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塔萨尔经典代表作（共6册）
Author: 科塔萨尔
Date: 2021-02-23
Publisher: xjdcn

总目录

南方高速

万火归一

游戏的终结

被占的宅子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

有人在周围走动

版权信息

书名：南方高速

作者：【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译者：金灿，林叶青，陶玉平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7-07-01

ISBN：9787544290678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秘密武器
魔鬼涎

秘密武器
追寻者
妈妈的来信
为您效劳

克罗诺皮奥和法玛的故事
指南手册

奇特职业
可塑材料
克罗诺皮奥和法玛的故事

万火归一
南方高速

病人的健康
会合
科拉小姐
正午的海岛
给约翰·霍维尔的指令
万火归一
另一片天空

秘密武器

金灿/译

魔鬼涎[1]

应该如何讲述这个故事？真是毫无头绪。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二人称？抑或第三人称复数？还是源源不断地臆造出毫无意义的叙述方式？假如可以这样讲：我也就是他们看到月亮升起来了；或者这样讲：我也就是我们的眼睛痛；甚至于这样讲：你那金发的女人曾经是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面前飘忽不定的云彩。真见鬼了。

开始讲故事吧，假如能够走开，去喝瓶博克啤酒，同时机器还自动运作（因为我用打字机写作），那就太完美了。这可不是随口说说，确实会很完美，因为将要讲故事的这个漆黑的洞口也是一台机器（但是跟打字机种类不同，这是台康泰克斯1.1.2相机）。和我，你，她——那金发女人——或者云彩比起来，一台机器也许会更了解另一台机器。但是我可没那么幸运，我知道如果我走开了，桌上这台雷明顿打字机就会像石雕般纹丝不动，一直运动的物体一旦静止下来就会显得死气沉沉。所以我必须写下去。要讲述这个故事，我们中的一个都必须写下去。还是由我来写比较好，因为我已经死去，更加了无牵挂；我眼前只看得到云彩，所以能够专心思考、专心写作（那边又飘过一朵云，镶着灰边）、专心回忆，因为我已经死去（我也活着，这可不是要骗谁，到了恰当的时候自然会水落石出。我还是从过去、从起点，从我还活着的时候讲起吧。到头来你会发现讲故事最好还是从头开始）。

刹那间我问自己为什么偏要讲这个故事，我们竟然会开始质疑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什么，即便只是质问自己为什么要接受晚餐的邀请（这一刻飞过去一只鸽子，我觉得像是麻雀），或者为什么听别人讲了个好故事，立刻就会觉得百爪挠心、坐立不安，非得闯进隔壁办公室把故事复述一遍才痛快，才能回去安心工作。据我所知没人解释过这种现象，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开始讲故事。讲故事没什么好难为情的，因为毕竟没有人会为呼吸或者穿鞋这种事情觉得难为情；这些都是人之常情，除非出了什么岔子，比如鞋子里发现了蜘蛛或者呼吸的时候感觉有碎玻璃划过，那么就一定要说出来，告诉隔壁办公室的同事们，或者告诉医生：“哎，医生啊，我只要一喘气就……”一定要说出来，一定要解除百爪挠心的困扰。

既然我们要讲述这个故事，那顺序就不能乱。让我们沿着这栋房子的楼梯走下去，回到整一个月前，十一月七号那天。走下五层楼，就到了星期天，巴黎十一月的阳光明媚得撩人心绪，让人想要出去走走，看看风景，拍些相片（因为我们以前是摄影师，我以前是摄影师）。我终于明白了，最难的是以什么人称讲述这个故事，我也毫不避讳把这一点再说一遍。难就难在没人知道到底是谁在讲述这个故事，是我呢，还是发生的事情本身，或者是我眼前的这些东西（云彩，偶尔飞过的一只鸽子）？如果我讲述的仅仅是我认为的真相，那么它就算不得真相，只不过我自己觉得百爪挠心，管它是不是真相，都需要跑出去把它说出来。

我们慢慢讲。随着我写下去，发生了什么事便会一目了然。如果我被替换了，如果我词穷了，如果云彩都飘走了，飘来了别的东西（因为我总不能够一直盯着眼前飘过的云彩和偶尔飞过的鸽子，把它们当故事来讲），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些……在这个“如果”之后，我又该写什么，该怎么正确地结束这个句子？但是如果我开始问这样的问题，就没法讲任何故事了。还是好好讲下去吧，也许讲故事可以作为一种答案，至少给读它的人一个交代。

罗伯特·米歇尔，法国人，也是智利人，翻译家和业余摄影爱好者，于今年十一月七日星期天离开王子大道十一号（现在飘过两小片云，都镶着银边）。三周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把圣地亚哥大学何塞·诺韦尔托·阿连德教授撰写的陪审员回避制度和上诉制度的专著译成法文。巴黎这座城市很少起风，更少起这种在街角追逐翻腾的旋风，它飞扬起来，敲打着斑驳的木制百叶窗，窗后面一惊一乍的女士们翻来覆去地谈论着这几年天气如何不稳定。但是太阳悬在空中，灿烂的阳光乘着风，洒在猫儿身上。阳光如此明媚，我便忍不住想去塞纳河码头上转转，拍一些古监狱和圣礼拜堂的相片。才十点钟，我估摸着到十一点光线就正好，会是秋天最好的光线。为了打发时间，我特意绕远路去到圣路易岛，在安茹码头闲荡。我驻足仰望了一会儿洛桑酒店，心里默诵了几段阿波利奈尔[2]的诗，每次经过洛桑酒店，这几段诗就会闯入脑海（假如是我，我就会想到另一位诗人，但米歇尔就是这么顽固不化）。风猛地停了，阳光比原来至少强了一倍（我想说的是至少比原来弱了一倍，但其实是一回事）。我坐在栏杆上，觉得周日的上午真是令人心花怒放。

消磨时光的办法有很多，最好的便是摄影。应该从小就教会孩子们摄影，因为这项活动可以培养纪律性、审美观、观察力和准确有力的手指。摄影不是像新闻狗仔那样窥探秘密，埋伏着偷拍唐宁街十号走出的大人物的笨拙身影，但是无论如何，只要身上带着相机，那就必须专心致志，不应该忽略阳光在一块古朴的石头上反射出耀眼的美妙光芒，也不该忽略买回面包或牛奶的小姑娘一路飞奔、小辫儿在空中舞蹈的画面。米歇尔明白，每当摄影师拍照时，相机便居心叵测地代替了他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现在又飘过一大片云，几乎是黑色的），但他不以为意，因为他知道，只要不带康泰克斯出门，他就能重拾悠闲的心情，看风景不用考虑取景框，感受阳光不用考虑光圈和1/250秒的快门。此刻（什么词啊，此刻，真是愚蠢的谎话）我可以坐在河边的栏杆上，看着黑色和红色的松木船来往穿梭，不用考虑怎么给眼前的景色拍照，顺其自然就好，在时间之河中一动不动地随波逐流。风已经停了。

后来，我沿着波旁码头一直走到小岛的尽头，那里有个私密的小广场，我很喜欢，喜欢得无以复加。（说私密是因为广场很小，并不是因为它隐蔽，毕竟它敞开怀抱朝向塞纳河和天空。）广场上只有一对情侣，当然还有鸽群，也许我现在看到的鸽子就是从那儿飞过来的。我跳起来坐到栏杆上，裸露着面庞、耳朵和双手（我把手套放在口袋里了），让自己沐浴、沉醉在阳光里。我没心思照相，百无聊赖便点了一支烟；我记得，在火苗凑近香烟的那一瞬间，我瞥到了那个少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一开始以为是情侣的这一对其实更像是母子，尽管我立即意识到他们也并不是母子。看到两人倚在栏杆上或者搂抱着坐在广场的长凳上，我们一般都会认为他们是情侣。既然我百无聊赖，就有足够的时间揣摩少年为什么那么紧张，他紧张得像一匹小马，像一只小兔子。他把双手插在兜里，突然抽出一只手，再抽出另一只手，用手指梳过头发，不断变换着姿势。我尤其想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害怕。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流露出因羞耻而难以抑制的恐惧，显然他有股冲动想掉头离开，因为他的身体似乎已经准备好了要逃跑，现在僵在那里不过是最后那一点可怜的仪态。

在岛的尽头，栏杆边上只有我们三个人，五米开外的情况一览无余。起初我只注意到少年的恐惧，而忽略了那个金发女人。我想到这一点，便从下一秒开始就端详起她的面孔，现在我把她看得更清楚了（她猛地转过头，像是一片黄铜做的风向标似的，而那双眼睛，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我隐约猜到了这少年可能遇到的事情，便劝说自己应该留下来静观事态（他们在窃窃私语，声音随风而逝）。如果我还有什么长处的话，我认为自己懂得观看之道。眼睛看到的东西都有欺骗性，因为目光所及之处已经远离我们自身，毫无保障可言；如果是闻气味，或者……（米歇尔一开口就离题万里，不能让他自由发挥，侃侃而谈。）总而言之，一旦预见到可能存在的欺骗性，就有可能好好观看；在见与所见之间斟酌选择，将事物华丽的外表层层剥去，也许就足够了。当然，要做到这些已经很难了。

说到那少年，我先记起的是他的留影，然后才记起他真人的模样（后面你就会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另一方面，相比她的留影，我确定我更清楚地记得那女人真人的模样。她纤瘦高挑，用这两个词来描述她的样子其实还不够贴切。她穿着一件算是黑色、算是修长、算是漂亮的皮大衣。那天上午的风（现在不算微风轻拂，也不冷）吹起她的金发，勾勒出苍白阴郁——这两个词也不够贴切——的面庞，她漆黑的眼睛衬得周围的世界静止而孤独。她的目光犀利如两只迅疾的鹰，如两道冲向虚空的洪流，又像是两股由疾风裹挟的幽绿的淤泥，落在猎物身上。我形容不出来，只能试着去感受。像我刚才说的，由疾风裹挟的幽绿的淤泥。

公平地说，少年的穿着相当体面。他戴着一副黄手套，我敢说是他哥哥的，他哥哥读的一定是法律或社会学；看到手套的指尖从外套口袋里露出来真是滑稽。有好一会儿我没看到他的正脸，只看到侧面，他的侧影看上去并不笨，像受惊的鸟儿，像弗拉·菲利波[3]画笔下的天使，像一块米布丁。从这个少年的背影看来，他想学柔道，还曾为了一个观念或者一个妹妹跟别人打过几架。刚满十四岁，也许有十五岁，看得出来他衣食无忧，但是从父母那里一定要不到一分零花钱，所以即便只是买一杯咖啡、一盅白兰地或者是几支烟，他都要和小伙伴们合计好一会儿才能决定。他走在街上的时候，心里想着女同学们，或者想着要是能去电影院看场最新上映的电影，买几本小说、几条领带、几瓶绿标或白标的威士忌该有多好。在家里（他家一定是体面的，中午十二点准时吃饭，墙上装饰着浪漫主义的风景画，门厅黑洞洞的，玄关立着一个桃花心木做的伞架），时间缓缓流淌，他要成为母亲的骄傲、父亲的翻版，要写信给住在阿维尼翁的姨妈，要好好学习。所以他更愿意待在街上，十五岁的他拥有整条河流（尽管他兜里没有一分钱）和这座神秘的城市，拥有门上的标牌、战战兢兢的猫群、三十法郎一袋的炸薯片、对折了两次的色情杂志、像衣兜一样空空荡荡的孤独、对美好邂逅的渴盼，以及对新鲜事物的热爱，它们像风和大街一样触手可及，即使他无法完全理解，也依然能够让他全情投入。

那个少年，或者任何一个少年的生活轨迹都大致如此，但现在尤其是他，落了单，被金发女人的喋喋不休困住了。（我并不想喋喋不休，但是刚刚飘过两片长长的、边缘参差不齐的云。我猜那天上午我一次都没抬头看天，因为当我预料到少年和那女人之间会出事，便一直看着他们，拭目以待……）长话短说，那少年焦虑不安，让人不难猜到几分钟前或者最多半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情。少年来到岸边，看到那个女人，被她的姿色吸引住了。这正如她所料，因为她等在那儿就是为了守株待兔。也有可能是少年先到，她从阳台上或者汽车里看见了他，便走过来，随便找个借口搭话。她早就料到自己会让他紧张，让他想逃，她也知道他一定会自以为是地留下来，生硬拘谨地装成寻欢作乐的老手。接下来的部分就容易猜测了，因为五米开外一切还在继续，任何人都能揣摩出这场游戏、这场滑稽可笑的剑术攻防战的进展。最有趣的部分不在于观察当下，而是猜测结局。少年会胡乱编一个借口，说自己有约在身，然后慌慌张张、跌跌撞撞地逃走。他想要潇洒地离开，但是那女人嘲弄的目光紧追不休，让他无地自容；也有可能他会留下来，他被蛊惑住了，或者只是没有勇气主动离开。那女人便会抚摸他的脸蛋，揉乱他的头发，在他耳边轻言絮语，然后突然挽起他的手臂带他离开，除非，他自己因为欲火难耐或者心存恐惧而烦躁不安，主动去搂住她的腰、亲吻她。这些都有可能发生，但还没有发生，米歇尔坐在栏杆上幸灾乐祸地等待着，几乎是下意识地端起相机，准备照下岸边这生动的一幕：一对不寻常的男女，正在交谈，互相打量着。

奇怪的是，这场景（几乎没有场景可言：那儿只有两个人，虽然都很年轻，但年纪相差不少）里有种不安的气息。我觉得是我把这种氛围添加进去的，因为如果我真的拍下了照片，照片就会重现这其中真实的愚蠢。我会想知道那个戴灰色帽子的男人在想些什么，他坐在方向盘后面，好像在读报或者打盹儿。他的车子停在通往人行桥的码头边。我刚刚才发现他，因为汽车如果停着，就不容易发现车里有人，人在这笼子里像是要消失了一般，只有运动起来、置身于危险之中，这可怜的笼子才有美感。但是那辆车一直停在那儿，形成（或者破坏）了岛上的一部分风景。一辆车：就像一盏路灯，或者广场上的一条长凳。它不像拂过肌肤的风，或者照在面前的阳光，时时都是鲜活的，同样，那少年和女人是独一无二的，有他们在，小岛就换了模样，展示出了一副全新的景象。总之，看报的男人很有可能也在关注着他们俩，跟我一样心怀叵测地翘首以待。这时那女人已经缓缓转过身来，把少年困在她和栏杆中间，我只能看到他们的侧影，少年比女人要高，虽然高不了多少，而那女人气势逼人，仿佛张开双翼的鸟儿凌驾于少年之上（突然她笑了一下，羽毛变成了鞭子），她只不过站着，微笑着，用手在空中比画着，似乎就能将少年碾碎。还等什么？用F16的光圈，取景要避开那辆可恶的黑色汽车，但是必须把那棵树框进去，用它平衡一下画面中太多的灰色……

我抬起相机，装作正在为一个和他们不相干的取景调整焦距，其实是准备伺机而动。我满怀信心，认为最终能捕捉到那昭然若揭的动作和一切尽在不言中的表情。我并没有等太久，那女人温柔地禁锢住少年，一缕一缕揭去少年身上残存的自由，像是在不紧不慢地执行一种甜蜜的酷刑。我想象到了可能的结局（现在探出一小朵泡沫状的云，好像是空中唯一的一朵云），我预见到他们来到她家（很可能是地下公寓，到处摆着大靠枕，猫儿们满地乱跑），少年有些惊慌失措，徒劳地想掩饰自己毫无经验，他决定逢场作戏，装出很在行的样子。我闭上眼睛——如果我真的闭上了眼睛——整理了一下眼前的画面：床上铺着紫丁香色的被子，他们嬉戏着亲吻，少年学着小说中的描写，试图给女人宽衣解带，女人温柔地拒绝了，反而把他脱得一丝不挂。在昏黄浑浊的灯光下，他们看起来真像是一对母子。结局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也许，也许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结局，那就是少年的启蒙没能完成，她阻止了它的发生。漫长的序曲之中，是笨拙的肢体，疯狂的爱抚，在全身游走的双手已经不知何去何从。她会因为他的孤立无援而洋洋自得，傲慢地拒绝他，嘲弄他的天真无邪，使他精疲力竭、茫然失措。这种结局是有可能的，完全有可能：那女人要找的不是情人，而是任由她摆布的玩物。这种占有的目的难以理解，只能将其看作一场残忍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欲望被激起却得不到满足，她全情投入，但完全不是因为这少年，而是因为另外一个人。

米歇尔痴迷于文学创作和编造不切实际的故事。他热衷于想象奇闻逸事、与众不同的人、并不怎么可恶的怪兽。但那女人诱使他浮想联翩，她的举动也许提供了足够的线索，让人能够猜中真相。我肯定会一连几天都想到那个女人，因为我有冥思苦想的习惯。在她离开之前，我决定一刻也不能再耽误了。我把眼前的一切（树、栏杆、十一点钟的太阳）放入取景器，然后按下了快门。我立刻发现他们察觉到了。两人都向我看来，少年吓了一跳，面露疑色，女人则恼羞成怒，身体和面孔决然地呈现出敌意，它们知道自己已经被偷去，禁锢在一张小小的化学影像里，必将声名狼藉。

我还能说出很多细节，但是没有必要了。那女人说什么未经允许不能拍照，要求我交出胶卷。她的嗓音清晰干脆，带着纯正的巴黎口音，言语间措辞越来越夸张，语气越来越强烈。对我来说，给不给她胶卷都无所谓，但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如果有求于我，就得跟我和颜悦色。最后我只是摆明了我的态度：在公共场合摄影非但不受禁止，反而得到了官方和个人的支持。我一边说一边暗喜地看着那个少年，乍一看他好像并没有动，但其实他一直在后退。然后他猛地转过身去（快得简直不可思议），接着就跑了起来。可怜的孩子还以为自己是在走开，实则逃得飞快。他从那辆汽车旁边跑过，像一条圣母线一般消失在上午的空气中。

但圣母线也叫魔鬼涎。米歇尔不得不忍受铺天盖地的诅咒，听那个女人说他多管闲事、愚蠢透顶。他故意做出谦卑的姿态，露出微笑，脑袋稍微动了动，都是些廉价的信号。当我开始觉得厌烦时，听到了一声关车门的响声。戴灰帽子的男人站在那儿盯着我们。我那时才恍然大悟，他也是这出喜剧里的一个角色。

他朝我们走过来，手里握着刚才装模作样在看的报纸。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扭曲的怪相，嘴巴歪斜，脸上布满皱纹，那些皱纹不停地错位变形，因为他的嘴巴在不停地颤抖。那怪相从嘴唇的一边滑动到另一边，像是摆脱了主人的意志，成了鲜活独立的生命。但其他的部位都是固定不动的，他像是个脸上扑满粉的小丑，毫无血色，皮肤干枯，眼窝深陷，漆黑的鼻孔向外翻着，那黑洞洞的鼻孔比他的眉毛、头发，甚至是领带的颜色都更黑。他走起路来小心翼翼，似乎马路会伤到他的脚；我看到他脚上的漆皮鞋，鞋底薄得简直要他谴责路面上的每一处坑洼。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栏杆上跳了下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给他们胶卷，没有遵从他们似乎出于恐惧和懦弱的命令。小丑和女人用目光交流着，我们刚好组成了一个完美的三角形，这场面令人无法忍受，要用一记噼啪声来打破难堪。我做了个微笑的表情，然后撒腿就跑，我猜我逃跑的速度也就比那少年稍微慢些。跑到铁桥旁边那几座房子前面时，我回望了一下。他们还待在原地没动，但男人手里的报纸掉在了地上，那女人背朝着栏杆，双手在石头上来回抚摩，像一只摸不着头脑的困兽在寻找出口。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在这里，就在此时，在五楼的一个房间里。米歇尔好几天以后才冲洗了星期天拍的照片。古监狱和圣礼拜堂的照片正是它们应有的模样。他还冲洗出了两三张已经被他遗忘的试拍：他想抓拍一只出人意料地爬上了街边公厕屋顶的猫，却以失败告终。此外，还有那金发女人和少年的照片，底片很棒，所以他把照片放大了，放大的照片也很棒，他便又冲洗出了一张更大的，几乎是一张海报大小。他没有意识到（现在他感到疑惑）其实只有古监狱的照片才值得他费这么大的劲。这一系列的照片中，在岛的尽头抓拍的那张是唯一令他着迷的。他把放大版挂在墙上，第一天，他盯着照片看了好久，对比着回忆和已然消逝的现实，为此神伤。已经定格的回忆，同任何照片一样，那里什么都不缺，甚至，尤其不缺“空缺”本身，它才是真正定格这个场景的东西。那女人，那少年，那棵笔直地立在他们身后的树，树冠笼罩在他们头上，天空像石头栏杆一般纹丝不动，云朵和石头融成了一片（现在经过一片云，边缘很锋利，像风暴的前锋一样疾驰而过）。最先那两天我接受了现实，承认自己拍了照片又把它放大挂到墙上。我完全没有怀疑过，为什么翻译何塞·诺韦尔托·阿连德教授的著作时，我会时不时停下来去看那女人的脸和栏杆上黑乎乎的污垢。第一个令我惊讶的发现其实很愚蠢：之前我从未想过，当我们凝望面前的照片时，眼睛的位置和视角总是跟镜头的一模一样。人们总以为这些事情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人会去深究。我坐在椅子上，坐在打字机后面，看着三米开外的照片，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待的地方正好就是镜头的位置。这样刚刚好，无疑是欣赏一张照片最好的方式，然而斜着看过去应该也自有乐趣，甚至还会有新发现。每隔几分钟，比如当我找不到合适的法语词句来翻译何塞·诺韦尔托·阿连德教授如此优美的西班牙语时，我就会抬眼看看那幅照片。吸引我目光的有时候是那女人，有时候是那少年，有时候是路上的一片枯叶，它躺在一边，那位置恰到好处，平衡了整个画面。这时我就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心满意足地回想起照片中的那个上午。我略带讽意地想起女人恼羞成怒、向我索要照片的样子；少年逃跑得那么慌张可笑；还有那白面男人突然闯进画面的情景。虽然我离开得不怎么光彩：如果法国人的敏捷反应是与生俱来的，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在离开之前先展示一番公民的权利、特权或者优先权；但在内心深处我对自己很满意。重要的是，真正重要的是，我帮助少年及时逃跑了（前提是我的推测准确无误。虽然没有充分的证据，但是少年的逃跑间接证明了我的推测）。幸亏我多管闲事，才让他的恐惧最后有了用武之地，现在他可能已经后悔了，觉得自己尊严受损，不像个男人。无论如何，总比和一个在岛上那样看着他的女人在一起要好些。米歇尔有时是清教徒，认为不应该屈从于力量。总而言之，拍下那张照片算是一件好事。

我一边工作一边时不时看她，并非因为这是做了好事。在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看她，为什么把放大的照片挂到墙上；也许这就是宿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树叶出其不意地抖动了一下，我并没有警觉，继续翻译着一句话，直到把它圆满翻完。习惯就像一个巨大的标本集子，说到底，一张八十厘米宽六十厘米高的照片就像一块电影屏幕，播放着这个场景：小岛的尽头，一个女人正跟少年说着话，树上几片枯叶在他们头顶上抖动着。

但是那女人的手也开始动起来，这就有点过分了。我刚刚翻译了一行字：Donc，la seconde clé réside dans la nature intrinsèque des difficultés que les sociétés[4]，就看到那女人的手指开始慢慢收拢，握成了拳头。我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一行永远也无法结尾的法语句子，一台摔落在地的打字机，一把嘎吱作响的尚在颤动的椅子，一片迷雾。少年已经低下了头，像是精疲力竭的拳击手等待着耻辱的最后一击；他拉起了大衣领子，越发像个囚徒，是这场灾难里不可或缺的受害者。那女人开始在他耳边低语，又一次张开手掌去抚摸他的面颊，慢慢地摸了一遍又一遍，摸得少年满脸通红。他不很惊慌，却显得疑虑重重，有一两次，他的目光越过女人的肩头向前窥探，而她继续喋喋不休，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引着少年频频往一边看，米歇尔很清楚那边停着一辆车，车里坐着戴灰帽子的男人，拍照的时候，镜头特意避开了他，但是少年的目光、女人的劝诱（现在不用怀疑了）、她的双手和她替代性的身份里仍然映出了他的存在。我看到那个男人走过来，停在他们身边打量着他们，双手插在兜里，有些不耐烦，又有些颐指气使，像是主人即将吹哨召回刚刚在广场上撒欢儿的小狗。这时我才顿悟了——如果这就叫作顿悟的话——在这帮人身上即将发生的事，也是曾经要发生的事，也就是此时就要发生、但是因为我的到来扰乱了次序而最终没有发生的事，先前因为我不知情的干涉而没能发生的事，现在即将发生、即将完成。过去我设想的结局远没有事实那么可怕，那女人待在那里并不是出于自愿，她的抚摸、她的建议、她的煽动都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是为了带走乱发的天使，玩弄他的恐惧和欲望。真正的主人胸有成竹地等待着，因为计划得逞而露出得意的微笑；他不是第一个以女人为幌子，捕捉猎物胜利归来的人。其余的事就太简单了，那辆汽车，随便哪一所房子，一杯接一杯的酒，几幅令人脸红心跳的画，已经太迟的泪水，噩梦初醒发现自己已经坠入地狱。而我却无能为力，这一次我完全束手无策了。我的武器曾经是一张照片，就是挂在墙上的那张，而现在他们为了报复我，耀武扬威地向我展示即将发生的事情。照片已然成像，时间亦已流逝，我们之间隔着难以逾越的障碍，罪恶肯定已经发生，泪水也已经洒落，剩下的只有悲伤和猜测。突然之间时空调转，他们有了生命，行动起来，决心坚定，朝着他们的未来走去。而我在这一边，困在另一个时空的五层楼上，不知道那女人、那男人和那少年是谁，我不过是个相机镜头，无法动弹，无法介入。我将面临最无情的嘲笑，因为他们将当着我的面胡作非为而我却无能为力，因为少年又看了白面小丑一眼，我明白了他即将接受他们的提议，这肯定是一场金钱交易的骗局，我却无法向他喊话提醒他快跑，或者像上次那样再拍一张照片来替他解围，那张微不足道的照片瓦解了那女人涂脂抹粉、费尽口舌搭建起来的圈套。就在那儿，就在那一瞬间，一切即将发生。周围一片死寂，和自然界的寂静不同，它延伸开去，又汇聚起来。我觉得我喊了出来，喊得撕心裂肺，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开始走上前去，十厘米，一步，又一步，近景里的那棵树有节奏地摇晃着树枝，栏杆上的一块污垢跳出了镜头，那女人的脸带着吃惊的表情转向我，显得越来越近，然后我偏了偏头，我想说的是镜头偏了一偏，一边盯住那女人，一边向那男人靠近。他眼睛位置的两个黑洞盯着我，惊诧又暴怒地盯着我，像是要把我钉死在空气里。刹那间我看到焦点外有一只大鸟倏地飞过画面。我靠在房间的墙上，松了口气，因为少年刚刚得以逃脱，他再次回到镜头里，我看着他跑开，头发在风中飞舞，他终于学会了飞一般逃离小岛，逃到步行桥那儿，逃回城市。他又一次逃脱了他们的魔爪，我又一次帮他解了围，把他送回那并不安定的天堂。我气喘吁吁地站在他们面前，没有必要再走上前去，因为游戏已经结束了。我只看到那女人的半边肩膀和几缕头发，因为其他的部分被镜头的边框猛地截断了，但是那男人在正中央，嘴巴半张着，露出颤抖的黑舌头，他慢慢抬起手，向近景伸过来，有一瞬间的对焦堪称完美，然后他的身影遮蔽了整座小岛，还有那棵树，我闭上眼睛不想再看，捂住脸像个白痴一样放声大哭。

现在飘过一大片白云，这些日子以来，这段无法计算的时间以来，一向如此。我能说得出来的只有云，一朵云，两朵云，或者漫长的时间里万里无云的澄空，用大头针钉在我房间墙上的一块空白的四边形。我睁开眼，用手擦干眼泪之后，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澄澈的天空，从左边飘进一朵云，优雅地缓缓飘到右边消失了，然后又飘过一朵。有时眼前一片灰暗，天空被巨大的云层覆盖了，突然间，雨点铺天盖地地砸下来，雨对着镜头下了好久，好似泪水倒流。慢慢地，画面清澈起来，也许是太阳出来了，然后云彩又会飘过来，两朵，三朵，还有鸽群，或者一两只麻雀。

[1]阿根廷俗语，指暮春和初秋时节，幼年蜘蛛织出的细小轻柔、在风中若隐若现的蛛网。也可叫作“圣母线”。

[2]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

[3]弗拉·菲利波·利皮（Frá Filippo Lippi，1406—1469），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擅长以世俗生活中的现实人物形象来表现宗教题材。

[4]法语，非完整句子，意为：因此，第二个关键点在于这些团体面临的困难之内在性质……

秘密武器

奇怪的是，人们居然觉得铺床仅仅是铺床而已，握手永远只是握手那么简单，打开沙丁鱼罐头就是打开沙丁鱼罐头本身。“但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独一无二的呢？”皮埃尔一边想着，一边笨手笨脚地铺一床蓝色的旧床罩。“昨天还下雨了呢，今天出太阳了。昨天我还闷闷不乐呢，今天米切尔要来了。唯一不变的是，我铺的床永远拿不出手。”没有关系，单身汉的房间凌乱一些总能讨女士们的欢心。她们会微微一笑（母性在唇齿间洋溢开来），然后开始整理窗帘，给花瓶或者椅子换个位置，一边说：“只有你才会这么异想天开，把这张桌子摆在没有光线的角落。”米切尔有可能也会一边说着这样的话，一边手里摆弄整理书和台灯。他会随她去收拾，自己则倒在床上或者窝在旧沙发里，透过高卢烟的薄雾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心里默默地渴望她。

“六点了，关键时刻到了。”皮埃尔想。在金黄的暮色中，整个圣叙尔比斯街区开始变幻，准备融入黑夜之中。不一会儿公证处的姑娘们就要下班了，勒诺特雷太太的先生将步履沉重地走上楼梯。一到买面包或者报纸的点儿，六楼的姐妹们必定要开始嚷嚷。米切尔也快到了，除非她迷了路，或者在街上开了小差。她有这个毛病，在哪儿都能停下来，在五花八门的橱窗世界里流连忘返，然后一一讲给他听：一只发条熊，一张库普兰[1]的唱片，一条蓝色石头坠子的铜项链，司汤达全集，夏季时装。因为这些原因迟到了一点点完全可以理解。那么，就再抽一支高卢烟，再喝一口白兰地吧。他有点想听马克奥朗[2]的歌，便在堆积如山的纸张和笔记本之间漫不经心地找了找，肯定是罗兰或者芭蓓特把唱片拿走了，真是的，拿走了他的东西也不跟他说一声。米切尔怎么还不到？他坐到床边，把床罩弄皱了。这下好了，不得不抚平这头再抻平那头，该死的枕头边又要露出来了。屋里一股烟味。米切尔肯定要皱着鼻子说这烟味呛人。几百个日子里他抽完了几百支高卢烟；还有一部论文，若干个女性朋友，两次肝炎，几部小说，百无聊赖的时光。几百支高卢烟？每次他发现自己纠缠于这些琐碎的细节时都会吓一跳。他还记得十几年前就扔掉的几条旧领带，来自比属刚果的邮票的颜色，那是他整个童年引以为豪的集邮纪念。似乎在记忆的深处，他准确地记得自己吸了多少支烟，每支烟是什么味道，何时点的烟，又在哪儿扔了烟头。他不时会梦到的那些荒谬的数字也许就是他无法遏止的计数能力在梦中展露出的冰山一角。“那么上帝是存在的了。”皮埃尔想。衣橱的镜子对他回以微笑，他只好一如既往地收敛表情，把一缕黑发往后拨了拨，米切尔总是威胁说要把这缕头发剪掉。米切尔怎么还不来？“因为她不想进我的房间。”皮埃尔想。但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剪掉他额前的这缕黑发，她必须要进他的房间，并且睡在他的床上。大利拉就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要得到一个男人的头发可并不容易[3]。皮埃尔自言自语说自己是白痴，居然会认为米切尔不愿意上他的房间来。他默默地想着，想法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有时候思绪好像必须披荆斩棘，飞越千山万水，直到它决定停下来，被人听见。他真是个白痴，竟然觉得米切尔不愿意上他的房间来。她还没到，只是因为在五金店或者哪家小店的橱窗前分了神，看着一只瓷海豹或者一幅赵无极[4]的画入了迷。他似乎看到了她，同时他意识到自己脑海里显现出一支双管猎枪，就在这个瞬间，他吞了一口烟，觉得这些胡思乱想并不荒谬。一支双管猎枪没什么好奇怪的，再说了，在这个时间，在他自己家里，他想到的一支双管猎枪以及那种奇异的感觉能对他有什么威胁？他不喜欢这个时间，万物都暗淡成了灰紫色。他懒洋洋地伸出手臂打开台灯。米切尔怎么还不来？她不会来了，别再傻等了。也许她真的不愿意上他的房间来。算了，算了，别那么悲观；再喝一口白兰地，继续那本刚读了开头的小说，下楼去莱昂的小吃店吃点什么。女人们都一个样，无论是昂吉安[5]的还是巴黎的，无论是稚嫩的还是成熟的。他那“万物都独一无二”的理论开始土崩瓦解，像小老鼠在钻进捕鼠器之前退缩了一下。什么捕鼠器？早晚会有一天……尽管她约好六点来，他从五点就开始等了，特意为她把蓝色床罩铺平了，还像白痴一样拿着鸡毛掸子爬到椅子上，为了掸掉一张无关紧要、完全无害的蛛网。此刻，她必然已经在圣叙尔比斯站下了公车，向他家走来，在路上停下来看看橱窗或者广场上的鸽子。没有任何理由让她不想上他的房间来。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想到一支双管猎枪，或者决定在这一刻读米肖[6]比读格雷厄姆·格林[7]更合适。皮埃尔总是很难在一瞬间做决定。不可能任何事情都毫无缘由，不会碰巧就决定格雷厄姆·格林比米肖合适，或者米肖比昂吉安合适，不对，米肖比格雷厄姆·格林合适。甚至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把一个叫作昂吉安的地方和格林这样的作家搞混……“事情不可能都这么荒谬，”皮埃尔边想边丢下烟头，“如果她不来，那是因为她那边出了什么事，和我们俩的感情没关系。”

他下楼来到街边，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看到广场上华灯初上。莱昂的小吃店里客人寥寥无几，他在临街的桌旁坐下，点了一杯啤酒。从他坐的地方可以看到家门口，所以如果她还……莱昂讨论着环法自行车公开赛；尼古拉和他的女朋友，那个声音沙哑的插花师一起来了。啤酒很冰，该点些香肠来吃。他家楼下门房的孩子正在玩单脚跳，累了就换只脚，一直没有离开门口。

“净说傻话，”米切尔说，“我们都约好了，我怎么会不想去你家？”

爱德蒙端来咖啡，现在是上午十一点。这个时间店里几乎没人，爱德蒙就在桌边逗留了一会儿，谈了几句环法自行车公开赛。然后米切尔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释，皮埃尔本该想到是这样的。她母亲又一次晕倒，把她父亲吓坏了，赶紧给她的办公室打电话，她急忙上了辆出租车回家，最后发现没什么问题，就是一般的头晕而已。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了，但是只有皮埃尔才会……

“我很高兴她已经痊愈了。”皮埃尔笨嘴拙舌地说。

他把一只手放在米切尔的手上，米切尔把另一只手放在皮埃尔的手上，皮埃尔再把另一只手叠上去。米切尔抽出最下面的一只手叠到最上面。皮埃尔也抽出最下面的一只手，叠到最上面。米切尔抽出最下面的一只手，把手掌按在皮埃尔的鼻尖上。

“冷得像狗鼻子一样。”

皮埃尔承认他鼻尖的温度是个未解之谜。

“傻瓜。”米切尔总结道。

皮埃尔隔着秀发吻了吻她的额头。因为她低着头，他便捏着她的下巴，让她抬起头看着自己，然后吻她的嘴唇。他吻了一次，两次。香味很清新，像是树荫下的气味。他清晰地听到一段旋律，Im wunderschönen Monat Mai[8]，他隐隐地惊讶于自己居然清楚地记得歌词，这些只有翻译过来他才明白意思的歌词。但他喜欢这个旋律，贴着米切尔的秀发，贴着她湿润的嘴唇，这歌词听起来多么优美。Im wunderschönen Monat Mai，als…[9]

米切尔的手掐着他的肩膀，指甲扎了下去。

“你弄疼我了。”米切尔边说边推开他，用手指摸了摸嘴唇。

皮埃尔看到她的唇边有自己的牙印。他抚摸着她的面颊，又温柔地亲了亲。米切尔生气了吗？没有，她没生气。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们才能两个人独处？米切尔的解释似乎另有隐情，让他无法理解。他正一门心思想着哪天能让她来家里，上五层楼到他的房间来，没想到突然间一切都豁然开朗了，米切尔的父母要去农场待十五天。他们去吧，这样最好了，米切尔就……刹那间他明白过来，呆呆地看着她。米切尔笑了起来。

“这十五天你就一个人在家了？”

“你真傻。”米切尔说，伸出一根手指，在空气中画着看不见的星形、菱形、柔和的螺旋线。她母亲肯定以为忠诚的芭蓓特会在这两个星期里一直陪着她，毕竟郊区发生了这么多起抢劫和袭击案。但是只要他们俩愿意，芭蓓特会一直待在巴黎。

皮埃尔没去过米切尔家，但是他已经幻想过好多次，好像身临其境一般：他跟着米切尔进到一个低矮的小厅，厅里都是些老式家具。踏上楼梯的第一级台阶前，他的指尖滑过扶手这端的一只玻璃球。不知道为什么，这房子令他厌恶，他想到花园里避一避，尽管很难想象这么小的房子会有花园。他尽力摆脱了这个画面，发现自己正愉快地和米切尔坐在咖啡馆里。他想象中的房子里那些褪色的家具和地毯让他觉得有点闷，米切尔家的房子不会是那样的。“我得问哈维尔借摩托车。”皮埃尔想。他会来接米切尔，骑摩托车只要半小时就能到克拉马[10]，他们有两个周末可以一起郊游，这样的话还要借个保温壶，再买些雀巢咖啡。

“你家楼梯上有个玻璃球吗？”

“没有，”米切尔说，“你搞混了，以为是……”

她顿住了，似乎嗓子里有什么东西堵住了。皮埃尔陷在椅子里，头靠在镜子上，爱德蒙装了这些高高的镜子，好让咖啡馆的桌子看上去多一些。皮埃尔隐隐地觉得米切尔像是一只猫或者一幅无名肖像画。他刚刚认识她没多久，米切尔也许同样觉得他这个人难以理解，但他们还是在一起了，首先，相爱并不需要什么理由，不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朋友，或者持有相同的政见。一开始人们总是以为别人身上没有什么秘密，因为积累信息是件很容易的事：她是米切尔·迪韦努瓦，二十四岁，栗色头发，灰色眼睛，办公室职员。她也知道他是皮埃尔·若利韦，二十三岁，金发……但明天他要跟她去她家，半个小时就能到昂吉安。“去他的昂吉安。”皮埃尔想着，他把这个名字像赶苍蝇一样挥了出去。他们可以一起待十五天。屋子很可能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是带花园的，最好问问米切尔花园是什么样子，但米切尔正在叫爱德蒙过来结账，已经十一点半了，要是她的经理看到她回去晚了，肯定会皱鼻子。

“再待会儿吧。”皮埃尔说，“不好，罗兰和芭蓓特来了。真是难以置信，在这家咖啡馆我们居然从来没办法单独待着。”

“单独待着？”米切尔说，“但是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跟他们碰头啊。”

“我知道，但即便如此。”

米切尔耸了耸肩，皮埃尔知道她理解了他的意思，她心底也遗憾朋友们出现得这么准时。芭蓓特和罗兰一如既往地轻松愉快，但今天他们这个样子却让他既生气又不耐烦。他们在另一边，被时间的堤岸围护着。他们的怒气和不满都源于这个世界，源于政治或者艺术，而不是源于他们自己，不是出自更深层次的关系问题。他们因习惯、因日复一日的机械举动而得到拯救。一切都那么平顺，井井有条、保存完好。快乐的猪仔们，可怜的年轻人，好朋友们。他差点就不准备跟罗兰握手，但他吞了口唾沫，直视着罗兰，然后握紧他的手指，像是想捏碎它们。罗兰笑着坐到他们对面，他听说了一家电影资料馆的播放安排，周一必须得去看看。“快乐的猪仔们。”皮埃尔咬牙切齿地想。真是白痴，真不公平。但是一场普多夫金[11]的电影，还是去吧，找点新鲜玩意儿。

“新鲜玩意儿？”芭蓓特嘲笑道，“新鲜玩意儿，皮埃尔你太老土了。”

没有任何理由不愿跟罗兰握手。

“她穿了件橙色的上衣，挺称她的。”米切尔说道。

罗兰递给他一支高卢烟，点了杯咖啡。他没有任何理由不愿跟罗兰握手。

“没错，她是个聪明姑娘。”芭蓓特说。

罗兰朝皮埃尔挤了挤眼睛。平静，不惹麻烦。完全不惹任何麻烦，这头平静的猪仔。这么平静，让皮埃尔觉得恶心。米切尔讨论着一件橙色上衣，和往常一样，他跟话题格格不入。这怪不得他们，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加入这个小圈子的，他们几乎是耐着性子接纳了他。

米切尔还在不停地说着（现在换成讨论鞋子），边说边用手指划过唇边。米切尔肯定是想起来了，他不但没能好好吻她，反而弄疼了她。大家也弄疼了他，朝他挤眼，对他微笑，非常喜爱他。他觉得胸口压着沉甸甸的重量，需要逃回自己的房间一个人待着，寻思为什么米切尔还没来，为什么芭蓓特和罗兰把他的唱片拿走了也不跟他说一声。

米切尔看了看表，吓了一跳。他们飞快地约好了看电影的时间，皮埃尔付了咖啡钱。现在他觉得好些了，甚至愿意跟罗兰和芭蓓特再聊一会儿，他热情地和他们道了别。善良的猪仔，米切尔的好朋友们。

罗兰看着他们走到街上，在阳光下走远。他慢慢喝了口咖啡。

“我估摸着……”罗兰说。

“我同意。”芭蓓特说。

“说到底，有什么不行的？”

“就是啊，有什么不行的？但那件事以后，这还是第一次。”

“米切尔也该从那件事里走出来了，”罗兰说，“要我说，她热恋了。”

“他们俩真是如胶似漆。”

罗兰陷入了沉思。

他跟哈维尔约在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但是他到得太早了。他点了杯啤酒，开始翻看报纸。他已经不太记得自己把米切尔送到办公室门口以后又做了些什么。最近几个月像是一团乱麻，早晨也是这样，一天还没开始，脑子里就已经被真假难辨的回忆搅成了一锅粥。在那遥远的记忆中，唯一真切的是他曾经跟米切尔亲密无间，但发现自己对此仍不满足，一切都让人隐约觉得惊恐，他对米切尔一无所知，真的是一无所知（她的眼睛是灰色的，每只手上有五根指头，未婚，梳着小女孩的发型），真的一无所知。如果他对米切尔一无所知，不如暂时不见她，让记忆变成厚重苦涩的一团乱麻。她怕你，她厌恶你，你吻她时她从心底反感你，她不想跟你上床，她害怕着什么，今天早上她就激烈地拒绝了你（她是那么迷人，跟你告别时和你贴得那么紧，为了明天跟你一起去她在昂吉安的家，她做了那么多准备），你在她的唇边留下了牙印，你吻她的时候咬了她的嘴唇，她抱怨了一下，用手指摸了摸嘴唇，抱怨了一下却没有生气，只是有点吃惊，als alle Knospen sprangen[12]，你心里哼着舒曼的曲子，你这个混蛋，你边唱边咬她的嘴唇，现在你想起来了，你还上了楼梯，对，上了楼梯，还用手掠过扶手尽头的玻璃球，但是米切尔后来说过，她家里并没有什么玻璃球。

皮埃尔从椅子上滑下来，去找香烟。话说回来，米切尔也不怎么了解他，她从来不问东问西，尽管她听他倾诉的时候又专注又严肃，也擅长分享生活中的小细节，比如说一只猫溜出车库门，城岛[13]上空的一场风暴，一片三叶草，一张杰瑞·穆里根[14]的唱片。她述说和倾听时都是那么专注、恳切、严肃。就这样，人群中这对孤独的人儿在一次次的约会中，开始聊起了政治，聊起了小说，开始去看电影，吻得一次比一次热烈，她任由他的手在脖颈间游移，抚过胸部，任他重复同样的问题却不给他答案。下雨了，要到廊下躲一躲，天晴了，头顶上阳光明媚，我们进这家书店去看看吧，明天我介绍你认识芭蓓特，她是我的老朋友，你会喜欢她的。后来大家发现芭蓓特的男朋友是哈维尔的老伙计，而哈维尔是皮埃尔最好的朋友，小圈子就这样闭合了，他们有时候在芭蓓特和罗兰的家里，有时候在哈维尔的诊所，有时候晚上在拉丁区的咖啡馆碰头。芭蓓特和罗兰对米切尔情真意切，而且似乎在不动声色地保护她，虽然米切尔并不需要什么保护。皮埃尔对芭蓓特和罗兰对米切尔的情谊心存感激，虽然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个中缘由。在这个小圈子里，他们很少谈论彼此。他们偏爱那些宏大的命题，比如政治，比如进步。他们坐在咖啡馆里，满足地打量着彼此，互相交换烟抽，享受着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感觉。他运气不错，这个小圈子接纳了他。他们可不是什么好好先生，对打压新人的那一套非常在行。“我喜欢他们。”皮埃尔自言自语着，喝完了啤酒。也许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是米切尔的情人了，至少哈维尔应该是这么想的。但他万万想不到米切尔一直都不愿意，也不肯给出什么具体的原因，反正就是不愿意，却一直继续跟他见面、约会、听他倾诉，或者向他倾诉。他居然习惯了这种奇怪的感觉，认为谜底终将揭开，而他最后会生活在谜里，接受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每当他们在街角或者在咖啡馆告别时，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顺理成章，扶手尽头有玻璃球的那段楼梯会引向他们的相遇，真正的相遇。但是米切尔已经说了，没有什么玻璃球。

哈维尔又高又瘦，神情和上班时一模一样。他谈论着实验，要证明生物学是一门鼓动怀疑论的学问。他看了看自己那根被烟草染黄了的手指。

皮埃尔问他：“你会突然想到跟你正在想的东西完全没有关联的事情吗？”

“完全没有关联是一种科学上的假设，仅此而已。”哈维尔说。

“最近我觉得自己很奇怪。你得给我开点什么药，比如说客观实在丸。”

“客观实在丸？”哈维尔说，“没有这种玩意儿，老兄。”

“我太关注自己的主观想法了，”皮埃尔说，“真是白痴。”

“再说了，米切尔没让你觉得实在？”

“正是因为昨天我突然想到……”

他听到自己在说话，看到哈维尔正看着他，看到镜子里的哈维尔，看到哈维尔的后颈，看到自己正在跟哈维尔说话（但为什么我总是想到扶手尽头有只玻璃球），他时不时地注意到哈维尔在点头，要是在诊所之外做这么职业化的动作就有点可笑了，因为医生只有穿着白大褂的时候才显得高高在上、权威十足。

“昂吉安，”哈维尔说，“别担心了，我还总是把勒芒[15]和芒通[16]搞混呢，很可能是你小时候哪个女老师教错了。”

Im wunderschönen Monat Mai，皮埃尔的回忆在哼唱。

“如果你睡得不好就告诉我，我给你开点儿药。”哈维尔说，“无论如何，我敢保证这天堂般的十五天足够把你治好。没有比同床共枕更美妙的事了，你能彻底理清思路，有时甚至能摆脱那些傻念头，然后就万事大吉了。”

他也许可以多干点儿活，让自己累一点儿；也许可以把房间的墙刷了，或者走路去系里上课而不是坐公车；也许可以靠自己的劳动挣到父母每月寄来的那七千法郎。他靠在新桥[17]边的栏杆上看着驳船在下面驶过，感受着夏日的阳光洒在肩头。一群姑娘们笑着闹着，一阵马蹄声传来；一个红发少年骑车经过姑娘们身旁，吹起长长的口哨，姑娘们笑得更欢了，仿佛一地枯叶飞舞起来，要将他的脸一口吞噬进无助、可怖的黑暗中。

皮埃尔揉了揉眼睛，慢慢直起身来。刚才那一阵并不是言语，也不是幻象：它介于两者之间，是一幅画面，碎成了千言万语，像撒了一地的枯叶（刚才飞舞起来扑了他一脸）。他看到自己的右手扶在栏杆上颤个不停。他握紧拳头，尽力忍住颤抖。哈维尔应该已经走远了，去追他也无济于事，那样只会显得自己更加荒唐可笑。“枯叶，但是新桥并没有枯叶啊。”哈维尔会这么说，好像他自己不知道似的，其实枯叶并不在新桥，而在昂吉安。

现在我只准备想你，亲爱的，整晚都只想你。我只准备想你，只有这样，我才能感觉到我自己，像一棵树，把你环抱在怀里，我要挣脱那束缚我、引导我的树干，小心翼翼地在你身旁飘舞，舒展开每一片树叶（绿色的，绿色的，我自己还有你自己，汁液丰润的树干，绿色的树叶：绿色的，绿色的）。我不会离开你，不允许别的东西介入我们俩之间，不能将注意力从你身上移开哪怕一秒，不能剥夺我去想起今夜正在轻快流淌，拂晓在望，在那边，在你生活和正沉睡的那一边，等黑夜再次降临的时候，我们将一起来到你家，走上门廊的台阶，打开灯，摸一摸你的小狗，喝咖啡，忍不住盯着对方看了又看，直到我拥抱你（我就像一棵树，把你环抱在怀里），把你带到楼梯边（但那里没有玻璃球），然后我们开始上楼，上楼，房门紧闭着，但我口袋里有钥匙……

皮埃尔从床上跳起来，跑到洗脸池旁，把头埋到水龙头下面。我只想你，但想到的为什么是个阴暗而压抑的欲念，在这念头里米切尔不是现在的米切尔（我就像一棵树，把你环抱在怀里），上楼梯的时候感觉不到她在怀里，因为他刚走上第一级楼梯就看到了玻璃球。他只有一个人，独自走上楼梯，而米切尔在楼上，在紧锁的房门后边，并不知道他口袋里还有一把钥匙，正在走上楼去。

皮埃尔擦干脸，打开窗呼吸清晨的新鲜空气。街上有一个流浪汉，友善地喃喃自语着，走路摇摇晃晃，仿佛在黏稠的水洼之上漂浮。他哼唱着曲子踱来踱去，似乎悬浮在灰色的光线中跳一种庄重的舞蹈，灰色的光线蚕食着路面的石砖和路边紧闭的大门。Als alle Knospen sprangen，皮埃尔干裂的嘴唇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和着楼下流浪汉的哼唱声，但旋律相去甚远，歌词也毫不相干，这其中有某种东西就像复仇的渴望一样，不期而至，在生活里黏附一段时间，留下仇恨的焦虑。回忆的空洞翻腾着，抖落出千丝万缕、四处牵绊的思绪：一支双管猎枪，一地厚厚的枯叶，流浪汉有节奏地跳着帕凡舞[18]，嘴里嘟囔着含混的句子，舒展着破烂的衣服，跌跌撞撞地行着礼。

摩托车沿着德阿莱西亚大街前行，隆隆声不绝于耳。每次贴着公车驶过或者在街角拐弯时，皮埃尔都能感觉到米切尔把他的腰抓得更紧。等红灯的时候，他会回过头去，等待米切尔爱抚他或者吻一吻他的头发。

“我现在已经不怕了，”米切尔说，“你骑得很好。在这里向右转。”

别墅位于克拉马更远处的一座山上，坐落在十几栋类似的房子之中。皮埃尔觉得别墅这个词听起来像是一处庇护所，与世隔绝，安静祥和。别墅里会有一座花园，花园里有藤椅，到了夜里，也许还飞舞着萤火虫。

“你家花园里有萤火虫吗？”

“应该没有。”米切尔说，“你真是异想天开。”

骑着摩托车很难说话，他得集中精神注意交通车辆，而且皮埃尔已经累了，他直到清晨才睡了几个小时。他要记得吃哈维尔给的药，但他到时肯定不会记得吃，况且也用不着了。他回过头去，米切尔隔了一会儿才吻他，他咕哝了几声。米切尔笑了，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绿灯。“别犯傻了。”哈维尔这样说过，说这话的时候他显然有点不明就里。当然会好起来的，睡前喝一口水，吞两片药。米切尔的睡眠好吗？

“米切尔，你睡得怎么样？”

“很好啊。”米切尔说，“有时候会做噩梦，大家都这样。”

当然，大家都这样，醒来时，她会知道梦境已经消逝，不会跟街上的喧闹声、朋友们的面孔，还有那无处不在的怪念头混为一谈（但是哈维尔说过吃两片药就行了）。她一定是把头埋在枕头里睡，微微地缩着腿，均匀地呼吸，他马上就会看到这样的她，睡姿一模一样，马上就能把熟睡的她搂在身旁，听见她的呼吸声。当他用一只手揪住她头发的时候，她毫无防备，一丝不挂。黄灯，红灯，停。

他猛地急刹车，米切尔吓得叫起来，然后便一声不响，似乎因为尖叫而难为情。皮埃尔单脚点地，回过头去，微笑着，却不是对着米切尔笑，他看上去魂不守舍，笑容僵在脸上。他知道灯就要变绿了，摩托车后面跟着一辆卡车还有一辆汽车，绿灯，摩托车后面跟着一辆卡车还有一辆汽车，有人按了一下喇叭，两下，三下。

“你怎么了？”米切尔问。

汽车司机经过皮埃尔身边时骂了他一句，皮埃尔慢慢启动摩托车。我们刚才说到我会看到她毫无防备、一丝不挂。既然我们这么说，那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看到她毫无防备、一丝不挂地睡着的时候，也就是说，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根本无须……是的，我听到了，先左转然后继续左转。是那里吗？石板瓦屋顶的那家？还有松树，真漂亮，你家的别墅真美啊，花园里有松树，你爸妈又去农场了，真是不可思议，米切尔，整件事都美妙得不可思议。

波比先是对着他们狂吠了一阵。皮埃尔把车推到门廊上时，波比跑来仔细地闻着他的裤腿，以挽回颜面。米切尔已经进了屋，拉开了窗帘，然后回去把皮埃尔带了进来。皮埃尔环顾四周，发现屋子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这里应该有三级台阶，”皮埃尔说，“而且客厅也变样了，但是当然了……不用管我，就连家具之类的细节，我都会把它们想象成别的样子。你也会这样吗？”

“有时候会。”米切尔说，“皮埃尔，我饿了。别闹了，皮埃尔，听我的，乖乖地帮我的忙，我们得做点什么吃。”

“亲爱的。”皮埃尔说。

“把窗打开透透光。别乱动，波比会以为……”

“米切尔……”皮埃尔说。

“别闹啦，等我先上楼换衣服。你愿意的话就把外套脱了。这个柜子里有酒，你自己找吧，我不懂这些。”

他看着她跑上楼，消失在楼梯尽头。柜子里有酒，但她不懂这些。幽深的客厅里，皮埃尔抚摸着楼梯扶手。米切尔已经说过了，但是亲眼见到还是让他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确实没有玻璃球。

米切尔换了一条旧裤子和一件奇大无比的上衣。

“你看起来像朵蘑菇一样。”皮埃尔温柔地说。所有男人见到女人穿着大得不合身的衣服时，都会这么说。“你不带我看看房子吗？”

“行啊。”米切尔说，“你没找到喝的吗？等一等，你真是不中用。”

他们端着杯子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正对着刚刚打开的窗。波比围着他们转了几圈，然后躺在地毯上看着他们。

“波比对你一见如故嘛。”米切尔舔着杯沿，“你喜欢我家吗？”

“不喜欢。”皮埃尔说，“太暗了，资产阶级得要命，还有这些可恶的家具。但这里有你在，还穿着这种大得吓人的裤子。”

他爱抚她的脖子，把她抱紧，吻她的嘴唇。他们热吻着对方，皮埃尔感受到米切尔手掌的热度印上他的身体。他们热吻着对方，微微滑了下去，但是米切尔呻吟着想挣脱，她嘟囔着什么，皮埃尔没听懂。他心慌意乱，觉得最难做到的是捂住她的嘴，但又不让她昏过去。他突然放开她，盯着双手，好像它们不是他自己的一样，他听到米切尔急促的呼吸声，还有地毯上的波比发出的低吼。

“你让我要发疯了。”皮埃尔说，这话听起来那么荒谬，但是仍然不及刚发生的事那么令他羞愧。捂住她的嘴但是别让她昏迷，这似乎是一道命令、一股无法压抑的欲望。他伸出手，隔了一段距离抚摸米切尔的面颊，他完全同意，确实要做点东西来吃，确实要选一瓶红酒来喝，窗边真是热得让人受不了。

米切尔吃东西有她独特的方法，她把奶酪、油浸凤尾鱼、沙拉和蟹肉搅在一起。皮埃尔喝着白葡萄酒，微笑着看她。如果他跟她结婚的话，每天都会坐在这张桌子旁喝白葡萄酒，微笑着看她。

“真奇怪，”皮埃尔说，“我们从来没说到过打仗的那几年。”

“谁愿意说啊……”米切尔边说边刮着盘底。

“我明白，但有时难免会想起来。对我来说那几年没那么糟糕，毕竟当时我们还是小孩子。就像是一段没有尽头的假期，很荒唐，甚至有点可笑。”

“我可没放假。”米切尔说，“一直下雨来着。”

“下雨？”

“在这里面，”她说，摸着额头，“眼前在下，脑后也在下。一切都湿漉漉的，像被汗浸透了似的。”

“那时你就住在这里？”

“开始是。后来，德军占领后，我就被带去舅舅舅妈家里住，在昂吉安。”

等皮埃尔回过神来，火柴已经烧到了手指，他张开嘴，赶紧甩手，又骂了句脏话。米切尔笑了起来，暗暗高兴可以转移话题。她站起来准备去拿水果，皮埃尔点着了烟，大口大口地拼命吸起来，好像要被淹死了似的，但这是过去的事了，只要有意去找，任何事情都能找到个解释。跟米切尔在咖啡馆闲聊的时候，她很可能提起过好多次昂吉安，他听的时候觉得无足轻重，以为回头就会忘记，没想到后来它变成了梦里或者说幻想中的主题。桃子，好的，但是剥了皮。真是遗憾，女人们总是给他剥桃子，米切尔也不例外。

“女人啊。如果她们也给你剥过桃子，那就说明她们跟我一样傻。你最好还是去磨咖啡豆吧。”

“这么说你那时住在昂吉安，”皮埃尔说，看着米切尔的手，剥水果总让他感到有点恶心，“战时你父亲做什么工作？”

“哦，没做什么要紧的，我们就这样过日子，希望一切快点儿结束。”

“德国人从来没有骚扰过你们吗？”

“没有啊。”米切尔说，黏糊糊的手指翻弄着桃子。

“这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起你们在昂吉安住过。”

“我不喜欢谈那时候的事。”米切尔说。

“但你应该说起过的，”皮埃尔自相矛盾地反驳道，“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知道你在昂吉安住过。”

桃子掉落在盘子里，又粘上了零碎的桃子皮。米切尔用刀把皮刮掉，皮埃尔又觉得一阵恶心，竭尽全力地磨着咖啡。她为什么一言不发？她看上去好像很痛苦，埋头处理着手里汁水四溢的桃子。她为什么一言不发？其实她心中有千言万语，只要看她的手，看她紧张地眨眼睛、脸快要抽搐的样子就能知道。他发现，她不安或者不想开口的时候，就会这样抽搐。上次在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他就发现她的半边脸一抽一抽的。

米切尔背过身去煮咖啡，皮埃尔用烟头点燃另一支烟接着抽。他们端着青花瓷的杯子回到客厅。咖啡的香味让他们感觉好了一些，他们互相看着，似乎无法理解刚刚发生的一切和这暂时的沉默。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看着对方，微笑着，心不在焉地喝咖啡，像是喝着会让有情人永不分离的魔药。米切尔拉开窗帘，一道温暖的绿光从花园照进来，将他们环抱，有如香烟的迷雾，又如皮埃尔啜饮的白兰地，让他们陷入一阵温和的孤寂之中。波比躺在地毯上睡着了，身体颤抖着，发出叹息般的声音。

“它总是在做梦，”米切尔说，“有时候还会哭着突然醒来，看着我们，像是刚刚经受了巨大的痛苦一样。它只是条小狗啊……”

这一刻是多么美妙，能够待在这儿，闭上双眼，像波比一样叹息，用手理着头发，一次，又一次，他感觉到手理着头发，却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手，这只手摸到脖子时，脖子会轻微地发痒，然后手会停下来。他睁开眼时看到米切尔的脸，她惊愕地张着嘴，面色苍白如纸。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她，手中的白兰地杯子滚落到地毯上。皮埃尔站在镜子前面，看到自己的头发变成了中分，就像默片时代银幕上的男演员，近乎滑稽。米切尔为什么哭了？她没哭出声，但是把脸埋在手掌里的人一定是在哭泣。他猛地把她的手分开，吻她的脖子，寻觅她的嘴唇。两人呢喃着，他一句，她一句，像是两只寻觅着对方的小动物，像流连的爱抚，像午睡的气息，像空荡荡的房子的气息，像扶手尽头有玻璃球、正等待着他们的楼梯的气息。皮埃尔想把米切尔凌空抱起来，飞快地走上楼梯，他口袋里有钥匙，可以进到卧室里，睡在她身边，他将感觉到她在颤抖，他将笨拙地解开腰带和纽扣。但是扶手尽头没有玻璃球，这一切都那么遥远而可怕。米切尔就在他身边，却似乎遥不可及。她正捂着脸哭泣，泪水已经打湿了手掌，她的身体随着呼吸起伏着，她害怕，她抗拒他。

他跪下来，把头埋在米切尔怀里。也许过去了几个小时，也许只有一两分钟，时间里充满转动不休的机件以及黏液。米切尔抚摸着皮埃尔的头发，他又看到了她的脸，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米切尔用手指理着他的头发，拉着他的头发往后拢，快要把他弄疼，然后她低下头吻他，朝他微笑。

“你吓着我了，有一瞬间我以为……我太傻了。但你刚才看起来很不一样。”

“你看到了谁？”

“没有谁。”米切尔说。

皮埃尔蹲坐下来等她回答，似乎有一扇门摇摆着就要打开。米切尔深吸一口气，像是游泳运动员等待着发令枪声。

“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不知道，你让我想起了……”

那扇门摇摆着，摇摆着，游泳运动员只等一声枪响就要跃入水中。时间像一块橡胶似的拉长、扭曲，皮埃尔伸开双臂搂住米切尔，他站起来，深深地吻她，把手伸进她的上衣寻觅她的乳房，他听到她的呻吟，他呻吟着吻她，来啊，现在就来吧，他想把她凌空抱起来（上十五级楼梯，门在右边）。他听到米切尔在反抗，反抗是没有用的，他抱着她，站直了，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现在，就是现在，她想抓住玻璃球，想抓住扶手，都是徒劳（而扶手上并没有玻璃球）。无论如何要把她抱上楼，他全身的肌肉都凝成了一块，这条母狗得长长记性了，哦，米切尔，哦，我的宝贝儿，别哭，别难过，我的宝贝儿，别再让我跌入那口漆黑的深井，我怎么会想到这个，别哭啊，米切尔。

“放开我。”米切尔低声喊着，挣扎着要脱身。她推开他，看了他一眼，好像一下子不认识他了，然后跑出客厅，关上了厨房门。他听到钥匙锁门的声音。波比在花园里狂吠。

镜子里的皮埃尔面无表情，手臂像抹布一样了无生气地耷拉着，衬衫的一角露在裤子外边。他机械地整理着衣服，眼睛一直盯着镜中的自己。喉咙紧锁着，白兰地咽不下去，灼烧着口腔，他逼着自己继续喝，甚至直接对着酒瓶喝，一口接一口地把酒灌下去。波比已经不叫了，四周一片寂静，好似午睡时分，屋里的光线越来越幽绿。他把一根烟叼在干裂的嘴唇之间，走出大门，走进花园，经过摩托车旁边，走向花园深处。这氛围仿若有蜜蜂在嗡嗡作响，厚厚的松针铺在地上，林间又响起了波比的叫声，是对着他叫的。突然它开始远远地朝他吼，但没有马上向他跑来，而是一点一点地越靠越近。

石头打中了它的背，波比哀号着跑开，远远地又开始吼叫。皮埃尔慢慢地瞄准它，又打中了一条后腿。波比躲到了灌木丛后面。“我必须找个地方待着好好想想，”皮埃尔自言自语着，“我必须马上找个地方，躲起来好好想想。”他背靠着一棵松树，慢慢地滑坐在地上。米切尔隔着厨房窗户看着他。她肯定看见我扔石头砸狗了，她看着我，却好像看着空气一样。她看着我，她不哭了，也不说话，她在窗边看起来孤零零的，我应该去她身边，对她好点。我想好好表现，想握住她的手吻她的手指，每一根手指，她的皮肤是那么柔嫩。

“我们这是在玩什么呢，米切尔？”

“但愿你没有打伤它。”

“我只是想吓吓它，它好像不认识我了，你也一样。”

“别说傻话。”

“那你别锁门啊。”

米切尔让他进了门，顺从地让他抱住腰。客厅更幽暗了，几乎看不到楼梯在哪儿。

“原谅我，”皮埃尔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太荒谬了。”

米切尔捡起地上的杯子，盖上白兰地酒瓶的盖子。越来越热了，仿佛房子在透过他们的嘴狠狠喘着气。米切尔用手帕给皮埃尔擦去额头的汗，手帕闻起来一股霉味。哦，米切尔，我们怎么能这样，这样相对无言，不想了解究竟是什么搅扰我们，每当我们想要……好的，亲爱的，我会坐在你身边，不会再犯傻了，我要吻你，你的秀发，你的脖子，你就会明白我没有理由……是的，我想拥抱你，带着你跟我走，上楼去你的房间但不会伤害你，把你的头靠在我的肩上，那时你就会明白……

“不行，皮埃尔，不行。今天不行，亲爱的，求求你了。”

“米切尔……米切尔……”

“求你了。”

“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

“我不知道，原谅我吧……你别自责，全是我的错。但是我们还有时间，还有很多时间……”

“我们别再等了，米切尔，就现在。”

“不行，皮埃尔，今天不行。”

“但你答应过的。”皮埃尔觉得自己愚蠢透顶，“我们说好要来……我等了这么久，就是希望你能够爱我一点点……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要话一出口就变肮脏了……”

“如果你能够原谅我，如果我……”

“你不解释清楚，我几乎都不了解你，要我怎么原谅你？你有什么要我原谅的呢？”

波比在门廊低吼着。闷热的空气中，汗水浸湿的衣服黏在了身上，时钟的嘀嗒声也黏在一起，米切尔的头发粘在前额上，她瘫坐在沙发里，盯着皮埃尔。

“我也没那么了解你，但不是因为这个……你一定会觉得我疯了。”

波比又低吼起来。

“好几年前……”米切尔闭上了眼睛，“我们住在昂吉安，我跟你说过。我想我跟你说过我们曾经住在昂吉安。别这样看着我。”

“我没看你。”皮埃尔说。

“你在看我。你这样很伤人。”

但这不是真的，他怎么可能伤到她。他只是在等待她的解释，一动不动地期待她继续说，只是看着她微微张开的嘴唇。现在一切即将发生，她将合起双手向他求饶，当她向他哀求，在他怀里挣扎、哭泣的时候，欢乐之花正在开放，一朵正在开放的湿润的花儿，她将徒劳地挣扎，那感觉是多么愉悦……波比爬进来，躺到一个角落里。“别这样看着我。”米切尔刚说过，皮埃尔回答“我没看你”，然后她说了他在看她，他这样看着她伤到了她，但是她说不下去了，因为现在皮埃尔站得笔直，盯着波比，盯着镜子中的自己，他用手擦了把脸，呼出一口气，发出一声长长的呻吟，像是无尽的哨声。突然他贴着沙发跪下来，用手捂住了脸，呼吸急促起来，身体颤抖着。那些画面像蛛网一样粘在他的脸上，像枯叶一样粘在他大汗淋漓的脸上，他挣扎着要把它们扯下来。

“哦，皮埃尔。”米切尔的声音纤细得像一缕丝。

哭泣声从他的指间漏出来，手指挡不住。哭声像是一种笨重的物质，充斥着四周，顽固地一声接一声，一刻不停。

“皮埃尔，皮埃尔，”米切尔喊着，“为什么，亲爱的，为什么。”

她慢慢抚摸着他的头发，把发着霉味的手帕递过去。

“我是个可怜的白痴，原谅我好吗。刚、刚才……”

他站起来，摔坐在沙发的另一头。他没有发现米切尔突然躲开了，盯着他看，似乎又要逃走。他重复道：“刚、刚才你、你说……”真是费劲，嗓子似乎锁住了，这是怎么回事。波比又开始低吼，米切尔站了起来，面朝着他，一步一步向后退，边退边盯着他，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现在会这样，为什么她要逃走，为什么。门重重地关上了，他无动于衷。他笑了，他看到镜中的自己在微笑，又一次微笑，als alle Knospen sprangen，他闭着嘴唇哼起来。先是一片寂静，然后传来提电话听筒的咔嗒声，拨号的嗡嗡声，一个数，又一个数，第一个号码，第二个号码。皮埃尔跌跌撞撞地走着，隐约觉得自己应该跟米切尔解释，但他已经走到了门外的摩托车边上。波比在门廊朝他直吼。摩托车发动了，房子反射回巨大的轰鸣声，第一声，驶上街道，第二声，来到太阳底下。

“声音一模一样，芭蓓特。我就意识到……”

“胡说八道，”芭蓓特回答，“如果我在那儿，准会把你揍一顿。”

“皮埃尔走了。”米切尔说。

“他也只能这么做了。”

“芭蓓特，你要是能来就好了。”

“我去做什么？我当然会去，但是这念头真傻。”

“他也是结巴，芭蓓特，我发誓……这不是幻觉，我跟你说过以前那个人……就好像他又……你快来吧，电话里说不清楚……我刚听见摩托车声，他走了。我觉得实在是太难过了，他怎么才能理解我遇到的事，这个小可怜，但他自己也像疯了似的，芭蓓特，他看起来太奇怪了。”

“我以为你已经走出那件事了。”芭蓓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过于冷静，“再说了，皮埃尔又不傻，他会理解的。我以为他早就知道了。”

“我是要告诉他的，就在我要告诉他的时候，突然……芭蓓特，我发誓他说话结巴，以前，以前那个人……”

“你说过，但你也太夸张了。罗兰有时候也由着性子一个劲儿地梳头发，而且你也没把他认成过别人。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他已经走了。”米切尔机械地重复着。

“他会回来的。”芭蓓特说，“好吧，给罗兰准备点好吃的，他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你诬蔑我！”罗兰在门边说，“米切尔怎么了？”

“我们走吧，”芭蓓特说，“快走。”

手中的橡胶车把一转，世界就尽在掌握。往右微微一转，路旁所有的杨树就合并成了一棵，再向左稍稍一转，这一大片翠绿就分离成上百棵杨树往后奔去。高压电塔一架接着一架，徐徐前进。这欢快的节奏释放出了与沿途风景完全无关的话语和千丝万缕的影像。橡胶把手向右一转，噪音越来越大，声音刺耳得让人无法忍受。但他已经不再思考了，这台机器就是一切，他把身体紧贴在摩托车上，风仿若遗忘迎面拍在脸上。科尔贝，阿尔帕容，利纳斯——蒙丽瑞[19]，再一次经过杨树林，交警的哨所，黄昏的紫色越来越浓，清冷的空气注入半张开的嘴里，慢一点，再慢一点，在这个十字路口要向右转，离巴黎还有十八公里，仙山露[20]，离巴黎还有十七公里。“我没有死，”皮埃尔慢慢拐进左边的一条小路，“我居然没有死。”他累得直不起腰来，仿佛身负每刻都在加增甜蜜和必要性的重担。“我猜她会原谅我的，”皮埃尔想，“我们两个人都不可理喻，她必须要理解，要理解，要理解，在欢好之前，无从谈起真正理解。我想要揪住她的头发，想要她的肉体，我爱她，我爱她……”森林从路边延伸开去，风裹挟着枯叶横扫公路，皮埃尔看着这些枯叶被摩托车一路卷起，然后被碾压。橡胶把手又一次向右转，向右，再向右。玻璃球突然出现，在楼梯扶手的尽头闪着幽光。没必要把摩托车停得离门廊太远，但是波比会叫，所以最好还是把车子藏在树林里。他借着黄昏的余晖走到了门口，径直走进客厅，以为米切尔会在，但是米切尔并不在沙发上，只有白兰地酒瓶和几个用过的杯子。厨房门开着，从门里透进一缕粉红色的光，花园的深处，夕阳西下，一片寂静。最好还是循着玻璃球的幽光走到楼梯边上，也许那是波比炯炯有神的目光，因为它躺在第一级台阶上低吼着，全身的毛都竖立起来。接下来的事易如反掌；他跨过波比慢慢走上楼梯，不想让楼梯的吱吱声吓到米切尔。门虚掩着：门不应该虚掩着，他口袋里也不应该没有钥匙。但既然门虚掩着，就不需要钥匙了。他朝那扇门走去，用手理着头发，一股快感油然而生。他右脚轻轻迈出一步，走到门前，稍一推，门就静悄悄地打开了，米切尔坐在床边，抬起头，看着他，双手捂住了嘴，似乎想要叫出声（但为什么她的头发不是披着的，为什么她穿的不是天蓝色的睡衣，现在她穿着裤子，而且看上去长大了），然后她笑了，叹了口气，站起来向他伸开双臂，说：“皮埃尔，皮埃尔。”她不但没有合起双手、求饶、反抗，反而喊着他的名字等待着他。她看着他，不知道是因为快乐还是害羞，她浑身发抖，跟那条泄密的母狗一模一样，尽管满地的枯叶又一次埋住了他的脸，他仍然看得到那个她。他伸出双手想拨开枯叶，米切尔后退着，撞到了床边，她绝望地看着身后，尖叫着，尖叫着，无尽的快感向他袭来，叫吧，就像这样，她的发丝缠绕在他的指间，就像这样，她求饶也没有用，然后就像这样，母狗，就像这样。

“老天，我以为大家都把那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罗兰说着，全速转弯。

“我原来也这么想，都快七年了。突然又死灰复燃，还正好在这个时候……”

“那你就错了，”罗兰说，“如果哪天要死灰复燃的话，一定就是这个时候，虽然看起来荒唐，但其实是合理的。你看，就连我自己……有时候我都会梦到整件事。我们解决那个混蛋的方式实在让人无法轻易忘记。说到底，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罗兰边说边全速前进。

“她一点儿也不知道，”芭蓓特说，“只听说那混蛋不久就被杀死了。至少得告诉她这个，不然不公平。”

“当然了。但是那混蛋可觉得不公平。我还记得我们在树林里把他从汽车里揪出来的时候他的样子，他立刻就明白自己完蛋了。倒是挺勇敢的。”

“说得容易，有本事他做个堂堂正正的男人。”芭蓓特说，“对一个小女孩下手……我一想到当初费了那么大的劲劝米切尔别自杀，那头几个晚上……现在她觉得噩梦重演了，我不奇怪，这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

汽车风驰电掣地开进门廊前的那条路。

“没错，他就是个畜生。”罗兰说，“纯种雅利安人，那时他们是这么叫的。他要了支烟，这自然是个仪式，表示一切都完了。他还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杀了他，我们跟他解释了，他妈的我们居然还给他解释。我每次梦到他，他都是这个时候的样子，惊讶里带着轻蔑，结巴的样子几乎有点优雅。我还记得他怎么倒下的，脸埋在枯叶里，碎得稀巴烂。”

“求你，别说了。”芭蓓特说。

“他活该，而且我们当时也没有其他武器，那支猎枪正好能派上用场……走到底左转？”

“对，左转。”

“但愿有白兰地。”罗兰说着，开始减速刹车。

[1]库普兰（François Couperin，1668—1733），法国巴洛克时期著名的作曲家。

[2]马克奥朗（Pierre MacOrlan，1882—1970），法国作家、词作家。

[3]圣经故事。大力士参孙的超人力气来源于他的头发，这一秘密被妓女大利拉发现，设计剪去他的头发，使他力量尽失。

[4]赵无极（1921—2013），法籍华裔画家，将中国画的写意画法融入油画，作品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

[5]指昂吉安莱班，法国巴黎郊区的一个城市，位于巴黎北方。

[6]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1899—1984），法国诗人、画家。

[7]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

[8]德语，意为：在美妙的五月。

[9]德语，意为：在美妙的五月，当……

[10]法国巴黎郊区的城镇，位于巴黎的西南方。

[11]普多夫金（1893—1953），苏联电影导演、编剧、演员，苏联蒙太奇学派理论家。

[12]德语，意为：当所有的花苞绽放。“在美妙的五月，当所有的花苞绽放”是德国作曲家舒曼创作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第一首的歌词，歌词取自德国诗人海涅的诗。

[13]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中的两座岛屿之一，也是巴黎城区的发源地，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和圣礼拜堂都位于该岛。

[14]杰瑞·穆里根（Gerry Mulligan，1927—1996），美国萨克斯风演奏家。

[15]法国城市，位于萨尔特河畔，萨尔特省首府。

[16]法国城市，位于地中海沿岸、摩纳哥与意大利之间。

[17]法国巴黎塞纳河上最古老的桥。

[18]一种社交舞，盛行于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舞步简单庄重，是身份的象征。

[19]科尔贝、阿尔帕容和利纳斯——蒙丽瑞均为法国地名，属于埃松省，位于巴黎的南方。

[20]意大利历史悠久的苦艾酒品牌，创立于1757年。

追寻者

谨以此文纪念Ch. P.[1]

你务要至死忠心。

——《新约·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

啊！给我做个面具吧！

——狄兰·托马斯[2]

黛黛下午给我打电话，说乔尼不太好，我立刻就赶到了旅馆。几天前乔尼和黛黛住进了拉格朗日街上的一家旅馆，他们的房间在四楼。我一看到那扇房门，就意识到乔尼已经穷途末路了。房间的窗子朝向一个黑咕隆咚的院子，下午一点钟就得开灯才能看报纸或者看清对方的脸。天气并不冷，但是乔尼裹着一条毯子，缩在一把破破烂烂的安乐椅里面，椅子上发黄的布条耷拉得到处都是。黛黛显老了，穿的红裙子也不协调。这条裙子适合的是聚光灯下的工作场合。在这样的旅馆房间里，它看上去就像一团令人作呕的血块。

“布鲁诺老兄像口臭一样对我不离不弃。”乔尼说这样的话来问候我，屈起膝盖把下巴搁在上面。黛黛给我搬来一把椅子，我掏出一包高卢烟。我口袋里还藏着一小瓶朗姆酒，但在搞清楚状况之前，我还不准备暴露它。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那盏灯，挂灯泡的绳子肮脏不堪，爬满苍蝇。我看了几眼那盏灯，然后用手做挡板遮住视线，问黛黛能不能把灯关了，靠窗口进来的光就行了。乔尼看似认真地听着我说话，视线跟随着我的手势，但他明显心不在焉，像是一只猫，虽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什么，但是看得出来注意力完全在另一件事情上。终于，黛黛站起来关了灯。房间一团灰暗，我们反而互相看得更清楚。乔尼从毛毯下面伸出一只干瘦的大手，我感觉到他松弛的皮肤传来的温热。然后黛黛说要去冲几杯雀巢咖啡。知道他们至少还有一罐雀巢咖啡，让我高兴了点儿。我一直相信，一个人只要还有一罐雀巢咖啡，就不算是走投无路，还能再坚持一下。

“咱们好久没见啦，”我对乔尼说，“至少有一个月。”

“你就知道数日子。”他没好气地回答，“一号，二号，三号，二十一号。你，无论什么东西你都要在上面安个数字。这次也是。你知道她为什么那么生气？因为我把萨克斯风弄丢了。不过说到底，她是对的。”

“但你怎么会把它弄丢呢？”我问他，同时意识到这正是你不能问乔尼的那种问题。

“在地铁里丢的。”乔尼说，“安全起见，我把它放在了座位下面。坐地铁的时候知道萨克斯风安安稳稳地待在脚下实在是太妙了。”

“回到旅店上楼的时候他才发现，”黛黛的声音有点嘶哑，“我只好跑出去找地铁站的人，还有警察，跟疯了似的。”

随后的沉默让我明白了她的寻觅都是徒劳。但是乔尼笑了起来，那是他的笑法，从嘴唇和牙齿后面发出笑声。

“大约这会儿某个可怜的倒霉蛋正想从那里边吹出点声音来。”他说，“那是我用过的最糟糕的一支萨克斯风；看得出来罗德里格斯用过，因为中间那段边上都完全变形了。这乐器本身不差，但罗德里格斯即使只是调调音，也能毁了一把斯特拉迪瓦里提琴[3]。”

“不能再搞一支吗？”

“我们正在想办法，”黛黛说，“罗利·弗兰德好像有一支。但是乔尼的合同……”

“合同啊，”乔尼补充说，“合同是什么玩意儿。我得演奏，就这么回事，而我既没有萨克斯风也没有钱买，兄弟们的情况跟我一样。”

最后这句说得不对，我们三个都心知肚明。现在谁都不敢借乐器给乔尼，他回头就能弄丢，或者弄坏。他在波尔多弄丢了路易斯·罗林的萨克斯风；他刚签约要去英国巡演时黛黛给他买的那支萨克斯风，被他又是踩又是砸，摔成了三段。没人知道有多少支萨克斯风被他弄丢，被他典当掉，或者被他摔坏。而所有这些萨克斯风，当他演奏起来，我都听到了只有神才能奏出的音乐——假如天国放弃演奏竖琴以及长笛的话。

“乔尼，你什么时候上台演出？”

“我不知道，今天，我猜。黛黛？”

“不对，是后天。”

“所有人都记得日子，只有我不记得。”乔尼抱怨着，把毯子一直盖到耳朵上，“我差点要发誓演出就在今晚，今天下午就必须要排练。”

“都一样。”黛黛说，“问题是你没乐器。”

“怎么会一样？当然不一样了。后天在明天之后，明天又在今天的后面。而今天则在现在的后面，现在咱们正在跟布鲁诺老兄聊天。如果能忘记时间，再喝点什么热乎的东西，我就会好多了。”

“水就要开了，你等一会儿。”

“我说的不是开水那种热。”乔尼说。于是我掏出了朗姆酒瓶，效果就像开灯一样。乔尼惊呆了，张大了嘴，牙齿闪闪发光。就连黛黛，看到他这么惊喜，也忍不住笑了出来。就着雀巢咖啡喝朗姆酒还不赖，喝了两杯，又抽了一支烟以后，我们三个人都觉得好多了。那会儿我已经注意到了，乔尼一点一点蜷缩起身子，继续谈着时间，从我认识他起这个话题就让他着迷。我从来没见过谁会如他一般沉迷于跟时间有关的所有话题。这是个怪癖，是他无数怪癖中最糟糕的那个。但是当他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时，他解释起时间来的那种风采谁也抗拒不了。我回想起一次录音前的排练，那是他还没来巴黎的时候，四九年或者五〇年，在辛辛那提。乔尼那时身材魁梧，我去排练的地方只是为了听他和迈尔斯·戴维斯[4]的演奏。大家都劲头很足，兴高采烈，衣着光鲜（也许是今昔对比让我想起了他们的穿着，乔尼现在穿得又寒酸又肮脏），兴致勃勃，没有丝毫不耐烦，调音师在小窗后面做着欢快的手势，像一头心满意足的狒狒。正在这个时候，仿佛迷失在快乐里的乔尼突然停了下来，打了不知道谁一拳，说道：“这是我明天正在演的曲子。”大家被硬生生打断了，只有两三个人继续弹了几拍，像是火车一下没刹住。乔尼拍着额头，一个劲儿地说：“我明天已经演过这支曲子了，太可怕了，迈尔斯，我明天已经演过这支曲子了。”谁也没办法让他从这个念头里解脱出来。从那一刻开始便一发不可收拾，乔尼心不在焉地演奏，一心只想离开（回去继续吸毒，调音师咬牙切齿地说）。我看着他离开，跌跌撞撞，面如死灰，我问自己，如此这般，还能维持多久。

“我觉得要给伯纳德医生打个电话。”黛黛说，用余光瞥向乔尼，乔尼正小口喝着朗姆酒，“你发烧了，而且什么东西都没吃。”

“伯纳德医生是个可怜的废物，”乔尼舔着杯子说，“他肯定会给我开几片阿司匹林，然后会说他非常喜欢爵士乐，比如雷·诺布尔[5]。你想想看，布鲁诺。如果我手头有萨克斯风，我就会给他来上一曲，让他屁股着地，从四楼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滚下去。”

“无论如何，吃点阿司匹林没有什么害处。”我说，用余光瞥向黛黛，“你如果愿意，我走后就给他打个电话，这样黛黛就不用下楼了。另外，这个合同……如果后天开始演，我想还有补救的机会。我还可以试着问罗利·弗兰德要一支萨克斯风。再不济的话……问题是乔尼你以后必须得小心点儿。”

“今天就算了，”乔尼看着朗姆酒瓶说，“明天吧，等萨克斯风到手再说。所以现在没必要再谈这事儿了。布鲁诺，我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时间……我觉得音乐总能帮助我们多少搞懂一点这个问题。好吧，不能说是搞懂，因为我其实啥也不懂。我只能发现那里有些什么东西。就像是那些梦，不是么，在梦里你开始怀疑一切都彻底完蛋了，所以你提前就会有点恐惧；但同时你又对什么都不确定，也许一切都会像蛋饼一样翻个身，突然你就跟一个漂亮小妞睡在了一块儿，一切都是那么神圣地完美。”

黛黛正在房间的一角洗杯子。我这时发现他们连自来水都没有；我看到一个印着粉色花的脸盆和一只水壶，那只水壶让我联想到动物木乃伊。乔尼用毯子半遮着嘴，继续喋喋不休着，他看上去也像个木乃伊，膝盖抵着下巴，黝黑而光滑的脸被朗姆酒和身体的热度渐渐润湿了。

“布鲁诺，我读过几篇关于它的文章。这个问题很奇怪，而且真的很复杂……你知道，我觉得音乐就有帮助。不是帮我搞懂它，因为实际上我啥也不懂。”他用拳头敲着自己的脑袋，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在敲椰子壳。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布鲁诺，空空如也。这玩意儿啥也不想、啥也不懂。说实话，我从来都不需要它。我全身只有从眼睛往下才有理解的功能，越往下理解能力就越强。但那不是真正的理解，我同意这一点。”

“你这样会烧得更厉害的。”黛黛从房间深处抱怨道。

“喂，闭嘴。是真的，布鲁诺。我从来都不想事儿，只是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想的东西，但这没什么意思，是不是？发现自己正在想事儿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无论是你想还是随便换另外一个人想，那东西都一样。那不是我，我。我只能利用我想的东西，但总是在想出来之后，这是最让我受不了的。哎呀，真难，太难了……一口都没有了吗？”

我把最后几滴朗姆酒都倒给他了，正好黛黛又重新开了灯，因为屋里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乔尼出着汗，但仍然裹在毛毯里，时不时地打个颤，安乐椅便随之吱吱作响。

“我小时候，几乎是刚学萨克斯风的时候就发现了。我家里总是乱成一锅粥，天天都在谈论欠债和抵押这档子事儿。你知道什么是抵押吗？应该是很恐怖的，因为每次我老爸一提抵押，我老妈就捶胸顿足，最后肯定要干一架。我那时十三岁……但这些你都已经听过啦。”

没错，我是听过，还试着既生动又准确地把它写进乔尼的传记。

“就这样，在家里，时间看不到尽头，你懂的。一天到晚都在吵架，连饭都没得吃。最火爆的还有宗教问题，啊呀，你都想象不出来。我的老师帮我搞了一支萨克斯风，你要是看见它肯定要笑死，我想我是从那时突然发现的。音乐让我从时间里解脱出来，但这只是一种形容的方法。如果你想知道我真正的感受，我觉得是音乐把我融入了时间。但要知道这个时间和……这么说吧，和我们的时间完全无关。”

我早就知道乔尼在他生活中构建的各种各样的幻觉，所以我听得认真，却不至于对他的话太上心。我心里想的是他在巴黎是怎样搞到毒品的。我必须去质问黛黛，尽管她很可能是同谋。这样下去乔尼撑不了多久。毒品和贫困无法和平共存。我想到他那些正在流失的音乐。乔尼本可以再录制十几张唱片，继续展现他的风采，继续创造其他音乐家无法想象的惊人突破。“我明天已经演过这支曲子了。”突然这句话让我明白了，因为乔尼永远都在明天演奏，他只要一开始演奏，就毫不费力地跃过了今天，其他人不过是从那里开始追随他的足迹。

我是爵士乐评论家，能足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也能明白我思考的问题远在乔尼的层面之下，可怜的乔尼欲言又止、唉声叹气、暴跳如雷或者痛哭流涕，都是为了能继续向前。我觉得他是个天才，而这对他来说根本无足轻重，他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才华超群并沾沾自喜。我郁闷地想到他好像是萨克斯风的开头，而我不得不满足于成为末端。他是嘴，我是耳朵；这是委婉的说法，不然的话他是嘴，我就是……所有的评论家，唉，轮到的都是悲伤的末端，开场的美味经过了啃咬和咀嚼之后已经一片狼藉。嘴又动了一下，乔尼的大舌头贪婪地舔走了嘴唇上的一串口水，双手在空中乱舞。

“布鲁诺，如果有一天你能写……不是为我写，你知道，我才无所谓呢。但是写出来应该很棒，我觉得会很棒。我刚才正跟你说到，小时候开始吹萨克斯风时，我就发现时间在转变。有一次我跟吉姆说了这事儿，他说大家都一样，只要一灵魂出窍……他是这么说的，只要一灵魂出窍。但是不对，我演奏的时候可没有灵魂出窍。只是地方换了。就像在电梯里一样，你在电梯里跟人说着话，一点没觉得有什么奇怪，一边说话一边升上了一层、十层、二十一层，城市落在你脚下，你进电梯时开始说的话现在说完了，开头和结尾的几个词之间隔了五十二层楼。我开始吹萨克斯风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进了一个电梯，不过是时间的电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你别以为我忘了抵押和宗教那档子事儿。只不过在这种时候，抵押和宗教就像是一套我没穿在身上的西服；我知道它就挂在衣柜里，但是这时候你不能跟我说那西服存在。只有我穿上那套西服的时候它才存在，只有等我吹完了，老妈披头散发地走过来，抱怨我这鬼——音——乐吵得她耳朵都要聋了的时候，抵押和宗教那档子事儿才存在。”

黛黛又端来一杯雀巢咖啡，但乔尼忧伤地看着他的空杯子。

“时间的事情很复杂，让我无处可逃。我慢慢发现，时间并不是一个可以装东西的袋子。我想说的是，如果是一个袋子，尽管里面装的东西可能会变，但它的容量不会变，就这么回事。你看到我的箱子了吗，布鲁诺？装得下两套西装和两双皮鞋。好，现在你想象把它清空，然后再把那两套西装和两双皮鞋放回去，但你发现只装得下一套西装和一双皮鞋了。但最妙的还不是这个。最妙的是你发现你可以把整个商店，把成百上千套的西装都塞进箱子里，就像有时候我一边吹萨克斯风，一边把音乐装进时间。把音乐，还有我坐地铁的时候想的东西都装进时间里。”

“你坐地铁的时候。”

“嘿哟，对了，说到重点了，”乔尼嘲弄地说，“地铁真是个伟大的发明，布鲁诺。坐地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箱子里可以装得下那么多东西。可能我在地铁里不是弄丢了萨克斯风，可能……”

他笑了起来，咳个不停，黛黛不安地看着他。但他做着手势，笑着，咳着，忙活得不行，像猩猩一样在毛毯下面抖来抖去。他笑得连眼泪都掉了下来。他把眼泪舔掉，仍然笑个不停。

“最好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话，“我把它弄丢了，就这么回事。但地铁让我发现了箱子的把戏。你看，那些有弹性的东西真是奇怪，我觉得它们无处不在。所有的东西都有弹性，朋友。看起来硬邦邦的东西也有弹性，那种弹性……”

他凝神思考着。

“……那种弹性是延迟的。”他突然补充道。我做了一个敬佩的手势表示赞同。太厉害了，乔尼。这人居然说自己无法思考。好一个乔尼。现在我对他接下来要说的话真正产生了兴趣，他也发觉了，愈发嘲弄地看着我。

“你觉得我能为后天的演奏搞到一支萨克斯风吗，布鲁诺？”

“可以，但是你得小心。”

“当然了，我得小心。”

“合同是一个月的，”可怜的黛黛解释道，“在雷米的俱乐部演十五天，两场音乐会，还要录制唱片。我们能好好完成的。”

“合同是一个月的，”乔尼张牙舞爪地模仿道，“雷米的俱乐部，两场音乐会，还要录制唱片。哔——啪嗒——啵啵啵，哧。我渴啊，渴啊，渴啊。还想吸烟啊，想吸烟啊。特别想吸烟。”

我递给他一包高卢烟，虽然我知道他心里想吸的是毒品。已经是晚上了，走廊里开始有人来来去去，说着阿拉伯语，或者唱着歌。黛黛出门了，也许是去买点晚上吃的东西。我感到乔尼的手放在了我的膝盖上。

“你知道她是个好姑娘，但我已经腻了。我早就不爱她了，我受不了她。有时候还是挺刺激的，她床上功夫真不赖，就像……”他把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像意大利人那样，“但我得摆脱她，回到纽约去。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回纽约，布鲁诺。”

“回去做什么？你在那儿混得比在这儿还惨。我不是说工作，是说你的个人生活。我觉得你在这儿朋友更多。”

“是啊，有你，还有侯爵夫人，还有俱乐部的那些家伙……布鲁诺，你从来没跟侯爵夫人上过床吗？”

“没有。”

“好吧，那就像是……但是我刚才明明在跟你说地铁的事儿，不知道怎么就换了话题。地铁是个伟大的发明，布鲁诺。有一天我在地铁里开始感觉到了什么，后来就忘了……两三天后又感觉到了。最后我终于发现了。解释起来很简单，你知道，但说它简单是因为那其实不是真正的解释。真正的解释是无法解释的。你必须坐上地铁，然后等着它在你身上发生，尽管我觉得这事儿只会在我身上发生。看，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儿。不过真的，你从没跟侯爵夫人上过床吗？你必须让她站到卧室角落里那只金色的小凳子上，凳子在一盏很漂亮的台灯旁边，然后……见鬼，这女人已经回来了。”

黛黛拎着一包东西进了门，她看着乔尼。

“你烧得更厉害了。我已经给医生打了电话，他十点钟来。他说你需要静养休息。”

“好吧，我同意，但是我得先给布鲁诺讲讲地铁的事儿。那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了发生的事情。我想到了我老妈，然后想到了兰，还有孩子们，当然了，那一刻我还觉得自己正走在老家的街上，看得到那时候那些伙伴的面孔。我没有在思考，我好像跟你说过很多次，我从来不思考；我像是站在一个街角，看着我脑海里经过的画面，但我并没有在思考我看到的东西。你懂吗？吉姆说所有人都一样，还说通常情形下（这是他的原话）一个人的想法不能自主。但问题在于，即便是这样，我在圣米歇尔站一上地铁，就想起了兰和孩子们，还看见了老街坊。我刚一坐下就想到了他们，但同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地铁里，大概过了一分钟就到了奥德翁站，人们进进出出。然后我接着想兰，还看到我老妈买东西回来，我慢慢看到了所有人，还跟大家待在一块儿，真是太美妙了，我好久都没有这样的感受了。回忆总是让人恶心，但这次我挺乐意想到孩子们、看到他们。如果我把看到的一切都讲给你，你肯定不会相信的，因为我得讲好一会儿，就算这样还有很多细节来不及讲。就给你讲一件事好了，我看到兰穿着一条绿裙子，我和汉普[6]在33号酒吧演出的时候她就是穿那条裙子去那里的。我看到裙子上有缎带，有蝴蝶结，腰上和领子上都有装饰……不是一下子看到的，实际上我正围着兰的裙子转，非常缓慢地观察。然后我看到了兰和孩子们的脸，接着我想起了住在隔壁的迈克，他在农场工作过，还给我讲过科罗拉多的几匹野马的故事，边说边像驯马师一样神气地挺胸抬头……”

“乔尼。”黛黛从角落里叫他。

“你看，在我想到、看到的所有东西里头，这还只是一小部分。我大概讲了多久？”

“不知道，大概两分钟。”

“就算两分钟，”乔尼补充道，“两分钟的工夫我只给你讲了一小部分。如果我给你讲我看到孩子们在做什么，还有汉普是怎么弹《把爱留住，亲爱的妈妈》的——我听到了每一个音符，你想想，每一个音符，而且汉普是那种乐此不疲的人——如果我给你讲我还听到我老妈在做一篇长长的祷告，祷告里好像提到了卷心菜，她为我老爸和我请求宽恕，还说些什么卷心菜……好吧，如果我全都详细讲给你，就不止两分钟了，你说呢，布鲁诺？”

“如果你真的听到、看到了这些，那得要一刻钟呢。”我笑着对他说。

“那得要一刻钟，嗯，布鲁诺。那你说说看，我怎么可能突然感觉到地铁停了，我离开了我老妈，兰，还有所有那些人，看到我们停在圣日耳曼德佩站，离奥德翁站正好一分半钟。”

乔尼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来都不太放在心上，但现在他那样看着我，让我浑身冰凉。

“你的时间、那个女人的时间才过了一分半钟，”乔尼怨恨地说道，“地铁的时间、我手表的时间也一样，真该死。那么，我怎么可能想了一刻钟，布鲁诺，你说呢？一分半钟的时间里怎么可能想一刻钟？我跟你发誓那天我没吸过，一块都没吸，一张都没吸。”他补充道，像个孩子似的为自己开脱。“没过多久，这种事又发生了，现在已经是不管我走在哪儿都会发生。但是，”他狡猾地补充，“只有在地铁里我才能意识到，因为坐地铁就好像是被塞进了钟表里。每一站就是几分钟，你明白吧，那是你们的时间，眼下的时间；但我知道还有另一种时间，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

他捂住脸，浑身颤抖。我恨不得自己已经离开了，但又没办法告辞，因为乔尼会不高兴，他对朋友异常敏感。但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又会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至少跟黛黛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说这些事的。

“布鲁诺，如果我能够只活在这些瞬间，或者活在我演奏的时间里，这些时候时间也在改变……你就能意识到一分半钟里可以发生那么多事……这样的话，一个人，不仅仅是我，还有她，还有你，还有所有那些家伙，就可以活上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找到办法，不用像现在这样守着时钟，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过日子，就可以比现在多活上成千上万倍的时间……”

我尽最大努力笑了笑，隐约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只要我一走到街上，回到我的日常生活里，他的猜测，还有他的猜测让我产生的直感，就会一如既往地烟消云散。眼下我敢肯定，乔尼说这番话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些疯疯癫癫，也不是因为他在逃避现实，相反，现实对他来说是场拙劣的模仿，他又把这种模仿变成了一种希望。乔尼在这种时候跟我说的一切（这五年来乔尼一直跟我还有所有人说类似的话），我都没办法指望之后再仔细想一想。只要一走到街上，只要它变作回忆，而不是由乔尼絮絮叨叨地说出来，这一切便成了吸食大麻以后出现的幻象，成了单调、重复的手势（因为你时不时就会听到某人声称，也有其他人讲类似的话）。这些话起初让人暗暗叫绝，之后就会让人恼火，至少我自己这么觉得，好像乔尼说这些话是在取笑我。但这种想法总是出现在第二天，而不是乔尼跟我说话的当时，因为那时我会觉得有事情需要让步，有盏灯需要点亮，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必要去打破一些东西，彻头彻尾地打碎，像把楔子钉进树干，再一锤敲到底。乔尼已经没有力气敲打任何东西了，而我就更别提了，既不知道要用什么锤子，也想象不出这个楔子的形状。

最终我还是离开了那个房间，但是走之前发生了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不是这件事，也会是其他类似的事。我背对着乔尼跟黛黛告别时，从黛黛的眼睛里窥见了有什么事不对劲，就立刻回过头去（因为也许我有点怕乔尼，这位兄弟般的天使，天使般的兄弟），我看到乔尼已经掀掉了盖在身上的毯子，赤身裸体坐在安乐椅上，抬着腿，膝盖抵着下巴，一边发抖一边笑着，全身上下一丝不挂地坐在肮脏的安乐椅上。

“有点热了，”乔尼说，“布鲁诺，你看我肋间的伤疤多漂亮。”

“盖上点儿。”黛黛命令道。她羞愧难当，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和乔尼彼此很熟悉，赤身裸体没什么了不得，但黛黛还是觉得难为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她感到乔尼这个样子并没有惊吓到我。乔尼知道这一点，咧嘴大笑着，淫荡地抬着两条腿，生殖器挂在椅子边上，像是动物园里的一只猴子。他大腿上长了一些诡异的斑点，让我觉得无比恶心。然后黛黛抓起毯子赶紧把他包住了，乔尼继续笑着，似乎很快活。我含糊地告了别，保证第二天再来，黛黛送我到楼梯口，出来时关上了门，不让乔尼听到她要说的话。

“比利时巡演回来后，他就一直这样。他演得那么好，当时我多高兴啊。”

“我奇怪他是从哪里搞到的毒品。”我盯着她的眼睛说。

“我不知道。他整天喝红酒和白兰地，几乎没停过。但他也吸过，尽管没有在那儿吸得多……”

“那儿”指的是巴尔的摩和纽约，他在贝尔维尤精神病院待了三个月，还在卡马里奥[7]待了很久。

“黛黛，乔尼在比利时真的演得很好？”

“对啊，布鲁诺，以前哪次演出都没有那么好。观众都像疯了一样，乐队的小伙子们也跟我说了好多次。跟往常一样，乔尼会突然做点怪事，但好在他没有当众出丑。我以为……但是您看到了，现在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糟了。”

“比在纽约的时候还糟？那时您还不认识他呢。”

黛黛不傻，但没有哪个女人会喜欢别人谈论她的男人认识她之前的事，只是现在她不得不忍耐，所谓之前如何，也不过是几个词而已。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开口，我甚至都不完全信任她，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要说。

“我猜你们现在手头有点儿紧。”

“这份合同后天就开始生效了。”黛黛说。

“您认为他能够录音和公开演出吗？”

“能啊，”黛黛有点惊讶，“只要伯纳德医生治好他的感冒，他就能演得比以前哪一次都好，问题是没有萨克斯风。”

“这个包在我身上。黛黛，这点钱你拿着。只是……最好别让乔尼知道。”

“布鲁诺……”

我做了一个道别的手势，开始下楼，打断了黛黛的话，可以想象得到她要说些什么来表达无用的感激。离她四五级台阶的距离时，我才觉得更容易开口。

“第一场音乐会之前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让他吸了。可以让他抽支烟，但别花钱给他买那个。”

黛黛没有回答，尽管我看到了她把钱在手里折了又折，一直折到小得看不见。至少我可以肯定黛黛不吸毒。也许是恐惧或爱把她变成了同谋。如果乔尼跪下来求她，就像我在芝加哥见过的那样，哭着求她……有这个可能，但牵涉到乔尼，其他事情也同样有各种各样的风险，至少，眼下他们有钱买食物和药了。街上细雨蒙蒙，我竖起了风衣领子，深深地吸气，直到撑痛了肺；我觉得巴黎散发着清爽的味道和热面包的香气。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乔尼的房间有多臭，乔尼盖在毯子下面的身体还在不停地出汗。我走进一家咖啡馆，想喝杯白兰地清洗一下口腔，也许还想清洗一下记忆。我满脑子都是乔尼说的话、他说的故事、他眼中那些我看不到或者压根就不想看到的东西。我开始考虑后天的演出，它像一服镇静剂，像一座桥，从柜台前向未来延伸出去。

如果一个人心里完全没底，最好的办法就是找点事情做，仿佛抓住一只救生圈。两三天后，我觉得自己必须要调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侯爵夫人给乔尼·卡特搞来的大麻，于是去了蒙帕纳斯[8]的录音棚。侯爵夫人真的是一位侯爵夫人，她从侯爵那里搞到了成堆的钱，尽管他们因为大麻或者类似的原因离婚已经有好一阵子了。她和乔尼是在纽约认识的，也许就在乔尼一举成名的那一年：有人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他和四五个喜欢他音乐风格的小伙子组了个乐队，乔尼平生第一次可以尽情演奏，于是他的才华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现在不是评论爵士乐的时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我写的书，是关于乔尼和战后爵士乐新风格的，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四八年——或者说一直到五〇年这段时间——发生了一场音乐爆炸。这场爆炸是冷冰冰的，无声无息，爆炸过后，所有东西都屹立在原位，没有哭喊也没有废墟，然而传统的坚硬外壳已经被炸得粉碎，就连传统的捍卫者（有乐队也有听众）也开始怀疑从前热爱的事物对他们来说是否依然如故。因为自从乔尼吹响了高音萨克斯风以后，听众就无法继续欣赏以往音乐家的演奏、认定那就是天籁之音。为了粉饰这种妥协，听众只能将其称为“历史感”聊以自慰，说以往的任何一位音乐家都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在“他自己的年代”仍然不可超越。乔尼像一只手，将爵士乐的历史翻了一页，就是这样。

侯爵夫人对音乐的感觉像惠比特猎犬那样敏锐，她一直对乔尼和他乐队的朋友们无比敬仰。我猜在33号酒吧时期，她就在他们身上砸了不少美金，那时候绝大多数评论家都在拼命抨击乔尼的唱片，用一些老掉牙的标准对他的爵士乐评头论足。很可能也就是在那期间，侯爵夫人开始时不时地跟乔尼共度春宵，跟他一起吸大麻。在录音之前或者是音乐会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常常看到他们在一起，乔尼在侯爵夫人身边看上去无比快活，尽管兰和孩子们就坐在某个包厢里，或者在家里等着他。不过乔尼从来不懂得什么是等待，也不懂得去想有人在等他。就连他抛弃兰的方式也是典型的乔尼做法。我看过他从罗马给兰寄的明信片，那是在他没通知兰就跟两个音乐家一起爬上飞机，消失了四个月以后。明信片上画着罗穆路斯和雷穆斯[9]，这两位总是让乔尼觉得很好玩（他的一张唱片就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他在上面写道：“在种种爱的包围中孤身前行。[10]”摘自狄兰·托马斯一首诗的第一行，那个时候乔尼一直在读他的诗。乔尼在美国的几位经纪人做了些安排，从他的收入里扣掉了一部分交给兰，兰也很快发现自己离开乔尼不是一笔糟糕的买卖。有人跟我说过侯爵夫人也资助过兰，但是兰并不知道那笔钱来自何处。这事儿不奇怪，因为侯爵夫人久经世故，慷慨得毫无底线，就像每次朋友们成群结队上她家去的时候，她都会拿出蛋饼招待那样，她仿佛拥有一张永恒的蛋饼，内容包罗万象，随时都可以取出一块，以备来客需要。

我到的时候，侯爵夫人正和马塞尔·加沃提还有阿特·博卡亚在一起，他们恰好在讨论乔尼前一天下午的录音。他们看到我，像是见到天使降临一般。侯爵夫人抱着我亲了又亲，直到亲不动了才停下；小伙子们一个是贝斯手，一个是中音萨克斯风手，他们使劲拍打着我，下手毫不留情。我只好躲到一张沙发后面，尽可能地保护自己，他们这么疯狂是因为得知我帮乔尼搞到了一支绝妙的萨克斯风，乔尼刚用它录了四五支无与伦比的即兴曲目。侯爵夫人随后说乔尼是只肮脏的老鼠，因为他跟她闹翻了（她没说为什么闹翻），肮脏的老鼠很清楚自己只有跟她好好道歉才能拿到支票去买萨克斯风。自然，乔尼从回到巴黎起就没想道歉，而他们似乎是两个月前在伦敦吵的架，所以就没人知道他在地铁里弄丢了那支倒霉的萨克斯风，诸如此类。侯爵夫人一开口说话，就会让人琢磨她是不是染上了迪齐[11]风格，用词出其不意地跳跃，充满了各种变体，滔滔不绝。最后侯爵夫人一捶大腿，开始大笑起来，就像是有人在玩命地挠她痒痒。趁着这当口，阿特跟我说了昨天录音的细节。因为我妻子得了肺炎需要照顾，我没能去成录音现场。

“蒂卡可以作证，”阿特指着笑弯了腰的侯爵夫人说，“布鲁诺，在你听到那几张唱片之前，是无法想象它们有多妙的。如果昨天上帝显灵的话，相信我，他肯定就待在这间该死的录音棚里。顺便说一句，录音棚里热得像炼狱一样。你还记得《杨柳树》[12]吗，马塞尔？”

“记得，”马塞尔说，“谁问谁白痴，我从头到脚都文满了《杨柳树》。”

蒂卡给我们端来高杯酒，让我们舒舒服服地聊天。我们其实没怎么谈昨天录音的事，因为任何音乐家都知道这种事情无从谈论，但是从大家的片言只语中，我又看到了希望，觉得也许我的萨克斯风能给乔尼带来好运。尽管如此，谈话里也透露出了不少荒唐事，让我的希望多少有点顿足，比如说乔尼在录音间隙脱下了鞋子，光着脚在录音棚里走来走去。不过，他和侯爵夫人和解了，还保证要在今晚演出之前来录音棚喝一杯。

“你认识乔尼现在的女朋友吗？”蒂卡很好奇。我尽可能简明扼要地给她形容了一下，但是马塞尔又添油加醋地补充了一番，描述得细致入微，且充满暗示，把侯爵夫人逗得直乐。谁也没有提到毒品，但我实在多疑，总觉得蒂卡的录音棚里有毒品的气味，而且蒂卡笑个不停，我注意到乔尼和阿特有时候也会笑成这样，这是瘾君子的特征。我思考着，既然乔尼跟侯爵夫人闹了别扭，那他到底是怎么搞到的大麻；我对黛黛的信任瞬间掉到了谷底——如果说我以前还有点信任她的话。说到底，他们都一样。

我有点忌妒他们物以类聚，可以轻易地同流合污。而从我清教徒的世界看去——我无须回避这一点，任何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憎恶道德败坏——他们像是病态的天使，因为没有责任感而令人气恼，但又对这个群体做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比如说乔尼的唱片、侯爵夫人的慷慨捐献。不，不只如此，我要强迫自己说出来：我忌妒他们，忌妒乔尼，另一边的乔尼，尽管谁也说不清另一边到底是什么。我忌妒一切，除了他的痛苦。所有人都知道他很痛苦，但即便在他的痛苦里，也有某种状态拒绝我的进入。我忌妒乔尼，也觉得愤怒，因为眼见他滥用天赋，愚蠢地将生活施加给他的压力堆积成毫无用处的胡言乱语，日复一日地自暴自弃。我想如果乔尼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甚至不需要他牺牲任何东西，连毒品也不用戒掉，如果他能够掌控住这架五年前就开始失去方向的飞机，也许他会迎来更糟糕的结局，完全疯掉，或者死掉，但他至少能在那些追忆往昔的悲伤独白中、在他讲述的那些戛然而止的迷人经历中，触碰到他所寻觅的东西。我出于个人的懦弱这样想着，也许在内心深处，我希望乔尼能骤然毁灭，类似一颗星星突然分崩离析，化作万千碎片，让天文学家目瞪口呆整整一个星期，然后回家睡觉，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乔尼似乎猜到了我所想的一切，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快活地跟我打了招呼，吻了侯爵夫人，领她在空气中转了一圈，还跟她和阿特用拟声词交谈了一番，这复杂的仪式让所有人都忍俊不禁，然后他几乎立刻坐到了我身边。

“布鲁诺，”乔尼坐在最好的那张沙发上说，“那玩意儿真不赖，让他们给你说说，我昨天用它吹得到底怎么样。蒂卡哭得泪珠跟灯泡似的，我猜不是因为欠服装师的钱吧？蒂卡，你说呢？”

我还想知道更多关于灌录唱片的细节，但是乔尼吹完牛就心满意足了。他紧接着就跟马塞尔谈起了今晚的曲目，还有他们俩为了上台穿的崭新的灰西装有多么合身。乔尼的气色真不错，看得出来，他这几天没有吸过头；他吸的剂量应该是恰到好处，让他能愉快地演奏。我正在这么想的时候，乔尼把手按在我的肩上，凑过来对我说：

“黛黛跟我说那天下午我对你相当无礼。”

“去你的，你根本不用记着这件事。”

“但我记得很清楚。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那天我真的感觉棒极了。我那样对你，你该觉得高兴，因为我在别人面前绝不会那样做，相信我。这说明我欣赏你。我们得一起去个地方好好谈谈。这儿……”他努了努嘴以示轻蔑，然后笑起来，耸了耸肩，好像正坐在沙发里跳舞，“布鲁诺老兄，黛黛说我真的很无礼。”

“那天你感冒了。现在好点儿了没？”

“不是感冒。医生一来，立马就开始说他多么热爱爵士乐，还说哪天晚上我一定要去他家听唱片。黛黛跟我说你给她钱了。”

“那样你在拿到收入之前就能维持一阵子。对今晚的演出感觉如何？”

“挺好，兴致不错，如果手头有萨克斯风，我现在就能吹，但是黛黛坚持由她把萨克斯风带去剧场。这支萨克斯风棒极了，昨天吹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做爱。你是没见着我吹完的时候蒂卡的表情。你是吃醋了吗，蒂卡？”

大家放声大笑，乔尼觉得这种时候应该在录音棚里跑圈才符合气氛，他边跑边高兴地大步跳着，还跟阿特跳起了舞，没有伴奏，他们就用眉毛一抬一抬地打拍子。你没办法对着乔尼或者阿特发火，那就像是因为头发被吹乱了所以跟风斗气似的。蒂卡和马塞尔小声地跟我交流了对今晚演出的看法。马塞尔说乔尼肯定能重现一九五一年第一次来巴黎时创造的轰动，从他昨天的表现看，今天一定能一帆风顺。我但愿自己能像他那么放心，但说到底，无论放心与否，我都只能坐在前排座位上安静地听音乐会，除此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至少我可以放心乔尼没有像在巴尔的摩的那个晚上吸得那么多。我告诉蒂卡的时候，她紧紧抓住我的手，好像差点就要掉到水里一样。阿特和乔尼已经走到了钢琴边上，阿特正给乔尼弹一首新曲子，乔尼摇头晃脑地低声吟唱。他们俩穿着灰西装，潇洒极了，尽管这段时间以来乔尼日渐发福，身材已经走了样。

我跟蒂卡谈了巴尔的摩那晚的事情，那是乔尼第一次惹出大乱子。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蒂卡的眼睛，确保她能够理解我，这次她不要再屈服于乔尼。如果乔尼喝了太多白兰地或者吸大麻过了头，这场音乐会就会一败涂地。巴黎可不是乡村赌馆，在这里，所有人都关注着乔尼。我这么想的时候，嘴里不禁生出一股苦味，还从心里升起一阵暴怒，并不是针对乔尼，也不是针对他身上发生的那些事情，而是针对我自己和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人，比如侯爵夫人和马塞尔。说到底，我们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家伙，以照顾乔尼为名，实际上是为了拯救我们心中乔尼的形象，以接受预想中乔尼将带给我们的新的快乐。我们将这尊集体树立起来的雕塑擦得闪闪发光，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它。乔尼如果遭受挫败，对我的新书（不日即将发行英文版和意大利文版）没有好处，也许我关照乔尼或多或少是出于类似的原因。阿特和马塞尔需要乔尼来维持生计，至于侯爵夫人，谁知道除了乔尼的天才，她还看中了他身上的什么。这一切跟另一个乔尼都没有任何关系，我突然想到，当乔尼掀掉毯子、像一条蠕虫般一丝不挂的时候，他想告诉我的也许就是这个，没有萨克斯风的乔尼，一文不名、一丝不挂的乔尼，被某个念头困扰的乔尼，他有限的智慧不足以理解这个念头，但它缓缓流淌在他的音乐里，抚摸他的肌肤，也许他还会因它而出人意料地纵身一跃，让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

当一个人思考这种问题的时候，就会觉得嘴里真的有苦味。全世界所有的坦率和诚实加在一起，也无法让人坦然面对这个突然的发现：在乔尼·卡特这样的人物身边，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可怜的废物。乔尼这时正往这边走过来，坐在沙发上喝白兰地，饶有兴致地看着我。现在我们大家该动身去普莱耶尔音乐厅了。希望音乐至少能拯救今夜余下的时间，再完成一项极其糟糕的使命：在我们和镜子之间拉上一道屏风，让我们在地图上消失几个小时。

自然，明天我要给《狂热爵士》[13]写一篇关于今晚音乐会的乐评。但此时此地，我看着摊在膝上的、趁演奏间隙记下的潦草笔记，却没有一点做评论家的欲望，不想对别人评头论足。我很清楚乔尼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位爵士乐人，他的音乐才华像是一层华丽外衣，人人都可以理解和欣赏，但它掩藏着别的东西，对我来说，那才是唯一值得关心的东西，也许因为那也是对乔尼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

这会儿我仍然沉浸在乔尼的音乐里，因此这样说很容易。一旦冷静下来……为什么我做不到他那样，为什么我不能用头撞墙？在开口说话之前我小心翼翼地遣词造句，我反复推敲，处心积虑地保护自己，但这一切不过是愚蠢的诡辩。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人在祈祷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跪下来。变换姿势象征着变换声音，象征着变换即将说出的话和已经说出口的话。一旦窥探到了这种变换，那些一秒钟之前我还认为是很随意的东西立刻充满了深刻的含义，一切都被非同寻常地简化了，同时又变得更深邃。马塞尔和阿特都没有意识到，昨天乔尼在录音棚脱鞋并不是因为他疯了。那一刻他需要用皮肤触碰大地，来证明他的音乐是对现实的肯定而不是逃避。我在乔尼身上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从不逃避。他吸毒不像大多数瘾君子那样是为了逃避现实，他吹萨克斯风也不是为了躲在音乐的壕沟里，他在精神病院待了一天又一天，也不是为了躲避无法承受的压力。他的风格，那种配得上各种新颖名称却无须这些虚饰的最纯真的风格，证明了他的艺术不是一件替代品或者完结篇。乔尼十年前就抛弃了大众流行的“热辣爵士”，因为这种激烈色情的语言对他来说太过被动。在他身上，渴望超越了快感、埋葬了快感，因为渴望督促他前进、寻觅，提前终结了他轻轻松松就投入传统爵士乐怀抱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乔尼不会钟爱蓝调，蓝调里的受虐和怀旧倾向……但我已经在书里写过了上述种种，揭示了乔尼如何拒绝暂时的满足感，从而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并且正在和其他音乐家一起将它发挥到极致。这种风格的爵士乐摒弃了廉价的色情和所有瓦格纳式的浪漫，因此能够置身于一种无牵无挂的境界，让音乐获得绝对的自由，就像是绘画摆脱了一切具象功能，重获自由，成为绘画本身。这种爵士乐既不便于调情也不便于怀旧，我很乐意称它为形而上的音乐。乔尼驾驭着这种风格，凭借它来探索自我，来向他永远把握不住的现实宣战。在他的风格里我看到了极端的自相矛盾，以及咄咄逼人的活力。它永不满足，像一根马刺不断鞭策，又像一种永不停息的营造，它的快感不在于攀到巅峰，而在于不停地探索，在于它拥有的那些能够抛弃所有人为因素却又充满人性的特质。当乔尼像今晚一样迷失在源源不断的音乐创造之中时，我清楚地知道他并没有逃避任何东西。赴约永远不可能是逃避，即使我们总是改变约会的地点；至于留在身后以及有可能留在身后的那些东西，乔尼对它们视而不见，要么就傲慢地蔑视它们。比如说，侯爵夫人以为乔尼害怕贫穷，她没有意识到，乔尼害怕的只是想吃大排时伸出叉子却叉了个空，想睡觉时找不到一张床，或者他觉得自己该有一百块钱时钱包里却空空如也。乔尼不像我们，他并不在抽象概念的世界里游移，所以他的音乐，我今天晚上听到的无与伦比的音乐，丝毫不抽象。但只有他才能讲述自己在演奏的时候收获了什么画面，他很有可能已经抵达了另一边，迷失在一场新的猜想之中。他的征服就像是一场梦，当听众的掌声把他带回现实，便是通向遗忘的梦醒时分，在这一边是一分半钟的时间里，他在遥远的那一边度过了一刻钟。

我那时的想法，就好比在风暴的中心抓住一根避雷针，便以为一切都会安然无恙。四五天之后，我在拉丁区的杜邦咖啡馆遇到了阿特·博卡亚。他还没来得及为之配上惊讶的表情就将坏消息向我全盘托出。我最先产生的是某种满足感，我只能称之为幸灾乐祸，因为我早就知道乔尼安分不了多久；但是随后我想到了后果，我对乔尼的喜爱让我的胃开始绞痛；于是，在阿特给我描述那天的情形时，我连喝了两杯白兰地。简而言之，那天下午德劳奈[14]准备了一场录音，打算推出一支新的五重奏乐队，由乔尼带头，成员还有阿特、马塞尔·加沃提和两位很棒的巴黎小伙子，他们两个分别是钢琴手和鼓手。录音原本计划在下午三点开始，这样，从下午到晚上，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进入状态然后录上好几支曲子。可结果呢？结果乔尼五点才到，那时德劳奈已经心急如焚了，不仅如此，他还倒在一张沙发上说身体不舒服，说他来仅仅是为了不要毁了大家这一天的安排，但他完全不想演奏。

“马塞尔和我劝他先休息一会儿，但是他神神道道的，净说些什么在地里找到了好多盒子，一直说了半个小时。最后他开始一把一把地从兜里往外掏树叶，不知是他从哪个公园捡来的。结果录音棚成了植物园，工作人员走来走去地收拾这些东西，脸色难看得要命，到头来胡闹了一场啥也没录。你想想看，录音技师在控制室里闷头吸了三个小时的烟。这样胡闹，对巴黎的技师来说真是够呛。

“最后马塞尔说服了乔尼，最好还是试一下，他们俩开始演奏，我们慢慢地加进去，但这样充其量就是解解乏，之前的无所事事让我们困得够呛。我早就发现乔尼的右臂有点痉挛，我跟你保证，他开始演奏的时候看上去真可怕。他面如死灰，你知道吗，还时不时打个冷战；他还跌了一跤，但我没看到。中途他喊叫了一声，盯着我们，慢慢地一个一个看过去，问我们还等什么，为什么不演奏《恋爱中的人儿》[15]。你知道，就是阿拉莫的那支曲子。德劳奈就给技师做了个手势，大家都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乔尼张开腿，像是站在一条摇摆不定的船上，吹了起来，我跟你发誓，我从来没听过那样的吹法。他这样吹了三分钟，直到突然吹出了嘟声，那声音足以彻底毁了刚才仿若来自天堂的美妙音乐，然后他就去了房间一角，把我们扔在一边，那时才演奏到一半，我们只好尽最大的努力收了场。

“但后面才是最糟糕的事。我们结束演奏的时候，乔尼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次演奏像臭狗屎，录音一文不值。自然，德劳奈和我们都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因为瑕不掩瑜，仅仅是乔尼的独奏就比你平时听到的那些音乐好上一千倍。那音乐与众不同，我没办法给你解释……你听到就知道了，你想想看，德劳奈和技师们都不舍得销毁它。但乔尼像疯子一样坚持要销毁，还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向他证明录音已经被抹掉了，他就要砸控制室的玻璃。最后技师随便放了个什么唱片给他听，总算把他糊弄过去了，乔尼就提议录《链霉素》，录出来的效果好多了，也差多了，我的意思是，这支曲子完美无缺，但已经不像乔尼吹《恋爱中的人儿》时那样令人不可思议了。”

阿特喝完了啤酒，叹了口气，一脸哀伤地看着我。我问他在此之后乔尼干了什么，他说后来他用那些关于树叶和满地都是盒子的故事把大家都搞烦了，而且也不愿意再录下去，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录音棚。马塞尔把萨克斯风夺了过来，免得他又把它弄丢或者踩坏，然后和其中一个法国小伙子一起把他送回了旅馆。

除了立刻赶去看他，我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但最终我决定还是等到明天再去。结果第二天，我在《费加罗报》治安通告版里看到了乔尼，他似乎是在前一天晚上烧着了旅馆房间，然后光着身子在走廊里乱跑。他和黛黛都没有受伤，但是乔尼正在医院里接受监护。我把新闻给我妻子看，让正在养病的她提提神，然后立刻去了医院。到了那儿，我的记者证没有半点用处。我能打听到的只有乔尼正胡言乱语，他体内的大麻足够让十个人失去理智。可怜的黛黛没能抵抗住，没能说服他不碰大麻；乔尼所有的女友最后都会变成他的同谋，我万分确定是侯爵夫人帮他搞到了毒品。

总之，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我立刻赶去德劳奈家，请求他让我尽快听一听《恋爱中的人儿》，谁知道这一曲会不会就是可怜的乔尼的绝唱；如果是这样，我的职责便是……

但还不是，它不是绝唱。五天后黛黛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乔尼好多了，他想见我。我没去责怪她，一是因为我知道那是白费口舌，二是因为这可怜姑娘的声音就像从一只打碎的茶壶里传出来的一样。我答应马上就到，还跟她说，也许乔尼好些的时候，可以为他安排一次国内城市的巡演。黛黛哭起来的时候我挂了电话。

乔尼坐在床上，病房里还有其他两个病人，还好都睡着了。我还没开口，他就用两只大手抱住了我的头，在我的额头和脸颊上吻了又吻。他看上去无比憔悴，尽管他说伙食很好，他也很有胃口。这会儿他最担心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说他的坏话，他这么胡闹是否伤害到了谁，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因为他自己心里很清楚，音乐会已经取消了，这对阿特、对马塞尔还有其他人都是伤害；但他既然这么问，似乎他还是希望同时发生了什么好事，能有所转圜。然而我也没把他的话当真，因为说到底他从内心深处对这一切都漠不关心，就算一切都一塌糊涂，乔尼也不会为之所动，我太了解他了，不会再在意他的顺从。

“乔尼，你让我说什么呢。本来可以一切顺利的，但你总有本事把一切都搞砸。”

“你说得对，我没法抵赖，”乔尼疲倦地说，“都是因为那些盒子。”

我想起了阿特说的话，于是盯着他看。

“满地都是盒子，布鲁诺。一堆堆看不见的盒子，埋在一大块地里。我从上面走过，时不时就会被哪一只绊到。你一定会说这是我做的梦，对不对？你听好了，是这么回事：我时不时就被一只盒子绊到，然后我发现满地都是盒子，有成千上万只，每只盒子里都装着死人的骨灰。我记得之后我蹲下来用指甲去挖，直到挖出来一只。对，我记得。我记得自己在想：‘这只一定是空的，因为它里面要放我的骨灰。’但是不对，盒子里装满了骨灰，尽管我没看到，但我知道其他的盒子里也是这样。然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录《恋爱中的人儿》了，好像是这么回事。”

我偷偷看了一下体温计，温度居然还很正常。一位年轻医生在门口往里探了一下，跟我点头打了个招呼，对乔尼做了个鼓励的手势，像运动员那样充满活力的手势，不错的年轻人。但乔尼没理他。医生没进门就离开了，我看到乔尼握紧了拳头。

“他们永远都不会懂，”他对我说，“他们就像拿着掸子的猴子，像是堪萨斯音乐学院的那些姑娘，以为自己弹的是肖邦，了不得。布鲁诺，在卡马里奥他们把我跟其他三个人关在一个房间，每天早上都会来一个实习医生，干干净净，面色红润，看着真让人愉快。相信我，他简直像是舒洁面巾纸和丹碧丝卫生棉条的孩子。他是个大大的白痴，坐在我床边给我鼓劲，而我只想去死，我不想兰，也不想别人。最可恶的是那家伙居然生气了，因为我不理他。他好像盼着我能坐在床上，欣赏他那张小白脸，欣赏他一丝不乱的头发和讲究的指甲，盼着我能像那些去到卢尔德[16]的人一样瞬间痊愈，扔掉拐杖，蹦蹦跳跳地出去。

“布鲁诺，这家伙和卡马里奥的其他所有人都有一副深信不疑的派头。你知道我的意思。对什么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他们都深信不疑。我猜是对他们自己，对他们的价值，对他们的文凭。不，也不是这个。有几个人还是很谦虚的，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能。但即使是最谦虚的人也很镇定。就是这一点让我神经过敏，布鲁诺，他们怎么能那么镇定。有什么可维持镇定的，也让我知道知道，我这个可怜的魔鬼，臭皮囊里的瘟疫比恶魔的还要多，同时又清醒地感知到一切都像果冻一样，在周围抖动，只要安静下来，稍加注意，留心感受，就能发现那些空洞。在门上，在床上：那些空洞。在手上，在报纸上，在时间里，在空气里：所有的东西都充满了空洞，像一团海绵，像一只漏斗过滤着自己……但他们代表了美国科学，你知道吗，布鲁诺？他们的白大褂给他们挡住了那些空洞；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只是接受别人已经看到的东西，想象他们自己也看得到。他们自然看不到空洞，所以他们非常镇定，对他们的处方、针筒、该死的精神分析、不能吸烟、不能喝酒深信不疑……哎呀，直到我出院的那天，上了火车，看到车窗外的景色都往后跑，变成了碎片。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过，风景远去时，就会慢慢碎掉。”

我们抽着高卢烟。医生允许乔尼喝一点白兰地，抽八到十支烟。但我看得出来，在抽烟的是他的身体，他的魂魄在别处，似乎不愿意从井里爬上来。我很好奇他这几天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我不想刺激他，但是如果他自说自话起来……我们一言不发地抽着烟，乔尼时不时伸出手臂摸摸我的脸，仿佛想验证我的身份。然后他玩起了手表，满怀柔情地看着它。

“问题是他们觉得自己有学问、有见识，”他突然说，“就因为他们搜集了一堆书，还把它们都死啃了下去。真好笑，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好孩子，坚信他们学的东西和做的工作是非常高深的。马戏团里也一样，布鲁诺，都一样，我们也一样。人们以为有些事情比登天还难，所以他们为那些高空杂技演员，或者为我鼓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难道我吹了支好曲子就会粉身碎骨不成，还是高空杂技演员每跳一次就要断一根肌腱？其实真正难做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别的事，是所有人觉得简简单单就可以做到的那些事，比如说，观察或者理解一只狗或者一只猫。这才是很难做到的，非常难。昨晚我突发奇想，准备看看这面小镜子里的自己。我跟你保证这件事奇难无比，难到我差点从床上滚下来。你想想看，你正在看着自己。这一件事就足够把你吓得浑身冰凉，半个小时缓不过神来。实际上，这家伙不是我，一开始我就清楚地感觉到他不是我。我突然斜着看到了他，知道他并不是我。这是我的感觉，当你有感觉的时候……就像是在棕榈滩，海水一浪接一浪地扑来……你刚刚感觉到一个浪头，另一浪已经扑来了，另一些话又扑过来……不对，不是话，而是话里的意思，像是一种强力胶，口水黏液。黏液扑过来，把你淹没，说服你镜子里的人就是你自己。当然了，怎么会发现不了呢，他确实就是我，有我的头发，还有这个伤疤。人们没有发现自己唯一接受的东西就是那些黏液，所以对他们来说照镜子实在是太简单了。同样，用刀切下一块面包也很简单。你用刀切下过面包吗？”

“经常切。”我被逗乐了。

“那你还能这么淡定。我做不到，布鲁诺。有天晚上我把桌上所有东西都扔得远远的，刀子差点把隔壁桌上日本人的眼睛扎出来了。那是在洛杉矶，我惹出了这件大麻烦……我跟他们解释，却还是被关进了监狱。我还以为很容易就能跟他们解释清楚。那次我认识了克里斯提医生。他太棒了，要知道我对医生……”

他的手在空中挥舞，到处挥来挥去，好像要在空气里划出痕迹。他微笑着。我感到他是孤独的，在一种完完全全的孤独之中。我在他身边好像空气一样。如果乔尼想要用手在我身上挥一下，就会像切一块黄油或者分开一段烟雾那样把我切断。也许是因为这样，他才会不时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头抚摸我的脸。

“你有块面包在那儿，在桌布上，”乔尼看着空气说，“那东西实实在在，你无法否认，它色泽诱人，还散发着香气。那东西，它不是我，它是不同的，是我以外的东西。但如果我触摸到它，如果我伸出手指头去抓住它，那么事情就有变化了，你不觉得吗？面包在我的身体之外，但如果我用手指头碰到它，就能感受到它，我能感受到它就是世界，但是如果我能够碰到它、感受到它，那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称它为我们以外的东西。难道你觉得能这么说吗？

“亲爱的，千百年来一批又一批的大胡子哲学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破了脑袋。”

“面包里是白天，”乔尼嘟囔道，捂住了脸，“我敢碰它，把它切成两段，放进嘴里。我已经知道了，不会有事的：这才是可怕之处。安然无事才可怕，你发现了吗？你把刀子扎进面包里，切了面包，然后一切照常。我无法理解，布鲁诺。”

乔尼的表情和他的躁动开始让我觉得不安。越来越难让他谈爵士、谈回忆、谈他的计划，把他带回现实。（带回现实：我一写出来就觉得恶心。乔尼说得对，现实不应该是这样的，现实不可能是做一个爵士乐评论家，因为这一定是别人对我的戏弄。但是同时，我不能再跟着乔尼的思路走了，这样我们最后都得变成疯子。）

然后他睡着了，或者至少闭上了眼睛装作睡着了。我又一次发现，要知道乔尼在干什么、乔尼是什么有多困难。他是不是睡了，是不是在装睡，是不是以为自己睡了。我对他的了解比对其他朋友的认识少得多。没人比他更普通，更正常，更为困窘的生活所迫；很显然，他让人觉得很容易接近。很显然，他没有什么特别。任何一个人都能成为乔尼，只要他愿意做一个可怜的魔鬼，病怏怏的，恶习缠身，毫无意志，同时又充满诗心，才华横溢。这显而易见。我一生都崇拜天才们，像毕加索、爱因斯坦，还有圣贤列表上的所有人，任何人都能在一分钟里列出这样一张单子（上面还有甘地、卓别林、斯特拉文斯基）。我和大家一样完全同意这些天才们做事天马行空，在他们身上发生任何事都不足为奇。毫无疑问，他们与众不同。但乔尼的与众不同是难以察觉的，因为神秘并且无法解释而惹人恼火。乔尼不是天才，他没有什么重要发明，只是像成千上万的黑人和白人一样吹爵士乐，尽管他吹得比他们都好，当然也必须承认，好坏的评定多少取决于时代、流行趋势和听众的喜好。比如说，帕纳西埃[17]就认为乔尼一文不值，尽管我们觉得一文不值的是帕纳西埃自己，总而言之，这种争议是永远存在的。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乔尼不属于另一个世界，但一想到这里我总会自问，难道乔尼身上一点都没有另一个世界的特质吗？（他自己会是第一个出来说没有的。）听到别人这样讲，他很可能会笑出来。我很清楚他想的是什么，他如何活在这些想法里。我说他活在这些想法里，是因为乔尼……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想给自己解释的是，乔尼和我们之间的距离难以解释，因为它建立在一种无法解释的差异上。我觉得他是第一个为此付出代价的人，他被害得不轻，我们也一样。我真想现在就说，乔尼是凡人中的天使，但做人最基本的诚实逼我吞下了这句话，让它优雅地转了个身，承认也许乔尼是天使中的凡人，我们这些不现实中的现实。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乔尼用手指抚摸我的脸才会让我觉得不开心，觉得自己是透明的、不值一提，尽管我身体健康，有一所房子、一位妻子、一点名气。尤其是，还有一点名气。尤其不值一提，我的那点名气。

但是跟往常一样，我一走出医院，走到街上，便恢复了时间观念，专注于我要做的事，像蛋饼在空中柔软地翻了一个身。可怜的乔尼，与现实格格不入。（是这样，是这样的。对我来说更容易相信就是这么回事，因为现在我坐在咖啡馆，去医院探望病人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前的事了，我上面所写的一切逼得我好似罪人一般，至少要让自己稍微体面点。）

好在火灾的事已经摆平了，不难猜到侯爵夫人必定助了一臂之力。黛黛和阿特·博卡亚来报社找我，我们仨一起去威克斯俱乐部听《恋爱中的人儿》的录音，它还没有公开发行，却已经出名了。在出租车上，黛黛勉为其难地给我讲了侯爵夫人是怎样把乔尼从火灾那件麻烦事里捞出来的，他的床垫被烧焦了，住在拉格朗日街旅馆的那些阿尔及利亚人都被吓得魂飞魄散，除此之外，其实没出什么别的岔子。罚款已经交了，新的旅馆蒂卡已经安排了，乔尼正躺在一张豪华的大床上安心养病，成桶地喝着牛奶，读着《巴黎竞赛画报》和《纽约客》，时不时地拿起他那本著名（而且破破烂烂）的袖珍本《狄兰·托马斯诗集》，上面到处都是铅笔写的标注。

在街角的咖啡馆交换了这些信息，并且喝了一杯白兰地之后，我们坐进了试听室准备听《恋爱中的人儿》和《链霉素》。为了能更好地欣赏，阿特让人关了灯，还躺在了地上。然后乔尼到来，他的音乐拂过我们的面庞。乔尼到来，尽管他人在旅馆、窝在床上，但在一刻钟里他用音乐席卷了我们。我理解他为什么生气，不许公开发行《恋爱中的人儿》，因为谁都会发现其中的错误，几个乐句结尾处有很明显的吹气声，特别是最后那突兀的降调，音符短促沉闷，我觉得像是心碎的声音，又像刀子切进面包的声音（几天前他谈到过面包）。但乔尼对我们觉得美妙无比的东西视而不见：在这场即兴创作中，始终有一股焦虑寻觅着出路，音乐里充满了向四处逃离的情绪、质询和绝望的手势。乔尼无法理解(因为这对他而言是失败，对我们而言则是出路，至少是指明了一条出路）《恋爱中的人儿》会成为在爵士乐历史里流传的演奏。只要一听到它，身为艺术家的乔尼便会气得发狂。这支曲子是对他渴望的模仿，是他斗争时的内心独白，他跌跌撞撞，口水和音乐一同流出来，面对着他所追寻的东西、他追得越紧却离得越远的东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真是奇怪，我们无法不听这首曲子，尽管汇聚到《恋爱中的人儿》里的一切都表明，乔尼并不是受害者，不像大家想的那样，不像我在他的传记（英文版刚刚发行，像可口可乐那么畅销）里写的那样，是被追寻的对象。现在我知道了，乔尼是追寻者而不是被追寻的，他的人生遭遇是狩猎者的，而不是猎物的。谁也不知道乔尼追寻的是什么，但它就在那儿，在《恋爱中的人儿》里，在大麻里，在他那些荒谬的长篇大论里，在他一次又一次的崩溃里，在狄兰·托马斯的诗集里，在乔尼这个可怜的魔鬼的身体里，它把他变大，把他变成一个荒谬的存在，变成一个没手没脚的狩猎者，变成一只兔子，奔跑追赶着沉睡的老虎。我不得不说，《恋爱中的人儿》让我从心底里想呕吐，似乎这样我就可以摆脱乔尼，摆脱乔尼身上与我、与其他人都格格不入的东西，摆脱这团没手没脚的黑乎乎的东西，摆脱这只发疯的黑猩猩，他用手指拂过我的脸，对我温柔地笑着。

阿特和黛黛看不到（我觉得他们不想看到）《恋爱中的人儿》表面上的美以外更多的东西。黛黛甚至更喜欢《链霉素》，乔尼在这首曲子里一如往常，潇洒流畅地即兴演奏，听众觉得他娴熟，我觉得还不如说是乔尼走了神，任音乐自己流动，而他自己神游去了另一边。在街上我问了黛黛他们有什么计划，她说只要乔尼能离开旅馆（眼下警察还监视着不让他出去），一家新的唱片公司就会请他录所有他想录的曲子，报酬很丰厚。阿特补充说乔尼有很多绝妙的灵感，他和马塞尔·加沃提会跟乔尼一起“创造”这些新曲子。但在刚过去的这几个星期之后，我看得出来，阿特对此并没有十分的把握，而且我私底下知道，他跟经纪人谈过好几次想尽快返回纽约。我太能理解他了，可怜的孩子。

“蒂卡可真够朋友，”黛黛愤恨地说，“当然，对她来说太容易了。她总是最后才来，只要打开钱包，就能搞定一切。可我呢……”

阿特和我互相看了一眼。我们能跟她说什么呢。女人们总爱围着乔尼和像乔尼这样的人转。这不奇怪，即便不是女人，也会被乔尼所吸引。困难的是如何像一颗尽职的卫星、一位尽职的评论家一样，既围着他转又保持距离。阿特那时不在巴尔的摩，但是我记得我刚认识乔尼时，他还跟兰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兰的样子看着真让人难过。但是，跟乔尼交往了一段时间，慢慢进入他的世界、他的音乐、他日复一日的恐惧、他对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所做的不可思议的解释、他那突如其来的温柔以后，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兰会是那副样子，理解了跟乔尼生活在一起的人怎么可能会有另外一副样子。蒂卡是另一种人，她风流成性，无牵无挂，而且腰缠万贯，这比拿着机关枪都管用，至少阿特·博卡亚生蒂卡的气或者头痛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请您尽早来，”黛黛请求道，“他愿意跟您说话。”

我本想因为火灾的事（火灾的起因，她肯定是同谋）给她说一番大道理，但我知道不会管用，这就好比跟乔尼说，让他做一个有用的公民。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很奇怪（也很令人不安）的是，只要乔尼那头的事情一有好转，我就兴高采烈。我没单纯到以为这仅仅是出于友谊。这更像是一场休战，一种暂缓执行。我不需要寻找解释，因为这感觉就像鼻子长在脸上那么清清楚楚。我很生气，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感受得到这一点的人，唯一一个因此受煎熬的人。我很生气，因为阿特·博卡亚、蒂卡或者黛黛都没发现，每次乔尼受罪、进监狱、想自杀、放火烧床垫或者在旅馆的走廊里裸奔时，都是在替他们还债、为了他们去死。他自己却毫不知情，不像那些在断头台上慷慨陈词的人，那些著书揭露人性丑恶的人，那些弹钢琴时的姿态像是要洗刷全世界罪行的人。他自己毫不知情，可怜的萨克斯风手，这个词从头到脚都透着荒唐，透着渺小，只是成千上万可怜的萨克斯风手中的一个而已。

如果我继续这样，最后我写出来的书更多会是关于自己而不是乔尼，那就糟糕了。我会越来越像个布道者，这一点儿也不好笑。回家的路上，为了重振信心，我带着必要的厚颜无耻想道，在书里提到乔尼的病态人格时，我只会蜻蜓点水般一掠而过。我觉得没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乔尼会觉得自己在满是骨灰盒的地里散步，或者他看画的时候画面会动起来；说到底，那些都是大麻造成的幻觉，做个戒毒治疗就不会再犯了。但是可以说，乔尼把那些幻觉暂时托付给了我，像塞手绢一样把它们塞进我的口袋，时间到了再把它们赎回去。我相信我是唯一一个包容它们、和它们共处、对它们极度恐惧的人，但没人知道这一点，连乔尼也不知道。我没法跟乔尼坦白这件事，这就像是要向一个伟大的人物袒露心迹一样，在那样的人物面前我们毕恭毕敬，只是为了换得一句忠告。这世界算什么，为何像一副重担压在我的肩上？我算哪门子的布道者？自从我认识他时，自从我开始钦佩他时，我就知道，乔尼身上没有一丁点儿伟大之处。一开始我对这件事茫然不解，但后来便泰然处之了，也许是因为我不准备把伟大这个特质安在先行者身上，特别是安在这些爵士乐人身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我曾认为乔尼身上有一种伟大的气质，而他在日复一日地与之对抗。（或者说我们在与之对抗，二者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因为，我们就直说好了，在乔尼身上好似有另外一个潜在的乔尼的灵魂，另外这个乔尼毋庸置疑地伟大；这灵魂备受瞩目，是由于乔尼缺乏那些气质，同时又在反向地召唤和吸纳这种气质。）

我这么说是因为，乔尼做过的那些企图改变生活的尝试，从流产了的自杀计划到吸大麻，都是像他那种完全没有伟大气质的人会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反而因此对他更加敬佩，因为他不折不扣就是一只想学认字的大猩猩，一个用脸去撞墙的可怜鬼，而且他还不放弃，失败了又重新开始。

啊，但如果有一天大猩猩真的学会了认字，那将是多么惊天动地，多大的混乱，快逃命吧，我第一个逃。如果一个人毫不伟大，却这样去撞墙，那就太可怕了。他用血肉之躯的撞击来揭发我们的懦弱，他音乐的第一个乐句便将我们击得体无完肤。（如果是烈士、英雄，可以：我们认同他们。但是乔尼！）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更好，就像是生活里突然波澜不断，可怕或愚蠢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没有任何现成的规律可循。比如一通电话过后，住在奥弗涅[18]的姐妹立刻就到访了，或者牛奶就倒进了火坑，或者我们从阳台看到一个孩子倒在车底下。就像在足球队或者董事会里，命运似乎总是垂青于一些替补成员，因为正式成员总是会出岔子。那天早上正是如此，我还沉浸在快乐之中，因为了解到乔尼的情况好转了，心情也不错，就在这时，一通紧急电话打来报社，是蒂卡打的，说远在芝加哥的小蜜蜂过世了，她是兰和乔尼的小女儿，乔尼知道以后自然就像疯了一样，最好我能去给朋友们搭把手。

我又一次走上了旅馆的楼梯——作为乔尼的朋友，我已经走了那么多家旅馆的楼梯——我到的时候蒂卡在喝茶，黛黛正在打湿一块毛巾，阿特、德劳奈和佩佩·拉米雷斯正在低声讨论莱斯特·杨[19]最近的消息。乔尼安静地躺在床上，额头上敷着块毛巾，神情平静得几乎有些轻蔑。我立刻收回了慰问的表情，只是跟乔尼紧紧地握了握手，点了一支烟，等着他说话。

“布鲁诺，我这儿疼。”过了一会儿乔尼才开口，摸着胸口，“布鲁诺，她就像是我手心里的一块白色宝石。我不过是匹可怜的老马，没有人，没有人会给我擦眼泪。”

他说得那么庄严，几乎是朗诵出来的，蒂卡看着阿特，趁乔尼脸上盖着湿毛巾、看不到他们的时候，交换了一个“由他去吧”的手势。我个人很厌恶那些廉价、煽情的话，但乔尼说的话不仅让我觉得在哪里读到过，而且听上去好像是一个面具在说话，那么空洞，那么无力。黛黛拿来一块毛巾给他换上，换毛巾的时候我瞥到了乔尼的脸，他面如死灰，嘴歪着，眼睛闭得紧紧的，都闭出了皱纹。在乔尼身上，事情总是朝着不同寻常、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佩佩·拉米雷斯跟他不太熟，我猜还在因为他的丑态而惊魂未定，因为没过多一会儿乔尼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开始不紧不慢地骂人，每个词都被咬牙切齿地咀嚼一番，然后像陀螺一样被甩出来。他诅咒了录制《恋爱中的人儿》的负责人，他没有盯着哪个人看，但他骂人的话污秽得不可思议，足够把我们像虫子一样钉死在纸板上。他这样骂了两分钟，把所有与《恋爱中的人儿》有关的人骂了个遍，从阿特和德劳奈骂起，顺带着骂了我（尽管我……），最后骂了黛黛、万能的上帝和孕育了我们所有人的婊子。这一顿骂，和那段关于白色宝石的话，说到底，就是在芝加哥死于肺炎的小蜜蜂的悼词。

又过了十五天。我的工作堆积如山，给报纸撰稿，拜访这位，又拜访那位——这就是一个评论家生活的缩影，他完全依靠别人、依靠别人的新闻和别人的决策而活。既然说到这里，一天晚上，蒂卡、宝宝·莱诺克斯和我在花神咖啡馆[20]一起，快活地哼着《你突然出现》[21]，讨论着比利·泰勒[22]的一场钢琴独奏，我们三个都觉得那场演奏非常精彩，宝宝·莱诺克斯尤其喜欢。她那天打扮成圣日耳曼德佩区的时尚风格，简直拉风得不得了。看到乔尼走进来，宝宝脸上现出二十多岁的人那种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神情。乔尼对她视而不见，径直走过去坐到另一张桌子旁，醉得一塌糊涂，或者困得一塌糊涂。我感觉到蒂卡的手碰了碰我的膝盖。

“你看，他昨晚又吸上了，也有可能是今天下午。那个该死的女人……”

我勉强回应道，黛黛和其他任何一个女人一样难辞其咎，而她自己更是其中排得上号的，因为她陪乔尼吸了几十次，哪一天要是动了念头，她随时会再吸上一回。我真想离开，一个人待着，既然我永远都无法靠近乔尼，无法在他身边伴他左右。我看到他用手指头在桌面上画画，服务生问他要喝点什么，他就呆呆地盯着人家看，最后在空中画了一支箭一样的东西，用双手抬着，似乎它奇重无比。旁边桌的那些人已经开始偷着乐，但仍然保持着克制和得体，花神咖啡馆的客人都是这样。然后蒂卡说了句“真见鬼”，坐到乔尼的桌子边，向服务生点了咖啡，然后在乔尼的耳边说起话来。不用说，宝宝急不可耐地跟我倾诉了她美好的愿望，但我含糊其辞地告诉她，今晚得让乔尼清静清静，而且好姑娘得早睡早起，最好是由一位爵士乐评论家做她的护花使者。宝宝可爱地笑了，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然后我们就静静地待着，看到一位姑娘走过去，脸上用铅粉抹得雪白，画着绿色的眼影，连嘴唇也涂成了绿色。宝宝说这样打扮也不坏。我请她为我低声唱一支蓝调，她的那些蓝调曲子已经让她在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声名鹊起。然后我们又唱起《你突然出现》，这支曲子整晚都在不停地追逐着我们，像是一条面色雪白、长着绿眼睛的猎犬。

乔尼新五重奏乐队中的两位小伙子也出现了，我趁机问了问当晚的演出怎么样。于是我才得知，乔尼差点没法演奏，但是他的演出仍然比得上约翰·刘易斯[23]所有的灵感，假设后面这位也能有什么灵感的话，就像其中一位小伙子说的，他唯一的灵感就是在手边常备些音符，用来堵窟窿眼儿，此灵感和彼灵感可不是一回事儿。我问自己，乔尼还能坚持多久，尤其是他忠诚的听众还能坚持多久。两位小伙子说不喝啤酒，离开了，宝宝和我又一次落了单，最后我向宝宝的问题屈服了，她真是人如其名，外号起得真不错。我给她解释了为什么乔尼又病又虚弱，为什么五重奏的小伙子们对他越来越厌倦，为什么到头来总有事情会爆发，就像以前在旧金山、巴尔的摩和纽约时那样。

几位在附近演奏的音乐家进来了，其中几位走到乔尼的桌旁跟他打招呼，但乔尼看着他们的目光似乎非常遥远，表情愚蠢得可怕，眼睛湿润，眼神柔和，任由嘴唇上的口水不住地往下滴。蒂卡和宝宝两人截然不同的反应很有趣：蒂卡运用了她操控男人的技巧，微笑着稍稍解释了一下，把他们从乔尼身边支开了；宝宝则在我耳边述说着她对乔尼的仰慕，说最好能带他去一家戒毒所治疗。她说的一切都只是出于忌妒，她还想当晚就跟乔尼上床，目前看来很明显是不可能的，我于是觉得很高兴。自打认识她以来我就想过，要是能抚摸她的大腿该有多好。我差一点就向她提议去个更清静的地方喝点小酒。（她不会答应的，说实话我也不想去，因为我们俩都为着另一张桌子上的人牵肠挂肚、郁郁寡欢。）突然，毫无预兆地，我们会看到，乔尼慢慢站了起来，看着我们，认出了我们，朝我们走来（不如说是朝我走来，因为他眼中没有宝宝）。走到桌子前面时，他非常自然地弯了弯腰，像是要从盘子里拿薯条，我们会看着他在我面前跪了下来，非常自然地跪了下来，看着我的眼睛。我会看到他在哭泣，无须言语我就明白，他在为小蜜蜂哭泣。

我的反应自然就是想把乔尼扶起来，免得他难堪，结果最后难堪的是我，因为没有人比我更可笑了，努力想搬动另一个人，可他明明跪得好好的，就想保持这个姿势好好待着。于是，就连花神咖啡馆里这些绝不会一惊一乍的客人们都不怎么友好地看着我，他们大部分人还不知道这个跪着的黑人是乔尼·卡特。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是看着一个疯子爬上神坛，扯着耶稣基督要把他从十字架上拽下来。第一个责备我的人是乔尼，他只是默默地流着泪，抬起眼睛看着我。因为他，还有客人们如此明显的谴责，我只好又回去坐在乔尼面前，感觉比他还糟糕，现在无论让我待在哪儿都行，只要别让我坐在这把椅子上，面前跪着乔尼。

接下来的事情没有那么糟糕，尽管我不知道这样持续了几个世纪，大家一直这样一动不动，乔尼止不住地流泪，一直盯着我的眼睛，与此同时，我试着给他递支烟，试着自己也点一支，试着给宝宝做了个请谅解的手势，我觉得她正要逃走，或者正忍不住要哭出来。最后还是蒂卡一如既往地解了围，她万分镇定地坐到我们桌旁，又拖了一把椅子到乔尼身边，一只手按在他的肩上，但并没有强迫他，直到最后乔尼慢慢直起身来，不再让人担心，而是变成了一个老老实实坐着的朋友，他只要把膝盖抬起几厘米，在他的臀部和地面（我差点说成了十字架，这玩意儿真会传染）之间舒舒服服地放进一把椅子。看客们终于看厌了，乔尼自己哭累了，我们也受够了被当作狗一般地看笑话。忽然之间我就理解了为什么有些画家会对椅子情有独钟，对我而言，花神咖啡馆的随便一把椅子突然都变成了一件美妙的物体、一朵花、一味香气，是城市人维护秩序和正直的完美工具。

乔尼抽出一条手绢，自觉地道了歉，蒂卡让人端来浓咖啡让他喝下去。宝宝在乔尼面前表现得棒极了，她一扫之前的蠢态，开始哼起了《玛米的蓝调》[24]，而且并不显得刻意，乔尼看了看她，微笑了起来，我觉得蒂卡和我心照不宣，同时发现小蜜蜂的形象在他的眼中慢慢淡化了，乔尼又一次同意回到我们这边陪我们待一会儿，直到他再次逃离。像往常一样，只要过了让我难堪的那一阵子，我又觉得自己比乔尼高上一等，于是我由着他，跟他东拉西扯了一会儿，但避开了太过私人的话题（我可不想看到他从椅子上滑下来，又跪下去，那太可怕了），幸运的是蒂卡和宝宝棒极了，简直像天使，而且客人们来来去去，这样过了一小时以后，到凌晨一点钟的时候，新来的客人根本就猜不到发生了什么事，其实说到底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宝宝先走了（她是个刻苦的姑娘，早上九点就要去跟弗雷德·卡伦德排练，为下午的录音作准备），蒂卡喝完第三杯白兰地以后，主动提出来要送我们回家。乔尼拒绝了，说更愿意跟我聊下去，蒂卡觉得也行，就自己走了，走之前也没忘了给所有人买单，这就是侯爵夫人的做派。乔尼和我一人喝了一杯荨麻酒，朋友们在一起偶尔放纵一下无伤大雅。然后我们开始在圣日耳曼德佩区闲逛，因为乔尼坚持说散散步对他有好处，而我不是那种会在这时丢下朋友不管的人。

我们沿着修道院路走到福斯坦堡广场，不妙的是，这广场让乔尼想起了一个玩具小影院，好像是他八岁时教父送给他的。我试着把他往雅各布路上领，怕他的回忆又让他想起小蜜蜂，但是乔尼似乎翻过了这一篇，那天晚上也始终没有再提起。他走得很安静，毫不迟疑（我见过他在街上跌跌撞撞，不是喝醉了，而是像某些反应失灵了）。炎热的夜晚和寂静的街道让我们觉得很惬意。我们吸着高卢烟，信步走到河边，走到孔蒂码头[25]边书摊上一个装书的黄铜箱子前。或者是偶然的回忆，或者是哪个学生吹了一声哨子，我们想起了维瓦尔第的一支曲子，开始深情又投入地唱了起来，乔尼说如果手头有萨克斯风，他整夜都要吹维瓦尔第，我觉得这也太夸张了。

“总之，我还要吹几支巴赫和查尔斯·艾夫斯[26]，”乔尼屈尊俯就道，“我不懂为什么法国人不喜欢查尔斯·艾夫斯。你听过他的曲子吗？那首豹子之歌，你必须得听听豹子之歌。A，leopard…[27]”

他那细弱的高音舒展开来，唱起了豹子之歌，有好几句完全不是艾夫斯的原词，乔尼才不管这些，只要他明白自己唱的是首好曲子就行。最后我们坐在栏杆上，面对着心之居所街，夜晚如此美妙，我们便又吸了一支烟。不一会儿，烟草的劲儿就把我们赶进了一家咖啡馆喝杯啤酒，光是喝啤酒这个念头就让我们兴奋不已。我几乎都没有注意到他谈了一下我的书，因为他立刻又说起了查尔斯·艾夫斯，说起他在自己的唱片里多次引用过艾夫斯的主题，但谁都没有发现（我猜连艾夫斯自己也没发现），他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但是过了一会儿我想到了书的事儿，就试着提起这个话题。

“啊，我读了几页，”乔尼说，“在蒂卡那儿，他们总是谈起你的书，但我连书名都看不懂。昨天阿特给我捎来了英文版，我才看了下。你的书不赖。”

这种情况下我总是采取自然的态度，混合着淡淡的谦虚和一定程度的兴趣，似乎他的意见会向我——我，我这位作者——揭示我的书的真相。

“好像是从镜子里看见自己一样，”乔尼说，“我本来以为，读关于自己的书差不多就像看自己一样，但不是从镜子里看。我很崇拜作家，他们写的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关于咆勃爵士起源的那部分……”

“好吧，我不过是把你在巴尔的摩跟我说的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我说，也不知道自己在辩解什么。

“对啊，原封不动，但真的像是在照镜子。”乔尼固执地说。

“那又怎样？镜子可不会骗人。”

“但它漏了一些东西，布鲁诺，”乔尼说，“你的学问比我大得多，反正我觉得漏掉了一些东西。”

“漏掉的是那些你忘了告诉我的事。”我酸溜溜地答道。这只蛮猴完全有可能……（我必须跟德劳奈谈谈，不能让一番胡言乱语毁掉评论家的努力成果，那也太可惜了……“比如说兰的红裙子。”乔尼正在说。无论如何，抓住今晚的机会，把新鲜材料补充进新版，这主意倒是不错。“闻起来一股狗的骚味儿，”乔尼正在说，“这是那张唱片里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的，要认真听，要快点处理这些信息，因为如果任何一段争议落到其他人手里，都有可能掀起轩然大波。“中间那只盒子，最大的那只，装满了骨灰，几乎灰得发蓝，”乔尼正在说，“像是我姐姐用的粉扑盒。”假如他没有陷入幻觉，要是他否定那些最根本的理念，否定那个广受赞誉的审美体系，就糟糕了……“酷派爵[28]并不是碰巧产生的，也不是像你写的那样。”乔尼正在说。注意。）

“怎么不是我写的那样？乔尼，事情确实是会变的，但是六个月前你……”

“六个月前，”乔尼Six months ago.[29]啊，布鲁诺，如果那些小伙子们在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吹那支……说起来，你写的萨克斯风和性，真是别出心裁，文字游戏玩得漂亮。Six months ago. Six，sax，sex，[30]真是太美妙了，布鲁诺。真有你的，布鲁诺。”

我不打算告诉他，以他的智识年龄还无法理解这个简单的文字游戏包含了一系列深刻的理念（我在纽约给伦纳德·费泽尔[31]解释后，他表示这理念非常精准），爵士乐的色情意味自搓衣板时代[32]就开始发展了，等等。一向都是如此，在这种时刻我会忽然欣喜地意识到，评论家的存在是必要的，甚至比我在私底下、在我正在写的这些东西里愿意承认的更有必要。因为创作者们，从发明音乐的人到一批批该死的音乐家再到乔尼，都没法推断出自己的作品会有什么辩证的效果，无法追溯他们正在谱写的或者即兴创作的作品的根源，也无法看清它们的深远意义。当我因为自己不过是个评论家而闷闷不乐的时候，我就应该想想这些。“那颗星星的名字叫作洋艾。”突然传来乔尼的声音，那是他的另一个声音，那是他……该怎么描述呢？当乔尼在他那一边的时候，该怎样描述他？他又一次逃离了，已经不在这一边了。我不安地跳下栏杆，凑过去看他。那颗星星的名字叫作洋艾，真是拿他没辙。

“那颗星星的名字叫作洋艾，”乔尼对着自己的双手说，“它的碎片将会洒落在大城市的那些广场上。六个月前。”

尽管没人看得到我，没人知道我做了什么，我还是为那颗星星耸了耸肩（那颗星星的名字叫作洋艾）。又回到了这个永恒的话题：“这是我明天正在演的曲子。”那颗星星的名字叫作洋艾，它的碎片在六个月前将会洒落，洒落在大城市的那些广场上。他逃离了，走得远远的。我气得眼睛充血，因为他不愿意跟我多谈我的书，事实上最后我也不知道他对这本书的想法。成千上万的乐迷都在读这本书，已经出了两种语言的版本（很快就会出第三种，西班牙文版，看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也不仅仅演奏探戈舞曲）。

“那裙子漂亮极了，”乔尼说，“你都不知道兰穿着有多合身，但是我最好还是喝杯威士忌再给你解释，如果你身上还有几个子儿。黛黛只给我留了三百法郎。”

他嘲弄地笑着，看着塞纳河。说得好像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搞到酒和大麻似的。他开始给我解释说黛黛是个好人（关于我的书只字未提），只给他一点点钱是出于好意，但是幸好有布鲁诺老兄在（这个人写了一本书，但是没必要提），最好还是到阿拉伯区的咖啡馆坐坐，在那儿他们只要看你像是从那颗叫作洋艾的星星来的，就会让你一个人静静待着。（这是我的想法，这时我们正从圣塞维利街这边走过，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我妻子通常在这个点儿醒来，排练着早餐喝牛奶咖啡时要跟我说的话。）就这样我和乔尼一起走着，我们就这样喝了一瓶廉价的劣质白兰地，然后又喝了一瓶，觉得无比快活。但是他仍然只字不提那本书，只说起了天鹅形状的粉扑盒、星星、各种零零碎碎的事物，与此为伴的是零零碎碎的句子、零零碎碎的眼神、零零碎碎的微笑、桌上滴滴答答的口水，口水黏在杯子（乔尼的杯子）上。的确，有时候我恨不得他已经死了。我猜很多人如果处在我的位置上都会这么想。但我怎么舍得让他死呢，他今晚还有话没说完，他就是死了也会继续追寻、继续逃离（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写下去了），尽管他死了我就清净了，出名了，成为权威了，我写的论文将无人敢质疑，我死之后会被厚葬。

乔尼敲打着桌面，时不时地停下来看我一眼，做个无法理解的手势，再继续敲打。咖啡馆的老板跟我们相识已久，当年我们常跟一个阿拉伯吉他手来这儿。本·艾法早就想回去睡觉了，现在我们是唯一的顾客，这肮脏的咖啡馆里充斥着一股辣椒味儿和糕饼的油脂味儿。我也困得不行，但愤怒支撑着我，那是一股无言的愤怒，并不是针对乔尼的，更确切地说，像是纵欲了一个下午之后需要冲个澡，用水和肥皂冲刷掉身上的汗臭，明明白白地展示出最初……乔尼还在桌上孜孜不倦地敲着节拍，时不时唱两句，几乎都不看我。很有可能他再也不会提起我的书了，这也不错。世事无常，明天也许会出现另一个女人、不知哪一桩麻烦事、一场旅行。最好还是谨慎些，别让他看到英文版，跟黛黛说一声，让她帮个忙，作为对我帮的那么多次忙的回报。我的不安真是荒唐，这甚至近乎愤怒。我没指望过乔尼对这本书能有多么钟爱，其实我从未指望过他真的会去读。我很清楚这本书只限于谈论乔尼的音乐，并没有展示真实的他（但是也并没有说谎）。出于慎重，出于好意，我不想脱去他的外衣，展示出一个无可救药的精神病人，一个肮脏的瘾君子，还有他那令人扼腕的滥交生活。我强迫自己只写最关键的部分，强调那些真正有意义的内容，展现乔尼那无与伦比的音乐。我还能说什么？但他也许正是在那儿等待着我，一直都在伺机而动，暗中潜伏然后出其不意地跳出来，他那些荒唐的举动每次都让所有人遍体鳞伤。也许，他就在那儿等着我，好推翻所有那些审美理论：我对他的音乐的诠释和我有关现代爵士乐的伟大理论都以此为基础，正是它们让我在世界各地广受赞誉。

说实话，他的生活与我何干？唯一让我不安的是他放任自流，以这种我无法追随（更准确地说，不想追随）的方式沉沦下去，最终推翻我书里的结论，让我的理论轰然倒塌，证明他的音乐纯粹是另外一种东西。

“喂，刚才你说我的书里漏掉了什么东西。”

（现在要注意了。）

“漏掉了什么东西，布鲁诺？啊，对，我是跟你说过漏掉了什么。你看，不仅仅是兰的那条红裙子。还有……那里真的有骨灰盒吗，布鲁诺？我昨晚又看到它们了，在一大片地里，但是这一次埋得没那么深，有一些上面还刻着铭文和图案，一些戴着头盔的巨人，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手里拿着巨大的棍子。独自一人走在那些盒子中间真是可怕，我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走在它们中间寻寻觅觅。别伤心，布鲁诺，你忘了写这些并没有关系。但是，布鲁诺，”他抬起一只手指，一点儿也没抖，“你忘了写的东西是我。”

“怎么会，乔尼。”

“是我，布鲁诺，是我。这不是你的错，我吹不出来的东西你也没办法写出来。你在书里说我真正的传记在我的唱片里，我知道你真是这么想的，而且听上去真不赖，但事实不是这样。如果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吹，吹出真实的我……你看，我也没办法让你无中生有啊，布鲁诺。这里面太热了，我们走吧。”

我跟着他来到街上，随便走了走，一只白猫从一条小巷里出来，朝我们叫唤，乔尼抚摸了它好一会儿。好吧，到此为止；我准备到圣米歇尔广场拦一辆出租车先送他回旅馆，然后我再回家。说到底，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我一度害怕乔尼会创造一套理论来反驳我的书，准备先在我身上试试威力，再把它像脏水一样泼出去。可怜的乔尼正抚摸着一只白猫。说到底，他唯一的观点就是谁也无法了解谁，不过如此。所有的传记都事先默认了这一点，然后才开始写，真见鬼。走吧，乔尼，回家吧，时间不早了。

“你别以为只有这个，”乔尼说，他突然直起身子，好像看透了我在想什么，“还有上帝，亲爱的，你说的一点儿也不沾边。”

“走吧，乔尼，回去吧，时间不早了。”

“你和你那种人所谓的上帝。早上那管牙膏，你们管它叫上帝，垃圾桶，你们管它叫上帝；害怕失败，这种恐惧也叫上帝。你真有脸，把我跟这个垃圾混为一谈，你写我的童年，我的家庭，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祖先血统……一大堆臭鸡蛋，你坐在中间咯咯叫，对你的上帝心满意足。我才不要你的上帝，他从来都不是我的上帝。”

“我写的只是黑人音乐……”

“我不要你的上帝，”乔尼重复道，“为什么你要在书里强迫我接受他？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上帝，我做我的音乐，我做我的上帝，我不需要你的创造发明，把他留给马哈利娅·杰克逊[33]和教皇好了，你马上给我把书里的这部分删了。”

“如果你这么想删掉的话，”我没话找话说，“第二版里就删。”

“我像这只猫一样孤独，比它还要孤独得多，因为我能意识到我孤独，但它不能。混蛋，它的爪子扎着我的手了。布鲁诺，爵士不仅仅是音乐，我也不仅仅是乔尼·卡特。”

“这正是我想说的，我写了有时你演奏的样子就像是……”

“像是屁股上淋了雨，”乔尼说，今晚第一次我觉得他生气了，“我啥也不能说，一说就要被你翻译成你那肮脏的语言。如果我演奏的时候你看到天使，那可不是我的错。如果其他人张着肥嘴说我吹得出神入化，那也不是我的错。这就是最糟糕的地方，布鲁诺，这就是你在书里真正忘了写的东西，因为我一文不值，我吹的曲子，大家为之喝彩的那些曲子，一文不值，真的一文不值。”

他谦虚得奇怪，真的，在凌晨的这个点儿。这个乔尼……

“我该怎么跟你解释？”乔尼把双手按在我的肩上，把我摇过来摇过去，大喊着。（“安静！”一扇窗里传来尖叫声。）“这不是音乐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而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这是小蜜蜂是死了还是活着的区别。我吹的是死了的小蜜蜂，你知道吗，但是我想吹的是，我想吹的是……所以有时候我会踩萨克斯风，大家就以为我是喝多了。当然我踩它的时候确实是醉了，毕竟一支萨克斯风是很贵很贵的。”

“我们从这边走，坐出租车送你回旅馆。”

“你真是个大好人，布鲁诺。”乔尼取笑我说，“布鲁诺老兄在小本儿上记录我跟他说的一切，只是会漏掉那些重要的事。阿特给我那本书之前，我都没料到你错得这么离谱。一开始我以为你写的是别人，罗尼，或者马塞尔什么的，然后我看见书里说乔尼这个、乔尼那个的，这才发现写的是我，但我问自己：‘这人真的是我吗？’还有什么我在巴尔的摩，我在鸟园[34]，我的风格……听着，”他冷冷地补充道，“我不是不知道你的书是写给大众看的。写得不错，我的演奏风格和我对爵士乐的感受，你说得完全没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为这本书争论不休？你的书，就像是塞纳河里的垃圾，码头边漂浮着的这根稻草。我是边上那根稻草，你是那边那只上下浮动的瓶子。布鲁诺，我一直到死，也不会找到……”

我从他的胳膊下面抱住他，让他靠在码头栏杆上。他又开始神志不清了，断断续续地胡言乱语着，直吐口水。

“不会找到，”他重复道，“不会找到……”

“你想找到什么，兄弟？”我对他说，“你别去要求那些不可能的，你已经找到的就足够……”

“对你来说是足够了，”他怨恨地说，“对阿特，对黛黛，对兰……你不知道怎样才……没错，有时那扇门就要开启了……你看那两根稻草，它们碰到一起了，它们在跳舞，一根在另一根面前……很美啊，你看……那扇门就要开启了……时间……我跟你说过，我觉得，时间这回事儿……布鲁诺，我这一辈子都在我的音乐里寻觅，期待着这扇门最终能打开。但是没有，只有一条缝……我记得在纽约的时候，有天晚上……一条红裙子。对，红色的，她穿着漂亮极了。好吧，那天晚上我们跟迈尔斯和哈尔[35]在一起……我们连续一个小时演奏着同一支曲子，只有我们几个，真是快活……迈尔斯演奏得太动听了，都要把我从椅子里甩出去了，然后我就出了神，我闭上眼睛，飞了起来。布鲁诺，我发誓我飞了起来……然后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但是这声音又在我身体里面，好像是有个人站在那里似的……或者未必是个人……你看那只瓶子，这么浮上浮下，真是不可思议……不是某个人，我只是在找个参照……就像在梦里一般，是安全感，是一场邂逅，你不觉得吗？一切都消散之后，兰和孩子们在家里等着你，烤箱里正烤着火鸡，你坐上车，一路畅通，没有遇上一个红灯，一切都像桌球那样畅通无阻。在我身边的好像是我自己，但又不占一点儿地方，也不在纽约，特别是他不受时间的束缚，以后也不会……对他来说甚至没有以后……这一刻就像是永恒……我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幻觉，因为我迷失在了音乐里，只要我一吹完——因为毕竟要让可怜的哈尔过过弹钢琴的瘾——吹完的那个瞬间我就猛地坠回了自己身上……”

他温柔地哭着，脏兮兮的手揉着眼睛。我不知所措。都这么晚了，河里的湿气升了起来，我们俩一定要着凉了。

“我觉得我想游泳，但不是在水里游，”乔尼低声说道，“我觉得我想要兰的红裙子，但不要兰。小蜜蜂已经死了，布鲁诺。我觉得你是对的，你的书很棒。”

“我们走吧，乔尼，你觉得它不好我并不会生气。”

“不是这样的，你的书挺好，因为……因为里面没有骨灰盒，布鲁诺。就像是书包嘴[36]的曲子，那么纯净。你不觉得书包嘴的曲子像是生日歌或者慈善歌吗？我们……我跟你说过我想游泳，但不是在水里游。我觉得……但就只能成为白痴……我觉得我会找到其他的东西。我不满足，我觉得那些好东西，比如兰的红裙子，甚至是小蜜蜂，都像是逮老鼠用的陷阱，我不知道怎么换种说法来解释……这种陷阱是用来安抚人的，你知道，为了让人说一切都好。布鲁诺，我相信兰和爵士乐，没错，就连爵士乐也一样，都像是杂志上的广告，光鲜亮丽，好让我觉得舒服，就像你有巴黎，有老婆，有工作……我有我的萨克斯风……还有我的性……就像书里写的那样。所有我需要的东西。陷阱，亲爱的……因为不可能没有别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可能这么轻而易举就离门这么近，离门后的那一边这么近……”

“唯一有用的就是尽力做到最好。”我说，觉得自己愚蠢到了极点。

“每年都在《节拍》[37]杂志的名人堂上拔得头筹，那是当然，”乔尼表示赞同，“那是当然，那是当然，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我拉着他慢慢走到广场上。运气不错，街角停着一辆出租车。

“我尤其无法接受你的上帝，”乔尼嘟囔着，“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不会容忍这个的。如果他真的在门的那一边，去他妈的。要是有他在那边给你开门，去那边不费吹灰之力，也就没啥了不起了。用脚把它踢穿，那才对。用拳头把它砸碎，对着门射一发，朝着门撒尿撒个一天。那次在纽约，我觉得我用音乐打开了那扇门，后来我不得不停下来，那该死的家伙就迎面关上了门，只不过因为我从来不祈祷，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向他祈祷，因为我不想理会这个穿着制服的门童，这个家伙开门关门就是为了讨点小费，这个……”

可怜的乔尼，接下来他还怪我不把这些东西写进书里。都三点了，我的天。

蒂卡回了纽约，乔尼回了纽约（黛黛没有跟去，她现在安安稳稳地待在路易斯·佩隆家里，他是个很有前途的长号手）。宝宝回了纽约。在巴黎的这段日子平淡无奇，我想念我的朋友们。我写乔尼的那本书到处都在大卖，很自然，萨米·普雷兹尔已经来找过我，讨论有没有可能把它改编成电影在好莱坞上映。算算法郎对美元的汇率就知道，这样的提议相当诱人。我妻子还因为我跟宝宝的那一段逢场作戏而怒不可遏，其实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说到底，宝宝是个水性杨花的人，任何一个聪明女人都应该理解，这种小插曲动摇不了夫妻关系；况且宝宝已经跟着乔尼回了纽约，最终她还是开心地决定要跟乔尼上同一条船。她肯定已经跟乔尼一起吸上了大麻，跟乔尼一样迷失了自己，可怜的姑娘。《恋爱中的人儿》刚刚在巴黎公开发行，恰好这时我的书开始印第二版，而且有希望翻译成德文。我考虑了很久，要不要对第二版做一些修改。以我尚在职业允许范围内的诚实，我自问是否有必要展示我笔下人物性格的另一面。我跟德劳奈和霍德尔[38]讨论了好几次，他们也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建议我，因为他们都觉得我的书非常好，而且读者们也很喜欢它现在的样子。我觉得他们俩好像都很警惕文学化倾向的危险，担心我会给书蒙上一种与乔尼的音乐毫无关联或者关联甚少的基调。至少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权威人士的意见（还有我自己的意见，到现在这种程度还否认这一点就实在是太傻了）充分表明第二版不用做任何改动。我细读了美国的相关杂志（其中有四则关于乔尼的报道，他又一次企图自杀，这回用的是碘酒，他洗了胃又住院三周，之后像个没事人一样重新在巴尔的摩登台演出），觉得很放心，同时乔尼的反复发作令我又惋惜又难过。乔尼对那本书没有说过一个字的坏话。比如在芝加哥的音乐杂志《顿足爵士》上，泰迪·罗杰斯采访了乔尼：“你读过巴黎的布鲁诺·V写你的书吗？”“读过，写得很好。”“你不想就这本书说些什么吗？”“除了这本书很好之外，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布鲁诺是个很棒的小伙子。”在乔尼喝醉了或者吸了毒之后会怎么说还有待寻访，但至少没有一丝流言说他质疑我的书。我决定在第二版不做任何修改，继续展示最真实的乔尼：一个可怜的魔鬼，智力平平，但像无数的音乐家、棋手、诗人一样，被赋予天分、创造出美妙绝伦的作品，却对其重要性毫不自知（至多也就是像个拳击手知道自己很强壮而已）。我倾向于让乔尼保持这样的形象。没有必要把事情复杂化。热爱爵士乐的大众并不热衷于音乐研究或者心理分析，他们只需要现成的、片刻的满足，双手打着节拍，表情惬意、享受，让音乐拂过肌肤、渗入血液、融入呼吸，这就够了，他们不需要有任何深入探索。

先到的是电报（一份发给德劳奈，一份发给我，下午就已经出现在了日报上，配着愚蠢的评论）；二十天后，我收到了宝宝的信，她没有忘记我。“他在贝尔维尤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料。他出院的时候我去接他了。我们住在迈克·鲁索洛的公寓里，他去挪威巡演了。乔尼状态不错，尽管他不想再登台演出，但还是同意了跟28俱乐部的小伙子们一起录唱片。我跟你坦白讲，他实际上已经非常虚弱了（我和宝宝在巴黎有过一段韵事，我能明白她说这话的意思），他晚上喘气和叫喊的样子，真让我觉得害怕。唯一让我欣慰的是，”宝宝贴心地补充道，“他死的时候很快乐，而且毫无预兆。他正在看电视，突然就倒在了地上。我听说一切来得很快。”这样推断起来，宝宝应该没在现场。确实如此。后来我们得知，乔尼当时住在蒂卡家，跟她待了五天。他心事重重，闷闷不乐，说要放弃爵士乐，要去墨西哥，在田间干活度过余生（每个人都会在什么时候动起这个念头，几乎有点无趣了），蒂卡看住他，尽力安抚他，强迫他放眼未来（这些是蒂卡后来说的，好像她和乔尼对未来有过一丁点概念似的）。乔尼当时正在看电视，觉得节目非常好笑，看着看着，他开始咳起来，突然就倒下了，诸如此类的说法。蒂卡和警察宣称乔尼当场就死亡了，我对此半信半疑（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他们肯定急于摆脱麻烦，比如乔尼是死在蒂卡的公寓里，蒂卡手上的大麻，可怜的蒂卡的几桩前科，尸检时某些不如人意的结果：想象得出来医生会在乔尼的肝脏和肺里面发现些什么）。“你不知道他的过世让我多么悲痛，我本可以跟你说点别的事，”亲爱的宝宝善解人意地补充道，“我心情好点的时候再给你写信，给你讲讲（罗杰斯好像有意跟我签合同去巴黎和柏林演出）你应该知道的事情，因为你是乔尼最好的朋友。”然后她用了整整一页来骂蒂卡，说她不仅害死了乔尼，还是珍珠港事件和黑死病的罪魁祸首。最后小可怜宝宝总结道：“趁我还没忘，在贝尔维尤，有一天乔尼一直问起你，他思维有点混乱，以为你在纽约却不愿意去看他，他总是说起一块满是什么的地，然后他叫你的名字，还骂了脏话，可怜的人。你也知道，发烧的时候就是这样。蒂卡跟鲍勃·凯瑞尔说，乔尼临终时说的好像是：‘啊，给我做个面具吧。’但是你能想象在那个时候……”我哪能想象。“他变得很胖，”信的结尾宝宝补充道，“走路的时候都在喘气。”正是像宝宝那么观察入微的人才会提到的细节。

这一切正好发生在书的第二版发行的时候。幸运的是，还有一点时间。我加足马力写了一篇讣告补充进去，还附了一张葬礼的照片，照片中有很多著名的爵士乐人。这样一来，这本传记，可以这么说吧，就完整了。也许我这话说得不合适，但很显然，这只是从审美角度做出的评论。据说还要出一个新译本，我猜会是瑞典文或者挪威文。我妻子为此激动不已。

[1]指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1920—1955），美国著名萨克斯风手，爵士乐演奏家，擅长即兴创作，才华横溢却经历坎坷，沉迷于毒品和酒精，最后精神崩溃，英年早逝。他是本文主人公乔尼·卡特的原型。

[2]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威尔士诗人，诗作属于超现实流派。

[3]意大利著名的弦乐器制造家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Antonio Stradivari，1644—1737）制造的小提琴，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好的弦乐器之一。

[4]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1926—1991），美国著名爵士乐演奏家、作曲家，小号手，在长达五十余年的音乐生涯中，引领了多次爵士乐界关键性的创新发展。1947年和查理·帕克组成过五重奏乐队。

[5]雷·诺布尔（Ray Noble，1903—1978），英国作曲家、指挥家。

[6]指莱昂内尔·汉普顿（Lionel Hampton，1908—2002），出色的美国爵士乐颤音琴手、鼓手和钢琴手。

[7]指卡马里奥精神病院，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卡马里奥，建于1932年，关闭于1997年。

[8]巴黎的一个街区，位于塞纳河的左岸，以咖啡馆和酒吧闻名，文艺气息浓厚。

[9]罗马神话中罗马市的奠基人，是一对双生子。

[10]狄兰·托马斯原诗为“Waking alone in a multitude of loves”（“在种种爱的包围中孤身醒来”），明信片上这句诗变成了“Walking alone in a multitude of loves”（“在种种爱的包围中孤身前行”），很可能是因为乔尼在神游的状态中将Waking写成了Walking，而后者更是他一生的写照。

[11]指迪齐·吉莱斯皮（“Dizzy”Gillespie，1917—1993），美国爵士小号手、作曲家，20世纪40年代和查理·帕克一起引领了咆勃爵士（bebop）的兴起和发展。咆勃爵士是现代爵士乐的起源，对个人即兴能力、对乐器的控制、与乐队的合作互动能力均有相当高的要求。

[12]由美国著名爵士乐作曲家胖子华勒于1928年创作的一首爵士乐曲。

[13]法国著名的爵士乐杂志，创办于1935年。

[14]指查尔斯·德劳奈（Charles Delaunay，1911—1988），法国著名爵士乐人，《狂热爵士》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15]创作于1941年的一首美国流行歌曲。查理·帕克在1946年演绎了这首曲子，被认为是他最激情澎湃的演奏之一。

[16]法国小镇，传说圣母玛利亚在此显灵18次，遂成为全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朝圣地。

[17]指于格·帕纳西埃（Hugues Panassié，1912—1974），法国著名爵士乐评论家、制作人。

[18]法国中部的一个大区。

[19]莱斯特·杨（Lester Young，1909—1959），美国著名的爵士乐萨克斯风手和单簧管手。

[20]法国巴黎最古老和著名的咖啡馆，建于1887年，位于圣日尔曼德佩区，是法国知识分子钟爱的咖啡馆之一，萨特是这里的常客。

[21]创作于1931年的美国流行歌曲，查理·帕克在1947年曾演绎过这首曲子。

[22]比利·泰勒（Billy Taylor，1921—2010），美国爵士乐钢琴手，和迪齐共事过，1946年曾在法国居住过一段时间。

[23]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1920—2001），美国爵士乐钢琴家、作曲家。

[24]20世纪初美国新奥尔良的一位叫作玛米的女士创作的蓝调歌曲，据称是第一首蓝调歌曲，广为流传。

[25]塞纳河左岸的一座码头，以旧书摊闻名。

[26]查尔斯·艾夫斯（Charles Ives，1874—1954），美国古典音乐作曲家。

[27]英语，意为：啊，豹子……

[28]由咆勃爵士发展出来的一种爵士乐形式，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西岸地区兴起，强调整体音乐结构，不会进行过多即兴发挥，特点是表现出忧郁及压抑的情感。

[29]英语，意为：六个月前。

[30]英语，意为：六，萨克斯，性。

[31]伦纳德·费泽尔（Leonard Feather，1914—1994），英国出生的爵士乐钢琴家、作曲家，著名的爵士乐评论家。

[32]最早的爵士乐演奏中用搓衣板作为乐器。

[33]马哈利娅·杰克逊（Mahalia Jackson，1911—1972），美国宗教歌手。

[34]纽约著名的爵士酒吧，名字来自查理·帕克的绰号“大鸟”。

[35]指哈尔·罗素（Hal Russell，1926—1992），美国爵士乐作曲家，萨克斯风手、鼓手，有时也演奏小号或者颤音琴。

[36]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1901—1971）的绰号。阿姆斯特朗是20世纪最著名的爵士乐音乐家之一，被称为“爵士乐之父”。

[37]1934年在美国创办的爵士乐杂志。杂志名人堂的获奖者来自于读者和评论家的投票。查理·帕克获得1955年的名人堂奖。

[38]指安德烈·霍德尔（André Hodeir，1921—2011），法国爵士乐作曲家，《狂热爵士》杂志的撰稿人。

妈妈的来信

说这是“有条件的自由”一点也不为过。每次路易斯从门房手中接过信封，只要一认出邮票上熟悉的何塞·德·圣马丁[1]像，他就知道自己又不得不越过那座桥了。圣马丁，里瓦达维亚大道，一提起这些名字，回忆中的街道和影像就历历在目。里瓦达维亚大道6500号，弗洛雷斯的老宅，妈妈，柯连特和圣马丁咖啡馆[2]，那里的咖啡汽酒有股蓖麻油的清香，朋友们有时候就在那儿等他。路易斯手里捏着信封，说了句“非常感谢，杜兰太太[3]”，便出了门。然而这一天已经不同于前一天，也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天了。妈妈的来信（即使是在那个荒谬透顶的错误刚刚发生的时候）总能骤然改变路易斯的日常生活，把他像反弹的皮球一般抛回到过去。在公交车上，他又把手上这封信读了一遍，信的内容让他既气恼又困惑。简直难以置信。从以前开始，妈妈的来信就总有变换时空的能耐。路易斯处心积虑地把劳拉追到手，把她带到巴黎，好不容易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却总是被妈妈的来信这个无足轻重的小闹剧打乱了阵脚。妈妈的每封信都带着一个暗示，尽管只会持续一小会儿（因为他随即就会亲热地回信来保卫自己），暗示他那来之不易的自由根本站不住脚，无法自圆其说。他在别人眼里的新生活，就像一个毛线球，被一顿乱剪，碎得七零八落，又像是公交车驶过黎塞留街时背后越来越模糊的街景。留给他的只有一丁点有条件的自由，以及生活对他的嘲弄。他像是一个词，虽然夹在括号中间，被剥离了主句，却仍然是主句的注解和支持。留给他的还有焦虑，他必须立刻回信，像是要重新关上那扇门。

这个早晨不过是有妈妈的来信寄达的无数个早晨之一。他和劳拉很少谈论过去，几乎从来不提弗洛雷斯的老宅。路易斯并不是不愿意回想起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为了避开一些名字（那些人他们早已远远避开了，但那些名字却像实实在在的幽灵般阴魂不散）。有一天他终于鼓足勇气对劳拉说：“要是过去也能像一封信或者一本书的草稿一样撕碎扔掉就好了。但是不可能，它永远都不会消失，反而会弄脏新的抄本，我觉得真正的未来就会是这样。”实际上，他们为什么不能谈论布宜诺斯艾利斯呢？家人们还都生活在那儿，朋友们时不时地寄来一张明信片，写一些亲热的话；凹版印刷的阿根廷《国家报》上印着女士们写的那么多狂热的十四行诗，都是些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时不时又内阁危机了，哪位少校怒发冲冠了，又出现哪位厉害的拳击手了。为什么不能跟劳拉谈论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她也不提过去，只是在言语间，特别是有妈妈来信的时候，偶然蹦出一个名字或者提起某样东西，它们像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货币，属于遥远的河对岸那早已被遗忘的世界。

“是啊，天真热。[4]”坐在他对面的工人说道。

“他哪知道什么叫热，”路易斯想，“除非他二月里哪天下午到五月大道[5]或者利涅尔斯[6]的哪条小街上走走。”

他又一次掏出信来，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了：那段话就在那里，一目了然。它荒谬透顶，却岿然不动。他震惊得仿佛后颈挨了重重一击，而像往常一样，惊讶过后，他的第一反应是防御。不能让劳拉读到妈妈的这封信。这个失误实在太荒谬了，尽管只是名字错了而已（妈妈应该想写“维克多”，却写成了“尼克”），但是让劳拉看到了她还是会伤心的，不能做这种蠢事。时不时就会有信件在路上被弄丢，这封信要是沉入了海底该多好，现在就只能把它扔进办公室的下水道了。他猜想，过不了几天劳拉就该纳闷了：“真奇怪，你母亲的信还没到。”她从来不说你的妈妈，也许是她幼年丧母的缘故。他便会回答：“就是啊，真奇怪。我今天就去给她写封信。”然后他会写好信寄出去，并且故作惊讶，好像妈妈真的很久没来信似的。生活一切照常，上班，下了班晚上看电影，劳拉总是那么安静、贤惠，对他体贴备至。在雷恩街下公交车的时候，他猛然问自己（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还能怎么说呢）为什么不愿给劳拉看妈妈的信。不是因为劳拉，也不是因为她可能会有的反应。（他不太在乎她怎么想，只要她掩饰得好？）不，他不太在乎。（真的不在乎？）首要的原因——假设还有另外的原因——暂且称为“立竿见影”的原因，就是他在乎劳拉的脸色、劳拉的态度。当然了，他在乎她其实是为了他自己，他在意的是劳拉读了妈妈的来信以后的反应对他自己到底有多大影响。他知道，在某个时刻，她的目光必将落在尼克的名字上，她的下巴会微微颤抖，然后说：“这也太奇怪了……你母亲怎么了？”他知道，纸上的名字会令她双唇颤抖，几乎哭出声来，但她会强忍着不喊出来，为了不要用双手捂住因为哭泣、因为颤抖的双唇而变了形的脸。

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师，上班时他又把信看了一遍。这是妈妈无数封来信中的一封，除了名字弄错的那一段，没有其他特别之处。他想能不能把字擦掉，把尼克换回维克多，仅仅是把错误纠正过来，然后把信带回家给劳拉看。劳拉对妈妈的来信总是兴致盎然。在信的末尾，或者有时在正文中间，妈妈会亲热地问候劳拉，尽管由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信并不是写给她，而是写给他的。劳拉对此毫不在意，依然兴致勃勃，对着某个字琢磨半天。妈妈因为风湿病和近视眼，有些字写得歪歪扭扭。“我在吃散利痛，医生还给我配了点水杨酸……”妈妈的信会在画桌上放两三天，路易斯回信的当时就想把来信扔掉，但劳拉百读不厌。女人们喜欢反反复复地读信，读完正面再读反面，好像每次都能读出新的含义。妈妈的来信通常很简短，说些家庭琐事，时不时地提到国家大事（但这些事他往往已经从同样姗姗来迟的《世界报》电报新闻里看到了）。简直可以说，妈妈的信都大同小异、简洁平淡、毫无新意。妈妈最了不起的一点是没有因为儿子和儿媳不在身边而自怨自艾，也没有因为尼克的去世而痛不欲生，尽管最初她也曾经呼天抢地、以泪洗面。他们在巴黎的这两年里，妈妈从未在信中提过尼克。像劳拉一样，她连尼克的名字都不说。尽管尼克已经去世两年多了，她们俩却一直缄口不言。信写到一半突然提起尼克，简直是场轩然大波。尼克的名字居然冷不丁出现在句子里，“尼”字拖长颤抖，“克”字扭曲变形；但更糟糕的是，整个句子荒唐晦涩，唯一的可能就是妈妈老糊涂了，把时间搞混了，以为……妈妈简短地写道已经收到了劳拉的信，句号隐约可见，肯定是用在街角杂货店买的蓝墨水写的。然后她突然写道：“今天早上尼克问起你们俩了。”其余的部分还是老生常谈：身体怎么样，玛蒂尔德表妹摔了一跤跌断了锁骨，两只狗都还好。但尼克问起他们俩了。

其实要把尼克改成维克多是很容易的事，肯定是维克多问起他们俩的。维克多表哥总是这么热心。维克多比尼克多了一个字，但只要用橡皮一擦，再灵活地稍加改动就可以了。今天早上维克多问起你们俩了。维克多去探望妈妈，顺便问起他们俩，再自然不过了。

他回家吃午饭的时候，信还完好无损地藏在衣兜里。他仍然决定不告诉劳拉。劳拉微笑着在家等他，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时候比起来，她的脸好像模糊了一些，似乎在巴黎灰蒙蒙的天气里褪了色、磨平了棱角。他们到巴黎已经两年多了，尼克过世才两个月他们就动身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路易斯觉得，从他和劳拉结婚的那天起，尼克其实就再也没露过面。那天下午，他跟病中的尼克谈过之后，就发誓要逃离阿根廷，逃离弗洛雷斯的老宅，逃离妈妈，逃离两只狗和他躺在病榻上的弟弟。那几个月里，他像是身在一场舞会中，被各色人等围绕着。尼克、劳拉、妈妈、狗、花园。他的誓言就像是在舞池里猛地把酒瓶砸得粉碎，四处飞溅的碎玻璃让舞会戛然而止。那段时间一切都那么突然：他办了婚礼，毅然决然地启程，完全不考虑妈妈的感受，把所有的责任抛诸脑后，任由朋友们错愕不已。但他毫不在乎，甚至对劳拉流露出的不满也不以为意。妈妈孑然一人待在大宅里，和她做伴的只有两只狗和一瓶瓶药丸，还有衣柜里挂着的尼克生前的衣服。都留在那儿吧，一切都见鬼去吧。妈妈似乎接受了现实，不再为尼克哭泣，开始像以前一样在家里忙前忙后，老人们从死亡的悲痛中恢复过来的时候都是这么冷静、干脆。但路易斯不愿回忆告别的那个下午：行李箱，停在大门口等候的出租车，身后满是童年回忆的宅子，尼克和他过去玩打仗的花园，两只又呆又蠢的狗。现在他几乎已经能够忘记这一切了。他去广告公司上班，画海报，回家吃午饭，喝一杯劳拉微笑着递过来的咖啡。他们俩经常去看电影，去林中散步，对巴黎越来越熟悉。他们运气不错，生活顺利得让人惊讶，工作还过得去，住的公寓赏心悦目，常有好电影看。然后妈妈来信了。

他不讨厌妈妈的来信。如果没有这些信，他就会觉得自由重重地砸在身上，让他无法承受。妈妈的来信像是捎来了无言的谅解（但是他没做什么需要原谅的错事），像是搭起一架桥让他有路可走。妈妈的来信让他为妈妈的健康时而提心吊胆、时而松一口气，提醒他家里的经济状况，提醒他有一种秩序井然的常轨如影相随。他痛恨这种常轨是因为劳拉，因为她虽然人在巴黎，但妈妈的来信总让她显得遥远疏离，仿佛她是这种常轨的帮凶。而他自己，自从那天晚上在花园里再次听到了尼克低声压抑着的咳嗽声之后，就已经摒弃了这种常轨。

不，不能把信给她看。改名字太不光明正大了，他又无法容忍劳拉读到妈妈写的那行字。妈妈真是一时糊涂。他仿佛看到她拿着一支破钢笔，费力地写着信，信纸歪着，她眼神又不好。这个离谱的错误很容易在劳拉心里生根发芽。还是把信扔了更好（他当天下午就扔了），晚上还可以和劳拉去看电影，尽早忘记维克多问起过他们俩的事，即使是那么彬彬有礼的维克多表哥。无论如何都得忘了这件事。

魔鬼般阴险的、垂涎欲滴的汤姆猫等待着老鼠杰瑞掉进陷阱。可杰瑞不但没有中计，反而让汤姆倒了大霉。[7]路易斯买了冰激凌，他们一边吃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电影片头的彩色动画。电影开场时，劳拉往椅子里陷了一点，把手从路易斯的臂弯里抽出来。他又一次觉得离她无比遥远，谁知道他们心里看的是不是同一部电影，尽管他们过后会走在街上或者躺在床上讨论。他问自己（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还能怎么说呢）尼克追求劳拉、两人在电影院约会时，他们是否也是这样，近在咫尺却仿佛远在天边。也许他们去过弗洛雷斯所有的电影院，足迹遍布拉巴耶[8]那条愚蠢的步行街，狮子，敲锣的运动员，卡门·德·比尼约斯[9]翻译的西班牙语字幕：“本片人物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然后，当杰瑞终于摆脱了汤姆，芭芭拉·斯坦威克[10]或者泰隆·鲍华[11]登场时，尼克的手悄悄放到劳拉的大腿上（可怜的尼克，那么害羞，那么痴情），然后他们俩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犯了错。路易斯完全有把握他们没犯什么决定性的错误，虽然他没有最确凿的证据，但劳拉跟尼克迅速疏远，足以证明这次恋爱不过是一场幻影，是街坊邻居茶余饭后编排出的谈资和消遣。而他那次只是突发奇想去了尼克常去的舞厅、凑巧去给他捧场而已，却有了这样的结局，就更加能够证明这一点。也许是因为开始得太容易，后面的事情都出人意料地艰难、苦涩。但他现在不想回忆，整场闹剧早就结束了，孱弱的尼克因为肺结核过世，死亡成了他忧伤的避难所。奇怪的是劳拉从来不提尼克的名字，似乎尼克不是已故的小叔子，也不是妈妈的儿子。所以他也不提。一开始路易斯觉得如释重负，觉得终于摆脱了妈妈的哭闹、大家混乱的相互责怪、艾米略叔叔和维克多表哥的多管闲事（维克多今天早上问起你们俩了），他们的婚礼办得仓促，所有的仪式不过是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去花三分钟办了个手续，办事员衣领上的头皮屑星星点点。他们躲在阿德罗格[12]的一家旅馆，远离妈妈和所有好事的亲戚。路易斯一度很感激劳拉从未提起过那个莫名其妙地从男朋友变成了小叔子的可怜木偶的名字。但是如今，隔着大洋、死亡和两年的时光，劳拉仍然不提这个名字，他也因为懦弱而屈服于她的沉默，但他明白，这缄默深处蕴含的责备、懊悔，还有背叛的雏形，一直让他心中郁结。他不止一次明确地提到过尼克，但他知道这无济于事，因为劳拉总是岔开话题。慢慢地，这个名字变成了谈话的禁区，让他们离尼克越来越遥远。尼克的名字和关于尼克的回忆都像是被裹进了一团肮脏黏稠的棉花里。在另一边，妈妈也沉默不语，她的配合令人费解，每封信都在说狗、玛蒂尔德、维克多、水杨酸、退休金。路易斯曾经期待妈妈哪怕提一次儿子的名字，好和他一起面对劳拉，给她温柔的压力，让她接受尼克虽死犹存的事实。不是因为这个事实有多重要，尼克是死是活没人关心；但只有把对他的回忆埋葬在过去的坟墓里，才能确凿地证明劳拉真的已经完全把他忘了。只要坦荡地说一声他的名字，虚无缥缈的梦魇就会立即散去。但劳拉坚持不说尼克的名字，总是在那个名字已经自然地滑到嘴边的关键时刻缄口不语，每当这时，路易斯便感到尼克仍在弗洛雷斯的花园里，能听到他小心翼翼的咳嗽声；他正在准备一份无与伦比的新婚礼物，在他曾经的女友和曾经的兄弟正度着蜜月时，送去他自己的死讯。

一周以后，劳拉纳闷妈妈还没有来信。他们推测了常有的几种可能，决定路易斯当天下午就写信问问情况。妈妈的回信没有令他过于不安，但早上下楼时他察觉到，他更想让门房把信交到他手里，而不是送上三楼来。两周以后，熟悉的信封又到了，邮票的图案是布朗上将[13]的头像，背景是伊瓜苏瀑布[14]。他先把信封藏了起来，才走到街上，跟从窗口探出身来的劳拉告别。他转过街角才把信拆开，自己都觉得荒唐。波比离家出走了，回来没几天就开始挠痒，肯定是被哪只癞皮狗传染了。妈妈准备咨询艾米略叔叔的一位兽医朋友，因为不想波比的病传染给大黑。艾米略叔叔觉得应该用苯酚给它们泡澡，但是她已经没力气这么折腾了，还是让兽医开一些除虫粉或者可以混在狗粮里的药比较好。邻居太太家有只癞皮猫，谁知道猫的病会不会通过铁丝网传染给狗呢。但是他们怎么会对这样老掉牙的话题感兴趣呢，尽管路易斯一直都喜欢狗，小时候还让狗睡在他的床脚，相反尼克就不那么喜欢。邻居太太建议给它们撒些滴滴涕，因为有可能不是疥疮，狗满街乱跑，会得各种传染病。比如在巴卡伊街角停着的那个马戏团，里面有各种奇怪的动物，有可能空气里就有细菌。妈妈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惊吓，一会儿是女裁缝的孩子被滚烫的牛奶烫伤了手臂，一会儿是波比得了疥疮。

接着是一个蓝色星星状的笔迹（钢笔尖挂在了纸上，证明妈妈写得不耐烦了），然后她忧愁地感叹了一番，尼克好像也要去欧洲，就留下她孤零零一个人了，但孩子们像燕子一样，总有一天要离巢，这就是老年人的宿命，一边凑合着喘气，一边得学着接受现实。邻居太太……

有人推了路易斯一下，还带着马赛口音匆匆跟他说了一段关于权利和义务的大道理。他模模糊糊听懂了，是自己挡住了狭窄的地铁口，堵了别人的路。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他给劳拉打了电话说不回去吃午饭，在广场的长凳上坐了两个小时，翻来覆去地读妈妈的信，问自己该拿妈妈的毛病怎么办。无论如何，要先跟劳拉谈谈。为什么（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还能怎么说呢？）要继续瞒着劳拉呢。他不能再装作这封信也丢了；而且，这次他没法半信半疑地认为妈妈搞错了，把维克多写成了尼克，认为妈妈因为心痛而老糊涂了。这两封信绝对就是劳拉，是劳拉身上将要发生的事。不仅如此：它们也是劳拉身上已经发生的事，从他们结婚的那天起，阿德罗格的蜜月，在来法国的邮轮上爱得死去活来的那些夜晚。一切都曾是劳拉，也都将是劳拉，因为妈妈胡言乱语说尼克想要来欧洲。她们前所未有地沆瀣一气，妈妈提起尼克，是说给劳拉听的，通知她尼克要来欧洲了。妈妈只是干巴巴地说了个“欧洲”，因为她心里很清楚劳拉明白，尼克会在法国、在巴黎、在他家上岸，来到这个精心地假装已经忘了这个可怜鬼的家里。

他做了两件事：写信给艾米略叔叔，说一下妈妈的症状让他很担心；请他马上去看看她，证实情况并且采取必要的措施。他喝了一杯又一杯白兰地，然后步行回家，为的是在路上能好好想想怎么跟劳拉解释，因为他终究还是要跟劳拉谈谈，告诉她真相。他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发现自己很难置身现实，接受半个小时后即将发生的事情。妈妈的来信把他塞回现实，埋进现实，让他窒息。在巴黎的两年，他生活在和平的谎言中，快乐之门总是向外面的世界打开，由各种消遣和演出勉强维系着，两人被束缚在被动的约定之中，在身不由己的沉默里渐行渐远……是的，妈妈，是的，可怜的波比长了疥疮，妈妈。可怜的波比，可怜的路易斯，那么多疥疮，妈妈。弗洛雷斯俱乐部的那场舞会，妈妈，是因为他坚持要我去，我才去的，我猜他是想炫耀他的战利品。可怜的尼克，妈妈，那时谁都想不到他得了病，他干咳着，穿着一身双排扣的条纹西服，头发梳得油光可鉴，戴着那么高档的人造丝领带。大家聊会儿天，寒暄一阵，怎么能不跟弟弟的女朋友跳支舞呢。啊呀，女朋友还谈不上，路易斯，我猜我可以叫您路易斯，是吗。当然了，尼克怎么还不带您去家里认识认识呢，妈妈一定会很喜欢您的，尼克这家伙太笨啦，居然都还没有问候过您的父亲。对啊，他一向这么腼腆。我也一样。您笑什么？您不相信吗？但我其实可不是看上去这样啊……很热是吧？说真的，您一定要来家里，妈妈会很高兴的。我们家就三个人，还有两只狗。嘁，尼克，你真没种，居然都瞒着我们，你这个骗子。我们俩之间就是这样，劳拉，我跟他没什么不能说的。拜托你让让，我要跟这位小姐跳这支探戈。

简直就是小事一桩，易如反掌，那真真切切的发油和人造丝领带。她跟尼克分手是由于错误和盲目，是因为那孬种兄弟当时让她昏了头。尼克不会打网球，拜托，他什么都不会，只会埋头研究象棋和集邮。尼克那可怜的小子沉默不语，他慢慢地沉没，躲在院子的一角，喝着咳嗽糖浆和苦涩的马黛茶休养。当他病倒了、必须卧床休息的时候，公园村的体操击剑馆正好有场舞会。谁都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更别提还有埃德加多·多纳托[15]的乐队要演奏。妈妈完全支持我带劳拉去散散心，她第一次来家里的那个下午，妈妈就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了。妈妈，你想想，那孩子正生着病，要是有人给他传话，他一定会起疑心的。像他这样的病人最会胡思乱想，他肯定会以为我在追劳拉。最好别让他知道我们去了体操馆。但是我没这么跟妈妈说，家里谁也不知道我们俩在一起了。当然要等到病人好一点再说。时间就这样流逝，舞会，两三场舞会，尼克的X光片，然后是小不点拉莫斯的汽车，碧芭家的狂欢夜，彻夜畅饮，开车到溪边的小桥，月光，月亮像是天空酒店的一扇窗，劳拉在汽车里半推半就，一点点酒精，灵活的双手，热吻，压抑的叫声，羊驼毛毯，一切又恢复平静，抱歉的微笑。

劳拉给他开门时，她的微笑几乎与以前的一模一样。晚饭有烤肉、沙拉和布丁。十点钟来了几个邻居，也是他的牌友。夜深了，他们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路易斯才拿出信，放在床头柜上。“我一直没跟你说，因为不想你难过。我觉得妈妈……”

他背对她躺下，静静地等待着。劳拉把信放回信封里，关了夜灯。他感觉到她贴着自己，不是完全贴着，但他听得到她在他耳边的呼吸声。

“你发现了吗？”路易斯控制着声音说道。

“嗯。你不觉得她可能写错名字了吗？”

只能是这样。卒子前进一步。前进一步。完美。

“也许她想写的是维克多。”他说，慢慢握住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哦，对啊，很有可能。”劳拉说。马走日，不动声色落在卒子的斜后方。

两人都假装睡着了。

劳拉也同意只让艾米略叔叔知道这件事，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便没有再提起。每天回到家，路易斯都等待着劳拉表现出什么异常的言行举止，等待着静默的完美表象下露出一丝破绽。他们一如往常地去看电影，一如往常地做爱。对于路易斯来说，劳拉早就不再神秘，他唯一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两年前向往的那种生活如今完全没有实现，她为何仍然向生活屈服了。现在他了解了，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劳拉跟尼克一模一样，他们总是消极抵抗，只是出于惯性才采取行动，他们的惰性强大得可怕，不愿作为，对生活一无所求。跟他比起来，尼克其实跟她更般配，从他们结婚的那天起，在向蜜月和激情软弱地妥协之后，从最初的几次各执己见开始，两人就明白了。现在劳拉又开始做噩梦了。她常常做梦，但噩梦和普通的梦不一样。当她躁动不安、胡言乱语、像动物般低吼时，路易斯就知道她做的是噩梦。她的噩梦自他们上船时就开始了，那时他们还谈起尼克，因为尼克刚过世几个星期他们就启程了。一天晚上，他们想起了尼克，却欲言又止，日后两人之间的沉默那时已经初现端倪。那晚她嘶哑的呻吟把他吵醒了，她双腿剧烈地痉挛，突然大叫一声，像是某种可怕的东西，比如一团巨大、黏稠的东西，在梦中砸向她。她声嘶力竭，全身和双手都在挣扎着反抗，全力反抗。他摇醒她，哄她，给她端来一杯水，她抽泣着喝了水，因为梦中的骚扰而心神不宁。她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只知道梦里很恐怖，却无从说起。最后，她带着自己的秘密沉沉睡去。路易斯很清楚她是记得的，因为她刚刚面对的是潜入她梦中的人，谁知道他戴了什么可怕的面具，把劳拉吓得晕头转向，又或许是徒劳的爱令她目眩，瘫倒下来抱住了他的膝盖。他一如既往地递上一杯水，默默地等她再躺回枕头上。也许哪天她的恐惧能够战胜自尊，如果那是自尊的话。也许那时他就能跟她并肩作战。也许他们还有机会可以挽回，也许生活能真正焕然一新，不再是装模作样的微笑和法国电影。

坐在画桌前，被一些不相干的人围绕着，路易斯想到了对称的概念以及把这种绘画技巧应用于生活的方式。既然劳拉不提这茬，一副满不在乎地等待着艾米略叔叔答复的样子，就该轮到他自己跟妈妈谈谈了。他的信中只提到了最近几星期的琐事，最后在附言里纠正道：“维克多说要来欧洲。应该是旅行社的广告起作用了，现在人人都想出门旅行。告诉他给我们写信啊，他需要什么资料我们都可以寄给他，从现在起我们家就是他的家。”

艾米略叔叔马上就回信了，语气生硬。这个亲侄子让他十分厌恶，在给尼克守灵的时候就被他归为无耻之徒了。虽然他没有跟路易斯正面交锋，但已经在类似的场合委婉地表明了他的立场，比如不去送他上船，连着两年忘记了他的生日。如今他惜字如金地回信，也仅仅为了履行职责，毕竟他是妈妈的小叔子。妈妈身体无恙，但是寡言少语，鉴于最近几年遭遇了那么多不幸，她现在这样完全可以理解。看得出来她一个人待在弗洛雷斯的老宅里非常孤独，那是自然，她一直都跟两个儿子相依为命，现在却孤身一人待在满是回忆的大房子里，换了谁都不会开心。至于那些奇怪的话，艾米略叔叔进一步诊断说，由于情形微妙，需要眼见为实。但是很抱歉，他也没有搞清楚，因为妈妈不想多聊，甚至只是在客厅里接待了他，以前她从不这样对待小叔子。当他旁敲侧击地建议她去医院看看时，妈妈回答说，除了风湿病，她的身体非常好，只是这些天来要熨那么多男士衬衫，把她累坏了。艾米略叔叔很好奇是些什么衬衫，但她只是点了点头，递上雪利酒和巴格利饼干。

显然，他无功而返了。妈妈没有给他们太多的时间来讨论艾米略叔叔的信，四天以后，他们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尽管妈妈很明白寄到巴黎的航空信用不着挂号。劳拉给路易斯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半小时之后路易斯到了家，发现她重重地叹着气，茫然地盯着桌上的一束黄花。信就躺在壁炉的搁板上，路易斯看完后把它放回了原处，坐到劳拉身边，等她说话。她耸了耸肩。

“她疯了。”她说。

路易斯点燃了一支烟。烟雾呛得他直流眼泪。他明白了棋局还在继续，现在轮到他了。但这局棋有三个人、也许有四个人一起玩。现在他确定妈妈也坐在棋盘前。他从沙发上慢慢滑落下来，任由自己的双手像一张无用的面具般捂住脸。他听到劳拉在哭泣，楼下门房的孩子们边跑边高声喊叫。

夜幕降临，仿佛带来忠告。尽管内心没有欲望，他们的身体仍然机械地纠缠在一起。随后的梦沉重而寂静。他们又一次达成了沉默的共识：早晨他们谈论天气、圣克卢[16]的案子、詹姆斯·迪恩[17]。妈妈的信仍然在搁板上，喝茶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看到它，但路易斯知道，他下班回来的时候就不会再见到它了。劳拉勤劳起来高效而冷酷，会把这些抹得不留痕迹。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一天晚上他们因为听了邻居们讲的笑话、看了费南德尔[18]的表演而乐不可支。他们约好要去看一场剧，去枫丹白露过周末。

画桌上慢慢堆积起了妈妈的信和信里那些相互对应的无用信息。船确定在十七号周五早上到勒阿弗尔港[19]，专列火车在十一点四十五分到达圣拉扎尔站[20]。周四他们去看了一场戏剧，玩得很开心。两天前的晚上，劳拉又做了噩梦，但他没有费神去端水给她，而是背对着她躺着，让她自己平静下来。后来她就安稳地睡着了，白天又忙着裁一条夏天穿的连衣裙。他们谈到把冰箱的账单付清以后，要买一台电动缝纫机。路易斯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了妈妈的信，于是把它带去了办公室。尽管知道妈妈提供的日期肯定是正确的，但他还是打电话问了航运公司。这是唯一可以确定的，因为剩下的一切都匪夷所思。更别提艾米略叔叔那个白痴了。还是写信给玛蒂尔德比较好，即使他们之间再生疏，她也会理解事关紧急，需要采取措施把妈妈保护好。但是（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还能怎么说呢）真的需要保护妈妈吗？要保护的只是妈妈吗？他想过要打个长途电话跟妈妈聊聊，但又想到了雪利酒和巴格利饼干，只好耸了耸肩。写信给玛蒂尔德也来不及了，其实还来得及，但也许还是等到十七号星期五那天比较好，然后再……白兰地已经不起作用了，他无法停止思考，就连思考的时候不害怕也做不到。他越来越清楚地记起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最后几个星期里，妈妈在尼克葬礼之后的面容。他当时以为那是痛苦的表情，现在看来是另一回事，像是心存怨恨的怀疑，像是动物预感到要被遗弃在远离故土的荒地里。现在他开始真正看清妈妈的面容。现在他才真正看到妈妈是怎样度过那些时日的，所有的亲戚都来看她，悼念尼克，晚上陪着她，他和劳拉也从阿德罗格回来陪她，给她做伴。他们只能待一小会儿，因为随即艾米略叔叔，或者维克多，或者玛蒂尔德就出现了，全对他们冷若冰霜、严词斥责，他们俩新婚宴尔，但是尼克，可怜的孩子，尼克，整个家族都因为之前发生的那件事、因为阿德罗格而愤愤不平。不用怀疑，大家就是这样齐心协力、迫不及待地把他们送上了最早的一班船。那劲头就好像是他们凑份子买的船票，还要亲热地送他们上船，递上礼物，含泪挥别。

身为人子的义务自然会督促他马上写信给玛蒂尔德。在第四杯白兰地下肚之前，他还能够考虑这类事情。喝到第五杯，他再想的时候却笑了起来（他步行穿过巴黎，为的是能一个人好好想清楚），他嘲笑自己作为儿子的义务，似乎儿子有什么作业[21]一样，比方说小学四年级神圣的作业，必须交给肮脏的四年级那神圣的女老师。他作为儿子的义务不是写信给玛蒂尔德。为什么（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还能怎么说呢）要装作是妈妈疯了呢？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都不做，等日子一天天过去，除了星期五。那天，当他一如往常地跟劳拉告别、说因为要赶做几张海报所以不回家吃午饭时，他完全能预料到即将发生什么，就差加一句“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去吧”。他躲在车站的咖啡馆里，不仅是心机使然，更是为了占据一点点优势，可以观察别人又不暴露自己。十一点三十五分，他认出了劳拉的蓝裙子，远远地跟着她，看到她查了时刻表，咨询了一个工作人员，买了一张站台票，走进站台。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大家都在等待。他站在一节堆满了水果箱子的车厢后，观察着劳拉，她好像在犹豫是待在出口附近还是进到站台里面去。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她，像是在观察一种可能会做出有趣举动的虫子。火车没过多久就到站了，劳拉融入了人群，大家都向车窗涌去，寻找自己在等的人。车厢里的人们叫喊着，伸出手挥舞着，仿佛快要淹死在车厢里面。他绕过那块地方走进站台，那儿堆着更多的水果箱子，油迹斑斑。从他站的地方可以看到出站的旅客，他将会看到劳拉一脸轻松地走过去，劳拉的表情难道不该是一脸轻松吗？（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还能怎么说呢。）当最后几个旅客和门卫都离开以后，他就可以大摇大摆地离开，走到阳光照耀下的广场上，在街角的咖啡馆喝一杯白兰地。当天下午他就要给妈妈写信，只字不提这荒谬的插曲（但它并不荒谬），然后他会鼓起勇气跟劳拉谈谈（但他不会有勇气跟劳拉谈）。无论如何，一定要去喝白兰地，这是毫无疑问的，其他的都见鬼去吧。他看着一群又一群人经过，痛哭着、高喊着拥抱对方，一阵阵廉价的情感和欲望，骨肉分离的痛苦，如胶似漆的甜蜜，带着大包小包的人们，统统扫过月台，像是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到啦，到啦，好久不见，你晒黑了，伊维特，对啊，太阳晒得厉害，孩子。要是为了好玩而故意做蠢事，寻找像尼克的那个人，那么从身边过去的那些人中，有两位应该是阿根廷人，从他们的发型、外套和脸上那副用来掩饰初到巴黎浑身不自在的自负神情就可以看出来。要论和尼克的相似程度，有一位特别像，另外那位就不像。其实这位也不怎么像，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脖子太粗，腰身也更宽，但他寻找相似的人仅仅出于好玩。像尼克的那个人刚刚走过去，正在走向出口，左手拎着一只箱子，尼克跟那位一样是左撇子，也有点驼背、削肩。劳拉一定跟他想得一样，因为她正从背后盯住那个人，脸上的表情他再熟悉不过，她正是带着这样的表情从梦里惊醒，在床上蜷缩成一团，出神地凝望空气。现在他明白了，正是那个远去的背影在梦中让她尖叫、让她挣扎，现在她盯着他，像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复仇。

两人都开始寻找他和尼克的共同点，那人自然是个陌生人，当他把箱子放到地上，找出车票交给检票员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他的正脸。劳拉先走出车站，路易斯和她保持着距离，看着她消失在公车站台上。他走进街角的咖啡馆，瘫倒在一张长椅上。他记不起自己后来有没有点些什么喝的，他这么口干舌燥是不是因为喝了廉价白兰地。他整个下午都在画海报，一刻不停。他时不时地想起来要给妈妈写信，但直到下班也没有写。他步行穿过城市，到家时在门厅遇到了门房，跟她聊了一会儿。他巴不得留下来跟门房还有邻居们一直聊下去，但是他们纷纷都回了家，晚饭的时间快到了。他慢慢走上楼（其实他上楼总是很慢，为了不要伤到肺，不要咳嗽），到三楼的时候他没有按铃，而是先倚在门边稍事休息，其实是为了听听家里有什么动静。然后，他和往常一样短促地敲了两下门。

“啊，是你啊，”劳拉边说边贴上凉凉的面颊，“我还想着你是不是要加班了。肉应该煮过头啦。”

肉没煮过头，他却毫无胃口。如果这时他有勇气问劳拉为什么去了车站，也许咖啡和香烟还能尝出一些滋味。但劳拉说她一天都没出门，她似乎觉得有必要撒谎，或者是在等他嘲弄一下这个日期和妈妈的老糊涂。他搅动着咖啡，双肘撑在桌布上，又一次避而不谈。在那么多冷漠的亲吻、那么多漫长的沉默里，尼克无处不在，他和她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尼克，相比之下，劳拉的谎话已经无足轻重了，为什么（这不是一个问题，但还能怎么说呢）不在桌上再放一套餐具呢？为什么不离开？为什么不握紧拳头砸到那张脸上？那张脸痛苦又悲伤，在烟雾中扭曲变形，像在两股水流中来回荡漾，像妈妈的面容那般一点一点地堆积着仇恨。他也许就在房间里，或者像他刚才一样倚在门边等待着，或者已经躺在了床上，他从来都是这块地盘的主人，正是在这洁白柔软的床单上，他无数次闯入劳拉的梦中。他躺在床上等待着，吸着他的烟，微微地咳嗽着，小丑般的脸上带着微笑，那是他临终前的脸，那时他全身的血管都已经坏死了。

他走进房间，坐到画桌前，打开了台灯。他不需要像往常一样，为了回信能够得体，在动笔之前再读一遍妈妈的信了。他直接开始写信，亲爱的妈妈。他写道：“亲爱的妈妈。”他扔掉纸团，再写：“妈妈。”他觉得整间屋子像拳头一样越握越紧。一切都越来越狭窄、越来越令人窒息。这套公寓两个人住应该足够了，本来就是为两个人住而准备的。他抬起头（刚刚写下：妈妈），劳拉正站在门边看着他。路易斯放下笔。

“你不觉得他瘦了很多吗？”他说。

劳拉做了一个手势。两行晶亮的泪水顺着面颊滑落下来。

“有点儿，”她说，“人是一直在变的……”

[1]何塞·德·圣马丁（José de San Martín，1778—1850），阿根廷将军，在南美洲独立战争期间，解放了阿根廷、智利和秘鲁。

[2]里瓦达维亚大道、弗洛雷斯区、柯连特街、圣马丁街均为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名。

[3]原文为法语。

[4]原文为法语。

[5]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条大道，西起五月广场，东至国会广场，全长1.5公里，向西的延长线为里瓦达维亚大道。

[6]布宜诺斯艾利斯市48个城区中的一个，位于西部。

[7]动画片《猫和老鼠》中的场景。《猫和老鼠》是米高梅公司于1939年推出的一部动画，经久不衰。

[8]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一条步行街，被称为“电影之街”。

[9]卡门·德·比尼约斯（Carmen de Pinillos），活跃于20世纪初期的秘鲁作家、翻译家。

[10]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1907—1990），好莱坞著名演员，曾四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提名，1999年被美国电影学会评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十一位。

[11]泰隆·鲍华（Tyrone Power，1914—1958），美国著名影星，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出演了许多电影，通常是风流霸道或浪漫多情的角色。

[12]阿根廷城市，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市23公里。

[13]阿根廷海军上将，出生于爱尔兰，定居于阿根廷，是阿根廷海军的奠基人物。

[14]位于巴西与阿根廷交界处的瀑布，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

[15]埃德加多·多纳托（Edgardo Donato，1897—1963），作曲家、指挥家、小提琴家，是阿根廷探戈音乐的核心人物。

[16]法国巴黎的郊区之一。

[17]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1931—1955），美国著名演员，24岁时因车祸逝世。他塑造的形象代表了同时代青年的反叛与浪漫。

[18]费南德尔（Fernandel，1903—1971），法国著名喜剧演员。

[19]法国港口城市，在大西洋沿岸。

[20]位于巴黎，是巴黎第二繁忙的火车站。

[21]西班牙语中，“deber”一词既有“义务”也有“作业”的含义。

为您效劳

献给玛尔塔·莫斯格拉
在巴黎她给我讲述了弗朗西内太太的故事

最近这阵子，我生火一直有点费劲。火柴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要头朝下放着，等火苗慢慢旺起来；柴火也是湿的，我让弗雷德里克给我拿干一点的树枝来，说了那么多次都白搭，闻起来总是潮乎乎的，怎么也点不着。自打我的手开始抖，无论干什么都更费劲了。以前我两秒钟就能把床铺好，床单平整得就跟刚刚熨过一样。现在我得在床边来来回回地转圈，然后博尚夫人就生气了，说她按小时付钱给我，我却东拉一下西扯一下浪费时间。都怪我的手抖，还要怪现在的床单又硬又厚，跟以前不一样了。勒布伦医生说我没啥毛病，只要保重身体，不要着凉，早点就寝。“您时不时会喝杯红酒，对吧，弗朗西内太太？咱们还是少喝点吧，还有您中午喝的保乐茴香酒也得减量。”勒布伦医生很年轻，他的那些个好主意对年轻人是管用的。在我年轻那会儿，没人会相信喝红酒还能有坏处。而且我喝酒从不动真格的，不像三楼那个杰梅茵，或者木匠菲利克斯那个粗人那样。不知道为啥，这会儿我想起了可怜的贝贝先生，那天晚上他请我喝了杯威士忌。贝贝先生！贝贝先生！在罗塞夫人公寓的厨房里，举办宴会的那个晚上。那个时候，我还经常出门打零工，一家一家地揽活干，比如在伦菲尔德先生家，教钢琴和小提琴的姐妹家，还有好多人家，都是好人家。现在我只能一周去博尚夫人家三次，估计这活也干不了多久了。我的手抖得这么厉害，博尚夫人对我有意见了。她不会再向罗塞夫人推荐我，罗塞夫人也不会再来找我，贝贝先生也不可能再在厨房碰见我了。都不可能了，尤其是贝贝先生。

罗塞夫人那次来我家里的时候天已经晚了，她只待了一小会儿。我的房子其实只有一个房间，但因为里面还有间厨房，而且乔治过世的时候我不得不把家具卖了，便空出来好大一块地方，所以我觉得有权利把这儿叫作我的房子。好在家里还有三把椅子，罗塞夫人脱掉手套坐下来，说房间有点小但是挺温馨。在罗塞夫人面前我不觉得紧张，但我如果穿得再体面点就好了。她突然就来了，也没打个招呼，我身上还穿着教音乐的姐妹家送我的那条绿裙子。罗塞夫人啥也没看，我是说，她一看到什么就马上移开目光，像是要甩掉刚看到的东西。她稍微皱了下鼻子，大概她不喜欢洋葱味儿（我挺喜欢吃洋葱的）或者小可怜米诺奇的尿骚味儿。但罗塞夫人的到来让我很高兴，我也跟她这么说了。

“啊，是啊，弗朗西内太太，能找到您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忙于……”她皱了皱鼻子，似乎她忙的那些事情闻起来很臭，“我想请您……这么说吧，博尚夫人觉得您周日晚上也许有空。”

“那是自然，”我说，“周日做完弥撒以后，我还有啥可干的？也就是到古斯塔夫家待会儿，然后……”

“是的，当然了，”罗塞夫人说，“如果您周日有空，我想请您来家里帮忙。我们要办个晚宴。”

“晚宴？恭喜您啊，罗塞夫人。”

但罗塞夫人好像不爱听，她突然站了起来。

“那就请您到时在厨房帮忙，有很多活要干。您七点能来的话，我的管家到时会给您解释相关事项。”

“那是自然，罗塞夫人。”

“这是我家的地址，”罗塞夫人边说边递给我一张奶油色的名片，“付您五百法郎行吗？”

“五百法郎啊。”

“那就六百法郎。您午夜下班，还可以赶上最后一班地铁。博尚夫人跟我说您很可靠。”

“啊呀，罗塞夫人！”

她走的时候我差点笑出来，因为我想起自己差点就要给她倒茶喝（那我还得找只没有缺口的杯子）。有时候我都意识不到自己在跟谁说话。只有在主人家里我才会克制一下，像用人那样说话。也许是因为在自己家里我不是任何人的用人，或者是我觉得自己还住在我们那套三间房的小楼里，那时乔治和我还在工厂上班，工钱还够花。也许通过教训在厨房里撒了尿的小可怜米诺奇，我觉得自己像罗塞夫人一样是主人了。

我快要进门的时候，一只鞋跟差点掉下来。我立马念道“好运快快来，魔鬼速走开”，然后才按了门铃。

来开门的是一位先生，他留着斑白的连鬓胡，像是从戏里走出来的。他让我进了屋。公寓宽敞无比，有一股地板刚打过蜡的气味。连鬓胡先生就是管家，身上有一股安息香的味儿。

“总之，”他边说边急匆匆地领我穿过一个走廊，向用人区走去，“下次来的时候，您应该敲左边的侧门。”

“罗塞夫人没有关照我啊。”

“夫人是不该为这些事情劳神的。爱丽丝，这位是弗朗西内太太。给她一条您的围裙。”

爱丽丝带我去了她的房间，在厨房的另一边（这厨房真是气派得不得了），她给我的这条围裙也太大了点儿。她应该是罗塞夫人派来给我解释事先安排的任务的，但是一开始听到她说狗的那回事，我还以为她搞错了，便一直盯着她看，看着她鼻子下面那颗疣。刚才经过厨房的时候，我看到一切都那么豪华、那么闪闪发亮，一想到今晚能待在那里面擦擦玻璃餐具、给宴会上的美食装盘，我就觉得比去任何一家剧院看戏或者去郊外玩儿都要有意思得多。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一开始没明白狗的那回事，只是看着爱丽丝发愣。

“那个，对，”爱丽丝说，她是布列塔尼人，口音很明显，“是夫人说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留连鬓胡的那位先生，他不能看着狗吗？”

“罗多洛斯先生是管家啊。”爱丽丝说，崇拜得要死。

“好吧，他不行的话，随便找谁都行。我不明白为什么找我来看。”

爱丽丝突然不客气了。

“为什么不能是……您怎么称呼？”

“弗朗西内，为您效劳。”

“为什么不能是您，弗朗西内太太？这活儿不难。菲多是最不听话的，吕西安娜小姐把它宠坏了……”

她接着给我解释，又变得像果冻一样温柔。

“一直喂它糖吃就行，还要把它抱在腿上。贝贝先生每次来也把它宠得够呛，他那么惯它，因为您知道……但是梅多很听话，还有菲菲，它会乖乖地待在角落里不动。”

“所以说，”我说，还惊讶得回不过神来，“有好几只狗啊。”

“那个，对，是有好几只。”

“都在一套房子里！”我气得不行，都没法儿假装了，“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太太……”

“小姐。”

“请原谅。但是小姐，在我们那个时候，狗都圈在狗窝里，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那过世的老头子和我住的小楼就在一幢别墅的旁边，别墅的主人是……”

但是爱丽丝没让我继续解释。倒不是她说了什么，但是看得出来她不耐烦了，人变得不耐烦的时候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停住话头，她便开始说罗塞夫人爱狗如命，他先生凡事都由着她。她女儿也遗传了相同的爱好。

“小姐爱菲多爱得发疯，肯定还要再买条同样品种的母狗来生小狗。一共只有六只狗：梅多、菲菲、菲多、小不点儿、小松狮和汉尼拔。菲多是最不听话的，吕西安娜小姐把它宠坏了。您听到没？肯定是它正在门厅里乱叫。”

“那我待在哪儿看着狗？”我故作镇定，不想让爱丽丝觉得我不高兴。

“罗多洛斯先生会带您去狗的房间。”

“所以那些狗还有房间？”我还是尽量保持非常自然的语气。说到底，这不是爱丽丝的错，但是说真的，我当场就想给她几个耳光。

“它们当然有自己的房间，”爱丽丝说，“夫人想让它们睡在自己的垫子上，还让人给它们布置了一个房间。我们这就给您搬一把椅子，这样您就能坐着照看它们。”

我努力系好围裙，跟着爱丽丝回到厨房。正在这时，另一扇门开了，罗塞夫人走了进来。她穿着一件白毛镶边的蓝色晨衣，脸上涂满了面霜。原谅我这么说，她看起来真像块蛋糕。但是她很和气，看得出，我来了让她大大松了口气。

“啊呀，弗朗西内太太。爱丽丝应该跟您解释过是怎么回事了吧。晚一点您再帮忙干些轻活，比如擦擦杯子什么的，但现在最主要的是让我的宝贝们安安静静地待着。它们太可爱了，只是有点不会相处，尤其是只有它们几个在一起的时候，马上就会打起来。我真的不敢去想，要是菲多去咬小松狮那个小可怜，或者梅多……”她放低声音，向我挨近了一点，说，“还有，要特别小心小不点儿，它是博美犬，眼睛美极了。我觉得……它到时候了……我不希望梅多或者菲多……您明白吗？明天我就让人把它带去我们家的庄园，但在这之前我希望能好好看着它。我不知道把它放在哪儿，只能让它跟其他狗待在一个房间。可怜的宝贝，那么柔弱！我简直不能让它一晚上都不在我身边。您看吧，它们不会给您惹麻烦，正相反，您看到它们那么聪明，肯定会被逗乐的。我会时不时去看看情况怎么样。”

我感觉出来这不是一句好话，而是一个警告，但罗塞夫人在花香味儿面霜下的那张脸仍然微笑着。

“我女儿吕西安娜自然也会去看您。她一分钟都离不开她的菲多，连睡觉都要搂着，您想想……”但最后这半句她是对着脑子里想到的某个人说的，因为她一边说着一边转身走了，我之后也没再见过她。爱丽丝靠在桌子上，像白痴一样看着我。不是我瞧不起人，她就是像白痴一样看着我。

“宴会几点开始？”我问。我发现自己一不留心居然学起了罗塞夫人说话的调子，问人的时候对着人的侧面，像是在问衣架或者问一扇门似的。

“快开始了。”爱丽丝说。这时罗多洛斯先生走进来，掸去黑色制服上的灰尘，像大人物一样点了点头。

“是的，快开始了，”他说，一边给爱丽丝打手势让她端起几个漂亮的银托盘，“弗雷瑞斯先生和贝贝先生已经到了，他们想喝鸡尾酒。”

“他们俩总是早到，”爱丽丝说，“总是这种喝法……我已经跟弗朗西内太太解释过了，罗塞夫人也跟她说了该做什么。”

“啊，太好了。那么我现在就领她去她要待的房间。待会儿我把狗带来。现在老爷和贝贝先生正在客厅里跟它们玩耍。”

“吕西安娜小姐把菲多留在她卧室里了。“爱丽丝说。

“对，她会亲自把它带给弗朗西内太太。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您请跟我来……”

就这样，我坐到了一把旧的维也纳椅子上，坐在一个巨大的房间的正中央，地上铺满了垫子，还有个茅草顶的狗窝，像是黑人住的茅草棚似的。罗多洛斯先生给我解释说，这个玩意儿是吕西安娜小姐心血来潮给菲多做的。六个垫子胡乱铺着，地上还有几个碗，装着水和狗粮。唯一的一盏电灯刚好挂在我头顶上，灯光暗得很。我跟罗多洛斯先生说，如果只有狗在，我怕自己会睡着。

“啊呀，可别睡着了，弗朗西内太太，”他答道，“这些狗都很可爱，但它们都被宠坏了，您得一直看着它们。请稍等一下。”

他关上了门，留下我一个人坐在房间正中央，这房间怪里怪气的，闻起来一股狗味儿（味儿倒是挺干净），满地都是垫子。我觉得有点奇怪，好像在做梦一样，尤其是头顶上这盏黄灯，还有这种没一点儿动静的气氛。时间自然会过得很快，也不会有多难熬，但我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倒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预先跟我通个气就叫我来干这个活儿，也许是我觉得自己非得干这个活儿实在奇怪，或者是我觉得这件事确实不合适。地板擦得很亮，狗应该不是在这里大小便，因为房间里一点也不臭，只有一点狗身上的味道，而且闻一会儿就习惯了。最难受的是一个人待着傻等，所以吕西安娜小姐进来的时候我简直高兴坏了，她抱着菲多，是只丑极了的狮子狗（我受不了狮子狗）。罗多洛斯先生也来了，呼喝着把其他五只狗都赶到房间里。吕西安娜小姐美极了，通身雪白，铂金色的头发垂到肩膀。她搂着菲多又亲又摸了好一会儿，根本不管其他那些正在喝水和玩闹的狗，随后她把菲多递给我，这才第一次看我。

“您就是照看狗的那位？”她问，声音有点儿尖，但我不得不承认她真的很美。

“我是弗朗西内，为您效劳。”我问候道。

“菲多很娇气，您接好。对，抱在怀里。它不会弄脏您的，每天早上我都亲自给它洗澡。就像我说的，它很娇气。您别让它跟它们混在一起。每过一会儿您就给它喂点儿水。”

那只狗乖乖地躺在我的裙子上，但正是这副样子让我觉得有点儿恶心。一只浑身黑色斑点的大丹狗凑过来闻他，狗跟狗总爱这么闻来闻去。但是吕西安娜小姐尖叫一声，踢了它一脚。罗多洛斯先生站在门边不动声色，很显然他已经习惯了。

“您看看，您看看，”吕西安娜小姐嚷道，“这就是我不希望发生的事，您可不能大意。妈妈已经跟您说过了，对吧？宴会结束前您不要离开这里。如果菲多不舒服了开始叫的话，您就敲门让这个人通知我。”

她又抱了一次那只狮子狗，吻得它直叫唤，然后看也没看我就走了。罗多洛斯先生又待了一会儿。

“弗朗西内太太，这些狗其实都不坏。”他对我说。“无论如何，有任何情况您就敲门，我立刻来。您不用紧张。”他补充道，似乎最后才想到这句话，然后他便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我怀疑他是不是从外面上了锁，但是最后忍住了没有去看，因为我猜如果我看了，心情一定会更坏。

照看狗其实没什么难的。它们不打架，罗塞夫人说的关于小不点的事儿并不是真的，至少我还没看到。自然，门一关上，我就放开了那只恶心的狮子狗，让它太太平平地跟其他狗一起滚作一团。它是最坏的，一直找其他狗的茬儿，但是它们不恼它，甚至还请它一起玩。它们时不时地从碗里喝点水，或者吃点可口的肉。请原谅我说的话，碗里的肉看起来那么好吃，看得我都有点儿饿了。

有时会远远地传来笑声。不知是不是因为我知道会放音乐（爱丽丝在厨房里说的），我似乎听到了钢琴声，尽管很有可能是从其他房子里传来的。时间过得很慢，尤其要怪天花板上挂的那唯一的一盏灯，灯光太黄了。有四只狗马上就睡着了，菲多和菲菲（我不知道是不是菲菲，我觉得应该是它）玩了一会儿咬耳朵，喝了好多水，最后背靠背躺在一张垫子上睡着了。有时我似乎听到外面有脚步声，便跑过去把菲多抱在怀里，免得是吕西安娜小姐要进来。但是过了好久，谁也没来，我坐在椅子上开始打起盹来，恨不得关了灯，睡到一张空垫子上。

爱丽丝来找我的时候，我可高兴坏了。她的脸红彤彤的，看得出来，她还因为这场宴会、因为刚才在厨房里跟其他用人和罗多洛斯先生大大讨论了一番而激动得不行。

“弗朗西内太太，您真是太棒了，”她说，“夫人肯定会非常高兴，以后每次宴会都要叫您来。上次来的那位拿它们完全没辙，害得吕西安娜小姐连舞都没跳成，过来照应它们。看它们现在睡得多好！”

“客人都走了吗？”我被她夸得有点不好意思。

“客人都走了，但还有几位跟自家人一样，总是会多待一会儿。我敢说，所有人都喝了很多。连老爷都是，以前他在家从不喝酒，今天老爷还来了厨房，很快活，还跟吉内特和我开了玩笑，夸我们晚餐伺候得好，给了我们每人一百法郎。我猜他们也会给您付小费的。吕西安娜小姐还在跟她的未婚夫跳舞，贝贝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办化装舞会。”

“那我还要继续待着吗？”

“不用了，夫人说过，只要议员那批人走了以后就可以把狗放出来。夫人她们喜欢在客厅里逗狗玩。我把菲多带走，您跟我去厨房就行了。”

我便跟着她，我累极了，还困得要死，但是很好奇，想看看宴会是什么样子，就是看看厨房里的杯子盘子也成啊。我确实也见着了，因为厨房里餐具堆得到处都是，还有香槟和威士忌酒瓶，有些瓶底还剩了点儿酒。厨房里的灯管是蓝色的，灯光底下那么多白色的橱柜、架子上那么多闪闪发光的餐具和锅子简直让我看傻了眼。吉内特是个红头发的小个子姑娘，她也激动得不行，见到了爱丽丝又是笑又是比画，看上去有点儿不知检点，这年头可不缺这种人。

“那边没问题？”爱丽丝一边问一边朝门看过去。

“是啊，”吉内特扭来扭去地说，“这就是照看狗的那位太太？”

我又渴又困，但没人给我拿喝的，也没人招呼我坐下。因为宴会，因为在餐桌边服务和在门口接过大衣时看到的一切，她们激动得忘乎所以了。铃响了，爱丽丝怀里还抱着那只狮子狗就跑了出去。罗多洛斯先生进来后，看也没看我就走了过去，回来时把那五只狗带了过来，它们跳着闹着围着他直转。我看到他手里拿着好多糖果，边走边喂，把狗引到客厅去。我靠在厨房正中的大桌子上，尽量不盯着吉内特看。爱丽丝一回来，她便黏住她继续讨论贝贝先生和他的化装，讨论弗雷洛斯先生，讨论那位看上去像是得了肺结核的钢琴家，还说到吕西安娜小姐怎么跟她父亲吵了一架。爱丽丝拿起一瓶半满的酒，直接就喝上了，还骂了句脏话，我吓得不知所措，都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了，更不堪入目的是，随后她把酒递给了红头发，红头发把酒瓶给喝空了。她们俩笑成那样，好像也在宴会上喝了很多一样。也许是因为她们喝多了，所以想不到我还饿着肚子，尤其是还特别渴。如果她们头脑清醒，我敢说她们绝对会注意到的。人心都不坏，有时候招待不周是因为他们心不在焉，在公车上、商场里、办公室里都会有这种事。

铃又响了，两个女孩都跑了出去。我听到阵阵大笑声，还有断断续续的钢琴声。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让我等，只要付我工钱让我走人就完事儿了。我坐下来，胳膊肘撑在桌面上。我困得眼皮直打架，所以没留意到有人进了厨房。我先听到的是杯子碰撞的响声，还有柔和的口哨声。我以为是吉内特，便转过身去想问她他们打算拿我怎么办。

“抱歉，先生，”我说，急忙站起来，“我不知道您在这儿。”

“我不在，我不在。”那位先生说，他非常年轻，“露露，来看哪！”

他有点儿摇摇晃晃，便靠在一个架子上。他倒了一杯白色的酒，正对着光看，似乎有点怀疑。那个被叫的露露并没有出现，这位年轻的先生便向我走来，请我坐下。他一头金发，面色苍白，还穿着身白衣服。我意识到现在是冬天，而他居然穿一身白，便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这不是随便说说的，我只要看到奇怪的东西，就会真心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很有可能是做梦，因为我有时候的确会梦到奇怪的东西。但是那位先生就在那儿，微笑着，显得很疲倦，似乎还有点无聊。他面色这么苍白，我看着心里真难受。

“您应该就是照看狗的那位太太。”他说，端起杯子喝起了酒。

“我是弗朗西内，为您效劳。”我说。这位先生那么客气，一点儿也不让人害怕。相反，我希望能为他做点儿什么，给他些照顾。现在他又朝虚掩的门看去。

“露露！你来吗？这儿有伏特加。为什么您刚才在哭啊，弗朗西内太太？”

“哦，没有，先生。您进来之前，我应该是刚刚打了个哈欠而已。我有点累，还有，在那个看……在另外一个房间里，灯光太暗了。人一打哈欠……”

“就会流泪。”他说。他的牙齿漂亮极了，他的手也是，我从没见过一个男人的手像他的那么白。他突然直起腰来，走到刚从门口进来的那位摇摇晃晃的年轻人身边。

“这位太太，”他向那个人解释道，“帮我们摆脱了那些恶心的畜生。露露，跟她说声晚上好。”

我又站起来问了个好。但露露先生看都不看我一眼。他在冰柜里找到了一瓶香槟，想拔掉瓶塞。白衣服的那位先生走过去帮他，只见他们俩笑成一团，一起跟瓶子较劲。人一笑就没力气了，他们俩谁都没能打开酒瓶。所以他们就准备一起行动，两人往两头用力拉，结果两人靠到了一起。他们越来越高兴，但还是没能把瓶子打开。露露先生说：“贝贝，贝贝，求你了，我们走吧……”贝贝先生笑得越来越厉害，闹着玩儿一样推开了他。最后他终于拔开了瓶塞，一大股泡沫喷出来溅到露露先生脸上，他骂了句脏话，揉了揉眼睛，身体摇来晃去。

“亲爱的小可怜，真是烂醉如泥。”贝贝先生边说边把手搭在他背上，推着他出了门，“你去陪陪可怜的尼娜吧，他正伤心呢……”他还在笑着，但是没那么高兴了。

然后他又回来了，我觉得他比刚才还要可亲。他的一条眉毛有点抽搐，一跳一跳的，他看着我的时候就跳了两三次。

“可怜的弗朗西内太太，”他边说边温柔地抚摸我的头，“他们把您扔在一边不闻不问，肯定连喝的都没给。”

“他们很快就会来通知我可以回家了，先生。”我回答道。他随随便便就摸我的头，但我一点儿也不生气。

“可以回家，可以回家……我们做事为什么需要别人允许？”贝贝先生坐到我面前说。他又端起了杯子，但还是放下了，去另外找了只干净的，倒满了一种茶色的饮料。

“弗朗西内太太，咱们俩喝一杯，”他把杯子递给我说，“您喜欢威士忌，肯定没错。”

“天哪，先生，”我吓坏了，“除了红酒，还有每周六在古斯塔夫家喝一小杯保乐茴香酒，别的酒我都不会喝啊。”

“您从没喝过威士忌？真的？”贝贝先生惊讶地说，“一口，就一口，您就知道有多好喝了。来吧，弗朗西内太太，尝尝看。只要尝第一口……”他开始朗诵一首诗，我记不太清了，说的是在一个奇怪的地方航行的水手们。我喝了一口威士忌，觉得香极了，便又喝了一口，然后再喝了一口。贝贝先生品尝着他的伏特加，开心地看着我。

“认识您真高兴，弗朗西内太太，”他说，“碰巧您不是年轻人了，所以跟您能做朋友……一看就知道您是好人，像是乡下的姨妈，招人疼，也会疼人，但是没有任何危险，很安全……您看，比如尼娜就有个姨妈住在普瓦图[1]，总给他送鸡啊、一篮一篮的豆子啊，甚至还有蜂蜜……是不是很让人羡慕？”

“那是当然了，先生。”我说。既然他这么开心，我就让他又给我倒了点儿酒，“能有人照应总比自己一个人高兴，尤其是您这么年轻。人一老就只能自己照应自己了，因为其他人都……比如，您看看我，我的乔治过世的时候……”

“再喝点儿，弗朗西内太太。尼娜的姨妈住得远，也就是给他送点鸡……说说家庭故事没有什么危险的……”

我喝得晕乎乎的，都没觉得害怕，没想过如果这时候罗多洛斯先生进来，撞见我坐在厨房里跟一位客人聊天，会有什么后果。我真喜欢看着贝贝先生，听他尖着嗓子笑，也许是因为喝了酒，他才这样笑。他也喜欢我看着他，尽管我觉得他一开始有点防备，但他到后面就只知道喝酒、微笑、一直看着我了。我知道他醉得厉害，因为爱丽丝已经告诉过我他们都喝了很多，而且看看贝贝先生眼睛亮晶晶的模样就知道了。他要是没醉，怎么会跟像我这样的老太太坐在厨房里？其他人也都醉了，但贝贝先生是唯一一位过来陪着我的人，他给我倒酒喝，还摸了摸我的头，尽管他这么做有点儿不太合适。我跟他待在一块儿开心极了，老是朝他看过去，他也喜欢被别人看，因为有那么一两次他故意露出一点侧脸，他的鼻子美极了，像是雕出来的。他整个人都像一尊雕像，尤其是还穿着一身白衣服。就连他喝的酒都是白色的，他苍白得让我有点为他担心。看得出来，他像现在的那些年轻人一样，老是窝在家里不出门。我很想跟他说说这个，但我没有资格给像他这样的先生提建议，而且也来不及了，因为门被撞了一下，露露先生拖着大丹狗进来了，用来牵狗的是一条窗帘，拧起来充作绳子。他比贝贝先生醉得还要厉害，大丹狗一转身，他的腿被窗帘绊住，差点摔了一跤。走廊里传来说话声，然后走进来一位头发灰白的先生，应该是罗塞老爷，罗塞夫人就在他后面也来了，脸色红红的，显得很兴奋，还来了一位瘦瘦的黑发年轻人，我从没见过那么黑的头发。所有人都帮忙去救露露先生，因为他跟大丹狗还有窗帘缠得越来越紧，大家一边笑着一边大叫着打趣他。谁也没注意到我，直到罗塞夫人看到我，然后立马就严肃起来。我听不到她跟灰白头发的罗塞老爷说了什么。罗塞老爷看了看我的杯子（杯子是空的，但是旁边有瓶酒），然后看了看贝贝先生，生气地朝他做了个手势，贝贝先生对他挤了挤眼睛，然后仰在椅背上哈哈大笑。我不知所措，觉得最好还是站起来给大家行个鞠躬礼，然后待在边上等着。罗塞夫人已经出去了，没过一会儿，爱丽丝和罗多洛斯先生来了，他们走近我，示意我跟他们走。我鞠躬给在场的所有人行了礼，但我觉得没人看我，因为大家都在安慰露露先生，他刚才突然哭了起来，指着贝贝先生说些听不懂的话。我记得的最后一幕是贝贝先生仰在椅背上哈哈大笑。

爱丽丝等我脱下围裙，然后罗多洛斯先生递给我六百法郎。外面在下雪，最后一班地铁刚刚走了。我不得不走了一个多钟头才到家，但是威士忌的热度，还有宴会最后我在厨房里那么开心的经历，帮我抵挡了寒气。

像古斯塔夫说的那样，时光飞逝。我还以为是星期一，一晃都已经星期四了。秋天过去，一转眼就又是盛夏了。每次罗伯特来问我要不要清理烟囱的时候（罗伯特真是个好人，他只收我其他租客一半的价钱），我才会发现冬天快要到了，就像谁说的，都到门口了。所以又一次见到罗塞老爷的时候，我记不太清楚已经过了多久。他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差不多就是罗塞夫人第一次来我家的时辰。他也是一开口就说他来是因为博尚夫人推荐了我，他坐下来，显得有点摸不着头脑。谁来我家都很难觉得自在，如果有不熟的人来家里我也会觉得不自在。我开始搓起手来，好像手脏了似的。然后我想到别人会以为我的手真的脏了，于是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在罗塞老爷跟我一样不知所措，只是他比我会掩饰。他用手杖慢慢地敲着地板，把米诺奇吓得够呛。他四处张望，好让视线避开我的眼睛。我都不知道要向哪位圣人求助了，第一次有男士在我面前这么慌乱，这种情况下我不知该怎么办，只能递给他一杯茶。

“不用，不用，谢谢，”他不耐烦地说，“是我夫人让我来的……您想必记得我吧。”

“那是，罗塞老爷。您家那天的宴会，真是宾客如云。”

“对啊，那天的宴会，正是……我是说，这次的事跟那天的宴会没有任何关系，但那次您帮了我们大忙，您叫……”

“弗朗西内，为您效劳。”

“弗朗西内太太，对。我夫人想……您看，这件事很微妙。但最重要的是请您先保持镇静。我想请您做的事并不是……怎么说呢……违法的。”

“违法的，罗塞老爷？”

“唉，您知道，现如今……但我跟您再强调一遍：这件事很微妙，但说到底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夫人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同意我们这么做。我告诉您这些是为了不吓着您。”

“如果罗塞夫人同意的话，对我来说就万事大吉了。”我这样讲不过是为了让他觉得自在点儿，其实我跟罗塞夫人一点儿也不熟，确切地说，我觉得她不太友善。

“总之，情况是这样的……弗朗西内，对，弗朗西内太太。我们的一位朋友……更恰当地说，是我们的一个熟人，刚刚在一个很特殊的状况下去世了。”

“啊呀，罗塞老爷。请您节哀顺变。”

“谢谢。”罗塞老爷说道，还做了个奇怪的表情，像是要暴怒地大叫，或者要哭出来，那副表情就像个真正的疯子，让我觉得害怕极了。还好门是开着的，弗雷斯纳的作坊就在隔壁。

“这位先生……是位非常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他孑然一身，也就是说，远离家人。您理解吗？除了朋友之外，他无依无靠。他倒是还有些顾客，但您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派不上什么用场。那么现在，由于一系列原因，说来话长，就不向您多作解释了，作为他的朋友，我们考虑，为了葬礼能达到恰当的效果……”

他真是能说会道！他斟字酌句，手杖慢慢敲击着地板，说话的时候根本不看我。我觉得我好像在听收音机里的新闻一样，只是罗塞老爷说得更慢，而且他不是在读稿子，就显得更有水平，给他大大地加了分。我心里生出一股由衷的敬佩，不仅把对他的怀疑抛到了脑后，还把椅子朝他挪近了一些。一想到这么有地位的老爷来请我这个无名小卒办事，我心中便涌起一股热流。我怕得要死，除了搓手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们认为，”罗塞老爷说，“举行一个仪式，只有他的朋友们，只有很少的几位朋友参加……以这位先生的情况，还不够庄重……也无法诠释他的辞世给人带来的沉痛（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您理解吗？我们觉得您也许能出席追悼会，自然还有葬礼……我们假设您以逝者亲戚的身份……您懂我的意思吗？很近的亲戚……比如他的姨妈……甚至我斗胆建议……”

“请讲，罗塞老爷？”我惊讶得不行。

“好吧，一切都取决于您，当然……但您会得到一笔合理的报酬……自然，我们不会让您白白受累……在这种情况下，弗朗西内太太，您说是不是……我们马上就会谈到报酬，您想必会满意的，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您可以作为……请您谅解……我的意思是，作为逝者的母亲出现……请允许我向您解释清楚……母亲刚刚知道儿子过世，从诺曼底赶来陪伴儿子，看他入葬……不，不，您先别着急说话……我夫人想，鉴于您和她的友情，也许您会答应帮助我们……至于我，我和朋友们已经达成共识，付给您一万法郎……弗朗西内太太，您看这样行吗？我们付一万法郎感谢您的帮助……现在就给您三千，余下的我们离开墓地以后付，只要……”

我张着嘴，因为嘴巴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听使唤自己张开了，但是罗塞老爷并没容我插话。他满脸通红，语速飞快，像是恨不得马上说完。

“弗朗西内太太，如果您同意……我们都期望您会，因为我们仰仗您的帮助，而且并没有请您做任何……这么说吧，不寻常的事……这样的话，半个小时以后，我夫人和她的用人就会给您带来合适的衣服……还有汽车，当然，带您去逝者的家里。当然了，您必须……怎么说呢？请您设想一下……逝者的母亲……我夫人会告知您必要的信息。那么自然，您一到那儿，就应该做出样子……您明白的……痛苦，绝望……主要是做给来宾们看的，”他补充道，“在我们面前，您保持沉默就行了。”

不知道怎的他手里就多了一卷崭新的钞票，然后更要命的是，不知怎的这卷钞票又到了我手里。罗塞老爷站了起来，嘴里念叨着什么离开了，走的时候还忘了关门，所有人离开我家的时候都是这样。

希望上帝会饶恕我去做这件事，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我懂。这件事是不对的，但罗塞老爷跟我保证过这件事不违法，而且这样我就能提供宝贵的帮助（我觉得这是他的原话）。要我装成那位过世的时装设计师的母亲是不对的，因为这种事情是不应该假装的，也不应该欺骗别人。但也要考虑来宾的感受，如果葬礼上没有逝者的母亲，甚至连一位姨妈或者姐妹也没有，仪式就显不出它的意义，也无法诠释他的辞世给人带来的沉痛。这句话是罗塞老爷刚刚说过的，他懂的可比我多。我做这件事是不对的，但上帝知道我在博尚夫人和其他人家里干活累得直不起腰，一个月才挣三千法郎。现在只要哭一会儿，哀悼一下那位先生，装作他是我儿子直到他下葬，我就能挣到一万。

那房子在圣克卢一带。他们派了辆车来接我，这种车子我以前从来没坐过，只能从外面看看。罗塞夫人和她的用人帮我换了衣服。我知道了那位过世的先生姓利纳尔，名字叫奥克塔夫，是独子，他年迈的母亲住在诺曼底，刚坐五点钟的火车赶来。这位年迈的母亲就是我，但我太激动、太慌乱，罗塞夫人吩咐和关照的那些事情，我几乎都没怎么听进去。我记得在车上她好几次恳求我（真的是在恳求我，我没说错，跟宴会那天比，她简直像变了个人），让我不要悲痛得太夸张，只要做出极度疲劳、几乎要崩溃的样子就行了。

“很不幸，我没办法陪在您身边，”我们快到的时候她说，“但是请按我说的做，另外，我先生也会照应周全的。拜托，拜托您，弗朗西内太太，尤其是当您见到记者和夫人们的时候……特别是记者……”

“您不会在场吗，罗塞夫人？”我惊讶极了。

“我不在场。您不懂，解释起来太费事。我先生会在，他跟利纳尔先生有生意上的关系……自然，他也只是在那儿撑撑场面……因为生意和人情的关系……但是我不进去，我不应该……您别为这个担心。”

我看到罗塞老爷和其他几位先生站在门口。他们走了过来，罗塞夫人给我提了最后几句建议后就缩进车里，免得被别人看见。我等着罗塞老爷打开车门，然后大哭着下了车。罗塞老爷扶着我，把我带进房子里，那些先生当中有几位跟在我们后面。我不太看得见屋里是什么样子，因为头巾差不多遮住了我的双眼，而且我哭得很厉害，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根据我闻到的气味，还有脚下那么柔软的地毯，我猜这屋子应该非常豪华。罗塞老爷嘟囔着安慰的话，听声音好像他也要哭了似的。客厅非常大，挂着几盏水晶吊灯，有几位先生很动容又很同情地看着我，如果不是罗塞老爷扶住我的肩膀，推着我往前走，我敢说他们一定会走过来安慰我。我瞥见一位非常年轻的先生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手里握着一只杯子。听到我进来他还是一动不动，要知道我哭的动静可大了。一扇门开了，两位拿着手帕的先生走了出来。罗塞老爷稍微推了我一下，我便进了一个房间里，跌跌撞撞地被扶到逝者躺着的地方，我见到了那个是我儿子的人，我看到了贝贝先生的侧脸，相比活着的时候他的头发看上去更加金黄，脸色更加苍白。

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差点摔倒时抓住了床沿，因为罗塞老爷吓了一跳，其他先生们都围上来扶住了我。我看着死去的贝贝先生，面孔那么美丽，睫毛又黑又长，鼻子跟蜡像里的一样笔挺，我不能相信他就是利纳尔先生，是那位刚刚过世的时装设计师，我说服不了自己，面前躺着的这个死去的人就是贝贝先生。我发誓，在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时候，我就真的哭了起来。我抓着床沿，床是厚实的橡木做的，很豪华，我回想起宴会那天，其他人都自顾自找乐子的时候，贝贝先生怎样摸我的头，给我倒威士忌，跟我说话，陪着我。罗塞老爷悄悄地说“叫他儿子，儿子……”的时候，我撒这个谎一点儿都没费劲，我能够为他哭，让我觉得好受多了，像是我担惊受怕到现在得到的补偿。我一点儿都不觉得为他哭有什么好奇怪的，当我抬起头时，看到露露先生在床的另一边，眼睛红红的，嘴唇颤抖着，我看着他，忍不住大哭起来，他尽管有点吃惊，也跟着一起哭起来，他哭是因为我哭了；他惊讶是因为他发现我跟他一样是真的伤心，因为我们俩都爱着贝贝先生。我们各占床的一头，像是比赛似的，只是贝贝先生已经不能够像他活着的时候那样再笑、再逗乐了，那时的他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笑我们所有人。

我被带到挂着吊灯的那个大厅的沙发上，有位夫人从口袋里掏出一瓶嗅盐，一个用人在我旁边放了一张带滚轮的小桌子，桌上有一个托盘，里面放着煮沸的咖啡和一杯水。罗塞老爷放心多了，因为他发现我可以按他们要求的做。我看到他走去跟其他先生们谈话，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再出入这间大厅。我进来时看到的那位年轻人仍然坐在我面前的沙发上，双手捂着脸哭泣。每过一会儿他就拿出手帕擤鼻涕。露露先生走到门边，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坐到他旁边。我看着他们俩，觉得很难过，看得出来他们以前跟贝贝先生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还这么年轻，就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罗塞老爷刚才在跟两位就要告辞的夫人小声地说话，现在也从大厅的一角看着他们。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露露先生突然不快地尖叫了一声，从另外那位年轻人身边离开，而那位年轻人正愤怒地盯着他，我听到露露先生说了类似这样的话：“尼娜，你从来都漠不关心。”我记起来有个叫尼娜的人，他的姨妈住在普瓦图，会给他送来豆子和鸡。露露先生耸了耸肩，又说尼娜是个骗人精，最后他站了起来，脸色和动作都愤怒至极。然后尼娜先生也站了起来，两人几乎是跑进了贝贝先生躺着的那个房间。我听到他们在争吵，但罗塞老爷马上也进去了，他们俩安静下来，然后便听不到什么动静了，直到露露先生出来坐到沙发上，手里拿着块湿手帕。沙发的正后面有一扇窗，朝向里面的院子。我觉得这间大厅所有的东西里，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扇窗（还有那些水晶吊灯，真是豪华），因为夜越来越深的时候我看着它慢慢变了颜色，越来越暗，最后，在日出前变成了玫瑰色。一整夜我都在想着贝贝先生，有时会突然忍不住哭出来，尽管只有罗塞老爷和露露先生在，尼娜先生已经走了，或者在房子里别的什么地方。就这样过了一夜，有时我想到贝贝先生还这么年轻，就会忍不住哭出来，也许我哭起来也因为我已经累坏了。罗塞老爷后来坐到我旁边，脸上的表情有点古怪，他对我说现在没有必要继续装了，还是等到下葬的时候，那时熟人和记者都会来。但有时候很难知道什么时候真哭，什么时候假哭。我请罗塞老爷让我留下来给贝贝先生守夜。罗塞老爷似乎很纳闷为什么我不想去睡一会儿，他好几次提议带我去卧室，但最后他终于被我说服了，不再管我。他离开了一小会儿，可能是去洗手间，我趁机又进到贝贝先生躺着的那个房间里。

我以为房间里只有他，没想到尼娜先生也在，他站在床脚，看着贝贝先生。我们俩并不认识（我的意思是，他知道我是假扮贝贝先生母亲的那个人，但我们俩之前并没有见过），所以互相怀疑地打量了一下对方，但我走过去坐到贝贝先生床头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就这样待了一会儿，我看到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在鼻子旁边聚成了一条沟。

“宴会那晚您也在吧，”我说，想让他分分心，“贝贝先生……利纳尔先生说您很伤心，让露露先生去陪陪您。”

尼娜先生看着我，有点儿不太明白。他摇了摇头，我向他笑了一下，想让他想点别的。

“罗塞老爷家的宴会，”我说，“利纳尔先生来厨房，给我倒了点儿威士忌喝。”

“威士忌？”

“对啊，整个晚上只有他一个人给了我喝的东西……露露先生开了一瓶香槟，然后利纳尔先生就拿起来喷了他一脸的泡沫，然后……”

“唉，别说了，别说了，”尼娜先生低声道，“别提那个谁了……贝贝那时候疯了，是真的疯了。”

“您就是因为这个难过吗？”我没话找话地问他。但他没再听我说了。他一直看着贝贝先生，好像是在问他什么事儿，嘴里念念有词，翻来覆去地说着同样的话，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尼娜先生不是贝贝先生或者露露先生那样英俊的小伙子，我觉得他更年轻些，其实黑头发总是让人显得年轻些，古斯塔夫这样说过。我很想安慰一下尼娜先生，他那么痛苦，但这时罗塞老爷进来了，向我做了个手势让我回大厅里去。

“天快亮了，弗朗西内太太。”他说。可怜的人，他的脸都绿了，“您要休息一会儿，不然会累倒的。客人马上就要到了。葬礼九点半开始。”

我确实要累倒了，最好还是睡个把小时。真是不可思议，我只睡了一个小时就解了乏。我让罗塞老爷扶着我的胳膊，我们穿过那间有水晶吊灯的大厅时，窗玻璃已经一片殷红，尽管壁炉里点着火，我还是觉得冷。就在这时，罗塞老爷突然松开我，盯着房子的大门。从那儿进来了一个系着围巾的人，有一瞬间我吓坏了，以为我们大概要露馅了（尽管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戴围巾的人是贝贝先生的兄弟或者亲戚什么的。但是不太可能，他的气质太糙了，简直像皮埃尔或者古斯塔夫也能做贝贝先生这么精致的人的兄弟似的。我突然看到露露先生跟在戴围巾的人后面，好像很害怕，但又因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什么事显得很高兴。然后罗塞老爷就示意我待着别动，他自己朝着戴围巾的人走了两三步，我觉得他有点不情愿。

“您是来……”他开了口，语气和对我说话的时候一样，其实一点都不客气。

“贝贝在哪儿？”那个人说，听他的声音像是喝了酒或是大喊大叫过。罗塞老爷胡乱做了个手势，不想让他进来，但那个人走上前来，只看了罗塞老爷一眼就让他退到了一边。他在这么悲伤的时候态度却这么粗鲁，让我觉得很奇怪，但刚才站在门边的露露先生(我猜就是他让那个人进来的）现在突然大笑起来，罗塞老爷走了过去，像打孩子一样给了他几个耳光，真的就像打孩子似的。我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但尽管挨了几个耳光，露露先生看起来还是很高兴，好像在念叨着：“等着瞧……这个婊子等着瞧……”尽管他说这种话真是不成体统，可他还是翻来覆去地说了好几次，然后突然哭了起来，双手捂着脸，罗塞老爷又推又拽，把他拉到沙发上，他就坐在那儿又哭又喊，所有人都跟往常一样忘了我还在那儿。

罗塞老爷看上去很紧张，犹豫着要不要进那间灵堂，但是不一会儿，里面就传来了尼娜先生的声音，好像是为了什么事在抗议。罗塞老爷终于下了决心，冲到门口，正好尼娜先生一边抗议一边走出来，我发誓肯定是戴围巾的那个人在里面狠狠把他推出来的。罗塞老爷退了一步，看着尼娜先生，两人开始很小声地说话，但是声音越来越尖，尼娜先生哭得悲痛欲绝，脸上的表情让我看了都伤心得不得了。最后他稍微平静了一点，罗塞老爷便把他带到露露先生坐的沙发那儿。露露先生坐在沙发上，又开始笑了起来（情况就是这样，他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但尼娜先生露出鄙视的表情，走去壁炉那边的另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我待在大厅的一角，等记者和夫人们来，罗塞夫人这样教过我。终于，阳光照到了窗玻璃上，一位穿制服的用人领着两位非常高贵的先生和一位夫人走了进来，那位夫人先看了看尼娜先生，以为他是逝者的亲属，又看了看我，我虽然用双手捂着脸，但是透过指缝把这些看得一清二楚。那两位先生，还有随后来的几位先生，先去看了贝贝先生，然后都聚在大厅里，还有几位先生由罗塞老爷陪着，走到我身边来，让我节哀，很同情地跟我握手。夫人们也都很和善，特别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夫人，她还在我身边坐了一会儿，跟我说利纳尔先生是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他的过世太不幸了，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我听到什么都说是，但哭的时候是真哭，尽管我从头到尾都只要装装样子就行了，可是一想到贝贝先生那么英俊、那么可亲，还是位了不起的艺术家，却躺在里面，我就想哭。年轻的夫人一遍又一遍抚摸着我的手，跟我说大家永远都不会忘记利纳尔先生，而且罗塞老爷一定会把时装公司继续经营下去，像利纳尔先生一贯坚持的那样，不会失去他的风格，她还说了好些其他的话，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她一直不停地夸奖贝贝先生。后来罗塞老爷来找我，他看了看周围的人，示意大家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他小声对我说，现在应该去跟我的儿子告别，因为马上就要盖棺了。我怕得要死，心想最难演的时候到了。他扶着我站起来，我们走进那个房间里。屋里只有那个戴围巾的人站在床脚，看着贝贝先生，罗塞老爷向他做了一个请求的手势，像是请他理解应该让我单独跟儿子待在一起，但那个人回了一个古怪的表情，耸了耸肩，根本没动。罗塞老爷不知道怎么办了，又看着那个人，好像在用眼神求他离开，因为其他几位应该是记者的先生刚刚跟着我们进来了。那个人戴着围巾站在那儿，看着罗塞老爷，好像马上就要破口大骂。他的样子真的跟周围格格不入。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所有人都让我觉得害怕，肯定要出什么大事。罗塞老爷已经顾不得管我了，他仍然在跟那个人使眼色，想劝他离开，我就自己走到贝贝先生旁边，开始大哭起来。然后罗塞老爷拦住了我，因为我真的想亲吻贝贝先生的额头，所有人里面只有他对我最好，但罗塞老爷不让我亲，他让我冷静，最后强迫我回到大厅，一边安慰我，一边紧握我的手臂，都把我握疼了，除了我自己没人知道有多疼，但我不在乎。我坐到沙发上的时候，用人端来了水，两位夫人用手帕给我扇风，另外那个房间里动静很大，又有一些刚来的人进了房间，挤到我面前，我都看不清发生了些什么。刚来的人里面还有牧师先生，他能来陪贝贝先生我真高兴。很快就要出发去墓地了，牧师先生能跟我们一起、跟贝贝先生的母亲和朋友们一起来是件好事。朋友们肯定也很高兴，特别是罗塞老爷，他被那个戴围巾的人折腾得够呛。他操了那么多心，为的就是让大家看到葬礼有多体面，看到人们是多么热爱贝贝先生。

[1]法国中西部的一个省份。

克罗诺皮奥和法玛的故事

林叶青/译

指南手册

每天软化砖块的任务，在自称世界的黏性物质中开路的任务，每天上午遇见名称令人反感的平行六面体，对一切各安其位感到犬类般的满足，身旁的同一位女性，同样的鞋子，同一管牙膏的同样的味道，对面房子的同样的悲伤，肮脏的墙面上年岁已久的窗户和“比利时酒店”的招牌。

像一头百般无奈的公牛那样把脑袋塞进透明的物质里，我们在它的中心喝咖啡牛奶，翻开报纸，了解玻璃砖块的某个角落里发生的事。转动门把的精巧行为，通过它，一切都能发生转换，拒绝用自然反应的冷漠力量来完成这种行为。待会儿见，亲爱的。一切顺利。

把小勺子夹在指间，感受它金属的跳动，它可疑的警告。拒绝一把小勺子，拒绝一扇门，拒绝由习惯舔舐出的恰如其分的温顺的一切，拒绝使用它们是多么痛苦。更容易的是接受勺子乖巧的请求，用它搅拌咖啡。

如果每天都两次遇见那些事物，而且是相同的事物，其实也没那么糟糕。身边是同一位女性，同一块手表，桌上翻开的小说再一次踏上了我们的眼镜自行车，有什么糟糕的呢？但是，不得不像悲伤的公牛一样低下头，从玻璃砖块的中心向外冲，冲向离我们如此之近却无法把握的另一个，就像离公牛近在咫尺的长矛手。惩罚眼睛去看空中游走的东西，它狡猾地接受了云朵作为名字，它的回答留存在记忆中。别以为电话会把你要拨的号码给你。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你已经准备好和已经解决了的东西才会出现，你的期望留下的悲伤影像，那只在桌上抓挠身体、冷得发抖的猴子。打碎那只猴子的脑袋，从墙壁的中心奔跑，给自己开出一条路。哦，楼上的人们在唱歌！这栋房子的楼上还有一层，那里有其他人。住在楼上的人对楼下无知无觉，也不知道我们都在玻璃砖块里。如果，一只飞蛾突然停在了一支铅笔的棱上，振翅如同一团快要燃尽的火焰，那你就看着它，我正在看着它，我正在感受着它微小的心脏的跳动，我听着它的声音，这只飞蛾在冰冻的玻璃砖里发出回响，并非一切都已经无可救药。当我打开门，向楼梯探出身子的时候，我会知道，下面是街道的起点；不是已经被接纳的模型，不是已经知晓的房子，不是对面的酒店：是街道——那片生机勃勃的丛林，在那里，每个时刻都像一朵玉兰花向我扑来，在那里，会有面孔诞生，当我看向它们的时候，当我每前进一点的时候，当我以手肘、睫毛和指甲在玻璃砖上撞得粉碎的时候，当我为了去街角购买报纸而一步步前进，同时以生命做赌注冒险的时候。

哭泣指南

把理由放到一边，专注于遵循正确的哭泣方式，也就是，使其不会沦为吵闹，也不会因为与微笑有几分呆滞的相似而构成冒犯。一场平均或普遍的哭泣由面部的整体收缩和伴有眼泪、鼻涕的颤抖声构成，鼻涕将一直持续至最后，因为用力擤鼻子的时候，哭泣也就停止了。

为了哭泣，请把想象力引向您自己，如果您由于习惯了相信外部世界而无法做到这一点，请想象一只浑身是蚂蚁的鸭子，或是麦哲伦海峡从未有人涉足的那些海湾。

哭泣时，双手掌心向内，得体地遮住面庞。孩子们哭泣时会用衣袖擦脸，而且更喜欢躲在房间的角落里。哭泣持续的平均时间为三分钟。

唱歌指南

请您从打破家里的镜子、垂下手臂、目光飘忽地看向墙壁做起，请忘却自己。只唱一个音符，从身体里倾听。如果您听见（但这将发生在很久之后）类似于深陷恐惧的风景——其中有乱石间的篝火和半赤裸的蹲踞的剪影，那么我认为您将踏上正确的道路。如果您听见有漆成黄色和黑色的小船航行其上的河流，如果您听见面包的味道、手指的触感、马匹的影子，也是一样的。

接下来，购买乐谱和燕尾服，请您别通过鼻子唱歌，让舒曼安息。

关于恐惧形式的说明及示例

在苏格兰的一座村庄里，贩卖的书籍中插有一张空白页。如果读者在下午三点翻到这一页，便会死亡。

在罗马的奎里纳莱广场，有一个地点——十九世纪之前还有人知晓其所在，在满月之夜，从那里可以看见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的雕像在缓缓移动，与他们前蹄扬起的骏马一起搏斗。

在阿马尔菲，海岸的尽头，有一座伸入海洋与黑夜的防波堤。在比堤岸尽头那座灯塔更远的地方，能听见一条狗的吠叫。

一位先生正把牙膏挤在牙刷上。突然，他看见一位女士的微型塑像，她仰面平躺，由珊瑚制成，也或许是由彩色的面包屑制成的。

打开衣柜取出一件衬衫，一本旧日历掉落下来，纸页散开，成千上万只肮脏的纸蝴蝶盖住了白色的衣服。

旅行推销员的左手腕疼，正在腕表下面的位置。他刚摘下手表，鲜血就流了出来：伤口上有非常细小的牙印。

医生给我们做完检查，让我们安心。他沉着、和蔼的嗓音早于他现在坐在桌子前面书写的药方。他不时地抬起头，微笑，鼓励我们。并不严重，一周就会好了。我们惬意地坐在扶手椅上，放下心来，随意地打量四周。突然，在桌子下面的阴影处，我们看见了医生的腿。裤子被卷到了大腿处，他穿着女式长筒袜。

三幅名画的欣赏指南

提香《天上的爱与人间的爱》

这幅可憎的画表现了约旦河边的一场葬礼守灵。画家的笨拙很少能以如此卑劣的方式，将世俗的期望投射到因为缺席而闪耀的弥赛亚身上；他从这世界的画幅中缺席，在大理石灵柩的淫秽裂口中可怕地闪耀着，与此同时，负责宣布他受刑后骇人的肉体重获新生的天使不容商榷地等待着征兆变成现实。无须解释，天使就是赤裸的那一位，她凭借自己出众的肥胖体态出卖肉体，化装成抹大拉的玛利亚，最可笑的是，此时，真正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正行进在路上（而路上，两只兔子构成了充满恶意的渎神）。

把手伸进灵柩的那个孩子是路德，也就是魔鬼。穿着衣服的人据称象征着荣耀，她正宣告人类的一切野心都能装进一只脸盆；但是她被画得很糟糕，让人联想起一束人造茉莉花或一团粗粒小麦粉凝成的闪电。

拉斐尔《抱独角兽的女子画像》

圣西蒙认为在这幅画像里看到了异教徒的自白。独角兽，独角鲸，吊坠盒上那颗淫秽的珍珠试图伪装成一只梨，马达莱娜·斯特罗兹的眼神可怕地盯向某个可能发生了鞭笞或者淫秽举止的地方：拉斐尔·桑西在这里隐瞒着最骇人的真相。

主人公铁青的脸色长期被归咎于坏疽或春分。独角兽，象征阴茎的动物，已经荼毒了她：她的身体里沉睡着世间的罪恶。后来，人们发现，只需掀开由拉斐尔的三位敌人（卡洛斯·霍格、被称作“大理石”的文森特·格罗斯让和老鲁本斯）心怀怨恨覆上的虚假图层。第一层绿色，第二层绿色，第三层白色。在此不难看出致命飞蛾的三重象征，而与其尸体连结在一起的翅膀，被人们错认为玫瑰叶片。多少次，马达莱娜·斯特罗兹折下一朵白玫瑰，感受到它在指间的呻吟，扭曲着身体，虚弱地呻吟，仿佛一根细小的曼德拉草，或一只蜥蜴，当这种蜥蜴面前摆着镜子的时候，它们会像里拉琴一样唱歌。已经晚了，飞蛾或许已经蜇咬了她：拉斐尔知道这件事，他感到她奄奄一息。为了把她画得逼真，他添上了那只独角兽，它是贞洁的象征、羔羊与独角鲸的结合，从处女的手中啜饮。但是，他在她的肖像上画了飞蛾，而独角兽杀死了它的主人，用无耻的角刺入她庄严的胸膛，并不断重复这些行为。这位女士手里拿着那只神秘的酒杯，我们使用过它却浑然不知，我们曾通过别人的嘴而缓解的干渴，鲜红的黏稠的葡萄酒，从那里流淌出星辰、蛆虫与火车站。

荷尔拜因《亨利八世肖像》

人们想在这幅画上看见捕猎大象的场景、俄罗斯地图、天琴座、化装成亨利八世的教皇肖像、马尾藻海的风暴，或者在爪哇海域生长的金色珊瑚虫，由于柠檬的影响，它轻轻打了个喷嚏，在这小小的气流中死亡。

考虑到这幅画的整体布局，以上每种解读都是准确的，不管是把画倒着看，还是侧着看。差别可以收缩到细节处；留下中间的黄金，数字七，帽子——领结部分的显眼的牡蛎，以及珍珠——头部（衣服上的珍珠构成的璀璨中心，或是中央之国），还有整体萌发的绝对绿色的尖叫。

只要简单地去罗马体验一回，把手放在国王心脏处，你就会了解海洋的起源。更容易的是把点燃的蜡烛举到他双眼的位置；会发现那不是一张脸，而同步失明的月亮在透明的滚轮和轴承的背景中跑动，在圣徒传记的回忆中被斩去了头颅。在那场暴风雨的化石中看见美洲豹之斗的人没有犯错。但是，还有钝涩的象牙匕首，在漫长的廊道里厌烦的随从，以及麻风病和战戟之间的委婉对话。人类王国不过是历史记录中的一页，但他并不知晓，兴味索然地与手套和小鹿玩耍。注视着你的那个男人从地狱归来；从那画布边走远些，你将看见那个男人慢慢地笑了起来，因为他是空心的，他被空气填满，在他的身后，几只干燥的手支撑着他，就像纸牌上的形象，人们开始堆叠纸牌城堡，一切都在摇晃。它的寓意如下：“没有第三维度，地球是平的，人类匍匐在地。哈利路亚！”这些话可能出自魔鬼，而你可能相信了，因为这是一位国王告诉你的。

罗马灭蚁指南

传言蚂蚁会把罗马吃掉。它们在石板间爬行；哦，母狼，宝石将以怎样的轨迹割断你的喉咙？泉水从某处涌出，活动的板岩，颤抖的浮雕宝石人像在暗夜里口齿不清地讲述着历史、朝代和纪念仪式。必须找到让源泉跳动的心脏，以免它遭受蚂蚁的攻击，并在这座流血不止、丰饶角如盲人之手般探出的城市里，组织一场拯救仪式，以便未来在山顶上锉平牙齿，温顺无力地爬行，并彻底摆脱蚂蚁的侵扰。

首先，我们将寻找源泉的方位，这很容易，因为在彩色地图上，在雄伟的平面图上，源泉也以喷涌的水柱和天蓝色的瀑布标记，只需仔细地寻找它们，用蓝色铅笔把它们圈起来，不能用红色，因为一张好的罗马地图就是红色的，正如罗马城本身。在罗马的红色之上，蓝色铅笔会在每个源泉的四周标出一片紫色区域，这样我们便可以确定，我们已经找到了所有的源泉，并了解了此地水系的枝脉网络。

更艰难、更隐蔽的任务，是凿穿那块不透光的石头（在石头下面，水银矿脉蜿蜒曲折），是耐心地理解每处源泉的编码，是在月光如注的夜晚满怀爱意地守候在罗马帝国的玻璃杯旁，直到从绿色的窃窃私语里，从仿佛属于鲜花的咕噜声里，逐渐诞生了方向、汇流、其他的街道、活生生的事物。我们不分昼夜地追随源泉，带着叉形、三角形的榛树细枝条，双手各握一枝，夹在松动的手指之间——但对于卡宾枪枪手与友善多疑的居民来说，这一切都是隐形的——穿过奎里纳莱宫，攀过卡比托利欧山，呼喊着跑过平丘山，在塞德拉广场上现身且静止不动，像一颗飘浮的火球，引发混乱，就这样从地面沉默的金属中提取出地下河流的名册。不要向任何人求助，永远不要。

接着，由于水体的愉悦，由于游戏的精巧，我们将逐渐看到在这只剥了皮的大理石之手中，静脉和谐地蜿蜒，直到慢慢地接近，汇合，联结，注入动脉，在中心广场上涌冒而出，那里跳动着液态玻璃鼓，苍白酒杯的根茎，深沉的马匹。我们马上会知道那个位置，在石灰岩地下墓穴的某一层，在环尾狐猴的细小骨架之间，水的心脏在搏动。

探知这些代价不菲，但一切终将水落石出。因此，我们将杀灭垂涎源泉的蚂蚁，我们将烧毁可怕的矿工们为了接近罗马的秘密生命而筑造的巷道。我们只要提前到达中心源泉，就能把蚂蚁消灭。之后我们将搭乘夜班火车逃离渴望复仇的女妖，心怀隐秘的欢欣，混入士兵与修女之中。

爬楼梯指南

所有人大概都观察到了，地面经常发生折叠，一部分抬起，与地面垂直，然后其相邻部分与地面平行，引向另一个垂直平面的出现，呈螺旋式或折线式不断重复，高度极其多样。弯腰，把左手放在其中一个垂直的平面上，右手放在相应的水平平面上，暂时地拥有一级台阶或称阶梯。显然，每一级台阶都由两个部分组成，并且比之前的一级台阶更高、更靠前，正是这种规律为楼梯定义，因为其他任何一种组合或许能形成更美丽、更有诗情画意的形态，却无法把人从一楼转移到二楼。

应保持楼梯在面前，因为如果背对或是侧对楼梯，人会感到非常不适。最为自然的姿势是保持站立，双臂自然下垂，头部抬起，但不能过度，以免眼睛无法看见即将踏上的更高一级台阶，同时，缓慢均匀地呼吸。爬楼梯从抬起位于身体右下方的部分开始，这个部分几乎总是被皮革包裹，除特殊情况之外，台阶都能恰到好处地容纳它。把该部分（简便起见，我们将其称作脚）放到第一级台阶上，然后抬起左边相同的部分（同样称作脚，但不能与之前提到的脚相混淆），把它抬到与脚一样的高度，并让它继续抬高，直到放在第二级台阶上，因此脚将停放在第二级台阶，同时脚将停放在第一级台阶。（前几级台阶总是最难的，直到掌握了必要的协调能力。脚和脚碰巧相同的名字给解释带来了困难。请特别注意，不要把脚和脚同时抬起。）

以这种方式到达第二级台阶之后，只需交替重复这些动作，便能到达楼梯的尽头。很容易就能离开楼梯，用脚跟轻轻一踩，把台阶固定在原处，确保在下楼之前，它都不会从那里挪开。

《给手表上发条指南》序言

请你想一想：当别人送给你一块手表的时候，实则是送给你一座鲜花盛开的小小地狱、玫瑰的枷锁、无形的牢房。他们不仅给了你手表，希望你生日过得开心，我们希望它能用得久一些，因为这是名牌手表，瑞士的，擒纵叉是红宝石；他们不仅送给你一位微型石匠，你将把它绑在手腕上，和它散步。他们送给你的是（他们并不知道，可怕的是他们并不知道）一个你自己的全新的部分，脆弱且不稳定，它属于你，但不是你的身体，得用皮带绑在你的身体上，就像一只小手臂不顾一切地挂在你的手腕上。他们送给你它的需要、你的义务：你每天给它上发条，让它继续成为一只手表；他们送给你通过珠宝展柜、电台广播、电话报时服务来校准时间的痴迷。他们送给你害怕，害怕弄丢它，害怕它被偷走，害怕它掉在地上摔坏了。他们送给你它的品牌、认定这个品牌比其他品牌更好的信心，他们送给你拿你的手表和其他手表进行比较的癖好。他们没有送你手表，你是礼物，他们把你献给了过生日的手表。

给手表上发条指南

尽头将是死亡，但是您别害怕。用一只手把手表固定住，用两根手指捏住发条的开关，轻轻地向后拨。现在，另一段时间开始了。树叶舒展，小船竞渡，时间犹如一把扇子逐渐张开，从中萌发出空气，地上的微风，女人的影子，面包的香气。

您还想要什么？您还想要什么？立即把它绑在您的手腕上，让它自由地跳动，热烈地模仿它。恐惧让擒纵叉生锈，每一件被得到又被遗忘的东西侵蚀着手表的血管，让它细小红宝石组成的冰冷血液变成坏疽。尽头将是死亡，如果我们不奔跑，不提前到达，不理解它已经无关紧要。

奇特职业

演习

我们是一个奇怪的家庭。在这个国家，人们做事要么因为强制，要么为了吹嘘，而我们喜欢自由的职业，毫无缘故的任务，没有任何用处的演习。

我们有一个缺陷：缺乏原创性。我们决定做的所有事情几乎都受启发于——坦诚地说，是抄袭自——著名案例。如果我们试图贡献某种新意，就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如下后果：或者是尴尬的年代错置，或者出人意料，令人愤慨。我大伯说，我们是复写纸上的副本，除了颜色、纸张和用途之外，其余的和原件一模一样。我三姐把自己比作安徒生的机械夜莺，她的浪漫主义情怀达到了令人恶心的程度。

我们人数众多，住在洪堡大街。

我们做着事情，但是要讲述它们很难，因为缺乏最重要的元素：做事当时的焦虑和期盼，比结果重要得多的惊喜，以及行动失败——全家人像纸牌城堡一样倒塌在地，数天里都只能听见哀号声和大笑声。讲述我们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填补无可避免的空洞，因为有时候，我们或穷困，或被囚，或抱病，有时是某人去世，或是（提到这件事令我痛心）某人背叛了我们，某人放弃了，或是进了税务局工作。但是，不应该就此推断，我们生活不顺，或者心情忧郁。在我们居住的帕西菲克街区，我们抓住每个时机做事。我们拥有想法和愿望，并将它们付诸实践。比如行刑台那次，关于这个想法的起源，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我五姐断言是出自堂亲中的一位，他们都充满哲思，但我大伯坚持认为，这是他在读完一本袍剑小说之后萌生的想法。归根结底，起源无足轻重，唯一重要的是做事本身，因此，我几乎是索然无趣地讲述着这些事，只是为了让自己稍稍远离这个空洞下午落下的雨。

家里的房子前面带有花园，这在洪堡大街上非同寻常。这座花园不比普通庭院大，但比人行道高出三级台阶，这让花园看起来非常显眼，是行刑台最理想的地点。因为有石砖和铁栏杆组成的围栏，工作时可以避免行人钻进家里；他们完全可以倚靠在围栏外面流连数小时，而这并不会打扰我们。“我们将在满月那天行动。”我父亲命令道。白天，我们去胡安·B.胡斯托大街的建筑市场寻找木头和铁，而我的姐妹们留在客厅里练习狼嚎，因为我小姑坚持认为行刑台会吸引狼群，诱发它们对月嚎叫。我的表亲和堂亲们负责找来钉子和工具；我大伯绘制草图，和我母亲以及二伯讨论行刑器具的种类和特质。我记得讨论的结果：他们严肃地决定建造一座很高的平台，平台上将会竖起绞刑架和肢刑架，同时留出富余空间，以根据不同情况实施刑罚或是斩首。我大伯认为，这比他最初的设想要简陋粗略太多，但是房前花园的面积和材料费用的问题总归限制了家人的雄心。

一个周日的下午，吃完意式饺子之后，我们开始了建造工程。虽然我们从不在意邻居们的想法，但是为数不多的观众显然以为我们是在建起一到两个房间，来扩大房子的规模。第一个被惊动的人是对面的老头儿克雷斯塔先生，他走过来问我们为什么要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我的姐妹们聚在花园的一角，发出了几声狼嚎。相当多的人聚集了起来，但我们持续工作直到深夜，并建好了平台和两座小楼梯（分别为神甫和受刑者准备，他们不能一块儿登台）。周一，部分家庭成员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因为人们总得生存，我们其余的人开始架起绞刑架，与此同时，我大伯在查阅古代肢刑架的图版以作参考。他的想法是把滚轮放在尽可能高的地方，用一根稍微有些不规则的长杆——比如一根光滑的杨树树干——支撑。为了满足他，我二哥和堂兄们开着小卡车去找杨树；同时，我大伯和我母亲把滚轮的轮辐嵌进轮毂里，而我负责准备铁制轴环。在这些时刻，我们极其开心，因为四处都能听见锤子反复敲打的声音，我的姐妹们在客厅里嚎叫，邻居们聚在围栏前交流感想，在介于紫红色与锦葵色之间的黄昏里，立起了绞刑架的剪影，还可以看见我小叔坐在横梁上固定钩子，准备活结。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街上的人们不可能意识不到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东西，抗议和威胁的声浪鼓舞着我们用竖起肢刑架来结束一天的劳动。几个任性妄为的人试图阻止我二哥和我的堂兄们把装在小卡车上的上好杨树树干送进家里。我们全家人齐心协力，在这场激烈的拔河比赛中大获全胜，把树干安放在了花园，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深陷树根的缠绕。我父亲亲自把孩子交还给他愤怒的父母，斯文有礼地把孩子从围栏里送了出去，与此同时，当众人的注意力转向这感性的画面，我大伯在我堂兄们的帮助下，把滚轮安在树干的一头，并着手立起了肢刑架。正当我们一家人聚集在平台上，赞扬行刑台的美丽外观时，警察赶到了。只有我三姐留在大门边，于是轮到她和副警长本人对话；她很容易就说服了他，我们是在自己的房产内工作，我们建造的工程仅在用途上稍显违宪，邻里背后的言论实则是仇恨和忌妒的产物。夜晚已然降临，这让我们不用浪费更多时间。

在电石灯的光照下，在上百名充满怨气的邻居的监视中，我们在平台上吃完了晚饭；我们从未觉得烤乳猪是如此美味，内比奥罗葡萄酒是如此色泽饱满，味道香甜。北方吹来的微风轻轻地摇晃着绞刑架的绳子；有一两回肢刑架的滚轮吱嘎作响，仿佛是乌鸦们前来歇脚、准备进食。看热闹的人开始离去，嘴里嘟囔着威胁的话语；还有二三十人停留，他们趴在围栏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喝完咖啡以后，我们关上了灯，让月亮出场，月亮从露台的栏柱那里升起，我的姐妹们开始嚎叫，我的堂兄弟们、叔叔伯伯们在平台上慢慢地走动，他们的脚步让地基晃动。在接下来的寂静中，月亮爬升到活结的高度，滚轮上似乎有一朵镶银边的云彩不断伸展。我们仰望着，如此快乐，这是一种至高的享受，但是邻居们在围栏外窃窃私语，仿佛处于失望的边缘。他们点燃了香烟，逐渐离开，有些人穿着睡衣，另一些人走得更慢。只剩下街道、远处的警笛声和不时经过的108路公交车；而我们已经睡着了，梦见聚会、大象和丝绸服装。

礼仪与教养

我一直认为，严谨是我们家族的显著特征。我们将这种正派的品质发扬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不仅体现在穿衣吃饭中，还体现在表达和搭乘电车的方式中。比如，在帕西菲克街区，人们毫无顾虑地征用绰号，而对我们来说，绰号需要审慎、反思，为之牵肠挂肚。我们认为，不能随意地给别人取绰号，因为他不得不将其吸收，而且承受一生，仿佛绰号是他的一种特性。洪堡大街上的太太们把她们的儿子叫作托托、可可或者卡乔，把女孩们叫作黑妞或者宝贝，但我们家不存在这种普通的绰号，更别提类似于奇罗拉、卡丘索或是马塔加多这种盛行于巴拉圭和戈多伊克鲁斯的矫揉造作和高调的绰号了。只需以我二姑的情况为例，就足以说明我们对此的严谨态度。显而易见，她拥有一个体积巨大的臀部，我们绝不会允许自己屈服于普通绰号的强烈诱惑；就这样，我们没有赋予她“埃特鲁里亚双耳瓶”这等粗俗绰号，而是一致同意使用更加大方得体的称呼：大屁股。我们一向这样谨慎，虽然我们得时不时地和坚持传统绰号的邻居朋友做斗争。我最小的从堂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大脑袋，我们一直拒绝称他“阿特拉斯”，那是他从街角的烤肉摊上得来的绰号，我们更喜欢精致得多的“冬瓜头”。我们一向这么做。

我要澄清的是，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标榜自己在街区里与众不同。我们只是想在不伤害任何人情感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改变常规与传统。我们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粗俗，要是我们之中任何人在餐馆里听到这样的话：“这是一场拼抢得很激烈的比赛”，或者“法乔里进球的显著特点是在射门之前施展卓有成效的中路渗透”，都会受不了，并立即给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更纯正、更恰当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两边互相尥蹶子”，或者“我们先狠虐他们一通，再使劲往门里灌”。人们惊讶地看着我们，但总是不乏人理解深藏在这些话背后的教益。我大伯阅读过不少阿根廷作家写的书，他说，其中许多人要是能这样写东西就好了，但他从来没有具体地解释过。真遗憾。

