同时，这样做又使得信徒陷入深深的恐慌之中。人类便在最后的审判上从不可能的推算中解脱出来，他可以平静地过着他的人间生活，不用再为彼世而折磨自己。

很快，加尔文便察觉到他有必要翻译他的《原理》。为了让资本家、皮革商或是家庭主妇可以接收到上帝的话语，他必须用他们的语言同他们讲话。如果没有媒介，又如何能传递神圣信息呢？加尔文便亲自将他的书翻译为他的母语。法语第一次在一本神学概论中被信心十足地使用，它被认为有能力将抽象论据清楚地展开。加尔文将法语提升至推理与哲学论述的语言之列。这些促使《原理》成为“法语雄辩术的第一座纪念碑”：书中行文流畅，论据层出不穷，由此加尔文便促成了“古典语言”的诞生。有一点需要强调：是一个被驱逐“出境”的人从国外赋予了现代法语的诞生以决定性的推动力。首先在斯特拉斯堡，之后在日内瓦，加尔文自1541年起在这儿定居下来并且出版了《原理》的第一个法文版本。作品旋即被巴黎议会查禁并且被索邦大学列在禁书目录里。但是无妨，书籍还是通过隐秘的走私途径渗透进法国，去找寻那些不安的、隐秘的、寻求确定的灵魂。

为何不在这坦途上继续前行呢？自1540年开始，《原理》文本即由布尔戈斯的弗朗西斯科·德·恩西纳斯（Francisco de Enzinas）翻译成西班牙语，译者是墨兰顿的朋友，受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1489-1556）的保护。1557年，意大利语版由朱利奥·塞萨尔·帕斯卡利（Giulio Cesare Pascali）译成，他是在日内瓦避难的年轻诗人。1560年，荷兰语版由让·迪尔基努斯（Jean Dyrkinus）译成，他是一位法学家，原本来自根特，后迁至埃姆登。1561年，英文版由托马斯·诺顿（Thomas Norton）译成。巴斯克语版完成于1571年，德语版完成于1572年，波兰语摘要版则完成于1599年。另外还有捷克语版，由吉瑞克·斯杰吉克（Jirik Strejc）在1617年译成；匈牙利语版由艾伯特·莫尔纳（Albert Molnár）在1624年译成。同时，他创立日内瓦学院（1559年）以培养整个欧洲的牧师；他将这些牧师派往各地，让他们四处传播宗教改革的思想，并让他们人手持有一本有关基督徒生活不可或缺的教材，即《原理》。

历史学家罗伯特·金登在提到国际加尔文主义的时候，说了一句著名的玩笑话。话中，基于“共产国际”（Komintern），他不经意间提出了“加尔文国际”（Calvintern）一词。它指的就是：信徒和思想秘密分散传播，从日内瓦总部出发，在天主教世界布雷。这传播信仰的热忱颇具成效：无数经过改革的教会建立，它们都采用了出自《原理》的“信纲”。匈牙利自1557年起采用《匈牙利信纲》（Confessio Hungarica），法国1559年通过《拉罗谢尔信纲》（Confession de La Rochelle），苏格兰人约翰·诺克斯（1514-1572）与瓦隆人吉多·布雷斯（Guy de Brès）向他们家乡引进了《苏格兰信纲》（Confessio Scotica，1560年）与《比利时信纲》（Confessio Belgica，1561年）。加尔文主义同样渗透进德国，尽管这是路德主义的帝国。1563年，德国选帝候腓特烈三世皈依改革宗，并为《海德堡要理问答》（Catéchisme de Heidelberg）作序。这本书在波兰、匈牙利、波西米亚和荷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采用加尔文的学说，就等同抛弃哈布斯堡家族。

矛盾的是，迫害在国际加尔文主义的蓬勃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或是英国推行的镇压政策不仅激起了殉道者的出现，还迫使成千上万的异端加尔文派教徒游荡于欧洲各地。从16世纪40年代开始，“福音派新教徒”离开北部意大利前往苏黎世与日内瓦，瓦隆人去往韦塞尔，弗拉芒人、布拉班特人或荷兰人则逃向伦敦或埃姆登。大约5000名英国清教徒在玛丽·都铎在位期间（1553-1558）前往日内瓦。在法国，当胡格诺派教徒占到王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时，宗教战争（1562-1598）迫使成千上万的人前往英国或德国避难。自17世纪初开始，逃亡的路线蔓延到全世界。神父们带着《原理》踏上了“五月花”号轮船（1620年）抵达美洲。1640年的《海湾圣诗》（Bay Psalm Book）作为美洲的第一本印刷书籍，无非就是一本加尔文主义的圣诗集。随着1685年南特敕令被废除，18万法国加尔文派教徒逃离国土，散落于欧洲，乃至美洲、南非和俄罗斯各地。

在全球化前夕，这段传播史才告一段落。今天，从韩国经马萨诸塞州、印度尼西亚、乌干达、巴西，再到尼日利亚，全球有近7500万的信徒在读《原理》。如此多的因素都在诠释这全球性的成功，加尔文于此功不可没。加尔文主义是“众多避难者的改革”（出自海戈·欧伯曼）。流亡与加尔文主义同等重要。加尔文在日内瓦自认是军营里的一位战士，一支军队的牧师，而这支军队的战场是全世界（出自帕特里克·卡巴内尔，Patrick Cabanel）。他坚持不懈地号召上帝的选民离开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国家，成为旅行者，相聚在教会，他号召他们准备掌权或者在教会屋舍中隐居。预定论同样是避难者的慰藉：“从确信自己属于获得救赎的少数人阶层开始”（出自马克斯·韦伯），预定论给了信徒救赎的确定性。由上帝选民组成的加尔文主义帝国，它不能是一整块陆地，它由各个群岛组成，这些群岛即将浸没，就如同即将浮现一般。加尔文于1509年出生在皮卡迪大区的努瓦永，同样正是离乡人的这个身份促使约翰·加尔文思想获得世界性的成功：“因为假如说天空是我们的家乡，那么地上其他种种是否是在异乡的过渡呢？”（加尔文《基督教原理》）

热雷米·福阿（Jérémie Foa）

附注：1572, 1685, 1751, 1840, 1920, 1949

[1] 标语事件（Affaire des Placards）：1534年10月17日，一些清教徒在巴黎的公共场所以及在四个主要省级城市布卢瓦、鲁昂、图尔和奥尔良，甚至是国王在安布瓦兹城堡寝宫的门口张贴反对天主教的标语事件。此事件惹怒了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他结束之前施行的尝试保护清教徒的调解政策，开始公开宣布自己的信仰是天主教，撕毁各地的标语，并以冒犯君主罪为由通缉起事人及其同党，对他们执行火刑，清除异教徒。——译者注

1539年
法语帝国

维莱科特雷法令作为法国法律中仍在施行的古老法规，它主张用国王使用的语言来表明规范。此项法令是否是在排斥多样的地区性语言亦或是晦涩难懂的拉丁语呢？不管怎样，其内含的语言扩张的概念比起国家色彩更具帝国色彩。

维莱科特雷市，位于埃纳省，有上万居民。它的城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市政府领导是国民阵线的成员。当其新任市长在2014年3月宣布拒绝参与废除奴隶制的纪念庆典时，此座大仲马的故乡之城不经意间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不禁想起一个在此已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观点，即法兰西的形成得益于它的同一性。正是因为有了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恩准，此项法令在1539年8月10日至25日期间才得以颁布，它赋予王国一门国家性的语言。国王此时正在他新建的城堡逗留，此城堡坐落于雷茨的森林中央，森林中飞禽走兽极多。为使信息保持完整，需在此补充一点：法国法律中，维莱科特雷法令是最古老的仍可施行的法规。

这是如此确定的吗？大法官纪尧姆·普瓦耶是律师席间最出色的雄辩者之一。因他的缘故而得名的纪尧姆法（Guillemine）是一项程序法。此程序法延续着自布卢瓦法令以来发起的密集立法活动，共收集了192条庄严的条款内容，包含各种民事和刑事程序规则（根据直到1670年才建立的区分规则）。其序言部分称，它是“我们保障发扬正义、简化诉讼和慰藉国民的权力”。首先，要确保标准的可用性——易懂性及其保存。以下是公证登记方面的内容：第51条规定洗礼登记簿的管理应当将登记簿存放在司法总管法院或辖区的档案保管室；第175条规定公证人必须保存他们订立和接收的登记簿以及遗嘱和合同的议定书。

将法律变得显而易见，是为了增加可控的范围：第110条提出了对清晰度的要求：“为了让大家没有理由怀疑上述判决的明智性，我们希望并要求以十分清晰的方式来做出和书写判决，这样判决里就不会有含糊不清、似是而非或需要解释的地方。”第111条在逻辑上从属于上一条，条例称这些判决必须以“法语母语而不是其他语言写成”。然而，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十分有趣，此段落看似要求使用法语作为行政语言以满足清晰的需要，然而这段文字用法语写得并不清楚。毫无疑问，这种模糊性诠释了法语作为司法语言使用的悠久历史。

该条例禁止使用拉丁语，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它是否将外省语言也排除在外？第一位评论王室法令的法学家，杰出的皮埃尔·勒比弗（Pierre Rebuffe），自1580年起就对此提出异议：国王的法语远非王国所有居民的母语，因为所有法国人说的母语来自他们各自的省份，而且因为这些省份是法国的，所以每种方言都是一种“法语母语”。为实现清晰的愿望就成了唯一可能的解释：因为假如是其他情况，讲奥克语的人的文书应用法语来书写的话，那么难懂晦涩的地方就可能太多了。

这种阐释在全球盛行，甚至在19世纪的法理学文献中有所体现：当法官们提到1539年维莱科特雷法令时，并不是要将他们的裁决与严肃而庄严的原则联系在一起，而是为了对那些“小地方”的应接受审判的人灵活地进行裁决。总之，热情的共和党人费迪南·布吕诺（Ferdinand Brunot）在他的《法语历史》（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中强加的压制性和雅各宾派的解释恰恰相反。这部纪念碑式的博学之作，页数超过一万，其第二卷出版于1906年。在此卷中，“公民语言学家”颂扬着“建立在被征服和丧失地位的方言之上的语言君主制”，就好像第三共和国成功地把弗朗索瓦一世所发扬的旧体制与神甫格列高利的法语革命结合起来一样。1924年，《历史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王室政治或法国文明”的文章，一位吕西安·费弗尔式的人物需要耗费精力才能对文中记叙进行争论。自中世纪以来，法语的使用已经缓慢渗透至南方，在揭示这点的同时，他还写道：“法国南部并未屈服在传令官的高声宣读下，但在三次喇叭式的热烈号召之后，维莱科特雷法令出现在拜倒的民众面前。”

事实上，如果说纪尧姆法对议会文书的起草产生了立即性影响，那它只是批准了一项推广本地话作为一种行政语言的运动，而塞尔日·卢西尼昂（Serge Lusignan）作为历史学家参与了这项推广活动。在阿拉斯、圣奥梅尔或杜埃，法语文书出现在13世纪30年代；40年后，它们在西南部得以广泛流行，而在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的法国中心地区却只是稍有影响：国王的法语不是一门外省语言，而是城市的一种发明，这种发明通过奥依语地区的周边拿下了整个法国。法语在奥克语地区的渗透也同样很早：从13世纪开始，多菲内地区城邦的誊写人采用的就是法语和普罗旺斯法语而不是拉丁文，而且这比它在1343年归属于法兰西王国的历史还要早上许久。

因为维莱科特雷法令首先针对的是作为司法语言的拉丁语，该专业语言维护着律师对王室职能的掌控。它打破了中世纪政府独有的双语制，也将遭到抵制。针对大法官使用语言的法语化历史在14世纪便拉开了帷幕：1330年，80%的契据文书用法语写成，1350年国王好人约翰登基，拉丁语强势回归，一直持续到查理五世的统治时期，查理则将法语作为一门知识语言推而广之。游移不定、断断续续的政策在语言上留下了痕迹：公证人抛弃拉丁语而采用法语，他们以拉丁文的方式拼写着法语，仿佛他们想要赋予国王的语言以崇高性，而这种崇高是他们学习的庄严且神圣语言所固有的。举例来说，现代法语中许多不发音的辅音就解释了很大部分拼写的奇特之处，这一点被纯粹主义者引以为傲，例如，“tens”（古法语中的拼写方法）因为引入“tempus”（拉丁语的“时间”一词）的“p”就变成了“temps”（法语的“时间”一词）。

因此，1539年晦涩难懂的司法语言被驱逐，这不仅仅是为了彰显国王的正义以及国王与臣民的沟通，也是为了让大众听到一门新的行政语言、一场庄严的演说。同一年，即1539年，艾蒂安（Estienne，法国印刷和出版家族）推出了法语-拉丁语词典，这是第一本法语转拉丁语的词典，而不是拉法词典：因此对语言及语法固定起决定性作用的10年结束了。正如人人皆知的，诗人们将捧过接力棒：在10年之后的1549年，约阿希姆·杜·贝莱出版了他的书《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此书被认为是七星诗社的宣言。如果说王国的语言统一观念对人文学者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话，那么他们为法语语言扩张辩护的则是一种高于国家概念的帝国概念。

众人都读过意大利人文学者们的作品，自洛伦佐·瓦拉以来，他们都在颂扬一个超越罗马人帝国的拉丁语帝国。之后，让·博丹在《国家六论》（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1583年）中提出疑问，难道这不是和这门帝国语言即阿拉伯语的例子一样吗？通过放弃这个权力幻象，弗朗索瓦一世表达了他希望发起一项有关语法的帝国计划的愿望。而这恰处于竞争激烈的欧洲背景下：1536年4月17日，神圣罗马帝国君王查理五世正是用西班牙语发起对其对手的挑战，要求以和平方式结束挑战亦或是双方进行决斗。两位法国大使发出抗议，声称他们不懂西班牙语，针对此事，皇帝命人将其讲话概述成意大利语。

弗朗索瓦一世是法国诗人的朋友，但他也想成为拉丁、希腊和希伯来语研究的保护者。纪尧姆·波斯特尔写道，国王的图书馆十分了不起，它将各种语言的著作汇集在一起，如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法文和意大利文。1530年，巴黎三语学院（Parisiis trilingue Collegium）成立，还设立专为王室朗读的朗读专业，并将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作为教学基础，展现出对欧洲人文主义梦想的追求，而这种梦想在鲁汶、阿尔卡拉、牛津、罗马和米兰大学时就开始孕育了。让巴黎三语学院成为法兰西公学院的前身，就是承认法语带有普遍主义的帝国野心。

从那时起，我们便说“法语语言之精妙”。虽然它提升了表达的清晰度，使得它更加独一无二，但是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它是否依然是晦涩难懂的呢？1782年6月6日，柏林艺术学院在比赛时提出如下问题：“是什么让法语成为欧洲最具普遍性的语言？它哪些地方配得上这个特权？可以假定它会一直保有这项特权吗？”看起来这样的疑问会一直存在，它伴随着卡萨诺瓦穿越欧洲前往奥斯曼帝国，法语是他畅行的语言，奥斯曼帝国总理公署将法语作为外交语言使用。弗朗索瓦·里瓦罗尔（François Rivarol）受到伏尔泰的保护，他通过一篇散文赢得了比赛，这篇文章在德国（尤其是格林兄弟那里）比在法国激起了更多的热情，然而却只有只言片语留存下来：“法国的图书组成了人类的图书馆”，或者“似乎是时候说现在是法语世界了，就如同曾经的罗马世界”。12年后的1794年6月，神甫格列高利指出，法国人自己将这门普遍性的语言说得很差。

当获得批准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迫使欧洲国家宣布其官方语言时，法学家们不得不承认维莱科特雷法令并不像声称的那样明确。于是，1958年，法国宪法进行了修正，在1992年6月23日，增加第2条中的内容：“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如今，这并不妨碍法国精英们中那些极度倡导单一语言主义的激进分子去提及1539年不可触犯的原则，他们的目的是让“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不获批准。此宪章于1992年被欧洲委员会采纳，自那之后直到1999年，它才在法国得以签署通过。这是因为国民的记忆对历史的存在有一种奇怪的误解，他们将维莱科特雷法令变成了一种纪念，这种纪念更具国家性而非帝国性，更具防御性而非扩张性。

帕特里克·布琼（Patrick Boucheron）

附注：842, 1105, 1380, 1515, 1683, 1804, 1883, 1992

1550年
诺曼底人扮演印第安人

1550年10月1日，国王亨利二世兴高采烈地进入他的王家城市鲁昂，与此同时，鲁昂正举办一场巴西派对，这场派对令众人耳目一新，记忆深刻。印第安部族图皮那巴斯人在其间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们是乖巧的野蛮人和商业伙伴。这个场景揭示了人民之间联盟的梦想：划定种族和人类动物园的时代尚未到来。

这是派对时间。他们共250人，大多数是男性，大部分赤身露体，而其他人则穿着更加简陋的衣服，一条树叶编成的裙带遮着他们的私处。他们看起来很是凶猛，几个人还头戴鹰羽冠。他们手持硕大弓箭、椭圆形盾牌和木制长棍棒。有些人可能在其红色皮肤上纹有纹身。这些是诺曼底人。

1550年10月1日，鲁昂，法国新任国王亨利二世视察完巴黎和里昂后，在他的宫廷人员陪同下视察了王家城市诺曼底，国王面前的水手们打扮成巴西海岸图皮那巴斯的野蛮人。50名真正的印第安人可能是从巴西东北部海岸的伯南布哥和圣萨尔瓦多之间的沿岸抵达的，他们在涂成红色的树下穿行，爬上棕榈树，追逐猴子。他们跳舞，搬运树干，做饭，捕猎鸟类，在吊床上亲吻或休憩。其他人与同样赤身裸体的野蛮人打架，茅屋或窝棚在如火如荼的战斗中被付之一炬。王室入场庆典一般通过古代彩车、凯旋门、神话人物、寓言作品，以及城市和王室仪式里的惯常人物来传递君王指令和分享君王乐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使得这些仪式面目一新。巴西派对即便是对王室入场庆典的一种描摹，但它在这场庆宴和政治竞争中给鲁昂盛典打上了其杰出创意的烙印。千里之外，王国的城市为这场比赛火热争夺，值此之际，它们都想向国王表达敬意和展现财富，以获得国王的宠爱和恩惠。

从鲁昂和塞纳河之间的埃木雷行道出发，国王、大臣们、特派至国王处的使节们，他们可以观赏重现的图皮斯村庄和村落里充满生气的生活。河流左岸的一部分目前变成了一座巴西森林，林中满是鹦鹉、猴子和水果。亨利二世与凯瑟琳·德·美第奇为这壮丽景象交首称赞，对一个陌生世界的怪异举止惊讶不已。自16世纪初以来，诺曼底人就与这个世界维持着越来越熟络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段关系的缘故，他们的城市贸易不断昌盛，诺曼底人在巴西海岸设立的一家“商号”就是例子。（一座位于圣弗朗西斯科河口的“法国人港口”，赫然显示在葡萄牙地图上。自1494年以来，南美大陆的这块地方一直都是葡萄牙人的利益范围。）1550年秋至1557年间，三本记叙入场庆典的书籍陆续出版，借由一幅1551年的雕刻使得依次实时再现当年的盛况成为可能。图皮那巴斯人在与法国人完成交易后（用动物和“炭木”交换斧头和铁制砍刀），他们必须与一群敌人作战。击退袭击后，图皮那巴斯人焚烧了袭击者的村庄。在这次法国盟友获得胜利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又一场对亨利二世的王国更为有利的战斗，一场海战剧呈现出，在图皮那巴斯人获胜后的一段时间，一艘法国军舰袭击了葡萄牙的快帆船，这些相互呼应的敌对活动让人识别出袭击图皮那巴斯人的正是图皮尼丘米人（Tupiniquims），他们是葡萄牙人在巴西的盟友。

因此，鲁昂的美洲派对将一个由武器致胜所彰显的联盟搬上舞台。它向土著人说明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亦或是英国人的关系。美国19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说过这段著名的论述：“西班牙文明摧毁了印第安人；英国文明蔑视和忽视它；法国文明紧紧拥抱并珍惜它。”当然这是错误的论述且有失公允：法国人对纳奇兹人和雷纳德人的残酷战争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事例。然而，显然法国人和图皮那巴斯人之间的这些关系中有一些独特的东西。鲁昂的重建并非是臭名昭著的人类动物园的第一次全面展示。那些重现土著的展览自19世纪70年代末起便在法国层出不穷，它们一开始时是在巴黎的“驯化园”，之后展览变为一种职业活动，50余年间，巴黎与外省都举行了殖民地和世界性的展览，比如“黑人村庄”或流动的“塞内加尔人”。人种博览会展现出一种种族化的人类他性，这种不同种族的人类就其根本和本质来说就是低级的，属于异域动植物的奇品一类。1550年的表演并不是指定对某些人的服从或是庆祝另些人的优越；它并没有戏剧般地夸大所谓的种族等级。它并未展现出一端世界的领主和仅仅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它没有激起殖民的热情，这种激情将土著人视作应当被纠正教育的孩子，甚至是应当被驯服驯化的动物。它不会让土著人成为一个可恶的食人族。它首先让众人看见这群裸露的野蛮人，并让大家认识到这些美洲印第安人是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也是能干又宝贵的盟友。可能还不止于此。先天优势，史学家们说道，诺曼底的水手们通过这种先天优势“惟妙惟肖”地模仿出图皮那巴斯人的动作和话语，“就好似他们是同乡的本地人一样”。这种先天优势成为这群和那群要没落的人的一种认同的表征，他们来自大西洋的两端。自从他们不可弥合的差异性被确立之后，随着这些情形变得越来越罕见，这种认同就变得更少了。同时，这种先天优势还构成一种“连续体”，无论是信仰不同还是文化隔阂都无法将其割裂。这种亲近首先是商业交易物质条件所造就的：诺曼底人前来进行木材谈判必须在东道主这里停留很长时间，直到他们为诺曼底人带来深受欢迎的树干，即使欧洲斧子能加快这项工作，树木运送所需的时间也有助于他们在说图皮语的村庄相互熟悉。正如比贝亚特里兹·佩罗纳-穆瓦泽（Beatriz Perrone-Moisés）所提出的，诺曼底水手扮演图皮那巴斯人的短剧也是他们在巴西土地上生活的写照。

诺曼底人在图皮那巴斯人那里的经常出现维持并加强了这种亲近，他们一起生活，相互杂居，诺曼底人还学习东道主的语言，这些都有利于他们进行军事结盟和贸易交流。这个富有成效和互惠互利的联合源于一开始的行为，被完全包括在了欧洲人与大西洋新大陆居民之间初期接触的象征性词汇中，与此同时，它还确立一种独特关系，且这种关系并非建立在占有的基础上。无论以国王或基督上帝的名义，还是就在其词源学意义而言，这都是两族人民的联盟。翁弗勒尔的某位船长比诺·波尔米耶，又叫戈纳维尔，有可能不幸遭遇了逆风，他的船本该沿非洲南下前往印度，却偏离了航道，在1504年1月初停在了巴西海岸。在与当地人进行物资交换的同时，这位诺曼底人可能在复活节当天让人立了一块巨大的十字架，目的是通过它来见证基督徒曾踏上过这片土地。这个十字架在当地人的帮助下被竖立起来，一方面它上面可能留有教皇、法国国王、王国海军主帅的名字，以及船长和给予大小支持的商人和伙伴们的名字；另一方面，还可能刻有下面的话：“波尔米耶·德·戈纳维尔在此竖立了此块神圣纪念碑，将部落与诺曼底人后代紧密联系在一起。”联盟建立的关系不是基于对一个国家的臣服或者一个教会的忠诚，而是基于对掌握其界限及其聚合逻辑的共和国的公民信仰。

法国人的新大陆在现代化的曙光中不是一块待臣服的土地，也不是要被主宰的人们。的确，教皇与国王的权利不能被遗忘，但是在他们专制主义统治之下，法国人更愿意在不同民族之间建立一种亲密的联盟，一个以在下个世纪国家转折之前法兰西王国的“政治”为观照的联盟：即一个法兰西共和国内各个民族构成的帝国，如1539年维莱科特雷法令见证的那样，法语代替拉丁文成为王国政府公文里的使用语言，在这个法令中相比于将国王使用的语言作为帝国语言，人们应当很少读出法语的帝国主义色彩。

最后，我们必须回到诺曼底人对图皮那巴斯人重现的不完全准确性上：战争和法国盟友获得胜利的演出仍未完成，展现他们英勇战斗的图画中有一处遗漏，目的是将海岸两侧的目光从巴西森林有力地转移，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塞纳河上的海战剧上。这种转移重在展现出被征服者的仪式献祭以及他们未被展示的嗜食人类的特点。图皮那巴斯人是食人族；这是已知事实，在记叙中也没有隐藏这点。但是没有人看到食人者切割死于他们之手的尸体并熏制死者肉体。这种转移和这种不完整从根本上赋予了印第安人生活在灌木丛的特质；这一特质会被固定在一个不变的和特殊的本质中。

蒙田曾经目睹过另一个入场庆典以及另一场与巴西人的碰面，那是国王查理九世1565年在波尔多的一场盛会。可能正是因为蒙田在1580年回忆起这种存在的自由，他才敢于正视这样的事情：在他那个时代，有些人比西印度群岛的野蛮人更野蛮，征服他们的人比受害的食人族可怕千百倍。

扬·利涅勒（Yann Lignereux）

附注：1494, 1840, 1664, 1889

1572年
圣巴托洛缪的时节

先是在巴黎，随后在王国的十几个城市里，人们屠杀新教徒。冲击波很快扩散至整个欧洲。国王查理九世在这场宣泄暴力的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法国的内战会波及其他国家吗？君主制无法对此事强加叙述，它必须经受激烈的政治辩论之影响。

1572年8月24日凌晨，在一个官方宣称太平的首都内，其局势却在不久前变得紧张起来，警钟鸣声不断回响。对于许多巴黎天主教徒来说，这是新教侵略正在进行的信号。天主教徒的反应十分暴力：资产阶级民兵的成员及个人扑向胡格诺派教徒，他们认为国王支持他们的行动。海军上将科利尼是最重要的加尔文派领袖，他刚被处死，监督其死刑执行的是吉斯公爵，他岂非同样大喊着“此乃国王所命”？自此，屠杀时刻开始了。

不到一星期前，巴黎还沉浸在节庆氛围中。8月18日，在圣母面前，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嫁给了纳瓦拉国王，这位来自波旁家族的亨利是首位新教徒国王。1570年8月，圣日耳曼敕令的签订结束了第三次宗教战争，宗教的紧张局势开始缓和，而此项联姻正好为此划上圆满句号。国王和王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尝试着同时去安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前者中许多人在异教徒那里的体验十分糟糕，而后者因其人数较少又缺乏安全感。和平的前提是忘记之前的冲突。但是当科利尼在国王议会占有席位之时，人们还未忘记几年前他在巴黎因冒犯君王罪而被烧了人头像。首都内，随着小麦的热度和价格不断攀升，天主教徒在聚集防御的先遣力量，因此，局势远非平静。

其他欧洲大国也想知道法国未来的形势变化，因为它做了与众不同的选择，在同一片政治天空下承认了两种信仰。在罗马帝国内，1555年的折衷[1]使得国王的宗教信仰成了其臣民的官方信仰。各地的信仰冲突让这些王国饱受考验，从1569年的英国天主教起义，到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与他荷兰新教徒臣民之间的持续战争都是如此。90%以上的国民都是天主教徒的法国正变成一个新教国家，如果说这还不是当前的问题，那么至少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法国在支持荷兰反叛分子中所起的作用。科利尼敦促国王采取行动。但是议会拒绝进行官方干预。于是这位海军上将决定以个人名义带领一支军队去拯救他的同宗教徒。他定于8月25日启程，在庆祝活动之后。

但在8月22日，他在离开卢浮宫时受到了袭击。有线索表明，吉斯家族可能因一场家族仇恨卷入其中：他们认定科利尼要为1563年弗朗索瓦·德·吉斯被暗杀的事件负责。那些因为婚礼庆典而出现在宫廷的新教大领主们，对此事十分愤懑，8月23日这天具有决定性意义。国王和他的议会坚信胡格诺教徒定会采取报复行为，为了阻止此事发生，他们决定处死胡格诺派主要领导人。这个行动开始于24日凌晨，即圣巴托洛缪节。当第一批受害者倒下之时，包括在床上被人用匕首刺死的科利尼，巴黎人和士兵们冲向了全部的胡格诺派教徒，妇女和儿童也不例外，他们中有数千人遇难。

如果说某些人将胡格诺派教徒视为异教分子的话，那么多数人则认为他们对城市安全已构成非常实在的威胁。还有另外一些人是为了私人恩怨或是掠夺财物而趁机杀戮。然而，大多数天主教徒并未参与屠杀，许多胡格诺派教徒应当感谢他们的救助，无论他们是否是有意为之，但至少应感谢他们的置身事外。在幸存者中，有些人将在胁迫下放弃新教信仰，纳瓦拉的亨利便是如此。这是宗教战争中唯一一次由王室发起的屠杀。不过我们应当将两种“屠杀”区分开来：一种是君主所希望的，对“好斗的胡格诺派教徒”的屠杀；另一种是查理九世绝不会批准的“民众”所完成的屠杀。屠杀还发生在其他十几个城市，并一直持续到10月初；巴黎也是如此，屠杀持续一个月之久：“圣巴托洛缪日不是一天，而是一个时节”（米什莱），这说明王室政权完全无力控制此事。起初，查理九世将屠杀定为吉斯家族仇杀的后果。之后，在他当即选择处决胡格诺派领导们的时候，他已将屠杀视为一项必要的政治措施以避免内乱再起，甚至是一场对西班牙的外部战争。但是其他杀戮被认为具有破坏性，更何况国王想要将法国维持在圣日耳曼和平敕令的体制之下。

影响波及的范围很广。外国使节和见证人的记叙、一波波逃离王国的避难者以及之后一幅幅着重描绘科利尼遭遇的雕刻使得影响波及整个欧洲大地。从逻辑上而言，各方反应对比强烈。在法国，某些人在事件中看到了奇迹，而另一些人则看到了惩罚。在罗马，教皇让人颂唱赞美诗并锻造奖章。国王腓力二世则为法国国王的所作所为而对他拍手称赞。相反，新教国家正在担惊受怕。使节们尝试着为法国政策解释缘由，这有时会使他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比如，一些人开始说这是族间仇杀，之后又将说法反转；或者是那些在波兰——多信仰国家——的人，他们正为查理九世弟弟的王位继承权而争论不休。

谈及屠杀各阶段的“真正原因”，辩论立下就激烈起来，并在史学中也持续了下去。阴谋论从一开始就十分激烈：话说回来，这不就是国王相信存在新教徒阴谋的威胁，并对此作出的反应吗？

然而，许多人曾想在这场屠杀中看见外国势力的摆布，尤其是西班牙。据说它准备不择手段地来铲除科利尼，因为科利尼是异教战争的煽动者。西班牙很可能通过吉斯家族或是国王的议员们来编织自己的阴谋。时至今日，阅读有关此事件的书籍，甚至是最优秀的那些，都仍不能对此加以确定。在许多有效的资料中，诸多作者对意义的寻找推动了假设的多元化，并让最微不足道的谣言呈现出来。因此，复杂的事件轮回、大量真实或潜在的决策者以及事实的严重性从一开始就引发了一场艰苦卓绝的说服之争。有很多人相信这是一种预谋：因此，应当在事件当中看到一场绝妙的算计或是可耻的勾当。人们普遍坚信的说法则认为婚礼是吸引胡格诺派领导人前往巴黎的陷阱。同样，人们还普遍认为整个屠杀都是受国王命令的结果。相反，最有可能的是此事是一件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后来人们则试图将其定位为一场精心布局与预谋的行动。

君主制度采取了如此的立场，也证明它的确无力强加事件的叙述，对它来说屠杀就是失败的事实，这两点密切相关。因为它既无助于拯救和平，甚至相反，它让法国境内重燃内战战火。不过，内战并未超出国界：在国际层面上，其影响终究还是有限的。

最终，圣巴托洛缪节引发剧烈的政治反思。君主制声称行使了特殊的正义来应对特殊的情况。8月23日，议会展开了激烈争论，某种国家理性思想浮现出来，尽管之后国家仍无力阻止放纵之举以及拯救和平。

但是，对于新教思想家，即不久之后将被称为反君权运动者的这些人而言，屠杀是君主的暴政，而不仅是不良议员们的推波助澜：因此，抵抗的问题便呼之欲出了。另外，权力的滥用意味着臣民们的权利应当得到更好的保障，如有需要，双方可签署协议。此外，这与其说是一项进步之举，不如说是一项权宜之计，因为它是创伤的结果：对君主的信任丧失，对其爱戴之情也被斩断。自1573年起就有书提议纪念这个“背叛日”，而且它指出指控叛乱是借口之辞。

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创伤会有所不同：胡格诺派教徒遭致屠杀，是因为一些人的死亡，更重要的是因为一些人发誓放弃原本信仰。尽管如此，异教并未得到根除。然而，圣巴托洛缪节却标志着一个转折，因为它结束了法国的屠杀轮回。天主教徒由此醒悟过来，而这似乎使他们在自己的罪中看到了不可能得以净化的原因。不过，在天主教徒这边，他们也借圣巴托洛缪事件酝酿出政治改革的愿望。

凯瑟琳·德·美第奇被认为是大屠杀的始作俑者。对许多人来说，她是一个反面典型，即一种反法力量的典型。这种典型兼具异域与女性的特点，并且最后呈现出马基雅维利式的特征。通过一个令人惊讶的悖论，传统天主教由此受到了一位思想家建议的启发，且这位思想家的作品出现在罗马教廷的禁书目录中。佛罗伦萨的王后角色使意大利人的形象变得黑暗，那时候他们被指控把持国王议会及其财政管理机构。

1574年，在亨利·德·蒙莫朗西（Henri de Montmorency）为动用武力而辩解的声明中，“屠杀使圣巴托洛缪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的表述很快形成。不过，他谴责的首先是贵族的屠杀。然而，事件的记忆却越来越集中到教派狂热的维度上，不论是有关陷入“神秘疯狂”的国王（马拉），还是“争相杀害没有去做弥撒的同胞们的巴黎民众”（伏尔泰）。这种观点作为反教权的论战武器深入人心。王权与教权的长久联盟也使得这种观点更易传播开来。

菲利普·阿蒙（Philippe Hamon）

附注：177, 1095, 1683, 1794, 1942

[1] 此处指的是1555年欧洲奉行新旧教两派的国家签订的奥斯堡和约，和约规定各国统治者全权决定该国人民所信仰的教派，不能接受者只有迁居他国。——译者注

1582年
教皇时期的法国

这一年很短暂。因为1582年12月9号星期日过后的第二天就是12月20号星期一。格列高利历上这种时间的跳跃是为了追赶天文历时间。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将学者们召集一堂，进行罗马主教的任命仪式，然而这一做法并没有在各地得以贯彻。法国的表现特立独行。

公元前46年，为了避免历法受到其他因素的操控，在遵从地球公转时长的基础上，罗马教皇儒略·恺撒建立了正式的罗马日历。新日历（儒略历）的计法很简单：三个365日的平年之后是闰年，闰年比平年多一天（在2月25日之前增加一个闰日，二月就有两个6日）。儒略历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专制的决定，政治和宗教密切参与其中。历法改革引起了一些争论，法学家们对此做出很多恶意的评论，原因是改革前的协议履行问题令他们苦恼不已。另外，在一些经由扩张而进入罗马“世界”的地区，新历法也遭到了误解，因为在这些地区，旧的罗马历已经成为罗马的显著标志之一。

历史似乎总是在重复上演，1582年，在人文主义者的帮助下，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1502-1585，当选于1572年）颁布了一项新的历法。教皇本身是一名法学研修者，亲身参与了特里腾大公会议的各项工作，在神父们参加完宗教评议会散去之后，他被给予了完成任务的时间。本着高度文化的精神，教皇在罗马帝国的引导下，投身于法律统一的伟大工作中，就如投身于宗教仪式的统一：他见证了《教令集》（Corpus juris canonici）的出版，见证了全新的罗马天主教殉教名单和祈祷书的制定。正是因为最后一点，教皇才参与到了有关儒略历法改革的百年论战中。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儒略历是基于对地球公转时间的粗略计算，4年一闰，平均每年为365.25天。由于生活是持续向前的，这种粗略的日历在几个世纪以后就会出现明显的误差：长于天文历一年的365.2422天，儒略历也把很多天文历规定的事件提前了。春分时间是天主教复活节日期的轴心时间点，该节气在儒略·恺撒时代为3月25号，公元325年3月21号（尼西亚公会议召开年份，后来者一致认为这次会议确立了复活节的日期计算方法），1582年3月11日：在某些糟糕的年份，我们已经不得不面临复活节与圣母领报日相撞的事情了，那么复活节和圣诞节日期又会在何时不幸相撞呢？

从13世纪开始，大学里略通历法推算和天文知识的大师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比如罗吉尔·培根（他精确了天文年份时间，相较于儒略历，一年总天数约减少1/130天，即为365.2423天）、约翰尼斯·德·赛科诺伯斯克、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随后的14世纪数学家约翰内斯·德·穆里斯和费尔曼·贝勒瓦尔，以及15世纪有声望的学者，他们都纷纷向大主教会议呈报这一问题，皮埃尔·达伊（Pierre d'Ailly）在康士坦斯大公会议上的报告，尼古拉·德·库萨（Nicolas de Cues）在巴塞尔会议上的报告，等等。事实确凿无疑，因此有必要进行干预，但官方的力量仍然不足以使历法改革范围扩大到整个基督教世界：那些竞争力十足的大学，那些永远处于竞争中的王国对于历法改革应该坚信不疑，但唯独罗马教廷才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改革，在主教会议上重掌权力之后，教廷向当权者谏言，对其施压，迫使后者同意历法改革；不过，从西斯都四世（Sixte IV，1471-1484）的牛刀小试到格列高利十三世的重拳出击，历法改革的实施仍需一个世纪的时间。

教皇所依赖的是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无可指摘的学者（其中有耶稣会士克拉乌）和罗马教廷人员组成，包括各个国家以及不同社会等级，委员会举行了两次商讨会议，第一次发生在文人和天文学家之间，第二次发生在大学和国王之间（1575-1577），两次都无果而终，心中不悦的教皇最终选择了强有力的办法。1582年2月24日，教皇颁布谕旨《最严厉法案》（Inter gravissimas，众所周知，这个称呼在序言的开头又再次出现，它是被罗马教皇神权政治的捍卫者所珍视的追忆，这些人虽然对于职责始终心怀忧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勤勉行政），敦促基督教国家在年底前实行委员会的提案：简言之，从儒略历的每年365.25天改为一年365.2425天（我们之后称作格列高利年），还伴随有两项措施，一个是面向未来的，做法简单明了（取消儒略历预计每4个世纪中的3个闰年，也就是说，每个一百年之中，年份前两位数字不是4的公倍数的不再有闰年，比如1700年、1800年、1900年，而1600年则保持闰年），另一个是为了与尼西亚公会议（春分3月21号）保持同步，把日期从1582年10月4号星期四快速调整到10月15号星期五。最后一项措施保障了星期制时间不被打乱，但却破坏了一些节日时间，致使工资无法得到支付，合同无法得以履行（正如在儒略·恺撒时期，我们将合同保存下来，不设立支付条款），尤其是它还使得旧的气象谚语一如10世纪就发明了的旧历和推算工具一样失去了效力。很快就有了应对的办法，首先是制定新的日历，日历发行量不断增长为印刷实业家们带来了大好机遇，占星预测书籍的市场也是欣欣向荣。更快被遗忘的是对系统的本能指责，因为这系统让基督徒的一生失去了10天时间，而数个世纪以来，基督徒已经掌握了如何处理那种复杂而混乱的宗教历法。

一如往常，真正的困难点出现在我们意料之外的地方：怀抱基督教世界统一愿景的教皇，曾不辞辛劳，跨越千山万水，他站在一个意料之外的阵地上，对各种精神上尤其是政治上的分化做出了敏锐的观察和强烈的批评，认为这些分化有效地破坏了中世纪时代的一致意识形态。可以预见的是改革派的公国和学者会对此表示反对，但他们绝非是激烈对抗“教皇”历法的唯一群体，反对的力量正如特洛伊木马一样，时刻准备用天主教的祈祷书和礼拜仪式入侵新教领地：数学家韦达推广一种仿制的日历，天文学家开普勒（据传说）明确表示，他宁愿反对太阳也不肯赞成教皇。在这些对抗声音中，享有最虔诚基督徒之美誉的法国国王给出一个极为漂亮的回应。

实际上，只有那些与教皇保持亲近关系的地区和王国才会一字不落地执行罗马教廷的决定：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包括它们大部分的殖民地在内都完全听从于罗马教廷，波兰也严格地遵守教皇谕旨。法国国王则表现得和而不同，他选择了把1582年12月9号星期日调整为同一年的12月20号星期一，也就比教会规定的调整时间整整晚了两个月；此举之下，法国洛林地区追随国王的决定；法国上萨瓦省选择把12月21号调整为1月1号，跳过了圣诞节日期；荷兰天主教也作了同样的选择。秘鲁在1583年3月进行时间调整，瑞士天主教地区、捷克波西米亚地区以及摩拉维亚地区在1584年1月进行时间调整，而匈牙利的时间调整则是在1587年。帝国确确实实在分裂，这种分裂表现在大大小小的公国和城市之间：奥格斯堡1583年2月才转变为格列高利日历，奥地利和巴伐利亚部分地区则是在同年10月（比《最严厉法案》规定的期限晚了一年），维尔茨堡、明斯特、美因茨是在同年11月，奥地利其他地区则是在12月。主张改革的地区直到18世纪才屈从于该历法（比如英国是在1752年）此时，商业和政治需要在阻止欧洲内部的麻烦争端上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某种自相矛盾的方式，法兰西王国表现得与众不同，首个期限时间一过，它就匆忙地落实了教皇谕旨。因为国王正想着在这时候向天主教做些保证，他简单地敷衍了一番；他在给教皇说好话的时候显然没有解释推迟的原因，传话的使者也在避免使用承诺和精确之词；或者把推迟的原因归结为印刷者的贪婪，说他们嫉妒新日历的垄断印刷，因为教皇把祈祷书的印刷权指定给了一个意大利人。一年中王国的许多重要节日被跳过，首先就是圣德尼日（10月9日），人们猜测罗马教廷对此并不关心；对推后的原因的解释虽然孱弱无力但也尚合情理，因为皇家日历也会跳过其他的节日，尤其是圣卢西亚日（12月13日）。因此，必须继续审查日历，首先要看到法国主教在筹备基督降临节期间的庆典活动时所展现出的专注和创造性；其次，罗马教皇于1582年11月7日（对国王来说是10月28日）强制确定了一个新的截止日期（把1583年2月11日调整为2月20日，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大斋期以后的大吃大喝”）。教皇强硬的政策让国王的把戏更难实施了。事实上，教皇知道法国议会对此不满，因为法国已经在长期的游击战中受挫了（1564-1567）。法国宫廷领导了这场争斗，他们反对把1月1日这个时间点作为一年的开端，而这个时间点却很快散播到欧洲各地。1582年，事件被不断赋予其他色彩，情况变得越加复杂：议员们认为该事件有损法国天主教教会自主论，他们自认为有保障法国天主教教会自主的使命。哲罗姆·德拉图尔（Jérôme Delatour）搜集的种种迹象表明，国王于11月3日颁布历法首先是为了越过高等法院做出决定，从巴黎最高法院开始，11月3日直至11月11日是其休会期，11月1日，法院的首席院长克里斯托夫·德·图（Christophe de Thou）的去世让议会式微。

由此，政治就在追赶着宗教。

奥利维耶·居约让南（Olivier Guyotjeannin）

附注：1282, 1308, 1336, 1804, 1875

1610年
巴洛克时期法国的政治局势

1610年5月14日16时，国王亨利四世被暗杀，该事件发出了旨在控制信息的一场速度竞赛的信号。它很快就会传遍世界各地，甚至传到墨西哥。但那时没有人知道，除了这一突发事件之外，一场更大规模的演变在那些年拉开了帷幕：全球变暖。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不过我们知道它的时间并不久。1610年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全球变暖的开始，因为新大陆的发现带来了人口、家畜、疾病的大规模流动，之后美洲部分地区的森林遭到砍伐才导致了全球变暖。该解释由英国两位研究者提出，西蒙·刘易斯（Simon Lewis）和马克·马斯林，他们指出1570年到1620年期间大气CO2浓度略有下降，这个现象是可以被观察到的。造成这种下降的原因有多方面：北美地区的开垦区域减少，传染病导致南方九成的土著居民死亡。这场人口灾难的后果将是植被覆盖的再生，这增加了植被对煤炭的封存。刘易斯和马思林认为，1610年将标志着人类世的开端，这是地球系统通过人类行为进行转型的时期。在新几内亚的高地上，人们将此次温度降低所引起的生态危机与饥荒的记忆留存下来。

大西洋的彼岸，却发生了另一个事件，它扰乱公众生活，引起了不少欧洲编年史家的注意：1610年5月14日，国王亨利四世被一名夏朗德省的天主教徒刺杀，刺杀者名叫弗朗索瓦·拉瓦莱克。史家一般将该事件与迈向绝对主义的步伐或宗教狂热主义的象征联系在一起。相较于弑君的影响，我们将很少回顾它发生的条件。历史学家米歇尔·卡桑（Michel Cassan）以法国240个城市档案中的事件做支撑来解读它们。刺杀国王是自中世纪晚期以来长期一系列政治刺杀的一部分，其中激起最多反响的是1589年8月2日国王亨利三世的被杀案。同盟者在随后的信息管理中揭示出该行为被重新使用在政治领域，他们在到处传扬事件的同时，担负着对事件的阐释权。

亨利四世被刺杀是这类悲剧事件的再次上演，政府应就此事尽快给出官方说法。保罗·菲利波·德·蓬沙特兰（Paul Phélypeaux de Pontchartrain）、尼古拉·波蒂埃·德·布朗美尼尔（Nicolas Potier de Blancmesnil）和安托万·德·洛梅尼（Antoine de Loménie），以及之后的玛丽·德·美第奇着手撰写官方书信。在这种情况下，说明刺杀的发生时间16点和发生地铸铁街就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自19点开始，在掌玺大臣的命令下，齐聚在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巴黎议会宣布王国由王后玛丽·德·美第奇摄政。埃伯农公爵加快了事情的进程，在第二天，即5月15日，议会的特殊会议匆忙召开，它被称作“国王主持的最高法院会议”，是国王对于司法的庄严表述。年仅8岁的年轻国王路易十三主持会议。但是，法国国王在前任国王死亡和葬礼期间公开露脸并不常见。这一重要仪式的突破“导致了宪法思想的重新制定”（出自萨拉·汉利，Sarah Hanley），同样也震惊了同时代人，例如苏利公爵在他的《回忆录》中抱怨这样的登基失去了它的体制价值。

市政审议、城市通信、理性书籍，说明了王国精英部分战略的反应，而君主权威自宗教战争和神圣联盟以来已经拿下了城市权力。153个地区都在谈论这一事件，特别是在法国南部。避免引发恐慌和民众情绪的谣言是他们面临的挑战，其中速度至关重要。苏利设立的邮政网络使信息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沿路的城市会在同一天收到信息；5月21号，信息抵达所有城市。除了第一种之外，管理和控制消息传播的省长们也是一种传播途径。另一项挑战是王室对新教徒的政策可能会再次受到质疑。因此，王室趁着向城市发布信息的机会重申南特敕令以消除政治暴力。

然而事件的传播并未被锁在国门之内，它的解释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紧张局势相呼应。西班牙的恐惧被重新点燃，反映出来的是对西班牙代表的敌意行为。跨过大西洋，信息将在9月经过马德里和塞维利亚后到达新西班牙地区：“1610年9月8日，星期三，消息从西班牙抵达墨西哥，众所周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被刺杀了，谋杀他的人是一个附庸，这是国王仆人和随从中的一个；这个人不是骑士，不是贵族，而是一个民众。当国王与主教大使一起准备登上马车时，他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被割喉。为了杀他，（仆人）在他的马车那里给了他一封信，国王弯腰俯身读信。就在那时他被割喉而亡，死得不明所以。国王那时正在城里巡视，他正路过一条大街，想着看看在这街上的装饰是否得当，因为庆祝他妻子加冕为法国王后的庆典活动不久就要举行了。”

这段来自阿兹特克人多明戈·弗朗西斯科（Domingo Francisco de San Antón Muñón Chimalpahin Cuauhtlehuanitzin）的编年史，塞尔日·格鲁津斯基在他的著作《世界的四大部分》（Quatre Parties du monde）中公开对此段落进行了精妙评论。历史学家在编年史家提供的细节中看到了几个显著的特点，揭示了关注点的转变：首先，拉瓦莱克作为民众的形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接着，国王在被刺杀前正在读信；最后，教廷大使的出现无疑回应了西班牙和天主教对这一事件的看法。然而，这个神职人员的观点非常频繁地出现在查卡（chaca）贵族的日记上，在这个新闻之前不久处，日记记录的是耶稣会士依纳爵·罗耀拉的祝福仪式。该事件反映出在伊比利亚世界对亨利四世皈依天主教的怀疑，尤其是法国国王打算恢复与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的敌对行动。在墨西哥编年史中记录这样的事件凸显了一段政治不确定时期，这段时间不仅在欧洲存在，在世界范围内也同样存在，因为该事件不仅在墨西哥有所讨论，在日本，人们也在间接谈论此事。日本画家将法国国王画在世界其他统治者比如土耳其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国王的边上。正如塞尔日·格鲁津斯基断言的那样：“他的《日记》可能是另一种‘现代性’的象征，这种现代性不会与迈向绝对主义不可抗拒的进程相混淆，更不会与继承于笛卡尔的蒙田理性化的现代思想相混淆。它将带来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敏感性、一种关于世界的认识，而后面这些统统源自一种全球统治与其他社会和其他文明的对照。”

这令人眩晕的游戏从法国各省出发通往墨西哥或长崎，它首先赋予了事件前所未有的时间密度，这段历史必须整合这些复杂的接收环节，并且偏离对暗杀的仪式性解释。交通不再被视为政治信息的记录（或确认），而是一个全球化的信息政治秩序的建设，信息中的每个细节都让人联想到当地情况的力量和不确定性。这种偏离需要进行延伸。例如，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在法国殖民地和所属地罪行的影响，这些地方因为苏利的缘故而在美洲不断发展壮大。王国政府机构的总动员就这样传播到了欧洲之外的地区，还有数个充满冲突的消息也传到了法国新教徒定居的新大陆的城市中。

我们是否应该总结说，环境危机和政治谋杀似乎无法解决？相切点又在哪里？我们不禁思考，为了保证法国在18世纪初进入管理自然的新阶段，该事件是如何发生在这一殖民地环境的？如果人们认为亨利四世被刺杀事件被解释为预言笛卡尔主义的创始行为，其中人被视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那就是奇怪的巧合了。如同英国史学试图阐明大英帝国的历史、培根的作品和环境危机一样，类比和伸缩式的年表可能是一项富有成效的工作。这些地理和主题的迁移激起了大家对于揭开历史的努力，且目前努力的方向很少在衡量贝亚恩国王的全球“影响力”或法兰西王国的总体实力上，更多的是在探讨一个政治剧目，在这个剧目中，朝代稳定和君主主义原则保证了对抗战争和政治暴力的稳定性，此外，这一剧目在17世纪初也对地球和自然的认识产生了影响。

斯特凡纳·冯·达姆（Stéphane Van Damme）

附注：12000, 1347, 1572, 1685, 1816

第六篇
绝对权力

LA PUISSANCE ABSOLUE

国王是“其国家的君主，只能从上帝那里捧来他的王冠”：这就是1614年三级会议召开期间第三等级代表的要求，1789年之前三级会议一直在召开。三级会议饱受亨利四世被暗杀所带来的伤害，因此它要求得到一种绝对权力，也就是说，从13世纪末以来的建立现代国家之契约基础中解脱出来。从1624年黎塞留进入议会直到1661年马扎然去世，法国经历了它极为重要的时期。在科尔贝的商业主义将制造业的监察员加入国家军火库之前，路易十三的统治标志着君主制的加强，即由总管和财政金融体系构成的君主制。通过打击税收骚乱，打击胡格诺派，打击贵族反叛，法兰西国王使自己成为战争之王。

因为战争证实了这种集权式的例外状态。圣西蒙说，在凡尔赛宫镜厅的画廊里展现的就是战争，其中夏尔·勒布伦的画作“激起了这些民族的反抗”。它们确实展现出一位君主的典范，他将1661年自己的掌权宣扬成一场世界革命，他甚至不再需要将自己与亚历山大大帝相提并论，以转向“邻国的辉煌”借光。难道耶稣会传教士没有声称新法兰西的休伦领主们把“法国国王当作整个地球的主人”吗？经过一个世纪的宗教暴力，比利牛斯和约（1659年）使得法兰西王国和西班牙争夺欧洲霸权成为可能。但这不仅仅是一个主宰的问题：将影响力扩散出去似乎是太阳王的伟大事业，他动用能工巧匠锻造他自己的形象，法兰西的形象及其国家的形象，正如布瓦洛所说，“整个国家都系于他身”。

历史学家很难消除权力的魅力，因为他们经常受到17世纪（伟大的世纪）的启发。“法兰西光辉”的这些主题在公共辩论中依旧十分重要，或是自伏尔泰以来，每一个想要拥有权力的壮志雄心都以路易十四为衡量标尺。每当涉及以上话题时，历史学家们又会如何评价呢？

正是传统国家的概念让法国的精神与权力、笛卡尔“清晰而分明的思想”与凡尔赛宫的主权对称等同起来。因为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时代是科学革命和学界的时代，也是数学发明和主权的时代，主权如卡丹·勒布雷（Cardin Le Bret）在1632年所说的那样，是几何上不可分割的点。这是否足以让人想起在这个“圣徒世纪”中，帕斯卡也是冉森派教徒的隐藏上帝的哲学家？为了打破对镜子的痴迷，在太阳王统治的最后几年我们不能仅仅等着他的衰弱，当时围绕着法国的是沃邦构建的“铁一般坚不可摧的边界”，法国发现自己打了数场大战之后，国库已然空虚，而这些战争的暴虐则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深刻的信仰危机。英国国王得到国会同意后对其人民增加了更多的税，这情况难道不是和法国一样的吗？所以，绝对主义不是法国历史的定论。人们最好从更为宽广的角度去理解法兰西历史，并从一开始就恢复它的帝国版图，因为游弋在海面的船舶就预示了此点，且这些海洋在文森佐·康奈利（Vincenzo Coronelli）的地球仪上被画了出来。

1633年
笛卡尔即世界！

1633年6月，伽利略被判有罪的消息震惊了欧洲学界，笛卡尔从阿姆斯特丹传来了他对此事的反应，该城市是世界喧嚣激起的书信网络的核心。悠久传统是否会把笛卡儿主义变成某种“法兰西精神”呢？不过，勒内·笛卡尔首先是个流浪哲学家。

长期以来，笛卡尔都被视作“法兰西精神”的化身，1630年至1640这10年则是以《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为象征的“哲学革命”的肇始。从19世纪起，人们将笛卡尔的思想应用于政治，并揭示了有关国家问题的矛盾与压力；笛卡尔因其理性主义思想被法兰西行动派（Action française）批判，战后却又被共产党重新视为自由哲学家。但是，笛卡尔的影响力远不限于法国境内，20世纪50年代，他的思想伴随非殖民化进程席卷全世界，并产生显著的影响，北美洲与亚洲也不例外，那里的人们把笛卡尔和法国专家治国论画上了等号。不过，这一历经几个世纪慢慢树立起来的展现形式对“剑走偏锋”的笛卡尔思想几乎没有说明，他的理论在17世纪的知识分子界和学术界中被视为冒险的实验，不可能取得中心地位。笛卡尔和法国普遍主义之间的关联没能掩盖住他问题重重的生活状况：他是一位流亡荷兰的学者。我们不是要赞美与旧哲学制度格格不入的知识的流浪，但我们可以沿着法兰西民族热情（弗朗索瓦·阿祖维）的脉络，探寻一种重视流动性、空间性以及观点多样性的思想。从流通的角度探讨哲学可以避免对本民族传奇的盲目崇拜，还能使人认识到问题的范围之广。如果笛卡尔没有云游四方，他还能成为笛卡尔吗？撇开文坛不提，笛卡尔在旅行和定居荷兰期间博览群书，通过比较各地的哲学进行哲学调查，发现了那个时代知识界的严峻问题。

1618年，加入荷兰省督——新教徒拿骚的莫里斯（Maurice de Nassau）的军队后，笛卡尔于1619年至1628年间多次出国旅行，先后造访了丹麦、德国、意大利。1625年至1627年，他暂住在巴黎，并经常出入以盖·德·巴尔扎克（Guez de Balzac）和神父马林·梅森为中心的上流社交圈以及学术圈。从1628年起，他在荷兰永久定居，并在这里开始构建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涵盖了所有知识领域，从几何到音乐，从物理学论文到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思考，内容无所不有，还包括力学和与医学方面的相关问题，似乎唯有政治不在他的思考范围内。17世纪40年代，他在荷兰与法国受到抨击，并从1645年开始与波西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Élisabeth de Bohême）通信。最后，应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la reine Christine）之邀，笛卡尔于1649年获得瑞典王宫的接待，1650年2月11日，他因肺炎病逝于此。这位流浪学者拥有卓尔不群的视野，也正是因为他漂泊不定、无牵无挂，才获得过人的才能。当我们脱离法国视角或者法国荣光过时的赞叹后，就能看到17世纪中期的国际性思想传播发挥了怎样的力量，又受到了何种局限。其中首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现代流动文化本身，丹尼尔·罗切认为，这种文化“与基本的稳定性决裂，不再认为每个人都必须落地生根，不是必须被他人认可，也不必融入以外表或其他条件分类的社会框架”。这种流动性不仅与平常情况截然不同，还是对道德规范的颠覆，是浪迹萍踪和安土重迁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对峙。笛卡尔既想通过书信与他人远距离交流，又很喜欢社交、面对面的谈话以及友人互访的惯例，因此左右为难。他在1646年3月6日给沙尼的信中写道：“可惜世界太大，而少数正直的人却散居在各处，我希望这些人都聚集在一个城市里，这样我会很乐意走出僻静的住所，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我的陪伴的话。虽然我对人群中大量粗鲁无礼、使人厌烦者避而不及，但我仍然认为，生活中最大的财富就是和自己尊敬的人谈话。”这种笛卡尔式的学术交流意义重大，因为它改变了文坛中追求提高国际交流速度的传统论题。到达荷兰后，笛卡尔又写道：“世界上哪里还有这样的地方，一切能想到的生活便利和名胜奇观在这里都能轻易找到？”不过，这种云游四方的生活也有局限，而且充满危险，因为当时的欧洲正因为三十年战争而四分五裂，但这个荷兰城市仍然是自由探讨哲学的一片净土。

但是，荷兰共和国并不是个普通的地方。用“宇宙的商店”来形容阿姆斯特丹十分贴切，各种书籍都在这里出版；这座城市也可以说是“世界仓库”（阿罗德·库克），像南美洲和东南亚群岛那些遥远的地方一样，开放欢迎新来者。阿姆斯特丹之所以得名“宇宙的商店”，自然是因为这个时期荷兰繁荣的印刷业经济。在这里，笛卡尔一直与荷兰印刷商、雕刻师以及书商一同工作。而它又被称为“世界仓库”，是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创立于1602年）以巴达维亚的新阿姆斯特丹（建立于1626年）为大本营，极力拓宽了荷兰的视野。在1587年的莱顿大学、1610年以前的阿姆斯特丹和乌得勒支，学者们就已经开始从东印度公司带回来的财富中汲取养分。荷兰共和国在哲学史上经常被低估、忽视，或者沦为纷争之地，但它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画框，也不是法国哲学家著书立说的背景装饰。荷兰内阁很早就采取了对世界开放的态度，并且喜爱异域文化，在这些方面法国还稍逊一筹。从卡罗卢斯·克卢修斯与他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荷兰与西班牙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克里斯托夫·波米扬（Krzysztof Pomian）甚至认为，这种情况促使人们关注热带地区的自然景观，这是荷兰有别于意大利的一大特点。意大利自然学家首先试图将他们的观察结果与古代权威书籍中的记载相比较，荷兰学者则面临着一种陌生知识，一种新兴事物。笛卡尔在荷兰暂住时，正值世界扩张，荷兰成了各国交通的必经之地。那时他还对拉弗莱什耶稣会学院所传授的知识提出了质疑。

影响这次知识冒险的最后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对于冒险的认识和游学的控制。反宗教改革运动复兴了天主教普遍主义，而法国对这一原则的质疑则显示出法国人对此不屑一顾的态度。从16世纪起，天主教普遍主义就与新教世界的规范、或在阿姆斯特丹活跃的犹太人聚居地所展现的活力不符。笛卡尔“革命”为了避开繁杂的贵族与宗教审查，采取了一项预防性原则。1633年6月，伽利略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sur les deux grands systèmes du monde）中为日心说辩护，并批判亚里士多德学派，因此被判有罪，这一事件在欧洲学术界引发了强烈反响。伽利略事件给人们留下了持久深刻的印象，甚至使法国哲学家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笛卡尔曾对梅森神父表达自己对此事的评价，他说：“我曾打算把《论世界》（Monde）一书当作新年礼物寄给您，15天前，我还坚定地想，即使现在没法把全书誊写下来，至少也要寄给您一部分；但我要告诉您，这些天，我一直在莱顿和阿姆斯特丹这两个地方打听有没有伽利略的《世界体系》（le Système du monde）。有人告诉我，这本书去年确实曾在意大利被印刷，但随即所有样本都在罗马被焚毁，而伽利略也被定罪。这使我极为惊恐，以至于我几乎下定决心烧掉我的所有文章，或者至少不让任何人看到……伽利略是意大利人，而且据说颇受教皇青睐，他之所以被送上法庭，如果不是因为企图建立地球运动的学说，我想不到会有别的原因。我很清楚，他的理论曾被一些主教查禁，但好像还听说，从那以后，他的学说就被禁止公开教授，连在罗马也是如此。而我也要承认，如果他是错的，那我所有的哲学基础也都是错的，因为他显然用了我的哲学基础来论证他的学说……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让教廷对我的论文有任何非难，因此我宁愿删除它，也不愿对它做删改而显得不伦不类。”

这一事件过后，笛卡尔多次对耶稣会或新教神学家的反应表示担心。1642年，他又向哲学家康斯坦丁·惠更斯（Constantin Huygens）宣称：“或许这些经院论战很快就能让世人看到我的《论世界》。”笛卡尔的哲学实践没有可以依靠的机构，因此毫无疑问，他会遭受反复的审查压力和与日俱增的争议。笛卡尔和那个时代的神秘主义者一样，小心翼翼地不触碰知识警察监管下的雷区。这种焦虑无处不在，并在与经院教条主义截然相反的新型知识经济中占据了基础地位。传播与记录这两个要素帮助笛卡尔哲学得到了认可，但它仍然十分脆弱，而且前途未卜。正如安德烈·格鲁克斯曼于1987年在《笛卡尔即法国》（Descartes c'est la France）一书中所想的那样，笛卡尔“革命”的历史并不是对法国哲学进行辩驳与阐释的历史。笛卡尔是欧洲重新组合、对世界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与其说他是真理的主人，不如说他是心存怀疑的旅者。

斯特凡纳·冯·达姆（Stéphane Van Damme）

附注：1215, 1751, 1875, 1903, 1961, 1965, 1984

1635年
全力反抗西班牙，
从佛兰德斯到安的列斯群岛

黎塞留创建法兰西学院的那一年，也是路易十三所统治的法国与西班牙开战的年份。但是，这场战争一方面是为了抵制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世界帝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反对这个家族在大西洋上的垄断。因此，美洲岛屿公司应运而生，诺曼底的领主们因此得以踏上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

1635年的一大事件就是法国与西班牙王朝开战。当时，君主的宠臣权倾朝野，法国有黎塞留，西班牙则有奥利瓦雷斯，因此这一转折性事件也是两国首相斗争的一部分。

1635年，路易十三命令法国军队加入1620年开始的全面冲突，即三十年战争。当时，西班牙帝国实力还很强劲，有能力在意大利、佛兰德斯、本国边境以及东印度调遣并指挥军队作战。至于法国，虽然尚未完全从宗教战争中恢复过来，但似乎已经重整旗鼓。同年，路易十三的首相趁西班牙被荷兰共和国的叛乱牵制，借机发动反击。他还与诺曼底航海家以及一些合伙人商讨了新建一家美洲岛屿公司（Compagnie des Îles de l'Amérique）的事宜。

1635年5月19日，法国国王军队传令官——绰号为阿朗松的让·格拉提奥莱（Jean Gratiolet, dit d'Alençon）紧急派往布鲁塞尔，谒见西属尼德兰总督，也就是红衣主教亲王、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弟弟奥地利的费迪南多。求见被拒后，这位传令官举行了一场中世纪风格的仪式，并用响亮的鼓声向对方挑战。同年2月12日，国王将宠臣黎塞留留在自己的宫殿里，在两位夏特莱公证人加布里埃尔·盖罗（Gabriel Guerreau）和皮埃尔·帕尔克（Pierre Parque）的见证下，在“重建美洲岛屿公司”的合同下方签上自己的名字。首家圣里克斯托弗岛公司于1626年成立，由法国和英国商人共同管理。这家公司关闭后，新的商业公司被托付给专门从事大宗海外买卖的企业家。宣战与签合同，这两种手段在庄严程度上的差异，显示出这两件事各自的分量。

1635年上半年，法国在欧洲战场上和西班牙开战，并确认了向加勒比地区殖民的野心，不过这两件事的重要性无法相提并论。但是，这种失衡并不意味着这些皇家事务之间没有关联。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经过教皇的仲裁后，签订了《阿尔卡索瓦什和约》（traités d'Alcáçovas，1479年）以及更加重要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aités de Tordesillas，1494年），旨在瓜分新的海上征服成果，根据西班牙的法律与神学原理，这两个条约事实上赋予了这两个君主专制的天主教国家在新扩张的土地上独享征服成果的权利。然而，法国航海家没有理会这自说自话的垄断，他们从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出发，花很长时间在纽芬兰岛捕鱼，并与加勒比海以及拉普拉塔河上的美洲居民做生意。法国出现在东半球，这本身就是对西班牙帝国权力的挑战。

人们之所以记得1635年美洲岛屿公司的创立，是因为1635年秋天，两位诺曼底领主，皮埃尔·贝兰·德斯南布克（Pierre Belain d'Esnambuc）和于尔班·德·鲁瓦西（Urbain du Roissey）正是以公司成立时签订的合同为依据，踏上了马提尼克岛，建立了安的列斯群岛与法国的联系，而且这一联系一直延续至今。同年，迪耶普人让·迪普莱西·德·奥松维尔（Jean du Plessis d'Ossonville）和查尔斯·利埃纳尔·德·奥利弗（Charles Liénard d'Olive）在瓜德罗普岛建立了定居点。如我们所知，这些定居点存在了很长时间，它们给本来已经很漫长的殖民史写下新的一笔。一方面，从16世纪中期起，法国批发商和海盗就开始在加勒比海群岛和美洲大陆海出没。另一方面，在稳定的殖民地形成之前，法国人在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曾经有过一系列失败的殖民尝试。尼古拉·迪朗·德维盖尼翁于1556年在里约热内卢瓜纳巴拉湾的一座小岛上建立了科利尼堡。但是，这块法国南极领地只是昙花一现，1560年，这里的所有机构都在葡萄牙的压力下撤离。不久之后的1562年，让·里博和勒内·德古莱·德·劳顿内（René de Goulaine de Laudonnière）奉命远征，在佛罗里达建立法国殖民地，但首次出征于1563年以失败告终。1565年，卡罗琳堡（Fort-Caroline）的法国殖民者惨遭西班牙舰长佩德罗·门内德兹·德·阿维莱斯（Pedro Menéndez de Avilés）所率军队屠杀，此次殖民再次以悲剧收场。

最后，路易十三统治期间，由于葡萄牙与西班牙联合起来，不容许其他强国在美洲立足，因此，法国在亚马逊河地区的马拉尼昂建立“赤道法国”的计划只延续了3年（1612-1615）。玛丽·德·美第奇没有在政治婚姻与保留殖民地之间犹豫不决，1615年，她选择与西班牙联姻，使法国从中受益，而没有坚持与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争夺美洲殖民地。但是，黎塞留又重新接续起法国的殖民史，并对建立圣劳伦斯海湾地区的新法兰西机构以及安的列斯群岛殖民地抱有浓厚兴趣。他之所以签订合同并创建美洲岛屿公司，无疑也是为了殖民之需。我们在合同中找到殖民所需的一切要素：在被征服的领土上宣布成立新政权；如果有可能，可以牺牲本地人的利益，在最肥沃的土地上兴建居民点；最后，殖民者还会实行意识形态输出，将自己的行动合法化，这种方案的第一步就是传播天主教。不过，直到17世纪中期，美洲的所有非伊比利亚殖民者都被西班牙和葡萄牙君主认为是非法的。

在欧洲，当瑞典军队在1634年8月的纳德林根会战中被神圣罗马帝国挫败后，路易十三加入了反对马德里和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的阵营。西班牙军队从新教军队的压迫中脱身后，将全部军力集中起来对抗荷兰。长达15年徒劳的战争过后，西班牙君主仍然没能收复佛兰德斯北部的失地。1628年，红衣主教黎塞留忙于严惩拉罗谢尔的新教徒，以至于在其他方面做出了让步，并与新教诸侯以及新教共和国组成联盟，共同对抗强大的西班牙。天主教联盟时期，西班牙军队在巴黎驻军的记忆，比对法国罗马正教的依赖更加重要。

趁西班牙国王的大方阵攻打荷兰共和国时，法国从尼德兰南部发起攻势的这一战略性计划合情合理。但是，仅是最初的几场战役就唤醒了上个世纪惨痛的回忆。1636年春，西班牙红衣主教亲王在佛兰德斯和阿图瓦打开了突破口。西班牙军队仿佛战无不胜，一直打到科尔比（Corbie），直逼巴黎。也正是在这一年，皮埃尔·高乃依的《熙德》（Cid）公演，这部剧作是对这段历史最出色的呈现之一，以至于西班牙人都能在脑海里想象法国国王治下臣民的样子。这场战争还给一些伟大的法国军官创造了在全欧洲扬名立万的机会。年轻的昂吉安公爵路易·德·波旁，即日后的“大孔代”（Grand Condé），就曾在1643年的罗克鲁瓦战役中粉碎了弗朗西斯科·德梅洛指挥的大方阵。西班牙军队这次的失败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此前，伊比利亚半岛已经承受了两次重创。1640年6月，加泰罗尼亚地区发生了反对其国王的叛乱，叛军还要求路易十三成为他们的君主。1640年12月，葡萄牙王国也发生了起义，并拥立布拉干萨家族的成员为新君主。

即将进入17世纪40年代时，似乎一切都还没有定数。西班牙的君主专制统治已然衰微：1643年，腓力四世的宠臣奥利瓦雷斯被免职，这流露出挫败感已经在西班牙扎下根来。但是，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分别于1642年和1643年先后离世，少年君主的时代开启，继任的国王此时年仅5岁。法国进入摄政初期，西班牙也刚刚改换内阁，此时的欧洲战场充满了可能性。

从此以后，法国开始了为期数月的航行和海外征服，虽然西班牙不想让任何强国染指美洲，但这一愿望再也不会让法国顾虑重重。殖民地企业家开始在当地实施他们的计划，但他们的观点与措施都遭遇了巨大阻力。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的加勒比本土公司最初接受了殖民者零星的贸易接触，后来，为了继续和殖民者进行交换，还容忍他们定居，最后不得不分割领土，展开军事对峙，遭受屠杀，甚至逐渐走上毁灭的命运。马提尼克岛的烟草种植业从一开始就需要输入大量劳动力，后来就用非洲奴隶满足需求。这些新殖民领地很早就体现出了未来几个世纪中殖民地特有的社会特点。

在黎塞留死后出版的《政治遗嘱》（Testament politique，1688年）中，已是迟暮之年的红衣主教谈到，他认为1635年的一系列行动意义重大。他这样总结法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每5年就要花费6000万资财，作战部队和要塞驻军需要15万人，另外还有3万匹马，这些付出将作为不朽的证据，向后人证明这个王国的强大。”（p.55）而他对安的列斯群岛第一阶段殖民活动的评价却惊人地简短粗略：“圣里克斯托弗岛等小岛和印度相比，只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烟草、皮货和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p.367）

1642年发生的这些事件并不是都能等量齐观。在欧洲，法兰西王国显示了自己有能力打破西班牙建立世界君主制度的虚幻愿望。但是，这一年在小安的列斯群岛上所开始的事件，将远比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竞争更加持久，这的确是事实。

让-弗雷德里克·肖博（Jean-Frédéric Schaub）

附注：600 av. J.-C., 1066, 1456, 1659, 1664

1659年
西班牙向法国出让霸权与可可

1659年11月7日签订的《比利牛斯条约》（traité des Pyrénées）承认法国占有西属尼德兰的一部分领土，从而使法国从西班牙的铁钳中挣脱了出来。路易十四与西班牙公主玛丽-泰蕾兹的婚姻进一步巩固了和平。由马扎然掌权的法国击败了老对手；接下来它就要重拾殖民野心了。

1659年是法国可可饮料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年。萨瓦-卡里尼昂（Savoie-Carignant）的欧根-莫里茨（Eugène-Maurice）是苏瓦松伯爵，也是马扎然侄女奥林帕·曼奇尼的丈夫，他有一位名叫戴维·沙露的侍从曾在西法两国战争期间到西班牙旅行，并学会了这种珍贵饮料的制作方法。他是法国第一位巧克力商：“1659年11月28日，戴维·沙露被授予专利特许证，特许他制作并售卖液体巧克力、巧克力糖、瓶装巧克力或其他形式的巧克力，有效期29年。”但是，法国首席大法官、掌玺大臣塞吉埃迟迟不给许可文件盖章使之生效，国务大臣洛梅尼·德布里安只好写信提醒他此事紧迫。1660年6月5日，全体法院成员齐聚在锡布尔和圣让德吕兹之间，参加路易十四和玛丽-泰蕾兹将于四天后举行的婚礼。特许权刚一注册下来，沙露就在阿尔伯尔-塞克大街上开了第一家零售店，店址就在卢浮宫和中央市场区之间，一边是王宫，另一边是店铺。

可可饮料据说是新晋法国王后的一个小嗜好。玛丽-泰蕾兹是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和波旁伊丽莎白的女儿，因此是路易十四的双重表亲。她从小在西班牙国王的宫廷长大，养成了西班牙皇室的习惯和爱好，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一些来自美洲的产品情有独钟。这一对表兄妹的婚姻彻底结束了两个专制国家之间的战争。1659年，由马扎然和西班牙国王宠臣堂·路易·德·阿罗（don Luis de Haro）指定的全权代表就众人期待已久的和平条款进行了谈判。相关对话从3年前就已经开始。法国占领了埃诺省、佛兰德斯、阿图瓦以及卢森堡的很多城市与要塞，因此法国人心满意足，认为已经到了巩固战果的时候。1648年，西班牙投降，并与新教荷兰共和国签署和平协定，但西班牙仍想收复1640年哈布斯堡王朝丢掉的葡萄牙领土。西班牙与法国对峙关系的终结意味着从此以后，西班牙将会把政治和军事力量集中到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领土之上，同时强化地中海和美洲的安全。

1659年的《比利牛斯条约》批准法国占领西属尼德兰的部分领土。法国则承诺放弃巴塞罗那伯国、勃艮第以及弗朗什-孔泰的宗主权。但在加泰罗尼亚、比利牛斯山脉以北和以东的地区，即东塞尔达涅和鲁西荣，自此将永远属于法兰西王国。条约内容写到：“曾经将高卢人和西班牙人隔开的比利牛斯山脉，从今往后将成为这两个王国的分界线……为了保证双方遵守协定，现在两国将往对方国家派遣特派员，他们将共同真诚宣告比利牛斯山的哪些部分将成为两个王国日后的分界线，并标明两国的边境。”这种将划分疆界的工作交给双方专家特派员的方法得到了推广，而且越来越明确，直到今天都有深远影响。

钟爱巧克力饮料的西班牙公主与年轻的波旁王朝国王的婚姻与另外两桩婚姻异曲同工，即1615年路易十三和奥地利的安娜结婚，以及腓力王子（未来的腓力四世）迎娶波旁的伊丽莎白。和1615年一样，1659年谈判的重点之一也是位于比达索阿河上的费桑岛（西班牙语名），又称洛斯必达岛。婚姻契约规定，腓力四世要送给女儿50万达克特金币作为嫁妆。但是由于西班牙财政窘迫，因此国王没能遵守这一条款。1667年，也就是腓力四世去世两年后，路易十四以这次违约为由，打着保护妻子利益的名义，要求西班牙支付这笔欠款。随后，太阳王发动了遗产战争，并于战后吞并了尼德兰南部的一些城市和额外领土，用来抵付被遗忘的嫁妆。

自从查理五世俘虏了弗朗索瓦一世时起，法国就一直被西班牙控制，这次它终于战胜了对手。这桩复仇造就了一个奇特的转折：基督教国王（法国国王的称谓）逐渐抹去国内所有新教痕迹后，还想成为天主教国王（西班牙国王的称谓），为此不惜牺牲马德里的表亲。法国不再被包围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之中；西班牙从此成了法国的手下败将。西班牙在欧洲松开了它的铁钳，与之相对应，法国则扩展了它的殖民范围，尤其是在大西洋沿岸。从15世纪起，西班牙和葡萄牙就企图通过垄断美洲和非洲海岸而获利，作为海上扩张中的后来者，这个敌对大国的任何企业都被视为不能容忍的闯入者。然而，这两个伊比利亚王朝虽然希望独享利益，却控制不了广大的领土。

1654年，葡萄牙王国收复了被荷兰人占据的裴洱南布克领土，此后，一些犹太家庭因为巴西重新设立宗教法庭而逃亡，以马提尼克岛为首的法属岛屿接收了部分流亡者。这些人中，包括葡萄牙批发商本杰明·达科斯塔·德·安德拉德（Benjamin da Costa de Andrade），他在当地农业转向甘蔗种植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人们还将马提尼克岛上第一个法国可可园的建立也归功于他，这一年是1660年，正好是戴维·沙露的商店在阿尔伯尔-塞克大街开张的年份。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发展离不开劳务合同这种形式，它通过谈判决定了工期且工期有限的非自由性，也离不开来自非洲的黑奴贸易。

从1655年至1660年，制糖经济发生了重大转变。事实上，从1660年起，马提尼克岛就不再用烟草，而是用糖来交税。瓜德罗普岛上的奴隶数量率先急剧增加，马提尼克岛和圣里克斯托弗也紧随其后。要进行黑奴贸易，就必然要摆脱对于伊比利亚大商人的依赖。因此，法国人必须像英国与荷兰商人一样，绕过设在东非和几内亚湾的葡萄牙商行。1659年，法国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年，科尔贝重新启动了塞内加尔佛得角公司。很快，圣路易岛的核心要塞就在纳达尔岛（圣路易岛的沃洛夫语名称）上的塞内加尔河河口建立了起来。这家公司的成立开启了法国与瓦洛王国布拉克的商业往来，布拉克就是这个小港湾中沼泽地里的王国——沃洛夫的统治者。

此时，这个举动仍然前途未卜，但这是历时40多年的一个漫长过程的结果。1612年，已经有一些鲁昂企业家尝试在冈比亚立足，但没有成功，因为英国与荷兰商人为避开葡萄牙商人以前的路线，在这里进行贸易。过了很长时间，在1638年，两个迪耶普人，托马·朗贝尔（Thomas Lambert）上尉和罗什福尔的克劳德·雅内甘（Claude Jannequin）受埃默里·德·卡昂（Émery de Caen）创办的一家诺曼底公司委托，在塞内加尔河河口的毕厄尔角上建了一座半商店半堡垒的建筑。5年之后，这第一个堡垒——圣路易堡被一场海啸卷走。1658年，被佛得角和塞内加尔公司所派的路易·考利埃（Louis Caullier）在博科岛（île de Bokos）眼看着他所主导修建的一栋建筑坍塌。新的圣路易堡在纳达尔岛建好以后，由东印度公司于1664年接管。法国人模仿葡萄牙人，尽量在靠近非洲海岸的岛上定居，而不是进驻非洲大陆。他们还和葡萄牙人一样，买卖苏丹的黄金、象牙，后来还有阿拉伯树胶，最重要的买卖则是向安的列斯群岛的种植园输送奴隶。

和此前来到这里的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一样，东非的法国殖民者为满足加勒比种植园经济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也组织了三角贸易。同样与伊比利亚前人们类似的是，他们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生理方面对陌生的环境也都毫无准备。这些开路先锋始终心存恐惧，害怕自己变得野蛮，或者偏离法国社会所认同的行为标准，即使有神职人员陪伴，这些念头还是挥之不去。“我好像看到有人在玩掌球戏（用手掌击球的游戏，网球的前身），他们都穿着衬裤和衬衫，看起来可笑极了”，米歇尔·乔若莱（Michel Jojolet）在《非洲海岸初行》（Premier voyage fait à la coste de l'Afrique）中这样描写1685年圣路易岛上的法国居民。堕落的不只是人们的衣着。另一些同时代的见证者用憎恶的口气说道，欧洲殖民者和非洲女人滥交，还因此出现了一批不受欢迎的混种人。在他们看来，堕入野蛮的标志不是虐待非洲人并把他们当成商品买卖，而是与之亲密接触的行为。

一直将西班牙视为对手的法国，自己也成了殖民者。

让-弗雷德里克·肖博（Jean-Frédéric Schaub）

附注：1364, 1572, 1808, 1919, 1920

1662年
敦刻尔克，间谍的巢穴

一个名为法兰西的王国通过控制其海岸线来恢复其自然边界并完成海上使命：这个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历史故事已经颇为久远。当国王得到敦刻尔克之时，荷兰人称这个海盗巢穴为“北方的阿尔及尔”，但其实他手中牢牢抓住的是一个国际化的港口。

从1203年兼并诺曼底开始，法国历经的继承战争、联姻与和平条约，为国家添上了一条海岸线。在此之前法国只是一个内陆国家。保皇党人以及之后共和党人的宣传将这些收获的领土描述为法国“自然”边界的形成。然而，这种叙述掩盖了法国在海岸线上被忽略的领土建设程度。虽说这些被征服的土地有时是通过武力战争实现的，但多数的领土都是通过谈判获得的。

1662年10月27日，路易十四以500万利弗尔的价格从英国买下了敦刻尔克。这座城市，它的城堡，它的防御工事和它的堡垒，它的枪炮和弹药，最后一次回到了法国的庇护之下。但是，变成了法国城市的敦刻尔克永远不会停止成为一座世界性城市的进程。从长远来看，这个城市具有语言、宗教或经济上的“弗拉芒”的特征，并与西班牙、荷兰和英格兰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几个世纪以来，佛兰德斯港一直在欧洲大国之间的对抗中被来回争夺。除了“沙丘中的教堂”（弗拉芒语中的“Duinkerk”）之外，一个事件决定着这座城市的命运。1658年6月14日，在“沙丘之战”之后，当时还属于西班牙的敦刻尔克向杜伦尼和洛克哈特率领的法英联军投降。几个小时之后，马扎然把这座城市送给了克伦威尔，这是与英格兰联盟对抗西班牙的谈判成果。这是“疯狂的一天”，在此期间，根据第一位研究敦刻尔克的历史学家皮埃尔·福尔科尼耶（Pierre Faulconnier）的说法，敦刻尔克“早晨还属于西班牙，中午则属于法国，晚上就变成了英国的”。敦刻尔克是法国历史在欧洲的抉择点。

法国几乎立刻就后悔将这个海港交给英国，但情况后来又向着有利于它回归路易十四所有的方向发展。因为在查理二世看来，驻军和要塞的维护费用过于昂贵，1660年他再次做起了买卖，决定将该城市卖给出价最高者：所以，接手佛兰德斯港的是法国而不是西班牙或荷兰共和国。1662年，同样的场景在四年前就出现过，只是演员交换了他们的角色。1658年，路易十四将这座城市的钥匙交给了英格兰，1662年12月2日在英国驻军离开后，他骑在马背上以胜利的姿态越过了贝尔格的大门。在英吉利海峡的彼岸即英国，人们对这次不光彩的转让感到遗憾，因为这是最后一块英国在法国的所属地。出售事宜由克拉伦登出面协商，他涉嫌为自己谋利：他位于伦敦的宫殿甚至被称为“敦刻尔克之家”。在法国，王室马上就开始了宣传，目的是为了庆祝四年来被英国国教异端邪说压迫的城市重新回归于天主教的怀抱。

买下敦刻尔克说明这一时期海洋在法国战略和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敦刻尔克地处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交汇处，它也是法兰西王国的一个极端地标。通过兼并这座城市，路易十四成功地将王国的北方边境“向外延伸”。敦刻尔克保护法国免受从佛兰德斯道路一侧的入侵。该城市一被买下来，就将成为军事工程师沃邦在王国边界设计防御带的关键环节。它四面环绕着城墙，在周围平原被淹没后，它很容易与腹地隔离，因此它也就成为科尔贝海洋策略的一个滩头阵地。浩大的工程已经开始，一个只能让吃水浅的船只进入的淤塞港口将被改造成一个一流的军事和商业港口。沃邦称该计划为“世界上最美丽和最伟大的防御设计”，据此计划，在1670年至1680年间，有3万名士兵被征调开凿运河和内港，开辟一条限制港口淤积的水道，并建立坚固的城堡。太阳王曾多次亲自监督工程进展，这显示出该项目对君主国家的重要性。在他统治期间，路易十四还将多次前往敦刻尔克（共有6次），而非王国的任何其他港口。在1680年的最后一次访问中，他写信给科尔贝：“敦刻尔克将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是一个模范港口，一个在1685年被人骄傲地展示给暹罗大使的窗口。工程师们确实克服了巨大的技术难题，例如在移动的沙洲上架设瑞斯本（Risban）堡垒。

敦刻尔克的防御工事问题导致它与英国的关系变得更糟糕。爱尔兰哲学家和神学家约翰·托兰不安地说道：“只要让法国人加强多佛尔的工事，他们就会同时加强敦刻尔克的防御工事。”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要求法国将城壁夷为平地，炸毁工事和堡垒，填补港口并摧毁敦刻尔克的船闸和桥墩，并永不重建。在战争过程中，防御工事和海港将不断被重建，毁坏，然后再次重建。

作为海盗的巢穴，敦刻尔克的海盗与巴巴里的海盗相似，他们抢夺荷兰人的财物后将之献给西班牙王室，敦刻尔克在16世纪被荷兰人称为“北方的阿尔及尔”。法国君主并没有结束这种行为，反而采取鼓励的态度，正如他鼓励在圣马洛或巴约讷的海盗活动一样。沃邦推动了大规模竞赛政策的实行，并在17世纪末取代了被称为“队列”的战斗舰队。这种混合布局将商船动员起来，为王室战争贡献力量。让·巴特（1650-1702）出生于敦刻尔克，其父母是荷兰人，他是这些水手中最出名的一个。他很快就声名鹊起，并获得了君王的认可。在对荷兰共和国的战争期间（1672-1678），他的轻型船在浅水区运动灵活，俘获了14艘战舰和81艘商船。沃邦成为他的保护者，并让他进入王室。他被授予海军中尉的军衔。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从挪威的卑尔根到葡萄牙的拉各斯，巴特指挥作战，打击塞拉（Salé）的海盗，掠夺荷兰海域的捕鱼船和运车船，并击沉了数十艘敌舰。在1694年的特塞尔战斗中，他从弗里斯兰的海军少将手中带回了一支由120艘满载小麦的船只组成的船队。他被国王封为贵族。早在1789年，这位海盗就被颂扬成法国英雄，作为一个不起眼的商人之子，他几乎全身心地维护并服务于专制主义，他是国家破格封侯的榜样。1845年，在这座城市的中心竖立了这位伟大人物的一尊雕像，这是荣耀的象征，那些写于19世纪的法国故事也颂扬了他的功绩。不过，让·巴特出生时名为简·巴尔（Jan Baert），这是弗拉芒语，它是敦刻尔克人在大革命期间一直使用的语言。

这些海洋边界地区“国家”和“外国”的定义很复杂。人们在几个国家之间安家，呈现出来回不定的特征，为了确保人们长久扎根于此，君主给予他们经济、税务或宗教特权。法国或外国的水手们可以不接受王室海军的招募，城市免收人头税和间接税。而神职人员，“有名的外国人”，在那里也不征收什一税。波尔多的葡萄酒，拉罗谢尔的盐，黎凡特的画布或佛兰德斯的织物很快堆积在敦刻尔克仓库中，并且该城市的人口在1662年至1685年间增加了一倍多。路易十四在1662年11月授予了该城市特权，贸易因此获得蓬勃发展，而该特权仅在大革命时期被废除过。像马赛和洛里昂（Lorient）一样，敦刻尔克是一个“实际的异域之地”。它的商人可以与外国进行免税贸易，而海关边界将这座城市与法国领土分开。这种状况在整个18世纪引发了相当大规模的走私活动。

在敦刻尔克，这项活动所采取的社会形式是独一无二的。当地人称之为“走私”（英语“smuggling”和弗拉芒语“smokkelen”的法语译文），进行走私的有在港口上立足的不同来头的商人，以及成千上万被称为“smogglers”的英国和爱尔兰走私贩。1765年至1785年间，平均每年有900艘走私船只抵达敦刻尔克，在大革命前夕则达到1285艘。通过这条途径，来自中国或印度的茶、圣多明戈的咖啡、干邑白兰地得以在法国售卖，并以走私的方式再出口到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当时渗入法国经济思想中的科尔贝主义认为，贸易是战争的关键：当英国的几尼金币在法国大量流通时，英国海关则被剥夺了数百万利弗尔的关税。

这些外国团体被组织在1700年创建于法国的第一家商会之中，他们不仅不会被当做敌人一般受到排斥，反而还受到了市政府和该市强大的商业利益集团的保护。法国海军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保护他们抵御敦刻尔克的海盗。在法国大革命中断的时间里，这种活动在帝国统治下再次兴起，且更加繁荣。从1810年开始，拿破仑允许走私犯进入敦刻尔克和格拉沃利讷，逐步解除了大陆封锁令。在整个18世纪，欧洲各国竞相吸引外国商人，为他们提供补贴以及资产阶级享有的权利和税收优惠。这些域外情况使国家归属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商人网络，在各个国家边境灵活运转，从一个港口重新部署到另一个港口。

法兰西在海上史诗般的辉煌时刻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些在它境外出生的人。人们总是怀念着“法兰西的海上使命”，却往往忽视了成千上万的外国人、渔民、海盗或走私贩对其海岸线繁荣的贡献。

雷诺·莫里厄（Renaud Morieux）

附注：1066, 1270, 1420, 1494, 1763, 1860

1664年
科尔贝与数家公司

科尔贝在勒阿弗尔成立了西印度公司，在洛里昂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受到重商主义学说的启发，科尔贝决心将荷兰人从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贸易中驱逐出去。与此同时，他选择对制糖业进行奴隶制剥削。

1664年，联省共和国主导着世界海上贸易，其中主要的省份为荷兰。负责法兰西王国海事事务的科尔贝发现，在世界海域交易的两万艘欧洲船只中，荷兰有15000至16000艘，英国有3000至4000艘，法国仅有500至600艘。在欧洲流通的大部分银币都是在秘鲁和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地生产的。银币的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用于在亚洲购买纺织品和香料。对于科尔贝来说，这是一整个国家所积累的银币数额，可以保障国家的实力。来自秘鲁和墨西哥的银币为西班牙的军事力量提供了资金保障。如果说法兰西王国无法获得银币的话，那是因为法国殖民地生产的商品（糖，烟草，靛蓝）主要是通过荷兰船只运输。“群岛产的所有糖都去了荷兰进行精炼，只有荷兰、英格兰和葡萄牙才做精制糖。”虽然法国人在西印度群岛的14个岛屿建立了工厂，却是荷兰人从中获利。他们向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出口非洲奴隶、莫斯科和爱尔兰的咸肉、荷兰的制成品和德国的食品，他们在那里交换未加工的殖民地产品，进行加工后再出口到整个欧洲，特别是法兰西王国。

为了将荷兰人从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贸易中赶走，科尔贝于1664年5月决定创立法属西印度公司，并将公司总部设在勒阿弗尔。同年，法属东印度公司（总部设在洛里昂）成立，旨在与亚洲棉花和香料贸易中的英国和荷兰竞争。国王是公司的主要股东，其模式类似荷属东印度公司。法属东印度公司拥有连续注资达1500万利弗尔的资金，它成为法兰西王国的第一家商业企业。该公司获得了麦哲伦海峡好望角航行的垄断权，马达加斯加和邻近岛屿以及它可以征服的土地和岛屿的特许权。自1642年以来，法国人就定居在马达加斯加南部多凡堡；他们定居在留尼旺岛则是从1663年开始。科尔贝希望多凡堡成为法国在亚洲贸易的枢纽：“船只几乎在无限增加，这同样会增强国家实力，让国家更加伟大。”

最初，西印度公司必须从它们领主那里购买法属安的列斯群岛。事实上，自17世纪20年代初期以来，法国人就在那里定居。敢于冒险的水手们已经开始居住在圣里克斯托弗岛（今圣基茨岛），完全独立于王室权力之外。1626年，第一家公司成立了，其主要股东是黎塞留。其他股东是在高级财政机构和在海军任职的红衣主教的亲属。该公司负责圣里克斯托弗岛及附近岛屿的开发。它从80个定居在那里的法国人手中购买了他们的种植园和40个负责开垦种植园的奴隶。

圣里克斯托弗岛发展以烟草生产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直到17世纪中叶，种植园里的劳动力主要由法国佣工和一些奴隶组成。美洲印第安人被逐渐驱逐出殖民岛屿。来自社会底层的雇员与定居在岛上的主人签订合同，岛主为雇员支付横渡大西洋的费用，以换取他们3年的工作。在合同期间，雇员可以被一个主人转卖给另一个主人。在这段时间结束时，他们会收到一笔钱，让他们返回欧洲或在岛上独立定居。这些人的死亡率令人震惊，因为那里热带病高发且生活条件恶劣（饥饿，虐待）。超过95%的员工是男性。在殖民化的早期阶段，殖民者与非洲裔或美洲印第安女人结婚的情况并不少见。西班牙人自15世纪末以来一直在安的列斯群岛实行奴隶制。虽然奴隶制在法兰西王国并未得以批准，但它却在安的列斯群岛的法属殖民地不断发展。奴隶是主人从英国人或荷兰人那买来的，或是在被法国人俘获的船只上，或是在突袭其他国家的殖民地时捕获的。

1635年，成为瓜德罗普岛和马提尼克岛等新岛屿的所有者后，该公司取名为美洲岛屿公司，它在那些地方鼓励殖民化，它垄断了殖民地的供应和食物制成品的购买。黎塞留去世后，税收收入减少，走私、外国船只的竞争以及与居民和管理者的冲突等因素削弱了公司的权威及它对岛屿事务的掌控。合作伙伴决定卖掉这些岛屿。1649年9月4日，其中一人将瓜德罗普岛买下，他也是殖民地总督。1650年9月27日，马提尼克岛殖民地总督杜帕克（Du Parquet）获得了这个殖民地，还有圣卢西亚、格林纳达与格林纳丁斯的岛屿。马耳他骑士团于1651年5月24日购得了圣里克斯托弗岛。1654年，葡萄牙人将荷兰人驱逐出巴西，后来荷兰人的技术被带到这里，领主们得以继续开发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并在此发展制糖业。这让大规模的糖类生产获得了迅猛发展，并将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纳入其糖类和奴隶贸易的营销网络。从此，甘蔗种植园园主更喜欢使用非洲裔奴隶而不是欧洲佣工。如果奴隶的费用是佣工的3倍，那么他就将处于终生奴役的状态。虽然死亡率令人震惊，但由于非洲人对热带病拥有一些天然免疫力，他们的死亡率仍低于欧洲人。在17世纪60年代，非洲裔奴隶的人数超过了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欧洲人。

批准创建西印度公司的法令批评了那些领主，因为他们放任荷兰和英国商人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发家致富。1664年4月17日，国务委员会的一项决议要求他们出售他们的岛屿。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人口大约有两万，其中一半是非洲裔奴隶。西印度公司重新买下了圣里克斯托弗岛、瓜德罗普岛、马提尼克岛、格林纳达及其附属物。1664年9月28日，公司还买下了佛得角和塞内加尔公司。在非洲和自亚马逊到加拿大北部的美洲，它都拥有领土，不论这些领土是已被占领还是尚待征服。

除了公司的船舶之外，没有任何船舶会冒着被没收的风险与殖民地进行贸易。对于每桶发往法国殖民地的货物，国家向公司的补贴高达30利弗尔，每桶殖民地进口的货物则达到40利弗尔。进口到法兰西王国再出口到国外的食品则免征关税。为了吸引投资，贵族可以成为股东且不会丧失贵族身份；然而，回应其鼓励政策的却主要是金融界和依赖科尔贝的商人。公司依然资金不足，购买这些岛屿大大加重了它的经济负担。1664年，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居民被禁止与荷兰人交易。新公司无法向这些岛屿适时供应食品、制成品和奴隶。1666年10月，科尔贝决定允许所有船只在岛上进行交易，条件是向公司缴纳一定费用（法国人的货物收取其价值的2.5%，外国人的则为5%）。1670年，要在岛屿上做贸易，就只能使用法国船只。

1664年，科尔贝同样选择在安的列斯群岛发展奴隶制。西印度公司获得了从佛得角到好望角的奴隶贸易垄断权。非洲奴隶交易在非洲海岸进行，用奴隶交换纺织品、五金制品、武器、弹药、酒精物、香料、珠宝、书写纸和用作货币的贝壳。就货物价值而言，奴隶是在非洲海岸以高价买下的。那时候贸易商品来自欧洲人所认识的世界，即亚洲（印度棉纺织品，贝类，香料）、欧洲（纺织品，武器，五金制品，葡萄酒）和美洲（烟草，酒精物，贝类）。贸易使来自四大洲的优秀商人受益。奴隶贸易成为殖民地劳动力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1664年6月19日，国王指派的中将普鲁维尔·德·特雷西（Prouville de Tracy），为了更好地指挥从加拿大到安的列斯群岛的整个法属美洲区域，制定了确定奴隶主与佣工主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条令。主人必须照顾他们的奴隶和佣工，禁止殴打和给予佣工超量工作；如有违反，佣工将获得自由。奴隶被视为一份财产。被确信偷了糖或烟草的奴隶将被判30鞭。奴隶必须持有主人的书面授权才能在市场上出售。奴隶被强制受洗。事实上，西印度公司还有另一项任务，那就是促进使徒和罗马的宗教即天主教的发展。

1685年3月，国王对奴隶制进行立法规定：《特雷西法令》（l'ordonnance de Tracy）的规定在科尔贝（两年前去世）编写的法令中得以明确阐述，我们现在称之为《黑人法典》（Code noir），该名称是1718年一名巴黎出版商取的。

弗雷德里克·雷让（Frédéric Régent）

附注：1446, 1534, 1683, 1763, 1791, 1848, 1948

1682年
凡尔赛，法兰西的欧洲之都？

1682年5月，当画家夏尔·勒布伦在继续装饰镜厅的时候，凡尔赛宫被最终确立为宫廷所在地。宫殿融合了法国精神与文明，它的装饰、它的花园和新的城市让整个欧洲都为之向往。

凡尔赛宫每年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游客，集体的想象力让凡尔赛宫成为一座出类拔萃的“国家宫殿”，其他各具特色的欧洲王室居所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法国君王们出于对狩猎的爱好一直喜欢出门旅行，这种作法一直延续到旧制度的结束。这座宫殿于1682年被选为宫廷和政府所在地，路易十四想将所有目光都锁定在法兰西国王身上，这座宅邸便与他的此项意愿紧密相连。他的身上蕴含着整个国家的伟大光辉，武器、语言和艺术的光芒在整个欧洲闪耀。

目前的旅游经济机制似乎就这样证实了以凡尔赛为支撑的政治话语。象征着路易十四的太阳甚至成了国家博物馆的标志。不过根据它自身的特点，君王则被展现在装饰镜厅画廊拱顶的画作中。在凡尔赛宫即将被选为首都的时候，这个创新的图像计划也正好被确定下来。凡尔赛是一个有关神话的棱镜点，透过它可以读到这位好战国王的历史。在荷兰战争期间（1672-1678），国王亲自领军作战，征服了已结成联盟的整个欧洲。这就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秩序（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皇帝处于国王等级的顶层）的欧洲秩序，这种秩序在世界面前宣告成立。“大画廊”确实是接待特殊游客的中心轴线，例如肩负特殊任务而来的大使，他们有些来自欧洲以外的世界。不仅如此，它还是包括外国人在内的众多普通游客来往的中心轴线。正如路易十四提醒他的儿子一样，“如果说这个（法国）君主制中有几个独特之处，那就是臣民就可以自由地、容易地接近君王”，外国人在极力争取这样难得的机会，他们都想要在这所大公寓内逛一逛。在旧体制结束时的那些个周日，此处陪伴国王的外国人仍有近千位。

这是法国精神的表达，因为人们认为凡尔赛宫作为国王的杰作具有普遍的吸引力。相较于其他方式，凡尔赛宫可以更好地让战争继续下去，因为外国观光者们为此花费了欧洲流通的大量贵重金属，而且推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目的正是在于为王国积累财富。1756年，国王的膳食总管总是为他的花费辩护，理由是“科尔贝认为宫廷需要弄出些花样才能勾起外国人的好奇心，才能从中为国家带来人员往来和有利消费”。从建筑到娱乐设施，宫廷使演出成为一个节目，其政治意义还取决于外国人的参与。因此，这些游客是王室宣传的对象，具体的、视觉的话语在对城堡进行描述时得到了扩展：在1689年到1705年间，路易十四写了6个版本的《参观凡尔赛花园路线》（Manière de montrer les jardins de Versailles）。1720年，让-巴蒂斯特·莫尼卡（Jean-Baptiste Monnicart）出版了《不朽的凡尔赛宫》（Versailles immortalisé），它本身就是一本“外国人和法国人都会去寻阅的书，它让凡尔赛宫永远被人记住，这座宫殿是世界上出现过的最宏伟、最著名的建筑和奇迹。直到路易十四统治结束时，用于凡尔赛宫之花费总计超过三亿，包括在当前统治下凡尔赛宫一直还在进行的保养，这些费用都由王室支付。已经见过凡尔赛宫的外国人在阅读这本既有趣又易理解的书时会感觉自己仍在凡尔赛宫内徜徉；那些还未来的人则可以提前获取一些介绍，这些介绍将为他们讲述在美妙而独特的游览中那些极具表现力的奇观”。但在18世纪，欧洲持久和平愿望的出现、交流的发展以及围绕“欧洲文明”思想的反思，都会影响与凡尔赛宫有关的导游的游览词，且游览词的类型正在迅速发展。导游提出了对城堡的另一种解读，它受神话启发的装饰和美学特质赋予它一种比镜厅画廊的图像计划更低调的雄伟之风，可这点却越来越被忽视了。尽管这种文化视野偏离了路易十四的目标，但它仍然具有政治意义。虽然一些外交官或是某个如伏尔泰一般的哲学家对君主在积极推广语言及戏剧的同时，没有更好地宣传其软实力而深表遗憾，不过凡尔赛宫的铭文却是人类奇观之一。事实上，铭文的起草既受到了王权庇护下学院的鼓励，又糅合了法国精神和文明的想象。

相反，德国旅行者索菲·冯·拉罗什（Sophie von La Roche）的反馈却揭示出了欧洲各种城堡形式和用途的混合。1785年，她在参观完马尔利宫之后就凡尔赛的问题写道：“室内装饰仍然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时期。装饰十分奢华，但它的形式与如今的品味相距甚远，以至于一位法国游客在德国宫殿中找到这种装饰后，不禁惊呼道：‘瞧！这就是德国人缺乏品味的证明！’”如果说索菲·冯·拉罗什认为，时间的流逝会改变品味并使国家的分门别类过时，那么凡尔赛宫在1682年就已经不只是那种“法国式”的创新了。它与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前后关系——该建筑是王室住所和首都之间分离的例子——引起很大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城堡成为多笔贷款的信用来源。谈到意大利的影响，我们会不禁想到朝向花园的那面（它最初甚至设有一个露台，为了安排镜厅画廊后又被覆盖了）或是以鸟爪状分散布置的大道，后者让人联想到罗马的“三艺”（trivium）。通往国王卧室的房间呈现出不同的层次结构，这一特点早已被西班牙和英国的君主采用。凡尔赛宫反过来促使别国对此产生多重兴趣并借用它的方式，而不是成为一处与外界隔离的壮美建筑。这座郊区宅邸的规模是如此宏大，以至于它一直被视作首都之列。即便它的建造是从零开始，却依旧非凡卓越，因为它抛弃了已成体系的吸收借鉴或是亦步亦趋的模仿。

如果说凡尔赛宫是颂扬君主的有力话语，那么它很快也就成了谴责和嘲笑法国霸权野心的阵地。早在1679年，汉诺威的公爵夫人索菲（Sophie de Hanovre）在拜访她的侄女，即路易十四弟媳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信件已经被书信检查处拆开过了，所以她假装在信件中对这伟大的神甫代表制度称赞不已，但是转头便在她的《回忆录》中进行猛烈的道德批判。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受她庇护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给了她不少有益的鼓励与指导。大使和旅行者的叙述、版画、报纸和小册子将使法兰西宫廷，尤其是凡尔赛宫成为展示路易十四丑恶形象的场所，而荷兰共和国、英格兰和普鲁士将是描黑国王形象中最积极的中心地。

至于那些被派来的旅行者，他们肩负着汇报城堡美学和政治功效的任务。虽然他们领略了凡尔赛宫的魅力，但他们欣赏的方式却不那么系统。建筑师克里斯托夫·皮茨勒（Christoph Pitzler）奉魏森费尔斯公爵的命令参观了城堡以及其他欧洲景点，他在1686年进行了非常个人化的描述，称凡尔赛宫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拼凑作品。他在报告中通过文字和画图的方式混入了一些官方描述和个人观察。而他更感兴趣的地方在于技术细节或装饰配置，却不是图像计划的寓意。此外，启蒙时期的欧洲还没有对凡尔赛宫进行全面模仿和照搬照抄：唯一照抄的例子是海伦基姆湖宫，该宫殿在19世纪由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建造。像皮茨勒一样，每个“模仿”凡尔赛宫的君主都会挖掘宫殿的所有资源为己所用：首先就是花园，从西班牙的拉格兰哈皇宫到瑞典的德罗特宁霍尔摩皇宫（又称皇后岛），勒诺特尔的效仿者一直都有；还有一些建筑元素如“大使楼梯”，该元素在奥兰治的威廉设计的赫特鲁宫得以再现；又或是图像符号，例如弗雷德里克一世的标志象征他一直在柏林皇家城堡里实行统治。除了众多郊区住宅的建造之外，一座由新城构建的宫殿，它的空间布局才是影响他国最为显著的一点——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公国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卡尔斯鲁厄的宫殿布局，不过圣彼得堡或华盛顿的例子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正如法国戏剧被改动后在欧洲宫廷演出一样，城堡也被拆成数个部分以转用于其他用途。

与18世纪这些化为已用的多样方式相呼应的是，启蒙时期游览过凡尔赛宫的旅行者体验到了不同的感受：一方面是卡萨诺瓦在1750年参观完之后的失望情感，他认为“枫丹白露比凡尔赛宫更加出色”，索菲·冯·拉罗什则说她和同伴们“笑了许久，因为‘他们’无法相信这是凡尔赛宫。根据那些版画和图画来看，宫殿应该要更为华丽才对”；另一方面，旅行者也体验到了凡尔赛宫的持久魅力。即便凡尔赛宫不是这个格兰度[1]中必须要去的站点，人们参与其中也是为了让自己的文化修养日臻完美，不过见多识广的精英在法国逗留期间也很少会错过它。它始终是贵族和文化界或艺术界的旅行者寻求援助和保护的地方。难道1763年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没有因为受到路易十五孙子们的交口称赞而感到高兴吗？他讲述这段故事，就好像凡尔赛宫能成为一个接待哲学家的地方。他毫不犹豫地称赞，“法国文人比英国文人得到了更高的礼遇”。经济学家亚历山德罗·威利（Alessandro Verri）则对“崇高花园”赞叹不已，它使得巴黎世界远离纷争。某些人对此并不关心，还有些人对仪式化的宫廷生活持怀疑态度或对其奢华之风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这两种证言还揭示了凡尔赛宫是探索法国绝对君主制与欧洲启蒙运动之间联系的地方。

波利娜·勒梅格尔-卡菲（Pauline Lemaigre-Gaffie

附注：800, 1336, 1380, 1686, 1715, 1871, 1921

[1] 格兰度（Grand Tour），这个词从1670年开始使用，特指16世纪以来欧洲的作家、艺术家在意大利的一条文艺复兴文化旅行线路，总长度约200多公里。——译者注

1683年
法国的“1492年”？

对阿尔及尔的轰炸已谋划完毕，这场轰炸如同一场对地中海伊斯兰教发动的圣战一般；王室公布了关于大规模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法令，该法令后被称为《黑人法典》；宗教净化的思想得以确立；这些事件都处于同一背景下：绝对王权从此肩负着展现其帝国维度的职责。

1683年7月26日，阿尔及尔的台依梅佐莫托（Mezzomorto）命人将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士约翰·勒瓦舍（Jean Le Vacher）绑在炮口上。法国舰队从锚地一直轰炸到城市，而这位奥斯曼的领导者则以这种方式来挑战它。“炮弹一被射出，我们就看到一排火光从水中升起，直冲云霄，而勒瓦舍神父的身体已炸成碎片落入水中。上帝之所以任由此事发生是为了赋予其仆人以荣耀。”神无时无刻不显现在这场战斗中。没有一个土耳其士兵和阿尔及尔犹太人同意去点燃引线。这是一个犯下无法挽回之事的叛徒。目击者报告说他失去了手臂并且炮管永久受损。路易十四的海军在地中海西部与土耳其人展开了一场神圣的战争。从祖父查理五世与苏莱曼大帝的斗争以来，太阳王接下了这个曾是西班牙的使命。1683年对阿尔及尔的轰炸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在同一年，路易十四并没有帮助他的对手哈布斯堡家族，当时后者被奥斯曼军队围困在了维也纳。

1683年与1682年一样，海军上将迪耶普人亚伯拉罕·杜肯（AbrahamDuquesne）领导了对阿尔及尔的海军行动。在辉煌生涯结束之时，尽管路易十四给他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位古稀之龄的伟大海军战士却坚定不移地拒绝放弃他的新教信仰。1685年10月18日，国王签署了枫丹白露敕令，1598年南特敕令的规定由此被废止了。最激进的措施见于第4条，即驱逐新教牧师，这有效地消除了崇拜的可能性：“责令所有上述法国新教教会（Religion prétendue réformée）的所有牧师，如若他们不愿改宗皈依天主教、使徒教会和罗马宗教，他们必须离开我们的王国，离开我们所皈依的天主教的土地，自该法令颁布起两星期内，他们不能做任何祷告，两个星期后不能在王国内逗留，望遵从此劝告，违者将处以苦刑。”与绝大多数胡格诺派不同，杜肯没有移民。国王不得不授权他留在法兰西王国的领土上，条件是他不能公开表明自己的新教信仰。

像15世纪的西班牙对待犹太人一样，17世纪的法兰西作为事件发生地，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实行改宗的高压政策，然后决定驱逐牧师。就像1497年的葡萄牙国王“幸运儿”曼努埃尔一样，他不再容忍犹太人待在国内，但是想把改宗了的犹太人留下来。同样，只要新教徒愿意放弃他们的信仰，路易十四还是希望把他们留下来。自17世纪80年代初以来，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促使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派教徒与天主教徒联姻，以逃避王权施加的虐待和迫害。1685年是从第一阶段过渡到最后悲剧阶段的关键时刻。在卢瓦于7月16日写给贝阿恩省总督尼古拉-约瑟夫·福柯的一封信中，针对新教徒的政治行动模式被明确指出：“奉陛下之命，您必须要求贝阿恩省的贵族绅士们向您汇报他们的身份以获得您的验证通过，只有这样，那些真正的贵族绅士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陛下只想让这些人改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目的，针对那些冥顽不灵、不思改过的人做这项调查是比较有用的。”这段材料足以表明，当人们试图了解17世纪（伟大的世纪）的法国时，将政治与宗教区分开来并无多大意义。

当国王和大臣们在内部净化法国时，他们也鼓励向国外扩张。1685年1月，几内亚公司已成立整整20年，其活动范围在塞拉利昂河和开普敦之间。国王指派该公司执行奴隶贸易的任务，每年有1000名奴隶被贩卖到安的列斯群岛。5月份王室公布了一项法令，1718年第一版印刷版标题上赫然印着“黑人法典”。该法典共包含60条，它是妥协和利益汇合的结果，涉及的双方是国王在马提尼克岛的行政官员以及种植园和奴隶（糖和靛蓝）的所有者。基于1685年编写的参考文本，该法令在发生许多重要改变。改变的根据是法令中所记录的从1685年的瓜德罗普岛到1724年的路易斯安那州的领土变化。它制定了奴隶制中组织社会生活方面的法律规则。换句话说，通过这种积极的法律行为，法国君主制将自己视为一个政治组织，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是其基本特征。

虽然这可能不会让17世纪的历史学家感到惊讶，但重点要强调的是，法令的前8条都与宗教问题有关。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条规定：“责令所有大臣必须将在岛内定居的所有犹太人驱逐出境，自该条令颁布之日起三个月内他们必须离开，违者沦为奴仆，没收财产。”谁是这些安的列斯群岛的犹太人？他们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后代，曾居住在巴西的荷兰殖民地伯南布哥，在葡萄牙人于1654年夺回该地区后，这些家庭分散各地，从而逃过了宗教裁判所的强制改宗和调查。1685年3月的法令再次开启了迫害伊比利亚犹太人的悠久历史，这是规定法属群岛非洲奴隶生活的开端。这些条款涉及奴隶的地位，他们被视为动产；涉及奴隶的子女，他们归其生母的主人所有；涉及各种禁令，首要的就是禁止集会。其他条款属于刑法范畴，对奴隶来说尤为严厉；某些条款则属于商业法范畴，因为涉及规范经济生活的问题。第57条规定，奴隶在被释放后，将被视为法兰西国王的臣民，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即使他出生在非洲也不需要入籍信（入籍）。所有这些条款都表明围绕奴隶制经济组织起来的社会既没有超出法律维度，也没有背离宗教。

法国国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其帝国和殖民的维度，他甚至渴望在全世界实行君主制。伽桑狄的弟子弗朗索瓦·伯尼尔是一位伟大的旅行者，他曾在莫卧儿帝国大地上行医。伯尼尔在《学者报》（Journal des sçavans，1684年4月24日）发表了文章，名为《不同种族或人种的人类所居住的地球的新分裂》，这就是一种征兆。这篇文章将人类区分为四个种族。第一个包括整个欧洲，除去莫斯科大公国的鞑靼人、我们现在称作的阿拉伯世界以及从奥斯曼帝国到德里的莫卧儿王朝的中亚；美洲原住民也属于第一个种族。第二个是多种多样的非洲黑人，描述他们的词都是贬义的。第三个则包括从中亚到印度群岛，再到中国和日本的亚洲种族。第四个由被称为“丑陋动物”的拉普人组成。传统认为气候是生理和容貌呈现多样性的原因，伯尼尔则打破传统：代际是控制可见差异的唯一因素。在其“划分”中，一个种族的统一性存在于具有不同身体特征的人群中。在第一个种族中，从斯堪的纳维亚到埃及，虽然人类的肤色不同，但变化是相对的。一方面，大多数人，即农民，他们的皮肤黝黑，而精英人士的皮肤则显光亮。另一方面，西班牙人“棕褐色”的皮肤表明，邻近法国人的皮肤可能和遥远国度的居民一样暗沉。

第一个种族是由那些既没有非洲人的黑色皮肤和毛茸茸的头发，也没有亚洲人丹凤眼的所有人口组成。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伯尼尔描述了来自不同地区女性的身体美。他称自己在非洲看到了一些美人，“我认为她们胜过了罗马法尔内塞宫的维纳斯”。他对中亚和印度的深入了解让他能够区分出这些地区不同女性的魅力，他认为在奴隶市场中看到的格鲁吉亚和切尔克斯女人最美。这篇文章证明了他有着广博的世界地理知识。那时许多有关人类多样性的解释盛行，其中伯尼尔的解释尤为突出，因为他的解释混合了气候、宗教、文化和家谱方面的多方考虑。人们不能把为了欧洲人的利益而将种族划分为不同等级的想法归因于伯尼尔。不过在他的文章中，不同外貌通过代际进行自然遗传的解释超过了其他任何的解释。他提出应当减少因果关系，并就此开创了人种定义的历史的转折。

十字军与伊斯兰教在地中海的对抗，宗教清洗，改宗和驱逐，殖民野心，大规模奴隶制的组织，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一个法国式的1492年所包含的元素。这个野心是在凡尔赛宫构想的。在路易十四个人统治的中期，天主教政策变得越来越强硬，拥护法国教会自主的人越来越少。在此背景下，国王将一场宗教计划徐徐展开。他无视当时力量均衡的观念，认为自己在欧洲和海外的地缘政治霸权竞争中没有任何限制。太阳王原本就可以采用查理五世的座右铭，因为“更远”（Plus Oultre）就已经描绘出了无限的前景。

欧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路易十四拥有一位“西班牙”国王的所有特质。

让-弗雷德里克·肖博（Jean-Frédéric Schaub）

附注：1494, 1664, 1791, 1804, 1894, 1958

1685年
南特敕令的废止是一起欧洲事件

前任国王亨利四世通过规定赋予了新教徒一定的宗教自由，路易十四则为这些规定画上了句号。他打破了宗教和平的精神，强制实施不妥协的天主教政策。法国胡格诺派遭受的迫害和大规模逃难引起了欧洲的愤怒，并且最终导致法国的衰弱。

如果说有一个日子可以将法兰西的世界史和纯粹的法国史连接起来，则非枫丹白露敕令颁布的那日莫属，该法令颁布于1685年10月17日至18日间，它废止了1598年4月至5月颁布的南特敕令。南特敕令结束了宗教战争，并已建立了一个实实在在反映所涉各方力量状态的妥协政策。天主教被巩固为国教和国王的宗教信仰，并在整个王国得以再次确立。新教、教堂和牧师无论哪里都被允许，虽说它无法取得发展，但其信徒可以获得所有官职。此外，安全的地点和部队的维护为其提供了军事保障，从而使新教团体成为教会的一方力量。

这种脆弱的平衡持续了大约60年。在几次军事冲突之后，黎塞留和路易十三成功地取消了这些军事保障，结束了新教派别，但没有结束天主教会：1629年的《阿莱斯恩典敕令》（la grâce d'Alais）规定新教徒不再拥有军队，这完全证实了南特敕令的宗教层面。正如笃信宗教的人所希望的那样，黎塞留没有利用他的军事胜利铲除新教。确实，对外的三十年战争促使法国君主支持新教国王来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回报，胡格诺派在投石党运动（la Fronde[1]）期间表现出了始终如一的忠诚，甚至以一种天主教理论家也没有的坚定信念为国王的绝对主义辩护。我们甚至可以说1630年至1650年的数十年是“相对的黄金时代”，其中包括新教数量上的发展。

一切都在1661年发生了变化。路易十四，作为唯一的掌权人，他更加严厉地阐释了这项法令，甚至加重了施加于改革派的限制，就好像他想要一点点地扼杀新教。然而，奇怪的是，压力在1669年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改宗基金”，公开宣布放弃新教信仰的人就可获得金钱奖励。路易十四刚刚袭击了加尔文主义的联合省，并且他不想给欧洲留下一个反新教圣战的观感，目的是维持德国新教国王的联盟。战争一结束，骚乱就又开始了。1681年，国王颁布了象征性措施：7岁的孩子可以皈依天主教。同年，明白了国王意图的普瓦图、马里亚克（Marillac）的总督主动使用军营对新教徒“改宗”，而这种待遇通常留给不予交税的顽固分子。这就是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地方政府增加驻兵的数量，政府派遣士兵入驻新教徒家中，如果新教徒不放弃信仰，政府就增加驻兵的数量，除了死，他们就没有其他办法避开：结果非常有效，改宗的人数成倍增加。发明者非旦没被指责，反而在1685全年，其同僚在贝阿恩和朗格多克西部地区再次采用了同一种方法。最后在9月和10月初，下朗格多克省东部地区的胡格诺教徒的据点和塞文山脉地区也采取了相同措施。此刻，相邻地区发生的残暴行径在四处传播，这种传言让人十分害怕，以至部队采取的唯一方法使得改革派纷纷急忙登记放弃信仰。胜利的报告成倍增加。国王在确信法国加尔文主义濒于灭亡后，决定不再拖延撤销南特敕令的时间。这是在10月17日的国王议会中记录的，该法令于18日封存。

公文很短，只包括序言和12条条令。序言解释了王室做出该决定的缘由。国王只是在尊重他祖父和父亲未尽的愿望，祖父未能实现愿望是因为英年早世，而父亲则是因为战争。和平再次得以恢复，因此新教徒的改宗让宗教实现了大团聚。新教崇拜被禁止，教堂被毁，牧师可以选择改宗或立刻与妻子及他们不满7岁的孩子流亡。普通信徒不允许流亡，这与当时实施的国际规定相反，按照此规定能否移民取决于国王，这是他强加其宗教信仰的筹码。为了弥补对移民权利的质疑，最后一条与文本的其他部分相矛盾，条款允许最新的“新教徒”只要不从事新教活动就可以留在王国。此外，实际在现场执行这个出自凡尔赛宫的条令的时候，地方政府甚至不遵从这条规定，并派遣龙骑兵去所有未出现在教堂的人家中。更糟糕的是，有些地方政府，特别是在朗格多克，以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为要挟，强迫新教徒在1686年复活节期间做祷告和领圣餐。

人们已经对该决定的缘起以及它负有的沉重代价进行了长期讨论。为了减轻国王的责任，人们还会提到国王受到了他的告解神父——拉雪兹神父，以及出身平民的妻子曼特农夫人的不良影响，他们使得国王看中宗教方面的事宜。这一切都证实了路易十四明确的政治意愿，该意愿与他对权力的构想有关，并且他还想将权力延伸至意识掌控方面。

国际背景在决策中具有双重作用。这时正处于欧洲的黄金时期。太阳王路易十四不仅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1684年8月，他在雷根斯堡与西班牙签署了二十年停战协议。1685年2月，天主教教徒詹姆斯二世登上了英国王位，这确保了他可以保持让人接受的中立态度。

另一个原因是：两年前即1683年，土耳其人在围攻维也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呼救支援。路易十四冒着没有展现天主教团结的风险，未做出积极回应。还有什么方法比赶去支援更好的呢？这样既能将“异教”连根拔除，又不会引起与教廷的冲突。

撤销法令的后果更为重要。伟大国王的形象被永久地留下污点，他经营的与德国新教国王们的各种联盟也受到了损害。最严重的影响在海峡对面的英国。一个天主教的君王已经不被支持了，不过他的女儿玛丽是位新教徒，他的女婿，即荷兰共和国的联合省省督奥兰治的威廉将接替他。然而在1688年2月，詹姆斯二世有了一个天主教继承人，一般来说该继承人会取代玛丽。毫无疑问，法令撤销之前和之后的迫害故事如幸存避难者的证词，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由此对一个天主教王朝的上台忧心忡忡。这就是对玛丽和她丈夫的呼声以及橙带党人[2]宣传的由来。几个月后，奥兰治的威廉上岸抵达英国，陪伴人员主要由避难的胡格诺派绅士们组成，他的军队由朔姆贝格指挥，此人曾是路易十四最杰出的将军之一，他在移民和改宗之间选择了前者。

此时胡格诺派的移民现象出现了，且持续时间较长，不过该现象并不是始于路易十四时期。从上个世纪的圣巴托洛缪事件起，第一批移民就开始了，之后在拉罗谢尔的围攻事件发生以后，移民现象又开始了。胡格诺派教徒已经出现在瑞士各州、联合省和不列颠群岛。不过，尽管有禁令和镇压，新教徒秘密撤离的规模却依然相当庞大，达到15万至20万，尤其是在北部省份和大西洋沿岸。

比数量更重要的是移民的质量、类型和接受地。这也解释了移民数量为何会被高估，正如移民对法国经济的影响被高估一样。移民的后果在王国之外也有体现。有关移民的质量，我们举两个事例，即已经提到的关于英国光荣革命的官员，以及赋予荷兰媒体无与比拟的影响力和荣耀的记者。不过吊诡的是，在启蒙运动正在逐步形成的欧洲，这些知识分子却强化了法语在欧洲的影响力。

至于移民的地方，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普鲁士。1685年10月28日，心思敏锐的大选帝侯勃兰登堡的腓特烈签署了波茨坦法令（l'édit de Potsdam），给予胡格诺移民众多的好处，吸引了至少15000人。这些人在国家的起飞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更不用说在其军队组成上了。

与路易十四所希望的截然相反，法令撤销导致法国在世界的统治被削弱，也导致了盎格鲁-撒克逊势力的崛起。

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避难的团体都保持着自己的同一性。他们中的一些成员为留在法国的新教徒提供支持，而且他们立刻表示拒绝接受法令的撤销，尽管没有牧师，他们仍在努力维持他们的信仰。他们在整个欧洲对这次抵抗做出了最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在卡米扎尔[3]战争时期（1702-1704），该事件使得一些之前不为人知的地方一举成名，如塞文山脉地区。

即使在路易十四去世后以及在启蒙时期，实际上，废止令从未被撤销，因为天主教堂拒绝接受新教徒受洗或结婚，因此出现了一些没有公民身份的人。虽说迫害不那么强烈，但确是真真切切，它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60年代中期（最后一次迫害是在1762年，涉事者在1765年被判入狱）。

充满迫害和抵抗的这个世纪在胡格诺派教徒的脑中刻下了强烈的记忆。他们热情投身于大革命中，并在后来成为第三共和国及其非教会学校的坚定后盾。这过去的记忆也使得胡格诺派教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十分积极的态度去接纳犹太人。

菲利普·儒塔尔（Philippe Joutard）

附注：177, 1534, 1536, 1572, 1858, 1942

[1] Fronde音译“福隆德”运动，又称投石党运动，即1648年至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译者注

[2] 橙带党人（Orangiste），爱尔兰新教徒在1795年组织的政党，因用橙色带子做党标识，故此得名。——译者注

[3] 卡米扎尔（Camisards）源自朗格多克方言“Camiso”，意指穿长衫的人，是18世纪初在塞文山脉地区反对路易十四的加尔文派教徒。由于在这次起义中，起义者为夜袭时便于相互识别而多穿长衫，起义因以得名。——译者注

1686年
与暹罗错过的约会

如果说暹罗国王的大使们在凡尔赛宫受到盛情款待的话，那是因为法国人在努力与荷兰人争夺它的亚洲商行。阿瑜陀耶的宫廷革命阻碍了这些计划，使法国在很长时间内退出了亚洲舞台。