邮电局

有一次一位远亲成了部长，我们想方设法让他把许多家庭成员安排到塞拉诺大街的邮电分局工作。持续的时间不长，毫无疑问。在我们待在那里的三天中，前两天我们以出色的效率接待公众，因此赢得了邮电总局一名巡查员的意外莅临和《理性报》上的一条赞美简讯。第三天，我们可以确定自己已广受欢迎，因为人们从其他街区前来寄发信件，汇款到普尔马马尔卡和其他同样荒谬的地方。于是，我大伯指示大家自由行动，全家人就开始根据自己的原则和喜好展开工作。在邮资窗口，我二姐向每一位购买邮票的顾客赠送彩色气球。第一个收到气球的人是一位胖女士，她仿佛被钉在了原地，手里拿着气球和已经被舔湿的一比索邮票，邮票在她的手指上逐渐卷成了卷。一位年轻的长发男人断然拒绝接受气球，受到了我二姐的严厉责备，而同时窗口前的队伍里不同的观点开始针锋相对。旁边，几个外省人愚蠢地坚持要把一部分工资汇给远方的家人，他们有些惊讶地收到小杯的果渣酒，以及不时传过来的鲜肉馅饼，这一切都由我父亲主导，此外，他还在大声地朗诵老人比斯卡查[1]最好的忠告。与此同时，我的兄弟们负责包裹邮递窗口，他们给邮包涂上焦油，再把它们塞进一只装满羽毛的桶里。然后，他们把这些邮包展示给目瞪口呆的寄件人，并指出收件人接到改良过的包裹后会多么喜悦。“看不到细麻绳，”他们说，“也没有俗气的火漆，收件人的名字像是印在天鹅的翅膀下面，您看到了吧。”说实话，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

当看热闹的人群和警察入侵邮局的时候，我母亲在用最优美的方式谢幕，她用电报、汇款单和挂号信叠出许多彩色纸飞机，让它们在人们头顶上方飞舞。我们唱着国歌，有序退场；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哭泣，她排在邮资队列的第三个位置，意识到良机已过，她得不到气球了。

头发的丢失与寻回

为了与实用主义和谋求实用成果的可怕趋势做斗争，我大堂兄力主贯彻以下步骤：从头上拔下一绺头发，在每根头发的中间打个结，然后让它沿着盥洗池的小洞轻轻地滑落。如果这根头发卡在了这种小洞通常会有的过滤网上，只要把水龙头打开一点，就能让它从视线里消失。

事不宜迟，必须立刻开始寻回头发的工作。第一个步骤，卸下盥洗池下接的U型水管，查看头发是否挂在了管道的某个突起处。没有找到的话，就需要打开从U型水管到排水口的那段管道。可以肯定，在这个部分将会出现很多头发，需要借助家庭其他成员的帮助，以便逐一检查，寻找打结的那根。如果那根头发仍没有出现，就将面临一个有趣的提案，即打破一直通至底层的水管，但这势必意味着巨大的努力，因为需要在某个政府部门或贸易公司工作八到十年，才能攒出购买我大堂兄楼下四间公寓的钱，此外还需考虑一个额外的不利因素，那就是在工作的八年或十年之中无法回避头发已经不再在水管里的痛苦感觉，只有最微小的可能让它依然挂在管道中某处生锈的突起上。

终于，我们可以打破每一间公寓的水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生活在脸盆和其他装满湿头发的容器的包围中，此外包围我们的还将有助手和乞丐，我们慷慨地给予他们报酬，让他们搜寻、分离和归类，并将疑似的头发拿给我们，以便成就我们如此渴望的绝对把握。如果头发没有出现，我们会进入一个更为模糊与复杂的阶段，因为接下来的一段管道将把我们带入城市的主干下水道。在购买了特殊服装之后，深夜我们将学会在下水道里滑行，在强力手电筒和氧气面罩的支持下，探索大大小小的通道，如果可能，还有盗窃团伙中的一些人提供帮助，我们已经和他们建立了联系，而我们白天在政府部门或贸易公司挣到的大部分薪资将落入他们手中。

我们时常会觉得任务即将完成，因为我们会找到（或是别人给我们拿来）与我们所寻找的相似的头发；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人为干预，头发的中间不会有结，最后我们几乎总会证实，那个结只不过是头发直径变粗的结果（虽然我们也没有听说任何类似的情况），或是长期停留在潮湿表面之后产生的某种硅酸盐或氧化物。我们可能就这样在大大小小的管道里不断行进，直到抵达没有人能下决心继续前进的那个地方：通向河流的总排放口，碎屑物迅速在那里聚集，怎样的金钱、船只和贿赂都无法让我们继续探寻。

但也许在此之前，或是在更早之前，比如在盥洗池下面几厘米的地方，在与二楼公寓同高的地方，或是在第一根地下管道里，我们就找到了那根头发。只要想象一下这会给我们带来的快乐，计算出由于十足的好运而节省下来的力气有多么令人惊喜，就足以让我们做出选择，要求一项类似的作业，并充分论证这项作业的合理性，每位尽职的老师都应该从学生幼年时就将其推介给他们，而不是用交叉相乘法或坎查·拉亚达的悲伤[2]炙烤他们的灵魂。

困境中的姑妈

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如此害怕仰面跌倒的姑妈？许多年来，全家人努力试图治愈她的担忧，最终却不得不承认失败。无论我们做了多少，姑妈还是害怕仰面跌倒；她纯真的狂躁影响了我们所有人，从我父亲说起，他满怀手足情谊陪同她去一切地方，持续观察脚下，以便我的姑妈可以毫无忧虑地走路，而我母亲每天几次精心打扫院子，我的姐妹们捡起网球，那是她们之前在露台上天真无邪地嬉戏时留下的，我的堂兄弟们清洗掉在家中大量繁衍的狗、猫、乌龟和母鸡的所有痕迹。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姑妈下决心穿过各个房间之前，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决，没完没了的观察，并激烈呵斥当时正好出现在那里的所有小孩。然后，她才开始行动，先用一只脚作支撑，像在松香盘上蹭脚底的拳击手一般小步挪动，再换另一只脚，她移动身体的方式在年幼的我们看来非常庄严，要花好几分钟从一扇门走到另一扇门。真可怕。

全家人多次试图让我的姑妈合理地解释她害怕仰面跌倒的原因。有一回，她的回应是凝重到可以被镰刀切割的沉默；但是，有一天晚上，在喝了一小杯橘皮苷之后，姑妈屈尊暗示，如果她仰面跌倒了，将再也无法重新站起身。对于三十二名家庭成员随时准备前来帮助她的简朴愿望，她目光憔悴地回答：“没用。”几天后的夜晚，我大哥把我叫到厨房，让我看一只仰面跌倒在盥洗池下面的蟑螂。我们无言地看着它长久却徒劳地试图翻正身子，与此同时，其他的蟑螂克服了对灯光的恐惧，在地板上打转，揉搓着那只仰面朝天的同伴。我们带着显而易见的忧郁回房睡觉，出于某种原因，大家不再问询姑妈；我们只是尽可能地减轻她的恐惧，陪伴她走动，伸出我们的手臂让她搀扶，给她买许许多多的防滑鞋和其他的稳定装置。生活就这样继续，并不比别人的生活更糟。

被解释和不被解释的姑妈

显而易见，我的四位堂兄弟投身于哲学。他们读书、相互讨论，家庭其他成员在保持距离的同时钦佩他们，因为我们坚守不干涉他人喜好的原则，甚至尽可能地提供帮助。我大为敬重的这几位少年不止一次地探讨过姑妈的恐惧问题，并得出了晦涩但或许值得重视的结论。就像在类似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我的姑妈对这些讨论研究知之甚少，但从那时起，家庭内部对姑妈愈发顺从。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姑妈从客厅到前院、从卧室到卫生间、从厨房到储藏室的那些摇摇晃晃的远征中陪伴着她。她坚持侧卧睡觉，夜里维持绝对静止的状态，偶数日期朝右，单数日期朝左，我们从未觉得她的行为离奇反常。姑妈笔直地坐在餐厅以及后院的椅子上，绝不接受舒适的摇椅或莫里斯椅。在“伴侣号”发射的那一晚，全家人都躺在前院的地上观察那颗卫星，但是姑妈依旧坐着，第二天她出现了严重的颈强直。我们逐渐被说服了，到如今是彻底屈服。我的堂兄弟们也促进了我们的转变，他们用会意的眼神暗示，说着“她是对的”之类的话。但是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不想向我们解释。比如，在我看来，躺着极其舒适。把整个身子靠在床垫上，或是院子的瓷砖地上，可以感受到脚跟、小腿肚、大腿、臀部、脊背、肩胛骨、手臂和后颈均匀地分担了身体的重量，即在地面上让身体舒展开来，以无比亲密和自然的方式靠近地表，而地面贪婪地吸引着我们，仿佛要将我们吞噬。奇怪的是，对我来说仰面平躺是最自然的姿势，有时我会怀疑姑妈正是因此而感到恐惧。我认为这个姿势完美无缺，也从心底相信这是最舒服的姿势。是的，我没有说错：在心底，在内心深处，渴望仰面平躺。这甚至让我感到有些恐惧，而我无从解释。我多么希望像她一样，却又多么无能为力。

老虎旅社

早在我们将想法付诸实践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给老虎住宿将面临情感和道德的双重难题。情感难题不在于住宿，而在于老虎，因为这些猫科动物不喜欢别人为它们提供住宿，它们会使出自己所有的力气——巨大的力气——进行抵抗。情况既然如此，挑衅上述动物的脾性是否合适呢？而这个问题又将我们带到了道德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一切行动都能成为光荣或羞耻的起因或后果。夜晚，在我们洪堡大街的家里，面对着忘记撒上肉桂和糖粉的大碗奶粥，我们沉思。我们并不是真正确定能够为老虎提供住宿，这令我们痛苦。

最后，我们决定让一只老虎入住，只是为了观察整个运作机制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之后，我们将会评估结果。我不会在此详述获得第一只老虎的过程：那是一项谨慎而艰辛的工作，跑遍领馆和药店，花掉一堆杂乱的纸币，邮寄航空信件，频繁查阅字典。一天晚上，我的堂兄弟们浑身带着碘酒的痕迹回到家中：成功了。我们喝了大量的内比奥罗葡萄酒，最终我最小的妹妹不得不用耙子清理桌子。那个时候，我们比现在年轻得多。

既然实验已经给出了我们熟知的结果，我可以提供关于住宿的细节。最困难的或许是与环境相关的一切，因为需要一间家具尽可能少的房间，这在洪堡大街上十分罕见。在屋子中央安放装置：两块交叉的木板，一套弹力钢筋，以及几只装着牛奶和水的陶罐。让老虎入住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虽然有可能操作失败，需要重新再来；在老虎已然入住后，当它恢复自由并选择——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行使这权利的时候，真正的困难才开始。在这个我称为过渡阶段的时期，家人的反应非常重要；一切都取决于我的姐妹们如何行动，取决于我父亲尽可能地利用老虎的习性，犹如陶匠操纵黏土，使老虎重新入住的本事。最微小的失误也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烧断的保险丝，洒在地上的牛奶，磷光闪闪的眼睛划破黑暗所引发的恐惧，爪子每一次攻击之后的温热血流；我拒绝继续想象，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地使老虎入住，并且没有产生危险的后果。装置以及我们大家——从老虎到我的从堂兄弟们——应该承担的不同职责似乎都非常高效，而且和谐地衔接配合了起来。对我们来说，给老虎提供住宿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这个仪式毫无差错地执行到最后。要么老虎接受入住，要么采用某种方式使得它的接受或拒绝变得无关紧要。在被人们情不自禁地称之为关键的时刻——或许是由于那两块木板[3]，或许只是一种习惯性表达——全家人都觉得自己被一种非凡的激动情绪控制了；我母亲没有掩饰她的泪水，我的堂姐妹们抽搐着将手指交叉又分开。给老虎提供住宿意味着某种完全的对抗，直面一种绝对的力量；平衡的支点是如此微妙，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如此高昂，而入住之后的短暂时刻，那自证了其完美性的短暂时刻，让我们得以从自己身上剥离，虎性和人性被同时消除，这一切都仅仅发生在一个静止的运动中，即眩晕、暂停和完成。没有老虎，没有家人，没有住宿。无从得知存在着的事物：一阵并非来自这副肉身的颤抖，一种中间的时间，一根联通一切的柱子。然后，所有人来到有顶的庭院里，姑妈们端上了汤，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歌唱，仿佛我们在参加一场洗礼。

葬礼上的举止

我们不是为了茴香酒，也不是因为不得不去。有人已经猜出来了：我们去是因为无法忍受各式各样最狡诈的虚伪。我年纪最大的从堂姐负责了解葬礼的性质，如果是真的，如果人们哭泣是因为在晚香玉和咖啡的香味中男男女女们除了哭泣再无他想，我们就会留在家里，在远处陪伴他们。顶多我的母亲会过去一下，以全家人的名义道个恼；我们不喜欢强行加入他人与阴影的对话之中，那是傲慢无礼的行为。但是，如果我堂姐通过不慌不忙的调查，怀疑在带顶庭院或是客厅里出现了虚伪的征兆，那么全家人会立即穿上最好的衣服，等待葬礼开始，无可阻挡地逐一登场。

在帕西菲克街区，活动几乎总在摆着花盆、放着电台音乐的庭院里举行。在这种场合，邻居们会关掉广播，只留下茉莉花和家属靠着墙壁交错安放。我们逐个抵达，或者两人一组，向丧亲家属们致意，很容易就能认出他们，因为他们一看见有人进来就开始哭泣，然后我们在某位近亲的护送下，在死者面前鞠躬。一两个小时以后，全家人都出现在了死者家里，但是，虽然邻居们对我们非常熟悉，我们仍表现得就像每个人的到来都有自己的缘由，相互之间几乎不说话。一种精确的办法指导着我们行动，在厨房里、在甜橙树下、在卧室里、在玄关挑选交谈的对象，时而走到庭院里或者大街上抽烟，或者在街区里散步，就政治观念和体坛动向展开交流。无须太久就能探明近亲的感受，啤酒、甜马黛茶和帕尔蒂库拉淡型香烟就是通向秘密心事的桥梁；午夜以前，我们便足以确认可以毫无愧疚地行动。一般来说，我的小妹负责第一次出击；她熟练地来到棺材旁边，用一条紫色的手帕盖住眼睛，开始哭泣，起初，她静静地流泪，把手帕浸湿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然后是抽泣，急促的喘息，最后爆发出可怕的号哭，邻居中的妇女们不得不把她送到为这种紧急情况而准备的床上，让她闻橘花水并安慰她，与此同时，其他的妇女忙着照顾突然被这场危机感染的近亲们。一时间许多人聚集在灵堂门口，他们小声提问、交流信息，邻居们则耸耸肩。家属们由于必须竭尽全力而深感疲惫，他们开始收敛自己悲痛的表现，就在此时，我的三个从堂姐妹开始哭泣，她们哭得自然，没有叫喊，但又如此动人，以至于家属和邻居大为忌妒，他们意识到当其他街区来的陌生人都如此悲痛的时候，他们不能这样在一旁休息，于是再次加入了集体哀悼的行列，再次需要腾出床位，给年长的女士扇风，给抽搐的老头放松腰带。我和我的兄弟们通常等到这个时刻才会走进灵堂，去到棺材旁边。尽管显得非常奇怪，但我们是真的深感痛苦，每次听到我们的姐妹们的哭声，那无尽的伤痛就会填充我们的胸膛，并让我们想起童年，比亚·阿尔贝帝纳附近的田野，在班菲尔德的罗德里戈将军大街上拐弯时吱嘎作响的电车，诸如此类总是让人非常伤感的事情。我们只要看见死者交叠的双手，就能突然泪流满面，不得不羞愧地遮住脸，我们是五个真正在葬礼上哭泣的男人，与此同时，丧亲家属们绝望地攒出力气，向我们看齐，他们感到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必须证明这场葬礼是属于他们的，只有他们有权利在这座房子里这样哭泣。但是他们人数很少，而且缺乏真情（我们通过我最年长的从堂姐那里了解到这一点，这为我们增添了力量）。他们徒劳地积攒抽泣和晕厥，和他们团结一心的邻居们给予他们支持，送上安慰，并考量局面和情势，把他们送去休息，又把他们送回来重新加入战斗，这些同样是无谓的努力。现在，我父母和我大伯接力替换了我们，这几位老人的痛苦中有某样东西必须敬重，他们从洪堡大街前来给死者守灵，从街角算起，离这里足有五个街区。说话最有条理的邻居也开始词穷，丢下丧亲家属，去到厨房喝果渣酒，发表评论；几名家属在一个半小时的持续哭泣之后筋疲力尽，开始呼呼大睡。我们轮流主导局面，并且表现得像是没有任何事先准备；清晨六点前，我们成了葬礼毫无争议的主人，大多数邻居已经回家睡觉，家属们以不同的姿势躺倒，并带有不同程度的浮肿，黎明在院子里降临。在这个时间，我的姑妈们在厨房里准备了补充能量的点心，我们喝了煮沸的咖啡，当我们在玄关或卧室相遇时狡黠地对视；我们就像来来往往的蚂蚁，路过时相互摩擦触角。灵车抵达，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我的姐妹们带着家属在棺材合上前与死者作最后的告别，她们支撑他们，安慰他们。与此同时，堂姐妹和兄弟们加快进程，把他们赶走，打断告别环节，然后自己留下同死者待在一起。家属们屈服了，迷失了方向，朦胧地意识到现状却无力应对，他们任由自己被带来带去，啜饮任何靠近他们嘴边的东西，用语无伦次的抗议回应我的堂姐妹和姐妹们亲切的请求。离开的时刻到来，家里挤满了亲人和朋友，一个无形但严密的组织决定了每个步骤，殡葬公司的负责人听从我父亲的指挥，棺材的移动遵从我大伯的指示。偶尔，最后一刻赶来的家属们愤怒地吵闹着要求恢复自己的权利；可邻居们已经确信，一切理应如此，后者恼火地看着他们，强迫他们住口。我的父母和叔伯们安坐在灵车上，我的兄弟们登上了第二辆车，我的堂姐妹们裹着黑色和紫色的三角披肩，好心允许某位近亲也坐上第三辆车。剩下的人各自找车搭乘，有些家属不得不坐出租车。一部分家属因为清晨的空气在漫长的旅途中恢复了精神，试图谋划在墓园里进行一次复辟，他们即将面临痛苦的幻灭。棺材刚抵达列柱廊，我的兄弟们就团团围住了丧亲家属或朋友们指定的祈祷师，很容易就能通过他逢迎场合的表情和上衣口袋里鼓起的那卷稿纸而认出他。他们向他伸出双手，用眼泪濡湿他的衣领，轻拍着他，发出木薯粉般柔软的声音，祈祷师无力阻止我小叔走上讲台，开始发表演讲，他的演说闪耀着真理之魂，处处严谨。演讲持续了三分钟，完全围绕死者展开，赞颂了他的德行，也评议了他的缺点，每个词都充满仁慈；他极为动情，有时甚至难以结束发言。他刚下来，我大哥就占据了讲台，他代表邻里诵读赞美词；与此同时，原本被指定的邻居试图从我的堂姐妹和亲姐妹之中开路，她们正哭着抓住他的坎肩。我父亲亲切而不容违抗的姿态让殡葬公司的工作人员行动了起来；他们轻柔地开始转动灵台，而那些专职祈祷师留在了讲台下方，相互对视，汗湿的手揉搓着演讲稿。我们通常不会一直陪死者到拱形坟墓或地下墓穴，我们会半途掉头离开，一路谈论着葬礼中的突发事件。我们远远看见家属们绝望地跑过去抓住棺材上的绳子，和邻居们争抢起来，而此时，已经是邻居们掌控着这些绳子，他们更希望自己而不是家属们挽住它们。

[1]阿根廷长诗《马丁·菲耶罗》中的人物。

[2]坎查·拉亚达，智利地名，此处指智利独立战争时期发生于1814年3月的坎查·拉亚达第一战役，又称“坎查·拉亚达的悲伤”。

[3]西班牙语中“crucial”一词同时有“十字交叉的”和“关键的”两重意思。

可塑材料

办公室的工作

我忠诚的秘书属于依样画瓢地履行职责的那类人，而你会知道这意味着越界，侵略领地，仅仅为了取出一根可怜的头发就把五根手指都伸进牛奶杯里。

我忠诚的秘书负责，或是想要负责我办公室里的一切事务。我们终日振奋地为争夺职权展开礼貌的交战，微笑着交互进行进攻与防卫、突围与撤退、监禁与解救。但是，她有时间完成一切，她不仅想统领办公室，同时还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例如，她没有一天不去润色和梳理言词，整饬、修饰它们，以备日常使用。如果某个可被摒弃的形容词来到我的嘴边（所有这些形容词的产生都不在我秘书的势力范围之内，某种程度上也不在我本人的势力范围之内），她早已拿着笔，逮捕并处决那个词，不给它时间同句子的其他部分衔接，也不让它由于忽视或惯性而得以幸存。假如我让她单独待着，假如我在此刻让她自行其是，她会在盛怒中把这些纸张扔进废纸篓。她是如此坚定地希望我过着井然有序的生活，以至于每个预料之外的动作都会让她直起身子，竖起耳朵和尾巴，像风中的电缆般微微颤动。我不得不伪装起来，做出正在撰写报告的样子，实则在粉色或绿色的小纸片上填写我喜欢的词语，它们在嬉戏，在跳跃，在激烈地争执。与此同时，我忠诚的秘书在整理办公室，表面上心不在焉，实际上时刻准备着。一节诗正在尽情地诞生，在它诞生的中途，我听见了她那可怕的审查的尖叫，接着我的笔飞速地转向违禁词，迅速将它们划去，整顿混乱，确定，删除，让句子重焕光彩，敲定的内容很可能非常不错，但无可避免的是那种悲伤，舌尖上那种背叛的味道，上司面对秘书的那种表情。

奇妙的工作

剪下蜘蛛的一条腿，把它放进信封里，写上“外交部部长先生收”，填上地址，蹦蹦跳跳地走下楼梯，在街角的邮局寄出这封信。这是多么奇妙的工作。

沿着阿拉戈大街边走边清点树木，每经过五棵栗树就单脚站立一会儿，等到有人注视的时候，发出嘶哑、短促的叫声，如陀螺般旋转，手臂完全张开，和阿根廷北部在树上哀叹的林鸱鸟一模一样。这是多么奇妙的工作。

走进一间咖啡馆，要一份糖，再要一份糖，第三次、第四次要糖，然后在桌子中央堆起一座糖堆，随着柜台处和白色围裙底下的愤怒不断增长，在糖堆正中间准确而轻柔地吐一口唾沫，注视着白糖小冰川的坍圮，听见与之相伴的石头碎裂的声音，这声音出自五位老主顾和店主紧缩的喉咙，店主是个适时坦率的男人。这是多么奇妙的工作。

搭乘公共汽车，在外交部门口下车，用密封的信封敲打别人，给自己开路，把最后一位秘书抛在身后，严肃、坚定地走进充满镜子的巨大办公室，恰好此时一名身穿蓝色制服的办事员交给部长一封信，看着他用一把具有历史渊源的裁纸刀裁开信封，伸进两根柔弱的手指，取出蜘蛛腿，呆若木鸡，看着它。然后模仿苍蝇嗡嗡的叫声，看着部长变得脸色苍白，他想扔掉蜘蛛腿却毫无办法，他被这条腿困住了。然后背过身去，吹着口哨离开，在走廊上宣布外交部部长辞职。知道敌人的军队将于第二天入侵，一切都会见鬼去。那将是闰年单数月的一个星期四。这是多么奇妙的工作。

禁止携带自行车入内[1]

在这个世界的银行和贸易公司里，没人会在意某人胳膊底下夹着圆白菜或巨嘴鸟进门，或者像崔弟鸟般唱出母亲教的歌曲，又或者牵着一只穿条纹针织背心的黑猩猩。但若是某个人带着自行车进门，就会立刻引发一阵夸张的骚动，自行车被暴力驱逐到街上，同时它的主人受到来自员工们的严厉警告。

自行车是驯良且举止谦逊的实体，张贴告示、在城市美丽的玻璃门前高傲地阻止它的入内，于它而言意味着侮辱和嘲弄。据悉自行车已经尝试了各种方法来挽救自己悲惨的社会地位。但是，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禁止携带自行车入内。某些国家还会加上“与狗”，这加重了自行车与狗的自卑情绪。猫、兔子、乌龟原则上都能进入邦奇与博恩公司或圣马丁大街的律师事务所，只会引发惊讶，激起焦虑中的话务员强烈的喜爱之情，顶多有人命令看门人把上述动物扔到大街上。最后这一条有可能会发生，但并不具有侮辱性。因为首先，这只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其次，这只是基于某种原因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源于预设的无情阴谋，这阴谋被恶劣地印在了青铜或珐琅牌子上，那毫不留情的规定的告示牌，它们践踏了自行车单纯的率性行为，那无辜的自行车。

无论如何，经理们，请当心！玫瑰也是单纯和甜美的，但你们或许知道，在一场两朵玫瑰的战争中，死去了众多黑色闪电般的王侯，鲜血的花瓣令他们目眩。但愿不会有那么一天，自行车浑身是刺，车把倒转伸长如尖角，以愤怒为盔甲，集体冲向保险公司的玻璃窗，惨痛的一天，所有股票大跌，附带二十四小时的服丧、通过吊唁卡和回执卡传达的哀悼。

复活节岛上镜子的行为

把镜子放在复活节岛西边，镜像倒流。把镜子放在复活节岛东边，镜像加速。只要认真计算，就能找到这面镜子与时间同步的地点，但是该地点对这面镜子有用，却不能保证适用于另一面镜子，因为镜子们受不同制作材料的影响，而且在反映镜像时也随心所欲。就这样，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奖金的人类学家萨洛蒙·莱莫斯在刮胡子时看向镜子，看见自己死于斑疹伤寒，这件事发生于复活节岛的东边。与此同时，一面被他遗忘在复活节岛西边的小镜子（它被扔在了石堆里）兀自照出了穿着短裤、正向学校走去的萨洛蒙·莱莫斯；接着照出了在浴缸里赤身裸体的萨洛蒙·莱莫斯，正由爸爸妈妈热情地给他抹上肥皂；接着照出了在特伦克劳肯县一个牧场小住时，正在牙牙学语、让亲爱的雷梅迪奥姨妈激动不已的萨洛蒙·莱莫斯。

聚精会神的可能性

多年来，我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国际机构工作。尽管如此，我依然保持着某种幽默感，尤其是一种出色的聚精会神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喜欢一个人，只要做了决定就能把他从地图上抹去，在他说个不停的时候，我已经研究起了梅尔维尔，而那个可怜的人还以为我在听他说话。同样，如果我喜欢一个姑娘，她一进入我的视野，我就能抽去她的衣服，在她跟我谈论清晨的寒意时，我会花好几分钟欣赏她可爱的肚脐。有时候，我拥有的这种才能几近病态。

上周一是耳朵。上班时分，在入口的走廊上移动的耳朵数量惊人。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发现了六只耳朵；中午，餐厅里有五百多只耳朵，对称地排成两列。时不时地看见两只耳朵来到排头，离开队列，然后走远，这非常好玩。它们就像翅膀一样。

周二，我选择了我认为没那么常见的东西：手表。我错了，因为吃午饭的时候，我看见了近两百只手表，它们在餐桌上方徘徊，时退时进，我尤其记得切牛排的动作。周三，我（带着某种尴尬）偏爱更基本的东西，我选择了纽扣。真是壮观的景象！走廊里充满了成群结队的暗淡无光的眼睛，沿水平方向移动，同时，在每个小小的水平移动阵营的边缘，都有两颗、三颗或四颗纽扣晃动如钟摆。电梯里，纽扣饱和的状态是难以形容的：在不可思议的立方晶体里，有数百颗静止不动或几乎不动的纽扣。我尤其记得一扇朝向蓝天的窗户（当时是下午）。八颗红色的纽扣勾连出一条纤细的垂线，几个小小的珍珠母质地的隐秘圆盘轻巧地摆动。那位女士大概非常美丽。

圣灰星期三这一天，我觉得消化过程能给予与场合相符的展示，因此，九点半的时候，我忧伤地观看着上百只装满灰色糊状物（由玉米片、牛奶咖啡和羊角面包混合生成）的袋子纷纷到来。在餐厅里，我看见橙子被精细地分成小瓣，在某一时刻失去了初始形状，一个接一个地掉落，直到在一定高度处形成白色堆积物。在这种状态下，橙子穿过走廊，走下四层楼，进入一间办公室，在椅子的两个扶手中间的某个位置停了下来。在稍远的地方，可以看见一杯四分之一升的浓茶也类似地一动不动。作为题外话（我习惯于随心所欲地运用我聚精会神的能力），我还能看见一股烟雾沿一段管道垂直下降，而后被一分为二，仿若两个半透明的气泡，然后重新沿管道上升，在形成一个优美的漩涡之后，化作巴洛克式的形状。后来（我在另一间办公室），我找到了重新拜访橙子、茶和烟雾的借口。但是，烟雾已经消散，橙子和茶变成了两根让人讨厌的扭曲的长条。连聚精会神都有它令人痛苦的一面；我向长条们问好，然后回到了我的办公室。我的秘书正哭泣着阅读辞退我的通报。我决定专注地提取她的眼泪，以此安慰自己，在那短短一段时间里，我因为这些清透微小的涌泉而愉悦，它们诞生于空气之中，在文件夹、吸墨纸和官方通报上粉身碎骨。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美丽。

日日日报

一位先生买了一份日报，把它夹在胳膊下面，坐上了电车。半个小时后他下了车，日报夹在同一只胳膊下面。

但那已经不是同一份日报了，现在，它是那位先生丢弃在广场长凳上的一叠印刷品。

那叠印刷品刚被独自留在长凳上，就再次变成了一份日报，因为一个小伙子看到它，阅读它，又放下它让它变回一叠印刷品。

那叠印刷品刚被独自留在长凳上，就再次变成了一份日报，因为一位老太太发现它，阅读它，又放下它让它变回一叠印刷品。然后，她把它带回家，途中用它包裹半公斤甜菜，在激动人心的变形记过后，这才是日报的用途。

旨在阐释我们自以为存在于其中的稳定性实则蕴含不稳定性的小故事，或，规则也许会让位于例外、偶然或不可能，你等着看吧

自：OCLUSIOM组织秘书长
致：VERPERTUIT组织秘书长
CVN/475a/W号机密报告

……可怕的混乱。一切都在完美地开展，从未出现过制度方面的困难。现在，突然决定召集行政委员会召开特殊会议，困难开始出现，您马上会看到将出现何种意想不到的麻烦。队伍中出现了大恐慌。前景不明。行政委员会被召集起来，着手选出组织的新成员，来替换六名悲惨死去的正式成员。他们乘坐的直升机坠入了水中，由于护士的失误，他们被注射了超出人体可承受剂量的磺酰胺，所有人都在该地医院里暴毙身亡。被召集的行政委员会由唯一一名幸存的正式成员（事故发生当天，他因为感冒留在家中）和六名替补成员组成，接着投票表决由OCLUSIOM各个成员国提名的候选人。全票通过菲力克斯·沃尔先生（掌声）。全票通过菲力克斯·罗梅洛先生（掌声）。又进行了一轮投票，结果全票通过菲力克斯·卢佩斯库先生（不安）。临时主席发言，就相同的名字发表了风趣的评论。希腊代表要求发言，表示虽然他觉得有些离奇，但是他的政府委托他提名菲力克斯·帕帕雷莫洛戈斯先生为候选人。开始投票，大多数人都投给了他。开始下一轮投票，巴基斯坦候选人菲力克斯·阿比布先生以多数票通过。此时，行政委员会内发生了巨大的混乱，加速进入最后一轮投票，通过了阿根廷候选人菲力克斯·卡穆索先生。在出席者明显有些尴尬的掌声中，行政委员会元老向六名新成员表示欢迎，他热情地将他们称作“同名者”（惊愕）。宣读行政委员会成员名单，组成如下：主席、资历最老的成员，幸存者菲力克斯·史密斯先生；成员，菲力克斯·沃尔先生、菲力克斯·罗梅洛先生、菲力克斯·卢佩斯库先生、菲力克斯·帕帕雷莫洛戈斯先生、菲力克斯·阿比布先生以及菲力克斯·卡穆索先生。

选举结果使OCLUSIOM面临比此前更大的灾难。当日晚报刊登了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还进行了无礼的揶揄。今天上午，内政部长与OCLUSIOM总负责人通了电话。总负责人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准备了一篇新闻稿，其中包含了行政委员会新成员的履历，以说明他们所有人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杰出人士。

下周四，行政委员会必须召开第一次会议。但是，有传言说，菲力克斯·卡穆索先生、菲力克斯·沃尔先生和菲力克斯·卢佩斯库先生将在今天下午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提交辞呈。卡穆索先生已经在咨询辞呈的用词；实际上，他没有任何离开行政委员会的正当理由，仅仅是与沃尔先生和卢佩斯库先生一样，希望委员会由名字不是菲力克斯的成员组成。辞呈中提出的很可能是健康原因，总负责人将表示接受。

尽头世界的尽头

由于作者长存，世界上仅存的少数读者也将改换角色成为作者。越来越多的国家里作者、造纸厂和油墨厂遍地，作者整日写作，机器为了印制出作者的稿件彻夜开动。首先，书籍溢出了房子，于是，市政府决定（开始动真格了）牺牲儿童游乐场来扩大图书馆的领地。然后，剧院、产科医院、屠宰场、酒吧和医院也让步了。穷人们把书本当作砖块，在上面涂上水泥，做成书墙，住在书本垒成的陋屋里。之后，书本越过城市的边界，涌入乡村，压垮一片片麦田和向日葵花田，道路管理局勉力清理，以保住两面高耸书墙之间的道路。有时，一面墙倒塌了，然后就是可怕的交通事故。作者们一刻不停地工作，因为人类尊重自己的天职，印刷品已经堆向了海岸线。共和国总统与其他共和国的总统们通电话，他机智地提出把剩余的书籍投入海中，这一提议得到了世界上所有海岸的同步执行。就这样，西伯利亚的作者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扔进冰冷的海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作者也是类似境遇。这使得作者们可以加大产出，因为陆地上重新有了存储书籍的空间。他们没有想过海洋是有底的，印刷品已经开始在海底堆积，先是以黏性糊状物的形态，然后是以坚固糊状物的形态，最后仿佛是一座黏稠而坚实的楼房，每天都会升高几米，最终将抵达海平面。那时，巨量的海水入侵大片的陆地，陆地与海洋开始重新划分，许多共和国的总统变成了湖泊和半岛的总统，其他共和国的总统看着新出现的广阔领土雄心勃勃，如此等等。海水如此猛烈地扩张，要么比过去更加迅速地蒸发，要么安歇下来与印刷品融合形成黏性糊状物，乃至有一天，大航路的船长们报告说，船只航行得非常缓慢，从每小时三十海里下降到二十、十五，发动机噼啪作响、气喘吁吁，螺旋桨扭曲变形。最后所有的船只都被糊状物困住，在各自的位置上搁浅。全世界的作者们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解释这个现象，从中获得强烈的喜悦。总统和船长决定把船只改作海岛和赌场，人们从纸板海洋上步行至此，当地风格独特的乐队在空调开放的环境中演奏着怡人的乐曲，人们翩翩起舞直到凌晨。新的印刷品在海边堆积，但已经不可能把它们塞进糊状物里，就这样，印刷品之墙不断升高，在古老的海边诞生了山峰。作者们明白，造纸厂和油墨厂即将倒闭，他们用越来越纤细的字体书写，甚至连每张纸最难以察觉的角落都利用上了。当油墨用完，他们用铅笔书写；当纸张用完，他们在木板和瓷砖上书写。将一篇文稿插入另一篇文稿的习惯流行开来，以便利用行与行的间距，或者用剃须刀刮去印在上面的文字，以便再次利用纸张。作者们缓慢地工作，但是他们的人数如此庞大，以至于印刷品已经彻底将陆地与古老海洋的海床隔开了。陆地上，作者种族的生活风雨飘摇，他们注定迎来灭绝，而海洋上有海岛和赌场，也就是那些远洋轮船，共和国的总统们在那里避难，人们在那里举行盛大的派对，海岛、总统和船长在那里交流信息。

无头记

一位先生被砍去了脑袋，但由于后来爆发了一场罢工，无人安葬他，这位先生只能继续生活但没有头，他勉力应付着。

他马上发现，五种感觉中的四种已经随着脑袋一起离开了他。这位先生只剩下了触觉，但依然心怀善意。他坐在拉瓦耶广场的长凳上，一片片地触摸树叶，试图辨别它们，叫出它们的名字。就这样，几天后他确定，他的膝盖上积攒了一片蓝桉树叶、一片蕉叶、一片含笑叶和一颗绿色的小石头。

注意到那是一块绿色石头，这位先生迷惑了好几天。认为这件物体是石头，这个想法正确而合理，但绿色，不可能。为了验证这一点，他想象石头是红色的，与此同时，他感受到了一阵强烈的抵触情绪，他拒绝这个明目张胆的谎言，他拒绝一块完全虚假的红色石头，因为这块石头从头到尾都是绿色的，圆盘形状，摸起来很甜。

意识到这块石头很甜，这位先生惊讶了一会儿。然后，他选择了快乐的态度，这总是更可取的，因为他发现自己与某些能断肢再生的昆虫相似，仍可以拥有各种各样的感知能力。他受到这个结论的鼓舞，离开广场的长凳，沿自由大街一直走到五月大道，大家都知道，五月大道上有西班牙餐厅的油炸食品飘香。确认这一细节意味着他又恢复了一种感觉，这位先生随性漫步，向东或是向西，他对此并不确定，他不知疲倦地走着，期待自己很快就能听见什么，因为听觉是他现在唯一缺少的感觉。真的，他看见了仿佛是黎明时分的暗淡天空，他感到自己双手相触，汗湿的手指和刺入掌心肉里的指甲，他似乎闻到了汗水的气味，嘴里有金属和白兰地的味道。他只缺少听觉。恰好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了，那仿佛是一场回忆，因为他再次听见了监狱牧师的话语，那些安慰与希望的话语本身非常美丽，却遗憾地带有某种陈旧的气息，这些话语被重复讲述过太多次，在反复回响中日益磨损。

梦的草图

他突然极其想见到他的叔叔，他匆匆穿过弯曲陡险的小巷，这些小巷似乎在竭力阻止他靠近古老的祖宅。走了很久（但他的鞋子仿佛一直粘在地面上），他看见了大门，并且模糊地听见了狗叫声，如果那真是一只狗的话。爬上四级破旧的台阶，把手伸向门环，门环是另一只握住铜球的手，门环上的手指开始移动，先是小拇指，然后其余手指渐次移动，慢慢松开铜球。铜球像羽毛一样掉落，在门槛上无声地弹起，跃到了他的胸口，而此时铜球变成了一只肥硕的黑蜘蛛。他拼命地挥手拍落它，这时，门开了：叔叔站在那里，僵硬地微笑，仿佛他已经在紧闭的门后微笑着等了很久。他们交谈了几句，似乎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话，一场轮流出手的棋局。“现在我得回答……”“现在他会说……”而一切也正是这样进行的。现在他们在一间明亮的房间里，叔叔拿出用锡纸包着的雪茄，递给他一根。他花了很长时间找火柴，但是整座房子里都没有火柴，也没有任何火源；他们无法点燃雪茄，叔叔像是渴盼探访结束，终于，在摆满半开着的盒子、几乎难以通过的走廊里，他们浑浑噩噩地告了别。

离开那座房子的时候，他知道他不该回头，因为……他不知道更多的了，但是他知道这一点，他迅速离开，眼睛一直盯向巷子的尽头。他一点点地轻松下来。回到家中时，他是如此疲惫，几乎没来得及脱掉衣服就立即躺下了。他梦见他在蒂格雷公园，一整天都和女朋友一起划船，在“新公牛”水上餐厅吃香肠。

你好吗，洛佩斯

一位先生遇见一个朋友，和他打招呼，与他握手，稍稍点点头。

这样做他认为是打了招呼，但是打招呼早已被发明了，这位善良的先生只不过把脚穿进了打招呼这双鞋里。

下雨了。一位先生在拱廊下躲雨。这些先生大约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刚刚滑下从第一滴雨水到第一座拱廊的预制滑梯。一座铺满枯叶的潮湿的滑梯。

爱的姿态，这座甜蜜的博物馆，这条以烟雾为像的画廊。请你的虚荣心自我安慰吧：安东尼[2]的手也曾寻求你的手正在寻求的东西，无论是他还是你，所追寻的从来不是永远无法寻得的事物。但是看不见的事物需要显形，想法掉落在地上就像死去的鸽子。

真正崭新的东西让人害怕或惊讶。这两种同样离胃部很近的情绪，总是伴随普罗米修斯一起出现；剩下的是舒适，总会迎来大致上不坏的结局；及物动词里包含一份完整的剧目单。

哈姆雷特并非犹豫：他追寻真正的解决之道，而不是走向房门或现成的道路——无论上面有多少捷径或交叉路口。他想要一条切线去撕破谜团，想要三叶草的第五片叶子。在是与否之间，存在着无穷无尽的指向标。丹麦的王子们，这些游隼情愿饿死，也不愿去吃死尸的肉。

鞋子变紧是个好兆头。这里某种东西在改变，某种展示我们的东西，某种无声地安置并规定我们的东西。因此，怪物是如此受欢迎，报纸因为双头小牛犊而兴奋。多么好的机遇！大步跨向他者的伟大蓝图！

洛佩斯来了。

“你好吗，洛佩斯？”

“你好吗，朋友？”

他们以为彼此已经打过了招呼。

地理学说

已经证实，蚂蚁是真正的创世之王（读者可以把这当作一种假设或者幻想；无论如何，一点点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精神总是有益无害的），以下是它们地理书的一页：

（第84页；根据加斯通·洛布的经典解读，括号内是某些表述可能的含义。）

“……平行海洋（河流？）。无尽水域（海洋？）在某些时刻如常春藤——常春藤——常春藤般生长（描述的是一面高墙，也许指的是潮汐？）。如果走——走——走——走（类似于指称距离的概念）会到达大绿影（耕地？灌木丛？森林？），伟大神祇在那里为他最好的工人们建起了永续的谷仓。这个地区充斥着恐怖的巨型生物（人类？），它们破坏我们的道路。大绿影另一边是坚硬天空（一座山？）。一切都是我们的，但也面临威胁。”

上述地理学说还有另一种解读方式（迪克·弗莱伊和小尼尔斯·彼得森）。该景观的地形恰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拉普里达大街628号的一座小花园相吻合。平行海洋是两条排水沟；无尽水域是鸭子的池塘；大绿影是生菜园。恐怖巨型生物应指鸭子或母鸡，虽然不能排除实际上指代人类的可能性。关于坚硬天空进行了一场论战，一时半刻无法得出结论。弗莱伊和彼得森认为那是一座用来隔离的砖墙。吉列尔莫·索弗维奇反对他们的观点，他认为这是生菜园里那只被遗弃的坐浴盆。

前进与后退

人们发明了一种能让苍蝇通过的玻璃。苍蝇来了，用头轻轻一顶，“噗”的一声，就已经在另外一边了。苍蝇欣喜若狂。

一位匈牙利智者摧毁了这一切，他发现苍蝇可以进去却没法出来，或者可以出去却没法进来，这是由于这种多纤维玻璃的纤维柔韧性或某种未知的原理。人们立即发明了以糖为诱饵的捕蝇器，很多苍蝇绝望地死去。就这样，与这种动物发展兄弟情谊的一切可能性都已终结，它们原本值得拥有更好的命运。

真实的故事

一位先生的眼镜掉在地上，与瓷砖撞击时发出了可怕的声响。这位先生痛苦地弯下腰，因为眼镜的镜片非常昂贵，但他惊奇地发现，镜片奇迹般地没有摔碎。

现在，这位先生充满感激，他认为这是一次友善的警告，因此，为了精心保护眼镜，他走向一家眼镜店，随即购买了一个皮革眼镜盒，皮革中还有填充物，能起到双重保护的作用。一小时后，眼镜盒掉了，他弯腰时镇定如常，然后发现眼镜摔得粉碎。这位先生过了一会儿才明白，天意神秘莫测，实际上刚刚发生的才是奇迹。

柔软熊的故事

你看，那颗焦油球舒展四肢、流溢开来，在两棵树连接的空隙处成长。在那树丛的另一边，有一片空地，焦油就是在那里冥想，并进入圆球形态、圆球爪子形态和焦油茸毛爪子形态的。后来，字典把最后一种形态称作“熊”。

现在，那颗潮湿、柔软的焦油球诞生了，抖落下无数的球形蚂蚁。它一边走一边留下整齐的爪印，蚂蚁就这样被抖落在每个爪印里。也就是说，焦油球伸出一只熊爪踏在松针上，劈开平地，当它抬起爪子的时候，留下的爪印像一只鞋头破损的拖鞋，它还留下了一座座大小不一的圆形蚁穴，弥漫着焦油的气味。就这样，在道路的两边，这位对称帝国的创建者以茸毛爪子形态行走，为抖落的潮湿的球形蚂蚁构造出一种建筑物。

太阳终于出来了，柔软熊向它徒劳渴望着的蜂巢抬起善变而天真的脸庞。焦油的气味愈发强烈，圆球逐渐舒展长大，纯粹焦油的茸毛和爪子，茸毛爪子焦油低声地恳求，窥探着答案，高处的蜂巢发出深沉的轰鸣，天上的蜂蜜在它的嘴巴舌头上，在它茸毛爪子的快乐里。

壁毯的主题

将军只有八十人，而敌军有五千人。将军在帐篷里咒骂、哭泣。随后，他灵感忽至，写了一封文采斐然的公告，信鸽在敌军营地里四处飞散。两百名步兵归顺于将军。接着发生了一场前哨战，将军轻松地赢得了胜利，于是两个团归顺于将军的阵营。三天后，敌军只有八十人，而将军有五千人。于是，将军又写了一封公告，七十九人归顺于他的阵营。只剩下一个敌人，被将军的军队包围了，安静地等待着。夜晚流逝，敌人依然没有归顺于将军。将军在帐篷里咒骂、哭泣。黎明时，敌人慢慢地拔出剑，向将军的帐篷走去。他走进帐篷，看着将军。将军的军队四处逃窜。太阳出来了。

扶手椅的特性

哈辛托家里有一把致命的扶手椅。

有人变老了，某一天会被邀请坐上那把扶手椅。椅子的外观和其他扶手椅一样，只除了靠背中央有一颗银色的星星。被邀请的人叹息着，摆摆手仿佛想要拒绝邀请。然后，他会坐上扶手椅，死去。

那些总是很淘气的孩子们趁着母亲不在的时候欺骗客人，并以此为乐。他们邀请客人坐在那把扶手椅上。客人们心知肚明，同时又知道不应该宣之于口，因此他们会非常困惑地看向孩子们，嘴里说着平时与孩子交谈时绝不会使用的话语作为托词，这极大地愉悦了孩子们，客人们最终利用各种借口来避免坐上那把扶手椅，但之后，母亲得知了发生的事，睡觉前孩子们会被狠揍一顿。他们不会因此而吸取教训，时不时地能成功欺骗某个天真的客人坐上那把扶手椅。一旦发生这种事，父母会为之遮掩，因为他们担心邻居们在发现扶手椅的特性后把它借走，让他们的某个家人或朋友坐在上面。与此同时，孩子们逐渐长大，直到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再对扶手椅和客人们感兴趣了。确切地说，他们在院子里绕路而行，避免走进客厅，而父母已经年迈，锁上客厅的门，专注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们，仿佛想要读懂他们的心思。孩子们回避注视，说该吃饭了、该睡觉了。早晨，父亲总是第一个起床，前去查看客厅的门是否依然锁着，有没有被某个孩子打开，若是那样，在餐厅里就能望见那把扶手椅，那颗银色的星星即使在黑暗中也能发光，从餐厅的任何地方都能清楚地看见。

记忆有瑕的智者

杰出的智者，二十三卷罗马史的作者，诺贝尔奖毫无疑问的候选人，举国热衷的焦点。惊愕突如其来：驻扎在图书馆的书虫四处散布粗鲁的传单，扬言漏掉了卡拉卡拉[3]。就全书而言无关宏旨，但毕竟是缺漏。惊愕的崇拜者们查阅了“罗马和平”时代的章节，看这世界丧失了怎样的艺术家[4]，瓦卢斯还我军团[5]，所有女人的男人和所有男人的女人[6]（当心三月十五日[7]），金钱没有臭味[8]，这是胜利的信号[9]。毋庸置疑，漏掉了卡拉卡拉，惊愕，电话无法接通，智者无法接到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来电，但国王压根没有想过给他打电话，实则是另一个人徒劳地拨着电话号码，用一种已经死亡的语言咒骂不休。

写诗计划

愿罗马是福斯蒂娜的罗马，愿大风削尖端坐着的作家的铅笔，或者某个上午在百年的攀缘植物后面出现这样一个令人敬服的句子：不存在百年的攀缘植物，植物学是一门科学，让空想出各式意象的创作者见鬼去吧。而马拉在他的浴缸里。

我还看见蟋蟀被银盘追捕，德利娅女士温柔地把一只类似名词的手伸向它，当她即将捉住蟋蟀的时候，蟋蟀在盐里（当时他们跨过红海而双脚未湿，法老在岸边咒骂），或者它跳上了精巧的机械，机械从麦穗中提炼出的烤面包片犹如干燥的手。德利娅女士，德利娅女士，请您让那只蟋蟀待在浅盘子里吧。某一天，它会带着可怕的复仇之心引吭高歌，您的摆钟将在它静止的灵柩里被绞死，或者，浣衣的侍女将会分娩出有生命的花押字，花押会在房子里穿梭奔跑，一遍遍喊着它的首字母，仿佛一名鼓手。德利娅女士，客人们不耐烦了，因为天气太冷。而马拉在他的浴缸里。

终于，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一天适宜出门，人们吵吵嚷嚷，相互谩骂，街区所有的广播在同时播报向日葵自由市场的行情。在利理尔斯，一株超自然向日葵售价八十八比索，该向日葵向埃索社记者发表了不光彩的言论，一方面是因为它在清点了自己的葵花籽之后有些疲惫，一方面是因为支付凭证上并没有算出它最终的命运。傍晚，有生力量将在五月广场上聚集。他们将去往不同的街道，直到在金字塔上保持平衡。人们将发现，他们是因为市政府设立的反应机制而得以存活。任何人都毫不怀疑，他们会出色地完成所有的行动，一如预想，这激发了极大的期待。包厢票已经售罄，红衣主教先生、鸽子、政治犯、电车售票员、钟表匠、礼物以及肥胖的女士们都会出席。而马拉在他的浴缸里。

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骆驼

所有的过境申请都被接收，除了骆驼古克，它意外地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骆驼。古克前往警察局，那里的人们告诉它什么都没法做，回绿洲去吧，被宣布为不受欢迎者递交申请是没有用的。伤心的古克回到了它幼年的那片土地。骆驼家人和朋友们围着它，你怎么了，不可能，为什么偏偏是你。于是，一个代表团前往交通部为古克上诉，这引起了工作人员的震惊：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你们赶紧回绿洲去，马上会发布指示。

古克在绿洲吃草，日复一日。所有的骆驼都已经跨过边境，古克依然在等待。就这样夏天和秋天过去了。然后，古克回到了城市，在一座空荡荡的广场上停留。游客们为它拍照，记者们向它提问。古克在那座广场上有了微小的名望。它借此机会试图出国，但到了边境，一切都改变了：它被宣布为不受欢迎者。古克低下头，寻找广场上稀疏的青草。一天，大喇叭里在召唤它，它高兴地走进警察局。在那里，它被宣布为不受欢迎者。古克回到绿洲，躺下。它吃了点草，然后把嘴靠在沙子上。太阳落下的时候，它慢慢闭上了眼睛。一个气泡从它的鼻子里冒出来，比它的生命多持续了一秒。

熊的独白

我是房屋管道里的熊，寂静的时候我沿着管道向上爬，热水管道，暖气管道，通风管道，在管道里穿行，从一间公寓到另一间公寓，我是在管道里穿行的熊。

我认为，由于我的皮毛帮助管道保持清洁，所以人们敬重我。我沿着管道不停地奔跑，我最喜欢沿着管道滑行，穿过不同的楼层。有时，我会把爪子伸出水龙头外，三楼的女孩会尖声叫喊她被烫伤了，或者，我会在与二楼炉子同高的地方发出咕噜声，厨师吉耶尔米娜就会抱怨空气不畅通。夜晚，我安静地走动，那是我最轻盈的时候，我穿过烟囱，在屋顶上探出脑袋，看看月亮有没有在上面跳舞，然后任由自己像风一般往下滑到地窖的锅炉旁。夏天的夜晚，我在有星星倒影的蓄水池里游泳，先用一只手洗脸，然后用另一只手，最后用两只手一起洗脸，这让我感到无比快乐。

因此，我沿着房子里的所有管道滑行，满足地发出咕噜声，夫妇们在床上感到非常不安，他们为没有把管道安装好而遗憾。有些人打开灯，在小纸条上做好记录，以提醒自己记得在见到门房的时候表达不满。我寻找一个开着的水龙头，总有某家有水龙头开着，我从那里伸出鼻子，观察黑暗的房间，那里居住着无法在管道里行走的生物，我有点可怜他们，看见他们那么笨拙又庞大，听见他们打鼾和大声说梦话。他们是如此孤单。早晨，在他们洗脸的时候，我会抚摸他们的脸颊，舔舐他们的鼻子，然后离开，我几乎能肯定自己做了一件好事。

食火鸟画像

食火鸟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盯住你观看，带着傲慢与疑心。它只是一动不动地观看，观看方式是如此强劲而持久，仿佛它正将我们创造出来，仿佛凭借着惊人的力量让我们从虚无也即食火鸟的世界中现身，并站在它的面前。这一切都发生在观看它这一难以解释的行为中。

在这种双重的凝视中——或许只是一重凝视，或许根本不存在任何凝视——诞生了我和食火鸟，我们各归其位，学会忘记彼此。我不知道食火鸟是否会把我剪切下来、纳入它单纯的世界里；从我的角度，我只能描述它，依据个人的好恶来阐释它的存在。尤其是厌恶，因为食火鸟让人反感，让人恶心。请想象一只鸵鸟，头上戴着茶壶套就像一只角；想象一架卡在两辆汽车之间被挤扁对折的自行车；想象一张没有转印好的贴花图画，上面是一朵脏兮兮的紫罗兰，到处是碎裂细纹。现在，食火鸟往前踏出一步，愈加冷面漠然；就像是一副无休止地转动学识之轮的眼镜。食火鸟生活在澳大利亚；它既胆怯又令人胆怯；看守穿着长筒皮靴、拿着火焰喷射器走进它的笼子。当食火鸟不再围着它的米糠锅惊恐万分地奔跑，而是像骆驼一样跳着扑向看守的时候，看守别无选择，只能开启火焰喷射器。于是可以看到这一幕：火焰的河流将它包围，食火鸟全身的羽毛都在燃烧，它迈出最后的几步，同时发出让人憎恶的尖叫。但它的角没有烧毁：覆满鳞片的干燥物体（这是它的骄傲和它的轻蔑）开始了冷聚变，燃起火焰，先是奇妙的蓝色，然后是犹如被剥去皮肤的拳头的猩红色，最后凝固成极尽透明的绿色，凝固成翡翠，阴影与希望之石。食火鸟凋落了，瞬间飘零的灰烬之云，而看守贪婪地奔去占据刚刚诞生的宝石。动物园园长总是会利用这种时刻开始对看守进行虐待动物的审查，然后将他解雇。

在这场双重不幸过后，关于食火鸟，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雨滴的粉身碎骨

我不知道，你看，雨下得非常可怕。一直在下雨，外面雨势厚重，一片昏暗，这里，硕大的雨滴凝结起来，硬邦邦地敲打着阳台，发出“啪啪”的声响如同耳光，它们前赴后继地将彼此撞碎，真让人厌烦。此刻，窗框上面出现了一颗小雨滴；它在空中颤抖，天空把它撕扯成万千束暗淡的光芒，它不断变大，摇晃着，马上就要落下，但它没有落下，还没有落下。它伸出所有的指甲将自己紧紧抓牢，它不想落下，你会看见它的肚子渐渐鼓起，它咬住所有的牙齿将自己紧紧抓牢；现在，它已经是一颗壮丽地悬空着的大雨滴了，突然，“簌”，落下，“啪”，烟消云散，不复存在，大理石上的一点黏液。

但是，也有一些自杀的雨滴，很快投降的雨滴，它们在窗框上出现，也就从那里直直落下；我觉得我看见了跳跃的颤抖，细小的腿儿相互分离，在那跌落与毁灭的虚无中神志不清的尖叫。悲惨的雨滴，无辜的圆形雨滴。再见雨滴。再见。

没有寓意的故事

有个男人贩卖叫卖声和话语，他的生意不错，尽管常常有人讨价还价。这个男人几乎总是同意让步，就这样许多街头小贩向他购买了叫卖声，靠收租过活的女士们向他购买了一些叹气声，他还卖出了各种命令、口号、头衔和杜撰的想法。

最后，这个男人明白时间到了，他要求会见本国的独裁者。这位独裁者和他的同行们很相似，他在将军、秘书和咖啡的围绕之下接见了这个男人。

“我来是为了把您的临终遗言卖给您，”那个男人说，“这些话很重要，因为当那个时刻来临，您无法正确无误地说出这些话，而您却应该在那个艰难的关键时刻说出它们，以便您完成在后人思古中的历史使命。”

“翻译他说的话。”独裁者向他的翻译命令道。

“他说的就是阿根廷话，阁下。”

“阿根廷话？那我为什么完全听不明白？”

“您听得很明白，”那个男人说，“我再说一次，我来是为了把您的临终遗言卖给您。”

与这种情况下的惯例做法一样，独裁者站了起来，抑制着身体的颤抖，下令拘捕那个男人。那个男人被关押在特殊的牢房，在那种政府中总是存在着这样的牢房。

“很遗憾，”男人被带走的时候说，“实际上，当那个时刻来临，您会想说出临终遗言的，您需要说出它们，以便轻易地完成您在后人思古中的历史使命。我原本要卖给您的正是您将来想要说的话，因此并不存在欺骗。但是，既然您拒绝这笔生意，不愿提前掌握这些话，当那个时刻来临，当这些话第一次想要冒出来的时候，您自然就说不出来。”

“如果是我必然想说的话，我又为什么说不出来？”独裁者问道，他面前已经端上了第二杯咖啡。

“因为您心怀恐惧，”那个男人悲伤地说，“因为您的脖子上会有一条绳子，您会穿着衬衣，因恐惧和寒冷而颤抖，您的牙齿将会打战，您将无法说话。刽子手与助手们——其中会有几位此刻在场的先生——会礼节性地等待几分钟，但当您的嘴里冒出第一声被打嗝和哀求（您倒确实能顺畅地哀求）搅得断断续续的呻吟时，他们会耐心告罄，把您绞死。”

助手们尤其是将军们愤怒异常，他们围在独裁者身边，要求立刻枪毙这个男人。但是，面如死灰的独裁者将他们赶了出去，把自己和那个男人关在一起，向后者购买自己的临终遗言。

与此同时，将军和秘书们为自己遭受的待遇而倍感耻辱，便策划了一场政变，第二天上午，当独裁者在他最喜爱的凉亭里吃葡萄的时候，他们抓捕了他，为了不让他说出临终遗言，当场把他射杀。然后，他们开始寻找那个男人，他已经从官邸里消失了。不过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他，因为他正在市场里一边闲逛，一边向杂耍艺人出售叫卖声。他们把他塞进一辆警车，带到了堡垒中，拷打折磨他，逼他说出独裁者原本会说的临终遗言。他们无法让他招供，于是将他乱脚踢死。

从他那里购买了叫卖声的小贩们继续在街角叫卖，后来，其中一句叫卖声变成了那场推翻了将军和秘书统治的新一轮运动的暗号。将军和秘书中的一些人临死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实际上，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由困惑导致的愚蠢的连锁反应；听起来或许很荒谬，但严格来说，话语和叫卖声只能被贩卖而不能被购买。

渐渐地所有人都死去了，独裁者、那个男人、将军们和秘书们，但叫卖声还不时在街角回响。

掌纹

桌上有一封信，从那里延伸出来一条线，这条线在松木板上穿行，沿着一条桌腿下降。只要仔细看，就能发现那条线继续穿过木地板，爬上墙壁，进入了一幅画里。那是布歇一张素描的复制品，上面是一个女人的背影，她倚在一张长沙发上。最后，那条线逃离了房间，穿过屋顶，沿着避雷针来到街上。由于交通繁忙，很难在街上追踪它，但如果足够专注，可以看见它爬上了停在街角的公共汽车的车轮，随着那辆车向港口驶去。在那里，它沿着发色最为金黄的女乘客的水晶尼龙袜下了车，进入充满敌意的海关领地，蜿蜒地爬行至最大的码头。从那里（但是很难看见它，只有老鼠们跟着）它上了船，船上的涡轮机轰隆作响。它在一等舱的甲板上穿行，然后艰难地跳进了主舱口。在驾驶舱里，一个悲伤的男人喝着白兰地，听着起航的汽笛声。它沿着裤子的接缝向上爬，穿过针织背心，滑到手肘处，使出最后的力气，躲进了右手手掌，这只手掌开始握紧一把手枪的枪托。

[1]原文为意大利语。

[2]指马克·安东尼（约前83—前30），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恺撒最重要的军事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之一，年轻时是有名的花花公子。

[3]罗马帝国皇帝，209—217年在位。

[4]据传是暴君尼禄的临终遗言。

[5]公元9年条顿堡森林战役，罗马帝国由瓦卢斯率领的三个军团被日耳曼人全歼，瓦卢斯自杀。这是罗马帝国损失最惨重的战役之一，据称屋大维得知消息后以头撞墙并高喊：“瓦卢斯！还我军团！”

[6]指恺撒大帝。

[7]恺撒大帝于3月15日被杀害。

[8]罗马帝国皇帝韦帕芗（69—79年在位）的儿子提图斯抱怨尿税名目恶心，韦帕芗取出一枚金币问是否有臭味，提图斯答“没有”，前者遂说：“这可是从尿里来的。”

[9]指君士坦丁大帝（307—337年在位）的故事。在同马克森蒂乌斯作战前夕，君士坦丁非常担心，正在此时，白日的天空中一个闪亮的十字架向他显现，十字架上写着：“这是胜利的信号！”

克罗诺皮奥和法玛的故事

I. 克罗诺皮奥、法玛和埃斯贝兰萨
最初但尚模糊的现身。

神话时期

法玛的习惯

曾经，一只法玛在挤满了克罗诺皮奥和埃斯贝兰萨的仓库前跳特雷瓜舞和卡塔拉舞。最生气的是埃斯贝兰萨，因为他们总是不想让法玛跳特雷瓜或卡塔拉，他们想让法玛跳埃斯贝拉，那才是克罗诺皮奥和埃斯贝兰萨会跳的舞。

法玛们故意来到仓库前，这一次，那只法玛跳特雷瓜和卡塔拉，就是想干扰埃斯贝兰萨们。其中一只埃斯贝兰萨把他的长笛鱼放在地上（作为海洋之王，埃斯贝兰萨们总有长笛鱼的陪同），然后出门诅咒那只法玛，他对法玛说：

“法玛，你别在这座仓库前跳特雷瓜和卡塔拉。”

法玛继续笑嘻嘻地跳舞。

埃斯贝兰萨叫来其他的埃斯贝兰萨，克罗诺皮奥们则围成一圈，等着看即将发生的事。

“法玛，”埃斯贝兰萨们说，“你别在这座仓库前跳特雷瓜和卡塔拉。”

但是法玛笑嘻嘻地跳着舞，他想挫伤埃斯贝兰萨们的士气。

于是，埃斯贝兰萨们扑向那只法玛，把他打伤了。法玛被丢在木栅栏旁边，倒在那里呻吟着，被自己的鲜血和悲伤包裹。

克罗诺皮奥们悄悄地走了过来，他们是绿色的、湿漉漉的家伙。他们围着法玛，安慰他，对他说：

“克罗诺皮奥，克罗诺皮奥，克罗诺皮奥。”

法玛明白了，他的孤独就没有那么苦涩。

法玛的舞蹈

法玛们在四周唱歌
法玛们唱着歌摇摆着身体

“卡塔拉，特雷瓜，特雷瓜，埃斯贝拉”

法玛们在挂着灯笼和窗帘的
房间里跳舞
他们这样跳舞和唱歌

“卡塔拉，特雷瓜，埃斯贝拉，特雷瓜”

广场上的看守们，你们怎么能让法玛出来呢？
他们放纵地唱歌跳舞，法玛们
唱着卡塔拉，特雷瓜，特雷瓜，
跳着特雷瓜，埃斯贝拉，特雷瓜。
怎么能让他们出来呢？
如果是克罗诺皮奥（那些绿色的、毛发竖立的、湿漉漉的家伙）
在大街上，还可以用一句问候
回避他们：“盐天安，克罗诺皮奥，克罗诺皮奥。”
但他们是法玛。

克罗诺皮奥的喜悦

一只克罗诺皮奥和一只法玛在蒙迪亚乐商店清仓时见面了。

“盐天安，克罗诺皮奥，克罗诺皮奥。”

“下午好，法玛。特雷瓜，卡塔拉，埃斯贝拉。”

“克罗诺皮奥，克罗诺皮奥？”

“克罗诺皮奥，克罗诺皮奥。”

“线？”

“两根，但其中一根是蓝色的。”

法玛凝视着克罗诺皮奥。他在确定自己的用词完全妥当后才开口说话。他担心一直保持警觉的埃斯贝兰萨在空气中飘浮，埃斯贝兰萨是闪闪发光的微生物，他们会因为一个错误的单词而侵入克罗诺皮奥善良的内心。

“外面下雨了，”克罗诺皮奥说，“整片天空都在下雨。”

“别担心，”法玛说，“坐我的车走。这样可以把线保护好。”

法玛看了看四周，但没有发现埃斯贝兰萨，他满足地松了口气。而且，他喜欢观察克罗诺皮奥动人的喜悦之情。克罗诺皮奥把两根线（一根是蓝色的）紧紧地按在胸口，热切地期待着法玛邀请他上车。

克罗诺皮奥的悲伤

在月亮公园体育馆的出口，一只克罗诺皮奥注意到

他的手表慢了，他的手表慢了，他的手表。

悲伤的克罗诺皮奥面对着一群法玛，

十一点二十分的法玛们在科连特斯大街上行走，

而他，绿色的、湿漉漉的家伙，才十一点一刻。

克罗诺皮奥沉思：“天已经晚了，但对我还不像对法玛那么晚，

法玛的时间更晚五分钟，

他们会更晚到家，

更晚睡觉。

我有一只手表，我的寿命更短，

在家的时间更短，睡觉的时间也更短，

我是一只倒霉的、湿漉漉的克罗诺皮奥。”

克罗诺皮奥在佛罗里达大街的里士满咖啡馆喝咖啡，

他的眼泪淋湿了烤面包片。

II. 克罗诺皮奥和法玛的故事

旅行

法玛出门旅行时，习惯这样在城市里过夜：一只法玛前往酒店，谨慎地调查价格、床单的质量和地毯的颜色；第二只法玛前往警察局；撰写文书，申报他们三人的动产、不动产，列出手提箱内的物品清单；第三只法玛前往医院，抄下值班医生的名单和他们的专长。

完成这些事务之后，旅行者们会在城市里最大的广场上集合，相互交流他们的考察所得，然后走进咖啡馆喝一杯开胃饮料。但在此之前，他们牵起手跳一支圆圈舞。这种舞被称作“法玛的喜悦”。

克罗诺皮奥出门旅行时，酒店已经满员，火车已经开走，天上下起暴雨，出租车要么拒载，要么向他们收取高昂的费用。克罗诺皮奥们并不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坚信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事。睡觉的时候，他们对彼此说：“多美丽的城市，最美丽的城市。”他们整夜都梦见城里举行盛大的派对，而他们被邀请参加。第二天他们兴高采烈地起床。克罗诺皮奥就是这样旅行的。

埃斯贝兰萨是定居者，任由别人到他们那里旅行，而他们就像是雕像，人们得自己走过去瞧，因为他们怕麻烦。

回忆的保存方式

为了保存回忆，法玛们用以下方法对其进行防腐处理：用毛发和标记将回忆固定，然后用黑色床单从头到脚地把它包裹起来，在大厅里靠墙放好，贴上一个小标签，上面写着：“前往基尔梅斯的远足”或者“弗兰克·辛纳屈”。

相反，克罗诺皮奥们，这些没有条理、半心半意的家伙，他们任由回忆散落在家里，散落在快乐的叫喊之间，他们在家中穿行，当一个回忆奔跑着经过，就温柔地爱抚它，对它说“小心受伤”或者“当心台阶”。因此，法玛们的房子有序而安静，克罗诺皮奥们的房子则是吵吵嚷嚷的，房门哐当直响。邻居们总是抱怨克罗诺皮奥们，法玛们深表理解地点点头，接着回去查看标签是否都贴在了正确的位置上。

挂钟

一只法玛有一个挂钟，他每周都极端小心翼翼地给挂钟上发条。一只克罗诺皮奥经过，他看到就笑了起来，回到家自己发明了洋蓟钟或者菜蓟钟——可以使用这两个名字，而且必须使用这两个名字。

这只克罗诺皮奥的菜蓟钟是一种普通的菜蓟，它的茎被固定在了墙壁的洞眼里。菜蓟难以计数的叶片标记当前的时刻以及所有的时刻，因此克罗诺皮奥只需摘下一片叶子就能知道时间。他从左到右逐渐地摘下叶片，因此叶子总能准确地播报时间，这样，每天，克罗诺皮奥都会摘掉新的一圈叶子。摘到菜心的时候，就无法衡量时间了。在中心无尽的紫色玫瑰里，克罗诺皮奥找到了极大的喜悦。于是，他拌着油、醋和盐吃掉了菜心，然后在洞眼里安上了一个新挂钟。

午餐

一只克罗诺皮奥费了不少功夫，发明了一台生命测量器。它是介于温度计和地形测量仪之间、介于档案柜和个人履历之间的某种东西。

比如，这只克罗诺皮奥在家里接待了一只法玛、一只埃斯贝兰萨和一名语言教师。应用自己的发明，他确认法玛是次生命体，埃斯贝兰萨是准生命体，语言教师是互生命体。至于克罗诺皮奥自己，他十分草率地认为是超生命体，但是这更多是出于诗意而非事实。

午餐时，克罗诺皮奥愉快地听着饭友的谈话，因为他们以为彼此说的是同一件事，实则不然。互生命体在调动诸如精神和意识这一类抽象能力，准生命体就像聆听雨声的人一样倾听着——这是棘手的任务。当然了，次生命体不停地索要奶酪丝，而超生命体使用斯坦利·菲茨西蒙斯法，经过四十二个步骤切碎鸡肉。吃过餐后甜点，各种生命体互相告别，回去继续自己的工作，餐桌上只留下零星的死亡碎片。

手帕

有一只法玛非常富裕，并且有一名女仆。这只法玛用完一块手帕就把它扔进废纸篓。他又用了一块手帕，又扔进废纸篓。他把所有用过的手帕都扔进了废纸篓。手帕用完了，他就再买一盒。

女仆捡起手帕，自己把它们留下了。法玛的行为让她非常震惊，一天，她终于忍不住了，问法玛是否真的要丢掉这些手帕。

“大白痴，”法玛说，“你不需要问的。从现在开始，你要清洗我的手帕，而我将省下这笔钱。”

生意

法玛们开办了一家浇水管工厂，聘用了许多克罗诺皮奥来收卷和存放浇水管。克罗诺皮奥们刚到达工作场地，就感到极大的喜悦。浇水管有绿色、红色、蓝色、黄色和紫色，都是透明的，试用的时候，可以看见里面的水流携带着泡沫，有时还能看见一只惊惶的虫子。克罗诺皮奥们发出激动的叫喊，它们想跳特雷瓜，想跳卡塔拉，不想工作。法玛们非常生气，马上执行了内部规章第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条，旨在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情况。

法玛们非常粗心大意，于是克罗诺皮奥们等待有利时机，把无数的浇水管装上了一辆卡车。当他们遇见小女孩的时候，就剪下一截蓝色的浇水管送给她，让她可以玩跳绳游戏。就这样，在每个街角都可以看见美妙的透明蓝色泡泡诞生，每个泡泡里都有一个小女孩，就像转笼里的松鼠。小女孩的父母想要抢走浇水管去给花园浇水，但大家都已经知道，狡猾的克罗诺皮奥在浇水管上扎了孔，因此水流从浇水管中四散开来，完全无法使用。最后，父母厌烦了，小女孩来到街角跳呀跳。

克罗诺皮奥们用黄色浇水管装点了许多座纪念碑，用绿色浇水管在玫瑰园里铺设非洲式陷阱，他们想看到埃斯贝兰萨们挨个掉进去。在掉入陷阱的埃斯贝兰萨周围，克罗诺皮奥们跳着特雷瓜，跳着卡塔拉，而埃斯贝兰萨们指责他们的行为，这样说道：

“可怕的克罗诺皮奥真可恨。可恨！”

克罗诺皮奥们并不想伤害埃斯贝兰萨，他们帮助埃斯贝兰萨站起来，还送给他们几截红色的浇水管。这样埃斯贝兰萨们可以回到家里，实现他们最强烈的愿望：用红色的浇水管给绿色的花园浇水。

法玛们关闭了工厂，举办了一场宴会，发表悲惨的演说，服务员在叹息声中端上鱼肉。他们一只克罗诺皮奥都没有邀请，只邀请了那些没有掉入玫瑰园陷阱的埃斯贝兰萨，因为其他的埃斯贝兰萨还都留着一截浇水管，让法玛们怒意难平。

慈善

法玛们能做出极其慷慨的姿态，例如，一只法玛发现一只可怜的埃斯贝兰萨摔落在椰子树下，就会把埃斯贝兰萨抬上自己的汽车，带回自己的家里，给他食物，让他尽情消遣，直到埃斯贝兰萨恢复了力气，有勇气再次去爬椰子树。事后法玛觉得自己非常善良，他真的非常善良，只是他没有想到，几天后埃斯贝兰萨又会从椰子树上摔下来。于是，当埃斯贝兰萨又一次摔落在椰子树下时，正在俱乐部里的法玛觉得自己非常善良，他在回想，当他发现摔落在地的埃斯贝兰萨时，自己是如何帮助他的。

克罗诺皮奥们本性就不慷慨。他们毫不关心最能触动内心的事物，比如一只可怜的埃斯贝兰萨不会系鞋带，坐在路边呜咽叹息。克罗诺皮奥们看都不看他一眼，他们正忙着观察一根飘荡的蛛丝。和这样的生物无法有条理地推行慈善事业。因此在慈善团体中，所有的权威人士都是法玛，图书管理员是一只埃斯贝兰萨。法玛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给克罗诺皮奥们提供了许多帮助，但后者并不为此挂心。

克罗诺皮奥的歌声

当克罗诺皮奥唱起自己最喜爱的歌，他们的热情是如此高涨，以至于他们经常被卡车和自行车轧倒、从窗户跌落、丢失口袋里的东西，甚至忘记了时间。

当一只克罗诺皮奥唱歌的时候，埃斯贝兰萨和法玛前来聆听，虽然他们不能理解他的陶醉，大体上会表现得有几分震惊。在人群中间，克罗诺皮奥抬起两条可爱的手臂，仿佛托举着太阳，仿佛天空是托盘而太阳是施洗者约翰的脑袋，因此在目瞪口呆的法玛和埃斯贝兰萨看来，克罗诺皮奥的歌就是赤裸的莎乐美跳着舞，他们问自己，神甫先生是否会赞同这样的歌声，礼仪规范是否会默许这样的歌声。但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善良的（法玛很善良而埃斯贝兰萨很愚蠢），于是最后，他们都给克罗诺皮奥鼓掌，而克罗诺皮奥惊异地回过神，他看了看四周，也鼓起掌来，可怜的小家伙。

故事

一只小克罗诺皮奥在床头柜上寻找大门的钥匙，在卧室里寻找床头柜，在房子里寻找卧室，在街上寻找房子。克罗诺皮奥在这里停住了，因为上街需要大门的钥匙。

一小勺的剂量

一只法玛发现，美德是一种长满了脚的圆形微生物。他立即让他岳母喝下了一大勺美德。结果非常可怕：这位女士抛弃了她尖刻的言论，成立了保护迷路登山者俱乐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她楷模般的表现使得她女儿此前从未被他察觉的种种缺点暴露无遗，这令法玛无比震惊。他别无选择，只得让妻子也喝下了一勺美德，妻子当天晚上离他而去，因为她发现他粗鄙不堪，可有可无，与浮现在她眼前的闪闪发光的道德典范截然不同。

法玛思考了很久，最后自己喝下了一瓶美德。但是，他依然孤独、凄惨地生活着。当他在街上遇见岳母或者妻子，双方都彬彬有礼地从远处致以问候。他们甚至不敢出声对话，因为他们都是如此完美，又如此害怕遭受污染。

照片拍糊了

一只克罗诺皮奥正要打开房门，他把手伸进口袋取钥匙，取出来的却是一盒火柴，于是这只克罗诺皮奥非常苦恼，他开始思考，找钥匙的时候竟会掏出来火柴，那如果世间万物突然调换了位置，结果将会多么糟糕，如果火柴出现在了钥匙的位置，那就可能钱包里夹满了火柴，糖罐里装满了钱，钢琴里填满了糖，电话本里记满了音符，衣柜里放满了通勤月票，床上摆满了衣服，花瓶里塞满了床单，电车上载满了玫瑰，农田里挤满了电车。因此，这只克罗诺皮奥极其沮丧，他跑着去照镜子，但由于镜子有点歪，他看见的是玄关处的雨伞架。怀疑得到了证实，他大哭起来，跪倒在地，双手绞在一起，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住在隔壁的法玛们前来安慰他，埃斯贝兰萨们也来了，但克罗诺皮奥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摆脱了绝望。他接过一杯茶，喝之前细细观察验证了很久，这确实是一杯茶，而不是一座蚁丘或一本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书。

优生学

克罗诺皮奥们不想生孩子，因为刚刚诞生的小克罗诺皮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粗鲁地侮辱他的父亲，他隐约看见不幸在父亲身上逐渐积聚，并会在未来某天降临到他自己身上。

有鉴于此，克罗诺皮奥们向法玛求助，让他们的妻子和法玛怀上孩子，而法玛们一直十分乐意做这件事，他们是好色之徒。而且，法玛们认为可以用这种方式逐渐摧毁克罗诺皮奥的道德优越感。但他们失策了，因为克罗诺皮奥们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几周之内就抹去了孩子与法玛的所有相似点。

科学信仰

一只埃斯贝兰萨相信面相分类学，例如扁鼻子、死鱼脸、大鼻孔、蜡黄脸、浓眉毛、聪明相、理发师型，等等。他决定对这些群组进行终极归类，首先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上面包括了所有相识的人，然后按照上述类别分组。他观察第一组，该组由八名扁鼻子组成，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年轻人还能被分成三小组，即八字胡型扁鼻子、拳击手型扁鼻子和政府勤务员型扁鼻子，而这三小组分别有三名、三名与两名成员。埃斯贝兰萨刚把他们划进小组（在圣马丁大街的保利斯塔咖啡馆，他费了很大功夫以及大量希腊刨冰式马扎格兰咖啡才把他们聚集起来）就意识到，第一小组并不完全一致，因为两名八字胡型扁鼻子属于水豚式，而剩下的那一位绝对是日本式扁鼻子。他用一份美味的鳀鱼煮蛋三明治把日本式扁鼻子引到一边，如此将两名水豚式扁鼻子编进了小小组，正当他准备将其记录在科研笔记本里时，一名水豚式扁鼻子看向一边，另一名水豚式扁鼻子朝相反方向看去，于是埃斯贝兰萨和其他在场者注意到，前一名明显是圆头型扁鼻子，而另一位的头颅更适合挂帽子而不是戴帽子。就这样，小小组解散了，其余成员的情况也不必再提了，因为他们已经从马扎格兰咖啡喝到了白兰地咖啡，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之间唯一的相同点就是花埃斯贝兰萨的钱继续喝下去的坚定意志。

公共服务的不当行为

请看看信任克罗诺皮奥后会发生什么。一只克罗诺皮奥刚被任命为无线电广播台台长，就立即召集了圣马丁大街上的几名翻译，让他们把所有的文稿、通知和歌曲都翻译成罗马尼亚语，在阿根廷这种语言并不是很通用。

早晨八点，法玛们打开收音机，预备收听时事通讯，赫尼奥尔药片广告，以及厨师牌食用油，“油中大师”。

他们听到了这些节目，可全是罗马尼亚语，因此只听懂了产品的牌子。法玛们深感讶异，使劲摇晃收音机，但一切依然是罗马尼亚语，甚至包括探戈曲《今夜我把自己灌醉》，接听无线电广播台办公室电话的女士用罗马尼亚语回复吵吵嚷嚷的抗议，一场大混乱愈演愈烈。

上级政府得知此事，下令枪毙那只玷污祖国传统的克罗诺皮奥。非常不幸，行刑队由应召入伍的克罗诺皮奥组成，他们没有向前无线电广播台台长开枪，而是将枪口对准了五月广场上聚集的人群，以精准的枪法击中了六名海军军官和一名药剂师。由法玛们组成的行刑队出场，那只克罗诺皮奥被圆满地枪决，接替他职位的是一名出色的民歌创作者，著有一篇关于灰质的论文。这只法玛恢复了全国无线广播的使用语言，但是法玛们已经丧失了信心，极少再打开收音机。许多天性悲观的法玛已经购买了罗马尼亚语字典和教材，以及卡罗尔二世和卢佩斯库女士的传记。尽管上级政府非常愤怒，但罗马尼亚语开始盛行，一些代表团秘密前往那只克罗诺皮奥的坟墓拜谒，流下眼泪并留下名片，名片上都是在布加勒斯特那座以集邮和犯罪闻名的城市里广为人知的姓名。

请您自便

一只埃斯贝兰萨造了一座房子，房子上贴了一块瓷砖，上面写道：“欢迎来做客。”

一只法玛造了一座房子，没有贴瓷砖。

一只克罗诺皮奥造了一座房子。他按照习俗，在门廊上贴了若干块买来的以及定制的瓷砖。这些瓷砖被精心陈列，可以按照顺序阅读。第一块瓷砖写道：“欢迎来做客。”第二块写道：“房子虽小，内心广阔。”第三块写道：“欢迎来客的心就像草坪一样柔软。”第四块写道：“家虽寒，心意暖。”第五块写道：“本告示宣布此前所有声明无效。滚蛋，狗崽子。”

治疗

一只克罗诺皮奥获得了行医执照，他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大街开了一家诊所。刚开业就来了一名病人，诉说自己饱受疼痛的折磨，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下东西。

克罗诺皮奥对他说：“您去买一大束玫瑰花。”

病人惊讶地离开了，但他还是买了一束玫瑰花，立刻就痊愈了。病人十分感激，他回到克罗诺皮奥那里，不仅付了诊资，还送上礼物——一束美丽的玫瑰花——以周到地表示感谢。病人刚刚离开，克罗诺皮奥就病倒了，他浑身疼痛，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下东西。

独特性与普遍性

一只克罗诺皮奥正要去阳台边刷牙，他看见早晨的太阳和天空中流动的美丽的云朵，感到由衷的快乐，他用力一挤牙膏管，挤出了一条长长的粉色丝带。他在牙刷上涂上了如同小山一般的牙膏之后，发现牙膏还多出一些，于是他开始在窗前摇晃牙膏管，粉色的牙膏块从阳台落到了大街上，几只法玛正聚在那里讨论市政新闻。粉色的牙膏块落在了法玛们的帽子上，与此同时，那只克罗诺皮奥在楼上高兴地唱歌刷牙。法玛们对克罗诺皮奥这种不可思议的粗心大意感到出离愤怒，他们决定任命一支代表队，立马前去谴责那只克罗诺皮奥。这支由三只法玛组成的代表队上楼来到克罗诺皮奥家斥责他，对他说道：

“克罗诺皮奥，你弄坏了我们的帽子，你得赔钱。”

然后，他们更加威严地说道：

“克罗诺皮奥，你不该这么浪费牙膏！”

考察员

三只克罗诺皮奥和一只法玛组成洞穴学考察队，联合探查一眼泉水的地下源头。他们来到了洞穴入口，一只克罗诺皮奥在另外两只的帮助下进入洞穴，背着一袋他最喜爱的三明治（夹奶酪）。另外两只克罗诺皮奥操控绞盘，慢慢地让他下降，而法玛在一个大笔记本上记录考察的细节。很快传来了克罗诺皮奥的第一条消息：他很气愤，因为他们弄错了，给他装的是火腿三明治。他晃动绳子，要求把他拉上去。操控绞盘的两只克罗诺皮奥苦恼地看向对方，意在询问，而法玛挺起他高大的身躯说道：不行。法玛的反应过于强烈，于是两只克罗诺皮奥松开了绳子，上前安抚他。当他们正忙于此事时，另一条消息传来，那只克罗诺皮奥正好落在了泉水的源头处，他从那里通报说，进展太糟糕了，他一边咒骂一边哭泣，所有的三明治都是夹火腿的，不管他怎么翻检，在所有的火腿三明治中间没有一块夹奶酪的。

王子教育

克罗诺皮奥们几乎从不生孩子，但如果他们有了孩子，就会失去理智，而且会有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比如，一只克罗诺皮奥生了一个孩子，会立刻满心惊喜，确信他的孩子就是美丽的巅峰，血脉里流淌着了不起的神秘成分，其中处处散布着艺术、诗歌与城市规划的天赋。于是，这只克罗诺皮奥每次见到自己的孩子，都会在孩子面前深深地鞠躬，言谈中表现出充分的敬重。

不用说，孩子全心全意地讨厌他。到了入学的年龄，父亲给他报名念一年级，孩子同其他的小克罗诺皮奥、小法玛和小埃斯贝兰萨一起非常开心。但是，随着正午临近，他的心情便越来越糟糕，因为他知道，父亲会在学校门口等他，并且一看见他就举起双手，说很多话，比如：

“盐天安，克罗诺皮奥，克罗诺皮奥，最好、最高、脸色最红润的孩子，最细心、最礼貌、最用功的孩子！”

听到这些，小法玛和小埃斯贝兰萨们在路边笑弯了腰，小克罗诺皮奥执拗地讨厌他的父亲，从第一次领圣餐一直到服兵役的岁月里一直和父亲作对。但是克罗诺皮奥们并没有因此而饱受折磨，因为他们也曾经讨厌自己的父亲，甚至这种讨厌似乎就是“自由”或“广阔世界”的代名词。

请把邮票贴在信封右上角

一只法玛和一只克罗诺皮奥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一同前往邮局给他们在挪威一起旅游的妻子寄信，她们报了托迈酷客公司的旅行团。法玛仔细地贴上他的邮票，轻拍数次确保粘牢，但克罗诺皮奥发出恐怖的叫声，令职员们受到惊吓，他极其愤怒地宣布，邮票的图案非常低俗、无可容忍，他们绝对不能强迫他用这样可悲的东西糟蹋他写给妻子的情书。法玛十分尴尬，因为他已经把邮票贴好了，但作为克罗诺皮奥的好朋友，他想与克罗诺皮奥保持团结，便大胆表示二十分面值的邮票看起来的确庸俗不堪而且反反复复老一套，但一比索面值的邮票图案有令人赏心悦目的酒红色。这些都无法让克罗诺皮奥镇静下来，他挥舞着自己的信，咒骂邮局的职员们，后者瞠目结舌地看着他。邮局局长出现了，不到二十秒克罗诺皮奥就出现在了大街上，手里拿着信，心情十分沉重。法玛已经偷偷地把自己的信投进了信箱，他上前安慰克罗诺皮奥，对他说：

“还好我们的妻子在一起旅行，我在信里提到了你很好，你的妻子会从我妻子那里知道的。”

电报

在拉莫斯·梅希亚和别德马，一只埃斯贝兰萨和她姐姐互通了如下电报：

你忘了金丝雀乌贼骨。蠢货。伊内思。
你才蠢。我有备用。艾玛。

克罗诺皮奥们的三封电报：

意外坐错火车应坐七点十二实坐八点二四现在奇怪地方。邪恶人点邮票。此地超阴森。我不信他们会发出此电报。我可能要病倒。我说过本该带上热水袋。非常沮丧坐在楼梯上等回程火车。阿尔图罗。

不。四比索六十分不然不买。如果能便宜就买两双，一双无花，一双条纹。

我发现埃斯特姨妈在哭，乌龟生病。也许草根有毒，或者奶酪放坏。乌龟，脆弱动物。有点笨，不会鉴别。不幸。

自然故事集

狮子与克罗诺皮奥

一只克罗诺皮奥在沙漠里游荡，遇见了一头狮子，于是发生了以下对话：

狮子：我要吃了你。

克罗诺皮奥（极其痛苦，但很有尊严）：那好吧。

狮子：啊，不是这样。殉道者我不接受。你快哭吧，或者反抗，二选一。你这样我不能吃。来吧，我等着。你什么都不说吗？

克罗诺皮奥什么都没有说，狮子很困惑，直到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狮子：还好我左手有一根刺，让我很恼火。你帮我把这根刺拔出来，我就原谅你。

克罗诺皮奥帮他拔出那根刺，狮子离开了，没好气地嘟囔：

“谢谢，安德鲁克里斯[1]。”

神鹫与克罗诺皮奥

一只神鹫如闪电般扑向在蒂诺加斯塔散步的克罗诺皮奥，它把克罗诺皮奥按在花岗岩墙壁上，狂傲地与他对话：

神鹫：你敢说我不美丽。

克罗诺皮奥：您是我见过最美丽的鸟。

神鹫：继续。

克罗诺皮奥：您比天堂鸟还要美丽。

神鹫：你敢说我飞得不高。

克罗诺皮奥：您飞得太高了，高到让我眩晕，完全超音速，飞在平流层。

神鹫：你敢说我难闻。

克罗诺皮奥：您比整整一升的让——玛丽·法里纳古龙水还好闻。”

神鹫：真是个混蛋。一点下嘴的地方也不给我留。

花与克罗诺皮奥

一只克罗诺皮奥在田野里发现了一朵孤零零的花。起初，他想把花摘下，

但他想到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残忍，

他跪在花的旁边，愉快地和它玩耍，也就是：抚摸它的花瓣，给花吹气让它跳舞，像蜜蜂一样嗡嗡叫，闻一闻它的香味，最后躺在花底下，被宁静环绕，进入了梦乡。

花儿想：“他像是一朵花。”

法玛与桉树

一只法玛在森林里游荡，尽管不需要柴火，他依然贪婪地盯着所有的树木。树木们非常害怕，因为它们了解法玛们的习惯，担心最糟糕的事情发生。森林里有一棵美丽的桉树，法玛一看见它，就发出快乐的叫喊，围着那棵惊慌的桉树跳起特雷瓜，跳起卡塔拉，口中念叨着：

“抗菌的树叶，健康的冬天，十足的卫生。”

他取出一把斧头，毫不在意地砍向桉树的腹部。桉树发出呻吟，它伤得很重，奄奄一息，其他树木听见它的叹息：

“这白痴明明只需要买些薄荷片。”

乌龟与克罗诺皮奥

现在有这样一件事：乌龟们很自然地成了速度的狂热崇拜者。

埃斯贝兰萨们知道了，他们并不在意。

法玛们知道了，他们取笑乌龟。

克罗诺皮奥们知道了，每当遇见乌龟，他们就会拿出装满彩色粉笔的盒子，在乌龟圆圆的黑板上画一只燕子。

[1]公元2世纪格里乌斯所写故事中的一个逃亡奴隶，曾为一头狮子拔出足底刺，后来和这头狮子在竞技场遭遇时，狮子认出了他并拒绝攻击。

万火归一

陶玉平/译

南方高速

司机们酷热难耐……
事实上，堵车虽然可怕，却也没什么好说。
阿里戈·贝内德蒂
《快报》，罗马，
1964年6月21日[1]

起初，开雷诺王妃的女孩还坚持要打开计时器，可是开标致404的工程师觉得那都是无所谓的事。人人都可以看自己的手表，可是，无论是右手腕上的时间还是收音机里的“哔哔”声，此刻都好像已经与时间无关，时间的概念只属于那些还没有愚蠢到选择星期天下午从南方高速返回巴黎的人，刚过了枫丹白露，他们就不得不走走停停，隔离带两侧各排起六道长龙（众所周知，一到星期天，整条高速都留给了返回首都的车辆），启动汽车，开上三米，停下来，和右手边那辆双马力上的两位修女聊聊天，和左手边王妃上的姑娘搭搭话，再从后视镜里看一会儿后面开大众凯路威的脸色苍白的男人，而王妃后面是一辆标致203，上面坐了一对夫妻，正在逗自己的小女儿玩，说说笑笑，不时吃点儿奶酪什么的，其乐融融，出乎意料地教人心生羡慕，标致404前面是一辆福特西姆卡，坐在那上面的两个小伙子吵吵嚷嚷，令人不耐，有时车停得久了些，工程师还会下车四处转转，但不能离车太远（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前面的车就重新启动，必须三步并两步跑回来，否则后面喇叭声叫骂声就会响成一片），就这样他走到了一辆福特陶努斯附近（后面就是王妃，那个姑娘在不停地看表），车上是两个男人，带着一个金黄头发的男孩，此情此景中，男孩最大的乐趣就是让一辆玩具小汽车在陶努斯的座椅和靠背上纵横驰骋，他和那两个男人抱怨一番，调侃几句，看上去前面的车都没有要动弹的意思，他壮起胆子多走了几步，看见一辆雪铁龙ID上坐着一对老夫妇，不禁心生怜悯，两人好似漂浮在一口巨大的紫色浴缸里，老头双臂倚在方向盘上，一副逆来顺受的疲惫神情，老太太啃着一只苹果，不像在享受吃苹果的滋味，倒像是在完成什么任务。

就这样反复折腾了四次，工程师决心不再下车，而是等警察来疏通拥堵。八月的高温齐着一只只轮胎的高度弥散开来，车一动不动，人们越发萎靡不振。到处都是汽油味儿，西姆卡上那两个小伙子的尖叫声肆无忌惮，车窗玻璃和镀铬部件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最糟的是这种自相矛盾的感觉，初衷是载人飞驰的机器，却把人困在了这机器丛林中。从中间的隔离带数过来，工程师的标致404在右边第二车道，算起来，他的右手边还有四列车，左手边则有七列，而实际上他能看见的只有四周的八辆车以及车上的人，一切细节他都已经记得清清楚楚，看得厌倦了。他和所有的人都聊过，只除了西姆卡上的那两个小伙子，他实在看他们不顺眼。这些两两交谈涉及了这次堵车的各种细枝末节，总的印象是，一直到科贝尔——埃松内都会这样走走停停，不过从科贝尔到茹维希那一段，一旦直升机和摩托骑警把拥堵的路段疏通，车就可以开快一点。大家都确信那段路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事故，否则没法解释如此可怕的堵车。就这样，议论议论政府，骂骂炎热的天气，对税收发几句牢骚，再抱怨抱怨交通部门，话题一个接着一个，开上三米，又停在了一起，再开上五米，不时会有人冒出一句精辟的格言，或是一句含蓄的诅咒。

双马力上的两位修女指望在八点之前赶到米利——拉福雷，因为她们带了一篮子蔬菜给那里的厨娘。标致203上的那对夫妻最操心的是别误了晚上九点半的比赛直播；王妃上的姑娘对工程师说过，晚一点到巴黎她倒不在乎，她抱怨的是这荒唐的现实，把好几千人搞得像骆驼队一样慢腾腾。几个小时里（这会儿该有五点钟了，可热浪还是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按照工程师的估算，他们总共才前进了五十来米，陶努斯上的其中一个男人牵着孩子走过来聊天，孩子手里还拿着他的玩具小汽车，男人不无讽刺地指了指路边一棵孤零零的梧桐树，王妃上的姑娘记起来了，那棵梧桐树（也许是棵板栗树）一直和她的车排在同一条线上，她现在连手表都懒得去看，计算时间已经毫无意义。

太阳仿佛不肯落下，路面和车身上晃动的阳光让人头晕目眩。或者戴上墨镜，或者头上顶着洒了古龙水的手帕，大家想出各种办法躲避刺目的反光，躲避每行进一步都会从排气管里冒出来的尾气，这些凑合而成的举措渐趋完备，成为众人交流和评估的主题。工程师还是下了车，想活动活动腿脚，修女的双马力前面是一辆阿利亚纳，车里坐着一对乡下人模样的夫妻，他和他们聊了几句。双马力的后面跟了辆大众，坐着一名军人和一个姑娘，看上去像是度完蜜月归来。第三车道往外他不想去看了，怕离自己的标致404太远，出什么问题；他看见的车各式各样，有奔驰、ID、4R、蓝旗亚、斯柯达、莫里斯微型车，简直是汽车博览会。往左边看去，对面车道上有雷诺、福特安格利亚、标致、保时捷和沃尔沃，延伸到无尽的远方；实在了无趣味，最后，在和陶努斯上的两个男人闲聊了几句、想和凯路威上的独身男人交换一番感想却没能谈成之后，他别无选择，只有回到自己的标致404，和王妃上的姑娘重新拾起老话题，谈谈时间呀，距离呀，电影什么的。

偶尔会走来一个陌生人，从对面车道或是从右边外侧的车道沿着汽车夹缝穿行而来，带来某个真假难辨的消息，这些消息会从一辆车传到另一辆车，顺着滚烫的公路散布开来。陌生人看到自己带来的消息得以传播，听到一扇扇车门打开关上砰砰作响、人们争先恐后各抒己见，心中十分得意，可是片刻之后传来一声喇叭响，或是引擎启动的声音，陌生人拔腿便跑，在车辆之间曲折奔行，为的是重新钻进他自己的汽车，以免暴露在别人理所应当的愤怒中。整个下午，人们都议论纷纷，先是说有一辆雷诺弗洛里德在科贝尔附近撞上了一辆双马力，三人死亡，一名男童受伤，又说有一辆雷诺货车把一辆满载英国游客的奥斯丁撞得稀烂，接着又有一辆菲亚特1500连环撞上了这辆货车，还有人说是一辆奥利机场的大巴翻了车，上面坐满了从哥本哈根乘飞机来的游客。在科贝尔附近甚至巴黎近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故，否则交通绝不至于瘫痪到如此地步，但工程师仍然可以断定，所有或者几乎所有消息都是谣言。阿利亚纳上的乡下人在蒙特罗附近有家农庄，他们对这个地区很熟悉，据他们说，前些日子，也是个星期天，这里的交通堵塞持续了五个小时，可那点时间和现在比起来真的算不了什么，此刻，太阳正一点一点向着公路左侧落下去，给每一辆车都泼洒上一层金黄色的浆汁，金属像在燃烧，令人目眩，身后的树木好像伫立不动，永远不会消失，前方远处若隐若现的树影却永远无法接近，简直感觉不到车流在挪动，哪怕只挪一点点，哪怕是不断地发动、停车、急刹车，哪怕永远不能摆脱一挡，也不能摆脱令人恼火的失望，一次又一次地从一挡变成空挡，不断地踩刹车，拉手刹，停车，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仿佛没有尽头。

有一回，在一段漫长得没有尽头的静止中，工程师闲极无聊，决定去隔离带左边一探究竟。在王妃左边，他看见了一辆奥迪DKW，往前是又一辆双马力，还有一辆菲亚特600，他在一辆迪索托旁停了下来，同一个来自华盛顿的忧心忡忡的游客交谈了几句，那位几乎一句法语也听不懂，可是八点钟他必须赶到歌剧院去，你听得懂我的话吗，我老婆会担心的，真该死[2]，后来从DKW下来一个像是旅行推销员的人，说刚才有人带来一个消息，一架Piper Cub坠毁在公路中央，死了好几个人。美国人对Piper Cub的事儿毫无兴趣，工程师也顾不上这消息了，因为这时他听见喇叭声响成一片，得赶紧回到标致404上，顺便把这些新闻传递给陶努斯上的两个男人和标致203上的那对夫妻。他把更详细的解释都留给了王妃上的姑娘，这时车辆都缓缓前行了几米（王妃先是稍稍落后标致404，过了一会儿又稍稍超到了前面，可实际上十二道车龙正像个整体似的向前移动，仿佛公路尽头有个隐身的宪兵在发布命令，让大家齐头并进，任何人都不得领先）。小姐，Piper Cub是一种观光用的小型飞机。哦。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坠毁在公路正中央，这真是糟糕透顶的事。这都是些什么事儿呀。要是这些倒霉的车里不是这么热，要是右手边那些树都能最终退到身后，要是里程表上那最末位的数字能最终掉进那个小黑窟窿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没完没了地悬着，那该多好呀。

有那么一会儿（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由车顶组成的地平线被染上一层淡淡的丁香色），一只大大的白蝴蝶歇在了王妃的前挡风玻璃上，在它短暂停留的美妙一刻，姑娘和工程师都对它的一双翅膀赞叹不已；他们满怀惆怅看着它一点点飞远，飞过陶努斯，飞过那对老夫妇的紫色ID，飞向从标致404上已经看不见的菲亚特600，又飞到西姆卡上方，从那车里伸出一只手想捉住它，但没能成功，飞到那乡下人夫妻的阿利亚纳，那对夫妻好像在吃什么东西，它友好地扇了扇翅膀，最后在右边消失不见了。天黑下来的时候，车流第一次前进了一段不错的距离，几乎有四十来米吧；工程师不经意地看了看里程表，6已经下去了一半，7露了一点头。几乎所有的人都打开了收音机，西姆卡上那两位把音量开到了最大，嘴里还唱着摇摆舞曲，身体摇摆着，连车子都跟着摇个不停；两位修女拨动着念珠，陶努斯上的那个孩子已经睡着了，脸靠在车窗玻璃上，手里还拿着玩具小汽车。又过了一会儿（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过来了几个陌生人，他们带来了新消息，和此前已经被人遗忘的消息一样自相矛盾。不是一架小型飞机，是一位将军的女儿开的滑翔机。雷诺货车把奥斯丁压扁了这事儿不假，可根本不是在茹维希，而是在离巴黎很近的地方；有一个陌生人还告诉标致203上的夫妻说，伊格尼那边高速公路路面坍塌，有五辆车前轮陷了进去，都翻了车。这种自然灾害的说法也传到了工程师耳朵里，他耸耸肩，不做评论。又过了一会儿，他正回忆着天黑下来的这段时间人们总算可以舒舒服服地喘口气了，突然又想起来，自己曾经把胳膊从车窗伸过去敲了敲王妃，把那姑娘叫醒，她已经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毫不在意车流能不能再往前走。大概是在夜半时分，修女中的一位可能是觉得他饿了吧，怯生生地递给他一份火腿三明治。工程师出于礼貌接受了（其实此刻他很恶心，想吐），征得同意之后，他把三明治分了一半给王妃上的姑娘，姑娘欣然接受，三口两口吃完，她左手边DKW上的旅行推销员递过来一块巧克力，她也吃光了。又有好几个小时没能前进一步了，车里太热，很多人都下了车；人们开始感到口渴难耐，瓶子里的柠檬水或是可口可乐都喝得见了底，就连车上带的葡萄酒都喝光了。第一个渴得受不了的是标致203上的那个小女孩，于是军人和工程师都下了车，帮小女孩的父亲一起去找水。西姆卡的收音机放得正欢，工程师看见它的前方是一辆波利欧，开车的是一位上了点岁数的妇人，眼神惶恐不安。没有，我没有水，但我可以给小女孩几粒糖果。ID上的老两口商量了一番，老太太把手伸进一只袋子里，掏出一小听果汁。工程师谢过老两口，问他们肚子饿了没有，自己能不能帮点儿什么忙，老头摇了摇头，老太太没说什么，但看上去是给了个肯定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里，王妃上的姑娘和工程师一起顺着左面几列车寻找了一番，他们也没敢走太远，回来的时候，给ID的老太太带来几块饼干，刚好赶在一片疾风暴雨般的喇叭声中跑回自己的车上。

除了这有限的几次出行外，人们能做的少之又少，时间几乎一动也不动，显得分外漫长；有那么一阵，工程师真想把这一天从自己的记事簿上删去，他强忍住没有哈哈大笑起来，可过了一会儿，当那两位修女、陶努斯上的两个男人以及王妃上的姑娘把时间算成了一笔糊涂账的时候，他想还真不如当初就打开计时器。地方广播电台都停止了播音，唯有DKW上的那位旅行推销员有一台短波收音机，还在一个劲地播送股票消息。快到凌晨三点的时候，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达成了某种默契，决定休息休息，就这样，直到天亮，车流一动也没动过。西姆卡上的小伙子卸下两张充气床垫，在车旁躺了下来；工程师把404前排座椅放倒，请两位修女来躺躺，被她们拒绝了；刚躺下没一会儿，工程师想起了王妃上的姑娘（她安静地趴在方向盘上），便若无其事地向她提议换个车，天亮再换回来；她拒绝了，说她不管坐着躺着都能睡得很香。有那么一阵，能听见陶努斯上的小孩在哭，他睡在汽车的后排座椅上，一定热得不行。修女们还在祈祷，工程师已经一头倒在自己的卧铺上，慢慢睡着了，然而他睡得一点儿也不踏实，最后浑身大汗、心烦意乱地醒来，一时间竟弄不清自己身处何方；他舒展了一下身体，发现车外模模糊糊有些动静，一团黑影朝公路边移动着；他猜到了原因，接着也悄无声息地下车，去到路边方便了一下；路边没有树，连围栏都没有，只有黑漆漆的田野，天上一颗星星也看不见，就像有一堵看不见的墙围困着泛白的路面，路面上的车像一条停滞不动的河流。他差一点撞上了阿利亚纳上的乡下人，那人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燥热的公路上本来汽油味就够难闻，现在再加上人体排出来的骚味，工程师赶紧回到了自己的车上。王妃上的姑娘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一绺头发搭在眼睛上；回到404之前，工程师在黑暗中愉快地端详了一番姑娘的侧影，猜想着她弯弯的双唇是如何轻柔地呼吸。在另一边，DKW上的男人静静地抽着烟，也在注视着这个姑娘。

上午，车还是没能前进多远，可已经足以使人满怀希望，想着到了下午通往巴黎的道路就会疏通。九点钟，有个陌生人过来，带来了好消息：前方塌陷的路面已经垫好了，交通很快就能恢复正常。西姆卡上的小伙子打开收音机，其中一个还爬上了车顶，又叫又唱。工程师告诉自己，这消息并不比昨天的那些更靠谱，那陌生人只不过是想趁这群人兴高采烈之际，从阿利亚纳上的夫妻那里讨到一只橘子罢了。后来又过来一个陌生人，想故伎重施，可谁都不肯给他东西了。天越来越热，大家都情愿待在车里等更确切的好消息。中午时分，标致203上的小女孩又哭了起来，王妃上的姑娘去和她玩了一会儿，还和那夫妻俩交上了朋友。203上的那对夫妻运气不佳：他们右边就是那个开凯路威一声不吭的男人，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左手边又得忍受开弗洛里德那家伙的满腹牢骚，好像这堵车全是冲着他一个人来的。那小女孩又说口渴的时候，工程师突然想到可以去同阿利亚纳上的乡下人谈谈，他们车上肯定有不少吃食。他没料到那两位十分和气，通情达理，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该互相帮助，他们还有个想法，要是有人出面把这一群人的事儿管起来（说这话时那女人用手画了一个圆圈，把他们周围的十几辆车都包括了进来），那他们坚持到巴黎是没什么问题的。工程师生性不爱出头露面、充当组织者的角色，便叫来了陶努斯上的两个男人，同他们还有阿利亚纳上的夫妻开了个小会。接下来，他们分别征求了这一小群体的意见。大众上的军人立刻表示同意，标致203上的夫妻把自己所剩不多的给养贡献了出来（王妃上的姑娘已经给那小女孩弄到了一杯石榴水，现在那小女孩正在嬉笑玩耍）。陶努斯上的其中一个男人去向西姆卡上的小伙子征求意见，他们倒是同意了，但摆出一副嘲弄的神情；凯路威上脸色苍白的男人耸了耸肩，说他无所谓，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ID上的那对老夫妇和波利欧上的妇人明显很高兴，好像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依靠。弗洛里德和DKW上的人都没有发表意见。迪索托上的美国人带着惊讶的神情看了看他们，又说了句什么“上帝的意志”之类的话。工程师没费多大劲就提议让陶努斯上的一个男人负责协调各种事务，他基于直觉对这人有一种信任感。吃的东西眼下谁都不缺，问题是得弄到水；他们的头儿（西姆卡上的两个小伙子为了好玩儿，干脆就把他叫作陶努斯了）请工程师、军人还有两个小伙子当中的一个到周围去转转，看能不能用食物换点儿喝的东西。陶努斯显然深谙领导之道，他算了一下，照最不乐观的估计，需要准备最多足够一天半的吃喝。修女们的双马力和乡下人的阿利亚纳上有充足的食物来应付这一段时间，只要出去侦察的那几位能找到水，就万事大吉了。可是只有那个军人带回来满满一壶水，水的主人要求换取够两个人吃的食物。工程师没找着能提供水的人，但出去转了这一趟，他得知除了他们这个群体之外，还有人也在组织起来解决类似的问题；有一回，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的车主拒绝和他谈水的问题，说要谈得到这列车往后第五辆找他们这个小组的头儿。又过了一会儿，西姆卡上的小伙子回来了，他也没弄到水，可陶努斯估计给两个孩子、ID上的老太太以及其余几个女人的水已经足够了。工程师正在给王妃上的姑娘讲自己在周围转了一圈碰到的事情（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阳光把大家都困在车里），姑娘突然做手势打断了他的话，又朝西姆卡指了指。工程师三下两下便跳到了西姆卡跟前，一把抓住其中一个小伙子的胳膊，这家伙正舒舒服服地靠在座位上大口大口地从水壶里喝水，原来他回来的时候把水壶藏在了夹克衫底下。看见小伙子恼羞成怒的神情，工程师抓他胳臂的手更用劲了；另一个小伙子下了车朝工程师扑来，工程师退了两步，几乎是带着怜悯的神情，等他扑过来。这时军人从天而降，修女们的叫声惊动了陶努斯和他的伙伴；陶努斯听了事情的经过，走到拿水壶的小伙子身边，给了这家伙两记耳光。那小伙子又喊又闹，哭了起来，另一个嘴里嘟嘟囔囔，再也不敢掺和进来。工程师夺过水壶，递给了陶努斯。这时又响起了喇叭声，每个人都回到自己车上，可这回也没多大进展，车流向前走了还不到五米。

到了午睡时间，阳光比起前一天来更加炽热，一位修女除下头巾，她的同伴替她在太阳穴那儿涂了些古龙水。女人们纷纷担当起助人为乐的角色，一辆车一辆车地照顾孩子，好让男人们腾出手来；没有人怨天尤人，当然这种一团和气的氛围也很勉强，不过是建立在千篇一律的文字游戏和心存疑虑的好言好语之上。对工程师和王妃上的姑娘来说，最难受的事情莫过于浑身臭汗、脏兮兮的；但他们每次到乡下夫妻那里和他们商量事情或是去告诉他们什么最新消息的时候，那两个人都对自己胳肢窝下散发出来的臭味浑不在意，这令他们钦佩不已。黄昏时分，工程师偶尔从后视镜看过去，只见开凯路威的男人一如既往地脸色苍白，没有丝毫表情，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和开弗洛里德的胖子一个样。他觉得这人的脸比之前更瘦更尖，暗想这人是不是病了。可后来当他过去同军人还有他的妻子聊天的时候，他就近看了看，才发现这人不是生病，而是另外一回事，一定要有个说辞的话，也许就叫作不合群。大众上的军人后来告诉工程师，自己的妻子有点害怕这个一声不吭的男人，这人从不离开他的方向盘，就连睡觉都好像睁着眼睛。各种猜测都有，人们实在闲到无聊，甚至编出了一则怪谈。陶努斯和203上的两个孩子已经成了好朋友，一会儿吵架，一会儿又和好；小孩儿的家长也互相走动，而王妃上的姑娘过一会儿便会去看看ID上的老太太还有波利欧上那位妇人怎么样了。入夜之际突然刮起一阵大风，从西方涌上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心想这下可以凉快了。雨点落下来的时候，正好车流向前走了一百来米；远方划过一道闪电，天越发闷热了。空气里充满了电荷，陶努斯出于本能直到天黑也没再让大家做些什么，仿佛担心在如此的疲劳和炎热下会出意外，对他这种本能，工程师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十分赞赏。八点钟，女人们负责分配给养；大家早先已经决定把那对乡下夫妻的阿利亚纳作为总储备所，修女们那辆双马力作为补充库存。陶努斯亲自去和另外四五个邻近团体的头儿商谈，谈妥之后，在军人和203男人帮助下，他们给别的小组送去一些食品，换回了更多的水，甚至还有一点葡萄酒。人们还做出决定，让西姆卡上的两个小伙子把他们的充气床垫让给ID上的老太太和波利欧上的妇人；王妃上的姑娘给她们拿去了两条苏格兰毛毯，工程师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给需要的人使用，他把它戏称为卧铺车厢。没想到王妃上的姑娘欣然接受了他的盛情，这天夜里，她和一位修女共享了标致404的卧铺，另一位修女去到标致203车上，和小女孩以及女孩的妈妈睡在一起，那丈夫则裹了条毯子在公路上过夜。工程师一点儿也不困，和陶努斯还有他的朋友一起玩掷色子游戏，阿利亚纳上的乡下男人一度也参加进来，他们一边谈论着政治，一边喝上两口白兰地，这酒还是这天早上乡下男人上交给陶努斯的。这一夜过得不坏。天变凉爽了，云朵之间还有几颗星星在闪烁。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都困了，东方泛白之际，人最需要有个遮风蔽雨的地方。陶努斯在后座上孩子旁边睡了下来，他的同伴和工程师在前排座位上休息了片刻。在变幻的梦境之间，工程师仿佛听见远处传来了叫喊声，还看见了模模糊糊的亮光。另一个小组的头儿过来对他们说，往前大概三十来辆车的地方，有辆埃斯塔菲特着了火，起因是有人想悄悄煮菜吃。陶努斯对这件事说了两句玩笑话，就逐一去查看大家这一夜都过得怎么样，该吩咐的话一句都没落下。这天早上，车流很早就开始挪动，大家都急急忙忙把床垫和毯子收起来，但因为各处情况都差不多，没有人着急上火，也没有人乱按喇叭。到中午的时候，车流走了差不多五十米，公路右侧隐约看见一片树林的影子。大家都对那些此时能有好运气享受路边阴凉的人心生羡慕；兴许那儿还会有条小溪，或是有个出饮用水的龙头什么的。王妃上的姑娘闭上双眼，想象着自己在冲澡，水流顺着脖颈后背流下来，一直流到腿上；工程师悄悄看了她一眼，看见两滴泪珠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

陶努斯刚才已经往前走到了ID那里，这时回来找几个年轻的女士帮忙去照顾一下那位老太太，她有点儿不舒服。后面第三组的头儿管辖的人群里有一位医生，军人立即跑步过去找这位医生。工程师一直怀着略带嘲讽的善意注视着西姆卡上的两个小伙子努力改变，他尽量让自己原谅他们的不懂事，知道该给他们一次改过的机会。两个小伙子用一顶帐篷的篷布把标致404蒙了起来，卧铺车变成救护车，这么一来，老太太就可以在暗一些的环境下休息。她丈夫躺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人们让老两口单独和医生待在里面。之后两位修女也过来照顾老太太，她感觉好了很多，工程师尽力打发掉下午的时间，走访其他的车辆，太阳实在热辣的时候，他就在陶努斯的车里休息一会儿；总共只有三次他不得不跑到自己的车那里，老两口好像都睡着了，他随着车流把车往前开上一点儿，直到再一次停下来。就这样一直到夜幕降临，他们也没能前进到那片小树林。

凌晨两点左右，气温降了下来，有毯子的人都暗自庆幸可以把自己裹住。看上去这车流天亮以前是动不了了（从夜风里就可以感觉得到，它正从天边一动不动的汽车丛林那里刮来），工程师和陶努斯，还有阿利亚纳上的男人和军人坐了下来，一边抽烟一边聊天。陶努斯原先做的估计现在看来与现实不太相符，他很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天亮以后必须得做点什么，多弄一些吃的喝的。于是军人便去找邻近几个小组的头儿商量，那几位也没睡觉，他们压低嗓门把这些问题讨论了一番，不想把女人们吵醒。几个头儿又把范围扩大到八十或是一百辆车的半径，和远处的一些小组负责人商量了一番，最后确信各组的情况都大同小异。乡下男人对这一带比较熟悉，他建议等天一亮就派出两三个男人到附近的农庄里去买食物，在此期间由陶努斯指定司机来开那些没了主人的车。这主意不错，在场的人没费多少事就把钱凑够了；他们决定由乡下男人、军人和陶努斯的同伴一起去，带上所有能用的提包、网兜和水壶。其他小组的头儿们也纷纷返回各自的单元，去组织类似的出征。天亮以后，他们把实情告知各位女士，只要车流能继续向前行进，该做的他们都做了。王妃上的姑娘告诉工程师说，老太太已经好一些了，坚持要回到他们那辆ID上去；八点钟，医生过来了，他觉得老夫妇俩回自己车上没什么不合适的。尽管如此，陶努斯还是决定把标致404专设为救护车；两个小伙子为了好玩儿，自制了一面红十字小旗，挂在404的天线上。已经有好一会儿了，人们都尽量不从自己的车上下来；气温继续下降。到了中午，天上下起了雨，远远地，还能看见闪电。乡下男人的老婆赶紧拿出一只塑料广口瓶和一个漏斗接水，西姆卡上的小伙子看得很开心。工程师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俯向方向盘，那儿摊开着一本书，他并没认真去看，而是暗自思索，为什么出去的那几个人还迟迟没有归来。过了片刻，陶努斯悄悄叫他到自己车上去一趟，两个人都上了车之后，陶努斯告诉他，事没办成。陶努斯的同伴提供了更多的细节：要么是农庄废弃了，要么就是农户拒绝卖给他们任何东西，说是有规定不能把东西卖给个人，而且怀疑他们是稽查人员，故意利用这种情况来引他们上钩。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弄回来一点水和一点吃食，也说不定是军人顺手牵羊的成果，他在一旁笑眯眯的，根本不参加这些细节的讨论。当然，不会再堵很长时间了，可是他们手头的这些食物并不适合两个孩子和那位老太太。下午四点半左右，医生又来看了一趟病人，他露出懊恼困倦的神情对陶努斯说，在他那个小组里，其实在周围所有的小组里，出征都不顺利。收音机里早就在说要采取紧急措施来疏通公路，但只有天快黑的时候来过一架直升飞机，转了一小会儿就走了，除此之外再也没见其他的措施。不管怎么说，天越来越凉快了，大家似乎都在等候夜晚的到来，好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在睡梦中把等候的时间缩短几个小时。工程师坐在自己的车里，听着王妃上的姑娘和DKW上的旅行推销员聊天，那推销员给她讲故事，姑娘勉勉强强地报以笑容。突然，他们吃惊地看见了波利欧上那个从不下车的妇人，于是工程师下了车，问她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那位妇人只是想打听一下最新的消息，她和修女们聊了会儿天。天黑了，大家被一种莫名的厌倦情绪所笼罩；与其去听那些永远自相矛盾的假消息，不如屈服于倦意。陶努斯的同伴悄悄走了过来，把工程师、军人和203上的男人叫了过去。陶努斯告诉他们说，弗洛里德上的司机刚刚逃走了；西姆卡上的一个小伙子看见那车上没了人，他也实在闲极无聊，便去找这车的主人。谁都不认识弗洛里德上的那个胖子，只知道第一天他嚷嚷得最欢，后来却像那个开凯路威的人一样沉默不语。到了早上五点钟，那位弗洛里德（这是西姆卡上的小伙子对他的戏称）确实是逃走了，随身带走了一只手提箱，把另一只装满衬衣和内衣的箱子扔在了车上，于是陶努斯决定，让西姆卡上的一个小伙子去负责这辆被遗弃的车，免得妨碍整个车流的行进。人们都隐隐觉得，这人在漆黑的夜间逃走，情况有点不太妙。旷野里，这个弗洛里德能跑到哪儿去呢？除此之外，这个夜晚似乎还有别人做出了重大决定。工程师躺在404的卧铺上，觉得好像听见了一声呻吟。起初他以为是军人和他妻子在做点什么，在这漆黑的夜晚，又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做点什么完全可以理解，后来他又仔细一想，便把盖在车后窗上的帆布掀了起来；在暗淡的星光下，一米五开外，他看见了凯路威那永恒不变的前挡风玻璃，玻璃另一面，那人变了形的脸仿佛贴在了上面，歪倒在一旁。他不想弄醒两位修女，于是悄悄从左边下了车，走近凯路威。然后他叫来了陶努斯，这时军人飞奔去找医生。很显然，这人服下什么毒药，自杀了；记事本上用铅笔写下了几行字，是给一个叫伊薇特的女人留下的一封信，这女人在维尔松把他甩了。幸好在车里睡觉已经成了定例（夜里太冷，谁也不会想待在车外面），也很少有人会去操心有没有人穿过车林，走到公路边去方便方便。陶努斯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医生对他的提议深表赞同。把尸体就近放在公路边，会吓着后面过来的人，至少也会让他们不太舒服；把尸体扔远一点吧，扔到田野里去，又怕会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排斥——前一天晚上，另一组有个年轻人去找吃的，就被那帮人连骂带打地收拾了一顿。阿利亚纳上的乡下人和DKW上的旅行推销员倒是有工具能够封死凯路威的后备厢。这两位开始动手干活的时候，王妃上的姑娘也过来了，她浑身颤抖，紧紧拉住工程师的胳膊。他压低嗓音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解释给她听，等她平静下来一点，便把她送回她自己的车上。陶努斯和他的帮手们把尸体塞进后备厢里，军人用手电筒照着，旅行推销员用透明胶带和胶水把后备厢紧紧封住。因为标致203上的女人也会开车，陶努斯决定让她的丈夫来开凯路威，反正车就在203的右边；就这样，天亮以后，203上的小女孩发现爸爸又有了一辆车，就不停地从一辆车爬上另一辆车，而且把她的一些玩具也放在了凯路威上。

第一次，大白天人们也觉得冷，谁也不想把外套脱掉。王妃上的姑娘和两位修女清点了本组的几件大衣。碰巧又在几辆车里或是在提箱里找到几件套头毛衣，还有几条毯子、风衣和薄外套之类。大家制定了一个优先使用名单，外套也分发了下去。现在又面临缺水的问题，陶努斯派出去三个人，包括工程师，试图和当地百姓周旋一番。不知道为什么，外面的人对他们反感透顶；他们只要一离开公路边，便有石块从四面八方像雨点般投向他们。深夜里，不知是什么人把一柄大镰刀砸向DKW的车顶，落到了王妃旁。旅行推销员被吓得脸色发白，没敢从车里出来，但是，开迪索托的那个美国人（他并没有加入陶努斯这个小组，可大家对他的好心态还有爽朗的笑声都十分欣赏）迅速跑过来，把镰刀抡了几圈，用尽全力扔了回去，一面还高声叫骂着。然而，陶努斯认为不宜这样加深敌对情绪，或许以后还能从那里换些水来。

现在没人再去记这一天或者是这几天到底前进了多少米；王妃上的姑娘觉得应该在八十到二百米之间；工程师倒没有她那么乐观，但他乐于做出各种复杂的估算，拖延与女邻居一起计算的时间，DKW的旅行推销员正施展自己的职业本领对她大献殷勤，工程师觉得时不时有点儿事情打打岔也挺有意思。就在这天下午，负责驾驶弗洛里德的小伙子跑过来告诉陶努斯，有一辆福特水星正在高价卖水。陶努斯拒绝了，可是到了天黑的时候，一位修女为ID上的老太太向工程师要一口水喝，老太太不曾抱怨，但她的确很难受，一直握着丈夫的手，由两位修女和王妃上的姑娘轮流照看着。水只剩下半升，女人们把水全给了老太太和波利欧上的妇人。这天晚上，陶努斯自掏腰包买了两升水；福特水星答应第二天再弄些水来，只是价钱要翻番。

现在要想把大家都召集在一起商量点事太难了，天气太冷，若非迫不得已，谁都不想离开车子。电瓶里的电也用得差不多了，不可能整天都把暖气开着。陶努斯做出决定，把两辆各方面配置最好的车留出来以备不时之需，给病人使用。每个人都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西姆卡上的两个小伙子把自己车上的椅垫扯下来做成背心和帽子，已经有人开始仿效他们了），尽量少开车门，好存住些许热气。就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工程师听见王妃上的姑娘在低声抽泣。他静静地、一点点打开车门，在黑暗中摸索着，触摸到一张被泪水打湿的脸庞。姑娘顺从地跟他上了标致404；工程师扶着她在卧铺上躺下来，把唯一的一条毯子盖在她身上，又给她盖上自己的风衣。帐篷布遮住了两边的车窗，这辆救护车里面显得格外暗。工程师又放下两扇遮阳板，把自己的衬衣和一件套头毛衣挂在上面，使这辆车与外面完全隔绝开来。天快亮的时候，她在他耳边轻声说，在哭泣之前，她觉得，在右手边，自己远远地看见了城市的灯火。

也许那真的是一座城市，可清晨的浓雾让人连二十米外都看不清。奇怪的是，这一天车流倒前进了不少，大约有二三百米之多。这和最新的广播一致（现在谁都不去听广播了，除了陶努斯，他觉得自己有义务随时掌握最新情况）；播音员们一再强调正在采取特殊手段来疏通道路，他们还提到，交通巡视员和警察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突然，一位修女开始说胡话。她的同伴惊恐地看着她，王妃上的姑娘则用剩下的一点香水在她的太阳穴上涂抹，那修女说起了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第九日、朱砂串什么的。中午开始，天上下起了雪，雪一点一点地把车围了起来，医生在雪中艰难行走，很晚才到。他为手头没有镇静针剂深感遗憾，建议把这位修女转移到暖气好一些的车上去。陶努斯把她安置在自己的车上，那小男孩去了凯路威那里，标致203上他的小伙伴也在那辆车上；他们一起玩着玩具小汽车，玩得兴高采烈，因为只有他们没有挨饿。这一整天，加上接下来的几天，雪一直下个不停，当车流能前进几米的时候，人们还得想各种办法清除车辆之间的积雪。

现在，不管用什么办法获取食物和水恐怕都不会有人感到惊奇。陶努斯唯一能做的只有管好公有资金，在以物换物时争取最大的收益。每天晚上，福特水星和另一辆保时捷就会过来兜售口粮；陶努斯和工程师负责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把口粮分发下去。不可思议的是，ID上的老太太活了下来，只是陷入了昏睡，女人们正在想办法。波利欧上的那位妇人几天前还时不时呕吐昏厥，但她随着气温下降彻底康复，现在成了那位修女的得力助手，帮助照顾后者那虚弱不堪甚至还有点精神错乱的同伴。军人的妻子和203的妻子负责照看两个孩子；DKW上的旅行推销商眼见王妃上的姑娘更情愿和工程师待在一起，也许是为了寻找安慰吧，一连几个小时给孩子们讲故事。到了夜里，各小组都有自己的私密生活；车门会静悄悄地打开，一个个冻得发木的黑影进进出出；谁都不去看别人，各人都像自己的影子一样，对一切视而不见。蒙在脏兮兮的毯子下，手上的指甲疯长，浑身散发出多日困在狭小空间未换衣服的气味，却有欢愉处处蔓延。王妃上的姑娘没有看错：远处确实有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而且越来越近。每到下午，西姆卡上某个小伙子就爬上车顶，身上东一块西一块地裹着椅垫的碎片和绿色的麻布，不知疲倦地瞭望着。在无望地注视远方的地平线之余，他千百次地把目光投向周围的车辆；他不无忌妒地发现王妃上的姑娘竟然在标致404上，先是热吻，接着以一只手爱抚另一个人的脖颈结束。这时他已经重新获得了404的友谊，完全是出于玩笑，他冲着他们大声叫喊，说车队又该挪动了；于是王妃急忙从404车上下来，钻进自己车里，可稍过片刻她就又会钻过去寻求温暖，西姆卡上的小伙子当然也希望能从别的小组里带个姑娘到自己车里来，可是如今饥寒交迫，这种美事儿想都别想，更不用说陶努斯小组与前面一个小组已经因为一罐炼乳结下了不解之仇，除了与福特水星和保时捷有生意上的往来之外，和其他的小组绝无交往的可能。因此，西姆卡上的小伙子一面满怀惆怅地叹息着，一面继续瞭望，直到冰雪与严寒使他不得不浑身哆嗦地钻回自己的车里。

寒意渐消，紧接着是一段风雨交加的日子，不但消磨着人们的意志，也给物资供应增添了困难，再往后便是凉爽的晴天，人们又可以走出车子，互相串门，修复和周围其他小组的关系。各组的头儿已经在一起讨论了局势，最后，他们同前面那个小组也达成了和解。人们都在议论着福特水星的突然消失，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人们纷纷议论的话题。谁也说不清这车到底出了什么事，但保时捷依然定期前来，把控着黑市交易。有了这些交易，水和罐头从来没短缺过，但小组的资金在一点点减少，工程师和陶努斯有时会自问，真到了没钱给保时捷付账的那一天该怎么办。有人提出偷袭，把他抓起来，逼他说出这些供给的来源，然而这些天车流向前移动了很长一段距离，各组的头儿们觉得最好还是再等等看，不要因为一个带暴力色彩的决定把一切都搞砸了。工程师已经进入一种近乎愉悦的无动于衷的境界，当王妃上的姑娘羞羞答答地把那事告诉他的时候，一时间他还是吃了一惊，可随后他就想开了，这种事在所难免，想到会和她有一个孩子，工程师觉得这事儿再正常不过，就和每天晚上分发食物，或是偷偷摸摸走到公路边去方便一样正常。ID上老太太的死亡也没有人觉得意外。只是深更半夜的，大家又不得不忙活了一阵，她的丈夫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也得有人陪伴他，安慰他。前面有两个小组起了冲突，陶努斯不得不去充当仲裁的角色，勉勉强强算是把事情摆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情况，毫无规律可言；在谁都不再指望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而且是最无所事事的那一位最先发现的。在西姆卡的车顶上，那位兴高采烈的瞭望哨突然觉得地平线那边有了些变化（正值日落，橙黄色的斜阳那微弱的光线逐渐暗淡），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异象发生了，就在五百米、然后是三百米、二百五十米外。他把这消息大声喊给404，404对王妃说了句什么，她迅速回到了自己车上，这时，陶努斯、军人、那个乡下人都已经飞奔而至，小伙子还站在西姆卡的车顶上，用手指着前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的宣言，仿佛是想说服自己他双眼所见是实实在在的景象；这时他们听见一片骚动，一股沉重然而不可遏制的迁徙浪潮把车龙从无休无止的昏睡中猛然惊醒，试探着它的力量。陶努斯大声命令各人回到自己车里，波利欧、ID、菲亚特600和迪索托同时发动了。双马力、陶努斯、西姆卡和阿利亚纳紧跟着动了起来，西姆卡的小伙子还陶醉在自己的成就里，他转过头来朝着404挥了挥手，这时，404、王妃、修女们的双马力和DKW也同时开动了。可一切还取决于这种状态能持续多长时间；开到和王妃并排的时候，404几乎是习惯性地如此思量，还朝那姑娘笑了笑，给她打气。在他们后面，大众、凯路威、203还有那辆弗洛里德同时慢慢启动，在用一挡行进了一小段之后，都挂上了二挡，一直在二挡，可是毕竟不用像先前那样总要松开离合器了，大家都把脚踩在油门上，等待着换成三挡。404把左胳臂伸出车外，去够王妃的手，却只勉强碰到了她的指尖，他在她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微笑，仿佛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他想，他们很快就会到巴黎了，要先好好洗个澡，一起随便到哪里去，到他家，或她家，先洗个澡，再去吃饭，要洗个没完没了，要吃饭，还要喝点儿什么，要有家具，一间带家具的卧室，还要带浴室，能涂上剃须膏好好刮刮胡子，还得有抽水马桶，有食物，有抽水马桶，还有床单。巴黎就意味着一个抽水马桶和两条床单，热水冲洒在胸口和腿上，一把指甲刀，白葡萄酒，接吻之前必须喝点儿白葡萄酒，身上还要有薰衣草精油和古龙水的味道，然后他们钻进干干净净的床单中间，在明亮的灯光下充分地相知相识，再去浴室里嬉闹一番，相亲相爱，再冲个澡，喝点儿什么，去一家理发店，再去浴室，抚弄床单，也在床单里互相爱抚，在肥皂泡沫、薰衣草精油和毛刷之间相亲相爱，然后再去考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考虑孩子，考虑其他问题，考虑他们的未来，这一切都要取决于车别再停顿下来，车流能继续前进，哪怕还不能挂上三挡，就这样挂着二挡开吧，只要能继续前进就行。404的保险杠蹭到了西姆卡，404身子后仰靠到座位上，觉得速度在加快，他感觉可以更快些，还不至于碰到西姆卡，西姆卡也在提高车速，不用担心会撞上波利欧，他感到凯路威紧跟在自己后边，大家都在一点点地加速，可以换三挡了，不会磨损发动机，变速杆奇迹般地挂上了三挡，车开得更平稳，也更快了，404向左面投去惊喜而温情的一瞥，想捕捉王妃的眼神。很自然，以这样的速度跑起来，各列车队很难并驾齐驱，王妃现在领先近一米，404只能看见她的后脑勺和一点点侧影，正在这时，她也转过头来看他，看到404越来越靠后，姑娘露出惊奇的神情。404微笑着以示安慰，猛地加速，可几乎立刻就踩下了刹车，差一点就撞上了西姆卡；他短促地按了一下喇叭，西姆卡的小伙子从倒车镜里看了他一眼，做了个无能为力的表情，又伸出左手指指前面的波利欧，两车几乎贴在了一起。王妃现在领先三米，和西姆卡并排，203和404开在了一起，车上的小女孩挥着手，让他看自己的小洋娃娃。右手边一团红色的影子分散了404的注意力；不是修女们开的那辆双马力，也不是军人的那辆大众，而是一辆陌生的雪佛兰，雪佛兰也超过去了，跟着是一辆蓝旗亚和一辆雷诺8。左边，一辆ID和他并行，后来也一米一米地和他拉开了距离，ID被后面一辆403取代位置的时候，404还勉强能看见前面的203，王妃被它挡住了。他们的小组就这样散开，已经没有什么小组了，陶努斯应该在前面二十多米远的地方，它后面是王妃；这时，左边第三列也落后了，因为本来该是旅行推销员的DKW的位置，现在他看见的是一辆黑色的老式货车的车尾，可能是辆雪铁龙，也说不定是辆标致。车都挂着三挡，随着一列列车流的节奏，时而超到前面，时而又落到后面，浓雾和夜色中，公路两边的树木房屋都向后方闪去。前面的车打开灯，后面的也相继打开了红色指示灯，夜幕一下子降临了。时不时有喇叭声响起，速度盘上的指针越升越高，有的车列开到七十公里，也有的开到六十五或六十。在不同车列的进退之间，404还心怀一线希望，希望能追上王妃，可时间一点点流逝，他慢慢认清这是徒劳的念想，小组已经无可挽回地解散了，他们再也不能每天碰头开会，无论是例行会议还是在陶努斯车里的紧急会议，他再也不能感受到宁静的清晨里王妃给予他的爱抚，听不到孩子们玩小汽车时的嬉笑声，看不到修女们手捻念珠的情景。当前面西姆卡的刹车灯亮起的时候，404心怀一股荒唐的渴望，他停住车，匆匆拉起手刹，跳出车子，向前跑去。除了西姆卡和波利欧外（凯路威应该在他后面，但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没有一辆他认识的车；各式各样的车窗玻璃后面，一些他平生从未见过的面孔看着他，带着震惊，甚至带着愤慨。喇叭一阵乱响，404不得不回到自己的车上，西姆卡的小伙子对他做了个友好的表情，仿佛表示能理解他的举动，鼓励般指了指巴黎的方向。车流继续前行，开始几分钟前进得很慢，到后来，高速公路仿佛完全放开了。404的左边跑着一辆陶努斯，有那么一瞬间，404以为他们的小组重新聚合起来了，一切又恢复了先前的秩序，不必以打破为代价而继续前行。可这辆陶努斯是绿色的，而且方向盘后面坐的是个戴墨镜的女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这时候，只能随波逐流，机械地跟上周围车辆的速度，什么也不去想。他的皮夹克应该是落在军人的大众上了。他前几天看的那本小说在陶努斯那里。一瓶几乎空了的薰衣草精油落在了修女们的双马力上。他这里倒有王妃上的姑娘当吉祥物送给他的长毛绒小熊，他不时伸出右手摸一摸。荒唐的是，他无法抛却这些念头，九点半钟该去分发食品、探望病人，还得和陶努斯以及阿利亚纳的乡下人一起分析形势；然后天黑了，王妃会悄悄来到他的车上，满天的星斗和云彩，这才叫生活。是的，生活本该这样，一切不能就这样告终。也许军人能弄到些水，最后那几个小时水实在稀缺；不管怎么说，只要能按照那家伙的要求付钱，还是可以指望保时捷的。车前的天线上，红十字旗帜还在猎猎飘扬，车已经跑到了每小时八十公里，前方的灯火越来越明亮，只有一件事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匆忙，为什么深更半夜在一群陌生的汽车中，在谁都不了解谁的人群中，在这样一个人人目视前方、也只知道目视前方的世界里，要这样向前飞驰。

[1]原文为意大利语。

[2]原文为英语。

病人的健康

柯莱丽雅姨妈突然感觉不太舒服，一时间家里慌作一团，有好几个小时，谁都来不及做出反应或者讨论出个应对办法，就连一向处事老到的罗克舅舅也束手无策。电话打到了卡洛斯的办公室，罗莎和佩帕打发走了学习钢琴和声乐的学生，连柯莱丽雅姨妈也在担心妈妈的身体，胜过担心她自己。她确信自己的病问题不大，可妈妈的血压和血糖情况太糟糕，不能把这种令人不安的消息告诉她。大家都非常清楚，是博尼法斯大夫最先理解并且赞成对她隐瞒阿莱杭德罗的事。要是柯莱丽雅姨妈不得不卧床休息，也得想个办法让妈妈不要去怀疑她病了，阿莱杭德罗那件事就已经让大家很艰难，现在又雪上加霜；只要一不留神，她就会知道真相。家里房子倒是挺大，可也不能不考虑到妈妈敏锐的听觉，以及她那神奇的本领：她总能猜到家里每一个人的位置，这让大家都很不放心。佩帕是用楼上的电话打给博尼法斯大夫的，她告诉她的兄弟姐妹，大夫会尽快赶到，他们要把栅栏门虚掩着，这样大夫来的时候就不用叫门了。柯莱丽雅姨妈已经昏厥过去两次了，而且说她头疼得受不了，罗莎和罗克舅舅忙着照看她的时候，卡洛斯则在妈妈那里，给她讲和巴西发生外交冲突的消息，读最近的新闻给她听。这天下午，妈妈兴致很高，也没有腰疼，平日午睡时总会疼上一回的。她见人就问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大家看上去都神情紧张，家里人顾左右而言他，谈论着低气压以及面包添加剂的不良后果。喝下午茶的时候，罗克舅舅来陪妈妈聊天，卡洛斯这才腾出身来去洗了个澡，然后去楼下等大夫。柯莱丽雅姨妈现在感觉好一些了，就是在床上挪动还有点费力，第一次昏厥醒过来以后，她就把过去操不完的心都放下了。佩帕和罗莎轮流陪着她，端茶倒水，她却没说话；黄昏时分，家里平静了下来，兄弟姐妹们互相商量了一下，都说柯莱丽雅姨妈的病大概真的不太要紧，也许明天下午她就可以回到妈妈的卧房里去，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阿莱杭德罗的事要糟糕得多，因为他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刚抵达蒙得维的亚，正准备去一个工程师朋友的家。已经过去近一年了，可是对这个家来说，这依然像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只除了妈妈，因为于她而言，阿莱杭德罗是去了巴西，累西腓有一家大公司委托他在那里建一座水泥厂。自从博尼法斯大夫发出警告之后，大家也不敢把这消息一点一点地告诉妈妈，暗示她说阿莱杭德罗出了意外，受了点轻伤之类。就连最初有些不解的玛利亚·劳拉，也承认无法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卡洛斯和玛利亚·劳拉的父亲一起去了趟乌拉圭，带回了阿莱杭德罗的遗体，这边全家人都在照看妈妈，因为那一天她心情不好，很难应付。工程师俱乐部答应在他们那里给阿莱杭德罗守灵，忙于照看妈妈没法脱身的是佩帕，她连阿莱杭德罗的棺材都没能看上一眼，其他人则轮流守着，还有陪伴可怜的玛利亚·劳拉，她悲伤不已，眼泪都流不出来。和以往一样，最后的主意还是要由罗克舅舅来拿。天快亮的时候，他同卡洛斯谈了谈，卡洛斯埋头趴在餐桌的绿色台布上，为自己的兄弟无声地哭泣着，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曾经多少次一起打牌呀。后来柯莱丽雅姨妈也过来了，妈妈一整夜都睡着，这会儿倒不用替她操心。在罗莎和佩帕的默许下，大家决定了首先要采取的措施，先把《国民报》藏起来——有时妈妈也会打起精神看上几分钟报纸，同时所有人都赞同罗克舅舅的主意。就说有一家巴西公司和阿莱杭德罗签了个合同，他得在累西腓待上一年，阿莱杭德罗只有几个小时来做准备，只得中断了在工程师朋友家短暂的休假，收拾好箱子，登上了最近的一班飞机。妈妈要明白现在时代不同了，那些公司老板才不管别人怎么想，但是等到年中，阿莱杭德罗总能想办法休上一个星期的假，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妈妈似乎不太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当然她还是哭了一会儿，大家赶紧拿出嗅盐给她闻闻。卡洛斯最懂得怎么逗她开心，对她说，家里的小儿子刚有了点成就，这样哭哭啼啼的太难为情了，而且如果阿莱杭德罗知道大家是这样对待他签了合同的消息，会不高兴的。妈妈果然安静下来，还说为了遥祝阿莱杭德罗健康，想喝一小口马拉加的甜葡萄酒。卡洛斯突然冲出去找葡萄酒，却是罗莎把酒拿了回来，还和妈妈一起干了杯。

妈妈的日子过得不容易，虽说她很少抱怨，但还是有必要想各种办法陪陪她，尽量分散她的注意力。阿莱杭德罗葬礼的第二天，她觉得奇怪，玛利亚·劳拉怎么没像以往那样在星期四来看她，佩帕下午就去了诺瓦里家和玛利亚·劳拉谈了这件事。与此同时，罗克舅舅正在一个律师朋友的书房里把事情的原委解释给他听，律师答应马上给他在累西腓工作的兄弟写封信（在妈妈家里说出累西腓这个地名可不是随意而为），通信的事情就算安排好了。博尼法斯大夫也仿佛是顺便来看了看妈妈，检查过她的视力后，他说情况好多了，但还是劝她这些天不要看报纸了。柯莱丽雅姨妈会把那些最有意思的消息告诉给她，幸好妈妈不喜欢听新闻广播，因为内容太俗气，而且每过一会儿就会插播可疑的药品广告，敢去吃这些药的人简直是拿命在赌博。

星期五下午，玛利亚·劳拉来了，说自己现在忙着学习，要准备建筑学的考试。

“对，我的好孩子，”妈妈对她说，眼里满含柔情，“你看书把眼睛都熬红了，这可不好。用点儿金缕梅敷一敷，那是最管用的。”

罗莎和佩帕一直在旁边，不时接几句话，这样，玛利亚·劳拉努力坚持住了，当妈妈说起这坏小子未婚夫竟然不吭一声，一走就是这么远时，她甚至还微笑了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世界变得疯狂了，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做什么都没时间。后来妈妈又开始讲起那些大家都无比熟悉的祖辈往事，咖啡送来了，卡洛斯也进来插科打诨，讲讲故事，罗克舅舅有时在卧室门口站一会儿，一脸好脾气的样子望着他们，就这样一直到妈妈该休息的时间，一切如常。

一家人就这样慢慢习惯了，玛利亚·劳拉更艰难一些，但好在她只有每个星期四才来看妈妈；一天，阿莱杭德罗的第一封信到了（妈妈已经问了两次，怎么还没有他的消息），卡洛斯在床头给她读了信。阿莱杭德罗很喜欢累西腓，他谈到了港口，谈到卖鹦鹉的小贩，还谈到了那里好喝的冷饮，他说那里的菠萝便宜得就像不要钱一样，咖啡也货真价实、浓香四溢，家里每个人听了都直流口水。妈妈让把信封拿给她看看，还说把邮票送给莫洛尔达家的小男孩，这孩子集邮，虽然妈妈并不喜欢孩子们玩邮票，因为这些东西可是哪儿都去过的，而孩子们玩过以后从来不知道洗手。

“他们总拿舌头舔了邮票再贴，”妈妈总是这么说，“谁都知道，那上头尽是细菌，留在舌头上了还会繁殖。不过还是把这张邮票给他吧，反正他已经有了那么多张，多一张也……”

过了一天，妈妈把罗莎叫来，口授了一封给阿莱杭德罗的信，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休假，回来一趟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她还给他讲了讲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说卡洛斯刚刚被提了职，跟佩帕学钢琴的一个学生得了奖。她还告诉他，玛利亚·劳拉每个星期四都来看她，一次不落，可她学习太刻苦了，对眼睛不好。信写好之后，妈妈在结尾用铅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又轻轻地吻了一下信纸。佩帕说要去找个信封，便站起身来，柯莱丽雅姨妈拿来了五点钟要吃的药，以及要插在橱柜上花瓶里的鲜花。

一切都难之又难，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妈妈的血压更高了，家里人有时会怀疑，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起着作用，是不是他们的举止中有什么露馅儿的地方，尽管大家慎之又慎，强颜欢笑，还是有一丝不安或是沮丧给妈妈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但这是不可能的呀，因为即便是假装去笑，到最后都会和妈妈一起真的哈哈大笑起来，有时候没在妈妈跟前，他们也会互相开开玩笑、推搡一番，不过紧接着就会像是从梦中惊醒一样，诧异地望着彼此，佩帕满面通红，卡洛斯低下头，点燃一支烟。说到底，唯一要紧的是把时间混过去，别让妈妈有所察觉。罗克舅舅跟博尼法斯大夫谈过了，大家也一致同意要把这场善意的哄骗喜剧一直演下去，哄骗喜剧这个词儿还是柯莱丽雅姨妈的创造。唯一让人担心的是玛利亚·劳拉到家里来的时候，因为妈妈理所当然地要一次又一次地谈起阿莱杭德罗，她想知道是不是等他从累西腓回来他们就会立即结婚，又担心她这个发疯的儿子会不会再接受另一份合同，去那么远的地方待那么长的时间。玛利亚·劳拉这时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甚至把自己捏伤，大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不时地进到卧室里分散妈妈的注意力，解救玛利亚·劳拉，可是有一天，妈妈问柯莱丽雅姨妈，为什么每回玛利亚·劳拉来看她，大家都这样急着来找她，好像只能趁这会儿跟她相处似的。柯莱丽雅姨妈放声大笑，说这是因为大家都在玛利亚·劳拉身上看到了阿莱杭德罗的影子，所以每次她一来，大家就都想要和她待在一起。

“你说得有道理，玛利亚·劳拉太好了，”妈妈说，“我那个无赖儿子配不上她，真真的。”

“瞧你还说这话，”柯莱丽雅姨妈说，“你每次一提到儿子，眼睛都亮起来了。”

妈妈也笑了，并且想起来这几天该收到阿莱杭德罗的信了。信真的到了，罗克舅舅把信连同下午五点钟的茶一起送了进来。这一回妈妈想亲眼看看这封信，让人拿来了老花镜。她用心地读着，好像每一句话都是一口需要反复品鉴的美味。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懂得什么是尊重，”她的语气其实并不十分在意，“虽说我们年轻时还没人用打字机，可就算是能用，我也绝不敢用这玩意儿给我父亲写信，你肯定也不敢。”

“确实，”罗克舅舅说道，“谁不知道那老头儿的坏脾气。”

“罗克，你这么称呼他也太不像话了。你知道的，我从来就不喜欢听你叫他老头儿，可你总是无所谓。别忘了妈妈生起气来有多可怕。”

“好吧，行了行了。我也就是随口一说，和尊重不尊重没有关系。”

“奇怪，”妈妈边说边摘下眼镜，看着天花板上的嵌线，“阿莱杭德罗已经寄来五六封信了，却没有一回叫我……嗯，这可是我们俩的一个小秘密。很奇怪，你知道的。为什么他连一回都没这样叫过我？”

“也许是这孩子觉得把这称呼写在纸上会有点儿傻吧。口头上叫你是一回事儿……他怎么叫你来着？”

“这是秘密，”妈妈说道，“是我的小儿子和我之间的秘密。”

佩帕和罗莎对这个称呼一无所知，问卡洛斯，他也只是耸了耸肩。

“还能怎么样呢，舅舅？我能做到的就是伪造个签名。我觉得妈妈会把这事儿忘掉的，你也别太在意了。”

就这样四五个月过去了，阿莱杭德罗在一封信里说他现在很忙（可是他忙得很开心，因为对一个年轻的工程师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妈妈坚持说，现在他该休假回一趟布宜诺斯艾利斯了。回信由罗莎执笔，她觉得这一回妈妈口述得特别慢，好像每句话都要斟酌半天。

“天晓得这家伙能不能回来一趟，”罗莎仿佛不经意地说了句，“他正是顺风顺水的时候，要是为这件事跟公司闹得不愉快那就没意思了。”

妈妈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口述着。她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她是真想见到阿莱杭德罗，哪怕只有几天也好。阿莱杭德罗也该挂念着玛利亚·劳拉，倒不是说他太冷落未婚妻，但爱情不能只靠千里之外的甜言蜜语和种种诺言来维系。不管怎样，她希望阿莱杭德罗尽快给她来信，带来些好消息。罗莎注意到妈妈这一回签名之后没有亲吻信纸，而是死死盯住这封信，仿佛要把它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可怜的阿莱杭德罗。”罗莎想道，背着妈妈匆忙画了个十字。

“你瞧，”罗克舅舅对卡洛斯说，这天晚上他们俩单独留下来玩了盘多米诺骨牌，“我看要坏事儿。得想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了，要不然，她迟早会明白真相的。”

“我是没辙了，舅舅。最好是能让阿莱杭德罗回信写点儿什么事，能让她再高兴上一段时间。可怜她身体这么虚弱，我真没法想象，如果……”

“谁也没说那个，孩子。可我要告诉你，你妈妈是那种坚持到底的人。这是我们家族的性格，小子。”

妈妈看完了阿莱杭德罗闪烁其词的回信，一句话也没说。信中说等到工厂第一阶段完工，他一定争取请上几天假。这天下午，玛利亚·劳拉来的时候，妈妈请她也劝劝阿莱杭德罗，让他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一趟，哪怕是一个星期也行。玛利亚·劳拉后来告诉罗莎，妈妈是在别人听不见的情况下对她说的。还是罗克舅舅最先提出了建议，其实这办法大家也都想过好多次，只是谁也没有勇气把话挑明罢了。当妈妈又向罗莎口述信件让阿莱杭德罗回来的时候，罗克舅舅下了决心，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试一试，看妈妈能不能抗得住第一个坏消息。卡洛斯咨询了博尼法斯大夫，大夫的意见是，审慎行事，准备些药水。在一段必要的等待之后，一天下午，罗克舅舅过来坐在妈妈床边，罗莎在药柜旁边沏着马黛茶，眼睛望向窗外的阳台。

“你瞧瞧，我这才算有点明白了，为什么我这个臭外甥下不了决心回来看我们，”罗克舅舅说道，“他知道你身体还没恢复，他不想让你担心。”

妈妈看着他，好像没听懂他在说些什么。

“今天诺瓦里家打电话来了，好像是玛利亚·劳拉有了阿莱杭德罗的消息。他没什么大事儿，不过这几个月不能出远门了。”

“为什么不能出远门？”妈妈问道。

“因为他有只脚出了点儿问题，好像是吧。我记得是脚踝那儿。得问问玛利亚·劳拉到底怎么回事。老诺瓦里说是骨折了还是怎么着了。”

“脚踝那儿骨折了？”妈妈追问道。

在罗克舅舅开口回答之前，罗莎早已把嗅盐的小瓶子拿在了手里。博尼法斯大夫也立即赶到，整个过程就发生在这几个小时里，却是漫长的几个小时，博尼法斯大夫直到深夜才离开。两天后，妈妈觉得她已经好了，要佩帕给阿莱杭德罗写封信。佩帕没弄清情况，像往常一样拿着记事本和铅笔过来，妈妈却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你写就行了。告诉他好好照顾自己。”

佩帕照办了，虽然她也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一句接一句地往下写，明知道妈妈并不会看。这天晚上，她对卡洛斯说，当她在妈妈床边写信的时候，她有百分百的把握，这封信妈妈既不会看也不会在上面签名。妈妈始终闭着眼睛，直到该喝汤药的时候才睁开，好像她已经把这事儿忘了，好像她在想别的事情。

阿莱杭德罗回信的口吻再正常不过了，他解释道，本来是不想把骨折的事情告诉她的，怕她担心。一开始医生弄错了，给他打了石膏，后来又得重新换过，可他现在已经好多了，再过几个星期他就可以下地走路。总共得要两个月时间吧，不过糟糕的是，他的工作在最紧要的时刻被落下一大截，这样一来……

卡洛斯大声朗读着，他感觉妈妈并没有像以前那样仔细听。她不时看看钟，这是她不耐烦的标志。七点钟罗莎就应该把汤和博尼法斯大夫开的药端来的，可这会儿已经七点五分了。

“好了，”卡洛斯边说边把信叠起来，“你看见了，什么事儿都没有，这家伙没什么大问题。”

“那当然了，”妈妈说，“喂，你去告诉罗莎，让她快一点儿行不行。”

妈妈仔细听玛利亚·劳拉讲了阿莱杭德罗骨折的情形，还对她说让他多揉揉，说她父亲有一次在马坦萨斯从马上摔下来，多揉一揉可管用了。紧接着，仿佛还在说同一句话，妈妈又问能不能给她滴几滴柑橘花精油，清神醒脑是最管用的。

这天下午，玛利亚·劳拉先开了口。临走前，在客厅里，她把她的想法告诉了罗莎，罗莎看着她，好像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别这样，”罗莎说道，“你怎么能那样想？”

“这不是我的想象，这是事实，”玛利亚·劳拉说，“我不会再来了，罗莎，你们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可我不会再踏进那个房间了。”

说到底，谁也没有觉得玛利亚·劳拉的奇想过分荒谬。还是柯莱丽雅姨妈把大家的感受归结为一句话：在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责任就是责任。罗莎被派去诺瓦里家，可玛利亚·劳拉哭得昏天黑地，没办法，只能尊重她的决定；佩帕和罗莎从这天下午起就开始渲染舆论，说这可怜的姑娘学习任务太重，她太累了。妈妈什么都没说，星期四再次到来时，她也没问起玛利亚·劳拉。到那个星期四，阿莱杭德罗去巴西有整整十个月了。公司对他的工作太满意了，几个星期之后，又向他提出续签一年合同，条件是他立刻出发到贝伦去建另一座工厂。罗克舅舅认为这太棒了，对于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来说，这可是极大的成就。

“阿莱杭德罗打小就最聪明，”妈妈说，“就像卡洛斯做事最能坚持一样。”

“你说得没错，”罗克舅舅说道，一面在心中疑惑，玛利亚·劳拉怎么会冒出那种念头，“说真的，姐姐，你的孩子们个个都没得说。”

“这话不假，我是没什么可抱怨的。要是他们的父亲能看见他们长这么大该开心坏了。女孩们个个都是好姑娘，可怜的卡洛斯，一看就是我们家出来的好小伙。”

“还有阿莱杭德罗，他有远大前程。”

“哦，对。”妈妈应道。

“看看他们给他的这份新合同……这么着吧，等精神头好一点儿，你给你儿子写封信；他这会儿准是心惊胆战的，想着续签合同这事儿会让你不太高兴。”

“哦，对。”妈妈又重复了一遍，眼睛看着天花板，“告诉佩帕给他写封信，她知道的。”

佩帕写了信，可心里没多大把握该给阿莱杭德罗说些什么，然而有一点她确信无疑，那就是最好写出一份完整的文本，免得回信会自相矛盾。而阿莱杭德罗那边，妈妈肯理解他自然非常高兴，面前这个机会是尤为难得的。脚踝恢复得非常好，一旦彻底痊愈，他一定会请假回来和他们待上半个月。妈妈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就问《理性报》到了没有，她想让卡洛斯给她念几条电讯。家里的大小事情没费多大劲就安排得有条不紊，现在看起来不会再有什么意外，妈妈的健康状况稳定了下来。儿女们轮流陪伴，罗克舅舅和柯莱丽雅姨妈随时进进出出。晚上卡洛斯给妈妈念报纸，上午是佩帕念。罗莎和柯莱丽雅姨妈负责给她喂药洗澡，罗克舅舅在她房间里一天喝上两三次马黛茶。妈妈从未落单，也从未问起玛利亚·劳拉。每三个星期她会收到阿莱杭德罗的消息，但不做任何评论，她对佩帕说写封回信，然后就说起别的事情，总是一如既往地聪明、亲切，却拒人于千里之外。

就在这段时间，罗克舅舅开始给她读同巴西关系紧张的消息。最初他还把这些消息写在报纸边缘的空白处，可妈妈根本就不管他念得好不好，几天之后，罗克舅舅也就习惯了现编现造。起初，他在念那些令人不安的电讯时还会稍加评论，说这可能会给阿莱杭德罗和其他在巴西的阿根廷人带来些麻烦，但是妈妈好像对这些事没多大兴趣，他也就不再评论了，但每过几天形势会被描述得更严峻一些。阿莱杭德罗在信里还谈到有断交的可能，不过他带着年轻人惯有的乐观，坚信外交官们会解决这些争端。

妈妈不置一词，也许是因为离阿莱杭德罗请假的日子还早吧，但一天晚上，她突然向博尼法斯大夫发问，和巴西之间的局势是不是像报纸上说的那么严重。

“和巴西？哦，是的，是有点儿不大妙，”医生说，“但愿那些政治家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吧……”

妈妈看了看他，这样毫不迟疑地作答好像让她有点吃惊。她轻轻叹了口气，换了话题。这天晚上她比以往精神要好些，博尼法斯大夫满足地离开了。第二天，柯莱丽雅姨妈病倒了；虽说昏厥看上去只是一时的事，可博尼法斯大夫跟罗克舅舅谈了谈，建议他们还是找一家疗养院，让柯莱丽雅姨妈去住院。妈妈此时正在听卡洛斯给她念晚报上有关巴西的新闻，大家告诉她柯莱丽雅姨妈犯了偏头痛，不能下床。他们有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可罗克舅舅在和博尼法斯大夫谈完话之后就灰心丧气，只有靠卡洛斯和几个女孩拿主意了。罗莎想到了玛诺丽塔·巴耶的农庄，那儿空气好；就在柯莱丽雅姨妈犯偏头痛的第二天，卡洛斯把谈话掌握得尤为巧妙，最后竟好像成了妈妈自己提出建议，让柯莱丽雅姨妈到玛诺丽塔的农庄去住些日子，那样会有益她的健康。卡洛斯的一个同事主动开车把柯莱丽雅姨妈送去，对偏头痛病人来说，坐火车去会太疲惫。柯莱丽雅姨妈首先提出要去跟妈妈道个别，卡洛斯和罗克舅舅搀着她慢腾腾地过去，妈妈叮咛她坐现在这种汽车要注意别受凉，提醒她记得每天晚上吃点儿水果，有助于通便。

“柯莱丽雅面色潮红，”下午，妈妈对佩帕这样说，“我看不是什么好事儿，你说呢？”

“哦，在农庄里住上些日子，她就会好的。这几个月她有点累；我想起来了，玛诺丽塔有一回对她说过，让她到农庄一起住几天。”

“有这事儿吗？好奇怪呀，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猜她是不想让你烦心。”

“好女儿，那她要在那儿住多长时间呢？”

佩帕不知道，但她可以回头去问问博尼法斯大夫，是他建议换个环境透透气的。过了好几天，妈妈才又旧话重提（这时柯莱丽雅姨妈在疗养院又昏厥过去了，罗莎和罗克舅舅轮流陪护）。

“我在想，柯莱丽雅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说道。

“别呀，人家好不容易离开你，出去透透气……”

“是呀，可你们不是说，她这病没什么事吗。”

“当然没什么事。她现在留在那里就是因为高兴，也可能是想陪陪玛诺丽塔；你知道她们有多要好。”

“给农庄打个电话，问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妈妈吩咐道。

罗莎给农庄打了电话，那边的人告诉她，柯莱丽雅姨妈好一些了，只是觉得身子还有点儿虚，所以想多待几天。奥拉瓦利亚那边天气棒极了。

“这话我不爱听，”妈妈说，“柯莱丽雅早该回家了。”

“妈妈，劳驾你不要这么操心好不好。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一点，跟柯莱丽雅和玛诺丽塔一起到农庄去晒晒太阳呢？”

“我？”妈妈看着卡洛斯，那眼神像是惊奇，又像是反感，还有点儿像受了侮辱。卡洛斯笑起来，以掩饰自己的情绪（佩帕刚打过电话，柯莱丽雅姨妈病情危急），他吻了吻她的面颊，就像吻一个调皮的小姑娘。

“傻妈妈。”他说，尽量让自己什么都别想。

这天夜里妈妈睡得很不踏实，天刚亮就问起柯莱丽雅怎么样了，好像这么一大早就能得到农庄的消息似的（柯莱丽雅姨妈刚刚去世了，他们决定在殡仪馆为她守灵）。八点钟，他们从客厅里给农庄打了个电话，为的是让妈妈能听见对话，电话里说谢天谢地柯莱丽雅姨妈这一夜过得不错，但玛诺丽塔的医生还是建议她趁天气不错在那边多住些日子。卡洛斯因为公司盘点结算而不用去上班，非常开心地穿着睡衣来到妈妈床前，边喝马黛茶，边陪她聊天。

“你看看，”妈妈说，“我觉得应该给阿莱杭德罗写封信，让他回来看看他姨妈。柯莱丽雅一向最疼他，他应该回来一趟。”

“但柯莱丽雅姨妈又没什么大事儿，妈妈。阿莱杭德罗都没回来看过你，你想想……”

“回不回来是他的事，”妈妈说，“你就写信告诉他，柯莱丽雅病了，他应该回来看看她。”

“你要我们跟你说多少次呀？柯莱丽雅姨妈又不是生了什么重病。”

“不是重病最好。可给他写封信又不费你什么事儿。”

这天下午他们写了信，而且念给妈妈听了。在等阿莱杭德罗回信的日子里（柯莱丽雅姨妈身体还不错，可玛诺丽塔的医生还是坚持让她多呼吸呼吸农庄的新鲜空气），和巴西之间的外交局势愈发紧张了，卡洛斯告诉妈妈，阿莱杭德罗的信耽搁些日子也不足为奇。

“像是故意的，”妈妈说，“看着吧，他也不会回来的。”

他们谁都下不了决心去给妈妈念阿莱杭德罗的回信。大家聚在餐厅里，看着柯莱丽雅姨妈坐过的空位子，面面相觑，犹豫不决。

“这很荒谬，”卡洛斯说道，“既然我们已经习惯了把这出戏演下去，就无所谓多一出还是少一出。”

“那你把信送进去呀。”佩帕说这话时双眼盈满泪水，她用纸巾擦了擦眼睛。

“我也想啊，但总有些不太对劲的感觉。现在我每次进她的房间，总是感觉要被吓一大跳，简直像要掉进一个陷阱。”

“全怪玛利亚·劳拉，”罗莎说，“是她把这想法灌进我们脑子里的，我们才没法再表现得那么自然。再加上柯莱丽雅姨妈……”

“嗯，既然你们提起这个，我倒有个想法，最好同玛利亚·劳拉谈谈，”罗克舅舅说了话，“最合情合理的就是她考完试了，过来一趟，给你妈妈说阿莱杭德罗还是无法成行。”

“可是，虽说阿莱杭德罗每封信里都提到玛利亚·劳拉，妈妈却再没有打听过她的事情，你不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快结冰了吗？”

“这和我血液的温度没什么关系，”罗克舅舅说道，“做还是不做，就一句话。”

罗莎花了整整两个钟头才说服了玛利亚·劳拉，她们是最好的朋友，玛利亚·劳拉很爱他们一家，甚至也爱妈妈，虽然有点害怕她。他们必须新写一封信，玛利亚·劳拉把信连同一束鲜花和妈妈爱吃的橘子糖一起带了过来。是的，谢天谢地，最难的几门功课都已经考完了，她可以去圣文森特休息几个星期。

“乡下的空气会对你很有益处的，”妈妈说道，“可对柯莱丽雅就……佩帕，你今天给农庄打电话了吗？哦，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你给我说过的……好吧，柯莱丽雅走了三个星期了，你瞧……”

玛利亚·劳拉和罗莎干巴巴地议论了几句，茶盘端上来了，玛利亚·劳拉给妈妈念了几段阿莱杭德罗的信，信里说所有的外国技术人员都被临时安顿在酒店里，他觉得太好笑了，住在华丽的酒店里，由政府来埋单，静候外交官们化纠纷于无形。妈妈没有任何反应，喝了一小杯椴树花冲剂，就打起了瞌睡。几个姑娘又在客厅里继续聊了会儿天，心里轻松了许多。玛利亚·劳拉刚准备走，突然想起了电话的问题，便对罗莎说了。罗莎记得卡洛斯好像也想到了这一点，然后告诉了罗克舅舅，罗克舅舅只是耸了耸肩。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做个鬼脸，继续看他的报纸。可罗莎和佩帕还是把这个问题告诉了卡洛斯，卡洛斯说这事儿他没法自圆其说，除非接受那个大家都不想接受的事实。

“等着瞧吧，”卡洛斯说，“说不定哪天她又会想起来，要咱们把电话机给她拿过去的。到那时候……”

可妈妈一直没有要求把电话拿给她，让她亲自与柯莱丽雅姨妈通电话。每天早晨她都会问有没有农庄的消息，然后就静静地待在那里，静默中，时间仿佛是用一剂又一剂的药方或是一杯接一杯的汤药来衡量的。罗克舅舅带来《理性报》，给她读和巴西交恶的新闻，但她一点也不在意送报的人来得晚了，或者罗克舅舅因为钻研象棋问题而耽搁了时间。慢慢地，罗莎和佩帕觉得，对妈妈来说，读不读报上那些消息，给不给农庄打电话，阿莱杭德罗来不来信，都无所谓了。可他们又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时不时地，妈妈还会抬起头来，用她一贯深邃的目光注视着她们，那目光里没有一丝改变，没有一丝屈服。一切变成了例行公事，对罗莎来说，每天对着电话线另一头的黑洞聊天再简单平常不过了，就好像罗克舅舅可以看着大甩卖广告和足球新闻连绵不绝地读出编造的电讯，或者卡洛斯不时进来讲起他造访奥拉瓦利亚农庄的种种趣闻，还带来几篮水果，是玛诺丽塔和柯莱丽雅姨妈送给他们的。甚至在妈妈最后的几个月里，他们也保留着这种习惯，尽管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博尼法斯大夫告诉他们，感谢上天，妈妈不会受多大罪，她的生命会不知不觉地熄灭。可妈妈直到最后一刻都很清醒，孩子们围在她身旁，已经无法掩饰他们的情绪。

“你们大家对我太好了，”妈妈说话时带着柔情，“你们费了那么多心思，一直不让我难过。”

罗克舅舅坐在她身旁，快快乐乐地抚摸着她的手，说她在犯傻。佩帕和罗莎假装在橱柜里找什么东西，她们明白玛利亚·劳拉说得对；她们明白了大家在某种程度上一直都知道的事实。

“一直照顾我……”妈妈说道，佩帕紧紧抓住罗莎的手，因为这句话让一切都恢复了原状，这漫长而必要的喜剧全盘复原。可卡洛斯站在床前，看着妈妈，仿佛知道她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现在你们可以好好休息了，”妈妈说，“我们不会让你们再这么辛苦了。”

罗克舅舅想辩白两句，可卡洛斯走到他身边，用力捏了一下他的肩膀。妈妈一点一点陷入了昏睡，最好别去打扰她。

葬礼后的第三天，阿莱杭德罗的最后一封信到了，信里一如既往地问起妈妈和柯莱丽雅姨妈的身体状况。是罗莎拿到的信，她把信拆开，不假思索地读了起来，泪水突然涌出，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抬起双眼，意识到自己在读信时，心里想的是怎么告诉阿莱杭德罗妈妈去世的消息。

会合

我想起了杰克·伦敦的一个老故事，
故事里的主人公倚在一棵树干上，
准备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高山与平原》，哈瓦那，1961年

事情糟得不能再糟了，可至少我们已经离开了那条可恶的小舢板，在那里，除了呕吐就是海水的拍击，再就是几块泡湿了的饼干，机关枪淌着黏液，让人恶心，能自我安慰的是尚有一点还算干燥的香烟，那是因为路易斯（其实他并不叫路易斯，但我们大家都发过誓把自己的名字忘掉，直到那一天来临）灵机一动，把这玩意儿收进了一只罐头盒。每次打开它的时候，我们都分外小心，好像里面装了满满一罐蝎子。可在这样一条该死的小舢板上，即使抽支烟或是喝上一口朗姆酒也全都没用，五天五夜了，它就这样摇晃着，活像只醉酒的乌龟，经受着北风毫不留情的抽打，随着翻滚的海浪起伏，我们不停地用桶舀水，手都磨破了，我那要命的哮喘犯了，一半的人都病着，弯腰吐个不停，好像身体要拦腰断成两截一样。第二天夜里，连路易斯也吐出来绿胆汁，笑不出来了，向北我们看不见克鲁兹角的灯塔，谁也没有料到会身陷这么糟糕的局面；如果这也能被叫作一次登陆远征，简直会让人伤心透顶，愈发呕吐个没完。因此，只要能离开舢板就好，不管有什么正在岸上等着我们（可我们本来就知道会有什么，因此也无所谓），天气在最不应该的时候变好了，甚至还有让你束手无策的侦察机从头顶掠过，前面是沼泽也好，是其他什么也罢，只能蹚过那齐胸口深的水，寻找一个个脏兮兮的草墩、一个个树丛做掩护，而我就像傻瓜一样带着自己的肾上腺素雾化器奋力前进，罗贝托帮我扛着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我才得以在沼泽中涉水前行（前提是这确实是一个沼泽，因为我们中好多人都觉得是不是走错了方向，也许我们并不是抵达了陆地，而是莽莽撞撞地登上了大海里一处烂泥暗礁，离那座岛还有二十海里……）；如此种种，想一想便揪心，说出口更让人消沉，糊涂的计划，毫无希望的行动，心里面半是无从解释的欢欣，半是对眼下这遭遇的怒火，头顶的飞机让我们不得不小心隐匿，公路那边还有埋伏在等着我们，前提是我们真的能到达公路，前提是我们也确实是在岸边的一个沼泽，而不是在某个烂泥马戏场里兜圈子，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沦为那只狒狒坐在他的宫殿里取笑的谈资。

谁也记不清过去了多长时间，我们靠乱草丛中一块块的空地计算时间，在这些地方，我们随时可能遭到机枪扫射，我听见左边传来一声惨叫，很远，我觉得那是罗克（他的名字我倒是可以说出来，因为他已经成了杂草枯藤和蛤蟆中的一具白骨）。我们的全部计划现在只剩下最终目标，那就是进到山里，和路易斯会合，如果他也能够到达那里的话；计划的其余内容都在沼泽里随着北风、随着雨水、随着这次匆忙的登陆泡了汤。但也不该失之偏颇，某些事情仍按计划执行着：敌人的飞机来袭击我们了。这是我们事先就料到的，也是我们招惹出来的事，它倒是没有爽约。因此，虽说罗克那一声惨叫仍然使我难受，我惯有的不惮以恶意理解世界的方式还是让我笑了起来（我呛进了更多的水，罗贝托帮我扛着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我才得以把鼻子勉强探出水面吸几口雾化的肾上腺素，虽然实际上吸进去的更多是烂泥浆），因为既然飞机来了，就说明我们没有上错岸，至多错出了几海里的距离，但穿过这片杂草地，再前方就会是公路，然后是一片开阔地，再往北就是临海的山区。说来也好笑，是敌人的飞机让我们确认了登陆地的可靠。

不晓得过了有多长时间，天黑了，我们六个人躲在几棵瘦弱的树下，嘴里嚼着湿漉漉的烟叶和可怜的几块饼干，这是我们第一次踏上了几近干燥的地面。路易斯、巴勃罗和卢卡斯一点消息都没有；失散了，可能已经死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也一定如我们这般，狼狈不堪，浑身湿透。可让我高兴的是，在经历了这一天两栖动物的征程之后，我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死亡从未如此真实，但它不会在我身陷沼泽时随着一颗流弹降临，而会是旱地上由各方精心组织、像模像样的战斗中的一次精准操作。敌军肯定控制着公路，把沼泽地团团包围，等待着我们被烂泥、虫蚁和饥饿折磨得筋疲力尽，三个一群两个一组地露面。形势一目了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自己也觉得好笑，在这结局即将揭晓的时刻，我居然还能这样生机勃勃，头脑清醒。我在罗贝托的耳边念了几句老班丘的诗，他恨透了这个，他勃然大怒的模样再好玩不过了。“至少得让我们把身上的泥巴弄掉吧。”中尉牢骚道。“或者是能真正地抽上一口烟。”（说这话的是更左边的一位，不知道是谁，天亮的时候，他和我们失散了。）一切都是垂死挣扎：派出哨兵，大家轮岗睡觉，嚼一口烟叶，再吃上一点儿泡得像海绵一样的饼干，谁都没提路易斯，归根结底，我们唯一真正担心的是他已经死了，倘若果真如此，那可比被敌人追赶、比缺乏武器装备、比脚上的伤口还要令人丧气。在罗贝托站岗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睡着了一小会儿，可睡着之前我一直在想，现在让我们突然接受路易斯被打死的可能，那这几天所做的一切就都太鲁莽了。无论如何，这鲁莽还要继续，结局也可能是胜利，在这场荒唐的游戏里，我们甚至事先知会了敌人我们要登陆，却从未考虑过会失去路易斯。我觉得自己还在想，要是我们真的胜利了，要是我们能再一次和路易斯会合，这场游戏才算真正开始，我们如此狂放、危险却又不得不为的浪漫主义行动才算有所弥补。睡着之前我眼前还出现了一幕幻觉：路易斯站在一棵树旁，我们大家围在他的身边，他慢慢将手放到脸上，把脸揭了下来，仿佛那是张面具。他就这样捧着自己的脸走到他的兄弟巴勃罗、我、中尉还有罗克身旁，做了个手势让我们接过这张脸，戴上它。可是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拒绝了，我也拒绝了，我微笑着，笑着笑着就流了泪，于是路易斯重又把脸戴了回去，他耸了耸肩，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我能看出他身上那种极度的疲惫。从专业角度来说，人在半睡半醒又发着烧的状态下，出现这样的幻觉不足为奇。可如果路易斯真的在登陆中被杀，谁来戴着他的这张脸上山呢？我们都会努力到山上去，可谁也不会戴着路易斯的脸上山，没有谁能够也没有谁愿意戴上他的这张脸。“亚历山大死后那些争夺王位的权贵啊，”我迷迷糊糊地想，“可权贵们都见鬼去了，人人都知道。”

虽说我叙述的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一些时日了，但某些片段和时刻依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我只能用现在时态讲述它们，仿佛我又一次仰面朝天躺在那堆乱草之上，身边还是那棵树，它保护着我们不至于暴露无遗。已经是第三个晚上了，天快亮的时候，尽管吉普车往来不息，子弹嗖嗖乱飞，我们还是穿过了公路。现在得等到下一次天亮，因为向导被打死了，我们都迷了路，得找到一个老乡，带我们去买点儿吃的，而说到“买”这个字，我差点笑出来，结果又把自己呛住了，可在这一类事情上，谁也不会违背路易斯的话，买食物一定要付钱，而且买之前一定要对人讲清楚我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来到这里做这样的事。在山坡上一间废弃的茅屋里，我们找到了一点吃食，那真是天上美味，堪比丽兹酒店的佳肴（如果在丽兹酒店里真的能吃上好味道的话），罗贝托把五个比索压在一只盘子下面，真想让你们看看他那苦着脸的表情。我烧得厉害，哮喘倒是好了一些，这也是祸福相依了，可当我再一次想起罗贝托在空荡荡的茅屋里放下五个比索时的那张脸，就忍不住大笑起来，一直笑到上气不接下气，暗骂自己傻气。该睡觉了，丁第放哨，小伙子们挤在一起休息，我则稍稍离远了一点，我发觉我的咳嗽和胸腔里发出来的哨鸣声会打扰大家，另外，我还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那就是夜里有两三次，我用树叶搭起一道屏障，把脸伸到下面，慢慢地点燃一根烟，稍稍享受一下生活。

末了，那一天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没有路易斯的消息，其余都是灾难，我们八十个人里面至少牺牲了五六十人；哈维尔是最早一批倒下的，秘鲁佬被打瞎了一只眼睛，他挣扎了三个小时，而我什么都没能为他做，甚至没法在大家都背过脸去时给他补上一枪。整整一天我们都提心吊胆，生怕哪个联络员（总共有三个，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就在敌军的鼻子底下活动）给我们带来路易斯阵亡的消息。没有消息终究也是好的，想象他还活着，我们还能继续心怀期待。我冷酷地掂量了一番各种可能性，结论是他一定是被打死了，我们大家都了解他的为人，这该死的家伙能拿着一把手枪就跳出掩体，后面的人就得赶紧跟上。不会的，洛佩兹准会把他照顾好的，要说谁能在某些时刻像哄小孩子那样哄住他，跟他说不能这样由着性子，要换个不同的办法去做，也只有洛佩兹了。可是，如果洛佩兹……这样忧心没有什么益处，都是毫无依据的猜想，另外，这样的寂静很奇特，这样仰面朝天地躺着，就好像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差一点想说“完成了”，但那也太傻了）。也许是发烧或是疲惫的缘故吧，也有可能太阳出来之前他们就会像清理蛤蟆一样将我们赶尽杀绝。可眼下应当充分享受这一点可笑的喘息时间，让自己欣赏眼前的景象，夜空澄澈，星光点点，树枝在这背景之上不经意地形成美妙的图案，我用迷蒙的目光追随着，看那些枝叶忽而交叠，忽而分散，一阵炽热的风从沼泽那边吹过树冠，它们随之缓缓改变了模样。我想起了我的儿子，可他离我很远很远，在几千公里之外，那个国度里人们还可以睡在床上，他的身形仿若幻影，渐渐收拢、淡化，然后消失在树叶之间，我又想起曾与自己朝夕相伴的莫扎特的乐曲，《狩猎》四重奏的第一乐章，在小提琴柔和的旋律之中现出猎杀的号角，还有那变调，从野蛮的仪式转换成明快恬美的内省。我想象着，重复着，在记忆中默默地吟唱着它，同时感觉这旋律与天穹下的树冠图案互相映照，互相亲近，一次次地互相探索，最后这图案突然变成了有形的旋律，从一根低低的、几乎挨着我头顶的树枝上生出了一种节奏，它不断上扬，随后分叉形成扇形的枝条，其中那根稍稍细一点的树枝恰似第二小提琴在此刻响起，这枝条化入右边婆娑的树影，形成一个音符，收束这个乐句，引导目光沿树干下行，只要愿意，这乐曲便可往复循环。这也正是我们的起义，是我们眼下正在做的，虽然莫扎特和这棵树不会知晓，我们同样在用我们的方式努力，试图将一场笨拙的战争化入秩序，赋予它价值，使它有理有义，并且最终将把它引向胜利，就像是喧闹多年的狩猎号角声终于回归为动听的旋律，又像是慢板乐章之后以快板收尾，迎向光明。倘若路易斯知道会觉得有趣的，此时此刻我正把他与莫扎特相提并论，因为他一点一点地理清我们这次愚蠢的行动，把它拔升到首要原则的高度，用信念和激情碾压一切短暂的谨慎的理智。然而，去做一个以人类为音符谱曲的音乐家，是多么苦痛、多么令人绝望啊，要超越这片烂泥地，超越枪林弹雨，谱写我们本以为不可能的乐曲，这乐曲将与树冠相近相亲，与大地相近相亲，这片大地终将归还给她的儿女。是的，我发烧了。路易斯会怎样大笑起来啊，虽然他也喜欢莫扎特，我很肯定。

就这样，最后我会睡着，但睡着之前我要问自己，未来某天我们能否从仍然响彻着的猎人呐喊声的乐章过渡到胜利的丰沛的慢板，进而变成我此刻低吟的最后的快板，以及我们能否与我们面前仍然存在的一切握手言和呢？我们应该像路易斯一样，不是追随他，而是就和他一样，把种种痛恨和复仇的念头都抛在脑后，像路易斯那样带着宽宏大量的胸怀去看待我们的敌人，这宽宏在我脑海里的化身（可这个细节我无法对人言说）是全能的主是耶稣，那个当过被告也当过证人却从不审判的法官，他所做的仅仅是把陆地从一片汪洋中分离出来，以期在某个更洁净的时代来临之际，在某个地动山摇的清晨，让这片土地最终诞生出人的祖国。

然而这不是慢板，从早晨洒下第一缕阳光开始，敌人就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我们不得不放弃原计划，不再向东北方向前行，而是进入一处陌生的区域，消耗掉我们最后的弹药。中尉带着一位同伴在山冈上断后，暂时牵制住敌人进攻的步伐，为罗贝托和我争取时间转移走大腿受伤的丁第，找一个更隐蔽的制高点坚持到天黑。敌人虽说有照明弹和各种电气设备，却从不在夜里发动进攻，他们觉得即便是人数和火力优势也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抵消在黑夜中的不安全感；然而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乎整整一个白天，我们只剩下五个人，对面是一群凶猛的年轻人，他们为了讨好那只狒狒不断袭扰着我们，更别提上面还有飞机随时俯冲向山间空地，用机枪扫射一棵棵棕榈树。

过了半小时，中尉停止射击，和我们会合了，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没能前进多少距离。谁也没有想过抛下丁第，因为我们太清楚俘虏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了，我们只想着，就在这面山坡上、就在这片灌木丛里，我们会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好笑的是，那帮军人却在空军的误导下，回过头去进攻东边一座远远的山头，我们趁机顺着一条地狱般的小路向山上爬去，两个小时后登上一座光秃秃的山头。一位同伴发现了一处山洞，洞口被荒草遮得严严实实，我们喘息着钻进去，并且计划好了一条直指北方的撤退道路，那是一条穿山越岭的险路，可它通向北方，通向山区，说不定路易斯已经到了那里。

我帮已经昏迷的丁第处理伤口的时候，中尉对我说，一大早，就在军队发起进攻前不久，他听见从西面传来一阵自动步枪和手枪的声音。可能是巴勃罗的人，也说不定就是路易斯。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幸存的人被分割成了三组，也许巴勃罗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中尉问我要不要等天黑以后试着和他们联络一下。

“你这么问我，肯定是因为你想去一趟。”我对他说。我们已经把丁第安顿在山洞里最凉快的地方，在他身下铺了一堆干草，大家抽着烟休息。另外两个同伴在外面放哨。

“你懂的，”中尉兴致勃勃地看着我，“小伙子，能这样出去溜达一趟我最开心了。”

我们就这样闲聊了一会儿，不时和丁第开开玩笑，他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就在中尉准备出发的时候，罗贝托带着一位山里人走进山洞，还带来了半只烤羊羔。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家狼吞虎咽，就连丁第嘴里都嚼了一小块，直到两小时后那块肉和他的呼吸一起离开了他的嘴。山里人给我们带来了路易斯的死讯；我们并没有因此停下吃喝，虽然这消息给肉加上了太重的调料；他并没有亲眼看见路易斯的死亡，而是听他大儿子说的，他的大儿子也扛了支老猎枪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们那一组人帮助路易斯和五个伙伴冒着枪林弹雨涉水渡过了一条河流，他笃定地说，路易斯刚一上岸，还没来得及钻进最近的树丛就受了伤。山民们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上了山，和他们一起的还有路易斯小组的两个人，带着多余的武器和一点儿弹药，当夜就能到达这里。

中尉又点燃一支烟，出去安排宿营的事，顺便认识一下新来的伙伴；我留在丁第身旁，他的生命在缓缓流逝，几乎没什么痛苦。这就是说，路易斯死了，羊羔肉好吃极了，这天晚上我们会增加到九至十人，而且有了能继续战斗的弹药。这是什么样的消息呀！像是某种冰冷的疯狂，一方面给现在的我们送来了人员和食物，可另一方面又把我们的前景毁灭殆尽，一则消息和一只烤羊羔的味道宣告了我们这次行动的根本理由已不复存在。洞中黑黢黢的，我尽量让我的烟燃得久一些，只觉得此刻无法允许自己接受路易斯死亡的现实，我只能把它当作我们作战计划中的一条，因为要是巴勃罗也死了，按照路易斯的意思，我就要领头，这事儿中尉和所有的同伴都知道，我只能接过指挥权，带大家进到山区，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战斗。我感觉自己闭上了双眼，记忆中的幻觉再一次浮现，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路易斯摘下了自己的脸，递给我，我用双手护住自己的脸，说：“不，不，别这样，路易斯。”当我重新睁开眼的时候，中尉已经回来了，正查看着丁第的情况，丁第呼吸得越发急促了。中尉说，又从山上来了两个小伙子加入我们，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弹药，油炸甘薯，一只小药箱，政府军在东边的山里迷了路，离这里五十米远有一眼清澈的山泉。但他没有看我的眼睛，他嘴里叼着香烟，好像是在等我开口说点什么，等我首先提起路易斯。

接下来的事情像一个模模糊糊的空洞，血液渐渐离开了丁第，丁第渐渐离开了我们，山民们自告奋勇去埋葬他。尽管山洞里到处是呕吐的秽物和冷汗的气味，我还是留在里面想休息一会儿，奇怪的是，我突然想起了过去最要好的一个朋友，那时我还没有中断我的人生轨迹，突然远离我的国家，不远万里，来到路易斯这里，来到这个岛上登陆，来到这个山洞之中。我算了算时差，想象着就在此刻，星期三，他也许快要到他的医院了，也许正把他的帽子挂到衣架上，翻一翻收到的信件。这并不是我的幻觉，我想，这些年来我们在城里住得那么近，经常在一起谈政治，谈女人，谈我们读的书，每天在医院里见面；他每一个表情我都是那么熟悉，那些表情已经不再只属于他，而是包含了那段岁月里我的整个世界，包括我自己，我的女人，我的父亲，我的报纸和报纸上那些夸大其词的社论，我中午和值班医生一起喝的咖啡，我读的书，我看的电影，还有我的理想。我问自己，我的朋友对这一切，对路易斯，对我，都会怎么看待，我仿佛在他的脸上看到了答案（可这一定是发烧的缘故，该吃些奎宁），一张自鸣得意的脸，上面写着舒适的生活，优选的出版物，一把得心应手、声誉良好的手术刀。甚至不用他开口我就知道他要对我说，你这场革命只不过是……没有必要，就是这样，这些人不可能接受一场革命，因为这会使他们种种行为的真实意图都大白于天下，比如他们会按时定点地发些不费吹灰之力的善心，中规中矩地分摊善款，和同类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显得天真无邪，在沙龙里大谈反种族主义，可是伙计，这姑娘怎么竟然要嫁给一个白黑混血儿呀，他们信天主教，每年拿股息，在旗帜飘扬的广场上参加各种周年庆典，他们木薯一般索然无味的文学，限量本和纯银装饰的马黛茶具构成的民间文化，卑躬屈膝地参加外交会议，或早或晚迎来无可避免的死亡（奎宁，奎宁，我的哮喘又发作了）。可怜的朋友，我想想就替他难受，他像傻瓜一样维护着那些注定会随他而去、再好些也会随他的子女而去的虚假的价值；他自己拥有的只不过是一家医院和一座颇为讲究的房子，却维护着封建权力之下的产权和毫无限度的财富；他太太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天主教迫使他到情人们身上去寻找安慰，他却不遗余力地维护着教会的原则；警察在到处关闭大学、审查出版物的时候，他却仍维护着某种所谓的个人自由；维护这一切，不过是出于恐惧，他对革命心存畏惧，他怀疑，他不信任，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可怜迷惘的国度里，这些就是全部的神圣。我正想着，突然中尉一路小跑进了山洞，大喊着路易斯还活着，说刚刚和北边联系上了，路易斯活得好好的，他带了五十个山民上了山，他们先前在一片洼地里偷袭了一个营的政府军，弄到了不少武器。我们像傻子一样互相拥抱，说了一大堆后来好长时间里都让我们一想起来就脸红的话，因为只有这个，再加上吃烤羊羔肉、向前进，才是唯一有意义的事，唯一重要而且越发重要的事，在那一刻，我们都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我们用同一根木柴点燃各自的烟，然后擦干被烟熏出来的眼泪，大家都知道，烟当然是有催泪功能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天亮以后，一位山民带中尉和罗贝托去到巴勃罗和他的三个同伴那里，中尉托着巴勃罗的手臂把他抱起来，因为他的两只脚已经在沼泽里泡得伤痕累累。我们总共有二十个人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巴勃罗一把拥住了我，嘴上还叼着烟就对我说：“只要路易斯活着，我们就有希望。”我给他那双脚打上漂亮的绷带，小伙子们和他开起了玩笑，因为他就像是穿了一双洁白的新鞋，说像他这样不合时宜地显摆，他哥哥会骂他的。“那就让他骂好了，”巴勃罗猛抽了几口烟，也开起了玩笑，“想要骂人，就得活着才行啊，伙计，他活着，活得好好的，比鳄鱼还精神，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上坡路了，瞧瞧，你这不是给我打上绷带了吗，真够奢侈的……”但是好景不长，太阳一出山，子弹便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打来，我的耳朵中了一枪，如果稍稍准上两厘米，儿子（也许你现在正读着这些文字），你也就不会知道你老爸经历的这一切了。在鲜血、疼痛和恐惧之中，眼前的一切都仿佛蒙上了立体镜，每一个形象都轮廓分明，凹凸起伏，色彩变幻不定，这一定是我的求生欲所致，此外我并无大碍，用手帕包扎住，便又继续往山上攀去；但有两个山民倒在了后面，倒下的还有巴勃罗的副手，他的脸被一颗点四五子弹打成了漏斗。在这个时刻，有一些蠢事是永世不会忘却的；有一个胖子，我记得也是巴勃罗那个小组的，在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想在一棵树后藏起来。他侧着身子，跪在树干后面，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还开始大喊大叫，说：“咱们投降吧！”回答他的是两梭子汤普森冲锋枪的子弹，还有中尉那压倒枪声的怒吼：“这儿没人投降，狗东西！”到后来，山民中最小、平日里一直一言不发、很腼腆的那位，告诉我离这里一百米远有一条曲折的小路，从左边一直通向山顶。我大声告诉中尉，率先跑去，后面跟着一群山民，山民们初上火线，发了疯似的开着枪，在这片枪林弹雨之中看着他们的行动简直是种享受，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小路尽头的一棵木棉树下，那个最小的山民爬在最前面，我们紧随其后，哮喘让我举步维艰，血沿着后颈流下来，比一头猪被宰时流的血还要多，可我很肯定，这一天，我们一定能逃出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件事就像数学定理一样明确无疑：这天晚上，我们一定会与路易斯会合。

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摆脱敌人追赶的，枪声逐渐稀落，我们的耳边响起了那些惯常的叫骂声：“胆小鬼，害怕了吧，怎么不过来了？”突然间一切沉寂，树木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生机勃勃，友善而亲切，地面依然崎岖不平，该照料伤员了，水壶里只剩下不多的朗姆酒，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地传递着，传来了叹息声，夹杂着几丝抱怨，休息一会儿，抽上一口烟，继续前行，向上攀爬，尽管我喘得连肺都快从耳朵里蹦出来了，巴勃罗在一旁对我说：“听着，伙计，你把绷带给我打成四十二码的了，可我的脚是四十三码的。”四下里传来了一阵笑声，山头上有个小小的农舍，主人有一点调过味的木薯，水也是清凉的，一贯办事认真的罗贝托掏出四个比索付账，于是，先是那农夫，后来是大家伙儿，全都笑得差点岔了气，昏昏欲睡的中午，大家不得不忍痛放弃休息，就像是看着一个曼妙无比的姑娘走过，只能眼巴巴地看看那双美腿。

天黑了下来，山路越来越陡峭难行，可一想到路易斯选了这么个地方等我们，大家便都兴高采烈起来，这是连鹿也没法上去的地方。“到了那儿就会像进了教堂一样，”巴勃罗在我身边说道，“这不是连风琴都有了吗。”说着他面带嘲笑看着我，我几乎喘出了一支帕萨卡利亚舞曲，也只有他才会觉得还挺好笑的。我记不清是几点钟，但我们到达最后一处岗哨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陆续过了哨卡，表明身份，也帮山民们做介绍，最后终于到达一块林间空地，路易斯就在那里，靠在一棵树干上，当然还戴着他那顶遮阳帽，嘴里叼着一支烟。我好不容易才让自己落在了后边，让巴勃罗三步两步跑上前去，和他的哥哥紧紧拥抱在了一起，我又等着中尉和其他人都上前拥抱了他，才把小药箱和枪放在地下，两只手插在衣兜里走上前去，打量着他，我知道他会对我说什么，一定是那句一成不变的玩笑话：

“瞧瞧你戴了副什么样的眼镜子呀。”路易斯说了话。

“你不也一样戴着小镜片吗？”我答道。[1]于是我们都笑弯了腰。他的颧骨硌得我脸上的伤口生疼，但我真想让这种疼痛一直持续到生命的尽头。

“这么说你算是来了，切。”路易斯说。

和每次一样，他把“切”这个音发得很难听。

“你以为呢？”我也把音发得很难听。我们又一次傻乎乎地笑得直不起腰，旁边的人虽然不明就里，但也都跟着大笑起来。有人带来了水，也带来了消息，我们大家轮番看着路易斯，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他真的瘦了一圈，而在他那副操蛋小镜片的后面，一双眼睛还是那样神采奕奕。

山下又响起枪声，可这个营地暂时还是安全的。伤员都得到了治疗，大家就着泉水擦洗了一番，然后睡觉，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睡上一觉，就连巴勃罗那么想和他哥哥聊聊，也睡着了。可是哮喘就像我的情人，总是让我夜里不得安宁，我正好和路易斯待在一起，我靠在树干上，抽着烟，望着夜空下树叶摇曳生成的图画，不时聊一聊登陆以后各自的遭遇，但我们谈得更多的是未来，等那一天来临、我们手中的枪换成办公室的电话机、从山区下到城里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我想起了狩猎的号角，差点儿把那天夜里自己的想象向路易斯一一道来，只为逗他一笑。最后我没有对他讲，可我感觉得到，我们正慢慢进入四重奏的慢板，进入一种暂时的完满，虽然只能持续几个小时，却是实实在在的信念，是我们永生难忘的迹象。还有多少狩猎的号角尚未吹响，我们中间还会有多少人像罗克、像丁第、像秘鲁佬一样抛洒自己的白骨。可只要看一看大树的树冠，你就会感到，纷乱的景象终究会被意志重新整理清晰，那慢板的图案将会出现，在恰当的时机，最终进入到快板的节奏，那时它将化身成为名副其实的真实。一面是路易斯把国际形势、首都和各省发生的事情向我娓娓道来，一面我看见树冠上的枝叶一点一点按照我的愿望交织，那是我的旋律，也是路易斯的旋律，他还在不停地讲着什么，对我的遐想毫无觉察，然后，就在这图案的中心，现出一颗明星，一颗不大但是颜色湛蓝的星星，虽然我对天文学一无所知，甚至无法判断它是恒星还是行星，但我确定无疑，它既不是火星也不是水星，它闪烁在慢板的中心，闪烁在路易斯话语的中心，光亮无比，绝不会让人误把它当作火星或是水星。

[1]这两句话里说到眼镜时，路易斯在学“我”的阿根廷口音，而“我”在学路易斯的古巴口音。

科拉小姐

你心爱的人儿我们送他去学堂，
读上一年两年，
时光流逝，
少年会长成你的新郎。
《高高的树》[1]
（英国民谣）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让我留在医院里陪着宝贝儿过夜，不管怎么说，我是他的妈妈，而且是德·吕希大夫亲自把我们介绍给院长的。他们本可以搬一张沙发床过来，这样我就可以陪着他，让他慢慢适应下来，可怜的宝贝儿入院的时候脸色苍白，好像马上就要上手术台似的，我觉得这都是医院的那种气味闹的，他父亲也紧张得要命，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也不知道走，可我还很有把握，以为他们准会让我留下来陪着宝贝儿的。说到底，他刚满十五岁，别人可能看不出他还这么小，虽说他现在穿上了长裤，总想装成大人的模样，可还是一直很亲近我。当他知道他们不让我留下来的时候，该多难受呀，幸好他父亲跟他聊了一会儿，让他穿上睡衣，上了床。都怪那个不懂事的护士，我有些疑惑，到底是医生真的有指示呢，还是纯粹因为她想使坏。这话我也对她讲了，也问过她我是不是真的必须离开，可全都没用。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瞧她那妖里妖气的模样，小围裙兜得那么紧，没教养的小丫头，真把自己当成医院的院长了。倒是有一点我能做到，她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我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都对她讲了，我的宝贝儿臊得无处藏身，他父亲装聋作哑，而且肯定恶习不改，盯住人家的腿看个没完。唯一让我欣慰的是这儿的环境还不错，看得出来，这是一家上等人的医院；宝贝儿有一盏床头灯，非常漂亮，可以看看他喜欢的连环画，幸亏他父亲没忘记给他带些薄荷糖来，那是他的最爱。但有件事可不能忘了，明天上午头一件事就是同德·吕希大夫谈谈，把这个自高自大的丫头弄走。还得看看宝贝儿的毯子盖在身上暖和不暖和，为防万一，我得让他们另外放一条备用。拜托，够了，毯子自然是很暖和的，你们还是赶紧走吧，妈妈把我当成小孩子了，尽让我出洋相。护士肯定会想我连要个东西都不会，妈妈冲她发牢骚的时候她看我的那种眼神……可以了，是他们不让她留下来，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晚上一个人睡觉没问题。再说了，这张床睡起来挺舒服，这会儿一点儿声音都听不见，有时，远远地会传来电梯的嗡嗡声，我想起了那部恐怖电影，也是在一家医院里，夜半三更，门一点一点被打开，瘫痪在床上的女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戴白色面具的男人进了屋……

护士挺和气的，六点半她又来了一趟，手里拿着几张表格，问我的姓名、年龄，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急忙把连环画藏了起来，要是我看的是一本真正的书而不是连环画该多好，我觉得她已经看见了，但她什么也没说，肯定是还在为妈妈之前说的那些话生气，她肯定在想我和妈妈一样，也会对她指手画脚的。她问我阑尾那里疼不疼，我说不疼，今天晚上什么事都没有。她对我说：“来，测一下脉搏。”测完脉搏，她又在表格上写了点什么，然后把它挂在了床尾。“你肚子饿不饿？”她又问了一句。我感觉自己的脸一下子红了，她用“你”来称呼我，我吓了一跳，她那么年轻。我跟她说不饿，这不是真话，因为到了这个点儿，我肚子总是饿的。“今天晚饭你要吃少一点儿。”她说，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一把夺走了我那包薄荷糖，转身走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了句什么，可能没有吧。我很恼火，她对我就像对待一个小孩子，她完全可以和我讲清楚，不要吃糖果，可就这么一下子把糖夺走了……她一定是被妈妈气疯了，现在拿我来撒气，纯粹是报复；也不知怎的，她离开之后，我的烦恼突然一下子烟消云散，我想继续生她的气，可是做不到。她那么年轻，最多不过十九岁，一定是刚当上护士。说不定一会儿她会给我送晚饭来；我得问问她叫什么名字，如果她就是我的护士的话，我总得知道她叫什么才好称呼她。可来的是另外一位护士，一位和和气气的妇人，穿了条蓝裙子，给我送来了汤和几块饼干，又让我服下几颗绿色的药片。她也问我叫什么名字，这会儿感觉怎么样，又告诉我在这间病房里我肯定能睡好，这是这家医院里最好的病房，她说的是实话，因为我一觉睡到差不多早上八点，直到一个护士把我叫醒，这是位个子小小的护士，脸上皱皱巴巴的，活像只猴子，人也很和气，她告诉我该起来去洗漱了，她先给了我一支体温计，让我像通常在医院里那样插好，我一开始没听懂，因为在家里总是夹在腋下的，她给我解释了一番，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妈妈来了，看见他好好的，我真高兴，我一直在担心这可怜的孩子整夜都睡不着觉，这些孩子呀全一个样，待在家里吧事儿特别多，离开妈妈反倒能睡得踏踏实实，只是可怜了当妈的，整夜都不敢合眼。德·吕希大夫来给孩子做检查了，我出去待会儿，孩子毕竟长大了，我倒真想碰见昨天那个护士，好好看看她那张脸，只要我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她就该明白怎么才是安分守己，可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德·吕希大夫从病房里出来，对我说准备明天上午给我的宝贝儿做手术，说他的身体状况不错，是做手术的最佳状态，说在他这个年龄，阑尾手术是小事一桩。我向他表示万分感谢，并说我注意到头一天下午那个护士很是傲慢无礼，我把这事告诉大夫是因为我不想让我儿子得不到应有的照顾。说完我进到病房里，宝贝儿正在看连环画，他已经知道第二天要动手术的事了。可怜的妈妈看我的眼神那么古怪，好像世界末日要来了一样，可我又不是要去死，妈妈，行行好。卡乔也在医院割过阑尾，到第六天他就想踢足球了。你放心，我一切都好，什么都不缺。是的，妈妈，是的，整整十分钟她问个不停，问我这儿疼不疼，那儿疼不疼，幸好家里还有个小妹妹需要她操心，她终于走了，我也总算能把昨天晚上开始看的那本连环画看完了。

昨天下午那位护士名字叫科拉小姐，这是那个小个子护士给我送午饭的时候我问到的；他们给了我一点点饭菜，然后又是那些绿色的药片，还有就是一点儿滴剂，薄荷味儿的；我觉得这滴剂是催眠用的，因为我手上的连环画滑落下来，我突然就梦见了学校，还梦见我们像去年一样，和师范学校的女生们一起出去野餐，还在水池边跳舞，真快活呀。四点半左右我醒了，开始想手术的事情，这倒不是因为害怕，德·吕希大夫说过，只是个小手术，可被麻醉的滋味一定会怪怪的，然后，等你睡着了他们就把你的肚子打开，卡乔说了，最难受的是醒来以后，疼得要命，想吐，还会发烧。妈妈的小宝贝儿心情没有昨天那么好了，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还是有点害怕，他太小了，看上去可怜巴巴的。看见我走进病房，他猛地从床上坐起身，把连环画藏在枕头底下。病房里有点冷，我把暖气开大了些，把体温计拿来给他。“你会量体温吗？”我问，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说会量，就在床上躺了下来，这时我打开百叶窗，又打开了床头灯。当我走过去向他要体温计的时候，他的脸依然通红通红，我差一点笑出声来，不过这个年纪的小男孩都是这样的，要他们适应这些东西总有点难。最受不了的是她总是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为什么受不了这样的目光呢，我也说不上来，说一千道一万，她不就是个女人嘛，我从毯子下面取出体温计递给她，她看着我，我觉得她一定在心里暗自发笑，谁都看得出来我的脸色通红，这是身不由己的事情，我没法克服。她把体温记在了床尾那张纸上，一句话没说，走了出去。六点钟，爸爸妈妈来看我，我几乎已经记不起来跟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待的时间不长，因为科拉小姐对他们说，得给我准备准备，前一天晚上最好能保持平静。一开始我以为妈妈一定会说出些难听话来，可妈妈只是打量了她一番，爸爸也打量着她，可是老爸的眼神我太了解了，那完全是两码事儿。就在他们要走的时候，我听见妈妈对科拉小姐说道：“请您上点儿心照顾他，我会感激您的，这孩子从小全家人都宠着他。”妈妈还说了好多诸如此类的蠢话，我恨不得气死算了，科拉小姐怎么回答的我压根儿没听见，可我敢说这些话她都不爱听，说不定她还会想是不是我告了她的黑状。

六点半光景，她又来了一趟，推着辆小车，上面摆满了瓶瓶罐罐，还有药棉什么的，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有点害怕起来，其实也不是害怕，可我的目光再也离不开那小推车上的东西，各种各样红的蓝的药瓶子，一卷一卷的纱布，几把镊子，几根胶皮管，他那花里胡哨的鹦鹉似的妈妈没在身边，这可怜的孩子准是吓坏了，请您上点儿心照顾他，我会感激您的，您要知道，我已经和德·吕希大夫谈过了，是，太太，我们会把他当成王子来照顾的。您的小宝贝儿挺漂亮的，太太，一见我进来脸上就飞起红云。我揭开他的毯子时，他动弹了一下，好像想把毯子再盖回身上，我感觉他心里明白，我看见他这么害羞觉得挺好玩儿的。“来，把睡裤脱下来。”我说话的时候没去看他的脸。“脱裤子？”他问话的腔调都变了，像只小公鸡。“当然了，脱裤子。”我重复了一遍，他解开了腰带，又去解扣子，可他的手指怎么也不听话。我只好亲自上手褪下他的裤子，一直褪到大腿一半的地方，果然和我想象的差不多。“你已经长成小大人了。”我边说边准备刷子和肥皂，尽管实际上他也没多少毛可刮的。“在家里大伙都怎么叫你？”我一边给他涂肥皂一边问道。“我叫巴勃罗。”他答话的声音可怜巴巴的，他太害羞了。“可他们总会给你起个外号吧。”我不依不饶，接下来该给他刮那本来就没长几根的毛了，情况更糟，他差点儿没哭出声来。“这么说你连个外号也没有，当然啦，你就叫小宝贝儿嘛。”刮完了，我做了个手势，让他再把自己盖起来，没等我说话，一转眼他就抢先把毯子一直盖到了下巴底下。“巴勃罗这个名字好听。”我想稍稍安慰一下他，看见他这么害臊，我也有点过意不去，我还是第一次照看这么小又这么腼腆的男孩子，可他身上还是有点儿什么东西我不大喜欢，也许和他妈妈有关，某种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符的东西，我甚至讨厌他长得这么漂漂亮亮的，以他的年龄而言太成熟了，一个流鼻涕的小屁孩儿就自以为是个男子汉，再下去他就该给我献殷勤了。

我紧闭双眼，唯有这样我才能摆脱这一切，可一点儿用也没有，因为就在这一刻，她又添了一句：“这么说你连个外号也没有，当然啦，你就叫小宝贝儿嘛。”我真想一头撞死，再不然就揪住她的脖子，掐死她，我睁开眼睛，只见她一头栗色的秀发几乎挨到我的脸上，这是因为她正弯腰替我擦去剩下的一点肥皂沫，她的头发有一股杏仁香波的味道，和我的美术老师用的一样，也或许是类似的香水味吧，我不知该说点儿什么好，唯一能想起来问她的就是：“您的名字叫科拉，是吗？”她带着一丝嘲弄的神情看了看我，一双眼睛早已看透了我，也看遍了我的全身，说：“叫我科拉小姐。”我知道，她这样说是为了惩罚我，就像先前她说“你已经长成小大人了”一样，也只是为了嘲笑我。我恼恨自己的脸为什么涨得这么红，可这是不由我自主的，这事儿再糟糕不过了，同样糟糕的是我忽然鼓起勇气对她说了句：“您真年轻……还有，科拉这个名字很美。”可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觉得她察觉到了，而且很不高兴，这会儿她肯定因为妈妈说的话而对我怀恨在心，其实我只想对她说，她这么年轻，我想简简单单地叫她一声科拉，可这样的话此刻怎么说得出口呢，她已经生气了，而且正准备推着小车走开，我想哭，这又是一件不由我自主的事情，就在我想静下心来说出自己想法的时候，突然，我的嗓音嘶哑了，眼前也一片模糊。她已经准备离开，在门口停了一下，好像是想看看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我想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她，可就是不知道如何开口，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把装着肥皂的盒子拿起来给她看，那是她落在床上的，然后，清了清嗓子说：“您把肥皂盒忘在这儿了。”非常严肃，就是男子汉的语气。我回去拿肥皂盒，也是为了让他平静下来，我用手碰了碰他的脸颊。“别伤心，小巴勃罗，”我对他说，“一切都会好的，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手术。”我碰他的时候，他把头向后一仰，好像是受了什么侮辱，然后身体向下滑去，直到连嘴也藏进了毯子里。他从那里压低嗓音说了句：“我叫您科拉，行不行？”我这人心肠太好，看见他想方设法从别的地方找补面子，真有点于心不忍，可我知道此刻不是退让的时候，因为那样一来我再想降住他就难了，而对病人你必须要能降得住，否则就会像以往一样，像玛利亚·路易莎在十四号病房的遭遇一样，被德·吕希大夫骂个狗血淋头，要知道他在这些事情上鼻子像狗一样灵。“叫我科拉小姐。”她说着接过肥皂盒，向外走去。我心中腾地升起一股无名火，想揍她，想从床上纵身跃起，把她推出去，或者是……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就对她说了句：“我要是健健康康的，您恐怕会是另一种态度对我。”她装作没听见，连头都没回，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不想看书，什么也不想做，说到底，我情愿让她勃然大怒，回敬我几句，这样我就能请求她的原谅，说其实我不是有意说那些话的，只不过嗓子眼儿一紧，那几句话不知怎么就冒出来了，我是一时气昏了头才那样说的，我想说的不是那些话，即便是也不会那样说的。

他们总是这样，你对他们好，对他们讲上几句好听的话，他们就来劲了，就以为自己不是流着鼻涕的小屁孩儿了。这事儿我得给马尔西亚讲讲，他一定会很开心的，等明天他在手术台上看见这孩子，他会更开心的，这可怜的小孩一张涨得通红的脸，真可恶，我浑身腾起一股燥热，我要怎么做才能不这样呢，是不是说话之前要深呼吸一下，天晓得。她走的时候一定气坏了，我敢肯定她听见我讲的话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对她讲那样的话，我觉得我问她能不能叫她科拉的时候，她并没有生气，她走过来还摸了一下我的脸就是证据，她让我称呼她小姐，那是她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不对不对，这事儿发生在前，她先摸了我，然后我才问的她，是我把事情搞砸了。现在还不如之前了，就是给我满满一瓶药片我也睡不着了。肚子那里一阵阵地痛。手摸上去很光滑，怪怪的，糟糕的是现在什么事情全都涌上了心头，我想起了那杏仁味儿的香水，想起了科拉的声音，她的嗓音略有些低沉，不像是她这么年轻这么漂亮的女孩发出的，倒像是来自某个唱博莱罗舞曲的女歌手，哪怕是在她生气的时候，这声音里好像也有种什么东西，在轻轻地抚摸我。我听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赶紧躺好，闭上眼睛，我不想看见她，我不要看见她，还是让我安生一会儿吧，我感觉她进了病房，打开天花板上的灯，他假装熟睡的样子像个小天使，一只手挡住脸，直到我走到床边他才睁开眼睛。看见我手上拿着的东西，他的脸一下子红了，这倒让我又是可怜他，又有点儿想发笑，这孩子真的太傻了。“来，乖孩子，把裤子褪下去，转过身去。”这可怜的孩子差一点儿就蹬起腿了，我想象他五岁的时候在他妈妈面前就应该是那样的，嘴里喊着不要不要，大哭大闹，钻进被子里尖声大叫，可这一回这可怜的孩子没这么做，他只是死死盯住灌肠器，又看向等着他的我，突然，他转过身去，两只手在毯子下面鼓捣了一番，可都是白费功夫，我不得不把灌肠器挂在了床头，帮他掀开毯子，让他把屁股抬起来一点儿，褪下他的裤子，再铺上一块毛巾。“来，腿抬起来一点儿，就这样，可以了，趴下去，我让你趴下去，就这样。”他虽然一声不吭，可那神情就像是在大喊大叫一样，我看着我这个年轻的崇拜者的小屁股，觉得有点好玩，又有点可怜他，搞得好像我真的是因为他那几句话在惩罚他似的。“要是嫌太烫就出个声。”我提醒了一句，可他没有吭声，一准是在咬着自己的拳头，我不想看他的脸，所以在床边坐了下来，等他说点什么，灌进了那么多的液体，他居然一声不吭，忍到了最后，做完之后我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次确实是为了算算旧账：“这样我才喜欢，像个小男子汉。”我给他盖上毯子，又告诉他尽量憋住，等实在憋不住再上厕所。“你想让我帮你把灯关了，还是开着等你起床自己关？”她走到门口问了我一句。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还能答话，说了句随便之类的，就听见门关上了，于是我用毯子把自己连头蒙了起来，我又能做什么呢，虽说肚子还在疼，我咬着自己的两只手，痛哭失声，哭得一塌糊涂，骂着她，诅咒她，想象着用刀子五下、十下、二十下捅进她的胸膛，捅一下就诅咒她一次，享受着她的痛苦，想象着她会怎样为她对我做过的一切向我求饶。

都是这样，苏亚雷斯，动刀子，打开，可说不定哪一次就会有意外。当然，孩子这么年轻，十有八九他会平安无事，可我还是要对他父亲说清楚，最好别在这种事情上给自己惹麻烦。最好是一切反应正常，可这一回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太妙，你想一想刚上麻醉时，那根本就不像是他这个年纪的小孩该有的情形。两个小时以后我去看他，以这么长时间的手术而言，他情况还算不错。德·吕希大夫进来的时候，我正给那可怜孩子擦嘴，他不停地吐，麻药劲还没过去，但是大夫还是用听诊器给他听了听，嘱咐我别离开他身边，一直要等到他完全清醒过来。他的父母还在另一间屋子里，那位好太太看来对这一类的事情不太习惯，这会儿一句大话也说不出来了，那做父亲的看着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喂，小巴勃罗，想吐你就吐出来，想哼你就哼出声来，我在这儿呢，是的，我当然在这儿，这可怜孩子还没醒，但他就像快淹死的人一样，死死抓着我的手不放。他肯定把我当成他妈妈了，他们谁都这样，千篇一律。喂，巴勃罗，别这么动来动去，这样你会更疼的，别，手别在自己身上乱扯，那地方不能碰的。这可怜孩子从麻醉里醒来可够他受的，马尔西亚告诉我说那台手术做得格外久。有点儿怪，可能是遇到什么复杂情况了，有时候那阑尾不是一眼就能看得见的，今天晚上我得去问问马尔西亚。好了，乖孩子，我在这儿呢，想哼就哼出声来吧，就是别这么动来动去，我这就用纱布包点儿冰给你润润嘴唇，这样你就不会觉得渴了。是的，亲爱的，吐出来就好了，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吧。你这手劲可真大，把我的手都快捏青了，对，对，想哭就哭出来，哭吧，小巴勃罗，这能减轻点痛苦，哭吧，哼出声来，反正你睡得死死的，把我当成你妈妈了。你长得真漂亮，你知道不知道，鼻子翘翘的，睫毛又密又长，这会儿你脸色这么白，就像长大了好几岁一样。你不会为一点小事就把脸涨得通红了，对吧，我的小可怜。我疼得很，妈妈，我这儿疼，你让我把他们塞进来的这块沉甸甸的东西取出来吧，我肚子里面有个东西压着，疼得很，妈妈，你让护士来替我把这东西取出来吧。好的，我的乖孩子，很快会过去的，别再动来动去了，你哪来这么大的劲，我得去叫玛利亚·路易莎来帮忙了。好了，巴勃罗，你再这么动来动去我真要生气了，你这么不停地动会疼得更厉害的。啊，看来你开始有点儿知觉了，我这儿疼，科拉小姐，我这儿特别疼，请你帮我做点儿什么，这里太疼了，把我的手放开，我受不了了，科拉小姐，我实在受不了了。

幸好我可怜的小心肝最后还是睡着了，两点半，护士过来找我，让我陪他待一会儿，说他已经好一些了，可我看他脸色苍白，肯定是失血过多，好在德·吕希大夫说了，一切都很顺利。护士也被他折腾得够呛，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早点儿让我进去，这家医院的人太死板了。已经是晚上了，宝贝儿一直睡着，看得出来他是累极了，可我看他气色好了一点，脸上有了些颜色。他还时不时哼两声，但已经不用手去挠绑着绷带的地方了，呼吸也很均匀，我看这一夜他会过得安安稳稳的。接下来，第一波惊吓刚刚过去，那位大妈指手画脚的旧病又复发了，劳驾，小姐，夜里别让宝宝没人照看；就好像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似的，不过这也难免。我说过了我是可怜你，你这个蠢老太婆，要不然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她们总以为到最后一天给一笔丰厚的小费就万事大吉了。有时候那小费也根本谈不上丰厚二字，不过还想这些做什么呢，反正她已经走了，现在一片安静。马尔西亚，你别急着走，你没看见这孩子还没醒吗，给我说说今天上午的事儿。好吧，你要是现在太忙，我们回头再聊。别，别，玛利亚·路易莎会进来的，在这儿不行，马尔西亚。当然了，不用在意别人，但我跟你说过我上班的时候你别吻我，这不好。好像我们整夜整夜地亲吻还不够似的，你这个傻瓜。走吧。我说走吧，要不然我生气了。傻瓜，怪人。对，亲爱的，再见。当然了。特别特别爱你。

四下里一片漆黑，可这样更好，我连眼睛都不想睁开。已经不太疼了，能这样慢慢地呼吸，也不想吐，多好啊。周围没有一点声音，我这会儿想起来了，我看见过妈妈，她对我说了些什么，让我很难受。我几乎没去看老爸，他在床尾那边，还对我挤了挤眼，这可怜虫就会这一套。我有点冷，想再要一条毯子。科拉小姐，我想再加条毯子。她就在那里，我稍稍睁了睁眼睛，看见她就坐在窗边，正在读一份杂志。她立即走了过来，帮我盖好了毯子，我什么也不用对她讲，她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思。这会儿我想起来了，今天下午我把她当成妈妈了，是她使我平静了下来，也说不定是我在做梦。我下午是在做梦吗，科拉小姐？是您握着我的手，对吗？我当时说了那么多蠢话，可那都是因为我实在太疼了，还恶心想吐……请您原谅我，当护士可真不是什么好差事。我说对了吧，您在笑，可我知道，我是不是把您身上吐得一塌糊涂。好了，我不说话了。我这样很舒服，也不冷。不，不，我不怎么疼，只有一点点疼。科拉小姐，现在挺晚了吧？嘘，现在您什么话都别说了，我告诉过您不能多说话，您就高高兴兴地想想已经不疼了，安安静静地待着。不，不算晚，才七点钟。把眼睛闭上，睡一觉。就这样，现在就睡。

是啊，我是想睡上一觉，可这事儿并不那么容易办到。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就要睡着了，可伤口那儿突然一疼，或者是脑子里一阵眩晕，于是我不得不睁开眼睛看看她，她就坐在窗边看杂志，把灯罩降得低低的，为的是不让光线照到我。为什么她要一直留在这里呢？她的头发真漂亮，头微微一转，头发就亮闪闪的。她这么年轻，我今天居然错把她当成了妈妈，真是不可思议。我都对她说了些什么话呀，她肯定又在笑我。可是，是她用冰块给我擦嘴，让我不觉得那么疼，现在我想起来了，她还用古龙水替我擦额头和头发，还抓住我的双手，不让我去撕绷带。她已经不生我的气了，也许妈妈已经对她说过对不起了，反正是这一类的话吧，她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神也不一样了：“把眼睛闭上，睡一觉。”我喜欢她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想起来第一天她把我的糖果夺走的事，就像是假的一样。我真想对她说，她这么美，我没有一丁点儿要跟她过不去的想法，恰恰相反，我想让她夜里照顾我，我不要那个小个子护士。我真想让她再用古龙水替我擦擦头发。我也真想听她笑着对我说对不起，然后告诉我可以叫她科拉。

他睡了好久好久，八点钟的时候，我估计德·吕希大夫快到了，便叫醒了他，给他量体温。他气色好了许多，这一觉对他太有用处了。他一看见体温计，便从毯子里伸出一只手来，但我告诉他别动。我故意不去看他的眼睛，免得他不好受，可他还是脸红了，对我说他自己能行的。我当然没去理会他，但这可怜孩子太紧张了，我实在没办法，只好对他说：“好了，巴勃罗，你是个小大人了，别每次都这样，好吗？”每次都这样，他就是这毛病，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假装没看见，记下了他的体温，就去准备打针的事情。她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用床单擦干了眼泪，我真生我自己的气，我愿意付出一切，只要能开口对她说句话，说我不在意，我真的一点儿都不在意，只是一时克制不住而已。“这个针一点儿都不疼，”她举着针管对我说，“它能让你一夜都能睡个好觉。”她掀开毯子，我又一次觉得浑身的血液一下子涌上了脸庞，可她只微微一笑，便用一团湿湿的棉花球在我大腿上擦了擦。“一点儿都不疼。”我对她说，因为总得说点儿什么，总不能在她这么看着我的时候，我就这么傻傻地待着吧。“你看，”说着她拔出针头，又用棉球给我擦了擦，“你看，我说不疼吧。现在你哪儿都不会疼了，小巴勃罗。”她给我盖好毯子，又用手摸了一下我的脸。我闭上眼睛，真想干脆死掉，这样她就会哭泣着，用手抚摸我的脸庞。

我对科拉从来就看不太懂，可这一回她有点偏执了。本来嘛，不理解女人是怎么想的也不要紧，只要她们爱你就行了。要是她们犯神经了，或者听了随便一句玩笑话就来找茬，好吧，小乖乖，好了，来，吻我一下，一切就都万事大吉。看得出来这姑娘还太嫩，她还需要好长时间才能学会在这个可恶的行当里讨生活，这可怜的姑娘今天晚上脸色有点儿不对，我花了整整半个小时才让她忘掉那些烦人的事情。她还没找到合适的方法去对付某些病人，二十二号病室那个老太太就是个例子，我觉得从那以后她应该长进一点了，可是现在这个小家伙又成了她的一件头疼事。夜里两点钟左右，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喝了会儿马黛茶，然后她去给他打了一针，回来时心情很不好，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她这张脸生起气来、发起愁来都挺好看，渐渐地我把她的情绪扭了过来，终于她笑了，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其实在这种时候我真想脱掉她的衣裳，感受一番她的身体像怕冷似的微微颤抖。马尔西亚，这会儿不早了吧。哦，这么说我还可以再待一会儿，下一次打针是五点半，那个加利西亚小个子女人六点钟才会来。原谅我，马尔西亚，我是个傻姑娘，你看，就为了这么个流鼻涕的小孩我操了多大的心，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把他降住了，可一阵一阵的，我又有点可怜他，这个年纪的孩子总是又愚蠢又骄傲，要是可能的话，我想让苏亚雷斯大夫给我调个班，二楼不是还有两个做了手术的病人吗，都是成年人，你可以毫无顾忌地问他们大便了没有啊，尿盆满了没有啊，需要的时候帮他们擦擦身子，一边干活一边还聊些天气啊政治啊什么的，都再平常不过，只是干了该干的活，马尔西亚，而不是像在这儿，你懂吧。不错，人当然什么都得经历，可是我还得碰见多少个这样的小毛孩儿呢，这就像你常说的，是个技术问题。就是，亲爱的，当然了。可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妈妈开了个坏头，这种事是忘不掉的，你明白吗，误会从第一分钟开始就注定了，那孩子很傲气，身上又疼，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可他想装大人，想带着男子汉的眼神来看我，就像你的眼神那样。现在我连问他想不想尿尿都不敢，更糟糕的是，要是我在病房里待着，他能一整夜都憋着不尿。现在我想起这个还忍不住想笑，他明明是想尿，又不敢说出来，最后我不耐烦了，逼着他学会了不动身子躺在那儿尿尿。每到这时，他总是闭上眼睛，可这样一来情况更糟，他总是一副马上就要哭出来或是想骂我一顿的样子，就是这样的反应，他太小了，马尔西亚，还有那位大妈，她一准是把儿子当个扭扭捏捏的小宝宝来养活，宝贝儿这，宝贝儿那，说上一大堆废话，反正他永远是个小宝宝，是妈妈的小宝贝儿。唉，又刚好轮到我来管他，就像你说的，碰到高压线了，要是轮到玛利亚·路易莎就好了，她的年龄给他当姑姑都绰绰有余，哪怕把他全身上下都擦洗一遍，他也不会这样满脸通红。唉，说实话，马尔西亚，都怪我运气不好。

她把床头柜上的灯打开时，我正在做梦，梦见自己在上法语课，我最先看到的总是她那一头秀发，大概是她给我打针时必须得把腰弯下来的缘故吧，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她的头发搭在我的脸旁边，有一回还把我的嘴弄得好痒，气味又那么好闻，她用棉球给我擦的时候总是笑吟吟的，擦了好一会儿才把针扎进去，我看着她的手稳稳当当地推着注射器，黄色的液体慢慢地进入我的身体，有点儿疼。“不，一点儿都不疼。”我永远没法对她说：“不，一点儿都不疼，科拉。”我不会叫她科拉小姐的，一辈子都不会这样称呼她。我要尽量少跟她说话，就算她跪在地下求我，我都不会叫她科拉小姐的。不，我一点儿都不疼。不了，谢谢，我挺好的，我要再睡一觉。谢谢了。

谢天谢地，他脸色又正常了，就是精神头还差一点儿，连吻我一下都勉强，埃斯特姨妈给他带来了好些连环画，还送给他一条特别漂亮的领带，让他在我们接他回家的那天戴上，可他连看都没看她一眼。今天早上这个护士真是个温柔的好人，毕恭毕敬的，和她说话倒挺让人开心，她说孩子一直睡到八点钟才醒，喝了一点牛奶，看样子现在就可以开始进食了，我得和苏亚雷斯大夫说说，这孩子不能喝可可，恐怕他父亲已经对大夫说了，因为我看见他们聊了好一会儿。太太，您出去待一会儿，我们要给他做点儿检查。莫兰先生，您可以留下来，主要是有那么多纱布绷带，他妈妈看见了不好受。让我们来看看，伙计。这儿疼吗？当然了，这很正常。那这儿呢，是疼还是稍微有点感觉。很好，一切顺利，小朋友。就这样，整整五分钟，这儿疼吗，那儿有感觉吗，老爸一直盯着我的肚子，就好像他是头一次看见似的。怪怪的，直到他们走了以后我才平静下来，可怜的爸妈，让他们担心了，可我能怎么办呢，他们真烦人，老说些不该说的话，尤其是妈妈，幸好那小个子护士装聋作哑的，什么都忍了，满脸是那种可怜虫等着别人给点小费的神情。你看他们连我不能喝可可这种事儿都能说出口，真把我当成个吃奶的小毛孩儿了。我真想一觉睡上个五天五夜，谁都不见，特别是不想见科拉，醒来正好他们接我出院回家。也许还要多等上几天，莫兰先生，您已经从德·吕希大夫那里得知了吧，这次手术比预想中复杂了一点儿，有时候总会有点小小的意外。当然了，以这个孩子的体质，我看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最好您还是给您太太说一下，这事儿可能不像我们一开始想的那样，过一周就没事了。哦，当然，好的，这个您可以和院长谈，这是内部事宜。现在你瞧瞧，是不是运气不好，马尔西亚，我昨天晚上就跟你讲过的，这件事要比我们预想中持续得更久。是呀，我也知道这没什么要紧的，但是你能不能稍微体贴一点，你知道的，伺候这孩子真不好受，他比我更加觉得不好受，真可怜。你别这么看着我，我怎么就不能可怜他，别这么看我。

没人不让我看书，可那些连环画就从我手里掉下去了，我还有两篇没有看完，埃斯特姨妈还带来那么多本。我脸颊发烫，恐怕是发烧了，要不就是这间病房里太热了，我得让科拉把窗户打开一点，或者替我去掉一条毯子。我想睡觉，她坐在那里看杂志，我睡我的觉，看不见她，连她在不在那里也不知道，这就是我此刻最想做的事情。可现在她只有晚上才会留在这里，最麻烦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他们让我一个人待在这里。我觉得自己三四点钟的时候睡着了一会儿，五点整，她来了，拿来一种新的药，是种滴剂，苦得要命。她每次看上去都像是刚洗完澡换好衣服似的，身上有一股清新的气息，像香粉，又像古龙水。“这种新药很难吃，我知道。”说着她微微一笑，像是在给我打气。“不，只有一点点苦，没什么。”我告诉她。“你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她边问边甩着体温计。我跟她说挺好，一直睡着，苏亚雷斯大夫说我好多了，我也不太疼了。“那好，那你就能稍微干点儿活了。”说完她把体温计递给了我。一时间我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才好，我量着体温，她走过去关上了百叶窗，又把床头柜上的瓶瓶罐罐整理了一番。趁她来取体温计之前，我偷空看了一眼。“我在发高烧呀。”他对我讲这话时好像吓坏了。真糟糕，我怎么老是做这样的蠢事，为了不让他难堪，我把体温计给了他，结果这个小不点儿居然趁机知道了自己正在发高烧。“头四天总是这样的，另外，谁也没有让你看体温计。”我恼羞成怒，不是冲他，更多是冲着我自己。我问他是不是动自己的肚子了，他说没有。他一头一脸的汗珠，我替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给他洒了点古龙水；没等回答完我的问话，他就紧紧闭上了双眼，我给他梳了梳头发，免得老耷拉在额头上，他也没把眼睛睁开。三十九度九，真是烧得不轻。“你尽量睡一小会儿。”我边说边在心里盘算什么时候把这事儿告诉苏亚雷斯大夫。他依然没有睁眼，却露出一副厌烦的神情，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您对我不好，科拉。”我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我守在他身旁，直到最后他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满满的都是高烧和愁苦。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想抚摸他的额头，但他一把推开了我的手，肯定是扯动了伤口，又疼得抽搐了一下。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又压低嗓音对我说：“如果您不是在这个地方认识我的话，您一定不会这样对待我的。”一开始我差点儿没笑出声来，可他这话说得太滑稽了，还眼泪汪汪的，我又陷入了以往的情绪，又生气又有点害怕，在这个自命不凡的小毛孩面前，我突然觉得无依无靠。我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这一点真要感谢马尔西亚，是他教会了我控制自己，我也做得越来越好了），我挺直身躯，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把毛巾挂在了架子上，又盖上了古龙水的瓶子。现在好了，我们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说白了，这样更好。一个是护士，一个是病人，什么废话都不用多说了。古龙水还是让他妈妈去给他搽，我需要为他做的是别的事情，而且我会不假思索地去做。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职责。后来我给马尔西亚说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是想给他个机会道歉，说声对不起。我不知道，也许是吧，可也许不是，也许我待在那里只是为了让他继续骂我，想看看他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可他仍然双眼紧闭，额头上脸颊上全是汗水，就好像有人把我浸在滚烫的开水中，为了不看她，我用力闭紧双眼，眼前尽是些紫色红色的光斑，可我知道她就在那里，只要她能再一次弯下腰来，替我擦擦额头的汗水，就当我根本没对她讲过那些话，让我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但是已经不可能了，她就要走了，什么也不会为我做，什么话也不会对我讲，等我再睁开眼睛，就只有茫茫黑夜，还有床头柜和空荡荡的病房，残留在病房里的一点香水的气息，我要十遍百遍地对自己说，我对她说这话没有任何错，我就是要让她学着点儿，让她别像对小孩子那样对待我，让她还我清净，让她别离开我。

总是在这个时候，早上六七点钟，应该是一对在院子里屋檐下筑窝的鸽子，雄鸽咕咕地叫，雌鸽咕咕地回应，叫了一会儿便都累了，那个小个子护士来给我擦洗和送早饭的时候我对她说了这事，她耸耸肩，说早先也有别的病人提过意见，可院长不想把它们赶走。这对鸽子的动静我也不知道听了多少天，最初几个早晨，我要么是还睡着，要么是疼痛难当，没去注意它们，可这三天，我一听见它们的叫声就愁上心来，我更愿意在家里听小狗米洛德的吠声，哪怕是听埃斯特姨妈的唠叨也行，这个时间她该起床去望弥撒了。这该死的高烧始终不肯退，他们要把我在这里留到何年何月呀，今天上午我必须得问问苏亚雷斯大夫，无论如何，待在自己家里才是最好的。您听我说，莫兰先生，坦率地和您说吧，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不行，科拉小姐，我还是想让您继续照看这个病人，我会给您解释原因的。可这样一来，马尔西亚……过来，我来给你煮一杯浓浓的咖啡，你还太嫩了，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听着，亲爱的，我已经和苏亚雷斯大夫谈过了，看起来这孩子……

幸好后来两只鸽子都不叫了，也许它们正在什么地方飞翔，飞遍整座城市的上空，这对鸽子真有福气。上午的时光特别难熬，老爸老妈走的时候我开心极了，自从我发高烧以来，他们来得更勤了。好吧，要是我还得在这里再待上四五天，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家里当然会好一点，可我一样还是要发烧，还是要一阵一阵地难受。连一本连环画都看不成，这简直就是要了我的命，一想到这个，我就仿佛全身的血都流光了。可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在发烧，这一点昨天晚上德·吕希大夫就告诉过我，今天早上苏亚雷斯大夫又对我说了一遍，他们准是很清楚的。我睡得很少，时间总像停滞了一样，每天下午三点钟以前我准会醒来，就好像三点或是五点对我意义非凡似的。正相反，三点钟，小个子护士就下班了，真可惜，因为她在的时候我总是特别好。要是我能一觉睡到半夜那该多好呀。巴勃罗，是我，我是科拉小姐。我是你的夜班护士，给你打针打得很疼的那个护士。我知道你不疼，傻瓜，我只是开个玩笑。想睡你就再睡会儿，就这样。他眼睛没睁，对我说了声“谢谢”，他是可以睁开眼睛的，我知道中午的时候，虽说不让他说太多的话，他还是和那个加利西亚小个子护士聊了半天。走出病房之前，我突然转过身来，他在看着我，我能感觉到，他一直在我背后看着我。我走了回去，在床边坐了下来，量了量他的脉搏，又把他发烧时揉得皱皱巴巴的床单铺平。他看着我的头发，然后垂下目光，躲闪着我的视线。我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做点准备，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两眼望着窗户，仿佛我根本不存在。五点半他们会准时来他这里，他还有点时间可以睡一小会儿，他的父母在楼下等候着，若是在这个钟点看见他们他会感到奇怪的。苏亚雷斯大夫会稍微提前几分钟到这里，给他说明他还得再做一次手术，让他不用太担心。然而他们派来的是马尔西亚，看见他走进来我着实吃了一惊，可他给我打了个手势，让我别动，他在床尾那儿看了看体温记录，直到巴勃罗适应了他的到来。他跟他开起了玩笑，这一类的谈话他很在行，大街上冷得很，待在这房间可真好呀，巴勃罗看着他，一言不发，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反倒是我感觉怪怪的，我真想让马尔西亚出去，让我和这孩子单独待在这里，我觉得这些话没有谁能比我更适合说给他听，可谁知道呢，也许并非如此。我知道，大夫，你们还得再给我做一次手术，您不就是上次给我做麻醉的大夫吗，好吧，这样最好，总比躺在这张床上发烧强。我早就知道你们最终还是得做点什么，因为从昨天起我就疼得厉害，这次疼得不一样，是里边疼。还有您，就这么坐在那儿，您别用这种表情看着我，别这么笑，就像是来请我去看电影似的。您和他一起出去吧，到走廊里去吻他，那天他在这里吻了您一下您还跟他生了气，其实那会儿我没睡着。你们两位都走吧，让我睡一会儿，我睡着了能疼得轻一点。

好了，孩子，我们来一鼓作气把这事搞定，你还要把这张床占多长时间呀，亲爱的。慢慢地数数，一，二，三。就这样，很好，继续数，过上一个星期你就能回家吃汁水汪汪的牛排了。你去眯上一会儿，姑娘，然后回来缝合。你该先看看德·吕希的脸色，没有人能够适应这些东西的。你瞧，我借机向苏亚雷斯提出能不能给你换个班，说你照看这么个重病号特别累，如果你也跟他说说，也许会把你换到三楼去。行了行了，你爱干吗干吗，那天晚上你发了那么一通牢骚，现在倒成了好撒玛利亚人了。你别跟我生气，我是为了你好才这么做的。他当然是为了我好才这么做的，可他完全是瞎耽误工夫，我不但今天晚上而且每天晚上都要和这孩子待在一起。八点半他开始慢慢醒来，他的父母赶紧走开了，因为最好别让他看见可怜的父母那副面孔，苏亚雷斯大夫来的时候低声问我，需要不需要让玛利亚·路易莎来换我一会儿，我对他做了个手势，意思是我留下，他就走了。玛利亚·路易莎陪了我一会儿，因为我们得稳住他，让他平静下来，后来他突然安静了，几乎没有呕吐；他太虚弱了，几乎没怎么呻吟就又睡着了，一直睡到十点钟。还是那两只鸽子，你一会儿就能看见，妈妈，又像每天早上那样咕咕叫，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把它们撵走，让它们飞到别的树上去。把手给我，妈妈，我冷极了。啊，我刚才是做了一个梦，我以为已经是早晨了，鸽子也开始叫了。对不起，我把您当成我妈妈了。他又一次移开了目光，摆出凶巴巴的模样，又一次把过错都推到我身上。我假装没发现他还在生气，照看着他，在他身旁坐下来，用冰块替他润嘴唇。我把古龙水洒在他的手心和额头上，他这才把目光转向我，我又离他更近了一点，朝他微微一笑。“叫我科拉吧，”我对他说，“我知道，一开始我们有点儿误会，可我们最终能成为好朋友的，巴勃罗。”他一声不吭地看着我。“对我说：好吧，科拉。”他还是看着我。“科拉小姐。”说完这句，他又闭上了眼睛。“别，巴勃罗，别这样。”我央求着，亲吻了一下他的脸颊，吻在离嘴边很近的地方。“从今以后我就是科拉，只有你能叫的科拉。”我不得不向后闪开，可还是溅到了我脸上。我擦了把脸，扶住他的头让他漱口，贴在他耳边说话时又亲了他一口。“请您原谅我，”他的声音细若游丝，“我没忍住。”我对他说别说傻话，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来照顾他的，想吐就吐，只要能轻松一点就好。“我想让妈妈来一下。”他这么对我说，眼睛望着别处，目光里一片空白。我又摸了摸他的头发，替他理了理毯子，等他对我说点儿什么，可他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我觉察到了，我待在这里只能增加他的痛苦。走到门口，我转过身来等了等；他两眼瞪得溜圆，死死盯住天花板。“小巴勃罗，”我叫了他一声，“拜托，小巴勃罗，拜托，亲爱的。”我走回床边，弯下腰来吻了他，他冷冰冰的，透过古龙水的香气，是呕吐和麻醉的气味。只要再待一秒钟，我就会当着他的面号啕大哭起来，为他而哭。我又吻了吻他，然后跑出了病房，去找他的妈妈，找玛利亚·路易莎；有他妈妈在那里，我不想再回来，至少今天晚上不想回来，而在这之后，我非常清楚，我没有任何必要再回到这间病房里来，马尔西亚和玛利亚·路易莎会把一切都料理好，直到这间病房再一次腾空。

[1]原文为英语。

正午的海岛

第一次看见那座小岛时，马利尼正朝左边的座位彬彬有礼地弯下腰，打开塑料小桌板，再放上午餐盘。他捧着杂志或是端着威士忌酒杯来来去去的时候，那位女乘客已经看了他好几眼。马利尼一边慢悠悠地整理小桌板，一边无聊地自问，这位女乘客固执的注视是否值得回应，她只不过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美国女人。正在这时，那座小岛的海岸线出现在蓝色的椭圆形舷窗里，海滩宛若金黄的丝带，几座小山隆向一处荒凉的高地。马利尼把放错位置的啤酒杯放好，对女乘客微微一笑。“希腊的岛屿。”他说。“哦，对，希腊。”[1]美国女人回答，假装饶有兴趣。一阵短促的铃声响起，空乘站直身体，薄薄的嘴唇依然保持着职业的微笑。他去给一对叙利亚夫妇准备番茄汁，走到尾舱时，他停了几秒，再一次向下望去；那座岛很小，孤零零的，四面被爱琴海环绕，湛蓝的海水给小岛镶了一道耀眼的凝固的白边，那是浪花撞击着礁石和港湾。马利尼看见空无一人的海滩向北向西蜿蜒而去，一道陡峭的山岭直插海中。这是个乱石丛生的荒岛，离北部海滩不远的地方，能看见一团铅灰色的暗影，也许是一座房子，也许是好几家简陋的房屋。他打开番茄汁罐头，重新直起身时，小岛已经从舷窗里消失了；窗外只有大海，一望无际的碧绿的海平面。他莫名地看了看手表，刚好是正午时分。

马利尼喜欢被派去飞罗马——德黑兰航线，因为这条线不像飞北方的航班那样阴郁，女孩子们也因为能飞去东方或者去看意大利而欣喜。四天以后，一个孩子把餐勺弄丢了，愁眉苦脸地把餐后甜点的盘子指给他看，他给那孩子递新餐勺时，又一次看见了那座岛屿的边缘。时间应该还差八分钟，可当他在尾舱里朝着舷窗俯身看时，疑虑消失了，那小岛的形状他绝不会看错，就像是一只海龟从海水里若有若无地伸出了四只爪子。他盯住小岛看了半天，直到有人唤他，这一回他确定那团铅灰色的暗影是几家房屋；他甚至还辨认出零落的几块耕地一直延伸到海滩边。在贝鲁特中途停留时，他翻看过女同事的地图册，好奇这小岛会不会是荷罗斯岛。无线电话务员是一个冷淡的法国人，对他的这种好奇心表示难以理解。“这些岛屿都是同一个模样。这条航线我已经飞了两年，从来就没有注意过这些小岛。对了，下次指给我看看。”不是荷罗斯岛，是希罗斯岛，是旅游线路之外的众多岛屿之一。“你要是想去得赶紧，”他们在罗马小酌时，女同事这样对他说，“要不然，用不了五年，什么成吉思汗，什么库克船长，那帮乌合之众随时都会到那里去的。”可那座小岛一直挥之不去，每当他记起来，或者正在舷窗附近，他会去看它一眼，而最后以耸耸肩膀了事。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每周三次正午时分飞过希罗斯岛上空，这事就和每周三次梦见正午时分飞过希罗斯岛上空一样虚幻。循环反复又毫无意义地看到此情此景使一切变得虚假；也许，唯一真实的是重复的欲望，是每当正午临近都会看一看手表，是与那片深邃蓝色映衬下的耀眼白边的短暂相遇，还有那几座渔人的小屋，在相遇的一瞬，渔人也抬起头，目光追随着划过天空的另一种虚幻。

八九个星期之后，他们提出派他去飞纽约的航班，种种优势显而易见，马利尼也觉得正是个好机会，能够了结这无害却烦人的强迫症。他口袋里揣着一本书，作者是一个广义上的地理学家，看名字像是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书里有许多有关希罗斯岛的细节，都是通常的导游手册里找不到的。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仿佛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传来，他回绝了这个建议，躲开了一位上司和两位秘书惊愕的目光，径直去了公司食堂，卡尔拉正在那里等他。卡尔拉混杂着疑惑的失望不曾困扰他；希罗斯岛的南岸不宜居住，但往西一点存留着一些吕底亚人又或许是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遗迹，戈德曼教授就在那里发现了两块刻有象形文字的石头，当时它们在小码头上被渔民们当石桩使用。卡尔拉头疼，她几乎立即就起身离开了；那一小群居民主要是靠捕捞章鱼为生，每五天会有一条船来运走他们捕到的鱼，同时给岛上带来粮食给养和各色商品。旅行社的人告诉他，得从瑞诺斯专门包一条船过去，或许也可以乘坐收章鱼的小船过去，可后一种情况只有到了瑞诺斯才能知道是否行得通，旅行社在那里没有经理人。不管怎么说，去那个小岛住几天还只是他六月份假期的一个计划；而紧接着的几个星期里，他先是替怀特飞了突尼斯的航班，后来碰上一次罢工，卡尔拉又回了巴勒莫她姐姐的家。马利尼到纳沃纳广场附近找了家旅馆住下，那里有几家二手书书店，他无所事事地找了几本有关希腊的书作为消遣，有时也随手翻翻一本希腊语日常会话手册。他觉得kalimera[2]这个词挺好玩的，就在一家歌舞餐厅里拿这个词和一个红头发女孩演练了一回，和她睡了觉，知道了她爷爷住在奥多斯，嗓子疼却找不到原因。在罗马，天下着雨；在贝鲁特，塔尼娅总在等着他；当然还有些别的故事，总归是亲戚或者哪里疼之类的；一天，又轮到他飞德黑兰，又可以看见正午的海岛了。马利尼久久贴在舷窗边，新来的空姐甚至因此认定他不是一个好同事，特意告诉他她总共端过多少次盘子。这天晚上，马利尼请那位空姐到菲罗斯餐厅吃饭，没费多大气力就让她原谅了他上午的走神。卢西娅建议他剪一个美式发型；他和她谈了会儿希罗斯岛，可后来明白了其实她更喜欢谈希尔顿的伏特加酸橙酒。时间在这样那样的事情里流逝，数不清的餐盘，每只盘子递给乘客时还得附赠一个他们应得的微笑。返程途中，飞机在早晨八点飞临希罗斯岛上空，阳光从左面的舷窗直射进来，让人几乎看不清那只金色的海龟；马利尼宁愿等待正午飞过的那趟航班，因为他知道那时他可以有长长的一分钟时间待在舷窗前，与此同时工作就都由卢西娅（后来是菲丽莎）带着某种啼笑皆非的神情去承担。有一回，他给希罗斯岛照了张相片，可是洗出来模模糊糊的；他对这座海岛已经有所了解，那几本书里零星提到了这座岛，他把那些内容都勾画了出来。菲丽莎告诉他飞行员们叫他“海岛狂人”，他毫不在意。卡尔拉刚刚来信，说她决定不要这个孩子。马利尼给她寄去两个月的薪水，心想剩下的大概不够自己度假了。卡尔拉收下了钱，又通过一个朋友告诉他，她准备嫁给特雷维索的那位牙医。与每个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六（每两个月也会有一个星期天）的正午时分比起来，这些都无关紧要。

时光流逝，他开始意识到菲丽莎是唯一一个能稍稍理解他的人；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他往尾舱舷窗边一站，她就会接过所有中午的活。能看见小岛的时间不过几分钟，可大气是如此洁净，海水又以缜密到近乎残酷的方式描画出它的轮廓，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与上一次航程记忆中的样子毫无二致：北部山冈上斑驳的绿色，铅灰色的房屋群落，还有那铺在沙滩上晾晒的渔网。有时渔网不在那儿，马利尼会觉得自己被剥夺了什么，仿佛受到了伤害。他也曾想把飞过小岛的过程拍摄下来，在旅馆里播放回味，最后还是宁愿省下买摄像机的钱，毕竟离休假只有一个月了。他并没有仔细地留心日期；有时和塔尼娅在贝鲁特，有时和菲丽莎在德黑兰，在罗马差不多总是和他弟弟一起，那些时间都含含糊糊、舒服自在、亲切友好，仿佛是一种替代，消磨着起飞前和降落后的时光，而在飞行过程中，一切也都是含糊、舒服而懵懂的，直到是时候走到尾舱的舷窗边，弯下腰来，触碰到冰冷的玻璃仿佛是水族箱的外壁，而里面，一只金色的海龟在湛蓝的背景下慢慢挪动。

那一天，可以清楚地看见沙滩上铺开了渔网，马利尼甚至可以赌咒发誓，靠左边的一个小黑点，就在海边，准是一个渔人正仰望着飞机。“Kalimera.”他莫名地想到这个词。没有道理再等下去了，钱不够，但马里奥·梅若里斯会借给他的，不出三天，他就会在希罗斯岛上了。他嘴唇贴在玻璃上，微笑着，他想自己会登上那片绿色斑驳的山冈，赤裸着身子跳进北面那个小海湾游泳，和当地人一起去捕章鱼，凭手势和笑声互相交流。只要拿定主意，一切都不是问题，夜行的火车，先坐一条船，再换上一条又旧又脏的船，船到了瑞诺斯，和小船船长无休无止地讨价还价，满天的星光，入夜时甲板上到处是茴香和羊肉的气味，清晨时船已经在小岛之间航行了。他伴着晨曦上岸，船长把他介绍给一位长者，大约是这里的族长。科拉约斯握住他的左手，说起话来慢腾腾的，直视着他的双眼。有两个小伙子走了过来，马利尼知道他们是科拉约斯的儿子。船长把他会的一点儿英语全用尽了：二十个居民，章鱼，捕捞，五间房子，意大利客人会付给科拉约斯住宿费。

科拉约斯谈价钱的时候，两个年轻人都笑了起来；马利尼也笑了，他已经和小伙子们交上了朋友，他看见太阳从海上升起，从这里看去，海水的颜色比从空中看更清澈，房间简陋但干净，一只水罐，一股鼠尾草和鞣过的皮革味道。

他们都去装船了，他一个人留在那里，三两下脱掉了旅行时穿的衣服，换上泳裤和拖鞋，在岛上四处走走。岛上一个人也不见，阳光一点点炽热起来，树丛里升腾起一股微妙的气味，酸酸的，又仿佛掺进了海风里碘的气息。他登上北边山冈的时候，应该是十点了，他看见了那处最大的海湾。他想一个人待着，但又想下到沙滩，去游会儿泳；小岛的气息浸润着他的身体，他很享受这样的亲密接触，已经无法再去思考或是选择。他脱去衣服，从一块石头上跳下海去，阳光下，微风里，皮肤暖洋洋的；水有点凉，这很合他的意；他任凭暗流把自己带到了一处洞穴的入口，然后又向外海游去，仰面躺在海水上，随波逐流，他相信这一切是一个和解的行动，同时也蕴含着未来。他确定无疑，自己不会再离开这座小岛，他会以某种方式永远留在岛上。他试图想象出他弟弟和菲丽莎的脸，想象当他们发现他要在一个孤悬海外的石头岛上靠捕鱼为生时，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他转身游回岸边时，已经把他们抛之脑后了。

身上的水汽很快就被太阳晒干了，他向那几座房屋走过去，两个女人惊奇地看着他，跑进屋里藏了起来。他朝着空中做了个问候的手势，走到渔网跟前。科拉约斯的一个儿子在海滩上等着他，马利尼指了指大海，邀请他一起下去游泳。小伙子指了指自己的棉布裤子和红衬衫，有点犹豫。后来他飞快地跑进一座屋子，回来的时候几乎全裸了；两个人一起跳下已经变得温暖的大海，十一点的阳光下，海面明亮耀眼。

他们俩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时候，伊奥纳斯说起每样东西的名字。“Kalimera.”马利尼说，小伙子笑得直不起腰来。然后马利尼把刚刚学到的词语逐一重复，又教了伊奥纳斯几个意大利语单词。海平面的远方，小船越来越小；马利尼这才觉得真正和科拉约斯与他的族人一起，单独待在小岛上了。他想先这么过上几天，付房租，学习捕鱼；等到哪天下午，彼此更熟悉一些的时候，再和他们谈谈留在岛上和他们一起干活的事情。他站起身来，和伊奥纳斯握手告别，慢慢地向山坡走去。坡很陡，他一面攀爬，一面享受着每一次停顿时的风光，他不时地回过头向海滩上渔网的方向看过去，看那两个女人的身影，她们此刻正欢快地同伊奥纳斯和科拉约斯说着什么，不时地朝他瞟上一眼，大声地笑。到达那块斑驳的绿色，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阳光炽热，海风吹拂，糅进了百里香和鼠尾草的清香。马利尼看了看手表，一脸难耐地把它摘下来，收进游泳裤的兜里。放下旧我并非易事，可是此刻，站在这高处，在日光下，在如此的开阔中，他绷紧全身肌肉，觉得这艰巨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他就在希罗斯岛，在这个他无数次怀疑自己能否抵达的地方。他仰面朝天躺在热乎乎的石块上，身上硌得生疼，山冈上的地面滚烫，他忍耐着不适，两眼直视天空；远远地，他听到引擎的嗡嗡声。

他闭上双眼，告诉自己不要去看那架飞机，不要让平生最糟糕的经历破坏心境，这飞机只不过是又一次飞过小岛的上空。然而，在眼帘的暗影中，他想起了端着餐盘的菲丽莎，这会儿她一定正在分发餐盘，还有自己的继任者，也许是乔治，也许是从别的航线调过来的新人，无论是谁，也会微笑着把红酒或咖啡递给乘客。他无力与往事对抗，索性睁开眼睛坐起身来，就在这瞬间，他看见飞机的右翼几乎是擦着自己的头顶掠过，机身不可思议地倾斜着，引擎的轰鸣声变了，飞机几乎是垂直地坠入大海。他飞快地跑下山去，在岩石间跌跌撞撞，荆棘丛划破了手臂。小岛挡住了他看向飞机坠落处的视线，下到海滩之前他拐了个弯，沿预想中的近路越过最大的山脊，来到那片小海滩。机尾在离岸约一百米的海水里下沉，静寂无声。马利尼助跑几步跳下水去，心里还残余着这飞机能再浮上水面的企盼；可是眼前只有微微起伏的波浪，飞机坠落点附近，一只纸箱诡异地漂着，最后，当他再游过去已经毫无意义的时候，突然一只手伸出水面，只有那么一瞬，但足以让马利尼调整方向，从水里潜游过去，抓住了那人的头发，那人竭力想抱住他，而马利尼和那人保持着距离，同时让他大口地呼吸空气。就这样，一点一点地，马利尼把他拖到了岸边，用双臂抱起那个穿着白制服的身躯，把他放在沙滩上，看着那布满泡沫的面孔，鲜血从脖子上一道大大的伤口往外涌，死亡已然到来。人工呼吸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每抽搐一次，那伤口仿佛都裂开得更大更深，像一张可怖的嘴巴在召唤马利尼，把他从刚到小岛不久的微小幸福中生生拉扯出来，在一阵阵涌出的泡沫中，对马利尼呼喊着他再也不能听见的话语。科拉约斯的两个儿子飞奔而至，身后还跟着那些女人。科拉约斯赶到的时候，小伙子们正围在沙滩上躺着的躯体旁边，实在无法想象这个人怎么有力气游到岸边，又流着血爬到这个地方来。“帮他把眼睛合上吧。”一个女人哭着说。科拉约斯朝海面看去，想发现别的幸存者。可是岛上一如既往，只有他们几个，而唯一的新事物，就是他们和大海之间那具尸体，两眼圆睁。

[1]原文为英语。

[2]希腊语，意为：你好。

给约翰·霍维尔的指令

献给彼得·布鲁克
后来，他每每想起这件事——在大街上，或是坐在火车上穿过田野——总会觉得一切都很荒谬，可戏剧正是先和荒谬签下条约，然后再有效地、风风光光地把它做好。一个伦敦秋日的周末，百无聊赖之中，莱斯连节目单都懒得好好看一眼，就走进了奥德维奇剧院，戏的第一幕在他看来相当平庸；荒谬发生在幕间休息的时候，一个灰衣男人走到他的座位跟前，用几乎听不清的低沉嗓音，彬彬有礼地邀请他到后台去一趟。他并没有太过惊奇，想着剧院经理大概是在做什么民意测验吧，就是那种为宣传而做的泛泛调研。“如果是要征求意见的话，”莱斯说道，“第一幕我看没多大劲，比方说灯光……”灰衣男人客客气气地点了点头，仍然用手指着一扇边门，莱斯明白自己该站起身来随他走过去，而不要太拿架子了。“我倒是想喝上一杯茶。”下了几级台阶、走到旁边一条走廊时，他这样想着，随那人走去，有些心不在焉，又有点不快。突然，他来到了后台一个化妆间，这里倒更像是个有钱人家的书房；两个看上去无所事事的男人向他问了声好，仿佛他的来访早在他们意料之中，而且是理所当然。“您当然会做得很好。”其中那个高个子男人说道。另一个男人点了点头，活像是个哑巴。“我们没多少时间，”高个子男人说，“但我会尽量简明扼要地向您讲一讲您的角色。”他讲话的口气干巴巴的，好像莱斯并不存在，又好像仅仅是在完成一个单调的指令。“我没听明白。”莱斯说着向后退了一步。“这样更好，”高个子男人说，“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分析明白反倒没有益处；您会懂的，只要适应了这些聚光灯，您就会开心起来。您已经看过第一幕了，我知道，您并不喜欢。没人喜欢。可从现在开始，这出戏会变得好看起来。当然这也要看情况。”“但愿能好看些，”莱斯说，他觉得自己恐怕理解错了，“可无论如何我该回座席了。”他已经又后退了一步，所以那灰衣男人轻轻挡住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太过吃惊，灰衣男人嘴里嘟囔了句“对不起”之类的话，却没有让开。“看来是我们没把话说清楚，”高个子男人说，“很遗憾，还差四分钟，第二幕就要开演了。我请求您好好听我把话说完。现在您就是霍维尔，是埃娃的丈夫。您已经看见了，埃娃和迈克尔一起给霍维尔戴了绿帽子，霍维尔很可能已经有所察觉，但他决定保持沉默，原因尚未明确。请您别动弹，这只不过是一顶假发。”这句劝告几乎毫无必要，因为灰衣男人和那个像哑巴一样的男人早已一左一右架住了他的双臂，不知又从哪里冒出一个又高又瘦的女孩，把一个暖暖的东西套在了他的头上。“你们肯定不想看见我大喊大叫一通，把剧场闹个天翻地覆吧！”莱斯说这话的时候竭力控制住自己，不想让声音发抖。高个子男人耸了耸肩。“您不会那样做的，”他疲惫地说，“那样做有失风度……不会的，我肯定您不会那样做的。此外，这顶假发您戴着太合适了，红头发很衬您。”明知自己不该说这个，莱斯还是说了：“可我不是演员。”所有的人，连同那女孩，都微笑着鼓励他。“您说得很对，”高个子男人说道，“您完全知道这中间的区别。您不是演员，您就是霍维尔。待会儿等您到了台上，埃娃会在客厅里给迈克尔写信。您假装没有发现她把信纸藏了起来，也没看出她在掩饰自己的不安。从那儿往下，您爱怎么演就怎么演。露丝，眼镜给他。”“我爱怎么演就怎么演？”莱斯边说边不动声色地想把胳膊挣脱出来，这时，露丝给他戴上了一副玳瑁框的眼镜。“不错，正是如此。”高个子男人无精打采地答道，莱斯甚至有些怀疑这人是不是每天晚上都会把这番话重复一遍。请观众就座的铃声响了，莱斯能看见舞台上布景职员跑来跑去的身影，灯光也变了；露丝突然不知去向。一种气恼的情绪占据了他的全身，不算剧烈，但让人很不痛快，与眼前的景象格格不入。“这简直是一场愚蠢的闹剧，”他竭力想摆脱这一切，“而且我警告你们……”“我对此深表遗憾，”高个子男人低声说，“坦白说，我没想到您会这样。可既然您是这么想的……”这句话不能完全算是威胁，虽然三个男人这样把他团团围住，摆出的架势就是不听从他们摆布就得打上一架，可是在莱斯看来，这两件事都一样地荒谬，一样地虚假。“该霍维尔上场了，”高个子男人边说边指了指后台那条窄窄的过道，“只要您往那儿一站，您爱怎么演就怎么演，可如果您……那我们就只能深表遗憾了。”这句话他说得很亲切，甚至没有扰乱剧场里突然安静下来的气氛；天鹅绒的幕布拉开，发出簌簌的声响，瞬间他们被一股暖暖的气流包围。“可要是换了我的话，我会认真考虑考虑的，”高个子男人带着倦意又加了一句，“现在，请您上场吧。”三个男人簇拥着他来到了台口。一束紫色的光照得莱斯什么也看不见了；正前方的空间大得仿佛无边无际，左手边隐隐可见一片庞然的洞穴，仿佛含着一团巨大的被屏住的呼吸，那其中才是真实的世界，渐渐地，能分辨出一件件雪白的胸衣，也许还有各式各样的礼帽和高高耸起的发髻。他向前走了一步，也许是两步，只觉得两条腿不听使唤，正准备转身快步逃走，只见埃娃匆匆站起身来，向前走了几步，向他伸出一只手，那条胳膊白皙细长，紫色的光影里，胳膊尽头的那只手像是在空中飘浮着。那只手十分冰冷，莱斯觉得它在自己手中轻轻抽搐着。他被牵着来到舞台中央，茫然地听埃娃解释她怎么头疼，怎么喜欢光线暗一点，喜欢书房里这样静悄悄的，他在等她说完，他想上前几步，走到舞台前面，三言两语地告诉大家，他们都上当了。可埃娃仿佛在等他到沙发上去坐下，那沙发和这出戏的剧情和布景一样，都怪怪的，莱斯意识到，她又一次伸出手，带着疲惫的笑容邀请他，自己再这么站下去，不但不合情理，而且还有点儿粗鲁。坐在沙发上，他能更清楚地看见剧场里的前几排座位，灯光从紫色转成了橙黄色，勉强把那几排座位和舞台隔开，但奇怪的是，把身体转向埃娃，迎向她的目光，对莱斯来说反而更容易，在这一刻，除非他情愿陷入疯狂或是屈从于假象，他能做的决定本来就只有一个，却被这目光拖曳着滑向荒谬。“今年秋天的午后时光总显得没完没了。”埃娃说着，在矮桌上一堆书本和纸页中找出一只白色的金属盒，给他递来一支香烟。莱斯机械地掏出打火机，他只觉得戴着这假发和眼镜的自己越发滑稽可笑；然而，一次小小的点烟仪式和最初几口吞云吐雾仿佛给了他喘息的空当，让他可以在沙发上坐得更舒服一些，身体在看不见的冰冷群星的注视下已经紧绷到极致，此刻也可以放松下来。他听见了自己对埃娃的答话，毫不费劲，一字一句就像是自己在往外蹦，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这是那种纸牌城堡式的对话，埃娃一点一点地给这座脆弱不堪的城堡砌起墙壁，莱斯则毫不费力，只顾把自己的牌一张一张插进去，橙黄色的灯光下，城堡越建越高，埃娃说了长长的废话，其中提到了迈克尔的名字（您已经看见了，埃娃和迈克尔一起给霍维尔戴了绿帽子），也提到了其他人的名字和一些地名，好像是迈克尔的妈妈（或者是埃娃的妈妈？）参加的一次茶会，然后是眼中带泪的急切辩白，最后是一个饱含殷切期望的动作，把身体倒向莱斯，好像是想拥抱他，或者是让他抱抱自己，就在朗声说完最后一句台词之后，她把嘴附在莱斯耳边低声说了句：“求求你别让他们杀我。”接着又毫无过渡，用正常的职业嗓音抱怨自己被抛弃了，有多么孤独等等。舞台尽头响起了敲门声，埃娃紧紧咬住自己的嘴唇，就好像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完（可这些都只是莱斯想到的，他当时心里一片混乱，实在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然后她站起身去迎接迈克尔，后者进来的时候脸上还是第一幕里那副让人腻烦的笑容。来了一位穿红衣服的女人和一个老头：突然之间舞台上多出来好几个人，人们互相问候，说些恭维话，传递着消息。只要有人向他伸出手来，莱斯都会握上一握，然后赶忙坐回沙发上，再点燃一支烟，把自己保护起来；现在剧情的发展似乎与莱斯没了关系，观众满意地低声议论着迈克尔和其他有个性的演员说出的一句接一句绝妙的俏皮话，埃娃这时则忙着准备茶点，给仆人下达指令。也许这时他该走到台口，把香烟往地下一扔，用脚踩灭，抓紧时间大声宣布：“尊敬的观众……”可他转念一想，等到大幕落下之后，自己再大步向前，揭露这一切都是弄虚作假，会不会更有风度一点（求求你别让他们杀我）。整件事情里好像一直存在着某种仪式感，顺着它行事并不困难，就这样，莱斯一面等候着那个属于自己的时刻，一面接过话头，和那位年老的绅士聊起了天，他接过埃娃给他递上的茶，埃娃递茶的时候故意不正眼看他，仿佛她能感觉到迈克尔和那位红衣女人正注视着她。一切都取决于你怎么去忍受、去消磨这段漫长的紧张时间，又怎样才能战胜这种把人变成傀儡的愚蠢联盟。他已经很容易觉察出，人们对他说的每一句话（有时是迈克尔，有时是那位红衣女人，现在埃娃几乎完全不跟他讲话了）都隐含着答案；都是让他这个傀儡按照要求做出回答，这样剧情才能够演绎下去。莱斯心想，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控制局面，他就能和那帮演员对着干，回答出让他们难堪的话来，那岂不是很有意思；可他们是绝不会让他这样做的，他的所谓行动自由全是假象，绝不可能让他有什么非分的反抗念头，那样只会让他大出洋相。求求你别让他们杀我，这是埃娃对他讲过的话；听起来就像整件事情一样，荒谬至极。莱斯想，还是再等等好了。红衣女人说完最后一句精辟的警句，大幕落下，莱斯觉得演员们好像突然全都从一级看不见的台阶上走了下来，人也变小了，一个个脸上都没了表情（迈克尔耸了耸肩，背过身去，顺着布景墙离去），互相之间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纷纷从舞台离去，可莱斯看见了，红衣女人和那老头和和气气地挟持着埃娃向右边后台走去时，她向着他把头转了过来。他想跟过去，隐隐希望能进到她的化妆间里，和她单独聊一聊。“真棒，”高个子男人说着还拍了拍他的肩膀，“非常漂亮，说实话，您演得太棒了。”他朝幕布那边指了指，那里还响着掌声的尾巴。“他们真的很喜欢您。咱们得去喝上一杯。”另外两个男人站在稍远处，脸上堆满可亲的笑容，莱斯放弃了随埃娃过去的念头。高个子男人打开第一道走廊尽头的一扇门，走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有几把快散架的椅子、一个柜子、一瓶已经喝过一点儿的威士忌和几只漂亮的雕花玻璃酒杯。“您演得太棒了。”高个子男人又说了一遍，大家围着莱斯坐了下来。“加点儿冰块，对吧？这会儿任谁肯定都嗓子冒烟了。”不等莱斯推辞，灰衣男人就给他递过来几乎满满一杯威士忌。“第三幕要难一点，可同时对霍维尔来说又是更好玩的一幕，”高个子男人说，“您已经能看出来这剧情是怎么发展的了。”他开始讲解剧情，讲得清晰利索，毫不拖泥带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您把剧情搞得更复杂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象过霍维尔会在他老婆面前表现得这么消极被动，要换我肯定会是另外一种反应。”“您会怎么反应？”莱斯干巴巴地问了一句。“哦，亲爱的朋友，这样问可不好。我的意见会干扰您做出自己的决定，因为您早已胸有成竹了。不是吗？”莱斯没有说话，他又继续说道：“但我现在跟您说这些，正因为它不是一件可以胸有成竹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太满意了，下面的戏可不能演砸了。”莱斯长长地喝了一大口威士忌，说：“可是第二幕之前您亲口跟我说的，我爱怎么演就怎么演。”灰衣男人哈哈大笑起来，可高个子男人看了他一眼，他立刻露出抱歉的神情。“任何冒险，或者您要是愿意，把它叫作撞大运也行，都得有个限度，”高个子男人说，“从现在开始，我请您一切按我的吩咐去做，您就理解为您在一切细节上仍然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吧。”他张开右手，掌心朝上，端详了许久，另一只手的食指在这只掌心上一下下地点着。两杯酒之间（他们又给他斟满了一杯），莱斯听到了给约翰·霍维尔的指令。借着酒劲，借着一股慢慢回归自我的劲头，他心里涌上一股冷静的愤恨，他没费多大气力就发现了这些指令的含义，为了最后一幕，让剧情引向一场危机。“我希望一切都已经讲得明明白白了。”高个子男人说着，用手指在掌心画了一个圆圈。“明明白白，”莱斯说着站起身来，“可我倒想知道，到了第四幕……”“咱们别把事情弄混了，亲爱的朋友，”高个子男人说，“下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再来谈第四幕的事，现在我想提醒您的是，要集中精力演好第三幕。哦，请把上街穿的外套拿过来。”莱斯感觉到那个哑巴男人上来解他夹克衫的扣子；灰衣男人从橱柜里取出了一件粗花呢外套和一双手套，在三个男人欣赏目光的注视下，莱斯换好了衣裳。高个子男人早已把门打开等候着，远远地传来铃声。“这可恶的假发热死了。”莱斯想着，把威士忌一饮而尽。他几乎是一出门就置身于陌生的布景之中，胳膊肘那里有人客客气气地推着他，他一点也没抗拒。“还没到时间，”身后，那个高个子男人发了话，“您记住，公园里会有点儿冷。您最好把外衣领子竖起来……走吧，该您上场了。”小路旁的一条长凳上，迈克尔起身朝他走来，开着玩笑向他问好。他应该被动地回答一声，然后再聊一聊摄政公园的秋天多么美好之类的话题，一直等到正在那边喂天鹅的埃娃还有那位红衣女人走过来。莱斯头一回加重了语气，别说旁人，就连莱斯自己都有点吃惊。观众看来是挺欣赏的，迈克尔被迫转为守势，把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以摆脱困境；突然，莱斯假装要避风，转过身去背对着他，点燃了一支香烟，他从眼镜上方看过去，只见那三个男人站在后台，高个子男人挥起手臂朝他做了个威胁的手势。他从牙缝里笑了一声（他应当是有点儿醉了，心情愉快，此外那人挥手臂的姿势让他觉得实在很有意思），然后才回过身来，把一只手放在了迈克尔的肩上。“公园里有那么多赏心悦目的风景，”莱斯说，“我实在不懂，在一座伦敦的公园里，怎么可以把时间消磨在天鹅和情人身上。”观众笑得比迈克尔更开怀，后者的兴趣此刻都落在埃娃和红衣女人的到来上。莱斯毫不迟疑，继续他的反抗，仿佛在施展一套疯狂而荒唐的剑术，把那些指令通通扔到脑后，而他的对手们也都是些极其机敏的演员，他们竭尽全力想让他回归到自己的角色中去，有几次他们差不多就成功了，可他总会又一次脱逃，为的就是以某种方式去帮助埃娃，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可他告诉自己（他还会笑出声来，都是威士忌惹的祸），他眼下所做的一切改变，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最后一幕（求求你别让他们杀我）。其他人肯定已经意识到他的目的，他只要从眼镜上方朝左边后台看过去，就可以看见那高个子男人怒形于色，舞台内外都在同他和埃娃作对，那些人插在中间不让他们交流，连一句话都不让埃娃对他讲，现在那位年老的绅士带着个脸色阴沉的司机上场了，舞台上出现了片刻的安静（莱斯想起了那些指令：一个小小的停顿，接下来要说的是买股票的事，然后由红衣女人说一句揭示真相的话，大幕落下），在这个空隙，迈克尔和红衣女人必须走开，让绅士给埃娃和霍维尔讲讲股票交易的事情（说起来，这出戏里头真是什么都不缺），一种想再搞点儿破坏的幸灾乐祸的欲望在莱斯全身奔涌。他脸上带着对那些风险投机毫不掩饰的轻蔑表情，挽起了埃娃的胳膊，绅士脸上仍然带着微笑，却怒火中烧，他摆脱了绅士的纠缠，和她一起走开，身后传来一段妙趣横生的话语，那是专门编出来应付观众的，与他毫无关系，然而埃娃的话和他有关，有短短一瞬，一股温暖的气息紧贴着他的面颊，她用真实的嗓音轻声对他说：“直到剧终都别离开我。”她的话被一个本能的动作打断了，她习惯性地去回应红衣女人的质问，红衣女人一把拖开霍维尔，直面着他，说出了那句揭示真相的话。没有停顿，本来红衣女人是需要一点儿停顿，调整最后这句话的指向，为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做一点铺垫的，但是没有停顿。莱斯看见幕布落了下来。“蠢货。”红衣女人说了句。“过来，弗洛拉。”下这个命令的是那个高个子男人，他紧挨着站到莱斯身边，后者正露出满意的微笑。“蠢货。”红衣女人重复了一遍，她抓住埃娃的胳膊，埃娃低下头，好像这里的一切都已与她无关。莱斯正满心欢喜，突然被人推了一把。“蠢货。”这回是高个子男人说的。莱斯头上被猛地扯了一把，但他自己摘下眼镜，递给高个子男人。“那威士忌味道不坏，”他说，“如果您现在想告诉我最后一幕的指令的话……”又是猛地一推，差点儿把他推倒在地，等他带着恶心站直身体，已经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条昏暗的过道；高个子男人不见了，另外两个男人用身体推搡着，迫使莱斯向前走去。前方是一扇门，高处亮着一盏橙红色的灯。“换衣服。”灰衣男人说着把莱斯的外衣递给了他。还没等他穿上夹克衫，他们就一脚踹开了门；莱斯磕磕碰碰地跌进外面人行道上，一条寒气逼人的小巷，一股垃圾的恶臭。“这帮狗娘养的，我会得肺炎的。”莱斯想着，把手插进口袋里。小巷比较遥远的一头有灯光闪动，传来汽车声。走到第一个街口（他们倒没把他身上的钱和证件搜走）莱斯认出了剧场的大门。没人能阻止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完最后一幕，他走进了剧场暖和的休息室，酒吧里烟雾缭绕，人们聊着天；他还有时间再喝上一杯威士忌，可他觉得脑子里空空的。大幕升起之前，他暗中思忖，谁会在最后一幕里扮演霍维尔这个角色，会不会再有哪个倒霉蛋先受到礼遇，继而受到威胁，最后被戴上那副眼镜呢；但是看来每天晚上的把戏都会以同样的方式收场，因为他很快就认出了第一幕中那个男演员，他在书房里看信，然后默不作声地把信递给埃娃，埃娃穿了条灰色的裙子，脸色苍白。“真不像话，”莱斯转向坐在他左边看戏的人，评论道，“他们怎么能戏演到一半换演员呢？”那人乏乏地叹了口气。“现在这些年轻剧作家让人看不懂，”那人回应道，“一切都是象征，我猜是这样的。”莱斯在座位上坐得更舒服了些，他听见观众群里传来议论声，看来他们并不像他身边这位一样好说话，随便就接受了霍维尔外形上的变化，他心怀恶意地咀嚼其中的滋味；不过，观众很快被剧场里的气氛吸引，那个男演员很棒，剧情推进之迅速连莱斯都感到吃惊，他陷入了一种尚算是愉悦的漠然之中。信是迈克尔写来的，他告知他们，他已经从英国启程了；埃娃看完后默默地把信还了回去，能感觉得到她在掩饰自己的哭泣。直到剧终都别离开我，埃娃对他说过。求求你别让他们杀我，这话虽荒谬，也是埃娃说过的。观众席上舒适惬意，坐在这里，很难想象在眼前这个实在不怎么样的舞台上她能出什么事；不过是上演一场持续哄人的戏码，充斥着假发和画出来的树木。果然是那不可或缺的红衣女人打破了书房里忧伤的静寂，静寂中霍维尔的宽恕也许还有爱意都一一表露，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信撕掉，投进火炉。当然那红衣女人还暗示说，所谓迈克尔启程其实是个策略，而霍维尔虽说表露出对她的轻蔑，但这并不妨碍他彬彬有礼地邀她一同喝茶。看见仆人端着茶盘上场，莱斯心中涌上一股隐隐的快意；喝茶好像成了剧作家的万用桥段，特别是现在，那红衣女人手里把玩着一只在浪漫喜剧里经常出现的小小酒瓶，在一位伦敦律师的书房里，灯光莫名其妙地暗了下来。电话铃响了，霍维尔风度翩翩地接起电话（可以预见，股票又跌了，或者出了别的任何一件麻烦事，这场戏就此收场）；茶杯往来传递，人人脸上都挂着恰如其分的微笑，这些都是要出大事的兆头。埃娃把茶杯举到嘴边的一刻，霍维尔做了个在莱斯看来很不合适的表情，她的手一抖，茶泼在了灰色的裙子上。埃娃一动没动，有点可笑；大家的表情都有了一瞬的凝滞（这时莱斯已经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他身后有人不耐烦地发出嘘声），红衣女人一声惊叫，盖住了嘘声，也打断了霍维尔，他举起一只手正要说什么，这惊叫声也吓住了埃娃，她转过头去面向观众，仿佛不敢相信，接着侧过身子倒在沙发上，几乎平平地躺了下来，她这个缓慢的动作仿佛让霍维尔有所察觉，他突然向右边的后台跑去，而莱斯没能看见霍维尔跑掉，因为在其他观众都还一动没动的这一刻，他已经顺着中间的过道飞奔而去。他三步并作两步纵身跑下台阶，准确无误地把存根递进衣帽间，取回自己的大衣；跑到门口时，他听见剧终时的喧哗声，剧场里响起了掌声，人声鼎沸；剧场的一位工作人员顺着台阶跑上楼。他朝着基恩大街跑去，路过剧场旁边那条小巷口的时候，他似乎看见一团黑影正紧紧贴住墙壁向前移动；他被撵出来的那扇门半开半掩，可是莱斯还来不及细看那里的情况，就已经跑到了灯火通明的大街上，他并没有远离剧院，而是顺着国王大道一路向下，他想，绝不会有人能想到在剧院附近找他。他拐进斯特朗大街（他把大衣领子竖了起来，双手插在衣兜里，疾步而行），直到迷失在大法官路附近那一大片小巷子里，才感到了一阵无法解释的轻松。他靠在一堵墙上（他有点气喘吁吁，只觉得衬衣被汗浸湿了，贴在身上），点燃了一支香烟，这才穷尽自己能想到的一切词语，向自己提出一个明明白白的问题：为什么要逃跑。还没等他想出答案，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就打断了他的思路，他边跑边想，如果能到河对岸去（这时他已经跑到了离黑衣修士桥不远的地方），就有救了。他躲在一个门洞里，远远避开照亮通往水门出口的街灯。突然间，嘴上一烫；他早已忘了自己还叼着烟，这时一把揪了下来，觉得仿佛把嘴唇都撕破了。四下里一片寂静，他试图重新思考那些还没有答案的问题，可不巧的是，这一回又被那个念头打断了：过了河才算平安。可这一点儿都不合逻辑，那些追踪他的脚步声也完全可以追过桥去，追到对岸任何一条小巷子里；然而他还是选择了过桥，他跑的方向正好顺风，那条河被抛在了身后，他跑进一组迷宫似的街区，连他自己也不认识，直到最后跑进一个灯光暗淡的所在；这是他今晚第三次停下脚步，停在了一个又窄又深的死胡同里，他终于能直面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了，可他知道自己绝对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求求你别让他们杀我，这话是埃娃对他讲的，虽然他很笨，力量也很有限，但也算是尽力了，可他们还是一样要把埃娃杀掉，至少在戏里他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他之所以要逃跑，是因为这出戏不可能就这么落幕，茶就那么不巧泼在了埃娃的灰色裙子上，埃娃滑倒下来，平平地倒在了沙发上；一定是发生了另一件事，只是他不在场，无法阻止罢了，直到剧终都别离开我，埃娃曾这样恳求，可他们把他赶出了剧院，不让他看见那终将发生的一幕，而他却笨到重新坐回观众席，观看着却懵懵懂懂，或许只是从另一个角度，从他自己的恐惧与逃避之中看懂了，而现在，他整个人就如同肚子上横流的汗水一样黏黏糊糊，满是自我厌恶。“可我和这事儿没什么关系呀，”他这样想，“什么也没发生。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他认认真真地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怎么可能有人那样来找自己，向他提出那么愚蠢的建议，又那么和蔼可亲地威胁他；他身后的脚步声可能是某个流浪汉在四处乱逛。一个红发男人停在了他面前，没有看他，只是用一个神经兮兮的动作取下了眼镜，在衣领上擦了擦，又重新戴上，只不过长得有点儿像霍维尔而已，意思是，长得有点儿像那个饰演霍维尔、使茶泼在埃娃裙子上的演员。“把假发扔了吧，”莱斯说，“你现在这样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的。”“这不是假发。”霍维尔说（管他是叫史密斯还是罗杰斯呢，他已经记不起来节目单上那人叫什么名字了）。“我真傻。”莱斯说。稍微动动脑子就不难想到，他们当然是事先准备好了一副和霍维尔的头发一模一样的假发，眼镜也是按照霍维尔的仿制的。“该做的您都做了，”莱斯说，“我当时就在观众席里坐着，我全看见了；所有的人都会为您作证。”霍维尔颤抖着，靠在墙上。“不是为这个，”他说，“这有什么要紧呢，反正他们总是会得逞的。”莱斯垂下了头，一股难以抗拒的困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我也想救她，”他说，“可他们不让我把戏演完。”霍维尔怨恨地看了他一眼。“每回都是这样，”他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业余的都这样，他们总是自以为可以比别人演得更好，可到了最后，什么用都没有。”他竖起夹克衫领子，双手插在衣兜里。莱斯真想问他一句：“什么叫每回都是这样？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又为什么要逃跑呢？”一声口哨传进小巷，直追他们而来。他们一起跑了好长时间，一直跑到一个小小角落才停了下来，那里有一股刺鼻的石油味儿，是那种停滞不流的河水的气味。他们躲在一堆货物背后休息了一会儿；霍维尔喘得活像一条狗，莱斯跑得腿肚子都抽了筋。他艰难地用一条腿支撑着，靠在货物上揉了揉腿肚子。“可事情也许并没有这么糟糕，”他说，“按照您的说法，每回都是这样。”霍维尔伸出一只手堵住他的嘴，又传来两声口哨。“我们各跑各的吧，”霍维尔说，“也许有一个人能逃脱。”莱斯知道他说得有道理，可他还是想让霍维尔先回答他的问题。他抓住霍维尔的一只胳膊，用力把他拉了过来。“您不能让我就这样走掉，”他央告，“我不能一直这样糊里糊涂地逃下去。”货物里一股柏油味儿，他手中空空，什么也没抓住。一阵脚步声渐渐远去，莱斯弯下腰，给自己鼓了鼓劲，朝相反方向跑去。路灯下，他看见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玫瑰巷。远处便是那条河，还有一座桥。总会有桥，总会有街道，让他跑下去。

万火归一

等哪天自己立了雕像就会是这个模样，总督一面不无讽刺地想着，一面举起胳膊，摆出问候的姿势，僵立在一连两个小时的竞技和高温后依然毫无倦意、欢呼不止的公众之中。时候到了，这是他允诺过的意外惊喜；总督放下手臂，看向他的妻子，妻子带着节庆日那种空洞的微笑回望着他。伊蕾妮并不知道接下来的节目，却显出了然于心的神色，一旦学会了用总督所憎恶的那种无动于衷去承受主子的各种奇思怪想，即便是意外她也都能习以为常。她不用转过身去看竞技场，便预见到大局已定，接下来的事情会一如既往地残忍。葡萄园主利卡斯和他妻子乌拉妮娅最先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人群立即不断应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惊喜，”总督说，“大家向我保证，你喜欢这个角斗士的风格。”伊蕾妮脸上依然挂着不变的微笑，点点头表达谢意。“尽管讨厌这样的游戏，你还是出席了，我们大家都倍感荣幸，”总督接着说道，“我唯有努力把最讨你欢心的东西献给你，才恰如其分。”“你是世间的盐！”利卡斯高声喊道，“你把战神的化身带到我们这个卑微的行省竞技场！”“你现在看到的还只是一半。”总督借葡萄酒杯润了润嘴唇，再把酒杯递给妻子。伊蕾妮饮了一大口，仿佛淡淡的酒香能驱走那久久不散的浓烈血腥和粪便味。竞技场上突然一片寂静，全场期待中，马尔科的身影异常鲜明，他走到了场地中央；一缕阳光透过古老的帷幔斜射下来，在他的短剑上映出一道寒光，他漫不经心地在左手上提了一面青铜盾牌。“你该不会是想让他同斯米尔纽的胜利者对决一场吧？”利卡斯兴奋异常地问道。“不只如此，”总督答道，“我想让你们这个行省因这场比赛而记住我，也想让我妻子不再无聊。”乌拉妮娅和利卡斯鼓起掌来，期待着伊蕾妮的回应，可她只是默默地把酒杯递给了奴隶，全然不在意第二名角斗士上场而引发的如雷欢声。马尔科一动不动，同样漠然地身处对手得到的欢呼之中；他用剑尖轻轻敲击着金色胫甲。

“你好。”罗兰·勒努瓦边说边拣出一支香烟，这是他每次拿起电话以后必做的动作。听筒里有串线的杂音，有个人在念数字，突然间又沉寂下来，可这沉寂比电话遮在耳孔上的黑暗还要难以捉摸。“你好。”罗兰又说了一遍，把烟架在烟灰缸边，在睡衣口袋里摸火柴。“是我。”电话里传来让娜的声音。罗兰眯起眼睛，乏乏地伸展身体，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是我。”让娜徒劳地重复道。罗兰一直不答话，她又加了一句：“索尼娅刚从我这儿离开。”

按照规矩他此刻应该把目光投向帝王包厢，像往常一样行礼致敬。他知道自己必须这样做，这样他将看见总督夫人，当然还有总督，也许总督夫人会像最近几场竞技时一样，对他莞尔一笑。他不用思考，他几乎不会思考了，可本能告诉他这个场地不好，在这巨大的古铜色环形场地上，栅栏和棕榈树叶掩映着一条条弯曲的信道，此前打斗的留痕使得信道更为幽暗。前一天夜里他梦见一条鱼，梦见残破的柱子之间有一条孤零零的小路；就在他披挂上阵的时候，有人在低声说，总督不会付给他金币。马尔科懒得去打听，又有个人不怀好意地大笑起来，没有向他转身，便直接走远了；后来，第三个人对他说，刚才那位是他在马西利亚杀死的那个角斗士的兄弟，可这时他已经被推上了信道，推向外面人声鼎沸的竞技场。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头盔沉甸甸的，把阳光反射到帷幔和看台上。一条鱼，残破的柱子；那晦涩难懂的梦境，遗忘的深渊使他无从解读。帮他穿戴盔甲的人告诉过他，总督不会付给他金币；今天下午总督夫人也许不会冲他微笑。他对场上的欢呼无动于衷，因为此时的欢呼是为了他的对手，相较而言，不如片刻前为他发出的欢呼热烈，可其中又夹杂着若干惊呼，马尔科扬起头，向包厢看去，而伊蕾妮已经转过身，正同乌拉妮娅说话，总督在包厢里漫不经心地做了个手势，他立刻绷紧全身，手紧紧地握住了短剑的剑柄。现在他只要把目光投向对面的过道；但他的对手并没有出现在那里，却是平时放出猛兽的那个黑黢黢的通道口的栅栏门升起来，嘎吱嘎吱地响着，终于，马尔科看见了努比亚持网角斗士巨大的身影，在此之前布满苔藓的石壁隐匿了对手的身形；突然间他确定无疑地知道，总督是不会付给他金币的，他猜到了鱼和残破的柱子的含义。与此同时，对他来说，对手和他谁胜谁负已经不重要了，这是他们的职业，是命运，但他的身体还是绷紧了，仿佛他在害怕，他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问，为什么对手会从猛兽的通道出来，观众的欢呼中夹杂着同样的疑问，利卡斯向总督提出了这个问题，总督对这个出其不意的安排笑而不答，利卡斯笑着抗议，觉得有必要把赌注下在马尔科一边；不用听他们接下来的对话，伊蕾妮就知道总督一定会加倍下注赌那个努比亚人赢，然后和蔼可亲地看着她，让人给她上一杯冰镇葡萄酒。而她也一定会边喝酒边与乌拉妮娅评论一番那个努比亚持网角斗士的身材，评论他有多凶猛；每一个动作都已经事先设定好了，尽管人们自己并不知道，尽管细节有些出入，比如也许会没有这杯葡萄酒，或者乌拉妮娅欣赏那个彪形大汉时嘴型不同。利卡斯无数次观看过这类竞技赛事，是位行家，他会指给她们看那努比亚人穿过关猛兽的栅栏门时，头盔甚至擦过了高悬在门顶端、离地面足有两米的铁刺，他也会大加赞赏那人把鳞状渔网搭在左臂上的动作多么干净利落。自从很久以前的那个新婚之夜起，伊蕾妮就让自己缩回到内心的最深处，这一次也一如既往，同时表面上她顺从着，微笑着，甚至在尽情享受；在那自由而了无生气的深处，她感受到了死亡的征兆，总督将它伪装在一场公众娱乐的意外惊喜中，唯有她，也许还有马尔科，能领会这征兆，可此刻的马尔科，严峻，沉默，机械，他是不会明白的了，他的身体，在另一个午后的竞技场上她曾如此渴望的身体（这一点总督早已猜到，他从第一刻起就猜到了，一如既往，无须他那些巫师的帮助），将为纯然的幻想付出代价，因为她多看了一眼那个被一剑封喉而死的色雷斯人的尸体。

在给罗兰打电话之前，让娜的手翻过一本时尚杂志，把玩了一小瓶安定药片，还摸了摸蜷缩在沙发上的那只猫的脊背。接着罗兰的声音说：“你好。”声音带些困倦，突然间让娜有种荒谬的感觉，她想对罗兰说的话会让自己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电话怨妇，而那唯一的听众面带嘲讽，在屈尊俯就的沉默中抽着烟。“是我。”让娜说，这句话更像是对她自己说的，而不是对着电话那头的寂静说，在这片寂静里，些许杂音仿若声音的火花在跳动。她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只不经意地摸过小猫又拨出号码（电话里不是还能听见号码的声音吗？难道不是有一个遥远的声音在向某个人报着数字，而那个听的人一言不发，在顺从地抄写吗？）的手，这只刚刚举起又放下镇静剂药瓶的手，她不愿意相信这就是她自己的手，也不愿意相信那个刚刚又说了一遍“是我”的声音就是自己的声音，这是她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为了尊严，什么话也别说，慢慢把电话挂上，一个人待着，干净利落。“索尼娅刚从我这儿离开。”让娜说，防线崩溃，荒谬开始，安逸舒适的小小地狱。

“哦。”罗兰说，一边擦着了火柴。让娜清清楚楚地听见了擦火柴的声音，就好像同时看见了罗兰的脸，他吸着烟向后靠去，两眼半睁半闭。渔网从那黑巨人手中扬起，像是一道波光粼粼的河流，马尔科堪堪避开。要是在从前——总督心中有数，他侧过头去，只让伊蕾妮看见他的笑容——马尔科一定会在瞬息之间抓住持网角斗士的弱点，用盾牌格挡长长的三叉戟的威胁，逼上前去，发出闪电般的一击，直扑对手毫无防备的胸膛。可马尔科仍然待在战圈之外，他弯曲着双腿，仿佛准备一跃而起，这时努比亚人飞快地把渔网收了起来，准备发动新的一击。“他完了。”伊蕾妮想道，她并没有看总督，后者正从乌拉妮娅递过来的盘子里挑拣甜点。“这不像之前的他了。”利卡斯想着，心疼自己下的赌注。马尔科微微弯下腰，两眼紧盯围着他打转的努比亚人；所有人都预感到的结局，只有他一无所知，他蹲伏着，无疑是在等待下一次机会，只是此前没能完成他的技艺所要求的行动让他有些迷茫。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比如胜利之后在酒馆的欢庆时刻，也许到那时才能理解为什么总督不会付给他金币。他沉着脸，等待下一个有利的时机；也许只有到了最后，等他把一只脚踏在持网角斗士的尸体之上时，他才能再一次看见总督夫人的微笑；可现在他没有这样想，而这样想的人却不再相信马尔科的脚能踏上被割喉的努比亚人的胸膛。

“有话快说，”罗兰说，“除非你想让我整整一下午都听这家伙给鬼知道是谁的什么念数字。你听见了吗？”“听见了，”让娜答道，“这声音听上去好远。三百五十四，二百四十二。”有那么一会儿，只余这个遥远单调的声音。“不管怎么着，”罗兰说，“他总归拿着电话在做点事情。”回答是可以预想到的，她会说出第一声抱怨，可让娜令沉默延续了几秒钟，才重复道：“索尼娅刚从我这儿离开。”她迟疑了片刻，又补充说：“她大概快到你家了。”罗兰大吃一惊，索尼娅没什么道理要到他家来。“别撒谎。”让娜说这话时，猫从她手里跳了出去，恼怒地看着她。“这不是谎话，”罗兰说，“我说的是时间，不是说她来或者不来。索尼娅知道，我不喜欢这个时间有人来访或者打电话。”八百零五，远远地，那个声音还在报数。四百一十六。三十二。让娜闭上双眼，等待着那个匿名者的声音第一次停顿，让她能够把余下的唯一的话说完。要是罗兰把电话挂了，至少在电话线的远方依然有那个声音，她还可以把电话附在耳边，在沙发里越陷越深，抚摸那只重新趴回她身旁的小猫，把玩药瓶，聆听数字，直到那个声音也累了，最后归于虚无，纯然的虚无，仿佛在手指间越来越沉重的不是听筒，而是某种死亡之物，应该看也不看就立刻丢掉。一百四十五，那声音还在报着数。更遥远的地方，有个人，仿佛一幅小小的铅笔素描，可能是一个腼腆的女人，在两声杂音之间问了句：“北站？”

他第二次躲开了渔网，可在向后一跃时估算失误，在一摊湿漉漉的沙土上滑了一下。马尔科颇有些费力地用短剑划出一道弧线，挡开了渔网，又伸出左臂，用盾牌截住了三叉戟重重的一击，观众的心一下子被提到半空。总督没去理睬利卡斯兴奋不已的评点，把头转向了不为所动的伊蕾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总督说道。“没机会了。”伊蕾妮回答道。“这不像之前的他了，”利卡斯又说了一遍，“这样下去他要吃亏的，那个努比亚人不会再给他机会了，看看他的样子。”远处，马尔科几乎一动不动，他好像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他高高举起盾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已经被收回的渔网，盯住在他眼前两米远处晃动着、仿佛在施加催眠术的三叉戟。“你说得有道理，这确实不像之前的他了，”总督说，“你是把赌注下在他身上了吧，伊蕾妮？”马尔科伏下身，随时准备跃起，他在皮肤上、在胃的深处感觉到，他已经被人群抛弃了。假使他能有片刻的镇定时间，他也许能解开那让他手足无措的心结，解开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锁链，那锁链来自他身后遥远的、他不知所在的某处，有时是总督的殷勤，是一笔非同寻常的酬金的许诺，也是一个梦境，梦里有一条鱼，而在这已经容不得他有半点迟疑的时刻，眼前晃动的渔网仿佛把从天幕缝隙里漏进来的每一缕阳光都网罗其中，他感到自己正是梦中的那条鱼。一切都是锁链，一切都是陷阱；他威胁似的猛然直起身，观众报以掌声，而那持网角斗士第一次向后退了一步，马尔科选择了唯一的路，困惑和汗水和血腥味，以及面前必须战胜的死亡；有人在微笑的面具后替他把什么都想到了，有人越过那个奄奄一息的色雷斯人的躯体安排了一切。“毒药，”伊蕾妮想，“我总会找到毒药，可现在，接受他递来的这杯酒吧，变得比他强大，等候你的时机。”遥远的声音重复着数字，断断续续地回响在那条阴暗凶险的通道里，通道不断延长，通话的停顿随之延长。让娜一直笃信人们真正想传递的信息往往在话语之外；对那些用心聆听的人来说，或许这些数字蕴藏着更丰富的含义，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表达，就像索尼娅香水的味道，她临走前手掌在自己肩头的轻抚，比她的话更意味深长。但索尼娅自然不会满足于加密的信息，她想要的是一字一句、淋漓尽致。“我懂，对你来说，这很残酷，”索尼娅再一次说道，“可我讨厌装模作样，我宁可跟你实话实说。”五百四十六，六百六十二，二百八十九。“她去不去你家我不在乎，”让娜说，“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没有报另一个数字的声音，只有一阵长长的寂静。“你在听吗？”让娜问道。“我在听。”罗兰说着把烟头扔进烟灰缸，又从容地去够白兰地酒瓶。“我不明白的是……”让娜开了个头。“拜托，”罗兰说，“事到如今谁都弄不明白，亲爱的，再说，就算明白了又能怎么样呢。我很抱歉，索尼娅太着急了，这事情不该由她来告诉你的。该死，这些数字怎么没完没了的？”那小小的声音让人想到组织严密的蚂蚁世界，在那片渐渐迫近、越发厚重的寂静之下，那声音继续有条不紊地报数。“可是你，”让娜毫无章法地说，“总之，你……”

罗兰啜了口白兰地。他一向喜欢斟酌字句，不讲一句多余的话。而让娜会把同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讲，每次将重音放在不同的地方；就让她讲吧，让她一遍又一遍地讲好了，正好让他组织起最简洁明智的回答，理顺她可悲的感情冲动。在一次佯攻和侧面冲击后，他深吸了一口气，站直身子；冥冥之中有什么告诉他，努比亚人会改变进攻的顺序，这一回他会先出三叉戟，后撒开渔网。“看好了，”利卡斯给他的妻子解说道，“我在阿普塔·尤利亚看他玩过这一手，他总能把对手耍得晕头转向。”马尔科不做防备，全然不顾自己已经进入对手渔网的攻击范围，径直向前猛扑，最后关头才举起盾牌，去抵挡从努比亚人手中闪电般抛出的那片亮闪闪的河流。他拦截住了渔网的边缘，可那三叉戟在下路刺来，马尔科的腿上喷射出鲜血，而他的剑太短，只是徒劳地架住了三叉戟的木柄，发出一声闷响。“你看，我说吧。”利卡斯大声喊道。总督全神贯注地看着那条受伤的腿，鲜血已经染红了金色胫甲；他几乎是有点怜悯地想，伊蕾妮会很想爱抚这条腿，寻找这腿上的力量和温度，她会发出呻吟，就像每次他把她紧紧搂住弄疼她的时候一样。今天晚上他就要把这话讲给她听，研究她的面孔，寻找那张完美面具的破绽，这样会很有趣，她肯定还会故作漠不关心，一装到底，就像现在，在这突如其来的结局刺激下，满场的平民都在兴奋地号叫，她却还能装出一副对这场决斗饶有兴致的斯文模样。“好运已经抛弃了他，”总督对伊蕾妮说，“我甚至有些自责，把他带来这个行省竞技场；看得出，他把他的一部分丢在罗马了。”“他身上剩下的东西就要丢在这里了，连同我下在他身上的赌注。”利卡斯笑道。“拜托，别这样，”罗兰说道，“我们明明今晚就可以见一面，却还这么在电话里说来说去，这太荒唐。我再说一遍，是索尼娅太着急了，我本来不想让你受这样一个打击。”蚂蚁停止了听写数字，让娜的声音清晰，从中听不出要哭的意思，罗兰本以为会面对她疾风暴雨般的指责，也预备好一套说辞，这一来倒很出乎他意料。“不想让我受打击？”让娜说，“撒谎，当然了，你无非就是想再多骗我一次。”罗兰叹了口气，放弃了原先准备好的答话，那样下去只会让这令人厌倦的谈话没完没了。“对不起，不过你要是一直这样，我就挂电话了。”他说，话里第一次有了点儿亲切的口吻。“要不我明天过去看看你，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文明人吧，真是活见鬼了。”远处，那蚂蚁又念叨开了：八百八十八。“你别来，”让娜说，她的话和数字混在一起听上去挺好玩的，你八百别八十八来，“你永远都不要再来了，罗兰。”那一套夸张的戏剧，可能会拿自杀相威胁，就像玛丽·若瑟那回一样无聊，像所有那些把一切都搞得悲悲切切的女人一样无聊。“别犯傻了，”罗兰劝道，“明天你就会想通的，这对我们两个人都好。”让娜沉默，蚂蚁这回念的全都是整数：一百，四百，一千。“那好，明天见。”罗兰说这话时正欣赏着索尼娅身上的裙子，她刚刚打开门，站在那儿，脸上半是疑问半是嘲笑。“她倒挺会抓紧时间给你打电话的。”索尼娅边说边放下手提包和一本杂志。“让娜，明天见。”罗兰重复了一遍。电话线里的沉默像一张绷得紧紧的弓，直到一个遥远的数字将其打断：九百零四。“我真是受够这些愚蠢的数字了！”罗兰用尽全身气力喊道，在把听筒从耳际拿开之前，他听见另一端传来咔嚓一声，那张弓射出了毫无敌意的一箭。马尔科无法动弹，他知道那张渔网随即就会把他裹住，而他无从躲避，他面对着那个努比亚巨人，过短的剑举在他伸直的臂膀的尽头。努比亚人两次把渔网张开又收起，找寻着最佳位置，他抡起渔网打旋，仿佛是想让全场观众继续吼叫、鼓动他干掉对手，他压低三叉戟，侧身发力强势一击。马尔科高举盾牌，径直向渔网扑了过去，他像一座塔楼撞碎在黑色躯体之上，短剑插进了什么东西里面，那东西发出一声嘶吼；沙土扑进了他的嘴巴和双眼，渔网徒然地落在垂死的鱼身上。

小猫对让娜的爱抚无动于衷，它无法感觉出让娜的手在微微颤抖，越来越凉。手指拂过它的皮毛又停下，忽然间一阵抽搐，接着抓了一下，小猫发出高傲的抗议；之后它仰面躺下，挥舞着爪子，每一次它这样让娜都会笑出声来，可这次它的期待落空了。让娜的手一动不动地搭在小猫旁边，只有一根手指好像还在寻找着小猫身上的体温，从皮毛上一划而过，停在了小猫身侧和滚到那里的药瓶之间。胃部被刺中的努比亚人惨叫着后退一步，在这最后的时刻，疼痛化作仇恨的火焰，全身正离他而去的气力都汇聚到一只臂膀之上，他把三叉戟深深扎进趴在地上的对手的后背。他倒在了马尔科身上，一阵抽搐使他滚到了一边；马尔科一条胳膊缓慢地动了动，身体被钉在沙土之中，活像一只巨大的闪闪发光的虫子。

“这可不常见，”总督转过身子朝伊蕾妮说道，“这么棒的两个角斗士同归于尽。我们真该庆幸自己有眼福，看到这么难得一见的场面。今天晚上我要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我的兄弟，这对身陷乏味婚姻的他来说，也算点安慰。”

伊蕾妮看见马尔科的胳膊动了一下，缓缓地，徒劳地，仿佛是想把扎进自己肾脏里的三叉戟拔出来。她想象着这会儿是总督赤着身子躺在竞技场上，也有一支三叉戟深深地没入他的身体，只剩木柄还在外面。可总督绝不会带着这最后的尊严动一动自己的胳膊；他只会大喊大叫，像只野兔一样蹬着双脚，向着群情激愤的观众请求宽恕。伊蕾妮扶着丈夫伸过来的手站起来，又一次顺从；那胳膊已经不动了，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带微笑，用机智把自己保护起来。小猫似乎不喜欢让娜的静默，依然仰面躺着等待爱抚；然后，仿佛支在皮毛上的那根手指烦到了它，它发出一声不快的喵呜，翻身离开，漫不经心，已然困乏了。

“很抱歉我这个时间来，”索尼娅说，“我看见你的车停在门口，这诱惑太强烈了。她给你打电话了，是不是？”罗兰找着香烟。“这事儿你做得不对，”他说，“这种事通常是男人去做的，不管怎么说，我和让娜相处了两年多，她是个好姑娘。”“哦，可我觉得好玩，”索尼娅边说边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她总是那么天真幼稚，我一直都很受不了，就是她那个样子最让我恼火。我告诉你吧，她一开始还笑了，以为我是在逗她玩。”罗兰看了一眼电话机，他又想起了蚂蚁。让娜随时可能再打电话来，这会很尴尬，因为索尼娅已经在他身边坐了下来，爱抚着他的头发，同时还胡乱翻看着一本文学杂志，仿佛是在寻找哪一幅插图。“这事儿你做得不对。”罗兰重复道，把索尼娅搂到自己身边。“你是指我不该这个时候过来吗？”索尼娅笑着，顺从地让那双手笨拙地摸索，解开自己衣服最上面的拉链。紫色的纱巾罩住伊蕾妮双肩，她背对观众，等候着总督完成对公众的最后致意。欢呼的声浪当中混杂着人群开始挪动的声音，已经有人争先恐后地向出口挤去，想先一步到达下面的通道。伊蕾妮明白，此时一定会有几个奴隶正在把两具尸体拖走，她没有转过身来；她满意地想到总督已经接受了利卡斯的邀请，到他家的湖畔庄园共进晚餐，在那里，夜晚的空气会帮她忘记这里平民百姓臭烘烘的气味，忘记那最后的惨叫，忘记那只手臂是怎样缓缓地挪动，仿若爱抚这大地。对她来说遗忘并不难，尽管总督对种种往事心存芥蒂，还会经常旧事重提来折磨她；总有一天伊蕾妮会找到一种办法让他也永远忘掉这些事，而人们只会觉得他已经死了。“您会尝到我们家厨师的新花样，”利卡斯的妻子说，“他让我丈夫恢复了胃口，而且一到夜里……”利卡斯大笑起来，一面不断跟他的众多朋友打招呼，他在等总督结束致意，走向过道，可总督磨磨蹭蹭，继续观看场地上奴隶们用钩子搭住尸体拖走，好像很享受这场景。“我太幸福了。”索尼娅边说边把脸颊伏在昏昏欲睡的罗兰的胸口。“别说这样的话，”罗兰嘟囔了一句，“听起来像是客套。”“你不相信我？”索尼娅笑了。“我当然相信你。可这会儿别说这样的话。我们还是抽根烟吧。”他在小矮桌上摸索着，找到了香烟，他放了一支在索尼娅嘴唇中间，又把自己的凑过去一起点着。睡意沉沉，他们几乎没去看对方，罗兰晃了晃火柴，把它甩到小矮桌上，那里某处有只烟灰缸。索尼娅先睡着了，他慢慢地从她嘴边取下香烟，和自己的并在一起，扔在了小矮桌上，然后，他靠在索尼娅身旁，滑入了沉重而无梦的酣睡。烟灰缸旁，一条纱巾先被燎着了，没有燃起明火，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烧焦，又落在地毯上，旁边是一堆衣服和一杯白兰地。一群观众吵吵嚷嚷地挤在下面的台阶上；总督再一次致意，然后冲卫兵们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为他开路。最先发现不对的是利卡斯，他指向那古老帷幔最远处的一道，帷幔开始碎裂，火花雨点般落在慌慌张张涌向出口的人群当中。总督大声发出命令，推了伊蕾妮一把，伊蕾妮依然背对着他，一动不动。“快跑，下面的通道马上就要挤满人了。”利卡斯抢到妻子前面边跑边叫。伊蕾妮第一个闻见油燃烧的气味，是地下仓库着火了；在她身后，帷幔倾覆在争先恐后逃生的人们背上，过道本就很窄，这时已经挤成一团。成百上千的人跳到了竞技场地，想另寻生路，但滚滚的油烟很快把他们的身影吞没了，总督还没来得及躲进通往帝王包厢的过道，一绺布条便带着火头落在了他的身上。听见他的惊叫声，伊蕾妮转过身来，翘起两根手指，仪态万方地为他拿走了那烧焦的布条。“我们都逃不出去了，”她说，“下面已经挤成一团，像一群野兽。”索尼娅尖叫起来，竭力想挣脱那条在睡梦中把她搂得死死的燃烧的臂膀，她的第一声号叫同罗兰的混在了一起，后者正徒劳地挣扎着爬起，浓浓的黑烟呛住了他。他们放声呼救，但声音渐渐微弱了，这时消防车穿过满是好奇看客的街道全速赶到。“十楼，”队长说，“不太好救啊，还刮着北风。上吧。”

另一片天空

这双眼睛不属于你……
你从哪里得来？
……，Ⅳ，Ⅴ.[1]

我曾经觉得一切都会放任、缓和、让步，使人毫无阻碍地游荡，由此处到别处。我说曾经，虽然现在我仍怀着一丝愚蠢的期望，想着也许这感觉能重现。因此，即使现在有家有业，一次又一次地在城里闲逛似乎不够正常，我还是不时对自己说，是时候了，回到我心爱的街区转转，忘掉工作（我是个证券经纪人），只要一点点运气，就能碰见若希娅妮，与她共度良宵，直到第二天清晨。

天知道我曾重复这一切有多长时间，而可悲的是，在那段时间里，事情都在我最不经意的时候、在我随意游走的时候发生。不管怎么说吧，只需要像一个心情愉悦的市民那样，顺着自己喜欢的街道信步漫游，我几乎每一次都会逛到那一片拱廊街，大约因为那些拱廊和街巷一直都是我暗藏心中的故园吧。比方说，古美斯拱廊街，这个暧昧的所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是在这里像丢掉一件旧外套一样丢掉了我的童年。在一九二八年那会儿，古美斯拱廊街就像是堆满宝藏的山洞，罪恶的暗影和薄荷片饶有兴味地交织在一起，高声叫卖的晚报整版整版登的都是犯罪新闻，地下影院闪着亮光，放映的是难以企及的色情影片。那段岁月的若希娅妮们大概会向我投来半是慈爱半是觉得好笑的目光，而我，口袋里揣着可怜巴巴的几分钱，像个男子汉那样行走，软帽绷在头上，双手插进衣兜，嘴上叼着一支司令牌香烟，仅仅因为我继父曾经预言我要是抽烟的话迟早会变成瞎子。我尤其记得气味和声音，那就像是一种期待，一种渴望，记得那些报亭能买到有裸体女人相片和骗人的美甲广告的杂志，那时的我已经对那片灰墁的天花板和脏兮兮的天窗，也对那无视拱廊街外面的愚蠢天光、人工造就的夜景有敏锐的感受。我带着假装的漠然，探向街上的一扇扇大门，门背后是最后的秘密开始的地方，里面那隐约的轮廓是电梯，通往性病诊所，也通往更高处的所谓天堂，那里有失足女人，这是她们在报纸上的名字，她们手上的刻花玻璃酒杯里满斟饮品，大多是绿色，身上披着丝绸睡衣和紫色和服，一间间套房里香气袭人，和我心目中豪华商店里飘出来的香味一模一样，在拱廊街的暗影中，家家店铺灯火通明，精致的玻璃瓶和匣子，玫瑰色的粉扑，瑞秋牌香粉和透明手柄的修面刷，琳琅满目，筑起一座遥不可及的街市。

时至今日，每当我穿过古美斯拱廊街，心里仍然会可笑地回想起那已经处于堕落边缘的少年时代；旧时的迷恋依然留存，因此，我总喜欢漫无目的地迈开双脚，心知自己迟早会走到拱廊街区，在那里，随便一家尘土扑面、脏兮兮的小店铺，在我眼中也比露天街道上那些华丽到几近傲慢的橱窗更有吸引力。就说薇薇安拱廊街，或者全景通道，连同它们向四周延伸的宽街窄巷，走到尽头或许会有一家二手书书店，或是令人费解地出现一家旅行社，也许从来没有人在那里买过哪怕一张火车票，这是一个世界，它选择了一片离自己更近的天空，由脏兮兮的玻璃和灰墁筑起的天空，上面有一些寓言里的塑像，伸出双手敬奉花环，这条薇薇安拱廊街离日光下可鄙的雷奥姆尔大道和股票交易所（我上班的地方）只有一步之遥，我生来就熟悉这片街区，在我开始怀疑这件事之前很久很久我就熟悉它，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兜里没几分钱的学生，驻扎在古美斯拱廊街的某个角落，心里盘算着是把这点钱花在一间自助酒吧里呢，还是去买一本小说，顺便再买上一小袋用玻璃纸包着的酸味糖果，嘴上叼的香烟使我眼前一片迷蒙，有时我的手指会在衣兜底部摩挲，摸到装避孕套的小袋子，那是我强装老练在一家只有男性顾客的药房里买的，以我兜里这么一点钱，加上这样一张孩子气的脸，想把它派上用场也只是痴心妄想。

我的未婚妻伊尔玛对我喜欢深更半夜在市中心或者南城的街区游荡百思不得其解，倘若她知道我对古美斯拱廊街有这么大的兴趣，恐怕更要万分惊愕。她和我母亲一样，对她们而言，最好的社交活动就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进行她们所谓的交谈，喝杯咖啡，品品餐后利口酒。伊尔玛是所有女人中品行最好、最善良的一个，我永远也不会想要对她去讲我最在意的东西，这样我最终会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我的儿女就是我母亲极度期盼的孙子孙女。我现在想，恐怕就是因为这些，我才遇见了若希娅妮，可也不只如此，因为我本来也可以在鱼市大街或是在胜利圣母路和她相遇，然而，我们第一次彼此注视却是在薇薇安拱廊街的最深处，头顶上，一群石膏像在瓦斯灯的照耀下摇摆不定（花环在满身尘土的缪斯女神手指间晃来晃去），我很快知道，若希娅妮就在这个街区工作，如果你是咖啡馆的常客或是车夫的熟人，很容易就能找到她。也许是一种巧合，当那个天空高远、街上没有花环的世界里下着雨时，我在这里与她相逢，但我觉得这是征兆，它远不只是在街上与随便哪个妓女的露水情缘。后来我得知，那些天里若希娅妮从不远离拱廊街这一片，因为那时到处都在流传洛朗犯下的累累罪行，这可怜的女人整天生活在惊恐之中。就在这惊恐之中，有点儿什么东西转为优雅，闪躲的姿态，纯然的期望。我记得她看我时的眼神，半是渴慕半是疑虑，记得她问我话时假装冷淡的样子，我记得，当我得知她住在拱廊街顶层时，我高兴得几乎不敢相信，我坚持要到她的阁楼上去，而不是去桑蒂艾尔大街的酒店（那里有她的朋友，她觉得有安全感）。后来她还是相信了我，那天夜里，一想起她曾经怀疑我会不会就是洛朗，我们就笑成一团，在她那间常常出现在廉价小说中的阁楼里，若希娅妮美丽而温柔，又时时忧心遇到那个在巴黎流窜的扼颈杀手，我们一件一件地回顾着洛朗的杀人案，她便越来越紧地贴在我的身上。

我要是哪天晚上没有回家过夜，母亲一定会一清二楚，当然她从来不说什么，因为说了也没什么意思，但在那一两天，她会用又受伤又害怕的目光看向我。我非常清楚，她绝对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伊尔玛，可她这已经毫无用处的家长权力一直持续，令我很不舒服，尤其烦人的是，末了还总得是我带回一盒糖果或是给院子里添一盆花草之类，用这无言的礼物精确而理所当然地象征冒犯行为就此停止，儿子又回到母亲的房子里好好生活了。当然，每次我把诸如此类的小插曲说给若希娅妮听的时候，她都很开心，只要一到拱廊街区，这些和主人公一样平淡无奇的小事也成了我们世界的一部分。若希娅妮强烈地关切家庭生活，对各种规矩和亲情关系都毕恭毕敬；我本来是不太喜欢谈论私事的，可我们总得有点话题，她的生活她想让我知道的都谈过了，接下来不可避免地就得谈谈我作为未婚男人的苦恼人生。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这一点来说我运气也还不错，若希娅妮对这片拱廊街区十分钟爱，也许是因为她住在其中一条街上，也可能是这里能为她遮寒蔽雨（我是在初冬时节第一次遇见她的，而我们的拱廊街和这片小世界愉快地无视了那一年比以往更早到来的雪花）。在她有空的时候，我们经常一块儿散步，当然那得是等某人——她不喜欢提起这个某人的名字——足够痛快，才会让她和自己的朋友出去玩一小会儿。我们之间很少谈及这个某人，实在避不开的时候，我问一些不得不问的话，她也无可避免地用谎话作答，说纯属财务上的关系；不言而喻，这个某人就是她的老板，而他的爱好就是不让人看见他的真容。我想到，他并不反感我和若希娅妮在一起度过几个夜晚，因为洛朗刚刚在阿布吉尔大街作过案，这一片街区人心惶惶，可怜的若希娅妮一到天黑就绝对不敢离开薇薇安拱廊街。我几乎要对洛朗也对那位老板心存感激，别人的恐惧反倒成全了我，可以和若希娅妮一起在拱廊街漫游，泡泡咖啡馆，并且逐渐发现自己可以和这样一个不需要深交的女孩子成为真正的朋友。但在沉默的相处中，我们渐渐意识到这种值得信赖的友谊的愚蠢之处。就说她那间小阁楼吧，小小的，干干净净，一开始对我而言仅仅是这个拱廊街区的一部分。最初我上去只是为了若希娅妮，我不能留宿，因为我付不起过夜的钱，而某人还等着一个毫无瑕疵的账目表，我连周围有些什么东西都没看清，很久之后，当我在自己那间可怜巴巴的小房间里昏昏欲睡（说它可怜巴巴是因为那里面唯一的奢华陈设只是一本带插图的年历和一套银质的马黛茶具），我回想着那间小阁楼的样子，却无法描绘出它的模样。我只能想见若希娅妮，仿佛我仍把她拥在怀中，这足以让我安然入睡。可友谊带来的往往是特别照顾，也许是得到了老板的准许吧，若希娅妮常常能把一切安排停当，和我共度良宵，她的那间小屋开始填补我们并不总是轻松的对话的间隙；每一个洋娃娃，每一幅图片，每一款装饰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当我不得不回到家中面对母亲，面对伊尔玛，和她们谈论国家政事或者家人的疾病时，它们支撑着我继续活下去。

后来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其中之一是一个人模模糊糊的影子，若希娅妮称他为南美佬，可是一开始这一切都是围绕街区里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氛围开始的，一个颇有想象力的记者为这件事起了个名字，叫作扼颈杀手洛朗的传说。每当我想象出有若希娅妮的画面，便是我和她一起到守斋者大街，走进一家咖啡馆，在深紫色长毛绒的凳子上坐下来，和身边的女友或是熟客打个招呼，可之后的话题马上转向洛朗，因为在交易所这片街区，人们只要聊天，话题总是离不开洛朗，我忙碌了一整日，还要在滚动的行市表的间隙忍受同事以及顾客为洛朗最近一次作案议论纷纷，我想知道，这个愚蠢的噩梦究竟何时才能告一段落，我们的生活还能不能回到我想象中的在洛朗这件事之前的模样，还是说我们不得不忍受他这些阴森恐怖的娱乐，直到时间的尽头。而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我把这话对若希娅妮说了，那时我刚刚要了杯格罗格酒，天寒地冻，大雪飘飘，我们太需要喝上一杯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满大街的人都叫他洛朗，那是因为克里希的一位女预言家在水晶球里看见了那凶手用手指头蘸着血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些记者们就都谨慎地不去违背公众的反应。若希娅妮不是傻瓜，但谁都没办法说服她凶手其实并不叫洛朗，也无法驱除她那双湛蓝色的眼睛中闪烁的强烈恐惧，此时这双蓝眼睛正漫不经心地看向一个刚进门的男人，那人年纪不大，个子极高，稍微有点儿驼背，他走进来径自靠在柜台上，对谁都不理不睬。

“可能吧，”若希娅妮说道，算是接受了我信口编出的安慰之词，“可我还是得独自一人上楼回我的房间去，而且要是走在两层楼之间，风把我的蜡烛吹灭的话……一想到待在黑黢黢的楼梯上，而且很可能……”

“你独自一人上楼的次数可不多。”我笑道。

“你尽可以取笑我，可是真有那么几回夜里，天气糟糕透了，下雪或者下雨，凌晨两点，我一个人回家……”

她就这样继续描绘洛朗的故事，他要么是埋伏在楼梯平台上，要么更可怕，他用一把无往不利的撬锁器打开她的房门，就在房间里等她。坐在邻桌的吉姬夸张地颤抖着，发出一阵尖叫，叫声在镜子之间回响。我们这几个男人则为这种戏剧化的惊恐而兴高采烈，这样一来，保护我们的女伴就更顺理成章了。在咖啡馆里抽烟斗是件惬意的事情，到了这个钟点，工作一天的辛劳随着酒精和烟草慢慢消散，女人们相互比较帽子和围巾，或者无缘无故地放声大笑；吻若希娅妮的香唇也挺惬意的，她此刻正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那个男人，他几乎还是个大男孩，背对着我们，一只胳膊架在柜台上，正小口小口地抿着他的苦艾酒。这很奇怪，我这会儿想起来：现在一想到若希娅妮，就总是她坐在咖啡馆凳子上的画面，大雪纷飞的夜晚，人们谈论着洛朗，不可避免地，还有这个被若希娅妮叫作南美佬、背对着我们喝苦艾酒的男人。我也跟着这么称呼他，因为若希娅妮向我保证他就是个南美人，她是听露丝说的，露丝和他睡过，也许是差点就睡了，这都是若希娅妮和露丝为了街角的一块地盘或是争个先来后到而吵架之前的事了，现在她们俩都含蓄地表露出悔意，因为她们一直都是很要好的朋友。据露丝说，那人告诉她说自己是南美人，虽然从他的话里听不出一点口音；那人是在和她上床之前对她讲的这番话，也许只是在解开鞋带前没话找话吧。

“你瞧那边，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像不像个个子猛蹿了一截的中学生？好吧，你该听听露丝是怎么说的。”

若希娅妮依然习惯性地把十指反复交叉又分开，一说起激动的事情她就这样。她告诉我那个南美佬有些怪，虽然事后看来也不是太离奇，露丝断然拒绝，那人就泰然自若地离开了。我问若希娅妮，南美佬是否也接近过她。那倒没有，大概因为他知道她们是好朋友。他了解她们，他就住在这个街区，若希娅妮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更加留心地看着那人，只见他把一枚硬币丢在白镴盘子里付了酒钱，一面朝着我们这边瞟了一眼——在那漫长的一瞬，仿佛我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奇特的神情既遥远又专注，那张脸完全是一副僵在梦中不肯醒来的样子。虽说他几乎还是个半大孩子，而且长相俊美，可那样的表情足以把人带回跟洛朗有关的噩梦中去。我当即把这想法告诉了若希娅妮。

“你说他是洛朗？你疯了不成！要知道洛朗是个……”

为了自娱自乐，吉姬和阿尔贝特同我们一起分析了各种可能，但糟糕的是洛朗的事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可思议的是，咖啡馆的老板对所有人的谈话都能尽收耳底，他一开口就打破了我们所有的臆测，他提醒我们说，洛朗身上至少有一点是尽人皆知的：他力气很大，用一只手就能掐死受害者。可这个小伙子，算了吧……不错，时候不早了，还是各自回家吧；那天晚上我落了单，因为若希娅妮要陪另一个人度过，某人已经在小阁楼里等她了，他有权享用她房间的钥匙，于是我只陪她到第一个楼梯拐弯的平台，在那里守着，这样万一上到一半蜡烛真的灭了她也不会被吓到，我带着一种突如其来的疲惫目送她走上楼去，她也许是开心的，尽管对我她不会这样讲，然后我走到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直到某一刻我发现自己像往常一样踏上了返回街区的道路，身处人群之中，他们或者在读当天的晚报，或者透过有轨电车的车窗朝外看，仿佛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街道上，还有什么可看似的。

去到拱廊街时恰巧碰上若希娅妮有空并不容易；多少次我一个人在拱廊下徘徊，多少有些沮丧，最后竟慢慢觉得夜晚也是我的情人。瓦斯灯一盏盏点亮，我们这个小天地便热闹起来，咖啡馆成了慵懒和欢愉的交易所，一天的忙碌结束了，人们开怀畅饮，到处都在谈论报纸头条、政治、普鲁士人、洛朗，以及赛马。我喜欢四处小酌，漫不经心地等待那个时刻，看见若希娅妮的身影出现在某个街角或是柜台边。如果她身边已经有人，她会做出一个约定的手势告诉我要过多长时间她才能脱身；还有些时候，她只是冲我莞尔一笑，这样就只剩下我自己把时间消磨在拱廊街上了；那是探索者的时间，我走遍了这个街区的大街小巷，我走过圣弗阿拱廊街，也逛过最偏僻的开罗巷，对我来说随便哪一条小巷（数量众多，今天是王子通道，另一次则是威尔杜通道，如此这般，无穷无尽）都比那些露天的大街更有吸引力，即便是当时我自己也未必能把这漫长的游荡路线原原本本重走一遍，而最后我总会转回薇薇安拱廊街，因为若希娅妮，却也不仅仅是因为她，还因为它的护栏，因为那些古老寓言人物的塑像，还有小神父街拐角处的阴影，在这别样的世界里，不用去想伊尔玛，不用照一成不变的日程生活，一切都是偶然的相遇。无所依托，我也无从计算时间的流逝，直到我们无意间重新谈起了那个南美佬；有一回我好像看见他从圣马可大街上的一扇大门里走了出来，身上裹了件黑色的学生长袍，这种袍子，再配上高得吓人的礼帽，五年前曾经流行过一阵，我真想走上前去问问他是哪里人。但转念一想，我得到的恐怕只会是冷冰冰的怒意，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若希娅妮认定这只是我的愚蠢猜想，也许她以自己的方式对南美佬产生了兴趣，部分是因为她的职业受到了冒犯，更多的还是出自好奇心吧。她记得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她觉得远远地看见他出现在薇薇安拱廊街上，他可是不太经常在这里露面的。

“我不喜欢他看我们的眼神，”若希娅妮说道，“以前倒无所谓，可自从那一回你对我说他会不会就是洛朗……”

“若希娅妮，我开这个玩笑的时候，吉姬和阿尔贝特就在旁边。你肯定知道的，阿尔贝特是警察的线人。如果他觉得这话有几分道理，你想想看，他会丢掉这样的机会吗？亲爱的，洛朗的脑袋可值一大笔钱呢。”

“我不喜欢他那双眼睛，”若希娅妮坚持道，“另外，他根本就不看着人，他用两只眼睛盯着你，可他根本就没在看。要是哪一天他来纠缠我，我当着这个十字架发誓，我一定拔腿就跑。”

“你居然害怕一个男孩儿。是不是在你眼中所有我们这些南美人都像大猩猩？”

可想而知这样的对话是怎么收场的。我们到守斋者大街上的那家咖啡馆喝上一杯格罗格酒，在拱廊街上漫游，穿过林荫道剧院，上到她的阁楼，然后开怀大笑。有那么几个星期（这只是一种约略的叙述，要精准地计量幸福实在太难了），无论什么事我们都会大笑不止，就连巴丹盖[2]笨手笨脚的样子或是对战争的恐惧都能逗乐我们。这时候要是有人说，像洛朗这样相较而言微不足道的小事能终结我们的欢乐，那简直太可笑了，但实情就是如此。洛朗又杀害了一个女人，就在好景大街，近在咫尺，咖啡馆里就像在做弥撒一样，一片寂静，是玛尔蒂急匆匆地跑进来大声宣告了这个消息，最后以歇斯底里的大哭收尾，某种程度上倒是帮我们把堵在嗓子眼里的那口气咽了下去。那一晚，在每一家咖啡馆、每一家酒店，警察像过篦子一样把我们全都筛了一遍；若希娅妮要去找她的老板，我也任由她去了，因为我明白此刻她需要的是一个能帮她摆平一切的万能保护者。但这件事让我陷入一种不明的忧伤：拱廊街不是预备给这种事情的，也不该发生这种事情。于是我和吉姬喝起酒来，后来又和露丝喝，她来找我充当她和若希娅妮的和事佬。我们在这家咖啡馆里喝了不少酒，在热闹的声浪和干杯声中，我觉得要是到了夜半时分，那个南美佬走进来在最靠里的桌子旁边坐下，点一杯苦艾酒，漂亮脸蛋上还是那副心不在焉的茫然表情，也简直太正常不过。露丝刚开始向我吐露心曲，我就告诉她我已经知道了，不管怎么说，这小伙子并不是个瞎子，对他的那些癖好我们也不必记恨在心；后来我们又笑个不停，因为吉姬居然放下身段告诉大家说她有一回进过那人的卧室，露丝假意要扇吉姬耳光，不等露丝在吉姬脸上挠出十道指甲印，问出大家意料之中的那句话来，我就问那间卧室是个什么模样。“呸，什么卧室不卧室的！”露丝轻蔑地说，可吉姬完全陷入了对胜利圣母路那间阁楼的回忆，她像个蹩脚的街头魔术师一样，从那里面变出一只灰猫，一叠叠涂得乱七八糟的废纸，还有一架太占地方的钢琴，但最多的还要数废纸，最后又是那只灰猫，看起来，在内心深处，这只猫就是吉姬对那间阁楼最美好的记忆了。

我任由她说下去，眼睛却始终盯着最靠里的那张桌子，一面在心里对自己说，无论如何，假如我走到南美佬那边，跟他用西班牙语说上两句话，这再自然不过了。我差一点就要照做，但现在我不过是众多想有所活动却踟蹰不前的人之一。我仍然和露丝、吉姬待在一起，又抽了一锅新的烟丝，又要了一轮白葡萄酒；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克制住那股冲动时的感受，只觉得那是一个禁区，一旦擅闯，就是进入了一处命运莫测的领地。可我现在觉得自己做错了，我只差那么一点就可以做成一件拯救自己的事。我向自己追问，从什么里面拯救出来呢？正是从这个境况：今天的我能做的唯有自言自语，回答的唯有烟草的迷雾，以及缥缈而徒劳的希望，它好似一只癞皮狗跟在我身后，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

那些汽灯哪儿去了？
那些烟花姑娘怎样了？
…，VI，I.

渐渐地，我不得不说服自己，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糟糕的年代，只要洛朗和普鲁士人还这样搅扰着我们，昔日的拱廊街生活就不可能重现。母亲肯定是觉察到了我的消沉，因为她劝我吃点滋补药，伊尔玛的双亲在巴拉那州的一个小岛上有一处别墅，他们邀请我到那里去过一段健康的日子。我请了十五天的假，不情愿地去了那个岛，刚一抵达就怨恨上了那里的烈日和蚊虫。第一个星期六我就随便找了个借口回到城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街上，柏油路面软软的，鞋跟常常陷下去。这无意识的游荡唤起了些许突如其来的甜蜜记忆：就在我又一次走进古美斯拱廊街的时候，一股咖啡的香气突然将我包围，那种强烈的感觉是在拱廊街久违的，要知道那里的咖啡通常淡而无味，而且煮了又煮。我一口气喝了两杯，没加糖，边喝边闻着咖啡的香气，咖啡很烫，我感到一种无比的愉悦。之后的整个下午，一切都有了不同的味道，闹市湿润的空气里充满了种种香气（我步行回到家中，我记得答应过母亲回家和她一起吃晚饭），每种香气都是那样浓烈生猛，肥皂味、咖啡味、烈性烟草味、油墨味，以及马黛茶的味道，一切都是那样凛冽，就连太阳和天空都更加耀目，仿佛有什么不安。好几个小时里，我几乎是心存恼怒地把拱廊街区抛在脑后，可当我又一次穿行在古美斯拱廊街上时（这里和小岛真的属于同一个时代吗？或许我把同一个时段的两个时刻弄混了，实际上，这也没什么要紧），上次让我又惊又喜的咖啡已经无处可寻，它的味道一如既往，我甚至从中喝出了闹市酒吧地板上渗出来的那种锯末和馊啤酒混在一起的甜腻恶心的味道，或许因为我重又生出了想碰见若希娅妮的渴望，我甚至相信，那惊心动魄的恐惧和大雪都已经画上了句号。我感到在那些日子里自己开始怀疑，仅凭欲望已不能像从前那样让一切都运转得有条不紊，把我带上通往薇薇安拱廊街的街道，但最后我也有可能只是安分守己地待在岛上的别墅，免得伊尔玛伤心，她也可以不去胡思乱想，察觉出我唯有在别处才能找到真正的安宁；直到我实在无法忍受，回到城里，一直走到精疲力竭，汗湿的衬衫贴在身上，找到一家酒吧坐下来，喝上一杯啤酒，等待着我自己也不再知道的什么事情。当我从最后一家酒吧走出来的时候，发现除了转弯走回自己的街区之外，我已经别无选择，一时间喜悦、疲惫，以及一种阴沉的失败感汇聚糅合，因为只要看一看路人的面孔，便不难发现那恐惧远没有消散，只要看一看站在塞斯大道街角的若希娅妮，看向她的眼睛，听她用哀怨的口气说老板决定亲自出面保护她，不让她遇到可能发生的袭击，一切就都明白了；我记得在两个吻的间隙我曾瞥见他在门廊里闪现的身形，裹着一件灰色长斗篷抵挡着雨雪的侵袭。

若希娅妮不是那种你有一段时间不在她就口出怨言的女人，我甚至怀疑她无法察觉时间的流逝。我们手挽着手回到薇薇安拱廊街，上了阁楼，接下来却发现我们已经不似从前那样快活，我们含糊地把这归咎于那些扰乱了整片街区的事情；要打仗了，真要命，男人们都得参军入伍（她说到这些词语的时候神态庄重，带着一种天真而迷人的恭敬），人们又害怕又愤怒，警察没本事揪出洛朗。为了自我安慰，他们要把另外一些罪犯送上断头台，就在明天清早，他们要处决那个投毒者，那个我们在守斋者大街的咖啡馆里跟随案件的进展谈论过许多次的投毒者；可恐惧依然在拱廊街和巷道中弥散，自从我上一次碰见若希娅妮到现在，一切都没有改变，连雪都不曾停下。

我们出门散步聊以自慰，全然不顾外面天寒地冻，因为若希娅妮身上穿了件人人羡慕的大衣，而她那些站在街角或是门廊里等候嫖客的女友们只能不时呵一呵手指，或者把双手插进皮手筒里取暖。我们很少沿着林荫大道走这么长时间，到最后我甚至怀疑，可能是我们需要那些亮着灯的玻璃橱窗所带来的安全感吧；在附近的街道中穿行（因为这件大衣也该让莉莉安看看，再往前走一点还有弗朗辛）让我们陷入越来越深的恐惧当中，直到最后，大衣展示得差不多了，我提议前往我们常去的那家咖啡馆，于是我们沿着新月大街奔跑，直到转过弯回到街区，在暖和的室内和朋友中间安顿了下来。所幸，到了这个钟点，大家对战争这个话题已经兴致消减，没有人想着重复那些针对普鲁士人的下流话，酒已斟满，火炉暖暖的，一切都很美妙，路过的客人离开之后，只留下我们这群老板的朋友，这一如既往的小团体，好消息是露丝已经向若希娅妮道歉，两个人互相亲吻，满脸泪水，甚至互赠礼物，已经和解了。一切都像花环一样圆满（可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花环也能被用在葬礼上），因此，既然外面有风雪和洛朗，我们就尽可能待在咖啡馆里，直到午夜，我们得知老板在这同一个柜台后面已经工作了整整五十年，这事儿必须庆祝，于是一朵花接上了下一朵花，桌上摆满了酒瓶，因为现在由老板请客，如此的友谊，对工作如此的付出，令人无法轻慢，到了凌晨三点半，吉姬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给大家唱了流行小歌剧里动听的小曲，若希娅妮和露丝哭着抱成一团，一半是心里痛快，一半是苦艾酒在发挥作用，阿尔贝特若无其事地给花环添上了另一朵花，他建议前往罗盖特大街为这一夜的狂欢收尾，因为早上六点整就要在那里把投毒者送上断头台，咖啡馆老板兴高采烈，认为这样结束欢宴是他五十年光荣工作的巅峰，他拥抱了我们每一个人，谈起他在兰格多克去世的妻子，自愿掏钱租来两辆马车带我们前往。

接下来又是喝酒，好几个人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自己童年的光辉往事，若希娅妮和露丝到咖啡馆的厨房里精心烧了一锅洋葱汤，阿尔贝特、老板和我一面祝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一面诅咒普鲁士人全都去死。也许是洋葱汤配上奶酪浇灭了我们的激情，等到铁栅栏和链条哗啦作响，咖啡馆大门被锁上，登上马车时仿佛全世界的寒冷都向我们袭来，大家悄然无声，甚至不太自在。其实我们本该挤在一辆车上，还能暖和点，可老板坚持对马讲人道主义，带着露丝和阿尔贝特上了第一辆马车，把吉姬和若希娅妮托付给我，他说，这两个女孩就像是他的亲生女儿一样。然后我们和马车夫开了几句玩笑，劲头又上来了，就像是在赛车一样，呐喊加油，挥鞭催马，驶向波平库尔。老板出于一种难以理解的谨慎心理，坚持让大家提前一段距离就下了车，我们互相搀扶着，免得在冰冻的积雪上摔倒，来到了罗盖特大街，稀疏的路灯射出昏暗的光，一团团移动的黑影忽而显形，化作高高的礼帽，疾驰而过的马车，以及一群群裹得严严实实的人，熙熙攘攘地挤向街尾的一块开阔地，立即被笼罩在监狱那团更高也更黑的阴影之下。这是一个地下世界，胳膊肘互相触碰，酒瓶在手与手之间传递，玩笑在四下里喧闹的笑声和压抑的尖叫声中散播、重复，也有突然的安静，火镰在一瞬间照亮几张面孔，而我们艰难前行，努力不被挤散，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只有抱成团才有在这里待下去的理由。那机器就在那里，矗立在五层石阶之上，这台执行律法的装置一动不动，静静等候，隔着一小块空地，前方是一个方阵的士兵，手里的步枪抵着地面，枪上都绑着刺刀。若希娅妮抓住我，指甲掐进我的胳膊里，浑身抖得那么厉害，我只好对她说去找一家咖啡馆，可放眼望去，哪儿都看不见咖啡馆的影子，她也坚持留下不走。她挂在我和阿尔贝特身上，不时高高跳起，想把那台机器看得更清楚些，她的指甲再次深深掐进我肉里，最后她迫使我低下头，直到她的嘴唇够着我的嘴唇，她歇斯底里地咬我，低声含糊地说着平时我很少能听她说的话，这使我的虚荣心膨胀起来，仿佛这一刻自己成了她的老板。然而阿尔贝特才是我们之中唯一一个货真价实的狂热爱好者，他抽着烟，评论断头仪式的异同以消磨时间，想象着那个罪犯最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此时此刻监室里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什么程序，他对其中的细节了如指掌，背后的原因他则讳莫如深。一开始我听得热切，想要了解这仪式中的种种细枝末节，后来，慢慢地，仿佛在他、在若希娅妮、在周年庆祝之外，某种被抛弃般的感觉逐渐侵占了我，那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感受，觉得事情本不该这样发展，觉得我身上有某种东西在威胁着那个拱廊街和巷道的世界，或者更糟，我在那个世界里的幸福感只不过是一场骗局的前兆，一个鲜花陷阱，就好似那些石膏塑像中的某一个向我献上了一只谎言的花环（可就在那天晚上我还想过，世事交织，正如花环中的鲜花一般），一点一点地，我陷入了洛朗的噩梦，我从薇薇安拱廊街和若希娅妮的阁楼里那种天真的沉醉中脱离，慢慢地转向巨大的恐惧、纷飞的大雪、无可避免的战争，转向咖啡馆老板五十周年工作的非凡落幕，黎明时分冰冷的马车，若希娅妮僵直的胳膊，她决定不看，将在最后时刻把脸藏在我的胸膛上。我觉得（就在此时铁栅栏打开，传来卫队长发号施令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一个终结，但我说不上来是什么的终结，因为无论如何我还要继续生活，还要继续在交易所工作，还要不时地见见若希娅妮、阿尔贝特和吉姬，说到吉姬，她这会儿正歇斯底里地捶打我的肩膀，我虽然并不想把眼光从已经打开的铁栅栏移开，但还是注意了她一下，顺着她半是惊讶半是嘲讽的视线看过去，几乎就在咖啡馆老板的身旁，我看见了南美佬略略佝偻着的身影，他还裹着那件黑色长袍，我突发奇想，这件事是不是也能编进花环里呢，像是有一只手在天亮之前给花环缀上了最后一朵鲜花。我没有再想下去，因为若希娅妮已经呻吟着紧紧贴在了我身上，大门口那两盏汽灯晃动的阴影里现出了一件衬衣构成的白色斑点，像是飘浮在两团黑影之间，随着第三团更庞大的黑影不时下沉上升，白色斑点忽隐忽现，那第三个影子像是要拥抱他，劝诫他，在他耳边说些什么，或是拿出什么东西让他亲吻，最后黑影退到一边，而白点就更清晰，也更近了，他被一群头戴礼帽、身穿黑袍的人包围，然后像是变了一场手疾眼快的戏法，有两团黑影此前一直像是这台机器的某个组成部分，此刻一把拉过白点，一抬手揪下他肩上已经毫无用处的大衣，将他摁倒在地，一阵压抑在喉咙里的惊呼，这惊呼可能出自任何人之口，可能是浑身发抖紧靠在我身上的若希娅妮，也可能是那个白点，他仿佛是自己滑向了木架下方，架子发出了吱吱呀呀的声音，几乎同时，一声闷响。我觉得若希娅妮快要昏过去了，她全身的重量顺着我的身体向下滑去，就如同那另一具躯体滑向虚无，我俯身将她扶起来，这时人群之前压抑着的声音终于爆发，好似在宣告弥撒结束时高空中回响的管风琴声（其实这是一匹马闻到血腥后发出的嘶鸣），在尖叫声和卫兵的号令声中，退散的人潮推搡着我们。若希娅妮靠在我的腰上，满怀哀慈地哭泣着，越过她的帽子，我看见了激动不已的咖啡馆老板、心满意足的阿尔贝特，还有南美佬的侧影，他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那台机器，卫兵的背影晃来晃去，刽子手们忙忙碌碌，不时挡住他的视线，数不清的长袍和胳膊之间暗影攒动，大家都急切地渴望离开，去喝一口热乎乎的酒，然后睡上一觉，我们也一样，挤在一辆马车里驶回街区，每个人都凭自己的所见热烈谈论着，当然有出入，总是有出入，所以讨论才更有价值，从罗盖特大街到交易所所在的街区，有充足的时间回忆和讨论仪式的全过程，为矛盾之处表示惊诧，并夸耀自己更敏锐的目光、更坚强的神经，在最后关头赢得我们那羞答答的女伴们的钦佩。

意料之中，在那段日子里，母亲看出我每况愈下，她直截了当地抱怨我那无可理喻的冷漠，这冷漠使我可怜的未婚妻伤心不已，也会让我彻底失去父亲生前好友们的庇护，而我正是因了他们的关照才得以在证券业闯出了一条路。对这些话我只能以沉默作答，隔几天端回一盆花草，或是拿回一张能买毛线的优惠券。伊尔玛倒是更通情达理，她一定想得很简单，认定只要结了婚，我就能回归按部就班的本分生活，而最近这一段时间里，我几乎就要完全认同她的观念，可让我放弃那期望太难了，我期望拱廊街的恐慌彻底终结，这样我回归家庭就不会像是在逃跑或是寻求庇护，可每当母亲看着我连连叹气，或者伊尔玛脸上带着一副等候猎物上钩的微笑给我递上一杯咖啡的时候，这种庇护就消失了。此时我们正经历着完完全全的军人专政年代，这是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军人专政的又一页，可人们更为了世界大战近在眼前的结局而欢欣鼓舞，市中心每天都有人临时聚集起来游行，欢庆盟军的高歌猛进，欢庆欧洲各国首都一个接一个被解放，与此同时，警察在袭击学生和妇女，商家纷纷拉下了卷闸铁门，由于某些原因，我也加入了站在《新闻报》报栏前的人群，暗问自己，在可怜的伊尔玛一成不变的微笑面前，在滚动不已的行市表周遭浸透我衬衣的湿热中，我到底还能坚持多久。我开始觉得，拱廊街区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是我某种欲望的极限，那时随便在哪条街上走一走，在哪个街角轻快地拐个弯，就能毫不费力地到达胜利广场，惬意地游览周边街道，赏玩布满了灰尘的大小商铺，直到时间恰好，再走进薇薇安拱廊街去找若希娅妮，只有几回我心血来潮，想先去逛逛全景通道或是王子大街，特意围着交易所兜个圈再拐回来。现在的情形不一样了，那天上午我还能闻出古美斯拱廊街上咖啡的冲鼻香味（就是闻上去像锯末又像碱水的那种）聊以自慰，可这安慰也已无处可寻，即便我现在依然相信自己尚有一丝可能摆脱那份工作，摆脱伊尔玛，轻而易举地找到若希娅妮待着的街角，可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明白，拱廊街区已经不再是我的温柔乡了。我随时都渴望着回去；不管是在报栏前有朋友相伴，还是待在家中的院子里，特别是傍晚时分，一盏盏瓦斯灯开始点燃的时候。可是总有些什么把我留在了母亲和伊尔玛身边，那是一种若隐若现的确切感觉，觉得那片街区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等候着我，大恐慌已经战胜了一切。我犹如一台机器穿梭于银行和商铺，忍受着把股票买进卖出的日常工作，耳朵里塞满了警察的马蹄声声，那是他们在镇压欢庆盟军胜利的人群；我已经不太相信自己还有可能摆脱这里的一切，以至于我走到拱廊街区的时候，心里几乎生出了惧怕，我感到自己是个陌生人，是个外人，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我躲在一家车辆进出的门廊里，任凭时间流逝、人来人往，第一次强迫自己慢慢地接受这以前仿佛就属于我的东西，街道，车辆，衣服和手套，院子里的积雪，商铺里的喧闹声。又一次惊喜，我居然在科尔贝特拱廊街上碰见了若希娅妮，在一阵亲吻和欢呼雀跃之间，我得知洛朗已经成为过去，整个街区一连数个夜晚都在庆祝这场噩梦的终结，所有人都在打听我的消息，万幸洛朗这件事总算过去了，可我这些天人在哪里，怎么对这样的大事也一无所知，她一口气告诉我许多事情，给了我无数个吻。在她的小屋里，在那个我从床上一伸手就能挨到的房顶下，我从未如此渴望她，我们从未如此互亲互爱。我们爱抚，絮语，无数个日子里积攒的曼美柔情，直到暮色笼罩了阁楼。洛朗？是个从马赛来的家伙，头发卷卷的，一个可恶的懦夫，后来他又杀了个女人，就藏在那家的阁楼上，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他绝望地求饶。他的真名叫保罗，这个魔鬼，你想想看，他刚刚杀害了他的第九个牺牲品，警察把他拖上囚车时出动了第二区的全部警力，不是说真想保护他，而是怕他被人群撕成碎片。若希娅妮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她已经把洛朗深深埋进了记忆之中，而她的记忆一向淡薄，可这件事对我来说却是巨大的冲击，一时间很难全盘接受，直到她的快乐神情终于感染了我，使我相信真的再也没有什么洛朗了，我们又可以在拱廊街、在巷道里游荡，而不用再担心哪个门廊里可疑的人影。我们必须一起出去庆祝自由，已经不下雪了，若希娅妮希望能去那家圆顶的皇家公馆，在洛朗威胁着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还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我们唱着歌沿小田园街下行，我答应这天夜里带若希娅妮先去林荫大道那边逛几家夜总会，末了再去我们那家咖啡馆，在那里，借着白葡萄酒的帮助，我将让她原谅我的负心和缺席。

在那几个小时我尽情享受拱廊街的幸福时光，终于让自己相信，随着大恐慌的结束，我又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我那片灰墁和花环的天空之下；我和若希娅妮一起在圆顶下起舞，把这段浑浑噩噩的过渡期的最后一点压抑彻底抛开，再一次摆脱了伊尔玛的客厅，摆脱了家中的院子，也摆脱了古美斯拱廊街上那局促的慰藉，重新诞生在最美妙的日子里。这之后，我同吉姬、若希娅妮和咖啡馆老板愉快地谈天说地，才得知了那个南美佬的结局，甚至在那时我都没去怀疑我正享受的快乐不过是旧日的余响，是最后的美好时光；他们谈起南美佬时的语气完全是一种带着嘲讽的漠然，就像是在谈论街上随便哪个怪人，好像那人只是聊天间隙一时的谈资，很快就会被更有趣的话题取代；南美佬最近死在了旅馆的房间里，他们随口一提，接着吉姬就已经讲起马上将在布特磨坊举办的晚会，我好不容易打断了她的话头，让她给我讲讲那件事，连我自己也莫名为什么要打听这个。通过吉姬，我了解到一些细节，那个南美佬的名字，实则是个法国人名，我过耳即忘，他是在弗布·蒙马特大道突然病倒的，吉姬正好在那边有个朋友，就这样知道了这消息；他孤零零一人，靠墙边一张小桌上堆满了书籍纸张，桌上只点了一根可怜的蜡烛，那只灰猫被他一个朋友抱走了，旅馆老板恼怒异常，当时他正准备迎接他的岳父岳母，却突然出了这事儿，无名的墓葬，然后就是遗忘，布特磨坊的晚会，马赛人保罗被逮捕，厚颜无耻的普鲁士人，该给他们点教训了。从这一切之中我渐次剥离出两起死亡，就好像从一个花环上剥下两朵干枯了的花，南美佬的死和洛朗的死，我感到这两个事件彼此呼应，一个死在了他的旅馆房间里，另一个被消解到虚空，变成了马赛人保罗，这几乎是同一起死亡，将从街区的记忆里被永远抹去。这天夜里，我仍相信一切都会回到大恐慌发生以前的样子，在若希娅妮那间阁楼里，她又成了我的女人，分别的时候我们相约，当夏天到来，我们要一起参加聚会出门游玩。可是大街上依然天寒地冻，有关战争的消息要求我必须早上九点钟出现在交易所；凭着那时的我自认颇值嘉奖的努力，我拒绝去想那片我重新征服了的天空，一直工作到快要恶心呕吐，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她说我看上去好了点儿，我也表示了感谢。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交易所里全力拼搏，没有一丝多余的时间，只能急急忙忙跑回家，冲个澡，脱下被汗水湿透的衬衫，换上另一件，可不消一会儿新衬衫就湿得比先前那件还要厉害。核弹落在广岛，我的顾客们乱作一团，在这个独裁者愤怒、专制政权逆流顽抗的世界里，我们不得不部署一场长期战役去挽救那些备受牵连的股票，找到某个值得推荐的趋势。德国人投降时，人们涌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我想这回我总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每天早上都有新的麻烦等待着我，就在这些日子里，我和伊尔玛结了婚，那是有一次母亲差点儿心脏病发作，全家人都把母亲那次病倒归咎于我，或许他们没有错。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既然拱廊街里那人心惶惶的恐慌已经过去，为什么我还不能去找若希娅妮，和她一起徜徉在我们那片石膏天空下。我猜想是工作和家庭责任阻止了我，我只知道我还会时不时地到古美斯拱廊街走一走，无所事事地抬头仰望，喝着咖啡回想往事，聊以安慰，只是每一次回想，记忆的真实感都减少一分，那些午后我只需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最后就会逛到我那片街区，暮色降临之际，我会在某个街角碰见若希娅妮。我从来都不想承认那花环已经完满闭合，从此我再也不会在街上遇到她。有一段时间，我的思绪会一再跳到那个南美佬身上，在这无味的咀嚼重温中捏造出某种慰藉，仿佛他通过自己的死亡一并杀死了洛朗和我；理智告诉我这并非实情，是我荒唐夸张，随便哪一天我都可以再走进拱廊街区，再度碰见若希娅妮，而她会因为我长久的消失而惊讶。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我待在家里，喝着马黛茶，听着伊尔玛唠叨，她十二月就要分娩，我心平气和地思忖，大选时我该把票投给庇隆还是坦博里尼，或者谁也不投，干脆待在家里，喝喝马黛茶，看看伊尔玛，看看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1]原文为法语。

[2]拿破仑三世的绰号。巴丹盖原为法国一泥瓦匠，路易·波拿巴于1846年越狱逃跑时借用了此名字，后来他当了皇帝，时人以此作为他的绰号以嘲讽。

目录
南方高速
病人的健康
会合
科拉小姐
正午的海岛
给约翰·霍维尔的指令
万火归一
另一片天空

胡里奥·科塔萨尔

阿根廷著名作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代表人物之一。1914年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在阿根廷长大，1951年移居法国巴黎。著有长篇小说《跳房子》《曼努埃尔之书》，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游戏的终结》《有人在周围走动》《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等。1984年在巴黎病逝。

献给弗朗西斯科·波路亚

南方高速

司机们酷热难耐……
事实上，堵车虽然可怕，却也没什么好说。
阿里戈·贝内德蒂
《快报》，罗马，
1964年6月21日[1]

起初，开雷诺王妃的女孩还坚持要打开计时器，可是开标致404的工程师觉得那都是无所谓的事。人人都可以看自己的手表，可是，无论是右手腕上的时间还是收音机里的“哔哔”声，此刻都好像已经与时间无关，时间的概念只属于那些还没有愚蠢到选择星期天下午从南方高速返回巴黎的人，刚过了枫丹白露，他们就不得不走走停停，隔离带两侧各排起六道长龙（众所周知，一到星期天，整条高速都留给了返回首都的车辆），启动汽车，开上三米，停下来，和右手边那辆双马力上的两位修女聊聊天，和左手边王妃上的姑娘搭搭话，再从后视镜里看一会儿后面开大众凯路威的脸色苍白的男人，而王妃后面是一辆标致203，上面坐了一对夫妻，正在逗自己的小女儿玩，说说笑笑，不时吃点儿奶酪什么的，其乐融融，出乎意料地教人心生羡慕，标致404前面是一辆福特西姆卡，坐在那上面的两个小伙子吵吵嚷嚷，令人不耐，有时车停得久了些，工程师还会下车四处转转，但不能离车太远（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前面的车就重新启动，必须三步并两步跑回来，否则后面喇叭声叫骂声就会响成一片），就这样他走到了一辆福特陶努斯附近（后面就是王妃，那个姑娘在不停地看表），车上是两个男人，带着一个金黄头发的男孩，此情此景中，男孩最大的乐趣就是让一辆玩具小汽车在陶努斯的座椅和靠背上纵横驰骋，他和那两个男人抱怨一番，调侃几句，看上去前面的车都没有要动弹的意思，他壮起胆子多走了几步，看见一辆雪铁龙ID上坐着一对老夫妇，不禁心生怜悯，两人好似漂浮在一口巨大的紫色浴缸里，老头双臂倚在方向盘上，一副逆来顺受的疲惫神情，老太太啃着一只苹果，不像在享受吃苹果的滋味，倒像是在完成什么任务。

就这样往返折腾了四次，工程师决心不再下车，而是等警察来疏通拥堵。八月的高温齐着一只只轮胎的高度弥散开来，车一动不动，人们越发萎靡不振。到处都是汽油味儿，西姆卡上那两个小伙子的尖叫声肆无忌惮，车窗玻璃和镀铬部件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最糟的是这种自相矛盾的感觉，初衷是载人飞驰的机器，却把人困在了这机器丛林中。从中间的隔离带数过来，工程师的标致404在右边第二车道，算起来，他的右手边还有四列车，左手边则有七列，而实际上他能看见的只有四周的八辆车以及车上的人，一切细节他都已经记得清清楚楚，看得厌倦了。他和所有的人都聊过，只除了西姆卡上的那两个小伙子，他实在看他们不顺眼。这些两两交谈涉及了这次堵车的各种细枝末节，总的印象是，一直到科贝尔—埃松内都会这样走走停停，不过从科贝尔到茹维希那一段，一旦直升机和摩托骑警把拥堵的路段疏通，车就可以开快一点。大家都确信那段路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事故，否则没法解释如此可怕的堵车。就这样，议论议论政府，骂骂炎热的天气，对税收发几句牢骚，再抱怨抱怨交通部门，话题一个接着一个，开上三米，又停在了一起，再开上五米，不时会有人冒出一句精辟的格言，或是一句含蓄的诅咒。

双马力上的两位修女指望在八点之前赶到米利—拉福雷，因为她们带了一篮子蔬菜给那里的厨娘。标致203上的那对夫妻最挂心的是别误了晚上九点半的比赛直播；王妃上的姑娘对工程师说过，晚一点到巴黎她倒不在乎，她抱怨的是这荒唐的现实，把好几千人搞得像骆驼队一样慢腾腾。几个小时里（这会儿该有五点钟了，可热浪还是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按照工程师的估算，他们总共才前进了五十来米，陶努斯上的其中一个男人牵着孩子走过来聊天，孩子手里还拿着他的玩具小汽车，男人不无讽刺地指了指路边一棵孤零零的梧桐树，王妃上的姑娘记起来了，那棵梧桐树（也许是棵板栗树）一直和她的车排在同一条线上，她现在连手表都懒得去看，计算时间已经毫无意义。

太阳仿佛不肯落下，路面和车身上晃动的阳光让人头晕目眩。或者戴上墨镜，或者头上顶着洒了古龙水的手帕，大家想出各种办法躲避刺目的反光，躲避每行进一步都会从排气管里冒出来的尾气，这些凑合而成的举措渐趋完备，成为众人交流和评估的主题。工程师还是下了车，想活动活动腿脚，修女的双马力前面是一辆阿利亚纳，车里坐着一对乡下人模样的夫妻，他和他们聊了几句。双马力的后面跟了辆大众，坐着一名军人和一个姑娘，看上去像是度完蜜月归来。第三车道往外他不想去看了，怕离自己的标致404太远，出什么问题；他看见的车各式各样，有奔驰、ID、4R、蓝旗亚、斯柯达、莫里斯微型车，简直是汽车博览会。往左边看去，对面车道上有雷诺、福特安格利亚、标致、保时捷和沃尔沃，延伸到无尽的远方；实在了无趣味，最后，在和陶努斯上的两个男人闲聊了几句、想和凯路威上的独身男人交换一番感想却没能谈成之后，他别无选择，只有回到自己的标致404，和王妃上的姑娘重新拾起老话题，谈谈时间呀，距离呀，电影什么的。

偶尔会走来一个陌生人，从对面车道或是从右边外侧的车道沿着汽车夹缝穿行而来，带来某个真假难辨的消息，这些消息会从一辆车传到另一辆车，顺着滚烫的公路散布开来。陌生人看到自己带来的消息得以传播，听到一扇扇车门打开关上砰砰作响、人们争先恐后各抒己见，心中十分得意，可是片刻之后传来一声喇叭响，或是引擎启动的声音，陌生人拔腿便跑，在车辆之间曲折奔行，为的是重新钻进他自己的汽车，以免暴露在别人理所应当的愤怒中。整个下午，人们都议论纷纷，先是说有一辆雷诺弗洛里德在科贝尔附近撞上了一辆双马力，三人死亡，一名男童受伤，又说有一辆雷诺货车把一辆满载英国游客的奥斯丁撞得稀烂，接着又有一辆菲亚特1500连环撞上了这辆货车，还有人说是一辆奥利机场的大巴翻了车，上面坐满了从哥本哈根乘飞机来的游客。在科贝尔附近甚至巴黎近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故，否则交通绝不至于瘫痪到如此地步，但工程师仍然可以断定，所有或者几乎所有消息都是谣言。阿利亚纳上的乡下人在蒙特罗附近有家农庄，他们对这个地区很熟悉，据他们说，前些日子，也是个星期天，这里的交通堵塞持续了五个小时，可那点时间和现在比起来真的算不了什么，此刻，太阳正一点一点向着公路左侧落下去，给每一辆车都泼洒上一层金黄色的浆汁，金属像在燃烧，令人目眩，身后的树木好像伫立不动，永远不会消失，前方远处若隐若现的树影却永远无法接近，简直感觉不到车流在挪动，哪怕只挪一点点，哪怕是不断地发动、停车、急刹车，哪怕永远不能摆脱一挡，也不能摆脱令人恼火的失望，一次又一次地从一挡变成空挡，不断地踩刹车，拉手刹，停车，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仿佛没有尽头。

有一回，在一段漫长得没有尽头的静止中，工程师闲极无聊，决定去隔离带左边一探究竟。在王妃左边，他看见了一辆奥迪DKW，往前是又一辆双马力，还有一辆菲亚特600，他在一辆迪索托旁停了下来，同一个来自华盛顿的忧心忡忡的游客交谈了几句，那位几乎一句法语也听不懂，可是八点钟他必须赶到歌剧院去，你听得懂我的话吗，我老婆会担心的，真该死[2]，后来从DKW下来一个像是旅行推销员的人，说刚才有人带来一个消息，一架Piper Cub坠毁在公路中央，死了好几个人。美国人对Piper Cub的事儿毫无兴趣，工程师也顾不上这消息了，因为这时他听见喇叭声响成一片，得赶紧回到标致404上，顺便把这些新闻传递给陶努斯上的两个男人和标致203上的那对夫妻。他把更详细的解释都留给了王妃上的姑娘，这时车辆都缓缓前行了几米（王妃先是稍稍落后标致404，过了一会儿又稍稍超到了前面，可实际上十二道车龙正像个整体似的向前移动，仿佛公路尽头有个隐身的宪兵在发布命令，让大家齐头并进，任何人都不得领先）。小姐，Piper Cub是一种观光用的小型飞机。哦。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坠毁在公路正中央，这真是糟糕透顶的事。这都是些什么事儿呀。要是这些倒霉的车里不是这么热，要是右手边那些树都能最终退到身后，要是里程表上那最末位的数字能最终掉进那个小黑窟窿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没完没了地悬着，那该多好呀。

有那么一会儿（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由车顶组成的地平线被染上一层淡淡的丁香色），一只大大的白蝴蝶歇在了王妃的前挡风玻璃上，在它短暂停留的美妙一刻，姑娘和工程师都对它的一双翅膀赞叹不已；他们满怀惆怅看着它一点点飞远，飞过陶努斯，飞过那对老夫妇的紫色ID，飞向从标致404上已经看不见的菲亚特600，又飞到西姆卡上方，从那车里伸出一只手想捉住它，但没能成功，飞到那乡下人夫妻的阿利亚纳，那对夫妻好像在吃什么东西，它友好地扇了扇翅膀，最后在右边消失不见了。天黑下来的时候，车流第一次前进了一段不错的距离，几乎有四十来米吧；工程师不经意地看了看里程表，6已经下去了一半，7露了一点头。几乎所有的人都打开了收音机，西姆卡上那两位把音量开到了最大，嘴里还唱着摇摆舞曲，身体摇摆着，连车子都跟着摇个不停；两位修女拨动着念珠，陶努斯上的那个孩子已经睡着了，脸靠在车窗玻璃上，手里还拿着玩具小汽车。又过了一会儿（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过来了几个陌生人，他们带来了新消息，和此前已经被人遗忘的消息一样自相矛盾。不是一架小型飞机，是一位将军的女儿开的滑翔机。雷诺货车把奥斯丁压扁了这事儿不假，可根本不是在茹维希，而是在离巴黎很近的地方；有一个陌生人还告诉标致203上的夫妻说，伊格尼那边高速公路路面坍塌，有五辆车前轮陷了进去，都翻了车。这种自然灾害的说法也传到了工程师耳朵里，他耸耸肩，不做评论。又过了一会儿，他回忆着天黑下来以后、人们总算可以舒舒服服地喘口气的这段时间，突然想起来自己曾经把胳膊从车窗伸过去敲了敲王妃，把那姑娘叫醒，她已经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毫不在意车流能不能再往前走。大概是在夜半时分，修女中的一位可能是觉得他饿了吧，怯生生地递给他一份火腿三明治。工程师出于礼貌接受了（其实此刻他很恶心，想吐），征得同意之后，他把三明治分了一半给王妃上的姑娘，姑娘欣然接受，三口两口吃完，她左手边DKW上的旅行推销员递过来一块巧克力，她也吃光了。又有好几个小时没能前进一步了，车里太热，很多人都下了车；人们开始感到口渴难耐，瓶子里的柠檬水或是可口可乐都喝得见了底，就连车上带的葡萄酒都喝光了。第一个渴得受不了的是标致203上的那个小女孩，于是军人和工程师都下了车，帮小女孩的父亲一起去找水。西姆卡的收音机放得正欢，工程师看见它的前方是一辆波利欧，开车的是一位上了点岁数的妇人，眼神惶恐不安。没有，我没有水，但我可以给小女孩几粒糖果。ID上的老两口商量了一番，老太太把手伸进一只袋子里，掏出一小听果汁。工程师谢过老两口，问他们肚子饿了没有，自己能不能帮点儿什么忙，老头摇了摇头，老太太没说什么，但看上去是给了个肯定的答复。接下来的时间里，王妃上的姑娘和工程师一起顺着左面几列车寻找了一番，他们也没敢走太远，回来的时候，给ID上的老太太带来几块饼干，刚好赶在一片疾风暴雨般的喇叭声中跑回自己的车上。

除了这有限的几次出行外，人们能做的少之又少，时间几乎一动也不动，显得分外漫长；有那么一阵，工程师真想把这一天从自己的记事簿上删去，他强忍住没有哈哈大笑起来，可过了一会儿，当那两位修女、陶努斯上的两个男人以及王妃上的姑娘把时间算成了一笔糊涂账的时候，他想还真不如当初就打开计时器。地方广播电台都停止了播音，唯有DKW上的那位旅行推销员有一台短波收音机，还在一个劲地播送股票消息。快到凌晨三点的时候，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达成了某种默契，决定休息休息，就这样，直到天亮，车流一动也没动过。西姆卡上的小伙子卸下两张充气床垫，在车旁躺了下来；工程师把404前排座椅放倒，请两位修女来躺躺，被她们拒绝了；刚躺下没一会儿，工程师想起了王妃上的姑娘（她安静地趴在方向盘上），便若无其事地向她提议换个车，天亮再换回来；她拒绝了，说她不管坐着躺着都能睡得很香。有那么一阵，能听见陶努斯上的小孩在哭，他睡在汽车的后排座椅上，一定热得不行。修女们还在祈祷，工程师已经一头倒在自己的卧铺上，慢慢睡着了，然而他睡得一点儿也不踏实，最后浑身大汗、心烦意乱地醒来，一时间竟弄不清自己身处何方；他舒展了一下身体，发现车外模模糊糊有些动静，一团黑影朝公路边移动着；他猜到了原因，接着也悄无声息地下车，去到路边方便了一下；路边没有树，连围栏都没有，只有黑漆漆的田野，天上一颗星星也看不见，就像有一堵看不见的墙围困着泛白的路面，路面上的车像一条停滞不动的河流。他差一点撞上了阿利亚纳上的乡下人，那人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燥热的公路上本来汽油味就够难闻，现在再加上人体排出来的骚味，工程师赶紧回到了自己的车上。王妃上的姑娘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一绺头发搭在眼睛上；回到404之前，工程师在黑暗中愉快地端详了一番姑娘的侧影，猜想着她弯弯的双唇是如何轻柔地呼吸。在另一边，DKW上的男人静静地抽着烟，也在注视着这个姑娘。

上午，车还是没能前进多远，可已经足以使人满怀希望，想着到了下午通往巴黎的道路就会疏通。九点钟，有个陌生人过来，带来了好消息：前方塌陷的路面已经垫好了，交通很快就能恢复正常。西姆卡上的小伙子打开收音机，其中一个还爬上了车顶，又叫又唱。工程师告诉自己，这消息并不比昨天的那些更靠谱，那陌生人只不过是想趁这群人兴高采烈之际，从阿利亚纳上的夫妻那里讨到一只橘子罢了。后来又过来一个陌生人，想故伎重施，可谁都不肯给他东西了。天越来越热，大家都情愿待在车里等更确切的好消息。中午时分，标致203上的小女孩又哭了起来，王妃上的姑娘去和她玩了一会儿，还和那夫妻俩交上了朋友。203上的那对夫妻运气不佳：他们右边就是那个开凯路威一声不吭的男人，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左手边又得忍受开弗洛里德那家伙的满腹牢骚，好像这堵车全是冲着他一个人来的。那小女孩又说口渴的时候，工程师突然想到可以去同阿利亚纳上的乡下人谈谈，他们车上肯定有不少吃食。他没料到那两位十分和气，通情达理，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该互相帮助，他们还有个想法，要是有人出面把这一群人的事儿管起来（说这话时那女人用手画了一个圆圈，把他们周围的十几辆车都包括了进来），那他们坚持到巴黎是没什么问题的。工程师生性不爱出头露面、充当组织者的角色，便叫来了陶努斯上的两个男人，同他们还有阿利亚纳上的夫妻开了个小会。接下来，他们分别征求了这一小群体的意见。大众上的军人立刻表示同意，标致203上的夫妻把自己所剩不多的给养贡献了出来（王妃上的姑娘已经给那小女孩弄到了一杯石榴水，现在那小女孩正在嬉笑玩耍）。陶努斯上的其中一个男人去向西姆卡上的小伙子征求意见，他们倒是同意了，但摆出一副嘲弄的神情；凯路威上脸色苍白的男人耸了耸肩，说他无所谓，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ID上的那对老夫妇和波利欧上的妇人明显很高兴，好像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依靠。弗洛里德和DKW上的人都没有发表意见。迪索托上的美国人带着惊讶的神情看了看他们，又说了句什么“上帝的意志”之类的话。工程师没费多大劲就提议让陶努斯上的一个男人负责协调各种事务，他基于直觉对这人有一种信任感。吃的东西眼下谁都不缺，问题是得弄到水；他们的头儿（西姆卡上的两个小伙子为了好玩儿，干脆就把他叫作陶努斯了）请工程师、军人还有两个小伙子当中的一个到周围去转转，看能不能用食物换点儿喝的东西。陶努斯显然深谙领导之道，他算了一下，照最不乐观的估计，需要准备最多足够一天半的吃喝。修女们的双马力和乡下人的阿利亚纳上有充足的食物来应付这一段时间，只要出去侦察的那几位能找到水，就万事大吉了。可是只有那个军人带回来满满一壶水，水的主人要求换取够两个人吃的食物。工程师没找着能提供水的人，但出去转了这一趟，他得知除了他们这个群体之外，还有人也在组织起来解决类似的问题；有一回，一辆阿尔法·罗密欧的车主拒绝和他谈水的问题，说要谈得到这列车往后第五辆找他们这个小组的头儿。又过了一会儿，西姆卡上的小伙子回来了，他也没弄到水，可陶努斯估计给两个孩子、ID上的老太太以及其余几个女人的水已经足够了。工程师正在给王妃上的姑娘讲自己在周围转了一圈碰到的事情（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阳光把大家都困在车里），姑娘突然做手势打断了他的话，又朝西姆卡指了指。工程师三下两下便跳到了西姆卡跟前，一把抓住其中一个小伙子的胳膊，这家伙正舒舒服服地靠在座位上大口大口地从水壶里喝水，原来他回来的时候把水壶藏在了夹克衫底下。看见小伙子恼羞成怒的神情，工程师抓他胳臂的手更用劲了；另一个小伙子下了车朝工程师扑来，工程师退了两步，几乎是带着怜悯的神情，等他扑过来。这时军人从天而降，修女们的叫声也惊动了陶努斯和他的伙伴；陶努斯听了事情的经过，走到拿水壶的小伙子身边，给了这家伙两记耳光。那小伙子又喊又闹，哭了起来，另一个嘴里嘟嘟囔囔，再也不敢掺和进来。工程师夺过水壶，递给了陶努斯。这时又响起了喇叭声，每个人都回到自己车上，可这回也没多大进展，车流向前走了还不到五米。

到了午睡时间，阳光比起前一天来更加炽热，一位修女除下头巾，她的同伴替她在太阳穴那儿涂了些古龙水。女人们纷纷担当起助人为乐的角色，一辆车一辆车地照顾孩子，好让男人们腾出手来；没有人怨天尤人，当然这种一团和气的氛围也很勉强，不过是建立在千篇一律的文字游戏和心存疑虑的好言好语之上。对工程师和王妃上的姑娘来说，最难受的事情莫过于浑身臭汗、脏兮兮的；但他们每次到乡下夫妻那里和他们商量事情或是去告诉他们什么最新消息的时候，那两个人都对自己胳肢窝下散发出来的臭味浑不在意，这令他们钦佩不已。黄昏时分，工程师偶尔从后视镜看过去，只见开凯路威的男人一如既往地脸色苍白，没有丝毫表情，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和开弗洛里德的胖子一个样。他觉得这人的脸比之前更瘦更尖，暗想这人是不是病了。可后来当他过去同军人还有他的妻子聊天的时候，他就近看了看，才发现这人不是生病，而是另外一回事，一定要有个说辞的话，也许就叫作不合群。大众上的军人后来告诉工程师，自己的妻子有点害怕这个一声不吭的男人，这人从不离开他的方向盘，就连睡觉都好像睁着眼睛。各种猜测都有，人们实在闲到无聊，甚至编出了一则怪谈。陶努斯和203上的两个孩子已经成了好朋友，一会儿吵架，一会儿又和好；小孩儿的家长也互相走动，而王妃上的姑娘过一会儿便会去看看ID上的老太太还有波利欧上那位妇人怎么样了。入夜之际突然刮起一阵大风，从西方涌上一片乌云，遮住了太阳，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心想这下可以凉快了。雨点落下来的时候，正好车流向前走了一百来米；远方划过一道闪电，天越发闷热了。空气里充满了电荷，陶努斯出于本能直到天黑也没再让大家做些什么，仿佛担心在如此的疲劳和炎热下会出意外，对他这种本能，工程师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十分赞赏。八点钟，女人们负责分配给养；大家早先已经决定把那对乡下夫妻的阿利亚纳作为总储备所，修女们那辆双马力作为补充库存。陶努斯亲自去和另外四五个邻近团体的头儿商谈，谈妥之后，在军人和203男人帮助下，他们给别的小组送去一些食品，换回了更多的水，甚至还有一点葡萄酒。人们还做出决定，让西姆卡上的两个小伙子把他们的充气床垫让给ID上的老太太和波利欧上的妇人；王妃上的姑娘给她们拿去了两条苏格兰毛毯，工程师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给需要的人使用，他把它戏称为卧铺车厢。没想到王妃上的姑娘欣然接受了他的盛情，这天夜里，她和一位修女共享了标致404的卧铺，另一位修女去到标致203车上，和小女孩以及女孩的妈妈睡在一起，那丈夫则裹了条毯子在公路上过夜。工程师一点儿也不困，和陶努斯还有他的朋友一起玩掷色子游戏，阿利亚纳上的乡下男人一度也参加进来，他们一边谈论着政治，一边喝上两口白兰地，这酒还是这天早上乡下男人上交给陶努斯的。这一夜过得不坏。天变凉爽了，云朵之间还有几颗星星在闪烁。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都困了，东方泛白之际，人最需要有个遮风蔽雨的地方。陶努斯在后座上孩子旁边睡了下来，他的同伴和工程师在前排座位上休息了片刻。在变幻的梦境之间，工程师仿佛听见远处传来了叫喊声，还看见了模模糊糊的亮光。另一个小组的头儿过来对他们说，往前大概三十来辆车的地方，有辆埃斯塔菲特着了火，起因是有人想悄悄煮菜吃。陶努斯对这件事说了两句玩笑话，就逐一去查看大家这一夜都过得怎么样，该吩咐的话一句都没落下。这天早上，车流很早就开始挪动，大家都急急忙忙把床垫和毯子收起来，但因为各处情况都差不多，没有人着急上火，也没有人乱按喇叭。到中午的时候，车流走了差不多五十米，公路右侧隐约看见一片树林的影子。大家都对那些此时能有好运气享受路边阴凉的人心生羡慕；兴许那儿还会有条小溪，或是有个出饮用水的龙头什么的。王妃上的姑娘闭上双眼，想象着自己在冲澡，水流顺着脖颈后背流下来，一直流到腿上；工程师悄悄看了她一眼，看见两滴泪珠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

陶努斯刚才已经往前走到了ID那里，这时回来找几个年轻的女士帮忙去照顾一下那位老太太，她有点儿不舒服。后面第三组的头儿管辖的人群里有一位医生，军人立即跑步过去找这位医生。工程师一直怀着略带嘲讽的善意注视着西姆卡上的两个小伙子努力改变，他尽量让自己原谅他们的不懂事，知道该给他们一次改过的机会。两个小伙子用一顶帐篷的篷布把标致404蒙了起来，卧铺车变成救护车，这么一来，老太太就可以在暗一些的环境下休息。她丈夫躺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人们让老两口单独和医生待在里面。之后两位修女也过来照顾老太太，她感觉好了很多，工程师尽力打发掉下午的时间，走访其他的车辆，太阳实在热辣的时候，他就在陶努斯的车里休息一会儿；总共只有三次他不得不跑到自己的车那里，老两口好像都睡着了，他随着车流把车往前开上一点儿，直到再一次停下来。就这样一直到夜幕降临，他们也没能前进到那片小树林。

凌晨两点左右，气温降了下来，有毯子的人都暗自庆幸可以把自己裹住。看上去这车流天亮以前是动不了了（从夜风里就可以感觉得到，它正从天边一动不动的汽车丛林那里刮来），工程师和陶努斯，还有阿利亚纳上的男人和军人坐了下来，一边抽烟一边聊天。陶努斯原先做的估计现在看来与现实不太相符，他很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天亮以后必须得做点什么，多弄一些吃的喝的。于是军人便去找邻近几个小组的头儿商量，那几位也没睡觉，他们压低嗓门把这些问题讨论了一番，不想把女人们吵醒。几个头儿又把范围扩大到八十或是一百辆车的半径，和远处的一些小组负责人商量了一番，最后确信各组的情况都大同小异。乡下男人对这一带比较熟悉，他建议等天一亮就派出两三个男人到附近的农庄里去买食物，在此期间由陶努斯指定司机来开那些没了主人的车。这主意不错，在场的人没费多少事就把钱凑够了；他们决定由乡下男人、军人和陶努斯的同伴一起去，带上所有能用的提包、网兜和水壶。其他小组的头儿们也纷纷返回各自的单元，去组织类似的出征。天亮以后，他们把实情告知各位女士，只要车流能继续向前行进，该做的他们都做了。王妃上的姑娘告诉工程师说，老太太已经好一些了，坚持要回到他们那辆ID上去；八点钟，医生过来了，他觉得老夫妇俩回自己车上没什么不合适的。尽管如此，陶努斯还是决定把标致404专设为救护车；两个小伙子为了好玩儿，自制了一面红十字小旗，挂在404的天线上。已经有好一会儿了，人们都尽量不从自己的车上下来；气温继续下降。到了中午，天上下起了雨，远远地，还能看见闪电。乡下男人的老婆赶紧拿出一只塑料广口瓶和一个漏斗接水，西姆卡上的小伙子看得很开心。工程师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俯向方向盘，那儿摊开着一本书，他并没认真去看，而是暗自思索，为什么出去的那几个人还迟迟没有归来。过了片刻，陶努斯悄悄叫他到自己车上去一趟，两个人都上了车之后，陶努斯告诉他，事没办成。陶努斯的同伴提供了更多的细节：要么是农庄废弃了，要么就是农户拒绝卖给他们任何东西，说是有规定不能把东西卖给个人，而且怀疑他们是稽查人员，故意利用这种情况来引他们上钩。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弄回来一点水和一点吃食，也说不定是军人顺手牵羊的成果，他在一旁笑眯眯的，根本不参加这些细节的讨论。当然，不会再堵很长时间了，可是他们手头的这些食物并不适合两个孩子和那位老太太。下午四点半左右，医生又来看了一趟病人，他露出懊恼困倦的神情对陶努斯说，在他那个小组里，其实在周围所有的小组里，出征都不顺利。收音机里早就在说要采取紧急措施来疏通公路，但只有天快黑的时候来过一架直升飞机，转了一小会儿就走了，除此之外再也没见其他的措施。不管怎么说，天越来越凉快了，大家似乎都在等候夜晚的到来，好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在睡梦中把等候的时间缩短几个小时。工程师坐在自己的车里，听着王妃上的姑娘和DKW上的旅行推销员聊天，那推销员给她讲故事，姑娘勉勉强强地报以笑容。突然，他们吃惊地看见了波利欧上那个从不下车的妇人，于是工程师下了车，问她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那位妇人只是想打听一下最新的消息，她和修女们聊了会儿天。天黑了，大家被一种莫名的厌倦情绪所笼罩；与其去听那些永远自相矛盾的假消息，不如屈服于倦意。陶努斯的同伴悄悄走了过来，把工程师、军人和203上的男人叫了过去。陶努斯告诉他们说，弗洛里德上的司机刚刚逃走了；西姆卡上的一个小伙子看见那车上没了人，他也实在闲极无聊，便去找这车的主人。谁都不认识弗洛里德上的那个胖子，只知道第一天他嚷嚷得最欢，后来却像那个开凯路威的人一样沉默不语。到了早上五点钟，那位弗洛里德（这是西姆卡上的小伙子对他的戏称）确实是逃走了，随身带走了一只手提箱，把另一只装满衬衣和内衣的箱子扔在了车上，于是陶努斯决定，让西姆卡上的一个小伙子去负责这辆被遗弃的车，免得妨碍整个车流的行进。人们都隐隐觉得，这人在漆黑的夜间逃走，情况有点不太妙。旷野里，这个弗洛里德能跑到哪儿去呢？除此之外，这个夜晚似乎还有别人做出了重大决定。工程师躺在404的卧铺上，觉得好像听见了一声呻吟。起初他以为是军人和他妻子在做点什么，在这漆黑的夜晚，又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做点什么完全可以理解，后来他又仔细一想，便把盖在车后窗上的帆布掀了起来；在暗淡的星光下，一米五开外，他看见了凯路威那一成不变的前挡风玻璃，玻璃另一面，那人变了形的脸仿佛贴在了上面，歪倒在一旁。他不想弄醒两位修女，于是悄悄从左边下了车，走近凯路威。然后他叫来了陶努斯，这时军人飞奔去找医生。很显然，这人服下什么毒药，自杀了；记事本上用铅笔写下了几行字，是给一个叫伊薇特的女人留下的一封信，这女人在维尔松把他甩了。幸好在车里睡觉已经成了定例（夜里太冷，谁也不会想待在车外面），也很少有人会去操心有没有人穿过车林，走到公路边去方便方便。陶努斯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医生对他的提议深表赞同。把尸体就近放在公路边，会吓着后面过来的人，至少也会让他们不太舒服；把尸体扔远一点吧，扔到田野里去，又怕会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排斥——前一天晚上，另一组有个年轻人去找吃的，就被那帮人连骂带打地收拾了一顿。阿利亚纳上的乡下人和DKW上的旅行推销员倒是有工具能够封死凯路威的后备厢。这两位开始动手干活的时候，王妃上的姑娘也过来了，她浑身颤抖，紧紧拉住工程师的胳膊。他压低嗓音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解释给她听，等她平静下来一点，便把她送回她自己的车上。陶努斯和他的帮手们把尸体塞进后备厢里，军人用手电筒照着，旅行推销员用透明胶带和胶水把后备厢紧紧封住。因为标致203上的女人也会开车，陶努斯决定让她的丈夫来开凯路威，反正车就在203的右边；就这样，天亮以后，203上的小女孩发现爸爸又有了一辆车，就不停地从一辆车爬上另一辆车，而且把她的一些玩具也放在了凯路威上。

第一次，大白天人们也觉得冷，谁也不想把外套脱掉。王妃上的姑娘和两位修女清点了本组的几件大衣。在几辆车里或是在提箱里又碰巧找到几件套头毛衣，还有几条毯子、风衣和薄外套之类。大家制定了一个优先使用名单，外套也分发了下去。现在又面临缺水的问题，陶努斯派出去三个人，包括工程师，试图和当地百姓周旋一番。不知道为什么，外面的人对他们反感透顶；他们只要一离开公路边，便有石块从四面八方像雨点般投向他们。深夜里，不知是什么人把一柄大镰刀砸向DKW的车顶，落到了王妃旁。旅行推销员被吓得脸色发白，没敢从车里出来，但是，开迪索托的那个美国人（他并没有加入陶努斯这个小组，可大家对他的好心态还有爽朗的笑声都十分欣赏）迅速跑过来，把镰刀抡了几圈，用尽全力扔了回去，一面还高声叫骂着。然而，陶努斯认为不宜这样加深敌对情绪，或许以后还能从那里换些水来。

现在没人再去记这一天或者是这几天到底前进了多少米；王妃上的姑娘觉得应该在八十到二百米之间；工程师倒没有她那么乐观，但他乐于做出各种复杂的估算，拖延与女邻居一起计算的时间，DKW上的旅行推销员正施展自己的职业本领对她大献殷勤，工程师觉得时不时有点儿事情打打岔也挺有意思。就在这天下午，负责驾驶弗洛里德的小伙子跑过来告诉陶努斯，有一辆福特水星正在高价卖水。陶努斯拒绝了，可是到了天黑的时候，一位修女为ID上的老太太向工程师要一口水喝，老太太不曾抱怨，但她的确很难受，一直握着丈夫的手，由两位修女和王妃上的姑娘轮流照看着。水只剩下半升，女人们把水全给了老太太和波利欧上的妇人。这天晚上，陶努斯自掏腰包买了两升水；福特水星答应第二天再弄些水来，只是价钱要翻番。

现在要想把大家都召集在一起商量点事太难了，天气太冷，若非迫不得已，谁都不想离开车子。电瓶里的电也用得差不多了，不可能整天都把暖气开着。陶努斯做出决定，把两辆各方面配置最好的车留出来以备不时之需，给病人使用。每个人都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西姆卡上的两个小伙子把自己车上的椅垫扯下来做成背心和帽子，已经有人开始仿效他们了），尽量少开车门，好存住些许热气。就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工程师听见王妃上的姑娘在低声抽泣。他静静地、一点点打开车门，在黑暗中摸索着，触摸到一张被泪水打湿的脸庞。姑娘顺从地跟他上了标致404；工程师扶着她在卧铺上躺下来，把唯一的一条毯子盖在她身上，又给她盖上自己的风衣。帐篷布遮住了两边的车窗，这辆救护车里面显得格外暗。工程师又放下两扇遮阳板，把自己的衬衣和一件套头毛衣挂在上面，使这辆车与外面完全隔绝开来。天快亮的时候，她在他耳边轻声说，在哭泣之前，她觉得，在右手边，自己远远地看见了城市的灯火。

也许那真的是一座城市，可清晨的浓雾让人连二十米外都看不清。奇怪的是，这一天车流倒前进了不少，大约有二三百米之多。这和最新的广播一致（现在谁都不去听广播了，除了陶努斯，他觉得自己有义务随时掌握最新情况）；播音员们一再强调正在采取特殊手段来疏通道路，他们还提到，交通巡视员和警察都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突然，一位修女开始说胡话。她的同伴惊恐地看着她，王妃上的姑娘则用剩下的一点香水在她的太阳穴上涂抹，那修女说起了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第九日、朱砂串什么的。中午开始，天上下起了雪，雪一点一点地把车围了起来，医生在雪中艰难行走，很晚才到。他为手头没有镇静针剂深感遗憾，建议把这位修女转移到暖气好一些的车上去。陶努斯把她安置在自己的车上，那小男孩去了凯路威那里，标致203上他的小伙伴也在那辆车上；他们一起玩着玩具小汽车，玩得兴高采烈，因为只有他们没有挨饿。这一整天，加上接下来的几天，雪一直下个不停，当车流能前进几米的时候，人们还得想各种办法清除车辆之间的积雪。

现在，不管用什么办法获取食物和水恐怕都不会有人感到惊奇。陶努斯唯一能做的只有管好公有资金，在以物换物时争取最大的收益。每天晚上，福特水星和另一辆保时捷就会过来兜售口粮；陶努斯和工程师负责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把口粮分发下去。不可思议的是，ID上的老太太活了下来，只是陷入了昏睡，女人们正在想办法。波利欧上的那位妇人几天前还时不时呕吐昏厥，但她随着气温下降彻底康复，现在成了那位修女的得力助手，帮助照顾后者那虚弱不堪甚至还有点精神错乱的同伴。军人的妻子和203上的妻子负责照看两个孩子；DKW上的旅行推销员眼见王妃上的姑娘更情愿和工程师待在一起，也许是为了寻找安慰吧，一连几个小时给孩子们讲故事。到了夜里，各小组都有自己的私密生活；车门会静悄悄地打开，一个个冻得发木的黑影进进出出；谁都不去看别人，各人都像自己的影子一样，对一切视而不见。蒙在脏兮兮的毯子下，手上的指甲疯长，浑身散发出多日困在狭小空间未换衣服的气味，却有欢愉处处蔓延。王妃上的姑娘没有看错：远处确实有一座灯火辉煌的城市，而且越来越近。每到下午，西姆卡上某个小伙子就爬上车顶，身上东一块西一块地裹着椅垫的碎片和绿色的麻布，不知疲倦地瞭望着。在无望地注视远方的地平线之余，他千百次地把目光投向周围的车辆；他不无忌妒地发现王妃上的姑娘竟然在标致404上，先是热吻，接着以一只手爱抚另一个人的脖颈结束。这时他已经重新获得了404的友谊，完全是出于玩笑，他冲着他们大声叫喊，说车队又该挪动了；于是王妃急忙从404车上下来，钻进自己车里，可稍过片刻她就又会钻过去寻求温暖，西姆卡上的小伙子当然也希望能从别的小组里带个姑娘到自己车里来，可是如今饥寒交迫，这种美事儿想都别想，更不用说陶努斯小组与前面一个小组已经因为一罐炼乳结下了不解之仇，除了与福特水星和保时捷有生意上的往来之外，和其他的小组绝无交往的可能。因此，西姆卡上的小伙子一面满怀惆怅地叹息着，一面继续瞭望，直到冰雪与严寒使他不得不浑身哆嗦地钻回自己的车里。

寒意渐消，紧接着是一段风雨交加的日子，不但消磨着人们的意志，也给物资供应增添了困难，再往后便是凉爽的晴天，人们又可以走出车子，互相串门，修复和周围其他小组的关系。各组的头儿已经在一起讨论了局势，最后，他们同前面那个小组也达成了和解。人们都在议论着福特水星的突然消失，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人们纷纷议论的话题。谁也说不清这车到底出了什么事，但保时捷依然定期前来，把控着黑市交易。有了这些交易，水和罐头从来没短缺过，但小组的资金在一点点减少，工程师和陶努斯有时会自问，真到了没钱给保时捷付账的那一天该怎么办。有人提出偷袭，把他抓起来，逼他说出这些供给的来源，然而这些天车流向前移动了很长一段距离，各组的头儿们觉得最好还是再等等看，不要因为一个带暴力色彩的决定把一切都搞砸了。工程师已经进入一种近乎愉悦的无动于衷的境界，当王妃上的姑娘羞羞答答地把那事告诉他的时候，一时间他还是吃了一惊，可随后他就想开了，这种事在所难免，想到会和她有一个孩子，工程师觉得这事儿再正常不过，就和每天晚上分发食物，或是偷偷摸摸走到公路边去方便一样正常。ID上老太太的死亡也没有人觉得意外。只是深更半夜的，大家又不得不忙活了一阵，她的丈夫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也得有人陪伴他，安慰他。前面有两个小组起了冲突，陶努斯不得不去充当仲裁的角色，勉勉强强算是把事情摆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情况，毫无规律可言；在谁都不再指望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而且是最无所事事的那一位最先发现的。在西姆卡的车顶上，那位兴高采烈的瞭望哨突然觉得地平线那边有了些变化（正值日落，橙黄色的斜阳那微弱的光线逐渐暗淡），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异象发生了，就在五百米、然后是三百米、二百五十米外。他把这消息大声喊给404，404对王妃说了句什么，她迅速回到了自己车上，这时，陶努斯、军人、那个乡下人都已经飞奔而至，小伙子还站在西姆卡的车顶上，用手指着前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的宣言，仿佛是想说服自己他双眼所见是实实在在的景象；这时他们听见一片骚动，一股沉重然而不可遏制的迁徙浪潮把车龙从无休无止的昏睡中猛然惊醒，试探着它的力量。陶努斯大声命令各人回到自己车里，波利欧、ID、菲亚特600和迪索托同时发动了。双马力、陶努斯、西姆卡和阿利亚纳紧跟着动了起来，西姆卡的小伙子还陶醉在自己的成就里，他转过头来朝着404挥了挥手，这时，404、王妃、修女们的双马力和DKW也同时开动了。可一切还取决于这种状态能持续多长时间；开到和王妃并排的时候，404几乎是习惯性地如此思量，还朝那姑娘笑了笑，给她打气。在他们后面，大众、凯路威、203还有那辆弗洛里德同时慢慢启动，在用一挡行进了一小段之后，都挂上了二挡，一直在二挡，可是毕竟不用像先前那样总要松开离合器了，大家都把脚踩在油门上，等待着换成三挡。404把左胳臂伸出车外，去够王妃的手，却只勉强碰到了她的指尖，他在她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微笑，仿佛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他想，他们很快就会到巴黎了，要先好好洗个澡，一起随便到哪里去，到他家，或她家，先洗个澡，再去吃饭，要洗个没完没了，要吃饭，还要喝点儿什么，要有家具，一间带家具的卧室，还要带浴室，能涂上剃须膏好好刮刮胡子，还得有抽水马桶，有食物，有抽水马桶，还有床单。巴黎就意味着一个抽水马桶和两条床单，热水冲洒在胸口和腿上，一把指甲刀，白葡萄酒，接吻之前必须喝点儿白葡萄酒，身上还要有薰衣草精油和古龙水的味道，然后他们钻进干干净净的床单中间，在明亮的灯光下充分地相知相识，再去浴室里嬉闹一番，相亲相爱，再冲个澡，喝点儿什么，去一家理发店，再去浴室，抚弄床单，也在床单里互相爱抚，在肥皂泡沫、薰衣草精油和毛刷之间相亲相爱，然后再去考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考虑孩子，考虑其他问题，考虑他们的未来，这一切都要依赖于车别再停顿下来，车流能继续前进，哪怕还不能挂上三挡，就这样挂着二挡开吧，只要能继续前进就行。404的保险杠蹭到了西姆卡，404身子后仰靠到座位上，觉得速度在加快，他感觉可以更快些，还不至于碰到西姆卡，西姆卡也在提高车速，不用担心会撞上波利欧，他感到凯路威紧跟在自己后边，大家都在一点点地加速，可以换三挡了，不会磨损发动机，变速杆奇迹般地挂上了三挡，车开得更平稳，也更快了，404向左面投去惊喜而温情的一瞥，想捕捉王妃的眼神。很自然，以这样的速度跑起来，各列车队很难并驾齐驱，王妃现在领先近一米，404只能看见她的后脑勺和一点点侧影，正在这时，她也转过头来看他，看到404越来越靠后，姑娘露出惊奇的神情。404微笑着以示安慰，猛地加速，可几乎立刻就踩下了刹车，差一点就撞上了西姆卡；他短促地按了一下喇叭，西姆卡的小伙子从倒车镜里看了他一眼，做了个无能为力的表情，又伸出左手指指前面的波利欧，两车几乎贴在了一起。王妃现在领先三米，和西姆卡并排，203和404开在了一起，车上的小女孩挥着手，让他看自己的小洋娃娃。右手边一团红色的影子分散了404的注意力；不是修女们开的那辆双马力，也不是军人的那辆大众，而是一辆陌生的雪佛兰，雪佛兰也超过去了，跟着是一辆蓝旗亚和一辆雷诺8。左边，一辆ID和他并行，后来也一米一米地和他拉开了距离，ID被后面一辆403取代位置的时候，404还勉强能看见前面的203，王妃被它挡住了。他们的小组就这样散开，已经没有什么小组了，陶努斯应该在前面二十多米远的地方，它后面是王妃；这时，左边第三列也落后了，因为本来该是旅行推销员的DKW的位置，现在他看见的是一辆黑色的老式货车的车尾，可能是辆雪铁龙，也说不定是辆标致。车都挂着三挡，随着一列列车流的节奏，时而超到前面，时而又落到后面，浓雾和夜色中，公路两边的树木房屋都向后方闪去。前面的车打开灯，后面的也相继打开了红色指示灯，夜幕一下子降临了。时不时有喇叭声响起，速度盘上的指针越升越高，有的车列开到七十公里，也有的开到六十五或六十。在不同车列的进退之间，404还心怀一线希望，希望能追上王妃，可时间一点点流逝，他慢慢认清这是徒劳的念想，小组已经无可挽回地解散了，他们再也不能每天碰头开会，无论是例行会议还是在陶努斯车里的紧急会议，他再也不能感受到宁静的清晨里王妃给予他的爱抚，听不到孩子们玩小汽车时的嬉笑声，看不到修女们手捻念珠的情景。当前面西姆卡的刹车灯亮起的时候，404心怀一股荒唐的渴望，他停住车，匆匆拉起手刹，跳出车子，向前跑去。除了西姆卡和波利欧外（凯路威应该在他后面，但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没有一辆他认识的车；各式各样的车窗玻璃后面，一些他平生从未见过的面孔看着他，带着震惊，甚至带着愤慨。喇叭一阵乱响，404不得不回到自己的车上，西姆卡的小伙子对他做了个友好的表情，仿佛表示能理解他的举动，鼓励般指了指巴黎的方向。车流继续前行，开始几分钟前进得很慢，到后来，高速公路仿佛完全放开了。404的左边跑着一辆陶努斯，有那么一瞬间，404以为他们的小组重新聚合起来了，一切又恢复了先前的秩序，不必以打破为代价而继续前行。可这辆陶努斯是绿色的，而且方向盘后面坐的是个戴墨镜的女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这时候，只能随波逐流，机械地跟上周围车辆的速度，什么也不去想。他的皮夹克应该是落在军人的大众上了。他前几天看的那本小说在陶努斯那里。一瓶几乎空了的薰衣草精油落在了修女们的双马力上。他这里倒有王妃上的姑娘当吉祥物送给他的长毛绒小熊，他不时伸出右手摸一摸。荒唐的是，他无法抛却这些念头，九点半钟该去分发食品、探望病人，还得和陶努斯以及阿利亚纳的乡下人一起分析形势；然后天黑了，王妃会悄悄来到他的车上，满天的星斗和云彩，这才叫生活。是的，生活本该这样，一切不能就这样告终。也许军人能弄到些水，最后那几个小时水实在稀缺；不管怎么说，只要能按照那家伙的要求付钱，还是可以指望保时捷的。车前的天线上，红十字旗帜还在猎猎飘扬，车已经跑到了每小时八十公里，前方的灯火越来越明亮，只有一件事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匆忙，为什么深更半夜在一群陌生的汽车中，在谁都不了解谁的人群中，在这样一个人人目视前方、也只知道目视前方的世界里，要这样向前飞驰。

[1]原文为意大利语。

[2]原文为英语。

病人的健康

柯莱丽雅姨妈突然感觉不太舒服，一时间家里慌作一团，有好几个小时，谁都来不及做出反应或者讨论出个应对办法，就连一向处事老到的罗克舅舅也束手无策。电话打到了卡洛斯的办公室，罗莎和佩帕打发走了学习钢琴和声乐的学生，连柯莱丽雅姨妈也在担心妈妈的身体，胜过担心她自己。她确信自己的病问题不大，可妈妈的血压和血糖情况太糟糕，不能把这种令人不安的消息告诉她。大家都非常清楚，是博尼法斯大夫最先理解并且赞成对她隐瞒阿莱杭德罗的事。要是柯莱丽雅姨妈不得不卧床休息，也得想个办法让妈妈不要去怀疑她病了，阿莱杭德罗那件事就已经让大家很艰难，现在又雪上加霜；只要一不留神，她就会知道真相。家里房子倒是挺大，可也不能不考虑到妈妈敏锐的听觉，以及她那神奇的本领：她总能猜到家里每一个人的位置，这让大家都很不放心。佩帕是用楼上的电话打给博尼法斯大夫的，她告诉她的兄弟姐妹，大夫会尽快赶到，他们要把栅栏门虚掩着，这样大夫来的时候就不用叫门了。柯莱丽雅姨妈已经昏厥过去两次了，而且说她头疼得受不了，罗莎和罗克舅舅忙着照看她的时候，卡洛斯则在妈妈那里，给她讲和巴西发生外交冲突的消息，读最近的新闻给她听。这天下午，妈妈兴致很高，也没有腰疼，平日午睡时总会疼上一回的。她见人就问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大家看上去都神情紧张，家里人顾左右而言他，谈论着低气压以及面包添加剂的不良后果。喝下午茶的时候，罗克舅舅来陪妈妈聊天，卡洛斯这才腾出身来去洗了个澡，然后去楼下等大夫。柯莱丽雅姨妈现在感觉好一些了，就是在床上挪动还有点费力，第一次昏厥醒过来以后，她就把过去操不完的心都放下了。佩帕和罗莎轮流陪着她，端茶倒水，她却没说话；黄昏时分，家里平静了下来，兄弟姐妹们互相商量了一下，都说柯莱丽雅姨妈的病大概真的不太要紧，也许明天下午她就可以回到妈妈的卧房里去，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阿莱杭德罗的事要糟糕得多，因为他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刚抵达蒙得维的亚，正准备去一个工程师朋友的家。已经过去近一年了，可是对这个家来说，这依然像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只除了妈妈，因为于她而言，阿莱杭德罗是去了巴西，累西腓有一家大公司委托他在那里建一座水泥厂。自从博尼法斯大夫发出警告之后，大家也不敢把这消息一点一点地告诉妈妈，暗示她说阿莱杭德罗出了意外，受了点轻伤之类。就连最初有些不解的玛利亚·劳拉，也承认无法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卡洛斯和玛利亚·劳拉的父亲一起去了趟乌拉圭，带回了阿莱杭德罗的遗体，这边全家人都在照看妈妈，因为那一天她心情不好，很难应付。工程师俱乐部答应在他们那里给阿莱杭德罗守灵，忙于照看妈妈没法脱身的是佩帕，她连阿莱杭德罗的棺材都没能看上一眼，其他人则轮流守着，还有陪伴可怜的玛利亚·劳拉，她悲伤不已，眼泪都流不出来。和以往一样，最后的主意还是要由罗克舅舅来拿。天快亮的时候，他同卡洛斯谈了谈，卡洛斯埋头趴在餐桌的绿色台布上，为自己的兄弟无声地哭泣着，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曾经多少次一起打牌呀。后来柯莱丽雅姨妈也过来了，妈妈一整夜都睡着，这会儿倒不用替她操心。在罗莎和佩帕的默许下，大家决定了首先要采取的措施，先把《国民报》藏起来——有时妈妈也会打起精神看上几分钟报纸，同时所有人都赞同罗克舅舅的主意。就说有一家巴西公司和阿莱杭德罗签了个合同，他得在累西腓待上一年，阿莱杭德罗只有几个小时来做准备，只得中断了在工程师朋友家短暂的休假，收拾好箱子，登上了最近的一班飞机。妈妈要明白现在时代不同了，那些公司老板才不管别人怎么想，但是等到年中，阿莱杭德罗总能想办法休上一个星期的假，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妈妈似乎不太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当然她还是哭了一会儿，大家赶紧拿出嗅盐给她闻闻。卡洛斯最懂得怎么逗她开心，对她说，家里的小儿子刚有了点成就，这样哭哭啼啼的太难为情了，而且如果阿莱杭德罗知道大家是这样对待他签了合同的消息，会不高兴的。妈妈果然安静下来，还说为了遥祝阿莱杭德罗健康，想喝一小口马拉加的甜葡萄酒。卡洛斯突然冲出去找葡萄酒，却是罗莎把酒拿了回来，还和妈妈一起干了杯。

妈妈的日子过得不容易，虽说她很少抱怨，但还是有必要想各种办法陪陪她，尽量分散她的注意力。阿莱杭德罗葬礼的第二天，她觉得奇怪，玛利亚·劳拉怎么没像以往那样在星期四来看她，佩帕下午就去了诺瓦里家和玛利亚·劳拉谈了这件事。与此同时，罗克舅舅正在一个律师朋友的书房里把事情的原委解释给他听，律师答应马上给他在累西腓工作的兄弟写封信（在妈妈家里说出累西腓这个地名可不是随意而为），通信的事情就算安排好了。博尼法斯大夫也仿佛是顺便来看了看妈妈，检查过她的视力后，他说情况好多了，但还是劝她这些天不要看报纸了。柯莱丽雅姨妈会把那些最有意思的消息告诉给她，幸好妈妈不喜欢听新闻广播，因为内容太俗气，而且每过一会儿就会插播可疑的药品广告，敢去吃这些药的人简直是拿命在赌博。

星期五下午，玛利亚·劳拉来了，说自己现在忙着学习，要准备建筑学的考试。

“对，我的好孩子，”妈妈对她说，眼里满含柔情，“你看书把眼睛都熬红了，这可不好。用点儿金缕梅敷一敷，那是最管用的。”

罗莎和佩帕一直在旁边，不时接几句话，这样，玛利亚·劳拉努力坚持住了，当妈妈说起这坏小子未婚夫竟然不吭一声，一走就是这么远时，她甚至还微笑了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世界变得疯狂了，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做什么都没时间。后来妈妈又开始讲起那些大家都无比熟悉的祖辈往事，咖啡送来了，卡洛斯也进来插科打诨，讲讲故事，罗克舅舅有时在卧室门口站一会儿，一脸好脾气的样子望着他们，就这样一直到妈妈该休息的时间，一切如常。

一家人就这样慢慢习惯了，玛利亚·劳拉更艰难一些，但好在她只有每个星期四才来看妈妈；一天，阿莱杭德罗的第一封信到了（妈妈已经问了两次，怎么还没有他的消息），卡洛斯在床头给她读了信。阿莱杭德罗很喜欢累西腓，他谈到了港口，谈到卖鹦鹉的小贩，还谈到了那里好喝的冷饮，他说那里的菠萝便宜得就像不要钱一样，咖啡也货真价实、浓香四溢，家里每个人听了都直流口水。妈妈让把信封拿给她看看，还说把邮票送给莫洛尔达家的小男孩，这孩子集邮，虽然妈妈并不喜欢孩子们玩邮票，因为这些东西可是哪儿都去过的，而孩子们玩过以后从来不知道洗手。

“他们总拿舌头舔了邮票再贴，”妈妈总是这么说，“谁都知道，那上头尽是细菌，留在舌头上了还会繁殖。不过还是把这张邮票给他吧，反正他已经有了那么多张，多一张也……”

过了一天，妈妈把罗莎叫来，口授了一封给阿莱杭德罗的信，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休假，回来一趟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她还给他讲了讲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说卡洛斯刚刚被提了职，跟佩帕学钢琴的一个学生得了奖。她还告诉他，玛利亚·劳拉每个星期四都来看她，一次不落，可她学习太刻苦了，对眼睛不好。信写好之后，妈妈在结尾用铅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又轻轻地吻了一下信纸。佩帕说要去找个信封，便站起身来，柯莱丽雅姨妈拿来了五点钟要吃的药，以及要插在橱柜上花瓶里的鲜花。

一切都难之又难，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妈妈的血压更高了，家里人有时会怀疑，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起着作用，是不是他们的举止中有什么露馅儿的地方，尽管大家慎之又慎，强颜欢笑，还是有一丝不安或是沮丧给妈妈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但这是不可能的呀，因为即便是假装去笑，到最后都会和妈妈一起真的哈哈大笑起来，有时候没在妈妈跟前，他们也会互相开开玩笑、推搡一番，不过紧接着就会像是从梦中惊醒一样，诧异地望着彼此，佩帕满面通红，卡洛斯低下头，点燃一支烟。说到底，唯一要紧的是把时间混过去，别让妈妈有所察觉。罗克舅舅跟博尼法斯大夫谈过了，大家也一致同意要把这场善意的哄骗喜剧一直演下去，哄骗喜剧这个词儿还是柯莱丽雅姨妈的创造。唯一让人担心的是玛利亚·劳拉到家里来的时候，因为妈妈理所当然地要一次又一次地谈起阿莱杭德罗，她想知道是不是等他从累西腓回来他们就会立即结婚，又担心她这个发疯的儿子会不会再接受另一份合同，去那么远的地方待那么长的时间。玛利亚·劳拉这时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甚至把自己捏伤，大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不时地进到卧室里分散妈妈的注意力，解救玛利亚·劳拉，可是有一天，妈妈问柯莱丽雅姨妈，为什么每回玛利亚·劳拉来看她，大家都这样急着来找她，好像只能趁这会儿跟她相处似的。柯莱丽雅姨妈放声大笑，说这是因为大家都在玛利亚·劳拉身上看到了阿莱杭德罗的影子，所以每次她一来，大家就都想要和她待在一起。

“你说得有道理，玛利亚·劳拉太好了，”妈妈说，“我那个无赖儿子配不上她，真真的。”

“瞧你还说这话，”柯莱丽雅姨妈说，“你每次一提到儿子，眼睛都亮起来了。”

妈妈也笑了，并且想起来这几天该收到阿莱杭德罗的信了。信真的到了，罗克舅舅把信连同下午五点钟的茶一起送了进来。这一回妈妈想亲眼看看这封信，让人拿来了老花镜。她用心地读着，好像每一句话都是一口需要反复品鉴的美味。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懂得什么是尊重，”她的语气其实并不十分在意，“虽说我们年轻时还没人用打字机，可就算是能用，我也绝不敢用这玩意儿给我父亲写信，你肯定也不敢。”

“确实，”罗克舅舅说道，“谁不知道那老头儿的坏脾气。”

“罗克，你这么称呼他也太不像话了。你知道的，我从来就不喜欢听你叫他老头儿，可你总是无所谓。别忘了妈妈生起气来有多可怕。”

“好吧，行了行了。我也就是随口一说，和尊重不尊重没有关系。”

“奇怪，”妈妈边说边摘下眼镜，看着天花板上的嵌线，“阿莱杭德罗已经寄来五六封信了，却没有一回叫我……嗯，这可是我们俩的一个小秘密。很奇怪，你知道的。为什么他连一回都没这样叫过我？”

“也许是这孩子觉得把这称呼写在纸上会有点儿傻吧。口头上叫你是一回事儿……他是怎么叫你的？”

“这是秘密，”妈妈说道，“是我的小儿子和我之间的秘密。”

佩帕和罗莎对这个称呼一无所知，问卡洛斯，他也只是耸了耸肩。

“还能怎么样呢，舅舅？我能做到的就是伪造个签名。我觉得妈妈会把这事儿忘掉的，你也别太在意了。”

就这样四五个月过去了，阿莱杭德罗在一封信里说他现在很忙（可是他忙得很开心，因为对一个年轻的工程师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妈妈坚持说，现在他该休假回一趟布宜诺斯艾利斯了。回信由罗莎执笔，她觉得这一回妈妈口述得特别慢，好像每句话都要斟酌半天。

“天晓得这家伙能不能回来一趟，”罗莎仿佛不经意地说了句，“他正是顺风顺水的时候，要是为这件事跟公司闹得不愉快那就没意思了。”

妈妈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口述着。她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她是真想见到阿莱杭德罗，哪怕只有几天也好。阿莱杭德罗也该挂念着玛利亚·劳拉，倒不是说他太冷落未婚妻，但爱情不能只靠千里之外的甜言蜜语和种种诺言来维系。不管怎样，她希望阿莱杭德罗尽快给她来信，带来些好消息。罗莎注意到妈妈这一回签名之后没有亲吻信纸，而是死死盯住这封信，仿佛要把它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可怜的阿莱杭德罗。”罗莎想道，背着妈妈匆忙画了个十字。

“你瞧，”罗克舅舅对卡洛斯说，这天晚上他们俩单独留下来玩了盘多米诺骨牌，“我看要坏事儿。得想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了，要不然，她迟早会明白真相的。”

“我是没辙了，舅舅。最好是能让阿莱杭德罗回信写点儿什么事，能让她再高兴上一段时间。可怜她身体这么虚弱，我真没法想象，如果……”

“谁也没说那个，孩子。可我要告诉你，你妈妈是那种坚持到底的人。这是我们家族的性格，小子。”

妈妈看完了阿莱杭德罗闪烁其词的回信，一句话也没说。信中说等到工厂第一阶段完工，他一定争取请上几天假。这天下午，玛利亚·劳拉来的时候，妈妈请她也劝劝阿莱杭德罗，让他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一趟，哪怕是一个星期也行。玛利亚·劳拉后来告诉罗莎，妈妈是在别人听不见的情况下对她说的。还是罗克舅舅最先提出了建议，其实这办法大家也都想过好多次，只是谁也没有勇气把话挑明罢了。当妈妈又向罗莎口述信件让阿莱杭德罗回来的时候，罗克舅舅下了决心，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试一试，看妈妈能不能受得住第一个坏消息。卡洛斯咨询了博尼法斯大夫，大夫的意见是，审慎行事，准备些药水。在一段必要的等待之后，一天下午，罗克舅舅过来坐在妈妈床边，罗莎在药柜旁边沏着马黛茶，眼睛望向窗外的阳台。

“你瞧瞧，我这才算有点明白了，为什么我这个臭外甥下不了决心回来看我们，”罗克舅舅说道，“他知道你身体还没恢复，他不想让你担心。”

妈妈看着他，好像没听懂他在说些什么。

“今天诺瓦里家打电话来了，好像是玛利亚·劳拉有了阿莱杭德罗的消息。他没什么大事儿，不过这几个月不能出远门了。”

“为什么不能出远门？”妈妈问道。

“因为他有只脚出了点儿问题，好像是吧。我记得是脚踝那儿。得问问玛利亚·劳拉到底怎么回事。老诺瓦里说是骨折了还是怎么着了。”

“脚踝那儿骨折了？”妈妈追问道。

在罗克舅舅开口回答之前，罗莎早已把嗅盐的小瓶子拿在了手里。博尼法斯大夫也立即赶到，整个过程就发生在这几个小时里，却是漫长的几个小时，博尼法斯大夫直到深夜才离开。两天后，妈妈觉得她已经好了，要佩帕给阿莱杭德罗写封信。佩帕没弄清情况，像往常一样拿着记事本和铅笔过来，妈妈却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你写就行了。告诉他好好照顾自己。”

佩帕照办了，虽然她也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一句接一句地往下写，明知道妈妈并不会看。这天晚上，她对卡洛斯说，当她在妈妈床边写信的时候，她有百分百的把握，这封信妈妈既不会看也不会在上面签名。妈妈始终闭着眼睛，直到该喝汤药的时候才睁开，好像她已经把这事儿忘了，好像她在想别的事情。

阿莱杭德罗回信的口吻再正常不过了，他解释道，本来是不想把骨折的事情告诉她的，怕她担心。一开始医生弄错了，石膏已经打上了，后来又得重新换过，可他现在已经好多了，再过几个星期他就可以下地走路。总共得要两个月时间吧，不过糟糕的是，他的工作在最紧要的时刻被落下一大截，这样一来……

卡洛斯大声朗读着，他感觉妈妈并没有像以前那样仔细听。她不时看看钟，这是她不耐烦的标志。七点钟罗莎就应该把汤和博尼法斯大夫开的药端来的，可这会儿已经七点五分了。

“好了，”卡洛斯边说边把信叠起来，“你看见了，什么事儿都没有，这家伙没什么大问题。”

“那当然了，”妈妈说，“喂，你去告诉罗莎，让她快一点儿行不行。”

妈妈仔细听玛利亚·劳拉讲了阿莱杭德罗骨折的情形，还对她说让他多揉揉，说她父亲有一次在马坦萨斯从马上摔下来，多揉一揉可管用了。紧接着，仿佛还在说同一句话，妈妈又问能不能给她滴几滴柑橘花精油，清神醒脑是最管用的。

第一个说出口的是玛利亚·劳拉，就在这天下午。临走前，在客厅里，她把她的想法告诉了罗莎，罗莎看着她，好像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别这样，”罗莎说道，“你怎么能那样想？”

“这不是我的想象，这是事实，”玛利亚·劳拉说，“我不会再来了，罗莎，你们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可我不会再踏进那个房间了。”

从心底里，谁也没有觉得玛利亚·劳拉的奇想过分荒谬。但还是柯莱丽雅姨妈把大家的感受归结为一句话：在像他们这样的家庭里，责任就是责任。罗莎被派去诺瓦里家，可玛利亚·劳拉哭得昏天黑地，没办法，只能尊重她的决定；佩帕和罗莎从这天下午起就开始渲染舆论，说这可怜的姑娘学习任务太重，她太累了。妈妈什么都没说，星期四再次到来时，她也没问起玛利亚·劳拉。到那个星期四，阿莱杭德罗去巴西有整整十个月了。公司对他的工作太满意了，几个星期之后，又向他提出续签一年合同，条件是他立刻出发到贝伦去建另一座工厂。罗克舅舅认为这太棒了，对于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来说，这可是极大的成就。

“阿莱杭德罗打小就最聪明，”妈妈说，“就像卡洛斯做事最能坚持一样。”

“你说得没错，”罗克舅舅说道，一面在心中疑惑，玛利亚·劳拉怎么会冒出那种念头，“说真的，姐姐，你的孩子们个个都没得说。”

“这话不假，我是没什么可抱怨的。要是他们的父亲能看见他们长这么大该开心坏了。女孩们个个都是好姑娘，还有可怜的卡洛斯，一看就是我们家出来的好小伙。”

“还有阿莱杭德罗，他有远大前程。”

“哦，对。”妈妈应道。

“看看他们给他的这份新合同……这么着吧，等精神头好一点儿，你给你儿子写封信；他这会儿准是心惊胆战的，想着续签合同这事儿会让你不太高兴。”

“哦，对。”妈妈又重复了一遍，眼睛看着天花板，“告诉佩帕给他写封信，她知道的。”

佩帕写了信，可心里没多大把握该给阿莱杭德罗说些什么，然而有一点她确信无疑，那就是最好写出一份完整的文本，免得回信会自相矛盾。而阿莱杭德罗那边，妈妈肯理解他自然非常高兴，面前这个机会是尤为难得的。脚踝恢复得非常好，一旦彻底痊愈，他一定会请假回来和他们待上半个月。妈妈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就问《理性报》到了没有，她想让卡洛斯给她念几条电讯。家里的大小事情没费多大劲就安排得有条不紊，现在看起来不会再有什么意外，妈妈的健康状况稳定了下来。儿女们轮流陪伴，罗克舅舅和柯莱丽雅姨妈随时进进出出。晚上卡洛斯给妈妈念报纸，上午是佩帕念。罗莎和柯莱丽雅姨妈负责给她喂药洗澡，罗克舅舅在她房间里一天喝上两三次马黛茶。妈妈从未落单，也从未问起玛利亚·劳拉。每三个星期她会收到阿莱杭德罗的消息，但不做任何评论，她对佩帕说写封回信，然后就说起别的事情，总是一如既往地聪明、亲切，却拒人于千里之外。

就在这段时间，罗克舅舅开始给她读同巴西关系紧张的消息。最初他还把这些消息写在报纸边缘的空白处，可妈妈根本就不管他念得好不好，几天之后，罗克舅舅也就习惯了现编现造。起初，他在念那些令人不安的电讯时还会稍加评论，说这可能会给阿莱杭德罗和其他在巴西的阿根廷人带来些麻烦，但是妈妈好像对这些事没多大兴趣，他也就不再评论了，但每过几天形势会被描述得更严峻一些。阿莱杭德罗在信里还谈到有断交的可能，不过他带着年轻人惯有的乐观，坚信外交官们会解决这些争端。

妈妈不置一词，也许是因为离阿莱杭德罗请假的日子还早吧，但一天晚上，她突然向博尼法斯大夫发问，和巴西之间的局势是不是像报纸上说的那么严重。

“和巴西？哦，是的，是有点儿不大妙，”医生说，“但愿那些政治家有解决问题的智慧吧……”

妈妈看了看他，这样毫不迟疑地作答好像让她有点吃惊。她轻轻叹了口气，换了话题。这天晚上她比以往精神要好些，博尼法斯大夫满足地离开了。第二天，柯莱丽雅姨妈病倒了；虽说昏厥看上去只是一时的事，可博尼法斯大夫跟罗克舅舅谈了谈，建议他们还是找一家疗养院，让柯莱丽雅姨妈去住院。妈妈此时正在听卡洛斯给她念晚报上有关巴西的新闻，大家告诉她柯莱丽雅姨妈犯了偏头痛，不能下床。他们有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可罗克舅舅在和博尼法斯大夫谈完话之后就灰心丧气，只有靠卡洛斯和几个女孩拿主意了。罗莎想到了玛诺丽塔·巴耶的农庄，那儿空气好；在柯莱丽雅姨妈犯偏头痛的第二天，卡洛斯把谈话掌握得尤为巧妙，最后竟好像成了妈妈自己提出建议，让柯莱丽雅姨妈到玛诺丽塔的农庄去住些日子，那样会有益她的健康。卡洛斯的一个同事主动开车把柯莱丽雅姨妈送去，对偏头痛病人来说，坐火车去会太疲惫。是柯莱丽雅姨妈首先提出要去跟妈妈道个别，卡洛斯和罗克舅舅搀着她慢腾腾地过去，妈妈叮咛她坐现在这种汽车要注意别受凉，提醒她记得每天晚上吃点儿水果，有助于通便。

“柯莱丽雅面色潮红，”下午，妈妈对佩帕这样说，“我看不是什么好事儿，你说呢？”

“哦，在农庄里住上些日子，她就会好的。这几个月她有点累；我想起来了，玛诺丽塔有一回对她说过，让她到农庄一起住几天。”

“有这事儿吗？好奇怪呀，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猜她是不想让你烦心。”

“好女儿，那她要在那儿住多长时间呢？”

佩帕不知道，但她可以回头去问问博尼法斯大夫，是他建议换个环境透透气的。过了好几天，妈妈才又旧话重提（这时柯莱丽雅姨妈在疗养院又昏厥过去了，罗莎和罗克舅舅轮流陪护）。

“我在想，柯莱丽雅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说道。

“别呀，人家好不容易离开你，出去透透气……”

“是呀，可你们不是说，她这病没什么事吗。”

“当然没什么事。她现在留在那里就是因为高兴，也可能是想陪陪玛诺丽塔；你知道她们有多要好。”

“给农庄打个电话，问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妈妈吩咐道。

罗莎给农庄打了电话，那边的人告诉她，柯莱丽雅姨妈好一些了，只是觉得身子还有点儿虚，所以想多待几天。奥拉瓦利亚那边天气棒极了。

“这话我不爱听，”妈妈说，“柯莱丽雅早该回家了。”

“妈妈，劳驾你不要这么操心好不好。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一点，跟柯莱丽雅和玛诺丽塔一起到农庄去晒晒太阳呢？”

“我？”妈妈看着卡洛斯，那眼神像是惊奇，又像是反感，还有点儿像受了侮辱。卡洛斯笑起来，以掩饰自己的情绪（佩帕刚打过电话，柯莱丽雅姨妈病情危急），他吻了吻她的面颊，就像吻一个调皮的小姑娘。

“傻妈妈。”他说，尽量让自己什么都别想。

这天夜里妈妈睡得很不踏实，天刚亮就问起柯莱丽雅怎么样了，好像这么一大早就能得到农庄的消息似的（柯莱丽雅姨妈刚刚去世了，他们决定在殡仪馆为她守灵）。八点钟，他们从客厅里给农庄打了个电话，为的是让妈妈能听见对话，电话里说谢天谢地柯莱丽雅姨妈这一夜过得不错，但玛诺丽塔的医生还是建议她趁天气不错在那边多住些日子。卡洛斯因为公司盘点结算而不用去上班，非常开心地穿着睡衣来到妈妈床前，边喝马黛茶，边陪她聊天。

“你看看，”妈妈说，“我觉得应该给阿莱杭德罗写封信，让他回来看看他姨妈。柯莱丽雅一向最疼他，他应该回来一趟。”

“但柯莱丽雅姨妈又没什么大事儿，妈妈。阿莱杭德罗都没回来看过你，你想想……”

“回不回来是他的事，”妈妈说，“你就写信告诉他，柯莱丽雅病了，他应该回来看看她。”

“你要我们跟你说多少次呀？柯莱丽雅姨妈又不是生了什么重病。”

“不是重病最好。可给他写封信又不费你什么事儿。”

这天下午他们写了信，而且念给妈妈听了。在等阿莱杭德罗回信的日子里（柯莱丽雅姨妈身体还不错，可玛诺丽塔的医生还是坚持让她多呼吸呼吸农庄的新鲜空气），和巴西之间的外交局势愈发紧张了，卡洛斯告诉妈妈，阿莱杭德罗的信耽搁些日子也不足为奇。

“像是故意的，”妈妈说，“看着吧，他也不会回来的。”

他们谁都下不了决心去给妈妈念阿莱杭德罗的回信。大家聚在餐厅里，看着柯莱丽雅姨妈坐过的空位子，面面相觑，犹豫不决。

“这很荒谬，”卡洛斯说道，“既然我们已经习惯了把这出戏演下去，就无所谓多一幕还是少一幕。”

“那你把信送进去呀。”佩帕说这话时双眼盈满泪水，她用纸巾擦了擦眼睛。

“我也想啊，但总有些不太对劲的感觉。现在我每次进她的房间，总是感觉要被吓一大跳，简直像要掉进一个陷阱。”

“全怪玛利亚·劳拉，”罗莎说，“是她把这想法灌进我们脑子里的，我们才没法再表现得那么自然。再加上柯莱丽雅姨妈……”

“嗯，既然你们提起这个，我倒有个想法，最好同玛利亚·劳拉谈谈，”罗克舅舅说了话，“最合情合理的就是她考完试了，过来一趟，给你妈妈说阿莱杭德罗还是无法成行。”

“可是，虽说阿莱杭德罗每封信里都提到玛利亚·劳拉，妈妈却再没有打听过她的事情，你不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快结冰了吗？”

“这和我血液的温度没什么关系，”罗克舅舅说道，“做还是不做，就一句话。”

罗莎花了整整两个钟头才说服了玛利亚·劳拉，她们是最好的朋友，玛利亚·劳拉很爱他们一家，甚至也爱妈妈，虽然有点害怕她。他们必须新写一封信，玛利亚·劳拉把信连同一束鲜花和妈妈爱吃的橘子糖一起带了过来。是的，谢天谢地，最难的几门功课都已经考完了，她可以去圣文森特休息几个星期。

“乡下的空气会对你很有益处的，”妈妈说道，“可对柯莱丽雅就……佩帕，你今天给农庄打电话了吗？哦，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你给我说过的……好吧，柯莱丽雅走了三个星期了，你瞧……”

玛利亚·劳拉和罗莎干巴巴地议论了几句，茶盘端上来了，玛利亚·劳拉给妈妈念了几段阿莱杭德罗的信，信里说所有的外国技术人员都被临时安顿在酒店里，他觉得太好笑了，住在华丽的酒店里，由政府来埋单，静候外交官们化纠纷于无形。妈妈没有任何反应，喝了一小杯椴树花冲剂，就打起了瞌睡。几个姑娘又在客厅里继续聊了会儿天，心里轻松了许多。玛利亚·劳拉刚准备走，突然想起了电话的问题，便对罗莎说了。罗莎记得卡洛斯好像也想到过这一点，然后告诉了罗克舅舅，罗克舅舅只是耸了耸肩。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做个鬼脸，继续看他的报纸。可罗莎和佩帕还是把这个问题告诉了卡洛斯，卡洛斯说这事儿他没法自圆其说，除非接受那个大家都不想接受的事实。

“等着瞧吧，”卡洛斯说，“说不定哪天她还是会想起来，要咱们把电话机给她拿过去的。到那时候……”

可妈妈一直没有要求把电话拿给她，让她亲自与柯莱丽雅姨妈通电话。每天早晨她都会问有没有农庄的消息，然后就静静地待在那里，静默中，时间仿佛是用一剂又一剂的药方或是一杯接一杯的汤药来衡量的。罗克舅舅带来《理性报》，给她读和巴西交恶的新闻，但她一点也不在意送报的人来得晚了，或者罗克舅舅因为钻研象棋问题而耽搁了时间。慢慢地，罗莎和佩帕觉得，对妈妈来说，读不读报上那些消息，给不给农庄打电话，阿莱杭德罗来不来信，都无所谓了。可他们又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时不时地，妈妈还会抬起头来，用她一贯深邃的目光注视着她们，那目光里没有一丝改变，没有一丝屈服。一切变成了例行公事，对罗莎来说，每天对着电话线另一头的黑洞聊天再简单平常不过了，就好像罗克舅舅可以看着大甩卖广告和足球新闻连绵不绝地读出编造的电讯，或者卡洛斯不时进来讲起他造访奥拉瓦利亚农庄的种种趣闻，还带来几篮水果，是玛诺丽塔和柯莱丽雅姨妈送给他们的。甚至在妈妈最后的几个月里，他们也保留着这种习惯，尽管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博尼法斯大夫告诉他们，感谢上天，妈妈不会受多大罪，她的生命会不知不觉地熄灭。可妈妈直到最后一刻都很清醒，孩子们围在她身旁，已经无法掩饰他们的情绪。

“你们大家对我太好了，”妈妈说话时带着柔情，“你们费了那么多心思，一直不让我难过。”

罗克舅舅坐在她身旁，快快乐乐地抚摸着她的手，说她在犯傻。佩帕和罗莎假装在橱柜里找什么东西，她们明白玛利亚·劳拉说得对；她们明白了大家在某种程度上一直都知道的事实。

“一直照顾我……”妈妈说道，佩帕紧紧抓住罗莎的手，因为这句话让一切都恢复了原状，这漫长而必要的喜剧全盘复原。可卡洛斯站在床前，看着妈妈，仿佛知道她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现在你们可以好好休息了，”妈妈说，“我们不会让你们再这么辛苦了。”

罗克舅舅想辩白两句，可卡洛斯走到他身边，用力捏了一下他的肩膀。妈妈一点一点陷入了昏睡，最好别去打扰她。

葬礼后的第三天，阿莱杭德罗的最后一封信到了，信里一如既往地问起妈妈和柯莱丽雅姨妈的身体状况。是罗莎拿到的信，她把信拆开，不假思索地读了起来，泪水突然涌出，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抬起双眼，意识到自己在读信时，心里想的是怎么告诉阿莱杭德罗妈妈去世的消息。

会合

我想起了杰克·伦敦的一个老故事，
故事里的主人公倚在一棵树干上，
准备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高山与平原》，哈瓦那，1961年

事情糟得不能再糟了，可至少我们已经离开了那条可恶的小舢板，在那里，除了呕吐就是海水的拍击，再就是几块泡湿了的饼干，机关枪淌着黏液，让人恶心，能自我安慰的是尚有一点还算干燥的香烟，那是因为路易斯（其实他并不叫路易斯，但我们大家都发过誓把自己的名字忘掉，直到那一天来临）灵机一动，把这玩意儿收进了一只罐头盒。每次打开它的时候，我们都分外小心，好像里面装了满满一罐蝎子。可在这样一条该死的小舢板上，即使抽支烟或是喝上一口朗姆酒也全都没用，五天五夜了，它就这样摇晃着，活像只醉酒的乌龟，经受着北风毫不留情的抽打，随着翻滚的海浪起伏，我们不停地用桶舀水，手都磨破了，我那要命的哮喘犯了，一半的人都病着，弯腰吐个不停，好像身体要拦腰断成两截一样。第二天夜里，连路易斯也吐出来绿胆汁，笑不出来了，向北我们看不见克鲁兹角的灯塔，谁也没有料到会身陷这么糟糕的局面；如果这也能叫作一次登陆远征，简直会让人伤心透顶，愈发呕吐个没完。因此，只要能离开舢板就好，不管有什么正在岸上等着我们（可我们本来就知道会有什么，因此也无所谓），天气在最不应该的时候变好了，甚至还有让你束手无策的侦察机从头顶掠过，前面是沼泽也好，是其他什么也罢，只能蹚过那齐胸口深的水，寻找一个个脏兮兮的草墩、一个个树丛做掩护，而我就像傻瓜一样带着自己的肾上腺素喷雾剂奋力前进，罗贝托帮我扛着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我才得以在沼泽中涉水前行（前提是这确实是一个沼泽，因为我们中好多人都觉得是不是走错了方向，也许我们并不是抵达了陆地，而是莽莽撞撞地登上了大海里一处烂泥暗礁，离那座岛还有二十海里……）；如此种种，想一想便揪心，说出口更让人消沉，糊涂的计划，毫无希望的行动，心里面半是无从解释的欢欣，半是对眼下这遭遇的怒火，头顶的飞机让我们不得不小心隐匿，公路那边还有埋伏在等着我们，前提是我们真的能到达公路，前提是我们也确实是在岸边的一个沼泽，而不是在某个烂泥马戏场里兜圈子，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沦为那只狒狒坐在他的宫殿里取笑的谈资。

谁也记不清过去了多长时间，我们靠乱草丛中一块块的空地计算时间，在这些地方，我们随时可能遭到机枪扫射，我听见左边传来一声惨叫，很远，我觉得那是罗克（他的名字我倒是可以说出来，因为他已经成了杂草枯藤和蛤蟆中的一具白骨）。我们的全部计划现在只剩下最终目标，那就是进到山里，和路易斯会合，如果他也能够到达那里的话；计划的其余内容都在沼泽里随着北风、随着雨水、随着这次匆忙的登陆泡了汤。但也不该失之偏颇，某些事情仍按计划执行着：敌人的飞机来袭击我们了。这是我们事先就料到的，也是我们招惹出来的事，它倒是没有爽约。因此，虽说罗克那一声惨叫仍然使我难受，我惯有的不惮以恶意理解世界的方式还是让我笑了起来（我呛得更厉害了，罗贝托帮我扛着斯普林菲尔德步枪，我才得以把鼻子勉强探出水面吸几口雾化的肾上腺素，虽然实际上吸进去的更多是烂泥浆），因为既然飞机来了，就说明我们没有上错岸，至多错出了几海里的距离，但穿过这片杂草地，再前方就会是公路，然后是一片开阔地，再往北就是临海的山区。说来也好笑，是敌人的飞机让我们确认了登陆地的可靠。

不晓得过了有多长时间，天黑了，我们六个人躲在几棵瘦弱的树下，嘴里嚼着湿漉漉的烟叶和可怜的几块饼干，这是我们第一次踏上了几近干燥的地面。路易斯、巴勃罗和卢卡斯一点消息都没有；失散了，可能已经死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也一定如我们这般，狼狈不堪，浑身湿透。可让我高兴的是，在经历了这一天两栖动物的征程之后，我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死亡从未如此真实，但它不会在我身陷沼泽时随着一颗流弹降临，而会是旱地上由各方精心组织、像模像样的战斗中的一次精准操作。敌军肯定控制着公路，把沼泽地团团包围，等待着我们被烂泥、虫蚁和饥饿折磨得筋疲力尽，三个一群两个一组地露面。形势一目了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自己也觉得好笑，在这结局即将揭晓的时刻，我居然还能这样生机勃勃，头脑清醒。我在罗贝托的耳边念了几句老班丘的诗，他恨透了这个，他勃然大怒的模样再好玩不过了。“至少得让我们把身上的泥巴弄掉吧。”中尉牢骚道。“或者是能真正地抽上一口烟。”（说这话的是更左边的一位，不知道是谁，天亮的时候，他和我们失散了。）一切都是垂死挣扎：放哨，轮流睡觉，嚼一口烟叶，再吃上一点儿泡得像海绵一样的饼干，谁都没提路易斯，归根结底，我们唯一真正担心的是他已经死了，倘若果真如此，那可比被敌人追赶、比缺乏武器装备、比脚上的伤口还要令人丧气。在罗贝托站岗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睡着了一小会儿，可睡着之前我一直在想，现在让我们突然接受路易斯被打死的可能，那这几天所做的一切就都太鲁莽了。无论如何，这鲁莽还要继续，结局也可能是胜利，在这场荒唐的游戏里，我们甚至事先知会了敌人我们要登陆，却从未考虑过会失去路易斯。我觉得自己还在想，要是我们真的胜利了，要是我们能再一次和路易斯会合，这场游戏才算真正开始，我们如此狂放、危险却又不得不为的浪漫主义行动才算有所弥补。睡着之前我眼前还出现了一幕幻觉：路易斯站在一棵树旁，我们大家围在他的身边，他慢慢将手放到脸上，把脸揭了下来，仿佛那是张面具。他就这样捧着自己的脸走到他的兄弟巴勃罗、我、中尉还有罗克身旁，做了个手势让我们接过这张脸，戴上它。可是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拒绝了，我也拒绝了，我微笑着，笑着笑着就流了泪，于是路易斯重又把脸戴了回去，他耸了耸肩，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我能看出他身上那种极度的疲惫。从专业角度来说，人在半睡半醒又发着烧的状态下，出现这样的幻觉不足为奇。可如果路易斯真的在登陆中被杀，谁来戴着他的这张脸上山呢？我们都会努力到山上去，可谁也不会戴着路易斯的脸上山，没有谁能够也没有谁愿意戴上他的这张脸。“亚历山大死后那些争夺王位的权贵啊，”我迷迷糊糊地想，“可权贵们都见鬼去了，人人都知道。”

虽说我叙述的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一些时日了，但某些片段和时刻依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我只能用现在时态讲述它们，仿佛我又一次仰面朝天躺在那堆乱草之上，身边还是那棵树，它保护着我们不至于暴露无遗。已经是第三个晚上了，天快亮的时候，尽管吉普车往来不息，子弹嗖嗖乱飞，我们还是穿过了公路。现在得等到下一次天亮，因为向导被打死了，我们都迷了路，得找到一个老乡，带我们去买点儿吃的，而说到“买”这个字，我差点笑出来，结果又把自己呛住了，可在这一类事情上，谁也不会违背路易斯的话，买食物一定要付钱，而且买之前一定要对人讲清楚我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来到这里做这样的事。在山坡上一间废弃的茅屋里，我们找到了一点吃食，那真是天上美味，堪比丽兹酒店的佳肴（如果在丽兹酒店里真的能吃上好味道的话），罗贝托把五个比索压在一只盘子下面，真想让你们看看他那苦着脸的表情。我烧得厉害，哮喘倒是好了一些，这也是祸福相依了，可当我再一次想起罗贝托在空荡荡的茅屋里放下五个比索时的那张脸，就忍不住大笑起来，一直笑到上气不接下气，暗骂自己傻气。该睡觉了，丁第放哨，小伙子们挤在一起休息，我则稍稍离远了一点，我发觉我的咳嗽和胸腔里发出来的哨鸣声会打扰大家，另外，我还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那就是夜里有两三次，我用树叶搭起一道屏障，把脸伸到下面，慢慢地点燃一根烟，稍稍享受一下生活。

末了，那一天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没有路易斯的消息，其余都是灾难，我们八十个人里面至少牺牲了五六十人；哈维尔是最早一批倒下的，秘鲁佬被打瞎了一只眼睛，他挣扎了三个小时，而我什么都没能为他做，甚至没法在大家都背过脸去时给他补上一枪。整整一天我们都提心吊胆，生怕哪个联络员（总共有三个，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就在敌军的鼻子底下活动）给我们带来路易斯阵亡的消息。没有消息终究也是好的，想象他还活着，我们还能继续心怀期待。我冷酷地掂量了一番各种可能性，结论是他一定是被打死了，我们大家都了解他的为人，这该死的家伙能拿着一把手枪就跳出掩体，后面的人就得赶紧跟上。不会的，洛佩兹准会把他照顾好的，要说谁能在某些时刻像哄小孩子那样哄住他，跟他说不能这样由着性子，要换个不同的办法去做，也只有洛佩兹了。可是，如果洛佩兹……这样忧心没有什么益处，都是毫无依据的猜想，另外，这样的寂静很奇特，这样仰面朝天地躺着，就好像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差一点想说“完成了”，但那也太傻了）。也许是发烧或是疲惫的缘故吧，也有可能太阳出来之前他们就会像清理蛤蟆一样将我们赶尽杀绝。可眼下应当充分享受这一点可笑的喘息时间，让自己欣赏眼前的景象，夜空澄澈，星光点点，树枝在这背景之上不经意地形成美妙的图案，我用迷蒙的目光追随着，看那些枝叶忽而交叠，忽而分散，一阵炽热的风从沼泽那边吹过树冠，它们随之缓缓改变了模样。我想起了我的儿子，可他离我很远很远，在几千公里之外，那个国度里人们还可以睡在床上，他的身形仿若幻影，渐渐收拢、淡化，然后消失在树叶之间，我又想起曾与自己朝夕相伴的莫扎特的乐曲，《狩猎》四重奏的第一乐章，在小提琴柔和的旋律之中现出猎杀的号角，还有那变调，从野蛮的仪式转换成明快恬美的内省。我想象着，重复着，在记忆中默默地吟唱着它，同时感觉这旋律与天穹下的树冠图案互相映照，互相亲近，一次次地互相探索，最后这图案突然变成了有形的旋律，从一根低低的、几乎挨着我头顶的树枝上生出了一种节奏，它不断上扬，随后分叉形成扇形的枝条，其中那根稍稍细一点的树枝恰似第二小提琴在此刻响起，这枝条化入右边婆娑的树影，形成一个音符，收束这个乐句，引导目光沿树干下行，只要愿意，这乐曲便可往复循环。这也正是我们的起义，是我们眼下正在做的，虽然莫扎特和这棵树不会知晓，我们同样在用我们的方式努力，试图将一场笨拙的战争化入秩序，赋予它价值，使它有理有义，并且最终将把它引向胜利，就像是喧闹多年的狩猎号角声终于回归为动听的旋律，又像是慢板乐章之后以快板收尾，迎向光明。倘若路易斯知道会觉得有趣的，此时此刻我正把他与莫扎特相提并论，因为他一点一点地理清我们这次愚蠢的行动，把它拔升到首要原则的高度，用信念和激情碾压一切短暂的谨慎的理智。然而，去做一个以人类为音符谱曲的音乐家，是多么苦痛、多么令人绝望啊，要超越这片烂泥地，超越枪林弹雨，谱写我们本以为不可能的乐曲，这乐曲将与树冠相近相亲，与大地相近相亲，这片大地终将归还给她的儿女。是的，我发烧了。路易斯会怎样大笑起来啊，虽然他也喜欢莫扎特，我很肯定。

就这样，最后我会睡着，但睡着之前我要问自己，未来某天我们能否从仍然响彻着的猎人呐喊声的乐章过渡到胜利的丰沛的慢板，进而变成我此刻低吟的最后的快板，以及我们能否与我们面前仍然存在的一切握手言和呢？我们应该像路易斯一样，不是追随他，而是就和他一样，把种种痛恨和复仇的念头都抛在脑后，像路易斯那样带着宽宏大量的胸怀去看待我们的敌人，这宽宏在我脑海里的化身（可这个细节我无法对人言说）是全能的主是耶稣，那个当过被告也当过证人却从不审判的法官，他所做的仅仅是把陆地从一片汪洋中分离出来，以期在某个更洁净的时代来临之际，在某个地动山摇的清晨，让这片土地最终诞生出人的祖国。

然而这不是慢板，从早晨洒下第一缕阳光开始，敌人就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我们不得不放弃原计划，不再向东北方向前行，而是进入一处陌生的区域，消耗掉我们最后的弹药。中尉带着一位同伴在山冈上断后，暂时牵制住敌人进攻的步伐，为罗贝托和我争取时间转移走大腿受伤的丁第，找一个更隐蔽的制高点坚持到天黑。敌人虽说有照明弹和各种电气设备，却从不在夜里发动进攻，他们觉得即便是人数和火力优势也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抵消在黑夜中的不安全感；然而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乎整整一个白天，我们只剩下五个人，对面是一群凶猛的年轻人，他们为了讨好那只狒狒不断袭扰着我们，更别提上面还有飞机随时俯冲向山间空地，用机枪扫射一棵棵棕榈树。

过了半小时，中尉停止射击，和我们会合了，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没能前进多少距离。谁也没有想过抛下丁第，因为我们太清楚俘虏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了，我们只想着，就在这面山坡上、就在这片灌木丛里，我们会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好笑的是，那帮军人却在空军的误导下，回过头去进攻东边一座远远的山头，我们趁机顺着一条地狱般的小路向山上爬去，两个小时后登上一座光秃秃的山头。一位同伴发现了一处山洞，洞口被荒草遮得严严实实，我们喘息着钻进去，并且计划好了一条直指北方的撤退道路，那是一条穿山越岭的险路，可它通向北方，通向山区，说不定路易斯已经到了那里。

我帮已经昏迷的丁第处理伤口的时候，中尉对我说，一大早，就在军队发起进攻前不久，他听见从西面传来一阵自动步枪和手枪的声音。可能是巴勃罗的人，也说不定就是路易斯。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幸存的人被分割成了三组，也许巴勃罗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中尉问我要不要等天黑以后试着和他们联络一下。

“你这么问我，肯定是因为你想去一趟。”我对他说。我们已经把丁第安顿在山洞里最凉快的地方，在他身下铺了一堆干草，大家抽着烟休息。另外两个同伴在外面放哨。

“你懂的，”中尉兴致勃勃地看着我，“小伙子，能这样出去溜达一趟我最开心了。”

我们就这样闲聊了一会儿，不时和丁第开开玩笑，他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就在中尉准备出发的时候，罗贝托带着一位山里人走进山洞，还带来了半只烤羊羔。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家狼吞虎咽，就连丁第嘴里都嚼了一小块，直到两小时后那块肉和他的呼吸一起离开了他的嘴。山里人给我们带来了路易斯的死讯；我们并没有因此停下吃喝，虽然这消息给肉加上了太重的调料；他并没有亲眼看见路易斯的死亡，而是听他大儿子说的，他的大儿子也扛了支老猎枪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们那一组人帮助路易斯和五个伙伴冒着枪林弹雨涉水渡过了一条河流，他笃定地说，路易斯刚一上岸，还没来得及钻进最近的树丛就受了伤。山民们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上了山，和他们一起的还有路易斯小组的两个人，带着多余的武器和一点儿弹药，当夜就能到达这里。

中尉又点燃一支烟，出去安排宿营的事，顺便认识一下新来的伙伴；我留在丁第身旁，他的生命在缓缓流逝，几乎没什么痛苦。这就是说，路易斯死了，羊羔肉好吃极了，这天晚上我们会增加到九至十人，而且有了能继续战斗的弹药。这是什么样的消息呀！像是某种冰冷的疯狂，一方面给现在的我们送来了人员和食物，可另一方面又把我们的前景毁灭殆尽，一则消息和一只烤羊羔的味道宣告了我们这次行动的根本理由已不复存在。洞中黑黢黢的，我尽量让我的烟燃得久一些，只觉得此刻无法允许自己接受路易斯死亡的现实，我只能把它当作我们作战计划中的一条，因为要是巴勃罗也死了，按照路易斯的意思，我就要领头，这事儿中尉和所有的同伴都知道，我只能接过指挥权，带大家进到山区，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战斗。我感觉自己闭上了双眼，记忆中的幻觉再一次浮现，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路易斯摘下了自己的脸，递给我，我用双手护住自己的脸，说：“不，不，别这样，路易斯。”当我重新睁开眼的时候，中尉已经回来了，正查看着丁第的情况，丁第呼吸得越发急促了。中尉说，又从山上来了两个小伙子加入我们，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弹药，油炸甘薯，一只小药箱，政府军在东边的山里迷了路，离这里五十米远有一眼清澈的山泉。但他没有看我的眼睛，他嘴里叼着香烟，好像是在等我开口说点什么，等我首先提起路易斯。

接下来的事情像一个模模糊糊的空洞，血液渐渐离开了丁第，丁第渐渐离开了我们，山民们自告奋勇去埋葬他。尽管山洞里到处是呕吐的秽物和冷汗的气味，我还是留在里面想休息一会儿，奇怪的是，我突然想起了过去最要好的一个朋友，那时我还没有中断我的人生轨迹，突然远离我的国家，不远万里，来到路易斯这里，来到这个岛上登陆，来到这个山洞之中。我算了算时差，想象着就在此刻，星期三，他也许快要到他的医院了，也许正把他的帽子挂到衣架上，翻一翻收到的信件。这并不是我的幻觉，我想，这些年来我们在城里住得那么近，经常在一起谈政治，谈女人，谈我们读的书，每天在医院里见面；他每一个表情我都是那么熟悉，那些表情已经不再只属于他，而是包含了那段岁月里我的整个世界，包括我自己，我的女人，我的父亲，我的报纸和报纸上那些夸大其词的社论，我中午和值班医生一起喝的咖啡，我读的书，我看的电影，还有我的理想。我问自己，我的朋友对这一切，对路易斯，对我，都会怎么看待，我仿佛在他的脸上看到了答案（可这一定是发烧的缘故，该吃些奎宁），一张自鸣得意的脸，上面写着舒适的生活，优选的出版物，一把得心应手、声誉良好的手术刀。甚至不用他开口我就知道他要对我说，你这场革命只不过是……没有必要，就是这样，这些人不可能接受一场革命，因为这会使他们种种行为的真实意图都大白于天下，比如他们会按时定点地发些不费吹灰之力的善心，中规中矩地分摊善款，和同类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显得天真无邪，在沙龙里大谈反种族主义，可是伙计，这姑娘怎么竟然要嫁给一个白黑混血儿呀，他们信天主教，每年拿股息，在旗帜飘扬的广场上参加各种周年庆典，他们木薯一般索然无味的文学，限量本和纯银装饰的马黛茶具构成的民间文化，卑躬屈膝地参加外交会议，或早或晚迎来无可避免的死亡（奎宁，奎宁，我的哮喘又发作了）。可怜的朋友，我想想就替他难受，他像傻瓜一样维护着那些注定会随他而去、再好些也会随他的子女而去的虚假的价值；他自己拥有的只不过是一家医院和一座颇为讲究的房子，却维护着封建权力之下的产权和毫无限度的财富；他太太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天主教迫使他到情人们身上去寻找安慰，他却不遗余力地维护着教会的原则；警察在到处关闭大学、审查出版物的时候，他却仍维护着某种所谓的个人自由；维护这一切，不过是出于恐惧，他对革命心存畏惧，他怀疑，他不信任，因为在他生活的那个可怜迷惘的国度里，这些就是全部的神圣。我正想着，突然中尉一路小跑进了山洞，大喊着路易斯还活着，说刚刚和北边联系上了，路易斯活得好好的，他带了五十个山民上了山，他们先前在一片洼地里偷袭了一个营的政府军，弄到了不少武器。我们像傻子一样互相拥抱，说了一大堆后来好长时间里都让我们一想起来就脸红的话，因为只有这个，再加上吃烤羊羔肉、向前进，才是唯一有意义的事，唯一重要而且越发重要的事，在那一刻，我们都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我们用同一根木柴点燃各自的烟，然后擦干被烟熏出来的眼泪，大家都知道，烟当然是有催泪功能的。

之后的事情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天亮以后，一位山民带中尉和罗贝托去到巴勃罗和他的三个同伴那里，中尉托着巴勃罗的手臂把他抱起来，因为他的两只脚已经在沼泽里泡得伤痕累累。我们总共有二十个人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巴勃罗一把拥住了我，嘴上还叼着烟就对我说：“只要路易斯活着，我们就有希望。”我给他那双脚打上漂亮的绷带，小伙子们和他开起了玩笑，因为他就像是穿了一双洁白的新鞋，说像他这样不合时宜地显摆，他哥哥会骂他的。“那就让他骂好了，”巴勃罗猛抽了几口烟，也开起了玩笑，“想要骂人，就得活着才行啊，伙计，他活着，活得好好的，比鳄鱼还精神，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上坡路了，瞧瞧，你这不是给我打上绷带了吗，真够奢侈的……”但是好景不长，太阳一出山，子弹便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打来，我的耳朵中了一枪，如果稍稍准上两厘米，儿子（也许你现在正读着这些文字），你也就不会知道你老爸经历的这一切了。在鲜血、疼痛和恐惧之中，眼前的一切都仿佛蒙上了立体镜，每一个形象都轮廓分明，凹凸起伏，色彩变幻不定，这一定是我的求生欲所致，此外我并无大碍，用手帕包扎住，便又继续往山上攀去；但有两个山民倒在了后面，倒下的还有巴勃罗的副手，他的脸被一颗点四五子弹打成了漏斗。在这个时刻，有一些蠢事是永世不会忘却的；有一个胖子，我记得也是巴勃罗那个小组的，在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想在一棵树后藏起来。他侧着身子，跪在树干后面，我只记得他开始大喊大叫说要投降，回答他的是两梭子汤普森冲锋枪的子弹，还有中尉那压倒枪声的怒吼：“这儿没人投降，狗东西！”到后来，山民中最小、平日里一直一言不发、很腼腆的那位，告诉我离这里一百米远有一条曲折的小路，从左边一直通向山顶。我大声告诉中尉，率先跑去，后面跟着一群山民，山民们初上火线，发了疯似的开着枪，在这片枪林弹雨之中看着他们的行动简直是种享受，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小路尽头的一棵木棉树下，那个最小的山民爬在最前面，我们紧随其后，哮喘让我举步维艰，血沿着后颈流下来，比一头猪被宰时流的血还要多，可我很肯定，这一天，我们一定能逃出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件事就像数学定理一样明确无疑：这天晚上，我们一定会与路易斯会合。

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摆脱敌人追赶的，枪声逐渐稀落，我们的耳边响起了那些惯常的叫骂声：“胆小鬼，害怕了吧，怎么不过来了？”突然间一切沉寂，树木又变回了原来的模样，生机勃勃，友善而亲切，地面依然崎岖不平，该照料伤员了，水壶里只剩下不多的朗姆酒，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地传递着，传来了叹息声，夹杂着几丝抱怨，休息一会儿，抽上一口烟，继续前行，向上攀爬，尽管我喘得连肺都快从耳朵里蹦出来了，巴勃罗在一旁对我说：“听着，伙计，你把绷带给我打成四十二码的了，可我的脚是四十三码的。”四下里传来了一阵笑声，山头上有个小小的农舍，主人有一点调过味的木薯，水也是清凉的，一贯办事认真的罗贝托掏出四个比索付账，于是，先是那农夫，后来是大家伙儿，全都笑得差点岔了气，昏昏欲睡的中午，大家不得不忍痛放弃休息，就像是一位美丽的姑娘走过，而我们全都眼巴巴地望着她的双腿直到尽头。

天黑了下来，山路越来越陡峭难行，可一想到路易斯选了这么个地方等我们，大家便都兴高采烈起来，这是连鹿也没法上去的地方。“到了那儿就会像进了教堂一样，”巴勃罗在我身边说道，“这不是连风琴都有了吗。”说着他面带嘲笑看着我，我几乎喘出了一支帕萨卡利亚舞曲，也只有他才会觉得还挺好笑的。我记不清是几点钟，但我们到达最后一处岗哨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陆续过了哨卡，表明身份，也帮山民们做介绍，最后终于到达一块林间空地，路易斯就在那里，靠在一棵树干上，当然还戴着他那顶遮阳帽，嘴里叼着一支烟。我好不容易才让自己落在了后边，让巴勃罗三步两步跑上前去，和他的哥哥紧紧拥抱在了一起，我又等着中尉和其他人都上前拥抱了他，才把小药箱和枪放在地下，两只手插在衣兜里走上前去，打量着他，我知道他会对我说什么，一定是那句一成不变的玩笑话：

“瞧瞧你戴了副什么样的眼镜子呀。”路易斯说了话。

“你不也一样戴着小镜片吗？”我答道。[1]于是我们都笑弯了腰。他的颧骨硌得我脸上的伤口生疼，但我真想让这种疼痛一直持续到生命的尽头。

“这么说你算是来了，切。”路易斯说。

和每次一样，他把“切”这个音发得很难听。

“你以为呢？”我也把音发得很难听。我们又一次傻乎乎地笑得直不起腰，旁边的人虽然不明就里，但也都跟着大笑起来。有人带来了水，也带来了消息，我们大家轮番看着路易斯，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他真的瘦了一圈，而在他那副操蛋小镜片的后面，一双眼睛还是那样神采奕奕。

山下又响起枪声，可这个营地暂时还是安全的。伤员都得到了治疗，大家就着泉水擦洗了一番，然后睡觉，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睡上一觉，就连巴勃罗那么想和他哥哥聊聊，也睡着了。可是哮喘就像我的情人，总是让我夜里不得安宁，我正好和路易斯待在一起，我靠在树干上，抽着烟，望着夜空下树叶摇曳生成的图画，不时聊一聊登陆以后各自的遭遇，但我们谈得更多的是未来，等那一天来临、我们手中的枪换成办公室的电话机、从山区下到城里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我想起了狩猎的号角，差点儿把那天夜里自己的想象向路易斯一一道来，只为逗他一笑。最后我没有对他讲，可我感觉得到，我们正慢慢进入四重奏的慢板，进入一种暂时的完满，虽然只能持续几个小时，却是实实在在的信念，是我们永生难忘的迹象。还有多少狩猎的号角尚未吹响，我们中间还会有多少人像罗克、像丁第、像秘鲁佬一样抛洒自己的白骨。可只要看一看大树的树冠，你就会感到，纷乱的景象终究会被意志重新整理清晰，那慢板的图案将会出现，在恰当的时机，最终进入到快板的节奏，那时它将化身成为名副其实的真实。一面是路易斯把国际形势、首都和各省发生的事情向我娓娓道来，一面我看见树冠上的枝叶一点一点按照我的愿望交织，那是我的旋律，也是路易斯的旋律，他还在不停地讲着什么，对我的遐想毫无觉察，然后，就在这图案的中心，现出一颗明星，一颗不大但是颜色湛蓝的星星，虽然我对天文学一无所知，甚至无法判断它是恒星还是行星，但我确定无疑，它既不是火星也不是水星，它闪烁在慢板的中心，闪烁在路易斯话语的中心，光亮无比，绝不会让人误把它当作火星或是水星。

[1]这两句话里说到眼镜时，路易斯在学“我”的阿根廷口音，而“我”在学路易斯的古巴口音。

科拉小姐

你心爱的人儿我们送他去学堂，
读上一年两年，
也许随着时光流逝，
少年会长成你的新郎。
《高高的树》[1]
（英国民谣）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让我留在医院里陪着宝贝儿过夜，不管怎么说，我是他的妈妈，而且是德·吕希大夫亲自把我们介绍给院长的。他们本可以搬一张沙发床过来，这样我就可以陪着他，让他慢慢适应下来，可怜的宝贝儿入院的时候脸色苍白，好像马上就要上手术台似的，我觉得这都是医院的那种气味闹的，他父亲也紧张得要命，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也不知道走，可我还很有把握，以为他们准会让我留下来陪着宝贝儿的。说到底，他刚满十五岁，别人可能看不出他还这么小，虽说他现在穿上了长裤，总想装成大人的模样，可还是一直很亲近我。当他知道他们不让我留下来的时候，该多难受呀，幸好他父亲跟他聊了一会儿，让他穿上睡衣，上了床。都怪那个不懂事的护士，我有些疑惑，到底是医生真的有指示呢，还是纯粹因为她想使坏。这话我也对她讲了，也问过她我是不是真的必须离开，可全都没用。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瞧她那妖里妖气的模样，小围裙兜得那么紧，没教养的小丫头，真把自己当成医院的院长了。倒是有一点我能做到，她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我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都对她讲了，我的宝贝儿臊得无处藏身，他父亲装聋作哑，而且肯定恶习不改，盯住人家的腿看个没完。唯一让我欣慰的是这儿的环境还不错，看得出来，这是一家上等人的医院；宝贝儿有一盏床头灯，非常漂亮，可以看看他喜欢的连环画，幸亏他父亲没忘记给他带些薄荷糖来，那是他的最爱。但有件事可不能忘了，明天上午头一件事就是同德·吕希大夫谈谈，把这个自高自大的丫头弄走。还得看看宝贝儿的毯子盖在身上暖和不暖和，为防万一，我得让他们另外放一条备用。拜托，够了，毯子自然是很暖和的，你们还是赶紧走吧，妈妈把我当成小孩子了，尽让我出洋相。护士肯定会想我连要个东西都不会，妈妈冲她发牢骚的时候她看我的那种眼神……好吧，他们不让她留下来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晚上一个人睡觉没问题。再说了，这张床睡起来挺舒服，这会儿一点儿声音都听不见，有时，远远地会传来电梯的嗡嗡声，我想起了那部恐怖电影，也是在一家医院里，夜半三更，门一点一点被打开，瘫痪在床上的女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戴白色面具的男人进了屋……

护士挺和气的，六点半她又来了一趟，手里拿着几张表格，问我的姓名、年龄，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急忙把连环画藏了起来，要是我看的是一本真正的书而不是连环画该多好，我觉得她已经看见了，但她什么也没说，肯定是还在为妈妈之前说的那些话生气，她肯定在想我和妈妈一样，也会对她指手画脚的。她问我阑尾那里疼不疼，我说不疼，今天晚上什么事都没有。她对我说：“来，测一下脉搏。”测完脉搏，她又在表格上写了点什么，然后把它挂在了床尾。“你肚子饿不饿？”她又问了一句。我感觉自己的脸一下子红了，她用“你”来称呼我，我吓了一跳，她那么年轻。我跟她说不饿，这不是真话，因为到了这个点儿，我肚子总是饿的。“今天晚饭你要吃少一点儿。”她说，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一把夺走了我那包薄荷糖，转身走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了句什么，可能没有吧。我很恼火，她对我就像对待一个小孩子，她完全可以和我讲清楚，不要吃糖果，可就这么一下子把糖夺走了……她一定是被妈妈气疯了，现在拿我来撒气，纯粹是报复；也不知怎的，她离开之后，我的烦恼突然一下子烟消云散，我想继续生她的气，可是做不到。她那么年轻，最多不过十九岁，一定是刚当上护士。说不定一会儿她会给我送晚饭来；我得问问她叫什么名字，如果她就是我的护士的话，我总得知道她叫什么才好称呼她。可来的是另外一位护士，一位和和气气的妇人，穿了条蓝裙子，给我送来了汤和几块饼干，又让我服下几颗绿色的药片。她也问我叫什么名字，这会儿感觉怎么样，又告诉我在这间病房里我肯定能睡好，这是这家医院里最好的病房，她说的是实话，因为我一觉睡到差不多早上八点，直到一个护士把我叫醒，这是位个子小小的护士，脸上皱皱巴巴的，活像只猴子，人也很和气，她告诉我该起来去洗漱了，她先给了我一支体温计，让我像通常在医院里那样插好，我一开始没听懂，因为在家里总是夹在腋下的，她给我解释了一番，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妈妈来了，看见他好好的，我真高兴，我一直在担心这可怜的孩子整夜都睡不着觉，这些孩子呀全一个样，待在家里吧事儿特别多，离开妈妈反倒能睡得踏踏实实，只是可怜了当妈的，整夜都不敢合眼。德·吕希大夫来给孩子做检查了，我出去待会儿，孩子毕竟长大了，我倒真想碰见昨天那个护士，好好看看她那张脸，只要我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她就该明白怎么才是安分守己，可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德·吕希大夫从病房里出来，对我说准备明天上午给我的宝贝儿做手术，说他的身体状况不错，是做手术的最佳状态，说在他这个年龄，阑尾手术是小事一桩。我向他表示万分感谢，并说我注意到头一天下午那个护士很是傲慢无礼，我把这事告诉大夫是因为我不想让我儿子得不到应有的照顾。说完我进到病房里，宝贝儿正在看连环画，他已经知道第二天要动手术的事了。可怜的妈妈看我的眼神那么古怪，好像世界末日要来了一样，可我又不是要去死，妈妈，行行好。卡乔也在医院割过阑尾，到第六天他就想踢足球了。你放心，我一切都好，什么都不缺。是的，妈妈，是的，整整十分钟她问个不停，问我这儿疼不疼，那儿疼不疼，幸好家里还有个小妹妹需要她操心，她终于走了，我也总算能把昨天晚上开始看的那本连环画看完了。

昨天下午那位护士叫科拉小姐，这是那个小个子护士给我送午饭的时候我问到的；他们给了我一点点饭菜，然后又是那些绿色的药片，还有就是一点儿滴剂，薄荷味儿的；我觉得这滴剂是催眠用的，因为我手上的连环画滑落下来，我突然就梦见了学校，还梦见我们像去年一样，和师范学校的女生们一起出去野餐，还在水池边跳舞，真快活呀。四点半左右我醒了，开始想手术的事情，这倒不是因为害怕，德·吕希大夫说过，只是个小手术，可被麻醉的滋味一定会怪怪的，然后，等你睡着了他们就把你的肚子打开，卡乔说了，最难受的是醒来以后，疼得要命，想吐，还会发烧。妈妈的小宝贝儿心情没有昨天那么好了，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还是有点害怕，他太小了，看上去可怜巴巴的。看见我走进病房，他猛地从床上坐起身，把连环画藏在枕头底下。病房里有点冷，我把暖气开大了些，把体温计拿来给他。“你会量体温吗？”我问，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说会量，就在床上躺了下来，这时我打开百叶窗，又打开了床头灯。当我走过去向他要体温计的时候，他的脸依然通红通红，我差一点笑出声来，不过这个年纪的小男孩都是这样的，要他们适应这些东西总有点难。最受不了的是她总是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为什么受不了这样的目光呢，我也说不上来，说一千道一万，她不就是个女人嘛，我从毯子下面取出体温计递给她，她看着我，我觉得她一定在心里暗自发笑，谁都看得出来我的脸色通红，这是身不由己的事情，我没法克服。她把体温记在了床尾那张纸上，一句话没说，走了出去。六点钟，爸爸妈妈来看我，我几乎已经记不起来跟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待的时间不长，因为科拉小姐对他们说，得给我准备准备，前一天晚上最好能保持平静。一开始我以为妈妈一定会说出些难听话来，可妈妈只是打量了她一番，爸爸也打量着她，可是老爸的眼神我太了解了，那完全是两码事儿。就在他们要走的时候，我听见妈妈对科拉小姐说道：“请您上点儿心照顾他，我会感激您的，这孩子从小全家人都宠着他。”妈妈还说了好多诸如此类的蠢话，我恨不得气死算了，科拉小姐怎么回答的我压根儿没听见，可我敢说这些话她都不爱听，说不定她还会想是不是我告了她的黑状。

六点半光景，她又来了一趟，推着辆小车，上面摆满了瓶瓶罐罐，还有药棉什么的，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有点害怕起来，其实也不是害怕，可我的目光再也离不开那小推车上的东西，各种各样红的蓝的药瓶子，一卷一卷的纱布，几把镊子，几根胶皮管，他那花里胡哨的鹦鹉似的妈妈没在身边，这可怜的孩子准是吓坏了，请您上点儿心照顾他，我会感激您的，您要知道，我已经和德·吕希大夫谈过了，是，太太，我们会把他当成王子来照顾的。您的小宝贝儿挺漂亮的，太太，一见我进来脸上就飞起红云。我揭开他的毯子时，他动弹了一下，好像想把毯子再盖回身上，我感觉他心里明白，我看见他这么害羞觉得挺好玩儿的。“来，把睡裤脱下来。”我说话的时候没去看他的脸。“脱裤子？”他问话的腔调都变了，像只小公鸡。“当然了，脱裤子。”我重复了一遍，他解开了腰带，又去解扣子，可他的手指怎么也不听话。我只好亲自上手褪下他的裤子，一直褪到大腿一半的地方，果然和我想象的差不多。“你已经长成小大人了。”我边说边准备刷子和肥皂，尽管实际上他也没多少毛可刮的。“在家里大伙都怎么叫你？”我一边给他涂肥皂一边问道。“我叫巴勃罗。”他答话的声音可怜巴巴的，他太害羞了。“可他们总会给你起个外号吧。”我不依不饶，接下来该给他刮那本来就没长几根的毛了，情况更糟，他差点儿没哭出声来。“这么说你连个外号也没有，当然啦，你就叫小宝贝儿嘛。”刮完了，我做了个手势，让他再把自己盖起来，没等我说话，一转眼他就抢先把毯子一直盖到了下巴底下。“巴勃罗这个名字好听。”我想稍稍安慰一下他，看见他这么害臊，我也有点过意不去，我还是第一次照看这么小又这么腼腆的男孩子，可他身上还是有点儿什么东西我不大喜欢，也许和他妈妈有关，某种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符的东西，我甚至讨厌他长得这么漂漂亮亮的，以他的年龄而言太成熟了，一个流鼻涕的小屁孩儿就自以为是个男子汉，再下去他就该给我献殷勤了。

我紧闭双眼，唯有这样我才能摆脱这一切，可一点儿用也没有，因为就在这一刻，她又添了一句：“这么说你连个外号也没有，当然啦，你就叫小宝贝儿嘛。”我真想一头撞死，再不然就揪住她的脖子，掐死她，我睁开眼睛，只见她一头栗色的秀发几乎挨到我的脸上，这是因为她正弯腰替我擦去剩下的一点肥皂沫，她的头发有一股杏仁洗发水的味道，和我的美术老师用的一样，也或许是类似的香水味吧，我不知该说点儿什么好，唯一能想起来问她的就是：“您的名字叫科拉，是吗？”她带着一丝嘲弄的神情看了看我，一双眼睛早已看透了我，也看遍了我的全身，说：“叫我科拉小姐。”我知道，她这样说是为了惩罚我，就像先前她说“你已经长成小大人了”一样，也只是为了嘲笑我。我恼恨自己的脸为什么涨得这么红，可这是不由我自主的，这事儿再糟糕不过了，同样糟糕的是我忽然鼓起勇气对她说了句：“您真年轻……还有，科拉这个名字很美。”可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觉得她察觉到了，而且很不高兴，这会儿她肯定因为妈妈说的话而对我怀恨在心，其实我只想对她说，她这么年轻，我想简简单单地叫她一声科拉，可这样的话此刻怎么说得出口呢，她已经生气了，而且正准备推着小车走开，我想哭，这又是一件不由我自主的事情，就在我想静下心来说出自己想法的时候，突然，我的嗓音嘶哑了，眼前也一片模糊。她已经准备离开，在门口停了一下，好像是想看看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我想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她，可就是不知道如何开口，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把装着肥皂的盒子拿起来给她看，那是她落在床上的，然后，清了清嗓子说：“您把肥皂盒忘在这儿了。”非常严肃，就是男子汉的语气。我回去拿肥皂盒，也是为了让他平静下来，我用手碰了碰他的脸颊。“别伤心，小巴勃罗，”我对他说，“一切都会好的，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手术。”我碰他的时候，他把头向后一仰，好像是受了什么侮辱，然后身体向下滑去，直到连嘴也藏进了毯子里。他从那里压低嗓音说了句：“我叫您科拉，行不行？”我这人心肠太好，看见他想方设法从别的地方找补面子，真有点于心不忍，可我知道此刻不是退让的时候，因为那样一来我再想降住他就难了，而对病人你必须要能降得住，否则就会像以往一样，像玛利亚·路易莎在十四号病房的遭遇一样，被德·吕希大夫骂个狗血淋头，要知道他在这些事情上鼻子像狗一样灵。“叫我科拉小姐。”她说着接过肥皂盒，向外走去。我心中腾地升起一股无名火，想揍她，想从床上纵身跃起，把她推出去，或者是……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就对她说了句：“我要是健健康康的，您恐怕会是另一种态度对我。”她装作没听见，连头都没回，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不想看书，什么也不想做，说到底，我情愿让她勃然大怒，回敬我几句，这样我就能请求她的原谅，说其实我不是有意说那些话的，只不过嗓子眼儿一紧，那几句话不知怎么就冒出来了，我是一时气昏了头才那样说的，我想说的不是那些话，即便是也不会那样说的。

他们总是这样，你对他们好，对他们讲上几句好听的话，他们就来劲了，就以为自己不是流着鼻涕的小屁孩儿了。这事儿我得给马尔西亚讲讲，他一定会很开心的，等明天他在手术台上看见这孩子，他会更开心的，这可怜的小孩一张涨得通红的脸，真可恶，我浑身腾起一股燥热，我要怎么做才能不这样呢，是不是说话之前要深呼吸一下，天晓得。她走的时候一定气坏了，我敢肯定她听见我讲的话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对她讲那样的话，我觉得我问她能不能叫她科拉的时候，她并没有生气，她走过来还摸了一下我的脸就是证据，她让我称呼她小姐，那是她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不对不对，这事儿发生在前，她先摸了我，然后我才问的她，是我把事情搞砸了。现在还不如之前了，就是给我满满一瓶药片我也睡不着了。肚子那里一阵阵地痛。手摸上去很光滑，怪怪的，糟糕的是现在什么事情全都涌上了心头，我想起了那杏仁味儿的香水，想起了科拉的声音，她的嗓音略有些低沉，不像是她这么年轻这么漂亮的女孩发出的，倒像是来自某个唱博莱罗舞曲的女歌手，哪怕是在她生气的时候，这声音里好像也有种什么东西，在轻轻地抚摸我。我听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赶紧躺好，闭上眼睛，我不想看见她，我不要看见她，还是让我安生一会儿吧，我感觉她进了病房，打开天花板上的灯，他假装熟睡的样子像个小天使，一只手挡住脸，直到我走到床边他才睁开眼睛。看见我手上拿着的东西，他的脸一下子红了，这倒让我又是可怜他，又有点儿想发笑，这孩子真的太傻了。“来，乖孩子，把裤子褪下去，转过身去。”这可怜的孩子差一点儿就蹬起腿了，我想象他五岁的时候在他妈妈面前应该就是那样的，嘴里喊着不要不要，大哭大闹，钻进被子里尖声大叫，可这一回可怜的孩子没法这么做，他只是死死盯住灌肠器，又看向等着他的我，突然，他转过身去，两只手在毯子下面鼓捣了一番，可都是白费功夫，我不得不把灌肠器挂在了床头，帮他掀开毯子，让他把屁股抬起来一点儿，褪下他的裤子，再铺上一块毛巾。“来，腿抬起来一点儿，就这样，可以了，趴下去，我让你趴下去，就这样。”他虽然一声不吭，可那神情就像是在大喊大叫一样，我看着我这个年轻的崇拜者的小屁股，觉得有点好玩，又有点可怜他，搞得好像我真的是因为他那几句话在惩罚他似的。“要是嫌太烫就出个声。”我提醒了一句，可他没有吭声，一准是在咬着自己的拳头，我不想看他的脸，所以在床边坐了下来，等他说点什么，灌进了那么多的液体，他居然一声不吭，忍到了最后，做完之后我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次确实是为了还一还旧账：“这样我才喜欢，像个小男子汉。”我给他盖上毯子，又告诉他尽量憋住，等实在憋不住再上厕所。“你想让我帮你把灯关了，还是开着等你起床自己关？”她走到门口问了我一句。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还能答话，说了句随便之类的，就听见门关上了，于是我用毯子把自己连头蒙了起来，我又能做什么呢，虽说肚子还在疼，我咬着自己的两只手，痛哭失声，哭得一塌糊涂，骂着她，诅咒她，想象着用刀子五下、十下、二十下捅进她的胸膛，捅一下就诅咒她一次，享受着她的痛苦，想象着她会怎样为她对我做过的一切向我求饶。

都是这样，苏亚雷斯，动刀子，打开，可说不定哪一次就会有意外。当然，孩子这么年轻，十有八九他会平安无事，可我还是要对他父亲说清楚，最好别在这种事情上给自己惹麻烦。最好是一切反应正常，可这一回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太妙，你想一想刚上麻醉时，那根本就不像是他这个年纪的小孩该有的情形。两个小时以后我去看他，以这么长时间的手术而言，他情况还算不错。德·吕希大夫进来的时候，我正给那可怜孩子擦嘴，他不停地吐，麻药劲还没过去，但是大夫还是用听诊器给他听了听，嘱咐我别离开他身边，一直要等到他完全清醒过来。他的父母还在另一间屋子里，那位好太太看来对这一类的事情不太习惯，这会儿一句大话也说不出来了，那做父亲的看着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喂，小巴勃罗，想吐你就吐出来，想哼你就哼出声来，我在这儿呢，是的，我当然在这儿，这可怜孩子还没醒，但他就像快淹死的人一样，死死抓着我的手不放。他肯定把我当成他妈妈了，他们谁都这样，千篇一律。喂，巴勃罗，别这么动来动去，这样你会更疼的，别，手别在自己身上乱扯，那地方不能碰的。这可怜孩子从麻醉里醒来可够他受的，马尔西亚告诉我说那台手术做得格外久。有点儿怪，可能是遇到什么复杂情况了，有时候那阑尾不是一眼就能看得见的，今天晚上我得去问问马尔西亚。好了，乖孩子，我在这儿呢，想哼就哼出声来吧，就是别这么动来动去，我这就用纱布包点儿冰给你润润嘴唇，这样你就不会觉得渴了。是的，亲爱的，吐出来就好了，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吧。你这手劲可真大，把我的手都快捏青了，对，对，想哭就哭出来，哭吧，小巴勃罗，这能减轻点痛苦，哭吧，哼出声来，反正你睡得死死的，把我当成你妈妈了。你长得真漂亮，你知道不知道，鼻子翘翘的，睫毛又密又长，这会儿你脸色这么白，就像长大了好几岁一样。你不会为一点小事就把脸涨得通红了，对吧，我的小可怜。我疼得很，妈妈，我这儿疼，你让我把他们塞进来的这块沉甸甸的东西取出来吧，我肚子里面有个东西压着，疼得很，妈妈，你让护士来替我把这东西取出来吧。好的，我的乖孩子，很快会过去的，别再动来动去了，你哪来这么大的劲，我得去叫玛利亚·路易莎来帮忙了。好了，巴勃罗，你再这么动来动去我真要生气了，你这么不停地动会疼得更厉害的。啊，看来你开始有点儿知觉了，我这儿疼，科拉小姐，我这儿特别疼，请你帮我做点儿什么，这里太疼了，把我的手放开，我受不了了，科拉小姐，我实在受不了了。

幸好我可怜的小心肝最后还是睡着了，两点半，护士过来找我，让我陪他待一会儿，说他已经好一些了，可我看他脸色苍白，肯定是失血过多，好在德·吕希大夫说了，一切都很顺利。护士也被他折腾得够呛，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早点儿让我进去，这家医院的人太死板了。已经是晚上了，宝贝儿一直睡着，看得出来他是累极了，可我看他气色好了一点，脸上有了些颜色。他还时不时哼两声，但已经不用手去挠绑着绷带的地方了，呼吸也很均匀，我看这一夜他会过得安安稳稳的。接下来，第一波惊吓刚刚过去，那位大妈指手画脚的旧病又复发了，劳驾，小姐，夜里别让宝宝没人照看；就好像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似的，不过这也难免。我说过了我是可怜你，你这个蠢老太婆，要不然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她们总以为到最后一天给一笔丰厚的小费就万事大吉了。有时候那小费也根本谈不上丰厚二字，不过还想这些做什么呢，反正她已经走了，现在一片安静。马尔西亚，你别急着走，你没看见这孩子还没醒吗，给我说说今天上午的事儿。好吧，你要是现在太忙，我们回头再聊。别，别，玛利亚·路易莎会进来的，在这儿不行，马尔西亚。当然了，不用在意别人，但我跟你说过我上班的时候你别吻我，这不好。好像我们整夜整夜地亲吻还不够似的，你这个傻瓜。走吧。我说走吧，要不然我生气了。傻瓜，怪人。对，亲爱的，再见。当然了。特别特别爱你。

四下里一片漆黑，可这样更好，我连眼睛都不想睁开。已经不太疼了，能这样慢慢地呼吸，也不想吐，多好啊。周围没有一点声音，我这会儿想起来了，我看见过妈妈，她对我说了些什么，让我很难受。我几乎没去看老爸，他在床尾那边，还对我挤了挤眼，这可怜虫就会这一套。我有点冷，想再要一条毯子。科拉小姐，我想再加条毯子。她就在那里，我稍稍睁了睁眼睛，看见她就坐在窗边，正在读一份杂志。她立即走了过来，帮我盖好了毯子，我什么也不用对她讲，她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思。这会儿我想起来了，今天下午我把她当成妈妈了，是她使我平静了下来，也说不定是我在做梦。我下午是在做梦吗，科拉小姐？是您握着我的手，对吗？我当时说了那么多蠢话，可那都是因为我实在太疼了，还恶心想吐……请您原谅我，当护士可真不是什么好差事。我说对了吧，您在笑，可我知道，我是不是把您身上吐得一塌糊涂。好了，我不说话了。我这样很舒服，也不冷。不，不，我不怎么疼，只有一点点疼。科拉小姐，现在挺晚了吧？嘘，现在您什么话都别说了，我告诉过您不能多说话，您就高高兴兴地想想已经不疼了，安安静静地待着。不，不算晚，才七点钟。把眼睛闭上，睡一觉。就这样，现在就睡。

是啊，我是想睡上一觉，可这事儿并不那么容易办到。有一阵子我觉得自己就要睡着了，可伤口那儿突然一疼，或者是脑子里一阵眩晕，于是我不得不睁开眼睛看看她，她就坐在窗边看杂志，把灯罩降得低低的，为的是不让光线照到我。为什么她要一直留在这里呢？她的头发真漂亮，头微微一转，头发就亮闪闪的。她这么年轻，我今天居然错把她当成了妈妈，真是不可思议。我都对她说了些什么话呀，她肯定又在笑我。可是，是她用冰块给我擦嘴，让我不觉得那么疼，现在我想起来了，她还用古龙水替我擦额头和头发，还抓住我的双手，不让我去撕绷带。她已经不生我的气了，也许妈妈已经对她说过对不起了，反正是这一类的话吧，她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神也不一样了：“把眼睛闭上，睡一觉。”我喜欢她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想起来第一天她把我的糖果夺走的事，就像是假的一样。我真想对她说，她这么美，我没有一丁点儿要跟她过不去的想法，恰恰相反，我想让她夜里照顾我，我不要那个小个子护士。我真想让她再用古龙水替我擦擦头发。我也真想听她笑着对我说对不起，然后告诉我可以叫她科拉。

他睡了好久好久，八点钟的时候，我估计德·吕希大夫快到了，便叫醒了他，给他量体温。他气色好了许多，这一觉对他太有用处了。他一看见体温计，便从毯子里伸出一只手来，但我告诉他别动。我故意不去看他的眼睛，免得他不好受，可他还是脸红了，对我说他自己能行的。我当然没去理会他，但这可怜孩子太紧张了，我实在没办法，只好对他说：“好了，巴勃罗，你是个小大人了，别每次都这样，好吗？”每次都这样，他就是这毛病，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假装没看见，记下了他的体温，就去准备打针的事情。她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用床单擦干了眼泪，我真生我自己的气，我愿意付出一切，只要能开口对她说句话，说我不在意，我真的一点儿都不在意，只是一时克制不住而已。“这个针一点儿都不疼，”她举着针管对我说，“它会让你一夜都能睡个好觉。”她掀开毯子，我又一次觉得浑身的血液一下子涌上了脸庞，可她只微微一笑，便用一团湿湿的棉花球在我大腿上擦了擦。“一点儿都不疼。”我对她说，因为总得说点儿什么，总不能在她这么看着我的时候，我就这么傻傻地待着吧。“你看，”说着她拔出针头，又用棉球给我擦了擦，“你看，我说不疼吧。现在你哪儿都不会疼了，小巴勃罗。”她给我盖好毯子，又用手摸了一下我的脸。我闭上眼睛，真想干脆死掉，这样她就会哭泣着，用手抚摸我的脸庞。

我对科拉从来就看不太懂，可这一回她有点偏执了。本来嘛，不理解女人是怎么想的也不要紧，只要她们爱你就行了。要是她们犯神经了，或者听了随便一句玩笑话就来找茬，好吧，小乖乖，好了，来，吻我一下，一切就都万事大吉。看得出来这姑娘还太嫩，她还需要好长时间才能学会在这个可恶的行当里讨生活，这可怜的姑娘今天晚上脸色有点儿不对，我花了整整半个小时才让她忘掉那些烦人的事情。她还没找到合适的方法去对付某些病人，二十二号病室那个老太太就是个例子，我觉得从那以后她应该长进一点了，可是现在这个小家伙又成了她的一件头疼事。夜里两点钟左右，我们在我的办公室里喝了会儿马黛茶，然后她去给他打了一针，回来时心情很不好，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致。她这张脸生起气来、发起愁来都挺好看，渐渐地我把她的情绪扭了过来，终于她笑了，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其实在这种时候我真想脱掉她的衣裳，感受一番她的身体像怕冷似的微微颤抖。马尔西亚，这会儿不早了吧。哦，这么说我还可以再待一会儿，下一次打针是五点半，那个加利西亚小个子女人六点钟才会来。原谅我，马尔西亚，我是个傻姑娘，你看，就为了这么个流鼻涕的小孩我操了多大的心，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把他降住了，可一阵一阵的，我又有点可怜他，这个年纪的孩子总是又愚蠢又骄傲，要是可能的话，我想让苏亚雷斯大夫给我调个班，二楼不是还有两个做了手术的病人吗，都是成年人，你可以毫无顾忌地问他们大便了没有啊，尿盆满了没有啊，需要的时候帮他们擦擦身子，一边干活一边还聊些天气啊政治啊什么的，都再平常不过，只是干了该干的活，马尔西亚，而不是像在这儿，你懂吧。不错，人当然什么都得经历，可是我还得碰见多少个这样的小毛孩儿呢，这就像你常说的，是个技术问题。就是，亲爱的，当然了。可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妈妈开了个坏头，这种事是忘不掉的，你明白吗，误会从第一分钟开始就注定了，那孩子很傲气，身上又疼，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可他想装大人，想带着男子汉的眼神来看我，就像你的眼神那样。现在我连问他想不想尿尿都不敢，更糟糕的是，要是我在病房里待着，他能一整夜都憋着不尿。现在我想起这个还忍不住想笑，他明明是想尿，又不敢说出来，最后我不耐烦了，逼着他学会了不动身子躺在那儿尿尿。每到这时，他总是闭上眼睛，可这样一来情况更糟，他总是一副马上就要哭出来或是想骂我一顿的样子，就是这样的反应，他太小了，马尔西亚，还有那位大妈，她一准是把儿子当个扭扭捏捏的小宝宝来养活，宝贝儿这，宝贝儿那，说上一大堆废话，反正他永远是个小宝宝，是妈妈的小宝贝儿。唉，又刚好轮到我来管他，就像你说的，碰到高压线了，要是轮到玛利亚·路易莎就好了，她的年龄给他当姑姑都绰绰有余，哪怕把他全身上下都擦洗一遍，他也不会这样满脸通红。唉，说实话，马尔西亚，都怪我运气不好。

她把床头柜上的灯打开时，我正在做梦，梦见自己在上法语课，我最先看到的总是她那一头秀发，大概是她给我打针时必须得把腰弯下来的缘故吧，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她的头发搭在我的脸旁边，有一回还把我的嘴弄得好痒，气味又那么好闻，她用棉球给我擦的时候总是笑吟吟的，擦了好一会儿才把针扎进去，我看着她的手稳稳当当地推着注射器，黄色的液体慢慢地进入我的身体，有点儿疼。“不，一点儿都不疼。”我永远没法对她说：“不，一点儿都不疼，科拉。”我不会叫她科拉小姐的，一辈子都不会这样称呼她。我要尽量少跟她说话，就算她跪在地下求我，我都不会叫她科拉小姐的。不，我一点儿都不疼。不了，谢谢，我挺好的，我要再睡一觉。谢谢了。

谢天谢地，他脸色又正常了，就是精神头还差一点儿，连吻我一下都勉强，埃斯特姨妈给他带来了好些连环画，还送给他一条特别漂亮的领带，让他在我们接他回家的那天戴上，可他连看都没看她一眼。今天早上这个护士真是个温柔的好人，毕恭毕敬的，和她说话倒挺让人开心，她说孩子一直睡到八点钟才醒，喝了一点牛奶，看样子现在就可以开始进食了，我得和苏亚雷斯大夫说说，这孩子不能喝可可，恐怕他父亲已经对大夫说了，因为我看见他们聊了好一会儿。太太，您出去待一会儿，我们要给他做点儿检查。莫兰先生，您可以留下来，主要是有那么多纱布绷带，他妈妈看见了不好受。让我们来看看，伙计。这儿疼吗？当然了，这很正常。那这儿呢，是疼还是稍微有点感觉。很好，一切顺利，小朋友。就这样，整整五分钟，这儿疼吗，那儿有感觉吗，老爸一直盯着我的肚子，就好像他是头一次看见似的。怪怪的，直到他们走了以后我才平静下来，可怜的爸妈，让他们担心了，可我能怎么办呢，他们真烦人，老说些不该说的话，尤其是妈妈，幸好那小个子护士装聋作哑的，什么都忍了，满脸是那种可怜虫等着别人给点小费的神情。你看他们连我不能喝可可这种事儿都能说出口，真把我当成个吃奶的小毛孩儿了。我真想一觉睡上个五天五夜，谁都不见，特别是不想见科拉，醒来正好他们接我出院回家。也许还要多等上几天，莫兰先生，您已经从德·吕希大夫那里得知了吧，这次手术比预想中复杂了一点儿，有时候总会有点小小的意外。当然了，以这个孩子的体质，我看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最好您还是给您太太说一下，这事儿可能不像我们一开始想的那样，过一周就没事了。哦，当然，好的，这个您可以和院长谈，这是内部事宜。现在你瞧瞧，是不是运气不好，马尔西亚，我昨天晚上就跟你讲过的，这件事要比我们预想中持续得更久。是呀，我也知道这没什么要紧的，但是你能不能稍微体贴一点，你知道的，伺候这孩子真不好受，他比我更加觉得不好受，真可怜。你别这么看着我，我怎么就不能可怜他，别这么看我。

没人不让我看书，可那些连环画就从我手里掉下去了，我还有两篇没有看完，埃斯特姨妈还带来那么多本。我脸颊发烫，恐怕是发烧了，要不就是这间病房里太热了，我得让科拉把窗户打开一点，或者替我去掉一条毯子。我想睡觉，她坐在那里看杂志，我睡我的觉，看不见她，连她在不在那里也不知道，这就是我此刻最想做的事情。可现在她只有晚上才会留在这里，最麻烦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他们让我一个人待在这里。我觉得自己三四点钟的时候睡着了一会儿，五点整，她来了，拿来一种新的药，是种滴剂，苦得要命。她每次看上去都像是刚洗完澡换好衣服似的，身上有一股清新的气息，像香粉，又像古龙水。“这种新药很难吃，我知道。”说着她微微一笑，像是在给我打气。“不，只有一点点苦，没什么。”我告诉她。“你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她边问边甩着体温计。我跟她说挺好，一直睡着，苏亚雷斯大夫说我好多了，我也不太疼了。“那好，那你就能稍微干点儿活了。”说完她把体温计递给了我。一时间我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才好，我量着体温，她走过去关上了百叶窗，又把床头柜上的瓶瓶罐罐整理了一番。趁她来取体温计之前，我偷空看了一眼。“我在发高烧呀。”他对我讲这话时好像吓坏了。真糟糕，我怎么老是做这样的蠢事，为了不让他难堪，我把体温计给了他，结果这个小不点儿居然趁机知道了自己正在发高烧。“头四天总是这样的，另外，谁也没有让你看体温计。”我恼羞成怒，不是冲他，更多是冲着我自己。我问他是不是动自己的肚子了，他说没有。他一头一脸的汗珠，我替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给他洒了点古龙水；没等回答完我的问话，他就紧紧闭上了双眼，我给他梳了梳头发，免得老耷拉在额头上，他也没把眼睛睁开。三十九度九，真是烧得不轻。“你尽量睡一小会儿。”我边说边在心里盘算什么时候把这事儿告诉苏亚雷斯大夫。他依然没有睁眼，却露出一副厌烦的神情，一字一顿地对我说：“您对我不好，科拉。”我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我守在他身旁，直到最后他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满满的都是高烧和愁苦。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想抚摸他的额头，但他一把推开了我的手，肯定是扯动了伤口，又疼得抽搐了一下。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又压低嗓音对我说：“如果您不是在这个地方认识我的话，您一定不会这样对待我的。”一开始我差点儿没笑出声来，可他这话说得太滑稽了，还眼泪汪汪的，我又陷入了以往的情绪，又生气又有点害怕，在这个自命不凡的小毛孩面前，我突然觉得异常无助。我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这一点真要感谢马尔西亚，是他教会了我控制自己，我也做得越来越好了），我挺直身躯，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把毛巾挂在了架子上，又盖上了古龙水的瓶子。现在好了，我们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说白了，这样更好。一个是护士，一个是病人，什么废话都不用多说了。古龙水还是让他妈妈去给他搽，我需要为他做的是别的事情，而且我会不假思索地去做。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职责。后来我给马尔西亚说这件事的时候，他说我是想给他个机会道歉，说声对不起。我不知道，也许是吧，可也许不是，也许我待在那里只是为了让他继续骂我，想看看他到底能做到什么地步。可他仍然双眼紧闭，额头上脸颊上全是汗水，就好像有人把我浸在滚烫的开水中，为了不看她，我用力闭紧双眼，眼前尽是些紫色红色的光斑，可我知道她就在那里，只要她能再一次弯下腰来，替我擦擦额头的汗水，就当我根本没对她讲过那些话，让我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但是已经不可能了，她就要走了，什么也不会为我做，什么话也不会对我讲，等我再睁开眼睛，就只有茫茫黑夜，还有床头柜和空荡荡的病房，残留在病房里的一点香水的气息，我要十遍百遍地对自己说，我对她说这话没有任何错，我就是要让她学着点儿，让她别像对小孩子那样对待我，让她还我清净，让她别离开我。

总是在这个时候，早上六七点钟，应该是一对在院子里屋檐下筑窝的鸽子，雄鸽咕咕地叫，雌鸽咕咕地回应，叫了一会儿便都累了，那个小个子护士来给我擦洗和送早饭的时候我对她说了这事，她耸耸肩，说早先也有别的病人提过意见，可院长不想把它们赶走。这对鸽子的动静我也不知道听了多少天，最初几个早晨，我要么是还睡着，要么是疼痛难当，没去注意它们，可这三天，我一听见它们的叫声就愁上心来，我更愿意在家里听小狗米洛德的吠声，哪怕是听埃斯特姨妈的唠叨也行，这个时间她该起床去望弥撒了。这该死的高烧始终不肯退，他们要把我在这里留到何年何月呀，今天上午我必须得问问苏亚雷斯大夫，无论如何，待在自己家里才是最好的。您听我说，莫兰先生，坦率地和您说吧，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不行，科拉小姐，我还是想让您继续照看这个病人，我会给您解释原因的。可这样一来，马尔西亚……过来，我来给你煮一杯浓浓的咖啡，你还太嫩了，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听着，亲爱的，我已经和苏亚雷斯大夫谈过了，看起来这孩子……

幸好后来两只鸽子都不叫了，也许它们正在什么地方飞翔，飞遍整座城市的上空，这对鸽子真有福气。上午的时光特别难熬，老爸老妈走的时候我开心极了，自从我发高烧以来，他们来得更勤了。好吧，要是我还得在这里再待上四五天，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家里当然会好一点，可我一样还是要发烧，还是要一阵一阵地难受。连一本连环画都看不成，这简直就是要了我的命，一想到这个，我就仿佛全身的血都流光了。可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在发烧，这一点昨天晚上德·吕希大夫就告诉过我，今天早上苏亚雷斯大夫又对我说了一遍，他们准是很清楚的。我睡得很少，时间总像停滞了一样，每天下午三点钟以前我准会醒来，就好像三点或是五点对我意义非凡似的。正相反，三点钟，小个子护士就下班了，真可惜，因为她在的时候我总是特别好。要是我能一觉睡到半夜那该多好呀。巴勃罗，是我，我是科拉小姐。我是你的夜班护士，给你打针打得很疼的那个护士。我知道你不疼，傻瓜，我只是开个玩笑。想睡你就再睡会儿，就这样。他眼睛没睁，对我说了声“谢谢”，他是可以睁开眼睛的，我知道中午的时候，虽说不让他说太多的话，他还是和那个加利西亚小个子护士聊了半天。走出病房之前，我突然转过身来，他在看着我，我能感觉到，他一直在我背后看着我。我走了回去，在床边坐了下来，量了量他的脉搏，又把他发烧时揉得皱皱巴巴的床单铺平。他看着我的头发，然后垂下目光，躲闪着我的视线。我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做点准备，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两眼望着窗户，仿佛我根本不存在。五点半他们会准时来他这里，他还有点时间可以睡一小会儿，他的父母在楼下等候着，若是在这个钟点看见他们他会感到奇怪的。苏亚雷斯大夫会稍微提前几分钟到这里，给他说明他还得再做一次手术，让他不用太担心。然而他们派来的是马尔西亚，看见他走进来我着实吃了一惊，可他给我打了个手势，让我别动，他在床尾那儿看了看体温记录，直到巴勃罗适应了他的到来。他跟他开起了玩笑，这一类的谈话他很在行，大街上冷得很，待在这房间可真好呀，巴勃罗看着他，一言不发，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反倒是我感觉怪怪的，我真想让马尔西亚出去，让我和这孩子单独待在这里，我觉得这些话没有谁能比我更适合说给他听，可谁知道呢，也许并非如此。我知道，大夫，你们还得再给我做一次手术，您不就是上次给我做麻醉的大夫吗，好吧，这样最好，总比躺在这张床上发烧强。我早就知道你们最终还是得做点什么，因为从昨天起我就疼得厉害，这次疼得不一样，是里边疼。还有您，就这么坐在那儿，您别用这种表情看着我，别这么笑，就像是来请我去看电影似的。您和他一起出去吧，到走廊里去吻他，那天他在这里吻了您一下您还跟他生了气，其实那会儿我没睡着。你们两位都走吧，让我睡一会儿，我睡着了能疼得轻一点。

好了，孩子，我们来一鼓作气把这事搞定，你还要把这张床占多长时间呀，亲爱的。慢慢地数数，一，二，三。就这样，很好，继续数，过上一个星期你就能回家吃汁水汪汪的牛排了。你去眯上一会儿，姑娘，然后回来缝合。你该先看看德·吕希的脸色，没有人能够适应这些东西的。你瞧，我借机向苏亚雷斯提出能不能给你换个班，说你照看这么个重病号特别累，如果你也跟他说说，也许会把你换到三楼去。行了行了，你爱干吗干吗，那天晚上你发了那么一通牢骚，现在倒成了好撒玛利亚人了。你别跟我生气，我是为了你好才这么做的。他当然是为了我好才这么做的，可他完全是瞎耽误工夫，我不但今天晚上而且每天晚上都要和这孩子待在一起。八点半他开始慢慢醒来，他的父母赶紧走开了，因为最好别让他看见可怜的父母那副面孔，苏亚雷斯大夫来的时候低声问我，需要不需要让玛利亚·路易莎来换我一会儿，我对他做了个手势，意思是我留下，他就走了。玛利亚·路易莎陪了我一会儿，因为我们得稳住他，让他平静下来，后来他突然安静了，几乎没有呕吐；他太虚弱了，几乎没怎么呻吟就又睡着了，一直睡到十点钟。还是那两只鸽子，你一会儿就能看见，妈妈，又像每天早上那样咕咕叫，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把它们撵走，让它们飞到别的树上去。把手给我，妈妈，我冷极了。啊，我刚才是做了一个梦，我以为已经是早晨了，鸽子也开始叫了。对不起，我把您当成我妈妈了。他又一次移开了目光，摆出凶巴巴的模样，又一次把过错都推到我身上。我假装没发现他还在生气，照看着他，在他身旁坐下来，用冰块替他润嘴唇。我把古龙水洒在他的手心和额头上，他这才把目光转向我，我又离他更近了一点，朝他微微一笑。“叫我科拉吧，”我对他说，“我知道，一开始我们有点儿误会，可我们最终能成为好朋友的，巴勃罗。”他一声不吭地看着我。“对我说：好吧，科拉。”他还是看着我。“科拉小姐。”说完这句，他又闭上了眼睛。“别，巴勃罗，别这样。”我央求着，亲吻了一下他的脸颊，吻在离嘴边很近的地方。“从今以后我就是科拉，只有你能叫的科拉。”我不得不向后闪开，可还是溅到了我脸上。我擦了把脸，扶住他的头让他漱口，贴在他耳边说话时又亲了他一口。“请您原谅我，”他的声音细若游丝，“我没忍住。”我对他说别说傻话，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来照顾他的，想吐就吐，只要能轻松一点就好。“我想让妈妈来一下。”他这么对我说，眼睛望着别处，目光里一片空白。我又摸了摸他的头发，替他理了理毯子，等他对我说点儿什么，可他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我觉察到了，我待在这里只能增加他的痛苦。走到门口，我转过身来等了等；他两眼瞪得溜圆，死死盯住天花板。“小巴勃罗，”我叫了他一声，“拜托，小巴勃罗，拜托，亲爱的。”我走回床边，弯下腰来吻了他，他冷冰冰的，透过古龙水的香气，是呕吐和麻醉的气味。只要再待一秒钟，我就会当着他的面号啕大哭起来，为他而哭。我又吻了吻他，然后跑出了病房，去找他的妈妈，找玛利亚·路易莎；有他妈妈在那里，我不想再回来，至少今天晚上不想回来，而在这之后我非常清楚没有任何必要再回到那间病房里去，马尔西亚和玛利亚·路易莎会把一切都料理好，直到它再一次腾空。

[1]原文为英语。

正午的海岛

第一次看见那座小岛时，马利尼正朝左边的座位彬彬有礼地弯下腰，打开塑料小桌板，再放上午餐盘。他捧着杂志或是端着威士忌酒杯来来去去的时候，那位女乘客已经看了他好几眼。马利尼一边慢悠悠地整理小桌板，一边无聊地自问，这位女乘客固执的注视是否值得回应，她只不过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美国女人。正在这时，那座小岛的海岸线出现在蓝色的椭圆形舷窗里，海滩宛若金黄的丝带，几座小山隆向一处荒凉的高地。马利尼把放错位置的啤酒杯放好，对女乘客微微一笑。“希腊的岛屿。”他说。“哦，是的，希腊。”[1]美国女人回答，假装饶有兴趣。一阵短促的铃声响起，空乘站直身体，薄薄的嘴唇依然保持着职业的微笑。他去给一对叙利亚夫妇准备番茄汁，走到尾舱时，他停了几秒，再一次向下望去；那座岛很小，孤零零的，四面被爱琴海环绕，湛蓝的海水给小岛镶了一道耀眼的凝固的白边，那是浪花撞击着礁石和港湾。马利尼看见空无一人的海滩向北向西蜿蜒而去，一道陡峭的山岭直插海中。这是个乱石丛生的荒岛，离北部海滩不远的地方，能看见一团铅灰色的暗影，也许是一座房子，也许是好几家简陋的房屋。他打开番茄汁罐头，重新直起身时，小岛已经从舷窗里消失了；窗外只有大海，一望无际的碧绿的海平面。他莫名地看了看手表，刚好是正午时分。

马利尼喜欢被派去飞罗马—德黑兰航线，因为这条线不像飞北方的航班那样阴郁，女孩子们也因为能飞去东方或者去看意大利而欣喜。四天以后，一个孩子把餐勺弄丢了，愁眉苦脸地把餐后甜点的盘子指给他看，他给那孩子递新餐勺时，又一次看见了那座岛屿的边缘。时间应该还差八分钟，可当他在尾舱里朝着舷窗俯身看时，疑虑消失了，那小岛的形状他绝不会看错，就像是一只海龟从海水里若有若无地伸出了四只爪子。他盯住小岛看了半天，直到有人唤他，这一回他确定那团铅灰色的暗影是几家房屋；他甚至还辨认出零落的几块耕地一直延伸到海滩边。在贝鲁特中途停留时，他翻看过女同事的地图册，好奇这小岛会不会是荷罗斯岛。这位无线电报务员是一个冷淡的法国人，对他的这种好奇心表示难以理解。“这些岛屿都是同一个模样。这条航线我已经飞了两年，从来就没有注意过这些小岛。对了，下次指给我看看。”不是荷罗斯岛，是希罗斯岛，是旅游线路之外的众多岛屿之一。“你要是想去得赶紧，”他们在罗马小酌时，女同事这样对他说，“要不然，用不了五年，什么成吉思汗，什么库克船长，那帮乌合之众随时都会到那里去的。”可那座小岛一直挥之不去，每当他记起来，或者正在舷窗附近，他会去看它一眼，而最后以耸耸肩膀了事。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每周三次正午时分飞过希罗斯岛上空，这事就和每周三次梦见正午时分飞过希罗斯岛上空一样虚幻。循环反复又毫无意义地看到此情此景使一切变得虚假；也许，唯一真实的是重复的欲望，是每当正午临近都会看一看手表，是与那片深邃蓝色映衬下的耀眼白边的短暂相遇，还有那几座渔人的小屋，在相遇的一瞬，渔人也抬起头，目光追随着划过天空的另一种虚幻。

八九个星期之后，他们提出派他去飞纽约的航班，种种优势显而易见，马利尼也觉得正是个好机会，能够了结这无害却烦人的强迫症。他口袋里揣着一本书，作者是一个广义上的地理学家，看名字像是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书里有许多有关希罗斯岛的细节，都是通常的导游手册里找不到的。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仿佛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传来，他回绝了这个建议，躲开了一位上司和两位秘书惊愕的目光，径直去了公司食堂，卡尔拉正在那里等他。卡尔拉混杂着疑惑的失望不曾困扰他；希罗斯岛的南岸不宜居住，但往西一点存留着一些吕底亚人又或许是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遗迹，戈德曼教授就在那里发现了两块刻有象形文字的石头，当时它们在小码头上被渔民们当石桩使用。卡尔拉头疼，她几乎立即就起身离开了；那一小群居民主要是靠捕捞章鱼为生，每五天会有一条船来运走他们捕到的鱼，同时给岛上带来粮食给养和各色商品。旅行社的人告诉他，得从瑞诺斯专门包一条船过去，或许也可以乘坐收章鱼的小船过去，可后一种情况只有到了瑞诺斯才能知道是否行得通，旅行社在那里没有经理人。不管怎么说，去那个小岛住几天还只是他六月份假期的一个计划；而紧接着的几个星期里，他先是替怀特飞了突尼斯的航班，后来碰上一次罢工，卡尔拉又回了巴勒莫她姐姐的家。马利尼到纳沃纳广场附近找了家旅馆住下，那里有几家二手书书店，他无所事事地找了几本有关希腊的书作为消遣，有时也随手翻翻一本希腊语日常会话手册。他觉得卡利梅拉[2]这个词挺好玩的，就在一家歌舞餐厅里拿这个词和一个红头发女孩演练了一回，和她睡了觉，知道了她爷爷住在奥多斯，嗓子疼却找不到原因。在罗马，天下着雨；在贝鲁特，塔尼娅总在等着他；当然还有些别的故事，总归是亲戚或者哪里疼之类的；一天，又轮到他飞德黑兰，又可以看见正午的海岛了。马利尼久久贴在舷窗边，新来的空姐甚至因此认定他不是一个好同事，特意告诉他她总共端过多少次盘子。这天晚上，马利尼请那位空姐到菲罗斯餐厅吃饭，没费多大气力就让她原谅了他上午的走神。卢西娅建议他剪一个美式发型；他和她谈了会儿希罗斯岛，可后来明白了其实她更喜欢谈希尔顿的伏特加酸橙酒。时间在这样那样的事情里流逝，数不清的餐盘，每只盘子递给乘客时还得附赠一个他们应得的微笑。返程途中，飞机在早晨八点飞临希罗斯岛上空，阳光从左面的舷窗直射进来，让人几乎看不清那只金色的海龟；马利尼宁愿等待正午飞过的那趟航班，因为他知道那时他可以有长长的一分钟时间待在舷窗前，与此同时工作就都由卢西娅（后来是菲丽莎）带着某种啼笑皆非的神情去承担。有一回，他给希罗斯岛照了张相片，可是洗出来模模糊糊的；他对这座海岛已经有所了解，那几本书里零星提到了这座岛，他把那些内容都勾画了出来。菲丽莎告诉他飞行员们叫他“海岛狂人”，他毫不在意。卡尔拉刚刚来信，说她决定不要这个孩子。马利尼给她寄去两个月的薪水，心想剩下的大概不够自己度假了。卡尔拉收下了钱，又通过一个朋友告诉他，她准备嫁给特雷维索的那位牙医。与每个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六（每两个月也会有一个星期天）的正午时分比起来，这些都无关紧要。

时光流逝，他开始意识到菲丽莎是唯一一个能稍稍理解他的人；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只要他往尾舱舷窗边一站，她就会接过所有中午的活。能看见小岛的时间不过几分钟，可大气是如此洁净，海水又以缜密到近乎残酷的方式描画出它的轮廓，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与上一次航程记忆中的样子毫无二致：北部山冈上斑驳的绿色，铅灰色的房屋群落，还有那铺在沙滩上晾晒的渔网。有时渔网不在那儿，马利尼会觉得自己被剥夺了什么，仿佛受到了伤害。他也曾想把飞过小岛的过程拍摄下来，在旅馆里播放回味，最后还是宁愿省下买摄像机的钱，毕竟离休假只有一个月了。他并没有仔细地留心日期；有时和塔尼娅在贝鲁特，有时和菲丽莎在德黑兰，在罗马差不多总是和他弟弟一起，那些时间都含含糊糊、舒服自在、亲切友好，仿佛是一种替代，消磨着起飞前和降落后的时光，而在飞行过程中，一切也都是含糊、舒服而懵懂的，直到是时候走到尾舱的舷窗边，弯下腰来，触碰到冰冷的玻璃仿佛是水族箱的外壁，而里面，一只金色的海龟在湛蓝的背景下慢慢挪动。

那一天，可以清楚地看见沙滩上铺开了渔网，马利尼甚至可以赌咒发誓，靠左边的一个小黑点，就在海边，准是一个渔人正仰望着飞机。“卡利梅拉。”他莫名地想到这个词。没有道理再等下去了，钱不够，但马里奥·梅若里斯会借给他的，不出三天，他就会在希罗斯岛上了。他嘴唇贴在玻璃上，微笑着，他想自己会登上那片绿色斑驳的山冈，赤裸着身子跳进北面那个小海湾游泳，和当地人一起去捕章鱼，凭手势和笑声互相交流。只要拿定主意，一切都不是问题，夜行的火车，先坐一条船，再换上一条又旧又脏的船，船到了瑞诺斯，和小船船长无休无止地讨价还价，满天的星光，入夜时甲板上到处是茴香和羊肉的气味，清晨时船已经在小岛之间航行了。他伴着晨曦上岸，船长把他介绍给一位长者，大约是这里的族长。科拉约斯握住他的左手，说起话来慢腾腾的，直视着他的双眼。有两个小伙子走了过来，马利尼知道他们是科拉约斯的儿子。船长把他会的一点儿英语全用尽了：二十个居民，章鱼，捕捞，五间房子，意大利客人会付给科拉约斯住宿费。

科拉约斯谈价钱的时候，两个年轻人都笑了起来；马利尼也笑了，他已经和小伙子们交上了朋友，他看见太阳从海上升起，从这里看去，海水的颜色比从空中看更清澈，房间简陋但干净，一只水罐，一股鼠尾草和鞣过的皮革味道。

他们都去装船了，他一个人留在那里，三两下脱掉了旅行时穿的衣服，换上泳裤和拖鞋，在岛上四处走走。岛上一个人也不见，阳光一点点炽热起来，树丛里升腾起一股微妙的气味，酸酸的，又仿佛掺进了海风里碘的气息。他登上北边山冈的时候，应该是十点了，他看见了那处最大的海湾。他想一个人待着，但又想下到沙滩，去游会儿泳；小岛的气息浸润着他的身体，他很享受这样的亲密接触，已经无法再去思考或是选择。他脱去衣服，从一块石头上跳下海去，阳光下，微风里，皮肤暖洋洋的；水有点凉，这很合他的意；他任凭暗流把自己带到了一处洞穴的入口，然后又向外海游去，仰面躺在海水上，随波逐流，他相信这一切是一个和解的行动，同时也蕴含着未来。他确定无疑，自己不会再离开这座小岛，他会以某种方式永远留在岛上。他试图想象出他弟弟和菲丽莎的脸，想象当他们发现他要在一个孤悬海外的石头岛上靠捕鱼为生时，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他转身游回岸边时，已经把他们抛之脑后了。

身上的水汽很快就被太阳晒干了，他向那几座房屋走过去，两个女人惊奇地看着他，跑进屋里藏了起来。他朝着空中做了个问候的手势，走到渔网跟前。科拉约斯的一个儿子在海滩上等着他，马利尼指了指大海，邀请他一起下去游泳。小伙子指了指自己的棉布裤子和红衬衫，有点犹豫。后来他飞快地跑进一座屋子，回来的时候几乎全裸了；两个人一起跳下已经变得温暖的大海，十一点的阳光下，海面明亮耀眼。

他们俩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时候，伊奥纳斯说起每样东西的名字。“卡利梅拉。”马利尼说，小伙子笑得直不起腰来。然后马利尼把刚刚学到的词语逐一重复，又教了伊奥纳斯几个意大利语单词。海平面的远方，小船越来越小；马利尼这才觉得真正和科拉约斯与他的族人一起，单独待在小岛上了。他想先这么过上几天，付房租，学习捕鱼；等到哪天下午，彼此更熟悉一些的时候，再和他们谈谈留在岛上和他们一起干活的事情。他站起身来，和伊奥纳斯握手告别，慢慢地向山坡走去。坡很陡，他一面攀爬，一面享受着每一次停顿时的风光，他不时地回过头向海滩上渔网的方向看过去，看那两个女人的身影，她们此刻正欢快地同伊奥纳斯和科拉约斯说着什么，不时地朝他瞟上一眼，大声地笑。到达那块斑驳的绿色，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阳光炽热，海风吹拂，糅进了百里香和鼠尾草的清香。马利尼看了看手表，一脸难耐地把它摘下来，收进游泳裤的兜里。放下旧我并非易事，可是此刻，站在这高处，在日光下，在如此的开阔中，他绷紧全身肌肉，觉得这艰巨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他就在希罗斯岛，在这个他无数次怀疑自己能否抵达的地方。他仰面朝天躺在热乎乎的石块上，身上硌得生疼，山冈上的地面滚烫，他忍耐着不适，两眼直视天空；远远地，他听到引擎的嗡嗡声。

他闭上双眼，告诉自己不要去看那架飞机，不要让平生最糟糕的经历破坏心境，这飞机只不过是又一次飞过小岛的上空。然而，在眼帘的暗影中，他想起了端着餐盘的菲丽莎，这会儿她一定正在分发餐盘，还有自己的继任者，也许是乔治，也许是从别的航线调过来的新人，无论是谁，也会微笑着把红酒或咖啡递给乘客。他无力与往事对抗，索性睁开眼睛坐起身来，就在这瞬间，他看见飞机的右翼几乎是擦着自己的头顶掠过，机身不可思议地倾斜着，引擎的轰鸣声变了，飞机几乎是垂直地坠入大海。他飞快地跑下山去，在岩石间跌跌撞撞，荆棘丛划破了手臂。小岛挡住了他看向飞机坠落处的视线，下到海滩之前他拐了个弯，沿预想中的近路越过最大的山脊，来到那片小海滩。机尾在离岸约一百米的海水里下沉，静寂无声。马利尼助跑几步跳下水去，心里还残余着这飞机能再浮上水面的企盼；可是眼前只有微微起伏的波浪，飞机坠落点附近，一只纸箱诡异地漂着，最后，当他再游过去已经毫无意义的时候，突然一只手伸出水面，只有那么一瞬，但足以让马利尼调整方向，从水里潜游过去，抓住了那人的头发，那人竭力想抱住他，而马利尼和那人保持着距离，同时让他大口地呼吸空气。就这样，一点一点地，马利尼把他拖到了岸边，用双臂抱起那个穿着白制服的身躯，把他放在沙滩上，看着那布满泡沫的面孔，鲜血从脖子上一道大大的伤口往外涌，死亡已然到来。人工呼吸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每抽搐一次，那伤口仿佛都裂开得更大更深，像一张可怖的嘴巴在召唤马利尼，把他从刚到小岛不久的微小幸福中生生拉扯出来，在一阵阵涌出的泡沫中，对马利尼呼喊着他再也不能听见的话语。科拉约斯的两个儿子飞奔而至，身后还跟着那些女人。科拉约斯赶到的时候，小伙子们正围在沙滩上躺着的躯体旁边，实在无法想象这个人怎么有力气游到岸边，又流着血爬到这个地方来。“帮他把眼睛合上吧。”一个女人哭着说。科拉约斯朝海面看去，想发现别的幸存者。可是岛上一如既往，只有他们几个，而唯一的新事物，就是他们和大海之间那具尸体，两眼圆睁。

[1]原文为英语。

[2]希腊语，意为：你好。

给约翰·霍维尔的指令

献给彼得·布鲁克
后来，他每每想起这件事——在大街上，或是坐在火车上穿过田野时——总会觉得一切都很荒谬，可戏剧正不过是与荒谬订下盟约，进行一场高效而奢华的演练。一个伦敦秋日的周末，百无聊赖之中，莱斯连节目单都没好好看一眼，就走进了奥德维奇剧院，戏的第一幕在他看来相当平庸；荒谬发生在幕间休息的时候，一个灰衣男人走到他的座位跟前，用几乎听不清的低沉嗓音，彬彬有礼地邀请他到后台去一趟。他并没有太过惊奇，想着剧院经理大概是在做什么民意测验吧，就是那种为宣传而做的泛泛调研。“如果是要征求意见的话，”莱斯说道，“第一幕我看没多大劲，比方说灯光……”灰衣男人客客气气地点了点头，仍然用手指着一扇边门，莱斯明白自己该站起身来随他走过去，而不要太拿架子了。“我倒是想喝上一杯茶。”下了几级台阶、走到旁边一条走廊时，他这样想着，随那人走去，有些心不在焉，又有点不快。突然，他来到了后台一个化妆间，这里倒更像是个有钱人家的书房；两个看上去无所事事的男人向他问了声好，仿佛他的来访早在他们意料之中，而且是理所当然。“您当然会做得很好。”其中那个高个子男人说道。另一个男人点了点头，活像是个哑巴。“我们没多少时间，”高个子男人说，“但我会尽量简明扼要地向您讲一讲您的角色。”他讲话的口气干巴巴的，好像莱斯并不存在，又好像仅仅是在完成一个单调的指令。“我没听明白。”莱斯说着向后退了一步。“这样更好，”高个子男人说，“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分析明白反倒没有益处；您会懂的，只要适应了这些聚光灯，您就会开心起来。您已经看过第一幕了，我知道，您并不喜欢。没人喜欢。可从现在开始，这出戏会变得好看起来。当然这也要看情况。”“但愿能好看些，”莱斯说，他觉得自己恐怕理解错了，“可无论如何我该回座席了。”他已经又后退了一步，所以那灰衣男人轻轻挡住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太过吃惊，灰衣男人嘴里嘟囔了句“对不起”之类的话，却没有让开。“看来是我们没把话说清楚，”高个子男人说，“很遗憾，还差四分钟，第二幕就要开演了。我请求您好好听我把话说完。现在您就是霍维尔，是埃娃的丈夫。您已经看见了，埃娃和迈克尔一起给霍维尔戴了绿帽子，霍维尔很可能已经有所察觉，但他决定保持沉默，原因尚未明确。请您别动弹，这只不过是一顶假发。”这句劝告几乎毫无必要，因为灰衣男人和那个像哑巴一样的男人早已一左一右架住了他的双臂，不知又从哪里冒出一个又高又瘦的女孩，把一个暖暖的东西套在了他的头上。“你们肯定不想看见我大喊大叫一通，把剧场闹个天翻地覆吧！”莱斯说这话的时候竭力控制住自己，不想让声音发抖。高个子男人耸了耸肩。“您不会那样做的，”他疲惫地说，“那样做有失风度……不会的，我肯定您不会那样做的。此外，这顶假发您戴着太合适了，红头发很衬您。”明知自己不该说这个，莱斯还是说了：“可我不是演员。”所有的人，连同那女孩，都微笑着鼓励他。“您说得很对，”高个子男人说道，“您完全知道这中间的区别。您不是演员，您就是霍维尔。待会儿等您到了台上，埃娃会在客厅里给迈克尔写信。您假装没有发现她把信纸藏了起来，也没看出她在掩饰自己的不安。从那儿往下，您爱怎么演就怎么演。露丝，眼镜给他。”“我爱怎么演就怎么演？”莱斯边说边不动声色地想把胳膊挣脱出来，这时，露丝给他戴上了一副玳瑁框的眼镜。“不错，正是如此。”高个子男人无精打采地答道，莱斯甚至有些怀疑这人是不是每天晚上都会把这番话重复一遍。请观众就座的铃声响了，莱斯能看见舞台上布景职员跑来跑去的身影，灯光也变了；露丝突然不知去向。一种气恼的情绪占据了他的全身，不算剧烈，但让人很不痛快，与眼前的景象格格不入。“这简直是一场愚蠢的闹剧，”他竭力想摆脱这一切，“而且我警告你们……”“我对此深表遗憾，”高个子男人低声说，“坦白说，我没想到您会这样。可既然您是这么想的……”这句话不能完全算是威胁，虽然三个男人这样把他团团围住，摆出的架势就是不听从他们摆布就得打上一架，可是在莱斯看来，这两件事都一样地荒谬，一样地虚假。“该霍维尔上场了，”高个子男人边说边指了指后台那条窄窄的过道，“只要您往那儿一站，您爱怎么演就怎么演，可如果您……那我们就只能深表遗憾了。”这句话他说得很亲切，甚至没有扰乱剧场里突然安静下来的气氛；天鹅绒的幕布拉开，发出簌簌的声响，瞬间他们被一股暖暖的气流包围。“可要是换了我的话，我会认真考虑考虑的，”高个子男人带着倦意又加了一句，“现在，请您上场吧。”三个男人簇拥着他来到了台口。一束紫色的光照得莱斯什么也看不见了；正前方的空间大得仿佛无边无际，左手边隐隐可见一片庞然的洞穴，仿佛含着一团巨大的被屏住的呼吸，那其中才是真实的世界，渐渐地，能分辨出一件件雪白的胸衣，也许还有各式各样的礼帽和高高耸起的发髻。他向前走了一步，也许是两步，只觉得两条腿不听使唤，正准备转身快步逃走，只见埃娃匆匆站起身来，向前走了几步，向他伸出一只手，那条胳膊白皙细长，紫色的光影里，胳膊尽头的那只手像是在空中飘浮着。那只手十分冰冷，莱斯觉得它在自己手中轻轻抽搐着。他被牵着来到舞台中央，茫然地听埃娃解释她怎么头疼，怎么喜欢光线暗一点，喜欢书房里这样静悄悄的，他在等她说完，他想上前几步，走到舞台前面，三言两语地告诉大家，他们都上当了。可埃娃仿佛在等他到沙发上去坐下，那沙发和这出戏的剧情和布景一样，都怪怪的，莱斯意识到，她又一次伸出手，带着疲惫的笑容邀请他，自己再这么站下去，不但不合情理，而且还有点儿粗鲁。坐在沙发上，他能更清楚地看见剧场里的前几排座位，灯光从紫色转成了橙黄色，勉强把那几排座位和舞台隔开，但奇怪的是，把身体转向埃娃，迎向她的目光，对莱斯来说反而更容易，在这一刻，除非他情愿陷入疯狂或是屈从于假象，他能做的决定本来就只有一个，却被这目光拖曳着滑向荒谬。“今年秋天的午后时光总显得没完没了。”埃娃说着，在矮桌上一堆书本和纸页中找出一只白色的金属盒，给他递来一支香烟。莱斯机械地掏出打火机，他只觉得戴着这假发和眼镜的自己越发滑稽可笑；然而，一次小小的点烟仪式和最初几口吞云吐雾仿佛给了他喘息的空当，让他可以在沙发上坐得更舒服一些，身体在看不见的冰冷群星的注视下已经紧绷到极致，此刻也可以放松下来。他听见了自己对埃娃的答话，毫不费劲，一字一句就像是自己在往外蹦，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这是那种纸牌城堡式的对话，埃娃一点一点地给这座脆弱不堪的城堡砌起墙壁，莱斯则毫不费力，只顾把自己的牌一张一张插进去，橙黄色的灯光下，城堡越建越高，埃娃说了长长的废话，其中提到了迈克尔的名字（您已经看见了，埃娃和迈克尔一起给霍维尔戴了绿帽子），也提到了其他人的名字和一些地名，好像是迈克尔的妈妈（或者是埃娃的妈妈？）参加的一次茶会，然后是眼中带泪的急切辩白，最后是一个饱含殷切期望的动作，把身体倒向莱斯，好像是想拥抱他，或者是让他抱抱自己，就在朗声说完最后一句台词之后，她把嘴附在莱斯耳边低声说了句：“求求你别让他们杀我。”接着又毫无过渡，用正常的职业嗓音抱怨自己被抛弃了，有多么孤独等等。舞台尽头响起了敲门声，埃娃紧紧咬住自己的嘴唇，就好像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完（可这些都只是莱斯想到的，他当时心里一片混乱，实在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然后她站起身去迎接迈克尔，后者进来的时候脸上还是第一幕里那副让人腻烦的笑容。来了一位穿红衣服的女人和一个老头：突然之间舞台上多出来好几个人，人们互相问候，说些恭维话，传递着消息。只要有人向他伸出手来，莱斯都会握上一握，然后赶忙坐回沙发上，再点燃一支烟，把自己保护起来；现在剧情的发展似乎与莱斯没了关系，观众满意地低声议论着迈克尔和其他有个性的演员说出的一句接一句绝妙的俏皮话，埃娃这时则忙着准备茶点，给仆人下达指令。也许这时他该走到台口，把香烟往地下一扔，用脚踩灭，抓紧时间大声宣布：“尊敬的观众……”可他转念一想，等到大幕落下之后，自己再大步向前，揭露这一切都是弄虚作假，会不会更有风度一点（求求你别让他们杀我）。整件事情里好像一直存在着某种仪式感，顺着它行事并不困难，就这样，莱斯一面等候着那个属于自己的时刻，一面接过话头，和那位年老的绅士聊起了天，他接过埃娃给他递上的茶，埃娃递茶的时候故意不正眼看他，仿佛她能感觉到迈克尔和那位红衣女人正注视着她。一切都取决于你怎么去忍受、去消磨这段漫长的紧张时间，又怎样才能战胜这种把人变成傀儡的愚蠢联盟。他已经很容易觉察出，人们对他说的每一句话（有时是迈克尔，有时是那位红衣女人，现在埃娃几乎完全不跟他讲话了）都隐含着答案；都是让他这个傀儡按照要求做出回答，这样剧情才能够演绎下去。莱斯心想，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控制局面，他就能和那帮演员对着干，回答出让他们难堪的话来，那岂不是很有意思；可他们是绝不会让他这样做的，他的所谓行动自由全是假象，绝不可能让他有什么非分的反抗念头，那样只会让他大出洋相。求求你别让他们杀我，这是埃娃对他讲过的话；听起来就像整件事情一样，荒谬至极。莱斯想，还是再等等好了。红衣女人说完最后一句精辟的警句，大幕落下，莱斯觉得演员们好像突然全都从一级看不见的台阶上走了下来，人也变小了，一个个脸上都没了表情（迈克尔耸了耸肩，背过身，顺着布景墙离去），互相之间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纷纷从舞台离开，可莱斯看见了，红衣女人和那老头和和气气地挟持着埃娃向右边后台走去时，她向着他把头转了过来。他想跟过去，隐隐希望能进到她的化妆间里，和她单独聊一聊。“真棒，”高个子男人说着还拍了拍他的肩膀，“非常漂亮，说实话，您演得太棒了。”他朝幕布那边指了指，那里还响着掌声的尾巴。“他们真的很喜欢您。咱们得去喝上一杯。”另外两个男人站在稍远处，脸上堆满可亲的笑容，莱斯放弃了随埃娃过去的念头。高个子男人打开第一道走廊尽头的一扇门，走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有几把快散架的椅子、一个柜子、一瓶已经喝过一点儿的威士忌和几只漂亮的雕花玻璃酒杯。“您演得太棒了。”高个子男人又说了一遍，大家围着莱斯坐了下来。“加点儿冰块，对吧？这会儿任谁肯定都嗓子冒烟了。”不等莱斯推辞，灰衣男人就给他递过来几乎满满一杯威士忌。“第三幕要难一点，可同时对霍维尔来说又是更好玩的一幕，”高个子男人说，“您已经能看出来这剧情是怎么发展的了。”他开始讲解剧情，讲得清晰利索，毫不拖泥带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您把剧情搞得更复杂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象过霍维尔会在他老婆面前表现得这么消极被动，要换我肯定会是另外一种反应。”“您会怎么反应？”莱斯干巴巴地问了一句。“哦，亲爱的朋友，这样问可不好。我的意见会干扰您做出自己的决定，因为您早已胸有成竹了。不是吗？”莱斯没有说话，他又继续说道：“但我现在跟您说这些，正因为它不是一件可以胸有成竹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太满意了，下面的戏可不能演砸了。”莱斯长长地喝了一大口威士忌，说：“可是第二幕之前您亲口跟我说的，我爱怎么演就怎么演。”灰衣男人哈哈大笑起来，可高个子男人看了他一眼，他立刻露出抱歉的神情。“任何冒险，或者您要是愿意，把它叫作撞大运也行，都得有个限度，”高个子男人说，“从现在开始，我请您一切按我的吩咐去做，您就理解为您在一切细节上仍然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吧。”他张开右手，掌心朝上，端详了许久，另一只手的食指在这只掌心上一下下地点着。两杯酒之间（他们又给他斟满了一杯），莱斯听到了给约翰·霍维尔的指令。借着酒劲，借着一股慢慢回归自我的劲头，他心里涌上一股冷静的愤恨，他没费多大气力就发现了这些指令的含义，为了最后一幕，让剧情引向一场危机。“我希望一切都已经讲得明明白白了。”高个子男人说着，用手指在掌心画了一个圆圈。“明明白白，”莱斯说着站起身来，“可我倒想知道，到了第四幕……”“咱们别把事情弄混了，亲爱的朋友，”高个子男人说，“下一次幕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再来谈第四幕的事，现在我想提醒您的是，要集中精力演好第三幕。哦，请把上街穿的外套拿过来。”莱斯感觉到那个哑巴男人上来解他夹克衫的扣子；灰衣男人从橱柜里取出了一件粗花呢外套和一双手套，在三个男人欣赏目光的注视下，莱斯换好了衣裳。高个子男人早已把门打开等候着，远远地传来铃声。“这可恶的假发热死了。”莱斯想着，把威士忌一饮而尽。他几乎是一出门就置身于陌生的布景之中，胳膊肘那里有人客客气气地推着他，他一点也没抗拒。“还没到时间，”身后，那个高个子男人发了话，“您记住，公园里会有点儿冷。您最好把外衣领子竖起来……走吧，该您上场了。”小路旁的一条长凳上，迈克尔起身朝他走来，开着玩笑向他问好。他应该被动地回答一声，然后再聊一聊摄政公园的秋天多么美好之类的话题，一直等到正在那边喂天鹅的埃娃还有那位红衣女人走过来。莱斯头一回加重了语气，别说旁人，就连莱斯自己都有点吃惊。观众看来是挺欣赏的，迈克尔被迫转为守势，把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以摆脱困境；突然，莱斯假装要避风，转过身去背对着他，点燃了一支香烟，他从眼镜上方看过去，只见那三个男人站在后台，高个子男人挥起手臂朝他做了个威胁的手势。他从牙缝里笑了一声（他应当是有点儿醉了，心情愉快，此外那人挥手臂的姿势让他觉得实在很有意思），然后才回过身来，把一只手放在了迈克尔的肩上。“公园里有那么多赏心悦目的风景，”莱斯说，“我实在不懂，在一座伦敦的公园里，怎么可以把时间消磨在天鹅和情人身上。”观众笑得比迈克尔更开怀，后者的兴趣此刻都落在埃娃和红衣女人的到来上。莱斯毫不迟疑，继续他的反抗，仿佛在施展一套疯狂而荒唐的剑术，把那些指令通通扔到脑后，而他的对手们也都是些极其机敏的演员，他们竭尽全力想让他回归到自己的角色中去，有几次他们差不多就成功了，可他总会又一次脱逃，为的就是以某种方式去帮助埃娃，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可他告诉自己（他还会笑出声来，都是威士忌惹的祸），他眼下所做的一切改变，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最后一幕（求求你别让他们杀我）。其他人肯定已经意识到他的目的，他只要从眼镜上方朝左边后台看过去，就可以看见那高个子男人怒形于色，舞台内外都在同他和埃娃作对，那些人插在中间不让他们交流，连一句话都不让埃娃对他讲，现在那位年老的绅士带着个脸色阴沉的司机上场了，舞台上出现了片刻的安静（莱斯想起了那些指令：一个小小的停顿，接下来要说的是买股票的事，然后由红衣女人说一句揭示真相的话，大幕落下），在这个空隙，迈克尔和红衣女人必须走开，让绅士给埃娃和霍维尔讲讲股票交易的事情（说起来，这出戏里头真是什么都不缺），一种想再搞点儿破坏的幸灾乐祸的欲望在莱斯全身奔涌。他脸上带着对那些风险投机毫不掩饰的轻蔑表情，挽起了埃娃的胳膊，绅士脸上仍然带着微笑，却怒火中烧，他摆脱了绅士的纠缠，和她一起走开，身后传来一段妙趣横生的话语，那是专门编出来应付观众的，与他毫无关系，然而埃娃的话和他有关，有短短一瞬，一股温暖的气息紧贴着他的面颊，她用真实的嗓音轻声对他说：“直到剧终都别离开我。”她的话被一个本能的动作打断了，她习惯性地去回应红衣女人的质问，红衣女人一把拖开霍维尔，直面着他，说出了那句揭示真相的话。没有停顿，本来红衣女人是需要一点儿停顿，调整最后这句话的指向，为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做一点铺垫的，但是没有停顿。莱斯看见幕布落了下来。“蠢货。”红衣女人说了句。“过来，弗洛拉。”下这个命令的是那个高个子男人，他紧挨着站到莱斯身边，后者正露出满意的微笑。“蠢货。”红衣女人重复了一遍，她抓住埃娃的胳膊，埃娃低下头，好像这里的一切都已与她无关。莱斯正满心欢喜，突然被人推了一把。“蠢货。”这回是高个子男人说的。莱斯头上被猛地扯了一把，但他自己摘下眼镜，递给高个子男人。“那威士忌味道不坏，”他说，“如果您现在想告诉我最后一幕的指令的话……”又是猛地一推，差点儿把他推倒在地，等他带着恶心站直身体，已经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条昏暗的过道；高个子男人不见了，另外两个男人用身体推搡着，迫使莱斯向前走去。前方是一扇门，高处亮着一盏橙红色的灯。“换衣服。”灰衣男人说着把莱斯的外衣递给了他。还没等他穿上夹克衫，他们就一脚踹开了门；莱斯磕磕碰碰地跌进外面人行道上，一条寒气逼人的小巷，一股垃圾的恶臭。“这帮狗娘养的，我会得肺炎的。”莱斯想着，把手插进口袋里。小巷比较遥远的一头有灯光闪动，传来汽车声。走到第一个街口（他们倒没把他身上的钱和证件搜走），莱斯认出了剧场的大门。没人能阻止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完最后一幕，他走进了剧场暖和的休息室，酒吧里烟雾缭绕，人们聊着天；他还有时间再喝上一杯威士忌，可他觉得脑子里空空的。大幕升起之前，他暗中思忖，谁会在最后一幕里扮演霍维尔这个角色，会不会再有哪个倒霉蛋先受到礼遇，继而受到威胁，最后被戴上那副眼镜呢；但是看来每天晚上的把戏都会以同样的方式收场，因为他很快就认出了第一幕中那个男演员，他在书房里看信，然后默不作声地把信递给埃娃，埃娃穿了条灰色的裙子，脸色苍白。“真不像话，”莱斯转向坐在他左边看戏的人，评论道，“他们怎么能戏演到一半换演员呢？”那人乏乏地叹了口气。“现在这些年轻剧作家让人看不懂，”那人回应道，“一切都是象征，我猜是这样的。”莱斯在座位上坐得更舒服了些，他听见观众群里传来议论声，看来他们并不像他身边这位一样好说话，随便就接受了霍维尔外形上的变化，他心怀恶意地咀嚼其中的滋味；不过，观众很快被剧场里的气氛吸引，那个男演员很棒，剧情推进之迅速连莱斯都感到吃惊，他陷入了一种尚算是愉悦的漠然之中。信是迈克尔写来的，他告知他们，他已经从英国启程了；埃娃看完后默默地把信还了回去，能感觉得到她在掩饰自己的哭泣。直到剧终都别离开我，埃娃对他说过。求求你别让他们杀我，这话虽荒谬，也是埃娃说过的。观众席上舒适惬意，坐在这里，很难想象在眼前这个实在不怎么样的舞台上她能出什么事；不过是上演一场持续哄人的戏码，充斥着假发和画出来的树木。果然是那不可或缺的红衣女人打破了书房里忧伤的静寂，静寂中霍维尔的宽恕也许还有爱意都一一表露，他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把信撕掉，投进火炉。当然那红衣女人还暗示说，所谓迈克尔启程其实是个策略，而霍维尔虽说表露出对她的轻蔑，但这并不妨碍他彬彬有礼地邀她一同喝茶。看见仆人端着茶盘上场，莱斯心中涌上一股隐隐的快意；喝茶好像成了剧作家的万用桥段，特别是现在，那红衣女人手里把玩着一只在浪漫喜剧里经常出现的小小酒瓶，在一位伦敦律师的书房里，灯光莫名其妙地暗了下来。电话铃响了，霍维尔风度翩翩地接起电话（可以预见，股票又跌了，或者出了别的任何一件麻烦事，这场戏就此收场）；茶杯往来传递，人人脸上都挂着恰如其分的微笑，这些都是要出大事的兆头。埃娃把茶杯举到嘴边的一刻，霍维尔做了个在莱斯看来很不合适的表情，她的手一抖，茶泼在了灰色的裙子上。埃娃一动没动，有点可笑；大家的表情都有了一瞬的凝滞（这时莱斯已经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他身后有人不耐烦地发出嘘声），红衣女人一声惊叫，盖住了嘘声，也打断了霍维尔，他举起一只手正要说什么，这惊叫声也吓住了埃娃，她转过头去面向观众，仿佛不敢相信，接着侧过身子倒在沙发上，几乎平平地躺了下来，她这个缓慢的动作仿佛让霍维尔有所察觉，他突然向右边的后台跑去，而莱斯没能看见霍维尔跑掉，因为在其他观众都还一动没动的这一刻，他已经顺着中间的过道飞奔而去。他三步并作两步纵身跑下台阶，准确无误地把存根递进衣帽间，取回自己的大衣；跑到门口时，他听见剧终时的喧哗声，剧场里响起了掌声，人声鼎沸；剧场的一位工作人员顺着台阶跑上楼。他朝着基恩街跑去，路过剧场旁边那条小巷口的时候，他似乎看见一团黑影正紧紧贴住墙壁向前移动；他被撵出来的那扇门半开半掩，可是莱斯还来不及细看那里的情况，就已经跑到了灯火通明的大街上，他并没有远离剧院，而是顺着金斯威街一路跑下去，他想，绝不会有人能想到在剧院附近找他。他拐进河岸街（他把大衣领子竖了起来，双手插在衣兜里，疾步而行），直到迷失在法院巷附近那一大片小巷子里，才感到了一阵无法解释的轻松。他靠在一堵墙上（他有点气喘吁吁，只觉得衬衣被汗浸湿了，贴在身上），点燃了一支香烟，这才穷尽能想到的一切词语，向自己提出一个明明白白的问题：为什么要逃跑。还没等他想出答案，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就打断了他的思路，他边跑边想，如果能到河对岸去（这时他已经跑到了离黑衣修士桥不远的地方），就有救了。他躲在一个门洞里，远远避开照亮通往水门出口的街灯。突然间，嘴上一烫；他早已忘了自己还叼着烟，这时一把揪了下来，觉得仿佛把嘴唇都撕破了。四下里一片寂静，他试图重新思考那些还没有答案的问题，可不巧的是，这一回又被那个念头打断了：过了河才算平安。可这一点儿都不合逻辑，那些追踪他的脚步声也完全可以追过桥去，追到对岸任何一条小巷子里；然而他还是选择了过桥，他跑的方向正好顺风，那条河被抛在了身后，他跑进一组迷宫似的街区，连他自己也不认识，直到最后跑进一个灯光暗淡的所在；这是他今晚第三次停下脚步，停在了一个又窄又深的死胡同里，他终于能直面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了，可他知道自己绝对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求求你别让他们杀我，这话是埃娃对他讲的，虽然他很笨，力量也很有限，但也算是尽力了，可他们还是一样要把埃娃杀掉，至少在戏里他们已经这样做了，而他之所以要逃跑，是因为这出戏不可能就这么落幕，茶就那么不巧泼在了埃娃的灰色裙子上，埃娃滑倒下来，平平地倒在了沙发上；一定是发生了另一件事，只是他不在场，无法阻止罢了，直到剧终都别离开我，埃娃曾这样恳求，可他们把他赶出了剧院，不让他看见那终将发生的一幕，而他却笨到重新坐回观众席，观看着却懵懵懂懂，或许只是从另一个角度，从他自己的恐惧与逃避之中看懂了，而现在，他整个人就如同肚子上横流的汗水一样黏黏糊糊，满是自我厌恶。“可我和这事儿没什么关系呀，”他这样想，“什么也没发生。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他认认真真地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怎么可能有人那样来找自己，向他提出那么愚蠢的建议，又那么和蔼可亲地威胁他；他身后的脚步声可能是某个流浪汉在四处乱逛。一个红发男人停在了他面前，没有看他，只是用一个神经兮兮的动作取下了眼镜，在衣领上擦了擦，又重新戴上，只不过长得有点儿像霍维尔而已，意思是，长得有点儿像那个饰演霍维尔、使茶泼在埃娃裙子上的演员。“把假发扔了吧，”莱斯说，“你现在这样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的。”“这不是假发。”霍维尔说（管他是叫史密斯还是罗杰斯呢，他已经记不起来节目单上那人叫什么名字了）。“我真傻。”莱斯说。稍微动动脑子就不难想到，他们当然是事先准备好了一副和霍维尔的头发一模一样的假发，眼镜也是按照霍维尔的仿制的。“该做的您都做了，”莱斯说，“我当时就在观众席里坐着，我全看见了；所有的人都会为您作证。”霍维尔颤抖着，靠在墙上。“不是为这个，”他说，“这有什么要紧呢，反正他们总是会得逞的。”莱斯垂下了头，一股难以抗拒的困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我也想救她，”他说，“可他们不让我把戏演完。”霍维尔怨恨地看了他一眼。“每回都是这样，”他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业余的都这样，他们总是自以为可以比别人演得更好，可到了最后，什么用都没有。”他竖起夹克衫领子，双手插在衣兜里。莱斯真想问他一句：“什么叫每回都是这样？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又为什么要逃跑呢？”一声口哨传进小巷，直追他们而来。他们一起跑了好长时间，一直跑到一个小小角落才停了下来，那里有一股刺鼻的石油味儿，是那种停滞不流的河水的气味。他们躲在一堆货物背后休息了一会儿；霍维尔喘得活像一条狗，莱斯跑得腿肚子都抽了筋。他艰难地用一条腿支撑着，靠在货物上揉了揉腿肚子。“可事情也许并没有这么糟糕，”他说，“按照您的说法，每回都是这样。”霍维尔伸出一只手堵住他的嘴，又传来两声口哨。“我们各跑各的吧，”霍维尔说，“也许有一个人能逃脱。”莱斯知道他说得有道理，可他还是想让霍维尔先回答他的问题。他抓住霍维尔的一只胳膊，用力把他拉了过来。“您不能让我就这样走掉，”他央告，“我不能一直这样糊里糊涂地逃下去。”货物里一股柏油味儿，他手中空空，什么也没抓住。一阵脚步声渐渐远去，莱斯弯下腰，给自己鼓了鼓劲，朝相反方向跑去。路灯下，他看见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玫瑰巷。远处便是那条河，还有一座桥。总会有桥，总会有街道，让他跑下去。

万火归一

等哪天立了自己的雕像就会是这个模样，总督一面不无讽刺地想着，一面举起胳膊，摆出问候的姿势，僵立在一连两个小时的竞技和高温后依然毫无倦意、欢呼不止的公众之中。时候到了，这是他承诺过的意外惊喜；总督放下手臂，看向他的妻子，妻子带着节庆日那种空洞的微笑回望着他。伊蕾妮并不知道接下来的节目，却显出了然于心的神色，一旦学会了用总督所憎恶的那种无动于衷去承受主子的各种奇思怪想，即便是意外她也都能习以为常。她不用转过身去看竞技场，便预见到大局已定，接下来的事情会一如既往地残忍。葡萄园主利卡斯和他妻子乌拉妮娅最先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人群立即不断应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惊喜，”总督说，“大家向我保证，你喜欢这个角斗士的风格。”伊蕾妮脸上依然挂着不变的微笑，点点头表达谢意。“尽管讨厌这样的游戏，你还是出席了，我们大家都倍感荣幸，”总督接着说道，“我唯有努力把最讨你欢心的东西献给你，才恰如其分。”“你是世间的盐！”利卡斯高声喊道，“你把战神的化身带到我们这个卑微的行省竞技场！”“你现在看到的还只是一半。”总督借葡萄酒杯润了润嘴唇，再把酒杯递给妻子。伊蕾妮饮了一大口，仿佛淡淡的酒香能驱走那久久不散的浓烈血腥和粪便味。竞技场上突然一片寂静，全场期待中，马尔科的身影异常鲜明，他走到了场地中央；一缕阳光透过古老的帷幔斜射下来，在他的短剑上映出一道寒光，他漫不经心地在左手上提了一面青铜盾牌。“你该不会是想让他同斯米尔纽的胜利者对决一场吧？”利卡斯兴奋异常地问道。“不只如此，”总督答道，“我想让你们这个行省因这场比赛而记住我，也想让我妻子不再无聊。”乌拉妮娅和利卡斯鼓起掌来，期待着伊蕾妮的回应，可她只是默默地把酒杯递给了奴隶，全然不在意第二名角斗士上场而引发的如雷欢声。马尔科一动不动，同样漠然地身处对手得到的欢呼之中；他用剑尖轻轻敲击着金色胫甲。

“你好。”罗兰·勒努瓦边说边拣出一支香烟，这是他每次拿起电话以后必做的动作。听筒里有串线的杂音，有个人在念数字，突然间又沉寂下来，可这沉寂比电话遮在耳孔上的黑暗还要难以捉摸。“你好。”罗兰又说了一遍，把烟架在烟灰缸边，在睡衣口袋里摸火柴。“是我。”电话里传来让娜的声音。罗兰眯起眼睛，乏乏地伸展身体，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是我。”让娜徒劳地重复道。罗兰一直不答话，她又加了一句：“索尼娅刚从我这儿离开。”

按照规矩他此刻应该把目光投向帝王包厢，像往常一样行礼致敬。他知道自己必须这样做，这样他将看见总督夫人，当然还有总督，也许总督夫人会像最近几场竞技时一样，对他莞尔一笑。他不用思考，他几乎不会思考了，可本能告诉他这个场地不好，在这巨大的古铜色环形场地上，栅栏和棕榈树叶掩映着一条条弯曲的信道，此前打斗的留痕使得信道更为幽暗。前一天夜里他梦见一条鱼，梦见残破的柱子之间有一条孤零零的小路；就在他披挂上阵的时候，有人在低声说，总督不会付给他金币。马尔科懒得去打听，又有个人不怀好意地大笑起来，没有向他转身，便直接走远了；后来，第三个人对他说，刚才那位是他在马西利亚杀死的那个角斗士的兄弟，可这时他已经被推上了信道，推向外面人声鼎沸的竞技场。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头盔沉甸甸的，把阳光反射到帷幔和看台上。一条鱼，残破的柱子；那晦涩难懂的梦境，遗忘的深渊使他无从解读。帮他穿戴盔甲的人告诉过他，总督不会付给他金币；今天下午总督夫人也许不会冲他微笑。他对场上的欢呼无动于衷，因为此时的欢呼是为了他的对手，相较而言，不如片刻前为他发出的欢呼热烈，可其中又夹杂着若干惊呼，马尔科扬起头，向包厢看去，而伊蕾妮已经转过身，正同乌拉妮娅说话，总督在包厢里漫不经心地做了个手势，他立刻绷紧全身，手紧紧地握住了短剑的剑柄。现在他只要把目光投向对面的过道；但他的对手并没有出现在那里，却是平时放出猛兽的那个黑黢黢的通道口的栅栏门升起来，嘎吱嘎吱地响着，终于，马尔科看见了努比亚持网角斗士巨大的身影，在此之前布满苔藓的石壁隐匿了对手的身形；突然间他确定无疑地知道，总督是不会付给他金币的，他猜到了鱼和残破的柱子的含义。与此同时，对他来说，对手和他谁胜谁负已经不重要了，这是他们的职业，是命运，但他的身体还是绷紧了，仿佛他在害怕，他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问，为什么对手会从猛兽的通道出来，观众的欢呼中夹杂着同样的疑问，利卡斯向总督提出了这个问题，总督对这个出其不意的安排笑而不答，利卡斯笑着抗议，觉得有必要把赌注下在马尔科一边；不用听他们接下来的对话，伊蕾妮就知道总督一定会加倍下注赌那个努比亚人赢，然后和蔼可亲地看着她，让人给她上一杯冰镇葡萄酒。而她也一定会边喝酒边与乌拉妮娅评论一番那个努比亚持网角斗士的身材，评论他有多凶猛；每一个动作都已经事先设定好了，尽管人们自己并不知道，尽管细节有些出入，比如也许会没有这杯葡萄酒，或者乌拉妮娅欣赏那个彪形大汉时嘴型不同。利卡斯无数次观看过这类竞技赛事，是位行家，他会指给她们看那努比亚人穿过关猛兽的栅栏门时，头盔甚至擦过了高悬在门顶端、离地面足有两米的铁刺，他也会大加赞赏那人把鳞状渔网搭在左臂上的动作多么干净利落。自从很久以前的那个新婚之夜起，伊蕾妮就让自己缩回到内心的最深处，这一次也一如既往，同时表面上她顺从着，微笑着，甚至在尽情享受；在那自由而了无生气的深处，她感受到了死亡的征兆，总督将它伪装在一场公众娱乐的意外惊喜中，唯有她，也许还有马尔科，能领会这征兆，可此刻的马尔科，严峻，沉默，机械，他是不会明白的了，他的身体，在另一个午后的竞技场上她曾如此渴望的身体（这一点总督早已猜到，他从第一刻起就猜到了，一如既往，无须他那些巫师的帮助），将为纯然的幻想付出代价，因为她多看了一眼那个被一剑封喉而死的色雷斯人的尸体。

在给罗兰打电话之前，让娜的手翻过一本时尚杂志，把玩了一小瓶安定药片，还摸了摸蜷缩在沙发上的那只猫的脊背。接着罗兰的声音说：“你好。”声音带些困倦，突然间让娜有种荒谬的感觉，她想对罗兰说的话会让自己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电话怨妇，而那唯一的听众面带嘲讽，在屈尊俯就的沉默中抽着烟。“是我。”让娜说，这句话更像是对她自己说的，而不是对着电话那头的寂静说，在这片寂静里，些许杂音仿若声音的火花在跳动。她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只不经意地摸过小猫又拨出号码（电话里不是还能听见号码的声音吗？难道不是有一个遥远的声音在向某个人报着数字，而那个听的人一言不发，在顺从地抄写吗？）的手，这只刚刚举起又放下镇静剂药瓶的手，她不愿意相信这就是她自己的手，也不愿意相信那个刚刚又说了一遍“是我”的声音就是自己的声音，这是她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为了尊严，什么话也别说，慢慢把电话挂上，一个人待着，干净利落。“索尼娅刚从我这儿离开。”让娜说，防线崩溃，荒谬开始，安逸舒适的小小地狱。

“哦。”罗兰说，一边擦着了火柴。让娜清清楚楚地听见了擦火柴的声音，就好像同时看见了罗兰的脸，他吸着烟向后靠去，两眼半睁半闭。渔网从那黑巨人手中扬起，像是一道波光粼粼的河流，马尔科堪堪避开。要是在从前——总督心中有数，他侧过头去，只让伊蕾妮看见他的笑容——马尔科一定会在瞬息之间抓住持网角斗士的弱点，用盾牌格挡长长的三叉戟的威胁，逼上前去，发出闪电般的一击，直扑对手毫无防备的胸膛。可马尔科仍然待在战圈之外，他弯曲着双腿，仿佛准备一跃而起，这时努比亚人飞快地把渔网收了起来，准备发动新的一击。“他完了。”伊蕾妮想道，她并没有看总督，后者正从乌拉妮娅递过来的盘子里挑拣甜点。“这不像之前的他了。”利卡斯想着，心疼自己下的赌注。马尔科微微弯下腰，两眼紧盯围着他打转的努比亚人；所有人都预感到的结局，只有他一无所知，他蹲伏着，无疑是在等待下一次机会，只是此前没能完成他的技艺所要求的行动让他有些迷茫。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比如胜利之后在酒馆的欢庆时刻，也许到那时才能理解为什么总督不会付给他金币。他沉着脸，等待下一个有利的时机；也许只有到了最后，等他把一只脚踏在持网角斗士的尸体之上时，他才能再一次看见总督夫人的微笑；可现在他没有这样想，而这样想的人却不再相信马尔科的脚能踏上被割喉的努比亚人的胸膛。

“有话快说，”罗兰说，“除非你想让我整整一下午都听这家伙给鬼知道是谁的什么念数字。你听见了吗？”“听见了，”让娜答道，“这声音听上去好远。三百五十四，二百四十二。”有那么一会儿，只余这个遥远单调的声音。“不管怎么着，”罗兰说，“他总归拿着电话在做点事情。”回答是可以预想到的，她会说出第一声抱怨，可让娜令沉默延续了几秒钟，才重复道：“索尼娅刚从我这儿离开。”她迟疑了片刻，又补充说：“她大概快到你家了。”罗兰大吃一惊，索尼娅没什么道理要到他家来。“别撒谎。”让娜说这话时，猫从她手里跳了出去，恼怒地看着她。“这不是谎话，”罗兰说，“我说的是时间，不是说她来或者不来。索尼娅知道，我不喜欢这个时间有人来访或者打电话。”八百零五，远远地，那个声音还在报数。四百一十六。三十二。让娜闭上双眼，等待着那个匿名者的声音第一次停顿，让她能够把余下的唯一的话说完。要是罗兰把电话挂了，至少在电话线的远方依然有那个声音，她还可以把电话附在耳边，在沙发里越陷越深，抚摸那只重新趴回她身旁的小猫，把玩药瓶，聆听数字，直到那个声音也累了，最后归于虚无，纯然的虚无，仿佛在手指间越来越沉重的不是听筒，而是某种死亡之物，应该看也不看就立刻丢掉。一百四十五，那声音还在报着数。更遥远的地方，有个人，仿佛一幅小小的铅笔素描，可能是一个腼腆的女人，在两声杂音之间问了句：“北站？”

他第二次躲开了渔网，可在向后一跃时估算失误，在一摊湿漉漉的沙土上滑了一下。马尔科颇有些费力地用短剑划出一道弧线，挡开了渔网，又伸出左臂，用盾牌截住了三叉戟重重的一击，观众的心一下子被提到半空。总督没去理睬利卡斯兴奋不已的评点，把头转向了不为所动的伊蕾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总督说道。“没机会了。”伊蕾妮回答道。“这不像之前的他了，”利卡斯又说了一遍，“这样下去他要吃亏的，那个努比亚人不会再给他机会了，看看他的样子。”远处，马尔科几乎一动不动，他好像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他高高举起盾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住已经被收回的渔网，盯住在他眼前两米远处晃动着、仿佛在施加催眠术的三叉戟。“你说得有道理，这确实不像之前的他了，”总督说，“你是把赌注下在他身上了吧，伊蕾妮？”马尔科伏下身，随时准备跃起，他在皮肤上、在胃的深处感觉到，他已经被人群抛弃了。假使他能有片刻的镇定时间，他也许能解开那让他手足无措的心结，解开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锁链，那锁链来自他身后遥远的、他不知所在的某处，有时是总督的殷勤，是一笔非同寻常的酬金的许诺，也是一个梦境，梦里有一条鱼，而在这已经容不得他有半点迟疑的时刻，眼前晃动的渔网仿佛把从天幕缝隙里漏进来的每一缕阳光都网罗其中，他感到自己正是梦中的那条鱼。一切都是锁链，一切都是陷阱；他威胁似的猛然直起身，观众报以掌声，而那持网角斗士第一次向后退了一步，马尔科选择了唯一的路，困惑和汗水和血腥味，以及面前必须战胜的死亡；有人在微笑的面具后替他把什么都想到了，有人越过那个奄奄一息的色雷斯人的躯体安排了一切。“毒药，”伊蕾妮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毒药，可现在，接受他递来的这杯酒吧，变得比他强大，等候你的时机。”遥远的声音重复着数字，断断续续地回响在那条阴暗凶险的通道里，通道不断延长，通话的停顿随之延长。让娜一直笃信人们真正想传递的信息往往在话语之外；对那些用心聆听的人来说，或许这些数字蕴藏着更丰富的含义，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表达，就像索尼娅香水的味道，她临走前手掌在自己肩头的轻抚，比她的话更意味深长。但索尼娅自然不会满足于加密的信息，她想要的是一字一句、淋漓尽致。“我懂，对你来说，这很残酷，”索尼娅再一次说道，“可我讨厌装模作样，我宁可跟你实话实说。”五百四十六，六百六十二，二百八十九。“她去不去你家我不在乎，”让娜说，“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没有报另一个数字的声音，只有一阵长长的寂静。“你在听吗？”让娜问道。“我在听。”罗兰说着把烟头扔进烟灰缸，又从容地去够白兰地酒瓶。“我不明白的是……”让娜开了个头。“拜托，”罗兰说，“事到如今谁都弄不明白，亲爱的，再说，就算明白了又能怎么样呢。我很抱歉，索尼娅太着急了，这事情不该由她来告诉你的。该死，这些数字怎么没完没了的？”那小小的声音让人想到组织严密的蚂蚁世界，在那片渐渐迫近、越发厚重的寂静之下，那声音继续有条不紊地报数。“可是你，”让娜毫无章法地说，“总之，你……”

罗兰啜了口白兰地。他一向喜欢斟酌字句，不讲一句多余的话。而让娜会把同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讲，每次将重音放在不同的地方；就让她讲吧，让她一遍又一遍地讲好了，正好让他组织起最简洁明智的回答，理顺她可悲的感情冲动。在一次佯攻和侧面冲击后，他深吸了一口气，站直身子；冥冥之中有什么告诉他，努比亚人会改变进攻的顺序，这一回他会先出三叉戟，后撒开渔网。“看好了，”利卡斯给他的妻子解说道，“我在阿普塔尤利亚看他玩过这一手，他总能把对手耍得晕头转向。”马尔科不做防备，全然不顾自己已经进入对手渔网的攻击范围，径直向前猛扑，最后关头才举起盾牌，去抵挡从努比亚人手中闪电般抛出的那片亮闪闪的河流。他拦截住了渔网的边缘，可那三叉戟在下路刺来，马尔科的腿上喷射出鲜血，而他的剑太短，只是徒劳地架住了三叉戟的木柄，发出一声闷响。“你看，我说吧。”利卡斯大声喊道。总督全神贯注地看着那条受伤的腿，鲜血已经染红了金色胫甲；他几乎是有点怜悯地想，伊蕾妮会很想爱抚这条腿，寻找这腿上的力量和温度，她会发出呻吟，就像每次他把她紧紧搂住弄疼她的时候一样。今天晚上他就要把这话讲给她听，研究她的面孔，寻找那张完美面具的破绽，这样会很有趣，她肯定还会故作漠不关心，一装到底，就像现在，在这突如其来的结局刺激下，满场的平民都在兴奋地号叫，她却还能装出一副对这场决斗饶有兴致的斯文模样。“好运已经抛弃了他，”总督对伊蕾妮说，“我甚至有些自责，把他带来这个行省竞技场；看得出，他把他的一部分丢在罗马了。”“他身上剩下的东西就要丢在这里了，连同我下在他身上的赌注。”利卡斯笑道。“拜托，别这样，”罗兰说道，“我们明明今晚就可以见一面，却还这么在电话里说来说去，这太荒唐。我再说一遍，是索尼娅太着急了，我本来不想让你受这样一个打击。”蚂蚁停止了听写数字，让娜的声音清晰，从中听不出要哭的意思，罗兰本以为会面对她疾风暴雨般的指责，也预备好了一套说辞，这一来倒很出乎他意料。“不想让我受打击？”让娜说，“撒谎，当然了，你无非就是想再多骗我一次。”罗兰叹了口气，放弃了原先准备好的答话，那样下去只会让这令人厌倦的谈话没完没了。“对不起，不过你要是一直这样，我就挂电话了。”他说，话里第一次有了点儿亲切的口吻。“要不我明天过去看看你，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文明人吧，真是活见鬼了。”远处，那蚂蚁又念叨开了：八百八十八。“你别来，”让娜说，她的话和数字混在一起听上去挺好玩的，你八百别八十八来，“你永远都不要再来了，罗兰。”那一套夸张的戏剧，可能会拿自杀相威胁，就像玛丽·若瑟那回一样无聊，像所有那些把一切都搞得悲悲切切的女人一样无聊。“别犯傻了，”罗兰劝道，“明天你就会想通的，这对我们两个人都好。”让娜沉默，蚂蚁这回念的全都是整数：一百，四百，一千。“那好，明天见。”罗兰说这话时正欣赏着索尼娅身上的裙子，她刚刚打开门，站在那儿，脸上半是疑问半是嘲笑。“她倒挺会抓紧时间给你打电话的。”索尼娅边说边放下手提包和一本杂志。“让娜，明天见。”罗兰重复了一遍。电话线里的沉默像一张绷得紧紧的弓，直到一个遥远的数字将其打断：九百零四。“我真是受够这些愚蠢的数字了！”罗兰用尽全身气力喊道，在把听筒从耳际拿开之前，他听见另一端传来咔嚓一声，那张弓射出了毫无敌意的一箭。马尔科无法动弹，他知道那张渔网随即就会把他裹住，而他无从躲避，他面对着那个努比亚巨人，过短的剑举在他伸直的臂膀的尽头。努比亚人两次把渔网张开又收起，找寻着最佳位置，他抡起渔网打旋，仿佛是想让全场观众继续吼叫、鼓动他干掉对手，他压低三叉戟，侧身发力强势一击。马尔科高举盾牌，径直向渔网扑了过去，他像一座塔楼撞碎在一团黑色之上，短剑插进了什么东西里面，从上方发出一声嘶吼；沙土扑进了他的嘴巴和双眼，渔网徒然地落在垂死的鱼身上。

小猫对让娜的爱抚无动于衷，它无法感觉出让娜的手在微微颤抖，越来越凉。手指拂过它的皮毛又停下，忽然间一阵抽搐，接着抓了一下，小猫发出高傲的抗议；之后它仰面躺下，挥舞着爪子，每一次它这样让娜都会笑出声来，可这次它的期待落空了。让娜的手一动不动地搭在小猫旁边，只有一根手指好像还在寻找着小猫身上的体温，从皮毛上一划而过，停在了小猫身侧和滚到那里的药瓶之间。胃部被刺中的努比亚人惨叫着后退一步，在这最后的时刻，疼痛化作仇恨的火焰，全身正离他而去的气力都汇聚到一只臂膀之上，他把三叉戟深深扎进趴在地上的对手的后背。他倒在了马尔科身上，一阵抽搐使他滚到了一边；马尔科一条胳膊缓慢地动了动，身体被钉在沙土之中，活像一只巨大的闪闪发光的虫子。

“这可不常见，”总督转过身子朝伊蕾妮说道，“这么棒的两个角斗士同归于尽。我们真该庆幸自己有眼福，看到这么难得一见的场面。今天晚上我要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我的兄弟，这对身陷乏味婚姻的他来说，也算点安慰。”

伊蕾妮看见马尔科的胳膊动了一下，缓缓地，徒劳地，仿佛是想把扎进自己肾脏里的三叉戟拔出来。她想象着这会儿是总督赤着身子躺在竞技场上，也有一支三叉戟深深地没入他的身体，只剩木柄还在外面。可总督绝不会带着这最后的尊严动一动自己的胳膊；他只会大喊大叫，像只野兔一样蹬着双脚，向着群情激愤的观众请求宽恕。伊蕾妮扶着丈夫伸过来的手站起来，又一次顺从；那胳膊已经不动了，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带微笑，用机智把自己保护起来。小猫似乎不喜欢让娜的静默，依然仰面躺着等待爱抚；然后，仿佛支在皮毛上的那根手指烦到了它，它发出一声不快的喵呜翻身离开，已然漫不经心地打起了嗑睡。

“很抱歉我这个时间来，”索尼娅说，“我看见你的车停在门口，这诱惑太强烈了。她给你打电话了，是不是？”罗兰找着香烟。“这事儿你做得不对，”他说，“这种事通常是男人去做的，不管怎么说，我和让娜相处了两年多，她是个好姑娘。”“哦，可我觉得好玩，”索尼娅边说边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她总是那么天真幼稚，我一直都很受不了，就是她那个样子最让我恼火。我告诉你吧，她一开始还笑了，以为我是在逗她玩。”罗兰看了一眼电话机，他又想起了蚂蚁。让娜随时可能再打电话来，这会很尴尬，因为索尼娅已经在他身边坐了下来，爱抚着他的头发，同时还胡乱翻看着一本文学杂志，仿佛是在寻找哪一幅插图。“这事儿你做得不对。”罗兰重复道，把索尼娅搂到自己身边。“你是指我不该这个时候过来吗？”索尼娅笑着，顺从地让那双手笨拙地摸索，解开自己衣服最上面的拉链。紫色的纱巾罩住伊蕾妮双肩，她背对观众，等候着总督完成对公众的最后致意。欢呼的声浪当中混杂着人群开始挪动的声音，已经有人争先恐后地向出口挤去，想先一步到达下面的通道。伊蕾妮明白，此时一定会有几个奴隶正在把两具尸体拖走，她没有转过身来；她满意地想到总督已经接受了利卡斯的邀请，到他家的湖畔庄园共进晚餐，在那里，夜晚的空气会帮她忘记这里平民百姓臭烘烘的气味，忘记那最后的惨叫，忘记那只手臂是怎样缓缓地挪动，仿若爱抚这大地。对她来说遗忘并不难，尽管总督对种种往事心存芥蒂，还会经常旧事重提来折磨她；总有一天伊蕾妮会找到一种办法让他也永远忘掉这些事，而人们只会觉得他已经死了。“您会尝到我们家厨师的新花样，”利卡斯的妻子说，“他让我丈夫恢复了胃口，而且一到夜里……”利卡斯大笑起来，一面不断跟他的众多朋友打招呼，他在等总督结束致意，走向过道，可总督磨磨蹭蹭，继续观看场地上奴隶们用钩子搭住尸体拖走，好像很享受这场景。“我太幸福了。”索尼娅边说边把脸颊伏在昏昏欲睡的罗兰的胸口。“别说这样的话，”罗兰嘟囔了一句，“听起来像是客套。”“你不相信我？”索尼娅笑了。“我当然相信你。可这会儿别说这样的话。我们还是抽根烟吧。”他在小矮桌上摸索着，找到了香烟，他放了一支在索尼娅嘴唇中间，又把自己的凑过去一起点着。睡意沉沉，他们几乎没去看对方，罗兰晃了晃火柴，把它甩到小矮桌上，那里某处有只烟灰缸。索尼娅先睡着了，他慢慢地从她嘴边取下香烟，和自己的并在一起，扔在了小矮桌上，然后，他靠在索尼娅身旁，滑入了沉重而无梦的酣睡。烟灰缸旁，一条纱巾先被燎着了，没有燃起明火，而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烧焦，又落在地毯上，旁边是一堆衣服和一杯白兰地。一群观众吵吵嚷嚷地挤在下面的台阶上；总督再一次致意，然后冲卫兵们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为他开路。最先发现不对的是利卡斯，他指向那古老帷幔最远处的一道，帷幔开始碎裂，火花雨点般落在慌慌张张涌向出口的人群当中。总督大声发出命令，推了伊蕾妮一把，伊蕾妮依然背对着他，一动不动。“快跑，下面的通道马上就要挤满人了。”利卡斯抢到妻子前面边跑边叫。伊蕾妮第一个闻见油燃烧的气味，是地下仓库着火了；在她身后，帷幔倾覆在争先恐后逃生的人们背上，过道本就很窄，这时已经挤成一团。成百上千的人跳到了竞技场地，想另寻生路，但滚滚的油烟很快把他们的身影吞没了，总督还没来得及躲进通往帝王包厢的过道，一绺布条便带着火头落在了他的身上。听见他的惊叫声，伊蕾妮转过身来，翘起两根手指，仪态万方地为他拿走了那烧焦的布条。“我们都逃不出去了，”她说，“下面已经挤成一团，像一群野兽。”索尼娅尖叫起来，竭力想挣脱那条在睡梦中把她搂得死死的燃烧的臂膀，她的第一声号叫同罗兰的混在了一起，后者正徒劳地挣扎着爬起，浓浓的黑烟呛住了他。他们放声呼救，但声音渐渐微弱了，这时消防车穿过满是好奇看客的街道全速赶到。“十楼，”队长说，“不太好救啊，还刮着北风。上吧。”

另一片天空

这双眼睛不属于你……
你从哪里得来？
……, IV, V.[1]

我曾经觉得一切都会放任、缓和、让步，使人毫无阻碍地游荡，由此处到别处。我说曾经，虽然现在我仍怀着一丝愚蠢的期望，想着也许这感觉能重现。因此，即使现在有家有业，一次又一次地在城里闲逛似乎不够正常，我还是不时对自己说，是时候了，回到我心爱的街区转转，忘掉工作（我是个证券经纪人），只要一点点运气，就能碰见若希娅妮，与她共度良宵，直到第二天清晨。

天知道我曾重复这一切有多长时间，而可悲的是，在那段时间里，事情都在我最不经意的时候、在我随意游走的时候发生。不管怎么说吧，只需要像一个心情愉悦的市民那样，顺着自己喜欢的街道信步漫游，我几乎每一次都会逛到那一片拱廊街，大约因为那些拱廊和街巷一直都是我暗藏心中的故园吧。比方说，古美斯拱廊街，这个暧昧的所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是在这里像丢掉一件旧外套一样丢掉了我的童年。在一九二八年那会儿，古美斯拱廊街就像是堆满宝藏的山洞，罪恶的暗影和薄荷片饶有兴味地交织在一起，高声叫卖的晚报整版整版登的都是犯罪新闻，地下影院闪着亮光，放映的是难以企及的色情影片。那段岁月的若希娅妮们大概会向我投来半是慈爱半是觉得好笑的目光，而我，口袋里揣着可怜巴巴的几分钱，像个男子汉那样行走，软帽绷在头上，双手插进衣兜，嘴上叼着一支司令牌香烟，仅仅因为我继父曾经预言我要是抽烟的话迟早会变成瞎子。我尤其记得气味和声音，那就像是一种期待，一种渴望，记得那些报亭能买到有裸体女人相片和骗人的美甲广告的杂志，那时的我已经对那片灰墁的天花板和脏兮兮的天窗，也对那无视拱廊街外面的愚蠢天光、人工造就的夜景有敏锐的感受。我带着假装的漠然，探向街上的一扇扇大门，门背后是最后的秘密开始的地方，里面那隐约的轮廓是电梯，通往性病诊所，也通往更高处的所谓天堂，那里有失足女人，这是她们在报纸上的名字，她们手上的刻花玻璃酒杯里满斟饮品，大多是绿色，身上披着丝绸睡衣和紫色和服，一间间套房里香气袭人，和我心目中豪华商店里飘出来的香味一模一样，在拱廊街的暗影中，家家店铺灯火通明，精致的玻璃瓶和匣子，玫瑰色的粉扑，瑞秋牌香粉和透明手柄的修面刷，琳琅满目，筑起一座遥不可及的街市。

时至今日，每当我穿过古美斯拱廊街，心里仍然会可笑地回想起那已经处于堕落边缘的少年时代；旧时的迷恋依然留存，因此，我总喜欢漫无目的地迈开双脚，心知自己迟早会走到拱廊街区，在那里，随便一家尘土扑面、脏兮兮的小店铺，在我眼中也比露天街道上那些华丽到几近傲慢的橱窗更有吸引力。就说薇薇安拱廊街，或者全景通道，连同它们向四周延伸的宽街窄巷，走到尽头或许会有一家二手书书店，或是令人费解地出现一家旅行社，也许从来没有人在那里买过哪怕一张火车票，这是一个世界，它选择了一片离自己更近的天空，由脏兮兮的玻璃和灰墁筑起的天空，上面有一些寓言里的塑像，伸出双手敬奉花环，这条薇薇安拱廊街离日光下可鄙的雷奥姆尔大道和股票交易所（我上班的地方）只有一步之遥，我生来就熟悉这片街区，在我开始怀疑这件事之前很久很久我就熟悉它，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兜里没几分钱的学生，驻扎在古美斯拱廊街的某个角落，心里盘算着是把这点钱花在一间自助酒吧里呢，还是去买一本小说，顺便再买上一小袋用玻璃纸包着的酸味糖果，嘴上叼的香烟使我眼前一片迷蒙，有时我的手指会在衣兜底部摩挲，摸到装避孕套的小袋子，那是我强装老练在一家只有男性顾客的药房里买的，以我兜里这么一点钱，加上这样一张孩子气的脸，想把它派上用场也只是痴心妄想。

我的未婚妻伊尔玛对我喜欢深更半夜在市中心或者南城的街区游荡百思不得其解，倘若她知道我对古美斯拱廊街有这么大的兴趣，恐怕更要万分惊愕。她和我母亲一样，对她们而言，最好的社交活动就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进行她们所谓的交谈，喝杯咖啡，品品餐后利口酒。伊尔玛是所有女人中品行最好、最善良的一个，我永远也不会想要对她去讲我最在意的东西，这样我最终会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我的儿女就是我母亲极度期盼的孙子孙女。我现在想，恐怕就是因为这些，我才遇见了若希娅妮，可也不只如此，因为我本来也可以在鱼市大街或是在胜利圣母路和她相遇，然而，我们第一次彼此注视却是在薇薇安拱廊街的最深处，头顶上，一群石膏像在瓦斯灯的照耀下摇摆不定（花环在满身尘土的缪斯女神手指间晃来晃去），我很快知道，若希娅妮就在这个街区工作，如果你是咖啡馆的常客或是车夫的熟人，很容易就能找到她。也许是一种巧合，当那个天空高远、街上没有花环的世界里下着雨时，我在这里与她相逢，但我觉得这是征兆，它远不只是在街上与随便哪个妓女的露水情缘。后来我得知，那些天里若希娅妮从不远离拱廊街这一片，因为那时到处都在流传洛朗犯下的累累罪行，这可怜的女人整天生活在惊恐之中。就在这惊恐之中，有一点转变为优雅的东西，闪躲的姿态，纯然的期望。我记得她看我时的眼神，半是渴慕半是疑虑，记得她问我话时假装冷淡的样子，我记得，当我得知她住在拱廊街顶层时，我高兴得几乎不敢相信，我坚持要到她的阁楼上去，而不是去桑蒂艾尔大街的酒店（那里有她的朋友，她觉得有安全感）。后来她还是相信了我，那天夜里，一想起她曾经怀疑我会不会就是洛朗，我们就笑成一团，在她那间常常出现在廉价小说中的阁楼里，若希娅妮美丽而温柔，又时时忧心遇到那个在巴黎流窜的扼颈杀手，我们一件一件地回顾着洛朗的杀人案，她便越来越紧地贴在我的身上。

我要是哪天晚上没有回家过夜，母亲一定会一清二楚，当然她从来不说什么，因为说了也没什么意思，但在那一两天，她会用又受伤又害怕的目光看向我。我非常清楚，她绝对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伊尔玛，可她这已经毫无用处的家长权力一直持续，令我很不舒服，尤其烦人的是，末了还总得是我带回一盒糖果或是给院子里添一盆花草之类，用这无言的礼物精确而理所当然地象征冒犯行为就此停止，儿子又回到母亲的房子里好好生活了。当然，每次我把诸如此类的小插曲说给若希娅妮听的时候，她都很开心，只要一到拱廊街区，这些和主人公一样平淡无奇的小事也成了我们世界的一部分。若希娅妮强烈地关切家庭生活，对各种规矩和亲情关系都毕恭毕敬；我本来是不太喜欢谈论私事的，可我们总得有点话题，她的生活她想让我知道的都谈过了，接下来不可避免地就得谈谈我作为未婚男人的苦恼人生。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这一点来说我运气也还不错，若希娅妮对这片拱廊街区十分钟爱，也许是因为她住在其中一条街上，也可能是这里能为她遮寒蔽雨（我是在初冬时节第一次遇见她的，而我们的拱廊街和这片小世界愉快地无视了那一年比以往更早到来的雪花）。在她有空的时候，我们经常一块儿散步，当然那得是等某人——她不喜欢提起这个某人的名字——足够痛快，才会让她和自己的朋友出去玩一小会儿。我们之间很少谈及这个某人，实在避不开的时候，我问一些不得不问的话，她也无可避免地用谎话作答，说纯属财务上的关系；不言而喻，这个某人就是她的老板，而他的爱好就是不让人看见他的真容。我想到，他并不反感我和若希娅妮在一起度过几个夜晚，因为洛朗刚刚在阿布吉尔大街作过案，这一片街区人心惶惶，可怜的若希娅妮一到天黑就绝对不敢离开薇薇安拱廊街。我几乎要对洛朗也对那位老板心存感激，别人的恐惧反倒成全了我，可以和若希娅妮一起在拱廊街漫游，泡泡咖啡馆，并且逐渐发现自己可以和这样一个不需要深交的女孩子成为真正的朋友。但在沉默的相处中，我们渐渐意识到这种值得信赖的友谊的愚蠢之处。就说她那间小阁楼吧，小小的，干干净净，一开始对我而言仅仅是这个拱廊街区的一部分。最初我上去只是为了若希娅妮，我不能留宿，因为我付不起过夜的钱，而某人还等着一个毫无瑕疵的账目表，我连周围有些什么东西都没看清，很久之后，当我在自己那间可怜巴巴的小房间里昏昏欲睡（说它可怜巴巴是因为那里面唯一的奢华陈设只是一本带插图的年历和一套银质的马黛茶具），我回想着那间小阁楼的样子，却无法描绘出它的模样。我只能想见若希娅妮，仿佛我仍把她拥在怀中，这足以让我安然入睡。可友谊带来的往往是特别照顾，也许是得到了老板的准许吧，若希娅妮常常能把一切安排停当，和我共度良宵，她的那间小屋开始填补我们并不总是轻松的对话的间隙；每一个洋娃娃，每一幅图片，每一款装饰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当我不得不回到家中面对母亲，面对伊尔玛，和她们谈论国家政事或者家人的疾病时，它们支撑着我继续活下去。

后来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其中之一是一个人模模糊糊的影子，若希娅妮称他为南美佬，可是一开始这一切都是围绕街区里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氛围开始的，一个颇有想象力的记者为这件事起了个名字，叫作扼颈杀手洛朗的传说。每当我想象出有若希娅妮的画面，便是我和她一起到守斋者大街，走进一家咖啡馆，在深紫色长毛绒的凳子上坐下来，和身边的女友或是熟客打个招呼，可之后的话题马上转向洛朗，因为在交易所这片街区，人们只要聊天，话题总是离不开洛朗，我忙碌了一整日，还要在滚动的行市表的间隙忍受同事以及顾客为洛朗最近一次作案议论纷纷，我想知道，这个愚蠢的噩梦究竟何时才能告一段落，我们的生活还能不能回到我想象中的在洛朗这件事之前的模样，还是说我们不得不忍受他这些阴森恐怖的娱乐，直到时间的尽头。而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我把这话对若希娅妮说了，那时我刚刚要了杯格罗格酒，天寒地冻，大雪飘飘，我们太需要喝上一杯了）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满大街的人都叫他洛朗，那是因为克里希的一位女预言家在水晶球里看见了那凶手用手指头蘸着血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些记者们就都谨慎地不去违背公众的反应。若希娅妮不是傻瓜，但谁都没办法说服她凶手其实并不叫洛朗，也无法驱除她那双湛蓝色的眼睛中闪烁的强烈恐惧，此时这双蓝眼睛正漫不经心地看向一个刚进门的男人，那人年纪不大，个子极高，稍微有点儿驼背，他走进来径自靠在柜台上，对谁都不理不睬。

“可能吧，”若希娅妮说道，算是接受了我信口编出的安慰之词，“可我还是得独自一人上楼回我的房间去，而且要是走在两层楼之间，风把我的蜡烛吹灭的话……一想到待在黑黢黢的楼梯上，而且很可能……”

“你独自一人上楼的次数可不多。”我笑道。

“你尽可以取笑我，可是真有那么几回夜里，天气糟糕透了，下雪或者下雨，凌晨两点，我一个人回家……”

她就这样继续描绘洛朗的故事，他要么是埋伏在楼梯平台上，要么更可怕，他用一把无往不利的撬锁器打开她的房门，就在房间里等她。坐在邻桌的吉姬夸张地颤抖着，发出一阵尖叫，叫声在镜子之间回响。我们这几个男人则为这种戏剧化的惊恐而兴高采烈，这样一来，保护我们的女伴就更顺理成章了。在咖啡馆里抽烟斗是件惬意的事情，到了这个钟点，工作一天的辛劳随着酒精和烟草慢慢消散，女人们相互比较帽子和围巾，或者无缘无故地放声大笑；吻若希娅妮的香唇也挺惬意的，她此刻正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那个男人，他几乎还是个大男孩，背对着我们，一只胳膊架在柜台上，正小口小口地抿着他的苦艾酒。这很奇怪，我这会儿想起来：现在一想到若希娅妮，就总是她坐在咖啡馆凳子上的画面，大雪纷飞的夜晚，人们谈论着洛朗，不可避免地，还有这个被若希娅妮叫作南美佬、背对着我们喝苦艾酒的男人。我也跟着这么称呼他，因为若希娅妮向我保证他就是个南美人，她是听露丝说的，露丝和他睡过，也许是差点就睡了，这都是若希娅妮和露丝为了街角的一块地盘或是争个先来后到而吵架之前的事了，现在她们俩都含蓄地表露出悔意，因为她们一直都是很要好的朋友。据露丝说，那人告诉她说自己是南美人，虽然从他的话里听不出一点口音；那人是在和她上床之前对她讲的这番话，也许只是在解开鞋带前没话找话吧。

“你瞧那边，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像不像个个子猛蹿了一截的中学生？好吧，你该听听露丝是怎么说的。”

若希娅妮依然习惯性地把十指反复交叉又分开，一说起激动的事情她就这样。她告诉我那个南美佬有些怪，虽然事后看来也不是太离奇，露丝断然拒绝，那人就泰然自若地离开了。我问若希娅妮，南美佬是否也接近过她。那倒没有，大概因为他知道她们是好朋友。他了解她们，他就住在这个街区，若希娅妮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更加留心地看着那人，只见他把一枚硬币丢在白镴盘子里付了酒钱，一面朝着我们这边瞟了一眼——在那漫长的一瞬，仿佛我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奇特的神情既遥远又专注，那张脸完全是一副僵在梦中不肯醒来的样子。虽说他几乎还是个半大孩子，而且长相俊美，可那样的表情足以把人带回跟洛朗有关的噩梦中去。我当即把这想法告诉了若希娅妮。

“你说他是洛朗？你疯了不成！要知道洛朗是个……”

为了自娱自乐，吉姬和阿尔贝特同我们一起分析了各种可能，但糟糕的是洛朗的事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可思议的是，咖啡馆的老板对所有人的谈话都能尽收耳底，他一开口就打破了我们所有的臆测，他提醒我们说，洛朗身上至少有一点是尽人皆知的：他力气很大，用一只手就能掐死受害者。可这个小伙子，算了吧……不错，时候不早了，还是各自回家吧；那天晚上我落了单，因为若希娅妮要陪另一个人度过，某人已经在小阁楼里等她了，他有权享用她房间的钥匙，于是我只陪她到第一个楼梯拐弯的平台，在那里守着，这样万一上到一半蜡烛真的灭了她也不会被吓到，我带着一种突如其来的疲惫目送她走上楼去，她也许是开心的，尽管对我她不会这样讲，然后我走到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直到某一刻我发现自己像往常一样踏上了返回街区的道路，身处人群之中，他们或者在读当天的晚报，或者透过有轨电车的车窗朝外看，仿佛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街道上，还有什么可看似的。

去到拱廊街时恰巧碰上若希娅妮有空并不容易；多少次我一个人在拱廊下徘徊，多少有些沮丧，最后竟慢慢觉得夜晚也是我的情人。瓦斯灯一盏盏点亮，我们这个小天地便热闹起来，咖啡馆成了慵懒和欢愉的交易所，一天的忙碌结束了，人们开怀畅饮，到处都在谈论报纸头条、政治、普鲁士人、洛朗，以及赛马。我喜欢四处小酌，漫不经心地等待那个时刻，看见若希娅妮的身影出现在某个街角或是柜台边。如果她身边已经有人，她会做出一个约定的手势告诉我要过多长时间她才能脱身；还有些时候，她只是冲我莞尔一笑，这样就只剩下我自己把时间消磨在拱廊街上了；那是探索者的时间，我走遍了这个街区的大街小巷，我走过圣弗阿拱廊街，也逛过最偏僻的开罗巷，对我来说随便哪一条小巷（数量众多，今天是王子通道，另一次则是威尔杜通道，如此这般，无穷无尽）都比那些露天的大街更有吸引力，即便是当时我自己也未必能把这漫长的游荡路线原原本本重走一遍，而最后我总会转回薇薇安拱廊街，因为若希娅妮，却也不仅仅是因为她，还因为它的护栏，因为那些古老寓言人物的塑像，还有小神父街拐角处的阴影，在这别样的世界里，不用去想伊尔玛，不用照一成不变的日程生活，一切都是偶然的相遇。无所依托，我也无从计算时间的流逝，直到我们无意间重新谈起了那个南美佬；有一回我好像看见他从圣马可大街上的一扇大门里走了出来，身上裹了件黑色的学生长袍，这种袍子，再配上高得吓人的礼帽，五年前曾经流行过一阵，我真想走上前去问问他是哪里人。但转念一想，我得到的恐怕只会是冷冰冰的怒意，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若希娅妮认定这只是我的愚蠢猜想，也许她以自己的方式对南美佬产生了兴趣，部分是因为她的职业受到了冒犯，更多的还是出自好奇心吧。她记得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她觉得远远地看见他出现在薇薇安拱廊街上，他可是不太经常在这里露面的。

“我不喜欢他看我们的眼神，”若希娅妮说道，“以前倒无所谓，可自从那一回你对我说他会不会就是洛朗……”

“若希娅妮，我开这个玩笑的时候，吉姬和阿尔贝特就在旁边。你肯定知道的，阿尔贝特是警察的线人。如果他觉得这话有几分道理，你想想看，他会丢掉这样的机会吗？亲爱的，洛朗的脑袋可值一大笔钱呢。”

“我不喜欢他那双眼睛，”若希娅妮坚持道，“另外，他根本就不看着人，他用两只眼睛盯着你，可他根本就没在看。要是哪一天他来纠缠我，我当着这个十字架发誓，我一定拔腿就跑。”

“你居然害怕一个男孩儿。是不是在你眼中所有我们这些南美人都像大猩猩？”

可想而知这样的对话是怎么收场的。我们到守斋者大街上的那家咖啡馆喝上一杯格罗格酒，在拱廊街上漫游，穿过林荫道剧院，上到她的阁楼，然后开怀大笑。有那么几个星期（这只是一种约略的叙述，要精准地计量幸福实在太难了），无论什么事我们都会大笑不止，就连巴丹盖[2]笨手笨脚的样子或是对战争的恐惧都能逗乐我们。这时候要是有人说，像洛朗这样相较而言微不足道的小事能终结我们的欢乐，那简直太可笑了，但实情就是如此。洛朗又杀害了一个女人，就在好景大街，近在咫尺，咖啡馆里就像在做弥撒一样，一片寂静，是玛尔蒂急匆匆地跑进来大声宣告了这个消息，最后以歇斯底里的大哭收尾，某种程度上倒是帮我们把堵在嗓子眼里的那口气咽了下去。那一晚，在每一家咖啡馆、每一家酒店，警察像过篦子一样把我们全都筛了一遍；若希娅妮要去找她的老板，我也任由她去了，因为我明白此刻她需要的是一个能帮她摆平一切的万能保护者。但这件事让我陷入一种不明的忧伤：拱廊街不是预备给这种事情的，也不该发生这种事情。于是我和吉姬喝起酒来，后来又和露丝喝，她来找我充当她和若希娅妮的和事佬。我们在这家咖啡馆里喝了不少酒，在热闹的声浪和干杯声中，我觉得要是到了夜半时分，那个南美佬走进来在最靠里的桌子旁边坐下，点一杯苦艾酒，漂亮脸蛋上还是那副心不在焉的茫然表情，也简直太正常不过。露丝刚开始向我吐露心曲，我就告诉她我已经知道了，不管怎么说，这小伙子并不是个瞎子，对他的那些癖好我们也不必记恨在心；后来我们又笑个不停，因为吉姬居然放下身段告诉大家说她有一回进过那人的卧室，露丝假意要扇吉姬耳光，不等露丝在吉姬脸上挠出十道指甲印，问出大家意料之中的那句话来，我就问那间卧室是个什么模样。“呸，什么卧室不卧室的！”露丝轻蔑地说，可吉姬完全陷入了对胜利圣母路那间阁楼的回忆，她像个蹩脚的街头魔术师一样，从那里面变出一只灰猫，一叠叠涂得乱七八糟的废纸，还有一架太占地方的钢琴，但最多的还要数废纸，最后又是那只灰猫，看起来，在内心深处，这只猫就是吉姬对那间阁楼最美好的记忆了。

我任由她说下去，眼睛却始终盯着最靠里的那张桌子，一面在心里对自己说，无论如何，假如我走到南美佬那边，跟他用西班牙语说上两句话，这再自然不过了。我差一点就要照做，但此刻我不过是众多想有所活动却踟蹰不前的人之一。我仍然和露丝、吉姬待在一起，又抽了一锅新的烟丝，又要了一轮白葡萄酒；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克制住那股冲动时的感受，只觉得那是一个禁区，一旦擅闯，就是进入了一处命运莫测的领地。可我现在觉得自己做错了，我只差那么一点就可以做成一件拯救自己的事。我向自己追问，从什么里面拯救出来呢？正是从这个境况：今天的我能做的唯有自言自语，回答的唯有烟草的迷雾，以及缥缈而徒劳的希望，它好似一只癞皮狗跟在我身后，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

那些汽灯哪儿去了？
那些烟花姑娘怎样了？
…, VI, I.