1686年9月1日，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接待了暹罗国王那莱——又称拉玛铁菩提三世（在位时间为1656-1688）——的使团。虽然法国国王此刻正饱受瘘管病的百般折磨而痛不欲生，但他仍在镜厅中亲自接待了来自阿瑜陀耶的三名使者：一位是戈沙班（Kosa Pan，泰语名Wisut Sunthorn），他是“一等大使”（ratchathut），也是代表团的指挥。按照地位降序，使团还包括一位“二等大使”（uppathut）、一位“三等大使”（trithut）、8位贵族代表、数位二级官员、12名前来学习法国艺术的男孩和一大批仆人。三位大使低着头，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将一个精美的盒子传至太阳王的宝座脚下，这个盒子里面装有他们国王的信件。

西蒙·德·拉·鲁贝尔（Simon de La Loubère）对这种仪式并不感到惊讶。1687年，太阳王派遣他前往暹罗。1691年，他在发表的《暹罗王国》（Du royaume de Siam）中是这样记录的：“东方的大使只不过是国王的使者：相较于国王对国书致以的浓厚敬意，送信的大使却没怎么受到礼遇。”在现代的东南亚，统治者的信使风光无限，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王权代表（regalia），闪耀着派遣者的威严光环。他们能获得与拉者[1]亲自前来时的同等待遇。作为马来西亚王权的重要编年史之一，1612年创作于柔佛的《马来人的历史》（Sejarah Melayu）用将近一章的篇幅描述了马六甲的苏丹穆扎法尔·塞亚（Muzaffar Syah）给暹罗国王的信，并讲述了信件在写作、运输和交付中的微小细节：“苏丹把信从头读到尾，频频点头。信件被大象驮到接见大厅。一位骑士手持信件，一位使者牵引大象，一位大臣护送他们。一行人在两顶白色的华盖下行进，还伴随着由乐器鼓、短笛和喇叭演奏的民族音乐。”因此，戈沙班这样无比精心地处理国王信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路易十四也毫不吝啬地铺张摆阔：银色的家具——御座、火炬架和烛台都被摆在大殿的台上。在场人数多达1500人，《文雅信使》（Mercure galant）报道称，此事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戈沙班和他的同胞们受邀欣赏凡尔赛宫的奇观，从马尔利液压机到版画室，再到动物园的笼子都一一参观。法国人的外交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即使经过6年的激烈冲突，法国于1678年与荷兰共和国签订了和平协议，但这涉及与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全称为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一步步争夺其亚洲商行的问题。该公司管理着从开普敦到平户的庞大工厂网络。在科尔贝的倡议下，1664年8月法属东印度公司成立，曾在锡兰和日本工作过的法朗索瓦·卡戎，叛离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转投法属东印度公司，并在公司发展初期执掌其运营。尽管有了这位掌舵人，法属东印度公司还是没能在马六甲海峡之外立足。不过，法国人认为他们可以在暹罗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荷兰人自1608年以来在此地只有一个小型的交易室。第二年，3名暹罗大使在爪哇岛北部的万丹登上了法属东印度公司船队的领头船——东日号（Le Solei d'orient）。这是一艘三桅帆船，装配60门大炮，登记容积为1000吨。1681年11月1日，这艘船只曾在马达加斯加海域满载黑人和财宝。它的沉没或许是因为被捆绑在船上的两只大象不合时宜的乱动，它们是那莱王送上的薄礼，打算给路易十四的孙子勃艮第公爵和安茹公爵当作娱乐。这种做法开启了国与国之间神奇的动物外交：本地治里总督在1684年送了那莱王一头苏拉特的狮子，后者在1686年向路易十四送了两头大象和一头犀牛。

1684年1月，那莱王听从新的外贸总监（Phra Klang）——希腊人康斯坦丁·华尔康的建议，向法国派遣了另外两名使者。康斯坦丁出生于塞浦路斯贵族家庭，他的家族后来迁至希腊凯法利尼亚岛，他与一名皈依天主教的日葡混血女子结了婚。1678年，华尔康在一艘英国船上获得了暹罗的青睐，他的事业在几年内扶摇直上。由于他同时会说葡萄牙语、泰语和马来语，所以他在阿瑜陀耶是大规模贸易中绕不过去的中间人。为了抵消荷兰人日益增长的影响，他在争取那莱王与法国亲近。于是在1682年，他任命外国传教会的在俗教徒勒内·夏博诺（René Charbonneau）为普吉港的总督，并授予其披耶（okphra）的头衔和身份。1685年，他还监督了一项协议的签署，该协议授权法国在两个筑有防御工事的贸易地点——墨吉（又译丹老）和曼谷安置近650人的驻军。孟加拉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和葡萄牙人自17世纪早期以来，以各种身份（包括非军人和军人的身份）为阿瑜陀耶王朝服务，法国人在一众不同的外国人之后，成为他们中的一个。

在1686年“望加锡阴谋”发生之际，华尔康与法国人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盟让人惊讶。1664年，一位望加锡（西里伯斯群岛）王国王子芒加莱定居在阿瑜陀耶，陪伴他的随从有250人。这位王子认为苏丹哈桑丁的政策对荷兰人太过有利，于是予以反对，最后他为了不被国王报复而选择逃离。由于这些流亡者是穆斯林，他们被安置在位于都城大门口的马来“甘榜”（kampung）地区。但1677年，波斯大臣阿伽·穆罕默德·阿斯塔拉迪（Aqa Muhammad Astarabadi）的失势以及随后华尔康的上位使得暹罗的穆斯林避难者——半岛和苏门答腊的马来人、越南占族人——害怕其对他们采取歧视性措施。王子芒加莱加入了反叛者的计划，他们想要洗劫王宫。这个阴谋刚被筹划，望加锡王子就被召唤到宫殿以恳求那莱王的赦免。他拒绝前往，并且坚守在马来甘榜。华尔康命令曼谷驻军指挥官福尔班伯爵（comte de Forbin）通过河道切断了逃亡者的所有撤退路线。然后，他亲自率领一小队由法国人和英国人组成的军队，向他们发起攻击。芒加莱王子在战斗中死去，但是他的两个儿子被俘虏了，他们被华尔康送到法国人那里，后者将他们押送海外。这两个男孩于1687年9月抵达巴黎，被委托给耶稣会士照顾，会士们在1688年以极大的排场为他们施洗，然后让他们在布雷斯特海军陆战队学校登记入学。在整个事件中，法国人表现得像是对华尔康言听计从的盟友，这对阿瑜陀耶的穆斯林商人大为不利。

因此，1686年的使团相当于是对华尔康亲法外交的一种认可。事实上，暹罗使者非常欣赏路易十四的热情好客。我们从保存在巴黎外交使团档案中的戈沙班旅行日记的片段中可以了解到，布雷斯特港和卢瓦尔河的城堡使他坚信法国拥有强大的国力。

唉！可惜一场宫廷革命打破了两国持续联盟的所有计划。在阿瑜陀耶，华尔康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青睐，这使部分贵族感到不满，他们认为华尔康的政策对欧洲人有益，这会带来很大风险。此外，耶稣会士在宫廷中展现了他们的天文知识，地位不断上升，这让僧伽（sangha）的佛教僧侣很是忌惮。1688年3月，患有严重水肿的那莱王病重，他宣布其临终遗言，将王位传给他的女儿KromluangYothathep，条件是女儿要么嫁给养子Mom Pi，要么嫁给皇家象军司令帕碧罗阇（Phra Phetracha）。帕碧罗阇的母亲曾是那莱王的奶娘，因此他与国王几乎是兄弟般的关系，但他拒绝了国王的招亲。5月17日，他命人囚禁了那莱王，并在6月中旬将华尔康斩首，之后他几乎处决了王室的所有成员。7月中旬，那莱王死于监狱。8月1日，帕碧罗阇以胜利的姿态登上王位，并立即选择了一位最热心支持他的人作为外交大臣：1686年使团团长戈沙班。

戈沙班转而反对法国的态度非常引人注目。面对毫不留情的进攻威胁，博勒加德（Beauregard）骑士被迫在6月24日撤离墨吉的防御工事。德法尔热将军（le général Desfarges）防守的曼谷广场也被一支由40000人组成的军队围困了4个月。最后，法国人同意签署降书，而降书要求他们当即离开该国。1688年11月，他们乘坐旗帜号（Oriflamme）返回本地治里。在驱逐法国人之后，暹罗的贸易政策在两个世纪内重新集中在原先马来和中泰两国构成的格局上。对于法国君主而言，暹罗事业的失败导致法国长时间退出了亚洲舞台。尽管印度群岛的法国公司通过武力或转让的方式获得了几个额外商行，如昌德纳戈尔（1688年）、马埃（1721年）、雅隆（1731年）和开利开尔（1739年），然而这些公司却相继退回至印度洋南部、马斯克林群岛甚至是波旁岛（留尼旺岛）。当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扩大其影响控制时，当英国势力在马来半岛和缅甸逐步发展时，法国要一直等到1855年7月拿下越南皇城顺化（Hué）后，才能再次出现在东南亚。

罗曼·贝特朗（Romain Bertrand）

附注：1534, 1550, 1715, 1863, 2003

[1] 拉者（Raja），或译作拉惹。南亚、东南亚以及印度等地对于国王或土邦君主、酋长的称呼，最早源自于梵文的rājan一词。在印度，伊斯兰教传入后，拉者专用作印度教君主、领袖的称呼，用以区别于伊斯兰教的“苏丹”和“那瓦卜”；拉其普特人称拉者为“拉那”（Rānā），南亚部分地区使用此称呼。拉者和拉那的正妻（王后）皆称作“拉妮”（Rani），女性拉者亦称“拉妮”。——译者注

1712年
《一千零一夜》
或是安托万·加朗的编造

因为之前翻译东方故事而获得了成功，安托万·加朗便急迫地写出了新的一卷，他在《一千零一夜》的主体上又增加了一些故事，而这些故事都是一位来自阿勒颇的阿拉伯旅行者。阿拉丁冒险是法国人的创造吗？总之，皇家学院杰出学者的行为与阿拉伯语编纂者的行为并无不同。

在法国公众眼中，几乎没有任何文章比《一千零一夜》更能代表阿拉伯文学。舍赫拉扎德在每个黎明的早晨讲述这些故事时都会将其停在适时的段落。苏丹王沙赫里亚是一个被人嘲笑的丈夫，后来又变成了杀害女性的杀手，每天他在听完舍赫拉扎德讲的故事后都会暂缓一天杀她。然而，18世纪早期将《一千零一夜》引入欧洲并使其风靡于世的文本绝不是对原文阿拉伯语的忠实翻译，而是一个混合作品。这主要归功于安托万·加朗（1646-1715）的倡议，他是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东方语言学者”之一。

1704年，他出版了《一千零一夜》第一卷，接着陆续出版了其他七卷直至1709年。之后出现了长时间的中断，在此期间，据说梦游的人会来到他的窗户下，向他索要新故事。时间到了1712年，后两卷才出现，其中包括今天非常著名的“阿拉丁的故事”和“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历险记”，后者是该系列的标志性人物。和前面的故事一样，这些故事的讲述者都被设计成舍赫拉扎德，因此有理由怀疑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实际并非如此，事实只是迟来的真相。在19世纪末，赫尔曼·佐腾伯格（Hermann Zotenberg）在国家图书馆保存的加朗“日记”中，发现《一千零一夜》最后四卷中所包含的故事起源与取自几本阿拉伯语手稿的前8个故事不同，“清醒的睡眠者的故事”除外。这些故事是作者听阿勒颇的马龙派教徒汉那·狄亚卜（Hanna Dyâb）在1709年途经巴黎的时候讲述的，并且他在5月6日至6月2日期间将这些故事梗概记录在了他的“日记”中，它们并不能称作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谈到“阿拉丁的故事”，他只是提到了标题，但他表示他收到了一份汉那·狄亚卜阿拉伯语版的复本。他还从汉那手中获得了“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历险记”的手写版，或许还有“阿里巴巴的故事”。这些副本都没被我们发现，只剩下了加朗记录的故事梗要。“阿拉丁的故事”和“阿里巴巴的故事”的阿拉伯语手稿被发现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法国和英国；然而，它们完全不能证明这些故事属于加朗先前的传统手写故事，因为这位东方主义者很可能基于自己原先的故事版本对故事进行了编造。归根结底，加朗作品的前三分之二属于《一千零一夜》传统手写的故事，而后三分之一则借鉴了如当代学者所展现的多种口头传统故事，不仅包括东方的，或许还包括欧洲的。在18世纪初，一个阿勒颇人传播了这些故事。

安托万·加朗通过他的“翻译”将外国故事引入《一千零一夜》中，这样的做法导致他很快就无法从黎凡特获得比他翻译还要多的手稿——第一卷包含282夜，是他在1701年12月从阿勒颇那里收到的，只有此卷保留至今（BnF, ms. ar. 3609-3611）。在加朗著作的第八卷中，巴尔宾出版社已经不知不觉地加入了两则故事，这两则故事是由国王的阿拉伯语翻译秘书弗朗索瓦·佩提·德拉克洛瓦（François Pétis de La Croix）从一部土耳其文集翻译过来的。于是，加朗更换了出版商转而在德洛纳（Delaulne）出版，他将以下的话插在了第九卷的开头：“第八卷末尾的两个故事并非来自《一千零一夜》的作品。在第二版中，我们会注意将这两个不相干的故事删除。”只要这份声明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它就能让人相信第八卷之后的故事确实属于《一千零一夜》。

加朗完全没有这样做的习惯，他使用这样的欺骗手段是出于何种原因？因为当他发表他的“阿拉伯故事”时，他已经年老，尽管他于1701年进入了铭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并于1709年被任命为皇家学院（法兰西公学院的前身）的阿拉伯语教授，但他有关钱币学的伟大作品及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翻译杰作仍然还是手稿形式；只有1699年的《论咖啡的起源和进步》（De l'origine et du progrez du café）或1694年的《东方人的名言、警句和格言》（Les Paroles remarquables, les bons mots et les maximes des Orientaux）等热门作品出版了。随着《一千零一夜》的出版，他一夜成名，毫无疑问，以往所经历的苦涩由此一扫而空，再加上他本就希望可以得到另一种认可，于是1712年他决定出版新一卷的《夜》，尽管这将会付出一场骗局的代价。也许是因为像佩提·德拉克洛瓦这样的模仿者出现了，而且《一千零一天》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受此影响，他自1710年11月起便开始了新一卷的写作。不过，加朗是否还有所顾虑呢？假如第九卷和第十卷出版于1712年，那么应当是在1717年，也就是在他逝世两年之后，最后两卷才被出版。这是故事的结局，当一千零一夜结束时，苏丹王终于赦免了舍赫拉扎德。

另一个问题是，在听完汉那·狄亚卜叙述的18个月后，加朗如何从简单的梗概和零星的副本中创作故事，而读者丝毫没有将其与源自《夜》的手稿前作区分开。他的工作不再是作为一名翻译者，而是创作者，他可能以一些剧情梗概为基础，尊重情节变化，创作更大体量的故事：于是，1709年5月22日在他“日记”中占据7页的“艾哈迈德王子和帕里巴诺仙女的故事”摘要，在1717年版《夜》的第十二卷中变成了近200页的故事。加朗调用他作为东方主义者工作所获得的知识来撰写他的文本：因此，在“艾哈迈德王子的故事”中，印度教寺庙模仿了几年前他从波斯语翻译的一则帖木儿帝国故事（Matl'a as-sa'dayn）中提到的寺庙（Abd arRazzâq as-Sarmarqandî，1413-1482）；同一个故事里索伯谷（la vallée de la Sodge）的描述来自《东方学文库》（Bibliothèque orientale，1697年），这本书是巴泰勒米·德埃贝洛（1625-1695）所著的有关东方知识的集锦，由加兰最终完成并作序。在作家的这部作品中，这位东方主义者还使用了他在黎凡特的经历作为创作素材，1670年到1688年间他在那里待了将近15年。人们在《夜》中重新发现了一些已经出现在与君士坦丁堡相关的“日记”（1672-1673）中的笔记：“阿拉丁”故事中行列的壮大与“伟大主人”前往乡下所铺陈的盛况相呼应，正如他在阿德里安堡观察到的那样，并且在第一版的表述中他还说明了此番做法的用意。比如管弦乐队由“喇叭、定音鼓、鼓、短笛和双簧管表演的合奏”，伴随着苏丹军队作战，但在故事中乐队作为装饰它所展现的节庆氛围却更加浓厚。

然而，对加朗来说，丰富汉那·狄亚卜提供的材料并不够，他还需要确保《夜》的整体统一。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得出，在很大程度上，加朗在他文集的第二部分成功地保持了与第一部分相同的文学程式，而正是在第一部分他对阿拉伯语手稿的故事进行了改编。在“不忠的美人”的时代，和人们需要服从礼仪规则一样，翻译同样需要发挥创造性，它几乎不接纳对现实世界的描绘。因此，宫殿的描述和年轻公主的肖像都是寥寥几笔，在他的笔下成为抽象的回忆，进而言之这成了特定风格：“美貌无双的女士们”出现在客厅中，客厅有“阿拉伯式的彩绘圆顶”，还有“沙发”。对阿拉伯语的忠实翻译将被认为是不堪卒读的，即便加朗已经从深层次的角度改变了故事的外表，但他仍然避免了过度的法兰西化。这是当时某些希腊语译者的做法，他们展示的埃涅阿斯身着法国骑士装扮。加朗想要取悦大众，但他也想教授大众一些知识，而且由于古典美学并不排斥提及风俗习惯和宗教习俗，所以他必然会将它们展现出来，并根据需要进行解释。

此外，加朗在写最后几卷的时候模仿了《夜》的前几卷，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故事讲述者口头叙述中的表达被转化为优雅的法国古典散文。作者的标记还在于他发展了一种起始的叙述方式，它很简短，有时还被省略：他向人物传达了一种心理深度，巧妙地放大了对话，创造了过渡的技巧，让人们接受了被同时代人认为粗劣的混合体裁。加朗让自己成为传递者，并以非常个人的形式向我们讲述内容极其丰富的阿拉伯故事，他为此付出的心血可见一斑！

加朗的作品当然只是《一千零一夜》许多版本中的一个，其中某些版本竟试图原原本本地传达原文，正如像理查德·伯顿这样出名的译者将18世纪末丰富厚实的埃及作品翻译成欧洲语言一样。安托万·加朗在某种程度上与阿拉伯语编纂者通过引入外来故事来丰富作品的行为并无不同，但其他任何版本都没有加朗为舍赫拉扎德故事的世界性传播做出的贡献大。加朗的版本不仅有一个特定的素材库，还是一部十分协调的作品，具有独特的书写特征。

西尔维特·拉尔祖尔（Sylvette Larzul）

附注：1143, 1539, 1771, 1751, 1842

1715年
路易十四宫廷的波斯人

波斯萨法维帝国的王子们在寻求一个反向联盟，以对抗奥斯曼帝国以及其他与他们敌对的逊尼派势力，他们在凡尔赛宫见到了晚年的太阳王。圣西蒙将会讲述这段历史，而后来孟德斯鸠将视其为一个政治传奇。

这是路易大帝晚年统治时期最壮观的场景之一。凡尔赛宫大画廊的尽头，在人群聚集的法国宫廷中间，波斯大使向平台宝座上的国王鞠躬致敬。在波斯人面前的是这位年老的国王，他消瘦，颧骨分明，身形晃荡在他那宽大缀满钻石的衣裳里，他就在镀金木制扶手椅上坐着。王座旁是两位王子：右侧是王储路易，年仅5岁，是一个既漂亮又没有表达力的孩子；左侧是奥尔良公爵，他是国王的侄子和未来的摄政王。据出席了1715年2月26日接见会的圣西蒙公爵报告称，格罗·德·博兹院士（Gros de Boze）和画家夸佩尔位于御座脚下，一个负责组织仪式流程，另一个负责将情景绘制成画。

为了对大使穆罕默德·礼萨·贝格（Mohammed Reza Beg）及其随从表示欢迎，法国君主将其所有排场都摆了出来。大使于1714年10月23日登陆马赛，庄严地进入了马赛市，享用小吃，观赏了吕利的歌剧《阿马迪斯》（Amadis）和《贝莱罗丰》（Bellérophon）。从马赛到巴黎的漫漫旅程中，每个城市都设有招待会，都会有著名人物献上致辞和礼物：蒙特利马尔的牛轧糖，瓦朗斯的果酱，讷韦尔的蜡烛和异域水果。1715年2月7日，波斯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巴黎，他们下榻在图尔农街的非凡大使酒店。

2月19日的接见会重现了1685年接待热那亚总督和1686年接待暹罗大使的仪式。穆罕默德·礼萨一行人在凡尔赛宫的前院受到了迎接，那里站立着2000名法国卫兵和瑞士卫兵，他们的帽子上装饰着帽徽和翎毛，为向大使一行人表示敬意，他们的敲鼓声连续不断。在皇家宫廷中，这位波斯人迎上了宫廷的守卫人员和王宫的宪兵。他爬上大使楼梯，穿过国王大套间和大画廊，然后艰难地到达路易十四面前，他向国王呈上了波斯沙赫侯赛因的信件。然而大使让国王略微尴尬，因为他一边进门，一边与国王交谈，并没有按照仪式惯例先为国王致词。在整个接见当中，王子们一直都没有戴帽子，而穆罕默德·礼萨·贝格，一个标准的穆斯林，并不知道要摘掉他的头巾。8月13日举办的欢送仪式更简单，也就是路易十四去世前三周，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即便有圣西蒙的帮助，波斯人的使团仍然与国王的死脱不了干系。使团本身对这件事不负有责任，它只像是这场死亡的前奏，即编年史作者笔下的“结束的开始”。此外，公爵不是唯一一个以不讨喜的方式介绍该事件的人。据传在1715年，穆罕默德·礼萨·贝格大使是一名冒名顶替者，他带给路易十四的礼物也毫无价值。国王的身体每况愈下，而整个行动都是由国王周围人策划上演的，目的是让国王分心。这是一场骗局，与土耳其的仪式类似，而国王或许就是受害者，《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就是这幕仪式的结尾。大使待在巴黎的这段时间，留下了许许多多滑稽可笑的故事，这同样让人怀疑其使命的严肃性。那些爱看热闹的巴黎人来欣赏大使如何喝咖啡或喝茶，品尝果汁冰糕，抽烟斗，洗澡，练习将标枪投掷在城墙上。穆罕默德·礼萨有一群崇拜者，他还引诱了一位出身良好的女士。如此想来，1715年波斯人的到访任务可能是一件雷声大雨点小的事件，它预告了另一则虚张声势的事件：长期以来都在流传太阳王已死，实际上只是一名王子死了。

圣西蒙和其他一些同时代人画的暮色画仍然需要一些修改。毫无疑问，自17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这充满胜利的几十年，1715年9月1日去世的路易十四不得不从他的辉煌中退去。1697年，根据《里斯威克条约》（le traité de Ryswick），他不得不放弃许多在美好年代中的征服成果，但法国在世界上仍然处于不败之地。1713年和1714年，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失利之后，在《乌特勒支和约》（le traité d'Utrecht）和《拉斯塔特和约》（le traité de Rastadt）中，虽然他依旧选择割让土地，但他还是将西班牙的王冠保留给他的孙子腓力五世。1715年的法国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它仍然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欧洲的第一强国。路易虽精疲力竭——他有时在议会期间睡着——但不是年老的姿态，并且他正努力通过外交手段来维护之前通过战争获得的利益。通过最后一次上演凡尔赛宫的辉煌，特别是他的军事大厦的辉煌，对波斯大使来说，国王想要向法国和欧洲的舆论展示，法兰西并没有丧失以往的伟大。太阳王下达了如下指示：谨慎和谈判，而不是冒险和武力。他不受欢迎的侄子，即奥尔良的腓力，在他叔叔去世后将承担摄政王的职位，并且沿袭这个指示。

最重要的是，虽说最近出现了挫折，但商业界和王室行政机构在商业和殖民扩张项目中取得了不少成果。尽管法国战舰在打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减损严重，海军和外交部门却将目光投向了西属美洲和印度洋地区。法国统治阶层正试图从战争中汲取教训，在此期间，英国和荷兰的金融力量在贸易差额中已经遥遥领先。时间离约翰·劳的崛起和他创立的金融体制的天真构想并不遥远。

然而，使团的倡议却回到了波斯人自己的手中。按照官方说法，这是一个缔结友好和商业条约的问题，该条约已经谈判了15年。事实上，特派团的目标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波斯萨法维的官方宗教是什叶派，它正被逊尼派的敌对势力包围，两者之间的和平岌岌可危：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布哈拉汗国和阿曼的伊玛目[1]。在波斯湾，阿曼人的海盗行为正严重影响波斯的贸易，甚至影响到某些沿海城市。波斯人计划与法国人结盟，对抗这些阿曼海盗。以商业优势作为交换，法国舰队将负责拿下马斯喀特港，这是自16世纪初葡萄牙人、奥斯曼人、波斯人和阿曼伊玛目之间争夺的地方。法国舰队在这个港口立足之后，在海湾地区承担起海上警察的角色。

1715年的波斯使团是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穆斯林统治者派往欧洲的一系列代表团中的一个（1669年的奥斯曼使团，1699年的摩洛哥使团，1721年的奥斯曼使团）。这项活动首先属于传统“反向联盟”的外交。这也表明伊斯兰世界开始意识到西方人正在获得技术优势，特别是在军事技术领域。东方的统治者们在努力了解欧洲正在进行的创新举措，并考虑将基督徒专家引进到他们的国家。彼得大帝在1697年至1698年，以及1716年至1718年的欧洲之行就是类似的证明。

但是波斯的倡议来得太晚了。由于沟通缓慢，再加上每个国家政治官员的更替，谈判很难取得共识，就这样一直拖到1722年。当时，反对萨法维中央政权的阿富汗人对帝国首都伊斯法罕发起了大规模突袭。虽然帝国军队在数量上占优，还配备了一支炮兵，其副指挥官还是法国人，但阿富汗人还是粉碎了帝国军队。之后经过长期的围攻，他们成了这座大都市的主人。波斯即将陷入混乱并在欧洲大国的关注中消失近一个世纪。

在法国方面，1715年使团到访的结果既不是外交，也不是军事，更不是商业的，而是哲学和文学的。读完塔韦尼埃（Tavernier）和夏尔丹（Chardin）的《游记》之后，对波斯使团习俗的观察给路易十四的臣民们上了一堂十分直接的相对主义的课。穆罕默德·礼萨·贝格盘腿坐在他的壁炉旁，布雷特伊男爵是大使的介绍人，男爵第一眼看到穆罕默德时觉得他像“一只躺在火边的大猴子”。“我毫不怀疑，”朝臣补充道，“波斯人第一次看到欧洲人坐在椅子上，他们也会觉得这种姿势可笑，和我第一次看大使的姿势时所想的一样。”由沙赫的使者在巴黎逗留所激起的好奇心很快就催生了启蒙运动第一阶段的一部不朽的著作：1721年，孟德斯鸠出版了《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用全新的视角促使西方减少对东方世界的思考，而是转向对自我的沉思。

蒂埃里·萨尔芒（Thierry Sarmant）

附注：1550, 1682, 1685, 1771

[1] 伊玛目，意为领拜人，引申为学者、领袖、表率、楷模、祈祷主持人，也可理解为伊斯兰法学权威。此词的阿拉伯语原词在阿拉伯世界已经很少使用，但在波斯语、乌尔都语、英语、汉语中比较多见，但各自的具体含义区别很大。伊玛目一词最早源自对穆斯林祈祷主持人的尊称，又称领拜师、众人礼拜的领导者，没有其他诸如学者、领袖、表率、率领者、楷模、法学权威等含义，这些含义都从前者引申而来。——译者注

1720年
苏格兰人搅动的一场风雨

如何清算路易十四遗留的债务？奥尔良的腓力被苏格兰人约翰·劳的大胆想法征服：创建一家发行证券的综合性银行。金融市场的第一次经历以破产告终，使得国家不相信任何改革，也使得债权人不再信任国家。

约翰·劳（1671-1729）的金融体制是法国摄政时期尝试的一个激进的金融体验。让我们快速找到这个角色：他是一位爱丁堡金匠的儿子，年轻时期在伦敦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之后这种生活被一场决斗打断，他被判处死刑，然后靠贿赂逃了出来，之后的20年他走遍了欧洲各地，初步学习了金融市场的知识，并向数个宫廷提议成立银行的计划。当时，任何超越一家公司狭窄范围的事务都需要被赋予特权，况且劳不想成为一名简单的商业银行家。他希望通过推行适应当地情况的模式来复制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的成功。当然，他既不是此类项目唯一的实行者，也不是首个实行者。但他的独创性在于他的银行不是作为一项金融的权宜之计，而是作为一种基于十分超前的理论推衍出的经济政策工具，这比他苏格兰同胞亚当·斯密的著作发布还早半个世纪。劳认为，不基于贵金属而是基于良好监管信贷的货币将更可靠，并且它可以刺激经济活动，同时可提供现金和降低利率。

1713年底，他抵达法国，当时法国正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抽出身来。这场冲突影响到了整个欧洲；对法国来说，这场冲突最后只带来了一半的成功，但它耗尽了财政，并需要进行部分破产并征收沉重的税收。劳向路易十四，以及之后（在国王去世后）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提出的建议并非没有吸引力，但是这并未免除1715年至1718年间采取的严厉措施：减少公共债务的利息，将浮动债务合并为价值模糊的国家钞票，操纵货币和增税。然而，摄政王被劳的智慧和观点成功吸引，他设法说服了政府给这位苏格兰人一个机会。

劳的金融体制分为三个阶段推行。第一阶段，1716年5月成立了一家银行，它为国家钞票持有人提供在银行兑换股票的机会，相当于向国家以债权的形式交换具有盈利潜力的事业股份。该银行向持有者发行可按需兑换为固定重量现金的钞票，并且银行购买商业债。这些钞票不是法定货币，但很快被认可成为纳税方式且可与税务员兑换。该银行管理良好，表现出它确实是可以赚钱的。针对1718年5月货币价值变动而对钞票给予的保护政策，也增加了民众对钞票的喜爱。与此同时，1717年第二阶段开始，劳创建了一家贸易公司，再次实行持票者可用国家钞票兑换股票的政策。上述公司就是西部公司，其目的是开发路易斯安那州的殖民地，也就是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这是30年前获得的一片广袤的土地，但一直处于荒芜的状态。起初生意萧条，但公司开展了一系列其他商业和税务的收购活动。股价上涨，公司能够通过发行新股为其收购融资。1719年，它收购了印度公司并以此作为公司名称，从而掌握了大部分海外贸易。

第三阶段是在1719年夏天，当时公司同时开展了两大操作。一方面，它为了收取间接税（一般农场）而拿走了租约，因为公司必须以此支付国王一笔固定数目的税额，并一力承担损失或利润。此外，公司还向国王提出借给他足够的金额让他以优惠的利息偿还所有的公共债务。公司为给这笔借款融资发行了巨额债券，为此它得接受现有的债务证券。因此，这项操作相当于将固定利率的公共债务转换成一个公司的股票，除去获得对外贸易垄断业务所带来的利润，该公司还可获得国家（可变）收入除去其固定支出的盈余部分。国家并没有通过固定利率贷款而是通过可变股息股票来为自己融资，前种方法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可能会使国家破产，后种方法则使得国家被迫福祸共担。劳给法国提供了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大胆的金融体制，以及能够在未来冲突中筹集必要资源的前景。假如法国没有丝毫的经济困扰，它在1718年对抗西班牙的短暂战争中不就能成功了吗？劳在摄政王心目中的地位不断攀升，直到1720年1月成为财务总管。该银行于1718年12月被收归国有并被命名为皇家银行，1720年2月它被委托给公司打理。劳似乎取得了完完全全的胜利，以至于英国在历史上曾一度认为模仿法国是良策。同年，也就是1720年，南海公司说服议会将所有公共债务转换为股票，伦敦也陷入了同样的投机热潮中。同年的阿姆斯特丹也将发生金融泡沫。

然而，该项目失败了。旧贷转换成股票的价格是固定的，但劳认为有必要将股价不断提高，以鼓励债权人兑换。他预计公司所获得的收入并非不合理，但是他用利率下降为他定的过高目标作出解释，因为他认为货币充足必然会导致利率降低。为了让股票价格坚挺，他印发钞票，开始还是暗中进行，后来就公开操作了。为了支持钞票流通，他采取强制措施，并印发多种钞票，之后干脆停止使用金银币。但此后不受控制的钞票印发导致汇率下降和通货膨胀。为了扭转局势，劳降低了股票价格和钞票面值，给大众的信任以致命的打击（1720年5月21日）。大众情绪激昂，劳暂时去避风头，措施被废止；后来劳被重新安置到了公司去试图挽救这座大厦。股票和钞票兑换黄金的价格如自由落体般下降。劳通过各种方式尝试消除大量钞票；他重新建立了公共债务，发行了新证券，根据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模式创建了银行账户，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大家只能任由钞票逐步退出货币支付形式。与此同时，国家收入崩溃，公司无法支付其款项。劳被解雇并被秘密护送到边境（1720年12月）。

公共财政并不是唯一陷入混乱的方面。对股票和其他证券的疯狂投机行为，公共债务未完成的偿还，特别是对债务人来说是好事的钞票强制定价，这一切都已经将金融领域搅了个天翻地覆。收拾烂摊子的任务被委托给了帕里斯兄弟（frères Pâris），他们是有着长期经验的金融家，他们构思出了“签证”项目，该项目旨在拯救印度公司，清算银行，并通过在尽可能范围内减少不公正行为和不正当利润来解决劳的金融体制的债务。超过50万投标单被处理和清算，也就是说，投标单根据资产的来源被减少，并被转换成新的公共债务证券。

这场经历还剩下些什么？首先，印度公司在1731年放弃烟草垄断和路易斯安那州后，再次将重心放在了与东方进行的贸易上，它在一段时间内展开与荷兰和英国同行的竞争，并向法国供应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奢侈品。虽然它是一家私营公司，但它受到了政府的密切关注，政府对公司的成功胸有成竹，但却没有足够的资源在军事冲突中为它做后盾。七年战争失败后，公司被清算，其交易也开始面临竞争。

它仍然是一个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坎康普瓦街的投机行为，时而受到鼓励时而受到压制，在1724年还被赋予了官方场所和结构。领先的证券恰恰是印度公司的股票，其评级在欧洲报纸上公布，它是法国的金融晴雨表，但人们同样也会在此交换国家发行的不记名债券。因此，一个资本市场发展起来了，不过国家并不能从中获利。证券交易所在大革命时期被中断了，后又在督政府时期重新出现，然后在19世纪发展起来。

但这场经历留下了伤疤。首先，国家借债的能力，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当花费迅速变得巨大时，这个能力一直受限，因为债权人脑中会浮现出那些受到“虐待”的记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认为“签证”项目减轻了这一打击。那些违背许诺的做法还会持续很长时间：支付暂停（1759年，1788年），强制减债（1771年，1797年）。皇家银行的失败剥夺了法国与其对手荷兰和英国竞争时所拥有的资源，并且直到半个世纪后，贴现银行（Caisse d'escompte，1776年）才成立，它是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France）的前身（1800年）。这还是一个错失的转折点：旧体制接受新想法和进行深入改革的时间十分短暂，它又退回到了某种保守主义，1720年的灾难似乎就是它对新奇事物持恐惧心态的原因。人们只能想象，在劳的金融机制实行的国家，面对一个（由股东组成）国家，君主专制会如何演变。

弗朗索瓦·维尔德（François Velde）

附注：1357, 1456, 1860, 1973, 2011

第七篇
启蒙运动时期的民族

LA NATION DES LUMIÈRES

从《百科全书》的传播到一个被自身“吞噬”所血染的短命共和国，从狄德罗到罗伯斯庇尔的倒下，半个世纪过去了，无论是从其字面还是其象征性的意义上来说，这半个世纪是全球所有革命爆发的时间。法国大革命是奠基行为，它让政治变得神圣化，又让宗教去神圣化，它并非从天而降。革命缘起于一个非凡愿望，这愿望包括多个方面且与社会变迁相矛盾。人们甚至从这场社会变迁的字面便可以想到它的“全球”维度，因为它是与世界的运动相呼应，而非人类运动：出于象征的意愿和信仰的影响，年轻的国民议会于1789年6月20日在网球场成立，由天文学家让·西尔万·巴伊担任主席。启蒙主义的光芒短暂遮蔽了国家的光辉，它已经改变了源头，并在地球表面扩散。1794年，奴隶制被宣布为“反人道主义罪”。

自18世纪50年代起，书籍、报纸和知识的流通就决定了非物质的新秩序的越界实践：信息和公众舆论分裂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并破坏了国家统治的传统动力。从共济会到外交操纵，秘密机构是照亮灵魂和身体的反面，二者密不可分。如果说光芒改变了它的源头，那是因为它建议将理性和感性结合在一起。从卢梭到萨德，这种意图体现在文章上，之后很快就付诸实践。戏剧艺术是一个新联盟的缘起，该联盟旨在使人成为一个道德整体，自散布在地球上的人类群体被发现后它就被改变了，从此人们便可轻松走遍地球各处。因此，人类诞生就像政治原则和人口实体一样，注定要与全球融合。

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世界不再是神秘冒险的借口：世界可以成为理性预测的对象，从库克到布干维尔的环球航行，最终让欧洲相信其使命是主宰世界。

在这场比赛中，法国自1763年起因为七年战争的爆发而丧失了第一的位置，它面对的是大英帝国，该帝国的地位从此得以确立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达一个半世纪。对统治世界的怀念正逐渐转换成密集和投机的经济殖民主义。对人的奴役在大都市中很快变得无法容忍，于是它便在安的列斯群岛开展，直至阻碍人权平等的愿望。因此，身体的解放必须伴随精神的再生：受美国宪法启发，大革命的宗教热潮涌现，旨在通过法律的恩典、教育的美德和博爱的运用来实现这一启示。因此巴黎成了一个梦想在政治秩序与自然秩序之间达成和解的场地，这两种秩序齐聚在地球的一处伊甸园中，它是自然历史博物馆。

但是，该如何发动战争以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呢？君主制的欧洲没有弄错，它让法国重新获得充满双重矛盾的普遍性动力，这种普遍性体现在一个可能会取代脆弱经济力量的民族身上。毫无疑问，启蒙主义的继承者轮番举行又推翻革命，不过使得革命路线偏移的并不单单只有他们。

1751年
世界的所有知识

1751年，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持编撰的《百科全书》标志着法语开始承担传播知识文化的世界使命。“启蒙运动”的影响建立在仍然无可争议的经济实力之上，它受到社会城市化的推崇，它似乎与一种影响力相混合，而这种影响力起初是政治的，后来很快就成为象征性的。

1751年5月4日，巴黎神学院授权出版了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撰写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générale et particulière）的前几卷，这是一部横跨整个世纪的鸿篇巨制。在这部作品中，他介绍了构成人类物种的各个种类：据他所言，这些人种的多样性指的是自然差异形成了不同地域，里面生活着不同的地球人。一个极具欧洲中心色彩的观点重蹈了当时的偏见，它认为欧洲的自然条件是完善个人和社会的最有利环境，这一论点说明欧洲人将自己置于文明的顶端。与他同时代的人中，许多人认为欧洲、法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巴黎，才是世界文明的所在地，它是理性和文明的首都，是所有旅行者的必经之路。《百科全书》内容庞大，兼具智慧性和商业性，是不折不扣的野心之作。它前几卷的出版从1751年开始，由巴黎书商约阿希姆·勒·布勒东（Joachim Le Breton）以及文学共和国的两位成员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联合制作，它的出版再次证明法国想要启发整个世界：实际上，这是一个向整个欧洲特定的读者大众提出所有知识总和的问题。通过这些科学机构及其语言的影响——法语作为所有精英的语言被强制使用，拉丁语的地位则一落千丈，巴黎似乎由此主宰了世界，并且体现出要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核心的进步理想。

经历了路易十四长期统治最后几年的“不幸”之后，王国焕发了全新的气息。在1700年至1750年之间，法国城市人口从270万增加到310万（1725年总人口将近2400万人），这一增长表明人口和经济像文化和军事一样焕发了真正活力。1737年，路易十五果断派遣军队去恢复在日内瓦的秩序，从而肯定了法国作为欧洲警察的角色。巴黎作为庞大帝国的大都市，它的影响不断扩展到非洲、亚洲和北美。伴随着持续的移民，巴黎在1700年至1750年之间的居民人数从40万增加至大约45万。巴黎汇集了全欧洲讲法语和亲法的精英人士，宫廷和巴黎有许多进行会面、讨论和交际的地方，可供他们寻求新奇和乐趣。一些名扬法国之外的人物（伏尔泰和布丰），他们是法国启蒙运动（即使该词语不符合那个时代）的代表，正如围绕他们十分庞大的通信网络所表明的那样，法国启蒙运动构成了一个交流空间，它说明了为何文学共和国会充满活力，以及公众舆论为何会在欧洲范围内出现。

法国文化所承担的此项世界性的使命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之上，大西洋港口的贸易增长就是象征：波尔多、南特和拉罗谢尔转向与“风中岛屿”（特别是圣多明戈）的奴隶贸易，又称三角贸易，其重大好处是使得一个活力满满的资产阶级的兴起成为可能。资产阶级想让自己符合贵族的方式，他们投资土地（从而开拓更多的波尔多葡萄园以出口葡萄酒），并且在国家公仆（如波尔多总督图尔尼）的帮助下，着手建造重大工程，使城市成为一个功能性的空间，甚至不惜与市里传统的精英阶层或教会发生冲突。规模巨大的海上贸易成为一个真正的动力源，它带动了人员、产品和思想的流通和流动，使之得到更广泛的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家会越来越重视道路的整修（多亏有了免费劳动体制——王室劳役——于1738年推广）以及水渠的整修，此项工作由路桥学校的工程师团队承担，这个团队组建于1716年（学校将于1747年成立）。这种飞跃发展与城市总体活力相结合，使得穿着习惯或饮食方式发生深刻改变，而这些习惯与方式构成了外观文化，透过此文化，社会等级则显露得一清二楚：印花棉布，这些绘制或印制的棉制品，从印度带回来之后在欧洲加工，变成了法式风尚的象征。

诚然，这些变化并不涉及国王的所有臣民，这种普遍活力带来的好处也只让少数人受益。相对于贵族阶级的成员和组成第三等级精英的少数人员，这个王国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他们依然和这些转变沾不上边，不过农民通过他们的劳动为这些转变做出了贡献。如果从此以后没有战争、饥荒和瘟疫等大的灾难（1720年马赛爆发了最后一次大规模鼠疫），农村和城市群体则会在社会和文化上受到少数群体的支配，他们将继续生活在艰难的环境中。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精英人士（他们大部分是城市人，经过挑选且人数有限），文化活动和知识实践才得以发展，从而构成法国文明的窗口。设于凡尔赛宫的宫廷依然是艺术和知识活动的中心。蓬巴杜夫人的周围汇集了大量顾客，继续推动王室赞助，并在艺术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皇家学院不仅是祝圣的地方，也是推动艺术和知识活动发展的地方。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们，在莫培督的领导下，成为牛顿理论被引入法国强有力的中坚力量，这些理论在当时是法国学者攻击的目标。几次重大海上远航——1735年在拉康达明（La Condamine）的指挥下前往秘鲁和1736年在莫培督的指挥下前往萨米旨在验证地球是球形的理论，在此倡议下，这些院士促进了法国科学进一步发扬光大，特别是克莱罗，其著作验证了牛顿理论和哈雷的计算。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航海的目的总是多方面的（在学术、经济、外交和殖民上的利益），它的蓬勃发展受到王室政府和学术机构（特别是皇家植物园，科学院士布丰在1739年被任命为植物园总管）的共同推动，它们组成了一个真正的“殖民机器”。在艺术方面，皇家绘画学院在建立一个宣传和批评艺术作品的新空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737年开始，学院组织起沙龙，其成果立竿见影，之后1750年在为期四五个星期的两年一度的免费展览中，有近15000人涌入卢浮宫。

除了这些皇家和学术机构之外，社交地点正在迅速增加，各种各样、人声鼎沸的社交场合促成了城市文化的转变，这有利于真正的公共空间的出现。在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的摄政期间（1715-1723），仅向贵族和资产阶级精英成员开放的巴黎社交地点得以重建，这对弘扬社交礼仪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建立在这些社交礼仪之上的就是文明的概念，神父米拉波（Mirabeau）在1756年使用这一概念。即便说女性在沙龙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中的一些沙龙也可以由男性主持，他们是富有的收藏家或是“业余爱好者”。虽然巴黎这些大的沙龙所推广的交谈、礼貌和礼仪逐渐成为欧洲的典范，但事实仍然是上流社会的社交构成了一个充满各种准则的体系，而这些准则通常十分复杂，它标志着上流社会的成员获得了认可和赞赏（从此文学、科学或艺术的声誉在这些圈子形成），同时它可以排除那些不够资格的人。除了这些限制进入的地方，其他社交空间也在文化和知识生活的变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设有阅览室或读书室的咖啡馆可能为中小资产阶级提供了获取期刊或书籍的途径，共济会（1715年至1720年间在法国立足，并从1730年开始获得爆炸式的数量增长），拥有相同社交类别的人员可以在此寻求精神答案和新的文化实践与娱乐。共济会让人们获得了数量和种类更多的文化资源和载体，这有助于深刻改变人们的行为和习惯。当然，这些行为和习惯仍然主要是针对城市人而言的，但是通过发挥文化传递者的作用，如教区牧师和流动商贩，农村人也在逐步形成这些行为和习惯。

文化和知识的转变引起人们的担忧，甚至是反对。早在18世纪30年代，神职人员就开始激烈反对这些新的文化习俗，因为这些做法似乎会对教会的道德权威提出质疑。这种攻击随着图书市场和阅读的发展只会扩大到所谓的败坏影响（尤其是女性或仆人身上！），反对启蒙运动和哲学家的战斗由此逐步变得公开透明，他们被指控想要破坏政治和社会秩序。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变成了攻击的目标，这部著作在1759年被国王议会、巴黎最高法院和教皇谴责，它只能在图书馆馆长马尔泽尔布的默许下偷偷发表。然而，著作的150个合作者大部分是拥护君主权力的政府成员：在他们大多数人当中，这些百科全书的编写者和哲学家都希望与一些（宗教，财政或司法方面的）“过度行为”或“滥用行为”作斗争，因为这些行为会削弱国王的权力，剥夺最多数人的福祉。

如果说这些冲突远远超出了法国的边界，其影响辐射整个欧洲，其中法国作为伟大的文明力量而出现，那么人们不禁思考从1750年开始的十年是否是顶峰的十年？18世纪50年代，王国遭受了一系列危机，从对王权尤其强烈的质疑（原因是贵族精英利用各级法院阻止所有税收或司法改革；还有，巴黎警察局的“密探”抓住了说“坏话”的民众，1757年达米安的处决只会令这个事件愈演愈烈）到天主教会围绕冉森派问题的深刻分歧，都会削弱法国文明的基础，也会让其他形式的文明与之展开竞争，如英国或普鲁士。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遭受的军事失利和外交挫折将揭示出法兰西世界性愿景的局限。

让-吕克·沙佩（Jean-Luc Chappey）

附注：1380, 1536, 1633, 1712, 1795, 1875, 1900

1763年
王国换帝国

1763年的《巴黎条约》促成了大英帝国的出现，并结束了法兰西在世界上实现帝国统治的雄心壮志。第二年对耶稣会士的驱逐完成了一场“国家”的精英变动，他们打算将法兰西的全球势力缩小到经济范畴的殖民事业上来。

伏尔泰待在他的费内城堡里。国王禁止他留在巴黎，日内瓦拒绝接纳他，这位哲学家在瑞士边界邻近图尔奈领地的住宅内接待全欧洲的人，拜访者认为此处是一方天地，而这种天地正在逐渐变少，热克斯镇的这端就开始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世界的新闻。那时的世界陷入一片混乱。事件始于1754年，也就是伏尔泰遭到排斥的同一年：法国人和英国人在欧洲的对抗扩展到美洲、非洲和亚洲，两国军队在彼此叫嚣，他们都为争夺霸权而相互角力。舒瓦瑟尔公爵的一封信让身在城堡内的伏尔泰知晓了国王军队在加拿大战败的消息。这是英国人继一年前在魁北克之后取得的又一场胜利，1760年10月伏尔泰将朋友们聚集在一起庆祝，英国人在蒙特利尔所取得的胜利倒是其次，他们主要是在庆祝法国人的战败使其无法保有“几亩冰雪之地”。两国为战争花费的钱财“远远超过整个加拿大现在（曾经）的价值”，正如爱好和平的伏尔泰在两年前的《老实人》（Candide）里所写的那样。

他可能还不知道的是，就在这场庆祝的同一时代，一个耶稣会士正面临困难。他自1754年担任美洲群岛传教团的团长以来，曾在马提尼克岛购买了一座有贸易公司支持的蔗糖种植园，为的是促进他传教活动的开展，因为之前他苦于没有足够的财力而使得活动受挫。拥有绝对优势的英国海军参加了这场被称为“七年战争”的冲突，英法两国的这场战争以1763年《巴黎条约》的签署而告终。这导致了拉瓦莱特神父事业的破产，通过封锁和占领一部分的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富有成果的、规律性的跨大西洋流通就被打断了。除了天降横祸的战争之外，他的种植园、工人和奴隶也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行病，从而导致其商业活动毁于一旦。商人牧师的两名合伙人，即普罗旺斯商人古弗尔（Gouffre）和利昂西（Lionci），在马赛商业法庭提起诉讼，他们想从耶稣会那里追讨债务。

耶稣会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担保它本就不予批准的破产公司的债务，诉讼被移至普罗旺斯地区埃克斯的法院。判决结果对耶稣会士利益不利，这迫使他们向巴黎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巴黎审判的结局不仅仅是其失败的接续，用一位耶稣会神父——传教士查理·弗雷·德·纳维尔（Charles Frey de Neuville）的话来说，它还是耶稣会灾难性“毁灭”的前奏。事实上，耶稣会在1759年被驱逐出葡萄牙后，1762年8月又被巴黎法官判处“在任何法律国家都不予接纳”。它被1764年11月的皇家法令废除，并且在1767年5月，耶稣会士被驱逐出王国。

伏尔泰可以在1760年10月的祝酒词中庆祝双重胜利：第一重是同时代的胜利，它关及加拿大殖民的幻想和盲目好战；第二重胜利还正在进行中，它与一个由神职人员组成的修会对抗，费内城堡的主人认为修会与路易十五的专制主义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修会是攻击启蒙运动的先锋力量，并在前一年成功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和爱尔维修的《论精神》（De l'esprit）列入禁书书目。伏尔泰对抗“耻辱”（指天主教会）的斗争开始了。此外，在1759年至1760年的两年间，他不就已经开始攻击与他非常近的邻居——奥尔内克斯镇的耶稣会士了吗？伏尔泰批判了天主教会神父们的贪婪和恶性影响，为6个孤儿极力争取遗产。由于受过他们的教导，伏尔泰保留了对他们的尊重之情，尽管如此，他还不是照样将那些神父当作“狐狸”或是“发臭的野兽”吗？这些地方交织在一起，如俄亥俄州、魁北克、马提尼克岛、巴黎、马赛、奥尔内克斯镇等等，从中可以窥探到王国的部分历史。亲英的伏尔泰说着挑拨性的祝酒词以庆祝法国军队的失败。与此同时，耶稣会士的司法和政治影响力开始崩溃。无论是法国与世界的关系，还是将王国政治机构比作人的身体，这篇祝酒词从此便引起人们对于在18世纪中期解散的“特殊关节”的关注。

1763年的《巴黎条约》结束了一场对法国而言灾难性的战争：法国放弃了所有美洲大陆的财产并给了英国，只为船舶保留了少量捕鱼权和几处简单的港口避难所。法国还被迫放弃了在非洲和印度正不断巩固的势力，为的是保存几处“帝国的飞地”，这完全就是醉酒似的时代错乱症。没错，就是这个词！倘若法兰西的世界政治没有转向殖民，那在这场谈判中发挥作用的又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在法国海外地区做出的选择——将加拿大给英国人为的是让他们同意法国继续拥有安的列斯群岛——其实是成为一个帝国还是固守已有殖民体系之间的选择。当国际谈判吹响的哨声标志着游戏的结束时，在土地的争夺和交换之间进行的外交仲裁之外，还有一种存在于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选择对安的列斯群岛的奴隶制甘蔗种植园的居住者实行“植物统治”，以对抗一种正在调整的帝国统治形式——人们敢这么写吗？——与他者相遇的经历，并不仅仅是敌对、蔑视、漠不关心或是相异的双方相对时所体验的不理解。诚然，我们不能倒向超凡入圣的姿态，我们也知道在17世纪与18世纪之交，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的种族化深刻地改变了法国人与这块广袤的新法兰西土地上的印第安人之间初始联盟的条款。我们还知道加拿大也有奴隶，1724年新奥尔良高级委员会在路易斯安那州采用了《黑人法典》，相较于1685年的版本，该法令在剥削奴隶的条件上变得更加严厉。从1759年（魁北克省的陷落）到1767年（驱逐耶稣会士）的这些年，以《巴黎条约》的签订为核心事件，一个新法兰西的面貌由此出现了。

皮埃尔-伊夫·博勒佩尔（Pierre-Yves Beaurepaire）提到过上述说法。舒瓦瑟尔试着博取各级法院的好感，以获得税收法令的登记职位，这些法令是在七年战争结束后重新建立王室财政部所必需的。部长将耶稣会士“交给”了两个世纪以前与他们作战的高卢法官，此外他还想削弱反对他政治计划的虔诚党。这些操作不止于此。很有必要回到1762年8月6日巴黎最高法院判决的案文上：耶稣会被控告为“在任何法律状态下都不能容忍的机构，这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它力求向教会与国家引入一个政治机构，其本质存在于一个持续不断的活动，目的是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暗地或公开的手段，首先实现绝对独立，之后逐步篡夺所有权威”。君主权力受到如此公开的威胁，难道不应该被捍卫吗？也就是说，首先，一个男人的身体，国王，国家之父，1757年1月，他被达米安的刀子刺伤，这让人们重新想起自1610年以来耶稣会与刺杀君王之间达成的联合——一起类似的疯狂事件，即两年后针对葡萄牙国王的谋杀事件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其次，要保护这些巴黎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敢于以国家的名义独自向国王发话的意图，因为近几年来他们就已经发起了一场争论。1766年3月，为了结束对他的权威发起的挑战，路易十五给出了十分严厉的回答，从此争论的关键点就变得十分明确了。实际上，国王不能容许“在他的王国中形成一种联合，这个联合会使得相同责任和共同义务之间的自然联系沦为一个抵抗联盟；也不能容许一个只会扰乱和谐的想象体被引入君主制中”。他在名为《鞭挞》（Flagellation）的讲话中提到：“如若有人胆敢建立一个独立于君王的团体，他必然就会将国家的权利和利益与他的（权利和利益）结合起来。”

1767年，法国将耶稣会士，一个屈从于罗马和天主教世界主义的国外团体驱逐出境。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认为王国应摆脱国王的唯一控制，而这个观点遭到国王的驳斥，1766年，法国重新恢复了他们的司法从属性和政治相对性。1763年，国王放弃了帝国主义的抱负，选择保留奴隶制种植园的殖民体系。路易十五时期的法国在18世纪中叶饱受困扰，这是一种有关政治和文化身份制度的困扰，从军事角度去理解也很有必要，而这种制度正在土崩瓦解。就像一个受了伤的身体蜷缩起它脆弱的部位以减轻痛苦一样，国家也需要恢复良好的秩序。准确地说，这种秩序又被带回了难以逾越的边界和简单的君主体制中；这是一个国家秩序，埃尔萨·多尔兰（Elsa Dorlin）曾明确表示，它源于一个殖民和性的强大动力。这是神父和白种主人的秩序。投身于1789年大革命的子孙和兄弟们，会像1791年圣多明戈的反叛奴隶一样，他们为了憧憬更美好的明天，哼着一首作于1785年的著名乐曲将该秩序推倒：“……这是卢梭的错……；这是伏尔泰的错。”另一位年轻的反叛者也哼着这首乐曲，他站在人民和国家的另一边，也就是1832年6月巴黎起义最后一个街垒——麻厂街（rue de la Chanvrerie）。副歌部分，如同一声战斗口号，即使一颗子弹即将结束这个孩子的歌声，维克多·雨果也将使其永垂不朽。

扬·利涅勒（Yann Lignereux）

附注：1270, 1494, 1534, 1664, 1804, 1811, 1913, 1931, 1960

1769年
世界是一场交谈

1769年，布干维尔在环游世界后回到了巴黎，虽然他的回归令欧洲学者感到失望，但同时也吸引了法国上流社会和文学精英。海上强国的幻想破灭了，他只能通过塔希提让这个失乐园理想化。

1769年3月13日，由路易斯-安托万·德·布干维尔指挥的护卫舰拉布德斯号（La Boudeuse）进入圣马洛港，不久紧接而来的是探险队的第二艘船——运输舰星光号（l'Étoile）。它正从一段持续了两年多的神奇旅程中返回，它曾带领船员从里约热内卢去往塔希提岛，从摩鹿加群岛去往法兰西岛。在它的甲板上有十几名高级军官、两百名水手和一名经布干维尔同意后登船的塔希提年轻人阿于托吕（Ahutoru）。这立刻引起了大众的兴趣。这是法国君主包租的船只首次完成的世界航行。路易十五在凡尔赛宫接待了布干维尔，巴黎的圈子和沙龙都在为他庆祝，他可以在那里悠闲地讲述他的冒险故事。在成功的鼓舞下，他写下他的旅程故事，并于1771年出版，这本书旋即就成了大卖作品。

在历史学家眼中，布干维尔开创了海外航行的新纪元。商人、征服者和传教士在具有早期现代性的海洋上来回穿梭，扩大了欧洲人对于世界范围的认识，经过这些航行之后，知识渊博的探险家和哲学观察者的时代到来了，这也是几年前卢梭在其愿景中提到的。布干维尔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物，他略通数学知识，他的兄弟是一名卓越的院士，此外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博物学家菲利贝尔·肯默生。他不断提醒自己，他的目标是发现与了解世界，而不是奴役它。几年后，拉·佩鲁斯（La Pérouse）将拿过接力棒，之后悲惨地死在瓦尼科罗岛的岩石上。虽说他们将成为19世纪初的伟大探险家，但他们也受到了更多的怀疑：难道他们不是殖民扩张的热心帮助者吗？

这就是历史，或者更像是传说。事实上，虽说《世界环游记》（Voyage autour du monde）是出版业和文学上的一个成功，但学术界对它却不怎么感兴趣，反倒对英国人詹姆斯·库克的发现更为热衷。就知识的进步而言，布干维尔的探险在这位进行过三次航行的同时期人看来毫不出彩。詹姆斯·库克探索过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和美国太平洋海岸，并带回了宝贵的样本和准确的地图，而布干维尔似乎像一个走马观花的旅行者一样横渡了太平洋，却只带回了好看但模糊的标注和带有乌托邦遐想的印象。两个航海家的一切，乃至他们的结局都截然相反：40年后，布干维尔在他的床上逝世，死前他是参议员和伯爵，是作为一个帝国的显贵而不是科学的英雄。而库克于1779年在夏威夷逝世，他的去世仍然是最著名的桥段之一，也是在有关欧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之间初期接触的问题上获得最多讨论的事件。

这种对比是否属于民族心理的范畴，属于18世纪末大获成功的气质地理学的范畴呢？在狄德罗眼中，布干维尔是“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一位世间的男子，他不光欢快风趣，喜欢“女人、演出、精致的饭菜”，而且还很豁达。也就是说，他看得细又放得开。一方面他热爱涉猎多种领域，另一方面他十分追求精神生活，两者的组合构成了他的魅力和他的弱点。他是那个时代和圈子中的显要人物，他是被分为文学争论和军事竞争两个方面的世俗精英阶层的模范，但他缺乏长期做事业所必需的忘我和严肃特质。此外，《世界环游记》令欧洲学者感到失望，原因和它吸引世界人民及作家的一样：尽管布干维尔具有善于观察和同情心的真实品质，但相较准确性、严谨性，他总是更多的选择如画风景和异国情调。他将对地球的把握仅限于各个维度的一场愉快交谈。

然而，从他此行所获得的科学成果来评判布干维尔不也有误么？将他视为科学探险家的先驱，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不符合时代的。布干维尔之旅发生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外交和军事背景下：1763年，《巴黎条约》结束了七年战争，有时它被称为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对于法国来说，它导致帝国主义幻想以可怕的方式破灭了。它标志着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存在感下降，而这对英国是有利的。1756年至1759年驻加拿大期间，布干维尔作为蒙卡尔姆的一名副官，亲身经历了战败的痛苦，无奈地见证了魁北克的沦陷。

只有从与英国进行商业和殖民竞争的角度上看，他的环球之旅才可被理解。自和平条约签署之日起，布干维尔就开始叨扰他的保护者，即外交部长舒瓦瑟尔，说服后者授权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设立一个法国机构，其目标是先于英国人为法国谋取通往印度道路上战略性的停靠站。1764年4月，布干维尔以国王的名义占领了这个群岛，但这般做法却引起西班牙的强烈抗议。这次世界之旅是这个计划的延续。布干维尔应当首先将马尔维纳斯群岛归还给西班牙，希望以此换来菲律宾的一家商号。此次航行的一行人希望在通往中国的航路上发现未被开发的南半球土地，以法国的名义占有那些似乎“对其商业和航海有用”的土地，这是国王下达给航海家指示里的话。再说这些指示十分明确：“陛下叮嘱布干维尔探查清楚法国是否可以占领中国沿海地区的某座岛屿，用作为印度公司与中国贸易的仓库。”在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科学背后，法国几乎没有隐藏它的商业和战略野心。法国与英国的竞争仍然很激烈，但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失去加拿大和印度的情况下，法国则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着利润丰厚的中国贸易。

在这里要再提一下，此次航行是令人失望之旅。虽然布干维尔确实在广大太平洋地区的这块或是那块地方占据了一些岛屿，但他没有发现任何南半球的陆地，甚至没有到达中国和菲律宾。更糟糕的是，他经常跟在英国人塞缪尔·沃利斯之后，就像在塔希提岛，并且紧随其后的是库克。目前，他的发现将不会产生任何商业或政治影响。

最后，他环球之旅的影响就只限于一座中转站。航海旅行共持续了800余天，在塔希提岛上度过的时间只有小十余天。塔希提岛的“发现”不像航海家所希望的那样产生直接影响，但布干维尔由此带回巴黎的强烈反响却在欧洲的心理图纸上刻上了一个新的形象：天堂般的岛屿。在托马斯·莫尔两个世纪前想象的乌托邦岛之后，世间存在着一个非常真实的岛屿，岛上住满了热情好客的居民，他们幸运地拥有优越的自然环境。

肯默生是第一个构建塔希提岛神话的人，《法兰西信使》（Mercure de France）自1769年11月起就将塔希提（Nouvelle-Cythère）描述为一个让人着迷的地方，它给众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绝不是一群粗鲁和愚蠢的野人；这里的人们身上的一切特质都标志着他们拥有近乎最完美的智慧……他们出生在最美丽的天空下，由长在肥沃土地上的果实哺育，由家庭的父亲而不是国王统治，他们心中只有爱而没有其他上帝。”世界尽头的岛民不是野蛮人，而是智者，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再也不需要对他们进行传教或是教化，只要欣赏他们的天真和羡慕他们的幸福即可。

布干维尔将带来一些细微差别，特别是在与阿于托吕的讨论中，他瞥见了横贯于塔希提社会的暴力、等级制度的存在和人体献祭的做法之后。但这并不重要：法国哲学家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就进步的好处与文明以及欧洲历史特性的问题争论不休，对他们来说，塔希提神话似乎为卢梭主义者带来了激励。它迫使我们去质疑文明的双重矛盾性和殖民的危险。从这场欧洲人意识的真正危机中，狄德罗无疑是最突出的一道声音。他撰写的《布干维尔游记补篇》（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如今成了学校的经典读物，继续让读者陷入具有讽刺意味的镜像游戏中，而这个陷阱是由插入的对话和哲学家的讽刺所铺设的。塔希提的理想化是否是一种对过度文明或文学游戏的真实批评，一种驱除当下焦虑的方式？

狄德罗和其他哲学家都没有真正赞扬过塔希提神话。他们对航海者记叙的不信任如同他们对欧洲物质和文化进步成就的迷恋，使他们不会天真地相信“优秀的野蛮人”这一主题。尽管如此：塔希提还是引出了一个对话和反思点，它促进一种自我批评的发展。而这并不是首次。在图皮族印第安人面前，蒙田已经对所谓野蛮人的野蛮行为进行了讽刺。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当哲学家逐渐意识到欧洲的扩张已经催生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商业领域、国家力量方面，以及风俗、工业和治理所有人民的方面”，正如雷纳尔神父（abbé Raynal）所写的那样，塔希提则促进了一种自我批评，一种对现代性意识的考察。

这种新的声音，曾经是错误意识的声音，却仍然是欧洲的一项创造。古老塔希提人的反殖民主义诅咒更具说服力，人们从中意识到，正如狄德罗曾幽默指出的那样，“欧洲思想与转折”。这位哲学家在巴黎遇见了一位真正的塔希提人，但后者从不能用法语表达自己的想法，狄德罗认为，他似乎远没有航海家的记叙启发他的想象那般有趣。民族志的时代尚未到来。

安托万·里勒蒂（Antoine Lilti）

附注：1380, 1550, 1793, 1869, 1907, 1931

1771年
《美女与野兽》，
法国宫廷里的奇妙场景

1771年，在王位继承人订婚之际，《采米尔与阿佐》的演出不仅弘扬了对启蒙运动所怀有的情感的正确性，还认可了喜歌剧的社会推广。这确保了其后续之作的世界性传播，那原是一则由加布里埃尔-苏珊·巴尔博特·德·维伦纽夫出版于1740年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波斯”。商人来自霍尔木兹湾，他在怪物阿佐的花园里摘了一朵玫瑰。为了弥补这个错误，商人必须牺牲他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即采米尔。美女在他的宫殿遇上了野兽……如果说今天我们对这个情节非常熟悉的话，那么1771年11月9日当国王路易十五的朝臣们在枫丹白露城堡观看《采米尔与阿佐》（Zémire et azor）时，他们认为这个剧情也并不新鲜。该节目由编剧和散文家让-弗朗索瓦·马蒙泰尔和作曲家安德烈·格雷特里共同创作。这部作品弘扬了对启蒙运动所怀有的情感的正确性，确认了喜歌剧不仅是在法国而且在欧洲都得到推广。它的后续之作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原型叙事模型做出了长久贡献。

从阿普列尤斯《变形记》（Métamorphoses d'Apulée）的古老剧目，尤其是他的《金驴记》（Âne d'or）中汲取灵感，两部18世纪中期出版的成功作品使这个故事为大众所知。1740年，加布里埃尔-苏珊·巴尔博特·德·维伦纽夫在她的文集《年轻的美洲女人以及关于航海的故事》（La Jeune Américaine et les contes marins）中发表了一则名为《美女与野兽》（La Belle et la Bête）的童话故事：一位在法国大都市上学的克里奥尔年轻人回到圣多明戈的父母家，她的父母是富裕的种植园主；她漫长的跨大西洋航行因为有了乘客们和船长轮流讲述的故事即“海洋故事”而变得有趣，这是他们给予她的一种消遣方式。《美女与野兽》是女主角的女仆推荐的，它揭开了一系列故事。尼韦勒·德·拉·肖赛（Nivelle de La Chaussée）从这个故事中获得了灵感，由此创作了1742年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的戏剧《为爱而爱》（Amour pour amour）。珍妮-玛丽·勒普兰斯·德博蒙根据《美女与野兽》的故事创作出的删节版本获得了强烈反响，但是该版本有点轻描淡写又颇具说教意味，它出现在1757年伦敦出版的教育书籍《儿童杂志》（Le Magasin des enfants）中。马蒙泰尔和格雷特里采用的正是此版本，他们将这个充满童话色彩的启蒙故事搬上了舞台并配以音乐。

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为音乐剧选择这样的脚本本身是不足为奇的。在皇家音乐学院的专属舞台上演的法国抒情悲剧以及博览会戏剧都经常使用奇幻元素，取之不尽且充满戏剧性和寓意性的启发便由此而来。对东方历史的共鸣只能吸引有文化的公众，这些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安托万·加郎在本世纪初所翻译的《一千零一夜》中的海市蜃楼所征服。

反之，1771年11月，向宫廷提出一个象征性地依附于博览会的音乐流派确实为胆大之举。因此，这个以舞蹈和唱歌交替进行为特征的喜歌剧则完全由意大利喜剧院剧团演绎。作为庆祝王储，未来的路易十六和奥地利大公玛丽·安托瓦内特订婚的王室仪式的一部分，这场表演看起来比在枫丹白露上演的节目更加放任大胆。那些壮观的舞蹈画的确突出了戏剧和为其创作而设计的丰富服装和装饰，掩盖了该节目不多的贵族气派，剧本的第一个印刷版也的确清楚地称之为“芭蕾喜剧”，因此它将自己融入了法国芭蕾舞的传统，并且将莫里哀式戏剧延续下去。马蒙泰尔和格雷特里的《采米尔与阿佐》最终却是让喜歌剧进入了最负盛名的文化场所。因为法国音乐生活中的时代正在发生变化，正如音乐生活在首都内外被分化和赋予层次一样。

事实上，自路易十四的统治变得不稳以来，特权制度确立了戏剧和音乐流派的等级。法国剧院包括法兰西喜剧院成为官方舞台，皇家音乐学院院长佛罗伦萨人乔万尼·巴蒂斯塔·卢利构思出了法国抒情悲剧，其中让-菲利普·拉莫的歌剧是其中的代表作，但它却不再具有一致性了。更为轻快的类型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功，它们往往受到喜剧和意大利歌剧的启发。这不仅仅是品位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质疑某种法国身份的话语构成。一个意大利剧团在皇家音乐学院而不是在一个二流剧场演出了佩格莱西的《女仆做夫人》（La Serva padrona），之后喜歌剧之争（la querelle des Bouffons）爆发了。同时在音乐领域，古代和现代之争也被重新点燃。因此在1752年至1754年之间，法国音乐的支持者和意大利歌剧的支持者针锋相对。被佩格莱西乐谱的欢快所征服的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认为意大利歌剧和法国抒情悲剧之间的对抗“打开了法国人的耳朵”。这场争论超过了关于巴黎人特享的场景之间节目体裁的象征性和等级性分布的辩论：通过法国音乐和韵律的优越性的辩论，甚至在质疑法兰西的身份，法兰西的“国家特质”。法国的特质与“意大利民族”感情充沛和不守规矩的特质截然相反，可以说，赋予声调和韵律至上地位的戏剧艺术就是法国特质的表现。正如它通过语言和音乐来表达自己一样，是否真的应该将它置于理性、具有男子气概的贵族一方呢？

不过，1715年2月3日，圣日耳曼博览会上演了勒萨日和弗泽利尔的《泰勒玛克》（Télémaque）。该剧目由皇家学院编排，模仿了德图什的抒情悲剧。至此以来，喜歌剧使得这些民族的演变关系面临挑战，正如它通过整合口头演唱的乐曲去改变传统的戏剧任务，而传统戏剧任务也在改变乐曲。查尔斯-西蒙·法瓦特（Charles-Simon Favart）的歌剧倒是在1730年和1740年间模仿了法国歌剧以及安托万·杜凡恩的歌剧，尤其是1753年7月30日在圣洛朗博览会上演了他的作品《交换伴侣》（Troqueurs），该剧剧本由让-约瑟夫·瓦代（Jean-Joseph Vadé）创作，作品获得了公众的认可。格雷特里虽曾在列日合唱学校受过培训，但他却是在罗马历经了多年才提高了他的才能，他让自己完全融入音乐家的圈子，因为这些人知道如何混合音乐效果并利用好法国首都的机会。

欧洲音乐的形势是意大利歌剧仍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此环境下，巴黎虽是第二位的中心点，却也很具吸引力，正如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的两次巴黎之行所见证的那样。他的两次旅行：一次是在他的孩童时期（1763-1764），另一次是在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之时（1778年）。音乐出版的活力，音乐消费场所的倍增以及知识分子围绕音乐的热烈辩论，使这座城市充满活力。格雷特里遵循伏尔泰的建议于1767年抵达巴黎，后者曾在费内城堡接待过他：“那就是我们飞往不朽的地方。”早在1768年，格雷特里就与马蒙泰尔进行了合作，后者是法兰西学院成员，百科全书编写者以及《道德故事》（Les Contes Moraux）的公认作者，他已经是文学生活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们合作的第一部喜歌剧是1768年由意大利喜剧院出演的《休伦人》（Le Huron），它成功获得公众的认可。1768年9月的《文学通讯》（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指出，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在进行“一次尝试，一位大师的杰作将作者无可辩驳地提升至一流水平”，并着重强调了他“纯粹意大利”的风格。其他好消息接连传来，这次他依旧是与马蒙泰尔合作，之后又与米歇尔-让·塞代纳（Michel-Jean Sedaine）展开合作，格雷特里尤其应该将“历史”喜歌剧《狮心王理查德》（Richard Cœur de Lion，1784年）的剧本归功于塞代纳。他的作品，他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音乐的大致记叙，以及他与包括朋友德尼·狄德罗在内的百科全书派学者的频繁交流——这些学者将音乐视为一种哲学和政治对象——都帮助格雷特里促成了大众对喜歌剧的认可。

这种文化推广已得到证实，同时通过戏剧类别的逐步制度化而得以巩固。1715年卡特琳·巴龙（Catherine Baron）和戈捷·德·圣-埃德姆（Gauthier de Saint-Edme）的街头艺人团队率先获得了演绎一部“喜歌剧”的特权，并成立了同名公司；1762年，意大利喜剧院与街头艺人喜歌剧团合并，并共同落定于勃艮第酒店，值此之际，“皇家剧院”地位的授予加速了这场文化认证的运动。这座勃艮第酒店的舞台恰是1771年11月16日第二场《采米尔与阿佐》演出的地方，而一星期前首场刚在宫廷演出完毕。

在巴黎获得成功之后，歌剧广泛而迅速地传播至欧洲各地，与之相伴的还有马蒙泰尔剧本的翻译。当查尔斯·伯尼在欧洲进行音乐巡回演出时，1772年7月15日，他逗留布鲁塞尔期间参加了一场被人建议用法语进行表演的演出。同年8月6日，他在曼海姆又一次聆听了喜歌剧，但这次表演用的是德语。1774年，《采米尔与阿佐》在圣彼得堡宫廷演出。1778年7月22日皇后岛宫，这部喜歌剧首次以瑞典语呈现在王室面前。第二年，该剧成为国王剧院的大众欣赏剧目了。

直到19世纪60年代，格雷特里与马蒙泰尔的作品还在法国舞台上定期上演，之后二人合作的作品就很少了。20世纪，电影开始将其技术和视觉实力用于奇妙元素和维伦纽夫夫人想象的故事中。早在1899年，查尔斯兄弟（frères Charles）和埃米尔·百代就放映了一部受这个奇妙故事启发的短片。让·谷克多拥有相当多的国际观众，他于1946年执导了电影《美女与野兽》，合作演员是朱赛特·黛与让·马莱。在这部获得路易-德吕克奖的电影中，阿佐狮子般的鬃毛和过于浓密的毛发成为他怪物特点的标志，长久地留在西方公众的想象中。这个标志性形象给全球所有后续的改编之作以灵感，无论这些作品是面向沃尔特·迪斯尼的儿童观众（1991年），还是喜欢融合色情色彩的奇幻场景的年长观众都是如此。由导演克里斯多夫·甘斯拍摄的电影（2014年）就满足了后者的要求。而今观众们已经在等待比尔·康登的作品了，根据预告该电影将由艾玛·沃特森和丹·史蒂文斯主演，并于2017年上映。但毫无疑问，它仍然是一部最忠实于谷克多想象的歌剧，美国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于1994年创作了这部歌剧，他写就的乐谱受到电影影像的直接启发。采米尔与阿佐的爱情故事在各个时代和类型之间流传，从法国宫廷到好莱坞制片厂，这则爱情故事仍在继续颂扬真挚的感情，而这正是百科全书派学者们所高度评价的感情。

梅拉妮·特拉韦尔西耶（Mélanie Traversier）

附注：1635, 1712, 1715, 1946

1773年
大东方引发了共济会的革命

1771年至1773年间，议会革命引发了决定性的政治危机，与此同时法国共济会总会在其内部完成了民主革命：从那以后，法国的共济会倡导进步主义的思想，投身于城市建设，而不只是做贵族慈善。

2017年，全球共济会庆祝伦敦共济会总会成立300周年。爱丁堡方面对英国自称为“世界共济会的发源地”一事持怀疑态度，苏格兰认为从16世纪起，共济会只在石匠中发展会员，已有入会仪式和繁杂的象征符号，这些都可证明苏格兰先于英格兰，前者才是共济会的诞生地。经过证实，法国第一批会所出现在18世纪20年代。半个世纪后，这个快速扩张的组织站在了十字路口。

1771年6月16日，法国共济会总会的总导师克莱蒙伯爵（comte de Clermont）去世。8天后，另一位王族，沙特尔公爵（duc de Chartres），即后来的奥尔良公爵接替了克莱蒙的位置。这在18世纪似乎是一次平稳的过渡。然而，对于法国、欧洲和全世界而言，它却掀起一场革命，使自称正规的共济会与所谓的自由主义共济会之间产生了分裂，这条裂痕此后从未消失过。

从18世纪60年代中期起，巴黎的共济会总会陷入危机。其领导核心四分五裂，众多省级会所趁这次危机纷纷脱离控制。1765年，皮埃尔·德·盖内（Pierre de Guénet），1773年革命的主角之一，自斯特拉斯堡向共济会总会发出严肃质问：“德意志、俄罗斯和意大利通过一场全面的改革将这些所谓的兄弟从其内部踢了出去，他们或出于政体原因，或出于习俗原因，根本不应该成为这个伟大共和国的一员；法国只剩下无政府……我们会是最后一个回到共济会最初形式的国家吗？只要追随着它就能达到目的吗？”因此，人们应该从法国和全球的双重角度，重新审视1771年至1773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事实上，除了公开表明的世界主义，共济会早在18世纪就确定了普世共和国的基础，它们创建了共济会的通讯网络，签订了明确总会之间顺从关系的友好条约，给会员颁发了能在整个欧洲大陆、殖民世界、几千座教堂通用的证书，证书持有者能受到大约20万兄弟的接待，这一组织在自发社交领域是独一无二的。

在王国范围内，共济会危机和重大的政治、制度危机相交织，也就是莫普（Maupeou）首相导演的“君主政变”危机，一些反对者将这次危机定性为“革命”。沙特尔公爵遭到流放，原因是他支持议会。直到1773年，他才被赦免，他先后两次谋得共济会的重要职位：第一次是1771年，他当选为共济会总会的总导师，这一选举结果在1773年3月8日至9日得到确认；第二次是1773年10月22日，他正式当选“法国大东方”（Grand Orient de France）总导师。不过，这体现的是一场体制革命，蒙莫朗西-卢森堡（Montmorency-Luxembourg）公爵在1771年至1773年间一直在为此准备，他先是担任总代理，之后又成了法国共济会的总管理人。这位甚至在共济会法律文本中被任命为王国基督教第一男爵的人，想要在共济会总会里重建权威。1771年后，他颁布了新的《章程和条例》（Statuts et règlements)，以确立好总会——这个术语是有意义的——与会所之间的关系。一个会所要变得“正规”，就必须更新其组织机构。于是，蒙莫朗西-卢森堡想强迫所有支部去承认新共济会的合法性。第5条明确规定：所有会内的公务人员从此以后每3年一换。至于第15条，它直接引发了1773年的革命。拉克尼克（Laconique）明确表示“每个会所每年都要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来选举公务人员，他们将是可以撤换的”。会所导师再也不可能成为终身制的长老。对于当代人而言，法国总理的改革旨在粉碎一切反对议会的势力，这与共济会的革命非常相似。

在当选的总导师在其管辖土地上流亡时，共济会的总管理人邀请王国的共济会支部去参与“国立总会”（Grande Loge nationale）的工作。《会所工会化年鉴》（La Circulaire concernant la syndicalisation des loges）证明这次夺权的过程是一次顺利的革命：“法国大东方一直致力于寻找保证秩序稳定的方法，使其绽放光彩，并给你们推荐一套很适合的方案，用它来摒除恶习，重建所有国家会所间的和谐；由此政府将会得到统一，通讯联系将会变得便利，资费将会减少，事务将会被迅速处理，分担后的行政任务将会轻松许多。每个会所都会朝着这个目标竞争努力。”

很明显，终身长老不愿不奋斗一把就放弃该组织。很多人大声斥责专制主义，断然拒绝通过大东方来“重建”共济会支部的行为，他们完全不承认大东方的合法性。里昂人更为激烈地揭示了一场不幸的革命：“很快，法国大东方的专制主义就会从我们的总会中看到保留的权威，感到惊慌……它声称要取缔前者，却从各省份的会所中看到了我们的模式。……神圣东方，试图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它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试图再现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威胁着我们的秩序，稍有不慎，我们就可能会被彻底灭亡。”为了抑制这些反对声音的传播，新的领导层决定树立榜样。大东方共济会的夺权政策在法国和欧洲双管齐下。位于波尔多的英格兰会所是整个王国最古老的分会之一，它成了法国大东方瞄准的目标。巴黎的共济会总会抛弃了这个分会，并以同样的惩罚措施去威胁那些与它还保持联系的会所。该分会的基金会由外国人管控，所以它被瞄准并非偶然。事实上，大东方想成为主宰王国命运的最高掌权者，并禁止任何外国势力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也就是国界以内建立组织。为此，它应该将共济欧洲的革命思想灌输给伦敦的共济会总会，共济欧洲由各个“国家”总会组成。然而这项任务很难，因为伦敦方面想在共济会等级秩序中坚持自己权威至上的准则。它只把那些认同其“世界发源地”地位的组织视为正规组织，并把它们称为“省级总会”，这个称呼表示了后者在等级中的低等和隶属地位。

大东方尝试与伦敦共济会总会继续之前法国共济会总会时期的谈判，试图达成一则“联合条约”，并希望条约可以明确规定“法国大东方将在其领土上首次拥有全面的行政管辖权”。伦敦方面明确拒绝了这一寻求同等待遇的要求，扼杀了这种关于共济会空间的设想：“第一条中的平等只能在德国、瑞典、荷兰一致承认伦敦共济会总会是其始祖后才能实现，而伦敦共济会总会已经有证据表明曾在法国确立了第一个国家总导师……它没有想到第二条会将于伦敦成立的共济会总会缩小至英国政府的管辖范围内，而彼时它的分支已经在欧洲各部分建立。”英国的共济会一方面表现出理性和针对新危险的紧迫感，另一方面又对世界主义秩序的构思，对所有的政治入侵保持警惕，对共济会普世共和国的地缘政治保持敌意。不过，英国的态度很明显与地区共济会的大都市利益不谋而合了，比如里昂、马赛或者斯特拉斯堡，它们用一种很恶意的眼光来看待巴黎成为中心这一事实，而巴黎要求自己成为“联盟的中心”独享与外国的通讯特权。

领导斯特拉斯堡“老实人”（La Candeur）共济会的皮埃尔·德·盖内向第一批导师重申了自己的职责，希望能从伦敦方面获得诏书，这些导师都是英国籍，来自于法国共济会总会：“受空想意图的推动，受重新恢复职能的总会的影响，我们觉得为了保证总体的秩序，必须请求英国的帮助，英国的共济会保留了简单和淳朴的特质，我们已经从中获得了很多经验。”在同一时间，他与传扬严格遵守仪式（Stricte Observance）的密使取得了联系，这些密使从萨克森带来了重建共济会秩序的方案，该方案具有骑士和天主教精神，虽然与英国共济会的模式相差甚远，但是也进行得相当顺利：“如今的法国共济会因分歧而陷入一片惨状，我们便把目光从这里移开……把注意力集中到德国北部的实践上，并把希望寄托于此。”

在宣布忠于共济会正统性的同时，德·盖内也成功地对斯特拉斯堡的共济会进行“调整”，随后，他又运用在里昂和波尔多的成功经验进行改革。1773年的革命不仅是体制性和政治性的革命，它也是欧洲的一场灾难。事实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东方不满足于仅仅质疑伦敦方面的意图——伦敦以“正规”的捍卫者自居，确立自身的正统性。它为共济会秩序的进步构想而战，这种秩序下的成员应该致力于城市建设，而不是只满足于成为一个慷慨的慈善家。

皮埃尔-伊夫·博勒佩尔(Pierre-Yves Beaurepaire)

附注：1534, 1751, 1789, 1848

1784年
被关进巴士底狱的萨德，世界的萨德

萨德伯爵的岳母申请了皇家通缉令，于是，1784年萨德被关进巴士底狱。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他才得以出狱。他在狱中自由写作，写下了《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这部作品传到英国，经历了浪漫主义的困扰，更在萨德死后成了“萨德主义”[1]普遍化的载体。

在1768年的阿尔科伊事件中，年轻的萨德伯爵（1767年，他的父亲亡故，年仅28岁的萨德继承了父亲的伯爵头衔）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因为他亵渎神灵（在复活节的某一天），还粗暴地对待罗希·凯勒（Rose Keller）——一位偶尔卖淫的年轻女工人，这件事让她害怕，也给她提供了为自己谋求财产的可能性。但此后的1772年马赛事件才真正确立了萨德放荡不羁的国际“声誉”。1790年，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抱怨，大概在1773年至1774年间，他“在伦敦厌烦了人们对萨德侯爵的议论”，“萨德被牵扯进诸多令人生厌的事件之中，引得夏特莱的人们议论纷纷”。

1772年7月25日，《法国文人秘闻或观察家日记》（Mémoires secre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n France ou Journal d'un observateur）（以下简称《文人秘闻》）的编辑们显然对普罗旺斯地区总督蒙蒂翁（Montyon）先生的信件了如指掌，该信对3天前马赛妓女们引发的丑闻做出了回应：为了检验斑蝥的春药药效，萨德在其仆人拉图尔(Latour）的协助下，强迫妓女吞下那些让人作呕的芜菁片剂。随着这起事件的发生，改写出现了——一起淫秽事件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狂欢：“所有服用了芜菁片剂的人，因下流欲望而燥热不安，情爱的欲望让他们过分放纵自己。舞会堕落为罗马人所称的下流集会……。”《文人秘闻》对虚假新闻不吝笔墨，它们广为流传，在伦敦经过印刷后又传向了别处。

1768年后，德芳女士（Mme du Deffand）在提及阿尔科伊事件时，曾提醒伦敦政治文学界的支柱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注意萨德的恶劣行径。“这个国家对我们的作品感兴趣，尤其是对那些讲述一些人虐待并嘲笑另外一些人故事的作品感兴趣。”[2]这种兴趣不应该被打断。放荡不羁的萨德的咒骂可能引起了欧洲文学交流地——伦敦的注意，至少，引起了巴黎警察局的注意。

1778年，在马赛诉讼案中，萨德被无罪释放。但是他的岳母蒙特勒伊夫人（Madame de Montreuil）的一封告状信让他沦为阶下囚，起初他被关在万塞讷，1784年后又被关进了巴士底狱。没有巴士底狱，曾经的萨德伯爵又怎会成为萨德侯爵作家呢？

第三天，在法庭的判决下，萨德被剥夺了管理其财产的权力，那天之后，他就准备写一部短篇小说《美德的不幸》（Les Infortunes de la vertu）。这是《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Justine ou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第一版书名。《朱斯蒂娜》是萨德的第一部非法小说，在大革命中获得解禁，并于1791年得以出版，它证明了一种表达自由的存在。同一年，罗伯斯庇尔表示不愿看到这种自由被良好道德的要求所限制。这部作品的六七个印刷本在整个欧洲私下流通。图书馆消失后，人们在清点书目时发现了这些书的踪迹。它们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热度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在“1797年荷兰”（时间和出版地点都是虚构的）版本发行后依旧如此。“1797年荷兰”的版本被看作是这部作品的完整版，内容由两个部分组成：《新朱斯蒂娜》（La Nouvelle Justine）的4卷都配有“一幅卷首插图和40个精心刻印的主题”；紧随其后的《茱莉埃特的故事》（Histoire de Juliette, sa soeur）的6卷中有60幅描摹姐姐的插图。根据让-雅克·波韦尔（Jean-Jacques Pauvert）的话说，这是最大规模的地下情色出版作品。

《朱斯蒂娜》使萨德在情色文学领域名声大噪：1795年后，《小客厅上的哲学》（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没有在“伦敦”发表，而是在巴黎发表，批注为“《朱斯蒂娜》作者的遗作”。

然而，萨德总是强烈地否认自己是《朱斯蒂娜》的作者。作为一名作家，他带着《朱斯蒂娜》走进了19世纪地狱的万神殿。1818年11月30日，托马斯·穆尔[3]在其用英语撰写的《日记》（Journal）上写道：“事实上在巴黎存在一种荒淫的社会，这些荒淫建立在《朱斯蒂娜》一书所表露的原则上……人们称之为萨德主义。”1834年，儒勒·雅南（Jules Janin）在《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萨德侯爵”的文章，引起了浩大且持久的回响，他在书中表示，如果要设想一位不幸的年轻人，他大胆地从他的神父舅舅的图书馆里偷走一本蜡封过的书，一本“忏悔贮存场”，并因为这本书变得疯癫且愚蠢，那《朱斯蒂娜》就是这样的一本书。“萨德主义”一词没有出现在雅南的文章中。

夏尔·诺迪埃（Charles Nodier）参与了布瓦特（Boiste）《法语通用字典》（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 la langue françcaise）1836年第8版的修订过程，他是阿森纳的图书馆管理员，不久前刚入选法兰西院士，他在词典中加入大量的单词，其中“萨德主义”的定义如下：一种荒淫的可怕畸变；一种反抗自然的畸形且反社会的系统。该词的词源正是专有名词——“萨德”。

“新词的引入和使用”，在诺迪埃看来，是一种创造的“艺术”，这些新词使得“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词所呈现的新概念上”，“这些新的概念由一个词来表达，而这个词让这些新概念变得更加醒目，更加好记”。事实上，在萨德死后（1814年），他的作品直到1957年都被禁止出版，人们无法看到他的文本，也无人呈现他的面容和身体，后代只好通过“萨德主义”记住萨德本人。让·波扬（Jean Paulhan）认为，或许，来自于萨德的“萨德主义”，反而对他本人而言是最陌生的：“我不知道萨德是不是施虐淫，这些案件没有给我们多大启示。我们最为熟悉的事件就是马赛案件，而萨德在这起事件中却表现出受虐狂的症状，这与之前完全相反。”〔《萨德侯爵与同谋或廉耻感的报复》（Le Marquis de Sade et sa complice ou les Revanches de la pudeur），1946年〕

1836年，“萨德主义”一词首次出现在法语中，该词的批注为“非常少用”。这个词不该是这样的结局。虽然萨德的生平在皮埃尔·拉鲁斯（Pierre Larousse）的《19世纪通用大词典》（Grand dictionnaire universel du XIXe siècle）中占有一席之位，但“萨德主义”并未出现。“萨德主义”唯独只在法语中出现过：该词在《新词构成法，或我们所处时代1100多个全新或现代化单词词典》（Neologie, or the French of Our Times Being a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Eleven Hundred Words Ethier Entirely New or Modernised，1854年）中也被忽略。

为了进入大众的使用范畴，这个普通名词将变成形容词，它定性了一种行为方式，而这种行为方式或许不是专属于萨德侯爵的。换言之，“萨德主义”的广泛使用主要得益于“施虐淫的”（sadique）一词。从1862年起，文学界就把个人痕迹非常明显的名字“萨德”转换为形容词，并广泛使用。1866年，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出版了《性心理疾病》（Psychopathia Sexualis），“萨德主义”开始被应用于临床医学。又过了半个世纪，精神分析学家将“萨德主义”作为一种性变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性学三论》（Trois Essais sur la théorie de la sexualité），1905年〕现象使其普及。这个根据一系列传言创造出的词汇，给萨德带上了无耻的枷锁。萨德本人还能逃离这样的牢笼吗？

“施虐淫的”一词在反动时期的突然出现非但没有促进科学进步，反倒成了一种文学策略：对现代性的批判。“我敢说，我不怕被反驳，拜伦和萨德……可能已经是我们现代人中最伟大的两位启蒙家，其中一位惹人注目，大家看得见；另一位隐秘，但也没那么隐秘。人们通过阅读小说家时下流行的一些作品……从未丢失这把最后的钥匙。”圣伯夫[4]在《两世界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1843年7月1日）中如此写道。

20年后，即1862年，圣伯夫在阅读《萨朗波》（Salammbô）时，发现了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笔下的一个“施虐幻象点”。但圣伯夫不是带着萨德的眼光去读福楼拜的作品，而是参考了夏多布里昂的《殉道者》（Martyrs），该著作更为高尚，至少是被公开承认的文学传统范本。施虐狂吗？《包法利夫人》的作者被控有伤风化，他在案件结束时没有任何致意。《萨朗波》是一部“萨德主义”作品？不管怎样，这部作品最终没有落得声名狼藉的下场。

在《福丝坦》（La Faustin，1882年）一书中，乔治·塞尔温（George Selwyn）这一角色被明确认定为“施虐狂”。然而埃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毫不避讳地表示，乔治·塞尔温这个形象来源于英国一个色情书籍收藏家汉基（Hankey），以及英国诗人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龚古尔兄弟对斯温伯恩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在其作品中察觉到这位诗人对福楼拜散文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福楼拜的作品中欣赏英国人斯温伯恩的诗句。”（《日记》，1875年2月28日）

假如斯温伯恩的作品那时还未被翻译，被法国大众所忽视，那么相反，他的坏名声却因为莫泊桑而在巴黎的沙龙上广为流传。1875年至1882年间，“埃特勒塔的英国人”在上流社会文学中引起争议。这个英国人和一只猴子发生性关系，浏览色情照片，口含一根标本用的手指，对从英国来的年轻仆人进行性消费：这些内容在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Villiers de L'Isle-Adam）的《奇异故事》（Histoires insolites，1888年）中应有尽有，它们使斯温伯恩成了“英国萨德主义”的代言人。斯温伯恩被当作原型，然而他没有成功地在英语中宣扬“萨德主义”一词。1897年，从法医学的角度来讲，“萨德主义”——这个来自法国的疾病使英国的人们成了受害者，唆使他们犯下当时还不为所知的罪过。以斯温伯恩为例，在他之后，很多人就像他一样自称无神论和共和主义者。

安娜·西莫南（Anne Simonin）

附注：1633, 1842, 1852, 1933, 2011

[1] 萨德主义（Sadisme）：以萨德姓氏命名的“萨德主义”是性虐待狂或施虐淫在西方语言中的通称。——译者注

[2] 出自《文人秘事》（Mémoire secrets），1772年9月20日。——译者注

[3] 托马斯· 穆尔（Thomas Moore，1779-1852），爱尔兰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译者注

[4] 查尔斯·奥古斯丁·圣伯夫（Charles A. Sainte-Beuve，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他是将传记方式引入文学批评的第一人。——译者注

1789年
全球革命

1789年7月14日，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改变了法国历史的进程，尤其是欧洲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一部分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典范，可其他人认为它是反例。法国大革命启发了全欧洲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爱国人士。

“这是第一次，人民摆脱了全部束缚，平静地给自己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他们相信这会给他们带来幸福。”孔多塞（Condorcet）在这里说的不是1789年，而是1776年至1783年，也就是北美洲13块殖民地从英国奴役压迫下获得解放之时。这起事件的影响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这一点可以在拉法耶特（La Fayette）的来往信件中得到证明。他在信中兴奋地写道，“从美国革命爆发以来，自由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这场革命不仅向人们证明了推翻国王或王子暴政的可能性，还赢得了法国君主制的赞同：法国王室支持了起义者。法国王室做的还不止这些。1785年，它为反抗荷兰王子的荷兰爱国主义者贡献了一己之力。1787年，在普鲁士入侵联省共和国并复辟了奥兰治的威廉（Guillaume d'Orange）的王朝之后，法国王室收留了荷兰的爱国人士。同一时间，路易十六开始改革，因为美洲战争造成的另一后果就是国王的财库亏空。救济国库的计划，包括随之而来的各阶层之间的冲突，都可以追溯至此。

从全球视角考虑大革命之前，人们不得不承认其源头本身就是跨国际的。这一点在参加华盛顿战斗的法国年轻贵族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他们满怀梦想回到法国：成文的宪法，自然法，还有“无代表，不纳税”的美国信条。这正是1788年初拉法耶特的想法。如果说美国独立战争逐渐在欧洲大陆上失去了影响，那是因为随后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更能震撼欧洲大陆，而且规模更大：当时的法国有2600万人口，巴黎都市有60万人口，而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当时仅有250万人口，这些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封建主义，不知道世袭权，也不知道宗教排斥异己主义。孔多塞在1794年后就观察到这一点，后来他总结道：“法国大革命比美国独立战争更全面，更彻底，因此在法国国内也更具暴力性。”它对外部边界的冲击也更加猛烈，对整个世界造成的动荡持续了很多年。

法国革命者为了他们的理想而不懈奋斗，深受政府压迫的欧洲人也有着同样的期待。日内瓦共和国因此爆发多起革命，但都以失败告终；1782年的革命使众多爱国人士遭到流放；奥地利下辖的尼德兰地区——即现在的比利时——于1789年秋天爆发起义，并着手建立“比利时合众国”（États Belgiques Unis）。后来，一些荷兰爱国人士在米拉波的工作室里精心策划了“政变”。对于这些外国革命者而言，法国大革命给了他们胜利回归的希望。因此，他们立即接受了法国大革命，并且不停地策划阴谋，目的是为了让法国向他们之前的压迫者宣战。制宪议会坚决反对这些好战的要求，并于1790年5月22日向世界宣告和平，可是相反地，它没有抵制住诱惑，在阿尔萨斯和孔塔-维奈桑（Comtat-Venaissin）召集外国奴隶。这些创举本身不是革命性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刚刚重新分割了波兰。但是法国大革命似乎宣布了另一件事：尊重人民主权。这一倡议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1790年至1793年间，法兰西共和国在一场又一场的会议中养成了扩大领土的习惯，其借口是这些领土上的人民想要成为法国人，以此获得自由。于1792年至1793年冬天进行的第一场比利时战役就是该习惯的一种体现。从那以后，荷兰的布拉班特也经历了第一次“解放”，人们种起了“自由树”，举起了三色旗。但是解放只是短暂的，就像法国对比利时的占领期一样。1793年3月，迪穆里埃[1]在尼尔维登（Neerwinden）战败。比利时和荷兰的爱国人士重新回到“专制君主”的怀抱中。欧洲人民解放的第一阶段以失败告终。但是这次失败并不阻碍思想和原则在欧洲的传播。欧洲的国家感觉到了威胁，于是尝试制止，使让它们感到害怕的事件失去影响力。他们是第一批创造流血革命神话的人。在这些猛烈攻击者中，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是领军人物。

也许，1793年的失败能够解释为什么公会要限制“解放”政策。1793年4月13日，在丹东（Danton）的建议下，法国决定不再以任何方式干预外国政务。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政策因此也停止了——解放政策起源于1792年11月19日颁布的法令，该法令向所有想恢复自由的人民施以援手。这项法令引发了欧洲政府的狂怒，它们纷纷将其视为损害自身利益的法令。人民却被随后12月15日的承诺深深吸引：法国将军以“博爱，自由，平等”的名义废弃什一税、封建主义、贵族身份以及一切特权。这些相继出台的法令表明，法国大革命在追求人民解放和自我封闭二者之间摇摆不定。就像丹东在1793年春所言：“首先要考虑保留我们的政治体系，建立伟大的法兰西……，法国将凭借其光亮和能量吸引所有人。”这种封闭不会持续太久。解放政策在第二年重新占据上风，法国立法者坚持规划这项政策，将之视为支持民众，而不是单纯地满足自己征服意愿的方式。

法国并不总是解放计划的发源地。逃到巴黎的各国爱国人士都深受法国外部政策的影响。1792年4月战争爆发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煽动。另一方面，法国深受外交委员会的刺激，在这之中，政治策略和革命救世主降临说相互混杂。外国人重新构思的阴谋使得法国人在这个救世主降临说上更加坚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中，法国军队获得了胜利，比利时已经团结起来，荷兰也获得“解放”，因此一个友好的联盟共和国时代到来了。1795年1月建立的巴达维亚共和国（la République batave）就是联盟共和国的首例。随后是意大利和瑞士，两国尝试说服督政府帮助它们获取独立，同时用真诚联盟的优势来吸引法国人。不仅是督政府引导着外交政策，还有众多分散在四海内的个人，他们大多是外国爱国人士或驻守在当地的将军和外交官，受到了周围人士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意大利。法国领导者拉开了1796年战役的序幕，他们没有任何要引诱意大利各政权“发起革命”的想法。然而波拿巴经人劝说后坚定要在半岛上建立共和国，他丝毫没有考虑巴黎方面的想法。他就这样开辟了一项新政策，而这样的政策事先从未计划过。

外国的爱国人士被法国的原则深深吸引，他们想将他们的革命“民族化”，避免重蹈覆辙。督政府也吸取了教训，在众多依赖它的国家中坚守中立政策。荷兰的激进分子很难树立威信。意大利政府随着法国首脑的更替也接连变换。相反，荷兰和瑞士成功地树立了宪法以及权力宣言的权威。因此这不是对法国的苍白模仿。事实上，法兰西共和国既是典范也是反例。外国的爱国人士更多的是要致力于完善这个典范而不是模仿它。一场真正的对话在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之间展开。法国由此产生了创造姊妹共和国的想法。然而法国的姊妹共和国经常被视为对手而非同类。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1794年美国外交官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于巴黎的发言稿中，但他用词的目的是为了强调美法之间的特殊关系。随着其他一批新兴共和国的建立，一些类似于大国姊妹国或共和国母亲这样的表述出现了，这些表述的存在也与法国军队的成功密不可分。荷兰、意大利和瑞士只有在1799年的危险和失败经历中才变得亲近起来，当时它们都被法国无奈抛弃了。从那时候起，姊妹共和国之间才团结起来，然而这种团结没能维持多久，因为拿破仑准备修改欧洲地缘政策，让这些年轻的共和国变成王国。一开始，大陆“共和化”明显由强国操控，但是后来拿破仑的政策将革命遗产君主化，违背了共和思想，给了共和化致命的一击。

一时间，自由和平等原则在欧洲大陆占据上风。它们是未被满足的愿望，首先在美洲得以实现，到19世纪20年代才在欧洲大陆重新活跃起来。当加的斯反拿破仑宪法（Constitution antinapoléonienne de Cadix，1812年）被西西里、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南美国家的革命政府视为大纲时，对话又重新建立起来了。此后，这些思想将一直是人民的期待。1789年不是徒劳无功的！

安妮·茹尔当（Annie Jourdan）

附注：1357, 1773, 1808, 1848, 1871, 1948, 1968, 1989

[1] 夏尔·弗朗索瓦·迪穆里埃（Charles Francois du Perier Dumouriez，1739-182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人物。——译者注

1790年
向世界宣布和平

1790年，法国向世界宣读《和平宣言》，随后的一段停滞期内，法国基于人类博爱的特性无条件地礼待所有人。1793年，欧洲全面战争使每位出身于异国的公民成了被反革命收买的嫌疑分子。从此以后，礼待只能用来表达民族间或公民朋友之间的相互联系。

1790年5月22日，制宪议会成员们向世界宣布和平，他们表示只有保卫战才是合法的。从此以后，法国人民拒绝与其他民族建立任何支配或征服关系。个体之间的相互自由组成了主权民族，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可产生了新的友善。一个“世界主义者”，伊曼努尔·康德[1]在1795年的《永久和平论》（Projet de paix perpétuelle）中如此说道。每个自由的公民都成了政府的负责人，每个自由的民族都成了世界和平事业的负责人。

1790年7月14日，一些外国人以人类的名义申请参加联盟节。他们是来自“外国人国家委员会”（Comité des étrangers de toutes les nations）的36位成员，认为自己的民族仍在忍受专制君主的统治。“他们激动地举起自由的帽子，这是他们不幸的同胞获得下一次解救的保证。”“人类演说家”如是宣布。这里的演说家不是别人，正是阿纳卡西斯·克洛茨[2]，这位普鲁士男爵照着古代先贤的模式给自己重新换了一个名字，1789年后，他匆忙赶往巴黎参加革命。美国人民在反对英国压迫的战争结束后获得了自由，他们对法国人民示好，想要成为法国人民的同胞和兄弟，一起捍卫自由与和平。至于英国人，他们认为自己很自由，但他们没有放弃对其他民族的控制。团结指的是自由民族间的联盟，它应该能保证“世界秩序”。但是，无论自由与否，无论是支持典范型平等还是信奉无分享式控制，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节日里得到礼待和保护。

全国举行的联盟节因此成了人类迈入新时代的宣告，它同时也确认，法国人对待外国人的礼待几乎是无条件的，因为“一个自由的民族除了人权的敌人，没有其他敌人”。“世界联姻”，“预示性的象征”，1847年米什莱如是声称。

然而，1793年8月3日，国民公会议员加尼耶·德·圣特（Garnier de Saintes）递交了一份关于外国人的法案，其中的第7条在之后的共和国议会内引起了反响：“拿到礼待证书的外国人将必须在左边胳膊上戴上三色饰带，饰带上将印有‘礼待’（hospitalité）和他们国家的名字。”想要一眼就认出受礼待的客人，这种意愿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外国人，作为永远的嫌疑人，处在停滞时代的边缘。这里的饰带并不代表着某种荣誉，第8条证实了这一点：“任何时候，外国人都将不能摘下这条指示标记，走路时也必须携带保护证书；他们只要违反一个或另一个条款，就将作为嫌疑人被驱逐。”法令最后删除了三色饰带的建议，但保留了礼待证书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实际上外国人仍有嫌疑。

这三种颜色早已给了外国人：“法国将带着友谊和博爱之心收留逃兵，这些逃兵首先会收到三色帽徽，这是他们被收留的标志……。”1792年4月29日，来自敌方阵营的逃兵受到了法国军团的欢迎，并被赋予了荣誉，当时距法军向波西米亚和匈牙利国王，即奥地利帝国皇帝宣战仅过去不到10天的时间。所有在法国寻求避难和法律保护的人都收到了三色帽徽，所有在当时被视为战争难民的革命人士或反革命人士也都收到了这个礼物。1792年5月1日，立法者夏尔·杜瓦尔（Charles Duval）确认表示，应该趁“人们被皇帝牵制并试图反抗以获得自由时”，“向他们证明我们是他们的朋友和兄弟，不管在他们的国家还是在我们的国家，他们将总能从我们身上得到拯救和慰藉”。杜瓦尔把国家法律设想为“联结所有民族的团结情谊保证”。假如法国法则以社会政治关系人性化为目的，承认权力的一种普遍规范，使之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有效，至少将它视为一种义务，那么国家法律也具有了全球性。就算这些逃兵还不了解法国法则，他们也将会学着喜欢它。当所有孩子都学着辨读《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时，他们怎会不去了解和喜爱它呢？因此，三种颜色成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担保下的普遍友好的标志。礼待便是由这种新式友好关系而来的一项重大实践。

然而，1793年8月至9月的法律似乎给这一实践画上了句号。自这份著名的和平宣言发表以来，自1790年联盟节确立以来，曾经的革命立场的象征面临着被废除的风险。

6个月前，也就是1793年2月1日，法国对英国宣战，大卫·贝尔（David Bell）认为，此举使1792年4月20日开始的法国与波西米亚、匈牙利国王之间的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巴莱尔[3]和其他人认为应该“将我们法律中的礼待和保护条款，留给此刻身处共和国土地上的英国人和巴达维亚人，还要留给所有想来这里享受自由政府好处的人”。“公民们，你们和敌人在这方面是不一样的！因为自由民族与专制独裁政府在行为上的差异是能被感知到的，当暴虐且野蛮的敌人朝你们的同胞进攻时，你们将展露自己慷慨且包容的一面。”

但这种友善礼待的问题也是圣茹斯特（Saint-Just）在1793年4月宪法辩论会上所提议案的重点：“法国人民表明自己是所有人民的朋友，法国人民将严格地遵守条约，给所有世界上的船只提供避风港，给各国的伟人和遭遇不幸的有德者提供避难所，法国人民的船只将保护在海上遭遇风暴的外国船只。法国人民发自内心地尊重外国人民以及他们的习俗。住在外国的法国人和住在法国的外国人，可以继承，可以获取，完全不会引起敌意。”诚然，外国人不应该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也不应该把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家变为一处会损害东道主利益的商业场所。除了这种限制，这种对征服和殖民行为的限制，外国人可以操心很多事务。礼待关系自此以后几乎是无条件的，它属于一种绝对的义务，因为人类构成了一个政治社会单位，在这样的单位中每个相似的人都能享受同样的权利。

在同一宪法辩论会上，罗伯斯庇尔就民族与民族、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议条款：“第一条：各个国家的人民都是兄弟，不同的民族应该根据其能力相互帮助，就像一个国家的公民一样。第二条：压迫一个国家的人会被视为所有国家的敌人。第三条：对人民发动战争，阻碍其自由进步并毁灭人权的人应该被所有人驱逐，人们不应把他们视为普通的敌人，而应将其看作凶手和反动的盗匪。第四条：国王、贵族、专制君主，无论身份如何，他们都是暴动奴隶，反抗着土地的主人——人类，反抗着宇宙的立法者——自然。”

但是，1793年9月，外国人不再用寓意解释革命事件的一般概念，人们也不再为它与专制统治相像的风险而忧心忡忡。究竟谁终止了这种只限制征服、殖民以及统治关系的礼待？首先，且非常平淡无奇的是，反革命联盟在整个欧洲建立，他们对礼待充满敌意。其次，人们产生了一种感觉，他们的礼待和友谊被辜负了。面对这种背叛，有必要将这种针对外国人的包容政策加以适当限制，同时不放弃对某种国际联盟的追求，各民族结为联盟，为的就是能以同样的准则行动。因此，必须在互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在世界主义的名义下，中止那种毫无原则的礼待。那些不属于自由民族或同盟者的人将不再被大家信任，除非他们能被“善良的公民”认可。

人们还是意识到将不同类型的外国人混为一谈的危险，因此开始想要区分善良的外国人和受雇于国王的间谍。加尼耶本人在汇报八九月的法律时宣布：“法国人民在政治上表现得宽容大度，在实施政策时严谨细致，绝不会把迷途知返之人和善于伪装的阴谋者混为一谈，也不会把遵守我国法律的友好外国人与那些口口声声遵纪守法，背地里却钻法律空子的外国伪君子混为一谈。”但是，事实上，得到礼待、被两位爱国公民认可是有条件的，它使面向公众的、无条件的、受司法保护的礼待向面向公民的、有条件的、受爱国者道德保护的礼待转移。于是每个人都重申了爱国公民的好客特点。他们将成为自由人民中的一员，扮演保障人权的角色。在有限的范围，也就是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保证了向世界宣布的和平理念的长久性，并拒绝发动征服战争。责任是如此沉重。

正如圣茹斯特在其著作《共和制度（残篇）》（Fragments d'institutions républicaines，1794年）中所言：“从更高处坠下的是自由的民族。”没人知道我们这次的坠落将在什么时候结束。

索菲·瓦尼什（Sophie Wahnich）

附注：1420, 1920, 1927, 1948, 1974, 2003

[1]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人，是启蒙运动时期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是德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2] 阿纳卡西斯·克洛茨（Anacharsis Cloots，1755-1794），亦称克洛茨男爵，原名Jean-Baptiste du Valde-Grace，是18世纪激进的政治世界主义者。——译者注

[3] 帕特朗·巴雷尔·德·维扎克（Bettrand Barére de Vicuzac，1755-1841），法国政治家，曾任制宪议会、国民公会代表。——译者注

1791年
革命中的种植园

1791年8月22日至23日晚，一场史无前例的奴隶起义照亮了圣多明戈的法属殖民地。人权与公民权不能一直是白人移居民的特权。这次起义使奴隶制被首次废除，也使海地获得了独立。

1791年8月21日，数十名圣多明戈的奴隶聚集在布瓦卡依曼（BoisCaïma）的林间空地上，目的是为了在伏都教仪式结束时缔结圣血条约。用猪肉做祭品可能是受到达荷美仪式的启发，它标志着奴隶正式进入革命。北部平原产糖大区的黑人领导负责在勒诺尔芒·德·梅齐（Lenormand de Mezy）的种植园实施一项早在8月14号就已被策划好的方案，他们将在那里聚集以便协助总起义。谋反者的目标还很节制：获得每周三天的休息，杜绝鞭刑。他们使用的方法则激进得多，因为他们将摧毁种植园，屠杀他们的主人并占领该岛最大的港口——法兰西角（Le Cap-Français）。令人惊讶的是，这次声势浩大的起义得到被瓦雷纳（Varennes）的爱国者们威胁的路易十六的支持，还受到了法国君主制的影响，该制度更接近非洲王国的政治模式。然而，国民议会受大种植园主的影响，没有作出任何行动来改善“圣多明戈的黑人”的处境。与此同时，大量的奴隶高举《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旗帜，迫切要求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这场发生于1791年8月22日至23日夜晚的起义成了法国大革命的一个转折点，成了非洲及散居各地的非洲侨民的一段重要历史时期，它是世界殖民史上的一次断裂，也是海地民族的一起标志事件。

起义的重要性首先在于18世纪末法属圣多明戈代表的重要经济分量。作为世界上首个糖和咖啡的生产地，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île d'Hispaniola）西边的这片边缘地带是法国殖民贸易的重中之重。南特、波尔多、勒阿弗尔，甚至马赛的繁荣必须要归功于人口贩卖，1789年至1791年间其规模到达顶峰。超过50万名奴隶——其中三分之二的人生于非洲，在圣多明戈的恶劣条件下劳作，寿命很短。他们保障了法国的经贸实力，加剧了法国与西班牙、英国之间的竞争。

这样的经济背景催生了一种紧张的社会政治气氛。在奴隶起义之前，收获颇丰的白人种植园主已经发起了首批起义。移居民自从听闻巴士底狱被占的消息后，就要求政治自治，要求按照英国的模式成立殖民议会，他们拿出美国独立的例子来威胁，要求获得与外国进行贸易的权利，还驱逐了国王的代理人和总督。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作为极端的爱国人士，这些站起来反抗的种植园主与废奴主义者没有半点关联。他们青睐的目标只是宗主国的“慈善家”，这些人在当时的社会创立了黑人之友协会（la 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布里索（Brissot）、格列高利神父（abbé Grégoire）以及其他众多主张逐步废除奴隶制和禁止全球奴隶贸易的人。

但这些“爱国的”移居民首先与其他奴隶主发生了冲突，也就是一些被解放的有色人种或他们的后代，后者要求与白人享受平等政治。有色人种满足了必要的标准后，获得了积极公民的身份，但他们却被建立在“肤色”基础上的革命议会拒之门外。1790年10月，面对白人精英的不妥协，混血儿樊尚·奥热（Vincent Ogé）组建了一支小军队，试图利用武力迫使人们承认有色自由人的权利。该创举因疏于组织失败了：奥热和他的部队不断后撤，最后逃到岛上属于西班牙的区域。这些叛乱者被圣多明各[1]当局移交给种植园主后遭受了车轮刑。有色自由人和移居民都在召集奴隶加入各自的军队，内战一触即发。

不过，1791年8月的起义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局势。他们要求承认人类权利，不愿再被殖民精英们当做工具。如果能摒弃阶层的差异，起义的参与者们能够精诚合作，那么奴隶们就绝不会被幕后操纵的移居民牵着鼻子走了。不同社会阶层、种族的起义者之间的围墙远没有当时政治演讲表露的那么密不透风。譬如，天主教的白人神父与奴隶一道奋战，而教堂却在给殖民公司辩护。杜桑·卢维杜尔[2]将在几年后的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他是一个被解放的自由人，拥有一些奴隶。1791年的起义者在素质上和经历上有很大的差异：在“刚果人”的身份标签下，大部分来自非洲的起义者与本岛出生的讲公用语言的克里奥人走得很近。他们当中有些人是逃亡的老奴隶，譬如其中一个首领——让·弗朗索瓦·帕皮永（Jean-François Papillon）；另外一些人则是刚刚从非洲大陆来到这座岛上的。这些分级并不能交代清楚血统、方言、工作。随着反抗行动的展开，整个殖民地都陷入狂热氛围之中，但是社会种族团体间的联盟仅在省内，甚至是教区内部进行。这证明了起义的策略和利害是多么复杂。

在宗主国内，这场起义用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野蛮暴力的大众揭竿而起，终会受到惩罚，消失在历史舞台中。1791年10月末，起义的消息传至巴黎，引起了很多谣言。巴黎人根据政治纠纷的信息重新解读了起义事件：路易十六再次出逃的尝试使雅各宾派内部产生分裂，再加上战神广场（Champ-de-Mars)的大屠杀，这些发生在法国本土的政治事件在殖民地产生了影响。假如希望“中止大革命”的斐扬派（les Feuillants)推选维耶诺·德·沃布朗（Viénot de Vaublanc）——一位圣多明戈的种植园主来担任议会代表，这一定不是一个巧合。这些“温和派”完全听信了移居民的悲惨陈述，他们当中一些人因为反对向有色人种做出任何让步，已经被雅各宾派除名。最终所有人的脑中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位白人孩子被起义的奴隶残忍地刺死。镇压奴隶起义时的凶残行为却被掩盖了，起义者的头颅，包括他们的领袖——伏都教巫师布克曼（Boukman）的头颅，被砍下放在法兰西角的城市示众。媒体对起义有失偏颇的处理方式使非洲文化与野蛮之间的联系加深了。

局促不安的黑人之友没有为这场起义欢呼，他们将这起动乱归结为反革命保皇党的阴谋：奴隶起义有利于路易十六，因此确实很容易受到这样的指责。布里索是议会中雅各宾派的杰出人物，他声称奴隶被“贵族”愚弄了。在他看来，1791年8月的暴行只会使种植园主进行反击，犯下罪行。布里索还表示，如果“他的言行曾挑拨一位黑人进行反抗，他会觉得自己是个怪物”。在孔多塞之后，黑人之友按照美国废奴主义者提倡的模式，对逐步解放原则保持关注，该过程将会耗费几十年时间，使得非洲黑人为获得自由“作好准备”。这种方式考虑到了移居民的利益，他们将有时间逐步地接受被雇佣者。出于这个目的，废奴主义者决定打压正在进行中的起义。他们大都同意将白人种植园主和有色人种联合起来的策略，目的是为了在圣多明戈“重新建立秩序”。

这场起义的意义和影响因观察者的立场不同而不同。尽管身处宗主国的人们对发生在7000公里之外的起义了解甚少，但因糖价上涨而导致的1792年1月至2月巴黎和敦刻尔克起义，还是体现了这次事件对城市人民物质生活的影响，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消费这些半奢侈品。在全球范围内，“安的列斯群岛珍珠”的混乱破坏了周围拥护奴隶制的国家之间的脆弱平衡，如牙买加、古巴、委内瑞拉和美国，它们处于紧张的氛围之中。如果我们站在种植园主、奴隶、有色自由人和商人的角度，就会发现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方式，恐惧、希冀等各种情绪和利益诉求都掺杂其中。

然而在1791年末，什么都没有发生。虽然奴隶们占领了北方的平原，但他们并未成功占领法兰西角。起义领导者——让·弗朗索瓦和布里索试图协商以求赦免，但面对移居民的不妥协以及团体自身的极端化——这些人开始要求全面自由，他们只好放弃。法国大革命在2年后才向奴隶提出的要求靠拢：普遍公民身份的原则确立于共和国二年雨月16日（1794年2月4日），因此在逻辑上，它不能被看作是1789年7月14日的延续。在奴隶施压，共和国成立，政党间冲突加剧，反英全球战争迫在眉睫——证实了大量征收非洲籍士兵的现象——等一系列事件过后，“圣多明戈的新人民”获得了国家权利。雨月17日，国民公会以新罪名——反人类罪行谴责奴隶主，并庄严承认所有人的共同尊严。奴隶制的废除，虽然在法兰西帝国（1794-1802）昙花一现，却是海地诞生的支柱。1804年，海地成为美洲第二个独立的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1791年的起义在法国被掩盖，因为它指出了那个时代的矛盾和不明朗，但是对于所有维护奴隶制的国家而言，这一年的起义是一个令人恐慌的原因，同时在大西洋黑人世界内部，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点。

曼努埃尔·科沃（Manuel Covo）

附注：1446, 1635, 1683, 1848, 1919, 2008

[1] 圣多明各（西班牙语Santo Domingo）：属西班牙所有，也就是后来的多米尼加。它与法属圣多明戈（未来的海地）同在一岛。——译者注

[2] 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杜尔（François-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1743-1803），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海地共和国缔造者之一、国父。——译者注

1793年
巴黎，自然世界的首都

1793年6月10日，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巴黎建立，它的前身是皇家植物园。此举是雅各宾派道德和政治教育方案的一部分，它使法国在自然知识领域绽放了几十年的光彩。

如何让巴黎成为自然知识领域的世界之都？1793年6月10日，自然历史博物馆（le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成立，它创建于人类知识结构的重组时期，具有革命意义，还重新拾取了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理念。汇集并呈现在博物馆及其植物园的自然知识，一定向世界宣告了新生法国举足轻重的地位，确保了它的影响力。

该博物馆由皇家植物园[1]和皇家公园（Jardin du roi）演变而来，在18世纪确立了其国际地位，并在欧洲引起了众多反响。作为收藏品和自然标本中心，该园是启蒙运动时期世界主义的一大象征。旅行家们把全世界的标本带回这里。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即布丰伯爵，在1739年至1788年间担任总管，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欧洲通讯网络。人们常常把一袋袋的种子附在信件中，因此植物交换变得很频繁。除此之外，还有罕见植物或“异域植物”的引进培植计划，这体现了管理者想要把植物园变成一个汇集地球上所有生命物种的微观世界的愿望，这些物种在这里得到分类、标记、分级。顺着这种思路思考，我们也可将皇家植物园视为统治工具，它展示了统治者掌控遥远空间及其资源的强大实力。

这一切在大革命中都没有受到质疑。恰恰相反，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创建延续了大革命的事业，它被转为公用事业（此前，只有一些有特权的人才可以进入花园）。对于雅各宾派而言，此举旨在把欣赏自然纳入一项道德和政治教育计划中。他们的雄心在于使该植物园能与数周后建立于卢浮宫的艺术中心博物馆（Muséum central des arts)，以及所有旨在传播爱国知识的方案齐头并进，共同致力于革新法国。

博物馆拥有新的组织，拥有比之前皇家公园更广泛的特权和某些自治权，它成了一个国家机构，其课程向公众开放。负责讲课的主席（从3个变成了12个）领取相同的薪水，并一起生活在公园里。机构里的博学者把植物园的资源与古老的自然陈列馆中的资源结合起来，专注于研究自然中的三世界（矿物界、植物界、动物界）。大革命时期大量物资被没收充公，博物馆的收藏品借此机会丰富了许多，它在自然世界中的中心地位变得显而易见。乔治·居维埃（Georges Cuvier）在中世纪荷兰总督的科学收藏品中发现了锡兰和开普敦大象的颅骨，由此他确认世界上存在两种不同物种的大象。他在观察这些来自世界尽头的标本的基础上，又与外国的自然主义者进行了画作交流，之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化石分析的决定性研究成果。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模式传到了国境之外：1813年，法国政府推动建立了那不勒斯动物园（le Musée de zoologie de Naples）；1845年，在拉马克（Lamarck）和居维埃二人的学生——焦苏埃·圣乔瓦尼（Giosuè Sangiovanni）的协助下，动物园开放了，其中的两个长廊的设计草图与巴黎博物馆鸟类长廊的草图完全一样。大量的外国学生参与到课程中来，这样的现象至少持续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复辟时期前来听课的外国学生中，来自英国和意大利的最多。一些理论，譬如拉马克教授的进化论，在欧洲各地得到了传播，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国际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政治功能呼应了大大超出国家范围的教学功能。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Pierre）从1792年起就在其论文《论动物园入驻巴黎国家植物园的必要性》（Mémoire sur la nécessité de joindre une ménagerie au Jardin national des plantes de Paris）中强调：“我们的政治关系需要动物园的存在。”1794年5月，为了能有场地迎接各国王子赠送的礼物，人们在植物园里建立了一座动物园。1827年，埃及帕夏[2]送给查理十世一头长颈鹿，这是长颈鹿物种首次进入法国，它在动物园找到了栖身之处并生活了18年。在它适应异域环境之前，这只长颈鹿成了时尚、设计以及一些针砭时政短文的灵感源泉。

自然历史也可以被视为一门有用的科学，它能推动农艺学的发展和农业的进步。1793年，安德烈·图安（André Thouin）被任命为“种植教授”，他致力于给皇家植物园和省植物园引进一些外国植物，以发展农业经济。博物馆充当远方植物的储藏所，并将它们重新分发到殖民地的植物园中去。1798年，卡宴植物园的园长——皇家植物园的往届学生约瑟夫·马丁（Joseph Martin），将原产于塔希提的面包树树苗带到皇家博物馆，他已在加勒比地区成功引进了该植物。作为有益植物的典例，面包树可以确保殖民地粮食可以自给自足，因此它穿越地球，从一个植物园被移植到了又一个植物园，最终在自然历史博物馆中落脚。博物馆通过收集外国物种，尝试对其移植或使其适应当地生长环境，实际上是在参与掌控世界的伟大事业，然而，当第一殖民帝国瓦解时，它只好紧急引进驯化外国物种，以不再依赖殖民供给。

革命时期的热情，图安或居维埃的活力以及丰富的收藏品使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雄踞一方。不过，它在自然知识世界中的中心地位却代表了一段时期、一代人的中心地位。外国机构不满足于发送样本或接收巴黎自然主义者的成果：它们将这些研究成果占为己有，并对此进行革新。因此，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领导的伦敦解剖比较博物馆（le Museum of Comparative Anatomy de Londres）必须要感谢居维埃的教导以及巴黎比较解剖长廊的模型。1841年，美国的自然主义者、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斯·怀曼（Jeffries Wyman）访问巴黎，他却发现居维埃的收藏品几乎被废弃了，他得出结论：伦敦博物馆已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博物馆。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和德国在自然历史的众多领域后来居上。

自然历史博物馆甚至在帝国时代似乎就已停滞不前，它完全转向了科学领域，减少了商业气息。博物馆的教授们因个人原因卷入殖民事务中，阿尔芒·卡特法日（Armand Quatrefages）在地理协会（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扮演着重要角色，伊西多尔·若弗鲁瓦·圣伊莱尔（Isidore Geoffroy Saint-Hilaire）是风土驯化协会（la Société d'acclimatation）的创始人之一。教授们普遍参与了科学任务，博物馆的代表在公共教育部的旅游委员会也占有一席之地，由此确保了资助体系的延续（确保博物馆能收录越来越多的探险家的收藏品）。1889年，世界博览会在巴黎召开，主办方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花园中建造了巨大的玻璃暖房，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以及法国在该领域的高超技术。1895年，马达加斯加动植物地理展在博物馆中举行。法国和其他帝国一样，在殖民地建造了很多实验园，我们在此试举几例：1832年起在阿尔及利亚建立实验园，1863年在西贡，1887年在利伯维尔，1891年在突尼斯，1897年在马达加斯加。有些实验园与博物馆联系紧密，另外一些则疏于联系。

于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在19世纪紧紧跟随帝国扩张运动，但其行动有所节制。位于爪哇殖民地上的荷兰作品——美丽的茂物（Buitenzorg）花园，接待了全世界来此拜访的学者。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实验室和一本用法语发表的杂志，凡此这些都影射了法国博物馆的影响。英国凭借其在邱园（Kew Gardens）四周形成的特别的植物园网络——实际上是其帝国统治网络，积聚了一些优势。它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植物标本群和无与伦比的庞大网络，是一座应用植物博物馆，这些使得英国人在生物分类和物种等级的划分上颇具权威。

帝国转折点似乎没有在博物馆产生。19世纪末的时候，马克西姆·科尔尼（Maxime Cornu）担任种植教授（1884年），他开设了“殖民种植服务处”，但一直没什么活力。集中并指挥所有的殖民植物园，分派宗主国培养的园长到殖民地就职，这种邱园模式不能被复制到当时的法国。博物馆的学者们几乎不愿听从殖民压迫集团功利主义者们的命令，因此，要在博物馆依赖的公共教育部与殖民部门之间建立连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1899年，人们在诺让新建的一所殖民植物园就能证明上述的困难，它的土地属博物馆所有，活动却由殖民部门资助。这片新土地的存在体现了博物馆和殖民世界的脱节。自此以后，未来殖民地实验园的园长们将在诺让接受培训，而未来投放在热带的植物也将在诺让的温室繁殖房里成长。

从1793年至复辟结束，自然历史博物馆深信并使人相信它在推动自然知识进步方面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它光芒四射。但随着世界的改变，角色被重新分配。19世纪的自然历史风光不再，以生物学为代表的新知识则尝试重新配置自然知识领域，这就使得自然历史博物馆慢慢处于边缘地位。欧洲其他一些机构巩固了各自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在植物学和风土驯化方面。19世纪下半叶，邱园的蓬勃兴起昭示了自然知识的新动向（帝国范围内植物的经济价值被尤为看重），也揭示了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研究机构中心地位转瞬即逝的特点。

埃莱娜·布莱（Hélène Blais）

附注：1215, 1380, 1751, 1769, 1795, 1815, 1900

[1] 皇家植物园（Jardin royal des plantes）：全称应为皇家药用植物园（Jardin royal des plantes médicinales），1718年3月31日，路易十五宣布取消其药用的功能，使其成为单纯的皇家公园（Jardin du Roi），并专注于自然史。——译者注

[2] 帕夏（pacha），旧时土耳其对某些显赫人物的荣誉称号；也指奥斯曼帝国的各省总督。——译者注

1794年
恐怖在欧洲

说到欧洲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接受情况，就必须承认这场与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倒台有关的政变构成了一张双面屏。一方面，它使同盟国为其反法斗争找到了借口，另一方面，它也让人们认识到随之而来的镇压政策，甚至“恐怖”政策不是偶然的，从18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国家都实行过这项政策。

几乎不会有哪个短暂时期能像1793年春到1794年夏一样，引发这么多的激情。民族时期中凭专有名被记住的时期不多，它就是其中一个，它的名字表明历史上存在过一段黑暗且惊悚的时光：“恐怖”（Terreur）或英语中的“恐怖统治”（The Reign of Terror）。4年前，人们满怀激情攻占了巴士底狱；4年后，法国大革命在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的引领下，跌入一种新形式的全面独裁的深渊中，使法国笼罩在全面暴力的阴影之下，在某些人看来，法国由此开启了古拉格（Goulag）和极权主义的时代。“恐怖”是法国的一个例外吗？要纠正这种既有的观念，就必须回溯到这段始于1794年盛夏的传奇，详细了解其经过。更精确地说，必须回到1794年7月27日（共和国二年热月9日）之后的几个小时，那些刚把罗伯斯庇尔及其同盟者推上断头台的议员纷纷走到议会法庭，证明他们所发起的政变是清白的，并集体杜撰了法兰西和西方历史上一段根深蒂固的传说。

这段历史相当简单。7月29日以后，巴莱尔控告罗伯斯庇尔以一种“完全中央集权”的方式控制法国。8月28日，塔利安（Tallien）推出“恐怖体系”的说法，第二天，勒库安特（Lecointre）惊慌地讨论了“镇压和恐怖体系”。几个月来，罗伯斯庇尔一直忙于应对各种人身攻击和破坏行动，甚至有谣言说他准备给自己加冕并重建旧制度。许多人一起编造了一段故事，尽管他们身份不一，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热月党人”）。这段故事并不符合实际：虽然罗伯斯庇尔就像此前的丹东或马拉（Marat）一样，很受欢迎且很有威望，但他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力，他既不会设法实施个人独裁也不渴望戴上王冠。然而，1794年盛夏，这一传说在法国内外取得了人们的信任，因为它解锁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局势。

对于众多欧洲国家而言，这很意外：法国人亲口承认“恐怖”完完全全存在过，这证明法国大革命确实变成了一头恐怖的怪兽，这也为1792年后人们发起的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战争找到了正当的理由。法国国内盛传着一段故事，根据这段故事，要想保留1789年取得的成果，就必须处死罗伯斯庇尔。它将人们对残酷统治的恐惧情绪集中到一个人及其小集团身上（尽管这个小集团也是杜撰的结果），保留了此后转而抨击激进和革命思想的共和制度，从而使人们开始走出危机。后来这段故事创造了一个新政体：督政府。

然而，这个被人们习惯称为“热月9日”的日期并不是人们通常所描写的分裂的日子。1793年春，法国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建立了非常制度，它成了热月党人抨击罗伯斯庇尔时直指的目标，然而，该制度的主要结构仍被保留了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政治镇压一直威胁着公然反对制度者，这种镇压不仅表现在口头上：西哀士于1795年春季呈递的“大警察”（grande police）法在镇压力度方面并不输“恐怖”时期投票通过的法律，而当时人们总认为“恐怖”时期已经结束。紧张态势和暴力行为依然无法控制，因此国民公会只能依靠“秩序回归”的表象来保证另一种过渡政治的实施。罗伯斯庇尔派的牺牲，对刚刚结束的过去的否定，这些从理论上使和平以及和解成为可能，但它的到来只是虚假的，因为新的督政府制度建立在对所有种族的镇压和对公众阶级的排斥之上，而后两者正是国家的主体。

不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尽管这项制度并不完善，它也比“恐怖”好。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初期，“恐怖”在整个欧洲引起了病态的想象，也影响了哥特小说和浪漫主义。这一欧法政治传言之所以能轻易取得人们的信任，是因为它碰上了一种来自遥远之地的想象，这种想象在17世纪的欧洲就已存在。

在18世纪90年代之前，“恐怖”在整个欧洲是个流行词。长时间以来，这个词令人想起对于上帝惩罚的恐惧，它也同样引起晕厥和瘫痪效应，这比害怕的程度还要深，专制政府通过该词统治人民并阻止他们反抗。18世纪50年代后，“恐怖”一词在政治、文学、科学和美学中用得越来越多，它致力于挖掘人类的情感，这些情感不仅唤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热情，也使政府理论家激动万分，因为他们想要在控制民众身体的同时控制他们的精神。

在整个欧洲，法学家和哲学家认为，文明的政府应向危害公共秩序的人实施预防性恐吓，使其无法可想，而不是在他们作恶后再镇压。在英国、联省共和国、那不勒斯、日内瓦、奥属荷兰等启蒙运动的实验室中，极度恐惧的政治教学法通过每天的刑罚演示，打消了群众犯罪的念头，并从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公共武力或直接暴力的使用：在日内瓦，多种刑法改革旨在“吓退罪行”。因此，在1793年前，“恐怖”成了一个颇具争议的政府工具，时而因其野蛮特征饱受谴责，时而作为统治和维持秩序的一种手段被政府使用，因为政府希望能借此减少真正使用暴力的机会。

这个词可按多种方式理解，因此当法国大革命开始时，也就是从1789年起，旧制度的拥护者用它来揭露爱国者的暴力行径，或表达重建强权以恢复秩序的愿望。在反对阵营里，恐怖有时也是他们所求：善良的爱国者应该善于向民族的敌人施加同样的“恐怖”，以确保公共安全。1793年内战爆发时，人们迫切需要反用恐怖来抗衡“恐怖主义分子”：公共安全的独裁和逐步落实的紧急状态既是为了恐吓反革命者，也是为了真正铲除他们。丹东曾用一句著名的格言解释过这个现象（“让我们变得可怕起来，以便让人民变得不可怕”，1793年3月10日），比约-瓦伦（Billaud-Varenne）也用“恐怖-反击”理论对此做过解释。在欧洲所有的王室中，法国人明显是在玩火自焚，他们试图将人类最强大的情感转化为真正的政府体系。然而建立紧急措施，暂时摆脱平常政治，这些都是揭露法国“恐怖”统治的人们会常常经历的事情，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危机时刻也会采取这些行动。

法国大革命很快引发了国际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有可能打破欧洲的平衡，还有可能破坏每个国家的平衡，因此它掀起了全面镇压的浪潮，镇压行动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可能接受激进思想的人们。在这种全面猜疑的氛围中，恐怖就成了对抗法国的国家经常使用的镇压工具。

在欧洲爱国人士眼中，英国是宪法自由的国度，但它也没能躲开像当代法国“恐怖”那样的专制转型。从1792年起，一项旨在防止“雅各宾阴谋”扩散的镇压政策出台。英国进入紧急状态：1792年6月，《米德尔赛克斯法官法》（Middlesex Justices Act）将警力和政府辖区集中起来。有些议员在“D条款”中看到了对基本自由的背叛，他们在议会上激烈地争吵起来，举个例子，该条款允许警方和司法长官对“疑似怀有不良意图”的人实施防范性逮捕。1794年5月，《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1679年）暂停，“叛国”成了一项特殊的罪行，警方可以在进行个人审判前对其进行长时间拘留。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几十万人像“嫌疑犯”一样被监视。为了应对同样的战争和国际危机局势，英国和法国的法律都趋向于打压被认定为敌人的外国人士。殖民地的恐怖实践更为常见：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反抗民众成了极端暴力的目标，与此同时，差不多整个爱尔兰殖民地都受到1796年至1798年间颁布的紧急法律的管制，英国的军事镇压在几个月内使几十万人付出了生命。

差不多同一时间，即1798年，在和平的背景下，美国的联邦政府针对具有革命思想的欧洲移民制订了特殊法，这些法律对宪法中确立的权利提出了质疑。根据《关于处置外侨和煽动叛乱的法令》（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具有煽动性质的作品和外国人都受到打压。此外，议会成员也遭到了监视。同一时间，在大西洋另一端的荷兰，激进派和温和派通过颁布一系列紧急法展开了激烈交锋，这些法律就像“恐怖”措施一样，遭到了各阵营的批判。至于奥地利政府，它终止了自18世纪80年代在比利时周边推行的自由主义实验。就这样，革命战争使整个欧洲完成了专制转型。

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之下，法兰西公共安全委员会独裁的特别之处只能在部分方面体现出来。18世纪80年代，部分欧洲国家受到一系列运动的洗礼，在法国爆发的大革命只是这一系列运动中的最后一场，但相比于其他运动，法国大革命更激进，更能破坏稳定，更能使广泛的冲突爆发出来。法国的紧急措施就是在欧洲战争和内战的背景下才得以实施的，因此，这些措施尤其激进：一年半的时间内，35000人至40000人因政治罪被处决。然而，法国的紧急状态并不是因为这种镇压行动才有别于其他国家。相比于其他地方，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成为事件的主角。从1792年起，参加动员行动的民众就要求获得司法和社会补偿，而如果没有他们的动员，新制度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公共安全委员会在1793年至1794年间的政治主张表现为新颖的再分配政策和社会和谐政策。法国“恐怖”这一表述的背后，隐藏了一段更复杂、更欧洲化的故事：当平常时期的公共政治契约受到类似于革命、战争、内战的特殊危机干扰时，国家就会选择离开平常时期，进入过渡阶段。

纪尧姆·马佐（Guillaume Mazeau）

附注：1610, 1789, 1871, 1958, 1989

第八篇
世界革命的故乡

UNE PATRIE POUR LA RÉVOLUTION UNIVERSELLE

诚然，法国没有垄断革命，但直到19世纪中叶，法国仍是最具代表性的革命国家，带领着一列国家走向1848年弗雷德里克·索里厄（Frédéric Sorrieu）画作中的进步与博爱。共和国的崩塌和拿破仑·波拿巴的上台丝毫没有掩盖1789年奋力争取而来的原则的光环。从1804年海地独立，到反对拿破仑事业的民族反抗运动，人们抓住了这些原则，一方面是为了效仿法国，另一方面是为了反对其帝国统治。法国以科学、艺术和权利的名义，想要教化欧洲和世界其他角落。但从1798年的埃及，到失败的滑铁卢，再到1830年后的阿尔及利亚，其影响力却是通过武力和征服行动而展开的。逐渐瓦解的“大帝国”在其身后留下了几百万具尸体，被他国占领且范围缩小的法属领地（1803年，路易斯安那被卖给美国），以及任由神圣同盟控制并重建欧洲的民族。

然而革命的光亮还没有熄灭，尽管严重的政治分歧使这个仍处于混乱状态的农业国家产生了分化。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西蒙·玻利瓦尔等人仍怀揣着共和理想，他们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尽管从法国的先例中得到了启发，却又对它产生了反感。拿破仑征战的一大矛盾之处就在于，这些战争几乎引起所有被占领民族对自由民族的向往，当复辟统治下的警察、军队和监查官要求他们保持沉默时，他们不再顺从。两种关于欧洲和世界的观点针锋相对，一种是建立在尊重王朝原则、宗教和旧时精英的基础上，另一种则是建立在获取民族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团结与人道主义浪潮，而1830年至1831年发动起义的波兰人却没有等到法国的援助。在报纸杂志和活动分子的接力下，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标志着跨国起义的开端。

19世纪30至40年代，整个欧洲的难民涌向巴黎，亚当·密茨凯维奇、海因里希·海涅和卡尔·马克思也住在巴黎。诗人、画家和作家纷纷为浪漫主义革命作出贡献，这是文化全球化的首次表现。银行家、工业家和商人是七月王朝的主角，他们奠定了新资本主义的基础，这种新资本主义未能根除生存危机和流行疾病，引发了新的不平等。对进步的追求，对更和谐的社会组织的探寻促使人们渴望建立科学、社会和宗教的乌托邦，这种理想创造了其他可能的世界，并走出了国门。16世纪末，法国进行了第一次街垒战试验，它在1830年和之后的1840年成了群众革命的普遍象征：法国大革命的幽灵继续在欧洲政治领域游荡。

1795年
“文学共和国孕育了多个共和国”

1795年10月25日，在孔多塞的启发下，一个汇集全球所有学者、文人和艺术家的国家机构成立了。精神科学和政治科学的光芒预示着世界和平还是帝国统治时代的到来呢？

“人们在引进培植来自全球各地的植物时，往往要考虑到土壤和温度的制约因素，但引进有利于完善政治制度的机构则轻松许多。”共和四年芽月7日（1796年3月27日），格列高利神父在学院公开会议上表述了他对完善政治科学方法的思考，并承诺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传播到全球。作为布卢瓦的主教，为解放奴隶和普及法语而奋斗的前议员，时任精神科学与政治科学分部成员，他在谈及尚待完成的工作量时毫不避讳：“权力分立原则与代表原则仅出现在世界上的某几个角落；在其他地方，它们只能像违禁品一样偷偷摸摸地渗透于社会中。”之前，专制的君主总是故意忽视或掩藏政府科学，大力发展娱乐艺术。但精神科学通过发展政府科学，终于还是赶上了启蒙运动的脚步。

格列高利只是让人概括了国立学院（Institut national）的发展目标，该学院成立于几周前，也是1795年，但共和三年宪法（Constitution de l'an III）早已将它列入计划范围。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在孔多塞的启发下，多努（Daunou）起草了一项法令，与旧制度的学院派划清界限，将国立学院纳入全新的公共教育方案中。小学、中心学校和特殊学校在一个体系中相互联系，国立学院为该体系的建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国家节日构成其分割点。精神科学与政治科学分部位于这个体系的中心，前后分别为物理与数学分部和文学与美术分部。国立学院能凭借精神科学与政治科学分部，成为汇集全球学者的命脉机构。为此，人们应该将这个由学者、文人和艺术家组成的“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家庭”聚集起来，并围绕他们组建一个“庞大的通讯组合系统”，该系统可以“加速思想和新发明的传播”，为语言融合做好准备。因此，格列高利允诺：“文学共和国将孕育多个共和国。”

为了真正成为全球性的人文科学，不再服务于强国，新的人文科学应该像改变形式一样改变内容。历史不该再记叙流血的征服和王子的婚礼，而应讲述人民的生活，调用当地通讯者的力量去访查村庄老人，进行集体书写。一项根植于生理学和解析法的研究取代了形而上学，它的研究对象为思想和感觉。法律成为社会科学和法学。精神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政治经济逐渐共和化，成为公共经济。甚至在传统意义上服务于征服者的地理学也转变了它看待世界的目光。共和四年花月22日（1796年5月11日），布阿什（Buache）表示，“就算强国在新发现的小岛上插上自己的旗帜，它对这座新岛的描写也不再能充当其产权证明”。作为“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联合会”，国立学院在巴黎周围重新组建了一个文学世界共和国，但是格列高利明确表示，倡议作出此创举的人决不觊觎任何霸权，文学和科学主权自然应该是可共享的，就像政治主权一样。

现实情况却十分棘手，当时的法国也计划用武力来保卫共和国。因为精神与政治科学总是先通过战争才得以传播。卡法雷利·杜·法尔热（Caffarelli du Falge）是共和国军队的将军，国立学院思想与感觉分析科的非常驻成员，1799年，他在圣-让-阿克里（Saint-Jean-d'Acre）的包围战中手执军刀而死。他同其他第二分部的成员一道致力于组建埃及学院（Institut d'Égypte），他自己也是该学院的成员，领导着政治经济科。在被法国征服的欧洲大陆的姊妹共和国内，引入精神与政治科学就意味着要找到一些对入侵者足够忠诚的中间人。举个例子，内阿尔卑斯共和国（République cisalpine）的译者洛克·弗朗西斯科·索阿弗（Locke Francesco Soave）就是这样的一个中间人。1797年，某一法令宣布建立意大利国立学院（l'Instituto Nazionale Italiano），1802年，博洛尼亚成立学院。1804年，洛克作为该学院政治与经济科学分部的成员，向学院展示了他对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意识形态”的思考。

这样的中间人并非毫无批判精神。用武力推广精神与政治科学，这种做法与格列高利的方案背道而驰，对于格列高利而言，这一切应该是科学交流的结果。另外，仅靠知识传播就能够改变人们的想法吗？1799年后，文森佐·库科（Vincenzo Cuoco）在分析拿破仑革命失败问题时，将过于普遍且理性的法国学校，与马基雅维利、格雷维纳（Gravina）和维科（Vico）所属的意大利精神与政治科学学院作对比，后者更关注形势和大众情绪。1808年，约瑟夫·波拿巴为新那不勒斯王国建立了那不勒斯皇家学会（la Società Reale di Napoli），该学会由库科主持，在第三分部中囊括了精神、政治和经济科学，尽管法国国立学院中对应的分部早在1803年就被废除了。

作为帝国统治的工具，精神科学与政治科学只能以行省化的方式在巴黎以外的地方被引进。1803年，精神科学与政治科学系在新维尔纽斯帝国大学（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Vilnius）成立，它的前身是波兰的一所大学，后来归俄国管辖，在亚历山大一世时得以重建。它向西方表达了开放的意愿，譬如，它邀请了日内瓦的西斯蒙第教授政治经济学，还在一些法国期刊上宣传其竞赛。但它仍与巴黎的第二分部大不相同，因为它还包含了神学。

矛盾的是，虽然英国的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论》（Essai sur le principe de population，1798年）中抨击“法国的”无限可完善性思想，但英国却是阐述和传播巴黎模式的精神科学的主场地。与政府精英们走得很近的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对大革命中的教育方案作出了反应，18世纪90年代末起，它们匆忙恢复了古典人文学科的研究，甚至革新了这些学科，以发展自然神学，使自然神学成了此后英国国教的精神科学。相反，像戈德温（Godwin）或边沁（Bentham）这样激进的哲学家，他们响应了法国方案的号召，打算发展一种讨论人类可完善性的科学。苏格兰的托马斯·里德和杜格尔德·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创立了常识学派，提议发展一种“道德科学”（moral science），该科学因接近共和三年的理想模式，受到了辉格党和推动贸易扩张者的欢迎。1848年，道德科学荣誉学位考试在剑桥大学举行，最初考试限定在严格的英国国教框架下进行，但在1860年后逐步面向不同的传统。

与其说这一机构模式根植于文学共和国，不如说它根植于高等教育中。它在进驻英国之前就在美洲得到了试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旨在培养新式共和精英的中学从18世纪末就借用欧洲各地传统来制定课程。当时拉普拉塔联合省的部长——贝纳迪诺·里瓦达维亚，于1823年重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皇家中学（Collège royal de Buenos Aires），使其成为精神科学中学（Colegio de Ciencias Morales）。贝纳迪诺重建学校是受到好友德斯蒂·德·特拉西和杰里米·边沁思想的启发。这所中学成了后来“1837代人”的家园，这代人在1810年革命后为摆脱西班牙文化遗产的束缚而不懈奋斗。自从1797年非亲法派的约翰·亚当斯当选总统后，美国与法国保持经贸与哲学友好的愿望就破灭了。在东海岸的大学里，精神科学的课程只在第四年，也就是最后一年开设，并且该课程常常由校长来教授，其内容通常随校长的宗教取向，从英国或苏格兰的实践中获得启发。

整个19世纪，学院模式和大学模式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时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基佐（Guizot）想要弘扬共和四年雾月3日的精神，他在1832年成立了精神科学与政治科学学术院（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学术院很快就得到1833年颁布的公共教育法和1834年成立的历史与科学工作委员会（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的支持。它的目标不在于征服欧洲而在于教化法国。从此以后，精神与政治科学优先关注民族目标，丢失了部分世界主义目标。然而，建立于正式会员和通讯会员分级基础上的法国学院模式，成了各国争相模仿的对象，其传播影响与大革命时期不相上下。因此，致力于精神与政治科学研究的科学院或学院科室，陆续在布鲁塞尔（1843年）、日内瓦（1853年）、马德里（1857年）、那不勒斯（1864年）以及罗马（1874年）成立。

同一时间，大学的精神科学自英国向海外传播，英国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学、精神哲学和法律在公民与殖民行政培训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因此，道德科学在19世纪下半叶成了致力于培养印度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关键学科。从19世纪30年代起，苏格兰的传教士，如亚历山大·达夫（Alexander Duff），将这些机构变成了战场，以此来对抗印度教的“迷信行为”，并振兴印度。1860年，加尔各答大学在其课程中引进了苏格兰哲学家兼医生约翰·亚伯孔比（John Abercrombie）编写的教材。居住在港口大城市的印度文人阶级已经很熟悉他所总结的西方学院派的思想，他们从18世纪末就一直关注着欧洲思想的动态，善于利用这些思想来帮助自己为自由奋战。从这方面来看，将精神科学还给欧洲倡导者，并用它来对付他们成了一种可能。1898年，科索日·拉尔·萨尔卡尔（Kishori Lal Sarkar）——加尔各答高级法院的法官，在其著作《印度道德科学体系》（Hindu System of Moral Science）中表示，印度教中不仅有形而上学，还有独立的精神哲学。

诚然，不是所有事情都发生在这个建立于1795年的活力机构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或奥古斯特·孔德之类的作家在这一知识分子阵营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们在专攻精神科学的机构之外被接受、被适应。密尔的《演绎和归纳的逻辑体系》（Système de logique déductive et inductive，1843年）被译介到德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世纪末德国人文科学的论战。而在中国，这个伏尔泰和魁奈（Quesnay）眼中的精神科学发明的神秘国度，密尔和孔德的作品在20世纪初被译介，在那个年代，人们尝试着把中国的知识遗产纳入从西方引进的大学制度中。19世纪末，精神科学被搁置一旁，一些依靠德国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科”获得了飞速发展。但在此之前，尽管精神科学非常混乱，它的机构仍是人类科学的主要交流地。

虽然精神科学的世界共和国存在，但人们却忘记了它的巴黎源头。

朱利安·樊尚（Julien Vincent）

附注：1380, 1751, 1773, 1793, 1815, 1891, 1903

1798年
征服埃及

1798年5月19日，一支由350艘船组成的远征船队，在波拿巴的带领下离开土伦港，向埃及进发。虽然军事征服行动没有持续多久，但法国人在那里找到了一块政治和科学“现代性”的极佳实验场地。

共和七年热月1日，即1799年7月29日，埃及研究所（Institut d'Égypte）第31次大会在开罗召开，一位巴黎综合理工学校毕业的工程师宣布，他们在建造防御工事时，偶然发现一块刻有三种文字的石碑，它离罗塞塔城[1]不远，位于阿布基尔（Aboukir）海湾东边一处马穆鲁克时代的防御工事基地上。4天前，法国东方军团刚刚取得阿布基尔战役的胜利，打败了在英国舰队护送下登陆的奥斯曼军队，可一年前就在此地，英国舰队全歼了拿破仑及其军队前往埃及时搭载的船只。这块石碑被运往开罗，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文章首次发表在研究所杂志《埃及十年》（La Décade égyptienne）上，并由法国人在埃及设立的第一批印刷机构印制出版。1801年夏，该石碑准备在亚历山大港装船，随陪同拿破仑来到埃及的科学与艺术委员会（la Commission des sciences et arts）的成员一同返回法国。可就在这时，石碑连同其他文物全被英国人夺走了，在此不久之前，梅努将军（général Menou）向英国投降。众所周知，这块罗塞塔石碑此后一直陈列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供法国和英国学者共同研究。碑上刻有象形文字、世俗体（埃及平民使用的文字）和希腊文三种语言对照的法令。1882年，让-弗朗索瓦·尚波里庸〔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他为自己取了一个阿拉伯名字萨基尔（al-Saghir）〕从其中的一些象形文字中识别出表音特征，打开了解密古埃及铭文的大门。

罗塞塔石碑颠沛流离的经历以其自有的方式讲述了18世纪末这场兼具军事性、技术性、知识性的探险是如何进行的。它使法国军队对埃及进行了短暂的占领（1798-1801），使《埃及记述》（Description de l'Égypte，1809-1818）得以长期出版，也让法国与埃及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法国人对法老文明的热情并不是其探险的唯一动机，但这种热情此后再也没有停止过。

波拿巴从1798年5月起，直到1799年10月返回法国，一直在指挥埃及战役。随后他将战役的指挥棒交给了克莱贝尔（Kléber），1800年5月克莱贝尔在开罗遇刺后，他又把指挥棒交给了皈依伊斯兰教的都兰贵族——梅努将军，这位将军被迫于1801年8月30日在亚历山大港投降。从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世界各地海域频繁交战，埃及战役只不过是这场断断续续进行的英法之争的一个小片段。远征代替了毫无把握的占领英国行动，1798年5月19日，一支由大约300艘船组成的远征船队离开了土伦港，50多艘战舰为它们保驾护航；督政府通过攻夺印度之路上的主要补给点，是想达到破坏英国利益的目的。一场与纳尔逊（Nelson）司令间的角逐开始了，从土伦到马耳他，再到亚历山大港，最终这场角逐以法军在阿布基尔海湾全军覆没告终。伊斯坦布尔方面派遣军队进入埃及，希望能让埃及重新回到奥斯曼帝国的怀抱中，这些军队都是由英国船只运载到埃及的。投降后的法国东方军团也是乘坐着英国军船才重抵土伦。无论是杨格（Young）与尚波里庸在解码象形文字上争夺优先权，还是几十年后法英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埃及一直都是法英之争的牺牲品。

但埃及战役也拉开了法国在东方战场上征战的序幕，东方战火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直到1945年5月大马士革轰炸才结束，同时也结束了法国在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帝国史诗从波拿巴的埃及事迹中记下了1798年7月21日的金字塔战役，波拿巴在这场战役中战胜了马穆鲁克。从1775年起，各派别的马穆鲁克产生了冲突，这使得埃及政局不稳。马穆鲁克其实是来自于格鲁吉亚或亚美尼亚的士兵，他们被运送到埃及充当奴隶兵，成为“事实上”的高门（Sublime Porte）独立者。埃及的不稳定使他们成了埃及人民所厌恶的主人，以及国家“解放”事业的理想目标。它还使他们很快忘记了18世纪时政府的昌盛，那时的昌盛曾推动埃及迈入现代资本主义的时代。马穆鲁克被法军打败后，既效力于波拿巴——一支马穆鲁克骑兵队加入了皇家骑兵队，又被动员起来对抗准备重夺埃及控制大权的奥斯曼军队。1799年，法军远征巴勒斯坦，从加沙至阿克里古城，帝国史诗倾向于只记录占领雅法（Jaffa）、波拿巴怜悯感染鼠疫士兵等事迹。至于在雅法驻地实施大屠杀，因不敌杰扎尔·帕夏（Jazzar Pacha，被称为“屠夫”）而未能围攻阿克里，抛弃伤者和患上鼠疫的士兵，返回埃及途中一路烧伤劫掠以致只有忠于法国的加沙免于此劫，这些劣迹就只能留给关于未来皇帝的秘密传言去讲述了。但埃及战役最激烈的时刻是在另一个战场上产生的，牺牲者也不是像马穆鲁克或奥斯曼士兵一样的军人。开罗人民两次站起来反抗法国人，第一次是在1798年10月20日至21日，第二次是在1800年3月20日至4月22日，他们的反抗遭到了残酷镇压，任何人都没能幸免，就连逃到大清真寺——艾资哈尔大学（Université al-Azhar）的乌理玛也没能逃过此劫，甚至这所大学也遭到了占领军的轰炸。在历史上，乌理玛这些宗教人士一直在埃及人民与占领国家的外国统治者之间扮演调解员角色，他们与埃及人属同根生的兄弟，又必须感激外国统治者，法国人却把他们与埃及政府联系起来。诚然，召集开罗的乌理玛组建议会（Divan）的做法是延续奥斯曼帝国协商传统的一种体现，1798年7月25日，第一届议会召开。但法国占领的大环境使开罗议会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实验，它使乌理玛成了埃及民族的代表。法国人在埃及强制推行的政治现代化既没有得到双方的一致同意，也没有得到认可。但是，从统计实践（清点房屋、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到旨在便利交通、维持秩序的城市治安措施，从为了用阿拉伯语发布占领军的命令和告示而使用印刷技术，到创建节日以庆祝共和国成立，法国人无疑给埃及带来了现代性的政治文化。

另一种现代性，技术现代性，在埃及找到了一片沃土。150名科学与艺术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不少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在内的工程师队伍、印刷师队伍以及学者和艺术家队伍——在1798年与波拿巴一道前往埃及，任务是协助军事探索，尽可能发掘埃及资源。但是这项任务完全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他们坚信自己来到了一个见证过科学、工业和艺术诞生的国度，同时也建立在一种雄心之上，他们希望通过引入现代技术的方式，使那些历史悠久或者被人遗忘的古典知识得到新生。埃及的乌理玛在这一步上没有走错，他们对创造成果（桥梁和艺术作品），创新技术（从独轮小车到风车），以及器械（尤其是天文仪器）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致。诚然，埃及学院不是传播知识的场所，而是共同生产知识的场所，尽管文人们，譬如这些事件最重要的见证人加巴尔蒂（al-Gabarti），经常去该学院的图书馆。工程师、艺术家和学者仿照法国的国立学院，在埃及学院内部组建了4个分部（即数学，物理和自然历史，政治经济，文学与艺术），他们充分调用了埃及学者和艺术家的知识与能力，以期共同完成一项主要任务：描述这个国家，不仅要描述它的地形、自然资源、居民、民俗，还要描述民众的技术——其中一些技术在日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像石膏碾磨机或用于人工孵化的“孵鸡加热炉”），描述国家历史，描述伊斯兰建筑以及埃及古建筑。1799年11月，埃及学院决定将大家的研究成果汇集到集体作品——《埃及记述》中，给各类系统描述国家情况的知识以同样的尊重。

《埃及记述》要早于埃及战役，也比埃及战役持续的时间更久。1802年，该汇编的出版委员会首次召开会议，“帝国刊”的第一卷于1809年出版，10年后，也就是在路易十八统治时期才全部完成。《埃及记述》也受到一种公认的科学精神——《百科全书》（L'Encyclopédie，1751-1772）编纂精神的指引。它所完成的盘点工作（根据大纲分为3部分：自然史、古代、当代）早已被沃尔内（Volney）的游记预料到，其著作《埃及和叙利亚之旅》（Le Voyage en Égypte et en Syrie）于1787年出版。不过，《埃及记述》是在追随法国特遣队的轨迹中而准备编写的，它首次着重梳理了科学目标、艺术知识和征服事业。《埃及记述》还准备了其他计划，如《阿尔及利亚的科学探索》（Exploration scientifique de l'Algérie），此书从1844年开始出版。

对埃及进行知识征服的成果要比军事征服的成果更为丰硕，后者只收获了一些苦涩的结果。但1798年遗留下来的也许并不只是感情层面的东西。法国人在短暂的征服行动后却反被征服了，他们之后再也没有停止到埃及追寻梦想、理想以及新故土的脚步。19世纪的工程师、医生和建筑师把他们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埃及，促使埃及及其政府在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ehmet Ali Pacha）的领导下（1805-1848）实现了国家现代化，这一成果在后世得到了延续。法国的东方主义学者也不甘落后，他们在建设“埃及学”方面发挥了主力作用，研究沉淀在尼罗河岸边的不同文明。开罗博物馆是近东地区的第一座考古博物馆，它建立于1863年，创始人是法国人奥古斯特·马里耶特（Auguste Mariette）；在近25年的时间内，奥古斯特一直辅佐着领导“古迹工程”的埃及总督，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埃及；他的遗体被安放在开罗博物馆花园的一座现代石棺中。

朱利安·卢瓦索（Julien Loiseau）

附注：719, 1143, 1095, 1484, 1712, 1863, 1869, 1962, 2003

[1] 罗塞塔（法语为Rosette），又称拉希德（Rashid），是埃及的港口城市。——译者注

1804年
适用于多国的唯一法典

1804年3月21日，即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的两个月前，法国颁布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是“融合众多民事法为一体”的集合。拿破仑想要通过立法这一神圣行为获得普遍王权。这部著名法典拥有的众多变形使它直到20世纪都享誉世界。

1804年3月21日，这一天颁布的法律“集众多民事法为一体，被命名为《法国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çais）”。这部法律将执政府会议在1803年和1804年里投票通过的36个立法文本合并为一个整体，后来人们将其进行了编号，这36个立法文本共囊括了2281个条款。这部法律废除了罗马法、皇家敕令以及一些习惯法。如果说构成这部法典的36个立法文本中的每一条都在不同的日子被颁布，那么《法国民法典》的应用发展史、法典编纂后的历史从1804年3月21日就开始了，8天后，帝国建立的两个月之前，这部法律就重建了权利机关。至此之后，《法国民法典》就开始在1790年成立的83个省中实行，同时，还包括属于比利时和今天卢森堡的9个省，莱茵河沿岸的4个省和皮埃蒙特地区的6个省也开始使用《法国民法典》。在法国全境，这部法典抛弃了以前法律的来源，特别是习惯法和罗马法。对于生活在法国土地上的居民而言，这是唯一一部以《法国民法典》为标题的现行民法。

但这种表述并不意味着该法已经通过民主方式得到大家的认可，恰恰相反，经过多次激烈的会议讨论之后，拿破仑强行推出了该法典。1807年，《法国民法典》更名为《拿破仑法典》，目的是为了颂扬立法的皇帝，他非常负责，参加了大部分与编纂民法典有关的国务会议。1814年，拿破仑“摘掉了篡位者的帽子”，1852年，他又重新恢复了皇帝头衔，1870年，该头衔废弃不用（“皇帝”一词极不符合司法的正统观念）。由于私人发行商的助力，当然他们也通过这部法典获得了利益，这部法典才得以成为适用于所有法官的《法国民法典》。

这部法典之所以称为《法国民法典》，是因为它讨论了法国的方方面面。诚然，这不是法国的第一部法典，它的名字参照了1791年的《刑法典》。但是，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建立在国家准则（正如当时人们所说的“法国人的品质”）而不是建立在家庭准则之上的法典。此外，它对外国人的民事权利也有限制，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法国在1804年3月又与英国发生了战事。《法国民法典》在民事法律方面实现了“法国法律”的统一，而“法国法律”这一表达方式可以追溯到16世纪，它是为了形容罗马法、习惯法甚至是标准法规的多样性，就皇家立法而言，这些法规都已经融合在法国国王所制定的国家秩序中。《法国民法典》的特点是文本和内容广泛，这部几乎囊括所有一般民事法的法典也因此特点构成了它的独特性。

该法典是法国的，它不可避免地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旧制度的骑士阶层从来都不敢划分国家的习惯法和成文法，也不敢划分教士和贵族的特权。甚至在1789年之前，法官们都不谈论关于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无论是多马（Domat）还是波蒂耶（Pothier），他们都没想过要有一部民法典，仅仅只有一些了解普鲁士腓特烈二世草案的乌托邦主义者（如米拉波）对此有模糊的概念。制宪会议将法典编纂工作当做宪法的目标，“将编纂一部适用整个国家的民法典”，并在《人权宣言》中宣布法律是“一般意志的表达”，“法律对大家一视同仁，要么受法律保护，要么接受法律的惩罚”，1791年宪法确立了这一目标。

表述行为的法律力量不会自动地将意愿转化为实在法。革命会议没有采纳康巴塞雷斯所提议的三个法典草案里的任意一个。但是却对封建社会进行了最根本的废除，婚姻的世俗化，离婚机构的建立，犹太人的解放，对自然儿童权利的承认，贸易自由机构的建立，允许利息贷款，在最高上诉法院的控制下组织统一的司法制度等内容，这是法国大革命巨大的司法遗产，民法典对此进行了巩固，一代代法国人也投票同意了。

不可否认，《法国民法典》参考了大革命中的一些改革；该法典参考了旧的法律制度，并从习惯法和成文法中获得借鉴。根据波塔利斯（Potalis）的说法，该法典力求使自身在南北方以及新旧法之间实现双重和解。该法的第8条——“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回应1789年《人权宣言》中的第6条。法典文本都由同一种法语编纂而成，法语的语义和象征性财富从未停止散发光芒。

《法国民法典》被法律史学家归类于“第一次编纂法典浪潮”的产物，这部法典介于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邦法》和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之间，它呈现出一些特殊的特征，因此，人们很难将它与其他法典相比较：作为编纂法典的原型，正如马克斯·韦伯所理解的，至少在19世纪，《法国民法典》相比于其他法典是别具一格的。

从1804年起，《法国民法典》就越过了法国的传统边界。它在大帝国（Grand Empire）几乎所有的省区强制实行（拿破仑没有将它在辛普隆，即如今的瓦莱州地区颁布），然而皇帝却要求附庸国接受它，从汉堡到罗马，这部法典在意大利获得成功，在葡萄牙实施的法典存在部分条款上的细微差别（没有民事婚姻），此外，该法典在德国的推行受到限制。西班牙的专制君主从未试图引进拿破仑的法典。1814年的一幅漫画呈现这样一个画面：拿破仑带着他的所有“家当”出发去厄尔巴岛，胳膊夹着《法国民法典》。1814年，《法国民法典》虽然历经变迁，但它依然在荷兰发挥效力，直到1838年荷兰法典重新编纂，同时也并没有妨碍独立的比利时和卢森堡对法国法典的重新调整（1830年）。普鲁士国莱茵兰地区和伯尔尼汝拉地区的人民，彼此之间还曾为了获得《法国民法典》的应用而进行了大约一个世纪的战争。

甚至复辟时期的制度都模仿了《法国民法典》，那不勒斯、帕尔马、皮埃蒙特以及瑞士的很多地区都对《法国民法典》中最革命性的方面进行了修饰润色，比如民事婚姻或者遗产继承平等。从1808年起，《路易斯安那州民法典》也受到了《法国民法典》的启发。1816年，《法国民法典》被引入海地，然而在1804年，海地就曾因为建立第一个黑人共和国而反对过法国。1828年，墨西哥瓦哈卡州一个匿名的法学家小团体把《法国民法典》翻译成了西班牙语，西班牙语版本对《法国民法典》做了略微修改，此举对于拉丁美洲而言，开辟了一条法典编纂工作之路，并且他们的法典编纂或多或少地都受到法国法典的启发。1866年，法国法典同样也被魁北克当做范本。1859年，人们在意大利半岛大声高呼：“意大利王国万岁，意大利国王维克多-艾玛纽埃尔万岁，《法国民法典》万岁！”1865年意大利模仿《法国民法典》编纂而成《意大利第一民法典》，在此之前《法国民法典》在公使团中曾被短暂地应用。

《法国民法典》饱受普鲁士法学家萨韦尼（Savigny）和法律历史学派的批评，甚至在国家主义庆典上还被焚烧，此外，它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也饱受争议：黑格尔拿《法国民法典》举例，在莱茵兰，马克思曾经屈服于这部法律的权威，目睹了立法对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当《德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在构思编纂时，法国法典的影响力开始下降，或者像日本（1896年）和土耳其（1926年）在编纂法典时一样，参考一些新的范例。

当法国拒绝对“殖民地的土著民”和“殖民地的法国人”实行《法国民法典》时，法国却对这部法典给大半个非洲以及亚洲一部分国家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宣传。1932年，法国委任统治催生了黎巴嫩的义务法。1804年，英国人将法国的圣卢西亚分离了出去，1879年，圣卢西亚投票通过一部《民法典》，由于殖民政府的迁移，这部《民法典》受到了《魁北克民法典》的启发。那些已经放弃印度教信仰的本地治里市的居民们也知道民法典。从2012年起，黎巴嫩的数十对夫妻希望能够合法地结婚（这种做法在个人地位和宗教信仰中是不允许的），他们找公证人帮忙，询问《法国民法典》的实施细则，自从法国委任统治以来，《法国民法典》在该领域从没失去效力。今天，我们仍可以谈论《法国民法典》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留下的与婚姻相关的只言片语。在“所有人都可以结婚”论战的启发下，人们既对《法国民法典》给法国带来的深刻变化进行了权衡，也对某种超越国界的代表性价值观进行了衡量：这难道不是法典对人们可以自由选择配偶结婚而进行的宣扬吗？

让-路易·阿尔佩兰（Jean-Louis Halpérin）

附注：212, 1539, 1683, 1948

1804年
伏尔泰式加冕

1804年12月2日，法国拿破仑一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这是法国历史的象征，亦是一个精妙的结合，将加洛林王朝复辟时期的刺绣饰物与现代政治交流策略结合起来。波拿巴虽为王朝保留了皇室的头衔，却促使帝国的概念“去普及化”了。

1804年12月2日，即共和十三年霜月11日，星期日，晌午刚过，拿破仑皇帝与约瑟芬皇后紧跟一队侍从，伴随着勒·叙厄尔（Le Sueur）的《加冕进行曲》（Marche du sacre）登上了巴黎圣母院教堂的大殿。12000名受邀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公职人员，济济一堂，他们甚至挤到了教堂的廊台处。抵达祭坛的统治者落座于两张扶手椅上，先前一直在等候他们的教皇缓缓走下宝座，唱起了《求造物主圣神降临》（Veni Creator）。拿破仑和他的妻子随即摘下他们的皇家装饰，将其放置在祭台之上。祈祷时间结束后，他们双膝跪地，教皇给他们敷了三次圣油。接着，庇护七世（Pie VII）主持了一场大弥撒。弥撒唱经歌时，拿破仑重新穿戴上其皇家标志，指环、宝剑、大衣，正义之手和权杖。在给司法大臣和财务大臣佩戴完最后两枚徽章之后，他登上祭台，拿起放在那儿的金月桂花环，然后转身面向大众，戴到自己头上。随后发生的一幕被大卫定格在他的油画上：拿破仑手持另一个花环，亲手为跪在他面前的约瑟芬戴上。

拿破仑走下祭台，重握权杖和正义之手，再一次穿过教堂大殿，朝着教堂入口附近的宝座走去，此时唱诗班唱起了《愿吾皇永生》（Vivat imperator in aeternum）。教皇接过这段祝圣词，唱起了《感恩赞》（Te Deum），继续祭礼。下午3点祭礼才结束。

当庇护七世退回到圣器室时，手放在福音书上的拿破仑宣读宪法誓词：“我发誓会维护共和国领土的完整；尊重并使人尊重教务专约和宗教仪式自由，权利平等，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国有财产一经出售，不可撤销；只会依法征税；维持荣誉军团制度；只为法兰西人民的利益、幸福和荣耀而统治。”军队总传令官宣布：“法兰西人至荣至尊的皇帝加冕即位了，皇帝万岁！”所有与会人员一起欢呼。

这场隆重的仪式有多种官方与非官方的叙述，没有哪两个叙述能在细节或参会者的态度上完全吻合，这些细节还都不是空穴来风。一些人把拿破仑描述成一个脸色苍白、神情庄重而又内心激动的形象，另外一些人则把他描述成一个害怕被圣油弄脏的暴君形象，在弥撒过程中强忍困意。官方描述展现的是满怀热忱的人群，皇帝穿过教堂中堂时奇迹般出现的太阳，而一些怀着好意或不好意的见证者却从中看到了“不和谐的言行”，其中一些言行，不论真实与否，流传了下来：皇帝的姊妹拉扯约瑟芬的大衣差点让其摔倒；拿破仑没能调整好他妻子所戴的王冠的位置；与其说大家聚精会神，不如说大家都很好奇；过于冗长的仪式让部分与会者在现场“吃冷餐充饥”……庇护七世也没有幸免。“人们会希望，”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写道，“教皇的神情能更肃穆一些。当时他的面容只表露出了一种屈服，还掺杂着一点不耐烦。”拿破仑本人在仪式开始前曾向最高行政法院宣布：“崇高和荒谬，只有一步之遥。”大卫所作的大气磅礴的油画成了不朽的艺术作品，但它夸大了不少真实情况，在此之后的吉尔雷（Gillray）却以无情的讽刺画使加冕礼沦为一场大型闹剧。

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出混乱局面的奇怪之处。有关兰斯大教堂加冕的回忆以及卡佩王朝的仪式充斥着整个背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插入一段加洛林王朝的记忆：庇护七世在1804年为拿破仑举行加冕礼，就如同利奥三世在800年为查理曼举办加冕礼。作为圣座与帝国政府之间长期协商的成果，典礼结合了法兰西的礼拜仪式和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仪式。因此，装饰时而具有新古典主义色彩（鹰饰的经桌、战利品和凯旋门），时而具有新哥特色彩（由佩西和方丹建造于巴黎圣母院前的门廊可以算是这类风格的首批例子）。人们在颂扬天主教和君主制的同时，也宣扬大革命成果的永恒性，以及国有财产、信仰自由、投票征税。司汤达写道：“一整天，我思考了许多，很显然这一联盟集结了所有的江湖骗子。宗教为这位暴君举行加冕礼，却打着为人民谋幸福的旗号。”

1804年12月的加冕，正如教务专约和帝国本身一样，并非源自哪一种对旧制度的怀念，而是来自一种现实与理性的尝试。拿破仑和上世纪大多数政治理论家一样，认为共和制度只适合小国，不适合大国。君主制的形式保证了行动的统一、权力的延续以及机构的团结一致。除此以外，其余的都只是“意识形态”，波拿巴喜欢用这个词来指代一些哲学的以及主张自由的思想。相比于共和国，帝国更能保障大革命的成果。第一执政让众议员和负责提议“最高行政官世袭”的元老院议员坚持这样的主张。身为元老院主席的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来到圣克鲁（Saint-Cloud）宣读共和十二年花月28日（1804年5月18日）元老院法令的投票结果，他的讲话也是要表达上述思想，他还当场宣布拿破仑成为法兰西皇帝，当时甚至还没有组织公民投票，以书面形式正式批准拿破仑称帝一事。统计公民选票的工作于8月2日完成，最终结果是3521675票赞成，以及……2579票反对！

假如拿破仑的“共和国皇帝”身份的合法性来自于元老院法令和公民投票，就像此前法兰西国王的合法性来自于他们的出身，那么加冕给这种国家合法性又添了一层光彩。和伏尔泰一样，拿破仑也认为统治民众需要宗教。他选择给自己冠以皇帝的头衔，是因为皇帝比国王“更大”，这一点“用语言无法解释清楚，也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加冕的主意来自于同样的欲望，他想给权力罩上一层奥义的光彩。统治者的理性在于迎合被统治者的不理性。

但如果历史学家真的相信这些合理化行为，那就大错特错了。从第一执政到皇帝的转变首先满足了主要当事人对权力、运用权力的无节制欲望，这一点很明显，它还满足了拿破仑对获取的物质利益和随之而来的象征层面的欲望。共和十二年花月28日的元老院法令并非仅仅设立了一个世袭的最高行政法官，它还极尽铺张与奢华，确立了一个朝代和朝廷。帝国的最高职位将由拿破仑的男性后代继承，如果拿破仑没有子嗣，将由其兄弟路易（Louis）和约瑟夫（Joseph）的后代继承。拿破仑的民事清单与路易十六在位时一样，其费用达到每年2500万。皇室成员拥有“法兰西亲王”头衔。元老院法令还任命了一些达官贵人和帝国重要的文武官员，他们后来逐步发展成新贵族阶级。7位显要均是拿破仑家族的成员或其亲信：约瑟夫担任大选民（GrandÉlecteur），路易担任皇室总管，康巴塞雷斯担任司法大臣，勒布伦（Lebrun）担任财务大臣，缪拉（Murat）担任元帅，欧仁（Eugène）担任国务大臣，费什主教（cardinal Fesch）担任帝国宫廷大神甫。波拿巴家族在督政府期间因各种不光明的手段发展壮大，地位继续攀升，究其原因，并非是其家族成员具有所谓的能人志士，而是因为波拿巴家族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拿破仑信得过的团体。自此以后，人们总是把波拿巴家族与其领头人混淆：波拿巴这一姓氏将被“拿破仑”取代，元老院法令使拿破仑在其家族中享有绝对权威。最后，该法令也预示要建立“与宝座的神圣和国家的宏大相称的皇室组织”。终于可以建立新的朝廷了。

选取皇帝而非国王的头衔，借鉴查理曼的例子，加冕时极尽奢华，这些都预示着在1806年以及接下来若干年内，拿破仑的统治将超越“法兰西帝国”，成为“大帝国”。首先，这个帝国肩负使命，它将取代提前进入解体阶段的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占据礼节层面的权力分级体系的制高点。在法国的压力下，神圣帝国最终于1806年消亡，前日耳曼皇帝只能担任奥地利的世袭皇帝。但拿破仑并没有给自己的志向设限：他不仅将自己设想为法国的君主，还设想为欧洲或世界的主宰。“我是查理曼大帝！”拿破仑在1806年1月写给费什舅舅的信中如此写道。在他设想的“联盟体系”里，“大帝国”将包含严格意义上的法国和附庸国，而这些附庸国的首脑将由其家族的亲王或他的盟友担任：拿破仑本人是意大利的国王，莱茵联邦的“保护者”和瑞士联邦的“调停者”；约瑟夫是那不勒斯国王以及西班牙国王；路易是荷兰国王；杰罗姆（Jérôme）是威斯特法伦王国的国王；埃莉萨（Elisa）先是被封为卢卡和皮翁比诺（Lucques et de Piombino）公主，后来成为托斯卡纳女大公；波利娜（Pauline）被封为瓜斯塔拉（Guastalla）公主；缪拉及其夫人卡罗琳（Caroline）分别被封为贝尓格（Berg）大公爵和大公爵夫人，之后又分别成了那不勒斯的国王和王后。拿破仑从未曾想过这些统治者会拥有自己的意志，会离开他独自行动。

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度膨胀的拿破仑终于相信其神授的君权是近乎合法的，他开始想象他的王朝会成为继墨洛温家族、加洛林家族和卡佩家族之后的第四个“王室家族”。多少年过去了，有关其掌权的革命和民族起源的回忆越来越让他感到不快。1812年11月11日，拿破仑在俄国战败全面撤退，他从斯摩棱斯克向康巴塞雷斯宣布了他的计划，他要在荣军院组织一次“庄严而又虔诚”的典礼，并在典礼上发表讲话，“讲话的目的在于以绝对的纯洁性重新确立君主制度的基本准则——‘国王在法国从不会死去’”……这位魔术师最终被自己所设的骗局欺骗了。

蒂埃里·萨尔芒（Thierry Sarmant）

附注：800, 1308, 1763, 1811, 1921, 1979

1808年
拿破仑和西班牙，一段大西洋的历史

1808年1月，拿破仑的军队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这是对外占领的开端，这次占领一直持续到1814年，并且引发了西班牙君主政体的动荡。其影响甚至波及到美国，那里的自由革命也催生了一批新兴共和国。

每年的1月20日，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圣塞巴斯蒂安市都会有一个盛大的节日，当地居民会在这一天装扮成士兵，敲打着酒桶，唱着《圣塞巴斯蒂安进行曲》（Marcha de San Sebastian）。打鼓节（Tamborrada）可以追溯到1808年拿破仑的入侵，它旨在纪念1808年至1814年的“法国人的战争”。虽然这场战争在比利牛斯山脉的另一边已经被人遗忘，但是在西班牙，这次战争仍记忆犹新，因为它酝酿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在这次入侵之后，西班牙君主制变成了上演自由革命的舞台，其后果之一就是除古巴外，西班牙帝国的一些美洲殖民地取得了独立，而这在19世纪初是完全无法预见的。

当拿破仑的军队进入西班牙时，波旁家族的卡洛斯四世已经在位二十年了。这位国王软弱胆小，但阻止法国革命思想传入的念头挥之不去。他的宠臣，负责外交事务的戈多伊（Godoy），却在比利牛斯战争（1793-1795）之后与法国亲近起来。1796年8月17日的《圣伊尔德丰索条约》（Le Traité de San Ildefonso）预设了一项军事合作协议以面对共同的敌人——英国：卡洛斯四世致力于保护其在美洲的领地，而拿破仑则想抗衡英国与葡萄牙之间的坚固联盟。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796年至1802年间，1805年战事再次发生，这次西班牙遭到重创：10月21日，它的海军精锐在特拉法尔加被歼，其舰队与帝国的联系也完全中断。

与此同时，拿破仑颁布了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令。两年后，拿破仑有意将大陆封锁令扩大到整个欧洲，这一想法使他决定入侵葡萄牙，为了实现计划，他得确保与西班牙的合作。为执行1807年10月27日签订的《枫丹白露条约》（Le Traité de Fontainebleau），法国军队于1808年1月进入西班牙领土，但是他们非但没有穿过西班牙，反而还占领了潘普洛纳和巴塞罗那的一些要塞。3月初，缪拉率领的部队向马德里进发：这一天，西班牙被其危险的盟友——法国出卖一事便昭然若揭了。

西班牙王权因为这起意外挫折而削弱，变得摇摇欲坠。3月18日，戈多伊的政敌们再次聚集在王储费迪南多（Ferdinand）身边，发动了宫廷政变。戈多伊随即逃亡，而卡洛斯则被迫让位给他的儿子。3月23日，他的儿子进入马德里，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王朝危机使拿破仑坚信要将西班牙变为一个附属国：5月初，他在巴约讷召集皇室成员，费迪南多及其父亲都被迫让位给约瑟夫·波拿巴。

对于西班牙人而言，两次让位留下了真正的创伤：根据当时的说法，西班牙成了孤儿，或者比这更糟糕，成了无头动物，甚至可以说它变成了怪物，因为人们在王国的躯体上嫁接了一颗外国的脑袋。拿破仑本人则加快破除与法国大革命背道而驰的所有陈规，尤其是与宗教相关的陈规。让位后，出于信念，尤其是出于无奈，西班牙当权者归附于新的权力，这种行为使西班牙当局臭名昭著——他们被称为“西奸”（afrancesdo），意思是“通敌合作者”。一开始，约瑟夫计划利用其在西班牙为数不多的拥趸，对国家制度的性质进行深入改革。他为此组织召开制宪议会，即巴约讷议会，西班牙的第一部宪法（1808年7月8日）得以问世，但这部宪法却是一纸空文：约瑟夫的弟弟毫不犹豫地干涉其中，他派遣将军前往西班牙，因此受制约的约瑟夫不能成为所有西班牙人的国王。

随着平行政权的落实，称王这件事对约瑟夫来说变得更加困难了。5月2日，马德里人民听说年轻国王将前往巴约讷赴任后，揭竿而起：随之而来的镇压行动定格于戈雅（Goya）的画作中。主要城市相继发起了反抗行动。这些城市的贵族组建了政府大会，也就是政务会，准备代替退位的国王进行临时统治。这一雄心建立于根深蒂固的旧政治学说的基础上，假如国王不能治理国家，那么他的统治权将归于构成王国主体的社群（普埃布罗[1]）。9月25日，一个临时政府，最高中央政务会（la Suprême Junte centrale）成立了。

于是，以捍卫国王权利为借口的自由革命开始了。法国军队进入安达卢西亚引发了混乱，在此背景下，1810年9月末，加的斯组建了一个制宪议会。在这一百多名由自由城市选举产生的议员与占领区和美洲王国的代理者中，只有少数与诗人马努埃尔·金塔纳（Manuel Quintana）来往的激进分子直接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启发。不过，加的斯的动荡环境却使这些激进分子得以推行自己的思想：西班牙议会代表的是个人（不是任命的），议会具有制宪性质，其首要措施就在于宣布国家主权。随后，国会又通过了多项重要措施（出版自由，废除领主权力，贩卖宗教和军事财产……），并在1812年3月，给君主国颁布了加的斯宪法[2]，后来它成了自由欧洲效仿的典范。直到1813年12月战争结束，议会都在努力改革君主政体，其改革方向有一部分是受法国大革命理想的启发，这里的大革命理想主要是指1789年的革命理想，而不是1792年的理想。

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则受到君主制危机的间接影响。1808年，法国入侵的消息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担忧，还使人们作出有时略显矛盾的反应。不过，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反应是一种被激化了的忠诚，一种保护天主教、保护国王领地和权利的意志。帝国的所有省份一致欢呼推选费迪南多七世为国王，承认中央政务会为代理政权。君主制两派之间取得了有条件的平等，平等声明使这项方案被视为最具合法性的解决措施。

法国入侵安达卢西亚，中央政务会解散，西班牙人民感觉自己失去了伊比利亚半岛，以上种种原因皆导致1810年一切发生了大转变。只要与欧洲断绝联系，脱离拿破仑的控制，君主制就有可能在美洲保留下来，这样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落实。1810年4月至9月间，周边地区的首府（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圣地亚哥，波哥大）组织了政务会，他们拒绝摄政权或议会政权，而其他地区，尤其是像利马（Lima）和墨西哥一样的帝国堡垒，却表示将与半岛政权保持统一。帝国由此乱成了一锅粥，主张自治的城市、地区与主张联合的城市、地区针锋相对，双方剑拔弩张。从这一点看，独立战争首先是美洲人民之间的内战，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拥护专制主义，想要保持现状，另外一部分人则拥护自治，要求改变。

就像在半岛上一样，根据西班牙世界专属的规定，将主权交由人民这一做法奠定了新晋统治者合法性的基础，并在美洲大陆开启了自由原则的先河。西蒙·玻利瓦尔和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之类的南美解放者绝不是像一段根深蒂固的传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启发，事实上，他们从最开始就是西班牙自由党人。西蒙·玻利瓦尔在巴黎停留的那段时期正好是波拿巴事业的上升期，后者的加冕引起了西蒙的斥责。至于圣马丁，他作为西班牙军队的一名长官，与拿破仑的军队展开了交锋，他很看不起这位自封的皇帝以及雅各宾派的实践探索。因此，除个别例子之外，爱国主义精英分子都是参照了英国或西班牙的自由主义，而不是法国的革命思想，他们参考的思想都有传统主义和迷信宗教的意味。自由和平等的思想经海地试验得到广泛传播，反过来又被加勒比海岸（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奴隶和有色自由人利用，而此时的白人庄主担心着“种族战争”的爆发。人民主权的实践在各地获得了胜利，革命政府通过普及政治代表制和组织选举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各地召开议会，颁布宪法，继1811年委内瑞拉宣布独立之后，爱国者地区纷纷宣布独立。1812年起，《加的斯宪法》开始执行，它在联合主义阵营内传播了自由原则。

“法国战争”产生了远距离反响，1814年，西班牙所属的美洲地区展开了如火如荼的革命。彼时，冲突的结束和国王的回归都让革命者大失所望：人们希望“备受期待”的费迪南多能支持以他的名义进行的改革，可他却一笔划去了这些“新措施”，还把美洲的爱国者们视为“暴动者”。反革命者从中看出了秩序回归的信号，因为王室将派遣远征队伍的行动纳入了认真考虑的范畴。然而，这种倒退式的回归最终还是没能发生：虽然南方圣马丁的军队和北方玻利瓦尔的军队都被削弱了，但他们最终还是找回了优势，在几年之内“解放”了南美洲。1820年，一场自由革命在西班牙即将开赴美洲的远征军团中爆发了，革命迫使国王恢复了宪法和议会。第二年，墨西哥为了逃避议会的反教权政策宣布独立，而被圣马丁军队“解放”、被迫宣布独立的秘鲁，则成了保皇党将军们展开对抗的阵地。当建立于西班牙帝国废墟之上的新兴共和国组织起来时，路易十八在1823年4月发起了一支“十万圣路易之子”的远征队伍，以支援其皇室表兄，最终给“自由的三年”画上了句号，使专制制度得以在西班牙重建。

因此，1808年拿破仑军队占领西班牙，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结果，它使君主制的西班牙见证了人民主权的到来，自由制度的落实，还有独立国家的诞生，而西班牙君主制度从1789年起一直努力与法国大革命的“暴行”保持距离。

热纳维耶芙·韦尔多（Geneviève Verdo）

附注：1369, 1635, 1659, 1889, 1973

[1] 普埃布罗（pueblos），西班牙语，意思是“村落”。这个词是从拉丁文的“populus”（意即“人”）演变而来。——译者注

[2] 1812年3月19日，西班牙独立战争（1808-1814）期间，加的斯议会颁布了《西班牙君主立宪制宪法》，又被亲切地称为“拉佩芭”（La Pepa）。“La Pepa”是西班牙人对圣约瑟的昵称。——译者注

1811年
帝国将剩下什么

就在1811年，拿破仑帝国开辟了有史以来的最大疆域，至少在欧洲大地上如此。当时的帝国除了拥有2800万法国人，还有1400万外国人。但是3年后法国战败，恢复了之前的疆域，此时的帝国将剩下什么？

法国永远不会像1811年那样与欧洲混同起来，当时的它拥有130个省，其领土从巴约讷延伸到汉堡，再从汉堡延伸到罗马，然而，自从步入现代以来，法国将很少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拿破仑的编年史充斥着惊人的概略：1810年7月9日，一道法令将荷兰归于法国，当天，英国人占领了波拿巴岛（留尼汪岛）；1810年12月3日，一道元老院法令将加入汉萨同盟的城市纳入帝国领域，而10天前，法国失去了法兰西岛（毛里求斯岛）。不过，这是一种人们几乎很少予以关注的帝国的扭曲：难道不是《亚眠和约》（la paix d'Amiens）设想的瓜分世界的结果吗？从1805年秋开始，发生在特拉法尔加和奥斯特利茨的战役难道没有说明一切吗？这都不重要：欧洲的辉煌及其阴影——世界枯水期——不仅向我们诉说了拿破仑的矛盾之处，还诉说了法国其他的故事。拿破仑困守大陆，先后被迫撤离马德里和莫斯科，他无法攻下英国，也无法实现他的世界宏愿，这番宏愿日后注定只能在他的《书信集》（Correspondance）中引起反响了。

远征圣多明戈失败了，接着法国陆续丧失了它的殖民地，这些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再次拥护奴隶制的殖民社会内部出现了紧张局面，它们曾经随法国大革命的兴起而中止对奴隶制的维护，还拒绝依靠有色人种来保护自己，就像法国在将有色人种从部队开除后又将他们拒之于宗主国的门外一样。拿破仑的扩张行动在欧洲也具有欺骗性质。帝国的赌注就是一代法国人的赌注，他们这一代人为法国大革命而感到自豪，因为大革命使他们能够革新欧洲；他们也凭借自己的胜利变得强大，甚至开始对欧洲发号施令。人们从法国人身上看出了傲慢与偏见。法国人不再那么开放，他们试图在欧洲大陆灌输他们的普遍价值观，通过1789年诞生的新制度使大陆体系化，并进行大统计以利用其资源。在大陆封锁令期间，汉堡效仿法国的措施，只是为了隔断与世界的联系；荷兰被大帝国吞并，其视野被阻断。罗马不再是罗马：教皇遭到流放，档案也被搬去巴黎，这种行省化行为甚至具有了殖民约束的特征。《1811年帝国形势报告》（l'Exposé de la situation de l'Empire en 1811）在其最初的版本中难道不为此感到满意吗？“昔日的世界第一大城市至今已成为帝国第二大城市：90万新市民促进了它的繁荣；一块土地很适宜种植在法国其他地方很难存活的作物，它将一些彼时仍是异域产品的东西送到我们身边，并为我们奉上从外国才能摘到的棉花。”

诚然，法国引进了一些拉齐奥（Latium）的水牛，但就像其他地方那样，该举措主要是由行政部门促使实施的，它增加了法国人的就业机会，也保证了被遣返回安的列斯的人能有一份工作。勒戈尼代克·德·凯尔达尼埃尔（Legonidec de Kerdaniel）是一名律师，1793年逃离圣多明戈后，他当上了特里尔上诉法庭的法官，1810年又当上了罗马总检察官。担任法兰西角司法总管的比松（Busson）紧跟莫罗·德·圣梅里（Moreau de Saint-Méry）的脚步，在帕尔马刑事法院担任法官，莫罗是前马提尼克议员，先后在帕尔马、普莱桑斯、瓜斯塔拉邦国担任总行政管理人。在大杂烩和联合的政策之下，拿破仑依然想着要给新法国人确立地位，他希望帝国的各个部分与巴黎中心建立起联系，彼此之间也更加紧密。因此，1811年是欧洲范围内修建道路的一年。在此期间，从巴黎到韦塞尔的路线草图，在斯克里维亚河（la Scrivia）之上建造桥梁以连接托尔托纳（Tortone）和亚历山大港的方案，治理莱茵河的情况，蒙托内尔（Mont-Tonnerre）市镇是否应缴纳从梅斯至美因茨路段的修建费用，日内瓦是否也要资助卡鲁日（Carouge）桥梁项目，这些问题怎么会没有经过法国桥梁与道路部门（le Conseil général des Ponts et Chaussées）的审查考核呢？

我们在做财务总结时总会痛惜这些失去的财产。在反对拿破仑的黑暗传说中，一种反对帝国的反应也流露出来，当时法国正处于身份调整时期，也就是复辟时期。1814年5月30日的《巴黎条约》（le traité de Paris）结束了法国的扩张行动，使法国疆域恢复如初。1811年的帝国此前让1400万出生海外的人成了2800万法国公民的同胞，这样的一个帝国还是法兰西的吗？由于大量吸收民众，国民自己也被帝国吸收了。“法国人不再认为自己处在国家的中央，这个国家不再受任何地理边界的限制，习俗、面孔和语言也变得多元……这就意味着法国在欧洲消失了，因为最后当法国就是欧洲时，就不再有法国。”这是菲利普·保罗·德·塞居尔（Philippe Paul de Ségur）在其著作《1812年：拿破仑及其大军团[1]的历史》（Histoire de Napoléon et de la Grande Armée pendant l'année 1812）中对父亲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发出的提醒，其目的在于说服皇帝不要进入俄国，这本书出版于1824年。1814年9月28日至29日，克洛泽尔·德·库塞尔格（Clausel de Coussergues）在众议院上痛斥民众混杂以及在全球扩张君主制的疯狂行为，这些使法国沦为“欧洲帝国的一个省”。之后的10月14日，议会通过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曾经的“新法国人”必须在处于法国界内的地区居住满10年，才能恢复他们在汇集行省[2]时期获得的法国国籍。

很明显，与民族国家同时建立的帝国国家引起了不解，甚至引起了对过去的怀疑。历史学家总是予以讽刺：关于1811年的这个人造的、靠不住的法国，他们说了很多。今天的人们不还是在说一个“大腹便便”的帝国吗？它的疆域是如此辽阔以致于研究自然边界的地理学和几何学都受到了挑战。由此，人们开始丈量这个熟悉而又规则的六边形棱镜。虽然30年来，欧洲的历史编纂学家从自己国家的宏大叙事中解放了出来，重新加入了法国模型，但他们对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在欧洲舞台上的角色毫不关心。不过，帝国留下了什么？首先当然是战利品和巴黎地图上的几处地名，以及戴高乐口中的这些“光荣的非物质遗产”，甚至是一种对于昔日辉煌的追忆：借用罗马行政长官卡米耶·德·图尔农（Camille de Tournon）在其《回忆录》（Mémoires）中时常提起的话，当时的法国人只需说出“我是罗马公民”就能受到别人的尊重。然而40年后，在帕默斯顿（Palmerston）的领导下，英国人声名远扬。

这一代骄傲的帝国公民与我们理想的世界公民相差甚远。然而，就像古罗马“因为征服古希腊又反过来被古希腊征服”一样，就像希腊和马其顿也深受亚洲影响一样，法国的扩张行动也收获了一些或多或少可以被感知到的反效应。那些在被法国吞并的土地上任职的官员都靠帝国为生，宣称为帝国而存在，无论何种情况都在帝国生活；他们不仅是帝国的代理人，而且他们凭借在帝国生活过的经历，即一种欧洲经验，成了帝国的产品。他们留下了什么，传播了什么？即使是失败也会带来成果。雅克·勒高夫十分严肃地看待十字军东征，他认为，十字军唯有把杏子带回了西方！为了消解拿破仑研究这个自我关闭的领域，人们也许很愿意想想马伦哥炖鸡，说说19世纪的俏皮话。难道这不是缪塞对1840年的德意志爱国人士作出的反驳吗？德意志的莱茵河在我们的杯子里流淌。当法国战士豪饮这种酒时，另一些住在扩张地的法国人则在他们的餐桌上畅饮；他们在学会种植皮埃蒙特地区的西兰花、青瓜、葫芦后，将种子寄给了留在法国本土的近亲。

但1813年至1814年间，在扩张地扎根的主要是意大利或莱茵河沿岸的女人，她们跟随着自己的法国丈夫去了那里。我们从大量的例子中选取一个：梅桑·菲利普·马甘（Messin Phillippe Maguin）于1811年和一名基亚瓦里（Chiavari）的女子结婚，4年前，他以桥梁与道路部监工的身份前往亚平宁山脉的利古里亚省；他的妻子生了两个孩子，拥有定期收益，她原来的名字是丰塔罗斯（Fontarose），她在1871年去世时名字已经被法语化了，改为安娜-玛丽-罗丝（Anne-Marie-Rose）。这种完美的同化只在异域色彩更为浓厚的事例中留下了痕迹，譬如拉·佩奇纳（La Péchina），巴尔扎克《农民》（Paysans）一书中的混血孤女，她的父亲是勃艮第人，在伊利里亚省工作，她的母亲是门的内哥罗（即黑山）人。历史学家在翻阅抚恤金档案时若是看到以下情形便会想到拉·佩奇纳的同化案例：某个伯努瓦·阿尔托（Benoît Arthaud），某个约瑟夫·吉泰（Josephe Guittet），或是某个皮埃尔·佩舍（Pierre Pescher），他们带着承载记忆的行李和他们的伊利里亚妻子及孩子，朝着格勒诺布尔海关的方向走去。

奥雷利安·利涅勒（Aurélien Lignereux）

附注：800, 1308, 1763, 1804, 1882, 1960

[1] 大军团（La Grande Armée）指1804年至1814年拿破仑一世的帝国军队。——译者注

[2] 汇集行省（départements réunis）：1795年列日采邑主教区与奥属荷兰的一些地区被纳入法国领土，成为法国的行省，人们把这9个新加入的省份称为汇集行省。——译者注

1815年
欧洲博物馆的元年？

1815年，法兰西帝国的衰落使得大部分艺术遗产得以归还旧地，这些遗产是在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从欧洲各地掠夺而来的。世界博物馆的重建依然让他国人民相信，卢浮宫是西方第一座公共博物馆，也是其他国家博物馆的参照。

“法国人民也抱有同其他国家人民一样的感觉，即希望保留这些来自他国的画作和雕塑，如今，既然胜利站在他们那一边，那就得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物品返还给它们的合法物主……。为了法国和世界的幸福，我们还应该让法国人民意识到，无论这些战利品给某个或几个欧洲强国带来了多少局部的、短暂的好处，但总有一天要物归原主。”

6月9日，维也纳会议闭幕，6月18日，滑铁卢战役遭遇最后的失败，皇帝是否投降的消息一直到7月15日才得到证实。在这个充满未知和惊悚的夏天过后，联军占领巴黎和卢浮宫的画廊。11月，成千上万的艺术作品被倾泻在欧洲大陆的道路之上。1815年9月23日，威灵顿公爵同意了此次胜利的赎金，当时拿破仑仍在大西洋中部的诺森伯兰郡，10月15日，他才抵达圣海伦岛。在没有进行外交谈判的情况下，威灵顿向英国王室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Lord Castlereagh）所说的话，再次毫无预兆地成为对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帝国进行“艺术征服”的唯一辩护词。通过将战利品的“归还”转变成军事的、甚至是神意的裁定，威灵顿的信件首先是欧洲范围内一种非凡的政治沟通行为，旨在表达英国在道德仲裁上对欧洲的统治：这封被打开的信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于1815年10月18日在《争鸣报》（Journal des débats）上发表。在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从奥斯曼苏丹手里获得了一块帕特农神庙的中楣，并将其运回英国的13年后，威灵顿采纳了其昔日对手的方法，而这位对手最后被流放到了世界的角落。这种方法就是将先前条约的权利重新归于法律辩解，而这些诡辩则来自于唯一的力量对比。胜利者的论据将针对充实卢浮宫馆藏的持续计划的罕见批评变成了预言，为的就是将卢浮宫变成一座理想的博物馆，即世界的博物馆，因为它是帝国的。事实上，伽特赫梅赫·德·甘西（Quatremère de Quincy）早已预料到“将来把艺术纪念品捆在凯旋的战车上”会产生无法补救的危险，于是他通过请愿的方式将波拿巴的第一批艺术战利品运往巴黎，又让坚定不移的保皇派动摇。必须要看到的是，鹰旗的陨落推动了一种归还运动，而这种归还和二十多年间的没收行为一样不合法。同样还是10月18日，这一天是对战“大兵团”的莱比锡战役胜利的两周年，于是，重新分配艺术品似乎是对“莱比锡战役”的合理赔偿。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科隆大教堂成为未来德国统一的象征，而在这之前，科隆的市民在歌德响亮的号召之下于10月18日这一天兴高采烈地庆祝鲁本斯的《圣彼得殉道》（Martyre de Saint Pierre）的回归，这幅画作一直被视为护城圣物，从1800年起就被要求归还，而画家本人也是土生土长的莱茵人。人们因此能够说拿破仑博物馆的拆除主导了艺术遗产的国有化吗？

以下事实众人皆知：1814年5月30日，第一次《巴黎条约》对归还艺术品这一问题故意绝口不提，因为它没有忘记复辟的波旁王朝也属于胜利者之列。相反，出于让时代倒退的反革命意图，该条约旨在恢复君主的私人遗产，认为这样就可以轻易地套上一个框架。于是，一个欺骗性问题出现了：如果路易十八自6月4日开始在议会宣称，“法兰西军队的光荣没有受到丝毫损害：有价值的文物得以保全，从此，将艺术作品判属于我们所依据的法律，比判定胜利的法律更稳定且更神圣”。卢浮宫及其藏品重回王室所有，重归“国王之家”[1]。联盟的君主们想要保护国王在法国的名望，他们出于对未来和外交博弈的重要考虑，以王朝和对抗补助的形式，保留了某些“仍受保护的”艺术作品的无偿归还权，这些作品还未在世界上最美丽博物馆的画廊展出过。于是，一场“宣传”作品的终极竞赛拉开了帷幕：多米尼克-维旺·德农（Dominique-Vivant Denon）自1803年以来一直担任总馆长，他把上述艺术品迫不及待地列入向公众开放的展厅中，他可不想他的藏品有丝毫损失。之后在1815年春，德农为了最大限度地取悦占领者，组织了一场文艺复兴前德国和意大利的艺术家作品的展览，其中还夹有他不打算归还的西班牙作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始终拒绝放弃任何一件博物馆的藏品，这些都是帝国军队得胜时的战利品。德农曾相信可以维持这种还未完全丧失的幻觉，同时致力于民族艺术审美的萌芽。

对于国家公有财产，情况则完全相反：条约第31条要求“档案、地图、计划、文件等都属于投降国，或者关于行政管理的文件也一律归还”。根据传统逻辑，只有档案才被视为拥有国家主权价值的文件。比利时、莱茵兰、教宗国和意大利北部的一部分领土被相继吞并，从1794年开始，尤其是从1809年开始，此事促成了一个宏伟的“欧洲档案馆”的成立。根据帝国档案的馆长皮埃尔·多努（Pierre Daunou）的表述，几乎所有的教皇档案，以及一部分来源于西曼卡斯（Simancas），甚至皇帝在维也纳的几个箱子中关于卡斯蒂利亚王室的档案，都被陈列在档案馆中，为的是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宪章宝藏”。从1812年8月起，建筑师塞莱里耶（Cellerier）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石头盒子，盒子的四角是用铁做的，它位于夏乐山（la colline de Chaillot）罗马宫脚下，塞纳河的另一边，处于巴黎军事学校的看管之下。当帝国衰败之时，人们在巴黎仍希望把托斯卡纳大公的档案或者还有荷兰国王的文件收入囊中。没有人比米什莱更能回忆起这种通过档案来进行的世界权力交替的意义：“在那个时代，法国的档案正变成世界的档案。”记录在案的是：帝国的终结表现为大量文件以合法的方式散回各地，而百日王朝也没能挽回这些档案从法国带走的趋势。天鹰号的航行路线，即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的航行路线，解释了另一起众所周知的事件，同时也导致了法律上的戏剧性转折：在同盟者眼中，有罪者不再是皇帝，而是一支起义的国家军队起来反抗他们自己的军队。失败让路易十八没有给德农下达任何指示，德农的命运飘零，被迫让占领者将艺术品作为战利品据为己有，不久后，为了彰显王权的力量，他又给予这些新遗产一个头衔：国家艺术。普鲁士的代表负责索要一些依附于普鲁士的地方君王的作品。安东尼奥·卡诺瓦（Antonio Canova）作为教皇的委员，组织了大部分来自整个北意大利的作品的收复。由文物归还产生的历史重新绘制了一张新的欧洲地图。

在10月3日向路易十八提出辞呈之前，“拿破仑之眼”，也就是德农，作了最后一搏，他拒绝向奥地利归还保罗·委罗内塞的《迦拿的婚礼》（Les Noces de Cana）——如今巴黎博物馆中收藏的最大一幅油画——这幅画是1797年从维也纳马焦雷修道院的食堂缴获的。为了保存基督首幅圣迹，德农说服了他的前竞争对手卡诺瓦，用从路易十四皇家藏品中挑出的夏尔·勒布伦的一幅油画来交换，此画作于耶稣受难日前几天，即《法利赛人和伏倒在耶稣脚下的玛丽·玛德琳娜在西蒙家共进午餐》（Le Repas chez Simon le Pharisien avec Marie Madeleine aux pieds du Christ）。熟练运用象征符号的德农其实完成了一个赎罪行为，他把耶稣受难日这个符号让与胜利者，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让战败者保留对神迹的记忆。自此，委罗内塞的《迦拿的婚礼》被视为那段争执与不和的历史的见证，2007年之后，其真迹已不再对外展出，代之以一幅数字化复制品：之前的展出一直效果不佳，它被马马虎虎地挂在距地面不足一米的地方，它仿佛算不上是卢浮宫的佳品，观众都把目光集中于《蒙娜丽莎》，而对它却少有人驻足欣赏。争执和不和主宰了一段传奇的诞生：1793年创立的中央艺术博物院改换了门庭，被冠以“拿破仑博物馆”的头衔，它也许是开放式博物馆的先驱。卢浮宫方面有两重意图，一方面，因为面向公众，所以它具有世界博物馆的特点，另一方面，之所以面向公众，目的是为了成为世界博物馆。这种意图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它为之前早已存在的博物馆形式披上了一层面纱：从佛罗伦萨到杜塞尔多夫，再到德雷斯顿，在整个18世纪，我们数不尽那些画廊，当然画廊是属于王族的，但大部分面向公众开放。事实上，卢浮宫在这方面的探索要晚于欧洲其他国家，它只是让之前的行动得以生效，从而更加引人注意：当然，它并非标志着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它可能只是简单地采用了公共博物馆这一概念。首先如果我们非要较真的话，上述所说的这座世界博物馆对公众并不是那么的“开放”：1806年卢浮宫并未对公众开放，1807年举办了著名的战利品展览，1808至1810年之间有近18个月，画廊大门紧闭。画廊的画作不断增加，不断混淆，在拿破仑帝国末期，德农为满足宫廷需求只展示了1200幅画作，而半个世纪前，位于德雷斯顿的萨克森选帝侯的开放画廊对外展出了3000幅画作。

在惊心动魄的几周内，2100幅画作，600件雕塑和半身雕像，2000个花瓶，浮雕玉石和珐琅的大量归还无疑成为欧洲大陆文物的神话。不过，这种归还行为远不是创立一个司法先例，因为关于文化遗产方面的保护法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而问世的。与其说是从西方艺术传统的观点出发，更不如说是从世界艺术传统的观点出发，人们在对归还文物的行为表示祝贺的同时，也将各地区的珍宝集中到一个地方的行为视为一种过时的做法，即把意大利（占到近一半）、德国和弗拉芒（近40%），法国和西班牙（少于10%）的地区珍宝聚集到同一个地方。在神圣帝国和罗马教廷统治的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支持文艺事业的心脏在19世纪停止了跳动。正如爱德华·波米埃（Edouard Pommier）建议的那样，对于法国战利品的“强制重新分配”，标志着帝国垄断的死亡，这种将“世界博物馆分化为国家博物馆”的做法在欧洲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让人们萌发了一种通过集体方式来呈现文物的想法。这些文物在二十年内经历了两次迁移，一来一回间，就酝酿了一个巨大的司法转移：欧洲大陆的一些新兴强国同样也采取将教堂和修道院的装饰画作集中在柏林、维也纳或罗马的做法。于是，归还文物的活跃行为引发了法国政治大动乱，慢慢推动了艺术世俗化，在这种背景之下，公共权力和集体所有权混为一谈，公共财产意味着必须要面向世界。归还行动给法国保留了一个概念的专属权，即世界博物馆。虽没有付诸实践，法国却长时间享有这项世界声誉，它是唯一一个有能力践行这一概念的国家，甚至它将这个概念传播到了波斯湾沿岸地区。

贝内迪克特·萨瓦（Bénédicte Savoy）

附注：34000, 1287, 1380, 1793, 1798, 1907, 1914, 1940

[1] 此处法语原文为“Maison du roi”，指的是法国旧体制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的国内行政机构。——译者注

1816年
天气变坏

1816年夏天，灾难性的结果。当时的欧洲勉强走出拿破仑战争的阴霾，“季节的紊乱”引发了社会灾难。因此，关于气候变化原因的大规模辩论在法国和其他地方相继拉开序幕。

在众多国家中，1816年留给后人的印象是一个“无夏之年”。直至今天，这种说法更容易让人们想到当时8月的阴雨连绵，而不是想到气候危机、粮食危机和全球政治危机，同时极大地弱化了一系列灾难和苦难的严重性，而这一切都是由坦博拉火山的爆发所引起的。

1815年4月，爪哇岛东部的松巴哇岛（île de Sumbawa）上发生了火山爆发，这次火山爆发首先在当地引起了严重后果。三个王国因为这次喷发而从地图上除名，幸存者仍遭遇着更加艰巨的考验：饥荒和奴役。从气候方面来看，火山碎屑物和火山灰几乎没有进入大气之中，因为它们会在几天之后，经过雨水的冲刷落回地面。大量的含硫液化气体却长时间留存在大气之中。它们蔓延到整个地球，残留在极地冰川之中。硫磺与水分子结合过生成的遮蔽层，将太阳的大部分能量反射进太空。这就是坦博拉的气候效应给全球带来的历史性后果。

在中国富饶的云南省，因为粮食收成不足而引发了巨大的饥荒。因此而引发的人口灾难也难以量化，人口灾难直至今天仍被援引，目的是为了解释中国在19世纪，欧洲的坚船利炮来临之前，经历的经济危机。坦博拉因此成为中西欧经济“大分歧”之谜的因素之一，现如今它仍备受众多历史学家的青睐。

1816年印度季风持续时间短，雨水不足，恰恰相反，1817年夏天的标志事件就是恒河三角洲的洪水泛滥。这段时期也恰逢首个埃博拉传染病爆发。灾祸一直在孟加拉湾徘徊。对于接受过希波克拉底医学培训的欧洲医生而言，气候异常和流行病现象的同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1816年签订的大部分条约和全球性的大流行病的初现端倪有着密切联系。

1816年和1817年欧洲大陆经历了巨大的生存危机。结婚率和出生率下降反映出国家对于未来经济前景不甚乐观。种子价格的昂贵尤其加剧了不平等：大农场主就从市价上涨中获利，短工和城市劳动者的购买力下降。在欧洲，直至1817年秋，各地市场纠纷不断：人们对商家降价或囤积的行为进行限制。闹事者的行为一般属于“道德经济”（économie morale）范围之内，而这种经济在采购粮食上坚持采用“公平的价格”、生存权、共同市场优先权思想。骚乱爆发的主要原因在于阻止种子流往其他城市，尤其是流往首都，因为这些城市会在政府购买补贴中获利。在法国，政府选择保护价格和交易自由。因此，这就意味着它冒了一个极大的政治风险：路易十八似乎已经放弃了作为国王要给人民提供食物的义务。因人们对此前发生在1811年至1812年间的饥荒，以及拿破仑政府所实施的众多措施仍保留着一份鲜活的记忆，所以这次由饥荒而引起的恐慌也不断加剧。

对于整个欧洲而言，1816年至1817年间的粮食危机将自然气象与政治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在1816年至1817年的革命氛围中，博学的精英分子努力地降低气候事件的影响，致力于将粮食短缺的原因归咎于其他原因。他们首先坚持认为气候状态稳定，其次找到此次危机的相关负责人。英国保守党和法国自由放任政策的捍卫者一样，他们用气候知识美化种子价格昂贵的事实（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要么将这一事实转移（没有绝对的短缺），以便于能够控告市场上人们的行为。这并不是自然法则在扰乱社会秩序而是社会混乱在干扰种子市场，并且营造出气候灾难的幻觉。

因此在英国，为期两年的寒冷潮湿期营造出潜在的反抗情绪氛围，伦敦的学者对于公开介绍气候变暖迹象的做法忧心忡忡，他们在北极已经侦探到冰山的异常融化。在1817年夏末，捕鲸船全体船员带来了一则引发轰动的消息：斯匹次卑尔根岛北部的冰架消失了。另一起令人宽慰的消息是：当面包暴动（bread riots）愈发蔓延之时，自然界似乎想要弥补它近来的过分行为。对于像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主席，约瑟夫·班克斯这样的学者而言，问题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这代表了地主的利益，由于农学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他支持《谷物法》（corn laws），并倡议推行英国方面实施的自给自足。然而，所有这些计划在英国气候变冷的背景下可能会变得颇具争议。

在瑞士，饥荒蹂躏着山区居民，日内瓦爆发骚乱，贫穷蔓延，人们纷纷流亡美国或俄国。在这种充斥着苦难和暴力的背景下，气候学最为著名的科学发现问世了：冰河世纪理论。1817年10月，瑞士自然科学协会（Société helvétique des sciences naturelles）对阿尔卑斯山区气温降低的问题提出质疑。这则告示引起了伊格纳斯·韦涅茨（Ignace Venetz）的关注，他是一名瓦莱州地区的桥梁道路工程师。在其专项研究中，他直接研究了小冰河世纪和没有夏天所带来的影响：他曾多次应对众人对于冰川的批判，人们认为冰川阻碍了河流的涌动，并且会引起严重的低水位。他在冰碛研究上实现了革命性突破，揭示了冰川在过去所占据的极其重要地位。他的结论是反传统的，因为它与全球气候变冷的主流言论相左，而这一主流言论来自法国自然主义学者布丰（Buffon）。根据韦涅茨的说法，瑞士的气候并没有经历严重的恶化，恰恰相反，而是经历了一段相比于过去更冷的时期：这就是人们在不久之后所说的冰河世纪。

同样在法国，1816年的夏季也引起人民对于自然秩序稳定性的担忧。就在此时，“季节紊乱”的概念独占大众舆论鳌头，同时，一批卓越的学者如阿拉戈，运用历史气象学来安抚大众。据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旅行家沃尔内伯爵而言，1816年的夏天完全只是一起偶然事件，它并没有预言全球逐渐变冷。他的理由是：坦博拉火山的爆发，从此刻开始被视为没有夏天之年的一个可能性开端。

尽管如此：在法国，与欧洲大陆所经历的恰恰相反，1816年的夏天开启了一场关于气候后果的大讨论，而这些后果是由毁林行为所导致的。事实上，1816年和1817年糟糕的粮食收成和国家森林权利转让问题相伴而生。从1814年起，这些森林未来的命运是极端保皇党和自由党针锋相对的焦点，而这些森林是来自于对教士财产的国有化和对流亡贵族财产的没收，前者主张放弃大革命的遗产，而后者则致力于与君主政治协商以便保留1789年大革命的果实。在接下来的历届政府中，国家森林就作为一种表现国际信用的主要方式。根据议员的言论，应该设立一份“森林保障”以便确保债权人的利益。国家森林因此与一些基本目标相联系：以最快的速度支付战争补偿以便让占领部队尽快撤出；确保国际财产获得者的利益以便将他们团结到体制中；哄骗外国势力以便在新的起义发生爆发之时获得他们的支持。

国家森林的出售，实际上是巩固民族性上的国家信用。因此，恰恰相反极端保皇党却致力于指出这个项目的危险所在：政府通过将贫穷国家的信用和森林联系起来的做法，从而导致法国气候有被扰乱的危险。根据路易·德·伯纳德（Louis de Bonald）而言：“假如法国有一位热衷于浪费的敌人……正如他既不能汲干冲刷海岸的海水，也不能剥夺土地的自然肥力，也不能从空气中剥夺健康，那就应该售卖这些森林。”卡斯泰尔巴雅克（Castelbajac）拿南方“每年都被暴风雨蹂躏”的省份为例，“当地山峰的顶峰都被削去，这同样也证明了大革命的经过”。1817年3月，在粮食危机最为糟糕的时期，夏多布里昂在贵族院宣布：“树木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类已经为其无知和缺乏远见而遭受了惩罚：我可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告诉你，先生们，森林的有无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我已经看见新世界的孤独，自然似乎在这新世界中诞生，古老的阿拉伯沙漠中的创造似乎消逝了。”

之所以在法国以及复辟时期，气候变化问题真正成为一起国家事件（1821年，极端政府将发起关于气候变化的国家调查），那是因为坦博拉火山喷发和滑铁卢失利的影响相互交织，欧洲气象学的背景和失利所带来的金融后果相互交织，小冰川时代的终结和大革命的突然剧变相互交织。

让-巴蒂斯特·弗雷索（Jean-Baptiste Fressoz）

法比安·洛谢（Fabien Locher）

附注：12000, 1247, 1610, 1793, 1973

1825年
拯救希腊人

1825年2月28日，支持希腊独立战争的委员会在巴黎成立。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上流社会的贵妇都为希腊事业感到激动不已，他们一起对抗奥斯曼帝国。这种史无前例的跨国动员开辟了人道主义干预的新形式。

毋庸置疑：有些时期情感可以轻易跨越国界。无论它是民族、意识形态还是社会层面的。当然，这不是因为情感可以自由地流动或漂泊。而是因为在这种文化和空间之中穿梭的阻力正在变小。在这些独特的时期之中，浪漫主义时期是个典型。令人吃惊的是早在1770年，伏尔泰就试图唤醒法国民众对于希腊人民前途命运的关注，但是徒劳无获。他反对土耳其人，但是苦于没能得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支持，也没能激发基督教团体重新寻回团结。1820年初，希腊人的觉醒给人们的意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这股感情浪潮极具感染力，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整个西方。这次冲击是深层次的；人们对此无法视若无睹，从这件事后，人们在希腊事业上引起的情感共鸣超过了理性思考。

从里斯本到伦敦，从纽约到圣彼得堡，这场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冲突，出乎意料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致于虽然这起事件已慢慢被人淡忘，但它仍是历史学家查证的对象。一切开始于1821年春的摩尔。这场山区的克勒普特反抗占领者的人民起义得到了散居在世界各地希腊人的支持。当地人和流亡者在关于希腊的观念上很快出现了对立。一种观点是希望恢复正统拜占庭式的光芒，而另一种，正如巴黎的希腊籍知识分子领袖，阿达曼提奥斯·科拉伊斯（Adamántios Koraïs）的观点，他则仅仅希望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1827年10月20日，法国、英国和俄国在纳瓦利诺湾全歼了土耳其埃及舰队，随后希腊在1830年获得独立，但新建立的希腊国没有获得任何人的认可。在和强权进行了一系列不正当交易后，希腊人开始接受巴伐利亚君主制的统治，尽管这次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得到自治，甚至没有恢复到理想的国界。

来自各个国家的数千名志愿兵赶去拯救希腊人——他们很快被神话。他们之中一部分是饱受过拿破仑战争炮火洗礼的士兵；另一部分是深受拜伦事业鼓舞，因他的到来而兴奋不已的年轻浪漫派。但从远方被动员起来的主要还是大量的平凡男女，他们创建了数百个支援委员会。他们不仅给起义者提供衣物、食品和资金，而且在慈善事业上也各显神通：募捐、上门募捐，“让利希腊人”的展览会，慈善舞会和慈善音乐会，给奴隶赎身，教育孤儿，制作亲希腊的物品和衣物……1826年3月，巴黎最上流社会的贵妇们在首都最声名狼藉的街区成功举行了募捐。其他“贵妇委员会”也纷纷效仿，涌现在公共场所。在外省的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抑或是国外，法兰西的经验将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

对于支持希腊独立运动的法国而言，1825年是一个转折点。火炬被传递到法国手上：巴黎成为世界动员的中心。诚然，这不是法国第一次感受到情绪的波动了。从1821年起，早期的起伏已经有所体现。尤其是第一批志愿者从马赛出发，奔赴东方之时。在获知大屠杀的消息后，志愿者人数翻了一番，不久后德拉克洛瓦就将大屠杀的场景定格在画中。随着第一代委员会的萌芽，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譬如巴黎就是受到了基督徒道德协会的影响）。但是，在这些年里，推动力却来自别处。尤其是来自于瑞士和莱茵联盟。直到德国的第一批志愿者表达了失望，梅特涅派向这些“团伙”施加的压力日益增长，很快使该运动的重心发生了转移。支持希腊独立运动的第二阶段由英国领导，1823年2月，在伦敦成立的委员会再次推进了国际团结，同时使支持希腊战争的说辞向边沁功利主义方向转变。然而，1824年4月，拜伦在迈索隆吉翁逝世，随后一系列希腊向伦敦方面借款相关的金融丑闻爆出，以上种种让巴黎方面很快获得了主动权。

1825年2月28日，一个新的支持希腊战争的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涉及范围广，力量雄厚，富有创造性。在两年之内，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委员们在欧洲大陆上进行着重组：在30多个法国城市，在皮埃蒙特区，托斯卡纳，瑞士，荷兰，甚至普鲁士，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从他们眼中依稀可以辨认出对和平、道德甚至是福音的微弱愿望，当然慈善才是最终的目的。但是一些委员会也没有忘记他们的政治和军事使命。每一届委员会都对其使命的主次性进行重新规划，因此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依存。总之，向巴黎方面的偏移让消失的动力重新焕发生机并加强协调。尽管背负着不可避免的压力，国际合作的集体利益还是战胜了各自的国家利益。1826年这一年尤其敏感，在当时的迈索隆吉翁，为了最大程度地供希腊使用，这一时期欧洲的集体资金集中在巴黎。当然，这种人员、资金和知识的不断流动产生了跨国的支持希腊独立战争的社交圈，它活跃而又强劲。神圣同盟的捍卫者们心系着自己的阴谋诡计，对一类可供选择的“欧洲大国”说法的出现表示怀疑，而这一说法旨在打破维也纳会议下的政治体系。值得确信的是，在希腊之前，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国际支持从未如此关心。

确实，感动的理由是从不缺少的。因为希腊不能和其他地区相提并论，它是大家共同的标准。半个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已经将作者和艺术者置于潮流之中，将罗马人置于拙劣的模仿者之列。新古典主义的雕塑本身就令人着迷。因此希腊、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古董商（当时人们还不说“考古学者”）纷纷争抢。所有人都想用手抚摸一下在英雄年代饱受摧残的文物遗迹——“米洛的维纳斯”（la Vénus de Milo）雕像因此在1821年入驻卢浮宫，20年后，著名的法国雅典学院建立。很明显，当时一种情绪正在蔓延：人们感觉欠了古代人一大笔债。它让每个欧洲人都成为希腊人的受恩人：若不是忘恩负义，否则怎么能不把这种文明还给希腊人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曾如此慷慨地将文明赠予了欧洲。也许，支持希腊独立运动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感激和必要的回馈。反对希腊独立运动的分子则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是古希腊人的直系后代，但持该观点的人太少，无法将它传播到更远处。至于当地的希腊人，他们面对的是欧洲志愿者，1828年远征摩尔的法国士兵，以及1833年后的巴达维亚人，他们仍然对这种亲希腊的言论感到不安，因为这种言论总让他们想起极其遥远而又模糊的过去。

此外，之所以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战争对法国、欧洲以及美洲的震撼如此之大，是因为这场战争有多种解读和不齿于人的手段。诚然，有些人，甚至有时是同一批人，重新燃起了对伊斯兰的仇恨怒火，想从中看到新十字军东征的希望。这个西方发源地被非基督教统治了4个世纪，重新征服它仍是可能的。另外，对抗有了异域文化的魅力；这种对抗挑起了一种对于东方世界的吸引-排斥情结，奥斯曼帝国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种残酷、感性和神秘的东方世界。最后，冲突中充满政治回应。在后拿破仑时期的欧洲，自由的拥护者——尤其是有自由主义国际精神的流亡者和起义者——他们四处碰壁，在希腊的独立战争中看到了最后一丝希望。对于保守者而言，他们正饱受矛盾情绪的困扰，并感到内疚：反抗苏丹就意味着有可能会动摇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欧洲体系，因为要针对的是一位公认的合法君主；不反击苏丹，正如夏多布里昂所提醒的，就意味着将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交给伊斯兰教残酷血腥的教徒。经过了20年的持久内战，在民族世界最终分裂之前，对于欧洲而言，好像这段支持希腊独立战争的时间构成了某种大一统的时间。重新活跃的敌人——土耳其似乎让欧洲重新体验了一次共同的基础。

在法国，简而言之，这些争论的反响尤为激烈。很早之前，古典主义派和浪漫主义派就竞相运用了这种既丰富又具影响力的素材：大卫和德拉克洛瓦在绘画领域各显其能；德拉维涅和雨果，在诗歌方面旗鼓相当。直到出乎意料地将法国支持希腊独立战争变成一种多元的文化沉淀。政治领域甚至迎来了消除党派隔阂的时代。希腊人不是基督教和自由的牺牲品吗？博纳尔和拉法耶特也同样是支持希腊独立战争阵营中的一份子，而阵营的传统逻辑也发生了动摇。巴黎委员会巨大的政治威胁，也是欧洲最大的政治威胁让人瞠目结舌。因为，这样的事业，人们不久后就会知道，阻止了一切鼠目寸光的短暂盘算。除此之外，这项事业让任何袖手旁观的行为都变得不能容忍。不管是真是假，奥斯曼帝国所遭受的暴行——人们相信希腊人做不出——让人们愤慨、反抗并创造一种政治联系，这种联系直至相距希腊几千里外的地方，而希腊就是极端暴行的发生地。但是，从事实来看，这种苦难之下，集体情绪的一次大动荡爆发了。之所以欧洲在1770年对希腊的苦难下不闻不问，是因为外国人民对于苦难的容忍度在变化。在此期间，随着人道主义得到逐步认可，人们对道德空间界限，以及在外部政策上的容忍度重新进行了定义。在人类干预史和因干预权而引起的敏感话题的起因上，人们趋向于将这种支持希腊独立战争的跨国大动员视为一种关键性甚至是开启性的时刻。

埃尔韦·马聚雷尔（Hervé Mazurel）

附注：600 av. J.-C., 1095, 1202, 1143, 1936, 1954

1832年
一个霍乱的法国

富人和穷人有同样的权利吗？诞生于1830年七月革命炮火中的政权同时体现了自由主义和政治不平等。但是，在1832年春天，一种来自亚洲的神秘疾病动摇了资产阶级精英们的确定性。

1832年5月16日，清晨，议会主席，卡西米尔·佩里埃的讣告被宣布。作为银行家和工业家，复辟王朝的自由派议员，这位资产阶级家族的继承人于1831年5月，接受了新国王路易·菲利普的任命，担任政府首相。年轻的七月王朝君主制诞生于1830年的巴黎革命，诞生之时就遭受众多反对派的抵制。由于君主制——它是奥尔良党性质的——的存在，受挫的共和党人，满怀阴谋的正统派，为了争取更高薪水而斗争的法国里昂丝绸工人，他们纷纷起义反对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尽管在1830年夏天，他们还对这个政权抱有希望。卡西米尔·佩里埃就是“抵抗运动派”的成员，这个党派的宗旨是要重置秩序，义无反顾地保证新政权的精英主义本质。

如果人们对新型破坏因素充耳不闻，那么政治抵抗将是无能为力的。从1832年3月开始，一种“亚洲疾病”袭击了法国本土。霍乱经由北部海岸和莱茵河河谷进入法国，从3月26日起，波及到了首都。几周内，超过十万名患者死亡，其中就有两万名巴黎人，几小时内，患者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强烈的腹泻和呕吐。上流社会深信只有穷人、龌龊的人和没有教养的人才会因此病而死。国王为了彰显其同情心，在4月6日这一天派遣他的儿子，奥尔良公爵，在卡西米尔·佩里埃的陪同下去慰问主宫医院的患者。这种彰显博爱的英雄主义，与当下资产阶级的道德相吻合，而对于政府首脑而言却是致命的。从4月7日起，卡西米尔·佩里埃就感染了疾病，尽管当时最负盛名的医生们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但他还是在几个星期后去世了，当时著名的医生弗朗索瓦·布鲁塞（François Broussais）尝试让人们相信霍乱并不具有传染性……当时的先进思想徒劳地将霍乱病况归因于灾难和脏乱的卫生环境，因此富人和文人也无法幸免。

自1720年的马赛瘟疫以来，霍乱传染病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没有以一种出人意料的速度蔓延。从1831年起，卡西米尔·佩里埃本人也曾下达指示，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对卫生的控制。灾难以不可抵抗之势头袭来的事实已是众人皆知：1817年霍乱首次在孟加拉出现，1824年，霍乱的脚步在欧洲大门前止步。英国团体的出访和商贸交流加剧了一次大流行病的传播，从印度次大陆直到乌拉尔河、里海岸边。在爪哇岛，大约有十万名患者死亡。1826年，第二场大流行病开始了，这次是触及欧洲的核心地区，然后它穿越大西洋，通过爱尔兰移民从他们的祖国到达魁北克。从印度到美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幸免。霍乱也引起了各地医疗界的不解：显然，疾病在逐步传播，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让人确信霍乱具有传染性。卫生绳和其他传统检疫措施似乎丝毫不能限制疾病的传播。

霍乱尤其加剧了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1830年在法国和比利时爆发的革命，希腊的独立，意大利的人民暴动都表现出了自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政治抗议的跨国特征。霍乱以它自己的方式表现了神圣同盟中欧洲国家政治和生态的一面：俄国士兵被派去镇压1831年的波兰起义，正是这些士兵推动了疾病从欧亚大陆的东部传播到了西部边界。霍乱和革命热情轻松地穿越边界，这对保守势力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对于精英分子而言，霍乱灾难揭示了一起更大的灾祸，即“社会问题”，还证明了疫气的危险性，而人们就生活在这些充斥着疫气的环境中。著名的医生路易·勒内·维莱姆进行了一项调查，旨在展现人们面对疾病时在社会条件上所遭遇的不平等。卡西米尔·佩里埃及其他著名人物的离世却表明，当穷苦人民纷纷倒下时，权贵们也不能轻易地逃避或不予关注了。卫生主义就在使穷人重获新生和保护富人的愿望下走向成熟，并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间获得了飞速发展。对于巴黎人民和七月君主制的反对者而言，恰恰相反，霍乱是阴谋的果实。不论是在巴黎，还是在欧洲其他地方，疾病助长了中毒的谣言，政治领导人似乎未找到其他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只是根除了第一批感染疾病的受害者。

第二次霍乱的大流行病从1826年至1827年间开始肆虐，在此之后直到20世纪还有其他5场流行病。1832年的那场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而法国在1853年至1854年间第三次大流行病来临时，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影响，这场疾病扩散到从中国到南美的区域。这一次，卷入克里米亚战争的法国士兵也成了疾病传染的媒介，他们携带疾病从地中海海岸扩散至黑海，且这些士兵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超过14万法国人在这场新爆发的疾病中失去生命。与此同时，芒什海峡的另一边，约翰·斯诺医生首次严格地鉴定出了传染病时期最普遍的传染源：市民的饮用水和水槽，成为疾病传播的首要因素之一。此项发现更加让英国人相信，在弄清楚这个病理的准确性质之前，应该明显改善卫生和环境条件，尤其是通过引入现代化医疗体系和下水道网络来进行改善。伦敦，由于对这些设施进行了大量投资，最终在1866年后的霍乱中得以幸免，而在巴黎，传染病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都有爆发。在第5次大流行病过程中，也就是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德国学者罗伯特·科赫成功将杆菌从霍乱中隔离出来（1883年），彼时距意大利人菲利波·帕齐尼（Filippo Pacini）发表的初步研究成果已经过去了30年。被路易·巴斯德和他的欧洲同事发现的微生物，给予了科学和医疗争论一个答案，而这个争论的热度从1832年从未停息：霍乱并不是源于疫气，而是来源于病原因子，霍乱依靠被污染了的水、脏衣物或汗液传播。

科学不确定性自始至终笼罩着19世纪，人们对于霍乱的本质一直存在一个深度疑问，因为人们想用最适合的方法来对抗霍乱。公共权力机构的行动只在跨国层面才有意义，因为团体的迁移，移民和商贸为疾病的传播明显开辟了道路，随着新型交流方式的出现比如铁路和蒸汽船，其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但英国人认为，是否有必要牺牲自由贸易，即牺牲对和平与繁荣的承诺来对抗流行病？人们对防范疾病传染存在疑虑，对防疫中存在商人的利益进行批判，认为这些措施花费昂贵且毫无作用。一个国家离流行病的传染源越远，就越倾向于采取卫生和消毒措施而非制定交通限制政策。法国在一个世纪中摇摆不定，但法国于1851年在巴黎召开有12个与会国家的第一次国际卫生会议之时，确实是为了申请减少检疫措施并且向英国的立场看齐。

尽管自1860年以来信奉波拿巴主义的政府当局展示了自由贸易信条，但1865年让麦加沉浸在哀伤之中的霍乱疫情改变了这种情况。从今以后，伊斯兰教神圣之地就成了流行病（包括鼠疫）从东方传向西方传播的主要策源地。欧洲大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奥斯曼帝国和埃及，他们认为这应该是对抗霍乱的最前沿。通过对苏伊士运河入口处的船只、移民和货物实施严格的监督措施，欧洲将能够更好地放宽对其境内的控制，而苏伊士运河就是分隔波斯湾和地中海的欧洲最后一道门栓。长时间待在近东和中东的法国医生们参与到卫生监控网的建设当中，这个网络将红海沿途的检疫站和医院串联起来。将疫病阻挡在国门之外以更好地保护自己，这就是19世纪末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做法。为了建立国际卫生监督机制，法国学者和外交人员不辞辛劳，1907年，他们成功建立了国际公共卫生局（l'Office international d'hygiène publique），其总部设于巴黎，1851年至1903年间召开的11场国际会议中有四场在巴黎召开。

从1932年卡西米尔·佩里埃的离世到20世纪初，针对霍乱的斗争一直处于社会紧张局势、政治冲突、科学争论以及国际策略的核心地位，它们在法国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

尼古拉·德拉朗德（Nicolas Delalande）

附注：1347, 1816, 1891

1840年
乌托邦年

1840年，巴黎是社会乌托邦的世界实验室。巴黎的知识分子热情翻涌，这股由众多流放者滋养出的热情让人们对其他可能的世界浮想联翩。法国的空想主义者将他们的方案计划传播至阿尔及利亚、巴西和美国。

1840年7月1日，在贝尔维尔举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宴会”。在与会的1000多名人员中，有大量的手工业者和手艺人，他们聚集在一个用三色旗装饰的大厅里。这起事件见证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现，以及为推广共产主义思想而成立的早期组织的出现。据外国媒体报道，它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巴黎和国家的范畴，波兰流亡者也参与进来了，其中包括驱逐者联盟（Ligue des bannis）的成员裁缝威廉·魏特林，该联盟于1836年由受到迫害并被迫逃离德国的手工业者在巴黎成立。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一帆风顺。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en Icarie）的大获成功和小册子的发表，如《我是如何成为共产主义者的》（Comment je suis communiste），促进了该词语的大众化。1840年，激进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者——“社会主义”这个词仍然很少被使用——通过他们的小册子、书籍、报纸、年鉴或歌曲大量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圣·西门和傅立叶的伟大理论专著能够在早些时候得以发表，那么1840年左右，他们的弟子就可以开始组织成一定的结构并传播彻底改造世界的方案。事实上，想彻底改造世界，光靠政治改革是不够的，人们应该将改革与深度重组的工作，以及更加公平与和谐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经济学家和记者路易·雷博在这方面没有弄错，他在同年发表了《当代改革家或现代社会主义者研究：圣西门，夏尔·傅立叶，罗伯特·欧文》（Études sur les réformateurs contemporains ou socialistes modernes：Saint-Simon, Charles Fourier, Robert Owen），他在此书中介绍了一些追求“普遍科学”的新理论。

1840年，关于激进传统以及法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者的几篇重要文章发表了：路易·布朗的《劳动组织》（l'Organisation du travail）；艾蒂安·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或者皮埃尔·勒鲁的《论人类》（De l'humanité）。傅立叶的门徒（傅立叶本人死于1837年）聚集在维克多·孔西得朗身后，后者为了传播傅立叶的理论而发表了很多作品：《论法国在欧洲的普遍政治和角色》（De la politique générale et du rôle de la France en Europe），《积极政策的基石》（Bases de la politique positive）和《法伦斯泰尔体制的简短介绍》（Exposition abrégée du système phalanstérien）。还可能包括唯物共产主义者泰奥多尔·德萨米的《公有法典》（le Code de la communauté），他是贝尔维尔宴会的组织者之一。1840年左右，法国宣称自己是知识和政治文件起草的中心地和活跃地。英国主张自由并以宪章主义者的争论为特点，除此之外，欧洲其他国家都处于保守专制的统治之下。在这种形势下，只有英国和法国别具一格，它们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室，而崭新的世界就诞生于其中。

1840年，尽管经历了执政的墨守成规和经济危机的肆虐，法国仍满怀憧憬。当法律镇压、禁止罢工和协会，并对报刊进行搜查时，秘密社团和袭击随之增多。共和党人组织起来，发起了呼吁进行体制改革的请愿和宴会运动。那时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关于在巴黎周围建造新防御工事的方案，该方案是在年初由阿道夫·梯也尔定下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重蹈巴黎1814年的覆辙，即首都落入外国军队之手。“巴黎堡垒”很快成为政权镇压政策的象征。1840年夏，数以万计的巴黎工人相继罢工，他们要求改善他们的命运，并且建立正义。尽管这些没有发言权的人遭到强烈的镇压，但他们还是走上了街头去发表言论，就像在报纸上发声一样。正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批工人报刊如《人民的蜂房》（La Ruche populaire）和《车间报》（L'Atelier）相继涌现，他们想要保卫并代表“劳工阶级”，而这个阶级开始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话语之中，尽管劳务市场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在巴黎，苦难是显而易见的，就和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它越来越以一种不公平的丑闻出现。此外正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批大型的社会调查结果得以发表，其中包括欧仁·比雷，医生路易·勒内·维莱姆，以及弗洛拉·特里斯坦的调查。在《伦敦漫步》（Promenades dans Londres）一书中，弗洛拉·特里斯坦对巨大的社会悲剧进行了描写，而英国工业化就将这种悲剧展现在世人眼中。政治领域和学界中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它们重新在深层次上定义了力量的配置和划分，并在政治领域和学界引发了激烈竞争。

但是在1840年，新兴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着眼点不会只简单地放在法国劳工阶级条件的改善上，他们还渴望人类的真正全面革新。1840年左右发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文章，虽然其论调和形式各异，但是整体见证了这种雄心和真正意义上的普世方案。他们计划建立社会科学，进行一项巨大的知识重建工作，重新创造与分化主义和自私主义相抗衡的联系，打造普遍和永久的和平。诚然，他们在选择哪条道路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尤其是关于暴力的作用、革命还是平等的问题上。如果共产主义者是为了完全平等和共有财产而奋斗，那么傅立叶派和先前的圣西门派则要保护私有财产，并致力于协调财富的差异而不是消灭私有财产。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他们在几处观点上还是一致的：他们都谴责普遍竞争是苦难的源头，尖锐地揭露出资产阶级的自私主义，对因技术和工业失控而引发的动荡忧心忡忡，尤其是以铁路和蒸汽机的问世为象征的动荡。

此外，1840年的这种乌托邦式的热情也证明了法国在世界上的双重存在。一方面，经由流亡者、印刷品和革命经验得以传播，从而使得世界渗透进了法国，尤其渗透进它的首都，同时孕育出激进的知识和思想；另一方面，这些思想很快穿过国界，就像想象的国界一样，创造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形态，而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科学、宗教的救世主降临说和团体联系的大量混合之上。所有这些为乌托邦奠定基础的作品、作者和运动在事实上都为外国实践提供了参照，并迅速地传播到世界各地。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换言之，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打上了英国合作与社会主义之父——罗伯特·欧文的印记。19世纪30年代末，当卡艾蒂安·卡贝流亡英国时，他遇见了欧文，并想要继承他的思想。当帝国扩张加剧之时，很多人也在关注殖民带来的挑战。他们对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的大屠杀感到不满，并揭露了奴隶制在安的列斯群岛和美洲依然存在，他们将这一切与身处本土的无产阶级的状况联系起来。普罗斯珀·昂方坦，圣西门派的前领袖，在1832年被定罪后前往埃及，他甚至成为“负责阿尔及利亚研究和探索委员会”的民族志学者。1843年他回到祖国，出版了一本书，名为《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La Colonisation de l'Algérie），他在书中表达了反对殖民统治的态度，并谴责了军方的行动。

在法国发表的作品很快在欧洲流传开来，并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引发了动荡，也激起了人们对于社会变革的梦想。作为欧洲知识之都，巴黎扮演了实验室的角色，整个欧洲的流亡者都聚集在巴黎，且常常出入于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场所，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1840年，许多外国人都成了傅立叶的门徒，比如比利时人佐埃·加蒂·德·加蒙（Zoé Gatti de Gamond），或者波兰人让·西赞斯基（Jean Czynski）。一些人不远万里来到巴黎，比如美国人艾伯特·布里斯班（Albert Brisbane），他是傅立叶思想的主要拥趸，在19世纪30年代和傅立叶相遇过。作为傅立叶思想的狂热宣传者，他于1840年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的社会命运》（Social Destiny of Man）的介绍。在英国，虽然运动从未达到相同的规模，但是在爱尔兰人休·多赫蒂（Hugh Doherty）的努力下，宣传法伦斯泰尔[1]的核心小团体同样也在1840年左右得到发展。《伦敦的法伦斯泰尔报》（The London Phalanx）于1841年至1843年间得以发表，目的是为了传播傅立叶主义的内容。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身处德国的马克思饱读了第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然后声称通过创造他的“科学社会主义”来超越前者。

此外，1840年的社会主义改革者正在迅速扩大他们在全世界的影响力网络，并在世界开展实验性的尝试。在法国僵化的政治生活面前，傅立叶主义者奔赴远方，在世界各地他们所想象的处女地上去建设他们的法伦斯泰尔。于是，在1841年，数百名傅立叶主义的手工业者和工人在巴西南部的圣卡塔琳娜州定居，他们想要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在巴西的首都里约热内卢，他们在年轻皇帝佩德罗二世面前陈述他们的方案。1846年，一名与里昂傅立叶主义相联系的非洲军队的军官在阿尔及利亚获得特许权，通过将资方和劳方联合起来为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在卡贝周围，伊卡利亚岛的共产主义者则创建了一个“伊卡利亚移民办公室”（Bureau de l'immigration icarienne），目的是在美国建立梦想的伊卡利亚。1848年2月，革命爆发前夕，60多名移殖民从勒阿弗尔港登船，开启一段漫长的航行，而这段航行将引领他们开启属于他们的北美冒险之旅。

弗朗索瓦·雅里热（François Jarrige）

附注：1789, 1848, 1858, 1871, 1968

[1] 法伦斯泰尔指的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幻想要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译者注

1842年
文学成为世界的

1842年，巴尔扎克笔下的《人间喜剧》不仅让小说成为法国文化的一幅肖像，而且也让其成为一种世界的文学类型。文学开启了描写的大门，定义了民族，并且给予人们一种思考社会的方法，而这正是社会本身想要表现出来的。

1820年，当奥诺雷·巴尔扎克（Honoré Balzac）下定决心成为一名作家时，小说还是一种尚未成熟的文学类型。人们更喜欢伏尔泰笔下诗歌和悲剧中所流露的庄严感，在这些作品之中，美德、真理、热情、希望是主旋律。而小说家对自己所创作的散文略感羞愧，他们有时在文章发表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男人们隐瞒的原因在于他们通常发表轻佻轻浮、反教权或者毫无营养的文章；女人们隐瞒的原因在于这项公共职业会将其耻辱地曝光。

议会人员、法官和学者们还未曾读过情感小说，而这类小说在当时已独占鳌头。阿德莱德·德·苏扎（Adélaïde de Souza）、索菲·科坦（Sophie Cottin）、热尔曼娜·德·斯塔尔（Germaine de Staël）、让利斯伯爵夫人（la Comtesse de Genlis）以及克鲁德内夫人（Mme de Krüdener）呼唤卢梭的《新爱洛伊斯》（la Nouvelle Héloïse），她们运用一系列崭新的叙事方法丰富了这部作品，而现实主义小说也在这些叙事方法中获益匪浅。她们细致地分析最微小的心灵活动，这颗被纠缠的心灵在向往自由的愿望和循规蹈矩的义务间徘徊不前。在国外，她们尤其代表了一种法国色彩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正是英国人在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或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e）作品中所考量的，也是德国人从“道德”（Moralität）和“伦理”（Sittlichkeit），个人道德和集体伦理中所获得的发现。这一切都在那些年传播到欧洲，关于当代法国小说，它首先是情感小说。从人们忘记了情感小说开始，文学故事也获得了成功。

在巴黎、伦敦和魏玛，小说类作品得以流传，首先是女性用法语写作的作品，无论是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还是本雅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的作品都很好地概括了法国的文学特性。在整个欧洲，敏感的灵魂在虚构人物的悲惨命运（正如他们自身）中被相互感知；这种集体敏感经历了一些转变，而这正是法国小说给既高贵又脆弱的人类所带来的。19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拥有一种使命，即运用一种与社会标准截然不同的手法来描写情感和感觉的本质。与其说文学与男性读者对话，不如说可能更多的是与女性读者对话，因为后者的性格更多定义了她们的状态。天生的敏感性是文学通行证。

随之而来的是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与其说是他是创作《湖畔少女》（The Lady of the Lake）的诗人或者是创作《拉美莫尔的新娘》（La Financée de Lammermoor）的小说家，不如说是“《威弗莱》（Waverley）的作者”，因为人们很快将在全世界这么称呼他。作为一名以诗歌和短篇小说闻名的作家，他在1814年凭借《威弗莱》一书开启了浪漫主义的先河，从瑞典到葡萄牙，从巴西到日本，这种创作形式将在整个19世纪得到传承和发扬。自从爱丁堡的“威弗莱热”以来，虽然这种狂热至今仍难以想象，但是它和如今大获成功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或《斯塔德纳威亚》（polar scandinave）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历史小说的新意是三方面的。故事的情节是具有民族意义的。司各特将苏格兰人民搬上银幕；他赋予文学一个任务，即杜撰出一个追求政治上独立并且具有文化和社会自治的民族。司各特不是在情感小说中区分人类，而是首先在未来国家中设想了一个团体。因此，欧洲文学民族化出现了。这种民族化在《威弗莱小说集》（Waverley nouvels）中有所体现，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小说圈的首席，一部部小说接连不断：《艾凡赫》（Ivanhoé）、《美丽的珀斯姑娘》（La Jolie Fille de Perth）、《昆丁·达沃德》（Quentin Durward）、《盖伊·曼纳林》（Guy Mannering）、《威弗莱》等，这些小说都描述了11世纪至19世纪苏格兰的历史。人们对于过去的追寻因此有了载体，并推动着大家对未来的探寻。但是尚未成熟的小说并不能达到这一点。最后，司各特还试图通过把当时的习俗和法律加入其小说情节框架使其他的变得具有信服力，这种文献资料方面的证据，虽然不大引人注目，但却具有前所未有的真实性：作家就根据这些源头来完成创作，因此可以说，他运用艺术的方法表述了存在于档案里的历史真相。

在法国，这种雄心让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们激动不已。奥古斯丁·蒂埃里（Augustin Thierry）、普洛斯贝尔·德·巴朗（Prosper de Barante）、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阿尔弗雷·德·维尼（Alfred de Vigny）以及维克多·雨果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爱国主义文化的熏陶。1829年，巴尔扎克发表了《朱安党人》（Les Chouans）。这部新作在类型上更加忠实于这种来自爱丁堡的创作风格。同时巴尔扎克和米舍莱的作品是最符合威弗莱小说系列风格的。但是这些当代的习俗对巴尔扎克而言，似乎也是必须要描写的。在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 Sébastien Mercier）之后的半个世纪：法兰西民族一直在寻找大革命和帝国的明天，巴尔扎克又让有关巴黎和外省景象的描写重新回到文学作品当中，他利用文学的力量让民族成为它原本的模样，给予同时代的人一个代表性空间，在这个空间之中，人们可以聚集起来，重新找到并弥补社会活动中的不公，修复法国内部的团体面貌。

《人间喜剧》（La Comédie humaine）不再归为情感小说的范畴。故事不是发生在俄国，东方或美国，而是发生在图尔，昂古莱姆，杜埃或巴黎。异国情调，文化间的联系在邻邦间得以表现。当一名士兵在上埃及（Haute-Égypte）迷路时，就像《阿尔西的议员》（Une passion dans le désert）中所写的一样，他爱上了一只豹：相比于各民族文化的边界，爱情可以更轻易地穿越空间的藩篱。这就是说在这个浪漫的宇宙之中，社会团体间的联系相互交织，这些团体中的成员彼此间互称同胞战友。银行家、商人、法官、医生、战士、当选者、艺术家或学者他们各自的关系网络都在一种无可争辩的事实上相互渗透：这些遭遇偶然发生的密集空间是一块公共领地，有时也正是由于城市和乡镇的狭小，这片区域内才充满着故事，往往拥有集体共同的未来。小说在一个梦想国度的重重限制之中创造了一个社群，它也让读者在这种或那种“类型”之中进行自我认知，后革命主义的法国社群都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野心家、发迹者、破产者、精神病者、天才、恋人、家庭主妇、无所顾忌的妓女、顺从的女孩、背叛的表弟等等。

当书中的人物不是法国人时，那么十有八九就是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巴西人。人物在言谈举止上就烙有国籍的印记，甚至漫画中的人物口气也能辨别出国籍身份。因此在纽沁根伯爵（le baron de Nucingen）对一位因为他很富有而引诱他，并向他献媚的漂亮的高级妓女说道：“不要哭，我要让您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只要让我爱您。您等着瞧吧。”（Ne bleurez boind…che feux fus rentre la blis héréize te duddes les phâmes…Laissez fûs seilement aimer bar moi, fus ferrez.）喜剧夸大了相异性，而对于相异性的定义标准却是民族的。幽默远离了暗含在法兰西历史、文化和精神中的共同财富。人们让我们嘲笑德国人，因为他不是法国人（此外，即使他具有其他优点）。

司各特在全世界的成功开启了小说界民族化的连锁反应。巴尔扎克的作品自觉承担起利用文学来汇集或重新汇集一个民族的任务。当全世界的作家都以“现实主义者”自居时，他们的作品也将进一步巩固民族的地位，人们必须明白：借助巴尔扎克式小说的方法来探究民族社会中的紧张局势是令人担忧的。1842年，当《人间喜剧》第一册发行之时，法国文学对世界敞开的怀抱以及对其所做的预测，正是在民族上进行的文化区分。这照亮了文学想象世界化的新进程，而这种文学想象是局限于国家范围内的。

然而……文学世界主义在同一时间又在大学间得到重新创造。1830年，克洛德·福里埃尔（Claude Fauriel）在索邦大学外国文学系担任院长，他通晓多种语言，先后成为译者和研究员，将启蒙时代的比较语法列入其工作之中，并在朝浪漫主义前期的德语文学方向过渡。之所以有很多人从事文学创作，那是因为他们有人类学作为理论支撑，人们不是要对语言和诗歌的起源做出哲学猜测，而是要通过宏大的历史研究来揭秘文学交流的本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概念是歌德在1827年至1832年间构想的一个词，这个概念推动了共同的信仰：文学国籍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例外，它不应该掩盖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不论从事实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说，交流都是无国界的。

福里埃尔在《普罗旺斯诗歌史》（Histoire de la poésie provençale）一书中专门用一章的内容来讲述阿拉伯人对法国文学的影响。在他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做出这样的假设。而在今天，这样的章节已经可以轻易地被想象了。

哲罗姆·大卫（Jérôme David）

附注：1066, 1712, 1771, 1784, 1933, 1984, 2008

1848年
革命之都

1848年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几周之内，欧洲被街垒覆盖，内乱遍布，殖民地奴隶制得到废除，对民主和社会的诉求也波及到亚洲和南美洲。

1848年2月22日，为了庆祝政府首脑弗朗索瓦·基佐的离职，一群巴黎人聚集在嘉布遣大道的财政部前。不久前，他阻止了宴会会议的召开，该会议旨在要求扩大投票权，这一决议引发了大规模游行。基佐的离职是一个胜利，人们在前政府首脑的窗下表示心中的喜悦。在警戒岗前，发生了枪击，随后是一声巨响。数十名死者倒在小道上。人们抢夺尸体，有一些人被吊在货车上。“尸体的散步”让这起暴动变成了革命。第二天，23号，街垒便多了起来。政府军队在这场与起义者、流血者之争的斗争中失去优势。现行的政体，七月王朝也成了过去式。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建立起来并树立了威望，它给予人们温和睿智的改革承诺，拥有追求民主和社会的资产阶级以及得到权利和自由保障的工人阶级以及农民阶级。谁会相信这次枪战将是法国历史上，同时也是19世纪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一天呢？