渐渐地，我不得不说服自己，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糟糕的年代，只要洛朗和普鲁士人还这样搅扰着我们，昔日的拱廊街生活就不可能重现。母亲肯定是觉察到了我的消沉，因为她劝我吃点滋补药，伊尔玛的双亲在巴拉那州的一个小岛上有一处别墅，他们邀请我到那里去过一段健康的日子。我请了十五天的假，不情愿地去了那个岛，刚一抵达就怨恨上了那里的烈日和蚊虫。第一个星期六我就随便找了个借口回到城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街上，柏油路面软软的，鞋跟常常陷下去。这无意识的游荡唤起了些许突如其来的甜蜜记忆：就在我又一次走进古美斯拱廊街的时候，一股咖啡的香气突然将我包围，那种强烈的感觉是在拱廊街久违的，要知道那里的咖啡通常淡而无味，而且煮了又煮。我一口气喝了两杯，没加糖，边喝边闻着咖啡的香气，咖啡很烫，我感到一种无比的愉悦。之后的整个下午，一切都有了不同的味道，闹市湿润的空气里充满了种种香气（我步行回到家中，我记得答应过母亲回家和她一起吃晚饭），每种香气都是那样浓烈生猛，肥皂味、咖啡味、烈性烟草味、油墨味，以及马黛茶的味道，一切都是那样凛冽，就连太阳和天空都更加耀目，仿佛有什么不安。好几个小时里，我几乎是心存恼怒地把拱廊街区抛在脑后，可当我又一次穿行在古美斯拱廊街上时（这里和小岛真的属于同一个时代吗？或许我把同一个时段的两个时刻弄混了，实际上，这也没什么要紧），上次让我又惊又喜的咖啡已经无处可寻，它的味道一如既往，我甚至从中喝出了闹市酒吧地板上渗出来的那种锯末和馊啤酒混在一起的甜腻恶心的味道，或许因为我重又生出了想碰见若希娅妮的渴望，我甚至相信，那惊心动魄的恐惧和大雪都已经画上了句号。我感到在那些日子里自己开始怀疑，仅凭欲望已不能像从前那样让一切都运转得有条不紊，把我带上通往薇薇安拱廊街的街道，但最后我也有可能只是安分守己地待在岛上的别墅，免得伊尔玛伤心，她也可以不去胡思乱想，察觉出我唯有在别处才能找到真正的安宁；直到我实在无法忍受，回到城里，一直走到精疲力竭，汗湿的衬衫贴在身上，找到一家酒吧坐下来，喝上一杯啤酒，等待着我自己也不再知道的什么事情。当我从最后一家酒吧走出来的时候，发现除了转弯走回自己的街区之外，我已经别无选择，一时间喜悦、疲惫，以及一种阴沉的失败感汇聚糅合，因为只要看一看路人的面孔，便不难发现那恐惧远没有消散，只要看一看站在塞斯大道街角的若希娅妮，看向她的眼睛，听她用哀怨的口气说老板决定亲自出面保护她，不让她遇到可能发生的袭击，一切就都明白了；我记得在两个吻的间隙我曾瞥见他在门廊里闪现的身形，裹着一件灰色长斗篷抵挡着雨雪的侵袭。

若希娅妮不是那种你有一段时间不在她就口出怨言的女人，我甚至怀疑她无法察觉时间的流逝。我们手挽着手回到薇薇安拱廊街，上了阁楼，接下来却发现我们已经不似从前那样快活，我们含糊地把这归咎于那些扰乱了整片街区的事情；要打仗了，真要命，男人们都得参军入伍（她说到这些词语的时候神态庄重，带着一种天真而迷人的恭敬），人们又害怕又愤怒，警察没本事揪出洛朗。为了自我安慰，他们要把另外一些罪犯送上断头台，就在明天清早，他们要处决那个投毒者，那个我们在守斋者大街的咖啡馆里跟随案件的进展谈论过许多次的投毒者；可恐惧依然在拱廊街和巷道中弥散，自从我上一次碰见若希娅妮到现在，一切都没有改变，连雪都不曾停下。

我们出门散步聊以自慰，全然不顾外面天寒地冻，因为若希娅妮身上穿了件人人羡慕的大衣，而她那些站在街角或是门廊里等候嫖客的女友们只能不时呵一呵手指，或者把双手插进皮手筒里取暖。我们很少沿着林荫大道走这么长时间，到最后我甚至怀疑，可能是我们需要那些亮着灯的玻璃橱窗所带来的安全感吧；在附近的街道中穿行（因为这件大衣也该让莉莉安看看，再往前走一点还有弗朗辛）让我们陷入越来越深的恐惧当中，直到最后，大衣展示得差不多了，我提议前往我们常去的那家咖啡馆，于是我们沿着新月大街奔跑，直到转过弯回到街区，在暖和的室内和朋友中间安顿了下来。所幸，到了这个钟点，大家对战争这个话题已经兴致消减，没有人想着重复那些针对普鲁士人的下流话，酒已斟满，火炉暖暖的，一切都很美妙，路过的客人离开之后，只留下我们这群老板的朋友，这一如既往的小团体，好消息是露丝已经向若希娅妮道歉，两个人互相亲吻，满脸泪水，甚至互赠礼物，已经和解了。一切都像花环一样圆满（可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花环也能被用在葬礼上），因此，既然外面有风雪和洛朗，我们就尽可能待在咖啡馆里，直到午夜，我们得知老板在这同一个柜台后面已经工作了整整五十年，这事儿必须庆祝，于是一朵花接上了下一朵花，桌上摆满了酒瓶，因为现在由老板请客，如此的友谊，对工作如此的付出，令人无法轻慢，到了凌晨三点半，吉姬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给大家唱了流行小歌剧里动听的小曲，若希娅妮和露丝哭着抱成一团，一半是心里痛快，一半是苦艾酒在发挥作用，阿尔贝特若无其事地给花环添上了另一朵花，他建议前往罗盖特大街为这一夜的狂欢收尾，因为早上六点整就要在那里把投毒者送上断头台，咖啡馆老板兴高采烈，认为这样结束欢宴是他五十年光荣工作的巅峰，他拥抱了我们每一个人，谈起他在兰格多克去世的妻子，自愿掏钱租来两辆马车带我们前往。

接下来又是喝酒，好几个人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自己童年的光辉往事，若希娅妮和露丝到咖啡馆的厨房里精心烧了一锅洋葱汤，阿尔贝特、老板和我一面祝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一面诅咒普鲁士人全都去死。也许是洋葱汤配上奶酪浇灭了我们的激情，等到铁栅栏和链条哗啦作响，咖啡馆大门被锁上，在仿佛来自全世界的寒冷侵袭中登上马车的时候，大家悄然无声，甚至不太自在。其实我们本该挤在一辆车上，还能暖和点，可老板坚持对马讲人道主义，带着露丝和阿尔贝特上了第一辆马车，把吉姬和若希娅妮托付给我，他说，这两个女孩就像是他的亲生女儿一样。然后我们和马车夫开了几句玩笑，劲头又上来了，就像是在赛车一样，呐喊加油，挥鞭催马，驶向波平库尔。老板出于一种难以理解的谨慎心理，坚持让大家提前一段距离就下了车，我们互相搀扶着，免得在冰冻的积雪上摔倒，来到了罗盖特大街，稀疏的路灯射出昏暗的光，一团团移动的黑影忽而显形，化作高高的礼帽，疾驰而过的马车，以及一群群裹得严严实实的人，熙熙攘攘地挤向街尾的一块开阔地，立即被笼罩在监狱那团更高也更黑的阴影之下。这是一个地下世界，胳膊肘互相触碰，酒瓶在手与手之间传递，玩笑在四下里喧闹的笑声和压抑的尖叫声中散播、重复，也有突然的安静，火镰在一瞬间照亮几张面孔，而我们艰难前行，努力不被挤散，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只有抱成团才有在这里待下去的理由。那机器就在那里，矗立在五层石阶之上，这台执行律法的装置一动不动，静静等候，隔着一小块空地，前方是一个方阵的士兵，手里的步枪抵着地面，枪上都绑着刺刀。若希娅妮抓住我，指甲掐进我的胳膊里，浑身抖得那么厉害，我只好对她说去找一家咖啡馆，可放眼望去，哪儿都看不见咖啡馆的影子，她也坚持留下不走。她挂在我和阿尔贝特身上，不时高高跳起，想把那台机器看得更清楚些，她的指甲再次深深掐进我肉里，最后她迫使我低下头，直到她的嘴唇够着我的嘴唇，她歇斯底里地咬我，低声含糊地说着平时我很少能听她说的话，这使我的虚荣心膨胀起来，仿佛这一刻自己成了她的老板。然而阿尔贝特才是我们之中唯一一个货真价实的狂热爱好者，他抽着烟，评论断头仪式的异同以消磨时间，想象着那个罪犯最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此时此刻监室里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什么程序，他对其中的细节了如指掌，背后的原因他则讳莫如深。一开始我听得热切，想要了解这仪式中的种种细枝末节，后来，慢慢地，仿佛在他、在若希娅妮、在周年庆祝之外，某种被抛弃般的感觉逐渐侵占了我，那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感受，觉得事情本不该这样发展，觉得我身上有某种东西在威胁着那个拱廊街和巷道的世界，或者更糟，我在那个世界里的幸福感只不过是一场骗局的前兆，一个鲜花陷阱，就好似那些石膏塑像中的某一个向我献上了一只谎言的花环（可就在那天晚上我还想过，世事交织，正如花环中的鲜花一般），一点一点地，我陷入了洛朗的噩梦，我从薇薇安拱廊街和若希娅妮的阁楼里那种天真的沉醉中脱离，慢慢地转向巨大的恐惧、纷飞的大雪、无可避免的战争，转向咖啡馆老板五十周年工作的非凡落幕，黎明时分冰冷的马车，若希娅妮僵直的胳膊，她决定不看，将在最后时刻把脸藏在我的胸膛上。我觉得（就在此时铁栅栏打开，传来卫队长发号施令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一个终结，但我说不上来是什么的终结，因为无论如何我还要继续生活，还要继续在交易所工作，还要不时地见见若希娅妮、阿尔贝特和吉姬，说到吉姬，她这会儿正歇斯底里地捶打我的肩膀，我虽然并不想把眼光从已经打开的铁栅栏移开，但还是注意了她一下，顺着她半是惊讶半是嘲讽的视线看过去，几乎就在咖啡馆老板的身旁，我看见了南美佬略略佝偻着的身影，他还裹着那件黑色长袍，我突发奇想，这件事是不是也能编进花环里呢，像是有一只手在天亮之前给花环缀上了最后一朵鲜花。我没有再想下去，因为若希娅妮已经呻吟着紧紧贴在了我身上，大门口那两盏汽灯晃动的阴影里现出了一件衬衣形成的白色斑点，像是飘浮在两团黑影之间，随着第三团更庞大的黑影不时下沉上升，白色斑点忽隐忽现，那第三个影子像是要拥抱他，劝诫他，在他耳边说些什么，或是拿出什么东西让他亲吻，最后黑影退到一边，而白点就更清晰，也更近了，他被一群头戴礼帽、身穿黑袍的人包围，然后像是变了一场手疾眼快的戏法，有两团黑影此前一直像是这台机器的某个组成部分，此刻一把拉过白点，一抬手揪下他肩上已经毫无用处的大衣，将他摁倒在地，一阵压抑在喉咙里的惊呼，这惊呼可能出自任何人之口，可能是浑身发抖紧靠在我身上的若希娅妮，也可能是那个白点，他仿佛是自己滑向了木架下方，架子发出了吱吱呀呀的声音，几乎同时，一声闷响。我觉得若希娅妮快要昏过去了，她全身的重量顺着我的身体向下滑去，就如同那另一具躯体滑向虚无，我俯身将她扶起来，这时人群之前压抑着的声音终于爆发，好似一场弥撒结束，伴着高空中回响的管风琴声（其实这是一匹马闻到血腥后发出的嘶鸣），在尖叫声和卫兵的号令声中，退散的人潮推搡着我们。若希娅妮靠在我的腰上，满怀哀慈地哭泣着，越过她的帽子，我看见了激动不已的咖啡馆老板、心满意足的阿尔贝特，还有南美佬的侧影，他正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那台机器，卫兵的背影晃来晃去，刽子手们忙忙碌碌，不时挡住他的视线，数不清的长袍和胳膊之间暗影攒动，大家都急切地渴望离开，去喝一口热乎乎的酒，然后睡上一觉，我们也一样，挤在一辆马车里驶回街区，每个人都凭自己的所见热烈谈论着，当然有出入，总是有出入，所以讨论才更有价值，从罗盖特大街到交易所所在的街区，有充足的时间回忆和讨论仪式的全过程，为矛盾之处表示惊诧，并夸耀自己更敏锐的目光、更坚强的神经，在最后关头赢得我们那羞答答的女伴们的钦佩。

意料之中，在那段日子里，母亲看出我每况愈下，她直截了当地抱怨我那无可理喻的冷漠，这冷漠使我可怜的未婚妻伤心不已，也会让我彻底失去父亲生前好友们的庇护，而我正是因了他们的关照才得以在证券业闯出了一条路。对这些话我只能以沉默作答，隔几天端回一盆花草，或是拿回一张能买毛线的优惠券。伊尔玛倒是更通情达理，她一定想得很简单，认定只要结了婚，我就能回归按部就班的本分生活，而最近这一段时间里，我几乎就要完全认同她的观念，可让我放弃那期望太难了，我期望拱廊街的恐慌彻底终结，这样我回归家庭就不会像是在逃跑或是寻求庇护，可每当母亲看着我连连叹气，或者伊尔玛脸上带着一副等候猎物上钩的微笑给我递上一杯咖啡的时候，这种庇护就消失了。此时我们正经历着完完全全的军人专政年代，这是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军人专政的又一页，可人们更为了世界大战近在眼前的结局而欢欣鼓舞，市中心每天都有人临时聚集起来游行，欢庆盟军的高歌猛进，欢庆欧洲各国首都一个接一个被解放，与此同时，警察在袭击学生和妇女，商家纷纷拉下了卷闸铁门，由于某些原因，我也加入了站在《新闻报》报栏前的人群，暗问自己，在可怜的伊尔玛一成不变的微笑面前，在滚动不已的行市表周遭浸透我衬衣的湿热中，我到底还能坚持多久。我开始觉得，拱廊街区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是我某种欲望的极限，那时随便在哪条街上走一走，在哪个街角轻快地拐个弯，就能毫不费力地到达胜利广场，惬意地游览周边街道，赏玩布满了灰尘的大小商铺，直到时间恰好，再走进薇薇安拱廊街去找若希娅妮，只有几回我心血来潮，想先去逛逛全景通道或是王子大街，特意围着交易所兜个圈再拐回来。现在的情形不一样了，那天上午我还能闻出古美斯拱廊街上咖啡的冲鼻香味（就是闻上去像锯末又像碱水的那种）聊以自慰，可这安慰也已无处可寻，即便我现在依然相信自己尚有一丝可能摆脱那份工作，摆脱伊尔玛，轻而易举地找到若希娅妮待着的街角，可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明白，拱廊街区已经不再是我的温柔乡了。我随时都渴望着回去；不管是在报栏前有朋友相伴，还是待在家中的院子里，特别是傍晚时分，一盏盏瓦斯灯开始点燃的时候。可是总有些什么把我留在了母亲和伊尔玛身边，那是一种若隐若现的确切感觉，觉得那片街区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等候着我，大恐慌已经战胜了一切。我犹如一台机器穿梭于银行和商铺，忍受着把股票买进卖出的日常工作，耳朵里塞满了警察的马蹄声声，那是他们在镇压欢庆盟军胜利的人群；我已经不太相信自己还有可能摆脱这里的一切，以至于我走到拱廊街区的时候，心里几乎生出了惧怕，我感到自己是个陌生人，是个外人，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我躲在一家车辆进出的门廊里，任凭时间流逝、人来人往，第一次强迫自己慢慢地接受这以前仿佛就属于我的东西，街道，车辆，衣服和手套，院子里的积雪，商铺里的喧闹声。又一次惊喜，我居然在科尔贝特拱廊街上碰见了若希娅妮，在一阵亲吻和欢呼雀跃之间，我得知洛朗已经成为过去，整个街区一连数个夜晚都在庆祝这场噩梦的终结，所有人都在打听我的消息，万幸洛朗这件事总算过去了，可我这些天人在哪里，怎么对这样的大事也一无所知，她一口气告诉我许多事情，给了我无数个吻。在她的小屋里，在那个我从床上一伸手就能挨到的房顶下，我从未如此渴望她，我们从未如此互亲互爱。我们爱抚，絮语，无数个日子里积攒的曼美柔情，直到暮色笼罩了阁楼。洛朗？一个头发卷卷的马赛人，一个可恶的懦夫，后来他又杀了个女人，就藏身在那家的阁楼上，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他绝望地求饶。他的真名叫保罗，这个魔鬼，你想想看，他刚刚杀害了他的第九个牺牲品，警察把他拖上囚车时出动了第二区的全部警力，不是说真想保护他，而是怕他被人群撕成碎片。若希娅妮有充足的时间去适应，她已经把洛朗深深埋进了记忆之中，而她的记忆一向淡薄，可这件事对我来说却是巨大的冲击，一时间很难全盘接受，直到她的快乐神情终于感染了我，使我相信真的再也没有什么洛朗了，我们又可以在拱廊街、在巷道里游荡，而不用再担心哪个门廊里可疑的人影。我们必须一起出去庆祝自由，已经不下雪了，若希娅妮希望能去那家圆顶的皇家公馆，在洛朗威胁着的那些日子里，我们还从来没有去过那里。我们唱着歌沿小田园街下行，我答应这天夜里带若希娅妮先去林荫大道那边逛几家夜总会，末了再去我们那家咖啡馆，在那里，借着白葡萄酒的帮助，我将让她原谅我的负心和缺席。

在那几个小时我尽情享受拱廊街的幸福时光，终于让自己相信，随着大恐慌的结束，我又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我那片灰墁和花环的天空之下；我和若希娅妮一起在圆顶下起舞，把这段浑浑噩噩的过渡期的最后一点压抑彻底抛开，再一次摆脱了伊尔玛的客厅，摆脱了家中的院子，也摆脱了古美斯拱廊街上那局促的慰藉，重新诞生在最美妙的日子里。这之后，我同吉姬、若希娅妮和咖啡馆老板愉快地谈天说地，才得知了那个南美佬的结局，甚至在那时我都没去怀疑我正享受的快乐不过是旧日的余响，是最后的美好时光；他们谈起南美佬时的语气完全是一种带着嘲讽的漠然，就像是在谈论街上随便哪个怪人，好像那人只是聊天间隙一时的谈资，很快就会被更有趣的话题取代；南美佬最近死在了旅馆的房间里，他们随口一提，接着吉姬就已经讲起马上将在布特磨坊举办的晚会，我好不容易打断了她的话头，让她给我讲讲那件事，连我自己也莫名为什么要打听这个。通过吉姬，我了解到一些细节，那个南美佬的名字，实则是个法国人名，我过耳即忘，他是在弗布·蒙马特大道突然病倒的，吉姬正好在那边有个朋友，就这样知道了这消息；他孤零零一人，靠墙边一张小桌上堆满了书籍纸张，桌上只点了一根可怜的蜡烛，那只灰猫被他一个朋友抱走了，旅馆老板恼怒异常，当时他正准备迎接他的岳父岳母，却突然出了这事儿，无名的墓葬，然后就是遗忘，布特磨坊的晚会，马赛人保罗被逮捕，厚颜无耻的普鲁士人，该给他们点教训了。从这一切之中我渐次剥离出两起死亡，就好像从一个花环上剥下两朵干枯了的花，南美佬的死和洛朗的死，我感到这两个事件彼此呼应，一个死在了他的旅馆房间里，另一个被消解到虚空，变成了马赛人保罗，这几乎是同一起死亡，将从街区的记忆里被永远抹去。这天夜里，我仍相信一切都会回到大恐慌发生以前的样子，在若希娅妮那间阁楼里，她又成了我的女人，分别的时候我们相约，当夏天到来，我们要一起参加聚会出门游玩。可是大街上依然天寒地冻，有关战争的消息要求我必须早上九点钟出现在交易所；凭着那时的我自认颇值嘉奖的努力，我拒绝去想那片我重新征服了的天空，一直工作到快要恶心呕吐，和母亲一起吃午饭，她说我看上去好了点儿，我也表示了感谢。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交易所里全力拼搏，没有一丝多余的时间，只能急急忙忙跑回家，冲个澡，脱下被汗水湿透的衬衫，换上另一件，可不消一会儿新衬衫就湿得比先前那件还要厉害。核弹落在广岛，我的顾客们乱作一团，在这个独裁者愤怒、专制政权逆流顽抗的世界里，我们不得不部署一场长期战役去挽救那些备受牵连的股票，找到某个值得推荐的趋势。德国人投降时，人们涌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我想这回我总可以休息一下了，但是，每天早上都有新的麻烦等待着我，就在这些日子里，我和伊尔玛结了婚，那是有一次母亲差点儿心脏病发作，全家人都把母亲那次病倒归咎于我，或许他们没有错。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既然拱廊街里那人心惶惶的恐慌已经过去，为什么我还不能去找若希娅妮，和她一起徜徉在我们那片石膏天空下。我猜想是工作和家庭责任阻止了我，我只知道我还会时不时地到古美斯拱廊街走一走，无所事事地抬头仰望，喝着咖啡回想往事，聊以安慰，只是每一次回想，记忆的真实感都减少一分，那些午后我只需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最后就会逛到我那片街区，暮色降临之际，我会在某个街角碰见若希娅妮。我从来都不想承认那花环已经完满闭合，从此我再也不会在街上遇到她。有一段时间，我的思绪会一再跳到那个南美佬身上，在这无味的咀嚼重温中捏造出某种慰藉，仿佛他通过自己的死亡一并杀死了洛朗和我；理智告诉我这并非实情，是我荒唐夸张，随便哪一天我都可以再走进拱廊街区，再度碰见若希娅妮，而她会因为我长久的消失而惊讶。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我待在家里，喝着马黛茶，听着伊尔玛唠叨，她十二月就要分娩，我心平气和地思忖，大选时我该把票投给庇隆还是坦博里尼，或者谁也不投，干脆待在家里喝马黛茶，看看伊尔玛，看看院子里的花花草草。

[1]原文为法语。

[2]拿破仑三世的绰号。巴丹盖原为法国一泥瓦匠，路易·波拿巴于1846年越狱逃跑时借用了此名字，后来他当了皇帝，时人以此作为他的绰号以嘲讽。

目录

I

公园续幕
怪不得别人
河
毒药
暗门
迈那得斯之夜

II

基克拉泽斯群岛的神像
一朵黄花
饭后
乐队
朋友
动机
小公牛

III

水底故事
午餐过后
美西螈
夜，仰面朝天
游戏的终结

胡里奥·科塔萨尔

阿根廷著名作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代表人物之一。1914年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在阿根廷长大，1951年移居法国巴黎。著有长篇小说《跳房子》《曼努埃尔之书》，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万火归一》《有人在周围走动》《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等。1984年在巴黎病逝。

I

公园续幕

他几天前便开始看那本小说了，后来因为生意上有急事，就暂时搁下了。乘火车回庄园时，他又打开了那本书，不禁被小说情节、人物形象慢慢吸引住。那天下午，在他写信给他的代表律师，和管家谈了谈有关佃户分成的事项后，他便在书房中又读起了那本书。书房一片静谧，面朝着栎树公园。他惬意地躺靠在最喜欢的扶手椅上，背对着门，因为门意味着闯入与侵扰的可能，会让他觉得不痛快。他读起了最后几章，左手不自觉地一次次抚过铺有绿色天鹅绒的扶手。他还牢牢地记得主人公们的姓名和形象，小说的情境几乎立刻就征服了他。一行又一行，他享受着这种几近变态的快感，渐渐抽离于周遭的一切，却又同时感到自己的头正舒服地靠在高靠背的绿色天鹅绒上，感到香烟仍然触手可及，感到落地窗外晚风正在栎树间轻舞。一字接一字，他沉浸于主人公所处的龌龊两难之中，被那些逐渐眉眼鲜活、栩栩如生的形象所吸引；他仿佛亲眼看见了山上茅屋中的最终会面。首先，女人走进来，满面惊惶；然后，情夫到来，脸被树枝刮伤。她试图用亲吻魔法般地止住流血，但他却拒绝这般爱抚，他这次来可不是为了躲在枯叶和密径的庇护中重现那场隐秘激情的仪式。抵在胸前的匕首炽热，其下悸动着的是潜藏的自由。热烈的言语在书页间如毒蛇般疾速地穿行交错，一切都仿佛早已注定。就连牵绕着情夫身体的万种缠绵，似乎想挽留他、劝阻他的千般爱抚，都可恨地勾勒出那另一个必须毁灭的人的轮廓。一切尽在盘算之中：不在场证明、意外的险情、可能的错误。从那一刻开始，每一秒都有精确的用场。两人无情地进行着最后的查对，只偶尔停下来轻抚彼此的脸颊。天开始黑了。

两人各有未竟的任务缠身，于是不再两两相望，在茅屋门口分开了。她应走向通往北方的小径，他在反方向的小路上回头看了一眼，看见她长发飞扬，奔驰跑远。然后，他也在树丛和篱笆的掩隐下跑了起来，直到在迷蒙的绛色晚霞中看见通向大屋的树林荫道。狗不应该吠叫。确实没叫。管家这时候应该不在。确实不在。他走上门廊的三级台阶，进了屋。血流在耳边奔腾，女人的话萦回其中，向他传来：进门是一间蓝色前厅、一条走廊、一道铺着地毯的楼梯。上了楼梯，有两扇门，第一个房间里没有人，第二个房间里也一样。接着，是书房的门，是他手握着的匕首，是落地窗外的光线，是绿色天鹅绒扶手椅的高靠背，是扶手椅上那正读着小说的男人的头颅。

怪不得别人
冷天总是特别麻烦，在夏天，世界触手可及，人也亲密直接，但是现在，六点半了，他老婆在一家店里等着他去挑选一份结婚礼物，时间已晚，他发现天凉了下来，应该穿上那件蓝色的套头衫，或者随便什么能跟灰色外套搭配的衣服，秋天就是将套头衫穿穿脱脱，把自己裹严实，与人相互隔开、彼此疏远。他一边不怎么起劲地吹着一首探戈曲，一边从敞开的窗边走开，在衣橱里找套头衫，然后开始在镜子前穿上它。这并不容易，也许是因为衬衫与套头衫的毛线粘在了一起，要将胳膊伸进去确实费力，他慢慢地将手往前伸，终于从蓝色羊毛衫的袖口里冒出了一根手指头，在傍晚的光线下，那手指头似乎有点皱巴巴的，向里弯着，尖尖的指甲还是黑色的。他一把将套头衫的袖子扯下，备感陌生地看着自己的手，但是这会儿，手已经在套头衫外面了，他看出来那还是他原来的手，他任胳膊松垮地垂下，手也在末端随之滑落，这让他想到，最好把另一只胳膊伸进另一只袖子，看看这样是不是更容易些。但似乎实际并不是这样，因为在套头衫的毛料再次贴上衬衫的布料时，由于不习惯从另一只袖子开始穿，这个动作甚至变得更加困难了。为了提提劲儿，他又吹起了口哨；但是他感觉到自己的手几乎没怎么往前进去，如果没有其他法子，他是永远没法把手伸出袖口的。也许最好三管齐下：低下头套进套头衫的领口，同时把还在外面的手伸进另一只袖管将它顺直，再同时将双手和脑袋从袖子和领子里一起往外钻。在突然笼罩而来的蓝色暗影下，继续吹口哨似乎挺荒唐的，他开始觉得脸上好像热乎乎的，虽然他的一部分脑袋应该已经露出来了，但是，额头和整个脸还被蒙着，两只手大概也才刚伸到袖子的一半。他再用力，也无法多伸出去半分。现在，他突然想到，他第二次埋头苦钻时那种带点轻蔑的愤怒也许让他犯了个错，他蠢得把头伸进了一只袖管里，而一只手则伸进了套头衫的领口。但如果是这样，他的手肯定能很容易地伸出来呀；可现在，虽然他用尽力气，却没能将任何一只手往前伸动，倒是他的脑袋似乎正要挣出生天，因为蓝色的羊毛现在正死死箍着他的鼻子和嘴巴，紧得简直让人恼火，远比他所能想象的更让他喘不过气，逼得他必须深呼吸，与此同时，箍在嘴上的羊毛线渐渐润湿，它也许会掉色，会给他的脸洇上蓝色。幸好，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右手探了出去，探到了外面寒冷的空气，至少已经有一只手在外面了，虽然另一只仍然困在袖管里，也许他的右手确实伸进了套头衫的领口，所以，他以为是领口的东西才会把他的脸箍得这么紧，让他越来越喘不过气，而手却轻易地伸了出去。不管怎样，要搞清楚，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继续往外钻，继续深深吸气再慢慢呼气，即便这么做其实很荒唐，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不让他好好呼吸，只不过是他吞进去的空气混有套头衫袖口或领口的羊毛絮，而且，还有套头衫的味道，那股蓝色的羊毛线气息，现在，随着他呼出的湿气越来越渗进羊毛线中，羊毛线的这股蓝色气息应该正渐渐洇上他的脸庞，他看不见东西，因为如果他睁开双眼，眼睫毛就会扎上毛线，很疼，但是他确定蓝色正在包围他湿乎乎的嘴和鼻孔，攻占他的面颊，而这一切都让他渐渐焦躁起来，他只希望能一下子把套头衫穿上，更别提时间应该已经很晚了，他老婆大概已经在店门口等得不耐烦了。他心想，把精神集中在右手上才是上上策呀，因为那只已经在套头衫外面的手接触到了房间里的寒冷空气，就像是在宣明胜利已然在望；而且，它还可以帮他，可以从背后往上抬，抓住套头衫的下摆，做出用力往下拉这个有助于穿上任何套头衫的经典动作。但糟糕的是，虽然手在摸着脊背寻找羊毛衫的下摆，这衣服却好像完全缠在了脖子附近似的，手唯一能碰到的只有越来越皱巴的衬衫，衬衫的一部分甚至已经被拉出了裤子，而把手移过来扯套头衫的前襟也没什么用，因为他在胸前除了衬衫什么也感觉不到，套头衫应该才刚刚过了肩膀，也许它就紧绷绷地裹缠在那里，就好像他的肩膀对于这件套头衫来说太宽了似的，这完全证明他确实穿错了，错把一只手塞进了领子、另一只伸进了袖子，而领子到一只袖子的距离正好只有一只袖子到另一只袖子距离的一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头会微微偏向左边，也就是手还困在袖子里的那一边，如果那真是只袖子的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已经伸出去的右手能够在空中活动自如，虽然它无法把仍然缠在身体上部的套头衫拉下来。他讽刺地想到，要是近旁有把椅子，他还可以休息一下、顺顺气，再将套头衫完全穿好，可惜，穿衣服这个动作总会让人来上这么一段愉快的“韵律体操”，还隐隐带着点舞步的意味，随着这套动作，在转了那么多圈以后，他已经辨不清方向了，但谁都不能怪他呀，因为这可是出于一种实际的目的，而不是因为他没事就爱手舞足蹈。其实，既然他没能把套头衫穿上，那么，把它脱下重来一遍，确保每只手都正确地伸进袖子里、头伸进领子里，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但是他的右手还在胡乱地摆来荡去，就好像在说事情都这样了才放弃，真是太荒唐了，而有一刻，这只手竟顺从地举到了脑袋的高度，向上拉套头衫，但是，他当时没能及时意识到，套头衫已经因为呼吸间渗透进蓝色羊毛线中的黏湿气息而紧贴在他的脸上，因此，当手往上拉时，他疼得就好像耳朵要被撕裂、睫毛要被拔掉似的。那么，就慢一点；得用上还塞在左边袖子里的手，如果那真是只袖子而非领子的话；还得用右手帮帮左手，好让它要么再往袖子里伸，要么后缩、挣脱出来，不过，协调两只手的活动简直是不可能的，就好像左手是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老鼠，而另一只老鼠想从外面帮助它逃跑；只是，笼外的老鼠并不是想帮忙，而是在咬它，因为他被困住的那只手猛地一疼，而同时，另一只手用尽全力狠狠掐住了大概是左手的这个部位，他的手好疼，疼得放弃了脱套头衫的举动，宁愿再试最后一次把脑袋脱出领口、把左边的老鼠拽出笼子，他全身都使上了劲儿，往前晃又往后摆，在房间中央转着圈儿，如果他确实在房间中央的话——他这会儿倒想起来，窗户是开着的，继续盲目地转圈很危险，他想停下来，但他的右手还在来回摆荡，对套头衫不管不顾，他的左手也越来越疼，好像手指被咬了或是被烫了似的，不过，那只左手还是听从他的意志的，他一点点将受伤的手指握紧，终于隔着袖子抓到了还缠在肩膀上的套头衫衣摆，他往下扯，却几乎用不上力，他的左手太疼了，需要右手来帮帮忙，而不是毫无益处地顺着双腿溜上溜下，也不是掐他的大腿，就像它现在正在做的那样，隔着衣服对他的大腿又挠又掐，而他却无力阻止，因为他所有的心力都耗在左手上了，也许他已经跪倒在地，他觉得自己好像挂在左手上似的，左手又扯了一下套头衫，突然，他的眉毛和额头一凉，眼睛也是，荒唐的是，他不想睁开双眼，但是他知道他已经出来了，这种沁凉的质感、这般醉人的妙物就是自由的空气，他不想睁开双眼，他等着，一秒，两秒，任由自己享受一段凉沁沁、不一样的时光，套头衫外的时光，他双膝跪地，这么待着就很美妙啦，然后，他慢慢地、满怀感恩地微微睁开双眼，他的眼睛已不再沾着衣服内里毛线上的蓝色口水，他微微睁开双眼，看见五片黑色的指甲正悬在空中直指他的眼睛，在空中颤动着，眼看就要向他的眼睛袭来，但他还来得及垂下眼皮，往后一倒，用左手护住自己，只有左手才会听他使唤，只有左手才能从袖子里面护住他，只有左手才能把套头衫的领子往上拎，让蓝色的口水再次淹没他的脸庞，与此同时，他直起身子逃向另一边，终于逃到了一个没有手、没有套头衫的地方，那里只有呼呼作响的风包围着他、陪伴着他、爱抚着他，还有十二层楼。

河

是的，好像就是这样，你好像是走了，说着不知道什么东西，说你要去跳塞纳河，就是那一类的话，那种夜半时分的呓语，渗进被单，黏在嘴里，几乎总在黑暗中响起，或者伴着手或脚的动作，轻轻掠过这个不怎么认真听你说话的男人的身体。是的，当你说这样的话时，我已经有好长时间不怎么听了。那些话从我紧闭的双眼的另一边传来，从我再次沉入的梦乡中传来。那么，好，我可不在乎你是走了、是淹死了，还是依然在码头上游荡，望着水流，再说，这也不是真的，因为你就睡在这里，气息不稳地呼吸着，可如果是这样，那么当你在夜里的某个时刻、在我迷失于梦乡前离开时，你并没有真的走，但你确实已经走了呀，还说了句什么，说你要淹死在塞纳河中。也许你害怕了，退缩了，然后你就突然出现在那里，几乎要触碰到我，你像波浪般摆动着，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你的梦里轻柔地浮动，就好像你真的梦见自己出了门，梦见你最终还是到了码头上、跳进了河里。就这样，带着一张浸湿了愚蠢泪水的脸，你再次睡去，直到上午十一点，报纸送到，带来有关那些真正的溺死者的消息。

你让我想笑，可怜虫。你那些故作悲怆的最终决断，那种像乡下巡演剧团女演员一样摔门而出的样子，我问自己，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你的那些威胁，那些讨厌的欺哄，那些一把鼻涕一把泪、又臭又长、翻来覆去上演的悲情戏码。你应该和一个比我更有天分的人在一起，让他回应你，这样，你们两个就能升格成为完美伴侣，带着互相凝视、彼此毁灭的痴男怨女所特有的恶俗气息，只愿撑得一时是一时，然后绝处逢生、从头再来，不知疲倦地追求那镜花水月、海市蜃楼般的真爱。但是你也看见了，我选择沉默，点上一支香烟，听你说话，听你抱怨（你说的都有理，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或者，还有更妙的——我就这么慢慢睡着了，被你那老一套的恶言恶语弄得昏昏欲睡，有那么一刻，我半闭着双眼，将睡梦初现的丝丝痕迹与吊灯下穿着可笑睡衣的你的表情混淆了起来，那盏枝形吊灯还是我们结婚时别人送的。我觉得我最后睡着了，并且，我必须向你承认，我几乎是怀着爱意将你的举动和抱怨中最有用的部分——你气得发白的双唇咧开时的咂巴声——带入了梦乡。我的梦会因此更加丰富，因为那里面还从来没人想过要去跳河，相信我。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问自己，如果你已经决定要选择去另一张更广阔无垠、更触手即逝的床，那么你还在我这张床上干什么。现在，你倒睡着了，时不时地还挪挪腿，扯动被单的形状，似乎在为什么事情而生气，但不是非常生气，而像是一种苦涩的疲惫，你的嘴唇咧成一副轻蔑的怪相，匆促地呼气，再小口地吸气。我觉得，如果我不是因为你那些假意的威胁而这么恼火，我会承认现在的你又变得美丽了，就好像梦境让你再次回到了我身边，在我身边，我们可能重燃欲望，甚至和好如初、重启未来，拥有一些不像这个清晨这么混沌不清的东西。现在，路上开始有车辆来往，该死的公鸡也开始鞠躬尽瘁，扰人不已。我不知道，已经不必再问你是不是曾经离开过，或者在我滑入遗忘的那一瞬间摔门而去的人是不是你。也许，就因为这样，我才想触碰你，不是因为我怀疑你不在那里，也许你从来就不曾离开过这个房间，也许是一阵风将门关上了，我梦见你走了，而那时的你却以为我还醒着，在床脚大吼着威胁我。在清晨青绿的暗影中，将一只手拂过那颤抖着抗拒我的肩膀，几乎是甜蜜的，可这不是我触碰你的原因。你让被单半遮着，我的手开始顺着你喉咙的光滑线条往下移动，我倾下身，呼吸着你带有夜晚和糖浆味道的鼻息。我不知道我的双臂是怎么将你环住的，当你弓起腰挣扎时我听见一声呻吟，但是，我们俩对这游戏都太过熟悉，不会因此而疑虑。你那喘息着说出破碎字句的嘴一定会向我投降，你那昏沉沉、软绵绵的身体想挣脱也是徒劳。我们像黑白毛线般交织成球，如瓮中蜘蛛般彼此纠缠，无比紧密地合为一体。在勉强盖住你的被单上，我隐约看见划空而过的闪光瞬间消失在暗影中。现在，我俩裸裎相见，晨光笼罩着我们，我们在颤抖中融为一体。但是，你还在固执地抵抗，你缩起身子，将手臂挥过我头顶，将大腿如闪电般张开，再像可怕的夹钳般合上，仿佛想把我生生切开。我必须慢慢地控制住你（这件事，你知道的，我总是做得庄重优雅），我将你灯芯草般的胳膊弯过来，小心别伤着你；我紧缠着你抽搐的双手和大睁的双眼中的快感。现在，你的节奏终于沉缓下来，变成织物上的波纹，变成直冒着袭上我脸颊的气泡，慢慢地起伏着。我轻轻抚摸着你倾泻在枕头上的长发，在青绿的暗影中，我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手正淌着水。在滑到你身边之前，我知道你刚刚被人从水中捞出来，当然，已经太迟了；你躺在码头的石块上面，四周是众人的鞋子和嘈杂的声音。你裸着身子，仰面躺着，头发浸湿，双眼圆睁。

毒药

星期六中午，卡洛斯叔叔带着灭蚁器来了。前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就说过会把它带来。我和妹妹盼着看见这机器，我们想象它一定很大、很吓人。我们很熟悉班菲尔德[1]的蚂蚁，那些黑黑的蚂蚁见什么吃什么，还会在田里、房子柱基里，还有房子陷入地下的那个神秘角落里堆积蚁穴，挖洞挖得到处都是。它们的洞很隐蔽，但是它们藏不住自己来来往往运送小叶子的黑色队伍。那些小叶子就是花园中的草木，所以妈妈和卡洛斯叔叔决心买下那台机器，来消灭蚂蚁。

我记得，是我妹妹看见卡洛斯叔叔顺着罗德里格斯·佩涅街过来的。她远远看见他坐着车站里的轻便双轮马车，便穿过旁边的巷子跑回来，大喊着卡洛斯叔叔把那台机器带来了。我当时正在莉拉家附近的女贞树丛中，隔着铁丝网跟莉拉说话，跟她讲我们下午要试那台机器。莉拉有点感兴趣，但兴致不高，因为女孩子都不关心机器，也不关心蚂蚁。唯一吸引她的就是那机器会喷烟，而这烟会杀死家里所有的蚂蚁。

听到我妹妹的喊声，我就跟莉拉说我得去帮忙卸机器了。我像打仗时的坐牛[2]一样怒吼着沿巷子跑去，跑步的姿势是我那时候自创的，不弯膝盖，就像踢球一样。这样跑不累人，而且感觉好像在飞，虽然根本比不上我那时常做的那个飞翔的梦。在梦里，我从地上抬起双脚，微微动动腰，便能在离地面二十厘米的空中飞行，那真是妙不可言。我飞过长街，有时候能飞高一点，有时候则贴着地面。我无比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醒着的，而那个梦坏就坏在，我总是梦见自己是醒着的，梦见自己是真的在飞，梦见以前是做梦但这一次是真的。从那样的梦里醒来，就像摔回了地上，无论是走是跑，我的脚步都那么沉，我每一次起跳，都以坠落告终，这真让人伤心。唯一跟梦境有点相像的就是我这种自创的跑步姿势，再穿上科迪斯冠军系列[3]橡胶包头帆布鞋，就有点儿做梦时的感觉了，当然，跟真正在梦里还是没法儿比的。

妈妈和奶奶已经在门口跟卡洛斯叔叔和车夫说着话了。我慢慢地走过去，因为有时候我喜欢让人等我。我跟妹妹看着那个用麻绳绑着、用牛皮纸包着的东西，车夫和卡洛斯叔叔正把它卸到小路上。我一开始以为那是机器的一部分，但我马上就发现，那就是整台机器。它看起来那么小，我的心一下子跌到谷底。但当我帮卡洛斯叔叔把机器搬进来时，我就感觉好了些，因为我发现这机器很重，于是对它又有了信心。我亲手拆掉了细绳和纸，因为妈妈和卡洛斯叔叔得打开一个小包裹，里面装着毒药罐。一开始他们就跟我们说过那个是不可以碰的，已经有不少人因为碰了那药罐而痛苦惨死。我妹妹退到了角落里，因为她对这一切已经不感兴趣了，也有一点点是因为害怕。但是我看了看妈妈，我们俩笑了起来。那些话都是说给我妹妹听的，我可是有权使用那台装着毒药的机器的。

那台机器并不好看，我的意思是，它不像一个真家伙，连个会转圈的轮子或是喷气儿的汽笛都没有。它就像只黑铁炉，有三条弯腿儿，一个点火的小门，一个放药的小门，顶上伸出一根金属软管（就像蠕虫的身体一样），那上面还接了另一根带喷嘴的橡胶管。吃午饭的时候，妈妈给我们念了使用手册，一念到有关毒药的部分，我们大家就都看着我妹妹，奶奶又跟她说起在弗洛雷斯有三个小孩因为碰了药罐而死掉了。我们都看见了盖子上的骷髅头标志，卡洛斯叔叔找了一把破旧的勺子，说那把勺就拿来舀药用，还说那机器所带的东西都要收在工具房高处的柜子里。屋外很热，因为已是一月初了。西瓜很冰，黑黑的瓜子让我想起了蚂蚁。

睡完午觉以后——大人才睡午觉，我妹妹在读《比利肯》杂志[4]，而我则在四面环墙的院子里给邮票分类——我们去了花园，卡洛斯叔叔把机器搁在放吊床的圆亭中，那里老是冒出蚂蚁洞来。奶奶准备好了炭火来点旺那炉子。我用镘刀在一个旧木盆里搅出了一个很结实的泥团。妈妈和妹妹坐在藤椅上看着，莉拉隔着女贞树看着，我们喊她过来，她说她妈妈不让，但是她在那边一样能看见。花园的另一边，内格利家的姑娘们已经在探头探脑了，她们怪怪的，所以我们不跟她们来往。她们三个分别叫俏拉、埃拉和库菲拉，可怜呀。她们人不错，但是都呆头呆脑的，没法跟她们一起玩。奶奶觉得她们挺可怜，但是妈妈从来不邀请她们到家里玩，因为她们老是跟我和妹妹闹得很凶。她们三个想称王称霸，但是她们既不懂跳房子也不懂打弹子，既不会玩官兵强盗也不会玩沉船游戏，她们只会傻笑，还有没完没了地说些天知道谁会感兴趣的东西。她们的父亲是市政府官员，她们养棕黄色的奥品顿鸡。我们养罗德鸡，因为它更会下蛋。

在花园和果树的绿荫中，那台机器一身漆黑，看起来更大了。卡洛斯叔叔把炭火倒入机器里，在机器加热的同时，卡洛斯叔叔选了一个蚂蚁洞，把管子的喷嘴对准了它。我在周围抹上泥并踩了踩，但没有很用力，就像手册上说的那样，不能让蚁道倒塌。然后，叔叔打开灌药用的小门，又取来了毒药罐和勺子。毒药是紫色的，颜色很漂亮，要放上一大勺，然后立刻关上小门。我们刚关上门，就听见一声像是牲口打响鼻的声音，机器开始工作了。真是绝了，喷嘴四周都溢出一股白烟，必须再抹些泥，然后用手拍实。“蚂蚁会全死光。”叔叔说，他对机器的运作情况很满意。我站在他身边，手上、胳膊上、一直到胳膊肘上，全都是泥。显然，这是个男人才能干的活儿。

“每个蚂蚁洞得熏多长时间？”妈妈问。

“至少半个钟头。”卡洛斯叔叔说，“有些洞很长，长得超乎想象。”

我明白他是指两到三米，因为家里有那么多蚂蚁洞，它们不可能太长。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见库菲拉开始尖叫，她那声音在车站都能听得到，内格利一家人都来到了花园，说有一块莴苣地冒烟了。一开始，我还不愿意相信，但他们说的是真的，因为就在这时候，莉拉也隔着女贞树告诉我说，她家的一棵桃树旁边也冒烟了。卡洛斯叔叔想了想，然后走到内格利家的铁丝网前，请俏拉往冒烟的地方盖上泥巴，她比较不会推三阻四。我跳到莉拉家，堵住了那个蚂蚁洞。现在，家里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冒烟了：鸡舍、白色大门后面和侧面墙壁下方。妈妈和妹妹帮着盖上泥。我想着地底下有这么多烟在寻找出口，而蚂蚁就在那些烟雾中像弗洛雷斯的那三个小孩一样痛苦地扭动，这真是令人惊叹。

我们从那天下午一直忙到晚上，妹妹还被派去打听其他邻居家是不是也在冒烟。天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关了机器。把喷嘴拔出蚂蚁洞后，我就用镘刀往里挖了挖，洞里全是死蚂蚁，一片紫色，有股硫黄味。我在上面盖上泥，就像在葬礼上撒土那样。我估计至少死了五千只蚂蚁。大家都进屋了，因为是时候洗澡、摆桌子了，但是卡洛斯叔叔和我留了下来，我们要清理机器，把它收好。我问他可不可以由我把东西带到工具房去，他说可以。以防万一，我在碰了药罐和药勺以后还洗了手，虽然那勺我们之前已经洗过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罗莎姨妈和我的表兄弟们来了。那一天，莉拉妈妈准她过来，我们跟我妹妹和莉拉玩了一整天官兵强盗游戏。到了晚上，罗莎姨妈问我妈妈，我表哥雨果可不可以在班菲尔德多待一个星期，因为他得了胸膜炎，身子有点虚弱，需要晒晒太阳。妈妈说可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他们在我房里搭了个床给雨果，到了星期一，女佣拿来了他一个星期的换洗衣服。我们一起洗澡，雨果知道的故事比我多，但是跳远不如我。真是个典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和衣服一起送来的还有两本萨格瑞[5]的书和一本植物学书，因为他得准备一年级入学考试。书里夹着一片孔雀羽毛，我是第一次见，他拿它当书签用。羽毛是绿色的，带有一个蓝紫色的翎眼，整片羽毛都泛着金色。我妹妹问他要这片羽毛，但他不给，因为那是他妈妈送给他的，他连碰都不让她碰一下。但我是可以碰的，因为他相信我，于是我总是握着羽柄。

头几天，由于卡洛斯叔叔要上班，我们没有再发动机器。我跟妈妈说如果她愿意，我也能发动起来，但是妈妈说我们最好还是等到星期六，反正那个星期没有多少苗圃要整，蚂蚁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少了五千只左右。”我对她说。她笑了，但还是承认我说得对。妈妈不让我开动机器反倒更好，这样雨果就不会掺和进来，因为他是那种什么事都懂、什么事都管的人。尤其是事关毒药，他最好还是别帮忙。

睡午觉的时候，大人们叫我们安分些，因为怕我们中暑。自从雨果跟我一起玩以后，我妹妹就一直跟着我们，她总想跟雨果搭档。打弹子我能赢他们两个，但是，玩抛接球的时候，不知怎么，雨果玩得特别好，总是赢我。妹妹一直夸他，我发现她是想找他当男朋友。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妈妈，让她赏妹妹几巴掌，只是我想不出该怎么和妈妈说，而且，他们也没做什么坏事。雨果暗暗地瞧不起她，没有表现出来。每当这时候，我就想拥抱他一下，但这总是发生在我们玩耍的时候，这时只论输赢，没人想要拥抱。

午觉时间从两点持续到五点，这是最适合静下心来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的时候。我们和雨果一起看邮票，我把重复的邮票给他，还教他按照国家分类。雨果希望一年后能跟我一样集成一套，不过，他只收集美洲国家。这样他会错过喀麦隆的邮票，那都是有动物图案的，但是雨果说这样的邮票合集才更有分量。妹妹同意他的话，虽然她连邮票的正反都分不清，但她就是要跟我唱反调。而莉拉——她大约三点钟时会跳过女贞树丛过来——则站在我这边，她喜欢欧洲的邮票。我曾经送给莉拉一个贴满了各式各样邮票的信封，她总是跟我说起它，还说她父亲会帮她集邮，但是她母亲却觉得这不适合女孩子，而且上面还有细菌，于是信封就被收进了衣柜里。

为了不让家里人被吵得发火，莉拉来了以后，我们就会去花园最里头，躺到果树下。内格利家的姑娘们也在她们的花园里玩，我知道她们为雨果发狂，她们大声地聊天，声音像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尤其是库菲拉，她一直问：“针线盒在哪里呢？”埃拉答了句什么，然后她们就吵了起来，但这都是故意的，是为了引人注意。幸好，那边的女贞树很茂密，看不大清楚。我们和莉拉听见她们说话时都要笑死了，雨果捏住鼻子说：“小马黛茶壶在哪里呢？”然后，年纪最大的俏拉就说：“看见今年出了多少粗鲁的姑娘吗？”我们则把草叶含在嘴里，让自己别笑得太大声，因为最好是别睬她们，让她们憋着去。这样一来，当她们后来听见我们玩逮人游戏时，她们就闹得更凶了。最后她们自己吵了起来，直到她们的姨妈出来，揪着她们的头发教训了一顿，三人才哭着进了屋。

玩游戏时，我喜欢跟莉拉搭档，因为只要还有别人，你就不会想要跟兄弟姐妹玩，而我妹妹就直接找了雨果当搭档。莉拉和我打弹子赢了他们，但是雨果更喜欢玩官兵强盗，还有捉迷藏，我们总是得听他的玩那个。其实这些游戏也很棒，只不过玩的时候没法大喊大叫，而玩游戏若不能喊叫，就不那么有劲了。玩捉迷藏时，几乎总是轮到我数数，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一轮轮地捉弄我，然后一个个地都安全到埠。五点的时候，奶奶总会出来骂我们，因为我们浑身大汗，还晒了太长时间的太阳，但是我们总会逗她笑、亲吻她，连不是自家人的雨果和莉拉都是如此。我发现那些天里奶奶总是看着工具柜，我明白她是害怕我们会去乱翻跟机器一起的那些东西。但是，出了弗洛雷斯那三个孩子的事以后，谁也不会想到要干这种蠢事的，何况，这还会招来一顿好打。

有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在这种时候，我甚至不愿意莉拉待在旁边。尤其是天快黑时，在奶奶穿着白色罩袍出来浇花园之前的片刻。这时的土地已经不那么滚烫，但是有浓浓的忍冬花香气，还有番茄地的气味，那片地里有引水管和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虫子。我喜欢趴着闻闻土地，感觉它就在我的身下，热热的，有一股非常特别的夏日气息。我会想很多东西，但主要是那些蚂蚁。自从见到了蚂蚁窝是什么样子，我就一直在想那些四通八达却没有人看得见的蚁道。它们就像我双腿皮肤下隐现的血管一样，只不过里面全是来来往往游走的蚂蚁和玄秘。如果人吃下了一点点毒药，那毒药就会变得好像从那机器里喷出的烟一样，走遍全身血管，就和烟熏遍地底似的，没什么两样。

过了一会儿，我就厌烦了一个人待着研究番茄上的虫子。我会去白色大门那边，先助跑，开始像“水牛比尔”[6]一样狂奔，等跑到莴苣地时就干净利落地一跃而过，连边上的雀稗都不会碰到。我和雨果常常用戴安娜牌气枪打靶，或是在吊床上玩耍。我妹妹，有时还有莉拉，洗完澡也会穿着干净衣服来吊床这儿坐坐。雨果和我也会去洗澡，最后，我们大家会一起到小径上溜达，或者我妹妹会在客厅里弹钢琴，而我们就坐在栏杆上，看着人们下班回家。我们会一直等到卡洛斯叔叔回来，然后向他问好，再顺便看看他有没有带回个系着粉红细绳的包裹或是《比利肯》杂志。就在那段时间里的某一天，莉拉跑向门口时被一块石板绊倒，摔伤了膝盖。可怜的莉拉，她不想哭，但是眼泪却一直流。我想到莉拉的母亲，她那么凶，要是看见莉拉受了伤，肯定会说她是疯丫头，乱骂一通。雨果和我手搭手把莉拉抬到白门那边，我妹妹则偷偷去找了块碎布和酒精。雨果想充绅士照顾莉拉，而我妹妹想跟雨果一起，也很殷勤，但是我把他们通通推走，对莉拉说只要忍一秒钟，还说如果她愿意可以把眼睛闭上。但是她不愿意，当我给她搽酒精时，她一直盯着雨果，就像在向他证明她有多勇敢似的。我用力吹了吹她的伤口，绷带把伤口绑得很好，并不疼。

“你最好立刻回家去。”我妹妹对她说，“这样你妈妈就不会发飙。”

莉拉走后，我就开始觉得无聊了，因为雨果和我妹妹谈起了国内的探戈乐队，雨果在某家影院里见到过德·卡罗[7]，他还会用口哨吹出探戈曲子，让妹妹用钢琴弹出来。我到自己房间里去找集邮册，一直在想着莉拉妈妈会骂她，也许她正在哭，也许她的伤口感染了，这是常有的事。莉拉在搽酒精时那么勇敢，真是不可思议，而她盯着雨果，既不哭泣也不低头，那样子也让人惊叹。

床头柜上放着雨果的植物学书，露出了孔雀羽毛的羽柄。雨果是允许我端详这羽毛的，所以我小心地把它取出来，走到灯旁将它看个清楚。我觉得没有比这更漂亮的羽毛了。上面的斑点仿佛池中的水珠般漾着光，但是那也是没法比的，这羽毛要漂亮多了，它有一种闪亮的绿色，就像生长在杏树上的虫子一样，那种虫子有两根长长的触角，顶上各有一个小毛球。在羽毛最宽、最绿的部位中心，张着一只蓝紫色的眼睛，缀满了金色，真是个稀罕东西，我突然明白了它为什么是鸟中之王，每多看这羽毛一眼，我就越会想入非非，就像小说里那样。最后，我不得不把这羽毛放下，要不然我会把它从雨果这儿偷走，这可不行。也许，莉拉正独自待在家里想着我们（她家很黑，她的父母都很严厉），而我却拿着羽毛和邮票在玩。我最好把东西都收好，想想可怜的莉拉，她是那么勇敢。

晚上，我睡不着觉，不知道为什么。莉拉正在发烧生病的念头在我脑袋里赖着不走。我真想求妈妈去问问莉拉的母亲，但是不行。首先，雨果会笑话我的；其次，如果妈妈知道莉拉受了伤而我们却没告诉她，她会生气的。我想尽了办法，却怎么也睡不着。最后，我想最好还是上午去莉拉家看看她怎么样，或者隔着女贞树喊她。终于，我睡着了，心里还想着莉拉、“水牛比尔”，还有灭蚁器，但主要是莉拉。

第二天，我第一个起了床，去我的花园里，它离紫藤丛很近。我的花园是专属于我的一畦地，奶奶把它给了我，任我使用。我曾经种过金丝雀虉草，后来还种过甘薯，但是现在我喜欢花，尤其是我的海角茉莉，它的香味最浓郁，尤其是在晚上，妈妈总说我的茉莉花是家里最美的。我用锹慢慢地在茉莉四周挖着，这花是我最好的东西了。最后，我把茉莉连同粘在根上的土全都取了出来。然后，我跑去叫莉拉，她也已经起床了，而且她的膝盖几乎没事了。

“雨果是明天走吗？”她问我，我说是的，因为他得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继续准备一年级入学考试。我对莉拉说，我给她带了一样东西来，她问我是什么，于是我隔着女贞树丛把我的茉莉给她看，对她说我把花送给她，如果她愿意的话，我可以帮她建造一个她自己的花园。莉拉说茉莉花很美，她征得了她母亲的同意，我便跳过女贞树丛帮她栽花。我们选了一小块花床用地，拔掉了地里几株半枯的菊花，然后我开始铲土，让那块地大变样，然后莉拉告诉我她希望把茉莉种在哪里，就在正中央。我把花栽上，我们用喷壶浇上水，花园看上去很不错。现在，我必须搞到一点儿雀稗，但是这不用急。莉拉很高兴，她的伤一点都不疼了。真希望雨果和我妹妹能立刻看到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正要去找他们，妈妈却叫我去喝牛奶咖啡。内格利姐妹正在花园里吵架，库菲拉像往常一样在尖叫。我真不知道在一个这么美妙的早晨，她们怎么能吵得起来。

星期六下午，雨果得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卡洛斯叔叔不想在这一天开灭蚁器，他要等到星期天再开。最好是只有他跟我在，不然，一不走运，雨果可能会中毒或发生什么其他事。那天下午，我有一点点想他，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他待在我房间里，而且他还知道那么多故事和奇闻。但是，我妹妹更难过，她像梦游似的在家里到处游走，妈妈问她怎么了，她回答说没事，但是她的表情让妈妈看了她好一会儿，最后，妈妈说有些小女孩自以为是个大姑娘了，虽然她们连自个儿擤鼻涕都不会。我觉得我妹妹表现得就像个笨蛋，尤其是当我看见她用彩色粉笔在院子里的黑板上写下雨果的名字的时候。她写上，擦掉，再写上，每次都用不同颜色、不同字体，还一边斜眼睨着我。然后，她画了一颗插着箭的心，我就走开了，因为我不想扇她几耳光，也不想告诉妈妈。更糟糕的是，那天下午，莉拉很早就回了家，她说因为伤口的缘故她母亲不让她多待。雨果对她说，五点的时候会有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接他，她为什么不等到他离开的时候再走呢，但是莉拉说不行，便跑开了，连招呼都没打。因此，当有人来接雨果时，雨果必须得去向莉拉和她母亲告别，然后，他向我们告别，他走时非常高兴，说他下个周末会再来。那天晚上，我一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觉得有点孤单，但是，另一方面，我感到所有的东西又都是我一个人的了，而且我高兴什么时候关灯都行，这也挺好。

星期天，我一起床就听见妈妈隔着铁丝网在和内格利先生说话。我走过去道早安，内格利先生正在跟妈妈说，我们试机器那天冒了烟的莴苣地里，莴苣全都发了蔫。妈妈对他说这很奇怪，因为机器的说明书里说那种烟对植物是无害的。内格利先生回答道，说明书是不能信的，就跟药物一样，你看说明书里写它包治百病，最后倒可能叫你一命呜呼。妈妈说，也许是内格利姐妹中的哪一个不小心把肥皂水洒在了地里（但是我觉得妈妈想说她们是故意的，她们就是那么调皮、那么爱惹事）。内格利先生则说，他得查一查，但是，说真的，如果那机器会杀死植物，这样折腾就得不偿失了。妈妈说，她可不会拿几根要死不活的莴苣跟花园里的蚁灾相提并论，她还说我们下午就要再开动机器，如果他们看见有烟，就通知我们去堵住蚂蚁洞，这样就不用麻烦他们了。这时，奶奶叫我去喝咖啡，我不知道他们还说了些什么，但是我很激动地想着我们又要跟蚂蚁开战了，我整个上午都在读莱佛士[8]的故事，虽然我并不像喜欢“水牛比尔”和其他许多小说那样喜欢它。

我妹妹的疯劲儿已经过去了，她正在家里到处唱歌。有那么一会儿，她突然想用彩色铅笔画画，便来到我旁边，然后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凑过来看我在干什么。巧的是，我刚刚写完我自己的名字，我很喜欢到处写上自己的名字，更巧的是，我还在旁边写下了莉拉的名字。我合上了书，但是她已经看到了，开始哈哈大笑，还好像挺同情地看着我。我朝她扑过去，但是她叫了起来，我听见妈妈过来了，便怒气冲天地跑去了花园。午饭的时候，她一直带着嘲弄的神情看着我，我很想在桌子底下踢她一脚，但是她可能会大声尖叫，而那天下午我们还要开动那机器，所以我忍了下来，什么也没说。到了睡午觉的时候，我爬到柳树上去看书、想事情。四点半，卡洛斯叔叔睡完觉到屋外来了，我们便泡上马黛茶，然后把机器备好。我和好了两盆泥巴。女人们都在屋里。天很热，机器旁更热，因为它是烧炭的，但是，马黛茶若是在又烫又苦的时候喝下去，是很消暑的。

我们选在花园最里头、靠近鸡舍的地方开动机器，因为蚂蚁似乎都躲在那块地方，对苗圃大加破坏。我们刚把喷嘴放进最大的蚂蚁洞里，就开始到处冒烟，连鸡舍地上的砖缝里都是。我来来回回，在各地都堵上泥，我喜欢往上抹泥，再用手拍实，直到烟不再往外冒。卡洛斯叔叔把身子探过内格利家的铁丝网，问俏拉她家的花园有没有冒烟，因为她是三人中比较有脑子的那个。库菲拉咋咋呼呼地到处查看，因为她们都很尊敬卡洛斯叔叔，但是，她们那边并没有冒烟。我倒是听见莉拉正在叫我，我跑向女贞树丛，看见她穿着那件我最喜欢的饰有橘色圆点的衣服，膝盖上缠着绷带。她叫喊着对我说她的花园里冒烟了，就是那个专属于她的花园。我拿起一盆泥跳过铁丝网，而莉拉则伤心地对我说，她去看她的花园时听见我们正在跟内格利姐妹说话，然后烟就从我们种下的茉莉花旁边冒出来了。我跪在地上，倾尽全力地抹上泥。茉莉花才刚刚移植过来，现在却离毒药这么近，这是很危险的，虽然使用手册上说不会有事。我想着是不是可以在离这块地几米的地方截断蚁道，但是，我还是得先抹上泥，尽力将洞口堵严实。莉拉已经拿着一本书坐在了树荫下，看着我忙活。我喜欢她看着我，我抹上了很多泥，那里肯定不会再冒烟了。然后，我走过去问她哪里有锹，可以试着把蚁道截断，免得它把剧毒传到茉莉花那里。莉拉起身去找锹，她找了很久，所以我就看了看她的书，那是一本带插图的故事书。我惊讶地看见莉拉的书里也有一根漂亮的孔雀羽毛，这她可从没说起过。卡洛斯叔叔在叫我去堵其他的洞，但是我却看着那根羽毛。那不可能是雨果的那根，但是它们看起来一模一样，就像是出自同一只孔雀：绿色的羽毛，有蓝紫色的翎眼和金色的斑点。当莉拉拿着锹过来时，我问她羽毛是哪里来的，想着要告诉她雨果有一根一模一样的。当她满脸通红，回答说那是雨果在告别时送给她的时候，我几乎没注意到她都说了些什么。

“他对我说他家里有很多。”她加了一句，好像在辩解什么，但是她并没有看着我。在女贞树丛的另一边，卡洛斯叔叔更加大声地叫着我，我扔掉莉拉给我的锹，虽然莉拉正在叫我，对我说她的花园里又冒烟了，我却转身走向铁丝网，跳了过去。透过女贞树丛，我从家里看着莉拉，她在哭，手里还拿着那本书，那根羽毛从里面露出了一点点。我看见烟现在就从茉莉花旁边冒出来，毒药和根茎混成一气。我走到机器旁，趁着卡洛斯叔叔又在跟内格利姐妹说话，打开毒药罐，往机器里倒上满满的两勺、三勺，然后将小门关上。这样，毒烟会彻底地熏遍蚂蚁洞，杀掉所有的蚂蚁，家里的花园中一只活口都不留。

[1]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座城市。科塔萨尔曾在这里度过童年。

[2]坐牛（Sitting Bull, 1831-1890），美国印第安人苏族部落首领。

[3]科迪斯（Keds）是1916年创立的美国运动鞋品牌，冠军（Champion）是其中的一个系列。

[4]阿根廷著名儿童周刊，是历史最悠久的青少年西语杂志，1919年创刊，名字取自美国流行人偶尖头福神比利肯。

[5]埃米里奥·萨格瑞（Emilio Salgari, 1862-1911），意大利冒险小说、科幻小说作家。

[6]威廉·弗雷德里克·“水牛比尔”·科迪（William Frederick “Buffalo Bill”Cody, 1846-1917），南北战争军人、驿马快递骑士、边境拓垦人、美洲野牛猎手。他是美国西部开拓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7]胡里奥·德·卡罗（Julio de Caro, 1899-1980），阿根廷著名探戈作曲家、乐队指挥家、小提琴家。

[8]托马斯·斯坦福·宾利·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1781-1826），英国殖民时期重要的政治家。

暗门

塞万提斯宾馆让佩特隆喜欢的理由也许正是其他人讨厌它的原因。那是一家阴暗、宁静、几乎没什么人的宾馆。当佩特隆乘着轮船过河时，当时认识的一个人向他推荐了这家宾馆，说它就在蒙得维的亚[1]的中心地区。佩特隆要了二楼的一个房间，带有卫生间，正对着大堂接待处。从门房的钥匙板上，他看得出宾馆里没住什么人。每把钥匙都跟一个沉甸甸的铜盘串在一起，盘上有房间号，这是管理部门为了防止客人把钥匙忘在口袋里而想出的小花招。

电梯就在大堂对面，大堂里有一个柜台，放着当天的各类报纸和电话台。佩特隆只需要走几米就能到房间。水龙头里的水很烫，这弥补了阳光的不足和空气的闭塞。房间里有一扇小窗户，正对着隔壁电影院的天台，时不时地，会有一只鸽子在那里散步。卫生间的窗户更大一些，但很遗憾，它面朝着一堵墙和一小块遥远的天空，几乎没什么用。家具不错，抽屉和柜子多得用不过来。还有很多衣架，挺奇怪的。

经理是个高瘦的男人，完全秃了顶，戴着金丝边眼镜，有着乌拉圭人特有的那种响亮有力的声音。他告诉佩特隆说二楼很安静，只有他唯一的隔壁房间里住着一位单身的女士，她不知在哪里上班，总要到入夜才回宾馆。第二天，佩特隆就在电梯里遇见了她。他知道是她，是因为看见了她的钥匙牌号，她就像要献出一枚硕大的金币似的，把钥匙牌放在手心里。门房拿起她和佩特隆的钥匙，把它们挂在钥匙板上，然后跟那个女人谈起了几封信的事情，因此，佩特隆有时间看清楚她还挺年轻，但不太起眼，而且，就像所有的乌拉圭女人一样，穿衣服品位很差。

与马赛克生产商签好合同大概得花一个星期。下午，佩特隆把衣服叠好放到衣橱里，理好桌上的文件资料，洗完澡以后，他到市中心转了一圈，等着到时间去合伙人的办公室。那一天就在几场会谈中度过，期间他在波西托斯酒店参加了一场鸡尾酒会，还在主要合伙人家里吃了顿晚饭。当他被送回宾馆时，已经过了凌晨一点。他疲惫地躺上床，立刻就睡着了。他醒来时，已经快九点了。初初醒来的那几分钟里，在残留的睡意和困倦中，他觉得在某一时刻曾有小孩的哭声吵到了他。

出门前，他与有德国口音的前台接待员聊了聊。他一面打听着公交车线路和街道名称，一面心不在焉地看着宽敞的大堂，而大堂尽头就是他和那位单身女士的房间。在这两扇房门之间，有一尊带有基座的《米罗的维纳斯》[2]仿作，仿得十分糟糕。侧面墙上还开有一扇通向一间小会客厅的门，厅里照例摆着沙发椅，放着杂志。当接待员和佩特隆不再说话时，宾馆中的寂静仿佛凝结成形，如灰烬般落在家具和瓷砖上。电梯的声响仿佛轰鸣，报纸翻页或划火柴的声音也几乎震耳欲聋。

会议在天黑的时候结束，佩特隆在七月十八日大道上转了一圈，然后在独立广场上的一家小饭店里吃了晚饭。一切都很顺利，也许他可以比他原本预计的要更早地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买了一份阿根廷报纸和一包生烟，然后慢慢地走回了宾馆。旁边的电影院里在放两部电影，但他都已经看过了，而且，他其实也没有兴致要到哪儿逛逛。宾馆经理遇见他时跟他打了个招呼，还问他床上是否需要再添些什么。他们聊了一会儿，抽了根烟，就分开了。

睡觉前，佩特隆把白天用过的文件整理好，然后兴味索然地看了看报纸。宾馆里的寂静太过沉重，偶尔一辆顺着索利亚纳街而下的电车声响也只不过将这寂静暂时地打破，再任它变本加厉、卷土重来。他并不焦躁，只是有些不耐烦，便把报纸往垃圾篓里一扔，一边心不在焉地照着衣橱上的镜子，一边脱衣服。衣橱已经很旧了，背后隐藏着一扇通向隔壁房间的门。佩特隆惊讶于自己第一次查看这间房时竟然没注意到这扇门，现在才发现它。他先前以为这栋楼就是建来当宾馆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这家宾馆和许多中档宾馆一样，是由旧办公楼或住宅楼改造而成的。仔细一想，几乎在他这一生住过的所有宾馆中——他可住过不少——房间里总会有一扇封死的门，有时候一眼就看得见，但大多通常都有一个衣柜、一张桌子或是一个衣帽架挡在前面，正如现在的这间一样，可以掩人耳目，含羞带愧地想遮掩住这扇门的存在，就像一个女人用手挡在小腹或乳房前，以为这样就遮了羞。但是，无论如何，门就在那里，从衣橱顶冒出了头。曾经有人从门里进出过，有人敲过它、虚掩过它，赋予它某种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仍蕴藏在它与墙壁大不相同的木材中。佩特隆猜想，门的另一边大概也立着个衣柜，而房里的女士可能也对这扇门有着同样的想法。

他并不困倦，但还是美美地睡着了。他大概睡了三四个钟头，然后，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把他弄醒了，就好像发生了什么让人厌恶、惹人恼火的事。他打开床头灯，发现才两点半，便又把灯关了。这时，他听见隔壁房间里有孩子的哭声。

一开始，他并没怎么在意。他的第一反应是放下心来：这么说，前一天晚上确实有个孩子让他没休息好。一切都解释清楚了，这就更容易睡着觉了。但之后，他转念一想，便从床上慢慢地坐了起来，在黑暗中静静听着。他没听错，哭声是从隔壁房间里传来的。透过暗门，可以听得见那声音，听得出是从那房间里床尾所在的位置发出的。但是，隔壁房间里不可能有个小孩儿呀，经理说得清清楚楚，那位女士是一个人住的，她几乎整天都在上班。佩特隆蓦地想到，也许她这天晚上是在照顾某个亲戚或朋友的孩子，但他随即想到了前一天晚上。现在，他很肯定他先前听到的就是这种哭声，因为这哭声与众不同，像是一连串长短不一的轻轻呻吟和哽咽的轻嗝，后面再跟着一声短暂的抽泣，声音一直断断续续，十分微弱，就好像孩子病得厉害似的。这应该是个几个月大的婴儿，虽然他哭起来不像新生儿一样刺耳，也没有突然发出咯咯声或是哽噎声。佩特隆想象着那个婴儿——是个男孩吧，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很虚弱，生着病，脸颊消瘦，动作无力。那小东西在晚上呻吟着，轻声哭泣着，没有闹出大动静。如果没有那扇暗门，哭声也许都穿不透那厚实的墙壁，谁也不会知道隔壁房间里有个小孩在哭。

早上，佩特隆一边吃着早饭、抽着香烟，一边想了一会儿这件事。睡不好觉对他白天的工作可没好处。他已经在深夜被吵醒了两次，两次都是因为那哭声，而第二次更糟，因为除了哭声，还能听见那个女人试图安抚孩子的声音。她的声音很低，但是带有一种焦急渴切的腔调，听起来有点像在做戏，那低语声强有力地穿门而过，仿佛声声尖叫。孩子有时候会被这种哄弄呵求安抚好情绪，但是不久就会再次发出断断续续的轻声呻吟和无法慰藉的悲咽，于是女人就会再次嘟囔着一些低不可闻的言语，施展出母性的魔力来安抚她的孩子：他身心受困，也许是痛不欲生，也许是害怕死亡。

“这一切都很凄美，但是那经理可耍了我一回。”佩特隆走出房门时这么想着。他很讨厌谎言，便明白提出了这件事。经理定定地看着他。

“孩子？您大概搞错了。这层楼没有小孩。您的房间隔壁住着一位单身女士，我想我已经跟您说过了。”

佩特隆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口。要么是这家伙在愚蠢地撒谎，要么是这宾馆的传声效果摆了他一道。经理微微斜过眼看着他，好像他倒被这投诉给惹恼了似的。“也许他觉得我是在找借口搬出去，只是不好意思直说。”他想。面对这样的矢口否认，要再反驳什么挺困难的，甚至有点荒唐。他耸耸肩，转而要了份报纸。

“我大概是做梦来着。”他说，心里因为不得不这么解释——或是做出其他任何解释——而觉得恼火。

夜总会闷得要死，做东的两个人也似乎不怎么来劲，所以，佩特隆便很轻易地借口白天太累，被送回了宾馆。他们约好第二天下午签合同，生意基本上已经谈成了。

宾馆大堂安静极了，佩特隆不自觉地踮起脚尖走路。床边放着一份晚报，还有一封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寄来的信。他认出是他妻子的字迹。

上床睡觉之前，他一直在盯着衣橱和那扇门露出的部分看。也许，如果他把自己的两只手提箱放到衣橱上面堵住那扇门，隔壁房间的声音就会小一些。跟平常一样，这个时候是听不到一点声音的。整个宾馆都在沉睡，物件如此，人也如此。但是，心情本来就不好的佩特隆却觉得正好相反，他觉得一切都醒着，都在这寂静的中心清醒着、渴盼地警觉着。他心底的焦躁似乎也传染给了这栋房子和房子里的人，他们也仿佛在监视着、窥伺着什么，暗伏不动。一堆蠢话。

当孩子的哭声在凌晨三点把他吵醒时，他几乎没把它当回事儿。他从床上坐起来，心想是不是最好把巡更的叫来，让他证明在这个房间里确实是没法睡觉的。孩子哭得很轻，有时都听不见他的声音，可佩特隆却觉得，这哭声就在那里，一直不停，而且很快就会越来越吵。十秒或二十秒极其缓慢地熬了过去。然后，传来一声短促的抽泣，一声几不可闻的呻吟，可怜兮兮，嘤嘤不止，直到最后爆发成真正的啼哭。

他点燃一根香烟，心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在墙上轻轻敲几下，让那女人哄那孩子安静下来。但一想到他们两个，想到那女人和孩子，他发现自己并不是真的相信他们俩的存在，他发现自己很荒唐地相信经理并没有骗他。现在，那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她的抚慰焦急殷切，虽然也是那么小心翼翼，却彻底盖住了小孩的哭声。女人正在哄着那孩子、安抚着他，佩特隆想象她正坐在床尾，摇着孩子的摇篮或是把他抱在怀中。但是，他怎么也想象不出那孩子的模样，就好像酒店经理的话比他正亲耳听见的情况更加真切。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微弱的呻吟在轻声的抚慰中时高时低，佩特隆开始怀疑这一切都是虚假的，是一场毫无道理的、可怕而荒唐的游戏。他想起那些关于没有孩子的女人的老套故事，她们虔诚而狂热地偷偷收藏各种玩偶，私底下幻想自己做了母亲，这比宠溺猫猫狗狗、子侄晚辈要可怕一千倍。那女人正在模仿着她那沮丧烦躁的孩子的哭声，抚慰着双臂虚抱住的一团空气，也许她的脸上满是泪水，因为她的哭泣已假戏真做，透出她那荒诞奇异的苦痛：在宾馆房间的孤单寂寞中，在无动于衷的冷漠和黎明时分的遮蔽之下，她哭得肆无忌惮。

佩特隆无法再入睡，便打开床头柜上的灯，心想着自己该怎么办。身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的心情非常糟糕，他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骗人的、空洞的、虚伪的：这寂静、这哭声、这安慰，这在日夜交替时分唯一真实的东西，却用令人无法忍受的谎言欺骗他。他觉得，就在墙上敲一敲太轻描淡写了。他虽然无法入睡，但也没有完全清醒：不知怎么，他不觉一点点挪动那衣橱，直到露出那扇落满灰尘的、脏污的门。他穿着睡衣，光着脚，像蜈蚣似的贴在门上，把嘴靠近松木板，用假嗓子模仿起另一边传来的那种呻吟，声音几不可闻。他提高声调，呻吟，抽泣。门的另一边陷入一片沉寂，本应持续一整夜；但是，下一秒，佩特隆就听见那女人在房间里跑动，拖鞋噼啪作响，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这声痛呼刚出口便戛然而止，仿佛一根绷紧的弦。

当他经过经理柜台时，已是十点多。八点过后，他曾经迷迷糊糊地听见宾馆职员和那女人的声音。有人在隔壁房间里走来走去、搬运东西。他看见电梯旁边放着一只衣箱和两只大手提箱。佩特隆觉得，经理看上去似乎手足无措。

“您昨晚睡得好吗？”他问道，职业性的语调难掩他的漠不关心。

佩特隆耸了耸肩。他不想多说，反正他只需要在宾馆里再过一夜了。

“不管怎么样，您现在会过得更舒心了。”经理看着那些箱子说道，“那位女士中午就要离开我们这里了。”

他在等着佩特隆说点什么，而佩特隆却只用眼神回应了他。

“她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突然要走。女人从来就摸不清。”

“是的，”佩特隆说，“摸不清。”

到了街上，他觉得晕乎乎的，但并不是真的头晕。他一边灌着苦咖啡，一边开始想这件事，他忘记了生意，也不在意四周灿烂的阳光。那个女人离开宾馆，是因为被恐惧、羞愧或气愤给逼疯了，而这都得怪他。“她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了……”她也许有病，但是她并没害人。应该离开塞万提斯宾馆的是他而不是她。他应该去跟她谈谈，向她道歉，请求她留下来，并发誓不会对人乱说。他往回走了几步，半路又停了下来。他不敢出这个洋相，他害怕那女人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反应。已经到了该去跟两位合伙人会面的时间了，他不想让他们久等。好吧，算她倒霉。她不过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她会找到另一家宾馆来照顾她那个想象中的孩子的。

但是，到了晚上，他又觉得难过了。他觉得房间里的那片寂静更沉重了。进宾馆时，他不禁一直盯着钥匙板看，隔壁房间的钥匙已经不在了。他跟正打着呵欠等着下班的职员聊了几句，然后进了自己的房间，并不奢望自己能睡着。他有晚报和一本侦探小说。他慢吞吞地整箱子、理文件。天挺热，他把那扇小窗户大开着。床铺得很好，可他却觉得又硬又不舒服。他好容易有了足够的安静来睡个好觉，却只觉得心里如承受重压般难受。他踱了一圈又一圈，心里想着自己施计讨求的安静如今是完全回来了，却报复似的将他全然击败。讽刺的是，他觉得自己想念起那孩子的哭声来了。眼下这种绝对的安宁不足以让他安睡，更无法让他清醒。他想念那孩子的哭声，而等过了好一阵，当他听见那微弱却确切无疑的哭声透过暗门传来时，除了害怕，除了因此深夜逃离，他却也明白了：没事了，那女人并没有说谎，她轻声安慰那孩子，她希望孩子安静下来让他们睡个好觉，她并不是在惺惺作态。

[1]乌拉圭首都。

[2]即断臂的维纳斯，创作于约公元前2世纪，1820年在爱琴海米罗岛被发现，因而得名。

迈那得斯[1]之夜

堂佩雷斯递给我一份印在铜版纸上的节目单，然后将我引到座位上。第九排，稍稍偏右：完美的声学平衡。我对皇冠剧院很熟悉，知道它像歇斯底里的女人一样难以捉摸。我总是建议我的朋友们千万别坐到第十三排，因为那里仿佛有某种气流旋涡，乐音传不进去；左边的上层楼座也不行，因为就像在佛罗伦萨市立剧院里一样，有些乐器听上去像是脱离了乐团，在空气中浮游，比如说，一支笛子好似在离人三米的地方吹响，而其他乐器却还是规规矩矩地待在台上，这很生动奇妙，但让人很不舒服。

我瞅了一眼节目单。我们将会听到《仲夏夜之梦》[2]《唐璜》[3]《大海》[4]和《第五交响曲》[5]。想到大师，我不禁笑了。这只老狐狸定下的演奏会节目单再次蛮横地无视美学规则，却隐含着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而这是戏剧导演、钢琴大师和自由搏击主持人的共同特点。一场在施特劳斯和德彪西之后立马接上贝多芬的演奏会，直教人神共愤，我只是出于纯粹的无聊才会来听。但是，大师了解他的观众，他组织的演奏会都是为了皇冠剧院的常客，也就是说，都是些平和亲切的人，很有参与精神，宁愿将就也不想尝鲜；他们最注重的是对消化系统的深切体恤和对平静心情的绝对尊重。听门德尔松，他们会觉得很自在。然后是豪迈、坚决的《唐璜》，其中有很多可以跟着吹口哨的小调。德彪西会让他们自觉是艺术家，因为可不是谁都能懂得他的音乐。接着是重头戏，贝多芬的震撼之作，如同命运的敲门声，胜利的V字形，那位聋子天才。然后，他们会各自飞奔回家，因为明天办公室里会忙疯。

其实，我很喜欢大师，他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了好音乐。我们这座城市没有艺术，也远离中心，十年前，也就只晓得有《茶花女》和《〈瓜拉尼人〉序幕》。大师受一位果敢的企业家雇用来到这座城市，组建起了这个堪称一流的乐团。慢慢地，他向我们推出勃拉姆斯[6]、马勒[7]、印象派[8]作曲家、施特劳斯和穆索尔斯基[9]。一开始，观众们对他颇有微词，因此，大师不得不收敛锋芒，在演出中穿插了很多“歌剧选段”；然后，观众们开始为他向我们展现的强劲坚定的贝多芬鼓掌欢呼；最后，他给什么，人们都会叫好，只是因为看见了他。就比如说现在，他的入场掀起了一股非同一般的热情。不过，演出季才开始，人们的双手还没审美疲劳，他们很乐意鼓掌，而且，大家都热爱大师。大师正在鞠躬，举止生硬，不怎么热情，然后，他带着他那种枭雄般的气势转向乐手们。我左边坐着赫纳坦夫人，我跟她不熟，但她是公认的音乐迷。她脸红彤彤地对我说：

“看吧，这是一位干成了少有的大事的男人。他不仅组建了一个乐团，更是培养出了一批观众。这难道不让人钦佩吗？”

“是的。”我说，如往常般随和。

“有时候，我在想他应该面向音乐厅来指挥，因为我们也有点像是他的乐手。”

“您可别算上我，拜托。”我说，“说到音乐，我可是一脑袋糨糊。比方说，今天的节目安排，我就觉得很恐怖。不过肯定是我搞错了。”

赫纳坦夫人严厉地看看我，然后别开了脸，但是，她的好心肠压倒了一切，促使她对我解释了一番。

“这节目单里的全是大师级作品，每一部都是热心观众来信要求的。您难道不知道今晚是大师与音乐结缘二十五周年纪念？也不知道乐团在庆祝成立五周年？您看看节目单的背面，有一篇帕拉辛博士写的文章，动人极了。”

在大师演奏的门德尔松和施特劳斯为他博得了喝彩之后，我在中场休息时拜读了帕拉辛博士的文章。我一边在入口大堂中踱步，一边问了自己几次：这次的演奏是否值得观众如此痴狂呢？而且，据我所知，这些观众并不是十分慷慨宽仁的。但是，周年纪念为傻气登堂入室大开方便之门，我猜大师的崇拜者们就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之情。在吧台，我碰见了埃佩法尼亚博士一家，便跟他们聊了几分钟。姑娘们脸红红的，都很激动，她们就像咯咯叫的小母鸡一样把我团团围住（她们让人想起各种各样的飞禽），告诉我说门德尔松真是绝了，他的音乐就像天鹅绒般柔美，如薄纱般轻盈，浪漫到极致。她们一辈子都听不厌夜曲，而谐谑曲更是天籁之作。贝芭则更喜欢施特劳斯，因为他曲风强劲，是位真正的德国式唐璜，他的双簧管和长号让她直起鸡皮疙瘩——这形容让我觉得惊人地贴切。埃佩法尼亚博士带着宽容的微笑听我们说话。

“啊，年轻人！很明显，你们没听过李斯勒[10]弹琴，也没见过冯·彪罗[11]做指挥。那才是辉煌的岁月啊。”

姑娘们很生气地看着他。小罗莎里奥说现在的乐团指挥得比五十年前要好上许多，而贝芭则完全不许她父亲贬低大师的高超技艺。

“当然，当然。”埃佩法尼亚博士说，“我认为大师今晚棒极了。多么火热！多么有激情！我自己也已经很多年没这么鼓过掌了。”

他把两只手摊给我看，手红得就像刚刚拍扁过一根糖萝卜。但有趣的是，到那时为止，我一直都有正相反的感受：我觉得大师那晚就好像又犯了肝疼，所以选择了一种简单直接的风格，没怎么卖力。不过，我大概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因为卡约·罗德里格斯一看见我就几乎跳起来搂住了我的脖子，他对我说《唐璜》真是棒透了，还说大师是一位不可思议的指挥。

“你没觉得有一刻，门德尔松的谐谑曲已经不像是乐团在演奏，而更像是精灵的低吟吗？”

“事实上，”我说，“我得先搞搞清楚精灵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别这么伤人。”卡约涨红着脸说，我发现他说这话时是真的动了怒。“你怎么会感觉不到呢？大师很棒，嘿，他从没指挥得这么好过。真不敢相信你会这么不开窍。”

吉列米娜·方坦快步向我们走来。她把埃佩法尼亚家的姑娘们说过的溢美之词又重复了一遍。卡约和她互相凝视，热泪盈眶，被彼此的惺惺相惜打动，慨叹于这种情感能让人们在一瞬间无比良善。我看着他们俩，心里挺吃惊，因为我搞不太懂这种激情。不过，我确实不像他们一样每晚都来听音乐会，有时候还会把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12]颠来倒去分不清，这在他们那一群人当中大概会被看成是无知到家了。不管怎么说，那些红扑扑的脸庞、汗津津的脖子、那种即使身处入口大堂甚至大街上也想继续鼓掌的强烈愿望，都让我想到大气变化啦、湿气啦或是太阳黑子，这些东西总是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有哪个机灵鬼正在重做牛博士[13]的经典实验，令观众们激情炽烈。吉列米娜用力地摇晃着我的胳膊，把我从浮想联翩中拉了回来（我们可不怎么熟）。

“接下来就是德彪西了。”她无比激动地呢喃着，“那一滴小水珠，《大海》[14]。”

“一定会很动听的。”我顺着她的思绪之潮说道。

“您能想象大师会怎么指挥这曲子吗？”

“肯定是无懈可击。”我估摸着回答，一边看向她，观察她觉得我的回答如何。但是，吉列米娜显然期待着更火热的答案，因为她向卡约转过身去——他正像口渴的骆驼一样狂饮苏打水——两人开始如痴如醉地预想德彪西的第二乐章会是什么样子，猜测第三乐章该有多么宏伟强劲。我自去走廊上四处晃荡了一阵，然后回到入口大堂。到处都能发现，观众对刚刚听到的演奏激动万分，这教人既感动又恼火。一种捅了蜂窝似的巨大嗡嗡声慢慢钻进我脑子里，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头脑发热，喝了比平时多一倍的贝尔格拉诺苏打水。我没能完全投入其中，只能像昆虫学家观察昆虫一样在一旁看着这些人，这让我有点痛苦。但是，我能怎么办呢？我这辈子常常碰到这种情况，我几乎已经学会用这种能力来为自己避免一切牵扯。

我回到座位上时，大家都已经坐好了。我搅扰了一整排的人起身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乐手们无精打采地回到台上，而急着听音乐的观众们倒比乐手们更早就位，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看看最上头的两层楼座，那里黑压压一片人，就像苍蝇哄围着一罐糖；再下几层的楼座稀一些，那里的男人们一身礼服，看起来就像是一群群乌鸦；有几支手电筒亮了又灭，那是带着乐谱的音乐迷们正在试用他们的照明设备。中间大吊灯的灯光渐渐暗下去，黑暗中，我听见掌声响起，迎接大师的入场。光线与声音渐进交替，我的一种感官开始休息，而另一种感官则立刻开始工作，让我觉得十分奇特。在我左边，赫纳坦夫人用力地拍着手，整排的人都无比热烈地鼓着掌；但是，在我右边，隔着两三个位子，我看见有一个男人一动不动地低头坐着。毫无疑问，那人是个瞎子。我依稀看见了白色盲杖和毫无用处的眼镜的反光。只有他和我拒绝鼓掌，他的态度吸引了我。我真想坐到他旁边，跟他聊聊：那天晚上能忍住不鼓掌的人都很值得关注。往后两排，埃佩法尼亚家的姑娘们手都要拍断了，她们的父亲也不甘落后。大师简短地致意，往上面略微看了几眼，掌声如流星雨般飞溅而下，与来自池座和楼上包厢的掌声汇成一片。我似乎在大师脸上看到一种介于好奇与疑惑之间的表情，他听到的声音必定正在向他展示一场普通的音乐会与一场二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之间的差别。不必说，大师靠《大海》得到的掌声可不比施特劳斯少多少，这可以理解。我自己也被最后一个乐章的宏伟气势打动，鼓掌鼓得手疼。赫纳坦夫人都哭了。

“真是妙不可言。”她嘟囔着，将一张梨花带雨的脸转向我，“真是不可思议地妙不可言……”

大师退场后再次入场，优雅而灵巧，他走上指挥台的样子就像是要发出最后一击。他示意乐团起立，掌声和喝彩声更加猛烈。在我右边，那个瞎子正轻轻地鼓掌，小心不把手给拍疼。看着他不紧不慢地低头随观众一起致敬，仿若入定，对一切都不加理会，这可别有乐趣。叫好声向来只是偶尔几声，就像是个人心情的表达，现在却正从四面八方渐次响起。掌声一开始并没有音乐会前半场那么响亮，但现在，音乐已经被人遗忘，人们鼓掌不再是因为《唐璜》或《大海》（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们所造成的震撼），而纯粹是为了大师，以及将大厅裹挟其中的共同情感，所以，喝彩已不再需要外在刺激，欢呼声越来越大，变得几乎难以忍受。我生气地看向左边，看见一个红衣女人一边鼓掌一边跑过池座的中心，停在指挥台下，就在大师的脚边。当大师再次鞠躬致意时，他惊觉红衣女人靠得太近，吓得直起了身子。接着，从顶层楼座里传来一声巨响，大师不由得抬起了头，罕见地举起了左胳膊，挥手致意。这动作让群情更加汹涌，现在，掌声里还夹杂进鞋子跺着楼座和包厢地板的轰响。这真是太夸张了。

没有设中场休息，但大师还是退场休息了两分钟，我站起身来想把音乐厅看看清楚。湿热的环境和激动的心情已经让大部分观众狼狈得就像一只只冒着汗的对虾。几百条手帕像海浪一样翻动着，仿佛正蹩脚地延续着我们刚刚听过的《大海》。很多人都跑向大堂，想飞快地灌上一杯啤酒或橘子汁。因为害怕错过什么，他们跑回来时差点与往外走的人撞上。池座的主出入口相当混乱，但是并没有人起争执，人们都感觉到一种无可比拟的善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怀着一种强烈的感动之情，这让大家惺惺相惜、心心相印。赫纳坦夫人因为太胖而无法在她的座位上活动自如，她把那张酷似萝卜的脸凑到我旁边，而我一直站着。“妙不可言，”她一直说，“太妙不可言了。”

当大师回来时，我几乎有些高兴，因为眼前这一群人让我觉得既可怜又恶心，而我却是其中的一员，这一点可无法推脱。在所有人中，只有大师和乐手们还算得上体面。还有跟我隔了几个座位的那个瞎子，他僵直着身子，没有鼓掌，优雅专注，不卑不亢。

“《第五交响曲》，”赫纳坦夫人在我耳边呵着气说，“悲怆的极致。”

我觉得那更像是一部电影的名字。我闭上眼睛，也许，在那一刻，我在试图模仿那个瞎子，他是我身边这一堆黏糊糊、软绵绵的蠢物中唯一有灵性的存在。当我看见绿色微光像燕子一样掠过我的眼皮时，《第五交响曲》的第一段就像一把掘土锹一样砸到了我的头上，让我不得不睁开眼睛。大师神情优雅，目光锐利，几乎称得上是英俊。他让乐团全力奏鸣，乐音腾空而来。掌声之后，观众刹那间陷入一片沉寂；我简直确信大师早在人们向他致意时就开始发动这趟音乐航班了。第一乐章在我们头顶飞掠而过，挑起火热的记忆，再现其中深意，奏出朗朗上口的旋律。第二乐章，指挥得精彩万分，在音乐厅里回响，厅里的空气仿佛已被点燃，但那是一团无形的冰火，从内而外燃烧着。第一声尖叫响起时，几乎没人听到，因为那是一声短促的闷哼，但是那女孩就坐在我前面，她的抽搐还是吓了我一跳，与此同时，在一片管弦和鸣声中，我听到了她的尖叫。一声短促而沙哑的尖叫，如同爱之痉挛或癔症发作。她的头向后仰倒，靠在皇冠剧院那仿佛独角兽青铜器般的池座座位上。同时，她的双脚发疯似的跺着地板，而她身边的人则紧紧地抓住她的双臂。我听到从上层楼座的第一排传来另一声尖叫、另一下跺脚声。大师结束了第二乐章，直接开始了第三章。我正疑惑，近距离沉浸在乐团高声演奏中的指挥能不能听见观众席上的尖叫？前排的女孩正渐渐地折起身体，有人（也许是她母亲）一直拉着她的一只胳膊。我本想帮忙，但是，在演奏会中，多管前排陌生人的闲事可是麻烦得很。我想跟赫纳坦夫人说说，因为女人都特别会处理这种突发情况，但是，她正两眼紧盯着大师的脊背，陶醉在音乐之中。我觉得她的嘴下面、下巴上有什么东西闪闪发光。然后，我就突然看不见大师了，因为前排一位穿着无尾礼服的先生挺起了他那胖乎乎的背脊。竟有人在乐章演奏到一半时起身，这是很奇怪的，而那几声尖叫，还有人们对那歇斯底里的女孩的置之不理，也很奇怪。有什么东西像一块红色斑渍似的，引得我看向池座的中央，我再次看见了中场休息时跑到指挥台下去鼓掌的那位女士。她慢慢地往前走着，身子笔直，我却觉得她是弯着腰走的，也许是因为她走路的姿态，那是一种缓慢的、催眠般的前进，好像是要准备起跳似的。她紧盯着大师，有一瞬间，我看见了她眼中燃烧着的火光。有一个男人从座位中走出，开始跟着她走。现在，他们走到了第五排，又有三个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音乐快结束了，大师带着无比的冷硬甩出最后一段的头几个和弦，一声声乐音就像雕塑般同时拔地而起，高耸而立的、或雪白或翠绿的柱子，一幢用声音铸成的卡纳克神庙[15]，那红衣女子与她的追随者们正一步步穿过它的中殿。

在乐团的奏鸣声中，我又听到了一声尖叫，但是这一次，喊声来自右边的一间包厢。随之而来的是起头的几下掌声，它已再也无法自抑，盖过了乐音，仿佛在雄浑阳刚的乐团与婉转承欢的音乐厅之间持续不断的激情喘息中，音乐厅已不再愿意等着乐团享受，转而陶醉于自身的欢愉，她呻吟着、扭动着，因无法承受的快感而尖叫。我在自己的座位上无法动弹，只感觉到在我身后似乎起了阵阵骚动，感觉到有人正与穿过池座中央的红衣女子及其追随者平行前进。红衣女子一行已经走到了指挥台下，就在这时，大师像斗牛士将整把剑刺进公牛的身体一样，把指挥棒插入了最后一道音乐之墙，然后他筋疲力尽地弯腰向前，就好像颤动的空气已用最后一次冲击将他顶伤。当他直起身来的时候，整个音乐厅的人都站了起来，我也一样，整个空间就像是一块被林叶般尖利的长矛瞬间捅碎的玻璃，掌声、尖叫声混为一体，粗野异常，溢满了音乐厅，但同时又彰显出某种恢宏，就像狂奔的公牛群或者类似的东西。观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池座区，我毫不惊讶地看见两个男人从楼上包厢跳到地上。赫纳坦夫人在尖叫，就像被踩了一脚的老鼠，她已经从座位上挪了出来，正大张着嘴，将双臂伸向舞台，嚷叫出她的激动之情。到那一刻为止，大师一直都是背对着大厅的，近乎不屑一顾，只是看着他的乐手们，带着可能的赞许。但现在，他慢慢地转过身来，低下头，第一次致意。他的脸很苍白，好像累坏了似的，我心想（面对着周遭这一片狂热地狱的群魔乱舞、光怪陆离，我正百感交集、千思万绪），他可能要晕倒了。他第二次致意，然后看向右边，那里有一个穿无尾礼服的金发男子刚刚跳上舞台，他后面还跟着另外两个人。我觉得大师好像正作势要走下指挥台，但是我随后发现他的动作像是一阵痉挛，就像他想甩脱什么似的。红衣女子的双手攥住他的右脚踝，抬起脸望向大师。她在尖叫，至少我看见她大张着嘴，我估计她在尖叫，就和其他人一样，也许我也一样。大师垂下指挥棒，用力地挣脱，他在说着什么，但是根本听不清楚。红衣女子的一位追随者已经抱住了大师的另一条小腿，大师转向他的乐团，好像在寻求帮助。乐手们都站在那里，站在一片东倒西歪的乐器中，站在舞台耀眼的灯光下。池座中的男男女女们从舞台两边爬上来，乐谱架随之如麦浪般倒下，再也分不清谁是乐手而谁不是。因此，当大师看到一个男人从指挥台后面爬上来时，便立刻抓住了他，让他帮自己摆脱红衣女子和她的追随者，他们的双手已经爬满了他的双腿，而就在这时，他发现那个男人并不是他的乐手，便想推开他，但是这人却抱住了他的腰。我看见红衣女子张开双臂，像是在祈求着什么。大师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围绕着他、簇拥着他的人流之中。在这一刻之前，我一直带着一种又惊恐又好笑的心情看着这一切，可我对现在的情况是彻底找不着北了。就在这一刻，我右边一声尖利的叫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看见那个瞎子站起身来，把双臂舞得像风车，呼唤着、恳求着、哀乞着什么。这太过分了，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自己也融入了这场情绪决堤的洪水之中，便也跑向了舞台，从边上跳了上去。此时，一群人正如痴如狂地围着小提琴手们，抢过他们的乐器（可以听见乐器就像巨大的棕色蟑螂一样发出咯吱作响、被踩爆的声音），开始把他们从舞台拖向池座区，那里有其他人正等着拥抱乐手、再将他们淹没在混乱的人流中。这很奇特，但是我一点也不愿意投入这样的激情表达之中，我只想待在一旁，看着发生的一切，因为我已经被这场前所未有的献礼震慑住了。不过，我还有足够的理智来问自己，乐手们为什么没有掀开横幕飞快地逃开，但我立刻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观众已经成群结队地堵住了舞台的两翼，形成一道移动的包围圈，他们踩过乐器、踢飞乐谱架，不断地前进，一边鼓掌一边叫嚷，那巨大的喧哗声震耳欲聋。我看见一个胖子向我跑来，手里拿着他的单簧管。我有点想等他过来时把他拽住或者绊倒，好让观众能够抓住他。我还没决定好，就有一个脸色发黄、低领口上成堆珍珠乱颤的夫人经过我身边，怨恨而愤懑地看了我一眼。她抓住了那个单簧管手，他虚弱地尖叫着，试图护住他的乐器。两个男人合力抢过他的乐器，乐手只能任由自己被带到池座区的一边，而那里已混乱到了极点。

现在，叫喊声已盖过了掌声，人们都忙着拥抱和拍打乐手们，没法鼓掌。因此，喧哗声变得越来越尖利，时不时还会爆发出一声声货真价实的号叫，其中有几声，我仿佛听到了只有疼痛才能带出的特殊音色，这让我怀疑是不是有人在乱跑乱跳时摔断了胳膊或腿脚。我也冲回池座区，因为舞台现在已经空了，乐手们被他们的崇拜者们抓着带向四面八方：有的去往楼上包厢，那里隐约现出一片混乱、骚动；有的去往通向大堂的狭窄走廊。最激烈的呼号是从楼上的包厢区传来的，乐手们仿佛抵不住这么多双手臂的推挤和勒压，只能绝望地哀求观众让自己喘口气。池座区的人们都挤在阳台式包厢的入口处，我也穿过成排的座位跑向其中一个包厢，这时的场面更加混乱了，灯光突然暗了下去，只余下一丝红色微光，让人连彼此的脸都看不大清，身体更是化为癫狂的暗影、模糊的轮廓，彼此推挤着，或是试图分开，或是努力汇合。我好像在我这一边的二楼包厢里瞥见了大师的银发，但他立刻消失了，就好像有人拖着他跪了下去似的。我听到近旁传来一声喑哑但暴烈的叫喊声，看见赫纳坦夫人和埃佩法尼亚家的一个姑娘正匆匆跑向大师所在的包厢。我现在已经很肯定，大师就在那个包厢里，正被红衣女子和她的追随者们团团围住。埃佩法尼亚小姐十指交叠，做成个镫子，赫纳坦夫人无比灵巧地把一只脚踩上去，一头扑进了包厢中。埃佩法尼亚小姐看了我一眼，她认出了我，冲我喊了句什么，也许是要我帮她爬上去，但是我没理她，离那包厢远远的，不想去跟那些激动发狂、彼此猛力推挤的人争这块香饽饽。卡约·罗德里格斯之前将乐手们拖到池座里的那股猛劲儿让他在舞台上十分抢眼，但他也刚被人用圆号一挥磕破了鼻子，满脸是血，正摇摇晃晃地乱撞。我可一点也不替他难过，就连看见那瞎子在地上乱爬，到处撞上座位，迷失在这片难辨东西的密林中，我也不觉得难过。我已经不再在乎任何事，只想知道这一片叫喊声能不能快点停下来，因为包厢那边还在发出刺耳的叫声，而池座里的观众们则不知疲倦地齐声应和着，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想把别人挤开，试图从什么地方钻进包厢里。很明显，外面的走廊已经水泄不通，因为最猛烈的攻击都是从池座发起的，人们都想像赫纳坦夫人一样跳上去。我看着这一切，感受着这一切，但与此同时，我却没有半点加入这场疯狂行动的意愿。因此，我的无动于衷让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负疚感，好像我的行为才是那天晚上绝对的、终极的丑行。我在一处空座位上坐下，任时间分分秒秒过去；与此同时，虽然我不言不动，却仍然注意到巨大而绝望的呼号声正逐渐降低，注意到尖叫声正逐渐减弱、终于消失，注意到有一部分观众正惶惑地嘟囔着退场。当我觉得自己能走出去时，我便离开了池座的中心，穿过通向大堂的走廊。有几个人走起路来像是喝醉了酒，一边用手帕擦着手或嘴，一边把礼服拉拉平，把衣领理理好。在入口大堂里，我看见几个女人正在找镜子、在钱包里乱翻。其中有一位肯定是受了伤，因为她的手帕上有血。我看见埃佩法尼亚家的姑娘们跑了出去，她们似乎仍在因为没能爬进包厢而怒气冲天，她们看看我，好像那是我的错似的。我估计她们应该已经在外面了，这才开始往出口的台阶走。就在这时，红衣女子和她的追随者们出现在大堂中。跟先前一样，男人们走在她身后，他们像是在遮掩着彼此，以免让别人看见他们已经破破烂烂的衣服。但是那位红衣女子却走在前头，目光倨傲。当她经过我身边时，我看见她用舌头舔过双唇，用舌头慢慢地、贪婪地舔舐过噙着笑意的双唇。

[1]希腊神话中追随和崇拜酒神的信女，现常用来比喻狂热到神智沦丧的崇拜者。

[2]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门德尔松为同名戏剧作的标题音乐，其中的《序曲》被认为是其代表作品之一。

[3]浪漫主义晚期的德国作曲家、指挥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创作的交响诗，作于1888年。

[4]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管弦乐作品，作于1905年。

[5]德国作曲家贝多芬1804年至1808年间创作的四乐章交响曲，又名《命运交响曲》。

[6]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 1833-1897），浪漫主义中期德国作曲家。

[7]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浪漫主义晚期奥地利作曲家。

[8]19世纪末诞生的一个音乐流派，旨在捕捉微妙的意象。德彪西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曲家之一。

[9]莫杰斯特·穆索尔斯基（Modest Mussorgsky, 1839-1881），俄国作曲家。

[10]爱德华·李斯勒（Édouard Risler, 1873-1929），法国钢琴家。

[11]汉斯·吉多·冯·彪罗男爵（Hans Guido Freiherr von Bülow, 1830-1894），德国指挥家、作曲家。

[12]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ückner, 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管风琴家。

[13]儒勒·凡尔纳小说《牛博士》中的主人公，他以为基康东镇建造新式氧气发电站为名，向镇上的植物、动物和人输送纯氧气，以观察摄入纯氧对生物的作用。植物因此而加速生长，动物和人则变得易于激动，充满攻击性。故事以牛博士的氧气工厂爆炸而告终。

[14]原文为法语。

[15]位于埃及，是底比斯最为古老的庙宇。

II

基克拉泽斯群岛[1]的神像

“你听不听，我都无所谓。”索摩萨说，“事实就是这样，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

莫朗一惊，就好像他刚刚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似的。他记得，在他神游太虚之前，他正在想索摩萨肯定是发疯了。

“不好意思，我走了会儿神。”他说，“你得承认，这一切……总之，到这里来，见到你正处于这种……”

不过，理所当然地认为索摩萨发了疯也太轻率了。

“是啊，说都说不清楚。”索摩萨说，“至少我们说不清楚。”

他们对视了一秒钟，莫朗首先别开了目光，而与此同时，索摩萨的声音再一次响起，语调里不带一点起伏，就像那种听过就忘的晦涩讲解。莫朗不愿意看他，但这样就不得不盯着柱子上的小雕像看了。这就像再次回到了那个伴着知了鸣唱声、染着青草气息的金色午后，那时，索摩萨和他竟意外地在岛上挖到了那座小雕像。他记得，几米之外，在那块可以远远望见帕罗斯岛海岸线的巨石上，特蕾丝一听到索摩萨的喊声就转过头来，她犹豫了一秒钟，便向他们跑了过去，忘记了她还把她的红色比基尼[2]胸罩拿在手上。她在井边弯下腰，索摩萨的双手伸出井口，举着被霉斑和腐烂物糊得几乎面目全非的小雕像。莫朗又好气又好笑地冲她嚷嚷，叫她穿上衣服。特蕾丝直起身子看向莫朗，好像不明白他的意思，然后，她突然背过身去，用双手挡住胸口。与此同时，索摩萨把小雕像递给莫朗，跳出了井外。莫朗几乎立马就回忆起了接下来的那几个钟头，想到了湍流岸边露营帐篷中的那一晚，想到了在月光下的橄榄树间行走的特蕾丝的身影。如今，索摩萨单调的声音回荡在几乎空无一物的雕刻工作室中，却也像是从那一晚传来的，是他记忆的一部分。那一晚，索摩萨含糊地暗示了他的荒唐愿望，而他莫朗，在两口浓稠的葡萄酒下肚以后，则开心地笑着说索摩萨是个假冒的考古学家，是无可救药的诗人。

“说都说不清楚。”索摩萨刚刚说，“至少我们说不清楚。”

在斯克罗斯谷底的露营帐篷中，他的手曾经握着那座小雕像，不停地拂拭，直到它被时间与遗忘遮去的真容完完全全地显现（特蕾丝还在橄榄树林里为莫朗的责骂和他愚蠢的偏见而发脾气）。长夜漫漫，索摩萨向他吐露了那个荒唐的念头：他想通过除了双手、双眼和科学以外的途径来与那座小雕像建立联系。他们的谈话，有美酒相陪，有香烟缭绕，蛐蛐儿的叫声和潺潺的水声也交织其中，融合成一种无法理解沟通的模糊感觉。之后，索摩萨拿着小雕像回到他的帐篷，特蕾丝也一个人待烦了，回来睡觉。莫朗便跟她讲了索摩萨那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两人带着巴黎式的打趣口吻猜测，是不是从拉普拉塔河[3]来的人想象力都这么丰富。睡觉之前，他们俩低声谈了谈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最后，特蕾丝接受了莫朗的道歉，吻了吻他，然后，一切就像平常在岛上或是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了，他和她、上方的夜空，以及深长的沉睡。

“还有谁知道吗？”莫朗问。

“没了。就你跟我。这样才对，我觉得。”索摩萨说，“最近这几个月，我几乎没离开过这里。一开始，有个老太太会来收拾工作室、替我洗洗衣服，但是她让我不自在。”

“能就这样住在巴黎郊外，挺不可思议的。这么安静……嘿，可你至少还要到镇上去买粮食呀。”

“像我刚才说的，以前是的。但现在已经没这必要。那里，一切应有尽有。”

莫朗看看索摩萨手指的方向，就在小雕像和弃置在架子上的众多复制品再过去一点的地方。他看到木材、石膏、石材、锤子、灰尘，还有窗户玻璃上的树影。手指似乎指向了工作室中的一个角落，那里空空的，地上只有一块脏抹布。

但是，其实一切都没怎么改变，他们分开后的那两年也是时光中一片空空的角落，他们之间应该说却没有说过的一切就好比是那块脏抹布。群岛上的探险，那场在圣米歇尔大道上一家露天咖啡座上萌生的浪漫疯狂之旅，在他们从谷中废墟里找到那座雕像后立刻结束了。也许是对被人发现的恐惧消磨掉了最初那几个星期里的快乐心情，而有一天，三人去沙滩时，莫朗无意中看见了索摩萨的一个眼神。那天晚上，他跟特蕾丝商量了一下，两人决定尽快回去，因为他们很敬重索摩萨，而他现在——这么毫无预兆地——正忍受着痛苦，两人觉得这样太不应该了。回到巴黎，他们还是偶尔见面，几乎都是因为公事，不过，总是莫朗一个人去赴约。第一次见面时，索摩萨问起过特蕾丝，之后，他似乎就无所谓了。他们之间没有说出口的一切让两人，也许是三人，备感沉重。莫朗同意由索摩萨保管那小雕像一段时间。几年内都没法将这雕像卖掉；一个叫马克斯的男人认识一位上校，这位上校认识一位雅典海关人员，马克斯就把这个期限定为收受贿赂的附加条件。索摩萨把雕像带回了他的公寓，莫朗每次跟他见面时都会看见它。他们从来没说起过邀请索摩萨去拜访莫朗夫妇，就像其他很多他们也不再提起的事情一样，说到底，就是所有跟特蕾丝有关的事。索摩萨似乎只关心他的执着念头，就算他有时请莫朗到他的公寓喝杯白兰地，也只是为了旧话重提。这一点也不稀奇，毕竟，莫朗太了解索摩萨对于某些边缘文学的喜好了，因而并不会觉得他对此念念不忘很奇怪。在他那种几乎是自动自发的剖白过程中，莫朗觉得自己其实可有可无。只是，看着索摩萨的双手一遍遍抚摸着那尊虽面无表情却十分美丽的雕像的小小躯体，听着他用单调的声音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千篇一律的神神道道，莫朗惊讶于那股愿望竟如此狂热。在莫朗看来，索摩萨的执迷不悟不是毫无缘由的：在某种意义上，考古学家都会对他所探索、所发现的过去有认同感。因此，他才会相信，与那样的时光留痕密切联结，可以让时空抽离、改变，能打开一条裂缝通向……索摩萨其实从没这么说过，他所说的都很模棱两可，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影射、毫无根据的猜想。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笨手笨脚地制作小雕像的复制品了。莫朗在索摩萨离开巴黎之前看到了第一件，他出于友情，礼貌地听了索摩萨执着地老调重弹——他要通过反复描摹那些表情和姿态来返璞归真，自己不懈的尝试一定会让他与原初世界合为一体，达到一种质的飞跃，因为到时就不再有二元相对，而是完全的融合，本真的感应（这不是他的原话，但是，这之后，当莫朗为特蕾丝重新组织这些话时，他总得用某种方式将它表达出来）。而这种感应，就像索摩萨刚刚告诉他的那样，已经在四十八个小时之前、在夏至的晚上形成了。

“好的。”莫朗一边点燃另一根香烟一边同意道，“但我还是希望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这么确信……呃，确信你已经到达顶点。”

“解释……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他再次把手凌空一挥，指向工作室的一个角落，在天花板和小雕像之间画出一道弧线，那尊小雕像就放在一根大理石细柱上，聚光灯的三角光区笼罩着它。莫朗没来由地想起，特蕾丝把小雕像带过边境时曾把它藏在一只玩具狗里，那是马克斯在布拉卡区的一个地下室里做成的。

“不可能不是这样，”索摩萨几乎有些天真地说道，“每做一尊新的复制品，我就更加接近它一些。那些形态逐渐向我袒露其内中神髓。我的意思是……啊，跟你解释这个得花上好几天……荒唐的是，在那里，一切都会进入一种……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的手来回挥动，强调着“那里”和“这样”。

“事实上，你已经成了个雕塑家啦。”莫朗说，听到自己说话，他觉得自己真蠢，“最新的两件复制品很完美。要是你哪天把雕像给我，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你给我的是不是真品。”

“我永远都不会把它给你的。”索摩萨干脆地回答道，“你别以为我已经忘记了它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但是，我永远都不会把它给你的。我唯一盼望的只是特蕾丝和你能跟着我，和我在一起。是的，我本希望我到达那里的那一晚，你们俩能跟我在一起。”

这是将近两年来莫朗第一次听见他提起特蕾丝，就好像在此之前，她对他而言已经死了。但是，他提到特蕾丝的那种方式还是怀旧得无可救药，还像是在希腊的那个早上，当他们下到沙滩上时一样。可怜的索摩萨。他仍然……可怜的疯子。但是，更奇怪的是，他琢磨，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刻，在他接到索摩萨的电话上车以前，他竟会觉得好像必须得给特蕾丝的办公室打个电话，让她迟一些过来工作室这边跟他们会面。他一定得问问她，在听到他告诉她怎么来到小山上这座僻静的小楼时，她都想了些什么。他要让特蕾丝一字不差地把她听到自己所说的话复述出来。莫朗暗自痛骂自己这种偏要像修复博物馆中的希腊陶瓶一样重现生活轨迹的条理癖，他必须得细致地将小小的碎片都拼凑起来。而索摩萨的声音就在那里，还有他来回挥动的双手，好像他也想拼贴空气的碎片，做成一只透明的瓶子。他的双手指着小雕像，让莫朗不由得再一次看向了那只史前小东西的月白色身躯，它是在难以想象的环境中被遥远得不可思议的某人雕琢而成的，距今几千年，也许更久远。在那让人目眩的远古，有鸟兽奔跳、吼叫，有跟随潮汐律动的植物盛典，还有星宿、发情期，以及朴拙的生祭。他看向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庞，它如同一面空洞的镜子，紧绷到极点，只有鼻梁的线条将那镜面打破；他看向那对不怎么明显的乳房、三角形的私处、环抱着小腹的双臂。这是原初的神像，她代表着祭神时节那些仪式背后暗涌着的本能恐惧，山中祭台上宰杀祭品的石斧为她而落。这真的让人觉得他自己也变蠢了，好像当个考古学家还不够糟糕似的。

“拜托了，”莫朗说，“就算你认为这一切都无法解释，你就不能努把力给我解释一下吗？说到底，我只知道你这几个月一直都在刻制复制品，还有两天前的晚上……”

“很简单，”索摩萨说，“我一直感觉那另一个世界仍然鲜活地存在着。但是，首先得回溯五千年来走过的错路。奇特的是，就是他们自己，爱琴海人的后代们，犯下了这个错误。但是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看，就是这样。”

在那尊神像旁边，他抬起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她的乳房和腹部，另一只手抚着脖颈，再往上触摸到雕像那并未被描刻的嘴。莫朗听见索摩萨在用一种低沉喑哑的声音说话，有点像是他的双手——或者也许是那张并不存在的嘴巴——在诉说着那烟雾弥漫的洞穴中的狩猎、那奔逃无路的鹿群、那尚不能直呼的名字、那由蓝色油脂画成的圆圈、那两河并行的嬉戏交错、那波赫克文明的伊始，以及去往西方石阶和不祥暗影中的高地的远征。他心想，若是趁索摩萨不注意时打个电话，是否还来得及让特蕾丝把韦尔内医生一同叫过来。但特蕾丝应该已经在路上了，而在岩石边，女神在吼，牧民首领正割下最壮美的公牛的左边犄角，将它递给盐民首领，以此重修与哈伊莎女神的契约。

“嘿，让我喘口气。”莫朗说，他站起身，往前跨了一步，“这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我渴得要死。我们喝点什么吧，我可以去找一点……”

“威士忌就在那里。”索摩萨说，一边慢慢地把手从雕像身上收回来，“我不喝，我在献祭之前得斋戒。”

“真遗憾。”莫朗一边找酒瓶一边说，“我一点也不喜欢一个人喝酒。什么献祭？”

他将威士忌一直倒满至杯沿。

“按你的话来说，是为融合而做的献祭。你没听见吗？那是双笛，就跟我们在雅典博物馆里看见的那尊小雕像上的那支一样。生命之音在左边，不和之音在右边。对哈伊莎而言，不和也是生命，但是，献祭一旦完成，笛手们就不会再在右边笛管里吹奏了，从此便只会听见新生命的笛声，这生命饮下了流淌出来的鲜血。笛手们会满嘴充溢着鲜血，将血从左边笛管吹出，而我会用血涂上她的脸，你看，就这样，在鲜血之下，她的双眼和嘴就会显现。”

“别再说傻话了。”莫朗灌下一大口酒，说道，“血可不适合我们的大理石神像。是的，很热。”

索摩萨已经不紧不慢地脱下了衬衫。当莫朗看见他解开裤子纽扣时，他心想自己本不该由着他这么兴奋，不该纵容他的狂热发作。干瘦黝黑的索摩萨赤裸裸地站在聚光灯下，似乎正陶醉于对空间中某一点的注视。从他微张的嘴里，滴出一线口水。莫朗猛地将酒杯往地上一放，他想着，要走到门口，就必须得想个法子骗过索摩萨。他一点也不清楚索摩萨手中晃动着的石斧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蓦地明白了。

“早该看出来了，”他说着，一面慢慢往后退，“与哈伊莎的契约，嗯？那鲜血就由可怜的莫朗来提供，不是吗？”

索摩萨并不看他，而是开始绕着圈向他靠近，好像正遵循着一条既定的路线。

“你要是真的想杀我，”莫朗冲他大喊，一边向暗处撤退，“何必弄出这些玄虚？我们俩都很清楚，这是因为特蕾丝。但是，她从没爱过你，也永远不会爱你，你这又是何苦呢？”

赤裸的身体已经从聚光灯下的光圈中走了出来。莫朗躲到角落的暗影中，踩着地上湿漉漉的抹布，他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他看见斧子高举，便像流[4]在岱纳广场的体育馆里教过他的那样跳了起来。索摩萨大腿中部中了一脚，脖子左侧挨了一劈。斧子斜飞出去，扔得老远。莫朗灵活地挡开倒向他的身体，抓住了那毫无防备的手腕。当斧刃落到索摩萨额头中央时，他还在低哑惊恐地尖叫。

再次看向索摩萨之前，莫朗在工作室的角落里吐了出来，就吐在那块脏抹布上。他觉得像被掏空了似的，吐一下让他感觉好些了。他从地上把杯子拿起来，喝掉了剩下的威士忌，想着特蕾丝随时都可能来，他得做点什么，通知警察，解释清楚。他一面抓起索摩萨的一只脚拖着尸体，让它完全暴露在聚光灯光下，一面想着要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并不困难。索摩萨古里古怪，与世隔绝，明显是疯了。他弯下腰，将双手放在死者脸上和头发上流淌的鲜血中浸湿，同时看看手表，七点四十了。特蕾丝不会耽搁太久的，也许最好出门到花园里或街上去等她，不让她看到神像脸上流着鲜血的一幕，那些顺着脖子往下淌滑的细细红线，沿着乳房的边缘，在阴部那小小的三角区汇合，再顺着大腿滴流而下。斧子深深地嵌入祭品的头颅，莫朗将它拔出来，用黏糊糊的双手掂了掂。他用一只脚把尸体再推过去了一点，让它抵着柱子。他嗅了嗅空气中的气味，然后向门口走去。最好把门打开，让特蕾丝能够进来。他把斧子倚在门边，开始脱衣服，因为这里很热，而且这股味道让人喘不过气，仿佛屋子里挤满了人。他已全身赤裸，这时他听到出租车的声音，听到特蕾丝的声音引领着笛子的乐音，他关上灯，手里拿着斧子在门后等着，他一边舔着斧刃一边想着，特蕾丝真是准时极了。

[1]位于爱琴海南部。基克拉泽斯（Kyklades）意为“环状”。

[2]原文为法语。

[3]位于阿根廷与乌拉圭之间，实际是巴拉那河与乌拉圭河汇集后形成的一个河口湾。其流域面积为南美洲第二大，仅次于亚马孙河。

[4]流（Nagashi），日语人名。

一朵黄花

听着像玩笑话，但我们确实是永生不死的。我是通过反向推理知道这一点的，因为我认识那个唯一难逃一死的人。他在康布罗纳路上的一家小餐馆里跟我讲了他的故事，当时他喝得很醉，所以，虽然店老板和吧台旁的食客们笑得都快把酒从眼睛里喷出来了，他仍能轻松地吐露真情。他肯定从我脸上看到了某种好奇，因为他坚定地坐到了我旁边，我们后来甚至还奢侈地要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以便安静地喝喝酒、聊聊天。他对我说，他从市政府退休了，老婆回她娘家住了有一阵子，这是用来表示她已经抛弃他的众多说法之一。他一点也不老，也不蠢，脸庞干瘦，眼睛看着像是得了结核病似的。他是真的在借酒消愁，五杯红葡萄酒下肚后，他便一直这样大声地宣称。在他身上，我没有闻到巴黎人特有的那种气味，而那似乎只有我们外国人能闻得到。他的指甲保养得很好，也没有一点头皮屑。

他说，他曾在95路公交车上见到过一个大约十三岁的男孩儿。见到那男孩儿的一瞬间，他就发现这个男孩跟他很相像，至少跟他对自己在那个年龄时的记忆很像。渐渐地，他意识到他们俩在所有方面都很相像：脸、手、落在额前的那绺头发、分得很开的双眼，尤其是那股羞怯、那副把自己藏在一本漫画杂志后面的样子、那个把头发往后抹的动作，还有行动时那种无可救药的笨拙。两人相像得让他简直想笑。当男孩在雷恩路下车时，他也跟了下去，把一个还在蒙帕纳斯等着他的朋友晾在了一边。他找了个理由跟男孩攀谈起来，向男孩打听一条街，然后，毫不意外地，他听到的声音就是他自己童年时的声音。男孩正往这条街走，两人很不好意思地一起走了几个街区。突然，他恍然大悟。一切都无从解释，但是这种事本就不用解释，若是试图解释它，就像现在，它反倒会变得含糊不明，愚蠢至极。

长话短说，他千方百计找到了那男孩的家，借着曾经做过童子军指导员给他带来的威信，他攻入了这座固若金汤的堡垒：一个法国家庭。他看见的是一户虽贫寒却还体面的人家、一位沧桑显老的母亲、一位退休的舅舅，以及两只猫。然后，他没费什么劲儿就让他的一个兄弟把自己十四岁上下的儿子托管给了他，两个男孩成了朋友。他开始每个星期都去卢克的家，卢克的母亲用煮过头的咖啡来招待他，他们聊战争，聊军事占领，也聊卢克。原先的顿悟渐渐完整清晰，有了一种显明的轮廓，人们喜欢称之为命运。甚至可以说得更通俗一点：卢克就是他重生的模样，不存在必死的宿命，我们都是不死之身。

“全都是不死的，老伙计。您看看，从来没人能证明这一点，却让我给撞上了，在一辆95路车上。一个运转上的小错误、一个时间的褶皱，重生体与前世之身竟同时在世，而不是接续出现。卢克本应该在我死后再出生的，但是……更别提我竟然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他这个惊人的巧合了。我相信我已经跟您说过，那是一种无须言语的、全然的确信。就这么回事，结了。可是，疑虑却也随之产生，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人们要么会以为自己傻掉了，要么会开始吃安定药。而随疑虑而生的，是在将疑虑逐个消除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证据，证明我没有搞错，证明我不必再有疑虑。有时候我也会想跟那些蠢货聊聊，而我现在要跟您说的正是让那些蠢货笑得最厉害的地方。卢克不仅仅是我的重生体，他的未来也会跟我——这个正在跟您说话的可怜虫——一模一样。只要看看他玩耍的样子，看看他每次摔跤都伤得很重，扭到一只脚或是锁骨移位的模样，看看他那些明摆在脸上的心思，以及有人随便问他什么事情时那股涌上他脸庞的红晕，就足够了。而他的母亲却多么喜欢聊天，即使那男孩就在那里羞得要死，她也会口无遮拦地说他最不可思议的隐私，说他长第一颗牙时的趣事，说他八岁时的画作和生过的各种病……那好心的夫人一点也没有怀疑，这是当然，他舅舅也常跟我下国际象棋，我就像是家里的一分子，我甚至垫钱帮他们撑到月末。我毫不费力地了解了卢克的过去，只需要把问题穿插在大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中：舅舅的风湿、女门房的坏心眼儿、政治。就这样，我在象棋将军和思考肉价的间隙逐步了解了卢克的童年；就这样，证据更加完备确凿了。但是，请您理解（我们再要一杯酒吧）：卢克就是我，就是小时候的我，但是您也别把他想象成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倒不如说他是一个相似的镜像，明白吧，就是说，我七岁时手腕脱臼，卢克却是锁骨脱臼；九岁时，我们分别得了麻疹和猩红热；而且时代也会有影响，老伙计，我的麻疹持续了十五天，而卢克才四天就被治好了，医学的进步，诸如此类。一切都很相似，所以说，打个比方，街角面包店的老板很有可能就是拿破仑的一个重生体，他对此一无所知，因为这个顺序并没有被打乱，因为他永远不可能会在一辆公交车上撞见真相；但是，如果他不知怎么发现了这个真相，就会明白他是在重蹈覆辙，是在重走拿破仑的老路，他会明白从洗碗工变成蒙帕纳斯一家上好的面包店的老板就是从科西嘉一跃坐上法兰西王位的写照，若是慢慢深究他一生的过往，他就会发现那些可以与埃及之战[1]、执政府时期[2]和奥斯特里茨[3]战役对应的时刻，他甚至会明白在几年内他的面包店就会遇上不测，他最后会流落到圣赫勒拿岛[4]，不过到他这儿可能就是六层楼上的一间小屋，但同样是一败涂地，同样被孤独淹没，同样为他那曾经宏图大展的面包店而骄傲。您明白了，对吧。”

我明白了，但我提出，我们小时候都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得些特有的病，我们踢足球时几乎都会跌破些什么地方的。

“我知道，我刚刚只跟您谈了谈表面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卢克跟我长得像，这一点对于公共汽车上的顿悟来说很重要，但它本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一连串事件发生的顺序，这很难解释，因为其中涉及性格、模糊的记忆和童年的轶事。那时候，我是说我在卢克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已经度过了一个病痛缠身的痛苦时期，之后，我还在恢复期中，就跟朋友们去玩，摔断了一只胳膊，而刚刚过了这一关，我又爱上了一个同学的妹妹，很受煎熬，面对不停奚落自己的女孩时不敢直视她眼睛的人都受过这种苦。卢克也生过病，他刚好没多久，就有人请他去看马戏团演出，在下台阶时他滑了一跤，一个脚踝脱臼了。不久后的一天下午，他母亲撞见他在窗边哭泣，手里攥着一条蓝色的小手帕，那条手帕可不是家里人的。”

在这个世上总得有人当反方，因此我说，小的时候总会受伤、生病，青涩的恋爱更是必不可少。但是，我也承认，飞机那档子事就不一样了。那是一架带弹簧螺旋桨的飞机，是他送给男孩的生日礼物。

“把飞机送给他时，我想起了我十四岁时母亲送给我的麦卡诺[5]和我的遭遇。当时，虽然一场夏日风暴就要来临，已经听得到雷声滚滚，但我仍待在花园里，就在临街的大门旁，正在凉亭的桌子上组装一台起重机。家里有人叫我，我不得不进去了一会儿。当我回来的时候，麦卡诺盒子不见了，大门敞开着。我绝望地叫嚷着跑向大街，但是不见任何人的踪影，就在同一时刻，一道闪电劈砸在对面的房子上。这都是一瞬间的事，我把飞机给卢克的时候就在回想着这一切，而卢克盯着飞机，神情跟我当时看着我的麦卡诺时一样幸福。他母亲过来端给我一杯咖啡，我们拉了会儿家常，这时，我们听见了一声尖叫。卢克跑到窗户旁，就好像他想跳出去似的。他脸色苍白，泪水在眼里打转，好不容易才结结巴巴地说飞机飞偏了，正好飞出了半开着的窗口。‘再也看不到了，再也看不到了。’他哭着，一遍遍地说着。我们又听到下面有人嚷嚷，舅舅跑进来说对面的房子着火了。您现在明白了吗？是的，我们最好再喝一杯。”

接着，因为我没说话，那男人又说，他从那时起开始只想着卢克，想着卢克的命运。他母亲想把他送进一间技术学校，这样他就能兢兢业业地开拓她所谓的人生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已经大门洞开，而只有他能跟男孩的母亲和舅舅说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不管他们怎么做，结果都是一样的：卑躬屈膝、苟延残喘的单调生活，磨破衣衫、啃噬灵魂的一次次挫败，躲在街头小馆里的自怨自艾——只是他不能这么说，否则会被人当成疯子，人们会把他跟卢克永远分开。但最糟糕的并不是卢克的命运，最糟糕的是卢克也会死，然后会有另一个人重复卢克和他自己的老样子，直到这个人死去，又会有下一个人接续这个轮回。对他而言，卢克几乎已经不再重要了，到了晚上，他难以入眠，只想着下一个卢克，想着那一个个也许叫罗伯特、克劳德或米歇尔的后继者，想着那无数的可怜虫懵懵懂懂地重蹈前人覆辙，还自以为海阔天高，人定胜天。这男人越喝越伤心，但谁也没法劝。

“后来，当我告诉他们卢克几个月以后死了的时候，他们都笑话我，他们太愚蠢了，无法明白……是的，您可别也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他几个月以后死了，一开始是得了某种支气管炎，正如我在这年纪也染过肝炎。我当时被送去了医院，但是卢克的母亲却坚持要在家里照顾他，我几乎每天都过去，有时候，还会把我侄儿带去跟卢克玩。那一家的日子太过悲苦，因此，从各种意义上说，我的到访都是一种慰藉：卢克有人陪伴，还会有一包鲱鱼或杏仁糕。我向他们说起一家药店能给我特殊折扣，之后，他们便习惯了让我负责买药。最后，他们还允许我当起了卢克的护理员，您可以想象，在那样一个家庭里，医生来去都是漫不经心的，没有人会很在意后来的症状是不是与一开始的诊断完全符合。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说错什么了吗？”

不，他没说错什么，尤其是考虑到他已经喝了这么多酒。正相反，只要不自己吓自己，可怜的卢克的死不过可以证明，任何一个喜欢幻想的人都可能在一辆95路公交车上异想天开，并最终在一个默默死去的孩子病床前眼见幻想支离破碎。为了安抚他，我把这想法告诉了他。他愣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口了：

“好吧，随您怎么说吧。事实上，在葬礼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第一次体会到某种类似于幸福的感受。我仍然时不时地去拜访卢克的母亲，给她带去一包糕点，但是我对她或是那户人家已经不怎么关心了。我好像沉浸在一股惊喜中，因为我确信自己是第一个必死之人，我确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一天接一天、一杯酒接一杯酒地流逝，最后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结束，一丝不差地重复着天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某个不知名的已逝之人的命运，但是，我的的确确会死掉，再没有一个卢克来接续这场轮回，愚蠢地重复这种愚蠢的生活。您要理解这种完满的感觉，老伙计，您该羡慕我这种今朝有酒的幸福感。”

因为，很显然，今朝很是苦短。证明这一点的，是小餐馆和廉价的葡萄酒，还有那双闪烁出心头燥热的眼睛。不过，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品味着他平庸日子的每分每秒，细细回想着他失败的婚姻、他一事无成的知命之年，当然，还有他没人能抢去的必死天命。直到有一天下午，在穿过卢森堡公园时，他看见了一朵花。

“它就开在路边上，一朵普通的黄花。我本来停下来是想点根香烟的，却看它看得出了神。有点像是那朵花也在看着我，那种触动，有时候……您知道的，谁都会有这种感觉，所谓的美。就是如此，那朵花很美，那是一朵美极了的花。而我却注定要消失，我会在某一天永远地死去。那朵花很漂亮，永远都会有漂亮的花给将来的人们看。突然，我明白了什么是虚无，我曾经以为那就是平静，是苦难轮回的终结。我将会死去，而卢克已经死了，再不会有一朵花留给像我们这样的人了，什么也不会有了，绝对不会有了。虚无就是这样，就是再也不会有一朵花。点燃的火柴烧痛了我的手指。在广场上，我跳上了一辆不知开往哪里的公共汽车，开始荒唐地四处观看，看尽了街上能看到的所有东西，看尽了公共汽车上的一切。到达终点站时，我下了车，又上了另一辆开往郊区的公共汽车。一整个下午，直到深夜，我不停地上车、下车，想着那朵花，想着卢克，在乘客中寻找某个长得像卢克的人，某个长得像我或像卢克的人，某个可能是我的重生体的人，某个一看就知道那就是我的人，然后任他离去，什么也不告诉他，这几乎就是在保护他，让他能继续他那愚昧可悲的生活，他那蠢笨失败的人生，直到下一次蠢笨失败的人生，直到再下一次蠢笨失败的人生，直到再下一次……”

我结了账。

[1]拿破仑于1798年受命远征埃及，5月，他在金字塔战役中以少胜多，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胜利之一。8月，他在尼罗河河口与英军决战时惨败，舰队被完全摧毁，困在埃及，次年回国时，四百艘军舰只剩下两艘。

[2]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一执政。执政府指1799年督政府被拿破仑政变推翻后至1804年拿破仑成为法兰西皇帝前的政府，虽有三名执政，但实权掌握在第一执政拿破仑手上。

[3]位于今捷克境内。1805年，法军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取得胜利，瓦解了第三次反法同盟，并迫使奥地利取消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

[4]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遭遇滑铁卢战败，之后便被流放到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

[5]一款法国产创意金属拼装玩具。

饭后

时间，是个孩子，
在对弈中移动棋子。
——赫拉克利特，《残篇59号》

费德里科·莫莱斯博士的来信：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　星期二

致阿尔韦托·罗哈斯先生

洛沃斯城，F.C.N.G.R.[1]

我亲爱的朋友：

像往常一样，每年的这个时候，总会有一种想再见见老朋友的强烈愿望涌上我心头。人生难测，造化弄人，朋友渐渐四散，天各一方。我相信，您也同样殷殷渴盼着来上一次会餐小聚，我们可以借此幻想彼此没有历经如此坎坷，仿佛共同的回忆能让我们短暂地重拾逝去的韶华。

很自然地，我最先就想到了您，我提早给您寄出这封信，好让它能促使您离开您在洛沃斯的庄园几个钟头，虽然那里的蔷薇花园和图书室比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都要更吸引您。但是，请鼓起劲儿来，接受这又得坐火车又得忍受首都喧嚣的双倍牺牲吧。我们会在家里用晚餐，就像往年一样，都是些老朋友，除了……但是，我想首先定好日期，好让您心里有个数——您看，我很了解您，我已经摆好了阵势。那么，我们说好……

阿尔韦托·罗哈斯博士的来信：

洛沃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

致费德里科·莫莱斯先生

布宜诺斯艾利斯

亲爱的朋友：

在您家里那令人愉快的聚会之后，才过了几个钟头就收到这封信，您大概会大吃一惊，但是，聚会上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的情绪深受影响，我必须向您坦白我的忧虑。您知道我不喜欢打电话，也不热衷于写信，但是，一有机会将方才发生的事情独自思忖一番，我就觉得给您写这封信是最合情理的，甚至是最应有的反应。老实说，要不是洛沃斯离首都这么远（在一个老病壳子眼里，路程的长短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我今天就会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跟您谈谈这件事情。好了，闲话不提，我们说正事。不过，在此之前，亲爱的费德里科，我要再次感谢您为我们准备的绝妙晚餐，只有您才做得到。路易斯·富内斯、巴里奥斯、罗维罗萨都跟我一样，认为您真是个妙人儿（巴里奥斯如是说[2]），是个无可比拟的东道主。因此，虽然出了那样的事，我却还是对这次聚会十分满意，甚至有些留恋，这大概不会让您觉得奇怪，因为这次聚会让我得以再次与老朋友们相聚，重温那许许多多被孤独岁月渐渐消磨的记忆。

不过，我要说的事情，对您来说真的是件新鲜事吗？我一边给您写信，一边不住地想，也许是因为身为主人，昨夜您才不得不掩饰住罗维罗萨和路易斯·富内斯之间的不愉快给您造成的不自在。至于巴里奥斯，他像往常一样大大咧咧，什么也没发觉，只是无比惬意地品尝咖啡，聆听各种趣事和笑话，随时准备来点儿他那让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克里奥尔式的幽默。总之，费德里科，如果这封信没有给您带来任何新的消息，非常抱歉。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我是应该写这封信的。

一到您家，我就发现，总是跟大家都很亲热的罗维罗萨却总在富内斯想跟他说话的时候避开他。同时，我注意到富内斯也感觉到了这种冷淡，找了好几次机会要跟罗维罗萨谈谈，好像想确认他的态度并不只是因为一时的走神。跟像巴里奥斯、富内斯和您这样亲切风趣的人一起吃饭，即便其他人相对沉默，也不容易为人注意。因此，我觉得很难留意到罗维罗萨只跟您、巴里奥斯和我说话——当我难得地不光聆听而更愿倾谈的时候。

到了图书室以后，我们正准备坐在炉火旁（此时，您正对您忠实的奥尔多涅兹吩咐着什么），这时，罗维罗萨离开我们，走到一扇窗户旁边，开始有节奏地敲击窗玻璃。我跟巴里奥斯聊了两句以后——他很固执地为那些该死的核试验辩护——正准备舒舒服服地坐到壁炉旁边，这时，我无心地回过头，看见富内斯也走开去了窗户那边，罗维罗萨还站在那里。巴里奥斯已经词穷理亏，正心不在焉地看着一期《时尚先生》杂志，对那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由于您图书室里奇怪的传音效果，我意外地将他们俩在窗边的低声交谈听得清清楚楚。言犹在耳，因此，我将一字不漏地重复一遍。富内斯问道：“哎，能告诉我你怎么了吗？”罗维罗萨立刻回答说：“你去打听打听在那个大使馆里他们给你取了个什么样的绰号。我倒知道有句话很可以描尽你的丑态，但是我不愿意在别人的家里这么做。”

这番对话很不寻常，尤其是其中的语气，让我非常疑惑，以至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探人隐私，便别开了目光。这时，您跟奥尔多涅兹谈完了事情，正打发他下去；巴里奥斯则在欣赏一幅巴尔加女郎[3]的画。我没有再看向窗户那一边，却还是听见富内斯的声音：“千万拜托，我求你……”然后是罗维罗萨的声音，像鞭子一样打断了他的话：“唉，这已经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了。”您亲切地拍拍手，邀请我们坐到壁炉旁。您抢走巴里奥斯的杂志，他当时正欣赏着其中特别吸引人的一页。在欢声笑语中，我仍能听见富内斯在说：“求求你，别让玛蒂尔德知道了。”我隐约望见罗维罗萨耸了耸肩，背过了身子。您已经走到他们身边了，我猜想您也许听到了谈话的末尾。然后，奥尔多涅兹拿着雪茄和白兰地出现了，富内斯过来坐到了我旁边，我们大家接着聊天，一直聊到很晚。

亲爱的费德里科，我必须得再说一句，这件事让我心中一场如此美妙的聚会结束得不尽如人意，否则，我就是在撒谎。在如今这个充满着步步逼人的战祸、互不相通的国界和令人垂涎的石油钻井的时代，这样的指责是很严重的，从前的好日子里可不会这样。况且，它还来自像罗维罗萨这样步步为营居于高位的人，这更加重了它的分量，要否认这一点就太天真了。更别提——您也得承认这一点——被指责者的沉默与哀求也清楚地透露出默认的意味。

严格地说，无论我们的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事，都只会间接地影响到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这封信只不过代替了我的一番闲谈，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多说。我非常敬重路易斯·富内斯，因此，我很希望是我搞错了。我想，我的深居简出和孤僻常常遭到你们友善的责怪，这次可能便是它让我捕风捉影，产生了也许由您几句话就能消除的误解。但愿是这样，但愿您会一笑而过，我已经在盼着您的来信，向我证明我这次真的是头发越白、见识越浅。

您的朋友拥抱您

阿尔韦托·罗哈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　星期三

致阿尔韦托·罗哈斯先生

亲爱的罗哈斯：

您要是想吓我，那您该高兴了：您大获全胜。虽然我不愿意相信这件事，因为我老了，还是个怀疑论者，但是我必须承认您会通灵术，否则，我就得把您的胜利归功于更加令人惊异的巧合。总之，我愿赌服输，因此，我觉得应该完全坦承我的惊讶和困惑，让您高兴一下。是的，我的朋友，您的信寄到时，我正好在草草写下几行字，像往年一样邀请您在一两个星期后来家里吃晚饭。一个段落刚开了个头，奥尔多涅兹就拿着一个信封进来了。我立刻就认出了您从我们刚认识时就一直用的灰色信封，这种巧合让我一下子松开了手中的钢笔，就像它是条蜈蚣似的。伙计，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不过，撇开巧合不谈，我得向您承认，您的玩笑让我不知所措。一开始，我很是惊叹于您竟然猜中了所有的细节：首先，您猜到我不久就会向您发出到家里共进晚餐的邀请；其次（这一点已经让我惊呆了），您断定我今年不会邀请卡洛斯·弗雷尔斯。您是怎么猜到我的心思的？我本想，大概是俱乐部里的什么人跟您说过弗雷尔斯和我在农业条约那档事之后就疏远了，但是，话说回来，您可是住得很远、不跟任何人来往的呀……总之，我对您的分析天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能称之为分析的话。我倒觉得这更像是魔法，而我就在给您写信的当口收到了您的信，这正是神奇地为我的这种想法添上了形象的注释。

不管怎么说，亲爱的阿尔韦托，您高超至极的创造力也有让我担忧的另一面。您这样含沙射影地指责路易斯·富内斯有什么目的？据我所知，你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即使生活让我们大家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如果您真的有什么想责备富内斯的，您为什么要写信给我，而不是给他呢？最后，您的指责为什么没包括罗维罗萨？毕竟，作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我们都知道他在外交部担有特殊职务。但您没有这么做，倒是来了个三球连击式的复杂把戏，这其中的目的我这会儿不愿意深究。我无比真诚地向您坦承，面对这样的行径我非常不安，我无法相信这纯粹是个玩笑，因为这关乎我们一位挚友的名誉。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位正直、忠诚的人，正是您的这些品质让您在腐败横行、贿赂当道之时躲到了一个偏僻的庄园中，躲到了比我们更加纯洁的书籍和花朵之中。因此，虽然我很佩服，甚至很享受您在信中设下的巧合或是猜谜游戏，我每次重读这封信时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我们之间友谊的定义本身似乎都因此受到了威胁。请您原谅我的直率——或者，如果您不原谅我，那就请您为我澄清这个误解，让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不用说，这一切完全不会影响我希望我们能于本月三十号在我家聚一聚的本意，正如我本来就要写信通知您的那样，是您的信到了才令我停了笔。我已经给巴里奥斯和富内斯写过信了，他们都在外地，而罗维罗萨已经给我打过电话，接受了邀请。杰作不能无人欣赏，因此您应该不会感到意外，我对罗维罗萨说起了您信中的大玩笑。我可很少听到他笑得这么开心呢。不过，您的来信逗乐了我们的朋友，可我却高兴不起来。我甚至希望，您能给我写来几行字，消除这种被人们称为心头重担的感觉。

那么，下次来信再叙，或者说，下次我家再见。

您真诚的

费德里科·莫莱斯

洛沃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

致费德里科·莫莱斯先生

亲爱的朋友：

您说到惊吓，说到巧合，说到书信的胜利。非常感谢，但是，这种纯粹为了掩饰欺瞒与哄骗的恭维我可不喜欢。如果您觉得我说得有些过分，请设身处地地听听您的那些犀利抨击——您就是以此在法庭和政界闻名的，然后，您就会意识到这种说法并不夸张。或者，这玩笑开过就算了吧，假如这能称之为玩笑的话，我倒更情愿这样。出于巧合，一次现在让我万分后悔的巧合，我听到了一些事，而您，也许还有当时在您家吃晚饭的其他人，想把这些事掩盖过去，这点我可以理解。我也能够理解，您与路易斯·富内斯的老交情迫使您假装我的信纯粹是个玩笑，希望我能就此上钩，从此闭口不提。但我不明白的是，在您和我这样的人之间，为什么需要如此拐弯抹角。您只需要请我忘记自己在您图书室里听到的话就足够了。你们应该知道，我忘事儿的本领是很强的，只要我确信这样做是对人有益的。

总之，我们就当作是孤僻的生活让这封信变了味儿吧；抛开这些，亲爱的费德里科，我还是您永远的朋友。确实，我有些困惑，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您还想让我们再聚一次。而且，为什么要把事情弄得这样可笑至极，说什么正要写邀请函，却似乎被我的来信打断了？要不是我习惯把收到的所有信件都扔掉，我可是很乐意随信附上您的便条，上面说……

我之前搁下笔吃晚饭去了。我刚刚从广播短报里听说路易斯·富内斯自杀了。现在，不用多说，您也应该明白为什么我宁愿自己没有一不小心亲眼看见这件事了吧，它很清楚地解释了这场也许会让许多人震惊的死亡。我相信我们的朋友罗维罗萨并不在这许多人之列，尽管，据您所说，我的来信内容让他哈哈大笑。您已经看到，罗维罗萨大可以对自己的功夫感到满意了，我估计，这场悲剧的倒数第二幕竟有一位目击证人，想必令他更是开心。我们都有各自的虚荣心，也许，罗维罗萨有时候会觉得难过，因为他对国家的忠心效力只能体现在极其无关痛痒的小秘密上，但除此之外，他也很清楚，在这件事情上，他可以确信我们会保持沉默。难道富内斯的自杀还不能让他完全放心吗？

但是，您和我都没有必要分享他的万般喜悦。我对富内斯的过错一无所知，我只记得在过去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岁月里的那个好朋友、好伙伴。我虽在隐居——也许我本就不应该出去的——但仍为可怜的玛蒂尔德的不幸感到悲痛，请您一定要向她转达我的哀思。

此致

罗哈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阿尔韦托·罗哈斯先生台鉴：

您本月十八日的来信已敬悉。谨向您通知：为哀悼我的朋友路易斯·富内斯的离世，我已经决定取消原定于本月三十日举行的聚会。

敬祝

近安

费德里科·莫莱斯

[1]罗卡将军国有铁路线（Ferrocarril Nacional General Roca），于1948年阿根廷铁路国有化运动中建成，其名得自阿根廷总统胡里奥·阿根蒂诺·罗卡（Julio Argentino Roca, 1843-1914）。

[2]原文为拉丁文。

[3]指秘鲁著名海报女郎绘画家阿尔韦托·巴尔加斯于20世纪40年代为《时尚先生》杂志绘制的一系列海报女郎。

乐队

纪念勒内·克雷维尔[1]，
他也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死。

一九四七年二月，卢西奥·梅迪纳向我说了他不久前遇到的一件奇事。同年九月，我听说他辞职出了国，便不由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有点关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曾想过这其中的联系。要是这对远方的他有所帮助，要是他还生活在罗马或是伯明翰，我便尽量原原本本地把他这个简单的故事说一说。

卢西奥瞟见海报栏里说奥佩拉大影院正在放映一部阿纳托尔·利特瓦克[2]的电影，是以前他常去市中心的这些电影院时错过的一部。像奥佩拉这样的电影院会重放这个片子，让他很是惊讶，但是，四七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少有新片了。六点钟，他从位于萨米恩托街和佛罗里达街拐角的办公室下了班，便带着地道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式做派去了市中心。他到达电影院时，演出刚要开始。节目单上写着会有一段新闻短片、一部动画片和利特瓦克的那部电影。卢西奥选了第十二排的一个座位，买了份《评论报》，这样他就不用盯着大厅里的装饰和边上的阳台式包厢看了，那会让他觉得头晕眼花。就在这时，新闻短片开始了，迈阿密海滩上游水嬉戏的俊男靓女堪比美人鱼，突尼斯刚落成一座硕大的堤坝，很多人在这时进了大厅。一个大胖子在卢西奥的右边坐下，身上有一股亚特金逊牌“俄罗斯皮革”[3]的味道，那味道真够呛的。那个大胖子带着两个小胖子，那两个小的不安分地闹腾了一会儿，直到唐老鸭出来才消停。这一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影院都很常见，尤其是在下午场的时候。

灯亮起来了，天花板原本仿佛布满繁星，乌云盖顶，难以描绘，如今也清晰了起来。我的朋友在开始读《评论报》之前打量了一下大厅。那里有什么东西不大对劲，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女士们散坐在池座区里，她们大都胖乎乎的，而且，和他身边的那位女士一样，她们身边都跟着一群儿女，队伍都挺庞大。他很奇怪，这样的人怎么会买奥佩拉电影院的座票。有好几位女士的妆容和服饰就像是体面的厨娘盛装打扮了一番，她们说话时带着许多纯意大利式的手势动作，靠东掐西拧、求神告佛来管教小孩。先生们则都把帽子放在大腿上（还用两只手抓着），在这么一个让卢西奥感到茫然无措的观众群中，他们代表着男性一方。卢西奥看了看印好的节目单，里面只提到了播放的电影和之后的节目。从表面上看，一切正常。

他不去管它，开始读起报纸来，草草地看完了海外快讯。社论看到一半时，他的时间观念提醒他，这次中场休息长得有些过分了，于是他又扫了大厅一眼。有几对情侣进来了，还有三两成群的女士，她们的穿着若放到克雷斯波镇[4]和莱萨玛公园[5]倒还称得上时髦。池座区里到处都有人相见甚欢、彼此引见，人人激动万分。卢西奥开始纳闷，心想自己是不是搞错了，虽然他弄不清楚自己错在哪里。就在这时，灯光暗了下去，但是，舞台上耀眼的聚光灯即时打亮，幕布升起，卢西奥难以置信地看见一个庞大的女子乐队在舞台上排好了队形，还有一条横幅上写着“麻鞋乐队”。当他（我还记得他讲给我听时的表情）还在惊喘的时候，指挥已经举起了指挥棒，一片响彻云霄的噪声假借军队进行曲之名横扫池座区。

“你明白的，那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卢西奥说，“我的理智，如果你允许我这么称呼的话，立即将所有异常的蛛丝马迹梳理出来，由此我明白了真相：这是一场为麻鞋乐队的职员和家人举行的演出，奥佩拉的那些机灵鬼没把它写在节目单里，是为了卖出剩下的票。他们很清楚，如果我们这些外人知道了有这么个乐队，就是被枪指着也不会进场的。这一切我都搞得很清楚了，但是，你可别以为我受到的惊吓就这么过去了。首先，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一支这么惊人的女子乐队（我是指就人数而言）。其次，她们演奏的音乐太可怕了，我耳朵所受的罪让我无法协调地思考或做出反应。我既想大声嗤笑，又想破口大骂，还想立马走人。但是，我也不愿意错过老阿纳托尔的那部电影，唉，所以我没有动弹。”

乐队奏完了第一支进行曲，女士们争先恐后地鼓掌欢呼。在演奏第二首曲目时（一块小布景板完成了报幕工作），卢西奥开始了新一轮的观察。首先，这乐队就是个绣花枕头，在它那一百多名成员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真的在演奏。其他的人纯粹是在充数，这些女孩子跟真正的乐手们一样提着小号和军号，但是，唯一奏出乐音的却是她们那漂亮极了的大腿，卢西奥觉得那大腿才值得大力赞美、多加培养，尤其是他在美波剧院有过几次悲惨的经历以后。总之，那个庞大的乐队只有四十来个真正的管乐手和鼓手，其他人则凭借漂亮的制服和浓妆艳抹来充当养眼的花瓶。指挥是个非常莫名其妙的年轻人，想想看，在乐队大金大红的背景下，他套着一件燕尾服，就像皮影戏里的剪影一样轮廓分明，这衣服让他看上去像是一只鞘翅目昆虫，与整个场景的色调完全不搭。这个年轻人四面挥舞着一根长长的指挥棒，似乎急切地想要让乐队的音乐奏出点韵律来，不过，在卢西奥看来，他离成功还远着呢。就演出质量而言，这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糟糕的乐队之一。一支又一支进行曲，音乐会让大家直听得陶陶醉醉、晕晕乎乎的（我复述了他满是叠字的挖苦话）；每奏完一首曲子，他就再次萌生出希望，想着那一百多个小甜心们终于可以闭嘴了，而在奥佩拉星光熠熠的穹顶之下，一切将陷入沉静。幕布落下，卢西奥登时高兴不已，但他随即便注意到聚光灯并没有熄灭，这让他满心疑虑地在座位上坐直身子。就在此时，幕布再次升起，但这次是一块新的布景板：列队行进中的乐队。姑娘们都侧身站着，铜管中吹出一片呜里哇啦、乱七八糟的声音，隐约有点像《塔拉进行曲》[6]的调子，整个乐队都在舞台上有节奏地原地踏步，好像在进行列队游行似的。其中随便哪个姑娘的母亲都可以完美地幻想出这场游行，尤其是前面还有八名美艳无双的姑娘挥舞着那种带流苏的仪仗，它们盘旋着飞向空中，再被接住。年轻的鞘翅目昆虫引领着行进的队伍，假装很用心地走着。而卢西奥则不得不听着那没完没了的“da capo al fine”[7]，他估计他们大概走了有五到八个街区。结束时，人们适度地鼓掌喝彩，幕布就像一片宽大的眼睑似的合上了，捍卫着人们惨遭践踏的享受黑暗与安宁的权利。

“惊吓已经过去了，”卢西奥对我说，“但是，就算是在看电影时——电影很棒——我还是无法挣脱那种奇特的感觉。我走到了街上，感受到黏糊糊的热气，看见晚上八点的人群。我走进大帆船酒吧，想喝杯金菲士[8]。一瞬间，我完全忘记了利特瓦克的电影，而那乐队却占满了我的脑海，好像我就是奥佩拉的舞台似的。我很想笑，但是，我其实很愤怒，你明白吧。我真该走到电影院的售票处，好好说他们几句。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我心里很明白。反正，你能有什么办法呢？你不觉得吗？但是，让我愤怒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另外一种更深层的东西。第二杯酒喝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始明白了。”

到这里，卢西奥的叙述就开始变得难以准确记录了。要点（不过，难以捕捉的恰恰总是要点）大概是这样：直到那一刻为止，他一直都在想着那些零星松散的反常因素：谎话连篇的节目单、不合时宜的观众、大部分成员都是充数的虚假乐队、荒腔走板的指挥、装模作样的列队行进，还有格格不入的他自己。但突然间，他仿若超化凡尘，竟然莫名地明白了这一切。他觉得自己似乎终于面见了现实。他对现实惊鸿一瞥，却以为那是假象，而这正是因为那才是真切的现实，是他已经看不到的真实。他刚刚目睹的就是真相，也就是所谓的假象。他再不会因为自觉被一堆格格不入的东西所包围而感到不满，因为，这是对那另一个世界的感知，他明白这种感觉将一直延续到大街上、大帆船酒吧里、他的蓝色西装上、他晚上的安排、第二天早晨要去的办公室、他的储蓄计划、他的三月避暑之旅、他的红颜知己、他的壮盛之年，直到他死的那一天。幸运的是他不会再看到这个了，幸运的是他又是卢西奥·梅迪纳了。但仅仅是因为幸运而已。

有时候，我想过，要是卢西奥回到电影院调查一番，却发现那次演出从来不曾存在过，那才是真的有趣呢。但是，那个乐队那天下午在奥佩拉演出过，这是可以证实的。事实上，没必要把事情说得那么夸张。也许卢西奥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出了国，都只是一时冲动，或是因为某个女人。而且，也不应该再说乐队的坏话了，可怜的姑娘们。

[1]勒内·克雷维尔（René Crevel, 1900-1935），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因病重而自杀。

[2]阿纳托尔·利特瓦克（Anatole Litvak, 1902-1974），俄罗斯导演。

[3]一款皮革香调的香水。

[4]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一个城区，历史悠久。

[5]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座公园，十分古老。

[6]1855年由何塞·P.吉里博内上校为在塔拉河战役中作战的军队鼓舞士气而作，因此得名。

[7]意大利语，音乐术语，“从头再奏至结尾”。

[8]由杜松子酒、柠檬酒、苏打水等调制成的鸡尾酒。

朋友

在那个游戏里，一切都要快。一号决定，必须解决掉罗梅洛，且这项工作将由三号负责，而贝尔特兰在几分钟后就得到了消息。他离开了科连特斯街与利维尔塔德街拐角的咖啡馆，上了一辆出租车，并不慌张，但也毫不耽搁。在自己的公寓里，他一面洗澡，一面听着新闻播报，记起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罗梅洛是在圣伊西德罗，在赛马场上倒运的那一天。那个时候，生活还没将他们逼上各自迥异的道路，罗梅洛只是罗梅洛，他也只是贝尔特兰，他们一直是好朋友。他勉强笑了笑，想着罗梅洛再次看见他会有什么表情，但罗梅洛的表情一点也不重要，他倒是该仔细想想咖啡馆的问题，想想那辆车的事。一号竟然想在科恰班巴街和彼德拉斯街拐角的咖啡馆杀掉罗梅洛，还是在这个时间点，这倒很是奇怪。也许，如果某些传言可靠的话，一号是已经有点老了。无论如何，这个愚蠢的命令倒给了他一个方便：他可以把车从车库取出来，停在科恰班巴街旁，但不熄火，等着罗梅洛跟往常一样在晚上七点左右来和朋友聚会。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他就可以阻止罗梅洛进入咖啡馆，咖啡馆里的人就不会看见，也不会怀疑他参与其中。这关乎运气，关乎算计，只消一个表情（罗梅洛肯定能看见，因为他眼睛贼尖），罗梅洛就会混进人流车流，掉头飞奔而去。如果两人都不出差错（贝尔特兰像相信自己一样相信罗梅洛），一切就会在一眨眼的工夫里解决掉。在这之后，很久之后，他用某个公用电话向一号报告情况时，一号会有什么表情？他想着这些，再一次笑了。

他慢慢穿好衣服，抽完那包香烟，照了一会儿镜子，然后从抽屉里再拿出一包烟。关灯前，他确认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修理厂的西班牙人修过后，他的福特车开起来如丝般流畅。他沿着查卡布科街慢慢开着，绕着街区兜了两圈，等着一辆送货卡车给他让出停车位来。七点差十分，他把车停在了离咖啡馆门口几米远的地方。待在这里，咖啡馆里的人绝不会看见他。他时不时地踩一下油门踏板，不让引擎熄火。他不想抽烟，但又觉得嘴发干，这让他很恼火。

七点差五分，他看见罗梅洛沿着对面的小路走来——凭着那顶灰色的单翘沿帽和双排扣外套，贝尔特兰立刻就认出了他。他扫了一眼咖啡馆的玻璃橱窗，估计了一下穿过街道、走到那里需要的时间。但是，离咖啡馆这么远，罗梅洛是不会有事的，最好还是让他穿过大街，走到小路上。就在这个时候，贝尔特兰发动车子，并把胳膊伸出了窗外。就像他预计的一样，罗梅洛看见他，惊讶地停住了。

第一颗子弹打在他双眼之间，然后，贝尔特兰又朝那具渐渐倒下的身体开了一枪。福特车斜开出去，利落地超过一辆有轨电车，然后在塔夸里街上拐了弯。三号不紧不慢地开着车，他心想，罗梅洛最后见到的，是一个叫贝尔特兰的赛马场上的老朋友。

动机

你们不会相信的，但这就好像是在电影院里看片子一样，事情就是那样，你就得接受。你要是不喜欢，你就走，但钱是没人会退给你的。一不留神，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那件事老早就过了风头，因此，我要把它说出来，谁要是觉得我在胡扯，他可以趁早滚开。

八月的一天晚上，蒙特斯在河滩上被杀了。也许，蒙特斯确实跟个女人乱来，于是那女人的男人就连本带利地讨了回来。但我只知道，蒙特斯是从背后被杀死的，一枪打在头上，这是不可原谅的。蒙特斯和我是好兄弟，我们总是一起去赌场和黑人帕蒂利亚的咖啡馆。不过，你们应该不记得那个黑人了。他也被杀了，哪天你们要是愿意，我就给你们讲讲。

是这么回事，有人通知我说蒙特斯翘辫子了，我连滚带爬地赶过去，却只看见他妹妹发了疯似的扑到他身上。我盯着蒙特斯看了一会儿，他还睁着双眼，我向他发誓那凶手不会就这么讨了好去。那天晚上，我跟巴罗斯谈了谈，而就是这一段，会让你们觉得这故事纯属扯淡。巴罗斯是听到枪声后第一个到现场的，他发现蒙特斯已经就剩一口气儿了。巴罗斯是个机灵人，他想方设法让蒙特斯告诉他是谁干的。蒙特斯是很想说话的，但是他脑子里有颗铅弹，这事儿就变得一点也不容易了，因此巴罗斯没能问出多少东西。但无论如何，蒙特斯——你们听听这快死的人是怎么胡言乱语的——还是拼着最后一口气对他说了句“蓝色胳膊的人”之类的话，然后，他又蹦出了一个词，应该是“文身”。我们由此推断出那人是个海员，非常感谢。你们看看，说个“洛佩兹”、“费尔南德兹”多容易啊，但是，他的脑瓜挨了颗枪子儿，我也就不能怪他了。可能蒙特斯也不知道那人叫什么名字，文身是看得见的，但是名字就得调查一番了，更何况有时候，还只能得到个诨名。

现在，我要是告诉你们，八天以后我和巴罗斯就找到了那个家伙，而警界精英们都还在港口和其他地方瞎忙活，你们肯定要笑了。我们有我们的门路，我就不拿细枝末节来烦你们了。不过，会惹你们发笑的并不是这个，会惹你们发笑的是那个线人也没能告诉我们那个家伙的身家来头，他倒是告诉我们说那人要坐一艘法国船逃走，但他不是海员，而是乘客，你们看看，多么奢侈。我们由此推断出那人是辞了职，但仍靠着这层关系来跑路。我们只知道，他坐三等舱，是个阿根廷人。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一个美国佬可对付不了蒙特斯，但是，这件事情最奇怪的地方是那个线人没能帮我们查出那人姓什么。更确切地说，他打听到的姓结果并不在旅客名单中。人们有时候是会怕事的，唉，也许是那个为了三十比索把资料泄露给我们线人的家伙给他起了个假名，以防万一。或者，天知道是不是那人在最后一刻弄到了别的证件。现在，电影继续上演，我和巴罗斯谈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上午我就去了办事处，开始办理材料。那个时候，办个护照不怎么麻烦。好吧，长话短说，办事员通融了一下，那天晚上十点钟，我本人就已经上船了，开往马赛，那是法国佬的歇脚点。我已经看到你们的表情了，但是，耐心点。你们要是不愿意听，我就不继续说了。好吧，那么再倒点甜烧酒，就当作你们是在读《基督山伯爵》吧。我老早就提醒过你们，这种事可不是谁都碰得上的，再说，时代也不同了。

船几乎是空的，他们给了我一个人一间带四张床的客舱，你们看看，多么奢侈。我可以把衣服全摊开来放，地方还多得是。你们去过欧洲吗，小伙子们？我就是开玩笑问问。你看，是这样的：客舱都对着一条走廊，走廊一边的尽头是一间小咖啡厅；在另一边，你可以爬上一个楼梯，上到船头。头一天晚上，我一直待在甲板上，看着渐渐消失不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第二天，我就开始四处打探了。在蒙得维的亚，没有人下船，船甚至都没靠岸。等我们进入外海，我强忍住了胃里的翻江倒海，我可不想你们遭那种罪。事情应该很容易就能办妥，因为在咖啡厅里什么都能立马打听到。原来，在三等舱的二十多个乘客中，差不多有十五个娘儿们，其他的几乎都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不算上我，只有三个阿根廷人，没多久，我们四个人就一起玩上了摸三张、喝起了啤酒。

这三个人中，有一个已经上了年纪，不过，论到精明，谁都比不过他。另外两个人都是三十多岁，跟我一样。我跟佩雷拉立刻就臭味相投了，而拉玛斯却不大说话，似乎还有点忧郁。我支起耳朵听三个人中谁会说海员的切口，还故意对他们大谈这艘船，看会不会有人上钩。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想错了，那个别有用心的人将自己保护得滴水不漏。他们把这艘船的事乱说一气，连我都听出来了。更糟糕的是，天气已经很冷了，因此谁也不会脱掉外套或羊毛背心。

三个人都跟我说过他们要去马赛，但到巴西时我还是特别留了心，然而，确实，谁也没有异动。天热起来后，我便穿起了T恤，想带个头，但他们还是穿着衬衫，只把袖子卷到手肘处。老头费罗看见我向女侍应献殷勤就笑话我，还为我在客舱里有那么多床垫可用而恭喜我。佩雷拉也展开了攻势，而佩特罗娜这个热情的西班牙妞儿可是把我们俩折腾得好苦。至于这船是怎么开的，还有他们给我们吃的那种猪食，我们就不谈了。

等我觉得佩雷拉已经向佩特罗娜发起猛攻的时候，我就开始进行部署了。我在走廊上碰见她，就立刻对她说我的客舱进水了。她相信了我，等她一进舱，我就把门关上了。她一甩手给了我一个耳光，但是她在笑。然后，她就像绵羊一样温顺了。你们就算算吧，每张床垫都用上了，就和费罗讲的一样。实际上，那天晚上，我们也没干什么特别的，到了第二天，我才真正地向她逞了逞威风。说实话，西班牙妞儿那一套真是值。真他妈的值。

我顺口跟拉玛斯和佩雷拉说了这事，一开始他们还不愿意相信，或是在假装吃惊。拉玛斯就像往常一样一言不发，佩雷拉则听得入了迷，我看得出他在想什么。我装傻充愣，他自以为得逞。那天晚上，佩特罗娜没来我的客舱，我先前就看见他们俩已经在厕所那边聊上了天。你们肯定会觉得奇怪，这西班牙妞儿这么快就甩了我，所以我最好把一切都讲清楚。我给了她一百比索，并答应她，如果她给我弄到我需要的信息，我就再给她一百，佩特罗娜便飞也似的行动了。你们能想象得到，我没有告诉她我为什么想知道佩雷拉的胳膊上有没有记号，我跟她说是打了个赌，随便胡诌了一下。我们都笑疯了。

第二天上午，我跟拉玛斯坐在船头的一卷粗麻绳上，聊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他去法国是要在大使馆里当收发员或者做类似的职务。他是个沉默的家伙，有点忧郁，但是他跟我还是很坦诚的。我看着他的眼睛，脑子里突然闪过死去的蒙特斯的脸、他妹妹的哭喊，以及尸检之后他被送回来时才举行的守灵仪式。我很想逼问拉玛斯，直接问是不是他干的。但是，这有什么用呢，这样会把一切搞砸的。最好等佩特罗娜来我客舱时再说。

差不多五点的时候，她敲响了我的房门，她狂笑着进门，一上来就告诉我说佩雷拉胳膊上什么都没有。“我多的是时间把他看了个遍。”她说道，一边疯了似的笑着。我想到了拉玛斯，我一直对他最有好感。我觉得自己这样被人牵着鼻子走真是太蠢了。什么好感，都是狗屁。如果费罗和佩雷拉都被排除在外，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纯粹是出于泄愤，我就地扑倒了佩特罗娜。她不愿意，我便给了她几下，开始扒她的衣服。我一直到吃饭的时候才放她走，这还是为了替她省些麻烦，因为船上的人大概已经在到处找她了。我们约好她第二天下午再来，我就去吃饭了。我们四个阿根廷人被安排在同一桌，离那些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远远的，我对面坐着拉玛斯。你们是不知道，我心里想着蒙特斯却还要若无其事地看着他有多难。如今，他竟能胜过蒙特斯这档事儿已经不会让我纳闷了，有了他那种能博人信任的深沉劲儿，他想害谁都绰绰有余。至于佩雷拉，我早已不放在心上，但是，最后，我到底注意到他根本没提起佩特罗娜的事，他之前可是止不住地说着他要怎么把那个西班牙妞儿弄上床呢。我突然想到，除了告诉我那条重要的信息外，她也没怎么跟我说起过他。以防万一，我把门虚掩起来守着，大概半夜的时候，我看见她钻进了佩雷拉的客舱。我躺到床上，琢磨着这件事。

第二天，佩特罗娜没来。我在一间厕所里堵住她，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没什么，说她正忙着。

“昨晚你又跟佩雷拉在一起了？”我突然问她。

“我？为什么？我没有。”她撒谎。

被人抢了女人，这可一点也不好笑，尤其是这事还是你自己惹出来的，你们可以想见，我当时有多恼火。我逼她当天晚上来见我，她就开始哭，说船上的班长还是工长什么的看她不顺眼，说他起了疑心，说她可不想丢了这份工作，还有一些类似的鬼话。我想我就是在那一刻明白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琢磨。对这西班牙妞儿我并不怎么在意，虽然自尊受伤让我很不爽。不过，还有其他事情更加重要，我整个晚上都在想这些事。那天晚上，我又亲眼偷看到佩特罗娜再次溜进了佩雷拉的客舱。

第二天，我设法跟老头费罗聊了会儿天。我一直都没怀疑过他，但是我想确认一下。他再次很详细地对我说他去法国是为了看他女儿，她嫁了个法国佬，生了一堆孩子。老头想在翘辫子之前看看孙子，他的钱包里放满了家里人的照片。佩雷拉很晚才出现，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而且……拉玛斯则在鼓捣一种学法语的方法。瞧瞧，这都是些什么伴儿呀，唉。

情况就是这样，直到到达马赛的前一天晚上。除了在走廊里堵到佩特罗娜一两次以外，我再也没能让她回到我的客舱里来。她连我答应要给她的钱都忘了，我可是每次都跟她提的。她一听到我说要给她钱，就一脸厌恶的表情，所以，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一切我都看得很明白了。在到达的前一晚，我看见她在甲板上乘凉。佩雷拉就在旁边，他看见我经过，就假装若无其事。我等着机会。去睡觉的时候，我拦住了正忙得不可开交的西班牙小妞。

“你不来吗？”我问她，一边抚摸着她的屁股。

她往后一退，好像见了鬼似的，但她很快就掩饰了过去。

“我去不了，”她说，“我跟你说过，他们正盯着我呢。”

我很想反手一下打烂她的嘴，让她再也没法耍着我玩，但是我忍住了。已经没时间犯傻了。

“告诉我，”我问道，“你跟我说的佩雷拉的事，你很有把握吗？你看，这很重要，也许你没看清楚呢？”

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出来她想笑，同时又有点害怕。

“就是真的，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什么也没有。你想怎么样，叫我再跟他来一次好确认一下吗？”

她在微笑，这贱货，她还以为我被蒙在鼓里。我轻轻地打了她一下，就回到了自己的客舱里。现在，我已经没兴趣监视佩特罗娜是不是会溜进佩雷拉的房间里了。

第二天上午，我的箱子已经整理好了，需要的东西也放到了腰间。管咖啡厅的那个法国佬能结结巴巴地说点西班牙语，他跟我说过，一到马赛，警察就会上船检查证件，在这之后才会发放下船许可。我们大家都排好了队，一个个地过去出示证件。我让佩雷拉先走，等我们都通过了以后，我抓住他的胳膊，请他去我的客舱里喝一杯甜烧酒作别。他以前尝过那酒，还很喜欢，所以立刻就过来了。我关上门，插上插销，看着他。

“甜烧酒呢？”他说，但当他看到我手里拿着的东西时，他脸一白，往后退去，“别这么蠢……为了那么个女人……”他只来得及对我说出这些话。

客舱很窄，我必须从尸体上跳过去才能把刀丢进水里。我弯下腰看了看佩特罗娜有没有骗我，虽然我知道这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我抓起手提箱，锁上客舱，离开了。费罗已经站到了跳板上，大声地跟我打着招呼。拉玛斯还在等着出示证件，像往常一样一言不发。我走到他身边，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我以为他会就地瘫倒下去，但是，那只是我的感觉而已。他想了一会儿，就同意了。我早就知道他会同意。我们为彼此保守秘密，谁也不吃亏。他把我托付给他的法国佬朋友，之后我就再没听说过他的消息。三年以后，我就可以回去了。我真想看看布宜诺斯艾利斯啊……

小公牛

献给哈辛托·库卡洛先生
在三〇年的马里亚诺·亚科斯塔师范学院的教育学课上，
他向我们讲起过苏亚雷斯[1]的拳击赛。

你能怎么办，伙计，你倒了，人人都会踩你。谁都会的，伙计，再窝囊的人也一样。他们会把你顶在擂台围绳边狠揍，对你一通暴扁。得了，得了，你还想来安慰我，就凭你。我可了解你，还装呢。每次我一想到这个，滚出去，滚。你以为我是绝望了，其实是我再也受不了整天在这儿躺着了。冬天的夜真他妈的长，你还记得仓库里的那个小子怎么唱来着。真他妈的长……真的，伙计。比穷人的想头还长哪。你看看，我都没怎么见识过晚上的光景，现在却老是……我上床总是很早，九点或十点。以前，老板总对我说：“小子，上床睡觉去，明天还得接着干呢。”要有哪个晚上能避开他，那可真是走了运。老板……现在却一直得这样，望着天花板。你看，又是一件我不会做的事情：仰面向上看。大家都说过，这会对我有好处的，他们说我在两秒钟时就起身，火气还那么大，真是蠢透了。他们说得有道理，如果我等到了八秒钟，那金发佬就不会把我打得那么狠了。

好吧，确实是。不过，咳嗽起来更糟，因为之后就会有人拿着糖浆和针头来找你。可怜的小妹妹，我可麻烦她了。我连自己撒尿都做不到。小妹妹真好，她给我喝热牛奶，还跟我说话。谁能料到呢，小子。老板总是叫我小子。给他点厉害，小子。到厨房去，小子。我在纽约跟那个黑人对上的时候，老板一直很担心。我在出发之前还到酒店里去见他来着。“你会在六个回合以内打倒他的，小子。”但是，他抽烟都抽疯了。那个黑人，那个黑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弗罗雷斯[2]之类的。哎呀，很难对付啊。拳风很漂亮，一圈圈地跟我拉开距离。去呀，小子，给他点厉害。那老家伙说得对。到第三回合，他就像块破布似的瘫在地上了。脸都白了，那个黑人。我想是弗罗雷斯，或者类似的什么名字。你看看我有多昏头，一开始，我还以为那个金发佬会更容易解决。这就叫自以为是，伙计。他一下就给了我一拳，那一下啊，你还是不知道的好。那个滑头趁我不备，将我打趴下了。可怜的老板，他都不愿相信。我起来的时候多火大呀，我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腿了，只想就地把他给生吞了。运气不好啊，小子。到最后，谁都是要挨揍的。打塔尼[3]的那一晚，你还记得可怜的塔尼吗？那场狠揍呀。看得出来，塔尼的状态回归了。那印第安人真帅，他可是全力出击，来呀，上面一拳，下面一拳，但他奈何不了我，可怜的塔尼。不过，我去角上跟他打招呼时，我的脸还是很疼的，他到底还是给了我一顿好揍。可怜的塔尼，你知道的，他看了我一眼，我把手套放到他头上，高兴地大笑，我不是在嘲笑他，你想象得到的，我不是笑他，可怜的小子。他就是稍稍看了看我，但我也不知他把我怎么了。一下子，谁都能打倒我了，漂亮的小子，结实的小子，啊，美洲小子。塔尼静静地待在他的人中间，比五分钱的奶酪还要无足轻重。可怜的塔尼。我为什么会记起他，你跟我说说。也许，那天晚上，我也是这么看着那金发佬的。我怎么知道呢，我当时哪还会记得这个。一顿狠揍啊，兄弟。现在，你就不能再装了。他揍了你，结束了。糟糕的是，我当时还不愿意相信。我躺在酒店里，老板抽着烟，抽啊抽，房里挺暗的。我记得当时很热。然后，有人给我敷上了冰，你听着点，给我都敷上冰了。那老家伙什么也没说，这才糟呢，他什么也没说。我跟你发誓，我当时很想哭，就好像那时候她……但是，你干吗要白白难过呢。如果我能一个人待着，我发誓我会哭鼻子的。“点儿背呀，老板。”我对他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他就一直把烟抽啊抽的。我能睡着真是运气。就像现在，我能睡着的时候简直就是中了奖了。白天，还有小妹妹拿过来的收音机，那收音机……听着像是瞎掰，伙计。不过，还能听听它放几首探戈曲，播几出戏剧，你喜欢卡纳罗[4]吗？我喜欢弗雷瑟多[5]，伙计，还有彼德罗·马菲亚[6]。我大概在擂台边见过他们，他们每次都会来看我。你可以想着这些事，时间就会走得快些。但是，到了晚上，多烦人啊，老伙计。没有收音机，没有小妹妹。而且有时候，你突然就会咳嗽起来，咳呀咳的。然后，睡其他床的人就嘲你几句，吼上一声。想想从前……你瞧，我现在比以前更容易发火了。报纸上说我少年时在火焰街[7]跟车把式们打。纯属胡说，哼，我可从来没在街上干过架。也许有个一两次，但不怪我，我发誓。你可以相信我。那是常有的事，你坐在吧台边，有人撞过来，有时候就闹起事来了。我本来不喜欢那样的，但是，第一次卷进去的时候，我发现那滋味其实很妙。当然了，如果挨揍的是对手，怎么会不妙呢。少年时，我是用左手打拳的，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用左手揍人。我老妈第一次看见我跟一个三十来岁的人打架的时候，脸都变色了。她还以为我会被人给灭了呢，可怜的老妈。看见那家伙倒在地上，她都不敢相信。我跟你说，我也不敢相信。相信我，头几次，我都觉得是因为走运。直到后来，老头的朋友去俱乐部里见我，跟我说我应该继续打。你还记得那时候吧，小子。多狠的拳赛呀。场场都那么难打，我都没法儿跟你说[8]。“你就扁他。”老板的朋友说。之后，他说起了那些职业拳手，说起罗马公园，说起河床[9]。我知道什么呀，连去看什么比赛的半分钱都没有过。就在那天晚上，他给了我二十比索，我高兴坏了。那一架是跟塔拉还是那个瘦瘦的左撇子，我都不记得了。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打趴下了，他碰都没碰到我。你知道的，我总是会把脸避过去。我要是能猜到金发佬的把戏……你还自以为有个铁打的下巴，结果立马被揍得哭爹叫娘。还什么鬼的铁打的呢。二十比索，小子，你想想吧！我拿了五比索给老妈，我跟你发誓，就是为了让她瞧瞧。可怜的老妈想给我受了伤的手腕上弄点儿柑橘花露水。老妈就是这样，可怜的老妈。你要是留心，就会发现她是唯一一个会这么上心的女人，因为另一个女人她……你看见了，我一想到那女人，就好像回到了纽约。我已经不怎么记得拉努斯了，什么都模糊了。一件细格子衣服，这倒是清楚的，现在我想起来了，还有福尔西奥先生家的门厅，还有那些马黛茶会。他们家对我多客气呀，孩子们围在一起隔着栅栏看我，而她总在往她攒的剪报册里贴上《评论报》或《即时快讯》里的剪报，或是给我看《体育画报》上的照片。你从来没看过照片里的自己吗？第一次看会让你印象深刻，你会想，那人难道就是我吗，长着那么一张脸。然后，你就会发现，那照片拍得很漂亮，照的几乎总是出拳时的你，或者是比赛结束后举起胳膊的你。我总是坐着我的格拉汉姆·佩奇老爷车来，你想象一下，我去见她总要打扮一番，整个街区也要乱上一阵。在院子里喝马黛茶是很美妙的，大家问了我许多事情，天知道有多少。有时候，我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到了晚上，睡觉之前，我都对自己说我是在做梦呢。我给老妈买下那块地的时候，大家都大吃一惊。老头是唯一保持冷静的人。“你做得对，小子。”他说，又拿着烟抽啊抽的。我觉得就像是第一次看见他时一样，在利马街的俱乐部里。不，是在查卡布科，你等等，我不记得了，就是在利马街，没用的东西，你不记得那全绿的更衣室啦，脏得赛过……那天晚上，教练把我介绍给老板，他们竟然是朋友，他对我说出老板名字的时候，我差点就要去扶擂台围绳了，我一看见他在看着我，就想：“他是来看我打拳的。”教练把我介绍给他的时候，我简直想去死。他一直没对我说过什么，真是老奸巨猾，但是他做得很对，这样我才能慢慢来，不会贪心放纵得过了头。就像可怜的左撇子一样，他只用了一年就进了河床，但才两个月就垮了，真吓人。那时候可不是开玩笑的，小子。意大利佬都来打你，吓死人的西班牙佬也是，我就更不用跟你说那些金发佬了。当然，有时候你也会觉得挺美，就像王子[10]来看的那一次，那可真叫人回味无穷呢，我发誓，王子就坐在擂台边上，老板到更衣室对我说：“你不要拖上好几个回合，别让他掌握主动权，那些没种的可会玩这一手了。”你记得吧，人们说他是英国冠军，还是天知道什么名头。可怜的金发佬，漂亮的小子。我们彼此致意时，他莫名其妙的，天知道那家伙嘟囔了句什么，好像是说他要正正经经漂漂亮亮地跟你打一场。而老板，你别以为他很镇静，我跟你说，他从来不知道我对他可一清二楚。可怜的老头，他还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哎，王子就在那下面，可是不得了呢。金发佬对我发出第一下佯攻，我就给了他一记右勾拳，打个正着。我跟你发誓，看见他摔了个四脚朝天，我可吓了一跳。直接晕过去了，可怜的家伙。那一次，我赢得并不开心，一场漂亮的对打也许会更精彩，打上四五个来回，就像打塔尼或是那个小崽子，叫赫尔曼[11]的那个，他来时总是坐着一辆红汽车，模样挺唬人。他被海扁了一顿，但那场很精彩。多狠啊，我的妈呀。他不想松劲儿，而且，他的技巧好过……如今，要讲技巧，还得看“魔术师”[12]，伙计。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把他揪出来对付我的。他是乌拉圭人，你知道的，他已经不行了，但还是比谁都难对付。他就像蚂蟥一样吸在你身上，你试试把他从身上甩下来看看。真是一场好打，那家伙瞎打一通，他妈的给了我一顿狠揍。最后，我也把他揍得惨兮兮的，他露了个空当，我就挺乐意地放倒了他。拳手倒地，小子。“一拳下去，拳手倒地”你知道吗，甚至还有人为我作了一首探戈曲呢。我还记得一小段：“从玛塔德罗斯到中心，从中心到纽约……”到处都有人对我唱这首歌，在见面会上，在电台里……在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名字是很美妙的，伙计，我老妈会听我的每一场比赛。你知道的，她也听我说话，有一天，她对我说，她从广播里才真正认识了我，因为那哥们儿播了我跟一个意大利佬打的那场比赛……你还记得那些意大利佬吗？我不知道老板是从哪里把他们找出来的，他就直接从意大利把他们给我拉了过来，在河床组了几场拳击。他甚至让我跟兄弟俩打过，跟第一个打时很爽，但到第四回合时下起了雨，伙计，可我们还是很想继续打，因为那意大利小伙很上道，我们打起来可带劲儿了。就在这时，我们俩都开始脚打滑。我倒了地，他也倒了地……那可真是滑稽，兄弟……比赛暂停了，真没劲。第二次，那意大利佬两回合下来就被打败了。老板又让我跟他兄弟打，也是一场好打……多好的日子呀，小子，那时候打拳击确实精彩，那么多来助威的观众，你也记得那些海报和汽车的喇叭声吧，嘿，把看台区弄得多吵多乱呀……我曾经看报道说拳击手在打拳时什么都听不到，什么屁话，小子。当然听得见，不过，你以为我在美国佬中间能听得出个鸟来，幸好还有老板在角上，去呀，小子，给他点厉害。酒店里，咖啡馆里，多奇怪呀，嘿，你好像并不在那里似的。然后，在健身馆里，那些家伙跟你说话，你却连半个字也听不明白。纯粹靠比画，小子，就像哑巴一样。还好有她和老板能唠上几句，可以在酒店里喝马黛茶，时不时会来个把拉美人，然后不停地签名、签名，看看你能不能好好教训一下那个美国佬，让他们尝尝阿根廷人的厉害。他们张嘴不离冠军杯，你有什么办法，他们相信我，唉，他们让我很想直闯出去，不拿冠军不罢休。但是，我也一直挂念着布宜诺斯艾利斯。老板总放着小卡洛斯[13]的唱片、彼德罗·马菲亚的唱片，还有为我而写的那首探戈，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有人为我作了一首探戈曲。莱基[14]也一样，他也有一首。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她还有老板一起去了一个海滩，一整天都泡在水里，真是棒极了。你别以为我经常能轻松一下。总是要训练，要注意饮食，一点办法也没有，老头一直盯着我呢。“你很快就能享受享受了，小子。”老头经常这么跟我说。我记得跟莫克洛亚[15]打的那一场，那才叫拳击呢。你知道的，两个月前，老板就老说，哎呀，那左拳不对，你别这样让人靠近身边。他不停地给我换陪练选手，光叫我跳绳、吃多汁的牛肉……幸好，他还让我喝点马黛茶，但我还是一直喝不够。每天都没完没了，你要小心右拳，你扯得太开，你看看，那家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我不止一次去看过他了，我喜欢那小子，他从不畏缩，很有自己的风格，嘿。你知道有风格是什么意思：该你上场、有活儿要干的时候，你就去立刻办好，不像有些人纯靠运气，哎哟，三分钟全都在瞎比画。有一次，《体育画报》上有个家伙写文章说我没有风格。我大受打击，真的。我不会跟你说我像“小闪电”[16]什么的，那家伙可不是一般人啊，小子。莫克洛亚也一样。我能跟你说什么，开始没多久，我就红了眼，光顾着出拳，但是你不要以为我没发觉，只是我正顺手，如果我打得顺手，你又何必担心呢。你知道跟小闪电的那一场是什么样子，我并不比他强，这没关系，我还是赢了。对付莫克洛亚也一样，你还想怎样。一顿猛揍，老伙计，他把身子弯到了地上，从下往上猛朝我挥拳，我都没法跟你形容。我就只打脸，我发誓，打到一半时，我们已经火了，只是疯打。那一次，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老板抓住我的脑袋说，小子，你身体别摆得这么开，打下面，小子，护住右边。我全都听见了，但是，上场以后，我们两人还是乱打一气，直到最后，我们都打不动了，那可真是了不起。你知道的，那天晚上打完拳后，我们都到一家小酒馆里会合，朋友们都在，我看那小子在笑，感觉真是妙。他对我说真是棒极了，伙计，你打得真棒，我对他说，我虽然赢了你，但我觉得我们俩是打了个平手。所有人都举杯敬酒，乱糟糟的，我都没法儿跟你说……这么咳嗽真叫人难受，它冷不防来一下，叫你咳个半死。是啊，现在得照顾好自己，多喝牛奶，多休息，你能怎么办。就有一件事让我难受，那就是他们不让你起床，五点我就醒了，就只能仰面看着。你想啊想，想的都是些坏事情，当然。梦也一样，那天晚上，我又梦到自己跟佩拉尔塔[17]打拳。为什么我要在那一晚想起这场比赛呢，想想那多糟啊，小子，记不起来最好。你知道看见大家都在时是什么感觉，一切又跟以前一样了，不像在纽约那样，跟那些美国佬在一起……擂台边的长椅上，全是我的拳迷，真想赢啊，好叫他们看看……得再赢一场，我要是不行呢，你知道维克多是怎么打拳的。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一只手也能赢他，但是，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我提不起劲儿，伙计，老板更是不行，你要是觉得难受，还怎么好好训练呢。好吧，我在这里是冠军，他向我挑战，他有这个权利。我可不会躲他的，你不觉得吗。老板觉得我能靠得分赢他，你身体别摆得这么开，别一上来就把力气用尽，你看看，那个人可是要跟你打满整个时段的。当然，他可是满场跑动，而且，我觉得不太舒服，虽然大家全都在那里，我向你发誓，我的身体累得……就快睡着了，你明白吗，我没法跟你解释。打到一半，我就开始不舒服，之后，我就不怎么记得了。不记得最好，你不觉得吗。那些东西有什么可记的。我宁愿忘掉一切。睡着了最好，虽然你总是梦见打拳，有时候你还会打出漂亮的一击，又觉得打拳不错。就像王子来的那一场，多叫人回味无穷呀。但还是不做梦的时候最好，小子，你就这么睡着，那可真是舒服，咳嗽什么的都没有，只是睡着，睡一整晚，睡呀睡。

[1]胡斯托·苏亚雷斯（Justo Suárez, 1909-1938），阿根廷著名轻量级拳击手，本篇故事便是受其生平启发而作，标题“小公牛（Torito）”即其外号。苏亚雷斯出生于玛塔德罗斯（Mataderos），在文中也会提到。

[2]指美国拳击手布鲁斯·弗劳尔斯（Bruce Flowers, 1905-1970）。

[3]指智利拳击手埃斯塔尼斯劳·洛艾萨（Estanislao Loayza, 1905-1981）。

[4]弗朗西斯科·卡纳罗（Francisco Canaro, 1888-1964），乌拉圭小提琴手、探戈作曲家、乐队指挥。

[5]奥斯瓦尔多·弗雷瑟多（Oswaldo Fresedo, 1897-1984），阿根廷探戈作曲家、乐队指挥。

[6]彼德罗·马菲亚（Pedro Maffia, 1899-1967），阿根廷指挥家、作曲家、六角风琴手。

[7]即帕特里西奥斯公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区。这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是垃圾焚化场，因此得名“火焰街”。

[8]原文为意大利语。

[9]“罗马公园”和“河床”均为阿根廷体育场馆名称。

[10]指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 1894-1972），即后来的温莎公爵，他曾到场观看1931年苏亚雷斯与塔尼之间的拳击赛。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即位为王，所以苏亚雷斯仍称其为王子。

[11]贝比·赫尔曼（Babe Herman, 1902-1966），美国拳击手。

[12]指乌拉圭拳击手胡安·卡洛斯·卡萨拉（Juan Carlos Casalá）。

[13]指卡洛斯·何塞·佩雷兹（Carlos José Pérez, 1907-1990，一般称之为“卡洛”），阿根廷探戈歌手、作曲家。为苏亚雷斯作的探戈曲《拳手倒地》便是由他演唱的。

[14]指伊利内奥·莱基萨玛（Irineo Leguisama, 1903-1985），乌拉圭赛马手。

[15]胡里奥·莫克洛亚（Julio Mocoroa, 1905-1931），阿根廷拳击手。

[16]指路易斯·拉约（Luis Rayo, 1906-1930），阿根廷拳击手。

[17]维克多·佩拉尔塔（Víctor Peralta, 1908-1995），阿根廷拳击手。下文中的维克多也是指他。1932年与佩拉尔塔的一场比赛是苏亚雷斯职业生涯中输掉的两场比赛之一。

III

水底故事

你别担心，原谅我这么不耐烦的表情。当你想起旧时光，当你为那些名为回忆的逝去之物而神伤，必须用言语和形象来填满那无底的空虚时，你会说出卢西奥的名字，你会记起他，这真是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可能你也注意到了，这也是这座小屋招引的，你只需要在游廊上待一会儿，看看那条河和那些甜橙树，突然间，你就仿佛奇迹般地远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迷失在一个更纯粹的世界中。我想起莱内兹对我们说过，三角洲不该叫德尔塔，该叫阿尔法[1]。还有那次，在数学课上，你……但是，为什么要提卢西奥，你就非得说出卢西奥这名字吗？

白兰地就在那里，你自己倒吧。有时候，我心想你为什么还要费心来看我。你的鞋子会沾上泥，你还要忍受蚊子的叮咬和煤油灯的气味。我知道啦，你不要一脸好心当成驴肝肺的表情了。不是那样的，毛利西奥，但是，实际上，只有你还在了，那时候的那帮朋友，我已经一个都见不着了。而你，每过五六个月，你就会来信，然后，小艇就会载着你来，带着一包书和酒，以及不到五十公里以外的那个遥远世界的消息，也许还有什么时候能将我拽出这座快烂掉的庄园的希望。你可别生气，但你的这种朋友义气简直教我发狂。你明白的，这有点像是一种指责。你走时，我就像个罪人一样坐在那里，觉得自己的狠心决绝似乎都只是疑心病发作的症状，只要去城里逛一逛就能教什么决心都见鬼去。你是那种对我知根知底的好友，而这种好友总是微笑着对我们紧追不舍，就连最糟糕的噩梦也不放过。既然我们说到了做梦，既然你提到了卢西奥，我为何不跟你说说我的梦呢，就像那时候我跟他说一样。梦境里就是在这儿，但是在那时候——已经多少年了，老伙计？——你们大家都常来我父母留给我的小屋待些日子，我们常常去划船，念诗念到头晕，绝望地爱着那最脆弱、最易逝的事物，爱着那被没完没了的天真卖弄所遮盖、被一种傻兮兮的小狗般的温柔所包裹着的一切。那时我们多年轻啊，毛利西奥，我们会那么轻易地陷入自我的哀怨之中，在爵士唱片和苦涩的马黛茶之间爱抚着死亡的意象，而眼前仍有五六十年真切不朽的日子要过。而你是最孤僻的一个，那时候就已经显得坦诚但不失礼数，教人不能像回绝其他直言莽撞的人一样拒绝你。你有点像是局外人似的看着我们，那时候，我就在你身上领略到了猫的特性。跟你说话，就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似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别人才会像现在的我这样跟你说话。不过，那时候还有别人在，我们都玩着假正经的游戏。你知道的，青年时期最可怕的就是，在某个无名的黑暗时刻，我们对一切都不再认真，一切都沦落为假正经的肮脏面具，人人都必须把这面具戴在脸上，我成了某某医生，你成了某某工程师，我们一下子被青春抛在身后，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看待自己，虽然，有一阵子，我们还是保持着老习惯，还是玩着共同的游戏，还是常聚餐，在这一片四下离散、彼此抛弃之中抓着最后的救生圈。这一切都寻常得可怕，毛利西奥，总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难过，有些人像你一样年华老去也一无所感，看到一本自己年少时穿着短裤、戴着草帽或穿着入伍制服的相册也无动于衷……话说回来，我们刚刚在说我那时候做过的一个梦。那个梦开始于游廊这里，我看着芦苇丛上空的满月，听着青蛙叫得无比凶恶。然后，我顺着一条模糊的小路来到河边，沿着河岸慢慢地走着。我感觉自己正打着赤脚，脚陷在泥里。在梦里，我是一个人在岛上，这在那个时候是很奇怪的——要是现在再做这个梦，我就不会像那时一样，觉得那种孤独本身就算得上是噩梦了。孤独，伴着堪堪爬上对岸天空的月亮，伴着潺潺的河流，伴着桃子偶然掉到水里砸扁的声音。现在，连青蛙都不叫了，空气变得黏糊糊的，就像今晚，或者这里的每一个晚上。似乎应该继续走下去，走过码头，顺着海岸的大转弯拐进去，穿过甜橙树林，月光一直照在脸上。我可没有瞎编，毛利西奥，记忆知道哪些东西该保管得一丝不差。我现在跟你讲的就和那时跟卢西奥讲的一样。我慢慢走着，灯芯草渐渐稀疏起来，一块狭长的岬地伸入河中。那里挺危险的，因为都是烂泥，还靠近河道，而且，梦中的我知道那是一条深深的、满是暗流的运河。我一步步走近岬地尽头，陷入被月亮晒得金黄滚烫的泥地里。就这样，我停在水边，看着对岸黑黑的芦苇丛，水到那里就莫名地消失了，而在这边，在这么近的地方，河水阴险地拍着河岸，寻找可以抓附的地方，然后滑开，乐此不疲。整条运河映着月色，无数模糊的剑光蛇影，直刺我的双眼。头顶的一方天空直压后颈和肩膀，让我不得不一直盯着河水。我往上游看去，望见了那溺死者的尸体，它慢慢摇晃着，好像要摆脱河对岸的灯芯草。这时，那一晚出现的原因、我会身处其中的原因，都在那片随波漂动的黑影中得到了解答。那黑影几乎不怎么转动，因为他的一只脚踝或一只手被扯住了，只能软绵绵地漂着，慢慢从灯芯草中挣出，漂入运河的水流中，随着波浪靠近无遮无拦的河岸，那里，月亮将会正正照在他的脸上。

你脸都白了，毛利西奥。我们再喝点白兰地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跟卢西奥说起这个梦时，他脸色也有点苍白。他只跟我说了句：“亏你记得住这些细节。”他跟你不一样，你总是彬彬有礼，而我给他讲的时候，他却似乎总想抢着发言，好像害怕我会一下子忘记梦的其他部分似的。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没讲到。我刚刚跟你说到，运河的水流让尸体打着转，耍着它玩，迟迟不将它带到我旁边来。在岬地边上，我等着尸体从我脚边漂过的那一刻，好让我看清他的脸。它又转了一圈，一只胳膊软软地摊着，好像还在游泳似的，月光陷入他的胸前，啃咬着他的肚子和苍白的双腿，将仰面躺着的溺死者照了个一览无余。离得那么近，我一弯腰就能抓住他的头发；离得那么近，我认出了他是谁，毛利西奥，我看见他的脸，叫出了声。这声尖叫将我一把推出迷梦之外，让我猛地惊醒，让我喘息着喝下水罐中的水，让我惊恐而迷茫地明白过来，我已经不记得那张刚刚认出来的脸是什么样了。而他却还会继续顺流而下，我闭上眼，想回到水边、回到梦境边缘，我努力回忆，渴望着自己内心深处所排斥的东西，但是，完全没用。总之，你也知道，人过后就会释然了，白天的生活无比润滑地连轴转着，各种节目精彩纷呈。那个周末，你来了，卢西奥和其他人也来了，我们一整个夏天都过得开心惬意。我记得，后来，你去了北方，河口三角洲下了很久的雨，最后，卢西奥在岛上待烦了，雨和其他的一切都让他丧失了活力。突然，我们看着彼此，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会这样看着彼此。之后，下象棋或看书成了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开始厌倦种种毫无益处的退让妥协。当卢西奥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发誓再也不会等他来了，我叫我的所有朋友，连同那个一天天封闭、一天天死去的青葱乐园，都统统去见他们的鬼。然而，虽然有些人察觉到了，在一句无可挑剔的“再见”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卢西奥却总会不情不愿地回来，我也总是在码头上等着他。我们总是看着彼此，却似乎时空远隔，仿佛真的还身处那个身后越来越遥远的世界，那个他固执地回来寻找、而我几乎是不情不愿地坚守着的可怜的失乐园。你从来没太疑心过这些事，毛利西奥，你泰然自若地在北方某条涧溪中消暑，但是那年夏末……你看到那月亮了吗，就在那边？它开始在灯芯草中升起来，马上就要照上你的脸了。在这个时候，河流的潺潺水声大了起来，很有意思，也不知道是因为鸟儿都静下声来了，还是因为某些声音在黑暗中就是会更加响亮。你看见了吧，不把这故事给你讲完是不应该的，今天晚上，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跟我把梦境讲给卢西奥听的那天晚上越来越一致了。连座位都是相对应的，你现在坐的躺椅就是卢西奥那时的位子，那年夏末，他过来，也跟你一样一言不发，他以前可是说个不停的，当时却只是喝着酒任时间流逝，无所怨恨或是在怨恨着这种全然的虚无，而这满心满眼的虚无纠缠着我们，我们却无从抵抗。我认为我们之间并没有憎恶，那还称不上憎恶，但比憎恶更糟糕，那是一种厌倦：我们的过往岁月有时仿佛一场风暴或一朵向日葵，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是一柄长剑，什么都可以，反正不是那种厌倦，不是那个阴沉、肮脏、像眼中的白翳一样蔓生的秋日，而那时，就在那过往情怀的中心，却生出了这种厌倦。我们在岛上走来走去，亲切而客气，小心翼翼地避免伤害彼此；我们在枯叶上走着，在河岸边那沉沉的、厚厚的枯叶上走着。有时是沉默让我产生的错觉，有时则是一句声调熟悉的话语，也许，卢西奥也常常跟我一起跌入旧时习惯铺就的陷阱中，那些陷阱毫无益处，却狡猾诱人，直到一个眼神或是希望独处的强烈愿望让我们再次直面彼此，依然亲切有礼，依然格格不入。然后他对我说：“今晚真美，我们走走吧。”就像你和我现在就可以做的那样，我们从游廊上下去，往那边走，那边的月光会直射入你眼中。我不太记得那条路了，卢西奥一直走在前面，我则踩着他的脚印，再次碾碎枯死的树叶。在某一时刻，我应该就会渐渐认出甜橙树间的小路了。也许得再过去一点，在最后几座庄园和灯芯草地旁边。我知道，在那一刻，卢西奥的身影就成了这场步步重合、夜夜相同的相会中唯一不吻合的地方。一切都没变，所以，当灯芯草地敞开，月光下伸入运河中的岬地和在黄色烂泥上打滑的波浪映入眼帘时，我却并不惊讶。在我们背后的某个地方，一颗烂熟的桃子掉了下来，落地的声音像一记耳光，有种说不出的滞重。

在河边，卢西奥转过身，看了我一会儿。他说：“就是这里，对吗？”我们没再说起过那个梦，但我回答道：“是的，就是这里。”过了一会儿，他说：“连这个，连我最隐秘的渴望，都被你偷走了。因为我正是渴望着一个这样的地方，我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你做了一个属于别人的梦。”当他这么说时，毛利西奥，当他用一种毫无起伏的声调这么说着，并朝我跨出一步时，仿佛有些什么东西在我遗忘的记忆中炸裂，我闭上眼，知道我会记起来的，不用看河，我就知道我会看到梦境的结尾。我真的看到了，毛利西奥，我看见了那个溺死者，月光哀哀地俯射在他胸前。溺死者的脸就是我的脸，毛利西奥，溺死者的脸就是我的脸。

你为什么要走？如果你需要，书桌抽屉里就有一把左轮手枪；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向隔壁庄园的人报警。但是，请你留下，毛利西奥，请你再留片刻，听听潺潺水声，也许你最终会感觉到，滚滚河流水波、丛丛灯芯草浪自泥地里滑过，碎成旋流，其中有一双手，在这个时候，正紧紧攥住草根，毫不放松，有什么东西正爬上码头，直起满是污秽和鱼齿印的身子，往这边走来找我。我还能扭转乾坤，我还能再杀他一次，但是，它不会放弃，还会再回来，总有一晚，它会把我带走。它会把我带走，我跟你说，梦会实现它真切的情境。我必须得走，那岬地和芦苇丛会看见我仰面漂过，被月光照映得十分耀眼，梦最终会做完整，毛利西奥，梦最终会做完整。

[1]“德尔塔”（大写为Δ）、“阿尔法”（大写为Α）分别为希腊文第四和第一个字母。在西班牙语中，德尔塔也指河口三角洲。文中人物觉得阿尔法的书写形式更像三角洲，便有此玩笑。

午餐过后

午餐过后，我本想待在房间里看看书，但是爸妈几乎立刻就过来跟我说我那天下午得带那人出去散步。

我张口就回答说不要，叫别的人带他去，请让我在自己房间里学习。我本来还要说些别的，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不喜欢跟他出去，但是爸爸往前跨出一步，开始用那副让我受不了的样子看着我。他盯着我，我感觉到他的目光渐渐嵌进了我的脸，我都快喊出声来了，只好转过身，回答说好的，当然，马上。在这种情况下，妈妈从来都是一言不发，也不看我，但是她会合着手站得靠后一些，我看见她垂到额前的白发，就只能转过身，回答说好的，当然，马上。然后，他们再也没说什么就走了。我开始穿衣服，唯一的安慰就是我要穿上锃亮锃亮的黄色新鞋了。

我走出房门时，是两点钟。恩卡纳西翁姨妈说我可以到最里面的房间里去找他，他很喜欢下午钻到那里去。恩卡纳西翁姨妈肯定察觉到了我因为必须要跟他出去而无比沮丧，因为她用手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弯下腰吻了吻我的额头。我感觉到她往我兜里放了点东西。

“给自己买点儿什么吧，”她在我耳边说道，“别忘了也给他一点，那样才乖。”

我吻了吻她的脸颊，心里高兴了一些。我走过客厅门口，爸妈正在厅里下跳棋。我大概跟他们说了声再见或者类似的话吧，然后，我拿出那张五比索的纸币，把它抹平，放进钱包里，那里面已经放有一张一比索的纸币和一些钢镚儿了。

我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我用力抓牢他，我们俩就从院子里走到了通向前面花园的门口。有一两次，我突然很想就这么放开他，回到屋里，跟爸妈说他不想跟我出去，但是，我很肯定，他们还是会把他带过来，逼着我带他去临街的大门口。他们以前可从来没让我带他去市中心，而现在竟让我干这种事，这太不公平了，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唯一一次逼我带他到路上散步时，就发生了阿尔瓦雷兹家那只猫的惨剧。我觉得自己仿佛还能看见在门口跟爸爸说话的那个警察的脸，还能看见爸爸之后倒了两杯甜烧酒，妈妈则在她的房间里哭泣。他们竟叫我干这种事，这太不公平了。

早上下过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道路是越来越坑坑洼洼了，要是不把脚陷进个把水坑里，就简直寸步难行。我想尽办法挑最干燥的地方走，努力不把我的新鞋打湿，但是，我立刻就看出来他很喜欢往水里踩，我必须使尽全力猛拽才能逼着他跟着我走。即便如此，他还是成功地走到了一块比其他地方更塌下去一点点的地砖边上，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湿透了，全身到处沾着枯叶。我只能停下脚步，把他弄干净，我觉得邻居们正全程在花园里看着，什么都没说，但是都在看着我们。我不想说谎，我并不介意他们看着我们——看着他，看着带他散步的我——可最糟糕的是杵在那里，手上的手帕一点点被打湿，沾上泥点和枯叶片，而且我还必须抓着他，好让他不能再次靠近那个水坑。再说了，我已经习惯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在街上逛，吹着口哨、嚼着口香糖，或者一边看着漫画，一边用眼角余光算着从我家到电车站的人行道上的地砖，我对那些路很熟悉，这样，我就能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经过蒂塔家的门前，或者我什么时候会到达卡拉波波街角。但现在，这些事我都不能做了，手帕也开始打湿我口袋的衬里，我感觉到腿上潮潮的，叫人怎能不相信果然祸不单行。

在这个时间，电车总是很空的，我暗自祈求能让我们俩坐在同一个双人座位上，让他坐在靠窗的一边，他就不会那么惹人嫌。倒不是说他会乱动，但是人们总会觉得他本身就惹人嫌，我能理解。因此，我一上车就很担心，因为电车上几乎坐满了人，没有空着的双人座了。路太长了，我们不能一直站在车门口，售票员会叫我坐下，叫我把他安置在什么地方。因此，我立刻让他往里走，把他带到中间的一个双人座位上，靠窗的那一边有一位女士坐着。也许，最好是坐在他后面盯着他，但是，电车坐满了人，我必须再往前走，坐在更远的地方。乘客们并没怎么在意，在这个时候，人们还在消食，正随着电车的颠簸半梦半醒。但倒霉的是，售票员停在了我让他坐的那个座位旁边，用一枚硬币敲着售票器的铁皮，我不得不转过身，示意他来找我收钱，把钱亮给他看，让他明白他得给我两张票，但那售票员却是那种很没有眼力见儿的呆瓜，只管拿着硬币敲啊敲的。我只能站起身来（现在，有两三个乘客看着我了），走到那个座位旁边。“两张票。”我对他说。他撕下一张，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票递给我，又往下看了看，带着些轻蔑。“请给我两张。”我又说了一遍，我很确定整个电车的人都察觉到了。那呆瓜又撕了一张票，递给了我，他本想要跟我说句什么，但是我把钱递给他后就转身三步并作两步回到了座位上，头也不回。但最要命的还是我时时都得回头，看看他是不是还老实地待在后面的座位上，这引起了几个乘客的注意。我原本一开始决心只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回头，但是，每个街区似乎都漫长得可怕，我时时刻刻都害怕会听到一声惊呼或尖叫，就像发生阿尔瓦雷兹家的猫那件事时一样。于是，我开始数到十，就像拳击赛里那样，这大概是走半个街区的时间。一数到十，我就借故回头，比如理理衬衣的领子啊，或者把手伸进外衣口袋里啊，只要看起来像是个下意识的动作或类似的举动，就都行。

大约走了八个街区后，不知怎么，我觉得靠窗边坐着的那位女士好像要下车了。这可要命了，因为她会对他说句什么，叫他让一让，而他若是不搭理，或者说不想搭理，那位女士可能会生气，想强行过去。不过，我对这种情况清楚得很，也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中，因此我开始在到达每个路口前都往后看看。有一次回头看时，我觉得那位女士就要起身了，我敢发誓她肯定对他说了句什么，因为她看着他那一边，我觉得她的嘴唇动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胖胖的老太太从我座位旁边的一个位子上站起身来，开始在过道上走，而我走在她后面，很想推她一下，在她腿上踢一脚，叫她走快一点，让我赶到那位女士的座位那边，她已经抓起了地上的一个篮子或是什么东西，站起身来准备下车了。最后，我觉得我确实推了老太太一把，我听到她抱怨了一声。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那个座位旁边的，但我总算及时把他拽了出来，让那位女士能够在那个路口下车。然后，我让他靠窗坐好，自己坐到了他旁边，心情舒畅，虽然有四五个蠢货正坐在前面的座位上或是站在车门口看着我。也许，售票员那呆瓜已经跟他们说过些什么了。

我们已经开到十一街区了，车外是灿烂的阳光，街道都干了。这时候，如果我是一个人坐车，我会走下电车，步行去市中心，对我来说，从十一街区走到五月广场并不算什么，有一次，我算过时间，正好用了三十二分钟，当然，有时候我也会跑一跑，尤其是最后一段路。但现在，我却必须得顾着那扇窗户，因为曾经有人说过，他可能会突然打开窗户往外跳，只为了找这么个乐子，就好像其他许多旁人无法理解的乐子一样。有一两次，我觉得他就要把窗户往上掀开了，我只得从后面把手伸过去，把窗户压在窗框上。也许这都是我的想象，不过，我并不想去确定他是不是真打算打开窗户往外跳。比如说，当检票员过来时，我就完全忘了这档子事，但他并没有往外跳。检票员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家伙，他在前门门口出现，开始查票，他神情和蔼，有些检票员就是这样的。当他走到我的座位边上时，我把两张票都递给他，他在一张上面打了孔，低头看了看，然后又看了看另一张票。他本来都要打孔了，却拿着那张票在打孔钳的窄槽口停下了手。我一直暗自祈求他能快点打上孔，把票还给我，我觉得电车里的人越来越注意我们这边了。最后，他耸耸肩，在票上打了孔，把两张票都还给了我，我听到后面车门那边有人哈哈一笑，但是，我当然不愿意回头去看。我又把手伸过去，压住了车窗，假装我再也看不见检票员和其他人。在萨米恩托街和利维尔塔德街路口，开始有人下车了，当我们到达佛罗里达街时，车上几乎已经没人了。我一直等到了圣马丁街才让他从前门下了车，因为我不愿意经过售票员那个呆瓜身边，他可能会对我说些什么。

我很喜欢五月广场，当别人跟我说起市中心时，我总是立马就想到五月广场。我喜欢那里的鸽子，喜欢那里的总统府[1]，因为它能给人带来那么多关于历史的回忆，让人想起革命时期落下的炸弹，想起那些曾经扬言要拿金字塔[2]来拴马的军阀们。那里有卖花生和其他东西的小贩，很容易就能找到一张空椅子，要是愿意，还可以再走一走，没多久就能走到港口，看见船只和起货机。因此，我想最好还是带他去五月广场，离汽车和小巴远一点，我们可以在那里坐一会儿，待到该回家里去的时候。但是，当我们从电车上下来，开始顺着圣马丁街走时，我觉得好像有点头晕，我突然发觉，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里，我得一直往后看，还得假装没看见别人在盯着我们看，再加上那个售票员、那个要下车的女士和那个检票员，这一切可把我累惨了。我多想能走进一家奶制品店，要一个冰激凌或是一杯牛奶，但是我很清楚我不能这样做。我知道，只要一个地方能让人们坐着更从容地盯着我们看，我就一定会后悔随随便便带他进去。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每个人都在赶路，尤其是在圣马丁街，这里满是银行和事务所，大家的胳膊下都夹着公文包，行色匆匆。因此，我们一直走到了坎加约街的拐角，然后，当我们在比乌瑟出版社那摆满了墨水瓶和其他漂亮玩意儿的玻璃橱窗前走过时，我感觉他不愿意往前走了，他变得越来越难拖动，无论我再怎么拽（同时努力不引人注意）也还是寸步难行，最后，我不得不停在最后一个玻璃橱窗前，假装望着那些有凸纹图案的皮制办公用具。也许是他有点累了，也许他并不是乱发神经。反正，站在那里并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不喜欢这么做，因为过往的人群更有时间盯着看了，有两三次，我还发觉有人在跟别的人议论他，或是碰碰胳膊肘叫别人看。最后，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再次抓住他，假装走得若无其事，但是，我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费力，就像在那种梦里似的：脚上穿着成吨重的鞋子，简直抬不起脚。终于，我总算让他那股杵在那里不动的劲头过去了，我们便继续沿着圣马丁街走，一直走到五月广场的那个街角。现在，难题变成了过马路，因为他不喜欢过马路。他能打开电车的车窗往外跳，但是他不喜欢过马路。糟糕的是，要到达五月广场，总得穿过一条车来人往的街道。在坎加约街和巴尔托洛梅·米特雷街的路口，过马路并没那么困难，但是现在我就快要不行了，我手拖着他，觉得他重得要命，有两次，车流停了下来，我们身边站在人行道旁的人们开始过马路，我意识到我们是不可能走得到另一边的，因为他会停在路的正中央，因此，我宁愿一直等到他下定决心。当然了，街角杂志摊的老板已经越来越注意我们，他跟一个我这么大年纪的少年说了句什么，那少年做了个鬼脸，回答了他一句天知道什么话，许多汽车继续开过，停下，再启动，而我们就杵在那里。迟早会有警察过来，这是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因为警察人都很好，所以他们会多管闲事，开始问问题，看看你是不是走丢了，而他可能会突然发起飙来，我就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收场了。我越想越不安，最后，我真的害怕起来，简直有点想吐了，真的。因此，趁着车流停了下来，我紧紧抓住他，闭上双眼往前拽，身子几乎折成两段。等我们到广场，我松开了他，一个人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回过头去。我真希望他就这么死了，希望他已经死了，或者爸妈已经死了，我也终于死了，大家都死了，被埋了，只除了恩卡纳西翁姨妈。

但是，这些想法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看到一张完全空着的、很漂亮的长椅。我轻轻拉住他，然后我们俩坐在那张长椅上看着鸽子。幸好，它们不像猫那样命途悲惨。我买了花生和糖果，把两样都喂他吃了一些。晒着五月广场上的午后阳光，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我们感觉相当不错。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冒出了把他丢在那里的念头，我唯一记得的是，我一边给他剥花生一边想着，如果我假装给远处的鸽子扔点什么过去，就可以很容易地绕到金字塔纪念碑后面，这样我就看不见他了。我觉得，在那一刻，我并没有想到回家或是爸妈的表情，因为如果我想到了这些，我就不会干那件蠢事了。要像智者或是历史学家一样考虑得面面俱到应该是很困难的吧，我只想着可以把他丢在那里，把手插在兜里独自在市中心逛逛，在回家之前买本杂志或是进某家店里吃个冰激凌。我接着喂了他一会儿花生米，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我逮到机会就假装站起身来伸伸腿，我看到他并没注意我是待在他身边还是走开去喂鸽子吃花生。于是，我开始把我剩下的花生都扔给鸽子吃，鸽子围着我到处走，直到我的花生米喂完了，它们也走累了。站在广场的另一头，几乎看不到那张长椅，从总有两个士兵看守的玫瑰宫前穿过也不过是一眨眼的事。我从旁边一直走到科隆大道，妈妈常说小孩子不应该一个人去那条街上。我习惯性地频频回头，但是，他是不可能跟着我的。他现在最有可能正在做的事情是在长椅周围打滚，直到某位好心的女士或是某个警察走过去。

科隆大道只是一条平淡无奇的路，我在那儿走着的时候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不怎么记得了。也许我正坐在一家进出口商店的橱窗窗台上，然后我的胃开始疼起来，不是像要立刻上厕所的那种疼，而是靠上面一点，真的是胃在疼，就好像我的胃在一点点绞动似的；我想呼吸，但是很困难，因此我只得一动不动，等着这阵痉挛过去。我眼前只见一片绿色和许多飞舞的小斑点，还出现了爸爸的脸，最后，就只剩下爸爸的脸，因为我已经闭上了眼睛，我觉得我闭上了，而爸爸的脸就在那一片绿色之中。过了一会儿，我能呼吸得更顺畅了，有几个男孩看了我一会儿，有一个对另一个说我是闹肚子了，我却摇摇头说没什么，说我总是胃痉挛，但是很快就会过去。有一个说，如果我愿意，他就给我去找杯水来，另一个则建议我把额头擦擦干，因为我正在流汗。我笑了笑，说我已经没事了，我迈开脚步，只求他们离开，好让我一个人待着。确实，我在流汗，汗水都顺着眉毛滴了下来，一滴咸咸的水流进了我一只眼睛里，于是我拿出手帕，擦了擦脸，我感觉嘴唇破了点皮，一看，是一片粘在手帕上的枯树叶划破了我的嘴。

我不知道自己花了多长时间才回到五月广场。我在半路摔了一跤，但在被人看见以前就爬了起来，狂奔着穿过玫瑰宫前驶过的车流。我远远地看见他没有离开那条长椅，但我还是继续跑啊跑，直到我跑到了长椅那边，我累得一瘫，把鸽子吓得四散飞离，人们纷纷侧目，带着那种看见奔跑中的孩子时才有的神情，就像奔跑是一种罪过似的。过了一会儿，我把他收拾干净，说我们得回家了。我这么说，是要让自己听见这话，要让自己高兴一点，因为跟他在一起，唯一管用的就是紧紧抓住他、带着他，因为他不听人说话，或者是他假装不听。幸好，这一次过马路时他没有胡来，而刚开出站的电车也几乎是空的，因此我让他坐在第一个座位上，自己坐在旁边，一路上我没有回过一次头，连下车的时候都没有。最后一个街区的路我们走得很慢，因为他老想跳进水坑里，我则费了很大劲想要在干的地砖上走。但是，我并不介意，我一点也不介意。我一直都在想：“我丢下过他。”我看着他，心里想着：“我丢下过他。”虽然我并没有忘记科隆大道上的事，但是我感觉非常好，几乎有点自豪。也许下一次……这并不容易，但也许……谁知道爸妈看见我手牵着他回家时会怎么看我。当然，他们会很高兴我把他带到市中心去散步了，父母们总会因为这种事情而高兴；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我竟突然想到，有时候爸妈也会拿出手帕来擦擦脸，手帕上也会有一片枯树叶将他们划伤。

[1]阿根廷总统府，也被称为“玫瑰宫”。

[2]指“五月金字塔”，五月广场上矗立的金字塔形纪念碑。

美西螈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想着美西螈。我常到巴黎植物园[1]的水族馆去看它们，一看就是好几个钟头，观察它们的纹丝不动，诡秘来去。而现在，我就是一只美西螈。

我是在某个春日上午偶然走到美西螈那里的，那时的巴黎在漫长的冬季后如孔雀般绚烂开屏。我沿着皇家港大道下行，走到圣马塞尔路，再转入医院大道，我看见一片阴沉灰涩中的点点绿意，便想到了狮子。我很喜欢狮子和金钱豹，却从来没有走进过昏暗潮湿的水族馆。我把自行车靠着栅栏停放好，接着去看了看郁金香。那一天，狮子们一脸苦相，很是难看，我的金钱豹则在睡觉。于是，我决定去水族馆。我避开那些毫无特点的鱼类，不期然见到了美西螈。我盯着它们看了一个钟头才离开，满脑子再也想不了其他事。

在圣热纳维耶芙图书馆，我查了字典，了解到美西螈原来是一种钝口螈属蛙类的幼体。我已知道它们来自墨西哥，因为它们自身的独特之处，它们那阿兹特克式[2]的玫瑰色小脸，还有水族箱顶部的标牌都彰显了这一点。我看到字典里说在非洲发现了一些美西螈种群，它们在旱季时可以在陆地上生活，到了雨季则又能栖息在水中。我找到了它们的西班牙语名称：ajolote。字典里面还提到它们是可以食用的，它们的油脂曾经（现在大概已经不这么用了）被当作鳕鱼肝油服用。

我并不想查阅更多有关专著，不过，第二天，我又去了巴黎植物园。然后我开始每天上午都去那里，有时候上下午都去。水族馆的门卫接过门票时，总是摸不着头脑地微微一笑。我倚在水族箱四周围起来的铁栏杆上，开始看着那些美西螈。这也全然不出奇，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明白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有某种东西，虽然永远失落了，虽然无比遥远，却仍然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最初的那个早晨，仅是停在水中冒着气泡的玻璃水箱前，就足以让我明白这一点了。美西螈都挤在水族箱底，那里布满石块和苔藓，既窄小又逼仄（只有我才知道有多窄小、多逼仄）。一共有九只美西螈，大多将头靠在玻璃上，用金黄的眼睛盯着走到近旁的人们。我慌了神，简直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探头盯着这些安安静静、一动不动地堆挤在水族槽底的小东西看，好像挺不要脸的。我在心里把其中一只待在右侧、离其他同类有点远的美西螈分隔开来，好好地研究了一番。我看到它玫瑰色的、仿佛半透明的小小身躯（我想到了那些由乳白色玻璃制成的中国小雕像），有点像一只十五厘米长的小蜥蜴，屁股上长着一条极其细嫩的鱼尾巴，这是我们身体上最敏感的部位。沿着脊背而下，长着一排透明的鳍，与尾巴连在一起，但是，最叫我着迷的是它的腿，特别纤细、轻盈，脚尖上是几个小趾头，趾甲极小，像极了人类。然后，我看见了它的眼睛、它的脸。毫无表情的脸上，除了眼睛再无其他器官。那双眼睛是两个状如大头针针头般的孔洞，全然一片透明的金黄色，毫无生气，却仍在瞪视着周遭，任由我的目光深入其中，我仿佛穿过了那金黄的一点，迷失在那一片透明清澄的内里谜境中。它眼睛的四周绕着一圈极细的黑色晕轮，印刻在玫瑰色的皮肉上，在它那如玫瑰色石头一般的脑袋上。它的脑袋微微呈三角形，但边缘是不规则的曲线，使它像极了一尊被时间消磨腐蚀的雕像。它的嘴隐藏在三角形的脸下方，只有从侧面看，才可以窥见它的嘴其实是很大的；从前面看，只有一条细细的裂缝，浅浅地划过那块没有生气、不见表情的石头。在头两边本该长耳朵的地方，长着三根珊瑚似的红色小芽，某种像植物似的赘生物，我猜那是鳃。那是它身上唯一活动的东西，每隔十到十五秒，那些小芽就会绷直、立起，再放松、下弯。有时候，它也会微微动一动腿，我看着那些细小的脚趾轻轻地停放在苔藓上。我们确实不喜欢多动弹，水族箱也太狭小，一旦我们往前挪一点，就会碰到其他伙伴的尾巴或是脑袋，我们便会因此争吵、打斗，累得很。如果我们一动不动，时间就不会这么难熬。

我第一次看见美西螈时，正是它们的静如止水吸引我着了迷似的弯腰观看。我莫名地自觉很明白它们内心的隐秘愿望，想不动分毫、万事不惊，以便消弭时空。但之后，我知道事实不仅如此，它们鳃的收缩、细细的腿在石子上的轻踏、在水中的倏忽游动（有几只只需摆动一下身子就能游起来）都在向我证明：它们有能力摆脱那种持续数小时的了无生气的倦态。它们的眼睛尤其让我着迷。在它们旁边的其他水族箱里，我看到各种各样的鱼类漂亮的眼睛，与我们的很相似，但其中却只透着愚蠢。美西螈的眼睛则对我诉说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存在，另一种视角的存在。我把脸贴在玻璃上（有时候，门卫会不安地咳嗽一声），努力看清楚那些金黄色的细小斑点，那是个入口，通往这些玫瑰色生物无限缓慢而遥远的世界。用手指敲击它们脸庞跟前的玻璃是没有用的，从来看不到它们有一点反应。那一双金色的眼眸不住地闪着那种甜蜜却可怕的光芒，从某个令我头晕眼花的不可见底的深处不住地盯着我。

不过，它们其实与我们很相近。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在成为一只美西螈之前，我就知道这一点。我在第一次接近它们的那一天就知道了这一点。与大多数人的认知相反，猴子那酷似人类的五官恰恰显示出它们与我们之间的差别之大。美西螈与人类之间完全没有相似之处，这却正向我证明了我的感觉是对的，我没有光看浅显的表象。只不过那一只只小手一般的爪子……但是，壁虎也有那样的爪子，而壁虎跟我们可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我觉得关键在于美西螈的脑袋，那个镶着金黄色小眼睛的玫瑰色三角形。那玩意儿对一切冷眼旁观，洞悉于心。它在声明。它们可不是无知牲畜。

将一切归于神话故事似乎很容易，几乎是一种必然。在美西螈身上，我开始看到一种变异，而这种变异还没能将某种神秘的人类气息尽数祛除。我想象着它们是有自我意识的，却被这副躯壳所困，注定永远陷入无底的沉默、绝望的冥思。它们那种没有焦距的目光，那双虽然冷淡漠然却无比明澈的金色小圆轮，深深地看着我，仿佛在传达一个讯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我惊觉自己正低声呢喃着一些安慰的话语，传递出一些天真的希望。它们还是看着我，一动不动，只有玫瑰色小芽状的鳃不时蓦地绷直。在那一刻，我仿佛感到一阵隐痛，也许它们看见了我，感觉到我正努力探入它们生命中最不可窥探的部分。它们不是人类，但我从未在任何动物身上找到跟我自身如此深切的关联。美西螈仿佛在见证着什么，有时候，它们又像是可怕的审判者。在它们面前，我自觉卑微、下贱；在它们那透明的眼眸中有一种惊人的纯净。它们是幼体，但是，“幼体”既意味着伪装真我的面具，也可以表示不得安宁的幽灵[3]。那一张张阿兹特克式的脸庞，没有表情，却有种噬骨的残忍，在那背后，是什么在等待着自己的时辰到来呢？

我怕它们。我觉得，要不是因为感觉到还有其他游客和门卫在旁边，我大概不敢一个人跟它们待在一起。“您的目光快能把它们给吃掉了。”门卫笑着对我说，他大概猜想着我有点儿不正常。他没发觉其实是它们在用目光慢慢吞噬我，带着一种金黄色的嗜血残忍。离开水族箱后，我除了想着它们再也干不了其他事情，就像是它们在远方操纵着我。我每天白天都去，晚上则幻想着它们在黑暗中一动不动，慢慢往前伸出一只爪子，就会立马碰上另一只美西螈的爪子。也许，它们的眼睛在暗夜中也看得见，对它们而言，白天没有尽头。美西螈的眼睛是没有眼睑的。

现在，我已明白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一切都是注定要发生的。每天上午，当我在水族箱前弯下腰来时，这种感觉就愈发强烈。它们在受苦，我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都能感受到这种无言的痛苦、水底的酷刑。它们在窥伺着什么东西，一片久已失去的领地、一段过去的自由时光，那时，整个世界都归美西螈所有。这种表情如此可怕，甚至可以打破那张石头一样的脸上强装出的淡漠，它必定传递着某种痛苦的讯息，印证着它们在这水中地狱里经受的永生刑罚。我想要证明，我自己的感觉在美西螈身上投射出了某种并不真实的意识，但这只沦为徒劳。它们和我都知道这一点。因此，所发生的一切都没什么好奇怪的。我的脸贴在水族箱的玻璃上，我的眼睛正再次尝试进入那双没有虹膜、没有瞳孔的金黄眼眸中的秘境。我凑得很近，看着玻璃旁一只一动不动的美西螈的脸。突然之间，毫不意外地，我看见我的脸顶在玻璃上，在水族箱外，在玻璃的另一边。然后，我的脸移开了，我明白了。

只有一件事很奇怪：我还像以前一样思考，能明白一切。最初发现这一点时，我就如同被活埋的人在坟墓中清醒过来一样感到恐慌。水族箱外，我的脸又靠近了玻璃，我看见了我那因努力想弄懂美西螈而紧闭的双唇。我就是一只美西螈，现在我立刻明白，要弄懂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在水族箱外，他的思想是水族箱外的思想。我了解他，我就是他，但我也是一只美西螈，身处在我的世界中。恐慌是因为——就在那一刻，我明白过来——我发觉自己被囚禁在一只美西螈的身体里，转生成螈，却带着人类的思想，被活埋在一只美西螈体内，承受着不得不神志清醒地与这些毫无灵智的生物一起生活的判罚。但是，当一只脚擦过我的脸，当我稍稍移过身子就看见我旁边有一只美西螈在看着我时，我意识到他也明白了一切，虽无法交流，却无比明了，那恐慌便由此消失了。也许，我也在他体内，也许我们大家都像人类一样思考着，只是有口难言，只能靠着我们眼中的金黄色光芒，看着贴在水族箱玻璃上的人类的脸。

他又来过很多次，但现在他来得少了。他常常好几个星期也不会出现。昨天，我看到他了，他看了我很长时间，然后突然离去。我觉得，他已不再对我们那么感兴趣了，来这儿只是习惯使然。由于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思考，因此，我能够常常想着他。我想到，我们一开始是相连相通的，他觉得自己与令他痴迷的玄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合一。但是，他与我之间的桥梁已被切断，因为他曾经的执念如今成了一只美西螈，与他作为人类的生活再无关联。我相信，我原本可以在某种形式上——啊，只是在某种形式上——回到他身边，让他继续保有这种想要更加了解我们的愿望。而现在，我已完全是一只美西螈了，如果说我像人类一样在思考，那只是因为在那玫瑰色石头般的外表下，每一只美西螈都在像人类一样思考。我觉得，在一开始的那几天里，当我还是他的时候，我把所有这些信息都多少传达了一些给他。而他已不再来了，在这最后的孤寂中，我欣慰地想着他也许会写些关于我们的事，他会以为是自己虚构出了一个故事，写下关于美西螈的这一切。

[1]位于法国巴黎第五区，塞纳河左岸，紧邻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巴黎植物园不仅是一座世界闻名的植物园，其附设的动物园也享有盛誉。

[2]阿兹特克文明为公元14-16世纪的墨西哥古文明，为拉丁美洲重要土著文明之一。

[3]西班牙语里的“larva”一词，既可指“幼体”，也可指“不得安宁的幽灵”。

夜，仰面朝天

在某些时节，他们会出去虏获敌人，
他们称之为荣冠之战[1]。

酒店长长的门厅走到一半，他心想应该要迟到了，于是赶紧出门跑到街上，从角落里取出摩托车，是隔壁的门房允许他停在那里的。在转角的珠宝店里，他看见才九点差十分，他有大把时间赶到他要去的地方。阳光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之间透射而下，而他——因为对他自己而言，在心中默想时，他是没有名字的——骑着摩托车，惬意驶去。摩托在他胯下隆隆作响，凉风啪啪地拍打着他的裤子。

他经过了政府办公大楼（玫瑰色那栋和白色的那栋），以及中央大街上一排橱窗闪亮的商店。现在，他进入了这段路程中最宜人的部分，真正的惬意畅游开始了：一条长长的林荫道，车辆不多，路边只有一座座宽绰的别墅，它们的花园几乎漫上了人行道，仅由低矮的栅栏勉强隔开。他也许有些走神，但还是按规矩靠右行驶，只是任由自己沉浸在崭新一天的习习微风和明媚清新中。也许，正是他不自禁的放松让他没能避免那场事故。当他看见站在街角的那个女人无视绿灯冲上大路时，他已经没法轻易避过去了。他脚踩闸、手按把，将车一刹，人往左边偏去；他听见那女人的尖叫，接着是一下猛撞，随即眼前一黑，就好像是突然睡过去了似的。

他猛地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四五个年轻男人正在把他从摩托底下往外拖。他尝到咸咸的血腥味，他的一侧膝盖很疼。被抬起来时，他尖叫了一声，因为他无法忍受右边胳膊上的重压。有几个声音在用玩笑和保证来为他打气，但这些声音好像并不属于悬在他上方的那几张脸。他唯一的安慰是听到有人证实他穿过路口时并没有违规。他问起那女人的情况，一边试着控制住不断涌上喉咙的恶心。当他被仰面抬到附近的一间药店时，他得知造成这场事故的女人只不过腿上有一些划伤。“您几乎没怎么碰着她，倒是您的摩托车被撞得斜飞出去了……”人人提建议，个个谈感想，慢点儿，把他躺着抬进去吧，这样他才会舒服点儿……有个穿着罩衫的人给了他一口酒喝，在那间街区小药店的昏暗中，这酒让他舒了一口气。

警方的救护车在五分钟以后到达，他被抬上一张柔软的担架，在上面他可以舒服地平躺着。他十分清醒，但也知道自己还没从一次严重的休克中完全恢复，所以他向陪伴着他的警员说明了自己的住址。他的胳膊几乎不疼了，眉毛上的一处割伤正滴着血，流得满脸都是。他舔了一两下嘴唇，咽下血滴。他感觉还行，毕竟那是一场意外，运气不好；静养几个星期就没事了。警察对他说，摩托车似乎并没怎么受损。“那当然，”他说，“我可是在底下给它垫着呢……”两人都笑了。到了医院后，警察跟他握了握手，祝他好运。恶心的感觉又渐渐涌上来，人们用担架床推着他，经过满是小鸟的树下，往最靠里的一栋楼推去。他闭上双眼，希望自己能睡着或是能被麻醉过去。但他却在一个充满医院气味的房间里待了很长时间，有人帮他填表，为他脱下衣服，又换上一件硬邦邦的淡灰色衬衣。他们小心翼翼地挪动着他的胳膊，没把他弄疼。护士们一直开着玩笑，要不是因为他的胃一下又一下地痉挛，他会觉得自己状态很好，甚至还挺开心。

他被带到放射科，二十分钟以后，他的胸口放着一张潮乎乎、像块黑色墓碑一样的X光照片，进了手术室。有一个穿着白大褂、又高又瘦的人走到他旁边，开始看那张X光照片。有一双女人的手把他的头摆正，他觉得自己正从一张担架床被抬到另一张上。白大褂再次微笑着走近了他，右手拿着某样锃亮的东西。医生拍拍他的脸颊，对站在后面的某个人做了个手势。

作为一场梦，那还是挺奇特的，因为梦里充满了各种气味，他以前可从来不会梦到气味。首先，是一股沼泽的气味，因为那条路的左边便是海滨沼泽，那些从来没人能活着走出来的颤沼。但是，那气味随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混合的香气，阴沉难测，就像他逃离阿兹特克人的那个夜晚。是的，一切都再自然不过了，他必须逃离阿兹特克人的魔掌，他们正到处猎杀敌人，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躲在雨林最茂密的深处，留心着不要偏离那条只有他们这些摩泰克族人才认识的狭窄道路。

最折磨他的是那股气味，虽然他完全清楚自己是在做梦，但似乎仍然有什么东西与这非同寻常、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一切格格不入。“这是战争的气息。”他想，本能地摸了摸那把插在羊毛编织腰带上的石制匕首。一声突如其来的声响吓得他弯下腰一动不动，不住发抖。会害怕并不奇怪，在他的梦境中，恐惧无处不在。在灌木枝叶的遮盖下，在没有星光的黑夜掩护下，他等待着。远远的，也许是在大湖的另一边，好像正燃着篝火，一簇泛红的光亮点染了那一方天空。那声响没有再出现。也许是树枝断裂的声音。也许是一只动物在像他一样逃离战争的气息。他慢慢直起身，嗅着气味。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但是恐惧还在，那气味也在，那荣冠之战的甜腻焚香味。必须继续走，必须绕开沼泽直达雨林的中心地带。他摸索着，不停地俯下身触摸小路坚实的地面，往前走了几步。他想跑起来，但是那些颤沼就在他身边汩汩冒泡。在昏暗的小路上，他寻找着方向。然后，他察觉到一股他最为惧怕的浓烈气息，他绝望地往前一跳。

“您会从床上掉下去的。”旁边的病人说，“别这么乱跳，伙计。”

他睁开双眼。是下午了，太阳低垂，落到了狭长病房的窗前。他努力对邻床的人笑了笑，脱离了那场无比真切的噩梦的最后一幕。打上了石膏的胳膊悬挂在一个有砝码和滑轮的器械上。他觉得口渴，就好像刚刚跑了好几公里似的，但是他们不愿意让他多喝水，只让他润了润唇、漱了漱口。高烧慢慢征服了他，他本可以再次沉睡过去的，但他却眯着双眼，听着其他病人的对话，时不时回答一个问题，品味着这清醒的快感。他看到一辆白色小车推了过来，停在了他的床边，一位金发护士用酒精擦了擦他的大腿前部，给他扎上了一根很粗的针头，针头连着一根管子，往上是一只装满了乳白色液体的小瓶子。一位年轻的医生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带皮管的金属器具，把这东西在他没受伤的那只胳膊上绑紧，检查着什么。夜沉下来了，发烧的热度软绵绵地缠着他，各种事物似乎都被凸出、放大了，就像是从看戏用的小望远镜里看到的那样，一切都很真实、柔和，但同时又有点令人厌恶；就像在看一部电影，电影很无聊，但你想着上街会更糟糕，所以还是留了下来。

有人端来了一碗无比香浓的黄金汤，有韭葱、芹菜和欧芹的味道。一小块面包，一点点碎成细屑，好吃得赛过山珍海味。他的胳膊一点也不疼了，只有眉毛上缝过针的地方还时不时地有热辣辣的刺痛一颤而过。当面前的窗户都变成深蓝色块，他想，他应该很容易就能睡着。他仰面躺着，有点不太自在，但当他用舌头舔过干燥而滚烫的双唇时，他立刻尝到了汤的味道。他惬意地舒了口气，沉入了梦乡。

首先是一阵迷糊，千般感觉朝他一涌而来，一时间混沌而迷乱。他知道自己正在一片漆黑中奔跑，虽然头顶横布丛丛树冠的天空其实比周遭稍稍亮一些。“那条路，”他心想，“我偏离了那条路。”他的双脚陷进层层树叶和泥泞中，他每跨出一步，灌木的枝丫都会抽打他的身体和双腿。虽然四周黑漆漆的，也很安静，但他知道自己已然走投无路，他喘息着，弯下身来仔细探听。也许，那条路就在附近，明早晨光一现，他就能再看见它。但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帮他找到那条路。他一直无意识地握紧匕首刀柄的手这时像沼泽中的蝎子一样摸上了他的脖子，那里挂着他的护身符。他微微动唇，低喃着能求来好运的玉米颂和对赐予摩泰克族人安乐的无上女神的祈祷词。但同时，他感觉到他的脚踝正在慢慢陷进泥里，在漆黑中，在陌生的灌木丛中这样等待让他难以忍受。荣冠之战随月升而起，已经进行了三天三夜。如果他能躲进雨林深处，离开沼泽区幽处的路，也许，战士们就无法寻到他的踪迹了。他想起了已经被他们俘获的众多囚徒。但是，重要的不是人数多少，而是祭神的时节。这场狩猎不到祭司们示意收兵是不会结束的。万物起灭都有定时，而他正身处祭神的时节里，他就是狩猎者追逐的对象。

他听见叫喊声，便握着匕首一跃而起。地平线上，天空好像烧着了似的，他看见树枝间有许多火把在移动，离他好近。战争的气息令人难以忍受，当第一个敌人迎面朝他扑来时，他几乎是满心快感地将石刀尖刃插入了敌人的胸膛。点点火光、声声欢呼已将他团团围住。他才用匕首在空中挥了一两下，一根粗麻绳就从背后绑住了他。

“这是因为发烧。”隔壁床上的人说，“我十二指肠开过刀以后也有过一样的情况。喝点水，您就会发现您睡得好些了。”

与他刚刚告别的黑夜相比，他觉得病房里温暖的昏暗是那么美妙。一盏紫色的灯在房间远端的墙壁上方守着，就像一只保护着他的眼睛。他听到有人咳嗽，有人粗声呼吸，时不时还有人低声交谈。一切都舒适、安全，没有追捕，也没有……但是他不愿继续想那场噩梦了。有很多东西可供消遣呢。他开始看看胳膊上的石膏，看看那架把胳膊无比舒服地支在空中的滑轮。他们在他的床头桌上放了一瓶矿泉水。他就着瓶嘴直灌，喝得津津有味。现在，他能看清病房的情形了，有三十张病床和带玻璃门的柜子。他应该烧得不那么厉害了，他觉得脸挺凉的。眉毛也不怎么疼了，好像那已是很久远的事。他又看见自己走出酒店，取出摩托车。谁能想到事情最后竟会这样收场？他尝试着定格事故发生的那一刻，但恼火地发现那里仿佛只有一处空洞、一段他无法填补的空白。在那一下撞击和他被人从地上抬起来的那一刻之间，一阵昏迷或是什么东西让他什么也看不到。同时，他觉得这段空白，这种虚无，仿佛已存在很长时间了。不，不只是时间长短，在那个空洞中，他更像是穿越了什么东西或是走过了漫长的路程。那一下撞击，那一下重重地撞上路面。不管怎么说，当人们把他从地上抬起来时，他从深井般的黑暗中醒来，立刻松了一口气。虽然胳膊很疼，虽然划破的眉毛在流血，虽然膝盖挫伤，但他苏醒过来后，感觉到自己有人扶助、有人救治，还是感到宽慰。这挺奇怪的。他得什么时候问问住院医生。现在，睡意再次袭来，将他慢慢拖入梦乡。枕头好柔软，发烧的喉咙里有矿泉水的清凉。也许他可以真的休息一下，再没有那该死的噩梦。高处那紫色的灯光渐渐熄灭了。

由于他是仰面睡着的，所以当他再次恢复意识、也是这个姿势时，他并没有感到惊讶；但是，那潮湿的气息，那水滴在石头上的气息，却让他喉头一紧，迫使他反应过来。睁开双眼四处看也没有用，周遭一片漆黑。他想直起身子，却感觉到手腕和脚踝上都绑着粗麻绳。他的四肢都被绑在木桩上，钉在地上，钉在一片潮湿、冰冷的石板地上。寒意侵蚀着他裸露的背脊和双腿。他笨拙地想用下巴碰碰护身符，却发现护身符已被人扯掉。现在他完了，再没有祈祷词能救他脱离大难了。远远地，他听见庆典的鼓声，仿佛从地牢的石缝中穿透而入。他被带到了神庙里，他就身处神庙的地牢中，等待着自己的终结。

他听到一声叫喊，一声在墙壁间回荡的嘶哑叫喊。又一声叫喊，最后变成一声呻吟。那在黑暗中叫喊的，就是他自己，他叫喊是因为他还活着，他的全身都在用这喊声抵御着即将到来的一切，抵御着那避无可避的终结。他想到了那些将占满其他地牢的同伴们，想到了那些正登上祭坛台阶的同伴们。他又呜咽着叫了一声，几乎张不开嘴，因为他的颌骨僵住了，但同时他的颌骨又像是橡胶做的似的，正在无比费力地慢慢打开。门闩的嘎吱声像抽鞭一样吓得他一抖。他哆哆嗦嗦地扭动着身子，想努力挣脱箍进肉里的绳索。他用比较有力气的右胳膊猛拽，直到疼得难以忍受，他才不得不停手。他看到门往两边打开，火光未到，他就已经闻到了火把的气味。仅围着一条仪式用缠腰布的祭司侍从们走向他，鄙夷地看着他。火光映在汗淋淋的身体上，映在插满羽毛的黑发上。他们松开绳索，再用像青铜般坚硬的滚烫手掌抓紧他。他觉得自己被抬了起来，被四个侍从猛拽着，拖上狭窄的过道，一直仰面朝天。举火把的人走在前面，微微照亮过道。过道的墙壁湿湿的，天花板低低的，侍从们都必须低垂着头。现在，他们抬着他走啊走，走啊走，这就是终结。他仰面朝天，离尖石嶙峋的天花板仅一米之遥。时不时，火把会将天花板照亮。等到天花板消失、星辰出现时，等到吼声如火、舞蹈如荼的石阶在他面前向上延伸时，那就是终结。过道长得没个尽头，但它马上就将走完，他马上就会闻到缀满繁星的自由空气，但是，还没有，他们还在粗暴地猛拽着他，在红色暗影中不停地向前。他并不愿意这样，但是，他能怎么阻止这一切呢？他们已经抢走了护身符，那是他真正的心脏，生命的中心。

他蓦地跳回到了医院里的夜晚，跳回到舒适的、光滑的、高高的天花板下，跳回到包裹着他的柔和暗影中。他想他肯定尖叫过，但他的病友们都安静地睡着。在窗户的蓝色暗影衬托下，床头桌上水瓶里的水仿佛正冒着气泡，如一幅半透明的影像。他气喘吁吁，想让肺部顺顺气，想忘记那些依然贴在他眼皮上的种种影像。他每次闭上眼睛，这些影像就会立刻呈现出来，他便害怕地直起身子，但与此同时，他也很开心，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醒着的，知道不睡着就会没事，知道天就要亮了，到了那时，他就可以睡个沉彻的好觉，没有异象，什么也没有……他很勉强地睁着双眼，但他熬不过睡意。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用没受伤的手作势伸向水瓶，但他没能拿到它，他的手指收紧，再次落入黑暗和虚空。过道仍然没有尽头，一块石头接着一块石头，时不时还突闪出微红的光芒。他仰面朝天，喑哑呻吟，因为天花板快要到头了，它渐渐升高，大张如暗影之嘴。侍从们直起了身子。天顶一弯残月照在他的脸上，但他的双眼不想去看，于是绝望地闭了又睁，希望能回到另一边，能再次看见病房中那保护着他的光滑的天花板。但他每次睁眼，却只有黑夜与残月，他们抬着他走上石阶，现在，他的头是倒垂的。高处，有篝火在燃烧，有红色烟柱，香烟弥漫。突然，他看到了那块被喷涌的鲜血染成红色、浸得锃亮的石头，还看见了上一个祭品的脚左右摇晃，他正被人拖开，扔下北边的石阶。他带着最后的希望紧闭双眼，呻吟着试图醒过来。有一瞬间，他以为他能办得到，因为他又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了，不再头朝下地摆来摆去。但是死亡的气息还在，他睁开双眼，看见满身是血的祭司手中拿着石刀走了过来。他再次闭上双眼，但他现在已经知道他不会醒过来了，他知道他就是醒着的，他知道那另一个世界才是场奇妙的梦，就像所有的梦境一样荒唐：在那梦里，他走过一座奇特城市中的古怪道路，那里有绿光，有红光，即便没有火焰或烟尘也照样燃烧着；还有一只巨大的金属怪虫，在他胯下嗡嗡作响。在那场梦境的无限虚幻中，他也被人从地上抬了起来，也有人手拿着一把刀靠近他身边。而他，仰面朝天。他双目紧闭，在篝火之间，仰面朝天。

[1]荣冠之战（guerra florida）为中美洲土著文明特有的一种以献祭为目的的战争。通常发生在特大干旱的季节，多个部落之间达成协议，发动战斗，捕捉对方的战士作为俘虏，祭祀神明，求得庇佑。

游戏的终结

天热的时候，我、莱蒂西亚和奥兰达常常去阿根廷中央铁路公司的铁道上玩。我们会等着妈妈和露丝姨妈开始睡午觉，然后从白色大门溜出去。妈妈和露丝姨妈在洗完碗碟以后总是很累，尤其是有我和奥兰达帮忙擦盘子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吵架啦，把小勺子掉一地啦，说些只有我们才明白的话啦，一般来说，充斥着油脂气味和何塞喵喵叫声的昏暗厨房里最后总会搅出一场火爆至极的吵闹，然后便是一团混乱。奥兰达擅长惹出这种乱子，比如，她会把一个洗过的杯子掉进脏水桶里，或者假装不经意地说罗萨家的姑娘们有两个女佣，服务可周到了。我则常用别的法子。我更喜欢对露丝姨妈暗示说，她要是继续刷锅，而不去洗杯子或盘子，手就会发皴，而杯子盘子正是妈妈喜欢洗的，这样一来，她俩便会为了占点儿干轻巧活的便宜而发动无声的战争。而当我们听腻了絮絮叨叨的教诲和冗长乏味的家族往事时，最有气概的把戏就要数往猫背上倒开水了。俗话说，被水烫过的猫咪连冷水都怕，但除非浇冷水这个部分是字面意思上的，否则这可是个天大的谎言，因为何塞可从来不会被热水吓跑，可怜的小东西，他甚至像是欢迎我们把半杯一百摄氏度的开水倒到他身上，或者不到一百度，也许要低得多，因为他从来没因此掉过毛。一切都是为了大闹一场，而这一片鸡飞狗跳总会以露丝姨妈的绝妙高音与妈妈跑去拿惩罚人用的藤杖画下完美句点，奥兰达和我则早已趁乱溜过走廊，跑到最里头的空房间去了，莱蒂西亚就在那里等着我们，一边读着彭松·杜·特拉耶[1]的书，那些让人搞不明白的书。

通常，妈妈会追出我们好远一段路，但是，想打破我们头的愿望总是很快就过去了，最后（我们已经闩上了门，用热切又夸张的话来求她原谅），她也倦了，悻悻而归，走开时总说着同一句话：

“迟早会被扔到街上去的，你们这些小混蛋。”

而我们迟早会去的地方其实是阿根廷中央铁路公司的铁道。当整个房子安静下来，当我们看见猫也趴到柠檬树下好睡个花儿香、蜂儿鸣的午觉时，我们便会慢慢打开白色大门；等到一关上那扇门时，就仿佛有一阵风吹过，仿佛有一股自由的感觉牵着我们的手，驱引着整个身体，推着我们向前进。然后，我们会跑起来，好借力一下子爬上铁轨的小斜坡，登上那世界的巅峰，静静地欣赏我们的王国。

我们的王国是这样的：铁路的一个大弯道正好在我们家屋后的土地前拐过，那里只有路基、枕木和双轨；铺路石缝间长着稀稀疏疏、呆模呆样的牧草，还有云母、石英、长石——花岗岩的成分，在下午两点的阳光下，它们像真正的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当我们弯腰去摸铁轨时（不能多耽搁，因为在那里久留是很危险的，不只是怕火车，更是怕家里人看见我们），石头的滚热会袭上我们的脸；当我们迎着河风站立时，又会有一股湿热黏上面颊和耳朵。我们喜欢弯腿蹲下去，站起来，再下去，在两个高温区之间来来去去，看着彼此的脸来观察出汗的情况，就这样，我们很快便会汗流浃背。我们总是一言不发，看着下方远处的铁路，或是对岸的河面，那一小片牛奶咖啡色的河面。

初步巡视过王国以后，我们就会从斜坡上下来，钻进紧靠我们家围墙的那片沉郁幽深的柳树树荫，白色大门就在那面墙上。那里是王国的都城，荒野之城，我们游戏的重地。最先开始这游戏的是莱蒂西亚，她是我们三人中最受优待、最享福的。莱蒂西亚不用擦盘子，也不用理床铺，她可以整天读读书、贴贴小人画儿玩，到了晚上，只要她张口要求，她就可以很晚都不睡觉，更别说她能一个人睡一间房，有骨头汤喝，还有其他各种好处了。渐渐地，她开始利用这些特权，从去年夏天开始，她就领头玩游戏了，我认为，实际上是她在领导着那个王国；至少，总是她首先发表意见，奥兰达和我则毫无怨言、简直是欢天喜地地接受一切。也许是妈妈告诫我们该怎样对待莱蒂西亚的长篇大论起了作用，或许单纯是因为我们很爱她，不介意她来当头头。可惜，她看起来并不像个头头，她是我们三个人里最矮的，又那么瘦。奥兰达已经算是挺瘦的了，我的体重也从没超过五十公斤，但是，莱蒂西亚还是三人里最瘦的，更糟糕的是，她的瘦削十分明显，从脖子上、耳朵上就能看出来。也许是她那僵直的背脊让她显得更加瘦削，再加上她几乎不能朝两边转头，她看起来就像一块立着的熨衣板，就像罗萨家姑娘们家里包着白布的那种。一块头宽脚窄、靠墙立着的熨衣板，而她还是我们的头儿。

而我最最喜欢的就是想象妈妈或露丝姨妈有一天会发现这个游戏。她们如果知道有这么个游戏，一定会闹翻天的。她们会尖叫，会气昏，会没完没了地抱怨说她们的万般付出与牺牲都打了水漂，会再三地说要动用最吓人的手段来惩罚我们，最后还会对我们的未来做一番可怖的预测，说我们迟早会被扔到街上去的。这最后一条总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们觉得沦落街头再正常不过了。

首先，莱蒂西亚会让我们抓阄。我们会用手藏石子儿、数到二十一或随便什么法子来抓阄。如果用的是数到二十一的法子，我们就会假装还有两到三个女孩，把她们也数进去，避免作弊。如果她们中的哪一个正好轮到二十一，我们就把她淘汰掉，再从头数过，直至轮到我们三个中的一个为止。然后，奥兰达和我就会搬起石头，打开饰物箱。假设是奥兰达赢了，就会由莱蒂西亚和我挑选饰物。这游戏有两种玩法：扮雕像和摆姿态。摆姿态不用穿戴饰物，但是需要很强的表现力。要表现嫉妒，就得龇牙、握拳，努力摆出个嫉妒得不行的样子；要表现慈悲，最理想的便是天使面孔，两眼望天，双手则将什么东西——一块破布、一个球或一根柳枝——赠给一个看不见的可怜小孤儿。羞耻和恐惧很好演，怨恨和醋意则需要多费点心思。所有的饰物几乎都是用来扮雕像的，这种玩法可以完全自由发挥。要扮好一尊雕像，必须要想好服装的每一个细节。游戏规定，被选中的人不能参与服装的选择；要由另外两个人讨论好，然后选出衣服饰物。被选中的人要利用两人为她穿上的衣服来设计出自己扮演的雕像，游戏也因此变得更复杂、更激动人心，因为有时候另两个人会联合起来捣鬼，被整的人就得穿上完全不搭调的衣服饰物；这样一来，能不能扮得生动就取决于她能不能设计出一个好的雕像来了。一般来说，玩摆姿态时，被选中的人总能扮得很成功，而扮雕像则有时会难看得很。

我讲的这些事天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事情起了变化，是在第一张小纸条从火车上丢下来的那一天。扮雕像和摆姿态当然不是只给我们自己看的，不然，我们大概很快就会玩厌了。游戏规定，被选中的人必须站在斜坡脚下、柳树荫外，等待从蒂格雷开来的两点零八分的火车。到了巴勒莫这片高地上，火车都是飞快地驶过，因此，我们扮起雕像或摆起姿态来并不会不好意思。我们几乎看不清车窗里的人，但是，时间一长，我们有了经验，就知道有些乘客是很期待看见我们的。有一位头发灰白、戴玳瑁眼镜的先生会把头探出窗外，挥着手帕向扮雕像或摆姿态的人致意。从学校回来的男孩们坐在车厢踏板上，在经过时大喊大叫，但是，也有些人只是很严肃地看着我们。实际上，扮雕像或摆姿态的人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她得努力地一动不动，可站在柳树下的另外两个人则会详尽透彻地分析她是大获成功还是无人关注。在某个星期二，当第二节车厢经过时，那张小纸条掉了下来。它落在离那天扮演诽谤的奥兰达很近的地方，然后弹到了我身边。那是一张折了好几折、用一个螺丝帽圈住的小纸条。是个男孩的字迹，挺难看的，上面写着：“雕像都很美。我坐在第二节车厢的第三扇窗户边。阿里埃尔·B.”我们觉得这留言有点无聊，亏他还这么麻烦地套上螺丝帽扔出来，但是我们照样很喜欢。我们抓阄决定谁可以收着这纸条，我赢了。第二天，我们谁都不想玩，只想看看阿里埃尔·B.长什么样，但是，我们又怕他误会了我们不玩的原因，于是我们抓了阄，莱蒂西亚赢了。我和奥兰达都很高兴，因为莱蒂西亚很会扮雕像，可怜的小东西。当她一动不动时，麻痹症也看不出来了，她可以摆出无比高雅的姿态。摆姿态时，她总是选择慷慨、仁慈、牺牲和舍弃。扮雕像时，她总是追求客厅里那尊被露丝姨妈称为“尼罗的维纳斯”[2]雕像的风格。因此，我们为她选了些特别的衣饰，想给阿里埃尔留下好印象。我们给她披上一袭绿色天鹅绒当作长袍，在她的头发上放了一顶柳枝花冠。由于我们都穿着短袖，希腊式风格的效果很明显。莱蒂西亚在树荫下练习了一会儿，我们讲好我们俩也会探出身子，跟阿里埃尔矜持但很友好地打个招呼。

莱蒂西亚看上去美极了，火车过来时，她连手指头都没动一下。由于不能转头，她便把头向后仰，把胳膊贴紧身体，就好像她本就没有胳膊似的——除开绿色的长袍，看着就跟“尼罗的维纳斯”一模一样。在第三扇窗户边，我们看见了一个金色卷发、浅色眼睛的男孩，他一看见奥兰达和我在向他打招呼就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火车瞬间便把他带走了，但是，直到下午四点半，我们仍在讨论他是不是穿着深色衣服，他是不是打着红领带，他是讨厌还是可爱。星期四，我扮演沮丧，我们又收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三个我都很喜欢。阿里埃尔。”现在，他常常将头和一只胳膊伸出窗外，笑着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估计他大约十八岁（我们肯定，他不会超过十六岁），并且都认为他是每天从一间英国学校回家。这其中最最肯定的就是英国学校这一条，我们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接受的。看得出来，阿里埃尔出身很好。

接着，奥兰达运气好得不像话，连赢了三天。她发挥超常，摆了醒悟和欺骗两个姿态，还扮了一个很难很难的舞者雕像，从火车进入弯道时起就一直单脚站着。第二天我赢了，然后又是我。当我正摆着恐怖这个姿态时，阿里埃尔的一张小纸条几乎丢到了我鼻子上。我们一开始都没看懂：“最懒的最美。”莱蒂西亚是最后一个明白过来的，我们看着她脸红起来，然后走到了一边。奥兰达和我面面相觑，有一点恼火。我们第一反应是想破口大骂阿里埃尔真是个笨蛋，但是，我们不能对莱蒂西亚这么说，可怜的天使，她那么敏感，又受着那么大的罪。她什么也没说，但是她似乎明白那张纸条是归她的，便把它收了起来。那天我们一声不响地回到了家，晚上也没有一起玩。吃晚饭时，莱蒂西亚很高兴，眼睛闪着亮亮的光。妈妈看了露丝姨妈一两次，好像是要她确证自己的欢喜并非一场空。那段时间，她们在对莱蒂西亚试用一种新的强化疗法，看起来，这效果真是好得出奇。

睡觉前，奥兰达和我谈了谈这件事。阿里埃尔的小纸条并没有让我们难过，从一辆飞驰的火车上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我们只是觉得莱蒂西亚对我们太得寸进尺了。她知道我们不会对她说什么，她知道在一个家庭里若有一个人身体有缺陷却又自尊心过强，那么所有人都会假装注意不到那人的情况，病人自己尤其如此，或者说，大家都会假装不知道彼此知道。但是，也不该太过分，而莱蒂西亚吃饭时的表现和她收起小纸条的样子就太过分了。那天晚上，我又做起了那些关于火车的噩梦，在梦里，我在清晨走过庞大宽阔的车辆段，那里，轨道纵横交错，我看着从远方驶来的火车头上的红色灯光，焦急地估计着火车是不是会从我的左边经过，同时又很担心也许会有一辆快车从我背后驶来，或者——更加糟糕——会有一列火车突然驶上岔道，直朝我冲来。但是，到了早上，我就忘记了这一切，因为莱蒂西亚起床后疼痛发作，我们得帮她穿上衣服。我们觉得她是有点后悔昨天的事情了，于是我们对她很好，告诉她说她会这样是因为走了太多路，也许她最好还是留在房间里看看书。她没说什么，但是她出来跟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妈妈问长问短，她回答说她已经好了，她的背几乎已经不疼了。她话是对着妈妈说的，眼睛却看着我们。

那天下午是我赢了，但是，在那一刻，不知怎么的，我对莱蒂西亚说我想把位子让给她，当然，我没告诉她为什么。既然那人比较喜欢她，就让他看她看到厌吧。该玩的是扮雕像游戏，所以我们给她选了一些简单的东西，让她不用太费事。她扮得像一个中国公主，带着点羞涩，看着地面，双手合十，就像中国公主们常做的那样。当火车经过时，奥兰达在柳树荫下背过身去，我却还是看了看，只见阿里埃尔目不转睛地看着莱蒂西亚。他一直看着她，直到火车拐过弯去，消失在视线之中。莱蒂西亚一直没动，她不知道他刚刚在那样看着她。但是，当她来到柳树下休息时，我们发现她其实是知道的，而且她其实挺想整个下午，甚至是整个晚上，都穿着那套衣饰。

星期三，只有我和奥兰达抽签，因为莱蒂西亚对我们说她应该歇一轮才算公平。奥兰达赢了，因为她就是该死的走运，但是阿里埃尔的信落到了我这一边。当我把信捡起来时，我突然有股冲动，想把它递给一言不发的莱蒂西亚，但是我想，也不该事事都顺她的意，所以，我慢慢把信打开了。阿里埃尔宣布，第二天他会在邻站下车，沿着路堤过来聊一会儿天。字句都写得糟糕至极，但是最后一句话优美动听：“谨向三尊雕像致意。”签名虽然个性鲜明，却像是鬼画符。

我们为奥兰达脱下衣饰时，莱蒂西亚看了我一两眼。我已经给她们读过信了，谁也没说什么，这其实挺令人心烦的，毕竟，阿里埃尔是一定会来的，我们得商量商量这个新情况，做个决定。如果家里人知道了，或者罗萨家的哪个姑娘不巧正在窥视我们，以那群小矮子的嫉妒心，她们肯定会闹翻天的。而且，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们却提都不提，在收拾衣服饰物、穿过白色大门回家时，我们也没看过彼此一眼，这实在是万分奇怪。

露丝姨妈叫我和奥兰达给何塞洗个澡，自己带着莱蒂西亚去做治疗。于是，我们俩终于可以说说心里话了。我们觉得阿里埃尔能来真是很棒，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个这样的朋友，表兄弟蒂托我们没算上，他只是一个收集小人偶、相信初领圣餐礼的呆瓜。我们又期待，又万分紧张，何塞就遭了殃，可怜的宝贝儿。奥兰达比我勇敢，提起了有关莱蒂西亚的话题。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一方面，我觉得，如果阿里埃尔发现了那真是太可怕了，但是，事情也确实应该搞清楚，因为没有人应该因为他人而受到伤害。我只希望莱蒂西亚不要伤心难过，她已经够受的了，而且现在她还在接受新的疗法，一大堆糟心事。

那天晚上，妈妈见我们都一言不发，很是惊讶，她说真是稀奇，还问我们的舌头是不是被老鼠给吃了。然后，她看了看露丝姨妈，她们俩肯定以为我们是干了什么坏事，心里正内疚。莱蒂西亚吃得很少，她说她还是很疼，让她们允许她回房去看罗康波尔。奥兰达虽然心里不太情愿，但还是伸手扶住了她，我则开始做起针线，我一紧张就会这样。我两次想过要去莱蒂西亚的房间，我想不出那两个女孩单独待在那里会做些什么，但是，奥兰达一脸凝重地回来了，她坐在我旁边，一句话都不说，直到妈妈和露丝姨妈收拾起桌子，她才开口：“她明天不会去的。她写了封信，说如果他一直问的话，就把信交给他。”她拉了拉衬衣的口袋，我看见了一个紫色的信封。接着，我们便被叫去擦盘子，那天晚上，我们几乎立刻就睡着了，因为白天情绪激动，也因为给何塞洗澡太累人了。

第二天，轮到我去市场买东西，因此，整个上午我都没看见莱蒂西亚，她一直待在她的房间里。吃午饭之前，我去她房间待了一会儿，发现她在窗户边，靠着一堆枕头，拿着罗康波尔的第九卷。看得出来，她很不舒服，但是她笑了，对我说起一只找不到出口的蜜蜂和她做的一个很滑稽的梦。我对她说，她不能来柳树林真是太遗憾了，但是，要把这句话好好说出口简直太难了。“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跟阿里埃尔解释说你不舒服。”我这样提议，她却说不要，然后就不再说话了。我又劝她一起来，最后，我鼓起勇气，叫她不要害怕，跟她说真正的爱是不惧阻碍的，还说了一些我们在《青年宝库》[3]里学到的其他箴言警句。但是，我的话越说越艰难，因为她一直看着窗户，好像快要哭了。最后，我说了句妈妈找我呢，便走了。午餐吃得好漫长，奥兰达还因为把辣番茄酱溅到了桌布上而挨了露丝姨妈一记耳光。我都不记得我们是怎么把盘子擦干的，只记得我们俩突然就已经来到了柳树林里，彼此拥抱着，满心喜悦，一点也没有嫉妒对方。奥兰达跟我说了，为了给阿里埃尔留个好印象，我们应该怎么谈我们的学业，因为中学生都很鄙视只念过小学、只会缝纫和手工的女孩儿。当两点零八分的火车开过时，阿里埃尔激动地伸出双手，而我们则挥动着自己的印花手帕，向他表示欢迎。大概二十分钟以后，我们看见他沿着路堤过来了，他比我们原先想的个头更高，通身灰色衣裳。

我不怎么记得我们一开始说了些什么，虽然他人都来了，还丢过纸条，但他还是挺害羞的，而且，他说话很有深度。他几乎是立刻就把我们扮的雕像和摆的姿态大加赞扬了一番，他问我们叫什么，还问起为什么还有一个女孩不在。奥兰达说莱蒂西亚来不了了，他说真遗憾，还说他觉得莱蒂西亚这名字很美。然后，他跟我们谈起工业学院的事情，很遗憾，那不是一所英国学校，他还问我们能不能把衣服饰物拿给他看看。奥兰达把石头搬起来，我们把东西拿给他看了。他似乎很感兴趣，有好几次，他拿起某件衣饰，说“有一天莱蒂西亚穿过这个”或者“这个是扮那个东方雕像的”，他指的就是中国公主。我们坐在柳树荫下，他很高兴，但有点心不在焉，看得出来，他留下来纯粹是出于礼貌。当谈话冷下来，奥兰达看了我几眼，这让我们俩都感到很不自在，让我们很想逃开，让我们希望阿里埃尔压根儿就没来过。他又一次问莱蒂西亚是不是生病了，奥兰达看看我，我以为她就要告诉他了，但是她却回答说莱蒂西亚来不了了。阿里埃尔用一根小树枝在地上画着几何图形，时不时地看看白色大门，我们知道他在想什么，因此，奥兰达适时地拿出那个紫色的信封，递给了他。他手上拿着信封，很是惊讶，然后，当我们解释说这是莱蒂西亚给他的信时，他脸红了起来，他不愿意当着我们的面读信，便把信收在了短外套的内口袋里。他几乎是马上就说道这次见面很开心，他很高兴能来，但是他的手软绵绵的，叫人讨厌，所以会面结束了也好，虽然在那之后，我们一直就只想着他的灰色眼眸和他微笑时的那种悲伤神态。我们也记得他道别时说的“再会”，我们在家里从来没听人这么说过，听起来很神圣、很诗意。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了一直在院子里的柠檬树下等着我们的莱蒂西亚，我本想问问她信里都写了些什么，但是既然她在把信交给奥兰达以前就将信封封了口，我不知怎么也就什么都没说，我们只跟她说了说阿里埃尔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他问起了她多少次。这可是很难说出口的，因为这是件既美好又感伤的事情。我们看出来莱蒂西亚很开心，但是同时，她又几乎快要哭泣，最后，我们说了句露丝姨妈找我们呢，就走了，留下她独自看着柠檬树上的黄蜂。

那天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奥兰达对我说：“你看着，从明天开始，游戏就结束了。”她虽没全说中，但也差不离了。第二天，莱蒂西亚在吃饭后点心的时候向我们打了暗号。我们去洗碗碟的时候非常吃惊，还有点恼火，因为莱蒂西亚这么做真是不害臊，这可不好。她在大门口等着我们，一到柳树林，她就从口袋里掏出了妈妈的珍珠项链和家里所有的戒指，连露丝姨妈那枚大大的红宝石戒指都带着，我们见了都快要吓死了。如果罗萨家的姑娘们在偷看的话，她们就会看见我们拿着这些首饰，妈妈肯定马上就会知道，她会杀了我们的，恶心的小矮子们。但是，莱蒂西亚并不害怕，她说如果有什么事她会负全责。“我希望你们今天能让我来。”她又说道，但是并没有看我们。我们立刻把衣饰拿出来，突然之间，我们都想对莱蒂西亚很好很好，满足她所有的愿望，虽然我们心里还有一点点疙瘩。游戏规定该玩扮雕像了，我们为她选了和珠宝首饰很相配的漂亮衣物，把很多孔雀羽毛簪在她的头发上，又挑了一块远看像是银狐皮的皮料，还有一块玫瑰色的面纱，她把它当作头巾缠好。我们看见她沉思着，一动不动地排演着雕像的造型。当火车在拐弯处出现时，她站到斜坡脚下，戴着所有的首饰，它们在太阳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她举起胳膊，好像她不是要扮雕像而是要摆姿态似的，她双手指天，头往后仰（这是她唯一能做的动作，小可怜），身子弯得那么厉害，叫我们直害怕。我们觉得她美极了，这是她扮过的最华丽的雕像了。然后，我们看见阿里埃尔在看着她，他将身子探出窗外，只看着她一个人，他转过头，看着她，对我们视而不见，直到列车带着他倏地驶远。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都同时跑过去扶住了莱蒂西亚，她双眼紧闭，脸上满是大颗的泪珠。她静静地推开我们，但我们还是帮她把珠宝首饰藏进了口袋里。她独自回了家，而我们则最后一次把衣服饰物收进她的箱子里。我们几乎可以想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第二天，我们两个人还是照样去了柳树林，因为露丝姨妈叫我们保持绝对安静，不要吵到莱蒂西亚，她疼得厉害，只想睡觉。当列车驶来时，我们毫不意外地看见第三扇车窗里空无一人，我们半是宽心半是愤怒地微笑着，想象着阿里埃尔坐在车厢的另一侧，在他的座位上一动不动，灰色的眼眸望着河水。

[1]彭松·杜·特拉耶（Ponson du Terrail, 1829-1871），法国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一系列冒险小说，下文中出现的罗康波尔（Rocambole）即该系列小说的主人公。

[2]《米罗的维纳斯》之误称。

[3]指最初由英国作家、教育家亚瑟·米伊出版的《儿童百科全书》，后由美国出版商瓦尔特·杰克逊译成西班牙语，名为《青年宝库·知识丛书》，其后亦有过许多扩充和增补的版本。

版权信息

书名：被占的宅子

作者：【阿根廷】科塔萨尔

译者：陶玉平，李静，莫娅妮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7-03-01

ISBN：9787544262835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彼岸
抄袭与翻译
一 吸血鬼的儿子

二 越长越大的手
三 德莉亚，来电话了
四 雷米午睡正酣
五 谜

加夫列尔·梅德拉诺的故事
一 从夜间归来

二 女巫
三 搬家
四 遥远的镜子

天文学绪论
一 论行星间的对称

二 星星清洁者
三 海洋学短训班
四 手的季节

动物寓言集
被占的宅子

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
远方的女人
公共汽车
剧烈头痛
奸诈的女人
天堂之门
动物寓言集

游戏的终结

I

公园续幕
怪不得别人
河
毒药
暗门
迈那得斯之夜

II

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偶像
一朵黄花
饭后
乐队
朋友
动机
小公牛

III

水底故事
午餐过后
美西螈
夜，仰面朝天
游戏的终结

彼岸

陶玉平/译

我们在这里，像在原野上受黑暗包围，
受斗争和逃遁惊扰得没有一片净土，
处处是无知的军队在黑夜里冲突。

——马修·阿诺德[1]
《多佛海滨》[2]

[1]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本书中除特殊说明外，均为译注。）

[2]引文原文为英语，此处采用了卞之琳译本。

献给喜欢这些故事的帕科

这些故事是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间时断时续地写成的，今天我把它们收集起来，是为了顺便看一看，它们脆弱不堪的结构，是否可以为这一束用柳条编织的劝诫故事增加些许光彩。每次找见这些零零散散的纸页，我都坚定地相信，它们彼此需要，单独放置会使它们受到伤害。也许值得把它们装订在一起，因为每当你对某一页感到失望时，就会产生阅读下一页的愿望。

我把这些纸页集结成书只是为了结束一个阶段，好独自去面对另一个道德不至于如此败坏的阶段。书出一本就少一本，也就离最后期望之中十全十美的顶峰之作更近了一步。

一九四五年，于门多萨[1]

[1]阿根廷中西部城市，建于16世纪，现为门多萨省首府。

抄袭与翻译

一　吸血鬼的儿子

也许所有的鬼魂都知道，杜孤·凡是个吸血鬼。他们倒不是怕他，只是每当夜半三更他从坟墓里飘然而出，进古堡去寻找他心爱的吃食的时候，他们都会给他让出通道。

杜孤·凡长了一副不讨人喜欢的面孔。说起来，他于一〇六〇年死于一个小孩之手，那孩子带着投石器，名字也叫作大卫。自打那时起，他吸了那么多的血，加上棺材板又常年泡在水里，他暗淡无光的肤色里已经隐隐渗进了木板的颜色。他脸上唯一还带点儿生气的就是那双眼睛。此刻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宛达女士，她正躺在从小睡到大的床上，熟睡得像个婴儿。

杜孤·凡无声无息地行走着。生与死在他心中交织，最终变成了非人的残忍习性。他是吸血鬼，一身深蓝色的装裹，总是给所到之处悄无声息地带去一股变了味儿的香气。他在古堡的一条条走廊里穿行，寻找着身上有血的活物。倘若当时就有制冷设备，他一定会被气得半死。仿佛预感到有什么危险正在逼近，宛达女士睡觉的时候用一只手挡在眼前。她就像是一件温馨可人的珍宝，一片亲切宜人的绿草地，一尊女神的雕像。

杜孤·凡有个值得称颂的习惯：他行动之前总是不假思索。这会儿，他站在床前，轻轻地用已经腐朽不堪的手褪下这尊有节奏起伏的雕像身上的衣裳，吸血的渴望顿时消退得一干二净。

吸血鬼也会恋爱，这在以往的传说中闻所未闻。倘若他事先能仔细想一想，他那与生俱来的习性自然会让他在爱情的边缘幡然止步：爱情终究不如去吸上点儿干干净净、生机勃勃的鲜血来得要紧。可宛达女士对他来说绝不仅仅是一盘可口的点心。他们两具身体之间原本被饥饿阻隔，这空间，一下子，张张扬扬地，被她的美貌填得满满当当。

没有丝毫的恍惚，杜孤·凡带着巨大的贪婪投入到这场爱情之中。宛达女士从梦中猛然惊醒，被眼前景象吓得忘记了自卫。半是梦境半是昏厥之间，她像夜里一道洁白的光线，落入了情人的手心。

事实上，天快亮的时候，吸血鬼在离开之前，天性使然，还是忍不住在这个昏迷过去的卡斯蒂利亚女人肩上略微吸了一点儿血。事后回想时，杜孤·凡这么对自己解释道：对于昏厥过去的人来说，放点儿血是会有好处的。和所有人一样，他的思维比起他的本能行为总显得不那么光明正大。

古堡里召开了一次会诊，鉴定结果不太妙，人们还举行了驱邪和诅咒活动，此外还请来一名英国护士，人称威尔金逊小姐，她喝起杜松子酒来就跟喝水一样。宛达女士在生死之间挣扎了很长时间（原文如此）。有人说这是一场做得太过逼真的噩梦，但在某些有目共睹的证据面前，这个假说不攻自破。等了一段时间，她确信无疑，自己肯定是怀孕了。

紧锁的大门使得杜孤·凡的一切企图都落了空。现在这个吸血鬼只能在孩子和绵羊身上找吃的，最恶心的是他有时候还得从猪身上吸血。但和宛达女士的血比起来，所有别的血液都像是凉开水。即便是吸血鬼的秉性也无法阻止他去做一种简单的联想，去回想起那血液的滋味，在那血液里，他的舌头曾像一条鱼那样有滋有味地游弋。

白天，他的坟墓毫不通融，他必须等到鸡叫才能出来，肚子里饿得发慌，浑身的骨头就像是散了架一样。他再也没有见过宛达女士，一次又一次地任由步伐把自己带向那条走廊，可每一次都不得不在那把黄灿灿的大锁前停下脚步。杜孤·凡在精神上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有几次，他躺在他那阴暗潮湿的石头墓穴里想，也许宛达女士会给他生一个儿子。这时心中的爱情比肚子里的饥饿更让他煎熬。他甚至狂热地梦想自己回去把锁砸烂，把她抢出来，然后建造一个供两人使用的宽敞一些的新坟墓。他身上显出了打摆子的症状。

在宛达女士的身体里，孩子一点一点地长大。一天下午，威尔金逊小姐听见女主人在大喊大叫，见到她的时候，发现她脸色苍白，神情伤感。她隔着绸缎一下下敲着自己的肚子，嘴里说着：

“和他爸爸一模一样，像他爸爸。”

吸血鬼也是会死的（不难想象，想到这一点他就心生恐惧），杜孤·凡命悬一线，但他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和他一样机灵敏锐，总有一天会想出什么办法把他母亲带到自己身边。

宛达女士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浑身轻飘飘的。医生们议论纷纷，什么大补的药也都没了用处。她嘴里还是不断重复着同一句话：

“和他爸爸一模一样，像他爸爸。”

威尔金逊小姐得出了一个结论：小吸血鬼正在凶残无比地吮吸妈妈的血。

医生们知道以后，提出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让她流产；但宛达女士拒绝了，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一面还隔着那层绸缎用右手抚摸着肚子。

“和他爸爸一模一样，像他爸爸。”

杜孤·凡的儿子长得很快。他不仅仅占据了他应该占的地盘，还侵占着宛达女士身体里其余的空间。宛达女士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她身上已经没了血液，要是说还有一点的话，那也全在她儿子身上。

到了人们觉得应该临盆的那一天，医生之间议论纷纷，都说这一定会是一次怪异的分娩。他们四个一组围绕在产妇床边，等候着杜孤·凡作恶后的第九个月第三十天的夜半时分。

威尔金逊小姐待在走廊里，看见一团黑影越走越近。她没有大喊大叫，因为她非常明白，即使喊出来也没有任何用处。说老实话，杜孤·凡的一副尊容实在是让人看了以后笑不出来。他的脸原本是土黄色的，这时变得一片青紫。结成一团的头发下面，在应该长着眼睛的地方，晃动着两个含着泪珠的大问号。

“他绝对是我的。”吸血鬼用他们那帮家伙才有的随心所欲的口吻说道，“谁都休想阻挡我对他的关爱。”

他说的是他儿子；威尔金逊小姐哑口无言。

医生们在床的一头挤成一团，努力互相证明自己并没有害怕。他们开始觉察到宛达女士的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她的皮肤突然变得乌黑，双腿处处肌腱暴起，肚腹一点一点自然而然地变得平坦，连她的性别都变成了男性。那张脸不再是宛达女士的脸，手也不再是宛达女士的手。医生们都被吓得半死。

这时，十二点的钟声敲响，这具曾经属于宛达女士的身体，现在成了她儿子的身体，这身体从床上缓缓挺直起来，把双手伸向了敞开着的大门口。

杜孤·凡走进了房里，从医生们面前走过，看也没看他们一眼，径直握住了他儿子的双手。

他们俩互相注视着，仿佛早就相识一般，穿过窗户飘然而去。床有点皱巴巴的，医生们围在床边不知说些什么好，只是呆呆地看着桌子上他们这个行当的各种器械，看着那台用来称初生婴儿体重的秤。威尔金逊小姐则靠在门边，绞着双手，不断地问呀，问呀，问个不停。

一九三七年

二　越长越大的手

那场架不是他挑起来的。是卡里说：“你是个胆小鬼、小人，还是个蹩脚透顶的诗人。”这话一出口，就像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话语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

普拉克朝着卡里走近了两步，开始揍他。他一度以为卡里也会用同样的力气还击，可他什么也没感觉到。只有他的双手，用惊人的速度，借着闪电般的爆发力，一下又一下地打在卡里的鼻子上、眼睛上、耳朵上、脖子上、胸膛上、肩膀上。

普拉克直面正前方，急速晃动着身体，一步不退，一步不退地击打着。他的眼睛充分估量着对手的身影。可他的一双手估量得更加精确；他看见自己的双手紧紧捏成了拳头，一下接一下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就像汽车上的活塞，也像其他任何急速运转的东西一样。他殴打着卡里，一下接一下打个不停，每一次他的拳头落在那团滑溜溜热乎乎的肉上，毫无疑问那就是卡里的脸，他的内心便一阵狂喜。

最后，他放下了双臂，让它们靠在身旁歇一歇。他说了句：

“蠢货，这下你被揍得可以了吧。再见。”

他迈开步子，沿着市政厅内通向大街的长长的走廊，向外走去。

普拉克很开心。他的双手这次表现得不错。他把双手举到眼前仔细打量了一番；他觉得打了这么长时间，这双手稍微有点肿。他的双手这次表现得不错，见鬼；再也没有人会怀疑他能不能和别人一样做个不错的拳击手。

走廊里空空荡荡的，显得特别长。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还没走完？兴许是有点累了吧，可他自己觉得身体上的满足像无形的手支撑着他，他浑身上下轻轻松松。是手累了吗？这世上恐怕没有任何一只手可以和他的手相比；恐怕也没有一双手会因为出了这么大的力气而肿成这副模样。他又看了看自己的这一双手，把它们像活塞连杆或是像放了假嬉戏玩耍的小女孩那样晃了晃；他千真万确地感觉到这就是他的手，它们和他的身体并不像仅仅通过手腕连接起来那样简单。他这一双手甜蜜亲切、光彩照人，而且战无不胜。

他吹了声口哨，为自己在这长得没有尽头的走廊里行进的步伐打个拍子。离出口的大门还有一段很远很远的距离。可归根结底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在埃米里奥家里，午饭总是开得很晚，当然了，这一天他并不是去埃米里奥家里吃饭，而是去玛尔吉家里吃饭。他将和玛尔吉共进午餐，因为他有些亲热话要对玛尔吉讲讲，然后再回来上下午的班。在市政厅里要干的活太多了。那么多双手一起干都干不完。手啊手……可他这一双手刚才确确实实忙得不亦乐乎。这双手为了报复，打呀打的；也许就因为这个，这双手现在才显得沉甸甸的。大街还在远远的前方，已经是正午了。

普拉克的视野里已经出现了大门口一闪一闪的光影。他不再吹口哨了，而是换成了“布里布鲁，布里布鲁，布里布鲁”。真棒，他就这样嘴里嘟囔着毫无目的也毫无意义的话。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地面拖着他。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情：他身上有件东西在地面上拖着。

他朝下看去，这才看见在地上拖着的原来是他的手指。

他的手指在地上拖着。普拉克被这突然得知的情况震惊了，心里五味杂陈。他不敢相信，但这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他的手指就像非洲大象的耳朵，一扇扇巨大的肉片在地上拖来拖去。

惊恐之余，他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他的手指背面一阵阵瘙痒：地面上每一条砖缝都像砂纸一样摩擦着他的皮肤。他想把一只手抬起来，但抬不动。每一只手的分量都在五十公斤上下。他连握都握不紧。他想了想自己一旦握起拳头来会是什么样子，忍不住笑得浑身打颤。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这时候要是能悄悄回到卡里身边，带着一双汽油桶般大小的老拳，把一只汽油桶般的拳头伸过去，慢慢地展开，一点一点地露出指节和指甲，把卡里捏在左手手心，再用右手手掌合住左手手掌，轻轻地这么一搓，把卡里从这头搓到那头，就像搓一根面条，就像玛尔吉每个星期四中午搓面条那样。就这样把他搓来搓去，嘴里再吹上个快乐的小调，一直把卡里搓成一块陈年饼干的碎渣。

普拉克已经到了大门口。两只手拖在地上，他连动弹一下都不可能。地砖上每一处起伏都给他的神经带来刺骨的疼痛。他开始低声咒骂，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了红颜色，不过应该是大门上彩色玻璃的缘故吧。

现在最要紧的是怎么才能打开这扇该死的大门。普拉克想了个办法，一脚踢去，趁大门往外转开的时候，把身体挤了过去。可是不管怎么努力，他的一双大手就是出不了门。他侧过身子，想先把右手弄出去，再弄出左手。可是一只也出不去。他想：“把这两只手丢在这里吧。”想得很认真，就好像真能办到似的。

“太荒唐了。”他嘴里嘟囔了一句，可他的话语显得空空洞洞的。

他想冷静一下，在门前瘫坐了下来。两只大手像睡着了一样低垂在脚旁，相比之下，那双交叉在一起的脚显得那样小巧玲珑。普拉克注意看了看自己的双手，除了变大以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变化。右手大拇指上有颗瘊子，现在已经像闹钟般大小，但颜色仍然像过去一样鲜亮，是那种亚得里亚海的蓝色。指甲还是像过去那样修剪得十分精细（这话是玛尔吉说的）。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普拉克深深吸了一口气。这事儿严重了，非常严重。不管发生在谁身上都足以让那人疯掉。但普拉克最后还真做到了听从自己的理智。这事儿严重了，不光严重，还很烦人；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他甚至还露出了一丝微笑，恍如身在梦中。突然他想起来了，这大门有两扇。他站起身来，照着第二扇门就是一脚，再用左手像门闩一样抵住门。他小心翼翼地估算了一下距离，慢慢地把两只手挪到了大街上。他觉得一阵轻松，几乎有点飘飘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挪到街角那里，然后赶紧坐上一辆公共汽车。

广场上人们看他的眼光里充满了惊恐。普拉克倒没有感到什么不安：要是人们都不看他，那才真是咄咄怪事。他努力对一个公共汽车司机打了个手势，让他把车停在自己待着的那个街角。他想要上车，可那双手太沉了，实在上不去。他只好退了下来，车里一片惊叫声，靠人行道这边坐着的一群老太太全体消失得无影无踪。

普拉克只好继续待在大街上，看着自己的双手沾满了垃圾、杂草和路上的碎石子。坐公共汽车算是没这运气了。要不去试试有轨电车？

有轨电车停了下来，车上的乘客们先是看见拖在地面的一双大手，又看见这一双大手当中站立着的普拉克，小小的，面色苍白，便齐齐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叫声。车上的人们歇斯底里地催司机一刻都不要等，赶紧开车。普拉克又没能上车。

“那我去坐出租车好了。”他嘟囔了一句，开始有点绝望了。

出租车很多，他叫住了一辆黄颜色的。出租车好像不太情愿地停了下来。开车的是个黑人。

“好家伙！”黑人说话都不大利索了，“这是一双什么手呀！”

“把车门打开，你下车，抬起我的左手，放到车上，再抬起我的右手，放到车上，推我一把，把我塞进车里，慢着点儿，就这样，可以了。现在把我送到第十二街四〇七五号，然后就去见你的鬼吧，你这个黑鬼。”

“好家伙！”司机这会儿才算恢复了自己原来脸庞黑黑的颜色，“先生，您能肯定这双手是您的吗？”

普拉克在座位上哼了一声。车上几乎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他那双手占据了整个地面，又占了座位上的地方。天气有点凉，普拉克打了个喷嚏。他下意识地想用手遮住鼻子，可胳膊只勉强动了动。他只好软塌塌地坐着，像被打败了一样，心里却几乎有点儿扬扬自得。那两只手又脏又沉，瘫在出租车地面上。手上的瘊子在灯杆上碰了一下，流出了几颗大大的血滴。

“我要去找个医生看看。”普拉克说，“我不能就这么到玛尔吉家去。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能；这双手会把她家占满的。我得去看医生；他会建议我做个手术，我会接受的，没有别的办法。我现在又饿又困。”

他用前额撞了撞前面的玻璃。

“送我到第五十大街四八五六号去。到赛普腾博医生的诊所。”

他为自己刚刚产生的念头而扬扬自得，甚至想心满意足地搓一搓手；他费力试了试，最后还是作罢。

那黑人帮他把一双大手挪到了诊所门口。黑人揪住他的两根拇指，浑身冒汗、气喘吁吁，普拉克跟在后面，他刚在候诊室出现，就引起了一片骚乱。

“把我挪到那把大椅子那儿，好，就这样。现在把手伸到外套口袋里。当然是你的手了，你这个蠢货：伸到外套口袋里，不是这边的，是那边，再伸进去一点儿，小子，好了。把那卷钞票掏出来，拿出一张一美元的，不用找了，滚蛋。”

他把气都撒在了那个殷勤的黑人身上，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种族问题吧，当然了，这种事总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两位护士面带着隐约有些害怕的微笑让普拉克把手架在她们身上，艰难地把他拖到了诊疗室里。赛普腾博医生长了一张圆圆的脸，一脸的倒霉相；他迎上前来想和普拉克握手，可随即发现这事儿有点儿不大好办，便把握手改成了微笑。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我的朋友普拉克？”

普拉克看了他一眼，面带悲伤。

“没什么。”他阴阳怪气地答道，“我的家谱有点疼。可您这个当医生的，就看不见我这一双手吗？”

“哦，哦！”赛普腾博应和着，“哦，哦，哦！”

他跪下身来，摸了摸普拉克的左手，显出很担忧的神色。他又问了些问题，都是些常规问题，可此刻，面对这种怪异的症状，这些问题听上去怪怪的。

“这太奇怪了。”他挺有信心地说了句，“简直是奇怪透顶。”

“您这么认为吗？”

“是的，这是我从业以来遇见的最奇怪的事儿。当然了，您肯定不介意我给您拍几张照片，对不对？是给宾夕法尼亚的奇异博物馆照的。另外，我有个妹夫，他在《呐喊报》工作，那是一家不太张扬的谨慎报纸。可怜这个科林库斯，最近混得很惨，我想帮他个小忙。要是能写一篇关于这双手的报道，我的意思是说，关于这双离奇的手的报道，他准能火上一把。我们就把这则消息的首发权给他吧，行不行？他今天晚上就能赶过来。”

普拉克愤愤地啐了一口。他气得浑身发抖。

“不行。我可不是马戏团里的玩意儿。”他阴沉着脸说道，“我到您这儿来，就是想让您帮我把这玩意儿割掉。现在就割，您听明白了吗？钱不成问题，我上了个保险，这些账都能报销。另外我还有些哥们儿，他们也会管我的。只要一知道我的遭遇，他们马上就会成群结队地来握我的……不说了，他们会来的。”