说实话，这起事件并不是独立的。宴会运动发生在开明的中产市民阶级当中，发生在欧洲自由主义和自然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成熟，经济危机到处肆虐的背景之下。1847年，独立联盟（Sonderbund）的内战撼动了瑞士。1848年1月，在巴勒莫，反对国王费迪南多的自由运动兴起。但是2月的巴黎革命具有触发效果。很快，王国和意大利公国就反对奥地利的控制。奥地利，这个拥有多民族的庞大帝国，于3月13日爆发了一场革命，革命者占领了首都。革命火焰的第二个高潮来临了。在柏林，3月16日至18日的这几天，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édéric Guillaume）被迫退位，他答应给予普鲁士一部自由宪法。与此同时也表达出在德国土地上实现统一的诉求：从3月31日起，多名自由主义和民主代表在法兰克福组建了一个“前议会”，目的是为了组建一个由全民选举而产生的国家议会。这起运动波及到大波兰省（Grande-pologne），事实上，整个欧洲都被撼动。尽管运动的组织形式、动机和议题都表现出极强的可变性，但是都无一例外能够找到参考巴黎革命的痕迹：从法国中心直至米兰或柏林的街道，内乱的传播也是如此。在维也纳，当自由之树被种植在符腾堡州（Wurtemberg）时，暴动者要求建立一个“机动宪兵队”。然而，法国并不是一个模范（很多人对共和国持谨慎态度），而是充当多种动机和特殊安排斗争中的参考。

这次欧洲动荡的火焰在法国引起了共鸣。它给予人们一种崭新世界到来的印象，而这个崭新的世界具有自由、博爱和公正的特点。一些人想着为“普世共和国”而努力奋斗，因为它联合了一切从君主政体桎梏中获得解放的国家。诗人拉马丁在其字里行间将法国置于运动的前沿：“我们不会将我们的制度强加给任何人，因为这个制度对于他们的性质来说或许是不成熟或不相容的；但是假如来自欧洲某个地方的自由能够激起我们的自由……法国就在那！法兰西共和国不只是一个国家，它还是未来民主原则的战士！”但是在面对处于斗争中国家的干涉请求，身为外交部长的拉马丁也会持谨慎态度。这团火焰也影响了运动的进程：1848年4月，欧洲局势改变。普鲁士矢口否认承诺，拒绝承认波兰，当时军队在奥地利加利西亚屠杀了波兰人民。法国上下群情激昂，决定大力支持。在巴黎，大量的人员涌向波旁宫，冲进议院，试图一举推翻制宪议会和新政府，结果以失败告终。但是5月15日——入侵议会之日——这一天在革命和新议院之间，人们做出了一个日趋紧张的决定性改变。6月，君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共和国中持不同观点的人之间的冲突——是建立尊重社会秩序的代表性共和国还是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民主社会共和国之间的冲突——达到顶峰。国家工厂遭到取缔，这一旨在给巴黎失业者提供工作的组织是二月革命的成果，此举导致了一系列斗争，随后就是6月23日至26日的大屠杀。他们在整个法国和欧洲引发了冲突。随着选举的进行，法兰西共和国的共和色彩越来越淡，它不支持更加激进的运动，而这些运动之后对巴登或罗马地区的运动起到了煽动性作用。革命的发展并未以相同的节奏进行，然而其反响却仍然是跨国性的，并渐渐地树立声望。

随着革命运动交叉影响，行动不只在欧亚大陆西部发生。因为欧洲大陆整体处于革命之中，所以其推动力的源头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在殖民地区发现了这些源头。在2月的普遍冲击中，有时会错误地评判为“抒情的幻想”，临时政府于4月27日颁布废除奴隶制的法令，与此同时派遣专员保证法令的落实。英国的船舰传播了废除奴隶制的相关消息，但是奴隶却没等到这一消息。在起义的压力下，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分别于1848年5月23日和27日宣布奴隶自由。此外，圭亚那和留尼汪也分别于8月10日和12月20日等到了奴隶自由的消息。最终，奴隶制的废除（包括塞内加尔的公社以及印度的法国机构）解放了超过25万奴隶，他们在国民议会上参与了殖民地代表的选举。在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正如1804年的海地共和国，受1789年大革命的启发，纷纷建立俱乐部和报社。全民直接选举接踵而至。很快，在种植园主和来自本国的压力下，局势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问题没有涉及，俱乐部和政治报刊从9月起停止运营。此后，1848年11月4日宪法宣布：假如殖民地和阿尔及利亚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它们将适用于一部特殊的法律。1849年3月15日颁布的法律减少了他们代表的数量。法律文本的多数事项都将那些在塞内加尔不享受民事权利的人（穆斯林）排除在外，并且结束印度商行的代表权。在那里，就像在本土一样，这些事件中止了1848年春诞生的自由潮。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退回到之前的状态。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都不再否认民族愿望的力量，并意识到政权必须奉行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相结合的政策。在殖民地，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是奴隶制废除了，一个巨大的愿望升起了，这一切将保留在记忆深处，并且激励未来的斗争。

冲击波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能够谈论一个世界日期。在全球范围内，对抗或冲突运动尽管在各种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发生，但数量众多。一些人利用这些欧洲事件，尤其是和法国相关的事件来支持他们的抵抗运动。假如英国，正如此前一再重复的那样，能够逃避欧洲革命的浪潮，那么这一切将不会影响到它的帝国。在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激进的浸礼会信徒克里斯多弗·埃利奥特（Christopher Elliott）从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 Phillippe）的衰败中汲取教训，目的是为了吸引当地人民参与反对新税收体系的斗争。在澳大利亚，1849年2月，受法国宴会运动启发的惠灵顿激进分子组织请愿活动。这些用途当然都是带有煽动性质的，但它们证明了1848年的这些运动被赋予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影响或许会更加深远，正如在拉美共和国那样，这些影响都来自世纪之初的革命。在哥伦比亚，1849年激进的自由党人掌权后，深受路易·布朗国家工厂思想启发的工业工厂成立。此后，1854年军事暴动发生后，一些为了便于辨认而系带红丝带的团体要求建立手工业者共和国，这一想法来源于法国民主和社会思想以及玻利瓦尔式记忆的启发。在智利，1850年，由这些思想孕育的平等社会在圣地亚哥建立。与其他同类型国家一样，这是该国尝试建立联合民主国家的一次实验。广泛意义上来说，根据不同的路线，1848年的事件影响了激进和社会思想的传播。人们不该混为一谈的是：这里更多的是借鉴，而具体如何实现则要考虑当地的具体厉害关系以及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但法国源头的力量是不容置疑的。

因此，1848年至1850年间发生的事件具有全球性影响。如果将法国视为运动唯一的起源地是困难的，那么很显然，嘉布遣大道上枪战之后进行的反抗斗争对人们生存和理解方式上的影响却是强有力的。他们回忆说，尽管法国在一定规模上来说是主要极点，但它也只是其他国家中的一个极点。法国是革命之都，这一点毋庸置疑。

康坦·德吕埃莫（Quentin Deluermoz）

附注：1357, 1773, 1789, 1871, 1968

1852年
监狱殖民

为了输出饱受道德谴责，深受英属澳州影响的宗主国监狱制度，1852年，圭亚那成为监狱殖民的场所，而这种殖民方式在重塑社会准则甚至是传播文化的掩盖下，其实包藏着经济方面的野心。

1852年5月10日，“阿利耶号”（Allier）在面朝法属圭亚那的萨吕群岛靠岸，船上下来了301名来自布雷斯特港口监狱的苦役犯。第一批船队的到来标志着原始殖民模式的开端，直至1953年，法国在其帝国的部分领地还实行了该模式，即监狱殖民模式。超过10万名在法国本土或其殖民地被判刑的苦役犯在圭亚那和新喀里多尼亚的殖民监狱服刑。英国在澳大利亚实行了这种监狱殖民模式，受此影响，第二帝国的立法者也想给罪犯和穷苦的人建造一个新社会的同时丰富旧社会。这个目标一方面可以清空布雷斯特、土伦和罗什福尔港口监狱的服刑人员，让法国本土摆脱这些人，又能够给予殖民地富裕和廉价的劳动力以推动其发展；另一方面它让最有功绩的苦役犯能够通过劳动成为移殖民。在澳大利亚开始废除流放法进程的10年后（完成于1868年），法国决定开展一项将动员法国一个世纪的冒险活动。这项活动以极其不稳定的政策为指引，以多种政治和社会纷乱为导向，且这些纷乱在整个19世纪期间让法国饱受震荡。

1852年3月27日的法令指定圭亚那为接纳苦役犯之地。此前，关于自由迁移的几次尝试统统失败，且在1848年，奴隶制的废除在圭亚那引起了极为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但是圭亚那的地理位置让其远离了法国本土，这阻止了从圭亚那逃跑的人回到法国本土，也就使得圭亚那理想化地被指定为流放之地。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反对《神职人员民事宪法》（la Constitution civile du clergé）的300名教士被遣送至圭亚那，紧接着参与热月和果月政变的17名流放犯被谴至此。1848年和1851年的暴动之后，1851年12月8日出台的法令将3146名犯人流放至圭亚那。1859年他们得到赦免之后，1895年2月9日的法律规定政治动机不纯的人也会遭到流放，且指定了萨吕群岛上的苦役监狱作为铜墙铁壁的流放地。第一位，也是最著名的圭亚那流放者是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从1895年3月至1899年6月，他一直被监禁在魔鬼岛（l'île du Diable）。后来还有37名流放者因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叛国事实而被流放至此。但是，放逐犯不同的是，他们不用进行强制劳动。

由于法国在圭亚那和新喀里多尼亚极力推行监狱殖民确实是基于放逐犯所构成的劳动力，1854年5月30日出台的法律是关于强制劳动的实施细则，又名放逐法。这项法律要求放逐犯“从事拓殖过程中最艰苦的工作”，法律第6条设立了一条“配套规则”：那些被判从事强制劳动少于8年的人，在其获得解放后仍需留在圭亚那，停留时间与其参与劳动时间相等；那些被判8年以上的人必须终生留在圭亚那。这项措施旨在阻止人们返回法国本土或他们的原始殖民地，促使他们定居下来。表现最好的人可以被分配给个人、殖民地公共服务行业或企业，能获得一块土地使用的特权甚至结婚。截至1936年，共有52905名流刑犯被送至圭亚那：初期他们被安排在殖民地的东部（主要在卡宴、银山和库鲁），之后随着马罗尼河畔圣洛朗城的建立，自1857年起他们也被安排到了西部。

然而当时可怕的死亡率迫使政府放弃了行动。新喀里多尼亚拥有更加温和的气候，该地区所采用的模式和澳大利亚的模式很相近，即通过监狱劳动力来促进殖民。从1867年起，所有的欧洲罪犯都被流放到此地，圭亚那只接收“殖民”罪犯，这些人被认为能更好地抗住赤道的恶劣气候。从1864年至1931年，超过3万名苦役犯被送往新喀里多尼亚：其中有22057名流刑犯；3960名放逐犯，因为他们参加了卡比利亚地区起义和巴黎公社；还有3772名流放犯。但是在1896年，面对新喀里多尼亚民众的抗议，所有的船队重新启航前往圭亚那，圭亚那重新变为了苦役犯专属的目的地。不过，流刑犯中加入了一种新的犯人类型：流放犯。1885年5月27日的法律判决的是惯犯的流放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屡次犯偷盗罪和流浪罪的轻罪者，有17375名犯人被送往圭亚那。继第二帝国“重罪者”之后的第三共和国的“轻罪者”，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司法统计数字表明，他们尤为危险。这种罪行在殖民土地上表现为“永久拘禁”，并设置了一个双重的制度。流放犯如拥有充足的金钱资源可以被列为单独流放：他们具有一定的自由，但是没有离开殖民地的权力；那些没有足够钱财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则被列为集体流放：和流刑犯一样，他们被监禁在监狱，受到狱监管束且得进行强制劳动。

随着这种方向上的改变，人们也对监狱殖民进行了反思。苛刻对待苦役犯是延续乌托邦早期的做法：苦役犯监狱不再保证会随意地增加在籍犯人，而是自此以后，监狱专一地充当起为法国本土及其殖民地（主要是阿尔及利亚）堆放垃圾的方便之地。为了使殖民地人口充盈，妇女被送往圭亚那（其中394名放逐犯和519名流放犯）。这些人被安顿在位于圣洛朗的“修道院监狱”，她们用来充当苦役犯的配偶。但是因为她们极高的死亡率，船队于1907年终止了这项工作。除了萨吕群岛、库鲁和卡宴的监狱外，囚犯主要被集中关押在马洛尼（Maroni）的监狱，这处监狱根据法令建造于1860年。1880年，圣洛朗成为监狱的市镇，并且完全由监狱管理。这片土地有两处监狱：一处是专门收押放逐犯的圣洛朗监狱，另一处是专门收押流放犯的圣约翰监狱，以及一些附属的营地。被置于监狱行政长官职权之下的监狱是实施放逐与流放刑罚的地方，它与广阔的监狱群岛相似。

除了放逐犯和流放犯，大约有1000名被判处监禁的囚犯来自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圭亚那，这些人被视为“殖民监禁犯”或“第二类放逐犯”，他们在圭亚那的苦役监狱服刑。从1931年起，来自印度支那昆仑岛的535名亚洲囚犯加入上述囚犯之中。他们被安排在伊尼尼领地的集中营里（该地处于总督的职权之下）。

废除圭亚那监狱的进程自1923年开始，就在记者阿尔伯特·伦敦（Albert Londres）为《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主持调查之后，这项调查改变了公众对于这项残忍且古老制度的认识。1933年，萨吕军队在上尉夏尔·佩昂（Charles Péan）的带领下在殖民地驻扎下来，以帮助这些重获自由的苦役犯，同时缓解他们的悲惨境地。同时，作为奴隶之孙和圭亚那议员的加斯东·蒙内维尔（Gaston Monnerville），在议会上为了废除苦役犯监狱而不懈奋斗，1936年，随着人民阵线政府的上台，这一提案才得以通过。但1938年6月17日法令的签署最终只结束了圭亚那土地上的放逐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即1945年3月，尤其是在众多流放犯因为饥饿和体力耗尽而死于监狱之后（1942年间，有近48%的总人数死亡），政府才决定“清算”苦役犯监狱和逐步清空监狱服役人员。在萨吕军队的军医赛恩斯（Sainz）中校的指挥下，回国的船队才被组织起来，最后一支船队于1953年8月离开。

法属圭亚那的监狱遗迹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由国家空间研究中心管理的萨吕群岛有一座博物馆。圣洛朗市政府在2007年被评为“历史和艺术之城”后，开展了一场流放营的修复活动，该营地从2014年起建起了一所遗产和建筑诠释中心。如今，同样类型的遗产化在新喀里多尼亚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让-吕西安·桑歇（Jean-Lucien Sanchez）

附注：1066, 1664, 1784, 1871, 1931, 1961, 1984

第九篇
法国式的全球化

LA MONDIALISATIONÀ LA FRANÇAISE

19世纪60年代，巴黎的多种商品、数百升红酒、数百斤书籍、数吨小玩意儿出口到世界各地，这些物品的主要受众群体是欧洲、美洲和殖民地的精英分子。里尔的工程师们给巴西和中国建造了火车头，在埃及和俄国创造了艺术作品。修女和女教师们在世界宣扬“法国式”的女性教育模式——她们的良好举止和多才多艺。19世纪末，“戏剧皇后”——莎拉·伯恩哈特的剧团在欧洲和美洲广受追捧，奥古斯特·埃斯科菲耶将法式“大餐”推广至伦敦与纽约。法语联盟和商会将国家语言和制成品推向海外。这种全球化还具有帝国色彩，因为法国在非洲和亚洲不断扩大占领的土地，目的是为了建造全球第二殖民帝国，而这个帝国却是半管辖状态，几乎没有士兵和法国殖民者，因为法国本土自身力所不逮。

1851年法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明，法国成为一个移民大国，而这一年是最早形式的“属地主义”（droit du sol）实行的开局之年。之前，英国工程师在此地汇集了比利时短工，逃离了俄罗斯帝国的犹太农民，意大利、德国、波兰、瑞士和西班牙的劳动者。世界主义的法国在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一片赞誉（1855年、1867年、1878年、1889年和1900年），而世博会将巴黎变成了现代化之都。其他地方的新品味丰富了法国的文化习俗，以它对英国文化的迷恋为例：19世纪60年代的花花公子穿上了源自英国的骑马外套即鲁丹郭特(redingote)，之后自90年代开始，民众又踢起了足球。出身外国血统的知名人士——女伯爵塞居尔、莱昂·甘必大、埃米尔·左拉、豪斯曼、雅克·奥芬巴赫、玛丽·居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他们阐释了世界眼中的法兰西特性，而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国工人面临的是一股强烈的排外主义浪潮，保护主义盛行的这一时期将移民变成了政治上的关键问题。

法国共和国，在排除其帝国“土著”臣民的同时，致力于法国社会的民族化，此时的法国社会充斥着社会、政治和宗教信仰的矛盾。因此，共和国通过将民族性和公民身份相融合，打造一个新的民族故事（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以牺牲地区语言为代价来树立法语的权威，实施普遍兵役制和小学义务教育政策等方式来实现其民族化。法国的“法兰西化”和其集体认同的凝结正是在此时进行。与之明显相悖的是，这一时期国家还在重新创造它的地区文化，比如菲列布里什派，并且它还首次认识到了“全球化”。1904年，这个单词出现在奥林匹克主义的推动者皮埃尔·德·顾拜旦的笔下。

1858年
显圣之地

在宣布“圣母无染原罪”作为教会教义的4年后，即1858年3月25日，在卢尔德，上比利牛斯的一座小城，“圣母无染原罪”在一位年轻的姑娘贝尔纳黛特·苏毕胡身上显现了。无论天涯还是海角，显圣都经大众传媒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20世纪初，现代主义危机之时，天主教《圣经》诠释家阿尔弗雷德·卢瓦西（Alfred Loisy）常说“上帝不是一位历史人物”。言下之意：历史学家书写的历史，出于方法的原因，而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即使反对者早就让大家对此产生了怀疑，且他们不是没有理由怀疑历史学家们早就悄无声息地下了结论。圣母玛利亚在法国历史上的地位如此重要吗？事实上，法国在19世纪才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多次涉及显圣或“圣母玛利亚显圣”这样的术语（目的是为了重新使用宗教人类学的技术词汇）。法国在那个时期是世界上第一大天主教国家（后来被巴西取代），差不多98%的法国人（最近一次正式统计是在1872年，其结果刊登在宗教专栏上）自认为是“罗马的天主教徒”。

在这些显圣故事之中，大多数都已经被人完全遗忘了。它们不再继续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但其中还有三段记忆通过主教批准的法令而获得了官方认可：1846年9月19日，在阿尔卑斯山拉沙来立（La Salette）的显圣；1858年，在比利牛斯山卢尔德的显圣；以及1871年1月17日（法德战争期间），在马耶讷蓬特曼的显圣。三段记忆中尤属卢尔德的最为著名，这是一座位于波城和塔布之间，群山脚下的上比利牛斯山小城。这里诞生了一段天主教世界最为重要的朝圣之旅，每年大约有500万人汇集于此（人数超过麦加）。

这一切开始于1858年2月11日至7月16日的一系列显圣，这18次显圣发生在贝尔纳黛特·苏毕胡身上，这位14岁的年轻姑娘来自于卢尔德的一个穷苦家庭。她和两位朋友来到波河岸边，在玛色比尔山洞旁捡拾柴火。这数次显圣中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3月25日，当时还只被称作“白衣女子”的人待在那沉默不语，直到她用当地的方言交流，并自称“圣母无染原罪”（Immaculée Conception ）。从那之后，一大波信徒和好事者每天跟随随着贝尔纳黛特来到显圣地，这就让非宗教的权力机构，尤其是著名的特派员雅科梅（Jacomet）十分恼怒，他费尽心思地阻挠此事，但是徒劳无功。1858年7月28日，塔布的主教洛朗斯阁下（Mgr Laurence）宣布成立特别委员会，旨在裁定事件的真实性。他依照的便是以此前同样情形下在拉沙来立成立的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851年做出了一个有利的评价。委员会立即着手并于1860年4月完成了调查，但其调查结果直到1862年1月才公布，此间，主教在为修建未来的教堂做物质准备。

洛朗斯阁下一开始相当怀疑，但由于有过同样经历的30多名通灵者不断地在该地区进行游说，后来他也相信了显圣事实的调查结果。在1862年1月18日的主教训谕中，他提出了有关的三个论据。

首先，贝尔纳黛特·苏毕胡具有光明磊落的品质，她的真诚、举止稳重和温顺排除了谎言、幻觉和傲慢的可能性。相比于过去，19世纪的教会在辨认显圣的过程中，更加注重通灵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在此方面，教会则碰上了一些更难对付的显圣见证人，如拉沙来立的梅兰妮·凯尔娃（Melanie Calvet）和玛希明·吉罗（Maximin Giraud）。1866年，贝尔纳黛特最后离开了卢尔德，以修女玛丽-贝尔纳德（Marie-Bernard）的名字入教，成为纳韦尔基督教教会和慈善会修女中的一员。1879年，贝尔纳黛特逝世于纳韦尔，1933年12月8日，她被封圣。她的身体一直被展列在纳韦尔一个向公众开放的玻璃筘座中。

其次，洛朗斯阁下随后强调了朝圣的良好效应，他谨慎地将这些“灵魂和身体的财富”称作是“非同凡响的治愈”（不是奇迹），即使不排除其中有运气使然。1883年，一个医学研究局建立，该局以科学的方式在它们之间进行分类。朝圣是从来自玛色比尔的事件和推断的美德中自发产生的。但只在19世纪70年代后，朝圣才广泛发展起来。多亏有了铁路，圣父和萨吕圣母院（Notre-Dame de Salut）便开始组织起国家层面的朝圣，且残疾人和病人也加入朝圣大军。

洛朗斯阁下认为，支持显圣现象真实性的第三个论据是“来自上帝的神圣布局”，这一点曾经显现过。在这种情况下，圣母玛利亚将自己称为“圣母无染原罪”这一事实，有力地证实了教义的合理性。而教皇庇护九世早在4年前就通过他在1854年12月8日颁布的《莫可名言之天主》（Bulle Ineffabilis Deus）通谕中确定了该教义。当时，教会中有些人认为教义的《圣经》基础很薄弱，所采用的程序也颇受争议（主教的书面协商后单独由教皇定义）。一旦圣母本人来证实此番做法的有效性，辩论就结束了。

无论“圣母无染原罪”这种表达存在与否，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玛利亚”或者“圣洁的圣母”这样的表述似乎还是有些奇怪，但是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却并不罕见，而不久后人们便就发现了这点。然而，贝尔纳黛特从未听人谈起过教义是似乎不太可能的，因为所有教区在宗教节日的颁布令宣布后的翌日都会庆祝一番，这会给当时的人们留下深刻记忆。

卢尔德显圣事件之所以在国内和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得主要归功于天主教记者路易·弗约（Louis Veuillot），当时他是《宇宙报》（L'Univers）的主编，这份报纸在当时备受法国教士们的青睐。他亲临现场，在这项深入的调查结束后，于1858年8月末，就此主题发表了一篇长文，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在我们看来，卢尔德刚刚发生的事情对朝圣的一般起源有了一个有趣的启示。人们几乎总是从一开始就将这些事件和心中所想象的作类比。这是一次显圣，一个被发现的画面，一次意外的恩泽。这些事件被大众信仰所证实，也时而受到学者、智者或有信仰的人的争议。尽管如此，大众信仰依然存在。教会介入显圣事件。”教会时而对1850年至1851年间发生在阿维尼翁教区罗斯·塔米西耶（Rose Tamisier）的显圣事件不与采信，时而又对拉沙来立的显圣事件深信不疑。从此之后，朝圣之旅应运而生，信徒潮水般涌向上述发生过显圣事件的地区，这股热潮几个世纪以来经久不衰。虽然偶尔中断，但很快又恢复如初，时至今日，朝圣大军依然像过去一样，浩浩荡荡朝这里开来。

卢尔德地区显圣事件令人震撼的一面是它呈现出古典与现代的融合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如弗约所强调的，这些事件属于雅克·勒高夫所指的“漫长的中世纪”。我们有时会将中世纪延伸至19世纪与20世纪的早些时候，尤其是在类似卢尔德这样天主教的影响力依旧强劲的地区。显圣事件深深地扎根于地方、民间和宗教背景之中，但这一事件很快就被更当代、更具教义的国际天主教的符号体系和仪式所掩盖。在邻近加雷松圣母院圣殿（Notre-Dame de Garaison）的地方就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圣母院是为了纪念16世纪初圣母玛利亚的一次显圣，一个叫安热勒·德·萨卡赞（Angèle de Sagazan）的12岁女孩声称亲眼见过圣母。1864年3月，人们将卢尔德的官方圣母塑像指给贝尔纳黛特看，塑像是在里昂雕塑师约瑟夫·法比什（Joseph Fabisch）的指导下完成的，但她拒绝承认这座雕像所刻画的圣母是她曾经看到显圣的圣母，因为在她看来，雕像展示的圣母太过高大也太过老态。

但是，除了这些与历代民众宗教相关的连续性因素之外，卢尔德地区显圣事件还处于更为现代的历史背景当中。卢尔德地区显圣事件是首次发生在大众传媒时代的显圣事件。它刚一发生就被报刊杂志捕捉到了。1869年，由亨利·拉塞尔（Henri Lasserre）撰写，标题为《卢尔德地区的圣母》（Notre-Dame de Loudres）的书籍叙述了这次显圣事件，该书成为19世纪畅销书之一（1900年该书销量超过100万册）。而且，在贝尔纳黛特不必为了恰当的理由而去穿上比利牛斯地区农妇装扮，在混凝纸板做成的背景前拍照之时，她本人就已经被拍了大量照片。1858年的显圣事件还处于圣母崇拜的高潮阶段，它在整个19世纪留下了鲜明的烙印。19世纪50年代，三分之一出生在法国的小女孩被取名为玛利亚，而叫做玛利亚的圣公会、圣殿、雕塑、宗教团体更是数不胜数。最后，19世纪50年代也是法国天主教会最美丽的时代。在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天主教会各个阶层普遍弥漫着不同寻常的乐观主义氛围，它可能已经感受到18世纪末开启的革命插曲即将结束，后续之事未被证实。

纪尧姆·屈谢（Guillaume Cuchet）

附注：23000, 177, 511, 910, 1105, 1143, 1336, 1685, 1940, 1954

1860年
另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

在圣西门自由传统的启发之下，1860年1月法国和英国签署的“自由贸易”条约并不是一份独立的文件：它有利于弥补法国在商业出口方面的损失，并开辟了一条通往欧洲第一个共同市场的道路。

1860年1月23日与英国缔结的商业条约是法国实行长期深度保护主义政策的短暂异常现象。这场“海关政变”，对于反对这场政变的人而言，建立了自由贸易，是“我们所有罪恶的起因”，福楼拜在其《庸见词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一书中如此嘲讽道。当今依旧如此，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大陆封锁令和第三共和国充满敌意的保护主义主导着19世纪法国的经济。

然而在今天，这个条约像是法国参与贸易的巅峰之举，法国的参与度比我们想像得更高，以致人们回想起历史学家口中的“19世纪全球化”。法国通过减低税率来取代沿袭自第一帝国的最新进口禁令，与这种做法相呼应的是法英之间首次开展的贸易自由化的尝试，即1786年签署《伊登-雷纳瓦尔条约》（le Traité Eden-Rayneval），不过该条约因法国大革命而终止。此外，法国还圆满完成了19世纪30年代初开始逐步减少海关障碍的过程。在1860年的条约签署后不久，谷物关税的可变范围和可追溯到旧制度时期（“排外时期”）的殖民贸易限制也被废除。1850年至1870年间，法国对外贸易获得史无前例和无法比拟的增长：从价值上看，出口翻了3番，进口增长了4倍。这种突飞猛进是在国际分工的思想下实现的，而不是对英国的追赶：虽然棉花和冶金工业受到英国的竞争，但是里昂的丝绸业，南方的葡萄种植业，巴黎的手工业和其他行业——经济的这三个分支整体占据了法国出口额的50%——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

与一些反对者所暗示的相反，1860年的条约的签署并非是出于奉承英国的缘故。它起源于法国的自由贸易构想。它的策划者和法国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舍瓦利耶，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法兰西公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第二帝国的主要杰出元老之一。他的经济思想来源于圣西门主义，在那个时代却被当作异类思想。他重点关注的是金融的发展，交通和通信网络或者教育的发展，因为这些行业更加实用，更加有利于发展，而在今天人们似乎对这种思想已经习以为常。因此，他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举办之际，对世界层面的交换和生产过程的反思，与如今新闻机构“经济”版面的内容别无二致：“同一个产品在一国民众这里经过或者可能会经过第一道工序，在这处的人手上经过第二道，在那处的人手上经过第三道，等等；产品跨越五六道边界，经过五六次的制造，再到达批发商手上，批发商将这些产品卖至或近或远的地方，在他自己的城市或在另一个半球。这儿的平纹细布可能是在萨克森纺织的，用的是曼彻斯特的纱线，其中还夹杂着在印度苏拉特，以及在美国的莫比尔和埃及收获的棉花；产品将在南锡完成刺绣，之后经过纽约、香港或新加坡仓库的周转销往费城、广州或巴达维亚（即今日的雅加达，位于爪哇岛）。”

尽管1860年的条约常被提及，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条约签署人理查德·科姆登（Richard Cobden），作为跨英吉利海峡的“自由贸易的使徒”，他在协商中却只发挥着微小的作用。英国已经单方面减少大部分的关税，并且在1860年就只能重新调整其关税和间接税。相比于葡萄牙红酒和当地啤酒，这次调整使法国红酒摆脱了不利的待遇。

同样还是法国而非英国在欧洲其余国家扩大了1860年条约所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法国与其他主要强国在1861年至1866年间签署的11份相似的条约。然而英国在1840年单方面采纳自由贸易对于其他国家海关政策的影响却很有限。由于法国在签署的条约中系统地插入了最惠国条款，其贸易外交的全面双边主义——与准多边主义相对应——这个体系确保了欧洲共同单一市场的建立。在欧洲以外，拿破仑三世的海军也对炮艇外交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这些炮艇受雇于英国和美国，目的是为了在世界贸易中打开亚洲和非洲市场。法国与暹罗（1856年）、日本（1858年）、中国（1860年）和马达加斯加（1868年）签署的不平等贸易条约似乎是对欧洲缔结条约的歪曲反映。

除了这种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外交之外，第二帝国还鼓励法国进行资本输出，以超越英国19世纪60年代在国外的投资，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和中东的投资。拿破仑三世的政权甚至试图改变1865年与意大利、瑞士和比利时建立的拉丁货币联盟。在整个大陆的货币统一中，在1867年国际大会于巴黎召开之时，这一想法破灭了，因为英国满怀敌意，而普鲁士则缄默不言。1867年巴黎的世界博览会和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盛大开幕式都在为受到法国启发的经济普遍主义庆祝。

法国为了统一欧洲和世界市场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并没有脱离其地缘政治的别有用心。长时间以来，舍瓦利耶一直心系于提升法国实力，以及“拉丁种族”对英国实力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声望的影响。与此同时，法国在1860年的条约中就表现出想与超级大国英国采取合作而非对抗的愿望。七月王朝和英国签署了《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该协约支持英国在黎凡特地区（针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和远东地区的军事行动（针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英国方面，加强两国间政治合作的愿望也是其主要动机。因此，1859年，科姆登在给舍瓦利耶的信中写道，贸易的相互联系是“上帝选择的方法，为的是创造一个《英法协约》”。诚然，一个世纪以来，英法两国媒体在排外的问题上互相抨击。在儒勒·米什莱的笔下，英国是一个“反法”的物质主义者和自私自利者，它不应该掩藏统治者的实务主义。同样，在1898年法绍达事件（La crise de Fachoda）发生时，受到众人瞩目的交流，1904年通过的有关各自殖民势力范围的协议，很快让位于重新恢复的《英法协约》。

为什么具有法国特色的经济世界主义偃旗息鼓了？因为第二帝国的繁荣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之上。从1850年起，人口发展的停滞和法国在技术进步上的欠缺造成了结构性的障碍。许多政治和偶然的因素加速了它的衰落：首先，墨西哥探险的失败（1862-1867），这次探险很大程度上受到贸易（在两大洋间建立第二大运河的方案）和金融方面（保证银矿供应以确保法郎货币制的持久性）的启发；其次，尤其是1870年至1871年间，法国在对抗普鲁士的战争中失利。就在这次失利后，自1873年起，第三共和国增加了海关关税，19世纪80年代初，当1860年条约即将到期之时，共和国又采取了赤裸裸的保护主义政策以及1892年朱尔·梅利纳（Jules Méline）关税。法国与英国共同主导世界经济的时间或许能持续十年，但很可能不会更长。

最后，全球化推动者行动主义的故事段落为何留下了相对较少的记忆？首先，或许是因为，与英国的谅解政策一样，自由贸易在当时甚至不怎么受欢迎。在签署条约的那天晚上，英国经济学家威廉·纳索·西尼尔（William Nassau Senior）出席了一场为庆祝条约签订而精心准备的庆祝活动。除了科姆登和舍瓦利耶两人以外，在那只有“50多名支持自由贸易的人，这几乎是巴黎能够凑出来的全部人数了”。其次，1870年后，这种行动主义，甚至是它的成功都遭到共和国知识分子的抵制。埃米尔·左拉在《卢贡-马卡尔家族》（les Rougon-Macquart）尤其是在《金钱》（L'Argent）一书中，提到第二帝国的唯利是图方面，他认为政府丧失了信誉，同时这也代表了更广大群众的感性认识。最后，更近些的记忆可能很难去认可这样的剧情，即法国是胜利全球化的先驱。但值得回顾的却是法国人不仅仅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受害者，在第二帝国经济外交的行动主义中，人们很容易看到一种传统的开端，这一传统将在20世纪取得蓬勃发展。此外，人们还会看到法国技术专家治国的理念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管理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大卫·托德（David Todd）

附注：600 av. J.-C., 1202, 1456, 1664, 1962, 1983, 1992, 2011

1863年
“阿尔及利亚将成为一个阿拉伯王国”

法国刚刚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将征服之地变成“阿拉伯王国”置于法国保护之下的想法是一个帝国的想法，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这个想法获得了拿破仑三世个人的支持，但它遇到了各方势力的反对，首先就遭到殖民者的反对；另一方面，它是传统目的一部分，而这种目的假定帝国统治着附庸王国。

“准确来说，阿尔及利亚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阿拉伯王国。与殖民者一样，当地人有平等的受我保护的权利，我是阿拉伯人的皇帝，也是法国人的皇帝。”1863年2月6日，拿破仑三世在给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利西耶元帅（maréchal Pélissier）的信中如是写道。1865年6月，皇帝紧接着又写了一封计划信函，他试着给被视作是“一个阿拉伯王国，欧洲殖民地和法国营地”的阿尔及利亚制定一项政策。这封信的内容被广泛传播，它对于大部分移殖民者来说是一种挑衅。直到1870年，他们都未停止对这项制度的喝倒彩行为，因为这项制度被谴责损害了欧洲移民利益，强行树立“阿拉伯王国”的威望。梦想或计划，这表述背后展现的是何种方案？这种表述虽说含混不清，但却揭示出了两点，即法国在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管理模式上所做出的尝试，以及殖民地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地中海地缘政治中的地位。

自1852年10月起，在波尔多的名流显贵面前，拿破仑三世回忆道：“在马赛对面，我们有一个待法国去同化的广阔王国。”为了界定前台伊（奥斯曼帝国在阿尔及尔的统治者）的领地而使用术语“王国”的情况并不罕见，尤其是在有关摄政殖民和它可能采取的形式的讨论中更是屡见不鲜。因此，奥古斯特·塞尔夫贝尔（Auguste Cerfberr）在1834年创作了《论阿尔及尔的统治》（Du gouvernement d'Alger），他提议建立一个独立于法国的“阿尔及尔王国”，“通过不可分割的条约将它与法国联系起来”以作为最佳解决方案。从1830年开始，这片土地就处于被征服的过程，这不仅是出于内政的原因，而且一些人认为，圣多明戈的丢失已经大大破坏了殖民帝国的重建。那么，是谁领导这片土地呢？是一个由当地长官间接领导的政府，该政府曾在此运转了几年：奥马尔公爵（le duc d'Aumale）于1865年回忆道，法国“首先尝试通过中间人即土耳其贝伊来统治民众，然后在阿拉伯总督或联盟君主的权威下团结人民”，1837年，在签署《塔夫纳条约》（le traité de la Tafna）后，他指定了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负责管理事宜。奥尔良公爵的儿子代表宗主国的权力机关，担任总督一职，他于1847年接任托马斯·比若（Thomas Bugeaud）成为统治者。拿破仑三世还做了其他建议，但他似乎决意要建立一个“分开的阿尔及利亚王国”，至于要赋予王国的形式，他在下面三个选择中犹豫不决：是设立委任官员、总督还是特派部长。不过，“阿拉伯王国”揭示出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这点在更广阔的地中海政策上才能被理解。地中海被视作未来的“法国之湖”，这得归功于法国拥有阿尔及利亚，及其政策在东方的影响力。

事实上，从波拿巴远征埃及（1798-1801）开始，法国就活跃在地中海东部。在法国远征埃及的过程中，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现代埃及国家正在构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法国派遣众多专家参与穆罕默德·阿里领导的改革。巴黎方面表示愿意与君士坦丁堡和伦敦结盟，同时宣称自己在马什里克拥有势力。马什里克是法英“大博弈”的中心地，这块区域随着185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而变得越发重要。

1860年夏天，在叙利亚，针对基督徒的大屠杀，法国远征军于几周后登陆贝鲁特，这支队伍由博福尔·德·奥普尔（Beaufort d'Hautpoul）将军率领，拿破仑三世再次扮演起东方基督徒的保护者角色，且弗朗索瓦一世早在3个世纪前就扮演过这一角色。在这富有喜剧色彩的几周内，被流放至大马士革的阿卜杜·卡迪尔介入此事，使数千名基督徒得以幸存。法国媒体，尤其是天主教媒体向他表示敬意。当皇帝决定远征叙利亚之时，他是否打算将叙利亚纳入法国的统治之中？夏尔·罗贝尔·阿热龙（Charles Robert Ageron）指出，埃米尔这个名字经常在报纸上出现，一些编辑者还希望在“阿拉伯国家”甚至是“阿拉伯帝国”的框架之内为埃米尔“建立一个强大而开化的政府”。所以，法国当局原本是打算建立一个黎凡特的大阿拉伯酋长国，并想任命卡迪尔来担任这个“阿拉伯帝国”的首脑，至少是担任叙利亚的领导者。这位主要的当事人拒绝了这一提议，但这个方案在接下来的几年仍被提及。

在地中海，远征为“活跃的阿拉伯和东方”政策树立了一个标杆，这项政策就包括了马格里布的范畴。1860年9月，拿破仑三世初次到访殖民地，就对这片地区产生了兴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就应该像“阿拉伯民族”的救世主。1865年，皇帝提出这样一个事实：“法国同情各地的民族思想”，不能证明它对阿拉伯人民的统治是“假如法国不能称之为更好的存在”，以及如果它不能成为“1500万散布在非洲和亚洲各地的阿拉伯人民羡慕的对象”。那天，“从突尼斯一直到幼发拉底河，法国的荣耀引起反响，并将确保法国拥有优势，且这优势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嫉妒，因为它不是基于征服，而是基于对人道和进步的热爱”。因此，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认为，“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人民而言，法国通过把阿尔及利亚变成文明的模范，从而让法国的影响更具吸引力”。

1863年2月6日的信件内容很快让阿尔及利亚知道，这不是拿破仑三世提及“阿拉伯王国”的第一个文本了。1861年11月，皇帝给佩利西耶的信中写道：“我们拥有的非洲不是一块普通的殖民地，而是一个阿拉伯王国。”这是对1860年9月19日，他在阿尔及尔发表的讲话的响应。在这段讲话中他宣称“我们首要的职责就是要时刻惦记着300万阿拉伯人民的福祉”，这些人都在法国的统治下生活，并要将其提升到“有尊严的自由人”之列。从皇帝的想法与表述中看，1863年的文本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托马斯·伊斯梅尔·于尔班（Thomas-Ismayl Urbain）的宣传册《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本土人和移民》（L'Algérie française: indigènes et immigrants，1862年）。圣西门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事务上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其中涉及在阿尔及利亚的于尔班，在巴黎的弗雷德里克·拉克鲁瓦（Frédéric Lacroix）以及他们在立法机构的中转人、前阿拉伯事务处官员大卫男爵。他们为一种管理制度辩护，即阿拉伯办事处任命出身当地的行政长官作为中间人来实行部落管理，这是朝着一个准备“融合”的“真正的法阿联盟”发展的路径。在此期间，弗雷德里克·拉克鲁瓦在1863年写道：“阿尔及利亚将是一个阿拉伯王国。”参照的便是印度的模式，因为它是一个“由英国开发的印度王国”。这项政策首先反映在1863年4月22日的元老院法令（le sénatus-consulte）中，而该法令被视作阿尔及利亚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者。1865年6月，拿破仑三世在对阿尔及利亚进行为期5周的访问后，将殖民地描述为“一个阿拉伯王国，一块欧洲殖民地和一块法国营地”，获得认可的模式是“墨西哥西班牙人的模式，他们同化了所有土著人民”。要让阿拉伯人适应“我们的法律，习惯我们的统治，相信我们的优越性，不仅因为我们的军队才信服我们，还因为我们的制度”。皇帝在有关当地人的事务上提出了很多意见，其中唯一一个通过法律认可的是1865年7月14日的元老院法令，它涉及的是国籍问题，即允许当地人通过放弃他们的个人身份成为法国公民。

1865年夏，帝国方案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麦克-马洪（Mac-Mahon）总督总结道：“阿拉伯帝国”的表述引发了大众的忧虑，且殖民者“深信法国想要重新创造阿拉伯民族，并使之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而欧洲将再也介入不进来了”。奥马尔公爵则认为，由“阿拉伯王国”幻想作支撑的自治政策强化了“当地的封建主义”。有流言称，之所以在阿尔及利亚构建总督制，是因为该制度对其对象阿杜卜·卡迪尔有利。这是埃米尔·德·吉拉丹捍卫的解决方案，他在为一个处于法国宗主权之下自治的阿尔及利亚而奋斗。事实上，即便拿破仑三世想赋予卡迪尔一个政治角色，那也只不过是在东方的角色：1865年8月，他好像给弗勒里（Fleury）将军委派了个任务，即“在叙利亚，调查一下阿杜卜·卡迪尔在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时所展现出来的能力，而卡迪尔就本该是君主”。将军的拒绝终结了这方面的阿拉伯政策。

统治者的恶意；殖民者的敌意；一系列自然灾难的社会效应（1867-1868）——它被视为拿破仑三世的亲阿政策所导致的后果；将君主从阿尔及利亚问题转移开的国际政治演变，这些都是使“阿拉伯王国”的想法被埋葬的因素。1870年3月9日，立法机构一致投票通过了议程，认为“民事制度的来临似乎协调了欧洲人和土著人的利益”。《奥兰回声》（l'Écho d'Oran）的编辑听闻此事十分高兴，并在4月7日将它称作是“阿拉伯王国的滑铁卢”，第三共和国前几年的同化政策最终埋葬了这个王国：土著人和异族人具有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组织，他们在一片土地上共存。巴黎行政上的集中化更受重视，尽管此举会损害这片土地的多样性特征。之后，在1889年，殖民地被给予了基于自身预算的相对自治。

克莱尔·弗雷吉（Claire Fredj）

附注：1270, 1712, 1798, 1869, 1958, 2003

1869年
一条东西方之间的运河

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在欧仁妮皇后和奥地利皇帝的见证下正式启用。多亏了费迪南·德·雷塞布的具体落实和埃及总督的资金支持，这项法国工程师的法老时代项目才得以实现，运河成为大英帝国的重要交通动脉。

1869年11月17日，船舶排成一列长长的纵队离开塞德港，驶向分隔地中海和红海的沙带，这条沙带不久前刚被一条运河穿透。这次航行完成之时正好是苏伊士运河开通之日，这条运河缩短了欧洲和其亚洲殖民地之间差不多40%的距离。皇后欧仁妮是第一个取道苏伊士运河的人，在其乘坐的游艇“鹰号”（Aigle）后面，紧跟着50余艘船，船上乘坐的有一位王子，一位大使，还有欧洲和中东的其他贵宾。船长们胆战心惊地运送着这些大人物，不仅是因为运河的狭窄，差点让皇后惊叫起来，也因为此事的确令人期待已久。运河开通仪式的组织者坚信可以带给欧仁妮属于她的所有荣耀。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帕夏（Ismail Pacha）甚至建造了最纯粹欧式风格的杰济拉宫殿（le palais de Gezira），为的是在开罗迎接皇后。

苏伊士运河超大阵仗的开通典礼和皇后在其中发挥的首要作用让它变成了法国历史上的一起重要事件吗？或者不如说伊斯梅尔“将他的国家与欧洲融为一体”的这种尝试是属于埃及的历史？抑或是属于英国的历史以至于运河不久就被冠以“帝国大道”的称呼？假如我们跟随建筑评论家希格弗莱德·吉迪恩的直觉，他宣称甚至一柄咖啡匙都反射着阳光，那么似乎可以说苏伊士运河尽管很狭窄，但仍能够载入世界和当地的各种历史，而不是唯一的法国世界史。此外，任何世界史都拥有一个特殊视野。在这种情况下，明白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在世界史上占有何种地位的言下之意是，我们会不禁思考是谁“拥有”部分的历史，此外是否真正有必要给这些部分安排一个“所有者”。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但要根据所采纳的视角来回答，而且还要参照所选择的年表，也就是说，苏伊士运河于何时“开通”，何时结束。

将地中海和红海相连的梦想是为了避免绕道非洲大陆，而这个梦想可以追溯到1859年，也就是工程开始的很早以前。长时间以来，苏伊士地峡就已经承担了重大的象征含义。这片被两海包裹的沙漠地区是政治竞争的焦点，人们应该首先将它在地图上精确地绘制出来。这个地理位置赋予了运河开凿方案上很强的神秘感：一方面，它无法摆脱古埃及和圣经之地传说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依赖于当时最现代的技术。

运河的建造反映出19世纪末特有的大部分人对于“进步”和“现代性”的态度。并且正是在19世纪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法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埃及在法国旅行者的想象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这些想象中，很快就增加了科学家、工程师和军事首领在这片区域上的特殊利益。在雅克·玛丽·勒贝尔（Jacques Marie Le père）远游埃及途中所写的《回忆录：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经由红海和苏伊士地峡的交流》（Mémoire sur la communication de la mer des Indes à la Méditerranée par la mer Rouge et l'isthme de Suez，1803年）中，作者最后得出结论，即运河的开凿终究是不可能的，因为两海之间的高度落差达10米。数十年以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亨利·德·圣西门的弟子们对项目进行了再次思考。对于普罗斯珀·昂方坦（Prosper Enfantin）周围的团队而言，运河成了神奇的药方，它能一劳永逸地终结东西方之间的对抗。为了在那里捍卫他的事业，昂方坦便踏上了前往埃及的路途。

即便说昂方坦的确是位古怪人物，但从更广泛的角度上说，工程师们正在成为一流的世界层面的主角，因为各地都在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列入议程。在这种背景之下，从巴黎综合理工学校毕业的勒贝尔和昂方坦成为众多国家工程师培养的典范。法国工程师在那个时期建造了大量的桥梁、塔楼或铁路，并且这些基础设施，以苏伊士运河为例，不只代表着技术的先进，还是实力的象征。

因为法国工程学在世界占有统治地位，所以人们对于法国人费迪南·德·雷塞布决定在1850年开凿运河就不那么惊讶了。他的成功无论是与法国工程学的优势地位，还是与他人脉的质量，都无多大关系。作为外交官的儿子，雷塞布不仅与欧仁妮保持着友谊，而且从小就在奥斯曼帝国度过了许多时光，特别是在埃及，这让他与统治精英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运河本身的设计和建造使人们质疑法国人想独占项目。在研究准备阶段，比如法国工程师向阿卢瓦·内格利（Alois Negrelli）求助，后者是一位为了昂方坦的苏伊士运河而在研究协会潜心钻研的奥地利人，也是历史文献上最常被遗忘的人。工程一开工，不出所料的是，雷塞布就必须得争取到多方人员的支持，他既要抓住投资者还要管好被强迫的劳工，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工程的建设当中。除了仅在工程和建造领域进行合作的人之外，工程还不乏一些诋毁它的人：在废奴主义的环境下，冲在前面的便是那些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揭露出法国人使用强制劳动的手段。为了给方案融资，雷塞布不能仅限于吸纳的法国投资者：他将这些股票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并敦促伊斯梅尔·帕夏购买剩余的股票。

开通后的运河在多个领域展现出了它的国际视野，负责项目的公司弘扬了圣西门主义的思想，公司坚定地认为运河代表全球统一。这种统一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面：要么欧洲化，要么在这个确定的地方实行“东西方”融合。组织者对法国或是欧洲的事业毫不关心，反而更喜欢强调运河的“东方”，甚至是世界的层面。沙漠中的帐篷可以容纳贝都因人和弄蛇人，他们被安顿在此是为了给贵宾提供娱乐项目，运河将欧洲的现代化技术和东方主义梦想联系在一起。除了这种尊重欧洲礼仪同时扼杀欧洲游客对东方主义的渴望之外，仪式的其他元素更直接地瞄向了美化统一的观念。比如，宗教和运河赐福仪式就由天主教代表、正统的希腊人和穆斯林来完成。这种思考方式在一些评论中更加清晰，例如工程主管瓦赞·贝（Voisin Bey）认为：“所有语言，所有种族，所有肤色的多元性都汇集在这座新生城市的康庄大道上。”公司和其他机构的公报里反复讲到：整个世界汇聚于一地，同时这使法国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参与者。

在运河启用后不久，它就不仅融合了法国和埃及的世界历史，可能还融合了大英帝国的历史。运河的开通与其他发展的广泛应用如蒸汽轮船，导致客流量激增，无论这是用于殖民，迁徙还是旅游目的。在旅行或其他地方的记叙中，有许多比喻的说法，例如新开通的运河被冠以“帝国大道”、大动脉、咽喉要地，连接英国（头）和印度（身子）的“马蜂腰”等称呼。这种将运河归于英国的说法以各种形式呈现在那个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中。运河开幕式时，旅行家托马斯·库克认为运河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功绩”。其他作家如鲁德亚德·吉卜林，让大众以为运河是准确坐落于印度和英国中间一个点。英国一方的说法则更加具体明白。1875年，当埃及总督被迫抛售其股份之时，英国首相迪斯雷利抓住时机成为主要股东，这要归功于保存在年表中的金融交易以及罗斯柴尔德银行为此做出的贡献。

运河同样还成为一个帝国间竞争的场所，比如英国人和法国人可以利用运河将军队派往各自的殖民地。除了这些军事行动外，运河还是各类世界性流动的必经之地，人们在这里集中、筛选、分流。这足以让人们想到法国统治下马格里布居民经由运河去麦加参加朝圣：抵达运河后，从阿拉伯返回的朝圣者经常备受谴责，人们指责他们给地中海带回来的不仅是流行病菌还有既危险又具传染性的政治观念。就像儒勒·凡尔纳《八十天环游世界》（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运河还被用来控制各类非法活动，从罪犯、走私犯到贩卖妇女者都难逃法网。

运河开通后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同版本的历史记载，对此我们应该持有一个多元的视角。采用法国或英国的扩张主义观点，以及埃及、印度或北非的观点都是正当的。因此，运河的世界历史成了世界层级的历史，因为它将那些帝国和国家进行排列——当然它也是这些层级的颠覆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毫无疑问，一个如苏伊士运河般的地方，它的世界史不能被恰当地描述成希格弗莱德·吉迪恩比喻的那样，阳光反射在一柄咖啡勺中：事实上，还不如说这是一套完整的餐具服务，而这套餐具产生了数不胜数的反射光。

瓦莱斯卡·于佩尔（Valeska Huber）

附注：719, 1247, 1095, 1484, 1769, 1900, 1962, 2003

1871年
局部的革命，全球的神话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运动爆发，这次运动爆发的起因是人们拒绝接受法国对抗普鲁士战争中的失利，以及人们保卫市政自由和工人阶级的解放。这起局部事件，在流血和流放中被镇压下去，成为一个20世纪所有革命者都无法绕过的参考事件。

巴黎公社在法国和国际记忆中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长时间以来，它都以未来革命先锋的面貌出现，这些未来革命就包括了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现代中国革命。巴黎公社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读物的支持，而获得了世界性的影响力。从时间上来看，这个事件已然离我们远去，它看起来更多地是巴黎的事件，甚至变得更加不确定。作为一段共同记忆的对象，它在今天却是鲜为人知。

事实上，公社运动处在更加广泛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之中，这一切开始于1870年7月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开战。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以及1866年意大利战争和普奥士战争之后，这场欧洲两大主要力量的对决是欧洲大陆的大事之一。大西洋两岸的同时代人还发现美国内战（1861-1865）爆发的时间与这个时期接近。人们也不必惊讶于冲突所引起的反响：当法国战败，政权垮台，尤其是9月4日共和国来临之时，该事件便更能挑动人们的神经了。于是，事业改变了意义：对于一些人而言，巴黎公社成为一项共和事业。成千上万的国际志愿者——意大利人、波兰人、比利时人、希腊人、美国人、阿根廷人都来拯救“全世界的共和国”。“两个世界的英雄”、孚日地区的军队首领、朱塞佩·加里波第将军，他所领导的军事行动就完美体现出这个巨大的潮流。但该潮流的规模不应该被夸大：要补充的是，法国和日耳曼国家一样进入了一个激烈的国家动员阶段，一些历史学家在其中察觉出了下一个世纪“全面”战争的征兆。外交活动在此期间也相当频繁。新生的政权在寻求其他国家的官方认可。美国以与共和事业相近的名义，第一个认可了其政权的合法性——这一举动给美国带来了回报：在巴黎或马赛的美国代表处前，法美两国旗帜交相辉映，自9月份开始，充满喜悦氛围的游行接连不断。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哥伦比亚都很快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英国和奥地利仍犹豫不决。这些外国的干涉并没有改变战争的结局，且所有人都见识了这团战争之火前所未有的力量。伦敦会议（1871年1月至3月）并没有进一步改变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的计划，后者吞并了法国的部分领土（阿尔萨斯和摩泽尔），并且征收了巨额的战争款项（50亿金法郎）。

这个国际背景，以及国家和局部层面的先前动态都标志着法国政策的变化轨迹。于是，俾斯麦敦促法国当局进行立法选举，以便与具有国家代表权的议会进行谈判。战争影响了支持和平者的投票。但是1871年2月的选举使之前激进的共和党人、自由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的冲突被重新点燃，它还使城市和农村之间潜在的土地紧张局势更加明朗。最终，只要他们稍微减少每个群体内部的分歧，保守主义者尤其是君主主义者（在帝国统治下却在失去发展势头），就可以战胜更多的共和党人。3月18日，巴黎公社开始了冒险行动，这似乎是冲动之举。即便那日执行长官阿道夫·梯也尔派遣军队前往蒙马特尔高地取回了国民军的武器，实际上那也是出于两个目的：确保普鲁士和平条约的顺利运行，并控制一座日益叛逆的城市。但这个尝试失败了；这起事件在重新夺回城市的运动中自己就变成了暴动，然后变成了革命。

巴黎公社既代表着市政特权，又代表着对解放工人的呼吁，它被镇压了，但它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发生在当时第二大经济体，帝国的首都。它重新激起法国其他地区公社主义者的微弱想法，例如里昂、马赛、纳博讷、勒克佐，甚至是处于市长伯努瓦·维耶尔莫（Benoît Vuillermoz）饱受争议的权威之下的阿尔及尔，即便这点少有人知。最后，法国在数月以来成了公共关注的焦点。

此外，最近的国际工人协会（又称为第一国际）捍卫了巴黎的运动，该协会于1864年在伦敦成立，由卡尔·马克思领导，并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获得蓬勃发展。起初，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和各国家部门还只是很低调地给予支持，后面很快它们就公然支持运动了。4月，伦敦和日内瓦爆发了支持运动的游行活动。5月25日，在一个著名场合，德国社会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在帝国议会（Reichstag）为巴黎公社社员辩护。这些群体让该事件博得了最大的关注。不过，它们的影响却淹没在凡尔赛和外国媒体的批评潮流之中。“《泰晤士报》自3月25日起就讽刺地指出，贝尔维尔或监狱中的绅士们，没有浪费时间，他们首先想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报复之心——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就是放纵自己的疯狂之举。”

在巴黎，当地的局势依旧严峻。虽说第一国际成员占了公社当选者多数，但公社并不是由他们领导，这与反巴黎公社文学想要人们相信的截然相反。反巴黎公社文学急于去揭露的不仅是一个世界主义的阴谋，还有一部分支持巴黎公社的文学，后者则一心想把公社的形象展示成一座未来革命的灯塔。这些男男女女在巴黎群众里占少数。他们既是作为国际主义者行动，也是作为工人、巴黎人、社会主义者行动……但是，尽管许多公社社员以普世共和国和人民解放的名义而努力奋斗，但陷入对抗“凡尔赛”战争中的巴黎公社，同样具有爱国主义的色彩——在巴黎人看来，这两方面并不完全是互相矛盾的，即便第二方面会让马克思不快。公社想要实行一个社会和民主的共和国方案，而不是资产的集体化，这一方案扎根于先前的革命经验，尤其是1848年至1850年间的经验：比如，公社投票决定政教分离（4月2日），支持工会的发展和合作生产，比如机械方面的生产。方案特别包括建立协会联合会，以从底部起建立一个具体的共和国，以及一个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平等交换”。根据设想的其中一种形式，自由城市的联合会将推动建立一个“真正的”和公正的共和国，之后会再更进一步。

凡尔赛军使这些尝试戛然而止。对起义者进行的大屠杀（“血腥的一周”），就像巴黎公社社员纵火焚烧多栋建筑那样（市政府、杜伊勒利宫等等）。大屠杀震惊了整个法国和世界，在媒体和刊物中引起了巨大轰动。众多社员遭到流放（5000至6000名），特别是被流放至英国、瑞士、美国，还有阿根廷和智利。第一国际遭到众多国家的抵制或高压打击。没有任何人会将巴黎公社视作一场简单的运动，但它的丰富内涵却被这个悲惨结局所产生的强烈形象给掩盖了。这就解释了为何该事件能够成为以下众多记忆的源头：1880年后的共和党记忆，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20世纪20年代的爱国团体，战后的法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虽然巴黎公社的时间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但我们还是明白为何它的许多特征依旧会出现在引起纷乱的新闻事件中，特别是在占据公共场所的运动发生之时，而这些运动自2011年以来便不断增多。

康坦·德吕埃莫（Quentin Deluermoz）

附注：1357, 1840, 1852, 1789, 1848, 1968, 1892

1875年
世界计量

1875年春，17个国家签署了米制公约。因此，这个发明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计量单位，在频繁的全球化交流背景之下达到了一个普遍标准的等级。然而，国家间的暗中较量以及英国的反对限制了它的应用。

1875年3月至5月，巴黎召开了一次会议，不过会议主题却有些不大合适。20多个与会国家认为，大会既没有涉及领土纠纷的处理与解决，也没谈到避免战争或共同瓜分世界的事情。应法国之邀前来的外交官和科学家关注的只有米制，不过，它不大可能是这场国际峰会的主要论题。然而，在经过数周的研究后，17国一致同意签署“米制公约”，公约的主要决议准备成立一个新机构，即国际度量衡局（Le 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poids et mesures），它不久后将坐落于塞夫勒市布勒特伊宫（Pavillon de Breteuil）。该局的职责在于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构思并维护米和千克的国际标准，目的是为了让每个国家都能将自己的标准与这些毋庸置疑的参考相对照。最终的目的在于通过米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而达到“人类联合”。在没有发明唯一语言的情况下，米制至少可以作为比较度量的通用基础。虽然武装冲突的威胁可能不会消失，但科学、经贸和大型的交通基础设施将会发展得更好。

事实上，这种类型的大会是第二次召开了。76年前，即1799年，法国为了讨论米制，已经召集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当时的背景与此次的大有不同：那时，革命的国家心心念念的是它的世界使命，它希望外国科学家支持两位法国天文学家让-巴蒂斯特·约瑟夫·德朗布尔和皮埃尔·梅香自1792年以来所开展的工作。两人接到了一个棘手的任务，即尽可能精确地提供一个米制的度量单位，这个度量单位被定义为北极和赤道之间弧长的千万分之一。以经过巴黎的子午线为参考，两人必须通过所谓的三角测量法计算敦刻尔克和巴塞罗那之间的距离，然后估算了米的数值，这个结果应该不会受到任何的质疑。地球仪本身就是一切事物的度量单位，因此避免了一个国家或一国人民强迫他者使用自己的标准。虽然这项事业得到了法国科学家和政治家支持，但它仍是以自然和科学的名义进行的。法国幻想自己是计量单位的保管人，这项世界性的成果超过了所有特殊利益。然而，1799年的与会国家名单证明了这套说辞的局限性：只有同盟国或服从于法国的国家派遣了代表，英国和其他结盟强国没有参加这次讨论。米的精确度和广度在这次大会上被公布，此时的法国显露出了它的帝国雄心。米制外交成为一起科学与实力的事件。

波拿巴将军（Le général Bonaparte），作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在计量学的论战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共和国八年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的政变后不久，他就停止了计量体系的普及，在法国也同样如此。对于革命者而言，米制和十进制应该立即取代各种各样的度量单位，后者阻碍了交流，使得从法国旧制度沿袭下来的地方主义永远存在。这就像省份或革命日历的确立，米制应该产生一个理性且同质的国家，科学和对自然的崇拜促使国家焕发新生。这种同样真挚的理想主义却遇到传统社会政策的抵抗。人民不会随意地放弃古老的习俗，他们会继续使用古尺和斗来进行日常的交易。第一执政官深信不用多此一举，于是不定期地推迟统一度量单位的革命方案。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法国继续保护当地使用度量衡的多样性。19世纪30年代末，七月王朝最终决定强制要求法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只使用米制和千克制度量。

在此期间，米制已经取得欧洲以及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认可。新民族国家，如1830年的比利时，19世纪50年代的南美洲国家，之后19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或德国，纷纷急于采用计量体系以建立其国家统一方案。科学和工业的进步使得度量单位的存在越来越必要，因为度量单位可方便转化。世界博览会（从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起），初期的国际统计大会和1862年国际大地测量学协会的成立都表达了对米制国际化支持，这就像铁路、邮政、电信网络的互联在不断加强，它们一直需要国家间加强相互协作。1865年，国际电信联盟创立，该机构是第一批致力于国际技术合作和加速各类交流的组织之一。即使是英国，在经历了长时间对法国米制的猜疑之后，也似乎出现了动摇。当时，下议院在1863年通过了强制使用法国米制的法律方案，而上议院却并未准备批准，因此英国就此发起了投票。

普鲁士对于国际米制表现出日益增长的兴趣，这促使拿破仑三世重新着手完善米制以便让法国继续保留这份极佳的发明。皇帝召集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会议本应于1870年的7月在巴黎召开……战争爆发了，第二帝国没落了，但是米制却得以保存下来。从1872年起，人们重新开始讨论并尝试着构思出一个有利于改善和优化度量衡的国际框架。面对一个战败和被占领的法国，德意志帝国表现出了温和的一面，法国受伤的骄傲在其米制发明所代表的科学威信中得到了及时弥补。1875年的大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其目的主要用来确立未来国际机构的地位和作用。此事足以满足法国的外交，因为它在寻找兼具代表性和无害性的成功。遭受失利的革命国家在技术和科学领域仍具有参考价值，即使国家档案馆的古老米制将让位于1889年确立的新国际标准，因为很多人都对古老米制中的不精确性深表遗憾。

当然，1875年的外交胜利是不完整的。英国，作为当时在金融、贸易方面的第一帝国，它认为没有必要批准其代表，坚持度量衡和伦敦货币标准的保守党党员，以他自己的名义去参加协商。尽管计量体系的维护者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英国人仍继续钟情于他们的英寸、英尺和英码。很久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英国（以及英联邦）开始采用国际计量，此时英国在计划加入欧共体和其共同市场。美国方面，虽然在一开始便加入了米制公约，但却没有在其领土上强制要求使用米制，这是一个迄今为止都没有改变的情况。尽管有关于科学的中立性和文明世界来临的激烈言论，国际标准的定义却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引发了国家间的暗中较量。当然在1875年，米制获得了胜利，但是关于其统一实行时间的讨论却在9年后导致了法国科学外交的惨痛失败。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将格林尼治子午线变成了国际范围内的参考子午线，会议弃置了巴黎的子午线，将它视为一个时期的简单遗物，而在这个时期，法国科学声称自己依然在世界上独领风骚。除了这个令人沮丧之事以外，还有一件同样让人忧伤的事情，1865年，在法国的倡议下，拉丁联盟成立，法国有一段时间曾抱有建立以法郎及其复本位制为参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愿望。法国对英国人所钟爱的金本位表示厌倦，从19世纪70年代年起，金本位开始四处传播，而这并没有任何国际协议在发挥作用。

米制的历史和法国在这次发明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法国对米制的普及都表明，反对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多么荒谬，就好像前者只能破坏打击后者一样。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法国都在努力统一其领土的衡量标准，同时推动米制的国际化。长时间以来，只要全球化看起来有一丁点像法国，法国就钟情于它……

尼古拉·德拉朗德（Nicolas Delalande）

附注：1539, 1795, 1804, 1860, 1903, 1973

1882年
定义民族

1882年3月11日，欧内斯特·勒南在著名的大会上提出了民族的“精神”概念，这一概念以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生活的愿望为基础。在一个充斥着报复情绪的背景下，这种概念不同于物质视角和种族视角，并在获胜的德意志民族身上得以显现。更仔细的审视之下，没有什么是如此简单……

这是一个具有法兰西色彩的故事，它发生在1882年巴黎的索邦大学。主要人物是一位60岁的老人，祖籍是布列塔尼的特雷吉耶。欧内斯特·勒南突然宣布与教会决裂，并决定为哲学科学事业奉献终身，在此之前，他在神学院完成了学业。这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对社会制度形式毫无兴致，因此，他对第三共和国出现的一些新的国家机构也只勉强适应，因为这些机构保证了基本的自由。共和国不久后将让他称为国家英雄。在他去世的那年，即1892年，他加入了巴斯德和雨果的荣誉方阵。法国众多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学校的学生研究他的著作《童年和青年记忆》（Souvenirs d'enfance et de jeunesse）。其反教权信念为共和主义提供支持。政教分离之时，议会议长埃米尔·孔布亲自为勒南家乡的勒南雕像揭幕，此举是支持政教分离运动的体现。几年后，勒南的孙子，欧内斯特·普西卡里（Ernest Psichari）皈依天主教被看作是宗教领域的报复。

1882年3月11日，他受邀在一场以民族为主题的大会上发表演讲。11年前，军事上的失利，阿尔萨斯-洛林的丧失，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得这一主题变得炙手可热。共和主义者在其所有的讲话中都对上述内容有所讨论。他们唱着《马赛曲》，这首歌曲已经于1879年7月14日被确立为国歌。保罗·伯特（Paul Bert）和儒勒·费里的周围正准备在小学成立“校园军队”，准备帮助诗人战士保罗·德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成立爱国者联盟。法兰西共和国是民族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但是，正如勒南所言，什么是民族？

面对这些巴黎的听众，这位年老的博学者让他们回想起已知的往事：民族不是一直存在，民族的形成在历史上并不遥远，它将可能在某一天消失，“欧洲联邦可能将代替它”。在此期间，它们的存在是必须的，民族是自由的保证。

勒南确信，民族并不与王朝原则相联系。它既不来源于国王，也不来源于种族，更不来源于语言、宗教、物质利益和地理。假如人们想要一个定义，那定义就是：民族是一种灵魂，一种精神原则。勒南在一条近乎著名的格言中进一步明确道：“说实话，两件事情可以合二为一，一个民族是一个灵魂，一种精神原则。一个在过去，另一个在现在。一个是所拥有的丰富记忆遗产；另一个是当代出现的要生活在一起的意愿，这是一种保持人们以一种整体性方式塑造的文化遗产的意愿。”更加深远的是：“‘民族’意味着一个过去；它是一种总结，而如今则通过一种明确的事实展现出来：明确地表现出延续一种共同生活的意愿和允诺。民族的存在就是一种每日进行的公民投票（如果你对这个暗喻有所熟悉的话）。”事实上，应该原谅勒南做这个暗喻。全民投票是波拿巴的发明，共和主义者却将此与帝国耻辱的记忆相结合。但是勒南尽力让自己明白，他的每一个表述都是经过仔细定义的。比如，丰富的记忆遗产：当然，它们首先是一些牺牲，“人们热爱自身所做的牺牲，热爱人们所承受的苦难”。“是的，”勒南坚持道，“共同的苦难要比快乐更易使人团结。事实上，在民族的记忆当中，失败要比胜利更具价值，因为它们让人们勇敢承担义务，从而共同奋斗。”虽然勒南并未谈及此事，但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恰恰相反，1870年至1871年间所发生的痛苦与不幸并未阻止法国成为一个民族。

这种允诺，这种“明确表示要延续共同生活的意愿”，勒南也明确了他从中所计划的：“……一个民族并不只是一位国王对一省所说的：你属于我，我拥有你。对于大家而言，一个省就是这个省的居民；事实上，假如某人有参加当地事务的权利，那他就是这个地方的居民。一个民族从未真正有兴致去吞并和控制除自身之外的任何国家。总而言之，民族的意愿就是它唯一的合法性标准，其他各种标准终将回归到这一点。”听众理解了勒南的言下之意。但是德国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却没有征询居民的意见：这不是民族的权利；这是非法之举。

勒南对于民族的定义与这个动荡的时代密不可分，因为当时的第三共和国是在军事失利的瓦砾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在此背景下，勒南对其每一句话都进行了仔细推敲。因此，他对民族的定义将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得以留存。在共和范围内，民族定义被多次引用，它将成为法国人民族概念中最为精准的表达。它也将长期成为历史教育的依据。正如勒南所言，如果民族是过去长时间努力、牺牲和奉献的成果，如果民族只能存在于当前的共同意愿中，那么法国人应该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情，有过何种英雄的过往，哪些英雄曾捍卫了他们的荣耀。几年后，欧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教授将担任这一教育理论的组织者。

今天，人们注意到，对于那些来自他国且不了解法国的人来说，勒南所期望的历史使他们融入法国社会变得困难。人们同样也发现，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几个月前，共和政体的法兰西在突尼斯实施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政策，通过这种政策，一个民族明确地对一省说：“你属于我，我拥有你。”人们对勒南一直坚持的欧洲框架深感惋惜，实际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还应该注意到勒南讨论德国和讨论法国一样频繁。这不仅是因为当他谈及苦难的过往和德国的非法吞并时，他和听众们会想起德国，还因为民族身份理论的明确提出就是为了对抗德国。勒南对于德国博学者的研究工作了如指掌。他曾经思考过其个人关于闪语族语言历史研究的方案，这一方案以弗兰兹·波普（Franz Bopp）对印欧语言所做研究为依据。然而，他却在思想演变的区分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认为这种思想来自德国，并受制于种族观念。“没有纯粹的种族，”他甚至在莱茵河的另一边说道，“德国在这一点上是一个意外吗？它是一个纯粹的日耳曼国家吗？别幻想了！整个南方都是高卢人。整个东方，从易北河起，都是斯拉夫人。事实上，人们所认为的那些地区的民族就真的纯粹吗？”不，勒南说道。此外，在研究印欧语言的哲学家和划分人类社会的人类学家眼中，“种族”没有任何共同点。勒南证实，民族的权利从种族中派生而来。纪尧姆皇帝（Guillaume）的德国能用语言身份和种族身份来为吞并阿尔萨斯-洛林而辩护吗？这是两大历史谎言。

然而，勒南对此并没有一直赘述。恰恰相反，他一再明确，民族性格在被凝聚于语言之中以前就已经扎根于民族之中。“种族事实在历史中是一个决定性的事实。”勒南在1850年末如此写道。这一切都与闪语族语言的说话者息息相关。但是这也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情况，他将为此不辞辛劳认真工作，从研究“凯尔特种族”开始，作为布列塔尼人，他认为语言尤其能吸引人们的兴致。

在集体记忆中，人们对于为何只保存1882年3月11日会议文本的记忆颇感好奇。因为勒南在书写这个文本时，相比于自身对人民大众所作的深入研究，他更多的是依据当时的时政。然而，这种时政却具有德国色彩，这是普法战争期间的时政。这是一种具有德国色彩的鲜明思想，为了对抗这种思想，法国思想应运而生。

或许，这要比之前的一切更甚。勒南参加会议的3年前，即1879年，柏林大学的一位哲学家，莫里茨·拉撒路（Moritz Lazarus）也曾在犹太教科学高等学校（Hochschule für die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进行的国民大会上发表过关于民族的演讲。他也同样反驳了一个观点，即民族间的差异可以建立在种族准则的基础之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此举也是为了让语言成为一种民族归属的决定性准则），他的立场并不边缘化。1881年，这一立场获得一位著名的印度学家阿尔布雷希特·韦伯（Albrecht Weber）的支持。德国思想既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受制于种族观念，这种观念在勒南那里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他对此也了如指掌：作为同僚，拉撒路还将勒南在会上的文章保留下来。拉撒路的《回忆录》（Memoires）于1906年以遗腹之作为名发表，并自此名声大噪，他甚至在书中表明勒南还欠他很多演讲。

“丰富的记忆遗产”和“每日进行的全民投票”在今天也阐释了民族的法国定义，然而，法国军事失利不久之后，这些用语来自德国人表达既矛盾又模糊的事例，并以此来反对欧内斯特·勒南的大部分作品。

西尔万·韦奈尔（Sylvain Venayre）

附注：52 av. J.-C., 987, 1790, 1914, 1927, 1940, 1989, 1998, 2015

1883年
从赞比西河到科雷兹，唯一的世界语言？

1883年7月21日，旨在向世界传播法语的法盟成立，当时，法语刚刚在法国范围内得到认可，它作为世界精英分子的通用语的地位受到了质疑。这个联盟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非政府文化组织，但人们却早已忘记了它曾为殖民而建。

“您是在何处学习了莫里哀的语言呢？——当然是在法盟（位于阿根廷的罗萨里奥）。”1959年1月，埃内斯托·格瓦拉（Ernesto Guevara）如此回答了法国大使的问题，而他对法语的精通也给大使留下深刻的印象。格瓦拉曾是游击队成员，他所在的游击队曾奉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之命关闭了哈瓦那那所规模很大的法盟，但次日早晨，卡斯特罗又下令让法盟恢复运营，毕竟，连布尔什维克党都曾于1921年对莫斯科的法盟网开一面。在革命者的头脑中，法语是一门具有启蒙和解放意义的语言，例如年轻的拉斐尔·吉伦（Rafael Guillén），作为马科斯（Marcos）未来的副司令，在学习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米歇尔·福柯的课程前，就曾于1977年来到巴黎学习法盟的课程。法盟于1883年7月21日在巴黎成立，其全名为“旨在向殖民地和外国推广法语的法语联盟”（l'Alliance française pour la propag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dans les colonies et à l'étranger），在了解到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机构的“帝国主义”起源后，革命者们或许会感到十分困惑。

为了“通过推广法语而扩大法国影响”，圣西门社团成立。几个月后，在圣-日耳曼大道215号，圣西门社团的一间小屋中，地理学家皮埃尔·丰桑（Pierre Foncin）和驻扎在突尼斯的将军保罗·康邦（Paul Cambon），作为虔诚的共和党人和儒勒·费里的支持者，他们召开了一场奇特的学者集会：与会人员包括一位高级官员、一位阿拉伯语言学者、一位公共教育部前部长、一位新教团体成员、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和一位犹太团体代表，会议上，他们一致决定推动法国在……突尼斯的利益。在这种新的保护国制度下，面对强势的意大利团体，为了稳固法国在突尼斯的权力，他们发明了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新工具。在勒南所著的《法兰西知识与道德改革》（La Réforme intellectuelle et morale，1871年）的启发下，这项兼具教育功能、爱国主义和殖民性质的方案在法国急速扩张的殖民地逐渐成熟起来。法盟参照了世界犹太人联盟（L'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1860年）的运营模式，后者自1878年开始就活跃在突尼斯。法盟采用协会的形式，国家对其给予部分资金支持，协会成员由当地委员会的志愿者组成，这些志愿者组织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以便“让人们认识到法语的价值所在”，创建并资助建立了图书馆和学校，以便多多结交“法国的朋友”。经历了1870年的失利后，整个法兰西殖民帝国中，殖民地国家在教学基础设施上的不足很快就得到了弥补，法国的“教化使命”及其文化盛誉也再次得到了确认。1884年，图卢兹大学一位不知名的讲师回忆起当时成立法盟的原因，他说道：“法盟将传播我们的语言放在首位合情合理，因为只有我们殖民地的人民懂一点法语，这些殖民地才能在思想上和情感上属于法国。……语言是殖民的必要工具，对于法国而言更是如此：同英国和德国一样，我们国家移居国外的人不是很多。因此，鼓励人们向外移民也无济于事，因为光靠将法国人分配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安南和东京这一片片广袤的土地上来宣传我们的威势和思想是远远不够的。”

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和地理学家奥内西姆·勒克吕（Onésime Reclus）都表达了对法国人口衰退的担忧，后者在其1886年出版的著作《法国、阿尔及利亚和殖民地》（France, Algérie et colonies）中创造了一个词语“法语世界”（francophonie），以确指这个他所提倡推广的新的语言帝国。因为比起贸易和种族，语言的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它是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根基，将巴黎、宗主国的外围和殖民地联系了起来：“我们接受用‘讲法语的人’（francophone）这样的表述来指代所有（仍）想使用法语的人——我们由此而成为法国的布列塔尼人和巴斯克人，塔勒（Tell）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主人。”除此以外，奥内西姆·勒克吕还将比利时、瑞士和加拿大的一部分也纳入了法语区的范围，然而，他认为只有殖民帝国才能让法语变成一门世界语。这股帝国主义的雄心吸引了皮埃尔·丰桑，丰桑是法盟的秘书长（1883-1897），后又担任了法盟主席一职（1899-1914），他提倡对殖民地人民进行“道德征服”，让“当地人”首先学习口头法语，丰桑认为基础的法语就已满足了“当地人”的需求，且他们的学习能力也仅限于此。并且，这种文化层面上的帝国主义不必同军事压迫一样花费大量资金：“在一位小学老师身上的花费要比供养一支军团少得多。”

共和主义精英分子赋予了法语种种优点，以法盟行政议会的新成员为例——费迪南·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欧内斯特·勒南、路易·巴斯德、儒勒·凡尔纳、依波利特·丹纳以及阿尔芒·柯林（Armand Colin）——他们都具有共同的信仰，认为这门“完美的语言”兼具精确、清晰和优雅的品质。“人们在说法语时，从不会胡言乱语，也从不会模棱两可”，儒勒·西蒙（Jules Simon）于1888年在一座名流花园前平心静气地称赞道。语文学家在本土发明了一门民族语言，更确切地说是巴黎人的语言，因为这门语言是“法兰西岛方言”的摇篮。对法语优越性的赞誉在19世纪末屡见不鲜，早在20年前，雨果就在其著作《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中对法语赞誉不已，他说道：“我们何以分辨出人民的智慧？从这一点上：说法语。”事实上，自18世纪以来，法语就在古典文学、上流社会以及巴黎知识分子中享有盛誉，在讲法语的贵族、记者、政论家、冒险家和小学教师的作用下，法语取代了拉丁语，成为欧洲、俄罗斯和美洲许多精英分子的通用语。自《乌得勒支和约》（1713年）签订之后，法语就成为一门外交语言、文学语言、科学语言、爱情语言，并成了课程和沙龙中的一门交际语言。

但法语的这种霸权地位在19世纪80年代受到了质疑，当时，法国已加入了一场真正的“语言战争”，并随着法文书籍对外出口的减少而经受着第一波挫折。“当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使用枪炮时，语言就成了各国家的一个重要的战斗武器。……英美的传教士将他们的圣经传播到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并让这些地方的人民都使用英语……。我们的英国邻居是实用主义者，他们知道，倘若英语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就会购买英国的商品。”丰桑在1888年如此写道。正当德语和法语在科技领域相互角力之时，意大利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1889年但丁·阿利吉耶里协会（la société Dante Alighieri）的成立。为团结因语言帝国主义的激化而四分五裂的人类社会，新的语言“诞生”了，如沃拉匹克语（le volapük，1879年）和世界语（l'espéranto，1887年），不久，这些新兴语言就获得了国际性的获成功。

如果说直至19世纪末，法语一直都是世界上一部分精英分子的特权的话，那么是否整个法国都说这门语言呢？答案是否定的。1884年，在波尔多职业学校（l'École professionnelle de Bordeaux）召开的一场会议上，法盟总秘书长认为，战争首先在法国本土打响了：“还没出法国，我就发现了几处污点：向北，人们说弗拉芒语；在布列塔尼，人们说下布列塔尼语；在靠近西班牙的国界附近，人们说巴斯克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在整个南方，人们说着各种从古奥克语中衍生出来的方言。……随着初等教育的推进，污点将逐渐消失，终有一天，全体法国人都能懂法语，也总有一天，全体法国人都会说法语。”因基佐（1883年）、法卢（1850年）和费里（1881-1882）颁布了一系列《学校法》，法语得到了逐步推广，而地区性的语言则节节败退；然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监察人员也证实，在帝国的很大一片疆域内，“方言”都在进行着负隅顽抗。在穆瓦萨克，“当地人常常很难理解北方人说的话；在上加龙省”，“对于大部分孩子，尤其是那些乡镇里的孩子而言，法语就像一门外语，同他们所学的《诗篇》中的拉丁语一样明白易懂”；在塔恩-加龙省（Tarn-et-Garonne），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小学生认为“法语似乎十分难懂”。1864年，维克多·迪吕伊（Victor Duruy）指挥对除法语外的“方言”进行了一次盘查，但因其所固有的谨慎态度，盘查进行得十分艰难。最终，调查得出的结论认为，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很大一片区域内、布列塔尼、阿列日、科雷兹、上维埃纳省、埃罗省、滨海阿尔卑斯省，以及在蒙彼利埃和尼斯，人们主要使用蒙彼利埃语和尼斯语，只有极少数人使用法语。在阿韦龙省、热尔省（Gers）、瓦尔省（Var）和科西嘉岛，几乎无人使用“国家语言”。直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得益于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普遍”兵役制以及市场经济的腾飞，法语才得到了广泛使用。

与此同时，法盟的差异化原则也取代了原本同化“当地人”的犹豫政策。在这些殖民地，法盟忽略了其最初的教学使命，其影响同法国殖民政府的影响一样微薄：在非殖民化的前夕，只有不到10%的“当地”儿童接受过小学教育。法盟把教学重心集中到针对成年人的课程上，集中到在欧洲、美洲和法国所开展的文化行动上：自1890年起，巴塞罗那、亚眠、毛里求斯岛、沙托鲁（Châteauroux）、墨西哥、巴勒迪克（Bar-le-Duc）、里约、巴约讷、哈瓦那、贝桑松、墨尔本、尼姆等地的委员会都纷纷活跃了起来。1943年10月30日，阿尔及尔，夏尔·戴高乐在法盟成立60周年纪念日上所提到的那样，语言成为国家统一的象征和范式，同时也成为法国文化外交的主要方向之一。然而，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却叫停了巴黎的法盟，该机构的档案被转移至柏林，他说道：“正是通过这些建立在我们与他者之间的、精神与道德的自由关系，我们的文化影响力才能有利于他人，反过来也有利于我们自己。我们要理清这些关系，理清法盟诞生、存活的理由，以及它将要继续下去的理由。”

法语推广运动已经得到了外国人的支持，而他们推动了世界各地委员会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法语推广运动在柬埔寨人诺罗敦·施汉诺（Norodom Sihanouk）、突尼斯人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尼日尔人哈马尼·迪奥里（Hamani Diori）、塞内加尔人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的努力下重新焕发了活力：法语，曾是殖民地居民所得到的一件货真价实的“战利品”〔出自凯特布·亚辛（Kateb Yacine，1929-1989），阿尔及利亚作家〕，现已成为非洲大陆上的一门主要语言。

皮埃尔·桑加拉韦卢（Pierre Singaravélou）

附注：842, 1215, 1539, 1771, 1842, 1931

1889年
热带地区的“秩序与进步”

1889年，为纪念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同年，巴西通过一场军事政变成立了共和国。共和国的新国旗上有一个圆形，圆形上的格言[1]出自奥古斯特·孔德。后来，孔德在北美洲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人道教。这一时期是法巴进行频繁思想交流的关键时期。

1889年5月至10月，巴黎举办了第十届世界博览会，其规模上比以往更大。世博会占地约为100公顷，其宏伟的建筑展现了自然界、人类生活方式以及人类艺术的多样性，同时，世博会也极力颂扬西方文明，歌颂了西方文明迈向科学与进步的发展进程。作为现代化技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世博会也盛大地庆祝了法国大革命百年纪念与共和国的最终来临。“‘昨日，法国歌颂了一个伟大世纪的开端，这个世纪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5月6日，萨迪·卡诺主席（Sadi Carnot）在一座巨大的金属高塔下如是宣布，这座高塔是由居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设计建造的。在一片令人振奋的自由氛围中，人类精神重新寻回了创造性；科学也开始突飞猛进；蒸汽和电力改变了世界。”（《小报》，1889年5月8日）

没有共和国就不会有进步，而没有进步亦不会有共和国：欧洲的君主们丝毫不喜欢世博会上的论调，他们或不支持国家场馆的建立，或对此持谨慎态度，因此，世博会上国家场馆的建造经费是由文艺事业的资助者和工业家赞助的，但巴西是个例外。佩德罗二世（Perdo II）自掏腰包为巴西建造了一个小型场馆，场馆四周环绕着温室、热带花园和池塘，池塘里生长着巨大的亚马逊睡莲。“只有这位君主做了这样的事情。”1889年的《费加罗报蓝色手册》（Guide Bleu du Figaro）上如此说道。作为一位资产阶级的老国王，佩德罗具有丰富的学识和亲法的思想，他冒险将其农业国，这个最后的美洲君主政体（直到1888年5月）和最后的西方奴隶制社会，在这个展现自由和工业的现代化盛会上呈现在世人眼前。这样的做法使得巴西的市场被攻占、劳动力被吸收，而巴西也参与到了一场宏大的文明演变当中。

佩德罗二世的思想与时俱进。此外，他给后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这位君王确信其统治的覆灭是无可避免的，且已迫在眉睫：11月15日，就在世博会闭幕15天后，巴西宣布成立共和国。《巴黎日报》（Journal de Paris）为宣布这一消息，杜撰了一封被废的皇帝写给路易·巴斯德的书信，后者乘着船流亡到巴黎。书信如下：“当我正怀着极大的兴趣忙着进行天文学观测之时，一些不太明智的思想控制了我的政府，推翻了我的宝座。……尽管他们先前并不想在巴西建立共和国。我才是这个新的合众国的真正缔造者。是我逐渐让人民适应了自由的思想，也是我了解了你们国家的主要原则（1889年11月20日）。”

但佩德罗二世的这一形象与事实并不相符，因为巴西“第二帝国”实际上是一个高度自治的政体，捍卫着一个极度尊崇种族主义和等级制度的社会。但在巴西共和国成立的头几年，共和国一直都受到法国的保护。正如法国媒体所称道的那样，共和国的成立是“巴西进行的一场革命”，然而，这场“革命”却与19世纪法国人所熟知的那些人民起义不甚相关：一些拥护共和政体的青年军官领导了政变，政变得到了大农场主显贵的赞成，因为这部分人当时已经对帝国失望了。人民阶级几乎没有参与其中。在法国，最为激进的共和主义者是“雅各宾派”，他们梦想着可以在法国大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再次进行一场浩大的革命，他们幻想着他们的人民可以在大街上成立俱乐部，在讽刺短文中描述玛丽安娜和自由之帽，这些人就是市民。几年后，一位海军军官回忆道：“我们谈论心爱的法国，也谈论法国的文化影响力，甚至我们在进行政治斗争时，一些最微末的小事都能让我们想起法国。《马赛曲》是我们的战争颂歌，我们对大革命的始末铭记于心。我们在呼喊‘共和国万岁’时，几乎总是要加上一句‘法国万岁’！”（O Paiz，1912年11月20日）

虽然雅各宾派在立场不明的共和党中只占了少数，但对于充满着启蒙思想和自由意识的法国而言，其受众可要比雅各宾派的人数要多得多。至少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对于那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精英人士而言，法国就是文明的中心和“世界的大脑”，正如1889年12月1日，一篇在《巴西邮报》（Courrier du Brésil）上发表的社论所言：法国是文雅和礼仪的楷模，在科学、文学和哲学领域都产生了许多最为杰出的人物——有些专家，如植物学家奥古斯特·圣-伊莱尔（Auguste de Saint-Hilaire），就专门研究巴西。巴西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法国找寻历史的方向，以带领巴西走向进步、社会公平和自由。因此，就这部分而言，维克多·雨果在巴西的巨大影响为巴西带去了浪漫主义的气息，同时也预测了巴西的这场革命的到来。

从19世纪70年代起，法国在整个19世纪构建的形象就受到了巴西工程师、军人、医生和教授等新晋精英的狂热追捧，也就是奥古斯特·孔德的那个实证主义（1798-1857）的形象。在共和党人议事的中心，尤其是在巴西的军事院校建立之后，他们将孔德的这句格言，即“秩序与进步”加诸于新制度。从此，这句格言出现在了国旗星光灿烂的球形图案之上。

孔德在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建立了一种历史的哲学思想，根据这种哲学思想，人类必然会朝着一种科学和实验的关系演变，并将抛弃宗教的默启与形而上学的内省。这种“积极”的思想被应用到政治之中，使得社会各界逐步进行了世俗化、共和化和一体化的变革，并使技术和经济都得以发展。自1845年起，孔德的思想开始转向宗教层面：在与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年轻姑娘克洛蒂尔德·德沃（Clotilde de Vaux）坠入爱河后，孔德建立了“人道教”（la religion de l'humanité）。他令人惊异地崇拜着故去的前任和他自己的思想，希望在人们之间创造出一种让“积极状态”变得有确立之可能的“感情”。

科学实证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思想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它将科学进步中出现的乐观主义和信心变成了一条历史的定律。但只有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在医生们的斡旋以及皮埃尔·拉菲特（Pierre Laffitte）的传教热忱下，孔德的宗教思想得到了充分发展。孔德为他生前的最后几部著作撰写了一份文字说明，而拉菲特既是孔德的继承人，亦是这份文字说明的捍卫者。米格尔·勒莫斯（Miguel Lemos）和雷蒙多·特谢拉·曼德斯（Raimundo Teixeira Mendes）都是人道教的领导者和“使徒”，在他们的统治下，巴西的实证主义思想被不断深化、建构与等级化，并在帝国末期与共和国初期的公众舆论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同时，巴西的实证主义教会也让孔德建立的这种宗教信仰不致被人们所遗忘。教会位于巴黎的帕延街（rue Payenne），时至今日，这里依旧是一座“人道主义的小教堂”。1903年，这座属于孔德的缪斯，即克洛蒂尔德的老房子被巴西实证主义者重新买了下来。

若说孔德主义在巴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也是因为它使这个“外围”国家在普遍历史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并赋予新晋精英分子一项使命，将工具交到了他们手中，从而让他们得以反抗“荒诞的地方主义”——奴隶制、天主教君主制、贵族制——正是这些制度阻碍了巴西进入普遍历史之中。19世纪末，实证主义运动形成了一股重要的进步力量，这股力量从根本上主张废奴主义，要求建立共和政体，促进政教分离的进行和大众教育的发展。这些斗争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一个理想化形象有力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个形象中，人们在尊重“秩序”这一孔德思想的基本准则时，自由和进步似乎也得以显现了，之所以二者间会产生这样的联系，是因为这些斗争都是由学识渊博的先锋派人士进行的。作为先锋派人士，这些身着礼服的行家里手深信他们的知识和道德优势将会得到很好地发挥。

然而，法国模式并没有于1889年嫁接到巴西身上：巴西既没有采用法国的共和制度模式，也没有吸纳法国的普遍历史思想和实证主义理论。巴西的政治参与者们运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在法国提供给他们的现代化的知识宝库中汲取营养，比起思想体系，他们找寻更多的是具体的工具；比起孔德和马克思的作品，他们所读更多的是利特雷（Littré）、拉菲特以及勒鲁瓦-博利厄（Leroy-Beaulieu）的作品，他们适应了法国的民族传统和与巴西相反的虚构事物，并进行了一定的协调。此外，这些年迈的大农场精英们最终在政治和立宪斗争中获胜，并在世纪之交建立起一个兼具联邦制度和寡头政治特点的共和国模式，这一模式在政治和社会层面都别具一格。

这一重要的影响产生了长远的效应。首先，它在大西洋两岸的科学界孕育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在巴西，不再只有法国的知识分子受到他们祖国“启蒙时代”光辉的照耀：巴西人也支持孔德的思想，认为科学业已成熟，而社会学也在这一时期诞生了。巴西的社会科学在法国的强烈影响下诞生了：20世纪30年代，在巴西圣保罗大学的创立过程中，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和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反过来，这些研究者在巴西逗留之时，也目睹了巴西奴隶制的过去，目睹了印度人在巴西的频繁往来，他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十分震撼。布罗代尔如是说道：“我在巴西变得聪明了。我眼前的景象是一幅历史的景象，也是一幅友善社会的景象，通过这些景象，我以不同的方式理解了生活。”20世纪，从“新国家体制”（Estado Novo，1937-1945）到军事独裁时期（1964-1985），法国一直是巴西知识分子流亡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地理学家米尔顿·桑托斯（Milton Santos）和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时常出入索邦大学。今天，无论是课堂上参考文献的作者，还是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学教员，都以法国人居多。

此外，在巴西，历史实证主义的文本巩固了人民的信仰。巴西因受到保守的寡头政治的束缚，只有部分进入了20世纪的历史。而20世纪的世界，是首个工业的、有序的、“文明”的世界。只有强大且开明的中央权力才能够引领国家走向辉煌，而这是由其国家性质决定的。许多差异十分显著的政治运动都运用了这种具有国家干涉主义思想并致力于现代化的准则，从左派“民粹主义”拥护者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军事政变者都使用了这一准则。

莫德·希里奥（Maud Chirio）

附注：1550, 1664, 1808, 1840, 1973

[1] 巴西国旗是由绿色作为背景，加上黄色的菱形，而在菱形上再有一个蓝色的圆形，圆形上有27颗以南十字星座为中心的白星，中央的一句葡萄牙语格言“Ordem e Progresso”，解作“秩序与进步”。——译者注

1891年
对帝国进行巴氏消毒

1891年1月，阿尔伯特·卡尔梅特在西贡创立了第一个海外巴斯德研究所。在法国本土，路易·巴斯德研究发现的影响仅局限于公共卫生领域，然而，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员却已将殖民地变成了医疗革命的实验室。

巴斯德并没有带来一场革命，至少在法国本土是如此。路易·巴斯德于1885年研制出了狂犬病疫苗，后又于1888年创立了巴斯德研究所，但这些成就仅对法国的公共卫生政策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巴斯德所创造的科学将微生物转化为对抗传染病的关键之物，这一发明深深吸引了大众舆论和执政者。但由于医生们的不满和议会政策的重重阻挠，该科学并没有实现卫生学家进行社会改革的梦想。巴斯德研究所工作人员（les pastoriens）——人们如此称呼巴斯德的学生，以及那些在巴斯德逝世后到研究所接受培养的研究人员——也几乎未能改变法国公共卫生的命运。

倘若人们同许多第三共和国的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员一样，将法国仅仅当作其幅员辽阔帝国的一个省份，那这种悲苦的叙述就不会显得虚假不堪了。与法国本土相反，在法国的殖民地，自19世纪末开始，巴斯德研究所的医生就与当地政府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医学改变社会的梦想在殖民地得以实现，与此同时，研究员的实验室也在这里安置了下来。

历史就此拉开了序幕：研究所中的路易·巴斯德希望能够报效祖国，他于1890年12月请来了阿尔伯特·卡尔梅特（Albert Calmette），后者是一位海军医生、自学成才的微生物学家和研究热带地区的行家。卡尔梅特从委派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Saint-Pierre-et-Miquelon）返回后，为了学习巴斯德的技术，在巴黎待了几个月的时间。路易·巴斯德原本与殖民地次官欧仁·艾蒂安（Eugène Étienne）少有往来，但他却建议卡尔梅特前往印度支那创立实验室、生产疫苗并研究当地的病理学。对于这个提议，巴斯德请他好好考虑一下并尽快回复，而卡尔梅特则一口答应了下来。

卡尔梅特是巴斯德研究所的第一批支持者。该研究所的教育吸引了一大批来自殖民地卫生团体的医生，而这一团体在1890年才刚刚创立。研究所因这些殖民地医生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对于研究所而言，这些来自军队的新成员是一批坚定又热忱的门生。医生们毕业于波尔多的法国海军医务学校（l'École de santé navale de Bordeaux）[1]，随后，他们又在马赛的法罗学校[2]进行为期几个月的热带病理学的学习。他们受到新式科学的教育，在学习过程中使用了实验台和显微镜，以及其他已十分多元的实践应用——从诊断到制药。就此，殖民地卫生团体和巴斯德研究所，这两股法国医疗领域的新兴力量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当时，巴斯德研究所工作人员与德国人和英国人因“微生物研究竞赛”而站到了对立面，微生物研究的主阵地也开始向非洲和亚洲转移——1883年，研究所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在于鉴别引发霍乱的动因，但亚历山大却对此一无所获，而德国人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则在其研究中对该问题再次进行了探讨。

在抵达西贡后，阿尔伯特·卡尔梅特将他的实验室安置在部队医院旁边，牛栏占据了实验室的主要空间，这里饲养的小牝牛以及后来的水牛都被用来生产天花疫苗。与巴斯德在巴黎一样，卡尔梅特也扮演了一个“微生物展示者”的角色。他在实验室研究症状相似的病人的病理学，同时也对当地的“生物”产品，如鸦片和米酒十分感兴趣。通过辨别疫苗中的微生物，他对疫苗的生产进行了合理的改革，使得当地的法国人能够对疫苗进行具有专利和垄断性质的工业化生产。他将实验室变成了一个“小型研究所”：人们为注射天花疫苗而排起长队，当时，天花病毒仍在肆虐。整个殖民地上被狗咬伤的人都聚集到这里注射狂犬病疫苗保命。疫苗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政府对此非常满意。卡尔梅特于1893年返回法国，他在行李箱中携带了笔记和仪器设备，以便继续他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蛇毒的研究。西贡的实验室依旧不温不火，但它为许多影响了热带地区的研究任务打下基础，其中就包括了亚历山大·耶尔森于1894年在香港发现的鼠疫杆菌。实验室于1904年正式更名为西贡巴斯德研究所：它从形式上成了位于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的分支机构，并确认了其独立于当地政府的自治权。

这种情况将在法国大部分殖民地得到复制：研究所总部派遣一名研究员到殖民地，并在殖民地建立一所将生产疫苗作为首要目标的实验室。在几年的时间里，实验室经过试运转和一系列社交奔走后，在巴黎总部的统筹下开始进行研究工作。在这之后，实验室成为当地政府不可或缺的巴斯德研究所。按照这样的模式，20世纪30年代末，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员就在塔那那利佛、布拉柴维尔、达喀尔、阿尔及尔、突尼斯、丹吉尔、卡萨布兰卡、河内、芽庄和努美阿等地设立，甚至连外国，如伊朗和希腊都“需要”这些所员。巴斯德研究所海外分所的光辉永远不会西沉。

巴斯德的门生们毫不掩饰他们参与殖民活动的自豪感。疫苗、肉汤培养基、血清和蚊帐都是帝国的工具：作为保护军队和殖民者健康的战略工具，它们同样“征服了当地人的灵魂和感情”。卡尔梅特在1905年写道：“它们使得殖民活动格外具有人道主义和教化色彩。”

自从巴斯德研究所从事卫生服务以来，他们对殖民地的劳动力危机做出了回应，而这场危机阻碍了殖民政府对殖民地，尤其是对非洲的“开发利用”。欧仁·雅莫（Eugène Jamot）博士，作为布拉柴维尔巴斯德研究所的副主任，对抵抗昏睡病（一种寄生虫病）的方法进行了调整：医疗队将携带显微镜和注射器逐村进行走访，对所有昏睡病病例进行发现和治疗。这种集体性的医疗活动有时还具有强制性。医疗活动将人民（或种族）的安全放在首位，培育了一大批非洲的护士，同时，当地人民也受到现代性的强烈冲击。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一批在军事化体制下的社会医疗的先锋，他们的抱负十分高远：根除热带地区地方病，净化非洲，让当地人按照现代的卫生标准生活——不管他们是否愿意。1939年，在庆祝巴斯德研究所成立50周年的盛典上，巴斯德的女婿路易·巴斯德·瓦莱里-拉多（Louis Pasteur Vallery-Radot）向共和国总统做出保证：“帝国的巴斯德研究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些研究所坚守在岗位上，只要巴斯德精神和法国之魂持续赋予它们活力，这种坚守就将继续下去。”

尽管研究所的研究员们喜欢借用“巴斯德的传教士”这一用语自称，例如1912年，他们就如此称呼了卡尔梅特，但他们并没有局限于这个功利主义的角色。他们的研究不再受到迫切的经济需要和巴黎研究总所的束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夏尔·尼科勒（Charles Nicolle）将突尼斯巴斯德研究所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研究中心，其研究活力与法国本土的巴斯德研究院不相上下。1928年，尼科勒荣获诺贝尔奖，在他逝世后，遗体被埋葬在他的研究所中。像“突尼斯人”尼科勒，以及于1901年被任命为西贡巴斯德研究所主任的耶尔森这样的人物，都成了标志性人物，他们对于当地文化有着巴斯德式的依恋。医疗团体开始具有世界性：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西贡巴斯德研究所就培养了一批来自印度支那的医生，巴黎的巴斯德学校也开始招收来自殖民地的学生（即使这些学生经常一回国就会撞上种族等级制度这层透明的天花板）。

而另一方面，巴斯德的门生并不满足于“传播”一项理论，“巴斯德认为，他们想要传播的是一股真理之风，这股微风将在具备发展潜力的领域里大展身手”，也不满足于如此境地之下的帝国。事实上，这项医疗活动朝两个方向发展：众多的走访活动都以“返回研究所”而告终，法国的医学因其在殖民地的治疗经验而引人注目。卡尔梅特在回国后不久，就创立了里尔巴斯德研究所。研究所建立后，他在工人阶级中展开了一项对抗结核病的项目，在法国，仍没有其他项目可以与之相媲美。在他的行李中，卡尔梅特似乎带回了一种思考医学的方式，如社会干预，以及某种政治意识，正是这种意识使得研究所不必等待公共权力的资助，就得到了北方的社会名流和慈善家的慷慨解囊。对于卡尔梅特和其他人而言，这些殖民地是一所学校。在殖民地和法国本土，医学都是一项在“社会资本”中进行的投资。

殖民地纷纷独立后（约1960年），这些原本建立在殖民地上的巴斯德研究所焕发了第二次生命，同时，非洲大地上也建立起许多新的巴斯德研究所，这或许是最让人惊讶的地方了。巴斯德研究所支持戴高乐的“援助”方案，随后，他们在艾滋病、埃博拉以及禽流感等新型传染病出现时，仍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巴斯德研究所的国际网络”得以确立，成为监管“世界健康”的一个极其宝贵的工具。巴斯德研究所的殖民历史因此也成了一个特殊的记忆之场：直至20世纪60年代，人们才开始热忱地追念起这段历史。今天，它悄无声息地流逝，让人们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地回想起耶尔森在印度支那的那些奇遇经历。1933年，卡尔梅特辞世，他因成功试制卡介苗疫苗（le BCG，全称le vaccin bilié de Calmette et Guérin）而成为一位不朽的民族人物。人们不再将他称为“大殖民者”。法国公共健康曾经志存高远。

纪尧姆·拉舍纳尔（Guillaume Lachenal）

附注：1347, 1832, 1931

[1] 1890年11月5日，在波尔多市建立法国海军医务主校，不久更名法国海军医务学校。1971年，法国海军医务学校与另外两所培训学校正式合并为法国三军卫生勤务学校。——译者注

[2] 法罗学校（l'École du Pharo），即军队卫生服务热带医学研究所（Institut de médecine tropicale du service de santé des armées）。——译者注

1892年
“没有人是无辜的！”

19世纪90年代初，无政府主义的一系列恐怖活动震惊欧洲。巴黎也是这条反应链上主要的一环，该反应链引发了大众舆论的恐慌，并孕育了一种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国际主义。

19世纪90年代初，一股无政府主义的恐怖主义浪潮震惊了法国，在这股浪潮中，既有发生在个别国家内部的恐怖主义事件，又有全球性的恐怖主义事件。

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关系，并产生了一个“新兴阶级”，即工人阶级，该阶级的重要性与政治诉求似乎超越了国界的限制。这种新身份的出现伴随着社会主义和其他思潮的发展，而这些思潮中就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主要来源于蒲鲁东、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他们的思想经由流亡避难和国际交流而得以传播。此时的欧洲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法国、英国、瑞士都是避难国，他们为逃离专制独裁的无政府主义人士提供了栖身之所；与此同时，一些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也同样促进了这些意识形态的发展。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国在面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时的表现有些特殊。克鲁泡特金难道不需要“1793年到1794年间的先辈们”的遗产吗？

以技术进步著称的工业革命促进了思想和行事方法的传播以及人员的流动。炸药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武器，这项武器来源于1846年人们对硝化甘油的发现，以及1864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对此项技术的精通。1875年，人们发明了塑性炸药。因媒体的发展、出版物的增多以及扫盲计划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写字，同时，这些变化也推动了思想和塑性炸药“使用方法”的传播。《无政府主义指南》（L'Indicateur anarchiste，1887年）是一本40页的小册子，它被译成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在军界广为流传。书中讲解了将硝化甘油制成手工炸弹的方法。种种变化都催生了1880年至1890年间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活动浪潮。

在法国，历史的影响和国家政治的背景同样催生了这股浪潮。由于工人运动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之间关系的破裂，这些诞生于工业革命的新兴社会力量关系在法国得到了特殊的发展。从1848年6月开始，两方关系的破裂最终导致巴黎公社受到血腥镇压（1871年），并因富尔米惨案（1891年）的发生被进一步加深。在一些人眼中，共和国就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因为当时，共和国想把工人阶级归为危险阶级之列，并对其保持警惕之心。工人阶级和共和国之间的潜在敌意在愈发壮大的反议会制运动中体现了出来，而反议会制运动是由法国大联盟银行（l'Union générale）的破产（1882年）、勋章事件（1887年）与巴拿马丑闻（1892-1893）而引起的。围绕着共和国的种种“事件”和失信行为使人们产生了使用合法暴力来反对政府的想法，这个政府此时已不再能称其为一个政府了。1894年7月26日，在针对反无政府主义（“犯罪法”）法律草案的讨论中，饶勒斯发表讲话，他提议在法律文本中增加一个修正案，他这样说：“所有怂恿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宣传的公众人物、部长、上议员、众议员，他们都已将任期出卖给了无政府主义，都已接受了贿赂，也都参与到了不正当的金融交易当中。他们要么在受到司法部门谴责的企业董事会里身居要职；要么在一个或多个人面前，通过媒体和发言鼓吹自己所谓的事业。”

第一国际失败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内部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行动宣传”（propagande par le fait）的政策。他们的行动标志着欧洲史上，特别是法国史上的第一次巨大的恐怖主义浪潮。

但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行动宣传”的策略并不一定会演化为恐怖主义行动。第一个煽动暴力活动的是俄国人彼得·克鲁泡特金，他与法国地理学家埃利泽·勒克吕（Elisée Reclus）一道创立了报刊《反抗者》（Le Révolté）。克鲁泡特金于1891年重新提起这项原则，并明令禁止这项他曾大肆鼓吹的方针。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行为看出，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这项十分特殊的革命性暴力行为非常犹豫。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一致同意采取个人行动和恐怖行动来宣传他们的思想。仅有极少数无政府主义者选择了这样的方式，但人们却能够感知到他们的存在，媒体也对他们进行了大肆报道。

19世纪90年代，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社会深受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力活动及其表现的困扰：对恐怖行动的叙述，对受害者和刽子手的描写，以及种种流言滋生了人们对于其他恐怖行动的担忧，当时的媒体报道更是传播了公众的持续性担忧。妄想成为一种集体行为，猜忌也逐渐蔓延。若公众的担忧渐有平息之势，恐怖主义便会再次卷土重来。1892年8月，在卡尔莫（Carmaux）罢工运动和平解决后，埃米尔·亨利（Emile Henry）决定采取行动以重新唤起工人运动。为此，他在卡尔莫矿业公司事先安放了炸弹（警察发现了炸弹，并将炸弹转移至好孩子街的警察局，炸弹随即爆炸，导致5名警察死亡）。

这种恐怖主义的其中一个悖论在于，一方面，它给社会压上了一个持久而未知的威胁；另一方面，它具化为媒体上的几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事实上，在1892至1894年间就出现了几位被人们所铭记的恐怖分子。拉瓦肖尔（Ravachol），轻罪犯人，他的名字因他所进行的恐怖活动和其诉讼案件而尽人皆知。3名无政府主义的激进分子德康（Decamps）、达尔达尔（Dardare）和莱韦耶（Léveillé）在被逮捕时与警察发生交火（德康和达尔达被判入狱，而莱韦耶则被无罪释放）。为了报复，拉瓦肖尔在法官们预审和判决案件的大楼里安放了炸弹，他因此被判处死刑，而这更是激起了奥古斯特·瓦扬（Auguste Vaillant）、泰奥迪勒·默尼耶（Théodule Meunier）和埃米尔·亨利的报复行为。泰奥迪勒·默尼耶在拉瓦肖尔被告发和逮捕的那家咖啡馆引爆了炸弹。奥古斯特·瓦扬所进行的恐怖活动则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他在波旁宫[1]安放了炸弹，当时那里正在召开一场会议。不论是埃米尔·亨利的经历还是他的镇定，都激起了媒体和公众的惊惧和担忧。他是一名从巴黎综合理工大学辍学的学生，出身资产阶级的他却选择了袭击卡尔莫矿业公司，随后又袭击了圣拉扎尔火车站的“终点站”咖啡厅。在意识到即将等待着他的痛苦之后，他将他的诉讼视为一个政治讲台，在这个讲台上，他细数了自己的生平、对无政府恐怖主义的“皈依”，并威吓大众：“没有人是无辜的！”整个社会都是他的敌人，甚至包括坐在咖啡店露天座椅上的路人。在埃米尔·亨利被处决仅一个月后，即1894年6月24日，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意大利人卡塞里奥（Caserio）——这表明恐怖主义行动具有跨国性——为了替亨利复仇，在里昂刺杀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萨迪·卡诺。这些恐怖活动彼此相互呼应，而在推动它们进行的动力中，意识形态有时会被复仇的念头所抹煞。恐怖主义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袭击——镇压——袭击/反抗。这样的局面使得无政府恐怖主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与媒体的关系问题，以及与这种关系作斗争的方法问题。

瓦扬和亨利犯下了罪行，并对即将等待着他们的命运不抱任何幻想。此外，瓦扬在其诉讼中也宣称，他在选择“有益于大业”的死亡前曾想过自杀，他说道：“唉，这些人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和卑劣，因此，我将这枚炸弹带给那些应为社会的苦难负首要责任的人。”他的诉讼是一个政治讲台，而媒体则是这个讲台的共鸣箱，共鸣箱超越了国界的限制。全世界的媒体对每一起恐怖袭击都进行了报道，报道数量的增多，很快就让人们觉得恐怖主义正在酝酿着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大阴谋。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在19世纪90年代，恐怖主义袭击浪潮席卷的地域十分广阔。无政府恐怖主义本质上是国际性的，其国际性，既来源于其意识形态，亦来源于其实践活动，它的支持者四处游窜，制造袭击，打击的目标并没有国籍和国界的区别。因此，一个意大利人才会于1894年在里昂暗杀了法国总统萨迪·卡诺，同样也是一个意大利人，因其于1898年在瑞士暗杀了一个奥地利人——伊丽莎白皇后（茜茜公主）而登上了法国媒体的头条。

对无政府主义的打击同样具有国际性。在欧洲，警方间的信息交流愈发频繁，这一改变主要得益于法国人贝蒂荣（Bertillon）对现代化的抓捕方法进行了调整（“口述肖像”）。1898年，首次反无政府恐怖主义的国际会议召开，标志着各国开始共同对抗这一国际性的威胁。但该会议的影响因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间无法逾越的对立而受到了限制。

在法国，无政府恐怖主义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而第三共和国也作出了严厉的回应。共和国首先高调且坚决地表示，政府绝不会向恐怖主义屈服。在这一点上，瓦扬在波旁宫的刺杀就完全具有了象征意义。议会主席夏尔·迪皮伊（Charles Dupuy）受了些许轻伤，但仍继续开会，并宣布：“先生们，会议继续！我们不知道这些恐怖分子发动袭击的原因，但无论他们从何而来，恐怖活动都不会扰乱立法者的决策，这是议会和共和国的尊严所在。”几天后，立法者通过了第一部“犯罪法”。1893年12月11日，在恐怖袭击发生仅两天后，让·卡西米尔-佩里埃（Jean Casimir-Perier）提出一部法律草案，该法律对为无政府主义活动进行辩护之人判罪，并且允许政府对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进行预防性逮捕。12月18日，第二部法律出台，该法律允许政府逮捕无政府组织成员以及无政府组织的同情者。1894年7月28日（在萨迪·卡诺遭到暗杀的一个月后），法国政府出台了第三部法律，该法律禁止一切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行为，且并没有对无政府主义进行定义，这就使得法律实行具有了伸缩性。这些“犯罪法”的出台标志着立法的开始。法律虽不是反恐怖主义的法律，但也为特别法庭的确立开辟了道路，后者随后便在法国逐渐发展起来。

热妮·拉夫利克（Jenny Raflik

附注：1794, 1871, 1968, 2015

[1] 法国国民议会的所在地。——译者注

1894年
德雷福斯，欧洲事件

对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指控不仅将法国社会分成了两大派别，也在整个欧洲引发了反响，同时，该事件还饱受着逐渐扩大的反犹太主义浪潮的折磨。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正在形成，可德雷福斯之名却成了不公正的象征。

1899年9月17日，星期日，约5万名示威游行者集聚在著名的海德公园演讲者之角。《泰晤士报》（Times）认为，伦敦的游行者代表了“小资产者的尊严”，《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称，这是对在法国嘲讽“人道主义基本原则”的“卑鄙法官”提出的抗议。事实上，对德雷福斯上尉的第二次判决一经公布就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愤慨，愤慨的情绪跨越了法国国界，甚至跨越了欧洲边界，以至于人们开始谈论是否应该抵制1900年在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德雷福斯上尉被控是德国间谍，然而这一控告有失公允。1894年12月22日，德雷福斯被判终身流放。在其辩护人的大力动员下，1899年，受到贬黜、身陷囹圄、遭人厌恶的德雷福斯获得了重审的机会。虽然在重审中，德雷福斯再次被判有罪，但是陪审团在裁决中加上了“可酌量减刑的情节”，这一改变证实，审判员们感到十分不安。实际上，在德雷福斯于1906年得以平冤昭雪前，他就已经得到特赦和释放。这起著名的事件首先是法国史的一部分，在这段历史中，第三共和国正处风雨飘摇之际，政治变幻不定，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政治中，民主原则与国家紧张局势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德雷福斯事件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反响，并引得媒体争相报道。该案件使得反犹太主义的问题重新登上舞台，并建立了一种公民动员的新模式。

事件始于1894年9月，一名为法国情报机构（统计处）效力的清洁妇在德国大使馆的一个纸篓里发现了一张奇怪的纸条。纸条上写着一些秘密情报——这些无关紧要的情报实际上是一位负债累累的官员艾斯特哈齐（Esterhazy）所写的，他才是这起案件的罪魁祸首。但由于调查者们急于得出结论，再加上他们头脑中充斥着偏见的观点，于是便将猜测的矛头对准了一位来自阿尔萨斯的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这位青年因家境殷实、婚姻美满和才干出众招致众人的嫉妒。他虽是犹太人，却身处一个浸淫着反犹太的传统主义的军队中，这一情况更加深了人们对他的怀疑。被指有罪的德雷福斯主张自己清白，并对种种压迫做出了反抗。在意识到指控材料的脆弱之后，调查者开始在报纸上散布谣言，并伪造假罪证，战争委员会正是凭借着这些材料于1894年12月22日给德雷福斯定罪的。

作为奥地利的一大报刊《新自由新闻》（Neue Freie Press）的驻巴黎记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arzl）对该事件的实质十分困惑。1895年1月5日，赫茨尔出席了德雷福斯的那场庄严的公开降级，在这场仪式中，赫茨尔看到了反犹太主义氛围的粗暴行径，而这种氛围使得德雷福斯那本就已十分渺茫的希望变得更加遥不可及。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遭到暗杀后（1881年），沙俄就加紧了东欧犹太人的屠杀，而此时，法兰西共和国成了东欧犹太人的避难之所。意第绪语中有这样一句谚语“幸福就像上帝生活在法国”：在其他国家，犹太人也能同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一样，从事一项有着大好前途的职业吗？虽然赫茨尔自1891年就定居在法国，但他能够衡量这种引发局势紧张的一体化所具有的双重性。事实上，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因对犹太人所谓的隐秘财力的批评，以及一些建立新种族主义的生物学理论，传统的基督教反犹主义愈发复杂了。排斥性的言论得到巩固和传播，爱德华·德吕蒙（Édouard Drumont）撰写的《犹太人的法国》（La France juive，1886年）大获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本小册子是《自由言论报》（La Libre Parole）的延伸，后者是首个揭露“叛徒德雷福斯”罪行的报刊。

同样，这起事件也经历了一段插曲，不过在知识的缓慢发展中，这段插曲并不具有决定意义。知识的缓慢发展引导着赫茨尔去思考“解决犹太问题的现代方案”：因为同化犹太人是痴心妄想；因为“自由主义者们的错误在于，他们相信能够通过一部颁布于法律公报上的法令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从此，人们应当推行犹太复国主义，建设犹太国家，而《犹太国家》（l'État des juifs）也是赫茨尔于1896年出版著作的标题。1897年，巴塞尔（Bâle），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为贝尔纳·拉扎尔（Bernard Lazare）而欢呼。自1895年2月起，为重审德雷福斯案，贝尔纳·拉扎尔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斗争。

由于这场人间悲剧，以及那股横跨了法国和整个欧洲的反犹太主义狂潮，犹太群体发生了剧烈的动荡，然而，对于犹太群体来说，德雷福斯事件成为——并将持续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动员杠杆。在俄罗斯的犹太村庄，莱昂·巴拉特兹（Léon Baratz）解释道：“所有人都感觉和德雷福斯上尉一道成了被告，并且，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桩世界性的犹太诉讼案。”1900年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残忍地大屠杀震惊了东欧。甚至在美国，新闻报道也开始热衷于研究德雷福斯事件，移民们开始忧心忡忡，他们再次回想起那些被迫害的过去，而资产阶级犹太人也开始扪心自问：德雷福斯虽已完全融入法国社会，但仍被无情地抛弃，那么，德雷福斯不正是他们中的一员吗？德雷福斯事件引发了第二波反犹太主义浪潮，这股浪潮同样也在维也纳盛行，那位于1897年当选的市长卡尔·吕格（Karl Lueger）就公开表示了对犹太人的仇恨，而《锡安长老议定书》（Protocoles des sages de Sion），俄罗斯秘密警察于1901年伪造的文书的传播，再次掀起了一股反犹主义浪潮。

除了反犹主义问题，德雷福斯的名字也被印在全世界所有的报纸上，引发了公众对他的强烈同情。1899年，对于福雷德斯的第二次判决通告，维多利亚女王难掩愤怒，她说道：“没有一个词能表达我的厌恶，整个欧洲都想大声疾呼它的愤怒！”

这种国际性的感情冲动穿过了拉伯雷的布列塔尼小村庄的大门，就连道口看守员的脑中可能也会回荡着一个到处传播的名字，他说道：“谁是德雷福斯？我从没有听说过此人。”这位“幸福的人”受到了记者的采访，“比起阅读报纸，他更愿意侍弄他的母鸡和蔬菜”，这些话表现出了这位法国乡间的老百姓在文化上可以自给自足，而城市精英们则认为这些乡间百姓对于公众舆论运动无足轻重。但我们若是相信了这一点，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大量的例子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人们大量动员小人物们去支持或反对上尉，而这些小人物都是通过小道新闻跟进上尉的不幸遭遇的。埃米尔·左拉写道：“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剧，真是些了不起的人啊！”“小说家的心因为热忱的崇拜而跳动着。”报纸将这起事件以专栏的形式进行了报道，报道中涵盖了该事件的受害者（魔鬼岛上那位不幸的囚犯，还有他勇敢而又端庄的妻子露西）、主人公中校皮卡尔（Picquart）——正是他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并毫不犹豫地反抗了他的长官们——以及事件跌宕起伏的发展。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在19世纪末，报业文明在扫盲运动、技术进步和言论自由的发展下应运而生，因此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初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传播了反犹主义，亦受支持诉讼案重审者们的调配。在这些支持者中，有很多都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他们皆为报社的常客。人们口中的“德雷福斯支持者”致力于通过一些大胆的做法唤醒人们的觉悟：文章、小册子、集会，当然还有种种谣传、争执和丑闻。在动员陷入僵局之时，1896年，马蒂厄·德雷福斯（Mathieu Drefus）因受一篇刊登在伦敦《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上的宣称他兄弟越狱的讽刺短文的启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德雷福斯事件的关注。两年后，1898年1月13日，当局似乎已经将该事件的卷宗封存了起来，而埃米尔·左拉在《曙光报》（L'Aurore）上发表的头版文章《我控诉》（J'accuse）引起轰动，并引发了人们对政府此等做法的反对，使这份卷宗得以重见天日。左拉利用自己的知名度，点名指出应为这桩司法错误负责之人，他给自己招来的司法起诉引发了强烈反响。他被判决后，他逃往布鲁塞尔，重燃19世纪自由主义者对政治流放的记忆。

然而，在法国之外，我们无法对该案件的所有政治利害进行衡量，或许比利时的人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教权主义问题同样敏感。事实上，此时的第三共和国正在寻求一种同一性，这使得国家存在一种潜在的危机，德雷福斯事件才得以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那么，为了更好地保护国家机构和祖国，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对国家的解放计划，同时也不损害军队和教会的利益，社会制度是否应当因循守旧呢？19世纪90年代，这些本质问题依稀地穿插在了政治格局当中，并通过德雷福斯的诉讼案清晰地展现出来。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瓦尔德克-卢梭（Waldeck-Rousseau）怀揣着还原事情真相的愿望，于1899年6月组建了一个“保卫共和政府”，该政府将左派力量紧密团结起来，以反对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大众之敌：专制政治，尤其是其中的教权主义。

尽管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这次政治重组的托词和促进者，但在重组发生后，他便淡出了公众的视线。1899年，他被判决有罪却也得到了释放，1906年，他得以平反。又过了两年，他参加了将埃米尔·左拉的骨灰移至先贤祠的仪式，而仪式上的暴力氛围（德雷福斯甚至受到了枪击！）则表明，仇恨的情绪依旧萦绕在民族主义者的心头。通过此次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表达了对德雷福斯支持者的感谢之情，因为后者敢于推翻他们的制度，从而让共和国能够更好地想起它的建国原则。

从吕西安·埃尔（Lucien Herr）、饶勒斯到克列孟梭，他们在积极介入当代问题时，既颂扬真相，亦崇尚理性，并且，有些人早早揭露了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用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的话说，这种真正的“信仰狂热”降级成为“政治”，也就是说在双方妥协的情况下，“政治”辜负了在这场激战中制造武器的绝对的狂热分子。但共和国以及世界上其他的民主政体都没有使用普遍主义价值观来了结这件事：在德雷福斯事件的背景下，普遍价值观得以凝聚成形；此外，当不公正和司法错误的幽灵显现之时，所有的政体都重新找回这种普世价值观。从工会主义者儒勒·杜朗（Jules Durant）——1910年的“工人德雷福斯”，到证券交易人热罗姆·凯维埃尔（Jérôme Kerviel）——2010年前后的“新德雷福斯”，德雷福斯事件成了一个法庭辩论惯用的论据，甚至是戈德温的一个观点。德雷福斯这个名字意味着对误入歧途和幻灭的民主制度的民主批判，它经常在其他场合被提及和引用，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阿尔诺·多米尼克·乌特（Arnaud-Dominique Houte）

附注：1105, 1347, 1369, 1683, 1942, 1962

1900年
法国向世界表示欢迎

访客多达5000万人次。但是1900年的世界博览会有什么作用呢？和之前几届相同，这届世博会同样是通过展现辉煌的“民族特性”去掩盖失败或经济衰退，而这种特性对法国启蒙时代和进步表示赞叹。

法兰西经常以国家面貌出现，这个国家成功地经受住了失败的考验赢得了象征性的胜利，或者说它通过展示一些杰出领域以此来掩盖其在经济上的退步，法国在时装、奢侈品、艺术、文学领域难逢敌手。在19世纪下半叶，即在1855年、1867年、1878年、1889年和1900年，巴黎都召开了世界博览会。自18世纪以来，作为一切危机、革命和灾难的中心，巴黎就是这样一座尤为典型的城市，而这场嬗变就在这里发生。1878年，新成立的共和国在巴黎上演了国家复兴，尽管遭遇了1870年的失败和巴黎公社；1889年，恰逢共和国庆祝大革命爆发一百周年，尽管最近兴起的布朗热主义危机差点让共和国结束，尽管有些君主国拒绝参加庆典，其中就有德国。1900年，共和国以一种不大光荣的方式暂时处理完德雷福斯事件后，就想炫耀其失而复得的国家统一，以及彰显其在即将迈入新世纪之际对于未来的信心。

这些宏伟壮观的展览品没有完美地掩盖这一事实，即面对其他强国，法国丧失了领土。之所以巴黎能够每每露面，不仅是因为这座城市具有独一无二的国际形象，而且还因为其每种制度或者每届政府都与前任有着激烈的竞争，他们都是为了通过采用更加值得考量的方法，将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步骤具体化。作为世界的百科全书，1900年的博览会更像是一切财富的展览陈列或者说是国家间的一种和平的竞争。共和国应该深化、颂扬启蒙精神以及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L'Encyclopédie）精神，简而言之，给予未来一个方向。但是法国所持有的这种历史观，在那个时期，几乎没有国家认同。