“当然您说了算，我亲爱的朋友。”赛普腾博医生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普拉克吓了一跳，他没想到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我现在就给您做手术，您夜里的时光会很难熬。咱们还是等到明天吧，您看怎么样？到那时，科林库斯也就……”

“我现在就很难熬。”普拉克边说边在想象中用双手扶了扶头，“看在上帝的分上，医生，现在就给我动手术吧。给我做手术……我对您说了我要做手术！哥们儿，给我做手术吧，别这么坏心眼！您体谅体谅我的难受劲儿！！您的手从来没长过这么大吧？？我的手长成这么大了！！！就在您眼前，就长得这么大了！！！”

他失声痛哭起来，泪水肆无忌惮地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到他手心粗大的皱纹里看不见了，他的手摊在地面上，手背贴着冷冰冰的地砖。

赛普腾博医生的身边这会儿围了一群动作麻利的女护士，一个比一个漂亮。大家伙儿齐心协力让普拉克在一只凳子上坐了下来，又把他的两只手架在一张大理石桌面上。她们点起了火，空气里飘满了刺鼻的气味。手术器械明光锃亮，一道道指令条理分明。赛普腾博医生身上裹了七米长的白布，全身上下唯一有生气的只有一双眼睛。普拉克开始想象，待会儿麻药过去之后重回人间，该有多恐怖。

他们温柔有加地让他躺了下来，两只手还是放在大理石桌面上，献祭即将在那里举行。赛普腾博医生走了过来，在口罩后面笑个不停。

“科林库斯马上就过来照照片。”他说，“听着，普拉克，这是个小手术。想想开心的事情吧，这样您的心脏就不会受苦。您和您这两只手告过别了吗？等您醒过来……它们就不是您的了。”

普拉克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情。他开始端详自己的手，先看看一只，再看看另一只。“小家伙们，再见了。”他心中想道，“等你们泡在专门为你们准备的福尔马林池子里的时候，也想想我吧。你们也应该想想玛尔吉，她经常吻你们。还要想想米特，你们经常抚摸它的皮毛。我原谅你们干过的坏事，比方说你们猛揍卡里那个狂妄自大的臭小子……”

有人把一团棉花球凑到普拉克脸前，他闻到了一股甜甜的怪味儿。他想说点儿什么，但赛普腾博医生轻轻做了个手势制止了他。普拉克闭上了嘴。就让他们把自己麻翻了吧，想点儿高兴的事情开开心。比方说，和卡里打架的事。那场架不是他挑起来的。是卡里说：“你是个胆小鬼、小人，还是个蹩脚透顶的诗人。”这话一出口，就像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话语决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普拉克朝着卡里走近了两步，开始揍他。他一度以为卡里也会用同样的力气还击，可他什么也没感觉到。只有他的双手，用惊人的速度，借着闪电般的爆发力，一下又一下地打在卡里的鼻子上、眼睛上、耳朵上、脖子上、胸膛上、肩膀上。

他一点一点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居然是卡里的面孔。卡里面色苍白，惶恐不安，向他俯下身子，说话结结巴巴的。

“我的上帝呀！……普拉克，老伙计……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普拉克没听懂他的话。卡里，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想了想；也许是赛普腾博医生担心术后会有什么意外，把这事通知到朋友圈子里了。因为，除了卡里之外，他还看见了不少在市政厅工作的人的面孔，在自己躺着的身体旁边围成一圈。

“你怎么样了，普拉克？”卡里问道，嗓子像是被人掐住了一样，“你……你觉得好些了吗？”

普拉克突然明白了真相。原来自己是做了个梦！是做了个梦呀！“卡里一拳打在我的下巴上，把我打晕过去了；在我昏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梦见这双手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他发出一阵尖声怪气的大笑，感到一阵轻松。他笑呀，笑呀，笑个不停。朋友们看着他，全都目瞪口呆。

“哦，你这个头号蠢货！”他高声喊道，两眼放光，盯住卡里，“你这回打赢了，可等我稍微恢复一点，你就等着瞧吧……我要狂揍你一顿，揍得你在床上躺上一年！……”

他举起双臂，想证实一下自己的话，为这事儿做个了断。他看见一双残肢。

一九三七年

三　德莉亚，来电话了

德莉亚的手疼。肥皂沫像碎玻璃碴一样，在她皮肤道道皴裂的口子上肆意折磨着她，她的神经突然就像被一根根针扎着。德莉亚本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哭一场，像面对一次不可避免的拥抱一样面对疼痛。她之所以没哭，是因为一股隐秘的力量使她不能轻易哭出声来。很久以来，她一直在为索尼哭泣，为见不到索尼而哭，相比之下，肥皂沫带来的疼痛就不足为道了。只有他才值得她落泪，否则的话，她可能早就自暴自弃了。还有巴贝也在，他就在那个用分期付款买来的铁皮摇篮里。有两个人始终在那里，巴贝与那个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索尼。巴贝要不就在摇篮里待着，要不就在那块磨得不成样子的地毯上爬来爬去；而那不见踪影的索尼，就像所有不见踪影的人一样，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架子上的洗衣盆随着洗衣服的节奏晃动着，正好和德莉亚十分喜欢的一个广播节目里黑人女孩演唱的布鲁斯民谣合上了节拍。她一直喜欢听布鲁斯民谣歌手的演唱：从七点一刻开始——在音乐和音乐之间，收音机会像一只受了惊的老鼠那样发出“嘶，嘶”的声音，预报节目开始——到七点半结束。德莉亚从来不会去想什么“十九点三十分”；她喜欢家常的老式叫法，就像墙上的挂钟指示的那样。这会儿，那钟摆有气无力地晃动着，巴贝舒舒服服地待着，正摇头晃脑地看着它。德莉亚就喜欢这样久久地看着挂钟，要不就注意听着收音机里发出的“嘶，嘶”的声音。虽然看着时间经常会使她想起那个不在眼前的索尼，想起他的种种恶行，想起自己如今被抛弃，想起巴贝，然后不禁悲从中来，想大哭一场。她还会想起莫里斯太太已经通知过她马上得交伙食费了，莫里斯太太那双浅褐色的长袜真漂亮啊。

电话搁板旁挂了一张索尼的照片，起初，德莉亚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就会不时悄悄地向那边看去。她想：“今天还没人给我打过电话。”其实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每个月还继续付电话费。自从索尼出走之后，这个电话号码就少有人往里打过。至于朋友，说起来索尼的朋友可真多，那些朋友都知道，现在对德莉亚来说，对巴贝来说，对这两间堆满东西的小小房间来说，索尼已经成了陌路人。只有史蒂夫·沙利文偶尔会打电话来和德莉亚说说话，对她说些知道她身体很好他很开心之类的话，再就是让她千万别以为她和索尼之间发生的那些事会影响他打电话问候她，他还会问问巴贝长没长牙什么的。只有史蒂夫·沙利文。而这一天，电话一次都没响过，连打错了的电话都没有。

七点二十了。德莉亚听见了“嘶，嘶”的声音，中间还插播了卖牙膏和薄荷烟卷的广告。她还听见广播里说达拉第内阁很快会遇到麻烦。然后那个布鲁斯民谣女歌手的声音重新响起，巴贝本来已经要哭出声来，这时露出了欢喜的神情，仿佛在那黑人厚重的嗓音里有什么令他开心的小玩意儿。德莉亚倒掉了肥皂水，擦了擦手，皮肤被水泡得发软，毛巾擦上去，德莉亚疼得哼出了声。

可她还是不想哭。她只能为了索尼而哭。她冲着在乱糟糟的摇篮里朝她微笑的巴贝提高嗓音，想给自己痛苦的神情和哭泣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要是他能知道他给了我们多大的痛苦，巴贝……要是他还有良心，哪怕能用一秒钟想一想，他那样气呼呼地把大门关上之后给我们留下了些什么……两年了，巴贝，两年了……我们连他的一点消息都没有……没有一封信，也没寄来过一回钱……哪怕是给你寄点儿钱也好呀，买买衣服，买买鞋子……你恐怕不记得你哪天过生日了，对不对？是上个月，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边，抱着你，等着他的电话，哪怕他只说上一句‘你好，生日快乐！’或是给你寄个礼物来也行啊，礼物不用太大，一个小兔子或者一块金币都行呀……”

这样一来，她脸颊上滚烫的泪水便都有了正当的理由，因为这眼泪是她思念索尼的时候流下来的。也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收音机里正好响起那精准的报时声，七点二十二分。

“有人打电话来了。”德莉亚看着巴贝说，好像这孩子能听懂似的。她走到电话机旁，心里有点儿没底，心想会不会是莫里斯太太又来催着要钱了。她在小凳上坐下来。铃声使劲响着，她反倒显得不大着急。她说了句：

“您好。”

等了一会儿她才听见回答。

“喂。您是……”

她当然知道这声音是谁的。她觉得房间旋转起来，挂钟上的指针转得像只发了疯的螺旋桨。

“我是索尼，德莉亚……是索尼。”

“哦，索尼。”

“你要挂电话吗？”

“是的，索尼。”她缓缓地答道。

“德莉亚，我得和你谈谈。”

“好吧，索尼。”

“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讲，德莉亚。”

“那就讲吧，索尼。”

“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能生什么气，我是伤了心。”

“现在对你来说，我就是个不认识的人……是个陌生人，对不对？”

“不要问我这样的话。我不想让你问我这样的话。”

“问题是我心里很难受。”

“哦，你现在知道难受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用这样的口气说话……”

“……”

“喂。”

“喂。我还以为……”

“德莉亚……”

“我在听，索尼。”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她听出索尼的声音里有一种怪怪的东西。当然，也可能是她已经把索尼的声音忘掉了一些。索尼不用问，就知道她一定在想，他这电话不是从监狱里就是从哪个酒馆里打过来的……说完那句话之后，他沉默了一会儿。索尼不说话的时候，是一阵寂静，那种深夜里的寂静。

“……我只问一个问题，德莉亚。”

巴贝从摇篮里抬起头来，满脸好奇地看着妈妈。孩子一点都没有不耐烦，也没有想要大哭大闹的意思。房间的另一头，收音机里又传来报时的声音，“嘶，嘶”，七点二十五分了。德莉亚还没给巴贝热奶，也还没把刚洗好的衣裳晾上。

“德莉亚，我想知道你能不能宽恕我。”

“不能，索尼，我是不会宽恕你的。”

“德莉亚……”

“我听着呢，索尼。”

“你就不能宽恕我吗？”

“不能，索尼。现在说宽恕不宽恕又有什么用呢……起码得有点爱才能谈宽恕的事儿吧……我是为了巴贝，为了巴贝我不能宽恕你。”

“你说是为了巴贝，德莉亚？你以为我能把他忘了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可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再接近孩子的，因为现在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孩子，我一个人的孩子。我绝不会让你走近他。”

“这事儿已经不重要了，德莉亚。”索尼说道，德莉亚又一次听出他的嗓音里少了点儿(或许是多了点儿）什么东西，只是这会儿这感觉更强烈了一点。

“你是从哪儿给我打电话呢？”

“这也不重要了。”索尼的声音说道，仿佛这样答话他感到很难为情。

“可这是因为……”

“我们不说这个了，德莉亚。”

“那好吧，索尼。”

（七点二十七分了。）

“德莉亚，你这样想一下，我就要走了……”

“你要走了？为什么？”

“可能吧，德莉亚，因为……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要明白，你要理解……我就要这样离开了，没有取得你的宽恕……就这样走了，德莉亚，我什么都没有了……赤条条的……赤条条孤苦伶仃的！”

（他的声音太怪了。索尼的声音，既像是他的声音，又不像是他的声音。）

“我什么都没有了，德莉亚……孤零零赤条条地离开……唯一带走的就是我的罪孽……得不到你的宽恕，得不到你的宽恕！”

“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索尼？”

“因为我不知道……我太孤单了，太没人疼了，我太怪了……”

“可是……”

德莉亚呆呆地望着前方，望着挂钟，眼前像隔了一层雾。七点二十九分了；分针和那条指示半点钟的最粗的线已经重合在了一起。

“德莉亚……德莉亚……”

“你这是从哪儿打的电话……”她喊道，身体倾倒在电话机上，开始感到害怕，又怕又爱；接下来是渴望，一阵强烈的渴望，想用手指去梳理索尼乌黑的头发，想嘴对嘴地亲吻他。“你在哪儿打电话呢？……”

“……”

“你是在哪儿打电话呢，索尼？”

“……”

“索尼！……”

“……”

“喂，喂！……索尼！”

“……你的宽恕，德莉亚……”

爱情，爱情，爱情呀。宽恕，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索尼……索尼，到我这儿来吧！……来吧，我等着你！……快来吧！……”

（“上帝啊。上帝啊……”）

“……”

“索尼！……”

“……”

“索尼！索尼！！”

“……”

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七点三十分了。挂钟上指得清清楚楚。收音机里又响起了“嘶，嘶”的声音。挂钟，收音机，还有巴贝。巴贝已经饿了，正眼巴巴地看着妈妈，心里有点奇怪为什么妈妈还不给自己喂奶。

哭呀，哭呀。她哭得有点止不住，她身边是一个安静得一声不吭的孩子，孩子仿佛懂得，大人哭成这样，不该再去学她了。广播里传来柔和的钢琴声，和弦如泉水般清澈，这时巴贝把脑袋倚在妈妈的手臂上，渐渐睡着了。房间里就像是有个人在用心倾听着，德莉亚的抽泣声在家具之间盘旋上升，久久停留，仿佛渴望着什么，最后消失在寂静的走廊里。

门铃响了。只短短地响了一下。大门外有人咳嗽了一声。

“史蒂夫！”

“是我，德莉亚。”史蒂夫·沙利文应了一声。“我从这儿路过，就……”

一阵长久的静寂。

“史蒂夫……您是从……”

“不是的，德莉亚。”

史蒂夫有点儿闷闷不乐，德莉亚做了个机械的动作请他进屋里来。她注意到，史蒂夫走路的步子不像以前来找索尼的时候或是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饭的时候那么稳当。

“您请坐，史蒂夫。”

“不了，不了……我马上就走。德莉亚，您没听到有关……”

“没有，什么也没听到……”

“当然喽，您现在已经不爱……”

“没错，我已经不爱他了，史蒂夫。您这话的意思是……”

“我带来一个消息，德莉亚。”

“是不是莫里斯太太又……”

“是关于索尼的消息。”

“索尼的消息？他是不是被关进牢里了？”

“不是的，德莉亚。”

德莉亚跌坐在凳子上。她的手碰到了冰冷的电话机。

“哦……我还以为他是从牢里给我打的电话呢……”

“他给您打电话了？”

“打了，史蒂夫。他想让我宽恕他。”

“是索尼吗？索尼给您打电话请求您的宽恕？”

“是的，史蒂夫。我没有宽恕他。巴贝和我都不会宽恕他的。”

“哦，德莉亚！”

“我们不能宽恕他，史蒂夫。可是后来……您别这么看着我……后来我哭得像个傻瓜一样……您瞧瞧我的眼睛……我当时真该……对了，您刚才说有个消息要告诉我……有个关于索尼的消息……”

“德莉亚……”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您别说了。他是又偷东西了，对吗？他被关在牢里，他是从牢里给我打的电话……史蒂夫……我现在想知道他怎么了！”

史蒂夫像是被吓到了。他往四下里看了看，似乎是想找个地方支撑一下自己。

“他什么时候给您打的电话，德莉亚？”

“就刚才，七点……七点二十，我想起来了。一直到七点半。”

“可是，德莉亚，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他想得到我的宽恕，史蒂夫，就在刚才他把电话挂了之后，我才明白了他有多孤单，有多绝望……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冲电话里喊了他好一阵……来不及了。他是从牢里打的电话，是不是？”

“德莉亚……”史蒂夫面无人色，手指抽搐着，在帽檐上摸摸索索，“看在上帝的分上，德莉亚……”

“怎么了，史蒂夫？”

“德莉亚……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索尼绝不可能在半小时前打电话！”

“为什么不可能？”她说这话时已经站起身来，心中充满恐惧。

“因为索尼五点钟就死了，德莉亚。有人开枪把他打死了，就在大街上。”

摇篮里传来巴贝均匀的呼吸声，正好同钟摆合上了节拍。广播里那个弹钢琴的人已经停了下来；播音员的声音十分庄重，正滔滔不绝地夸奖一款新型汽车：新潮，省油，而且十分快捷。

一九三八年

四　雷米午睡正酣

他们来了。多少次他想象着这脚步声，一开始远远的，轻轻的，然后越来越重，越来越近。离他还有几米的时候，这脚步声会停一下，好像在最后一刻有点犹豫不决。大门打开时他并没有听见熟悉的钥匙声；他是那样专注，等待着起身面对自己的刽子手的那个时刻。

有句话，不等典狱长说出口，他早已在脑海里想象了出来。他曾一次又一次地想过，到这个时刻，要说出口的只能是一句话，一句简单明了又包含一切的话。他果然听到了：

“时辰到了，雷米。”

他的胳臂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但并不是那种凶狠的拉扯。他觉得自己被拉到了走廊里，有点像是一次放风。他漫不经心地看去，只见铁栅后闪过几个身影，这些身影突然之间有了某种无比重要的含义，但却毫无用处，仅仅是些会动的剪影。他们还将在这里晃来晃去，度过漫长的岁月。到大厅了，这大厅他以前从未见过，但雷米已经无数次想象过它的模样，还真和他想象的一模一样。接着是一道没有扶手的阶梯，因为一边一个、陪着他登上阶梯的，是两个狱卒。然后就是向上，向上……

他感觉到了圆圆的绞索，接着旁边的人猛地松开手，在这一刻百无聊赖的静寂当中，他感受到一种自在。这时，他打算提前想想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从小就是这样，喜欢用冥想的方法提前想象。转瞬之间，他就想到了下一刻，当他们松开活板门时，他的种种感受。落入那个黑漆漆的洞里，只剩下不堪忍受的窒息慢慢袭来，仿佛会有什么东西让他无法完善地组织思想；这是一种残缺不全的东西，是一种……

涂了肥皂的绞索是他用手假扮的，他有些厌烦了，把手从脖颈上移开。又是一场愚蠢的喜剧表演，又是一次被自己的病态想象搅得一塌糊涂的午睡。他在床上坐起身，无所事事地想找根烟抽，其实上一根烟的味道还没从他嘴里散尽。他点燃了火柴，看着火柴差点儿烧到自己的手指头，小火苗映在他的眼里，像是在跳舞。接下来他在洗脸池的镜子前用空洞的目光审视了自己一番。该冲澡了，该给莫蕾莉亚打个电话了，约她到贝尔吉丝太太家里见个面。又是一次被搅黄了的午睡。这个念头像只蚊子一样折磨着他，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摆脱开。为什么童年时代留下的印迹总是这样挥之不去？他总是把自己装扮成英雄人物的模样，在昏昏沉沉的二月里炮制一出出没完没了的事变，每次他不是惨死在坚城之下，就是丧命在高高的绞刑架上。从小时候起就是这样：什么海盗呀，高卢勇士呀，马来海盗桑德坎呀。他把爱情演绎成一桩艰巨的事业，只有死亡才是令人满意的战利品。到了少年时代，他开始假设自己伤痕累累，被当作牺牲品送上祭坛。那都是午睡里的革命，他虽败犹荣，因为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某一位至爱亲朋的生还！他总能出人意料地在最后时刻喊出一句典雅高贵的话来，他痴迷于编一些这样的豪言壮语，并且把它们记在脑海里，随时准备用上它们……剧情早已设定好：一、一场革命中，在敌方的战壕里，和自己打仗的是个叫希拉里奥的人。剧情的发展分为几个小段：他们占领了敌人的战壕，希拉里奥被关了起来，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日子里，他们相见了，他做出自我牺牲，把军装脱给希拉里奥，让他逃走，然后，为了掩盖真相，他饮弹自尽。二、莫蕾莉亚救了他（这一点他几乎总是模模糊糊地弄不准确）。临终的他躺在床上，手术没能挽救他的性命，莫蕾莉亚握着他的手，伤心地哭泣；这时他说出临终告别的豪言壮语，而莫蕾莉亚会在他汗湿的额头上深深地一吻。三、在人群环绕之中，他在绞刑架上从容就义；他成为一个著名的罹难者，犯的是弑君或叛国重罪，像沃尔特·雷利爵士和阿尔瓦罗·德卢纳等人一样。他说出最后的豪言壮语（路易十六的声音被鼓声淹没了），刽子手就站在他的面前，他露出轻蔑的一笑（应该是查理一世那样的微笑），惊恐万状的民众都对他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坐在床边对着镜子顾影自怜，心中渐生恼恨。他就这样从朦朦胧胧的梦幻中醒来，好像他并不是已经年满三十五岁，好像这样死死抱住童年时光算不上什么愚蠢行为，也好像天还热得不够厉害，使他还能够想象出种种磨难来。这样的午睡有时也会有些别的花样：秘密处死，在伦敦某一所监狱里，那里施行绞刑时不会有多少人围观。这样的结局会有些难堪，但同样值得慢慢品味。他看了看钟，四点十分了。又一个下午被这样消磨掉了……

为什么不去找莫蕾莉亚聊聊呢？他拨通了电话，心里觉得午睡时的那股难受劲还没过去，更何况他根本没睡着，只不过像小时候一样，幻想了一场死亡而已。当电话另一端有人摘下话筒的时候，雷米觉得那一声“喂”不像是从莫蕾莉亚口中说出的，像是个男人的声音。雷米自己的答话倒像是压低了嗓音在窃窃私语：“是莫蕾莉亚吗？”接下来他又恢复了他那冷静的尖嗓子和一如既往的问候，只是这问候少了些自然大方，连雷米自己也不明就里。

从格林大街到莫蕾莉亚那里只隔了十条街。车开过去只是两分钟的事。先前他不是告诉过她吗？“咱们八点钟在贝尔吉丝家里见。”到达的时候是四点一刻，他几乎是从出租车里冲了出来。他闯进了起居室，爬上楼梯，在那扇红木房门前停住了脚步（上了楼梯靠右手那间），没有敲门便打开了它。他还没看见莫蕾莉亚的人影，便先听见了她的尖叫声。莫蕾莉亚和道森中尉正在房里，可发出尖叫的只有莫蕾莉亚一个人，因为她看见了那把左轮手枪。雷米觉得那声尖叫仿佛是从他自己的嗓子里发出来的，那是一声在他痉挛的嗓子里陡然止住的惊恐尖叫。

他的身体停止了抽搐。开枪的手在他脚踝那里摸了摸脉搏。目击证人们就要离去了。

一九三九年

五　谜

献给卢夫斯·金

您把事情做得太干净利落了，别说旁人，就连死者本人都没办法控告您杀了人。

夜深人静的时候，没了灯火的照耀，万物的棱角边缘都难以分清，您手持一把轻轻震颤作响的弯刀，在房间门口停了下来。您侧耳听了听，一片寂静，再没有别的声响。您推开房门，不是像爱伦·坡笔下那个对人家的一只眼睛怀有深仇大恨的人物那样，慢条斯理地把房门推开，而是毅然决然，满心欢喜，就像是去未婚妻的家中，或是去领取增加的薪酬一样。您推开房门，之所以没吹支小调什么的，是因为您还保持了一点起码的谨慎。那小调的名字其实说出来也无妨，应该就是《为你叹息》之类的歌谣吧。

拉尔夫喜欢侧着身子睡觉，这样就把身体的一侧暴露给了目光和刀子。您轻轻走上前去，一边估计着到床边的距离；只有一米了，您停下脚步。窗户开着，拉尔夫喜欢开着窗户睡觉，他喜欢清晨徐徐吹进来的微风（那时他就会起身关上窗户，然后一觉睡到十点钟），窗口照进来霓虹灯广告牌的亮光。这天夜里，纽约城并不安宁，充斥着各种花样，在香烟品牌和各式轮胎的广告当中，您看到一种殊死的搏斗，您觉得挺有意思。

可现在不是想这些有趣事情的时候。一个令人开心的决定，一旦开始了，就得干完它。您把手指插进头发里，将头发拢向脑后，决定省去种种的开场白，二话不说[1]，直接照着拉尔夫扎上一刀。

有了这样的想法，您右脚踏上拉尔夫床前的那块红地毯（当然是向前跨了一步）；您暂时把霓虹灯广告抛诸脑后，身子向左拧过去，胳膊使劲抡了起来，用打高尔夫球时开球的动作，把刀子扎进了拉尔夫腋下好几厘米深。

拉尔夫从梦中醒来时已是死到临头，他死的时候意识十分清楚。这一点使您很开心。您想让拉尔夫清楚地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在他这可恶的一生终了之时，有一个与这件事密切相关的人就在他的身边。

拉尔夫发出一声叹息，接着是一声呻吟，然后又是一声叹息，再以后是一阵腹鸣声。世间再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怀疑，死神已经和刀子一起进入了他的身体，正准备拥抱它刚刚获得的战利品。

您拔出了刀子，在您的手帕上擦了擦，又轻轻摸了摸拉尔夫的头发（这是您事先就想好的一种侮辱方式），然后走到了窗口。您朝着外面无底的深渊俯下身子，久久地看着纽约城。您专注地看着，表情就像是一个站在船头瞭望、想发现什么的人。外面的夜空毫无诗意可言，光秃秃的。就在那下面，在那个时间、空间、色彩的世界里，汽车的影子来去匆匆，像屎壳郎，又像是萤火虫。

您打开了房门，又关上了它，您顺着走廊离去了，唇齿之间含着一种迷途天使般甜蜜的微笑。

“早上好。”

“早上好。”

“睡得好吗？”

“不错，你呢？”

“吃早饭吗？”

“好吧，小妹妹。”

“咖啡？”

“好的，小妹妹。”

“饼干？”

“谢谢，小妹妹。”

“今天的报纸。”

“我一会儿看，小妹妹。”

“拉尔夫到现在还没起床，真怪。”

“确实挺怪的，小妹妹。”

蕾贝卡坐在镜子面前，正往脸上扑粉。警察在房门口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那警察长了副猎鸟人的面孔，看人的眼神很怪，他远远地站在一旁，推测着谁可能是罪犯。

粉一点一点搽上蕾贝卡的脸颊。她机械地给自己化着妆，一直想着拉尔夫。她思念拉尔夫的腿，光滑白皙的大腿。她思念拉尔夫的锁骨，他的锁骨特别有个性。她思念拉尔夫穿衣服的风格，一副不修边幅的艺术气质。

您就在她的房间里，身边有一个警官还有好几个警探。他们向您提出各种问题，您一一回答他们，一面还不时把左手插到头发里去。

“先生们，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上一次见到他还是昨天下午。”

“您认为会是自杀吗？”

“要是见到尸体，我兴许会这么认为的。”

“也许我们今天就能找到尸体。”

“房间里有使用暴力的痕迹吗？”

警察们都惊奇万分，因为您开始向警官发问了，这一点使您非常得意。而警官始终没能从大吃一惊的状态下走出来。

“没有，没有使用暴力的痕迹。”

“哦。我还以为你们会在床上或是枕头上发现血迹什么的。”

“那谁知道呢。”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还有些事没做完。”

“什么事，小妹妹？”

“吃晚饭。”

“哦——”

“还有就是等拉尔夫回来。”

“但愿他能回来。”

“他会回来的。”

“你这话说得很肯定嘛，小妹妹。”

“他会回来的。”

“你说服我了。”

“你会自己说服自己的。”

这时您重新检查起某些细节，您是趁警察烦人的询问间隙去回忆的。

您想起了那家伙有多重。您告诉自己说，能把事情办成，最要紧的是干净利索。清晨的走廊。天空泛出铅灰色，像是有一群奶油色的丧家犬在游走。

得赶快找只鸟笼子上漆了。去买点儿洋红的漆，要不买朱红的，再不然就买酱紫的，说不定还是深紫色最合适。就把鸟笼子漆成深紫色吧，就用裤子和那件衬衣去上漆，这会儿它们正静静地和一件东西待在一起呢。

第二，您又想起来要去买些沙子，把沙子按五公斤一袋分成好多袋，运到家里去。别让有些人闻出点儿什么味儿来。

第三，您又想到了，蕾贝卡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平静，准是因为她神经出了毛病，于是您开始问自己，归根结底，自己算不算是为她做了件大好事。

可是，很明显，这一类事情是不可能问个水落石出的。

“再见了，长官。”

“再见，先生。”

“平安夜快乐，长官。”

“也祝您平安夜快乐，先生。”

家里空了下来，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蕾贝卡把盖子盖在汤罐上。她盖盖子的动作很慢很慢。您正坐在餐厅里，一面听收音机，一面等着吃晚饭。蕾贝卡看了看汤罐，又看了看装沙拉的大盘子，再看看红酒。您在心里默默地评论着鲁迪·瓦利[2]。

蕾贝卡端着托盘走进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而您关上收音机，在主人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他没回来。”

“他会回来的。”

“也许吧，小妹妹。”

“难道你有什么怀疑吗？”

“没有。我也不想怀疑什么。”

“那我告诉你吧，他会回来的。”

您觉得自己正一步一步被拖向遭到嘲弄的边缘。这太危险了，可您并没有退缩。

“我在问自己一件事，要是某个人他根本就没出去……怎么谈得上回来不回来呢。”

蕾贝卡死死盯住您。

“这也正是我想问自己的问题。”

这样的回答您一点都不喜欢。

“你为什么要这样问自己呢，小妹妹？”

蕾贝卡死死盯住您。

“为什么要假设他根本就没出去呢？”

您觉得自己后脑勺那里毛发倒竖。

“是呀，为什么？为什么呀，小妹妹？”

蕾贝卡死死盯住您。

“盛汤吧。”

“为什么要我来盛汤，小妹妹？”

“今天晚上，就得你盛汤。”

“好吧，小妹妹。”

蕾贝卡把汤罐给您递了过来，您把汤罐放在了一边。您一点胃口都没有，这也是您自己事先就料到了的。

蕾贝卡死死盯住您。

于是您揭开了汤罐的盖子。您揭得很慢很慢，和蕾贝卡盖盖子的时候一样慢。您的心中对揭开这只罐子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当然，您很清楚，这只不过是神经紧张在作怪。您想道，要是自己离这儿远远的，比方说待在楼底下，那该多好，只要不是在这三十层楼的顶层，孤身一人和她待在一起。

蕾贝卡死死盯住您。

汤罐终于完全揭开了。您往罐子里看了看，又看了看蕾贝卡。蕾贝卡死死盯住您，也看了看汤罐里，然后微微一笑。您发出一声呻吟，眼前的一切都旋转起来，变得模模糊糊的，您眼前只剩下汤罐的盖子，那盖子被慢慢地揭开，罐子里是汤，还有……还有……

您可没料到能看见这一幕。以您的聪明劲儿，您不可能料到这样的结局。您聪明得过了头，那多余出来的聪明劲儿觉得在您的头脑里已经待不下了，得找个出路逃走。现在，您就这样坐在破烂不堪的床边，数着数字，不停地数着数字。谁都没办法从您嘴里掏出一句话来，而您总是看着窗户那边，就好像是想看见霓虹灯广告牌什么的。您会迈出右脚，把身子拧过去，就像人家准备开高尔夫球那样。然后，您就会把空空的双手伸出去，伸向牢房里空空荡荡的空气。

一九三八年

[1]原文为法语。

[2]鲁迪·瓦利（Rudy Valleé，1901—1986），美国著名歌手、演员。

加夫列尔·梅德拉诺的故事

献给豪尔赫·德乌尔瓦诺·维奥

一　从夜间归来

睡着了，仅此而已。谁都说不准自己的睡梦之门是在几点几分打开的。那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睡着了，也像平时一样做了个梦。只不过……

那天夜里我梦见自己身体糟透了。我梦见自己正在慢慢死去，每一根神经都在慢慢死去。胸口疼得要命；呼吸起来，床就好像变成了一把把利剑、一堆堆玻璃碴。我浑身都在冒冷汗，两条腿抖得吓人，这种情况几年前也……我想喊出声来，想让别人听见我的声音。我又渴又怕，还发着烧，就是那些黏糊糊、冷冰冰的蛇才会发的那种烧。远远地，有只公鸡在啼叫，路上有什么人在吹口哨，吹得撕心裂肺。

我这个梦应该是做了很长时间，可我知道自己的意识突然变得清晰起来。黑暗中，我坐起身，身体还在因为刚才那个噩梦抖个不停。人刚睡醒的时候，清醒和睡梦总是这样继续交织，就像两道不肯分开的水流，这种事儿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我感觉很不好，虽然知道刚才那事情不一定真的在自己身上发生过，却也无法轻轻松松地叹上一口气，然后重新回到一个无惊无恐的梦境里去。我摸索着床头小灯，觉得自己应该是把它打开了，因为帘幔和大衣柜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印象当中，自己那会儿一定脸色惨白。不知不觉地，我站起身来，朝着大衣柜上的镜子走过去，想看看自己的面容，想马上摆脱那噩梦带来的恐惧。

走到镜子跟前，过了好几秒钟我才反应过来，镜子里根本就没有反射出我的身体。我一下子醒得透透的，觉得毛骨悚然。可我本能地做出了一个解释，那就是，柜子的门是关着的，因为角度的问题，那面镜子照不上我。我伸出右手，猛地拉开柜门。

这一来我就看见自己了，可我看见的又不是我自己的影像。换句话说，我看见的不是站在镜子面前的自己。镜子面前什么都没有。在床头灯的直直照射下，那里面现出一张床，床上躺着我的身体，我一条胳膊赤裸着搭在地面，面容苍白，没有一丝血色。

我觉得自己发出了一声尖叫，然而我自己的双手又把这声尖叫捂了回去。我不敢转过身，不敢醒得太彻底。在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下，我甚至无法确定这件事情荒唐到了什么程度。我就这样站在镜子面前，镜子里没有我的影像，我继续看着身后的一切。慢慢地，我明白了，自己确实是在床上，而且是刚刚死去不久。

是场噩梦吧……不，不是这样的。这是实实在在的死亡。可怎么会呢……

“怎么会？……”

这个问题我没能问出口。我的意识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一切都已不可挽回，都已经结束了。我以为自己看见的一切都清清楚楚，也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能解释得很明白。可我此刻并不明白自己看清楚的是什么，又怎样解释这一切。我慢慢把视线从镜子里移开，向床上看去。

床上一切正常。我看见自己略微侧着身子躺在那里，脸和胳膊上的肌肉已经有点僵硬，我一头散乱的头发亮晶晶、湿漉漉的，那是死到临头、彻底离开人世之前的那种绝望，只不过我还一度把这当作一场梦。

我走到自己的遗体跟前，碰了碰那遗体的一只手，那手冰凉冰凉的，毫无反应。遗体的嘴巴里有一缕泡沫，枕头扭曲着变了形，几乎全压在了后背下面，上面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血迹。鼻子好像突然变尖了，呈现出一道道以前从未见过的血管。我很清楚这具尸体死之前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我紧闭的双唇恶狠狠、硬邦邦的，两只半绿不蓝的眼睛半睁半闭地看着我，眼神直愣愣的，里面满是责备。

突然，我从平静变成了惊愕。眨眼的工夫，我就躲到了床对面的角落里，浑身痉挛，抖作一团。而在那边的床上，我平静得近乎楷模。疯狂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我身上却毫无感觉，我死死抓住心中的恐惧，就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但愿这一切都是真的吧；但愿我真的就在那里，就在离我那已经死去的躯壳三米远的地方；但愿死亡呀、噩梦呀、镜子呀、恐惧呀，还有那个钟，那个指示着三点十九分的钟，还有寂静呀什么的……

事情一到顶点，就该下坡了。我的神经（真的是我的神经吗？）松弛下来；慢慢地，我恢复了平静，身上只剩下一丝甜甜的痛楚，一阵低低的抽泣，就像有朋友从暗影中向我伸来一只手。我抓住了这只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这么说，我是死了。这件荒唐事没什么疑问了。我就在那里：我就是最充分的证据。越来越僵硬，越来越遥远。紧绷着的弹簧已经断了，现在的情况是，我就躺在那张床上，灯光驱走了黑夜，我眯缝着眼睛。我死了。事情再简单不过。我死了。这事儿难道还有什么不真实，还会是什么噩梦，还有什么……我死了。我就是死了。我抬了抬死人的胳膊，把它放好。胳膊这样放会稍微舒服一点。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了。一切都已经回归本原：死亡就是这样。话是不错，可是……不，没什么可是不可是的；我知道，我知道除了那个死在床上的我之外，这一边还有一个我。可是够了，这种话就别再说了；现在应该考虑考虑别的事情。什么都别问了。我睡在一张床上，死了。其余的事情都很简单：现在我要离开这里，去告诉奶奶发生了什么事。这事儿要做得温柔些，话不在多，别让她知道我的伤心事，也别让她知道我一个人在夜里受的那些罪……可是怎么把她叫醒呢，又怎么对她说呢？什么都别问了。只要有爱，办法总会有的。我不能让她一大早吃饭的时候就被吓一大跳，不能让她碰上这种糟糕的烦心事……糟糕的烦心事……糟糕的……糟糕的烦心事……”

我高兴起来，高兴当中又有点忧伤。这事儿发生在我的身上倒也不坏。但奶奶那儿还是要告诉她的，只是事先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得温柔点儿，到了那张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床跟前，大人就得变成小孩，还得撒着点儿娇。

“我得把这张脸弄漂亮点儿。”出去之前我这么想道。但奶奶有时候会半夜三更爬起来，在各个房间里转悠半天。这种阴森森的场面当然不能让她碰上，万一她突然闯进来，看见我正在整理我自己的尸体，那……

我锁上门，心平气和地开始干活。那些问题，那些可怕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涌上来，可每一次都被我强行憋了回去，我用呼噜声把这些问题扼杀在嗓子眼里，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们咽回去。与此同时，我继续干我的活。我把床单整理好，又把垫子弄得平平整整的；我用手指粗粗地给自己梳了梳头发，把它们拢到一起，整整齐齐地梳到脑后。接下来，天哪，接下来我可真够胆大的！我以无穷的耐心把自己歪到一边的嘴唇拨正，让它们看起来像是在微笑……我合上了自己的眼皮，还真费了点儿劲，直到它们全都服服帖帖的。这样一来，我的脸看上去就像个刚刚受过磨难的年轻圣徒。像那个乱箭穿身却心满意足的塞巴斯蒂安。

为什么四下里静悄悄的？又是为什么，这会儿在我的记忆里会冒出一个声音？那是我曾经含着眼泪听过的声音，一个黑女人的声音在唱着歌：“我知道天主已经把手放在了我身上。”这事无缘无故，就这么自己发生着。一个被割裂出来的影像，我，站在我自己一本正经的冰冷尸体跟前，经过我刚才的一番动作，我成了一个伪装出来的体体面面的死人。

“哦，深深的河水呀，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你在。”黑女人的声音哽咽着，反反复复地唱着：“深深的河水呀，我的心已经到了约旦河畔。”难道会一直这样下去吗？难道今天只是这面永恒的镜子初露端倪？在我的尸体里，时间真的已经停滞了吗？这双松松垮垮张开着的手已经被时间抛弃，还能再度抓紧它吗？我的尸体，那黑女人的歌声，还有我那一遍又一遍询问自己的意识，难道就一直这样下去吗？

可是时间有点不够用了，我的意识告诉我，还有事情没有做完。时间就在那里。钟表上指得明明白白的。我尸体上有一绺头发总也不听话，总搭到我苍白的前额上，我把它顺到脑后，便走出了房间。

过道里东一处西一处斑驳而灰暗，里面尽是些画和不值钱的小饰品。我一直走到奶奶睡觉的那间卧房。她的喘息声很轻，时不时还被哽咽声打断。这喘息声我太熟悉了，在我遥远而灰暗的逝去的童年，多少次总是它陪伴我进入梦乡！在这喘息声陪伴之下，我走到了床前。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要做的事情有多可怕。我得尽可能温柔地把睡梦中的奶奶叫醒，用手指去抚摸她的眼皮，告诉她：“奶奶，有件事你该知道了……”或者是：“你看得出来吗？我刚刚……”再不然就是：“早上不用给我送早饭了，因为……”我明白，不管是什么样的开场白，都只能使这可恶的结局提早被揭开。不，我没有权利破坏一场神圣的梦境，也没有权利超越到死亡的前头去。

我犹豫着，浑身发抖，差一点就想逃开。可我能往哪儿逃，又能逃避到什么时候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倒在那张高高的大床旁边，把头埋进鲜红的床单里，就这样融进漆黑的夜色，融进奶奶紧闭的眼皮下面那深沉神奇的梦境里。我想悄悄站起身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要么从这场噩梦中走出来，要么就和它一起把这场梦做到底。可就在这时我听见一声惊恐的呼唤，我知道，奶奶在黑暗中感觉到我来了。再沉默下去会坏事的：我要么说实话，要么就得撒谎。（而在那一边，就在我的房间里，还有那玩意儿在等着……）

“怎么了，怎么了，加夫列尔？”

“没怎么，奶奶。什么事儿也没有，奶奶。”

“你怎么起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出了点事……”（告诉她，告诉她吧。哦，别，现在什么都别告诉她，永远都别告诉她……）

奶奶在床上坐起身来，伸手来摸我的头。我浑身发抖，因为如果她来摸我的时候……可奶奶的抚摸还是像平日里一样温柔甜蜜，于是我明白了，奶奶并没有发现我已经死了。

“你不舒服吗？”

“没有，没有……我睡不着觉。没什么别的事。我就是睡不着觉。”

“那你就待在我这儿吧……”

“我这会儿已经好多了。你睡吧，奶奶。我还是回我的床上睡去。”

“喝点儿水，喝点儿水就不会失眠了……”

“好的，奶奶，我去喝点儿水。你睡吧，睡吧。”

她安静了下来，又乏乏地睡着了。我吻了吻她的额头，又吻了吻她的双眼，那是我曾经带着无比的柔情亲吻过的地方。就在我满脸泪水、站起身来准备出去的时候，远远地，不知是从哪个古老的、亲切的、似乎已经被忘却的地方，传来了那个黑女人的歌声……“我的灵魂已经永驻天主身旁……”

我睡不着觉。往回走的路上，我撒的这个谎在我的脚下碾得粉碎。走到卧室门口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我心里升起一股默默的期望。一切都会弄得清清楚楚，一切都会变回原样。我只需要打开房门，妖魔鬼怪就会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床上会是空空的，镜子也会诚实无欺……然后我就一觉睡到天光大亮……

可我还在那儿，死了的我，就在那里等着我。那一脸做出来的微笑仿佛在嘲笑我的归来。那一绺头发又重新贴在了额头上，我的嘴唇也早就没了先前的颜色，变得灰白灰白的，最终弯成了一股恶狠狠的模样。

这个可恶的存在使我顿生厌恶。在床头灯惨淡的灯光下，我的尸体显出一副实实在在、不容置疑的模样。我觉得从自己的双手之间升腾起一种愿望，想跳上床去，用狂怒的指甲把这张脸撕成碎片。哽咽之中我一阵恶心，转过身去，跑到了大街上。月光下，街上空无一人。

于是我迈开脚步。是的，在我的镇子上，在街区之间，我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在熟悉的大街小巷间穿行。远离自己躺在那里的躯壳，我重新感到一种虚假的、心灰意懒的平静，我的意识里注入了一种安宁，它虽然百无一用，却也能让人去思索。我就这样无休无止地走着，在深夜冰冷的月光下构建我的死亡理论。

我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最恰当不过的真理。“我睡过觉了，也做过梦了。毫无疑问，我的形象行走在我梦中没有空间的世界里，没了空间也没了时间，这是唯一的世界，是我们在清醒世界的桎梏之下无法理解的……”

我来到广场上，站在一棵古老的椴树下。

“我是突然醒来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太突然了，这就是我落到现在这个境遇的关键所在。难道人不能醒过来就直接死去吗？我重返人世间时，回来得太快了，所以我——梦里的我，也就是此刻装载着我的生命和思想的我——还没来得及转回来……因此才发生了这种荒唐的一分为二，惊人的是，梦中的我竟被从它的主体上生拉硬扯下来；而我的躯壳也就从经历一场睡觉这样的小死亡变成了经历一场大死亡，它正在含笑面对的大死亡。”

远处的矮墙那边显出了一个尖塔的轮廓。

“哦，我本不该醒得那么猛。我现在这个形象本该回归到它那骨肉筑成的坚固牢笼里去；如果说真的要死的话，那就该一块死掉，省得忍受这种我无法预测的灵肉分离……生命就是时间！为什么这个念头会一次次地向我袭来？生命就是时间！可我此刻面临的时间却比任何一种死亡都来得可怕；它是实实在在的死亡，是我自己从一张骇人的床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点点地被分解……”

清晨，小乐队慢慢奏起了悠扬的铜管乐。

“我曾经在那边停留过，那边是绝对空间；我又来到了这边，这边是活生生的时间。现实的图画就这样被撕裂了！我的尸体不是正在消失，而是已经化为乌有；与此同时，我对自己再也不存在于人世间心存恐惧，我成了一种纯粹的时间，不可能再有任何具体形象，我成了一个幽灵，天一亮就会暴露在人们阴沉的眼神里……”

天色几乎已经大亮了。

“别人能看见我吗？我是不是成了隐身人？奶奶对我说了句什么话，又摸了摸我。可是那镜子却反映不出我的影像，那镜子一点儿都没变样。我到底是谁？这场令人作呕的假面晚会最终会怎样收场呢？”

我忽然发现自己又来到了大门口。一只公鸡咋咋呼呼地啼叫起来，我全身都浸没在焦虑中，该是奶奶给我送早餐的时间了。教堂的一座座尖塔直指苍穹；该是奶奶走进我的房间发现我已经死了的时候了。而我却站立在街道上，准备听见一声惨叫，接下来人们开始东奔西跑，我无法用言语表达，但这真是一次完美无缺的显灵呀。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走进自己的房间，在床前弯下腰来。这时，清晨的光线照在我的尸体上，一片惨白。我听见了走廊里有点什么动静。是奶奶！我扑向自己的躯壳，紧紧抓住我大理石一样冰冷的肩头，疯狂地摇晃着，我把嘴贴到自己似笑非笑的嘴唇上，努力想唤醒这具一动不动的躯体。我死死压在自己的躯体上面，想用自己铁钩一样的双手撕裂我的胳膊，我在那不听话的嘴唇上绝望地吮吸着，额头顶着额头，已经全然没有了恐惧之心，直到最后我的双眼什么都看不见了，失明了，那张面孔也消失在一层白茫茫的薄雾中，我眼前只剩下一层晃动不已的帘幔，耳边只听见一阵喘息声，那是一种行将毁灭的感觉……

我睁开了双眼。太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艰难地喘了口气。胸口被压得生疼，好像是被人用尽气力压迫过一样。几声鸟鸣传来，我完完全全地回到了现实当中。

一刹那间，我把一切都回忆了起来。我看了看自己的脚。我在床上仰面朝天躺着。除去噩梦带来的这股令人浑身无力的突如其来的沉重感，什么变化都没有发生……

我舒了一口气，深深陷入宽慰的快乐之中！我从疲惫中醒来，仿佛从漂泊的海上归来，我把思想梳理一下，干渴的嘴唇间吐出了几个字：

“噩梦一场……”

我慢慢坐起身来，享受着醒来之后发现只不过是噩梦一场的奇妙快感。这时我看见了枕头上的斑斑血迹，于是我明白了。衣柜上带镜子的柜门半开着，正对着这张床。我在镜子里照了照自己的头发，发现头发整整齐齐地贴在脑后，就好像夜里有人给我梳过一样……

我想大哭一场，无拘无束地大哭一场。可就在这时，奶奶端着早饭走了进来，我只觉得她的声音好像来自某个十分遥远的地方，比如来自另外某个房间，可她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甜甜的……

“你好一点儿没有？你昨天夜里不该从床上爬起来的，天那么冷……你睡不着觉的话，叫我一声就可以了……再也不要这样深更半夜从床上爬起来了……”

我把杯子端到嘴边，喝了一口。从一个遥远的角落里，又响起了黑女人的歌声。她唱呀唱……“我知道天主已经把手放在了我身上……”杯子现在已经空了。我看了看奶奶，握住她的双手。

她一定会以为是太阳光使我两眼含满了泪水。

一九四一年

二　女巫

几根针掉下来，落在裙兜里。摇椅难以觉察地晃动着。宝拉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阵阵焦躁，正时不时地向自己袭来。她迫不及待地想要抓住自己的感官此刻能收集到的一切。她努力想去整理一下最初的直觉，认知它们，了解它们：摇椅晃动着，左脚有点儿疼，头发根那儿痒痒的，嘴里一股桂皮味儿，金丝雀在婉转啼鸣，窗户上一抹淡淡的紫色光晕，房间里被染上了两行深紫色的阴影，一股陈旧的气味，像羊毛，又像一束束陈年的信札。她还没来得及把这些分析做完，一股强烈的不快就向她袭来。这是一种身体上受到压迫的感觉，就像是有一种疯狂的冲动涌上嗓子眼儿，让她想奔跑起来，想离开这里，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其实只需要深深吸上一口气，把眼睛闭上两秒钟，对着了魔的自己大喝一声，所有这些冲动便都会烟消云散。

和所有生活在全速发展的小镇上的姑娘一样，宝拉的青年时代郁郁寡欢。她喜欢埋头读书，而不愿意到广场上去散步，也看不起中规中矩的上进人士，只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封闭在家里，认为人的一生有这样大小的空间足矣。因此，当此刻她把清澈的目光从一块织物——其实是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灰色套头衫——上面移开的时候，她的脸上显现出的是一种郁郁寡欢、逆来顺受的神情，这是由某种温顺理性养颐而成的宁静，与那种追求十全十美的人生的兴奋躁动无关。这是一个容易哀伤，生性善良，喜欢独处的女孩。她芳龄二十有五，害怕黑夜，性格忧郁。她常在钢琴上弹奏舒曼的曲子，偶尔也弹弹门德尔松；她从来不唱歌，可是她那已经故去的妈妈早年曾经说过，在某些午后的时光听到过她低声哼着歌曲，那时她只有十五岁。

“不管怎么样吧，”宝拉说道，“现在这儿要有点糖果什么的就好了。”

看到自己的愿望如此轻易就改变了，她微微一笑；她如饥似渴地想逃离的愿望现在变成了一种小小的任性。但她收住了笑容，就好像有什么人从她嘴边把笑容一把扯去：她的愿望里又混入了对那只苍蝇的回忆，她空空的双手发出一阵不安的颤抖。

那时宝拉才十岁。餐厅的灯光在她的头顶和头上散乱的短发上染出一圈圈红色的光晕。她的父母正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叔叔谈论着她完全听不懂的话题，她只觉得他们个子好高好高，离自己好远好远，够都够不着。黑人小女佣已经把一盘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的汤放在了宝拉的面前。得把它吃掉，要不然妈妈就会皱起眉头、一脸不快，而坐在她左边的爸爸也就会一声断喝：“宝拉。”这句简简单单的称呼里隐含着种种威胁。

那就吃汤吧。不是喝汤：是真正的吃汤。汤很稠，其实是一盘温温的麦碴粥，她最讨厌这种潮乎乎的白面汤了。她常常想，要是碰巧有只苍蝇落进这一大盘白不白黄不黄、黏黏糊糊的烂汤里面就好了，那她就可以不用吃下这盘汤，不用再完成这一场令人作呕的仪式了。苍蝇呀苍蝇，快快落到盘子里来吧。哪怕是只可怜的小青蝇也好呀。

她的双眼死死盯住汤。她想象着一只苍蝇。她希望有只苍蝇飞来，她在等它。

就在这时，就在麦碴粥的正中央出现了一只苍蝇。它被黏住了，可怜巴巴的，挣扎着挪动了几毫米的距离，便被烫死了。

有人把盘子端走了，宝拉终于免遭一劫。可她是绝对不会说出实情的；她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她并没有看见苍蝇落到盘子里去，只是看见它出现在盘子里，这完全是两码事儿。

宝拉还没从回忆的波动中回过味来，便问自己为何没能坚持下去，好弄清自己一直在怀疑的事情。她太胆小：这就是答案。她一辈子都胆小。谁都不相信有女巫，可一旦发现一个，就会把她弄死。宝拉对她那许许多多秘不示人的事情一直严守机密，她知道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她的童年是在结结巴巴和心存希望中度过的，现在她又眼看着自己的青年时代像一顶凄凄惨惨的桂冠，被一双犹豫不决的手悬在半空，正在一叶一叶地飘零。她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她胆子太小，想的总是吃糖果的事。她的衣橱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衣裳和披肩；还有用毕维·德·夏凡纳的装饰图案精心设计的台布。她不想让自己流于俗套；劳尔、阿提里奥·冈萨雷斯，还有那个面色苍白的勒内都可以为她的往昔作证；他们都爱过她，追过她，而她则一律用微笑拒绝了他们的追求。她就像害怕自己一样害怕他们。

“不管怎么样吧，现在这儿要有点糖果什么的就好了。”

她孤身一人待在家中。年纪挺大的那个叔叔到东京台球厅去打球了。宝拉感觉到诱惑，这诱惑第一次强烈得使她有点头晕目眩。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呢。她就这样一遍遍地向自己发问，再一遍遍地给自己肯定的答复。这事儿已经是命中注定，非做不可的了。于是她就像上一次那样，把自己的愿望集中到双眼，把目光投向摇椅旁的一张矮几，她把全身的力量都随目光投射过去，直到觉得自己变成了一片虚空，自己先前占据的空间现在变成了一副巨大的空壳，这就像是一次完美的逃遁，她从自己的躯壳上被撕裂下来，变成了一束意志之光投射过去……

于是她一点一点地看见自己的愿望有了具体的模样。粉色的薄纸片精巧可人，红蓝条的锡纸微微泛着光芒，薄荷和磨得光光的核桃仁闪闪发亮，深色巧克力块香气扑鼻。一切都那么透亮、纯净。阳光洒落在矮几边上，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东西越长越大，变成了若明若暗的一团，但宝拉还在继续加强她的意志力，力度直透这团生成的物质已经毫无光泽的内部。每一个磨光的面都反射着阳光，包装纸上印的都是显得很上档次的词句，这一切组成了一座精巧的糖果金字塔。果仁巧克力，摩卡，牛轧糖，朗姆酒心糖，茴香酒心糖，摩洛哥糖……

教堂很宽大，贴着地面展开。转弥撒的时候，一群女人叽叽喳喳，在广场浓密的树荫下拖延着，想留下来不走。她们看见了身穿一袭蓝裙、美艳动人的宝拉，看见她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在路上行走，心底都泛起各种各样的念头。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神秘莫测，扰乱了她们的心，使她们着迷。克制住自己、不去对这样神秘的事情做一番寻根究底的探索，对她们来说简直太难了。老叔叔已经死了，宝拉现在是一个人独居家中，他们家从来就没多少钱，可这条蓝裙子……

还有那枚戒指。有几回，在本地的电影院里，幕间休息的时候，当宝拉漫不经心地把自己一绺颤动的栗色头发撩向身后时，那戒指闪闪发光，触目惊心。

宝拉每天都会去镇子上的教堂做祷告。她为自己祷告，为自己曾经犯下的可怕罪过祈祷。因为她曾经杀过人。

那是个人吗？曾经是吧，曾经是。她实在无法不让自己被诱惑牵着走，走进非常规的领域，去拥有一个能活动的小娃娃，一个一看见就会让她想起小时候玩过的洋娃娃的小东西。什么戒指呀，蓝裙子呀，这些都还好，想拥有这些东西并不是罪过。可想象出一个活的洋娃娃，想她想到什么都不管不顾的程度……那天夜半时分，那小东西就坐在矮几边上，脸上挂着怯生生的笑容。她一头黑发，穿了条红裙子，上身穿了件白色的胸衣；和她那个洋娃娃妞妞像极了，只不过她是活的。她就像是一个小女孩，可宝拉却预感到在这个只有二十厘米高的小小身躯里蕴含着一种惊人的成熟。这是个女人，是她一不小心刚刚创造出来的女人。

于是她把她杀了。她必须把这件事抹得干干净净，否则便难免被人发现，然后她就会蒙受女巫的恶名，还要像女巫一样受到惩罚。宝拉太了解她住的这个镇子了。她没有勇气逃跑。几乎没有人能从小镇里逃出去，所以每回镇子都是赢家。夜深人静时分，那小东西静静地躺在一只大靠垫上，脸上依然挂着一丝微笑。宝拉把她弄到厨房里，放在煤气灶上，打开了开关。

那小东西现在就在长着柠檬树的院子里埋着。为了她，也为了自己，杀人犯每天都要到教堂去祈祷。

午后，天上下着雨。一个人住在一座房子里真无聊。宝拉不怎么看书，偶尔弹弹钢琴。她觉得自己需要点什么东西，但又不知道究竟需要什么。她想让自己别那么胆小，想逃离。她想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也许她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因为那里没有人会认识她。那就布宜诺斯艾利斯吧。可她的理智告诉她，不管她走到哪里，胆小这个毛病都会跟到哪里，毁了她的幸福。那就留下来吧，留下来过个说得过去的好日子。给自己经营个不错的小日子，专心去实现自己各种各样的小小不言的愿望，实现那些童年和青年时代一点一点被毁去的奇思异想。她现在可以做到的，她什么都能做到。她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只需要她略微鼓起一点勇气去……

然而，恐惧和怯弱又紧紧扼住了她的喉咙。女巫，女巫。

等待女巫的只有一条路：下地狱。

其实问题也并不全出在那群女人身上。她们之所以认定宝拉在暗中出卖自己的肉体，还是因为她们觉得她这样一种稳稳当当的舒服日子来得太蹊跷了。她在乡下的房子算是一个问题吧。还有那么多衣服，还有车、游泳池，还有那么名贵的狗、那么扎眼的大衣。可她的情人却不是这个镇子上的人，这一点是肯定的；而宝拉又几乎从来没出过远门。难道世上还有这么好说话的男人吗？

她坦然接受着人们的目光，又从不多的朋友那里知道了人们的议论，这些朋友有时会到家里来喝上一杯茶，绝口不提任何问题。她总是带着忧郁的微笑，说她并不在乎，她过得挺快活。宝拉的朋友们，其中不乏当年求爱无望的人，在她的目光中看出了她说的这种幸福。现在，在她那双浅色的眼睛里，仿佛有磷火在闪动。当她往精致的茶杯里倒茶的时候，她的神情中有一种胜利者的风采，只不过由于生性羞怯，她把对成就的炫耀收敛起来了。

独自一人的时候，宝拉也不时回想起自己造物主一般的历程，回想自己是如何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实现种种愿望的。首先是房子。她想在镇子外面建一座舒舒服服的房子，这样也符合她悠闲的性情。她先去找地方，还要看周围的环境，离大路要近一点儿，但也不要靠得太近。地势要高一点，水里不要含盐碱。她造出一笔钱买了块地，还差一点儿就全权委托个建筑师来给她把房子盖起来。然而这事最后耽搁了下来，因为她害怕操作财务上的事情，又怕人们在闲言碎语中对她日益增加的怀疑，更怕人们什么话都不说的那种鄙夷不屑的态度。一天下午，她一个人待在自己那块地上，想着盖房子的事情，但心中总是惴惴不安。有人在监视她，在跟踪她；在镇子上，房子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凭空盖起来的。总得先去找个建筑师。宝拉犹豫不决，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就胆战心惊。本来干脆离开这个镇子也是个一了百了的办法，可是有两件事是她不可能做到的：一件是离开镇子，另一件是变得大胆。

于是，她做了一件大事。她造出的不是一座房子，而是盖房子的过程。她日夜辛劳，终于把房子盖了起来，而且没有在人群中引发她担心的惊慌。她一步步造出了盖房子的过程，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庄园盖了起来，虽说其间有几天她也在问自己，这房子盖完之后工人们要怎么办，但最后她还是很满意地看见，那些工人数着自己挣到手的票子，安安静静地离开了。这时她才进到自己的房子里，房子真的很漂亮，她开始一点一点地装修这座房子。

这过程很有趣：她拿起一份杂志，寻找自己喜欢的氛围，然后安排什么东西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一件一件地营造出自己喜欢的环境。她有好几块巴黎哥白林挂毯，有一块德黑兰地毯，有一幅圭多·雷尼的画，有中国的金鱼、德国的博美狗，还养了只白鹳。她朋友不多，每当他们到家里来的时候，总会在精心布置的房间里、在恰如其分的布尔乔亚情调中受到招待。宝拉总是亲切有加地接待他们，领着他们屋里屋外地转转，带他们看看菊花和紫罗兰。又因为她本人就是谨慎小心的代名词，客人们喝完茶从这座房子里出去的时候，不会发现任何新的东西。

她辟出一间图书室，里面是清一色的爱情小说。佩德罗·巴尔加斯的唱片她几乎张张都有，艾尔维拉·里奥斯的也有几张。终于到了某个时刻，她再也没有多少需求，她的兴致只限于某种甜点、某款新近问世的香水，或是一份烹调得十分精致的鱼。再到后来，宝拉又想有个男人来爱她。虽说她犹豫了好长时间，是随便接纳一个她的忠实追求者好呢，还是干脆造出一个人来，满足她早年种种罗曼蒂克的幻想。可最终她还是明白了，其实她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她必须走后一条路。如果她在镇子上的某个情人心生疑惑，甚至去调查一番，就会发现，在她的微笑背后，其实隐藏着女巫的本领。那样的话，接下来就会是恐怖、迫害和疯狂。

她创造了自己的男人。她的男人爱她。这男人英俊潇洒，名字叫埃斯特班，他足不出户，这也是理所当然。宝拉现在完全与世隔绝了，她不再请朋友们到家里来喝茶，而这些朋友们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座房子里有个男人在当家，于是便都心情郁闷地回镇子上去了。

此刻的宝拉正回想着自己扮演造物主的业绩。已经是夜里了；宝拉并没有感到心情有什么不舒畅，然而好像有一只冰冷冰冷的手压在她的胸口，沉甸甸地压在两只乳房之间。“我累了，”她对自己说道，“我操心那么多事情，又想得到那么多东西……”不用多说一句话，她就懂得了，当年上帝该累成什么样子。她也需要一个第七天，为的是让自己彻底心满意足。

埃斯特班从她旁边起身，用深邃的黑眼睛看着她，朝她微微一笑。他倒更像是她的儿子。

“宝拉。”他低声唤道。

她一句话没说，只是摸了摸他的头发。和这样一个异常敏感多情、不受人世间任何约束、专心致志地爱着她的小伙子在一起，很难没有当母亲的感觉。埃斯特班从来不提任何问题，就好像随时在听候她的吩咐。这样最好。

突然，仿佛是听见了远方号角的呼唤，宝拉隐隐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自己病了，快要死了，自己的第七天将如约而至。

两位医生回到镇子上的时候，能告诉大家的话没有几句。接下来的一天也是一样。到了第三天下午，医生的汽车在广场上兜了个圈，停在了最大的那家车库门口。

这时，就该宝拉的朋友们出面来平息这个虔诚的小镇上全体基督徒喷发出来的怒火了。妻子们、姐妹们、镇子上的道德学究们呼吁，既然宝拉活着的时候就那么我行我素、离群索居，就让她一个人在自己的房子里烂掉好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的选择，就算她到了另一个世界也应当原封不动地保留下去。只有寥寥几人，总共只有五个男人，悄悄地在夜里去到那座房子，为他们的女友守灵。

车库的几个工人和旁边一家农庄的两个女人一起把那个死了的女人装进了棺材，又设了个灵堂。几位朋友看见埃斯特班的时候，几乎都没有感到吃惊。他们都是头一次见到他，都和他握了握手。埃斯特班好像什么都不明白。他坐在一张高高的雕花靠背椅上，就坐在尸体的右边。他不时还站起来一下，走到宝拉身边，吻吻她的嘴唇，吻得很自然又很用力，朋友们看得目瞪口呆。这是一个年轻的勇士上战场之前给他的女神的吻。吻过之后，埃斯特班又重新回到他的座位上，一动不动，目光越过棺材，直勾勾地盯着墙壁。

宝拉是太阳落山的时候死的，现在已经是半夜了。朋友们孤孤单单地待在那里，身边只有她和埃斯特班。外面天气很冷。有几位在怀念他们的镇子，怀念床上装着热水的瓶子，怀念收音机里的新闻。

他们围成一个半圆，注视着宝拉，这时的宝拉全身放松，仿佛终于把压在她孩童般小小的肩头那不堪重负的担子卸了下来，长长的睫毛在灰扑扑的脸颊上投下一片细小的暗影。医生们说，她是慢慢死去的，但没有挣扎，就像一个果实渐渐熟了一样。五个朋友的脑海里交替着闪过一个温柔的念头：“她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为什么房间里进来这么多凉气？很突然，一阵一阵的，越来越冷。也许这凉气就来自房子里面，朋友们都在想；这是守灵的时候常能感觉到的那种凉气。来点儿白兰地吧……埃斯特班直挺挺地僵坐在扶手椅上，他们中的一位朝他望去的时候，只觉得突然有一阵恐怖的气息沿着自己的双手、头发和舌头袭来：透过埃斯特班的胸膛，他看到了椅子靠背上镂空的花纹。其他几位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脸都青了。凉气像海潮一样弥漫开来。大门紧闭着，门外突然显出了浓浓的一团，那是月光照耀下长满蓝桉树的山冈的影子。他们心里都明白，他们是透过紧闭的大门看到这番景象的。这时，墙壁退去了，眼前是乡村的景色，是邻家的农庄，一切都沐浴在满月耀眼的光辉下。埃斯特班已经成了一个胶冻似的气泡，依然俊美，依然可怜，连同他的扶手椅一起在一片不断扩展的虚无之中向后退去。从房顶射进了一束银白色的光芒，把灵堂里的灯光映照得黯然无光。这一刻，五位朋友都感到从鞋底升起一股新翻过的土地的潮气，带着青草和三叶堇的气味。他们面面相觑，面对这样的显灵，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四周只剩下了他们和宝拉，他们眼前只剩下宝拉，还有原野中，在那无处躲闪的满月的光辉下，静静伫立的灵堂。

一九四三年

三　搬家

唉，要是就待在办公室那该有多好。可是现在，为了回家，还得排长队等着上车。而有轨电车里，封闭的空气凝固了，没有时间流动更新，就像木薯粉熬出来的一碗浓汤，稠稠的，任由人们吸进呼出：真恶心。莱蒙德·维约斯从97路电车下来时心中一阵轻松，他在车站停住脚步，两只手拍了拍口袋，脸上一副被人抢了的神情。坐这一趟电车使他突然多了一笔花销。他心中暗想，难道又该修正一下预算了，怎么回事呢，刚才兜里还有一张一百比索，现在就只剩下两张十比索了。天已经黑下来了，六月里天黑得早。他想到书房里的沙发，玛利亚会送上热气腾腾的咖啡，还有用原驼肚子上的皮子做成的软软的拖鞋。再就是十点钟BBC的广播。

办公室使他精疲力竭，不堪重负，他被禁锢在那里，只要下班时间一到，他就会变成一只豪猪，冲开一切妨碍他下班的东西。什么国营铁路，什么会计室……七点钟，所有这些义务全都结束了，不早也不晚。八点一刻，他的悠闲时光正式开始，这时他会按响门铃，听见大门里面传来熟悉的闷闷的脚步声，紧接着会是问候，一两句问话，然后就是沙发。在会计室干活，五年过去了，那时他还年轻；十年过去了，他也还不算老；到九月份，九月二十二号上午十一点，就满十五年了。他有一张不错的履历表，有过四次职务晋升——这时，就像要把他的思路显现出来似的，他正沿着公寓的楼梯步步高升。他没什么可抱怨的。在图库曼买彩票他中过五千比索的奖，在萨尔西普艾德斯有自己的一小块地，他是《家庭》杂志的订户，和孩子们相处得很好，并不十分怀念成家以前的时光。他家里有妈妈，有奶奶，还有妹妹。沙发，咖啡，BBC。这就不少了，还有多少人连这个都……他已经上到了二楼，在楼梯的平台那里，佩拉埃斯的太太和他打了声招呼——如果她还是佩拉埃斯的太太的话，因为她时不时就把家变成了妓院，这已经成了整个街区的丑闻。他感觉这位太太好像稍微变得年轻了一点，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宇宙，”莱蒙德·维约斯想，“多愚蠢呀！”这都是那些喜欢玄学的人胡诌出来的蠢话。（他是从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的。）没有一个叫作宇宙的东西，只有亿万个宇宙，一个套着另一个，每一个宇宙里都有另一个宇宙，而在这另一个里，又有五个、十个，或者十四个不重样的宇宙。他就喜欢这样同心圆似的一环套一环的思维方法，也喜欢把各种概念按照一定的关联排列成行，至于这些关联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并不重要。他可以从咖啡豆开始想起，想到装咖啡豆的是咖啡壶，又想到咖啡壶在厨房里，厨房在房子里，房子又是属于某个街区的……任何一件东西都可以向着它的两个方向展开联想：就说一粒咖啡豆吧，它里面就会混杂着上千个宇宙；而人类的宇宙则会是天知道多少个宇宙当中的一个。他想起来好像在哪里读到过，我们的宇宙也许只不过是另一个宇宙中某个小男孩在花园里玩耍时，从鞋底上脱落下来的一小块东西，自然，那花园里的朵朵鲜花就是我们天上的星星了。那花园属于某个国家，那国家属于某个宇宙，而那个宇宙又只不过是郊区某座房子的阁楼上一只被老鼠夹子逮住的老鼠的一小块牙齿。这郊区又是属于……它可以是某个东西上的一小块，可以是任何一个东西上的一小块，它的大小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可怜巴巴的幻觉。

那沙发呢。

没等他按门铃，玛利亚就为他打开了房门。她把白净的脸颊伸了过来，她脸颊上有时会显出两道浅浅的青筋，活像水瓶座符号上那两道弯弯的线条。莱蒙德亲了亲她，发现她的脸颊不像以往那样柔软光洁，一瞬间他觉得自己亲的似乎是另一张脸。他对人的脸颊并无太多了解，只是从电影里来判断而已，有时他还会在电影院里睡着了，就像有一回吃了太多的鹅肝酱那样。玛利亚带着小心翼翼的惶恐神情看着他。

“你比平时回来得晚了些，现在八点二十都过了。”

“都怪有轨电车。我觉得它在十一街那里停了好长时间。”

“哦。奶奶刚才有点儿担心。”

“哦。”

他听见门在身后关上了，于是把雨伞和帽子都挂在了走廊的挂钩上，走进了餐厅，妈妈和奶奶刚把饭菜端上桌来。他没有对妈妈说什么（她那条裙子明显已经太旧了，只是他以前没留心，他以前没怎么注意过这条裙子），走到她身边，吻了她一下。这种舒适的感觉甜蜜蜜的，正是人们希望和期待的那种感觉呀。妈妈的脸颊有点粗糙（这个很自然，因为妈妈经常给脸上脱毛），有点桃子的味道，还有扑克牌和粉红色发带的香气。只是这条裙子……可这时奶奶快活地竖起一根手指，把他叫到自己跟前，他用双手扶住奶奶瘦弱的肩膀（这肩膀太瘦太弱了，恐怕对他双手轻轻的抚摸已经毫无反应了吧），吻了吻她灰扑扑的额头，那额头上只剩下一张薄薄的皮包着毫无反应的骨头。

“你为我担心了？我只晚回来了五分钟。”

“没有，我刚才是在想，会不会是中巴车耽搁了。”

莱蒙德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把双肘支在桌上。他没想起来像往常一样去洗洗手；奇怪的是玛利亚也没有提醒他，她可是对预防疾病自有一套坚定想法的，而且最能想象有轨电车的扶手上会有多少污染。他又想起刚才奶奶把有轨电车和中巴车弄混了，他从来不坐中巴车，他们大家应该都知道。除非是她听成了中巴车，而其实大家说的是97路有轨电车。

画还是同一张画，无非是那盏吊灯的光线在玻璃上反射出了怪异的光芒，这天晚上，那嘴唇变了模样，变厚了，而且颜色发青。从沙发这边看奥拉西奥叔叔的画像看得很清楚，莱蒙德不记得看见过画上的叔叔长着这样一副嘴唇，而且一只手还耷拉着，像一条打开的手绢。这幅画像上，奥拉西奥叔叔的两只手其实是插在口袋里的，只是因为书房里的吊灯怪异的反光才造出了苍白的手和发青的嘴唇。而且，这幅画像里的人，神情更像是一个女人，不像是奥拉西奥叔叔。

现在是BBC的“瞭望哨”广播时间。耳朵里听着节目中的评论，玛利亚又从沙发背后递过来热气腾腾的咖啡，再也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了。莱蒙德心怀感激地接过咖啡，两只脚在暖暖和和的拖鞋里晃动着，浑身上下都感到惬意放松，可是也许比起平日里的晚上，比起平日里晚上在家里待着的时光，还差上那么一丁点儿。厨房那边有人唱起了妈妈擦拭餐具时总唱的那首歌。就是那首歌，《淘气的玫瑰》，也有那么几回唱的是《小路》，唱的方法也和妈妈一样，只是声音沙哑一点，低沉一点，没准是下午站在阳台上眺望广场时受了点儿风寒。

“去告诉妈妈，让她吃点儿阿司匹林，把喉咙裹暖和点儿。”

“可她什么毛病都没有呀。”玛利亚坐在低低的扶手椅上看报纸，嘟囔了一句，“卢卡斯舅舅今天下午来过，看见她好得不能再好了。”

他把咖啡杯放在小碟里，慢悠悠地看了妹妹一眼。她这是在开玩笑吧，他们的妈妈是有几个兄弟，可是都已经过世了。她拿报纸挡着还在装相，那就最好先顺着她说，还要比她说得更活灵活现一些。

“可惜卢卡斯舅舅不是医生。要不然他的意见就更有价值了。”

“他不是医生，但他什么都懂。”玛利亚的声音听上去很认真，一双手轻轻晃着报纸，从莱蒙德这里看过去，这双手好像比玛利亚的手要大出好多。

“我怎么觉得她嗓子有点儿哑。奶奶呢，还没睡觉吗？”

“嗨，你知道的，她睡得晚。她还有一大堆毛线活儿要织呢。”

她还是在开玩笑，莱蒙德明白，这会儿去破坏她高涨的兴致有点儿不太厚道。就像他们小时候玩假扮大人的游戏那样，他们假装成了家，有了孩子，还有好多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们整天互相问这问那的，打听着对方的家庭和配偶，还打听小劳尔和玛卢查身体怎么样了……直到有一天他们俩吵嘴了，这才重新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好奇怪呀，甚至可以说令人心里有点伤感，玛利亚竟重新玩起了那一套老把戏，就好像老祖母真的会织什么毛线活似的。这会儿她正朝大门口张望着，好像在等什么东西。这女孩有点怪，她突然梳了梳拢在一起的头发，让头发透了透气。这时门铃响了起来，在这个家里，门铃从来不会在这个钟点响。

“会是哪个冒失鬼呢？”莱蒙德低声说。

玛利亚早已站起身来，走到了门边，这才回过头来看了看他。

“老天爷啊，你真怪！当然是看大门的那个女人呀。”

这事儿并不那么理所当然，因为看大门的女人从来没在这个钟点来过。玛利亚接过几封信和邮箱的钥匙，面无表情地关上大门，凑到灯前，把信一封一封地看了一遍，手差点儿就挨到莱蒙德头上。

“全是写给妈妈的信。”她说这话时有点沮丧，“贝贝还是没给我写信……那就让他等着我给他写信吧。哼，让他慢慢等吧。”

妈妈在连衣裙的下半截围了条围裙，她一边解围裙一边走进了书房。她的两只手在热水里泡得通红，一脸满足而疲惫的微笑。她接过那一沓信件，把它们塞进一个大大的衣兜，那衣兜口上镶了一道漂漂亮亮的粉红色波浪花边，可莱蒙德总觉得衣兜口有那么个玩意儿不伦不类的，倒像是把衣领错镶到了衣兜上。那么她的衣裳领子是什么样呢？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光秃秃的，只是把布折了一道，还皱皱巴巴的。莱蒙德正在暗想玛利亚说的那个贝贝是何许人也，还想妈妈对裙子什么的一定懂得不少，因此妈妈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便朝她微微一笑。

“你累了吗？”

“累倒不累，和平常一样。今天晚上的新闻没什么意思。”

“那咱们听会儿音乐吧。”

“好吧。”

他调了调收音机，等了一会儿，选了个台，又换了个台。妈妈去哪儿了？玛利亚又跑哪儿去了？只有奶奶慢慢走过来，她不是早就该上床睡觉了吗？里奥斯大夫这样嘱咐过她的。她在扶手椅前弯下腰，仔细地看着他。

“你上班的时间太长了，孩子。从你脸上就能看得出来。”

“奶奶，我一直就是这样上班的。”

“对呀，可你上班的时间还是太长了。这是放的什么音乐呀？”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纽约那边的台吧，爵士乐。要不然我把它关了，你觉得呢？”

“别，我挺喜欢的；这个乐队不错。”

真是习惯成自然呀，莱蒙德心想，就连老一辈的人也是如此。一天之前，也是在这个钟点，他们还觉得这东西令人作呕，说这是给狗听的音乐，是来自地狱的惩罚，可这会儿就已经接受它了。他实在佩服奶奶的身体还是那么强健，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打倒她，让她早点上床睡觉；今天晚上她如此任性，说明她身体健康，脑筋清楚。奶奶弯下腰来，从挂在椅子上的一个包里取出一件黑毛线活和几根毛衣针，又用一种洞察一切的目光深沉地凝望着这些东西。莱蒙德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他觉得自己已经无话可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他觉察不到家里有些习惯正在变化；他在办公室里一坐就是那么长时间，不分白天黑夜，埋头于那些会计事务间……他觉得和家里人很疏远，他想，她们多少个星期就是这样过来的，他就像个机器人一样，晚上回到家里，换上拖鞋，听一会儿BBC，然后就在沙发上睡着了。与此同时，妈妈在不断地修剪自己的裙子，玛利亚在和贝贝交往，奶奶在学织毛衣。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自己和家人这么疏远，和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不像，想来自己不算是个好儿子、好哥哥吧。人生在世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国营铁路办公室，那可不是件开玩笑的事情。总而言之，如果这个家里有了些什么变化，他没有理由出面去说三道四；他也不可能让家里的大事小情都顺着自己的意愿。此外，这些变化都是些零零碎碎的小事情。吊灯上的光线有了点儿改变，让奥拉西奥叔叔变了模样；妹妹有了个男朋友；看大门的女人自作主张改变了下午送信的习惯；妈妈缝了个怪怪的衣兜；奶奶精神头更足了，肩膀也不像从前那样瘦弱得仿佛一碰就会碎。都是些小事情，这种事每个家庭里都会不断发生的。

“卢西娅！”卧室那边传来了妈妈的喊声（她嗓子的确是哑了）。

“来了，妈妈。”玛利亚答应的时候没感到一丝意外。

终于他什么都不愿再想，所有人都睡了，他也该去睡觉了。他喜欢卧室里的灯光，对他那双被一行行数目字伤得不轻的眼睛来说，这灯光朦朦胧胧的，十分柔和。他不经意地一番机械动作之后，睡衣仿佛是自己套在了他的身上；他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关了灯。

他本不想再见到她们几位。所以，之前她们来到沙发前对他说晚安的时候，他无可奈何地闭上眼睛，接受了她们三次亲吻，听见了三声晚安，然后是三个人走向卧室的脚步声。那时他关上收音机，打算思考点儿什么；可现在他躺在床上，又什么都不想思考了。就在刚才和现在之间，他隐隐约约地明白了，自己其实什么也没弄懂。他真正弄懂的只是一些再愚蠢不过的思想，比方说：“正因为所有的部门都是一样的，我可能被……”连想都没来得及想完。还有这个，算是不太愚蠢的吧：“我是不是正在开始……”然后，仿佛是给他这种日常的习惯思维方式做一个小结：“也许明天会……”所以他上床躺了下来，好像只要一进入梦乡，这些他十分不情愿的乱七八糟的念头就都会戛然而止。天一亮，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只要天一亮。

莱蒙德也许是睡着了，可是他根本区别不了哪些是半睡半醒时的念头、哪些是他做的梦。也许他睡到半夜不知什么时候又会爬起来（可这些都是他很久很久以后，在国家邮政电讯总局的办公室里，从一本厚厚的书里笨手笨脚地抄录什么东西的时候才想起来的），在家里转来转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转，只知道他非这样做不可，要不然就得忍受失眠之苦。他先来到书房，打开电灯，他要看一看墙壁尽头挂着的奥拉西奥叔叔的画像。她们已经把这幅画像弄得面目全非，现在那儿挂着的是一幅女人的像，手垂在身边，嘴唇细嫩，还因为画家一时心血来潮被画得发紫发青。他想起来了，玛利亚不太喜欢奥拉西奥叔叔的这幅画像，有一次还说过要把它摘下来。可他并不认识画上这个表情僵硬、面相不善的女人。这女人不是他们家的人。

从奶奶的卧室那边传来一阵沉重的鼾声。天知道莱蒙德是不是真的走到了那里，进了房间，在书房昏暗的灯光下察看那张面孔。那张脸靠在枕头上，活像是印在一枚长毛绒制成的钱币上的一幅侧面像。两条粗粗长长的黑色发辫搭在枕头上。在暗处，只有把腰弯得很低，莱蒙德才能认出这侧面像是奶奶。可是这漆黑的大辫子，健壮的双肩，还有那强有力的鼾声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他多半从那里回到了餐厅，也可能停住脚步去听了听玛利亚和妈妈的呼吸声，她们俩睡在同一间卧房里。他没有进去。不能再进别的卧室了。他好不容易才回到自己的卧室，关上房门，插上插销——这插销太久没用过，已经锈了——仰面朝天倒在床上，关了灯。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家里转了这么一大圈；有时候人会梦见自己在家里走来走去，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床上辗转反侧而已：突然在梦魇中抽泣，一遍遍呼唤什么人的名字，看见他们的面孔，估量他们身材的高矮；还有那个不知道写信的贝贝。

天亮了，门把手在响。莱蒙德坐起身来，这才想起自己把插销插上了。这事儿做得有点儿蠢，玛利亚准会拿这事儿没完没了地开玩笑的。好在睡衣就在身上穿着，他从床上一跃而起，跑过去把房门打开。卢西娅朝他莞尔一笑，端着早餐盘进到房里，在床边坐了下来。她好像对他把房门插上这件事并不感到奇怪，而他对她的见怪不怪也并不感到吃惊。

“我以为你已经起来了。你睡过头了，肯定要迟到的。”

“现在离十二点还……”

“可是你十点就要上班的呀……”卢西娅说话时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惊讶。她是个金发女孩，个子高高的，就像所有的金发女孩一样，她那身棕色的皮肤和她的发色无比地协调。她把牛奶咖啡搅拌均匀，盖上糖罐，走了出去。莱蒙德看见她穿了条白裙子，上衣被年轻的乳房撑得鼓鼓的，因为是早晨，她的头发随便挽了个发髻。他插上房门这件事儿做得对不对呢？他一时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件事，可他又一想也许这事儿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时卢西娅又出现了，这回是给他送来一封信，她带着一丝友善的微笑在门口把信递给他，然后走了。信是寄给一个叫豪尔赫·罗梅洛的先生的，还有街道和门牌号。除了收信人的名字，别的都没什么问题，可是名字也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因为卢西娅把信递给他的时候还带着笑容。这件事儿不会像看上去那么荒唐，只是把莱蒙德·维约斯这个名字写成了豪尔赫·罗梅洛；信里面装的是一张舞会的请柬，还有来自C. D.的最诚挚的问候。

此刻的他只觉得肩膀上、舌根、后脑勺到处都沉甸甸的；鞋带好像永远也系不完，打领带也成了一件漫长的毫无意义的差事。

“豪尔赫，你要迟到了！”

是妈妈在叫他，她的嗓子真的哑掉了。你要迟到了，豪尔赫。不管怎样，离十二点还……该走了，该回到真实生活中去了，回到会计室，还有昨天没做完的财务报告。喝点咖啡，抽上一支烟，做财务报告，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宇宙。是该走了，问候什么的就省了吧。不用问候了，走吧。

他悄悄来到书房门口，从右边的门走了进去，就好像以前从来没有从顶头的走廊进去过一样。可这都没什么要紧的，现在对他来说，从哪个门进去都一样，无所谓，画像中的那个女人似乎在暗中窥视着他，他已然不以为意，连看都不再看一眼了。离大门口还有两米远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他有点不知所措，路易莎从厨房里飞奔而至，手里还拿着把鸡毛掸子，她把他一把推开，满脸都是开心的笑容。

“豪尔赫，别挡路，你这个家伙！”

他让到了一旁，大门打开了。看见玛利亚穿着出门的衣裳仔细打量着他，他心里一点也没觉得奇怪。路易莎拉住玛利亚的手，让她进来。

“你总算见到这个家里的男人了！正好他今天晚了一些……这是我哥哥豪尔赫，这位是我的法语老师玛利亚·维约斯小姐，你知道的……”

她向他伸出手来，脸上是一副问候别人时该有的机械表情。莱蒙德迟疑了片刻，想看看会发生点什么事，可他妹妹的手还伸在那里，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也伸出了右手，做这个动作倒没有他想象得那样困难。他忽然觉得这样也挺好，要是喊出声来，说她就是玛利亚而且……那就太愚蠢了。他只是想，他本来有可能把这句话说出口的。他也只是这么一想，并不感到后悔。没什么可后悔的，这只不过是一个人无数念头中的一闪念罢了。甚至可以说，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过这样的一闪念呢。相反，他现在心里倒觉得，能被介绍给玛利亚·维约斯小姐是件挺惬意、挺愉快的事情。要是你不认识某人，被人介绍一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一九四五年

四　遥远的镜子

我像一个微笑的人，在转过身去时突然
注意到他在镜子里的模样。[1]
——T. S.艾略特

但每一次，到最后都是我把他们说服了。他们都是些好心人，想把我从这种孤独的生活中拉出去，想带我去看看电影，喝喝咖啡，再陪我去市中心的广场上没完没了地兜圈子。可是我一次又一次拒绝，要么微微一笑说声“不了”，要么就一声不吭，使他们的邀请全都落了空。四年来，就在这里，在齐威尔科伊这个城市的市中心，我悄无声息，离群索居，过着自己的日子。因此，我同城的居民会怀着善良的愿望听说六月十五日发生的那件事，从中看到的只会是某个偏执狂的神经症第一次发作，我这种齐威尔科伊成分甚少的生活方式自然会让他们这样揣摩。也许他们的揣摩也自有道理，而我只是要将这事原原本本地讲出来。这是我只能从外部理解的事情，要把它们最终还原到过去，并使它们从此定型，不再改变，这也算是一种办法吧。而且，否认它们曾经发生过是很愚蠢的，说不定它们还能引出一段很好听的故事呢。

按我自己的理解，我在齐威尔科伊过的是一种研究和学习的生活（而当地人过的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生活）。上午我在师范学校讲课，课会上到中午，有时也会上到稍晚一些时候；我总是沿着同一条路线回到堂娜米凯拉的出租屋，和几位银行职员一起吃午餐，然后立即一头钻进自己的房间。在那里，整个下午，两扇高高的窗户上都有灿烂的阳光。我备课备到三点半，那以后的时间便完全属于我自己了。换句话说，我可以按自己的爱好去学习。我打开马丁·路德的圣经，两个小时里，我一点一点啃着德语，当我能顺顺当当地读完一个章节，而不用去参考我那本奇普里亚诺·德瓦莱拉的译本时，就会欣喜若狂。我也会突然放下手头的工作（有时我觉得自己的聪明才智中会突然冒出一些新的兴趣点，就毫不迟疑地做出反应），烧上一壶开水，一面听着世界广播电台的某个下午播报，一面小心翼翼地往那只陪伴了我多年的瓷罐里倒上些马黛茶。用我在师范学校里的学生们的话来讲，所有这一切，都叫作“休闲”；不待马黛茶的滋味品完，我就会兴致勃勃地投入到新的阅读中去。阅读的内容随时代而变化，一九三九年我读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一九四〇年读的是英美小说，艾吕雅和圣琼·佩斯的诗集，一九四一年读刘易斯·卡罗尔（一直读到精疲力竭）和卡夫卡，还读了法同写的几本关于印第安人的书；一九四二年读了伯里的希腊史、托马斯·德·昆西全集、厚厚的一本写桑德罗·波提切利的传记，外加十二部弗朗西斯·卡尔科的小说，读最后这些小说，仅仅是出于提高我的法语俚语水平这样一个崇高目的；末了，今年，我同时开展几本书的研读，一本是路易斯·昂特迈耶编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现代诗歌集，另一本是约翰·艾丁顿·西蒙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史，还有——也算是心血来潮吧——有关古罗马帝王的全套书籍，从古代的部落英雄一直读到阿米亚诺·马塞利诺那本书的最后一章。为了完成这个宏伟计划，承蒙学校图书管理员的慷慨准许，我把这些人的作品都搬了回来：塔西陀、苏埃托尼奥、帝王史的诸多作者，当然还有马塞利诺。当我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已经详尽地了解了直到普罗博为止的所有帝王们的生活；我房间的墙上就贴着一张大大的卡片纸，上面逐个记录着那些罗马人的名字和每个人的在位时间。我这样做倒不是为了加强记忆，更多的是为了寻开心。我早已十分愉快地察觉，每次堂娜米凯拉的女儿们到我的房间里来打扫卫生的时候，这张卡片纸总会赢得她们惊讶敬佩的目光。

“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2]。为了给我身处的周围环境增光添彩，我还会加上有限的几种元素：许多首诗歌（几乎全都是我写的，天哪！），第五期的《图片报》，几个夜间娱乐节目，比如BBC和旧金山的KGEI的节目，一瓶Mountain Cream牌威士忌，一块硬纸板，那是我用铅笔刀玩飞镖的地方，当然有时也举行有奖飞镖比赛，只是我从来没赢过；还有高更、梵高和乔托的画作的复制品，这些画作都和前面列举过的那些东西一样，没有经过认真挑选。我去看的有限几场电影，也都是因为当地的电影院阴差阳错搞来一部雷内·克莱尔、华特·迪士尼或者马塞尔·卡内的片子。没有人到我这儿来作客，只有一位老师不时来走动走动，而且每一次都被我的粗鲁吓得不轻；再就是一些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们发现我还算是一个挺和气的辅导老师，可能也算一个可以发展但被无限期推后的朋友吧。

我十分清楚，我所叙述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倒像篇日记，是未来的传记作家打进《法兰西科学院周刊》的体面做法。可它也许又是必要的，为的是能让某个可能看到这些文字的读者像我一样，为六月十五日那天降临在我身上的事情感到不安。有一种疾病叫作幽闭恐惧症，我自认为对它有免疫力，而不是相反。尽管如此，我还是没能把我正在阅读的内容融会贯通，也没能弄懂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哥尼流为什么会去呼唤使徒彼得。我进展得很艰难，时时要战胜自己内心的空虚，战胜那种把书一合跑到大街上去、跑到这个房间以外去的疯狂愿望。我在这场灵魂与灵魂之间的苦战里奋力挣扎，最终放弃了路德的书。要想看懂这些简直不可能，可它同时又是那么简单：“我不推辞而来……[3]”，第十章，第二十九节。终于，一个比我更强大的力量把帽子塞在了我的手中，好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离开了自己的房间，走了出去，在阳光灿烂的街道上迈开步伐。

对于像我这样讲求秩序和效率的人的精神来说，漫无目的地行走是最不愉快的几件事之一。不过，阳光像温柔的手指一样抚摸着我的后脑勺，风中有鸟儿在鸣唱，空气宜人，不时还有漂亮女孩对我微笑，她们大概是看见我在四点钟刺眼的阳光下不断眨眼睛感到奇怪吧。我走过一条条熟悉的街道，人行道和一座座房屋让我想起许多往事。我的心恢复了宁静，可这种宁静并没能让我产生再回到我的房间里去的愿望，我离那间房子已经有好几条街远了。我的身体又体验到了那种美妙的感受——那是多少回我在夏天的海滩上体验到的感受呀——想融化在阳光里，投身于蓝天中，让自己的躯体消失，只留下一点能力，去感受温暖、天空和舒适。闲适的夏日终于过去了，它持续了多长时间哪！然而，秋日里的这个午后，它是一种安慰，甚至近乎一种承诺；我感到浑身轻快，因为我终于走了出来，放纵一下自己，让魔鬼把自己从那些神圣的文字中解脱出来。

走到卡洛斯·佩耶格里尼大街和里瓦达维亚大街的街角，就是省银行大楼那个地方，一切都改变了。有谁玩过图帕克——阿玛鲁吗？它是一种灵与肉的游戏，让你感到自己既想去做一件事，又想去做另一件完全相反的事，让你在想往右走的同时又想往左。就这样，在银行的那个路口，我一面欣然准备走向秀丽宽阔的齐威尔科伊广场，同时却又有一种奇怪的力量，从哥尼流和使徒彼得那里获得的力量，引领着我头也不回地沿着里瓦达维亚大街走下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离广场越来越远。我不得不一直沿着这条太阳照不到的阴暗街道走下去，把树木呀、广场上那些舒适可人的长条椅呀，全都抛在了身后。有那么一阵，我也曾抗拒过，但那股力量粉碎了我的一切反抗；我觉得自己耸了耸肩，那是我经常被女友们合情合理地责备的动作，然后就听之任之了，这时我又一次感到了下午时分那暖洋洋的空气，远远地看见了午后的人行道街沿，看着它怎样一点一点被染成了淡淡的紫色……

“天啊，这不是堂娜艾米莉亚的家吗。进去问候问候她如何？”堂娜艾米莉亚是我在齐威尔科伊为数不多的女性友人之一。她在师范学校教外语，正到了母性压倒一切转瞬即逝的激情的年龄，也许是因为我这个人生性和气吧，她很爱我。有那么一两回，她曾经指给我看说那就是她家，并邀请我去喝茶，只是我当时没去。可今天下午……当我再这么一想的时候，我的手指头已经按在了门铃上，能听见从后院传来的清脆响亮的铃声。我站在门廊下开始想，该对堂娜艾米莉亚说些什么，来解释自己这次不同寻常的造访呢。就对她说是有一股图帕克——阿玛鲁的力量……这太荒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会有点儿布尔乔亚：就说我从这里路过，突然想到，等等等等。我就这样一面琢磨一面继续等候，但是没有人过来开门。

我又按响了门铃，这一回应该到处都能听得见，就连街对面人行道上也该听见了。于是，等了一会儿，我做了一件出格的事：我径自沿着门廊走了进去，走进起居室，就好像是走进自己的家一样。

就好像是……

可这就是我的家呀。我凭直觉感到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几乎没觉得有什么好奇怪的，只是头皮稍微有点发紧。这起居室的家具和堂娜米凯拉家一模一样；左手边那扇门，毫无疑问通向客厅，那边不就是我的房门吗，就是通向我的房间的门。

我站在房门前，心中尚有一点清醒的意识，随时准备拔脚逃走；就在这时，我听见房间里有人咳嗽。

和按门铃时一模一样，我的手又一次先于我的意识而动，径直按下那熟悉的门把手，推开门走进了客厅。可这里并不是什么客厅，而是我的书房，不折不扣地就是我的书房。为了让这场景更加完满一些，书房里的书桌前，甚至有一个我，就坐在阅读架那里读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我，身上穿着一件蓝色条纹的旧睡袍，脚上套着双保暖拖鞋，那是今年秋天妈妈送给我的礼物。

我勉强来得及想出一个解释。尽管它的文学色彩太浓，而且有点自我保护的意思，我还是会在这里向读者坦诚相告。“上帝啊，这不是莫泊桑笔下的那个奥尔拉[4]吗。现在我们俩得好好谈谈了。”这样一想，我身上主动积极的立场消失了。我成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的一件东西，成了一个聚精会神的旁观者，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幕日常生活场景，害怕得已经不知道害怕。

我看见自己在查一本福尔词典，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庄严诵读《圣经》的章节，声音就像是从唱片里传来的，有点变音。哥尼流用德语高声呼唤着使徒彼得，而彼得见到食物的异象之后，一面宣讲着主的话语，一面来到了他的贵客家中。当我走出家门，也就是堂娜米凯拉的家门时，这一切本来就没有结束，而现在又天衣无缝地接上了。突然，我又看见自己扔下了书本，打开收音机。我走到自己身旁，把壶放在火上烧水，当收音机里播放一首印加歌曲时，我还兴致盎然地随着歌声吹起了口哨，惟妙惟肖地模仿那种北方人的腔调。我做这一切的时候都对我的存在毫不介意，连看都没看过我一眼，谢天谢地这不是奥尔拉。我全神贯注于甜甜的马黛茶和音乐组成的仪式之中，最多也就像一个人从镜子面前走过时那样，对自己的影子毫不在意地瞟上一眼。我听到解放者的轰炸机群是怎样把潘泰莱里亚岛夷为平地，乔治国王又是如何去了非洲，在那里士兵们看见他的时候齐声高唱《他是个快乐的好小伙》[5]，还听见佩德罗·巴勃罗·拉米雷斯将军决不允许用生活必需品进行投机买卖。这时天色已晚，我打开灯，把一只转椅拖到桌旁，找出西蒙兹的那本《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一卷，专心阅读起来，时而露出微笑，或者记点笔记，时而情绪激烈地发表几句异议，时而又带着毫不掩饰的喜悦赞同作者的观点。突然——因为到了这个钟点我通常会觉得膀胱发胀——我把书往桌上一放，穿过我的身旁，走出了房间。戏正演到一半，演员却跑掉了，看戏的人心生恼怒，也跑掉了，不过他是像疯子一样跑到了大街上。他一下子从这场令人难以忍受的荒唐闹剧中清醒了过来。

终于——用这个词的心情只有我自己能体会到——我回到了家中。正是吃晚饭的时间，我走过去告诉我和善的女房东说，今天晚上我就不吃她做好的烤肉条和新鲜莴苣了。堂娜米凯拉仔细端详了我半天，然后说我看上去脸色很不好。

“街上冷极了。”我随口应付了一句，“我想马上上床睡觉。明天见。”

穿过院子的时候，进来了一个女孩，抱怨说外面又热又闷。我低下头，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切都和平日里一样。我看见我那本圣经还翻开在下午我离开时的那一页，旁边放着铅笔和那本福尔词典。词典旁是一卷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诗集，我那时正想慢慢地弄懂这些诗的意思。和平日里一样，气氛温暖而舒适，一切都按照我的任性和习惯摆放着。

我来不及细想，找出几粒镇静药，喝了口水，又调制出一杯冲剂。已经十点钟了，我还睡意全无，肯定是睡不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只得与黑暗和寂静为伴。我记得自己就这样在书桌前坐了好几个小时，自己也很吃惊怎么就用铅笔刀（就是玩飞镖比赛的那把小刀）在木头桌面上刻下了自己名字的首字母，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其实这什么也不想才是一种最可怕的思维方式。我就这样看着自己把木头一点一点刻下来，笨手笨脚地刻出了一个G和一个M。然后天就亮了，给我提了个醒：九点钟我还有课要上。我和衣倒在床上，呼呼大睡，醒来时发觉，原来在这样臭气熏天、厕所一样的地方，也还是有无尽的美景的。

我怎么会给孩子们讲起荷兰地理课，还讲起戴克里先时代那种四帝共治制度？这堂课对我是个永久的谜，恐怕对孩子们也是如此。下午，我做了任何人处在我的情况下都会做的一件事：到堂娜艾米莉亚家去，刻不容缓。

我把手指按在门铃上的时候才察觉到，我现在的行动和一天以前有天壤之别。我现在异常冷静，对自己要做的事情成竹在胸。如果说所谓的谜就这么简单的话，我已经准备好了去揭开谜底。我会对这个朋友说些什么呢？这次调查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询问，堂娜艾米莉亚和齐威尔科伊城里所有人都认为真实可靠的事情，其实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畴。我从家里出来时并没有细想自己该采取些什么措施。我只记得往兜里塞了把勃朗宁手枪，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带上它，反正会有用的。

在她的起居室里，堂娜艾米莉亚朝我和蔼地微微一笑。请进，太荣幸了。而我总是有点不知所措。能在家里见到我她太高兴了，别客气，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听见这话我不寒而栗）；对不起我没来得及换衣服，太早了，而且……我几乎没听见她在说些什么。我穿过门廊，走到起居室，握住她的手，便急忙向左边看去，想看见那扇门。我真的看见了一扇门，但不是我房间那样的门，而是一扇更宽、更厚实的门，玻璃和里面的门板之间有一道厚厚的帘子，上面布满流苏花边。

“那儿是客厅。”堂娜艾米莉亚说，我审视的目光和我的沉默让她略微有点惊讶，“您要是愿意，我们进去吧。”

我喃喃地说了几句客气话：您先生怎么样，跟您住在一起的几个小孙子又怎么样……可是堂娜艾米莉亚已经打开了那扇门，在我之前进了客厅。我想：“她马上就会看见我待在那里，然后就会发出一声尖叫。”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也跟着走进了客厅。

这是一间有钱人家的漂亮客厅，贴着樱桃色的菱形图案墙纸，隐约摆着些亚热带水果，靠墙放着一张摄政风格的小桌，上面是家人的肖像，还有一尊伏尔泰的半身像，稍远一点有一张大大的写字台，桌腿都是用车床旋出来的，漂亮极了。

“我有时候在这里工作。”堂娜艾米莉亚说着，一面请我坐下，“可这地方有点儿冷，又太吵，所以我总是在我大女儿的卧室里改作业、备课，那儿也亮堂些。我的几个小孙子爱到这里来玩……您可不知道要防着他们把东西打碎有多难！”

我觉得身上生出一种幸福的感觉，沿着鞋子和小腿升腾，顺着神经和血管美妙地涌上心肺之间。我一定是松了口气，还夸了几句家具陈设什么的，因为堂娜艾米莉亚对我讲起了每幅陈年肖像的前因后果，一一列举了家里的大小神灵。我沉浸在一切终于水落石出的幸福之中，我明白了，先前那些都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是错觉产生的奇思怪想。我该把威士忌和溴化物镇静剂都戒掉一段时间，试一试休息疗法，摆脱那些荒唐的噩梦。因为在这间客厅里，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想起自己的房间和我这个人；因为这一幕就好像是从那么多的糊涂事里彻底解脱；因为……

“因为昨天，”堂娜艾米莉亚说，“我一整天都在乡下，照料农庄里的小兔子。佛兰德斯的兔子，您知道……”

昨天。堂娜艾米莉亚一直在乡下，照料她那些小兔子。就在离解脱一步之遥的时候，我感到有一只冰冷冰冷的手慢慢揪住我的后脖子，将我向后拉去，向另一边拉去。而就在这时，堂娜艾米莉亚打住了话头，轻轻发出一声恼怒的惊叫。她痛苦地望着那张漂亮的写字台。

“这帮孩子！”她叹息道，握起了双手，“我早就知道他们迟早会把这张写字台毁了的！”

我朝写字台俯下身去。在它的一边，几乎靠着边缘的地方，有人用一件锋利的东西刻了几个字母玩。字母乱七八糟地连在一起，但可以认出来有一个G，还有一个M。刻这些字母的显然不是什么能工巧匠，而是某个人闲得没事干，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顺手拿起旁边的一只铅笔刀，干下了这事儿。

一九四三年

[1]原文为英语。

[2]原文为英语。

[3]原文为德语。

[4]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奥尔拉》中，主人公感到存在于他周围的一个看不见的生物。

[5]原文为英语。

天文学绪论

一　论行星间的对称

这也太恶心了。[1]
——唐老鸭

在法罗斯行星上登陆伊始，法罗斯人便带我去参观他们称之为956的首府城市，观看它的物理环境、植物地理、动物地理、政治经济以及夜间的环境。

法罗斯人其实就是我们这里叫作昆虫的人。他们长着像蜘蛛一样极长的腿（各位设想一下，一只绿色的蜘蛛，毛发僵直，身上长着亮闪闪的肉瘤，从那里发出像吹笛子一样的声音，这声音配上曲调，就成了他们的语言）；至于他们的眼睛、穿衣服的风格、政治体制以及种种情爱行为，我以后再给各位讲述。我觉得他们很爱我。我用通用手势向他们解释说我想学习他们的历史和习俗，他们带着毋庸置疑的好感同意了。

我在956上待了三个星期。这段时间已足够让我发现法罗斯人都很有文化。他们喜欢日落，也喜欢各种天才而奇特的题目。我对他们的宗教了解得不多，为此我还用自己掌握的很有限的词语向他们索要过资料，这些词语都是用我精心制成的一支笛子吹奏出来的。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信奉一神教，他们的众多祭司倒还没有全然信誉扫地，道德法律会约束他们，让他们的行为大体合格。他们眼下的麻烦好像和伊里有关。我了解到伊里是一个法罗斯人，他试图在人们的血管系统中磨炼一种信仰（不是在心脏里，因为从形态学角度来看，“心脏”这个词不够准确），而且他已经快要成功了。

他们带我去参加了一次宴会，那是956的精英们为伊里举办的一场宴会。我看见这个教派的创始人坐在高高的金字塔上（在法罗斯星上，他们把这叫作桌子），一面吃着东西，一面宣讲教义。大家都很注意听他讲话，看上去也挺爱戴他，他则滔滔不绝讲个不停。

我只听懂了只言片语。从这些话里，我对伊里产生了一个崇高的念头。我忽然觉得自己穿越到了过去，回到了地球上那些有决定性影响的宗教正在孕育的年代。我想起了犹太人耶稣。犹太人耶稣也是这样讲话的，边吃边讲，而其他的人都很注意听他讲话，看上去也都很爱戴他。

我想：“万一他就是耶稣呢？有一种理论，说上帝的儿子周游各个行星去拯救众生，这也不算什么奇谈怪论吧。他为什么只能待在地球上呢？现在已经不是地球中心论的时代了。我们还是承认，圣子有这个权利到四面八方去完成他的艰巨使命吧。”

伊里还在对吃饭的人们宣讲教义。我越来越觉得这个法罗斯人就是耶稣。“这任务该有多艰巨呀，”我想，“而且还很单调。也不知道是不是无论哪里的人，反应都是一样的。他们会把他钉上十字架吗，不管是在火星、木星、还是冥王星？……”

作为地球人，我感到从心底升起一股惭愧。各各他[2]本是我们地球同胞的一个污点，但也是众多结局之一。也许我们是唯一一群能干出这种卑劣行径的人吧。在一个木头架子上把上帝的儿子钉死！

仿佛是为了让我彻底陷入困惑，法罗斯人表现得越发喜悦、动情了；他们俯身（我尽量不去描写他们的具体模样吧）拜倒在大师面前。突然间，我看见伊里把所有的脚都高高举起（法罗斯人有十七只脚）。他在空中抽搐了一阵，摔在金字塔尖（就是那张桌子）上，全身发黑，一声不吭了。我问了问，人们告诉我，他死了。好像是有人给他的饭菜里下了毒。

一九四三年

二　星星清洁者

缘起：写这个故事，是因为我有一次从铁匠铺门前经过，发现一只装有神秘物件的纸箱，上面写着：Star washers[3]。

有人成立了一家叫星星清洁者的公司。

只要给50-4765这个号码打个电话，清洁队立即就会出发。他们装备齐全，指令高效，而且迫切想把这些指令付诸实践。至少在公司广告上是这样说的。

就这样，很快，那些被时间、历史研究和飞机尾气弄得脏兮兮的星星便都恢复了原先的光芒。人们可以根据这些星星各自的亮度，给它们重新定下更合适的等级了，可是人们惊喜地发现，经过如此一番清洁，所有的星星都属于一、二、三等。从前大家觉得无足轻重的东西（有谁会去关心看上去离我们好几百光年远的某一颗星球呢？），现在却变成了被压制的火苗，正等待着恢复它应有的光亮。[4]

实际上，这活干起来并不简单。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504765这个电话响个不停，公司的主管们恨不得多变出几个小队来，再给它们制定各种复杂的路线，让它们在同一个工作时段里从某个星座的阿尔法星出发，到达卡帕星，为的是让相当数量的会员星能够一起变得光鲜亮丽起来。夜里，每当有一个星座发出崭新的光辉，无数克制不住忌妒心理的星球就都会打来电话，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和公司已经服务过的星星拥有同等的待遇。公司不得不想出各种各样的应付办法，比如给刚刚清洁完的星星蒙上一层半透明的、过上一段时间才会降解的薄膜，让星星发出耀眼的光芒；有时公司也会利用云层很厚的日子工作，这时那些星球同地球失去了联络，也就不可能给公司打来电话申请保洁服务了。公司花重金买下各种能改善服务的天才想法，尽量去平息各家星座和星云之间的相互忌妒。说到星云，因为对它们只能采用猛刷一阵或是用蒸汽熏蒸的办法，清除种种凝结的物质，它们转动起来难免有些闷闷不乐，对那些恢复了苗条身材的星星心生羡慕。不过，公司的管理层用一些印刷精美的广告使它们平静了下来，那广告上说得很清楚：“对星云的刷洗能使它们在全宇宙面前长久地呈现出千变万化的线条美，一如诗人画家所期望的那样。任何一成不变的东西都意味着它放弃了神的意志所欣赏的千姿百态。”与此同时，这条广告也不可避免地使许多星球心生怨言，作为补偿，公司又不得不提供一种长期服务，好几种清洁项目都免费赠送。

天文学研究遇到了大麻烦。这门学科的基础本来就是临时凑集而成，不大牢靠，此时便轰然倒地。多少庞大的图书馆的藏书都被付之一炬，一时间，人们不再担忧地球上燃料严重匮乏，都可以高枕无忧了。不管是哥白尼、马丁·吉尔、伽利略、加维奥拉还是詹姆斯·金斯，他们的名字统统被从墓地和各家科学院抹去；取代他们的是用不朽的大写字母铭刻的公司创始人的大名。明眼人一看便知，诗歌也遭受到了沉重打击；赞美太阳的颂歌现在声名狼藉，被人嘲弄，被从选读课本上删去；那些吟咏参宿四、仙后座和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诗歌在一片嘈杂声中被人遗忘。那曾经不可一世的描写月亮的文学作品像被一把巨大的扫帚扫得无影无踪，从那时起，还有谁会记得拉福热、儒勒·凡尔纳、葛饰北斋、卢戈内斯或是贝多芬呢？那位月球人也收敛起他的光芒，在湿海旁坐下来号啕大哭，久久不能平息。

不幸的是，在公司内部，并没有人能预见到恒星们如此巨大的变化带来的后果。（或者有人已经预见到了，可领导层利欲熏心，假装没有看见宇宙所面临的可怕未来？）企业的工作计划分为三步，并逐一得到了落实。第一步，接听50-4765这部电话传来的自发申请。第二步，在有效的广告宣传基础上大力煽情。第三步，那些星球，不管是抱无所谓的态度还是谦卑的态度，也不管它们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公司总是要去清洁它们的。这最后一点，有时会遇到欢迎的呼唤，当然中间也会夹杂着气喘吁吁的抗议声，但公司总是严格执行，因为公司不想让任何一颗星球错过组织给予的恩惠。有一段时间，对天空中某些心怀敌意的地区，公司在派出清洁小队的同时还会派出突击队和用于围困的机械装置。各大星座都一个接一个地变得亮堂起来；公司的电话已经很长时间没响过了，可是各支小队在一种盲目冲动的指引下，还在不断地劳作。终于有一天，只剩下一颗星星还没有被清洁。

在发出最后一道命令之前，公司的全体领导都登上了摩天大楼的天台（摩天这两个字叫得再恰当不过了），骄傲地观看他们的战果。在这庄严的一刻，地球上所有人都分享着同一种感受。确实，这样的天空以前从未有人见过。每一颗星星都发出了像太阳一样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光芒。人们已经不会提出像古时候那样的问题：“你觉得它是橙色、红色还是黄色的？”此刻，所有的色彩都还原成了最纯净的本色，那些双星也都交替发出自己不同色调的光，而月亮和太阳早已混杂在一大群星星当中，看也看不清，它们已经在清洁者的高歌猛进中被击败，被毁坏得面目皆非。

只剩下一颗星星还没有被清洁。这就是纳乌西卡星，这是一颗只有很少很少的专家才知道的星星，它被错当作二十等星而无人知晓。只要清洁队完成了这个使命，天空就会变得绝对纯净，公司也就功德圆满。从此，公司就可以高踞于时间范畴之上，稳稳当当地永垂千古。

命令已经发出。领导和民众都满怀热情地从望远镜里遥望那颗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星球。再过一小会儿，它也将加入它的同伴当中。到那时，天空将变得十全十美，万古长存……

突然，惊天动地一声巨响。仿佛玻璃划过眼前，天空裂开了一条缝，就像是猛然出现了一棵巨大无比的生命之树。公司的领导们倒在地上，用抽搐的双手捂住眼睛。到处都是四散奔逃的人群，他们在地上连滚带爬，逃向地下室，逃向黑暗之中，互相之间用指甲、刀剑刺瞎双眼，只是为了不再看见，不再看见，不再看见……

任务已经完成，那颗星星干干净净的。可它的光芒，再加上其他那些受过公司恩惠的星星的光芒，使阴影再也没有存身之地。

一时间，黑夜消失了。一切都成了白色，空间是白色的，就连一无所有的虚空也是白色，天空像一张大床，铺展开它的床单，白色之外，什么都没有，那是所有被清洁过的星星光芒的总和……

临死之前，公司的一个领导勉强把自己的手指头掰开一点，从指缝里看了看：他看到天空是清一色的一片纯白，而星星，所有的星星，都成了小黑点。星座和星云都还在：星座成了一个个黑点，而星云像一片片裹挟着风暴的乌云。然后是天空，纯白纯白的天空。

一九四二年

三　海洋学短训班

于是人们可以这样说，站在月亮的角度，
是月亮照亮了地球。[5]
——《Quilette百科词典》“月亮”词条

只要注意看一下月图，就会发现月亮上的“海洋”与“河流”彼此根本没有联系。相反，它们完全互不相干，各自心无旁骛地保留着对水的永恒记忆。因此，老师们总是告诉目瞪口呆的学生，从前月亮上也曾有过一些自成体系的河流，而且可以确认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连通的沟渠。

在人们正式得知这个卫星另一面的情形以前，一切就是这样。哦，我最温柔的满月女神塞勒涅！只有我见过你那柔美的背影。就在那里，就在那愚蠢的恩底弥翁[6]本可以为一己私欲征服蹂躏的地方，很久很久以前，河流与海洋也曾交织在一起，聚集成巨大的水流，汇成大洋大泽；而在阳光暴晒之下，它们现在变成了一片片令人心悸的干涸地面，再无半点生气。

别害怕，阿施塔特女神。会有人叙述你的悲剧，叙述你的不幸与忧伤；可我会用美妙的方式来叙述它们，因为在你所在的这颗行星上，恰当的形式要比伦理道德观更有说服力。[7]请允许我这样来描述：很久很久以前，你的心就像一眼永不枯竭的泉水，从那里流淌出婀娜多姿的条条河流，它们直泻而下，一路上吞噬一座座山峰和心惊胆战的登山者，直到全部汇集在一起，再经历一番暴躁任性的演变，在你的背面聚集成浩浩荡荡的洪流，奔向海洋。奔向那布满山峰与洞窟的千姿百态的海洋！[8]

那水流无际无垠，它的水面已经忘记了幼年的游戏。月亮是个女孩，河流像一条辫子从她肩头垂下，用自己冰冷的手炙烤着她的腰，在那里，她的肾脏像被马刺扎了的小马驹一样颤抖不止。岁月流淌，辫子不断垂下，在矿藏和美景之间穿行，这都是门派众多的水文地理学研究的对象。

倘若我们当年能亲眼看见这一切，倘若我们当年不是身处蕨类植物和翼手龙的年代，而是能做一点点像样的研究，那我们眼前会现出怎样的由白银般的泡沫组成的奇观呀。诚然，那一座座汇集而成的洪流在背着地球的一面流淌。可那一道道山峰间的海洋，那一座座盛着各种各样柔软物质、美妙无比的环形山，又怎么解释呢？还有那折射出来的一道道波浪的纹理，仿佛在赞美这鬼斧神工的杰作，又怎么解释呢？这都是水的惊人杰作！在经历了成千上万个城堡和匆匆聚散的宴会之后，在一次又一次地见识了划船比赛、结婚蛋糕和大规模海上表演之后，面对着坚不可摧的磐石，一切嘈杂纷繁的假说都将汇集，流向你背面那一片浩瀚无垠的水面。

那就让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人类吧，阴晴圆缺节奏分明的塞勒涅女神。在那一片水面上曾经居住着一支天国的种族，他们有着流线型的体态，生性慷慨、感情奔放。我的读者，你看见过海豚吗？当然看见过，在远洋巨轮的船舷边，在电影院的座位上，抑或是在描写海洋的小说里。我问你的是，你和它们有没有过亲密的接触；你有没有去探索过，在它们快乐的外表下，它们的生活有没有忧伤的一面。我问你的是，在动物学书籍提供给我们的轻松满足之外，你有没有亲眼观察过一只海豚……

月球人就是这样在大潮之中诞生的。无论对他们做何种过度的探究，都终将归于虚实难辨的境界。人们至今还无法把他们同别的生物作比较，他们甚至没有姓名，就把他们叫作游泳族或是莲花研究族吧。和海豚不一样的是，他们并不跃出水面。他们冷漠的脊背随波浪起伏；他们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总是含着惊诧的神情看着岸边烟气腾腾的火山一次次喷发。每当海水突然变冷，就像有一双黏糊糊的手从下面向他们的肚皮悄然袭来，就预示着冰期来临了。这时他们就会躲开冰川，到碧蓝的水流深处去寻求温暖。

以下才是最难启齿、也是最最残酷的话。倘若某一天，那汇集而成的洪流违背了它对自己河床的忠诚；倘若某一天，它离开了月亮上那熟悉的蜿蜒曲线，自己画出一道反叛的切线；倘若它被厚厚的大气层托着，奔向空间、奔向自由……到那时人们又怎能压抑住血管里的酸涩与不和谐，面不改色地描述这样的场景？那洪流越过大气层，一点一点地离去，明明白白地投射出一条叛逆的路线，带走了月亮上的水，留下的唯有撕裂般的惊骇。月亮一下子变得光秃秃的，没有了一丝温存。

可怜的月球人啊，可怜的温馨可人的月球人啊！他们浸在水中，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惊天巨变一无所知。只有一位，因为落在后面而被遗弃，孤苦伶仃地被落在那洪流留下的河床上，感慨着命运无常。这一位月球人久久地遥望着那洪流在空中渐行渐远。他不敢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那股洪流越变越小，像是挂在高高的天空中的一滴泪珠。时光继续流逝，死神慢慢降临，含情脉脉地把手放在了这位被抛弃的月球人圆圆的额头上。从那时起，月亮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无数文章里描写的模样。

塞勒涅女神啊，你因为害怕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会反对我这样说。可我还是要一吐为快！忌妒成性的地球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地球这颗臭不可闻的行星，把它无穷的引力全部集中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强行夺走了月亮的那条多姿多彩的发辫。现在，它正张开血盆大口，满脸饥渴地等待着那股洪流到来。它渴望用这股水流来装点自己，用这股来自宇宙空间的水流来掩饰大地上的种种丑陋，而我们作为地球上的居民，对这些丑陋的东西早已熟知。

还要我再说什么吗？悲哀，真是一种悲哀，看见那股水流从天而降，在地面撞得粉碎，发出凄惨的声响，然后四下流开，裹挟着原始的渣滓，肮脏龌龊，活像是呕吐出来的黏液。它们流进深渊，连空气都会从那里嘶叫着惊恐万分地逃散。阿施塔特女神啊，最好什么话都别说了，最好还是倚伏在船舷边，当夜晚属于你一个人的时候，去看看海豚像一群打打闹闹的孩子一样跃出水面，再落回海水之中。它们就是这样一次次地跃起，再一次次地落回它们的囚笼。悲伤的阿施塔特女神啊，你还是去看看那一群海豚怎样为你跃起、寻找你的踪迹、呼唤你的名字；它们多像月球人啊，他们是天国的种族，有着流线型的体态，生性慷慨、感情奔放。可现在，奔放流淌的只有一股股浪潮卷起的垃圾，唯有你若有若无的月光，仿佛化成了一粒粒细小的珍珠，在它们沉沉的黑夜里发出幽幽磷光。

一九四二年

四　手的季节

献给格拉迪斯和塞尔修·塞尔吉

下午，我把朝着花园的那扇窗户稍稍打开了一点，好让那只手进来。那只手顺着写字台的边缘轻盈地滑落下来，它仅仅靠手掌支撑着，手指仿佛是漫不经心地张开，最后会在钢琴上、相框上，有时候也会在酒红色的地毯上停下来。

我喜欢那只手，因为它一点儿也不任性，却很像一只小鸟，或是一片枯叶。它对我也有所了解吗？一到下午，它就会毫不迟疑地来到我的窗前，它小小的身影会投射在纸上。有时候，它急急忙忙的，一副急着让我为它打开窗户的模样；还有些时候它又慢慢吞吞的，顺着一层一层的常春藤向上攀缘，在那里留下一条深深的印迹。家里养的鸽子没有不认识它的；我经常一大早就听见鸽子咕咕的叫声，叫声急切而持久，准是那只手跑到了鸽子窝那里，握住雏鸽们雪白的胸脯，或是抚摸忌妒的雄鸽粗硬的羽毛。它喜欢鸽子，也喜欢清水。有多少次我看见它趴在玻璃杯旁边，手指微微浸入水中，这时水便会开心地翩翩起舞。我从来没有碰过它。我知道，那样一来，这件神秘的事情便会就此中断。一天又一天过去了，那只手就在我的东西中间游弋，它翻开书本，打开记事簿，把食指——毫无疑问它是用食指来阅读的——放在我那些最美妙的诗篇上，逐篇欣赏。

时光荏苒，我生活中本来就不得不痛苦承受的那些外面的事情，这时开始起伏不定，让我唯恐避之不及。我不再关心算术，眼见着自己精工细作的衣服上长满了青苔；现在我几乎足不出户，等待着那只手定期来访，焦急地留意着常春藤上第一阵、当然也是最深最远的那一阵被触动的声响。

我给它起过好几个名字；可我最喜欢叫它Dg，因为这是个只能自己没事儿的时候心里想想的名字。我想它可能也会爱慕虚荣，便决定给它点儿刺激。我在搁板上放了些戒指手镯什么的，然后躲在暗处观察它的反应。有好几回我以为它就要戴上那些珠宝了，然而它只是围着那些珠宝转了一圈又一圈，研究它们，可从来不去碰它们，活像一只心存疑虑的蜘蛛；有一天它终于戴上了一只紫晶戒指，可那只是一瞬间的事，它像被烫伤了一样，立刻把戒指摘了下来。趁它不在的时候，我赶紧把那些珠宝都藏了起来。从那时起，我觉得它变得更开心了。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季节过去了。有的季节轻松舒适，而有的季节里，一连几个星期阳光暴晒，却从来不会让那压抑人心的阳光照进我们的地盘。每天下午那只手都会来，经常被秋雨浇得湿漉漉的，我常看见它用手背靠在地毯上，仔细地搓着手指，有时还会心满意足地轻轻跳动一下。在寒冷的傍晚，它的身影被染成淡淡的紫色。我会在自己脚下放上一只炭火盆，这时它就会蜷缩成一团，几乎一动不动，偶尔动弹一下，也是没精打采地起来接过一本带插图的集子，或是一团毛线，它就喜欢绕了拆、拆了再绕的。我很快就发现了，它不能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待在一个地方。一天，它找到一只木盆，里面有一块泥巴，它立刻就扑向这个新鲜玩意儿，一连好几个小时摆弄着那团泥巴。我背对着它，摆出一副对它干的事儿毫不关心的样子。可想而知，它做出来的是一只手。我把那只手晾干，放在写字台上，想让它知道，它做出来的东西我挺喜欢。可是我错了：就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整天看着另一只僵硬还似乎在抽搐的手，Dg终于厌烦了。我把那只手从房间里撤走的时候，Dg有点难为情，假装没有看见。

我的兴趣很快转向了分析。我不再满足于感到惊奇，我想要了解。这一来，事情便滑向了一切冒险活动永恒不变的悲惨结局。围绕我这位客人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它会长大吗？它有感觉吗？它能听懂话吗？还有，它会爱吗？我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测试办法，设置了种种圈套，准备了许多试验。我注意到，那只手，它能看书，但从来不写字。一天下午，我打开窗户，把一支钢笔放在写字台上，还放了几张白纸。Dg进来以后，我走了出去，免得它不好意思。从锁孔里我看见它像平时一样挪动着，然后，迟疑了一下，走到写字台跟前，拿起了钢笔。我听见了钢笔写字的沙沙声。焦急地等待了一会儿之后，我走进房间。Dg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工工整整的字：在新命令下达之前，此前所有的决定都随本决定的下达被取消。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能让它再写点什么。

分析阶段结束了，我真的喜欢上了Dg。我喜欢它观赏花瓶里鲜花的样子，喜欢看它迈着有节奏的步伐围着玫瑰花转圈子，把手指伸过去轻轻碰一碰花瓣。有时它也会拢住一朵花，却不去碰它，也许它是想这样去闻一闻花的香气吧。一天下午，我正在裁开一本新买的书的书页时，看见Dg好像在暗中模仿我的动作。于是我走出去，想多找几本书来，我想也许它喜欢有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图书馆。我找到几本有趣的书，好像是专门为手而写的，就像有些其他的书是为嘴唇或头发写的一样；我还找到一把小刀。等我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放在地毯上（Dg最心爱的地方）时，Dg带着它一贯的谨慎看着它们。它好像有点怕那把小刀，直到好几天之后才决定去碰碰它。我继续裁我的书页，好给它灌输点儿自信心，一天夜里（我说没说过，它总是等天光放亮的时候才离开，把所有的阴影全都带走？），它动手翻开书，裁开书页。很快，它就成了一个了不起的老手，小刀握在那只又白又嫩的手里显得别致有趣。干完活，它把裁纸刀放在一块搁板上：那是它堆放自己心爱物件的地方：毛线团呀、图画呀、用过的火柴呀，还有一块手表和小小的几堆灰土。然后，它下到地毯上仰面躺下开始读书。它用一根手指从一个个单词上擦过，读得极快。碰见有插图的地方，它便整个手都盖上去，就像是睡着了一样。我发现我选书选得太准了；它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着其中某些书页（有戈蒂耶的《手之研究》；有我早年写的一首诗，开篇有这样一句：“能握住你的手……”；还有勒韦尔迪的《鬃毛手套》），它还在中间夹上一束毛线方便再次寻找。离开之前——那时我已经在我那张长沙发上睡着了——它会把它的书藏进我专门为它准备的一个小柜子里；反正我醒来的时候一切都井井有条。

没有任何理由，而且完完全全是建立在单纯的神秘基础之上，我们就这样互敬互爱地相处了一段时间。没有怀疑，没有惊讶，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谓十全十美！我们的这种生活是一种不求结局的赞美，是一首纯洁的颂歌，而且从来不设任何先决条件。从窗户进来的不仅是Dg。随它而来的还有一个绝对独立的我，一个终于从亲人和责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的我；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意志，与把我解放出来的力量互动。我们就这样共处，共处了多长时间我也说不清楚，直到实实在在的惩罚降临到我孱弱的躯体之上。这种惩罚制度怒火中烧，因为在它早已划定的囚牢之外，居然还有如此完美的东西。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Dg爱上了我的手，肯定是左手，因为它是只右手，而且趁我在睡梦中用小刀割下了我的左手，抢走了它的挚爱。我醒来时惊恐万分，我第一次明白了，让一把武器留在那只手里是件多么疯狂的事情。我睡眼惺忪，四下里寻找Dg；它正蜷缩在地毯上，看上去确实全神贯注于我左手的一举一动。我站起身来，将那把小刀放在了它够不着的地方，可我随即就后悔了，又把小刀给它拿了回来，同时在心中痛苦地自责。它好像情绪不太高，手指半开半合的，仿佛带着一种神秘兮兮的忧伤笑容。

我知道它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愚蠢的行为在它的无辜之上又加上了一层傲慢与仇恨。我知道它再也不会回来了！鸽群啊，为什么你们要责备我，在上面咕咕乱叫？是因为那手再也不会来抚摸你们了吗？佛兰德斯的玫瑰啊，你为何如此忙碌？要知道它再也不会向你投以专情的关注。请像我一样做吧，我已经重新理清了账目，穿上了衣服，像个行为端正的居民一样在城里四下行走。

一九四三年

[1]原文为英语。

[2]耶稣受难之地。

[3]意为“星形垫圈”，一种零件。亦可理解为“清洗星星的人”。

[4]1942年11月，费尔南多·H.道森博士（来自拉普拉塔大学天文观测站）高声宣布发现了一颗位于赤经8h9m，赤纬35°12'的“新星”，“是天狼星、老人星和地平线中间区域内最亮的一颗星体”（《新闻报》11月10日第10版）。天使一般的造物呀！其实，那是这家公司（自然是秘密的）第一篇文章。——原注

[5]原文为法语。

[6]古希腊神话人物，与月神塞勒涅相恋，后来受到宙斯惩罚。

[7]该感谢主。——原注

[8]向赫西俄德致敬。——原注

动物寓言集

李静/译

被占的宅子

我们喜欢这宅子，不单单因为它宽敞、古老（如今，老宅的材料拆了卖，能赚大钱），还因为这里承载了曾祖父母、祖父、父母和我们儿时的所有往事。

我和伊雷内习惯了两个人住，也执意就两个人住。这种做法是有些荒唐，这宅子住八个人也不挤。我们七点起床，上午打扫卫生。十一点左右，伊雷内清扫最后几间屋子，我去厨房做饭。中午，我们准点开饭。除了几个脏盘子要洗，没别的事了。宅子又大又静，完全靠我们俩就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想到这些，午饭吃起来便格外香甜。有时，我们甚至觉得自己之所以不结婚，完全是因为这宅子。伊雷内随随便便地回绝了两个追求者，而我和玛利亚·艾斯特还没订婚，她就撒手人寰，舍我而去。年过四旬，我们心中都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念头：曾祖父母在这座老宅里开始的传宗接代，该由我们俩简单无声的兄妹通婚宣告结束。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在这里，面目模糊、关系疏远的堂表兄妹们会接手这宅子，将它推倒，靠地皮和砖头发大财。要不，干脆我们自己早点下手，堂堂正正地掀倒它了事。

伊雷内天生不烦人。干完了上午的活，她就整天坐在房间沙发上织毛衣。搞不懂她怎么有那么多可织的。女人织毛衣，在我看来，不过是没事找事做的借口。伊雷内不是这样，她织的东西总能用得着：冬天穿的毛衣、我的长筒毛袜、她的披肩和坎肩。有时，她织完一件坎肩，觉得哪儿不如意，又一下子全拆掉。毛线球不甘心几小时就没了原来的形状，不安分地在毛线筐里跳来跳去，看了着实有趣。每周六，我去市中心替伊雷内买毛线。她相信我的眼光，我挑的颜色她都喜欢，从来不用拿回去退。我总是趁买毛线的工夫顺便去书店转一圈，问问有没有进法国文学的新书。问了也白问，打一九三九年起，阿根廷再也没进过好东西。

不过，我想谈的是宅子。谈宅子，谈伊雷内，因为我无足轻重。我问自己：如果不织毛衣，伊雷内会做什么？书可以一读再读，可圆领毛衣要是一织再织，不可能不遭非议。一天，我发现五斗橱最下面的抽屉里放满了三角披肩，白色的、绿色的、淡紫色的，一块块像商店里那样叠得整整齐齐，旁边还放了樟脑丸。我不敢问伊雷内织这么多三角披肩干什么。我们不需要挣钱糊口，乡下每个月都送钱过来，钱越攒越多。伊雷内只爱织毛衣，她技术高超，手法娴熟，银针上下舞动，她的双手活像两只银色的刺猬。地上放着一两只毛线筐，毛线球在筐里跳个不停。我一看就是好几个钟头，那画面美极了。

我怎么会不记得宅子的布局呢！饭厅、挂着哥白林式壁毯的客厅、图书室和三间大卧室在后面，正对着罗德里格斯——佩尼亚街。一条走廊外加一扇厚实的栎树门将前后隔开。卫生间、厨房、我们的卧室和主厅在前面，卧室门和走廊都连着主厅。一进大门，便是彩陶装饰的玄关，主厅在一扇推拉门后。因此，要先入玄关，推开推拉门，才能进入主厅。主厅两侧分别是我和伊雷内的卧室门，前方则是通往后面的走廊，沿走廊直走，穿过栎树门，就是宅子那半边；要么，在栎树门跟前左转，一条略窄的走廊直通厨房和卫生间。如果栎树门开着，宅子显得很大。如果它关上了，感觉也就是现在造的公寓楼，勉强能转开身的那种。我和伊雷内一直住在宅子这半边，除了打扫卫生，几乎从不去栎树门后的那半边。家具积灰速度之快，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布宜诺斯艾利斯应该算是一座干净的城市，说到这一点，没别的，全是市民们的功劳。空气中灰尘弥漫，稍微刮点风，大理石桌面上和流苏桌布的菱形花纹间立马落上一层灰。想用鸡毛掸处理干净可费工夫了：灰尘扬起来，浮在空中，过一会儿又落在家具和钢琴上。

这件事我记得一清二楚，事情很简单，没有不相干的细节。晚上八点，伊雷内在自己房里织毛衣。突然，我想点火烧水，沏壶马黛茶。我沿着走廊，走到半掩的栎树门前，朝厨房方向拐去，听见饭厅或图书室里有动静。声音很轻，听不太清，好像椅子倒在地毯上，或是有人窃窃私语。与此同时，或一秒钟后，我听见走廊尽头也有声音，走廊连着那些房间，延伸至栎树门。我赶紧向门冲去，用身体把它撞紧。幸好，门钥匙插在我们这半边，保险起见，我把大门闩也插上了。

我走进厨房，把水烧开，端着茶盘走回房间，对伊雷内说：

“我锁上了走廊门，后面被占了。”

她放下手里的活，眼神疲倦，严肃地盯着我：

“真的吗？”

我点点头。

“这么说，”她重新拿回针线，“我们得住在这半边了。”

我小心翼翼地品着马黛茶，她过了好一会儿才接着织。我记得她织的是一件灰色坎肩，那件坎肩我喜欢。

头几天的日子不好过，许多心爱的东西都在被占的那半边：我的法国文学收藏全在图书室里，伊雷内挂念几块桌布和一双冬天特别保暖的拖鞋，我心疼那只欧洲刺柏烟斗，我想伊雷内会记挂那瓶陈年橘皮开胃酒。我们时常（但真的只是头几天）关上五斗橱抽屉，伤心地对望一眼。

“不在这半边。”

又一件我们留在宅子那半边的东西。

不过，这样也有好处。清扫工作简化不少。即便我们起得很晚很晚，比如说，九点半才起床，十一点不到活儿也就干完了。伊雷内养成了随我到厨房、帮我做午饭的习惯。我们好好盘算了一下，决定在我做午饭的同时，她做晚饭，晚饭就吃冷盘。傍晚出房间做饭总让人恼火，如今，只要在伊雷内房里放张桌子，摆上凉菜就大功告成。这么安排真是皆大欢喜。

伊雷内挺开心，因为她织毛线活的时间更宽裕了。我没了书，有些失落。为了不让妹妹难过，我开始翻看爸爸的集邮册，借此消磨时光。我们俩多半待在伊雷内的房间（她那间更舒适）自得其乐。有时，伊雷内说：

“看这儿，我想出来的花样，像不像三叶草？”

过了一会儿，我把一方小纸片递到她眼前，请她欣赏欧本与马尔梅蒂地区的一枚邮票。我们过得不错，渐渐地，开始不去思考。活着，可以不思考。

（只要伊雷内大声说梦话，我就会马上醒。我永远听不惯那种毫无生气、鹦鹉学舌般的声音，不是嗓子眼发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梦里。伊雷内说我睡觉动来动去，有时，被子都会掉落在地。我们俩的卧室隔着主厅，但一到晚上，宅子里的什么声响我们都听得见。我们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咳嗽声，经常感受到对方伸手拧开床头灯的动作，那是我们都失眠了。

除了这些动静，宅子里鸦雀无声。白天是日常行为发出的声响：毛衣针的金属摩擦声，邮册翻页的嘎吱声。栎树门，我记得我说过了，是实木的，很厚实。厨房和卫生间紧临着被占的那半边，我们在里头时，要么扯着嗓子说话，要么伊雷内大唱摇篮曲。厨房的瓷器和玻璃制品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其他声响也就没法儿进得去。在那儿，我们很少不出声，可一回到卧室和主厅，宅子里便灯火微明，一片寂静。这时，我们连走路都既轻又慢，免得吵着对方。我想，正因为这样，只要伊雷内晚上大声说梦话，我就会马上醒。）

除了结局不同，一切几乎是情景重现。晚上，我觉得口渴，临睡前，跟伊雷内说自己去厨房倒杯水，走到卧室门口——她还在织毛衣——我听见厨房里有动静。也许是厨房，也许是卫生间，隔着个走廊拐角，听不清楚。伊雷内注意到我突然收住脚，于是不动声色地走到我身边。我们俩竖起耳朵，很明显，声音来自栎树门这半边，不是在厨房就是在卫生间，也许，就在离我们不远的走廊拐角。

我们都没顾上互相看一眼。我抓着伊雷内的手臂，头也不回地拖着她跑到推拉门边。声音从背后传来，高了些，好在一直不算响亮，我一把关上推拉门。玄关里，什么也听不见。

“这半边也被占了。”伊雷内说。毛衣垂在手上，毛线消失在玻璃门下。她见毛线球在门那边，看也不看就松了手。

“带出什么了吗？”我明知徒劳，还是问了一句。

“没有，什么也没有。”

除了身上穿的，我们一无所有。我想起房间柜子里有一万五千比索，晚了。

我还戴着手表，晚上十一点。我挽着伊雷内的腰（我觉得她在哭），走到街上。离去之前，我有些不舍，锁好大门，把钥匙扔进阴沟。千万别有哪个可怜鬼想这时候入室行窃，宅子都被占了。

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

安德烈娅，我原本不想搬来您在苏伊帕恰街的公寓。不是因为小兔子，是因为闯入一个封闭的秩序让我痛心。您的家里，薰衣草的香味、落着尘埃的展翅天鹅、拉腊四重奏里小提琴与中提琴的合奏，在空气中交织出精致细密的网，秩序也渗透其中。生活优雅的人，将环境布置成看得见的灵魂翻版：这里是书（一边是西班牙文的，另一边是法文和英文的），那里是绿色的靠垫，小茶几的这个固定位置放着玻璃烟灰缸，好像是从肥皂泡上切的了一块。永远有香味、声音、生长的盆栽、逝去友人的照片、茶具和方糖钳……进入这样的环境让我苦恼。啊，亲爱的安德烈娅！即便全身心地认同这一切，破坏一个女人在她的温馨小屋建立的细致入微的秩序该有多么艰难！拿起一只小金属杯，把它放到桌子的另一边——这么放只是因为搬来的人把英文字典拿了过来，放在这一边手够着方便——会产生多大的愧疚！移动那只杯子，意味着和谐的奥尚方[1]格调中突然出现一抹可怕的红，意味着莫扎特交响乐寂静无声的那一刻，“啪！”让人一惊，所有低音提琴的弦突然崩断。移动那只杯子，破坏了整个屋子的相互关系，一件物品和另一件物品的相互关系，杯子灵魂和屋子灵魂以及远在他乡的屋主灵魂之间无时不在的相互关系。无论是用手指碰一本书、微微聚拢一束灯光投下的区域，还是打开音乐盒的盒盖，我都无法阻止冒犯和挑衅像一群麻雀在眼中一闪而过。

您知道我为什么搬到您家来，搬到正午宁静的客厅来。倘若不洞识真相，一切似乎自然而然。您去了巴黎，我住在苏伊帕恰街公寓，安排简单，却各得其所。九月，您会重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会搬到另一个住处，那儿也许……不过，我给您写信不是要说这些，写这封信是因为兔子，我觉得应该告诉您；是因为我喜欢写信；或许，是因为下雨了。

我是上周四下午五点搬的家。当时，天，雾气弥漫；我，满心厌烦。一生中，我那么多次关上过箱子，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无目的地整理行李，以至于上周四那天充满了皮带和阴影。我看到箱子上的皮带，就如同看到皮带投下的阴影，它们像鞭子那样，间接地、十分轻微却又十分可怕地落在我身上。不过，我还是理好箱子，通知用人过去帮忙，走进电梯。就在一楼和二楼间，我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之前，我没跟您提过，您别认为我不坦诚，谁也不会告诉别人自己时不时会吐出一只兔子。每次吐出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和许多发生在（或人为安排发生在）绝对隐私时刻的事一样，我选择闭口不提。别怪我，安德烈娅，您别怪我。时不时地，我会突然吐出一只兔子。这不是无法随意选择住处的理由，不是让人自惭形秽、离群索居、沉默寡言的理由。

我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时，就把两指张开，呈夹子状，放入嘴中，期待暖暖的茸毛如水果味泡腾片一般从喉咙里冒出来，卫生、迅捷、干净利落。我拿出手指，指上夹着小白兔的一双耳朵。小兔看上去很高兴，正常得很，没有缺胳膊少腿，只是个头小，非常小，和兔形巧克力一般大，不过是白的，一只完整无缺的小白兔。我把它放在掌心，手指轻轻扶起它的茸毛。小兔似乎对降临人间十分满意，动个不停。嘴巴贴着我，静静的，痒痒的，在掌心里蹭来蹭去。它在找吃的。于是，我——当时我还住在郊外，说的是那时的情况——带它来到阳台，把它放进特意种植的三叶草大花盆。小兔竖直耳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头扑进柔嫩的三叶草丛。这时，我知道可以扔下它，走开，继续过一段与众多去农场购买小兔的人没有差别的日子。

在一楼和二楼间，安德烈娅，似乎在预告我在您家的生活状况，我知道自己要吐出一只兔子，当时我就害怕了（或者，是吃惊了？不，也许是又害怕又吃惊）。搬家前，短短两天前，我刚刚吐出过一只兔子，以为一个月、五周，运气好也许六周内会平安无事。您瞧，小兔子的问题我处理得妥妥当当。我在那个家的阳台上种三叶草，吐出一只兔子，放在三叶草上；一个月之后，当我估摸着没准什么时候……我就把长大的兔子送给莫利纳夫人。她相信人各有癖好，从不乱发议论。这时，另一个花盆里柔嫩的三叶草又渐渐长到合适的大小；而我，不慌不忙地等着早上毛茸茸痒酥酥的小家伙顺着嗓子眼往外冒，新来的小兔重复以前那只小兔的生活和习惯。安德烈娅，习惯是节奏的具体表现形式，是节奏的一部分，帮助我们生活。一旦进入固定不变的循环周期，一切条理化，吐出兔子就没那么可怕。您也许想知道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事儿，种三叶草，还要送给莫利纳夫人，立马杀掉不是更省事……唉！您也应该吐只兔子，就一只，两个指头夹着，放在掌心。它是那么的弱不禁风，带着难以言表的光彩霎时俘获您的心。一个月对它而言天差地别。一个月意味着个头大了，毛长了，会跳了，眼神野了，天差地别呀！安德烈娅，一个月意味着一只大兔子，意味着兔子真正长大了。可是，开始一分钟，它是温热蠕动的一团雪，包裹的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小生命……开始几分钟，它是一首诗，以土买[2]一夜的灵感：生于我，融于我……之后，不再是我，茕茕独立，拒人于千里之外，置身于白色、平坦、信封大小的世界里。

无论如何，我当时决意将小兔扼杀在摇篮里。我要在您家里住四个月呢，运气好一点，也许三个月。喂几勺酒就成。（您知道要想慈悲为怀，只需喂小兔一勺酒，便可立刻置它于死地吗？据说，这样一来，兔肉会更香，尽管我……三勺或四勺酒，之后扔进厕所或包起来扔进垃圾箱。）

电梯通过三楼时，小兔在我掌心里动来动去。萨拉在楼上等我，准备帮我把箱子拿进屋……怎么跟她解释才好？个人癖好？动物商店？我用手帕包住小兔，放入大衣口袋，把大衣松开，免得挤着它。它几乎一动不动。微小的意识恐怕在向它着传递重要的事实：生命是向上移动的过程，以“咔嗒”一声结束；生命是在一口温热的井底望见的白色、环绕的低空，散发着薰衣草气味。

萨拉什么也没看见。面对一道超级难题：如何将她的秩序意识贯彻到我的衣箱和纸张上，她简直无从下手。她深思熟虑的解释里充斥了“比如”之类的字眼，而我对此丝毫提不起兴趣，找着机会就把自己锁进卫生间：现在动手，干掉它。手绢周围一片温热，小兔雪白无瑕，看起来比过去任何一只都美丽百倍。它没看我，只是愉快而满足地微微起伏，堪称最可怕的注视方式。我把它关进空药箱，回头接着拆行李，脑子有些茫然，但至少不用痛苦，不用负疚，不用打肥皂从我手上洗去小兔的最后一阵抽搐。

我明白：杀它我下不了手。可就在那天晚上，我吐出了一只小黑兔。两天后，一只小白兔。第四天晚上，一只小灰兔。

您应该很喜欢卧室里那只漂亮的衣柜。衣柜的门很大，打开门，一切尽收眼底，木板上空空如也，等待的是我的衣服。如今，我把它们放在那里，那里面。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就算跟萨拉说了，她也绝不会相信。萨拉一点也没怀疑，她不起疑心，是因为我的准备工作做到家了。就这么一件事，让我搭进去多少白天黑夜。它时时灼烧着我，让我的内心日益坚强，好比您放在浴缸里的那只海星，每次洗澡，都让人感受到充足的盐分、阳光的灼射和海底的喧嚣。

白天，它们睡觉。一共十只。白天，它们睡觉。门关着，衣柜对它们而言是白夜。在那里，它们乖乖地安然入眠。我出门上班，把卧室钥匙随身带走。萨拉恐怕以为我对她缺乏信任，向我投来狐疑的目光，每天早上我都见她欲言又止，最后选择闭口不言，而我心花怒放。（九点至十点，萨拉打扫卧室，我在客厅里制造声响，放一张班尼·卡特[3]的唱片，声音传遍每个角落。萨拉也爱听宗教短歌和斗牛舞曲。衣柜看上去一片寂静，也许，它确实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对于小兔们来说，那是夜晚，应该休息。）

小兔们的一天从晚饭后开始。伴随着方糖钳的叮当作响，萨拉撤去晚餐托盘，向我道了声晚安，没错，她向我道晚安。安德烈娅，最苦恼的是她居然向我道晚安。然后，她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突然，我孤身一人，独自面对可恶的衣柜，独自面对我的责任和我的悲哀。

我把它们放出来，让它们轻盈地跳进客厅，它们兴奋地闻到了原本藏在我口袋中三叶草的味道。现在，三叶草星星点点地铺在地毯上，被它们搅乱、移动、霎时消灭在肚子里。它们吃得很好，规规矩矩，不声不响，那一刻，我无话可说，只是徒劳地拿着一本书——安德烈娅，我很想读完您家里所有季洛杜[4]的作品，还有您放在书架最底层洛佩斯[5]的阿根廷史——坐在沙发上看它们，看它们吃三叶草。

一共十只兔子，几乎全是白的，抬起暖暖的小脑袋，看着客厅的吊灯，“白天”三盏永远不动的太阳。它们热爱光线，因为它们的“夜晚”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路灯。它们看着三轮太阳，满心欢喜，在地毯上、椅子上蹦来跳去。十个不起眼的小斑点如时刻转动的星座动个不停，我希望看到它们一动不动地伏在我脚边——有点像造物主做的梦，安德烈娅，造物主们无法实现的梦——而不是在米盖尔·乌纳穆诺[6]的照片后面、淡绿色的花瓶旁边、黑洞洞的写字台下面躲躲闪闪。总是不到十只，是六只或八只，我问自己，少的那两只究竟躲在哪儿，萨拉会不会因为什么事起床，还惦记着洛佩斯的阿根廷史我想读里瓦达维亚[7]统治的那一段。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该怎么熬，安德烈娅。您应该记得我是来您家休息的，如果搬家也扰乱了我的生物钟，时不时吐只兔子可不是我的错。不是唯名论，也不是巫术，只是事情不能说变就变。有时，您等着别人扇您右脸一个巴掌，谁知道突然间变了方向。就是这样，安德烈娅，具体情况会有出入，可道理就是这样。

我在晚上给您写信。现在是下午三点，我在它们的晚上给您写信。白天，它们睡觉。办公室里一片大喊大叫的声音、发号施令的声音、皇家打字机的声音、副社长们的声音和油印机的声音，多放松，安德烈娅！多放松！多太平！多恐怖！现在，有人给我打电话，是那些奇怪我晚上太安分没活动的朋友们，是路易斯邀我散步，是豪尔赫约我听音乐会。我几乎不敢回绝他们，只好编些又长又假的借口，身体不好啦，赶翻译稿啦，胡乱搪塞过去。等我回到家，进了电梯那一段，一楼和二楼之间，便夜复一夜、于事无补、徒劳无功地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

我尽量不让它们损坏您的物品。它们咬坏了一点点书架底层的书，您会发现遮得很好，免得萨拉察觉。那盏画满蝴蝶和古代骑士的大肚子瓷灯想必您很喜欢吧？碰坏的地方基本看不出，我用英国商店买来的特殊水泥修补了一晚上，您知道的，英国商店里有最好的水泥卖。现在，我就坐在灯旁，免得哪只兔子又对灯伸爪子。（它们喜欢一动不动，看上去几乎是一幅美景。它们也许在怀念遥远的人类，也许在模仿它们的造物主。造物主走来走去，严密注视着它们的一举一动。还有，您恐怕注意过，也许小时候注意过：可以罚小兔子面壁，前爪靠墙，一动不动好几个小时。）

凌晨五点（我躺在绿沙发上，只睡了一小会儿。毛茸茸的脚爪一跑动，发出一丁点声响，都会把我惊醒），我把它们放进衣柜，打扫卫生。所以，萨拉会发现一切如常。尽管有时我会见她暗自吃惊，盯着什么东西看，发现地毯微微有些褪色，又想开口问我点什么，可是我吹着弗兰克[8]的交响乐变奏，不予理睬。安德烈娅，大清早的，不声不响地清扫植物，这些琐事并不光彩，干吗非要说给她听？半梦半醒地捡起三叶草的茎、散落的叶子和白毛，磕磕绊绊地撞着家具，迷迷糊糊困得要命。纪德的翻译拖了，特罗亚的翻译还没弄，要给远方的一位女士回信，她恐怕已经在猜测是不是……干吗还要接着做这个？干吗还要在电话和采访之间接着写这封信？

安德烈娅，亲爱的安德烈娅，让我宽慰的是只有十只，不再增加了。十五天前，我在手掌上放下最后一只小兔，之后再也没有了，只有十只。在我的白天，它们的黑夜，渐渐长大，变丑了，毛长了，进入少年期了，急不可耐了，花样百出了，跳上安提诺乌斯的半身塑像（是安提诺乌斯吧？那个瞎了眼盯着人看的小伙子？），消失在起居室里，弄出很大的声响，我赶紧把它们赶出来，担心萨拉听见，惊恐万分地出现在我面前，没准还穿着睡衣——萨拉一定是这副打扮，穿着睡衣——那样一来……只有十只，您可以想象置身其中的我所能感受到的一丝快乐，还有回家穿越一楼和二楼僵硬而精确的空间时心头越来越多的踏实。

我要出门办事，只好把信放下。微亮的晨曦中，安德烈娅，我在家里接着给你写。真的是第二天了吗，安德烈娅？信纸上空一行对您而言意味着间隔，对我而言意味着一座连接昨日书信和今日书信的桥梁。告诉您，在这段间隔里，一切都乱了套。在您看到的这座桥上，我毫不费力地听到水流中断的声音。对我来说，纸的这一边、信的这一边，不再有搁笔办事前的踏实和镇定。十一只小兔子在没有悲伤的、立方体形状的夜里沉睡着，也许就是现在，不，不要现在，过一会儿在电梯里，或者，进门时。无所谓地点了，无所谓是不是现在，无所谓是我残生的哪一刻。

好了，我写这么多是想告诉您糟蹋了您的家并不全是我的错。我把信留在这里，等您回来看，让邮差在巴黎哪个明朗的早晨把信直接交到您手里不太像话。昨天晚上，我把第二个书架的书倒了个方向，它们能够得着了，站着或跳着啃书脊磨牙——不是饿的，我给它们买了足够的三叶草，就放在写字台抽屉里。它们咬破了窗帘、椅垫、奥古斯都·托雷斯[9]自画像的边缘，地毯上到处是兔毛，它们还叫唤起来，在灯光下围成圈，崇拜我似的围成圈，突然叫唤起来，我还以为兔子是不会叫的。

我想把地毯上的兔毛收拾干净，把咬破的椅垫边弄平整，把它们重新关进衣柜，可是我做不到。天要亮了，也许萨拉一会儿就要起床。真奇怪，我不在乎萨拉了。真奇怪，我不在乎看着它们蹦蹦跳跳地去找玩具了。并不全是我的错。等您回来，您会看到许多破损我已经用英国商店买来的水泥修补好了。我尽力了，不想惹您发火……而我，从十只到十一只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坎。您瞧：原本十只挺好，有衣柜，有三叶草，有希望，多少事儿都能做成。可是十一只不行，因为，安德烈娅，有十一只就有十二只，有十二只就有十三只。天亮了，寒冷的孤独中有欣喜，有回忆，有您，还有很多很多。苏伊帕恰街上的这座阳台洒满晨曦，迎来都市的第一阵喧嚣。我觉得收拾散落在路面上的十一只死兔子没什么难的。也许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兔子，他们要赶在第一批学生经过之前，运走另一具尸体。

[1]阿梅蒂·奥尚方（Amedee Ozenfant，1886—1966），法国立体主义画家，和勒·柯布西耶合作，推动了现代建筑风格的建立。

[2]古地名，位于犹太山地与死海的南方。

[3]班尼·卡特（Benny Carter，1908—2003），美国爵士乐大师。

[4]让·季洛杜（Jean Giraudoux，1882—1944），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

[5]文森特·菲德尔·洛佩斯（Vicente Fidel López，1815—1903），阿根廷历史学家、律师、政治家。

[6]米盖尔·乌纳穆诺（Miguel Unamuno，1864—1936），西班牙著名作家、哲学家，“98年一代”代表作家。

[7]贝纳尔蒂诺·里瓦达维亚（Bernardino Rivadavia，1780—1845），1826—1827年间任阿根廷总统。

[8]塞萨尔·弗兰克（Cesar Franck，1822—1890），法国作曲家、管风琴家。

[9]奥古斯都·托雷斯（Augusto Torres，1913—1992），乌拉圭著名画家。

远方的女人

阿丽娜·雷耶斯的日记

一月十二日

昨天晚上又是这样。我厌倦了手镯、空谈、粉红香槟[1]和雷纳多·维涅斯的脸。哦！那张脸，像一只口齿不清的海豹，一幅穷途末路的道林·格雷画像。伴着薄荷糖的味道、布吉舞曲、哈欠连天筋疲力尽的母亲（她跳完舞回家睡觉，筋疲力尽、昏昏欲睡、迟钝痴呆，和平日的她迥然不同），我睡了。

诺拉说，即使开着灯，吵吵嚷嚷，衣服脱了一半的妹妹喋喋不休地通报时事新闻，她一样睡得着。真幸福！告别白天的走动和喧闹，我关上灯，停下忙碌的手，脱衣服。我想睡觉，我是一口轰鸣的钟、一阵浪、一根把小狗拴在女贞树上的链子，整夜哗啦哗啦响个不停。现在，我躺下睡觉[2]……我要背诗，或者想有a的单词，有a和e的，有五个元音的，有四个元音的。两个元音一个辅音的（ala，ola），三个辅音一个元音的（tras，gris），继续背诗：月亮穿着晚香玉的裙撑来到锻炉旁，小男孩看着它，小男孩眼睛盯着它看。三个元音三个辅音交替出现，cábala，laguna，animal；Ulises，ráfaga，reposo.

时间就这样过去。四个、三个、两个，再后来是回文。简单一点的：salta Lenin el atlas和amigo，no gima。复杂优美一点的：Átale，demoníaco Caín，o me delata和Anás usó tu auto，Susana[3]。要么就玩有趣的拆拼词：Salvador Dalí，Avida Dollars[4]；Alina Reyes，es la reina y…[5]后面这句真美，因为它没说完，它意犹未尽。是王后和……

不，太可怕了。可怕的是句意指向并非王后的人，指向晚上我会再次痛恨的人。那个叫阿丽娜·雷耶斯的人，她不是拆拼词游戏中的王后，她也许是任何人：布达佩斯的乞丐，胡胡伊[6]家境贫寒的学生，克萨尔特南戈[7]的女佣，她可能在任何遥远的地方，她不是王后。可她的确叫阿丽娜·雷耶斯。所以，昨天晚上又是这样，我感觉到她，我恨她。

一月二十日

有时候，我知道她冷，她在受苦，有人打她。我只能恨她入骨，痛恨把她打倒在地的那些手，也痛恨她，更痛恨她，因为有人打她，因为有人打她，她就是我。唉！我睡觉、裁剪衣服、招待妈妈、给雷古莱斯夫人或里瓦斯家的小子倒茶时没那么绝望。于是，我不那么在意了，不过是我和我之间个人的事。她的不幸，我越发感同身受。她在千里之外，孤身一人，可我的感觉如此真切。让她受着吧，让她冻着吧。我在这儿忍着，相信能帮到她一点儿。好比为尚未负伤的士兵包扎绷带，提前帮他缓解伤痛，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让她受着吧。我亲了亲雷古莱斯夫人，给里瓦斯家的小子倒了杯茶。我闭口不言，内心默默忍受。我对自己说：“我正走过一座结冰的桥，鞋破了，雪往里渗。”我并非什么也感受不到。我只知道确实如此。就在里瓦斯家的小子接过我给他倒的茶，摆出完美傻帽表情的这一刻（不过，我不知道是否是这一刻），我正在某地走过一座桥。我忍得很好，置身于这群毫无意义的人中间，我孤独，我没那么绝望。诺拉昨晚傻瓜似的问我：“你怎么了？”是她怎么了，远方的我怎么了。我坐在钢琴前，诺拉准备演唱福雷[8]时，她一定遇到了可怕的事，有人打她，或是她病了。路易斯·马利亚把肘撑在三角钢琴的末端，琴盖开着，我无比幸福地看着他，他小狗似的脸也高兴地看着我，希望听见琶音。我们俩近在咫尺，彼此相爱。如果我正在和路易斯·马利亚跳舞，正在吻他，或正在他身边，却又感受到正发生在她身上的事，那会更糟。因为那个我，远方的我，并不招人喜欢，那是我不招人喜欢的一部分。路易斯·马利亚和我跳舞，他的手扶着我的腰，像正午的热气、浓浓的橙味、细竹的清香那样一点点往上挪。与此同时，有人打她，我觉得挨打的是我，雪渗进我的鞋子，我怎能不心碎！我受不了，非得跟路易斯·马利亚说自己不舒服。湿，雪天的湿。我感觉不到雪，雪正渗进我的鞋子。

一月二十五日

当然，诺拉来看我了。于是，有了下面这一幕。“亲爱的，我最后一次求你替我钢琴伴奏。上次我们可出了大丑。”我怎么会知道出了大丑？我尽己所能给她伴奏，我记得悄悄地听她唱。您的灵魂是精心挑选的风景……[9]我看见自己的手在键盘上，似乎弹得挺好，老老实实地替诺拉伴奏。路易斯·马利亚也在看我的手，可怜的路易斯·马利亚，我觉得他看我的手，是因为他不敢看我的脸。我看上去一定很怪。

可怜的小诺拉，请别人给她伴奏吧。（这越来越像是一种惩罚。如今，我只有自己临近幸福或正当幸福时，才会感受到远方的我。当诺拉唱起福雷，我却感受到远方的我，心中只剩下厌恶。）

晚上

有时是柔情，对并非王后的远方的她一种突如其来、必须涌出的柔情。我想给她发份电报，寄份邮包，知道她的孩子们一切都好，或者，知道她根本没有孩子（我觉得远方的我没有孩子），知道她需要安慰、怜悯、糖果。昨天晚上，我想着电报发什么内容，定什么接头地点，就这样睡了过去。我周四到，空格，在桥上等我。什么桥？思绪转啊转，转到布达佩斯，认为自己是那个布达佩斯的乞丐，布达佩斯应该既有桥，又有雪。于是，我在床上挺得笔直，差点放声号叫，差点跑去叫醒妈妈，差点把妈妈咬醒。想想而已，这件事还不易说出口。想想而已，如果我心血来潮，可以即刻动身前往布达佩斯。或者，去胡胡伊，去克萨尔特南戈。（我翻到前面，把这些名字找了出来。）不行，去三溪市[10]，神户市，佛罗里达同样不行。只有布达佩斯，只有那里天气寒冷。在那里，他们打我，羞辱我。在那里（我梦见了他，只是个梦，可它暗示着失眠，和失眠如此之近），有个人叫罗德，或埃罗德，或罗多，他打我，我爱他。我不知道是不是爱他，可是我由着他打，日复一日地由着他打。这么说，可以肯定，我爱他。

更晚一些

全是假话。是我想出了罗德，或用哪个过去的梦中形象塑造出了罗德。没有什么罗德。在那儿，确实有人打我，可谁知道动手的是男人，是生气的母亲，还是孤独。

我要去找寻我自己。我要对路易斯·马利亚说：“我们结婚吧，带我去布达佩斯，去一座白雪覆盖、有个人站在上面的桥。”我说：如果我在那儿呢？（我想象一切，却不愿彻底相信这一切。还好，我私底下心态不错。如果我在那儿呢？）嗯，如果我在那儿……看来我是疯了，看来……多可怕的蜜月啊！

一月二十八日

我想起一件怪事。三天了，远方的我没有发来任何讯息。也许她不挨打了，也许她弄到大衣了。给她发封电报，寄几双长袜……我想起一件怪事。我来到一座可怕的城市，正值下午，绿色的、水一样的下午。如果不努力地想，下午绝不可能是这样。在多布里纳斯塔纳这边，从斯柯达的角度，看见毛发直竖的马、严厉的警察、热腾腾的黑面包、尽显窗口华丽气派的风中流苏。我迈着游客的脚步漫步在多瑙河畔，穿着蓝毛衣（天这么冷，我还把大衣留在柏尔格罗斯了），口袋里揣着地图，一直走到沿河的一个广场，广场几乎就在水流声震天响的河面上。河面有碎冰、驳船，还有一只在当地被称为斯布奈亚·特赫诺或更糟糕的名字的翠鸟。

广场那边应该就是桥了。我这么想，却不愿继续往前走。下午音乐厅有艾尔莎·皮亚基奥·德塔莱伊[11]的音乐会，我无精打采地穿上衣服，担心过后自己会失眠。晚上这样胡思乱想，这么晚……谁知道我会不会迷失方向。我一路想，一路走，一路编着名字。我全想起来了：多布里纳斯塔纳，斯布奈亚·特赫诺，柏尔格罗斯。可我不知道广场叫什么，好比果真去了布达佩斯的一个广场，因为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迷了路。那儿，一个名字就是一座广场。

我去了，妈妈。我们一定会听到你的巴赫和你的勃拉姆斯。这条路很好走，没有广场，没有柏尔格罗斯。我们在这边，艾尔莎·皮亚基奥在那边。停下来真让人伤心。要知道我在一座广场（可这不是真的，我只是想想，什么也没有），广场的尽头就是桥。

晚上

开始，继续。音乐会的末尾和第一首返场曲之间，我找到了广场的名字，也找到了路。乌拉达斯广场，市场桥。从乌拉达斯广场一直走到桥头，走着走着，想停一停，看看房子或橱窗，看看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看看立在喷泉中戴着发白披肩的的英雄雕像：塔迪奥·阿兰科和乌拉斯洛·内罗伊，看看酒鬼和敲钹手。我看见艾尔莎·皮亚基奥在一首肖邦曲和另一首肖邦曲之间向观众致意，可怜的钢琴家。音乐厅直通广场，直通两侧大柱林立的桥头。可我确实在想这些，注意，它相当于在拆拼词游戏中把Alina Reyes替换成es la reina y…或想象妈妈在苏亚雷斯家，不在我身旁。最好不说蠢话：这是我的事，只要我高兴就行，只要我真的高兴。是真的，因为咱们瞧，阿丽娜，不是别的，不是感到她冷或她挨打。我心血来潮，饶有兴致地接着往下想，想知道去哪儿，想知道路易斯·马利亚会不会带我去布达佩斯，我们会不会结婚，我会不会让他带我去布达佩斯。出门找寻那座桥、出门找寻我自己更容易，我会发现自己正站在桥中间，身边是叫声和鼓掌声，叫着“来一曲阿尔贝尼兹[12]”，掌声更热烈了，还有人叫着“来一曲肖邦大波兰舞曲”，似乎风从背后吹来，海绵毛巾似的手揽着我的腰，将陷入深雪中的我往桥中央推时，这些都有意义。

（用现在时叙述更方便些。现在是八点，艾尔莎·皮亚基奥正在演奏第三首返场曲，一首胡利安·阿吉雷[13]或卡洛斯·瓜斯塔维诺[14]，与草地和小鸟有关的曲子。）我开始和时间耍无赖，我不再尊重它。我记得，有一天，我想：“在那儿，有人打我。在那儿，雪渗进鞋子。这些，我当时就知道。那儿的我有什么事，我可以同一时间知晓。可为什么是同一时间？也许，我知道得晚一些，也许，我知道的时候，事情还没发生。也许，她会在十四年后挨打，也许，她已经变成了圣乌苏拉墓地的十字架和数字。”我觉得很美、很有可能、很愚蠢。可是，这之后，我总会掉入成对的时间里。如果她现在果真上了桥，我一定此时此刻从这里感受得到。我记得自己停下脚步，欣赏着河水像稀释的蛋黄酱，怒不可遏地冲向桥墩，水声隆隆。（我是这样想象的。）从桥栏杆探出身去，耳边传来桥下冰面破裂的声响。需要驻足一会儿，因为眼前的景象，因为心头的恐惧：穿得不够多，落地即融的小雪，丢在饭店的大衣。我为人谦和，毫无气焰。可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也是这样一个姑娘，音乐会期间神游匈牙利，谁都会倒吸一口凉气，呵，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法国。

可是，妈妈在扯我的袖子，音乐厅里人基本全走光了。就写到这儿，不想继续回忆想到过什么。再回忆下去，对自己不好。可那是真的，真的。我想到一件怪事。

一月三十日

可怜的路易斯·马利亚，和我结婚是多么愚蠢！他不明白婚姻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或像诺拉说的那样不明白婚姻让自己失去了什么，她说这话时俨然一副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的架势。

一月三十一日

我们要去那儿了。他完全同意，我几乎叫了起来。我害怕，他那么轻易地进入了这场游戏。他毫不知情，如国际象棋中的王后派去解决战斗的小卒，走得义无反顾。小卒路易斯·马利亚，在他的王后身边。王后和……

二月七日

要自我治愈。我不会写下音乐会上最后想到的事。昨天晚上，我又感到她在受苦。我知道在那边，又有人打她了。我无法不知道这些，别再这么一条条记下来了。如果我只是出于乐意，出于舒心，才记下这些……那会更糟。重温日记，我会更想知道、更想找到那么多天晚上写在纸上的每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我想到广场、融冰的河流、水声，还有……我不写了，我再也不写了。

去那儿，证明单身对我有害，没错，二十七岁了，还没有男人。我会有孩子的，傻乎乎的孩子。别想了，去做，做到底。为自己好。

不过，我会合上这本日记。一个女人，要么嫁人，要么写日记，两者不可得兼。我不想在离开日记本前，不曾带着希望的喜悦、喜悦的希望说这句话。我们会去那儿，不过，不一定要用音乐会那晚想到的方式。（我把这些写下来，日记到此为止，为自己好。）我会在桥上找到她，我们会四目相对。音乐会那晚，耳边响起桥下冰面破裂的声音。打击不怀好意的攀附无声的篡权，将是王后的胜利。如果她真的是我，她会屈服，她会投身到更光明、更美丽、更真实的我这边。只要走到她身边，把手放在她肩上就足够。

阿丽娜·雷耶斯·德阿拉奥兹和丈夫于四月六日抵达布达佩斯，下榻于里兹酒店。时间为离婚前两个月。次日下午，阿丽娜出门观赏城市和融冰美景。她喜欢一个人走，她走得快，好奇心重。她走了二十处地方，模模糊糊地在找寻什么，可似乎又并没有特别的目标，一味地跟着感觉走，突然从一扇玻璃门转到另一扇玻璃门，一条人行道转到另一条人行道，一扇橱窗转到另一扇橱窗。

她来到桥边，走到桥中央。踏着雪走，很费劲。桥下的多瑙河吹起一阵风，人被风困住，不胜其烦。她感到裙子紧紧地贴着大腿（她穿得不够暖），突然，她想转身回到熟悉的城市。空荡荡的桥中央，有位衣裳褴褛、黑色直发的女人，从她凹凸不平的脸上、皱褶重重的手上——拳头稍稍握起，现在又伸开了——能看出她在执着、贪婪地等待着什么。阿丽娜现在知道了，她如同经历过临场彩排，重复着表情和动作，慢慢地向她走去。她相信自己终于解脱了，从此不用再恐惧。她狼狈地跳了一下，一半是高兴，一半是冷。她已经来到她身旁，不假思索地也将双手伸出。桥上的女人扑进她怀里，两人在桥上无言地紧紧相拥，河水拍打着桥墩，摔得粉碎。

拥抱时，皮包的开关卡进她的胸口，一阵剧痛，很甜蜜，久久不能散去。她紧紧搂住骨瘦如柴的女人，感到她完全置身于自己的怀抱中，幸福感像奏响赞美诗、放飞鸽子、河流欢唱那样越来越强。当两者完全融为一体时，她闭上双眼，隔绝了对外界的感受和黄昏的光。突然，她疲倦极了。可她确定自己获得了胜利，胜利是自己的，不需要庆祝，终于胜利了。

她发觉其中一个幸福地哭了。应该是她自己，脸颊上湿湿的，颧骨很痛，似乎被人打了一拳，脖子也是。突然，肩膀在无尽的疲惫中，也痛了起来。再睁开眼（也许，她已经叫出声了），她看见两人已经分开。她确实叫出了声。因为冷；因为鞋破了，雪往里渗；因为阿丽娜·雷耶斯正离开桥走向广场，穿着灰色套装，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美不可言。她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1]原文为英语。

[2]原文为英语。

[3]以上四个句子为回文，是一种文字游戏，无论正读或倒读，句子完全一样。以上四句含义分别为“莱宁跳过地图”“朋友，不要悲叹”“捆住他，恶魔似的该隐，否则他会出卖我”“安娜斯用了你的车，苏珊娜”。

[4]Salvador Dalí（萨尔瓦多·达利），西班牙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Avida Dollars是法国诗人和评论家布勒东通过拆拼词（一种文字游戏，指改换字母顺序组成新词）给达利起的绰号，可大致译为“渴望金钱”，以讽刺他的作品日益商业化。

[5]意思是“阿丽娜·雷耶斯，是王后和……”。其中，姓氏“雷耶斯”的意思是“国王们”、“国王夫妇”。

[6]阿根廷城市。

[7]危地马拉城市。

[8]加布里埃尔·福雷（Gabriel Fauré，1845—1924），法国作曲家、管风琴家、钢琴家及音乐教育家，代表作为《安魂曲》。

[9]原文为法语。

[10]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城市。

[11]艾尔莎·皮亚基奥·德塔莱伊（Elsa Piaggio de Tarelli，1906—1991），阿根廷著名钢琴家。

[12]伊萨克·阿尔贝尼兹（Isaac Albeniz，1860—1909），西班牙著名作曲家，创作了许多舒伯特、肖邦及勃拉姆斯风格的短小钢琴作品。

[13]胡利安·阿吉雷（Julián Aguirre，1868—1924），阿根廷作曲家，大胆地将阿根廷民间传统音乐和高雅音乐相结合。

[14]卡洛斯·瓜斯塔维诺（Carlos Guastavino，1912—2000），阿根廷作曲家，浪漫主义音乐的集大成者。

公共汽车

“方便的话，麻烦您回来给我带本《家庭》。”罗伯塔夫人一边靠在沙发椅上准备午休，一边说道。克拉拉将滚轮小桌上的药品整理完毕，干净利索地扫了一眼房间。没什么要做的了，女佣玛蒂尔德会留下照顾罗伯塔夫人，该做什么她都明白。好了，她可以走了，周六整整一下午的时间都是自己的，好友安娜在等她聊天，五点半甜到极点的下午茶，广播，还有巧克力。

两点钟，保姆佣工潮水般地跨出门槛，四散一空，公园村[1]一片空旷亮堂。克拉拉沿着提诺加斯塔街走，再转萨姆迪奥街往南，伴着清脆的高跟鞋声，品味农学院路旁从树荫之间漏下的十一月的点点阳光。她站在圣马丁大街和诺戈雅街的拐角等168路公共汽车，一群麻雀在头顶上空打架。万里无云，圣胡安·马利亚·维阿奈伊主教堂的弗洛伦蒂娜塔显得更红了，高得让人目眩。钟表匠堂路易斯走过，赞赏地向她问好，似乎在称道她精致的身材、凸显苗条的高跟鞋和奶油色衬衫上白皙的纤细脖子。168路沿着无人的街道慵懒地开了过来，车门不满地嘎吱一声打开。午后静谧的街道拐角，只上了克拉拉一位乘客。

她在装得满满的手提包里找硬币，买票前耽搁了一会儿。售票员矮胖，脸板着，像个爱找碴打架的主儿，双腿老练地微微弯曲，好对付刹车和拐弯。克拉拉对他说了两次“十五分钱的”，那家伙都没把眼睛从她身上挪开，好像对什么感到奇怪。随后，他把粉红色的票递给她，克拉拉想起一首童谣，大意是：“撕呀，撕呀，售票员，一张蓝色票，或一张粉色票；唱呀，唱呀，唱点什么，边数钞票边唱歌。”她笑了，往后走想找个座位。紧急出口边上的位子空着，她带着窗边乘客常有的满足感坐了下去。这时，她发现售票员还在盯着她看。车行至圣马丁大街桥口，拐弯前，司机转过头来，也看了她一眼。虽然隔了不短的距离，但他还是找了找，看到她窝在座位上才肯罢休。司机一头金发，一脸饿相，一把骨头。他和售票员说了几句，两人看一眼克拉拉，又互相看了一眼。公共汽车跳了一下，全速拐入丘罗阿林大街。

“一对傻瓜。”克拉拉又得意又紧张地想。她把车票放进钱包，斜过眼，看着前排手捧一大束康乃馨的女士。那位女士也转过头，从花上探出头来看她，如母牛探出栅栏，目光温柔。克拉拉取出化妆镜，很快专心研究起嘴唇和眉毛来。她觉得脖子后面有些异样，怀疑有人非礼，气急败坏地迅速转过头去。离脸两厘米处，赫然一双老人的眼。老人直着脖子，手捧一束雏菊，香气几乎令人作呕。最后一排的绿色长椅上，所有乘客都望着克拉拉，似乎在谴责什么。克拉拉也将目光迎了上去，越迎越吃力，越迎越困难。不是因为乘客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她身上，也不是因为乘客手上不约而同地拿着一束花，而是她原本期望结局圆满，行为善意，比如大家扑哧一声笑了，因为她鼻子有点黑（可是她鼻子没有黑）。她笑了笑，投在她身上的目光专注持久，好像是花在看她。她的笑容僵硬了。

突然，她不安地把身子往下蹭了蹭，盯着前方磨损的椅背，检查紧急出口的操作杆，阅读上面的文字：“紧急出口，拉下手柄，站起逃生。”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怎么也连不成句。就这样，她找到一处心理安全岛，可以停下来好好想想。乘客们盯着刚上车的人看是正常行为；去恰卡利塔墓园拿着花也对；全车人都拿着花也能凑合说得过去。公共汽车从阿莱维阿医院门前经过，克拉拉这边延伸出一大片荒地，最远处是遍地脏水洼的艾斯特雷亚区，一匹匹黄马的脖子上挂着一段段缰绳。耀眼的阳光没有晒活窗外的风景，克拉拉不敢把眼神收回来，只敢往车内偷偷瞟上两眼。红玫瑰和马蹄莲，远一点是模样可怕的菖蒲，揉皱了，弄脏了，旧旧的玫瑰红缀着白色的斑点。第三排靠窗的先生（原先看着她，现在没看，现在又看了）捧着一束近乎黑色的康乃馨，花儿密密地挤在一起，连绵成一张皱曲粗糙的皮。两位坐在前方侧排座椅上的小女孩，鼻子恶狠狠的，拿着一束穷人才会买的菊花和大丽花，穿的倒不像穷人：裁剪考究的小上衣，百褶裙，白色长袜，不可一世地盯着克拉拉看。死没规矩的黄毛丫头，她想叫她们低下头别看了。可是，四只瞳孔直直地望向她，还有售票员、康乃馨先生、后面所有人喷在后颈上的热气、紧挨着的直脖子老人、后座上的年轻人。帕特纳尔区，昆卡站到了。

没有人下车。男子轻盈地跳上车，面对售票员。售票员站在车中央等他，盯着他手看。男子右手握着二十分钱，另一只手整整上衣。男子等待。“十五分钱的。”克拉拉听男子说。和她一样，也是十五分钱的。售票员没撕下票，继续盯着他看。男子终于有所察觉，友善地冲他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我跟您说了，十五分钱的。”他接过票，等着找钱，趁势滑到康乃馨先生身旁的空位上坐下。售票员找给他五分钱，又居高临下地看了他一会儿，似乎在检查他的脑袋。他压根没留意，专心欣赏黑色康乃馨。康乃馨先生观察着他，瞟了他一两眼，他也瞟了瞟康乃馨先生。两人几乎同时转头，没有挑衅的意思，只是互相看了看。克拉拉还在恼火前排那两个女孩，她们盯了她好长时间，又去盯新来的乘客。168路开始贴着恰卡利塔墓园的围墙行驶，有一阵，所有乘客都盯着男子看，也盯着她看，只不过他们对新上来的人更感兴趣，没对她直视，不过也把她收在视线中，将两人视为同一个观察目标。这帮人真蠢！就算那两个黄毛丫头也不小了。一个个捧着花，等着去办事儿，居然还这么无聊，没教养。克拉拉的心头萌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惺惺相惜，她很想提醒另一位乘客，对他说：“您和我都买了十五分钱的票。”似乎这样可以拉近两人的距离。她想碰碰他手臂，建议他：“别太在意。尽是些没教养的家伙，就知道躲在花后头，无聊。”她想叫他坐到她身边来，可是小伙子——其实他挺年轻的，尽管脸上有些沧桑的痕迹——选择了就近的第一个空位。她摆出娱乐大众兼惶恐不安的神情，坚守以看对看的策略，盯着售票员看，盯着两个女孩看，盯着菖蒲女人看。现在，手捧红色康乃馨的先生转过头来面无表情地看着克拉拉，眼神中带着泡沫岩般晦暗飘浮的软弱。克拉拉也执着地看着他，感觉自己被掏空了。她想下车（可在那条街，那个地段，不为什么，就因为手上少了一束花）。她注意到小伙子也不安起来，左看看，右看看，又往后看看，诧异地看到后座上的四位乘客和手捧雏菊、直着脖子的老人。他的眼神掠过克拉拉的脸，在她的嘴巴和下巴上停留了一秒，牵动着前方售票员、两个女孩、菖蒲女士的目光一起移动，直到他回过头去，看着他们，目光才又松弛下来。克拉拉比较了几分钟前自己遭遇的视觉骚扰和如今困惑小伙子的视觉骚扰。“可怜的小伙子，两手空空。”想法简直荒谬。她发现他有些无助，只有一双眼睛可以阻挡四处投来的冰冷火焰。

168路车没停下，拐了两个弯，径直开入墓园柱廊前的空地。两个女孩穿过走道，到车门前，后面依次是雏菊、菖蒲、马蹄莲，再后面的一堆人看不清楚。花香浓烈，看来坐在车另一头鼻子会舒服不少。克拉拉静静地坐在窗边，欣慰地看到这么多人下车。黑色康乃馨出现在高处，小伙子站起来，让黑色康乃馨过去。他身体歪着，一半卡在克拉拉前排的空位上。小伙子帅气，质朴，坦诚，也许是药店伙计，也许是会计，也许是建筑工人。公共汽车缓缓停下，车门嘎吱一声打开。小伙子等大家下车后尽情选个好位子坐，克拉拉也和他一起耐心地等，希望菖蒲和玫瑰一块儿下去。车门开着，所有人一路纵队，看着她，看着他，这两个没往外走的乘客。花儿晃来晃去，似乎有风，从地面升起，吹动植物根茎，吹动所有花束。马蹄莲、红色康乃馨、后座上捧花的男人、两个女孩、雏菊老人都下车了。只剩下他们俩，168路公共汽车似乎一下子变小、变灰、变美了。克拉拉认为他最好、也基本应该坐到她身边来，尽管他有整整一车的位置可以选。他坐了过来。两人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手。手在那里，不过是手而已，没别的。

“恰卡利塔墓园到了！”售票员喊道。

看着他催促的目光，克拉拉和男乘客回答得中规中矩：“我们买的是十五分钱的票。”他们只想到这一句，足够了。

车门还是开着，售票员走了过来。

“恰卡利塔墓园到了。”他几乎在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

小伙子看都没看他一眼，克拉拉反倒心生同情。

“我到莱蒂罗。”她把票拿给售票员看。撕呀，撕呀，售票员，一张蓝色票，或一张粉色票。司机望着他们，几乎离开了驾驶座。售票员迟疑地转过身，冲他做了个手势。前门没人上车。后车门嘎吱一声关上了。168路盛怒之中猛晃几下，起步加速，发足狂奔，克拉拉的胃里一阵不适。售票员靠在司机身旁的镀铬栏杆上，用深邃的眼神凝视着他们。他们也回视过去，直到汽车拐入多莱戈街。之后，克拉拉感觉小伙子趁前面的人看不见他们，慢慢地把手放在她手上。手很软，很暖。她没抽手，沿大腿缓缓将手挪至膝盖附近。公共汽车风驰电掣，全速行驶。

“好多人啊，”他开了口，声音几不可闻，“一股脑儿全下去了。”

“他们带花去恰卡利塔墓园。”克拉拉说，“每到周六，好多人去墓园扫墓。”

“没错，可是……”

“不错，有点怪。您注意到……”

“注意到了。”他几乎打断了她的话头，“我注意到了，您也有同样的遭遇。”

“奇怪，现在又没人上车了。”

一个急刹车：火车挡道。车狠狠晃了一下，两人心头一惊，身子直往前冲，又松了一口气。汽车像一具庞然大物，抖个不停。

“我到莱蒂罗。”克拉拉说。

“我也是。”

售票员没动弹，怒气冲冲地和司机说了什么。他们看见（他们都在密切关注车内的动向，只不过不愿意承认）司机离开座位，正沿走道向他们走来，售票员紧随其后。克拉拉发现司机和售票员盯着小伙子，小伙子浑身绷紧，似乎在积聚全部的力量。她腿发抖，和他肩靠着肩。这时，火车头呼啸而过，黑烟蔽日。司机正在说些什么，被快车的轰鸣声完全淹没。他在距离他们两个座位前停下，弯下身，像是要跳起来。售票员按住他一边肩膀，拦住他，急不可耐地指给他看：最后一节车厢叮叮当当地撞着铁轨开过去了，挡道栏杆正在升起。司机双唇紧闭，转身跑回驾驶座。168路暴跳一下，对准铁轨，冲上斜坡。

小伙子放松了身体，在座位上缓缓滑下。

“我可从来没遇上过这种事。”他似乎在自言自语。

克拉拉想哭。眼泪等在那儿，随时候命，可哭也没用。不用想，她明白一切正常，空荡荡的168路公共汽车上，除了她，只有另一位乘客。要想抗议车内的秩序，打铃，在第一个拐角下车就是。可目前一切正常。唯一不该出现的想法就是跳下车去，挪开重新握紧她的那只手。

“我害怕，”她只说了这么一句，“哪怕衬衫上别着几朵紫罗兰也好啊！”

他看着她，看着她毫无装饰的衬衫。

“我有时会在口袋上插朵茉莉，”他说，“今天出门匆忙，没顾得上。”

“真可惜！不过，我们要去的是莱蒂罗。”

“当然，我们要去的是莱蒂罗。”

这是对话，一段对话。要留心，要接住话头。

“能开点窗吗？这里头闷得我喘不过气来。”

他惊讶地看着她，他几乎有点冷。售票员一边和司机说话，一边斜眼看着他们。经过铁道后，168路没再停下，已经拐入卡宁和圣塔菲大街。

“这个位子的窗户是死的。”他说，“您瞧，汽车里就这一个挨着紧急出口的位子是这样。”

“啊。”克拉拉回答。

“我们可以换个位子坐。”

“别，不用了。”她握紧他的手，不让他站起身，“我们动得越少越好。”

“那好吧。不过，前面一排窗户可以打开。”

“不用了，真的不用。”

他等了一会儿，以为克拉拉还要说点什么。可她在座位上越缩越小，目光完全投在他身上，逃避前方传到他们身上的、如沉默、如热量的怒火。小伙子把另一只手放在克拉拉膝上，克拉拉也把自己的另一只手放了上去。两人暗暗用地手指交流，温暖地抚摸对方的手掌。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粗心大意。”克拉拉不好意思地说，“以为都带全了，还是忘了点什么。”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会遇上这事儿。”

“算了，结果都一样。他们都盯着我看，尤其是那两个女孩子，我感觉糟透了。”

“完全无法忍受。”他抗议道，“您注意到她们怎么商量好，盯着我们看的吗？”

“说到底，拿的不过是菊花和大丽花，”克拉拉说，“居然还那么自大。”

“因为有其他人撑腰。”他怒气冲冲地断言，“我位子上那个一脸鸟样、捧着半蔫康乃馨的老头，还有后座上那几个人，我没看清。您认为他们所有人都……”

“他们所有人。”克拉拉说，“我一上车就看见他们了。我在诺戈雅街和圣马丁大街的拐角上的车，刚一转过头去，就看到他们所有人，所有人……”

“幸好都下车了。”

行至普埃伊莱顿大街，一个急刹车。皮肤黝黑的警察站在高高的岗亭里，手臂张开在训斥着什么。司机滑下驾驶座，售票员想拉住他袖子，他挣开了，沿过道走来，缩着身子，眨着眼睛，嘴唇湿湿的，望望他，又望望她。“放行了！”售票员叫了起来，嗓门很怪。公共汽车后面排成长队，十个喇叭齐鸣。司机悲痛欲绝地跑回驾驶座。售票员对他耳语了几句，不时地回头看看他们俩。

“如果不是您在这儿……”克拉拉低声说道，“我觉得，如果不是您在这儿，我早就下车了。”

“可您要去的是莱蒂罗。”他诧异地说。

“没错，我去串个门。不过，无所谓，没准儿我还是会下车。”“我买了十五分钱的票，”他说，“到莱蒂罗。”

“我也是。坏就坏在下了车，还要等另一辆车来……”

“那是。而且，来的那辆也许没空位子。”

“也许。现如今，坐车真不舒服。您见识过地铁上什么样吗？”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上班路上的折腾比上班本身还累。”

公共汽车里漂浮着清朗的绿色空气。他们看见博物馆泛旧的粉红色外墙，还有崭新的法学院大楼。168路在莱昂德罗·N.阿莱姆大街上开得更快，似乎因为即将抵达目的地而发疯发狂。交通警拦下它两次，司机两次都想扑到他们身上去。第二次，售票员拦在前面，压抑着怒火，好像很心痛。克拉拉感觉自己把膝盖抬高到胸前，同伴的手突然从她身上拿开，指骨突出，青筋暴露。克拉拉之前从未见过男子手掌握拳的过程，她瞪着那两个实心拳头，惊恐之下，可怜的信任感所剩无几。一路上，他们谈旅途时光，谈五月广场的堵车，谈人类的卑鄙行为，谈耐心。后来，看到火车站外墙，两人都停住了话头。小伙子拿出钱包，手指微微发抖，神情严肃地翻看着。

“就要到了，”克拉拉直起身子，说道，“我们就要到了。”

“是的。听好：汽车一在莱蒂罗拐弯，我们马上站起来下车。”

“好的，趁汽车在广场边上。”

“没错。车站在英国塔[2]那边。您先下车。”

“哦，无所谓先后。”

“不行。我殿后，以防不测。车一拐弯，我站起来，让您过去。您必须马上起身，到车门口下一级台阶，我会紧随其后。”

“好吧，谢谢。”克拉拉感动地看着他。他们投入到计划中，研究腿所在的位置和要跨越的距离。他们看到168路公共汽车畅行无阻地开到广场拐角处。车窗抖动，车差点撞上广场边沿，全速转弯。小伙子从座位上跳起来往前走，克拉拉飞快地越过他下台阶，而他转过身，用身体挡住她。克拉拉看着车门，黑色的橡胶封条，脏兮兮的方形玻璃。她不想看其他东西，浑身抖得厉害，头发上感受到小伙子的呼吸。急刹车把他们甩向一边，与此同时，车门开了，司机张开手沿走道跑来。克拉拉跳到广场上，回头一看，小伙子也跳了下来，车门嘎吱一声关上了。黑色橡胶封条卡着司机的一只手，手指苍白僵硬。透过车窗，克拉拉看见是售票员冲到方向盘边上，够到了关闭车门的手闸。

广场上到处都是孩子和卖冷饮的小贩。他抓着她的手臂，走得飞快。两人没有交谈，没有对视，浑身幸福地颤抖。克拉拉任由他拖着，模模糊糊地看见了草坪和花坛。河流的气息扑面而来，越来越浓。卖花的人站在广场一边，摆花的筐子系在木架上。他停住脚，选了两束三色堇，递给克拉拉一束，又让她把两束都拿着，自己掏钱包付钱。两人重新迈步时（他没有再抓着她的手臂），各人拿着自己的花，各人走着自己的路，非常开心。

[1]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48个城区之一，位于西北部。

[2]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英国居民所建，纪念1810年结束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五月革命一百周年。

剧烈头痛

感谢玛格丽特·L.泰勒医生给本文提供了最美妙的画面。她的美文《眩晕和剧烈头痛的指导性症状及常用治疗对策》发表在《顺势疗法》杂志（阿根廷顺势疗法协会主办）一九四六年（创刊第十四年）四月第三十二期上（自三十三页始）。一并感谢伊雷内奥·费尔南多·克鲁斯，在前往圣胡安的旅行中让我们第一次了解到芒库斯比亚[1]。

我们照顾芒库斯比亚到很晚。炎炎夏日里，它们一个个顽皮任性，反复无常。发育滞后的要特别补充营养，我们用大号陶瓷碗盛上发芽的燕麦喂它们。大的正在换背脊上的毛，须单独放置，裹上毛毯，注意晚上不能和那些睡在笼子里、八小时进食一次的芒库斯比亚混在一起。

我们感觉不舒服，早上就不舒服了，也许是大清早吹了热风，当时，对房子全天候眷顾的似火骄阳尚未升起。十一点钟照顾生病的动物和午睡后对新生儿的身体检查将我们折磨得奄奄一息，维持现状越来越难。我们担心，只要一晚上照顾不周，芒库斯比亚就会万劫不复，性命不保，而我们也会倾家荡产，遭灭顶之灾。于是，我们不动脑筋地干活，一项接一项地做事，只稍稍歇会儿吃点东西（面包在起居室的桌上和搁板上）或照照镜子（镜子把卧室的视觉面积扩大了一倍）。晚上，我们一头倒在床上，累得睡前都不想去刷牙，只是就着灯，把药吃了，听见成年芒库斯比亚在外面绕着屋子打转。

我们感觉不舒服。我们中的一个得了乌头症。打个比方，如果恐惧导致眩晕，应该服用大量稀释的乌头。乌头症是场强风暴，来得快，去得快。因为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不为什么事便焦虑不安，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描述其治疗方式呢！一个女人突然面对一只狗，头一下子晕了，晕得厉害。那好，服用乌头。过了一会儿，只剩下一种甜美的眩晕。晕得舒服了，还一个劲地想后退。（这种情况我们有过，不过是泻根症，感觉人和床一起，或者穿过床板，往下坠。）

我们中的另一个得的是典型的马钱子症。给芒库斯比亚喂完发芽的燕麦后，也许因为弯腰时间过长，突然感觉脑子在转，不是周围东西转，那是眩晕；是视线在转。意识在脑子里像陀螺仪一般环绕着旋转，外面的世界纹丝不动，只是一味地逃逸，捕捉不住。我们想，也许只是缺磷症。一来怕花香（或是小芒库斯比亚的香味，它们闻上去有股淡淡的丁香花味），二来体质也和缺磷症完全吻合：人又高又瘦，老想要冰饮料、冰激凌和盐。

晚上会感觉舒服些。芒库斯比亚的走动与大草原的寂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疲倦和寂静对我们帮助不少。有时，我们一觉睡到大天亮，在大有好转的希望中醒来。如果我们中的一个比另一个更早跳下床，两人会悲痛欲绝地目睹溴樟脑症再次发作：以为在朝一个方向走，实际上南辕北辙。太可怕了，明明确信无疑地往卫生间去，突然，脸却贴上了光滑的大镜子。我们只当这是笑话，毕竟还有许多活儿在等着，这么早气馁无济于事。我们找出小药丸，不吭声不气馁地执行阿尔宾医生的医嘱。（也许，私下里我们有轻微的氯化钠症。典型的钠会哭，可没人注意得到。它悲伤，却内敛。它喜欢盐。）

畜栏、温室、奶牛场都有活儿在等着，谁还能尽想些没用的事呢？莱昂诺尔和常格在外头闹闹哄哄。我们拿着体温表、提着洗澡盆出门的时候，他们赶紧扑到工作上，似乎想把劲一下子使完，准备下午偷懒。我们对此心知肚明，庆幸自己身体依然健康，凡事还能亲力亲为。只要目前状况不继续恶化，不出现剧烈头痛，我们就可以工作下去。现在是二月，等五月把芒库斯比亚卖掉，整个冬天就不用愁了。还撑得下去。

芒库斯比亚花去我们许多时间。一方面，它们头脑精明，心术不正；另一方面，照顾幼崽是个细活，需要细致入微，坚持不懈。完全没必要多产多养，举个例子：早上六点半，我们中的一个把芒库斯比亚妈妈从温室笼里放出，集中到畜栏的干草上，让它们尽情地蹦跶二十分钟。与此同时，另一个把孩子从编了号、放着各自病历的小笼子里抱出来，麻利地测出肛温，将超过37.1摄氏度的放回笼子，其余的从马口铁管道输送到妈妈那儿喂奶。也许，这是早上最美的时刻。小芒库斯比亚和妈妈吵吵嚷嚷，说个不停，让人感动。靠在畜栏边上，我们忘记了即将临近的中午和刻不容缓、无比艰难的下午。突然，我们有些怕看畜栏的地面，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紫草症。还好，过去了。阳光晒走了其他症状，头痛在暗处会发作得更厉害些。

八点是洗澡时间。我们中的一个往澡盆里放整把整把的沐浴盐和麦麸，另一个吩咐常格打来几桶温水。芒库斯比亚妈妈们不爱洗澡，需要小心地抓着它们的耳朵和腿，像抓兔子那样，把它们无数次地浸在水里。芒库斯比亚会绝望地毛发直竖，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盐趁机直接渗入娇嫩的皮肤。

接下来，轮到莱昂诺尔给芒库斯比亚妈妈们喂食，她做得非常出色，食物分配上也从没出过差错。她给它们吃发芽的燕麦，每周再喂两次牛奶加白葡萄酒。常格就让人有些信不过，我们觉得他会把葡萄酒喝光。最好把酒收进屋里，可惜房子太小，日头高照时，葡萄酒会渗出甜得发腻的味道。

如果日子只是机械重复，毫无变化，也许，我说的这些也就千篇一律，毫无用处。最近几天正赶上它们断奶的关键期，我们中的一个必须承认，痛苦地承认：缺硅症越来越显著。它从控制我们的睡眠入手，发动内部攻击，打破稳定性，眩晕的感觉沿着脊椎爬入脑中，好比小芒库斯比亚沿着畜栏的杆子往上爬（没有其他描述方式）。于是，落入梦境这口漆黑深井的我们，突然变成芒库斯比亚玩耍攀爬的那根又酸又硬的杆。闭上眼睛情况更糟。睡意就这样离我们而去，谁也不能睁着眼睛睡觉。我们累得要死，可稍微一迷糊，眩晕的感觉又开始爬，脑子里晃荡来晃荡去，似乎装的全是活物，围着脑袋打转。好像芒库斯比亚。

太讽刺了。据研究证明，缺硅症患者缺硅，缺沙。而我们蜗居在沙丘间的小山谷，时刻感受到巨型沙丘的威胁。我们要睡觉，居然会缺沙。

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我们花了些时间严格规定服用剂量，十二点时，我们发现药物反应良好，下午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也许只会稍稍有些不适，似乎所有物体突然停在面前，竖在那里，一动不动，艺术家的逼真感受。我们怀疑病症变了，是白英症，不过，要想拿准，可不太容易。

空气中微微飘浮着成年芒库斯比亚的毛。午睡过后，我们拿着剪刀和橡胶口袋去铁丝网围成的畜栏，常格把成年芒库斯比亚聚在那里，准备剪毛。现在是二月，夜里天气凉爽。芒库斯比亚舒展开睡觉，靠长毛取暖，不像蜷成一团的动物懂得自我保护，可背脊上却在掉毛，新毛长得很慢。毛落在畜栏外面，风一吹，扬在空中，浮起一片薄雾，弄得鼻子直痒痒，还穷追不舍地跟着我们进屋。于是，我们把芒库斯比亚聚在一起，将背脊上的毛剪到半高，注意不影响到它们保暖。毛剪下之后，太短，飞不起来，渐渐落成一层黄色的尘土。莱昂诺尔用水管一浇，每天扫出湿乎乎的一团，扔掉了事。

我们中的一个同时还要安排雄芒库斯比亚和年轻的雌芒库斯比亚交配，给每只幼崽称体重。常格高声念出头一天的重量，逐个确认体重增加情况。发育滞后的被放在一边，需要特别补充营养。我们一直忙到天黑，只剩下喂第二顿燕麦——莱昂诺尔一会儿就分完了——和把芒库斯比亚妈妈关起来。小宝宝们尖叫着，执意要留在妈妈身边。母子分离的工作由常格完成，我们站在门廊上监督。八点钟，关门关窗。八点钟，屋里只剩下我们俩。

过去，这是一段甜蜜的时光，可以回忆过去，憧憬未来。可是，自从身体不适以来，独处变得痛苦异常。我们用整理药箱的方式欺骗自己，药品按字母排序，会不小心弄乱。没有用。到头来，我们会坐在桌旁，阅读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的作品（《研究你自己》）或汉弗莱的作品（《顺势疗法指南》）。我们中的一个曾患上间歇性白头翁症：反复无常、好掉眼泪、苛刻暴躁，这病总在晚上发作。另一个也是晚上发病，患的是原油症：物品、声音、回忆，一切都游离于他之上，浑身僵硬麻木。两种病痛毫无冲突，平行发展，可以忍受。之后，也许，睡意就降临了。

我们也不想越来越强调这些笔记的重要性，好比让声音越来越响，直到乐队在悲伤中爆发，再让声音渐渐小下去，索然无味地重归平静。记录下来的状况有些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如第二窝芒库斯比亚出生时剧烈的硝化甘油症），有些发生在现在，有些发生在早上。我们认为，有必要将这些阶段记录下来，等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可以请阿尔宾医生帮我们添进病历。我们并不能干，记着记着会突然跑题。可是，阿尔宾医生希望了解所有相关细节。我们晚上听见的刮浴室窗户的声音也许就很重要，也许是印度大麻症。要知道，印度大麻会产生兴奋感，夸大时间和空间。也许是一只出逃的芒库斯比亚，它像所有同类那样趋光而来。

一开始，我们很乐观，没有丧失卖幼崽发大财的美好愿望。我们很早起床，越到后期，时间越发珍贵。一开始，常格和莱昂诺尔的逃跑几乎没有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这两个狗娘养的，没打招呼，没履行合约，那天晚上就这么跑了，还顺手牵走一匹马、一辆双轮马车、我们中的她的一床毯子、一盏乙炔灯和最新一期《阿根廷世界》。畜栏里悄无声息，我们猜到他们跑了，得赶紧放幼崽出来喂奶，准备洗澡用具和发芽的燕麦。我们一直在想：别去想发生的事，埋头工作。别去管现在只剩下我们俩，没有马可以骑去六里外的普安，粮食只够吃一星期了，愚蠢透顶的谣言已经在其他村子散播开来，说我们在养芒库斯比亚，大家怕染上病，不敢靠近，周围转悠的是无所事事的流浪汉，而我们只管埋头工作。只有不断工作，身体健康，我们才能忍受中午时分、午餐休息（我们中的她草草开一听口条罐头，开一听豌豆罐头，再煎些鸡蛋火腿卷）时困扰我们的不适。我们无法不睡午觉，身体不适比双道锁的门还要无情，把我们锁进阴凉的卧室。就在刚才，我们清晰地回忆起夜间不安稳的睡眠，那种奇怪的、透明的——如果允许我们造出这种表达法——眩晕。早晨起床，直视前方，任何物体，比如衣柜，都在做变速旋转，时不时地偏向一边（右边）。与此同时，在旋涡中，同一个衣柜却又好好地停在那儿，静止不动。用不着多想，是仙客来症。治疗几分钟就见效了，身体恢复了平衡，可以正常工作和走动。更糟糕的是，午觉睡得正香（每件物品放得安安稳稳，阳光毫不留情地钉住它们的棱角），我们听到大芒库斯比亚畜栏里传来骚动和低语。它们突然不安起来，拒绝静养，静养能帮它们长肉呀！我们不想出去。烈日当空，极易引发剧烈头痛。如今，什么活儿都指着我们，怎么能允许自己冒险发病呢？可是，我们不得不出去。芒库斯比亚越来越不安分，畜栏里的骚动声前所未闻，实在没办法继续待在屋里。于是，我们在软木头盔的保护下冲出门去，快速商议之后，分头行动。我们中的她往芒库斯比亚妈妈笼子那边跑，另一个检查大门关没关好，澳式水塘的水位如何，狐狸或山猫会不会钻进来。我们刚赶到畜栏门口，就被太阳晃得睁不开眼，如白化病患者在白色火焰中摇晃不定。我们想接着干活，可惜为时已晚。颠茄症袭来，我们赶紧疲惫不堪地躲进工棚最里面背阴处。面部充血，发红发烫，瞳孔放大。大脑和颈动脉怦怦直跳。矛戳锥刺般的剧痛。晃动般的剧痛。走一步，坠一下，后脑像系着一块秤砣。刀戳锥刺般的痛。爆裂般的痛，似乎要把脑子挤出去。弯下身子更糟，脑子似乎要往外掉，人似乎被往前推，眼睛似乎要蹦出来（似乎这个，似乎那个，怎么也形容不出真正的感受）。声音、晃动、移动、光线，都会加重病情。突然，症状消失了。阴凉霎时带走了病痛。我们心怀感激，想跑动跑动，晃晃脑袋，奇怪一分钟前……可活儿还在那儿。现在，我们怀疑芒库斯比亚的躁动不安是因为没有凉水喝，没有莱昂诺尔和常格的照顾：它们敏感得很，一定是通过某种方式注意到了他们不在。另外，上午的工作变了也让它们有些奇怪，我们那么笨手笨脚，那么慌慌张张。

这一天不用剪毛，我们中的他负责事先定好的雌雄交配和控制体重，很容易看出从昨天到今天，幼崽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妈妈们吃得不好，总要把发芽的燕麦闻上好久，才不情愿地将温热的食物放入口中。我们默默地做完剩下的工作，如今，夜幕降临有了另一层不愿面对的含义。我们无法像过去那样告别一个既定的、依然正常运转的秩序，告别莱昂诺尔和常格，告别各归各位的芒库斯比亚。关上家门意味着让无法无天的世界自生自灭，对夜间到凌晨的一切听之任之。我们拖延了很久，直到无法再拖，才偷偷摸摸、互相回避、心惊胆战、忧心忡忡地走进家门。夜晚像一只眼睛在等待着我们。

幸好我们困了，中暑和劳累战胜了无言的不安。我们艰难地咽下残羹剩饭：一点煎鸡蛋，牛奶泡面包。什么东西又在刮浴室窗户，屋顶上也有蹑手蹑脚跑动的声音。没有风，是月圆夜。有公鸡的话，半夜前就会打鸣。我们摸索着服下最后一剂药丸，二话不说，上床睡觉。灯关着。说得不对，灯不是关着，压根就没有灯，屋子在深深的阴影里，屋外圆月高悬。我们想说点什么，问出口的却只是明天怎么办，怎么弄吃的，怎么去镇上。后来，我们睡着了。一小时，就一个小时，窗下那根灰色的光线还没有向床边移动。突然，我们在黑暗中坐了起来，在黑暗中竖起耳朵，黑暗中听得更真切。芒库斯比亚出事了，我们听到的是怒吼或惊叫，听得出雌的嗓门尖，雄的嗓门粗。突然，叫声消失了，房里似乎掠过一阵寂静的风。紧接着，叫声又一次划破夜空，越来越高，传得很远。我们不想出去，听听就够受的了。我们中的他怀疑惨叫声究竟来自屋内还是来自屋外，有时候，声音听起来就在屋内。这个小时里，我们患上了乌头症，思维混乱，对错不分。的确，头痛来势凶猛，几乎无法形容。脑袋里，汗毛丛生的皮肤上，有撕裂感、灼烧感。恐惧、发热、苦闷。额头又涨又沉，似乎有股力量在向外拉扯，将一切掏空。乌头症会突然爆发，疼痛难忍，遇冷风则病情加剧，伴有不安、苦闷和恐惧。芒库斯比亚围着房子转来转去，此刻再说它们还待在畜栏里、锁很结实之类的话，无异于自欺欺人。

我们没注意天亮。一晚上没睡好，只记得定点伸手将小药丸放入口中。五点左右，睡意终于将我们打倒。刚才，有人敲起居室的门，越敲越响，气势汹汹。我们中的他只好把拖鞋套在脚上，拖着身子去开门。是警察。警察带来了常格被捕的消息，送回了马车，并怀疑常格擅离雇主，犯偷窃罪。得在证供上签个字。一切正常，太阳升得高高的，畜栏里一片寂静。警察看了看畜栏，其中一个用手帕捂住鼻子，假装咳嗽。我们赶紧说了他们想让我们说的话，签了字。他们几乎一溜烟地跑了，远远地绕过畜栏，盯着它看，也盯着我们看，甚至冒险往屋里看了一眼（屋里空气闭塞，屋前闻得到），几乎一溜烟地跑了。真怪，这些混蛋居然不愿意多看一眼，逃瘟疫似的从侧路上疾驰而去。

我们中的她单方面决定，利用早上干活儿的时间，另一个即刻动身，驾车去找吃的。人和马都挺不情愿，马被拖回来，一口气没歇，有些疲倦。不一会儿，人和马上了路，回头看看，什么都好好的。这么说，晚上在房里吵的不是芒库斯比亚，得用烟熏死屋顶上的老鼠。一只老鼠居然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真让人意外。打开畜栏，把芒库斯比亚妈妈们聚在一起，可是，发芽的燕麦眼看就要没了，它们争抢得厉害，互相撕下对方背脊和脖子上的肉，还见了血。又是呵斥又是鞭打，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它们给分开。这么一弄，奶根本喂不好。幼崽们嗷嗷待哺，有的跑起来晃晃荡荡，有的干脆靠在铁丝网上休息。一只雄芒库斯比亚莫名其妙地死在笼子门前。马儿不愿小跑，离家十个街区了，还耷拉着脑袋，大口大口地喘气，慢吞吞地前行。一人一马泄了气，只好回头，刚好看见最后一点食物被一抢而光。

我们不再坚持前行，回到门廊。一只幼崽在第一级台阶上奄奄一息，我们抱它起来，放在铺着干草的篮子里，想知道它得了什么病，可它和动物一样，不明病因地死了。锁好好的，搞不懂这只芒库斯比亚怎么跑出来的，是逃跑才会死，还是快死了才会逃跑。我们喂了它十粒马钱子，药丸在嘴里，像十粒小珍珠，它咽不下去。从我们站的位置，能看见一只雄芒库斯比亚前腿一软摔倒了，它晃了晃想站起来，可还是像祈祷似的跪了下去。

似乎有叫声传来，声音很近，我们甚至朝门廊的草椅子下望了望。虽然阿尔宾医生叫我们提防早晨的动物性反应，可头痛至此，还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后脑痛，时不时听到一声喊叫：蜜蜂症，像被蜇过那样痛。我们脑袋后仰，要不，埋进枕头（什么时候爬上了床）。不口渴，出汗，小便少，叫声刺耳。身体似乎被压伤，一碰就痛，握过一次手，痛得钻心。等到渐渐地不痛了，我们开始担心会不会再来一种不同的动物，先是蜜蜂，再是蛇。时间是两点半。

我们想趁光线好、精神好把笔记写完。我们中的他应该去镇上，要是午睡后再去，会太晚导致赶不回来，一个人在屋里过夜，也许会不好好吃药……静归静，午觉还是睡不着，房里蒸笼般的热，走到门厅，也会被地上、工棚里、屋顶上白花花的热气吓回来。芒库斯比亚又死了几只，剩下的闷声不响，走近了，才听得到它们在喘气。我们中的她认为还能卖，应该去镇上。另一个记下了这话，心里却不以为然。等热气散去，等天黑再说。我们差不多七点出门，工棚里还剩几把吃的。晃晃口袋，掉了些燕麦渣下来，被我们如获至宝地聚在一起。它们闻到香味，在笼子里蹦得厉害。我们不敢放它们出来，每个笼里放一勺，更公平，它们也更满意。我们搞不懂：没把死去的芒库斯比亚弄出来，怎么会有十个空笼子？怎么会有些幼崽在畜栏里和雄芒库斯比亚混在一起？不太看得见了，天一下子黑了，常格偷走了我们的乙炔灯。

山上种的是柳树，山道上似乎有人。应该叫个人去镇里一趟，还有时间，还来得及。有时，我们会想：我们到底有没有被人监视？人们有没有那么无知，那么讨厌我们？我们宁可不去想，高高兴兴地关上门，待在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我们想查阅资料，提防蜜蜂症，或者某种更可怕的动物。我们放下晚饭，高声朗读，可几乎入不了耳。一些句子爬到另一些句子上面。外面还是那样，一些芒库斯比亚比另一些叫得响，嗥叫声划破夜空，不绝于耳。“Crotalus cascavella症会制造出特别的幻觉……”我们中的他将句子又念了一遍，很高兴居然能如此正确地理解拉丁文，响尾蛇症。啰唆了点，crotalus和cascavella都是“响尾蛇”的意思。也许，书上不想直接说出动物的名字，免得吓着普通患者。可名字终究还是说出来了，这种可怕的蛇……“其毒素会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我们要抬高声音，才能彼此听见，芒库斯比亚叫得太响。我们又一次感到它们就在房子附近，在屋顶上，在刮浴室的窗户，在顶窗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不奇怪了。下午，我们就看见许多笼门开着，房门倒是锁得好好的，厨房的灯光照在身上，像一层冰冷的保护膜。我们声嘶力竭地传授着知识，书上写得非常清楚，语言直接，毫无成见。患者症状描述如下：剧烈头痛，极度兴奋，入睡时病发（还好，我们不困）。脑壳像钢盔一样挤压大脑——说得一点没错。某种生物在脑袋里绕圈游走。（这么说，房子就是我们的脑袋，我们感觉到有人在绕着它走，每扇窗户都是抵御屋外芒库斯比亚嗥叫的一只耳朵。）脑袋和胸部被铁甲挤压，烧红的烙铁没入头顶，我们无法肯定是否是头顶。就在刚才，灯光抖了抖，越来越暗，下午我们忘了开磨发电。等完全看不见了，我们在书旁点了支蜡烛，将症状全部了解完毕。还是了解清楚比较好，免得待会儿——右侧太阳穴尖刺般的痛，这种可怕的蛇，其毒素会以惊人的速度蔓延（这段已经读过了，单靠一支蜡烛，很难把书照亮），某种生物在脑袋里绕圈游走，这段也读过了，的确是这样，某种生物在绕圈游走。我们没有不安，外面更糟，如果有外面的话。我们把书放下，面面相觑。如果我们中的一个用表情示意越来越高的嗥叫，我们会回到书本，坚信目前的问题就在那儿。某种生物在那儿绕圈游走，对着窗户嗥叫，对着我们的耳朵嗥叫，快要饿死的芒库斯比亚在嗥叫。

[1]作者虚构的一种需要悉心呵护方能成活的动物，这个词取自作者在大学任教时的同事伊雷内奥·费尔南多·克鲁斯使用的意义不明的口头禅。

奸诈的女人[1]

我从她手中接过苹果，趁机在她唇上吻了一下。
没想到一咬下去，头晕脚软，觉得自己从她脚下纠结的枝条间
重重摔下，看见了那些在深洞里迎着我的僵白脸孔。
——但丁·加百利·罗塞蒂[2]
《果园深洞》[3]

他不该在乎这些了。可这次不同，大家全都鬼鬼祟祟地说上了闲话，让他心神不宁。塞莱斯特妈妈告诉贝蓓姨妈时一脸谄媚，父亲一脸的不信与不安。先是那个住两层小楼的女人，她像牛一样缓缓地转过头，像牛吃草一样津津有味地反刍闲话。药店女孩在说——“不是我信，可要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连一向为人谨慎的堂埃米利奥（他卖的铅笔和塑料皮本儿一直让人信赖）也在说。说起黛利娅·马尼亚拉，所有人都似乎羞于启齿，不敢相信她居然是这种人。只有马里奥将一腔怒火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他突然对全家充满仇恨，想自立，却不能。他从来没有爱过家人，是血缘纽带和对孤独的恐惧将他和妈妈、和兄弟姐妹拴在了一起。对邻居可以简单粗暴：堂埃米利奥头一次嚼舌根，就被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住两层小楼的女人跟他打招呼，他视而不见，似乎这样会让她心里不好受。下班回来，他公然跨进马尼亚拉家的大门，向马尼亚拉夫妇问好，有时拿着糖或拿本书，向杀害两位男友的女孩走去。

黛利娅的模样我记得不太清楚，只记得她优雅不俗，一头金发，动作很慢（当年我十二岁，对我而言，日子过得慢，什么都慢），浅色上衣，大摆裙。有一阵子，马里奥认为黛利娅之所以招人恨，是因为她的衣着和气质。他对塞莱斯特妈妈说：“你们恨她，是因为她不像你们那么俗，也不像我这么俗。”妈妈作势要用毛巾抽他一个耳刮子，他眼睛眨都没眨。此后，他和家里公开决裂：他们把他晾在一边，极不情愿地替他洗衣服，周日去巴勒莫区[4]散步或野餐都不叫他。于是，马里奥总是去黛利娅的窗边，往里扔小石子。有时候，她会出来；有时候，他听见她在屋里笑，坏坏地笑，让他绝望。

弗波大战登普西[5]，家家户户都在哭泣，人人义愤填膺，带着几乎亡国的屈辱和忧伤。马尼亚拉一家搬到四个街区外的阿尔马格罗，搬得够远的了。新邻居们开始和黛利娅交往，维多利亚街和卡斯特罗·巴罗斯街的人家忘记了那档子事。马里奥从银行下班，照例每周去见她两次。夏天到了，黛利娅有时愿意出门走走，他们一同去里瓦达维亚街上的咖啡馆，或者在十一广场坐坐。马里奥年满十九岁，黛利娅即将迎来二十二岁的生日。不会庆祝的，她还在服丧。

黛利娅为男友服丧，马尼亚拉夫妇认为说不通，就连马里奥，也希望她只把悲痛藏在心里。黛利娅对着镜子戴上帽子，黑色的丧服把她的头发衬得格外金黄，她在面纱后的微笑看着委实叫人心酸。马里奥和马尼亚拉夫妇宠她，带她散步、购物、天黑回家、周日下午会客，她半推半就，任他们摆布。有时，她一个人走回原来居住的街区，赫克托和她在这儿谈过恋爱。一天下午，塞莱斯特妈妈见她从门前走过，鄙夷地当众拉上百叶窗。一只猫跟在黛利娅身后，所有动物都对她服服帖帖，不知道是喜欢她还是受了她的控制，她不看它们，它们也会挨着她走。马里奥注意到：有一次，黛利娅想去摸一条狗，那狗走开了，她唤了狗一声（下午，在十一广场），狗便听话地过来让她摸，似乎还挺高兴。她妈妈说黛利娅很小的时候玩过蜘蛛，大家都吓了一跳，包括马里奥在内，他有些怕蜘蛛。蝴蝶会飞到她头发上。在圣伊西德罗，马里奥一下午见到两只蝴蝶飞上她的发梢，可黛利娅随便挥挥手，把它们赶跑了。赫克托送过她一只白兔，没几天就死了，死在他前头。周日凌晨，赫克托从新港一跃而下。从那时候起，马里奥开始听见人们说闲话。罗洛·梅迪西斯的死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毕竟，大批大批的人死于昏厥。赫克托自杀身亡让左邻右舍看到了太多巧合，马里奥的眼前又浮现出塞莱斯特妈妈告诉贝蓓姨妈时的一脸谄媚，父亲一脸的不信与不安。最糟糕的是颅骨破裂，罗洛刚走出马尼亚拉家的门厅，便一头栽倒在地。尽管他已经死了，可狠狠撞在台阶上的声音毕竟是场梦魇。黛利娅当时在屋里。很奇怪，他们没在门口分手。不管怎样，她当时离他很近，第一个惊叫起来。相反，赫克托和平常一样，周六去黛利娅家，离开她家后五小时，在一个结着白霜的夜晚，孤零零地死去。

马里奥的模样我记得不太清楚，大家都说他和黛利娅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尽管她还在为赫克托服丧（她从来没为罗洛服过丧，鬼知道揣的什么心思），但她同意让马里奥陪着在阿尔马格罗区散散步或是去看场电影。直到那时，马里奥感觉对黛利娅、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房子而言，自己是个外人。他不过是个“客人”。在我们的字典里，“客人”的含义精确严格，边界分明。他拉着她的胳膊过街，或者登上梅德拉诺站的台阶时，偶尔会看着自己的手攥着黛利娅黑色的丝绸上衣，揣摩着黑白之间的距离。等到黛利娅脱下重孝，换上灰色的半丧服，周日上午可以戴上浅色的帽子，她会离自己近一点。

流言蜚语尽管并非无中生有，但让马里奥难过的是人们往往将无关紧要的事情联系起来，人为地赋予其一定的含义。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许多人死于心脏病或水下窒息；许多兔子在家里、在院子里日渐羸弱，一命呜呼；许多条狗不让人摸，或让人摸；赫克托留给母亲几行字；罗洛去世的那天晚上（一头栽倒之前），住两层小楼的女人听见从马尼亚拉家的门厅传来哭泣声；事发后头几天黛利娅的表情……人们在这些事上倾注了无尽的智慧，这么多结打在一起，终于织成一块壁毯。当失眠侵入他的体内，将他的夜晚征服，马里奥有时会恶心或恐惧地看见那块壁毯。

“原谅我选择了死，你是不可能明白的，请原谅我，妈妈。”从《评论报》上撕下的一角，压在外套边的一块石头下，仿佛为清晨出现的第一位水手设计了一处路标。直到那天晚上，赫克托一直那么幸福。当然，最后几周有些怪。也不是怪，只是有些心不在焉，望着空气，若有所思。也许，他想在空气中写点什么，想破解一个谜。红宝石咖啡馆的小伙子们都能作证。罗洛可不一样，心脏突然出了问题。罗洛是个独来独往、不声不响的小伙子，有钱，开一辆雪佛兰双排座敞篷车。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很少有人能见证他的所作所为，只有门厅那一刻不同凡响。住两层小楼的女人日复一日地诉说着罗洛的哭声是压在嗓子里的惨叫，有双手掐着他的脖子，将叫声分割得支离破碎，想置他于死地。随即，“咚”的一声，脑袋撞上台阶，黛利娅惊叫着跑了出来，乱成一团，无济于事。

马里奥也在不自觉地将事情联系起来，设计合理的解释，应对邻里的攻击。他从来没有问过黛利娅，一直隐隐地希望她能对自己说点什么。他有时会想，黛利娅知道别人在嘀咕些什么吗？马尼亚拉夫妇也怪，说起罗洛与赫克托心平气和，好像他们俩只是出远门去了。黛利娅被小心谨慎、无条件地保护着，绝口不提往事。马里奥和他们一样谨慎，也加入到保护者的行列中。他们三个将黛利娅裹在一圈薄薄的、无时不在的保护层里。周二或周四，保护层几乎透明；周六到周一，保护层被细心呵护，触手可及。黛利娅的生活也稍稍恢复了一丝生气。有一天，她弹起了钢琴；还有一天，她玩起了跳棋。她对马里奥更温柔了，请他坐在客厅窗边，跟他解释要做哪些针线活或绣花活。她从不跟他说起饭后甜点或夹心糖，让马里奥觉得很奇怪。不过，他认为是黛利娅考虑周全，担心这些话题会闷着他。马尼亚拉夫妇对黛利娅的酿酒手艺赞不绝口。有天晚上，他们想给马里奥倒一小杯，黛利娅却突然粗暴地说她酿的酒是女人喝的，酿的那几瓶几乎全倒掉了。“可是给赫克托……”黛利娅的母亲哭丧着脸，打住没往下说，免得马里奥难过。不过后来他们发现，提起黛利娅的两位前男友，马里奥并不介意。他们没再提酒这个话题，直到黛利娅又高兴起来，说想尝试尝试新的酿造方法。马里奥记得那天下午，是因为他刚刚升职，升职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黛利娅买了盒夹心糖。马尼亚拉夫妇正在耐心地讲电话，请他在饭厅听一会儿罗西塔·基罗加[6]的歌。电话讲完以后，他告诉他们自己升职了，还给黛利娅买了盒夹心糖。

“这个，你可买得不对。算了，给她拿过去吧，她在客厅。”他们看他走出饭厅，又互相看了一眼，直到马尼亚拉先生像取下桂冠一样地放下电话，马尼亚拉夫人叹了口气，看着别处。突然间，两人似乎陷入了不幸与失落。马尼亚拉先生表情含糊地将话筒挂了上去[7]。

黛利娅盯着盒子看，没太理会盒里的夹心糖。可是，吃到第二颗薄荷味、带核桃尖的糖果时，她跟马里奥说这玩意儿她也会做。她以前从没告诉过他。仿佛是在为自己开脱，她生动地描述起如何做夹心糖，如何放馅，如何裹上一层巧克力或摩卡。她最拿手的是香橙味酒心巧克力。她用针在马里奥带来的夹心糖上戳了个洞，告诉他具体怎么做。马里奥看着她的手指，在夹心糖的衬托下越发白皙；看她解释，似乎在看一位外科医生在手术的关键处停顿下来。夹心糖在黛利娅的手指上像只小老鼠，小小的被针戳伤的活老鼠。马里奥感到奇怪的不适，甜腻的恶心。“把那块夹心糖扔掉，”他很想对黛利娅说，“扔得远远的，别把它放进嘴里，它是活的，是只活生生的老鼠。”后来，升职的喜悦涌上心头。他听黛利娅不停地解释如何做茶味酒心，如何做玫瑰酒心……他把手伸进盒子，接连吃了两三颗。黛利娅笑了，像在笑他。他想象着，感觉自己幸福得可怕。“第三任男友，”他奇怪地想，“这么跟她说：她的第三任男友，还活着。”

现在说这个更难一些。小事会忘，记忆的背后不断编织着细小的谎言，这段往事和其他往事混杂在了一起。那时候，他和马尼亚拉一家走得很近，处处关注黛利娅，投其所好，由她任性。马尼亚拉夫妇将信将疑，请他帮黛利娅振作起来。他买了酿酒材料、过滤器和漏斗，她郑重其事、心满意足地收下了。马里奥想：这其中包含了一点点爱，至少，包含了对死者的一点点遗忘。

周日，他饭后留下与家人闲聊，塞莱斯特妈妈脸上没笑，却给他端上了最好的饭后甜点和热乎乎的咖啡，以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终于，流言不再满天飞，至少没人当着他的面对黛利娅说三道四了。天知道赏给卡密雷蒂家小儿子的耳光或是对塞莱斯特妈妈的大发雷霆是否起了点作用。马里奥认为他们再三斟酌后，决定赦免黛利娅，对她重新评价。他从不在马尼亚拉家谈自家事，周日饭后闲聊也从不对自家人谈黛利娅。他开始认为在四个街区的这头和那头过双重生活完全可能，里瓦达维亚街和卡斯特罗·巴罗斯街的拐角是一座充分必要、行之有效的桥。他甚至希望未来可以拉近两家人、两帮人之间的距离。独处时，他时常感到难以参透的隐秘隔阂与不祥，但对此不以为意。

没有其他人拜访马尼亚拉夫妇。他们既无亲戚又无朋友，让人有些惊讶。马里奥无须为自己设计一种特别的按铃方式，门铃一响，大家就知道来的是他。十二月，甜蜜的湿热。黛利娅酿出了浓缩橙汁酒，暴雨倾盆的下午，两人一起幸福地品尝。马尼亚拉夫妇不想喝，一口咬定饮酒伤身。黛利娅没有生气，可是，当马里奥端起紫色酒杯，品了一小口味道辛辣的橙色酒时，她的容貌几乎焕然一新。“辣得我快热死了，不过味道不错。”他说了一遍还是两遍。黛利娅高兴起来话不多，只说：“我是特地为你酿的。”马尼亚拉夫妇看着她，似乎想读出十五天精制炼丹术的配方。

罗洛爱喝黛利娅酿的酒。这是有一次马里奥去黛利娅家她却不在，他听马尼亚拉先生说的，“她为他酿制了许多不同口味的酒，可罗洛害怕心脏吃不消，喝酒对心脏不好。”她居然有过体质如此柔弱的男友，马里奥现在明白了黛利娅在表情手势和弹奏钢琴时所表现出的如释重负。他几乎脱口问马尼亚拉夫妇赫克托喜欢什么，黛利娅给他酿过酒、做过甜品吗？他想起黛利娅重新试做的夹心糖，在厨房前厅的隔板上晾成一行。马里奥预感黛利娅做的夹心糖一定美味无比，求了许多次后，终于让他尝到一粒。临走前，黛利娅用白色小金属碟给他拿来一小块白色的糖果。他细细品味：有一丁点苦，有点薄荷与核桃混杂起来的味道。黛利娅眉眼低垂，神情谦逊。她拒绝接受表扬，不过是试验品，离预期还差得远。可是，他下一次登门拜访时，也是晚上，临走前，在钢琴边的暗处，她又让他尝了一粒，得闭上眼睛猜味道。马里奥乖乖地把眼睛闭上，猜想巧克力味里有很淡很淡的柑橘味。牙齿咬碎了小块杏仁状的东西，弄不清味道，不过，在软软的、甜甜的巧克力糊中找到着力点，感觉还挺不错。

黛利娅对结果很满意，说马里奥对味道的描述和她设想的非常接近。还要试，有些小地方还需要调整。马尼亚拉夫妇告诉马里奥，黛利娅再也没坐回到钢琴前，只顾着几小时几小时地酿酒制糖。他们没有责怪的意思，可听上去也不大高兴。马里奥猜想是不是黛利娅花钱太多，让他们心疼。于是，他私下里请她列了一张所需香精和其他材料的清单。她破天荒地用手臂绕着他脖子，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她的嘴唇闻起来有股淡淡的薄荷味。马里奥听从了自己感受眼皮底下的香气和味道的渴望，闭上了眼。她又亲了一口，力气更大，带着呻吟。

马里奥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吻她，也许，在昏暗的客厅里，他就那么静静地、被动地品尝黛利娅这杯美酒。她弹起钢琴，前所未有地美妙动听。她请他改日再来。他们从未用这种嗓音说过话，从未如此沉默不语。马尼亚拉夫妇猜到了点什么，挥舞着报纸走过来，通报飞行员在大西洋失踪的新闻。那些天里，许多飞行员永远留在了大西洋。有人开灯，黛利娅生气地从钢琴边走开。马里奥觉得，她面对灯光的那一刻酷似被晃了眼的蜈蚣沿着墙壁疯狂逃窜。她站在门边，手伸开又握紧，握紧又伸开。后来，她似乎害羞地回过头，斜着眼，望着马尼亚拉夫妇。她斜着眼望着他们，脸上露出了微笑。

不出马里奥所料，那天晚上，他几乎可以肯定黛利娅平静的背后是脆弱，两位男友的死无时无刻不压在她心头。罗洛就算了，过去了。赫克托的死打破了内心的平静，让她彻底崩溃。黛利娅的身上留下了一些恼人的怪癖：摆弄香精和动物，和简单灰暗的物质打交道，亲近蝴蝶和猫，呼吸困难，散发死亡的气息。马里奥发誓要付出无尽的爱，在明亮的房间或远离痛苦过去的公园，守护多年，将黛利娅的心病治愈。也许不必和她结婚，只要将这段平静的恋情持续下去，直到她认为死神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她纠缠，送下一位男友踏上死亡的征程。

马里奥开始给黛利娅带香精，原以为马尼亚拉夫妇会高兴，谁知两位老人很不开心，尽管到头来，他们还是妥协让步，一言不发地离开，尤其是在品尝时间：客厅，夜幕降临时，闭上双眼，仔细分辨一小块新品的味道，有些配料加得很少，让人怎么也拿不定主意。那是白色小金属碟里的小小奇迹。

马里奥品尝新品，作为交换，黛利娅答应和他看电影或去帕勒莫区散步。周六下午或周日上午来家里找她，马里奥总会见到马尼亚拉夫妇感激和会心的眼神。看起来老两口更乐意在家听广播或打扑克，可他担心黛利娅不喜欢自己出门，把老人留在家里。尽管和马里奥在一起时，她情绪还行，可带马尼亚拉夫妇出去的那几次，她更开心。她在农业博览会上玩得非常尽兴，买巧克力吃，买玩具玩，回家盯着玩具研究半天，玩够了才罢休。清新的空气对她的健康有益，马里奥见她脸色越来越红润，步伐越来越坚定。遗憾的是，她一到晚上就钻进实验室，对着天平、夹钳没完没了地冥思苦想。夹心糖吸引了她全部的注意力，让她完全顾不上酿酒；现在，她很少让人品尝她的试验成果，从来没请过马尼亚拉夫妇。马里奥没来由地瞎猜，也许马尼亚拉夫妇拒绝新品，更喜欢大众口味的糖果。如果黛利娅在桌上放一盒糖，不明说，却摆出请他们吃的架势，他们会挑最简单的、以前吃过的那种，甚至切开看看里头装的究竟是什么馅。黛利娅坐在钢琴边那种无声的落寞、佯装的心不在焉，让马里奥觉得很有意思。她总是把新品留给他，临走前，从厨房用白色小金属碟盛出来请他品尝。一次，黛利娅弹琴弹晚了，让马里奥陪她进厨房取新口味的糖果。灯一亮，他见猫咪蜷在角落睡觉，蟑螂在地砖上四处逃窜。他想起自家的厨房，塞莱斯特妈妈总会沿墙边洒下黄色的驱蟑螂粉末。那天晚上的夹心糖是摩卡味，带一丝奇怪的咸味（尝到最后的最后才会有），好像最里头藏着一滴泪。说起眼泪，他想到了罗洛在门厅落下的其中一滴，这么想真傻。

“金鱼很伤心。”黛利娅指着小石子和假水草装饰的鱼缸，对他说。一条半透明的粉红色小鱼嘴巴有节奏地一开一合，打着盹，冰冷的眼睛像一颗明亮的珍珠，看着马里奥。那只咸咸的眼睛让他想起夹心糖里滑落在齿间的一滴泪。

“要给它勤换水。”他建议。

“没用。它老了，病了，明天就要死了。”

这话听在马里奥的耳朵里，无异于病情再次恶化，回到最初那个身穿丧服、备受折磨的黛利娅。那些事、台阶、码头依然那么近；赫克托的照片会突然出现在长袜间或夏天穿的衬裙间；一朵干花——罗洛灵堂里的——插在衣橱门内的宗教圣像上。

离开前，他向她求婚，请她在秋天嫁给他。黛利娅一声不吭，盯着地面，似乎在客厅寻找一只蚂蚁。之前，他们没谈过这个话题，黛利娅似乎想习惯习惯，回答前好好考虑考虑。后来，她突然直起身，容光焕发地看着他，嘴唇微微发抖，美极了。她做了个手势，几乎神奇的手势，似乎在空气中打开了一扇小门。

“这么说，你是我未婚夫了。”她说，“我觉得你太不一样了！变化真大！”

塞莱斯特妈妈听到消息时没说话，熨斗一搁，在房里闷了一天。兄弟姐妹们一个个进去，又一个个拉长了脸出来，每人一小杯橘皮开胃酒。马里奥出门看球，晚上给黛利娅送玫瑰花。马尼亚拉夫妇在客厅等他，拥抱他，对他说了些话。大家开了瓶波尔图葡萄酒、吃了些蛋糕以示庆祝。如今相处起来，距离更近也更远了。少了朋友间的单纯，多了亲人间的了解，眼神里透出的是从小到大的了如指掌。马里奥亲了亲黛利娅，亲了亲马尼亚拉夫人，和未来岳父紧紧拥抱时，很想对他说请相信他，他一定会成为家里新的顶梁柱，可话到嘴边还是没说出口。看来马尼亚拉夫妇也想对他说点什么，也没勇气说出口。他们挥舞着报纸回到自己房间，马里奥留下，陪黛利娅和钢琴，陪黛利娅和他们印度式的爱情。

在约会的几个星期里，有那么一两次，马里奥差点把马尼亚拉先生约出门，跟他谈谈匿名信的事。后来他觉得，说出来不仅残忍，也于事无补。对那些骚扰他的卑鄙小人，他完全束手无策，无计可施。最糟糕的一封是周六中午寄到的，装在一只蓝色信封里。马里奥看着赫克托在《第一时间》上的照片和用蓝笔画了线的剪报：“据家人透露，只有最深的绝望才会让他自杀。”他奇怪地想到：赫克托的家人从来没有出现在马尼亚拉家的谈话中。也许，他和黛利娅交往的头几天里提到过一次。他想起那条金鱼，马尼亚拉夫妇说是赫克托妈妈送的。金鱼在黛利娅预言的那天死了，只有最深的绝望才会让它死亡。他烧掉信封，烧掉剪报，梳理了一遍嫌疑人名单，决定与黛利娅并肩作战，把她从口水战里，从那些无法忍受的流言蜚语中拯救出来。五天后（他没告诉黛利娅，也没告诉马尼亚拉夫妇），第二封匿名信到了。天蓝色的信纸上先画了颗小星星（不明白为什么），然后写着：“如果我是你，我会小心门前的台阶。”信封散发出淡淡的杏仁皂味。马里奥思忖：住两层小楼的女人用的是不是杏仁皂？甚至他还壮着胆，搜查了塞莱斯特妈妈和妹妹的五斗橱。这封匿名信他也烧了，也没告诉黛利娅。正值十二月，二十年代的十二月酷热难当。晚饭后，他常去黛利娅家。两人一边聊天，一边在屋后的小花园里散步，或是绕着街区走一圈。天太热，夹心糖吃得少了。黛利娅并没有放弃试验，只不过拿到客厅来让他品尝的少了。她把夹心糖放进模子，盖一层薄薄的淡绿色茸纸，收在旧盒子里。马里奥留意到她有些不安，有些警觉。走到街角，她有时会往后看。一天晚上，快走到梅德拉诺街和里瓦达维亚街拐角的邮筒时，她摆明了不想过去。马里奥明白过来：远方也有人在折磨她。他们俩嘴上不说，心里一样苦。

他在坎加略大街和普埃伊莱顿大街拐角的慕尼黑酒吧与马尼亚拉先生会面，灌了他许多啤酒，让他吃了许多炸薯条。人倒是醉醺醺了，可警惕性还在，马尼亚拉先生对这次会面疑虑重重。马里奥笑言自己不找他借钱，直截了当地提起了匿名信、黛利娅的紧张、梅德拉诺街和里瓦达维亚街拐角的邮筒。

“我知道，只要我们一结婚，这些无聊的事就会自动消失。可是，你们要帮我，帮我保护她。这种事会伤害她，她那么敏感，那么脆弱。”

“你是说她会发疯，对吗？”

“嗯，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她和我一样，收到匿名信不愿意说，久而久之……”

“你不了解黛利娅。匿名信的事会过去的……我的意思是她不会受到伤害，她比你想象的坚强。”

“可是，您瞧，她看上去吓坏了，心事重重。”马里奥无助地说道。

“不是因为这个。”他喝了几口啤酒，堵住自己的嘴，“她之前也是这样，我了解她。”

“什么之前？”

“他们死之前，傻瓜。最近我手头紧，账你付吧！”

他还想说点什么，马尼亚拉先生已经往门口走去，做了个含糊的手势向他告别，低着头，往十一广场的方向去了。马里奥没有勇气去追，甚至没有勇气去想刚刚听到的话。现在，他又像刚开始那样，只身对抗塞莱斯特妈妈、住两层小楼的女人和马尼亚拉夫妇，居然还包括马尼亚拉夫妇。

黛利娅猜到了点什么，迎接马里奥时有些异样，不仅健谈了，还会套话了。也许，马尼亚拉夫妇跟她说了慕尼黑酒吧的会面。马里奥希望她能谈起这个话题，别把话闷在心里。可她更愿意谈罗斯·玛丽[8]，谈一点舒曼[9]，谈帕乔[10]节奏明快、胆气十足的探戈，一直谈到马尼亚拉夫妇拿来饼干和马拉加葡萄酒，把灯全部打开。大家聊起波拉·尼格里[11]、利涅尔斯区的案子、日偏食和猫咪腹泻。黛利娅认为猫咪把猫毛吞进了肚，引发消化不良，主张用水狸油治疗。马尼亚拉夫妇虽然默许，但并没有完全信服。他们想到一个兽医朋友曾用苦味草给动物治病，于是建议把猫放进小花园，让它自己去找药草。黛利娅说这样一来，猫咪会死，没准水狸油能让它多活几天。报贩在街角叫卖，马尼亚拉夫妇一起跑去买《第一时间》。马里奥用眼神询问黛利娅的意见，关上了客厅灯。角落里的台灯还亮着，将绣着未来主义花纹的桌布映得昏黄。钢琴周围，是一圈灯罩映出的光。

马里奥问起黛利娅的衣服，问她有没有准备嫁妆，三月结婚是不是比五月结婚好。他等待时机，想鼓足勇气提一提匿名信的事，又怕说了反而坏事，还是没说出口。黛利娅坐在深绿色的沙发上，就坐在他身旁。黑暗中，天蓝色的衣服微微显出她的身影。他刚想吻她，却感觉她身子一点点地往里缩。

“妈妈就要来道晚安了，你还是等他们都上床……”

马尼亚拉夫妇的声音从外面传来，翻报纸的声音，谈话的声音。这天晚上，他们不困，十一点半了，还在聊天。黛利娅回到钢琴边，一遍又一遍、从头到尾地弹奏克里奥尔华尔兹长曲，琶音和装饰音处理得有些做作，可马里奥喜欢。她不停地弹，弹到马尼亚拉夫妇过来向他们道晚安，吩咐他们别熬得太晚，说他是自家人了，更应该关心黛利娅的身体，别让她熬夜。两人似乎不太情愿离开，但到底困得不行了。他们走出去的时候，一股股热浪从大门和客厅窗户涌来，马里奥想喝杯凉水，去了厨房。黛利娅原本想替他去倒，看他自己去了，有点不高兴。他从厨房回来，见黛利娅站在窗前，望着空荡荡的街道，罗洛与赫克托也是在这样的夜晚离开的。月光洒在黛利娅身旁的琴凳上，洒在黛利娅手中的白色小金属碟上，碟子像另一轮小月亮。她不想当着马尼亚拉夫妇的面请马里奥品尝新品，他应该知道马尼亚拉夫妇的责备她的耳朵早听出了茧子。他们总说她这样做，是成心欺负马里奥人好心肠好。当然，要是马里奥不愿意尝，没人更能信得过，马尼亚拉夫妇尝不出不同的味道。她把夹心糖递给他，有点求他的意思，马里奥明白她声音里带着怎样的渴望。如今，他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不是月亮的功劳，也不是黛利娅的功劳。他把水放在钢琴上（他没在厨房喝），两个指头夹起糖。黛利娅在一旁等候裁决，呼吸急促，似乎成败在此一举。她没开口，只是用眼神催促他，眼睛睁得大大的，也许是因为客厅黑；她喘着粗气，身体微微晃动。马里奥把糖放到嘴边时，她几乎在大口大口地喘气。眼看就要张嘴咬了，他又把手拿开放下。黛利娅呻吟着，似乎在无尽的快感中突然跌入深谷。马里奥用另一只手轻轻捏住糖的两端，眼睛没看着糖，看的是黛利娅和她石膏般苍白的脸，黑暗中的丑恶嘴脸。糖碎了，手指分开。月光直射在蟑螂发白的身体上，去掉了皮，只剩下肉。在它周围，一小段一小段的蟑螂腿和蟑螂翅膀，还有蟑螂壳捣碎后的粉末混在薄荷和杏仁糖里。

他把捏碎的夹心糖扔在她脸上，黛利娅捂着眼哭了。她深深吸气，打着嗝，差点喘不上气来。哭声越来越凄厉，好像罗洛死去的那天夜里。马里奥用手指掐住她喉咙，堵住她心头涌上来的恐惧，哭泣和呻吟在她嗓子眼里咕噜咕噜响。马里奥手上用劲，她的笑声扭曲了。他只想让她闭嘴，手指捏紧，只是为了让她闭嘴。住两层小楼的女人恐怕又惊又喜，正竖着耳朵在听，因此，无论如何都要让她闭嘴。在身后的厨房里，他看见猫咪的眼睛被木刺戳瞎，匍匐着，准备死在家中。马尼亚拉夫妇从床上起来了，躲在饭厅窥视他们，他听得见他们的呼吸声。他能肯定，马尼亚拉夫妇全听见了，他们就躲在门后，躲在饭厅的暗处，听他如何让黛利娅闭嘴。他松开手指，让她跌落在沙发上。她浑身抽搐，脸发黑，不过还活着。他听见马尼亚拉夫妇在喘气，他可怜他们，因为发生了那么多事，因为黛利娅，因为他又把活着的黛利娅留给他们。像赫克托和罗洛那样，他也要走了，要把黛利娅留给他们。他很可怜马尼亚拉夫妇，他们刚才就躲在那儿，希望他，希望终于有个人，能让哭泣的黛利娅闭嘴，让黛利娅最终停止哭泣。

[1]原题为Circe。Circe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通常译为“喀耳刻”，赫利俄斯和珀耳塞的女儿，艾尤岛上的女巫。在古希腊文学作品中，她善于用药，并经常以此使她的敌人变成牲畜或怪物。《奥德赛》中，奥德修斯一行人来到艾尤岛，她邀请船员们到岛上饱餐一顿，在食物中放了药水，船员们饭后全都变成了猪。同行的赫尔墨斯建议奥德修斯用草药抵抗喀耳刻的魔法，获得成功。

[2]但丁·加百利·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英国诗人、画家及译者，是拉斐尔前派的创始人之一。

[3]引文原文为英语。

[4]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个区，风景宜人，以绿化和建筑见长。

[5]路易斯·安赫尔·弗波（Luis Angel Firpo，1894—1960）和杰克·登普西（Jack Dempsey，1895—1983）分别为阿根廷和美国重量级拳击运动员，1923年两人的对决被称为“世纪大战”，最终弗波落败。

[6]罗西塔·基罗加（Rosita Quiroga，1896—1984），阿根廷著名探戈歌手。

[7]这里的电话是20年代的电话，听筒和话筒分离。

[8]罗斯·玛丽（Rose Marie，1923——），美国女演员、歌手。

[9]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1810—1856），德国著名古典音乐家，代表作为《幻想曲》。

[10]胡安·马格里奥（Juan Maglio，1880—1934），阿根廷著名探戈作曲家和手风琴手，朋友和歌迷们称其为“帕乔”。

[11]波拉·尼格里（Pola Negri，1897—1987），波兰女演员，默片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天堂之门

何塞·马利亚八点带来了消息。他基本没绕弯子，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塞丽娜刚刚过世。我记得自己顿时体会到话中深意。塞丽娜刚刚过世，有点她自行选择了何时了断的味道。天差不多黑了下来。何塞·马利亚说话时，嘴唇发抖。

“马洛根本接受不了，我走的时候，他简直已经疯了。咱们得赶紧过去。”

我有几条笔记必须做完，之前还约了个朋友吃饭。打了几通电话以后，我和何塞·马利亚一起出门打车。马洛和塞丽娜住在卡宁和圣塔菲大街，离我家十分钟车程。到了那儿，我们见一堆人茫然愧疚地站在门厅。我在路上得知塞丽娜六点开始吐血，马洛叫来了医生，她母亲也在。好像是医生正在落笔开出一张长长的处方单时，塞丽娜睁开眼睛，咳嗽一声——确切说来，是发出一股哨声——咽了气。

“马洛想扑过去找医生拼命，被我拉住了。医生只好逃走。您知道他发起火来是什么样子。”

我想起塞丽娜，想起她最后一次在家等我们的神情。老太太们大呼小叫、院子里一片嘈杂没有入我的耳，可我记得出租车费两比索六十分，司机戴一顶塔夫绸的帽子。我看见马洛的三两个酒吧朋友在门口翻阅《理性报》，看见一个蓝衣服小女孩抱着一只灰白色的猫，仔细地替猫梳理胡子。再往里，是哀哭声和空气不流通的味道。

“瞧马洛那样儿，”我对何塞·马利亚说，“该多给他灌点酒。”

厨房里在煮马黛茶。无人组织守灵，一切自然而然：无非是人群、酒水、热浪。塞丽娜刚刚过世，整个街区的人就聚在一起说长道短（顺带听别人飞短流长），简直不可思议。我从厨房边走过，在停尸房门前探头往里看时，一只灯泡响得厉害。玛蒂塔嬷嬷和另一个女人在昏暗的房间里看着我，灵床似乎漂浮在榅桲冻里。从她们高高在上的神情中，我意识到她们刚给塞丽娜擦过身，穿上寿衣，甚至还闻得到淡淡的醋味。

“可怜的塞丽娜。”玛蒂塔嬷嬷说，“请进，博士，进来看看她，她像是睡着了。”

我强忍住损她两句的欲望，走进火炉似的房间。刚才盯着她看，看不到，现在，我让自己凑过身去：浅浅的面庞白到极点，低低的前额如吉他珍珠母般闪闪发光，前额以上是黑色的直发。我在那儿根本无事可做，那屋子现在属于女人，属于晚上赶来的哭丧妇。连马洛也不能安安心心地进去，在塞丽娜身旁坐下。塞丽娜也没有躺在那里等他，那具黑白色的躯体完全倒向哭丧妇一边，与她们颠来倒去、亘古不变的号哭主题相契合。还是去找马洛的好，去找还站在我们这边的马洛。

从停尸房到餐厅，几位耳背的守卫在没有灯的走廊里吸烟。佩尼亚、疯子巴桑、马洛的两个弟弟和一位看不清相貌的老者礼貌地向我打招呼。

“博士，谢谢您能来。”其中一个对我说，“可怜的马洛，您一直和他那么要好。”

“关键时刻，朋友必到。”老者一边说，一边向我伸出手，那手像一条活蹦乱跳的沙丁鱼。

一切正在发生，而我的思绪又飘回到四二年的狂欢节，我和塞丽娜、马洛在月亮公园跳舞。塞丽娜穿着天蓝色的衣服，和她的混血身材搭配得糟糕透了；马洛的衣服上印着沙滩棕榈；而我喝了六瓶威士忌，烂醉如泥。我喜欢和马洛、塞丽娜一同外出，感受他们艰难火热的幸福。如此友情越是遭到质疑，我就越和他们黏在一起（许多天，许多小时），见证他们无从知晓的幸福。

我把思绪从舞会上拔出来。呻吟声爬过几扇门，从停尸间传出。

“应该是她妈妈。”疯子巴桑几乎有些满意。

“庸人之完美三段论。”我想，“塞丽娜去世，母亲到来，母亲哀号。”这么想让我恶心，我又在想那些有其他人想就足够的问题。马洛和塞丽娜不是供我观察、实验的小白鼠。我爱他们，现在依然非常爱。只是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单纯，需要时时关注他们，几乎患上了关注强迫症。我是哈多伊博士，律师，不满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司法界、音乐界、赛马界，希望也能在其他领域有所发展。我知道背后有好奇心在驱使，笔记一点点装满了卡片箱。可塞丽娜和马洛不是我的小白鼠，塞丽娜和马洛不是。

“谁也没想到，”我听见佩尼亚在说话，“这么快就……”

“喂，你知道的，她的肺很不好。”

“我知道，可就这样……”

他们在没话找话。肺很不好，可就这样……塞丽娜应该也没料到自己这么快就一了百了，对她和马洛而言，肺结核不过是个“小毛病”。我又看见她激情四溢地在马洛怀里旋转，上头演奏的是卡纳罗乐队，空气中弥漫着廉价脂粉的味道。之后，她和我跳了一曲玛奇恰[1]。舞池里人头攒动，酷热难当。“马塞罗，您跳得真好。”她似乎对律师能跟上玛奇恰舞曲的节奏感到惊诧。她和马洛从不对我以“你”相称，我称马洛为“你”，可回敬塞丽娜为“您”。塞丽娜好容易才不称我为“博士”，也许当着其他人的面帮我把学位加上让她脸上有光：我朋友博士先生。我请了马洛跟她说说，让她别这么叫了。后来，她直呼我为“马塞罗”。这么一来，他们俩离我近了些，而我离他们还是那么远，哪怕一起去跳民间舞，一起去打拳击，甚至一起去踢球（马洛早年在拉辛踢过球），一起在厨房喝马黛茶喝到很晚也无济于事。当初官司结束，我帮马洛打赢了五千比索，是塞丽娜请我别一走了之，记得去看他们。那时候她就不太好了，嗓子一直有些沙哑，后来越来越坏。她晚上咳嗽，马洛给她买过补磷的药，什么用也没有；还买过补铁的药。杂志上登的东西，他信。

我们一起去跳舞，我看着他们生活。

“您最好陪马洛聊聊，”何塞·马利亚突然在我身边冒了出来，“他会好受些。”

我去找马洛，可脑子里想的全是塞丽娜。确实有些难以启齿，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在收集整理有关塞丽娜的卡片。虽然没落实到文字上，但资料大可信手拈来。马洛像这个世界上所有身心健康的动物那样，毫不羞耻地泪流满面。他抓住我的手，滚热的汗珠把我的手弄得湿乎乎的。何塞·马利亚逼他喝杯杜松子酒，两声抽泣间，他一饮而尽，酒精穿喉下肚的声音有些怪。接着他就蠢话连篇，一辈子的事全拿出来絮叨，还说什么塞丽娜的事无可挽回，只有他伤心只有他痛心之类的糊涂话。严重的自恋情结终于有理由全面释放，摆出来供大家欣赏。马洛让我恶心，我更让我恶心。我喝起了廉价威士忌，火辣辣的，全无快感可言。守灵仪式顺利进行，从马洛到其他人都表现完美，高温的夜晚也配合良好，众人正好安坐庭院，畅谈死者，在夜露中细数塞丽娜的生前种种，直到天明。

这些是周一的事。之后，我要去罗萨里奥参加一个律师研讨会，无非是互相鼓掌，拼命喝酒，别无他事；周末到家。火车上偶遇两位红磨坊舞女，我认出了年轻的那个，而她一个劲地装傻。那天早上，我一直在想塞丽娜。让我在意的并不是她的死，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习惯就此中断。我看着两个舞女，想起了塞丽娜的经历，想起马洛带她离开希腊人卡西迪斯的米隆加[2]舞厅。指望这个女人从良是需要勇气的，就在那段日子，我认识了马洛。他为了一桩官司来找我咨询，是他老妈在萨纳加斯塔的地产。第二次塞丽娜陪他一起来，当时的她几乎还化着职业妆，迈着大步，紧贴着马洛的胳膊。我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看出马洛的简单粗暴和对塞丽娜的全心全意，虽然后者他从未明说。等到真正和他们交往，我觉得马洛成功了，至少表面看来，从日常行为看来，确实如此。后来，我看得更清楚更透彻。塞丽娜会借助一些小小的嗜好，稍稍逃出他的手掌心，比如她爱跳民间舞，再比如她爱守着广播，手上缝补编织，长时间地打盹发呆。内比奥罗和拉辛打成四比一的那天晚上，我听见她在唱歌，一下子明白过来她的心还在卡西迪斯那儿，离固定住所和阿巴斯托市场小贩马洛很远很远。了解她的我促成了她几桩小小的心愿。我们三个一同去高音喇叭震天响的地方，踩着满地油腻的小纸片，吃刚出炉的比萨饼。马洛喜欢的是院子、和邻居聊天、马黛茶。那些要求，他只是暂时应允，偶尔为之，毫不让步。塞丽娜假意顺从，也许她正在适应少出门、多居家的日子。是我拉了马洛去跳舞，她从一开始就感激我，这我知道。他们彼此相爱。塞丽娜的快乐是两个人的，有时，是三个人的。

我觉得该洗个澡，打个电话跟尼尔妲说周日顺路去赛马场找她，之后马上去见马洛。马洛正在院子里抽烟，大口大口地喝马黛茶，T恤上的两三个小洞看得人心酸。我拍了拍他的肩，打了个招呼。他的脸色和最后一次见面没什么分别。当时，他站在墓穴边，撒了一把土，醉醺醺地往后倒。不过，我在他眼里看到了亮光，手握上去也有了力气。

“谢谢您来看我。日子过得真慢，马塞罗。”

“你不用去阿巴斯托吗？还是有人替你？”

“让我那个瘸腿弟弟去了，我不想去，一天实在太长。”

“那是，你应该去散散心。换衣服，咱们去帕勒莫区逛一圈。”

“好吧，随你的便。”

他穿上蓝色西装，戴上绣花围巾，我还见他洒了点塞丽娜的香水。我喜欢看他整帽子，把帽檐翻起来，还有他走起路来悄无声息的样子，真是我的好兄弟。我无可奈何地听他说了句“关键时刻，朋友必到”，第二瓶吉尔梅斯啤酒下肚，他把心里话全掏出来说给我听。我们坐的是咖啡馆最里头一张桌子，咖啡馆里没别人，几乎就我们俩。我由着他说，时不时给他倒杯啤酒。他说了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其实他翻来覆去，只说了一件事。有句话我记得：“她在我这儿。”食指顶着胸口中央，似乎在展示痛苦，或炫耀奖章。

“我想忘掉她，”他还说，“无论用什么方法：喝醉酒，去舞厅，随便找个女人上床。您明白我的意思，马塞罗，您……”食指谜一般往上走，突然如拆信刀一般折了起来。到这份上，说什么他都会答应。我看似无意地提到了圣塔菲舞厅，他说行，就去舞厅，比我先站起身来看时间。天热得要命，我们一路无言。我怀疑马洛的思绪又飘回了过去，正在惊讶胳膊上居然没有传来塞丽娜迈向舞场时火热的喜悦之情。

“我没带她去过圣塔菲舞厅。”他突然开口，“认识她之前，我倒去过。很低俗的米隆加舞厅，您常去？”

我的卡片里有对圣塔菲的详尽描述。它既不叫圣塔菲，也不在圣塔菲街上，不过确实在这条街旁边。遗憾的是，普普通通的大门、门上写满承诺的招牌、模糊不清的售票处、守着入口从头到脚挨个搜身的保安，文字无法把它们描述得活灵活现。接下来进门，不止糟糕，简直糟糕透顶。没有一样是清清楚楚的，一切都乱七八糟。解决混乱的方式是子虚乌有的秩序：黑乎乎的地方，黑乎乎的舞池，与考究的日式公园相比，那里是天堂，这里是地狱。门票二元五角，女士五角。空间分隔得一塌糊涂，舞池一个接一个：第一个是经典米隆加音乐，第二个是特色米隆加音乐，第三个是北方米隆加音乐，歌手在唱马兰博[3]。站在中间过道上（我就是维吉尔[4]），三边音乐都听得到，三边舞蹈都看得到。可以挑个最喜欢的，也可以三种风格一种接一种地跳过来，杜松子酒一杯接一杯地喝起来，找桌子坐，找女人玩。

“地方不坏，”马洛带着淡淡的忧伤，“可惜有点热，应该装上排风机。”

（可以做张卡片：仿效奥尔特加，研究乡下人接触技术后的反应。原以为会产生抵触情绪，谁知道技术被大力吸收和利用。马洛谈起制冷或超外差，完全是一幅布宜诺斯艾利斯人胸有成竹理所应当的口气。）他依然心不在焉，盯着地道米隆加的歌台，歌手双手握着麦克风，慢慢晃动。我抓着他的手臂，拖他往桌子走。我们俩胳膊肘撑在桌上，高高兴兴地对着两杯干啤。马洛将自己那杯一饮而尽。

“这地方喝啤酒正合适，米隆加舞厅真他妈的挤。”

他又叫了杯啤酒，把我晾在一边，自顾自地傻看。我们的桌子紧挨舞池，舞池对面靠墙放着长长的一排椅子，一大群舞女你来我往，串花灯似的换个不停，脸上是工作或消遣时的心不在焉。大家话不多，地道风格的米隆加音乐声声入耳，唱得起劲，弹得也起劲。歌手执着地玩怀旧，奇迹般地将欢快无停顿的节奏演绎得感人肺腑。我的中国女孩，我把她的辫子放在箱子里带来……他带着疲惫的性欲，来自机体的渴求，死死抓住麦克风，好比呕吐的人死死抓住栏杆。有时，他把嘴唇贴在麦克风的镀铬网头上，话筒里传出黏得发腻的声音：我是一个诚实的男人……我思忖着肚子里塞上麦克风的橡胶娃娃一定热卖，歌手可以边唱歌，边把娃娃抱在怀里尽情温暖。不过，这种话筒不适合探戈，那个要镀铬落地话筒，顶上安一只闪闪发亮的小骷髅，话筒上方是破伤风患者式的微笑。

至此，我认为应该声明：之所以选择这家米隆加舞厅，是因为妖怪，是因为其他任何一家舞厅都不会同时出现这么多妖怪。他们于夜间十一点露面，一人独行或两人结伴，不慌不忙、信心十足地从城市里无法确知的地区赶来。女人们混血，个子矮小。男人们像爪哇人或莫科维人[5]，身子紧紧地裹在格子西装或黑色西装里，头发硬邦邦的，梳起来费劲，发蜡在蓝光和粉色光的照射下亮晶晶的。女人们梳着高高的发髻，越发显得矮小。发型难度高，不易散，打理完一定既骄傲又疲惫。男人们倒乐意披散着头发，中间高，刘海长，女里女气，和头发下面那张粗野的脸、随时候命等待时机的挑衅表情、硬身板细腰肢完全搭不上。他们互相能认出对方，默默无言，惺惺相惜。那是他们的舞厅，他们的聚会，属于他们的五彩夜晚。（可以做张卡片：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白天靠什么职业掩饰，究竟是何种奴性心理作祟，叫他们各自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他们来就是为了这个。妖怪们手脚互相缠绕，一曲接一曲，无言地缓缓转圈，许多人闭着眼，终于享受到平等和完美。舞曲间歇，他们又缓过神来，在桌旁高谈阔论，自吹自擂。女人们尖声说话，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男人们则越发凶悍，我亲眼看见一个巴掌飞过去，把一位喝着茴芹酒、一身白衣、斜眼中国女人的脸扇歪，她的一半头发都被扇乱。还有那味道，我根本无法想象如果妖怪们的皮肤上居然没有湿滑石粉和烂水果的味道是什么样子。也许他们洗得仓促，洗脸洗胳肢窝用的是湿湿的破毛巾。更要命的是，各种护肤品、睫毛膏、女人在脸上抹的粉，结成了一层苍白色的痂，掩盖着背后半透明的黑皮肤。粉也会氧化，黑人姑娘们从脸上洗去的是一层玉米色的壳。她们甚至学习金发姑娘的表情，穿她们爱穿的绿衣服，对自身的脱胎换骨确信无疑，对坚持原肤色的人不屑一顾。我斜着眼看马洛，研究他那张无黑人血统、无外省血统、典型意大利面庞、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郊居民的脸究竟有何不同。我突然想到，塞丽娜和妖怪们更亲近，亲近程度远甚于对马洛和我。我想，卡西迪斯选中她，是想取悦当时为数不多敢去舞厅的混血客人。塞丽娜做舞女时，我没去过卡西迪斯的舞厅。后来有个晚上我去了（想认出她被马洛带走前的工作场所），看到的都是白人舞女，皮肤白一点或黑一点，不过都是白人。

“我想跳支探戈。”马洛带着抱怨的口吻说道。第四杯啤酒下肚，他有些醉了。我在想塞丽娜，她在这儿会多么如鱼得水。她的心在这儿，从来没被马洛带走过。阿妮塔·罗萨诺从歌台上对观众挥手致意，掌声如潮。她身价高时我在新奇舞厅听过她唱歌，现在的她又老又瘦，好在还有一副唱探戈的好嗓子，听起来更有味道。她原本走的就是颓废路线，抨击谩骂的歌词需要更脏更哑的嗓音去衬托。塞丽娜喝完酒也是这副嗓音，我突然意识到圣塔菲舞厅和塞丽娜心意相通，她无处不在，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和马洛走是个错误。她爱他，所以她忍了。他将她带出卡西迪斯的泥沼，远离鱼龙混杂的舞厅，远离客人动手动脚和粗重呼吸的间歇她喝下的那一杯杯甜水。可是，如果塞丽娜不必在舞厅谋生，她是愿意留下的。她的胯、她的唇道出了真相，她为探戈而生，从头到脚散发着玩乐的天性。所以，马洛必须带她去跳舞。我见过她一踏进舞厅，一呼吸到炽热的空气，一听到手风琴[6]的旋律，顿时像换了个人。如今，一头扎进圣塔菲舞厅，我在想塞丽娜的伟大，她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跟马洛过上好几年买菜做饭、庭院喝茶的日子。她放弃了最爱的米隆加，放弃了最爱的茴芹酒，放弃了最爱的克里奥尔华尔兹，仿佛故意惩罚自己，为了马洛，为了马洛式的生活，只是偶尔要求他带自己出门跳个舞。

马洛挽着一位高挑的黑人姑娘，她身材少有的标致，相貌一点也不丑。这种既出于直觉，又经过思虑的挑选，不禁让我哑然失笑。他挑的姑娘是最不像妖怪的一个。于是，我又一次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塞丽娜和他们一样，是个妖怪，只是外表看不出，白天显不出。我自问：马洛有没有发现这一点？我有点担心他会责怪我带他来这样一个回忆无处不生的地方。

一曲结束，这次没有掌声。从探戈舞曲里浮上来，姑娘一下子有点懵。他带她走了过来。

“给您介绍一位朋友。”

我们按照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方式互相说了声“很高兴认识您”，然后马诺和我直接请她喝东西。见马洛融入环境，甚至和这个叫艾玛的女孩（这名字对苗条的女孩不合适）聊上了，我很高兴。马洛完全放开了，谈起各支乐队，言简意赅，见解精辟，令我佩服。艾玛沉浸在歌手的名字里，沉浸在对克雷斯波区和艾尔·塔拉尔区的回忆中。那时，阿妮塔·罗萨诺宣布献上一首探戈老歌，妖怪们尖叫、鼓掌，普普通通的混血五官让她增色不少。马洛并非释然到忘却一切，随着一阵手风琴响，乐队开始演奏，他突然浑身绷紧，望着我，似乎想起了什么。我看见自己在拉辛，马洛和塞丽娜紧紧拥抱在一起，共舞这曲探戈。后来，她整晚哼唱，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也没有停下。

“我们去跳舞？”艾玛咕噜一声喝下石榴汁，问他。

马洛看都没看她一眼。我感觉就在此时，我俩一同探入水底。现在（写文章这一会儿），我眼前没有其他景象，只有二十岁的我跳入巴郎卡斯体育馆泳池，在池底发现另一个泳者，两人同时探到水底，在绿色刺鼻的水中对视。马洛将椅子往后挪，胳膊肘撑在桌上，和我一样看着舞池。艾玛夹在我们中间，受了羞辱，心情失落。好在她掩饰得不错，自顾自地吃炸薯条。阿妮塔撕心裂肺地唱起来，一对对舞伴几乎原地起舞。看得出，他们充满渴望与忧伤，醉生梦死地聆听歌词。他们都面向歌台，即便转圈，也在用眼神追随着微微前倾、向麦克风娓娓歌唱的阿妮塔。一些人跟着唱，另一些人似乎被人扯着脸蛋，傻乎乎地笑。她在手风琴的合奏声中结束歌唱：过去，你是我的；今天，我找寻你，却找不到。旋即，舞池恢复强劲的节奏，两侧的人跑来跑去，舞池中央是纵横交错的八字形光影。许多人大汗淋漓，一位个头到我外套第二个扣子的中国女孩紧贴桌子跳了过去，我见她发根上渗出汗，顺着脖子往下流，白花花的一大片。烟从相邻大厅飘来，那里有人吃烧烤，跳兰切拉[7]舞。油烟和香烟汇成低低的一团雾，人脸和对面墙上的劣质油画扭曲变形。肚子里的四杯啤酒由内而外发力；马洛手背托着下巴，直勾勾地往前看。探戈的旋律依然飘荡在空中，我们没有在意。有那么一两次，我见马洛往歌台上看了一眼，阿妮塔像在舞指挥棒，随后，他又将目光转向跳舞的人群。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觉得自己既顺着他的目光，又在给他指出方向。不必对视，我们明白（我认为马洛明白）两人的视线朝着同一个方向，留意同一对舞伴，同一个人的头发和同一条裤子。我听见艾玛说了点什么，大概是个离开的借口吧。马洛和我看也没看，感觉桌子空出不少。无比幸福的一刻似乎降临到舞池上，我做了个深呼吸，想定定神，听见马洛也深呼吸了一下。烟很浓，舞池那边的脸模糊不清。人影憧憧，烟雾重重，坐在椅子上的人完全看不见。过去，你是我的。真怪，阿妮塔的嗓音在话筒里噼啪作响，跳舞的人又停了下来。（他们总是动个不停。）塞丽娜走出迷雾，站在右手边，乖乖地在舞伴的引导下转圈，侧对着我，背对着我，另一侧对着我，抬头听音乐。我开口叫：“塞丽娜。”可那时候，人既明白，也不明白；塞丽娜既在，也不在。当然了，当时怎么可能弄明白呢！桌子突然抖了起来，我知道是马洛的胳膊在抖，要么是我的胳膊。不过，我们并不害怕，那种感觉近于恐惧、喜悦和反胃，实际上愚蠢透顶，是另一种不让我们缓过神来、苏醒过来的感觉。塞丽娜一直在那儿，没看见我们，沉浸在探戈中，烟雾的黄色光破坏了她的容颜。任何一位黑人姑娘都比此时的她更像塞丽娜。幸福令她脱胎换骨，我几乎无法忍受此时此刻、这曲探戈里的塞丽娜。我没糊涂，看得出幸福在她身上巨大的力量，她痴痴地沉迷在终于获得的天堂里。如果不用谋生，不用接客，她在卡西迪斯的舞厅里就该是这副模样。在只属于自己的天堂里，她无拘无束，每个毛孔洋溢着幸福，重新投入到马洛无法追随的生活状态。那是她占领的实实在在的天堂，为了她和她的同路人，探戈重新奏起，直到阿妮塔唱完最后一句，传来碎玻璃声和掌声。塞丽娜的背影，塞丽娜的侧影，其他舞伴和迷雾。

我不想看马洛。现在，我镇定下来，拿手的犬儒主义全面控制住我的言行。一切取决于他如何开口，我一动不动，注视着慢慢走空的舞池。

“看到了吗？”马洛问。

“看到了。”

“看到她怎么出现了吗？”

我没有回答，心头的轻松胜过遗憾。他在这边，可怜的他在这边，无法相信我们共同看到的事。我见他站起身，醉醺醺地步入舞池，寻找像塞丽娜的女孩。我一动不动，不紧不慢地抽着烟，见他走过来走过去，知道他在浪费时间，他会筋疲力尽、口干舌燥地走回来，找不到迷雾和人群中的天堂之门。

[1]风靡于20世纪初的巴西民间舞蹈。

[2]起源于阿根廷拉普拉塔河流域的一种民间歌舞，全盛于19世纪70年代，依然经久不衰。

[3]阿根廷高乔人的歌曲。

[4]《神曲》中，维吉尔曾引领但丁游历地狱。此处，作者将圣塔菲舞厅比作地狱，哈多伊博士带马洛去地狱般的舞厅，故有此类比。

[5]阿根廷北部土著。

[6]指阿根廷六角形或四角形手风琴，米隆加和探戈音乐中必不可少的乐器。

[7]墨西哥民间歌舞。

动物寓言集

吃着最后一口牛奶米饭（可惜桂皮放得有点少），没到上楼睡觉、亲吻家人、互道晚安的时间，电话房里的铃声响了。伊莎贝尔偷懒没挪窝，伊内斯接完电话，过来和妈妈耳语几句。她们俩互相看了看，又一起看了看伊莎贝尔。伊莎贝尔当时在想坏掉的鸟笼、除法题、放学路上按响了卢塞拉嬷嬷的门铃惹得她大发雷霆。她没有忐忑不安，妈妈和伊内斯在看她身后更远的地方，只不过朝着她这个方向，但不是看她；可她们看的就是她。

“要我说，我可不想让她去。”伊内斯说，“不关老虎的事，这方面他们一定会考虑周全。可是，那房子太凄凉，那男孩儿只不过想找她做个伴……”

“我也不想让她去。”妈妈说。伊莎贝尔似乎站在高高的滑梯上，看出她们会送她到富内斯家过暑假。她从滑梯上滑下来，滑进这个消息，滑进碧波巨浪，滑进富内斯家，滑进富内斯家，她们当然会送她去的。她们不想送，可送去毕竟更合适。敏感的支气管；贵得离谱的马德普拉塔[1]；孩子被宠坏了，傻乎乎的，不好管教；塔尼亚小姐人那么好，会让她守规矩；觉睡不安稳，玩具四处乱扔，没完没了的问题，没完没了的要缝回去的扣子，没完没了的脏兮兮的膝盖。她恐惧，她兴奋，她闻到柳树的味道，富内斯的“富”字混在牛奶米饭里。很晚了，去睡吧，现在就去。

她躺在床上，屋里黑着灯，伊内斯和妈妈眼神忧伤，左一个吻，右一个吻。主意不好，但决心已定，无论如何都要送她去。她遐想着坐四轮马车[2]抵达庄园、第一顿早餐、尼诺的喜悦——抓蟑螂的尼诺，抓蛤蟆的尼诺，抓鱼的尼诺。（回想三年前，尼诺给她看用糨糊粘在相册上的小玩意儿，郑重其事地对她说：“这是一只蛤蟆，这是一、条、鱼。”）现在，尼诺拿着捉蝴蝶的网在花园等她，还有雷玛软软的手，她见雷玛的手从黑暗中慢慢露了出来，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不见尼诺的脸，刷地一下，出现的是富内斯家小女儿雷玛的手。“雷玛姑姑那么爱我。”尼诺的眼睛变大了，湿漉漉的，她见尼诺飘浮在卧室模糊的空气中，高兴地看着她，渐渐远去。抓鱼的尼诺。她睡着了，希望这天晚上就能时光流过一星期，接下来是告别，乘火车，再坐四轮马车走一里地，庄园大门，进门大道上的桉树。睡着前，有一刻她很恐惧，她想，也许自己在做梦。腿猛地一伸，撞上了床脚的铜栏杆，隔着被单还痛。听见妈妈和伊内斯在大饭厅里说话：行李、问医生万一发病怎么办、鳕鱼肝油和北美金缕梅花水。不是做梦，不是做梦。

不是做梦。一个刮风的早上，她们把她送到康斯蒂图西恩车站，广场上流动摊贩的小旗子，客货混合列车上吃的三明治，十四号站台宽敞的入口。伊内斯和妈妈一遍遍地吻她，弄得她整张脸似乎被人踩过，软塌塌的，一股唇膏和科蒂粉底的味道，嘴巴周围湿乎乎的，相当恶心，好在风一下子把它吹干了。她并不害怕一个人出门，大孩子了，钱包里还揣着二十比索。车窗里飘进桑西内纳公司的冷冻肉甜得发腻的味道，黄色的里阿丘埃尔河映入眼帘。伊莎贝尔从假哭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心里既高兴，又害怕得要命，尽情捣鼓座位和车窗。作为这节车厢几乎唯一的乘客，她可以坐所有的位置，在所有的车窗上照出自己的模样。有那么一两次，她想起了妈妈和伊内斯：她们应该在97路公共汽车上了，正在驶离康斯蒂图西恩车站。她读着“禁止吸烟”、“禁止吐痰”、“限坐四十二名乘客”的公告牌。火车全速驶过班菲尔德，呜！！！田野连着田野连着田野，和雀巢白巧克力、薄荷醇的味道混在一起。伊内斯建议她一路上织那件绿色羊毛披肩，伊莎贝尔特地把毛线活儿压在了箱子底。可怜的伊内斯，出的总是馊主意！

到站了，她有些害怕，万一四轮马车……可四轮马车就在那儿，堂尼卡诺尔拿着花，毕恭毕敬。姑娘往这儿，姑娘往那儿，一路上好吗，堂娜艾莉萨还那么漂亮吗，是的，下过雨了。啊，坐在马车上，晃来晃去，上次来罗斯沃内洛斯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时候，什么都小，什么都那么美好，没有老虎，堂尼卡诺尔没有那么多白发，不过是三年前的事。抓蛤蟆的尼诺，抓鱼的尼诺；雷玛的手让人不由得落泪，那双手总是放在她头上，使劲地摸她，那双手散发着香草和奶油味，那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两件事。

她被安排住在楼上单间，屋子漂亮极了。大人住的那种（尼诺的主意。他的黑色卷发，他好看的眼睛，他穿着蓝色连体工装裤无比帅气。路易斯下午一定嘱咐他穿上了最体面的衣裳，灰色西装加红色领带），带个小间，里面种着一株巨大的野生天竺葵。卫生间在两扇门外（和房间通着，因此，不需要事先调查老虎在什么地方），装满了水龙头和金属管。伊莎贝尔可不好骗，单凭卫生间，就能看出这是农村，陈设远远比不上城里，闻起来有年头了。第二天早晨，她在洗脸池里看到一只被潮气引来的虫子。轻轻一碰，虫子胆小地缩成个球，失了重心，从噗噗冒泡的出水口滚落下去。

亲爱的妈妈：我拿起笔，想给你写——他们平时在落地窗餐厅里吃饭，那儿更凉快。内内一刻不停地抱怨天热，路易斯一句话不说，可额头和下巴上渐渐沁出了汗珠。只有雷玛异常平静，慢慢地递着盘子，场面有些隆重、有些感人，似乎是一场生日宴会。（伊莎贝尔从她那儿偷学到如何分菜，如何指派用人。）路易斯几乎总在看书，拳头顶着太阳穴，书顶着瓶子。雷玛把盘子递给他之前，总是先碰碰他胳膊。有时，内内会打断他看书，叫他哲学家。路易斯成了哲学家让伊莎贝尔感到痛心，倒不是因为哲学家的名头，而是因为内内有了如此称呼和取笑他的理由。

他们吃饭时这么坐：路易斯坐主位，雷玛和尼诺在一边，内内和伊莎贝尔在另一边。这样一来，桌首是大人，两边各一大一小。尼诺当真想跟她说点什么的时候，会用鞋踢她的腿。一次，伊莎贝尔被踢得叫了起来，内内火了，骂她没教养。雷玛看着她，伊莎贝尔在她的目光中得到宽慰，喝下了菜汤。

妈咪，跟其他时候一样，去吃饭前，先得注意能不能去——基本上是雷玛去看能不能走到落地窗餐厅。来的第二天，老虎跑进了大起居室，雷玛叫他们等等。等了好久好久，雇工过来说，老虎已经在三叶草花园了，雷玛才拉着孩子们的手，大家一起进餐厅吃饭。那天上午，土豆泥全干掉了，不过只有内内和尼诺抱怨。

你叫我别总是问这问那——雷玛总是一片好心地阻止我去问任何问题。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不用为房间的事操心。房子大得很，最坏的情况莫过于进不了某个房间，大不了一个，不会超过一个，所以根本没任何妨碍。两天后，伊莎贝尔就像尼诺那样完全适应了。他们从早到晚在柳林里玩。如果柳林不行，还有三叶草花园、吊床花园和小溪边。在家里也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卧室、中间的过道、楼下的图书室（除了有个周四不能进去）和落地窗餐厅。路易斯的书房他们不去，路易斯总在那儿看书。有时，他会叫儿子进去，递给他几本图画书。尼诺总是把书带出来，和伊莎贝尔一起到起居室或对面的花园里看。他们从不去内内的书房，怕他发火。雷玛说这样最好，似乎在警告他们，话里有话，他们听得出。

总之，日子过得凄惨。有天晚上，伊莎贝尔暗自思忖为什么富内斯家邀请自己来这儿消夏。她还太小，没法理解这不是为她而是为尼诺，是为了给尼诺找个夏天的玩伴、让他开心。她只注意到房子很凄凉，雷玛看上去很疲倦，几乎没下过雨，可东西都有潮气，似乎搁在那儿长期不用。几天后，她适应了家里的秩序，适应了那个夏天在罗斯沃内洛斯不难掌握的生活纪律。尼诺开始研究路易斯送他的显微镜。整整一周，他们愉快地在一桶放着马蹄莲叶子的死水里养虫子，在试片上滴几滴，好观察细菌。“那是蚊子的幼虫，用这台显微镜是看不到细菌的。”路易斯笑着对他们说，笑得有些恼火，有些遥远。他们简直无法相信那些蠕动着的、令人恶心的玩意儿居然不是细菌。雷玛给他们拿来一只收在她的衣柜里的万花筒，可他们对发现细菌、数细菌长几条腿更有兴趣。伊莎贝尔拿个小本子记录实验结果，将生物学和化学相结合，还备了只药箱。在房子里搜刮一阵儿后，他们在尼诺房里做了一只药箱。伊莎贝尔对路易斯说：“我们什么都要。”路易斯给他们提供了安德烈乌开的药、粉色棉球和一根试管。内内的贡献是一只橡皮包和一只装着绿色药丸的细口小瓶，标签被刮掉了。雷玛看了看药箱，读了读小本子上列出的清单，对他们说，他们正在学习有用的知识。不知是她还是尼诺（尼诺容易兴奋，总爱在雷玛面前显摆）突发奇想，要制作一套植物标本。那天上午，可以去三叶草花园。他们到处采集样本，晚上在房间地上铺开纸，纸上放着树叶和花，铺得满满当当，几乎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临睡前，伊莎贝尔写道：“74号树叶：绿色，心形，带栗色小斑点。”几乎所有的叶子都是绿色的、光滑的、披针形的，让她有些烦恼。

出门捉蚂蚁那天，她见到了庄园里的雇工。工头和管家经常来家里送消息，她都认识。这些更年轻的雇工在工棚边，打打哈欠，看看孩子玩耍，像是在午休。其中一个问尼诺：“干啥要抓这许多虫子？”一边问，一边伸两个指头到尼诺的卷发里。伊莎贝尔希望尼诺发个火，表明自己是少爷，可他没这么做。瓶子里装满了蚂蚁，他们在小溪边捉到一只大甲虫，也扔进瓶里，一块儿观察。建蚂蚁王国他们是从《青年百科》里获取的灵感，路易斯借给他们一只又长又深的玻璃盒子。两人抬着盒子出门的时候，伊莎贝尔听见路易斯对雷玛说：“他们这样比较好，不然就得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了。”雷玛好像叹了一口气。入睡前，黑暗中照例浮现出许多人的脸，她想起一件事。她又看见瘦瘦的内内哼着歌，到门廊下抽烟，看见雷玛给他端去一杯咖啡。内内笨手笨脚地接过杯子，错将手指压在了雷玛的手指上。伊莎贝尔在厨房见雷玛将手抽了回来，杯子险些掉地，内内好不容易才接住，惭愧地笑了笑。黑蚂蚁比红蚂蚁好：黑蚂蚁更大，更凶。他们后来放走了一大群红蚂蚁，安安全全地在玻璃盒外头欣赏蚂蚁打架。只是它们不打架。两窝蚂蚁，各自守着玻璃盒一角。他们互相安慰，研究起两窝蚂蚁不同的习性，分别用专门的本子记下来。可它们总归会打起来的，隔着玻璃观看它们之间的殊死搏斗，用一个本子记，够了。

雷玛不喜欢监视他们。有时她从卧室门前经过，看见他们站在窗边，郑重其事地沉迷在蚂蚁王国里。尼诺很快就能发现蚂蚁新挖的通道，伊莎贝尔负责扩充画在两页纸上的彩色地图。在路易斯的建议下，他们后来只抓黑蚂蚁。蚂蚁王国的队伍已经非常壮大，蚂蚁们看起来很疯狂，碰触角碰腿传递无数的指令，突然行动，突然聚拢，突然散开，挖呀，翻呀，看不出个究竟，一直忙活到深夜。伊莎贝尔已经不知道该记什么才好，渐渐地将本子扔在一边，几小时几小时地研究它们并且忘记之前的发现。尼诺开始想回到花园，提起了吊床和小马。伊莎贝尔有点鄙视他。蚂蚁王国比整个罗斯沃内洛斯还要珍贵。想到蚂蚁们来来往往，不惧怕任何老虎，她就满心欢喜。甚至，她想象着有一只橡皮大小的老虎在蚂蚁王国的通道中走来走去，也许正因为这样，它们才会散开，聚拢。现在，她有些被困的感觉，在接到雷玛通知前，不许去楼下餐厅，她想在玻璃盒里重现外面的世界。

她把鼻子凑到一面玻璃上，一下子十分专注，想让蚂蚁们也来观察她。她听见雷玛在门口停下，不说话，看着她。只要是雷玛的动静，她总是听得特别真切。

“怎么会一个人？”

“尼诺去吊床那儿了。我觉得这只是蚁后，个头超大。”

雷玛的围裙映在玻璃上。伊莎贝尔看见她一只手微微抬起，隔着玻璃看，手像在蚂蚁王国里。她突然想起这只手给内内递过咖啡。现在，是蚂蚁爬在她手指上，是蚂蚁，不是咖啡杯，不是紧握她手指的内内的手。

“把手拿开，雷玛。”她恳求道。

“手？什么手？”

“现在好了。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

“噢，可以下楼去餐厅了。”

“一会儿就去。雷玛，内内生您的气了？”

手从玻璃上一晃而过，就好像是小鸟飞过窗前。伊莎贝尔觉得蚂蚁们真的被吓到了，对影子唯恐避之而不及。现在，什么也看不见。雷玛走了，走在过道上，像是在逃避什么。伊莎贝尔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感到害怕，害怕得说不出话来，害怕得无意义可言。也许，让她害怕的不是问题，而是看见雷玛如此仓皇地离开。玻璃又一次澄净透明，蚂蚁的通道弯弯曲曲，好像土壤里抽搐的手指。

一天下午，他们睡完午觉，吃完西瓜，拿着球拍在小溪边打壁球。尼诺表现神勇，救起了好多不可思议的险球，还沿着紫藤爬上房顶把卡在瓦片中的球取了下来。一位雇工从柳林那边过来陪打，笨手笨脚的，把球全打飞了。伊莎贝尔闻着乳香树的味道，反手救起尼诺打过来的刁钻低球，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夏天的幸福。她第一次明白了待在罗斯沃内洛斯、假期和尼诺的意义。她想到楼上的蚂蚁王国，那是一件了无生趣的东西：渗透着汁液、一大堆寻找出路的脚爪、污浊有毒的空气。她使劲地挥拍，兴奋地挥拍。她用牙齿咬下一根乳香树的树干，恶心地一口吐掉。终于置身在田野中，沐浴在阳光下，她感到无比幸福。

玻璃哗啦啦碎了一地。是内内书房的窗户玻璃。内内穿着衬衫，戴着宽宽的黑边眼镜，从窗口探出身来。

“该死的小混蛋！”

雇工跑了。尼诺站在伊莎贝尔身边，柳林吹过一阵风，她觉得他在发抖。

“叔叔，不是有意的。”

“内内，确实不是有意的。”

内内已经离开了。

她请雷玛把蚂蚁王国搬走扔掉，她答应了。雷玛一边帮她挂衣服、换睡衣，一边和她聊天，聊着聊着，两人把蚂蚁王国的事儿忘得干干净净。雷玛关上灯，她觉得蚂蚁们近在咫尺。雷玛穿过走廊，向还在痛哭的尼诺道了声晚安。伊莎贝尔不敢叫雷玛回来，要是叫了，雷玛准以为她是个胆小鬼。她想马上睡着，却怎么也睡不着。黑暗中，又浮现出许多人的脸。她看见妈妈和伊内斯会心一笑，看着对方，戴上黄色荧光手套；看见尼诺在哭；看见妈妈和伊内斯的手套变成了紫罗兰色的帽子，围着她们转，在她们头上转；看见尼诺的眼睛又大又空，也许是哭多了；她猜下面该看见雷玛和路易斯了，她想看见他们，不想看见内内，可她偏偏看见内内没戴眼镜，脸就像揍尼诺时那样缩成一团，尼诺一点点往后退，一直退到墙边，他看着内内，希望他就此罢手，内内又甩手一个耳光，声音软软的，有点湿，最后雷玛挺身而出，内内的脸几乎凑到雷玛脸上，笑了。这时，大家听见路易斯回来了，远远地叫他们进餐厅吃饭。不过是转瞬之间发生的事儿。尼诺在那儿，雷玛过来，叫他们在路易斯确定老虎位置前不要离开起居室。她说完没走，留下来看他们玩跳棋。尼诺赢了，雷玛夸他，他高兴地挽着雷玛的腰，想亲她一口。雷玛笑着弯下腰，尼诺亲了亲她的眼睛和鼻子。两个人都笑了，伊莎贝尔也笑了，玩得很开心。他们没看见内内走过来，他走到他们身边，一把拉开尼诺，跟他说什么球砸坏了他书房的窗户玻璃，动手就打，边打边看雷玛，似乎让他光火的是雷玛，雷玛也挑衅地和他对视了一会儿。伊莎贝尔惊恐地看见雷玛用身体护着尼诺，和内内脸对着脸，干上了。晚餐时，大家都在装模作样，尽量掩饰。路易斯以为尼诺哭是因为摔着碰着了。内内看着雷玛，不许她说出真相。伊莎贝尔发现他嘴绷得硬硬的，很美，嘴唇红得像火。夜晚的迷雾中，他的嘴唇更加猩红，几乎看不见牙齿的光亮。齿间飘出一朵蓬松的云，一只绿色的三角。伊莎贝尔眨眨眼，抹去了这些图像。伊内斯和妈妈戴着黄手套又出现了，她看了看她们，想起了蚂蚁王国。就在那边，但看不见。黄手套不在了，它们又出现在明媚的阳光下。她有些奇怪，没法把蚂蚁王国请走，那块密密匝匝的鲜活世界重重地压在心头，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于是，她起床找火柴点蜡烛。摇曳的火苗中，蚂蚁王国一下子从黑暗中露出来。伊莎贝尔举着蜡烛走过去。可怜的蚂蚁们，它们还以为太阳出来了。她终于看清了一边的动静，觉得怕。沉沉黑夜中，蚂蚁们还在工作。盒子里的寂静几乎看得见摸得着，蚂蚁们熙熙攘攘，来来往往。它们在里面工作，似乎还未丧失逃生的希望。

几乎一直是工头向他们报告老虎的动向，路易斯最信任的人就是他。路易斯整天在书房里工作，不接到堂罗伯特的报告，就坚决不让楼上的人下来。不过，大家也应该互相信任。雷玛负责家务，对楼上楼下的事一清二楚。还有的时候，是孩子们把消息带给内内或路易斯，他们自己没看到，是堂罗伯特看见他们在外头，把老虎的位置告诉他们，他们才回来报告的。大人们信尼诺的话，对伊莎贝尔的话不怎么信，她毕竟是新来的，会说错。后来，她和尼诺整日形影不离，她的话大人们也就信了。上午和下午是这样，晚上内内负责去看狗拴好没有，房子附近还有没有余烬。伊莎贝尔见他带着左轮手枪，有时还提着一只银头拐杖。

她不想去问雷玛，雷玛似乎认为一切理所应当。问她，她会装傻，会在另一个女人面前维护自己的尊严。尼诺容易开口，有问必答，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一到晚上，伊莎贝尔总是发现，这些清楚和明白的背后，依然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她很快抓住了重点的重点：首先要弄清楚能不能出门、能不能去楼下落地窗餐厅、去路易斯的书房、去图书室。“要相信堂罗伯特。”雷玛说过。也要相信她和尼诺。她不去问路易斯，因为他很少知道。内内倒是什么都知道，不过她也从不去问。这样一来，一切都迎刃而解。对伊莎贝尔来说，生活中，行动方面的问题要考虑得多一点，衣食起居方面的问题要考虑得少一点。这才是真正的消夏，一整年都该这么过。

……很快见到你。他们都好。我和尼诺有个蚂蚁王国，我们一起玩，一起收集了许多植物标本。雷玛问你好，她很好。我发现她有些忧伤，路易斯倒是好得很。我觉得路易斯有些怪，总是不停地看书。雷玛送了我几条颜色非常漂亮的围巾，伊内斯一定会喜欢。妈妈，这儿真好，我和尼诺，还有堂罗伯特玩得很开心。堂罗伯特是工头，他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能出去，能去哪儿。有天下午，他差点弄错，让我们到溪边。这时，一位雇工赶来，对我们说不能去。堂罗伯特伤心死了，还有雷玛。她抱起尼诺，一个劲地吻他，还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路易斯老说这个家不适合孩子住，尼诺问他谁是孩子，大家都笑了，连内内都笑了。堂罗伯特是工头。

要是你来接我，一定留下来住几天，陪陪雷玛，让她高兴高兴。我觉得她……

可是，告不告诉妈妈雷玛晚上在哭？她听见她在哭。伊莎贝尔迈着犹豫的脚步，穿过走廊，在尼诺房门前停了一下，继续往前走，下楼梯（估计雷玛在擦眼泪），远远传来路易斯的声音：“你怎么了，雷玛？不舒服吗？”一片沉默，整个房子就像一只巨大的耳朵。细语过后，路易斯的声音又响了：“卑鄙小人，卑鄙小人……”似乎在冷冷地证明一个事实，一层关系，也许，一种宿命。

……有点病了，你要是能来陪陪她，对她一定好。我要给你看植物标本和溪边的几块石头，是雇工们拿来给我的。告诉伊内斯……

这是她喜欢的一个晚上，有虫子，空气湿湿的，面包重新热过，粗面蛋糕上缀着紫红色的葡萄干。狗儿们在溪边吠个不停，一只硕大无比的薄翅螳螂飞了一圈，停在桌布上。尼诺去找放大镜，他们用宽口杯罩住它，让它在杯子里拼命扑腾，好展示出翅膀的颜色。

“把那只虫子扔掉！”雷玛叫了起来，“看见虫子，我就恶心。”

“它是只不错的螳螂，”路易斯承认，“瞧，它的眼睛会跟着我的手转，它是唯一能够进行头部旋转的昆虫。”

“这个晚上真见鬼。”内内的声音从报纸后面传了出来。

伊莎贝尔恨不得切下螳螂的头，给它一剪子，看看会怎么样。

“让它待在杯子里吧！”尼诺恳求道，“明天，我们把它扔进蚂蚁王国好好研究研究。”

天越来越热。十点半，天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孩子们和雷玛待在里面的餐厅，大人们待在书房。尼诺第一个说困了。

“你自己上楼去吧，我一会儿去看你。上面都收拾好了。”雷玛搂紧他的腰，露出他特别喜欢的表情。

“不给我们讲个故事吗？雷玛姑姑？”

“改天再讲。”

只剩下她们俩，薄翅螳螂盯着她们。路易斯过来向她们道晚安，嘟囔了几句时候不早了，孩子们该上床睡觉了之类的话，雷玛亲了他一口，冲他笑了笑。

“真是只爱嘟囔的大狗熊。”她说。伊莎贝尔凑近扣下螳螂的杯子，心想：自己从来没见过雷玛亲内内，也从来没见过一只这么绿这么绿的螳螂。她动了动杯子，螳螂又在扑腾。雷玛走过来，让她去睡觉。

“把虫子扔了，真可怕。”

“雷玛，等明天吧。”

她叫雷玛一会儿上楼跟她道晚安。内内的书房门虚掩着，他穿着衬衫，脖子放松地踱来踱去。她经过书房门，内内冲她吹了声口哨。

“我去睡了，内内。”

“喂，叫雷玛给我做一杯清凉的柠檬汁送上来。然后，你直接上楼回房睡觉。”

她当然会上楼回房睡觉，内内没必要这么命令她。她回到厨房，把内内的吩咐告诉雷玛，发现她有些犹豫。

“先别上去，我把柠檬汁做好，你给他送去。”

“他说……”

“求求你。”

伊莎贝尔在桌边坐下。求求你。大片大片的虫子在乙炔灯下绕来绕去。她宁愿待上好几个小时，什么也不看，只重复这句：求求你，求求你。雷玛，雷玛。我是多么爱你啊！那么悲伤的声音，无尽的悲伤，无缘由的悲伤，就是那么悲伤的声音。求求你。雷玛，雷玛……她的脸上一阵发热，想扑到雷玛脚下，想投进雷玛怀里，想在她面前死去，想让雷玛为她遗憾，想让雷玛修长清凉的手指滑过她的头发，她的眼皮……

现在她拿着一只盛满切片柠檬和冰块的绿罐子。

“拿给他。”

“雷玛……”

她觉得雷玛的身子在发抖，她背过身去，不让伊莎贝尔看见她的眼睛。

“雷玛，我现在就把螳螂给扔了。”

天热得发黏，蚊子嗡嗡地叫，她睡得不好。有两次，她想从床上爬起来，去过道，或是去卫生间把手和脸打打湿，降降温。可是，她听见楼下有人在走动，从餐厅的一边走到另一边，走到楼梯下面，再转回去……不是路易斯在夜间走走歇歇的步伐；也不是雷玛的脚步声。那天晚上，内内该有多热啊！他会一口一口地把柠檬汁喝完。伊莎贝尔看见他两手捧着绿罐子直接喝，电灯下，黄色的柠檬片在水里晃来晃去。可是，她又肯定内内根本没喝柠檬汁，他还盯着她给他送到桌上的那瓶柠檬汁在看，好像盯着无尽的狠毒与邪恶。她不愿想起内内的微笑，不愿想起他走到书房门口，想探头看看餐厅，又慢慢地折了回去。

“应该她给我送来，我叫你上楼回房间。”

她只能想到这个愚蠢的回答：

“柠檬汁清凉极了，内内。”

罐子像薄翅螳螂那样绿。

尼诺第一个起床，提议去溪边捉蜗牛。伊莎贝尔几乎一夜没睡，想起了鲜花布置的大厅、小铃铛、诊所走廊、慈善会的姐妹、带水银柱的温度计、第一次领圣餐、伊内斯、坏掉的自行车、客货混合列车、八岁时戴的吉卜赛女郎假面具。其间，好似相册页与页之间夹着的薄薄的风，她睁着眼，想到了许多和花、铃铛、诊所走廊无关的事。她不情愿地起了床，狠狠地洗了洗耳朵。尼诺说，十点了，老虎在钢琴房，他们可以马上去溪边。他们一起下楼，草草地对开门看书的路易斯和内内问了声好。蜗牛在溪边麦田里。尼诺一个劲地抱怨伊莎贝尔注意力不集中，说她不是个好搭档，不能帮他捉一套花色齐全的蜗牛。她突然发现尼诺是那么的孩子气，是个只生活在蜗牛和树叶世界里的小男孩。

她先到的家，家里正在升通知吃午饭的旗子。堂罗伯特巡察归来，伊莎贝尔像往常那样向他打听老虎的行踪。尼诺扛着蜗牛和钉耙，慢吞吞地走过来。伊莎贝尔帮他把钉耙放在门廊，两人一起进了屋。雷玛在那儿，一身白衣，不言不语。尼诺把一只蓝色的蜗牛放在她手上。

“给你的，最漂亮的一只。”

内内已经吃上了，他把报纸放在一边，伊莎贝尔几乎没地方放胳膊。路易斯最后一个从房里出来，中午他总是很高兴。大家吃饭。尼诺一直在聊蜗牛，蜗牛在甘蔗田里下的蛋，不同个头不同颜色的蜗牛。他要一个人把蜗牛给杀了，因为伊莎贝尔下不了手，他还要把它们放在锌板上晒干。咖啡来了，路易斯看着他们，问起了老问题。于是，伊莎贝尔第一个站起身，去找堂罗伯特，尽管堂罗伯特早就跟她说过了。她在门廊转了一圈，再进去，见雷玛和尼诺头靠着头，在看蜗牛，好似一幅温馨的家庭照。只有路易斯看着她，她说：“在内内书房。”她见内内没好气地耸了耸肩。雷玛用指尖碰了碰蜗牛，轻轻地，手指都有些像蜗牛的样子。后来，雷玛站起身再去拿些糖来，伊莎贝尔陪她一起去。两人一路聊天，在厨房前厅说了个笑话，一直笑回来。路易斯没烟了，差尼诺去书房拿。伊莎贝尔向他挑战，看谁能第一个找到烟，两人一同出去。尼诺赢了，他们推推搡搡地跑了回来，差点和去图书室看报的内内撞个正着，内内在抱怨不能用自己的书房。伊莎贝尔过来看蜗牛，路易斯希望她像平常那样帮他把烟点上，可发现她魂不在身，只顾观察蜗牛慢慢地探头，慢慢地移动。突然，她看一眼雷玛，又闪电般地将目光移开，全神贯注地盯着蜗牛。内内的第一声惨叫传来，她没有动弹。所有人都在跑，她的心思还在蜗牛上面，似乎根本没听见内内又发出一声惨叫、路易斯去敲图书室的门、堂罗伯特带着狗进来。路易斯反反复复地说：“不是在他书房吗！她说老虎在他书房！”她弯着身子凑近蜗牛，蜗牛细细的，像手指头，也许像雷玛的手指头。或者，是雷玛把手放在她肩上，让她把头抬起来，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伊莎贝尔扑到雷玛的裙子上，厉声痛哭，痛哭她不安的喜悦。雷玛把手放在她头发上，手指轻轻用力，让她平静下来。雷玛在她耳边喃喃地说了几句，说得结结巴巴，似乎是感谢，是无名的许可。

[1]阿根廷地名，度假胜地。

[2]原文为英语。

游戏的终结

莫娅妮/译

I

公园续幕

他几天前便开始看那本小说了，后来因为生意上有急事，就暂时搁下。乘火车回庄园时，他又打开了那本书，不禁被小说情节、人物形象慢慢吸引住。那天下午，他写了封信给他的代表律师，跟管家谈了谈有关田契的问题，之后，他便在书房中又读起了那本书。书房一片静谧，面朝着栎树公园。他惬意地靠坐在最喜欢的扶手椅上，背对着门，因为看着门就似乎意味着会有什么东西突然闯进来，这会让他不痛快。他读起了最后几章，左手不自觉地一次次抚过扶手的绿色天鹅绒。他还牢牢地记得主人公们的姓名和形象。小说的情境几乎立刻就征服了他。一行又一行，他享受着这种几近变态的快感，渐渐抽离于周遭的一切，却又同时感到自己的头正舒服地靠在高靠背的绿色天鹅绒上，感到香烟仍然触手可及，感到落地窗外晚风正在栎树间轻舞；一字接一字，他被主人公的下流勾当所蛊惑，被那些逐渐眉眼鲜活、栩栩如生的形象所吸引；他仿佛亲眼看见了山上茅屋中最后的会面。首先，女人走进来，满面惊惶；然后，情夫到来，脸被树枝刮伤了。她试图用亲吻魔法般地止住流血，但他却拒绝这般爱抚，他这次来可不是为了躲在枯叶和密径中重玩这偷情的把戏。抵在胸前的匕首已热，其下悸动的是被羁绊住的自由。热烈的言语在书页间如毒蛇般疾速地穿行交错，一切都仿佛早已注定。就连牵绊着情夫身体的万种缠绵，似乎想挽留他、劝阻他的千般爱抚，都可恨地勾勒出那另一个必须毁灭的人的轮廓。一切尽在盘算之中：不在场证明、意外的情况、可能的错误。从那一刻开始，每一秒都有精确的用场。两人无情地进行着最后的查对，只偶尔停下来轻抚彼此的脸颊。天开始黑了。

两人各有任务缠身，于是不再两两相望，在茅屋门口分开了。她应该走上往北去的小径，他在反方向的小路上回头看了一眼，看见她长发飞扬地跑远。然后，他也在树丛、篱笆的掩隐下跑了起来，直到在迷蒙的绛色晚霞中看见通向大屋的杨树林荫道。狗不应该吠叫。确实没叫。管家这时候应该不在。确实不在。他走上门廊的三级台阶，进了屋。血流仿佛在耳边奔腾，女人的话萦回其中：进门是一座蓝色前厅、一条走廊、一道铺着地毯的楼梯。上完楼梯，有两扇门，第一个房间里没有人，第二个房间里也一样。接着，是书房的门，他手握匕首，看到落地窗外的光线，看到绿色天鹅绒扶手椅的高靠背，看到扶手椅上那正读着小说的男人的头颅。

怪不得别人
冷天总是特别麻烦。在夏天，世界触手可及，人也亲密直接。但是现在，六点半了，他老婆在一家店里等着他去挑选一份结婚礼物，时间已晚了，他却发现天凉下来，应该穿上那件蓝色的套头衫，或者随便什么能跟灰色外套配的衣服。秋天就是将套头衫穿穿脱脱，把自己裹严实，与人相互隔离、彼此疏远。他一边不怎么起劲地吹着一首探戈曲，一边从打开的窗边走开，在衣橱里找套头衫，然后在镜子前开始穿上它。这并不容易，也许是因为衬衫跟套头衫的羊毛吸住了，要将胳膊伸进去确实费力。他慢慢地将手往前伸，终于从蓝色羊毛衫的袖口处冒出了一根手指头，在傍晚的光线下，那手指头似乎有点皱巴巴的，向里弯着，尖尖的指甲还是黑的。他一把将套头衫的袖子扯下，倍感陌生地看看自己的手。但是这会儿，手已在套头衫外面，就看得出那还是他原来的手。他任胳膊无力地垂下，手也滑落。他想着，也许最好把另一只胳膊伸进另一只袖子，看看这样是不是更容易。但似乎并不是这样。套头衫的毛线再次贴上衬衫的布料时，由于不习惯从另一只袖子开始穿，这个动作甚至变得更加困难了。为了提提劲儿，他又吹起了口哨；但是，他感觉到自己的手几乎没怎么往前，如果没有其他法子，他是永远没法把手伸出去的。也许最好三管齐下：低下头套进套头衫的领口，同时把还在外面的手伸进另一只袖子将它顺直，再同时将双手和脑袋从袖子和领子里往外钻。在突然笼罩而来的蓝色暗影下，继续吹口哨似乎挺荒唐的。他开始觉得脸上好像热乎乎的，虽然他的一部分脑袋应该已经露出来了，但是，额头和整个脸还被蒙着。两只手大概也才刚伸到袖子的一半。他再用力，也无法多伸出去半分。现在，他想到，他第二次埋头苦钻时那种带点轻蔑的愤怒也许让他犯了个错，他蠢得把头伸进了一只袖子里，却把一只手伸进了套头衫的领口。但如果是这样，他的手肯定能很容易地伸出来呀；可现在，虽然他用尽力气，却没能将任何一只手伸出去。倒是他的脑袋似乎正要挣出生天，因为蓝色的毛线现在正箍着他的鼻子和嘴巴，紧得简直让人恼火。他完全没想到这竟会让他这么喘不过气来，逼得他必须深呼吸。箍在嘴上的毛线渐渐润湿，它也许会掉色，会给他的脸洇上蓝色。幸好，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右手探了出去，探到了外面寒冷的空气。至少，已经有一只手在外面了，虽然另一只仍然困在袖管里。也许他的右手确实伸进了套头衫的领口，所以，他以为是领口的东西才会把他的脸箍得这么紧，让他越来越喘不过气，而手却轻易地伸了出去。不管怎样，要搞清楚，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继续努力往外钻，继续深深吸气再慢慢呼气。这其实很荒唐，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不让他好好呼吸，只不过是他吞进去的空气混着套头衫袖口或领口的羊毛絮。而且，还有套头衫的味道，羊毛线那种蓝色的气息。现在，他呼出的湿气越来越渗进毛线中，毛线的这股蓝意应该正渐渐洇上他的脸庞。他看不见东西，因为如果他睁开双眼，眼睫毛就会扎上毛线，很疼。但是他肯定，蓝色正在包围他湿乎乎的嘴和鼻孔，攻占他的面颊，而这一切都让他渐渐焦躁起来。他只希望能一下子把套头衫穿上，更别提时间应该已经晚了，他老婆大概已在店门口等得不耐烦了。他心想，把精神集中在右手上才是上上策呀，因为那只已在套头衫外面的手接触到了房间里的寒冷空气，它就像在说，已经胜利在望了；而且，右手还可以帮他，它可以从背后往上抬，拉住套头衫的下摆，做出用力往下拉这个能帮着穿上任何套头衫的经典动作。但糟糕的是，虽然手在摸着脊背寻找羊毛衫的下摆，这衣服却好像完全缠在了脖子附近似的。手唯一能碰到的只有越来越皱巴的衬衣，衬衣的一部分甚至已经被拉出了裤子。把手移过来扯套头衫的前襟也没什么用，因为他在胸前除了衬衣什么也感觉不到，套头衫应该才刚刚过了肩膀，也许它就紧绷绷地缠在那里，就好像他的肩膀对套头衫来说太宽了似的。这完全证明他确实穿错了，错把一只手塞进了领子、另一只伸进了袖子，而领子到一只袖子的距离正好只有一只袖子到另一只袖子距离的一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头会微微偏向左边，就是手还困在袖子里的那一边，如果那真是只袖子的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已经伸出去的右手能够在空中活动自如，虽然它无法把似乎仍然缠在身体上部的套头衫拉下来。他讽刺地想着，要是近旁有把椅子，他还可以休息一下、顺顺气，再将套头衫完全穿好，可惜，在转了这么多圈以后，他都已经辨不清方向了。穿衣服这个动作总会引人来上这么一段“韵律体操”，还隐隐带着点舞步的意味。但谁都不能怪他呀，因为这可是出于一种实际的目的，而不是因为他没事就爱手舞足蹈。其实，他既然没能把套头衫穿上，那么，脱下重来一遍，确保每只手都正确地伸进袖子里、头伸进领子里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但是他的右手还在胡乱地摆来荡去，就好像在说事情都这样了才放弃太荒唐了。有一刻，这只手竟顺从地举到了脑袋的高度，向上拉套头衫，但是，他没能及时意识到，套头衫已经因为呼吸间渗透进蓝色毛线中的黏湿气息而紧贴在他的脸上。因此，当手往上拉时，他疼得就好像耳朵要被撕裂、睫毛要被扒掉似的。那么，就慢一点；用还塞在左边袖子里的手，如果那真是只袖子而非领子的话；还得用右手帮帮左手，要么再往袖子里伸，要么退出、挣脱出来。不过，他简直没办法协调两只手的活动：左手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老鼠，而另外一只老鼠想从外面帮助它逃跑；但也可能，笼外的老鼠并不是想帮忙，而是在咬它，因为他被困住的那只手猛地一疼，而同时，另一只手狠狠掐住了大概是左手的这个部位。他的手觉得好疼，疼得放弃了脱套头衫的举动。他宁愿再试最后一次把脑袋脱出领口、把左边的老鼠拽出笼子。他全身都使上了劲儿，往前一晃，再往后一摆，在房间中央转着圈儿，如果他确实在房间中央的话——他这会儿倒想起来，窗户是开着的，盲目地继续转圈很危险。他想停下来，但他的右手还在来回摆荡，没有去拉套头衫，他的左手也越来越疼，好像手指被咬了或是烫了似的。不过，那只左手还是听从他的意志的。他一点点将受伤的手指握紧，终于隔着袖子抓到了还缠在肩膀上的套头衫衣摆。他往下扯，却几乎用不上力，他的左手太疼了，需要右手来帮帮忙，而不是毫无益处地顺着双腿溜上溜下，也不是掐他的大腿，就像它现在正在做的一样，隔着衣服用指甲对他的大腿又挠又掐，而他却无力阻止，因为他所有的心力都耗在左手上了。也许他已经跪倒在地，他觉得自己好像挂在左手上似的。左手又扯了一下套头衫，突然，他的眉毛和额头一凉，眼睛也是。他荒谬地不想睁开双眼，但是他知道他已经出来了，这种沁凉的质感、这般醉人的妙物就是自由的空气。他不想睁开双眼，他等着，一秒、两秒，任自己享受一段凉沁沁的、不一样的时光，套头衫外的时光。他双膝跪地，这么待着就很美妙啦。然后，他慢慢地、满怀感恩地微微睁开双眼，他的眼睛已不再沾着衣服内里毛线上的蓝色口水。他微微睁开双眼，看见五片黑色的指甲正悬在空中直指他的眼睛，指甲在空中颤动，眼看就要向他的眼睛袭来。但他还来得及垂下眼皮，往后一倒，用左手护住自己。只有左手才会听他使唤，只有左手才能从袖子里面护住他，把套头衫的领子往上拎，让蓝色的口水再次淹没他的脸庞。与此同时，他直起身子逃向另一边，逃向一个没有手、没有套头衫的地方，那里只有呼呼作响的风包围着他、陪伴着他、爱抚着他，还有十二层楼。

河

是的，好像就是这样，你好像是走了。你说着不知道什么东西，说你要去跳塞纳河，就是那一类的话，那种夜半时的呓语，渗进被单，黏在嘴里，几乎总在黑暗中响起，或者伴着手或脚的动作，掠过这个勉强听着你说话的男人的身体。是的，当你说这样的话时，我已经有好长时间不怎么听了。那些话从我紧闭的双眼的另一边传来，从我转头再次沉入的梦乡中传来。那么，好，我可不在乎你是走了、是淹死了，还是依然在码头上游荡，望着水流。再说，这也不是真的，因为你就睡在这里，气息不稳地呼吸着。如果是这样，那么当你在夜里的某个时刻、在我沉入梦乡之前离开时，你并没有真的走，但你确实离开过呀，还说了句什么，说你要淹死在塞纳河中。也许你害怕了，退缩了，然后你就突然出现在那里，几乎要触碰到我。你像波浪般摆动着，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你的梦里轻柔地波动，你好像真的梦见自己出了门，梦见你最终还是到了码头上、跳进了水中。就这样，带着一张浸透了愚蠢泪水的脸，你再次睡去，直到上午十一点，报纸送到，带来有关那些真正的溺死者的消息。

你让我想笑，可怜虫。你那些故作悲怆的最后通牒，那种像外省巡演剧团女演员一样到处摔门的样子，我问自己，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你的那些威胁，那些讨厌的欺哄，那些一把鼻涕一把泪、又臭又长、翻来覆去上演的悲情戏码。你应该有一个比我更有天分去回应你的人，这样，你们两个就能升格成为完美伴侣，带着互相凝视、彼此毁灭的痴男怨女所特有的恶俗气息，只愿撑得一时是一时。只为了继续下去、从头再来，只为了不知疲倦地追求那镜花水月、海市蜃楼般的真爱。但是，你也看见了，我选择沉默，我点上一支香烟，听你说话，听你抱怨；（你说的都有理，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或者，还有更妙的——我就这么慢慢睡着了。我被你那老一套的恶言恶语弄得昏昏欲睡，有一刻，我半闭着双眼，将梦中初现的闪光与灯光下穿着可笑睡衣的你的表情混淆了起来，那盏枝形吊灯还是我们结婚时别人送的。我觉得我最后睡着了，并且，我必须向你承认，我几乎是怀着爱意将你的举动和抱怨中最有用的部分——你气得发白的双唇咧开时的咂巴声——带入了梦乡。我的梦会因此更丰富，因为那里面还从来没人想到过要去跳河，相信我。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问自己，如果你已经决定要选择另一张更广阔无垠、更触手即逝的床了，那你还在我这张床上干什么。现在，你倒睡着了，时不时地还挪挪腿，扯动被单的形状。你似乎在为什么事情而生气，但不是非常生气，而像是一种苦涩的疲惫。你的嘴唇咧成轻蔑的怪相，匆促地呼气，再小口地吸气。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因为你那些假意威胁而这么恼火，我会承认现在的你又变得美丽了。梦境仿佛让你再次回到了我身边，我们可能燃起欲望，甚至可能和好如初、再有未来，可能拥有一些不像这个清晨这么混沌不清的东西。现在，路上开始有车辆来往，该死的公鸡也开始鞠躬尽瘁，扰人不已。我不知道，已经不必再问你是不是曾经离开过，或者在我滑入虚无梦乡的那一瞬间摔门而去的人是不是你。也许，就因为这样，我才想碰你，不是因为我怀疑你不在那里，也许你从来就不曾离开这个房间，也许是一阵风将门关上了，我梦见你走了，而那时的你却以为我还醒着，在床脚大吼着威胁我。我碰你不是因为那个。在清晨青绿的暗影中，将一只手拂过那颤抖着抗拒我的肩膀，几乎是甜蜜的。你让被单半遮着，我的手开始顺着你喉咙的光滑线条往下移动，我倾下身，呼吸着你带着夜晚和糖浆味道的鼻息。我不知道我的双臂是怎么将你环住的，当你弓起腰挣扎时我听见一声呻吟，但是，我们俩对这游戏都太过熟悉、不再疑虑。你那喘息出破碎字句的嘴一定会对我投降，你那昏沉沉、软绵绵的身体想挣脱也是徒劳。我们像黑白毛线般交织成球，如瓮中蜘蛛般彼此纠缠，无比紧密地合为一体。在勉强盖住你的被单上，我隐约看见划空而来的闪光瞬间消失在暗影中。现在，我俩裸裎相见，晨光笼罩着我们，我们在其中融为一体，兀自颤抖。但是，你还在固执地抵抗，你缩起身子，将手臂挥过我头顶，将大腿闪电般张开，再像可怕的夹钳般合上，仿佛想把我生生切开。我必须慢慢地控制住你（这件事，你知道，我总是做得很优雅、很庄重），我将你灯芯草般的胳膊弯过来，小心别伤着你；我紧缠向你抽搐的双手和大睁的双眼中的快感。现在，你的节奏终于沉缓下来，变成织在丝绸上的波纹，变成直冒上来袭上我脸颊的气泡，慢慢移动着。我好像抚摸着你倾泻在枕头上的头发，在青绿的暗影中，我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手正淌着水。在滑到你身边之前，我知道你刚刚被人从水中捞出来，当然，已经太迟了；我知道你躺在码头的石块上面，四周是众人的鞋子和嘈杂的声音。你裸着身子，仰面躺着，头发湿湿的，双眼圆睁。

毒药

星期六中午，卡洛斯叔叔带着灭蚁器来了。前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就说过会把它带来。我和妹妹盼着看见这机器，我们想它一定很大、很吓人。我们很熟悉班菲尔德[1]的蚂蚁，那些黑黑的蚂蚁见什么吃什么，还会挖洞，田里、院子里，还有房子陷入地下的那个神秘角落里，挖得到处都是。它们的洞很隐蔽，但是它们藏不住自己来来往往运送小叶子的黑色队伍。那些小叶子就是花园中的花草，所以，妈妈和卡洛斯叔叔决心买下那台机器，来消灭蚂蚁。

我记得，是我妹妹看见卡洛斯叔叔顺着罗德里格兹·佩涅街来的。她远远看见他坐着车站里的轻便双轮马车，便从旁边的巷子跑进来，喊着卡洛斯叔叔带来了那机器。我当时正在挨着莉拉家的女贞树丛中，隔着铁丝网跟莉拉说话，跟她讲我们下午要试那台机器。莉拉有点感兴趣，但兴致不高，因为女孩子都不在乎机器，也不在乎蚂蚁。唯一吸引她的就是那机器会喷烟，而这烟会杀死家里的所有蚂蚁。

听到我妹妹的喊声，我就跟莉拉说我得去帮忙卸机器了。我像坐牛[2]一样怒吼着沿巷子跑去。跑步的姿势是我那时候自创的，不弯膝盖，就像踢球一样。这样很省力，好像在飞，虽然还不像我那时候常做的那个飞翔的梦。在梦里，我从地上抬起双脚，微微动动腰，便能在离地面二十厘米处飞行，真是妙不可言。我飞过长街，有时候高一点，有时候则贴着地面。我无比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醒着的，而那个梦坏就坏在，我总是梦见自己是醒着的，梦见自己是真的在飞，梦见以前是做梦但这一次是真的。从那样的梦里醒来，就像摔回了地上。无论是走是跑，我的脚步都那么沉，我每一次起跳，都以坠落告终，真让人伤心。唯一跟梦境有点相像的就是我自创的这种跑步姿势，再穿上凯兹冠军系列[3]橡胶包头帆布鞋，就有点儿做梦时的感觉了，当然，跟真正在梦里还是没法儿比的。

妈妈和奶奶已经在门口跟卡洛斯叔叔和车夫说着话了。我慢慢地走过去，因为有时候我喜欢让人等我。我跟妹妹看着那个用麻绳绑着、用牛皮纸包着的东西，车夫和卡洛斯叔叔正把它卸到小路上。我一开始以为那是机器的一部分，但我马上就发现，那就是整台机器。它看起来那么小，我的心一下子跌到谷底。但把机器搬进来时，感觉就好了些：帮卡洛斯叔叔的时候，我发现这机器很重，所以我对它又有了信心。我亲手拆掉了细绳和纸。因为妈妈和卡洛斯叔叔得打开一个小包裹，里面装着毒药罐。早就有人跟我们说过那个是不可以碰的，已经有不少人就因为碰了那药罐而痛苦惨死。我妹妹退到了一个角落里，因为她对这一切已经不感兴趣了，也有一点点是因为害怕。但是我看看妈妈，我们俩笑了起来。那些话都是说给我妹妹听的，我可是有权使用那台装着毒药的机器的。

那台机器并不好看。它不像一个真家伙，连个会转圈的轮子或是喷气儿的汽笛都没有。它就像只黑铁炉，有三条弯腿儿，一个点火的小门，一个放药的小门。顶上伸出一根金属软管（就像蠕虫的身体一样），那上面还接了一根带喷嘴的橡胶管。吃午饭的时候，妈妈给我们念了使用手册，一念到有关毒药的部分，我们大家就都看看我妹妹，奶奶又跟她说起在弗洛雷斯有三个小孩因为碰了药罐而死掉了。我们都看见了盖子上的骷髅头标志。卡洛斯叔叔找了一把旧勺，说那把勺就拿来舀药用，还说那机器所带的东西都要收在工具房高处的柜子里。屋外很热，因为已是一月初了。西瓜很冰，黑黑的瓜子让我想起蚂蚁。

睡完午觉以后——大人才睡午觉，我妹妹在读《比利肯》杂志[4]，而我则在四面环墙的院子里给邮票分类——我们去了花园，卡洛斯叔叔把机器搁在放秋千的圆亭中，那里老是冒出蚂蚁洞来。奶奶准备好了炭火来点旺那炉子。我用镘刀在一个旧木盆里搅出了一个超棒的泥团。妈妈和妹妹坐在藤椅上看着，莉拉隔着女贞树看着。我们喊她过来，她说她母亲不让，但是她一样能看见。花园的另一边，内格利家的姑娘们已经在探头探脑了，她们可怪了，所以我们不跟她们来往。她们三个分别叫俏拉、二拉和加菲拉，可怜呀。她们人不错，但是都呆头呆脑的，跟她们没法一起玩。奶奶觉得她们挺可怜，但是妈妈从来不邀请她们到家里玩，因为她们老是跟我和妹妹闹得很凶。她们三个想称王称霸，但是既不懂跳房子也不懂打弹子，既不会玩官兵强盗也不会玩沉船游戏。她们只会傻笑，还有没完没了地说些天知道谁会感兴趣的东西。她们的父亲是市政府官员，她们养棕黄色的奥品顿鸡。我们养罗德鸡，因为它更会下蛋。

在花园和果树的一片绿荫中，那机器更显得一身漆黑，看起来就更大了。卡洛斯叔叔把炭火倒入机器里。在机器加热的同时，卡洛斯叔叔选了一个蚂蚁洞，把管子的喷嘴对准了它。我在周围抹上泥并踩了踩，但没有很用力，就像手册上说的一样，不能让蚁道倒塌。然后，叔叔打开灌药用的小门，并取来了药罐和勺子。毒药是紫色的，很漂亮。要放上一大勺，然后立刻关上小门。我们刚关上门，就听见一声像是牲口打响鼻的声音，机器开始工作了。真是绝了，喷嘴四周都溢出一股白烟，必须再抹些泥，然后用手拍实。“蚂蚁会全死光。”叔叔说，他很满意机器的运转情况。我站在他身边，手上、胳膊上全是泥，一直到胳膊肘。显然，这是个男人才能干的活儿。

“要熏到每个蚂蚁洞得多长时间？”妈妈问。

“至少半个钟头。”卡洛斯叔叔说，“有些洞很长，长得超乎想象。”

我明白他是指两到三米，因为家里有这么多蚂蚁洞，这些洞不可能太长。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见加菲拉开始尖叫，她那声音在车站都能听得到。内格利一家人都到了花园，说有一块莴苣地冒烟了。一开始，我还不愿意相信，但他们说的是真的，因为就在这时候，莉拉也隔着女贞树告诉我说，她家的一棵桃树旁边也冒烟了。卡洛斯叔叔想了想，然后走到内格利家的铁丝网前，请俏拉往冒烟的地方盖上泥，她比较不会推三阻四。我跳到莉拉家，堵住了那个蚂蚁洞。现在，家里的其他一些地方：鸡舍、白色大门后面和侧面墙壁下，也冒烟了。妈妈和妹妹帮着盖上泥。我想着地底下有这么多烟在寻找出口，而蚂蚁就在那烟中像弗洛雷斯的那三个小孩一样痛苦地扭动，这真是棒透了。

那天，我们一直忙到晚上。妹妹被派去打听其他邻居家是不是也在冒烟。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关了机器。把喷嘴拔出蚂蚁洞后，我就用镘刀往里挖了挖，洞里全是死蚂蚁，一片紫色，有股硫磺味。我在上面盖上泥，就像在葬礼上撒土那样。我估计至少死了五千只蚂蚁。大家都进屋了，因为是时候洗澡、摆桌子了，但是卡洛斯叔叔和我留了下来，我们要清理机器、把它收好。我问他可不可以由我把东西带到工具房去，他说可以。以防万一，我在碰了药罐和药勺以后还洗了手，虽然那勺我们已经洗过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罗莎姨妈和我的表兄弟们来了。那一天，莉拉的母亲准她过来，我们跟我妹妹和莉拉玩了一整天官兵强盗。到了晚上，罗莎姨妈问我妈妈，我表哥雨果可不可以在班菲尔德多待一个星期，因为他得了胸膜炎，身子有点弱，需要晒晒太阳。妈妈说可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他们在我房里搭了个床给雨果。星期一，女佣去拿来了他一个星期的换洗衣服。我们一起洗澡，雨果知道的故事比我多，但是跳远不如我，真是个典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和衣服一起送来的还有两本萨格瑞[5]的书和一本植物学书，因为他得准备一年级入学试。书里有一片孔雀羽毛，我是第一次见，他拿它当书签用。羽毛是绿色的，有一个蓝紫色的翎眼，整片羽毛都泛着金色。我妹妹问他要这片羽毛，他不给，因为那是他母亲送给他的，他连碰都不让她碰一下。但我是可以碰的，因为他相信我，我总是握着羽柄。

头几天，由于卡洛斯叔叔要上班，我们没有再发动机器。我跟妈妈说如果她愿意，我也能发动起来，但是妈妈说我们最好还是等到星期六，反正那个星期没有整很多苗圃，蚂蚁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少了五千只左右。”我对她说。她笑了，但还是承认我说得对。妈妈不让我开机器反倒更好，这样雨果就不会掺和进来，因为他是那种什么事都懂、什么事都管的人。尤其是事关毒药，他最好还是别帮忙。

睡午觉的时候，大人们叫我们安分些，因为怕我们中暑。自从雨果跟我一起玩以后，我妹妹就一直跟着我们，她总想跟雨果搭档。打弹子我能赢他们两个，但是，玩抛接球的时候，不知怎么雨果玩得特别好，总是赢我。妹妹一直夸他，我发现她是想找他当男朋友。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妈妈，让她打妹妹几巴掌，只是我想不出该怎么告诉妈妈。而且，他们也没做什么坏事。雨果不动声色地瞧不起她，每当这时候，我就想拥抱他一下，但这总是发生在我们玩耍的时候，这时只论输赢，可不能拥抱。

午觉时间从两点到五点，这是最适合安静下来、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的时候。我们和雨果一起看邮票，我把重复的邮票给他，还教他按照国家分类。雨果希望一年后能跟我一样集成一套，不过，只集美洲国家。这样他会错过喀麦隆的邮票，那都是有动物的，但是雨果说这样的邮票集才更有分量。妹妹同意他的话，虽然她连邮票的正反都分不清。她就是要跟我唱反调。而莉拉——她大约三点钟时会跳过女贞树丛过来——则站在我这边，她喜欢欧洲的邮票。我曾经送给莉拉一个贴满了各式各样邮票的信封，她总是跟我说起它。她父亲会帮她集邮，但是她母亲却觉得这不适合女孩子，而且还有细菌，信封就被收进了衣柜里。

为了不让家里人被吵得发火，莉拉来了以后，我们就会去花园尽头，躺到果树下。内格利家的姑娘们也在她们的花园里玩。我知道她们为雨果发狂，她们大声地聊天，声音像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一样。尤其是加菲拉，她一直问：“针线盒在哪里呢？”二拉答了句什么，然后她们就吵起来。但是，这都是故意的，为了引人注意。幸好，那边的女贞树很密，看不大清楚。我们和莉拉听见她们说话都要笑死了，雨果捏住鼻子说：“马黛茶壶在哪里呢？”然后，年纪最大的俏拉就说：“姑娘们，看见今年出了多少粗鲁鬼了吗？”我们则把草叶含在嘴里，让自己别笑得太大声，因为最好是别睬她们，让她们憋着去。这样一来，当她们后来听见我们玩逮人游戏时，她们闹得更凶了。最后她们自己吵了起来，直到她们的姨妈出来，揪着她们的头发教训了一顿，三人才哭着进了屋。

玩游戏时，我喜欢跟莉拉搭档，因为只要还有别人，你就不会喜欢跟兄弟姐妹玩。我妹妹就直接找上了雨果当搭档。莉拉和我打弹子赢了他们，但是雨果更喜欢玩官兵强盗，还有捉迷藏，我们总是得听他的玩那个。其实这游戏也很棒，只不过，玩的时候没法大喊大叫。玩游戏却不能喊叫，就不那么有劲了。玩捉迷藏时，几乎总是轮到我数数，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一轮轮地捉弄我，然后一个个地都安全到埠。五点的时候，奶奶总会出来骂我们，因为我们浑身大汗，还晒了太长时间的太阳，但是我们总会逗她笑、亲吻她，连不是自家人的雨果和莉拉都是。我发现那些天里奶奶总是看着工具柜，我明白她是害怕我们会去乱翻跟机器一起的那些东西。但是，出了弗洛雷斯那三个孩子的事以后，谁也不会想到干这种蠢事的，何况，这还会招来一顿好打。

有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待着。这样的时候，我甚至不愿意莉拉在旁边。尤其是天快黑时，在奶奶穿着白色罩袍出来浇花园之前的片刻。这时的土地已经不那么滚烫，但是，有浓浓的忍冬花香气，还有番茄地的气味，那地里有引水管和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虫子。我喜欢趴着闻闻土地，感觉它就在我的身下，热热的，有一股非常特别的夏日气息。我会想很多东西，但主要是那些蚂蚁。自从见到了蚂蚁窝是什么样子，我就一直在想那些四通八达却没有人看得见的蚁道。它们就像我双腿皮肤下隐现的血管一样，只不过里面全是来来往往的蚂蚁，充满了神秘。如果人吃了一点点毒药，那毒药就会变得好像那机器喷出的烟一样，走遍全身血管，就和烟熏遍地底似的，没什么两样。

过了一会儿，我就厌烦了一个人待着研究番茄上的虫子。我会去白色大门那边，先助跑，像“水牛比尔”[6]一样狂奔，然后，跑到莴苣地旁时就干净利落地一跃而过，连边上的雀稗都不会碰到。我和雨果常常用戴安娜牌气枪打靶，或是在秋千上玩。我妹妹和莉拉有时洗完澡也会穿着干净衣服来秋千这儿坐坐。雨果和我也会去洗澡，最后，我们大家会一起到小径上溜达，或者我妹妹会在厅里弹钢琴，我们就坐在栏杆上，看着人们下班回家。我们会一直等到卡洛斯叔叔回来，然后向他问好，再顺便看看他有没有带回个系着粉红细绳的包裹或是《比利肯》杂志。就在那几天，莉拉跑向门口时被一块石板绊到，碰伤了膝盖。可怜的莉拉，她不想哭，但是眼泪却一直流。我想到莉拉的母亲，她那么凶，要是看见莉拉受了伤，肯定会说她是疯丫头，乱骂一通。雨果和我手搭手抬起莉拉，抬着她从白门那边走，我妹妹偷偷去找了块碎布和酒精。雨果想充绅士，而我妹妹想跟雨果在一起，也很殷勤，但是，我把他们通通推走，对莉拉说只要忍一秒钟，还说如果她愿意可以把眼睛闭上。但是她不愿意，当我给她搽酒精时，她一直盯着雨果，就像在向他证明她有多勇敢似的。我用力吹了吹她的伤口，绷带把伤口绑得很好，也不疼。

“你最好立刻回家去。”我妹妹对她说，“这样你妈妈就不会发飙。”

莉拉走后，我就开始觉得无聊了，因为雨果和我妹妹谈起了国内的探戈乐队。雨果在某家影院里见到过德卡罗[7]，他还会用口哨吹出探戈曲子，让妹妹用钢琴弹出来。我到自己房间里去找集邮册，一直在想着莉拉的母亲会骂她，也许她正在哭，也许她的伤口感染了，这是常有的事。莉拉面对酒精时那么勇敢，真是不可思议，而她盯着雨果，既不哭泣也不低头，那样子也让人惊讶。

床头柜上放着雨果的植物学书，露出了孔雀毛的柄。雨果是允许我看这羽毛的，所以我小心地把它取出来，走到灯旁将它看个清楚。我觉得没有比这更漂亮的羽毛了。上面的斑点仿佛池中的水珠般漾着光，但是，那也是没法比的，这羽毛要漂亮多了。它有一种闪亮的绿色，就像生长在杏树上的虫子一样，那种虫子有两根长长的触角，顶上有一个小毛球。在羽毛最宽、最绿的部位中心，开着一个蓝紫色的眼儿，缀满了金色，真是个稀罕东西，我突然明白了它为什么是鸟中之王。每多看这羽毛一眼，我就越会想入非非，就像是小说里那样。最后，我不得不把这羽毛放下，要不然，我会把它从雨果这儿偷走，这可不行。也许，莉拉正独自待在家里想着我们（她家很黑，她的父母都很严厉），而我却拿着羽毛和邮票在玩。我最好把东西都收好，想想可怜的莉拉，她是那么勇敢。

晚上，我睡不着觉，不知道为什么。莉拉正在发烧、生病的念头在我脑子里赖着不走。我真想求妈妈去问问莉拉的母亲，但是不行。首先，雨果会笑的；其次，如果妈妈知道莉拉受伤、我们却没告诉她，她会生气的。我想尽了办法，却怎么也睡不着。最后，我想最好上午去莉拉家看看她怎么样，或者隔着女贞树喊她。终于，我睡着了，心里想着莉拉、“水牛比尔”还有灭蚁器，但主要是莉拉。

第二天，我第一个起床，去我的花园里，它离紫藤丛很近。我的花园是专属于我的一畦地，奶奶把它给了我，任我使用。我曾经种过金丝雀虉草，后来还种过甘薯，但是现在我喜欢花，尤其是我的海角茉莉[8]，它的香味最浓郁，尤其是晚上。妈妈总说我的茉莉花是家里最美的。我用锹慢慢在茉莉四周挖着，这花是我最好的东西了。最后，我把茉莉连同粘在根上的土全都取了出来。然后，我去叫莉拉，她也已经起床了，她的膝盖几乎没事了。

“雨果是明天走吗？”她问我，我说是的，因为他得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继续准备一年级入学试。我对莉拉说，我给她带了一样东西来，她问我是什么，我隔着女贞树把我的茉莉给她看，对她说我把花送给她，如果她愿意的话，我可以帮她建一个她自己的花园。莉拉说茉莉花很美，她征得了她母亲的同意，我便跳过女贞树帮她栽花。我们选了一小块地，拔掉了地里几株半枯的菊花，然后我开始铲土，让那块地大变样。然后，莉拉告诉我她希望茉莉种在哪里，就在正中央。我把花栽上，我们用喷壶浇上水，花园看上去很不错。现在，我必须搞到一点儿雀稗，但是这不用急。莉拉很高兴，她的伤一点都不疼了。真希望雨果和我妹妹能立刻看看我们做的这一切。我正要去找他们，妈妈叫我去喝牛奶咖啡。内格利姐妹在花园里吵架，加菲拉像往常一样在尖叫。我不知道在一个这么美妙的早晨她们怎么能吵得起来的。

星期六下午，雨果得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卡洛斯叔叔不想在这一天开灭蚁器，他要等到星期天。最好是只有他跟我在，不然，一不走运，雨果可能会中毒或发生什么其他事。那天下午，我有一点点想他，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他待在我房间里，他知道那么多故事和奇闻。但是，我妹妹更难过，她像梦游似的在家里到处走。妈妈问她怎么了，她回答说没事，但是她的表情让妈妈看了她好一会儿，最后还边走边说有些小女孩自以为是个大姑娘了，虽然她们连自个儿擤鼻涕都不会。我觉得我妹妹表现得像个笨蛋，尤其是当我看见她用彩色粉笔在院子里的黑板上写下雨果的名字的时候。她写上，擦掉，再写上，每次都用不同颜色、不同字体，还一边斜眼睨着我。然后，她画了一颗插着箭的心，我就走开了，因为我不想扇她几耳光，也不想告诉妈妈。更糟糕的是，那天下午，莉拉很早就回了家，她说因为伤口的缘故她母亲不让她多待。雨果对她说，五点的时候，会有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接他，她为什么不等到他离开的时候再走呢，但是莉拉说不行，便跑开了，招呼都没打。因此，当有人来接雨果时，雨果必须去向莉拉和她母亲告别，然后，他向我们告别，他走时非常高兴，说他下个周末会再来。那天晚上，我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觉得有点孤单，但是，另一方面，我感到所有的东西又都是我一个人的了，而且我高兴什么时候关灯都行，这也挺好。

星期天，我一起床就听见妈妈在隔着铁丝网跟内格利先生说话。我走过去道早安，内格利先生正跟妈妈说，我们试机器那天冒过烟的莴苣地里，莴苣全都在发蔫。妈妈对他说这很奇怪，因为机器的说明书里说那烟对植物是无害的。内格利先生回答道，说明书是不能信的，就跟药物一样，你看说明书里写它包治百病，最后倒可能叫你一命呜呼。妈妈说，也许是内格利姐妹中的哪一个不小心把肥皂水倒在了地里（但是，我觉得妈妈想说她们是故意的，她们就是那么调皮、那么爱惹事）。内格利先生则说，他得查一查，但是，说真的，如果那机器会杀死植物，这样折腾就得不偿失了。妈妈说，她可不能拿几根要死不活的莴苣跟花园里的蚁灾来相提并论，她还说我们下午就要再开机，如果他们看见有烟，就通知我们去堵住蚂蚁洞，这样，他们就不用麻烦了。这时，奶奶叫我去喝咖啡，我不知道他们还说了些什么，但是我很激动地想着我们又要跟蚂蚁开战了，我整个上午都在读莱佛士[9]的故事，虽然我并不像喜欢“水牛比尔”和其他许多小说一样喜欢它。

我妹妹的疯劲儿已经过去了，她正在家里到处唱歌。有一会儿，她突然想用彩色铅笔画画，就来到我旁边，然后趁我不注意便凑过来看我在干什么。非常凑巧地，我刚刚写完我自己的名字，我很喜欢到处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非常凑巧地，我在旁边写下了莉拉的名字。我合上书，但是她已经看到了，开始哈哈大笑，还好像挺同情地看着我。我朝她扑过去，但是她叫了起来，我听见妈妈过来了，便怒气冲天地去了花园。午饭的时候，她一直带着嘲弄的神情看着我，我很想在桌子底下踢她一脚，但是她可能会大声尖叫，那天下午我们还得开动那机器，所以我忍了下来，什么也没说。到睡午觉的时候，我爬到柳树上去看书、想事情。到了四点半，卡洛斯叔叔睡完觉到屋外来了，我们泡上马黛茶，然后把机器备好。我和好了两脸盆泥。女人们都在屋里。天很热，机器旁更热，因为它是烧炭的，但是，马黛茶若是在又烫又苦的时候喝下去，是很消暑的。

我们选了在花园尽头、靠近鸡舍的地方开动机器，因为，蚂蚁似乎都躲在那块地方，对苗圃大加破坏。我们刚把喷嘴放进最大的蚂蚁洞里，就开始到处冒烟，连鸡舍地板的砖缝里都是。我在各处都堵上泥。我喜欢往上抹泥，再用手拍实，直到烟不再往外冒。卡洛斯叔叔把身子探过内格利家的铁丝网，问俏拉她家的花园有没有冒烟，因为她比较有脑子。加菲拉咋咋呼呼地到处查看，因为她们都很尊敬卡洛斯叔叔，但是，她们那边并没有冒烟。我倒是听见莉拉正在叫我，我跑向女贞树丛，看见她穿着那件我最喜欢的橘色圆点的衣服，膝盖上缠着绷带。她叫喊着对我说她的花园里冒烟了，就是那个专属于她的花园。我拿起一盆泥跳过铁丝网，而莉拉还在伤心地对我说，她去看她的花园时听见我们正在跟内格利姐妹说话，然后烟就在我们种下的茉莉花旁边冒出来了。我跪在地上，倾尽全力地抹上泥。茉莉花才刚刚移植过来，现在却离毒药这么近，这是很危险的，虽然使用手册上说不会有事。我想着是不是可以在离这块地几米的地方截断蚁道，但是，首先，我还是抹上泥，尽力将洞口堵严实。莉拉已经拿着一本书坐在荫处，看着我忙活。我喜欢她看着我，我抹上了很多泥，那边肯定不会再冒烟了。然后，我走过去问她哪里有锹可以试着把蚁道截断，免得它把剧毒传到茉莉花那里。莉拉起身去找锹。她找了很久，所以我就看了看她的书，那是一本带插图的故事书。我惊讶地看见莉拉的书里也有一根漂亮的孔雀毛，她可从没说起过。卡洛斯叔叔在叫我去堵其他的洞，但是我却看着那根羽毛。那不可能是雨果的那根，但是它看起来一模一样，就像是出自同一只孔雀：绿色的羽毛，有蓝紫色的翎眼和金色的斑点。当莉拉拿着锹过来时，我问她羽毛是哪里来的，我想着要告诉她雨果有一根一模一样的。她满脸通红，回答说是雨果在告别时送给她的，我却几乎没注意到她都说了些什么。

“他对我说他家里有很多。”她加了一句，好像在辩解什么，但是她并没有看着我。在女贞树丛的另一边，卡洛斯叔叔更加大声地叫我，我扔掉莉拉给我的锹，转身走向铁丝网，虽然莉拉正在叫我，对我说她的花园里又冒烟了。我跳过铁丝网。透过女贞树丛，我从家里看着莉拉，她在哭，手里还拿着那本书，那根羽毛从里面露出了一点点。我看见烟现在就从茉莉花旁边冒出来，毒药全都跟根茎混成一气。我走到机器旁，趁着卡洛斯叔叔又在跟内格利姐妹说话，打开毒药罐，往机器里倒上满满的两勺、三勺，然后将小门关上。这样，毒烟会彻底地熏遍蚂蚁洞，杀掉所有的蚂蚁，家里的花园中一只活口都不留。

暗门

塞万提斯宾馆让佩特隆喜欢的理由也许正是其他人讨厌它的原因。那是一家阴暗、宁静、几乎没什么人的宾馆。当佩特隆乘着轮船过河时，当时认识的一个人向他推荐了这家宾馆，说它就在蒙得维的亚[10]的中心地区。佩特隆要了二楼的一个房间，带卫生间，正对着大堂。从门房的钥匙板上，他看得出宾馆里没住什么人。每把钥匙都跟一个沉甸甸的铜盘串在一起，盘上有房间号，这是管理部门为了不让客人把钥匙忘在口袋里而想出的小花招。

电梯就在大堂对面，大堂里有一个柜台，里面是当天的各类报纸和电话台。佩特隆只需要走几米就到房间了。龙头里的水很烫，这弥补了阳光的不足和空气的闭塞。房间里有一扇小窗户，对着隔壁电影院的天台，时不时地，会有一只鸽子在那里散步。卫生间的窗户更大一些，但很遗憾，它朝着一堵墙和一小块遥远的天空，几乎没什么用。家具不错，抽屉和柜子多得用不过来。还有很多衣架，挺奇怪的。

经理是个高瘦的男人，完全秃了顶，戴着金丝边眼镜，声音有着乌拉圭人的那种响亮、有力。他告诉佩特隆说二楼很安静，只在他唯一的隔壁房间里住着一位单身的女士，她不知在哪里上班，总到入夜才回宾馆。第二天，佩特隆就在电梯里遇见了她。他知道是她，是因为看见了她的钥匙牌号，她就像托着一块硕大的金币似的，把钥匙牌握在手里。门房拿起她和佩特隆的钥匙，把它们挂在钥匙板上，然后跟那个女人谈起了几封信的事情，因此，佩特隆有时间看清楚她还挺年轻，但挺不起眼，而且，就像所有的乌拉圭女人一样，穿衣服品位很差。

与马赛克生产商签好合同大概得花一个星期左右。下午，佩特隆把衣服都放到衣橱里，把资料都理好放在桌子上，洗完澡以后，他到市中心转了一圈，等着到时间去合伙人的办公室。那一天就在几场会谈中度过，接着他在波西托斯酒店参加了一场鸡尾酒会，还在主要合伙人家里吃了顿晚饭。当他被送回宾馆时，已经过了凌晨一点。他疲惫地躺上床，立刻就睡着了。他醒来时，已经快九点了。初初醒来的那几分钟里，在残留的睡意和困倦中，他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曾有小孩的哭声吵到了他。

出门前，他与有德国口音的前台职员聊了聊。他一面打听着公交车线路和街道名称，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着宽敞的大堂。大堂尽头就是他和那位单身女士的房间。在这两扇房门之间，有一尊《米罗的维纳斯》[11]的仿作，仿得很糟糕。侧面墙上还开有一扇门通向外面，门口照例摆着沙发椅，放着杂志。当职员和佩特隆不说话时，宾馆中的寂静仿佛凝结成形，灰烬般落在家具和瓷砖上。电梯的声响仿佛轰鸣，报纸翻页或划火柴的声音也似乎震耳欲聋。

会议在天黑的时候结束，佩特隆在七月十八日大道上转了一圈，然后在独立广场上的一家小饭店里吃了晚饭。一切都很顺利，也许他可以比他原来设想的更早地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他买了一份阿根廷报纸和一包生烟[12]，然后慢慢走回了宾馆。旁边的电影院里在放两部电影，但他都已经看过了，而且，他其实也没有兴致要到哪儿逛逛。遇见宾馆经理时，经理跟他打了个招呼，还问他床上是否需要添什么。他们聊了一会儿，抽了根烟，就分开了。

睡觉前，佩特隆把白天用过的文件整理好，然后看了看报纸，但也没怎么用心。宾馆里的寂静太过沉重，偶尔一辆顺着索利亚纳街而下的电车声响也只不过能将这寂静暂时打破，再任它变本加厉、卷土重来。他并不焦躁，只是有些不耐烦，便把报纸往垃圾篓里一扔，一边心不在焉地照着衣橱上的镜子，一边脱衣服。衣橱已经很旧了，背后隐着一扇通向隔壁房间的门。佩特隆第一次查看这房间时竟然没注意到这扇门，现在才惊讶地发现它。他先前以为这栋楼就是建来当宾馆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这栋楼和许多中档宾馆一样，是旧办公楼或住宅楼改成的。仔细一想，他这一生住过的几乎所有宾馆中——他可住过不少宾馆——房间里总会有一扇封死的门，有时候一眼就看得见，但通常都有一个衣柜、一张桌子或是一个衣帽架挡在前面，就像现在的这间一样，可以掩人耳目，含羞带愧地想遮掩住这扇门的存在，就像一个女人用手挡在小腹或乳房前，就以为遮了羞。但是，无论如何，门就在那里，从衣橱顶冒出了头。曾经有人从门里进出过，有人敲过它、虚掩过它，赋予它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仍蕴藏在它与墙壁大不相同的木材中。佩特隆猜想，门的另一边大概也立着个衣柜，而房里的女士可能也对这门有着同样的看法。

他并不倦，但还是美美地睡着了。他大概睡了三四个钟头，然后，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把他弄醒了，就好像发生了什么让人厌恶、恼火的事。他打开床头柜上的灯，发现才两点半，他又把灯关了。这时，他听见隔壁房间里有孩子的哭声。

一开始，他并没怎么在意。他的第一反应是放下心来：这么说，前一天晚上确实有个孩子让他没休息好。一切都解释清楚了，这就更容易睡得着觉了。但之后，他转念一想，便从床上慢慢地坐起来，摸黑听着。他没听错，哭声是从隔壁房间里传来的。透过暗门，可以听得见那声音，听得出是从那房间里床尾所在的位置发出的。但是，隔壁房间不可能有个小孩儿呀，经理说得清清楚楚，那位女士是一个人住的，她几乎整天都在上班。佩特隆蓦地想到，也许她这天晚上是在照顾某个亲戚或朋友的孩子，但他随即想到了前一天晚上。现在，他很肯定他先前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哭声，因为这哭声与众不同，倒像是一连串长短不一的轻轻呻吟和哽咽的轻嗝，再跟着一声抽泣，声音一直断断续续的、低低的，就好像孩子正生着病似的。这应该是个几个月大的婴儿，虽然他哭起来不像新生儿一样刺耳，也没有突然发出咯咯声或是噎住。佩特隆想象着那婴儿——是个男孩吧，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很虚弱，生着病，脸颊消瘦，动作无力。那小东西在晚上呻吟着，腼腆地哭着，没有闹出大动静。如果没有那扇暗门，哭声也许都穿不透厚实的墙壁，谁也不会知道隔壁房间里有个小孩在哭。

第二天上午，佩特隆一边吃着早饭、抽着香烟，一边想着这事儿。睡不好觉对他白天的工作可没好处。他已经在深夜被吵醒了两次。两次都是因为那哭声，而第二次更糟，因为除了哭声，还能听见那女人试图安抚孩子的声音。她的声音很低，但是其中有种渴切的腔调，听起来有点像在做戏，那低语声强有力地穿门而过，仿佛声声尖叫。孩子有时候会被这种哄弄、呵求安抚下去，但是不久就会再次发出断断续续的轻声呻吟和无法抚慰的悲咽，女人就会再次嘟囔着一些低不可闻的言语，施展出母性的魔力来安抚她的孩子：他可能是身染病痛或者伤心难过，也许是痛不欲生，也许是害怕死亡。

“这一切都很凄美，但是那经理可耍了我一回。”佩特隆走出房门时这么想着。他很讨厌谎言，便明白提出了这件事。经理定定地看着他。

“孩子？您大概搞错了。这层楼没有小孩。您的房间隔壁住着一位单身女士，我相信我已经跟您说过了。”

佩特隆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口。要么是这男人在很愚蠢地撒谎，要么是这宾馆的传声效果摆了他一道。经理微微斜过眼去看着他，好像他倒被这投诉给惹恼了似的。“也许他觉得我是在找借口搬出去，只是不好意思直说。”他想。面对这样的矢口否认，要再反驳什么挺困难的，甚至有点荒唐。他耸耸肩，转而要了份报纸。

“我大概做梦来着。”他说，心里因为必须这么解释——或者作出其他任何解释——而觉得难受。

夜总会闷得要死，做东的两个人也显得不怎么来劲，所以，佩特隆很轻易地借口白天太累，便被送回了宾馆。他们约好第二天下午签合同，生意实际上已经谈成了。

宾馆大堂安静极了，佩特隆不自觉地踮起了脚尖走路。床边放着一份晚报，还有一封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信。他认出是他妻子的字迹。

上床睡觉之前，他一直在盯着衣橱和那扇门露出的部分看。也许，如果他把自己的两只手提箱放到衣橱上面堵住那扇门，隔壁房间的声音就会小一些。跟平常一样，这个时候是听不到一点声音的。整个宾馆都在沉睡，物件如此，人也如此。但是，心情本就不好的佩特隆却觉得正好相反，他觉得一切都是醒着的，都在沉默之中警醒着、渴盼着。他心底的焦躁大概也传染给了这栋房子和房子里的人，它们因此也仿佛在监视着、窥伺着什么。一堆蠢话。

当孩子的哭声在凌晨三点把他吵醒时，他几乎没把它当回事儿。他从床上坐起来，心想是不是最好把巡更的叫来，让他证明这个房间确实是没法睡觉的。孩子哭得很轻，有时都听不见他的声音，佩特隆却觉得，这哭声就在那里，一直不停，而且很快就会越来越响。十秒或二十秒极其缓慢地熬过去了。然后，传来一声短促的抽泣，一声几不可闻的呜咽，可怜兮兮的，嘤嘤不止，直到最后爆发成真正的啼哭。

他点燃一根香烟，心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在墙上轻轻敲几下，让那女人哄那孩子安静下来。但一想到他们两个，想到那女人和孩子，他发现自己并不是真的相信他们俩的存在，他发现自己很荒唐地相信经理并没有骗他。现在，那女人的声音传过来，她的抚慰焦急殷切，虽然也是那么小心翼翼，彻底盖住了小孩的声音。女人正在哄着那孩子、安抚着他。佩特隆想象她坐在床尾，摇着孩子的摇篮或是把他抱在怀中。但是，他怎么也想象不出那孩子的模样，酒店经理的话好像比他正亲耳听见的情况更加真切。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微弱的呜咽声在轻声抚慰中时高时低，佩特隆开始怀疑这一切都是一出戏，一场毫无道理的、可怕的、荒唐的游戏。他想起那些关于没有孩子的女人的老故事，她们虔诚而狂热地偷偷收藏各种玩偶，她们私底下幻想自己做了母亲，这比宠猫猫狗狗、宠子侄晚辈要糟糕一千倍。那女人正在模仿着她那求而不得的孩子的哭声，抚慰着用双臂虚抱住的一团空气，也许她的脸上满是泪水，因为她的哭泣已假戏真做，透出她那俗气的苦痛：在宾馆房间里的孤单寂寞中，在这无人理会的黎明时分，她哭得肆无忌惮。

佩特隆无法再睡着，便打开床头柜上的灯，心想着自己该怎么办。身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的心情越来越糟糕。因为，他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假的、空的、装出来的：这寂静、这哭声、这安慰，这是在这日夜交替时分唯一真实的东西，却用令人无法忍受的谎言来欺骗他。他觉得，就在墙上敲一敲太轻描淡写了。他没有完全清醒，但是他也睡不着，不知怎么，他不觉一点点挪动那衣橱，直到露出那扇落满灰尘的、脏脏的门。他穿着睡衣，光着脚，像蜈蚣似的贴在门上，把嘴靠近松木板，用假嗓子几不可闻地模仿起另一边传来的那种呜咽。他提高声调，呻吟，抽泣。门的另一边陷入一片沉寂，也许会静上一整夜；但是，下一秒，佩特隆就听见那女人在房间里跑动，拖鞋噼啪作响。她突然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这声痛呼刚出口便戛然而断，仿佛一根绷紧的弦。

当他经过经理柜台时，是十点多。八点过后，他曾经迷迷糊糊地听见宾馆职员和那女人的声音。有人在隔壁房间里走来走去、搬东西。他看见电梯旁边有一只衣箱和两只大手提箱。佩特隆觉得，经理似乎手足无措。

“您昨晚睡得好吗？”他问道，职业性的语调，却难掩他的漠不关心。

佩特隆耸了耸肩。他不想多说，反正他只需要在宾馆里再过一夜了。

“不管怎么样，您现在会过得更舒心了。”经理看着那些箱子说道，“那位女士中午就要离开我们这里了。”

他等着佩特隆说点什么，佩特隆则只用眼神来回应。

“她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突然要走。女人从来就摸不清楚。”

“是的，”佩特隆说，“摸不清楚。”

到了街上，他觉得晕乎乎的，但并不是真的头晕。他一边灌着一杯苦咖啡，一边开始想这件事，他忘记了生意，也无视四周灿烂的阳光。那个女人离开宾馆，是因为被恐惧、羞愧或气愤给逼疯了，而这都得怪他。“她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了……”她也许有病，但是她并没害人。应该离开塞万提斯宾馆的是他而不是她。他应该去跟她谈谈，向她道歉，请求她留下来，并发誓不会对人乱说。他往回走了几步，半路又停了下来。他不敢出这个洋相，他害怕那女人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反应。已经该去跟两位合伙人会面了，他不想让他们久等。好吧，算她倒霉。她不过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她会找到另一家宾馆来照顾她那个假想中的孩子的。

但是，到了晚上，他又觉得难过了。他觉得房间的那片寂静更沉重了。进宾馆时，他不禁一直盯着钥匙板看，隔壁房间的钥匙已经不在了。他跟正打着呵欠等下班的职员聊了几句，然后进了自己的房间，并不怎么奢望能睡着。他有晚报和一本侦探小说。他慢吞吞地整箱子、理文件。天挺热，他把那扇小窗户大开着。床铺得很好，他却觉得又硬又不舒服。他好容易有了足够的安静来睡个好觉，却只觉得难受。他踱了一圈又一圈，心里想着，自己施诡计讨求来的安静如今是完全回来了，却报复似的将他打败了。讽刺的是，他觉得自己在想念那孩子的哭声。眼下这种绝对的安宁不足以让他安睡，更无法让他清醒。他想念那孩子的哭声。过了好一阵，他听见那哭声透过暗门传来，虽然微弱，却是不可能听错的。虽然他很害怕，虽然他因此深夜逃离，他却也明白：没事了，那女人并没有说谎，她轻声安慰那孩子，她希望孩子安静下来让他们睡个好觉，她并不是在惺惺作态。

迈那得斯[13]之夜

堂佩雷斯递给我一份印在铜版纸上的节目单，然后将我引到座位上。第九排，稍稍偏右：完美的声学平衡。我对皇冠剧院很熟悉，知道它像歇斯底里的女人一样难以捉摸。我总是建议我的朋友们千万别要第十三排，因为那里仿佛有某种气流旋涡，乐音传不进去；左边的上层楼座也不行，因为从那里听来，就像在佛罗伦萨市立剧院里一样，有些乐器似乎会脱离乐团，在空气中浮游，比如说，一支笛子会在离人三米的地方吹响，而其他乐器却还是规规矩矩地待在台上，这很奇妙，但让人很不舒服。

我瞅了一眼节目单。我们会听到《仲夏夜之梦》[14]《唐璜》[15]《大海》[16]和《第五交响曲》[17]。想到大师，我不禁笑了。这只老狐狸定下的演奏会节目单蛮横地无视美学规则，却隐含着对观众心理的敏锐洞察力，这是戏剧导演、钢琴大师、自由搏击主持人的共同特点。一场在施特劳斯和德彪西之后立马接上贝多芬的演奏会，直教人神共愤，我只是出于纯粹的无聊才会来听。但是，大师了解他的观众群，他组织的演奏会都是为了皇冠剧院的常客。他们都是些平和的人，很有参与精神，但宁愿将就也不想尝鲜；他们最注重的是对消化系统的深切体恤和对平静心情的绝对尊重。听门德尔松，他们会觉得很自在。然后是豪迈、坚决的《唐璜》，其中有很多可以跟着吹口哨的小调。德彪西会让他们自觉是个艺术家，因为可不是谁都能懂得他的音乐的。接着是重头戏，贝多芬的震撼之作，那就像是命运的敲门声，胜利的V字形，那个天才的聋子。然后，他们会各自飞奔回家，因为明天办公室里会忙疯。

其实，我很喜欢大师，他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了好音乐。我们这座城市没有艺术，远离中心，十年前，也就晓得有《茶花女》和《〈瓜拉尼人〉序幕》。大师受一位果敢的企业家雇用来到这座城市，组建起了这个堪称一流的乐团。慢慢地，他向我们推出勃拉姆斯[18]、马勒[19]、印象派[20]作曲家、施特劳斯和穆索尔斯基[21]。一开始，老观众们对他颇有微词，因此，大师不得不收敛锋芒，在演出中放了很多“歌剧选段”；然后，观众们开始为他向我们展现的强劲坚定的贝多芬而鼓掌欢迎；最后，他给什么，人们都会叫好，只因为看见了他。就比如说现在，他的入场掀起了一股非同一般的热情。不过，演出季才开始，人们的双手还没进入审美疲劳，他们很乐意鼓掌，而且，大家都热爱大师。大师正在鞠躬，举止生硬，不怎么热情，然后，他带着他那种枭雄般的气度转向乐手们。我左边坐着赫纳坦夫人，我跟她不熟，但她是公认的音乐迷。她脸红彤彤地对我说：

“就在那儿，那儿有一位男人，他可是干成了件少有的大事呢。他不是组建了一个乐团，而是培养出了一群观众。这难道不让人钦佩吗？”

“是的。”我说，如往常一般随和。

“有时候，我在想他应该面向音乐厅来指挥，因为我们也有点像是他的乐手。”

“您可别算上我，拜托。”我说，“说到音乐，我可是一脑袋糨糊。比方说，今天的节目安排，我就觉得很恐怖。不过，肯定是我搞错了。”

赫纳坦夫人严厉地看看我，然后别开了脸，但是，她的好心肠压倒了一切，促使她对我解释了一番。

“这节目单里的全是大师级作品，每一部都是热心观众来信要求的。您难道不知道今晚是大师与音乐结缘二十五周年纪念？也不知道乐团在庆祝成立五周年？您看看节目单的背面，有帕拉辛博士写的一篇文章，动人极了。”

我在中场休息时拜读了帕拉辛博士的文章，之前演奏的门德尔松和施特劳斯都为大师博得了喝彩。我一边在入口大堂中踱步，一边问了自己一两次：这次的演奏是否值得观众如此痴狂呢？而且，据我所知，这些观众并不是十分慷慨的。但是，逢上周年纪念，傻气也登堂入室了，我猜大师的崇拜者们就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之情。在吧台，我碰见了埃佩法尼亚博士一家，便跟他们聊了几分钟。姑娘们脸红红的，都很激动。她们就像咯咯叫的小母鸡一样把我团团围住（她们让人想起各种各样的飞禽），告诉我说门德尔松真是绝了，他的音乐就像天鹅绒般柔美、薄纱般轻盈，浪漫到极致。她们一辈子都听不厌夜曲，而谐谑曲更是天籁之作。贝芭则更喜欢施特劳斯，因为他很强劲，是个真正的德国式唐璜，他的双簧管和长号让她直起鸡皮疙瘩——这形容让我觉得惊人地贴切。埃佩法尼亚博士带着宽容的微笑听我们说话。

“啊，年轻人！很明显，你们没听过李斯勒[22]弹琴，也没见过冯·彪罗[23]做指挥。那才是辉煌的岁月啊。”

姑娘们很生气地看着他。小罗莎里奥说现在的乐团比五十年前指挥得好，而贝芭则完全不许她父亲贬低大师的高超技艺。

“当然，当然。”埃佩法尼亚博士说，“我认为大师今晚棒极了。多么火热！多有激情！我自己也已经很多年没这么鼓过掌了。”

他把两只手摊给我看，手红得就像刚刚拍扁过一根糖萝卜。但有趣的是，到那时为止，我一直都有正相反的感受：我觉得大师那晚好像肝又疼了，所以他选择了一种简单、直接的风格，没怎么卖力。不过，我大概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因为卡略·罗德里格兹一看见我就几乎跳过来搂住了我的脖子，他对我说《唐璜》真是棒透了，还说大师是一位不可思议的指挥。

“你没觉得有一刻，门德尔松的谐谑曲已不是乐团在演奏，而更像是精灵的低吟吗？”

“事实上，”我说，“我得先搞搞清楚精灵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别这么蠢。”卡略涨红着脸说，我发现他说这话时是真的怒气冲冲。“你怎么会感觉不到呢？大师很棒，嘿，他从没指挥得这么好过。真不敢相信你会这么不开窍。”

吉列米娜·方坦快步向我们走来。她把埃佩法尼亚家的姑娘们说过的溢美之词又重复了一遍。卡略和她互相凝视，热泪盈眶，被彼此的惺惺相惜所打动，这种情感能让人们在一瞬间无比向善。我看着他们俩，心里挺吃惊，因为我搞不太懂这种激情。不过，我确实不像他们一样每晚都去听音乐会，有时候还会把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24]颠来倒去分不清，这在他们那一群人中间大概会被看成是蠢到家了。不管怎么说，那些红扑扑的脸庞、汗津津的脖子、那种即使身处入口大堂甚至大街上也想继续鼓掌的强烈愿望，都让我想到大气变化啦、湿气啦或是太阳黑子，这些东西总是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有哪个机灵鬼正在重做牛博士[25]的经典实验，令观众们激情炽烈。吉列米娜用力地摇着我的胳膊，把我从浮想联翩中拉了回来（我们可不怎么熟）。

“接下来是德彪西了。”她无比激动地呢喃，“那一滴小水珠，《大海》[26]。”

“它一定会很动听的。”我顺着她的思绪之潮说道。

“您能想象大师会怎么指挥这曲子吗？”

“肯定是无懈可击。”我估摸着回答，一边看向她，看她觉得我的回答如何。但是，吉列米娜显然期待着更火热的答案，因为她向卡略转过身去，他正像口渴的骆驼一样狂饮苏打水。两人开始如痴如醉地预想第二场的德彪西会是什么样子，猜测第三场的贝多芬该有多么宏伟、强劲。我自去走廊上四处晃荡了一阵，然后回到入口大堂。到处都能发现，观众对刚刚听到的演奏激动万分，这教人又感动又恼火。一种捅了蜂窝似的巨大嗡嗡声慢慢钻进我脑子里，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头脑发热，我喝了比平时多一倍的贝尔格拉诺苏打水。我没能完全投入其中，只能像昆虫学家观察昆虫一样在一旁看着这些人，这让我有点痛苦。但是，我能怎么办呢？我这辈子常常碰到这种情况，我几乎已经学会了用这种能力来为自己避免一切牵扯。

我回到座位上时，大家都已经坐好了。我麻烦了一整排的人起身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乐手们无精打采地回到台上。急着听音乐的观众倒比乐手们更早就位，这让我觉得很有趣。我看看最上头的两层楼座，那里黑压压一片人，就像苍蝇哄着一罐糖；再下一层的楼座稀一些，那里的男人们一身礼服，看起来就像是一群群乌鸦；有几支手电筒亮了又灭了，那是带着乐谱的音乐迷们正在试用他们的照明设备。中间大吊灯的灯光渐渐暗下去，黑暗中，我听见掌声响起，迎接大师的入场。光线与声音这样渐进交替，我的一种感官开始休息，另一种感官则立刻开始工作，我觉得这很有趣。在我左边，赫纳坦夫人用力地拍着手，整排的人都无比热烈地鼓着掌；但是，在我右边，隔着两三个位子，我看见有一个男人一动不动地低头坐着。那人是个瞎子，毫无疑问。我依稀看见白色盲杖和毫无用处的眼镜的反光。只有他和我拒绝鼓掌，他的态度吸引了我。我真想坐在他旁边，跟他聊聊：那天晚上能忍住不鼓掌的人就很值得关注。往前两排，埃佩法尼亚家的姑娘们手都要拍断了，她们的父亲也不甘落后。大师简短地致过意，往上面看了一两眼，掌声如流星雨般飞溅而下，与来自池座和楼上包厢的掌声汇成一片。我似乎在大师脸上看到一种介于好奇与疑惑之间的表情，他听到的声音应该正在向他展示一场普通的音乐会与一场二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之间的差别：还别说，大师靠《大海》得到的掌声可不比施特劳斯少多少，不过，这也很好理解。我自己也被最后一个乐章的响亮与大起大落所打动，鼓掌鼓得手疼。赫纳坦夫人都哭了。

“真是太难以形容了。”她嘟囔着，将一张梨花带雨的脸转向我，“难以形容得不可思议。”

大师退场，又入场，优雅而灵巧，他走上指挥台的样子就像是要做最后一击。他示意乐团起立，掌声和喝彩声更加猛烈。在我右边，那个瞎子在轻轻地鼓掌，小心不把手给拍疼。看着他不紧不慢地低头随观众一起致敬，仿佛入了定，对一切都不加理会，这可别有乐趣。叫好声向来只是偶尔几声的，就像是个人心情的表达，现在却正从四面八方渐次响起。掌声一开始并没有音乐会前半段时那么响。但现在，音乐已经被人遗忘，人们鼓掌不再是因为《唐璜》或《大海》（更确切地说，是它们所造成的震撼），而纯粹是为了大师，以及大厅里洋溢着的共同的情感，所以，喝彩已不再需要外在刺激，欢呼声因此越来越大，变得有些难以忍受。我生气地看向左边，看见一个红衣女人一边鼓掌一边跑过池座的中心，停在指挥台下，就在大师的脚边。当大师再次鞠躬致意时，他惊觉红衣女人靠得太近，吓得直起了身子。接着，从顶层楼座里传来一声巨响，大师不由得抬起了头，举起左胳膊挥手致意，他可不常这样做。这动作让群情更加汹涌。现在，掌声里还夹杂进了鞋子跺着楼座和包厢地板的轰响。这真是太夸张了。

没有设中场休息，但大师还是退场休息了两分钟。我站起身来想把音乐厅看看清楚。湿热的环境和激动的心情已经让大部分观众狼狈得就像一只只冒着汗的对虾。几百条手帕像海浪一样翻动着，仿佛正蹩脚地延续着我们刚刚听过的《大海》。很多人都跑去了大堂，想飞快地灌上一杯啤酒或橘子汁。因为害怕错过什么，他们跑回来时差点与往外走的人撞上。池座的出入口相当混乱，但是并没有人起争执，人们都感觉到一种无可比拟的善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怀着一种强烈的感动之情，这让大家能惺惺相惜、心心相印。赫纳坦夫人因为太胖而无法在她的座位上活动自如，她把那张酷似萝卜的脸凑到我旁边，我一直是站着的。“难以形容，”她一直说，“太难以形容了。”

当大师回来时，我几乎有点高兴起来，因为眼前这一群人让我觉得既可怜又恶心，而我却还是其中的一员，这一点可无法推脱。在所有人中，只有大师和乐手们还算得上体面。跟我隔了几个座位的那个瞎子也是，他僵直着身子，没有鼓掌，优雅专注，不卑不亢。

“《第五交响曲》，”赫纳坦夫人在我耳边呵着气说，“极致的悲怆。”

我觉得那倒像是一部电影的名字。我闭上眼睛，也许，在那一刻，我在试图模仿那个瞎子，他是我身边这一堆黏糊糊、软绵绵的蠢物中唯一有灵性的个体。当我已能看见绿色微光像燕子一样掠过我的眼皮时，《第五交响曲》的第一段就像一把掘土锹一样砸到了我头上，让我不得不睁开眼睛。大师神情优雅，目光锐利，几乎称得上英俊。他让乐团全力奏鸣，乐音腾空而来。掌声之后，观众刹那间陷入一片沉寂。我简直确信大师早在人们向他致意时就开始发动这趟音乐航班了。第一乐章在我们头顶飞过，挑起火热的记忆，再现其中深意，奏出朗朗上口的旋律。第二乐章，指挥得精彩万分，在音乐厅里回响。音乐厅里的空气仿佛已被点燃，但那是一团无形的冰火，从内而外燃烧着。第一声尖叫响起时，几乎没人听到，因为那是一声短促的闷哼，但是那女孩就坐在我前面，她的抽搐还是吓了我一跳。就在这时，在一片管弦和鸣声中，我听到了她尖叫。一声短促而沙哑的尖叫，仿佛爱意迸发或癔症发作。她的头向后仰倒，靠在皇冠剧院那仿佛独角兽青铜器般的池座座位上。同时，她的双脚发疯似的跺着地板，她身边的人则紧紧抓住她的双臂。从上面，从上层楼座的第一排，我听到另一声尖叫、另一下跺脚声。大师结束了第二乐章，直接开始了第三章。我问自己，近距离沉浸在乐团高声演奏中的指挥，能不能听见观众席上这声尖叫？前排的女孩正渐渐地折起身体，有人（也许是她母亲）一直拉着她的胳膊。我本想帮忙的，但是，在演奏会中，多管前排陌生人的闲事可麻烦得很呢。我又想跟赫纳坦夫人说说，因为女人都特别适合处理这种突发情况，但是，她正两眼紧盯着大师的脊背，陶醉在音乐之中。我觉得她的嘴下面、下巴上有什么东西闪闪发光。然后，我就突然看不见大师了，因为前排一位穿着无尾礼服的先生挺起了他那胖乎乎的背脊。竟有人在乐章奏到一半时起身，这是很奇怪的，但是，那几声尖叫，还有人们毫不理会那歇斯底里的女孩，这些事也很奇怪。有什么东西像一块红色斑渍似的，引得我看向池座的中央，我再次看见了中场休息时跑到指挥台下去鼓掌的那位女士。她慢慢地往前走着，身子笔直，我却觉得她是弯着腰走的，也许是因为她走路的姿态，那是一种缓步的前进，勾人心魄，好像是要准备起跳似的。她紧盯着大师，有一瞬间，我看见了她眼中激动的神采。有一个男人从座位中走出，开始跟着她走。现在，他们已走到了第五排，又有三个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音乐快结束了，大师带着无比的冷硬甩出最后一段的头几个和弦，一声声乐音就像雕塑般同时拔地而起，高高的、或雪白或翠绿的柱子，一幢用声音铸成的卡纳克神庙[27]，那红衣女子与她的追随者正一步步走过它的中殿。

在乐团发出的两声锐响中，我又听到了一声尖叫，但是，这一次，喊声来自右边的一间包厢。随之而来的是起头的几下掌声，它已再也无法自抑，盖过了乐音，仿佛在雄浑、阳刚的乐团与婉转承欢的音乐厅之间持续不断的激情喘息中，音乐厅已不再愿意等着乐团享受，转而陶醉于自身的欢愉，她呻吟着、扭动着，因无法承受的快感而尖叫。我无法在自己座位上移动，只感觉到在我身后似乎起了阵阵骚动，感觉到有人正与池座中央的红衣女子及其追随者平行前进着。红衣女子一行已经到了指挥台下，就在这时，大师把指挥棒插入了最后一道音乐之墙，像斗牛士将整把剑刺进公牛的身体。然后他筋疲力尽地向前弯腰，就好像颤动的空气已用最后一顶将他抵住。当他直起身来的时候，整个音乐厅的人都已起立，我也一样。整个空间就像是一块被如林的尖利长矛瞬间捅碎的玻璃，掌声、尖叫声混成了一体，粗野异常，溢满了音乐厅，但同时又透着些许恢宏，就像狂奔的公牛群或者类似的东西。观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池座区，我毫不惊讶地看见两个男人从楼上包厢跳到地上。赫纳坦夫人在尖叫，就像被踩了一脚的老鼠。她已经从座位上挪了出来，正大张着嘴、将双臂伸向舞台，嚷叫出她的激动之情。到那一刻为止，大师一直都是背对着大厅的，几乎不屑一顾，只是看着他的乐手们，也许还带着赞许吧。但现在，他慢慢地转过身来，低下头第一次致意。他的脸很苍白，好像累坏了似的。我心想（面对着周遭这一片群魔乱舞、光怪陆离，我正百感交集、千头万绪），他可能要晕倒了。他第二次致意，然后看向右边，那里有一个穿无尾礼服的金发男子刚刚跳上舞台，他后面还跟着另外两个人。我觉得大师好像作势要走下指挥台，但是我随后发现他的那个动作有点像是一阵痉挛，就像他想甩脱什么似的。红衣女子的双手攥住他的右脚踝，脸抬向大师。她在尖叫，至少我看见她大张着嘴，我估计她在尖叫，就和其他人一样，也许我也一样。大师垂下指挥棒，用力地挣脱，他在说着什么，但是听不清楚。那女子的一位追随者已经抱住了大师的另一条小腿，大师转向他的乐团，好像在寻求帮助。乐手们都站在那里，站在一片东倒西歪的乐器中，站在舞台耀眼的灯光下。池座中的男男女女都从舞台两边爬上来，乐谱架随之如麦浪般倒下，再分不清谁是乐手而谁不是。因此，大师看到一个男人爬到指挥台后时，立刻抓住他，让他帮自己摆脱红衣女子和她的追随者，他们的双手已经爬满了他的双腿。就在这时，他发现那个男人并不是他的乐手之一，便想推开他，但是这人却抱住了他的腰。我看见红衣女子张开双臂，像是在祈求着什么。大师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围绕着他、簇拥着他的人流之中。到这一刻为止，我一直带着一种又惊恐又好笑的心情看着这一切，我对现在的情况是彻底找不着北了。但是，就在这一刻，我右边一声极尖利的叫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看见那个瞎子已经站起身来，正把双臂舞得像风车，呼唤着、恳求着、哀求着什么。这太过分了，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自己也是这情绪大决堤中的一分子，便也跑向了舞台，从边上跳了上去。就在这时，一群人正如痴如狂地围着小提琴手们，抢过他们的乐器（可以听见乐器就像巨大的棕色蟑螂一样咯吱作响、被踩爆的声音），开始把他们从舞台上拖向池座区，那里有其他人在等着拥抱乐手、再将他们淹没在混乱的人流中。这很有意思，但是我一点也不愿意投入这样的激情表达，我只想待在一旁，看着发生的一切，因为我已经被这场前所未有的献礼行动震住了。不过，我还有足够的理智来问自己，乐手们为什么没有掀开横幕飞快地逃开，但我立刻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观众已经成群结队地堵住舞台的两翼，形成了一道移动的包围圈，他们踩过乐器、踢飞乐谱架，不断地前进，一边鼓掌一边叫嚷，那巨大的喧哗声震耳欲聋。我看见一个胖子向我跑来，手里拿着他的单簧管。我有点想等他过来时把他拽住或者绊倒，让观众能够抓住他。我还没决定好，一个脸色发黄、低领口上成堆珍珠乱颤的夫人经过我身边，怨恨而愤懑地看了我一眼。她抓住了那个单簧管手，他低低地叫着，试图护住他的乐器。两个男人合力抢过他的乐器，乐手不得不被带到池座区的一边，那里已乱到了极点。

现在，叫喊声已盖过了掌声，人们都忙着拥抱和拍打乐手们，没法鼓掌。因此，喧哗声就变得越来越尖利，时不时还会爆出一声声货真价实的号叫，其中有几声，我仿佛还听出了只有疼痛才能带出的极特殊的音色。这让我怀疑是不是有人在乱跑乱跳时摔断了胳膊或腿脚。我也冲回池座区，因为舞台现在已经空了，乐手们被他们的崇拜者抓着带向四面八方：有的去往楼上包厢，那里隐约现出一片混乱、骚动；有的去往通向大堂的狭窄走廊。最激烈的呼号是从楼上包厢区传来的，乐手们仿佛抵不住这么多双手臂的推挤和勒压，只能绝望地哀求观众让自己喘口气。池座区的人们都挤在阳台式包厢的入口处，我也穿过成排的座位跑向一个阳台式包厢，这时的场面更加混乱了，灯光突然暗了下去，只余下一丝红色微光，让人连彼此的脸都看不大清，身体更是变成了癫狂的暗影、模糊的轮廓，彼此推挤着，或是试图分开，或是努力汇合。我好像在我这一边的二楼包厢上瞥见了大师的银发，但他立刻消失了，就好像有人拖着他跪了下去似的。我听到近旁传来一声喑哑但暴烈的叫喊声，看见赫纳坦夫人和埃佩法尼亚家的一个姑娘正跑向大师所在的包厢。我现在已经很肯定，大师就在那个包厢里，正被红衣女子和她的追随者团团围住。埃佩法尼亚小姐十指交叠，做成个镫子，赫纳坦夫人无比灵巧地把一只脚踩上去，一头扑进了包厢中。埃佩法尼亚小姐看了我一眼，她认出了我，冲我喊了句什么，也许是要我帮她爬上去，但是我没理她，只是离那包厢远远的，不想去跟那些激动得发狂、彼此猛力推挤的人争这块香饽饽。卡略·罗德里格兹之前将乐手们拖到池座里的那股猛劲儿让他在舞台上十分扎眼，但他也刚被人用圆号一挥磕破了鼻子，满脸是血，正摇摇晃晃地乱撞。我可一点也不替他难过，就连看见那瞎子在地上乱爬，到处撞上座位，迷失在这片难辨东西的密林中，我也不难过。我已经不在乎任何事，只想知道这一片叫喊声能不能快点停下来，因为包厢那边还在发出刺耳的叫声，而池座的观众则不知疲倦地齐声应和着，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想把别人挤开，试图从什么地方钻进包厢里。很明显，外面的走廊已经水泄不通，因为最猛烈的攻击都是从池座发起的，人们都想跟赫纳坦夫人一样跳上去。我看着这一切，感受着这一切，但与此同时，我却没有半点一起发狂的意愿。因此，我的无动于衷让我有种奇怪的负疚感，好像我的行为才是那天晚上绝对的、终极的放肆行为。我在一处空座位上坐下，任时间分分秒秒过去；与此同时，虽然我不言不动，却仍然注意到巨大的绝望呼号声正逐渐降低，注意到尖叫声正逐渐减弱、终于消失，注意到有一部分观众正惶惑地嘟囔着退场。当我觉得已经能出得去时，便离开池座的中心，穿过通向大堂的走廊。有几个人走起路来像是喝醉了酒，一边用手帕擦着手或嘴，一边把礼服拉拉平，把衣领理理好。在入口大堂里，我看见几个女人正在找镜子、在钱包里乱翻。其中有一位肯定是受了伤，因为她的手帕上有血。我看见埃佩法尼亚家的姑娘们跑了出去，她们似乎还因为没能爬上包厢而怒气冲天，她们看看我，好像那是我的错似的。我估计她们应该已经在外面了，这才开始往出口的台阶走。就在这时，红衣女子和她的追随者们出现在大堂中。跟先前一样，男人们走在女子后面，他们好像是在遮掩着彼此，好让别人看不见他们破破烂烂的衣服。但是那红衣女子却走在前头，目光倨傲。当她经过我身边时，我看见她用舌头舔过双唇，她用舌头慢慢地、贪婪地舔过噙着笑意的双唇。

[1]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座城市。作者曾在这里度过童年。

[2]坐牛（Sitting Bull，1831—1890），美国印第安人苏族部落首领。

[3]凯兹（Keds）是1916年创立的美国运动鞋品牌，冠军（Champion）是其中的一个系列。

[4]阿根廷著名儿童周刊，是历史最悠久的青少年西语杂志，1919年创刊，名字取自美国流行人偶尖头福神比利肯。

[5]埃米里奥·萨格瑞（Emilio Salgari，1862—1911），意大利冒险小说、科幻小说作家。

[6]威廉·弗雷德里克·“水牛比尔”·科迪（William Frederick “Buffalo Bill” Cody，1846—1917），南北战争军人、驿马快递骑士、边境拓垦人、美洲野牛猎手。他是美国西部开拓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7]胡里奥·德卡罗（Julio de Caro，1899—1980），阿根廷著名探戈作曲家、乐队指挥家、小提琴家。

[8]即栀子花，因欧洲人相信该花产自好望角而得名。

[9]托马斯·斯坦福·宾利·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1781—1826），英国殖民时期重要的政治家。

[10]乌拉圭首都。

[11]即断臂的维纳斯，创作于约公元前2世纪，1820年在爱琴海米罗岛被发现，因而得名。

[12]烟叶晒干直接制成的烟卷。

[13]希腊神话中追随和崇拜酒神的信女，现常用来比喻狂热到神智沦丧的崇拜者。

[14]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门德尔松为同名戏剧作的标题音乐，其中的《序曲》被认为是其代表作品之一。

[15]浪漫主义晚期德国作曲家、指挥家理查·施特劳斯创作的交响诗，作于1888年。

[16]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管弦乐作品，作于1905年。

[17]德国作曲家贝多芬1804年至1808年间创作的四乐章交响曲，又名《命运交响曲》。

[18]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1897），浪漫主义中期德国作曲家。

[19]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浪漫主义晚期奥地利作曲家。

[20]19世纪末诞生的一个音乐流派，旨在捕捉微妙的意象。德彪西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曲家之一。

[21]莫杰斯特·穆索尔斯基（Modest Mussorgsky，1839—1881），俄国作曲家。

[22]爱德华·李斯勒（Édouard Risler，1873—1929），法国钢琴家。

[23]汉斯·吉多·冯·彪罗男爵（Hans Guido Freiherr von Bülow，1830—1894），德国指挥家、作曲家。

[24]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ückner，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管风琴家。

[25]儒勒·凡尔纳小说《牛博士》中的主人公，他以为基康东镇建新式的氧气发电站为名，向镇上的植物、动物和人输送纯氧气，以观察摄入纯氧对生物的作用。植物因此而加速生长，动物和人则变得易于激动、充满攻击性。故事以牛博士的氧气工厂爆炸而告终。

[26]原文为法语。

[27]位于埃及，是底比斯最为古老的庙宇。

II

基克拉泽斯群岛[1]的偶像

“你听不听，我都无所谓。”索摩萨说，“事实就是这样，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

莫朗一惊，就好像他刚刚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似的。他记得，在他神游太虚之前，他正在想索摩萨肯定是发疯了。

“不好意思，我走了会儿神。”他说，“你得承认，这一切……总之，到这里来，见到你在这种……”

不过，理所当然地认为索摩萨发了疯也太轻率了。

“是啊，说都说不清楚。”索摩萨说，“至少我们说不清楚。”

他们对视了一秒钟，莫朗首先别开了目光。与此同时，索摩萨的声音再一次响起，语调里不带一点起伏，就像那种听过就忘的枯燥讲解。莫朗不愿意看他，但这样就不得不盯着柱子上的小雕像看了。这就像再次回到了那个伴着知了鸣唱声、染着青草气息的金色午后，那时，索摩萨和他意外在岛上挖到了那个小雕像。他记得，几米之外，在那块可以远远望见帕罗斯岛海岸线的巨石上，特蕾丝一听到索摩萨的喊声就转过头来。她犹豫了一秒钟，便向他们跑了过去，忘记了她还把她的红色比基尼[2]胸罩拿在手上。她在井边弯下腰，索摩萨的双手举着被霉斑和腐烂物糊得几乎面目全非的小雕像伸出井口。莫朗又好气又好笑地冲她嚷嚷，叫她穿上衣服。特蕾丝直起身子看向莫朗，好像不明白他的意思，然后，她突然背过身去，用双手挡住胸口。与此同时，索摩萨把小雕像递给莫朗，跳出了井外。莫朗几乎立马就回忆起了接下去的那几个钟头，想到了河边露营帐篷中的那一晚，想到了在月光下的橄榄树间行走的特蕾丝的身影。如今，索摩萨单调的声音回荡在几乎空无一物的雕刻工作室中，却好像是从那一晚传来的，也成了他记忆的一部分。那一晚，索摩萨含糊地暗示了他的荒唐愿望，而他莫朗，则在两杯浓稠的葡萄酒下肚以后，开心地笑着说索摩萨是伪考古学家，是无可救药的诗人。

“说都说不清楚。”索摩萨刚刚说，“至少我们说不清楚。”

在斯克罗斯谷底的露营帐篷中，他们的手曾经握住那座小雕像，不停地拂拭，直到它被时间与遗忘遮去的真容完完全全地露了出来（特蕾丝还在橄榄树林里为莫朗的责骂和他愚蠢的偏见而发脾气）。长夜漫漫，索摩萨向他吐露了那个荒唐的念头：他想通过除了双手、双眼和科学以外的途径来接触那座小雕像。他们的谈话，有美酒相陪，有香烟缭绕，蛐蛐儿的叫声和潺潺的水声也交织其中，混成了一种仿佛无法沟通的模糊感觉。之后，索摩萨拿着小雕像回了他的帐篷，特蕾丝也一个人待烦了，回来睡觉。莫朗便跟她讲了索摩萨那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两人带着巴黎式的打趣口吻猜测，是不是从拉普拉塔河[3]来的人想象力都这么丰富。睡觉之前，他们俩低声谈了谈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最后，特蕾丝接受了莫朗的道歉，吻了吻他，然后，一切就像平常在岛上或是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了。只有他和她、上方的夜空，以及悠长的模糊时光。

“还有谁知道吗？”莫朗问。

“没了。就你跟我。这样才对，我觉得。”索摩萨说，“最近这几个月，我几乎没离开过这里。一开始，有个老太太来收拾工作室、替我洗洗衣服，但是她让我不自在。”

“能就这样住在巴黎的郊外，看上去挺不可思议的。这么安静……嘿，可你至少还要到镇上去买粮食呀。”

“像我刚才说的，以前是的。但现在已经没这必要。那里，一切应有尽有。”

莫朗看看索摩萨手指的方向，就在小雕像和弃置在架子上的众多复制品再过去一点的地方。他看到木材、石膏、石材、锤子、灰尘，还有玻璃上的树影。手指似乎指向了工作室中的一个角落，那里空空的，地上只有一块脏抹布。

但是，其实一切都没怎么改变，他们分开后的那两年也是时间中一片空空的角落，他们之间应该说却没有说过的一切就好比是一块脏抹布。群岛上的探险，那场在圣米歇尔大道上的一家露天咖啡座里萌生的浪漫疯狂之旅，在他们于谷中废墟里找到那具雕像后立刻结束了。也许是对被人发现的恐惧磨掉了最初那几星期的快乐心情。有一天，三人去沙滩时，莫朗无意中看见了索摩萨的一个眼神。那天晚上，他跟特蕾丝商量了一下，两人决定尽快回去，因为他们很敬重索摩萨，而他现在——这么毫无预兆地——难过起来，两人觉得不该这样。回到巴黎，他们还是偶尔见面，几乎都是因为公事，不过，莫朗总是一个人去赴约。第一次见面时，索摩萨问起过特蕾丝，之后，他似乎就无所谓了。他们之间没有说出口的一切让两人，也许是三人，倍感沉重。莫朗同意由索摩萨保管那小雕像一段时间。几年内都不能将这雕像卖掉。一个叫马克斯的男人认识一位上校，这位上校认识一位雅典海关人员，马克斯就把这个期限定为收受贿赂的附加条件。索摩萨把雕像带回了他的公寓，莫朗每次跟他见面时都会看见它。他们从来没说起过邀索摩萨去拜访莫朗夫妇，就像很多其他的事情他们也不再提起一样，说到底，就是所有跟特蕾丝有关的事。索摩萨似乎只关心他的执着想法，他就算有时请莫朗到他的公寓喝杯白兰地，也只是为了旧话重提。这一点也不稀奇，毕竟，莫朗太了解索摩萨对于某些边缘文学的喜好了，并不会觉得他对此念念不忘很奇怪。在这种几乎是自动自发的剖白过程中，莫朗觉得自己其实可有可无。只是，看着索摩萨的双手一遍遍抚摸着虽面无表情却仍十分美丽的雕像那具小小的身体，听着他用单调的声音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千篇一律的神神道道，莫朗惊讶于那股愿望竟如此狂热。在莫朗看来，索摩萨的执迷不悟不是毫无缘由的：在某种意义上，考古学家都会对他所探索、所发现的过去有认同感。因此，他会相信接近一道那样的时光留痕可以让时空扭曲、改变，能打开一条裂缝通向……索摩萨其实从没这么说过，他所说的都很模棱两可，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影射、毫无根据的谋划。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笨手笨脚地制作小雕像的复制品了。莫朗在索摩萨离开巴黎之前看到了第一件，他出于友情，礼貌地听索摩萨执着地老调重弹——他要通过反复描摹那些表情和姿态来返璞归真，自己不懈的尝试一定会让他与原初的世界合为一体，达到一种质的飞跃，因为到时就不再有二元相对，而是完全融合：本真的感应。（这不是他的原话，但是，当莫朗稍后为特蕾丝重新组织这些话时，他总得用某种方式将它表达出来。）而这种感应，就像索摩萨刚刚告诉他的那样，已经在四十八个小时之前、夏至的晚上形成了。

“好的。”莫朗一边点燃另一根香烟一边同意道，“但我还是希望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这么确信……呃，确信你已经到了顶点。”

“解释……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他再次把手凌空一挥，伸向工作室的一个角落，在天花板和小雕像之间画出一道弧线。那小雕像就放在一根大理石细柱上，聚光灯的三角光区笼罩着它。莫朗没来由地想起，特蕾丝把小雕像带过边境时曾把它藏在一只玩具狗里，那是马克斯在布拉卡区的一个地下室里做成的。

“不可能不是这样。”索摩萨天真地说，“每做一尊新的复制品，我就更加接近一些。那些形态逐渐向我袒露出内中神髓。我的意思是……啊，跟你解释这个得花上好几天……荒唐的是，在那里，一切都会进入一种……但是，如果是这个的话……”

他的手来回挥动，强调着“那里”和“这个”。

“事实上，你已经成了个雕塑家啦。”莫朗说，他听到自己说话，觉得自己真蠢，“最新的两件复制品很完美。你要是哪天把雕像给我，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你给我的是不是真品。”

“我永远都不会把它给你的。”索摩萨答得简洁，“你别以为我已经忘记了它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但是，我永远都不会把它给你的。我唯一盼望的只是特蕾丝和你能跟着我，和我在一起。是的，我希望我到达那里的那一晚，你们俩能跟我在一起。”

这是将近两年来莫朗第一次听见他说起特蕾丝，就好像在此之前，她对他而言已经死了。但是，他提到特蕾丝的那种方式还是怀旧得无可救药，还像是在希腊的那个早上，当他们下到沙滩上时一样。可怜的索摩萨。他仍然……可怜的疯子。但是，更奇怪的是，他自己竟在琢磨，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刻，在他接到索摩萨的电话上车以前，他会觉得好像必须给特蕾丝的办公室打个电话，让她迟一些过来工作室这边跟他们见面。他一定得问问她，在听到他教她怎么来到小山上这座僻静的小楼时，她都想了些什么。要让特蕾丝一字不差地把她听到自己所说的话复述出来。莫朗暗自痛骂自己这种偏要像修复博物馆中的希腊陶瓶一样重现生活轨迹的条理癖，他必须细致地将小小的碎片都拼凑起来。而索摩萨的声音就在那里，还有他的双手，来回挥动着，好像也想拼贴空气的碎片，做成一只透明的瓶子。他的双手指着小雕像，莫朗不由再一次看向那只史前小东西的月白色身躯，它是在难以想象的环境中被遥远得不可思议的某人雕琢而成的，距今几千年，也许更久远。在那让人目眩的远古，有鸟兽奔跳、吼叫，有无须生祭的仪式，也有潮汐、星宿、发情期，以及朴拙的生祭。他看向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庞，它如同一面空洞的镜子，紧绷到极点，只有鼻梁的线条将那镜面打破；他看向那对不怎么明显的乳房、三角形的私处、环抱着小腹的双臂。这是最初的偶像，她代表着祭神时节那些仪式底下隐藏的第一波恐惧，她高举着山中祭台上宰杀祭品的石斧。这真的让人觉得他自己也变蠢了，好像当个考古学家还不够糟糕似的。

“求你了，”莫朗说，“就算你认为这一切都无法解释，但你就不能努把力给我解释一下吗？说到底，我只知道你这几个月一直都在刻复制品，还有两天前的晚上……”

“这太简单了。”索摩萨说，“我一直感觉那另一个世界仍然鲜活地存在着。但是，首先得纠正五千年来走过的错路。有趣的是，就是他们自己，爱琴海人的后代们犯下了这个错误。但是，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看，就是这样。”

在那尊偶像旁边，他抬起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她的乳房和腹部，另一只手抚着脖颈，再往上摸到雕像那并未描出的嘴。莫朗听见索摩萨在用一种低沉、喑哑的声音说话，有点像是他的双手——或者也许是那张并不存在的嘴巴——在诉说着那烟雾弥漫的洞穴中的狩猎、那奔逃无路的鹿群、那不能直呼的名字、那些蓝色油脂画成的圆圈、两河并行的嬉戏交错、波赫克文明的伊始，以及去往西方石阶和不祥暗影中的高地的远征。他心想，若是趁索摩萨不注意时打个电话，是否还来得及叫特蕾丝把佛内特医生带过来。但特蕾丝应该已经在路上，而在岩石边，女神在吼，牧民首领割下最壮美的公牛的左边犄角，将它递给盐民首领，以此重修与哈伊莎女神的契约。

“嘿，让我喘口气。”莫朗说，他站起身，往前跨了一步，“这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我渴得要死。我们喝点什么吧，我可以去找一点……”

“威士忌就在那里。”索摩萨说，一边慢慢地把手从雕像身上收回来，“我不喝，我在献祭之前得斋戒。”

“真遗憾。”莫朗一边找酒瓶一边说，“我一点也不喜欢一个人喝酒。什么献祭？”

他将威士忌一直倒满至杯沿。

“按你的话来说，就是为融合而做的献祭。你听不见吗？那是双笛，就跟我们在雅典博物馆看见的那个小雕像上的那支一样。生命之音在左边，不和之音在右边。对哈伊莎而言，不和也是生命，但是，献祭一旦完成，笛手们就不会再在右边笛管里吹奏了，从此只听见新生命的笛声，这生命饮下了流淌出来的鲜血。笛手们会满嘴都是血，再用左边笛管吹奏。而我会用血涂上她的脸，你看，就这样，在鲜血下，她的双眼和嘴就会出现。”

“别再说傻话了。”莫朗灌下一大口酒，说道，“血可不适合我们的大理石小玩偶。是的，很热。”

索摩萨已经不紧不慢地脱下了衬衫。当莫朗看见他解着裤子纽扣时，他心想自己就不应该由着他这么兴奋，不该容他的狂热发作。干瘦、黝黑的索摩萨赤裸裸地站在聚光灯下，他似乎很陶醉地注视着空间中的某一点。从他微张的嘴里，滴出一线口水。莫朗猛地将酒杯往地上一放，他估计，要走到门口，就必须想个法子骗过索摩萨。他一点也不清楚索摩萨手中晃动着的石斧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蓦地明白了。

“早该看出来。”他说，一面慢慢后退，“与哈伊莎的契约，嗯？那鲜血就由可怜的莫朗来提供，对吗？”

索摩萨并不看他，而是开始绕着圈向他靠近，好像在踏着一条既定的路线。

“你要是真的想杀我，”莫朗冲他大叫，一边向暗处退，“何必弄这些玄虚？我们俩都很清楚，这是因为特蕾丝。但是，她没爱过你，也永远不会爱你，你这又何苦呢？”

赤裸的身体已经从聚光灯下的光圈中走了出来。莫朗躲到角落的暗影中，踩着地上湿漉漉的抹布，他明白自己已经退无可退。他看见斧子高举，便像流[4]在岱纳广场的体育馆里教过他的那样跳了起来。索摩萨大腿中部中了一脚，脖子左侧挨了一劈。斧子斜飞出去老远。莫朗灵活地挡开倒向他的身体，抓住了那尊再无人护卫的玩偶。当斧刃落到索摩萨额头中央时，他还在低哑、惊恐地尖叫。

再次看向索摩萨之前，莫朗在工作室的角落里吐了出来，就吐在那块脏抹布上。他觉得像被掏空了似的，吐一下让他感觉好了些。他从地上把杯子拿起来，喝掉了剩下的威士忌，想着特蕾丝随时都可能来，他得做点什么，通知警察，解释清楚。他抓起索摩萨的一只脚拖着尸体，让它完全暴露在聚光灯光下，一面想着，他要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并不困难。索摩萨古里古怪，与世隔绝，明显是疯了。他弯下腰，将双手放在死者脸上和头发上流淌的鲜血中浸湿，同时看看手表，七点四十了。特蕾丝不会耽搁太久的，也许最好是出门到花园里或街上去等她，不让她看到偶像的脸上流着鲜血的一幕，那些顺着脖子往下滑的细红线，沿着乳房的边缘，在阴部那小小的三角区汇合，再顺着大腿滴下。斧子深深地嵌入祭品的头颅，莫朗将它拔出来，用黏糊糊的双手掂了掂。他用一只脚把尸体再推过去一点，让它抵着柱子。他在空中嗅嗅，然后向门口走去。也许最好把门打开，让特蕾丝能够进来。他把斧子倚在门边，开始脱衣服，因为很热，而且这股味道让人喘不过气，仿佛屋子里挤满了人。他已全身赤裸，这时他听到出租车的声音，听到特蕾丝的声音引领着笛子的乐音，他关上灯，拿着斧子在门后等着，他一边舔着斧刃一边想着，特蕾丝真是准时极了。

一朵黄花

听着像玩笑话，但我们确实是永生不死的。我是通过反向推理知道这一点的，因为，我认识那个唯一难逃一死的人。他在康布罗纳路上的一家风味餐馆里跟我讲了他的故事。他喝得很醉，所以，虽然店老板和吧台旁的食客们都笑得快把酒从眼睛里喷出来了，他仍能轻松地吐露真情。他应该看到了我脸上印着某种好奇，因为他坚定地坐到了我旁边，我们后来甚至还要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可以安静地喝喝酒、聊聊天。他对我说，他从市政府退休了，老婆去她父母家住了有一阵子，这是用来表示她已经抛弃他的众多说法之一。他一点也不老，也不蠢，脸庞干瘦，眼睛像是得了结核病似的。他是真的在借酒消愁，五杯红葡萄酒下肚，他便一直大声地这样宣称。在他身上，我没有闻到巴黎人特有的那种气味，但是，那似乎只有我们外国人闻得到。他的指甲保养得很好，也没有一点头皮屑。

他说，他曾在95路公交车上见到过一个大约十三岁的男孩儿。见到那男孩儿的一瞬间，他就发现这个男孩跟他很相像，至少跟他对自己在那个年龄时的记忆很像。渐渐地，他意识到他们俩在所有方面都很相像：脸、手、落在额头上的那绺头发、分得很开的双眼，尤其是那股羞怯、那副把自己藏在一本漫画杂志后面的样子、那个把头发往后抹的动作，还有行动时的那种笨拙。两人相像得让他直想笑。当男孩在雷恩路下车时，他也跟了下去，把一个还在蒙帕纳斯等着他的朋友晾在了一边。他找了个理由跟男孩攀谈起来，他跟男孩打听了一条街，然后，毫不意外地，他听到的声音就是他自己童年时的声音。男孩正往这条街走，两人很不好意思地一起走了几个街区。突然，他恍然大悟。一切都没有解释，但是这种事本就不用解释，若是试图解释它，就像现在，它反倒会变得含糊，显得愚蠢。

长话短说，他千方百计进入了那男孩的家，借着曾经做过童子军指导员给他带来的权威感，他打入了这座固若金汤的堡垒：一个法国家庭。他看见的是一户虽贫寒却还体面的人家、一位挺显老的母亲、一位退休的舅舅和两只猫。然后，他毫不费力地让他的一个兄弟把自己十四岁上下的儿子交给他管。两个男孩成了朋友。他开始每个星期都去卢克的家，卢克的母亲用煮过头的咖啡来招待他，他们聊战争，聊军事占领，也聊卢克。原先的顿悟渐渐完整、明确起来，有了一种分明的轮廓，人们喜欢称之为命运。这甚至可以说得更通俗一点：卢克就是他重生的模样，不存在必死的天命，我们都是不死之身。

“全都是不死的，老伙计。您看看，从来没人能证明这一点，却让我给撞上了，在一辆95路车上。一个运转上的小错误、一个时间的褶皱，重生体与前世之身竟同时在世，而不是接续出现。卢克本应该在我死后再出生的，但是……更别提我竟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他这惊人的巧合了。我相信我已经跟您说过，那是一种无需言语的、完全的笃定。就这么回事，结了。可是，疑虑却也随之产生，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人都会以为自己傻掉了，也许会吃些安眠药了事。但随疑虑而生的，是在将疑虑逐个消除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证据，证明我没有搞错，证明不必再有疑虑。有时候我也会想跟那些蠢货聊聊，而我现在要跟您说的正是让那些蠢货笑得最厉害的地方。卢克不仅仅是我的重生体，他的未来也会跟我——这个正在跟您说话的可怜虫——一模一样。看看他玩耍的样子，看看他每次摔跤都伤得很重，会扭到一只脚或是锁骨移位，看看他那些明摆在脸上的心思和有人问他随便什么事情时那股涌上他脸庞的红晕吧。他的母亲却不同，他们多喜欢聊天，即使那男孩就在那里羞得要死，他们也会口无遮拦地乱说，说他最不可思议的隐私，说他长第一颗牙时的趣事，说他八岁时的画作和生过的各种疾病……那好心的夫人一点也没有怀疑，这是当然，他舅舅也常跟我下国际象棋，我就像是家里的一分子，我甚至垫钱帮他们撑到月末。我毫不费力地了解了卢克的过去，只需要把问题穿插在大人们感兴趣的话题上：舅舅的风湿、女门房的坏心眼儿、政治。就这样，我在象棋将军和思考肉价的空隙中逐步了解了卢克的童年；就这样，证据更加完备、确凿了。但是，请您理解，我们也再要一杯酒：卢克就是我，就是我的小时候，但是您别把他想象成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倒不如说他是一个相似的镜像，明白吧，就是说，我七岁时手腕脱臼，卢克却是锁骨脱臼；九岁时，我们分别得了麻疹和猩红热；而且时代也会有影响，老伙计，我的麻疹持续了十五天，而卢克才四天就被治好了，医学的进步，诸如此类。一切都很相似，所以说，打个比方，街角面包店的老板很有可能就是拿破仑的一个重生体，他对此一无所知，因为这个顺序并没有被打乱，因为他永远不可能会在一辆公交车上撞破真相；但是，如果他不知怎么发现了这个真相，就会明白他是在重蹈覆辙，是在重走拿破仑的老路，他会明白从洗碗工变成蒙帕纳斯一家上好的面包店的老板就是从科西嘉一跃坐上法兰西王位的写照，若是在他一生的过往中慢慢淘，他就会发现那些可以与埃及之战[5]、执政府时期[6]和在奥斯特里茨[7]的时候对应起来的那些时刻，最后，他会明白在几年内他的面包店就会遇上不测，他最后会流落到圣赫勒拿岛[8]，不过到他这儿就可能是六层楼上的一间小屋，但同样是一败涂地，同样被孤独淹没，同样为他那曾经宏图大展的面包店而骄傲。您明白了，对吧。”

我明白了。但是，我提出，我们小时候都会在某个固定时期得些特有的病，我们踢足球时几乎人人都会跌破什么地方的。

“我知道，我之前只跟您谈了谈表面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卢克跟我长得像，这本身并不重要，但对于公共汽车上的顿悟它就很重要了。而真正重要的是生活的经历，这很难解释，因为其中包括了性格、模糊的记忆和童年的轶事。那时候，我是说当我在卢克那个年纪的时候，我已经度过了一个病痛缠身的痛苦时期，之后，我还在恢复期中，就跟朋友们去玩，摔断了一只胳膊，刚刚过了这一关，我又爱上了一个同学的姐妹，很受煎熬，面对不停奚落自己的女孩时不敢直视她眼睛的人都受过这种苦。卢克也生过病，他刚好，就有人请他去看马戏，下台阶时他滑了一跤，一个脚踝脱臼了。没多久后的一天下午，他母亲撞见他在窗边哭泣，手里攥着一条蓝色的小手帕，那条手帕可不是家里人的。”

在这个世上总得有人当反方，因此我说，小的时候总会受伤、生病，恋爱更是必不可少。但是，我也承认，飞机的事情就不一样了。那是一架带弹簧螺旋桨的飞机，是他送给男孩的生日礼物。

“把飞机送给他时，我想起了我十四岁时母亲送给我的麦卡诺[9]和我的遭遇。当时，虽然一场夏日的风暴就要来临，已经听得到雷声滚滚，但我正在花园里，就在临街的大门旁，正在凉亭的桌子上组装一台起重机。家里有人叫我，我不得不进去了一会儿。当我回来的时候，麦卡诺的盒子不见了，而大门敞开着。我绝望地叫嚷着跑向大街，但是已经一个人都看不见了，就在同一时刻，一道闪电砸在对面的房子上。这都是一瞬间的事，我把飞机给卢克的时候就在回想着这一切，而卢克盯着飞机，表情跟我当时看着我的麦卡诺时一样幸福。他母亲过来给我一杯咖啡，我们拉了会儿家常，这时，我们听见一声尖叫。卢克跑到窗户旁，就好像他想跳出去似的。他脸色苍白，泪水在眼里打转，结结巴巴地说飞机飞偏了，正好飞出了半开着的窗口。‘再也看不见了，再也看不见了。’他哭着一遍遍地说着。我们又听到下面有人嚷嚷，舅舅跑进来说对面房子着火了。您现在明白了吗？是的，我们最好再喝一杯。”

接着，因为我没说话，那男人又说，他从那时起开始只想着卢克，想着卢克的命运。他母亲想把他送进一间技术学校，这样他就能兢兢业业地打拼出她所谓的人生道路，但是，这条道路已经打拼过了，只是他不能这么说，否则会被人当成疯子，人们会把他跟卢克永远分开，所以，他只是跟男孩的母亲和舅舅说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不管他们怎么做，结果都是一样：卑躬屈膝、苟延残喘的单调生活，磨破衣衫、啃噬灵魂的一次次挫败，躲在街头小餐馆里的自怨自艾。但最糟糕的并不是卢克的命运，最糟糕的是卢克也会死，然后会有另一个人重复卢克和他自己的老样子，这个人死了，又会有下一个人接续这个轮回。对他而言，卢克已经不再重要，到了晚上，他难以入眠，只想着下一个卢克，想着那一个个也许叫罗伯特、也许叫克劳德、也许叫米切尔的后继者，想着那无数的可怜虫懵懵懂懂地重蹈前人覆辙，还自以为海阔天高，自以为人定胜天。这男人越喝越伤心，但谁也没法劝。

“后来，当我告诉他们卢克几个月以后死了的时候，他们都笑我，他们太愚蠢了，无法明白……是的，您可别也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他几个月以后死了，一开始是得了一种支气管炎，同样的，我在这年纪也染过肝炎。我被送去了医院，但是卢克的母亲坚持要在家里照顾他，我几乎每天都过去，有时候，我还会把我侄儿带去跟卢克玩。那一家子太过悲苦，因此，我的到访成了一种绝对的慰藉：卢克有人陪，还会有一包鲱鱼或杏仁糕。我向他们说起一家药店能给我特殊折扣，之后，他们也习惯了让我负责买药。他们最后还允许我当起了卢克的护理员，您可以想象，在一个那样的家庭里，医生来去都是漫不经心的，没有人会很在意后来的症状是不是完全符合一开始的诊断。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说错什么了吗？”

不，他没说错什么，尤其是考虑到他已经喝了这么多酒。正相反，只要不自己吓自己，可怜的卢克的死不过可以证明，任何一个喜欢幻想的人都可能在一辆95路车上异想天开，最后却在一个默默死去的孩子病床前眼见幻想支离破碎。为了安抚他，我把这想法告诉了他。他呆住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口了：

“好吧，随您怎么说吧。事实上，在葬礼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某种有点像是幸福感的东西。我仍然时不时地去拜访卢克的母亲，给她带去一包松饼，但是我对她或是那户人家已经不怎么关心了。我好像还沉浸在一股惊喜中，因为我确信自己是第一个必死之人，我确切地感觉着自己的生命正一天接一天、一杯酒接一杯酒地流逝，最后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结束，一丝不差地重复着天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某个不知名的死人的命运，但是，我是真的会死掉，再没有一个卢克来接续这场轮回，愚蠢地重复这种愚蠢的生活。您要理解这种完满感，老伙计，您该羡慕我这种今朝有酒的幸福感。”

因为，看上去，今朝很是苦短。证明这一点的，是小餐馆和廉价的葡萄酒，还有那双闪烁出心头燥热的眼睛。不过，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品味着他平庸日子的每分每秒，细细回想着他失败的婚姻、他一事无成的中年，当然，还有他没人能抢去的必死天命。直到有一天下午，在穿过卢森堡公园时，他看见了一朵花。

“它就开在路边上，一朵普通的黄花。我本来是停下来点根香烟的，却看它看得出了神。有点像是那朵花也在看我，那种触动，有时候……您知道，谁都会这种感觉，所谓的美。就是那个，那朵花很美，那是一朵美极了的花。而我却死定了，我会在某一天永远地死去。那朵花很漂亮，永远都会有漂亮的花给将来的人们看。突然，我明白了什么是虚无，我曾经以为那就是平静，是苦难的终结。我会死去，而卢克已经死了，再不会有一朵花留给像我们一样的人了，什么也不会有了，绝对不会有了。虚无就是这样，就是再也不会有一朵花。点燃的火柴烧痛了我的手指。在广场上，我跳上一辆不知开往哪里的公共汽车，开始荒唐地四处看，看尽了街上能看到的所有东西，看尽了公共汽车上的一切。到达终点站时，我下了车，又上了另一辆开往郊区的公共汽车。一整个下午，直到深夜，我不停地上车、下车，想着那朵花，想着卢克。我在乘客中寻找着某个长得像卢克的人，某个长得像我或像卢克的人，某个可能是我的重生体的人，某个一看就知道那就是我的人，然后任他离去，什么也不告诉他，这几乎就是保护他了，让他能继续他那愚昧可悲的生活，他那蠢笨失败的人生，直到下一次蠢笨失败的人生，直到再下一次蠢笨失败的人生，直到再下一次……”

我付了账。

饭后

时间，是个孩子，
在对弈中移动棋子。
——赫拉克利特[10]，《残篇59号》

费德里科·莫莱斯博士的来信：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 星期二

致阿尔韦托·罗哈斯先生

洛沃斯城，F. C. N. G. R.[11]

我亲爱的朋友：

像往常一样，每年的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想再见见老朋友的强烈愿望涌上我心头。人生难测，造化弄人，令朋友四散，天各一方。我相信，您也同样殷殷渴盼着来上一次会餐小聚，我们可以幻想彼此没有如此历经坎坷，共同的回忆仿佛能让我们短暂地重拾逝去的韶华。

很自然地，我最先就想到了您，我提早给您寄出这封信，让它能促使您离开您在洛沃斯的庄园几个钟头，虽然那里的蔷薇花园和图书室比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更吸引您。但是，请鼓起劲儿来，接受这又得坐火车又得忍受首都喧嚣的双倍牺牲吧。我们会在家里吃晚餐，就像往年一样，都是些老朋友，除了……但是，我首先想定好日期，好让您心里有个数；您会看见，我很了解您，我已经摆好了阵势。那么，我们说好……

阿尔韦托·罗哈斯博士的来信：

洛沃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

致费德里科·莫莱斯先生

布宜诺斯艾利斯

亲爱的朋友：

在您家里那令人愉快的聚会之后才几个钟头就收到这封信，您大概会吃一惊，但是，聚会上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的情绪深受影响，我必须向您坦承我的忧虑。您知道我不喜欢电话，也没有兴致写信，但是，我一独自思忖方才发生的事情，就觉得给您写这封信是最合情理的，甚至是最起码的反应。老实说，要不是洛沃斯离首都这么远（一个老病壳子计算路程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我今天就会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跟您谈谈这件事情。好了，闲话不提，我们说正事。不过，在此之前，亲爱的费德里科，我还要再次感谢您为我们准备的绝妙晚餐，只有您才做得到。路易斯·富内斯、巴里奥斯、罗维罗萨都跟我一样，认为您真是个妙人儿（巴里奥斯如是说[12]），是个无可比拟的东道主。那么，如果说虽然出了那样的事，我却还是对这次聚会十分满意，甚至有些留恋，这大概不会让您觉得奇怪，因为这次聚会让我得以再次与老朋友们相聚，重温那许许多多被孤独岁月渐渐消磨的记忆。

不过，我要说的事情，对您来说真的是件新闻吗？我一边给您写信，一边不住地想，也许是因为您身为主人，昨夜您才不得不掩饰住了罗维罗萨和路易斯·富内斯之间的不愉快可能给您造成的不安。至于巴里奥斯，他像往常一样大大咧咧，什么也没发觉，只是无比惬意地品尝他的咖啡，聆听各种趣事和笑话，随时准备来点儿他那种让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漫不经心的幽默。总之，费德里科，如果这封信没有给您带来任何新闻，非常抱歉。但无论如何，我认为我还是应该写这封信的。

一到您家，我就发现，总是跟大家都很亲热的罗维罗萨却总在富内斯想跟他说话的时候避开他。同时，我注意到富内斯也感觉到了这种冷淡，找了好几次机会要跟罗维罗萨谈，好像想确认他的态度并不只是因为一时的走神。跟像巴里奥斯、富内斯和您这样妙语连珠的人一起吃饭，其他人即便相对沉默，也不容易为人注意。因此，我觉得很难留意到罗维罗萨只跟您、巴里奥斯和我说话——当我难得地不光聆听而更愿倾谈的时候。

到了图书室以后，我们正准备坐在炉火旁（此时，您正对您忠实的奥尔多涅兹吩咐着什么），这时，罗维罗萨离开我们，走到一扇窗户旁边，开始有节奏地敲击窗玻璃。我跟巴里奥斯聊了两句以后——他很固执地为那些该死的核试验辩护——正准备舒舒服服地坐到壁炉旁边，这时，我无心地转了一下头，看见富内斯也走开去了窗户那边，罗维罗萨还站在那里。巴里奥斯已经词穷理亏，心不在焉地看着一期《时尚先生》杂志，对那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由于您图书室一种奇怪的传音效果，我意外地将他们俩在窗边的低声交谈听得清清楚楚。言犹在耳，因此，我可以一字不漏地重复一遍。富内斯问道：“哎，能告诉我你怎么了吗？”罗维罗萨立刻回答说：“你去打听打听在那个大使馆里他们给你安了个什么样的绰号。我倒知道有句话很可以描尽你的丑态，但是我不愿意在别人的家里这么做。”

这番对话很不寻常，尤其是其中的语气，让我非常疑惑，我觉得自己像在探人隐私，便别开了目光。这时，您跟奥尔多涅兹谈完了，正打发他下去；巴里奥斯则在欣赏一幅巴尔加女郎[13]的画。我没有再看向窗户那一边，却还是听见富内斯的声音：“千万拜托，我求你……”然后，是罗维罗萨的声音，像鞭子一样打断了他的话：“唉，这已经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了。”您亲切地拍拍手，请我们坐到壁炉旁。您抢走巴里奥斯的杂志，他还在欣赏其中特别吸引人的一页。在欢声笑语中，我还听见富内斯在说：“求求你，别让玛蒂尔德知道了。”我隐约望见罗维罗萨耸了耸肩，背过了身子。您已经走到他们身边了，我猜想您也许听到了谈话的末尾。然后，奥尔多涅兹拿着雪茄和白兰地出现了，富内斯过来坐到了我旁边，我们大家接着聊天，一直聊到很晚。

亲爱的费德里科，我必须得再说一句，这件事让我心中一场如此美妙的聚会结束得不尽如人意，否则，我就是在撒谎。在如今这个充满了步步逼人的战祸、互不相通的国界和令人垂涎的石油钻井的时代，这样的指责是很严重的，从前的好日子里可不会这样。况且，它还来自像罗维罗萨这样步步为营坐上高位的人，这更加重了它的分量，要否认这一点就太天真了。更别提——您也得承认这一点——被指责者的沉默与哀求就透露出了默认的意味。

严格地说，无论我们的朋友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都只会间接地影响到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这封信只不过代替了我的一番闲谈，因为当时的情况不允许我多说。我非常敬重路易斯·富内斯，因此，我很希望是我搞错了。我想，我的深居简出和孤僻常常遭到你们亲切的怪责，这次它更可能让我捕风捉影，产生了您几句话就能消除的误解。但愿是这样，但愿您会一笑而过，我从现在起就盼着您的来信，向我证明我这次真是头发越白、见识越浅。

拥抱您

阿尔韦托·罗哈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　星期三

致阿尔韦托·罗哈斯先生

亲爱的罗哈斯：

您要是想吓我，那您该高兴了：您大获全胜。虽然我不愿意相信，因为我老了，又是个怀疑论者，但是我必须承认您会通灵术，否则，我就得把您的胜利归功于凑巧，但这更吓人。总之，我愿赌服输，因此，我觉得应该完全坦承我的惊讶和不知所措，让您高兴一下。因为，是的，我的朋友，您的信寄到时，我正好在潦草地写下几行字，像往年一样邀请您在一两个星期内来家里吃晚饭。我才刚开始写一段，奥尔多涅兹就拿着一个信封进来了。我立刻就认出了您从我们刚认识时就一直用的灰色信封，这种巧合让我一下子将钢笔松开了，好像我手里抓的是条蜈蚣。伙计，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不过，撇开巧合不谈，我得向您承认，您的玩笑让我不知所措。一开始，我很是惊叹于您竟然猜中了所有的细节：首先，您猜到我不久就会向您发出到家里共进晚餐的邀请；其次（这一点已经让我惊呆了），您断定我今年不会邀请卡洛斯·弗雷尔斯。您是怎么猜到我的心思的？我本想，大概是俱乐部里的什么人跟您说过弗雷尔斯和我在农业条约的问题之后就疏远了，但是，话说回来，您可是住得很远、不跟任何人来往的呀。总之，我对您的分析天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能称之为分析的话。我倒觉得这更像是魔法，而我就在给您写信的当口收到了您的信，这正神奇地为我的这种印象添上了形象的注释。

不管怎么说，亲爱的阿尔韦托，您高超至极的创造力也有让我担忧的另一面。您对路易斯·富内斯这么含沙射影的指责有什么目的？据我所知，你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即使生活让我们大家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如果您有什么想责备富内斯的，您为什么要写信给我，而不是给他呢？最后，您的指责中为什么没包括罗维罗萨？毕竟，作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我们都知道他在外交部有特别职务。但您没有这么做，倒是来了个大杀三方的复杂把戏，其中的目的我这会儿不愿意深究。我无比真诚地向您坦承，面对这样的行径我非常不安，我无法相信这纯粹是个玩笑，因为这关乎我们一位挚友的名誉。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位正直、忠诚的人，正是您的这些品质让您在腐败横行、贿赂当道的时候躲到了一个偏僻的庄园中，躲到了比我们更加纯洁的书籍和花朵之中。因此，虽然我很佩服，甚至很享受您信中玩的巧合或是猜谜游戏，我每次重读这封信时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我们之间友谊的定义本身似乎都因此受到了威胁。请您原谅我的直率，如果您不原谅我，那就请您为我澄清这个误解，我们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不用说，这一切完全不影响我希望我们能在本月三十号在我家聚一聚的本意，我本就要写信通知您的，是您的信到了才令我停了笔。我已经写过信给巴里奥斯和富内斯了，他们人都在外地。罗维罗萨已经打过电话来接受了邀请。杰作不能无人欣赏，因此您应该不会奇怪，我对罗维罗萨说起了您信中的大玩笑。我可很少听到他笑得这么开心呢。不过，您的来信逗乐了我们的朋友，我却高兴不起来。我甚至希望，您能给我写来几行字，消去这种被人称之为心头重担的感觉。

下次来信再叙，或者说，下次我家再见。

您真诚的

费德里科·莫莱斯

洛沃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

致费德里科·莫莱斯先生

亲爱的朋友：

您说到惊吓，说到巧合，说到写信的胜利。非常感谢，但是，这种纯粹为了掩饰住欺瞒与哄骗的恭维我可不喜欢。如果您觉得我说得有些过分，请设身处地地听听您的那些犀利抨击，您就是靠它在法庭和政界成名的。然后，您就会承认，这种说法并不夸张。或者，这玩笑开过就算了吧，如果能称之为玩笑的话，我倒情愿这样。出于巧合，一场已让我万分后悔的巧合，我听到了一些事，而您，也许还有当时在您家吃晚饭的其他人，想把这些事掩盖过去，这我可以理解。我也可以明白，您与路易斯·富内斯的老交情迫使您假装我的信纯粹是个玩笑，希望我能就此上钩，从此闭口不提。我不明白的是，在您和我这样的人之间，为什么需要这么拐弯抹角。您原本只需要请我忘记自己在您图书室里听到的话就足够了。你们应该知道，我忘事儿的本领是很强的，只要我确信这样对人有益。

总之，我们就当作是孤僻的生活让这封信变了味儿吧；抛开这些，亲爱的费德里科，我还是您永远的朋友。确实，我有些困惑，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您还想让我们再聚一次。而且，为什么要把事情弄得这样可笑至极，说什么正要写邀请，却似乎被我的来信打断了？要不是我习惯把收到的所有信件都扔掉，我可是很乐意随信附上您的便条，上面说……

我之前搁下笔吃晚饭去了。我刚刚从广播短报里听说路易斯·富内斯自杀了。现在，不用多说，您也应该明白为什么我宁愿自己没有一不小心亲眼看见这件事了吧，因为它可以很清楚地解释这一次也许会让许多人震惊的死亡。不过，我相信我们的朋友罗维罗萨不在这许多人之列，虽然，据您所说，我的来信内容让他哈哈大笑。您已经看得出来，罗维罗萨大可以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了，我估计，在这场悲剧的倒数第二幕竟有一位目击证人，这会让他更是开心。我们都有各自的虚荣心，也许，罗维罗萨有时候会觉得难过，因为他对国家的忠心效力只能体现在极其无关痛痒的小秘密上，但除此之外，他也很清楚，在这件事情上，他可以确信我们会保持沉默。难道富内斯的自杀还不能让他完全放心吗？

但是，您和我都没有必要分享他的万般喜悦。我不知道富内斯有什么错，我只记得在过去更加美好、开心的岁月里的那个好朋友、好伙伴。我虽在隐居——也许我本就不应该出去的——仍为可怜的玛蒂尔德的不幸感到悲痛，您一定要向她转达我的哀思。

此致

罗哈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阿尔韦托·罗哈斯先生台鉴：

您本月十八日的来信已敬悉。谨向您通知：为哀悼我的朋友路易斯·富内斯的过世，我已经决定取消原定于本月三十日举行的聚会。

敬祝

近安

费德里科·莫莱斯

乐队

纪念勒内·克雷维尔[14]，
他也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死。

一九四七年二月，卢西奥向我说了他不久前遇到的一件奇事。同年九月，我听说他辞职出了国，便不由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有点关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曾想过这其中的联系。要是这对远方的他有帮助，要是他还在罗马或是伯明翰活着，我便尽量原原本本地把他这个简单的故事说一说。

卢西奥瞟见海报栏里说奥佩拉大影院正在放一部阿纳托尔·利特瓦克[15]的电影，他以前常去市中心这些电影院时，错过了这一部。像奥佩拉这样的电影院会重放这个片子，让他很是惊讶，但是，四七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少有新片了。六点钟，他结束了在萨米恩托街和佛罗里达街路口的工作，便带着地道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式的气派去了市中心。他到达电影院时，演出刚要开始。节目单上写着会有一段新闻短片、一部动画片和利特瓦克的那部电影。卢西奥要了第十二排的一个座位，买了份《评论报》，这样他就不用盯着大厅里的装饰和边上的阳台式包厢了，那会让他觉得实在头晕眼花。就在这时，新闻短片开始了，迈阿密海滩上游水嬉戏的俊男靓女堪比美人鱼，突尼斯落成了一座硕大的堤坝，很多人在这时进了大厅。卢西奥的右边坐了个大胖子，身上有一股亚特金逊牌“俄罗斯皮革”[16]的味道，那味道真够呛的。那大胖子带着两个小胖子，两个小的不安分地闹腾了一会儿，直到唐老鸭出来才消停。这一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影院中都很平常，尤其是在下午场的时候。

灯亮起来了，那天花板本来仿佛布满繁星，又像乌云盖顶，难以形容，如今也清晰起来。我的朋友在开始读《评论报》之前打量了一下大厅。那里有什么东西不大对劲，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池座区的各个角落都站满了女士，她们大都胖乎乎的，而且，和他身边的那位女士一样，她们身边都跟着一群儿女，队伍都挺庞大。他很奇怪，这样的人怎么会买奥佩拉电影院的座位票。有好几位女士的皮肤和服饰就像是可敬的厨娘盛装打扮了一番，她们说话时带着许多纯意大利式的手势动作，她们教小孩靠的是东掐西拧、求神告佛。先生们则都把帽子放在大腿上（还用两只手抓着），在这么一个让卢西奥茫然无措的观众群中，他们就代表了男性一方。卢西奥看了看印好的节目单，见里面只提到了播放的电影和之后的节目。表面上看来，一切正常。

他不去管它，开始读起报纸来。他草草地看完了海外快讯。社论看到一半，他的时间观念提醒他，这中场休息长得过分了。他又扫了大厅一眼。有几对情侣进来了，还有三两成群的女士，她们的穿着若放到克雷斯波镇[17]和莱萨玛公园[18]倒还称得上雅致。在池座区的各个角落，都有人相见甚欢、彼此引见，人人激动万分。卢西奥开始纳闷，自己是不是搞错了，虽然他很难弄清楚自己错在哪里。就在这时，灯光暗了下去，但是，舞台上耀眼的聚光灯即时亮起，幕布升起，卢西奥难以置信地看见一个庞大的女子乐队在舞台上排好了队形，还有一张条幅上写着“麻鞋乐队”。当他（我还记得他讲给我听时的表情）还在惊喘的时候，指挥已举起了指挥棒，一片震耳噪声假借军队进行曲之名横扫池座区。

“你明白，那太不可思议了，我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卢西奥说，“我的理智，如果你允许我这么称呼的话，立即将所有的蛛丝马迹总结出来，由此明白了真相：这是一场为‘麻鞋’乐队的家人和职员举行的演出，奥佩拉的那些机灵鬼没把它写在节目单里，是为了卖出剩下的票。他们很清楚，如果我们这些外面的人知道了有这么个乐队，就是被枪指着也不会进场的。这一切我都看得很清楚，但是，你别以为我受的惊吓就这么过去了。首先，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一支这么惊人的女子乐队（我是指就人数而言）。其次，她们正在演奏的音乐太可怕了，我耳朵受的罪让我无法协调地思考或做出反应。我既想大声嗤笑，又想破口大骂，还想立马走人。但是，我更不愿意错过老阿纳托尔的这部电影，唉，所以，我没有挪窝。”

乐队奏完了第一支进行曲，女士们争先恐后地鼓掌、欢呼。在演奏第二个节目时（一块小布景板完成了报幕），卢西奥开始了新一轮的观察。首先，这乐队就是个绣花枕头。在它那一百多名成员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真的在演奏。其他的人纯粹是在充数，这些女孩子跟真正的乐手们一样提着小号和军号，但是，她们唯一赏心悦目的地方却是她们那漂亮极了的大腿，卢西奥觉得那大腿才值得大力赞美、多加培养，尤其是他在美波剧院有过几次可怕的经历以后。总之，那个庞大的乐队只有四十来个管乐手和鼓手，其他人则凭借极其漂亮的制服和浓妆艳抹来充当养眼的花瓶。指挥是个非常莫名其妙的年轻人，想想看，在乐队大金大红的背景下，他套着一件燕尾服，就像皮影戏人物一样轮廓分明，这衣服让他有一种鞘翅目昆虫的感觉，而且与整个场景的颜色完全不搭。这个年轻人四面挥舞着一根极长的指挥棒，他似乎急切地努力着要让乐队的音乐奏出点韵律来，不过，在卢西奥看来，他离成功还远着呢。就演出质量而言，这是他这辈子听过的最糟糕的乐队之一。一支又一支进行曲，音乐会依然让大家听得陶陶醉醉、晕晕乎乎的（我是复述他满是叠字的挖苦话）；每奏完一首曲子，他就再次萌生出希望：那一百多个小甜心们终于闭嘴了，而奥佩拉星光熠熠的穹顶之下将陷入沉静。幕布降下来，卢西奥登时高兴不已，但随即他注意到聚光灯并没有熄灭，这让他满心疑虑地在座位上坐直身子。就在此时，幕布再次升起，但这次有一块新的布景板：列队行进中的乐队。姑娘们都侧身站着，铜管中吹出一片呜里哇啦、乱七八糟的声音，隐约有点像《塔拉进行曲》[19]。整个乐队都在舞台上有节奏地原地踏步，好像在列队游行似的。其中随便哪个姑娘的母亲都可以完美地想象出这场游行，尤其是前面还有八名美艳无双的姑娘转着圈挥舞着那种带流苏的仪仗，它们盘旋着，飞向空中，再被接住。年轻的鞘翅目昆虫引领着行进的队伍，假装很用心地走着。而卢西奥则不得不听着那没完没了的“da capo al fine”[20]，他估计他们大概走了五到八个街区。结束时，人们适度地喝了一声彩，幕布就像一片宽宽的眼睑一样合上了，捍卫着人们惨遭蹂躏的享受黑暗与安宁的权利。

“我受的惊吓已经过去了，”卢西奥对我说，“但是，就算是在看电影时（电影很棒）我还是止不住地觉得自己待错了地方。我到了街上，感受到黏糊糊的热气，看见晚上八点的人群。我走进大帆船酒吧，想喝杯金菲士[21]。我一下子完全忘记了利特瓦克的电影，那乐队倒是占满了我的脑子，好像我就是奥佩拉的舞台似的。我很想笑，但是，我其实很愤怒，你明白吧。我真该走到电影院的售票处，好好说他们几句。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我心里很明白。反正，你能有什么办法呢？你不觉得吗？但是，让我愤怒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另外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第二杯酒喝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始明白了。”

到这里，卢西奥的叙述就挺难准确记录了。要点（不过，要点恰恰总是抓不住的）大概是这样：直到那一刻为止，他一直都想着那些零碎的反常因素：谎话连篇的节目单、不合时宜的观众、大部分成员都是充数的假乐队、荒腔走板的指挥、装模作样的列队行进，还有格格不入的他自己。但突然，他仿佛福至心灵，竟然莫名地明白了这一切。他觉得他似乎是最终撞见了现实。他对现实惊鸿一瞥，却以为那是假象，其实那才是真切的，是他现在已经看不到的真实。他刚刚目睹的就是真相，是对假象的揭露。他再不会因为自觉被一堆格格不入的东西所包围而尴尬了，因为，这是对那另一个世界的感知，他明白这种感觉能一直延续到大街上、大帆船酒吧里、他的蓝色西装上、他晚上的安排、第二天早晨要去的办公室、他的省钱计划、他三月份的避暑之旅、他的红颜知己、他的不惑中年，直到他死的那一天。走运的是他不会再看到这个了，走运的是他又回归平凡了。但，仅仅是走运而已。

有时候，我想过，要是卢西奥回到电影院调查一番，却发现那次演出从来不曾存在过，那才是真的有趣呢。但是，那个乐队那天下午在奥佩拉演出过，这事是可以证实的。事实上，没必要把事情说得那么夸张。卢西奥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他出国，都只是一时冲动，或是因为某个女人。而且，也不应该再说乐队的坏话了，可怜的姑娘们。

朋友

在那个游戏里，一切都要快。一号决定必须解决掉罗梅洛，而三号应该担任这个工作，贝尔特兰在几分钟后就得到了消息。他离开了科连特斯街与利维尔塔德街的街角咖啡馆，上了一辆出租车，并不慌张，但也毫不耽搁。在自己的公寓里，他一面洗澡，一面听着新闻播报，记起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罗梅洛是在圣伊西德罗，赛马场上倒运的一天。那个时候，生活还没将他们逼上迥异的道路，罗梅洛只是罗梅洛，他也只是贝尔特兰，他们一直是好朋友。他勉强笑了笑，想着罗梅洛再次看见他会有什么表情，但罗梅洛的表情一点也不重要，他倒是该仔细想想咖啡馆的问题，想想那辆车。一号竟然想在科恰班巴街和彼德拉斯街的街角咖啡馆杀掉罗梅洛，还是在这个时间，这倒挺有意思。也许，如果某些传言可靠的话，一号已经有点老了。无论如何，这个愚蠢的命令倒给了他一个方便：他可以把车从车库取出来，停在科恰班巴街旁，但不熄火，然后等着罗梅洛跟往常一样在晚上七点左右来跟朋友聚会。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他可以阻止罗梅洛进入咖啡馆，咖啡馆里的人就不会看见，也不会猜到他参与其中。这关乎运气，关乎算计，只消一个表情（罗梅洛肯定能看见，因为他眼贼尖），他就会一踩油门，飞驰而去。如果两人都不出差错（贝尔特兰像相信自己一样相信罗梅洛），一切就会在一眨眼的工夫解决掉。在这之后，在很久之后，他用某个公用电话向一号报告情况时，一号会有什么表情？他想着这些，再一次微笑了。

他慢慢穿好衣服，抽完那包香烟，照了一会儿镜子，然后从抽屉再拿出一包烟。关灯前，他确认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修理厂的西班牙人修过后，他的福特车开起来如丝般流畅。他沿着查卡布科街慢慢开着，绕着街区兜了两圈，徒劳地等着一辆送货卡车给他让出个停车位来。七点差十分，他把车停在了离咖啡馆门口几米的地方。待在这里，咖啡馆里的人绝不会看见他。他时不时地踩一下油门踏板，不让引擎熄火。他不想抽烟，但又觉得嘴发干，这让他很恼火。

七点差五分，他看见罗梅洛沿着对面的小路来了。凭着罗梅洛那顶灰色的单翘沿帽和双排扣外套，贝尔特兰立刻就认出了他。他扫了一眼咖啡馆的玻璃窗，估计了一下穿过街、走到那里需要的时间。但是，离咖啡馆这么远，罗梅洛是不会有事的，最好还是让他穿过大街，上到小路上。就在这个时候，贝尔特兰发动车子，并把胳膊伸出了窗外。就像他预计的一样，罗梅洛看见他，惊讶地停住了。第一颗子弹打在他双眼之间，然后，贝尔特兰朝那具渐渐倒下的身体又开了枪。福特车斜开出去，利落地超过一辆有轨电车，然后在塔夸里街上拐了弯。三号不紧不慢地开着车，他心想，罗梅洛最后见到的是一个叫贝尔特兰的赛马场上的老朋友。

动机

你们不会相信的，但这就好像是在电影院里看片子一样，事情就是那样了，你们就得接受它。你要是不喜欢，你就走，但钱是没人会退给你的。一不留神，已经二十年过去了，那件事老早就过了风头了，因此，我要把它说出来，谁要是觉得我在胡扯，他可以趁早滚开。

八月的一天晚上，蒙特斯在河滩被杀了。也许，蒙特斯确实跟个女人乱来，那女人的男人就连本带利地讨了回来。但我只知道，蒙特斯是从背后被杀死的，一枪打在头上，这是不可原谅的。蒙特斯和我是好兄弟，我们总是一起去赌场和黑人帕蒂利亚的咖啡馆。不过，你们应该不记得那个黑人了。他也被杀了，哪天你们要是愿意，我就给你们讲讲。

就这么回事，有人通知我说蒙特斯翘辫子了，我连滚带爬地赶过去，却只看见他妹妹发了狂似的扑到他身上。我看了蒙特斯一会儿，他还睁着双眼，我向他发誓那凶手不会就这么讨了好去。那天晚上，我跟巴罗斯谈了谈。在这一段，你们会觉得这故事是扯淡，因为巴罗斯是听到枪声后第一个到现场的，他发现蒙特斯已经就剩一口气儿了。巴罗斯是个机灵人，他想办法让蒙特斯告诉他是谁干的。蒙特斯是很想说话的，但是，他脑子里有颗铅弹，这就一点也不容易了。因此，巴罗斯没能问出多少东西。但无论如何，蒙特斯——你们听听这快死的人怎么胡言乱语——还是对他说了句类似“蓝色胳膊的人”的话。然后，他又说了一个词，应该是“文身”。我们由此推断出那人是个海员，非常感谢。你们看看，说个“洛佩兹”、“费尔南德兹”多容易啊，但是，他脑瓜子里挨了颗枪子儿，我也就不能怪他了。可能蒙特斯也不知道那人叫什么名字，文身是看得见的，但是，名字就得调查一番了，有时候，那还只是个诨名。

现在，我们要是告诉你们说八天以后我和巴罗斯就找到了那个家伙，而警界精英们都还在港口和其他地方瞎忙活，你们肯定要笑了。我们有我们的门路，我就不拿细枝末节来烦你们了。不过，你们会笑的并不是这个，你们会笑的是那个线人也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家伙的身家资料，他倒是告诉我们说那人要坐一艘法国船逃走，但是，他不是海员，而是乘客，你们看看，多奢侈。我们由此推断出那人是辞了职，但仍靠着这层关系来跑路。我们只知道，他坐三等舱，是个阿根廷人。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一个美国佬也对付不了蒙特斯，但是，这件事情最奇怪的地方是那个线人不能帮我们查出那人姓什么。更确切地说，他打听到的姓结果并不在旅客名单中。人们有时候会怕事的，伙计，也许那个为了三十个比索把资料泄露给我们线人的家伙给了他一个假名，以防万一。或者，天知道是不是那人在最后一刻弄到了别的证件。现在，电影继续演，我和巴罗斯谈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上午，我就去了外交部，开始办材料。那个时候，办个护照不怎么麻烦。好吧，长话短说，办事处的人通融了一下，那天晚上十点钟，我本人就已经上船了，船开往马赛，那是法国佬的落脚点。我已经看到你们的表情了，但是，耐心点。你们要是愿意，我就不继续说了。好吧，那么再倒点甜烧酒，就当作你们是在读《基督山伯爵》吧。我老早就提醒过你们，这种事可不是谁都碰得上的，再说，时代也不同了。

船几乎是空的，他们给了我一个人一间带四张床的客舱，你们看看，多奢侈。我可以把衣服全摊开来放，地方还多得是。你们去过欧洲吗，小伙子们？我就是开玩笑问问。看，是这样的：客舱都对着一条走廊，走廊则通往一间位于顶头的小咖啡厅；从另一边，你可以爬上一个楼梯，上到船头。头一天晚上，我就一直待在甲板上，看着渐渐消失不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第二天，我就开始四处打探了。在蒙得维的亚，没有人下船，船甚至都没靠岸。当我们进到外海时，我强忍住了反胃、恶心，希望你们不用这样。事情应该很容易办妥，因为在咖啡厅里什么都能立马就打听到。原来，在三等舱的二十多个乘客中，有差不多十五个娘儿们，其他的几乎都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不算我，只有三个阿根廷人，没多久，我们四个人就一起玩玩摸三张、喝喝啤酒了。

这三个人中，有一个已经上年纪了，不过，论到精明，谁都比不过他。另外两个人都是三十多岁，跟我一样。我跟佩雷拉立刻就臭味相投了，而拉玛斯却不大说话，他似乎还有点忧郁。我支起耳朵，听听三个人中谁会说海员的切口。然后，我再对他们大谈这艘船，看看是不是会有人上钩。没多久，我就发现我走错路了，那个有心的人将自己防得滴水不漏。关于这艘船他们乱说一通，连我都听出来了。更糟糕的是，天已很冷了，因此谁也不会脱掉外套或羊毛背心。

三个人都跟我说过他们要去马赛，因此，到巴西时，我就特别留心，但是，没错，谁也没有异动。天热起来后，我便穿起了T恤，想带个头，但他们还是穿着衬衫，只把袖子卷到手肘处。老头费罗看见我向女侍应献殷勤就笑我，还为我客舱里有那么多床垫可用而恭喜我。佩雷拉也展开了攻势。而佩特罗娜这个热情的西班牙妞儿，把我们俩折腾得好苦。至于这船是怎么开的，还有他们给我们吃的那种猪食，我们就不谈了。

当我觉得佩雷拉已经向佩特罗娜发起进攻的时候，我就开始进行部署了。我在走廊上碰见她，就立刻对她说我的客舱进水了。她相信了我，我等她一进舱就把门关上了。她一甩手给了我一个耳光，但是她在笑。然后，她就像绵羊一样温顺了。你们就算算吧，每张床都用上了，就像费罗讲的一样。实际上，那天晚上，我们也没干什么特别的，第二天，我才又真正跟她来了一回。说实话，西班牙妞儿那一套真是值。真他妈的值。

我顺口跟拉玛斯和佩雷拉说了这事，一开始他们还不愿意相信，或者他们是假装吃惊。拉玛斯就像往常一样一言不发，佩雷拉则听得入了迷，我看得出他在想什么。我装傻充愣，他自以为得逞。那天晚上，佩特罗娜没来我的客舱，我先前就看见他们俩在厕所那一边聊天。你们肯定会觉得奇怪，这西班牙妞儿这么快就甩了我，所以我最好把一切都讲清楚。我给了她一百比索，并答应她，如果她给我弄到我需要的信息，我就再给她一百，佩特罗娜就飞也似的行动了。你们能想象得到，我没有告诉她我为什么想知道佩雷拉的胳膊上有没有记号，我跟她说是打了个赌，随便胡诌了一下。我们都笑疯了。

第二天上午，我跟拉玛斯坐在船头的一卷粗麻绳上，聊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他去法国是要在使馆里当收发员或者做类似的职务。他是个沉默的家伙，有点忧郁，但是，他跟我还是很坦诚的。我看着他的眼睛，脑子里突然闪过死去的蒙特斯的脸、他妹妹的哭喊，以及尸检之后他被送回来时的守灵仪式。我很想逼着拉玛斯，直接问是不是他干的。但是，这有什么用呢，这样会把一切搞砸的。最好等着佩特罗娜来我客舱再说。

差不多五点的时候，她敲响了我的房门，她狂笑着进门，一上来就告诉我说佩雷拉胳膊上什么都没有。“我多的是时间把他看了个遍。”她说，一边疯了似的笑着。我想到了拉玛斯，我一直对他最有好感。我觉得自己这样被人牵着鼻子走真是太蠢了。什么好感，什么狗屁。如果费罗和佩雷拉都被排除在外，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完全是泄愤般地就地扑倒了佩特罗娜。她不愿意，我给她几下，便开始扒她的衣服。我一直到吃饭的时候才放她走，这还是为了替她省些麻烦，因为船上的人大概已经在到处找她了。我们约好她第二天下午再来，我就去吃饭了。我们四个阿根廷人被安排在同一桌，离那些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远远的。我对面坐着拉玛斯。你们不知道我心里想着蒙特斯却要若无其事地看着他有多难。他竟能胜过蒙特斯，现在这已经不会让人纳闷了，有了他那种能博人信任的深沉劲儿，他想害谁都绰绰有余。对佩雷拉，我早已不放在心上，但是，最后，我到底注意到他对于佩特罗娜的事什么也没说，他以前可是不住口地说着他要怎么把那个西班牙妞儿弄上床呢。我突然想到，除了告诉我那条重要的信息，她也没怎么跟我说过他。以防万一，我把门虚掩起来守着，大概半夜的时候，我看见她钻进了佩雷拉的客舱。我躺到床上，琢磨着这件事。

第二天，佩特罗娜没来。我在一间厕所里堵住她，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没什么，说她正忙着。

“昨晚你又跟佩雷拉在一起了？”我突然问她。

“我？为什么？我没有。”她撒谎。

被人抢了女人，这可一点也不好笑，尤其是这事还是你自己惹出来的，你们可以想见，我有多恼火。我逼她当天晚上来见我，她就开始哭，说船上的班长还是工长什么的看她不顺眼，说他起了疑心，说她可不想丢了这份工作，还有一些类似的鬼话。我认为，我就是在那一刻明白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琢磨。对这西班牙妞儿我并不怎么在意，虽然受伤的自尊让我很不爽。不过，还有其他事情更加重要，我整个晚上都在想这些事。那天晚上，我又趁黑偷看到佩特罗娜再次溜进了佩雷拉的客舱。

第二天，我设法跟老头费罗聊了会儿天。我一直都没怀疑过他，但是我想更彻底地确认一下。他再次很详细地对我说他去法国是去看他女儿，她嫁了个法国佬，有一堆孩子。老头想在翘辫子之前看看孙子，他的钱包里放满了家里人的照片。佩雷拉来得很晚，还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而且……拉玛斯则在鼓捣一种学法语的方法。瞧瞧，都是些什么伴儿呀，嘁。

情况就是这样，直到到达马赛的前一天晚上。除了在走廊里堵到佩特罗娜一两次以外，我再没能让她回到我的客舱里来。她也已经不记得我答应要给她的钱，我可是每次都跟她提的。她一听到我说要给她钱，就一脸厌恶的表情，所以，我更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一切我都看得很明白了。在到达的前一晚，我看见她在甲板上乘凉。佩雷拉就在旁边，他看见我经过，就假装若无其事。我等着机会。去睡觉的时候，我拦住了正忙得不可开交的西班牙小妞。

“你不来吗？”我问她，一边抚摸着她的屁股。

她往后一退，好像见了鬼似的，但之后，她就掩饰过去了。

“我去不了，”她说，“我跟你说过他们盯着我呢。”

我很想反手一下打烂她的嘴，让她再也没法把我耍着玩，但是，我忍住了。已经没时间犯傻了。

“告诉我，”我问道，“你对自己跟我说的佩雷拉的事很有把握吗？你看，这很重要，也许你没看清楚呢？”

我在她眼睛里看出来她想笑，同时又有点害怕。

“就是真的，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什么也没有。你想怎么样，叫我再跟他来一次好确认一下吗？”

她在微笑，这贱货，她还以为我被蒙在鼓里。我轻轻地打了她一下，就回到了自己客舱里。现在，我已经没兴趣监视佩特罗娜是不是会溜进佩雷拉房间里了。

第二天上午，我的箱子已经理好了，需要的东西也放到了腰间。开咖啡厅的那个法国佬能结结巴巴地说点西班牙语，他跟我说过，一到马赛，警察就会上船检查证件，然后立刻发放下船许可。我们大家都排好队，一个个地过去出示证件。我让佩雷拉先走，等我们都通过了以后，我抓住他的胳膊，请他去我的客舱里喝一杯甜烧酒作别。他以前尝过那酒，还很喜欢，所以，他立刻就过来了。我关上门，插上插销，看着他。

“甜烧酒呢？”他说，但当他看到我手里拿着的东西时，他脸一白，往后退去，“别这么蠢……为了那么个女人……”他只来得及对我说出这些话。

客舱还挺窄，我必须从尸体上跳过去才能把刀丢进水里。我弯下腰看了看佩特罗娜有没有骗我，虽然我知道这已没什么意义了。我抓起手提箱，用钥匙锁上客舱，离开了。费罗已经站在跳板上了，他大声地跟我打着招呼。拉玛斯还在等，像往常一样一言不发。我走到他身边，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我以为他会就地瘫下去，但是，那只是我的感觉而已。他想了一会儿，就同意了。我早就知道他会同意。我们为彼此保守秘密，谁也不吃亏。他把我托付给他的法国佬朋友，之后我就再没听说过他的消息。三年以后，我就可以回去了。我有一点点想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了……

小公牛

献给哈辛托·库卡洛先生
在三〇年的马里亚诺·亚科斯塔师范学院的教育学课上，
他跟我讲起过苏亚雷斯[22]的拳击赛。

你能怎么办，伙计，你倒了，人人都会踩你。谁都会的，伙计，再窝囊的人也一样。他们会把你顶在擂台围绳边狠揍，对你一通暴扁。得了，得了，你还想来安慰我。我可了解你，还装呢。每次我一想到这个，滚出去，滚。你以为我是绝望了，其实是我整天躺着觉得自己十分无能。冬天的夜真他妈的长，你还记得仓库里的那个小子怎么唱来着。真他妈的长……真的，伙计。长得让人绝望哪。你看看，我都没怎么见识过晚上的光景，现在却老是……我上床总是很早，九点，或十点。以前，老板总对我说：“小子，上床睡觉去，明天还得接着干呢。”要有一个晚上能避开他，那真是运气。老板……现在，却一直得这样，望着天花板。你看，又是一件我不会做的事情：仰面看天。大家都说过，这会对我有好处的，他们说我在两秒钟时就起身，真是蠢透了，赶什么赶。他们说得有道理，如果我等到八秒钟的时候，那金发佬就不会把我打得那么狠了。

好吧，确实是。不过，咳嗽起来更糟，因为之后就会有人拿着糖浆和针头来找你。可怜的小妹妹，我可麻烦她了。我连自己撒尿都做不到。小妹妹真是好人，她给我喝热牛奶，还跟我说话。谁能料到呢，小子。老板总是叫我小子。给他点厉害，小子。到厨房去，小子。当我在纽约跟那个黑人对上的时候，老板一直很担心。我走之前到酒店里去见他来着。“你会在六个回合以内打倒他的，小子。”但是，他抽烟都抽疯了。那个黑人，那个黑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弗罗雷斯[23]之类的。哎呀，很难对付啊。拳风很漂亮，一圈圈地跟我拉开距离。去呀，小子，给他点厉害。那老家伙说得对，到第三回合，他就像块破布似的瘫在地上了。脸都白了，那个黑人弗罗雷斯，我想，或者是类似的名字吧。你看看我有多昏头，一开始，我还以为那个金发佬会更容易解决。这就叫自以为是，伙计。他一把将我掀开，该死的。那个猪头趁我不备，将我打趴下了。可怜的老板，他都不愿相信。我起来的时候多火大呀，我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双腿了，只想就地把他生吞了。运气不好啊，小子。到最后，谁都是要挨揍的。打塔尼[24]的那一晚，你还记得可怜的塔尼吗？那场狠揍呀。看得出，塔尼的状态回归了。那印第安人真帅，他可是全力出击，来呀，上面，下面，但他奈何不了我，可怜的塔尼。不过，我去角上跟他打招呼时，我的脸还是很疼的，他到底还是给了我一顿好揍。可怜的塔尼，你知道，他看了我一眼，我把手套放到他头上，高兴地笑了，我不是在嘲笑，你想象得到，我不是笑他，可怜的小子。他都没怎么看我，但我也不知怎么了，一下子，谁都能打到我了，漂亮的小子，结实的小子，啊，美洲小子。塔尼静静地待在他的人中间，他们的鼻子比五分钱的奶酪还扁。可怜的塔尼。我为什么会记起他，你跟我说说。也许，那天晚上，我也是这么看着那金发佬的。我怎么知道呢，我当时还会记得这个。一顿狠揍啊，兄弟。现在，你就不能再装了。他揍了你，结了。糟糕的是，我当时还不愿意相信。我躺在酒店里，老板抽着烟，抽啊抽，房里挺暗的。我记得当时很热。然后，有人给我敷上冰，你听着点，给我敷上冰呢。那老家伙什么也没说，这才糟呢，他什么也没说。我跟你发誓，我很想哭，就好像当她……但是，你干吗要白白难过呢。如果我能一个人待着，我发誓我会哭鼻子的。“点儿背呀，老板。”我对他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他就一直抽啊抽。我能睡着真是运气。就像现在，我每次能睡着，就是中了奖了。白天，还有小妹妹拿过来的收音机，那收音机……听着像是瞎掰，伙计。不过，还能听听它放几首探戈曲，播几出戏剧，你喜欢卡纳罗[25]吗？我喜欢弗雷瑟多[26]，伙计，还有彼德罗·马菲亚[27]。我大概在擂台边见过他们，他们每次都来看我的。你可以想着这些事，时间走得就会快些。但是，到了晚上，多无聊啊，老伙计。没有收音机，没有小妹妹。然后，你突然就咳嗽起来，咳呀咳。然后，睡其他床的人就嘲你几句，吼上一声。想想从前……你看看，我现在比以前更容易上火了。报纸上说我少年时在火焰街[28]跟车把式们打。纯粹胡说，嘿，我从来没在街上干过架。也许有个一两次，但不怪我，我发誓。你可以相信我。那是常有的事，你坐在吧台边，有人撞过来，有时候，就闹起事来了。我本来不喜欢那样的，但是，第一次卷进去的时候，我发现那滋味其实很妙。当然了，如果挨揍的是对手，怎么会不妙呢。少年时，我是用左手打拳的，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用左手揍人。我老妈第一次看见我跟一个三十来岁的人打架的时候，脸都变色了。她还以为我会被人灭了，可怜的老妈。看见那家伙倒在地上，她都不敢相信。我跟你说，我也不敢相信。你相信我，头几次，我都觉得是因为走运。到后来，老头的朋友去俱乐部里见我，跟我说我应该继续打。你还记得那些时候，小子。多狠的拳赛呀。场场难打，我都没法儿跟你说[29]。“你就扁他。”老板的朋友说。之后，他说起了那些职业拳手，说起罗马公园，说起河床[30]。我知道什么呀，我从来就没有半分钱去看什么比赛。就在那天晚上，他给了我二十比索，我都高兴坏了。那一架是跟塔拉还是那个瘦瘦的左撇子，我都不记得了。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打趴下了，他都没碰到我。你知道我总是会把脸避过去。我要是能猜到金发佬的把戏……你还以为自己有个铁打的下巴，却立马被揍得哭爹叫娘。什么无敌什么鬼呀。二十比索，小子，你想想！我拿了五比索给老妈，我跟你发誓，就是为了让她瞧瞧。老妈想给我受了伤的手腕上弄点儿柑橘花精。老妈就这样，可怜的老妈。你要是留心，就会发现她是唯一会这么上心的女人，因为另一个女人她……你看见了，我一想到那女人，就好像回到了纽约。我已经不怎么记得拉努斯了，什么都模糊了。一件细格子的衣服，这倒是清楚的，现在我想起来了，还有福尔西奥先生家的门厅，还有那些马黛茶会。他们家对我多客气呀，小孩子围在一起隔着栅栏看我。而她，总在往她攒的剪报册里贴着《评论报》或《即时快讯》上的剪报，或是给我看《体育画报》上的照片。你从来没看过照片里的自己吗？第一次看会让你印象深刻，你会想，那人难道就是我吗，那么一张脸。然后，你就会发现，那照片拍得很漂亮，几乎总是你在打拳的时候，或者是打完了举起胳膊。我总是坐我的格拉汉姆·佩奇老爷车来，你想象一下，我去见她总要打扮一番，整个街区也要乱上一阵。在院子里喝马黛茶是很美妙的，大家都问我些不知道什么事情。有时候，我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到了晚上，睡觉之前，我都对自己说我是在做梦呢。当我给老妈买下那块地的时候，大家都大吃一惊。老头是唯一保持住了平静的人。“你做得对，小子。”他说，又拿着烟抽啊抽。我觉得就像是第一次看见他时一样，在利马街的俱乐部里。不，是在查卡布科，你等等，我不记得了，就是在利马街，没用的东西，你不记得那全绿的更衣室啦，脏得赛过……那天晚上，教练把我介绍给老板，他们原来是朋友，当他跟我说出他的名字时，我差点就要去扶擂台围绳了，我一看见他在看着我，我就在想：“他是来看我打拳的。”当教练把我介绍给他时，我好想去死。他一直没对我说过什么，真是老奸巨猾，但是他做得很对，这样我才能慢慢来，不会放纵得过了头。就像可怜的左撇子一样，他只用了一年就进了河床，但才两个月就垮了，真吓人。那时候，那可不是唬人的，小子。意大利佬都来打你，吓死人的西班牙佬也是，我就不跟你说那些金发佬了。当然，有时候你也会觉得挺美，就像王子[31]来看的那一次，那可真叫人回味无穷呢，我发誓。王子就坐在擂台边上，老板到更衣室对我说：“你不要拖上好几个回合，别让他掌握主动，那些家伙可会玩这一手了。”你记得吧，人们说他是英国冠军，还是天知道什么头衔。可怜的金发佬，漂亮的小子。当我们彼此致意时，他莫名其妙的，天知道那家伙嘟囔了句什么，他好像是说他要正正经经地跟你打一场。而老板，你别以为他很镇静，我跟你说，他从来不知道我对他可一清二楚。可怜的老头，他还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嘁，王子就在那下面，可是不得了呢。金发佬对我发出第一下佯攻，我就给了他一记右勾拳，打个正着。我跟你发誓，看见他摔了个四脚朝天，我可吓了一跳。躺的那叫什么样子呀，可怜的家伙。那一次，我赢得并不开心，一场漂亮的对打也许会更精彩，打上四五个来回，就像打塔尼或是那个小崽子，叫赫尔曼[32]的那个，他来时总是坐着一辆颜色鲜艳的汽车，模样挺唬人。他被海扁了一顿，但那场很精彩。多狠啊，我的妈呀。他不想松劲儿，而且，他的技巧好过……如今，要讲技巧，还得看“魔术师”[33]，伙计。他是从哪里给我冒出来的。他是乌拉圭人，你知道，他已经不行了，但还是比谁都难对付。他就像蚂蟥一样吸在你身上，你试试把他从身上甩下来看看。我们完全扭成了一团，那家伙瞎打一通，他妈的给了我一顿狠揍。最后，我也把他揍得惨兮兮的，他露了个空当，我就挺乐意地放倒了他。拳手倒地，小子。“拳手倒地，嘿呀……”你知道，甚至还有人为我作了一首探戈曲呢。我还记得一小段，“从玛塔德罗斯到中心，从中心到纽约……”在见面会上，在电台里，到处都有人对我唱这首歌，在广播里听到自己的名字是很美妙的，伙计，我老妈会听我的每一场比赛。你知道，她也听我说话，有一天，她对我说，她从广播里才真正认识了我，因为那哥们儿播了我跟一个意大利佬打的那场比赛……你还记得那些意大利佬吗？我不知道老板是从哪里把他们找出来的，他就直接从意大利把他们给我拉过来，在河床组了几场拳击。他甚至让我跟兄弟俩打过，跟第一个打时很爽，但到第四回合时下起了雨，伙计。可我们还是很想继续打，因为那意大利小伙很上道，我们打起来可带劲儿了。就在这时，我们俩都开始脚打滑。我啪地倒地，他也啪地倒地……那可真是滑稽，兄弟……比赛暂停了，真没劲。第二次，那意大利佬两回合下来就被打败了。老板又让我跟他兄弟打，也是一场好打……多好的日子呀，小子，那时候拳击确实精彩，有那些助威的观众，你记得那些海报和汽车的喇叭声，嘿，看台区弄得多吵多乱呀……我曾经看报道说拳击手在打拳时什么都听不到，什么屁话，小子。当然听得见，不过，你以为我在美国佬中间能听得出个鸟来，幸好角上还有老板在。去呀，小子，给他点厉害。酒店里，咖啡馆里，多奇怪呀，嘿，你好像并不在那里似的。然后，在健身馆里，那些家伙跟你说话，你却半个字也听不明白。纯粹靠比画，小子，就像聋子一样。还好有她和老板可以唠上几句。我们可以在酒店里喝马黛茶，有时候会来个把美洲人，不停地签名、签名。看看你能不能好好教训一下那个美国佬，让他们看看什么才叫阿根廷人。他们满口不离冠军杯，你有什么办法，他们相信我，嘿。他们让我很想直闯出去，不拿冠军不罢休。但是，我也一直挂念着布宜诺斯艾利斯。老板放着小卡洛斯[34]的唱片、彼德罗·马菲亚的唱片，还有为我而写的那首探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晓得有人为我作了一首探戈曲。莱基[35]也一样，他也有一首。我记起来有一次，我跟她还有老板一起去一个海滩，一整天都泡在水里，真是棒极了。你别以为我经常能轻松一下。总是要训练，要注意饮食，一点办法也没有，老头一直盯着我。“你很快就能享受了，小子。”老头跟我说。我记得跟莫克洛亚[36]打的那一场，那才叫拳击呢。你知道，两个月前，老板就老说，哎呀，那左拳不对，你别这样让人靠近身。他不停地给我换陪练选手，光叫我跳绳、吃多汁的牛肉……幸好，他还让我喝一点马黛茶，但我还是一直喝不够。每天都没完没了，你要小心右拳，你扯得太开，你看看，那家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去看过他不止一次了，我喜欢那小子，他从不畏缩，很有样子，嘿。你知道有样子是什么意思：该你上场、有活儿要干的时候，你就去立刻办好，不要像那些人似的没个章法，哎哟，三分钟全都在瞎比画。有一次，《体育画报》上有个家伙写文章说我没有样子。我大受打击，真的。我不会跟你说我就像“小闪电”[37]一样，那家伙可不是一般人啊，小子。莫克洛亚也一样。我能跟你说什么，开始没多久，我就红了眼，光顾着出拳，但是你不要以为我没发觉，只是我正顺手，如果我打得顺手，你又何必担心呢。你知道跟小闪电的那一场是什么样子，我并不比他强，这没关系，我还是赢了。对付莫克洛亚也一样，你还想怎样。一顿猛揍，老伙计，他把身子弯到了地上，从下往上猛朝我挥拳，他妈的。我就只打脸，我发誓，打到一半时，我们已经火了，只是疯打。那一次，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老板抓住我的脑袋说，小子，你门户别张得这么开，打下面，小子，护住右边。我全都听见了，但是，之后上了场，我们两人还是乱打一气，直到最后，我们都打不动了，那可真是了不起。你知道，那天晚上打完拳后，我们都到一家小酒馆里会合，朋友们都在，我看着那小子笑，真是妙。他对我说真是棒极了，伙计，你打得真棒，我对他说，我虽然赢了你，但我觉得我们俩是打了个平手。所有人都举杯敬酒，乱糟糟的，我都没法儿跟你说……这么咳法真叫人难受，它冷不防来一下，叫你咳个半死。是啊，现在得照顾好自己，多喝牛奶，多休息，你能怎么办。就有一件事让我难受，那就是他们不让你起来，五点我就醒了，就只能仰面看着。你想啊想，想的都是些坏事情，当然。梦也一样。那天晚上，我梦到跟佩拉尔塔[38]在打拳。为什么我要在那一晚想起这场比赛呢。想想发生过的那些事吧，小子，记不起来最好。你知道看见大家都在是什么感觉，一切又跟以前一样了，不像在纽约那样，不像跟那些美国佬在一起时那样……擂台边的长椅上，全是我的拳迷，好想赢啊，叫他们看看……得再赢一场，我要是不行呢，你知道维克多是怎么打拳的。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一只手也能赢他，但是，回来以后，就不一样了。我提不起劲儿，伙计，老板更是不行，你要是觉得难受还怎么好好训练。好吧，我在这里是冠军，他向我挑战，他有这个权利。我可不会躲他的，你不觉得吗。老板认为，我能靠得分高来赢他，你门户别张得这么开，别一上来就把力气用尽，你看看，那个人可是要跟你打满整个时段的。当然，他可是满场跑动，而且，我觉得不舒服，虽然大家全都在那里，我向你发誓，我的身体累得……就快睡着了，你明白吗，我没法跟你解释。打到一半，我就开始不舒服，之后，我就不怎么记得了。不记得最好，你不觉得吗。那些东西有什么可记的。我宁愿忘掉一切，睡着了最好，虽然你总是梦见打拳，有时候你还会打出漂亮的一击，又能爽上一回，就像王子来的那一场，多叫人念叨呀。但还是不做梦的时候最好，小子，你就这么睡着，那可真是舒服，你也不咳嗽，也不怎么样，只是睡着，睡一整晚，睡呀睡。

[1]位于爱琴海南部。基克拉泽斯（Kyklades） 意为“环状”。

[2]原文为法语。

[3]位于阿根廷与乌拉圭之间，实际是巴拉那河与乌拉圭河汇集后形成的一个河口湾。其流域面积为南美洲第二大，仅次于亚马孙河。

[4]流（Nagashi），日语人名。

[5]拿破仑于1798年受命远征埃及，5月，在金字塔战役中以少胜多，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胜利之一。8月，在尼罗河河口与英军决战时惨败，舰队被完全摧毁，困在埃及，次年回国之时，四百艘军舰只剩下两艘。

[6]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一执政。执政府，是指1799年督政府被拿破仑政变推翻后至1804年拿破仑成为法兰西皇帝前的政府，虽有三名执政，但实权掌握在第一执政拿破仑手上。

[7]位于今捷克境内。1805年，法军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取得胜利，瓦解了第三次反法同盟，并且迫使奥地利取消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

[8]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遭遇滑铁卢战役的失败，之后便被流放到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

[9]一款法国产创意金属拼装玩具。

[10]赫拉克利特（前540——前480），古希腊哲学家。他曾写过一部总称为《论自然》的书，但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其中流传下来的130多个残篇。

[11]罗卡将军国有铁路线（Ferrocarril Nacional General Roca），于1948年阿根廷铁路国有化运动中建成，其名得自阿根廷总统胡里奥·阿根蒂诺·罗卡（Julio Argentino Roca，1843—1914）。

[12]原文为拉丁文。

[13]指秘鲁著名海报女郎绘画家阿尔韦托·巴尔加斯于20世纪40年代为《时尚先生》杂志所绘制的一系列海报女郎。

[14]勒内·克雷维尔（René Crevel，1900—1935），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因病重而自杀。

[15]阿纳托尔·利特瓦克（Anatole Litvak，1902—1974），俄罗斯导演。

[16]一款皮革香调的香水。

[17]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一个城区，历史悠久。

[18]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座公园，十分古老。

[19]1855年由何塞·P.吉里博内上校为在塔拉河战役中作战的军队鼓舞士气而作，因此得名。

[20]意大利语，音乐术语，“从头再奏至结尾”。

[21]由杜松子酒、柠檬酒、苏打水等调制成的鸡尾酒。

[22]胡斯托·苏亚雷斯（Justo Suárez，1909—1938），阿根廷著名轻量级拳击手，本篇故事便是受其生平启发而作，标题“小公牛（Torito）”即其外号。苏亚雷斯出生于玛塔德罗斯（Mataderos），在文中也会提到。

[23]指美国拳击手布鲁斯·弗劳尔斯（Bruce Flowers，1905—1970）。

[24]指智利拳击手埃斯塔尼斯劳·洛艾萨（Estanislao Loayza，1905—1981）。

[25]弗朗西斯科·卡纳罗（Francisco Canaro，1888—1964），乌拉圭小提琴手、探戈作曲家、乐队指挥。

[26]奥斯瓦尔多·弗雷瑟多（Oswaldo Fresedo，1897—1984），阿根廷探戈作曲家、乐队指挥。

[27]彼德罗·马菲亚（Pedro Maffia，1899—1967），阿根廷指挥家、作曲家、六角风琴手。

[28]即帕特里西奥斯公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区。这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是垃圾焚化场，因此得名“火焰街”。

[29]原文为意大利语。

[30]“罗马公园”和“河床”均为阿根廷体育场馆名称。

[31]指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1894—1972，即后来的温莎公爵），他曾到场观看1931年苏亚雷斯与塔尼之间的拳击赛。爱德华八世于1936年即位为王，所以苏亚雷斯仍称其为王子。

[32]贝比·赫尔曼（Babe Herman，1902—1966），美国拳击手。

[33]指乌拉圭拳击手胡安·卡洛斯·卡萨拉（Juan Carlos Casalá）。

[34]指卡洛斯·何塞·佩雷兹（Carlos José Pérez，1907—1990，一般称之为“卡洛”），阿根廷探戈歌手、作曲家。为苏亚雷斯作的探戈曲《拳手倒地》便是由他演唱的。

[35]指伊利内奥·莱基萨玛（Irineo Leguisama，1903—1985），乌拉圭赛马手。

[36]胡里奥·莫克洛亚（Julio Mocoroa，1905—1931），阿根廷拳击手。

[37]指路易斯·拉约（Luis Rayo，1906—1930），阿根廷拳击手。

[38]维克多·佩拉尔塔（Víctor Peralta，1908—1995），阿根廷拳击手。下文中的维克多也是指他。1932年与佩拉尔塔的一场比赛是苏亚雷斯职业生涯中输掉的两场比赛之一。

III

水底故事

你别担心，原谅我这么不耐烦的表情。当你想起旧时光，当你为那些名为回忆的逝去之物而神伤，必须用言语和形象来填满那无底的空虚时，你会说出卢西奥的名字，你会记起他，这真是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可能你也注意到了，这也是这座小屋招引的，你只需要在游廊上待一会儿，看看那条河和那些甜橙树，突然，你就仿佛奇迹般地远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迷失在一个更纯粹的世界中。我想起莱内兹对我们说，三角洲不该叫德尔塔，该叫阿尔法[1]。还有那次，在数学课上，你……但是，为什么要提卢西奥，你就非得说出卢西奥这名字吗？

白兰地就在那里，你自己倒吧。有时候，我心想你为什么还要费心来看我。你的鞋子会踩上泥，你还要忍受蚊子的叮咬和煤油灯的气味。我知道啦，你不要一脸好心当成驴肝肺的表情了。不是那样的，毛利西奥，但是，实际上，只有你还在了，那时候的那帮朋友，我已经一个都见不着了。而你，每过五六个月，你就会来信，然后，小艇就会载着你来，带着一包书和酒，还有不足五十公里以外的那个遥远世界的消息。也许，你是希望偶尔能将我拽出这座快烂掉的庄园。你可别生气，但你的这种朋友义气简直教我发狂。你明白，那有点像是一种指责。你走时，我就像个罪人一样坐在那里，我觉得自己的狠心决绝似乎都只是疑心病发作的症状，只要去城里逛一逛就能教这种病去见鬼。你是对我知根知底的好友，这种好友总是微笑着对我们紧追不舍，就连最糟糕的噩梦也不放过。既然我们说到了做梦，既然你提到了卢西奥，我何不跟你说说我的梦呢，就像那时候我跟他说那样。梦境就是在这里，但是在那时候——已经多少年了，老伙计？——你们大家都常来我父母留给我的小屋待些日子，我们常常去划船，念诗念到头晕，绝望地爱着那最脆弱、最易逝的东西，爱着那被没完没了的天真卖弄所遮盖、被一种傻兮兮的小狗般的温柔所包围住的一切。那时我们多年轻啊，毛利西奥，我们没事就无病呻吟一番，在爵士唱片和苦涩的马黛茶中间爱抚着死亡的意象，但想着还有五六十年好活，我们更坚信自己将永生不朽。而你是最孤僻的一个，你那时候就显得坦诚但不失礼，教人不能像回绝其他直言莽撞的人一样拒绝你。你有点像是局外人似的看着我们，那时候，我就在你身上看出了猫的特性。跟你说话，就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似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别人才会像现在的我这样跟你说话。不过，那时候还有别人在，我们都玩着跟自己较真的游戏。你知道，年轻的那个时候，最可怕的就是，在一个难言的黑暗时刻，我们对一切都不再认真，一切都蜕变成假正经的肮脏面具，人人都必须把这面具戴在脸上。接着我成了某某医生，你成了某某工程师。我们一下子被青春抛在身后，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看待自己，虽然，有一阵子，我们还是保持着老习惯，还是玩着共同的游戏，还是常聚餐，抓着在这一片四下离散、彼此抛弃之中最后的救生圈。这一切都寻常得可怕，毛利西奥，总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难过，有些人像你一样年华老去也一无所感，看到一本自己少年时穿着短裤、戴着草帽或穿着入伍制服的相册也无动于衷……话说回来，我们刚刚在说我那时候做过的一个梦。那个梦一开始是在这里的游廊上，我看着芦苇丛上空的满月，听着青蛙叫得无比凶恶。然后，我顺着一条模糊的小路来到河边，沿着河岸慢慢地走着。我感觉自己打着赤脚，脚陷入泥里。在梦里，我是一个人在岛上，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奇怪的。要是现在再做这个梦，我就不会像那时一样，觉得那种孤独本身就算得上是噩梦了。孤独，伴着堪堪爬上对岸天空的月亮，伴着潺潺的河流，伴着桃子掉到水里砸扁的声音。现在，连青蛙都不叫了，空气变得黏糊糊的，就像今晚，或者这里的每天晚上。好像应该继续走，走过码头，顺着海岸的大转弯拐进去，穿过甜橙树林，月光一直照在脸上。我可没有瞎编，毛利西奥，记忆知道哪些东西要记得一丝不差。我现在跟你讲的就和那时跟卢西奥讲的一样。我慢慢走着，灯芯草渐渐稀疏起来，一块狭长的岬地伸入河中。那里挺危险的，因为地是烂泥，而且，梦中的我知道那是一条深深的、满是暗流的运河。我一步步走近岬地尽头，陷入被月亮晒得金黄、滚烫的泥地里。就这样，我停在水边，看着对岸黑黑的芦苇丛，水到那里就莫名地消失了。而在这边，这么近的地方，河水阴险地拍着河岸，寻找可以抓附的地方，然后滑开，乐此不疲。整条运河都映着月色，无数模糊的剑光蛇影，直刺我的双眼。头顶，一方天空直压后颈和肩膀，让我不得不一直盯着河水。我往上游看去，看见了那溺死者的尸体，它慢慢摇晃着，好像要摆脱河对岸的灯芯草。这时，那一晚出现的原因、我会身处其中的原因，都在那片随波漂动的黑影中有了解答。那黑影几乎不怎么转得动，因为他的一只脚踝或一只手被扯住了，只能软绵绵地漂着，慢慢从灯芯草中挣出，漂入运河水流中，随着波浪靠近无遮无拦的河岸，这样，月亮会正照在他的脸上。

你脸都白了，毛利西奥。我们再喝点白兰地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跟卢西奥说起这个梦时，他脸色也有点苍白。他只跟我说了句：“你怎么能记住那些细节的？”他跟你不一样，你总是彬彬有礼，而我跟他讲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却似乎总想抢着发言，好像害怕我会一下子忘记梦的其他部分。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没讲到。我刚刚跟你说，运河的水流让尸体打着转，耍着它玩，迟迟不将它带到我旁边来。在岬地边，我等着尸体从我脚边漂过的那一刻，好看清他的脸。它又转了一圈，一只胳膊软软地摊着，好像还在游泳似的，月光钉在他胸前，咬住他的肚子和苍白的双腿，将仰面躺着的溺死者照了个一览无余。离得好近，我一弯腰就能抓住他的头发；离得好近，我认出了他是谁，毛利西奥，我看见他的脸，叫出了声。这声尖叫将我一把推出迷梦之外，让我猛地惊醒。这声尖叫让我喘息着喝下水罐中的水，我惊恐而迷茫地明白过来我已经不记得那张刚刚认出来的脸是什么样了，而他却还会顺流而下，我闭上眼，我想回到水边、回到梦境边缘。我努力回忆，想着某种自己内心深处在排斥的东西，但是，完全没用。总之，你也知道，人过后就会释然了。白天的生活无比润滑地连轴转，各种节目精彩纷呈，那个周末，你来了，卢西奥和其他人也来了，我们一整个夏天都过得开心惬意。我记得，你后来去了北方，河口三角洲下了很久的雨。最后，卢西奥在岛上待烦了，雨呀什么的让他失了活力。突然，我们看着彼此，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会这样看着彼此。之后，下象棋或看书成了我们各自的避难所，我们开始厌倦了种种毫无益处的退让妥协。当卢西奥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发誓再也不会等他来了，我叫我的所有朋友，连同那个一天天封闭、一天天死去的青葱乐园，统统都去见他们的鬼。但是，虽然有些人察觉到了，在一句无可挑剔的“再见”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卢西奥却总会心有不甘地回来，我也总是在码头等着他。我们总是看着彼此，却似乎时空远隔，仿佛真的还身处在那另一个越来越遥远的世界，那个他固执地回来寻找、而我几乎是不情不愿地坚守着的可怜的失乐园。你从来没太疑心过这些事，毛利西奥，你泰然自若地在北方某条涧溪中消暑，但是那年夏末……你看到那月亮了吗，在那边？它开始在灯芯草中升起来，马上就要照上你的脸了。在这个时候，河流的潺潺水声大了起来，很有意思，也不知是因为鸟儿都静下声来了，还是因为某些声音在黑暗中就是会更加响亮。你已经看见了，不把这刚刚跟你说的故事讲完就不对了。今天晚上，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跟我把梦境讲给卢西奥听的那天晚上越来越一致了。连座位都是一样的，你现在坐的躺椅就是卢西奥那时的位子，那年夏末，他过来，也跟你一样一言不发。他以前可是说个不停的，当时却只是喝着酒任时间流逝。他也许是无病呻吟，也许是在怨恨着这种虚无。这满心满眼的虚无，它纠缠着我们，我们却无从抵抗。我认为我们之间并没有仇恨，那还称不上仇恨，但比仇恨更糟糕，那是一种腻味感：我们的过往岁月仿佛一场风暴或是一朵向日葵，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认为是一柄长剑，什么都可以，反正不是那种厌烦的情绪，不是那个阴沉、肮脏、像眼中的白翳一样蔓生的秋日，而那时，就在那过往情怀的中心，却生出了一种腻味感。我们在岛上走来走去，亲切而有礼，小心不要伤害彼此；我们在枯叶上走着，在河岸边那沉沉的、厚厚的枯叶上走着。有时候，是沉默让我产生的错觉，有时候，则是一句声调熟悉的话语。也许，卢西奥也常常跟我一起跌入旧时习惯铺就的陷阱中，那些陷阱毫无益处却狡猾诱人，直到一个眼神或是希望独处的强烈愿望让我们再次直面彼此，依然亲切有礼，依然格格不入。然后他对我说：“今晚真美，我们走走吧。”就像你和我现在就可以做的那样，我们从游廊上下去，往那边走，那边的月光会直射入你眼中。我不太记得那条路了，卢西奥一直走在前面，我则踩着他的脚印，再次碾碎枯死的树叶。不过，我应该渐渐认得出甜橙树间的小路了。也许得再过去一点，在最后几座庄园和灯芯草地旁边。我知道，在那一刻，卢西奥的身影就成了和这场步步重合、夜夜相同的场景中唯一不吻合的地方。一切都没变，所以，当灯芯草退开去，月光下伸入运河中的岬地和在黄色烂泥上打滑的波浪映入眼帘，我却并不惊讶。在我们背后的某个地方，一颗烂熟的桃子掉下来，落地的声音有点像一记耳光，有股说不出的傻气。

在河边，卢西奥转过身，看了我一会儿。他说：“就是这里，对吗？”我们没再说起过那个梦，但是，我回答道：“是的，就是这里。”过了一会儿，他说：“连这个，连我最隐秘的渴望，都被你偷走了。因为我正是渴望着一个这样的地方，我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你做了一个属于别人的梦。”当他这么说时，毛利西奥，当他用一种平板的声音这么说着，并朝我跨出一步时，仿佛有些什么东西在我遗忘的记忆中炸开了锅，我闭上眼，知道我会记起来的，不用看河，我就知道我会看到梦境的结尾。我真的看到了，毛利西奥，我看见了那个溺死者，月光哀哀地扭曲在他胸前。溺死者的脸就是我的脸，毛利西奥，溺死者的脸就是我的脸。

你为什么要走？如果你需要，书桌抽屉里就有一把左轮手枪；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向隔壁庄园的人报警。但是，请你留下，毛利西奥，请你再留片刻，听听潺潺水声，也许，你最终会感觉到，滚滚河流水波、丛丛灯芯草浪在泥地里起伏，碎成旋流。其中有一双手，在这个时候，正紧紧攥住草根，毫不放松，有什么东西正爬上码头，直起满是污秽和鱼齿印的身子，往这边走来找我。我还能扭转乾坤，我还能再杀他一次，但是，它不会放弃，还会再回来，总有一晚，它会把我带走。它会把我带走，我跟你说，梦会完成它真正的情境。我必须得去，那岬地和芦苇丛会看见我仰面漂过，被月光照得十分耀眼，梦最终会做完整，毛利西奥，梦最终会做完整。

午餐过后

午餐过后，我本想待在房间里看看书，但是爸妈几乎立刻就过来跟我说我那天下午得带那人出去散步。

我冲口回答说不要，叫别的人带他去，请让我在自己房间里学习。我本来还要说些别的，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不喜欢跟他出去，但是爸爸往前跨出一步看着我，那种样子我受不了。他的目光盯在我身上，我就觉得那目光越来越盯到我面孔里面，我都快喊出声来了，只好转过身，回答说好的，当然，马上。在这种情况下，妈妈从来都是一言不发，也不看我，但是她会合着手站得靠后一些，我看见她垂到额前的白发，就只能转过身，回答说好的，当然，马上。然后，他们再也没说什么，就走了。我开始穿好衣服，唯一的安慰就是我要穿上锃亮锃亮的黄色新鞋了。

我走出房门时，是两点钟。恩卡纳西翁姨妈说我可以到最里面的房间里去找他，他很喜欢下午钻到那里去。恩卡纳西翁姨妈应该察觉到了我因为必须要跟他出去而无比沮丧，因为她用手摸摸我的头，然后弯下腰吻了吻我的额头。我感觉到她往我兜里放了点东西。

“给自己买点儿什么，”她在我耳边说道，“别忘了也给他一点，那样才乖。”

我吻了吻她的脸颊，心里高兴了一些。我走过大厅门口，爸妈正在厅里下跳棋。我觉得，我跟他们说了声再见，或者类似的话吧，然后，我拿出那张五比索的纸币，把它抹平，放进钱包里，那里面只有一张一比索的纸币和一些钢镚儿了。

我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我用力抓牢他，我们俩就从院子里走到了通向前面花园的门口。有一两次，我突然很想就这么放开他，回到屋里，跟爸妈说他不想跟我出去，但是，我很肯定，他们还是会把他带过来，逼着我带他去临街的大门口。他们以前从来没让我带他去市中心，而现在竟让我干这种事，太不公平了，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只逼我带他到路上散过一次步，那一次就发生了阿尔瓦雷兹家那只猫的惨剧。我觉得自己好像还能看见在门口跟爸爸说话的那个警察的脸，还能看见爸爸之后倒了两杯甜烧酒，妈妈则在她的房间里哭泣。他们竟叫我干这种事，太不公平了。

早上下过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道路是越来越坑坑洼洼了，要是不想把脚陷进个把水坑里，就简直寸步难行。我想尽办法挑最干燥的地方走，努力不把我的新鞋打湿，但是，我立刻就看出来他很喜欢往水里踩，我必须使尽全力地猛拽才能逼着他跟着我走。虽然如此，他还是成功地走近了一块比其他地方更塌下去一点点的地砖，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全身湿透、到处沾着枯叶了。我只能停下脚步，把他弄干净，我一直觉得邻居们就在花园里看着，什么都没说，但是都在看着。我不想说谎，我并不介意他们看着我们、看着他和带他散步的我。最糟糕的是杵在那里，手上的手帕一点点被打湿，沾上泥点和枯叶片，而且我还必须抓着他，让他不能再次靠近那个水坑。再说，我已经习惯了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在街上逛，吹着口哨、嚼着口香糖，或者一边看着漫画，一边用眼角余光算着从我家到电车站的人行道上的地砖，我对那些路很熟悉，这样，我就能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经过蒂塔家的门前，或者我什么时候会到达卡拉波波街角。现在，这些事我都不能做了，而那条手帕开始打湿我口袋的衬里，我的腿上感觉到潮潮的，叫人怎能不相信果然祸不单行。

在这个时间，电车总是很空的，我暗自祈求能让我们俩坐在同一个双人座位上，我会让他坐在靠窗的一边，他就不会那么惹人嫌。不是说他会乱动，但是，人们总会觉得他惹人嫌，我也能理解。因此，我一上车就很担心，因为电车几乎坐满了人，没有空着的双人座了。路太长了，我们不能一直站在车门口，售票员会叫我坐下，叫我把他安置在什么地方。因此，我立刻让他往里走，把他带到中间的一个双人座位上，靠窗的那一边有一位女士坐着。也许，最好是坐在他后面看着他，但是，电车坐满了人，我必须再往前走，坐在挺远的地方。乘客们并不怎么在意，在这个时候，人们还在消食，正随着电车的颠簸而半梦半醒。但倒霉的是，售票员停在了我让他坐的那个座位旁边，用一枚硬币敲着售票器的铁皮，我又得转过身，示意他来找我收钱，我得把钱亮给他看，让他明白他得给我两张票，但那售票员却是那种很没有眼力见儿的呆瓜，只管拿着硬币敲啊敲。我只能站起身来（现在，有两三个乘客正看着我），走到那个座位旁边。“两张票。”我对他说。他撕下一张，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票递了给我，又往下看了看，带着些轻蔑。“请给我两张。”我又说了一遍，我很确定整个电车的人都察觉到了。那呆瓜又撕了一张票，递给了我，他要跟我说句什么，但是我把钱递给他后就转身三步并作两步回到了座位上，头也不回。但更要命的还是，我时时都得回头看看他是不是还老实地待在后面的座位上，这引起了几个乘客的注意。我一开始决心只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回头，但是，每个街区似乎都漫长得可怕，我时时刻刻都害怕会听到一声惊呼或尖叫，就像发生阿尔瓦雷兹家的猫那件事时一样。然后，我开始数到十，就像拳击赛里一样，这大概是走半个街区的时间。一数到十，我就借故回头，比如理理衬衣的领子啊，或者把手伸进外衣口袋里，只要看起来像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或类似的举动，就都行。

大约走了八个街区后，我不知怎么就觉得靠窗边坐着的那位女士好像要下车了。这可要命了，因为她会对他说句什么，叫他让一让，而他若是不搭理，或者说不想搭理，那位女士可能会生气，想强行过去。不过，我对这种情况清楚得很，也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中，因此我开始在到达每个路口前都往后看看。有一次回头看时，我觉得那位女士就要起身了，我敢发誓她对他说了句什么，因为她看着他那一边，我觉得她动了动嘴。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胖胖的老太太从我座位旁边的一个位子上站起身来，开始在过道上走。我走在她后面，很想推她一下，在她腿上踢一脚，叫她走快一点，让我赶到那位女士的座位那边，她已经抓起了地上的一个篮子或是什么东西，站起身来准备下车了。最后，我觉得我确实推了老太太一把，我听到她抱怨了一声。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那个座位旁边的，但我总算及时把他拽出来，让那位女士能够在那个路口下车。然后，我让他靠窗坐好，自己坐到了他旁边，心里特美，虽然有四五个蠢货就坐在前面的座位上或是站在车门口看着我。也许，售票员那呆瓜已经在车门口跟他们说过些什么了。

我们已经开到十一街区了，车外是灿烂的阳光，街道都是干的。这时候，如果我是一个人坐车，我会走下电车，步行去市中心，对我来说，从十一街区走到五月广场并不算什么。有一次，我算过时间，正好用了三十二分钟，当然，有时候我会跑一跑，尤其是最后一段。但现在，我却必须顾着那扇窗户，因为曾经有人说过，他可能突然打开窗户往外跳，只为了找这么个乐子，就好像其他许多旁人无法理解的乐子一样。有一两次，我觉得他就要把窗户往上掀开了，我只得从后面把手伸过去，把窗户压在窗框上。也许这都是我的想象，不过，我并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打算打开窗户往外跳。比如说，当巡票员过来时，我就完全忘了这档子事，但他并没有往外跳。巡票员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家伙，他在前面车门处出现，开始查票，他神情和蔼，有些巡票员就会这样。当他查到我的座位上时，我把两张票都递给他，他在一张上面打了孔，然后往下看看，再看了看另一张票。他本来都要打孔了，却拿着那张票停在了打孔钳的窄槽口。我一直暗自祈求他能快点打上孔，把票还给我，我觉得电车里的人越来越注意我们这边。最后，他耸耸肩，在票上打了个孔，把两张票都还给了我，我听到后面车门那边有人哈哈一笑，但是，我自然不愿意回头去看。我又把手伸过去，压住了车窗，假装我再也看不见巡票员和其他人了。在萨米恩托街和利维尔塔德街路口，开始有人下车了，当我们到达佛罗里达街，几乎已经没人了。我一直等到了圣马丁街才让他从前门下了车，因为我不愿意经过售票员那个呆瓜身边，他好像要对我说些什么。

我很喜欢五月广场，当别人跟我说起市中心时，我总是立马就想到五月广场。我喜欢那里的鸽子，喜欢那里的总统府[2]，因为它能给人带来那么多对历史的回忆，让人想起革命时期落下的炸弹，想起那些曾经扬言要拿金字塔[3]来拴马的军阀们。那里有卖花生和其他东西的小贩，很容易就能找到一张空椅子，要是愿意，可以再走一走，很快就能走到港口，看见船只和起货机。因此，我想最好是带他去五月广场，离汽车和小巴远一点，我们可以在那里坐一会儿，坐到该回家里去的时候。但是，当我们从电车上下来，开始顺着圣马丁街走时，我觉得好像有点头晕。我突然发觉，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里，我得一直往后看，还得假装没看见别人在盯着我们看，再加上那个售票员、那个要下车的女士和那个巡票员，这一切可把我累惨了。我多想能走进一家奶制品店，要一个冰激凌或是一杯牛奶，但是，我很清楚我不能这样做。我知道，只要一个地方能让人们坐着更从容地盯着我们看，我就一定会后悔随随便便带他进去。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每个人都在赶路，尤其是在圣马丁街，这里满是银行和事务所，大家的胳膊下都夹着公文包，行色匆匆。因此，我们一直走到了坎加约街的拐角。然后，当我们在比乌瑟出版社那摆满了墨水瓶和其他漂亮玩意儿的玻璃橱窗前走过时，我感觉他不愿意往前走了，他变得越来越难拖动，无论我再怎么拽（同时努力不引人注意），我们也几乎寸步难行，最后，我不得不停在最后一个玻璃橱窗前，假装望着那些有凸纹图案的皮制办公用具。也许他有点累；也许他不是乱发神经。反正，站在那里并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不喜欢，因为过往的人群更有时间盯着看了，有两三次，我还发觉有人在跟别的人议论，或是碰碰胳膊肘叫别人看。最后，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再次抓住他，假装走得若无其事，但是，我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费力，就像在梦里似的，梦里的我穿着成吨重的鞋子，简直抬不起脚。终于，我总算让他那股杵在那里不动的劲头过去了，我们便继续沿着圣马丁街走，一直走到五月广场的那个街角。现在，难题变成了过马路，因为他不喜欢过马路。他能打开电车的车窗往外跳，但是他不喜欢过马路。糟糕的是，要到达五月广场，总得穿过一条车来人往的街道。在坎加约街和巴尔托洛梅·米特雷街的路口，没那么困难，但是，现在我就快要不行了，我手拖着他，觉得他重得要命。有两次，车流停了下来，站在人行道旁我们身边的人们开始过马路，我明白我们是不可能走得到另一边的，因为他会停在路的正中央，因此，我宁愿一直等到他下定决心。当然街角杂志摊老板已经越来越注意我们了，他跟一个我这么大年纪的少年说了句什么，这少年做了个鬼脸，回答了他一句天知道什么话。许多汽车开过来，停下，再启动，而我们，就杵在那里。迟早会有警察过来，这是我们可能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因为警察人都很好，所以，他们都会多管闲事，问好多问题，看看你是不是走丢了，而他可能会突然发起飙来，我就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收场了。我越想就越不安，最后，我真的害怕起来，简直有点想吐了，真的。因此，趁着车流停了下来，我紧紧抓住他，闭上双眼往前拽，身子几乎折成两段。当我们到达广场时，我松开了他，一个人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回过头去。我真希望他就这么死了，希望他已经死了，或者爸妈已经死了，我也终于死了，大家都死了，被埋了，只除了恩卡纳西翁姨妈。

但是，这些想法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看到一张完全空着的、很漂亮的长椅。我轻轻地拉住他，我们俩坐在那张长椅上看着鸽子。幸好，它们不像猫那样不堪一击。我买了花生和糖果，把两样都喂他吃了一些。晒着五月广场上的午后阳光，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我们感觉相当不错。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冒出了就把他丢在那里的念头，我唯一记得的是，我一边给他剥花生一边想着，如果我假装给远处的鸽子扔点什么过去，就可以很容易地绕到金字塔纪念碑后面，这样就看不见他了。我觉得，在那一刻，我没有想到回家，或是爸妈的表情，因为如果我想到了这些，我是不会干这么件蠢事的。要像智者或是历史学家一样考虑得面面俱到应该是很困难的吧，我只想着自己可以把他丢在那里，可以把手插在兜里独自在市中心逛逛，可以在回家之前买本杂志或是进什么店里吃个冰激凌。我接着喂了他一会儿花生米，但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我逮到机会就假装起来伸伸腿，我看到他并没注意我是待在他身边还是走开去喂鸽子吃花生。于是，我开始把我剩下的花生都扔给鸽子吃，鸽子围着我到处走，直到我的花生米喂完了，它们也累了。站在广场的另一头，那张长椅几乎都看不到了，从总有两个士兵看守的玫瑰宫前穿过也就是一眨眼的事。我从旁边一直走到科隆大道，妈妈常说小孩子不应该一个人去那条街。我习惯性地频频回头，但是，他是不可能跟着我的。他现在最有可能干的事情是在长椅周围打滚，直到某位好心的女士或是某个警察走过去。

科隆大道只是一条平淡无奇的路。我不怎么记得当我在那儿走着的时候，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坐在一家进出口商店的橱窗窗台上，然后，我的胃开始疼起来，不是像要立刻上厕所的那种疼，而是靠上面一点，真的是胃在疼，就好像我的胃在一点点绞动似的；我想呼吸，但是很困难。因此，我只得一动不动，等着这阵痉挛过去。我眼前只见一片绿色和许多飞舞的小斑点，还有爸爸的脸，最后，就只剩下爸爸的脸，因为我已经闭上了眼睛，我觉得我闭上了，而爸爸的脸就在那一片绿色中。过了一会儿，我能呼吸得更顺畅了，有几个男孩看了我一会儿，有一个对另一个说我是闹肚子了，我却摇摇头，说没什么，说我总是胃痉挛，但是很快就会过去。有一个说，如果我愿意，他就给我去找杯水来，另一个则建议我把额头擦擦干，因为我正在流汗。我笑了笑，说我已经没事了。我迈开脚步，只求他们离开，让我一个人待着。确实，我在流汗，汗水都顺着眉毛滴了下来，一滴咸咸的水流进了我一只眼睛里，因此，我拿出手帕，擦了擦脸，我感觉嘴唇破了点皮，一看，是一片粘在手帕上的枯树叶划破了我的嘴。

我不知道自己花了多长时间才回到五月广场。我在半路上摔了一跤，但在被人看见以前就爬了起来。一辆辆汽车在玫瑰宫前驶过，我狂奔着从车流中穿过。我远远地看见他没有离开过那条长椅，但我还是继续跑啊跑。跑到长椅那边，我累得一瘫，鸽子吓得四散飞离，人们纷纷侧目，带着那种看见了奔跑中的孩子时才有的神情，就像奔跑是一种罪过似的。然后，我把他弄得干净一点，说我们得回家了。我这么说，是要让自己听见这话，要让自己高兴一点，因为跟他在一起，唯一管用的就是紧紧抓住他、带着他。他不听人说话，或者是他假装不听。幸好，这一次，过马路时他没有胡来。刚上车时，电车也几乎是空的，因此，我把他放在第一个座位上，自己坐在旁边。坐在车上时，我没有回过一次头，连下车的时候都没有：最后一个街区我们走得很慢，因为他老想跳进水坑里，我则为了从干的地砖上走而斗争。但是，我并不介意，我一点也不介意。我一直都在想：“我丢下过他。”我看着他，心里想：“我丢下过他。”虽然我并没有忘记科隆大道上的事，但是我感觉非常好，几乎有点自豪。也许下一次……这不容易，但也许……谁知道爸妈看见我手牵着他回家时会怎么看我。当然，他们会很高兴我把他带到市中心去散步了，父母们总是因为这种事情而高兴；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我竟突然想到，有时候爸妈也会拿出手帕来擦擦脸，手帕上也有一片枯树叶会将他们划伤。

美西螈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想着美西螈。我常到巴黎植物园[4]的水族馆去看它们，一看就是好几个钟头，看它们纹丝不动，看它们诡秘来去。而现在，我就是一只美西螈。

我是在某个春日上午偶然来到美西螈那里的。那时的巴黎在漫长的冬季后如孔雀般绚烂开屏。我沿着皇家港大道往前走，走上圣马塞尔路，再转入医院大道，我看见一片阴沉灰涩中的点点绿意，便想到了狮子。我很喜欢狮子和金钱豹，却从来没有进过昏暗、潮湿的水族馆。我把自行车靠栅栏放好，接着去看了郁金香。那一天，狮子们一脸苦相，很难看，我的金钱豹则在睡觉。于是，我决定去水族馆。我避开那些毫无特点的鱼类，不期然见到了美西螈。我盯着它们看了一个钟头才离开，满脑子再想不到其他事。

在圣热纳维耶芙图书馆，我查了字典，看到美西螈原来是一种钝口螈属蛙类的幼虫体。我已知道它们来自墨西哥，那是因为它们本身的特色，它们那阿兹特克式[5]的玫瑰色小脸，还有水族槽高处的标牌。我看到字典里说在非洲发现了一些美西螈，它们旱季时可以生活在陆地上，到了雨季则又能栖息在水中。我找到了它们的西班牙语名称：ajolote。字典里面还提到它们是可以食用的，它们的油脂曾经（现在大概已经不这么用了）被当作鳕鱼肝油用。

我不想多查有关专著，不过，第二天，我又去了巴黎植物园。然后我开始每天上午去那里，有时候，上下午都去。水族馆的门卫接过门票时，总是摸不着头脑地微微一笑。我倚在水族槽周围的铁栏杆上，开始看着那些美西螈。这也全然不出奇，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明白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知道有某种东西，虽然完全失落了，虽然无比遥远，却仍然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当初的那个早晨，我停在水中有气泡冒过的玻璃槽前，这一点于我就已足够明白了。美西螈都挤在水族槽底，那里布满石块和苔藓，既窄小又逼仄（只有我才知道有多窄小、有多逼仄）。美西螈一共有九只，大都将头靠在玻璃上，用金黄金黄的眼睛盯着走到近旁的人们。我慌了神，简直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探头盯着这些安安静静、一动不动地堆挤在水族槽底的小东西看，好像挺不要脸的。我在心里把其中待在右侧、离其他美西螈有点远的一只分隔开来，好好地研究了一番。我看到它玫瑰色的、仿佛半透明的小小身躯（我想到了那些乳白色玻璃的中国小雕像），有点像一只十五厘米长的小蜥蜴，屁股上长着一条极其娇嫩的鱼尾巴，这是我们身体上最敏感的部位。沿着脊背而下，长着一排透明的鳍，与尾巴连成一线。但是，最叫我着迷的却是它的腿，特别细致、轻盈，脚尖上是几个小脚趾，趾甲极小，但像极了人类。然后，我又看见了它的眼睛、它的脸。毫无表情的脸上，除了眼睛再无其他器官。那双眼睛，就是两个如大头针头般的孔洞，完全是一片透明的金黄色，恍若死物，却仍在瞪视着周遭。那眼睛任我的目光深入其中，我仿佛穿过了那金黄色的一点，迷失在那一片透明的内里谜境中。它眼睛的四周绕着一圈极细的黑色晕轮，将眼睛与玫瑰色的皮肉、与它那如玫瑰色石头一般的脑袋区别开来。它的脑袋微微呈三角形，但边缘是不规则的曲线，这些曲线让它像极了一尊被时间消磨腐蚀的雕像。它的嘴隐在三角形的脸下，只有从侧面看，才可以窥见它的嘴其实是很大的；从前面看，却只有一条细细的裂缝，浅浅划过那块没有生气、不见表情的石头。头的两边本该长耳朵的地方，长着三根珊瑚似的红色小芽，某种像植物似的赘生物，我猜那是鳃。那是它身上唯一活动的东西，每隔十到十五秒，那些小芽就会立起、绷直，再放松、下弯。有时候，它也会微微动一动腿，我看着那些细小的脚趾轻轻地停在苔藓上。我们确实不喜欢多动弹，水族槽太狭小，我们往前挪一点，就会碰到其他伙伴的尾巴或是脑袋，我们会因此争吵、打斗，累得很。如果我们一动不动，时间就不会这么难熬。

我第一次看见美西螈时，正是它们的静如止水吸引我着了迷似的弯腰观看。我莫名地自觉很明白它们内心的愿望，只希望自己就这么不动分毫、万事不惊，便能消弭时空。但之后，我知道不仅如此，因为鳃的收缩、细细的腿在石子上的轻踏、在水中的倏忽游动（有几只只需摆动一下身子就能游起来）都向我证明了，那种了无生气的倦态，它们可以保持好几个钟头，但也有能力摆脱。它们的眼睛尤其让我着迷。在它们旁边，其他的水族槽里，各种各样的鱼类有着漂亮的眼睛，与我们的很相似，但其中却只透着愚蠢。美西螈的眼睛则对我诉说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体的存在，诠释着另一种视角。我把脸贴在玻璃上（有时候，门卫会不安地咳嗽一声），努力看清楚那些金黄色的斑点，那是个入口，通往这些玫瑰色生物无比缓慢而遥远的世界。用手指敲敲就在它们脸庞跟前的玻璃是没有用的，从来看不到它们有一点反应。那一双金色的眼眸不住地闪着那种甜蜜却可怕的光芒，不住地盯着我，从某个令我头晕眼花的不可见底的深处。

不过，它们其实与我们很接近。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在成为一只美西螈之前，我就知道这一点。我在第一次接近它们的那一天就知道了。与大多数人的认知相反，一只猴子那酷似人类的五官，恰恰显示出它们与我们之间的差别之大。美西螈与人类之间完全没有相似之处，这却正向我证明了我的感觉是对的，我没有光看表面。虽然那一只只小手一般的爪子……但是，壁虎也有那样的爪子，而壁虎跟我们可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我觉得差别在于美西螈的脑袋，那个镶着金黄色小眼睛的玫瑰色三角形。那玩意儿对一切冷眼旁观，洞悉于心。那东西在抗议。它们可不是无知牲畜。

越想越玄乎似乎很容易，简直是必然的。在美西螈身上，我开始看到一种变异，但这种变异还没能将某种神秘的人类气息尽数祛除。我想象着它们是有自我意识的，却被这副躯壳所困，注定永远陷入无底的沉默、绝望的沉思。它们那种没有焦距的目光，那双虽然冷淡漠然却无比机敏的金色小圆球，深深地看着我，仿佛在传达一个讯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我惊觉自己正低声呢喃着一些安慰的话语，传达出一些天真的希望。它们还是看着我，一动不动，只有玫瑰色小芽状的鳃不时蓦地绷直。在那一刻，我仿佛感到一阵隐痛，也许，它们看见了我，感觉到我正努力探入它们生命中最不容侵犯的部分。它们不是人类，但我从未找到过任何动物跟我自身有这么深切的关联。美西螈仿佛在为什么事情做着见证，有时候，又像是可怕的审判者。在它们面前，我自觉卑微、下贱，那透明的眼眸中有一种惊人的纯净。它们是幼虫，但是，“幼虫”也意味着伪装真我的面具，同时，这个词还可以表示凭空而生的幽灵[6]。那一张张阿兹特克式的脸庞，没有表情，却有种噬骨的残忍，在它们背后，是什么在等待着自己的时辰到来呢？

我怕它们。我觉得，要是感觉不到还有其他游客和门卫在旁边，我大概不敢一个人跟它们待在一起。“您要用目光把它们吃下去了。”门卫笑着对我说，他大概猜想着我有点儿不正常。他没发觉其实是它们在用目光慢慢吞噬我，带着一种金黄色的嗜血残忍。离开水族槽，我除了想着它们再不干其他事情，就像是它们在远方对我发出感应。我每天白天都去，晚上则幻想着它们就在黑暗中一动不动，慢慢往前伸出一只爪子，立马就会碰上另一只美西螈的爪子。也许，它们的眼睛在暗夜中也看得见，而白天，对它们而言，一样没有尽头。美西螈的眼睛是没有眼睑的。

现在，我已明白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一切都是注定要发生的。每天上午，我每次在水族槽前弯下腰来，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一些。它们在受苦，我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都能感受到这种无言的痛苦、水底的酷刑。它们在窥伺着什么东西，一片久已失去的领地、一段过去的自由时光，那时整个世界都归美西螈所有。这种表情如此可怕，它可以打破那张石头一样的脸上强装出的淡漠，它一定是传递着某种痛苦的讯息，证明它们在这水中地狱里经受着这种永生的刑罚。我徒劳地想要证明，我自己的感觉在美西螈身上投射出了某种并不真实的意识。它们和我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发生的一切都没什么好奇怪的。我的脸贴在水族槽的玻璃上，我的眼睛正再次尝试进入那双没有虹膜、没有瞳孔的金黄眼眸中的秘境。我看着很近处一只美西螈的脸，它一动不动地待在玻璃旁。突然之间，毫不意外地，我看见我的脸顶在玻璃上，在水族槽外，在玻璃的另一边。然后，我的脸移开，我就明白了。

只有一件事很奇怪：我还像以前一样思考，能明白一切。发现这一点，在一开始就像是被活埋的人在坟墓中清醒时一样令人恐慌。槽外，我的脸又靠近了玻璃，我看见我抿着双唇的嘴，看见我正努力想弄懂美西螈。我就是一只美西螈，现在我立刻明白，要弄懂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站在水族槽外，他的思想是槽外的思想。我了解他，我就是他，但我也是一只美西螈，身在我的世界中。恐慌是因为——就在那一刻，我明白过来——我认为自己被囚禁在一只美西螈的身体里，我转生成螈，却带着人类的思想，被活埋在一只美西螈体内，不得不神志清醒地与这些毫无灵智的生物一起生活。但是，当一只脚擦过我的脸，当我稍稍移过身子就看见我旁边有一只美西螈在看着我，我意识到他也能明白一切，虽无法交流，却无比明了，那恐慌便因此消失了。也许，我也在它体内，也许我们大家都像一个人类一样思考着，只是有口难言，只能靠着我们眼中的金黄色光芒，看着贴在玻璃上的人类的脸。

他又来过很多次，但现在他来得少了。他常常好几个星期也不来看看。昨天，我看到他了，他看了我很长时间，然后突然离去。我觉得，他已不再对我们这么感兴趣了，只是习惯使然。由于我唯一干的事情就是思考，因此，我能够常常想着他。我想到，我们一开始是相连、相通的，他觉得自己与令他痴迷的这个谜团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合一。但是，他与我之间的桥梁已被切断，因为他曾经的执念如今成了一只美西螈，与他作为人类的生活再无关联。我相信，我原本可以在某种形式上——啊，只是在某种形式上——回到他身上，让他继续保有这种想要更加了解我们的愿望。而现在，我已完全是一只美西螈了，如果说我像人类一样在思考，那只是因为在那玫瑰色石头般的外表下，每一只美西螈都在像人类一样思考。我觉得，在一开始的那几天里，当我还是他的时候，我把所有这些信息都多少传达了一些给他。他已不再来了，在这最后的孤寂中，我欣慰地想着他也许会写些关于我们的事，他会以为是自己虚构出了一个故事，写下关于美西螈的这一切。

夜，仰面朝天

有些时节，他们会出去虏获敌人，
他们称之为荣冠之战[7]。

走到酒店长长的门厅中间，他心想应该要迟到了。他赶紧出门，从角落里取出摩托车，是隔壁的门房允许他停在那里的。他在转角的珠宝店中看见才九点差十分，他有大把时间赶到他要去的地方。阳光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之间透下来，而他——因为对于他自己，在心中默想时，他是没有名字的——骑着摩托车，惬意驶去。摩托在他胯下隆隆作响，凉风啪啪打着他的裤子。

他经过了政府办公大楼（玫瑰色那栋和白色的那栋），以及中央大街上一排有着闪亮玻璃橱窗的商店。现在，他进入了这段路程中最宜人的部分，真正的惬意畅游开始了：一条长长的林荫道，车辆不多，路边只有一座座宽绰的别墅，它们的花园几乎漫上了人行道，仅由低矮的栅栏勉强隔开。他也许有些走神，但还是按规矩靠右行驶，只是任自己沉浸在崭新一天的习习微风和明媚清新中。也许，是他不自禁的放松让他没能避免那场事故。当他看见站在街角的那个女人无视绿灯冲上大路时，他已经没法轻易避过去了。他脚踩闸、手按把，将车一刹，人往左边偏去。他听见那女人的叫声，接着是一下碰撞，随即眼前一黑，就好像是突然睡过去了似的。

他猛地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四五个年轻男人正在把他从摩托底下往外拖。他尝到咸咸的血腥味，他的一边膝盖很疼。被抬起来时，他尖叫了一声，因为他无法忍受右边胳膊上的压力。有几个声音在用玩笑和保证来为他打气，但这些声音好像并不属于悬在他上空的那几张脸。他唯一的安慰是听到有人证实穿过路口时他并没有违规。他问起那女人的情况，一边试着控制住不断涌上喉头的恶心感。当他被仰面抬到附近的一间药店时，他得知造成这场事故的女人只不过腿上有一些划伤。“您几乎没怎么碰着她，倒是您的摩托车被撞得斜飞出去了……”人人提建议，个个谈感想。慢点儿，把他躺着抬进去吧，这样他才会舒服……有个穿着罩衫的人给了他一口酒喝，在那间昏暗的街区小药店里，这酒让他舒了一口气。

警方的救护车五分钟以后到达，他被抬上一张软软的担架，在上面可以平躺得很舒服。他十分清醒，但也知道自己还没从一次严重的休克中完全恢复，所以向陪伴着他的警员说明了自己的住址。他的胳膊几乎不疼了，眉毛上的一处割伤正滴着血，流得满脸都是。他舔了一两下嘴唇，咽下那血滴。他感觉不错，那是一场意外，运气不好。静养几个星期就没事了。警察对他说，摩托车似乎没怎么坏。“那当然，”他说，“就好像是它把我给扑倒了似的……”两人都笑了。到了医院后，警察跟他握了握手，祝他好运。恶心的感觉又渐渐涌上来，人们用担架床把他推进去，经过满是小鸟的树下，往最靠里的一栋楼推去。他闭上双眼，希望自己能睡着或是能被麻醉过去。但他却在一个充满医院气味的房间里待了很长时间，有人帮他填表，为他脱下衣服又换上一件硬硬的淡灰色衬衣。他们小心翼翼地挪动着他的胳膊，没把他弄疼。护士们一直开着玩笑，要不是因为他的胃一下又一下地痉挛，他会觉得自己很好，甚至还挺开心。

他被带到放射科，二十分钟以后，他的胸口放着潮乎乎、像块黑色石碑一样的X光照片，进了手术室。有一个穿着白大褂、又高又瘦的人走到他旁边，开始看那张X光照片。有一双女人的手把他的头摆得更舒适，他觉得自己正从一张担架床被抬到另一张上。白大褂再次微笑着靠近了他，他的右手拿着某件锃亮的东西。医生拍拍他的脸颊，对站在后面的某个人做了个手势。

作为梦，那还是挺有趣的，因为其中充满了各种气味，他以前可从来不会梦到气味。首先，是一股沼泽的气味，因为那条路的左边便是海滨沼泽，那些从来没人能活着走出来的颤沼。但是，那气味随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混合的香气，阴沉难测，就像他逃离阿兹特克人的那个夜晚。是的，一切都再自然不过了，他必须逃离阿兹特克人的魔掌，他们正到处猎杀犯人。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躲在雨林最茂密处，留心着不要偏离那条只有他们这些摩泰克族人才认识的狭窄道路。

最折磨他的是那股气味，虽然他完全清楚自己是在做梦，但似乎仍然有什么东西明白显示出这一切非同寻常，一直都对不上号。“有战争的气息。”他想，本能地摸了摸插在羊毛织就的腰带上的石制匕首。一声突如其来的声响吓得他弯下腰一动不动，只是发抖。会害怕并不奇怪，在他的梦境中，恐惧无处不在。他在灌木枝叶的遮盖下，在没有星光的黑夜掩护下，等待着。远远的，也许是在大湖的另一边，好像燃着篝火，一簇泛红的光亮染上了那一方天空。那声响没有再出现。那就像树枝断裂的声音，也许是一只动物在像他一样逃离战争的气息。他慢慢直起身，嗅着气味。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但是，恐惧还在，那气味也在，那是荣冠之战那甜腻腻的焚香味。必须继续走，必须绕开沼泽直达雨林的中心地带。他摸索着，不停地俯下身摸摸大路上更加坚实的地面，往前走了几步。他很想跑起来，但是那些颤沼就在他身边汩汩冒泡。在昏暗的小路上，他寻找着方向。然后，他感觉到一股他最惧怕的气息，很浓烈，他绝望地往前一跳。

“您会从床上掉下去的。”旁边的病人说，“别这么乱跳，伙计。”

他睁开双眼。是下午了，长长的病房中，太阳已低垂到了落地窗前。他努力对邻床的人笑了笑，脱离了那场无比真切的噩梦里的最后一幕幻境。打上了石膏的胳膊悬在一个有砝码和滑轮的器械上。他觉得口渴，就好像他刚刚跑了好几公里似的，但是，他们不愿意让他多喝水，只让他润了润唇、漱了漱口。高热慢慢征服了他，他本可以再次沉睡过去的，但是，他却圆睁着双眼，听着其他病人的对话，时不时回答一个问题，品味着这清醒的快感。他看到一辆白色小车推过来，停在了他的床边，一位金发的护士用酒精擦了擦他大腿的前面，给他扎上了一根很粗的针头，针头连着一根管子，往上是一只装满了乳白色液体的小瓶。一位年轻的医生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带皮管的金属器具，他把这东西在他没受伤的那只胳膊上绑紧，检查着什么。夜沉下来了，发烧的热度也软绵绵地缠着他，各种事物似乎都凸出、放大了，就像是从看戏用的小望远镜里看到的一样，很真实、很舒服，但同时又有点令人厌恶。像在看着一部电影，电影很无聊，但你想着街上更糟糕，所以还是留了下来。

有人端来了一碗无比香浓的黄金汤，有韭葱、芹菜和欧芹的气味。一小块面包，一点点碎成细屑，好吃得赛过山珍海味。他的胳膊一点也不疼了，只有眉毛上缝过针的地方还时不时地有点热热的刺痛一颤而过。当对面的落地窗都变成深蓝色块，他想，他应该很容易就能睡着。他仰面躺着，有点不太自在，但是，他用舌头舔过干燥而滚烫的双唇时，立刻尝到了汤的味道。他惬意地舒了口气，沉入了梦乡。

首先是一阵迷糊，千般感觉朝他一涌而来，一时间混沌而迷乱。他知道自己正在一片漆黑中奔跑，虽然头顶横布丛丛树冠的天空其实比周遭稍稍亮一些。“那条路，”他心想，“我偏离了那条路。”他的双脚陷进层层树叶和泥泞中，他每跨出一步，灌木的枝丫都会抽打他的身体和双腿。他喘息着，虽然四周黑漆漆的，也很安静，但他仍然觉得走投无路。他弯下身来仔细探听。也许，那条路就在附近，明早晨光一现，他就能再看见它。但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帮他找到那条路。他一直无意识地握紧匕首柄的手这时像沼泽中的蝎子一样摸上他的脖子，他的脖子上挂着护身符。他微微动动唇，低喃出能求来好运的玉米颂和对赐予摩泰克族人安乐的无上女神的祈祷词。但是，他同时感觉到他的脚踝正在慢慢陷进泥里，在漆黑、陌生的灌木丛中这样等待让他难以忍受。荣冠之战随月升而起，已经打了三天三夜。如果他能躲进雨林深处，离开沼泽区那边的路，也许，战士们就无法寻到他的踪迹了。他想起那众多的囚徒，他们也许已经这样做了。但是，重要的不是人数多少，而是祭神的时节。这场狩猎不到祭司们示意收兵是不会结束的。万物起灭都有定时，而他正身在祭神的时节里，他就是狩猎者追逐的对象。

他听见叫喊声，便握着匕首一跃而起。地平线上，天空好像烧着了似的，他看见树枝间有许多火把在移动，靠得好近。战争的气息令人难以忍受，当第一个敌人跳到他脖子上时，他几乎是满心快感地将石制的尖刃插入了敌人的胸膛。点点火光、声声欢呼将他团团围住。他才用匕首在空中挥了一两下，一根粗麻绳就从背后绑住了他。

“这是因为发烧。”隔壁床上的人说，“我十二指肠开过刀以后也有过一样的情况。喝点水，您会发现您就睡得好些了。”

与他刚刚告别的黑夜一比，他觉得病房里的温热、昏暗是那么美妙。一盏紫色的灯在房间尽头的墙壁上方守着，就像一只保护着他的眼睛。他听到有人咳嗽，有人粗声呼吸，有时候还有人低声交谈。一切都舒适、安全，没有那种追捕，也没有……但是，他不愿继续想那场噩梦了。有很多东西可供消遣呢。他开始看看胳膊上的石膏，看看把胳膊无比舒服地支在空中的滑轮。有人在他的床头桌上放了一瓶矿泉水。他就着瓶嘴直灌，喝得津津有味。现在，他能看清病房的情形了，还有那三十张病床和带玻璃门的柜子。他应该烧得不那么厉害了，他觉得脸挺凉的。眉毛也不怎么疼了，好像那已是很久远的事了。他又看见自己走出酒店，取出摩托车。谁能想到事情最后竟会这样收场？他尝试着定格事故发生的那一刻，但恼火地发现那里仿佛只有一个空洞、一段他无法填充的空白。在那一下撞击和他被人从地上抬起来的那一刻之间，一阵昏迷或是什么东西让他什么也看不到。同时，他觉得这段空白，这种虚无，仿佛已存在很长时间了。不，不只是时间长短，在那个空洞中，他好像穿越了什么东西或是走过了长长的路程。那一下撞击，那一下重重地撞上路面。不管怎么说，当人们把他从地上抬起来时，他从深井般的黑暗中醒来，立刻松了一口气。虽然胳膊很疼，虽然撞破的眉毛在流血，虽然膝盖挫伤，他苏醒过来后，感觉到自己有人扶助、有人救治，还是松了一口气。挺奇怪的。他得什么时候问问住院医生。现在，睡意再次袭来，将他慢慢拖入梦乡。枕头好软好软，发烧的喉头有矿泉水的清凉。也许他可以真的休息一下，再没有那该死的噩梦。高处那紫色的灯光渐渐熄灭了。

由于他是仰面睡着的，所以他再次恢复意识时也是这个姿势并没有让他感到惊讶；但是，那潮湿的气息，水滴在石头上的气息，却让他喉头一紧，迫使他明白过来。睁开双眼四处看也没有用，因为他周遭都是一片漆黑。他想直起身子，却感觉到手腕和脚踝上都绑着粗麻绳。他的手脚都被绑在木桩上，钉在地上，钉在一片潮湿、冰冷的石板地上。他笨拙地想用下巴碰碰护身符，却发现护身符已被人扯掉了。现在，他完了，再没有祈祷词能救他脱离大难了。远远地，他听见庆典的鼓声仿佛从地牢的石缝中透了过来。原来，他被带到“teocalli”[8]中来了，他就在神庙的地牢中，等着轮到自己。

他听到叫喊声，一声嘶哑的叫喊，在墙壁间回荡。又一声叫喊，最后变成一声呻吟。那在黑暗中叫喊的，就是他自己，他叫喊是因为他还活着，他的全身都在用这喊声抵御着即将到来的一切，抵御着避无可避的终结降临。他想到了他那些大概就待在其他地牢里的同伴们，想到了那些已经登上祭坛台阶的同伴们。他又呜咽着叫了一声，他几乎张不开嘴，因为他的颌骨僵住了，但同时他的颌骨又像是橡胶做的，正在无比费力地慢慢打开。门闩的嘎吱声像鞭子一样吓得他一抖。他哆哆嗦嗦地扭动着身子，想努力挣脱箍进肉里的绳索。他用比较有力气的右胳膊猛拽，直到疼得难以忍受，他才不得不停手。他看到门往两边打开，火光未到，他就已闻到了火把的气味。仅缠着一条仪式用遮羞布的祭司侍从们走向他，鄙夷地看着他。火光映在汗淋淋的身体上，映在插满羽毛的黑发上。他们松开绳索，再用像青铜般坚硬的滚烫手掌抓紧他。他觉得自己被抬了起来，被四个侍从猛拽着拖上狭窄的过道，一直是仰面朝天。举火把的人在前面走，微微照亮过道。过道的墙壁湿湿的，天花板低低的，侍从们都必须垂着头。现在，他们抬着他走啊走，这就是终结降临了。他仰面朝天，离尖石嶙峋的天花板仅一米之遥。时不时，火把会将天花板照亮。等到天花板消失、星辰出现时，等到吼声如火、舞蹈如荼的石阶在他面前向上延伸时，那就是终结降临了。过道长得没个尽头，但它终将走完，他马上会闻到缀满繁星的自由空气，但是，还没有，他们还在粗暴地猛拽着他在红色暗影中不停地向前。他并不愿意这样，但是，他能怎么阻止这一切呢？他们可已经抢走了护身符，那是他真正的心脏，是生命的中心。

他蓦地跳回医院里的夜晚，跳回舒适的、光滑的、高高的天花板下，跳回围绕着他的柔和暗影中。他想他大概尖叫过，但他的病友们都安静地睡着。在落地窗的蓝色暗影衬托下，床头桌上的水瓶有点像一只气泡，也像是半透明的影像。他气喘吁吁，想让肺部顺顺气，想忘记仿佛依然贴在他眼皮上的种种影像。他每次闭上眼睛就会看见这些影像立刻呈现出来，便害怕地直起身子，但与此同时，他也很开心，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醒着的，知道不睡着就会没事，知道天就要亮了，而他像这个时间的其他人一样睡意蒙胧、深沉，没有异象，什么也没有……他很勉强地睁着双眼，但他熬不过睡意。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用没受伤的手作势伸向水瓶，但他没能拿到它，他的手指收紧，再次落入黑暗和虚空。过道仍然没有尽头，一块石头接一块石头，时不时还突闪出微红的光芒。他仰面朝天，暗暗呻吟，因为天花板快要到头了，它渐渐升高，像一张漆黑的嘴一样张开。侍从们直起了身子。天顶一弯残月照在他的脸上，但他的双眼不想去看，只是绝望地闭了又睁，希望能回到另一边，能再次看见病房中那保护着他的光滑的天花板。但他每次睁眼，却只有黑夜与残月，他们抬着他走上石阶，但现在他的头是倒垂的。高处，有篝火在燃烧，有红色烟柱，香烟弥漫。突然，他看到了那块被喷涌的鲜血染成红色、浸得锃亮的石头，还看见了上一个祭品的脚左右摇晃，他正被人拖开，扔下北边的石阶。他带着最后的希望紧闭双眼，哼哼着试图醒过来。有一瞬间，他以为他会办得到，因为他又一动不动躺在床上了，不再头朝下摆来摆去。但是，死亡的气息还在，他睁开双眼，看见满身是血的祭司手中拿着石刀走了过来。他再次闭上双眼，但他现在已经知道他不会醒过来了，他知道他就是醒着的，他知道那另一个世界才是个奇妙的梦，就像所有的梦境一样荒唐。那梦里，他走过了一座奇特城市中的古怪道路，那里有红灯，有绿灯，没有火焰或烟尘也照样燃着；那里有一只巨大的金属怪虫，在他胯下嗡嗡作响。在那个梦里的无边荒唐中，他也被人从地上抬了起来，也有人手拿着一把刀靠近他身边。而他，仰面朝天。他双目紧闭，在篝火之间，仰面朝天。

游戏的终结

天热的时候，我、莱蒂西亚和奥兰达常常去阿根廷中央铁路公司的铁道上玩。我们会等着妈妈和露丝姨妈开始睡午觉，然后从白色大门溜出去。妈妈和露丝姨妈在洗完碗碟以后总是很累，尤其是有我和奥兰达帮忙擦盘子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吵架啦，把小叉子掉一地啦，说些只有我们才明白的话啦，通常，充斥着油脂气味和何塞喵喵叫声的漆黑厨房里最后总会搅出一场火爆至极的吵闹，然后一团混乱。奥兰达擅长惹这种乱子，比如，她会把一个洗过的杯子掉进脏水桶里，或者假装不经意地说罗萨家的姑娘们有两个女佣，服务可周到了。我则常用别的点子。我更喜欢对露丝姨妈暗示说，她要是继续刷锅，而不去洗杯子或盘子，手就会发皴，而杯子盘子正是妈妈喜欢洗的，用这法子，我可以让她们俩为了争着占点儿便宜而吵得不可开交。不过，如果我们玩厌了在家里煽风点火、挑拨是非，最有气概的游戏就要数往猫背上倒开水。俗话说被烫过的猫咪连冷水都怕，但除非浇冷水这个部分是必须照搬的，否则这可是个大谎话，因为何塞可从来不会躲热水，可怜的小东西，他甚至像是欢迎我们把半杯一百摄氏度的开水倒到他身上，或者不到一百度，也许要低得多，因为他从来没掉过毛。其实，闹得再乱我们也不在意，这一片鸡飞狗跳总以露丝姨妈的绝妙高音与妈妈跑去拿藤杖画下完美句点，奥兰达和我却早趁乱溜过走廊，跑到最里头的空房间去了，莱蒂西亚就在那里等着我们，还一边读着彭松·杜·特拉耶[9]的书，真不明白。

通常，妈妈会追出我们好远一段路，但是，想打破我们头的愿望总是很快就过去了，最后（我们闩上门，用热切又夸张的话来求她原谅），她也倦了，她走开时总说着同一句话：

“迟早会被扔到街上去的，你们这些小混蛋。”

我们总会去的地方其实是阿根廷中央铁路公司的铁道。当整个房子安静下来，当我们看见猫也趴到柠檬树下好睡个花儿香、蜂儿鸣的午觉，我们便会慢慢打开白色大门。一关上那扇门，就仿佛有一阵风吹过，仿佛有一股自由的感觉牵着我们的手，引着整个身体，推着我们向前。然后，我们会跑起来，好借力一下子爬上铁轨的小斜坡。爬上那世界的巅峰，我们就会一声不响地欣赏着我们的王国。

我们的王国是这样的：铁路的一个大弯道正好在我们家屋后的土地前拐过，那里除了路基、枕木和双轨，再没什么东西。在碎石之间，长着稀稀疏疏、呆模呆样的牧草，还有花岗岩的成分——云母、石英、长石，在下午两点的阳光下，它们像真正的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当我们弯腰去摸铁轨时（不能多耽搁，因为在那里多待是很危险的，不只是怕火车，更是怕家里人看见我们），石头的火热会袭上我们的脸；当我们迎着河风站着，一股湿热又会黏在面颊和耳朵上。我们喜欢弯腿蹲下去，上来，再下去，在两个高温区之间来来去去，看着彼此的脸来观察出汗的情况，就这样，我们很快就汗流浃背了。我们总是一言不发，看着远处的铁路，或是对岸的河面，那一小块牛奶咖啡色的河面。

初步巡视过王国以后，我们就会从斜坡上下来，钻进紧靠我家围墙的那片沉郁的柳树树荫，那面墙上就是白色大门。那里就是王国的都城，荒野之城，我们游戏的重地。最先开始这游戏的是莱蒂西亚，她是三人中最滋润、最享福的。莱蒂西亚不用擦盘子，也不用理床铺，她可以整天读读书、贴贴小人儿玩，到了晚上，只要她要求，她就可以很晚都不睡觉，更别说她能一个人睡一间房，有骨头汤喝，还有各种好处。渐渐地，她开始利用这些特权，从去年夏天开始，她就领头玩游戏了，我认为，她实际上就是在领导着那个王国。至少，她总是首先发表意见，奥兰达和我就毫无怨言、简直是欢天喜地地接受了。也许是妈妈告诫我们该怎样对待莱蒂西亚的长篇大论起了作用，或许单纯是因为我们很爱她，不介意她来当头头。可惜，她看起来并不像个头头，她是三个人里最矮的，又那么瘦。奥兰达挺瘦的，我的体重也从没超过五十公斤，但是，莱蒂西亚还是三人里最瘦的，更糟糕的是，她的瘦削十分明显，从脖子上、从耳朵上都看得出来。也许，她那僵直的背脊让她显得更加瘦削，再加上她不能朝两边摇头，她看起来就像一块立着的熨衣板，像罗萨家姑娘们家里那种包着白布的板子。一块熨衣板，头宽脚窄，靠墙立着，而她还是我们的头儿。

而我最最喜欢的就是想象妈妈或露丝姨妈有一天会发现这个游戏。她们如果知道有这么个游戏，一定会闹翻天的。她们会尖叫，会气昏，会没完没了地抱怨说她们万般辛苦都打了水漂，会再三地说要动用最吓人的手段来罚我们，最后还会对我们的未来做一番预测，就是说我们迟早会被扔到街上去的。这最后一条总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们觉得到街上去挺正常的。

首先，莱蒂西亚会让我们抓阄。我们会用手藏石子儿、数到二十一或随便什么法子来抓阄。如果用的是数到二十一的法子，我们就会假装还有两到三个女孩，把她们也数进去，避免作弊。如果她们中的哪一个正好轮到二十一，我们就把她淘汰掉，再从头数过，一直到轮到我们三个中的一个为止。然后，奥兰达和我就会搬起石头，打开饰物箱。假设是奥兰达赢了，就会由莱蒂西亚和我挑选饰物。这游戏有两种玩法：扮雕像和摆姿态。摆姿态不用穿戴饰物，但是需要很强的表现力。表现嫉妒，得龇牙、握拳、努力摆出个气得脸发黄的样子；表现慈悲，最理想的是摆一张天使面孔，两眼望天，双手则将什么东西——一块破布、一个球或一根柳枝——献给一个无形的可怜小孤儿。羞耻和恐惧很好演，怨恨和醋意则需要多费点心思。所有的饰物几乎都是用来扮雕像的，这部分是绝对自由发挥的。要扮好一尊雕像，必须要想好服装的每一个细节。游戏规定，被选中的人不能参与服装的选择。要由另外两个人讨论好，然后选出衣服饰物，被选中的人则要利用两人为她穿上的衣服来设计出自己的雕像，游戏因此变得更复杂、更激动人心，因为有时候另两个人会联合起来捣鬼，被整的人就得穿上完全不搭调的衣服饰物。这样一来，是不是扮得生动就取决于她能不能设计出一个好的雕像来了。一般来说，玩摆姿态时，被选中的人总能扮得很成功，而扮雕像有时则会难看得很。

我讲的这些事天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事情起了变化，是在第一张小纸条从火车上丢下来的那一天。扮雕像和摆姿态当然不是只给我们自己看的，不然，我们大概很快就会玩厌了。游戏规定，被选中的人必须站在斜坡脚下、柳树荫外，等待从蒂格雷开来的两点零八分的火车。到了巴勒莫这里，火车都是飞快地驶过，因此，我们扮起雕像或摆起姿态来并不会不好意思。我们几乎看不见车窗里的人，但是，时间一长，我们有了经验，就知道有些乘客是很期待看见我们的。有一位白头发、戴玳瑁眼镜的先生会把头探出窗外，挥着手帕向扮雕像或摆姿态的人致意；从学校回来的男孩子坐在踏脚板上，在经过时大喊大叫；但是，也有些人只是很严肃地看着我们。实际上，扮雕像或摆姿态的人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她得努力地一动不动。站在柳树下的另外两个人则会详尽、透彻地分析她是大获成功还是无人关注。在某个星期二，当第二节车厢经过时，那张小纸条掉了下来。它落在离那天扮演诽谤的奥兰达很近的地方，弹到了我身边。那是一张折了好几折、再用一个螺丝帽圈住的小纸条。是男孩的字迹，挺难看的，上面写着：“雕像都很美。我坐在第二节车厢的第三个窗户边。阿里埃尔·B.”。我们觉得这留言有点无聊，亏他还这么麻烦地套上螺丝帽扔出来，但是我们照样很喜欢。我们抓阄决定谁可以收着这纸条，我赢了。第二天，我们谁都不想玩，只想看看阿里埃尔·B.长什么样，但是，我们又怕他误会了我们不玩的原因，于是我们抓了阄，莱蒂西亚赢了。我和奥兰达都很高兴，因为莱蒂西亚很会扮雕像，可怜的小东西。当她一动不动时，麻痹症也看不出来了，她可以摆出无比高雅的姿态。摆姿态时，她总是选慷慨、仁慈、牺牲和舍弃。扮雕像时，她总是追求客厅里被露丝姨妈称为“尼罗的维纳斯”[10]的那尊雕像的风格。因此，我们为她选了些特别的衣饰，想让阿里埃尔有个好印象。我们给她披上一块绿色天鹅绒当作长袍，头发上放了一顶柳枝冠。由于我们都穿着短袖，因此希腊式效果很明显。莱蒂西亚在树荫下练习了一会儿，我们讲好我们俩也会探出身子，跟阿里埃尔矜持但很友好地打个招呼。

莱蒂西亚看上去棒极了，火车过来时，她连根手指头都没动一下。由于她不能转过头去，她便把头向后仰，把胳膊贴紧身体，就好像她本就没有胳膊似的。除开绿色的长袍，看着就跟“尼罗的维纳斯”一模一样了。在第三节车厢里，我们看见了一个金色卷发、浅色眼睛的男孩，他一看见奥兰达和我在向他打招呼就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火车瞬间便把他带走了，但是，虽然当时已经四点半了，我们还是讨论了一会儿他是不是穿着深色衣服，他是不是打着红领带，他是讨厌还是可爱。星期四，我扮演沮丧，我们又收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三个我都很喜欢。阿里埃尔”。现在，他常常将头和一只胳膊伸出窗外，笑着跟我们打招呼。我们估计，他大约十八岁（我们肯定，他不会超过十六岁）。我们都认为，他是每天从一间英国学校回家。这里面，最最肯定的就是英国学校这一条，我们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接受的。看得出，阿里埃尔出身很好。

接着，奥兰达运气好得不像话，连赢了三天。她发挥得超好，摆了醒悟和诈骗两个姿态，还扮了一个很难很难的舞者雕像，她从火车进入弯道开始就一直单脚站着。第二天我赢了，然后又是她。当她正在摆着恐怖这个姿势时，阿里埃尔的一张小纸条几乎丢到了我鼻子上。我们一开始都没看懂：“最懒的最美。”莱蒂西亚是最后一个明白过来的，我们看着她脸红起来，然后走到了一边。奥兰达和我彼此看着，有一点恼火。我们本想冲口大骂阿里埃尔真是个笨蛋，但是，我们不能对莱蒂西亚这么说，可怜的天使，她那么敏感，又受着那么大的罪。她什么也没说，但是她似乎明白那张纸条是归她的，便把它收了起来。那天我们一声不响地回到了家，晚上也没有一起玩。吃饭时，莱蒂西亚很高兴，眼睛亮亮的。妈妈看了露丝姨妈一两次，好像是要她证明自己的欢喜并非一场空。那几天，她们在对莱蒂西亚试用一种新的强化疗法，看起来，这效果真是好得出奇。

睡觉前，奥兰达和我谈了谈这件事。阿里埃尔的小纸条并没有让我们难过，从一辆飞驰的火车上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我们只是觉得莱蒂西亚对我们太得寸进尺了。她知道我们不会对她说什么，她知道在一个家庭里若有一个人身体有缺陷却又极骄傲，那么所有人都会假装注意不到那人的情况，病人自己尤其如此。或者说，大家都假装不知道对方知道。但是，也不该太过分，莱蒂西亚吃饭时的表现和她收起小纸条的样子就太过分了。那天晚上，我又做了我那些关于火车的噩梦。在梦里，我在清晨走过铁道边的宽阔平地，轨道纵横交错。我远远地看着驶来的火车头上的红色灯光，焦急地估计着火车是不是会从我的左边经过，同时又很担心也许会有一辆快车从我背后驶来，或者——这是最糟糕的——会有一列火车突然走上岔道，直朝我冲来。但是，到早上，我就忘记了这一切，因为莱蒂西亚早上起来疼痛发作，我们必须帮她穿上衣服。我们觉得，她有点后悔昨天的事情了，我们就对她很好，告诉她说她会这样是因为走了太多路，也许她最好还是留在房间里看看书。她没说什么，但是她出来跟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妈妈问长问短，她总回答说她已经好了，她的背几乎已经不疼了。她话是对着妈妈说的，眼睛却看着我们。

那天下午是我赢了，但是，在那一刻，不知怎么的，我对莱蒂西亚说我把位子让给她，当然，我没告诉她为什么。既然那人比较喜欢她，就让他看她看到厌吧。游戏该玩扮雕像，所以我们给她选了一些简单的东西，让她不用太费事。她扮得像一个中国公主，带着点羞涩，她看着地面，双手合十，就像中国公主们常做的那样。当火车经过时，奥兰达在柳树下背过身去，我却还是看了看。我看见阿里埃尔目不转睛地看着莱蒂西亚。他一直看着她，直到火车拐过弯去，再看不见了。莱蒂西亚一直没动，她不知道他刚刚在那样看着她。但是，当她到柳树下来休息时，我们发现她其实是知道的，而且她其实挺想整个下午都穿着那套衣饰，甚至是整个晚上。

星期三，只有我和奥兰达抽签，因为莱蒂西亚对我们说她应该歇一轮才对。奥兰达赢了，因为她就是该死的走运。但是，阿里埃尔的信落到了我这一边。当我把信捡起来时，我突然有股冲动想把它递给一言不发的莱蒂西亚，但是，我想也不该事事都顺她的意，所以，我慢慢把信打开了。阿里埃尔宣布，他第二天会在邻站下车，沿着路堤过来聊一会儿天。字句都写得糟糕至极，但是最后一句话很动听：“谨向三尊雕像致意。”签名就像是鬼画符，但个性鲜明。

我们为奥兰达脱下衣饰时，莱蒂西亚看了我一两眼。我已经给她们读过信了，谁也没说什么，这其实挺讨厌的，毕竟，阿里埃尔是一定会过来的，我们得考虑考虑这个消息，做个决定。如果家里人知道了，或者罗萨家的某个姑娘不巧正想偷看我们，以那群小矮子的嫉妒心，她们肯定会闹翻天的。而且，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们却提都不提，在收拾衣服饰物、穿过白色大门回家时，我们也没看过彼此一眼，这很奇怪。

露丝姨妈叫我和奥兰达给何塞洗个澡，自己带莱蒂西亚去做治疗。于是，我们俩终于可以从容地说说心里话了。我们觉得阿里埃尔能来真是很棒，我们从来没有过一个这样的朋友，表兄弟蒂托我们没算上，他只是一个收集小人偶、相信初领圣餐礼的呆瓜。我们又期待，又万分紧张，何塞就遭了殃了，可怜的宝贝儿。奥兰达比我勇敢，她提出了莱蒂西亚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想，一方面，我觉得，如果阿里埃尔发现了那真是太可怕了，但是，事情也确实应该搞清楚，因为没有人应该因为他人而受到伤害。我只希望莱蒂西亚不要伤心难过，她已经够受的了，而且现在她还在接受新的疗法，一大堆麻烦事。

到了晚上，妈妈见我们都一言不发，很是惊讶，她说真是稀奇，还问我们的舌头是不是被老鼠给吃了。然后，她看了看露丝姨妈，她们俩肯定以为我们是干了什么坏事，心里正内疚。莱蒂西亚吃得很少，她说她还是很疼，让她们允许她回房去看罗康波尔。奥兰达伸手扶住她，但是她并不太愿意，我则开始做起针线，我一紧张就会这样。我想过两次要去莱蒂西亚的房间，我想不出那两个女孩单独待在那里会做些什么。但是，奥兰达一脸凝重地回来了，她坐在我旁边，一句话都不说。直到妈妈和露丝姨妈收拾起桌子，她才开口：“她明天不会去的。她写了封信，还说如果他一直问的话，就把信交给他。”她拉了拉衬衣的口袋，我看见了一个紫色的信封。接着，我们便被叫去擦盘子，那天晚上，我们几乎立刻就睡着了，因为白天很激动，也因为给何塞洗澡太累人了。

第二天，轮到我去市场买东西，因此，整个上午我都没看见莱蒂西亚，她一直待在她的房间里。开饭之前，我去了她房间一会儿。我看见她在窗户边，靠着许多枕头，拿着罗康波尔的第九卷。看得出来，她很不舒服，但是她笑了，对我说起一只飞不出去的蜜蜂和她做的一个很滑稽的梦。我对她说，她不能来柳树林真是太遗憾了，但是，要把这句话好好说出来简直太难了。“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跟阿里埃尔解释说你不舒服。”我这样提议，她却说不要，然后就不说话了。我又劝她一起来，最后，我鼓起勇气，叫她不要害怕，跟她说真正的爱是不惧阻碍的，还说了一些我们在《青春宝典》[11]里学到的其他警句。但是，我的话越说越艰难，因为她一直看着窗户，好像快要哭了。最后，我说了句妈妈找我呢，便走了。午餐吃得好漫长，奥兰达还因为把辣番茄酱溅到了桌布上而挨了露丝姨妈一耳光。我都不记得我们是怎么把盘子擦干的，只记得我们突然就已经来到了柳树林里，我们俩彼此拥抱着，满心喜悦，一点也没有嫉妒对方。奥兰达跟我说，为了给阿里埃尔留个好印象，我们应该怎么谈我们的学业，因为中学生都很鄙视只念过小学、只会缝纫和手工的女生。当两点零八分的火车开过时，阿里埃尔激动地伸出双手，而我们则挥着我们的印花手帕，向他表示欢迎。大概二十分钟以后，我们看见他沿着路堤过来了，他比我们原来想的更高，通身灰色衣裳。

我不怎么记得我们一开始说了些什么了，虽然他人都来了，还丢过纸条，他还是挺害羞的，而且，他说话很有深度。他几乎是立刻就把我们扮的雕像和摆的姿态大加赞扬了一番，他问我们叫什么，还问起为什么还有一个女孩不在。奥兰达说莱蒂西亚来不了了，他说真遗憾，还说他觉得莱蒂西亚这名字很美。然后，他跟我们谈起工业学院的事情，很遗憾，那不是一所英国学校。他还问我们能不能把衣服饰物拿给他看看。奥兰达把石头搬起来，我们把东西拿给他看了。他似乎很感兴趣，有好几次，他拿起某件衣饰，说“有一天莱蒂西亚穿过这个”或者“这个是扮那个东方雕像的”，他指的就是中国公主。我们坐在柳树荫下，他很高兴，但有点心不在焉，看得出来，他留下来纯粹是出于礼貌。当谈话冷下来，奥兰达看了我两三眼，这可对我们俩都没有好处，因为它让我们很想逃开，让我们希望阿里埃尔压根儿就没来过。他又一次问莱蒂西亚是不是生病了，奥兰达看看我，我以为她就要告诉他了，但是，她却回答说莱蒂西亚来不了了。阿里埃尔用一根小树枝在地上画着几何图形，他时不时看看白色大门。我们知道他在想什么，因此，奥兰达适时地拿出那个紫色的信封，递给了他。他手上拿着信封，很是惊讶，然后，当我们解释说这是莱蒂西亚给他的信时，他脸红了起来，他不愿意当着我们的面读信，便把信收在了短外套的内口袋里。他几乎是马上就说道这次见面很开心，他很高兴能来，但是，他的手软绵绵的，叫人讨厌，所以会面结束了也好，虽然在那之后，我们一直就只想着他的灰色眼眸和他微笑时的那种悲伤神态。我们也记得他道别时说的“再会”，我们在家里从来没听人这么说过，听起来很神圣、很诗意。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了一直在院子里的柠檬树下等我们的莱蒂西亚，我本想问问她信里都写了些什么，但是既然她在把信交给奥兰达以前就将信封封了口，我不知怎么就什么也没说。我们只跟她说了说阿里埃尔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他问起了她多少次。这可是很难说的，因为这是件虽美好却伤人的事情。我们觉出莱蒂西亚很开心，但是同时，她又几乎是在哭泣，最后，我们说了句露丝姨妈找我们呢，就走了，留下她独自看着柠檬树上的黄蜂。

那天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奥兰达对我说：“你看着，从明天开始，游戏结束了。”她虽没全说中，但也差不离了。第二天，莱蒂西亚在吃饭后点心的时候，向我们打了暗号。我们去洗碗碟的时候非常吃惊，还有点恼火，因为莱蒂西亚这么做真是不害臊，这可不好。她在门口等着我们，一到柳树林，她就从口袋里掏出了妈妈的珍珠项链和家里所有的戒指，连露丝姨妈那枚大大的的红宝石戒指都有，我们看见，都快要吓死了。如果罗萨家的姑娘们在偷看的话，她们就会看见我们拿着这些首饰，妈妈肯定马上就会知道，她会杀了我们的，恶心的小矮子们。但是，莱蒂西亚却并不害怕，她说，如果有什么事她会负全责。“我希望你们今天能让我来。”她又说道，但是她没有看着我们。我们立刻把衣饰拿出来，突然之间，我们都想对莱蒂西亚很好很好，满足她的所有愿望，虽然我们心底里还有一点点疙瘩。游戏该玩扮雕像了，所以，我们为她选了跟珠宝首饰很搭配的非常漂亮的衣物，还有很多孔雀毛用来簪在头发上，又挑了一块远看像是银狐皮的皮料，还有一块玫瑰色的面纱，她把它当作头巾缠好。我们看见她想啊想，一动不动地练习着雕像的造型。当火车在拐弯处出现时，她站到斜坡脚下，戴着所有的首饰，在太阳下熠熠生辉。她举起胳膊，好像她不是要扮雕像而是要摆姿态似的。她双手指天，头往后仰（这是她唯一能做的动作，小可怜），还把身子弯得那么厉害，叫我们直害怕。我们觉得她美极了，这是她扮过的最华丽的雕像了。然后，我们看见阿里埃尔，他在看着她，他将身子探出窗外，只看着她一个人，他转过头，看着她，对我们视而不见，直到列车带着他倏地驶远。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俩都同时跑过去扶住了莱蒂西亚，她双眼紧闭，脸上满是大颗的泪珠。她静静地推开我们，但我们还是帮她把珠宝首饰藏进了口袋里。她独自回家去，而我们则最后一次把衣服饰物收在她的箱子里。我们几乎可以想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第二天，我们两个人还是照样去了柳树林，因为露丝姨妈叫我们保持绝对安静，不要吵到莱蒂西亚，她疼得厉害，想睡觉。当列车来时，我们毫不意外地看见第三扇车窗里空无一人，我们半是放松半是愤怒地微笑着，想象着阿后埃尔坐在车厢的另一侧，在他的座位上一动不动，灰色的眼眸看着河水。

[1]“德尔塔”（大写为Δ）、“阿尔法”（大写为Α）分别为希腊文第四和第一个字母。在西班牙语中，德尔塔也指河口三角洲。文中人物觉得阿尔法的书写形式更像三角洲，便有此玩笑。

[2]阿根廷总统府，也被称为“玫瑰宫”。

[3]指“五月金字塔”，五月广场上矗立的金字塔形纪念碑。

[4]位于法国巴黎第五区，塞纳河左岸，紧邻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巴黎植物园不仅是一座世界闻名的植物园，其附设的动物园也享有盛誉。

[5]阿兹特克文明为公元14—16世纪的墨西哥古文明，为拉丁美洲重要土著文明之一。

[6]西班牙语里的“larva”一词，既可指“幼虫”，也可指“不得安宁的幽灵”。

[7]荣冠之战（guerra florida），为中美洲土著文明特有的一种以献祭为目的的战争。通常发生在特大干旱的季节中，多个部落之间达成协议，发动战斗，捕捉对方的战士作为俘虏，祭祀神明，求得庇佑。

[8]纳华特语，亦作“teocali”，即神庙。

[9]彭松·杜·特拉耶（Ponson du Terrail，1829—1871），法国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一系列冒险小说，下文中出现的罗康波尔（Rocambole）即其系列小说的主人公。

[10]《米罗的维纳斯》之误称。

[11]指最初由英国作家、教育家亚瑟·米伊出版的《儿童百科全书》，后由美国出版商瓦尔特·杰克逊译成西班牙语，名为《青春宝典·知识丛书》，其后亦有过许多扩充、增补的版本。

版权信息

书名：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

作者：【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译者：陶玉平；林叶青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11-01

ISBN：9787544295857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著：陶玉平，林叶青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9.11

（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4）

ISBN 978-7-5442-9585-7

Ⅰ．①我…　Ⅱ．①胡… ②陶… ③林…　Ⅲ．①短篇小说—小说集—阿根廷—现代　Ⅳ．①I7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476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4-132

CUENTOS COMPLETOS by JULIO CORTÁZAR

© JULIO CORTÁZAR，1979，1980，1982，and Heirs of JULIO CORTÁZAR

All Rights Reserved.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4

〔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著

陶玉平　林叶青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陈蒙

特邀编辑　杨初　刘丛琪　曹蕾

营销编辑　柳艳娇　王蓓蓓　梁颖

装帧设计　李照祥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 × 1168毫米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290千

版　　次　201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585-7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录

某个卢卡斯

Ⅰ

卢卡斯和怪蛇搏斗
卢卡斯买东西
卢卡斯的爱国主义
卢卡斯的爱国狂热
卢卡斯的爱院情结
卢卡斯的交流
卢卡斯推人及己
卢卡斯的失乐
卢卡斯批判现实
卢卡斯的西班牙语课
卢卡斯对生态问题的思考
卢卡斯的自言自语
卢卡斯发表演说的新技巧
卢卡斯在医院里（一）

Ⅱ

解释的去向
沉默的副驾驶
会发生到我们头上的，相信我
家庭纽带
什么叫作擦肩而过
小小天堂
男艺术家们的生活
构造学
Polígrafo究竟是什么？
铁路观察
在炒面糊池里游泳
家人
现在闭嘴，你这个可恶的阿德贝坤库斯
七十七号爱情
公众服务部门的新鲜事
不知不觉，已有六个走远[1]
分手对话
晚霞猎手
被囚禁的几种方式
视线的方向

Ⅲ

卢卡斯和他的流浪歌
卢卡斯的羞耻之心
卢卡斯对消费社会的研究
卢卡斯的朋友们
一九四〇年，卢卡斯擦皮鞋
卢卡斯的生日礼物
卢卡斯的工作方式
卢卡斯的派系辩论
卢卡斯的创伤疗法
卢卡斯的十四行诗
卢卡斯的梦
卢卡斯在医院里（二）
卢卡斯的钢琴家
卢卡斯的长征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

Ⅰ

猫的方向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
蜢蜘的故事

Ⅱ

记事本上的文字
剪报
回归的探戈

Ⅲ

克隆
涂鸦
我给自己讲的故事
莫比乌斯环

不合时宜
漂流瓶

阶段的终结
第二场旅行
萨塔尔萨
夜晚的学校
不合时宜
噩梦
写故事的日记

某个卢卡斯

陶玉平/译

我父母的话：

——可怜的雷奥波！

妈妈说：

——太敏感的心……
那么小，雷奥波就已经与众不同。
他的游戏太不寻常。
邻居雅克琳从一棵李子树上坠落身亡之际，
需要当心了。雷奥波爬进
那棵致命的树最细微的枝条间……
十二岁了，它冒失地在晒台上铺展，毫无保留地给予。
他搜集花园里死去的昆虫，
把它们排列在
点缀着冰块的贝壳屋里。
他在几页纸上写道：
小金龟子——死了。
螳螂——死了。
蝴蝶——死了。
苍蝇——死了……
他给花园的树上挂上了飘带。
人们看到白色的纸页伴随着
最微弱的风在花圃上面轻摆。

爸爸说：

——难以捉摸的孩子……
冒险的、纷繁的、脆弱的心。
不被同学
和先生们理解。被命运标记。

爸爸妈妈说：

——可怜的雷奥波！

《玫瑰旅馆的夜晚》
莫里斯·弗雷

Ⅰ

卢卡斯和怪蛇搏斗

现在已经上了点儿岁数，他才明白要杀死它并非易事。

当一条怪蛇很容易，要想把它杀死却并非易事，因为杀它的时候你得把它的好几颗头一一砍下（有说七个的，也有说九个的，不同的作者和不同的寓言集有不同的说法），而且至少还得给它留下一个头，因为这条怪蛇其实就是卢卡斯本人，他一心想的就是怎么才能从蛇的皮囊里脱身而继续作为卢卡斯存在，从许多个头变成一个头。我倒想看看你会怎么办，卢卡斯有时会不无妒意地对赫拉克勒斯这样发问，当年赫拉克勒斯杀死怪蛇的时候没有这些麻烦，他只需利剑一挥，怪蛇就像一个华丽的喷泉，喷出七股或是九股血柱。杀掉怪蛇是一码事，做一条曾经只是卢卡斯而且现在愿意继续当卢卡斯的怪蛇是另一码事。比方说，你一刀砍掉了那个喜欢收集唱片的脑袋，下一刀再砍掉一个总是一成不变地把烟斗放在书桌左手边、把装着马克笔的笔筒放在右手边稍靠后一点地方的脑袋。现在来看看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吧。

嗯，算是有些成效，少了两个脑袋，其他几个一下子都有了点危机感，面对这样一个凄惨的局面，它们骚动不安，脑子都飞快地转个不停。换句话说，至少在一段时间里那种痴迷于集齐韦诺萨亲王杰苏阿尔多的牧歌的劲头可以歇一歇了（卢卡斯还差两张就收全他的唱片了，看样子是已经卖完了，而且也不会重新再版，这使得已经到手的其他唱片的意义大打折扣。让那个这么想、这么渴望、这么折磨人的脑袋被一刀砍掉去死吧）。此外，当他伸手拿烟斗却发现它不在原来的地方时，这一反常却是令人不安地新鲜。不如利用这种对失序的渴望，现在就把那颗头砍掉——它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里，躺在安乐椅上在灯旁看书，六点半准时喝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上两个冰块和一点苏打水，书籍和杂志也都按照阅读顺序码得整整齐齐。

然而，真要杀死这条怪蛇再变回卢卡斯极其困难，这一点在血淋淋的战斗刚进行到一半时他就深有感触。一开始，他打算用一张纸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那张纸是他从书桌右手边第二个抽屉里取出来的，其实眼前到处都有纸，可是，先生，这可不行，仪式就是仪式，更别提那盏意大利出产的可伸缩台灯，四种角度可调，一百瓦，活像建筑工地上用的那种大吊车，极完美的灯体平衡使光线分布极其均匀等等。把那个像古埃及端坐的抄写员似的脑袋干脆利落地一刀砍掉。又少了一个，呼。卢卡斯离变回自己又近了一步，看来情况正在好转。

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还剩下几个脑袋等他去砍，因为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是克劳丁打来的，让他跑——着——到电影院去，那里正在放一部伍迪·艾伦的电影。看来卢卡斯并没有按存在论的顺序去砍那些脑袋，因为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绝不去，电话那头，克劳丁急得像只热锅上的小螃蟹，是伍迪·艾伦，伍迪·艾伦的电影，可卢卡斯的回答是，丫头，你要是为我着想，就别逼我去看什么电影，你也不想想，我怎么可能因为你想看什么伍迪伍迪的电影就丢下手头血浆和Rh因子喷涌的争斗，你得明白，事情有轻重缓急。电话那头听筒哐的一声重重落下挂断的时候，卢卡斯意识到，他应该先把那个负责时间顺序和等级的脑袋砍下来，那样一来，情况也许会突然缓和，什么烟斗呀，克劳丁呀，铅笔筒呀，杰苏阿尔多呀，便都会按照另一种顺序排列，当然还要算上那个什么伍迪·艾伦。现在已经太迟了，克劳丁也顾不上了，想找些什么词儿来继续讲述这场战斗也来不及了，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战斗了，如果你每砍下一个脑袋就会留下另一个更专制的脑袋，再砍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已经攒了一大堆邮件该一一回复了，再过十分钟，又该喝一杯加少许冰和少许苏打水的威士忌，事情再明白不过了，那怪蛇的脑袋又重新长了出来，砍来砍去的，根本没用。卢卡斯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见了那条怪蛇的完整面目，每一张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露出满口的獠牙。一共有七个脑袋，十年一个；更糟糕的是，根据某些怪蛇研究权威的说法，还会再长两个，要是有副好身子骨，这事总会发生。

卢卡斯买东西

托塔让卢卡斯下去买盒火柴，因为城里到处暑气蒸腾，他穿了身睡衣便出了门，就这样，他出现在了胖老板穆希奥的咖啡馆里，打算在买东西之前先喝上一杯加了苏打的开胃酒。这助消化界的贵族刚喝了一半，只见他的朋友华雷斯走了进来，也是只穿了身睡衣，一见到就心急火燎地告诉他自己姐姐得了急性中耳炎，可药剂师说什么也不肯卖给他止疼药水，说是没见着医生的处方，还说那药水是一种致幻剂，街区里已经有超过四个嬉皮士因为这个被电刑处死送了性命。他和你挺熟的，会卖给你的，快跟我来一趟，罗西塔疼得死去活来的，我实在不忍心看她这样受罪。

卢卡斯付了账，把买火柴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他跟着华雷斯到了药房，老奥利维蒂说不行的，这不行，去别家吧，正在这当口，老板娘从店后面走了出来，手里拿了个柯达照相机，卢卡斯先生，您肯定会装胶卷的，我们正在给小姑娘过生日，结果发现胶卷正好拍完，我们都给拍完啦。可我得去给托塔买火柴呀，卢卡斯话没说完，华雷斯就踩了他一脚，于是卢卡斯满口答应帮忙把胶卷装上，他明白，这么一来，作为回报，老奥利维蒂准会把那倒霉的药水卖给他，华雷斯千恩万谢，出了门撒腿就他妈的跑，老板娘却一把抓住了卢卡斯，满心欢喜地把他带到了庆生的现场，您还没尝尝堂娜路易莎亲手做的奶油蛋糕，怎么能就走呢，卢卡斯对女孩说了声生日快乐，女孩刚刚吃下去第五块蛋糕，肚子叽里咕噜一阵乱响算是作答。大家一起唱了绿芹菜嘟右[1]的生日歌，又用橙汁碰了杯，可老板娘又给卢卡斯先生端来一小杯冰啤酒，还得请他帮忙拍几张照片，因为他们不太会，卢卡斯逗逗小鸟吧，这张要用闪光灯，这一张到院子里照吧，这丫头想把那只朱顶雀也照进去，她喜欢。

“好了，”卢卡斯说，“我该走了，因为，托塔……”

话音未落，药房里传来一阵喊叫声，还有各种发号施令和反对号令的声音，卢卡斯跑过去想看个究竟，顺便溜之大吉，只见外面挤满了萨林斯基家的男人，他们簇拥着老萨林斯基，老爷子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因为就住在隔壁，他们把他带了过来，只要尾巴骨没摔断，没什么大事的话，就不去麻烦大夫了。和卢卡斯关系很铁的矮胖萨林斯基一手抓住了卢卡斯的睡衣，对他说，老爷子身体够硬朗的，可再硬也硬不过院子里铺的瓷砖，老爷子脸都绿了，平时总喜欢用手揉揉屁股，这会儿也够不着了，说不定真要命地骨折了。老奥利维蒂察觉到了这个相悖的细节，立马让他老婆去打电话，不到四分钟，救护车就赶到了，赶来的还有两名担架员，卢卡斯搭了把手，帮着把老爷子往车上抬，不知怎么，老爷子对自己几个儿子视而不见，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等卢卡斯想从救护车上下来时，担架员当着他的面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因为这二位当时正在为下周日博卡青年队对河床队的足球赛争得不可开交，顾不上分心弄清谁是谁的家人，于是，当救护车以超音速启动时，卢卡斯一屁股跌在了地上，老萨林斯基躺在担架上，还来了句，操，小伙子，这回你知道疼起来是什么滋味儿了吧。

到了终点站医院，解释来龙去脉的任务就落到了卢卡斯的头上，但要在医院里解释清楚可费了不少周折，您是他家人吧，不不，其实我，那这是怎么回事，让我给您解释，好了好了，把您的证件给我们看看，问题是我只穿了身睡衣，大夫，您的睡衣上明明有两个口袋，没错，可其实是托塔，您不会是想告诉我这位老人家名字叫托塔吧，我的意思是我本来是要给托塔买一盒火柴的，刚好华雷斯就来了，然后……好吧，医生叹了口气说道，摩尔加达，把老头的内裤褪下来，您可以走了。我得留在这儿等他家人过来，他们得给我打出租车回家的钱，卢卡斯说，穿成这副模样我总不能去坐公交吧。这还真不好说，医生感慨道，现在什么奇装异服都有人敢穿，时尚这东西真是瞬息万变，摩尔加达，给他拍个尺骨的片子。

萨林斯基家的人从出租车上下来的时候，卢卡斯把消息告诉了他们，矮胖子给了他正好的车钱，但对他足足说了五分钟感谢的话，感谢他这个好朋友的帮助，突然间四周都没了出租车的踪影，卢卡斯再也等不及了，顺着街道走了下去，可穿了身睡衣在陌生的街区行走，看上去总有点怪怪的，他从没想到这跟光着屁股差不多，更糟糕的是，连辆破破烂烂的公交车也看不见，最后总算来了辆128路，卢卡斯站在两个女孩子中间，她们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还有位老太太坐在座位上，沿着睡衣的条纹从下到上地打量着他，仿佛是想给这套几乎什么起伏都遮不住的着装的体面程度打个分，圣菲街和卡宁街的车站好像总也到不了，当然到不了，因为卢卡斯坐的是去萨维德拉的公交，于是他只好下了车，等车的地方像是个牧马场，长着两棵小树，还有一台坏了的梳毛机，托塔这会儿一定像只关进了洗衣机的美洲豹，一个半钟头了，我的妈呀，公交车到底他妈的什么时候才来？

可能永远不会来了，卢卡斯对自己说道，带着一种不祥的顿悟，也许这件事就像远离阿尔穆塔辛[2]一样，卢卡斯——这位文化人——这么想道。他几乎没有看见一个掉光了牙的老妇人从不远处走了过来，问他会不会碰巧身上带着火柴。

[1]“绿芹菜嘟右”（apio verdetuyú）和“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谐音。

[2]出自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接近阿尔穆塔辛》，这是一篇针对同名虚构小说的伪书评，这本编造的书描写了主人公寻找光的化身——一个名叫阿尔穆塔辛的人的过程。

卢卡斯的爱国主义

我那本护照上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些更新的册页，再就是那各式各样的签证章，圆的/三角形的/绿的/方的/黑的/椭圆形的/红的；要说我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印象，那就要说起里亚丘埃洛河上的摆渡船，爱尔兰广场，农艺区的花园，几家也许现在已经停业了的咖啡馆，迈普大街上快到科尔多瓦街口一间公寓房里的一张床，夏日午夜时分港口的气息和静谧，拉瓦列广场上的树木。

这片土地留在我记忆之中的是门多萨的条条溪流散发出的气息，是乌斯帕亚塔的杨树，是拉里奥哈省贝拉思科深紫色的小山丘，是在一九四二年乘火车从萨尔塔前往米西奥内斯经过瓜纳科斯大草原时查科的满天星斗，是我在萨拉迪约骑过的一匹马，是在佛罗里达的波士顿酒吧品上一口加了哥顿牌杜松子酒的仙山露的滋味，是科隆大剧院池座令人略发过敏症的气味，是和卡洛斯·贝乌尔奇还有马里奥·迪亚兹住过的月神公园的超级铂尔曼酒店，是清晨的几家奶店，是十一广场的丑陋，是在甜蜜的懵懂岁月对《南方报》的阅读，是每份只卖五毛钱的《光明报》，上面有罗伯托·阿尔特[1]和卡斯泰尔诺沃[2]的消息，当然还有几处小院，有我不便在这里明说的几处阴暗所在，以及故去的人。

[1]罗伯托·阿尔特（Roberto Arlt，1900——1942），阿根廷作家。

[2]埃利亚斯·卡斯泰尔诺沃（Elías Castelnuovo，1893——1982），乌拉圭诗人、散文家、记者，主要活跃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卢卡斯的爱国狂热

这里我们不是在做什么大事记，各位千万别这么以为，我们要谈的既不是方吉奥也不是蒙松，或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当然了，小时候他以为弗波比圣马丁厉害得多，胡斯托·苏亚雷斯也比萨米恩托本领高强，[1]可生活磨掉了他的傲慢，改变了他对军事史和体育运动史的认识，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经历了神圣幻灭和自我否定的阶段，只是时不时还会与人有些小小的争吵，太阳就是在这时出现的。

每次他发觉某些人，或发现自己至死都将是傲慢自大的阿根廷人，他便哈哈大笑，因为幸好他这种阿根廷人的特性还是有点不一样，可就在这不一样里面仍然时不时浮现出一些自吹自擂来（老毛病了），每到这时，不管是在国王大道还是在哈瓦那海滨大道上，卢卡斯就会在一群朋友的声音当中听见他的大嗓门，说着谁要是没吃过克里奥尔式烤牛仔骨还敢说吃过肉吗，要不然就是不用牛奶做的甜品那还叫甜品吗，再要不然就是三桅船酒吧（读者，这酒吧还在吗？）或是圣詹姆斯酒吧（苏珊娜，这酒吧还在吗？）的德玛利亚鸡尾酒天下无双之类的。

很自然，他的朋友们会回应一通委内瑞拉式或危地马拉式的怒火，接下来的几分钟，无论是谈论烹调技术，或是评判花草树木，抑或是说些与农牧业或因为你我才谈起的与自行车运动有关的话题，都会兴起一阵阵超级爱国狂热。在这种场合下，卢卡斯就像一条小狗那样，让大狗们先吵个够，一面自己心中做一番自我检讨，当然也绝不过分，到最后问上一句：说了半天，你们倒是告诉我，那些最好的鳄鱼皮钱包和蛇皮皮鞋又是在哪儿生产的呢。

[1]以上提到的人物均为阿根廷人，方吉奥是赛车手，蒙松是足球运动员，弗波和胡斯托·苏亚雷斯是拳击手，圣马丁是阿根廷国父，萨米恩托是阿根廷前总统。

卢卡斯的爱院情结

画面的中央可能是天竺葵，但也长了些紫藤，夏日里，下午五点半的马黛茶，缝纫机，拖鞋，人们慢腾腾地聊些谁生病了、谁家又闹矛盾了之类的闲话，冷不防会有只小鸡在两把椅子之间踩出一行脚印，再不然就是猫跟在一只远比它灵巧老练的鸽子身后。一切都带上了晾衣绳上衣服的味道，被染蓝的浆衣水和漂白剂的味道，一股退休生活的味道，各式小糕点或油炸饼的香气，还有总是从邻居家的收音机飘来的探戈曲，赫尼奥尔药片广告，以及厨师牌食用油“油中大师”，院子尽头是一块荒地，孩子们在那里踢着用破布卷成的足球，一个叫贝托的小家伙踢进了一记漂亮的好球。

一切都如此平常而早已被讲述殆尽，卢卡斯只能纯粹出于羞愧而想转换一下思路，在回忆的中途，他决定想想在那个时候他怎么会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无所事事，读着荷马和狄克森·卡尔，免得再听一次佩帕姨妈讲她那次阑尾炎开刀的经过，喋喋不休地说起种种惨不忍睹的细节，活灵活现地演示因麻醉引起的可怕的反胃，再不然就是讲布尔内斯大街上那栋被抵押出去的房子的事，阿莱杭德罗舅舅在那儿一杯接一杯地灌马黛茶，直到以大家齐声叹气作结，一切都越来越糟，何塞芬娜，这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妈的。幸好弗洛拉过来了，来给大家看《消息报》上用凹版印刷的克拉克·盖博的照片，再说说电影《乱世佳人》中的关键片段。有时，老奶奶会想起弗朗切丝卡·贝尔蒂尼，阿莱杭德罗舅舅则想起了芭芭拉·拉玛尔，她是野性的大海[1]，你和这些荡妇，啊你们男人呀，卢卡斯知道他什么都做不了，知道自己又在院子里了，知道那张明信片将永远钉在时间之镜的边缘——手绘，上面有一行小白鸽飞过，还有细细的黑边。

[1]此处为文字游戏，芭芭拉是人名，有“野蛮、野性”的意思；拉玛尔和“大海”（la mar）的读音近似。

卢卡斯的交流

卢卡斯不但自己写东西，也喜欢换个角度，读读别人写的东西，有时他会很惊讶地发现，对他而言，有些东西实在太难看懂了。倒不是说这些问题有多深奥（说到深奥，卢卡斯觉得这个词太恐怖了，他倾向于把这些问题掂在手心里，亲近还是拒绝完全取决于它的颜色、气味或触感），但突然之间，在他和他正在读的文本之间隔上了一层类似脏玻璃的东西，于是他开始不耐烦，被迫重新阅读，无名火渐起，终于，手里的杂志或书本完美地飞到旁边的墙上，然后掉下，扑通。

每每把书读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卢卡斯都会问自己，在这从传道者到受道者的转变之中，说到底能发生什么见鬼的事呢。他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因为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尽管他写作的空气如此稀薄，尽管有些东西只是在艰难的细批薄抹后出现又消失，卢卡斯始终没放弃去核验它的出现是否能让人接受，它的消失是否近乎顺利地进行。他几乎不关心读者的个人处境，因为他坚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变化多端到神秘的度量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能让它如一件量身定做的衣裳，因此，来去都无须退让：只要写出来的东西是自行生长而非嫁接而来，他和其他人之间就必然有桥梁可以沟通。即便是在他最狂妄的胡说八道中，也还会保留着如此简单，像小鸟和“扫帚”游戏[1]一般的东西。写作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但你也必须把自己当作别人；太简单了，我亲爱的华生[2]，乃至于他有所怀疑，自问如果在写信人、信件本身和收信人三方的核验中少了那种下意识的蛊惑将会如何。卢卡斯看看手心里“收信人”这三个字，轻轻摸了摸，便把它还回模糊不定的地狱边境去了；收信人是谁他都无所谓，因为收信人触手可及，他写自己看的，看自己写的，真他妈该死。

[1]一种两到四人玩的西班牙扑克游戏。

[2]原文为英语，是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中主角常说的一句话。

卢卡斯推人及己

在一部南斯拉夫纪录片中，人们能看到一只雌性章鱼如何凭借本能用尽办法保护自己的卵，在众多防护措施中，其中一项是自行搭建掩体，她用海草堆成一堆，然后自己位于其后，以此在两个月的孵卵期里免遭海鳝的袭击。

与大家一样，卢卡斯带着一种拟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些画面：章鱼决定保护自己，她找来一堆海草，放在藏身处的前面，然后躲起来。可所有这一切（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词语称呼它之前，人们会拟人地把它叫作本能）都发生在一切意识、在哪怕最基本的意识之外。如果说也在其外的卢卡斯想努力给予协助，他还能做点什么呢？那只是一种机械运动，就像活塞在缸体里的活动，或者液体在斜面上滑落一样，和他有没有同情心毫不相干。

这太让人伤心了，卢卡斯告诉自己，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一种推人及己的想法：同样地，他此刻正在思考着的，也不过是这样一种他的意识以为已经懂得并且能控制的机械运动；同样地，这也是一种单纯地应用于人类身上的拟人。

“我们都一文不值。”卢卡斯这样想着自己和那条章鱼。

卢卡斯的失乐

很久以前，卢卡斯经常去听音乐会，听的都是肖邦、柯达伊·佐尔坦、普契威尔第，更不必说勃拉姆斯、贝多芬，甚至没落时期的奥托里诺·雷斯庇基了。

现在他再也不去了，想听音乐他就放唱片或者开收音机，再不然就用口哨吹一吹记忆中的曲调，什么梅纽因、弗里德里希·古尔达、玛丽安·安德森，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中显得有些老掉牙，不过事实的真相是，在音乐会上，他的表现一次比一次糟，直到后来达成君子协定，他不再去听音乐会，而引座员和部分听众也不再把他踢出去。这种痉挛似的不和是怎么形成的呢？你如果去问卢卡斯，他会记起一些事，比方说，在科隆大剧院的那晚，一位钢琴家在返场演奏时，用哈恰图良武装双手，对付那排毫无防御力的键盘，全场的听众也都陷入歇斯底里的激情之中，就在这激情随着钢琴家曲终演奏的高潮轰响声而越涨越高的时候，我们的卢卡斯却趴在地上，在座位之间寻找着什么，两只手到处乱摸。

“您丢了什么东西吗，先生？”一位太太问道，卢卡斯的手指正在她两只脚踝间摸索着。

“夫人，是音乐。”卢卡斯话音未落，参议员玻利亚提就照着他的屁股踢了第一脚。

又有一回，在一场艺术歌曲晚会上，一位女士慎重地趁着洛特·莱曼浅吟低唱之时发出一声咳嗽，洪亮得就像西藏神庙里的号角声，因此之后某刻便响起了卢卡斯的声音：“如果母牛也会咳嗽的话，一定咳得就像这位太太一样。”这句诊断激发了楚乔·贝劳斯特吉大夫的爱国主义义愤，结果是卢卡斯脸贴着地一直被拖到自由大街的人行道上才重获自由。

发生了这种事让他很难再喜欢音乐会了，最好还是在家待着。

卢卡斯批判现实

杰基尔对海德是何许人也了解得一清二楚，可这种了解并不是双向的。卢卡斯觉得几乎所有人都同海德一样无知，这有利于维护俗世之城的安定。他自己会习惯性地选择只有一个意义的说法，就是简单的卢卡斯，不过这只是为了语用学上的洁净而考虑。这株植物就是这株植物，多莉塔就等于多莉塔，就是这么回事儿。只是不要自欺欺人，这株植物怎么会知道在另一种情境下会变成什么呢，多莉塔就别提了，原因按下不表。

在性爱游戏中，卢卡斯早早地遭遇了所谓同一律最初的折射、消失或偏振。彼时彼处，突然之间，A不是A，或A是非A。在九点四十给人带来极乐的地带到了十点半就变得令人不快，令人情欲高涨的滋味若是摆在桌面上就引人反胃。它（现在这个）不是它，因为我（现在这个）不是我（另一个我）。

在床上也好，在宇宙中也罢，是什么变了？是香水还是闻到香水的人？卢卡斯对主客观之间的关系毫无兴趣；在任何情况下，被定义的用语已脱离了他的定义，多莉塔A不是多莉塔A，或卢卡斯B并非卢卡斯B。即便在某一瞬间A等于B，或B等于A，真相的表壳也会接连爆开来。或许当A的乳头诱人地蹭着B的黏膜时，一切也正蹭着别的什么，进入了另一场游戏，将辞典付之一炬。然后当然是一声呻吟，但海德与杰基尔面面相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A大于等于B或B大于等于A。四十年代那首爵士乐曲真是不赖，海基尔医生和杰德先生[1]……

[1]Hekyll（海基尔）和Jyde（杰德）是对前文“杰基尔与海德”（Jekyll and Hyde）的变形，而杰基尔与海德亦有双重人格之意。

卢卡斯的西班牙语课

贝尔利兹培训学校给他这份工作多半是出于同情，来自阿斯托尔加的校长警告他，千万不要教什么阿根廷土话，也不要受法语的什么影响，我们这儿教的是正宗西班牙语，他娘的，我要是听见您说一个“Che[1]”，您就可以卷铺盖滚蛋了。还有一点，您得教他们说大白话，别咬文嚼字的，法国人来这儿想学的是怎么让自己在出入境和下饭馆的时候不出洋相。正宗加实用，把这个好好记在您那我们叫脑子的东西里。

卢卡斯有点不知所措，他立刻着手寻找能符合如此伟大标准的教材，当他开始给十来个巴黎人上课的时候——那帮家伙满心想的都是怎么喊Olé[2]和我要一个加六个鸡蛋的马铃薯蛋饼——他发下几张纸，上面印着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国家报》一篇文章的选段，瞧瞧，多么与时俱进，在他看来，要说正宗且实用的西班牙语，这算是精华中的精华，因为它是讲斗牛的，而那帮法国人只想着一拿到文凭就直奔斗牛场，因此无论是在长矛阶段、短扎枪阶段，还是在余下的整个过程中，这些词汇都将无比有用。这段文字如下：

上场的是一头漂亮的良种公牛，体型中等，雄姿勃发，犄角锋利，自带一种贵族的气质，专注地应对着来自萨拉曼卡的大师的一次次巧妙引逗。斗牛士轻松自如，接二连三地做出引逗动作，每一次引逗都显示出绝对的控制能力，引得公牛绕着斗牛士转上半圈，而那最后的一击，干脆利落而准确无误，将那头野兽放倒在恰好的距离之外。他左手挥舞红布的动作令人难忘，胸部闪躲做得又是那样潇洒，双手高举低垂无一不配合得当，腾挪闪躲又都精准巧妙，然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次挥舞红布之后紧接着的贴胸而过，那躲闪的动作，那反方向的转身，就连当年的艾尔维提也没这么漂亮的身手。

自然，学生们都立马埋头翻查字典好翻译这一段落，三分钟后，这一任务的效果肉眼可见，学生们愈发茫然，把手中的字典互相交换，揉眼睛，问卢卡斯，卢卡斯一律不予作答，他早已决定采用学生自学的办法，学生做练习的时候，教师只需两眼望向窗外。等校长来巡视卢卡斯的授课情况时，学生们早已用法语交上了各自对这段西班牙语的理解——还有对他们花了不少法郎买的字典的感想，然后走人了。教室里只剩下一个小伙子，一脸博学的样子，他正在问卢卡斯，这里面提到的“来自萨拉曼卡的大师”是否暗指路易斯·德·莱昂修士，对此卢卡斯只是答了句可能吧，不过谁知道呢。等那学生离开之后，校长对卢卡斯这样说道，怎么能从古典诗歌教起呢，路易斯修士那些东西固然都很重要，但能不能找点儿更简单的东西，他娘的，更有代表性的东西，比方说游客们造访一家小酒馆，或是去斗牛场，到时您就会发现他们有多感兴趣，然后一下就学会了。

[1]“Che”是阿根廷等地口语中常用的感叹词，表示引起他人注意的“嘿”“伙计”“朋友”等。

[2]助威口号。

卢卡斯对生态问题的思考

在这个激情迸发、回归自然的年代，城里人看待乡村生活就像当年卢梭看待高尚的野蛮人，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更赞成下面几位的观点：a）马克斯·雅各布，当有人邀请他去乡下度周末时，他大惊失色：“乡下，那个满地跑着没煮熟的鸡的地方？”b）约翰逊博士，有一次他去格林尼治公园远足，走到一半时，他强烈要求说还是去舰队街更好玩；c）波德莱尔，他甚至将自己对人工造物的热爱引入了关于天堂的设想之中。

一片风景，一次林中漫步，戏水于瀑布之下，踟蹰在巨石之间，这一切固然能让我们得到美的享受，但前提是能保证我们可以回到家中或酒店，有干干净净的水可以冲澡，晚餐时能喝点红酒，能就着咖啡和甜点聊聊天，可以读书或看报，最后以男欢女爱画上句点，然后一切周而复始。我对那些热爱大自然的人们毫无信任感，他们每过一会儿便会从车上跳下来，看看风景，在石块间蹦跳几下；还有另外一种人，那些永远也长不大的童子军，他们背着硕大的背包东游西逛，满脸胡子，回答别人时要么只说单音节词要么大喊大叫；他们的行为可以概括为一次次地对着一座山丘或一轮落日这种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常重复的景象犯傻。

文明人在陷入对田园生活的痴迷时免不了说谎；如果到了晚上七点半喝不上加冰威士忌，他们就会怨声不断，后悔为什么要离开家，跑到这种须得忍受牛虻、暴晒和荆棘的鬼地方来；至于深入大自然的人，和大自然一样傻。看书，观喜剧，听奏鸣曲，是用不着回家或洗热水澡的；在其中我们抵达最高处，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知识分子或艺术家躲到乡下是为了求得一方清净，为的是吃新鲜蔬菜，呼吸富氧空气；在大自然的环绕中，他在一间朝向极佳的明亮房间里阅读或作画或写作；倘若他出去转转，或探身窗外看看动物或云彩，那是因为他干活干累了，要不就是实在无聊。要是有人看一株郁金香看得出神，而这个人又恰巧是个知识分子的话，您可别信以为真了，朋友。这种情况只会是郁金香加上心不在焉，或者郁金香加思索（思索的对象几乎从不是郁金香）。绝不存在禁得住人满腔热忱地欣赏五分钟以上的自然景观，而你会觉得读泰欧克里托或济慈简直是浪费光阴，尤其是那些描写自然风光的章节。还是马克斯·雅各布说的有道理：鸡，还是煮熟的好。

卢卡斯的自言自语

嘿，你的几个兄弟已经把我烦得够呛，这我就不想多说了，可现在，我正一心等着你、只想出去转转，你来的时候却淋得像只落汤鸡，脸色铁青，带着把翻了个底朝天的雨伞，那副模样我见得多了。这样可不行，你发现没有。还逛什么逛呢，只要看看你就足以明白，和你一块儿我也会从内到外被淋得湿漉漉的，雨水会顺着我脖子灌下去，咖啡馆也会充满潮湿的味道，酒杯里几乎一定会掉进一只大苍蝇。

看起来想约你出去简直是白费心思，且不说我费了多大劲一点一点地谋划，先把你那几个兄弟哄到一边儿去，他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和我捣乱，打消我的种种念头，其实我只不过是想让你给我带来点儿新鲜空气，陪我晒晒太阳，到公园里看看孩子们玩陀螺。我不想纵容他们，我谁都没理，免得他们像往常一样来和我捣乱，一通通电话没完没了，紧急信件一封接一封地寄过来，经常一大早八点钟就过来，一待就无尽无休。我可从来没对他们凶过，甚至还错误地一向对他们客客气气的，我假装不知道他们在对我施加压力，不知道这么长时间里他们一直处处给我制造麻烦，我就权当他们是在嫉妒你，想提前破坏些你的吸引力，削弱我想看见你来、再和你一起出去的愿望。这些我们都知道，全家上上下下都知道，可现在的问题是，你不是和我站在一起对付他们，而是向他们屈服了，搞得我措手不及，甚至来不及表示忍耐顺从，你就这样浑身上下淌着水突然出现了，寒风暴雨中灰色的水，给了一直在期待中的我当头一棒，而我还一直在想方设法把你几个兄弟甩开，保持着好体力好心情，口袋里塞满了钱，规划着各种线路，想着怎么到树下那个饭馆去饱餐一顿炸薯条，在那里吃午饭简直太美妙了，有鸟儿，有姑娘，还有那个克莱门特老爷子，他会推荐最好吃的布旺伦奶酪，有时候他还会拉起手风琴，高歌一曲。

如果我现在坦白地告诉你，你很恶心，还得请你原谅，现在我不得不说服自己，这都是家传的，你也是一丘之貉，尽管我一直希望你会是一个例外，到那时既然沉重的种种已成过去，便能以轻松的心情谈天说地，在街角闲逛；你瞧，结果更糟，你出现时和我期望中的完全相反，冷笑着敲我的窗，在那儿等我换上胶鞋，再把雨衣和雨伞拿出来。你跟他们是一路货色，多少次我看到你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我爱过你，你跟我来这一套已经有三四回了，如果到头来总是这样，你何必还要偶尔哄我满足我的心愿，看你站在那儿，头发搭在眼睛上，指尖滴着灰色的水，看着我，一言不发。说到底，我看你还不如你那几个兄弟，和他们斗智斗勇至少还能让我消磨消磨时间，捍卫自由和希望能让我心里好受一点；而你呢，你只能让我心里空落落地待在家里，感到一切都渗出敌意，知道夜晚会像寒风凛冽的站台上一列晚点的火车到来那样降临，马黛茶喝了一壶又一壶，电视新闻听了一遍又一遍，那时它才会到来，还有你那个兄弟星期一，躲在门后等着闹钟把我叫醒，让我再和他面面相觑，真是差劲透了，他就紧跟在你身后，但你现在又一次离他很远，在周二、周三乃至日复一日的后面。

卢卡斯发表演说的新技巧

太太们，小姐们，等等。我很荣幸，等等。在这个荣耀的场合，等等。此时此刻，请允许我，等等。在我发表演说之前必须，等等。

首先，请允许我尽量准确地把我演说的意义和所涉及的范围向各位做一个说明。如果我们对现在的概念模糊不清、游移不定，如果时空的连续统一对我们而言只是一种纸上的假想而非可检验的确切事实，而我们在这样的时空当中只不过是一种瞬时存在，几乎在被孕育的同时就归于虚无，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奢谈未来，将显得十分鲁莽。然而，我们也不能陷入倒退主义，因为那会使得我们精神层面最基本的活动都变得值得怀疑，让我们一起努力，努力接纳当下的现实、甚至历史的现实吧，在拉丁美洲民主政体协调一致的大环境下，它让我们集体享有充分保障，将其稳定的元素、特别是那些充满活力的因子，投射到对洪都拉斯的未来展望中去。在这个巨大的洲际舞台上（手势挥过整个会场），洪都拉斯这样一个小小的国家（用手比画着桌子的面积）只是偌大的彩色拼图中的一块。这一小块（专注地拍拍桌子，用仿佛是生平第一次看见这种东西的表情看着它），十分奇怪地既具体又含混不清，就像一切描述某种物质的说法。我现在触摸到的是什么呢？是木头，当然了，木头和木头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横在你我之间的这个体积巨大的物体，就是它用这块干巴巴的该死的桃花心木在某种意义上把你我隔离开来。这是一张桌子！可这是什么呢？就在这下面，在这四条桌子腿之间，能清楚地感觉到有一个饱含敌意的空间，它比桌子的实体部分更加居心叵测：这是一个由空气组成的平行六面体，像一个其中游弋着于我们不利的透明水母的水族箱，而就在这上方（手一掠而过，仿佛是想说服自己），一切仍然平整光滑，像个彻头彻尾的日本间谍。我们中间隔着这么多障碍，又怎么能互相理解呢？比方说这位快睡着了的太太吧，像极了一只惹人讨厌的鼹鼠，想钻到桌子底下去，然后告诉我们她的发现，也许我们可以把这障碍撤走，它让我觉得自己好像靠在玛丽女王号——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乘坐一次这艘船——船边慢慢驶离南安普顿港，手里挥舞着一条沾满泪水和亚德利薰衣草香水的手帕，向码头上挤成一堆的黑鸦鸦的人群传达唯一能够传达的信息。一道横亘在人们之间的令人厌恶的沟壑，为什么主办方硬要把这样一张像头下流的抹香鲸一样的桌子摆在这儿？先生，现在提出把它撤走已经没用了，因为悬而未决的问题总会从潜意识层面回归，就像玛丽·波拿巴在分析勒菲弗莱夫人一案时所指出的，这位夫人在一辆小汽车里谋害了她的儿媳。我感谢您的好意，感谢您蓄势待发的肌肉，然而，我认为要紧的是要研究这只难以形容的单峰驼的本质，解决办法只有一种，那就是赤手空拳地逼近，你们从你们那边，我从我这边，逼近正慢慢地扭曲着它面目可憎的衣冠冢的木质屏障。出去，你这个蒙昧主义者！很显然，它不会自己走掉。斧子，拿把斧子来！它毫无惧色，反倒显出怀疑论者耍弄阴谋诡计时的激愤神态，摆出一副耍死狗的模样，虚伪地着生在想象力的产物之上，为的是不让想象力毫不受死亡拖累地飘上云端，云间才是它真正的故乡，只要重力——这张包罗万象、无处不在的桌子，不再沉甸甸地压迫你们各位的马甲，不再压迫我的皮带扣，甚至于不再压迫第五排的那位一直只顾着默默恳求我别再浪费时间快给她讲洪都拉斯的话题的美人的睫毛。我看到有人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办事人员已经怒不可遏，主办方将会有人引咎辞职，此刻我已经可以预料到文化活动的经费会被削减；我们陷入了一个熵，这个词就像是一只燕子掉进了木薯粉汤，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正是这张婊子养的桌子想要的结果，它想让我们都哭哭啼啼或者在出口楼梯处打作一团，而它却能独自留在这间空荡荡的大厅里。你这条令人作呕的蜥蜴，你会得逞吗？让我们都不要假装看不见它的存在吧，正是它把一切交流、一切话语都染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看看它吧，它就这样钉在我们中间，当某位进步党派的首脑想推广施托克豪森的音乐时，它就像一堵令人毛骨悚然的墙壁死死地杵在我们中间，那神情活像是女王在一家傻瓜收容所里一样。啊，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学会的女主席已经在某个地方准备好了一束玫瑰花，那本该是当你们在雷鸣般掌声里重新活动活动自己坐麻了的屁股时，由秘书的小女儿上来献给我的。然而，因为有了这个可恶的凝块，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我们大家走进大厅的时候明明都看见了理所当然的它，却又都忽略了它，直到我的手无意中轻轻一碰，才突然把它充满敌意的面目揭露了出来。如果不事先除掉这张桌子，那么一切都不可理解，一切都绝无可能，我们怎么能坐在下面凭空想象一种并不存在的自由呢？一个巨大谜团中纠缠不清的分子，最糟糕的奴役形式的集中证明！仅是洪都拉斯这个想法就像是在孩子们的聚会进行到最高潮时一只气球突然爆炸。谁还会去管洪都拉斯呢？当我们身处这条黑色火焰的河流两岸，这个词语还能有什么意义呢？而我刚才居然还要向各位做一次讲座！各位居然也还蓄势待发要听它！不，这太过分了，我们至少应该有勇气清醒过来，或者至少也要承认我们想要清醒过来，承认现在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是拿出惊人的勇气，手掠过这个冷漠的、几何体形的下流东西，一齐说：它大约一米二宽，两米四长，是栎木实木或者桃花心木，或者上了漆的松木做的。可是，这样就算完了吗？我们就能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了吗？我觉得不会的，这都没多大用处。