1900年巴黎的统计数据为这场世界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博览会提供了证明。在211天里，共计接待旅客50860801人次，其中购票人次达41027177。平均每天参观人次达241046，周日高峰时段达409376人次。假如后一项指数指出了来自于巴黎各阶级民众的出行，那么火车站和港口的交通状况也显示出博览会对外省人和外国人的巨大吸引力。巴黎火车站的人流因此经历了一个高峰，即1.02亿人次，比1899年和1889年这两届博览会接待的旅客人次分别多出2500万和5600万。1900年的《统计手册》（L'Album statistique）对公众的出行方式进行统计：439976名游客从外地搭乘火车而来，150763名游客乘船而来。毫无意外，输送游客最多的国家也是距离法国最近且属于富裕阶层的国家。按重要性顺序排列，这些国家分别是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德国和奥地利，或者还有意大利。美洲大陆的参展人数很难确定，因为很多人先搭乘英国的大西洋客轮，中途停靠利物浦或者伦敦后，然后再重新穿过芒什海峡。如此遥远的来处证实了这种世界反响：10000多名旅客来自南美洲，3600多名来自日本和中国，8000多名来自东印度和澳大利亚，14000多名俄国人乘船抵达（应该还要加上那些乘坐火车的游客：巴黎——柏林——莫斯科，他们在德国迷了路），28000多名游客来自地中海东部盆地，59753名来自阿尔及利亚，14556名来自突尼斯，2974名来自交趾支那。1900年，巴黎表现出色，和伦敦一道，成为人们口中“首批世界化”都市之一。

与1889年两处景点（一处位于马尔斯广场、荣军院、爱丽舍宫、夏乐山，另一处在万塞讷森林）共占地216公顷相比，此次用于博览会的面积将是前者的两倍之多。然而，拥挤堆积的阁楼，比如从航拍的照片中就可以看出一种饱和的空间感，人们不仅想呈现世界各地的风景，还想展示勾画20世纪图景的新发明和生活方式：小汽车、摄像机、飞机、广播和旨在驱除黑夜的电气照明的全面普及。所有的建筑风格、艺术风格或者音乐风格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然而，与之前的博览会相比，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并没有很多的标志性纪念碑。1878年，人们就在夏乐山上建造了夏乐宫；1889年，一座饱受争议的300米高塔竖立起来。尽管在建塔时经历了一番争论，居斯塔夫·埃菲尔铁塔却已然成为法国首都的新符号。1900年，人们仅仅只建造了亚历山大三世桥，这座洛可可风格的纽带连接两岸，象征着法俄联盟。此外还有大小皇宫（le Grand et le Petit Palais），作为玻璃建筑、穹顶铁建筑和教堂大殿之间妥协的产物，其门柱上有庄严的古典主义装饰和高贵可见部分的雕刻群，此外，宫殿室内室外还有新艺术运动风格的装饰。

1900年的世界会晤至少给予巴黎人一个在城市交通方面赶上伦敦和柏林的契机。经过长时间推延的地铁建设终于在1898年拍板，从马约门站开往万塞讷门站的地铁一号线（十几公里）在1900年7月19日开通。因为两轮或三轮自行车、小汽车、马车争相抢道，而导致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所以，第一条快速交通的开通运营，竟然在5个月内，一下子就吸引游客达1000多万人次，即巴黎人口的5倍之多。

在这座城中之城里，有着数以百计各类风格和各种时代的建筑、数以万计的作品、机器以及展品，所有的事物彼此之间相互竞争以赢得奖赏或博得眼球。步入20世纪，公众和大多数作品的主人一样有了思乡之情。最成功的建筑事实上更加倾向于对传统和过去的追寻，就像恢复瑞士或老巴黎的一个小镇面貌一样。意大利馆是仿照的圣马可大教堂和总督宫，奥斯曼帝国馆是博斯普鲁斯宫（该宫殿是由一个法国建筑师建造的！）西班牙馆是塞维利亚的吉拉达塔的复制品。

殖民风格的陈列馆集中在夏乐山上，它们不仅宣扬着法国海外领地的实力，也对英国、荷兰、葡萄牙或德国海外领地实力表示颂扬。人们尤其喜欢前往这些陈列馆，以便重温民间过往和欧洲统治和谐共存的世界。播放着刺耳音乐的摩尔人咖啡馆，了无生气的爪哇舞者，这时传统的陶瓷器制造者在重工业领域里最为繁忙的或最为致命的机器上过度劳作，在环游世界馆的想象世界里，一些数千公里外的纪念碑相互毗邻，能让人们在顷刻之间从印度游历到葡萄牙，从埃及到日本，从吴哥到北京，既不用携带箱子也不要乘坐船只。

法国也应该在艺术领域取得胜利，法国在大皇宫中举办的19世纪百年展中，碾压了它的邻居，3073幅大卫和在当时还泛泛无名的毕加索的作品得以展出，近来，这3000多幅作品又在巴塞罗那展出。大皇宫对面的小皇宫，举办了法国装饰艺术回顾展，回顾展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至1800年，共有4774幅作品参展。展览会也促进了其众多付费节目发展，这些节目一共获得了1200多万法郎的收益：最为著名要数光学皇宫（palais de l'Optique），最新的科学发现（天文、生物、x射线、地质）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除了其吸引功能之外，这一功能还与巴黎这座景观城市所显示出来的传统面貌相联系，1900年的世博会也突出了其世界中心性的另一方面，而集科学性、战斗性和专业性于一身的大会也借此时机频繁召开。这些大会的召开在各个领域形成国际知识视野：1855年，人们就可以列举出3个，1867年14个，1878年48个，1889年101个，1900年，这一数据翻了一番（203个），所有大会共有68000名参与者参与其中。历史学家与抢险队员，社会经济和电力大会，旅行推销员和发明家协会，女性权利和周日休息权，它们彼此之间有了互相联系。得益于各行各业的从事者，所有这些专家，以及所有这些集结在一起的活动分子或者知识分子，巴黎才能在几个月之内成为真正的世界智慧之都、世界政治之都，人们草拟了有关未来的问题清单：社会法律、为和平而斗争以及给所有领域制定国际章程。

如今，人们对世博会并不在意，并且对其实用性也表示怀疑，因为这种模式已经被弱化，并且被细分为专业展览和游乐园。而今，世博会不是世界百科全书，它比所有这些互相交错的陈列馆还要复杂，游客会迷失其中吗？1900年可能是最后的时机了，在这段时间，发迹于启蒙运动时期的百科全书派、乐观主义派得到自由发展，人们表达了对团结世界各部分，将其变为一个中心点的意愿，与此同时还有对谈论知识和思想的担忧，就像谈论感情和利益一样。与此同时，这个理想的世界就像理想的巴黎一样，远离东边工人区拥挤不堪的脏乱小屋，过度宣扬所谓的法国中心和前卫地位。1900年，对于法国而言，就和其余各国一样，一切已经开始失去平衡：欧洲帝国主义的加剧，对抗欧洲的新兴海外帝国的崛起（美国、日本），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对抗艺术作品的工业艺术，摒弃过时惯例的先锋派，开启未知世界的新兴科学，而这正是笛卡尔主义的“理性主义”很难通过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于1898年发现的放射现象，以及1900年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L'interprétation des rêves）一书中的无意识研究中难以接纳的。

克里斯托夫·夏尔（Christophe Charle）

附注：1550, 1751, 1793, 1889, 1931, 1998

1903年
法国科学X射线下的光芒

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得益于炸药发明家的贡献，诺贝尔奖因此设立，波兰籍女性玛丽·居里在法国发现了放射性现象。这既是对核世界的洗礼，也是对国际科学最大限度地认可。

1903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亨利·贝克勒尔是唯一一个到场参加诺贝尔物理奖颁奖典礼的人。然而，皇家科学院仅仅颁给贝克勒尔一半的荣誉，这个由瑞典国王颁发的奖项旨在“表彰他在天然放射性发现上的特殊贡献”。诺贝尔奖的另一半应该由皮埃尔·居里和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两人共享，“表彰二人在亨利·贝克勒尔教授发现的放射线现象上的共同研究”。他们没有到场接受他们的证书和奖章。因为玛丽·居里生病了，然后她又怀上了他们的女儿艾芙（Ève），居里夫妇于1905年6月才到斯德哥尔摩。

什么样的发现才会获得诺贝尔奖的青睐？1896年3月至5月间，亨利·贝克勒尔在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进行了实验，目的是为了证实盐在光线的曝光下是否会产生威廉姆·伦琴（Wilhelm Rontgen）于此前不久发现的X射线。第一批实验取得了满意的结果，但是在没有阳光的时候，亨利·贝克勒尔证明了他所发现的放射，在没有外部力量的协助下，可以由铀盐自发地放射。他将这种新的放射称为“铀射线”。

另一边，玛丽·居里，年轻的波兰女性，1867年出生在华沙，1891年来到巴黎，获得物理科学和数学学位，皮埃尔·居里，物理学家，两人于1895年结婚。1897年9月，在他们的女儿伊雷娜出生后，玛丽·居里决定开始写博士论文，即研究贝克勒尔的铀射线。皮埃尔·居里调整设备以便能够测量空气中的电子负荷，这些负荷来自铀的放射。通过系统地测量和比较铀和其他化合物的放射，玛丽·居里毫无疑问地坚定了这一想法，即这些自发的放射都是一个原子的特性。她将这种自发的放射特性称为“放射性”。铀矿极强的放射性引导她去思考另一个比铀还要活跃的元素，这种元素也存在于矿石之中。皮埃尔·居里和他的夫人一道研究，1898年7月18日，他们宣布了钋的发现，然后和居斯塔夫·贝蒙特（Gustave Bemont）一道于12月26日宣布了镭的发现。新元素的放射要高出铀几百万倍。放射性是一个完全崭新的现象，后来成为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手中一个炙手可热的研究主题。

这些研究在进行之时，正值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化学家和工业家离世，在他死后，大量的财产被遗赠，目的是为了奖励五大学科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由瑞典皇家科学院（Académies suédoises）的本国和外国成员推荐提名者。在这五大学科之中，诺贝尔奖应该颁发给“在化学领域有重大发现或重大研究的人”以及“在物理领域有重大发现或重大研究的人”。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发，作为一个年轻的基金会，它于1903年才崭露头角。当时物理和化学已经在19世纪占据了一席之位，关于原子和分子的近期研究反映出学科之间的界限远不是不可动摇的。前两次诺贝尔物理奖和第一次诺贝尔化学奖的颁发旨在奖励在原子研究上所做出的贡献，而原子研究需要物理和化学理论二者的相互结合。第二次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化学和生物学的联盟。人们今天所称的跨学科性就是如此。

很快，论战就爆发了。放射性以及新放射性元素的发现，它们是化学或者物理的一部分吗？瑞典最有名望的科学家们参与了这次深入细致的讨论，其中不乏化学-物理学科的先驱。190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喜欢把放射性和化学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于化学委员会而言，要和他们心仪的候选人——斯万特·阿伦尼乌斯，瑞典科学家，化学-物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来分享这次诺贝尔奖是不可能的。同样，化学委员会想把亨利·贝克勒尔和居里夫妇划给物理委员会，因为他们发现了新的放射性元素，钋和镭，他们就不应该在化学奖中被提及。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未来颁发给研究者们诺贝尔化学奖，以此来奖励他们的突出贡献，并将放射性上的研究归为“化学”学科。

1902年，德国人埃米尔·瓦尔堡（Emil Warburg），法国人加斯东·达布（Gaston Darboux）推荐亨利·贝克勒尔，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为诺贝尔物理奖得主。1903年，只有法国医生夏尔·布沙尔（Charles Bouchard）推荐玛丽·居里（处于第二位，位居贝克勒尔之后，处于第三位的是皮埃尔·居里）。只有马塞兰·贝特洛（Marcellin Berthelot）推荐亨利·贝克勒尔一人。其余应诺贝尔委员会之邀的四位法国科学家只推荐了亨利·贝克勒尔和皮埃尔·居里。皮埃尔知道了主要推荐人后，写信给亨利·普安卡雷（Henri Poincaré），他知道亨利对其他法国科学家的影响力，目的是为了让他将玛丽也列入提名者之中：“因为我们在放射性上的共同研究，我知道你们要推荐贝克勒尔先生和我共同获得诺贝尔奖……这对于我而言是一项巨大的荣誉，然而我更想把这项荣誉和居里夫人分享，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正如我们的研究也有她的一份功劳。居里夫人研究了铀盐、钍和放射性矿物中的放射特性。……假如我们在现实情况中不是团结一致的，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她独自扮演了一个实验助手的角色，这样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请您原谅这封信中失礼的言行，因为我没有任何发表意见的权利，我甚至应该忽略问题所在。”

他的要求得到了很好的传达，但是皮埃尔·居里却不知情。1903年8月，他重新给瑞典数学家哥斯塔·米塔·列夫勒（Gosta Mittag-Leffler）写信。皮埃尔·居里的要求似乎没有遇到任何异议，因为在委员会的书信集中，居里夫妇一直名列其中。没有任何一份档案表明玛丽·居里是否知晓皮埃尔可能的提名和他的尝试。她极有可能毫不知情。

1903年11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写信给居里夫妇，目的是为了向他们确认皇家科学院的决定，即授予他们夫妇二人诺贝尔物理奖的另一半荣誉。秘书通知他们来参加庄严的颁奖典礼，同时根据诺贝尔基金会条例，也不忘记提醒他们“他们必须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荣誉，并在未来半年的时间里参加公共会议和大会，这些会议和所获荣誉的研究相关”。皮埃尔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总结放射性可能产生的危险性和益处。这就像诺贝尔发明的炸药一样，射线产生的巨大能量既可以用于建设也可以用来毁灭，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然而，皮埃尔·居里在其对于人类的信仰上十分明确：“我是和诺贝尔一样的人，即思考让人类从新的发现中获得更多的益处。”

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对于科学史、女性史和诺贝尔奖的科学名望而言是一件大事。1901年第一批诺贝尔奖在法国媒体界引起了巨大回响，因为法国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和一半的和平奖。弗雷德里克·帕西作为旨在为各国间提供仲裁的法国联盟（Société française pour l'arbitrage entre nations）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主席，与红十字会（Croix-Rouge）创立者亨利·杜南共同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苏利·普吕多姆因为其“诗意的完美展现以及心灵和智慧的品质”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相对，自然科学奖却在1901年和1902年分别由德国和荷兰的两位科学家获得，而法国媒体几乎忽略了这个奖项，因此在公众面前也很难引起反响。1903年，当诺贝尔物理奖颁给贝克勒尔和居里夫妇时，媒体就抢占了宣传先机，将这门极难理解的科学普及化。放射性的发现给医学和社会带来了极大反响。很快，科学就可以与困扰人们长达数十年来的地球疾病作斗争，比如癌症，科学最终将实现它的承诺。

最后，这个奖项虽然设立时间不长，但却没有排除女性的传统，给玛丽·居里颁布这样的一个奖项在过去是不容忽略的。玛丽·居里常被介绍为他丈夫的得力助手。有时，她也是这项规则的例外，因为当时好像只有少量的特殊女性才能在大学获得成功。女性们所要求的能力平等问题将只在法国出现，伴随着伊雷娜·约里奥-居里（Irène Joliot-Curie）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公众地位。

玛丽·居里，即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于1911年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这一次是化学奖，正如1903年所计划的那样，这一次是为了奖励其对于钋和镭的发现，以及金属镭的隔绝（和安德烈·德比恩一道）同时还有她对标志性元素的研究。她是两次斩获诺贝尔奖的女性，1995年4月，埋葬在先贤祠，就在他丈夫旁边。

娜塔莉·皮雅尔-米科（Natalie Pigeard-Micault）

附注：1215, 1247, 1380, 1751, 1793, 1875, 1891, 1960

第十篇
风暴中的现代性

MODERNITÉS DANS LA TOURMENTE

从“美好年代”到“黄金三十年”，法国似乎以奔跑的速度进行着现代化建设，期间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系列自然灾害的洗礼。1907年，时代看起来如此“美好”。经济的增长、国际的和平、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所有的人们欢欣鼓舞，他们了解《小报》（Le Petit Journal）的消息，到音乐厅消遣娱乐。法国成为娱乐性工业强国（系列文学作品、“林荫道戏剧”、电影院），也引领了外国的潮流。根据诗人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的说法，“巴黎就是20世纪所在的地方”：首都是先锋派的摇篮，现代艺术因此诞生，1907年在蒙马特尔高地所绘的《亚威农少女》从1939年起开始在纽约展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撼动了法国社会，大约150万人“为法国而死”，超过400万人受伤，100万人成为孤儿。在莱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和阿尔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引导的和平主义潮流的影响之下，法国想要在国际关系的调整和国际社会的建立上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时，巴黎，作为帝国的中心，成为反帝国主义的首都，而未来的胡志明、梅萨利·哈吉（Messali Hadj）、拉明·桑戈尔（Lamine Senghor）还有周恩来就是反帝国主义的弄潮儿。以超现实主义运动和装饰艺术运动为例，文化世界通过“疯狂年代”无数跨越国际的传播而面目一新。法国依然被视为人权的故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难民、流亡者，到1931年，人数更是高达270万，其中既是学生又是工人的若兰·福尔代斯（Jolán Földes），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匈牙利作家，他因其代表作《钓鱼猫街》（La Rue du Chat-qui pêche）而享誉世界，该书讲述了一个移民家庭的经历。

其次，移民随着危机的到来而被突然中断，在几个月里，大约有50万外国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的飞速发展、法西斯主义的诱惑、人民阵线的实验和世界地缘政治的压力交相呼应，共同撼动着政治生活，而“大萧条”使得这种生活更加糟糕，国际贸易的突然缩水，失业和贫穷的加剧就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民主化的实施竟然以排斥法国本土的女性以及殖民地的“土著民”为代价，而抗议活动在印支、摩洛哥、叙利亚和突尼斯愈演愈烈。随着1940年的溃败，维希政府开始实行专制独裁，鼓吹附敌合作，迫害犹太人和外国人士，当时，其他被自由法国和抵抗运动聚集起来的人们在海外、殖民地、英国和美国寻找对策以对抗纳粹的占领。战后，法国开始艰难重建。光复时期的重大改革（国有化、计划化和社会安全），美国的外部援助，移民的迅速恢复和婴儿潮促进了新消费工业社会的发展，然而，殖民体系的矛盾仍然无法克服。帝国崩塌，法国转向了欧洲。

1907年
现代艺术的宣言

在《亚威农少女》的创作过程中，毕加索参照古代、现代和通俗艺术，并融合巴黎、伊比利亚与非洲的艺术，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但这幅伟大的画作在他那个时代完全无人理解。

1907年，毕加索在蒙马特尔高地的“洗濯船”（Bateau-Lavoi）上创作了《亚威农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这幅画如今被奉为现代艺术的实验室。在这幅当时完全无人理解的画中，毕加索参照古代、现代和通俗艺术，并融合巴黎、伊比利亚与非洲的艺术，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该画采用巨幅（244*234cm）呈现，用油墨表现一个妓院的场景，其最终的画名比原名表现出更多的廉耻感。作家安德烈·萨尔蒙出于谨慎，此前曾于1912年谈论过“哲学妓院”，冒着见罪于画家的风险，建议取名为《亚威农少女》，而画家本人最初为其取名《亚维农的妓院》（Le Bordel d'Avignon）。为什么？因为他当时住在巴塞罗那，离亚维农大街两步之遥，他常去那买画纸和颜料。还因为他的好友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的祖母是亚维农人，她也是画中所表现的女性之一，就在画家当时的女伴费尔南德的旁边，而此时画家与其女伴的关系已经变得剑拔弩张。另一边玛丽·洛朗森（Marie Laurencin），是阿波利奈尔刚刚介绍给毕加索的年轻艺术家，此时阿波利奈尔正与玛丽热恋。而如果说画家把这三位女性想象为妓女，这只是“开个玩笑”。

毕加索起初想描绘一位水手，他坐在妓院里的一群裸女中间，这时一位医学大学生从左边进来，手上拿着一个头骨，还有一本书。但是画有7个人物的草图（巴塞尔艺术博物馆）最后被简化了，男性消失了（自画像），蓝白相间的帘子作为背景，只剩下五位女性，其身体被斧子劈开，头部缩成了面具。她们面前立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个小小的静物化作一种肉欲的暗示，影射这个明显的色情场景。在其几何化的安排中，艺术家大量使用斜向和扭曲线条，使得雕塑具有令人不安之感。其中那位在左侧拉帘子的少女（替代原来的水手）迫使我们去看这个粗暴阴暗但又极其生动鲜活的景象。

1907年，毕加索潜心专注于这个超越其能力的领域。他多方研究搜罗了所有可以为其创作提供帮助的材料，不仅有素描纸，还有印刷纸：可以发现上面到处都是一些女性躯干和头部画像，甚至还有工矿信贷的商务信函或者《老色鬼》（Le Vieux Marcheur）杂志上带有一点色情的小故事。毕加索似乎已经回收了一切：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Le Bain turc，在1905年秋季沙龙回顾展上被发现）、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岛的屠杀》（Les Massacres de Scio）或《阿尔及利亚妇女》（Femmes d'Alger）以及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Le Déjeuner sur l'herbe）等。然而在这些从现代传统(部分属于东方主义）中获得的参照之上，又加进了文学影响。他刚刚发现了兰波、萨德，1907年阿波利奈尔把其私下流通的色情小说《一万一千鞭》（Les Onze Mille Verges）亲笔题词送给毕加索。大家也知道那些罗马征服前伊比亚特文物的决定性影响，即出土塞罗桑多斯(Cerro de los Santos)和安达卢西亚的奥苏纳（Osuna en Andalousie）的文物，这些文物曾于卢浮宫展出（1906年初）——毕加索从冒险家热里·皮耶雷（Géry-Piéret）手中购买了两件刚从卢浮宫中偷出文物，而对于偷窃之事他却毫不知情。《亚威农少女》冒险的开端，也归功于1906年秋季沙龙上高更回顾展，在画展上，毕加索看到了他那些强壮而又古老的塔希提女人。而他那个性的原始主义也受到戈索尔之旅的启发，同年在上加泰罗尼亚，一尊12世纪的巨眼圣女像令他大为震撼。

毕加索将其这种对圣女和妓女的鉴赏力，对来源的激情以及原始主义分享给某些画家和作家。这些作家和画家都向往一种反资产阶级的反文化，以此对抗西方的学术标准。根据这个精神，1907年，在独立沙龙（le salon des indépandants）中，毕加索更喜爱德兰的《浴女》（Baigneuses）和马蒂斯的《蓝色的裸体，比斯科拉记忆》（le Nu bleu, souvenir de Biskra），其形式和颜色的表现性变形刺激毕加索在创造方面要与前者竞争，尤其是在同年的秋季沙龙回顾展中，他看到古典画作在塞尚的画笔下分崩离析。

最后，毕加索在马蒂斯买来的一个小木雕上看到近来被人们所命名的“黑人艺术”。马克斯·雅各布讲述了他在第二天早晨重新找到他的朋友，这位有着独特想法的朋友正在安格尔的巨大画纸上作画：女人的脸上只有一只眼睛，长长的与嘴巴混淆的鼻子，肩上披散着一绺头发。诗人雅各布承认对此画完全不理解，因为这一切都通过画家的灰色幽默表现出来。关于毕加索在特罗卡德罗人类博物馆参观时的言行，安德烈·马尔罗在其作品《黑曜岩之首》（La Tête d'obsidienne）中有详细描述，他的话语至今仍有启发性：“我总能看见一些物神。我知道，我自己也反对一切。我自己也认为一切未知的，都是敌人！一切！没有细节！女人、孩子、家禽、烟草、享乐......但这一切！我知道雕塑品对黑人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这样雕刻而不是那样。他们仍然不是立体主义者！因为立体主义并不存在。当然，类型创造了模型，然后类型就模仿这些模型，这不就是传统吗？但所有的物神，它们都被用在同一件事上。他们是武器。为了帮助人们不再成为精神的主题，帮助他们成为独立的人。假如人们给予精神一种形式，人们就会变得独立，这需要借助一些工具。精神、无意识（对此人们已经讨论的够多了）、感情，这些都是一样的。我知道为什么我是一名画家。只身一人与这些带着面具的美洲原住民少女和积满灰尘的人体模型一起，在这个可怕的博物馆……。所以《亚威农少女》那天应该到这里来，但完全不是因为形式：对！因为这是我第一幅招魂驱魔的画作！”

在那个时期，情感宣泄很显然并不适合所有人，因为当时人们很难接受这幅画作，即便是画家最亲密的朋友。纪尧姆·阿波里奈尔放弃了，陪伴他的费利克斯·费内翁（Félix Fénéon)表示毕加索在漫画方面很有天赋。威尔汉姆·伍德为毕加索找到了一些亚述人的东西。丹尼尔·亨利·卡思维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第一次来“洗濯船”时，也不理解。德兰描述说有一天人们将发现毕加索被绞死在他巨大的画作后面。作为毕加索竞争对手的马蒂斯，在人们对该画作的批判中也理性看到了人们对其作品《生命的喜悦》（Bonheur de vivre，1906年）的批判。美国的收藏家利奥·斯坦因（Leo Stein）很震惊，他唯一的姐姐，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也对这位敢为人先对游戏规则进行彻底颠覆的画家表示了支持。尽管1910年5月《亚威农少女》在《建筑记录》上是以“毕加索的研究”之名进行的发表，但最后美国批评家还是对规则进行了修订。

与人们重复讲述的相反，作品并没有在专栏上流行，而是被作者删除了——在1913年至1914年间人们仍然能在舍尔歇街上的工作室里看见这幅画作的照片。1916年，昂坦沙龙上，画作第一次与观众进行了短暂的会面，之后就被再次束之高阁。对画作的不认同并没有阻止毕加索继续深入探索，此后不久，他和克里斯蒂安·泽沃斯（Christian Zervos）说起这幅画：“每幅画对他而言都来自远方，是他的梦想、本能、愿望和思想经过长时间的孕育而成，尽管受自己的意志左右但也真实存在。”在《亚威农少女》中，人们有种看见战场的感觉，无意识在其中扮演着与有意识工作同样重要的角色。最终，认知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曙光，不是对法国的认可，也远不是对毕加索画作价值的承认，而是对法国收藏家，艺术事业支持者雅克·杜塞的认可。1923年，雅克·杜塞在安德烈·布勒东的建议下买下《亚威农少女》，并于1925年，这幅画作在《超现实主义革命》（Révolution surréaliste）的第4刊上得以重见天日。然后，杜塞先生死后，由其妻子于1937年9月卖给美国古董商雅克·塞利格曼（Jaques Seligmann），在纽约现代艺术馆获得此画作前，当年年末该画以总额28000美元成交，之后由莉莉·布利斯（Lillie.P.Bliss）捐赠给博物馆。至此，开启了这幅画作的公众生涯。

在此期间，衍生了很多对现代艺术宣言的阐释。从1920年起，卡思维勒和萨尔蒙作画的出发点就是立体主义（cubisme），这是至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中断后又重新开始的。其他人继续坚持揭示所有可能性的观点（仅仅在1908-1909）。应该超越内在艺术的历史，让1907年发生的这个具有代表性的革命载入个人、医疗、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中。性交恐惧、白皮肤与其他肤色（黑皮肤）妓女间的对立，这些都受到爱德蒙·福捷（Edmond Fortier）摄影作品的启发，这些流传的摄影作品中流露出对殖民地的刻板印象（艺术家有这些摄影的复制品）。这种紧张情绪包含了1905年至1906年间，众议院议员们就法比刚果土著民们的殖民泛滥问题展开的激烈讨论。

然后，1907年，政府对“穷人暴动”，即朗格多克和加泰罗尼亚国的葡萄种植者，进行了血腥地镇压。在这一点上，应该想起毕加索的好朋友卡萨玛吉斯（Casagemas）自杀事件所带来的持久影响，毕加索将会继续活下去以便组织无政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对抗。或者，这种无政府主义——不是行动主义（与来自警察报告的陈述不同，这些陈述值得他在1940年拒绝入籍法国）——回答了他自青少年时期就广为宣告的反资产阶级敏感性。应卡萨吉玛斯的要求，他在巴黎签署了“西班牙殖民声明”，该声明于1900年12月29日在巴塞罗那《广告》（La Publicidad）上发表。自1944年他加入法国共产党起，他将保卫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共产党期间，他把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融合到其艺术作品中。他将继续用艺术来塑造占据他生命的几大主题：战争、爱情和死亡。

至于《亚威农少女》，在受到长时间的冷遇后，将在艺术史以及其他方面发挥持久的影响：1967年，塞内加尔共和国把她们翻印在邮票上。几乎全世界的众多艺术家都纷纷赞扬她们，并想把她们据为己有，尤其是1960年以来：从阿兰·雅盖（Alain Jacquet）到理查德王子，期间经手的有理查德·佩蒂博内（Richard Pettibone）、迈克·比德罗（Mike Bidlo）、罗伯特·科莱斯科（Robert Colescott）、凯斯琳·吉尔杰（Kathleen Gilje）、索菲·马蒂斯（Sophie Matisse）、热雷·戴维斯（Gerri Davis）、朱利安·弗里德莱（Julian Friedler）、菲斯·伦戈德（Faith Ringgold）、艾琳·福蒂（Eileen M.Foti）、帕特里克·科菲尔德（Patrick Caulfield）、莱昂斯·拉斐尔·阿格博德热鲁（Leonce Raphael Agbodjelou）、瓦格西·穆图（Wangechi Mutu）和杰夫·昆斯〔《吻》（Baiser）的收藏者〕。毕加索曾说：“一个画家就是一个收藏家，他通过从别人的作品中吸收自己喜欢的部分来创作属于自己的藏品。”

洛朗斯·贝特朗·多莱亚克（Laurence Bertrand Dorléac）

附注：34000, 1682, 1771, 1798, 1940, 1946

1913年
属于英国人的漫步

1913年，尼斯内格雷斯科“豪华酒店”的开业，标示了现代舒适和国际旅游的延长号，一个世纪以来，这个音符的灵感都源自英国旅行者。娱乐社会正在起步，然而它还是精英阶层的特权，精英们在工业繁荣的环境下，将全球化和高端化融合在了一起。

1913年1月4日，在尼斯，面临着大海，一座拥有450间客房的巨大酒店正式开业。凭借其巨大的玻璃窗，壮观的穹顶，青铜雕像，水晶吊灯，大理石地面，精美壁画，巨幅挂毯，“美式酒吧”，它成为尼斯市新的骄傲。仅客房陈饰一项，就花费了100多万法郎。客人们可以享用私人电话、管道气压传送邮件等服务，只需按下按钮就能打开电灯。暖气由安装在海平面以下的五个蒸汽锅炉保证供应。一套吸尘清洁系统将酒店的所有部位与一离心涡轮机相连，每小时可吸入1000立方的气体。记者们得知这一情况都目瞪口呆。要指名这样一座建筑，包括它的员工、它的服务项目，法语中有一个刚刚从英语中借来的词：豪华酒店（Palace）。

这是一个国际性事件。据媒体报道，参加开业仪式的有七位王室成员。建筑师是一位荷兰人，叫爱德华-让·尼尔曼斯（Édouard-Jean Niermans），之前他就已经在巴黎、比阿里茨、马德里等地设计过此类酒店。至于总经理，他生于布加勒斯特，其父亲是一位小旅馆老板，叫内格雷斯库，而他本人在全欧洲各大酒店都工作过。对于这家新酒店，他将自己的姓给了它，并作了法文式处理：内格雷斯科（Negresco）。酒店期望接待来自全世界的富豪客人，这些客人同样也是大型邮轮和豪华火车头等舱、头等厢争夺的客户群。

内格雷斯科酒店在该领域大步发展，与其说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不如说它吸引的是上流社会的人。早在旧制度时期就流传着一些这方面的趣闻。不是有人说新酒店的粉色圆顶就像内格雷斯库情妇的乳房吗？人们不禁回忆起有关皇帝情妇的一些传闻。常年穿梭于各豪华酒店的旅客们，现在有了新的称号，这个名称也是从英语里借用来的：环球旅行者（Globetrotters）。古怪有钱的瓦莱里·拉尔博——维希圣约尔矿泉水品牌的继承者，常常光顾国外的豪华酒店。内格雷斯科酒店落成几个月后，他发表了一部关于这类新潮精英的小说：《一位有钱爱好者的诗作或巴尔纳波特先生生平介绍》（A. O. Barnabooth），主人公是个美国人。

如果拉尔博再多花点时间构思故事情节，那他笔下的主人公应该就会是个英国人，因为是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确定了旅游的形式，他们从17世纪下半叶起把这一活动统称为“伟大的环行”（Grand Tour）。当时已经有一小部分社会精英经常旅游。年轻的英国贵族们在完成学业后常会选择在欧洲大陆内旅行，时长一般是两年。意大利最受这些旅行者们青睐，而18世纪下半叶人们对自然山峰的热爱使瑞士也成为必到之地。随后，整个欧洲的年轻贵族们都开始效仿这一模式。但在法国，英国游客竟成了嘲讽的对象。这一现象也很好解释——当地人开始好奇这些外来人。19世纪的讽刺报纸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英国游客的滑稽形象。就连想模仿英国人的法国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司汤达因在1838年发表了一本书名为《旅人札记》（Mémoires d'un touriste）的旅行日志，也被人们嘲讽。这个词听上去就像英国人惯用的可笑用语。

不过，人们还是意识到这一新风尚在享受生活方面带来的进步。早在1811年，夏多布里昂就指出，所有国家的旅行者都要感谢英国人，“是他们在全欧洲境内搭建了好旅馆”。多亏了他们，远在斯巴达的人们也可以吃上烤牛肉，喝上波尔图的美酒。同样，英国游客到阿尔卑斯游玩，使瑞士酒店提高了舒适和清洁标准（尤其是这些取代了便壶的“英国特色的厕所”）。福楼拜在他的《庸见词典》中就曾给出这样的评价：“酒店——只有瑞士的才是好的。”总的来说，英国游客无疑是最伟大的游客——而法国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不愿意出门。甚至在19世纪末的法国境内，最出名的旅行社都是托马斯·库克开的。儒勒·凡尔纳笔下最早出现的主人公是英国人，这绝不是个巧合。

19世纪时，维希是法国的水中皇后，但上流社会兴起的浴疗却要追溯到一个世纪前的英国巴斯小城，巴斯利用温泉的做法后来被引入欧洲大陆的各大疗养地。海水浴也是如此，18世纪下半叶，布莱顿市首次发现海水浴的治疗功效。1825年，首家海水浴疗养中心——迪耶普疗养中心建成之后，这样的机构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冬季站也是一样的情况，根据传言，1763年多比亚斯·斯摩莱特在尼斯小住之后，冬季站就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世纪转折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养成了到法国南部小城过冬的习惯，英国人在有些冬季站的创建和成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1842年，苏格兰医生亚历山大·泰勒对波城气候进行了研究考察，为比利牛斯山疗养中心的建立作出了不少贡献；无独有偶，1860年，詹姆斯·亨利·班尼特（James Henry Bennet）医生的研究成果确保了芒顿的成功。戛纳的布局离不开布鲁厄姆·安德·沃克斯（Brougham and Vaux）的功劳，他从19世纪30年代起就在当地生活。至于尼斯，最能体现英国人对这座城市影响的莫过于19世纪中期选定的一条海滨大道的名字：英国人漫步大道。1913年也就是在这条大道上，内格雷斯科酒店举行了落成仪式。

人们把这这些来法国南部过冬的游客称为“英国移民”或“过冬移民”。随着他们的到来，一些新的习惯逐渐形成。人们开始打桌球，玩惠斯特牌。城市空间也因此被重新规划。为了迎合英国人对赛马的特殊爱好，城市修建了赛马场，高尔夫球场也建了起来。1856年波城建立了第一座高尔夫球场，泰勒医生的爱尔兰裔翻译帕特里克·奥奎恩（Patrick O'Quin），就是波城的议员和市长。

铁路带来的交通便利加速了发展进程。尼斯火车站建于1864年，在此三年前法国才收回了这片领地。火车站的建立势必会增加前来过冬的人数。温泉疗养地、海水浴疗养地、冬季站以及山区小站也都有序地建立起来。疗养机构附近，长街上——人们认为长街道有助于空气流通，酒店、剧院、演奏厅、舞厅、阅览室、博物馆比比皆是。法国人从意大利语中改编了一个词——“度假村”（Villégiature），还借用了一个词——“娱乐场”（Casino），“娱乐场”在当时指的是设有剧场、演奏厅以及游戏室的多功能场所。人们指责这群来自世界各地的赌徒，因为他们总挤拥在铺着绿毯的游戏桌周围，仿佛不同国籍的人碰到一起就只能用金钱相伴，一起堕落。在这样纸醉金迷的氛围中，一些骗子干起了可疑的勾当，他们被称为“作弊者”（Grecs）。

1913年情况有变。这些度假小站不再是专属于精英阶层的地盘。半个世纪以来，舒适旅行逐步大众化。结束一周工作的工人还可享受量身定制的“休闲火车”[1]。城市规划出了适合中产阶级度假的场所。一家大型日报甚至推出了便宜小站的旅游指南——“不贵的地儿”。政府刚建立了国家旅游局。各方都在努力保证风景的宣传力度。1887年，从卡西斯到芒顿之间的沿海地区被命名为“蔚蓝海岸”；1894年，圣马洛和迪纳尔周边的海岸被命名为“埃迈罗德海岸”；1905年，郎德地区的海岸线被命名为“银色海岸”；1911年，滨海布洛涅周边被命名为“乳白色海岸”。明信片问世以后，人们将法国土地分成多块，以邮票图案的形式进行宣传。

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受到大众化进程的影响，昔日精英阶层可享受的政治特权慢慢减少，正因如此，将要入住内格雷斯科酒店450间客房的上流社会人士越来越渴望奢华。英国颁布了《1911年国会法》，明确规定下议院高于上议院。几乎所有国家的旧贵族都只能通过一些明显的财富标志来彰显他的权力。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在其著作《有闲阶级论》（Théorie de la classe de loisir）中将该行为称为“炫耀性消费”。内格雷斯科酒店承担了这一新型社会职能。出席酒店落成典礼的王室成员已无法对世界政治格局施加任何影响。

一个时代结束了。很快，新的休闲方式就会出现，满足人们对夏季海滩的似火热情。蔚蓝海岸地区的朱安雷宾与圣特罗佩见证了这一度假革命的发生。但亨利·内格雷斯科却没能亲眼见证——1920年他在巴黎去世，当时他已破产。

西尔万·韦奈尔（Sylvain Venayre）

附注：1682, 1946, 1974, 1998

[1] 休闲火车（Train de plaisir）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30年代法国铁路公司推出的特别服务，对驶向海滨度假中心或旅游城市的车次降价出售车票。——译者注

1914年
从“大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夏天爆发的战争不仅仅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它还是一次全球势力的较量。那个时代的人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1914年8月1日，法国进行大动员，6个月后，法国人挂在嘴边的已经是“大战”这个词。

要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实规模，必须要先走一遍国道D929。这条线路几近笔直，在索姆白堊高原上从亚眠一直延伸至巴波姆。以往西方战线的任何区域都没有汇集过这么多国家的军墓。阿尔贝市几公里外矗立着雄伟庄严的蒂耶普瓦勒纪念碑，纪念大英帝国失去的72000名士兵。往远处看，象征着纽芬兰岛的加拿大驯鹿的青铜雕像，提醒人们不忘纽芬兰军团在博蒙·阿梅尔战役中作出的牺牲。南非和新西兰的烈士安息在隆格瓦勒。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墓地则坐落在阿耶特镇。再往南，维莱-布勒托纳村中树立着一座澳大利亚纪念馆，它由埃德温·鲁琴斯设计，由救赎十字架和纪念塔向外展开，纪念塔上刻着大约10000名没有墓地的战士的名字。以上种种表明，严格说来，索姆承载的不只是民族的记忆，尽管超过65000名法国战士在此牺牲，它铭记的是一场世界范围的悲剧——也是大英帝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

1916年夏秋之交的索姆河战役是整场战争的缩影。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愈发觉得这是一次全球性事件，在这场始于欧洲大陆的冲突中，交战国最初争抢的利益就不在欧洲境内。我们之前研究过1914年至1918年间因流血牺牲，法国人口曲线出现锯齿状缺口的问题，但以后不会有人像这样仅从民族角度去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大战（Grande Guerre）也不能被简单概括为“欧洲内战”，尽管1000万名牺牲的军人几乎都是在欧洲战场失去了生命。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与欧洲紧密相关的战争，但战火很快就蔓延到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亚非殖民地，并将殖民部落的原材料和武装力量向中心战场运送。3年之后，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不再袖手旁观，也加入了战争的行列，但其实他们之前宣称的中立态度也只是口号而已，因为自1914年底起他们一直给协约国提供经济和财政支持。就连欧洲最偏远的地区也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的是直接被卷入战争，有的则是受到像难民潮或传染病之类的战争后果的影响。我们还关注到这样一个怪现象：这场战争最初只是区域纷争，而区域纷争在19世纪末相当普遍，换句话说，这场战争本可以避免，但它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使得世界格局不断变化，四大帝国走向灭亡，全球各国的跨国联系得以加强。

1914年夏天爆发的战争不仅仅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它是一次全球大动乱：那个时代的人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总动员6个月后，法国人挂在嘴边的已经是“大战”这个词——相比于之前的冲突，此次战争的特殊性可见一斑。德国人用的是“世界大战”这个词（德语Weltkrieg）。当时，战火已蔓延至欧洲战场以外。1914年8月初，法英盟军趁德国刚进入战斗状态，向其非洲殖民地多哥兰和喀麦隆发起进攻，当时多哥兰的守军力量相当薄弱。游击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以小规模冲突的形式灵活作战，为配合运动战的需求，他们放弃了笨重的炮弹，选择了可背式机关枪。人们常常会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精髓”就在于壕战与环境，也就是法国北部以及东北地区的种种恶劣环境——巴比塞笔下能吞人的烂泥，莫里斯·热内瓦（Maurice Genevoix）描绘的莱塞帕尔热镇，恩斯特·荣格浴血奋战亲身经历过的索姆河。这次世界大战还将战场延伸到了其他地方：在阿尔卑斯地区，士兵们既要担心敌军的炮火，又要担心雪崩的来临和酷寒的袭击；在巴尔干地区，比武装冲突更可怕的是传染病；此外还有中东地区的干旱沙漠以及非洲的稀树草原。法国士兵曾在这么多种环境中作战。

战争蔓延至欧洲大陆以外，与此同时，法国开始在殖民地培养“黑人军队”，查尔斯·曼金将军在1910年就曾提出这样的设想。英国人拒绝在欧洲战场上征用非洲士兵，而法国人却坚定不移地认为殖民地士兵必须参战，尤其是考虑到法国人口出生率本身就很低的问题。几万名适龄青年不堪征兵队伍的纠缠，纷纷逃往英属殖民地，因为他们知道英国人是不会让殖民地人民参战的。还有一些人在战争中发现了提升社会地位、逃离族长管治的良机。在1914年到1918年间，法国在北非、法属西非（AOF）及法属赤道非洲、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分别征集了270000名、189000名、49000名、41000名士兵，这些军队与宗主国军队遭受了同样惨重的损失。

国家还要保证战争时期工业的正常运行，生产武器，养活庞大的国家军队。殖民地向欧洲市场输送了谷物、木材、肉食。1914年8月底法国骑兵部队在边境战役中惨遭大屠杀后，法国政府立即从阿根廷和美国大平原地区引进了几十万匹战马。另外，法国政府还调用了殖民地的劳动力，让他们进厂务工、下田劳作。被征用的苦力中有78000名阿尔及利亚人，49000名印度支那人，35000名摩洛哥人，还有突尼斯人、马达加斯加人。此外，还有近14万名中国工人——他们几乎都来自山东，1916年中华民国与法国政府签订协议后他们便被派到了法国。如今我们在索姆地区滨海努瓦耶尔市看到的坟墓便是这些中国工人的安息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一种由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引起的传染病夺取了他们大多数人的性命。

纵观整场战争，法国是大批人力、动物和原材料在全球流通的终点。与此同时，战争中的文化利益也变得国际化。最初，保家卫国是法国人最主要的参战动机：国家遭到入侵，必须要赶走侵略者。捍卫土地，守护“小家”，保护个人财产：1914年夏天，法国人民在政府“神圣同盟”（Union Sacrée）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但很快，战争的目的变成保护某种意义上的文明，而不只是捍卫民族利益。幻想、恐惧和对受害平民的同情感融为一体，基于这样的背景，1914年夏天“德国军队的暴行”将推动实现冲突的全球化。

英国军队基本是由志愿军组成，这样的情况持续至1916年。英国的征兵运动使用了比利时以及法国北部平民遭遇屠杀的故事。几个月之后，爱尔兰也效仿其做法。1914年9月19日，德国军队轰炸并烧毁了兰斯主教堂，它的图片出现在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宣传册上。这场图片战大大超出了民族范畴。诚然，变为废墟的教堂象征的是一个垂死的法国，但它仍不可驯服：明信片记录下圣女贞德与纪尧姆二世在熊熊燃烧的纪念碑前对峙的场景。兰斯教堂不仅仅是法国的标志。昔日法国皇帝加冕的地点如今竟成了敌军“文化暴行”的最佳罪证——人们当时使用的就是“文化暴行”这个词。“这些野蛮人，为了一时的摧毁快意，蓄意袭击了这座教堂，想借此抹去教堂承载的光辉历史，”当时有人解说道，“在文明世界看来，他们只会自己弄得颜面尽失而已。”

1899年和1907年两次会议通过了海牙公约，以公约原则为名，伤害人民、抢夺人民财产、破坏遗产等罪行被一一揭露，这些进而推动了关怀计划的实施：救助难民及占领区居民，重建城市和山村。这些计划的目的自然是帮助战争中的受害者以及法比联盟。但无论是赫伯特·胡佛1914年后发起的人道主义项目，还是美国慈善家安妮·摩根、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妻子——伊蒂丝·卡劳·罗斯福组织的援助活动，这些人道主义关怀从未止步于法国境内，它们惠及全球：军民在这场冲突中都受到了残忍伤害，我们努力捍卫的应当是共同的人性以及人类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全球冲突的新纪元。从1914年夏天起，不仅战争激烈程度发生了变化，战争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布鲁诺·卡巴内斯（Bruno Cabanes）

附注：52 av. J.-C., 451, 1137, 1369, 1420, 1635, 1763, 1794, 1940

1917年
卡纳克视野

1917年4月，席卷欧洲的大战以及新喀里多尼亚爆发的起义表明，卡纳克人的身份存在奇怪的分化现象。虽然殖民体系不顾他们的意愿，让他们获得了法国人的名号，但这种身份从未被真正接受。

1853年9月24日，法国占领新喀里多尼亚。这次登陆使土著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卡纳克人——的政治主观性出现了奇怪的分化现象。虽然殖民体系不顾他们的意愿，让他们获得了法国人的名号，但他们的这种身份从未被真正接受。

1917年4月，法国军队再次动员来自新喀里多尼亚的“土著人”赶赴欧洲战场，这一次，他们不满了。食物难吃，天气寒冷，距离遥远，战争残酷，他们在明信片和信件中预言自己“很可能面临死亡”，之后去那边为法国征战沙场的人也免不了这样的危险。在同一场运动中，他们的兄弟、父亲、儿子对殖民者掠夺土地的行为提出了质疑，因为土著人在新喀里多尼亚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保护区内。他们站起来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抗议“忠诚”酋长的威严，殖民统治者设立该职位是为了更好地运转剥削机器。如果法国坚持的殖民体系是要狠狠地奴役被殖民者，那（被殖民者）为法国战死沙场有什么意义呢？为了摆脱这样的束缚，格朗德特尔岛中北部的卡纳克人向远处的移居民、守矿人员、法国士兵以及帮助法国军队镇压游击战的“土著人”发起攻击。战斗持续了几个月。随后的一整年内，所有参加起义的地区都被强势扫荡了一轮，清扫行动直到1918年末才结束。

卡纳克人牢记着这段痛苦的历史，他们在忧心时代任务的同时总是不忘缅怀历史。因此，他们在1917年发起战争时，认真审视了由自己引发的或冲突前后他们遭遇的本地及全球事件。

当地人把口头流传或书面留下的叙事诗称为“ténô”。文人常用他们自己的语言（“paicî”和“cèmuhî”），以诗歌形式去叙述历史中的大事件，他们参照卡纳克人的真理标准，精简相关的故事、思考和情感。被殖民的“土著人”在1914年至1918年战争之交非常害怕法国及其政策、敌人、盟军，而这些作品会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他们最初的心态。

因此我们必须退回到卡纳克人自己表达的内容中，才能深刻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历史体验给喀里多尼亚群岛上的第一批岛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些作品带着一种浑厚怪异的美丽，其中有些新颖却是源自古代叙述习惯的表达，它们记录了20世纪初卡纳克人参加战争、技术劳动以及政治生活的日常。这样的诉说方式考验了本土语言抓住当下的可能性，它使用的特定表达超越了语言的普通资源。卡纳克人用话语细致地陈述事实，他们在这项工作中思考政治世界以及他们在其中准备占据的地位，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国际舞台上，无论与法国的关系是敌对还是友好。这些文字清楚地展示了卡纳克视野是如何、在何种程度上囊括殖民者的想法及行动方式的。

“忠诚”酋长一边忙于准备欧洲进行的世界大战，一边又要应对新喀里多尼亚1917年起义的士兵，这些士兵下定决心要给同胞们争取哪怕一丁点被承认的权利。但是世界大战让局面变得很混乱，卡纳克人参与的这场冲突不仅致命而且让人费解，因为基督教国家也在其中自相残杀。一位站在反叛者阵营的诗人，用“paicî”土著语完成了一首讲述1917年战争的长篇口头诗，他在开头感慨道：

为什么我们处于这样的状态

他们在那边的战场上做些什么

他们在哪里能改变命运

他们与法国一同行动

在为西娅维准备什么

他们为了纪尧姆忙东忙西

他们为了庞加莱冲锋陷阵

骑着马开着枪

他们拿着刺刀互相残杀

把教规带到天堂

然后他们交出自己的性命

他们算好了进入战场的代价

叙事诗的突然出现极大地影响了重大事件研究法。它谈论的不是延续以往的做法，不是“野蛮人”被圈禁起来的“真实传统”，这首诗证实了“土著人”面对从未接触过的情况时出现的惊讶反应，各种可能的猜测逐步走向成熟。人们不再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西娅维（Tiaoué）当地的酋长与法国政府合作，卡纳克军人在欧洲战斗（为了谁？为了什么？）。他们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当地语Pi-töpwö）法国。“Pi-töpwö”这个词逐字翻译为“pi”（相互）和“töpwö”（每个人给别人放置、给予一个礼物），它反映了人们之间、种族之间的交流，这样的交流在卡纳克人的社会生活中时常发生。社会在这种交流活动中得以产生，人们的财富借此能跳出必需品的范畴实现流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不禁自问，卡纳克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后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人们提到殖民关系的不对等不免觉得苦涩，就像这首由参加世界大战的卡纳克老兵创作的cémuhî语诗歌，它也表达了这种心境（法语译本由里维埃，J.-C. Rivierre，提供）：

你们了解

我们的诚心。

你们强迫

并驱赶我们离开。

被抛到大海里的我们，

在摸索中偏了航，

夜晚将我们捆绑

黑暗将我们包围。

唉！多么混乱

我们忍受了

多少痛苦！

我们贴着地面倒下

因为朝我们扫射的

是纪尧姆的弹雨

我们大喊：“Aïpa！”

撞上了子弹。

现在只剩下耻辱。

我感到懦弱，如今，

因为我抛弃了

我的父辈和祖辈，

他们的骨灰让土地更肥沃。

他们在离我很远的地方腐烂。

就让他们听天由命吧，

因为我们的意愿就是如此。

在法国和新喀里多尼亚同时进行的两场战争相互影响，体验过这两场战争的人一定不会忘记自己体会到的欧洲军队的强大摧毁力，相比之下土著人使用的则是短棍、投石器、标枪。卡纳克人在这种残忍的技术面前显得诧异又惊慌，他们常会留意“单一狂野的战争交响乐”中新出现的死亡之音（阿波利奈尔）：

炸药包引起了一片火光

炸弹爆裂

手枪拉响

子弹爆炸

粉末发出尖锐的响声

火药贴着枪管

战争结系得很紧

上述文字将新型高效杀人武器与卡纳克人的战争仪式联系到一起，尤其是一种叫做“战争的禁条”的习俗，人们把表达心愿的草木系到木桩上，以表自己在当地或远赴战场杀敌的决心。

如果说白人带来的技术甚至改变了死亡方式，那么它也能给当地人的生活送去许多便利。1917年战争爆发后，人们期盼着能从殖民者手中分到食物和新工具。他们大失所望。

我们睡觉做着梦

我们思考幸福

给我们带点糖吧

还有蜡烛

去找橡胶吧

把电带来就好

他们被捕之后就被人用船运送到努美阿，船只的摇晃让他们平静许多并放松了警惕。战士们在睡梦中幻想使用进口货，在他们眼里这就是好东西。他们对现代世界的物质输入持开放态度，了解这一点对理解1917年卡纳克起义很关键。起义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希望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白人将允许卡纳克人获取新财富。这时的起义无关任何救世主降临或货物崇拜之说，他们只是迫切希望得到公正的对待。

1917年欧洲各国甚至世界各国都无力应对德国。澳大利亚加入协约国阵营，制止奥匈帝国继续扩张。法国寻求新喀里多尼亚的援助，后者答应了请求并鼓动了一些卡纳克人前去支援，剩下的卡纳克人则毫不畏惧那些在他们领土上横行的殖民势力。有首长诗从战争支援者的视角，直接切入这块覆盖几大洲多个国家的地缘政治：

英国士兵列队完毕

巴黎佩上刺刀

德国枪筒一线排开

声音在意大利回响

悉尼一切准备就绪

德国已经闹嚷嚷

巴达维亚的救命声

联合起来的国家发出低吼

他们向周边地区求助

格朗德特尔岛应允了

喀里多尼亚也可提供帮助

他们在迟疑中寻找

他们跳起来质问我

他们想要一堵保护墙

一堵可以依靠并寄予希望的墙

一块可以建立信任的石头

这里说的是一种有助于薯蓣生长的石头，它的魔力还被应用到战时对外国的援助中。这种为协约国军队祈求神灵保佑的方式与农业中使用的方式属于同一个类型，它让我们想起卡纳克人为法国提供的特殊的仪式帮助，其目的也是希望法国能取得最终胜利。莫里斯·莱纳特（Maurice Leenhardt）和一位年轻的英国人种志学者——保尔·蒙塔格（Paul Montague）不就曾在瓦伊卢的一块罕见魔法石上用魇魔法迫害德意志皇帝（Kaiser）吗？因此正如这位民族学家、新教传道士所写，与其说他改变了卡纳克人的信仰，不如说他被卡纳克人改变了。

迪·德尼·佩阿吕（Dui Denis Péaru）出生于1891年，1916年6月他被征为“志愿军”，1917年3月他试图逃跑却不幸被抓，同年11月他被送往法国。1918年8月28日，他在埃纳省的布瓦-罗热（Bois-Roger）小镇去世，人们至今仍可以在杜奥蒙墓地看到一座纪念他的十字架。

1917年，两名男子在新喀里多尼亚西部发动起义，迪·德尼的兄弟公开表示支持他们；其中一位于1918年惨遭谋杀。这个家庭在战争冲突中受到了双重打击：他们的一位直系亲属在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牺牲”，另一位（诺埃尔·普瓦蒂巴，Noël Pwatiba）因属于亲近团体则“被法国牺牲”。普韦尼·伊尼亚斯·佩阿吕（Pwënyî Ignace Péaru）的生活有条不紊——德尼是他的叔祖父，他在阿泰于（Atéu）的家中保存了两张照片，它们一起被完好地放在一个大画册里：一张照片上是杜奥蒙墓地里为纪念他祖父的兄弟——迪·德尼而竖立的十字架，还有一张是1917年护卫者诺埃尔·普瓦蒂巴头颅被砍的照片。世界大战和1917年起义，这两场战争之间的关系复杂且矛盾，直到今天它们都还在折磨卡纳克人的记忆，影响他们的身份。

从在战场上任人宰割到为了防止遗忘、抑制绝望情绪而进行诗歌创作，卡纳克人在帮助法国和反抗法国的过程中，学会了重新站立。西方文学在大战的刺激下蓬勃发展，在这样的大好环境下，卡纳克人利用殖民管辖体系的含糊联系，既向西方借用了基础工具（写作、炮弹、自由的观念），又凭借这些舶来品对殖民存在提出了质疑，彰显了他们自己的叙事力量、习俗力量以及政治力量。

阿尔班·邦萨（Alban Bensa）

附注：1635, 1852, 1882, 1931, 1940, 1961, 2008

1919年
两场改变世界的会议

1919年两场会谈在巴黎进行，尽管类型不一，但其召开目的都是要重新思考国际关系。巴黎和会与第二次泛非会议点燃了多方希望之火，之后却让人大失所望。

1919年2月19日至21日，第二次泛非会议在巴黎的一家酒店召开，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57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此次会议由美国黑人代表、社会活动家威廉·爱得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组织，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赞助，塞内加尔代表布莱慈·迪亚涅（Blaise Diagne）主持。这样的合作与此前结束纷争的联盟形成了呼应。和平谈判首次在世界范围内拉开帷幕，它点燃了多方的希望之火，尤其是在消除“种族界线”方面。1900年第一次泛非大会在伦敦召开，杜波伊斯在这次大会上将“种族界线”的问题定义为20世纪的主要问题。

1919年1月至6月，来自各大洲的27个代表团齐聚巴黎，商讨和平条件，此时的和平还很脆弱，饱受威胁。和会调动了52个委员会，以重新规划欧洲版图，决定德国殖民地以及奥斯曼帝国几个大省的命运，并听取有关国际行动新准则的提议。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内，巴黎成了决定世界命运的中心城市。然而，彼时法国刚开始遣散军队，它遭受了惨重的人口损失——130万人在战争中牺牲，还有同样数量的战后残废军人、寡妇以及孤儿——和物资损失。匮乏现象长期存在，物价因此不断上涨，国家必须要在巴黎的街道上开放“维尔格兰供应棚”（Baraques Vilgrain），以便给民众提供一些廉价的食物。1919年春天经历多次严重罢工运动，政府很难摆平。克列孟梭允诺自4月23日起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但他却没能平息群众的冲突。人们渴望发起一场与俄国1917年革命一样的运动，这样的期望助长了冲突的势头。

在这样紧张的局势下，杜波伊斯和迪亚涅乐观断言法国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各种族的人们在这里得到相互认可，也许是第一次，人们面临的共同危险使全球团结的理念从这里真正开始”。杜波伊斯希望能通过调查美国黑人士兵的军人生涯来证明他们的价值，然而第一批老兵回到美国时却遭受了私刑。迪亚涅自1918年1月开始担任共和国专员，负责管理殖民地人员，他从西非成功招募了63000名士兵，在一些地方的征兵行为还引发了地区暴动。他打算抓住这支储备军形象还不错的时机，像他之前所做的那样，让殖民地人民有更多机会能享受公民待遇。

日本代表团正式提出了种族、民族之间的平等问题，但和会很快就把它从目标清单中排除了，尽管它确实亟待解决。1919年春天，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韩国展开，人们反对日本“大哥”继续充当他们的保护国；英国拒绝埃及民族主义代表团独自前往巴黎的要求后，引发了抗议活动，新党派——华夫脱党（即代表团）也由此成立；甘地在印度发起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抗议延续审查以及例外状态的法律，后来因阿姆利则的殖民军到他组织的非法公众集会上开枪扫射群众，造成近400人死亡，他只好中止了运动。殖民者以武力镇压的方式拒绝承认殖民地人民的自治权利，但巴黎和会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谴责这些帝国的暴力行为。

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是这项权利的捍卫者，他在1918年1月发表的著名的“十四点计划”演讲中，将它视为未来和平事业的基础。他在法国、英国以及意大利逗留期间，接见了许多代表团。他与法国总工会的秘书——列翁·茹奥进行了会谈，但他谢绝所有殖民地代表的访问。埃米尔哈立德是阿卜杜·卡迪尔的孙子，曾担任上尉在法国领军18个月，他以阿尔及利亚青年的名义给美国总统写过信；阿布德拉齐兹·萨阿勒比（Abdelaziz Thâalbi）于1920年将突尼斯青年的请愿书写成了一本公众宣言书——《突尼斯大屠杀，它的要求》（La Tunisie martyre，Ses revendications），并创建了新党派——宪政党（Destour），要求起草宪法。无论是这两位还是还是后来的胡志明——当时他的名字是阮爱国，他们为了得到伍德罗·威尔逊的接见都吃了不少苦头。日本通过签署文件将中国的领土据为己有，这就证明非西方的独立民族也没受到什么优待。这些明目张胆的不平等待遇一下就引起人们对新条约宣言的怀疑，尤其是《国际联盟盟约》第22条，它将“文明之神圣任务”再次交到了西方国家手上。

第二次泛非会议召开时，威尔逊返美一个月，和会的工作进程因此停滞了一段时间，迪亚涅对此很满意，因为这样他就不用太惧怕美国和英国政府，这两个国家总是限制参会人数，不给某些参会者提供必要的许可。克列孟梭对此的支持体现了他对殖民问题的漠不关心，他在殖民问题方面采取了一些调整、补偿的举措，希望能借此收获一项真正保障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制度，并保证德国根据法国的人力物力损失作出相应赔偿。1919年2月，国际联盟已将第一份草图勾勒完毕，它规定国际联盟不使用任何武装力量，所有决定必须得到一致通过。法国的计划泡汤了，不仅是因为美国、英国提出了新构想，还因为法国对敌人的仇恨情绪可能会再次引发战争，这一点在当时的退役军人、法国民众身上非常明显。尽管我们很难想象和平会议会在巴黎之外的地方召开，但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地理位置选择还是不能从各方面都服务于法国的利益。

泛非会议的参会者对未来的国际联盟抱有很高期望。他们提议为土著人拟定一条国际保护法则，并在国际联盟内专门设立常任秘书处，由它执行该法则。他们也很关注离开殖民地的“文明黑人”，希望每次非洲侨民的权利受到侵犯或某国家“故意不让来自非洲的文明公民进入政治、文化行业”时，国际联盟能给出一个可能的代表世界的解决思路。他们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期盼国际联盟能缓解已重现于国际、国家及帝国行为方式之间的紧张形势。迪亚涅为此感到左右为难，一边是杜波伊斯提出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种族歧视运动，一边是成为法国殖民地同化行动中的新冠军诱惑。

意在调整战后秩序的条约常深入探讨分级问题，它们要求建立等级制度，因此世界团结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尚且不能管理自己”的民族在《国际盟约》中变成了国际法中的一类群体，以前有自称文明的国家与被统治、被称非文明的国家之分，这种区分方式如今有了新内涵。法国政府原先承诺殖民地军人，扩大他们成为法国公民的渠道。然而，1919年2月4日儒纳尔法律（Loi Jonnart）出台后，能获取法国公民资格的只剩下固定地区的侨民——阿尔及利亚的志愿军。其他殖民地志愿军被拒的事实证明，这项发放公民资格的政策奉行的是超马尔萨斯主义，它遵循着经济目的论。宗主国在其内部到处修缮，所以殖民地不可能享受任何投资政策，殖民地人民只能被迫义务劳动，他们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法国政府甚至拒绝了改良主义有关选举授权的谨慎想法，他们不愿定义这块新领域，幻想着能跳过这个过程。宗主国有将近20万名来自殖民地的工人，他们在战争期间被征调到法国，之后又被遣送回乡，取代他们的是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尽管美国的黑人艺术家总是很受欢迎，但其官方确立的隔离殖民地工人的措施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它把那些选择留在宗主国或是前来寻找一些自由的殖民地人民归为非法偷渡者。殖民地的士兵也尝到了两面措辞的苦头。那些占领莱茵兰的殖民地士兵就遭到了国际舞台上种族运动的诋毁，他们的存在被视为对德国人的羞辱，一种黑色的耻辱（Schwarze Schande）。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条约》在各方妥协的基础上问世。它没有受到1920年3月美国缺席的影响，仍顺利地将和平延续到1931年，但这并不能让那个时代的人满意。1919年7月14日，巴黎举行胜利阅兵式，为这场为期数月的在巴黎舞台上演奏的国际音乐会拉下帷幕。它展示了一个筑垒固守的法国形象，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也引人深思。1919年末，战争的阴影还没完全消逝，从那以后，战争留下的创伤一直影响着法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的角色，就像影响着它的帝国政策一样。

埃马纽埃尔·西伯（Emmanuelle Sibeud）

附注：1446, 1659, 1940, 1960, 1961, 2008

1920年
“如果祈望和平，那就匡扶正义”

1920年1月，社会党改革派艾伯特·托马斯就任国际劳工局局长。该机构创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昔日的仇敌经它开始对话。它以发展对劳工的合法保护为己任，首要任务就是确立8小时工作日制。

欧洲战场上1000万人牺牲，环境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几十万人踏上逃亡之路，到处充斥的混乱和暴力因子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延长。对于大战的幸存者而言，当务之急不是简单地修复战争造成的灾害，也不是与往日的交战国重新建交，而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世界，重新创造世界。那些曾在自由民主领域奋斗的战士，他们身上体现的国际主义精神呼应了共产人士的国际主义精神。“要么威尔逊，要么列宁。要么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并历经一整个世纪的斗争之后得以巩固加强的民主，要么是以原始的、不连贯的、粗鲁的形式出现的苏联个人崇拜。必须要作出选择。”1919年11月19日，社会党改革派艾伯特·托马斯（Albert Thomas）在《人道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写道。

托马斯在战时政府中引领着法国的工业政策。1920年1月，他就任国际劳工局局长，该机构是战后实现的最了不起的成果之一：它是社会经济问题的鉴定地，也是昔日仇敌见面交流的场所。这个全新的机构是根据《凡尔赛条约》第13部分建立的，其总部设在日内瓦，承担着教化、调节的使命。它管理的事务范围很广。1919年10月，第一届劳工大会在华盛顿召开，如果我们要让人相信其管理范围之广，只需快速浏览一下这次大会所讨论的日程议题：8小时工作日制，失业治理，分娩前后对妇女的保护，夜间工作整治，工业劳作者的最低年龄等。40个国家参加了这次大型国际会晤，不久之后德国和奥地利也加入了参会国的队伍，而当时这两个昔日的中央大国还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员。

国际劳工组织是战争结束的产物。这是它的格言：“如果祈望和平，就应匡扶正义。”（Si vis pacem, cole justiciam.）它也是战争本身的衍生物，起源于战时建立的“神圣联盟”。“使劳动立法变得至关重要的正是战争，”艾伯特·托马斯解释道，“战争让各国政府不得不行动起来，消除劳动者忍受的痛苦、不公和贫困。同样，战争也使组织起来的工人明白，合法的保护行动在国际舞台上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对实现他们的某些愿望很重要。”

艾伯特·托马斯就是这次改革风潮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早在青年时期以及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求学的时候，他就和社会党改革派保持着紧密联系。他的朋友，马里奥·罗克（Mario Roques）是中世纪文学方面的专家，在战争时期担任他的办公室主任，随后又到国际劳工组织的巴黎办事处就职；大经济学家弗朗索瓦·西米昂是他在军备部的合作伙伴；莫里斯·哈布瓦赫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埃德加·米约在1925年组织了一场有关生产的大型调查。从20世纪初活跃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校友圈，到大战期间就职于政府部门，再到20年代领导国际劳工组织，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体现着强烈的连续性。

吕西安·埃尔（Lucien Herr）从1888年起就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担任图书馆员，改革的方向就是由他确立的：“在应当坚决抵制什么的问题上，我们意见一致：应摒除的是世界体制和无息价值理论，哲学的长篇大论和幼稚的论战。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文献，历史辩证研究，积极调查以及实际行动。”艾伯特·托马斯和他的同仁们弘扬改良社会主义，该思潮与深刻影响上一代人的空想社会主义背道而驰。从此，人们推崇的是一种科学社会主义，它建立于实际调查基础之上，与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在思想上很接近。许多国际大会在那个时代召开，譬如柏林会议（1890年），它让国际劳动立法的观念深入人心，并建立了由社会问题专家构成的“智库”。这朵“改革星云”孕育了三大协会：国际失业治理协会（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lutte contre le chômage），国际工伤大会（l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accidents du travail）以及国际法律保护劳动者协会（AIPLT，全称为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protection légale des travailleurs）。最后一个协会是由阿蒂尔·方丹（Arthur Fontaine）与别人共同创建的，它为确立国际劳工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禁止女工上夜班，火柴行业不准使用白磷。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曾是和平主义者的艾伯特·托马斯转而信奉一种将战争进行到底的爱国主义。1915年春天，他进入政府工作，一开始担任副国务卿，掌管炮兵和军事装备（1915年5月－1916年12月），之后担任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1916年12月－1917年9月）。他从这段时期起就坚信，重新安排战时工厂的生产状况（限制女工的工作时间，设立母婴室），能使大众关注的利益得到保障，而这项事业等敌对状态破除后会有更深入的发展。艾伯特·托马斯在军备部实施的政策与20年代他在日内瓦推行的政策还保持着另一种延续，即政府、雇主组织与工会之间的对话，这三者与工业政策的推行紧密相连。后来人们口中所说的国际劳工组织内三方架构的原则，早在1914年至1918年实施仲裁、调解的过程中就已萌芽。不过，动力并不一样。战争期间，艾伯特·托马斯利用雇主和工会的爱国之心，利用处于社会边缘的阶级团结，使全国上下共同为夺取战争胜利作出努力。而在国际劳工组织任职的时候，他的任务是动员社会上的积极分子参与到一项跨国计划中，为争取普遍的社会权利并使之得到承认而努力。

在他担任国际劳工局局长的头几年，艾伯特·托马斯领导颁布了16项公约和18条劳动建议。他在推广国际标准的同时，雄心勃勃地展开了一些调查和发表刊物的项目。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国际劳工组织也碰到不少困难：资金短缺，有些国家的议会还不愿把日内瓦专家研究出的劳工规定纳入管理条例中。渐渐地，战争开始远离人们的生活，如今的史学家将那段时期产生的现象称为“文化复员”。老兵演讲的一大主题便是和平主义，尤其是在法国。它将信仰糅合到创新后的爱国主义思想中，把对法国的热爱和对人道主义的热爱联系起来，呼吁人们抵制军国主义——这是1914年夏季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期盼大战是“最后的一场战争”。这样的政治、精神主张有其英雄代表（法国总理及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仪式（11月11日纪念死者的仪式），此外，还包括具体实践（由莱昂·布儒瓦主导创建的国际联盟）。同一时期，来自世界各地的退伍军人相聚日内瓦，参加伤残老兵协会国际会议（CIAMAC，全称为la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s associations de multilés de guerre et anciens combattants），他们要一起捍卫自己的权利，让战争伤员得到更好的照料。促成这些聚会的是两位法国人——阿德里安·蒂克西埃（Adrien Tixier）和勒内·卡森。

20世纪20年代初，跨国精神是股风潮，随着罗加诺公约的签署更是到达了顶峰。然而，人们在推广全球精神的同时不能忘记文化复员是个缓慢的过程，仇敌情绪依旧根深蒂固。在任何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关于大战的记忆首先是民族的记忆，它离不开对所有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的战士的悼念。面对铭记死者的忠诚要求，两种完全对立的演说出现了。一种传达的是和平主义讯息，如老兵协会呼吁的“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另一种则以精神禁忌的形式提醒人们不要太快和昨日的敌人修复关系：翻过战争这一页，就是背叛死者。因此，在1914年至1918年间痛失三个儿子的伟大数学家埃米尔·皮卡，到1925年还在为抵制德国参加欧洲学者国际大会而积极活动。当时距战争结束仅过去了6年时间，“这个时间还是太短了，不足以掩盖这些令人发指的罪恶行为，”他坦言，“尤其是他们还没有表示任何歉意。”

布鲁诺·卡巴内斯（Bruno Cabanes）

附注：1420, 1659, 1914, 1948, 2003

1921年
给世界喷点香水

1921年，巴黎时尚界代表人物、制帽女工加布里埃·香奈儿决定拓展自己的业务。在一位流亡国外的俄国贵族的帮助下，她推出了一款全新的香水——香奈儿5号。这个小瓶子是20世纪的标志作品，经玛丽莲·梦露和安迪·沃霍尔的宣传成了法式奢华的标志。

倘若20世纪70年代发射的先锋号探测器或旅行者号探测器一定要带一瓶香水，向可能存在的外太空文明介绍我们人类，它们应该会选择香奈儿5号。5号香水直到最近仍保持着世界上卖得最好的香水的称号，这款神话般的产品在各地的奢侈品领域中散发着法国名品的魅力，而它至今已有将近100年的历史了。

1921年，加布里埃·香奈儿38岁，她最初经营女帽生意，后来几年又向服装行业拓展，这些使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名声大噪。她是孤儿，12岁时被父亲扔给科雷兹省奥巴齐内市的西多会修道院的修女照顾。后来她在康朋街33号开店，花几年的时间还清了资助人鲍伊·卡伯对她生意的投资，还雇佣了300多个工人。她是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大公的情妇，经常与荷西·马利亚·塞特和米西亚·塞特夫妇往来，这两位可以说是她最亲近的朋友；她与巴勃罗·毕加索、谢尔盖·狄亚基列夫关系也很好，和他们一起合作了芭蕾舞剧《游行》（Parade）；还有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她曾在加尔什的别墅——贝尔雷斯皮罗中收留过他和他的家人。最重要的是，她和让·巴杜等其他时装设计师一起，给她所在的时代注入了新风潮，他们用短裤、开衫和新式剪裁解放了女性的穿着，利用针织材料使人体线条更修长、流畅。

就在1921年，香奈儿决定进军香水界，丰富自己的产业活动。因为此时的香水市场朝气蓬勃，时装设计师保罗·波烈早在10年前就已成功跨入了这个行业。当时香水界大名鼎鼎的有娇兰、香榭格蕾、皮维，还有刚成立15年左右的科蒂。科蒂于1917年调配出的西普调香水受到了大众的强烈喜欢。娇兰推出的“蓝调时光”（l'Heure de bleue，1912年）和“蝴蝶夫人”（Mitsouko，1919年）也是当时市场上的几大创新产品。法国香水大放光彩，在全世界无可匹敌。

1920年，也许是在大公爵德米特里的介绍下，香奈儿结识了调香师恩尼斯·鲍。这位调香师之前在莫斯科的拉莱（Rallet）公司工作，担任这家号称苏联香水巨头公司的技术总监，他在1917年革命期间逃离了俄国。1896年，该公司被法国格拉斯的希里斯（Chiris）集团收购，革命爆发后它在法国博卡（La Bocca）重新成立。1946年，恩尼斯在杂志《香水产业》（Industrie de la parfumerie）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5号香水的创作历程：“我从战场上一回来就创造了5号香水。我决心要调配出极光出现时北极圈以外北欧乡村特有的一点气息，那时的湖水、河流总散发出一种特别清新的香味。我保留着这股香调，最终把它调配出来了。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因为最初我能找到的醛香料都不稳定，其生产也都不规律。”

5号香水绝非第一款在成分中加入合成原材料的香水。在香水生产中添加人造分子的做法已有40多年的历史。这款香水的独特之处在于配方中醛的调配比例，以及合成芳香体的用量。说实话合成芳香体本身的气味并不好闻，但它有特殊本领，能使一起加入的原料的香味更加浓郁。香奈儿原本想要的是“一款散发女性气息的女用香水”。醛使恩尼斯可以将自己组合的花香以浓缩的形式加入香水中，这样天然原料（五月玫瑰、茉莉、依兰……）就可以更加紧密地混合在一起，不太能一下子辨别出来。“5号香水具有抽象作品那种出人意料的特点。”埃德蒙德·夏尔-鲁曾这么分析道。从嗅觉方面来看，他的作品确实能称得上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其中合成香调的使用是点睛之笔。“这种新香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现在来说仍是这样，很少有香水会像香奈儿5号一样被模仿甚至假冒。”恩尼斯在1946年后如此评论道。

很多文化中数字5是圆满的象征，这款香水选用“5号”作为其名字，在当时可谓是独树一帜，在保罗·莫朗看来它预示着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到那时香水不再叫‘深红三叶草’，‘秋日恋歌’，反而用号码来标记，就像劳改犯一样”。恩尼斯揭示了它的由来：“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呢？香奈儿女士当时开了一间非常时髦的服装店，她让我为这间店铺调配几款香水。我跑过去给她展示了我的作品，有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从1到5，还有一个系列是从20到24。她从中挑选了几款，5号也在其中。‘要给它起什么名字呢？’我问她。‘我要在一年的第5个月的第5天展示新出的裙子系列，就用它瓶身上的数字吧，数字5会给它带来好运的。’她这样回答。我必须承认她的决定没有错。”

然而，5号香水的成功配方在1921年尚未全部集结。当时正处于时装业向香水产业扩张的时期，竞争日益加剧：1923年服装品牌让妮·浪凡以一款泽德女士（Mme Zed）调配而成的“虹色”（Irisé）香水进入该市场；1924年让·巴杜推出亨利·阿尔梅拉研发的“爱慕”（Amour amour）、“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告别理性”（Adieu sagesse）。虽说5号香水诞生了，但加布里埃·香奈儿没有足够的资金能投入大规模生产、发售。从这点来看，1923年她与韦特海默兄弟的相识有着决定性意义。

其实，埃内斯特·韦特海默自1898年起一直是妙巴黎公司的主人。这家化妆品公司的创建者是乔塞夫·亚伯·彭桑，1868年它被亚历山大-拿破仑·布尔乔瓦收购。它的经典大米散粉非常出名，1912年后达到了年均250万盒的销量。自1891年起，妙巴黎公司就在庞坦拥有一家工厂和多处场地。1923年，埃内斯特的儿子——保罗和皮埃尔·韦特海默在泰奥菲勒·巴德尔的介绍下认识了加布里埃·香奈儿，这位中间人曾与阿方斯·卡恩一起创建了老佛爷百货。这下才万事俱备，香奈儿可以借用妙巴黎在庞坦的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也可以通过老佛爷的发售渠道使香水得到大规模的商业推广。第二年，香奈儿香水公司（Parfums Chanel）成立，恩尼斯·鲍担任技术总监，根据合约，韦特海默兄弟享有70%的股份，巴德尔的代理人——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和马克斯·格兰巴克占20%，加布里埃·香奈儿占10%。很快，香奈儿就觉得这样的合作极不公平，他们之间经历了一段不愉快的时期。1947年，经再次协商，香奈儿可享受2%的年销售额。不过到了1954年，皮埃尔·韦特海默向老佛爷百货购买了20%的股份，趁着香奈儿重返时装界，香奈儿香水公司又收购了她的时装公司，这就使皮埃尔·韦特海默成为整个香奈儿集团的掌门人，而此时香奈儿品牌的发展可谓是如日中天。

20世纪50年代，5号香水再次进入黄金发展时期。一名记者向玛丽莲·梦露提问晚上会穿什么睡觉，她回答道：“几滴5号香水。”尽管原采访没有留下任何纪录，但之后几年玛丽莲几次在拍摄中使用这款香水，尤其是某次她在床上一丝不挂的拍摄场景，还有一张名海报上，她正给自己喷香水，双眸低垂，手拿一大瓶5号香水贴着自己。2013年香奈儿公司终于找到一份1960年的录音文件，在这份录音文件中玛丽莲提到了原来的采访，并重复了之前的话。坚持把女明星和香水联系起来，这种方式极大地提高了5号香水的国际知名度，使它变得神秘起来。从形象方面来看，玛丽莲的个人特色——金发、丰满、活泼的美国女人，与香奈儿——棕发、高冷、精明的欧洲女人形象之间形成了有效的互补，从而使5号香水成为每个女人都想拥有的香水，甚至成了女性魅力的关键。

选用数字作香水名，不仅是因为不会产生翻译问题，还因为数字在想象空间中相对透明，便于投放到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让消费者进行多元解读。它的瓶身包装也选择了同样的简朴风格，因而可以经受时代的考验，吸引世界各地的市场：一反同时代在瓶装上大添艺术手笔的做法，5号香水从俄罗斯皇家护卫队使用的伏特加瓶中得到启发，最终选择了这样简单的瓶身设计。“加布里埃投入市场的这个方方正正的瓶子，其特别之处就在于它让人的想象服从一个新的符号系统。刺激欲望的不再是外包装，而是它里面的内容。卖点不再是物品，而是物品涉及的意义：人们一闻到困在透明玻璃方瓶中的金色液体，就会发现自己的欲望一览无余。”1959年，5号香水和它的瓶身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1985年，安迪·沃霍尔用它创作了一系列版画作品，使它成为20世纪的标志物。

瓶身的简洁加上名字的抽象，使5号香水就像一幅纯白的画布，甚至整个香奈儿品牌的内涵都能在画布上表述出来。这款产品传达的是极简主义和精英主义的风格，香奈儿把它放在这样的风格符号下，而不是像一千零一夜（Shalimar）、永恒之音（Arpège）、比翼双飞（L'air du temps）、黑鸦片（Opium）、毒品（Poison）等其他20世纪主要香水那样，在与市场交流时将产品固定在某个特定的故事中。加布里埃·香奈儿证实了一个自己很确定的直觉：香水的价值仅体现在它投射的形象中。在某个故事中演绎这样的形象，就等于给时间提供了一个非议产品的机会。事先将产品排除在任何叙述之外，反而会使产品拥有承载多种叙述的可能，它可以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并能更好地吸引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女性。5号香水的宣传运动就体现了这样的想法：说起来有些矛盾，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起，香水的广告女神常常是法国人：凯瑟琳·德纳芙、卡洛·波桂、奥黛丽·塔图，但也不仅仅是法国人：妮可·基德曼、吉赛尔·邦辰……但法国形象从来都不是投射市场的最佳选择，一个理想的形象应代表着5号香水想要征服的市场，如80年代的美国摩天大楼及2012年出现在布拉德·皮特（Brad Pitt）主演的广告宣传片中的上海摩天大楼。在这种获取微妙平衡的镜子游戏中，5号香水向世界展示了法式奢华的理想形象，也向法国展示了一个掌控世界的理想女性形象。

欧也妮·布里奥（Eugénie Briot）

附注：1202, 1682, 1712, 1913

1923年
逃亡的交叉点

1923年10月的某一天，阿兹纳武尔夫妇[1]随着几百个亚美尼亚难民，抵达马赛港。为避开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解体，科娜尔和米沙带着他们的女儿阿依达从希腊出发，开始了他们的逃亡之旅。他们在巴黎安定下来后的第二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并取名叫夏尔。

一艘船停靠在马赛的浮码头上，乘客们纷纷下船。码头不算窄，从这里我们足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东方的政治剧变给人们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在检查身份证件的过程中，国籍登记表揭开了这个横渡途中暂时形成的微观社会的面纱，他们当中有“俄罗斯”乘客，“亚美尼亚”乘客以及“奥斯曼”乘客，尽管后来他们又被分到不同的纪录本上。对于许多乘坐斯芬克斯号、拉马丁号、麦当娜号的乘客来说，马赛只是迁徙途中的一个停靠站，他们或许早就决定好要去巴黎或美洲碰运气，又或许碰上了意外之事不得不重新规划路线。但他们都有着失去故土的经历，苏维埃俄国、凯末尔土耳其相继确立统治后，人们惊慌地离开了原来的家园。这些统治者基于政治或种族教派的标准，剥夺了他们的国民权利，驱逐他们，不给他们留下任何回归故土的可能。阿兹纳武尔夫妇于1923年10月的某一天抵达马赛，促成了这两起历史事件的相遇。

科娜尔（Knar）在马尔马拉（Marmara）的海边长大，她从小就生活在奥斯曼的伊兹密特市，城市往西可远眺君士坦丁堡，往东则可欣赏安那托利亚高原。她的丈夫玛米贡（Mamigon）——俄语昵称叫“米沙”（Misha），出生于如今属于格鲁吉亚国的一个小镇，以前它就位于罗曼诺夫王朝管辖的高加索地区边缘。他们两个的命运轨迹在战争期间交叉了：年轻的轻歌剧演唱者米沙，趁着停战，和他的艺术团一起离开了俄国高加索地区，开始到君士坦丁堡演出。科娜尔刚从那儿毕业。他们俩一个没想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即将使这次巡演变成彻底的流浪之旅，另一个则还不知道她那些留在伊兹密特的亲人已在1915年亚美尼亚大放逐的路上去世了。

战争结束之后，奥斯曼首都迎来了几十万难民。在协约国的管控下，它成了极具战略意义的避风港，饱受非常规军搜刮、施暴之苦的人们努力想要抵达的海峡就在它周围。在这群寻求庇护的人中，有上万名来自东部省份的亚美尼亚人，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种族大屠杀中成功地掩饰了自己，在流放过程中侥幸存活下来，可1919年后他们又遭到凯尔末军队的追捕。更远处的白军在1919年春至1920年冬接连遭遇失败，20万至23万俄罗斯人趁机穿越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在俄罗斯皇家舰队的紧急组织下，法英船队决心协助这些营救行动。

滞留在博斯普鲁斯的难民陷入了时间不确定的苦恼，他们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一方面旧制度被推翻后章法大乱，他们处于不见天日的环境中，另一方面随着和平谈判的进行他们也开始抱有一丝期待。“布尔什维克一定会倒下的……”俄罗斯的流亡者们在心里这样给自己鼓劲，他们坚信苏维埃一定会走向失败。亚美尼亚人则成功地把他们的心声传到了巴黎和会。签订于1920年8月10日的《色佛尔条约》（le Traité de Sèvres）给了亚美尼亚人一个交代：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将会因他们犯下的罪行受到除奥斯曼军事法庭外，国际法庭的制裁，因为军事法庭早在1919年就出现了不少工作失职的问题。《色佛尔条约》还明确表示，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政府将于小亚细亚东边成立，它将脱离土耳其，与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汇合。

因此，他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默默等待政治解决的结果。但等待并不等于呆在原地不动，以科娜尔和米沙为例，他们就常在奥斯曼帝国西部的边境线上来来回回。不过他们的行动是受到限制的。因为阿兹纳武尔夫妇——他们在这个较大的轻歌剧艺术团圈子里必须使用这样的身份——必须要与当地的亚美尼亚人保持联系。他们到过君士坦丁堡、士麦娜，最终在巴尔干地区安定下来，演出就在这儿继续。1923年1月，艺术团到达萨洛尼卡，就在这时这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阿依达（Aïda）出生了。然而时局已大变。凯末尔武装力量已在秋天突破了关键防线，9月他们驱逐了士麦娜的希腊军队，10月在君士坦丁堡取得了胜利。滞留在首都的35000名俄罗斯人必须在1923年1月之前找到新的栖身之处，这个决定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颁布的，他的宗旨就是要赶走信奉基督教的少数群体。

米沙为了寻找科娜尔的祖母，又从萨洛尼卡回到君士坦丁堡。这次行程意味着他们的家谱将遭到重大改写。像其他65000名亚美尼亚人和同样数目的俄罗斯人那样，阿兹纳武尔一家也准备前往法国，因为法国使馆颁发入境签证时不太会为难他们，无论他们出示的身份证明文件是多么混杂——国际护照、行程路线、出入证、安全通行证等。各式各样的文件证明了他们在帝国解体后于当地谋求的安顿方式。有些托管区的亚美尼亚难民已超过10万人，法国驻黎凡特高级专员办事处也帮这些准备离开的逃亡者提供了法律文件。在美国紧关移民大门之时，法国却从中看到打开国门的利益。这是因为大战使法国的男性劳动力缩减了10%。法国人期待这些国外的劳动力能替代那些断了胳膊的人，特别是在低回报的重工业。法国人自身越来越不愿意从事这类工作，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一些高要求的岗位。

法国资本家嗅到了这一良机，他们先是一窝蜂地涌向劳动力存储丰富的地区，从东欧跑到中东。从1924年起，法国政府把国外雇佣的任务交给了一家雇主机构——移民总公司，从此这家机构成了法国唯一的对话者，它在国际劳工局的帮助下完成任务。它让数十万工人在20世纪20年代移民到法国。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他们也常常是借助劳工移民的方式才得以逃亡。

斯芬克斯号、拉马丁号、麦当娜号，以及幼发拉底号、比若元帅号和保加利亚号，此外还有图尔维尔号、阿尔巴诺号和卡特里纳号……马赛特警局的专员记录下这些船的名字，1923年的这个秋天，它们陆续在这片锚地停靠，其中就有一艘来自比雷（Pirée）的“安德罗斯”号轮船。阿兹纳武尔一家三口和祖母上了岸；女人们跟随一家之主昔日的沙皇子民，进入了“俄罗斯难民”一栏，国籍分类之下还有详细的乘客姓名清单，这些文件如今被保存在罗纳河口的省级档案中。玛米贡的名字被纪录为“玛米莫库”（Mamimokou），他的姓氏也被随意更改了，这儿写成“阿尔纳武连”（Arnavourian），那儿又写成“阿兹纳武连”（Aznaourian）。后来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家庭姓氏又调整为“阿兹纳武尔”（Aznavour）。

“阿尔纳武连”一家获准前往法国时，国际法尚未确定“无国籍难民”的法律地位。在1933年10月关于该地位的《日内瓦第一公约》签署之前，政府间必须作出一些安排。当下，1923年，立法工作者紧急行动起来。持有特殊旅行证——南森护照的人才能被称为“俄国难民”。玛米贡从希腊内政部拿到了他的证件，带着这份保证身份的文件，他终于可以动身前往法国。

这张小纸之所以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它意味着证件持有人处于被驱逐状态。为了稳定战后的世界格局，国际联盟临时采取这项行政举措，给那些在国家政策下集体被迫丧失国籍的人们颁发“南森”证。一开始只有100多万俄罗斯人拿到了该证件，后来几十万名从奥斯曼帝国脱离的亚美尼亚人也拿到了它。

在沿海码头，在铁路、港口的秩序与卫生巡查过程中，难民的频繁输入引发了马赛当地的紧张局势。关于“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奥斯曼人的国籍统计结果使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这引起了罗纳河口省省长的注意。于是，省长亲自请监护部门调查此事，将每日、每周、每月的数字公布出来，使马赛“拥堵”之说不攻自破。

政府出于对移民严加管理的需要，会询问他们打算去哪里落脚。他们的回答近乎一致，将沿着罗纳河谷向上，在法兰西地图上勾勒出几条主线，将几个大型工业城市连接起来，有时也会出现分叉，连接至世界的其他角落。阿兹纳武尔一家则声明要前往巴黎，巴黎也是新移民比较青睐的选择。也许他们一家想到巴黎的拉丁区与米沙的父亲汇合，他在那里的香波隆大街做了一个小买卖：开饭店。饭馆的名字“高加索”吸引了不少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还有穷学生。

1924年，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他们给这个小男孩取名“夏尔”（Charles）——一个典型的法国名字，并因此放弃了原定去美国的计划。不过这没什么关系，科娜尔和米沙在于歇特大街找了一间店面，开起了他们自己的“高加索”饭馆。阿兹纳武尔家的两个孩子穿梭于饭馆和表演学校之间，巴黎的模样在他们面前慢慢展开。他们报名参加了电台歌唱比赛，还拿到了现金奖励——一张100的，还有一张50的，他们希望能帮忙偿还家庭债务，减轻父母负担，大步迈向新生活。

阿努什·坎特（Anouche Kunth）

附注：12000, 1927, 1931, 1953, 1974, 1998

[1] 阿兹纳武尔夫妇（le couple Aznavourian）：此处Aznavourian可理解为形容词，表示“与阿兹纳武尔相关的，阿兹纳武尔的”。亦可理解为这个流亡家庭的曾用姓氏“阿兹纳武连”，后文对其姓氏的变动有介绍。——译者注

1927年
入籍

1927年8月10日颁布的法律简化了加入法国国籍的步骤；第二年，“入籍者”数目就翻了一番。该法律不仅是鼓励移民政策的象征，也是其落实之据，其颁布原因除了战后重建亟需劳动力的问题，还有国家对人口减少的担忧。

大卫·比恩菲尔德（David Bienenfeld）于1893年在波兰的卡利什市出生，1922年8月他来到了法国。四年半后，也就是1927年12月，他试着给巴黎暂住地所属的警察局递交了入籍申请。“他肯定要定居在法国，朋友、前途和家庭利益都是他留在这儿的羁绊，因此他想跟他的两位叔叔一样加入法国国籍，并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争取同样的身份。”当时警察局是这么解释的。1927年8月10日国家颁布了有关国籍的新法律，根据其法律条文，1928年2月，大卫就收到获准加入法国国籍的通知。

在那个时代，吸收移民不仅是一项被鼓励的政策，在许多领域它都被认为是一项有用且必须的措施。作为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大国，法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移民中心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地缘政治纠纷陆续出现，加速了亚美尼亚、亚述-迦勒底、俄罗斯、希腊、保加利亚、土耳其等地区的人口运输和难民迁移。美国紧关边境大门，并于1921年和1924年颁布了限额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就成了这些迁移者的首要目的地。1926年的人口普查报告中，与外国人相关的数据占了整整一卷，这样的情况在1891年后是首次出现。短短5年内，外国人口增长了近100万：从1921年的153.2万人增长到1926年的240.9万人。当时，外籍人士占法国人口的6%，虽然该比例到1931年还在增长（达到了6.6%），但到1975年它才再次达到6%。

移民运动不是自发产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就提出了鼓励方针，全民总动员后人去厂空，国家便呼吁大批外国劳动力进入法国，特别是殖民劳动力。20世纪20年代，在资本家和公共权力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国家推出了一项大规模雇佣国外劳动力的政策，以应对劳动市场人力缺乏的情况：1924年后移民总公司联合几大主要的雇主组织，把招募的劳动人员分配到大型工业的各个领域，如矿业、冶金业和钢铁业。毫无疑问，就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创建了一个等式：“外国人＝劳工移民”。但移民运动的兴起可不仅仅是因为外国劳动力低廉且要求不高。

20世纪20年代的主要任务还包括人口移民，某项鼓励人口增长的运动提出了这一解决办法，该运动提议应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法国出现“人口减少”的可怕现象。19世纪末以来，以“法国人口增长国家联盟”为首的一些鼓励生育的组织，挥舞着爱国旗帜为该事业忙前忙后。它的利害也体现在军事方面：1872年起，只有法国人才能服兵役；1905年后，服兵役成了国民义务。人们不能接受外国人享有不服兵役的特权，而欧洲国家间的外交矛盾正愈演愈烈。大战期间法国损失了150万人口，正如激进派议员、1927年国籍法的提出者——安德烈·马拉美（André Malharmé）在议会上所陈述的那样，人口损失使人们面对“法国出生率大危机”时越来越恐慌。外国人入籍会是一种解决办法吗？难道我们不能把移民变成生产新法国人的机器吗？

就这样，1927年8月10日，国会正式推出国籍法，它受到了推崇人口增长人士的拥护。在他们看来，该法律是“救命稻草”，是“针对国家正经历的苦痛的一剂良药”，“这个病痛就像癌症一样吞噬着国家，而我们却经常对它视而不见：我指的就是人口减少的问题”。该法律意在简化外国人加入法国国籍的程序，以便将这块“人口储备”变为“我们国家人口衰退期的候补资源”。因此，该法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性，就连之后也没有出现过一样的情况：在法国居住3年即可申请加入法国国籍，而之前根据1889年出台的国籍法则需要10年的居住时间。行政手续也被简化了。出生在法国的孩子如果没有放弃法国国籍，成年后就可自动加入法国国籍。

嫁给外国人的法国女性可以保留自己的国籍，而此前通行的规定是女性婚后将自动加入丈夫所在的国籍。除此之外，在国籍法颁布之前嫁给外国人的法国女性，只需提交申请即可“重新加入”自己的出生国籍。有些人认为这样的规定有大兴女性主义之嫌，可但愿我们没有走错路！女性在社会上仍局限于繁衍生命的角色，或者更精确一点来说，“小国民的生育者”。激进派议员夏尔·朗贝（Charles Lambert）据此提出，这是“女性主义的一大进步，但不是最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因为法国的女性仍然没有选举权。我们给她们提供了一种能影响社会的方式，能为她们的国家、她们民族的未来做出贡献，能为法国孕育小法国人”。

1927年的国籍法进行了创新。在那之前，人们认为准许入籍就是对被同化的外国人给予认可。“同化”是两次世界大战中间与移民问题紧密相连的一个关键词。在实际操作中，法国行政部门本着这个原则，努力核实申请者的同化程度，他们根据地域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衡量手段，常纠结于社会经济标准和种族标准，有关人口的种族解读因此变得越来越平淡无奇。规定在法居住的时间减少为3年，这种转变同时颠倒了讨论议题：入籍流程不再需要确认其同化程度，而应以促进同化为目标。父母一方是外籍人士但出生在法国的孩子只要在21岁之前提出申请可自动获得法国国籍：这就是“申报”后的法国人。夏尔·朗贝为这项规定说明了理由：“25000名外国小孩在巴黎的小学上课。他们的老师会告诉你，他们以惊人的方式做到了同化，而且他们当中有很多孩子都在班上排前几名”；他们“未来会是很优秀的法国人”。因此，正如负责实施1927年国籍法的司法部部长所说，该法律从“诊断”时代过渡到了“预测”时代。它向未来打了个赌。

这次打赌也有其赌注：法律在同一时间明确了剥夺国籍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犯下“危及法国国内外安全”罪行的，放任自己做出“不符合法国公民素质、损害国家利益”行为的，或是逃避军事义务的公民。特别是在获取法国国籍的10年内，这些行为会受到严格监管。根据规定，当事人的妻子和孩子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剥夺国籍的原则引起了热烈讨论。司法部长路易·巴尔都认为外国人入籍是“一项政府可以授予或拒绝的恩赐”，而某些左派人士却反对这种“左手赐予，右手撤回”的可能行径。最终，要求取消剥夺国籍做法的修正案遭到压倒性的反对，国籍法就此通过。

它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二年，年均入籍人数就翻了一番，1927年至1940年超过65万人通过法令获得了法国国籍，此外还有25万名儿童通过申报成为法国人，近10万人重新加入了法国国籍。总的来说，在1927国籍法的刺激下，至1940年法国新增了约100万公民。

但他们没有完全成为“法国人”。有些规定限制了入籍者的权利，他们在10年之内都没有被选资格。这就是“预测”时代的黑暗面。入籍者处于法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中间地带，他们要经历暂时的“法国性”见习期。在1930年排外情绪盛行的背景下，入籍者不能胜任的领域越来越广。当时的社会自动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那些在恶毒媒体运动中以经济危机替罪羊形象示众的人。国家相继通过了一系列规定，禁止入籍不满10年的公民进入公职、司法及医护行业。入籍者成了第二领域的法国人。1938年，达拉第政府规定入籍未满5年的新公民不得行使选举权。剥夺国籍的可怕现象也越来越常见：入籍者若被处以一年以上监禁，就会失去法国国籍。

维希政府对国籍法提出了正面质疑。贝当元帅上台几天后就推出了1940年7月22日法，他决定对1927年8月10日之后的入籍情况进行一番大审查决定追本溯源，回头翻看前12年的入籍材料。对当时的政府来说，与共和国秋后算账就意味着要切割1927国籍法，将那些被评估为“不配”称为法国公民的人赶出国民群体。国家临时成立了入籍审查委员会，在繁重的工作面前，委员会表现地非常高效，他们翻开了几十万个文件，对每个案例做出裁决。

因此1941年春天，“大卫·比恩菲尔德一家惊恐得知，根据1940年7月20日颁布的法律，他们的国籍已被收回”，这个消息让他们陷入“无比惊愕与痛苦”的情绪中。他的档案封面边上赫然标注着这样一段手写的文字：“犹太教徒，对国家无益”。比恩菲尔德一家在解放期间重新取得了法国国籍，同样，被维希政府剥夺国籍的15000名公民，除失踪、死亡者，大部分也都重新加入了国籍。1945年，一项新的国籍法则取代了1927国籍法：在法居住5年以上者才能申请入籍。为了重建国家，法国又一次需要大批的人力、儿童和公民。这一次入籍问题将由新成立的人口部负责。

克莱尔·扎尔克（Claire Zalc）

附注：212, 1974, 1882, 1942, 1998

1931年
巴黎门口的帝国

1931年5月6日至11月日，世界殖民地博览会在万塞讷森林举行，它以微观形式再现了世界的殖民格局。集政治宣传成果、节庆、商品展览会、科学事件为一身的博览会，是否体现了法国的“帝国心态”呢？

世界殖民地博览会将于1931年5月5日至11月15日在万塞讷森林举行，它的众多标语中有这么一条：“巴黎的门通往全世界”。通往怎样的世界呢？法国在多梅尼勒（Daumesnil）湖畔110公顷土地上重建了一个微观的殖民世界，与其说是为了展现其帝国统治，不如说是为了展现法国自身吧？有些人认为，法国正处于巅峰时期，它的强大不仅体现在拥有庞大数目的海外归属地，还在前一年举办的征服阿尔及利亚100周年的庆典活动中有所体现；可还有一些人认为法国正处于危机之中，其脆弱的民族身份将在展示“别人”的过程中获取几分安全感。

人们从很久之前就在构思这次活动，但原计划被推迟了好几次，人们只好重新考虑。这次活动本可以以一种不同的面貌在马赛举行，而有关殖民地和殖民地人的展出已经有了悠久的历史。从1855年起，殖民地和被殖民者在世界博览会或国际展会中扮演的分量越来越重。1906年，国家殖民展出委员会成立，明确了这些展览会的政治责任。但1910年“展出-清点”想法的首次提出，殖民地长期博物馆的建立，这些都得归功于在下议院占了一席之地的“殖民党”的提议。战争结束后，马赛商会和巴黎市政府共同商议了这项计划：他们打算1922年在马赛举办一场国家殖民地博览会；而由协约国一起参与的大型博览会可在1925年的巴黎举行。第一场博览会预计能顺利进行，1920年3月7日法国确立了第二场的举办原则。然而，原计划中协约国全体参与的规模大打折扣，先是有各种拖延借口，后来英国又拒绝参加（巴勒斯坦、南非联盟和加拿大却仍出现在参展国的名单中）。1924年举办的温布利博览会似乎已足够展现大英帝国的辉煌。最终只有比利时、丹麦、意大利、荷兰、葡萄牙，以及美国、巴西参加了巴黎举办的博览会。

该活动的组织安排曾由加布里埃·昂古尔旺（Gabriel Angoulvant）负责，1927年又移交给利奥泰（Lyautey）元帅负责。在他的领导下，这次活动又加大了规模。为迎接“最辉煌的法兰西”博览会的召开，一项巨大的城市化工程选在工人聚居的城郊——万塞讷进行。1928年11月5日工程开工，地铁8号线预计会被延长。但利奥泰还希望该工程能体现其政治特色。他在法国漫长的殖民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一笔，向军事行动致以敬意，同时强调殖民事业带来的经济、实用效益。为了让金融家、工业家以及商人在万塞讷找到有用的信息，利奥泰特意倡导建立了“信息之城”。教学方面的意义也变得深远许多。通过展示帝国的辽阔幅员、多元活力、丰富物产，殖民地博览会成了国家“解释和回答”的手段，其目标是使“法国人民最终能由衷地感到骄傲并信赖国家”。保罗·雷诺在开幕式上发表的演讲证实，博览会举办的目的就在于向法国人传达一种“帝国意识”，在于破除谣言，在于发挥其规劝功能和教育功能：“每个人都要感受到自己是辉煌法兰西帝国的公民，而法兰西是世界五大洲之内的最大帝国。”

为了向法国人灌输一种帝国意识，并借此巩固国民心中的大国自豪感，博览会分为4个区域：法国本土区；法国海外区；其他国家馆；殖民地长期博物馆。此次博览会共迎来了12000家展商，主办方为此增修了许多建筑。“一日之内游遍世界”，这是宣传标语做出的承诺。游客们可以欣赏到仿制的吴哥窟寺庙，受杰内大清真寺启发建立的“法属西非宫殿”，所谓的“土著民”村落，乔治·华盛顿在弗农山庄的故居仿制品，海外力量纪念馆，以及宣扬天主教和新教的场馆。大批“土著人”被调动到现场，有的是为了活跃突尼斯市场的气氛，制作手工艺品，演示他们假定的日常生活，还有的是为了重现游行队伍迎神的场景，表演芭蕾舞、音乐剧或戏剧作品。万塞讷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游乐园：“殖民之夜”和水上剧场的灯光节让人仿佛置身仙境；大人和小孩可以骑骆驼，坐独木舟游湖，还能玩殖民主题的过山车。仅动物园一处就吸引了200万名游客。但万塞讷不只是一场盛大的狂欢。博览会期间不少学术会晤也相继进行。殖民地博物馆组织了一场有关史前史和殖民人种学的展览，阿尔弗雷德·马蒂诺（Alfred Martineau）——法兰西公学院的老师、《殖民史杂志》的创刊者，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殖民史大会。在百代电影公司的支持下，语音研究所和巴黎大学的话语与行为博物馆一起录下了368份“殖民地音乐和方言”的声音文件。因此，意识形态、美学、教育和科学等各方面的目标都汇集在万塞讷。人们在此提出的关于世界、历史的不同解读折射出了殖民关系的复杂性。

殖民地人民的演出首先验证了进步赞歌，正是殖民者的“开化使命”才让进步成为可能。博览会期间发表的演讲大肆宣扬了殖民者不懈的努力、活力和行动力，这些品质就像刚强有力的男子身上具备的气概，常常让人联想到民族的强大。当时还产生了一种副现象，女性主义的三级会议在同一时期组织起来，给女性殖民者提供了讨论平台。然而，在利奥泰和马赛尔·奥利维耶（Marcel Olivier）——博览会总代表和副委员的指引下，进化说并没有否定关于种族和文明多样性的实践，也没有免去对各文化“个性”的宣扬。因此，博览会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类动物园”，也是一本“殖民世界的百科全书”，一次商品展览会（“帝国性质的商品展览会”，1931年6月7日的《人道报》这么写道），一次节庆，一场教育活动，一种政治宣传的成果，一家旅行中介。然而，它再三强调“我们”和“别人”的重要区别，梳理并展示各种文明之间的等级差异，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由此滋生，尤其是后者，20世纪30年代初处于危机中的法国就为它提供了温床。

这是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口受到很大影响的国家，它受到了经济大萧条的直接影响，同时还要应付为博览会做准备的殖民地人民发起的反抗运动。几年前，法国军队就碰上了叙利亚的德鲁兹暴乱，摩洛哥的里夫战争，法属赤道非洲的刚果-瓦拉人民起义。1930年2月，印度支那的越南士兵发起了一次叛乱，之后多起示威游行发生，但1931年5月1日这些游行都遭到残酷镇压，当时距博览会开幕仅剩几天时间。

不管是在法国宗主国还是在整个欧洲，受多形式反殖民运动的影响，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1930年5月24日，法国政府得知有人蓄意要破坏吴哥窟寺庙。1931年1月23日，反帝国主义联盟从柏林发出了“世界号召”，动员所有人一起抵制博览会。一些小册子散布开来，上面写着“别去参观殖民地博览会”或“殖民地博览会第一导图”。国际革命战士救援会印发了10万份“真正的殖民地博览会指南”。反帝国主义联盟、法国共产党（PCF）和联合总工会（CGTU）共同组织了一场关于“殖民地真相”的反博览会。9月20日它打开大门，迎接了约4000名参观者。毫无疑问它在数量上算是失败了，但抗议博览会的组织从此在马赛、波尔多、图卢兹等地兴起，还吸纳了几十位越南、法国的共产主义成员。与他们站在同一战线的还有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与人权联盟，尽管这两个组织没有公开反对博览会，但它们揭露了殖民者的虐待和暴力行为。这些由激进派或改革派发起的争议，尽管仍属于少数行动，却打破了共和国各党派同进同出的局面。至于广大群众是什么反应，一般来说，我们很难了解得到。博览会共售出3350万张门票，近800万名游客踏遍了万塞讷的各条道路，其中一半的人来自巴黎，300万名来自外省，还有100万来自国外，凭借这些事实我们能说这次殖民地博览激发了“帝国心态”吗？1931年夏天乘坐校车来参观博览会的2万名学生难道变成了殖民行为的热忱拥护者？

殖民学校的校长乔治·阿迪（Georges Hardy）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已经养成以帝国姿态进行思考的习惯了吗？当然没有。”由于能找到的意见调查很少，我们很难总结出博览会在培养帝国意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况且万塞讷的大型集会也没能得到延续。如今那里只剩下一些物质遗迹——昔日环绕殖民地博物馆的墙如今包围着移民博物馆，动物园已被翻修，多哥国家馆和喀麦隆国家馆则被重新布置成了国家佛学研究所——除此之外，博览会还影响了法国人对己对人的思考。

帕斯卡尔·巴泰勒米（Pascale Barthélémy）

附注：1635, 1763, 1769, 1863, 1883, 1900, 1960

1933年
《人的境遇》

1933年，安德烈·马尔罗发表《人的境遇》，并因此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这部小说讲述了与作者同时代的故事，文中充斥着各国革命者的身影。从爱弥尔·左拉到米歇尔·福柯，获得此项殊荣的法国知识分子，不少都是普世意识的代表。

从1945年起，到去世之前，安德烈·马尔罗一直坚定地拥护戴高乐将军，不仅在无数次政治会议中替戴高乐传达命令，还担任过部长（解放期间担任过几个月，后来从1958年6月到1969年春又继续担任）。这种忠诚使他失去了原先的地位和荣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他曾是知识分子领域的关键人物，并获得过一项殊荣，包括爱弥尔·左拉、米歇尔·福柯在内的不少法国作家和思想都因该荣誉成为普世意识的代表。1959年夏天，马尔罗在拉丁美洲举行巡回演讲，他坚决捍卫戴高乐将军的政治主张，并指控萨特在占领期将《苍蝇》（Les Mouches）推上舞台的用意。1960年夏天，这对存在主义伴侣在巴西长期逗留，他们想借此狠狠反击一番。“我要成为巴西的马尔罗反对者，”萨特在巴伊亚宣布，“我要清除他在这儿的所作所为，他借宣扬法国文化之名实则是为了推动发起阿尔及利亚战争。”1967年马尔罗凭《反回忆录》（Antimémoires）对回忆光荣一生的文体进行了革新，他一反以往按时间顺序写作的模式，将回忆录写成了一篇环球游记，他的过往经历横向再现于埃及、安的列斯群岛、圭亚那、印度（与尼赫鲁一起）、中国（马尔罗在那儿见到了毛泽东）等地。但他的革新也是无用之举，因为在此之后他的命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现的民族根基思想紧紧相连。

一切始于一张已签名的空白证书。1924年马尔罗因从柬埔寨班蒂·斯蕾（Banteaï-Srey）寺庙中偷窃7块雕像而被判刑，但很快就有作家名人联名上书，为这位年轻的贵公子鸣冤叫屈。因为受到极大的信任，这位如日中天的作家开启了自传和美学领域的双重革命。1925年2月之后，他回到犯罪地点，在《印度支那报》（后改名为Indochine Enchaînée）的专栏上发表文章，无情揭露殖民统治者的专横行为，逐渐塑造出了一个将思想介入与具体行动相结合的知识分子形象，这里的行动包括使用武器，正如1936年8月马尔罗所做的那样，他创建了一支名叫“西班牙”的空军中队——这种知识分子形象以意大利的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和英国的乔治·奥威尔为代表，战后它被萨特提出的知识分子模式取代，萨特认为，知识分子不应承担任何政治责任或参与任何军事介入。这位年轻小说家发起的介入美学革命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反对右派莫拉斯的主张，要求恢复“西方的诱惑”（1926年）。《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1928年）的开头——“总罢工在广东拉开了帷幕”——就体现了法国小说的去中心化，故事发生在另一个时区（但绝不是《西方的诱惑》中体现的异国情调），刻画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革命者的形象，他们构成的神话（这里的“神话”就是乔治·索雷尔定义的那层意思）无法通过传统的叙事和心理描写表达出来，因为马尔罗将紧张程度也提升为一种美学标准。

虽然广东事件并没有在国外媒体中得到什么反响，但1927年春天以上海为主场的起义和镇压活动却得到了国外的关注，马尔罗基于此次事件创作了《人的境遇》并荣获1933年龚古尔文学奖。上海凭其工业实力一直是中国的战略城市，当时四大势力对它虎视眈眈：军阀，外国列强（美国、英国、法国……），当时还完全受制于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党进行战略合作的国民党。对共产国际而言，中国是关键，它证明了革命可以不局限于某个国家，革命势必要逐步延伸至全世界。接着戏剧化的两幕出现了，两次突发事件使人措手不及：3月，上海的共产党人在与国民党军队汇合前夕，趁着罢工起义控制了上海；接着，蒋介石在商界以及黑社会势力的支持下，于4月撕破合作旗帜，屠杀他的“盟友”。斯大林（和布哈林）强行指导的和解政策就这样落下帷幕，而在此之前托洛茨基曾多次指出该政策的不足。

《人的境遇》讲述了一个与作家同时代的故事，它的创作方式与当时盛行的现实主义做法不一样。尽管马尔罗有着一段被称赞的所谓的革命历史，可即便评论家有火眼金睛，在看到他们面前的事件时也会感到震惊。没有任何类似的军事组织，没有一个真正的地下工作者，与群众的联系少之又少。甚至，故事当中几乎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除了陈——一位年轻的无产阶级。他义无反顾扑向蒋介石乘坐的车，却失了手。其余人物都是外国人〔《希望》（L'Espoir）中的不少人物也是外国人〕：领导起义的乔是法日混血，母亲是日本人，父亲老吉索尔教授是法国人；他和德国人梅住在一起，他的合作伙伴是俄国人卡托夫；他主要的接头人是保安头子克拉皮克，这人谎话连篇，不太可靠；他的正面敌人是费拉尔，一位努力促使国民党与商界结盟的法国企业家。马尔罗的这部小说凭全新配方，既体现了冒险小说的扣人心弦，譬如雅克·里维埃（Jacques Rivière）认为对被心理描写麻痹了的法国小说而言，这就是创新所在，当代政治利害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尽显其中，又从形而上学层面探讨了行动的意义，譬如在一段有名的场景中，革命者伺机扑向轿车，该行为对应了帕斯卡尔的一句名言：“让我们想象有一群人披枷带锁，所有人被判了死刑……”乔身上体现的爱情和与同伴一条心的革命情谊，克拉皮克的梦想和游戏人生，费拉尔的权势与好色，吉索尔的冷淡麻木和沉思……戏剧性的危急状况与关乎存亡的得失得到了巧妙结合，使《人的境遇》（La Condition humaine）的第一批读者感到震撼不已。

1937年随着《希望》的出版，马尔罗的革命理想和国际主义思想到达了顶峰，如果说战后的马尔罗似乎在一些事件中背弃了原先坚持的主张，以政治宣传作为他的明确目的，那么为了避免陷入两个马尔罗的反命题死胡同中，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那本1933年出版的小说在电影领域经历了怎样的后续。因为虽然这位作家战后不再进行小说创作，但《人的境遇》引发了好几次延伸尝试，有人试图还用完全国际化的视角来讲述第二部故事。事实上，这部小说凭借其强大的视觉效果，对省略手法的运用以及各场景之间的艺术连接方式，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蒙太奇文学”作品。在弗拉基米尔·帕兹纳之后，马尔罗对“蒙太奇文学”表示了盛赞，因为他从中看到一种进入小说“第三维度”的方式：不再依靠“描述”，而是直接“展现”，也就是说“使（其）出场”〔《绝对的魔鬼》（Le Démon de l'absolu），《马尔罗全集》第二卷，“七星文库”系列，第1193页〕。《人的境遇》出版不久后，梅日拉布蓬电影（Mejrabpomfilm）工作室就表达了改编这部作品的意愿，因此这项工作曾一度交给尤里斯·伊文斯（Joris Ivens）。1934年马尔罗首次访问莫斯科，他在那里选择了杜甫仁科（Dovjenko），之后又选择了爱森斯坦——至少这是我们从一张签订于1934年8月8日的合同上看到的，最后又选择了爱森斯坦以前的学生阿尔伯特·让代勒斯坦（Albert Gendelstein），这位苏联的电影大师给他提供辅助。如今我们还能找到三份文件，其中一份是长达35页的法语打印剧本，上面还有爱森斯坦的批注和绘画。他们两位选择的是一种贴近“社会主义唯实论”革命思想的剧本，因为他们发掘了这种思想的活力，尽管当时地下党的领头人已被处决，可占领上海的紧张局势还在升级。电影最后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武装者在上海市内，“革命军”（也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在城市外围，他们朝着同一个目标轮换前行，汇集于某一目标地点，和一步步走向牺牲的卡托夫保持一样的节奏。1934年12月20日，爱森斯坦在着手添加剧本备注时写道，自己在作家的配合帮助下已经对《人的境遇》作了一番新评价、新思考。从隐藏的敌对关系到整个故事，从“唯一一颗恐怖炸弹”到“群众的革命创新”，他得出的结论是：“151支枪，如果都是在可信之人的手里，已足够攻下一座城市。”这样的结论确实让人兴奋不已，但它同时意味着共产党遭遇的是政府力量的谋害，这种迫害并非来自他们的盟友——蒋介石。

尽管真实的历史和小说中的故事遭受了双重扭曲，但《人的境遇》直接提醒了人们斯大林国际政策的惨败，因此改编小说的计划流产了。他们极力落实尝试计划，这说明在马尔罗的心里，与爱森斯坦一起进行改编工作就意味着其作品代表革命神话的成功。1969年11月，弗雷德·金尼曼以MGM公司名义接手改编计划，他选择的是韩素音的剧本，却也陷入了同样的进退两难的状况，最后只好流产；1980年初，科斯塔·加夫拉斯与中国合作的改编计划也无疾而终——选取的是劳伦斯·豪本的剧本。在三种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斯大林主义，越南战争，毛泽东思想），小说隐含的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使改编小说并把它搬上大荧幕变成了一件既受期待又充满危险的事情。延伸小说的计划相继流产，与之紧密相连的《人的境遇》象征着历史转折点（中国的阶级斗争）、法国小说转型期——亨利·戈达尔将该阶段称为“存在主义”时期——以及电影转折期的一种理想主义（人们渴望延长一切经典文学作品的生命，尽管对本文对象而言，80多年来陆续进行的改编计划至今无一成功，只留下一系列未完成的作品，其中一些也许收获了读者，但还是没有收获观众）。

让-路易·让内尔（Jean-Louis Jeannelle）

附注：1784, 1825, 1842, 1907, 1946, 1961, 1984, 2008

1936年
变数

1936年5月3日，人民阵线获得了选举胜利。面对一个深陷危机、饱受法西斯主义和仇外主义侵蚀的欧洲，莱昂·布鲁姆满怀抱负，推出了一项改革计划。这次尝试算不上孤立无援，但它证明了要想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协调好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我是法国人。”1938年11月19日，莱昂·布鲁姆又一次出现在《人民报》的头条，为自己辩护。面对漫天飞的谣言和侮辱，他无数次澄清道：“尽你们所能去挖掘我再平凡不过的家庭历史，我的祖先就是完完全全的法国人。”许多诽谤他的人认为，人民阵线的政策绝非单纯的法国政策：组织者是犹太人，命令是从莫斯科发出，灵感又来自于外国最差劲的经济学说，这必定是境外人士策划出的一项阴谋。尽管如此，人民阵线还是在1936年4月26日和5月3日的选举中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人民阵线政府由此诞生。喜悦的浪潮和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运动将他们的胜利延长到了夏天。就连阿尔及利亚都受到了鼓舞，其左派活动分子和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议会的成员也开始拟定殖民改革计划。

后人觉得这一记忆是法国人之间不和的标志，他们的纷争加速了1940年灾难的到来。然而，该事件并不是仅在法国发生：其他国家——1936年2月，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大选中，由曼努埃尔·阿萨尼亚（ManuelAzaña）领导的联盟获得了胜利；1938年智利大选中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赢得了胜利——也有其人民阵线，面对自由资本主义危机蔓延和法西斯势力上升的现实，欧洲和美洲各国都在思考要采取怎样的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措施。有时，人民阵线会在一些叙事故事中被描述为“短暂的春天”，或是经不住现实世界撞击的“短暂改良”“昙花一现”。1934年至1935年人民阵线成立，在那之后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激进派，还有众多工会、组织都加入进来，他们的目标是改变工人阶级的命运，在国际精神指引下捍卫自由。于是，1936年，左派的执政能力受到了考验：他们能否协调好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维护购买力与开放国际贸易、社会改革与军事复兴之间的关系。30年前，让·饶勒斯创作出了乐谱；30年后，弹奏这些巧妙音符的任务交到了莱昂·布莱姆手中。

要想理解法国人民阵线制定政策的理念，就必须把它放在全球抗争的大背景下，各国自1933年以来一直周旋于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间。希特勒上台后很快就逮捕了共产党人，德国社会党的几位关键人物也开始走向流亡之路。1934年2月初，一场工人起义在维也纳爆发，这是奥地利左派为反对总理陶尔斐斯走向失控的独裁统治而作出的最后一次尝试。可1934年2月6日的巴黎事件证明，共和国就算不是将死之身，至少也是残躯病体。各地的危险警报已经拉响：专制的法西斯统治左右逢源，甚至在日本也是如此，而民主却危在旦夕。处于中心位置的法国很有可能掀起一场反抗运动，虽然当时的情况一点也不乐观——政治丑闻、金融丑闻闹得沸沸扬扬，经济市场也呈现一片萎靡。1934年2月12日左派力量发动示威游行，表明当时的情况也许不是毫无希望。尽管1920年社会上出现了大断层，但渴望左派团结的声音还是从积极分子的队列中传了出来。公民社会被动员起来：阿姆斯特丹-普莱耶尔委员会（le Comité AmsterdamPleyel，1932-1933）、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觉委员会（le Comité de vigilance des intellectuels antifascistes，1934年）、人权联盟或反去犹太国际联盟（LICA，全称为la 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 ou la Ligue internationale contre l'antisémitisme）都努力唤醒人们的良知，并将人们组织起来。

大家都知道，政治齿轮的转动始于莫斯科。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新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都担心苏联在欧洲越来越被孤立。1934年战略大调整开始了：共产党不应再站到反对“社会主义背叛者”[1]的第一线，相反，应和他们建立联盟，共同反抗法西斯。1935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新战线的成立，并要求各国密使——法国密使是欧根·弗里德（Eugen Fried），他的代号是“克雷蒙同志”——倾力支持。有点迷茫的莫里斯·多列士主动将激进派也拉入了统一阵线。他联合布鲁姆和爱德华·达拉第，推出了人民联盟。昔日自相残杀的手足如今站到了一起，但这样的现象并没有在整个欧洲出现。1935年，比利时的社会党人亨利·徳·曼（Henri de Man）与保罗·亨利·斯巴克加入了天主教政客保罗·范泽兰组建的全国团结联合政府，但共产党并没有加入该联盟。在许多国家，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嫌隙太深，短时间内无法消除。

当时的政治流犯和犹太移民为躲避专制统治、首批迫害，都躲到了巴黎。在文化孤立主义盛行、法律医疗行业形势紧张的背景下，法国右派无耻地批判了这种“入侵”现象。尽管人民阵线在迎接难民政策方面表现得很谨慎（1936年7月他们签署了一项临时计划，以保证短期内能更好地保护德国难民），但其庞大的成员团体——积极分子、组织与工会之间一直相互支持。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数千难民踏上了流亡之路。法国总工会和其他组织一起发展了一条爱心线，收留西班牙共和党人的孩子（近15000名儿童被转移至法国）。几年后的“大逃离”遭遇更悲惨，从1939年起，不少难民被关押在法国南部的营房里。法国的土地并不是所有难民的避风港；法西斯的仇恨目光也跟着这些流亡者来到了法国。1937年6月，卡洛和内罗·罗塞利（Carlo et Nello Rosselli）兄弟——“正义与自由运动”的创建者、自由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者，在奥恩巴纽勒遭面具党（Cagoule）游击队暗杀，指使者极有可能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势力。欧洲国家的内战早已越过各自的边境线。

尽管国际形势紧张，莱昂·布鲁姆政府还是雄心勃勃，于1936年春夏推出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计划。随后便有诽谤者指责他们削弱了综合国力，损害了国民经济，仿佛1940年法国战败的直接原因在于它实施了40小时工作制、带薪假期以及劳资协议等措施。马克·布洛赫在其著作《奇怪的战败》（l'Étrange défaite，1940年）中推翻了这一短视性观点，在他之后也有许多人对该观点表示了否定，因为它忽略了关键的一点：1929年后自由资本主义危机蔓延至全球，人民阵线只是众多解决方案中的一种尝试。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正统观念中的重要原则（强行军似地执行通货紧缩，削减预算，实现资本自由流通）已鲜少有人过问。在走向没落的自由贸易（历史学家把20世纪30年代称为“去全球化”时期）和蓬勃发展的经济强限模式（苏联的计划模式，德国纳粹的统制经济，意大利的极权政体）之间，政府必须要开辟一条狭窄的连接通道，并借此协调好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大转型”（卡尔·波兰尼）在当时仍处于试验和摸索阶段，战后的混合经济就是由它而来。布鲁姆和他的心腹顾问密切关注着1933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联邦政府的干预，银行的调节以及《社会保障法》的推出（1935年），这一切都是美国民主党的主张，与危险的共产党、胆怯的社会党毫无关联。瑞典的社会党与民主党之间逐渐达成了一种和解，这种相处模式成为之后的“模范”。1936年6月，法国和比利时的大规模起义都以通过一周40小时工作制和上调工资的规定而画上了句号。

当时的我们跟上了“凯恩斯革命”的第一步吗？这么说还为时过早。1936年初，这位剑桥的伟大经济学家出版了专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几乎没有哪位领导者——除了法国的乔治斯·鲍里斯（Georges Boris），在1938年3月至4月间为布鲁姆的第二政府提出了经济计划——预料到该著作的影响。随着1936年9月货币贬值事件的发生，布鲁姆和樊尚·奥里奥尔又一次受到批判，人们指责他们牺牲了国家主权。事实上，自取消汇兑之后——英镑和美元分别在1931年和1933年与黄金取消兑换——人们再也不相信货币具有内在稳定性。人民阵线绝非重蹈历史覆辙，他们的尝试被英国的历史学家称为一次真正的“法国新政”（New Deal français），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试验中发生了巨大转变。该试验在抵抗运动时期国民议会颁布的计划中，以及解放时期政府采取的措施中得到了延伸。

也许，从来没有哪一届政府的成员受到过这么多攻击、中伤，悲剧的内政部长罗歇·萨朗格罗甚至还选择了自杀。不过，反爱国主义倒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出现：1937年2月的“暂时停止”以及改革计划的落空是因为布鲁姆拒绝投资重整军备，拒绝单方控资——将爱国主义抛之脑后的资本家早就从瑞士将这些资本秘密转移。在这段时间内，人们曾经坚信不疑的标准开始摇摆，饶勒斯的名言（一点儿国际主义会让人远离爱国主义，很多国际主义会把人带回爱国主义）对应到这几年显得非常正确。

尼古拉·德拉朗德（Nicolas Delalande）

附注：1789, 1848, 1894, 1953, 1989

[1] 社会主义背叛者（Social-traître）：列宁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贬称。——译者注

1940年
自由法国诞生于赤道非洲

1940年8月28日，布拉柴维尔成为自由法国的首都。在法属赤道非洲的帮助下，既无政治合法性又不受国际承认的襁褓政权获得了领土。然而，非洲的法国自由却不是独立的同义词。

1940年5月至6月，战败后的法国陷入持续的混乱中，一位当时还不算知名的将军在国外发起了一场运动，即初生的自由法国运动，其合法性还不确定。当时有些人提出将运动移至国外风险很高，他们援引历史证据——从胡格诺教派、反革命者到后来拿破仑三世的诋毁者，大批受害者和反对者曾从法国迁移到了英国。1940年夏天，在国际舞台上岌岌可危的自由法国还饱受着多处匮乏之苦。它只有少许的士兵，除了私下提供帮助的温斯顿·丘吉尔，外界对它的认可更是少得可怜。最关键的是，它当时没有任何领土可以依靠，因而长期缺少合法性、人力和物力。1940年6月，戴高乐将军发出号召，以期能填补这些空缺。但在听到这些振奋人心的呼唤后，只有极少数的贵族立即给出了回应，而愿意提供完整土地的就更少了。广播之外，这位反叛者以莎士比亚的口吻创作了一段独白，向德尼·萨拉教授倾诉道：“我需要一块地……一块法国的土地。无论是在哪里。一块法国的基地，从那里我们可以大展鸿图。”

这位将军最终在海外找到了他想要的土地。7月20日，由法国和英国共同管理的新赫布里底群岛对他的运动表示支持。随后其他飞地譬如印度法国商行等，也很快加入了这项事业。但1940年间“归顺”戴高乐将军的最重要领地当属法属赤道非洲（AEF，全称为l'Afrique-Équatoriale française）和喀麦隆。

自由法国不能算是一项伦敦运动，至少从宪法、军事、领土方面来说不是。从1940年8月底到1943年5月30日，它依靠的是汇集起来的殖民领地：主要是法属赤道非洲（包括乍得、乌班吉沙里、法属刚果和加蓬）以及托管区喀麦隆。加蓬和刚果的黄金为该事业提供了资金支持，乍得、喀麦隆和乌班吉沙里（即现在的中非共和国）的士兵在与利比亚以及非洲之角进行的初次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法属赤道非洲和喀麦隆的橡胶提升了自由法国在联盟中——1942年后自由法国参与了联盟行动——的地位。自由法国在非洲招募士兵，征收赋税，挖取了大量的原材料。最关键的是，1940年8月28日，自由法国定都布拉柴维尔。它在那里建立外交，树立权威，还获得了合法性。

这块特殊的归依自由法国的殖民地阵营涵盖了中非及太平洋部分区域，从那之后它们竟立足于帝国联盟中。无论是荷兰殖民地还是比利时殖民地都没有像“忠实”于维希政府的法国殖民地那样，直接成为占领者的帮凶：宗主国战败后，它们沦为英国的托管领域，协助英国备战。戴高乐与殖民地专员勒内·普利文深知这片殖民帝国领土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一张规模王牌，并重点展示。此外，战斗法国掌控的殖民领地越来越多，而维希政府能争取的则越来越少；到1944年，仅剩印度支那尚未回到战斗法国的怀抱。

1940年8月，法属赤道联盟与喀麦隆站到洛林十字旗下。用“归顺”这个词来解释该行为，并不是最恰当的。当时非洲人对于这个问题毫不知情，就连在这些土地上居住的欧洲人也没能发表意见。因为，决策权掌握在少数领导人手中。乍得总督费利克斯·埃布埃出生于法属圭亚那，他第一个宣布支持戴高乐以及驻扎在邻国尼日利亚的英国官员。他反对歧视政策，而这一政策在维希政府中已初现端倪。此外还有一些原因促成了埃布埃的决定。据谣言，意大利休战委员会将迈过利比亚和乍得之间的国境线。埃布埃清醒地意识到要拉开对抗意大利的战线。至于其他殖民地，它们的转向则是由外部力量引发的：戴高乐将军委派了两位军官——埃德加·德·拉米纳（Edgard de Larminat）与菲利普·勒克莱尔赶赴殖民地。1940年8月28日，拉米纳利用英国提供的驿站和资金支持，以及比利时的支持力量（利奥波德维尔），夺取了维希政府在布拉柴维尔建立的政权，而喀麦隆与乍得已分别于一天前和两天前成功倒戈。

如何解释戴高乐军事突袭的成功呢？不可否认的是，目标地区都很脆弱：维希政府仅对阿尔及尔与达喀尔两处的守卫工作格外重视。因此，勒克莱尔率领着20多位士兵就成功占领了杜阿拉，他们乘着独木舟，穿越了英属喀麦隆区域。卡拉巴尔的桨手面对该偷渡行为感到很不安；据一些证人回忆，他们遭到威胁，还被暴打一顿……但这些并不意味着非洲人与这些军事行动毫无关联。分散在法属赤道非洲各处的黑人老兵在1940年8月政变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布拉柴维尔的现役非洲军团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统治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被推翻。一位对戴高乐事业正义性表示深信不疑的非洲士兵，向效命维希政府的指挥官——萨凯（Sacquet）扣动了扳机。政变后的第二天，勒克莱尔正式宣布喀麦隆“独立”。他在此处想表达的“独立”是摆脱了维希政府统治的独立，但其实这句话很耐人寻味。

不过，维希政府拒不承认自己沦为输家的事实。两个政府反目成仇，自相残杀，它们在加蓬发起的战争一直延续至1940年11月14日。很快，乍尼边境线成了全球范围内自由法国与维希法国之间唯一的地理界限。我们不妨把这场战争称为一场帝国规模的内战，尽管周边局势因此变得很紧张，自由法国的当权者还是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政权，或者说一个自由法国的殖民联合会。他们还提出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说法：1940年的正统法国已从塞纳河岸转移到了刚果河岸。

从宪法层面来看，于布拉柴维尔颁发的组织条例确立了所谓的自由法国非洲实体。自由法国的机构在那里宣布成立。埃布埃、拉米纳和阿道夫·西塞（Adolphe Cisé）努力给布拉柴维尔提供一个首都城市该有的一切条件。很快，布拉柴维尔就设立了电台，以宣扬自由法国的思想；它还建立官员学校，开创官方报刊，接见外国使团，开设外国使馆，甚至还设立了一些指挥职位，创建了一所军事医院。一种专属于自由法国的新货币取代了之前西非银行（BAO）发行的法郎。不过，这个新生的政权内部也存在着不少纷争：高级专员（拉米纳、西塞）与总督（埃布埃）之间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在土著人政策方面，过去的恶行又回到了历史舞台上。举个例子，战争行动似乎“掩饰了”矿地上的暴行。

军事方面，戴高乐将军将攻打轴心国视为头等任务。他基于多重考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想证明自由法国不仅仅是针对维希政府（就像在达喀尔和加蓬时那样），并试图劝服维希政府管控的非洲领域加入他的阵营，最重要的是要表明法国从未放弃战斗。1940年到1943年间，戴高乐从这些地区招募了超过17000名士兵，这个数字还没有算上1940年就已在服役的军人。有些新兵是志愿加入的，还有一些则是在不可靠，甚至更糟糕的情况下入伍的。征兵者通常将征兵的工作外包给其他人，并支付一定的招募奖金，这就导致有些新兵并不了解他们参军的意义，入伍后很快就逃走了。不管怎样，多亏了这些“土著步兵”，自由法国才得以南征北战。1941年，勒克莱尔率领其纵队夺取了库夫拉省，该纵队由295名非洲士兵与101名欧洲士兵组成；无独有偶，紧跟其后于1942年至1943年进行的费赞战役调用了2700名非洲士兵，而欧洲士兵仅有550名。总体看来，法属赤道非洲与喀麦隆提供的士兵人数约占自由法国第一批士兵总数的三分之一。人们总说自由法国人是来自布列塔尼伊尔德桑镇（île de Sein）的法国人，不过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加上乍得人——1940年他们因一场依靠殖民根基的运动而应征入伍。自由法国的世界主义性质牢刻在人们心中，它真正的财富正在于其多样性。因此，1942年在比尔·阿克姆，殊死抵抗隆美尔的自由法国势力包括了太平洋营、外籍军团第十三分队以及来自乌班吉沙里的第二步兵营，其中第十三分队里还有不少德国犹太人以及西班牙共和党人。

从非洲出发重新看待法国并不是近来才有的历史趋势：戴高乐将军在1940年的行动当属首创。在自由法国运动最脆弱、最关键的时刻，它依靠的是法属赤道非洲以及喀麦隆。这些领土为自由法国带来了士兵、资源、合法存在的理由以及首都，使它从一项运动蜕变为一个真正的政府。

埃里克·詹宁斯（Eric Jennings）

附注：1446, 1914, 1917, 1931, 1960

1940年
拉斯科，民族战败后被挖出的世界级艺术

1940年9月，有人无意间发现了拉斯科洞穴，对于战败后几近崩溃的法国而言，这无异是一次神秘力量的显灵。它惊人的绘画保存状况很快就吸引了热情的游客，他们蜂拥而至，参拜世界艺术起源的殿堂，却给洞穴造成了不可修复的破坏。

1940年9月8日至12日，韦泽尔河谷上游的蒙蒂尼亚克市，国家的崩溃使学生返校的时间拖了又拖。一群青少年在附近的树林里转悠，带头人是年龄最大的马塞尔。他不再上学了：18岁的他，恰好碰上了前一年的“怪战”[1]，幸运地避开了招募入伍。他做过汽车修理工的学徒，骨子里就是个孩子王。拉斯科山丘俯视着河谷与佩里戈尔小城。马塞尔就在这座山上的树林里发现了通往画廊的入口。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这片喀斯特地貌区就被誉为岩穴爱好者的天堂，入口处的回音仿佛在召唤人们进行地下探险，寻找通往附近庄园的秘道，该庄园是老拉罗什富科家族的联姻财产。小伙子们发现的宝藏其实是一座异常壮丽的史前壁画博物馆，这些壁画都没有动过的痕迹，色彩明丽，宛若奇迹。现代社会最早出现的一些四色照片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好几天时间内，那群男孩是世界上唯一一群能整日整夜守在洞口的人。就是这个不算很大的洞口，将遗漏于人类记忆中的洞穴封锁了好几千年。

有几个人异常坚定地捍卫“他们的”洞穴，官方文件记录下了他们的名字和品质：除了马塞尔·拉维达，还有14岁的雅克·马萨尔，他也是蒙蒂尼亚克的当地人；另外两个是17岁的乔治·阿尼埃尔和13岁的西蒙·科昂卡，他们是来这儿度假的巴黎人，过不久就得回到被占领的首都继续上课。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10月3日，西蒙得知自己和其他人不再一样，他不是一个法国人了，因为此后他必须经受《犹太法令》的管制。当时全国发行的报刊，北部被占领军控制着，南部则须接受审核，在这样的情况下媒体宣布有人发现了“世界上装饰最美的洞穴”，并从中得出了一种应时的结论：“在如此不幸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应该高兴起来。”9月29日，保守党的机关刊物《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如此总结道。这项发现慢慢变成了一次科技显灵，不久后又演变为一种精神疫苗。

在此期间，这群发现宝藏的男孩子没能保守住他们的秘密：曾是教师、史前研究爱好者的莱昂·拉瓦尔（Léon Laval），就像在他之前众多的共和国轻骑兵一样，意识到这次的发现意义非凡。军事上的失败使当时的法国政府惨遭驱逐，迁移到了卢瓦尔河以南的地区，国家遭受的悲惨命运却给了莱昂直接接触国际旧石器艺术专家的机会：修道院院长布勒伊自5月之后一直在布里夫与莱塞济一带避难，他证明这些画在世界上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他还用眼睛判断出这些画属于“奥瑞那文化”，或者当时的一个同义类别——“佩里戈尔文化”。因此，这些壁画已经有超过20000年的历史了。9月29日后，布勒伊在一份递交给铭文学院的报告中将拉斯科称为佩里戈尔文化的“西斯廷教堂”，在他看来，拉斯科的价值已经超越了他40年前，即其职业生涯最初，在西班牙坎塔布里亚命名的阿尔塔米拉洞。从那时起，法国与西班牙就为了谁是旧石器时期壁画艺术的收藏地——如果不能算是发祥地的话——而争论不休。佩里戈尔凭借拉斯科在人类艺术文明史长河中获得了最前面的位置。

“在眼下悲惨事件层出不穷的大环境下，拉斯科的发现不仅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还安慰了人们，它似乎向法国的知识分子发出了邀请，请求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去专心研究这些人种学和史前学这类非常具有法国特色的科学。”法国在经历过军事、政治、精神各方面重创过后，致力于科学探索人类的共同起源，对于一个因接受战败而几近崩溃的强国而言，该事业成了唯一的强心剂。1940年11月7日，亨利·贝古昂（Henri Begouën）伯爵（同时也是史前研究学者）在《时间》（Le Temp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用意并不仅仅是为这一“法国”学科产生的国际影响做学术辩护。1859年，人们在索姆河畔的阿布维尔“发现”了史前史或人类起源科学，从那以后，可以说，这门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起步于法国领土：1868年克鲁马努人被发现，1908年尼安德特人在圣沙拜尔村（La Chapelle-aux-Saints）被发现，在此期间，原始时期的铜箔与遗迹吊足了人们的胃口。

对于一个落败的人权国家而言，这是否象征着理性的宿命呢？或者，对于一门尚在襁褓中的科学而言，这会不会是对该学科狂热的结果呢？布勒伊院长在旧世界的各大洲传授这门学科——从中国到南非，勤勤恳恳，并在1929年使它进入了法兰西公学院的课堂。史前的天主教特征召唤着一位“教皇”，因此布勒伊用这个罗马教皇式的学术别称自遣。他代表的是新罗马，但其实是精神不可战胜的永恒法国的缩影？让我们再回到当时发现洞穴的场景：一个修道院院长，一位教师，在古老的贵族家族的土地上相遇了，喊他们过来的是四个受过教育的来自“外省”和巴黎的青少年，他们当中年纪最小的是个犹太人。各种情况的巧合，或是出于记叙的要求，打造出了一个沦陷了的“永恒”法国的形象，并组构了（重新）崛起神话的各要素。战后的法国从这样一幅具有双重原始性的场景中汲取了一些有关构想重建的力量，在这样的场景中，世界和人类发展的“青春期”扮演着最初的调停角色，既承载了开发旅游所需的资源，又引起了人们对遗产的尊敬，甚至冒着其中一个吞噬掉另一个的风险[2]。

工业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玛丽安显圣，这种局限于某一国内的超自然事件也常常在山洞发生，拉斯科艺术难道只是它在当代的再版吗？丹尼尔·法布尔指出，人们将发现拉斯科描述为一种近乎天意神授的行为，这给电视片、连环画提供了不少素材，也推动了一种原则的确立——绝对存在的过去会以内在的、普遍的方式出现；与此同时，人们产生了一种意识——“就字面意思而言”，起源是“没有尽头”的，因此也就没有起点，这是人们为了应付“必死文明”进步危机及其未来发展危机而捏造出的对称疗法。某个叫乔治·巴塔耶的人将后现代对“显现”（révélation）的迷恋美化了，1955年他在由艾尔伯特·史基拉出版的一卷书中将拉斯科的名字与“艺术的诞生”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史前史艺术的美学地位。从毕加索到巴塞洛，史前史艺术站在了当代艺术创作的中心。

如果说拉斯科洞窟的发现意味着法国史前史科学的世界化，那么1940年它产生的背景，1948年后作为大型旅游资源被开发的条件，以及1963年马尔罗下令关闭洞窟的突发事件，这一切都在为构建一部史诗巨作添砖加瓦。因此，法国确立了一处新的神圣遗址：它有能力能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正逐渐消失的东西。国家领导人以及文化部长正是这项特殊能力的最高担保人。

1941年1月4日，一份长达几页的图片报道出现在《画报》（L'Illustration）上，读者们终于有机会一睹这些可以驱走新一年晦气的“显现”图的风采，后来英国媒体与美国《生活》（Life）杂志相继于1942年和1947年向全世界展示了这些图片。拉斯科常被誉为“史前凡尔赛”，这批属于王室的世俗壁画在15年内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游客近100万人次。1963年后，真实接触洞窟的吸引力被禁令和恩赐权力取代。这里的禁令和恩赐表现为每天严格筛选出5人，例行参观；只有最热忱、有能力使自己等到朝圣机会的人才能见到洞窟。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贫血症过后，破坏的力量仍侵蚀着岩壁：2000年，历史遗迹部门宣布永久关闭洞窟。从此以后，只有共和国的几位部长、总统才能进入这块法国遗址中的最高圣地，只有他们才能享受这份神圣特权——欣赏并歌颂这一民族性与世界性交织的“显灵”奇迹。1990年9月，拉斯科艺术迎来50周年纪念，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一次信息量丰富的演讲中，仅提及法国的名字一次，却将“世界”这个词说了五次。他得出的结论是，这项艺术“以极其出色的方式展现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大团结，无论在怎样的时空，都指引着人类的活动。”20年后，也就是2010年9月，尼古拉·萨科齐在一次类似的访问后，宣布要建立一座“法国历史之家”，立此为证。

除了将世界遗产转变为一笔国家的、民族的财富，法国还执行了另一项任务，如今的法国遗址机构自称能够将拉斯科原址“虚拟化”。政府承担保护者的职责，当地人则扮演开发商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分配使一度构成矛盾的破坏力量消失了。1995年人们在阿尔代什发现了肖维岩洞，其壁画历史比拉斯科壁画早了近15000年，尽管多尔多涅省因此“被赶下了王位”，但它在农业危机和工业危机的背景下，还是巧妙地夺取了旅游首都的地位。1979年，韦泽尔河谷及其周边的史前旧址被列入人类世界遗址目录，这块“深沉”的法国土地得以在去中心化的世纪末，将闻名世界的拉斯科野牛图的徽章佩戴在明显的地方，并自封为“人类之乡”。1978年，当选者走上经济冒险之路，想要复制壁画的一部分，当时的人们对此都表示不相信。建立于洞窟原址几百米外的拉斯科2号从1983年开始对公开放，每年能吸引20万到40万名游客。

仅一个奇迹复制品就能把全世界的人吸引到拉斯科来，那为什么不让拉斯科自己走到世界面前去呢？不过是从一种虚拟到另一种虚拟。2016年12月，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参加了蒙蒂尼亚克市的“国际壁画艺术中心”揭牌仪式，该艺术中心也就是“完整”的拉斯科洞窟4号，它坐落于一座绝对能给它提供庇护的山脚下，由“人类”部门资助建成。在等待新旅游吗哪出现的同时[3]，佩里戈尔的市政部门给自己留好了后路：他们早在2012年就建好了像豪华客轮一样的拉斯科3号，并“使它下水”，到全球巡回展出。2013年，拉斯科3号到达了芝加哥、休斯顿，2014年到达蒙特利尔，2015年到达巴黎、布鲁塞尔。这只可携带的圣物宝箱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拉斯科，2016年7月它驶入首尔港口，随后于2017年抵达日本。几个月内，它在太平洋沿岸接待了100万人次，同等数量的参观人次却在15年内毁坏了韦泽尔沿岸的原址。

扬·波坦（Yann Potin）

附注：34000, 52 av. J.-C., 1420, 1763, 1815, 1871, 1907

[1] 怪战（la drôle de guerre）：指的是从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法德没有交战的一段时间。——译者注

[2] 此处是指可能洞窟吞噬人们，也有可能人们毁坏洞窟。——译者注

[3] 吗哪（manne）：《圣经》中古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所得的天赐食物。——译者注

1942年
冬赛馆——德朗西——奥斯维辛

1942年7月16日至17日，在冬赛馆大搜捕期间，约13000名成年男子、妇女以及儿童被抓。迫害在法的犹太人本是法国的内部事务，由维希政府实施；可根除他们，却是德国乃至欧洲的事务。

1942年7月19日9时5分，一趟运输牲畜专用的火车离开了勒布尔热-德朗西车站，并于21日停靠于某站台，此处的铁路匝道就在奥斯维辛车站往南一公里处，距比克瑙（Bikenau）集中营仅500米。后来这个地方被称为“犹太人站台”（Judenrampe）。1000多名男人、女人在经受3天拥挤且疲惫的旅途后，身上散发着臭味，他们又饿又渴，在一片嘈杂声和愤慨声中跳下了车厢。对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切是那么突然：7月16日或17日，他们在巴黎的家中被捕，接着被大巴车运到德朗西的禁闭营中，第二天他们被装到同样的大巴车里，然后又被塞进火车厢里，目的地是哪里他们谁都不知道，最终他们在一阵晕眩昏厥中抵达了这个不一样的世界，这个地方的名字他们还是不知道。所有的妇女——一共有121个，和一部分男性——504名进入了集中营，他们被登记编号，序号就刻在他们的左前臂上；还有375名男性走向了一座农舍。那里共有两座农舍，它们被改装成了毒气室，此后被人们称为地堡一号（Bunker 1）和地堡二号（Bunker 2）。

这是从法国发出的第七趟列车，但列车里被流放的人们却是第一批刚到达奥斯维辛就被杀害的。截至1942年9月底，已有34趟从法国发出的火车驶向了“犹太人站台”，每两三天一趟。比法国还早的是荷兰，7月16日，第一趟来自巴西的火车就已抵达，同一天，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勒开始参观奥斯维辛和比克瑙集中营。“这位制定‘最终解决方案’（Solution finale）的建筑师”参与了用毒气杀害他们的全过程。1942年这一年内，38500名犹太人被荷兰驱逐至此；同期有42000名犹太人被法国驱逐；后来，16500名来自比利时的犹太人也被驱逐至此，运输他们的火车每四天一趟。在此期间，华沙的犹太区也遭到了“清理”：7月至9月，一趟又一趟的火车将该地区30万名犹太人运送到了特雷布林卡的毒气室。

1942年7月16日至17日发生的冬赛馆大搜捕可以说是概括了战争时期法国犹太人的悲惨命运。首先是被捕人数方面，总数接近13000人；其次，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被捕的不再只有劳动适龄男子，妇女和儿童（超过了4000人）反而成为主要对象；再者，此次大搜捕行动是德国人的命令，实施者却是法国警察。最重要的是因为，和先前的行动不一样，这次行动被清楚地记录在纳粹制定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中。纳粹领导人希望法国能加快驱逐流放的进度。1942年6月11日，特奥多尔·丹勒克尔（Theodor Dannecker）——负责迫害在法犹太人的党卫队领导，前往柏林参加由阿道夫·艾希曼组织召开的会议。此前召开的万湖会议（1942年1月20日）已勾勒出“最终解决方案”的组织轮廓，而此次在柏林召开的会议则是要讨论，在西欧的占领国——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该方案应如何具体实施的问题。如果说1941年德国国防军凭其特别行动队——一些游击队进入了苏联，造成了100多万名犹太人的伤亡，那么1942年可以说是令人惊骇的一年：270万人被杀，杀害地点主要是在运行中的“屠杀中心”，如海乌姆诺、贝乌热茨、索比布尔、特雷布林卡等。因为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是一种“救世的反犹太主义”（弗里德兰德，Friedländer）：主宰世界的犹太民族应该被消灭，他们在苏联表现为布尔什维克，在美国则表现为资本主义，只有这样才能让统治纳粹德国千年之久的“雅利安人”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宰。

1942年7月16日至17日发生的大搜捕以“冬赛馆大搜捕”的名字载入了史册，因为被逮捕的家庭都被押送到了冬赛馆内部，该馆常被用来举行大型政治会议以及场地自行车赛（1959年被毁），而单身人士和没有小孩的夫妇则被直接运送到了德朗西。该场馆后来也成了人们纪念遭受驱逐的法国犹太人的场所。在国际社会纷纷悼念犹太人大屠杀的大环境下——该词是美国人的说法，某些激烈论战一度把密特朗总统推上了风口浪尖。1995年7月16日，雅克·希拉克终于在其演讲中承认了法国在该事件上应承担的责任，这次演讲算得上是第五共和国最有名的演讲之一。“1942年7月16日，”他回忆道，“4500名法国警察在其上司的指示下，满足了纳粹提出的要求。”他们在拂晓时闯入巴黎以及巴黎大区的犹太人家里，逮捕了将近13000名犹太族男人、女人和小孩，并把他们集中关押到警察局中，“毫不留情地把这些人扔到巴黎的大巴车上，警察局的警车里”。这些受害者随后又被送到了冬赛馆，“在恶劣的条件下”等待被押送到“某个由维希政府建造的中转营里——皮蒂维耶或博纳-拉-罗朗德”。雅克·希拉克还提到了在巴黎和外省展开的其他搜捕行动，共有74趟列车驶向了奥斯维辛，它们运送的76000名被法国驱逐的犹太人再也没能回去。他还评论道：“法国，一个启蒙之国，一个捍卫人权的国家，一片张开臂膀、提供栖息之地的热土，却在这一天，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她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将本该她来保护的子民送到了刽子手面前。”“占领者疯狂犯下的罪行”得到了“一些法国人的帮助，维希法国的帮助”。

自德军确立占领区、维希法国成立起，针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就开始了。它遵循着纳粹德国制定的模式，在做了几处改动后，跨越国境来到了战败国中：定义犹太人；清查；禁止择业并没收财产；集中关押；驱逐出境。

无论是外国人，入籍的移民，还是本土的法国人，所有人都饱受交叉法规之苦：德国占领者和维希法国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法律。在最初的两年内，德军的命令只在占领区有效，而维希政府颁布的法律、法令在整个法国都可生效，这就使得人们之间的隔阂不可避免地愈演愈烈，他们的谋生手段也被剥夺。这是“法规的时代”（埃德加·富尔）：1927年之后的入籍档案被重新检查——近15000名移民退回了原籍；1939年法令被废除，据马尔尚多（Marchandeau）回忆，该法律曾给种族凌辱行为安上罪名，一旦废除，也许会使侮辱犹太人的行为再次涌现；9月27日德国将领制定条例，对“犹太人”给出了定义（“……信奉或曾信奉犹太教的，或者祖父母中有超过两位是犹太人的……”，也就是说“祖父母信奉或曾信奉犹太教的”）并规定他们必须接受清查——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照做了，除此以外，所有做生意的犹太人必须在其门面上贴好“犹太人企业”的标签。

1941年6月2日，维希法国接力德国占领军，发动了新一轮清查。这些违背了共和国传统的清查行动揭示了一个模糊的犹太群体的人口数，该群体的定义标准尚不固定。无论标准是更偏向于宗教方面——像德军条例中所规定的那样，还是更倾向于种族方面——像1940年10月颁布的犹太人身份条例中规定的那样（“凡外祖父/祖父母中有三人是犹太族，或者配偶本人为犹太人或外祖父/祖父母中有两位是犹太族，……均视为犹太人”），无论它是宽松还是严格，它总是依据直系亲属的比例来定义犹太身份。因此，不存在解除监护权后保留或放弃犹太身份的自由选择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清查为建立犹太人个人档案奠定了基础。塞纳市政厅就像一个巨大的文件夹，这个中心文件夹下还建立了4个小文件夹：姓名、住址、职业以及国籍。这些文件夹在后来多次逮捕行动中派上了用场，特别是在1942年7月16日至17日发生的大搜捕中。

维希政府于1940年10月3日颁布了“犹太人身份条例”法案，南北方均执行了该法案。条例主要列举了经它确认身份的犹太人所不能从事的职业。他们以后不能走上政治职位；除了几个特例外，几乎所有的公职也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们同样不能在新闻、通讯或电影行业中就职。他们当中能够从事自由职业的人数预计会受到限制。10月4日，一项关于犹太族侨民的法律问世。“根据其居住地所属行政长官的决定，他们可能……会被关进特殊的营房中。”在该长官的指令下，他们也有可能“随时被强制软禁在某个指定住房内”。超过5万名来自外国的犹太人遭到驱逐，占遭法国驱逐的全部犹太人数的四分之三。

占领军也迅速开始抢夺财富。1940年10月18日，他们颁布了第二个指令，为不久后人们口中的“经济雅利安化”奠定了基础，这个新词汇将第三帝国语言LTI（维克多·克轮佩勒[1]）中的术语“Arisierung”进行了法语化处理，意思是要将犹太人的财产转交到非犹太人的手中。这些逐渐落实的措施切断了他们“在法国确立的物质根基”（约瑟夫·比利格，Joseph Billig）。维希政府考虑的是要在法国领土上确立其权威，防止那些被抢夺的资产流入德国，这样的思路使它决定也加入资产“雅利安化”的行动中。第一阶段是德国主导，德军要求所有“犹太企业”都要配备一名临时的“雅利安”管理者；第二阶段则完全由法国主持，1941年3月29日，排犹部即犹太问题总署成立。

犹太人的处境每况愈下。他们的信息进入了档案中，财产遭到抢夺，无法从事某些行业，对外国犹太人来说，他们还可能会因为行政长官的一个决定而被关押。他们处在这个国家的边缘位置。

1941年5月，搜捕行动展开：3700名男子于5月14日被捕，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外国人；1941年8月20日以及之后的几天内，4000多名犹太人被押送至犬舍城（Cité de la Muette）、德朗西，这次行动标志着犹太人营房的问世。

在法国，以下3个地点成了人们日后所称的“犹太人大屠杀”（Shoah）的标志地点：冬赛馆，战后人们在这里举行纪念仪式，1993年该仪式成了官方纪念活动；德朗西，2012年人们在这里建造了一座纪念馆；还有奥斯维辛，冬赛馆大搜捕行动中被逮捕的人们就是在这里失去了生命，此外还有100万名来自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的儿童、妇女和男人在这里牺牲。虽然迫害在法犹太人是法国的内部事务，根除他们却是欧洲历史的一章。

安妮特·维沃尔卡（Annette Wieviorka）

附注：1347, 1572, 1683, 1894, 1927, 1962

[1] 维克多·克轮佩勒（Victor Klemperer，1881-1960）经历魏玛公国、纳粹德国的语言学者，著有《第三帝国的语言》（Lingua Tertii Imperii）等书。——译者注

1946年
电影雅尔塔

1946年9月19日，首届国际电影节在戛纳拉开帷幕。电影节标志着节日与第七艺术的盛大结合，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外交色彩：强国们分配好了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与奖项。

1946年9月19日21时，一场庆典在戛纳十字大道上进行，拉开了首届“国际电影节”的帷幕。据《世界报》专栏作家亨利·马尼昂（Henri Magnan）报道，“那些寓意和平的”花车队伍代表着各个参加电影节的国家。机动车络绎不绝，墨西哥的花车“在形状和色彩创意上都高人一等”，苏联的花车“缤纷的像是一只波西米亚的水瓶，花车上人们还放飞了鸽子”，美国的花车“由电影胶片拼成的带孔眼水壶装饰，米高梅公司（MGM）、雷电华电影公司（RKO）、派拉蒙影业出品的为人熟知的形象都记录在这些胶片上”……还有瑞典的花车，“其顶部竖立着小腿曲线完美的水中仙子”（《世界报》，1946年9月21日）。蔚蓝海岸的夜幕刚刚来临，塞内加尔的步兵就排着长队，举着火把，吹着军号，这样的气势带来了“强烈的震撼”。接着进行的是必不可少的烟火表演。随后，美国演员格蕾丝·摩尔用几首歌曲拉开了持续一整晚的舞会序幕，她“身穿一条饰有金色亮片的米色连衣裙”，还在最后唱起了《马赛曲》。先进行的是通俗演出，粼粼波光，夜间庆典，还有本地旅游；有关电影的部分要到第二天才开始，由苏联奉献的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纪录片《柏林》开启了后面48部影片的放映之旅，几百位官员、电影行业的国际代表以及一些年轻的“视觉大胃王”狼吞虎咽，两周内看完了这些影片（《世界报》，1946年9月26日）。

戛纳国际电影节最初建立于反自然联盟基础之上，它充分展现了烟火艺术，给人们送去最亲民的节日和最优秀的电影。它游离于电影传奇和通俗娱乐之间，并将二者融于上流社会生活中，这一特色使电影节享誉世界：电影界人士为来到戛纳而感到不安，但他们对那里的一切都很满意。

1946年，这一幻想计划带有很强的外交色彩，这一点可以从国际电影节的第一负责人菲利普·埃朗热（Philippe Erlanger）身上看出，他本是法国外交部艺术交流处的处长。电影节欢庆的其实是同盟国的胜利。评选过程非常正式，每个国家都有参与，它体现了一种平衡，一种外交使团间的斡旋，“这比电影还要精彩”（《世界报》，1946年9月21日），或者说比花车游行还精彩。苏联、美国、英国、瑞典、丹麦、印度、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墨西哥、意大利都提交了电影作品和导演人选，试图与法国的参赛作品一争高下，或为其做陪衬、唱赞歌。作为东道主的法国，当然不会忘记传达这样的声音：刚从战争痛苦中恢复过来的各国要共同演奏一场大型音乐会，法国也会以爱国、文化自信的态度参与该演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46年的戛纳必定会再现1939年戛纳电影节的风采。第一届电影节原定于1939年进行，后来被临时取消。或者，我们不妨说1939年的电影节也曾开始过。一切在国民教育和美术部长让·扎伊（Jean Zay）的带领下有序进行着，1939年8月6日，从戛纳火车站里出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电影放映机的发明者——路易·卢米埃尔，身为电影节荣誉主席的他轻车简从，从拉西奥塔来到了戛纳，还受到戛纳市长的亲自接待。卢米埃尔在原定开幕时间的三周之前就来确认地点：格兰德大酒店、棕榈海滩、市立赌场都被动员了起来，由本地画家让-加布里埃·都么（JeanGabriel Domergue）设计的海报也已准备就绪，盖里·库珀、泰隆·鲍华、安娜贝尔、瑙玛·希拉、乔治·拉夫特、加里·格兰特、詹姆斯·卡格尼、大卫·尼文、斯潘塞·特雷西、芭芭拉·斯坦威克等明星都乘坐着米高梅公司租赁的邮轮，来到了十字大道上。好莱坞匆匆准备了12部影片，甚至可能更多，其中就有霍华德·霍克斯的《唯有天使生双翼》（Seuls les anges ont des ailes）、弗兰克·卡普拉的《民主万岁》（Mister Smith au Sénat）、维多·佛莱明的《绿野仙踪》（Le Magicien d'Oz）、赛西尔·B·德米尔的《和平联盟》（Pacific Express）、李欧·麦卡瑞的《金玉盟》（Elle et Lui）。让·扎伊决定要举办一场能与威尼斯电影节抗衡的盛大节日，因为当时的威尼斯电影节受墨索里尼和戈培尔控制，1938年它给一些宣传纳粹、法西斯思想的作品颁发了奖项，该决定遭到美国和英国的抗议。“自由世界”要举办自己的电影节……1939年9月1日德军突然入侵波兰，中止了戛纳电影节的最终准备工作，使其以夭折告终。

但1939年与1946年有着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活动只能在法国，而且一定要在戛纳市举行呢？尽管有一点夸张，但这个“伟大的国家”总在强调，从路易十四、拿破仑时期，再到世界博览会期间，它一直是“艺术之乡”。它还是电影艺术之乡：路易·卢米埃尔创造了电影，这是法国人心中不可否认的事实，法国人对爱迪生最初的几部电影丝毫不感兴趣。法国的电影艺术很强，尤其是在质量方面，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作品和导演，带给世界一次次的震撼，只不过它们还没有吸引到国际消费者的目光，因为长期以来国际观众都被好莱坞的作品迷住了。不管怎样，对于相聚于此的人们来说，只有戛纳才能向他们展现出“法式美景”的综合魅力，这里汇集了艺术与节日，电影与旅游，伟大女演员与漂亮女人。“没有哪个国家会比法国更有资格来主持一场这样的展览会，它在艺术创新精神、绝对自由以及承诺公平公正方面无可匹敌。”（据奥利维耶·陆伯，Olivier Loubes）1939年7月17日，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在发布电影节开幕通知时曾如此宣扬道。

1939年的计划泡汤，但它在1946年竟取得了空前的胜利。“络绎不绝的游客，”1946年9月21日《世界报》的记者激动地写道，“用世界各地的语言喊出了他们的赞美之辞。好几趟特殊列车都大敞门窗，向几百位电影界的专家推荐好玩的景点，其中的蓝色列车往往来自远方的一些首都城市。这也是探索奇迹的好时机，借着国际电影节的机会，游客们会突发奇想，把地中海比作吉恩·蒂尔尼（Gene Tierney）的蓝眼睛，把深情爱抚地中海的天空比作约翰·福特作品里颠倒的乾坤，把在海滩沐浴、享受蜂蜜以及香料面包的富有女人比作表演水下芭蕾的埃丝特·威廉斯。”

戛纳电影节坚持两面说辞，不过这两面在逻辑上却是紧密联系的：它不仅要迎接、欢庆同盟国的团结胜利，还要歌颂法国的伟大。甚至，这种伟大——1946年就电影艺术而言，有些虚假的成分——从未像彼时外国人眼中看到的，国际社会关注到的那样伟大过。“对法国而言，这个节日一定要成功举办。为此我们需要所有国家的协助。”1939年的电影节组委会就确认了这一点。7年后，这句话仍有效：只有在国际社会赞赏的目光下法国才算成功了。法国从不在自己的角落沾沾自喜，它的荣耀只能在欢聚一堂的世人目光中得到确认、展现……当然，这次的欢聚也是由它安排的。

从此，戛纳电影节就承担起角色分配的职能，建立了电影界的雅尔塔体系。它不仅仅展示了精挑细选后的电影、闪光点、导演或年轻女演员，还力求达到一种平衡：一方面它需要认可，凭借好莱坞一家就能支撑的工业大国的实力，其电影声势浩大地来到了十字大道（La Croisette）上——1946年签订《布鲁-拜尼斯协议》（Blum-Byrnes）后，好莱坞影片也在法国电影院里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它要确保评选合理，得奖名单上出现的是该艺术中最好的作品，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文化外交——让所有参与评选的作品都满意而归。这次电影地图的绘制遵循三个原则，法国电影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从中得到了确认：最强大、给人最大震撼、观众最多的是美国电影；对世界“有话可说”的是国际性电影；最高雅、最独特、最具艺术性的则是法国电影。

1946年10月5日，星期六，第一届戛纳电影节伴随着三部电影的放映拉上了帷幕，最后一次展现了电影艺术的国际专业化——也不完全是最后一次，因为这种三分法前途无量。好莱坞影片——华特迪士尼出品的《为我谱上乐章》（La Boîte à musique），苏联官方制作的电影《格林卡》（Grinka）——此前格林卡这位作曲家的生活经历和作品曾被写入教育小说中，以及一部无与伦比的法国电影——由让·谷克多执导的《美女与野兽》（La Belle et la Bête）共同构成了这份最后放映的节目单。从美国电影协会新任主席埃里克·艾伦·约翰斯顿（Eric Allen Johnston）提出的扩张规则来看，迪士尼试图在全球各地树立其商业标准，苏联试图为俄罗斯爱国者的荣耀唱赞歌，法国则竭力再现时髦、高雅的法式怪诞。评审团主席、艺术部部长乔治·惠斯曼（Georges Huisman）宣布了获奖名单，外交层面的顾虑在此得到了证实。所有参评的国家都凭某部影片获了奖：《大地将变成红色》（La Terre sera rouge，丹麦），《贫民窟》（La ville basse，印度），《最后的机会》（La Dernière Chance，瑞士），《没有翅膀的人》（Les Hommes sans ailes，捷克斯洛伐克），《伟大的转折》（Le Tournant Décisif，苏联），《田园交响乐》（La Symphonie Pastorale，法国），《相见恨晚》（Renocontre brève，英国），《失去的周末》（Lost Weekend，美国），《玛丽亚·康德莱里亚》（María Candelaria，墨西哥），《考验》（l'Épreuve，瑞典）以及《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e,ville ouverte，意大利）都获得了评委会大奖（Grand Prix）——1955年戛纳电影节才设立金棕榈奖，德尔伯特·曼执导的《君子好逑》（Marty）获得了此项殊荣。

法国理所当然地成为真正的赢家，评审团将唯一一个单项奖“评审团奖”颁给了一部法国影片：勒内·克莱芒的《铁路英雄传》（La Batail du rail），就像电影节历史上多次出现的那样，这是一部应时的影片，在当时战争刚结束的背景下很受欢迎，它颂扬了法国铁路工人在抵抗运动时期的英雄壮举。理想法国从中得到了好处：它就这么得到国际评审团和国际舆论的认可，而乘着火车或邮轮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电影专业人员，第一时间体验到了节日的欢欣。但同样是在戛纳，有一部非常优秀的影片——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指导制作、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美人计》（Notorious）却无人问津。10多年后，另一类影评群体——《电影手册》（Cahiers）杂志的“青年土耳其”[1]称其作者是“毋庸置疑的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但这是法国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换的另一段故事，另一番游戏。

安托万·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

附注：1771, 1900, 1933

[1] 青年土耳其（Jeunes Turcs）：在电影界，“青年土耳其”是指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电影论战中，论战对手给会聚在《电影手册》杂志的青年影评人起的外号，暗指他们在电影批评活动种的结党性质和激进态度。一般来说，法国电影的青年土耳其包括弗朗索瓦·特吕弗、埃里克·候麦、雅克·里维特、让-吕克·戈达尔和克洛德·夏布罗尔。——译者注

1948年
人权普遍化

法兰西是人权之国、“人类（权利）博物馆”？如果说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是人们在国际权利方面取得的一大成果，那么联合国破例在夏乐宫召开大会，及时发表该宣言，就掩盖了其复杂的起草过程。其中，大国利益得到了照顾，寻求解放的殖民地国家则只能在法律夹缝中求生存。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在巴黎特罗卡代罗广场下的夏乐宫召开，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成了当代人权运动的奠基之作。虽然这份宣言仅承载着象征性权利，没有作出任何法律规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份具有教育和道义价值的宣言对全球的地方和国际人权体系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这有史可证的漫长进程中，宣言本身就构成了最高点。继1789年法国颁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美国颁布《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之后，1948年通过的宣言不但跳出了部分国家内部权利的范畴，而且体现了真正普遍化的特色。

诚然，人们在两战之间还见证了《国际人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internationaux de l'homme）的发表，1929年，一群精通国际法的知识分子组成国际法学会（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通过了该宣言，其思想经各国人权组织广为传播。最早构思出宣言雏形的是一位流落至法国的俄国法学家——安德烈·N.·曼德尔斯坦（André N. Mandelstam），他大胆揭露了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的种族大屠杀罪行，随后又积极投身于在各国普及少数群体保护体系的活动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强国纷纷在部分辖地上建立这样的保护体系。他在当时，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一部保护少数群体的法律是不够的；在独裁统治大肆盛行的情况下，还必须站在所有人的角度上考虑，不论他们生活在哪里，都应该受到保护。曼德尔斯坦和其他一些自由国际法学家一起，谴责国家主权的教条思想，呼吁个体作为国际法主体得到承认，并要求男女之间应享受同等权利。

关于1948年宣言起草人的身份，史学家们做了不少文章，他们希望找到一个既能与各国名人联系起来又能单独代表宣言的人物。一般来说，人们会提及一组搭档——勒内·卡森和埃莉诺·罗斯福，还可能会提到5人组——除了前面两位，还有约翰·汉弗莱，查尔斯·马利克以及张彭春。这种探索使几位关键人物受到极大重视，而联合国秘书处整合的文献资料，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民族、区域的政治利害，甚至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行动，这些对文献草拟过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却被人们忽视了。1948年宣言绝非西方强国单独完成的作品。战争刚刚结束，受殖民统治欺压的人们就行动起来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保护的国家主权也遭到人们的质疑，此外纽伦堡和东京相继召开了刑事法庭，人们借此终于了解主权教条化会造成怎样无尽的悲剧后果。1946年春天，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创建了人权委员会（Commission des droits de l'homme），旨在就保护少数群体，维护妇女权利，消除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歧视，保障信息自由以及发表《世界人权宣言》等问题提供一些报告和倡议。

就在这样多形式且庞杂的计划中，1948年宣言的文本诞生了。在促进非殖民化进程和解决中西矛盾的过程中，一些国际事件使战后的世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人权委员会汇集了不少专家和知识分子，成立了专题讨论小组。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国际外交舞台上的老手，代表着世界上不同的宗教、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体系。三次间歇进行的会议过后，人权委员会在相关起草委员会的帮助下于1948年8月向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了报告。1948年联合国大会在巴黎举行，该报告在此次大会上接受了审查和表决。几条主线贯穿这次长时间的起草过程：少数群体享受的权利和人民管理自己的权利被避开不谈，由独立专家构成的人权委员会转变为政府代表集会，原先计划中包含请愿权和约束性规定的公约转变为一份简单的宣言公约！宣言酝酿期间，一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运动爆发了，多种多样的哲学、美学观点借此得到表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15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思想家、知识分子发出咨询帖，请他们思考有关国际人权的哲学问题。来自不同大洲的思想家们给出了关于前进方向的建议，从西方世界的角度进行了补充或修正。莫罕达斯·甘地在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写信时就提到：“我从我那不识字但很有智慧的母亲那里学会了一个道理，人们值得享有的、并且应当受到保护的权利只能来自于他（她）履行好的义务。因此，就算生命权也只能在我们履行好世界公民的义务时才能被赐予到我们头上。从这句基本的箴言出发，划定好男男女女的义务，再给每个事先履行好了的义务匹配一项类似的权利，也许会简单很多。所有其他的权利都是一种过分的要求，这样的权利不值得被保护。”

显然，要想弄清该文本是如何被通过的，就必须考虑到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3年谈判期间，美国地位的确立离不开两大中心任务。第一件任务就是将美国的宪法体系与国际法体系衔接起来，对于美国国务院司法顾问而言，他们的任务就在于维护美国主权，同时参与国际人权法的发展。第二件任务则涉及冷战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1945年至1948年间冷战形势愈发严峻。当时的国际社会受两种政治、司法体系冲突的控制，这两种体系都有一统世界的意图。诚然，冷战并没能阻止国际社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但它却限制了该宣言在之后若干年对美国人权政策的影响。法国同样贡献了自己的智慧：1947年人权咨询委员会成立，勒内·卡森后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效仿了该举措。然而，疑虑之声也传了出来，尤其是在殖民领域。20世纪50年代，非殖民化战争频发，尤其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影响下，卡森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行动受到限制。的确，就像法学家勒内·德尼-塞吉（René Degni-Ségui）强调的那样，虽然人权宣言忽略了非殖民化，但非殖民化势力却反过来接受了该宣言，并化为己用。因此，对于那些刚从旧法兰西帝国独立出来的新国家而言，这份人权宣言就成了最小的共同制宪依据。它的精神还在1955年万隆会议，即亚非国家会议的最终公告上被发扬光大。此外，1948年宣言在各地产生的司法影响也引起了争议，控制其影响范围的呼声，抑或是关于其合法性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1948年12月12日，第三委员会结束了85场漫长又艰辛的讨论会议，随后联合国大会对人权宣言计划进行投票表决，而在此不久前大会才通过了关于种族屠杀问题的协议。在此过程中，人们讨论的不再是“国际宣言”，而是“世界宣言”。勒内·卡森认为，这份宣言建立于具有更广内涵的国际社会概念之上，它不单要涵盖各个国家，还应包括人类自身。宣言含有30多项条目，它在序言中指出所有国家、政府都必须尊重人的基本权利。这份文件陈述了个体的基本权利，将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全都包括在内。除8位代表弃权外（苏联和其他五个共产主义国家，沙特阿拉伯和南非联邦），大会全票通过了人权宣言。

虽然大会通过了人权宣言，但群众并没有为此感到兴奋，法国亦是如此：当时，柏林封锁和巴勒斯坦问题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法国外交部门情愿将它视为一次成功：这难道不是为庆祝1848年革命百年纪念和废除奴隶制而准备的一份好礼吗？这会不会是又一次民族之春的标志呢？法国和英国在短期内都认为，在宗主国以外的地区发表《世界人权宣言》或将它翻译成各自帝国语言的计划，还需慎重考虑。

德佐维纳尔·凯沃尼安（Dzovinar Kévonian）

附注：212, 1790, 1804, 1919, 1920

1949年
革新女权主义

1949年5月，西蒙娜·德·波伏娃发表《第二性》第一卷，引起一片争议。知识分子和作家纷纷选定支持或反对阵营，女权主义组织和妇女协会却迟不表态。很快，这本书就传遍世界，掀起了女性主义的新一轮热潮。

《第二性》的出版竟引发了如此激烈的论战，这实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一般来说，一部由女性写的关于女性生存状况的作品，多半只能落得无人问津的下场。这本分上下两卷出版的大部头作品被伽利玛出版社收录于“白色文丛”（Blanche）中，很快它就引起了争议。

1949年5月，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的文学增刊上发起论战：“妇女的性启蒙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出现在一本严肃的文学哲学杂志的目录上了吗？”他针对的就是圣日耳曼德佩区[1]的文学，在他看来，该文学达到了“无耻的极限”，他还呼吁年轻的基督教徒作出回应。《费加罗文学报》在随后的几期杂志中刊登了40多封来信。

受这次长篇调查研究的影响，其他杂志也刊登了不少相关文章。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多数精英杂志均作出了回应，一些日报也效仿其做法，如支持右派的媒体《费加罗报》《曙光报》《精神自由报》（Liberté de l'esprit），支持左派的媒体——支持共产主义的杂志如《法国文学》（Les Lettres françaises）、《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还有左派的期刊如《精神》（Esprit）、《战斗》（Combat）、《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游击手》（Franc-Tireur），以及新教媒体《改革》（Réforme）、《新教笔记》（Les cahiers protestants）、《年轻女性公报》（Bulletin Jeunes Femmes），主要媒体《世界报》《星期六晚报》（Samedi-Soir）、《巴黎竞赛报》（Paris Match）以及文学杂志《文学新闻》（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黑与白》（Noir et Blanc）、《恩培多克勒》（Empédocle）、《开罗杂志》（Revue du Caire）、《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人与世界》（Hommes et Mondes）、《圆桌》（La Table ronde）、《舟》（La Nef）。

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各流派的文学家纷纷撰文发声，表达自己对波伏娃作品的支持或反对，其中有天主教大作家、法兰西学院成员、抵抗运成员，后来担任《费加罗报》社论作家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哲学教师，曾师从萨特，创办共产主义杂志《新批评》并成为主编的让·卡纳帕（Jean Kanapa）；昔日的德雷福斯派、解放后热烈拥护共产党的朱利安·班达；历史地理老师、小说家、反对介入文学的批评家朱利安·格拉克；还有小说家、《十字路口》与《舟》杂志的合办者罗歇·尼米埃；提出人格主义学说、创办《精神》杂志的埃马纽埃尔·穆尼埃；《精神》杂志的秘书让-马利·杜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参与合办《现代》和《精神杂志》、瑟伊出版社稿件审选委员会成员弗朗西斯·让松，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寂寂无闻的知识分子。

反响多来自于男性，但也有不少女性表了态，譬如获得文学教师文凭，同时也是电影编剧、剧作家，并与存在主义伴侣交好的科莱特·奥德里；年轻的小说家、散文家弗朗索瓦丝·德·奥博纳（Françoise d'Eaubonne）；获得哲学教师文凭的共产主义者让内特·普勒南（Jeannette Prenant）；编辑、翻译家，并在《法国文学》担任专栏作家的多米尼克·奥丽（DominiqueAury）；还有在法国电台电视播放有限公司（RTF）就职的克洛迪娜·肖内（Claudine Chonez），正是她给了西蒙娜·德·波伏娃反击诽谤者的机会。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协会一直处于社会边缘，并逐渐衰退，他们对于这次的大争论不置一词。一向更活跃的妇女协会同样保持着沉默。支持共产主义的法国妇女联盟（L'Union des femmes françaises）也没有对这本遭众多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非议的书作出回应。唯一的例外是年轻女性运动（Mouvement Jeunes Femmes），该运动的活动分子与受卡尔·巴特（Karl Barth）启迪的新教改革者来往密切，而巴特彼时正在思考情侣和爱情的关系。年轻女性运动诞生于战后，它代表了在性问题方面较为开放的年轻一代。

如何解释这样一场媒体大风暴呢？第一个关键线索就在于萨特以及《现代》杂志在战后文化领域占据的霸权地位。真正的介入知识分子模范，法国战后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这样的让-保罗·萨特使各阵营愈发针锋相对，恶评更是铺天盖地地涌了过去。毕业于师范学校并取得哲学教师文凭的他，在戏剧、小说以及哲学创作等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他于1945年创办的《现代》杂志很快就在文坛占据了核心位置。在1948年5月到1949年7月间，8期杂志陆续刊登了这本尚未正式与读者见面的著作的部分章节或选段，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波伏娃也凭这部创新作品得到了评论家的关注（当时，她已经写出三篇小说，一部戏剧，两篇哲学文章，一篇游记）。但她仍处于萨特的阴影下，专栏作家称她为“存在主义门徒”“萨特的圣母”或“伟大的萨特主义者”。攻击者借波伏娃之桑，骂的是萨特事业、成功之槐。

第二种解释与冷战时期的紧张形势有关。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的法国内部产生了分裂。克拉夫琴科案件[2]，马尔罗和洛朗·卡萨诺瓦（LaurentCasanova）向知识分子发出的号召，以及共产党积极分子发起的“笔战”充分展现了文化圈各自为营的深厚隔阂。然而，萨特和《现代》杂志恰恰是自由介入的代表，他们痛斥前两个阵营，绕过他们开辟了另一条道路。毋庸置疑，对《第二性》批评最猛烈的正是右派（以莫里亚克为首）和共产党（由让·卡纳帕带领），他们的论据也大同小异。相反，基督徒进步人士和非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对波伏娃谈论的主题表示了支持，至少给出了较为中肯的评价。毫无疑问，最响亮的赞歌来自于《现代》杂志的撰稿者。

当然，这样的政治-文化格局并非没有例外。一些右派作家也对波伏娃谈论的主题价值表示了认可，如弗朗索瓦·努里西耶（François Nourissier），他对莫里亚克发起的调查作出了回应，这也许就是他最早写出的文本；还有《法兰西行动》（L'Action française）和《世界报》的撰稿人、作家蒂埃里·莫尼耶（Thierry Maulnier）。有些共产党人，如多米尼克·德桑蒂（Dominique Desanti），就违背了组织的命令；而阿尔贝·加缪虽然是个十足的进步分子，却（在谈话中）指责波伏娃“奚落了法国男性”。

因为，另一场战争在暗中同时上演。一场反对两性关系现代化的战争。《现代》杂志于5月、6月和7月刊登了3个章节——标题分别是“女性的性发动”“女同性恋”和“母亲”，从这个时期开始，各界的批评一发不可收拾。《第二性》在一篇又一篇文章中被描述为“利己主义的情色教材”，“性自大”宣言，其中充斥着“低俗的淫秽用词”。事实上，波伏娃在这些章节中向性别秩序提出了正面质疑。

她在《母亲》这一章的开头就花了15页的篇幅为避孕措施和堕胎行为辩白，她否认了母性本能的存在，并贬低了异化妇女的母亲作用，她断言托儿所、幼儿园才是对孩子更有利的选择。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项家庭政策却试图提高出生率，它鼓励母亲留在家里。火热的婴儿潮没能解决所有的烦恼，反而还巩固了母亲留在家中的理想模式。自新马尔萨斯主义学说遭1920年法律查禁（该法律禁止引进、生产、销售和宣传避孕产品）、退出公众舞台后，无论是在左派的共产党内还是在右派中，鼓励生育的思想主张都大行其道，没有受到任何质疑。

诋毁者认为，《女同性恋》这一章在“为同性恋正名”，西蒙娜·德·波伏娃在该章节内否定了以往性学专家和心理学家的阐释，把同性恋放到和异性恋平等的存在地位上：它们都是一种“情境选择”。最后，在“女性的性发动”一章中，作家揭示了异性恋关系是多么不平等，充斥着多少暴力。这些主题（堕胎、同性恋、性暴力）在20年后成为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中心议题。

大众被这一声名狼籍的作品吊足了胃口，对这本将近1000页的大部头产生了浓厚兴趣。该书上市的头几周就卖出了22000册，经多次重印，它在40年内共卖出了100万册。

这本著作也开辟了国际市场。密切关注存在主义动向的亲法人士在第一时间就拿到了该书。出现于法国的分化现象也蔓延到了欧洲。南欧的天主教独裁势力给这本书贴上了禁令。它的译本甚至传到了阿根廷（1954年）和巴西（1960年）。1968年，历经两次失败的加泰罗尼亚语译本终于得以在巴塞罗那正式流通。东部地区的译本，除了1982年修订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译本，都是等柏林墙倒下后才出现的。这部著作在西欧出版时没有引起那么激烈的争论。1951年后，它在联邦德国（RFA）流通。英语译本（1953年）的传播得益于美国的一位出版人布兰奇·克诺夫（Blanche Knopf）和一位退休的动物学教师霍华德·帕什利（Howard Parshley）。试金石出版社（Il Saggiatore）于1961年出版了意大利语版本的《第二性》（Il secondo sesso）。一代知识分子涌现了出来，他们从波伏娃探讨的主题出发，再次掀起了女权主义的热潮，其中有法国的弗朗索瓦丝·德·奥博纳、科莱特·奥德里、安德鲁·米歇尔（Andrée Michel），美国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西班牙的玛丽亚·坎普·阿兰赫（Maria Campo Alange）和被称为“加泰罗尼亚波伏娃”的玛丽亚·奥蕾莉亚·卡普玛尼（María Aurèlia Capmany），联邦德国的艾丽斯·施瓦泽（Alice Schwarzer），还有民主德国的伊莲娜·塞勒（Irene Selle）。

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女性主义组织和研究的体系化，该著作在东欧和北欧继续传播。它被译介到了联邦德国（1989年）、保加利亚（1996年）、俄罗斯（1997年）、罗马尼亚（1998年）、瑞典（2002年）。它潜入讲法语和讲英语的非洲地区；经日本（早在1953年就出现了一个译本）、中国台湾（1972年）以及中国大陆（1988年）又到了亚洲。最早的译本因多处删减和不够详细遭到不少批评，因而更注重忠实的新译本逐一出现：德语本（1992年），日语本（1997年），卡斯蒂利亚语本（1998年），英语本（2009年），中文本（2012年）等。

1983年起，西蒙娜·德·波伏娃协会（Simone de Beauvoir Society）及其杂志《波伏娃研究》（Beauvoir Studies）持续报道着该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

西尔维·沙普龙（Sylvie Chaperon）

附注：23000, 1840, 1842, 1903, 1984, 2011

[1] 圣日耳曼德佩区（Saint-German-des-Prés）：是法国巴黎市第六区内的一个区域，位于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附近一带。该区曾是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从事存在主义运动的中心。——译者注

[2] 克拉夫琴科案件（Le procès de Kravtchenko）：克拉夫琴科是一名反叛苏联的作家，1946年于纽约出版《我选择自由》（I Chose Freedom）并在书中揭露苏维埃政权的真实面目。1947年该书在法国出版，舆论哗然。《法国文学》指责克拉夫琴科写作不实，并称他是美国的走狗。1949年，克拉夫琴科以诽谤之名将《法国文学》告上法庭。该案件被誉为“世纪之案”，最终以克拉夫琴科的胜诉收尾。——译者注

1953年
“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去世了”

1953年5月5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来。法国共产党沉浸于悲痛之中，积极分子怀着无限悲思，为其哀悼。苏联及其领导人受到的极大崇拜感染了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颗莫斯科之星的光芒才开始黯淡。

1953年5月5日早上，让维列格雷西永大厅，消息传来时，法国共产党（PCF）正在召开全国大会，听了这个消息，所有参会代表都好像受了当头一棒，又惊又吓。即使是久经战场的领导人也都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们声音哽咽，眼里噙着泪水。雅克·杜克洛找到一丝力气，吐出了这几个字：“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去世了。”他随即宣布要对逝者致以第一轮悼念。官方通告中，法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上——国家、省级、地方性报纸以及各种杂志，领导人的讲话中，著名知识分子的文章里，平凡积极分子的话语中，哀悼如潮。巴黎以及外省的共产党机构纷纷挂起了斯大林的画像，共产党人也戴上黑纱表示哀悼，塞纳联合会（Fédération de la Seine）总部还设立了一座灵堂。5月9日，葬礼在莫斯科举行，当天法国也举行了多场追思活动，像一些巴黎、诺曼底和洛林的公司甚至在工作日默哀了一分钟。5月10日，巴黎冬赛馆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追悼会。几天之后，法国共产党的核心周刊——《新法兰西》（France Nouvelle）在其头版刊登了一篇长文，以极其华丽的风格概括了共产党领导层想要传达的意思：“斯大林是杰出的战友，列宁的优秀追随者，全世界劳动者的领导人、朋友和兄弟，现在他的心跳停止了。但斯大林主义还活着，它将永垂不朽。这位了不起的世界共产主义大师的名字将在世纪长河中永放光芒，人们将永远带着感恩的心，满怀爱意地喊出他的名字。我们永远忠诚于斯大林。共产主义者必将竭尽全力，不负斯大林的荣誉称号，为工人阶级，人民，社会主义民主、主权、国家独立以及和平等神圣事业不懈奋斗。伟大的斯大林永远光荣，他的经典科学著作将帮助我们团结大部分的人民，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我们将高举斯大林无往不胜的大旗，以他领导的光荣共产党为榜样，朝着胜利前进。我们将造就一个自由、强大且幸福的法国。”

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斯大林个人崇拜，于1949年达到第一个峰点，时值这位“人民慈父”的70岁大寿，法国共产党也大张旗鼓为他庆祝。冷战时期，个人崇拜在有力的“共产主义小团体”（contre-société communiste）中达到了全民疯狂的顶峰。这个小团体由多个实体组合而成，虽然与社会上其他群体不同，但从未与社会完全脱节，特别是在社会边缘上。该党派在1951年的立法选举中获得了将近26%的选票，但只拉拢了220000名党员（相比于1947年净损失达60%）。他们与法国总工会（CGT）和其他群众组织试图将各自的价值观、标准、规定同质化，给大家营造一种浑然一体的假象。法国共产主义一边保持着基本的一致性——尤其是在面对敌人和反对者的时候，一边又显示出真实的多样性，因为它深入社会的各个隐蔽角落，衍生出了对同一共产主义的多种理解、感受和实践方式。

然而，准确说来，与苏联及其领导人保持的近25年的紧密联系正是法国共产党的一大基本特征，正是这一点使得法国共产党有别于法国的其他任一政党。从法国共产党的起步阶段开始，他们之间就建立了联系。因为对莫斯科来说，法国是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战略方面的关键大国。它在18世纪爆发了大革命，又在1871年建立了巴黎公社，这两次事件在布尔什维克神话中均意义非凡。它也是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起初称霸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依旧在欧洲雄踞一方。此外，1933年希特勒屠杀德国共产党人之后，法国共产党就成了西方最重要的共产党派。因此它受到苏联人的特别关注，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通过第三国际（Komintern）的使者——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欧根·弗里德，协助建立并资助了法国共产党机关，选拔并培养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除掉了它的公开反对者和反叛者。法国共产党根据苏联的利益制定其战略，偶尔会给自己留一点施展的空间。这种对苏联的关注在法国共产党内保持了很久，即使它从20世纪60年代起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利。它与苏联共产党之间仅出现过两次实际矛盾，这些矛盾还引发了内部骚乱：一次是在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报告，宣布开始去斯大林化，莫里斯·多列士对此表示反对；还有一次是在1968年，他们就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产生了分歧。法国共产党内的大部分领导、干部长期以来都对苏联保持忠诚，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出生于工人阶级或农民家庭，他们之所以这么忠心耿耿，是因为苏联在他们心中代表着非凡意义，他们感激苏联给予他们的一切——一份教育，一种文化，一份职业，一种地位，共产世界中的一些物质和象征利益。他们和许多其他的积极分子和拥护者一样，坚信苏联的力量来自于它所背负的想象中的责任。苏联在其历史进程中一直传播着一种积极形象，这样的形象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典型，它们以接替或交替进行的方式最终造就了一段真正的神话。该神话一直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彼时的去斯大林化使苏联前功尽弃，魅力全无，还形成一种无法挽救的断层。苏联最早也最为重要的出场方式是作为革命的标志，它是资本主义之外的一种选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新人类的热土，是地球上的乌托邦，它承诺将把自己的模式推及到全世界。20世纪30年代后，它宣称自己是民主的典范，是反法西斯与反纳粹的先锋，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及苏联红军获胜后，它更是气宇轩昂，到处鼓吹这一点。不仅如此，它还自诩是经济合理布局的成功典范，在计划经济的推动下，它在工农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了一个和谐、平等、健康的知识型社会。最后，它宣称自己是和平的中流砥柱，是殖民地人民和受压迫人民发起反抗的坚强后盾。

法国共产党及其下属组织——譬如苏联之友（Les Amis de l'Union soviétique），1945年后它变成了法苏联盟（France-URSS）——不停地向他们的活动分子、选民，甚至更大范围地，向法国民众转述这些主题。不过，他们的转述方法有很大的针对性：宣传队伍如果在面对工人群体时提出苏联是工人兄弟的天堂，那么他们在跟农民宣传思想时就会注意避免提及土地集体化的问题。同样，对于这一宣传，人们的接受与领会程度也大不相同。领导人选择加入该党派也许是出于坚定的信心，甚至是出于信仰，但也有可能是出于利益的考量，他们也许想着，某一天也能轮到自己像一些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那样去行使至高权力。我们更了解共产知识分子热爱苏联的原因，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对再生力量的迷恋，对彻底决裂的期待，对人道主义的追寻，有如宗教一般的信仰，对团结的需求，理性和科学精神，等等。更不用说苏联及其同盟者在物质利益、象征奖励以及赞美方面的慷慨。但它对民间共产人士构成的吸引力就很难分析了。多数情况下，他们支持共产主义主要是因为生活条件差，在工作或生活中处境艰难，或是加入了抗争行动。对他们而言，苏联也许意味着一种希望，一场梦，但同时它也是一种可以被用来反对老板、吓唬老板的论据，一种可以证明他们与社会党人不同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让他们区别于他人的身份因素，尽管这可能不是他们加入共产主义的主要动机。不过，共产党人的这种亲苏特性使他们在其他法国人中间显得格格不入，20世纪50年代的几次调查都证明了这一点。

不管怎样，法国还是有些奇特之处。许多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甚至有敌意的人，在面对苏联的时候竟然表现出了谨慎甚至同情的态度，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苏联就像经历了一次有趣的经济和工业现代化试验，这一点就得到了很多专家、老师的赞扬；还因为他们希望能透过苏联看到一个永恒俄国的身影，他们曾与盟友苏联站在同一阵线上，一起反对纳粹、法西斯，共同反美，他们之间甚至还有过不同程度的历史和政治契合，正是这些契合突出了法国大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之间的联系，或证明了在历史转变时期政府扮演强势主导者的重要性。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法国民众心中只剩下一个完全负面的苏联形象。共产党内除了几位领导干部，其他人对苏联的好感也降低了不少。人们开始对苏联感到失望并由此从幻想中醒悟。在其他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苏联逐渐失去了它的影响力，1981年起它的政治地位也开始急剧下降。

马克·拉扎尔（Marc Lazar）

附注：1051, 1789, 1907, 1933, 1936, 1968, 1989

1954年
转向新人道主义

1954年1月，许多法国人冻死在街头。2月1日，皮埃尔神父通过电台向全国人民发起号召。几天之内，全国上下都行动起来，救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此次事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皮埃尔神父成了媒体眼中的偶像，他如先知一般开创了政治质询的新形式。

1953年过渡到1954年的那个冬天格外寒冷，而当时的法国正处于一场史无前例的住房危机中，由于战争的破坏、婴儿潮的出现以及农村人口外流，情况越来越危急。巴黎的气温降到了零下15摄氏度，阿尔萨斯则达到零下30摄氏度。几千名无家可归的人，单身的，拖家带口的，都流落街头，或住进了临时的简易房屋中。气愤不已的亨利·格鲁埃——他在抵抗时期化名为皮埃尔神父——设法提交了一项有关建造临时住房的修正案。这位神父曾是一名修士，1945年至1951年间担任人民共和运动（MRP）议员，还在1949年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埃玛于斯”（Emmaüs）。1954年1月初，国民议会决定将这项提案无限期延，但在决定宣布的当天晚上，埃玛于斯某中心有一个婴儿因为严寒失去了生命。神父进一步质询政府，他在《费加罗报》的头条上发表了一封写给住房与重建部部长的公开信，然而是徒劳的。整个一月，他都在动员记者，发起募捐运动，还在每天晚上分发汤、咖啡、面包以及被子。1月31日，在一位记者朋友乔治·威尔普莱（Georges Verpraet）的帮助下，首个“无家可归人士紧急救助委员会”（Comité d'aide d'urgence aux sans-logis）及其辅助机构“博爱救助中心”（Centre fraternel de dépannage）在库尔布瓦市开放。第二天早晨，皮埃尔神父从同仁那里得知，一名66岁的女性因抵抗不住巴黎的低温，在沙特莱剧院门边失去了生命，她在前一晚因晚付房租而被扫地出门。那天晚上，法国有8位成年人和3位婴儿死于严寒。听了乔治·威尔普莱的主意后，皮埃尔神父和他一起匆忙写下一段话，他们顺利使法国广播电台在13时朗读了这段文字，后来他们又到卢森堡电台亲自朗读了这段话。

“我的朋友们，救命啊！……”，这段神父自发的呼吁是多么让人心碎，这次的号召不再玩什么“揭露游戏”，而是在“怜悯”上大做文章（吕克·博尔坦斯基），它号召人们向自己的同伴献出爱心，使“法国公有的良心”死灰复燃，不但要即刻表现自己的善意，还要拿出“被子、美式大帐篷、以及加热的炉子”。原定的标准需求很快就得到了满足。几百个“博爱救助中心”在法国建立起来；地铁站还有奥赛火车站也被征用了。从2月4日起，国会开始表决一项关于建造紧急住房的计划，该项目的价值不再是10亿，而是100亿。这次“善行起义”动员的人群不限于宗教或政治群体，最后共募集了10亿旧法郎（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200万欧元）。

埃玛于斯这个小协会的仁人志士在巴黎地区捡垃圾，建造房屋，几天之内，它就拥有了全国性的规模。皮埃尔神父也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媒体偶像，他长着一颗“漂亮的脑袋，完全透露出一股传教的热忱：他那和善的眼神，方济各会特色的行头，传教士的大胡子，再加上边做工边传教的司祭特有的羊皮黑上衣，以及朝圣者的手杖。这样一来，神话或现代性所需的元素就集齐了”（罗兰·巴特）。这次的号召甚至产生了国际反响：梵蒂冈的机关媒体《罗马观察报》（Osservatore Romano）对其赞不绝口；伦敦、布鲁塞尔、图尔奈、苏黎世、日内瓦、弗里堡、洛桑立即向神父发出了邀请；1955年，皮埃尔神父前往美国拜访了总统艾森豪威尔，又受蒙特利尔红衣主教的邀请拜访加拿大，就连摩洛哥未来的国王也希望他能前去协助解决贫民窟的问题。1956年，他在科隆的“天主教大会”（Katholikentag）上，对着80万名听众发表演讲；1957年，他去了荷兰和葡萄牙；1958年，他亲赴奥地利、比利时以及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959年他到达印度，在那里他见到了维诺巴·巴韦（Vinoba Bhave）、博学者尼赫鲁、英迪拉·甘地和特蕾莎修女，在这之后他又前往利班接受共和国总统的招待，接着他飞到南美，在各大城市巡回演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那里与卡马拉主教（Dom Hélder Câmara）和时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主席的约绪·德·卡斯特罗（Josué de Castro）进行了友好会晤。1960年，他前往加蓬拜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阿尔贝特·施韦泽。他的每次出访都留下了新建设成果，这些建树为1969年埃玛于斯国际（Emmaüs International）的建立提供了模型经验。他还吸引了不少外国年轻人来到法国，他们回国之后又在各自的国家建立了组织。人们从1954年冬天建立埃玛于斯中心的过程中汲取了经验，在大诺瓦西的贫民窟里创建了它的子机构——ATD第四世界[1]，所有在此次动员行动中没有分配到住所的人都挤在这个地方。

这一历史篇章成为后人传颂的一段佳话，它不仅在法国形成一个转折点，还在更宽的历史长卷——民族人道主义和国际人道主义的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19世纪中期开始，红十字会下属的一些国家组织及其国际委员会——CICR（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定期会联合一些美国的宗教组织发起大型运动。因此在1876-1878年印度饥荒盛行的时候，一场动员行动因弗罗伦斯·南丁格尔、传教圈以及媒体的特别支持，成功募集了70万英镑的物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近东救济会（Near East Relief）——美国的一个传播新教的非政府组织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它为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的受害者们募集到了一亿美元以上的资金（相当于今天的13亿美金）。针对俄国饥荒灾民以及西班牙内战受害者的国际救助运动，规模也很庞大。

法国的天主教救济会（Secours Catholique）近年来也发起了一些规模适中的斋期运动，它针对病人（1947年）、“新生儿”（1948年）、“衰老以及隐藏的苦难”（1949年）、不幸的童年（1950-1951）以及住房（1952-1954）等问题，做了不少事情，其中住房运动还得到喜剧演员布尔维尔的支持；它也会动员基督教徒参与到临时的人道主义运动中，如救助阿维尼翁（1951年）、阿让与蒙托邦（1952年）、荷兰与凯法利尼亚岛（1953年）等地的灾民。但1954年的大动员有别于这些活动，其独特之处可从以下几点看出：在新大众传媒——广播的推动下，它动员的人群和引起的反应是前所未有的；它见证了一位团结先知的诞生，并开创了政治质询的新形式。

随着黄金三十年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住房危机的消退，“1954年冬天”大号召的势头似乎锐减。但倘若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法国人在此之后似乎养成了支持大型动员行动的习惯——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一些城市救助组织在国际上确立了它们的地位，它们的知名度由此得到提高，并获得了更多的资助。

城市大环境的改善，大型国际组织的发展，非殖民化，以及基督教徒不想让第三世界落入共产主义手中的心愿，这些都促使人们意识到南北方苦难并不一样。1955年至1980年间，人道主义组织蓬勃发展。“经济与人道主义组织”（Économie et Humanisme）自1950年起重新发力，将帮助第三世界作为组织的重心；与此同时，埃玛于斯在1955年创建了世界苦难研究及救助署（IRAMM，全称为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action sur la misère du monde）；梵蒂冈于1961年推动建立了天主教反饥饿求发展委员会（CCFD，全称为Comité catholique contre la faim et pour le développement）；天主教救济会推出了它的“微型计划”；穷人小兄弟协会（Petits frères desPauvres）的组织者于1966年创建了人类兄弟会（Frères des Hommes）。

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种人道主义的关怀本能在一种新催化力的作用下，再次爆发出来，这次的催化力更具传媒意识：面对与红十字会一脉相承的传统人道主义救助方式、越来越政治化的救助运动以及与时局紧密相连的动员行动——如比亚法拉大动员（1967-1971），其背景是尼日利亚的这个主张分裂的省似乎面临种族灭绝的威胁，身处十字路口的人们创建了无国界组织。这一次它既不依靠电台，也不依靠电视，贝尔纳·库什内的形象，加上仿佛再现了浩劫（La Shoah）场面的图片以及鼓励干预的宣传手段（与红十字会的中立、沉默态度完全相反），这些都确保了新式“法国医生”（french doctors）的成功——从1971年建立的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到10年之后分离出来的世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du monde）。由此，这一新式行为准则影响了人道主义范畴内的全部行动，不仅法国受到了影响，全世界都是如此。

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和社会危机出现，人们的工作变得不稳定，失业率也在上升，这个时候的城市苦难也被媒体越来越多地报道。皮埃尔神父再次发起救助运动，号召人们帮助“新穷人”以及“没有固定住所的人”——他至今仍保持着获得“最受欢迎的法国人”称号最多次数的纪录。最初只能用一些权宜之计：安排紧急住房，发放衣服和食物——因此1984年天主教救济会、埃玛于斯、新教互助协会（Entraide protestante）以及救世军（L'Armée du Salut）建立了一些食物银行（Banque alimentaire）；然后到了1985年，科卢奇建立了一些爱心餐厅（Restaurant du cœur）。要想平复危机，就得研究出预防和治疗措施，还必须有更多政治层面的表态：1987年后，皮埃尔神父走上了支持另类全球化的道路，接着，在1990年至1994年间，雷厉风行的他支持了许多受住房权协会（Droit au logement）保护的无住房者，以及一些无法提供任何身份证件的人士。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救助组织常在媒体上露面，他们的态度不一，从严格不参与政治〔人民救援组织（Secours populaire）就这样发起了“假期”运动〕，诋毁政治〔2006年，堂·吉诃德子女组织（Les Enfants de Don Quichotte）救助了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到科学质询（如皮埃尔神父基金会自1996年起坚持发布年度报告，总结法国住房困难的状况），以及固定参与重大场合表决。从本质上讲，他们仍在遵循1954年的方针原则，仍在坚守一种意愿——天主教救济会的创始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强调：“今日的慈善（就是）明日的政策。”

阿克萨尔·布罗迪耶-多利诺（Axelle Brodiez-Dolino）

附注：177, 1790, 1825, 1920

[1] ATD 第四世界（ATD Quart Monde）：创建于1956年，其宗旨是消除贫困。ATD是法文Agir tous pour la Dignité（所有人为尊严而行动）的缩写，最初亦解释为Aide à toute détresse（援助一切苦难）的缩写。——译者注

1958年
第四共和国在阿尔及尔垮台了

1958年5月13日，这一天皮埃尔·弗林姆兰应出席国民议会宣布就职，但阿尔及尔突发政变，加速了第四共和国的垮台。暴动者向戴高乐将军发出求救信号，希望法国能将阿尔及利亚留在其怀抱中，与此同时民族解放阵线使这场独立战争走向了国际化。

1954年，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发动了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4年后，它证明了第四共和国的无能，但证明其无能的并不只有这场战争。宪法本身就带有权力不稳定的因子。它迫使各政党按选举胜算的大小临时拉帮结派，这样确实能产生组建政府所必需的多数派，但它会很脆弱：结盟者之间的不和仍然存在，并会在某一瞬间突然浮现出来，击垮这个临时组成的部长团队，使其快速解体。还有通货膨胀，在著名的“黄金三十年”中，它从未离去。因此，费利克斯·加亚尔领导的政府利用其多数派的优势开展了宪法改革，并着手解决财政问题。这届政府被推翻之后，第四共和国的统治也就画上了句号。在1958年危机及其标志性事件——5月13日事变中，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还是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这个日期是统治制度更替的标志，从民族角度来看，它的意义非比寻常。

1954年，民族解放阵线在阿尔及利亚发动的战争迎合了两种趋势：一方面，阿尔及利亚人长期以来都在控诉殖民社会日益突出的不平等现象，但法国政府表现出了无法满足他们要求的态度；另一方面，1945年大屠杀之后，在独立运动中进行武装斗争的呼声越来越高。结果就是每一次人民动员行动都将遭到残酷镇压。1958年，冲突变得很国际化。2月8日，法方飞机在追击撤退到边境线外的阿尔及利亚军队时，轰炸了突尼斯小城萨基埃特-西迪-优素福，费利克斯·加亚尔在此事上大栽了跟头。这次的伤亡情况相当严重：几十人失去了生命，还有一百多人受了伤。当时，刚刚成立的突尼斯共和国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其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作出了回应：封锁比塞大，关闭领事机构，并要求法国撤回彼时还驻守在前保护地的军队……他还紧抓联合国不放。盎格鲁-撒克逊人担心战火会蔓延到马格里布，主动提出要从中“调和”，协助解决纷争。然而，法方指出，任何掺和进来的外国力量都是在干预内政，因为法国坚持认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

战争伊始，国际化就阻碍了法国事业的进展。特别是在1956年，法国出征苏伊士运河，并在空中检查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乘坐的摩洛哥飞机——人们将此次事件称为一次真正的“空中劫持行为”，这些事件使法国处境艰难。相反，民族解放阵线和独立事业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正义的角色。民族解放阵线利用这点，使它变成自己的真正策略，先是派代表参加了1955年4月举行的万隆会议，后来又赢得了时任参议员的约翰·肯尼迪的支持，1957年7月2日，这位参议员在演说中公开支持“阿尔及利亚政治独立运动”加快进度。联合国也常常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表态，“阿拉伯-亚洲”国家将该问题提上了联合国大会的议程。1958年4月15日，费利克斯·加亚尔下台，他没能说服多数国会议员让法国在该领域坚持宗主国的地位，而在此几天前他才与英国外交部官员哈罗德·比利（Harold Beeley）以及美国国务院代表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碰过面。

由此，第四共和国两届政府之间的斡旋就开始了。共和国总统勒内·科蒂广征意见。他要在各政党中寻找一支能组建多数派的队伍，从它们的领导人中再选择一位部长会议主席。5月9日，他认为自己在人民共和运动以及皮埃尔·弗林姆兰身上找到了解决方案。然而，《世界报》在其5月10日发行的报纸版面上简单总结了这位准政府领导人的政见：“必要时加强军备力量；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谈判；避免让战火蔓延至整个北非地区。”对于那些尽力维持现状，坚持要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行使主权的人来说，第二个选项显然是个大麻烦。每次只要巴黎发出一丝软弱的信号，阿尔及尔就会发出一声怒吼。1958年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阿尔及尔的动员故事还有待书写，但有个时刻却已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痕迹：1955年至1956年冬天。1956年的2月6日的“番茄日”是其代表，当天内阁总理居伊·摩勒亲临阿尔及尔，任命卡特鲁将军为法国代表，人们朝着他的画像扔烂番茄，以此表达阿尔及尔街道的不接受态度。实际上，这个“番茄日”是3个月来多起动员的结果：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位发起人——穆斯特法·本·伯赖依德（Mostefa Ben Boulaïd）成功逃狱；国民议会解散，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现在紧急状态也宣告结束；在承诺和平的居伊·摩勒的领导下，共和阵线（Front républicain）取得了国民议会选举的胜利；曾因坚定镇压暴动而饱受称赞的总督雅克·苏斯戴尔被召回……老兵协会在这时出现了，他们构成了动员的中坚力量。他们把阿尔及尔烈士纪念碑当成活动的集合点，以提醒当局者，那些战士们在过去某时刻曾忠心耿耿，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必须报答这份恩情。纪念碑矗立于市中心一条巨型通道的中央位置，引人注目。这条通道从海边向上延伸，直通顶峰的论坛广场（place du Forum），那里还坐落着总督府（gouvernement général）——阿尔及尔人把它称为“GG”。在纪念碑前举行示威运动，不仅是一种象征行为，也是一种战略选择，因为纪念碑就位于权力中心下方几百米的位置。

1958年5月13日，按照计划，皮埃尔·弗林姆兰需出席国民议会宣布就职。当天，人们不仅在阿尔及尔安排了一场大罢工，还在傍晚时候到纪念碑脚下组织了一场献花活动，不少老兵也来到献花现场。这次动员显然借用了1955年至1956年先例的经验，尽管它调动了许多新的参与者，其中有忠诚的戴高乐派，城市积极分子，高级指挥部军官……不过，我们在这里，在这篇文章中还要再介绍一下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及其国际利害。与统治危机同时产生的还有另一场危机，它关乎战争中国际法的应用问题，而这就牵扯到阿尔及利亚俘虏的利益。

原来，5月9日当勒内·科蒂把国家命运转交到皮埃尔·弗林姆兰手上时，民族解放阵线公开表示3位扣押的法国士兵已被处决。人们就是为了纪念他们，才决定在阿尔及尔烈士纪念碑前举办献花活动的。对于那些试图击垮第四共和国的人来说，民族解放阵线的通知就像是一笔意外之财，因为它让阿尔及尔的怒火烧得更旺了。然而，民族解放阵线的思维逻辑并不是这样。尽管这份通知正好卡在政权危机的时间点上，但这些士兵可能在4月30日就被处决了——根本不可能确定执刑日期或精确情况。不管怎样，民族解放阵线发出的这份处决公告，算是对阿卜杜勒·塔勒布（Abderrahmane Taleb）4月24日遭遇的一种回击。一年前“阿尔及尔战役”使这座城市沐浴在腥风血雨中，这场战役因征用伞兵、推广酷刑和立即处刑而出名，而这位年仅26岁的青年化学家便是其弹药装备的发明者。阿卜杜勒·塔勒布曾三次被阿尔及尔军事法庭宣布死刑。他说自己早已做好“壮烈牺牲”的准备，就像其他“已经被杀害的兄弟们”一样，他的死也将代表着这种“壮烈牺牲”：“你们一定要相信，断头台之于我们的意义就如教堂中十字架之于你们的意义一样。”这段话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大媒体都争相报道。阿卜杜勒·塔勒布并不像他在法国历史教科书中被描述的那样——能出现在教科书中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只是一名“活动分子”，实际上他是民族解放阵线在阿尔及尔的一位负责人。大部分教材都略过了他，在叙述5月13日史实时只会从3位法国士兵遭处决的通知开始说起。

从根本上来说，民族解放阵线的策略在于通过国际化实现合法化。他们为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俘虏享受平等待遇而辩护。他们在公告中表示，根据“民族解放军特别法庭的裁决”，三位法国士兵因“使用酷刑、强奸以及谋杀”等罪行已被处决。一位民族解放阵线的负责人通过媒体补充说道：“只有在敌人遵守战争法的情况下，我们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我们希望留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的亲人能够明白这一点。他们应该去请求法方不要再屠杀被捕的阿尔及利亚战士了。”有人大胆反驳，《法国晚报》（France-Soir）在5月12日的报纸上大胆提出，根据国际公约，“如果没有事先通知红十字会并让它确保诉讼将合法有序进行，持有方就不能以刑事犯罪之名审判俘虏”。然而，一旦承认了国际管控原则，还能说该原则对一些国家有效，对另一些国家又无效吗？在法方拒绝服从的情况下，要怎么认定阿方必须服从该原则呢？

事实证明，对于民族解放阵线而言，处决3名法国士兵的通知来得并不合时宜。政权危机淹没了他们的初衷——掀起一场有关双方同等对待俘虏、承认国际法的讨论。5月13日，阿尔及尔人民因皮埃尔·弗林姆兰当选感到非常生气，又因3位法国年轻人被处决感到愤愤不平，民族解放阵线的公告成功刺激到了他们，于是他们揭竿而起，发动起义。带头者毫不费劲地把起义队伍领到早已人满为患的总督府。由军方、积极分子以及戴高乐派联合组成的救国委员会向戴高乐将军发出了求救信号，而戴高乐提出，他重返政坛的条件便是更换政权。基于这样的情况，勒内·科蒂任命他为部长会议主席，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颁布新宪法。1958年9月28日，法国人民就新宪法进行全民投票；1959年1月1日，新宪法正式实施。第五共和国就这样诞生了。这次政权破裂产生的巨大影响使5月13日成了人们分析当代法国政治史——国家军队、戴高乐主义、机构、国家破碎又重组等的历史——的一个重要起点。长期以来，一种关于5月13日的民族观点已根深蒂固——人们了解到的只是删减过后的史实，而民族解放阵线采取的国际化战略却从人们的记忆中褪去了。

西尔维·泰诺（Sylvie Thénault）

附注：1683, 1848, 1863, 1940, 1961

1960年
联邦梦想的破灭，法非特殊关系的开始

对西非和中非而言，独立那一年也是错失时机的一年，当时多种政治宏图可供他们选择。它们的失败为法国在其前殖民地确立新的影响政策提供了条件。

这段经历如果不算是夭折，至少也是昙花一现：1960年6月20日，塞内加尔与法属苏丹为实现独立联合起来，并给它们的合体起名为“马里联邦”。这种联盟为西非国家选择政治方案打了个先锋。在马里神话帝国呼吁归属感身份的背后，该联邦的形成标志着一场旨在重建西非地缘政治的战争的胜利，它的发起者正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马马杜·迪亚和来自苏丹的莫迪博·凯塔。但是，这场马里联姻都没熬过1960年的夏天：8月18日至21日，塞内加尔和苏丹的政治领导人之间产生了政治分歧，他们在经历这样一场危机后完成了“离婚”事宜。1960年9月5日，塞内加尔单方面宣布独立出来，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接替马马杜·迪亚的位置，成了执掌新政权的首脑。苏丹，此次联姻计划的输家，于1960年9月22日以“马里共和国”的名义宣布独立，其国名可以算是这次失败约会留下的最后痕迹。这次失败表明非洲法语区的“巴尔干化”已是常态，也就是说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殖民地在以前的殖民边境范围中获得独立，而不是在一些大型的联邦区块内取得独立……对此感到非常欣慰的有科特迪瓦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还有戴高乐的“非洲先生”雅克·佛卡尔。

在成立马里联盟之前，法国与非洲经历了15年的政治不和期。1946年，在第四共和国时期，人们为重新整顿殖民帝国创建了法兰西联盟。实际上，撑起法兰西联盟一片天的可以说只有非洲，因为当时印度支那有了自己特定的部门——联合国家关系部（les Relations avec les États associés），保护国则依附于法国外交，4个旧殖民地（马提尼克、瓜德罗普、法属圭亚那、留尼汪）转为海外省，阿尔及利亚的三个省又归内政部管理。然而，这一联盟的目标是解决“同胞”的公民平等问题呢，还是给殖民统治披上一件更易被人接受的新外衣呢？早在40年前，第一位非洲议员布莱兹·迪亚涅不顾反对者的声音提出了“殖民共和国”（République coloniale），他通过1916年法，为塞内加尔四市镇（达喀尔、圣-路易、鲁菲克以及格雷）的侨民争取到了法国公民资格，这是法国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引进非洲士兵使其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从此，殖民地非洲就合情合理地期待着这样的前景，毕竟它曾是自由法国的摇篮，为自由法国提供了第一批特遣兵队伍，自1940年起，它还为自由法国实现经济独立提供了最早一批物资。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6年法国颁布法令，取消强迫劳动，并成立法兰西联盟，这些行动点燃了许多人的希望。但在接下来的10年中，尽管非洲政界精英作出了不少努力，殖民改革始终没有出现：（法兰西）联盟的公民与法国公民之间被一道界限分隔开了，具体到非洲就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仍存在界限。为了更好地代表移殖民的心声并给予他们政治主动权，法国建立了双选举团体系，公民隔离的状态也由此形成。到1956年德费尔法律总则（loi-cader Defferre）颁布时，平等才第一次出现，此时双选举团制度遭到了废除，但德费尔法律总则仅在1957年得到执行。与此同时，政府顾问也开始以普选的方式产生……不过，顾问团的主席仍由各个领地的殖民总督担任。本该指引法兰西联盟的法律精神到10年之后才真正落实。

这些未完成的改革是反殖民抗议行动和受管制的非殖民化紧急进行的一个表现。1945年后，殖民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政治、社会抗议。1955年起，法国在其民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于喀麦隆南部，即巴萨和巴米雷克地区展开殖民镇压行动，打压喀麦隆人民联盟（UPC，全称为Union des Populations du Cameroun）——一个集政治和军事为一体的民族主义组织，镇压行动到后面转变成了战争。这场战争可以说是呼应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因为反起义战争的军人和技能从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一直在循环使用。

20世纪50年代末期，非洲成为继印度支那、马格里布之后的第三道非殖民化政治防线。1958年，戴高乐上台，他决定将非殖民化政策提上日程，尽早开工。在第五共和国期间，法兰西联盟被法非共同体（le Communauté franco-africaine）取代。戴高乐表示，法非共同体应扮演好“从一个历史时代驶向另一个历史时代的运输工具”角色。在这样的理想宏图中，非洲不仅是戴高乐非殖民化政策的国际窗口，而且是冷战时期支撑国家实力的坚实底座。这样的计划至少在某些时候是矛盾的，因为它既要求经历非殖民化，又坚持在非洲“后花园”内保留法国的影响力，而这正是佛卡尔在爱丽舍宫需要完成的任务……

非洲境内，（法兰西）联盟没能完成的梦想给新方案留下用武之地——联邦。基于这样的思维逻辑，在德费尔法律总则流传的精神指引下，非洲各政府终于可以在共同体内部进行对话，它们决定在法属西非（后来组建了马里联邦）和法属赤道非洲（后来确立了中非计划）采用区域方案获得独立。许多新视野涌现出来，期盼能与宗主国一起商讨非殖民化进程。

科特迪瓦的乌弗埃-博瓦尼对马里和塞内加尔率先执行的计划持反对意见，他从解放时期开始，就一直仔细揣摩法非政治阶层的这些新方案，对它们有了充分的理解。从法国角度来看，他享受着第四共和国的双重遗产，还成功融入了第五共和国内：他在巴黎担任国民议会的议员，1956年至1961年间他经过几次提拔已升至法兰西共和国部长一职；从非洲角度看，他从1946年建立“非洲民主联盟”（RDA，全称为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africain）后一直担任其领导人，该党派是非洲法语区最大的政治组织，还在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建立了分支机构。1946年，他作为一大主使者，发起了废除强迫劳动的运动。归根到底，他就是科蒂瓦特的一位伟人。自德费尔法律总则颁布以来，他一直在替“非洲民主联盟”宣扬夺取政权的机会主义路线。

1958年夏天，随着政权的更迭，这场交易也开始了。1958年7月之后，“联邦争论”爆发：乌弗埃-博瓦尼在宪法修订时表示，他赞成“巴尔干化”，希望通过一系列分步骤实现独立，反对下一秒就实现独立，结成大的联邦同盟。随着戴高乐将军把视野转向非洲，开始关注“布拉柴维尔人”问题，1958年8月，戴高乐主义的宣传运动达到了高潮。但在法属西非，尤其是在塞古·杜尔的讲话（我们宁要贫困中的自由，也不要奴役中的富裕）和达喀尔群众示威游行的影响下，抗议的迹象逐渐暴露出来。

因此，1958年的公民投票给非洲抛去了一个明确的问题，该问题和法国人面临的问题几乎没什么差别：是选择立即获得独立，还是选择加入法非共同体呢？共同体选项以压倒性的票数获得了胜利，但这样的胜利背后隐藏着选举受到控制的事实。佛卡尔有意要帮助乌弗埃-博瓦尼。他毫不犹豫地在暗中选派了几位可靠人士，譬如唐让·科隆巴尼（Don Jean Colombani）总督，他被派往尼日尔压制那些准备投反对票的势力。最终只有几内亚-科纳克里投了不赞成票。法国断绝了和塞古·杜尔政府之间的一切联系……1959年和1960年后，对外情报和反间谍局（SDECE）的破坏行动瞄准了塞古·杜尔：法国无法容忍向东方迅速敞开大门的几内亚成为西非发生骚乱的等候室。因为冷战已经不请自来，来到了比属刚果的边境线上，来到了布拉柴维尔的门口。

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中，共同体表面呈现出一种虚假的平静，内部实则暗流丛生：非洲民主联盟内部，乌弗埃-博瓦尼派与反对者暗自较量。1958年公选前夜，非洲民主联盟内部形成一支以塞古·杜尔和莫迪博·凯塔为首的队伍，他们想要立刻获得独立，并组建一个大联邦。在1958－1960年间，乌弗埃-博瓦尼尽力稳定住他的西非政策，小心翼翼地把控好非洲民主联盟的大局，并不动声色地孤立了他的敌手。乌弗埃-博瓦尼在科特迪瓦周围搭建了第一道地理安全带，他联合尼日尔、上沃尔特和达荷美组建了协约理事会（le Conseil de l'Entente），这些国家相继背离了马里计划。到1960年初，仅剩塞内加尔（它总是游离在非洲民主联盟之外）和苏丹仍在推动实施马里联邦计划。1960年6月20日，马里联邦计划宣布独立，此时的它早已在政治领域筋疲力尽。

1958年至1960年间，非洲民主联盟成了法国在非洲大陆推行政策的主心骨；科特迪瓦被确认为这种新地缘政治的摇篮，乌弗埃-博瓦尼和佛卡尔则被公认为法非特殊关系（Françafrique）的真正创始人。在1960年官方庆典的庇护下，佛卡尔带着十二分的谨慎，完成了守护独立事业的使命。1960年5月，布拉柴维尔粉碎了一项“共产主义阴谋”，神父领袖富尔贝·尤卢的大权位置由此得以巩固，他是刚果的一名非洲民主联盟代表。1960年10月至11月期间，对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派某个叫里卡尔的特务，用铊毒害了喀麦隆人民联盟（UPC）领袖费利克斯·姆米埃。1960年，随着非殖民化的发展，多个秘密协定产生，后殖民公约也应运而生：法国以其对非洲提供的保护换取对某些原材料的专营权。

1960年12月，非洲拯救了法国：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时，非洲在国际舞台上作出了体现该法非外交关系的关键行动。在乌弗埃-博瓦尼的指使下，作为“法国朋友”的非洲共和国——在大会开始前几周刚加入联合国成为会员国——纷纷投票反对肯尼迪的阿尔及利亚计划，由此挽回了戴高乐政府在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问题上的主权。

让-皮埃尔·巴特（Jean-Pierre Bat）

附注：48, 1683, 1763, 1811, 1863, 1931, 1940, 1979

第十一篇
帝国之后，欧洲之内

APRÈS L'EMPIRE DANS L'EUROPE

殖民帝国倒下之后该如何延续民族强大的梦想？20世纪6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和众多非洲法语区国家实现了独立，这标志着法国自19世纪以来对上百万被殖民者实施的地域统治的结束。但是，这个国家的殖民历史还没有完全翻篇，独立时代过后，人际联系、经济联系、文化联系、记忆联系仍在延续这一章。“黑脚”[1]和土著殖民军（Harki）[2]重返各自的故土，马格里布的劳动者住进了贫民窟和移民劳动宿舍（Sonacotra），非洲学生进入法国大学，这些动向勾勒出了一个后帝国民族的轮廓。作为一个好客的民族，法国成了智利、越南以及柬埔寨移民青睐的庇护所，它还吸引了众多来自南欧或加勒比海的劳动力。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样的情形才发生了逆转，法国政府决意要控制移民，随着排外情绪和经济顾虑的觉醒，移民问题在当时已成为公众争论的焦点。

重振法国雄辉，再现大国风采，这就是戴高乐将军及其后继者致力完成的挑战。在帝国已去的条件下，法国试图通过发展现代化技术，使用核能，征服航空（协和式客机）和太空——名字带有巧妙寓意的“阿斯特里克斯”卫星以及之后的“阿丽亚娜”系列运载火箭（1979年人们从法属圭亚那的库鲁发射了该系列的首只火箭）——以及采取针对性的国土整治措施，为自己在冷战下的两极化世界中开辟出了一条小径。法国的精英努力在那些完成非殖民化、获得独立的新政权中维持自己的影响力，他们通过安插间谍和经济投资的方式，奠定了“法非特殊关系”的基础。不过，法国完成农业现代化，在连续的搭档合作中与邻居德国保持密切关系——吉斯卡尔·德斯坦-施密特搭档以及后来的科尔-密特朗搭档，并成功融入新的经济市场，这一切尤其要归功于它在1957年签订《罗马条约》（le Traité de Rome）后，对欧洲建设事业的积极参与。1981年社会党上台，这个被寄予改革厚望的政党却没做出任何改变，法国的货币及金融前景仍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命运息息相关。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家强大、技术发达的梦想遭到了质疑。戴高乐统领的法国社会中涌现出大批的知识分子流派和政治流派，他们仰仗着像切·格拉瓦（Che Guevara）、毛泽东或是萨尔瓦多·阿连德这样的国际主义偶像，拼命给自己灌输萨特、法农以及阿尔杜塞的思想。1968年5月爆发的学生及工人运动开启了跨国动员的时代，使捍卫妇女权利运动、同性恋维权事业、反极权主义都披上了全球斗争的新衣。在经济危机爆发、大量劳动者失业以及生态意识觉醒的大环境下，全球化变了脸。人们对国际主义怀有的期望渐渐消失，苏联、古巴以及中国的模式不再让人产生任何幻想，而自由资本主义正悄然抬头，它已预见到自己即将来临的胜利。

[1] 黑脚（Pied-Noir）是指生活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或欧洲公民，亦可指1956年前生活在法属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法国公民。特别地，黑脚指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定居者后裔，比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马耳他。——译者注

[2] Harki源于阿拉伯文“军事行动”，在阿国独立战争后，专指法国在当地雇请协助法军对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的殖民军人，Harki被阿国当权者视为叛国贼。——译者注

1960年
撒哈拉的核能三色“跳鼠”

1960年2月13日，第一颗法国原子弹在撒哈拉沙漠中的拉甘镇被引爆。它在这片阿尔及利亚的沙漠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并撼动了世界地缘政治和人们的想象。它是法国民族独立的象征，戴高乐有意通过此次行动使国法国重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辉煌”。

1960年2月13日，7时2分，拉甘镇。倒计时两分钟。各方人员均抵达安全位置，他们坐在地上，背朝着原子弹将要爆炸的方向。他们把头放在膝盖之间，叠起双肘以保护眼睛。橙色和白色两支火箭刚刚离开。倒计时一分钟。最后一支红色火箭也已脱离。最后50秒。时间到。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越过木板屋升到了空中。一分钟之内，天几乎大亮。砰！“壮观”的蘑菇云后产生了一次震耳欲聋的声音，而这一声，法兰西已经期盼了多年。从负责核能开发的皮埃尔·纪尧玛部长，到负责该试验的特殊军种司令阿耶雷（Ailleret）将军，再到比沙莱将军（Buchalet）——法国核能委员会（CEA，全称为Commissariat à l'énergie atomique）中的军事应用主管，处于军火指挥层的领导们都为之惊叹不已。三刻钟后，纪尧玛接到来自戴高乐将军热情洋溢的祝贺：“万岁！法兰西太棒啦！从今天早上起，它已经变得更强大，也更加自信。我衷心地感谢你们，感谢所有为国家摘取丰硕成果的人们。”

“蓝色跳鼠”的威力比丢在长岛的那颗大四倍，但它不仅仅是一颗威力无穷的原子弹；它首先是一种象征，一种炫耀，一段留在阿尔及利亚荒漠里、非洲天空中、世界地缘政治中以及人们想象中的深刻印迹。15年前，世界第一次核试验“三位一体”成功完成，为不久后日本遭受“小男孩”和“胖子”两颗核弹的轰炸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原子时代”自此开启；15年后，“蓝色跳鼠”应运而生。

“蓝色跳鼠”引爆几个月后，“白色跳鼠”和“红色跳鼠”也相继完成。继三色旗后，三色蘑菇云成了独立法国的信使。这种“独立”，是法国在全面冷战时期面对其强势盟友发出的宣言，同时也是它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站在阿尔及利亚这片土地上喊出的口号，它再次占领了这个国家，这一次它不再靠军队，而是靠侵入沙土、空气、水源以及辐射身体的铯和锶。“蓝色跳鼠”的成功引爆，使法国这一老牌殖民帝国向新型力量——核能——迈进。

1945年之后，法国要想恢复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丢失的“辉煌”，就必须依靠原子弹的方式。广岛、长崎的爆炸事件刚过去两个月，戴高乐就提出要创建承载民事和军事双重使命的核能委员会。它享有极高的自治权，拥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充足的人员，这就保证它不会像在第四共和国时期那样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它偷偷地进行其军事研究，以造出法国的原子弹。尽管最初几年核能委员会的直接发展目标不是完成一项军事计划，但1952年国家首次颁布的核能五年计划已明确提出至少生产50公斤钚-239的目标，这个数量足以用来制造6至8枚炸弹。从那时起，委员会快速地建设了生产核武器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先是两个钚反应堆（G1、G2），以及马尔库尔的钚提取工厂（UP1）。

这些发展深嵌于以军备竞赛为标志的地缘政治中。1947年，苏联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1952年10月，英国凭借其在澳大利亚完成的首次核试验加入“核俱乐部”。一个月后，美国在太平洋完成“常春藤麦克”试验，由此开启了氢弹时代。1954年，“喝彩城堡”被引爆，其威力是投日核弹的一千倍。它污染了太平洋的大片水域，使许多日本渔民遭受了核辐射，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非议。苏联人在一年后引爆了他们的首颗氢弹，英国人则是在1957年11月，也就是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不久后。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苏两国曾威胁英法两国，声称如果英法不放弃对埃及事务的干涉，他们就会发动一场核战争。除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欧洲共同体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军事和政治依赖，苏伊士运河危机、英美之间不合常理的约定（在核能方面英国将得到优待）以及展现苏俄弹道实力的斯普特尼克计划，这些都促使法国不甘落后，急于建成其核能军火库。1957年，法国通过第二个五年核能计划，提出了要大量生产潜水艇驱动燃料以及开发核武器的目标。同年，核试验选址确定在拉甘。

法国的核能军备计划丝毫没有受政权更迭影响而中断，相反，它在第四共和国与第五共和国之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不过，戴高乐重返政坛后它才成为官方计划。核武器也是在第五共和国期间才被调整确立为民族“独立”的工具，并成为法国在面对欧洲和大西洋组织时确立的自主军事战略的关键。

1966年之前，法国除“蓝色跳鼠”之外还组织了16次引爆，其中有13次都是地下试验。第一次地下试验于1961年11月7日在因埃克以绝对隐秘的方式进行：媒体直到第二年的5月才开始报道相关情况，当时已经是第二次地下试验了（1962年5月1日），媒体却误以为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地下试验之所以没有躲开媒体的报道，是因为有放射性气体从长廊中泄露出来，使十几名军方人员遭受了强辐射。该事故被称为“绿玉事故”，因为这次试验的代号就是“绿玉”。从1966年起，法国的核试验转移至波利尼西亚，在那里法国完成了46次空中试验和147次地下试验。

“蓝色跳鼠”试爆成功后，第一批参观“生命基地”以及“零点”的记者在见到法国短短几年内于茫茫沙漠中实现的成果时，纷纷表示受到了震撼。拉甘西南方向上有一块占地10.8万平方千米的区域，自1957年起它就被列为军事用地。人们在这里快速建起了道路、住房、实验室（其中一个用来装炸弹的实验室位于地下），还有一座豪华的大型飞机场。这座新城市的各处都有水源和电力供应，它为将近6000名军人（职业军人和应征入伍军人）以及核能委员会的工程师、技术工人提供了栖身之地。核能委员会的成员住着带空调的公寓，他们的房间配有冰箱，甚至还有给剃刀插电的地方；国家还为他们建立了一座奥运会规格的游泳池，但很显然，它从未被使用过。

这一边，记者们沉醉于拉甘所展现出的“现代性”，而另一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首次试验的前后，都遭到了非议和反对。1959年11月，20个亚非国家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试验反对书，希望能“守护他们的未来”。一个月后，几百名西方和非洲的和平人士尝试进入拉甘的引爆点，但他们没有成功。1960年1月末，几万人在法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前示威游行，与此同时，约有2000人在拉巴特（Rabat）会集。试验结束几天后，一家英国机构宣布，撒哈拉部分地区的放射性已经增长了50倍，一些非洲媒体则指控法国的试验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试爆一周后，阿耶雷将军发声，他通过电台回应了这些批评：“我们的学者和技术人员在之前全部的核爆炸数据基础上进行了估算，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引爆炸弹所带来的影响仅占1960年全年的千分之一到百分之一。我们投放到世界的放射性物质在一个很远的位置，我们不必为这一点可以忽略不计的多余的量而担心。”

事实上，“一点多余的量”这样的表述是正确的，因为20世纪50年代的后半期世界核爆炸频发。仅1958年一年内，核试验的次数就达到了307次以上，其中大部分都是在高空中完成的，这样的节奏一直保持到了1962年，也就是明令禁止空中核试验的前一年。同一时期，尤其是在美国进行“喝彩城堡”核试验后，核试验带来的健康威胁和环境影响掀起了轩然大波，全世界人民开始意识到放射性物质所携带的风险。从那时起，主张和平、反对核试验的运动向全球范围扩展。

然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波利尼西亚执行了将近210次核试验，其对健康的影响直到21世纪前10年，也就是法国放弃核试验后——1996年法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才在媒体和司法界引起批评者的关注，并引发持久争议。许多法国及波利西尼亚的退伍军人都遭受过病痛的折磨，甚至患病而死，他们和已故者的亲人发起了大动员，希望法国能够承认给他们造成的痛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两大组织于2001年成立：核试验退伍军人协会（AVEN，全称为Association des vétérans des essais nucléaires）和“穆鲁罗阿与我们”（Moruroa et nous）。它们揭露了法国不实报道、进行核试验时不采取或采取不充分安全措施、缺乏跟踪医疗、故意隐藏现存的卫生数据等罪行；它们完成了罪证收集工作，总结了这些老人——无论是技术工还是军人——因核试验而感染的疾病种类（血癌、心血管疾病、不孕不育、在后代身上出现的基因突变……）；它们还采取了法律行动，向议会和政治决策者游说。2010年1月，这些行动终于看到了希望：一项关于对核试验退伍军人进行赔偿的法律被通过了，它将惠及15万人，但它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因为就目前而言，它的影响力还很有限。

塞赞·托普叙（Sezin Topçu）

附注：1793, 1891, 1903, 1920, 1965

1961年
全世界受苦的人哀悼弗朗茨·法农

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几个月前，弗朗茨·法农去世了。一反人民解放运动的民族观和身份观，法农致力于从哲学和反传统精神病学层面从事其研究。从法兰西堡、圣-阿尔邦到突尼斯，他一直是第三世界事业的无国界代言人。当时，该事业尚未具备“后殖民”属性。

弗朗茨·法农这个名字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就像革命的曙光一样耀眼；他是与“第三世界”紧密相连的偶像，尽管如今这个词不再流行，它曾经带给人的希望也一并暗淡；不过，我们还是知道《全世界受苦的人》（Les Damné de la terre），这部语调激昂的作品曾吸引让·保罗·萨特为其创作前言，萨特的尖锐言辞似乎欲与法农的狂热笔调一争高下——当时法农只有36岁，1961年12月年轻编辑弗朗索瓦·马斯佩罗（François Maspero）出版了他的书，可法农却在这时因白血病发作突然去世。就像之前的作品一样，这本书也惊动了戴高乐政府。1954年起，法国介入了阿尔及利亚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官方的委婉从反面颂扬了暴力的伟大，在法农笔下，暴力是必须的，能起到解放和救赎的作用，但在2017年，暴力却给我们留下了苦涩且虚无的印象。

一整个这样的形象掩盖了他生命经历和思想发展的丰富性。人们总是忘记，法农在与维拉耶4号的各位上校成为伙伴、盟友，积极投入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之前，首先是一名安的列斯人；总是忽略他18岁就坚定追随戴高乐主义的事实……尤其是他从事心理职业，在精神病科和政治领域齐头并进，发起革命的事实。他从在卜利达避难、转至突尼斯时开始思考人种学家乔治·巴朗迪耶称为“殖民状况”的问题。当米歇尔·福柯就古典时期的疯癫史撰写其博士论文（1961年完成答辩并被出版）时，法农也正在和另一种“大禁闭”纠缠着。被殖民者就像疯子一样，被理性的西方排除在外。

法农是安的列斯旧殖民地的法国公民。他生于1925年，当时正是法国最强大兴旺的时候。他出生在一个马提尼克的公务员家庭中，母亲是个带有阿尔萨斯血统的混血儿。因此，法农是黑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非裔安的列斯人”。作为一名“混血儿”，他深晓安的列斯按肤色划分等级的社会秩序，两个世纪以来，这个复杂的社会早就形成了种族偏见，并将这种分类的方式流传下来，以致于它成了一种顽念。就像所有安的列斯小朋友一样，他在童年时期也去参观过位于法兰西堡的维克多·舍尔歇（Victor Schœlcher）纪念馆——他是法属加勒比地区的荣耀，1848年4月27日曾从共和国临时政府手中争取到了废除奴隶制的第二条法令。法兰西堡有一所法国中学也是以舍尔歇的名字命名的，法农就曾在这里就读，而艾梅·塞泽尔从1939年起也在这所学校教书。但自从罗贝尔上校（amiral Robert）的船队驶入马提尼克以来，岛上的气氛就变得很紧张，因为他的船负责运输法兰西银行所需的黄金，并受1940年6月上台的贝当元帅的管制。当地的种族主义很适合维希政府试图发起的政治革命。维希政府在帝国的边界上（安的列斯、留尼汪、印度支那），不仅为自己欠缺的合理性找到支撑，还为其准备实行的改革找到了理想实验室。

年轻的法农产生了歧见。18岁的他离开了故乡，先是来到附近的多米尼加（属英国），接着加入了某个兵团并随之去往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以及法国南部。这个兵团企图从南法北上，直逼阿尔萨斯。这些年轻的马提尼克人来到法国，希望能从希特勒手中解救欧洲人，却饱受了严寒和潜藏的种族主义的折磨——相反，美国陆军中的黑人士兵竟受到了法国人的热情欢迎。20岁的法农身披荣耀和伤痕，早已是自由法国的一名近卫队老兵——就像萨朗将军一样，他以后会这么说的！法农是一位悲惨的战争英雄。1945年，他回到安的列斯，又见到了自己的老师艾梅·塞泽尔，塞泽尔在同年当上了法兰西堡的市长，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议会中谋得了一席之地。法农的这位长辈坚持主张一体化，1946年他成功使安的列斯成为法国的一个行政省，但法农却对此不以为然。

于是，法农又离开了这个就像阿尔及利亚那样成为法国行政省的地方，再次踏上了宗主国的土地，1946年起他在里昂进行医科学习，毕业时他专攻心理治疗。他在圣-阿尔邦（Saint-Alban）诊所度过了人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15个月，该诊所是创新治疗基地（“集体心理治疗法”），护理人员和疯子们会在这里体验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共生模式。该机构由心理学家弗朗索瓦·托斯盖勒领导，他是西班牙移民并坚持反对佛朗哥派，黑暗年代里，他在洛泽尔省的这个偏僻诊所中收留了许多流亡者和难民。自此之后，从精神病院学到的精神病学在法农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他后来成了与殖民统治相关的伟大思想家，并在1952年出版著作《黑皮肤，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这本书无论是从外表还是从内容来看，都与左派的反殖民主义截然不同。它将重点放在了主观性受损这个方面，而没有像常规做法那样从社会经济方面进行考量，因此舆论哗然。它还反对心理学家奥克塔夫·马诺尼提出的“依赖情结”，马诺尼认为该情结反映了被殖民者的心理矩阵结构。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艾梅·塞泽尔写下《殖民主义论》（Discours sur le colonialisme），他在这部同样具有奠基意义的作品中对马诺尼大批特批。这两部早期的重要作品为几十年后后殖民主义研究做好了铺垫，而它们的作者均为安的列斯人，也许这不是一个巧合。

在此期间，法农加入了当时社会上影响力较大的知识分子圈——存在主义派和现象学派，并从中学习了哲学语言。他在《现代》和《精神》杂志上发表了好几次他的作品，请弗朗西·让松为《黑皮肤，白面具》撰写序言，后来又邀请到让-保罗·萨特为《全世界受苦的人》创作前言。就这样，这位边缘思想家很快就融入了巴黎左翼知识分子的圈子中，但身处中心位置的他并没有参加这些知识分子发起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仍以旁观者的身份加入了黑人知识分子的社交圈子，这是一个类似于法国版“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que）的团体，1947年后它以《非洲存在》（Présence africaine）杂志为据点逐步发展起来。1956年该团体吹响了延长号，他们在索邦召开了第一届黑人作家与艺术家大会，邀请到了法农、阿马杜·昂帕泰·巴、理查德·赖特、詹姆斯·鲍德温，当然还有艾梅·塞泽尔和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最后这两位都是法农的前辈，在阐释“黑人性”方面颇有造诣。面对这些文学教师、法语诗人以及第四共和国的官方政客，这位来自安的列斯的精神病专家敲响了他那颠覆性更强的钟声。必须承认，在这一天，法农继3年阿尔及利亚的战斗生活后，再一次加入了作战部队。同时，他也将自己有关殖民主义的思考转移到了阿尔及利亚的冲突背景下，而在此不久之后阿法战争就进入了公开争斗阶段。

就像安的列斯群岛一样，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但它并不是法国。法属阿尔及利亚有900万非法国公民的穆斯林（直到1947年），100万法国公民以及13万名经1870年《克雷米厄法案》（le Décret Crémieux）批准成为法国公民的犹太人。公民身份模糊且矛盾，普选体系也因1947年开始实行的双选举团制度显得无比可笑。社会严重分层，尽管隔离现象没有得到任何官方说明，但已经非常明显。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聚集在卜利达——法农就是在这里成为心理诊疗医师，他们围在法农身边。就像之前的安的列斯人一样，他们也是法国公民，只不过是第二区域的公民。所以法农观察的是一个纯粹的殖民社会，它浓缩于卜利达-若因维利（Blida-Joinville）的精神病院中，而这所医院就是一个微观世界，处于冲突中央的城中之城：它收留了2000名病人和众多的护士，并因此被视为“游击队的巢穴”[1] 。

1953年至1956年在卜利达，1957年至1961年在突尼斯医院，主治医师法农辗转几处，都在尝试宣传一种“社会治疗法”，这种方法和当时精神病院中采用的监狱模式完全不一样。疯人院地处战时国家的偏僻位置，它就像一只哀乐共鸣箱，演绎出阿尔及利亚殖民社会的全部痛苦心声。法农不仅是从疗养院开始，也是凭疗养院的经历才投入了主动抗争。另外，阿尔及利亚革命派首次联系上他也是因为他的医生身份（需要他去治疗士兵们的心理疾病），后来他才以思想家、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驻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官方大使身份得到人们的关注。1957年至1961年间，他在突尼斯怀着满腔热忱，效力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

事实上，法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皮埃尔·维达尔-纳奎特）反对驻阿军队使用酷刑，这样的抗议对法农来说是不够的。1957年初，他决定离开宗主国，将自己的命运和战斗的阿尔及利亚系在一起，但同时他与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者划清了界限，他瞧不起他们信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宗教基质。对他而言，阿尔及利亚的事业就像是一根能够推动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独立事业的撬棒——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1959年在阿克拉，1960年在突尼斯，法农在面对几个非洲独立过程中的大人物时，站到了他们的另一端：他向尚处团结状态的第三世界发出了提醒，要警惕腐败的资本主义，防止出现对英雄的盲目崇拜，同时要提防集团抗争，因为它也许会引导非殖民化进程走上歧路。殖民主义故意将文化变得种族化。法农临终前奋笔疾书，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他在这本书中高呼，要摆脱这样的殖民遗产的束缚。这本书的写作对象是新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他们不再是工业化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而是新独立国家中的贫苦人民。画面很灰暗，而且只是幻影，唉！作为独立事业的大天使，法农早早地退了场。

法农的作品还有人在读吗？又是谁在读呢？1963年出现的首个英译本使法农的作品得以被美国以及非洲英语区的黑人运动借用。马尔科姆·X、埃尔德里奇·克利弗、几内亚人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加纳人夸梅·恩克鲁玛都读过他的作品。20世纪60年代的暴力革命从法农的作品中攫取了力量，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蓬勃发展的《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将该作品确立为中心参考读物。这本书的新读者由大学研究人员和大学生组成，他们从中发现了一种对转自殖民语境的知识的批判，以及许多模糊、杂糅、协商的概念，正是这些概念奠定了该理论流派的基础。法农的思想不仅是暴力的辩白武器，其探讨方式也是别具一格：他从最深层次的知识角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建立了对殖民主义的批评，并且重新定义了受殖民剥削“污染”的全部概念。他所做的就是更新思考方式，脱胎换骨获取新生。

2004年出现了一个新译本，该译本因收录了一篇霍米·巴巴的文章显得更具现实性，它也在空间层面进行着“扩张”，因为随着《后殖民研究》发行的地理范围越来越广，法农的思想也被带到学校里。自此之后，从印度到英国的大学，从欧洲到非洲（通过阿齐莱·姆班贝），人们开始研读这位深入战争的革命家的作品。我们从这位活跃于当时反殖民运动的重要角色身上，读到了关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遗言，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很值得我们共享。因此，如果我们借用一下艾杜瓦·葛立松提出的术语，就可以说，这是一位鼓舞“全世界”（Tout-Monde）的作家。

埃马纽埃尔·卢瓦耶（Emmanuelle Loyer）

附注：1863, 1940, 1949, 1968, 1984, 2008

[1] 游击队巢穴（nide de fellaghas）：fellagha是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或突尼斯反抗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游击队的称呼。——译者注

1962年
法属阿尔及利亚在耶路撒冷走向衰败

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结束了委任统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近东地区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同圣地的“帝国”保护政策也就此终结。1962年之前，法国一直以其在阿尔及利亚行使主权的名义，要求对哭墙脚下的耶路撒冷马格里布区行使管理权。

1962年2月12日，周一晚，外交部，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部长在其办公厅主任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场简短又不寻常的会议，会议对“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在耶路撒冷的基金会”的命运进行了探讨，该基金会也就是“瓦克夫·阿布·麦德彦”（waqf Abû Madyan），哭墙附近的圣城住宅区归其所有。在沙罗纳（Charonne）大屠杀4天之后，在50万游行者陪同送葬队伍直至拉雪兹神父之墓的前夕，在签署埃维昂协议确定法属阿尔及利亚命运的一个月前，法国最高等级的外交机构却把时间花在研究所谓的“耶路撒冷马格里布区”上。它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仍将是法国在近东地区的“一小块领地”，是圣城正中央有些突兀的新殖民飞地，是坐落于巴勒斯坦的某种“法国委任统治地”——或者更准确一点来说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委任统治地，可如今它的历史早就被人遗忘。

那天晚上，在法国外交制度“控制塔”的中心，在一片或许很悲伤的气氛中，法国决定对命运悲惨的马格里布区放手不管，从以色列正在进行的法律诉讼中抽身，退出这个住宅区的土地纠纷。几个月来，阿尔及尔总督府发出了愤怒的声音，他们抱怨法国仍在一意孤行，支持“一个想要断绝与法国的一切联系甚至向我们发起战争的社区”。耶路撒冷的阿尔及利亚人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穆斯林（FMA，全称为Français musulmans d'Algérie）群体时，曾被法国以执行“保护中东圣地”政策的名义而利用，但到1962年法属阿尔及利亚走上衰落之路时，他们突然——也是顺理成章地——失去了他们的用武之地。

让我们从1962年的阿尔及尔和巴黎转移至20世纪50年代的耶路撒冷，去了解法国的阿拉伯和穆斯林政策及其与以色列、犹太侨民之间的关系，在那里有过怎样一段重要却鲜为人知的插曲。从当时还属于约旦的巴勒斯坦来看，很显然，法国无论如何都对圣城的这一小块地盘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利，“为了解耶路撒冷马格里布殖民地的情况，法国委派阿尔及利亚之子赴当地研究。”1955年8月12日《法勒斯坦》（Falestin）日报的标题如是写道。标题下方长篇报道了鲁尼·马赫福兹（Hadj Lounis Mahfoud）的朝觐故事，这位在塞提夫学院教授阿拉伯语的老师“刚从沙特阿拉伯朝觐完毕”，他前往耶路撒冷参观是为了研究这个法属阿尔及利亚基金会的管理情况，并据此完成一份报告。该基金会本是用来救助、收留并照顾那些路过或长居于圣城的马格里布侨民。

法国之所以能重掌圣城中这片战略街区的管理大权，是因为它能在阿尔及利亚行使主权。12世纪末，阿尔及利亚的苏菲神秘主义者阿布·麦德彦（Abû Madyan）或西迪·布迈丁（Sidi Boumédiène）的后裔建立了掌控该街区的善行基金会。1187年十字军占领该城时，他还和萨拉丁并肩作战过。正是在1949年，驻耶路撒冷的法国领事抓住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缘政治机会：第一次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之后，以色列趁机攻占了旧城围墙往西5公里处的艾因·卡勒姆（Ain Karem）村，该村庄位于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以色列边界内，瓦克夫·阿布·麦德彦在此次事件后几乎失去了全部的地产。因此，作为阿尔及利亚宗主国的法国，可以将约旦境内圣地的这一小部分归于其羽翼保护之下。在耶路撒冷的分界线上，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法国一直期待能从中获得外交利益。“我们能否期待从阿布·麦德彦的事迹中受益呢？那是政府层面的事。虽然我人微言轻，但我觉得我们在哭墙上的特殊地位并不是毫无用途。”法国领事在1949年7月6日给他部长的信中如此写道。这封信还“一同抄送给阿尔及尔、突尼斯、拉巴特、安曼等”和“马西尼翁教授”。

路易·马西尼翁（Louis Massignon）确实在这一短暂的系列历史事件中（1949-1962）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此期间，法国管理着耶路撒冷的这个街区，控制哭墙的人员进出。马西尼翁是法国著名的东方主义学者，是开罗阿拉伯语言学院的成员，也是法兰西公学院的教授，他虽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但坚决捍卫“法穆友谊”，创建了“法伊友好基督教委员会”，并于1954年在英国开辟了“伊斯兰-基督徒朝觐以弗所之七圣童”的朝圣之路。1917年12月11日，他跟随英国总督艾伦比进入耶路撒冷起，他一直为法国情报局工作，还因此获得了近东“荣誉通讯员”的称号。马西尼翁在他致法国外交部各级官员的书信中，坚持认为法国对于耶路撒冷的马格里布居民有着“神圣的委任统治职责”。在他看来，这应是对外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无论是“阿拉伯政策”还是“穆斯林政策”，确认这一点后法国才能向受独立诱惑的阿尔及利亚人证明，法国仍关注他们的具体利益，包括其领土之外的一些利益。

1951年马西尼翁在《伊斯兰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耶路撒冷的特莱姆森瓦克夫·阿布·麦德彦”的长文（他在法国和阿拉伯世界另发了500多份单行本）。1952年5月，他前往阿尔及利亚的特莱姆森，成立了保护瓦克夫委员会。他通过自己的行动，让阿尔及利亚议会于1952年6月17日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旨在保护巴勒斯坦的阿尔及利亚瓦克夫，以造福北非的穆斯林朝圣者”。1955年11月13日他在阿尔及尔电台（使用阿拉伯语）庄严宣布耶路撒冷马格里布区的古兰经学校（伊斯兰学校）很快就会修缮完毕，这要归功于法国的财政支持——当时仍受法国管控的突尼斯和摩洛哥也提供了经济支持，两国也有侨民在马格里布区居住。

事实上，正如马西尼翁对其受众所写的那样，瓦克夫·阿布·麦德彦“控制着阿克萨清真寺的大门”，“管控着哭墙所属的土地”。此外，根据他的说法，“该瓦克夫被视为伊斯兰教在耶路撒冷重建基布拉（祈祷方向）的‘留茬砖’，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徒对它的兴趣取决于他们对特莱姆森圣人历久弥新的回忆”，就连胡阿里·布迈丁总统（Houari Boumédiène）都曾用这位圣人的名字来命名他的战争。1954年，有人在特莱姆森清真寺的大门边组织了一次募捐，共募集78000法郎，马西尼翁亲自将这笔钱转交给了耶路撒冷的法国领事，后者又将钱分发给了耶路撒冷城里贫困的马格里布区群众。几年之间，法国在圣地实施“阿尔及利亚和穆斯林政策”的计划产生了具体且显著的效果。

耶路撒冷的这片法阿街区的特殊历史终止于1962年。国际法加上以色列施加的压力，使当时的法国已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能够继续干预、保卫这块阿尔及利亚的根基。事实上，早在几年之前，独立战争的影响就传到了耶路撒冷。1956年9月，苏伊士运河危机过后，民族解放阵线的约旦分站开始向群众分发小册子，揭露“法国在马格里布地区犯下的屠杀暴行，以及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发起的野蛮运动”，并声称“每个马格里布区的群众都摆脱了这个佯装成保护者或同民族者的致命微生物”。即便如此，路易·马西尼翁在1957年的斋月庆祝活动中，依旧鼓吹法国给耶路撒冷的马格里布穷人免费分发面包的善行，“如果我不这么做，总理先生承认的‘法国穆斯林社区’可能就会被摧毁，我的法国-伊斯兰委员会可能会被叫停”。

然而，历史的风向却逐渐偏离了马西尼翁和“法穆友谊”：1961年5月，各大将领发动政变的几周后，阿尔及利亚总督政府对法国在耶路撒冷坚守阵地所取得的真实效果越来越怀疑，“民族解放阵线确认他们在巴勒斯坦的阿尔及利亚殖民区会产生影响”，而法国的原意在于“平衡该影响”。1961年秋，决裂产生了：法国外交部在七月还曾表示，放弃马格里布区也许会对法国在“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北非”的利益造成“不可弥补的精神损害”，“甚至我们会被怀疑与以色列沆瀣一气”。然而10月17日晚，法国屠杀了在巴黎的阿尔及利亚示威者，该举动使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利益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尽管法国还以“穆斯林圣地的保护者”的名义自辩。1962年2月，在沙罗纳大屠杀几天后，法国放弃守护阿尔及利亚在耶路撒冷的利益。尽管1962年至1963年冬，第一位“法国驻阿尔及利亚高级代表”让-马赛尔·让纳内（Jean-Marcel Jeanneney）作出了大量努力，但新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并没有揽下这个活，它选择放弃保护在耶路撒冷的阿尔及利亚侨民。瓦克夫·阿布·麦德彦从此不再受任何国际法律的保护。