就比方说这儿吧，这儿的木头上好像有个节。这位太太，您觉得这是木头上长了个节吗？还有这里，我们一直管它叫桌子腿的地方，这个垂直向下的直角，这一堆朝向地面的石化呕吐物，又作何解释呢？还有这地面，我们走来走去的保障，在它光亮的镶木地板底下，又究竟隐藏了些什么东西呢？

（通常情况下，这样的讲座会提前很多结束——或者说被结束，空荡荡的大厅里只留下那张桌子。当然了，谁也不会看见那桌子抬起了一条腿，就像在四下无人时桌子们总会做的那样。）

卢卡斯在医院里（一）

卢卡斯住的是一家五星级医院，在这里，病人就是上帝，如果拒绝了他们的荒唐要求，护士们就会有大麻烦，她们一个比一个亲切，几乎永远都在说好，原因如前所述。

当然，对12号病房那位胖先生提出的要求，是没法做出让步的，他肝硬化到了那种地步，还每三个小时就要一瓶杜松子酒，可是，当卢卡斯走到走廊里好让人给他的病房通风，在候诊室里发现了一束雏菊而他几乎是不好意思地问可不可以拿上一支到他的病房，使房间里能有点儿生气的时候，女孩子们都非常乐意，忙不迭地说可以，当然可以，太可以了。

卢卡斯把花平放在床头柜上，然后按响了呼唤铃，他要了一杯水，好把花摆得更好看。护士们拿来了水杯，刚把花插好，卢卡斯又发现床头柜上满满当当地全是各种小瓶、杂志、香烟和明信片，所以呢，也许可以在床尾放一张小桌子，这样他就不用在床头柜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去找那雏菊，连脖子都不用转动，一眼就可以看见它。

护士立刻就拿来了他要的东西，并把插着雏菊的水杯放在他最方便看到的角度，卢卡斯表示了感谢，又顺便告诉她，来探望他的朋友很多，椅子不够用，要是能趁着有张小桌子在这里，再摆上两三把舒适的安乐椅，营造出一个更适宜交谈的氛围，那就再好不过了。

几位护士刚把椅子端来，卢卡斯又对她们说，他很感激朋友们曾花许多时间陪自己畅饮，因此，小桌子最好能弄得漂亮一点，先铺上块小小的台布，上面再放两三瓶威士忌和半打酒杯，如果可以，玻璃杯最好是带棱的那种，当然，不用说，还得有只冰桶和几瓶苏打水。

姑娘们分头去找来了各种用品，又不失艺术品位地把它们安顿在小桌上，这时，卢卡斯又指出，酒瓶酒杯一放上去，雏菊被淹没其中，美感大打折扣，其实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因为在这间病房里，真正缺的是一个柜子，好把堆在过道上柜子里的鞋子衣服放进去，然后再把插着雏菊的水杯放到柜顶，这朵花会活跃整个房间的氛围，并赋予其某种有些神秘的魔力，一切康复的关键就在于此。

姑娘们理解不了这一连串要求，但坚决执行医院的规定，她们费了好大劲搬来一个大柜子，那朵雏菊终于高高地盘踞在柜顶上，像一只略含惊讶而充满慈悲的眼睛。护士们还爬上柜子，给水杯里加了点儿清水，这时，卢卡斯闭上了双眼，说现在一切都妥当了，他想睡一小会儿。她们一把门关上，他便一跃而起，把雏菊从水杯里拿出来，扔到了窗外，因为这不是一朵他特别喜欢的花。

Ⅱ

……稿纸上画着在时空中并不存在的国度之中的登陆，就像一支中国部队的阅兵式，行走在永生与虚无之间。

——何塞·雷萨马·利马《天堂》

解释的去向

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垃圾箱，里面堆满了解释。

在这种合情合理的情况当中，只有一件事令人不安：如果哪天有人成功地解释了这个垃圾箱，到时会发生什么。

沉默的副驾驶

把在时间和空间上间隔很远的一个故事和一个假想联系在一起，是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事儿放到现在，可能会是件千真万确的事，可退回去二十年，发生在阿根廷科尔多瓦省一条空寂无人的公路上，又是在巴黎一次聊天时偶然谈起的，这事儿还真有点不好说了。

叙述这个故事的人是阿尔多·弗朗切斯奇尼，而提出这个假想的人是我，这两件事都发生在保尔·瓦莱莉大街上的一家绘画作坊里，不时穿插着一口小酒、两口雪茄，为谈起家乡的事情时身边没有那些不知为何就聚到一起的一大帮阿根廷人那值得颂扬的民俗式的长吁短叹而开心。我记得一开始我们是在谈论加尔维斯兄弟，谈论乌斯帕亚塔的杨树；后来不知怎么我就提起了门多萨，阿尔多是门多萨人，他兴奋起来，等我们反应过来，他已经自顾自地讲起他是如何开车从门多萨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穿越科尔多瓦的时候已经是夜半三更，正开到半路，突然，汽油没了，散热器里的水也没了。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那天夜里天黑极了，待的地方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只能等有车从那里经过，好帮我们一把。在那时候，出门走远路不多带上几罐汽油和水的人可不多；最不济，路过的车能把我太太和我捎到最近的有旅馆可住的镇子上安顿下来。我们就这样待在黑暗中，把车靠路边停着，边抽烟边等。大约一点钟，我们看见有辆车朝布宜诺斯艾利斯方向开来，我便站到路中间用手电筒打信号。

“这种事在当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可在那辆车停下来之前，我就感觉到司机根本没有停车的打算，车风驰电掣般驶来，似乎想扬长而过，哪怕看见我头破血流倒在路中间也会视若无睹。我只得在最后一刻闪到一旁，因为那车在不情愿地踩下刹车后又往前冲了有四十米；我跑上前，靠近驾驶座的窗边。我已经关上了手电筒，因为仪表盘上的光足以勾勒出开车人的脸庞。我三言两语向他解释了我们遇到的麻烦，请他帮帮忙，这样做的同时，我的肠胃一阵阵发紧，因为在靠近那辆车的时候，我已经莫名其妙地觉得有点害怕，说莫名其妙是因为在这种黑咕隆咚的地方，应该感到紧张的其实是开车的人。向他解释的时候我往车里看了看，后排座位上没人，但在前排另一个位子上坐着个什么东西。我把它叫东西，是因为我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描述，而且事情发生和结束得都那么快，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我发誓，那司机说‘我们没带汽油’，同时猛踩油门把车开动的时候，我真的感到一阵轻松。我回到自己的车上，本来没法向我太太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我还是做了一番说明，她明白了这种荒谬，就好像尽管她没有看见我看到的东西，可那辆车上的恐怖气氛还是蔓延开来传染给了她。

“现在你可能会问我到底看见什么东西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司机旁边坐着一个东西，我刚才给你说过的，一个黑乎乎的形状，一动不动，也没有把脸朝我转过来。其实我可以打开手电筒，照照车上那两位的，但不知怎么我的胳膊动弹不得，不知怎么这前后只有短短几秒，更不知怎么当这车开走并消失在远处的时候我几乎要感谢上帝，更别提他妈为什么我在旷野里待了整整一夜也毫无怨言，一直到天亮以后，一个卡车司机帮了我们一把，甚至还请我们喝了两口酒。

“我永远也无法理解的是，这一切在我看见任何东西之前就注定要发生，而我其实什么也没看见。好像是在我感觉到车上的人并不打算停车，最后不得已停下来也只是不想轧着我的时候，心里就已经生出了惧怕的念头；但这算不上什么理由，因为说到底，深更半夜的，又是在荒郊野外，是人都不会愿意被人拦车。我说服自己，说事情是从我跟开车的人说话那一刻开始的，有可能在我走近那辆车的时候，某种东西就以另一种方式向我袭来，一种气氛吧，如果要这么称呼它的话。不管这一切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想不出别的来解释这一切，为什么我在与司机说话时感到寒气刺骨，而扫一眼另一个会让我的恐惧立马凝聚。但那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妖怪吗？抑或是不想让人看见才半夜运载的吓人的白痴？是个脸部畸形或者长满脓疮的病人？某种放射恶能的变态体，一种令人不堪忍受的气场？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可是兄弟，我这辈子从来没像那天那样害怕过。”

我脑子里积攒了三十八年来一大堆有关阿根廷的回忆，阿尔多讲的这个故事仿佛点击了某处，我脑子里那台计算机紧张运行了一阵，最后给出了一张写着猜想，也许就是答案的卡片。我甚至想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咖啡馆里，第一次听说那件事的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受，一种纯粹的心理上的恐惧，就像看电影《吸血鬼》时的感觉；许多年过去了，那种恐惧和阿尔多的恐惧重合，而一如往常，这种重合总是能支撑起某种假想。

“那天夜里坐在驾驶员旁边的是个死人，”我这么对他说，“说来也奇怪，你从来没听说过在三四十年代有一种行业叫尸体运送吗？特别是运送那些死在科尔多瓦的疗养院里而家里人又想运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安葬的结核病患者。由于联邦法律或之类的原因，运送尸体变得极为昂贵；于是有人想出办法，给死人略微化妆，让他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驶位上，连夜赶路从科尔多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好在天亮之前能赶到首都。他们给我讲起这事儿的时候，我和你的感觉一模一样；后来我还试图想象那些以此谋生的人是有多缺乏想象力，可我一直想象不出来。你能想象自己坐在车里，一个死人靠在旁边，开着一百二十码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行驶吗？五六个小时的车程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因为一具尸体并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僵直不动的东西，一个大活人也不可能像他力求做到的那样麻木不仁。”我们又喝了点酒，接下来的必然推论更加可爱：至少有两个干过这种营生的人后来成了赛车大腕。我现在突然想到，说来也真怪，我们刚才的话题是从加尔维斯兄弟谈起的；我倒不觉得他们俩干过这个，但他们一定和干过这种活儿的人比赛过。说起来这话一点不假，参加这种玩命赛事的，身边总是跟着一个死人的。

会发生到我们头上的，相信我

“说过的话会飞走”，这谚语的头半句他们还勉强可以接受，可后半句“写下来才靠得住”，他们断然不能接受，好几千年都这么过来的，想想看吧。所以，当大人物得知有一位不知名学者发明了拉线器，而且几乎无偿出售时——因为这学者在晚年变得颇为愤世嫉俗——他十分激动。当天他就接见了这个人，用茶水和烤面包片招待他，招待学者就该用这些。

“我就有话直说了，”客人说道，“您需要对付的是文学、诗歌这一类的东西，对不对？”

“一点儿不错，博士，”大人物回答道，“还有反对派的宣传册呀、报纸呀，那一堆狗屁东西。”

“没问题，可您得知道我这个发明没有辨别能力；我的意思是说，您自己的报刊和您手下那些笔杆子也一样会中招。”

“那也没办法，如果真是这样，最后我也会赢。”

“照这么说，”学者说着从马甲里取出一个小玩意儿，“事情就很好办了。一个单词无非就是一串字母，一个字母呢，又无非是由一条线摆成的某种图案。现在我们达成一致了，我只要按下这个嵌着珍珠母的小按钮，这部机器就会开始运转，把一个个字母拉成一条平整的细线，一道水平的墨迹。要我动手吗？”

“动手，真他娘的。”大人物吼道。

放在桌上的一份官方日报明显地起了变化：整版整版的一栏栏文字都变成了痴呆的莫尔斯电码，说的都是---。

“去看看《西班牙百科全书》。”学者说，他并非不知道，政府机关里总有这种配置。可已经没必要了，因为电话铃响了，文化部长闯了进来，广场上聚满了人，那一晚，整个地球上，没有一本印好的书，打印机的盒底也没剩下一个字母。

我能把这些都写下来，是因为那个学者就是我，而且凡事皆有例外。

家庭纽带

全家人都恨透了安古斯蒂亚斯姨妈，连出门度假都没忘记把这意思传递给她。大家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去旅游，刚一离开家，来自各地的明信片便疾风暴雨般袭来，有阿克发彩色负片的、柯达彩色反转片的，买不到别的甚至也寄黑白明信片，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一张都写满了骂人的话。有从罗萨里奥寄来的，有从圣安德烈·德·希雷斯寄来的，还有从奇威尔科伊寄来的，甚至还有从查卡布科大街和莫雷诺大街的街口寄来的，邮递员一天要来上五六次，怨气冲天，安古斯蒂亚斯姨妈却兴奋异常。她从来不出门，她喜欢待在院子里，每天就指着收明信片打发光阴，她很开心。

一些样本如下：“问候你，恶心鬼，但愿你遭天打雷劈，古斯塔沃。”“我啐你一身，何塞芬娜。”“但愿小猫一泡尿浇死你的天竺葵，你的小妹妹。”诸如此类。

安古斯蒂亚斯姨妈早早就会起床等着接待邮递员，还会给他们小费。她会把每张明信片都读上一遍，欣赏一番照片，然后把那些问候话再读上一遍。到了晚上，她会把影集拿出来，把白天的收获小心翼翼地放进去，这样既能看见照片，还能看见那些问候。“可怜的小天使们，给我寄了多少张明信片呀！”安古斯蒂亚斯姨妈想着。“这张上面有头小奶牛，这张有教堂，这张是特拉弗尔湖，这张是一束花。”她一张一张地看着，满怀柔情，一边把每张都用大头针钉住，以防它们从影集里滑落，不过，大头针总是扎在签名上，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什么叫作擦肩而过

一切重要的发现通常都是在异乎寻常的条件下、在异乎寻常的地点发生的。就说牛顿的那只苹果吧，那怎么会成了一件令人大吃一惊的东西呢？我遇到过一次，一场商业会议开到一半时，不知怎么我就想起了小猫——这和那天会议的主题没有半点关系——而我突然发现，原来猫都是电话机。就这么简单，天才的事都是这样。

自然，像这样一种发现会引得众人惊愕不已，因为谁也不习惯电话机会跑来跑去，而且还会喝牛奶，喜欢吃鱼。大家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这是种特殊的电话，就像那种不用电线的对讲机，此外，我们这些人也都是些怪人，因为直到今天我们才明白小猫其实可以当电话机用，因此，之前也没人想到要使用它们。

这种疏忽大意自古有之，对由于我的发现而可能建立的通信系统也不能抱太大期望，因为，显而易见，没有密码能使我们破解这些信息和它们的源头，以及发送者的身份。一望而知，这并不是拿起一个不存在的管子然后拨出某个已经和我们的数字无关的号码，更不用说要弄懂另一头出于同样令人困惑的理由试图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了。这种电话是可用的，虽然那些长着两条腿的用户付的报酬少之又少，猫们仍用童叟无欺的诚实证明着这一点；谁都无法否认，他那只黑的、白的，或者花的，甚至安哥拉电话机，总会带着坚毅的神情跑到用户脚边，然后发出一声信息，我们那原始、可怜的文化则愚蠢地把它归结为一声“喵”，或其他类似音节。丝般柔软的动词，毛茸茸的形容词，不管简单句还是复合句都像肥皂或甘油，这些组成了一场演说，有时会和饥饿这一话题相关，这时，电话机就只是只猫，然而在另外一些场合，话题与它本身毫无关系，而这能证明一只猫可以成为一部电话机。

我们迟钝又自负，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没能对这种来电做出应答，也没想过它们来自何方，电话线（那颤动的尾端已经疲于在世界各地的房子里展示给我们看了）的另一端又是谁。我的发现对我或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呢？每只猫都是一部电话机，而每个人都是一个可怜的人类。谁知道这些猫日复一日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又指出了怎样的道路呢；我能做的只是在我那台普通电话机上拨通我工作的那所大学的电话，几乎是羞愧地宣布了这一发现。似乎无须提起，学校里专门负责接听这一类电话的学者听了电话，他们的沉默简直像碗冻木薯粉汤。

小小天堂

幸福的形式有许多种，因此，如果你们听说，在奥朗古将军的领导下，从血液里充满了小金鱼的那一天起，国民们都觉得自己过上了幸福生活，各位千万不要大惊小怪。

其实，那些小鱼并非用黄金打造，只是颜色金黄，然而，只要看上一眼它们那亮闪闪的跃动，人们就会立即产生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政府十分清楚这点，当时有一位博物学家捉住了第一批标本，它们通过恰当的人工饲养迅速繁殖起来。它们的学名叫Z-8，个头很小，如果你能想象一只母鸡只有苍蝇那么大，这种小金鱼就和那只母鸡缩小的程度差不多。因此，在那个年代给年满十八岁的居民注射金鱼并不费事；法律规定了这一年龄限制及相关技术流程。

正因如此，这个国家中的所有年轻人都迫不及待地盼着轮到自己进入某家植入中心的那一天，陪他一同前来的家人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会有一根管子把一个装满生理盐水的玻璃瓶和他手臂上的静脉血管连在一起，只等时间一到，便会把二十条小金鱼输入他体内。受益者本人和他的家人有的是时间欣赏玻璃瓶子里的小金鱼如何跳跃、转动，直到一条接一条地被管子吸进去，一动不动、也许还会有点惊慌失措地随水流淌，就像其他无数个亮晶晶的小水滴一样，最终消失在静脉血管中。半小时后，这位公民体内有了足量的小金鱼，便会回家去长久地庆祝自己终于抵达了幸福彼岸。

仔细想来，居民们的幸福更多来自自己的想象，而非与现实的直接接触。尽管他们不能再亲眼看见它们，但他们知道小金鱼在自己庞大的静动脉树状网络中游动，每天入睡前，在眼皮的凹陷下，他们仿佛看见小亮点往来穿梭，在它们游弋其中的血红河道背景下显得无比耀眼。一想到这二十条小金鱼会很快繁殖，他们就开心不已，他们想象着会有数不清的小金鱼，在各处闪耀发光，在额头下滑行，抵达指尖和趾头，在粗大的股动脉或颈静脉聚集，或是灵巧地钻进最狭窄最隐秘的区域。这种对自身体内的审视最精彩的部分是它们会周期性通过心脏，在那里小金鱼们会碰见跳板、湖泊甚至是瀑布供它们嬉戏聚会，它们一定会在这个喧闹的港口互相辨认、挑选，最终配对成双。小伙子们和姑娘们相爱的时候，也坚信不疑，在他们的心脏里，一定有某条小金鱼找到了自己的伴侣。甚至有时候身上什么地方痒痒，也会被归结于有几条小金鱼挤在了一块儿。生命的基本节奏就这样内外沟通；很难想象还会有比这更和谐的幸福场景。

这幅画面里唯一的麻烦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条小金鱼死掉。它们寿命挺长，但总有一天某一条会死去，它的尸体被血流裹挟着，最终会堵住某条动脉通往静脉或静脉通向毛细血管的通道。国民们对此类症状都很了解，其实也很简单：会有点呼吸困难，有时会感觉眩晕。这时，人们就用得上家家户户都储存着的一种注射液。只需几分钟，这种药就会让小金鱼的尸体分解干净，血液便又能正常流通了。根据官方预测，政府号召每个居民每个月使用两到三瓶注射液，考虑到小金鱼的繁殖速度很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死亡频率也会不断上升。

奥朗古将军的政府给出了一个定价，每瓶注射液价值二十美元，这意味着每年会有几百万美元的进账；外国观察员们或许会认为这是一笔沉重的赋税，但居民们不这么看，因为每一瓶注射液都能重新给他们带来幸福，为此付点儿钱也理所当然。有些家庭资金不足，这是常有的事儿，政府会把注射液用分期付款的法子卖给他们，价钱自然要比一次付清翻上一番。如果这样还有人买不起注射液，那也总能找到一处生意兴隆的黑市，这是善解人意又有慈悲心肠的政府为了它的人民和几位上校的福祉默许的。贫困又算得了什么？毕竟，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金鱼，下一代人接受馈赠的日子也很快就会到来，他们将举办聚会，载歌载舞地庆祝。

男艺术家们的生活

孩子们初学西班牙语的时候，以“a”或“o”结尾的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再符合逻辑不过，因此他们会毫不犹豫、道理满满地把这个原则用到特例上去，于是，贝巴是个傻女人（idiota），托托是个傻男人（idioto），阴性词老鹰（aguila）和海鸥（gaviota）非得配上一只阳性的老鹰（aguilo）或是阳性的海鸥（gavioto）才能成为一家子，而那些拉皮条的男人（galeoto）如果不是因为双桅船（galeota）的话，也不会被拉上贼船。我觉得这太有道理了，所以我现在仍然坚信，一些活动的实施者，比如旅客（turista）、艺术家（artista）、承包商（contratista）、及时行乐者（pasatista），还有那些逃避现实的家伙（escapista），这些词的词尾也都应该按照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的性别来加以区分。在像拉丁美洲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男性主导文明里，就应该用artistos作为艺术家的总称，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称呼男艺术家或是女艺术家。至于他们的生活，必是低调而堪称典范，谁要是不同意我就跟谁急。

键盘上的小猫

有人教一只猫弹钢琴，这只猫就坐在琴凳上弹呀弹的，弹遍了所有的琴谱，还弹奏了五支他自己创作的曲子，那是献给各类狗的。

除此之外，这只猫蠢得不可救药，每当音乐会间歇的时候，他都会以一种令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执着创作新曲。就这样，当他弹到了第八十九号作品时，终于有人忍无可忍扔上来一块砖头，让他一命呜呼。他至今长眠于科连特斯大街640号雷克斯大剧院的门厅内。

自然天成不容亵渎

有这么一个男孩，每只手上都长了十三根手指头，他的几个姨妈立马让他去学习弹竖琴，这样一来那些多出来的手指头就都派上了用场，他只用了那帮只长了五根手指的可怜孩子们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学业。

就这么着，男孩的技艺炉火纯青，不费吹灰之力拿遍了所有奖项。等到他开始开音乐会时，他同时用二十六根手指头在有限时空内汇集的音乐之丰富，没有听众跟得上，总是被落在后面，当这位年轻的男艺术家弹完《阿瑞图萨之泉》（扒谱版）时，可怜的人们还停留在《中国花鼓》（改编版）上。这自然会造成可怕的混乱，但大家依旧公认这孩子弹起琴来简直就像位天使。

就这样，他的忠实听众们，比如包厢的常客，还有报纸的评论家，乐此不疲地继续去听这孩子的音乐会，努力不落在节目之后。他们听得那么刻苦，以至当中有那么几位的脸上开始长出新的耳朵来，而每长出一只新耳朵，他们就离那用二十六只手指在竖琴上弹出来的音乐更近一步。但麻烦在于，瓦格纳音乐厅散场时，会有不少行人因为看见听众脸上长满耳朵而昏厥过去，于是市长施展铁腕，把男孩打发到税务局的打字处工作，他干这份活也快得出奇，上司们喜笑颜开，而同行都觉得死到临头。至于音乐嘛，在大厅某个黑暗角落里，那架被主人遗忘了的竖琴一声不发，身上落满了尘埃。

“苍蝇”交响乐团的种种习惯

“苍蝇”交响乐团的指挥塔瓦雷·皮斯西特拉大师为乐队制定了一条座右铭：“自由创作”。为此他允许穿翻领衣服，允许各行其是，允许服用安非他命，他还以身作则，树立了特立独行的典范。正演奏着马勒的交响曲，他就能把指挥棒塞给一个小提琴手（这位当时可是被吓得不轻），自己跑到一个空座上读《真理报》，这事儿难道不是有人亲眼所见吗？

“苍蝇”交响乐团的几位大提琴手同时爱上了女竖琴手，她是佩雷斯·桑吉雅克莫的遗孀。这种爱情显然破坏了乐队的秩序，大提琴全围在女竖琴手身边，活像一堵屏风，使她惶恐不安，在整个演奏过程中，她突出的两只手活像求救信号。此外，老听众们连一次竖琴的琶音都没听见，那纤弱的琴声全被几把大提琴的强音给盖住了。

迫于指导委员会的压力，佩雷斯·桑吉雅克莫的太太终于表示自己倾心于那个叫雷莫·佩尔苏提的大提琴手，于是他被批准把自己的乐器放在竖琴旁边，其他那几位只好像垂头丧气的甲虫一般各回各窝。

这个乐团里有这么一位吹巴松管的乐手，每当他吹奏乐器时总会有一种怪异的现象发生，他会被吸进乐器里，然后再从另一头出来，速度极快，转瞬之间这位吓呆了的乐手就会现身于巴松管的另一端，他只得飞快转过身来，继续他的演奏，免不了挨上指挥一顿臭骂。

一天晚上，正在演奏阿尔伯特·威廉姆斯的《玩偶交响曲》时，这位巴松管手突然被吸到了乐器的另一头，而十分欠妥的是，那里已经被吹单簧管的珀金斯·维拉宿占上了，撞击将他推到了那帮低音提琴手身上，他带着显而易见的愤怒站起身，并清楚地说出了些人们从未在玩偶嘴里听见过的词；至少那些常来音乐厅的太太们是这样认为的，当然，那天在音乐厅里值班的消防员，好几个孩子的父亲，也颇有同感。

有一回，大提琴手雷莫·佩尔苏提缺席，弦乐部的乐手全移到了女竖琴手佩雷斯·桑吉雅克莫太太身边，整场演出期间都一动不动。剧院工作人员还铺了块地毯，放了几盆蕨类植物，来填补那个他们造成的明显的空缺。

定音鼓手阿尔西德斯·拉达艾力在演奏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时用莫尔斯电码向常坐在左边八号包厢里的女朋友传递了讯息。

一个在军队效力的发报员——因为一位拳手家中办丧事，月神公园的拳击比赛临时中止才出席了音乐会——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刚演奏到一半时大惊失色地破译出了下面这句话：“库卡，你的荨麻疹好一些没有？”

精髓

男高音阿美里克·斯科拉维利尼是马可尼剧院的台柱子，他歌声甜美，被崇拜者们称为“天使”。

于是，在一次音乐会中间，有四只漂亮的小天使无法言喻地簌簌拍着金色或绯红的翅膀，伴着这位伟大歌唱家的歌声从天而降时，谁也没有感到太过吃惊。如果说一部分观众合情合理地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其他人则已陶醉在男高音斯科拉维利尼完美无缺的歌声里，认为小天使们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要的奇迹，或者说，这连奇迹都算不上了。歌唱家热情洋溢，不能自已，只是抬了抬眼皮看了小天使们一眼，便继续用细微的声音轻唱着，他正是靠这种嗓音在各家剧场声名远扬。

小天使们满怀柔情蜜意，把歌唱家围在了当中，无比温柔、轻缓地将他托举起来，升到舞台上方，观众们被这一奇观感动得浑身颤抖，歌唱家还在继续引吭高歌，歌声从高处传来，显得愈发不似人间所有。

就这样，小天使们把他一点点带离了观众，观众终于明白了，男高音斯科拉维利尼不属于这个世界。众天使抵达了剧场最高处；歌唱家的声音也越来越不像凡间之声。当这首咏叹调最后一个音符十全十美地从他嗓子里唱出来时，小天使们一齐松手，把他扔了下来。

构造学

以下是对所引用的六篇评论文章内容重点的简要综述。

《鸭子糖浆》，何塞·罗比松诗歌集（《地平线》，拉巴斯，玻利维亚，1974）。米歇尔·帕尔达尔的简评，刊于《语义学通讯》，马赛大学，1975（译自法语）：

拉丁美洲诗歌中，很少能读到如此贫乏的作品。作者混淆了传统与创造的界限，毫无新意的长篇大论，将其改编为诗歌体也只能使内容变得愈加空洞。

南希·道格拉斯的文章，刊于《现象学杂志》，内布拉斯加大学，1975（译自英语）：

显然，米歇尔·帕尔达尔没能正确地掌握创造与传统的概念，因为后者是过去的创造中广受赞扬的东西的总和，绝不应该把它与当代的创造对立起来。

鲍里斯·罗曼斯基的文章，刊于《白色苏维埃》，蒙古作家联盟，1975（译自俄语）：

南希·道格拉斯的浅薄没能掩盖她真实的意识形态意图，她试图推行那一套保守至极反动透顶的观念，妄图在一种所谓“过往的繁荣”的名义下阻挡当代文学的步伐。过去无数次对苏维埃文学的无端指责，现在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阵营的某种教条。那么，说她浅薄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菲利普·穆雷的文章，刊于《胡说小报》，伦敦，1976（译自英语）：

鲍里斯·罗曼斯基教授所使用的语言可称低级术语。怎么可以用如此明显的历史主义语言来应对他人的批评呢？难道说罗曼斯基教授仍然乘坐四轮马车出行、用火漆给信件封口、用旱獭糖浆来治疗伤风感冒吗？从现代批评学的观点看来，难道像“传统”和“创造”这样一些概念还不应该用一组共生的新词来取而代之吗，比如“历史-文化之熵”和“人类动态系数”？

杰拉德·德帕迪亚波勒的文章，刊于《何等妙趣》，巴黎，1976 （译自法语）：

阿尔比恩[1]，阿尔比恩，别糊弄自己了！真是难以想象，只不过隔了一道连游泳都能游得过去的海峡，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居然有人坚持要倒退到评论界最不可回归的架空创造中去。很显然，菲利普·穆雷没有读过索绪尔的著作，一望而知，他多义的主张和他批评的对象一样陈腐。而对于我们而言，在文字不断的表象化延续中，它所固有的二分性表现为最终的所指与虚拟内爆中的能指（通俗来说，就是指过去和现在）。

贝尼托·阿尔玛赞的文章，刊于《非凡去程》，墨西哥，1977（译自西班牙语）：

杰拉德·德帕迪亚波勒的文章发人深省，在这个纯属无病呻吟的领域中，它从原始符号学和适时的严谨两个方面都无愧于结构学美誉。还是让我引用一位诗人的预言来给这种预示了未来类后下文学批评的言语争斗做一个小结吧。在他那本杰出的著作《鸭子糖浆》里，何塞·罗比松在一首长诗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

是鸭必有毛，无毛不成鸭；
人必先有疾，方能成作家。[2]

对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纯粹偶然事件，还能有更好的补充吗？

[1]大不列颠岛的雅称。

[2]此处为双关语，西班牙语中pato意为鸭子，做前缀时亦有“疾病”之意，pluma有“羽毛”和“作家”双重含义。

Polígrafo究竟是什么？

卡萨雷斯和我同名，他总是能把我吓一跳。因其内容，本来我打算给这一章取名为Poligrafía，可我那像狗一样灵敏的直觉却指引我翻到了《有思想的翼手龙》的第840页，结果让人觉得轰的一下：一方面，根据第二条词义，Poligrafía是指“写多种题材的作家”，可这个词又专指一种只有事先知道密码才能破译的书写破译术，它同时也指破译这种密码写作术的破译术。这么一来，我的这个章节就不能称之为“Poligrafía”了，因为它完全是描写塞缪尔·约翰逊博士。

根据过度敬业的传记作者的记载，约翰逊博士在一七五六年他四十七岁时开始给《文学期刊》或者《博物杂志》写稿。在十五个月内，他在月刊上发表了以下文章：《英国政局初探》《关于兵役法的几点意见》《对英王陛下与俄罗斯女沙皇及黑森·卡塞尔伯爵所签订条约的几点思考》《当下时局之观察》和《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杂忆》。在这一年及一七五七年的头三个月里，约翰逊还对以下作品进行了评介：

博赤，《王室史话》

墨菲，《格雷斯酒店日记》

瓦尔顿，《论蒲柏的作品与天才》

汉普顿，《波利比乌斯译作》

布莱克威尔，《奥古斯都宫廷杂忆》

罗素，《阿勒颇自然史》

艾萨克·牛顿爵士，《验证神之存在的论据》

博莱斯，《锡利群岛历史》

霍尔姆斯，《漂白试验》

布朗，《基督教道德观》

哈尔斯，《海水蒸馏、轮船通风及牛奶异味的改善》

卢卡斯，《论水体》

凯斯，《苏格兰主教名录》

布朗，《牙买加史》

《哲学文书》第四十九卷

雷诺科斯夫人，《萨利回忆录译本》

伊丽莎白·哈里森，《杂文集》

埃文斯，《美洲殖民地地图及报告》

《海军上将拜恩案件的一封信》

《有关海军上将拜恩的告人民书》

汉威，《八日游记及有关茶叶的随笔》

军事论文《士官生》

牛津某位先生，《与海军上将拜恩案件相关的另外几个细节》

《对国防部在此次战争中表现的公正分析》

《大自然的自由探索及恶之源》

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一个人发表了五篇随笔外加二十五篇评介，而据他自己和他的批评家们说，他最主要的缺点是懒惰……声名远播的《约翰逊字典》只用三年时间就编成了，有证据表明，这项浩大的工程几乎是他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演员加里克在一首诗中称颂约翰逊“胜过四十个法国人”，暗示的是法兰西学术院的院士们集体编写法语词典一事。

我一向对写作涉猎广泛的人心存好感，他们四处撒钩，同时还像约翰逊博士那样，装得很懒散，可无论是多叫人头疼的题目，比如茶叶、牛奶异味的改善、奥古斯都宫廷，更不用说还有苏格兰主教什么的，他们总能找到办法完成。总之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然而，约翰逊博士所谓的懒散对我来说已是难以想象的勤勉，我最大的努力也不过是避免躺在巴拉圭式吊床上闲闲地睡个午觉、伸伸懒腰罢了。这时我就会想起有些阿根廷小说家每十年才出一本书，空闲时间里，他们还会教记者和尊贵的太太们相信，这活儿太伤神了，搞得人筋疲力尽……

铁路观察

西纳莫莫太太起床的经历不怎么愉快，因为当她把脚伸进拖鞋里的时候，发现里面爬满了蜗牛。西纳莫莫太太抄起一把榔头，把蜗牛砸得稀烂，最后还是没办法，拖鞋只能扔进垃圾堆。为此她下到了厨房里，和女仆聊起了天。

“尼雅塔这么一走，家里空空荡荡的。”

“是的，太太。”女仆答道。

“昨天晚上火车站挤得一塌糊涂！每个月台上都站满了人。尼雅塔特别兴奋。”

“好多火车都在那个点上发车。”女仆说。

“你说对了，孩子。铁路四通八达的。”

“这就叫进步呀。”女仆说。

“特别准点。火车说八点零一分发车，真的就开走了，车上还装得满满当当的。”

“是该这样。”女仆应道。

“尼雅塔那间包厢太漂亮了，你真该去看看的。到处都是金光灿灿的栏杆。”

“那一定是头等包厢。”女仆说。

“那里头有个地方像个小阳台似的，是用透明塑料做的。”

“想想看吧。”女仆说。

“只坐了三个人，都是事先预定的位子。尼雅塔坐的是靠窗的位子，就挨着那些金色的栏杆。”

“真棒。”女仆说。

“她特别高兴，还能把身子伸到阳台上浇花什么的。”

“还有花？”女仆问道。

“都长在铁轨中间。要一杯水就能浇花了。尼雅塔马上就要了一杯水。”

“他们给她把水拿过来了吗？”女仆问。

“没有。”西纳莫莫太太有点伤心地答道，把满是死蜗牛的拖鞋扔进了垃圾堆。

在炒面糊池里游泳

何塞·米格勒特斯教授于一九六四年发明了炒面糊池[1]，为游泳技术的完善带来了显著效果。在运动场上，它的成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在巴格达举行的生态运动会上，日本选手丰岛秋朗获得冠军并打破了世界纪录，他在一分零四秒内游完了五米。

在接受热情的记者们采访时，丰岛断言说，在炒面糊里游泳远优于传统的在H2O中游泳。首先，你根本感觉不到重力的作用，相反，你得费好大劲儿才能让身体沉进那种软乎乎的粉末里；这样一来，起跳其实就是在炒面糊上滑行，掌握了这一点就能在一开始领先对手几厘米。从这个阶段开始，游泳的姿势就和你平时用勺子捞玉米糊的传统技巧没什么两样，同时脚像蹬自行车一样做圆周运动，或者说，就像某些电影院里仍在使用的庄严的转轮。亟待解决的，也是大家都会想到的，是换气的问题。现已证明，在炒面糊里游泳，仰泳姿势并不利于前进，正确方式是脸朝下，或微微侧着，这样会使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巴立刻蒙上一层飞扬不止的粉末，而只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会所才会在里面加上一点糖粉来调味。解决这种短暂不适的办法很简单：戴上一副用硅酸盐护理液适当浸泡过的隐形眼镜，就可以防止炒面糊的粘连；耳朵的问题可以用两个小橡胶球来解决；鼻子上戴一套安全阀机关系统；至于嘴巴，那就随它去了，因为据东京医学研究中心估计，在十米赛中，只有约四百克炒面糊会被吞进肚子，而这能增加肾上腺素释放、促进新陈代谢，以及加强对此类赛事无比重要的肌肉张力。

当被问到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级别的运动员偏好在炒面糊里游泳，丰岛只回答说，几千年过去了，历史终于证实，那种跳下水去再从另一头湿漉漉地钻出水面的活动是多么单调，运动中什么都没改变。他告诉人们，想象力正逐渐发挥作用，是时候给那些老式运动来点儿革命性的变化了，那些运动唯一激动人心之处在于将现有纪录缩短不到一秒，而且你还得真能办到才行，但能破纪录的人真可谓少之又少。他谦逊地声明自己无法为足球或网球提出相当的创新建议，但他的确稍稍提到了一种体育运动的新焦点，他提到，在那贺举办的一次篮球赛中使用过一种水晶篮球，要是这球不小心被打破——而这是极有可能的——那么有责任的那支球队就要切腹自杀。日本文化中无奇不有，尤其是当它开始模仿墨西哥文化时，更加出人意料[2]。可是，让我们回到西方、回到炒面糊上，面糊开始涨价，使得这玩意儿的生产国十分开心，全是些第三世界国家。不过，在堪培拉的新游泳池里，有七名澳大利亚儿童因为尝试花样起跳而窒息身亡，这表明了这项有趣的产品的局限，当面向业余爱好者时，其使用应更加谨慎。

[1]倘若有人不知道什么是炒面糊的话，它是用鹰嘴豆磨成的很细的粉，加上糖，在我小的时候阿根廷的孩子们都特别爱吃。也有一些炒面糊是用玉米面做的，但这只是西班牙皇家学院的说法，个中原因不再赘述。炒面糊是一种棕褐色的粉末，装在小纸袋里，孩子们把它倒进嘴里时常常会被呛着。我在班菲尔德（南方铁路）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在课间休息时都狂吃炒面糊，结果班上三十个人到期末只剩下二十二个。老师们都吓坏了，劝我们把炒面糊倒进嘴里之前最好先深呼吸几次，可是孩子，我向您发誓，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好了，这种富有营养的物质的优缺点我就介绍到这里，各位读者可以回到本页上方作进一步了解，然后就会明白没有人……——原注

[2]指墨西哥玛雅文明城邦举办的一种类似于现代足球比赛的宗教活动中，落败一方的领队会被胜方的领队斩首或取出心脏以作活祭品，他的头骨会被用作新球的球心。

家人

“我可喜欢摸自己的脚了。”布拉卡蒙特太太说。

西纳莫莫太太对此感到震惊。

尼雅塔小的时候也是喜欢在自己身上到处摸来摸去的。这病倒有方子可治：一顿耳光，左右开弓，要是不见点儿血，你的话她是听不进去的。

“说起血的事情，不能不说这孩子的血统真是家传的。”西纳莫莫太太说出了心里话，“不是我说什么，但是孩子她奶奶虽然白天只喝葡萄酒，可一到晚上就大喝特喝伏特加，还有别的什么共产党人喝的烂玩意儿。”

“这都是酒精造的孽。”布拉卡蒙特太太脸色铁青。

“要不说呢，就我教给她的那些东西，相信我，现在恐怕连影儿都没有了。我还是给这孩子喝葡萄酒吧。”

“要说尼雅塔这姑娘真讨人喜欢。”布拉卡蒙特太太应和着。

“她现在在坦迪尔呢。”西纳莫莫太太说道。

现在闭嘴，你这个可恶的阿德贝坤库斯

兴许软体动物不会患上神经官能症，可除了它们之外，其余一切都得十分小心；拿我来说，我见过患神经官能症的母鸡，患神经官能症的蛆虫，患这种病的狗更是不计其数；就连树木和花朵也会在未来的精神科里接受精神分析，因为哪怕在今天，它们的形状和颜色在我们看来，也明显是病态的。因此，在冲澡的时候，听见自己在脑子里带着一种明显的报复快感用英语说：现在闭嘴，你这个可恶的阿德贝坤库斯，谁都不会为我这种冷淡的态度感到吃惊的。

我给自己擦肥皂的时候，这句责备极富节奏感地重复着，而我没有进行丝毫有意识的分析，仿佛它是洗澡水肥皂泡的一部分。只有到了最后，洒完古龙水准备穿内衣的时候，我才会对自己、也对阿德贝坤库斯提起点兴趣，在过去的半个小时内，我一直不停地让它闭嘴。我好好地失眠了一夜，为着这种轻微的神经官能症状不断拷问自己，这病情无伤大雅却十分顽固，使我难以入睡；我开始问自己，这个叫阿德贝坤库斯的家伙究竟在哪儿不停地唠叨，致使我身上的某处听见了并专横地用英语叫它闭嘴。

把这套奇异的假想放到一边倒是挺容易的：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那么个又能说又烦人的人或东西叫阿德贝坤库斯。这是个专有名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有几回我甚至看见了用大写字母写着的这单词的几个特定音节。我知道自己很会造一些没什么意思或强安个意思的新词，但我觉得我不会造出一个像阿德贝坤库斯这样不招人爱、古怪又活该挨骂的名字。这名字属于不上档次的魔鬼，愁眉苦脸的跟班，一准是巫术书上屡屡提到的名字；这名字就像它的主人一样讨厌：可恶的阿德贝坤库斯。可停留在纯粹情感的层面上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实际上，类推分析、助记的回响、一切相关的手段，全都毫无用处。最后，我只好接受了，阿德贝坤库斯这个名字和意识无关；所谓神经官能症的症结就在于这句要求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安静下来的话，而那东西或那人根本就不存在。多少次，某种令人分心的名字最后激发了某个动物或某个人的形象；这一回可不一样。我想让阿德贝坤库斯把嘴闭上，可它绝不会闭嘴，因为它从来就没张嘴说过什么或叫过一声。我怎么能对抗虚无呢？我睡着了，倒有点像这家伙，空洞而无存在感。

七十七号爱情

而在做完他们所做的一切之后，他们起床，冲澡，扑粉，喷香水，梳头，穿衣服，就这样，一步一步，他们又变回不是自己的模样。

公众服务部门的新鲜事

——以斯威夫特式的语气

一些颇值得信任的人告诉大家，说提供这些消息的人对巴黎城市地下交通系统的了解几乎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他重提这一话题的倾向所暴露出的隐情至少会令人不安。然而，谁能阻止那家在巴黎地铁里流动营业的餐厅在不同圈子里引发各式评论呢？并没有什么过分的广告把它推介给潜在顾客；执法部门一直保持着使人不适的沉默，它只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像油渍一样在地底深处慢慢洇开。像这样一种创造发明绝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个大城市特许的范围之内；倘若有朝一日墨西哥、瑞典、乌干达和阿根廷也对此发明有了特别的了解，那再正常不过，甚至可以说很有必要，其意义远超美食本身。

这个想法一定来自马克西姆餐厅，因为这座好吃鬼的殿堂获准承包了地铁列车上的餐车，今年年中开张的时候倒也没闹出多大动静。流动餐厅在装修和设备上似乎毫无新意地照搬了别的火车站餐厅的风格，唯一不同之处在于，这儿的食物好得可不止一点半点，当然价钱高得也不止一点半点，这些细节本身就足以筛选出顾客。有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在地铁这种供工薪阶层使用的交通工具里搞这么一家高级餐厅；而其他的人，包括那位报信者在内，都保持着一种与该问题相称、含有哀叹之意的沉默，因为答案不言而喻地蕴藏在问题本身之中。西方文明发展到了如此高度，开着劳斯莱斯轿车去豪华餐厅，被带金佩紫或毕恭毕敬之人环绕，已经没多大意思了，但是，想象一下这种令人颤抖的狂喜吧——你沿着地铁站脏兮兮的台阶往下走，把车票塞进检票机入票口好挤进站台上浑身臭汗、刚从工厂或办公室下班往家走的人群中，在一群粗制滥造的贝雷帽、便帽和大衣中间，等待着那辆列车的到来，而其中的某个车厢，芸芸大众只能在它停下来的一瞬间眼巴巴地看一看。并且，这种喜悦不仅仅停留在它最初的非凡体验中：马上将为您具体描述。

这一美妙创意的灵感在整条历史长河中都有迹可循，远可以追溯到麦瑟琳娜皇后探访苏布拉，近可以想到哈伦·拉希德在巴格达城中小巷里假模假样的巡游，更不用说那些真正的贵族天生就有一种偷偷接触社会底层的兴致，一首美国歌就叫《让我们去逛逛贫民窟》。巴黎的大资产阶级平日里为身份所限，只能坐私家轿车、豪华飞机和火车头等车厢出行，如今他们终于发现这样一个去处，有着消失在地底深处、难得一遇且引起明显厌恶之情的台阶。在这个法国的工人大众纷纷放弃曾使他们在本世纪历史上声名远扬的种种诉求，为的只是能摸一摸属于自己的小轿车方向盘、能在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里钉在电视机屏幕前的时代，如果那些有钱的资产阶级背弃可能沦为大众化的享受，而讽刺性地——这一点他们中的知识分子不可能注意不到——寻找表面上最贴近无产阶级、而同时使他们比平常的地表生活离得更远的地方，又有谁会觉得奇怪呢？说餐厅经营者及其顾客会首先愤怒地驳斥带有任何讽刺意味的主张也无济于事；说到底，只要他能掏得起足够的票子，进到餐厅里来，就能享受和其他顾客一样的服务，谁都知道，那些在地铁长凳上睡觉的乞丐当中，有不少人钱多得数也数不清，就像某些吉卜赛人和左翼领袖一样。

餐厅的管理自然要据此做一些调整，然而也不会因此放弃那些招徕高雅顾客的策略，因为在这样一个讲究行为得体、举止优雅，还必须使用除臭剂的地方，并不是有钱就能使鬼推磨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必要的筛选已经成为餐厅管理层的一个心病，想找到一个既显得自然又不失严格的办法可不容易。众所周知，地铁站台面向所有人开放，头等车厢和二等车厢之间并没有太多差别，连查票员也会在高峰期睁一眼闭一眼；头等车厢里经常挤满了人，至于是不是每个乘客都有权利挤到这里来，谁也不会去较真。因此，对顾客加以引导，让他们能很方便地进到餐厅里真非易事，好在这一问题现在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不过每到一站，列车一停，餐厅管理者们还是掩饰不住自己的担心。解决办法，简单说来就是当普通车厢的乘客上下车时，把餐厅大门紧紧关住，只在列车启动前几秒才把大门打开；为了使这一系统得以运作，地铁餐厅上安装了一种特别的蜂鸣器，提示食客可以进出的开门时间。这一套操作方法实行起来应该很顺当，因此，餐厅里的安保人员会和车站安保人员同步行动，在短时间内站成两排，把顾客圈在中间，同时也防止闲杂人等、不知情的游客或那些别有用心的政治捣乱分子混进餐厅里来。

一如往常，通过餐厅的私下宣传，顾客们都知道了该在站台具体哪个地方等车，地点每两周一换，为的是避开那些普通乘客；此外，站台墙壁上贴着的奶酪、洗衣粉或矿泉水的广告海报之一也藏了有关该地点的暗号。虽然有点花费过大，但管理层还是更愿意采用私下发放小册子的方法来通知顾客每一次的变更，而不是在必要处标上箭头或其他标识，因为那样一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不少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或那些把地铁当酒店住的流浪汉聚集在那里，虽然他们只是为了就近看一看餐厅车厢里的豪华装饰，毫无疑问，只要看上一眼，他们就会连哈喇子都流下来。

小册子上还有别的对顾客而言同样必要的信息；事实上，顾客必须知道餐厅在午餐时间和晚餐时间分别沿哪条线路行驶，线路每天都会变化，好使食客们的用餐体验更加愉快。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一张每两周一换的精确日程表上还标明了主厨的拿手菜；尽管每天更换路线大大增加了上下车管理的难度，但它却规避了在一天的两个用餐时段里引起普通乘客注意的风险。没有收到小册子的人绝不会知道这列车餐厅究竟是从蒙特勒伊市政府站开往塞夫尔桥站，还是在连接文森城堡站和讷伊桥站的线路上营业；这样除了可以给顾客带来走访各条地铁线路的乐趣、让他们欣赏欣赏站与站之间多少会有一点的差别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安全，因为如果餐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行程，每个地铁站的乘客也都是些老面孔，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

在任一线路上光顾过这家列车餐厅的人一致认为，除了精致的食物，那种愉快的、有时甚至是有益的社会学体验才是最令人心满意足的。坐在透过车窗直面站台的位置上时，顾客们可以看见以不同方式、密度和节奏奔赴工作岗位，或者在一天结束时准备好好休息一番，常常在站台上站着站着就早早睡着了的勤劳群众。为了使这种观察显得更自然，小册子上会建议顾客观察站台时不宜全神贯注，最好是吃一口看一眼，或者在聊天的间隙才看；显然，过分的科学研究般的好奇心可能会引起一些不恰当的、当然也是不公正的反应，因为被观察对象文化水准不够高，还不能理解现代民主派令人仰慕的思想深度。当站台上多是成群的工人或学生时，要特别注意避免长时间注视；而当人群的年龄或衣着与食客们较为接近时，多看上几眼就没有任何风险，他们甚至还会向列车上的人挥手致意，仿佛他们在车上的存在能激起民族自豪感或代表某种可喜的进步。

最近几周，这一新型服务方式已在城市各界广为人知，列车餐厅所到之处有了许多的警察部署，表明了官方机构乐意维护这一趣味盎然的创新。在食客们下车的那一刻，特别是看见单身或成双成对的食客时，警察会分外积极；在这种时候，客人们一穿过由地铁和餐厅两方面人员组成的双重引导线，就会有数量不等的武装警察客客气气地把他们护送到地铁站出口，一般情况下，客人的汽车就停在那里等候，因为顾客们会为这一趟愉快的美食之旅做好仔细的规划。这些预防措施自然有它充足的理由；在纽约的地铁——有时候巴黎的地铁也会如此——由于毫不负责、毫无道理的暴力而变成危机四伏的丛林时，权力机关的这种未雨绸缪应得到人们的全心称赞，不仅仅是餐厅食客的，而是全体乘客的，毋庸置疑，乘客们会心存感激，庆幸自己没有被卷入挑衅者或精神病人制造的混乱之中，那帮家伙不是社会主义分子就是共产主义分子，要不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串名单可以开得很长，长过穷人的指望。

不知不觉，已有六个走远[1]

五十岁之后，我们就开始在他人的死亡中一点点死去。我们青春时代伟大的魔术师和巫师一个接一个地走了。有时我们已经不太记得起他们，他们留在了历史当中；会有别的声音，别的房间[2]呼唤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还在，却如同不再似初时一般喜爱的画作，如同只在回忆中隐约浮现的诗歌。

而后——每个人都有自己亲密的追随者，有出色的中间人——突然有一天，他们的名字铺天盖地地出现在报纸上，出现在广播里。也许我们得花点儿时间才能明白，我们自己也从那一天开始踏上了死亡之路。我是在那个晚上明白过来的，吃晚饭时，有人漠然地提起了一则电视新闻，说让·谷克多刚刚在米利拉福雷去世了，就在几句平常的话语之中，我感到我的一部分也跌落在桌布之上，随之死去了。

接着逝去的几位，一模一样，都是通过广播或报纸知道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巴勃罗·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艾灵顿公爵，还有昨天晚上，我正在哈瓦那一家医院里咳个不停，一个朋友把外面世界的流言蜚语带到我的病床前，查理·卓别林也走了。我会出院的。我会痊愈了出院，一定会的，不过，算下来这已经是第六次了，我又死去了一点点。

[1]标题仿洛佩·德·维加《即兴十四行诗》中的一句：“不知不觉已有三行写完”。

[2]原文为英语，是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第一部长篇作品的名字。

分手对话

这是由两个人来朗读的对话，
谁都知道这是强人所难。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

“正是，说的就是这个，没发现”

“但我们一直在找，自从那天”

“也许并非如此，只不过是每天早上”

“骗人，总有一天你看着自己就像”

“谁知道呢，我还是”

“光想是不够的，如果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证明”

“你瞧，没办法确定”

“不错，现在我们俩都想找到证据去应付”

“就好像接吻是确认一种开脱，就好像互相看一眼”

“衣服之下，这副皮囊也就没什么”

“我有时会想，这还不算最糟糕的；还有不如这个的，说那些话”

“或者不说话，在那种时候就像”

“我们知道要把窗子稍微打开一点”

“像这样把枕头翻过来找”

“就像每款香水都有说法”

“你一直在嚷嚷个不停，而我”

“我们就像是被一场雪崩掩埋，两眼一抹黑，直到”

“我可是一直想听到这句话”

“躺在皱皱巴巴的床单上假装睡着了，有时还”

“互相抚摸时我们还会骂那只闹钟”

“可起床也是件很甜蜜的事，还抢着去”

“要抢先，浑身湿漉漉的，看谁先把干毛巾抢到手”

“咖啡，烤面包，购物清单，还有”

“每天都是老样子，人们会说”

“一模一样，只是有时候会”

“就像是想讲一个做过的梦，之后”

“用铅笔描过一个轮廓，靠记忆重现如此之”

“同时也知道怎么去做”

“哦，倒也是，可是恐怕盼着能再遇上”

“再来点儿果酱还有”

“谢了，我没有”

晚霞猎手

如果我去拍电影，我会决定去捕捉晚霞。我什么都研究好了，只差出去游猎的经费，因为晚霞可不会就这么被轻易捉到，我的意思是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开始它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起眼，而正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它却猛地变得灿烂辉煌；或者也有相反的情况，它先是放肆地挥霍着自己的色彩，然后，一下子就变得像只身上涂满肥皂的鹦鹉。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要在摄影机里装上上好的彩色胶片，算好旅途费用，规划落脚点，守望天空，选择最佳地点，哪一样都不简单。反正不管怎么着吧，如果要我去拍电影的话，我会准备好一切去捕捉晚霞，其实只要一次晚霞就够了，然而，为了获取这终极的晚霞，我得拍上四五十部晚霞的片子，因为如果我去拍电影的话，我会像对待诺言、女人和地缘政治一样苛刻。

现在既然这情况并没有发生，我只能用想象来安慰自己，我想象晚霞已经被我猎取到手，躺在它长长的螺旋形的铁皮盒子里。我的计划是这样的：不光是要把晚霞猎获到手，还要把它归还给我那些对晚霞知之甚少的同类，我指的是那些住在城里的人，他们若是碰巧看见了落日的话，充其量也就是看见太阳落到邮局大楼和对面的公寓楼背后，或落到电视天线和路灯组成的伪地平线之下。那会是部默片，或者只配上录晚霞时的同期声，也许有犬吠，或牛蝇的嗡嗡声，运气好的话会有绵羊脖上的轻轻铃铛声，倘若这晚霞出现在海上，应当还会有海浪的撞击声。

经验和腕表告诉我，一次完美的晚霞，从高潮到落幕，不会超过二十分钟，我会剪去这两处，只留下它那缓慢的内在演化，那难以觉察而瞬息即逝的千变万化；它会被归入叫纪录片的那类片子，在放碧姬·芭铎的电影之前放映，这时人们刚刚坐稳，眼睛盯着屏幕，就像他们还在公交车或是地铁上似的。我拍的这部片子还会有这样几行提示（或画外音）：“各位将要看到的是一九七六年六月七日用固定机位及M牌胶片拍摄于X地的晚霞，连续拍摄共Z分钟。”观众们会知道，除了晚霞之外，没有任何情节，所以我们建议他们像待在自己家里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可以看看晚霞，也可以背过身去，和其他人聊聊天，或者遛遛弯，等等。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不能建议大家抽上一支烟，要知道，在晚霞满天的时分抽上一支烟可真是妙不可言，然而，正如大家所知，各家电影院都把这一美妙的习俗列为禁止项目。不过，这并不妨碍大家喝上一口，本影片发行商在影院休息室里设有袖珍酒卖场。

很难预测我制作的影片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人们看电影是为了忘掉自我，而晚霞的作用恐怕恰恰相反，晚霞时分正是我们能比较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时候，反正我自己是这样的，痛苦但有益；说不定其他人也能从中受益，谁知道呢。

被囚禁的几种方式

只要开了头就完了。这篇东西我刚看了一行，就对一切失望透顶，因为我万万不能接受加戈爱上了莉儿；其实我是又往下读了几行才知道的，但这里的时间是不同的，比方说作为读者的你在读到这一页时就会明白我不同意这件事，同时也提前知道了加戈爱上了莉儿，可事情并不是这样发生的：当加戈是我的情人的时候，这儿根本还没你呢（这篇东西当然也还没有写出来）；其实我也没在这里，因为这不是本文此刻要说的话题，我和下面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一点关系，加戈会去自由电影院看一场伯格曼的电影，在两则廉价广告之间，莉儿的两条腿会和他的腿挨到一起，就像司汤达小说里描写的那样，一个绚烂的结晶过程开始了（司汤达认为这是循序渐进的，但加戈并不）。换句话说，我讨厌这篇写着我讨厌这篇文章的文章；我觉得自己上当了，被侮辱了，被背叛了，因为这话根本就不是我说的，而是某个操纵我、支配我、阻碍我的人说的，我觉得他还要顺带着哄骗我，写得再明白不过了：我觉得他还要顺带着哄骗我。

他也在哄骗你（正在读这一页的你，上文就是这么写的），而且仿佛还嫌不够似的，还有莉儿，她不光不知道加戈是我的情人，还不知道撇去在自由电影院里的种种，加戈其实对女人一窍不通。我怎么能够接受，他们从电影院里出来时，正聊着伯格曼和丽芙·乌尔曼（碰巧他们俩都读过丽芙的回忆录，于是自然就有了去喝上一杯威士忌的理由，在出于艺术和性欲的亲近感里，畅谈那又想当妈妈又不想放弃演艺事业的女演员的狗血事件，而同时待在这两件事幕后的伯格曼，不管是做父亲还是做丈夫，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婊子养的）；就这么聊到了八点一刻，莉儿说我妈妈身体不大舒服我该回家了，加戈说我送您，我的车就停在拉瓦耶广场，莉儿说好呀，您可是灌了我不少酒，加戈说请允许我扶您一把，莉儿说当然，这才有了赤裸的小臂温热的坚实（他就是这么说的，两个形容词两个名词，原话如此）而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上了那辆福特车，要知道那辆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我的车，就这样加戈会把莉儿送到圣伊西德罗，烧着我的汽油，不管要花多少钱，莉儿把他介绍给她妈妈，她妈妈有关节炎，然而对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又喝上了威士忌，真不好意思，现在您还得开那么远的路回城里去，莉儿，我会想着您的，这样路就会短很多，加戈，这是我的电话，莉儿，哦，谢了，加戈。

一目了然，我绝不赞同那些试图改变深层现实的东西；我坚持认为，加戈根本就没到电影院去，也不认识莉儿，只不过是这篇文章想让我相信这一点，以此让我陷入绝望。就因为这篇文章里说了我应该接受，我就得接受它吗？反过来说，倘若我身上有某一部分认为这种背叛是模棱两可的（说不定真的发生了，电影院的事儿），我就应该相信吗，可起码接下来的几段文字告诉我们说，加戈回到了城里，一如既往地把车胡乱一停，上楼来到我的公寓里，他知道我已在这段文字的结尾处等他等了太久，正如我以往对他的一切等待一样，他洗完澡，穿上橘黄色的睡袍，那是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走过来躺在长沙发上，而我正靠在上面欣慰而满怀爱意地读着：加戈走过来躺在长沙发上，我正靠在上面惬意而满怀爱意，芝华士酒与深夜的雪茄暗暗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我把手指轻柔地伸进他的卷发，想让他发出一声懒洋洋的呻吟，没有莉儿也没有伯格曼（读到这句话真是太爽了，没有莉儿也没有伯格曼），这时我会慢慢解开橘黄色睡袍的腰带，我的手将会从加戈光滑温暖的胸膛向下滑去，滑向他体毛浓密的腹部，等待着第一阵抽搐，接着我们会缠绵着走向卧室，一起栽倒在床上，我会找到他的脖子，我喜欢用牙轻轻咬那儿，这时他会低声嘟囔着说等一会儿，嘟囔着说等一会儿，我得打个电话。当然是给莉儿，我已经安全到了，谢谢，接着是一段沉默，那我们明天上午十一点见，沉默，十一点半，可以，沉默，当然是去吃午饭了，小傻瓜，沉默，我叫你小傻瓜，沉默，干吗还用“您”来称呼我，沉默，我不知道但我们仿佛认识很久了，沉默，你真是个宝贝儿，沉默，我又穿上睡衣，回到客厅，继续喝我的芝华士，至少我还有这个，文章上面写着至少我还有这个，我又穿上睡衣，回到客厅，而加戈还在电话里和莉儿聊个没完，再读一遍也没用，上面就是这样写的：我回到客厅，继续喝我的芝华士，而加戈还在电话里和莉儿聊个没完。

视线的方向

——献给约翰·巴斯

可能是在伊利昂，或者在教皇派和德皇派大战方休的托斯卡纳田野里，为什么不能是在丹麦人的土地上，抑或是布拉邦特那样一个浸透鲜血的地区呢：一幅流动的景象，仿佛闪电从两团乌云交锋处迸发，时而照亮、时而又掩护着军团与后卫部队，挥舞着短刀和长戟的正面厮杀，这种失真的画面，恐怕只有心底充满谵妄的人，从一天的剪影中寻找着最尖锐的角度，寻找烽烟、溃败、旗帜中的余留物的人，才能看到。

于是，一场战斗就成了一次寻常的、无视理性与未来历史记载的挥霍。又有几个人能亲眼看见英雄被身披洋红的敌人重重包围的辉煌时刻呢？要靠吟游诗人的有效机制：悠悠地挑选、吟唱。也需要听者和读者：只想为传奇故事添油加醋。然后，或许是迫使众人接受那副概纳了英雄一生的面孔的时刻，如同夏绿蒂·科黛面对马拉的赤裸身体时的选择——胸脯、腹部、咽喉。如此，现在，在重重烽火与撤令之间，在败军军旗飞逃或希腊步兵专心致志地朝着未被攻克的城墙进军之时，轮盘赌的台面上小球会停在某处，将三十五个希望抛入虚无，独留一份好运，或红或黑。

在转瞬即逝的画面中铭刻着这一幕，英雄以慢动作从一具躯体中抽回剑——后者仍立在风中，鄙夷地看着他流血倒下。在敌人的攻击下，庇护着他的青铜盾牌随着他手上的动作，把一束束反光射向对方。敌人一定会向他扑来，但他们也一定会看见他怎样奋死拼搏。他们被炫目的光线照得睁不开眼（盾牌就像一面聚光镜，在晚霞与火光的照耀下，将敌人烤得焦头烂额，他们被激怒的身影如同身处火海），几乎无法分辨哪些是铜盾上的浮雕，哪些是战役中朝生暮死的幽灵。

铁匠在镀金物中注入心血，千锤百炼，满心愉悦地用同心的技艺将其铸成盾牌，它抬起弯弯的眼皮，在人群中（这群作为显现之物受众的人，在交战的荒诞矛盾之中要么杀死他要么被他杀死）显现出森林空地中的英雄的赤裸身体，他怀里依偎着一个女人，她的手指深深插进他的头发里，像是在抚摸，又像是要把他推开。两人并肩躺着，努力使这场景沉入树林缓慢的呼吸（一头小鹿从两棵树之间钻出，一只小鸟在他们头顶振翅），力量的轨迹似乎聚集于女人另一只手中的镜子上，镜子里她的眼睛或许不愿意看到这个在白蜡树和蕨草间夺去她童贞的人，绝望地寻找着由某个微小的动作引导而成、且使之定格的情景。

少年跪坐在泉水旁，摘下了头盔，深色的卷发拂在肩头。他已饮过水，嘴唇湿漉漉的，唇须上还沾着些水滴；长矛躺在一边，在远途征战后获得了休憩。简直是那耳喀索斯再世，少年看着脚下波光闪动的泉水里的倒影，却想着他只能看到热恋中的回忆，那个迷失在悠远沉思中的女子可望而不可即的身影。

又是她，她乳白色的胴体已不再和打开她、进入她的另一个身体交缠，而是优雅地展露在从落地窗照射进来的暮色中，她侧转着身子，几乎直面向画架上的一幅画，落日的余晖给画蒙上了一层橘红的琥珀色。可以说，在那幅有画家隐约现身的画里，他只能看见近景。无论是他还是她都没有把目光投向风景的深处，那里，在一眼泉水旁，隐隐约约能看见两具倒下的躯体，英雄已经在战斗中死去，躺在奋死拼搏时手中紧握的盾牌之下，而那少年，一支从空中掠过的羽箭仿佛把他的目光永久定格在了远方，那里，慌乱的人群正在撤退，遍地是破烂的军旗。

盾牌不再反射出太阳的光芒；没人看得出它是用青铜锻造的，在它黯淡无光的表面上，出现了刚刚描绘完一场战斗的铁匠的身影，他仿佛指定了战斗最激烈的时刻，英雄四面受敌，用剑刺穿了离他最近的那个敌人的胸膛，又把溅满鲜血的盾牌高高举起护卫着自己，在烈焰、怒火和晕眩中，看不出盾牌上的花样，除非那具裸体是那个女人，她正心甘情愿地接受着少年的轻柔抚摸，泉水边，静静的，是那少年放下的长矛。

Ⅲ

“不，不。并非犯罪行为。”夏洛克·福尔摩斯笑着说。“这只不过是许多离奇的小事中的一件罢了。在一块仅有几平方英里的弹丸之地，拥挤不堪地住着四百万人口，这类小事是少不了的。”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蓝宝石案》

卢卡斯和他的流浪歌

这歌卢卡斯小时候就在一张有刮擦声的唱片上听过，唱片一向耐用的电木已经承受不住数台带云母振膜唱头和硕大纯钢唱针的电唱机的重压了；哈利·劳德爵士的声音仿佛是从十分遥远的地方传来，事实上也真是如此，他的声音伴着苏格兰的薄雾灌进唱片里，被释放出来时已经是在阿根廷草原昏昏沉沉的夏季。歌唱得毫无感情而有例行公事之意，内容是一位母亲送儿子出远门，而哈利爵士可算不上是个多愁善感的母亲，尽管他那金属般的声音（好像一经录音处理差不多所有人都是这种声音）流露出一丝伤感，而当时的小男孩卢卡斯早已与这种伤感相伴多时。

二十年后，电台里播放了这首歌的一小段，是由巨星埃塞尔·沃特斯演唱的。过往像一只强硬的、不可抗拒的手把卢卡斯一把推到了大街上，推进了伊利贝里酒吧，那一晚，他听了这张唱片，我敢说他是在许多往事里放声大哭，他一个人待在房里，喝得醉醺醺的，一是因为自悯自怜，再就是因为喝了不少卡塔马尔卡的果渣白兰地，谁都知道，那玩意儿最能催人泪下了。他根本不知道为何而哭，不知道这首民谣触动了他的哪根神经，而现在，没错，现在他能俘获其中的含义，其伤感之美。当那位因演唱了她独特版本的《暴风雪》而风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歌手演唱它时，它仿佛又摆脱了哈利爵士所唱的那种浅薄与平庸，回归到某种原汁原味的南方情调。管它是来自苏格兰还是来自密西西比河呢，反正你听它头几句歌词，就是一股浓浓的黑人风格：

你就要离开故乡，吉姆，
今天你就要上路，
去城里人中间居住——

埃塞尔·沃特斯送别自己的儿子时预见到了不幸，除非像培尔·金特[1]那样浪子回头，双翅折断，骄傲尽失，否则他无可救药。这一神谕试图藏在一连串与吉卜林[2]的《如果》们毫不相关的如果之后，其中饱含罪恶的实现：

如果疾病将你压垮，
如果老友使你动摇，
你独自一人在世上漂泊，
如果你没什么朋友，孑然一身，
又没什么钱，身无分文——

凡此种种如果，吉姆手中仍握有开启最后那扇门的钥匙：

总有一个妈妈
等你回家，甜蜜的家。

当然了，这就回到弗洛伊德医生的老路上了，蜘蛛之类的。可音乐是一片无人之地，图兰朵是否冷淡或齐格弗里德是否纯种雅利安人都没多大关系，情结与神话都融进旋律之中，然后呢，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喃喃低语，用部族的语言一遍遍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未来又会将怎么样：

如果你陷入了麻烦，吉姆，
只要写信告诉我——

多么简单，多么美妙，多么埃塞尔·沃特斯。只要写信，天经地义。问题出在信封上。吉姆，信封上该写什么名字，又该写什么地址呢。

[1]培尔·金特（Peer Gynt），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同名诗剧主人公，他耽于幻想、狂妄鲁莽，历经波折后回到故乡，如离家时一样一贫如洗。

[2]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有一首励志诗名为《如果》（If）。

卢卡斯的羞耻之心

谁都知道，在如今的公寓里，客人去上洗手间，其他人会继续谈论比夫拉和米歇尔·福柯，然而，空气中似乎飘浮着某种东西，仿佛所有人都想忘掉自己拥有听觉，与此同时耳朵却都关注着那个神圣的场所——自然，在我们这种拥挤的社会里，那地方离我们进行高端对话之处基本不到三米远，可以肯定的是，尽管那位离席的客人会费尽心机掩饰自己的行为，尽管他的同伴们会提高谈话的声音，在某些时候总会回响起一些克制过的、在某些不合宜的情况下才能听到的声音，最好的情况是从粉色或绿色卷纸上撕下廉价厕纸的可怜声音。

如果这位去洗手间的客人不巧是卢卡斯的话，这事儿的恐怖程度便只能和把他逼到这个可恶据点的腹痛程度相比了。这种恐怖既不是出于神经官能症也不是来自什么情结，而只是因为确信一种反复出现的肠道现象必会发生，换句话说，一上来什么问题都没有，和风细雨，静悄悄的，可到了最后，就像猎枪弹药筒里的铅弹碰上了火药，那一声可怕的巨响，连架子上的牙刷都要晃几晃，淋浴帘的塑料布都要抖几抖。

卢卡斯实在是无计可施了，实在没法阻止这事儿发生；各种办法他都试遍了，比如把身子向前弯，直到把头挨着地面，又比如说把身体向后仰，直到脚顶到对面的墙壁，侧着身子也试过，甚至于——也算是登峰造极了吧——他还试过用手抓住屁股两边，使劲往外掰，尽力扩大那条狂风暴雨的通道的直径。他也试过把可以够得着的毛巾全拿过来捂在大腿上，甚至用上了主人们的浴袍，可什么样的消音方法都没用；就这样，本来挺舒服的一件事儿，差不多每一次都毁于最后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响屁。

轮到别人去卫生间的时候，卢卡斯会为那人紧张得浑身发抖，因为他确信分分钟就会传出第一声通知猎物已死的耻辱的号角；有时候人们好像并不十分在意这类事，这让卢卡斯有些吃惊，但很明显，人们并不是毫不在意，他们甚至会用小茶勺敲打茶杯，或是毫无必要地挪动扶手椅加以掩饰。如果什么事也没发生，卢卡斯会很开心，会马上再要一杯白兰地，可这一来他就把自己暴露无遗，大家全知道了，刚才布罗基太太去卫生间方便的时候，他一直紧张又焦虑。孩子们真不一样呀，卢卡斯想，简单直接，不管是多风雅的聚会，他们都会径直走过来，大声宣布：妈妈，我要拉粑粑。卢卡斯接着往下想，那个写出一首拉屎诗的无名诗人真是得天独厚呀，那首诗这样写道：人生最快事/慢慢去拉屎/要想得轻松/肚里全腾空。要达到这位先生的境界，人们得远离任何由不恰或激烈的放屁之举引来的危险，除非他家卫生间在楼上，或者在离房子有相当一段距离的铁皮小屋里。

既然说到了诗歌，卢卡斯脑海里此刻浮现出但丁的一句诗：那些被判有罪的人放屁如同吹小号。和如此高雅的文化一挂上钩，卢卡斯顿时觉得自己这一番胡思乱想虽说和贝伦斯坦博士正发表的有关租借法案的演讲风马牛不相及，但也无可指摘了。

卢卡斯对消费社会的研究

随着跨界理念的流行，在西班牙有人开始销售大包火柴（按他们的说法，洋火），每大包内装有三十二盒火柴，每个小盒都华丽地仿制于整副国际象棋中的一个棋子。

很快，一位精明的先生推出一种新型象棋，它的三十二个棋子每个都可以当咖啡杯用；几乎紧随其后，“两个世界市场”生产出一种咖啡杯，可以让那些身形较为松弛的太太们作为各式束身胸罩使用，在此之后，伊夫·圣罗兰推出了一款可以同时盛两只水煮蛋的胸罩，方法极其耐人寻味。

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人能把水煮蛋玩出新花样，于是人们在吃这样的水煮蛋时长吁短叹，精神不振；这样一来，一种幸福的传送链就此中断，只剩下束缚人们的锁链，顺便说上一句，它们还个个都价值不菲。

卢卡斯的朋友们

那群乌合之众为数众多且品类丰富，谁知道现在他怎么单单想到了赛德隆这哥几个，而想到赛德隆哥几个就意味着有太多事情不知从何说起。卢卡斯唯一的优势是幸好他并不认识赛德隆家所有的人，而是只认识其中三位，但又有谁能说得清这到底算不算优势呢。他知道这家的兄弟往少了说有六到九个，反正他只认识其中的三个，所以，注意了，我们要开始了。

赛德隆兄弟三人分别是音乐家塔塔（出生证上写的是胡安，顺便说，此类文件叫partida实在荒谬，因为事实正好相反[1]）、电影制作人豪尔赫和画家阿尔贝托。和他们三个人分别打交道已经够受了，可他们要是凑到一起，请你去吃个恩潘纳达馅饼什么的，那简直就是死亡三部曲。

从到他们家开始说起吧，走在大街上就能听见从这座楼的某一高层传来巨大的喧闹声，如果你和他们的哪位巴黎邻居擦肩而过，便可以看到他脸色苍白得如同一具死尸，仿佛身处他们这种严守道德、性情平和的人断难接受的出格怪事之中。完全没必要去打听赛德隆一家住在几层，因为喧闹声会引着你上楼来到一扇门前，和别人家的门比较起来，这扇门有点儿不太像门，而且它看上去仿佛已经被里面的热闹场面烤得通红，让人不敢多敲几下，害怕手指头的关节会被烫焦。当然了，这门一般是半开着的，因为赛德隆一家总是不停地进进出出，再说了，朝着楼梯那儿通风那么好，为什么要关门呢。

进了大门，那里面发生的事情真是很难有条有理地说清楚，因为你刚迈过门槛，便会有个小丫头抓住你的膝盖，在你的风衣上抹满口水，同时，从门厅里的书柜上会扑下来一个男孩骑在你的脖子上，那劲头就像一架神风战斗机，要是你竟敢带一瓶葡萄酒上门，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地毯上多了一汪水迹。当然，这根本不要紧，因为此时赛德隆家的女人们会从四面八方的卧室里跑出来，有一位把孩子们从你身上解开，另几位会用抹布把那瓶倒霉的勃艮第葡萄酒擦干，那堆抹布看上去就像是从十字军时代传下来的。就在这种状况之下，豪尔赫给你绘声绘色地介绍着两三本他想拍成电影的小说，阿尔贝托抓着另外两个手持弓箭的小男孩，更糟的是，这两个小家伙居然箭法还很准，这时塔塔系着条围裙从厨房里走出来，这围裙最早应该是白色的，系法也很有气势，围在胳肢窝底下一直披下来，活脱脱就是马克·安东尼[2]，又像是卢浮宫或是公园里那些无所事事的雕像中的一尊。会有十到十二个喉咙同时大声宣布这一重大新闻：今天家里吃恩潘纳达馅饼，是塔塔的老婆和塔塔本人包的，但食谱已经过阿尔贝托大力改良，后者认为让塔塔和他老婆单独待在厨房里会造成最可怕的灾难。再说豪尔赫，他事事不落人后，酿了不少酒。在最初的这场大乱平息下来之后，每个人就会在床上、在地上或随便哪里没有孩子哭或尿的地方安顿下来，哭也好，尿也好，都一回事儿，从不同高度流出来的同一样东西罢了。

和赛德隆哥几个还有他们那几位无私的太太在一起待上一晚（我说无私是因为倘若我是个女人，而且又是赛德隆兄弟的女人的话，我早就自觉地拿面包刀让自己一了百了了，但她们几个不但不难受，甚至比起赛德隆兄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倒使我很高兴，因为这几个兄弟得不时领教一下狠角色的厉害，我看这几个女人总是能占上风），和赛德隆一家待上一晚，算得上是南美的一种缩影，使欧洲人对待他们的音乐、文学、绘画、电影或戏剧时所带的景仰之情有据可依。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基拉帕云兄弟给我说过一件事，他们这群克罗诺皮奥们也和赛德隆兄弟一样疯疯癫癫，只不过他们都是搞音乐的，真不知道这算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有一次基拉兄弟在德国巡回演出（那是在东德，可我总觉得不管在哪边，结果都差不太多），他们想搞一次智利式的露天烧烤，可令他们大为惊奇的是，在这个国家，没有官方的批准是不能在森林里搞什么野炊的。必须承认，获得批准倒没费多大劲，可警方对这事儿太较真了，火刚点上，各种野味刚在炉子上架好，突然来了一辆消防车，消防员们在林子附近散开，待了整整五个钟头，防止火焰蔓延到崇高的瓦格纳冷杉和条顿森林里的其他植被中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到了最后，正应了他们这一行在外面的好名声，好几个消防员都吃得不亦乐乎；那天，穿制服的和穿便装的水乳交融，那情形真是难得一见。说起制服，消防员的制服要算是各种制服当中最不像婊子养的的，真到了有一天，在数百万赛德隆和基拉帕云的帮助下，我们能把南美的所有制服都扔进垃圾堆里去的时候，唯一能幸存的恐怕就是消防员的制服了，甚至我们还可以为他们设计出几款更漂亮的制服来，让这些小伙子们开开心心地去救火，或是去救助那些蒙受羞辱、求助无门、投河自尽的女孩子们。

就这样，恩潘纳达馅饼越吃越少，速度快得让人们怒目相对，因为这个吃了七个，那个只吃了五个，偌大的盘子传来传去，很快就一干二净，不知是哪个倒霉蛋说喝点儿咖啡吧，就好像咖啡也能算粮食似的。永远看起来兴致缺缺的是那群孩子，到底有多少个孩子，这对卢卡斯而言一直是个谜，一个刚刚消失在床背后或是走廊里，另外两个就从橱柜里破门而出，要不就骑着一截橡胶树干滑过来，最后跌坐在装满恩潘纳达馅饼的大盘子里。这样的吃食在阿根廷算是有头有脸的了，可那群孩子非要装出一副什么都看不上的样子，推说他们各自的妈妈半个钟头以前已经提前喂过他们了，可是从恩潘纳达馅饼消失的速度来看，你只会相信，这玩意儿对儿童的新陈代谢十分重要，倘若大希律王[3]在场的话，那天晚上会有另一只公鸡为我们而鸣，卢卡斯也不至于只吃到十二块恩潘纳达馅饼，说不定能吃到十七块，当然，中间必须消停片刻，好到贮藏室取上几升葡萄酒，这玩意儿对消化蛋白质最好了。

在恩潘纳达馅饼之上、之下、之中，都是一片喧闹的声明、质疑、抗议，夹杂着哈哈大笑的声音，种种关乎愉悦与亲密的表达，营造出的气氛令特维尔切人[4]或马普切人[5]的军事法庭也显得冷清，冷清得就像是给昆塔纳大道的某位法学教授守灵。不时会听见从天花板上、地板上或是两边毗邻的墙壁上传来敲击的声音，几乎每次都是塔塔（他是这套房子的承租人）出面解释说，只不过是些邻居，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夜里一点钟这样也算不上什么恶劣，就像在两点半我们一步四级地下楼梯时，还鼓足了劲儿高唱着探戈舞曲，愿你到处卖弄你的虚荣，哪怕面对的是拉皮条的米隆加演员也无所谓。有的是时间解决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问题，我们早已一致同意至少要再去打扰四个家伙，他们活该，你还想怎么着吗，记事本上写满了电话、地址和下次去咖啡馆或是别的什么人家碰头的日期，明天，赛德隆兄弟就会四散开来，因为阿尔贝托要回罗马，塔塔还是到普瓦捷去唱他的四重唱，还有豪尔赫，鬼知道他会上哪儿去，反正手里总拿着个测光表，谁也阻止不了他。也不是完全没必要补充一句，卢卡斯回家的时候，觉得自己脖子上顶的仿佛是个大南瓜，里边满是马蜂、波音707和几首麦克斯·罗奇的独唱。不过就算喝完酒再不舒服，如果说底下还有什么热乎东西的话，他就全然不介意了，那热乎东西一定就是恩潘纳达馅饼了，而在这上下之间，还有件东西更热乎，一颗心在不停重复着，不是玩意儿，真不是玩意儿，太不是玩意儿了，绝无仅有的不是玩意儿，一群婊子养的。

[1]西班牙语中出生证为partida de nacimiento，此处partida意为“证书”，同时该词也有“出发”和“死亡”之意。

[2]马克·安东尼（Marco Antonio，约前83-前30），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

[3]大希律王（Herodes，前74/73-前4），罗马帝国在犹太行省的代理王，以残暴闻名，曾大量屠杀婴儿。

[4]特维尔切人（Tehuelches）是一群生活在南美巴塔哥尼亚的原住民。

[5]马普切人（Mapuches）是一群生活在智利中南部和阿根廷西南部的原住民。

一九四〇年，卢卡斯擦皮鞋

卢卡斯走进五月广场附近的一家擦皮鞋店里，给我左脚的鞋上黑鞋油，右脚的鞋上黄鞋油。您说什么？我说的是这边黑这边黄。可是先生。让你给这边涂黑鞋油，小子，够了，我得集中点儿精神看看赛马的消息。

这种事情要做起来还真不容易，看起来是件小事但真就和哥白尼或伽利略差不多，这类动摇常理的事会让所有人移开视线望向天花板。比方说这一回，就有人多嘴，店深处的一位对身旁的人说，嘿，现在这帮死娘娘腔真是会玩新花样，这时，卢卡斯从准备下注的第四赛道（骑手是帕拉迪诺）中回过神，几乎是温柔地向擦鞋匠征求意见：我要是照着他屁股踢上一脚，你看是用黄色那只好还是用黑色那只好？

擦鞋匠对着鞋不知所措，他刚上完黑色，有点儿拿不定主意，实在不知道怎么擦第二只鞋。黄的，卢卡斯边想边大声说出了口，这就算是下命令了，还是黄的好，又精神又讨人喜欢，喂，你，你还在等什么呢。好的先生马上。里面的那一位已经站起身来，打算过来弄明白照着屁股踢上一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众议员珀利雅提来了一番热情洋溢的雄辩，他能当上意大利慈善联盟俱乐部主席并非浪得虚名，先生们，别再兴风作浪了，等压线的那些麻烦事儿已经够咱们受的了，在这座城市里人能流多少汗真是不可思议呀，这种小事不值一提，关于个人品位也没有什么成文规定，再说了，对面就是警察局，自从上次学生或者说年轻人闹事之后——当然这都是我们这些黄土埋了半截的人的说法，他们可都神经过敏。您说的一点都不错，博士，众议院的一个马屁精表示赞同，这里可不是动手打架的地方。是他骂的我，里面的那位分辩道，我刚才只不过是笼统地谈谈基佬们。那就更说不过去了，卢卡斯说，废话少说，再过一刻钟，我在那边的街角等你。真会挑地方，里面那位说道，正冲着警察局。就是挑的那儿，卢卡斯说，我倒要看看你除了说我是死基佬之外还敢不敢说我是蠢货。先生们，众议员珀利雅提警告说，决斗这种行为已经成为历史，现在绝对不允许了，请二位不要逼我行使我的权力，等等等等。您说得太棒了，博士，马屁精喝了声彩。

卢卡斯就这么上了大街，脚上的皮鞋闪闪发亮，右边像向日葵，左边像奥斯卡·彼得森。一刻钟过去了，谁都没有来找他算账，他心里感到一阵不小的轻松，当即要了一杯啤酒和一根黑色烟以示庆贺，这当然也是为了保持颜色的对称。

卢卡斯的生日礼物

就在那间叫“两个中国人”的甜品店买个蛋糕也太随意了，连目光不太长远的格拉迪丝都明白这一点，于是卢卡斯觉得还是花上半天时间亲手准备礼物比较好，因为要送的人值得他这么做，而且值得更多，但至少要到这种程度。一大早，他就在街上转悠，买了上好的面粉和蔗糖，接着又仔仔细细读了一遍五星级蛋糕的配方，那可是堂娜赫特鲁迪斯的巅峰之作，她算得上是美味餐桌教母。没过多久，他家的厨房就成了马布斯博士[1]的实验室。那天，到卢卡斯家里去讨论赛马预测的朋友们待不了一会儿就感到快要窒息，纷纷离去，因为卢卡斯把各种精细原料粗筛、过滤、搅拌、撒开，他兴致勃勃，搞得连空气都发挥不了正常功能。

卢卡斯对这事儿有点经验，而且蛋糕是做给格拉迪丝的，这意味着要铺好几层酥饼（做好一层酥饼都不容易了），中间再夹上水果蜜饯、委内瑞拉的杏仁片和碎椰片，椰片不但要碎，还要在黑曜石研钵里磨得像原子分裂那么细；最后是外部装饰，劳尔·索尔迪[2]的色调，蔓藤花纹又深受杰克逊·波洛克[3]启发，只有那句“只为你”的标语最为朴素，这一触目惊心的浮雕由酸樱桃和糖渍橘片堆成，卢卡斯选用了十四号巴斯克维尔字体，为这一献礼下了一个几近庄重的注释。

卢卡斯觉得把五星级蛋糕盛在盘子里去赛马俱乐部参加晚宴有点儿上不了台面，因此他小心翼翼地把蛋糕装在了一个白色硬纸盒里，纸盒刚刚够把蛋糕装进去。等到晚会开始的时候，他身穿条纹礼服，右手托着装蛋糕的大纸盒穿过人头攒动的门厅，这一壮举本身就很不容易了，他还得用左手彬彬有礼地推开那些惊奇不已的亲戚和好几个发誓不尝到这华美礼品绝不罢休的美食爱好者。就这样，在卢卡斯身后马上排了一队人，叫着喊着，鼓着掌，还有强咽下口水的声音，这一大群人进大厅时的动静绝不亚于上演一场省级水平的歌剧《阿伊达》。格拉迪丝的父母马上明白这一时刻意义重大，合拢手，做出常见却总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欢迎手势，而庆生晚会的女主人公也抛下一场无关紧要的谈话，迎上前来，抬头挺胸，两眼望着天花板，露出满口白牙。卢卡斯意得志满，感到多少个小时的辛勤劳动马上就到最精彩的尾声了，他冒险做出了伟大的工程的最后一步：双手将蛋糕献礼高高举起，在人们渴望的目光下，把蛋糕危险地倾斜，结结实实地给格拉迪丝扣了个满鼻子满脸。一转眼，卢卡斯发现自己认出了大街上铺路石的花纹，他挨的那一阵疾风暴雨般的拳打脚踢，就连创世时的洪水都会自叹不如。

[1]卢森堡裔德国小说家、编剧、记者诺伯特·雅克（Nobert Jacques，1880-1954）小说中虚构的邪恶博士形象。

[2]劳尔·索尔迪（Raúl Soldi，1905-1994），阿根廷画家，作品风格柔美、色调温和。

[3]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画派代表人物。

卢卡斯的工作方式

有时候睡不着觉，他不会去数羊，而是在心里一封一封地回复那些没能回复的信件，因为他的罪恶感也和他本人一样患了失眠。信件有礼节性的，有充满激情的，也有文绉绉的，他闭着眼睛，一封接一封地回复着，思如泉涌，华美辞藻不断浮现，他心中也常常赞叹自己出口成章的高效率，结果就更难以入睡。只有等到当天的信件全都回复完毕，他才能安心进入梦乡。

这样一来，第二天早晨他自然是没精打采，可糟糕的是他还得坐下来，把头一天夜里打好腹稿的那些信一封一封写出来，写出来的东西差远了，冷冰冰的，笨嘴拙舌，要么就是直冒傻气，这样一来，到了晚上他因为累得够呛，又睡不着了，并且，各种礼节性的、充满激情的、文绉绉的信件还在源源不断地寄来，于是卢卡斯又不会去数羊，而是滴水不漏、文笔优美地回复信件，这些回信之精彩，塞维涅夫人[1]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恨得牙痒痒的。

[1]塞维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1626-1696），法国散文家，以《书简集》闻名，书中收录了她写给女儿和其他亲友的书信。

卢卡斯的派系辩论

开始的时候总是差不多，会在许多事上达成明显的政治一致，彼此之间也充分信任，然而到了某个时刻，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成员就会客客气气地向那些文化程度高的成员发难，第无数次提出信息方面的问题，提出对绝大多数读者（或者听众、观众，可主要是读者，哦没错）来说，内容是否通俗易懂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卢卡斯往往保持沉默，因为他要说的话在他的几本小册子上都说过了，不过他有时也会遭到或多或少是来自兄弟般的攻击，众所周知，没有比兄弟反目更可怕的了，因而卢卡斯也会板起脸，努力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伙计们，这样的责难决计不是由那些善解人意、不辱使命的作家提出的，

他们就像船头的雕像，一马当先于

航行路途之中，迎着

风浪与苦咸的泡沫。就是如此。

他们不会提出这样的责难，

因为作家（诗人/小说家/讲故事者）

就意味着会编故事、有想象力、能说胡话、

深不可测、绝对权威，或是随你怎么说，

意味着首先的首先

语言是个工具，老话就是这么说的，

然而，这个工具起的作用可不止一半，

起码有一大半[1]。

删掉两卷，再去掉附录，

你们向作家（诗人/讲故事者/小说家）提出的要求

是在要他们停止前进

定格于此时此处（洛佩斯，翻译这句话！）

为的是让他们所提供的信息

不要超出周围人的

语义学、句法学、

认识论和价值观常识。哼。

换句话说吧，这意味着让他们放弃

去探究那些未被探究的领域，

或者把探究的方式局限为解释已被探知的东西，

从而让一切探寻新事物的努力都终结于

对旧事物的考据。

我会直截了当地向他们陈述，

但愿他们在前行的道路上能够

止住脚步。（这几句我真是妙笔生花）

然而还有科学定理在否定着

这些自相矛盾的努力，

还有一点，简单而又艰难：

只要没有话语的桎梏，

人的想象力就没有边界，

语言和虚构是一对敌人，一双兄弟，

从这场争斗中诞生了文学，

缪斯与抄写员辩证地对立，

不可言说之物寻找着它的语言，

语言顽强地抵抗着不说，

直到我们扭断它的脖子。

于是抄写员和缪斯达成了协议，

在这奇妙的时刻，之后

我们把它叫作巴列霍或马雅可夫斯基。”

接下来的是一阵洞穴般深远空旷的寂静。

“你说得没错，”有人说话了，“可面对历史的机遇，作家和艺术家——除非他们纯粹生活在象牙塔里——有一种责任，听好了，有责任要把自己的讯息传递到最广大的受众中去。”掌声。

“我一向以为，”卢卡斯态度谦卑地回答道，“你所说的作家是指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正因如此，你坚持让这大多数作家都步调一致的态度，使我感到吃惊。见鬼，你们这些人这么害怕干什么？除了那些心生怨恨、疑神疑鬼的人，谁会对那些显然只能由少数人推进的，且是我们所说的那些极端的、自然也就是困难的（要说困难，那也首先是对作家而言，然后才会轮到公众，这一点要特别强调）体验产生反感呢？那么，会不会是因为，伙计，对有些层次的人来说，一切他们无法一眼看懂的东西都成了错误、成了晦涩呢？会不会是因为有人出自一种不可告人的、也许还是邪恶的需要，想把价值观一下子统一起来，以便使自己在风浪中傲立船头呢？我亲爱的上帝啊，我一连串问了多少个问题啊。”

“答案只有一个，”一个与会者说，“它是这样的：简单易懂很难实现，因此，曲折繁复的文体会成为一种计谋，来掩饰实现这种简单易懂时遇到的困难。”（一阵迟疑过后，鼓掌欢呼）

“年复一年，我们仍在继续，”卢卡斯深深叹息，

“又一次次回到起点，

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

处处都发人深省。”（微弱的赞同声）

“因为除了诗人，谁都不能——

而他也只是偶尔——

登上由白纸搭成的角斗场，

这里的游戏按照神秘的、

不可知的规则进行，如果那规则，

是节奏与释义的奇妙结合，

是一小节诗或故事之中最后的图勒岛。[2]

我们永远都无力反抗，

因为我们对这种缥缈不定的知识一无所知，

对这宿命一无所知，它指引我们

到事物背后去探索，让我们攀上一个副词，

而这副词为我们开启了一片新的领地，一百座新的岛屿，

拿着雷明顿枪或鹅毛笔的海盗

攻击动词或短句，

或迎着名词的狂风，

其中有雄鹰翱翔。”

“简而言之，”结束发言时，卢卡斯已经和他的同伴们一样疲惫不堪，“我的主张是订一个条约。”

“绝不妥协。”这种情况下总有人会发出这样的怒吼。

“一个条约，仅此而已。对各位而言，先有生活再有哲中只剩下了实有其事的生活二字，这样很好，或许这是能使我们的未来更有哲学意味、更加富于幻想、更有诗意的唯一方法。可我此刻寻求的是克服我们之间的分歧，因此，这个条约就在于你我同时放弃那些最极端的诉求，以求和身边最大范围内的人和谐相处。我们放弃创造那些令人目眩、十分罕见的辞藻，你们则放弃同样令人目眩、十分罕见的科学和技术，比方说电脑和喷气式飞机。如果我们不再在诗歌的道路上进取，你们又有何必要死抱住那点科学进步不放呢？”

“这人彻底疯了。”一位戴眼镜的叫道。

“一点儿不假，”卢卡斯深表同意，“可是你们没看见我有多快活吗。来吧，接受吧。从今以后，我们会越写越简单（我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实际上我们办不到），你们把电视机丢开（你们也同样做不到的）。我们选择最直截了当的交流方式，你们放弃汽车、拖拉机，握紧铁铲，好好去种土豆。你们明白如果双方都回归简约，回归通俗易懂的方式，放弃一切中间物而回归与大自然的融合，会发生什么了吗？”

“我提议大家一致通过把这家伙扔到窗户外面去。”卢卡斯的一个伙伴笑弯了腰。

“我反对。”卢卡斯说着，要了杯啤酒，在这种场合，这玩意儿总是来得最及时。

[1]这里是作者的文字游戏，因为在西班牙语中，medio既有“工具”的意思，也有“一半”的意思。

[2]古代欧洲传说中位于世界极北之地的岛屿。

卢卡斯的创伤疗法

卢卡斯有一回做了个阑尾炎手术，那位外科大夫实在不怎么样，他的伤口发了炎，而且十分严重，伤口变了色、流了脓，卢卡斯比无花果干还憔悴。就在这时，朵拉和塞勒斯提诺来了，告诉他说，我们马上去伦敦，和我们一起去玩一个礼拜吧，我去不了，卢卡斯呻吟道，事实上，嗨，我替你换纱布，朵拉说，我们顺路再买一些双氧水、创可贴什么的，就这样，他们先坐火车再坐渡轮，卢卡斯觉得自己活不成了，伤口倒不疼，因为总共就三厘米长，只是他一直在胡思乱想，想象自己的裤子和内裤里面正在如何地翻江倒海，最后到了酒店一看，流脓的情况和在医院里并没什么两样，塞勒斯提诺来了劲，你瞧见了没有，可你在这里能享受到透纳的画，劳伦斯·奥利弗[1]，还有牛肉腰子馅饼，这些都是我的最爱。

第二天，走了几公里之后，卢卡斯痊愈了。朵拉仍然一天两到三次给他贴创可贴，纯粹是为了享受给他拔毛的快感，从这天起，卢卡斯觉得自己发现了一种创伤疗法，如上所述，就是一切都和大夫说的反着来，管他是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波克拉底，还是弗莱明博士。

好几次，好心肠的卢卡斯把这种疗法在家人和朋友中推行，效果惊人。比方说有一回，他的姨妈安古斯蒂亚斯受了点不大不小的风寒，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打喷嚏，鼻子越看越像鸭嘴兽的鼻子，卢卡斯扮成科学怪人，带着僵尸般的微笑躲在门后等她。安古斯蒂亚斯姨妈先是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然后就一头倒在了卢卡斯提前准备好的大靠垫上，等到家里人把她从昏厥中救醒，她只顾给大家讲发生的事情，把打喷嚏给忘得干干净净，接下来好几个小时里，她和家里其他人只想拿着棍棒和自行车链条把卢卡斯追得到处乱跑。后来还是费达大夫让大家言归于好，他们聚在一起把事情说开了，还喝了些啤酒，卢卡斯仿佛不经意地让大家明白，姨妈的风寒已经痊愈，而像往常一样，姨妈对此事的回应完全不讲理，她说这根本不是自己外甥干出这种混蛋事的理由。

类似这样的事对卢卡斯打击很大，然而他还是时不时地在自己或者别人身上试一试这种绝对可靠的方子，又有一回，堂克雷斯波说自己肝有毛病，与该诊断相伴的是，他总用手捂着自己的肚子，眼睛眯缝得像是贝尼尼雕塑中的圣女特蕾莎，卢卡斯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让他的妈妈用香肠加猪油烧了一盘卷心菜。堂克雷斯波对这道菜的热爱甚至快超过赌券，吃到第三盘时，看得出来那位病人已经重新焕发了对生活和对生活中的诱人游戏的兴趣，而后卢卡斯邀请他干了杯卡塔马尔卡果渣白兰地以示庆贺，也便于油脂的消化。一家老小激动起来的时候恨不得把卢卡斯揍上一顿，可在心里头他们都对这种创伤疗法心生敬意，只不过他们把这叫作惊吓疗法或是创伤法，他们觉得这都是一回事。

[1]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1907-1989），英国演员、导演、制片人，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戏剧演员之一。

卢卡斯的十四行诗

如同一只意得志满的母鸡，卢卡斯时不时会写出一首十四行诗来。各位不必感到惊奇：下一个蛋和写一首十四行诗有很多地方是一样的：比如，它们都要求精准、完美、光洁；此外，它们虽然挺坚硬，却又都一敲就碎。它们的生命都很短暂，价值却不可估量，是时间和一种类似于宿命的东西让它们一次又一次做着一模一样的同一件事，单调无比，却完美无缺。

就这样，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卢卡斯居然也创作了几十首十四行诗，每一首都挺棒，其中有几首绝对是天才之作。虽然说这种诗体的格律之严谨没有给创新留下多大的空间，但在他的努力下，他的创作灵感（这个词宜从多种意义去理解）还是达到了老瓶装新酒的水平，叠韵和节奏都运用自如，更不用说那种古老的怪癖——押韵了。说起押韵，他可是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比方说用Drácula（吸血鬼德古拉）来押mácula（污点）的韵。可长时间以来，卢卡斯对鼓捣十四行诗已经心生厌倦，决定给这种诗体的结构增加点新东西，但是，这只长了十四条腿的螃蟹的壳实在毫无弹性，因此，这想法看上去有点荒诞不经。

于是乎就诞生了一种拉链体十四行诗[1]，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对我们文学的不当渗透，然而卢卡斯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认为用“拉锁”这个词太傻，而用另一个词“齿状拉链”也好不到哪儿去。看到这里，读者应该能明白，这种十四行诗读起来就像一个人顺着拉链既能拉上去也能拉下来一样，这样就已经算挺好玩的了，需要指出的是，从下往上读起来意思和从上往下还要有点不一样，这种事情想起来不难，可真要写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卢卡斯对此感到有些惊奇，这两种读法不管哪一种都给人（起码给他）一种毫不做作、自然而然、浅显易懂、太简单了我亲爱的华生的感觉，不过说实话，炮制这种十四行诗可花了他不少工夫。考虑到在一篇论述中，因果性和时间性是包罗万象的，每当你想传达一个复杂的意思，比方说一首十一音节的四行诗的内容，如果把它读得颠三倒四，乱了章法，就算你创造出多少形象编出多少新的故事也都是白搭，因为句子和句子、节与节之间的关联出了问题，而在论述中，哪怕是最不合逻辑的搭配也都应该有自己的逻辑，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了建立这样的联系和桥段，灵感就一定要像一只钟摆那样，让诗歌每两句、至多每三句就打一个来回，诗句刚从羽毛笔下流淌出来（顺便说一句，卢卡斯是用羽毛笔写诗的，这又是一处他和母鸡相像的地方），就要给予确认，为的是看看从梯子上面下来之后还能不能再上得去，而且不能磕磕绊绊、伤天害理的。这里的问题是十四级台阶不算少了，不管怎么说，这种拉链体十四行诗总还有一个哪怕算是怪癖的优点，那就是，就算成百上千次地受到粗话脏话、灰心丧气、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的打击，它仍展现出一种坚持不懈的品质。

可是说到最后，赞美主，这里即是已冰冻三尺的拉链体十四行诗，它唯一从读者那儿期待的，除了赞赏以外，就是能在脑海里和呼吸之间建立起一套标点符号，因为这些符号如果真的写出来的话，想在梯子上上下通行无阻是不可能的。

拉链体十四行诗

自上而下也好自下而上也罢
这条道路总是会通向它自己
到达山顶的幽灵面对着地狱
参天大树不是耸立就是倒下

诗人有时也会突然诗兴大发
别样的图景在他的心中开花
在惊天巨变的清晨途穷路末
落入大海最终触到海边黄沙

拒绝接受他的倒影终归无益
对称的原则怎么能随意反抗
唯此才有希望摘到黄金奇葩

美妙的乾坤怎能紧锁在镜里
写诗的人只知前进哪敢后退
自上而下也好自下而上也罢

是不是真的很管用？是不是这首诗——这两首——都挺美的？

卢卡斯就这样想着这些问题，顺着十四行滑来滑去变化多端的诗句爬上爬下，心里不免有些飘飘然，真的像一只挣扎了半天才下一只蛋的母鸡，正在此时，从圣保罗来了个朋友，是诗人哈罗尔多·德·坎波斯，此人对一切语义学方面的组合都兴趣极高，所以，几天之后，卢卡斯就目瞪口呆地看见自己的十四行诗被翻译成葡萄牙语，而且顺溜了许多，有下面的诗为证：

拉链体十四行诗

自上而下也好自下而上也罢
这条道路总是会通向它自己
幽灵越过山顶就会栽进地狱
参天大树不是耸立就是倾斜

诗人有时也会突然诗兴大发
双重的景象在他的心中开花
在惊天巨变的清晨途穷路末
落入大海最终触到海边黄沙

拒绝接受他的倒影终归无益
对称的原则怎么能随意违背
因此别样怀抱拥着黄金奇葩

美妙的乾坤怎能紧锁在镜里
写诗的人只知执着于这首诗
自下而上也好自上而下也罢

“正如你所看到的，”哈罗尔多在给他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这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处处都有破格，最多只能算是抄译。因为我找不到能和acima（上）全押韵的词，就只好做了些变通，没有遵循十四行诗固定的规则，而是采取半押韵的办法，反正m和n都是鼻音，比较接近（aciMA和decliNA）。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其实就等于是找个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在第二小节的对应处我也重复了这不合格律的规则（无非是偷梁换柱、冒充对称、颠倒乾坤之类的小伎俩）。”

信看到这里，卢卡斯开始对自己说，他那点儿拉链体诗歌写作的辛劳，和这一位比起来简直就不算什么，这位把西班牙语的阶梯重新翻造成葡萄牙语，这才是自找苦吃。作为行家里手，卢卡斯完全有资格评价哈罗尔多这一番努力的成果：这是一次对原有的诗歌游戏美妙的改进，而同样美妙的是，卢卡斯此刻可以从容品味这首十四行诗，不用把自己当作作者，因为那样一来，就必然会对其大为苛责，叫作谦虚也好，叫作自我批评也罢，都属于不明智之举。若非如此，他绝不会想到可以把他的十四行诗加上注解发表出去，他现在非常有兴趣把哈罗尔多的注解复制一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把他写诗过程中的艰辛说得明明白白。

“在两节三行诗中，”哈罗尔多继续说道，“我暴露了（对此我供认不讳）自己的不幸堕落，生吞活咽（注意：应为生吞活剥）。很明显，你十四行诗中的‘反抗’现在成了清楚说明的‘违背’，你写的‘只知前进哪敢后退’，成了‘执着于（他一开口总免不了异国他乡的味道……）这手诗（应为这首诗，即拉链体十四行诗）’。末尾的签名‘逍遥法外的失败者：拥抱吧’，勉强算是跟两节三行诗的末句葩字和下字押上了韵。还有一个形容词被‘挪动’了位置：‘别样’，它从你的第二节的第二句（别样的图景）跳到了我第一节三行诗的最后一句中‘别样怀抱’。（这会成为译者的一种姿态，用来表示收复主权的他者化和小小的口是心非吗？）”

在这篇仿佛蜘蛛女神精心编织出来的文字的最后总结部分，哈罗尔多又说：“然而，传统翻译者遭遇失败（虽然并非心服口服），讲究格律、结构自主、正反皆可的拉链式阅读却安然无恙；传统翻译者，因其无法超越，才用一种雅克·德里达的方式区分了它们之间的区别（différences）……”

卢卡斯也区分了这些区别，因为如果把一首十四行诗比作一只钟表的话，它唯一的功能只是给出这首诗的精准时间，而一首拉链体十四行诗，它一方面要求表达正常的时间流逝，另一方面也把时间颠倒过来计算，就如同一边把漂流瓶扔进大海，一边把火箭射向太空。现在，经过哈罗尔多·德·坎波斯在信中如此这般地一番活体检查，终于可以对这奇异的文体有了点认识；现在终于可以把这条阿根廷-巴西的双重拉链发表出去，又不至于显得故意卖弄文字功底。卢卡斯受到了鼓舞，信心满满，带着他一如既往的米什金式的愚蠢，又开始幻想下一首拉链体十四行诗，这一回它会给出内容互相矛盾的两种读法，而与此同时，如果有可能的话，还会埋下第三种读法。说不定他真的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但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团又一团的废纸，空空的水杯和满满的烟灰缸。不过写诗靠的就是这股劲，说不定哪一天，一句谁跟你说的或者你跟那个人去说说，话赶话，就有了希望，能再一次让比奥兰特心满意足，也能让她平静。[2]

[1]原文为英语。

[2]出自洛佩·德·维加的十四行诗《即兴十四行诗》的第一句：“比奥兰特命我作一首十四行诗”。

卢卡斯的梦

有时，他怀疑豹群采取的是同心式战略，慢慢接近中心点，接近那只蜷伏着簌簌发抖的小兽，那是梦境的起因。可他每次都在豹群捉住猎物之前醒来，只留下丛林、饥饿和利爪的气味；只有这些，他要想象那头小兽的模样，但这根本不可能。他明白，这样的捕猎场面还会一次次地在他的梦中出现，可他已经忘掉了这种鬼祟的拖延与无尽的靠近的背后原因。这梦的动机是什么，动机不是那只小兽吗？与梦境相符的什么事在反复掩藏着它可能拥有的名字：性、母亲、身材、乱伦、口吃、鸡奸？如果梦境就是为此而存在，为了最终向他展露那只小兽的真容，那是为了什么？可事情并非如此，那么，这个梦境就是为了让那群豹子继续在那里无休止地绕圈，只让他瞥见一块林中空地，一团蜷缩的身影，一股挥之不去的气味。毫无进展的梦境是一种惩罚，甚至使他提前领略到了地狱的滋味；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小兽会不会把豹群撕碎，会不会嚎叫着高高扬起姨妈的毛衣针，就是那位在二十年代的一天下午，在乡下的房子里，给他擦洗大腿时对他做过那样奇怪的抚摸动作的姨妈。

卢卡斯在医院里（二）

一阵眩晕，一个突如其来的非现实。那时，另外那个未知的、伪装的现实，在马赛一个八月的早晨，像只癞蛤蟆一样跳到了他的脸上，就说是跳到了街上吧（可到底是哪条街呢？）。慢着点儿，卢卡斯，分开说，这样一股脑是说不清楚的。好，不过。一股脑。好吧，行，那就理理清楚，一般来说到医院去的都是病人，当然也有陪病人的，你三天以前就是如此，准确地说，是前天一大早，一辆救护车把桑德拉送进了医院，陪她来的正是你，握着她的手的你，看着不省人事、满嘴胡话的她的你，匆匆忙忙往提兜里塞了四五件东西，件件都拿错，件件都没用的你，在八月份的普罗旺斯，穿得可够少的，只有长裤衬衣和帆布便鞋的你，一个小时里一直忙着办医院和救护车的各种手续，忙着处理桑德拉喊着不要、医生给注射了镇静剂、突然间山上村子里的那帮朋友帮着担架员把桑德拉送上了救护车、胡乱叮嘱了几句明天要做的事情、电话响了、一切好运、两扇白色的门就关上了、关得严严实实的、桑德拉躺在担架上气息微弱地说着胡话种种事宜的你，以及站在她身旁因为救护车要穿过一条碎石路才能下到公路上颠得东倒西歪，半夜身边只有桑德拉、两个男护士、一盏灯（这就已经算是医院的灯了），各种管子、瓶瓶罐罐和一辆迷失在夜晚丛山间的救护车的气味——后来总算上了高速公路，救护车一路疾驰，全速前进，喇叭忽高忽低地呼啸着，这声音你有多少次在救护车外面听到过，每次听到都会引起同样的胃部痉挛，同样的反感——的你。

你当然是认识路的，可马赛太大了，医院又在郊区，两个晚上没合眼，所以那些弯道、入口什么的就更看不明白，救护车是个没有窗户的白色大箱子，里面只有桑德拉、两个男护士和花了快两个小时才办好住院手续的你，各种手续、签字、等病床、住院医生、给救护车开支票、付小费，全在一阵几近惬意的晕晕乎乎中办完了，一股熟悉的倦意袭来，桑德拉正睡着，你也该睡一会儿了，护士给你搬来一张折叠躺椅，这玩意儿你只要看上一眼就知道躺上去会做个什么梦，躺又躺不平，坐又坐不直，只能斜靠着睡，腰很不舒服，两只脚还悬在半空。可是，桑德拉睡着了，这就足够了，卢卡斯又抽了根烟，居然觉得那躺椅还挺舒服的，说到这，就到了前天上午了，303号病房，有一扇大窗户，正对着远处的山峦，近处是停车场，各种管道、卡车和垃圾之间，有工人在懒洋洋地走动，这足以让桑德拉和卢卡斯重新振作。

一切都还不错，桑德拉醒来时感觉轻松了许多，气色也好了不少，还和卢卡斯开了几句玩笑，住院医生来了，教授也来了，女护士们也都来过了，总之，医院里上午该做的事情都做过了，病人希望能马上出院回山上休息，有酸奶和矿泉水，直肠体温计，血压，又有一堆需要到办公室签字的东西，就在卢卡斯下楼去签字回来的路上，他迷路了，找不到走廊也找不到电梯，这时他第一次微弱地感到癞蛤蟆爬到脸上的滋味，这感觉一晃而过，因为一切正常，桑德拉躺在床上没动，要卢卡斯去给她买烟（这可是个好兆头），还让他给朋友们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什么事儿都没有，桑德拉很快就会和卢卡斯一起回山里去，到那时一切又都会回归平静，卢卡斯对她说好的亲爱的，当然了，可他心里知道，说是很快就可以回去但恐怕没那么快，他找了找钱，幸亏他记得带钱，记下了电话号码，桑德拉又对他说没有牙膏（这又是个好兆头），毛巾也没有，因为像这些法国人开的医院，你来的时候毛巾肥皂甚至有时候连餐具都要自带，于是卢卡斯列了一张卫生用品购物清单，又加上了一件给自己的换洗衬衣和一条内裤，还得给桑德拉买一套长睡衣，买一双凉鞋，因为抬桑德拉上救护车的时候她连鞋都没穿，深更半夜的，又两宿没合眼，谁又能想起来带这些东西呢。

这一回卢卡斯摸索了一下就找对了出去的路，其实并不复杂，坐电梯到一楼，穿过一段用压合板搭的临时过道，再走一段泥巴路（医院正在进行现代化改造，得顺着标明各通道的箭头走，不过有时候根本没有箭头，或者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接下来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过道，实在是长，这么说吧，是一条响当当的过道，两侧是数不清的房间和办公室，诊室，拍片室，好些担架和担架员，上面还躺着病人，也有只有担架员没有病人的，或者只有病人但看不见担架员的，往左边一拐，又有一条过道，和刚才描写的没什么两样，只是东西多得多，有一条窄窄的走廊通向一个交叉路口，最后才是通往出口的走廊。这时是上午十点钟，卢卡斯梦游似的向问讯处的那位太太打听在哪里可以买到购物清单上的东西，那位太太告诉他，得到医院外边去买，往左往右都行，最后总会走到商业区，当然了，路不算太近，因为这医院太大了，又不在市中心，如果卢卡斯不是这么迷糊、这么心不在焉、这么一心想着山里头的事情，这一番说明他本应该是完全听得懂的，就这么着，卢卡斯穿着他的家用拖鞋往那边去了，身上的衬衣皱巴巴的，是夜里躺在那张据说也能休息休息的躺椅上时弄皱的，他弄错了方向，走进医院另一座大楼里，又顺着原路退了回来，最后总算走到了大门口，到此为止一切都算顺利，只是时不时觉得那只癞蛤蟆又往脸上蹦跶，他始终牵挂着，桑德拉就在上面某间看不见的病房里，想到桑德拉已经好了一点，他心情不错，想着这就去给她把长睡衣买回来（如果买得到的话），还要买牙膏和凉鞋。他顺着医院围墙沿着街走，不知怎么，这墙的断砖残瓦让他想起了公共墓地的围墙，天气很热，人们都不出门了，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汽车和他擦身而过，因为街道太窄了，没有树或别的阴凉处，日头高悬的时分常被诗人夸得天花乱坠，此刻却只能使卢卡斯垂头丧气，一心指望能看见个超市，哪怕有两三家杂货铺也好，可是，什么也没有，又走了半公里多，拐了个弯，总算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处服务站，也算是聊胜于无吧，有个小店（大门紧闭），再往前有家超市，一群挎着篮子、推着小推车的老太太进进出出，停车场里停满了车。进了超市，卢卡斯转来转去，肥皂和牙膏都找着了，其他的却都没有，他不能手上没有毛巾也没有长睡衣就回去见桑德拉，他问了问收银员，那女人告诉他先往右走再往左拐（其实也不是完全往左，但差不太多），就到了米什莱大街，那儿有一家大超市，毛巾什么的应有尽有。一切都像是一场噩梦，因为卢卡斯已经累得走不动路了，天热得要死，这地方连个出租车都见不到，人们每次给他指的新路都让他离医院越来越远。我们将战胜一切，卢卡斯擦了把脸上的汗，给自己这样打气，一切确实都是噩梦，桑德拉熊宝贝，但我们将战胜一切，你会看到的，毛巾会有的，长睡衣和拖鞋也会有的，婊子养的。

他停下来两三次去擦脸上的汗，不是自然而然热出来的，更像是被吓出来的，是身处法兰西人口众多的第二大城市中心（或边缘）一种荒诞的孤苦伶仃感，就像一只癞蛤蟆突然落在你两眼之间。他已经真的不知道身在何处了（他是在马赛，但是是在哪儿呢，而且这个哪儿也不是他眼下待的地方），一切都显得荒唐可笑，大中午的，一位太太对他说，哦，您找超市是吧，顺着那边走，然后向右转，有条林荫大道，对面就是勒·柯布西耶公寓大楼，紧挨着就有家超市，当然有啰，长睡衣，没问题，我的就是在那儿买的，不用谢，记住了，先顺着那边走，再转弯。

卢卡斯脚上的拖鞋发烫，长裤也黏成一团，更不用说里面的三角裤了，它简直融进了皮肤里，先往那边走，再拐弯，突然，远远看见了光芒之城，然后，突然之间就来到了一条林荫大道上，对面就是这座有名的勒·柯布西耶公寓大楼，二十年前他有一次来南方旅行，路过的时候进去过一次，只不过那时在这座明亮的大楼背后没有什么超市，而卢卡斯身后也不会再有二十年了。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这座大厦已经破旧不堪，远没有他当年看见过的那般明亮。而他正从这座巨大的水泥怪物肚子里穿过去找长睡衣和毛巾也不是现在要紧的事。这不要紧，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地方是卢卡斯在马赛城郊区里唯一熟悉的地方，这一次他来得有些莫名其妙，就像是在凌晨两点跳伞降落到一个陌生地点，一家迷宫似的医院，一边打听一边不停地走，街上看不到多少人，只有行人在风驰电掣般的冷漠车流中穿行，在这座巨大水泥建筑的肚子里，也是他在这陌生的世界里唯一认识的地方，他感觉到那只癞蛤蟆真的跳到了他的脸上，他一阵眩晕，突如其来的非现实，然后，另外那个未知的、伪装的现实，这一秒钟在包裹着他的岩浆之中裂开一条缝隙，卢卡斯看着，痛着，颤抖着，嗅着真相，他迷失了，冒着虚汗，离柱子、离支架、离已知、离亲切、离山上的家、离厨房装潢、离快乐的日常很远，甚至离桑德拉也很远，她明明很近，可究竟在哪儿呢，现在他又得从头打听怎么回去，这个倒霉地方，连出租车也没有，而桑德拉也不是桑德拉，她是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受了伤的小动物，可她就是桑德拉呀，身上的汗和心中的痛苦都真真切切，桑德拉也就在附近，就在未知与厌恶之间，那最终的现实，那谎言中裂开并显露出的真相，就是桑德拉还病着，而自己在马赛迷了路，不是快快活活地和桑德拉在一起待在山上的家里。

当然，这种现实维持不了多久，谢天谢地，无论如何，卢卡斯和桑德拉终究会离开这家医院，卢卡斯也一定会忘掉自己曾有一刻在既不孤苦也不伶仃的时候觉得自己孤苦伶仃，然而，然而。他隐约记起（这会儿他好多了，甚至还开始取笑自己那些孩子气的念头）很久很久以前读过的一个故事，说的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电影院里一个并不存在的小乐队。写故事的那个家伙和他之间一定有什么相似之处，谁知道呢，总之，卢卡斯耸了耸肩（真的耸了耸肩），最终还是买到了长睡衣和凉鞋，遗憾的是想给他自己买的帆布便鞋没买着，别人没听过的东西，在大中午的城里头，说起来还有点儿叫人笑话。

卢卡斯的钢琴家

这名单很长，像键盘一样长——琴键有白有黑，有象牙的，有乌木的；有全音和半音、延音和弱音的一生。就像小猫跳上键盘，三十年代的粗俗消遣，他的回忆出自些许偶然以及在各处之间跳跃的音乐，一些遥远的昨天和几个从这个早晨开始的今天（如此确定是因为，在卢卡斯写东西的时候，一位钢琴师正在唱片里为他演奏，唱片吱嘎作响，凹凸不平，仿佛很不情愿跨越四十年，回荡在当年它录下《单手三度音蓝调》时还未存在的时空中）。

这名单很长，杰利·罗尔·莫顿和威廉·巴克豪斯，莫妮克·哈斯和阿图尔·鲁宾斯坦，巴德·鲍威尔和迪努·李帕蒂。亚历山大·布莱洛夫斯基的手巨大而放肆，克拉拉·哈斯基尔的一双小手楚楚动人，玛格丽特·费尔南德斯倾听自己音乐时的独特姿态，弗里德里希·古尔达华美演绎四十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万种风情，瓦尔特·吉泽金，乔治斯·阿尔瓦尼塔斯，坎帕拉一个酒吧里的无名钢琴师，堂塞巴斯蒂安·皮亚纳和他的米隆加舞曲，毛利齐奥·波里尼与玛丽安·麦克帕特兰，在不可原谅的遗忘和急于敲定这串已经长得让人心生倦意的名单的理性思考之外，还应该有施纳贝尔，英格丽·海布勒，还有所罗门之夜，伦敦城的罗尼·斯科特爵士乐俱乐部，在那里，有个人在准备回钢琴旁演奏时差点儿把啤酒打翻在卢卡斯太太头上，这个人就是塞隆尼斯，塞隆尼斯·斯费尔，塞隆尼斯·斯费尔·孟克。

等到死亡降临的那一天，如果时间还来得及，头脑也足够清醒的话，卢卡斯会要求听两段曲子：莫扎特最后那首五重奏和《我孤身一人》的某个指定的钢琴独奏版本。倘若他觉得时间来不及的话，他会只要求听钢琴唱片。这名单很长，可他已做出抉择。时间深处，会陪伴着他的恐怕还是厄尔·海因斯。

卢卡斯的长征

人人都知道，地球和其他天体之间相隔着数量不等的光年的距离。而很少人知道的是（说白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玛格丽特和我之间隔着许多个蜗牛年的距离。

一开始我想过是不是该用乌龟年，可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量单位，因为它太谄媚。乌龟走得再慢，我也早就该到玛格丽特身边了，可奥斯瓦尔多，我最喜爱的那只蜗牛，连一点儿希望都不给我留。我极其准确地给它指明了通向玛格丽特的方向，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从我左脚那只鞋子那儿动身的，慢得令人难以觉察。这家伙塞了满满一肚子新鲜生菜，又一直受到我爱心满满的照料，它的首次进发使我信心百倍，我满怀期待地对自己说，在院子里的那棵松树长得比房顶高之前，奥斯瓦尔多那双银白色的触角准能进入玛格丽特的视线，给她带去我善意的信息；与此同时，我在这里就能想象得到，看见这小家伙到来，她会有多高兴，她的发辫随着她的手臂一齐舞动。

光年与光年也许是相等的，可蜗牛年与蜗牛年却并非如此，奥斯瓦尔多辜负了我的信任。它倒是没有停下来不走，这一点我已经从它的足迹得到了验证，那银白色的足迹就在它行进的身后延伸，保持着准确的方向，虽然对于它来说，这已经相当于在无数堵墙壁之间翻上翻下，或是从通心粉工厂的这头穿到那头。然而，对于我来说，想要核实这令人赞赏的精准度更难，我两次被暴怒的守卫抓起来，只好对他们编一通弥天大谎，因为要是说出实话来，非得挨一顿胖揍不可。叫人伤心的是，玛格丽特就在这城市的另一头，坐在一张玫瑰色天鹅绒扶手椅上等着我。倘若我不是靠奥斯瓦尔多，而是靠光年的话，我们恐怕连孙子都有了；不过，假如你想让这爱长久而甜蜜，假如你想一步一步在希望的道路上走到底的话，选择蜗牛年是很有道理的。总之，要弄清各项选择的种种利弊简直太难了。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

林叶青/译

Ⅰ

猫的方向

致胡安·索里亚诺

当阿拉娜和奥西里斯看着我的时候，我无法抱怨他们有任何的掩饰或欺瞒。他们与我对视，阿拉娜蓝色的眼瞳和奥西里斯绿色的目光。他们也这样相互对视，阿拉娜抚摸着奥西里斯黑色的脊背，奥西里斯从牛奶盘子里抬起头，满足地喵了一声。女人和猫在我无法掌控的层面上互相了解——那是我的爱抚所无法触及的层面。我早就已经彻底放弃了对奥西里斯的控制权，我们是一对彼此间存在无法逾越的距离的好友；但阿拉娜是我的妻子，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另一回事，她似乎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当阿拉娜看着我的时候，当她像奥西里斯一样与我对视的时候，当她对我笑或是毫无保留地跟我交谈的时候，这种距离会介入我的幸福之中，她全心投入每个动作、每件事，就像全心投入爱情，在爱情里，她整个身体都像她的眼睛，一种彻底的交付，一种不间断的相互作用。

这很奇怪；虽然我已经完全放弃进入奥西里斯的世界，但我对阿拉娜的爱意并不接受那种单纯：完成之事、永恒的伴侣、没有秘密的生活。在那双蓝眼睛后面还有更多东西，在言语、呻吟和沉默的深处，另一个王国存在着，另一个阿拉娜呼吸着。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这些事，我太爱她了，不想撕碎那层已经流逝过数不清时光的幸福的表面。我用自己的方式固执地去理解、去发现；我观察她，却并非窥探；我跟踪她，却并非不信任；我爱着一尊美妙的残缺雕像、一个未完的篇章、一片雕刻在生命之窗上的天空。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音乐是把我真正带向阿拉娜的道路；我看着她听我们的唱片——巴托克的，艾灵顿公爵的，尕尔·科斯塔的，一种缓慢的透明使我逐渐深入她的内心，音乐以另一种方式褪去她的衣服，让她变得越来越像阿拉娜，因为阿拉娜不可能仅仅是那个总是全心全意注视着我、对我毫无隐瞒的女人。我面朝阿拉娜，从远处寻找她，以便更好地爱她；如果说，起初是音乐让我窥见了其他的阿拉娜，那么有一天，在伦勃朗的版画前，我发现了她更多的变化，仿佛天空中云朵的变幻骤然改变了景物的光影。我觉得，那幅画把她带去了远离她自身的地方，我作为唯一的观众可以察觉那永不重复的瞬间变化，那阿拉娜中的阿拉娜。不情不愿的调解人——凯斯·杰瑞、贝多芬和阿尼瓦尔·特罗伊洛——帮助我接近她，但是在油画和版画面前，阿拉娜比我以为的更加脱胎换骨，那一瞬间，她进入了想象世界，无意识地脱离了自我，她从一幅画前踱到另一幅画前，做出评论或是保持沉默，如同一局纸牌游戏，那个缄默而专注的观察者站在她的身后或是挽着她的手臂，每一次新的思索对她来说都像是重新洗牌，看着皇后和A相续出现，桃心和梅花交叠更替，阿拉娜。

拿奥西里斯怎么办呢？给它牛奶，让它满足地打着呼噜玩黑色毛球；但对阿拉娜，我可以把她带到这间画廊，就像昨天那样，再次来到摆满镜子和暗箱的剧场，那里有色彩鲜明的画作，对面是另一幅画作一般穿着浅色牛仔裤和红色上衣的她，她在剧场门口掐灭香烟，然后依次走过每幅画作，精确地在视线需要的距离处驻足，时不时回头向我评论或是比较。她绝不会发现我并非为画作而去，我在她身后或身边，以与她绝不相同的方式观看着。她也许绝不会意识到，她在画作间缓慢而充满沉思的步伐改变了她，我不得不闭上眼，挣扎着不让自己把她紧搂进怀里，不把她带进谵妄里、带进在街上奔跑的疯狂里。她在享乐和发现的天性中自在而轻盈，她的驻足和徘徊铭刻在与我截然不同的时间上，那时间对我饥渴的紧张期待一无所知。

在那之前，一切都是模糊的迹象，听音乐的阿拉娜，看伦勃朗的阿拉娜。但现在，我的预想开始让人几乎难以忍受地成为现实；从我们到达时起，阿拉娜就带着变色龙般残忍的单纯，全心投入于画作之中，她一种接一种地转变着状态，浑然不知一名潜伏着的观众正在窥伺她的姿态，她头部的倾斜，双手或是双唇的动作，内在的变色流遍全身，直到出现了另一个她，那两个阿拉娜叠加重合的她，纸牌不断聚拢，直到凑成一副完整的牌。我在她的身旁，沿着画廊的墙壁慢慢前行，看着她沉浸于每一幅画之中，我眼中映出一个发光的三角形——从她延伸到画，从画延伸到我，只为回到她那里并捕捉变化，异样的光环包裹了她一会儿便让位给新的光晕，让位给一种将她暴露于真正的、彻底的裸露的色调。无法预见这种相互作用将会重复至何种地步，也无法预见将有多少个新的阿拉娜最终叠合成我与她共达圆满的统一体，她对此一无所知，在让我带她去喝一杯之前，她又点燃了一支香烟，而我，我知道自己长久的寻找已抵达港湾，知道从现在开始我的爱将包括可见与不可见的一面，将毫不犹豫地接受阿拉娜纯净的眼神，忘却那些紧闭的门和封闭的禁区。

在一艘孤独的小船和近景的黑色礁石前，我看见她长时间地一动不动；她双手难以察觉的波动让她看起来像是在空中游泳，寻找着大海，逃脱地平线。另一幅描绘尖头栅栏挡住通往毗邻林地道路的画作让她像在寻找瞄准点似的退后了几步，对此我已经不觉得奇怪，突然那变成了一种厌弃，一种对无法接受的边界的拒绝。鸟、海怪、朝向寂静或任由死亡幻影进入的窗户，每幅新的画都在摧毁阿拉娜，剥下她之前的颜色，夺去她自由、飞翔和开阔空间的变调，断定她对夜晚、虚无的拒绝，她太阳般的渴望，她近乎可怕的凤凰般的冲动。我仍然站在她身后，我知道，当她看到我因为确认了真相而显出的迷惑表情时，我将无法忍受她的眼神和她质问般的惊讶，因为那也是我，是我的阿拉娜计划，我的阿拉娜生命，我曾渴望过却被由城市和节制构成的当下所遏制的那一切，现在那终于是阿拉娜，现在开始，从此时此刻开始，终于是我和阿拉娜。我本想将她赤身拥入怀中，本想深深地爱她好让一切都变得清晰，好让我们之间的一切永远澄明，好在那个无尽的爱情之夜里——我们已经知道许多这样的夜晚——诞生生命的第一个黎明。

我们走到了画廊的尽头，我仍然遮着脸朝出口走去，期待着街上的空气和光线把我变回阿拉娜熟悉的我。我看见她驻足在一幅被其他游客遮住的画前，她长久地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盯着那幅画：一扇窗户和一只猫。最后一次变形把她变成了一尊迟缓的雕像，同其他人、同我清楚地隔开，我迟疑地走近，寻找她失落于画布上的眼睛。我看见那只猫和奥西里斯长得一模一样，它看着远处的某样东西，而我们被嵌着窗户的那堵墙隔开，无从得见。它沉湎于观察，静止不动，而阿拉娜看上去比它的静止还要沉静。不知何故，我觉得三角形破裂了，当阿拉娜转头看我时，三角形消失了，她进入了画中，却没有回来，她继续待在猫的身边，看向窗外的远处，没有人能看见他们看见的东西，那是阿拉娜和奥西里斯每次与我对视时只有他们能看见的东西。

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

当时，很难知道这些。人们去电影院或剧院度过自己的夜晚时，不会去想那些已经完成了相同仪式的人，他们选择地点和时间，穿好衣服，打电话，第十一排或第五排，黑暗和音乐，无人之地也是众人之地，在那里众人即是无人，男人或女人坐在他（她）的座位上，或许会有一句晚到的借口，一句被人听见或忽略的轻声评论，几乎总是沉默，所有的目光都倾泻在舞台或屏幕上，逃离了相邻的一切，这边的一切。尽管有广告、无尽的长队、海报和评论，实际上很难得知热爱格伦达的我们有如此多人。

已经过去了三年或四年，贸然断言核心始于伊拉苏斯塔或者迪安娜·里维罗会有些冒险，他们自己都忘了是在某个时刻，在观影后与朋友们的觥筹交错之间，那些说出的和没说出的话突然促成了联盟的建立，我们后来管它叫核心，年纪小的那些管它叫“俱乐部”。它完全不像俱乐部，我们只是热爱格伦达·加尔森，这已足以将我们和那些只是仰慕她的人区分开来。和他们一样，我们也仰慕格伦达，此外还仰慕阿努克、玛里莉娜、安妮、希尔瓦娜，以及马塞洛、伊夫斯、维多里奥和德克（为什么不呢），但只有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核心因此成形并超乎于此，这只有我们才明白，我们也只信任那些在交谈过程中逐渐表现出他们也热爱格伦达的人。

从迪安娜或伊拉苏斯塔开始，核心缓慢地扩张：《雪火》播出的那一年我们应该只有六七个人；当《优雅的用途》首映时，核心扩大了，我们感到人数在几乎令人无法忍受地增长，感受到了势利仿效或季节性多愁善感的威胁。第一批人——伊拉苏斯塔、迪安娜和我们另外两三人——团结起来，决定如果不经过考验、不通过被威士忌和炫耀学识所掩盖的测试（这种午夜测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伦敦和墨西哥城非常流行），就无法成为团队一员。当《脆弱的回归》上映时，我们不得不忧郁而得意地承认，像我们这样如此热爱格伦达的人有许多。电影院里的相遇、出口处的眼神、女人们近乎迷失的模样和男人们痛苦的沉默比标记和暗号更能展示他们的身份。我们莫名去了市中心的同一家咖啡馆，分开的桌子开始互相靠近，大家有点同一款鸡尾酒的雅好，以便把无用的争吵搁置一旁，并最终能相互对视，在彼此的眼瞳里，格伦达最新电影中的最后一幕影像依然鲜活。

二十人，或许三十人，我们一直不知道完整的人数，因为格伦达的电影有时会在某一家影院里演上几个月，或同时在两三家影院里上映。此外，还有过非同一般的时刻，她在戏剧《谵妄者》中登台饰演的年轻女杀手获得了势不可挡的成功，掀起了我们永远无法接受的短暂狂潮。当时，我们已经彼此熟悉，许多人互相拜访以谈论格伦达。从一开始，伊拉苏斯塔似乎就无言地履行了他从未要求过的领袖职责，迪安娜·里维罗则迟缓地玩着关于肯定和拒绝的象棋游戏，为我们保证了完全的纯粹性，避免了接收渗透者或愚昧者的风险。以自由协会开始的团体现在拥有了宗族般的结构，起初散漫的质询替换成了具体的问题，《优雅的用途》中那组出错的镜头、《雪火》收尾处的辩驳、《脆弱的回归》第二幕的色情场景。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以至无法忍受外来者、聒噪的女同性恋与美学学者。甚至（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已被视为理所当然：每当周五市中心播放格伦达的电影时，我们会去咖啡馆，当街区电影院重播她的电影时，我们会在一周后相聚，以便给所有人必要的时间；就像一项严苛的规定，准确无误地划定了义务，如果不遵守的话，会引来伊拉苏斯塔轻蔑的笑声，或是迪安娜·里维罗宣告背叛行为及惩罚时露出的和蔼而恐怖的眼神。当时，聚会全围绕着格伦达，围绕着她在我们心中的耀眼形象，从无分歧或诘责之语。只是慢慢地——起初带着愧疚感——有些人开始敢于在不经意间发表有失偏颇的评论，对不太愉快的镜头、落入俗套或是预料之中的情节表达困惑或失望。这些缺陷使绚烂如水晶般的《鞭打》或《永远不知道为什么》的结尾黯然失色，但我们知道格伦达不必为这些缺陷负责。我们找出这些导演的其他作品，找出剧情和脚本的原型，我们铁面无私地对待它们，因为我们开始觉得，我们对格伦达的喜爱超越了纯粹的艺术范畴，只有她能从他人的不完美中幸存。迪安娜是首先谈起使命的人，她那种跑题的方式没有直截了当地指出她真正在乎的东西。当我们坦率地承认她说的是对的，我们不能单纯地止步于此——电影、咖啡馆以及如此地热爱格伦达时，我们看见了她那如同双份威士忌后的快乐和餍足的笑容。

就连那时我们也没有把话挑明，也不需要挑明。重要的是格伦达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只能来源于完美。突然间，所有的失误与不足都变得无法忍受；我们无法接受《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以那样的方式结尾，或是《雪火》中的那组打扑克的可怕镜头（格伦达没有在那场戏中出演，但南希·菲利普斯的怪相和让人难以忍受的浪子回头的戏码在某种程度上如同呕吐物一般玷污了她）。几乎像往常一样，伊拉苏斯塔负责明确我们的使命，而那天晚上我们回到自己家中，似乎被自己刚刚承认和承担的责任压垮了，同时，我们隐约地看见了从一个完美无缺的未来中诞生的幸福，因格伦达没有过错和背叛而感到的幸福。

核心本能地团结收缩起来，使命不容许属性模糊的群体。当实验室在累西腓·德·洛沃斯的乡间别墅建起后，伊拉苏斯塔才谈起了它。我们公平地给那些理应能收集到所有《脆弱的回归》电影拷贝的人分配任务，选择这部影片是因为它缺陷较少，相对完美。没有人想到提出钱的问题，伊拉苏斯塔曾经是霍华德·休斯在皮钦查的锡矿生意的合伙人，这个极其简单的机制就让我们拥有了必要的权力、喷气式飞机、盟友和贿赂。我们连办公室都没有，夏甲·洛斯的电脑编排了任务和工作阶段。在迪安娜·里维罗发话后的两个月，实验室已经可以将《脆弱的回归》中关于鸟的那组无效镜头替换成另外一组，后者让格伦达恢复了完美的节奏和精准的戏剧演绎感。那部电影已经有一些年头了，在全球重新播放时并没有引发任何惊讶：记忆与它的保管人开着玩笑，使其接受自己的置换和变体，或许连格伦达本人都不会察觉出变化，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察觉到了——我们奇迹般完美地洗尽了回忆的渣滓，这正是我们渴望之事。

我们一刻不停地履行使命，一旦确认实验室能正常运转，我们就完成了对《雪火》和《棱镜》的拯救；其他电影也以夏甲·洛斯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预期的节奏进入了流程。我们在处理《优雅的用途》时遇到了问题，因为石油酋长国的人们为个人欣赏保留了电影拷贝。为了窃取（我们没有理由使用别的词汇）这些拷贝，并在不被持有者察觉的情况下替换它们，我们使用了非常手段，还征召了特别援助。实验室以起初我们认为无法企及的水平（虽然我们不敢告诉伊拉苏斯塔）完美地运行着；奇怪的是，对此感到最为疑惑的人是迪安娜；但当伊拉苏斯塔给我们放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时，我们观看了真正的结局，看见格伦达并没有回到罗曼诺家，而是开车向悬崖驶去，随着她绚丽而必然地坠入急流之中，我们的心碎了，我们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可以存在完美，而现在它就永远属于格伦达，属于我们的永远的格伦达。

最难的自然是确定更改、删减和对剪辑方式与影片节奏的调整，我们感受格伦达的不同方式引发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只能通过大段的分析来缓解，有时只得少数服从多数。但是，虽然我们中的一些人——落败的那些——苦涩地参与了与我们所梦想的全新版本不完全一致的制作，但是我相信，已经完成的工作没有让任何人失望；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因而结果总是合乎情理的，常常还会超出预想。甚至连怀疑都只有零星的几例：著名的《泰晤士报》的一名读者写信说，他惊奇地发现《雪火》中三组镜头的顺序与他记忆中的不一样，《观点报》的评论员也写文章抗议《棱镜》中所谓的删减，推测这源于官僚主义的假正经。对于任何情况，我们都迅速做出了部署，以避免产生后续事件；我们并没有花费什么功夫，人们是浮躁的、健忘的，他们要么接受了，要么前去追寻新的事物了，电影的世界就像历史的现实一样转瞬即逝，除了对于如此热爱格伦达的我们。

实质上，更危险的是来自核心内部、可能造成分裂或解散的论战。虽然我们因为使命而感到前所未有地团结，但一天晚上，响起了受政治哲学蛊惑的话语，有人在工作时提出了道德问题，思考我们是否正迷失于一个自渎的镜厅之中，愚蠢地想在象牙或米粒上刻出巴洛克式的疯狂作品。无视他们是很难的，因为核心必须保持像心脏或飞机那样完美而连贯的节奏才能完成任务。听取那些批评令人难受，它们指责我们为逃避主义，怀疑我们是在浪费力量，偏离了一种更紧迫的、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人们更需要的现实。然而，没必要立马击垮这一还未成型的异见，因为就连支持它的中坚也不过将其当作一种不同意见，他们和我们都如此热爱格伦达，那种能让我们团结一心的情感超越了伦理或历史的分歧，我们确信，让格伦达变得完美也就是让我们与世界变得完美。我们甚至得到了极好的补偿：在度过了无用的疑虑期之后，其中一位哲学家重新恢复了平静；我们从他的口中听到，一切不完整的作品同样也是历史，像发明印刷术这样宏大的事件也是源于最个人、最细小的欲望——重复一个女人的名字，并让它不朽。

就这样，我们迎来了那一天。那天，我们见证了格伦达的影像可以毫无瑕疵地放映出来；世界上所有的银幕将以她自己（我们确定）希望的方式把她原模原样地呈现出来，这也许是当我们通过新闻得知她刚刚宣布退出电影界和话剧界时没有太惊讶的原因。格伦达对我们作品所做出的不经意的出色贡献不可能是巧合或奇迹，只是她身上的某一部分无意识地回应了我们隐匿的喜爱，从她内心深处涌现出了她能给我们的唯一回答，这一爱的行为将我们纳入了一次终极的交付之中，而世人只会将这理解为缺席。我们正享受着第七天的快乐，那造物结束之后休憩的快乐；现在，在观看格伦达的每一部作品时，我们都不会再遭受又一个充斥着谬误和愚行的明天的潜在威胁；现在，我们带着天使或鸟儿般的轻快共聚于宛如永恒的绝对当下。

没错，但一位诗人曾在与格伦达所处的同一片天空下说过，永恒钟爱时间的造物，一年后，则是轮到迪安娜领会这一事实，并将那个消息告诉我们。这寻常而符合人性：格伦达宣布重回银幕；千篇一律的理由：双手空空的职业演员的失落，量身定做的角色与迫在眉睫的拍摄。没有人会忘记在咖啡馆的那一晚，我们刚刚看完市中心电影院重映的《优雅的用途》。伊拉苏斯塔几乎不必说出我们所有人经历的一切，那种不公和背叛的苦涩。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我们的气馁并没有波及她，作为演员和格伦达本人，她有什么错呢，可怕的是残损的机器，是数字和名望的现实，而奥斯卡奖就像一道狡猾的缝隙，刺入我们艰难赢得的天空。迪安娜把手搭在伊拉苏斯塔的手臂上，她说：“是的，这是剩下的唯一一件事。”无须商量，她能替所有人发言。核心从未有过如此可怕的力量，从未如此言简意赅地投入行动。我们沉痛地分开了，我们已经在经历那件必会发生的事，具体日期只有一人会提前知晓。我们确定，我们不会再在咖啡厅里碰头，从那时起，每个人都会把我们的王国那份孤独的完美埋在心中。我们知道，伊拉苏斯塔会去做必要之事，对他这样的人来说，那再简单不过。我们甚至没有像往常一样告别，只是轻巧地相信，在将来某个看完《脆弱的回归》或《鞭打》的夜晚，我们会再次重逢。不如说，那是一次视而不见，大家以天色已晚、不得不离开为借口；我们各自离开，每个人都抱着忘却一切的愿望，直到一切结束，但我们知道不会是这样，我们依然需要在某个早晨翻开报纸阅读新闻，看看那些表达着职业的惊愕与悲伤的愚蠢词句。我们绝不会跟别人谈起这些，我们将礼貌地在电影院里、在大街上避开彼此；这将是核心保持忠诚、静默守护已完成事业的唯一方式。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我们将给她最后的、不容侵犯的完美。我们将她送上了无法触及的高度，我们会防止她坠落，追随者们会热情不减地继续崇拜她；没有人能活着从十字架上下来。

蜢蜘的故事

下午两点，我们来到了那间孟加拉式小屋，半个小时后，年轻的管理员信守电话中的约定，带着钥匙出现了，他启动冰箱，向我们展示如何使用热水器和空调。我们将在这里住十天，已经提前付了款。我们打开行李箱，取出海边要用的物品；等太阳落山时再整理安顿下来吧，山丘下，波光粼粼的加勒比海景实在诱人。我们沿着崎岖的小路下山，甚至在灌木丛中发现了一条捷径，少走了一段路；从小屋到海边不到百米。

昨晚，我们收拾衣服、整理在圣皮埃尔买的生活用品时，听到了住在小屋另一边的人的声音。声音很低，并不是充满了色彩与欢笑的马提尼克式声音。不时能听清楚一些词：美式英语，游客无疑。第一感受是不快，不知道为什么，即使已经看见每间小屋（在鲜花、香蕉树和椰树之间有四间小屋）都分成两户时，我们还是期待着能完全独处。也许是因为在钻石酒店进行了复杂的电话调查，第一次见到这些小屋时，我们就觉得到处都空着，同时又古怪地被占满了。例如，往山下三十米，有一间用作餐厅的小屋：餐厅已废弃不用，但吧台上还有几只瓶子、几个杯子和几副餐具。透过一两间小屋的百叶窗，可以隐约看见卫生间里的毛巾、装着沐浴液或洗发水的瓶子。年轻的管理员给我们打开了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面对一个模糊的问题，他同样模糊地回答道，经营者已经离开了，出于与房主的友情，现在由他负责照看这些小屋。这样更好，因为我们想要的是独处和海滩；但是别人自然也这么想，两个美国女人在小屋另一边的翼房里窃窃私语。墙薄得像纸，但一切都那么舒适，那么井然有序。我们没完没了地睡觉，这很奇怪。如果说我们现在还需要点什么，那就是睡觉。

友邻：一只温顺、摇尾乞怜的母猫，另一只更野蛮但同样饥饿的黑色母猫。这里的鸟儿几乎飞进人们的手里，绿色的蜥蜴爬上桌子捕捉苍蝇。远处山羊的咩咩叫声环绕着我们，五头母牛和一头小牛在山顶吃草，适时地哞哞叫着。我们还听见山谷深处棚屋里的狗叫声；今晚，两只母猫肯定也会加入这场音乐会。

海滩以欧洲标准来看简直荒无人烟。几个年轻人在游泳和玩耍，黝黑或肉桂色的身体在沙子上摇曳。远处，有一家人——城里人或德国人，可悲的白肤金发——在整理毛巾、防晒油和手提袋。我们在海水中或是沙子里消磨时间，做不了别的事，延长着抹防晒油和吸烟的例行时间。我们仍然没有回想起过去，那种清数过往的需要会随着孤独和厌倦滋长。恰恰相反：我们把与前几周有关的一切——在代尔夫特的会面、埃里克农场里的夜晚——都拒之门外。如果它们重新出现，我们会像扇开一股烟雾一样赶走它们，轻轻地挥手让空气重新变得清澈。

两个女孩沿着山上的小路下山，她们选了一个较远的地方，一棵椰树的树荫。我们推测，她们是我们小屋的邻居，我们想象她们是底特律或内布拉斯加的文秘或幼师。我们看着她们一块儿入水，矫健地游到远处，慢悠悠地游回来，她们尽情享受着温热透明的海水，成为人们描绘美景时的老生常谈，明信片上的不朽画面。地平线上有两艘帆船，一艘快艇拖着一名女性滑水者从圣皮埃尔出发，她每次摔倒后都精神可嘉地站起身来，如此数次。

黄昏时——我们在午睡后回到了海边，白昼在巨大的白色云朵间逝去——我们想，今年圣诞节，我们的愿望将会完美地实现：孤独，安心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下落，远离可能出现的麻烦、年末愚蠢的聚会和有限的回忆，畅快自由地打开几个罐头，用蔗糖糖浆和酸橙调白朗姆潘趣酒。我们在檐廊上吃晚饭，一片竹林把这里与对称的露台隔开，夜已深，我们又听见了近乎窃窃私语的声音。作为邻居，我们是彼此的奇迹，以一种近乎夸张的方式相互尊重。如果海边的女孩的确是小屋的住户，或许她们会想，住在另一边的会不会是她们在沙滩上看见的那两个人。文明确实有其优点，喝酒时，我们认可了这一点：没有叫喊，没开收音机，没有蹩脚的哼唱。啊，希望她们会在这儿待十天，不要被带孩子的夫妇接替。基督刚刚再次降生；而我们可以入睡了。

起床时伴有太阳、番石榴汁和大杯咖啡。夜晚很漫长，并附着一阵阵典型的热带雨水，暴雨突然懊悔般地停歇。虽然没有月亮，但四面八方的狗都在吠叫；蛙鸣和鸟叫，来自城市的耳朵无法辨识的一些声音，但它们或许能解释我们随着晨起的第一支烟所回想起的梦境。病人的梦境[1]。这说法出自哪里？夏尔·诺迪埃或奈瓦尔，有时，我们不由得回忆起几乎要被其他兴趣抹杀的那个充满图书馆的过去。我们互相讲述梦境，在梦里，幼虫、不确定的威胁和不受欢迎却在意料之中的回忆自行编织或驱使我们编织蛛网。在代尔夫特的事情之后，这也合情合理（但我们已经决定不再回想最近的事情，时间总会有的。很奇怪，想起迈克时，我们没有动容，在埃里克农场的深井里，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们几乎从没有谈起这些事，也没谈起之前的事，即使我们知道提到它们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伤害。归根究底，惬意和快感源自它们，农场的那一晚值得我们此刻所付出的代价，但同时，我们觉得那一切依然鲜活如昨，那些细节，月光下赤裸的迈克，在那些不可避免的梦境之外我们希望避免的东西；因此，这样的隔绝是最好的，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文学和飞机，真是极好的毒品）。

早上九点的大海带走了夜晚最后的涎水，阳光、盐和沙子带着温热的触感漫上皮肤。当我们看见女孩们沿着小路下山时，我们同时想起来，对视了一眼。深夜，快入睡的时候，我们只做了一句评论：在某个时刻，尽管我们没有听清楚内容，但小屋另一边的声音从窃窃私语变成了清晰可闻的话语。不过，吸引我们注意的不是对话中这稍纵即逝的变化——那几乎立即就停止了，又回到单调、谨慎的低声密谈——而是其中一个声音，男性的声音。

午睡时，另一条檐廊上低沉的对话声再次传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执着地想将小屋里的声音与沙滩上的两个女孩相连，而现在，什么都无法让人想到她们身边有某个男人，昨晚的回忆褪去，汇入了吵醒我们的声音之列，狗、疾风骤雨、屋顶的咯吱响声。城市里的人——对自己之外的声音十分敏感的人，非常有教养的雨。

此外，在小屋另一边发生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需要远离其他事物，远离其他人。自然，放弃习惯、放弃条件反射是很难的；我们不由自主地留意被墙滤得细微的声响，关注我们想象中平静、无关紧要的对话，纯粹例行公事的嘟囔声。无法辨识出单词，哪怕是嗓音都相似得甚至让人以为那是一段断断续续的独白。她们必定也是这样听我们说话的，但她们当然没有在听我们说话；否则，她们必须保持沉默，必须持着与我们相似的原因来到这里，成为隐蔽的监视者，就像檐廊上窥探着蜥蜴的黑猫。但是，她们对我们完全没有兴趣：这样对她们更好。那两个声音交替、停止、重新响起。没有男人的声音，就算说话的声音这么轻，我们也听得出来。

热带的夜晚总是骤然降临，小屋里光线昏暗，但是我们觉得无所谓；我们几乎不做饭，唯一热的是咖啡。我们无话可谈，也许正因如此我们才听着女孩们的窃窃私语来消磨时间，心照不宣地窥视着，等着那个男人的声音再次出现，即使我们知道没有汽车上山，其他的小屋依然空着。我们在摇椅上晃动着，在黑暗里抽烟；没有蚊子，窃窃私语声从寂静的破洞中传出，戛然而止，又重新出现。如果她们能想象出我们的样子，她们不会喜欢的；我们不是在监视她们，但是，她们肯定会把我们视为黑暗中的两只蜢蜘。归根结底，我们并没有因为小屋的另一边住了人而感到扫兴。我们原本寻求孤独，但现在我们想，如果另一边真的空无一人，这里的夜晚会是什么样；我们无法否认，农场和迈克依然近在咫尺。我们不得不对视，交谈，再次拿出纸牌或骰子。现在这样最好：坐在吊椅上，听着猫般的私语声，直到睡觉时间。

直到睡觉时间，但这里的夜晚没有带给我们原本期待的东西：在一片无人之地，长久地（或者暂时地，不必追求不可能之事）处于隔绝了窗外一切事物的掩蔽之内。就我们这种情况而言，愚蠢是不可取的；在预先设想好下一个或几个落脚点之前，我们绝不会贸然抵达某一地点。有时我们像是在冒险围困自己，比如现在，在这个局促的小岛上，所有东西都能轻易被找到；但是，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棋局的一部分，兵卒的微小挪动隐藏着更大的玄机。关于失窃的信的著名故事[2]具有客观的荒谬性。客观；真相流动于表象之下，在纽约城里的阳台上或中央公园里种了多年大麻的波多黎各人比许多警察更明白这一点。总之，一切突发情况、船只和飞机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离委内瑞拉和特立尼达只有一步之遥，而这只是六七个选择中的两个；我们的护照能在机场顺利通行。这座无辜的山丘，这座为小资产阶级旅行者设计的小屋就是我们长久以来会适时利用的漂亮花招。代尔夫特在很远的地方，埃里克的农场开始在记忆中倒退，渐渐模糊，像那口深井和月光下迈克逃跑的身影一样渐渐模糊，月光下如此苍白、赤裸的迈克。

狗再次嗥叫起来，叫声时断时续，从低洼处的一间度假屋里传来了女人的叫声，声音在最高点戛然而止，隔壁的寂静中响起困惑而警觉的低语声，太过疲惫的女游客们半梦半醒，无法真正关心周遭的一切。我们一直听着，毫无睡意。毕竟，如果之后会有倾盆大雨敲击屋顶的巨响或是猫儿求偶的刺耳叫声，又何必睡觉呢，噩梦的序曲，黎明时分头终于埋进枕头，没有什么再来干扰，直到太阳爬上棕榈树，得重新投入生活。

在海里游了很久，回到沙滩，我们再次想起了荒废的小屋。用作餐厅的小屋和它的杯子、瓶子，让人想起了玛丽·西莱斯特号之谜（这个故事广为人知，许多人都读过，对无法解释之事执着的回想，水手们登船，挂满帆，在海上漂流，而船上空无一人，厨房炉灶上的烟灰依然温热，船舱里没有暴乱或瘟疫的迹象。这是一场集体自杀吗？我们嘲弄地对视了一眼，这种想法并不能为我们看待事物打开新思路。如果我们曾认同过这种想法，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了）。

女孩们很晚才下山来到海边，在游泳之前，她们晒了很久的太阳。也是在那里，我们察觉到了，但没有发表评论。她们低声交谈，如果离得更近一些，我们会听到同样的私语声，同样有教养的、不愿干扰别人生活的忧虑。如果，在某个时刻她们走近借火、询问时间……但是，那片竹林屏障似乎延伸到了海边；我们知道，她们不会打扰我们。

午睡时间很长，我们不想回到海边，她们也是。我们听见她们在房间里交谈，然后又移到檐廊上。只有她们，这是当然，但为什么当然？夜晚可能会变得不同，我们不发一语地等待它降临，忙着无所事事，在摇椅上和烟酒里消磨时间，只在檐廊上留了一盏灯；光线透过客厅里的百叶窗变成细条，没有驱走空气中的阴影和等待的静默。我们不期待任何事情，这是当然。为什么当然？如果等待是我们做的唯一的事——就像在代尔夫特，就像在其他许多地方——我们为什么要自我欺骗？我们可以等待虚无或是一堵薄墙另一边传来的低语、嗓音的变化。之后，将会听到床的咯吱声，宁静中将充满了狗吠和风打树叶声。今晚不会下雨。

她们要走了，上午八点，一辆出租车来接她们，黑人司机微笑着，开着玩笑，帮她们搬箱子、沙滩包、大草帽和网球拍。从檐廊上可以看见小路和白色的出租车；她们无法从植物丛中找出我们，她们甚至没有朝我们的方向看一眼。

海滩上都是在下水前玩球的渔夫们的孩子，但今天我们觉得海滩更加空旷，因为现在她们再也不会来游泳了。回去的路上，我们下意识地绕了远路（总之，我们没有明确地决定这样做），从之前我们总是避开的小屋的另外一边走过，现在，除了我们那一边，一切都真正地荒废了。我们试了试门，门无声地开了，女孩们把钥匙留在了里面，无疑是同管理员约好了，他稍后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来打扫小屋。所有东西都可以随意处置——就像餐厅里的杯子和餐具——对此我们已经毫不惊讶；我们看见了褶皱的床单、湿淋淋的毛巾、空瓶子、杀虫剂、可口可乐瓶罐和杯子、英文杂志、肥皂。一切都是如此孤单，被人遗弃。屋里有古龙水的气味，一种年轻的味道。她们曾经睡在那里，在那张铺着黄色花朵床单的大床上。她们两个。她们谈话，在睡觉前谈话。睡觉前，她们谈了好多话。

午觉睡得又沉又久，因为直到太阳下山，我们才想去海边。煮咖啡或是洗碗的时候，我们惊讶于彼此都摆出了同样的倾听姿势，专注地听着墙那边的动静。我们本该笑的，但我们没有。现在没有，现在，我们终于得到了如此苦苦追寻、如此必要的孤独，现在我们没有笑。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准备晚饭，故意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以便一切可以持续下去，让山丘上的夜晚在晚餐结束前降临。我们时不时发现自己又望向隔墙，期待着已经无比遥远的东西——此时，可能在飞机或是船舱里继续进行的低声交谈。管理员还没有来，我们知道，小屋敞开着，空空荡荡，依然有古龙水和年轻皮肤的气味。天气骤然变热，寂静或消化或厌倦更加凸显了炎热，因为我们还坐在摇椅上，在黑暗中勉强地摇晃着，抽着烟，等待着。当然，我们不会承认，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正等待着。夜晚的声音忠实地跟随万物与星辰的节奏，逐渐升起；与昨晚相同的鸟儿和青蛙似乎已摆好姿势，在同一时刻开始歌唱。还有狗的合唱（《狗的地平线》，无法不想起这首诗）以及草丛里的母猫们撕破空气的求爱声。唯独缺少了小屋另一边的那两个声音，而那的确是真正的寂静，寂静本身。其余的一切掠过耳畔，而耳朵可笑地关注着隔墙，仿佛在等待。我们甚至没有说话，担心自己的声音压过不可能出现的私语。已经很晚了，而我们没有睡意，客厅里的气温依然在升高，但我们没有想到打开那两扇门。我们什么也不做，只是抽烟，等待着希望渺茫的事情；我们甚至无法像起初那样，认为女孩们会把我们想象成窥伺的蜢蜘；她们已经不在那里了，我们无法将自己的想象加于她们，无法将她们变成黑暗中发生之事的镜子，变成这让人无法忍受的发生之事的镜子。

因为我们无法自我欺骗，摇椅每次发出的咯吱声都代替了一场对话，但同时又让对话继续存在。现在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无用的——逃亡、旅途、恰逢一个没有目击者的黑洞的希望、便于重新开始的庇护所（因为我们的天性中没有悔意，我们所做的一切已成定局，一旦我们知道自己摆脱了报复的危险，我们就会重新开始）。似乎突然过去所有的老练都停止运作，它抛弃了我们，就像卡瓦菲斯诗歌中的神灵们抛弃了安东尼奥。如果说我们依然想着保证了我们到达小岛的策略，如果说我们设想了一会儿可行的时刻表、其他港口和城市的可用电话，那么我们也是带着抽象的冷漠做这些，一如我们曾带着同样的抽象的冷漠频频引用诗句、玩没完没了的脑力联想游戏。更糟糕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从我们到达时起，从墙的另一边第一次传来低语声时起，改变就发生了，我们曾把隔墙假想成纯粹的屏障，假想它在抽象意义上保全孤独与休憩。另一个加入私语的意料之外的声音，只不过是老套的夏季谜题，隔壁屋的谜团就像玛丽·西莱斯特号之谜，午睡与散步时的无聊话题。我们甚至没有特别关注过这事，也从来不曾提起；我们只知道，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停止关注，无法不把所有活动、所有休憩朝向隔墙进行。

也许因此，在我们假装睡着的深夜里，从小屋另一边传来的短暂、刺耳的咳嗽声并没有让我们太慌乱，那音色毫无疑问是男性的。这几乎不是咳嗽，而是一种不自觉的信号，谨慎而具有穿透力，女孩们的低语声也是如此，但在如此多的陌生谈话之后，现在它是一个信号，现在它是一种传唤。我们起身，没有说话，寂静再次降临客厅，只有一只狗在远处不停地嗥叫。我们在难以计量的时间里等待着；小屋的访客也安静下来，或许他也在等待，或许他在床单的黄色鲜花间睡着了。没关系，这是一项与意愿无关的协议，一个抛却形式和方法的结局；在某个时刻，我们相互靠近，没有商量，甚至没有试图在黑暗里对视。无须对视，我们知道，我们在想着迈克，想着迈克怎么回到埃里克的农场，他没有任何原因地回来了，虽然对他来说，农场就像另一边的小屋那样已经空无一人，他像女孩们的访客一样回来了，像迈克和其他人一样，像苍蝇一样回来了，他们回来了，却不知有人在等着他们，这一次，他们是来奔赴另一场约会。

睡觉时，我们已经像往常一样穿上了睡衣；现在，我们让睡衣像白色的胶状污点那样滑落到地板上，我们赤裸地走向门口，走进花园。只需沿着隔开小屋两侧的栅栏走；大门依旧关闭，但我们知道它并没有上锁，只需敲一敲门环。我们一起[3]进门的时候，里面没有灯光；长久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依偎着好往前走。

[1]原文为拉丁语。

[2]指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失窃的信》。

[3]原文中用的是“一起”的阴性形式，即juntas，也就是说“我们”是两位女性。

Ⅱ

第一届国民大会广场

五月广场

记事本上的文字

说起乘客管制一事时——此事不得不提——我们正在谈论不定式和残差[1]分析。在豪尔赫·加西亚·博萨具体谈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盎格鲁线网络之前，他数次提到了蒙特利尔的地铁。他没有告诉我，但我怀疑他知道一些有关铁路系统技术研究的事——因为管制由系统本身实行。凭借特殊的程序（我的无知让我如此评定，虽然加西亚·博萨坚持认为程序简单有效）可以准确计算出某一周内每日使用地铁的乘客数量。此外，由于他还关注去往该线路其他地铁站的客流比例，以及从起点乘坐至终点或是使用中间站的客流比例，因此，对从第一届国民大会站到五月广场站的所有进出口都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当时（我指的是四十年代），盎格鲁线还没有和新的地铁网络连通，这给管制提供了便利。

被选中的那周周一，我们得到了一个基础总数；周二，数据几乎是一致的；周三，总数类似，但有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与进站人数113 987不同，返回地表的人数是113 983。常识宣告了四处计算错误，操作负责人跑遍各个管制点，寻找可能的疏漏。监察长蒙特萨诺（现在，我根据加西亚·博萨当时并不了解的资料进行讲述，这些资料是我后来争取到的）甚至增加了参与管制工作的人员。他疑虑重重地让人将地铁从头到尾地搜了一遍，列车工人和工作人员在出站时还得出示证件。现在，这一切让我明白，蒙特萨诺监察长当时隐约地怀疑这是某件现在我们都关心的事的开端。我毫无必要地补充一下，没人找到这个所谓的错误，即指出（同时清除）四名无法被找到的乘客。

周四，一切正常；107 328名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在没入地下片刻后，又顺从地重新出现了。周五（现在，在之前的运算结束后，管制工作堪称完美），出站人数比管制中的进站人数多出了一人。周六得到的数据是一致的，系统认为任务完成了。不正常的结果没有被公之于众，我认为，除了监察长蒙特萨诺和翁塞站负责管理计数机器的技术人员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发生的事。我还认为，知道这事的少数人（我仍然将监察长排除在外）只需归咎于机器或是操作者的失误，就能名正言顺地把此事忘记。

这件事发生于一九四六年或一九四七年年初。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经常搭乘盎格鲁线；路程很长，于是我会不时地想起与加西亚·博萨的对话，看着周围坐着的或抓着皮质把手的人，充满讽刺地惊讶于他们就像挂在钩子上的牛肉。有两回，在何塞·玛利亚·莫雷诺站，我没来由地觉得有些人（一个男人，后来是两名老妇人）并不像其他人一样是普通乘客。一个周四的夜晚，在拳击场看完哈辛托·利亚内斯凭借较高得分赢得比赛之后，在梅德拉诺站，我觉得坐在站台第二条长凳上几乎睡着了的女孩并不是在等候前往市区的列车。事实上，她和我登上了同一节车厢，但在里约热内卢站就下了车，她在站台上停留，仿佛在迟疑着什么，仿佛累极了或者无聊透顶。

现在，我说出这一切，我已经无所不知了；同样，在抢劫发生之后，人们会记得形迹可疑的人曾经在街区里游荡。然而，从一开始，某些漫不经心地织造而成的、类似于幻想的东西就已经走得很远，并留下了一道怀疑的痕迹；因此，在加西亚·博萨提及管制结果并将其当作奇怪细节的那个夜晚，两件事立即被联系了起来，我感觉到某种东西凝结成了怪事，也几乎凝结成了恐惧。也许，在局外人中，我是第一个知道的。

在这之后是一段混乱的时期，混杂着不断滋长的要证实疑虑的愿望，在小鱼餐厅的一顿晚餐——那顿晚餐让我接近了蒙特萨诺和他的回忆，以及一次谨慎的、循序渐进的进站——地铁被理解成了另一种东西，它就像缓慢而与众不同的呼吸，就像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化为城市跳动的脉搏，而不仅仅是城市的一种交通工具。但是，在真正进入地下之前（我并不是指像其他人那样在地铁里微不足道地穿梭），还有一段反思和分析的时间。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情愿乘坐86路电车以避免做验证或收获欺骗性的巧合，路易斯·M·鲍迪索尼值得重视的理论把我留在了地面上。就像加西亚·博萨在报告里几乎是开玩笑般提到的，他相信，这种现象可以被解释为大量人群中可以预见的一种原子衰退。绝没有人计算过在某个有足球赛的周日离开河床体育馆的人数，没有人将其与售票处的数字做比较。当五千头水牛沿着峡道奔跑，跑入和跑出峡道时水牛的数目相同吗？在佛罗里达大街上，人们彼此的摩擦微妙地磨损着外套的袖子和手套的背面。每次拐弯和刹车时，火车都会晃动乘客，让他们相互摩擦，二十个小时后，列车上运载的113 987名乘客之间的这种接触可能会（由于个体的消失和人群实体的衰退）引发四名个体被消除的后果。关于第二件不正常的事，我想说，在那个多出一名乘客的周五，鲍迪索尼只和蒙特萨诺达成了一致，把这归结为计算失误。在做出这些确切来说是书面上的推想之后，我又一次感到非常孤单，我甚至没有自己的推想，但每次到达地铁口，都会感到胃里一阵缓慢的痉挛。因此，我独自沿着螺旋形的道路前行，逐渐缓慢地接近真相，因此，在我觉得自己能回到盎格鲁线——能真正地进入地下，而不仅是为了乘坐地铁——之前，我乘坐了很久的电车。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我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帮助，而是恰恰相反；等待帮助或寻求帮助原本就是不明智的。他们在那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故事将从这个段落开始。我原本不想揭露他们，无论如何，我不会提到那几个名字，那些我在进入他们世界的几个星期里所知道的名字；如果我做了这一切，如果我撰写了这份报告，那么我相信我的理由是正当的，我想帮助那些总是被交通问题折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现在连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我害怕，现在我已经不敢下到那里，在我距地铁只有几步之遥时，却不得不乘坐缓慢且不舒适的电车——而所有人都在搭地铁因为他们并不害怕，这不公平。我非常坦率地承认，如果他们被驱逐了——当然，不会引发骚动，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太多——我会觉得安心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在下面的时候生命会受到明显的威胁，而且因为在我调查中的许多个夜晚里（一切都发生在夜晚，没有什么比灌进两站之间的天窗或流转在通往站台的楼梯上的阳光更虚伪或更夸张的了），我没有一刻能够安下心来；很可能我最终暴露了，很可能他们已经知道为什么我会在地铁里待上这么久，而且能在地铁站拥挤的人群中立马认出他们。他们是如此苍白，带着如此显而易见的高效行进；他们是如此苍白而如此悲伤，他们几乎都如此悲伤。

奇怪的是，从一开始我最在意的就是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这样生活的原因却漠不关心。我几乎立马否定了关于旁轨或废弃地道的想法；他们所有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与地铁站间乘客的来往相符。在洛里亚站和翁塞广场站之间确实能隐约看见一个满是锻炉、旁轨、成堆的物料和窗户变黑的奇怪小屋的冥界。当列车在进站拐弯处几近野蛮地晃动我们时，雾之国[2]模糊地闪现了几秒，相反，站台却如此明亮。但我只要想到待在肮脏地道里的工人和监工的数量，就足以拒绝将此处认作他们可用的堡垒；他们不会在那里冒险，至少在最初的阶段不会。我只展开了几次观察之旅就发现，除了线路本身之外——我指的是地铁站、站台以及几乎永远在行进的列车——根本没有适合他们生活的地点和条件。我逐渐排除了旁轨、岔路和储藏室，直到在不可避免的残差中发现了清晰而可怕的真相，在那片幽暗国度中，残差的概念一再浮现。我笼统描述（有人会说是我明确提出的）的那种存在将在最残酷无情的必然中呈现出来；从被连续否定的可能性中，剩下的唯一可能性渐渐浮现。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明了，他们不定于任何一处；他们住在地铁里、地铁列车里，不断地移动着。他们的存在、他们白血球般的循环——他们是如此苍白！——帮助他们隐姓埋名，保护他们至今。

推论至此，其余一切就一目了然了。除了凌晨和深夜，盎格鲁线的列车永远都不会是空的，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人都是夜游神，在地铁站关门之前，总会有几名来来往往的乘客。可以想象一趟没派上用场的末班车，尽管没人乘车，也依然恪守时刻表运行，但是，我从未见到过这班车。或者说，我见到过，我见过它几次，但它的空无一人仅仅对我而言才真正成立；寥寥无几的乘客是他们的人，他们继续着自己的夜晚，执行着不容商榷的指令。我无法得知他们在盎格鲁线暂停的三个小时（从凌晨两点到五点）内被迫藏身之处的模样。他们要么留在通向旁轨（在这种情况下，司机得是他们中的一员）的一节列车上，要么偶尔混入夜间的打扫人员。由于服装和人际关系的问题，后一种情况不太可能实现，我更怀疑他们使用了隧道，普通乘客并不知道它的存在，它连接了翁塞站和港口。此外，为什么何塞·玛利亚·莫雷诺站内标有“禁止入内”警告牌的大厅里满是卷纸？更别提那里还有一个能供他们装东西的奇怪大箱子。那扇明显不牢固的门最可疑；但总的来说，即使这可能不太合理，但我认为他们以某种方式持续着这种上文描述过的存在，且不必离开列车或地铁站台；一种美学考虑使我的心中生出了确信，或许还给出了理由。在带着他们于两个终点站之间来来回回的永恒循环中，似乎并无任何有效的残差。

我谈到了美学考虑，但这或许只出于实用的理由。计划必须非常简洁，这样才能使每个人在构成其永久地下生活的连续不断的时刻中，不犯任何错误地机械应对。在长时间的耐心观察后，我可以证实这一点。例如，他们都知道，不能重复乘坐同一节车厢，以免引起注意；但是，到达终点站五月广场时，他们可以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因为拥挤的地铁使得很多人在佛罗里达站上车抢座位，以领先于在终点站等候的乘客。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站的行动方式则有所不同，他们只需下车，步行几米，混入乘坐反方向列车的乘客之中。绝大多数乘客不会坐完全程，他们在各种情况下都可利用这点。由于乘客在很久之后才会重新搭乘地铁——在三十分钟（如果有短时事务）和八个小时（如果是职员或工人）之间，他们不可能认出始终留在地下的人，更何况，这些人会不断地更换车厢和列车。我费了很大力气才确定这最后一项变化，这种变化要细致得多，遵循一项无法违抗的纲领——避免给与他们恰巧在相同列车上的乘客或列车巡视员（根据时间和客流量，五次中会出现两次这样的情况）留下印象。现在我知道了，例如那天晚上在梅德拉诺站等车的女孩，她从我乘坐的前一趟列车上下车，在和我一起乘坐至里约热内卢站之后，她又坐上了下一趟列车；和他们所有人一样，直到那周周末，她都有明确的指令。

他们在实践中学会了在座椅上睡觉，但每次最多只睡一刻钟。甚至连我们这些偶尔乘坐盎格鲁线的人都会有对路线的感觉记忆，如果我们从国会站坐向萨恩斯·佩尼亚站，或是上行至洛里亚站，路线中少有的处于弯道的进站口会准确地告知我们位置。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习惯是如此根深蒂固，可以使他们在精确的时刻醒来，以便下车、更换车厢或列车。他们睡觉时颇为体面，挺直身体，脑袋几乎不垂在胸前。只需二十个一刻钟，他们就能休息好，而且他们还拥有盎格鲁线对外关闭时我所不了解的、能为他们所用的三个小时。当我知道他们至少拥有一列列车时——这或许证实了我对关闭时间内的旁轨的猜测——我想，如果他们所有人能一起搭乘这辆车的话，他们的生活会具有一种几近惬意的群体价值。车站间快速但美味的聚餐，起点站到终点站之旅中不间断的梦境，甚至有愉悦的对话以及与朋友和亲人（为什么不呢？）之间的联络。但是，我已经证实，他们严格避免在他们的列车上相聚（如果只有一列列车的话，因为毫无疑问，他们的数量在缓慢增长）；他们太明白，任何可能的辨识度都是致命的，而且就像某个绕口令说的那样，比起毫无联系的个体来，三张同时出现的面孔更容易被记住。

当他们需要接收和分发每周的新任务表时，他们的列车可供他们举办一次短暂的秘密会议，一号——他们中的第一人，会在一本小笔记本上写好内容，并于每周日分发给各个组长；他们还会领每周购买食物的钱款。一号的一位使者（毫无疑问是列车司机）还会听取每个人必须告诉他的关于衣物、外界信息和健康状况的汇报。日程安排基于列车和车厢的轮换，使得任何碰面都几乎不可能实现，他们的生活再次疏远，直到周末来临。我设想（在紧张的内心想象之后，在假设自己是他们中的一个、像他们一样经历痛苦或欢喜之后，我终于理解了这一切）他们期待着每个周日的到来，就像上面的我们期待我们的周日的平静。一号选择这一天并不是为了尊重传统，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反倒会让我感到惊讶；他只是知道，每周日的地铁里会有另外一种乘客，因此任何一辆列车都会比周一或周五时更加隐蔽无名。

在细心收集了这么多碎片之后，我理解了操控和占领列车的初始阶段。就像管制数据证实的那样，最早的四名乘客于一个周二进入地下。那天下午，他们在萨恩斯·佩尼亚站的站台上研究不断经过的被囚禁的司机的神情。一号发出了暗号，他们坐上了一列列车。他们得等列车从五月广场站发车，好利用接下来的十三个站点，还得等巡视员去往其他车厢。最难的是等待他们可以独处的时刻；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交通公司把第一节车厢留给妇女儿童，而对这节车厢显而易见的鄙夷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种风尚，这项绅士规定帮助了他们。在秘鲁站，有两名女士谈论着拉莫塔家[3]（卡尔洛塔的着装之地）的清仓甩卖，一位少年沉迷于不良读物《红与黑》（杂志，不是司汤达的小说）。当巡视员差不多在列车的中部时，一号走进女士车厢并谨慎地敲了敲驾驶室的门。司机惊讶地打开门，但并没有产生怀疑，列车已经向皮埃德拉斯站驶去。列车同往常一样经过利马站、萨恩斯·佩尼亚站和国会站。在帕斯科站，列车延误了一会儿才出站，但在列车另一头的巡视员并没有担心。四十八小时后，一名身穿宽大便服的司机混入了离开梅德拉诺站的人群，他让周五的数字增长了一个单位，造成了监察长蒙特萨诺的不悦。此时一号则驾驶着他的列车，另外三人偷偷练习，好在合适的时间接替他。无须赘言，慢慢地，他们对所占领列车的巡视员做了同样的事。

作为不止一列列车的持有者，他们享有一片活动的领地，在那里，他们可以较为安全地行动。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盎格鲁线的司机们为什么会屈服于一号的胁迫或是贿赂，或者当一号与其他成员碰面、领取工资或填表的时候，如何避免自己的身份被发现。我只能沿着外围前进，逐一发现这一重复单调的生活和外在行为的即时机制。让我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几乎只能吃车站售货亭里贩卖的食物，直到我最终确信，最极端的严苛支配着这种缺乏愉悦的生活。他们购买巧克力、夹心饼干、甜奶棒、可可棒、杏仁糖和营养糖果。他们吃东西时就像在淡定地吃小零食，但是，当他们乘坐某一班自己的列车时，情侣们会大胆购买大份的夹心饼干，里面还夹着很多焦糖牛奶酱，上面撒满糖霜。他们害羞地、小口地吃着夹心饼干，快乐得仿佛这是一顿真正的正餐。他们永远无法满意地解决日常饮食的问题，他们可能无数次感到饥饿，甜食开始让人讨厌，对食盐的记忆就像拍击口腔的巨浪，会让他们充满恐怖的快感，随盐而来的还有不可企及的烤肉的美味和芹菜汤的香味。（当时，翁塞站内开了一家烤肉店，香肠和里脊三明治的烟熏味有时会飘到地铁站台上。但他们不能光顾那家店，因为它在旋转门的另一边，在通往莫雷诺的站台上。）

他们生活中的另外一个难题是衣服。裤子、半身裙和衬裙都已经穿破了。外套和女式上衣损坏程度较低，但一段时间后也得换掉，即便出自安全考虑也要如此。一天上午，我跟着他们中的一员，想了解他们的更多习惯，就这样发现了他们与地面保持的联系。是这样的：在规定的日期和时间，他们依次在规定的车站下车。会有地面上的人带着更换的衣服前来（后来，我证实了这是一项完整的服务：每次都会有干净的内衣，偶尔会有熨好的西装或连衣裙），两个人乘坐下一趟列车的同一节车厢。他们能在那里交谈，包裹得以传递，他们在下一站换衣服——这是最艰难的部分——在永远污秽的厕所里。同一位代理人在下一站的站台上等待他们；他们一起坐到下一站，然后那名代理人带着塞满脏衣服的包裹回到地面。

在确信自己几乎已经掌握了他们在这方面能做的所有事情之后，由于一次纯粹偶然的机会，我发现除了定期更换衣服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储藏室，那里保存着为数不多的应急衣服和物品，这可能是为了在新人到来时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我无法计算新人的数量，但我觉得数目很大。一个朋友在大街上向我介绍了一位老人，他就像卡比尔多[4]集市的卖书贩[5]一样卖力。我那时正四处寻找《南方》杂志的一期旧刊；令我惊讶的是，卖书贩带我下了秘鲁站，然后拐向站台的左侧，那里有一条人流涌动、缺少地下气息的通道，将我引向那些不可避免之事。那里是他的储藏室，放满了成堆杂乱的书籍和杂志。我没有找到《南方》，却发现了一扇通往另一间房的虚掩着的小门；我看见了一个背对着我的人，他的后颈雪白至极，就像他们所有人那样；我努力瞥到他的脚边放着一堆大衣、几块手帕和一条红围巾。卖书贩以为那是一位像他一样的零售商或特许经销商；我任由他这样以为，并向他买了一本精美的《特里尔塞》。但是，通过这些衣服，我已经知道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由于他们有多余的钱，并且渴望把钱花掉（我觉得，在安全等级最低的监狱中也是如此），他们会用令我震惊的力量来排解自己无害的任性。当时，我跟着一名金发男孩，发现他总是穿着同样的咖啡色西装；他只更换领带，为此，他每天进入盥洗室两三次。一天中午，为了在站台的摊位上购买领带，他在利马站下了车；他挑选了很久，犹豫不决；那是他的放纵，他的周六狂欢。我看着他上衣口袋里其他领带的轮廓，感到了某种近乎恐惧的东西。

女人们给自己买手帕、小玩具、钥匙扣——售货亭里有的和手袋里能装下的一切东西。有时，她们会在利马站或是秘鲁站下车，看着站台上展示家具的玻璃柜，她们长时间地看着柜子和床，带着谦卑与克制的渴望看着这些家具，她们购买日报或《玛丽贝尔》杂志时，会长久地专心阅读大甩卖、香水、服饰和手套的广告。当她们看见母亲们带着自己的孩子闲逛时，几乎忘记了关于冷漠与冷淡的指示；我看见她们中的两个人（相隔没几天）甚至离开自己的座位，站在孩子们旁边，都快蹭到他们身上了；如果她们抚摸孩子们的头发，或者给他们糖果——人们不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铁上，或许也不会在任何地铁上做这种事——我也不会感到太过惊讶。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一号恰好选择在实行管制的其中一天与另外三个人一起进入地铁。在了解他的行事方式后，虽然依然不了解他本人，但我认为把这归结于自负和引起轩然大波（如果数字的差值被公布的话）的愿望是错误的。一个更符合他那深思熟虑过的机敏的猜想则是，那几天盎格鲁线工作人员的注意力都有意无意地集中于管制行动。占领列车因此变得更加可行；就连被替换的司机回到地面都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危险的后果。直到三个月后，前任司机与监察长蒙特萨诺在莱萨玛公园的偶遇，以及蒙特萨诺沉默的推断，才让他也让我更加接近真相。

当时——我说的差不多就是现在——他们拥有三列列车，而且我不是很确定地认为，他们还拿下了第一届国民大会站协调室里的一个职位。一起自杀案件解开了我最后的疑问。那天下午，我跟踪了其中一个女人，我看见她走进了何塞·玛利亚·莫雷诺站的电话亭。站台上几乎空无一人，我把头靠在电话亭侧面的隔墙上，装出一副下班后劳累不已的样子。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中有人出现在电话亭里，那个女孩偷偷摸摸的，甚至有些害怕，迟疑了片刻才环顾四周、走进电话亭，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我听不太清，哭泣的声音，打开手袋的声音，擤鼻子的声音，然后是：“但是金丝雀呢，你会照顾它的，对吧？每天早上你都会喂它吃虉草和香草小块吗？”这样无关紧要的事让我吃惊，因为那个声音不是在传递加密的信息，泪水润湿了那个声音，淹没了那个声音。在她发现我之前，我上了车，在车上坐了一整圈，继续观察时间表和衣物更换。当我们再次进入何塞·玛利亚·莫雷诺站时，她划了个十字（人们说），跳入车轨；我通过红鞋子和浅色手袋认出了她。聚起了一大群人，很多人围着司机和巡视员，等着警察来。我发现他们俩是他们的人（他们是如此苍白），我认为这件事将当场考验一号所作计划的周密程度，因为在地下取代别人是一回事，经受警察的盘查则是另一回事。一周过去了，没有任何新闻，一桩无关紧要、近乎平常的自杀案没有任何后续；之后我便开始害怕走进地铁。

我现在明白，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我无法战胜恐惧。这些天里，我只能勉强走到利马站的入口，那是距我最近的车站，我闻到了那种炎热的味道，那种盎格鲁线的味道，它升腾至街道上；我听见列车经过的声音。我走进一家咖啡馆，觉得自己是个白痴，我问自己，怎么能在离真相大白只有区区几步的时候放弃。我知道这么多事情，揭露这些事可能对社会有用。我知道在最近几周，他们已经拥有了八列列车，他们的人数在迅速增长。新人还是很难被认出来，因为皮肤褪色很慢，而且毫无疑问，他们极其谨慎；一号的计划似乎完美无缺，导致我无法计算出他们的数量。只有直觉告诉我，在我还有勇气走进地铁跟踪他们的时候，大部分列车上已经全是他们的人，而普通乘客发现在任何时候乘坐地铁都越来越难；各家报纸要求开辟新的线路、提供更多的列车并采取应急措施，对此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

我见到了蒙特萨诺，跟他说了其中一些事，期待他能猜出其他。他似乎不信任我，而是顺着自己的思路，或者说，他只是优雅地佯装并不知晓那些超乎他的想象、更别提超乎他上司们的想象的事情。我知道跟他再聊下去无济于事，他会怪我用近乎偏执的幻想把他的生活搞复杂了，尤其是当他拍着我的后背，对我说“您累了，应该出门旅行”的时候。

但我该去的地方是盎格鲁线。蒙特萨诺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这让我有些吃惊，他至少应该对一号和另外三个人采取措施，以便从高处斩断这棵向沥青和泥土里越来越深处扎根的树。那里有种密封的气味，能听见列车的刹车声，然后是站在永远拥挤的车厢里挤了一路、风尘仆仆的乘客们登上台阶时一阵反刍似的风；我应该走到他们身边，挨个向他们解释；接着我听见另一列列车进站，恐惧又一次占了上风。当发现某个带着装了衣服的包裹进站或出站的代理人时，我会躲进咖啡馆里，很长时间都不敢出来。我想，喝两杯杜松子酒下肚，等勇气恢复了，我就会走进地铁里清点他们的数量。我觉得，现在他们已经占领了所有列车、数个地铁站的管理部门和部分修理室。昨天，我觉得利马站零食贩售亭的女售货员间接地向我透露，最近的销售量有所上升。我勉强忍住胃部的痉挛，费力下到了站台，反复告诉自己，我不是要搭乘地铁并混入他们之中；只需提两个问题我就会回到地面，就会重新获得安全。我把硬币投进闸机，走向贩售亭；当我发现女售货员死死盯着我的时候，我正准备买一袋牛奶棒。她很美丽，但她如此苍白，如此苍白。我绝望地向楼梯跑去，跌跌撞撞地上去了。现在我知道我不能再下去了；他们认识我，他们终于认识我了。

我在咖啡馆里坐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再次踏上第一级阶梯，我在上上下下的人群中站着，不管那些对我侧目而视的人，他们不明白为何身处一个所有人都在活动的地方我却无法下定决心前行。我已经分析完了他们的基本操作，却无法迈出最后一步以揭露他们的身份与目的，简直不可思议。我受不了压迫在我心上的这种恐惧；或许我会下定决心，或许最好的办法是靠在楼梯的栏杆上，大声喊出我知道的关于他们计划的一切，喊出我认为我知道的关于一号的一切（我会说的，就算破坏蒙特萨诺的调查会使他不快），尤其是这一切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人的影响。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咖啡馆继续写作。身处地面之上、中立地点之中的宁静让我充满了平静，这是我下至贩售亭时不曾有的。我觉得，我会以某种方式再次下去，我会强迫自己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梯，但与此同时，我最好写完我的报告，把它寄给市长或警察局长，并附上一份给蒙特萨诺的副本，然后，我会结账，然后，我肯定会下去，我肯定会下去，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下去，该从哪里获得一级一级走下楼梯的力量，因为他们已经认识我了，因为他们终于认识我了，但不要紧，在下去之前我会写好草稿，我会说，市长先生或者局长先生，有人在下面走，有人沿着站台走，在没有别人注意、只有我能知道和听见的时候，她把自己关进一间昏暗的电话亭里，打开手袋。然后她哭了，她先哭了一会儿，然后，市长先生，她说：“但是金丝雀呢，你会照顾它的，对吧？每天早上你都会喂它吃虉草和香草小块吗？”

[1]数理统计学中，残差指实际观察值与估计值（拟合值）之间的差。

[2]Nibelheim，在北欧神话中意指“雾之国”，终年寒冷，充满浓雾。

[3]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服装店，括号里的内容为该店的广告词。

[4]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座公共建筑楼，在西班牙殖民时期被用作市政厅，现为博物馆。

[5]原文为法语。

剪报

尽管我觉得没有必要说明，但第一篇剪报是真实的，第二篇是虚构的。

雕塑家住在里凯街，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但在巴黎，如果你是个阿根廷人又是个雕塑家——在这座城市里往往举步维艰的两种身份——你并没有太多选择。二十年间我们断断续续地联系，其实并不太熟；当他打电话给我，跟我说起一本刊登了他最新作品照片的书，让我写一段配图文字时，我的回复是在这种情况下能给出的标准答案，即，他得先给我看看他的雕塑作品，之后再看，更确切地说是看了之后再说。

晚上，我去了他的公寓，先是咖啡和寒暄，我们俩都产生了那种不可避免的感觉：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展示自己的作品，那个随之而来的时刻几乎总是可怕无比，此刻或将篝火升腾，或将有人不得不承认——在字句的掩饰下——柴火是湿的，冒出来的烟比热力足。在此之前，他已经打电话跟我谈过他的作品，那是一系列小雕塑，主题是人作为人的狼[1]栖息其中的所有政治领域和地理疆域的暴力。对此我们略有所知，作为两个阿根廷人，眩晕的回忆再次翻腾，通过电线、信件和突然的沉默，恐惧日益堆积。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正在清理桌面；他让我坐在一张位置正好的扶手椅上，接着他搬出雕塑，把它们放在恰到好处的灯光下，让我慢慢欣赏，然后他一点一点地转动它们；现在我们几乎不再说话，是它们正在表达，而它们说的仍然是我们的话语。一尊又一尊，看了大概十尊，小巧、充满线条感，由黏土或石膏制成，从手指和刮铲耐心包裹的金属丝或瓶子中诞生，自空罐子和只有雕塑家才能向我透露的那身体和头部、胳膊和双手之下的物体中生长。夜已经深了，大街上只传来重型卡车的隆隆声和救护车的鸣笛声。

我很高兴雕塑家的作品没有什么太惯常或是太具说明性的东西，每一尊都包含着一个谜团，有时，必须长时间地观看才能理解它们表现暴力的方式；同时，我觉得这些雕塑质朴与精巧共存，无论如何都毫无恐怖色彩或故作伤感的矫饰成分。甚至折磨——暴力付诸静止与孤立的恐惧的终极形式——也没有通过被许多广告、文章和电影滥用的可疑的细枝末节展现，这些东西浮现在我的记忆中，而我的记忆同样可疑，同样过快地接受了这些画面并将其返还，以换取一种鬼才知道的隐秘快感。我想，如果我要写雕塑家让我写的文字，如果我要写你让我写的文字，我对他说，那些文字会像这些雕塑一样，我绝不会让自己被现有的陈词滥调裹挟。

“这由你决定，诺埃米，”他对我说，“我知道这并不容易，我们的回忆中承载了太多鲜血，有时为了免于被它彻底淹没，我们去限制它、疏导它，却会使自己觉得愧疚。”

“我对此太了解了。看看这篇剪报，我认识在这份剪报上签字的女人，又从朋友那儿知道了一些细节。这事发生在三年前，就像它也能在昨晚发生，也能在此时此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蒙得维的亚发生。就在来你家之前，我拆开了一封朋友的信，发现了这份剪报。趁你读它的时候，再给我倒杯咖啡。其实，在你给我看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已经没有必要再读它了，但也不好说，如果你也读了这篇剪报，我会觉得好受一些。”

他阅读的内容如下：

报纸订阅者劳拉·贝阿特利丝·波那帕尔特·布鲁舒坦，住址为墨西哥城第五墨西哥区夸乌特莫克街区阿托亚克大街10-26号，希望向公众公布如下信息：

1. 阿伊达·莱奥诺拉·布鲁舒坦·波那帕尔特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名读写教师。

案情：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十点，她在工作岗位上被阿根廷军队成员（第601营）绑架，地点为联邦首都区附近的蒙特钦戈洛贫民镇。

一天前，这个地方还是战场，此处的战役造成包括当地民众在内的一百多人死亡。我的女儿，在被绑架之后，被带到了第601营的驻地。

同其他女性一样，她在那里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幸存的女性在圣诞节当晚被枪决。其中有我的女儿。

战斗中死去的人以及被绑架的平民（比如我的女儿）的尸体在大约五天后才被掩埋。所有尸体（包括她的）都用挖土机从军营搬运到拉努斯警察局，然后再搬运到阿维利亚内达墓园，在那里，他们被埋进了一个公共墓穴里。

我看着留在桌子上的最后一件雕像，不想盯着正在安静阅读的雕塑家。我第一次听见了墙上挂钟的嘀嗒声，它从门厅传来，是这街道变得越来越荒凉的时刻里唯一可闻的声音；我听见的微弱声音如同夜晚的节拍器，想让时间在我们俩陷入的那个孔洞里继续推进，这段时间包揽了巴黎的公寓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将日历抛在脑后，让我们面对面地遭遇“它”，直面只能被称为“它”的它，所有称呼都不合时宜，所有关于恐惧的表达都被穷尽且显得粗俗不已。

“幸存的女性在圣诞节当晚被枪决，”雕塑家大声念道，“他们也许会给她们发甜面包和苹果酒，别忘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孩子们在进入毒气室前会分到糖果。”

他一定是看到了我脸上的表情，做了个抱歉的手势，我垂下眼睛，又找出一支烟。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我在拉普拉塔市第八法庭正式得知我女儿已被谋杀。然后，我去了拉努斯警察局，经过三个小时的讯问，他们跟我说了墓穴的地点。他们只让我看了我女儿被割断的双手，它们被装在玻璃瓶里，上面标着数字24。他们无法交出她尸体的其余部分，因为这是军事机密。第二天，我去了阿维利亚内达墓园，寻找28号木牌。警察告诉我，在那里我会找到“她身上剩余的部分，因为他们得到的东西无法被称作尸体”。墓穴是一块刚刚被翻动过的土地，有五米长五米宽，差不多位于墓园的尽头。我知道如何找到墓穴的位置。当我意识到一百多人——其中有我的女儿——是如何被杀害和埋葬时，我觉得太可怕了。

2. 面对此种无耻至极、残忍得无法描述的情形，一九七六年一月，我（住址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九区拉瓦耶大街730号5楼）以谋杀罪控告阿根廷军队。我同样在拉普拉塔市第八民事法庭发起诉讼。

“你看到了，这一切毫无用处，”雕塑家说着，在空中挥舞手臂，“毫无用处，诺埃米，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做这些垃圾，你在写书，而那个女人在揭露暴行，我们去国会、去圆桌会议抗议，我们差点就相信了事情正在好转，然后你只要阅读两分钟就能再次发现真相……”

“嘘，我也正想着类似的事，”我恼怒于自己不得不说出这些话，“但如果我接受这就是真相的话，那就相当于我给他们发送了一份拥护他们的电报，而且，你非常清楚，明天你会起床，然后会做下一个雕像，与此同时你也知道，我正坐在我的打字机面前，你会想，我们才是多数，虽然实际上我们人数极少，力量的差距不是且永远不是保持沉默的理由。说教结束。你读完了吗？我得走了，朋友。”

他做了个否定的手势，又指了指咖啡壶。

在我提起法律诉讼之后，发生了以下事件：

3.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岁的阿根廷职员、我女儿的未婚夫阿德里安·萨伊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某条街道上被警方杀害，警方通知了他的父亲。

他的尸体没有归还给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萨伊东医生，因为那是军事机密。

4. 圣地亚哥·布鲁舒坦，阿根廷人，出生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先前提到的我死去的女儿的父亲。他是一名生化博士，在莫龙市拥有一间实验室。

案情：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一日中午十二时，一队身穿便服的军人来到他的公寓（拉瓦耶大街730号5楼9号公寓）。我的丈夫由于心肌梗塞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由一名护士照顾，预计还剩三个月的生命。军人们向他问起我以及我们的孩子，还说：“婊子养的犹太人，竟敢指控阿根廷军队谋杀。”然后，他们强迫他起身，一面殴打他，一面把他弄上车，而且不允许他带上药物。

目击者确认说，为了此次逮捕行动，军队和警察动用了大约二十辆警车。我们再也没有得到关于他的其他消息。通过非官方渠道，我们得知，他在受刑之初就突然离世了。

“而我在千里之外的此地，和编辑讨论印刷雕塑作品的照片该使用哪种纸，哪种格式和封面。”

“呵，亲爱的，这几天我在写一篇短篇小说，里面只谈到了一个青春期女孩的心、理、问、题。你别自我折磨了，我认为，现实生活的折磨已经足够了。”

“我知道，诺埃米，我知道，该死的。但总是旧戏重演，我们总得承认这一切都发生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身处那里，那里或许……”

（我想起我还是个小女孩时读过的文字，可能是在奥古斯丁·蒂埃里城市学院里，那是一篇讲述一位天知道叫什么的圣人让克洛维一世和他的国家皈依基督教的故事。故事中，这位圣人正在向克洛维一世描述耶稣被鞭打及受难时的场景，克洛维一世从他的王座上站起身，挥舞长矛，大喊：“啊！如果我和我的法兰克人民都在那里就好了！”无法实现的愿望的奇景，与迷失在阅读中的雕塑家相同的无能为力的愤慨。）

5. 帕特丽西娅·比亚，阿根廷人，一九五二年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她是一名记者，曾经在交流新闻社工作，是我儿媳的妹妹。

案情：她与她的未婚夫，同为记者的埃杜阿尔多·苏亚雷斯，于一九七六年九月被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警察逮捕，并被带至总协调中心囚禁。他的母亲进行了相关的法律操作。绑架发生一周后，他的母亲被告知，他们感到抱歉，那是个错误。他们的尸体没有被归还给家属。

6. 伊蕾内·莫妮卡·布鲁舒坦·波那帕尔特·德·金兹伯格，二十二岁，是一名造型艺术家，她的丈夫马里奥·金兹伯格是一名建筑师，二十四岁。

案情：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一日早上六点，军队警察联合部队抵达他们的公寓，带走了这对夫妻，把他们的孩子（两岁半的维多利亚和一岁半的雨果·罗贝托）留在了公寓楼门口。身处墨西哥领事馆的我以及身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马里奥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亲家）立即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我已经为我的女儿伊蕾内和女婿马里奥起诉，向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欧洲议会、红十字会等组织揭发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

然而，截至目前，我依然没有得到关于他们囚禁地点的消息。我坚信，他们还活着。

作为母亲，由于我所描述的家庭遭受迫害的现状，我无法回到阿根廷，在法律手段无效的情况下，我向捍卫人权的机构与个人求助，以便开启必要的程序，让他们把我的女儿伊蕾内和她的丈夫马里奥还给我，这样才能保住他们的生命和自由。

签字人：劳拉·贝阿特丽丝·波那帕尔特·布鲁舒坦。（一九七八年十月刊登于《国家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转载于《揭发报》[2]）

雕塑家把剪报还给我，我们几乎没有怎么说话，因为我们快睡着了，我感到他为我答应给他的书写配图文字而高兴，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一直都有所犹豫，因为我有着非常忙碌、也可能是自私——总之是个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作家——的名声。我问他附近有没有出租车停靠站，之后便走上了荒凉、寒冷、对我而言过于宽阔而不适合巴黎的大街。一阵风让我不得不翻起大衣衣领，在寂静中我听见我干涩的鞋跟声，给常被疲倦和执念打断的循环往复的旋律或诗句打着节奏，他们只让我看了我女儿被割断的双手，它们被装在玻璃瓶里，上面标着数字24，他们只让我看了我女儿被割断的双手，我迅速从反复涌现的恶心中恢复过来，强迫自己深呼吸，强迫自己思考第二天的工作；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穿过大街，走到对面的人行道，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因为那条街通往拉夏贝尔广场，我或许能在那里找到出租车，沿哪边走都无所谓，我过了马路就是过了马路，因为我连自问为什么过马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小女孩坐在一个门廊的台阶上，在这个格外幽暗的街区中，那个门廊几乎消失在周围狭窄、高耸、相差无几的楼房门廊之间。在晚上这个时候，一个女孩独自坐在台阶上还不足以令人惊讶至此，但她的姿态让我惊奇，她就像一块小小的白色污点，腿紧紧并着，手掩在脸上，如同一只狗或是一袋被丢在门口的垃圾。我迷糊地看向周围；一辆卡车闪着微弱的黄光逐渐远去，对面人行道上有一个男人佝偻着走路，他的头埋在立起的大衣领子里，双手插在口袋里。我停下脚步，走近看她；那个女孩扎着稀疏的辫子，穿着白色裙子和粉色毛衣，当她把手从脸上拿开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的眼睛和脸颊，就连昏暗都无法藏住她的眼泪，晶莹的泪珠落到嘴边。

“你怎么了？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听见她深重的呼吸声，咽下眼泪和鼻涕，止住了一个嗝或一下抽噎，我看见她的脸朝着我完全抬了起来，她的鼻子又小又红，嘴唇颤抖着。我重复了一遍那两个问题，天晓得我跟她说了什么，我一边说，一边弯下腰，直到离她非常近。

“我妈妈，”女孩哽咽着说，“我爸爸在对我妈妈做坏事。”

也许她本来还想再说点什么，但她张开了手臂，我感到她靠在我的身上，贴在我脖子上绝望地哭泣；她闻上去很臭，身上有湿裤衩的味道。我想抱着她起身，但她从我怀里抽身，望向漆黑的走廊。她为我指着什么，开始往前走，我跟着她，隐约能看见一座石拱，在阴影背后出现了一座花园。她安静地走到露天处，那并非一座花园，而是一座菜园，低矮的铁丝网圈出了播种过的土地，这里的光线足够看清发育不良的乳香黄连木、支撑攀缘植物的木杆和赶鸟的破布；往菜园中心走去，可以看见一座有锌皮和马口铁皮补丁的窝棚，它的一扇小窗透出了绿色的光。在菜园四周那些房子的窗户里，没有一盏亮着的灯，黑色的墙壁延伸至五层楼，与低矮阴沉的天空融为一体。

女孩径直走上两块菜畦中间通往小屋的门的狭路；她稍稍回头好确定我跟了上来，然后走进了那间小屋。我明白，我应该就此停下，掉头离开，我应该告诉自己，那女孩做了个噩梦，现在她会回到自己的床上，那一刻，所有理智都在向我申明，在这个时间走进一座陌生的房子是非常荒谬的，或许还很危险；也许，当我走进那扇虚掩的门，看见那个女孩在摆满旧家具和园艺工具、勉强称得上是门厅的地方等我时，我还在想着这些。一束光从最里面那扇门底部的缝隙里透了出来，女孩指了指那扇门，接着，她几乎是跑着穿过门厅，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门。我站在她旁边，门缝慢慢打开，脸被笼罩在迎面而来的黄色光线里。我闻到一股焦味，听见了一阵一阵的像被人捂住嘴的尖叫；我伸手推开门，看见了肮脏的房间的全貌，里面有破旧的凳子，摆着啤酒瓶和红酒瓶的桌子，杯子，以及旧报纸做的桌布，稍远一些，有一张床和一具全裸的身体，她被一条脏毛巾堵住了嘴，双手和双脚被绑在铁制床脚上。一个男人背对着我，坐在一张长凳上，女孩的爸爸正在对她的妈妈做坏事；他不慌不忙，把香烟慢慢地送到嘴边，让烟雾一点点地从鼻子里呼出，同时香烟的火焰向下移动，贴在了女孩妈妈的一只乳房上，除了眼睛，她的嘴和脸都被毛巾包住了，那烟头长时间地停在那里，与此同时她的闷叫声也持续了很久。在我来得及弄懂眼前的一切并意识到自己已卷入其中之前，女孩爸爸还有时间拿开香烟，把它重新送进嘴里，有时间品尝优质的法国烟草，让火焰燃得更旺，还有时间让我看清那具从腹部一直到脖子都被烫伤的身体，紫色或红色的瘀斑从大腿和私处蔓延至胸部，此时，火焰再次找寻着皮肤上没有疤痕的地方，并又一次极其细致地贴上了乳房。她的痉挛使床咯吱作响，惨叫声和身体的颤动与其他事物混杂在一起，与我无从选择、也永远都无法向自己解释的行为融合在一起；在我和背对我的男人之间有一张快要散架的凳子，我看见这张凳子被举到空中，砸在那个爸爸的头上；他的身体和凳子几乎同时滚落在地上。我得往后跳才能避免一起摔倒，举起凳子和将它砸下的动作花光了我的力气，这种力气马上离我而去，只剩我呆立原地，就像一个摇摇欲坠的傀儡；我知道我在寻找依靠却求而不得，我模糊地向后看，看见了紧闭的门，女孩已经不在了，而地上的男人就像一团难辨的污点，一块褶皱的破布。我可能在电影里或者书上见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在那里，却仿佛不在那里，但是，我在那里，身手敏捷、目的明确地在极短的时间内——如果这是在真实的时间中发生的话——找到桌子上的一把刀，割断绑着女人的绳子，取下她脸上的毛巾，看着她沉默地起身，现在一切都完美地沉默着，仿佛这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她看着地上的身体在短暂的昏迷中抽搐，又无言地看着我，走向那具身体，抓住他的手臂，同时，我抬起他的腿，我们俩把他抬到床上，用同样的绳子把他绑了起来，飞快地解开又打上结，在某种类似物体在超声波中振动、颤抖那样的沉默中，把他绑起来，堵住他的嘴。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不知道，我看见那个女人仍然赤裸着，她的手扯着他破旧的衣服，解开裤子的纽扣，将裤子褪到脚边皱成一团，我看见她的眼睛注视着我，一双大睁着的眼睛，四只扯啊撕啊脱啊的手，背心、衬衣和短裤，现在，我得回想这件事，得把它写下来，我该死的处境和艰难的记忆力还带给我某种鲜活得难以描绘，却又未曾见过的东西，那是杰克·伦敦一篇故事中的段落，一名北方捕猎者只求死个痛快，而在他身边是只剩一丝意识的血糊糊的一团——与他共同历险的伙伴号叫着、扭动着，部落中的女人们折磨着他，让他的生命在痉挛和惨叫中可怕地延续，她们以不致死的方式置他于死地，她们精湛地操纵着各种不同的手段，无法描述但确有其事，正如我们，无法描述地做着我们应当做、必须做的事。我为什么会参与其中，我在其中的权利和角色是什么，现在思考这些已经无济于事，在我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无疑已经被我看见了、记住了，就像杰克·伦敦一定也凭借他的想象力看见并记住了那些他无法用手写下的事情。我只知道，从我进入房间起，那个女孩就没和我们在一块儿了，现在，她的妈妈在对她的爸爸做坏事，但是，谁晓得，究竟只是妈妈，还是晚间的狂风再次袭来，破碎的画面又从剪报中浮现，从她身体上割下的双手放在了标着24号的玻璃瓶里，通过非官方渠道，我们得知，他在受刑之初就突然离世了，嘴里的毛巾，点燃的香烟，两岁半的维多利亚，一岁半的雨果·罗贝托，他们被丢在公寓楼门口。我怎么才能知道这持续了多久，我怎么才能明白就连我也，就连我甚至我就算我站在正义那边，我怎么才能接受我也站在被割断的双手和公共墓穴的另一边，我也站在于圣诞夜被折磨、被行刑的女孩们的另一边；剩下的是背过身去，穿过菜园，我撞上了铁丝网，划伤了膝盖，我走到冰冷而荒凉的大街上，来到了拉夏贝尔广场，几乎马上就找到了出租车，它把我载向一杯又一杯伏特加和直至中午才醒来的梦乡，我和衣横躺在床上，膝盖淌着血，感受着从瓶颈流入喉咙的纯伏特加带来的或许值得庆幸的头痛。

我工作了一整个下午，自己竟能如此专注，这让我感到既必然又恐怖；傍晚，我给雕塑家打了电话，他似乎惊讶于我这么快就联系了他；我向他说了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一股脑把所有的事全都告诉了他，虽然我几次听见他咳嗽或者试图提问，但他没有打断我。

“所以你看，”我告诉他，“你看，我没花太多时间就兑现对你的诺言了。”

“我不明白，”雕塑家说，“如果你说的是配图文字……”

“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个。我刚读给你听了，这就是配图文字。等我把它整理好就寄给你，我再也不想要它了。”

在药片、酒、唱片和一切可以提供庇护的事物的混沌中生活了两三天之后，我上街购买食物，冰箱已经空了，抱抱在我的床边喵喵叫。我在信箱里找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是雕塑家粗大的字迹。里面有一张纸和一份剪报，我在去市场的路上开始读这封信，之后才意识到，我打开信封的时候就撕破并弄丢了剪报的一部分。雕塑家感谢我为他的雕塑图册配上了文字，内容古怪，但似乎很有我的风格，它与一切艺术图册的惯例大相径庭，不过毫无疑问，我对此毫不在意，他也并不比我更在意。文末有一句附言：“你的选择让世界遗憾地失去了一名伟大的戏剧演员，但幸运地获得了一位出色的作家。那天下午，我一度以为你在向我讲述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真实事件，直到后来，我偶然读到《法兰西晚报》，冒昧地剪下了你那令人难忘的个人经历的来源。作家确实可以秉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他的灵感来源于现实，甚至来源于犯罪新闻，他可以将其投射到另一个维度，赋予它不同的价值。无论如何，亲爱的诺埃米，我们是如此亲密的朋友，其实你不必在电话中提前向我透露你的作品并施展你的戏剧才能。但是，我们暂且如此吧，你知道我有多感谢你的合作，我很高兴……”

我看了一眼剪报，发现我不小心把它撕坏了，信封和粘在信封上的纸片被扔在不知哪个地方了。这则新闻正和《法兰西晚报》及其风格相称：马赛郊区的一幕惨剧，一桩残忍凶杀案东窗事发，被绑在床上、堵住嘴的前水管工，尸体等等，暗中留意反复出现的暴力场景的邻居，失踪数日的年幼女儿，邻居怀疑她被遗弃了，警方寻找着情妇，恐怖的场景呈现在——剪报在这里中断了，归根结底，雕塑家把信封封口舔得太湿的时候，做了与杰克·伦敦一样的事，与杰克·伦敦和我的记忆一样的事；但是，那座小屋的照片是完整的，那是一座菜园中的小屋，铁丝网和锌皮，周围的高墙与其空洞的眼睛，暗中留意的邻居，邻居怀疑她被遗弃了，这则新闻的一点一滴像耳光一样扇打着我的脸。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在里凯街下了车，我知道这很愚蠢，但我还是这么做了，因为蠢事就是这样做成的。光天化日之下，一切都与我的记忆对不上号，就算我一边走一边看着每栋房子，并且像记忆中那样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我还是没有认出哪怕一个与那晚相似的门廊，阳光洒下来，像一张无边的面具，一道道门廊，但没有那个门廊，没有通往内部菜园的小路，因为那座菜园位于马赛郊区。但小女孩确实在那儿，她正坐在某个门廊的台阶上玩布娃娃。我向她说话的时候，她跑进了第一扇门里，在我喊她之前，一位女门房走了出来。她想知道我是不是社会救助员，她肯定我是为了女孩而来，之前，她在街上发现了迷路的小女孩，当天上午就有几位先生前来确认她的身份，一位社会救助员会来接她。虽然我已经知道了，但在我离开之前，我还是询问了她的姓氏，之后，我走进一家咖啡馆，在雕塑家的信的背面写下了文章的结局，将它塞进了他的门缝里，他理应知道结局，这样他的雕像照片的配图文字才能完整。

[1]源自拉丁语谚语Homo homini lupus，即“人对人是狼”，指人的天性与狼相似，能对同类做出狼般残忍、兽性的恐怖举动。

[2]该报纸存在于1976-1983年，是当时阿根廷军事独裁政府实行镇压和国家恐怖主义的产物，主要在流亡于法国、墨西哥、荷兰、瑞典、意大利等国的阿根廷人之间传阅。

回归的探戈

致命的凶兆在第一条街的街角竖起身子。
回头，时间之刀等候着。[1]
——马塞尔·贝朗格《赤裸与黑夜》

我慢慢地讲述那些事，起初，从弗洛拉或是一扇开着的门或是一个大叫着的男孩开始想象，之后，对智力的巴洛克式需求使其填补了一切空隙，直到完美的蛛网织成，化为某种全新的东西。但我们怎能不承认，也许，在某些时候，思维的蛛网会一根一根地与生活的蛛网校准，即使这么说完全是出于恐惧，因为如果我们根本不相信这一点的话，就无法继续面对外部的蛛网。因此弗洛拉，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一点一点把事情全告诉了我，当然那时她已经不在玛蒂尔德女士家工作了（她依然这样称呼后者，虽然现在她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怀着一位包揽一切的仆人的敬意致以后者这一称谓），我喜欢她跟我讲述她的过去，一个拉里奥哈的乡下女孩带着受惊的大眼睛和可爱的胸脯来到首都——她最后发现，它们比鸡毛掸子和端庄的举止更管用。我喜欢为了自己而写作，我有数不清的笔记本，有诗歌，甚至还有一部小说，但我喜欢的是写作本身，当我完成的时候，它就像在享乐之后滑倒在一边的同伴，睡意袭来，第二天会有别的东西来敲你的窗，这就是写作，拉开护窗板让它们进来，笔记本一本接着一本；我在一家医院工作，我无意让别人阅读我写的文字，不管是弗洛拉还是别人；我喜欢用完一本笔记本的时刻，因为那就像我已经出版了它，但我没想过出版的事，有东西在敲窗户，我们便再次启程，一本新的笔记本就跟救护车一样。因此，弗洛拉向我讲述了她生活中的许多事，而她却料想不到，之后我会在梦境之间慢慢地重温它们，还会把其中一些写进笔记本，埃米里奥和玛蒂尔德进入了笔记本，因为这些不能仅仅留在弗洛拉的哭声和回忆的片段中；她每次跟我说起埃米里奥和玛蒂尔德，都以哭声作结，之后的几天，我不会问起这件事，甚至鼓励她回想其他的往事，然后在某个时刻，我旧事重提，而弗洛拉急切地诉说着，仿佛已经忘了跟我说过的一切，又从头开始，我任由她去，因为她的回忆不止一次引出了之前没有讲过的事情，与其他小片段相吻合的小片段，而我，我看着缝合线逐渐出现，分散的或假想的事物联结到一起，成为失眠时或喝马黛茶时的谜题，我无法区分出弗洛拉向我讲述的事与我和她一起逐渐添加的事的那天已经到来，因为我们俩需要以各自的方式——像所有人一样——将那件事变得完整，最后的缺口最终接受了碎片、颜色和线条的终结，它源自一条腿，一个单词，或一段阶梯。

由于我是个非常循规蹈矩的人，我更喜欢从头开始，此外，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会看见我写下的东西，真的看见它，我看见那天上午埃米里奥·迪亚兹从墨西哥到达埃塞萨机场，住进坎加约大街的一家酒店，花了两三天的时间在不同的街区、咖啡馆和旧时的朋友间转悠，回避了一些会面，但也没有躲得太过分，因为当时，他没做错什么。他很可能仔细研究了公园区，沿着梅林库埃大街和阿蒂加斯将军大街行走，寻找廉价的酒店或膳宿旅店，从容地安顿下来，在房间里喝马黛茶，晚上去舞厅或电影院。他不是幽灵，但不大说话，也不跟多少人说话，他脚踩胶底鞋走路，身上穿着黑色外套和沾着泥渍的裤子，他的眼睛飞快地躲闪，膳宿旅店的女主人可能会把这叫作鬼鬼祟祟；他不是幽灵，但从远处看就像一个幽灵，孤独围绕着他，就像另一种沉默，像脖子上的白色围巾，像几乎总是挂在他那极薄的嘴唇上的烟雾。

玛蒂尔德第一次见到他——这回的第一次——是从楼上卧室的窗户里。弗洛拉在外面购物，她带上了小卡洛斯，免得他在午睡时间无聊得直哭闹，一月的天气非常炎热，玛蒂尔德在窗前透气，照赫尔曼的喜好涂着指甲油，尽管赫尔曼在卡塔马卡，还把汽车开走了，不能开车去市中心或是去贝尔格拉诺让马蒂尔德觉得很无聊，她已经习惯了赫尔曼不在身边，但在他把汽车开走后，车让她觉得十分想念。他曾经许诺她，等公司合并的时候，就单独给她买一辆车，她不懂生意上的事，但公司显然还没有合并，晚上要和佩尔拉一起去看电影，她会租一辆车，她们会在市中心吃晚饭，之后，车行会把租车的账单转给赫尔曼，小卡洛斯的腿上起了疹子，得带他去看儿科医生，光想到这个她就觉得更热了，小卡洛斯趁父亲不在就大吵大闹不让她好过，这个男孩趁赫尔曼不在时的敲诈勒索简直不可思议，只有弗洛拉用温存和冰激凌才能勉强让他安静下来，玛蒂尔德和佩尔拉看完电影后也会吃冰激凌。玛蒂尔德看见他站在树旁，这个时间，在交汇于空中的树叶的叠影之下，大街上空无一人；树干旁出现了他的身影，稀薄的烟雾在他的脸上升腾。玛蒂尔德猛地后退，撞上了一把安乐椅，她用带有锦葵色指甲油气味的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叫声，沿着墙壁躲进了房间深处。

“米罗[2]。”她想，如果这可以算作想，这时间与画面组成的瞬间的呕吐物。“那是米罗。”当她能从另一扇窗户探出身的时候，对面的街角已经没有人了，两个男孩从远处走来，逗弄着一只黑狗。“他看见我了。”玛蒂尔德想。如果是他的话，那么他已经看见她了，他就是为了看她才出现在那里，他在那里，而不是在别的街角，靠着别的树。他当然看见她了，因为如果他出现在那里，那是因为他知道她家在哪里。当他被认出来的时候，当他看见她捂着嘴后退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这更糟，街角被空白填满，在那里，疑问毫无用处，在那里，一切都是确定与威胁，树孤零零的，风在树叶间穿行。

下午快要过去的时候，她再次看见了他，小卡洛斯正在玩着电动火车，弗洛拉在一楼低声哼歌，房子里又住满了人，这似乎在保护她，在帮助她质疑，让她告诉自己，米罗变得更高更魁梧了，或许是因为午睡的困乏和刺眼的阳光。她不时离开电视机，尽可能透过窗户眺望远处，她绝不会用同一扇窗，但都是在高层，因为与街道同高会让她觉得更加害怕。当她再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几乎就在同一个位置，但在树干的另一边，夜幕降临，他的剪影在说笑着路过的行人中格外醒目。公园区走出了昏昏欲睡的状态，咖啡馆和电影院苏醒过来，街区的夜晚逐渐开始了。是他，无法否认，那具毫无变化的身体，抬起手臂把香烟送进嘴里的动作，白色围巾的边缘，那是五年前她逃离墨西哥后杀死的米罗，是她在洛马斯·德·萨莫拉的工作室里——那里有一个她儿时的朋友，他可以为钱（或许也为了友谊）做任何事情——用贿赂和同谋弄来的伪造文件杀死的米罗，是她为了赫尔曼而在墨西哥诱使其心脏病发作死去的米罗，因为赫尔曼是一个不喜通融的男人，赫尔曼和他的事业，他的同事、他的俱乐部、他的父母，适合结婚成家的赫尔曼，别墅和小卡洛斯和弗洛拉和汽车和曼萨纳雷斯的田野，赫尔曼和很多钱，安全感，因此，她几乎没有思考就下定了决心，她已经厌倦了贫困和等待，在雷卡纳蒂家族的房子里与赫尔曼的第二次见面结束后，她就去了洛马斯·德·萨莫拉，向那个人吐露真言，他起初说不，说这太荒唐了，说不能这么做，说得要很大一笔钱，说好吧，说在十五天内，说他同意，埃米里奥·迪亚兹在墨西哥死于心脏病，这几乎是事实，因为她和米罗在科约阿坎区的最后几个月就是在像死人一样生活，直到那架飞机将她带回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拥有的一切，回到他们一起去墨西哥前曾经也属于米罗的一切，那在沉默、欺骗、无用的愚蠢的和解的战争中逐渐消亡的一切，下一场演出、下一个长刀之夜的帷幕已就位。

香烟仍在米罗的嘴里缓慢燃烧，他靠在树干上，从容地看着房子的窗户。“他是怎么知道的？”玛蒂尔德想，她依然固执而荒谬地思考着某件就在那里挥之不去的事，而这件事存在于一切思想之外。当然他已经知道了这一切，已经发现自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死人，因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已死于墨西哥，知道这件事想必让他深受侮辱和打击，直至第一片暴怒的枯叶抽上他的脸颊，把他推入返程的飞机，引导他穿过可以预见到的调查的迷阵，可能是那个乔洛人或玛丽娜，可能是雷卡纳蒂家族的母亲，破旧的驿站，帮会聚集的咖啡馆，预感和从那里得到的确切消息，她和赫尔曼·莫拉雷斯结了婚，朋友，但你告诉我这怎么可能，我告诉你，她通过教堂、在一切手续办妥后结了婚，莫拉雷斯家族，你知道的，纺织厂和钱，声望，朋友，声望，但你告诉我这怎么可能既然她说过，既然我们以为你，不可能，兄弟。当然不可能，因此这就更有意义了，玛蒂尔德在窗帘后面监视他，时间在容纳一切的此刻停止，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午睡时的炎热和一次又一次被送进嘴里的香烟，某一时刻再次出现的虚无，空荡的街角，弗洛拉叫她，因为小卡洛斯不肯洗澡，和佩尔拉通电话，心神不宁，今晚不行，佩尔拉，应该是胃的问题，你自己去吧，或者和黑妞一起去，我觉得很疼，我还是睡下吧，明天我给你打电话，不能总是这样，不可能是这样的，如果他们知道怎么可能不通知赫尔曼，他不是通过他们找到的房子，不可能是通过他们，雷卡纳蒂家族的母亲仅仅是为了看好戏就会立刻通知赫尔曼，就为了成为通知这件事的第一人，因为她从来不承认玛蒂尔德是赫尔曼的妻子，你看多恐怖啊，重婚，我一直说她不可靠，但没人打电话给赫尔曼或许有人打了但打去了办公室而赫尔曼已经出了远门，雷卡纳蒂家族的母亲肯定在等着亲自告诉他，这样她就不会错过他任何事，她或者其他人，米罗已经通过某人得知了赫尔曼的住所，他不可能是偶然发现这栋别墅的，不可能是出于偶然靠着那棵树抽烟。即使他现在又消失了也于事无补，所有门上两重锁也于事无补，尽管弗洛拉会有些惊讶，唯一安全的是安眠药，让她在无数个小时之后终于可以停止思考并迷失在被梦境击碎的昏睡之中，在梦里米罗从来没有……但已经是早晨了，在感到有一只手时发出大叫，是小卡洛斯的手，本来想给她一个惊喜，小卡洛斯生气的哭声，弗洛拉带他上街，把门锁好，弗洛拉。她起床，又看到了他，就在那里，他直直地看着窗户，面无表情，她往后退了退，之后，从厨房和虚无处监视，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被锁在了房子里，不能这样下去，她早晚得出门，带小卡洛斯看儿科医生或是和每天打电话来的开始失去耐心且无法理解的佩尔拉见面。在令人窒息的橘色下午，米罗靠在大树上，在那样的高温下穿着黑色夹克，烟雾升腾，晕开。或者只有那棵树，但米罗还是一样，米罗每时每刻都还是一样，只有安眠药和播放到最后一个节目的电视才能将他消去一点点。

第三天，佩尔拉没有事先通知就来了，茶，司康饼和小卡洛斯，弗洛拉趁机单独告诉佩尔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玛蒂尔德女士需要散散心，她把自己关了好几天，我不明白，佩尔拉小姐，虽然我不该这么做，但我还是跟您说了，在书房里，佩尔拉朝她微笑，你做得很好，亲爱的，我知道你很爱玛蒂尔德和小卡洛斯，我觉得她是因为赫尔曼不在才这么沮丧，弗洛拉一言不发地低下了头，玛蒂尔德女士需要散散心，虽然我不该这么做，但我只跟您说。茶点和惯常的闲言碎语，佩尔拉看起来没有丝毫可疑，但米罗是怎么做到的呢，如果雷卡纳蒂家族的母亲知道这件事的话，无法想象她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保持沉默，甚至不是在特意等待赫尔曼回来好以基督的名义将此事告诉他之类，她欺骗了你，好让你娶她，那个巫婆肯定会这么说，而赫尔曼会从云端跌落，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但这是有可能的，只不过现在她甚至无法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她只需走到窗边，但佩尔拉在，不能过去，又一杯茶，明天我们去看电影，我保证，你开车来接我，我不知道这几天我到底怎么了，你开车来然后我们去看电影，窗户就在安乐椅旁边，但佩尔拉在，不能过去，等佩尔拉离开，米罗会出现在街角，安静地靠着墙，仿佛在等公交车，黑色外套和围脖，然后是虚无，直到米罗再次出现。

第五天，她看见他跟着弗洛拉，正要去商店的弗洛拉，一切都变成了未来，就像那本被倒扣着丢在沙发上的小说里还未阅读的章节，一切已被写就，甚至不需要阅读，因为一切在阅读前就已经完成，在阅读中的发生之前就已经发生。她看见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往回走，弗洛拉很羞涩而且有点犹疑，她在街角向他告别，然后很快穿过马路。佩尔拉开车来接她，米罗不在那里，当她们深夜归来的时候，他也不在，但是上午，她看见他在等要去市场的弗洛拉，现在他直接走向她，弗洛拉向他伸出手，他们相互笑了笑，他帮她提篮子，后来又把装满了蔬菜和水果的篮子提回来，他送她到门口，阳台在人行道上方突出一块，玛蒂尔德再看不到他们了，但弗洛拉很久都没有进门，他们站在门前聊了一会儿天。第二天，弗洛拉带着小卡洛斯去购物，她看见他们三个欢笑着，米罗的手摸着小卡洛斯的头，回来的时候，小卡洛斯拿着一只毛绒狮子，说是弗洛拉的男朋友送给他的。你有男朋友了，弗洛拉，她们俩单独待在客厅里。我不知道，女士，他人很好，我们就这样突然相遇了，他陪我买东西，他对小卡洛斯那么好，您不会介意的，女士，对吧。告诉她不会，这是她自己的事，但像她这样的年轻女孩得当心点，弗洛拉垂下眼睛，当然了，女士，他只是陪着我，跟我聊天，他在阿尔马格罗区有一家餐馆，他叫西蒙。小卡洛斯拿着一本彩色杂志，这是西蒙给我买的，妈妈，他是弗洛拉的男朋友。

赫尔曼从萨尔塔省打来电话，说他大概十天以后回来，亲爱的，一切都很顺利。字典上说，Bigamia，重婚，指伴侣去世后活着的一方所缔结的婚姻。字典上说，这是指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结婚或者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结婚的情况。字典上说，根据宗教法规，与失去贞洁的女人——由于卖淫或声称第一桩婚姻失效——缔结婚姻即构成解释性重婚。字典上说，重婚者，指第一任配偶没有离世就二次结婚的人。她下意识地打开字典，仿佛这能改变什么，她知道一切都无法改变，她不可能上街和米罗交谈，不可能探出窗外招手唤他过来，不可能告诉弗洛拉西蒙并不是西蒙，不可能拿走小卡洛斯的毛绒狮子和杂志，不可能向佩尔拉吐露心事，她只是在那里看着他，知道被扔在沙发上的那本小说的结局已经写就，不管她读还是不读，即使把它烧了，或是把它藏在赫尔曼藏书的最底下，她也无法改变任何事。十天，那好吧，但会发生什么呢，赫尔曼会回到办公室和朋友们当中，雷卡纳蒂家族的母亲或乔洛人，任何一个把地址告诉米罗的朋友，我得跟你谈谈，赫尔曼，这事很严重，兄弟，事情会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先是弗洛拉红着脸，女士，您不介意西蒙今天下午来厨房跟我喝咖啡吧，就一会儿。她当然不介意，既然是大白天而且就待一会儿，她怎么会介意呢，弗洛拉完全有权利在厨房接待他，给他端上咖啡，就像小卡洛斯也完全有权利下楼和西蒙玩耍，西蒙给他带了一只会走路的发条鸭。她一直待在楼上，直到听见敲门声，小卡洛斯带着发条鸭上了楼，西蒙告诉我，他是河床队的，太遗憾了，你看，妈妈，我是圣洛伦索队的，你看他送给我的东西，你看它是怎么走路的，妈妈，它像一只真鸭子，这是西蒙送给我的，他是弗洛拉的男朋友，你为什么不下楼去见见他呢。

现在，她不用采取那种缓慢无效的防范措施就能探身望向窗外了，米罗不再站在树旁，每天下午五点他会过来和弗洛拉在厨房里待上半个小时，小卡洛斯也几乎总在那里，有时小卡洛斯会在他离开之前就上楼，玛蒂尔德知道原因，她知道在他们单独相处的几分钟里，必定会发生的事正处于准备之中，早已注定的事就在那里，就像那本在沙发上翻开的小说，它在厨房里准备着，也在某人的家里准备着，这个人可能是任何人，雷卡纳蒂家族的母亲或乔洛人，已经过去了八天，赫尔曼从科尔多瓦打来电话确定了回家的事，他说他给小卡洛斯准备了夹心饼干，给玛蒂尔德准备了惊喜，他会在家里休息五天，他们可以出去玩，去餐厅吃饭，在曼萨纳雷斯的田野上骑马。那天晚上，她打电话给佩尔拉，只是为了听她说话，听了一小时她的声音，直到无法继续，因为佩尔拉开始发现，这一切都是虚假的，玛蒂尔德出了什么事，你得去看看格拉谢拉的心理分析师，你很奇怪，玛蒂尔德，听话。当她挂断电话的时候，她甚至无法靠近窗户，她明白，那天晚上，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她不会在黑暗的街角看见米罗。她下楼，走进厨房，和小卡洛斯待在一块儿，这时，弗洛拉正喂他吃晚饭，她听见小卡洛斯抱怨着汤，而弗洛拉看着她，以为她会管一管，会在哄他上床睡觉之前帮帮她，小卡洛斯反抗着，固执地要待在客厅玩发条鸭、看电视。整个底楼像是一个不同的空间；她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赫尔曼坚持把小卡洛斯的房间安置在客厅旁，那里离楼上的他们是那么远，但赫尔曼受不了早晨的吵闹——弗洛拉收拾小卡洛斯去上学，小卡洛斯则会大叫或唱歌——她在卧室门前亲吻他，然后回到厨房，虽然她在那里已经无事可做，她看了眼弗洛拉的房门，走了过去，叩了叩门环，把门推开一点，看见了弗洛拉的床以及贴着一些摇滚乐队和歌星梅赛德斯·索萨的照片的衣柜，她感觉弗洛拉从小卡洛斯的卧室里出来了，便轻轻关上门，开始看着冰箱。我按照您的喜好给您做了蘑菇，玛蒂尔德女士，既然您不出门了，半个小时内我会把晚饭给您端到楼上，我还给您准备了南瓜甜品，味道很不错，是我家乡的口味，玛蒂尔德女士。

楼梯很昏暗，但是台阶不多，而且很宽敞，她上楼的时候几乎没有注意脚下，卧室的房门虚掩着，一束亮光照在打了蜡的楼梯平台上。她已经在窗边的小桌子上吃了好几天饭，没有了赫尔曼，楼下的餐厅是如此庄严，一个托盘就能装下一切，敏捷的弗洛拉，她几乎有些喜欢玛蒂尔德女士在楼上吃饭，既然先生不在，她可以和玛蒂尔德女士待在一块儿，聊一会儿天，玛蒂尔德其实很愿意弗洛拉和她一起吃饭，但小卡洛斯会把这件事告诉赫尔曼，赫尔曼会发表一通关于距离和尊重的言论，弗洛拉会很害怕，因为小卡洛斯总能知道所有的事，然后告诉赫尔曼。而现在，她能和弗洛拉说什么呢，现在唯一能做的是找出她藏在书后面的酒瓶，猛地灌下半杯威士忌，呼吸困难，喘着粗气，接着给自己倒酒，喝下，她差不多就在窗边，那扇窗户向夜晚敞开，向无事发生的外面的虚无敞开，甚至大树旁的身影也不会再次出现，香烟的火焰高低起落，仿佛一个无法破解的、极其清晰的信号。

她把蘑菇扔出窗外，这时，弗洛拉正把甜品放进托盘，她听见弗洛拉上楼的声音，有点像铃铛或是马蹄声，她对弗洛拉说，蘑菇非常美味，她还赞美了南瓜甜点的色泽，她要了双份特浓咖啡，还让她从客厅里再拿一盒香烟上来。今晚很热，玛蒂尔德女士，得把窗户打开，我会在睡觉前洒上杀虫剂，我已经给小卡洛斯洒了，他很快就睡着了，您看见他是怎么抗议的了，他想爸爸了，小可怜，下午西蒙给他讲了故事。如果您需要什么东西，请告诉我，玛蒂尔德女士，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早点睡下。她当然允许了，虽然弗洛拉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她总是做完自己的工作，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听广播或是做针线活，她看了她一会，弗洛拉满足地朝她微笑，然后端起咖啡托盘，下楼去找杀虫剂，我还是把它放在梳妆台上吧，玛蒂尔德女士，您在睡觉前自己喷上吧，因为不管怎么说，它的味道很难闻，最好等您准备睡觉的时候再用。她关上门，像匹小马驹一样轻快地下楼，餐具发出最后的响声；夜晚在这一秒真正开始了，玛蒂尔德走进书房，取出酒瓶，把它放在安乐椅旁。

矮灯的灯光勉强照至卧室深处的那张床，可以模糊地看见一个床头柜和之前她扔着小说的沙发，但是，小说已经不在那里了，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弗洛拉一定是把它放在书房的空书架上了。喝第二杯威士忌时，玛蒂尔德听见远处的钟楼敲响了十点的钟声，她想，以前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这口钟的声音，她数着钟鸣声，看了眼电话，要不打给佩尔拉，不行，这个时间不能打给佩尔拉，她要么会生气要么就不在家。或者打给艾尔西拉，给艾尔西拉打电话，告诉她，只是告诉她，她很害怕，这很愚蠢，但马里奥或许没有开车出去，类似这些。她没有听见临街大门被打开的声音，但是不要紧，完全可以肯定的是，门正被打开，或者将被打开，而且她无计可施，她不能走到楼梯平台上，让卧室的灯光把那里照亮并看向客厅，她不能摇铃让弗洛拉过来，杀虫剂在那儿，用来吃药和止渴的水在那儿，平坦的床铺等待着。她走到窗前，看见街角空空荡荡；如果她早一些探出窗外，或许可以看见米罗走来，穿过街道，消失在阳台下面，但若是如此，情况可能更加糟糕，她能对米罗大叫些什么呢，如果他要进门，如果弗洛拉给他开门，好在她的房间里迎接他，她怎么能阻止他呢，到那时，弗洛拉会比米罗更坏，弗洛拉会得知一切，她会报复她，让她深陷泥潭，她会报复赫尔曼，让她丑闻缠身，以此为米罗复仇。别的一切都毫无可能，但喊出真相的人也不可能是她，在彻底的不可能里，她依然有一丝荒谬的希望，希望米罗只是为弗洛拉而来，某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让他遇见了弗洛拉，与别的事情无关，对于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米罗来说，那个街角可以是任意一个街角，米罗并不知道那是赫尔曼家的街角，不知道他已经死在了墨西哥，米罗并不是借助弗洛拉的身体来找寻她。她喝醉了，摇摇晃晃地走到床边，扯下贴身的衣服，浑身赤裸地滚到她的那一侧床边，她找着药瓶，那是她触手可及的、玫瑰色与碧色的避风港。药片很难倒出来，玛蒂尔德把它们堆在床头柜上，却看都没有看它们一眼，她的眼睛迷失在摆放着小说的书架上，她看得非常清楚，小说被弗洛拉摊开倒扣在唯一空着的书架上，她看见了乔洛人送给赫尔曼的马来刀，玻璃珠放在红色天鹅绒底座上。她肯定楼下的门已经打开，米罗已经走进家里，走进了弗洛拉的房间，他可能在和弗洛拉说话，或已经开始脱她的衣服，因为对于弗洛拉来说，这必定是米罗出现在那里的唯一原因，进入她房间好脱去她和他自己的衣服，亲吻她，让我，让我这样抚摸你，弗洛拉抗拒着，今天不行，西蒙，我害怕，放开我，但西蒙并不着急，他将她慢慢横放在床上，亲吻她的头发，寻找上衣下面的乳房，他把一条腿放在弗洛拉的大腿上，玩闹般地脱下她的鞋子，在她的耳旁低语，亲吻她，越来越接近她的嘴唇，我想要你，亲爱的，让我脱下你的衣服，让我看看你，你太美了，他挪走了台灯，将她笼罩在昏暗和爱抚中，弗洛拉自暴自弃地发出了第一声抽泣，她害怕楼上会听到些什么，玛蒂尔德女士或者小卡洛斯，不会的，你说话小声一些，现在让我这样，衣服脱得到处都是，交缠的舌头，呻吟声，别对我做坏事，西蒙，请你别对我做坏事，这是第一次，西蒙，我知道，你就这样别动，现在别出声，别叫，亲爱的，别叫。

她叫了，但声音淹没在西蒙的嘴里，他仿佛掌握好了时间，用牙齿嘬住弗洛拉的舌头，手指插进她的头发，她叫了，然后在西蒙的手中哭泣，因为他捂住了她的脸，抚摸着她，她在最后的几声“妈妈”“妈妈”里软了身子，呻吟声逐渐变成喘气声和甜蜜而喑哑的哭声，变成了“亲爱的”“亲爱的”，互相交融的柔软身体，黑夜里的炙热呼吸。过了好一会儿，抽了两支香烟之后，他背靠枕头，羞愧的双腿之间搭着一块毛巾，话语，弗洛拉喃喃地说着她的计划，仿佛在做梦，西蒙听着她的愿望，朝她微笑，亲吻她的乳房，手指缓缓抚过她的腹部，自在无比，昏昏沉沉，现在睡一会儿，我去趟卫生间马上回来，我不需要灯，我就像夜里的猫，我知道卫生间在哪里，弗洛拉说不行，他们会听见的，西蒙，别犯傻，我已经说了，我就像一只猫，我知道门在哪里，你睡一会儿，我很快就回来，就这样，你放心。

他关上门，仿佛又给房子增添了一丝寂静，他赤身裸体，穿过厨房和餐厅，面对着楼梯，把脚踏上了第一级台阶，试探着。好木头，赫尔曼·莫拉雷斯的好房子。在第三级台阶上，他看见从卧室门下透出的光线；他爬完剩下的四级台阶，将手放在门把上，一下子推开了门。撞到斗橱的声音传到了睡得并不安稳的小卡洛斯那里，他在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叫喊，他经常在夜里大叫，弗洛拉会起床安抚他，在赫尔曼生气之前给他喝水。她知道，必须让小卡洛斯安静下来，因为西蒙还没有回来，她得在玛蒂尔德女士开始担心之前让小卡洛斯安静下来，她裹上床单，跑进小卡洛斯的房间，发现他坐在床脚，盯着空气，惊恐地叫喊着，她把他抱了起来，和他说话，跟他说别叫了，她在这里，她会给他拿点巧克力，她会给他留灯，她听到了听不懂的叫声，她抱着小卡洛斯走进客厅，楼梯被楼上的灯光照亮了，她走到楼梯脚下，看见他们在门口，踉跄着，赤裸的身体扭成一团，缓慢地倒在了楼梯平台上，他们沿着楼梯滑落，他们没有分开来，滚下楼梯，滚成混乱的一团，直到停在客厅的地毯上，西蒙仰面朝天，胸前插着一把刀，而玛蒂尔德服用了足以在两个小时后杀死她的安眠药（但这在尸检之后才被证实），两小时后，我同救护车一起到达，我给弗洛拉打了一针，让她脱离了歇斯底里的状态，我给小卡洛斯吃了镇静剂，并让护士待在那里，直到亲友抵达。

[1]原文为法语。

[2]埃米里奥的昵称。

Ⅲ

克隆

一切似乎都围绕着杰苏阿尔多：他是否有权做他所做的事，或他是否因为某件应该报复自己的事而报复了他的妻子。在排练间隙，保拉下楼去酒店的酒吧里休息片刻，她和卢乔、罗贝托讨论，其他人则在玩凯纳斯特纸牌或是上楼回了房间。他做得对，罗贝托坚持说，那时和现在都是一样，妻子对他不忠，然后他把她杀了，又是一曲探戈罢了，亲爱的保拉。你这套大男子主义，保拉说，探戈，当然如此，但现在也有女人创作探戈舞曲，而且也不总是老调重弹。应该看得更深入一些，腼腆的卢乔委婉地说，弄清楚背叛和情杀的原因可不容易。在智利可能是这样，罗贝托说，你们太高雅了，但我们拉里奥哈人来硬的，就这样。他们笑了，保拉点了杯金汤力，确实应该看得更深入一些，探究背后的东西，卡洛·杰苏阿尔多发现他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躺在床上，他杀死了他们，或者派人杀死了他们，这和警方通报或十二点半的新闻快讯没有区别，必须探寻其余的一切（而且真相肯定就隐藏其中），但要在四个世纪后追溯这些可不容易。有许多关于杰苏阿尔多的资料，卢乔提醒道，如果你这么感兴趣的话，等三月我们回罗马以后，你可以查查看。好主意，保拉同意，不过我们还不见得能回罗马。

罗贝托一言不发地看着她，卢乔低下头，然后叫来服务员又要了几杯酒。你指的是桑德罗？罗贝托问道，他发现保拉又一次出神地思考着杰苏阿尔多的事，或那只在平滑的天花板附近飞舞的苍蝇。不完全是，保拉说，但你看得出现在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会过去的，卢乔说，那纯粹是因为任性和恼火，桑德罗不会得寸进尺的。是的，罗贝托肯定道，而乐团却得背黑锅，我们的排练很糟糕，而且次数很少，最后肯定会被发现的。没错，卢乔说，我们紧张地演唱，害怕出错。在加拉加斯的时候，我们已经出错了，保拉说，还好人们几乎不认识杰苏阿尔多，他们觉得马里奥的失误是一次无伤大雅的大胆尝试。如果我们在演奏蒙特维尔迪的作品时出现失误，那才糟糕呢，罗贝托嘟哝说，人们把他的作品都背得滚瓜烂熟了，该死。

弗兰卡和马里奥是乐团里唯一一对稳定的伴侣，这一直都是一件相当反常的事。保拉从远处看着马里奥，他正在和桑德罗说话，面前放着一本乐谱和两瓶啤酒，保拉想，在乐团中，转瞬即逝的结盟和很快便分道扬镳的伴侣并不少见，某个周末，卡伦和卢乔在一起了（或者卡伦和莉莉在一起了，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卡伦是什么样的人，而莉莉或许纯粹是出于善意，或许是出于好奇，但莉莉也跟桑德罗在一起，总之，这完全是卡伦和莉莉的自由）。的确，不得不承认弗兰卡和马里奥是唯一一对稳定的、名副其实的伴侣，他们手指上戴着戒指，做着所有情侣都会做的事情。至于保拉本人，有一回她在贝尔加莫的一家酒店定了房间，房间里还满是各种窗帘和花边，她和罗贝托在一张看起来像天鹅的床上，一段没有明天的短暂插曲，他们还和往常一样是好朋友，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两场音乐会之间，几乎是在两首牧歌之间，卡伦和卢乔，卡伦和莉莉，桑德罗和莉莉。他们都是好朋友，因为实际上，真正的伴侣会在巡演结束时重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妻子、丈夫、孩子、房子和狗都在那里等待着，直到下一场巡演，水手的生活和水手无法避免的插曲，都不重要，都是现代人了。直到。因为现在，某样东西已经改变了，自从……我不会思考了，保拉想，我脑子里全是事物松散的碎块。我们大家都太紧张了，该死[1]。突然就这样了，用另一种方式看着马里奥和桑德拉谈论音乐，仿佛她在私底下想象着另一场讨论。但是不对，他们没有在谈论音乐，可以完全肯定他们没有在谈论音乐。总之，可以确定，马里奥和弗兰卡是唯一一对真正的伴侣，虽然马里奥和桑德罗自然没有在讨论这件事。虽然，或许是在私底下，总是在私底下。

他们三个会去依帕内玛的海滩，晚上乐团会在里约热内卢演唱，得好好把握机会。弗兰卡喜欢和卢乔一起散步，他们用同样的方式看待事物，就好像只是用眼睛的手指抚拭它们，他们玩得很开心。罗贝托会在最后时刻加入他们，很遗憾，因为他严肃地看待一切，而且尽力只想做个听众，他们会把他留在树荫下读《泰晤士报》，而自己在沙滩上玩球，游泳，谈天，这时罗贝托则迷失在半梦半醒之间，在那里，桑德罗再次出现，桑德罗和乐团逐步脱离联系，他潜藏的固执正对所有人造成严重的伤害。现在，弗兰卡即将投出一只红白相间的球，卢乔即将跳起来接球，他们每投一次球就像傻子一样欢笑，很难集中注意力阅读《泰晤士报》，当指挥与乐团渐行渐远时（就像此时在桑德罗身上发生的那样），很难保持凝聚力，这并不是弗兰卡的错，这当然不是她的错了，就如同现在，那只球落在了正在树荫下喝啤酒的人的酒杯中间，弗兰卡匆忙上前道歉，这同样不是弗兰卡的错。罗贝托折起《泰晤士报》，他会想起在酒吧里与保拉和卢乔的对话；如果马里奥不打算做些什么的话，如果他不告诉桑德罗，弗兰卡不会再参与他的演出的话，一切都会完蛋的，排练时，桑德罗不仅指挥得很糟糕，甚至连演唱也很差劲，他失去了那种专注力，他曾经将其集中在乐团身上，赋予了乐团经常被乐评人提起的和谐一致的风格特色。投入水中的球，两人的奔跑，卢乔一头扑进浪花里，弗兰卡紧随其后。是的，马里奥应该意识到了（他不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如果马里奥不打算干净利落地解决问题，乐团必然会完蛋。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没有人承认有事发生，那么又谈何解决呢？

他们开始怀疑了，我知道，但我又能做些什么呢？这就像是一种疾病，我不能看她，向她示意时无法遏制地同时感受到痛苦与欢乐，一切都像沙子、舞台上的风、我脚下的河流一样颤抖、滑落。啊，如果我们中的其他人能指挥，如果卡伦或罗贝托能指挥，我就能融入乐团之中，成为其他声音中一个单纯的男高音，或许到时候……或许终于……正如你所见，现在他就是那个样子，保拉说，他在那里，在最该死的杰苏阿尔多奏到一半时做白日梦，我们要做到不差毫厘才不会完蛋，而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想入非非，操蛋。姑娘，卢乔说，正经女人是不会说“操蛋”的。但用什么借口来做出改变呢，用什么借口和卡伦或罗贝托谈一谈呢，更何况他们不一定会接受，撇开技术不说，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指挥他们，不会就这样简单改变的。昨晚是那么艰难，某一刻，我甚至以为有人会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告诉我，他们受不了了。私底下你完全可以抱怨，卢乔说。在私下说，可以，但这很愚蠢，保拉说，桑德罗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像音乐家，如果没有他，我们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我们。是曾经的我们，卢乔低声说。

现在，在夜晚，一切似乎都没完没了地延长了，过去的聚会——会有些紧张，直到人们沉浸在每个音符的欢乐之中——逐渐被一种纯粹的职业需求所替代，颤抖着戴上手套，罗贝托恼火地说，预见到自己会被暴打一顿还要爬上拳击场。很形象的画面，卢乔对保拉说。他说得有道理，真该死，保拉说，以前唱歌对我来说像是做爱，而现在像是进展不顺的手淫。看看你，刚说到画面，罗贝托笑了，但这是事实，我们曾经是另一种人，听着，前几天，我在看科幻小说的时候，找到了准确的词语：我们曾经是一个克隆人。一个什么？（保拉）我明白你的意思，卢乔叹气说，没错，没错，歌唱、生活甚至连思想都是分布在八具身体里的同一种东西。就像三个火枪手，三合一，一化三？保拉问道。没错，亲爱的，罗贝托赞同道，但现在这叫克隆，这个名字更酷。我们曾经像同一个人那样唱歌和生活，卢乔喃喃地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忍受着排练和音乐会，那些永远不会结束的节目，永永远远都不会。没完没了的恐惧，保拉说，每当我觉得有人会再次失误的时候，就会看向桑德罗，仿佛他是一只救生圈，而那个蠢货却在那里直勾勾地盯着弗兰卡的眼睛，更糟的是，弗兰卡则抓住一切时机看向马里奥。她做得对，卢乔说，她应该看着的人是他。她当然做得很好，但一切都会完蛋。如此缓慢，这几乎更糟，是慢镜头里的一场灾难，罗贝托说。

这几乎成了一种怪癖，杰苏阿尔多。他们曾经喜爱他的作品，这显而易见，而演唱他那些有时几乎没法演唱的牧歌需要付出很多努力，这种努力延伸到了文本研习之中，探索着将诗歌与旋律结合起来的最佳方式，正如韦诺萨亲王[2]以他阴暗的、天才的方式所做的那样。每个声音、每个重音都只有找到那个难以捉摸的中心，牧歌的真相才会出现；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演奏出为了比较、为了学习、为了沾染些许杰苏阿尔多——杀手亲王、音乐之王——的风格而偶尔在唱片里听到的诸多机械版本之一。

于是爆发了论战，几乎总是罗贝托和保拉，卢乔更温和一些，但他常常一语中的，每个人都有感受杰苏阿尔多作品的方式，即使离每个人想要的效果只有一点点偏差，他们也很难接受另一个版本。罗贝托说得没错，克隆正在逐渐消解，每天都会出现更多具有差异性与反抗性的个体，最后，桑德罗像往常一样解决了问题，没有人会再去质疑他感受杰苏阿尔多作品的方式，除了卡伦，偶尔还有马里奥，在排练中，提议改变和发现瑕疵的总是他们俩，卡伦几乎是恶毒地反对桑德罗（一场失败的旧情，这是保拉的理论），马里奥会做大量比较、举大量例子、援引大量乐理知识。就像升调的过程一样，矛盾会持续几个小时，直到做出妥协或者达成暂时的和解。每一首添加到曲目表中的杰苏阿尔多的牧歌都意味着一场新的冲突，甚至是那位亲王一边看着赤裸着熟睡的情人、一边拔出匕首的夜晚的重演。

桑德罗和卢乔在喝完两杯苏格兰威士忌之后玩起了智力游戏，莉莉和罗贝托听着。他们聊起布里顿和韦伯恩，而最后总会提到韦诺萨亲王，今天说的是应该在《你啊，太幸运了[3]》这首歌里加上一个重音（桑德罗），或者让旋律在杰苏阿尔多式的模棱两可中流淌（卢乔）。对，不对，这样才对，一方抛出难以反驳的论据，另一方却能出色地反击，双方都以此为乐，仿佛这是一场乒乓球赛。等我们排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桑德罗），或许这不是个好的验证方法（卢乔），我想知道为什么，而卢乔已经厌烦了，他张开嘴，打算说一些罗贝托和莉莉也会说的话——如果罗贝托没有心怀怜悯地打断卢乔的话：罗贝托提议再喝一杯，莉莉表示同意，其他人当然也同意，还要多加冰块。

但是，一种迷恋之情，一种固定旋律再次出现了，乐团的生活就围绕着它。桑德罗是第一个感受到这种变化的人，那个中心曾经是音乐，围绕着它的是属于八条生命、八场游戏以及蒙特维尔迪太阳、若斯坎·德普雷太阳、杰苏阿尔多太阳的八颗行星的光芒。然后，弗兰卡慢慢地在回响着声音的天空中升腾，她绿色的眼睛专注地盯着序曲，盯着那些几乎无法理解的节奏标识，在不知不觉中将其改变，无意间使克隆团体分崩离析，罗贝托和莉莉都在思考这件事，而卢乔和桑德罗已经冷静地回到了《你啊，太幸运了》的问题，从伟大的智力游戏中出发寻找办法，晚间的第三杯苏格兰威士忌下肚，结果绝不会令人失望。

他为什么要把她杀死？千篇一律的理由，罗贝托回答莉莉，他在卧室中发现她躺在别人的怀抱里，就像里维罗的探戈曲里唱的那样，韦诺萨亲王本人或者他雇用的杀手用匕首当场把他们刺死，之后，为了躲避死者兄弟的报复，他把自己关在城堡里多年，在那里编织着牧歌的精致蛛网。罗贝托和莉莉愉快地编写着富有戏剧性、充满情欲的不同故事版本，因为他们已经对《你啊，太幸运了》的问题感到厌烦，那场卖弄学识的讨论仍在另一边沙发上继续进行着。气氛上可以感受到桑德罗已经明白了卢乔原本想告诉他的话；如果排练像现在这样下去，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机械，只是刻板地遵循乐谱和文本，奏出的将是没有爱与嫉妒的卡洛·杰苏阿尔多，没有匕首也没有复仇之心的卡洛·杰苏阿尔多，归根结底，只是一位毫不出众的牧歌作曲家。

“我们跟着你排练吧，”明天早上桑德罗会这么提议，“事实上，你最好从现在就开始指挥，卢乔。”

“别犯蠢了。”罗贝托会这么说。

“没错。”莉莉会这么说。

“是啊，我们跟着你排练吧，看看效果，如果其他人同意的话，你就继续指挥。”

“不行。”卢乔会说，他已经脸红了，而且他会因为脸红而讨厌自己。

“关键不在于更换指挥。”罗贝托会这么说。“当然不是了。”莉莉会这么说。

“也许是的，”桑德罗会这么说，“也许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无论如何我都不行，”卢乔会这么说，“我没法想象自己能做这件事，真不知道你们在期待些什么。我跟所有人一样有自己的想法，但我知道自己能力不够。”

“这个智利人真不错。”罗贝托会这么说。“没错。”莉莉会这么说。

“你们决定吧，”桑德罗会这么说，“我要去睡觉了。”

“睡觉或许能给你些灵感。”罗贝托会这么说。“没错。”莉莉会这么说。

他在音乐会结束后找到他，并不是因为演奏得很糟糕，而是因为那种紧张再次变成一种危险与错误的潜在威胁，卡伦和保拉无精打采地唱着歌，莉莉脸色苍白，弗兰卡几乎不看他，男人们专心致志，但同时又仿佛不在场；他自己的声音也出现了问题，他冷漠地指挥着，但随着节目的推进，他越来越恐惧，热情的洪都拉斯观众也不足以抹去他嘴里的苦涩，因此他在音乐会结束后找到卢乔，那时卢乔正在酒店的酒吧里和卡伦、马里奥、罗贝托、莉莉在一块儿，他们喝着酒，几乎一言不发，在无趣的轶事之间等待睡意来袭，卡伦和马里奥立刻离开了，但卢乔似乎不愿意和莉莉、罗贝托分开，他只得兴致索然地留下来，最后一杯酒无限延长，在寂静中啜饮。总之，我们最好还是像那一晚一样，桑德罗大胆地说，我找你是为了重复一遍我已经告诉过你的话。啊，卢乔说，但我的回答就是我曾经的回答。罗贝托和莉莉再次上前帮腔，有各种解决办法，老兄，为什么你只跟卢乔较劲。随便你们，对我都一样，桑德罗说着，一口喝完了他的威士忌，你们自己商量吧，决定以后再告诉我。我投票给卢乔。我投票给马里奥，卢乔说。现在说的不是投票这件事，真该死（罗贝托很愤怒，莉莉说当然不是）。行，我们有时间，下一场音乐会是两周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要去拉里奥哈看望老妈（罗贝托说，莉莉则说，我得给自己买个包）。你找我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卢乔说，非常好，但这样的事情需要理由，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你自然也有，是时候摆到明面上了。无论如何，今晚不行，罗贝托决定道（莉莉说当然不行，我都要睡着了，桑德罗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地盯着空杯子）。

“这回事情可严重了，”保拉在结束了这段与卡伦、罗贝托和另一个什么人漫无目的的对话、商量之后想，“下一场音乐会将是最后一场，更何况它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们会在那里摊牌，最后还得靠家人的支持生活，最糟糕的结果是我留下来和妈妈、妹妹一起生活，等待下一次机会。”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打算。”卢乔想，他没有说太多，但早就在权衡各方利害。“如果像罗贝托说的那样，没有克隆式的相互理解，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但本能告诉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音乐会结束之前，肯定会出现麻烦。这次将会相当棘手。”

去找那个女人[4]。那个女人？罗贝托知道，如果要确保可靠和准确，最好去找那个丈夫，弗兰卡总是逃避，就像在鱼缸里游动的鱼，绿色大眼睛无辜的凝视，毕竟这似乎真的不是她的错，于是他去找马里奥，并找到了他。在雪茄的烟雾中，马里奥几乎是微笑着的，我们的老朋友完全有这个权利，当然如此，六个月前在布鲁塞尔就开始了，弗兰卡立马告诉了我。你呢？拉里奥哈人罗贝托当刀直入。哼，我，温文尔雅的马里奥，享受着热带烟草和绿色大眼睛的聪明人，我什么都做不了，老兄，如果他陷进去了，那就是陷进去了。“但她……”罗贝托想说，但没有说出口。

相反，保拉说了，在关键时刻谁会打断保拉的话呢。她也在找马里奥（他们在前一晚已经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距离音乐会还有一周，休息过后的第一场排练纯粹是不情不愿的例行程序，雅内坎和杰苏阿尔多的作品都是一样，真恶心）。做点什么，马里奥，我不知道是什么，但做点什么吧。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也不做，马里奥说，如果卢乔拒绝指挥的话，我不知道谁有能力代替桑德罗。你，该死的。没错，但不行。那我们只能认为你是故意的，保拉吼道，你不仅在大家的眼皮底下出错，还拖了我们的后腿。别这么大声说话，马里奥说，相信我，我听得很清楚。

事情就是我说的那样，我当着他的面大喊大叫，你看他回答我的是什么话，那个大……嘘，孩子，罗贝托说，戴绿帽是个很难听的词，如果你用这个词形容我，你就闯了大祸了。我原本不想说的，保拉有些后悔，没人知道他们有没有睡过，不过，就算他们真的睡过，或者只是在音乐会上像睡过那样相互对视，又有什么区别呢，让我心烦的是另一件事。在这点上，你有失公允，罗贝托说，那个注视的人，那个陷入其中的人，那个飞蛾扑火的人，那个肮脏的蠢货是桑德罗，没人可以责怪弗兰卡回应他，因为每次她出现在桑德罗面前，他都会死死地盯着她。但是马里奥，保拉坚持说，他怎么受得了。我想他信任弗兰卡，罗贝托说，他是真的爱着她，他不需要紧盯着，也不需要装可怜。有可能，保拉同意，但是在桑德罗第一个表示赞成，卢乔本人求过他，我们大家也都求过他之后，他为什么还拒绝当指挥？

因为，如果复仇是一门艺术，那么必须寻找迂回的方式让它变得更加精美。“很奇怪，”马里奥想，“那个人能理解从牧歌中升起的音乐世界，而他的复仇方式却如此残忍，如此低劣，他编织着完美的蛛网，看着猎物落入网中，慢慢地将他们的血液抽干，将持续数周或者数月的折磨谱成牧歌。”他看向保拉，她正在反复练习《由于贪婪的渴望[5]》中的一个转调，他友好地向她微笑。他很清楚为什么保拉又重新谈起杰苏阿尔多，为什么说起杰苏阿尔多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看他，然后他们会低下头，转换话题。渴望[6]，他对她说，你别总突出渴望[7]这个词，亲爱的保拉，将它轻轻地说出来，才能更强烈地感受到渴望。别忘了那个时代，以静默的方式可以说出许多事，甚至做出许多事。

人们看见他们一起从酒店里出来，马里奥挽着弗兰卡的手臂，卢乔和罗贝托从酒吧里看见他们搂着对方慢慢远去，马里奥稍稍侧头和她说话时，弗兰卡的手环上了他的腰。他们坐上一辆出租车，市中心的交通将他们纳入了缓慢行进的长龙中。

“我不明白，老兄，”罗贝托对卢乔说，“我发誓，我一点都不明白。”

“还用说吗，朋友。”

“事情从来没有像今天早上这样明朗，一切都显而易见，因为看了就明白了，桑德罗的掩饰是没有用的，他后来才想起来掩饰，他太蠢了，而她完全相反，她这一次演唱就是为了他，只为了他。”

“卡伦让我注意到了，你说得对，这回是她看着他，是她用眼神灼伤了他，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它们想要的话，就能办到。”

“所以，你看，”罗贝托说，“一方面，这是我们从组建乐团以来，产生过的最严重的分歧，离音乐会还有六个小时——还说什么音乐会啊，观众是不会原谅我们的，你知道的。另一方面是，很明显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是某种你可以用血液或者前列腺感受到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弄错过。”

“除了前列腺这部分，其他的同卡伦和保拉说的差不多，”卢乔说，“我对这类事大概没你们那么敏感，但这次我也觉得太明显了。”

“另一方面，你会发现马里奥如此开心地和她一块儿去购物或者喝一杯，真是完美的夫妻。”

“他现在一定知道了。”

“他还让她对自己做那些放荡、廉价的亲昵动作。”

“行了，罗贝托。”

“真该死，智利佬，你至少让我发泄发泄。”

“你做得很对，”卢乔说，“在音乐会开始前，我们就该发泄。”

“音乐会，”罗贝托说，“我在想还有没有音乐会。”

他们对视一眼，很自然地耸了耸肩，然后掏出了香烟。

没人会看见他们，但他们穿过大堂时依然感到不适，莉莉会看向桑德罗，仿佛想跟他说些什么却又犹豫了，她会停在玻璃柜旁，桑德罗会懒散地摆摆手打招呼，转头走向香烟售货亭，要一包骆驼牌香烟，他会感到后颈上莉莉的目光，他会付钱，然后走向电梯，这时莉莉也离开玻璃柜，从他身旁经过，仿佛来自另一个时间，来自另一场此刻正在重演而令人痛心的转瞬即逝的会面。桑德罗会低声说一句“你好”，打开香烟盒时会垂下眼睛。他在电梯前看见她在酒吧门口驻足，转身朝向他。他会专注地点燃香烟，然后上楼换音乐会要穿的衣服，莉莉会走到吧台，点一杯白兰地，这个时候喝白兰地并不好，连续抽两支骆驼牌香烟也一样，有十五首牧歌在等着他们。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朋友们总会出席，他们不仅会出现在观众席，还会去化妆室和后台找他们，相遇、问候、拍拍后背，终于回来了，兄弟，亲爱的保拉，你今天可真漂亮，让我向你介绍我男朋友的母亲，罗贝托，兄弟，你胖了好多，你好桑德罗，我读了墨西哥的评论，太棒了，整个音乐厅里都闹哄哄的，马里奥在和一个老朋友打招呼，他问起了弗兰卡，她应该在这附近，观众坐在座位上，开始有点焦躁了，还有十分钟，桑德罗不慌不忙地示意大家集合，卢乔刚从两个拿着签名本的黏人的智利女人那儿脱身，莉莉几乎是跑过来的，他们多可爱，但你不能跟所有人交谈，卢乔站在罗贝托旁边，他快速扫了一眼，突然跟罗贝托说起话来，不到一秒，卡伦和保拉同时问道，弗兰卡在哪儿，乐团已经上台了，但弗兰卡去哪儿了，罗贝托问马里奥，马里奥说我怎么知道，七点的时候我把她留在了市中心，保拉问，弗兰卡在哪儿，莉莉和卡伦也问，桑德罗看着马里奥，我已经告诉你了，她自己回来的，她应该马上就到，还有五分钟，桑德罗走向马里奥，罗贝托一言不发地从他们中间穿过，你肯定知道发生了什么，马里奥说，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不知道，他脸色苍白地看着空中，一名工作人员在跟桑德罗和卢乔交谈，在后台跑来跑去，她不在，先生，他们没有看见她进剧场，保拉用手遮住自己的脸，弯下腰，仿佛要吐了，卡伦扶着她，卢乔说，拜托，保拉，控制住，还有两分钟，罗贝托看着一言不发、脸色苍白的马里奥，或许他就像卡洛·杰苏阿尔多离开卧室时那样一言不发、脸色苍白，节目单上有五首他的牧歌，不耐烦的掌声，幕布仍然垂下，她不在，先生，我们已经四处查看过了，她没有到剧场来，罗贝托从桑德罗和马里奥中间穿过，是你干的，弗兰卡在哪儿，他大喊，另一边传来惊讶的低语声，剧院经理颤抖着走向幕布，女士们，先生们，请诸位稍等片刻，保拉歇斯底里的叫声，卢乔努力制止她，卡伦背过身去，慢慢离开，桑德罗倒在了罗贝托的怀里，罗贝托托着他，就像托着一只布偶，布偶看着苍白的、一动不动的马里奥，罗贝托明白，一定会在这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里，马里奥，不会有音乐会了，再也不会有音乐会了，他们为虚无演唱着最后一支牧歌，弗兰卡不在，他们在为听不见他们声音的观众演唱着，而后者已经开始困惑地纷纷离去。

关于国王和亲王复仇主题的笔记

等时候到了，我的写作会像有人对我口述一样自然；因此，偶尔我会给自己强加严格的规定，以便给最终会变得单调的某种事物加入变数。在这个故事中，“焦点”在于将一个不存在的叙事套入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音乐的奉献》的模式。

众所周知，这一系列卡农与赋格形式的变体的音乐主题是腓特烈大帝给巴赫的，在当场即兴弹奏了一首基于该主题的赋格曲之后——这一主题令人不快而且非常棘手——大师创作了《音乐的奉献》，以更加多样、复杂的方式演绎了最初的主题。巴赫没有说明应该使用的乐器，只提到演奏《三重奏鸣曲》应该使用长笛、小提琴和大键琴；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连各部分的顺序都可由演奏该作品的音乐家自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借鉴了米利森特·西尔弗对八件巴赫同时代的乐器的分配，这一版本详尽地展示了每个乐章谱写的细节，并被伦敦大键琴合奏团收录在唱片Saga XID 5237之中。

我选中这个版本之后（或者说我被它选中之后，因为是在听这一版本时，我想出了一个随着它展开的故事），等了一段时间；写作容不得仓促，表面上的遗忘、分心、梦境和偶然在不知不觉间织成它未来的毯子。我带着唱片封面的复印件来到一片海滩，弗雷德里克·尤恩斯曾在那里分析《音乐的奉献》的各组成部分；我大致构想出一个故事，但紧接着就认为这个故事太过考验智力了。游戏的规则颇具威胁性：八种乐器应该由八位人物代表，八份乐谱彼此呼应、轮换或相互对立，必须找到它们与八位人物在情感、行为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关联。如果一位小提琴手或长笛手没有在个人生活中体现他所演奏的音乐的主题，那么，想象伦敦大键琴合奏团的文学版就显得愚不可及；但同时，关于团队和总体的概念必须从一开始就以某种方式存在，因为有限的故事篇幅无法将八个之前没有关系或接触的人物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一次闲聊让我想起了卡洛·杰苏阿尔多，一位牧歌作曲天才和杀妻犯；一切瞬间就位，八种乐器被看作乐团的组成部分；从第一个句子开始就展示了团队凝聚力的存在，他们所有人都从以前就相互熟悉，相爱或相互憎恨；当然，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唱杰苏阿尔多的牧歌，这是贵族义务使然。在这一背景下构想一次戏剧性行为并不难；将其纳入《音乐的奉献》接续的乐章中才构成挑战，我是指，构成创作者在最初追寻的快感。

必要的文学食材就齐全了；深处的蜘蛛网将在恰当的时间显现，一如往常。首先，米利森特·西尔弗安排的八种乐器有了与其音域相对应的八位歌手。分别是：

长笛：桑德罗，男高音。

小提琴：卢乔，男高音。

双簧管：弗兰卡，女高音。

英国管：卡伦，次女高音。

中提琴：保拉，女低音。

大提琴：罗贝托，男中音。

巴松管：马里奥，男低音。

大键琴：莉莉，女高音。

我将人物设定为拉美人，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他们的大本营，他们将在那里举办历经多个国家的长期巡演后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我觉察到他们处于一场仍很隐秘的（尤其是对于我，而不是对于他们）危机的开端，唯一可以明确的是，裂痕已经开始在原本富于凝聚力的牧歌乐团中出现。我已经摸索着写了前几段——我没有对它们做出改动，我认为自己从来没有对我诸多故事的不明确的开端做出过改动，因为我觉得，那会是对我的文字最恶劣的背叛——当时我已经明白，如果我不知道具体该使用什么乐器，也就是说，在每篇乐章中应该出现哪些人物，我就不可能将故事套入《音乐的奉献》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幸好写作时仍有一点灵光伴我左右，我发现在最后的片段中必须包括所有人物，除了其中一位。而这一位，从已写下的最初几页开始，就已经成了裂缝在乐团中生长的尚未确定的原因，另一个人物则会把乐团称为克隆。同时，弗兰卡必然的失踪和为整个构思过程奠定基础的卡洛·杰苏阿尔多的故事，就像是蜘蛛网上的苍蝇和蜘蛛。现在我可以继续写了，一切在发生之前就已臻化境。

关于写作本身：每一片段都与米利森特·西尔弗版《音乐的奉献》的顺序相符；一方面，每个段落的发展都力图接近音乐的形式（卡农、三重奏鸣曲、卡农赋格，等等），内容也专门设置成包含上述列表中与所涉乐器相对应的人物。所以需要在此指出，像弗雷德里克·尤恩斯那样列出顺序是很有用的（对于好奇的人来说有用，而一切好奇的人通常都是有用的），再加上西尔弗女士挑选的乐器：

三声部里切尔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

无终卡农：长笛、中提琴和巴松管。

同度卡农：小提琴、双簧管和大提琴。

反行卡农：长笛、小提琴和中提琴。

反行的扩大卡农：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

螺旋上升卡农：长笛、英国管、巴松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

三重奏鸣曲：长笛、小提琴和通奏低音（大提琴和大键琴）。

1. 广板

2. 快板

3. 行板

4. 快板

无终卡农：长笛、小提琴和通奏低音。

“螃蟹”　卡农：小提琴和中提琴。

“谜题”　卡农：
a. 巴松管和大提琴
b. 中提琴和巴松管
c. 中提琴和大提琴
d. 中提琴和巴松管

四声部卡农：小提琴、双簧管、大提琴和巴松管。

卡农赋格：长笛和大键琴。

六声部里切尔卡：长笛、英国管、巴松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大键琴演奏通奏低音。

（在名为“六声部”的最后部分，由第七名演奏者演奏大键琴通奏低音。）

既然这份笔记已经占据了同故事一样的篇幅，我要毫无顾虑地再增加一点其他内容。我对声乐乐团一无所知，足以让声乐专家们从故事中找出大量证据以供消遣。事实上，我对音乐和音乐家的几乎所有认识都来自唱片封面，我总是非常仔细且极其享受地阅读那些封面。关于杰苏阿尔多的参考资料同样如此，他的牧歌长久地陪伴着我。可以肯定的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至于其他内容，我文中可能出现的其他巧合，你大概得去问马里奥。

[1]原文为英语。

[2]即卡洛·杰苏阿尔多。

[3]原文为意大利语。

[4]原文为法语，出自大仲马的小说《巴黎的莫希干人》。

[5]原文为意大利语。

[6]原文为意大利语。

[7]原文为意大利语。

涂鸦

致安东尼·塔皮埃斯

许多事情开始了，或许又像游戏般结束，你发现你的画旁还有一幅画，我想你会觉得很有趣，你把这归结为偶然或是心血来潮，直到第二次你才意识到这是有人有意为之，于是你慢慢地观察它，甚至后来又回到此地再度观察它，带着一贯的警惕：街道正处于它最荒凉的时刻，附近的几个街角都没有警车，你冷漠地走近，绝不直视那些涂鸦，而是在另一条人行道或对角处观看，假装是对旁边的玻璃橱窗感兴趣，很快就走开了。

你自己的游戏是因为无聊而开始的，并非真是为了抗议城市的种种处境，宵禁，宣告不准在墙上贴海报或写字的威胁性禁令。你用彩色粉笔作画仅仅是为了找点乐子（你不喜欢“涂鸦”这个词，太有艺术评论家的气息了），时不时地来看这些画，甚至，如果幸运一点的话，可以目睹市政卡车的到来，还能听见雇员们抹去图画时徒劳的辱骂声。他们不管图案是否带有政治性，禁令包罗了一切事物，如果哪个孩子胆敢画房子或者狗，他们同样会咒骂和恐吓着把这些图案抹去。在城里，人们已经不太知道到底是哪一方更害怕；或许你正是因此而克服恐惧，不时挑合适的地点和时间来作画。

你从来不冒险，因为你很善于挑选，在清洁卡车到来前的那段时间里，某种事物会为你敞开，它类似一个十分洁净的空间，澄明得几乎能放下希望。从远处观看你的画，你可以看见路过的人们瞥向它，自然没有人会驻足，但没有人不去看它，有时是快速挥就的双色抽象图案、一只鸟的剪影或是两个交缠的人像。只有一回，用黑色粉笔，你写了一句话：我也痛苦。它只存在了不到两小时，这一次是警察亲自让它消失的。从那之后，你只作画。

当另一幅画出现在你的画旁时，你几乎害怕了，风险突然变成了双倍，有人像你一样大胆地在入狱或者更糟糕下场的边缘自娱自乐，除此以外，这个人还是一个女人。你自己无法证实这一点，但画里存在着某种不同之处，比确凿的证据更管用：轮廓、对暖色调粉笔的偏爱、一种光晕。或许是因为你孤单一人，于是用想象作为补偿；你钦佩她，为她感到害怕，你希望这是唯一的一次，当她再次在你的画旁作画的时候，你几乎暴露了自己，忍不住想笑，想留在画前，仿佛警察都是瞎子或蠢货。

一段不同的时日开始了，它更隐秘，更美丽，同时也更危险。你无心工作，在奇怪的时间点出门，希望能撞见她，你选择作画的那些街道可以沿着一条路线快速走完；你分别在黎明、傍晚和凌晨三点几次往返。那是一段让人无法忍受的矛盾时光，在你的某一幅画旁找到了她的新画而街道上却空无一人的失望，你失望地一无所获，感到街道更加荒凉。一天晚上，你看见了她第一幅单独出现的画：用红色和蓝色的粉笔画在一扇车库门上，正好利用了被虫蚀的木头纹理和钉头。那是前所未有的最像她的作品——那种轮廓，那种颜色——但你还觉得这幅画似乎是一种请求或质问，一种召唤你的方式。你在黎明时返回，此前，巡逻队已安静地逐渐散去，你在那扇门上剩下的地方很快画了一幅有船帆和堤坝的海景图；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人们会以为那是随机的线条游戏，但她肯定会知道该怎么看。那天晚上，你差点没有逃过两名警察的追捕，你在公寓里一杯接一杯地喝杜松子酒，你和她交谈，你把所有涌到嘴边的话都告诉了她，仿佛那是一幅用声音画就的别样的画，另一幅画着泊帆港口的画，你想象她秀发乌黑，沉默寡言，你为她选好了嘴唇和乳房，你有点爱上她了。

你几乎立即想到，她会寻找一个答案，她会回到自己的画前，就像现在你回到自己的画前，虽然在市场的袭击发生之后，形势变得日益危险，但你却敢走近车库，在街区里游荡，在街角的咖啡馆里没完没了地喝啤酒。这很荒谬，因为在看了你的画之后，她并不会驻足，来来往往的女人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是她。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你选了一面灰色的高墙，画了一个白色的三角形，周围环绕着类似栎树叶的斑纹；你可以从那间街角的咖啡馆里看见那面高墙（他们已经清理了车库门，暴怒的巡逻队几次折返），天黑时你走远了一些，挑选着不同的观察地点，你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在各家商店里买些小东西，以免太引人注意。夜已经深了，你听见汽笛声，探照灯晃过你的双眼。高墙旁边出现了混乱的人群，你不顾一切地跑过去，一辆汽车凑巧在街角转弯，在看到警车之后猛地刹住车，这个偶然救了你，汽车的轮廓保护了你，你看见了那场战斗，黑色的头发被戴着手套的手拉扯着，踢踹，哀号，在他们把她扔进车里带走之前，在有限的视野中你瞥见了蓝色的裤子。

过了很久之后（如此颤抖是很可怕的，认为这件事是由你在灰色高墙上的那幅画引起的也很可怕）你混入人群，看见了一幅蓝色的草图，橙色的轮廓像她的名字或她的嘴巴，她曾经站在这幅残缺的画前，警察在把她带走之前擦去了这幅画，剩下的图案足以使人明白，她曾想回应你的三角形，用另一个图案，一个圆圈或一个螺旋，一种饱满而美丽的形式，仿佛是一个“是”，或一个“永远”，或一个“现在”。

你很清楚这些，你有太充足的时间想象正在中央军营里发生的事的细节；在城里，所有这些事都会慢慢传播开来，人们知道了囚犯们的下场，如果人们偶尔重新见到其中一些人，他们会宁愿没有见过，正如大多数人已迷失于这无人敢打破的沉默。你太清楚这些了，那天晚上，杜松子酒也无济于事，你无力地噬咬双手，把彩色粉笔碾成粉末，之后，哭泣着陷入酒醉之中。

是啊，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你已经不知道如何用另一种方式生活。你又一次扔下工作，在大街上游荡，偷偷地看向你和她曾作画的门和墙。一切都很干净，一切都很明了：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天真的小学生偷走教室里的粉笔、忍不住用用它而画的一朵花。但你忍不住，一个月后，你在破晓时起床，回到了那间车库所在的街道。没有巡逻队，墙上干干净净；一只猫在一扇大门前警惕地看着你，而你拿出粉笔，在她曾画过的那个地方，用鲜明的绿色、代表认可和爱意的红色火焰将木门填满，你在画的周围画了一个椭圆，那也是你的嘴、她的嘴还有希望。街角的脚步声让你慌忙地跑了起来，躲在一堆空盒子旁；一个哼着歌的醉汉踉跄着走过来，他想踢那只猫，却脸朝下摔在了画旁。你慢慢地离开，现在安全了，第一缕阳光照向大地的时候，你睡着了，睡得比很久以来都好。

那天上午，你从远处看那幅画：他们还没有把它抹去。你在正午时再去：简直不可思议，它还在那里。郊区的骚乱（你收听了新闻节目）让巡逻队无暇顾及日常工作；天黑的时候，你又回来看那幅在一整天里已被许多人看过的画。你等到凌晨三点才回来，街道上空无一人，漆黑一片。你从远处发现了另一幅画，只有你能认出它来，那么小，在你那幅画的左上方。你带着某种既是渴望又是恐惧的心情走近它，你看见橙色的椭圆和紫色的斑点，从那里仿佛跳出了一张肿胀的脸，一只吊着的眼睛，一张被拳头打裂的嘴。我知道了，知道了，但我还能为你画些什么呢？现在，什么信息才有意义呢？无论如何，我得跟你说再见了，同时我请你继续画下去。在回到藏身处之前，我得给你留点东西，那里已经没有镜子，只有一个可以藏身的洞，我会躲在那里，直到最彻底的黑暗终结，我回忆着许多事，有时，就像我曾想象过你的生活那样，我会想象你在创作其他的画，想象你会在夜里出门，创作其他的画。

我给自己讲的故事

当我一个人睡的时候，当床似乎比往常更大、更冷的时候，我会给自己讲故事；但当尼娅加拉也在床上，像小蜗牛一样蜷缩着，在满足的低语声中先于我入睡，仿佛她也在给自己讲故事时，我也会给自己讲故事。我不止一次想叫醒她，好知道她的故事（她只在睡着后才喃喃低语，这远远算不上一个故事），但尼娅加拉到家时，总因为工作而疲惫不堪，如果在她刚睡着并似乎十分沉醉其中的时候把她叫醒，将十分不合情理，场面也不会太好看，她迷失于香甜的、低语着的小蜗牛壳里，于是，我任由她睡觉，自己给自己讲故事，而当她要上夜班，我在那张突然变得宽大的床上独自一人睡觉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做。我给自己讲的故事随心所欲，但主角几乎总是我自己，就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的沃尔特·米蒂[1]，想象着自己处于不同寻常的、愚蠢的或是精心设计的极具戏剧性的情景之中，好让听者享受讲述者故意设置的或虚情假意或矫揉造作或诙谐幽默的戏剧效果。沃尔特·米蒂还有其双重人格的另一面，因此盎格鲁-撒克逊文学自然毒害了他的潜意识，他讲的故事几乎总是很书生气，仿佛已完全为想象中的印刷出版做好了准备。上午，写下我睡前所讲故事的想法显得不可思议，况且，男人得有自己的隐秘幻想和低调铺张，某种别人会彻底榨干的东西。也有迷信的成分，我一直告诉自己，如果我写下了给自己讲的任何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会变成最后一个，我解释不清原因，但大概与违规或惩罚的概念有关；不行，我无法想象在尼娅加拉身旁或独自一人等待睡意来临，却无法给自己讲故事，只能愚蠢地数绵羊，或者更糟，只能回忆我那些不值得回忆的日常活动。

一切都取决于当时的情绪，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选择某种特定的故事，我或我们刚关掉电灯，我就进入了我眼皮下美丽的双重黑暗的掩护之中，故事就在那里。开头几乎总是很刺激，可以是一条空荡荡的街道上一辆从远方驶来的汽车，或是马尔塞罗·马西亚斯在得知自己升职时的表情——时至今日，这事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实在无能——或者只是一个被重复了五遍或十遍的词语或声音，故事的最初画面则从中慢慢浮现。有时，在一段可称作严肃官方的情节之后，第二天晚上会出现色情故事或体育故事，让我大为惊异；毫无疑问，我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尽管这只在我睡前体现出来，但剧目意外地多样且丰富，我为它们惊讶不已。迪莉娅，比如说她，为什么并不适合这种故事的迪莉娅必须出现在这个故事里，而且偏偏是这个故事里呢；为什么是迪莉娅呢。

不过，我早已决定不问自己为什么是迪莉娅、西伯利亚大铁路、穆罕默德·阿里或我给自己讲的故事中其他任何场景。此刻，如果我在故事之外还记得迪莉娅，那是因为曾经和现在都存在于故事之外的其他事物，是因为不再是故事的某种东西，或许正因如此，我不得不在我给自己讲的故事中做那些我本不愿意做或做不了的事情。在那个故事里（我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尼娅加拉早上八点才会从医院回来），山色和山路都让人生畏，让人不得不小心行驶，车头灯照清了每个弯道处可能出现的视觉陷阱，深更半夜，独自一人，开着这辆庞大的、难以驾驭的卡车，行驶在盘山路上。我一直认为卡车司机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因为我把它想象成自由的最简单形式之一，开着卡车四处游走，卡车既是一个能让司机在林中小路上过夜的带床垫的家，也意味着一盏阅读灯、一只只食品罐头和一听听啤酒，一台可以在纯粹的寂静中收听爵士乐的收音机，此外，还有那种知道自己被全世界忽略的感觉，没人知道我们选择了这条路而不是另外一条，沿途有那么多可能、那么多村庄与冒险，其中包括我总能像沃尔特·米蒂一样平安渡过的袭击和意外。

有时，我会想，为什么是卡车司机而不是飞行员或者远洋轮船的船长，同时我也知道，这符合我简单、朴实的天性，在白天，我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藏起我这一面；成为卡车司机就是与卡车司机聊天，去卡车司机待的地方活动，因此，当我给自己讲关于自由的故事时，故事常常始于那辆卡车，卡车正驶在草原上或像现在这样的想象中的风景里，意欲翻越安第斯山脉或落基山脉，总而言之，那天晚上，我正沿着一条很难行驶的路爬坡，这时，我看见了迪莉娅纤弱的身影，在车头灯的光束下，突兀地跳脱于荒芜之外，紫色的石壁让她那背着背包走了那么久后向我打手势求助的形象更显得娇小、绝望。

我已经给自己讲过许多次卡车司机的故事，碰到像迪莉娅这样想搭车的女人并不少见，不过，当然了，那些女人出现是因为这种故事几乎总能满足一种幻想——对于篇章告一段落的短暂欢乐来说，夜晚、卡车和孤独是完美的配饰品。有时并非如此，有时那只是一场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摆脱的雪崩，或是下坡时失灵的刹车，一切以千变万化的旋风般的画面告终，让我不得不睁开眼睛，不肯再继续下去，转而带着逃过一劫的解脱感去寻找睡意或尼娅加拉温热的腰肢。当故事把一个女人安排在路边，那总是个陌生女子，故事随机地选择一个红发女孩或穆拉托女孩，我或许在电影或杂志照片上见过她们，又在白天的表面上将她们遗忘，直到故事将她们带到我面前，我却认不出她们。见到迪莉娅不仅是一个意外，还几乎是一场骚乱，因为迪莉娅在此出现毫无意义，而且她带着她那种表情——介于恳求和胁迫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正破坏着这个故事。迪莉娅和阿丰索是我和尼娅加拉的朋友，我们只是偶尔见面，他们的生活轨迹与我们的截然不同，将我们维系在一起的只有大学时代起的忠实友谊、相同的品味和偶尔在他们家或我们这里吃的晚饭，我们远远地关注着他们那有一个孩子和许多钱的婚姻生活。真见鬼，迪莉娅在那儿究竟是要做什么，在故事的进展中可以出现任何一个想象中的女孩，但绝不应该是迪莉娅，因为如果说在故事中有什么是明确的话，那就是这一回，我会在路上遇见一个女孩，等我们抵达平原、在长时间紧张地翻山越岭后休息片刻时，会发生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事；从第一个画面开始，一切都十分明朗，入山前和别的卡车司机在乡村小酒馆里吃晚饭，一个毫无新意的故事，但总是因为其变数和未知量而让人觉得愉快，只不过，这次的未知量不同，是迪莉娅，在拐弯处毫无道理地出现的迪莉娅。

如果有尼娅加拉在这里低声自语并在梦中甜美地喘息，我可能不会让迪莉娅上车，可能会把她、卡车和故事抹去，我只要睁开眼，对尼娅加拉说：“好奇怪啊，我差点跟一个女人上床了，而且这个女人是迪莉娅。”尼娅加拉或许会睁开眼睛，亲吻我的脸颊，叫我傻瓜，或许会谈论起弗洛伊德，或许会问我是否对迪莉娅产生过欲望，她想听我说实话，但这辈子都他妈没有过，虽然她又会说起弗洛伊德或者类似的东西。但是，在故事中我觉得自己是如此孤独，像我那样孤身一人，一名卡车司机在午夜时分翻山越岭，我无法驾车离去：我慢慢地刹车，打开车门，让迪莉娅上车，她勉强低声说了句“谢谢”，满是疲倦和睡意，她把背囊放在脚边，在座位上伸了个懒腰。

我给自己讲的故事从第一刻起，一直都遵守着游戏规则。迪莉娅就是迪莉娅，但在故事中，我是卡车司机，对于迪莉娅来说，我也只是个卡车司机，我绝对不会问她深更半夜在那里做什么，也不会叫她的名字。我想，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那个女孩拥有迪莉娅的特点，她金色的直发，蓝色的眼睛，她的腿几乎总会让人想起小马驹的腿，对她的身高而言太长了；除此之外，这个故事把她当作其他任何女人一样对待，没有名字也没有交情，一场完美的偶遇。我们交谈了两三句，我递给她一支香烟，自己又点燃了另一支，我们按一辆重型卡车该有的架势开始下坡，与此同时，迪莉娅又长长地伸了伸懒腰，她漫不经心、睡意蒙眬地抽着烟，数小时徒步的劳累，或许还有身处山间的恐惧一扫而空。

我以为她很快就会睡着，想象她一直到下面的平原都会像现在这样让我觉得愉快，我想，邀请她到卡车驾驶室的后部、让她躺在真正的床上也许是一种热情周到的表现，但在故事中绝不允许我这样做，因为任何女孩都会带着介于痛苦和绝望之间的表情看着我，想象着其中的直接意图，几乎总会摸索着门把手，不得不逃。不论是在故事里，还是在所有卡车司机可能的现实中，事情都不可能这样发生，总得说说话，抽根烟，交个朋友，以此获得几乎总是沉默的许可——在森林里或休息站停车，同意之后会发生的事，但那已经不再是痛苦或愤怒，只不过是分享他们从聊天、抽烟和在两个转弯之间喝完的第一瓶啤酒就开始分享的东西。

我让她睡了，然后，故事会慢慢发展，在我给自己讲的故事中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一点，对每件东西和每个动作的细致描写，享受着一场十分缓慢的电影，快感逐渐沿着身体、语言和寂静上升。我还在想为什么那个晚上出现的是迪莉娅，但我马上就不再想了，现在，我觉得这样很自然——迪莉娅在我身旁昏昏欲睡，不时地再接过一支香烟，或者小声地解释着为什么她会出现在山里——故事很善于用哈欠和不完整的句子蒙混过关，因为一切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夜半时分迪莉娅会出现在人迹罕至的路段。某个时刻，她不再说话，微笑地看着我，是那种小女孩式的、阿丰索会将其评定为“收买人心”的微笑，我告诉她我作为卡车司机的名字，在这些故事中我都叫奥斯卡，她说她叫迪莉娅，像往常那样补充说这是个愚蠢的名字，都怪一个爱读爱情小说的姑妈，我认为她没有认出我，在故事里我是奥斯卡，而她认不出我，这简直难以置信。

接下来是故事向我讲述的内容，而我却无法以它的方式讲述。只有一些不确定的片段，或许虚假的推论，路灯照亮了卡车驾驶室后面的折叠桌，卡车停在了休息站的树木中间，煎鸡蛋的滋滋声，然后是奶酪和甜品，迪莉娅看着我，好似欲言又止，她无须做出任何解释，她可以下车，然后消失在树林中，我差不多给她准备好了咖啡，甚至还有一小杯果渣酒，好让事情简单点儿，迪莉娅的眼睛仿佛要在啜饮和说话间合上了，我随意地把灯拿到了床垫旁的凳子上，添上了一床被子，以防待会儿天气变冷，我告诉她，为了以防万一，我要去前面把车门关好，没人知道在这种荒凉的路段会发生什么，她垂下眼睛，说，你知道吗，你不用去座位上睡觉，这样很蠢，我背过身去，不让她看见我的脸，我的脸或许因为迪莉娅的话而隐约浮现了一丝惊愕，当然事情无论如何都会这样发生，有时候娇小的印度女人会提议睡在地上，吉卜赛女郎则会躲在驾驶室里，我得拽着她的腰，把她往里扯，哪怕她叫喊或是挣扎，我都会把她拖上床，但迪莉娅不是这样，迪莉娅缓缓地从桌子走到床边，她的一只手已经伸向牛仔裤的拉链，尽管我背对着她，在故事里我仍然可以看见这些动作，我走进驾驶室，好留给她时间，好对自己说可以，一切都会像它应该发生的那样再发生一次，一组不中断的香艳镜头，迟缓的移动摄影——从盘山公路转弯处的路灯下静止不动的身影到现在羊毛被下几乎隐形的迪莉娅，接下来是往常一样的剪辑，关灯，只有从后窗进入的夜晚微弱的余烬，以及附近的鸟儿偶尔发出的悲鸣。

这回，故事持续了很久，因为迪莉娅和我都不希望它结束，有一些故事，我想把它们延长，但娇小的日本姑娘或冷漠而不情愿的挪威女游客却不让故事继续，尽管我是故事中掌握决定权的人，但有时我无能为力、甚至无心让某些在快感结束后开始变得无关紧要的情节发展下去，我不得不编造出其他可能性，或意料之外的情节，让故事继续进行，而不是让最后一个漫不经心的吻或几乎徒劳无益的哭泣的残影带我进入梦乡。但是，迪莉娅不想让故事结束，从她的第一个动作（当时我挪到她身边，意外地感觉到她在寻找我的身体），从第一次的相互爱抚，我就知道故事只不过刚刚开始，故事里的夜晚会和我正在讲故事的夜晚一样漫长。只是，现在只有这些，叙述故事的语言；火柴般的语言，呻吟，香烟，笑声，恳求和命令，天亮时的咖啡，满是沉重的体液与夜露、回归与遗弃的梦境，第一缕微弱的阳光从小窗外照进车厢，舔舐着趴在我身上的迪莉娅的背，晃着我的眼睛，我紧紧搂住她，感受着她在尖叫和爱抚中再次将自己敞开。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在路旁出现的第一座村庄里我们没有任何惯常的告别，仿佛这是必然，我从故事滑入梦乡，只剩下最后一声低语后在我身上睡着的迪莉娅身体的重量，醒来的时候，尼娅加拉和我谈论了早餐和晚上的约会。我知道，我差一点就告诉她了，但某样东西把我拉了回来，或许是迪莉娅的手带我回到了那一晚，不让我说出任何会玷污那件事的话。嗯，我睡得很好；当然了，六点钟我们在广场的街角见面，去看望马里尼一家。

那几天，阿丰索告诉我们，迪莉娅的母亲病得很重，迪莉娅去了内科切阿陪她，阿丰索得负责照顾孩子，很辛苦，我们要不要等迪莉娅回来了再去拜访他们。她的母亲几天后去世了，两个月后迪莉娅才愿意见人；我们去她家吃晚餐，给他们带了白兰地，给孩子带了摇铃玩具，现在一切都好，迪莉娅吃完了一盘鲜橙烩鸭，阿丰索整理了桌子准备玩凯纳斯特纸牌。晚餐以它本该有的方式轻松地进行，因为阿丰索和迪莉娅是懂得生活的人，他们先说起了最难过的事，关于迪莉娅母亲的话题很快就结束了，接着他们温柔地把伤痛遮好，回到了当下的现实，我们一贯的游戏，幽默的密语使得与他们一起度过的夜晚如此愉快。已经很晚了，我们在喝白兰地，迪莉娅提到了某次去圣胡安的旅行，她需要忘记她母亲弥留的日子以及与把一切弄得复杂的亲戚们的争执。我觉得她是有意对阿丰索讲的，但阿丰索一定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因为他一边给我们倒白兰地一边友善地微笑，汽车在山区抛锚，空无一人的夜晚和路边漫长无尽的等待，每一只夜鸟都是威胁，无法避免地回想起童年的梦魇，卡车车灯，担心卡车司机也因为恐惧而离开，被直射在峭壁上的灯光照得目眩，美妙的刹车声传来，温暖的驾驶室，下山时几乎只有无关紧要的交谈，但这让她的情绪极大地好转。

“她受了很大的刺激，”阿丰索说，“你已经告诉过我了，亲爱的，每次我都能知道关于那个拯救故事的更多细节，你那身穿工作服的圣乔治将你从黑夜的恶龙手里救了出来。”

“忘记这件事很难，”迪莉娅说，“我总是不断回想起来，不知道是为什么。”

她也许不知道，迪莉娅也许不知道原因，但我知道，我不得不一口喝下那杯白兰地，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阿丰索扬起眉毛，惊讶于我这种他从未见过的唐突。另一方面，他的玩笑完全在大家的意料之中，问迪莉娅什么时候才能下定决心讲完这个故事，他太熟悉第一部分的内容了，但他确信会有第二部分，会有许多山谷，许多夜里疾驰的卡车，许多生活中常见的事。

我去卫生间待了一会儿，我努力不去照镜子，努力不在那里惊恐地发现那个给自己讲故事时的自己，我再次感受到了他的存在，但却是在这里，在今晚的此刻，他开始逐渐控制我的身体，在迪莉娅和阿丰索在一起的许多年里，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是我们聚会、看电影的情侣朋友，我们互相亲吻脸颊。现在事情变了，然后是迪莉娅，欲望再次出现，但它出现在了现实中，我听见迪莉娅的说话声从客厅传来，迪莉娅和尼娅加拉的笑声，她们大概是在取笑阿丰索那典型的妒忌心。已经很晚了，我们还在喝白兰地，而且还冲了最后一杯咖啡，楼上传来孩子的哭声，迪莉娅急忙上楼，把孩子抱在了怀里，孩子拉得到处都是，我去卫生间给他换衣服，阿丰索很高兴，因为这样他就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尼娅加拉讨论吉列尔莫·维拉斯和比约恩·博格[2]交锋时可能出现的结果，再来一杯白兰地，姑娘，反正我们都已经喝醉了。

我没有喝醉，我去卫生间陪迪莉娅，她把孩子放在了一张小桌子上，然后在壁橱里找东西。我叫她名字的时候，她仿佛以某种方式明白了，我知道第二部分，我告诉她，我知道这不可能，但你看，我知道了，迪莉娅背过身去，开始脱下孩子的衣服，我看见她弯下腰，不仅是为了给孩子解开别针、脱下尿布，更仿佛有一种她必须摆脱的重量突然压倒了她，她已经在摆脱了，她回头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是的，没错，这很蠢，也不重要，但没错，我和卡车司机上床了，如果你想说，你就告诉阿丰索吧，不管怎样，他只会坚信自己的看法，他不会相信的，而他对此确信无疑。

事情就是这样，我什么都不会说，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对我说这些话，为什么要告诉我，我什么都没问，相反，我跟她说了一些现实中的她无法理解的话。我感觉到，我的眼睛像手指一样沿着她的嘴、她的脖子向下游走，寻找着她黑色上衣勾勒出的乳房的形状，就像那一晚，在那个故事里，我的手所做的那样。欲望正蓄势待发，化成一种在衣服底下寻找她的乳房、在初次拥抱时把她搂进怀里的绝对权利。我看见她转身，再次弯下腰，但现在她很轻松，从沉默中解脱了出来；她灵巧地脱下尿布，我闻到了孩子排泄后的味道，同时也听到了迪莉娅安抚孩子的低语，让他别哭，我看见她的手拿起棉布，把它塞进孩子抬起的双腿间，我看见她的手清理着孩子身上的污渍，而没有像在我给自己讲述的故事中曾那么多次令我那么受用的卡车的黑暗里那样向我伸来。

[1]短篇小说《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的主人公，后改编成电影，译作《白日梦想家》。

[2]二人均为男子职业网球运动员，前者来自阿根廷，后者来自瑞典。

莫比乌斯环

纪念J. M.和R. A.