4年后，即1967年6月，在六日战争爆发、耶路撒冷被占之后，以色列军队迅速疏散了马格里布区的居民，并在48小时内将它夷为平地，建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西墙平地，而这里被认为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6个月后，也就是1967年11月27日，戴高乐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犹太人是精英的民族，充满自信且有控制欲”，这句话是否也能依据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进行解释呢？如果我们花些时间听完他的整个讲话，答案也许就是肯定的，他在其中指出：“一旦不再管理阿尔及利亚事务，我们就对东方阿拉伯人民恢复了原来的友好与合作政策，这也是几世纪以来法国在该区域一直坚守的政策。”他还就法以关系说了一段奇怪的话，“我们并没有对它在占领耶路撒冷某区后安营扎寨的行为表示支持”。戴高乐的语调强硬且恼人：也许他通过强调这样一段令人费解的话语，是在传达一种对法国和世界的想法，虽然他并没有完全表达出来。

樊尚·勒米尔（Vincent Lemire）

附注：1095, 1798, 1958, 1869, 1882, 2003

1962年
世界农业新秩序

欧洲共同体成立不久后推出了“共同农业政策”，该政策在法国落实时牵扯一些矛盾的利益，在此期间，法国迅速完成了土地去农业化。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抓住了共同农业政策的机遇，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和生产集中化。不合常理的是，农业享有的政治权力也在此过程中被削弱了。

1962年《法语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française）上登载了一篇题为“从农民到农业生产者”的文章，重新描绘了新式农业精英的形象。这些精英和“大型蚁穴”中的上班族不一样，他们是“自由的人”；他们还是“企业主”，带着向外扩张的活力和紧贴前沿的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自由驰骋。

一切都是因为这一年，也就是1962年，法国农业展开了新面貌。法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共同农业政策”的设想；1957年的《罗马条约》不仅标志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还为落实共同农业政策做好了准备；1962年1月14日，欧洲议会宣布实施该政策。欧洲议会的这个决定为谷类、猪肉类、蛋类、禽类、果蔬类以及酒类开拓了共享市场，同时见证了欧洲农业指导保证基金（FEOGA）的建立，它给生产者提供最低价保障，并补贴出口（支付保障价和世界行市价之间的差额）。法国是酒类和谷类生产大国，因此它成了首要受益者。同年8月8日，法国颁布了一则法律，对1960年8月5日的农业指导法则进行了补充，它向法国土地管理和农业机构组织（SAFER）提供了优先购买权，这就意味着生产用途将优于房地产用途。它还建立了离农终身津贴制（IVD，全称为l'Indemnité viagère de départ），这样，年迈的农业生产者在转让自己的土地给年轻人，使其进入该行业并获得成长时，将会领取到退休金之外的补助。因此，在共同农业政策和戴高乐出台的法律支持下，法国农业于1946年至1974年间发生了大变样：农村人口锐减，700万农业劳动力跌至不足300万，可农作物产量却几乎翻了一番。

虽然第三共和国将工人阶级视为“危险分子”，把农民当成一种文化、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剂，但致力于现代化的人们（计划主义者，年轻的农业生产者，工厂主，管理人员以及农业技术员）却催促农业，让它加入国家工业经济的大流。从此以后，农业要转向外部市场，通过出口赚取外汇，在解放农村劳动力、使之投入工业和服务业的同时加大农业生产，为城市供应粮食。社会学家亨利·孟德拉斯将这一重要的农村转型期称作“农民的终结期”。从此以后，供应能源、施肥、播种、保护植物，这些以前能在农场里自产自足的程序，就像牲畜的繁殖和健康一样，可以从工业部门购买得到（拖拉机，石油，饲料，多种可靠的种子品种，杀虫剂……）；土地从此成了一种商业生产的工具，而不是一种定期收益或传统意义上的田地。

人们有时会把这次大转型称为“平静的革命”，但这样的描述并不准确，因为它掩盖了局势紧张时人声鼎沸的事实。1962年7月，农民高呼获取田地之难，他们占领了让·迦本在诺曼底的地产（超过250公顷）；6月23日，农民们为了抗议价格暴跌，往布列塔尼的圣波勒德莱恩大街上倾倒了几百吨法国百合。戴高乐执政的最初几年，农村暴动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农民的主要工会——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FNSEA）组织了多次活动。该组织的领导者正是以前维希政府农民行会（Corporation paysanne）的干部，它在20世纪50年代对第四共和国的议会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1957年它还获得了按工业投入成本计算农产品价格的权利。然而1958年后上台的致力于现代化的自由主义者和技术官员开始认为，落后的农业是国家工业发展的镣铐，1958年12月，德勃雷政府取消了之前的计算方式。这一举动导致1959年以及整个60年代发生了多次群众暴动事件。工人群体在接触消费社会之后逐渐被驯服，而农民却在这时转变为危险阶级。

1960年和1962年颁布的法律就像是1962年共同农业政策的轮廓，其目的在于加快法国农业的经济转型，同时避免乡村出现“社会爆炸”的情况。戴高乐政府计划发展现代化农业并巩固第五共和国政权基础，其政治宏图与农业中出现的新潮流相结合，才使这次转型成为可能。

这个新潮流即“青年农业生产者”潮流，最初他们只得到少部分人的响应。他们经常在天主教农民青年会（JAC，全称为Jeunesses agricoles catholiques）中接受培训，1957年他们将全国青年农业生产者中心（le Centre national des jeunes agriculteurs）转为一个工会性质的组织，与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对峙。他们更年轻，更不会接受小麦生产者总协会（l'Association générale des producteurs de blé）中大型谷商的利益操控，他们也更具企业家精神，更想在所谓的“黄金三十年”搭上现代化的胜利快车，所以他们不满足于只在农产品价格上提要求（相比于中小农户，这更有利于大型谷物厂商）。他们大胆地提出，要帮助离开土地的老少农民（后来就有了离农终身津贴，IVD），还要革新生产结构，使那些拥有足够能力可以转向市场的中等农户也能在这次转型中一显身手。

戴高乐的现代化帮手们打算拉拢这群“青年农业生产者”，将他们确立为合作伙伴，和他们一起商讨1960年、1962年法律的内容。他们想通过捧高这些现代“青年农业生产者”的方式，孤立那些站在反对阵营的“土地均分论者”；他们还要推行一种由国家和农业专家共同管理的模式，用它取代先前在第四共和国实施的“田地议会制”。

不过，无论是农业指导法则，还是青年农业生产者的公共演讲，都没有预告几百万农场消失的情况；他们想让人们以为，所有为自己经营的事业投资、争取商业“存活”可能的农场主们都有可能变得强大，搭上成功的列车。慢慢地，最低经营面积的标准成为决定一切公共资助是否发放的板斧。

尽管摩擦不断，该团体还是完成了既定的目标。第一，从1963年起，“青年农业生产者”就控制了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合会，其有关农业的看法在农民世界确立了霸权地位。这个全新的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业联合会同意和第五共和国一起管理农业，1963年其秘书长宣布：“权力……现在由……技术人才掌握着。”这种共同管理的模式更易于让人们接受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在法国社会逐步走向城市化、工业和服务业主导经济的大背景下，农村人口减少了几百万，曾经的农民企业家如今负债累累，农业的政治影响力和象征意义正在减弱，1974年农业生产总值仅占国内生产总量的5%（1946年曾达到17%）。第二，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农村成了戴高乐的选举支柱。

这次的经济变革（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是世界农产品领域的第二大出口国），社会变革（农业社会终结，法国将农业纳入资本主义扩张的行动中），以及乡村选举变革，都是戴高乐计划中“有序革命”的典范，而这一切的实现都离不开共同农业政策提供的资源。1962年起，欧洲市场解决了法国过剩的谷物（法国自1951年起就出现了生产过剩，但其价格比世界市场还要高）并控制了葡萄园危机。不仅如此，欧洲财政部门还资助建立了一个“农业福利国家”，使收益低的农民可以得到帮助，产量高的农民可以领取补助。如果成本没有欧化，那么法国对小农家庭经营的扶持模式就不可能产生，乡村也不可能会安定下来。

然而，法国农业的转型不仅在其本国境内不被理解，在欧洲境内也同样遭到质疑：它融入了全球“食品加工体制”颠覆性变革的洪流中，即世界农业和食品行业生产、消费以及囤积方式的变革。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世界农业秩序的一大特征就是市场国际化，尽管关税保护现象似乎掩盖了该特征，帝国吞并现象又使它变了质；北美以及其他人群聚集的殖民地将谷物（和肉类）出口至西欧，作为回报西欧将人口、资金以及工业产品输送至殖民地。1945年后，一种新制度替代了之前的制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仍在发挥作用：它最具特色的一点就是把农业变成了政府干预的主要领域；特别是在欧洲，农业和畜牧业越来越工业化，食品加工业和餐饮服务业的发展使家庭生产天然食品的做法逐渐被淘汰；最后，在人口不断上升的这个世界，西欧是主要的谷物出口方，其出口产品享受到共同农业政策的高额补贴。

因此，法国向谷物出口国的转变，正迎合了1945年后世界农业和食品行业中出现的新秩序。此外，它也是世界材料和能源输出以及环境责任流重新大调整的一个表现。法国农业取得的成绩离不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投入，如摩洛哥提供的10亿吨磷酸盐，阿尔及利亚和中东地区的石油（1962年法国油耗的三分之一都是由阿尔及利亚提供的）。1959年至1973年间，每公顷农业用地的产量提高了两倍，但其消耗的化石燃料是之前的三倍。因此，农业的能源效率降低了，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却上升了，人们以后就会逐渐看到温室气体在地球上留下的深刻印记。

我们称之为农业“现代化”的现象绝不是法国的什么壮举，它只是欧洲农业政策催熟的果实，是经济世界和生态世界经历大转型后的一个衍生物。

阿梅尔·康帕涅（Armel Campagne）

莱娜·安贝尔（Léna Humbert）

克里斯托夫·博纳伊（Christophe Bonneuil）

附注：5800, 1247, 1860

1965年
群星中的“阿斯特里克斯”

当阿斯特里克斯在连环画里“周游高卢”时，人们以这位漫画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了法国第一颗卫星。1965年11月26日，这颗卫星完成了首次环球之旅。法国这次能自主完成太空环行任务，主要是得益于之前的国际合作。那么，法国的强大实力也像卫星一样步入正轨了吗？

1965年11月26日，法国正式加入了首批太空强国的行列。它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阿斯特里克斯”卫星——从阿尔及利亚的哈马吉尔军事基地升空，消失于茫茫的撒哈拉沙漠之中。继苏联（1957年）、美国（1958年）之后，法国成了第三个拥有自己的航空局——法国国家太空研究中心（CNES，创建于1962年），并可以自主进入近地空间的国家。这样的成就是惊人的，因为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还没有参与过任何太空活动。

这一了不起的事件表明，法国能够快速开辟出新的创造领域，在此过程中，它会使用新的科学工作安排模式，组建负责协调这些工作的机构。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说，这次的成功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火箭技术的发展，工程师们制造出了一架能把有效负荷送入轨道的火箭，该发射器是“宝石”计划的一部分，因此被命名为钻石-A（Diamant-A）。这架发射器搭载的A-1号卫星就是人们后来了解到的“阿斯特里克斯”卫星，“阿斯特里克斯”这个名字用得更多。这是一个小型的技术飞船，重达40多千克，主要任务是向地面汇报发射过程中的各项数据。尽管这个卫星很快就终止了工作，但是，法国通过此次自主探索近地空间的初尝试，成为欧洲境内的一支重要力量。

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历史学家一再使用二元对立的阐释框架，将冷战简化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立，尤其是在太空活动方面。然而，“阿斯特里克斯”卫星升空的例子，或者更广泛一点来说，法国进行的太空活动证明，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这两个大国在冷战时期表现的强大实力，但如果在研究太空领域时不考虑欧洲国家，未免有失偏颇。只有通过一种跨国的、更加全面的视角，我们才能对人才流动、技术流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种流动在知识的分享和传播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研究太空活动的历史学家阿西夫·西迪基就注意到这一点：就像在核领域一样，“每个参与（研究弹道导弹和研发太空技术）的国家都是扩散者，都会从扩散中获益”。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和欧洲就太空领域建立了一种非正式的国际网络，后来德国弹道导弹的发展正是得益于这些技术和知识的交换分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为V-2火箭作出贡献的德国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又帮助两大超级强国订制了他们的太空计划，而法国和英国也得以从中取经。在此之后，中国和日本分别学习了苏联和美国传授的知识与技术。于是，仅在“阿斯特里克斯”进入轨道6年之后，上述这些国家就形成了尊贵的太空强国俱乐部，不久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印度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也在西欧、美国和苏联的帮助下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跨国视角固然重要，但我们在分析时也不能忽视国内，因为对战后的法国而言，它掌握的太空技术对其构建新民族身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在探索太空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这是整体现代化的一种表现，也是法国试图将自己重新塑造为技术强国的标志——尤其是要取得外交和军事方面更大的自主权。也就是说，1958年戴高乐当选后在法国引入新的政治意愿，该意愿从一开始就带有军事需求的烙印。这一点具体表现为国家开始建设核武器，将它发展为一种新式打击力量，与此同时研发各种太空技术。所以说，军备竞赛和太空竞赛使战后几十年法国的技术发展带上了政治层面和象征层面的意味。

“钻石”发射器也很明显地反映出了军事目标和民事应用之间的这种深层紧张态势。即使它是一个民用发射器，其技术启发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军事领域，即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实施的“宝石”计划。戴高乐将军认识到如果有新战争发生，法国绝不可能依靠美国或英国。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法国下了很大的赌注，不断提高自身的核威慑能力，发展技术手段，期盼能发射核弹头。1961年，SEREB财团（弹道导弹研究生产公司）的工程师们得到戴高乐的批准，继续研发发射器，而在此不久之前，他们在试验飞行器的帮助下刚刚完成了火药推进式导弹的测试。1965年，他们把火药推进式导弹和液体助推剂组合，得到一种被称为“蓝宝石”（Saphir）的导弹。它就是“钻石”发射器的基础，1965年11月26日，“阿斯特里克斯”卫星在“钻石”发射器的推动下，成功进入了轨道。

尽管法国媒体将这一事件宣传为大型的民族盛事，但法国从最初参与太空行动起就处在丰富的合作联系中，尤其是在科学方面，1957年至195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Année géophysique international）研究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法国发射的首颗卫星，可以说是对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发射的第二颗卫星的补充。实际上，NASA自从1958年成立以来一直在邀请其他国家一起征服外太空，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次机会，迅速派遣其工程师和科学家赴美进修，希望他们能在那里掌握新知识，并学会管理复杂的技术项目。就这样，太空探索活动最终在大西洋两岸确立了一种“共同语言”。

欧洲内部亦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初，在知名科学家如爱德华多·阿马尔迪和皮埃尔·奥格的倡议下，各国在太空领域作出的努力开始相互影响。1962年，欧洲本着粒子物理中心（Centre de physique des particules）的精神，建立了欧洲空间研究组织（ESRO，全称为European Space Research Organisation），法国参与了创建过程。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也于日内瓦成立，这些组织都旨在实现欧洲范围内太空资源的共享，以促进科学试验和卫星事业的发展。欧洲空间研究组织明确将发射器的问题置于其处理范围之外，这个敏感许多的问题被移交给另一家欧洲财团——成立于1962年3月的欧洲运载火箭发展组织（ELDO，全称为European Launcher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处理。该财团研制出了第一架欧洲运载火箭，并给它起名为欧罗巴（Europa），其三级导弹系统中有一级便是法国潜心研究出的成果。虽然欧洲空间研究组织经历了重重危机，欧洲运载火箭发展组织最后也失败了，但正是通过这样的双重道路，法国才发现了它在欧洲太空探索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并开始积极建立这样的领导形象，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推动建立了欧洲空间局（Agence spatiale Européenne），将这两块创新科研领域（发射器和卫星）合并到同一个组织结构中。这架小型科技飞船“阿斯特里克斯”，就这样成了法国开启太空探索事业、开拓太空政策的历史标志，20世纪50年代末的法国曾为这片广阔的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塞巴斯蒂安·格勒维斯米勒（Sebastian Grevsmühl）

附注：52 av. J.-C., 1869, 1903, 1960

1968年
“一个幽灵在地球游荡”

1968年春天，法国的革命青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古巴的革命探索以及越南的抵抗运动。他们并不是在孤军奋战。伯克利、柏林、特伦托、布拉格、华沙等地的抗议活动瞄准了现存的秩序，向两个超级国家的霸权地位发起挑战。最终，抗议活动还是未能完全撼动这两个国家。

1968年5月13日：全国各地发起了大型的示威活动，“10年已经够了”这样的口号随处都能听到。第二天，在南特附近的布格奈市，南方飞机公司（Sud-Avion）的员工再次组织罢工，占领了他们的工厂。一部仿剧流行开来，这种艺术形式是情境主义者的最爱；它是一本表达很含蓄的连环画，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在里面以说教的口吻宣布：“一个幽灵在地球游荡：南方飞机公司员工的幽灵。地球上的昔日强国组建了一个联合国家组织，他们对这个幽灵展开了围捕：教皇和最高苏维埃的主席，威尔逊和密特朗，法国的激进党和美国的警察。”人们一定可以发现，它戏谑地模仿了100年前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片段。尽管这当中充斥着幽默和半严肃的玩笑，但它描绘并承认了同样的国际主义；它同样立足于世界历史，彼时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一场好戏正在上演，主角们幻想着强者将被清除。

因此，我们可以透过世界历史的棱镜去重新解读1968年的法国事件，这些事件的发展与世界紧密相连。实际上，国际方面并不只是提供了背景；对于许多希望在国际运动风潮中发动起义的积极分子来说，它是关键。诚然，不是所有的主角都敏锐地察觉到跳出狭隘民族圈的重要性。大学生们坚定地通过流动和转移的方式接触外部圈子。在这方面，他们享有不少优势，时间自由，可以进行长途旅行，各地的大学都受到骚乱的影响。一些宣扬革命计划的组织也是如此，无论他们是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都在国际主义中锻炼了自己。在法国共产党主导的工人运动中，这种国际主义意志竟消沉了：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人民阵线施加的压力，当时共产党只好重申《马赛曲》、三色旗以及7月14日之于它的意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其他形式的跨国团结表现，尤其是法国工人与外国工人之间的团结。

当时，中国的动乱、古巴的试验和越南的抵抗运动都被视为现存秩序中出现的缺口。它们动摇了东西方的两种统治体系，使和平共处、保持相对和谐的势力间产生了嫌隙。两大阵营内部都出现了争议，开始变得不稳定，不堪一击。而古巴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不仅是因为切·格瓦拉的感召力——他逝世的消息似乎让平定下来的革命势力又蠢蠢欲动，还因为他们奉行的国际主义不止是口头说说而已：直到1967年、1968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政府仍对苏联持批判态度，鼓吹人们要扩大革命范畴。1968年5月，一个名为“革命信息中心”（Centre d'information pour la revolution）的行动委员会从古巴革命家的队伍中看到了“行动诗人”的身影。至于越南，它的抵抗运动绝不仅是简单的背景：一代人追随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脚步，把矛头从殖民统治转向了其他地方。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成了起义运动的一个导火索：“3·22运动”（Mouvement du 22 mars）组织在楠泰尔（Nanterre）成立，以抗议全国越南委员会（Comité Vietnam national）斗士被捕的事实。实际上，两天前，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的窗户被起义者砸碎，该行为在一本体现国际互助原则的宣传册上得到了正义的解释，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支援那些烧毁入伍通知书的美国大学生。6月10日，在一场愈演愈烈的罢工行动中，“3·22运动法庭”（Tribune du 22 Mars）还发表了一篇关于成立“美国逃兵和拒返士兵反帝国组织”（l'Organisation anti-impérialiste des déserteurs et insoumis américains）的公告。

在学生运动中，这些大学生对伯克利、柏林、特伦托以及鲁汶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也知道布拉格和华沙在经历什么。这样的了解离不开他们的实际行动，他们会碰面，会散布信息，也会传达消息。2月17日和18日，大约有500名积极分子赶到柏林，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活动；学生们在那里建立了联系，或是加强了联系；革命共产主义青年（JCR，全称为Jeuness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的阿兰·克礼文借住在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领导人——鲁迪·杜契克的家中。卡尔·沃尔夫是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另一名骨干，他来到楠泰尔向法国学生们汇报西德的学生运动情况。3月底，一些比利时的活动分子从鲁汶赶来，分享了他们在学校被占领时的经历。4月11日，鲁迪·杜契克惨遭杀害，巴黎和斯特拉斯堡发起了众多集会抗议活动。一些文章被翻译进来，如特伦托的学生在意大利撰写的“消极大学宣言”，它使揭露支配关系的方式理论化，并提议开展无老师参与的批判性和颠覆性课堂。抗议活动的爆发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可以说，欧洲各地都有大学生赶到法国。英国大学生的身影也出现在了那里，5月17日，他们加入游行队伍，向着雷诺-比扬古（Renault-Billancourt）进发，他们想在那里与工人会合，但工厂的栅栏却再次将他们拒之门外，这说明法国总工会（CGT）的有些成员仍旧无法信任这些遭人诋毁的“极左分子”。一些来自瑞典哥德堡（Göteborg）的年轻人赶来巴黎，想给法国的罢工者们送上他们筹集的资金，但他们遭到了同样的招待，罢工者带着仇视的目光，将这些人拒之门外。5月21日，《行动报》（Action）在其头条板块上报道了柏林议会之外的抗议活动。近700万人参与的法国大罢工和占领工厂行动，则反过来改变了此前西德激进运动对工人阶级的理解：工人阶级在体系中的“融合度”比鲁迪·杜契克和他的同学们想象的要低很多。6月12日，丹尼尔·科恩-本迪和阿兰·热斯马尔（Alain Geismar）前往伦敦，参加一场由英国广播公司编排的关于欧洲学生运动的节目。

丹尼尔·科恩-本迪就像是一只吸收了各地革命经验的大熔炉，这些经验丰富了他的跨境动员活动[1]，而这种萌芽后来也发展成了他革命计划的一大支柱。这位楠泰尔的学生在纪律委员会上被判定为反抗者，于是他化名为“库龙-莫泽列夫斯基”（Kurón-Modzelewski），以这个虚假的身份继续活动。这个化名其实包含了因批判华沙制度而被拘留的两位波兰大学生的名字。5月3日，科恩-本迪因其“德裔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遭到乔治·马歇的打压。5月24日，他将被禁止居留在法。这些消息传开后，大型聚众示威活动在各地进行，继5月10日晚之后，又一次街垒之夜产生了。最终他还是以非法形式回到法国，不过正如警察局档案所显示的那样，法国警方立刻对他展开了围捕。5月30日，反抗议的示威行动爆发，100万民众走上香榭丽舍的街头。“雷诺要工作”（Renault au boulot），“臭家伙回达豪吧[2]”（Les coco à Dachaut）……我们从各种各样的口号声中还听到这样的声音：丹尼尔在北京！这句标语暗含了科恩-本迪投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但就在此时，这位年仅23岁的无政府主义者却以宗派主义和专制主义为由，对毛泽东思想表示了不认可。

学生运动的首要任务在于声援工人，打破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隔阂，加入罢工者组成的强行停工纠察队，站到他们身边，以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比扬古的不幸经历也不能让我们否认，这种切实有效且活跃的帮助是多么重要。警察局的档案表明，从五月风暴的最初几天到起义逐渐平息的6月底，学生和青年工人始终站在同一战线，他们一起参加会战，一起建筑街垒，一起以斗殴形式应付警察。5月3日起，被传唤人笔录中出现了许多工人（板金工，装配工，车工……）、雇员（从法国电力公司，EDF到报纸电报和电话公司，PTT）、咖啡馆服务生、流动商贩、专递员以及销售员的名字。国籍也很多样化，警察还为被逮捕的外国人制作了专门的卡片。5月24日，巴黎警察局的档案中冒出了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和突尼斯人（从音乐艺术家到机械员，从操作工到“大堂吸毒者”），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无特殊技能的工人，雇员，餐馆服务生，工地总管），更普遍的是来自于巴西、美国、德国、英国、瑞士、南斯拉夫、喀麦隆、塞内加尔、日本和越南的年轻人。社会上明显地出现了自主组织的趋势：外国劳工委员会，三大洲委员会，贫民窟行动委员会相继成立。一张贴在索邦大学的海报上写着：“外国人第一次在法国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一些行动委员会和街区委员会将巴黎公社的经验作为参考，援引其劳动委员会会长——匈牙利工人弗兰克尔，以及军事领导波兰工人东布罗夫斯基作为例证，甚至提出了废除外国人身份法规，给外国人同等权利和自由的要求。在这样的革命愿景中，“国籍的概念显得非常反动”。但外国人也是警方镇压特别对象，6月10日至12日，11个极左组织被解散，示威行动也被禁止。从那以后，警方加大了镇压力度。这段时期的法国警察局和情报局档案中再次出现了大批驱逐出境或禁止入境的纪录。参加集会变成了一项冒险行为，对外国人而言更是如此。

复工行动逐渐开始。6月，运动激情逐渐消退，这一过程相当缓慢且常伴有痛苦。在与共和国保安队（CRS）和游击警察的最终对抗中，中学生吉尔·托丹（Gilles Tautin），工人皮埃尔·贝洛、亨利·布朗谢（Henri Blanchet）壮烈牺牲；政府忙于准备新一轮选举，但在某些人看来，这只是“下流的陷阱”，甚至是一种背叛。这些使复工中的国家沉浸于哀伤之中。

6月，被动员起来的索邦大学生曾表达过这样的希望，“法国工人的民主权利得以落实后，完全有可能迅速地撼动佛朗哥（Franco）的统治，希腊军政府的统治，并将接力棒交给意大利的学生和工人”。不过，历史没有完全顺从他们的意愿。许多行动委员会继续发起动员，对8月华沙公约组织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0月墨西哥工人和学生惨遭镇压等事件表示抗议。不过，在这个1968年的秋天，在开启意大利红色年代的众多集会和示威行动中，我们听到的是一段从远方传来又被当地人传唱的曲调：“这只不过是个开始，我们还要继续战斗。”

吕迪维娜·邦蒂尼（Ludivine Bantigny）

附注：1357, 1789, 1840, 1848, 1871, 1892, 1936

[1] 丹尼尔·科恩-本迪为法国出生的德国政治家，活跃在德法二国及欧洲绿党里。——译者注

[2] 丹尼尔·科恩-本迪的父母是犹太人，1933年他们从纳粹的达豪集中营逃了出来。——译者注

1973年
开放又匮乏的世界

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战后几十年所使用的经济增长模式奄奄一息。另一种全球化悄然兴起，它不接受过多的调控，金融化也进一步加强。沉浸在“黄金三十年”伤感情绪中的国家逐渐意识到，生态危机正伺机而动，威胁着地球。

1973年10月17日，为了报复西方国家在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行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决定放慢萃取石油的速度，并提高每桶石油的价格。几个月之内，西方社会主要能源的价格涨了4倍（由于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时，石油价格在1973年至1980年间涨了10倍）。这也是地缘政治的一大转折点。在1945年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工业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强行与原材料持有国之间保持不平等的交易关系，石油危机的出现标志着这样的关系出现了裂缝。虽然矿石和农产品出口国的贸易条件指数持续下跌至1989年，但这次“石油危机”还是成了第二次非殖民化行动的象征。随着石油出口国影响力的提升和亚洲工业大国的崛起，全球化越来越不像是西方大国、殖民帝国主义或是这些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组织的现象；它似乎变成了一股自主的，越来越无法控制的动力。

就这样，1973年标志着1973年至1985年间“全球危机”的第一击，它让世界相较于1945年后形成的全球化体系发生了一次真实大转变。就在这一年，1973年，第三世界的国家开始向联合国要求更平衡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西方工业国家在实力和信心方面却裹足不前。美国撤离越南，意大利、德国受到恐怖主义的侵蚀和威胁，法国则伴着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的新书《维希法国：1940-1944》（La France de Vichy，1940-1944，1973年）重读了维希政权下的民族史，彼时极右派、排外主义（1972年国民阵线成立；1973年6月21日“停止荒蛮移民”大会在“新秩序”派新法西斯主义者的提议下召开）和“种族主义的暴力行动”——伊夫·布瓦赛（Yves Boisset）的电影《无辜的强暴》（Dupont Lajoie）揭露了这一点——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进口石油占法国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二，因此，石油危机代表了法国经济体系的一个转折点。能源价格上涨，相当于1975年的国民生产有3%被预支，它导致1974年法国净出口降为负值，出现贸易赤字，并加快了通货膨胀的产生。于是政府开始考虑“能源经济”，推广“杜绝浪费”运动，并颁布大型核能发电计划，确保经济回升、“能源独立”。

人们常常为了偷懒，把各种问题的责任都推脱到石油危机上，无论是经济危机、发展减缓（甚至1974年至1975年间的经济倒退），还是失业率上升、公共财政赤字。1979年后，让·福拉斯蒂埃在其笔下描绘了危机来临前法国社会欣欣向荣、现代化大发展的美好景象，这段时期被称为“黄金三十年”（指的是1945年至1975年之间的30年），但今天不少历史学家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真实的情况复杂得多，因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用来促进资本增长、积累的“福特模式”已露出乏力迹象：大多数曾推动经济增长的商品已在千家万户配备完毕，工人的战斗性提高，年轻人提出抗议，工业利润降低……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西方社会中出现了一些表明“福特模式”或“嵌入式自由主义”终结的策略。“嵌入式自由主义”建立于汇率固定，多边自由贸易与国家强力干预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其实施目的在于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

首先，法国对20世纪60年代从伦敦城（欧洲美元交易的离岸市场）过境而来的货币进行大幅免税处理。其次，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黄金-美元等价体系，使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决定开启了汇率灵活变动的时代，也促使投机性融资强势回归。然后，1973年1月3日，法国颁布了一部关于法兰西银行的法律，该法律借抑制通货膨胀之由，规定中央银行需管控国家财政。政府将鼓励银行间市场的发展，增大私有货币扩张较之于公共货币扩张的份额。诚然，从1984年起，私人银行才成为政府借款的主要求助对象，并且，雇员们在1983年密特朗领导的转折期来临之前，仍保持着较高的购买力，尽管高速发展期已经结束。但我们仍可以认为，随着这些交易欧洲美元、兑换货币、解决公共债务的私人性质的银行间金融市场的出现，重现食利资本主义，重组资本使其以金融方式——如借贷资本——实现价值，这些目标所需的三大关键要素早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就已准备就绪，而彼时，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工业资本的效益正逐年下降。1973年10月之后，石油美元增多，加快了财富值向借贷资本转换的进度（包括第三世界国家里，与工业国的进口产品交换的是对第三世界的借贷资本，第三世界国家出口的原材料产品换取的也是借贷资本；许多这样的国家在1982年后因借贷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同一时期，法国出现了资本回潮，资本再次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了深刻影响（托马斯·皮凯蒂在其研究成果中指出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资本在附加值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大大提升，劳动所占份额减少。因此，虽然石油价格上涨，但我们必须看到，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正在重组，资本主义正经历一段新时期，金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时期。

这样的过渡在法国表现为1973年至1982年间的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各大工厂相继关门（纺织业、钢铁冶金业等），1977年失业人数超过了100万。1968年后出现的新冲突使工会互相斗争。1973年6月至1974年初倒闭的厉溥（LIP）工厂里产生了工人自治的现象，这一短暂却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就证明了上述工会斗争的事实。但政府打算“惩罚”这类动员行动，“尽管他们是失业者，尽管他们仍没有工作”，时任经济财政部部长、后来当上总统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曾说过，他们的抗争不应当以“让整个社会机体染上梅毒”为代价。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社会的战斗力下降了。

石油危机也使人们意识到在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物质资源已经紧缺，生态已经濒临崩溃的极限。让·福拉斯蒂埃坚持认为，30年来，他歌颂的生产力是投资、科学与合理化劳动灵活组合的结果；从今往后他不得不承认，生产力的提高也依靠“机械能的利用”。他注意到，1973年每个法国劳动者在使用化石能源时相当于拥有124个“可支配的机械奴隶”，而1938年这个数字仅为40。许多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与他不谋而合，他们指出，从机械角度看，法国在战后30年实现的经济增长，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因为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大量化石燃料：该热力物质因素将其他维护现代人本身及其发展形象的“光荣”因素排挤到第二位。1973年，农学家勒内·杜蒙发表著作《乌托邦还是死亡》（L'Utopie ou la Mort），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了罗马俱乐部（Club de Rome）关于“增长的极限”（1972年）的研究成果，并简易探讨了资源枯竭以及生态问题必然涉及的社会正义等主题。杜蒙指出，每个世界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他们可以平等使用资源，在地球完整前提下、在地球承受力限度内，平等进行污染。当环境问题正式成为人们制定国际政策的目标时（国际斯德哥尔摩峰会于1972年召开，法国环境部门于1971年成立），法国群众趁着1974年的总统大选了解了不少有关环境重要性、生态交流不平等以及增长极限批评的问题，而杜蒙正是此次候选人中的首位生态主义者。1973年8月25日至26日，生态学家、基督教徒、和平主义者、农民还有极左分子在拉尔扎克聚集（共8万人），共同抗议军事营地的扩张行动。此次集会后法国涌现了一批新兴的农民左派分子，他们将在之后的几十年内广泛活跃于生态保护运动和另类全球化运动中。

相比于批判进步、指责发展，有些人更倾向于展望新科技，以期同时解决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生物技术（1973年，第一个转基因生物在实验室中产生），空间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丹尼尔·贝尔和阿尔文·托夫勒在美国极力宣扬这样的愿景，“十人组”（Groupe de dix）则在法国传播了这些信息——该组织于1969年至1976年间汇集了包括亨利·阿特朗、若埃尔·德·罗斯奈（Joël de Rosnay）、亨利·拉伯立（Henri Laborit）在内的科学家；包括罗贝尔·比龙（Robert Buron）、米歇尔·罗卡尔在内的政治人物；以及像雅克·阿塔利、埃德加·莫兰、勒内·帕塞之类的其他领域专家。该组织呼吁人们脱离根植于矿物资源的文明，在了解生物、掌握优化生物手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文明。于是，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注重生态保护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富裕国家开始过渡到“后工业”经济，在发展信息技术的基础上越来越依赖第三产业，且不受生态标准的限制，如国家颁布的一些调整规定。诚然，1973年后，西方经济确实成功使国民生产总值单位美元中，化石能源所占的份额保持在稳定水平，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进口产品带来的排放量仍在不断上升，随着气候异常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一点终将会被公之于众。

克里斯托夫·博纳伊（Christophe Bonneuil）

附注：1720, 1816, 1860, 1875, 1962, 1983, 1992

1973年
另一种“9·11”

1973年9月11日智利将军发动的政变为法国提供了一面自省的镜子，它开始思考近年来革命者的失望情绪，以及不安群众对改革的期待。收留智利政治难民的行为强化了法国“避难国”的职能。

在纽约双子塔遭受袭击，覆盖人们有关9月11日这个日期的记忆之前，“9·11”就已经与一件国际大事扯上了联系：1973年，智利的军队在美国情报机构的协助下推翻了“人民团结”阵线（UP，全称为Unité populaire）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对于拉丁美洲的左派还是欧洲的左派，这次政变都构成了情感和政治层面的巨大冲击，它使一代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几欲昏厥。新闻消息已经无法撤回，还有许多让人难以忍受的照片：军人带着让人难以置信的心安理得，任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和电视摄像师进行他们的工作，希望借此放大民众的恐惧，扼杀他们关于反抗的全部想法，并向国际舆论炫耀他们的胜利成果。一位年轻的记者达戈贝多·基哈达从附近建筑的顶楼拍到智利空军轰炸拉莫内达宫的场景，几天之内这些照片传遍了世界。同样游历世界的还有阿连德总统的照片，照片中的他被自己的守卫军围住，满脸惊恐，头戴钢盔，肩上还背着冲锋枪。几小时后，这位总统被逼自杀。几十名摄影师记录了这次暴动之后持续数周的镇压行动：尸横遍野，大量的民众被逮捕，几百人被关押进国家体育馆中，这样的场景被布鲁诺·米埃尔（Bruno Muel）和泰奥·罗比谢（Théo Robichet）搬到他们的纪录片《智利的九月》（Septembre Chilien）中。在一次庄重的弥撒活动中，军队首领皮诺切特指挥官的丑恶嘴脸也被荷兰摄影师查斯·格雷森（Chas Gerretsen）定格了下来，后来这张照片便成了这位南美洲独裁者的肖像。一同被记录下的还有士兵们喜笑颜开的模样。

在赎罪日战争引起轰动，10月初的石油危机加深、成为热门时事之前，连续好几周，《解放报》《人道报》和《世界报》的当日头条都在报道智利相关的事件，包括日常的“恐慌与迫害”（《解放报》，9月2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应负的沉重责任，囚犯的命运，以及阿连德的殉难。但最初的惊愕并非过眼云烟：它超出了左派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的范畴，在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中转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和公民大动员。这次跨越代际的经历一方面表现为人们面对叛乱的消沉，另一方面表现为面对囚徒、失踪者家属和难民的救助运动，它给法国的群众、社团组织以及政治领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这样一个小国仅有900万人口，它从太平洋延伸至安第斯山脉，距巴黎有1万公里远，为什么它的命运会对蓬皮杜领导的相对安定的法国舆论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第一个原因与左派有关，3年来左派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南半球的土地上，那片土地似乎有望以民主方式建立起社会主义。格瓦拉逝世（1967年）；1968年“差点就能推翻历史的革命失败了”[1]；中国对年轻人的感召力也大不如从前；武力选择引发了争议，每个小团体都各执己见。然而，在智利这片次大陆上，这片被美国用武力尝试猎取的土地上，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62岁医生建立了社会共产党联盟，他打败了一项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计划，赢得了总统选举。古巴正式表明会支持“智利声音”，而智利在寻求联盟的法国左派看来就像是一盏启明灯。1971年11月，两组代表团分别前往圣地亚哥，一组的领导是弗朗索瓦·密特朗，他不久前才在埃皮奈大会（congrès d'Épinay）上被晋升为社会党领袖；另一组的领导则是法国共产党的雅克·杜克洛和艾蒂安·法戎。很明显，智利的局势与法国的局势非常相似，这一点得到重视，以至于“共同纲要”（Parti Commun，1972年6月）中的某些表述直接照搬了1969年12月人民团结阵线在其平台中所用的措辞。媒体在大西洋两岸的左派之间塑造了一种兄弟情谊，甚至是一种命运休戚与共的联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1973年夏天，智利政府与右派、资方公然宣战后，法国会为其忧心忡忡；政变发生后法国对智利表现出了强烈的认同感、同情心以及团结之意，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9月12日起，青年组织和工会成员纷纷走上街头。

人民团结阵线以及推翻人民团结的叛乱在法国左派看来再熟悉不过，他们仿佛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将这些事件转为自己的标志性旗帜挥舞，同时，他们选择将其视为一场战役。“智利是亲属。”活动分子、昔日的学生领袖莫里斯·奈曼（Maurice Najman）于1974年如是说道，不仅是因为智利试图在其境内开辟一条不同于两大阵营的新路，就像我们在法国想做的那样，而且因为它复活了专属欧洲的私密政治记忆，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记忆。“这是同样的头盔，同样的面孔，男人身上一样的血，女人脸上一样的泪”（莫里斯·克拉瓦尔，Maurice Claval在10月3日的《新观察家》中写道）；此外还有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口号（“不许法西斯通过”，¡No Pasarán!）。这种联系在对政治难民的关怀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法国和其他欧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在叛乱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对这些难民敞开了怀抱。毫无疑问，法国因1936年未介入而产生的负罪感在这次收留难民的行动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智利也象征着牺牲了的希望。9月13日，《世界报》总编雅克·福韦（Jacques Fauvet）曾愤慨道：“一个经过大选选举出来的总统竟然主动为其将军的背誓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这不仅是个人，也是民族的罕见悲剧。更普遍地说，它也是一场‘依法革命’或‘合法社会主义’的悲剧。”最终，智利快速脱离了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国际奋斗范畴：人们向受害者而不是革命者表示了同情；向民众而不是军人表示了同情；向受折磨的人，被关押的人，权利遭到亵渎的人表示了同情，而不是活动分子。以上的解读必须要联系前后10年的背景才能被人理解，这段时期，全球掀起了捍卫人权的热潮，人们意识到捍卫人权的必要性。蓬皮杜总统的拿手好戏也这样得到了解释，他一边像那些无法脱离美国阵线的西方国家一样，口头上表示承认暴动政府，一边又放任皮埃尔·德·芒东（Pierre de Menthon）大使收留被迫害者。当然，就像雷诺在《六边形法国》的另一段中所唱的那样：“9月是屠杀的时候／拉丁美洲的深处／人民遭涂炭/自由遭践踏／他们很少嚎叫。／一位大使回国／人们向他敞开怀抱表示欢迎。／法西斯是颗毒瘤／无论是在圣地亚哥还是巴黎。”但除了大使之外，智利的难民也受到某些组织的热情欢迎，这些组织在国家的支持下向难民们敞开怀抱。

事实上，智利的政治局势正是通过这批流亡人潮才给法国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庞大的数目——大约有1万人，几乎全部申请政治难民身份的智利人都获得了批准，不如说是因为集体动员后法国民众一致同意收留这些难民，这就使被收留的智利难民得到了优质照顾，就连国家也参与进来。大批组织在听说暴动消息后就行动了起来，10月2日他们联系上国家部门和难民署（HCR），建立了共济会。政府同意接待难民，并尽可能长久地提供必需的帮助。几代组织共同协作，从最早捍卫人权、帮助宗教或非宗教移民的组织（人权联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移民救助社会工作处，Service social d'aide aux émigrants；帮助失散者联合会，Cimade；人民大众救济会，Secours populaire；天主教救济会，Secours catholique）到新成立的一些组织，后面这类组织多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动员行动中建立起来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后殖民状况下移民导致的人道与司法问题的严重性（创建于1971年的法国避难地，France terre d'asile；创建于1972年的移民劳工资讯暨支持团队，GISTI，全称为Groupe d'information et de soutien des travailleurs immigrés）。6个月内，难民可享受到多形式的照料，包括享受社会福利，获得住房和食物，接受语言课程；他们被分配到法国的各个角落，包括农业地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见证了法国人民向他们表达的同情与关爱之心。

热情接待来自智利的受迫害者，这是法国作为避难地历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既是奠基期，又是冷却期。奠基期是因为这是法国第一次向非欧洲人士提供收容之地，而这样的行为在1967年《纽约议定书》（也称为《贝拉焦议定书》，protocole de Bellagio）签订后才有可能发生，该议定书对1951年的《日内瓦公约》进行了补充。各政治阶层对他们被害遭遇的同情，以及要为他们提供避难所的义务感，为之后几年其他拉丁美洲难民申请庇护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尤其是1976年暴动事件后的阿根廷人），还有后来的亚洲“船民”。法国借此跳出地域思维，在世界舞台上以“避难地”的角色短暂自居。不过，这样的角色设定只是暂时的，因为法国社会虽然向处境如此相似且一目了然的智利受害者敞开了大门，但它同时关上了劳工移民的大门〔1972年颁布马塞兰通函（Circulaire Marcellin）和丰塔内通函（Circulaire Fontanet），1974年取消劳工移民〕，并在几年之后拒绝了大量来自非洲和亚洲的难民身份申请者。这是“避难权的危机”，几年之内，申请通过率由80%降至20%以下，但申请者的人数却急剧增多，法国政府习惯性地怀疑这些申请者是在掩饰自己的经济移民动机。

鉴于某些特殊情况，法国社会，不仅仅是其左派，集体“认清”了智利的悲剧：它与西班牙遥相呼应，清楚地面临着政治和人道挑战，因此法国应在其中扮演精神共鸣角色。但这种承认却没能阻止紧随其后的不信任与怀疑时代的到来。

莫德·希里奥（Maud Chirio）

附注：1808, 1825, 1889, 1923, 1936, 1948, 1968

[1] 雷诺，《六边形法国》，Hexagone，1975年。——译者注

1974年
移民退潮

1974年7月，法国部长会议决定暂时取消劳工移民。在经济下滑的时代背景下，法国紧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英国的步伐，也打算控制其移民潮。长期以来，移民问题一直是国家政策辩论的焦点。

1974年7月3日，刚刚上任的总统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法国部长会议上主导了一次大讨论，随后做出决定，在10月之前暂时取消劳工移民。如今看来，这一决定是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家采取的紧缩政策的第一步，但在当时，它却只是为更好保护留法外籍人士而采取的系列措施的一部分。该决策的提议者安德烈·波斯特尔-维奈（André Postel-Vinay），以前抵抗运动的成员，之后又担任过行政法院的法官、劳动部人口与移民办公室主任。这位获得首位“移民部长”称号的主任在计划取消移民的同时，还踌躇满志地构想了一个可以解决当时外国人士在法住房困难问题的方案。公告上贴着的管制移民潮的目标不免让人想起1973年11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下发的停止劳工移民的通知。第一次石油危机产生后各国的形势急转直下，但这绝非移民政策调整的唯一解释：英国政府从1971年就开始拒绝来自英联邦的任何新劳工移民。法国高官则试图利用当时的这种国际形势，将移民问题变得政治化，而此前30年，移民都不是国家代表关注的对象，只有负责发放居住证和工作证的办公室领导才会操心移民的问题。

1974年7月3日的决议承袭了过去30年的形式：它以发布通函而不是修改法律的方式得以落实，因为法律的更改需要经过议会的讨论。1946年至1975年间，留法的外国人数目翻了一番，从170万增至340万，但法律框架仍然没有变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律法规层层叠加，到1945年，新法令的颁布表明了当局建立唯一的、满足政权需要的法律体系的意愿。戴高乐将军在战后组建了新领导班子，他们急于推翻贝当将军采取的措施，却没有对第三共和国留下的遗产提出质疑。内政部的老抵抗分子，如办公室主任皮埃尔·蒂西埃（Pierre Tissier），确立了新移民政策的基础。一方面，他们希望有别于人口学家乔治·莫科（Georges Mauco）的观点，后者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宣扬要根据出身和同化能力选择移民；另一方面，他们与移民协会针锋相对，这些共产党人的近亲不满足于恢复两战期间实施的整顿秩序的法律，还要求给予外国人更高的身份和地位。

为了避免在议会上讨论投票，等待不确定的结果，他们在讨论结束后匆忙起草了法令，但内容相当模糊，以至出现了多种阐释的可能：1945年10月19日的法令宣布了法国国籍准则，该法令根据人口需求调整移民入籍方针，这种做法标志着1927年法律精神的回归；1945年11月2日的法令规定了入境、居留的条件，与1938年法律隔空产生了联系，但它有所创新，建立了国家移民局（ONI，全称为Office national d'immigration）。组织招聘、运输国外劳动力的担子从此落到该公共机构的肩上，而在此之前，也就是1924年后，一直是移民总公司在承担这些职责，为私人企业招募、运输劳动力。

解放时期，国家似乎要牺牲资方的利益，夺回移民政策的主动权。实际上，戴高乐手下的高官和社会党的高官结成了联盟，他们设想建立一个机构，但很快这样的想法就破灭了。20世纪50年代起，经济复苏，劳动力需求增多，工厂老板向公共权力部门提议，结束国家移民局的垄断局面。他们的愿望在1956年4月18日颁布的通函中得到满足，该通函鼓励外国劳工主动前往劳动力紧缺的行业就职，所有接受这种调整的劳工都可获得合法地位。但国家并没有放弃对外国人的控制。虽然移民问题尚未成为公众问题，但几位不透露姓名的办公室领导在机密通函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和政治环境要求调整移民权利，推出了移民政策。因此，尽管1951年联合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在原则上对各国的难民政策作出了新的规定，但实际上行政部门掌控着最终的解释权。一方面，1956年逃离布达佩斯苏联军车进攻的难民拿到了很好的预审结果，很快就领到了3年居住证；另一方面，同一时期来到法国的南斯拉夫流亡者却被怀疑不符合劳动力需求，没能拿到居住证。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真正的匈牙利难民”和“虚假的南斯拉夫寻求庇护者”之间对比悬殊。

一般来说，警察局拥有见机行事、进行调控的权力，他们也许会优待某些国家的移民。1962年《埃维昂协议》签署，它标志着非殖民化浪潮的完结，在那之后有两种移民符合企业的需求：第一种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组成，这类移民满足1945年法令的入境和居住条件；第二种则是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移民比例很低，阿尔及利亚移民在独立时期可以自由通行、定居。1963年起，国家倡议要管理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移民，使其合法化，以弥补他们没能像阿尔及利亚人或非洲侨民那样享受到的通行自由。就是在这个时候，虽然经济还在高速发展，但法国高官决定夺回移民政策的主动权，转变做法，开始控制移民潮。

首批移民限额措施针对的就是阿尔及利亚人。因为没能和阿尔及利亚当局达成一致协议，该限制措施只能以单边方式执行，首当其冲的是1964年10月出现的“虚假游客”。第二年，限制范围扩展至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家属，但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并未受到此条限制措施的影响。然后，在1971年夏天，内政部领导层将这些限令推广到所有来自非洲法语区国家的移民身上。当时的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被鼓励尽快实现家庭团聚，从这样的大环境来看，这些限令再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口学家的种族偏见，成为控制移民漫长征程的第一步。几个月过后，第二阶段在劳工移民的前线全面展开。面对经济持续低迷的局势，政府在1972年年初发布了两条通函——马塞兰通函和丰塔内通函，此后，外国人如果事先没能得到工作许可就无法拿到居住证。原先针对个体进行调整的、稳定的制度体系就这样转变成了针对集体进行调整的、受政府意愿决定的制度体系。不过，话说回来，行政部门执法时的强硬程度也会根据移民种类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侨民可以享受特殊优待，而葡萄牙侨民仍受到严格管制。1975年，所有在法居留的外国人中，葡萄牙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所占的比例最高。

取消劳工移民、亲属移民的决定为国家几年前就开始准备的一大进程划上了圆满的句号。长期以来，政策窗口一直秉持“控制移民潮”的准则，该准则如今已得到国家最高层的批准。不过，国际法还是保留了大量“例外”：寻求庇护者，难民，某些东南亚国家的移民，法国人的配偶，共同体的侨民以及高级技工不受该决定的影响。但在法律区分之外，还有行政机构，它们对外国人入境居留法享有唯一的解释权。

1974年以来的历届政府再也没有对控制移民潮的准则提出过质疑，但随着在法外籍人士及其支持者发起的动员活动，该准则也进行了一些修改。1984年7月17日，议会全票通过了一则法律，使移民政策跨出了一大步。根据该法律，国家将发放10年长居证，使移民无需授权就可以自由选择其职业。不过，在民族阵线赢得大选的大背景下，移民政策仍保持紧缩态势，公众争论的焦点也开始转向民族身份和伊斯兰地位。与此同时，欧洲颁布的关于签证、庇护以及外派劳工（经“波兰水管工”的形象宣传深入人心）的一系列指令，常常让法国陷于两难的境地，而这一点也成为时事讨论的焦点：究竟是应该严加控制法国的边境，还是应该推广使用欧洲的标准呢？法国和德国在面对移民潮问题时的不同回答表明，移民政策仍是一项民族专属的特权，它会随着政府的更迭而更新。

亚历克西·斯皮尔（Alexis Spire）

附注：719, 1923, 1927, 1998

1979年
为了几颗宝石

从奉承到失宠，博卡萨统治下的后帝国政策很快就暴露了其前后不一的特性。法国在面对利比亚时选择“留住”其在乍得的战略利益，这种行为间接玷污了法国总统的名声。媒体揭露了法非关系中一段不为人知的事实，博卡萨的宝石是其中的导火索，它披露了政府的不法行为以及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内幕交易。

1979年9月20日晚，对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法国情报机构）的行动部门在班吉推翻了中非帝国的统治。此次行动的代号是“大衣”（Caban）。行动部门为打倒皇帝博卡萨一世、扶持戴维·达科上台已经准备了将近一年，而此前博卡萨在1966年发动新年政变，推翻的正是戴维·达科总统。“大衣”行动完成不久后，法国伞兵登陆，将此次事件变得“合法化”了：这就是“梭鱼”（Barracuda）行动，我们能看到的法国在班吉参与的官方行动就是这一次。此次政变发生时博卡萨并不在场，他前往的黎波里拜访无恶不作的卡扎菲，而卡扎菲正是法国在乍得战争时结下的区域仇人。

落败的皇帝从此踏上了流亡之路，他去了巴黎，因为他曾为法国军团服役并在法国拥有住宅。这真是法非特殊关系的一段奇论……在一番平行外交的斡旋之后，乌弗埃-博瓦尼总统——法非大家庭中的“长老”，同意让博卡萨在科特迪瓦避难。表面看来，这件事就算结束了。但实际上，它引爆了法非特殊关系史上的最大丑闻。

“大衣”行动和“梭鱼”行动引起的轰动让人想起1977年12月4日博卡萨举办的铺张至极的帝王加冕盛典（并不是教会举办的加冕礼，因为他不接受教皇的敷圣油圣事），当时的法国总统吉斯卡尔还为它提供了赞助。此次盛典正是法国对非政策宗旨的衍生品，20世纪70年代，该政策似乎开始变得不正常。佛卡尔在担任非洲与马达加斯加事务司（Affaires africaines et malgaches）司长时（1960-1974），总是“在合理范围内”尽力满足博卡萨的日常需求（借用二处[1]的原话）。可这些并未能阻止博卡萨效仿波拿巴，投入征服权力的行动中：他将自己晋升为将军、终身主席（1972年）、元帅（1974年）后，终于自封为皇帝（1976年）。周边国家的领导人对此次地缘政治的丑闻心知肚明，都不愿前去参加加冕礼。感到为难又不得不妥协的法国最终还是派了吉斯卡尔的“非洲先生”勒内·朱尔尼亚克（René Journiac）与合作部部长罗伯特·加莱（Robert Galley）前往参加；海军交响乐团为这次在热带地区举行的模仿拿破仑的怪诞盛典提供了音乐，军队的摄像部门记录下一切，并将影片作为外交礼物送给了这位中非皇帝。

如何理解这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政治剧本呢？1974年，吉斯卡尔当上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但他还没能挑起法非特殊关系的大梁：该角色还只能由科特迪瓦的乌弗埃-博瓦尼来扮演，他在戴高乐发起、佛卡尔负责实施的非殖民化运动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他在吉斯卡尔大选获胜后就只身离开了爱丽舍宫。法兰西的新总统想要在错综复杂的法非关系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博卡萨身上，而此时的博卡萨也想在非洲国家领导人“工会”中寻求自己的合法地位。第二届法非峰会就体现了这种新惠顾：1975年，该峰会在班吉举行。两位总统因狩猎激情、个人关系以及政治妥协变得亲近起来——加冕就可以看成是政治妥协的结果。1977年，博卡萨得到了几年前根本没人敢奢望的成就，尽管法国有段时间还想着把这位皇帝变成赤道地区的英国女王。然而，在1977年12月4日的加冕礼结束后，却是波拿巴式的剧本登上了班吉的舞台，这一点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博卡萨变得越来越不可控制，而彼时冷战在非洲卷土重来，法国的对非政策遇到一些波折，它所求的只有稳定。1975年起，密战一直在安哥拉进行；1977年，鲍勃·德纳尔在贝宁失手，丑闻被爆；1975年和1978年，鲍勃·德纳尔两次介入寻求政治联盟的科摩罗；1978年法国军团出动，他们朝着科卢韦奇进发，力图挽救蒙博托在扎伊尔的危急统治；法国还在乍得向乍得民族解放阵线（FROLINAT，全称为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 du Tchad）开火宣战。在这次“暖战”地缘政治中，亚历山大·德·马朗什（Alexandre de Marenches）伯爵，即对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局长，通过“狩猎俱乐部”（Safari Club）发挥了关键作用，该俱乐部是由反共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组成的一项非正式联盟。

法国向乍得总统托姆巴巴耶（1969-1972）及时提供了军事援助，20世纪70年代，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以后，乍得就成了法国军团的主战场：弗朗索瓦丝·克洛斯特（Françoise Claustre）遭劫持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皮埃尔·加洛潘（Pierre Galopin）遭处决的消息传开后，侯赛因·哈布雷与古库尼·韦戴领导的叛乱规模愈发壮大；1975年，托姆巴巴耶下台，法国凭一己之力支持正竭力应付政治军事危机的军政府。政治地平线以各种方式阻拦了卡扎菲打造法属非洲“后花园”的野心。法国军队得到“非洲警察”的绰号，他们在乍得发起多次行动，最终还是陷入了乍得的泥潭，尽管朱尔尼亚克一直在暗中积极操作，设法让法军逃离这个马蜂窝。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博卡萨决定将目光转向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他宣布要皈依伊斯兰教并着手进行外交和贸易谈判。中非皇帝的任性构成了一种政治敲诈，让法国再也无法忍受，他的行为严重危害了法国在中非部署的战略一环。法国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这一必备环节。因此，随1979年“梭鱼”行动被征调到中非的军队直到1990年都驻守在那里，而中非也成了法军备战乍得战争的一大物流枢纽，他们还在班吉和布阿尔（Bouar）安营扎寨。为了更好地保证中非安全，对外安全总局（DGSE）派遣曼雄（Mantion）上校驻守班吉，后来这位上校荣升为总统府的“安全先生”（1980-1993）。至于乍得，它的总统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法国士兵一直守在那儿。弗朗索瓦·密特朗将乍得前线视为其政治的主心骨，1990年，挽救了哈布雷统治危机的他又立刻通过对外安全总局向发动政变的代比（Déby）伸出了援助之手。1986年“食雀鹰”（Épervier）军事行动队成立后，共产党“巴尔赫内”（Barkhane）行动队于2014年在恩贾梅纳的科塞（Kosseï）营内成立。乍得和中非成了地缘政治上的一组好搭档，对法国而言，它们就是法国在萨赫勒地区（Sahel）与热带非洲之间转换大陆政策的一个过渡点，而位处中心的乍得湖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区域平衡点。

1979年初，博卡萨的残暴统治使他在国际社会名誉扫地。这种残暴行径是将其废黜的表面理由，法非大家庭的主要人物都同意要罢免这位皇帝。只要爱丽舍宫一声令下，对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就可以协助发动不流血政变，推翻博卡萨。为了使此次政变更加合法合理，妖魔化运动与“大衣”行动齐头并进，互相配合：博卡萨获得了“食人魔皇帝”的称号。

博卡萨走向没落的故事本该是法非大家庭的内部秘密，但这则丑闻还是被《鸭鸣报》爆了出来。1979年10月10日，这份以讽刺时事为特色的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吉斯卡尔为何组织销毁博卡萨的档案”的文章，它援引了一份1973年的资料作为例证，该资料证明，在吉斯卡尔担任财政部长时，博卡萨曾将一小块价值约为100万法郎的钻石板作为礼物送给了他。

博卡萨事件就这么变成了吉斯卡尔事件。我们从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作者揭露的主要罪名在于法非地缘政治中的内幕交易。“梭鱼”在公众眼中换了层含义：人们逐渐明白，该行动其实旨在抹去博卡萨与吉斯卡尔之间存在腐败联系的证据。

为捍卫法国总统名声而作出的或笨拙或傲慢的回应非但没有平息这次丑闻，反而使其愈演愈烈。钻石事件成了《鸭鸣报》反吉斯卡尔的红线，直到1981年它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主题。在总统大选开始之际，媒体和舆论界掀起了一场真正的反对现任总统的运动，而博卡萨可以说是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尽管《鸭鸣报》的打击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由博卡萨开始，但是博卡萨从他流亡于阿比让时起就发誓，一定要向不久之前他口中的“亲爱的表弟”复仇。既然表弟推翻了他的统治，那这位下台的皇帝就准备趁着1981年总统大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罗歇·德尔佩（Roger Delpey）是一位作家兼记者，他还是驻守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老兵，佛卡尔昔日的亲信。他成了博卡萨在1980年至1981年间密谋反对吉斯卡尔的代理人。被领土监护局（DST）逮捕后，他又联系上了总统候选人密特朗的亲信罗兰·杜马（Roland Dumas）。新戴高乐右派在候选人雅克·希拉克的带领下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他们也不甘示弱：公民行动处（SAC，全称为Service d'action civique）——一个信奉戴高乐主义的打手队，其成员在吉斯卡尔选举海报的画像上用钻石盖住了他的眼睛。大选前夕，博卡萨事件终于对选举局势造成了深刻影响。反吉斯卡尔阵线从巴黎延伸到利伯维尔（Libreville），奥马尔·邦戈（Omar Bongo）的目光盯上了候选人希拉克；非洲势力也是法国选举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

法国人基本都将此次事件视为法国内务，他们认为，该事件揭露了共和国在处理内务时的卑劣行径，这样的内务也就是后来的非洲事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埃尔夫事件中进入了尾声，放大了这种负面情绪。实际上，法国对钻石事件的阐释体现出了一种分歧：不愿别人议论其非洲地缘政治根基的法兰西共和国，与试图揭发法国维系一党制行为的非洲法语区国家之间，产生了矛盾，而后者并未成功。

让-皮埃尔·巴特（Jean-Pierre Bat）

附注：1662, 1940, 1958, 1960

[1] 二处（Deuxième Bureau）：法国的情报机构。——译者注

1983年
紧缩时期

1983年3月，弗朗索瓦·密特朗作出决定：首要任务应该是控制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社会党自1981年起内部纷争不断，这一决定为之前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左派曾希望让法国偏离全球化的轨道，如今却矛盾地成了推动全球化的主力。

1983年2月19日，弗朗索瓦·密特朗向其亲信顾问雅克·阿塔利坦言，他在“两种理想之间感到左右为难：建立欧洲和实现社会正义”。这位上台还不到两年的总统竟表露出了犹疑的态度：尽管他已推出刺激消费的积极财政政策，他还是得应对令人担忧的局势——赤字与通货膨胀，还有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此同时，他的欧洲伙伴们，如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德国的赫尔穆特·科尔却选择了相反的经济政策。法国自1979年起就是欧洲货币体系（Système monétaire européen）的创始成员，它还能继续在该领域享受至高地位吗？眼下市政选举正在进行，因此该问题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关注。然而，选举结果对执政党来说却是灾难性的：保卫共和联盟（RPR）和法国民主联盟（UDF）得票远超过了社会党，国民阵线也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弗朗索瓦·密特朗从1981年起开始改组莫鲁瓦领导的政府班子。与此同时，两次担任其经济部长的雅克·德洛尔在布鲁塞尔进行协商，法郎将贬值2.5%，而马克将增值5.5%。1983年3月23日，密特朗总统在一次电视演说中明确了施政方向：“我们从未希望，现在也不希望让法国脱离欧洲共同体，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我（对总理）的期待并不是实行某种新式的严苛政策，而是继续谱写紧缩时期应有的乐章。”“紧缩”且不能“严苛”，这个要求很容易让人想起1976年至1981年间吉斯卡尔与巴尔搭档时奉行的政策。两天后，在一次特殊部长会议上，总理宣布将增加税收，借贷必要款项，征收碳氢燃料税，给烟酒贴上纳税标记，提高国有企业的税率，并限制法国人在国外的旅游花费。就在这一天，1983年3月25日，政府将首要任务确立为解决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人们把这次的削减行动称作“紧缩大转向”。当时的右派带着慎重甚至有些嘲讽的态度看待这些措施：入籍规定、39小时工作制以及60岁退休制并没有遭到质疑。大转向之后，政府却裹足不前。在政治棋盘的另一端上，政府开出的药方引起了分歧。有些人认为，这种做法是理智与理性占上风的表现；但在其对手看来，这是预谋背叛和放弃的表现。

一段传说由此诞生了：毫无经验的左派突然转而发展市场经济。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转向”这个词都显得很夸张。与人们常听到的传说不一样的是，法国社会党并不是在打毫无准备的经济仗。整个20世纪70年代，该党的工作部门招贤纳士，引进了不少高级专家，他们对高等行政部门以及权力部门掌控的统计模型非常了解，譬如雅克·阿塔利，他毕业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和国立行政学校，是最高行政法院的助理办案人，还是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私人顾问；或是洛朗·法比尤斯，他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行政学校，同样在最高行政法院担任助理办案人；或是米歇尔·罗卡尔，他的政治生涯更加辉煌，同样毕业于国立行政学校，还担任过财政部长。社会党的经济学家们虽然在大方向上所见略同，但他们的分歧也不少。一方面，在让-皮埃尔·舍韦内芒的主持下，社会主义研究和教育中心（Centre d'études, de recherche et d'éducation socialistes）的成员准备大力提倡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据此分析法国问题。另一方面，罗卡尔派对于将市场作为资源分配方式的做法表示非常担忧。处于两极之间的密特朗决定将重夺国内市场设为首要任务，并大力推广高端技术。1981年竞选时，尽管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言辞偏向唯意志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还是决定将雅克·德洛尔的主张放在首要地位。这位信奉基督教的工会干部，不仅在计划总署（Commissariat général du plan）和法兰西银行就职过，还曾在雅克·沙邦-戴尔马担任乔治·蓬皮杜的总理时加入了他的内阁。他必须抚慰政府高官和布鲁塞尔方面的焦灼情绪，因为社会党清楚经济相互依存会给他们的计划造成多大的束缚。他们在计划中坚持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让国内生产满足恢复的需求”，避免使外部压力破坏其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社会党希望证明，左派政府的上台会在整个欧洲受到好评，并希望以此来说服他们的欧洲伙伴。

我们只能根据政府在1981年5月后采取的决策，对“紧缩大转向”进行评判。经济政策逐步转向。弗朗索瓦·密特朗执政后不同意将法郎贬值。他不顾几位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和米歇尔·罗卡尔二人终于有一次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坚持要将法国留在欧洲货币体系内，尽管法郎遭受了不少冲击，欧洲货币也因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叫苦连连。法国的经济状况很快就恶化了。虽然雷诺·德·拉热尼耶尔（Renaud de la Genière）直到1984年都是法兰西银行的总裁，米歇尔·康德苏也于1982年春天被任命为国库领导人——这两位都是国立行政学校的毕业生，都曾为前一届政府效力，但这届政府却没有获得金融市场的信任。1981年10月4日法郎首次贬值（相比于马克贬值了8.5%），1982年6月12日第二次贬值（这次的贬值幅度为5.75%）。与贬值一同进行的还有1982年6月至11月期间价格和工资的冻结。此外，政府确立了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3%的目标。这一抽象十足的标准却沿用至后世，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到《里斯本条约》（2007年），许多欧洲条约都采用了该标准。

雅克·德洛尔早在1981年11月就提出社会改革需要“暂停”，1982年后他似乎占了上风。不过，密特朗总统一直与另一项政策的拥护者保持着联系，尤其是与斯伦贝谢（Schlumberger）的董事长让·里布（Jean Riboud）进行沟通，这位实业家提倡脱离欧洲货币体系，并降低利率。皮埃尔·莫鲁瓦口中的“夜访者”却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此外，最初赞成法郎“浮动”的一些部长还是转换了阵营。洛朗·法比尤斯和皮埃尔·贝雷戈瓦就被米歇尔·康德苏说服了。因此，1983年3月发生的事件与其说是“一个转折点”，不如说是“一个终点”（马修·特拉科尔，Matthieu Tracol）。一方面，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都在预料之中；另一方面，政府宣布的决定也只是之前决定的延伸。

无论如何，1983年3月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1981年5月开启的话题在此刻象征性地终结了。就像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执政时一样，抑制通货膨胀替代了鼓励充分就业，再次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之后主张开放的经济中，凯恩斯主义似乎失去了光彩，而新自由主义的浪潮正卷土重来，它曾在德国、英国和美国掀起了狂潮，在巴尔试验中它也给法国带来了不少冲击。此次回归更是来势汹汹，因为左派已经为其铺平了道路。1984年1月，政府颁布了一则有关自由主义介入银行领域的法律。1986年右派重掌政权时，政府鼓励私有化、自由化，并减少控制。1988年左派又夺回了执政大权。但在经济政策层面，所谓的“竞争性通货紧缩”策略仍在使用。该策略旨在控制通货膨胀，增加公司利润。法国以欧洲的名义紧跟德国步伐，放弃了货币主权。作为法国紧缩政策的提议者，雅克·德洛尔于1985年1月进入了欧盟委员会。在他漫长的任期（1985-1995）内，欧洲经济共同体变成了欧盟，随着《欧洲单一法案》（1986年）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统一的市场、货币出现了。1987年1月，米歇尔·康德苏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在他的指引下，很多南部的国家着手制定结构调整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贷款将在国家推行自由化的条件下逐步发放。经济学家拉维·阿布德拉尔（Rawi Abdelal）认为，左派“为了不让法国被全球化的现实击倒，做了许多努力”，它是独特的矛盾体，因为它本身就是推动全球化的一大主力。

弗朗索瓦·德诺尔（François Denord）

附注：1720, 1860, 1936, 1992, 2011

1984年
“米歇尔·福柯逝世”

米歇尔·福柯在58岁时因患上一种当时还叫不出名的传染病逝世了。他按照政治权利对个人施加影响的方式，创建了新的介入形式。通过解剖权力的普遍性，他成功地使自己的作品成为知识全球化的媒介。

“米歇尔·福柯逝世”，《解放日报》1984年6月26日的头条上出现了这句话，现在时的用法从未比这一刻更准确过。法兰西公学院哲学教授于前晚去世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人们对于他患上艾滋却未上报的行为议论纷纷，这实在是犯了大错。当时的社会对于这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导致的大型传染病的危害几乎还是一无所知，人们口中谈论的还是“同性恋癌症”“四种H（同性恋、血友病、海地人、海洛因瘾君子[1]）”“绿猴”。

福柯在几周内就失去了生命。“真正的丑闻，正是死亡”，它突然打断了这位卓越的、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彼时他撰写的《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第二卷《快感的享用》（L'usage des plaisirs）、第三卷《关注自我》（Le Souci de soi）刚入驻各大书店。他去世后，他的伴侣丹尼尔·德菲在1984年秋天为他成立了艾滋病协会[2]，与艾滋病作斗争。甚至在福柯逝世之前，这位哲学家与艾滋病的斗争就彰显了他的个人色彩，生命权力（biopouvoir）的概念从未如此贴切过。

这场猝不及防的死亡告别很快让人们明白，一切都和之前不一样了。1968年学潮后，福柯从突尼斯回国，从那时起他就对知识分子的概念作出了重大改动。他不替别人——受压迫的人、被征服的人以及缄默者——讲话，他用一个个接续（relais）系统自我建构：20世纪70年代，他已经探讨出新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1971年后，身处“监狱情报中心”（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的他面对周围的毛主义者时选择了避让；他不把那些起义的囚犯看成革命者，相反，他严肃对待这群人，把他们看成主体；他听取并传达他们的要求；他在他们身上没看出什么新阵线，他看到的是一块被禁发言的地盘，是一片沉默的空间。尽管如此，他还是揭露了蓬皮杜统治时期触犯普通法的囚犯所经历的非人遭遇；图勒（Toul）监狱的心理医师——艾迪斯·露丝（Édith Rose）曾讲述了监狱使用收缩带向囚犯施虐的过程，1971年12月27日，福柯在《新观察家》上接力艾迪斯，继续撰文报道。

福柯曾与伊夫·蒙当一起前往马德里，反对当地对反佛朗哥分子的处决。他与吉尔·德勒兹、罗兰·巴特、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西蒙·仙诺、安德烈·格鲁克斯曼一起，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拜访爱丽舍宫的那个晚上，在雷卡米尔剧院接待了一些苏维埃的异端分子，其中就有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oukovsky）和列昂尼德·普柳什（Leonid Pliouchtch）。他还曾支持过斯特恩博士（docteur Stern）的事业，这位博士是一起反犹案件的被告者。在经历了这一切后，他在1979年5月11日和12日的《世界报》上写道：“我的理论道德……就是‘反策略’：有异端起义时就表示尊敬，只要权力触及一般概念就决不让步。这样的选择很容易，实施起来却很难，因为既需要钻到历史表象之下，捕捉使其破碎、震动的力量，又需要退到政策背后，留意绝对会限制该政策的力量。说到底，这就是我的工作；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在做这件事的人。但是，我已经选定了它。”福柯在伊朗的两天经历促使他在一份意大利日报上刊登了一系列《观念报导》（reportages d'idées），这标志着福柯的一大转变；伏尔泰曾在作品中提及里斯本地震，而1978年9月28日，福柯在《晚邮报》（Corriere delle sera）发表的首篇文章的开头写道：“两条广袤的盐沙漠绵延在伊朗中部，沙漠的边界上，地震刚刚来过。塔巴斯和其他40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伊朗沙阿穆罕默德·礼萨·沙阿·巴列维（Mohammad Reza Chah Pahlavi）下台，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大学生发起示威游行，面对这些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事件，他提议知识分子应摆出新姿态，并变通历史范式。事实上，他再也不会用“革命”这个词去形容伊朗的突发事件，或是后来在波兰出现的团结工会运动（Solidarność）、格但斯克船厂大罢工事件，他要用“起义”这个词，也就是尼采所说的个人或大众力量的涌现。这一转变意义重大。福柯作出的诊断结果就是，革命概念的现实性已经结束。

福柯去世的消息使举世震惊，我们很难不由上述的诊断联想到这个爆炸性消息产生的回响。我们总认为福柯是法国的，但事实上许多吊唁活动确实在突尼斯、加利福尼亚、巴西，甚至是东方世界——尤其是波兰进行。我们总认为他是著书立传的哲学家，但他却是凭借自己解读时事的方式——他对权力的分析并非集中于某一个人，而是从多重机构分析，甚至有些机构很小——成为杰出的现实诊疗师。福柯提出了一种可能的逃离方式，一扇通往马克思主义的逃生门，一种不同的解读当代人类社会的方式。这种解读方式并非否定控制，而是从非域外的角度去思考控制。

从这个角度来看，福柯死后人们对其思想的接受情况真实地反映了一些东西；他是第一位全球化的思想家。柏林墙倒后，不少以前的民主共和国和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纲领的拉丁美洲国家，尤其是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在这些国家中，福柯的书、讲座和课堂纪录就像导火线一样，广泛传播。他逝世20年后，也就是2004年，里约和波哥大还邀请了研究学者和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工会成员、活动积极分子以及艺术家，一起参加座谈会。

与让-保罗·萨特不同，他的思想并不追求普适性；根本没必要引入这一点。只需要把他的思想当成工具来使用（福柯著名的“工具箱”理论）。当然，它首先是植根于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社会中——战后的西欧。但福柯在发表自己思想的时候，不是以悬空的姿势，也不是以倾斜的姿势。一直以来，他都试图摆脱自己原先陈述思想时的角度，避免使用此前自己接触到的思想模式。从某些层面来看，他的思想使某些主体能进行首次自我构建。福柯式的知识分子讲话时都很具体，就像观察面相的医生会根据自己的知识说出自己观察到的专业疾病。“知识分子养成了做事不大而化之的习惯，他们不做标本，不说放之四海皆准的话。他们只在特定领域的特定位置工作，他们的工作要求和生活条件（住房，医院，避难所，实验室，大学，家庭关系或性关系）决定了他们的位置。当然，他们在那里培养了一种更具体、更即时的斗争意识。他们还碰到一些具体的、非普遍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与无产阶级和民众的问题不一样。但他们还是与无产阶级、民众紧密联系着，我认为有两种原因造成了他们的联系：一是因为他们的斗争都是真实的，物质的，日常生活中的；二是因为他们常常碰到和无产阶级、农民以及民众共同的敌人（跨国公司，司法和公安机构，不动产投机事业），不过敌人表露的形式并不一样。”

1984年，福柯在世界空间中长眠。当然，这位哲学家从未停止周游世界的脚步，最初是为了完成戴高乐执政时期外交部文化服务部门交代的任务（去了瑞典、波兰和西德），接着他前往一个已经获得独立的前殖民地——突尼斯教书，最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在巴西还有美国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教书时光。

不过，福柯思想中的这种全球性特色并不仅仅是20世纪后期学术领域逐步走向全球化最初且最精彩的呈现，他的思想还有其他出彩的理由，它能被利用、被转变，甚至还能像人们说的那样被扭曲。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原因，它不仅是福柯的个人特色，也是21世纪前10年内“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系列作品中各位大家的特色。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伽塔利以及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思想会在何处汇聚？无数的论文试图在这些思想家之间找到共同点。也许，能汇集这些思想，能使它们彼此熟悉的是某种与法语的联系，这样的联系非常高深，它让这些思想变成了不可译的对象，或是一旦可译就变质的思想。因此，“法国理论”中必然存在某种纯粹法语的东西，它只能通过转移行为，而不是叛变行为来完成翻译。这种转移虽然也改动了原作品，可它甚至会让人觉得美国也有个福柯的存在。这正是法国知识分子发展史上的关键时刻，一种身份在扭曲中得到确立。1984年6月25日，米歇尔·福柯与世长辞，他的研究成果不再属于他，就像他梦想的那样，就像1972年他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古典时代疯狂史》（His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第一版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他终于成了读者的武器。

菲利普·阿尔特耶尔（Philippe Artières）

附注：1633, 1852, 1889, 1948, 1949, 1961, 1968, 2008

[1] Quatre H（四种H）：同性恋、血友病、海地人、海洛因瘾君子，其对应的法文分别是homosexuel,hémophile, Haïtien, héroïnomane，首字母都是H。——译者注

[2] Association Aides（艾滋病协会）：在法语中Aides表示“帮助”的意思，与AIDS（艾滋）词形相似，此处为双关用法。——译者注

第十二篇
今日法国

AUJOURD'HUI EN FRANCE

历史终结之说没能行得通。1989年夏天，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中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他大张旗鼓地提出了“历史终结”理论，认为自由民主必将在全世界取得最终胜利。不过，这种胜利并未实现。尽管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促使德国在两年内实现了统一，东欧的共产主义统治走向灭亡，苏联也最终解体。未能胜利的原因在于，同一时期，经济生活中无节制的金融化和放宽管制使资本主义世界（也就是一个历史非常短暂的世界）陷入了严重的社会、精神和政治危机，这些危机突出表现为大型股市灾难（2007年起次贷危机此起彼伏），给就业市场带来毁灭效应的经济大萧条，以及独裁政府和排外方针中最常见的政策诱惑。随着全球新混乱局面的产生，尤其是因为恐怖主义卷土而来——从2001年9月11日的恐袭事件，到随之而来的一轮又一轮的战争，再到后来2011年产生相反结果的“阿拉伯之春”[1]，危机加深了。法国只会让大家忍受这一全球危机吗？这么想就等于认同了那些在被围城堡中担惊受怕（或是悠然做梦）的人提出的围困观。法国人常常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感到困惑，他们当中有些人洒脱地、无所顾忌地捍卫全球化，还有一些人坚定地、焦虑地反对全球化。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公投以同意票取得微弱胜利而告终，它预示了2005年法国对自由欧洲进行公投时“反对票”将大获全胜的结局。在此期间法国迎来了短暂的春天，它恢复了发展，同时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建立了“黑人-白人-北非人”球队。但法国真的将自己的殖民史削价出售了吗？2008年艾梅·塞泽尔去世的消息产生了双重反应，它再次唤起人们关于殖民的回忆。2003年的某个时刻，在纽约，人们觉得自己再次听到法国那闻名天下的声音，它以前的荣耀口音还依稀可辨——阿拉伯政策，反美主义，不服从。然而，同样是在纽约，2011年，另一些幻想破灭了。历史终结说走向了末路，问题重现：2011年发生的这起世界性事件很快就在法国产生了反响。到2015年，一切又反了过来。

2015年1月11日，人们几乎相信，法国不是一个和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的国家，因为这里发生的故事会影响整个世界。从共和国广场到伏尔泰大道再到巴士底狱，沉湎于极大悲痛的人群其实承载着全球人的伤感，它使法国仿佛回到革命的时代。因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孩子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历史总是仅限于本国历史，但法国大革命一直是个例外。也正因如此，1989年法国举行大革命两百周年庆典时全世界都参与了进来。我们看到杰西·诺曼身披三色旗，唱起了《马赛曲》；在节日阅兵的庄严时刻，天安门大鼓的声音响起，人们伴着《世界音乐》（World Music）愉快地庆祝世界民族的融合。1989年7月14日的流行庆典活动真诚地呼吁文化交融，它体现了共和主义的回归，这种共和主义在善意的法国大熔炉中仍能享受到坚定的信任。不过，人们却是以非政治化的形式实现了共识。那它是否早就是个幻影呢？不管怎样，它现在不是了。1989年，1998年，2005年，这三段时间内人们都挥舞着法国的旗帜。但这些旗帜是同一个法国的标志吗？我们又该将彼时的法国放到怎样的世界背景下去理解它呢？

[1] 这里的相反结果是指“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译者注

1989年
法国大革命结束了

1989年，包括柏林在内的世界各地爆发了多起民主运动，为纪念1789年法国奠基场景而举办的普庆活动在这些民主运动中产生了回响。有关攻占巴士底狱的矛盾回忆反映了某种事件——如果不是历史的话——的回归，但这次的事件不再以法国大革命为目标。

1978年，弗朗索瓦·傅勒发表专著《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他在第一章的标题喊出：“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他运用了两个补充领域的论据。第一是科学领域：在他看来，认同“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是减退革命热度与“雅各宾-布尔什维克派教本”决裂的必要条件，因为该教本没有研究革命，只是纪念它，并传播当代人的幻想——他们迷信政治，认为政治完全可以改变社会，甚至是人本身。此外，该教本拒绝将革命的暴力视为一种制度、意识形态的表达，而“古拉格（Goulag）[1]促使人们依据计划身份重新思考‘恐怖统治’（la Terreur）”。第二直接是政治领域：接受“大革命已经结束”的观点，就是一种割舍该时期流传下来的冲突文化的方式，它也为当代自由民主派寻求共识与妥协奠定了基础——该主题在1988年由弗朗索瓦·傅勒、皮埃尔·霍桑瓦隆与雅克·朱利亚尔合作编写的《中央共和国》（La République du centre）中得到具体阐释，为第二左派补上了他们缺少的厚重历史。

如果说1978年傅勒的判决在当时引起了轰动，那么两百周年庆典前夕，人们已经几乎接受了他的判决，并视之为理所应当，因为革命理念陷入了危机。原来，在此过程中，左派联盟经历了许多，共产党所占席位已经不足15%，1984年的紧缩大转向再次使左派的言论及其政府行为之间出现了鸿沟。苏联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展开了多方面的改革，首要作用便是曝光苏维埃管理中的不一致，档案一翻开，统治制度及其悲惨历史都有了文献依据。法国的极右派，包括不那么极端的右派，极力宣传一种极权模型下的大革命形象，旺代战争中的大屠杀也被视为当代人的第一次种族灭绝行动。从全球来看，世界也该政治醒悟了，1989年的夏天，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说”。后现代的思想家则诊断出“大叙事”的危机，该危机牵扯到民族、进步以及社会主义。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退回私有制的做法将在未来优于集体行动。因此，吉尔·利伯维茨基在《空虚时代》（l'ère du vide，1983年）中提出，后现代就是“第二次个人主义革命”，它的特点就是“私有化扩大，社会身份被腐蚀，意识形态和政治被转变用途，个性变得不稳定”，它开启了游戏、幽默和真正享乐主义的时代，人们不再受到有关历史和社会的整体论的制约。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纪念法国大革命几乎成了一件荒谬的事，大革命不再是一种承诺，一种受人期待的美好愿景。大部分媒体都预言，这次的纪念活动只可能是老旧的，不符合时代的。

傅勒把他的思想流派升格为“批判学院”，并宣称纪念活动如果不能停办的话，应有所节制，因为人们必须要在纪念和认知之间作出选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弗朗索瓦·傅勒的提议被人们很好地接受了。米歇尔·巴鲁安和埃德加·富尔都是两百周年纪念专题组的首届组长，双双在1989年前离开了人世，他们认为要推动组织一次具有展望意义的纪念活动，促使人们思考人权，思考即将出生的第三千年的人类会需要哪些基因外的转变。他们还希望这次的纪念活动“能得到近乎所有人的同意”。因此，埃德加·富尔提议，要庆祝这一“取得所有人同意的非凡运动”，庆祝这场“发生于1789年7月13日晚至7月15日清晨的运动”。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它走出了革命时代——做出这一权威性决断的弗朗索瓦·傅勒很快就被媒体誉为“两百周年纪念之王”。

但是，弗朗索瓦·傅勒的判决——“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也是对法国的世界地位的一种哀悼，因此，从国家角度来看，他的宣言绝不可能成为这种形式的政治交流活动——即纪念活动的方针。

1988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再次当选总统，他任命让-诺埃尔·让纳内为专题组组长。这位组长准备好好庆祝“法国大革命的光荣面”。就像先前举办过的纪念活动一样，被纪念的年份确实仅限于1789年，但这位新组长更信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历史文献——此后的历史编纂工作更加开放，且多从文化层面着手——以及该领域的带头人米歇尔·伏维尔，而不信任评论界的思潮。

为了证明法国大革命不是冰冷的对象，法国大革命历史研究院（Institut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的院长不辞辛苦，走遍了世界，两年之内他70次访问国外，开展了320次研讨会；而让-诺埃尔·让纳内为了表明纪念活动不缺活力，大力宣扬外省人民的纪念热忱以及大革命在全球产生的回响：法国有些地区将两百周年纪念活动列入了待发展的文化政策清单，世界各地为此成立了50多家国家专题委员会。

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证明，虽然有些法国人认为大革命已走到尽头，但它目前仍在全球具有其参考价值。专题组资助了塞尔热·莫阿蒂导演的《两百周年纪念活动日记》（Journal du Bicentenaire），这部电影于年底在电视上放映，使许多国家热情地接受了纪念活动的邀请函。它在智利特意停留了一段时间，当时智利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都在慷慨激昂地背诵《人权宣言》。与此同时，让-保罗·古德受邀设计7月14日的游行队伍，专题组要求这次的队伍不同于任何同类活动的编排形式，要体现世界联合，打破情感偏见，将全世界各族人民联系起来，借此传达音乐中已间接表达出的“全球交融”理念。古德编排的演出必会取得成功，因此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一次峰会上邀请了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领导人，他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提及英国革命的先例时，不忘对她嘲讽一番，他说如果世界人民与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共鸣，却无法与英国革命产生共鸣，那么他也感到无能为力。

但一定是发展中的历史才复活了将法国大革命与世界大事类比的游戏。从这个角度来看，1989年可是高产年。东欧的戈尔巴乔夫决定不干预兄弟国家的政治内务后，各大事件的走势发展就不一样了。社会主义国家迫于人口压力相继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地缘政治全被打乱。这一次，历史之风似乎温和了不少。除了罗马尼亚，其他地区的领导人都没有作出任何抵抗，革命竟给人一种温柔的感觉。1989年的意外似乎回应了1789年的意外，柏林墙的倒塌也回应了巴士底狱被攻占。但这究竟是革命还是去革命呢？或者说是反革命？要怎样形容这些事件呢？

对于弗朗索瓦·傅勒而言，1989年发生的事件就像证据，证实了他的提议：“在这20世纪末的时候，历史似乎开了一个玩笑，所有事情齐心协力地为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活动赋予了双重象征涵义，一是庆祝1789年留给人们的启示，二是抛弃革命性质的政治文化。”法国大革命在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后长存的“奥秘”还有待研究。

对于埃德加·莫兰而言，1989年仅仅意味着1917年开启的周期已结束：“从全球范围来看，1789年的这只乌龟已经赶超了1917年的野兔。不仅是法国，整个世界都在满怀敬意地庆祝大革命。甚至，身处1989年的我们清楚地看到，‘1789’就像一颗炮弹，从过去发射到未来，‘1917’却在腐烂。”

政府支持的一定是上述莫兰的解读方式，因为只有这种解读才有可能触动群众的情感，并且重构——即使是暂时地——政治前景。7月14日后，古德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用一面披上黑布的中国大鼓代替了原先安排好的舞蹈队，大鼓旁边的随队人员一言不发，他们身上写着表意文字——“自由、平等、博爱”。1989年12月，两百周年纪念活动进入先贤祠，贾克·朗这才高声疾呼，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当一种秩序腐烂，当起义的民族带着闪光的思想行动起来，随着他们的希望思考起来，当一切加速，变得极端。‘1789’在1989年的布拉格、1989年的柏林、1989年的莫斯科以及1989年的布达佩斯、索非亚、智利的圣地亚哥得到重生。1月份两百周年纪念活动开幕的时候，谁能料想到这一年革命的车轮将开到世界各地的道路上去呢？没有哪一年有过类似的情况。我们好好地诧异一下吧！我们是多么幸运才能经历这样的神奇时刻！今晚并不会给两百周年纪念活动画上句号。今晚只是一个序言，是我们开启追寻自由的第三个世纪的方式。”

虽说贾克·朗的讲话多为纪念情势所迫，传达了国家要保护大革命这份象征性资产的意愿，但他确实强调，法国大革命一直是思考历史的重要资源，它可以摆脱20世纪积淀下来的政治剥夺和政治利用的解读藩篱，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因此，无论是史学家对大革命的解读周期，还是社会利用大革命的周期，都尚未结束。

帕特里克·加西亚（Patrick Garcia）

附注：1789, 1794, 1848, 1871, 1953, 1968

[1] 古拉格（Goulag）：在西方指苏联的劳改营和所有苏联形式的政治迫害。——译者注

1992年
险胜的“赞成票”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准备利用新出现的世界多极化大环境，假借技术之需，强化欧洲的经济实力，因为欧洲注定会走上扩张之路。刚露出苗头的经济全球化使法国选民内部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分歧，他们甚至在欧洲的概念上都意见不一。

有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论战最初产生于语言学领域：到底是干练、生硬地读成/mastrikt/,就像欧洲采取的冰冷的技术专家治国政策一样，还是颤动舌尖发出“r”的音，把它读成/maaastrirt/，使人仿佛身临默兹河畔安静的荷兰小镇，畅享与周边国家比利时和德国的跨境贸易？菲利普·德·维里耶坚决反对国家批准这份欧洲条约，他支持第一种读法，而当时法国电视新闻界的当红记者——来自比利时的克里斯蒂娜·奥克朗却倾向于第二种读法。1992年2月7日，当欧洲经济共同体的12个成员国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每个成员国都预料本国的批准过程会很顺利，除了英国可能会出现例外。事实上，法国议会很快就宣布该条约有效。不过，1992年6月2日丹麦举行的全民公决扭转了局势：有50.7%的丹麦公民拒绝通过该条约。在那之后，密特朗总统也决定，把这份条约的直接批准权交到法国人手上。1992年9月20日全民公决拉开帷幕，最终“赞成者”凭51%的票数险胜，而参加此次公投的总人数竟达70%之多。这完全出乎了人们所料，因为上一次法国就欧洲问题发起公投时——由蓬皮杜总统发起，投票主题为是否应吸纳像英国之类的新成员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赞成者”凭60%的选票大获全胜，当时弃权的人数也相当多。法国人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满怀热忱，早期的调查预言“赞成票”将轻松获胜，可他们却险些回绝了这份条约。如何解释这里的不一致呢？

从欧洲层面来看，可以肯定的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代表着统一欧洲的体制建设将得到进一步深化。欧盟取代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但很快，在三个步骤完成之后，欧洲就要采用单一货币。决策程序变得越来越联邦化，欧洲机构的职权范围正在增加。欧洲公民身份出现，它作为国家公民身份的一种补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诸如国外外交保护权之类的新权利，以及在欧盟其他国家学习、工作、参加当地选举和欧洲选举的权利。

这项欧洲新协议的经济导向含糊不清。从法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该条约代表着一种胜利，因为它使迫切想降低利率的法国与德国之间可以建立货币联盟。因此法国政府、企业和家庭借钱的代价会越来越低。虽然在通货膨胀、赤字和债务方面确实需要遵循著名的“一体化标准”，但不管怎样这些标准都迎合了1983年以来法国决策者的偏好。欧洲的社会政策似乎在《欧洲社会宪章》（Charte sociale）中得到了确认和巩固，欧洲共同体的权力也逐渐向以环境为代表的新领域拓展。法国社会党人士雅克·德洛尔出任欧洲委员会主席，似乎确保了该导向的继续发展。德国评论家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的异议似乎坚定了法国的看法：莱茵河的另一畔，人们指责该条约太坚持工业化政策，而且不能保证其货币的正统地位。新自由主义也出现在了该条约中：保守的英国保留了不执行《欧洲社会宪章》的权利，趋向紧缩政策的一体化标准构成了货币联盟的基础，而共同体的竞争政策不断加强，对各国的国家工业政策构成了威胁。因此，一切都是阐释的问题。

在欧洲之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很好地展现了一个新世界的不确定性，在这个世界里法国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人们选择签订该条约是因为冷战已经结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所以会不情愿地同意法国要求的货币联盟，是为了减轻1990年10月德国迅速完成统一以来人们心中的担忧，它统一时距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还不到一年。与此同时，前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纷纷表示希望在未来加入欧盟。从全球来看，1991年圣诞苏联解体后，世界成为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面对乔治·布什（老布什）于1990年9月11日提出的“世界新秩序”和弗朗西斯·福山预言的自由民主必将胜利的“世界终结说”，法国似乎沦落至一众强国中的中等实力层。冷战期间，巴黎反倒是可以发出不一样的声音。从殖民国家转为反帝派的法国，一边谴责美国，一边利用其核能保护伞，而且它在欧洲范围内也没有反对者，因为德国当时仍是一个被占领的大国。从地理角度看，欧洲各大机构的中心均落座法国，因为它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西方阵营。然而，1989年至1991年的混乱又使德国回到欧洲的核心位置。此外，尽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制定了“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但南斯拉夫的战争已经表明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地缘政治方面无能为力，它在内部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德国迅速承认了克罗地亚的独立，法国却念及与塞尔维亚昔日的盟友情而犹豫不决。

这个新世界也是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世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时，恰逢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中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谈判结束。乌拉圭回合是一项重大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协定，首次将农产品纳入贸易讨论范畴。这在法国引发了强烈的焦虑情绪，因为共同农业政策继续提供大规模补助的可能性就此打上了问号。自1948年开始建立欧洲以来，法国决策者一直把建设欧洲的工作视为一种辅助并规范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因为这样的经济全球化在他们眼中既具刺激作用，又有破坏稳定的可能。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乌拉圭回合宣布结束，一场危及整个欧洲的经济危机爆发，三者的发生使上述动态机制受到质疑。

这些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推动了一场运动的发生，该运动愈演愈烈。1992年5月6日之后，宣布公投之前，标致雪铁龙总裁雅克·加列维在《费加罗报》的个人专栏上宣布了“不”运动的主题。他指出，人们建设的欧洲其实是一个向“英国超自由主义”妥协的欧洲，向施加过多限制标准的官僚主义妥协的欧洲，是由德国主导的欧洲。事实上，“不”阵营很快就从传统的极端中心——极右派（国民阵线）和极左派（法国共产党）向外扩展，这些极端派别在原则上一直反对基于自由民主价值建立欧洲。新颖之处在于，许多意见领袖表示支持建设欧洲，但反对这一条约，理由就是该条约在经济上过于自由，在政治上也过于联邦。右派的菲利普·德·维里耶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尖酸辛辣的评论在这场运动中全部表现了出来，菲利普·塞甘也是如此。左派的让-皮埃尔·舍韦内芒与社会党分道扬镳，呼吁群众投“反对票”。生态学家也意见不一。政府的主要政党——社会党，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领导的法国民主联盟（UDF），甚至还有在雅克·希拉克领导下完成亲欧转型的戴高乐主义党派——共和国拉力赛（RPR），都表示同意批准条约。尽管如此，“赞成票”获胜的希望经民意调查还是破灭了，它从70%跌到50%。从官方运动方面来看，欧洲事务部部长伊丽莎白·吉古沉着坚定的性格及其强大的分析能力已经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局面了。于是弗朗索瓦·密特朗亲自上阵，1992年9月3日，他与温和派主张投反对票的领导人菲利普·塞甘对峙，后者在1992年5月的国民议会上，凭其演讲的深度和紧密度给所有参与讨论是否批准条约的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最终，共和国总统在这场电视辩论中获得了胜利，“赞成票”暂时赢得了微弱优势。

如何解释这49%的“反对票”？一些观察家从中看到时局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危机的影响（失业率再次回到10%以上），欧洲在南斯拉夫战争中表现无力的影响，以及社会主义政权不受欢迎的影响。除此之外，这还体现了一种必然的结构性决裂：“宽容共识”被“民主赤字”所取代。建设欧洲的工作不再被视为一个遥远的领域，一个借促进和平之名享受好评的领域，如今它被视为一项专家治国的工程，在这个工程中人民及其国家代表几乎都没有控制权。扩张行动向前“东欧”的数十个国家伸出了手，这将进一步削弱法国对欧洲项目的影响力。在经济方面，联盟象征着一种自由的全球化，它对坚持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柯尔培尔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构成了威胁。选举分析还证实，学历水平是影响投票结果的一个主要指标。感受到全球化威胁的法国人都投了“反对票”，特别是农民和工人。不过，“民主赤字”的批评者并不仅限于这些群体，也不限于法国的边界。因此，德国是最后一个批准该条约的国家，它先前向卡尔斯鲁厄宪法法院多次提出诉讼，其中几次就是关于欧洲机构缺乏合法性的问题。

最终，法国的争议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产生影响。1992年底，丹麦从欧洲伙伴那里获得了妥协；1993年，新一轮公民投票举行，“赞成票”凭明显优势获胜。那么，条约就可以被执行了。旨在为欧洲机构带来更多合法性的体制改革被挪到之后的条约内容中。然而，马斯特里赫特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法国、欧洲和全球化。2005年5月29日关于欧洲宪法条约的公投结果再现了1992年的争论和分歧，只不过这次的“反对声”异常地响。

洛朗·瓦尔卢泽（Laurent Warlouzet）

附注：1860, 1962, 1973, 1983, 2011

1998 年
“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法国

1998年7月12日，法国国家队在圣丹尼的体育场赢得了世界杯决赛冠军，法国由此迎来了民族相通和集体欢乐的短暂时刻。这段振奋人心的神话——“黑人-白人-北非人”共同的法国到后来竟被社会分化现象掩埋了。

对于一个尚未从2015年至2016年的袭击事件恢复过来的国家而言，1998年世界杯时用以庆祝蓝军获胜的口号“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法国”（la France black-blanc-beur ），如今似乎显得过时了。仿佛这个庆祝多元文化国家队胜利、庆祝民族团结的时刻只是评论员一时的“创作品”。如今，年轻的“穆斯林”发起了圣战，这些致命袭击事件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法国，它们敲响了“法国熔炉”的丧钟（努瓦利耶，1988年）。但我们不能打着当今法国的灯去阅读过去——法国队取得的这一历史性胜利。相反，我们应该恢复这个“98时刻”的历史厚度及其伟大；应使它稳固植根于它所属的体育、社会和政治背景中。

我们首先需要回忆的是，1998年的这支“黑人-白人-北非人”球队在其人员构成方面更多的还是由黑人和白人组成，北非人很少。齐达内是唯一一名代表马格里布后裔的球员。但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代表！他在对战巴西队的决赛成了英雄（两次头球入门）。“黑人”球员更多，其组成更复杂：大多数球员来自安的列斯群岛（图拉姆、亨利、迪奥梅德），圭亚那（拉玛），新喀里多尼亚（卡伦布），只有一名球员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移民的后裔（来自塞内加尔的维埃拉），德塞利是一个特例，他出生在加纳，后来由一名法国领事在法国收养长大。队伍中的其他成员都是“白人”，他们主要来自于本土的工人平民家庭，这些家庭稳定地扎根于当地的土地中。

1998年的蓝军并不属于后面的博斯曼一代，那一代球员的薪资飞涨，因为几大职业俱乐部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蓝军中的许多球员都不是在足球训练中心的“象牙塔”中长大的，他们的成长并未与社会脱节。有些球员很早就见识过种族主义，承受过家庭的贫困艰苦，他们心中已经产生了社会政治意识，譬如利利安·图拉姆。他在9岁的时候搬到大城市，在城市里看到了他在瓜德罗普村庄绝不会了解到的种族主义。完成中学毕业会考的他娶了同城的一名安的列斯护士，他很早就对黑人问题产生了兴趣，为悼念加维他还给他的大儿子起名为马科斯（出自图拉姆，2004年），热衷于在媒体上谈论政治的他还会穿上废除奴隶制150周年纪念的T恤。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从这些球员的成长轨迹中读出整部法国当代史。从社会视角看，1998年法国队丰富的人员组成代表了法国的平民层：不仅有工人、农民，还有郊区居民和后殖民之子（海外省和非洲移民）。因为足球现在与国歌、民俗、美食一样，属于民族身份一览表的一部分（蒂埃斯，1999年），所以1998年的法国队就像一面放大镜，向所有人展示了法国的新面貌。

当时的报刊文章和电视报道证明，蓝军的伟大事迹逐渐演化为国家强大凝聚力的表现。1998年7月12日的胜利使举国欢腾，这样的喜悦自1944年夏天解放后很少出现过。当晚100万人欢聚在香榭丽舍大街，大批的人聚集在市中心，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喜悦。不怎么受媒体关注的乡野也不甘示弱。总之，1998年7月法国迎来了真正的集体欢腾的时刻，不论男女，不论阶级，黑人或是白人，巴黎人或是外乡人，来自法国社会各领域的人们团结起来，都感受到民族大融合的喜悦。社会高层（“资产阶级”）在那一刻仿佛对平民阶级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带来了这场胜利；本土人士也仿佛在那一刻对后殖民移民的后代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回赠了这份礼物。

现在，我们应该记起来，这场法国队的胜利也是郊区的胜利。齐达内成长于马赛北部街区角落里一个居住区——卡斯特兰。蓝军的胜利必须归功于这位郊区英雄即时的进球（半决赛时多亏了图拉姆，决赛时多亏了齐达内），随着胜利的逐步升级，这片城区的年轻人也开始支持法国队，法国队变成了“他们的”队伍。让我们来看一下某位受访者的证词，她叫蕾拉，1973年出生于一个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家庭：“在世界杯期间，我在93省的城市青年服务处工作，是青年信息办公室（BIJ，全称为le Bureau information jeunesse）的负责人。我们在城市边缘一个穷的出名的街区角落里设有办公处。在青年信息办公室组织者的帮助下，那里的年轻人习惯在街区的中央放上一台电视，从我们的办公室接通电流。年轻人总有办法找到电视机和收看的频道。10分钟之内就会有50人下来观看比赛，人们吃着烧烤，似乎在欢庆节日……法国队在比赛中离胜利越近一步，当地的热情就增加一分……我还记得在这个街区里度过的特别美好的夏天……到8月底要归还设备和租赁的车辆（小巴）时，气氛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青年和组织者们没有告诉我们，每天晚上他们都乘着小巴士去庆祝蓝军的胜利，决赛那天，他们全都激动地爬上了小巴士的车顶。保证金拿不回来了……”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98时刻”也意味着“足球”在法国不再是专属于男性、外省、郊区、平民的乐趣。曾经，在知识分子圈内或在巴黎晚宴上谈论足球可以算是一种不入流的社交行为。1998年后这样的情况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比赛，体验这一曾为男性专属的乐趣。

这些热情洋溢、全民欢庆的时刻总是伴随着图像和符号的产生，随后，这些图像和符号逐渐在集体记忆中留下了印记。我们不禁想到被投放到凯旋门上的齐达内的照片，以及“齐达内教头”这样的口号。“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儿子让我们赢得了世界杯！”为平权反种族主义长征（Marche pour l'égalité et contre le racisme，1983年）爆发15年后，法国社会中的移民后代竟成了体育和经济竞争中的王牌与财富。“齐祖热”（Zizoumania）在7月12日获胜后的一段时间内产生了不少作用。让我们来看看雅克·希拉克对法国所谓的“文化交融”态度的转变（出自加斯托，2008年）。1991年，他在一篇臭名昭著的演说中痛斥住在低租金住房中的移民总是发出“闹哄哄的声音和难闻的气味”；1998年7月14日，他又在爱丽舍宫发表声明：“这支既是三色又是多色的球队，给人们留下关于法国的美丽印象，人们从中看到一个充满人文关怀，坚强无比的法国形象。”第一次左右共治时期（1986-1988），密特朗领导下的内政部长夏尔·帕卡经历了一个更大的态度转变。1998年7月17日他在《世界报》的访谈中，引用蓝军胜利的例子，提议要对处于非法地位的外国人进行大型的整顿，使其全部正规化：“世界杯向大家证明，这个国家的融合行动已经成功了90%。它也使法国人相信，法国是自主存在的国家。在那些时刻，在法国变得强大时，她就可以慷慨，她必须做出行动。戴高乐可能就会这样做。”1998年7月13日，国民阵线也沉浸在这一标志性胜利带来的喜悦之中，他们热烈祝贺齐达内，在这之后还给他起了新名字——“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孩子”。

1998年夏天，社会种族群体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解时刻，这样的和解凝结在标语——“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法国”中。此次事件并非悬挂在社会和政治的真空环境中。一方面，之所以1998年法国队的胜利可以被解读为法国社会模式的胜利，是因为有关共同生活、共和以及公共空间的政教分离的法国民族创始精神依然长存，并在这支1998年的队伍中找到一种全新的表现方式。另一方面，1997年至1998年经济强劲复苏，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大幅下跌，在这样的背景下，全民族的团结一致才能说得通。刚刚过去的法国经济“幸福期”，加上蓝军的胜利，瞬时让人们产生了郊区青年将在未来与社会其他成员和谐共处的想法。唉，好景不长。这次事件结束之后社会学的预测都没有实现。新地缘政治形势的冲突（2001年“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中东持续的战火）加上法国社会内部出现的社会分化（2005年的动乱），以及历届政府颁布公共政策所暴露出的薄弱点，都为埋葬“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法国”的神话献上了一份力。如今在这个社会分化严重的国家里，取代该神话的是迪斯雷利笔下的“一国两族”（Deux nations dans la nation）“幽灵”，迪斯雷利曾在描写早期发展曼彻斯特式资本主义的英国时创造出了这样的场景。

斯特凡纳·博（Stéphane Beaud）

附注：1927, 1931, 1974, 2008, 2015

2003年
“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于2003年2月14日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他的讲话让法国人产生了一种他们的“古老”强国尚未完全衰败的感觉，立遗嘱与获新生之间需要多久的时间呢？这次精心设计的演讲也让我们想起某种“法国的阿拉伯政策”。

在一个民族对光荣历史的记载方式中，演讲的作用和纪念馆一样。一个男人在一阵肃静中提高嗓音，突然，他就成了“法国的声音”，重现了民族根基所需的厚度。他成为某一时刻的先驱，一个真理的承载者，一种民众认同的保证。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不是选举产生的部长，他从政已久，政绩斐然，他与主持让·穆兰迁葬先贤祠仪式并在其中发表演讲的马尔罗，6月18日在伦敦发声的戴高乐，在富尔米小镇发表演讲的饶勒斯一起，进入了最佳演讲者的名单，这些人的演讲更能让人信服。2003年2月14日，他把伸张正义的法国形象带到纽约，用自己的话强调了法国对国际政治的某种看法。面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对懦弱“旧欧洲”的抨击，他给好战的美国人上了一堂课——当然，我们知道这只是徒劳。

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说了什么？首先，他重申了法国外交政策的大纲，法国坚持遵守程序办事，在穷尽和平解决方案之前绝不诉诸武力。他还回忆起法国人在这方面的渊源。他努力不让海湾地区第一次危机的情景重现，因为法国的参战行为甚至在政府内部就引发了重要的矛盾。然后, 他提及了一个古老的欧洲国家说“不”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他再次发挥了戴高乐派的作用，坚持要求法国应独立于美国，特别是北约。通过提及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该演讲显然有代表法国之声的雄心，这一点在其结语中得到了证明，他收获了阵阵掌声：

“此时此刻，这些话语来自一个古老的国家——法国，来自我所居住的大陆——欧洲。在那里，人们知道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占领、什么是野蛮。一个古老的国家没有忘却，并且铭记她对来自美利坚和其他所有国土的自由斗士的感激之情。然而，她也永不放弃在历史和人类面前挺身而出。她希望和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一道坚定地采取行动，忠于自己的信念。她相信我们的能力，相信我们可以共同创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除了它的即时意义外，这次的演讲也表达了另一种坚持：法国对其“阿拉伯政策”的坚持。“阿拉伯政策”这个词组背后其实有一段复杂多变的故事。例如，它在从法国视角看到的阿拉伯世界历史中印下了一种特殊的色调，它把世界的这一区域与了不起的波拿巴远征、奥斯曼投降协议（accords de Capitulation）、对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东方基督徒实施保护等事件联系起来。它是如此特殊，以至于每件事都能在其中找到根源，譬如基督教、革命启蒙、殖民化以及第三世界主义：正因如此，这才是法国与自身和解的地方。这种亲属关系有过多次表现，1860年法国为了拯救黎巴嫩山（Le Mont-Liban）的基督徒干涉了黎巴嫩马龙派教徒与德鲁兹派穆斯林之间发生的激烈冲突，一个多世纪之后，它又将自己卷进了黎巴嫩的内部冲突，但这种关系并非直接与阿拉伯帝国尤其是与阿尔及利亚相关，它似乎很谨慎，避免将自己的阿拉伯语殖民地与阿拉伯世界联系起来。

自19世纪中叶以来，法国左翼和右翼都感觉有必要制定一项阿拉伯政策，他们在关于东方的意见方面达成了一致，常允许该地区不遵守普遍价值的规则。第一点就表现在世俗化上，这条准则显然不适用于东方地区，因为法国在那里的使命就是“捍卫基督教”。阿尔及利亚的阿卜杜-卡德尔自相矛盾地在殖民征服政策与“法国在东方的政策”之间架起桥梁。他从最初的头号公敌变成了一位受保护的、有价值的公民，代表着法国的价值观，因为他主动前往大马士革保护那些遭受迫害的基督徒，1860年他曾流亡至该城市。

然而，“法国的阿拉伯政策”也意味着殖民政策的一次转折。虽然最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近东及其受保护的人民与法属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尽可能地脱离联系，但受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局势与黎凡特委托管理机构的影响，这一目标又发生了变化。因为在法国的殖民主义观中，马格里布首先是非洲的，它被视为非洲帝国连续体的一部分。改变这一观念的是研究阿拉伯文化的东方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在摩洛哥陪同利奥泰的人。路易·马西尼翁和他之后的雅克·贝尔克在领土间来回穿梭，在东方和西方阿拉伯之间搭起桥梁，展示了这当中的亲属关系。他们考虑到受法国保护的阿拉伯人民的自治权，只好向法国提出了一种共同观，也就是后来的“法国的阿拉伯政策”，他们还呼吁法国改变殖民政策。文化是这当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1928年，在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菲利普·贝特洛的领导下，在知识分子路易·马西尼翁的影响下——当时他刚从叙利亚执行完任务回来，“阿拉伯文化研究委员会”成立了，这说明法国迈出了整体策略的第一步，该策略既需要更强的意志和存在感，还需对当地情况做更细致的调查：“（我们必须）更接近穆斯林的学者圈子，他们对我们的态度还不是很支持，特别是在大马士革，我们在管理时碰到的最坚决和最难应付的对手就来自于他们当中。很幸运在我们的同胞中有一批研究阿拉伯文化的一流学者，如马西尼翁先生、乔治·马尔赛和威廉·马尔赛兄弟、戈德弗鲁瓦-德蒙比内（GodefroyDemombynes）先生、维耶（Wiet）先生、马塞（Massé）先生、科兰先生和莱维-普罗旺萨尔先生。……法国可以每年向叙利亚派遣一个或多个这样的大师，通过他们与当地学者、智者的合作，法国科学与阿拉伯文化之间就能建立起联系。”[1]

从此，法国开始发掘与阿拉伯世界的特殊联系：以科学和认可为基础的相互了解的联系。语言和“现代性”支撑着这种联系。

我们听到，维尔潘在演讲中解释了戴高乐对亲子关系划分的方式。戴高乐有句名言是这么说的：“我带着简单的想法向复杂的东方飞去。我知道在各种纠缠的因素之间，有个关键的部分正发挥作用。所以必须到那里去。”除了这条东方政策的准则之外，人们常常忘记戴高乐在1929年至1931年间在黎凡特度过了两年，他密切观察法国的活动，承认政策发挥的影响力，并观察了1925年至1927年民族主义起义的后果以及阿拉伯政策的进展。人们认为，阿拉伯政策作为一种实体超越宗派庇护主义，推动该地区实现了现代主义的精英联盟。作为在该地区推行“绥靖”政策的军事主力，戴高乐首先表示反对这一自由主义政策。他也不信任法兰西共和国的议会制度，因此他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叙利亚和黎巴嫩经历重重危机的公共生活也颇有微词。尽管他没有说出来，但他也察觉到正在进行中的转变。法国的阿拉伯政策也是一项穆斯林政策，它标志着基督教精英受保护、享受特权的时代已经终结。

我们很清楚之后的进展，清楚非殖民化进程是如何影响法国的阿拉伯政策，成为流血事件、内部事务，并成为关乎贸易战略利益的政策。雅克·希拉克或是在他之前的乔治·蓬皮杜和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都表达过自己的立场，与阿拉伯首脑之间建立了特权联系，让法国留在竞技场上，因为这是“在场”的问题：他们签订了重要的军备协约——在伊拉克与伊朗开战时就曾签过这类的协议，该协议有效至1991年战争前夕；此外，还制定了一些保护政策。

雅克·希拉克的阿拉伯政策能在整个地区受到欢迎的保证并不在于其演讲，而在于他的一些举动，从1996年耶路撒冷旧市中心发生的让人啼笑皆非的争吵，到另一种风格下，他与摩洛哥国王多次共度的“家庭假期”，与黎巴嫩人拉菲克·哈里里的交情，以及在巴黎一家医院接待病危的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热心。

勇敢且带有一些放肆，对待弱者时又有些傲慢，这些就是希拉克政策中使用的配方。他要做的不是——不仅仅是——站在阿拉伯独裁者身侧（他们在爱丽舍宫受到接待的次数比他们接待法国代表的次数多得多，并且长期以来向法方“献殷情”，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总佯装拒绝他们的好意），而是与民众同在，以地缘战略的民粹主义形式，积极展现一种民族互助的外交政策，包括对英语的使用，他可以借助一种略带生气口吻但很快就能让人理解的表述，就像我们今天在英语化环境中所说的一种“病毒性”（viral）的表述：“你想让我回到我的飞机上？”（You want me to go back to my plane？）……希拉克乐于让自己受到巴勒斯坦人民的欢迎，也想让自己与其他政治人物有所不同，他的社会党总理莱昂内尔·若斯潘就在3年后的拉马拉遭受了石块攻击。

事实上，法国的阿拉伯政策虽然具体表现不同，但都是为了保护市场所打的马虎眼。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青睐的阿拉伯世界通常是保持其原样的世界，有海滩，考古遗址和无休止的冲突，它因独裁统治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至少独裁还不会成为其威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重申一遍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总督的长期支持，对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萨达姆的伊拉克，阿萨德的叙利亚，本·阿里的突尼斯，马赫增的摩洛哥的支持……有些法国领导将这段悠久的历史视为一种证明，他们宣称自己是阿拉伯世界的“朋友”，如果不能被称为知情者的话。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就是其中一员，他宁愿选择辞职也反对出兵攻打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2015年恐袭事件后他凭借这些往日的联系被任命为法国伊斯兰基金会（Fondation de l'islam de France）的会长。

莱拉·达克利（Leyla Dakhli）

附注：1095, 1715, 1790, 1798, 1825, 1863, 1883, 1960, 1962

[1] 贝特洛，Berthelot，1927年7月30日预备信，外交部档案中心，黎凡特系列，E313.18卷；378。——译者注

2008年
悲痛的故土

2008年4月17日，艾梅·塞泽尔于马提尼克岛的法兰西堡去世，各地陆续送去官方悼念。塞泽尔是黑人特性概念的创始人，也是彻底反殖民的歌颂者。这种全国一致的举动与塞泽尔的政治生涯及诗歌创作形成了鲜明对比。

艾梅·塞泽尔与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莱昂-贡特朗·达马斯（Léon-Gontran Damas）都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是先驱诗人的典范，种族偏见的抨击者，为反对殖民主义不懈奋斗的勇士。他的“身份证”也许就藏在他于1958年发表的知名戏剧《狗闭上了嘴》（Et les chiens se taisaient）中：“我的姓：被冒犯者；我的名：被羞辱者；我的状态：起义者；我的年龄：石器时代。我的种族：人类。我的信仰：博爱。”

艾梅·塞泽尔于1913年出生于马提尼克岛，1931年他从家乡的舍尔谢高中毕业后前往巴黎，以享受奖学金学生的身份进入路易大帝中学学习文科预班课程。他在那里遇到来自塞内加尔的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和来自圭亚那的莱昂-贡特朗·达马斯，并与这两位一起发起了“黑人性”运动。1935年塞泽尔被高等师范学院录取，在那里“哈莱姆文艺复兴”（Renaissance de Harlem）——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非美文化的复兴运动——经流亡的美国黑人作家移植到巴黎，后来它直接影响了在法黑人学生的解放运动。

1939年“黑人性”（Négritude）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塞泽尔的诗歌《返乡笔记》（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中，从此它将印刻在这场自我肯定的运动中，发扬非洲的种族特性，拒绝西方强加的美学经典。1931年起，大多数黑人知识分子在《黑人世界杂志》（La Revue du monde noir）上撰文披露他们的具体问题。由于缺乏资金，该杂志只出了6期。另一份出版物《正当守卫》（Légitime défense）接替了它，这份杂志更激进，更政治化，但在法国当局的威胁下，也是出了一期后就被迫停刊。

当时是安的列斯学生协会会长的艾梅·塞泽尔又创建了一份期刊，叫《黑人学生》（l'Étudiant noir），他如此解释道：“最初有个同行创办的小报纸，叫《马提尼克学生》（l'Étudiant martiniquais），我决定扩大这份刊物，把它叫做《黑人学生》，我想与黑人合作，但不仅仅是马提尼克的黑人，还想将它扩展到全世界……这已经有一点黑人性的意味，它取代了同化主义意识形态。”因此，《黑人学生》在黑人性传播的过程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黑人性的定义不一，它与运动发起者的脾性和个人经历有关。塞泽尔的黑人性不一定是桑戈尔的黑人性，后者的定义更多与意识形态相关，这位马提尼克诗人自己道出了其中的差异：“桑戈尔是非洲的，他的身后是一片大陆，一段历史，还有这种千年的智慧；而我来自安的列斯群岛，所以我是背井离乡的人，左右为难的人……”

艾梅·塞泽尔到1939年才回到马提尼克岛，他当上了舍尔谢高中的一名教师，两年后他与妻子苏珊·塞泽尔（Suzanne Césaire）和一些朋友一起创办了《回归线》（Tropiques）杂志。随着《返乡笔记》的出版，黑人性借由诗歌创作的契机正式以书面形式与人们见面。这场运动也吸引了当时的伟大哲学家，尤其是让-保罗·萨特，1948年萨特在一篇题为“黑皮肤的奥尔非”（Orphée Noir）的文章中为桑戈尔的《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l'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nègre et malgache）写下了序言。

他对这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运动的定义如下：“黑人性不是一种状态，也不是涵盖优良品德、头脑和心灵的总体，而是一种面向世界的情感态度。……这是灵魂的紧张，是对自己和他人的选择，是超越灵魂原始数据的方式，总之就是像自愿行为一样的项目。借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黑人性就是就是黑人世界的存在。”塞泽尔本人说过，由于——或者是多亏了白人的存在，黑人性才得以从“黑人”（Nègre）这个词衍生而来：“是白人发明了黑人性……人们扔给我们的这个词——‘黑人’，我们把它重新拾起来。就像我们说过的那样，这个带有蔑视意味的词被我们转化为了一个创始词。但我们必须将黑人性视为一种人道主义。特殊性走到尽头就是普遍性。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黑人，那么终点就是人，简单的人。”

政治家塞泽尔因鼓励把故乡和其他法国殖民地转为省级行政单位而遭受了不少批评。但是，他撰写的《论殖民主义话语》（Disours sur le colonialisme）就足以遏制这些针对他的指责，因为这篇简短的著作已足以抨击诗人眼中极不公正且具有危害性的政治体制，它已经是最有力的攻击武器之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只能容下苦役，恐吓，压力，警察，抢劫，强奸，强制耕种，蔑视，不信任，陈尸所，凑活，粗野，无脑的精英，退化的群众。”

1956年，塞泽尔给莫里斯·多列士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大张旗鼓，要离开共产党，他在后斯大林主义时代与共产党背道而驰：“什么！所有共产党都动了起来，意大利、波兰、匈牙利、中国。处于大片漩涡中的法国共产党孤芳自赏，自称非常满意……就我而言，我认为黑人富有能量和热情，他们既不缺乏力量也不缺乏想象力，但这些力量在不属于他们的、不为他们而设的、不满足他们意愿的组织中，只会变得越来越弱。”因此，塞泽尔谴责法国共产党人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指责他们是“无意识的沙文主义”。他提议党内成员之间应遵循“兄弟主义”。他和皮埃尔·阿里凯尔（Pierre Aliker）等同志一起创建了马提尼克进步党（Parti progressiste Martiniquais），根据条例，这是一个“民族、民主、反殖民主义的政党，受社会党理想的启发而建”。但法属安的列斯群岛没能逃过消费幻影和内部政治争吵。诗歌再次占了上风：塞泽尔开始准备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将他托得越来越高，简直成了弗朗茨·法农笔下“全世界受苦难的人”的守护者。然而，人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怎么可能不会看出，艺术表象之下掩藏的是其政治和社会行动的延续，而政治家的身份也不可能与诗人身份分离？继1946年《神奇武器》（Les Armes miraculeuses）、1948年《被斩首的太阳》（Soleil cou coupé）、1950年《沉沦》（Corps perdu）作品问世之后，塞泽尔于1960年出版了《镣铐》（Ferrements），1961年出版了《地籍》（Cadastre），让-路易·茹贝尔（Jean-Louis Joubert）用一种救世主价值说总结了这部诗歌作品：“也许塞泽尔作品的魅力还在于其诗歌创作的连贯性。事实上，他每首诗都采用了同样的戏剧纲要，展示的是旧世界的毁灭和新世界的到来，作品顺着关键图像网络发展（太阳图像，各种灾害，安的列斯地区会出现的植物和动物），按预言中革命的语式和时态（命令式和将来时）进行叙述。每首诗都造成了一场文字灾难，使其愈演愈烈，在这场灾难中，殖民无序状态被毁，有关未来的承诺被释放。塞泽尔的最后一部诗集《片状的我》（Moi，laminaire，1982年）依旧采用了这些让人愉悦的末日场景，使人产生了像失败恐慌感那样的强烈感受：火山在那里熄灭；扎根于故土的根茎已被拔起。”

2008年4月17日，时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尼古拉·萨科齐在听说艾梅·塞泽尔去世的消息后，向他献上了这样的致辞：“这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在他身上我们看到所有为20世纪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斗士的影子。”法国向它伟大的法语诗人致敬，这位享年94岁的诗人凭借戏剧也得到褒奖，1991年，塞泽尔的《克里斯托夫国王的悲剧》（La Tragédie du roi Christophe）进入了法兰西大剧院表演剧目单。

因此，我们会永远记住他对现在所谓的“世界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塞泽尔与桑戈尔、达马斯一起将“黑人性”一词引入了黑人非洲文学，并由此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呼吁另一种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中，非洲的想象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非洲人民的想象，正是当今亟待重新定义的、多元文化碰撞交流的世界所缺的那一部分。

即使是在晚年时期，塞泽尔也坚守着自己的事业，如2005年，他拒绝会见当时的内政部长尼古拉·萨科齐，萨科齐曾计划去拜访安的列斯岛，最后只好取消行程。这次拒绝实则是塞泽尔抗议2005年2月23日法律的表现，依据该法律，殖民的“积极方面”应纳入法国学校课程——这正是塞泽尔奋斗一生致力于打击的对象，他写的关于殖民主义实质的论文也曾披露过这一点。未能如愿拜访的两年后，尼古拉·萨科齐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但他在达喀尔发表了一场备受争议的演讲，声称“非洲的悲剧在于非洲人从未充分进入历史”……2008年塞泽尔去世，尼古拉·萨科齐终于来到马提尼克参加葬礼。他的家人拒绝任何官方讲话，以防被政治利用。有些人要求将诗人迁葬先贤祠，但马提尼克人民坚持要求把他的骨灰留在故乡。然而，2011年4月6日，在萨科齐的再次见证下，塞泽尔象征性地进入了先贤祠，大殿内竖起了他的纪念碑，他将与法国民族史上众多的伟人一起长眠于此。

阿兰·马班库（Alain Mabanckou）

附注：1635, 1842, 1907, 1931, 1953, 1960, 1961

2011年
被曝光的权力

消息借几篇推文传遍了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预计参加2012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由于涉嫌性侵而在纽约被捕。这次全球化事件的后果主要还是表现在国内方面。

剧本很妙。法国又一次在等待救世主的回归，这次的救世主在大西洋彼岸，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一座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上的机构。媒体政治机器只围着这件事在讨论。他到底什么时候现身？初期大张旗鼓的尼古拉·萨科齐在五年任期快结束时似乎也没了动静。2008年的危机就这么过去了，一如政府在面对权力操纵，面对公众生活与私人领域不断交错时的疲乏。幸运的是，华盛顿那端亮起了光芒：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加入社会党，20世纪90年代两次入阁的教育经济学家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作为与全球化和解的现代社会民主的代表人物，终于进行了反击。虽然他在2007年总统大选前角逐社会党领袖时输给了赛格林·罗雅尔，但所有的民意调查都预测，如果按旨在革新法国民主实践的“美式”程序来办，在2011年举办可供左派人士自由参加的初选，那么卡恩一旦参选必能大获全胜。

然后就到了5月14日晚，这则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闻被爆了出来。它先是在微型博客网站——推特（Twitter）上传播，当时的人们几乎没有听说过这个网站，然后全世界的传统媒体开始接力报道。卡恩，这位神选之子，经济学教授，会乘飞机亲赴濒临破产国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刚在纽约因涉嫌性侵、企图强奸纳菲莎杜·迪亚洛而被捕。这起案件的女主人公是一名于2004年从几内亚来到美国的酒店服务人员，案发地点是索菲特酒店2806号房间。该酒店是法国豪华酒店集团——雅高酒店集团（其规模排世界第6）旗下的连锁酒店，它在其网站宣称融合了“法式的舒适、现代性和生活艺术”。后续进展已为人们熟知，可能还津津乐道：胡子拉碴、头发蓬乱又戴上手铐的嫌疑犯，被送进了赖克斯岛监狱，这引起各方的不解和愤怒，灵智精实整合行销传播集团（Euro RSCG）联络人——他们一从跨大西洋的航班上下来就开始了行动——以及纽约律师公会的代表人物出面协助调查，卡恩的妻子——安娜·辛克莱尔（Anne Sinclair）记者也不断提供帮助。

在“政治化妆师”（Spin doctor）和“讲故事”（Storytelling）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代，一切都不能按期进行。2011年5月14日就构成了一个分界点，可能性都隐藏在不可预料性之后。大量的图片，揭发，复核调查，阴谋论，精神分析阐释，世界财产总裁和非洲移民服务员之间的对峙，所有这些逐日累加，为写成一部有关权力、性和金钱的现代寓言故事提供了充分的素材。在当今这个全球化和社交网络充分发展的时代，任是一个小说家多么怪诞，都不会作出这样的构想。人们的惊愕在于领悟到“该事件”完全有可能让事实变得不确定，并左右人们对于呈现在眼前的所谓真相的认知。斯特劳斯-卡恩被这些司法挫折绊住了脚，人们把他在里尔市卡尔顿酒店淫媒案中表现出的私生活作风再次拿出来作为论证，使他不得不出局，而法国政治也因此走上了一条和先前预料完全不同的道路，2011年10月弗朗索瓦·奥朗德在左派的初选中争得领袖地位，2012年5月成功当选共和国总统。最终，这起全球性事件的主要后果只停留在国家层面。但正是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在纽约——世界金融之都、取之不尽的幻想机器，发生在一个司法系统和道德框架与当前法国完全不同的地方，它才能够扰乱事物的秩序，并行使其揭秘职能。因为除了它产生的连锁效应之外，这起事件的主要功能在于它揭露了隐藏深处的趋势与活力，向社会结构和想象的最深处发起了出乎人意料的质疑。在这漫长的几周内，人们思考的正是法国、法国的精英以及精英们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在此之前，斯特劳斯-卡恩一直是全球化进程中自在、自信法国的象征人物，他的能力、社交圈和以及平易近人得到各方面的赞可。这种既开放又现代，能安抚商业人士和强大国家的形象，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7年至1999年这位社会党代表在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领导的政府中担任财政和工业部部长。随着经济回暖，当时的法国左派开始落实35小时工作制、民事同居契约（PACS）和全民医疗保险等改革，同时鼓动私有化，依靠财政部长的名声向外吹嘘国家从外国投资者身上获得的贷款（有些国债甚至在市场上被更名为“DSK基金”）。斯特劳斯-卡恩的经历就像是法国转向世界时的一张面孔，他精通多种语言，坚持世界主义，在达沃斯和萨塞勒两处谈笑风生，直到进入21世纪，他碰上了司法麻烦，一切才发生了变化。

直到2007年，他才重振雄风。尽管这位前部长在社会党初选时落败，但经由几位欧洲领导人的帮助，他还是站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层的位置上。尼古拉·萨科齐也对此表示了支持，他因为终于能送走这位讨厌的对手感到非常高兴。卡恩面临的挑战很符合他的理想：当时非常怀疑自身使命和目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改革其管理方式，以便更好地照顾新兴国家，听取他们的需求。总而言之，要让全球化进程变得更加人性化，使其能与经济公正、稳定增长的希望兼容。斯特劳斯-卡恩是第4位戴上首席执行官帽子的法国人，在他之前的皮埃尔-保罗·史怀泽（Pierre-Paul Schweitzer，1963-1973），雅克·德拉罗西埃（1978-1987）和米歇尔·康德苏（1987-2000）都曾是法国的财政部长。与此同时，两位财政检查员让-克洛德·特里谢和帕斯卡尔·拉米也决定过欧洲中央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命运。在2006年至2010年间，法国也培育出了全球化的建筑监管者和最出名的全球化诋毁者，他们分别是帕斯卡尔·拉米和若泽·博韦。

就在那时，次贷危机爆发，这是新领导人成为政府与金融市场优先对话者的绝佳机会。一时间，具有远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到欢迎，该机构支持政府进行大规模干预，以避免国际银行系统崩溃，避免20世纪30年代由政府惰性导致的错误再次出现。两年后，私人债务危机演变为主权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斯特劳斯-卡恩及其首席经济学家——法国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的领导下，为深陷危机的国家，如冰岛、爱尔兰或葡萄牙等增加了贷款和信贷。作为交换，这些国家也将执行结构性改革，经历格外痛苦的财政紧缩政策。

2010年至2011年间，希腊危机使欧洲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困境产生于金融市场极其脆弱的大背景下，当时人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他所代表的机构。最终，该事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造成的冲击还是不及它对法国社会党产生的影响：斯特劳斯-卡恩递交辞呈几周后，另一位法国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接替了他的职位。令人惊讶的是，声誉低迷的法国经济早就被评级机构盯上了，2012年初这些机构迅速给法国降了级，可另一边法国的精英却不断鞭策自己使自己站到了管理全球的顶峰。

索菲特事件掺杂在一系列丑闻事件中，这些丑闻在21世纪前10年将聚光灯打在法国的经济和政治领导人的行为上，揭露了他们社交圈、投资和娱乐活动的复杂地理联系。在此之前的贝当古事件和卡于扎克事件都表明，高收入和大笔遗产的逃税问题非常严重，而斯特劳斯-卡恩的例子则以自己的方式显示了两种全球化的重叠：一种是关于金融和国际机构的官方全球化，另一种则是关于性交易网络、上流社会放纵地址的全球化，相比之下后者就没有那么光彩、正式，也不牵扯到主权问题。从豪华酒店到法比边境的脱衣舞俱乐部，从斯特劳斯-卡恩到下一个绯闻主角，这一连串的闹剧在21世纪初擦亮了全球化的社会和地理界线。

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的政治生涯结束了。一位法国的引诱者，一位好色且有抱负的风流男子，一位似乎停不下来的法国情人，这些才是在世界和法国眼中随卡恩事件一起崩塌的形象。但他的落败竟导致了另一种传奇形象的产生。捍卫法式诱惑准则、坚持爱情游戏和玩笑的人们试图谴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清教主义和虚伪，他们无法想象必须要在法律和合约制约下才能产生的爱情关系。但这次的冲击来得太猛烈，法国社会都来不及闭上眼睛，只能睁开：很多人声称这几年见过或听过不少这样的事情，但很少人敢站出来指认。一种新的法国“例外”溶解于全球化中，也就是说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泾渭分明的现象正在消失，人们也开始不再把性骚扰看成单纯的骚扰事件，不再将它看成是对妇女实施的暴力。索菲特事件与新技术和流通的文化规范一起，将透明上升为新的民主必要条件。

尼古拉·德拉朗德（Nicolas Delalande）

附注：1720, 1784, 1860, 1983

2015年
旗帜的回归

2015年1月和11月巴黎两次遭遇袭击事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反响。重新爬上窗户的旗帜，在各大洲流行开来。从1989年香榭丽舍大街展出三色旗到2015年全民发起挂旗活动，这段时间内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

2015年是旗帜回归之年吗？经过1月和11月袭击事件的推动，这个象征符号再次爬上了窗户。它先要跋涉几万公里，爬上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和美国最伟大的纪念碑的外墙。11月巴黎遭遇袭击事件后，悉尼歌剧院、帝国大厦、驼背山救世基督像以及勃兰登堡大门等处都出现了三色旗的身影。从媒体方面来看，这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讲述无声故事的方式：许多国家向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法国表示他们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非常微弱，但它也构成了一种承诺。

因为，2015年几乎每个月都会有袭击事件发生：1月在巴黎，2月在哥本哈根，3月在突尼斯，4月在肯尼亚的加里萨，6月在苏塞，10月在安卡拉，11月13日又到巴黎，圣德尼镇、巴塔克兰剧院以及第十区和第十一区的露台共有130人死亡……每个国家都在观望自己国家的颜色是否会在埃菲尔铁塔或悉尼歌剧院上出现。

为什么有些国家有权使用这些沉默的团结标志而其他国家却没有？难道说有些袭击受害者就比别的受害者更重要？这些象征性的地点是否会与官方建筑一样执行降半旗仪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巴尔多枪击案后，突尼斯的旗帜能被插在埃菲尔铁塔上？

除了色彩，还有人选择了单词，或者不如说是一些口号。“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算是第一次发声，1月7日晚袭击事件爆发，它针对的是这份周报的编辑人员，造成了包括记者、员工以及警察在内的11名人员死亡。这些人长期以来都在保护这份报纸，多年来因为它对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态度，它总是受到威胁。尽管第2天市政警察还遭受了其他攻击，第3天文森门地铁站附近一家贩卖犹太人食品的超市也遭到袭击，并导致4人受伤，世界各地的人们还是使用上述的简单口号来总结这一历史性时刻。甚至后来，2015年3月18日突尼斯巴尔多博物馆发生枪击案，造成22人死亡时，该口号被改编成了“我是巴尔多”（Je suis Bardo）。而在伊斯兰教徒发起的其他恐袭事件中，“我是马里”或者“我是肯尼亚”这样的口号却没有那么成功。

色彩可以被全世界的人理解，简单的口号也能被那些不会说该语言的人听到。除此之外还有数字，数字能在电子表格（Excel）中传达人们的情绪：400万人为1月11日的受害者默哀。

这些就是2015年留给我们的东西——一种可以迅速总结事件的快媒体文化，无论多复杂的事件都能在几秒内道尽。政治非常清楚这一点，甚至试图去组织这种文化。1月11日起，各国元首在巴黎的固定地点相聚，11月13日起国家要求用三色旗装饰城市窗户，共和国总统尝试将纪念活动改变为能以各种形式输出的图像。没有成功。人们依照网络逻辑，只是完成了上级发布的命令。

是谁决定了1月7日下午，要在巴黎共和国广场——距离遭袭的讽刺报纸《查理周刊》仅几百米的地方集会？是谁的想法，要让刚翻修的共和国雕像的底座成为袭击受害者的祭坛？是谁想到，那些简短的话、儿童画以及点亮的蜡烛可以寄托成千上万人对遇害画家的哀思？又是谁在1月7日即时地鼓动人们举起“不害怕”（Not Afraid）这样的光牌，在11日动员人们举起阳光剧团（Théâtre du Soleil）的巨型人偶？答案是没有这样的人。又或者答案是每个人。这属于一种形式上的创造，它能清醒地融入图像和全球化媒体的世界，它使法国人不断重述，街道和公共空间仍属于他们。

然而，这个遭遇攻击的国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一直受到暴力袭击的困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确实频繁被扰。如果不算上“科独”分子长期发动的内部恐袭，那么很大一部分攻击都与法国的外交政策有关。1985年至1986年的袭击事件证实了法国之于黎巴嫩的立场。1995年至1996年由哈立德·凯卡尔发起的袭击事件与阿尔及利亚内战脱不了干系，这个成长于里昂郊区的孩子成为法国第一名伊斯兰恐怖分子。1983年总部设在贝鲁特的法国维和部队遭到袭击，1996年阿尔及利亚提比林修道院的僧侣被害，巴黎市内的袭击事件正是对它们的呼应。法国人，尤其是首都居民，渐渐习惯了这些放置在地铁或是法兰西岛大区快铁（RER）车厢内的炸弹，对被丢弃的包裹充满了防备，他们也开始习惯于听到地铁广播里重复播放的口号——“请全体注意”。1995年圣·米歇尔站的大区快铁遭遇恐袭之后法国开始执行“反恐安全措施”，人们开始习惯在各大街道、火车站和机场看到武警力量的存在，该计划原本只是暂时执行，却一直延用到现在。士兵巡逻时总把轻型自动步枪（FAMAS）挎在肩上，只有外国游客才会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巴黎人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情况。士兵的巡逻表明威胁仍在真实地扩散，但它们仍未能阻止穆罕默德·梅拉在2012年3月向武警发起精准攻击，并闯入一所犹太学校杀害儿童和教师。

但经常出现的恐怖主义行为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适应了。这就是为什么，2015年1月和11月恐袭事件发生时，没有人能宣称自己不害怕。无论是个人还是亲属，当然都会害怕。人们也害怕多年前法国在巴黎举行的一场吸引多家媒体的游行上作出的承诺会失效，当时的活动可比2015年1月11日共和国广场上的活动更欢闹：那是26年前，即1989年7月14日，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举办的一场游行。它由广告及表演专家让-保罗·古德精心策划，汇集了成千上万的传统音乐家——古提琴或风笛表演家——以及来自全世界的数十个舞蹈和音乐团体。当时向全世界敞开怀抱的法国非常注重这次演出，它使鼓手杜杜·迪亚耶·罗斯、美国进行乐队（Marching Band）、阿拉伯舞者能与让-保罗·古德口中的“法国各省的部落”一起同台演出。他的想法来自于SOS反种族歧视组织（SOS Racisme）诞生并发展的时代，他所做的一切在当时就是为了“将法国部落音乐与非洲部落音乐融合”。整场表演由手握蓝白红旗帜的旗手开始，最后则由身着三色裙的杰西·诺曼收尾，她演唱了一首《马赛曲》，为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个时代的法国正处于多种族的混合期和上升期。1998年世界杯期间法国队大获全胜，举行庆祝游行，有些人希望在能在同一条香榭丽舍大街上看到“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法国”的重生。

在1989年充满民族自豪感但又非常全球化的展览与2015年悲伤的集会之间，法国丢失了什么？反移民之声越来越响。让-玛丽·勒庞或是后来的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总能在一次次选举中获得更多的选票。工厂关闭，搬迁到东欧、亚洲或马格里布，这些已经引起了人们对开放边界准则的不信任，该准则曾是欧洲极力捍卫的理想，而如今欧洲也不再是人们幻想的地方。2007年至2008年开展的关于世俗主义和民族身份的辩论，使人们对开放且多种族的法国抱有的希望渐渐幻灭。

蓝白红旗帜又回到阳台。它们在1989年所涵盖的多种色调如今已被洗淡，不过还没有被清除。谁，又将带着什么样的目标，使这些色调再次变得鲜艳呢？

埃马纽埃尔·洛朗坦（Emmanuel Laurentin）

附注：1789, 1892, 1894, 1927, 1968, 1974, 1989, 1998, 2003

作者介绍

主编

帕特里克·布琼（Patrick Boucheron）：法兰西公学院教授，与他人合著《列奥纳多与马基雅维利》（Léonard et Machiavel, Verdier, 2008; rééd.“Verdier/Poche”2013）及《驱除恐惧：1338年锡耶纳，论图象的政治力量》（Conjurer la peur, Sienne, 1338. Essai sur la force politique des images, Seuil, 2013; “Points Histoire”,2015）。此外，他还组织编著了《15世纪世界史》（L'Histoire du monde au xve siècle, Fayard, 2009, rééd. “Pluriel”, 2012)。

协调编辑

尼古拉·德拉朗德（Nicolas Delalande）：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历史中心教师与研究员，《思想生活》杂志（La Vie des Idées）主编。他出版了著作《税务战：从1789年到现在的赞成和抵抗》（Les Batailles de l'impôt. Consentement et résistances de 1789 à nos jours, Seuil, 2011），并协助帕特里克·布琼进行《历史-世界》（Pour une histoire-monde, PUF, 2013）一书的协调工作。

弗洛里安·马泽尔（Florian Mazel）：毕业于丰特奈-圣克鲁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Fontenay-Saint-Cloud），并通过会考成为大学历史教师，现为雷恩第二大学中世纪史教授，法兰西大学研究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France）成员。弗洛里安·马泽尔主要研究9世纪至13世纪的社会与宗教史。他出版了《封建主义（888-1180）》（Féodalités. 888-1180, Belin, 2010），以及《主教和领土：中世纪的空间发明（5世纪——13世纪）》（l'Évêque et le Territoire. L'invention médiévale de l'espace, Ve-XIIIe siècle, Seuil, 2016）。

扬·波坦（Yann Potin）：历史学家，档案管理员。巴黎第十三大学法律史副教授。他就职于国家档案馆的教育、文化与社会事务部门。他负责帕特里克·布琼主编的《15世纪世界史》的协调工作。近期，他将吕西安·费弗尔在法兰西公学院的授课内容编著成了《米什莱：法国史的创造者》（Michelet, créateur de l'histoire de France, Vuibert, 2014）。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历史资料进行构建，并研究遗产与档案的历史。

皮埃尔·桑加拉韦卢（Pierre Singaravélou）：巴黎第一大学（巴黎先贤祠-索邦大学）当代历史教授，国家科研中心下的综合研究项目（巴黎一大、巴黎四大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联合研究室）“——欧洲的身份认同、国际关系与文明”（UMR SIRICE）研究员，法兰西大学研究院成员。皮埃尔·桑加拉韦卢出版了许多有关殖民史以及19世纪至20世纪亚洲全球化进程的著作。他在瑟伊出版社出版了著作《殖民帝国，19世纪至20世纪》（Les Empires coloniaux, XIXe-XXe siècle, “Points Histoire”, 2013），并与康坦·德吕埃莫合著《可能存在的历史：反事实分析与非偶然的未来》（Pour une histoire des possibles. Analyses contrefactuelles et futurs non advenus, 2016)。现任索邦大学出版社及当代亚洲历史研究中心（le Centre d'histoirede l'Asie contemporaine）主任。

文章作者

让-卢普·阿贝（Jean-Loup Abbé）：图卢兹第二大学中世纪史名誉教授。

艾蒂安·阿内（Étienne Anheim）：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研究主任，杂志《历史与社会科学年鉴》（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主编。

菲利普·阿尔特耶尔（Philippe Artières）：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共同管理下的当代人类学与跨学科研究所（Institut interdisciplinaire d'anthropologie du contemporain）主任。

马蒂厄·阿尔努（Mathieu Arnoux）：巴黎第七大学（巴黎狄德罗大学-巴黎第七大学）教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

樊尚·阿祖莱（Vincent Azoulay）：巴黎东部马恩-拉瓦雷大学（Université de ParisEst Marne-La-Vallée）古代史教授。

安托万·德巴克（Antoine de Baecque）：历史学家，电影与戏剧评论家，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历史学与电影美学教授。

米歇尔·巴尼亚尔（Michel Banniard）：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名誉研究主任（罗曼语历时社会语言学），图卢兹第二大学名誉教授（中世纪语言学）。

吕迪维娜·邦蒂尼（Ludivine Bantigny）：诺曼底（鲁昂）大学当代历史讲师。

帕斯卡尔·巴泰勒米（Pascale Barthélémy）：里昂高等师范学院当代历史讲师。

让-皮埃尔·巴特（Jean-Pierre Bat）：法国国立文献学院毕业生，于国家档案馆中研究非洲关系与福卡尔馆藏。

皮埃尔·博迪安（Pierre Bauduin）：诺曼底卡昂大学中世纪史教授，考古学与中世纪史研究中心（le Centre de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et historiques médiavales）主任，法兰西大学研究院高级成员。

斯特凡纳·博（Stéphane Beaud）：巴黎第十大学（巴黎西部-楠泰尔-拉德芳斯大学）政治学教授。

皮埃尔-伊夫·博勒佩尔（Pierre-Yves Beaurepaire）：尼斯大学历史学教授，法兰西大学研究院成员。

阿尔班·邦萨（Alban Bensa）：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人类学研究主任。

罗曼·贝特朗（Romain Bertrand）：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eri-Sciences Po）主任研究员。

洛郎斯·贝特朗·多莱亚克（Laurence Bertrand Dorléac）：巴黎政治大学历史中心教授和研究员。

埃莱娜·布莱（Hélène Blais）：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当代史教授，现当代史研究所成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第一大学）。

弗朗索瓦·邦（François Bon）：图卢兹第二大学史前史教授。

克里斯托夫·博纳伊（Christophe Bonneuil）：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亚历山大·柯瓦雷中心）研究员、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师。

埃迪娜·博佐基（Edina Bozoky）：普瓦捷大学名誉讲师，中世纪文明高等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supérieures de civilisation médiévale）成员。

欧也妮·布里奥（Eugénie Briot）：巴黎东部马恩-拉瓦雷大学技术史讲师。

阿克萨尔·布罗迪耶-多利诺（Axelle Brodiez-Dolino）：《社会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期刊副主编，负责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历史学研究，附属于罗纳-阿尔卑斯历史研究室（Laboratoire de recherche historique Rhône-Alpes）。

布鲁诺·卡巴内斯（Bruno Cabanes）：当代史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唐纳德·G（Donald G）和玛丽·A·邓恩（Mary A. Dunn）基金会赞助的战争史”教席教授。

阿梅尔·康帕涅（Armel Campagne）：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亚历山大·柯瓦雷中心，科学、技术和社会历史硕士。

西尔维·沙普龙（Sylvie Chaperon）：图卢兹第二大学当代性别史教授。

让-吕克·沙佩（Jean-Luc Chappey）：巴黎第一大学现代史讲师，现当代史研究所成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第一大学）。

克里斯托夫·夏尔（Christophe Charle）：巴黎第一大学当代史教授，现当代史研究院成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第一大学），法兰西大学研究院荣誉院士。

莫德·希里奥（Maud Chirio）：巴黎东部马恩-拉瓦雷大学当代史讲师，主要研究巴西当代史，具体方向为最后一次军事独裁统治下（1964-1985）的武装机构、权利及镇压机器的研究。

马加莉·库梅尔（Magali Coumert）：布雷斯特大学（Université de Brest）中世纪史讲师，法兰西大学研究院成员。

曼努埃尔·科沃（Manuel Covo）：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现当代史讲师。

纪尧姆·屈谢（Guillaume Cuchet）：巴黎第十二大学当代史教授。

莱拉·达克利（Leyla Dakhli）：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分派至（柏林）马克·布洛克中心工作。

哲罗姆·大卫（Jérôme David）：日内瓦大学（Université de Genève）法国文学和文学教学法教授。

埃莱娜·德巴克斯（Hélène Débax）：图卢兹第二大学中世纪史教授，联合研究单位法国南部与西班牙中心（UMR FRAMESPA）主任（法国、美洲、西班牙——社会、权力、角色）。

康坦·德吕埃莫（Quentin Deluermoz）：巴黎第十三大学（七星诗社研究室）当代史讲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法兰西大学研究院成员。

让-保罗·德穆勒（Jean-Paul Demoule）：巴黎第一大学原始史教授，法兰西大学研究院成员。

弗朗索瓦·德诺尔（François Denord）：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欧洲社会学和政治学中心成员（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巴黎第一大学）。

皮埃尔·安托万·法布尔（Pierre Antoine Fabre）：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du religieux，CéSor）成员，宗教社会科学档案馆（Archiv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馆长。

弗朗索瓦-格扎维埃·福韦勒（François-Xavier Fauvelle）：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图卢兹第二大学文化、空间和社会方向考古研究工作室（Travaux et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sur les cultures, les espaces et les sociétés）主任研究员。

热雷米·福阿（Jérémie Foa）：艾克斯-马赛大学（Université Aix-Marseille）现代史讲师，法兰西大学研究院青年院士。

弗朗索瓦·福龙达（François Foronda）：巴黎第一大学中世纪史讲师。

克莱尔·弗雷吉（Claire Fredj）：巴黎第十大学当代史讲师。

让-巴蒂斯特·弗雷索（Jean-Baptiste Fressoz）：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学和环境技术史研究专员，亚历山大·柯瓦雷中心成员（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帕特里克·加西亚（Patrick Garcia）：赛尔吉-蓬图瓦兹大学当代史教授，当代历史研究院（Institut d'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研究员。

斯特凡纳·吉奥安尼（Stéphane Gioanni）：里昂第二大学晚期拉丁语和中世纪拉丁语教授。

塞巴斯蒂安·格勒维斯米勒（Sebastian Grevsmühl）：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研究中心成员（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奥利维耶·居约让南（Olivier Guyotjeannin）：国立文献典章学院（É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中世纪古文书学和档案学教授。

让-路易·阿尔佩兰（Jean-Louis Halpérin）：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权力史教授。

艾蒂安·阿蒙（Étienne Hamon）：里尔第三大学中世纪艺术史教授。

菲利普·阿蒙（Philippe Hamon）：雷恩第二大学现代史教授。

安东尼·奥斯坦（Antony Hostein）：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哲学和历史科学学科研究主任。

阿尔诺·多米尼克·乌特（Arnaud-Dominique Houte）：巴黎第一大学文化和社会史讲师。

瓦莱斯卡·于佩尔（Valeska Huber）：伦敦德国历史研究所（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London）研究员。

莱娜·安贝尔（Léna Humbert）：社会科学高等学院，亚历山大·柯瓦雷中心科学史、技术史、社会史在读硕士。

多米尼克·约内尼-普拉（Dominique Iogna-Prat）：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宗教社会科学和中世纪研究主任。

玛丽-赛琳娜·以赛亚（Marie-Céline Isaïa）：里昂第三大学中世纪史讲师。

弗朗索瓦·雅里热（François Jarrige）：勃艮第大学（Université de Bour-gogne）当代史讲师，乔治·谢弗里耶中心（Centre Georges Chevrier）成员（勃艮第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让-路易·让内尔（Jean-Louis Jeannelle）：鲁昂大学（Université de Rou-en）法国文学教授，出版/阐释研究中心成员（Centre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 éditer/interpréter）。

埃里克·詹宁斯（Eric Jennings）：多伦多大学（Université de Toronto）当代史教授。

安妮·茹尔当（Annie Jourdan）：阿姆斯特丹大学（Université d'Amsterdam）欧洲研究处研究员。

菲利普·儒塔尔（Philippe Joutard）：艾克斯-马赛大学现代史名誉教授，前大学校长。

德佐维纳尔·凯沃尼安（Dzovinar Kévonian）：巴黎第十大学历史讲师。

阿努什·坎特（Anouche Kunth）：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当代史研究员。

纪尧姆·拉舍纳尔（Guillaume Lachenal）：巴黎第七大学科学史讲师，科学、哲学、历史研究室（Laboratoire Sciences, Philosophie, Histoire）研究员。

西尔维特·拉尔祖尔（Sylvette Larzul）：非洲世界学院（Institut des mo-ndes africains）研究员，东方学历史专家。

埃马纽埃尔·洛朗坦（Emmanuel Laurentin）：法国广播电台制片人，负责巴黎政治学院新闻学院课程，《精神》（Esprit）杂志编委会成员。

马克·拉扎尔（Marc Lazar）：巴黎政治学院历史中心（Centre d'histoire de Science Po）主任，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社会学和历史学教授。

波利娜·勒梅格尔-卡菲（Pauline Lemaigre-Gaffier）：文化与遗产动力学研究室（Dynamiques patrimoniales et culturelles），凡尔赛大学（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SaintQuentin-en-Yvelines）当代史讲师。

樊尚·勒米尔（Vincent Lemire）：巴黎东部马恩-拉瓦雷大学，“开放耶路撒冷”项目（Open Jerusalem）主任。

阿兰·德·利贝拉（Alain de Libera）：日内瓦大学名誉教授，法兰西公学院教授，“中世纪哲学史”（Histoire de la philosophe médiévalé）教席教授。

奥雷利安·利涅勒（Aurélien Lignereux）：格勒诺布尔政治研究学院（IEP de Grenoble）当代史讲师。

扬·利涅勒（Yann Lignereux）：南特大学（Université de Nantes）现代史教授。

安托万·里勒蒂（Antoine Lilti）：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现代史研究主任。

法比安·洛谢（Fabien Locher）：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中心成员。

朱利安·卢瓦索（Julien Loiseau）：保罗-瓦莱里-蒙彼利埃第三大学（Université Paul-Valéry Montpellier 3）中世纪史讲师，法兰西大学研究院名誉会员。

埃马纽埃尔·卢瓦耶（Emmanuelle Loyer）：巴黎政治学院当代史教授，巴黎政治学院当代史中心（CHSP）成员。

阿兰·马班库（Alain Mabanckou）：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é de Californie）法语地区文学教授，法兰西公学院教授，“艺术创作”（Création artistique）教席教授。

范妮·马德琳（Fanny Madeline）：享受梯也尔基金会（Fondation Thiers）津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巴黎第一大学联合组织的西方中世纪巴黎研究室（laboratoire de Médiévistique occidentale de Paris）成员。

格雷戈尔·马尔尚（Grégor Marchand）：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雷恩第一大学考古学研究室主任。

纪尧姆·马佐（Guillaume Mazeau）：巴黎第一大学现代史讲师。

埃尔韦·马聚雷尔（Hervé Mazurel）：勃艮第大学当代历史讲师和乔治·谢弗里耶中心成员。

皮埃尔·莫内（Pierre Monnet）：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法德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所（Institut franco-allemand de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sociales de Francfort-sur-le-Main）所长。

雷诺·莫里厄（Renaud Morieux）：剑桥大学英国史讲师。

塞巴斯蒂安·纳迪拉（Sébastien Nadiras）：法国国家档案馆遗产保管员。

洛朗·奥利维耶（Laurent Olivier）：圣日耳曼昂莱国家考古博物馆（Musée d'Archéologie nationale de Saint-Germain-en-Laye）馆长。

娜塔莉·皮雅尔-米科（Natalie Pigeard-Micault）：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学史工程师，居里博物馆（Musée Curie）历史资源负责人。

樊尚·皮埃什（Vincent Puech）：凡尔赛大学（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SaintQuentin-en-Yvelines）古代史讲师。

热妮·拉夫利克（Jenny Raflik）：塞尔吉-蓬图瓦兹大学（Université de CergyPontoise）当代史讲师。

弗雷德里克·雷让（Frédéric Régent）：巴黎第一大学现代史讲师，国家奴隶制记忆与历史委员会（Comité national de la Mémoire et de l'Histoire de l'esclavage）主席。

伊莎贝尔·罗塞（Isabelle Rosé）：雷恩第二大学中世纪史讲师。

阿马布勒·萨布隆·迪科拉伊（Amable Sablon du Corail）：法国档案馆中世纪与旧制度部门负责人，遗产保管主任。

让-吕西安·桑歇（Jean-Lucien Sanchez）：数字人文和司法历史中心（CLAMOR）成员，司法部（Ministère de la Justice）历史调研员，法律和刑事机构社会学研究中心（CESDIP）副研究员。

蒂埃里·萨尔芒（Thierry Sarmant）：法国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遗产保护主管。

莫里斯·萨特（Maurice Sartre）：法国图尔弗朗索瓦·拉伯雷大学（Université François-Rabelais de Tours）古代史名誉教授，法兰西大学研究院名誉会员。

贝内迪克特·萨瓦（Bénédicte Savoy）：柏林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e Berlin）和法兰西公学院艺术史教授。

让-弗雷德里克·肖博（Jean-Frédéric Schaub）：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美洲世界研究实验室（Laboratoire d'études des mondes américains）成员。

马蒂厄·舍尔曼（Matthieu Scherman）：罗马法兰西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前成员，中学教师。

埃马纽埃尔·西伯（Emmanuelle Sibeud）：巴黎第八大学当代史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与经济历史动力研究所（IDHES-UMR 8533）成员。

朱利埃特·西邦（Juliette Sibon）：阿尔比大学（Université d'Albi）中世纪史讲师，新加利亚犹太教研究单位（Nouvelle Gallia Judaica）主任和一神论研究实验室成员（LEM-UMR 8584）。

安娜·西莫南（Anne Simonin）：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组织的雷蒙·阿隆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中心（CESPRA）研究主任。

亚历克西·斯皮尔（Alexis Spire）：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社会学研究主任。

西尔维·泰诺（Sylvie Thénault）：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巴黎第一大学联合组织的二十世纪社会史中心（Centre d'histoire sociale du XXe siècle）研究主任。

大卫·托德（David Todd）：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de Londres）教师、研究员。

塞赞·托普叙（Sezin Topçu）：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隶属于社会运动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梅拉妮·特拉韦尔西耶（Mélanie Traversier）：里尔第三大学讲师，法兰西大学研究院成员。

鲍里斯·瓦朗坦（Boris Valentin）：巴黎第一大学史前考古学教授。

斯特凡纳·冯·达姆（Stéphane Van Damme）：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 européen de Florence）现代史教授。

尼古拉·瓦坦（Nicolas Vatin）：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调研主任，隶属土耳其和奥斯曼研究实验室（Laboratoire d'études turques et ottomanes）。

弗朗索瓦·维尔德（François Velde）：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经济研究部门经济学家。

西尔万·韦奈尔（Sylvain Venayre）：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Université Grenoble Alpes）当代史教授，欧洲意大利历史文化大学实验室（LUHCIE）主任。

热纳维耶芙·韦尔多（Geneviève Verdo）：巴黎第一大学当代史讲师。

朱利安·樊尚（Julien Vincent）：巴黎第一大学科学史讲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第一大学联合组织的现当代史研究院成员。

索菲·瓦尼什（Sophie Wahnich）：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当代史研究主任，当代世界激进式变革研究团队（Tram）主任。

洛朗·瓦尔卢泽（Laurent Warlouzet）：滨海大学（Université Littoral-Côte d'Opale）当代史教授。

安妮特·维沃尔卡（Annette Wieviorka）：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主任（“欧洲的身份认同、国际关系与文明”-巴黎第一大学）。

克莱尔·扎尔克（Claire Zalc）：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现当代史研究院研究主任。

米歇尔·齐默尔曼（Michel Zimmermann）：凡尔赛大学中世纪史名誉教授。

参考文献

第一篇 在世界尽头的开端

公元前34000年 在地下深处创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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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600年 西方的立石和玉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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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in Testart, Avant l'histoire. l'évolution des sociétés, de Lascaux à Carnac, Paris, Gallimard, 2012.

公元前600年 包含或剔除高卢的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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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00年 最后一批凯尔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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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帝国的更迭

48年 罗马元老院里的高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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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e Sénac, Musulmans et Sarrasins dans le sud de la Gaule (VIIIe-XIe siècle), Paris, Le Sycomore, 1980.

800年 查理曼大帝，帝国与世界

Roger Collins, 《Charlemagne's Imperial Coronation and the Annals of Lorsch》, in Joanna Story, Charlemagne: Empire and Society (dir.), Manchester /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2-69.

Marios Costambeys, 《Alcuin, Rome and Charlemagne's Imperial Coronation》, in Francesca Tinti (dir.),England and Rom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ilgrimage, Art and Politics, Turnhout, Brepols, 2014, p. 255-289.

Johannes Fried, 《Imperium Romanum. Das römische Reich und der mittelalterliche Reichsgedank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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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t L. Nelson, 《Why Are There so Many Different Accounts of Charlemagne's Imperial Coronation》, in Janet L. Nelson, Courts, Elites and Gendered Power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Charlemagne and Others, 《Variorum 878》, Aldershot, Ashgate, 2007, no 12.

第三篇 胜利的封建秩序

842年-843年 当语言不能建立王国之时

Marie-France Auzépy et Guillaume Saint-Guillain (dir.), Oralité et lien social au Moyen Âge (Occident,Byzance,Islam), Paris, ACHByz (Association des amis du Centre d'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de Byzance), 2008.

Dieter Geuenich, 《Sprach Ludwig der Deutsche deutsch ?》, in Mary Garrison, Árpád P. Orban et Marco Mostert (dir.),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Relations between Latin and the Vernacular Languages in the Earlier Middle Ages, Turnhout, Brepols, 2013.

Nithardi Historiarum libri IIII, Editio tertia, éd. par Ernestus Müller, MGH, coll.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 in usum scholarum separatim editi》, Hanovre / Leipzig, Hahn, 1907.

Walter Pohl et Bernhard Zeller (dir.), Sprache und Identität im Frühen Mittelalter, Vienne,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12.

Jens Schneider, Auf der Suche nach dem verlorenen Reich. Lotharingien im 9. und 10. Jahrhundert, Cologne /Weimar / Vienne, Böhlau Verlag, 2010.

882年 加洛林王室中的一个维京人？

Pierre Bauduin, Le Monde franc et les Vikings (VIIIe-Xe siècle), Paris, Albin Michel, 2009.

Stefan Brink et Neil Price (dir.), The Viking World, Londres /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Simon Coupland, 《From Poachers to Gamekeepers: Scandinavian Warlords and Carolingian Kings》, Early Medieval Europe, vol. 7, 1998, p. 8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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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年 通用的修道制度在汝拉山与莫尔旺高原之间诞生

Dominique Iogna-Prat, Études clunisiennes, Paris, Picard, 2002, p. 201-224.

Dominique Iogna-Prat, Michel Lauwers, Florian Mazel et Isabelle Rosé (dir.), Cluny. Les moines et la société au premier âge féodal,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3.

Didier Méhu (dir.), Cluny après Cluny. Constructions, reconstructions et commémorations (1790-2010),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3.

Isabelle Rosé, Construire une société seigneuriale. Itinéraire et ecclésiologie de l'abbé Odon de Cluny (fin du IXe -milieu du Xe siècle), Turnhout, Brepols, 2008.

987年 国王的选举没有创造出法国

Olivier Guillot, Hugues Capet et les premiers Capétiens (987-1180), Paris, Tallandier, 2002.

Florian Mazel, Féodalités (888-1180), Paris, Belin, 2010.

Michel Parisse et Xavier Barral i Altet (dir.), Le Roi de France et son royaume autour de l'an mil, actes du colloque 《Hugues Capet, 987-1987. La France de l'an mil》 (Paris-Senlis, 22-25 juin 1987), Paris, Picard,1992.

Yves Sassier, Hugues Capet. Naissance d'une dynastie, Paris, Fayard, 1987.

Laurent Theis, L'Avènement d'Hugues Capet (3 juillet 987), Paris, Gallimard, 1984.

1051年 首次法俄联盟

Robert-Henri Bautier, 《Anne de Kiev, reine de France, et la politique royale au XIe siècle: étude critique de la documentation》, in Robert-Henri Bautier (dir.), 《Aspects des relations intellectuelles entre la France, la Russie et l'URSS》, numéro thématique de la Revue des études slaves, t. 57, fasc. 4, 1985, p. 539-564.

Jean Dunbabin, 《What's in a Name? Philip, King of France》, Speculum, vol. 68, no 4, 1993, p. 949-968.

Andrew W. Lewis, Le Sang royal. La famille capétienne et l'État, France (Xe-XIVe siècle), trad. par Jeannie Carlier, Paris, Gallimard, 1986 (éd. Originale américai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Vladimir Vodoff, Naissance de la chrétienté russe. La conversion du prince Vladimir de Kiev (988) et sesconséquences (XIe-XIIIe siècle),Paris, Fayard, 1988.

Talia Zajac, 《Gloriosa Regina or “Alien Queen”?: Some Reconsiderations on Anna Yaroslavna's Queenship (r. 1050-1075)》, Royal Studies Journal, vol. 3, no 1, 2016, p. 28-70.

公元1066年 世界各地的诺曼人

David Bates, William the Conqueror, Londres, George Philip, 1980.

Pierre Bouet, Hastings (14 octobre 1066), Paris, Tallandier, 2014.

Rosa Canosa, Etnogenesi normanne e identità variabili. Il retroterra culturale dei Normanni d'Italia fra Scandinavia e Normandia, Turin, Silvio Zamorani, 2009.

Jean-Marie Martin, Italies normandes (XIe-XIIe siècle), Paris, Hachette, 1994.

Mario d'Onofrio (dir.), Les Normands, peuple d'Europe (1030-1200), Paris, Flammarion, 1994.

1095年 法兰克人的东方

Michel Balard, Les Latins en Orient (XIe-XVe siècle), Paris, PUF, 2006.

Concile de Clermont de 1095 et l'appel à la croisade [Le], actes du colloque de Clermont-Ferrand (23-28 juin 1995),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97.

Alain Demurger, Moines et guerriers. Les ordres religieux-militaires au Moyen Âge, Paris, Seuil, 2010.

Jean Flori, La Première Croisade. L'Occident chrétien contre l'Islam, Paris, Complexe, 1992.

Jonathan Riley-Smith, The First Crusaders (1095-113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05年 特鲁瓦，《塔木德》的都城

Moshé Catane, La Vie en France au XIe siècle d'après les écrits de Rachi, Jérusalem, Gallia, 1994.

Arsène Darmesteter, Les Gloses françaises de Raschi dans la Bible, Paris, Durlacher, 1909.

Harold Louis Ginsberg (dir.), Rashi Anniversary Volume: Texts and Studies, vol. 1, New York,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 1941.

Simon Schwarzfuchs, Rachi de Troyes, Paris, Albin Michel, 1991, rééd. 2005.

René-Samuel Sirat (dir.), Héritages de Rachi, Paris / Tel-Aviv, Éd. de l'Éclat, 2006.

1137年 卡佩王朝淌过了卢瓦河

Elizabeth A.R. Brown, 《Franks, Burgundians and Aquitanians》 and the Royal Coronation Ceremony in France, Philadelphi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2.

Jean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11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e éd.

Michael R. Evans, Inventing Eleanor: The Medieval and Post-Medieval Image of Eleanor of Aquitaine,Londres, Bloomsbury, 2014.

Jean Flori, Aliénor, la reine insoumise, Paris, Payot, 2004.

Yves Sassier, Louis VII, Paris, Fayard, 1991.

1143年 “可憎的穆罕默德”

Tim Geelhaar, Christianitas. Eine Wortgeschichte von der Spätantike bis zum Mittelalte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15.

Dominique Iogna-Prat, Ordonner et exclure. Cluny et la société chrétienne face à l'hérésie, au judaïsme et à l'islam (1000-1150), Paris, Aubier, 1998.

José Martínez Gázquez, 《Trois traductions médiévales latines du Coran: Pierre le Vénérable-Robert de Ketton, Marc de Tolède et Jean de Segobia》, Revue des études latines, vol. 80, 2003, p. 223-236.

1159年 争夺图卢兹之战

Jacques Berlioz (dir.), Le Pays cathare. Les religions médiévales et leurs expressions méridionales, Paris, Points Seuil, 2000.

Jean-Louis Biget, Hérésie et inquisition dans le midi de la France, Paris, Picard, 2007.

Pierre Bonnassie, 《L'Occitanie, un État manqué?》, L'Histoire, no 14, juillet-août 1979, p. 31-40.

Hélène Débax, La Féodalité languedocienne (XIe-XIIe siècle). Serments, hommages et fiefs dans le Languedoc des Trencavel, Toulous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Mirail, 2003.

Gérard Pradalié, 《Les comtes de Toulouse et l'Aquitaine (IXe-XIIe siècle)》, Annales du Midi, vol. 117, no

249, 2005, p. 5-23.

第四篇 法国的发展

1202年 香槟集市上的四位威尼斯人

Robert-Henri Bautier, 《Les foires de Champagne. Recherches sur une évolution historique》, in Robert-Henri Bautier, Les Foires de Champagne. Recherches sur une évolution historique, Bruxelles, Éd. de la Librairie encyclopédique, coll.《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no 5, 1953, p. 97-148.

Raimondo Morozzo della Rocca et Antonino Lombardo, Documenti del commercio veneziano nei secoli XIXIII,Turin, t. 1, no 462, 1940, p. 452 [source du document] .

Douglass North et Robert Thomas, L'Essor du monde occidental, Paris, Flammarion, 1992.

Henri Pirenne,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Occident médiéval, Bruges, Desclée de Brouwer, 1951.

Véronique Terrasse, Provins. Une commune du comté de Champagne et de Brie (1152-1355), Paris, L'Harmattan, 2005.

1214年 两个欧洲以及布汶的法国

John Baldwin et Walter Simons, 《Bouvines, un tournant européen (1214-1314)》, Revue historique, no 671,2014 / 3, p. 499-526.

《Bouvines 1214: la plus belle bataille du Moyen Âge》, cahier spécial de la revue L'Histoire, no 399, mai 2014.

Georges Duby, Le Dimanche de Bouvines, Paris, Gallimard, 1973.

Pierre Monnet (dir.), Bouvines 1214-2014. Histoire et mémoire d'une bataille. Eine Schlacht zwischenGeschichte und Erinnerung,Bochum, Winkler, 2016.

Klaus Oschema, 《27 juillet 1214: la bataille de Bouvines》, in Jean-Noël Jeanneney et Jeanne Guérout (dir.), Histoire de la France vue d'ailleurs, Paris, Les Arènes, 2016.

1215年 大学：“法兰西之典范”

Luca Bianchi, Censure et liberté intellectuelle à l'université de Paris (XIIIe-XIVe siècl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99.

Nathalie Gorochov, Naissance de l'Université. Les écoles de Paris, d'Innocent III à Thomas d'Aquin (v. 1200 v. 1245),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16.

Alain de Libera, La Philosophie médiévale, Paris, PUF, coll. 《Quadrige Manuels》, 2014.

Serge Lusignan, 《Vérité garde le Roy》. La construction d'une identité universitaire en France (XIIIxe-XVe siècl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99.

Jacques Verger, Les Universités françaises au Moyen Âge, Leyde, E.J. Brill, 1995.

1247年 一段关于水的历史

Jean-Loup Abbé, À la conquête des étangs. L'aménagement de l'espace dans le Languedoc méditerranéen(XIIe-XVe siècle),Toulous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Mirail, 2006.

Pierre Briant (dir.), Irrigation et drainage dans l'Antiquité, qanats et canalisations souterraines en Iran, enÉgypte et en Grèce,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 Thotm, 2001.

Pierre Carrière, 《Le dessèchement et l'aménagement hydraulique de l'étang de Montady (Hérault)》,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languedocienne de géographie, t. 14, nos 2-3, avril-septembre 1980, p. 199229.

Henri Goblot, Les Qanats: une technique d'acquisition de l'eau, Paris-La Haye-New York, Mouton / Paris, Éd.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79.

Klaus Grewe, Licht am Ende des Tunnels. Planung und Trassierung im antiken Tunnelbau, Mayence, Philip von Zabern Verlag, 1998.

1270年 圣路易诞生于迦太基

Anne-Marie Eddé, 《Saint Louis et la septième croisade vus par les auteurs arabes》, Cahiers de recherchesmédiévales,1996, p. 65-92.

Xavier Hélary, La Dernière Croisade, Paris, Perrin, 2016.

Jacques Le Goff, Saint Louis, Paris, Gallimard, 1996.

Afrodesia E. McCannon, 《The King's Two Lives: The Tunisian Legend of Saint Louis》,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vol. 43, no 1, 2006, p. 53-74.

Yann Potin, 《Saint-Louis l'Africain. Histoire d'une mémoire inversée》, Afrique et histoire, vol. 1, 2003, p. 23-74.

1282年 “杀死法国人！”

Alessandro Barbero, Il mito angioino nella cultura italiana e provenzale fra Duecento e Trecento, Turin, Deputazione subalpina di storia patria, 1983.

Henri Bresc, 《La mala signoria ou l'hypothèque sicilienne》, in l'État angevin. Pouvoir, culture et sociétéentre XIIIe et XIVe siècle,actes du colloque de Rome-Naples (7-11 novembre 1995),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98, p. 577-599.

Henri Bresc et Laura Sciascia, 《Mort aux Angevins!》, in Henri Bresc et Geneviève Bresc-Bautier (dir.), Palerme 1070-1492. Mosaïque de peuples, nation rebelle: la naissance violente de l'identité sicilienne, Paris, Autrement, 1993, p. 120-135.

Jean Dunbabin, Charles I of Anjou: Power, Kingship and State-Making in the Thir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res / New York, Longman, 1998.

Steven Runciman, The Sicilian Vespers: A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Later 13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trad. fr. Les Vêpres siciliennes. Une histoire du mondeméditerranéen à la fin du XIIe siècle,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08).

1287年 冒着海上风险的哥特艺术

Marcel Aubert, 《Les cathédrales de Paris et d'Uppsala》, Konsthistoriska Sällskapets Publikation, 1923,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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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Lovén, 《La neige, les briques et l'architecte français. La cathédrale d'Uppsala 1272-》, in Olle Ferm et Per Förnegård, en collab. avec Hugues Engel, Regards sur la France du Moyen Âge: mélanges offerts àGunnel Engwall à l'occasion de son départ à la retraite,Stockholm, Runica et Mediaevalia, 2009, p. 20-51.

Victor Mortet et Paul Deschamps (dir.), Recueil de text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l'architecture et à la condition des architectes en France au Moyen Âge (XIe-XIIIe siècle), Paris, 1929 ; rééd. par Léon Pressouyre et Olivier Guyotjeannin, Paris,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1995, p. 940-941.

Marc Schurr, 《l' opus francigenum de Wimpfen im Tal: transfert technologique ou artistique?》, in Jacques Dubois, Jean-Marie Guillouët et Benoît Van Den Bossche (dir.), Les Transferts artistiques dans l'Europegothique,Paris, Picard, 2014, p. 45-56.

1308年 同教皇和皇帝一样：法国国王在里昂

Jean-Marie Carbasse, 《Le roi de France et l'empereur romain. Un état de la question à la veille de la mort de Nogaret (été 1312)》, in Bernard Moreau et Julien Théry-Astruc (dir.), La Royauté capétienne et le Midi autemps de Guillaume de Nogaret,actes du colloque de Montpellier-Nîmes (29-30 novembre 2013), Nîmes, Éd.

de la Fenestrelle, 2015.

Alexis Charansonnet, Jean-Louis Gaulin, Pascale Mounier et Susanne Rau, Lyon, entre Empire et royaume(843-1601). Textes et documents,Paris, Classiques Garnier, 2015.

Bruno Galland, Deux archevêchés entre la France et l'Empire. Les archevêques de Lyon et les archevêques de Vienne, du milieu du XIIe siècle au milieu du XIV e siècle,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94.

Georg Jostkleigrewe, 《Entre pratique locale et théorie politique. Consolidation du pouvoir, annexion et déplacement des frontières en France (début XIVe siècle). Le cas du Lyonnais et des frontières méditerranéennes》, in Stéphane Péquignot et Pierre Savy (dir.), Annexer? Les déplacements de frontières à la fin du Moyen Âg,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6, p. 75-96.

Julien Théry, 《1312: Lyon devient française》, L'Histoire, no 379, septembre 2012, p. 68-73.

1336年 阿维尼翁的教皇不在法国

Aux origines de l'État moderne. Le fonctionnement administratif de la papauté d'Avignon, Actes de la table ronde d'Avignon (23-24 janvier 1988),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1990.

Jean Favier, Les Papes d'Avignon, Paris, Fayard, 2006.

Bernard Guillemain, La Cour pontificale d'Avignon (1309-1376, Paris, De Boccard, 1962.

Valérie Theis, Le Gouvernement pontifical du Comtat Venaissin (v. 1270-v. 1350,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2012.

Dominique Vingtain (dir.), Monument de l'histoire. Construire, reconstruire le palais des Papes (XIV e-XXe siècle), Avignon, RMG, 2002.

第五篇 伟大的西方君主制

1347年 鼠疫击中法国

Frédérique Audoin-Rouzeau, Les Chemins de la peste: le rat, la puce et l'homm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3.

Jean-Noël 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 t. 1: La Peste dans l'histoire; t. 2: Les Hommes face à la peste,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5.

Joseph P. Byrne, Encyclopedia of the Black Death,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12.

Marie Favereau, La Horde d'Or. Les héritiers de Gengis Khan, Lascelles, Éd. de la Flandonnière, 2014.

Nicolas Weill-Parot, 《La rationalité médicale à l'épreuve de la peste: médecine, astrologie et magie (13481500)》, Médiévales, no 46, printemps 2014, p. 73-88.

1357年 革命中的巴黎与欧洲

Mathieu Arnoux, Le Temps des laboureurs. Travail, ordre social et croissance en Europe (XIe-XIVe siècle),Paris, Albin Michel, 2012.

Françoise Autrand, Charles V le Sage, Paris, Fayard, 2000.

Raymond Cazelles, La Société politique et la crise de la royauté sous Philippe de Valois, Paris, Librairie d'Argences, 1958.

Michel Hébert, Parlementer. Assemblées représentatives et échange politique en Europe occidentale à la fin du Moyen Âge, Paris, De Boccard, 2014.

Michel Mollat du Jourdin et Philippe Wolff, Ongles bleus, Jacques et Ciompi. Les révolutions populaires en Europe aux XIV e et XV e siècles, Paris, Calmann-Lévy, 1970.

1369年 西班牙的一场初期战争

François Foronda, 《Une image de la violence d'État française : la mort de Pierre Ier de Castille》, in François Foronda, Christine Barralis et Bénédicte Sère (dir.), Violences souveraines au Moyen Âge. Travaux d'uneécole historique,Paris, PUF, 2010, p. 249-259 et cahier iconographique hors-texte.

Bernard Guenée, Du Guesclin et Froissart. La fabrication de la renommée, Paris, Tallandier, 2008.

Georges Minois, Du Guesclin, Paris, Fayard, 1993.

Laurence Moal, Du Guesclin. Images et histoir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5.

Julio Valdeón, Pedro I el Cruel y Enrique de Trastámara. ¿ La primera guerra civil española?, Madrid, Aguilar, 2002.

1380年 图书馆里的世界图像

Simone Balayé, Histoire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s origines à 1800, Genève, Droz, 1988.

Olivier Bertrand (dir.), Sciences et savoirs sous Charles V,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14.

Léonard Dauphant, Le Royaume des quatre rivières. L'espace politique français (1380-1515), Paris, Champ Vallon, 2012.

Patrick Gautier-Dalché, 《Un problème d'histoire culturelle : perception et représentation de l'espace au Moyen Âge》, Médiévales, vol. 9, no 18, 1990, p. 5-15.

Yann Potin, 《Des inventaires pour catalogues? Les archives d'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la librairie royale du Louvre (1368-1429)》, in Hans Erich Bödeker et Anne Saada (dir.), Bibliothek als Archiv, actes du colloque de Göttingen (20-22 mars 2003),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7, p. 119-139.

1420年 英国人的法兰西？

Paul Bonenfant, Du meurtre de Montereau au traité de Troyes, Bruxelles, Palais des Académies, 1958.

Boris Bove, La Guerre de Cent Ans, Paris, Belin, 2015.

Jean-Pierre Guichard, Paul Reynaud, un homme d'État dans la tourmente (septembre 1939-juin 1940), Paris,L'Harmattan, 2008.

Jean-Marie Moeglin, 《Récrire l'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Cent Ans. Une relecture historique et historiographique du traité de Troyes (21 mai 1420)》, Revue historique, no 664, 2012, p. 887-919.

Yann Potin, 《1420, traité de Troyes. Le rêve oublié d'une paix perpétuelle》, in Patrick Boucheron (dir.), Histoire du monde au XV e siècle, Paris, Fayard, 2009, p. 320-324.

1446年 一位在帕米耶的黑奴

Mathieu Arnoux, 《Effacement ou abolition? Réflexion sur la disparition de l'esclavage dans l'Europe non méditerranéenne (XIe-XIVe siècle)》, in Stefan Hanss et Juliane Schiel (dir.), Mediterranean Slavery Revisited (500-1800), Zurich, Chronos Verlag, 2014, p. 49-74.

Fabienne Guillén et Salah Trabelsi (dir.), Les Esclavages en Méditerranée. Espaces et dynamiqueséconomiques,Madrid, Casa de Velázquez, 2012.

Jacques Heers, Esclaves et domestiques au Moyen Âge dans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Paris, Fayard, 1981; rééd. Paris, Hachette, coll. 《Pluriel》, 2006.

Jules de Lahondès, 《Un procès d'esclave au XVe siècle》,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du Midi de la France, t. XIII, 1883-1885, p. 334-342 (en ligne sur Gallica).

Charles Verlinden, L'Esclavage dans l'Europe médiévale, t. 1: Péninsule Ibérique, France, Bruges, De Tempel, 1955; t. 2: Italie, colonies italiennes du Levant, Levant latin, Empire byzantin, Bruges-Gand, De Tempel, 1977.

1456年 雅克·科尔在希俄斯岛逝世

Les Affaires de Jacques Cœur. Journal du procureur Dauvet, procès-verbaux de séquestre et d'adjudication, éd. par Michel Mollat, Paris, Armand Colin, 1952-1953, 2 vol.

Jacques Heers, Jacques Cœur (1400-1456), Paris, Perrin, 1997.

Michel Mollat, Jacques Cœur ou l'Esprit d'entreprise au XV e siècle, Paris, Aubier, 1985.

1484年 在奥弗涅的土耳其王子

Didier Delhoume, Le Turc et le chevalier. Djem Sultan, un prince ottoman entre Rhodes et Bourganeuf au XVe siècle, Limoges, Culture et patrimoine en Limousin, 2004.

Louis Thuasne, Djem Sultan. Étude sur la question d'Orient à la fin du XVe siècle, Paris, Ernest Leroux, 1892. Nicolas Vatin, L'Ordre de Saint-Jean-de-Jérusalem, l'Empire ottoman et la Méditerranée orientale entre les deux sièges de Rhodes (1480-1522), Paris / Louvain, Peeters, 1994.

Nicolas Vatin, Sultan Djem, un prince ottoman dans l'Europe du XV e siècle d'après deux sourcescontemporaines: Vâḳı'ât-ı Sulṭân Cem,Œuvres de Guillaume Caoursin, Ankara, Société turque d'histoire, 1997.

Nicolas Vatin, Les Ottomans et l'Occident (XV e-XVIe siècle), Istanbul, Isis, 2001.

1494年 查理八世南征意大利，与世界失之交臂

David Abulafia (dir.), The French Descent into Renaissance Italy (1494-1495):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Aldershot, Ashgate, 1995.

Patrick Boucheron (dir.), Histoire du monde au XV e siècle, Paris, Fayard, 2009 (notamment les articles 《Le laboratoire italien》, 《Le traité de Tordesillas》 de Jean-Frédéric Schaub, et 《L'armée de Charles VIII franchit les Alpes》 de Patrick Gilli).

Henri-François Delaborde, L'Expédition de Charles VIII en Italie. Histoire diplomatique et militaire, Paris, Firmin-Didot, 1888.

Charles-André Julien, Les Voyages de découverte et les premiers établissements (XV e-XVIe siècle), Paris, PUF,1948.

1515年 他在马里尼亚诺意欲何为？

Benjamin Deruelle, De papier, de fer et de sang. Chevaliers et chevalerie à l'épreuve de la modernité (ca.1460-ca. 1620),Paris, Presses de la Sorbonne, 2015.

Antoine Leduc, Sylvie Leluc et Olivier Renaudeau (dir.), D'Azincourt à Marignan. Chevaliers et bombardes (1415-1515), Paris, Gallimard / Musée de l'armée, 2015.

Didier Le Fur, Marignan, 13-14 septembre 1515, Paris, Perrin, 2003.

Jean-Marie Le Gall, L'Honneur perdu de François Ier : Pavie, 1525, Paris, Payot, 2015.

Cédric Michon, François Ier . Les femmes, le pouvoir et la guerre, Paris, Belin, 2015.

Amable Sablon du Corail, 1515, Marignan, Paris, Tallandier, 2015.

1534年 蒙马特尔高地誓愿

Pierre-Antoine Fabr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e souvenir du vœu de Montmartre (1534)》, Cahiers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no 24, 2000, p. 2-15.

Enrique García Hernán , Ignace de Loyola. Biographie, trad. fr. par Pierre-Antoine Fabre, Paris, Seuil, 2016. Pedro de Leturia , Estudios ignacianos,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57, t. 1: Estudiosbiográfico,p. 181-200 et 201-223; t. 2: Estudios espirituales, p. 405-411.

1534年 雅克·卡蒂亚与新陆地

Jacques Cartier, Voyages au Canada, suivis du Voyage de Roberval, éd. par Marie-Hélène Fraïssé, Montréal,Lux Éditeur, 2002.

Gilles Havard et Cécile Vidal, Histoire de l'Amérique française, Paris, Flammarion, 2006.

Claude La Charité, 《Jacques Cartier élève d'Ouy-dire dans le Quart Livre de Rabelais》, Méthode! Revue de littératures, no 20, 2012, p. 79-88.

Marie-Christine Pioffet (dir.), 《Nouvelle-France: fictions et rêves compensateurs》, Tangence, no 90, 2009.

Marcel Trudel, Histoire de la Nouvelle-France, t. 1: Les Vaines Tentatives (1524-1603), Montréal, Fides, 1963.

1536年 从考文到加尔文

Patrick Cabanel, Histoire des protestants en France (XVIe-XXIe siècle), Paris, Fayard, 2012.

Jean Calvin, Institution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1541), éd. critique par Olivier Millet, Genève, Droz, 2009,2 vol.

Bernard Cottret, Calvin. Biographie, Paris, Jean-Claude Lattès, 1995.

Denis Crouzet, Jean Calvin. Vies parallèles, Paris, Fayard, 2000.

Bruce Gordon, John Calvin's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Heiko Oberman, John Calvin and the Reformation of the Refugees, Genève, Droz, 2009.

1539年 法语帝国

Gilles Boulard, 《L'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 le temps de la clarté et la stratégie du temps (1539-1992)》, Revue historique, vol. 301, no 1, 1999, p. 45-100.

Marc Fumaroli, 《Le géni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t. 3: Les France, vol. 3: De l'archive à l'emblème, Paris, Gallimard, 1992, p. 911-973.

Robert J. Knecht, Un prince de la Renaissance. François Ier et son royaume [1994], trad. fr., Paris, Fayard, 1998.

Serge Lusignan, La Langue des rois au Moyen Âge. Le français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 Paris, PUF, 2004. Hélène Merlin-Kajman, 《l'étrange histoire de l'ordonnance de Villers-Cotterêts. Force du passé, force des signes》, Histoire Épistémologie Langage, vol. 33, no 2, 2011, p. 79-101.

1550年 诺曼底人扮演印第安人

Jean-Claude Arnould et Emmanuel Faye (dir.), Rouen 1562. Montaigne et les Cannibales, Publications numériques du CÉRÉdI, Actes de colloque no 8, 2013, ＜http://ceredi.labos.univ-rouen.fr/public/?rouen-1562montaigne-et-les.html＞

Philippe Bonnichon, 《Image et connaissance du Brésil: diffusion en France, de Louis XII à Louis XIII》, in Kátia de Queirós Mattoso et al. (dir.), Naissance du Brésil moderne (1500-1808). XXe Colloque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s sur les civilisations de l'Occident moderne (4-5 mars 1997), Pari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 1998, p. 9-31.

Olive P. Dickason, Le Mythe du sauvage, Québec, Septentrion, 1993.

Beatriz Perrone-Moisés, 《L'alliance normando-tupi au XVIe siècle: la célébration de Rouen》,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méricanistes, vol. 94, no 1, 2008, p. 45-64.

Michael Wintroub, 《Civilizing the Savage and Making a King: The Royal Entry Festival of Henri II (Rouen,1550)》,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vol. 29, no 2, 1998, p. 465-494.

1572年 圣巴托洛缪的时节

Jean-Louis Bourgeon, Charles IX devant la Saint-Barthélemy, Genève, Droz, 1995.

Denis Crouzet, La Nuit de la Saint-Barthélemy. Un rêve perdu de la Renaissance, Paris, Fayard, 1994.

Barbara B. Diefendorf, Beneath the Cross: Catholics and Huguenots in Sixteenth-Century Paris,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Arlette Jouanna, La Saint-Barthélemy. Les mystères d'un crime d'État (24 août 1572), Paris, Gallimard, 2007. Philippe Joutard, Janine Estèbe, Élisabeth Labrousse et Jean Lecuir, La Saint-Barthélemy ou les Résonances d'un massacre, Neuchâtel, Delachaux & Niestlé, 1976.

Nicola Mary Sutherland, The Massacre of St. Bartholomew and the European Conflict (155-1572), Londres,Macmillan, 1973.

1582年 教皇时期的法国

George V. Coyne, Michael Anthony Hoskin et Olaf Pedersen (dir.), Gregorian Reform of the Calendar,Proceedings of the Vatican Conference to Commemorate Its 400th Anniversary (1582-1982),Rome, 1983.

Jérôme Delatour, 《Noël le 15 décembre: la réception du calendrier grégorien en France (1582)》, in MarieClotilde Hubert (dir.), 《Construire le temps. Normes et usages chronologiques à l'époqu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numéro spécial de la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vol. 157, no 2, juillet-décembre 1999, p. 369-416.

1610年 巴洛克时期法国的政治局势

Michel Cassan, La Grande Peur de 1610. Les Français et l'assassinat d'Henri IV, Seyssel, Champ Vallon, 2010.

Serge Gruzinski, Les Quatre Parties du monde. Histoire d'une mondialisation, Paris, Points Seuil, 2006.

Sarah Hanley, 《L'idéologie constitutionnelle en France: le lit de justice》, Annales ESC, vol. 1, no 1, 1982, p. 32-63.

Simon L. Lewis et Mark A. Maslin, 《A Transparent Framework for Defining the Anthropocene Epoch》, The Anthropocene Review, 2015, vol. 2, no 2, p. 128-146.

第六篇 绝对权力

1633年 笛卡尔即世界！

François Azouvi, Descartes et la France. Histoire d'une passion nationale, Paris, Hachette Littératures, 2006. Harold Cook, 《Amsterdam, entrepôt des savoirs au XVII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contemporaine,vol. 55, no 2, 2008, p. 19-42.

Jean-Louis Fabiani, Qu'est-ce qu'un philosophe français?, Paris, Éd.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10.

Delphine Kolesnik-Antoine (dir.) , Qu'est-ce qu'être cartésien?, Lyon, Éd. de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2013.

Stéphane Van Damme, Descartes. Essai d'histoire culturelle d'une grandeur philosophique (XVIIe-XXe siècle),Paris, Presses de Science Po, 2002.

1635年 全力反抗西班牙，从佛兰德斯到安的列斯群岛

Paul Butel, Histoire des Antilles françaises (XVIIe-XXe siècle), Paris, Perrin, 2002.

John H. Elliott, Richelieu et Olivares, Paris, PUF, 1991.

Alain Hugon, Philippe IV. Le siècle de Vélasquez, Paris, Payot, 2014.

Jean-Pierre Moreau, Les Petites Antilles de Christophe Colomb à Richelieu (1493-1635), Paris, Karthala,1992.

Geoffrey Parker, La Guerre de Trente Ans, Paris, Aubier, 1987.

1659年 西班牙向法国出让霸权与可可

Boubacar Barry, La Sénégambie du XV e au XIXe siècle. Traite négrière, Islam et conquête coloniale, Paris,L'Harmattan, 1991.

Alain Hugon, Philippe IV. Le siècle de Vélasquez, Paris, Payot, 2014.

Daniel Nordman, Frontières de France. De l'espace au territoire (XVIe-XIX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98. Marcus Rediker, À bord du négrier. Une histoire atlantique de la traite, Paris, Seuil, 2013.

Jean-Frédéric Schaub, La France espagnole. Les racines hispaniques de l'absolutisme français, Paris, Seuil,2003.

1662年 敦刻尔克，间谍的巢穴

Alain Cabantous, Dix mille marins face à l'Océan, Paris, Publisud, 1991.

Pierre Faulconnier, Description historique de Dunkerque, ville maritime & port de mer très-fameux dans la Flandre Occidentale, Bruges, 1730.

Clyde L. Grose, 《England and Dunkirk》,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9, no 1, 1933, p. 1-27.

Louis Lemaire, Histoire de Dunkerque, des origines à 1900, [1927], rééd. Dunkerque, Westhoek-Éditions,1980.

Renaud Morieux, Une mer pour deux royaumes. La Manche, frontière francoanglaise, XVIIe-XVIIIe siècles,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1664年 科尔贝与数家公司

Bernard Gainot, L'Empire colonial français, de Richelieu à Napoléon, Paris, Armand Colin, 2015.

Philippe Haudrère, Les Compagnies des Indes orientales, Paris, Desjonquères, 2006.

Jean-François Niort, Le Code noir. Idées reçues sur un texte symbolique, Paris, Le Cavalier bleu, 2015.

Frédéric Régent, La France et ses esclaves, de la colonisation aux abolitions (1620-1848), Paris, Grasset, 2007.

Éric Roulet, La Compagnie des îles de l'Amérique et la colonisation des Petites Antilles (1635-1651), Renne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6.

1682年 凡尔赛，法兰西的欧洲之都？

Marie-France Auzépy et Joël Cornette (dir.), Palais et pouvoir. De Constantinople à Versailles, Saint-Den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3.

Mathieu Da Vinha, Le Versailles de Louis XIV. Le fonctionnement d'une résidence royal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Perrin, 2009.

Rahul Markovits, Civiliser l'Europe. Politiques du théâtre frança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Fayard, 2014.

Gérard Sabatier et Margarita Torrione (dir.), Louis XIV espagnol? Madrid et Versailles, images et modèles,

Paris / Versailles,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 Centre de recherche du château de Versailles, 2009.

Caroline Zum Kolk, Jean Boutier, Bernd Klesmann et François Moureau (dir.), Voyageurs étrangers à la courde France (1589-1789),Rennes / Versail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 Centre de recherche du château de Versailles, 2014.

1683年 法国的“1492年”？

Pierre-Henri Boulle, Race et esclavage dans la France de l'Ancien Régime, Paris, Perrin, 2007.

Élisabeth Labrousse, La Révocation de l'édit de Nantes. Une foi, une loi, un roi?, Paris, Payot, 1990.

Jean-François Niort, Le Code noir. Idées reçues sur un texte symbolique, Paris, Le Cavalier bleu, 2015.

Jean Peter, Les Barbaresques sous Louis XIV. Le duel entre Alger et la Marine du roi (1681-1698), Paris, Economica, 1997.

Jean-Frédéric Schaub, La France espagnole. Les racines hispaniques de l'absolutisme français, Paris, Seuil,2003.

1685年 南特敕令的废止是一起欧洲事件

Philip Benedict, Hugues Daussy et Pierre-Olivier Léchot (dir.) , L'Identité huguenote. Faire mémoire et écrire l'histoire (XVIe-XXIe siècle), Genève, Droz, 2014.

Patrick Cabanel, Histoire des protestants en France (XVIe-XXIe siècle), Paris, Fayard, 2012.

Janine Garrisson, l'Édit de Nantes et sa révocation, histoire d'une intolérance, Paris, Seuil, 1985.

Élisabeth Labrousse, 《Une foi, une loi, un roi?》 Essai sur la révocation de l'édit de Nantes, Genève, Labor et Fides / Paris, Payot, 1985.

Michelle Magdelaine et Rudolf von Thadden (dir.), Le Refuge huguenot, Paris, Armand Colin, 1985.

1686年 与暹罗错过的约会

Diary of Kosa Pan, Thai Ambassador to France (June-July 1686) [The], traduit en anglais par Visudh

Busayakul, introduit et annoté par Dirk Van der Cruysse et édité par Michael Smithies,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2002.

Michel Jacq-Hergoualc'h, 《La France et le Siam de 1680 à 1685. Histoire d'un échec》, Revue françaised'histoire d'outre-mer,1995,vol. 82, no 308, p. 257-275.

Chea Boon Kheng, Sejarah Melayu (MS Raffles nº 18, Kuala Lumpur,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98.

Christian Pelras, 《La conspiration des Makassar à Ayuthia en 1686: ses dessous, son échec, son leader malchanceux. Témoignages européens et asiatiques》, Archipel, 1998, vol. 56, no 1, p. 163-198.

Michael Smithies, 《Le lion de Lopburi》, Aséanie, 1999, vol. 4, no 1, p. 87-92, et 《Les gouverneurs français de Phuket, Bangkok et Mergui au XVIIe siècle》, Aséanie, 2001, vol. 7, no 1, p. 59-78.

Dirk Van der Cruysse, Louis XIV et le Siam, Paris, Fayard, 1991.

1712年 《一千零一夜》或是安托万·加朗的编造

Mohamed Abdel-Halim, Antoine Galland: sa vie et son œuvre, Paris, A.G. Nizet, 1964.

Journal d'Antoine Galland pendant son séjour à Constantinople (1672-1673), éd. par Charles Schefer, Paris,Leroux, 1881; rééd. Paris, Maisonneuve & Larose, 2002. – Le Journal d'Antoine Galland (1646-1715: la période parisienne), éd. par Frédéric Bauden et Richard Waller, Louvain, Peeters, vol. 1, 2011.

Sylvette Larzul, Les Traductions françaises des 《Mille et Une Nuits》. Étude des versions Galland, Trébutien et Mardrus, Paris, L'Harmattan, 1996.

Georges May, 《Les Mille et Une Nuits》 d'Antoine Galland ou le Chef-d'Œuvre invisible, Paris, PUF, 1986.

Mille et Une Nuits [Les], ouvrage publié à l'occasion de l'exposition 《Les Mille et Une Nuits》 à l'Institut du monde arabe (27 novembre 2012-28 avril 2013), Paris, Hazan, 2012.

1715年 路易十四宫廷的波斯人

Maurice Herbette, Une ambassade persane sous Louis XIV, d'après des documents inédits, Paris, Perrin, 1907. Rudi Matthee, Persia in Crisis: Safavid Decline and the Fall of Isfahan, Londres / New York, Tauris, 2012.

Thierry Sarmant, 1715: la France et le monde, Paris, Perrin, 2014.

Anne-Marie Touzard, Le Drogman Padery, émissaire de France en Perse (1719-1725), Paris, Geuthner, 2005.

1720年 苏格兰人搅动的一场风雨

Edgar Faure, La Banqueroute de Law, Paris, Gallimard, 1977.

Claude-Frédéric Lévy, Capitalistes et pouvoir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Paris, Mouton, 1980, 3 vol.

Antoin E. Murphy, John Law: Economic Theorist and Policy-Mak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Larry Neal, 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 the Age of Reas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François R. Velde, 《Was John Law's System a Bubble? The Mississippi Bubble Revisited》, in Jeremy Atack et Larry Neal (dir.),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9-120.

第七篇 启蒙运动时期的民族

1751年 世界的所有知识

Jeremy L. Caradonna, 《Prendre part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Le concours académique et la culture intellectuelle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2009 / 3, 64e année, p. 633-662.

Jean-Luc Chappey, Ordres et désordres biographiques. Dictionnaires, listes de noms et réputation, desLumières à Wikipédia,Seyssel, Champ Vallon, 2013.

Christophe Charle (dir.), Le Temps des capitales culturelles (XVIIIe-XXe siècle), Seyssel, Champ Vallon, 2009. Robert Darnton, L'Aventure de l'《Encyclopédie》 (1775-1800), un best-seller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1982],Paris, Seuil, coll. 《Points-Histoire》, 2013.

Antoine Lilti, Le Monde des salons.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Fayard, 2005.

François Regourd et James McClellan III, The Colonial Machine: French Science and Overseas Expansion in the Old Regime, Turnhout, Brepols, 2011.

1763年 王国换帝国

Pierre-Yves Beaurepaire,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1715-1789), Paris, Belin, 2011.

Saliha Belmessous, 《Assimilation and Racialism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Colonial Polic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0, no 2, 2005, p. 322-349.

Elsa Dorlin, La Matrice de la race. Généalogie sexuelle et coloniale de la nation français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9.

Gilles Havard, 《Les forcer à devenir Citoyens. État, sauvages et citoyenneté en Nouvelle-France (XVIIe-XVIIIe siècl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2009 / 5, 64e année, p. 985-1018.

Cécile Vidal (dir.), Français? La nation en débat entre colonies et métropole (XVIe-XIXe siècle), Paris, Éd.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14.

1769年 世界是一场交谈

Louis-Antoine de Bougainville, Voyage autour du monde [1771], éd. par Michel Bideaux et Sonia Faessel, Pari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Paris-Sorbonne, 2001.

Paul Cheney, Revolutionary Commerce: Globalization and the French Monarc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Denis Diderot, 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 éd. par Michel Delon, Paris, Gallimard, coll. 《Folio classique》, 2002.

John Gascoigne, Encountering the Pacific in the Age of the Enlightenment,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Harry Liebersohn, The Traveler's World: Europe to the Pacifi,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Étienne Taillemite, Bougainville et ses compagnons autour du monde (1766-1769),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77.

1771年 《美女与野兽》，法国宫廷里的奇妙场景

David Charlton, Grétry and the Growth of Opéra-Comiq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Bruno Demoulin et Françoise Tilkin (dir.), 《Grétry, un musicien international dans l'Europe des Lumières》,dossier thématique de la revue Art & Facts, no 32, 2013.

《La Belle et la Bête》. Quatre métamorphoses (1742-1779), textes établis et annotés par Sophie Allera et

Denis Reynaud, Saint-Étienne,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Étienne, 2004.

Mélanie Traversier, 《Musique virile et airs futiles. Génie national et genre musical au miroir de la rivalité entre deux capitales lyriques, Paris et Naples (vers 1750-vers 1815)》, in Olivier Forlin (dir.), Anticléricalisme, minorités religieuses et échanges culturels entre la France et l'Italie. De l'Antiquité au XX e siècle, Paris, L'Harmattan, 2006, p. 219-249.

Philippe Vendrix (dir.), Grétry et l'Europe de l'opéra-comique, Liège, Mardaga, 1992.

1773年 大东方引发了共济会的革命

Pierre-Yves Beaurepaire (dir.), Dictionna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Paris, Armand Colin, 2014.

Ran Halévi, Les Loges maçonnique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Aux origines de la sociabilitédémocratique,Paris, Armand Colin, 1984.

Daniel Kerjan, Dictionnaire du Grand Orient de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2.

Daniel Kerjan, Les Débuts de la franc-maçonnerie française, de la Grande Loge au Grand Orient (1688-1793),Paris, Dervy, 2014.

Alain Le Bihan, Francs-maçons parisiens du Grand Orient de France (fin du XVIIe siècle), Paris, Commission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Mémoires et documents》, no 19, 1966.

1784年 被关进巴士底狱的萨德，世界的萨德

Julian Barnes, 《An Unlikely Lunch: When Maupassant Met Swinburne》, The Public Domaine Review, 2012,＜https: //publicdomainreview.org / 2012 / 01 / 24 / anunlikely-lunch-when-maupassant-met-swinburne＞ Edmond et Jules de Goncourt, Journal. Mémoires de la vie littéraire, Paris, Robert Laffont, coll.

《Bouquins》, 1989, 3 vol.

Jean-Jacques Pauvert, Nouveaux (et moins nouveaux) visages de la censure, suivi de L'Affaire Sad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94.

Jean-Jacques Pauvert, Sade vivant, édition intégrale revue et augmentée, Paris, Le Tripode, 2013.

Sade, Les Infortunes de la vertu, préface de Michel Delon, transcription et notes par Jean-Christophe Abramovici, Paris, CNRS Éditions, 1995.

1789年 全球革命

Condorcet, 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Paris, Masson et fils, 1822 Annie Jourdan, La Révolution batave entre la France et l'Amérique (1795-1806),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8.

Annie Jourdan, 《Tumultuous Contexts and Radical Ideas (1783-1789): The “Pre-Revolution” in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in David Andress (di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92-108.

La Fayette, Mémoires, correspondance et manuscrits du général La Fayette, Paris, Fournier, 1837, vol. 2.

1790年 向世界宣布和平

Marc Belissa, Fraternité universelle et intérêt national (1713-1795). Les cosmopolitiques du droit des gens, Paris, Kimé, 1998.

David A. Bell, La Première Guerre totale. L'Europe de Napoléon et la naissance de la guerre moderne, Seyssel, Champ Vallon, 2010 [éd. américaine 2007].

Antonino De Francesco, Judith Miller et Pierre Serna (dir.), Republics at War (1776-1840): Revolutions,Conflicts and Geopolitics in Europe and the Atlantic Worl,Londr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Albert Mathiez, La Révolution et les étrangers. Cosmopolitisme et défense nationale, Paris,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1918.

Sophie Wahnich, L'Impossible Citoyen. l'étranger dans le discour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1791年 革命中的种植园

Marcel Dorigny et Bernard Gainot,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 (1788-1799).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l'abolition de l'esclavage,Paris, Unesco, 1998.

Laurent Dubois, Les Vengeurs du Nouveau Monde.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haïtienne, Bécherel, Les Perséides, 2005.

Carolyn Fick, Haïti: naissance d'une nation. La révolution de Saint-Domingue vue d'en bas, Bécherel, Les Perséides, 2014.

David Geggus, Haitian Revolutionary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ierre Serna, 《Que s'est-il dit à la Convention les 15, 16 et 17 pluviôse an II? Ou lorsque la naissance de la citoyenneté universelle provoque l'invention du “crime de lèse-humanité”》,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Cahiers de l'Institut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o 7, 2014, en ligne.

1793年 巴黎，自然世界的首都

Claude Blanckaert, Claudine Cohen, Pietro Corsi et Jean-Louis Fischer (dir.), Le Muséum au premier siècle de son histoire, Paris, Éd. du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1997.

Marie-Noëlle Bourguet et Christophe Bonneuil (dir.), 《De l'inventaire du monde à la mise en valeur du globe. Botanique et colonisation (fin XVIe siècle-début XXe siècle)》, dossier thématique de la Revue françaised'histoire d'outre-mer,vol. 86, nos 322-323, 1999.

Marie-Noëlle Bourguet et Pierre-Yves Lacour, 《Les mondes naturalistes: Europe (1530-1802)》, in

Dominique Pestre (dir.), 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oirs, de la Renaissance à nos jours, t.1 : De la Renaissance aux Lumières (Stéphane Van Damme,dir.), Paris, Seuil, 2015.

Pierre-Yves Lacour, La République naturaliste. Collections d'histoire naturelle et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9 1804), Paris, Éd. du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2014.

Emma C. Spary, L e Jardin d'utopie. L'histoire naturelle en France, de l'Ancien Régime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Éd. du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2005.

1794年 恐怖在欧洲

Bronislaw Baczko, Comment sortir de la Terreur. Thermidor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Gallimard, 1989.

Françoise Brunel, Thermidor: la chute de Robespierre (1794), Bruxelles, Complexe, 1989.

Annie Jourdan, 《Les discours de la terreur à l'époque révolutionnaire (1776-1798). Étude comparative sur une notion ambiguë》,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6, no 1, 2013, p. 51-82.

Jean-Clément Martin, La Terreur, part maudite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Gallimard, coll. 《Découvertes》, 2010. Guillaume Mazeau, 《La “Terreur”, laboratoire de la modernité》, in Jean-Luc Chappey, Bernard Gainot, Guillaume Mazeau, Frédéric Régent et Pierre Serna, Pour quoi faire la Révolution, Marseille, Agone, 2012.

第八篇 世界革命的故乡

1795年 “文学共和国孕育了多个共和国”

Christopher A.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Indian Thought in the Age of Liberalism and Empi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Sophie-Anne Leterrier, L'Institution des sciences morales.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1795-1850),Paris, L'Harmattan, 1995.

Mémoires de l'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et arts, pour l'an IV de la République.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Paris, Baudouin imprimeur de l'Institut national, Thermidor an VI, t. 1.

Andrew Sartori et Samuel Moyn (dir.),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Martin S. Staum, Minerva's Message: Stabiliz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Montré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98年 征服埃及

Marie-Noëlle Bourguet, Daniel Nordman, Vassilis Panayotopoulos et Maroula Sinarellis (dir.), Enquêtes en Méditerranée. Les expéditions françaises d'Égypte, de Morée et d'Algérie, actes du colloque d'Athènes Nauplie (8-10 juin 1995), Athènes, Institut de recherches néo-helléniques / FNRS, 1999.

Henry Laurens, L'Expédition d'Égypte (1798-1801), Paris, Seuil, 1997.

François Pouillon (dir.), Dictionnaire des orientalistes de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IISMM / Karthala, 2008. André Raymond, Égyptiens et Français au Caire (1798-1801), Le Caire,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98.

Robert Solé et Dominique Valbelle, La Pierre de Rosette, Paris, Seuil, 1999.

1804年 适用于多国的唯一法典

Frédéric Audren et Jean-Louis Halpérin, La Culture juridique française. Entre mythes et réalités (XIXe-XXe siècle), Paris, CNRS Éditions, 2013.

Pio Caroni, Saggi sulla storia della codificazion, Milan, Giuffrè, 1998.

Jean-Louis Halpérin, L'Impossible Code civil, Paris, PUF, 1992.

Jean-Louis Halpérin, 《Deux cents ans de rayonnement du Code civil des Français?》, Les Cahiers de droit, vol. 46, nos 1-2, 2005, p. 229-251.

Xavier Martin, Mythologie du Code Napoléon. Aux soubassements de la France moderne, Bouère, Dominique Martin Morin, 2003.

1804年 伏尔泰式加冕

José Cabanis, Le Sacre de Napoléon (2 décembre 1804), Paris, Gallimard, 2007.

Jean-Jacques Régis de Cambacérès, Mémoires inédits, présentation et notes de Laurence Chatel de Brancion,Paris, Perrin, 1999.

Thierry Lentz (dir.), Le Sacre de Napoléon (2 décembre 1804), Paris, Nouveau Monde, 2003.

Thierry Sarmant, Florian Meunier, Charlotte Duvette et Philippe de Carbonnières (dir.), Napoléon et Paris.Rêves d'une capitale,Paris, Paris Musées, 2015.

1808年 拿破仑和西班牙，一段大西洋的历史

Jean-Baptiste Busaall, Le Spectre du jacobinisme. L'expérience constitutionnell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 premier libéralisme espagnol (1808-1814), Madrid, Casa de Velázquez, 2012.

Alejandro E. Gómez, Le Spectre de la révolution noire. L'impact de la révolution haïtienne dans le mondeatlantique (1790-1886),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3.

François-Xavier Guerr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révolutions hispaniques, filiations et parcours》, Problèmes d'Amérique latine, no 94, Paris, La Découverte, 1989, p. 3-26.

François-Xavier Guerra (dir.), 《L'Amérique latine face 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n Actes du colloque de l'AFSSAL (juin 1989), vol. 1: 《L'Amérique latine face 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époque révolutionnaire: adhésions et rejets》, Caravelle, vol. 54, no 1, juin 1990; vol. 2: 《L'héritage révolutionnaire: une modernité de rupture》, Cahiers des Amérique latines, no 10, 1990.

Richard Hocquellet, Résistance et révolution durant l'occupation napoléonienne en Espagne (1808-1812), Paris, La Boutique de l'Histoire, 2001.

1811年 帝国将剩下什么

François Antoine, Jean-Pierre Jessenne, Annie Jourdan et Hervé Leuwers (dir.), L'Empire napoléonien : uneexpérience européenne?,Paris, Armand Colin, 2014.

Michael Broers, 《Pride and Prejudice: The Napoleonic Empire through the Eyes of Its Rulers》, in Ute Planert(dir.), Napoleon's Empire: European Politics in Global Perspectiv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307-317.

Annie Jourdan et al. (dir.), 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 publiée par la Fondation Napoléon, t. 10: Un GrandEmpire (mars 1810-mars 1811),Paris, Fayard, 2014.

Luigi Mascilli Migliorini, 《Les fondements de l'Empire en 1810》, in Thierry Lentz (dir.), 1810: le tournant de l'Empire, Paris, Nouveau Monde / Fondation Napoléon, 2010, p. 405-411.

1815年 欧洲博物馆的元年？

Philippe Bordes 《Le Musée Napoléon》, in Jean-Claude Bonnet (dir.), L'Empire des Muses. Napoléon, lesarts et les lettres,Paris, Belin, 2004, p. 79-89.

Xavier Perrot, De la restitution internationale des biens culturels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Vers une autonomie juridique, thèse d'histoire du droit de l'université de Limoges, 2005, ＜http://epublications.unilim.fr/theses/2005/perrot-xavier/perrot-xavier.pdf＞

Édouard Pommier, 《Réflexions sur le problème des restitutions d'oeuvres d'art en 1814-1815》, in Dominique-Vivant Denon. L'oeil de Napoléon, Paris, Éd. de la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1999, p. 254257.

Dominique Poulot, Musée, nation, patrimoine (1789-1815), Paris, Gallimard, 1997.

Bénédicte Savoy, Patrimoine annexé. Les biens culturels saisis par la France en Allemagne autour de 1800,Paris, Éd.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2003, 2 vol.

1816年 天气变坏

Jean-Baptiste Fressoz et Fabien Locher, Le Climat fragile de la modernité, à paraître aux Éditions du Seuil. Charles Richard Harington (dir.), The Year without a Summer? World Climate in 1816, Ottawa, Canadian Museum of Nature, 1992.

Bernice de Jong Boers, 《Mount Tambora in 1815: A Volcanic Eruption in Indonesia and Its Aftermath》, Indonesia, vol. 60, 1995, p. 37-59.

John D. Post, The Last Great Subsistence Crisis in the Western Worl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Gillen D'Arcy Wood, L'Année sans été. Tambora, 1816: le volcan qui a changé le cours de l'histoire, Paris,La Découverte, 2016.

1825年 拯救希腊人

Denys Barau, La Cause des Grecs. Une histoire du mouvement philhellène (1821-1829),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09.

Michel Espagne et Gilles Pécout (dir.), 《Philhellénismes et transferts culturels dans l'Europe du xixe siècle》,dossier thématique de la Revue germanique internationale, nos 1-2, 2005, Paris, CNRS Éditions.

Natalie Klein, 《L'humanité, le christianisme et la liberté》. Die internationale philhellenischeVereinsbewegung der 1820er Jahre,Mayence, Zabern, 2000.

Hervé Mazurel, Vertiges de la guerre. Byron, les philhellènes et le mirage grec,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3.

William Saint Clair,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The Philhellenes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Londr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832年 一个霍乱的法国

Peter Baldwin,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1830-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trice Bourdelais et Jean-Yves Raulot, Une peur bleue. Histoire du choléra en France (1832-1854), Paris, Payot, 1987.

Madeleine Bourset, Casimir Perier, un prince financier au temps du romantism,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94.

Sylvia Chiffoleau, Genèse de la santé publique internationale. De la peste d'Orient à l'OMS,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2.

Gérard Jorland, Une société à soigner. Hygiène et salubrité publiques en France au XIX 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2010.

1840年 乌托邦年

Thomas Bouchet, Vincent Bourdeau, Edward Castleton, Ludovic Frobert et François Jarrige (dir.), Quand les socialistes inventaient l'avenir (1825-1860),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5.

Michel Cordillot, Utopistes et exilés du Nouveau Monde. Des Français aux États-Unis, de 1848 à laCommune,Paris, Vendémiaire, 2013.

Michèle Riot-Sarcey, Le Réel de l'utopie. Essai sur le politique au XIXe siècle, Paris, Albin Michel, 1998.

Laurent Vidal, Ils ont rêvé d'un autre monde, Paris, Flammarion, 2014.

1842年 文学成为世界的

Margaret Cohen, The Sentimental Education of the Nov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Jérôme David, Balzac, une éthique de la description,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10.

Geneviève Espagne et Udo Schöning (dir.), Claude Fauriel et l'Allemagne. Idées pour une philologie descultures,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14.

Franco Moretti, Atlas du roman européen (1800-1900), trad. par J. Nicolas, Paris, Seuil, 2000 (plus particulièrement le chap. 3).

Marie-Ève Thérenty (dir.), 《Les mystères urbains au prisme de l'identité nationale》, dossier thématique de la revue Médias, no 19, 2013 (en ligne).

1848年 革命之都

Sylvie Aprile, Raymond Huard, Pierre Lévêque et Jean-Yves Mollier, La Révolution de 1848 en France et en Europe,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98.

Cristián Gazmuri, El 《48》 chileno. Igualitarios, reformistas radicales, masones y bomberos, Santiago, Editorial Universitaria, 1999, 2e éd.

Maurizio Gribaudi et Michèle Riot-Sarcey, 1848, la révolution oublié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8.

Jonathan Sperber,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1848-18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Miles Taylor, 《The 1848 Revolutions and the British Empire》, Past and Present, vol. 166, no 1, 2000, p. 146180.

1852年 监狱殖民

Louis-José Barbançon, L'Archipel des forçats. Histoire du bagne de Nouvelle-Calédonie (1863-1931),Villeneuve-d'Ascq,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2003.

Danielle Donet-Vincent, De soleil et de silences. Histoire des bagnes de Guyane, Paris, La Boutique de l'Histoire, 2003.

Michel Pierre, Bagnards. La Terre de la grande punition (Cayenne, 1852-1953), Paris, Autrement, 2000. Jean-Lucien Sanchez, À perpétuité. Relégués au bagne de Guyane, Paris, Vendémiaire, 2013.

https://criminocorpus.org/fr/

第九篇 法国式的全球化

1858年 显圣之地

Joachim Bouflet et Philippe Boutry, Un signe dans le ciel. Les apparitions de la Vierge, Paris, Grasset, 1997. Ruth Harris, Lourdes. La grande histoire des apparitions, des pèlerinages et des guérisons, Paris, Jean-Claude Lattès, 2001.

René Laurentin,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Bernard Billet et Paul Galland, Lourdes. Documents authentiques, Paris, Lethielleux, 1957-1965, 7 vol.

1860年 另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

Paul Bairoch, Commerce extérieur et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Europe au XIXe siècle, Paris / La Haye, Mouton, 1976.

Peter T. Marsh, Bargaining on Europe : Britain and the First Common Market (1860-189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John V.C. Nye, War, Wine and Tax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nglo-French Trade (1689-1900),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David Todd, L'Identité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Libre-échange et protectionnisme (1814-1851), Paris, Grasset, 2008.

Patrick Verley, l'Échelle du monde. Essai sur l'industrialisation de l'Occident, Paris, Gallimard, coll. 《Tel》, 2013, 2e éd.

1863年 “阿尔及利亚将成为一个阿拉伯王国”

Charles-Robert Ageron, 《Abd el-Kader souverain d'un royaume arabe d'Orient》, Revue de l'Occidentmusulman et de la Méditerranée,vol. 8, no 1, 1970, p. 15-30.

Henry Laurens, Le Royaume impossible. La France et la genèse du monde arabe, Paris, Armand Colin, 1990. Michel Levallois, Ismaÿl Urbain. Royaume arabe ou Algérie franco-musulmane? (1848-1870), Paris, Riveneuve, 2012.

Annie Rey-Goldzeiguer, Le Royaume arabe. La politique algérienne de Napoléon III (1861-1870), Alger, SNED, 1977.

1869年 一条东西方之间的运河

Siegfried Giedion, 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 A Contribution to Anonymous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69 [1948].

Valeska Huber, Channelling Mobilities: Migration and Globalisation in the Suez Canal Region and Beyond (1869-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Caroline Piquet, Histoire du canal de Suez, Paris, Perrin, 2009.

Sylvie Schweitzer, 《Der Ingenieur》, in Ute Frevert et Heinz-Gerhard Haupt (dir.), Der Mensch des 19.Jahrhunderts,Essen, Magnus, 2004 [1999].

1871年 局部的革命，全球的神话

Quentin Deluermoz, Le Crépuscule des révolutions (1848-1871), Paris, Seuil, 2012.

Éric Fournier, La Commune n'est pas morte, Paris, Libertalia, 2013.

Laure Godineau, Retour d'exil. Les anciens communards au début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thèse sous la dir. de Jean-Louis Robert, Paris 1, 2000.

Philip Katz, From Appomattox to Montmartre: Americans and the Paris Commun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Jacques Rougerie, Tristan Haan, Georges Haupt et Miklos Molnar (dir.), 《Jalons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Paris》, numéro spécial de 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 17, 1972.

1875年 世界计量

Ken Alder, Mesurer le monde. L'incroyable histoire de l'invention du mètre, Paris, Flammarion, coll.

《Champs》, 2005 [2002].

Martin H. Geyer et Johannes Paulmann (dir.), The Mechanics of Internationalism: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from the 1840s to the Firs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Conférence diplomatique du mètr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75. Emily S. Rosenberg (dir.), A World Connecting (187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

1882年 定义民族

Claude Digeon, La Crise allemande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1870-1914), Paris, PUF, 1992, 2e éd.

Céline Trautmann-Waller, 《Langue, peuple, race, nation. Usages de la notion de race, frontières disciplinaires et enjeux politiques chez les philologues en France et en Allemagne dans la deuxièm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in Carole Reynaud-Paligot (dir.), Tous les hommes sont-ils égaux? Histoire comparée des penséesraciales (1860-1930),Munich, Oldenbourg, 2009.

Sylvain Venayre,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Quand les historiens racontaient la nation, Paris, Seuil, 2013.

1883年 从赞比西河到科雷兹，唯一的世界语言？

Ivan Barko, 《L'Alliance française: les années Foncin (1883-1914). Contexte, naissance, mutations》, Documents pour l'histoire du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ou seconde, no 25, 2000.

Pascale Casanova, La Langue mondiale. Traduction et domination, Paris, Seuil, 2015.

Bernard Cerquiglini, Une langue orpheline, Paris, Minuit, 2007.

François Chaubet, La Politique culturelle française et la diplomatie de la langue. L'Alliance française (1883 1940), Paris, L'Harmattan, 2006.

Philippe Vigier, 《Diffusion d'une langue nationale et résistance des patois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Romantisme, vol. 9, nos 25-26, 1979, p. 191-208.

1889年 热带地区的“秩序与进步”

Angela Alonso, 《De positivismo e de positivistas: interpretações do positivismo brasileiro》, RevistaBrasileira de Informação Bibliográfica em Ciências Sociais (BIB,no 42, 2e semestre 1996, Rio de Janeiro, p.

109-134.

Mario Carelli, Cultures croisées. Histoire des échanges culturels entre la France et le Brésil, de la Découverte aux Temps modernes, Paris, Nathan, 1993.

José Murilo de Carvalho, A formação das almas: o imaginário da República no Brasil, São Paulo, Companhia das Letras, 1990.

Angela de Castro Gomes, Dulce Chaves Pandolfi, Verena Alberti et Américo Freire (dir.), A República noBrasil,Rio de Janeiro, Nova Fronteira, 2002.

Katia de Queirós Mattoso, Idelette Muzart-Fonseca dos Santos et Denis Rolland (dir.), Modèles politiques et culturels au Brésil. Emprunts, adaptations, rejets, Pari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 2003.

1891年 对帝国进行巴氏消毒

Jean-Pierre Dozon, 《Pasteurisme, médecine militaire et colonisation》, in Michel Morange (dir.), L'Institut Pasteur. Contributions à son histoir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1, p. 269-278.

Annick Guénel, 《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Overseas Pasteur Institute, or the Beginning of Albert Calmette's Pastorian Career》, Medical History, vol. 43, no 1, 1999, p. 1-25.

Laurence Monnais-Rousselot, Médecine et colonisation. L'aventure indochinoise (1860-1939), Paris, CNRSÉditions, 1999.

Anne-Marie Moulin, 《Patriarchal Science: The Network of the Overseas Pasteur Institutes》, in Patrick Petitjean, Catherine Jami et Anne-Marie Moulin (dir.), Science and Empire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p. 307-322.

Kim Pelis, Charles Nicolle, Pasteur's Imperial Missionary: Typhus and Tunisia,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6.

1892年 “没有人是无辜的！”

Constance Bantman, The French Anarchists in London (1880-1914) : Exile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First Globalisation,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3.

Vivien Bouhey, Les Anarchistes contre la République.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réseaux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1880-1914),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9.

Richard Bach Jensen, T he Battle against Anarchist Terrorism: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878-19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Jean Maitron, Le Mouvement anarchiste en France, Paris, Maspero, 1975, 2 vol.; rééd. Paris, Gallimard, 2011. John Merriman, Dynamite Club. L'invention du terrorisme à Paris, Paris, Tallandier, 2009.

1894年 德雷福斯，欧洲事件

Marie Aynié, Les Amis inconnus. Se mobiliser pour Dreyfus (1897-1899), Toulouse, Privat, 2011.

Michel Drouin (dir.), L'Affaire Dreyfus. Dictionnaire, Paris, Flammarion, 2006, 2e éd.

Vincent Duclert, Alfred Dreyfus. L'honneur d'un patriote, Paris, Fayard, 2006.

Ruth Harris, L'Homme de l'île du Diable. Une histoire des passions dans l'affaire Dreyfus, Paris, Presses de la Cité, 2015 (éd. originale, Londres, 2010).

Bertrand Joly,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ffaire Dreyfus, Paris, Fayard, 2014.

1900年 法国向世界表示欢迎

Pierre Birnbaum (dir.), La France de l'affaire Dreyfus, Paris, Gallimard, 1994.

Isabelle Chalet-Bailhache (dir.), Paris et ses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 Architectures (1855-1937), Paris, Éd. du Patrimoine, 2008.

Christophe Charle, Paris, fin de siècle. Culture et politiqu, Paris, Seuil, 1998.

Richard D. Mandell, Paris 1900: The Great World's Fai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

Brigitte Schroeder-Gudehus et Anne Rasmussen, Les Fastes du progrès. Le guide des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 (1851-1992), Paris, Flammarion, 1992.

1903年 法国科学X射线下的光芒

Archives du Musée Curie, AIR_LC.MC.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fonds Pierre et Marie Curie.

Karine Blanc, Pierre Curie. Correspondances, Saint-Rémy-en-l'Eau, Éd. Monelle Hayot, 2009.

Elisabeth Crawford, La Fondation des prix Nobel scientifiques (1901-1915, Paris, Belin, 1988.

Pierre Radvanyi, Les Curie, pionniers de l'atome, Paris, Belin, 2005.

Site du prix Nobel, base de données et archives sur les récipiendaires: ＜https: //www.nobelprize.org/nomination/archive/list.php＞

第十篇 风暴中的现代性

1907年 现代艺术的宣言

William Rubin (dir.), P icasso and Braque: A Symposium, New York,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1992. William Rubin, Judith Cousins et Pierre Daix, Picasso and Braque: Pioneering Cubism, New York,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1993.

William Rubin, Hélène Seckel-Klein et Judith Cousins, 《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New York,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1994.

Hélène Seckel, 《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Paris, Éd. de la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1964.

1913年 属于英国人的漫步

Marc Boyer, L'Invention de la Côte d'Azur. L'hiver dans le Midi, La Tour d'Aigues, Éd. de l'Aube, 2001.Ralph Schor, Stéphane Mourlane et Yvan Gastaut, Nice cosmopolite (1860-2010), Paris, Autrement, 2010. Sylvain Venayre, Panorama du voyage (1780-1920),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2.

1914年 从“大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Stéphane Audoin-Rouzeau, Annette Becker et Leonard V. Smith, France and the Great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Bruno Cabanes, The Great War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itarianism (1918-19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Robert Gerwarth et Erez Manela (dir.), Empires at War (1911-192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John Horne et Alan Kramer, German Atrocities (1914): A History of Denia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trad. fr. Les Atrocités allemandes (1914), Paris, Tallandier, 2005; rééd. Tallandier, coll. 《Texto》,2011.

Jay Winter (di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trad. fr.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 Fayard, 2013.

1917年 卡纳克视野

Alban Bensa, Kacué Yvon Goromoedo et Adrian Muckle, Les Sanglots de l'aigle pêcheur. NouvelleCalédonie: la guerre kanak de 1917,Toulouse, Anacharsis, 2015.

Sylvette Boubin-Boyer (dir.), Révoltes, conflits et guerres mondiales en Nouvell-Calédonie et dans sa région,Paris, L'Harmattan, 2008.

Maurice Leenhardt, Gens de la Grande Terre, Paris, Gallimard, 1953.

Michel Naepels, Conjurer la guerre. Violence et pouvoir à Houaïlou (Nouvelle-Calédonie), Paris, Éd.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13.

Jean-Claude Rivierre, Dictionnaire paicî-français (Nouvelle-Calédonie), Paris, SELAF-Peeters, 1983.

1919年 两场改变世界的会议

Jean-Jacques Becker, Le Traité de Versailles, Paris, PUF, coll. 《Que sais-je?》, 2002.

Bruno Cabanes, La Victoire endeuillée. La sortie de guerre des soldats français (1918-1920), Paris, Seuil, coll. 《Points》, 2014 [2004].

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Nationali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yler Stovall, Paris and the Spirit of 1919: Consumer Struggles, Trans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Jay Winter (dir.),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Paris, Fayard, 2013-2014, 3 vol.

1920年 “如果祈望和平，那就匡扶正义”

Bruno Cabanes, The Great War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itarianism (1918-19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John Horne (dir.), 《Démobilisations culturelles après la Grande Guerre》, dossier de la revue 14-18Aujourd'hui,Today, Heute, no 5, Paris, Noésis, 2002.

Isabelle Lespinet-Moret et Vincent Viet (dir.), 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du travail,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1.

Christian Topalov (dir.), Laboratoires du nouveau siècle. La nébuleuse réformatrice et ses réseaux en France (1880-1914), Paris, Éd.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9.

1921年 给世界喷点香水

Ernest Beaux, 《Souvenirs d'un parfumeur》, Industrie de la parfumerie, vol. 1, no 7, octobre 1946.

Edmonde Charles-Roux, L'Irrégulière. L'itinéraire de Coco Chanel, Paris, Grasset, 2016 [1974].

Paul Morand, L'Allure de Chanel, Paris, Gallimard, coll. 《Folio》, 2009 [1976].

1923年 逃亡的交叉点

Aïda Aznavour-Garvarentz, Petit frèr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86.

Gérard Dédéyan (dir.), Histoire du peuple arménien, Toulouse, Privat, 2008.

Catherine Gousseff, L'Exil russe. La fabrique du réfugié apatride (1920-1939), Paris, CNRS Éditions, 2008. Dzovinar Kévonian, Réfugiés et diplomatie humanitaire. Les acteurs européens et la scène proche-orientale pendant l'entre-deux-guerres,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2004.

Anouche Kunth, Exils arméniens. Du Caucase à Paris (1920-1945), Paris, Belin, 2016.

1927年 入籍

Pierre Depoid, 《Les naturalisations en France (1870-1940)》, Études démographiques, no 3, 1942,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parlementaires. Chambre des député, 1927, séances du 31 mars et du 7 avril, p. 1100-1110 et 1212-1221.

Abdelmalek Sayad, 《Naturels et naturalisé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vol. 99, no 1, 1993, p. 26-35.

Patrick Weil, Qu'est-ce qu'un Français? Histoire de la nationalité française depuis la Révolution, Paris, Grasset, 2002.

Claire Zalc, Dénaturalisés. Les retraits de nationalité sous Vichy, Paris, Seuil, 2016.

1931年 巴黎门口的帝国

Charles-Robert Ageron, 《L'Exposition coloniale de 1931. Mythe républicain ou mythe impérial?》,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t. 1: La République, Paris, Gallimard, 1984, p. 561-591.

Claude Blanckaert, 《Spectacles ethniques et culture de masse au temps des colonies》,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humaines, vol. 2, no 7, septembre 2002, p. 223-232.

Catherine Hodeir et Michel Pierre, L'Exposition coloniale: 1931, Bruxelles, Complexe, 1991.

Benoît de L'Estoile, Le Goût des autres. De l'Exposition coloniale aux arts premiers, Paris, Flammarion, 2007.

Claire Zalc et al., 1931. Les Étrangers au temps de l'Exposition coloniale, Paris, Gallimard, 2008.

1933年 《人的境遇》

Jean-Louis Jeannelle, Films sans images. Une histoire des scénarios non réalisés de 《La Condition humaine》,Paris, Seuil, 2015.

Jean-Claude Larrat, André Malraux, Paris, Le Livre de Poche, 2001.

Joël Loehr, Répétitions et variations chez André Malraux: 《La Condition humaine》, 《L'Espoir》, Paris, Champion, 2004.

1936年 变数

Gerd-Rainer Horn, European Socialists Respond to Fascism: Ideology, Activism and Contingency in the 1930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élia Keren, l'Évacuation et l'accueil des enfants espagnols en France. Cartographie d'une mobilisation transnationale (1936-1940), thèse d'histoire,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14.

Claire Marynower, 《Le moment Front populaire en Oranie. Mobilisations et reconfigurations du milieu militant de gauche》, Le Mouvement social, no 236, 2011, p. 9-22.

Frédéric Monier, 《Léon Blum, les socialistes français et les réfugiés dans les années 1930》, note de la Fondation Jean Jaurès, juillet 2016.

Philip Nord, Le New Deal français, Paris, Perrin, 2016.

1940年 自由法国诞生于赤道非洲

Jean-Louis Crémieux-Brilhac, La France libre. De l'appel du 18 Juin à la Libération, Paris, Gallimard, 1996. Eric Jennings, La France libre fut africaine, Paris, Perrin, 2014.

Jean-François Muracciole, Les Français libres. L'autre résistance, Paris, Tallandier, 2009.

Denis Saurat, Watch over Africa, Londres, Dent & Sons, 1941.

Brian Weinstein, Éboué,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940年 拉斯科，民族战败后被挖出的世界级艺术

Jean-Paul Demoule, 《Lascaux》,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t. 3: Les France, vol. 3: Del'archive à l'emblème,Paris, Gallimard, 1993.

Daniel Fabre, Bataille à Lascaux. Comment l'art préhistorique apparut aux enfants, Paris, l'Échoppe, 2014. François-Xavier Fauvelle et Yann Potin, 《Le pèlerin, le missionnaire, l'ambassadeur. Figures du voyageur Henri Breuil》, in Noël Coye (dir.), Sur les chemins de la préhistoire. L'abbé Breuil, du Périgord à l'Afrique du Sud, catalogue de l'exposition du Musée d'art et d'histoire Louis Senlec (L'Isle-Adam), Paris, Somogy, 2006, p. 183-196.

Thierry Félix et Philippe Bigotto, Le Secret des bois de Lascaux, préface d'Yves Coppens, Saint-Genies, Éd. Impact, 1990 [bande dessinée].

Jean-Michel Geneste, Chantal Tanet et Tristan Hordé, Lascaux, une oeuvre de mémoire, Périgueux, Fanlac,2003.

1942年 冬赛馆——德朗西——奥斯维辛

Saul Friedländer, Les Années d'extermination. L'Allemagne nazie et les juifs (1939-1945), Paris, Seuil, coll. 《Points Histoire》, 2012 [2008].

Raul Hilberg, La Destruction des juifs d'Europe, Paris, Fayard, 1988.

Serge Klarsfeld, La Shoah en France, t. 1: Vichy-Auschwitz; t. 2: Le Calendrier de la déportation; t. 3: LeCalendrier de la persécution des juifs de France (septembre 1942-août 1944); t. 4: Le Mémorial des enfants juifs déportés de France,Paris, Fayard, 2001.

Annette Wieviorka, Auschwitz. La mémoire d'un lieu, Paris, Hachette, coll. 《Pluriel》, 2012 [2005].

Annette Wieviorka et Michel Laffitte, À l'intérieur du camp de Drancy, Paris, Perrin, coll.

《Tempus》, 2015 [2012].

1946年 电影雅尔塔

Philippe Erlanger, La France sans étoile. Souvenirs de l'avant-guerre et du temps de l'Occupation, Paris, Plon, 1974.

Anaïs Fléchet, Pascale Goetschel, Patricia Hidiroglou, Sophie Jacotot, Caroline Moine et Julie Verlaine (dir.), Une histoire des Festivals (XXe-XXIe siècl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2013.

Loredana Latil, Le Festival de Cannes sur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Paris, Nouveau Monde, 2005.

Olivier Loubes, Cannes 1939: le Festival qui n'a pas eu lieu, Paris, Armand Colin, 2016.

Bernard Piniau et Ramon Tio Bellido, L'Action artistique de la France dans le monde, Paris, L'Harmattan, 1998.

Vanessa R. Schwartz, It's so French! Hollywood, Paris, and the Making of Cosmopolitan Film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1948年 人权普遍化

Olivier Barsalou, La Diplomatie de l'universel: la guerre froide, les États-Unis et la genèse de la Déclaration universelle des droits de l'homme (1945-1948), Bruxelles, Bruylant, 2012.

Éric Pateyron, La Contribution française à la rédaction de la Déclaration universelle des droits de l'homme.René Cassin et la Commission consultative des droits de l'homme,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Commission nationale consultative des droits de l'homme, 1998.

Antoine Prost et Jay Winter, René Cassin, Paris, Fayard, 2011.

Pamela Slotte et Miia Halme-Tuomisaari (dir.), Revisiting the Origins of Human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949年 革新女权主义

Sylvie Chaperon, Les Années Beauvoir (1945-1970), Paris, Fayard, 2000.

Christine Delphy et Sylvie Chaperon (dir.), Cinquantenaire du 《Deuxième Sexe》, Paris, Syllepse, 2002. Ingrid Galster (dir.), 《Le Deuxième Sexe》 de Simone de Beauvoir, Pari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ParisSorbonne, 2004.

Éliane Lecarme-Tabone, 《Le Deuxième Sexe》 de Simone de Beauvoir, Paris, Gallimard, 2008.

Site de la Simone de Beauvoir Society: ＜http://beauvoirfr.weebly.com /＞

1953年 “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去世了”

Stéphane Courtois et Marc Lazar,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Paris, PUF, 2000.

Jean-Marie Goulemot, Pour l'amour de Staline. La face oubliée du communisme français, Paris, CNRS Éditions, 2009.

Marc Lazar, Le Communisme, une passion française, Paris, Perrin, coll. 《Tempus》, 2005.

Roger Martelli, L'Empreinte communiste. PCF et société française (1920-2010),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2010.

Fabrice Montebello, 《Joseph Staline et Humphrey Bogart: l'hommage des ouvriers. Essai sur la construction sociale de la figure du “héros” en milieu ouvrier》, Politix, vol. 6, no 24, 1993, p. 115-133.

1954年 转向新人道主义

Roland Barthes, 《Iconographie de l'abbé Pierre》, Mythologies, Paris, Seuil, 1957.

Luc Boltanski, La Souffrance à distance. Morale humanitaire, médias et politique, Paris, Métailié, 1993.

Axelle Brodiez-Dolino, 《1er février 1954: l'appel de l'abbé Pierre》, Historia, no 794, février 2013, p. 26-30. Axelle Brodiez-Dolino, Emmaüs et l'abbé Pierr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09.

Heide Fehrenbach et Davide Rodogno (dir.), Humanitarian Photography: A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958年 第四共和国在阿尔及尔垮台了

Raphaëlle Branche, Prisonniers du FLN, Paris, Payot, 2014.

Gilbert Meynier, Histoire intérieure du FLN (1954-1962), Paris, Fayard, 2002.

Sylvie Thénault, Une drôle de justice. Les magistrats dans la guerre d'Algéri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1.

Sylvie Thénault, Histoire de la guerre d'indépendance algérienne, Paris, Flammarion, coll. 《Champs》, 2012.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et Christian Delacroix, La France du temps présent (1945-2005), Paris, Belin, 2014.

1960年 联邦梦想的破灭，法非特殊关系的开始

Jean-Pierre Bat, La Fabrique des 《barbouzes》. Histoire des réseaux Foccart en Afrique, Paris, Nouveau Monde, 2015.

Frederick Cooper, Citizenship between Empire and Nation: Remaking France and French Africa (1945-1960),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Claude Gérard, Les Pionniers de l'indépendance, Paris, Inter-Continents, 1975.

Frédéric Grah Mel, Félix Houphouët-Boigny. Biographie, t. 1, Paris, Maisonneuve & Larose / CERAP, 2003, t. 2 et 3, Paris, Karthala / CERAP, 2010.

Gabrielle Hecht, Uranium africain, une histoire globale, Paris, Seuil, 2016.

第十一篇 帝国之后，欧洲之内

1960年 撒哈拉的核能三色“跳鼠”

Bruno Barrillot, Les Irradiés de la République. Les victimes des essais nucléaires français prennent la parole,Bruxelles, GRIP / Complexe, 2003.

André Bendjebbar, Histoire secrète de la bombe atomique française, Paris, Le Cherche-Midi, 2000.

Gabrielle Hecht, Le Rayonnement de la France. Énergie nucléaire et identité nationale après la SecondeGuerre mondiale,Paris, Éd. Amsterdam, 2014.

Maurice Vaïsse, 《Le choix atomique de la France (1945-1958)》,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vol. 36,no 1, 1992, p. 21-30.

Lawrence Wittner,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Bomb, t. 2: Resisting the Bomb : A History of the World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1954-197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61年 全世界受苦的人哀悼弗朗茨·法农

Aimé Césaire, Discours sur le colonialisme, Paris, 1re éd. 1950, rééd.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1955.

Alice Cherki, Frantz Fanon. Portrait, Paris, Seuil, coll. 《Points》, 2016.

Frantz Fanon, 《Antillais et Africains》, Esprit, février 1955, p. 261-269.

Frantz Fanon, OEuvre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1.

Matthieu Renault, Frantz Fanon. De l'anticolonialisme à la critique postcoloniale, Paris, Éd. Amsterdam,2011.

1962年 法属阿尔及利亚在耶路撒冷走向衰败

Anne Liskenne, L'Algérie indépendante. L'ambassade de Jean-Marcel Jeanneney (juillet 1962-janvier 1963),Paris, Armand Colin, 2015.

Louis Massignon, 《Documents sur certains waqfs des Lieux saints de l'Islam. Principalement sur le waqf Tamimi à Hébron et sur le waqf tlemcénien Abû Madyan à Jérusalem》, Revue des études islamiques, 1951, p. 73-120.

Manoël Pénicaud, Le Réveil des Sept Dormants. Un pèlerinage islamo-chrétien en Bretagne, Paris, Cerf, 2014. Umar Ryad, The Hajj and Europe in the Age of Empire, Leyde, Brill, 2016.

Tom Segev, 1967: six jours qui ont changé le monde, Paris, Denoël, 2007.

1962年 世界农业新秩序

Bernard Bruneteau, Les Paysans dans l'État. Le gaullisme et le syndicalisme agricole sous la CinquièmeRépublique,Paris, L'Harmattan, 1994.

Harriet Friedmann, 《From Colonialism to Green Capitalism: Social Movements and Emergence of Food Regimes》, in Frederick H. Buttel et Philip David McMichael (dir.),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of GlobalDevelopment,vol. 11 de la série 《Research in Rural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 2005, p. 229-267.

Ann-Christina L. Knudsen, Farmers on Welfare: The Making of Europe's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Édouard Lynch, 《Le “moment Debré” et la genèse d'une nouvelle politique agricole》, in Serge Berstein, Pierre Milza et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dir.), Michel Debré, Premier ministre (1959-1962), Paris, PUF, 2005,p. 335-363.

Kiran Klaus Patel (dir.), Fertile Ground for Europe?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CommonAgricultural Policy since 1945,Baden Baden, Nomos, 2009.

1965年 群星中的“阿斯特里克斯”

Claude Carlier et Marcel Gilli (dir.), Les Trente Premières Années du CNES, l'agence française de l'espace(1962-1992),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 CNES, 1994.

Florence Gaillard, 《La construction symbolique de l'espace européen》, Hermès, no 34, 2002, p. 105-119.

John Krige, 《Embedding the National in the Global: US-French Relationships in Space Science and Rocketry in the 1960s》, in Naomi Oreskes et John Krige (di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Global Cold W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4, p. 227-250.

Asif Siddiqi, 《Competing Technologies, National(ist) Narratives, and Universal Claims: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of Space Explor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51, 2010, p. 425-443.

Isabelle Sourbès-Verger, 《Sur la notion d'indépendance》, in Gérard Azoulay (dir.), Interdépendance. Unprojet d'art contemporain,Paris, Éd. de l'Observatoire de l'Espace, 2015, p. 13-16.

1968年 “一个幽灵在地球游荡”

Philippe Artières et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dir.), 68, une histoire collective (1962-1981),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8.

Ludivine Bantigny, Boris Gobille et Eugénia Palieraki (dir.), 《Circulations révolutionnaires dans les années 1968》, dossier de la revue Monde(s). Histoire, espaces, relations, no 11, 2017,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Ingrid Gilcher-Holtey, A Revolution of Perception? Consequences and Echoes of 1968, New York / Oxford,Berghahn Books, 2014.

Gerd-Rainer Horn, The Spirit of '68: Rebellion in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1956-1976),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rtin Klimke, Jacco Pekelder et Joachim Scharloth (dir.), Between Prague Spring and French May:Opposition and Revolt in Europe (1960-1980),New York /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1.

1973年 开放又匮乏的世界

Philippe Chassaigne, Les Années 1970. Fin d'un monde et origine de notre modernité, Paris, Armand Colin,2012.

François Chesnais (dir.), La Finance mondialisé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4.

Niall Ferguson, Charles S. Maier, Erez Manela et Daniel J. Sargent (dir.), The Shock of the Global: The 1970s in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éline Pessis, Sezin Topçu et Christophe Bonneuil, Une autre histoire des 《Trente Glorieuses》.Modernisation,contestations et pollutions dans la France d'après guerr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3.

Jean Vigreux, Croissance et contestations (1958-1981), Paris, Seuil, 2014.

1973年 另一种“9·11”

Patrício Guzmán, La Batalla de Chile, la lucha de un pueblo sin armas, cinéma documentaire, 1975.

Caroline Moine et Olivier Compagnon (dir.), 《Chili 1973: un événement global》, dossier de la revue Monde(s). Histoire, Espaces, Relations, no 8, novembre 2015,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Marie Poinsot et Bernardo Toro (dir.), 《L'exil chilien en France》, dossier de la revue Hommes et migrations,no 1305, janvier-mars 2014, Musée de l'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1974年 移民退潮

Sylvain Laurens, Une politisation feutrée. Les hauts fonctionnaires et l'immigration en France (1962-1981),Paris, Belin, 2009.

Gérard Noiriel, Le Creuset français. 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XIXe-XXe siècle), Paris, Seuil, 1988.

Clifford D. Rosenberg, Policing Paris: The Origins of Modern Immigration Control between the Wars,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Alexis Spire, Étrangers à la carte. L'administration de l'immigration en France (1945-1975), Paris, Grasset,2005.

Patrick Weil, La France et ses étrangers. L'aventure d'une politique de l'immigration (1938-1991), Paris, Calmann-Lévy, 1991.

1979年 为了几颗宝石

Jean-Pierre Bat, Le Syndrome Foccart. La politique française en Afrique, de 1959 à nos jours, Paris, Gallimard, coll. 《Folio》, 2012.

Didier Bigo, Pouvoir et obéissance en Centrafrique, Paris, Karthala, 1989.

Emmanuel Blanchard, Bokassa Ier, empereur de Françafrique, film documentaire, Paris, Program 33, 2011 Walter Bruyère-Ostells, Dans l'ombre de Bob Denard. Les mercenaires français, de 1960 à 1989, Paris, Nouveau Monde, 2014.

Géraldine Faes et Stephen Smith, Bokassa Ier, un empereur français, Paris, Calmann-Lévy, 2000.

1983年 紧缩时期

Rawi Abdelal, 《Le consensus de Paris: la France et les règles de la finance mondiale》, Critiqueinternationale,no 28, juillet-septembre 2005.

Olivier Feiertag, 《Finances publiques, “mur d'argent” et genèse de la libéralisation financière》, in Serge Berstein, Pierre Milza et Jean-Louis Bianco (dir.), Les Années Mitterrand. Les années du changement (1981 1984), Paris, Perrin, 2001.

Mathieu Fulla, Les Socialistes français et l'économie (1944-1981). Une histoire économique du politiqu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16.

Georges Saunier, 《Le gouvernement français et les enjeux économiques européens à l'heure de la rigueur (1981-1984)》, in Éric Bussière, Michel Dumoulin et Sylvain Schirmann (dir.), Milieux économiques etintégration européenne au XXe siècle. La relance des années 1980 (1979-1992),Paris, CHEFF, 2007.

Matthieu Tracol, La Rigueur et les réformes. Histoire des politiques du travail et de l'emploi du gouvernement Mauroy (1981-1984), thèse pour le doctorat d'histoire, université de Paris 1, 2015.

1984年 “米歇尔·福柯逝世”

Daniel Defert, Une vie politique, Paris, Seuil, 2014.

Mirko D. Grmek, Histoire du sida. Début et origine d'une pandémie actuelle, Paris, Payot, 1989.

David Macey, Michel Foucault, trad. de l'anglais par Pierre-Emmanuel Dauzat, Paris, Gallimard, 1994. Philippe Mangeot, 《Foucault sans le savoir》, in Didier Eribon (dir.), L'Infréquentable Michel Foucault, Paris, EPEL, 2001.

Laba Roman, 《“Solidarité” et les luttes ouvrières en Pologne (1970-1980)》,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vol. 61, mars 1986, dossier 《Science et actualité》, p. 7-33.

第十二篇 今日法国

1989年 法国大革命结束了

Jean-Numa Ducang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histoire du monde. Deux siècles de débats historiques et politiques (1815-1991), Paris, Armand Colin, 2014.

Ulf Engel, Frank Hadler et Matthias Middell (dir.), 1989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Leipzig,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 2015.

Patrick Garcia, Le Bi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ratiques sociales d'une commémoration, Paris,CNRS Éditions, 2000.

Tony Judt, Après guerre. Une histoire de l'Europe depuis 1945, Paris, Armand Colin, 2007.

Steven L. Kaplan, Adieu 89, Paris, Fayard, 1993.

1992年 险胜的“赞成票”

Olivier Duhamel et Gérard Grunberg, 《Référendum: les dix France》, in Sofres, l'État de l'opinion 1983,Paris, Seuil, 1993, p. 79-85.

Anne Dulphy et Christine Manigand, La France au risque de l'Europe, Paris, Armand Colin, 2006.

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Site web du Centre virtuel de connaissance sur l'Europe (Luxembourg): ＜www.cvce.eu＞

Laurent Warlouzet, Governing Europ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Neoliber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 following the 1973 Oil Crisis, Londres, Routledge, 2018.

1998 年 “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法国

Stéphane Beaud (en collaboration avec Philippe Guimard), Traîtres à la nation? Un autre regard sur la grève des Bleus en Afrique du Sud,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1.

Yvan Gastaut, Le Métissage par le foot. L'intégration, mais jusqu'où?, Paris, Autrement, 2008.

Ivan Jablonka, 《Le nom des jeunes sans nom》, in Ludivine Bantigny et Ivan Jablonka (dir.), Jeunesse oblige,Paris, PUF, 2009.

Gérard Noiriel, Le Creuset français. 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XIXe-XXe siècle), Paris, Seuil, 1988; rééd. coll. 《Points》, 2016.

Anne-Marie Thiesse, La Création des identités nationales (Europe XVIIIe-XIXe siècle), Paris, Seuil, 1999 ; rééd. coll. 《Points》, 2001.

Lilian Thuram, 8 juillet 1998, Paris, Anne Carrière, 2004.

2003年 “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

Éric Aeschimann et Christophe Boltanski, Chirac d'Arabie. Les mirages d'une politique française, Paris, Grasset, 2006.

Leyla Dakhli, 《L'expertise en terrain colonial. Les orientalistes et le mandat français en Syrie et au Liban》, in 《La France et la Méditerranée》, numéro spécial de la revue Matériaux pour l'histoire de notre temps, no 99, 2010 / 3.

Gérard Khoury, La France et l'Orient arabe. Naissance du Liban moderne (1914-1920), Paris, Armand Colin,1993.

Henry Laurens, Le Royaume impossible. La France et la genèse du monde arabe, Paris, Armand Colin, 1990. André Nouschi, La France et le monde arabe depuis 1962. Mythes et réalités d'une ambition, Paris, Vuibert,1994.

2008年 悲痛的故土

Pierre Bouvier, Aimé Césaire, Frantz Fanon. Portraits de décolonisé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0.

Aimé Césaire, 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1956.

Aimé Césaire, Discours sur le colonialisme, suivi de Discours sur la négritud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1955 et 2000.

Aimé Césaire, Une saison au Congo, Paris, Seuil, 1966.

Raphaël Confiant, Aimé Césaire. Une traversée paradoxale du siècle, Paris, Stock, 1993.

Romuald Fonkoua, Aimé Césaire, Paris, Perrin, 2010.

2011年 被曝光的权力

Rawi Abdelal, Capital Rules: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Fin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Raphaëlle Bacqué et Ariane Chemin, Les Strauss-Kahn, Paris, Albin Michel, 2012.

Alexandre Jaunait et Frédérique Matonti (dir.), 《Consentement sexuel》, dossier de la revue Raisonspolitiques,no 46, 2012.

Benjamin Lemoine, L'Ordre de la dette. Enquête sur les infortunes de l'État et la prospérité du marché, Paris,La Découverte, 2016.

Anne-Catherine Wagner (dir.), 《Le pouvoir économique. Classes sociales et modes de domination》, dossier de la rev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o 190, 2011.

2015年 旗帜的回归

Patrick Boucheron et Mathieu Riboulet, Prendre dates (Paris, 6 janvier-14 janvier 2015), Paris, Verdier, 2015. Raoul Girardet, 《Les trois couleurs》, in Pierre Nora (dir.), Les Lieux de mémoire, t. 1: La République, Paris,Gallimard, 1984.

Pascal Ory, Ce que dit Charlie. Treize leçons d'histoire, Paris, Gallimard,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