无法解释。她逐渐远离那个地带，
在那里，事物有着固定的形状和边缘，一切都有
特定的、不变的名字。她越来越深入
那个流动的、安静的、深不可测的地区，
朦胧、清凉的雾霭如晨雾般停驻其间。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濒于狂野的心》

为什么不呢，或许只要像她后来全力以赴做的那样，人们就能清晰地看见她、感受到她，如同她清晰地看见自己、感受自己在依然清凉的晨间骑车在林中穿行，沿着被蕨类植物的树荫笼罩的小路骑行，在多尔多涅省的某个地方——后来，报纸和电台暂时让这里声名狼藉，直到很快被人遗忘——那片永恒昏暗之地的植物沉默不语，珍娜特经过那里，就像一团金色的斑点，金属叮铃作响（她的旅行水壶没在铝制横梁上系紧），她的长发迎风飞扬，身体仿佛是轻盈的船首雕饰，划破、搅乱了空气，双脚陷入踏板的温顺交替，感受微风之手隔着上衣握住她的乳房，在绿色、半透明的隧道内，在蘑菇、树皮和苔藓的气味中，在假日时光里，感受着两列树干和蕨类植物的双重爱抚。

虽然是同一片森林，但对于被一众农场拒绝的罗贝尔来说，却也是另一片森林，他的脸脏兮兮的，在干草床垫上趴了一晚，他对着透过雪松的阳光搓了搓脸，迷糊地想，留在这个地区是否值得，是否应该去平原，那里或许会有一罐牛奶和一些工作在等着他，之后，他将返回大路，或再次迷失于无名的森林中——总是同样的森林，伴随着饥饿和使他嘴唇扭曲的徒劳愤怒。

珍娜特在狭窄的十字路口犹豫地刹车，往右、往左还是继续向前，三条路都同样郁郁葱葱、清新凉爽，像阔土之掌的手指那样伸开。天亮时，她离开了青年客栈，因为房间里充斥着沉重的呼吸、他人梦魇的碎片和极少洗澡之人的气味，欢快的人群烤玉米、唱歌，一直到半夜，之后他们和衣躺在了帆布床上，女孩们在一边，男孩们则在更远的地方，他们对如此多的愚蠢规定感到有些愤怒，在徒劳的嘲讽间昏昏欲睡。她在进入森林前的空旷田野里喝了旅行水壶里的牛奶，白天绝不会再见晚上那些人，她也有自己的愚蠢规定，趁着还有钱和时间，走遍法国，拍照片，写满她橙色封皮的笔记本，十九岁的英国女孩，已经写完了许多笔记本、骑行了数千英里，偏爱空旷的地方，眼睛微微发蓝，金发蓬松，身材高大健美，幼儿园教师，孩子们正愉快地分散在遥远得令人愉快的祖国的沙滩和乡间。或许，往左吧，阴暗处有一道平缓的斜坡，踩一下踏板就能向前滑行。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自行车坐垫艰难地承受着她的重量，稍后，第一阵潮气让她不得不下车，扯一扯衬裙，好让它不再贴着皮肤，抬高手臂，让清凉的微风从上衣底下穿过。刚过十点，森林正显现出自己的面貌，迟缓而深沉；在抵达对面的道路前，在栎树下歇脚、吃三明治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还可以听袖珍收音机，或在旅行日记中再加上一日的行程，日记经常被诗歌的开头和并不总是愉快的想法打断，铅笔将它们写下，然后，羞赧又费力地将它们划去。

从小路上并不好看到。他毫不知情，睡在一个废弃的棚子二十米外的地方，现在他觉得睡在潮湿的地上非常愚蠢，因为在满是洞的松木板后面，他看见在一片几乎完整的房顶下有一块铺着干草的地面。他已经不困了，这真是遗憾；他一动不动地看着小棚，骑自行车的女孩沿着小路来到那里，停了车，他对此并不觉得惊讶，而她面对着树林中冒出的建筑物，显得有些惊慌。珍娜特还没看见他，他就已经从如同潜藏的未来般的静止中得知了一切，一场无言的浪潮中关于她与他的一切。现在，她回过头，自行车倾斜着，一只脚踩在地上，她看到了他。他们俩同时眨了眨眼。

在这种并不多见、但总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只能做一件事，说你好[1]，然后不慌不忙地离开。珍娜特说了你好[2]，然后推着自行车掉头；她的脚离开地面，在踏板上蹬了第一步，这时罗贝尔挡住了她的去路，用长满黑色指甲的手抓住了车把。一切清晰至极，同时却又模糊不清，自行车被推翻了，第一声惊惧和反抗的尖叫，双腿在空中徒劳地寻找支撑，环绕着她的那双手臂的力量，在小棚破损的木板之间近乎奔跑的步伐，皮革与汗液年轻而野蛮的味道，蓄了三天的深色胡须，灼伤她喉咙的嘴。

他绝不想伤害她，在不可避免的劳教所里，他从来没有为了占有人们给他的少得可怜的东西而伤害任何人，只是这样而已，二十五岁，一切都在同时发生，很缓慢，就像在不得不书写自己名字的时候，他一笔一画地写下了“Robert”，然后是姓，他写得更慢，又很快，有时就像他喝完一瓶牛奶或是在花园的草坪上晾裤子的动作，一切都可以既缓慢又迅速，做出决定后紧随的是让一切变得持久的愿望，但愿那个女孩不要荒唐地反抗，因为他并不想伤害她，但愿她明白她不可能逃脱，也不可能获救，但愿她安静地服从，甚至不用服从，就任她去，就像他任自己把她平铺在麦秸上，在她耳边大喊着叫她闭嘴，但愿她不要那么蠢，但愿在他找系扣时她能安静地等着，他却遭遇了抗拒的抽搐、劈头盖脸的另一种语言、叫喊，最终会被人听见的叫喊。

事情并非完全如此，面对野兽的袭击，存在着恐惧和厌恶，珍娜特拼命想脱身、逃跑，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恐惧并非完全源于这头胡须浓密的野兽，因为那不是一头野兽，他对她耳语，将她固定而不是把双手掐入她皮肤，他的吻落在她的脸上和脖子上，浓密的胡须让她觉得很痒，但吻还在继续，她的厌恶源于对这个男人的服从，因为他不是毛发粗硬的野兽，而是一个男人，这种厌恶一直暗中等待着，从在学校的一天下午初潮来临开始，墨菲老师和她带有康沃尔口音的对全班的警告，在寄宿学校里总是被秘密讨论的报纸上的警方新闻，跟墨菲老师推荐她们阅读的那些提到或没有提到门德尔松[3]和米雨[4]的书里浪漫的暗示不同的禁书内容，对《芬妮·希尔回忆录》中有关初夜的章节的暗中议论，她最好的朋友度蜜月归来后的长久沉默和靠在她身上突然的哭泣，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珍娜特，虽然后来第一个儿子的出生带来了喜悦，隐约回想起她们一起散步的一个下午，我做得不对，我说得太夸张了，珍娜特，有一天你会知道的，但已经太迟了，无法动摇的想法，真的太可怕了，珍娜特，下一个生日，自行车，独自旅行的计划，直到——或许……或许慢慢地……十九岁，第二次去法国的假期旅行，八月的多尔多涅。

会被人听见的，虽然知道她听不懂，但他还是冲着她大声叫喊，她疯了似的看着他，用另一种语言哀求着什么，拼命想把双腿挣脱出来，想站起身来，有一刻，他觉得她想跟他说些什么，而不仅仅是叫喊、恳求或是用她的语言骂出的脏话，他摸索着解开了她的上衣，盲目地向下寻找着拉链，他把她固定在麦秸床上，整个身体都横卧在她身上，他求她别再叫了，她不能再继续叫了，会有人来的，给我吧，别再叫了，就给我吧，求你了，别叫了。

如果他听不懂，如果她想用他的语言告诉他的话已支离破碎，夹杂在他胡乱的语言和亲吻之中，那她怎么会不挣扎，他不明白问题不在于那个，那件他想要对她做、准备对她做的可怕的事，问题不是那个，事到如今该怎么向他解释，《芬妮·希尔回忆录》，至少等一下，在她包里有面霜，这样不可以，没有她在她朋友的眼睛里看见的那种东西是不可以的，对某种无法忍受的东西的反胃，太可怕了，珍娜特，真的太可怕了。她感觉到裙子被脱掉了，那双手在内裤下游走，把它扯了下来，她伴着最后一声痛苦的尖叫颤抖了起来，她挣扎着想要解释，想让他悬崖勒马，好让这一切变得不同，她感觉到他紧贴着自己，半张开的大腿之间的撞击，刺痛越来越强烈，直到流血、发烫，她更多是因为恐惧而非痛苦哭嚎，仿佛这还不是全部，而仅仅是折磨的开始，她感到他的手盖住她的脸，捂住了她的嘴，然后向下滑，对着已无法再抵抗的她，对着再没有叫喊和眼泪的她，发起了第二次撞击。

反抗骤然停止，他陷进了她的身体里，此前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撞击她以镇压的那种反抗，那种直到他抵达最深处，感到她所有皮肤都贴着自己才能摧毁的绝望的反抗停止了，他被接纳了，快感如鞭打般汹涌袭来，他浸在感激的胡言中，在盲目的、无尽的怀抱里。他把脸从珍娜特的肩窝里抬起，他寻找着她的眼睛，想告诉她这些，想感谢她最后的沉默；他想不出别的理由来解释她那野蛮的反抗，那逼得他毫不留情地奸污她的挣扎，同样地，他也不明白她的屈服，那突然的沉默。珍娜特看着他，她的一条腿已经慢慢地滑到一边。罗贝尔看着她的眼睛，开始抽身，从她之中。他知道珍娜特没有在看他。

没有眼泪，也没有呼吸，呼吸突然停止，头颅深处红色的浪涌遮住了她的双眼，她已没有了身躯，最后的感知是一次又一次的疼痛，然后在一声未完的尖叫中突然停止了呼吸，耗尽了，不再回来，取而代之的是血淋淋的眼睑般的红色帘幕，滞重的沉默，某种不存在却持续着的东西，某种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的东西，如此，一切都继续存在着，却是以另一种方式，更贴近感觉和回忆。

她没有在看他，瞪大的眼睛直勾勾地穿过他的脸。他从她身上起身，跪在她身边，一边跟她说话，一边用手笨拙地整理着裤子，不听使唤地摸索着拉链，捋平衬衫，把下摆塞进裤子。他看着微张的、扭曲的嘴，粉色的口水丝滑过她的下巴，手臂交叉，双手紧握，手指一动不动，胸口一动不动，赤裸的腹部一动不动，因沾上了从半张的大腿上缓缓滑下的血水而闪闪发亮。他叫了一声，跳着站了起来，有一秒他以为叫声是珍娜特发出来的，但声音来自上方，他站着，像一只摇摇晃晃的布偶，他看着她喉咙上的掐痕，脖子无法承受的扭曲使珍娜特的头歪到一边，她变成了某种带着倒地的牵线木偶的表情嘲笑他的东西，所有的牵线都被切断了。

以另一种方式，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无论如何，她已经不在那里了，变成了某种清澈的东西，融入了一种一切都没有躯体的半透明状态，而其中，她曾经的自我不能以思想或物体的形式追溯，风成为珍娜特，或者珍娜特变成了风或水或空间，但总是明净的，沉默是光或恰恰相反或两者皆是，时间被照亮了，这意味着珍娜特态，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没有丝毫回忆的阴影能中断与凝固这一过程，就像在晶体之中，大块玻璃中的气泡，一个无边无际、灯火通明的水族箱里一条透明小鱼的轨迹。

伐木工的儿子在小路上发现了自行车，透过小棚的木板，他隐约看见了仰面朝天的尸体。警察证实，凶手没有碰过珍娜特的行李或提包。

在静止中漂流，没有从前也没有将来，一个透明的现在，没有联系也没有参照，一种容器与被容纳物没有分别的状态，一种在水中流淌的水，直到毫无过渡地出现了一股冲力，剧烈的急流[5]将她射出，将她带走，无论如何也无法攫住这种改变，除了居于那令人眩晕的急流[6]之中——在随着它的速度而颤抖的空间里横冲直撞。有时，它会脱离无形状态，进入一种精确的固定状态，同样脱离于所有的参照，但可以被感知，在某个时刻，珍娜特停下来成为水之水，或风之风，她第一次有了感觉，她感觉到自己被封闭、被限制住了，立方体的立方体，静止不动的立方性。在脱离半透明性和飓风性的立方态中，确立了某种类似于时间段的东西，没有从前，没有将来，但有一个更容易被感知的现在，时间的开端缩减为厚重、明白的当下，时间中的立方体。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莫名地更倾向于选择立方态，或许是因为在持续的变化之中，那是唯一不变的状态，仿佛她处于既定的界限内，确信有一种持久的立方性，一种暗示了存在的当下，这当下几乎可以被感知，它蕴含着某种东西，或许是时间，也可能是一个一切位移都像画迹一样保留下来的静止空间。但立方态可以让位于其他的眩晕状态，当你正处于另一种状态之中或在此之前与之后，你再一次轰隆作响地滑行于晶体或透明岩石的海洋中，毫无方向的去往虚无的流动，龙卷风漩涡的吸卷，就像在整座丛林的植被的一片片树叶上滑过，被魔鬼涎和现在——没有过去的现在，干巴巴的、既定的现在——的重量撑着，也许立方态又一次在靠近、在停止，现在与彼处的局限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休憩。

一九五六年七月末，审判在普瓦捷举行。罗贝尔由马特雷·罗兰辩护；陪审团拒绝因为他幼年失去双亲、在劳教所的经历和失业的状况而从轻发落。被告在一种平静的惊愕中听见了死刑判决，观众鼓起掌来，其中有不少英国游客。

慢慢地（在时间之外的某种状态下慢慢地？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出现了其他状态，这些状态或许已经出现过，虽然已经意味着从前，而从前并不存在；现在（也并非现在）风态主宰一切，现在匍匐态主宰一切，在匍匐态中每个现在都是痛苦的，它是风态的完全对立面，因为它只以爬行的形式出现，那是向虚无之地的行进；如果能够思考的话，珍娜特的脑海里会浮现出毛虫在一片悬空的树叶上爬行的画面，它没有任何视觉、触觉和限制地经过树叶的叶面，又再次经过，无限的莫比乌斯环，匍匐至一个叶面的边缘，以便进入或已经待在叶面的反面上，再不停地从一面返回另一面，极度缓慢、痛苦地爬行，在那里没有速度或痛苦的度量，但那是匍匐态，匍匐态意味着缓慢和痛苦。或是另外一种状态（在不存在比较者的情况下的另外一种状态？），发烧态，头晕目眩地走遍类似电子管或系统或电路的地方，走遍可能是数学集合或乐谱的状态，从一点跳到另一点，或从一个音符跳到另一个音符，进出电脑的电路，成为流往自己的集合、乐谱或电路，这就是发烧态，暴怒地走遍无形无声、瞬息万变的符号或音符的集合。某种意义上那就是痛苦，发烧态。现在要成为立方态或浪花态有所不同，它不与发烧态或匍匐态共存，立方态不是发烧态，发烧态不是立方态或浪花态。在立方态中，现在——突然变得更加现在的现在——第一次（刚刚出现第一次征兆的现在），珍娜特不再是立方态，以便存在于立方态之中，后来（因为对现在的第一次区分包含了“后来”这一感觉），在浪花态中，珍娜特不再是浪花态，以便存在于浪花态之中。这一切都包含着一种暂时性的征兆，现在可以辨认出第一次和第二次，在浪花态或发烧态中的情景交替出现，接着是处在风态、植被态或立方态（又一次）中的情景，每次都有越来越多的珍娜特加入，成为时间中的珍娜特，成为并非珍娜特而是从立方态转为发烧态，或回到毛虫态的东西，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状态确定并稳定了下来，它们不仅以某种方式被圈定在时间里，还被圈定在空间里，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从立方式平静转变为数学电路式发烧，或赤道丛林的植被，或无数的水晶般的瓶子，或晶莹、悬浮着的纷乱涡旋，或双面或多面体表面上的痛苦爬行。

上诉被驳回，罗贝尔被送到了桑德监狱等候行刑。只有共和国总统的宽恕才可能把他救下断头台。死刑犯成天和看守玩多米诺骨牌，他不停地抽烟，睡得昏天黑地。他一直都在做梦，透过牢房的小窗，看守们看见他在简陋的床铺上翻身，抬起一只手臂，浑身颤抖。

在其中的某个步骤，必然会出现回忆的萌芽，在树叶间或在立方态停止以进入发烧态时滑行，她知道了一些她曾是珍娜特时的事情，毫无关联地，一个回忆试图进入并安身，一旦她得知自己是珍娜特，便回想起了森林中的珍娜特、自行车、康斯坦斯·迈尔斯和镀镍托盘上的几颗巧克力。一切都开始在立方态中聚集，渐渐模糊地勾勒成形，珍娜特和森林，珍娜特和自行车，随着图像的闪现，人的情感逐渐清晰，第一阵慌乱，腐木屋顶的画面，仰面朝天、被一阵抽搐的力量束缚着，对疼痛的恐惧，刺痛她嘴唇和面颊的皮肤的揉擦，有什么令人厌恶的东西靠近，有什么拼命地想解释，想说并不是这样的，并不一定得是这样，在不可能的边缘，回忆停下了，螺旋式地加速奔跑，直到反胃将她拉出立方态，将她浸入浪花态或发烧态中，或者相反，缓慢、黏着的又一次匍匐，置身于匍匐态，此外别无他物，就像置身于浪花态或玻璃态之中也意味着再次只有此种状态，直到发生下一次改变。而当她再次陷入立方态，当她恢复模糊的辨识力，看见小棚、巧克力、钟楼和女同学们一闪而过的身影，她能做的仅仅是拼尽全力想留在立方态里，想留在这个有着中止和界限的状态之中，留在思考与辨识之中，直到最后。她不时抵达终极的感官体验，长满胡须的皮肤刺痛她的嘴唇，那双扯去她的衣服的手掌下的抵抗，然后她很快又一次迷失在轰隆作响的奔跑中，迷失在树叶里，或云朵里，或雨滴里，或飓风里，或电光四射的电路里。在立方态中，她无法越过界限，那里一切皆是恐怖和厌恶，但假设她曾被赋予意愿，那这种意愿就会在感性的珍娜特浮现的地方扎根，在那里有个想要废除回忆的珍娜特。在与把她压在小棚麦秸上的力量的抗争中，她固执地说不，在叫喊声和腐烂的麦秸之间，她说事情不一定得这样，她又一次滑向了动态，在那里一切都在流动，仿佛是在流动中创造出来的，一缕烟雾在自己的茧蛹里旋转，茧蛹开启，自行缠绕，置身在浪花态中，在难以定义的、数次让她保持悬浮的水藻或软木塞或水母的疏导态中。珍娜特感受到了那种不同，它来自某种近似从无梦的睡眠之中醒来的状态，她坠入在肯特郡的某个早晨醒来时的状态，再次成为珍娜特和她的身体，一种关于身体、手臂、背部的概念，头发在透明的环境中飘浮，那是彻底的透明，因为珍娜特无法看见她的身体，那终于再次是她的身体，但她看不见它，那是对在浪花或烟雾间飘浮的身体的意识，看不见自己身体的珍娜特动了动，游泳的冲动让她把一只手臂向前伸，并蹬了蹬腿，她第一次从包围她的起伏中的物质中区分出自己来，在水或烟雾中游泳，是她的身体，享受着手臂的每个划水动作，已不是消极的奔跑，无休止的转移。她游啊游啊，她不需要看见自己游泳，感受自发行动的潇洒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手脚运动方向。毫无过渡地坠入立方态意味着小棚又一次出现，再次回忆，再次经受，再一次抵达无法承受之重的边界，刺痛，红潮盖住她的脸庞，她发现自己在另一边，以一种现在她可以测量和憎恶的缓慢爬行着，转入发烧态，飓风急流态，再次进入浪花态，享受她名为珍娜特的身体，当不确定的一切结束时，一切都在立方态中凝固，在另一边的终点等待她的不是恐惧而是欲望，附有立方态中的图像和语言，和她的身体在浪花态中的愉悦。她逐渐明白，她和自己相聚，不可见的珍娜特渴望着罗贝尔，她渴望小棚以另一种方式再次出现，渴望那个把她带去曾经与现在所在的罗贝尔，她懂得了小棚下的疯狂，她渴望罗贝尔，在液状晶体或高处云层间游泳的欢愉中，她呼唤他，将身体向他正面摊开，呼唤他，让他真正地在愉悦中圆满，在小棚里难闻的麦秸上到达笨拙的极点。

对辩护律师来说，很难告诉他的客户从宽的请求已被驳回；马特雷·罗兰在离开牢房时呕吐了起来，牢房里，罗贝尔坐在床边，凝视着虚无。

从纯粹的感觉到理智，从流动的浪潮到坚固的立方体，结合成某种再次成为珍娜特的物体，欲望寻找着归路，循环步骤中的另一个步骤。意志回到了珍娜特身上，起初，记忆和感觉出现了，却无调节的轴心，现在随着欲望的出现，意志回到了珍娜特身上，她身体里的某种东西拉开了一张类似由皮肤、肌腱和内脏组成的弓，将她射向不可能存在的物体，要求享有进出令人眩晕地包裹她又抛弃她的状态的途径，她的意志就是欲望，它在液体、电光四射的集合和极慢的爬行中开路，罗贝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终点，一个已被勾勒出的、在立方态中有名字、有触感的目标，在将来或过去，目前在波浪和晶体中的愉快游泳里，简化成了一声叫喊，一股爱抚她又让她自生自灭的火焰。她无法看见自己，她感觉到自己；她无法连贯思考，她的欲望是欲望与罗贝尔，是处在某种无法触及的状态中的罗贝尔，但珍娜特意志试图破门而入，珍娜特欲望、珍娜特意志想要进入罗贝尔态，就像它们现在又一次进入了立方态，那是一种凝固和限定，在其中，初级智力的运行越来越有可能实现，零星的词语和回忆，巧克力的味道和双脚加在镀铬踏板上的压力，在反抗的抽搐间发生的强暴，现在那里织起了欲望，在愉悦的泪水、感激的接纳的泪水和罗贝尔的泪水中终于放弃的意愿。

他的冷静如此强大，他的优雅如此极端，以至于他不时被单独留下，他们通过门上的小孔监视他，或者给他递烟，或者提议玩一局多米诺骨牌。他迷失在惊愕之中，它一直以某种方式伴随他，罗贝尔没有感到时间的流逝。他任由别人给他剃须，和他的两名看守一起去淋浴，有一次他问起了天气，多尔多涅是否在下雨。

在浪花态或玻璃态中，激烈的手臂划水动作、绝望的蹬腿将她抛入一个冰冷、封闭的空间，仿佛海洋将她倾吐进阴暗的、充满吉卜赛女郎牌香烟烟雾的洞穴里。罗贝尔坐在小床上，双目失神，被遗忘的烟在指间燃烧。珍娜特并不惊讶，惊讶在那里无法通行，存在或缺席也无立足之地；透明的隔墙，牢房隔间里的钻石体隔绝了她的所有尝试，前方灯光下的罗贝尔被隔开了。由她自身制成的弓张开到了最大限度，弓上既没有弦也没有箭，无法射向钻石体，透明是无法穿越的材料的沉寂，罗贝尔一次也没有向那个方向看去，那里只有牢房内浓稠的空气，烟雾的涡旋。珍娜特叫喊、珍娜特意志能够抵达那里、找到那里，直到在本质的不同中相撞，珍娜特欲望是一只由半透明泡沫组成的、可以变形的老虎，它将烟雾形成的白色爪子伸向装有铁栏的小窗，它逐渐消瘦，在徒劳的扭曲中消散。她在最后的冲击中被掷出，她明白自己随时会变成匍匐态，或植被间的奔跑，或沙粒，或化学式，珍娜特欲望需要罗贝尔的图像，试图触碰他的脸或他的头发，呼唤他来到她身边。她见他看向门，查看了一下小孔上有没有看守的眼睛。罗贝尔以一个爆炸性的动作从床单下取出某样东西，那是一根由扭紧的床单做成的粗糙的绳子。他一下就跳到小窗边，抛出了绳子。珍娜特哭号着呼唤他，她哭号的沉寂撞击着钻石体。调查表明，犯人吊在绳子上全力跳向地面，窒息而死。绳子的拉扯一定让他失去了知觉，让他无法抵御窒息；离看守们最后一次巡视只过了四分钟。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在呼号中断裂，过渡向固体的立方态，立方态由于珍娜特进入发烧态而破裂，螺旋式穿过无数的蒸馏瓶，跃入厚实地面的深处，在那里前进意味着顽固地啃噬结实的物质，艰难地上升至隐约呈海绿色的水平线，转化入浪花态，最初的几个手臂划水动作类似一种幸福，现在这种幸福有了名字，螺旋桨反向旋转，绝望变成希望，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换已经不太重要了，植被态或是悦耳的配合旋律态，现在珍娜特欲望引发它们，弯曲桥梁在金属的跳跃中将自身送往另一边以寻找它们。在某种条件下，经历某种状态，或是同时经历所有的状态，罗贝尔。在某个时刻，珍娜特式发烧态或珍娜特式浪花态可能是时间之外的现在中的罗贝尔式浪花态、发烧态或立方态，不是罗贝尔，而是立方态或发烧态，因为所有的现在都慢慢地让他经历发烧态或浪花态，逐渐地将罗贝尔还给他，它们会将他过滤、拖拽，并将他固定在有时会进入后续发展的同步里，珍娜特欲望与每种状态搏斗，以陷入另一些罗贝尔仍然不在的状态之中，又一次没有罗贝尔的发烧态，停滞于没有罗贝尔的立方态，温柔地进入珍娜特在那里初次划水、完整地感受到自己而知道自己是珍娜特的液态中，但在某个时刻，一定会有某个时刻，在晶莹浪花中那温暖摇曳的尽头，一只手会触到珍娜特的手，那终将是罗贝尔的手。

[1]原文为法语。

[2]原文为法语。

[3]门德尔松创作了《婚礼进行曲》，即《仲夏夜之梦》的第五幕前奏曲。

[4]指一些西方国家婚礼上的撒米仪式。

[5]原文为英语。

[6]原文为英语。

不合时宜

林叶青/译

漂流瓶

故事后记

亲爱的格伦达，这封信不会经由普通的途径寄到您手中，因为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无法如此寄送，都无法被纳入信封与信件的社交仪式之中。准确地说，我的方式就好比是把信装进瓶子里，然后让它落入旧金山湾的海水，而我从坐落在岸边的房子里给您写信；我的方式就好比是把信系在海鸥的脖颈上，它们宛如一团影子疾速掠过我的窗前，打字机的键盘因而黯淡了片刻。但无论如何，这封信是寄给您的，是寄给身处世间一隅（可能依然是伦敦）的格伦达·杰克逊的；许多信件，许多故事，还有许多信息，它们被塞进了漂流瓶里，落入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刻画过的那种缓慢、神奇的海水变幻之中，很久以后，在罗马新教公墓，伤心欲绝的朋友们会把这种变幻刻在石碑之上，而石碑之下沉睡着珀西·比希·雪莱的心脏。

我想，深度交流就是这样发生的，缓慢的瓶子在缓慢的海域里漂流，如同这封信缓慢地为自己开路，寻找着那个拥有真名实姓的您，而不是那个同是您的格伦达·加尔森，但是羞怯和亲密改变了格伦达·加尔森，却没有改变您，正如电影换了一部又一部，而您却没有真正改变。我给那个在众多面具之下呼吸的女人写信，为了不冒犯您，我甚至也为您创造了一副面具，我给您写信，因为现在您也在我的作家面具之下与我交流；既然我刚刚收到了您的回复——这原本是我无法想象的，那么我们已经获得了这样交流的权利，您的漂流瓶在海湾的岩石上碎裂了，我欣喜万分，而欣喜之下涌动着某种类似恐惧的东西，那是一种无法压抑欣喜的恐惧，它让欣喜变得惊恐，它将欣喜置于一切血肉与一切时间之外，毫无疑问，您和我都希望事情变成这样，只是方式不同。

给您写下这些话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您不知道任何关于格伦达·加尔森的事，与此同时，事情却发生了，仿佛我不得不徒劳地跟您解释，而解释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您回复的理由；一切似乎都在另一个层面上发生，这种复制将所有普通的联系手段都变得虚妄荒诞；我们正在为他人写作或表演，而不是为我们自己，因此这封信使用了会被他人阅读的文本形式，这封信或许永远也不会被您读到，又或许会被您读到，但只会是在某个遥远的日子里，同样地，您的回复已经被他人所知晓，而我三天前碰巧出门的时候才收到。我认为，如果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么尝试直接的联系将是徒劳；我认为，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再次把回复的内容写给那些会把它当成文学作品来阅读的人们，套着另一个故事的故事，这似乎是用来收束最后的完美结局的尾音，我认为，好的故事都应该有这样的结局。倘若我打破了规则，倘若我正在以我的方式给您回信，那么，那个正在强迫我的人，那个也许正在要求我给您写信的人，就是您，而您或许永远都不会读到它。

那么，请由我解释一下您原本并不可能知道而已经知道了的事吧。恰好在两周前，我在墨西哥的编辑吉列尔莫·沙维尔松交给我第一批样书，那是我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写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以书中一篇小说的名字命名——《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当然了，都是西班牙语小说，几年后它们才会被译成其他语种，这周才开始在墨西哥发行，您不可能在伦敦读到，而且伦敦人几乎不读我的书，更不用说西班牙文版的了。我得跟您聊聊其中的一篇，与此同时，我觉得这样做是毫无用处的（那无处不在的隐约的恐惧因此而存在），因为您以一种只有这个故事本身才能映现的方式，已经听说过这个故事了，这违背了所有的常理，违背了理智本身，我刚刚收到的回复证实了这一点，我不得不做我此刻直面荒谬时所做的事情——格伦达，如果这是荒谬的话——而我觉得这并不是，尽管我和您都无法得知这究竟是什么。

尽管您无法记得您从来没有读过的东西，但您会记起某些文字，纸页上还留有湿润的墨迹，这个故事是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群朋友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友谊，在俱乐部里，他们对您，对在故事里名叫格伦达·加尔森的女演员，饱含热爱和仰慕之情，她的戏剧和电影作品已经闻名遐迩，任何一个有幸欣赏她作品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这个故事很简单：那群朋友如此热爱格伦达，他们满腔热忱，他们要求并且需要她的作品至臻完美，他们无法忍受某些电影不够完美，无法忍受这样的丑事；毫无疑问，拍摄电影的时候，您一定试图达到某种效果，但某些资质平庸的导演把它给搅乱了。正如一切主张洗涤心灵并以净化献祭仪式结尾的故事那样，这个故事肆意地违背事实，旨在寻求更深刻、更终极的真理；于是，俱乐部用尽一切必要的手段，将所有不够完美的电影拷贝都占为己有，对它们进行改动，他们只需要在剪辑时删除一个片段，或是做一个几乎令人无法察觉的修改，就能挽救原版电影中令人无法原谅的拙劣处理方式。我认为，您和他们一样，并不在意那些微不足道的操作困难，故事也没有对此具体描述；只要有忠诚和金钱就够了，总有一天，俱乐部的任务会顺利结束，他们就能度过快乐的第七日。尤其是“快乐”这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您已经宣布退出戏剧圈和电影圈了，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结束并完善了一项工作，而重复和时间原本会玷污它。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啊，我是故事的作者，格伦达，写作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清楚的事情，现在我却不敢肯定了。现在，我收到了您的回复，某种与理智无关的东西让我觉得格伦达·加尔森的引退有些蹊跷，几乎有些勉强，这样恰好结束了那个不为人知的、历史久远的俱乐部的任务。尽管现在，故事的结局让我觉得毛骨悚然，但我还是要继续给您讲这个故事，因为我不得不把结局讲给您听，我必须这么做，因为它就在故事之中，因为从十天前开始，在墨西哥的人们已经逐渐知道了这结局，更是因为，您也知道了结局。仅仅一年后，格伦达·加尔森就决定回归电影圈，俱乐部的朋友们读到了这则新闻，他们不堪忍受地断定，他们无法再重复本以为已经彻底终结的处理方法。他们只剩下一种方式去捍卫完美，捍卫那难以企及的幸福顶端：格伦达·加尔森将无法拍摄那部已经广而告之的电影，俱乐部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直到最后。

所有这一切，您看到了，是一本书里的一篇故事，里面还有一些奇幻的、不同寻常的细节，这篇故事和书里的其他故事有着统一的氛围，我从墨西哥启程前夕，我的编辑把这部故事集交给了我。这本书使用这个书名，只不过是因为其他故事都无法让我产生那种怀旧的、恋爱般的感受。一天下午，在伦敦奥德维奇剧院，我看见您用丝绸般的秀发鞭笞着萨德侯爵赤裸的躯体，从那时起，您的名字和形象就在我的生命中激起了这种情愫；人们无法得知，当我为这本书选中这个书名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我在把这篇故事和其他故事隔离开，把它所有的分量都放在了封面上，正如现在，三天前，在这里，在旧金山，我看了您最新的电影，有人从中为它挑选了一个名字——“跳房子”，他知道，这个词在西语中被翻译成“Rayuela”。瓶子们已经抵达了目的地，格伦达，但是它们漂流过的可不是军舰和信天翁的海洋。

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我本以为，我来旧金山是为了给伯克利分校的学生上短期研修班，我们会因为那部电影恰好和我的一部小说重名而得到某种乐趣，而这部小说是我本次课程的一个主题，这样的想法真是讽刺。于是，格伦达，我看见了女主角的照片，第一次感受到恐惧。我带着一本书从墨西哥来到这里，那本书上有您的名字，然后我发现一部电影里有您的名字，而电影和我的一本书重名，就好像我被卷入了“偶然”的一场精彩游戏，正如之前数次发生过的那样；但这还不是全部，这什么也不是，直到瓶子在黑暗的客厅里变成碎片，我才理解了您的回复，我把这说成是回复，因为我不能，也不想认为这是一场复仇。

这不是一场复仇，而是来自人们可知范围之外的一次召唤，是一次旅行的邀请，而这次旅行只能在一切领土之外的领土上进行。那部电影——我觉得它不值一提——是根据一部间谍小说改编的，那部小说和您、和我都没有任何关系，格伦达，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那愚蠢、低俗、恬不知耻的情节背后还隐藏着其他内涵，可我很难想象会有其他内涵，因为您不可能有话跟我说，但又是可能的，因为现在您是格伦达·杰克逊，既然您同意拍摄一部拥有那样的片名的电影，那么我不禁认为，您是以格伦达·加尔森的身份拍摄的，而我从故事开端就已经这样称呼您了。那部电影和这些毫无关系，只是一部勉强算得上有趣的间谍喜剧片，这迫使我思考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思考那些在事先安排好的报纸或书籍的纸页上刊登的数字或加密文字，它们对应着一些话语，以此向掌握密码的人传递信息。就是这样，格伦达，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当信息的创造者凌驾于一切考验之上时，我还需要去证实这一切吗？我的话是说给那些会读我的故事和会看您的电影的局外人听的，是说给读者和观众听的，他们会变成我们的信息天真的桥梁：一个刚刚编辑完的故事，一部刚刚上映的电影，现在则是这封信，它以几乎无法言说的方式包含了那个故事、那部电影，为它们画上了句号。

我们对梗概已经不太感兴趣了，我会删繁就简。在那部电影里，您爱上了一个间谍，他正着手写一部名为“跳房子”的书，旨在揭露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克格勃之间的肮脏交易，他曾经为这些可爱的机构工作过，但现在他们正在努力除掉他。温柔滋养了忠诚，您将帮助他策划一场意外，让他的敌人们以为他已经死了；然后，安宁的生活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等待你们。您的朋友出版了《跳房子》，尽管这不是我的书，但是，等某位畅销书编辑出版它的西班牙文版时，它的名字必然会是“Rayuela”。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有这样一幅画面：那本书的样品出现在玻璃橱窗里，就像几年前万神殿出版社编辑了我的小说后，它的英文版大概也出现在了美国的一些玻璃橱窗里一样。我在刚刚于墨西哥出版的故事里，象征性地把您杀死了，格伦达·杰克逊，而在那部电影里，您也象征性地除掉了《跳房子》的作者。在电影里，您一如既往地年轻美丽，而您的作家朋友却苍老憔悴，就像我一样。通过我的俱乐部伙伴们，我明白了，只有让格伦达·加尔森消失，才能让我们完美的热爱永驻；您也明白，您的爱只有消失了才能完好无损地实现。我对某种莫名的事物产生了同样莫名的恐惧，我带着这种莫名的恐惧写下了这些话。此刻，在这些话快要写完的时候，我清楚地明白，在您的信息里，并没有复仇，只有一种极美的对称，我故事里的人物刚刚和您的电影里的人物相聚了，因为您想让事情这样发生，因为只有两场因爱而生的死亡演习才能让他们相遇。在那里，在那个超越一切方向的地方，您和我正彼此相望，格伦达，当我在这里写这封信的时候，您正在某个地方——我觉得是在伦敦——为了登台表演而化妆，或是在研究下一部电影的角色。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九日于加州伯克利

阶段的终结

为几栋房子，致谢里丹·勒法努
为几张桌子，致安东尼·塔尔勒

汽车在那里停下了，或许是因为太阳已经很高，大清早开车那机械的愉悦感已经屈服于昏睡和干渴。对迪安娜来说，这个名字平淡无奇的村庄是该省地图上的又一个小标记，离她当晚落脚的城市还很远，悬铃木的树冠让广场免受公路热气的侵袭，广场就像一处歇脚点，她松了口气，驶进广场，在咖啡馆旁刹了车，树下到处都是桌子。

服务员给她端上一杯加了冰块的茴芹酒，问她一会儿想不想吃午饭，不着急，因为他们营业到两点。迪安娜说，她想在村子里转一圈再回来。“没有什么可看的。”服务员告诉她。她原本想回答说，她也不怎么想看，但是她没有这么做，相反，她点了黑橄榄，猛地灌下了高身杯里彩虹般的茴芹酒。她感觉到皮肤上树荫的清凉，教区里的几个居民在打牌，两个男孩在跟小狗玩耍，一个老妇人坐在报摊前，一切似乎都脱离了时间，在炎炎夏日的薄雾里伸着懒腰。她看着其中一名玩家长久地举着纸牌，然后让它带着胜利的噼啪声响落在桌面上。“似乎脱离了时间。”她如此想道。这样的事情她已经没有兴致做了，延长美丽事物存在的时间，感觉自己切实地生活在惬意的绵延之中，这种绵延曾在时间的震动里支撑过她。“生活竟然会变成一种纯粹的妥协，真是奇怪，”她一边想一边看着那只在地上气喘吁吁的小狗，“甚至变成了这种拒绝接受一切的妥协，在快要抵达的时候离开的妥协，我杀死了尚且无法杀死我的一切的妥协。”她把香烟夹在唇间，她明白，香烟最后会烫到嘴唇，她得抽出它，把它掐灭，就像她在这些年里做的那样，她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理由，无法用香烟、方便的支票夹和自如驾驶的汽车之外的其他事物填补当下了。“迷失了，”她重复道，“艾灵顿公爵极美的主旋律，我竟然不记得了，两度迷失了，女人，在四十岁的年纪，同样迷失的女人，这只是一种在一个词语里哭泣的方式。”

她突然觉得自己非常愚蠢，这迫使她去买单，去村子里溜达一圈，去见那些不会引发欲望和想象的事物。她像被事物观看似的观看它们，那里有间毫无趣味的古董店，现在是美术馆古旧的正墙。那里刊登着一场个人展览的广告，她完全不认识这个名字拗口的画家。迪安娜买了门票，这是一座逼仄的房子，被本省官员勉强改造出了几间连通的房间，她走进了第一间展室。此前，他们递给她一本手册，里面的内容包括画家的艺术生涯（特别是在当地的经历）、几段评论和几句老套的夸奖；她把手册扔在一张边桌上，开始看画，起初她以为是照片，但是图片的尺寸吸引了她的注意力，放得这么大的彩色照片很少见。她辨认出材料，发现了细节上偏执的完美，她兴致盎然起来；事情突然发生了反转，她觉得自己正在看以照片为基础的画作，某种游离于两者之间的艺术形式，虽然展室灯光充足，但是，面对这些油画，她迟疑了很久，这些油画或许是根据照片画出的作品，或许是痴迷于现实主义的结果，这种痴迷将画家带到了危险或模糊的边缘。

第一间展室里挂着四五幅油画，主题要么是光秃秃的桌子，要么是摆着极少物品的桌子，它们被一束强烈的阳光照得透亮。有几幅画里还多了一把椅子，而在其他的画里，桌子形单影只，它的影子在侧光的照射下被拉得很长。她走进第二间展室，看见了新的东西。在一幅画里有一个人像，大门敞开着，将室内和模糊不清的花园连在了一起；那个人背对着观赏者，已经离开了那座房子，房子里的那张避不开的桌子在近景中一再出现，桌子与画中人之间的距离和桌子与迪安娜之间的距离相等。房子一直是同一座房子，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也不难想象，现在，另一幅画里多出了一条发绿的长廊，画中的背影看向遥远的门窗。奇怪的是，人物的轮廓并不像空桌子那样显眼，他似乎是偶然路过的访客，无缘无故地在一座废弃的大房子里游荡。然后是一片寂静，这不仅因为迪安娜似乎是这个小博物馆里唯一的游客，还因为这些画都散发着孤独的气息，那个男人黑色的身影更加深了这种孤独。“光线里有什么东西，”迪安娜想，“那束光就像坚硬的材料，它照进来，将所有的物品碾碎。”但是，连颜色都充满了寂静，漆黑的背景、强烈的对比，赋予了阴影如丧事布和缓缓飘动的孝帏一般的质感。

刚走进第二间展室她就惊讶地发现，除了一批画有光裸的桌子和人物背影的作品，还有几幅其他主题的油画，一台孤零零的电话，几个人像。她看着它们，这是当然的，但是她看得很粗略，仿佛并没有在看它们，画着房子和形单影只的桌子的系列作品具有极大的力量，让其余画作都变成了佐料，几乎变成了画中那座房子（而不是美术馆）墙上挂着的装饰画。她觉得很可笑，因为她发现自己很容易被催眠，还产生了屈服于想象力和经常出现在正午时分的炎热魔鬼时那种昏睡般的愉悦感。她回到了第一间展室，因为她不确定自己是否准确地记得先前看过的一幅作品，她发现本以为光秃秃的桌子上有一只装着画笔的罐子。相反，空桌子出现在了对面墙上的那幅画里，迪安娜看了一会儿，想仔细研究那幅画的背景，在敞开的大门后面，隐约能看见另一个房间，看见烟囱或第二扇门的局部。她越来越确定的是，所有这些房间都属于同一座房子，就像一幅庞大的自画像，艺术家能够将它精妙地抽象出来，他要么以黑影的方式出现（那个黑影在其中一幅画里穿着长袍），要么就固执地背对着另一个访客，那个花钱进入房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走动的闯入者。

她回到了第二间展室，然后向通往下一个展室的那扇虚掩的门走去。一个和蔼的、有些拘谨的声音让她回过头来；一名身穿制服的保安——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之下，真是个可怜人——走过来告诉她，博物馆中午闭馆，三点半重新开放。

“还有很多可看的东西吗？”迪安娜问道，她突然厌倦了博物馆，感到眼睛被过多的图像喂食之后的一阵恶心。

“没有了，只剩最后一间展室了，小姐。那里只有一幅画，据说画家想让那幅画单独展出。您想在离开前看一眼吗？我可以等一会儿。”

没有接受他的提议真是太愚蠢了，当迪安娜说“不用”的时候，她就明白了这一点，他们俩开玩笑说，如果没有及时赶到的话，午饭就凉了。“要是您回来的话，就不必重新买票了，”保安说，“现在我已经认识您了。”在大街上，她被头顶的阳光照得头晕眼花，她想，自己究竟是怎么了，竟然对超写实主义（或者是这位不知名的画家的随便什么主义）感兴趣到这种地步，而且她突然放弃观赏最后的、也可能是最好的一幅画，真是荒唐。但未必如此，画家希望将这幅画与其他作品隔离，这或许说明那幅画与众不同，它是另一种形式，或属于另一段时间的作品，何必把它纳入毫无漏洞的范围之中，破坏一系列作品的整体连贯性呢。她没有走进最后那间展室，没有屈服于要做一名认真的游客的执念，没有屈服于想要穷尽博物馆的可悲的癖好，这样更好。

她远远地看见了广场上的咖啡馆，想到吃饭时间到了；她没有胃口，不过，她和奥兰多一起旅行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的，对奥兰多来说，中午是关键的时刻，午餐仪式莫名地将从上午到下午的过渡变得神圣了，如果咖啡馆就在几步之遥，奥兰多肯定会拒绝继续在村庄里游荡。但是迪安娜并不饿，渐渐地，回忆奥兰多对她来说变得没那么痛苦了；离开咖啡馆并非仪式性的反抗或背叛。她可以继续自由地回忆很多事，她可以听任自己被旅途中的偶然摆布，任凭自己模糊地回忆起和奥兰多一起在山区度过的某个夏天，回忆起由于后背和后颈上火辣辣的阳光而几乎想要离开的某个沙滩，奥兰多在风大盐咸的海滩上，而迪安娜在空无一人的无名小巷里逐渐迷失方向，她紧贴着灰色的石墙，漫不经心地看着某扇奇怪的、敞开的大门，里面或许有庭院、沾水的井栏、紫藤和石板路上昏昏欲睡的猫咪。她再次觉得，不是她在游览村庄，而是村庄在游览她，铺路石仿佛在传送带上向后滑动，她身处此地，万物却在流动，消失在她身后，一个生命，或者，一个无名的村庄。现在走来的是一个摆着两张小长凳的小广场，一条通往田野的小巷，几个围着不大结实的栅栏的花园，彻头彻尾的正午式孤独，它残忍地戕害阴影，让时间停滞不前。那座有些荒芜的花园里没有树木，老房子那扇敞开的宽门一览无遗。迪安娜在昏暗中隐约看见了一条走廊，那条走廊和博物馆一幅画里的走廊一模一样，她不敢相信，却又无法否认。她觉得自己从另外一边、从房子的外面进入了画中，而不是作为房间里的观察者被纳入其中。此时，要说有什么怪事的话，那就是当她认出这里时并没有任何陌生感，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走进花园，向大门走去，为什么不呢，毕竟她已经买了门票，而且也没有人反对她出现在花园里，反对她的脚步经由那扇敞开的门，穿过那条通往冷冷清清的第一间展室的走廊，在展室里，黄色光线透过窗户打在侧墙上，勾勒出空桌子和那张孤零零的椅子的轮廓。

她既没有恐惧，也不觉得惊讶，甚至将这一切归结为偶然的想法都被迪安娜抛到了脑后，既然已经有另一扇门通向左边，而在一个砌有烟囱的房间里，那张避不开的桌子舒展成一个又长又细的影子，何必要用假设或者解释来贬低自己呢。迪安娜兴致索然地看了眼那块白色的小桌布和三只杯子，重复的画面变得单调，强烈的光线切割着昏暗。唯一不同的是房间深处的那扇门，它不是虚掩着的，而是紧闭着，将为这顺利进行的游览引入些意料之外的东西。她艰难地停下脚步，她想，门之所以关着，只不过是因为她没有走进博物馆最后的那间展室，而观看那扇门后的事物就好比回到博物馆完成游览。归根结底，一切都极具几何色彩，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却又在意料之中，害怕或惊恐似乎就像突然开始吹口哨或者大声询问房子里是否有人那样欠妥。

连那唯一的不同之处都毫不例外，手推开了门，又是与之前相同的场景，黄色光柱打在一面墙上，和其他桌子相比，这张桌子显得更加光秃，它的影子又长又怪诞，仿佛有人粗暴地扯下一条黑色的桌布然后扔到了地上，为何不以另一种方式看它呢，它就像一具拥有四条腿的僵直的身体，刚刚被剥去了衣服，而衣服则掉进了黑色的阴影里。只需看看四周的墙壁和窗户，就会发现那是同一个冷清的场景，但这一次，连从房子延伸出去、通向新房间的门都不存在了。虽然她已经见过桌子旁边的那把椅子，但一开始并没有认出来，现在，她将这把椅子纳入了已知的事物中，许多类似房间里的许多配椅子或不配椅子的桌子。她隐约有些失望，向桌子走去，坐了下来，她开始抽烟，玩弄沿着水平光柱攀缘的烟雾，烟雾描绘出自己的轮廓，仿佛想违背所有房间及所有画作想要保持冷清的意愿，从迪安娜身后某处传来的短促笑声也是如此，暂时打破了寂静，不过，这或许只是屋外鸟儿短暂的啼鸣，又或者只是枯木的游戏；当然了，回头去看前一个房间是徒劳的，在那里，桌上的三只杯子将它们虚弱的影子投射在墙上，加快脚步是徒劳的，毫不惊慌、头也不回地逃走是徒劳的。

窄巷里有一个男孩问她几点了，迪安娜想，如果她还想吃午饭的话，就得抓紧时间了，但是，服务员似乎在悬铃木下等她，向她表示欢迎，指给她最清凉的座位。吃饭并没有意义，但是在迪安娜的世界里，她几乎总是这样吃饭，要么是因为奥兰多说吃饭时间到了，要么是因为在两件事情的间隙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她点了一道菜和白葡萄酒，在一个如此冷清的餐馆，她等待的时间算是相当长了；在喝咖啡和买单之前，她已经知道自己要回到博物馆，有些事情最好直接接受，不要分析，也不要抱有好奇，她内心深处最邪恶的一面却促使她去审视这些事，如果她不这么做的话，当这个阶段结束的时候，当一切——博物馆、酒店和历历在目的往事——都回归寻常的时候，她会后悔的。尽管实际上，一切都还不明朗，但是她的智慧将在她的内心深处舒展开来，就像一只刚刚确认所有事情都是完全对称的心满意足的小狗一般，博物馆最后那间展室里挂着的那幅画顺从地象征着这座房子最后的房间；如果她和保安谈一谈的话，那么剩下的部分也能变得井然有序，空白也会被填补，归根结底，许多艺术家都精确地复制了他们的模特，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张桌子最终被留在了卢浮宫或大都会博物馆，复制于化作尘土、被人遗忘的现实。

她不紧不慢地穿过前两间展室（第二间展室里有一对情侣，尽管到那个时候为止，他们是下午唯一的访客，但他们交谈的声音依然很轻）。迪安娜在两三幅画前停了下来，光线的角度第一次也进入了她，这仿佛是在这个冷清的房子里她不愿意承认的不可能的事。她看见那对情侣向出口走去，直到只剩她一人，她才朝最后那间展室的大门走去。那幅画位于左边的墙上，她得走到中间才能看清画中桌子和椅子的表现手法，那把椅子上坐着一个女人。与一些画中背对观赏者的人像一样，那个女人身穿黑色衣服，但是她的脸露出了四分之三，栗色的头发垂到了画面中看不见的那一侧的肩膀上。没有任何细节能把这个女人和之前那些画作中的内容明显地区分开来，她就像在另外几幅画里游荡的那个男人那样，融入了画作，她是系列作品的一部分，是属于相同审美的又一个人像。同时，那里的某种东西或许解释了这幅画被单独留在最后这间展室的原因，现在，从相似的表面衍生出了另外的情愫，观察者会逐渐相信，这个女人与另一个人物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性别，还在于她的态度，她的左臂顺着身体垂落，上身微微倾斜，将自己的重量分散给了支撑在桌面上的、看不见的手肘，它们在跟迪安娜讲述别的事，正在向她展示超越沉思或者昏睡之外的荒芜。那个女人已经死去，她的头发和手臂垂落着，难以解释的是，她的静止之态比其他作品中人和物的定格更为强烈：那里的死亡仿佛是沉默的极致，房子和人物的孤独的极致，每张桌子、每个影子和每条走廊的极致。

她不知自己是如何再次来到大街和广场上的，她上了车，驶上滚烫的公路。起初她全速前进，后来慢慢地降下了速度，直到香烟烫到她的嘴唇，她才开始思考，有这么多被奥兰多喜爱过、之后又被他遗忘的音乐磁带，想想就觉得荒谬。她偶尔会听这些磁带，任由自己被回忆折磨，与孤独和身边空座上影影绰绰的影像相比，她情愿忍受回忆的侵袭。距离那座城市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而距离一切的一切似乎还差几个小时或几个世纪，比如遗忘、旅馆里的热水澡、吧台的威士忌、下午的日报。对她而言，一切都像往常那样对称，一个崭新的阶段如同前一个阶段的复制品那样出现，一家旅馆的出现让旅馆的数目变成偶数，或是变成奇数，将偶数的任务留给下一个阶段；同样的还有床、石油供应商、大教堂或者星期。同样的事情本该在博物馆里发生，在那里，一切都疯狂地重复，一件件东西，一张张桌子，甚至还有那令人无法忍受的最后的诀别，那幅例外的作品让那个完美的约定瞬间破裂，约定的内容无法解释，既不属于理智的范畴，也不属于疯狂的范围。因为最糟糕的，就是在这一开始就显出谵妄与愚蠢重复的端倪的事物中寻找合理性，同样糟糕的还有一种恶心的感觉，只有彻底的实现才能让它再次变得和谐与合理，才能将这种疯狂置于生命中美好的那一边，才能让它与其他的对称和其他的阶段对齐。但这是不可能的，那里有什么东西逃走了，她没法继续前行，也无法接受事实，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向后舒展，仿佛是在拒绝前进，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做的话，那就是转身、回去，用所有理智的证据说服自己这很愚蠢，那座房子并不存在，它或许存在，那座房子矗立在那里，而博物馆里的只不过是几幅抽象画或历史画，是她本来甚至不会费心去看的东西。逃避是一种肮脏的方式，她用这种方式来接受难以接受的事情，来为时已晚地毁弃唯一可以想象的生活，毁弃日出时或听广播新闻时那苍白而日常的默许。她看见右边出现了一条空荡荡的人行道，她果断掉头，又回到了公路上，全速行驶，直到看见村庄附近最先出现的几座农场。她驶过广场，记得向左拐就会抵达道路尽头，她可以把车停在那里，步行穿过第一条冷清的小巷，听见悬铃木顶端的蝉鸣声，那座废弃的花园就在那里，大门依然敞开着。

无须在前两间房里浪费时间，那里的光线依然刺眼，无须核实那些桌子是否还在，无须核实她是否在离开时关上了第三间房的门。她明白，只要推开那扇门，就能毫无障碍地走进去，那张桌子和那把椅子就会映入眼帘。她再次坐下来抽烟（前一支烟的灰烬悉数堆在桌角，烟蒂大概是被扔在了街上），她侧着身子，免得被窗外的光线直射。她在口袋里寻找打火机，看见第一缕烟雾绕着光线形成了涡旋。如果那声轻笑归根结底是阵鸟鸣，那么此刻，屋外没有一只鸟儿在鸣唱。不过，她还有许多支烟可以抽，她可以倚着桌子，让自己的视线迷失在背景墙壁的黑暗之中。当然了，她随时可以离开，也可以留下来；或许，看着阳光在墙壁上爬升会是件美好的事，她的影子和桌椅的影子被拖得越来越长，或者，继续这样下去，不做任何改变，光线静止不动，就像其他的一切，就像她，就像烟雾，静止不动。

第二场旅行

把我介绍给西科隆·莫利纳的是矮子华雷斯，这发生在拳击比赛结束后的一个夜晚，没过多久，华雷斯就去科尔多瓦工作了，而我依然不时在玛伊布大街五百号的咖啡馆（这间咖啡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与西科隆见面，时间几乎总是在周六的拳击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很可能从第一次见面就开始谈论马里奥·普拉达斯，华雷斯是马里奥最狂热的崇拜者之一，却也不如西科隆狂热，因为西科隆是马里奥准备前往美国比赛前的陪练，他记得许多关于马里奥的事情，那进攻的技巧，著名的触地弯腰，漂亮的左手击拳，以及他的沉着和胆识。我们都是马里奥的追随者，奇怪的是，拳击赛结束后，我们在咖啡馆里见面，大家总是想不起与马里奥相关的时刻，那时，餐桌上总是一片安静，男孩们沉默地抽着烟，然后开始讲述比赛的故事和细节，有时他们会因日期、对手和成绩而争论。在那里，西科隆比其他人更有话说，因为他曾经是马里奥·普拉达斯的陪练，并把马里奥当成朋友，他从来没有忘记，马里奥曾经帮他进入月神公园体育场的第一轮预选赛。那时候，拳击台上的选手比政府部门升降梯里的候选人还要多。

“我因为总分劣势输掉了比赛。”在这种时候，西科隆这样说道，我们大家都笑了，他竟然这样糟糕地回报马里奥的人情，这真可笑。但是西科隆不会和我们怄气，尤其不会和我怄气，因为华雷斯跟他说过，我从不错过任何比赛，我就像一本百科全书，熟悉杰克·琼森时代往后的每一位世界冠军。或许因为这个，西科隆喜欢在周六晚上单独和我在咖啡馆见面，我们长久地谈论体育。他喜欢了解弗波的时代，对他而言，那一切仿佛是神话，他就像孩子一样细细品味着，吉本斯和滕尼，卡彭铁尔，我跟他讲述一个又一个片段，我喜欢抓住那些漂浮着的记忆、我的妻子和女儿不感兴趣的那一切，之后你会明白的。此外，西科隆还在参加拳击预选赛，他输赢的次数相当，排名没有提升，属于那种观众熟悉却并不喜爱的拳手，他们偶尔会在令人昏昏欲睡、用来凑数的比赛里给他加油。他无能为力，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不是进攻型选手，又缺乏当时许多轻量级选手都纯熟掌握着的一切技巧；我把他称作“称职的拳击手”，这个收入微薄的男人全力进攻，不论是输是赢，他的情绪都不会太受影响，当然了，我是不会告诉他这些的；他就像是酒吧里的钢琴师或者歌剧里的配角，你看啊，他似乎心不在焉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我从来没见他在比赛结束之后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没有被打得很惨的话，他会来咖啡馆，我们一块儿喝几杯啤酒，他带着温和的微笑期待听到我的评论，跟我讲述拳台上发生的事，有时候，他说的和我在台下看到的很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兴高采烈，有时候我们沉默不语，一切视情况而定，啤酒既是庆功酒，也是良药，太漂亮了，西科隆，太漂亮了，朋友。他恰巧必须经历这些，但那又怎么样呢，那是让人将信将疑的那种事，西科隆或许经历了那件事，但他永远都无法明白，在他因为总分劣势输掉一场比赛又正好取得一场平局之后，那件事毫无预兆地开始了，这发生在某一年的秋天，具体哪年我记不清了，已经过去太久了。

我只知道，在那件事开始之前，我们又重新开始谈论马里奥·普拉达斯了，而当我们谈论马里奥的时候，西科隆总是更胜一筹，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马里奥，他没能陪马里奥去美国参加世界锦标赛，教练只挑选了一名陪练，因为那边的陪练多得是，何塞·卡塔拉诺被选上了，但西科隆还是通过其他朋友和报纸了解了所有信息，了解了冠军之夜前马里奥获胜的每场比赛以及之后发生的事，那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忘记的事，但是西科隆的情况还要更糟糕，每当他回想起这件事，他的声音和眼神里都透露出伤痛。

“托尼·吉阿尔德约，”他说，“托尼·吉阿尔德约，婊子养的。”

我从来没有听他骂过打赢他自己的那些人，不管怎么样也没有这样骂过，就好像他们侮辱了他妈一样。他从来没有想过吉阿尔德约能打赢马里奥·普拉达斯，从他了解那场比赛（通过阅读新闻和向别人打听以拼凑出每个细节）的样子可以看出，实际上，他从心底里无法接受，他一声不响地寻找能够改变他记忆中那场失败的理由，尤其是能够改变另一件事的理由，马里奥无法从被击倒的阴影中恢复过来，然后那件事就发生了。那次倒地在十秒钟内颠覆了他的生活，他的职业生涯一落千丈，他和过去无法跟他打四个回合的对手比赛，在那两三场比赛中，要么勉强获胜，要么打成平局。最后，在短短几个月内，他被人遗忘，丢了性命，在连医生们都无法理解的一次发作结束后，他就像一条丧家犬那样死在了门多萨，在那里既没有崇拜者也没有朋友。

“托尼·吉阿尔德约，”西科隆一边看着啤酒一边说，“真是个婊子养的。”

只有一回，我鼓起勇气告诉他，没人质疑吉阿尔德约击败马里奥的方式，两年后他仍旧是世界冠军，此后，他还三次捍卫了自己的宝座，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西科隆沉默地听着，但我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而他也好像明白了过来，没有再继续骂吉阿尔德约。我有点记不清时间了，但那场比赛应该正是在那时发生——那是当天的倒数第二场拳击赛[1]，因为那天晚上没有更精彩的看点了——他的对手是左撇子阿吉纳加，前三个回合西科隆的表现和往常一样，但到了第四回合，他就像是骑上了自行车，在四十秒内把左撇子撂在了围绳上。那天晚上，我以为会在咖啡馆里碰见他，但是他要么和其他朋友出去庆祝了，要么回自己的公寓了（他和一个来自卢汉的女孩结婚了，他很爱她），因此我没法发表评论。这场比赛过后，月神公园体育场的负责人给他安排了一场压轴赛，对此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对手是罗赫利奥·科希奥，他在圣塔菲名气很大，虽然我非常担心西科隆，但我还是去给他加油了，我敢向你保证，我几乎无法相信那天发生的事情，我想说的是，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从第四回合起，科希奥获胜的势头就很明显了，这让我觉得之前西科隆战胜左撇子纯属偶然，这时他几乎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发起进攻，突然，科希奥就像被挂在了衣架上，站着的观众还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西科隆已经用一记一二连击让对手跪坐了八秒，紧接着，他使出一记勾拳将对手打倒在地，余音很可能传到了五月广场。“我欠你的。”就像那时人们常说的。

那天晚上，西科隆和一群总是簇拥在胜利者身旁的马屁精来到了咖啡馆。但是，他和他们庆祝了一会儿、拍完照后就来到我的桌子旁，他坐了下来，似乎希望他们别再打搅他。虽然科希奥把他一侧的眉毛打得惨不忍睹，但是他看起来并不累，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他看我的眼神很不一样，仿佛是在询问我什么，或是在思考什么；他偶尔会揉一揉右手手腕，然后重新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能告诉你什么呢，看完那场比赛后，我吃惊极了，虽然最后我还是得告诉他我对那场比赛的看法，但我更希望他先开口，我觉得西科隆很清楚，我并不会相信他说的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以这种方式打败左撇子和科希奥，我无话可说。

我记得，尽管店主拉下了铁门，让我们随意活动，但咖啡馆还是越来越冷清。西科隆几乎一口闷下了一杯啤酒，然后又开始揉搓那只让他不适的手腕。

“应该是阿莱西奥的功劳，”他说，“你可能还没发现，但肯定是阿莱西奥的建议起了作用。”

他说这句话似乎是为了掩饰什么，他并不相信自己说的。我没有听说他换教练了，不过，当然了，看起来这也是有可能的，但今天，我重新思考了这件事，我觉得，当时他也不确定。像阿莱西奥那样的人当然会为西科隆做很多事，但是他击倒对手的那一拳不可能是奇迹的功劳。西科隆看着自己的双手，揉搓起手腕。

“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他说话的语气仿佛充满了羞愧，“突然间我就这样了，两次都一样，伙计。”

“你训练得很棒，”我对他说，“差别很明显。”

“没错，但是突然就这样了……阿莱西奥是巫师吗？”

“你继续加油，”发现他有些恍惚，我跟他开起玩笑，想让他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我觉得已经没有人能阻挡你了，西科隆。”

如此，在与“猫人”费尔南德斯的比赛结束之后，所有人都相信他的拳击之路已经畅通无阻，而这正是两年前马里奥·普拉达斯的拳击之路的翻版，一艘船，两三场测试赛，向世界冠军发起挑战。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操蛋的时光，如果可以陪着西科隆，我愿意付出一切，但我不能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尽量和他待在一起，虽然现在阿莱西奥在照顾他，并且限制他喝啤酒之类，我们还是经常在咖啡馆见面。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与“猫人”的比赛结束之后；我不会忘记西科隆在咖啡馆的人群中寻找我的情景，他跟我提议去港口散一会儿步。他坐进车里，不让阿莱西奥跟着我们，我们在一个码头下了车，在那里转了一圈，看着码头的船只。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西科隆想跟我说点什么；我跟他聊了聊比赛，谈到了“猫人”是如何撑到比赛结束的，西科隆似乎又在掩饰着什么，因为他看着我，却没有认真听我说话，他要么赞同，要么沉默，“猫人”，没错，“猫人”不好对付。

“开始的时候，你吓了我一跳，”我说，“你热身了好一阵子，这样很危险。”

“我知道，去他妈的。阿莱西奥越来越凶了，他觉得我要么是故意的，要么是纯粹为了炫耀。”

“这样不好，朋友，别人可能会领先你一步。而且现在……”

“是啊，”西科隆一边说，一边坐在了一卷绳子上，“现在是托尼·吉阿尔德约。”

“你说得没错，朋友。”

“你想怎么样，阿莱西奥说得对，你说得也没错。他们没法明白，你发现没有。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必须等呢。”

“等什么？”

“我也不知道，随它去吧。”西科隆说完，别过了脑袋。

你不会相信的，不知怎的，我并没有很惊讶，但还是有些茫然。但西科隆没有给我时间摆脱窘态，他专注地看着我的眼睛，似乎想要下定决心。

“你明白吗，”他说，“我没法跟阿莱西奥和其他人聊太多，因为我会忍不住往他们脸上打一拳，我不喜欢别人把我当疯子。”

我又摆出了那个老套的姿势，当你没有别的选择时，你就会这么做，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按了按。

“我他妈一点儿也不明白，”我对他说，“但是我很感激你，西科隆。”

“至少我能和你聊天，”西科隆说，“就像和科希奥比赛的那天晚上，你记得吧。你发现了，你跟我说：‘继续这样下去吧。’”

“好吧，我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什么，只是觉得这样挺好的，所以就告诉你了，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这么说的人。”

他看着我，似乎是想让我明白，并不仅仅如此而已，然后他笑了起来。我们俩都笑了，神经也放松下来。

“给我支烟吧，”西科隆说，“难得阿莱西奥没有像看孩子那样看着我。”

我们迎着夏日午夜里潮湿的风，对着流过的河水抽烟。

“你明白了吧，就是这样，”西科隆说，他现在说话似乎没那么费劲了，“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得一边比赛，一边等待那个时刻到来。我早晚会被对手迅速地击倒在地，我敢向你保证，这让我害怕。”

“你热身的时间太长了，就是这么回事。”

“不，”西科隆说，“你很清楚，不是这么回事。再给我一支烟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停顿了一会儿，他看着河流抽烟，拳击比赛结束后的疲倦慢慢向他袭来，他得回到市中心去。说出每个字都让我费尽了力气，我敢向你保证，但是，归根结底，我得问问他，我们不能这样下去，因为事情会变得更糟，西科隆把我带到港口是为了告诉我一些事，我们不能一直这样，你明白吗。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我回答他，“但或许我和你想的一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发生的这一切就变得无法理解了。”

“你很清楚发生的一切，”西科隆说，“告诉我，你希望我怎么想呢。”

“我不知道。”我费劲地回答他。

“每次都一样，就在休息的时候发生，我对一切都毫无知觉，天晓得阿莱西奥在我耳边喊了些什么，然后铃声响了。等到我上场的时候，比赛似乎刚刚开始，我没法跟你解释，但是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如果不是因为对手还是同一个人的话——左撇子或者‘猫人’——我会以为我是在做梦，然后我就不太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比赛很快就结束了。”

“你是想说，你的对手不太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吧。”我玩笑道。

“没错，但我也一样，他们举起我的手臂的时候，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回过神，但并不明白，我得慢慢地说服自己。”

“你就假设，”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假设事情就是这样的，谁知道呢。关键是你得坚持到最后，不能为了寻找解释而苦恼。我觉得，推动你的就是你想要的东西，这样很好，别再继续多想了。”

“没错，”西科隆说，“应该就是这样，我想要的东西。”

“尽管你并不相信。”

“你也不信，因为你不敢相信。”

“别想了，西科隆。你想要的就是击倒托尼·吉阿尔德约，我觉得这一点很明确。”

“是很明确，但是……”

“我觉得你想做这件事并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没错。”

“所以，你应该觉得好一些了吧。”

我们回到车上。我觉得西科隆默默地接受了我们一直说不出口的那件事。毕竟，这是说出它的另一种方式，这样我们不会陷入恐惧之中，但愿你能明白。西科隆把我留在了公交车站；他开得很慢，靠着方向盘半睡半醒。他到家之前可能会出事；我开始觉得不安，但是第二天我看到一篇报道上的几张照片，是他们那天早上给他拍的。那篇报道谈到了他的计划，当然还谈到了他的北美之行，以及越来越近的伟大之夜。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没法陪西科隆，但是我和拳迷们一起搜集信息，我们没有错过任何一处细节。和马里奥·普拉达斯的行程一样，马里奥在新泽西训练，跟格罗斯曼打了一场比赛，在迈阿密休息，这些是我们最早听说的消息，马里奥在寄给《体育画报》的明信片里讲述了钓鲨鱼之类的经历，接着，他跟阿特金斯打了比赛，签了世锦赛的合同，美国人的评论热情越来越高涨，最后（你看，这是不是很悲伤，我说了“最后”，而且我说得完全没错，去他妈的）是他与吉阿尔德约的比赛，我们听着广播，前五个回合两人势均力敌，第六回合马里奥获胜，第七回合两人打成平局，第八回合快结束的时候，解说员的声音就像是喘不过气来，他多次倒数计时，他大声说，马里奥站起来了，马里奥又倒下了，他又在倒数计时，一直数到了零，马里奥被击倒了，后来的照片似乎重现了那场极其不幸的比赛，马里奥在角落里，吉阿尔德约正一拳向他头上打去，结束了，我告诉你，我们曾经梦想的关于马里奥的一切、我们站在马里奥的立场上曾经幻想的一切都结束了。不止一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者将西科隆的这次旅行解读成一场充满象征意义的复仇——这是他们的原话，对此我丝毫不觉得奇怪。冠军依然在那里等待对手的到来，然后消灭他们，西科隆仿佛踏着另一场旅行的轨迹，他不得不经历同样的事，那些美国佬给所有试图踏上冠军之路的对手设立了障碍，如果对手不是本国人的话，他们更有理由这么做。每当读到这些文章，我都会想，如果西科隆和我在一起的话，我们只会面面相觑，用一种与别人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些评论。但是，西科隆不需要读报纸也能想到这些，想必对他来说，每过一天都意味着重复某种让他感受胃部压迫的折磨，他不愿意像与我聊天那样跟别人倾诉，而我们没有讲出口的事才是最要紧的。当他在第四个回合拿下第一个对手（某个叫作多克·品特的拳手）的时候，我给他发了一封祝贺的电报，他回复说：继续努力，拥抱。接下来，他对战汤米·巴尔德。一年前，汤米对战吉阿尔德约的时候坚持了十五个回合，而西科隆在第七回合就把他击倒在地，这场胜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你当时还很小，肯定不记得了，有人旷工，有人在工厂里捣乱，我想，当时所有的啤酒肯定都被喝完了。拳迷们坚信下一场比赛势在必得，他们说得没错，因为贡纳·威廉姆斯只坚持了四个回合。现在，最糟糕的部分开始了，我们得绝望地等到四月十二号，还剩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每天晚上都带着报纸、照片和预测分析，在玛伊布大街的那家咖啡馆聚会，但比赛的那天我留在了家里，总会有时间和拳迷们庆祝的，而现在，西科隆和我得通过收音机并肩作战，我喉咙发紧，不得不开始喝酒抽烟，不得不对西科隆说一些蠢话，我在沙发上、在厨房里和他说话，我像一条狗一样窜来窜去，思考着西科隆可能会思考的事情，与此同时，他的手被缠上了绷带，裁判宣布了选手的体重，播音员反复播送着许多我们已经烂熟于心的话，关于马里奥·普拉达斯的回忆从那个无法重来的夜晚向所有人袭来，我们从未接受那个夜晚，我们想忘记它，想痛快淋漓地喝酒，以此忘却最苦涩的往事。

你很清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何必再跟你说一遍呢，前三个回合，吉阿尔德约表现得前所未有地敏捷，技术前所未有地高超，第四个回合，西科隆经受住了对打，并在回合末将对方拖入困境，第五个回合，体育馆里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播音员没法说清楚拳击台上的战况，他跟不上双方出拳的速度，只能大喊着零碎的词语，差不多在第五回合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吉阿尔德约打出一记直拳，西科隆闪到一边，但他没有看见从背后狠狠打向他的一记勾拳，播音员边哭边喊，先是杯子在墙上破碎的声音响起，我用酒瓶把收音机的正面敲得粉碎，西科隆被击倒了，第二次旅行和第一次一模一样，安眠药，我什么都不知道了，早晨四点，我坐在某座广场的长凳上。去他妈的，兄弟。

没错，你可能会说，没什么可评论的，这就是拳击台的铁律，你可能还会说些别的废话，总之，你并不认识西科隆，你有什么可苦恼的呢。我们哭了，你知道吗，我们人数众多，要么独自饮泣，要么和拳迷们一起号啕痛哭，很多人都想，很多人都说，其实这样更好，因为西科隆绝不会接受失败，这样结束更好，他在医院里昏迷了八个小时，然后就结束了。我记得，有一本杂志这样写道：他是唯一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你看，这样可真好，一群婊子养的。更别提他的尸体被运回来之后人们为他举办的葬礼了，那是继卡洛斯·加德尔之后，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最盛大的葬礼。我和咖啡馆的拳迷们分道扬镳了，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更好，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在拳击赛场上偶然遇见了阿莱西奥。当时，阿莱西奥正在指导卡洛斯·维戈，你已经知道这个年轻人取得的成绩了，我们去喝啤酒的时候，他想起我曾经是西科隆很好的朋友，于是跟我讲了那些事，他讲那些事的方式很奇怪，他看着我，似乎不是很明白自己是不是必须这么做，自己是不是正在这么做，因为后来，他想告诉我另一件事，那件事折磨着他的内心。阿莱西奥出了名地不爱说话，我又想起了西科隆，我情愿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情愿点更多的啤酒，情愿待在西科隆曾经的好朋友身边——他为西科隆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任由时间流逝。

“他很爱你，”我突然说，因为我能够感觉到这一点，尽管他可能是知道的，但我也应该告诉他，“他走之前，每次提到你，那种感觉就好像你是他的父亲。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去，他问我要了一支烟，然后对我说：‘趁这会儿阿莱西奥不在，他好像把我当成孩子一样照顾。’”

阿莱西奥低头沉思。

“我明白，”他对我说，“他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我跟他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那次他开溜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他总是觉得我说得对，我真是个讨厌鬼，所有人都这么说。”

“西科隆，真该死。”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瞬间，阿莱西奥抬起头，看着我，仿佛突然做出了决定，仿佛他等待已久的时刻已经到来。

“我不在乎你究竟是怎么想的，”他操着一点还未完全消失的意大利口音，一字一顿地说，“我之所以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你是他的朋友。我只求你一件事，如果你觉得我是在胡言乱语，你不用回答，只管离开这里，我知道，无论如何，你绝不会说出去的。”

我看着他，突然，港口之夜重现了，一阵潮湿的晚风润湿了西科隆和我的脸庞。

“他被送到了医院，你知道吗，他们给他做了开颅手术，因为医生说很严重，但还有救。你看啊，那不是单纯的一拳，那一拳打在了他的后颈，他重重地倒在了拳台上，我看得很清楚，我听见了他倒地的声音，尽管四处都是叫喊声，但我还是听见了那个声音，朋友。”

“你觉得，他本来真的有救吗？”

“我也不知道，但总而言之，我见过比这更严重的击倒。事情是这样的，凌晨两点，医生已经给他做完了手术，我在走廊里等着，但他们不让我们见他，我们一行有两三个阿根廷人，还有几个美国佬，但是慢慢地，只剩我一个人了，此外还有医院的几个工作人员。大约五点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找我，我不太听得懂英文，但是我明白已经无济于事了。他似乎很害怕，那是一位年迈的护工，是一个黑人。当我看见西科隆的时候……”

我以为他不会继续说下去了，他的嘴唇颤抖着，他喝了口啤酒，酒都洒在了衬衣上。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兄弟。那场景就像是有人在折磨他，就像是有人想要为了什么事而报复他。我没法跟你解释，他的身体好像是空的，好像被吸走了，好像他所有的血都干了，请原谅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像他自己想要离开他的身体，剥离他的身体，你明白吗。他就像一个干瘪的水泡，一个破裂的玩具娃娃，但他是为谁破裂的呢，为什么要破裂呢。好吧，你想走就走吧，别让我继续说下去了。”

我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我想起，那个码头之夜，我也曾经这样和西科隆在一起，我的手也曾经搭在西科隆的肩膀上。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对他说，“你和我都没法明白，我能知道什么呢，或许我们明白了，但我们不会相信的。而我知道，吉阿尔德约没有杀死西科隆，吉阿尔德约可以安心地入睡了，因为不是他的错，阿莱西奥。”

他当然不明白了，就像你也不明白，从你现在的表情里就看得出来。

“这种事很正常，”阿莱西奥说，“当然不是吉阿尔德约的错，伙计，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一点。”

“我明白，但你相信我、跟我讲了你看见的事情，我感谢你是应该的。我很感激你，所以临走前，我还想跟你说一句话。尽管我们为西科隆感到痛心，但另一个人比他更值得我们同情，阿莱西奥。”

相信我，我双倍地同情另一个人，但何必继续下去呢，你不觉得吗，阿莱西奥不明白，现在你也不明白。而我呢，好吧，关于我领悟到的事情我又知道些什么呢，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是为了以防万一，这种事谁知道呢，其实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把这件事说给你听，或许是因为我已经老了，话太多了。

[1]一般来说，在拳击比赛中，被安排得越靠后的比赛越重要。

萨塔尔萨

亚当与种族，偶然与虚无。[1]

这种东西是用来确定方向的，比如现在的这句“抓老鼠[2]”，这是一句粗俗的、让人过耳难忘的回文，洛萨诺总是痴迷于这种文字游戏，但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对他来说，一切都以镜子的形式呈现，那面镜子在撒谎的同时又会说出真相，它告诉洛萨诺真相，因为镜子的右边照出了他的右耳，与此同时，它又欺骗了洛萨诺，因为如果是劳拉或其他人看着他，虽然会把洛萨诺的右耳当成他的左耳，但他们马上就能判断出那其实是他的右耳；他们仅凭那只耳朵位于自己的左侧就能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是任何一面镜子都无法做到的事，因为它无法调整自己的思维，因此，镜子既告诉了洛萨诺真相，也对他撒了谎，这导致他长久以来就像是在镜子面前思考；如果“抓老鼠”仅仅引发了这样的结果，那么这句回文的不同版本就值得人思考了，于是，洛萨诺盯着地板，任由文字自行游戏，而他等着它们，就像卡拉加斯塔的猎人们等着活捉大老鼠那样。

尽管在这种时候，关于老鼠的具体问题让他没有太多时间沉浸在其他可能的版本当中，但他仍然可以这样思考好几个小时。一切都很疯狂，而这种疯狂几乎是蓄意的，对此他并不觉得奇怪，他偶尔会耸耸肩，仿佛这样就可以摆脱那些他无法解释的事情，他已经习惯和劳拉谈论老鼠的事了，仿佛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卡拉加斯塔捉老鼠、同混血儿伊利亚和雅拉腊一起去捉老鼠变成了一件平常事。那天下午，他们得再次前往北边的山丘，因为很快又会有一批老鼠被装船，他们得尽可能地利用这次机会，卡拉加斯塔人很清楚这一点，还没抵达北边的那几座山丘，他们就已经开始哄赶猎物了，当然，老鼠们也很清楚这一点，它们变得越来越难找，要活捉它们就更难了。

卡拉加斯塔人现在几乎专门以捕猎大老鼠为生，但基于上述原因，洛萨诺完全不觉得这是件荒唐事。此时，他正在准备绳套，这些绳套由极薄的皮革制成，他想起了“抓老鼠”那句回文，他安静地握着一个绳套，看着劳拉一边做饭一边哼歌，他觉得，回文就像所有的镜子那样，既会撒谎又会说实话，他当然得抓老鼠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它（们）活着关进笼子里，然后交给波尔塞纳，他会把这些笼子装上卡车，每周四，卡车都会开往海边，那里会有船只在等待。但这也是一个谎言，因为从来没有人真正抓到过大老鼠，用叉子卡住它的脖子，套住它，然后把它关进笼子，双手必须离它的血盆大口和它在空中蹬来蹬去、如玻璃般锋利的爪子远远的。绝对没有人能抓住老鼠，而且自从上个月伊利亚、雅拉腊和其他人发现老鼠们开始施展新策略以后，这件事就更不可能了，老鼠们越来越危险，因为它们有了新的藏身点，躲在那里人们根本看不见，捕捉老鼠变得越来越难，因为老鼠们已经认识他们，甚至开始挑战他们。

“还有三四个月，”洛萨诺对劳拉说，她正在把盘子放到农庄屋檐下的桌子上，“然后，我们就去另一边，那里好像更平静一些。”

“也许吧，”劳拉说，“总之，最好别想了，我们都弄错好几回了。”

“没错。但是我们不能永远留在这里抓老鼠。”

“这也比我们挑个错误的时间到那边去要好啊，对他们来说，我们就是老鼠。”

洛萨诺笑了，又系好了一个绳套。没错，他们的处境也没那么糟糕，波尔塞纳用现金买老鼠，所有人都靠这个谋生，只要能抓到老鼠，卡拉加斯塔人就会有饭吃，那家把船开到岸边的丹麦公司需要把更多的老鼠运到哥本哈根，波尔塞纳觉得，他们想把这些老鼠送到实验室做基因实验。但愿它们至少能派上这种用场，劳拉偶尔会这么说。

从洛萨诺用啤酒箱做的摇篮里传出了小劳拉的第一声抗议。洛萨诺叫她“计时器”，因为她会在劳拉快要做完饭、刚好拿起奶瓶的时候开始啼哭。因为有了小劳拉，他们几乎不需要钟表，她比收音机发出的“哔哔”声还要准时，劳拉笑着说，此时，她把小劳拉抱在怀里，给她看手里的奶瓶，小劳拉微笑着，她的眼睛是绿色的，她的残肢拍打着她的左手手掌，就像在打鼓，小小的粉色前臂末端是皮肤形成的一个光滑半圆；富恩特斯医生（他并不是医生，但这在卡拉加斯塔没有什么区别）完美地完成了他的工作，几乎没有留下疤痕，仿佛小劳拉从未拥有过那只手，那只被老鼠们吃掉了的手，当时，卡拉加斯塔人已经开始捕猎老鼠了，他们把老鼠卖给丹麦人，而老鼠们开始有序地撤退，直到有一天，它们发起反攻，那场夜间的疯狂入侵引发了卡拉加斯塔人的迅速撤离，那是一场公开的战争，很多人放弃了捕捉老鼠，他们使用陷阱和猎枪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有很大一部分人又开始种起了木薯，或者去山里的其他村子工作。但其他人仍然在捕捉它们，波尔塞纳会付现金购买，每周四卡车都会开向海岸，洛萨诺是第一个跟他说自己会继续捕捉老鼠的人，他就是在这个农庄里这么跟他说的，当时波尔塞纳看着那只被洛萨诺踩死的老鼠，而劳拉带着小劳拉往富恩特斯医生那儿跑，已经没办法了，只能把摇摇欲坠的那部分割掉，留下一个完美的疤痕，这样小劳拉就可以发明她的小鼓，她安静的游戏。

混血儿伊利亚并不介意洛萨诺经常玩文字游戏，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疯子，混血儿这样想道，但他不太喜欢洛萨诺过于投入，洛萨诺希望事情能按照他的游戏来发展，希望伊利亚、雅拉腊和劳拉能在这条路上追随他的脚步，就如同大屠杀结束后的这些年，他们一直追随着洛萨诺的脚步，在北部的峡谷里流亡。伊利亚想，这些年我们已经不会计算时间了，一切都是新鲜而连续的，森林有自己的时间，既没有太阳也没有星辰，然后是峡谷，一段泛红的时光，充斥着石块、激流和饥饿的时光，尤其是饥饿，如果有人想要计算日子或者星期的话，只会越发感到饥饿，当时有四个人，起初是五个人，但是里奥斯跳崖自杀了，劳拉也差点冻死在山里，当时她已经怀孕六个月，很容易疲劳，他们不得不停下来，用干草生火给她取暖，不知道过了多久她才能走路，有时候，混血儿伊利亚看见洛萨诺把劳拉抱在怀里，但是劳拉不愿意，她说她已经没事了，可以自己走，他们继续向北，直到那天晚上，他们四个看到了卡拉加斯塔的灯火，他们知道，眼下，一切都会好的，就算之后有人会揭发他们，就算射杀他们的第一架直升机随后就会赶到，至少那天晚上他们能在农庄里吃上饭。但是没有人揭发他们，那里的人们根本没有揭发他们的理由，那里的所有人都像他们一样快要饿死了，直到有人在那片山丘附近发现了那些大老鼠，直到波尔塞纳想出了把一只老鼠样本送到海边去的主意。

“抓老鼠就是抓老鼠，”洛萨诺说，“这件事完全不重要，因为它不会教给你新的本领，因为没有人能抓住老鼠。你会像开头那样一无所获，这是回文搞的鬼。”

“没错。”混血儿伊利亚说。

“但是，如果你把这句话改成复数，一切都变了。‘抓住老鼠’和‘抓住老鼠们’[3]是不一样的。”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因为这样就不是回文了，”洛萨诺说，“只要把这句话改成复数，一切就都变了，新的事物已经诞生，它不再是镜子，或者说，它变成了一面不同的镜子，照出了过去你并不了解的东西。”

“有什么不同吗？”

“‘抓老鼠们’对应的应该是‘老鼠萨塔尔萨’[4]。”

“萨塔尔萨？”

“这是个名字，但所有的名字都是孤立的、确定的。现在你知道了，有一只老鼠叫萨塔尔萨。那么，所有的老鼠都有名字，只不过现在可以确定其中一只叫作萨塔尔萨。”

“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听我说完。昨晚，我打算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件事：不是抓住它们，而是放掉它们。当我开始考虑放掉它们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单词反过来念变成了‘盐’‘老鼠’‘渴’[5]。你看，出现了新的东西，‘盐’和‘渴’。”

“也没那么新，”雅拉腊从远处听见了他们的对话，他说，“而且，这两件事总是相伴而生的。”

“没错，”洛萨诺说，“但是它们指出了一条路，或许这是消灭老鼠们唯一的方法。”

“我们可不能太快消灭它们，”伊利亚笑了，“如果它们都灭绝了，我们靠什么生活啊。”

劳拉端来了第一杯马黛茶，她轻轻靠在洛萨诺的肩上，等待着。混血儿伊利亚又开始想，洛萨诺太喜欢玩文字游戏了，他早晚会糊涂的，一切都会玩完。

洛萨诺一面做皮革绳套，一面思考这件事。和劳拉、小劳拉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和她们讲这些事，他会和她们俩讲这些事，就好像小劳拉能听懂似的，洛萨诺跟她们讲萨塔尔萨的事，讲如何把水变咸以消灭老鼠，这种时候，劳拉喜欢他让自己的女儿也参与其中，喜欢他们三个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这样能真正抓住它们，”洛萨诺笑了，“你看这奇不奇怪，我这辈子学会的第一句回文也是关于抓住某个人的，我不知道到底是谁，但或许就是萨塔尔萨。我是在一篇故事里读到的，那篇故事里还有很多回文，但我只记住了这一句。”

“在门多萨的时候，你跟我说过一回，不过我给忘了。”

“抓住他，魔鬼般的该隐，不然他会告发我。[6]”洛萨诺说道，节奏感十足，甚至像是在吟诗，小劳拉在摇篮里一边笑一边把玩她白色的小斗篷。

劳拉表示赞同，在那句回文中，他们确实想要抓住某个人，但为了抓住他，他们居然去求该隐。更何况，他们还说他跟魔鬼一样。

“咳，”洛萨诺说，“这是约定俗成的惯例，从天地之初开始，良心好的人就得卑躬屈膝，就像是西部牛仔老电影里演的那样，好人亚伯和坏人该隐。”

“男孩和坏蛋。”劳拉带着些许怀念之情回忆道。

“当然了，如果这句回文的作者是波德莱尔的话，‘魔鬼般’这种说法就不是贬义，而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了。你记得吗？”

“记得一些，”劳拉说，“亚伯的种，你吃，喝，睡；上帝向着你微笑亲切。[7]”

“该隐的种，在污泥水，爬着，又可怜地灭绝。[8]”

“没错，还有一句大概是这么说的：亚伯的种，你的腐尸，会壅肥你的良田。[9]还有一句说：该隐的种，在大路上，牵曳你途穷的一家。[10]诸如此类。”

“直到老鼠们吃掉你的孩子。”洛萨诺低声说。

劳拉把脸埋进了手里，早在很久以前，她就学会了沉默地哭泣，她知道洛萨诺不会来安慰自己，但小劳拉会，她觉得劳拉的姿势很有趣，大笑了起来，直到劳拉把手从脸上挪开，冲她做了个心领神会的鬼脸。喝马黛茶的时间马上就到了。

雅拉腊觉得混血儿伊利亚说得对，洛萨诺的怪癖早晚会终结这场休战，在这场休战中，他们至少可以保全自己，至少可以和卡拉加斯塔人一起生活，留在这里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他们期待时间能够冲淡在那边的回忆，期待那边的人们逐渐忘记没有抓住他们的事实，忘记他们还活在某个被遗忘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他们有罪，正因为如此，人们悬赏他们的头颅，连很久以前跳崖身亡的可怜的鲁伊斯都包括在内。

“不能再听他的了，”伊利亚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怎么说呢，对我来说，他永远都是首领，他有这种气质，你明白吗，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有这种气质，我已经受够了。”

“学问毁了他，”雅拉腊说，“他把时间都花在了思考和读书上，这很糟糕。”

“也许吧。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劳拉也上过学，但你也看到了，从她身上可看不出来这一点。我觉得不是因为学问，被困在这个破地方才让他发疯，还有就是小劳拉的事，可怜的小姑娘。”

“报仇，”雅拉腊说，“他想报仇。”

“我们大家都想报仇，有些人想报复官兵，有些人想报复老鼠，这样很难让大脑保持清醒。”

伊利亚觉得，洛萨诺的疯狂没有改变任何事，老鼠们依然在那里，很难抓住它们，卡拉加斯塔人不敢走得太远，因为他们记得那些故事，记得米兰老头的骨架，记得小劳拉的手。但是他们也疯了，尤其是波尔塞纳，他带来了卡车和笼子，海边的人和丹麦人更加疯狂，天晓得他们为什么要花钱买老鼠。这种事情不会持续很久的，有些疯狂的爱好突然就会夭折，然后又是新一轮饥荒，有木薯的时候就吃木薯，年轻人顶着肿胀的肚子死去。归根结底，还是疯了好。

“还是疯了好。”伊利亚说。雅拉腊吃惊地看着他，然后笑了，他差不多也表示赞同。

“他一旦开始说萨塔尔萨、盐之类的东西，我们就别理他，反正什么也改变不了，他永远都是最好的猎手。”

“八十二只老鼠，”伊利亚说，“他打破了胡安·洛佩兹的记录，胡安抓了七十八只。”

“别惹我生气，”雅拉腊说，“我只抓住了三十五只。”

“你明白了吧，”伊利亚说，“你明白了吧，不管你想怎么样，他永远都是首领。”

人们一直都不是很清楚那些消息是怎么传开的，突然有人知道了土耳其人阿达卜仓库里的事，他们几乎从来都不提消息的来源，但人们相互住得那么远，那些消息如一阵西风般传来，它是唯一能够带来一丝清凉、偶尔还能带来一些雨水的东西。如消息般奇怪，如雨水般短暂。雨水或许能救活那些总是枯黄、病怏怏的庄稼。哪怕是坏消息也能帮助人们勉强继续生活下去。

劳拉从阿达卜的妻子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她回到农庄，低声说明了情况，仿佛小劳拉能听懂似的，她又递给洛萨诺一杯马黛茶，他一边呷茶，一边看着地上的一只虫子慢慢爬向炉灶。他稍稍伸一伸腿就把虫子踩死了，他喝完了马黛茶，把茶杯还给劳拉，没有看她就把茶杯递到了她手里，就像他们曾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就像曾经递过的无数种东西那样。

“我们得离开这里，”洛萨诺说，“如果这是真的，他们很快就会来到这里。”

“去哪儿呢？”

“我不知道，而且这里没人会知道，他们就像第一批和最后一批人类那样生活着。我想，还是坐卡车去海边吧，波尔塞纳也会同意的。”

“这就像是个笑话，”雅拉腊一边说，一边慢条斯理地卷烟，“别忘了，我们得带着鼠笼一起走。然后呢？”

“之后的事情不是问题，”洛萨诺说，“但是，我们得把钱提前准备好。海边可不像卡拉加斯塔，我们得付钱，别人才会放我们去北边。”

“付钱，”雅拉腊说，“我们竟然会落到这种下场，得用老鼠来换自由。”

“更悲惨的是那些用自由来换老鼠的人。”洛萨诺说。

伊利亚在角落里固执地修补一只没法修的靴子，他笑了，仿佛是在咳嗽。又是文字游戏，但是洛萨诺歪打正着了很多次，所以看起来他说得似乎很有道理，他不停地把手套翻面，执意从相反的角度看待一切。可怜人的猜想，有一回洛萨诺如此说道。

“问题是小姑娘该怎么办，”雅拉腊说，“我们不能带她进山。”

“没错，”洛萨诺说，“但是，我们或许会在海边找到一艘能把我们带去北边的渔船，这就是运气和钱的问题了。”

劳拉递给他一杯马黛茶，她等了一会儿，但是谁都没有说话。

“我觉得你们俩现在就该走了，”劳拉说，她谁都没有看，“我和洛萨诺之后再看，没必要再耽搁了，你们赶紧进山吧。”

雅拉腊点燃了一支烟，他的脸被蒙上了一层烟雾。卡拉加斯塔的烟草质量不好，会让所有人咳嗽流泪。

“你见过比她更疯的女人吗？”他问伊利亚。

“没有，伙计。她可能想摆脱咱们吧。”

“去你们的。”劳拉一边说，一边背过身去，不让自己流泪。

“如果我们能抓到足够多的老鼠，”洛萨诺说，“就能攒够钱。”

“如果我们抓得到的话。”

“能抓到的，”洛萨诺坚持说，“我们今天就出发去找老鼠吧。波尔塞纳会付给我们钱，会让我们坐卡车离开这里。”

“行，”雅拉腊说，“但是说到不一定就能做到。”

劳拉等待着，她看着洛萨诺的嘴唇，仿佛这样就可以不看他那双盯着虚无的远方的眼睛。

“我们得去洞里，”洛萨诺说，“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得用土著人古斯曼的马车把所有笼子都运走。如果我们把事情说出去，他们就会说起米兰老头的事，不会让我们走的，你知道他们有多欣赏我们。不过，米兰老头那回什么也没跟他们说，那是他自己的问题。”

“这可不是个好例子。”雅拉腊说。

“因为他单枪匹马，因为过程并不顺利，因为一些随便你怎么想的原因。我们一共是三个人，而且我们都不老。如果我们把老鼠们困在那个洞里——我觉得只有一个洞，不会有很多个的——我们就用烟雾熏它们，逼它们出洞。劳拉会帮我们把这张牛皮割成几块，我们就用它把靴子以上的部分包好。有了钱，我们就能去北边了。”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得带上所有子弹，”伊利亚对劳拉说，“如果你丈夫说得没错，填满十只笼子绰绰有余，剩下的老鼠用子弹就能干净利落地解决，去他妈的。”

“米兰老头也带了猎枪，”雅拉腊说，“不过当然了，他是个老头，而且单枪匹马。”

他拿出刀，在手指上试了试，他把那块牛皮取下来，割成规则的长条。他比劳拉做得好，女人不会用刀。

虽然花斑马忍耐着不偏离方向，栗色马总是往左边拉，马车还是不断划出浅浅的车辙，在草原上一路向北而行；雅拉腊把缰绳松开了一些，他朝那只栗色马大喊，马儿摇晃着脑袋，似乎在抗议。他们抵达那块大岩石脚下的时候，几乎已经没有阳光了，但是他们依然远远地看见了白色石头上露出的洞穴入口；两三只老鼠闻到了他们的气息，躲进了洞穴，他们则搬下柳条笼，在靠近入口的地方把它们摆成一个半圆。混血儿伊利亚用砍刀劈砍干草，他们从马车上卸下麻屑和煤油，洛萨诺走到洞口，发现只要稍稍弯腰就能走进去。另外两个同伴朝他大喊，让他别发疯，让他待在外面；可是手电筒已经照在墙上，他寻找着那条他无法通过的最深的隧道，寻找着黑魆魆的洞口和手电筒的光束摇摇晃晃、相互交叠形成的不停移动的红点。

“你在那里干吗？”传来了雅拉腊的声音，“快出来，他妈的！”

“萨塔尔萨，”洛萨诺低声朝着洞口说，洞穴里的一双双眼睛盯着他，眼底波涛汹涌，“你快出来，萨塔尔萨，鼠王快出来，就我们俩，我和你，还有小劳拉，婊子养的。”

“洛萨诺！”

“我马上就来，小伙子。”洛萨诺不紧不慢地说。他选中了一双最靠前的眼睛，用光束锁定它们，他拿出左轮手枪，射击。出现了一团红色的火花，突然什么都没有了，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打中。现在只能用烟熏了，他走出洞穴，帮伊利亚堆叠干草和麻屑，风会助他们一臂之力；雅拉腊掏出一根火柴，他们三个在笼子旁等着；伊利亚留下了一条非常明显的通道，让老鼠们可以逃出陷阱，避免烧伤，然后他们就会在敞开的笼子前迎接它们。

“卡拉加斯塔人竟然害怕这种东西？”雅拉腊说，“或许米兰老头死于别的原因，然后老鼠们吃掉了他的尸体。”

“你别自以为是。”伊利亚说。

一只老鼠跳了出来，洛萨诺用叉子叉住它的脖子，然后用绳套把它抛到空中，扔进了笼子里；雅拉腊放走了下一只老鼠，但是现在它们三五成群地出动，洞穴里传出了尖叫声，他们抓住一只老鼠的时候，另外的五六只已经像蝰蛇一样滑出，它们努力地避开笼子，消失在草原上。逃窜而出的老鼠汇成一条红色呕吐物般的河流，他们只要把叉子往下扎就能抓住一只猎物，笼子逐渐被不停颤抖的老鼠们填满了，他们的大腿能够感受到那种震动，老鼠们依然源源不断地逃出洞穴，它们互相撕咬，争着逃离最后那段滚烫的路程，在黑暗中四处逃窜。跟往常一样，洛萨诺依然是最敏捷的那一个，他已经装满了一只笼子，另一只笼子也装了将近一半，伊利亚闷哼一声，抬起一条腿，将靴子踩进窜动的鼠群中，那只老鼠不肯松口，雅拉腊用叉子叉住它，然后把它套了起来，伊利亚咒骂着，看着那张牛皮，仿佛那只老鼠还在咬他。体型最大的老鼠们最后才出来，它们已经不像老鼠了，很难把叉子扎进它们的脖子，再把它们举到空中；雅拉腊的绳套断了，有一只老鼠逃窜的时候蹭掉了一块皮革，但是洛萨诺大喊说，没关系，只差一只笼子了，他和伊利亚就能把它填满，他们用叉子抽打着，关上笼子的门，推上插销，然后用柳条钩把笼子抬起来，装上马车，两匹马受到了惊吓，雅拉腊不得不用马嚼子控制它们，跟它们说话，与此同时，另外两人也爬上了座椅。夜深了，灯火已经开始熄灭了。

马儿们嗅到了老鼠的味道，起初，雅拉腊得松开缰绳，马儿们向前狂奔，仿佛想把马车撕扯成碎片，雅拉腊不得不勒住它们，甚至连伊利亚都得帮忙，四只手抓在缰绳上，直到马儿们停止飞奔，重新断断续续地小跑起来，马车偏离了路线，车轮陷进了石堆和灌木丛里，后面的老鼠们大声尖叫、互相撕咬，从笼子里传出油脂和液体污秽的气味，马儿们嗅到以后开始嘶鸣，它们抗拒着马嚼子，试图挣脱逃走，洛萨诺也来帮忙，双手抓住缰绳，他们慢慢地调整路线，登上了光秃秃的山顶，隐约看到了山谷，卡拉加斯塔只有三四盏灯还亮着，没有星辰的夜晚，左边是来自农庄的微弱灯光，它位于空荡荡的田野中央，随着马车的摇晃上上下下，只前进了五百米，马车钻进灌木丛后那灯光就消失不见了，路边长满了带刺的植物，打得脸生疼，只能勉强看到车辙，马儿们的状态好一些了，六只手慢慢地松开缰绳，每当马车颠簸，老鼠们就会一边翻滚一边号叫，马儿们忍耐着，但是它们拉车的样子似乎是想要赶紧抵达终点，到了那里就能摆脱这种气味和叫声，就能回到山里，度过它们的夜晚，远离那紧随它们、追赶它们、逼疯它们的一切。

“你赶紧去找波尔塞纳，”洛萨诺对雅拉腊说，“让他马上过来清点老鼠，把钱付清，我们得把这件事处理完，才能坐上清晨的卡车。”

第一声枪响几乎像个玩笑，那声音微弱而孤绝，雅拉腊还没来得及回答洛萨诺，就传来了扫射声，干枯的茎秆在地面上碎成了成千上万段，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这声音只比笼子里的尖叫声强烈一点点，打到侧面的一枪使马车偏离小路、冲进了灌木丛，左边的栗色马想要挣脱缰绳，洛萨诺和雅拉腊松开手，同时跳下马车，伊利亚也从另外一边跳下去，他们摔进了灌木丛，与此同时，马车载着老鼠们继续前进，在三米外的地方停了下来，栗色马在地上蹬着腿，它依然被车轴半卡着，花斑马一边嘶吼一边挣扎，却完全动不了。

“你从那边走。”洛萨诺对雅拉腊说。

“还有他妈的必要吗，”雅拉腊说，“他们提早到了，已经没用了。”

伊利亚把他们召集起来，他举起手枪，盯着灌木丛，似乎在寻找目标。已经看不见农庄的灯光了，但他们知道它就在那里，就在灌木丛后面，在一百米外的地方。他们听到了声音，有一个人在高声下达命令，沉寂，然后又是一阵扫射，子弹落在灌木丛里，听起来就像皮鞭的声音，还有一个人在更低的地方漫无目的地寻找他们，这些人多的是子弹，婊子养的，他们能打到打累了为止。洛萨诺他们被马车和笼子保护着，被那匹死马和另一匹不停挣扎的马保护着，它就像一堵移动的、坚实的墙，嘶吼着，直到雅拉腊用枪指着它的脑袋，了结了它的性命，可怜的花斑马，多么美丽，多么忠诚，老鼠们沿着车辕滑落，落在栗色马的臀部，栗色马的身体依然不时地颤抖着，老鼠们的尖叫声刺破了黑夜，他们暴露了，已经没有人能让它们安静下来，他们得往左边开路，在荆棘丛生的灌木丛里匍匐前进，他们把猎枪往前推，然后抓住枪前进了半米，远离那辆被扫射的马车，那里的老鼠们号叫着，哀求着，它们似乎明白了，似乎正在以此复仇，没法抓住老鼠们，伊利亚想，我的首领说得没错，我他妈被你的游戏害死了，但是你说得没错，你的萨塔尔萨是个婊子养的，你都说对了，操他妈的。

他充分利用当下的地势，灌木丛变得稀疏，有十米的范围几乎全是草地，还有一个小洞，他可以侧身翻滚着穿过那里，这是他惯用的技巧，他滚啊滚，直到滚入另一片浓密的草地，他猛地抬起头，快速环视四周的一切，然后又藏了起来，农庄的灯光，移动的侧影，步枪转瞬即逝的映像，高声下达命令的人声，射向马车的枪林弹雨，草丛中叫喊、哭号着的马车。洛萨诺既没有看向两边，也没有向后看，那里一片宁静，伊利亚和雅拉腊可能已经死了，也可能像他一样，依然在灌木丛里匍匐前进，寻找着庇护所，用自己的身体开路，被荆棘刺破了的脸烧得滚烫，瞎眼的、浑身是血的鼹鼠正在远离老鼠，因为那些东西的确是老鼠，洛萨诺在重新钻进灌木丛之前看清了它们，从马车那里传来的尖叫声越来越疯狂，但其他的老鼠不在那里，其他的老鼠封住了灌木丛和农庄之间的路，虽然农庄的灯依然亮着，但洛萨诺知道，劳拉和小劳拉已经不在那里了，也许还在那里，但已经不是劳拉和小劳拉了，因为老鼠们已经进入农庄，它们有充足的时间完成早就想做的事，它们在等他，就像它们在农庄和马车之间等他，扫射声一阵接一阵地传来，命令声，服从声，射击声，现在已经没必要回到农庄了，然而，他又前进了一米，又翻了一次身，手上扎满了滚烫的荆棘，他露出脑袋，想要看一看，想要见一见萨塔尔萨，想知道那个高声下令的是否就是萨塔尔萨，剩下的人是否都是萨塔尔萨，他挺直身体，徒劳地朝萨塔尔萨开了几枪，萨塔尔萨突然转向他，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向后倒下了，霰弹击中了他的眼睛，炸碎了他的嘴，洛萨诺又朝那个用机关枪对着自己的人打了一枪，猎枪微弱的响声淹没在扫射声中，洛萨诺俯身倒在荆棘丛里，压弯了他身下的灌木，荆棘刺进了他的脸庞，刺进了他睁着的眼睛。

[1]西语原文为一句回文：Adán y raza，azar y nada.

[2]西语原文为atar a la rata.

[3]Atar a la rata中的老鼠一词变成复数之后，即Atar a las ratas，句子就不构成回文了。

[4]“老鼠萨塔尔萨”（Satarsa la rata）是“抓住老鼠们”（Atar a las ratas）的回读形式。

[5]“放掉它们”的西语单词是desatarlas，这个单词反过来念就变成了sal（盐）、rata（老鼠）和sed（渴）的组合。

[6]这句话的西语原文是：Atale，demoníaco Caín，o me delata.

[7]出自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中《亚伯和该隐》一诗。此处引用戴望舒的译文。

[8]出自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中《亚伯和该隐》一诗。此处引用戴望舒的译文。

[9]出自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中《亚伯和该隐》一诗。此处引用戴望舒的译文。

[10]出自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中《亚伯和该隐》一诗。此处引用戴望舒的译文。

夜晚的学校

关于尼托，我已经一无所知，我也不想知道。经过这么多年，发生了这么多事，也许他还在那里，也许他已经死了，也许他在外游荡。最好还是别想他的事了，只是我偶尔会梦见三十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师范学院的时光，当然了，我会突然梦见和尼托溜进学校的那个夜晚，后来我记不太清梦里的事了，但是尼托的印记永远都在，就像浮在空中一般，我极力想要忘记，虽然无济于事，但最好还是任由记忆慢慢消失，直到他出现在下一个梦里，有时事情就是这样，有时一切都会变得像现在这样。

晚上溜进变态[1]学校（我们这么说是为了捣乱，也有其他更充分的理由）的主意是尼托想出来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在十一区的珍珠咖啡馆，喝着兑了比特酒的仙山露。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告诉他，他真是彻底疯了，尽管如泚（当时我们就是这么写字的，我们想要报复，所以故意扭曲语言，而这种报复的欲望也跟学校有关），尼托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他总是提到夜晚的学校，如果我们能溜进去探险的话该多棒啊，但我们对学校已经非常熟悉了，你还能有什么发现呢，尼托，不过，我喜欢这个主意，我和他讨论这件事纯粹是为了跟他吵架，而他渐渐占了上风。

突然，我开始优雅地让步，因为尽管我们戴着枷锁在那里度过了六年半的时光，但我对学校并没有那么熟悉，我们花了四年时间接受教师培训，并在之后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专攻文学教育，我们忍受着那些不可思议的学科，比如神经系统、营养学、西班牙文学。最后那门课程是最不可思议的，因为到了最后那个学年的第三个学期，我们竟然还没有学完（也学不完）《卢卡诺伯爵》。也许正因为如此，也许正因为我们总是在这样浪费时间，所以对我和尼托来说，学校有些古怪，它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它缺少一些让我们想仔细了解的东西。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有别的东西，至少对我来说，学校并不像它的名字那样“正常”，我知道尼托跟我想的一样，我们刚成为朋友的时候，他就这样告诉过我，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充满羞怯、笔记本和规矩的第一学年。多年后，我们已经不再谈论这件事，但在珍珠咖啡馆的那个上午，我觉得尼托的计划似乎就是由此衍生的，因此我慢慢地被说服了；似乎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在我们永远地跟学校说再见之前，我们还得和它算一笔账，我们得弄懂那些过去我们不懂的事情，在庭院里和楼梯上，我和尼托时常会感觉不适，尤其是每天上午，当我看见入口处的栅栏时，那种不适感就会加剧，从第一天起，每当我穿过带刺的栅栏，都会感受到胃部轻微的痉挛，而在栅栏后面，庄严的列柱依次排开，黄色的走廊和双向楼梯延伸开来。

“说到栅栏，关键是得等到半夜，”尼托说，“我知道有一处的两道尖刺是弯的，我们可以从那里爬过去，只要披上一件斗篷就够了。”

“这也太简单了吧，”我说，“要是正好在那个时候，角落里出现了警察，或是对面的某个老太太大叫了一声。”

“你电影看多了，托托。在那个时间，在那个地点，你什么时候见到过人？身体是需要休息的，老兄。”

我任由自己被一点一点地引诱，我的确很愚蠢，不管在校内还是校外，都不会出事的，学校还是上午的那个学校，如果硬要说出区别的话，在黑暗中，学校有些弗兰肯斯坦故事里的氛围，但也仅此而已，除了凳子、黑板和某只捉老鼠的猫咪（这些确实是有的），夜晚的学校还会有什么呢。但尼托还是坚持要带上斗篷和手电筒，不得不说，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无聊，很多女孩子仍然被父母反锁在家里，那是个人人都被迫禁欲的时代，我们不太喜欢舞会和足球，白天我们疯狂地阅读，到了晚上就四处游荡（有时候我们会和费尔南德斯·洛佩兹一起，可惜他英年早逝），我们熟悉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霍区的咖啡馆和南部的码头，熟读了埃利亚斯·卡斯泰尔诺沃的书，总之，我们想在晚上溜进学校的想法似乎并非那么不合情理，这就像是填补缺漏，我们会把这件事深藏于心，早晨见到其他少年的时候便能胜过他们，他们真是可怜人，恪守时间，从八点钟直到中午都在学习《卢卡诺伯爵》。

尼托下定了决心，如果我不愿意陪他的话，他就自己一个人在某个周六的晚上翻越栅栏，他跟我解释说，他之所以选择周六去，是因为如果万一出了什么事，他被困在里面的话，还能有时间找到其他出口。这个想法已经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了好几年，也许从他到校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当时学校还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们这些一年级的新生被留在楼下的庭院里，像小鸡一样围在教室附近。慢慢地，我们在走廊和楼梯上不断前行，开始觉得那里就像一只巨大的黄色鞋盒，盒子里有柱子和大理石，还有肥皂的气味，其中混杂着课间的嘈杂声和课上的呼噜声，但这种熟悉感并没有让我们忘记那一切，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尽管有同伴和数学，但学校依然是个奇怪的地方。尼托记得那些噩梦，梦境里的故事发生在学校的游廊上，发生在三年级的教室里，发生在大理石楼梯上，这些故事在他惊醒的瞬间就被遗忘了；当然了，这些故事总是发生在晚上，他总是一个人出现在夜晚静止的学校里，上午时分，在成百上千名同学之间，在鼎沸的人声中，尼托怎么都忘不了那个场景。我倒是从来没梦见过学校，但我也发现自己会想象月圆时的学校、楼下的庭院、高处的游廊，想象着空荡荡的庭院宛如水银般明亮，廊柱的影子冰冷无情。我偶尔发现尼托会在课间时远离所有人，望着高处游廊的栏杆，透过栏杆可以看见被截断的身体，脑袋和躯干走来走去，下面是裤子和鞋子，它们似乎并不总是属于同一个学生。如果轮到我独自攀爬宽敞的大理石楼梯，而其他人都在上课，我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我会两级并作一级地上下台阶，我觉得也是因为同样的理由，几天后，我又在获得批准之后离开了课堂，假装去找盒装粉笔或是去上卫生间，趁机重新走一遍那条路线。这就像电影里一个愚蠢的悬念所带来的喜悦，我觉得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没有正经地反对尼托的计划，反对他想去直面学校的主意；我从来没想过夜闯学校，但尼托已经替我们俩想好了，而且很可行，我们完全应该再喝一杯仙山露，但我们的钱不够了。

准备工作很简单，我找到了一只手电筒，尼托在十一区等我，胳膊下夹了一件斗篷；那个周末，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但是广场上人不多，我们拐进乌尔基萨将军路，几乎没有说话，等走到学校所在的街区，我往后看了看，尼托说得没错，连只猫都没有。那时我才发现天上有月亮，我们并没有刻意追求这一点，这样确实有好的一面，我们在游廊上走动的时候就不需要用手电筒了，尽管如此，我并不确定我们是不是真的喜欢这样。

以防万一，我们绕着街区走了一圈，因为校长就住在紧挨着学校的房子里，房子和学校通过高处的走廊相连，这样他就能从家里直接走到自己的办公室。看门人并不住在那里，而且我们敢肯定不会有人巡夜，这个没有任何贵重物品的校园里哪有什么可照看的东西，只有半坏的骨架标本、破烂的地图、秘书处里形似翼指龙的两三台打字机。尼托觉得校长办公室里可能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因为有一回，校长准备去上数学课时，我们看见他把办公室锁上了，可能是因为学校里到处都是人，也可能恰好就是出于那个原因。尼托和我都不喜欢校长，没人喜欢他，大家都叫他“瘸子”；他很严肃，会因为各种理由训斥我们、开除我们，但他最不招人喜欢的是他那张木乃伊鸟脸上的某种东西，他那神出鬼没的登场方式，他探进教室的模样似乎是在提前宣布判决。有一两位跟我们关系比较好的老师——音乐老师（他会给我们讲黄段子）和神经系统老师（他明白给文科专业的学生上这门课简直愚蠢透顶）——曾经告诉我们，“瘸子”不但是个彻头彻尾的单身汉，而且极端厌恶女性，因为这个原因，学校里从来都没有过女老师。但恰好在那一年，教育局大概让他明白了一切都是有限度的，因为他们给我们送来了麦吉小姐，她给理科生讲授有机化学。可怜的麦吉小姐每次来学校时都战战兢兢的，我和尼托想象着“瘸子”在教师办公大厅遇见她时会露出的表情。可怜的麦吉小姐在上百名男性中间，给七年级的理科囚徒讲解丙三醇的化学式。

“就是现在。”尼托说。

我的手差点扎进钉子里，但我跳得很成功，首先得弯腰，以免被人从对面房子的窗户里看见，然后爬到一处著名的藏身点——创办学校的荷兰人范格尔德伦的半身像基座。抵达列柱廊的时候，我们因为翻墙闯入而心有余悸，紧张地笑了一会儿。尼托把那件用来伪装自己的斗篷放在柱子旁边，我们向右拐，沿着那条走廊一直走到第一个拐角，楼梯便是从那里开始的。学校的气息在暑气中愈发浓郁，我们看着紧闭的教室，产生了异样的感觉，试着推了推其中一扇门；当然了，那几个西班牙看门人是不会给门上锁的，我们走进一间教室待了一会儿，六年前，我们就是在那里开始了学习生涯。

“当时我坐在那里。”

“我坐在后面，我记不清是在那里还是更靠右。”

“你看，他们留下了一个地球仪。”

“你还记得加扎诺吗？他从来都找不到非洲在哪里。”

我们想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画，但尼托觉得我们不是来这里玩儿的，或者他觉得我们想利用玩耍来否认自己被寂静紧紧包围的事实。我们回到走廊上，向楼梯走去；远处似乎传来音乐的回声，在盒子般的楼梯上低低回响；我们还听见电车刹车的声音，然后一切又陷入沉寂。上楼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手电筒，尽管高处的楼层挡住了月亮，但月光似乎依然直射着大理石。尼托站在楼梯中央，递给我一支烟，自己点燃了另一支；他总是选择在最荒谬的时刻抽烟。

我们从楼上看着底层的庭院，它跟校园里几乎所有东西一样都是方形的，在这里，连课程都是方形的。我们沿着庭院四周的走廊走动，进入一两间教室，然后来到第一个拐角，实验室就在那里；那几个西班牙人倒是把实验室给锁上了，就好像会有人来偷破试管和伽利略时代的显微镜似的。在第二条走廊上，我们看到月光倾泻在对面的走廊，秘书处就在那里，那也是教师办公大厅和“瘸子”办公室的所在。我率先趴到了地上，尼托紧随在后，因为我们俩同时看到了教师办公大厅里的光线。

“去他妈的，那里有人。”

“咱们放弃吧，尼托。”

“等等，或许是给西班牙人留的灯。”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但是现在我们发现，音乐声是从那里传来的，我们在楼梯上的时候，觉得那音乐来自非常遥远的地方，但现在我们发现它就是从对面走廊传来的，听起来像是所有乐器都被消了音的室内乐。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竟然忘记了恐惧，或者说，恐惧忘记了我们，我们突然找到了身处此地的理由，而不完全是出于尼托的浪漫主义情怀。我们相对无言，他开始贴着栏杆蹑手蹑脚地挪到第三条走廊的拐角。西班牙人和阿卡罗伊纳消毒剂的共同努力总是不敌旁边厕所的尿骚味。我们爬到教室门边，尼托回过头，示意我再靠近一些：

“我们要看吗？”

我同意了，因为疯狂似乎是当时唯一合理的选择，我们继续轻手轻脚地往前走，月光逐渐将我们暴露。在离最后那条走廊不到五米的地方，尼托直起身子，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对此我几乎并不觉得惊讶，秘书处和教师办公大厅的大门虚掩着，光线从那里透了出来。音乐声骤然升高，也可能是因为距离更近了；我们听见了人声、笑声和碰杯的声音。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人是拉古奇，他是七年级理科生、田径冠军，还是个大混蛋，他属于那种用肌肉和傲慢给自己开路的人。他背对我们，几乎贴在门上，但他突然走开了，光线就像一条被移动的影子切割成段的鞭子那般向我们袭来，马奇恰舞的节拍，两对舞伴翩翩起舞。戈麦斯（我和他不怎么熟）正在和一个身穿绿色衣服的女人跳舞，另一个人可能是五年级文科生库尔钦，他身材矮小，长了张猪脸，戴着眼镜，贴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那女人头发乌黑，身着长裙，戴着珍珠项链。这一切都在那里发生，我们看着、听着，可是，这自然是不可能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感觉到有一只手慢慢放在了我们的肩上，但它没有用力。

“泥们没侑被邀请，”西班牙人马诺洛说，“不过你们赖都来了，就别装疯卖傻了。”

他把我们俩推了进去，差点撞到正在跳舞的另一对舞伴，我们猛地停下来，第一次看清了所有人，一共有八到十个人，矮子拉腊涅加在维克多牌留声机旁掌管唱片，桌子变成了吧台，低矮的灯光，那几张脸毫不惊讶地认出了我们，大概所有人都以为我们是被邀请来的客人，拉腊涅加还对我们表示欢迎。和往常一样，尼托总是更快的那个，他迈了三步，靠在墙边，我也照做了，我们就像蟑螂一样靠着墙，开始真正地观看和接受这里发生的事。由于灯光和人的缘故，教师办公厅显得比原来大了两倍，这里还有绿色的窗帘，我每天上午经过这里的时候，总会看一眼大厅，想看一看米戈雅有没有来，他是我们逻辑课的噩梦，那时我可从没想过还有这些窗帘。一切都有着俱乐部一般的氛围，一切都像是专为周六的夜晚而组织的活动，杯子和烟灰缸，留声机和电灯，光线的亮度只能满足基本需求，阴暗的区域在大厅里不断扩大。

天知道过了多久我才能用米戈雅教给我们的逻辑学知识解释正在发生的事，但尼托总是更快的那个，他只看了一眼，就认出那些同学和伊利亚尔特老师，发现那些女人都是男孩子扮的，佩隆、马西亚斯还有一个七年级理科生，他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有两三个人戴着面具，其中一个身穿夏威夷式服装，正对着伊利亚尔特扭动身体，看得出他喜欢伊利亚尔特。西班牙人费尔南多掌管着吧台，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酒杯，此时播放的是弗朗西斯科·洛穆托[2]乐队的探戈曲，人们开始结伴跳舞，剩下的男孩们也一块跳了起来，尼托搂住我的腰，把我推到舞池中间，对此我也没觉得有多惊讶。

“要是我们一直站着的话，他们会警觉起来的，”他对我说，“你别踩我的脚，真讨厌。”

“我不会跳舞。”我对他说，不过他跳得比我还差劲。探戈舞曲播了一半，尼托不时望向那扇虚掩的门，他慢慢带着我，想要利用第一次交换舞伴的机会，但他发现西班牙人马诺洛还在那里，我们回到舞池中间，甚至跟一起跳舞的库尔钦和戈麦斯讲起了笑话。没人注意到通向“瘸子”办公室前厅的那扇双开门正在打开，但矮子拉腊涅加突然关掉了唱片机，我们面面相觑，尼托的手臂倏地松开，在此之前，我能感觉到它在我的腰上颤抖。

我对所有事情都反应迟钝，等我意识到那两个牵着手站在门口的女人是“瘸子”和麦吉小姐时，尼托早就已经发现了。“瘸子”的装扮极其夸张，有两三个人甚至羞涩地鼓起掌来，可是后来只留下冷汤般的沉默，这沉默就跟时间的空洞似的。我曾经在巴霍区的夜场酒吧里见过异装癖者，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装扮：红色假发，五厘米长的睫毛，鲑鱼粉的上衣底下一对颤抖着的橡胶乳房，百褶裙，高跷般的鞋跟。他的手臂上戴满了手镯，手臂不但脱了毛，还做了美白，那几只戒指仿佛在他弯曲的手指上来回踱步，这会儿他已经松开了麦吉小姐的手，女里女气地弯腰介绍麦吉小姐，还给她让出了一条路。尼托想，尽管麦吉小姐戴着金色假发，发丝向后飞扬，身体也被束进了白色的长裙里，可为什么她依然是她自己呢。她的脸几乎没有上妆，可能眉毛比原来浓了一些，但那张脸依然是麦吉小姐的脸，而不是“瘸子”那样的水果蛋糕脸，上面有睫毛膏、口红和红色刘海。他们俩一边往前走，一边跟大家打招呼，他们态度冷淡，仿佛是在屈尊迁就似的，“瘸子”看了我们一眼，他可能有些惊讶，但似乎漫不经心地接受了这件事，就好像已经有人提醒过他了。

“他没发现，老兄。”我尽可能地压低声音对尼托说。

“去你奶奶的，”尼托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为他看不出我们穿得跟囚犯一样吗。”

他说得对，为了翻栅栏，我们穿上了旧裤子，我穿着长袖上衣，尼托穿着轻便的套头衫，一只手肘上还破了一个洞。而“瘸子”让人给他递上一小杯偏温和的酒，一脸轻浮地让西班牙人费尔南多给他倒酒，麦吉小姐则要求换一杯甜度更低的威士忌，她向费尔南多点酒的声音比那威士忌更加苦涩。又响起了一支探戈曲，所有人都开始跳起舞来，我们这些先来的人惊恐万分地跳着，刚来的和其他人也在跳，麦吉小姐带着“瘸子”肆意飞舞。尼托本想接近库尔钦，好从他那里套出些什么，因为我们跟库尔钦的接触比跟其他人多，但是很难，因为当时所有的舞伴都在舞池里穿梭，彼此之间毫无交集，而且绝不会长时间地逗留。通往“瘸子”办公室的等候室的门还开着，有一次转弯时我们离那儿很近，尼托看见办公室的门也敞开着，里面有人在说话，在喝酒。我们远远地认出了菲奥里，他是个胖子，六年级文科生，扮成了军人的模样，而那个肤色黝黑、发丝低垂至脸颊、胯部曲线妖娆的女人或许是莫雷拉，他是五年级文科生，正是因为我告诉你的这些特点而颇有名气。

我们还没能确定他的身份，菲奥里就已经向我们走来了，他穿着比他身材大了一圈的制服，尼托觉得他那精心烫平的头发里似乎有几缕白发，他肯定在头发上抹了滑石粉，好让自己看起来像模像样。

“新来的吧，”菲奥里说，“你们去过眼科了吗？”

我们的答案应该已经写在脸上了，菲奥里看了我们一会儿，我们俩愈发觉得自己就像是两个新兵，面对着眼前傲慢的中尉。

“在那边，”菲奥里一边说，一边扬起脑袋，示意向一道虚掩的侧门，“下次聚会的时候，你们把证明给我带来。”

“好的，先生。”尼托一边说，一边野蛮地推了推我。我本来想骂他“好的，走狗先生”，但我们还没走到门口，莫雷拉（现在可以肯定，现在可以肯定他是莫雷拉）就走到了我们中间，他抓住了我的手。

“去另一间房间跳舞吧，金发少年，这里的人无聊极了。”

“再说吧，”尼托代替我回答说，“我们马上回来。”

“唉，今天晚上所有人都抛下了我。”

我率先进了门，是溜进去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把门彻底敞开。但在这种时候，我们想弄清楚原因，尼托沉默地跟着我，他看着阴影中长长的门厅，这又是他做的一个与学校有关的噩梦，在梦里，永远都不会有原因，在梦里，只能继续前行，而唯一可能的原因便是菲奥里的命令，这个身穿军服的蠢货让一切变得更加糟糕了，他给我们下达命令，好像我们真的就应该服从似的，一个军官下令，你怎么可能去问原因。但这并不是一场噩梦，我就在他旁边，噩梦不可能两个人一起做。

“我们快逃走吧，尼托，”我站在门厅中间，对他说，“肯定会有出口的，不可能逃不出去。”

“好的，不过等等，我感觉他们正在监视我们。”

“这里没有人，尼托。”

“就是因为没有人，笨蛋。”

“但是尼托，等等，我们先留在这里。我得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没发现……”

“你看。”尼托说。没错，我们经过的那扇门现在完全敞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菲奥里的制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服从菲奥里，我们只要走回去、推开他，就像他经常在课间有意无意地推搡我们那样。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往前走，直到看见两扇紧闭的大门，一扇是侧门，另一扇是正门，尼托钻进了其中一扇，过了很久他才意识到我没有和他在一块，我愚蠢地选择了另一扇门，我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失误，也可能纯粹出于恼怒。他没法回头找我，大厅里的紫色灯光和盯着他的一张张面孔突然把他钉在了这个他一眼便能望到头的地方，大厅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水族箱，这个透明的立方体高耸至光滑的天花板，只给那些贴着玻璃观看绿水的人们留出逼仄的空间，鱼儿缓缓游动，一切寂静无声，这寂静仿佛是另一个水族箱，静止的当下，男人们和女人们（扮成女人的男人们）贴着玻璃，尼托想，马上，马上就回去，托托，你这个白痴去哪儿了，混蛋，他想转身逃走，可是，既然什么都没有发生，既然他逐渐变得像他们那样一动不动地欣赏鱼儿，又何必逃跑呢，他认出了穆蒂斯、“母猪”德卢西亚还有其他几个六年级文科生，他想，为什么是他们呢，为什么不是别人呢，就像他已经思考过的其他问题，为什么是拉古奇、菲奥里和莫雷拉这样的人呢，为什么偏偏不是我们上午班里的朋友呢，为什么尽是些怪人和浑蛋呢，为什么是他们呢，为什么不是莱伊内斯、德利奇，或是其他跟他们一起聊天、偷懒、写作业的同学呢，为什么和这些人在一起的偏偏是托托和他呢，尽管这是他们的错，他们在晚上闯进了学校，这个错误让他们跟白天时他们无法忍受的人聚在了一起，他们是学校里最可恶的浑蛋，更别提“瘸子”和马屁精伊利亚尔特了，甚至连麦吉小姐都出现在这里，谁想得到呢，但是她也在，她是这群娘娘腔和卑鄙小人中唯一真正的女人。

此时传来了犬吠声，声音不大，但打破了宁静，所有人都转身望向大厅朦胧的深处，尼托看见卡莱蒂从紫色烟雾中出现，他是五年级理科生，高举着双臂，从房间深处走来，走路的模样就像是在人群中滑行，他举着一只白色的小狗，小狗挣扎着再次叫了起来，它的腿由红色的带子捆住，带子上似乎还挂着类似铅块的东西，卡莱蒂用力把它扔进水族箱，那块重物让小狗慢慢沉进水里，尼托看见那只狗抽搐着，一点点地往下沉，它试图摆脱腿上的束缚，浮出水面，他看见那只狗逐渐被淹死，它张着嘴，吐着气泡，但是在它淹死前，鱼儿们已经开始撕咬它，它们撕裂它的毛皮，染红了水族箱里的水，小狗周围聚集的鱼儿越来越多，而它依然在沸腾的鱼群和鲜血里挣扎。

我无法看见这一切，因为在那扇自动关闭的门后面只有一片黑暗，我一动不动，不知该怎么办，门后没有任何气味，所以尼托呢，尼托在哪里。在黑暗中前进一步和留在原地都让我觉得害怕，突然间我闻到一种气味，那是消毒水的味道，医院的味道，阑尾炎手术的味道，我差点没有意识到，我的眼睛正在逐渐适应黑暗，而那不是黑暗，深处有一两盏灯，有一盏是绿色的，还有一盏黄色的，衣柜和扶手椅的轮廓，一个身影若隐若现，从更深处向前移动。

“来吧，亲爱的，”那个声音说，“到这儿来，别害怕。”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空气和地板仿佛是同一张松软的地毯，装有镀铬旋转杆的扶手椅，玻璃仪器，灯光；麦吉小姐金色的直发和白色裙子幽幽地发着光。一只手搭上我的肩膀，把我往前推，另一只手按住我的后颈，强迫我坐在扶手椅上，我的额上感觉到了玻璃冰冷的质感，与此同时，麦吉小姐在两个支架间调整着我的脑袋。我在几乎贴着眼睛的地方看到一只发光的白色球体，球体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红点，我感觉到麦吉小姐的膝盖碰到了我的身体，她坐在摆满玻璃物品的架子对面的扶手椅上。她开始操控旋转杆和轮子，又调整了我的脑袋，光线逐渐变成绿色，然后又变回白色，红点不断扩大，来回移动，我唯一能看清的就是视野上方麦吉小姐金色头发的光晕，我们的脸被光线四溢的玻璃隔开，她大概正通过某根管道看着我。

“别动，仔细看那个红点，”麦吉小姐说，“你能看清吗？”

“能，但是……”

“别说话，别动，就这样。现在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看不见那个红点。”

我怎么知道能不能看见它，我沉默不语，而她继续从另一边看着我，突然我意识到，除了中间的那束光之外，我还在盯着仪器玻璃后面麦吉小姐的眼睛，她有一双栗色的眼睛，我的视野上方依然浮动着金色假发朦胧的镜像。短暂的一瞬却仿佛过了千年，我似乎听到了喘气声，我以为这是我发出的声音，随着光线逐渐变幻，随着它们逐渐合成一个紫边的红色三角形，我的思绪变得混乱，但是，或许，那个大声呼吸的人并不是我。

“你还能看见红光吗？”

“看不见了，但我觉得……”

“别动，别说话。现在，看清楚了。”

我感受到了来自另一边的呼吸，一股温热的香气断断续续地传来，三角形开始变成一系列的平行光线，白色的，蓝色的，我的下巴被固定在橡胶支架上，我觉得很疼，本想抬起脑袋，逃离这个困住我的笼子，可大腿处的爱抚仿佛来自远方，那只手在我的腿间向上移动，逐一寻找裤子上的纽扣，两根手指伸了出来，解开我的扣子，寻找着某种攥不住的东西，而那东西却成了令人惋惜的虚无，那两根手指裹住它，轻轻地把它从裤子里掏了出来，缓慢地抚摸它，与此同时，光线变得越来越白，中间的红点再次出现了。我大概挣扎了，因为感觉到了额头和下巴的疼痛，我无法逃出这个妥帖的牢笼，或许我身后还上了锁，香气再次伴随着喘息声传来，光线在我眼前飞舞，一切都在来回移动，正如麦吉小姐的那只手，它用缓慢而无尽的遗忘将我填满。

“放纵自己吧，”这声音从喘息声那儿传来，就是那喘息声在与我交谈，“好好享受吧，小伙子，你至少得给我几滴化验用的东西，就是现在，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在那充满快感和体液的地方，我感受到容器的摩擦，那只手托着那里，来回移动，轻轻挤压，我几乎没有意识到，我的眼前只剩下黑色的玻璃，时间不断流逝，现在麦吉小姐站在我身后，松开了我脑袋上的皮带。我直起身子，系好扣子，与此同时，一束黄色的强光猛地射向我，房间深处有一扇门，麦吉小姐向我示意了出口，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一脸傲慢与满足，黄光下，她的假发亮得刺眼。如果换作别人，如果换做菲奥里或者拉古奇，他们会扑倒她，抱住她，因为没有任何理由不抱她，不吻她，不打她，但或许没有人会这么做，那扇门会在他们身后无情地关闭，就像现在她砰的一声把我关在门外，把我留在了另一条走廊上，远处有一个拐角，我迷失在走廊的曲线中，迷失在失去尼托的孤单里，觉得尼托的缺席无法忍受，我向拐角跑去，看见了唯一的一扇门，我扑上去，但那扇门上了锁，我不停地敲门，听见自己的敲门声就像是一阵阵尖叫，我靠在门上，慢慢向下滑，直到跪在了地上，这或许是麦吉小姐那件事之后的虚弱感、眩晕感。从门的另一边传来尖叫声和笑声。

由于那里的笑声和尖叫声很刺耳，有人推搡着尼托，让他不得不往水族箱和左边墙壁之间的那条路走去，所有人都在那条路上走动，试图离开那里，加莱蒂高举手臂指明路线，跟他进来时展示小狗的动作一模一样，其他人一边尖叫一边互相推搡，同时遵从他的指挥，尼托身后的人也在推他，那人好像觉得他懒洋洋地睡着了，游戏开始的时候，尼托还没有穿过那扇门，他认出了从另一边进来的“瘸子”，“瘸子”被蒙住了眼睛，被西班牙人费尔南多和拉古奇搀扶着，以免他磕着碰着，其他人已经藏在了扶手椅后面，躲进了衣柜里，钻到了床底下，库尔钦爬上一把椅子，然后从那里爬到了书架的顶端，而其他人分散在这个巨大厅堂的各个角落，等待“瘸子”的下一步行动，他们准备踮着脚尖避开他，或者用假声叫他、欺骗他，“瘸子”大摇大摆地走着路，他张着手臂，发出细细的尖叫声，试图抓住谁，尼托不得不向墙壁跑去，躲在一张摆放着花瓶和书籍的桌子后面，与此同时，“瘸子”捉住了矮子拉腊涅加，发出胜利的尖叫声，其他人一边鼓掌一边从藏身处离开，“瘸子”取下绷带，给拉腊涅加系上，尽管矮子不停地抗议，指责他让自己变成了追捕者，但“瘸子”依然把绷带系得很紧，紧紧地勒着他的眼睛，“瞎眼母鸡”[3]被无情的力量束缚了起来，同样的力量也曾绑住那只白色小狗的四肢。人们又一次在笑声和窃窃私语声中四散而去，伊利亚尔特老师小跳着，菲奥里不失冷静与高傲地寻找着藏身处，拉古奇挺起胸膛，朝着两米外的矮子拉腊涅加大喊，拉腊涅加向他扑过去，却扑了个空，拉古奇一下子就跳到了拉腊涅加可触及的范围之外，并对他大喊：“我是泰山，你是珍妮，傻瓜！”困惑的矮子四处摸索，处处扑空，麦吉小姐重新出现了，她拥抱了“瘸子”，然后开始嘲笑拉腊涅加，矮子扑向他们的时候，他们俩都害怕到尖叫了起来，他们惊险地逃脱了矮子张开的双手，尼托往后跳了一下，他看见矮子抓住心不在焉的库尔钦的头发，库尔钦发出一声哀叫，拉腊涅加摘下绷带，但没有松开他的猎物，一片掌声和尖叫声，人们突然沉默下来，因为“瘸子”举起了一只手，他身旁的菲奥里摆出立正的姿势，发出了一道没人听得懂的命令，但没有关系，菲奥里的制服就像是命令本身，没有人动，连泪水涟涟的库尔钦都没动，拉腊涅加几乎就要扯下他的头发了，库尔钦也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没有挣脱。

“图萨，”“瘸子”命令道，“现在玩‘图萨和卡里卡图萨’游戏。把他安排好。”

拉腊涅加没听明白，但是菲奥里冷漠地向他指了指库尔钦，于是矮子扯了扯他的头发，他的腰不得不弯得越来越低，而其他人逐渐排成一列，女人们一面细声尖叫，一面拢起自己的裙子，佩龙排在第一个，然后是伊利亚尔特老师、扭捏作态的莫雷拉、卡莱蒂和“母猪”德卢西亚，队列延伸到大厅深处，拉腊涅加抓着低头弯腰的库尔钦，等到“瘸子”伸手示意，菲奥里下达“跳马别打马”的命令时，拉腊涅加突然松开了库尔钦，佩龙站在最前面，身后是一整列队伍，库尔钦就像一只小猪，弯成了一张弓，大家把手支在他的背上，从他身上跳过去，起跳的时候大家喊“图萨”，跳过库尔钦后背的时候喊“卡里卡图萨”，完成后，大家先在大厅里绕一圈，然后走到队伍的另一头重新排队，再开始新的一轮，尼托几乎是最后一个上场的，他尽可能轻地起跳，以免压到库尔钦，接着是马西亚斯，他任由自己像一只口袋似的重重摔在库尔钦的背上，大家听见“瘸子”大喊一声“跳马并打马”，于是整个队伍再次从库尔钦身上跳过去，只是现在他们一边跳一边踢他、打他，队形已经被破坏，大家围着库尔钦，使劲打他的脑袋和后背，尼托刚抬起手臂就看见拉古奇在库尔钦的屁股上踹了一脚，库尔钦缩了缩身子，大叫一声，佩龙和穆蒂斯不停地踹他的腿，女人们则残忍地对他的脊背又挠又抓，库尔钦号叫着，想起身逃走，但菲奥里走了过来，摁住他的脖子，大叫道：“图萨！卡里卡图萨！打啊！打啊！”有几只手已经捏成拳头，落在库尔钦的肋骨和脑袋上，库尔钦哀号着请求原谅，他无法摆脱菲奥里，无法摆脱将他包围的雨点般落下的拳打和脚踢。“瘸子”和麦吉小姐同时高声下达了命令，菲奥里松开库尔钦，库尔钦侧身倒下了，嘴角淌着鲜血，西班牙人马诺洛从大厅深处跑了过来，像抬沙袋似的抬起库尔钦，把他带走了，与此同时，所有人都在疯狂地鼓掌，菲奥里向“瘸子”和麦吉小姐走去，仿佛是要向他们讨教。

尼托退到圈子的边缘，圈子里的人们渐渐兴致索然地散开了，他们似乎想继续玩这个游戏，或是玩别的游戏，他从那里看见“瘸子”朝伊利亚尔特老师竖起手指，之后又向菲奥里走去，与之交谈，接着他严厉地下达了命令，所有人都站成一个方阵，排成四路纵队，女人们站在后面，而拉古奇则是这支队伍的首领，他愤怒地看着尼托，因为尼托花了很长时间才在第二排找到位置。所有这一切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当时西班牙人费尔南多正拖着我的手臂带我往那里走，他在那扇上了锁的门后面找到了我，打开门后一把将我推了进去，我看见“瘸子”和麦吉小姐坐在靠墙的沙发上，其他人都在方阵里，菲奥里和拉古奇站在方阵前面，尼托脸色苍白地站在第二排，伊利亚尔特老师跟上课似的对着方阵讲话，然后大家向“瘸子”和麦吉小姐致以礼貌的问候，我尽可能混进方阵后排的疯女人中间，她们满脸嘲笑地看着我，窃窃私语，直到伊利亚尔特老师开始清嗓子才作罢，接着便是一阵不知持续了多久的沉默。

“接下来背诵十条戒律，”伊利亚尔特老师说，“信仰宣认第一条。”

我看着尼托，就好像他还会帮我一样，我愚蠢地期待他能指给我一个出口，随便哪扇门，这样我们就可以逃出去了，但是尼托似乎没有发现我在后排，他像所有人一样盯着眼前的空气，像此时的所有人一样，纹丝不动。

方阵单调地、一字一句地背诵：

“力量源于秩序，秩序源于力量。”

“推论是！”伊利亚尔特命令道。

“服从是为了命令，命令是为了服从。”方阵背诵道。

期待尼托回头是无济于事的，我甚至觉得自己看见他蠕动着嘴唇，似乎是在附和其他人。我倚在墙上，木板发出了嘎吱声，其中一个女疯子——我觉得是莫雷拉——用警告的眼神看着我。“第二条。”伊利亚尔特正在下命令，此时此刻，我发现那不是木板而是一扇门，我感觉那扇门在慢慢打开，而我任由自己滑入那几乎令人愉悦的晕眩感之中。“哎呀，你怎么回事，亲爱的。”莫雷拉低声说，而整个方阵正在背诵一句我没听懂的话，我侧过身，来到门的另一边，锁上门，我感觉到莫雷拉和马西亚斯双手的推力，他们在试图把门打开，我按下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门闩，开始在走廊上奔跑，拐角，两间空荡荡的教室，最后，在黑暗中，我来到了另一条走廊，它直接通往教师办公大厅对面庭院上方的走廊。关于这一切我记不太清了，我只是我自己的逃亡，我只是在阴影里奔跑的某种东西，我尽量不出声，在地砖上滑行，最终抵达了大理石楼梯，下楼时我一次跨越三级台阶，觉得自己被一股下坠的力量推到了列柱廊，斗篷就在那里，西班牙人马诺洛也在那里，张着手臂挡住我的去路。我已经说过，关于这一切我记不太清了，我可能用脑袋撞了他的肚子，也可能一脚踢中了他的腹部，斗篷被栅栏上的尖刺缠住了，但我还是爬上去、跳了下来，人行道上弥漫着一层凌晨的暗灰，一位老者缓步前行，灰霾的破晓，盯着我的老者，他长着一张鱼脸，张着嘴，想叫喊却发不出声音。

整个周日我都没有离开家，幸好我家人都很了解我的作风，没有人问我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中午，我给尼托家打了电话，但是他妈妈告诉我他不在家，下午，我得知尼托回过家，但那会儿他又在外面了，晚上十点我又给他打电话，他的某个兄弟告诉我他不知道尼托在哪儿。我很奇怪他竟然没来找我，更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周一我到学校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了他，他可是打破迟到纪录的人。他正在和德利奇聊天，但他从后者身边走开了，朝我走过来，向我伸出手，尽管这样很奇怪，尽管刚到校就握手是如此奇怪，但我还是握住了他的手。而这有什么关系呢，我的脑海里已经冒出了许多别的事儿，在上课铃响前的五分钟里，我们有太多的事要跟对方说，所以……你都干了些什么，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西班牙人把我截住了，所以……没错，我知道，尼托对我说，你别太激动，托托，让我说会儿。老兄，问题是……是的，没错，这确实挺严重的。挺严重的？尼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得上去，揭发“瘸子”。等等，等等，你别这么生气，托托。

这场聊天还在继续，可这就像两人自顾自的独白，不知怎的，我开始觉得不太对劲，尼托似乎心不在焉。莫雷拉挤眉弄眼地经过，跟大家问好，我远远地看见“母猪”德卢西亚跑着进了学校，拉古奇穿着他的运动夹克，所有浑蛋都陆续来了，他们和我的朋友们混在一起，和莱伊内斯、阿莱尔弥混在一起，他们也在跟大家问好，你看到河床队是怎么拿下比赛了吗，我早就跟你说了吧，年轻人，尼托看着我，反复说，这里不行，现在不行，托托，放学后我们去咖啡馆谈。但是，你看，你看，尼托，你看库尔钦的头上缠着绷带，我不能保持沉默，我们一起上去，尼托，要么我自己去，我敢跟你保证，我现在就去。不行，尼托说，这个词里似乎藏着另一个声音，你现在别上去，托托，我们俩先聊一聊。

眼前的人的确是他，但我好像突然不认识他了。他跟我说“不行”，菲奥里也会这样跟我说话，这会儿他正吹着口哨走来，当然了，他穿着便服，脸上洋溢着我从未见过的夸张的微笑，跟大家打招呼。我觉得，一切都突然浓缩在其中，浓缩在尼托的那句“不行”之中，浓缩在菲奥里令人难以想象的微笑之中；逃亡那一晚的恐惧心情再次出现了，楼梯上的飞奔的恐惧，廊柱间马诺洛张开的手臂的恐惧。

“我为什么不能上去？”我觉得很可笑，“为什么不能揭发‘瘸子’、伊利亚尔特和其他人？”

“因为这很危险，”尼托说，“现在我们没法在这里谈，到了咖啡馆我解释给你听。我待的时间比你久，你明白吗。”

“但最后你也逃出来了。”我似乎还抱有一丝希望，我在寻找他，仿佛他并不在我眼前。

“不，我没必要逃跑，托托。所以我才告诉你，你现在别说了。”

“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我冲他大喊，我觉得自己差一点就要哭了，差一点就会打他，差一点就会抱住他。

“因为这样对你更好，”尼托的另一个声音说道，“因为你没那么蠢，你明白的，要是你开口了，你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你没法明白，我们得去上课了。但是，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只要你说出一个字，你就会后悔一辈子的，不过前提是你还能活着。”

他肯定是在捉弄我，他不可能跟我说这种话，但是那个声音，他说话的语气，那种自信，还有那张紧闭的嘴。一如拉古奇，一如菲奥里，那种自信和那紧闭的嘴。我永远都不会知道，那天老师们都说了些什么，我感觉到尼托的眼神一直盯着我的后背。尼托也没有听课，现在课业对他来说根本不重要，“瘸子”和麦吉小姐的“烟雾窗帘[4]”，它的存在让其他事物，让真正重要的事物，一点点地实现，正如他们一点点地向他灌输十条戒律，一条接着一条，服从十条戒律，在未来执行十条戒律，这两者逐渐促成了这一切，那天晚上他学到的这一切，承诺的这一切，保证的这一切，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为了祖国的利益，这一切都会变成现实，“瘸子”和麦吉小姐会下令让这一切都变成现实。

[1]“师范”的西语单词normal也有“正常”的意思，其反义词anormal则是“变态”的意思。

[2]弗朗西斯科·洛穆托（Francisco Lomuto，1893-1950），阿根廷指挥家、作曲家、钢琴家，是探戈领域的重要人物。

[3]“瞎眼母鸡”是一种阿根廷儿童游戏，与捉迷藏类似。被蒙住眼睛、负责追捕的那个人被叫作“瞎眼母鸡”。

[4]原文“Cortinas de humo”直译为烟雾窗帘，是烟雾弹的意思。但这里的“窗帘”一语双关，对应了前文出现过的绿色窗帘。

不合时宜

我已经没有任何记住这一切的理由了，虽然我喜欢季节性地写一些东西，一些朋友也对我写的诗句和文章表示认可，但我时常会想，这些童年回忆是否真的值得被记录下来，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否只因为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记录会让事情变得更真实，这样我就能以自己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并拥有它，就像拥有衣柜里的领带和夜里菲莉莎的身体，往事无法重来，却变得越来越鲜活，仿佛在记忆中打开了第三个维度，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几乎总是苦涩的，可我非常向往。我一直都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那些往事，而其他人已经学会了遗忘，不再被往事折磨。书写多罗的故事时，多罗几乎从来不是促使我写作的原因，原因另有其他，但我敢肯定，在我的朋友中，很少有人像我记得多罗那样记得童年的伙伴，多罗只不过是引导他姐姐出场的借口，我和多罗在院子里玩耍，在多罗家的客厅里画画，而萨拉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十二三岁，两个人形影不离，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单独记录多罗的事，我也无法接受自己像旁观者那样写下多罗的故事。看见多罗意味着同时看见了我自己，对阿尼瓦尔来说也是如此，要是当时我没有发现阿尼瓦尔也在那里的话，我可能就完全不记得多罗了，一个夏天的下午，阿尼瓦尔踢了一球，打破了多罗家的一面玻璃，他吓坏了，想躲起来，想否认自己做的错事，萨拉出现了，她叫他们“坏蛋”，让他们去街角的空地踢球。这一切自然会让人回想起班菲尔德，因为一切都在那里发生，不论是多罗还是阿尼瓦尔都无法想象这些事会发生在另一个村庄，当时，班菲尔德的房子和玩耍的空地比世界还大。

班菲尔德是一座村庄，它的街道全是土路，村里有南方铁路的火车站，夏天的午睡时刻，荒地里会爬满五颜六色的蝗虫，到了晚上，村子战战兢兢地躲在街角为数不多的路灯四周，骑马的守夜人不时吹响哨子，每盏路灯周围都有飞舞的小虫，形成让人眼花缭乱的光晕。多罗家和阿尼瓦尔家离得非常近，街道就像一条走廊，将他们日夜联系在一起，他们午睡时分在空地上踢球，在街角路灯下观察蟾蜍如何围成一圈吃虫子，一些小飞虫绕着黄色的灯光飞得晕头转向，成为蟾蜍的食物。夏天，永远放假的夏天，他们自由地游戏，时间只属于他们，只为他们而存在，既没有课程表，也没有上课铃，午后与夜晚的炎热空气里和汗水涟涟的脸上都散发着夏天的气息，他们打架，跑步，争夺输赢，他们大声欢笑，偶尔哭泣，永远都在一起，永远都是自由的，他们是自己的风筝、足球、街角和小路的世界的主人。

阿尼瓦尔脑海中有关萨拉的画面并不多，但她的每个身影都像是太阳升到最高时的彩色玻璃窗，蓝色、红色和绿色的光线照射进来，甚至能将他灼伤，有时，阿尼瓦尔会特别注意她落在肩头的金发，那仿佛是一种他希望能在自己的脸庞上感受到的爱抚，有时，他会特别注意她雪白的肌肤，因为萨拉几乎从不出门晒太阳，她专心做家务，她母亲病了，多罗每天下午回家的时候衣服都脏兮兮的，膝盖也磕破了，鞋子上都是泥。他从来都不知道萨拉那时的年龄，他只知道那会儿她已经是个小姐了，已经是弟弟年轻的妈妈了，每当她和弟弟说话的时候，每当她摸摸弟弟的脑袋，差他去买东西，或是让他们俩别在院子里大喊大叫的时候，弟弟就会变得更加孩子气。阿尼瓦尔总是羞涩地跟她打招呼，向她伸出手，萨拉也总是友好地握住他的手，她基本不看他，但把他当成半个多罗，因为他几乎每天都来家里读书或玩耍。五点的时候，她会叫他们喝牛奶咖啡、吃海绵蛋糕，用餐地点几乎总是院子里的小桌或阴凉的客厅；阿尼瓦尔只见过多罗的妈妈两三回，她坐在轮椅上温柔地跟他们说“小伙子们好”，虽然在班菲尔德很少会有汽车，但她还是会跟他们说“当心汽车”，而他们微笑着，坚信街上的汽车肯定会避开自己，坚信他们是足球运动员和赛跑者，是刀枪不入的。多罗从来不提自己的母亲，她几乎总是躺在床上，或是在客厅里听广播，家意味着院子和萨拉，有时某个舅舅会来做客，考他们在学校里学过的知识，奖励他们五十分钱。对于阿尼瓦尔来说，永远只有夏天，他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冬天的回忆，每到冬天，他的家就会变成灰霾的牢房，在家里，只有书籍在讲述，家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而所有的事物都坚守着自己的阵地，需要他照顾的母鸡，需要通过长期忌食来控制的病情，茶水以及偶尔才能见到的多罗，因为多罗不喜欢在不让他们玩耍的房子里待太久。

在患支气管炎的那十五天里，阿尼瓦尔开始感觉到萨拉的缺席，多罗来看他的时候，他向多罗问起了她，只得到一个心不在焉的回答，说她很好，多罗只在意那周他们能不能再次上街玩耍。阿尼瓦尔原本想打听更多萨拉的事，但他不敢问太多，要是多罗知道他担心一个不像他们那样玩耍的人，一个与他们所做所想的一切完全搭不上边的人，肯定会觉得他愚蠢极了。等他再去多罗家的时候，他依然有些虚弱，萨拉向他伸出手，问他怎么样了，还说他不能踢球，免得累着，最好还是在客厅里画画看书；她的声音很严肃，说话的语气和她跟多罗说话时一样，亲切而疏远，她是周到而严肃的姐姐。那天晚上睡觉前，阿尼瓦尔感觉有什么东西来到了他的眼前，他的枕头变成了萨拉，他觉得自己需要把她按进怀里，需要把脸贴着萨拉和萨拉的头发哭泣，他希望她在那里，坐在他的床边，给他送药、量体温。早晨，他妈妈来到他身边，用闻起来像酒精和薄荷醇的东西擦拭他的胸口，阿尼瓦尔闭上了眼睛，萨拉的手抬起了他的上衣，轻轻地抚摸他，治疗他。

又到了夏天，在多罗家的院子，假期意味着小说、模型、集邮、收集足球明星的照片然后贴进相册里。那天下午，他们聊起了长裤，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得穿长裤了，谁会穿着短裤进中学呢。萨拉叫他们喝牛奶咖啡，阿尼瓦尔觉得自己听见了他们的谈话，她的嘴角还留着一丝微笑，或许她喜欢听他们谈论这些事，还取笑了他们一下。多罗已经告诉过他，萨拉有男朋友了，那是一位大块头先生，他每周六会来看萨拉，不过多罗还没见过他。阿尼瓦尔想象他会给萨拉送夹心巧克力，会在客厅里和她聊天，就像他堂姐罗拉的男朋友一样，他的支气管炎很快就好了，他又可以和多罗还有其他朋友一块儿在空地上玩耍了。但是到了晚上，一切都变得悲伤而美丽，睡觉前他独自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想，萨拉不在这里，不论他健康还是生病，她永远都不会进来看他，恰好在这个时候，他觉得她是那么近，他闭着眼睛看她，没有了多罗的声音和其他男孩的叫声，萨拉只为他独自出现在那里，出现在他身边，他哭了，因为他想全心全意地付出，想变成萨拉手心里的多罗，他希望萨拉的头发摩擦他的额头，希望她对他说“晚安”，希望萨拉在离开前给他盖上被子。

他鼓起勇气，假装随意地问起多罗，他生病的时候谁来照顾他，因为之前多罗得了肠道感染，在床上躺了五天。他询问的语气就好像多罗会告诉他，是妈妈照顾他的，但阿尼瓦尔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于是，萨拉，药方，还有其他细节。多罗告诉他，他姐姐为他做了所有的事，他换了话题，聊起电影。但是阿尼瓦尔想知道更多的事，萨拉是不是从他小时候就开始照顾他了，当然，因为他妈妈几乎残疾已经有八年了，萨拉负责照顾他们俩。那么，你小时候是萨拉给你洗澡的吗？当然，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蠢事？不为什么，只是想知道而已，有一个会给你洗澡的姐姐应该是一件挺奇怪的事。没什么奇怪的，朋友。你小时候，要是你生病了，她也会照顾你，为你做所有的事吗？当然了。你不觉得羞耻吗？你姐姐看了你的身体，还为你做了所有的事情。不觉得，我有什么可觉得羞耻的，当时我还小。现在呢？好吧，现在也无所谓，我都病了，我为什么要觉得羞耻呢。

为什么要觉得羞耻呢，没错。闭上眼睛的时候，他会想象萨拉在夜里走进他的房间，走近他的床，他希望她问他怎么样了，希望她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然后掀开床单，检查他腿肚子上的伤口，给他换绷带，叫他“傻瓜”，因为他竟然被玻璃割伤了。他感觉她掀开了自己的上衣，看着他的裸体，抚摸他的小腹，看有没有发炎，然后重新给他盖好被子，让他安然入睡。他抱着枕头，突然觉得自己无比孤独，他睁开眼睛，房间里已经没有了萨拉的身影，那就像是一股痛苦而愉悦的潮水，因为没有人，没有人会知道他的爱恋，连萨拉都不会知道，没有人能理解那种遗憾，那种想为萨拉而死的愿望，他想救她出虎穴，想救她于火海，不然的话，他想为她而死，那样她就会感激他，就会哭着亲吻他。他的双手向下移动，他开始像多罗，像所有的男孩那样，抚摸自己，这种时候，萨拉不会出现在他的想象里，出现的会是仓库主的女儿，或者约兰达表姐，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萨拉身上，她是夜里来照顾他的人，就像她照顾多罗那样，他只要想象萨拉俯身轻抚自己的模样就会觉得开心，这才是爱情，尽管阿尼瓦尔已经知道爱情应该是怎样的，尽管他曾经想象过和约兰达在一起的样子，想象过他可以对约兰达和仓库主的女儿所做的一切。

去大水沟的那一天差不多是夏末了，去那儿之前，他们在空地上玩耍，然后他们告别了同伴，沿着一条只有他们认识的、被他们叫作“桑德坎”的小路走，消失在荆棘丛生的灌木丛中，他们曾经在那里发现过一只吊死在树上的狗，然后带着恐惧逃走了。他们用手拨开灌木，一直走到植物最茂盛的地方，低垂的柳枝遮住了他们的脸庞，他们一直走到大水沟沿，沟水浑浊，他们总想着能在那里钓到银鲈鱼，但是永远一无所获。他们喜欢坐在沟沿，抽多罗用玉米苞叶做成的香烟，谈论埃米里奥·萨尔加里[1]的小说，制订旅行计划，等等。但那天他们运气不好，阿尼瓦尔的一只鞋子被树根勾住了，他的身子往前倾，他抓住多罗，两人沿着大水沟的坡面往下滑，水没过了他们的腰，虽然看起来挺吓人，但其实并不危险，他们绝望地拍打河水，直到抓住了一根柳树枝，他们一边往上爬，一边咒骂着上了岸，浑身是泥，污泥从他们的衣服里、裤子里不断地往下滴，还散发着一股腐烂的气味，死老鼠的气味。

回来的路上他们几乎没有说话，他们从多罗家花园的深处溜了进去，希望院子里没有人，这样他们就能偷偷把自己洗干净。萨拉在鸡舍旁边晾衣服，看见他们过来了，多罗似乎很害怕，阿尼瓦尔跟在后面，他羞愧万分，恨不得真的死去，恨不得离萨拉千万里，此刻，她抿紧嘴唇看着他们，可笑而困惑的他们沉默地站在阳光下的院子里。

“你就差没干这个了。”萨拉只说了这一句话。这句话是对多罗说的，仿佛也是对阿尼瓦尔说的，他开始结结巴巴地承认错误，都是他的错，他的鞋子被勾住了，所以不是多罗的错，事情是这样的，地面太滑了。

“你们现在就去洗澡，”萨拉说，仿佛没有听见他说的话，“进门前把鞋子脱了，然后去鸡舍那边的水池把衣服洗干净。”

他们在浴室里面面相觑，多罗先笑了，但他的笑声没有说服力，他们脱光衣服，打开喷头，在水下他们才能开怀大笑，他们开始抢肥皂，从上到下观察对方，给对方挠痒痒。一条泥河流进了排水管，慢慢被稀释了，肥皂开始起泡，他们玩得忘乎所以，都没发现门被打开了，萨拉就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她走到多罗身边，拿走了他手上的肥皂，在他依然满布泥点的背上使劲揉搓。阿尼瓦尔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站在浴缸里，把手放在肚子上，然后他突然背过身去，不让萨拉看见他，可是这样更糟，他转了四分之三圈，水流到了他的脸上，他换到另一边，再次背对她，直到萨拉把肥皂递给他，对他说：“好好洗洗耳朵，你浑身上下都是泥。”

那天晚上，不像之前的那些夜晚，他没能见到萨拉，尽管他用力地闭上眼睛，但唯一能看见的是浴缸里的自己、多罗还有向他们走来的萨拉，萨拉从头到脚检查他们，然后，他们手臂上搭着脏衣服，走出了浴室，萨拉大方地走到水池边，一边洗他们的衣服，一边大声让他们裹好浴巾，直到身体干透了为止，她一言不发地递给他们牛奶咖啡，既不生气也不客气，把熨衣板放在紫藤树下，慢慢熨干裤子和上衣。最后，她让他们去穿衣服，他怎么能不对她说些什么呢，就说一句“谢谢，萨拉，您真好，真的谢谢您，萨拉”。可他连这句话都没说出口，多罗也什么都没说，他们一声不吭地穿衣服去了，然后开始研究邮票，玩飞机模型，萨拉没再出现了，傍晚的时候她总是要照顾妈妈，准备晚饭，偶尔也会在锅碗瓢盆叮铃哐啷的响声中哼一支探戈曲，就像现在，她没有出现在他紧闭的眼皮下，他已经无法用这种方式让她出现了，他无法让她知道自己是多么爱她，让她知道在她看过他们洗澡之后，他又是多么希望能真的死去。

那应该是他进国立学校前的最后一个假期，多罗不跟他一起去，因为多罗要去师范学校，但是他们俩已经约好了，就算去不同的学校，他们也依然要每天都见面，去不同的学校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每天下午还会跟平常那样一起玩，他们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他们不知道，二月或三月的某一天会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多罗家的院子里玩耍，因为阿尼瓦尔一家要搬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只能在周末见面，这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改变，大人们强迫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事，强迫他们分别，大人们并不在意他们，也不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对此感到悲愤不已。

突然间，一切变得飞快，他们换上了第一条长裤，多罗告诉他，三月初萨拉就要结婚了，他说话的语气就像那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阿尼瓦尔甚至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过了几天他才鼓起勇气问多罗，萨拉结婚以后会不会继续和他住在一起，你真是个傻瓜，他们怎么会留在这里呢，那个男人很有钱，会把她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他在坦迪尔还有一套房子，我会和我妈妈还有福斯蒂娜姨妈一起生活，福斯蒂娜姨妈负责照顾我妈妈。

在那个假期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他看见萨拉的未婚夫开车来了，他看见他穿着蓝色的西服，身材很胖，戴着眼镜，下车时，手里拿着一盒点心和一束百合花。家里人吩咐阿尼瓦尔打包自己的东西，他们周一就要搬家了，他还什么都没准备。他本来想去多罗家的，说不清原因，他只是想去那里，但是妈妈强迫他打包自己的书、地球仪还有他搜集的昆虫标本。他们跟他说，他会有一间单独的、可以看到街景的大房间，他们还跟他说，他可以走路去上学。一切都会是崭新的，一切都会以全新的方式开始，一切都在慢慢地转动，现在，萨拉大概在和那个穿着蓝色西装的胖男人一起坐在客厅里喝茶，吃他带来的点心，她离院子是那样远，离多罗和他是那样远，她再也不会叫他们到紫藤树下喝牛奶咖啡了。

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个周末（没错，他有了一间单独的大房间，整个地段到处都是商店，两个街区外有一家电影院），他坐上火车，回到班菲尔德去见多罗。他认识了福斯蒂娜姨妈，他们在院子里玩耍过后，她什么都没给他们准备，他们在村子里散步，阿尼瓦尔过了一会儿才问起萨拉。好吧，他们办的是世俗婚礼，现在已经在坦迪尔的房子里度蜜月了，萨拉每隔十五天就会回来看望母亲。你不想她吗？想啊，但是能怎么办呢。当然了，现在她已经结婚了。多罗心不在焉，开始转换话题，阿尼瓦尔没办法继续和他聊萨拉的事了，也许他求了多罗给他讲讲结婚的事，多罗笑了，我怎么知道呢，大概没什么特别的吧，婚礼结束以后他们去了旅馆，然后就是新婚之夜，他们睡在一起，然后那个男人……阿尼瓦尔一边听，一边看着栅栏和地砖，他不希望多罗看见自己的脸，多罗察觉到了，我敢肯定，你不知道新婚之夜会发生什么。去你的，我当然知道了。就算你知道，但第一次是不一样的，拉米雷斯是这么告诉我的，是他哥哥告诉他的，他哥哥是律师，去年结婚了，他哥哥什么都跟他说。广场上有一条空空的长凳，多罗买了香烟，继续跟阿尼瓦尔解释，继续抽烟，阿尼瓦尔同意了，他咽下一口烟雾，开始觉得头晕，他不需要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树叶衬托下的萨拉的身体，过去他从来没有把它想象成一具身体，通过拉米雷斯哥哥的话，通过多罗仍在跟他讲述的声音，他看见了新婚之夜。

那天他没敢问多罗要萨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址，他打算下次来的时候再问，因为他害怕那时的多罗，可是他没能再去看他，开学了，他有了新朋友，布宜诺斯艾利斯慢慢地将背着数学课本的阿尼瓦尔吞噬，市中心的电影院，河床队的球场，他开始和贝托这个地地道道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一起夜游。多罗在拉普拉塔的情况大概也是如此，阿尼瓦尔时常想给他写信，因为多罗没有电话，可是后来，要么贝托来了，要么他得写作业，几个月过去了，第一年过去了，他去萨拉迪略度假，萨拉在他的脑海里逐渐只剩下一幅孤立的画面，有时，玛利亚或菲莉莎会让他在某一瞬间想起萨拉，这种时候，萨拉的模样会一闪而过。第二年的某一天，当他快要从梦里醒来的时候，他清楚地看见了她，一阵灼热的疼痛让他痛苦不已，归根结底，他没有那么爱她，无论如何，过去他是个孩子，萨拉从没有像现在的菲莉莎或药房的金发女孩那样关注过他，从来没有像贝芭表姐或菲莉莎那样，为了庆祝他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四年而跟他跳舞，从来没有像玛利亚那样任由自己抚摸她的头发，跟他去圣伊西德罗市跳舞，消失在午夜海边的树林中，他不顾菲莉莎的抗议和笑声亲吻她的嘴，把她抵在树干上，抚摸她的胸，他的手往下移动，直到迷失在那游离的温暖当中，在又一场舞会结束后，在看了许多场电影后，他在菲莉莎花园的深处找到了庇护，和她一起滑落到地上，他在她的嘴里尝到了咸咸的味道，放任自己的那只手四处摸索，他当然不会告诉她，这是第一次，他觉得害怕，他已经是工程学一年级的学生了，他不能告诉菲莉莎这些事，之后就更不需要了，因为他跟菲莉莎（偶尔跟贝芭表姐）学得很快。

他再也没有多罗的消息了，但他并不在意，他也忘了现在在省内的某个村子里教历史的贝托，跟所有人一样，事情毫无意外地接连发生在他身上，阿尼瓦尔接受了，却又没有接受，大概是生活替他接受的吧，学位证书，重度肝炎，巴西之旅，与两三个人合伙开的工作室接下一个重大工程项目。他在门口和其中一位合伙人道别，打算下班后去喝啤酒，这时，他在对面的人行道上看见萨拉向他走来。他突然想起来，前一天晚上他梦见过萨拉，地点依然是多罗家的院子，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生，萨拉只是在那里晾衣服，喊他们喝牛奶咖啡，那个梦就这样几乎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或许正是因为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些画面在班菲尔德夏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在梦境里，班菲尔德的夏天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夏天是不同的；或许还是因为这个，又或许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在被他遗忘了多年之后（但那并不是遗忘，他一整天都忧伤地反复跟自己说明这一点），他又想起了萨拉，现在，他看着她从街上走来，看见她穿着白色的衣服，每走一步，金色的发丝就在肩上飞舞，她和过去一模一样，她和梦境里的画面连在了一起，他对这种延续丝毫不觉得奇怪，似乎这是必然的，是预料之中的，他穿过街道，走到她面前，告诉她自己是谁，她惊讶地看着他，她没认出他，可是，她突然认出他了，她突然笑了，向他伸出手，她紧紧握住了他的手，继续对他微笑。

“太不可思议了，”萨拉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怎么可能认出你呢。”

“您当然认不出我了，”阿尼瓦尔说，“但您看到了，我可马上就认出您了。”

“这是理所当然的，”萨拉理所当然地说，“那会儿你还没穿上长裤呢。我肯定也变了很多，应该是因为你更善于记住别人的样貌。”

他迟疑了一瞬间才意识到继续用“您”称呼她很愚蠢。

“不，你没变，你连发型都没变。你还是你。”

“虽然善于记住别人的样貌，但你可有些近视啊。”还是同样的声音，声音里透露出善意的嘲讽。

阳光照在他们的脸上，他们没法在往来的车流和人群中交谈。萨拉说她没有急事，愿意去咖啡馆喝点东西。他们开始抽第一支烟，泛泛的问题，拐弯抹角的回答，多罗在阿德罗格市当老师，妈妈在读报纸的时候像一只小鸟那样死去了，他和其他几个年轻工程师合伙工作，虽然现在危机正酣，但他们干得还不错。抽第二支烟的时候，阿尼瓦尔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灼伤了他的双唇。

“你丈夫呢？”

萨拉从鼻子里呼出烟雾，她慢慢盯着他的眼睛。

“他酗酒。”她说。

既没有痛苦，也没有遗憾，只有这个简单的信息，然后，她又变成了班菲尔德的萨拉，那时候，这一切都还没发生，还不存在距离和遗忘，也不存在前一晚的梦境，梦境里的地方正是多罗家的院子，她跟往常一样，一言不发地接过第二杯威士忌，让他继续说下去，让他讲给她听，因为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告诉她，对他而言，岁月里充满了故事，而她却仿佛没有太多经历，个中原因也不值一提。或许是因为，她刚刚已经用一句话说明了原因。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切都变得没那么艰难了，问答游戏，阿尼瓦尔伸出手，放在桌布上，萨拉的手没有躲避它的重量，她让那只手留在那里，与此同时，他低下了头，因为他没法看着她的脸，与此同时，他滔滔不绝地跟她说起了院子和多罗，跟她讲述房间里的那些夜晚，温度计，搂着枕头的哭泣。他用平缓而单调的声音跟她讲述这些事，各种瞬间和往事逐渐堆积，但这一切并不重要，我深深地爱上了你，我深深地陷入了爱河，但我却不能告诉你，你从夜里来，你照顾我，你是我不曾拥有过的年轻的母亲，你给我量体温，轻抚我，哄我入睡，你把牛奶咖啡给我们端到院子里，你记得吗，我们要是做了傻事，你会骂我们，我原本希望你会跟我说很多事，只跟我说，但你却高高在上地看着我，在远处冲我微笑，我们之间隔着一面巨大的玻璃，你无法打碎它，因此，我在夜里呼唤你，你来照顾我，和我在一起，就像我爱你那样地爱我，你抚摸我的脑袋，像对待多罗那样对待我，做一切你对多罗做过的事，但我不是多罗，只有一回，萨拉，只有一回，而且结果很糟糕，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因为我情愿一死了之，但是我不能死，或者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当然不想死了，但这就是爱，可我又想死，因为你像看一个孩子那样看了我的全身，你走进浴室，看了那个爱你的人一眼，你就像看多罗那样看着我，你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妻了，你快结婚了，而我却站在那里，你递给我肥皂，让我把耳朵洗干净，你像看着一个孩子那样看着我的裸体，你完全不在意我，你甚至都没有在看我，因为在你眼前的只是一个孩子，然后你走了，仿佛从来没有看过我，仿佛我没在那里，没在你看着我的时候不知所措。

“我记得很清楚，”萨拉说，“我记得跟你一样清楚，阿尼瓦尔。”

“是的，但这不是一回事。”

“谁知道这是不是一回事。当时你不可能知道，但我已经感觉到了，你以那种方式爱着我，我让你受折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像对待多罗那样对你。那时你还是个孩子，可有时候，我多么遗憾你是个孩子，我觉得不公平。如果当时的你再大五岁……我会把事情告诉你的，因为现在我可以这么做了，因为这样做是公平的，那天下午我是故意走进浴室的，我不需要进去看你们有没有在洗澡，我之所以走进去，是因为这样就可以了结这件事，就可以治愈你的痴梦，就可以让你明白，你永远都不能那样看我，而我却有权利像看一个孩子那样看遍你的全身。所以，阿尼瓦尔，那是为了彻底治愈你的痴梦，是为了让你不要再继续那样看着我，还以为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可以再喝一杯威士忌，反正我们俩都是大人了。”

从傍晚到深夜，他们不知疲倦地聊天，两人的手在桌布上触碰的瞬间，他们笑了，又抽了几支烟，然后他们会坐上出租车，去某个她或他熟悉的地方，一个房间，一切似乎都融进了转瞬即逝的画面中，那画面变成了白色的床单，两具身体迅速产生激烈的抽搐，一场漫长的相遇，破碎、弥合又溃散的停顿，越来越不可靠的停顿，每一次爆发都将他们扼杀，将他们淹没，将他们焚毁，直到他们沉沉睡去，直到破晓的香烟燃尽最后的火焰。我关掉了写字台上的台灯，看着空杯子的杯底，一切似乎都还在拒绝接受此时是晚上九点的事实，还在拒绝接受工作日下班后的疲倦。文字在拒绝现实，它们已经在纸上滑动了一个小时，已经在纸上展示出自己的模样，那纯粹是缺少依据的私人涂鸦，既然如此，何必再继续写下去呢？在某个时刻到来之前，它们一直在书写事实，那里充满了阳光和夏天，班菲尔德的院子般的语言，多罗般的语言，游戏和大水沟般的语言，真实记忆的蜂箱嗡嗡鸣响。只有当某个时刻来临的时候，只有当萨拉和班菲尔德不再出现的时候，故事才会变得日常，才会变成没有回忆、没有梦想的实际的当下，才会变成纯粹的生活。我原本希望继续生活，原本希望文字能够继续书写现实，书写我们的当下，书写工程工作室里枯燥的日程，可是，那时，我想起了前一晚的梦，想起我又梦见了萨拉，梦见萨拉从遥远的地方、从遥远的过去回来了，我无法留在这个当下，在这里，下午的时候，我会再一次离开工作室，去街角的咖啡馆喝啤酒，文字再次充满了生命力，虽然它们在撒谎，虽然没有一句话是真的，可我依然继续将它们写下，因为它们提到了萨拉的名字，提到了萨拉从街上走来，尽管这很荒谬，但继续写下去是多么美好，我写到自己穿过街道，写到自己与萨拉相遇，她认出了我，这是我与她重逢的唯一方法，我会告诉她真相，触碰她的手，亲吻她，倾听她的声音，看着她的头发在肩上飞舞，我会和她一起走向黑夜，走向一个文字逐渐用床单和爱抚充盈的夜晚，可我该如何继续写下去呢，该如何书写从那一晚开始的与萨拉在一起的生活呢，而身边传来菲莉莎的声音，她带着孩子们走了进来，告诉我晚餐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马上去吃饭，因为已经很晚了，而孩子们想看十点二十分电视上播出的唐老鸭。

[1]埃米里奥·萨尔加里（Emilio Salgari，1862-1911），意大利科幻作家。上文提到的“桑德坎”是他的系列小说《马来西亚的海盗》中的主人公。

噩梦

等待，所有人都这么说，必须等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永远不知道结果如何，拉伊蒙迪医生也一样，他也得等待，病人有时会有反应，尤其是梅察这个年纪的病人，必须等待，博托先生，好的，医生，可是已经过了两周了，她还没有醒过来，两周了，她就跟死了一样，我明白，路易莎女士，这是典型的昏迷状态，只能等待。劳罗也在等待，每次从学校回家，开门前他都会在街上等一会儿，他会想，就是今天，今天她肯定醒了，她肯定已经睁开了眼睛，在和妈妈说话，不可能持续这么久的，她不可能二十岁就死去，她肯定已经坐在床上，在和妈妈说话了，可是，还得继续等待，永远都是同一句：“亲爱的，医生下午还会再来，大家都说什么都做不了。”过来吃点东西吧，朋友，您的母亲会照看梅察的，您得吃东西，别忘了还有考试，我们顺便看点新闻吧。可是，一切都在消逝，唯一长久不变的，唯一日复一日保持原样的是梅察，那张床上梅察身体的重量，瘦小单薄的梅察，摇滚舞者，网球运动员，从几周前开始她就被压垮了，她也压垮了所有人，复杂的病毒感染，昏迷状态，博托先生，结果无法预测，路易莎女士，您只要维系她的生命，给她一切机会，她这个年龄有极强的力量和求生欲望。可是她什么忙都帮不上，医生，她什么都理解不了，她就像是，啊，对不起，我的上帝啊，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说什么。

劳罗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件事，这就像是梅察开的一个玩笑，她总是跟他开恶劣至极的玩笑，在楼梯上装神弄鬼，把鸡毛掸子藏在床铺的最里面，他们俩开怀大笑，他们设计陷阱，假装自己还是孩子。复杂的病毒感染，一天下午，她开始发烧，浑身疼痛，她的生命忽然断了电，突然的沉寂，灰色的皮肤，遥远而安静的呼吸。医生、仪器、化验、会诊，她是那里唯一安静的事物，梅察的恶劣玩笑变得越来越强大，无时无刻不在掌控着所有人，路易莎女士发出绝望的叫喊，然后她开始偷偷哭泣，在厨房和卫生间里暗自悲痛，博托先生的咒骂只会因新闻播报和看报的时间停顿，劳罗愤怒的将信将疑总是被通勤、课业、会议还有每次从市中心回家时的一丝希望打断，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梅察，这种事情是不能做的，可恶的人，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你等着瞧。除了那唯一安静的事物之外，织毛衣的看护也安静极了，他们把狗送去舅舅家，拉伊蒙迪医生已经不带同事来了，他傍晚过来，几乎从不久留，他似乎也感觉到了，梅察身体的重量每天都在多压垮他们一些，他们习惯了等待，习惯了这唯一能做的事。

噩梦出现的那个下午，路易莎女士没有找到体温计，看护惊讶不已，跑去街角的药店买了一支新的。当时她们正在谈论这件事，因为温度计不可能就这样凭空消失，她们一天就用它三回，她们已经习惯了在梅察床边大声说话，一开始的窃窃私语毫无必要，因为梅察根本听不见，拉伊蒙迪医生十分肯定，昏迷状态让她失去了所有知觉，不论她们说些什么，梅察的冷漠表情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街角的枪声传来时，她们还在谈论温度计的事，枪声或许来自更远的地方，可能来自高纳街那边。她们对视了一眼，看护耸了耸肩膀，因为不管是在这个街区还是在其他地方，枪响都没有什么新鲜，路易莎女士原本还想继续谈论温度计的事，可她看见梅察的双手颤抖了起来。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一瞬间，但她们俩都发现了，路易莎女士发出尖叫，看护捂住她的嘴，博托先生从客厅赶过来，他们三个看见梅察全身都在颤动，仿佛有一条蛇迅速从她的脖子穿梭至脚底，她的眼球在眼睑下转动，一阵轻微的抽搐扭曲了她的五官，她似乎想要说话，想要呻吟，脉搏快速跳动，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恢复平静。电话，拉伊蒙迪，实际上没有什么新情况，虽然拉伊蒙迪不愿这么说，但或许多了一丝希望，圣母玛利亚，但愿这是真的，但愿我的女儿能醒过来，但愿这场劫难能够结束，我的上帝啊。但这场劫难并没有结束，一小时后，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而且之后变得越来越频繁，梅察仿佛是在做梦，她的梦似乎很痛苦、很绝望，噩梦周而复始，她却无力反抗，他们在她身边，看着她，跟她说话，可她根本感受不到外界的一切，她被别的事物入侵，那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延长了他们所有人的噩梦，他们在那里，却无法跟她沟通，救救她吧，我的上帝，别让她这样，劳罗下课回来，他也待在床边，母亲正在祷告，他把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

那天晚上还有一次会诊，他们搬来了新的仪器，仪器上带有吸杯和电极，他们把这两样东西固定在梅察的头上和大腿上，拉伊蒙迪的两位医生朋友在客厅里讨论了很长时间，你们得继续等待，博托先生，她的临床表现并没有发生改变，把这件事当成她开始好转的迹象是很不谨慎的做法。但是，她在做梦，医生，她在做噩梦，您也亲眼看到了，她还会再做噩梦的，她感觉到了什么，她非常痛苦，医生。一切都是无意识的生理反应，路易莎女士，她并没有意识，我向您保证，您得耐心等待，别因为这件事影响了情绪，您女儿并没有受苦，我知道这样很难受，最好还是让看护单独照看她，等有进展了再说，尽量好好休息吧，女士，请您服用我给您开的药。

劳罗在梅察身边一直守到半夜，不时地阅读着考试用的笔记。警报声传来的时候，他觉得应该往卢塞罗给他的那个号码打电话，但不应该从家里打，也不应该在警报声刚响完的时候上街。他看着梅察左手的手指缓慢地移动，她的眼睛似乎又在眼睑下转动。看护建议他离开房间，没有什么能做的了，只能等待。“可她在做梦，”劳罗说，“她又在做梦了，您看她。”她的噩梦和外面的警报声一样持续了很久，她的双手似乎在找什么东西，手指试图在床单上找到抓手。现在，路易莎女士再次出现在那里，她无法入睡。“怎么回事，”看护几乎有些生气地说，“您没有吃拉伊蒙迪医生开的药吗？”“我没找到药，”路易莎女士似乎有些迷糊，“它们本来在床头柜上，但现在我找不到了。”看护找药片去了，劳罗和他的母亲面面相觑，梅察艰难地移动着手指，他们觉得噩梦依然在那里，绵绵不绝，它似乎拒绝施舍同情和最后的怜悯，拒绝让她像其他人那样醒过来，拒绝把她从恐惧中拯救出来。她还在做梦，时不时地移动手指。“我到处都找不到药片，女士，”看护说，“我们大家都迷糊了，都不知道这个家里的东西到底去哪儿了。”

第二天晚上，劳罗很晚才回来，博托先生敷衍地问他原因，甚至眼睛都没从电视上移开，电视上正在转播世界杯比赛的实况解说。“和几个朋友聚了聚。”劳罗一边说，一边寻找做三明治的材料。“这个球进得太有美感了，”博托先生说，“幸好他们转播了球赛，我才能好好欣赏这几场冠军赛。”劳罗似乎对进球并不感兴趣，他一边吃，一边看着地面。“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年轻人，”博托先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眼睛依然盯着足球，“但你可得多加小心。”劳罗抬起头，几乎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父亲第一次做出如此私人的评论。“您别担心，老爸。”他边说边站了起来，结束了这场对话。

看护调暗了床头灯的灯光，勉强才能看见梅察。沙发上，路易莎女士把手从脸上挪开，劳罗在她额头上亲了一口。

“还是老样子，”路易莎女士说，“一直都是老样子，儿子。你看，你看她的嘴巴颤得多厉害，小可怜，她都看见了什么啊，我的上帝啊，这种情况怎么会一直持续呢，这怎么会……”

“妈妈。”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啊，劳罗，没人比我更明白，没人理解她一直都在做噩梦，但一直醒不过来……”

“我知道，妈妈，我也明白。如果还能做些什么的话，拉伊蒙迪早就做了。你留在这里也帮不了她，你得去休息，吃一片镇静剂吧，然后去睡觉。”

他扶她起来，陪她走到门口。“发生了什么，劳罗？”她突然停下了脚步。“没什么，妈妈，是远处的枪声，你早就知道了。”但是，路易莎女士实际上知道什么呢，何必再多说呢。现在的确已经很晚了，把她送回房间后，他得下到仓库，在那里给卢塞罗打电话。

他没找到他晚上喜欢穿的那件蓝色羽绒服，他在走廊的衣柜里东张西望，也许母亲把羽绒服挂在里面了，最终，他随便套了一件外套，因为外面很凉。出门前，他走进梅察的房间待了一会儿，在黑暗里看到她之前，他就几乎已经感觉到了噩梦的存在，双手的颤抖，栖息于皮肤之下、不断滑动的秘密客人。外面的警报声再次响起，应该过一会儿再出去，但到那个时候仓库的门就关了，他没法打电话。梅察的眼睛在眼睑下不停地转动，它们似乎想要睁开，想要看他，想要回到他的身边。他用一根手指轻抚她的额头，他害怕触碰她，害怕外界的任何刺激都会变成噩梦的一部分。她的眼睛依然在眼窝里转动，劳罗躲开了，不知道为什么，但他越来越害怕，一想到梅察可能会睁开眼睛看着他，他就愈发往后躲。如果他父亲已经睡下的话，他就能在客厅里压低声音打电话，但博托先生还在听足球解说。“没错，关于足球人们总有很多话说。”劳罗想。他打算早点起床，赶在去学校前给卢塞罗打电话。他远远地看见看护从她的房间里出来，身上带着某种发光的东西，可能是注射器，或是一只勺子。

在这场漫长的等待中，连时间都变得混乱，甚至消失了，他们晚上熬夜，白天补觉，亲朋好友随时会出现，他们轮流分散路易莎女士的注意力，和博托先生玩多米诺骨牌，来了一位临时看护，因为原来的那位得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周，没人能找到咖啡杯，因为每个房间里都四处散落着咖啡杯，劳罗偶尔会回来转一圈，但他随时都会走，拉伊蒙迪依然会来家里做例行检查，但他进门前已经不按门铃了，我没有发现任何不良变化，博托先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维系她的生命，我在给她增加营养液的输入量，我们只能继续等待。可她一直在做梦，医生，您看她，她几乎没法休息。不是这样的，路易莎女士，您觉得她在做梦，但这些只是生理反应，我很难跟您解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总之，您可别以为她能意识到类似于梦境的东西，或许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和这些反应是良好的征兆，请您相信我，我在持续关注她，您需要好好休息，路易莎女士，您过来，我给您测一下血压。

从市中心回家的路途和系里发生的一切让劳罗觉得回家越来越艰难，他随时会出现在家里，待一段时间，了解一成不变的情况，他会和父母说说话，制造聊天的话题，把他们从黑洞里拉出来一会儿，但他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母亲，而不是为了梅察。每当靠近梅察的床边，他都能感受到一种难以置信的联系，梅察离他那么近，似乎是在呼唤他，手指暧昧的信号，眼睑之下试图突破重围的眼神，某种东西持续不断地出现，那是囚徒发出的穿透皮肤高墙的信息，是她令人难以忍受的无济于事的呼唤。歇斯底里的情绪时常会把他打败，他敢肯定，跟他母亲和看护相比，梅察更能认出他来，他敢肯定，每当他在那里看着她，噩梦最可怕的时刻便会到来，他敢肯定，他最好马上离开，因为他什么也做不了，他敢肯定，跟她说话是毫无用处的，傻瓜，亲爱的，你别再闹了，你也想的，睁开眼睛吧，结束这个恶劣的玩笑吧，愚蠢的梅察，亲爱的妹妹，亲爱的妹妹，你要捉弄我们到什么时候，可恶的疯子，狡猾的家伙，快结束这场喜剧表演，让它见鬼去吧，你快回来，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亲爱的妹妹，你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这不重要，我都会讲给你听的，梅察，因为你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会把事情都讲给你听。他思考着这一切，与此同时，恐惧感席卷而来，他想紧紧抓住梅察，但他没法大声说出一个字，因为看护和路易莎女士绝不会让梅察独自待着，他需要跟她说好多事，如同梅察或许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与他交谈，通过紧闭的双眼与他交谈，通过在床单上画出无用字母的手指与他交谈。

那天是周四，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那天是周几，他们对此并不关心，但是看护在厨房喝咖啡的时候提到了这件事，博托先生突然想起来，那天有一档新闻特别节目，路易莎女士则想起她妹妹曾从罗萨里奥打电话给她，说她周四或周五过来。劳罗的考试肯定已经开始了，他八点就出门了，甚至没有跟父母告别，只在客厅里留了一张字条，说他不一定回家吃晚饭，让他们别等他。他没回来吃晚饭，看护终于说服路易莎女士早点休息，博托先生看完了有奖答题节目，他将头探出客厅的窗户，从爱尔兰广场那边传来机关枪的扫射声，然后一切突然平静了下来，太平静了，连巡逻的警察都没出现，还是睡觉去吧，在十点播放的有奖答题节目上答对所有问题的那个女人可真是个奇才，她熟悉古代的历史，她几乎像是生活在尤利乌斯·恺撒的时代，有文化的人竟然比拍卖商挣的钱还多。没人发现大门整晚都没被打开，劳罗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早上，他们以为他考完试以后需要多睡一会儿，或是需要在吃早饭前复习功课，到了十点钟他们才发现他不在。“你别担心，”博托先生说，“他肯定和朋友们庆祝去了。”对路易莎女士来说，协助看护给梅察洗澡更衣的时间到了，适宜的水温，古龙水，棉花还有床单，到了正午，劳罗还没有回来，多奇怪呀，爱德华多，他至少也得打个电话回来呀，他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上次他参加期末派对的时候，晚上九点就往家里打电话了，你记得吗，他怕我们担心，他当时年纪还小。“这孩子肯定是被考试折磨疯了，”博托先生说，“你看着吧，很快就会回来的，他总是在一点钟的新闻节目播出的时候出现。”但是，到了一点钟，劳罗依然没有出现，他错过了体育新闻和关于一场破坏性袭击的简讯，那场袭击由于政府武装力量的介入很快就失败了，没有什么新鲜事，气温缓慢上升，山区有雨。

路易莎女士一直在给熟人们打电话，看护来找她的时候已经七点多了，博托先生在等警察局的朋友给他回电话，看看有没有消息，每隔一分钟他就让路易莎女士腾出电话线，但她一直在电话簿里找号码，给熟人打电话，劳罗有可能在费尔南多叔叔家，或者又回到系里准备下一场考试了。“请你别再打电话了，”博托先生再次请求道，“你不明白吗，孩子这会儿可能刚好打电话回来，但是家里一直占线，你想让他在公共电话旁边做什么啊，如果电话没坏的话，他可得让给其他人用。”看护一直坚持，于是路易莎女士就去照看梅察了，梅察的脑袋突然开始动了，她不时把脑袋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得帮她整理额头的发丝。他们马上通知了拉伊蒙迪医生，很难在傍晚时分找到他，但九点的时候，他妻子打电话来，说他马上就到。“他很难过来，”看护说，她刚刚带着一盒注射剂从药店回来，“不知道为什么，整个街区都被封锁了，你们听那警报声。”梅察一直在摇头，她似乎在缓慢而固执地拒绝什么，路易莎女士刚从梅察身边走开，就开始叫博托先生，不可能的，没人有消息，孩子肯定也过不来，但他们会放拉伊蒙迪过来的，因为他是医生。

“不可能的，爱德华多，不可能的，他肯定出了什么事，我们不可能到现在都没有消息，劳罗总是……”

“你看，路易莎，”博托先生说，“你看，她的手动了，手臂也动了，她第一次动手臂，路易莎，或许……”

“但是她比之前还糟糕，爱德华多，你没发现她还在经受幻觉吗，她好像是在抗拒……您做点什么吧，罗萨，让她别这样，我去给罗梅洛一家打电话，或许他们会有消息，那个和劳罗一起读书的女孩，请您给她打一针吧，罗萨，我马上回来，或者，爱德华多，还是你去打电话吧，问问他们，快去。”

博托先生开始在客厅里拨号码，他突然停住了，挂上了电话手柄。劳罗可能会打电话来，罗梅洛一家怎么可能知道劳罗的事，还是再等一会吧。拉伊蒙迪没有来，他大概被人堵在了街角，在忙着和他们解释吧，罗萨没法再给梅察打一针，那是一种极强的镇静剂，还是等医生来吧。路易莎女士弯着腰，拨开挡住了梅察那双毫无用处的眼睛的头发，路易莎女士的身体开始摇晃，罗萨及时给她搬来了凳子，扶她坐下，而她就像是一具死尸。从高纳街那边传来的警报声越来越响，与此同时，梅察睁开了眼皮，她的眼睛蒙上了一层沉积了几周的薄膜，她盯着光秃秃的天花板上的一点，慢慢转向路易莎女士的脸，路易莎女士大声尖叫，她用双手捂住胸口，大声尖叫。罗萨想要远离她，绝望地呼唤着博托先生，现在，博托先生赶来了，他站在床边一动不动地看着梅察，一切似乎都聚集在梅察的眼睛里了，它们慢慢地从路易莎女士那里转移到博托先生身上，从看护那里转移到天花板上，梅察的双手沿着她的腰线慢慢地往上移动，在身上合拢，她的身体因为痉挛而颤抖，或许是因为现在她听见了越来越响的警报声，撼动屋子的敲门声，命令声，机关枪扫射后木头碎裂的嘎吱声，路易莎女士的哀号声，人们破门而入的声音，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为了唤醒梅察而及时出现了，所有的一切及时地终止了噩梦，梅察终于能回归现实，回归美好的生活。

写故事的日记

1982年2月2日

有时候，写故事的欲望会让我心痒难耐，那种隐秘的、愈发强烈的召唤让我不断走向那台“奥林匹亚奢华旅行家”打字机，我一边走，一边抱怨这台机器

（这台可怜的打字机一点也不奢华，但它的确和裤子、朗姆酒瓶还有书一起被装进了旅行箱，经受了各种或直接或间接的打击，穿过七片蔚蓝的深海），

有时候，夜晚降临，我把白纸放在滚轴上，点燃一支吉卜赛女郎牌香烟，叫自己傻瓜，

（为什么要写故事呢？毕竟，我为什么不打开一本其他小说家的书，或是听一张唱片呢？）

但是，有时候，除了着手写故事之外，我做不了别的事，就像我想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一样，恰巧在那个时候，我想成为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

我想成为比奥伊，因为我一直都钦佩他的写作水平，也欣赏他的为人，但是我们都很腼腆，所以无法成为朋友，此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俩过早地被一片大洋隔开了。要是仔细算一算，我认为，这一生我和比奥伊只见过三回。第一回是在阿根廷书会的晚宴上，那是我不得不参加的一次活动，因为在四十年代，我是那个协会的经理，至于他，天晓得他为什么会来，在晚宴上，我们在一大盘意大利饺子上方做自我介绍，友善地向对方微笑，突然，他让我把盐瓶递给他，我们的对话便到此为止。第二回，比奥伊来到我在巴黎的家，给我拍了几张照片，我不记得他为什么这么做了，但是我记得，我们聊了很长时间的康拉德。最后一回和前一回恰好对称，我去了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吃晚餐，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吸血鬼的事。当然了，在这三次见面中，我们从来没有提到过安娜贝尔，但这并不是我想成为比奥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我是那么希望能像他一样写作，如果他认识安娜贝尔的话，如果他写了一则有关她的故事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比奥伊谈论安娜贝尔的方式将是我无法做到的，他会从近处深刻地描绘她，同时还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会决定（我没法不认为这是他的决定）在一些人物和叙述者之间设置疏离感。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并不是因为我认识安娜贝尔，而是因为我在创造人物的时候，并不会试图疏远他们，尽管有时候我觉得这很有必要，就像画家那样，只有远离画架，才更能看清画面的全貌，才能知道在何处落下关键的几笔。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觉得安娜贝尔从一开始就会将我俘获，就像四十年代末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认识她的时候那样，尽管她大概无法想象这个故事——如果她还活着，如果她还在某处游荡，如果她像我一样苍老的话，但她肯定会竭尽全力阻止我按照我的喜好写下这个故事，我想说的是，我会带上些许比奥伊的风格写下这个故事。就像如果比奥伊认识安娜贝尔的话，他会知道该如何写下这个故事。

2月3日

因此我才写下了这些含糊其辞的笔记吗？因此才有了小狗绕树转圈般的词句吗？要是比奥伊读到这些话，肯定会觉得非常有趣，要是他想惹怒我，可以在引用中添加时间、地点和人物的信息，他会认为这样能让引用变得真实可信。他会用他完美的英语写下这首诗，

很多很多年以前，
在一个临海的王国里，
住着一个少女，你可能知道她
她的名字是安娜贝尔·李

“好吧，”我会这么说，“首先，当时是共和国，而不是王国，而且，安娜贝尔的名字里只有一个n[1]，更何况，早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她就已经不是少女了，这可不是埃德加·爱伦·坡的过错，而是一位来自特伦克劳肯的旅行商人在她十三岁的时候刺穿了她的花蕊。以及，她姓弗洛雷斯，不姓李。而且，我会用‘破处’这个词，而不是另一种她根本没听过的说法。”

2月4日

很奇怪，昨天我没能继续写下去（我指的是旅行商人的故事），也许恰恰是因为我想继续写下去，而安娜贝尔在以自己的方式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我怎样才能不模仿安娜贝尔的口吻——也就是说，不伪造出另一个她——来讲述她的故事呢？我知道，这样是无济于事的，一旦进入了她的世界，就得遵守她的规则，可我脚法不精，缺乏比奥伊的距离观念，我无法让自己离得稍远一些，让自己不那么明显地露面就能进球得分。于是，我愚蠢地踢球，我想写下故事中不真实的一切（当然了，要写下与安娜贝尔无关的一切），因此，我借用了爱伦·坡华丽的风格和拐弯抹角的表述方式，比如现在，我想要翻译昨晚找到的雅克·德里达《绘画中的真理》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和这一切毫无关系，但它在无法解释的类比关系中同样适用，就像那些半宝石，它们的表面呈现出可以辨别的风景，城堡、城市、高山。这段文字很难理解，德里达总是这样写作，翻译这段文字时我会略微贴近你的文化水平（可是，他也是这么写作的，只不过他的文化水平似乎更高）：

“（我）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躯体，没有它的存在，没有我的存在，我既不是纯粹的客体也不是纯粹的主体，我对任何事物都毫不在意。但是，我会爱：不，这依旧太多了，毫无疑问，会爱的人依然会在意存在。我不会爱，但我在自己不在意的事情上得到了满足，至少在那些无所谓爱或不爱的事情上得到了满足。我没有占有我得到的满足，相反，我会将它归还，我归还我得到的东西，接受我归还的东西，我不会占有我接受的东西。然而，我能让自己得到满足。我可以说我能让自己得到满足吗？根据我的理智和常识判断，这样的想法太主观了，只可能来自纯粹的外界。这让人难以理解。最后，我让自己得到了满足，确切地说，那是让我投降的满足，让我献身的满足，如果体验意味着感受的话，我竟然没有体验过这种满足：运用所有的感官和经验去体验，在容纳我的存在的时空里，在我的存在容纳的时空里。我不可能获得满足的体验。我不会占有满足，不会接受满足，不会归还满足，不会给予满足，不会让自己得到满足，永远不会，因为我（我，存在的主体）永远无法进入美好的世界。只要我存在，我永远都无法得到纯粹的满足。”

德里达谈到，有一个人面对着他认为美好的事物，由此衍生出了这一切；我面对着虚无，也就是这篇还未写下的故事，故事的空缺，故事的空白，不知怎的，尽管我无法理解，但我觉得这就是安娜贝尔，我想说，即使没有故事，安娜贝尔仍然存在。而满足感正存在于此，即使那不是满足感，即使那更像是对盐的渴望，更像是我写作时想舍弃所有写下的文字的欲望（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不是比奥伊，我永远无法用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讲述安娜贝尔的故事）。

夜里

我重读了德里达的段落，证实了它与我的情绪（甚至我的意图）毫无关联；二者的相似性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它似乎存在于那段文字提出的美学概念与我对安娜贝尔的情感之间；二者均无法抵达彼岸，德里达的段落的叙述者永远无法抵达美的世界，而作为叙述者的我（这是比奥伊绝不会犯的错误）永远无法理解安娜贝尔，我痛苦地明白，我从来不曾，往后也不会真正进入安娜贝尔的世界，现在也不可能写下关于她的故事，不可能写下在某种程度属于她的故事。就这样，在分析完类比关系之后，我又一次感受到最初的时刻，昨晚读到的德里达段落的开头，我觉得，我感受到的一切正在急剧延长，我在这里，面对奥林匹亚打字机，面对缺席的故事，怀念着比奥伊的才能。正如开头说的：“（我）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躯体，没有它的存在，没有我的存在，我既不是纯粹的客体也不是纯粹的主体，我对任何事物都毫不在意。”绝望的对立同虚无对抗，变成了一系列次级的虚无，还否定了文本；因为许多年后的今天，我失去了安娜贝尔，失去了安娜贝尔的存在，失去了与她的存在相关的我的存在，失去了作为纯粹客体的安娜贝尔，失去了那时在光复大街的房间里面对着安娜贝尔那作为纯粹主体的我，失去了对各种事物的兴趣，因为所有这一切自很多很多年以前[2]就在逐步终结，现在，那个国家变成了我的幽灵，而我也变成了它的幽灵，在那个国家和那段时光中走向终结，现在，那段时光就像是吉卜赛女郎牌香烟的灰烬，它日复一日地堆积，直到佩兰太太前来打扫我的公寓。

2月6日

安娜贝尔的那张照片只不过是奥内蒂一部小说的书签，纯粹由于两年前搬家时地心引力的作用，它才重新出现。当时，我从书架上抱了一叠旧书，看见那张照片露了出来，过了一会儿我才认出安娜贝尔。

虽然她的发型在我看来很奇怪，但我觉得照片和她本人还是很相像的，她第一次来我办公室的时候，头上梳着辫子，我记得我当时的感受，正因为如此，我记得自己正在专注地翻译一份工业专利说明书。在我接受的所有工作中（事实上，只要是翻译工作，我就不得不接受），最糟糕的就是翻译专利说明书，我不得不花费好几个小时来研究改进电动缝纫机或船舶涡轮机的具体细节，当然了，我完全看不懂这些内容，也几乎完全不懂那些技术词汇，于是，我逐字逐句地翻译，免得漏行，但是完全不明白“以磁力的形式回应拉紧器1、1′和1″的水力震动螺旋轴（图14）”究竟是什么。安娜贝尔肯定已经敲过门了，但我没听见，我抬头的时候，她已经站在我的办公桌旁，她身上最醒目的是那只亮闪闪的漆皮手袋，以及她脚上那双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日的上午十一点格格不入的鞋子。

下午

我是在写故事吗？还是在做几乎无谓的准备？古老、复杂的线团线头丛生，我可以随意拉扯一根线头，却不知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今天上午的线头有一种年代感，那是安娜贝尔的第一次到访。继续拉扯线头还是放弃：连续的回忆让我觉得无聊，但是，我也不喜欢无缘无故的闪回，它们会让故事和电影变得复杂。如果闪回有必要出现的话，那也可以；归根结底，没人知道时间究竟是什么；但是，我无法像制订工作计划那样决定它们出现的时间。在提到这张照片之前，我应该做一些铺垫，不过，安娜贝尔的照片或许就这样出现了，就好比现在，我突然想起，一天下午我发现了一张被大头针固定在办公室门上的字条。当时我们已经很熟了，虽然从职业的角度来说，这张字条会损害正经的客户对我的印象，但是，我在读到“你不在，讨厌鬼，我下午再来”（逗号是我加的，我本不该这么做，但这是文化水准的问题）的时候，忍不住笑了出来。最后她压根没来，因为下午她得上班，我从来都不清楚她具体的工作内容，但总而言之，各家报纸把这份工作称为卖淫活动。对安娜贝尔来说，这门生意在这个时代日新月异，我可以想象她的生活，几乎每周她都会跟我说明天我们不能见面了，因为凤凰酒吧需要女招待，她得给他们工作一周，酬劳不错，或者，她一边叹气，一边骂骂咧咧地跟我说，没挣到什么钱，她得去钱佩老鸨那儿干几天，只有这样，月底她才付得起房租。

事实上，安娜贝尔的一切似乎都不持久（其他女孩也一样），连与水手们的通信都没持续多长时间，我只需略微熟悉那项工作，就能计算出她们与每个水手的平均通信次数是两到三次，运气好的话会有第四次。而且，我已经证实，水手很快就会厌倦，很快就会忘记她们，反之亦然。我的译文大概缺乏情欲，也少有情感的波澜，而水手们也不是所谓的文人，于是，一切很快就结束了。我的解释真是糟糕，我也厌倦了写作，我遣词造句，词句就像小狗，它们追寻着安娜贝尔，有时，我以为它们会把过往的她和很多很多年以前的我们带到我的面前。

2月8日

更糟糕的是，我已经厌倦了通过重读日记来寻找思路，而且，这些日记并不是故事本身，于是，那天上午，安娜贝尔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离圣马丁大街与科连特斯大街的交汇处很近），我记得她的漆皮手袋和软木底的鞋子，却记不清她那天的容貌（确实，第一次见面时的容貌与在时间和习惯中沉淀的容貌毫无关联）。当时我正在旧办公桌前工作（一年前，我从前任合伙人那里得到了这间陈旧的办公室和这张旧办公桌，暂时还不想更换），我马上就要译到那份专利说明书最艰深晦涩的部分，我逐字逐句地翻译，周围堆满了专业词典，与此同时觉得自己正在欺骗支付我翻译酬劳的马瓦尔和奥唐纳。安娜贝尔就像一只突然闯入电脑室的暹罗猫，她或许明白这一点，因为她几乎有些遗憾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告诉我，她的朋友玛露察给了她我的地址。我让她坐下，假装继续翻译，一台中等口径的压光机与防磁装甲外壳X2建立了神秘的联系。于是，她掏出一支金色的香烟，我掏出一支黑色的香烟，虽然玛露察这个名字就足以让我明白这一切，但我还是让她开口了。

2月9日

我不愿意进行一场纯属胡编乱造的对话。我清楚地记得安娜贝尔的陈词滥调，她说话的方式，她轮换着叫我“年轻人”“先生”，她说“一个设想”，或者说“啊，我跟您说”。她抽烟的方式也很老套，几乎还没吞下烟雾就吐了出来。她拿了封信给我，写信的是某个叫威廉的人，落款时间是一个月前，地点是坦皮科。她要求我先口头翻译给她听，然后再写下译文。“免得我忘了什么事。”安娜贝尔一边说，一边付给我五比索。我跟她说没必要，我的前任合伙人早就定下了这个荒谬的价格，当时他自己单干，并且开始给巴霍区的女孩子翻译水手们寄来的信件以及她们的回信。我曾经问过他：“您为什么对她们收费那么低？最好再多收点，不然就别收了，反正这不是您的工作，您这是在做慈善。”他跟我解释说，他年纪大了，没法抵挡偶尔跟这些女孩子上床的欲望，所以才愿意给她们翻译信件，借此拉近与她们的距离，但如果不向她们象征性地收费，她们全都会变成塞维涅夫人，他可不想这样。后来，我的合伙人离开了阿根廷，我从他那里接手了这门生意，并让它维持原状。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玛露察和另外几个女孩（当时有四个女孩）跟我发誓说，她们绝不会告诉别人，我平均每个月给她们翻译两次，用西班牙语把信念给她们听，然后用英语（少数时候用法语）写回信。看来，玛露察忘记了自己的誓言，安娜贝尔拎着她荒唐的、亮闪闪的漆皮手袋，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

2月10日

那段时间，市中心宣传庇隆主义的喇叭声震耳欲聋，西班牙门房拿着一张庇隆夫人的照片来到我的办公室，毫不客气地让我把照片挂在墙上（他还拿来四只图钉，免得我找借口）。瓦尔特·吉泽金在哥伦布大剧院举办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演奏会，何塞·玛利亚·加蒂卡像一袋土豆似的倒在了美国的拳击台上。空闲的时候，我会翻译理查·蒙克顿·米尔尼斯写的《济慈生平与书信》；要是更空一些，我会去三桅船餐厅（这家餐厅差不多就在我办公室的对面）和我的律师朋友们待上好一会儿，他们也喜欢搅拌均匀的德玛利亚酒。有时候，苏珊娜也会来——

其实继续讲下去并不容易，在回忆中我逐渐沉没，同时，我也想将回忆沉没，把它们记录下来，将它们清除（但这样的话，我就得彻底地接受它们，这是关键所在）。我试图在混沌中讲述，试图根据被时光磨损的回忆讲述（我清楚地看见了安娜贝尔的黑色手袋，清晰地听见了她在我写完寄给威廉的信、找给她十比索后说“谢谢，年轻人”，这是多么可笑啊）。只不过现在，我真正明白了发生的一切，而过去，我从来都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想说的是那支米隆加舞开始的深层原因，它始于安娜贝尔，源于安娜贝尔。我该如何理解舞会上发生的那段轶事呢，有人因为喝了一瓶毒药而死在了舞会上。安娜贝尔不该向一位办公室门口挂着铜牌的政府翻译说出她以为的真相。与当时的其他事情一样，我用抽象的方式解释了这件事，而现在，在这一切结束之后，我想，我是如何在那平静的表面生活下去的呢，而在那表面之下，布宜诺斯艾利斯夜晚的生物四处横行、互相撕咬，我和许多人都忽视了浑浊河流里的那些大鱼。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无法透彻地理解，而现在我却想要讲述它，这很荒谬，就像我曾经模仿过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我无法经历这些，而为了有切身感受，我试图进入回忆的世界。我觉得，我这么做是为了安娜贝尔，我想写出能够让我重新见到她的故事，在那篇故事里，我认为，她会拥有她当时并不具备的气质，因为安娜贝尔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厚重而肮脏的氛围里生活，她被这种氛围覆盖，却又被它拒绝，她就像是残渣，港口的流氓无产者，厄运房间里的流氓无产者，而那个房间与其他流氓无产者所在的无数房间通向一条共同的走廊，从这些房间里传来众多探戈舞曲的声音，其中还夹杂着争吵声、呻吟声，有时还会传来笑声，有时当然会传来笑声，那是安娜贝尔和玛露察讲笑话、说脏话的时候，她们边讲边喝马黛茶和永远不够冰的啤酒。我能把安娜贝尔从我记忆里模糊而肮脏的图像中分离出来，那图像宛如威廉有时寄给她的模糊而肮脏的信件，她把那些信塞进我手里，就像塞给我一块脏手帕。

2月11日

那天上午，我得知威廉的货船曾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停留过一周，现在她收到了威廉从坦皮科寄来的第一封信，一同寄来的还有一包他承诺过的礼物，尼龙三角裤、一只荧光手镯和一小瓶香水。这些女孩子的男性朋友们寄来的信和礼物从来没有区别，她们特别喜欢管他们要尼龙衣服，因为当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很难找到这种衣服，而她们的男性朋友会寄来礼物，并附上浪漫的信函，我很难开口给她们翻译信里一些非常具体的信息，当然了，她们会给我口述回信的内容，或是交给我草稿，里面满是思念之情，她们还会提到舞会之夜，并要求对方购买丝袜和探戈舞衣。安娜贝尔的情况也一样，我刚给她译完威廉的信，她就开始向我口述回信的内容，但我了解这些客人，我跟她说，她只需要告诉我主题，回信我稍后再写。安娜贝尔惊讶地看着我。

“这是感情的问题，”她说，“您得加上许多感情。”

“当然了，您冷静点儿，告诉我该怎么回信。”

还是千篇一律的琐事清单，通知他信已经收到，她很好，但很累，威廉什么时候回来呢，她让他至少在每个港口都给她寄一张明信片，还让他告诉某个叫佩里的人，别忘了寄给她在滨海大道上给他们拍的合照。啊，您告诉他，“娃娃”的事情还是老样子。

“您要不要稍微给我解释一下这件事……”我说。

“您这么告诉他就行了，就说‘娃娃’的事情还是老样子。最后跟他说，好吧，您知道的，要加上感情，希望您能明白我的意思。”

“当然了，您别担心。”

我们约好了，她过几天再来。她来了以后，看了一会儿信才在上面签名，看得出来，她认识不少字，她仔细地阅读了几个段落，然后署上名字，并给我看了一张小纸条，上面有威廉写的日期和港口名称。我们决定，最好把信寄往奥克兰，那时候，我们之间已经打破了僵局，安娜贝尔接受了我的第一支香烟，她靠在办公桌沿，哼着歌，看着我写信封。一周后她带了一份草稿来找我，催我赶紧给威廉写信，她看起来很焦虑，要求我马上动笔，但是，我正忙着翻译几张意大利人的出生证明，我向她保证下午就写，并帮她署名，下班以后就把信寄出去。她看了我一眼，似乎在犹豫，不过还是说“好吧”，然后离开了。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半她又来了，想确定我有没有把信寄出。那是我第一次吻她，我们约好了，我下班后去她家。

2月12日

并不是因为那时我喜欢巴霍区的女孩，当时我和另一个女孩（我会把这个女孩叫作苏珊娜，并把她归类为运动学家）保持着稳定的恋爱关系，我在这个舒适的小世界里活动，只不过有时候，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太小、太安逸了，于是我会有一种沉沦的需要，就像回到青少年时代，在南部的街区独自游荡、喝酒、随心所欲地选择，几段短暂的插曲也许更多是出于审美的需要，而不是情欲的需求，就像这段文字，我重新读了一遍，觉得应该把它划去，但我依然会把它留下来，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把这叫作“沉沦”，“客观上不必要的搁浅”，因为苏珊娜，因为T. S.艾略特，因为威廉·巴克豪斯，然而，还有然而。

2月13日

昨天，我对自己发火了，现在想起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有趣。总之，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安娜贝尔是不会让我写这篇故事的。首先，因为那不是故事；其次，因为安娜贝尔会竭尽全力（就像那时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的那样，真是个小可怜）把我单独留在镜子前。我只要重读这篇日记就能感觉到，她只不过是催化剂，她试图把我拖入我没有写出的每一页的内容之中，把我拖入镜子的中央，我原本希望能在那里见到她，可出现的却是正当持证的国家译员，以及预料之中的他的苏珊娜，而且这听上去很不和谐，苏苏珊娜[3]，我为什么不叫她阿玛莉娅或是贝尔塔呢。文字的问题，不是所有的名字都能……（你要继续写下去吗？）

晚上

我宁愿忘记位于光复大街五百号开外的安娜贝尔的房间，这或许是因为那间房离我的公寓很近，可她并不知道这件事。我的公寓在十二层，透过窗户可以看见绚丽的金色河流。我记得（真是难以置信，我竟然记得这样的事）跟她约定地点的时候，我很想说，最好去我那儿，我们可以喝到我喜欢的冰凉的威士忌，那里还有一张床，但我忍住了，我想起了门房费尔明，他比百眼巨人阿古斯还多长了几双眼睛，如果他看见安娜贝尔进门，或是看见她从电梯里出来，我的声誉就全毁了。每当他看见我和苏珊娜一起出门、一起回来，他总会近乎激动地和苏珊娜打招呼，他还懂得区分化妆品、高跟鞋和手袋。一走上楼梯我就后悔了，我踏进了一条不知通向多少房间、留声机和香水味的走廊，差点转头离开。但安娜贝尔已经在她的房间门口冲我微笑了，而且，房间里有威士忌（虽然是常温的）、几只意料之中的布娃娃，还有一幅金格拉·马丁[4]的复制画。我们不慌不忙地结束了例行仪式，坐在沙发上喝酒，安娜贝尔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认识玛露察的，她还对我过去的合伙人很感兴趣，因为其他女孩跟她说过他的事。我把手搭在她的大腿上，亲吻她的耳朵，她自然地冲我微笑，然后起身掀开那张粉色床单。告别时，她对我微笑，我把几张纸币压在烟灰缸下面，她依然面不改色，冷淡地接受了那笔钱，我被她的真诚打动了，其他人或许会说那是她敬业的表现。我知道，我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我本想跟她谈一谈她最后写给威廉的那封信，毕竟，她的麻烦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也可以像她那样对她微笑，我也是个敬业的人。

2月16日

单纯的安娜贝尔，就像有一天她在我的办公室里画的那幅画，当时她在等我，因为我在翻译一份紧急文件。那幅画大概被夹在了某本书里，或许等到我搬家或者重读那本书的时候，它才会像她的照片那样重新出现。画里有几座郊区的小房子，两三只母鸡在小径上啄食。但，是谁说的天真？人们很容易给安娜贝尔贴上“单纯”的标签，因为她任由别人摆布；她能明白我无法掌握的东西，有多少次我从她的眼神和决定中感受到了这一点，安娜贝尔本人戏剧性地把那种东西称为“生活”，于我而言，这是一个禁区，我只能通过想象，或是让罗贝尔托·阿尔特代表我，才能进入那里。（我正在回忆哈多伊，我的一个律师朋友，他偶尔会陷入郊区晦暗的插曲之中，只因思念无法重来的往昔，他从那里回来，却从不曾真正参与其中，他只是个证人，就像我是安娜贝尔的证人。没错，真正天真的是我们这些系着领带、精通三门语言的人；无论如何，作为一名律师，哈多伊很看重自己作为现场证人的职责，他几乎把它视为一项使命。但是，想要写下安娜贝尔的故事的人是我，而不是他。）

2月17日

我不会把这叫作亲密关系，因此我本该给予安娜贝尔她曾无比自然地给予我的一切，比如，让她来我家，建立起说得过去的平等关系，尽管我依然会跟她保持老主顾和妓女之间的金钱关系。我当时的想法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我认为，安娜贝尔从来没有因为我一直严格地将她置于生活的边缘而指责我；她大概觉得这是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允许我们缔结足够程度的友谊，好让我们用笑声和玩笑填充床笫之外的空虚，这种空虚总是最糟糕的存在。我毫不担心安娜贝尔，她问的奇怪问题都是这种类型的：你小时候养过狗吗？你总是把头发剪得这么短吗？我已经相当了解“娃娃”和玛露察的事了，对安娜贝尔生活中的每件事也都了如指掌，而她不知道也不在意我有妹妹和表弟，我表弟还是个男中音。我因为信件的事先认识了玛露察，有时，我会在科恰班巴咖啡馆遇见她和安娜贝尔，然后一起喝啤酒（进口啤酒）。通过一封写给威廉的信，我得知了玛露察和“娃娃”之间的争吵，我会把这件事称作“小瓶子事件”，但直到很久之后，它才开始变得严重起来，起初，那只是用来取笑她天真的笑柄（我有说过安娜贝尔很天真吗？重读这份日记让我觉得无聊透顶，这份日记为我写故事所提供的帮助变得越来越少），因为安娜贝尔和玛露察姐妹情深，她告诉威廉，“娃娃”还在抢玛露察最好的客人，有钱人，就像探戈曲唱的那样，甚至还有警察局长的儿子，她让玛露察无法在钱佩老鸨那里继续招揽生意，明目张胆地散布玛露察的不利言论，说她在掉头发，她的门牙有毛病，床上功夫不精之类。玛露察向安娜贝尔哭诉这一切，但她很少向我哭诉，或许因为她没那么信任我，我是个翻译，她总说，谢谢，你太棒了，安娜贝尔告诉我，你极好地领会了她的想法，法国大船上的厨子给她寄的礼物比以前多了，玛露察觉得，这应该归功于你添加的情感。

“你没收到更多的礼物吗？”

“没有，朋友。肯定是因为你写的信里醋意太浓。”

她总是这么说，然后我们哈哈大笑。她甚至笑着跟我讲述小瓶子事件，有一两回，我没问她，这件事就被写进了寄给威廉的信里，因为让她倾诉衷肠是我的乐趣之一。我记得，她在她的房间里跟我讲述了这件事，我们在赢得喝酒的权利后，打开了一瓶威士忌。

“我向你保证，我惊呆了。我总觉得他有点疯癫，也许因为我不太听得懂他说的话，但最后他总能解释明白。当然了，你不认识他，要是你看见他的眼睛……就像一只黄色的猫，他的模样很适合他，因为他很会打扮，他出门的时候会穿上西服，我跟你说……这里绝对没有这种类型的男人，你明白吗。”

“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回来的时候会给我带一只小瓶子。他把瓶子画在餐巾纸上，还在瓶子上方画了一个骷髅和两根交叉的骨头。你在听我说话吗？”

“我在听你说话，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跟他说了‘娃娃’的事吗？”

“当然了，那天晚上，船靠了岸，他来找我，当时玛露察跟我在一起，她不停地哭，还吐了，我得拉住她，不然她就要去找‘娃娃’打架了。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知道了‘娃娃’抢走了她周四的常客，天知道这个婊子养的是怎么说玛露察的，她可能说了头发的事，因为这可能会传染。我们给玛露察喝了菲奈特酒，让她躺在这张床上，她睡着了以后，我们就出去跳舞了。我跟他说了所有关于‘娃娃’的事，他肯定听懂了，因为他确实听懂了，他听懂了我说的所有的话，他用那双黄色的眼睛盯着我，我只需要跟他重复几句话。”

“你等一下，我们最好再喝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今天下午，所有的事都成双了。”我一边说，一边拍了她一下，我们俩都笑了，因为第一杯酒已经很烈了。“你怎么回应的？”

“你觉得我有那么蠢吗？我当然没那么蠢了，为了让他明白，我把餐巾纸撕成了碎片。但他还是没完没了地说小瓶子的事，他说他会把小瓶子寄给我，这样玛露察就能把药水洒进酒里。在酒里[5]，他说。他在另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一个警察，然后用十字把他划去，意思是，警察什么都不会怀疑。”

“太完美了，”我说，“那个美国人以为这里的法医都是傻瓜。你做得很好，姑娘，更何况，那只小瓶子还会经过你的手。”

“没错。”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记起这段对话的了。但内容就是这样，我一边听，一边把对话写下来，或者，我一边编造，一边听写，抑或，我一边听写，一边编造。我顺便问了问自己，这是否就是文学。）

2月19日

但有时候事情不是这样，而要微妙得多。有时候，事情会进入一个平行系统，一个对称系统，或许正因为如此，有一些时刻，有一些句子，有一些事件，被永远固定在一段没有太多价值的回忆（尤其是我的回忆）之中，而这段回忆却遗忘了许多更重要的东西。

不，并非永远都有材料可编造、可听写。昨晚，我觉得我得继续写下有关安娜贝尔的一切，或许她会把我带进故事里，而故事就像是终极真理，突然，光复大街上的房间再次出现了，炎热的二月或三月，拉里奥哈人在走廊另一边播放着阿尔贝托·卡斯蒂约[6]的唱片，那家伙一直不停地告别他著名的大草原，连安娜贝尔都开始觉得厌烦了，尽管她是那么喜欢音乐，再——见，我——的，大——草原，安娜贝尔赤身裸体地坐在床上，想起了她那特伦克劳肯的大草原。这个男人为他的草原大张声势，安娜贝尔轻蔑地点燃一支香烟，他为一个遍地是奶牛的狗屎地方弄出了这么多该死的玩意儿。可是，安娜贝尔，我还以为你挺爱国的，亲爱的。完全是无聊的狗屎，朋友，我觉得，要是没来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早就投河自尽了。她逐渐开始回忆过去，突然她似乎需要把这些回忆讲给我听，旅行商人的故事，她还没有开始讲，我就发现自己早已听过这个故事，别人早已跟我讲过这个故事。我任由她讲述，而她也需要跟我讲述（有时是小瓶子的事，现在是旅行商人的事），但不知怎的，我没在她身旁，是别处的人在跟我讲述她的故事（抱歉，卡波特[7]），在尘土飞扬的玻利瓦尔村一家旅店的饭厅，很久以前，我在这个草原上的村庄生活了两年，朋友们和过路人总在饭厅里聚会，我们谈论一切，尤其是女人，男孩儿们把这些称作生活要素，而在村里单身汉的生活中，这些要素十分匮乏。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夏天的夜晚，我们吃着饭后点心，喝着兑了果渣酒的咖啡，秃头罗萨蒂正在回忆往事，我们欣赏他的幽默和豪爽，弗洛雷斯·迪埃斯和烦人精萨拉斯夸张地讲完故事后，罗萨蒂开始跟我们讲述一个半老的中国女人的故事，他经常去她位于加斯巴斯附近的小庄园，她养了几只母鸡，靠寡妇抚恤金过活，生活窘迫，还抚养着一个十三岁的女儿。

当时，罗萨蒂在贩卖新车和二手车，他几次出行去寡妇的庄园，讨取她的欢心，每次都会带上礼物，和寡妇一起睡到第二天。她很讨人喜欢，会给他沏上好的马黛茶，给他煎馅饼，按照罗萨蒂的说法，她在床上的本领也丝毫不差。他们让“混血儿”去棚屋里睡觉，那是她死去的丈夫过去停放马车的地方（那辆马车已经卖给别人了）；“混血儿”是个沉默的女孩，她的眼神飘忽不定，罗萨蒂刚进门，她就没了踪影，吃晚饭的时候，她低头坐着，几乎不说话。有时，罗萨蒂会给她带去玩具或者糖果，她接过礼物，总是近乎勉强地说“谢谢，先生”。一天下午，罗萨蒂出现了，带的礼物比往常更多，因为那天上午，他卖掉了一辆普利茅斯，他很高兴，寡妇揪着“混血儿”的肩膀，告诉她得学会好好跟卡洛斯先生说谢谢，让她别这么不合群。罗萨蒂笑着原谅了她，因为他了解她的脾气，可是，在那个女孩慌乱的瞬间，他第一次看清了她，看见了她乌黑的眼睛，十四岁的年龄，她的纯棉上衣开始隆起。那天晚上，他在床上感受到了不同的滋味，寡妇大概也感觉到了，因为她哭了，她说，他不像过去那么爱她了，他肯定会把她忘记的，因为她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有用了。我们永远无法得知他们是如何达成协议的，寡妇突然去找“混血儿”，把她拖进了屋子。她亲自剥下“混血儿”的衣服，而罗萨蒂则在床上等她，女孩儿大声尖叫，绝望地挣扎，而她的母亲按住她的腿，直到事情结束。我记得，罗萨蒂微微地低下了脑袋，羞愧但态度挑衅地说：“她哭得真厉害啊……”没有人发表评论，大家都缄默不语，直到烦人精萨拉斯讲了个他自己的故事，然后，大家——尤其是罗萨蒂——都开始谈论起别的事来。

我也没有对安娜贝尔讲的故事发表任何评论。我能跟她说什么呢？说我早已熟知了每个细节吗？说我只是不知道两个故事之间相隔了至少二十年，特伦克劳肯的旅行商人并不是同一个男人，安娜贝尔也不是同一个女人吗？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安娜贝尔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她们有时候叫“混血儿”吗？

2月23日

安娜贝尔的客人，关于他们的姓名和生平轶事的信息都很不精确。他们偶然在巴霍区的咖啡馆里见面，她只关注他们的模样和声音。当然了，我完全不在意这些事，我觉得，在这种共享关系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都觉得自己不是客人，但除此之外，我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优势，首先是因为信的事，然后是我自身的原因，安娜贝尔喜欢我身上的一些特点，而且我觉得，她给我的时间比给其他人多，房间里的整个下午，电影院，舞会，以及可能是爱的情感，无论如何，安娜贝尔会为各种事情欢笑，她真诚地寻求和分享快乐。她不可能这样对待别人，也就是那些客人，因此，尽管在内心深处，我想成为她唯一的伴侣，想这样和安娜贝尔生活下去（当然了，另一方面，我还想和苏珊娜一起生活），但我并不在意她的客人（关键是我不在意安娜贝尔，但不知道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所有这一切）。但安娜贝尔得继续谋生，我也会不时地发现具体的痕迹，比如我会在街角遇见胖子（我永远都不知道、也不会问他的名字，她总是简单地叫他胖子），我会一直看着他进门，想象他走上我那天下午走过的路，踏上一级级台阶，来到那条走廊，然后是安娜贝尔的房间和剩余的一切。我记得，我去三桅船餐厅喝了杯威士忌，读完了《理性报》上所有的国外新闻，但内心深处我在想象安娜贝尔和胖子在一起的场景，这样做很愚蠢，但我依然觉得他是在我的床上，在他无权使用的床上。

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几天后，安娜贝尔出现在我的办公室，我对她不是很客气。我了解我所有的书信（这个词又非常奇怪地出现了，呃？西格蒙德[8]）客户，了解她们把信递给我或向我口述回信内容时的癖好和脾气，安娜贝尔冲我大喊“你马上给威廉写信，让他把小瓶子给我寄来，那个婊子养的贱人不配活着”，可我却无动于衷。冷静点[9]，我对她说（她能听懂不少法语），她都没喝苦艾酒呢，这是怎么回事。但安娜贝尔怒不可遏，这封信的起因是“娃娃”又抢走了玛露察的一个有车的客人，然后在钱佩老鸨那里到处说她救了那个客人，不然他就感染梅毒了。我点了一支烟，就像举起投降的旗帜，我写完了那封信，不得不在信里荒谬地同时谈到小瓶子和三十六码半的银色拖鞋（最多不超过三十七码）。我得把鞋码转换成五码或五码半，以免给威廉造成麻烦，那封信很简短、很实际，没有任何安娜贝尔通常会要求的情感，不过，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她现在的要求越来越少了。（她会如何想象我在告别时跟威廉说的话呢？她现在已经不要求我给她读信了，她立刻就走了，让我把信寄出去，她不可能知道，我依然忠于她的风格，跟威廉诉说思念之情和爱意，这不是因为我善心泛滥，而是为了让她能收到回信和礼物，实际上，对安娜贝尔来说，这些东西大概是最精准的晴雨表）。

那天下午我考虑了很久，把信寄出之前，我另外附上了一页信纸，以安娜贝尔的翻译的身份简要介绍了自己，让他下船后来找我，尤其是要在他和安娜贝尔见面之前来找我。两周后，我看见他走进来，他的黄色眼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那陆上水手的气质（介于好斗和萎靡之间）相较而言就没有那么突出了。我们开门见山，我告诉他，我知道小瓶子的事，但事情并没有安娜贝尔认为的那么可怕。我表现得十分高尚，表示我很担心安娜贝尔的安危，万一情况变得很棘手，她可没法逃之夭夭，不像他三天后就能坐船离开。

“好吧，不过是她要求我这么做的，”威廉面不改色地说，“我为玛露察感到遗憾，而这是解决一切的最好办法。”

照他说的话，小瓶子里的液体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这一点似乎奇妙地消除了威廉的罪恶感。我察觉到危险，开始试图干预这件事。实际上，在他上一次的旅行中，“娃娃”造成的麻烦没有变得更少，也没有变得更糟，当然了，玛露察越来越觉得厌烦，而她的情绪影响到了可怜的安娜贝尔。我很在意这件事，因为我是所有这些女孩子的译者，而且我跟她们很熟，等等。我挂上“外出”的牌子，锁上办公室的门，然后拿出一瓶威士忌，开始和威廉一起喝酒、抽烟。我从第一眼就开始打量他，他原始、多愁善感且危险。我是安娜贝尔那些深情句子的译者，这个事实似乎赋予我一种宗教般的名望，在喝第二杯威士忌的时候，我得知他真的爱上了安娜贝尔，他想拯救她于水火之中，几年后，等他处理完几件事，就带她回美国，他说。我没法不站到他那一边，我仗义地赞同他的打算，支持他的想法，我坚持说，小瓶子只会给安娜贝尔带去最糟糕的后果。他渐渐被我说服了，但他坦白地跟我说，如果他失信于安娜贝尔，她是不会原谅他的，她会叫他胆小鬼，婊子养的，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事，即使是安娜贝尔也不行。

趁着给他的杯子里添威士忌，我跟他提了一个计划，他可以把我算作盟友。他把小瓶子交给安娜贝尔，但是只往里面装茶或可口可乐；我会继续附上另外的信纸，让他了解最新进展，让安娜贝尔的信里只出现他们俩的事，“娃娃”和玛露察的事肯定会平息下来的。万一事情没有这样发展（面对那双愈发专注的黄色眼睛，我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我会给他写信，让他真的把小瓶子寄来/带来，如果事情到了那个地步，我会宣布自己是这场骗局的责任人，这是为了大家好，我觉得安娜贝尔肯定会理解的。

“O.K.”威廉说。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说，我觉得不像我的朋友们说这个词的时候那么愚蠢。我们在门口握了握手，他那双黄色的眼睛久久地盯着我，然后说：“谢谢那些信。”他用的是复数，也就是说，他想的是安娜贝尔的信，而不是那张单独的信纸。为什么他的道谢让我觉得这么难受呢？为什么在关上办公室的门去吃午饭前，我又独自喝下了一杯威士忌呢？

2月26日

我欣赏的作家们肯定会客气地讽刺安娜贝尔那一类人的语言风格。我觉得他们很有趣，当然了，实际上我认为文化的这些特权有些卑鄙，我也可以写下安娜贝尔和西班牙门房的许多话，如果我最后写成了这个故事，我可能也会讽刺他们，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但在那段时间，我主要是在比较安娜贝尔和苏珊娜的语言风格，她们的语言风格比我的手更能彻底地剥去她们的外衣，更能揭露她们身上公开的部分和隐秘的部分、狭窄的部分和宽阔的部分，更能揭露她们生命阴影的面积。我从没有听安娜贝尔说过“民主”这个词，可每天我都能听到或读到这个词二十余次。而苏珊娜随时随地都会使用这个词，她似乎总是很自然地觉得自己是它的所有者。在亲密关系中，苏珊娜会委婉地影射自己的性器官，而安娜贝尔总说“屄”“阴道”，我一直觉得第二个词很迷人，因为词里包含了波浪和眼睑[10]。十分钟前我就已经写到这里了，因为我还没下决心继续写余下的内容（内容不是很多，而且和我之前的打算不太相符），也就是说，跟预想中的一样，那一整个星期我都没有安娜贝尔的消息，她肯定一直都和威廉在一起。但一天中午，她穿着尼龙裙出现了，很明显是威廉带给她的礼物，她还带着一只不知是阿拉斯加什么动物的皮毛制成的新手袋，在那个季节，只消看一眼，就觉得温度骤然升高了。她来告诉我，威廉刚刚离开——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新闻，他给她带了那个东西（很奇怪，她没有说“小瓶子”），现在它已经在玛露察手里了。

现在，我没有任何不安的理由，但最好还是表现得忧心忡忡，假装想要知道玛露察是不是清楚这件事的严重性之类，安娜贝尔跟我解释说，她已经让玛露察向圣母玛利亚和卢汉圣母发了誓，只有等到“娃娃”重蹈覆辙的时候，她才能行动。她顺便还想知道我对手袋和丝袜的看法，我们约好下周在她家见面，因为此前她整天[11]和威廉在一起，所以现在很忙。她快走的时候想起了这件事：

“他真的很好，你知道吗。你发现了吗？这只手袋肯定花了他一大笔钱。我本来不想跟他提任何关于你的事，但他一直都在跟我说那些信，说你准确地向他传达了感情。”

“啊。”我说，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这件事让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你看这个包，它有双重安全拉链。最后，我跟他说，你很了解我，所以你能帮我翻译信件，总之，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都没见过你。”

“没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我勉强说。

“他跟我保证说，他下次来的时候，会给我带一台电唱机，就是有收音机的那种，只要你给我买弗朗西斯科·卡纳罗和胡安·达里恩佐的唱片，就能盖住拉里奥哈人放的‘再见，我的草原’。”

苏珊娜打来电话的时候，她还没走。听起来苏珊娜又产生了旅行的兴趣，她邀请我坐她的车和她一起去内科切阿。我接受了她的邀请，我们周末出发，我还剩三天时间，这三天我一直在思考，我感受着某种奇怪的东西慢慢地升至胃的入口（胃有入口吗？）。第一，威廉没有和安娜贝尔说起结婚的计划，很显然，安娜贝尔无心犯下的错误就像在他的脑门上踹了一脚（最让我心绪不宁的是他装作毫不在意）。也就是说。

如果有人告诉我，没必要用迪克森·卡尔[12]或埃勒里·奎因[13]的方法推理这件事，毕竟像威廉那样的人不会因为我是安娜贝尔的客人之一而失眠，那么他这么做将是徒劳的。与此同时，我觉得事情并非如此，恰好像威廉这一类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从一开始，我就看出了他那混合着多愁善感和攻击性的特点。而且还有第二点：既然他已经知道除了给安娜贝尔翻译信件，我还做了别的事情，那他为什么不上门来告诉我呢？我无法忘记他对我的信任，甚至还有钦佩之情，他莫名地向某个人倾诉衷肠，而这个人却嘲笑他的天真，他肯定感受到了，等到安娜贝尔泄露秘密的时候，他的感受必定愈发深刻。我可以轻易地想象威廉在床上对她拳打脚踢，然后径直来我的办公室揍我一顿。但是他完全没有这么做，而这……

而这算什么呢。我如此想道，宛如一个服用了眠尔通的人，归根结底，他的船已经走远了，一切都只是假设；时间和内科切阿的浪花会逐渐抹去这些回忆，更何况，苏珊娜在阅读阿道司·赫胥黎的书，这会引出不同的话题，真是幸运。回家的路上我也买了几本新书，我记得是博尔赫斯和/或比奥伊的书。

2月27日

虽然几乎没有人记得了，但《旋律的配合》中斯潘德累尔等待和接受死亡的方式依然让我感动。在四十年代，这个故事没能深刻地触动阿根廷的读者；现在可以了，但偏偏已经没有人记得这本书了。我依然忠于斯潘德累尔（我再也没有重读过这部小说，我手头上也没有这本书），虽然已经记不清书里的细节，但我似乎还能看见他欣赏自己最爱的贝多芬四重奏的场景，他知道法西斯军队离他家越来越近，他们要杀死他，他最后的选择让杀害他的凶手变得愈发面目可憎。这个故事也让苏珊娜感动不已，不过她的理由似乎和我的（或许还有赫胥黎的）理由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在酒店露台上争论不休，此时一个卖报人经过，我向他买了一份《理性报》，在第八版看到警察们正在调查一桩神秘的死亡事件，看到了难以辨认的“娃娃”的照片，但她的全名和她知名的公共活动让我认出了她，她被送到拉莫斯·梅希亚医院抢救，两小时后毒发身亡。我们今晚回去吧，我跟苏珊娜说，反正这里一直在下毛毛雨。她顿时火冒三丈，我听见她叫我“暴君”。他报复了，我打算让她说下去，我感觉到一阵痉挛从腹股沟升至胃部，那个婊子养的报复了，他大概在船上享受着成果，他没放茶，没放可口可乐，那个蠢货玛露察十分钟内就会招供一切。苏珊娜每说出一句愤怒的话，我都能感受到一阵恐惧，双份威士忌，痉挛，手提箱，要是她真的招供的话，她就是个婊子，只要有人扇她的脸，她就会把一切都招了。

但是玛露察没有招供，第二天下午，我办公室的门下出现了一张安娜贝尔的字条，七点黑色咖啡馆见，她很冷静，拎着那只皮手袋，她甚至没有想过玛露察会让自己陷入麻烦。她发过誓了，她冷静地告诉我，要是我没有扇她巴掌的强烈冲动，我会觉得她的冷静令人佩服。报纸用一半的版面刊登了玛露察的供词，我抵达咖啡馆的时候，安娜贝尔恰好在阅读那份供词。记者写得中规中矩，那个女人声称自己得到了一种致命的毒药，她把毒药倒进了一杯酒里，也就是“娃娃”一次能喝好几升的仙山露里。两个女人之间的冲突到达高潮，认真的记者写道，最后是悲剧的结局，等等。

我差不多忘记了那次与安娜贝尔见面的所有细节，对此我并不觉得奇怪。我看见她冲我微笑（我倒是记得这一点），听见她对我说，律师会证明玛露察是受害者，用不了一年她就能出狱；关于那天下午，我只能清楚地记得那种荒谬的感觉，那是我无法在这里言说的情感，我发现，那时安娜贝尔就像一个漂浮于事实之上的天使，她一口咬定玛露察说得有理（没错，只不过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会承担严重的后果。她跟我诉说了一切，我仿佛在听一部广播剧，而这部剧与她本人无关，更与我无关，与那些信件无关，更与那些直接将我卷入威廉与她的纠葛的信件无关。我听着广播剧跟我讲述一切，她与我之间隔着无法测量的距离，她的世界与我的恐惧之间也是如此，我恐惧地找出香烟，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当然了，当然没错了，玛露察是个可靠的人，她当然不会招供的。

因为，如果那时我敢肯定什么事的话，那就是我什么都不会跟天使说。我他妈怎么可能让她明白，威廉不会满意现在的状况，他肯定会写信完善他的复仇计划，他会揭发安娜贝尔，顺便指控我窝藏罪犯。要是我说了这些，她会迷惑地看着我，或许还会向我展示那只手袋，仿佛那是有利的证据，这是他送给我的，你怎么能认为他会做这样的事，等等。

我不知道我们后来谈了些什么，我回公寓思考了很久，第二天，我让一位同事帮我照看几个月办公室；虽然安娜贝尔不知道我的公寓在哪，但以防万一，我还是搬去了另一个地方，那恰好是苏珊娜在贝尔格拉诺区租的公寓，我只在那个有利于我健康的街区活动，免得偶尔在市中心碰见安娜贝尔。哈多伊——我完全信任他——开始专注而愉快地暗中监视她，他沉浸于某种被他称为社会渣滓的氛围当中。我采取了无数防范措施，最终都是白费力气，但这些措施还是让我睡得稍微好了一些，我读了一堆书，发现了苏珊娜不同的一面，甚至还意外地发现了她的魅力，这个可怜的姑娘以为我在静养，于是开着她的车带我四处兜风。一个半月以后，威廉的船靠岸了，那天晚上，哈多伊告诉我，安娜贝尔已经和威廉见面了，他们在巴勒莫区的一场舞会上一直待到凌晨三点。唯一合乎逻辑的反应理应是感到轻松，但我不认为我感觉到了轻松，更准确地说，我觉得迪克森·卡尔和埃勒里·奎因完全就是废物，而和那场舞会相比，他们的聪明才智连废物还不如，在那场舞会上，天使遇见了另一个天使（当然可以这么说了），他们跳了一支又一支探戈舞，顺便在我的脸上吐了口唾沫，他们根本没有看我，他们不知道我的存在，更不在意我的存在，他们就像那些在地砖上吐痰的人，吐完后连看都不看一眼。他们天使的规则，天使的世界，玛露察属于那里，在某种意义上，“娃娃”也属于那里。而我在另外一边，与痉挛、安定片和苏珊娜一起度日，还有哈多伊，他还在跟我说舞会的事，他没发现我掏出了手帕，我一边听他讲述，感激他作为朋友倾力帮我监视他们，一边用手帕擦拭我的脸颊，在某种意义上，我在擦干脸上的口水。

2月28日

还有一些小细节：回到办公室后，我已经想好了如何跟安娜贝尔解释我不在的原因；我非常了解她缺乏好奇心的性格，她会接受任何一种理由，除非在这段时间里找到了别的译者，不然她还会带着信来让我翻译。但安娜贝尔再也没有来过我的办公室，或许她已经跟威廉做了承诺，还向卢汉圣母发了誓，或许因为我的消失着实冒犯了她，或许因为她在忙着帮钱佩老鸨干活。起初，我觉得自己隐隐约约地在等她，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希望看见她走进办公室，但实际上，我很生气，因为她如此轻易地将我忘记，谁能像我一样给她翻译信件呢，谁能比我更了解威廉、更了解她呢。有两三回，正在翻译专利说明书和出生证明的时候，我突然停下了手中的笔，期待着门被打开，期待着安娜贝尔穿着新鞋子走进来，可紧接着，有人礼貌地打来电话，说明领事发票或是遗嘱的翻译事宜。可我依然避免去那些我可能会在下午或者晚间偶遇她的场所。哈多伊也没再见过她，那几个月，我想去欧洲待一段时间，最后我逐渐留了下来，逐渐定居在那里，一直到今天，一直到白发苍苍，一直到糖尿病把我困在了这间公寓里，这些回忆中。事实上，我本想把这些回忆记录下来，写成一篇关于安娜贝尔和那段时光的故事，写完之后，这些回忆或许会让我觉得好受一些，会让一切变得井然有序，但我已经不认为自己能够写下这个故事了，这本笔记本里满是破碎的纸条，我想要修补它们，想要填补空白，想要讲述关于安娜贝尔的其他的事，却只能告诉自己，我很想写下关于安娜贝尔的故事，而最后，日记本里又多了一页文字，无法提笔写作的一天又过去了。糟糕的是，我无法说服自己，我永远都无法写下这个故事，因为我无法写下关于安娜贝尔的一切，如果我不断地搜集那些与安娜贝尔毫无瓜葛、仅仅与我有关的碎片，那么这对我毫无用处，就像是安娜贝尔想要写一个故事，她想起了我，想起我从来没有带她去过我家，想起我因为惊恐而逃离她的那两个月，想起所有一切，可是安娜贝尔肯定不怎么在意了，只有我还记得极少的往事，而这些往事却不断地从彼处浮现，或许，如果故事有另外的结局会更好，对我来说是如此，对彼处和此处几乎所有的一切也是如此。现在我觉得，德里达说得很对，他说，他对我说：（我）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躯体，没有它的存在，没有我的存在，我既不是纯粹的客体也不是纯粹的主体，我对任何事物都毫不在意。毫不在意，没错，因为在时间深处寻找安娜贝尔总会让我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我自身之中，虽然我愿意继续想象我在书写安娜贝尔的故事，但写下关于自己的故事是多么悲伤。

[1]诗句中的安娜贝尔·李写作Annabel Lee，而安娜贝尔的名字是Anabel，少了一个字母n。

[2]原文为英语。

[3]西语中“他的苏珊娜”写作su Susana，“苏苏珊娜”写作sususana，二者发音相同。

[4]贝尼托·金格拉·马丁（Benito Quinquela Martín，1890-1977），阿根廷画家。

[5]原文为英语。

[6]阿尔贝托·卡斯蒂约（Alberto Castillo，1914-2002），阿根廷著名探戈歌手。

[7]指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在他的短篇小说《一个圣诞节的回忆》中，作者以“想象十一月末的一个清晨”作为开头，让读者进入主角的童年回忆当中。本文中“我”的感受与《一个圣诞节的回忆》中读者的感受类似。《一个圣诞节的回忆》也是科塔萨尔本人钟爱的作品之一。

[8]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前文的书信指弗洛伊德的书信集《弗洛伊德家书》。

[9]原文为法语。

[10]原文中“阴道”一词用的是阿根廷俚语parpaiola。这个词看上去像是ola（波浪）和párpado（眼睑）两个词的组合。

[11]原文为英语。

[12]约翰·迪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1906-1977），美国推理小说家。

[13]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美国推理小说家弗雷德·班宁顿·李和弗雷德里克·丹奈合用的笔名。

版权信息

书名：有人在周围走动

作者：【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译者：陶玉平，林叶青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09-01

ISBN：9787544293938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最后一回合
西尔维娅

旅行

午睡时分

八面体
哭泣中的莉莲娜

亦步亦趋
口袋里找到的手稿
夏天
就在那里，但究竟是哪儿，又是怎么
一个叫金德贝格的地方
塞韦罗的阶段
小黑猫的喉咙

有人在周围走动
光线变换

信风
第二次
您在你身旁躺下了
以波比的名义
索伦蒂纳梅启示录
《船》或《新的威尼斯之旅》
与红圈的会面
奖章的两面
有人在周围走动
“黄油”之夜

最后一回合

陶玉平/译

西尔维娅

一件事如果根本没有开端，而是半路突然冒了出来，没有清晰的轮廓，又消失在另一团云雾的边缘，天知道它该怎样结局呢。但不管怎么说，只能从头说起。不少阿根廷人夏天喜欢到吕贝隆的山间谷地消磨一段日子，我们这些老住户时不时就能听见他们高声喧哗，仿佛空间都变得敞亮了。随大人一起来的还有孩子们，有西尔维娅，有踩得乱七八糟的园子和乱糟糟的午饭，牛排还叉在叉子上，耳光却已经扇在了脸上，一阵惊天动地的号啕大哭，然后是典型意大利式的和解，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家庭度假。对我而言，这些都算不上多大的骚扰，因为我在当地本来就因缺少家教而小有名气。栅栏门刚打开一条缝，劳尔和诺拉·梅耶便挤了进来，当然，跟着一起进来的还有他们的朋友哈维尔和玛格达，另外还有几个孩子，其中就有西尔维娅。两个礼拜前我们在劳尔家搞了一回烧烤，这件事是怎么开的头已经说不清，但重要的是西尔维娅，她一头美杜莎般的金发曾经摩挲着我的枕头，可这会儿，我空荡荡的房子里独独剩下了男人，是她促使我拿起笔来写下这些话，心头满是荒唐憧憬和甜言蜜语。无论如何，那天还得算上让·波莱尔，他在奥克西塔尼亚的一所大学里讲授本土文学，还有他太太莉莲和他们的小家伙雷诺德，两年的时间躁动地堆积起他的生命。那天，在劳尔和诺拉家的小花园里聚了多少人啊，宽阔的椴树像镇静剂，孩子们的吵闹声和大人们探讨文学的议论声在树下此起彼落。就在太阳躺进山丘的时候，我带了几瓶酒进了门，劳尔和诺拉早早向我发出了邀请，因为让·波莱尔一直想结识我，没人引见一下他又鼓不起勇气。那几天哈维尔和玛格达也在劳尔家住着，花园变成了苏人和高卢人的战场，两边的武士头上插着羽毛，尖声喊叫，互掷泥块，殊死搏斗。葛拉谢拉和洛丽塔结成了一伙，对付阿尔瓦罗，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可怜的雷诺德穿着妈妈精心缝制的灯笼裤，从头至尾摇摆不定，一会儿参加这一派，一会儿又加入另一派，当了个无忧无虑的叛徒，被双方骂得狗血喷头，照顾他的只有西尔维娅。我知道，虽然我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堆名字，我依然没办法一下子厘清关系，认清谁是谁的孩子，只记得我胳膊底下夹了几瓶酒，走下车，在几米开外的小树丛里看见“常胜野牛”的束发带露了出来，满脸都是对新冒出来一个“白脸”的种种不信任。那是一场争夺要塞和人质的战斗，战斗围绕一个小小的绿色帐篷进行，那里看起来像是“常胜野牛”的大本营。葛拉谢拉擅离职守，放弃了朝敌方发出致命一击，任由手里黏黏糊糊的军火散落一地，把手上的泥巴全抹在了我脖子上；紧接着她在我腿上稳稳当当地坐了下来，告诉我劳尔和诺拉都在楼上和其他大人待在一起，一会儿就过来。我就这样听她絮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身旁是花园里激烈的战斗。

葛拉谢拉总是这样，要把一切大事小情都向我解释一番，觉得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她的依据是我人比较傻。就说那天下午吧，波莱尔家的孩子，才两岁大，经常把屎拉到灯笼裤里，刚才他又干出了这事儿，哭得不要不要的，我正想告诉他妈妈，西尔维娅就把他领到水池边上，给他洗屁股，还换了条裤子，莉莲对这事一无所知，因为你们知道的，她总是会大发脾气，再把孩子揍一顿，雷诺德就又要大哭起来，一直烦我们，害得我们没法玩游戏。

“那两个孩子呢，两个大孩子？”

“那两个是哈维尔和玛格达的孩子，你真笨，什么都看不明白。阿尔瓦罗就是常胜野牛，七岁了，比我大两个月，他是我们中间最大的。洛丽塔六岁，已经可以和我们一起玩了，她是常胜野牛的俘虏。我是森林女王，洛丽塔是我的好朋友，我当然得把她救出来，不过我们还是明天再继续玩吧，大人叫我们去洗澡了。阿尔瓦罗脚上划了个口子，西尔维娅给他包上了绷带。放开我，我该走了。”

尽管谁也没有拉住她不放，葛拉谢拉还是一再强调自己的自由。我起身准备和波莱尔夫妇打个招呼，他们同劳尔和诺拉一起从房子里出来，正向这边走来。记不起是谁了——我记得是哈维尔——给大家倒了第一杯茴香酒，随着夜色降临、谈话开始，战斗改变了性质，参战者的年龄也变了，变成了一群刚刚相识的男人们高谈阔论。孩子们都在洗澡，花园里此刻既没有高卢人也没有苏人，波莱尔想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回到自己的祖国，劳尔和哈维尔脸上浮现出来自同胞的微笑。三个女人正在准备晚餐，说来也奇怪，她们长得还挺像的，诺拉和玛格达走得比较近，因为她们说话都带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口音，而莉莲的西班牙语更像是来自比利牛斯山脉的另一边。我们叫她们过来喝一杯茴香酒，这时我发现莉莲的肤色比诺拉和玛格达要黑一点，但她们还是很像，那种节奏同步般的相像。这会儿我们这边的话题是具体诗，就是在《创造》杂志上发表作品的那一群人。波莱尔和我之间有了一个共同的话题：艾瑞克·杜菲，喝到第二杯的时候哈维尔和玛格达在微笑，其他两对夫妇则有点儿话不投机，分歧是明摆着的，只是因为关系亲近才没有挑明。天色暗了下来，孩子们纷纷露面，一个个都是干干净净、百无聊赖的模样，先出现的是哈维尔家的孩子，阿尔瓦罗执拗，洛丽塔傲慢，他们在争夺几个硬币；接着出现的是葛拉谢拉，她牵着雷诺德，小家伙脸上又成了一副脏兮兮的样子。孩子们聚集在绿色小帐篷近旁；我们则在讨论让—皮埃尔·法耶和菲利普·索莱尔斯，夜色里，烧烤炉的火光在林间若隐若现，金黄色的光影在树干上跳跃，花园显得更加幽深了。我记得就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西尔维娅，当时我坐在波莱尔和劳尔之间，大圆桌支在椴树下，围坐在桌旁的还有哈维尔、玛格达和莉莲；诺拉一趟趟地给大家拿来餐具和盘子。很奇怪，没人把西尔维娅介绍给我认识，不过她正当妙龄，也许自己也不想加入进来。我完全能够理解劳尔和诺拉的沉默，显然，西尔维娅正处在不尴不尬的年龄段，比起参加大人的游戏，她更愿意在那群聚在绿帐篷旁边的孩子中间建立自己的威信。西尔维娅的身影有些朦胧，火光把帐篷的一边照得透亮，她就在那里，在雷诺德身旁，正俯下身子，用手绢或碎布替那孩子洗脸。我看见一双光洁的大腿，轻盈而清晰，正如波莱尔刚对我谈起的弗朗西斯·蓬热的风格；小腿、身躯和面庞隐没在阴影中，但一头长发时不时被蹿起的火苗照出闪烁的金色光亮。火光给她的全身覆上了重重的古铜色，大腿在短裙下暴露无遗，很可惜，在年轻一代的法国诗人中，没什么人知道弗朗西斯·蓬热，直到前不久，随着《原样》杂志小组的实践活动，他的大师地位才得到承认；根本没法打听一下西尔维娅是谁，她为什么不和我们在一起，另外，火光是会骗人的，也许她的身体比她的年龄更成熟，出于本能她还是更情愿和那些苏人待在一起。劳尔喜欢让·塔迪厄的诗，于是我们不得不向哈维尔解释此公是何许人也，他又写过哪些东西；诺拉给我端来第三杯茴香酒的时候，我也没法向她打听西尔维娅的事，那时讨论正异常活跃，我说的每一句话波莱尔都深信不疑，如获至宝。我看见有人把小桌子搬到帐篷附近，想必是让孩子们单开一桌；西尔维娅已经不在那里了，留下光影跳跃的帐篷，也许她坐到了远处，或是到树林里散步去了。当时我正不得不对雅克·鲁博的实践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提出看法，顾不上多想自己为什么对西尔维娅如此上心，西尔维娅突然消失又为什么会让我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一直到我把对鲁博的看法对劳尔和盘托出之后，一闪而过的火光中才又出现了西尔维娅的身影，她一手牵着洛丽塔一手拉着阿尔瓦罗走到了帐篷边，身后还跟着葛拉谢拉和雷诺德，连蹦带跳，还沉醉在苏人的角色中不能自拔。果然不出我们所料，雷诺德摔了个大马趴，哭声惊动了莉莲和波莱尔。这时从孩子群里传来了葛拉谢拉的声音：“没事儿，已经没事儿了！”于是当爹妈的回来继续开聊，那副没心没肺的模样无疑表明像这一类苏人式的磕磕碰碰真是家常便饭。此刻的话题是要为泽那基斯那种碰运气般的创作实践找出点什么含义来，哈维尔对此兴趣甚浓，波莱尔则觉得这太过分了。从玛格达和诺拉肩上望过去，我又远远看见了西尔维娅的身影，她再一次朝雷诺德俯下身去，给他看一件什么玩具，好安慰安慰那孩子。她的双腿和身影暴露在火光下，我看见她的鼻子小巧而略含焦虑，双唇一派古风，仿佛来自某一尊雕像（可波莱尔不是刚问了我基克拉泽斯群岛一尊小雕像的事，说这问题非我莫属，就连哈维尔大谈泽纳基斯也没能把话题变得更有价值吗）。我的心告诉我，如果此刻我想知道点儿什么的话，那一定就是西尔维娅，我想近距离地了解她，不要那变幻莫测的火光，可能的话，把她还原成一个普普通通的羞涩少女，或者至少能确信这个美丽活泼的身影并不单是一场幻象，还千真万确地存在着；我本想把这话对诺拉说，因为我一直很相信她，可诺拉正在布置餐桌，她一面安放餐巾纸，一面还没忘了让劳尔立刻去买一张泽纳基斯的唱片。这时，西尔维娅又不见了，从那边走来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葛拉谢拉，她像只小羚羊似的，蹦蹦跳跳。我对她笑容依旧，伸出双手抱她坐在我的腿上，听她津津有味地讲述一只毛茸茸的甲虫，只是为了从刚才的谈话中摆脱出来，又不至于让波莱尔觉得我失礼。好不容易能插上嘴的时候，我赶紧低声问她，雷诺德没受什么伤吧。

“你真是个傻瓜，什么事儿也没有。他一天不知道要跌多少跤，他才两岁，你明白不。西尔维娅给他起的包涂过水了。”

“葛拉谢拉，西尔维娅是谁呀？”

她仿佛吃了一惊，看了看我。

“是我们的一个朋友。”

“是这几位先生家的孩子吗？”

“你真是疯了，”葛拉谢拉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西尔维娅是我们的朋友。妈妈，西尔维娅是我们的朋友，对吧？”

诺拉舒了口气，把最后一张餐巾纸放在我的盘子边上。

“你干吗不回到那群小孩里去，让费尔南多安静一会儿呢？她要是打开话匣子，和你谈西尔维娅，那可就没完了。”

“为什么呢，诺拉？”

“因为自从他们发明出这么一个西尔维娅来，只要谈起她，我们就头昏脑涨的。”哈维尔说。

“她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葛拉谢拉说，一面用两只小手紧紧抓住我的脸庞，想把我从大人那边拉转回来，“你去问问洛丽塔或是阿尔瓦罗，就明白了。”

“可西尔维娅究竟是谁呀？”我又问了一遍。

诺拉已经走远了，听不见我的问话，波莱尔又在和哈维尔还有劳尔争论。葛拉谢拉直直盯着我的眼睛，小嘴噘成一只小喇叭，那神情半嘲笑半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无所不知。

“我刚才就和你说过了，傻瓜，她是我们的朋友。她想和我们一起玩的时候，就会来找我们，可是她从来不到印第安人那儿去，她不喜欢去。她是个大孩子了，你明白不，所以她特别照顾雷诺德，这孩子才两岁嘛，还老把屎拉到灯笼裤里头。”

“她是跟波莱尔先生一起来的吗？”我压低嗓音问道，“还是跟哈维尔和玛格达一起来的？”

“她谁也没跟，”葛拉谢拉说道，“你去问问洛丽塔或者阿尔瓦罗吧，一问你就明白了。别去问雷诺德，他太小了，什么事儿也不懂。好了，我该走了。”

劳尔像是自带一副侦听雷达，他突然从咬文嚼字中抽出身来，对我做了个满怀同情的表情。

“诺拉提醒过你的，你要再这么问下去，这帮孩子会拿他们的西尔维娅让你彻底疯掉的。”

“这事要怪就怪阿尔瓦罗，”玛格达插了进来，“我这儿子谎话张嘴就来，他把大家都给带坏了。”

劳尔和玛格达就这么一直看着我，在某一个瞬间，为了让他们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真该把这句话说出来：“我不明白。”或者干脆就说：“可西尔维娅明明就在那里，我刚刚看见她。”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好好想想这件事，我不认为当时是波莱尔一句漫不经心的问话让我打消了说这话的念头。波莱尔问了我一个关于小说《绿房子》的问题，于是我就说开了，说的是什么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这样一来我不用再和劳尔还有玛格达接着往下聊。我看见莉莲走到孩子们那边，把他们一个个安顿在桌旁的小凳子或旧木箱上坐好，火光照在他们身上，活脱脱就是埃克多·马洛或狄更斯小说里的插图场景，椴树的枝叶间不时露出一张面孔或一只高高举起的胳膊，传来一阵阵笑声和争论声。我同波莱尔谈论着菲夏，我的思绪仿佛一只记忆的木筏在随波逐流，任凭菲夏这个家伙折腾。诺拉给我送过来一盘肉的时候，我悄悄在她耳边说了句：“这帮孩子的事儿我还真搞不太懂。”

“行了行了，你也陷进去了，”诺拉边说边朝大家投去同情的目光，“幸亏再过一会儿他们就去睡觉了，费尔南多，你真是自己找罪受。”

“千万别去搭理那帮小家伙，”劳尔插话道，“一看就知道，你没遇到过这种事，这帮孩子的事儿你别太当真。他们的话你权当是下雨声，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否则你会疯掉的。”

大概就是在那一刻，我错过了进入西尔维娅的世界的机会。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我觉得那是一场玩笑，是朋友们在拿我寻开心（波莱尔倒不至于，他还在继续他的思路，这会儿已经到了马孔多了）；我又看见了西尔维娅，她在暗影中露出身子，朝着葛拉谢拉和阿尔瓦罗弯下腰来，好像在帮他们切肉，又好像在吃东西。这时莉莲刚好坐回到我们这张桌子来，她的身影挡在了中间，有人给我递过来一杯酒，我再看过去，西尔维娅的身影被炭火映得通明，她的长发顺着一侧的肩头滑下，垂到腰间，融入暗影。她太美了，美到刚才的玩笑话叫我反感，真不像话，我把头埋进盘子里吃了起来，一面侧耳听波莱尔说话，他邀请我去参加大学里的几场讨论会；我对他说我去不了，这要怪西尔维娅，她不自觉地充当了我那帮朋友拿我取笑寻开心的同谋。那天晚上我再也没有看见西尔维娅；当诺拉拿着奶酪和水果走到孩子们桌旁的时候，雷诺德已经快睡着了，诺拉和洛丽塔一块儿给他喂了点儿吃的。我们则谈起了奥内蒂和费里斯贝尔托，为这二位干了一杯又一杯，后来，椴树下重又刮起了一股苏人和恰卢亚人撕拼的战争之风；孩子们被带过来跟我们道晚安的时候，雷诺德被莉莲抱在怀里。

“我的苹果里有虫，”葛拉谢拉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晚安，费尔南多，你太坏了。”

“怎么啦，亲爱的？”

“因为你一回也没到我们那张桌子来。”

“可不是吗，请你原谅我。可你们有西尔维娅呀，不是吗？”

“那倒不假，可你还是太坏了。”

“这件事他是放不下了，”劳尔说着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满满都是可怜我的样子，“你要吃大亏的，你就等着瞧吧，等他们一觉醒来会拿这个著名的西尔维娅来烦死你的，兄弟，你会后悔的。”

葛拉谢拉用湿湿的嘴唇在我下巴上吻了一下，一股浓浓的酸奶和苹果味儿。又过了好长时间，睡意赶走了一切争论，我邀请他们上我家吃顿晚饭。上星期六晚上快七点的时候，他们来了，开了两辆车。阿尔瓦罗和洛丽塔带来了一只大风筝，说是要放风筝，没一会儿就把我种的菊花毁得一塌糊涂。准备饮料这些事我全交给女士去办了，我明白劳尔一定会去掌管烤肉的事，这事儿谁也挡不住；于是我带波莱尔夫妇和玛格达参观我的家，最后我带他们来到起居室里，面对那幅胡里奥·席尔瓦的油画，我和他们喝了会儿酒，心不在焉地假装听他们讲东讲西；透过大大的窗户，能看见风筝在迎风起舞，还传来了洛丽塔和阿尔瓦罗的叫喊声。最后我看见葛拉谢拉手捧一束三色堇，那十有八九是从我最心爱的花圃里弄来的，天色渐晚，我走到花园里，帮孩子们把风筝放得更高一些。山谷尽头，夜色渐渐笼罩在一处处小丘上，沿着一排排樱桃树和杨树弥漫开来，唯独看不见西尔维娅的身影，阿尔瓦罗放风筝用不着西尔维娅。

“神龙摆尾，多棒啊。”我对阿尔瓦罗说，试着把风筝放出各种花样，一会儿放远，一会儿收近。

“是挺棒的，可你也得小心一点儿，有时候它一头就栽下来了，这几棵杨树长得太高了。”阿尔瓦罗警告我说。

“我放风筝它就从来不掉下来，”洛丽塔说，也许我的在场让她有些吃醋了，“你把线拉得太紧了，你不懂。”

“他可比你知道得多，”阿尔瓦罗迅速和我组成了男人间的联盟，“你干吗不去跟葛拉谢拉玩呢，你没瞧见你在这儿挺碍事儿的吗？”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们把线放得长长的。我在等阿尔瓦罗接纳我，并且知道我和他一样能干，能把那个红绿相间的风筝放到高高的、昏暗的空中。

“你们怎么没把西尔维娅带来？”我把风筝线拉了拉，问道。

他斜了我一眼，半是惊奇半是嘲笑，从我手上夺过风筝线，我在他心中的地位微妙地降了几分。

“西尔维娅只有想来的时候才会来。”他一面收线一面说。

“好吧，那就是说她今天没来。”

“你知道什么呀？我跟你说了，她想来的时候自然会来。”

“哦。那为什么你妈妈说西尔维娅这个人是你编出来的呢？”

“瞧，它又在摆尾了，”阿尔瓦罗说，“哥们儿，这是只特别棒的风筝，最棒的风筝。”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阿尔瓦罗？”

“我妈妈总是说西尔维娅是我编出来的，”阿尔瓦罗说道，“欸，那你呢，你为什么不相信她的话？”

我猛地发现葛拉谢拉和洛丽塔来到我的身旁。她们听见了最后那几句话，正死死盯住我。葛拉谢拉在手指间缓缓摇晃着一株紫色的三色堇。

“因为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说，“我看见过她，你们知道的。”

洛丽塔和阿尔瓦罗久久对视着，葛拉谢拉走到我身旁，把三色堇花放在我的手中。风筝线猛地一紧。阿尔瓦罗松开了线轴，我们眼睁睁看着那风筝消失在夜色中。

“他们都不会信的，因为他们都是傻子，”葛拉谢拉说道，“告诉我你家厕所在哪儿，陪我去尿尿。”

我把她领到外面楼梯口，给她指了厕所的位置，又问她待会儿下楼的时候不会走丢吧。葛拉谢拉走到厕所门口，做了个肯定的表情，冲我微微一笑：“没事儿，你走吧，有西尔维娅陪我呢。”

“哦，那好吧。”我应了声，自己也不知道在跟谁较劲，是荒唐、噩梦，还是脑子里进水了，“那就是说，她最后还是来了。”

“当然了，笨蛋，”葛拉谢拉说，“你没看见她就在那儿吗？”

我的卧室房门大开着，床上赤红的床罩上显现出西尔维娅赤裸的双腿。葛拉谢拉进了厕所，我听见她划上了插销。我走近卧室，看见西尔维娅就躺在我的床上，好似金色美杜莎，一头金发散落在枕头上。我进去后虚掩上身后的房门，不知不觉走上前去，地面坑坑洼洼，又仿佛有鞭子在抽打，汗水从脸上流下来，迷住了我的双眼，啃噬着我的皮肤，我心底腾起一股喧嚣声，时间停滞了，唯有令人无法承受的美。我不知道西尔维娅是不是一丝不挂，此刻的她就像是梦中一株古铜色的杨树，我以为看见了她赤裸着身体，但随后我知道并非如此，我当时准是在想象她衣裳下面的胴体，红色床罩衬托下，从小腿延伸到大腿，侧面勾画出美丽的线条，延伸到臀部那微微凸起的线条，还有暗影中紧致的腰身和坚挺的粉嫩乳房。“西尔维娅，”我只剩下想的力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西尔维娅，西尔维娅，可是这究竟……”葛拉谢拉的声音穿透两重门传了进来，仿佛就在我的耳边喊：“西尔维娅，快过来找我！”西尔维娅睁开眼睛，在床边坐起身来，她还是穿着前一天晚上那条短裙，上身穿了件低胸衬衣，脚上套了双黑凉鞋。她从我身边经过，看也没看我一眼，打开了房门。我走出去的时候，葛拉谢拉正飞快地跑下楼梯，莉莲抱着雷诺德和她擦肩而过，莉莲正要去厕所取红药水，钟刚敲响七点半。我安慰了几句，又帮助她给孩子抹了点红药水，波莱尔听见孩子的哭叫声，心中有些不安，也跑上楼来，看我不在底下陪他们，他笑着责备了我一句。我们一起下到起居室，又喝了一杯，大家都在谈论格雷厄姆·萨瑟兰的绘画，种种奇谈怪论、理论和热情，最终都和飘散在空中的雪茄烟雾浑然一体了。玛格达和诺拉把孩子们集合到一起，想方设法让这帮小家伙单开一桌；波莱尔给我留了地址，让我把答应给普瓦捷一家杂志写的文章寄给他看看，他告诉我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要出发，带哈维尔和玛格达参观参观这个地区。“西尔维娅会跟他们一起去的。”我暗自思忖，于是我找出一只盒子，往里装了些擦得亮堂堂的水果，找了个借口来到孩子们的桌旁，在那儿待了一小会儿。想从他们那里打听点儿事情真不容易，他们狼吞虎咽，从我手里一把夺过那些甜食，真无愧苏人和特维尔切人的光荣传统。给洛丽塔擦嘴的时候，不知怎么我又问了她一遍。

“我什么都不知道，”洛丽塔答道，“你还是去问问阿尔瓦罗吧。”

“我又能知道什么，”阿尔瓦罗说，他在犹豫是先吃梨子呢还是先吃无花果，“她想干吗就干吗，说不定这会儿就在那边溜达呢。”

“可是她究竟是跟你们哪位来的呢？”

“她谁也没跟，”葛拉谢拉说着在桌子底下狠狠踢了我一脚，“她刚才还在这儿，这会儿谁知道跑哪儿去了，阿尔瓦罗和洛丽塔要回阿根廷大酒店去，雷诺德自然也要走，你想想，这小不点儿今天下午还生生把一只死马蜂吞进肚子里去了，真恶心。”

“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和我们一样。”说这话的是洛丽塔。

我回到我的餐桌旁，在白兰地的酒气和缭绕的烟雾中晚上的聚会已经接近尾声。哈维尔和玛格达要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阿尔瓦罗和洛丽塔要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波莱尔夫妇明年可能去意大利（雷诺德明年可能去意大利）。

“这里就剩下我们几个老家伙了。”劳尔说（葛拉谢拉会留下来，可西尔维娅是属于那四个人一伙的，只有那四个人在她才会在，而我知道，那几位是永远不会再来了）。

劳尔和诺拉还没有离开，他们还会在我们这个吕贝隆山谷待些日子，昨天晚上我去拜访他们，我们又在椴树下聊了会儿天。葛拉谢拉送给我一块她刚刚完成的十字绣小台布，我也知道了哈维尔、玛格达还有波莱尔夫妇临走时对我的问候。我们在花园里吃了顿晚饭，葛拉谢拉不肯早早上床睡觉，和我玩了会儿猜谜语的游戏。有那么一小会儿，我们俩单独待在一起，有个谜语的谜底是月亮，葛拉谢拉一时没有猜到，自尊心有点受伤。

“西尔维娅呢？”我问她，一面抚摸着她的头发。

“瞧瞧你，真笨。”葛拉谢拉说，“你以为今天晚上她会专为我而来吗？”

“幸好不会，”诺拉正好从树影底下走了出来，“幸好她没有专门为你而来。我们大家都被这段故事搞得烦透了。”

“是月亮，”葛拉谢拉说，“没见过这么傻的谜语，哥们儿。”

旅行

这事儿大概发生在里奥哈，一个叫作里奥哈的省份里，反正事情发生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了，将近黄昏，说起来，先前在一所庄园的院子里，那男人就告诉过他，说这趟旅行会有点儿复杂，可最终他能好好地休息一下。最后他还是决定去，因为有人劝他，说这样能在梅塞德斯过上十五天轻松日子。他的妻子陪他到镇子上买车票，也是有人劝过他，说最好到镇子上的火车站买票，因为这样还能顺便确认发车时间变了没有。他们这些在庄园里住惯了的人，常常会有一种印象：镇子上的时刻表和其他好多东西都变来变去的。有好多次也真的变了。最好还是把车开出来，开到镇子上去，尽管这样一来要想到查维斯赶上最早的一班火车，时间会有点紧。

赶到火车站时已经五点多钟了，他们把车停在尘土飞扬的广场上，周围尽是些马车，还有装载着大包小包、盆盆罐罐的大车。在车上他们没谈太多话，男人只问了句衬衫什么的，女人告诉他箱子早就收拾好了，只需要把证件往公文包里一塞，再装本书就万事大吉了。

“华雷斯知道时刻表，”男人说道，“他给我讲过怎么去梅塞德斯更方便些，他让我到了镇子上再买车票，而且一定要把怎么转车弄清楚了。”

“是的，这话你已经跟我说过了。”女人答道。

“从庄园开车到查维斯至少有六十公里的路。到佩乌尔科的火车好像是九点零几分路过查维斯。”

“你可以把汽车停在站长那儿。”女人说话的口气听不出是在问他还是在教他。

“好的。路过查维斯的这趟火车得后半夜才能到佩乌尔科，不过酒店里带浴室的房间总应该有的，只是能休息的时间不长。下一班火车五点多就要发车，最好现在就问问清楚。接下来到梅塞德斯的路上还得受好长时间的颠簸呢。”

“路挺远，这话不假。”

火车站里没多少人，有几个本地人在售货亭买香烟，或者在月台上傻等。售票处在月台尽头，快到岔道口那里，屋子里支了张脏兮兮的柜台，墙上贴满了广告和地图，屋子最里面有两张写字桌和一台保险柜。一个穿衬衫的男人在柜台接待顾客，有位姑娘在写字桌旁摆弄一台电报机。天已经快黑了，还没有开灯，他们在尽量利用最后一缕从屋子深处的窗户里透进来的暗淡光线。

“现在得赶紧回庄园一趟，”男人说，“行李忘装上车了，还有也不知道汽油够不够。”

“赶紧把火车票买了，咱们就回去。”女人说道，她稍稍落在后面一点。

“没错。让我想想。那我就先到佩乌尔科去。不对不对，我的意思是，先到华雷斯说的那个地方去买票。可我实在记不清是哪儿了。”

“你记不清了。”女人又是似问非问的。

“这些个地名听上去一模一样，”他心烦意乱地笑了笑，“刚到嘴边就忘得干干净净。之后从佩乌尔科到梅塞德斯还要再买一张票。”

“可为什么要买两次票呢。”女人说。

“华雷斯给我说过，有两家公司，所以要两张票才行，可是不管哪个火车站都可以把两张票一起卖给你，所以这还不都是一回事儿吗。这种事只有英国佬才干得出来。”

“现在早就不是英国佬的时代了。”女人说。

一个长得黑黑的小伙子走进了售票处，东张西望。女人走到柜台前，把一只胳膊支在上面，她是个金发女人，满脸倦容，但一头金发光彩照人，衬得她依然美丽。售票员打量着她，可她一言不发，好像在等丈夫过来买票。售票处里谁和谁都不打招呼，里面黑乎乎的，好像也没有打招呼的必要。

“得看看这张地图，”男人说着走到左边那堵墙前面，“你瞧，得这样才行。我们现在是在……”

他的妻子走了过来，看着那根手指在挂着的地图上犹豫不决，不知该在哪儿停下来。

“这里是咱们这个省，”男人说，“我们现在在这一块儿。等等，是这里。不对，还得往南一点儿。我要去那边，朝这个方向，你看见没有。现在我们应该是在这里，我觉得是这里。”

他往后退了一步，看着地图的全貌，注视良久。

“这是咱们这个省，没错吧？”

“看着挺像的，”女人应道，“你说我们现在是在这里。”

“当然是这里。这应该就是那条路。到火车站足足六十公里，华雷斯说过的，火车应该是从那里开过去。我再看不出还有别的地方了。”

“行，那就买票吧。”女人说。

男人又端详了一会儿地图，走到售票员面前。他的妻子跟在他身后，再一次把胳膊支在柜台上，仿佛打算长久地等待下去。小伙子已经和售票员谈完话，过去看墙上的时刻表。电报员桌上亮起一盏蓝莹莹的灯。男人掏出钱包，翻了一会儿，找出几张纸币。

“我要去……”

他转过身来，他的妻子正打量着柜台上的一幅画，那是用红墨水画的像手臂一样的东西，画得很潦草。

“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叫什么来着？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不是最后要去的，是最开头的。我打算开车去的那个。”

女人抬起目光，朝地图那边看去。男人一脸不耐烦，那幅地图太远了，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售票员把双臂往柜台上一支，一言不发地等候着。他戴着副绿色的眼镜，衬衫敞开的地方露出一撮黄毛。

“我记得你说的是阿连德。”女人答道。

“不对，怎么会是阿连德呢。”

“华雷斯给你说怎么走的时候我又没在。”

“华雷斯是给我讲了发车时间还有怎么转车，可我在车上对你重复过一遍呀。”

“根本就没有一个叫阿连德的车站。”售票员说话了。

“没有就对了，”男人说，“我要去的地方叫作……”

女人再次打量那幅红墨水画的手臂，现在她总算弄清楚了，那画的并不是手臂。

“这样，我买一张头等座席的票去……我就知道我该开车去的，那地方在庄园的北面。这么说你是一点也不记得了？”

“二位有的是时间，”售票员说道，“慢慢想。”

“我也没那么多时间了。”男人说，“我这就得开车去……然后要一张从那里到下一站的票，再转一趟车到阿连德。刚才您说了，不会是阿连德。你怎么会想不起来呢？”

他走到女人跟前问她，眼睛里是大为震惊的神情。他差一点儿回到地图那里去找，但想想又没过去，继续等候着，把身体略略朝女人那里倾过去，她正有一搭没一搭地用手指在柜台上划来划去。

“二位有的是时间。”售票员又重复了一遍。

“那么说……”男人说，“那么说，你……”

“是不是叫莫拉瓜什么的。”女人仿佛在问什么人。

男人朝地图看去，可是他看见售票员在一个劲地摇头。

“不是，”男人说，“我们不可能记不起来的，刚才来的路上我们还……”

“这事儿不奇怪，”售票员说，“最好是我们先随便聊点儿别的，突然，那个地名就会像小鸟一样落下来，这话我今天刚给一位到拉玛约去的先生说过。”

“拉玛约，”男人重复了一遍这个地名，“不是，我要去的不是拉玛约。说不定找一张写着站名的表格来看一看就能……”

“那边就有，”售票员说着指了指贴在墙上的时刻表，“可是我得先把话说清楚了，有差不多三百来个站，有好多是小站，还有货运站，但名字总归都是有的，您说呢。”

男人走到时刻表跟前，用手指按住了第一行站名。售票员等待着，从耳朵上取下一支香烟，舔了舔香烟的一头，把烟点着，两眼望着还靠在柜台上的女人。昏暗中，他觉得那女人笑了笑，可是看不太清。

“把灯打开，胡安娜。”售票员喊了一声，女电报员伸手够到墙上的开关，浅黄色的天花板上于是亮起了一盏灯。男人已经划到第二行的中间，他的手指停了下来，回到上方，又向下划去，最后离开了时刻表。真的，那女人现在千真万确是在微笑，灯光下，售票员看得真真切切，不知为什么，他也笑了笑。这时，男人猛地转过身来，回到柜台面前。那个黑黑的小伙子坐在大门口一张凳子上，多出个人，多出一双眼睛，在两张面孔之间，来回地巡视。

“我来不及了，”男人说道，“至少你总该想起点儿什么来吧，我记不住这些名字什么的，你知道的。”

“华雷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吗。”女人答道。

“别再提华雷斯了，我是在问你。”

“说是要坐两趟火车，”女人说，“你先开车到一个火车站，我记得你还说过要把汽车停在站长那儿。”

“这和坐到哪一站没有半点关系。”

“所有的车站都有站长。”售票员说道。

男人看了售票员一眼，可也许根本就没听见他在说什么。他正等着他的妻子想起点儿什么来，一时间，好像一切都取决于那女人了，取决于她能不能记起点儿什么。没多少时间了，还得回庄园去，取上行李，再开车往北走。突然间，疲倦，就像这个他怎么也想不起来的站名一样，成了一种虚无，压在心头却越来越沉。他没看见女人的微笑，只有售票员看见了。他还在等他妻子想起点什么，他一动不动，好像这样就能帮上她，他把双手撑在柜台上，离女人的手指很近很近。女人还在消遣着那幅画着红色小臂的图，不过她现在知道了那并不是一只手臂，来回划动的手也更温柔了。

“您这话说得有道理，”她看着售票员说，“人呀，就是想得越多，忘得越多。可是你呢，会不会……”

女人把嘴唇嘬得圆圆的，就像是想吸点儿什么。

“我大概想起来了，”她说，“在汽车上我们说你要先去……不是阿连德，对吧？那就是听着有点像阿连德的地方。你再想想，会不会是‘阿’或者是‘哈’什么的。要不然我再想想。”

“不对，不对。华雷斯告诉我的是在哪儿转车最方便……因为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到那里，可那样一来就得换三趟火车才行。”

“那太麻烦了，”售票员说了句，“换两次就足够了，先不说会热成什么样子，光是那车厢里积的土就够呛。”

男人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情，转过身去，背朝着售票员，站在那人和女人之间。他一侧身看见那小伙子正从长凳那边朝他们张望，于是又转了一下身子，他既不想看见售票员也不想看见那小伙子，只想面对他女人一个人，女人已经把手指从画上抬了起来，正打量着涂了色的指甲。

“我不记得了，”男人把嗓音压得低低的，“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你知道的。可是你应该能记得呀，你再想想。你一定能想起来的。”

女人又一次嘬起双唇，眨了两三次眼。男人攥住女人的手腕，捏得很紧很紧。女人看了看他，眼睛也不眨了。

“拉斯洛玛斯，”女人说，“可能是拉斯洛玛斯。”

“不是，”男人说道，“你不会想不起来的呀。”

“那会不会是拉玛约呢。不可能，我刚才说过了。如果不是阿连德，那就是拉斯洛玛斯。不信我再到地图上去查查。”

攥着她手腕的手松开了，女人揉了揉皮肤上留下的手印，又轻轻吹了吹。男人垂下脑袋，艰难地喘了口气。

“也没有叫拉斯洛玛斯的车站。”售票员说。

男人的头往柜台上垂得更低了，女人越过男人头顶看过去，售票员不慌不忙，仿佛在试探着什么，向她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

“佩乌尔科，”男人突然出了声，“我想起来了。就是佩乌尔科，对吧？”

“也许吧，”女人应道，“说不定就是佩乌尔科，可我还是觉得听上去不太像。”

“您要是开车去佩乌尔科的话，那可得开挺长时间呢。”售票员说。

“你没觉得就是佩乌尔科吗？”男人坚持问道。

“我也不知道，”女人说，“刚才你不是想起来了吗，我没太注意。说不定就是佩乌尔科。”

“华雷斯说的就是佩乌尔科，我敢肯定。从庄园到那火车站有六十公里远呢。”

“远远不止，”售票员说道，“您开车到佩乌尔科去划不来。再说就算到那儿了，接下来您又怎么走呢？”

“什么叫接下来我怎么走？”

“我这么对您说是因为佩乌尔科只是个换乘小站，别的什么都没有。有三四间盖得傻乎乎的房子，还有个火车站开的小旅馆。到佩乌尔科去的人都是为了转车。当然了，如果您在那儿有什么生意上的事情，就另当别论了。”

“不可能是那么远的地方，”女人说，“华雷斯给你说过有六十公里的路程，那就不可能是佩乌尔科。”

男人迟疑了片刻没有作答，他用一只手掩住耳朵，好像在倾听内心的声音。售票员两眼不离那女人，等候着。他心里吃不准刚才那女人说话的时候到底对他微笑了没有。

“对，应该就是佩乌尔科，”男人说，“如果说太远的话，那也是因为它是第二站。我得先买票到佩乌尔科，再等下一趟火车。您说了，那是个换乘小站，而且有一家小旅馆。那没错，就是佩乌尔科了。”

“可是那儿离这里不是六十公里远。”售票员说。

“当然不是，”女人直了直腰，声音也抬高了，“佩乌尔科是第二站，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丈夫记不起来第一站要到哪里了，离这里六十公里远的才是第一站。我记得华雷斯对你说过的。”

“哦，”售票员说，“那就对了，您得先去查维斯，然后坐火车到佩乌尔科去。”

“查维斯，”男人说，“当然了，应该是查维斯。”

“也就是说，从查维斯再到佩乌尔科。”女人似问非问地说。

“要从这边过去，这是唯一的方法。”售票员说。

“你看见了吧，”女人说道，“如果你能肯定第二站确实是佩乌尔科的话……”

“怎么你也不记得了吗。”男人说，“我现在差不多能肯定，不过刚才你说拉斯洛玛斯的时候，我也觉得挺像。”

“我没说拉斯洛玛斯，我说的是阿连德。”

“不会是阿连德，”男人说，“你真的没说过拉斯洛玛斯吗？”

“也有可能吧，我觉得你在汽车上提到过拉斯洛玛斯。”

“没有叫拉斯洛玛斯的车站。”售票员说。

“那我说的一定是阿连德，我也拿不准。照你说的，应该就是查维斯或者佩乌尔科了。那就买一张从查维斯到佩乌尔科的车票吧。”

“没问题，”说着，售票员拉开了一个抽屉，“可是从佩乌尔科接下来……我给您说过的，那儿只是一个换乘的小站。”

男人正在钱包里飞快地翻找，一听见最后那句话，手停在了半空。售票员靠在打开的抽屉侧面，又一次等候着。

“我再买一张从佩乌尔科到莫拉瓜的票。”男人的语气有点迟疑，就像他伸在空中的手里捏着的几张票子。

“从来就没听说过莫拉瓜这个站名。”售票员说道。

“反正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吧，”男人说，“你也不记得了吗？”

“不错，好像就是莫拉瓜这么个音。”女人说。

“站名里面带M的有好些站呢，”售票员说道，“当然，我说的是从佩乌尔科出发的车。您还记得路上大概要走多长时间吗？”

“整整一个上午，”男人说，“差不多六个钟头吧，也可能用不了那么久。”

售票员看了一眼压在柜台一头的一张地图。

“那就可能是马龙巴，或者是梅塞德斯。”他说，“差不多距离的地方我只看见这两个车站，又或者，会不会是阿莫林巴呢。阿莫林巴站名里有两个M,也是有可能的。”

“不是的，”男人说道，“这两个都不是的。”

“阿莫林巴是个小镇子，可梅塞德斯和马龙巴都是正经城市。这个地区带M的站名再也没有了。如果您要从佩乌尔科乘车的话，只能是这两站中的一个。”

男人看了看女人，手还伸着，慢慢搓了搓手中那几张票子。女人嘬起嘴唇，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亲爱的，”她说，“也许就是马龙巴，你说呢。”

“马龙巴，”男人重复了一遍这个地名，“那你觉得就是马龙巴。”

“不是我觉得不觉得的问题。这位先生给你说了，从佩乌尔科过去只有马龙巴和梅塞德斯。也说不定是梅塞德斯，可是……”

“从佩乌尔科上车，只能是到梅塞德斯或者马龙巴。”售票员说。

“你听见了吧。”女人说。

“是梅塞德斯，”男人说，“马龙巴听上去不太像。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梅塞德斯呢……我要去的是世界大酒店，也许您能告诉我它是不是在梅塞德斯。”

“确实是在那儿，”坐在长凳上的小伙子说，“世界大酒店离火车站两个街区。”

女人扫了小伙子一眼。售票员迟疑了片刻才把手指伸进抽屉里，火车票在那儿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男人面朝柜台俯下身去，仿佛是想把钱递得更方便些，一面又回过头来，看了看那小伙子。

“谢谢，”他说，“多谢了，先生。”

“这是家连锁酒店，”售票员说，“对不起，说起来在马龙巴也有一家世界大酒店，阿莫林巴我不太肯定，说不定也有的。”

“那有什么办法能……”

“您就一个一个试试吧，反正要不是梅塞德斯的话，您从那儿还可以再坐一趟火车到马龙巴去。”

“我觉得梅塞德斯听起来更像一点儿，”男人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听起来更像一点儿。你觉得呢？”

“我也是，特别是一开头的时候。”

“什么叫一开头的时候？”

“就是那个小伙子跟你说酒店的时候。可要是马龙巴也有一家世界大酒店，那……”

“就是梅塞德斯了，”男人说，“我敢肯定，就是梅塞德斯。”

“那就买票吧。”女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从查维斯到佩乌尔科，再从佩乌尔科到梅塞德斯。”售票员确认道。

女人又打量起柜台上的红色图画，她的半边脸被头发遮住了，售票员看不见她的嘴。她的指甲涂过色，这时正用手慢慢地揉着手腕。

“对，”男人稍稍犹豫了片刻，答道，“从查维斯到佩乌尔科，再从那里到梅塞德斯。”

“那您可得抓紧了，”售票员说着取出一蓝一绿两张小卡片，“到查维斯还有六十公里的路，火车到那里的时间是九点零五分。”

男人把钱放在柜台上，售票员给他找钱的时候，看见女人还在慢慢地揉着手腕。他看不见她是不是在微笑，这本来和他也没多大关系，可他还是想弄明白，在这垂在嘴边的一头金发后面，她是不是在微笑。

“昨天夜里查维斯那边雨可下得不小，”那小伙子又说了话，“您得赶紧了，先生，路上全是泥。”

男人把找的零钱装进了外套兜里。女人伸出两根手指，把头发撩到后面，看了看售票员。她双唇紧闭，好像在吸着什么东西。售票员冲她笑了笑。

“咱们走吧，”男人说，“我时间挺紧的。”

“您要是现在立刻出发，差不多能赶上，”小伙子说，“为预防万一，您最好带上链子，快到查维斯那一段路可不好走。”

男人点了点头，又朝售票员那边挥了挥手，算是问候。他出了大门，女人刚想朝大门走去，大门却自动关上了。

“真有点儿遗憾，翻来覆去，最后他还是弄错了，不是吗？”售票员像是在对小伙子说话。

女人已经走到了门口，又转过头来，看了看他，可灯光几乎照不到她那里。很难确定她笑了还是没笑，而且也没办法知道那大门是她砰的一声关上的，还是因为起了风。这里天一黑总是会起风的。

午睡时分

不知会是在何年何月，但总有一回，会有人记起，几乎每天的下午时分，阿黛拉姨妈总是在听一张有领唱有合唱的唱片，记起那张唱片忧伤的调子。一开始是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在独唱，后来是大合唱，唱的什么没人听得懂。唱片上有个绿色的标牌，那是给大人看的，“Te lucis ante terminum”，“Nunc dimittis”，据罗伦莎姨妈说，那是拉丁文，意思是上帝什么的。那时，宛达又因为听不懂，又因为心情不好，就有点伤感。就如同与小特莱莎一起在她家里放比莉·荷莉黛的唱片时一样伤感，因为小特莱莎的妈妈上班去了，她爸爸要么在忙生意，要么在睡午觉，她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抽抽烟。可是，听比莉·荷莉戴的唱片会给人带来一种美好的伤感，让人想躺下身来，幸福地痛哭一场。待在小特莱莎的房间里，关上窗户，吞云吐雾，听听比莉·荷莉黛的歌，感觉还真不错。在她自己家里，这种歌是不许唱的，因为比莉·荷莉黛是个黑人，又因为吸毒过量死了。玛丽亚姨妈总逼着她在钢琴面前多待上一个小时，练习各种琶音，埃内斯蒂娜姨妈则大谈特谈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怎么，大厅里到处回响着“Te lucis ante terminum”，阿黛拉姨妈在一个装满了水的玻璃球照耀下缝缝补补，据说那玻璃球聚光（这个词听上去就很美），能帮人看清针脚。幸好到了晚上，宛达是和罗伦莎姨妈睡在一张大床上，那里既没有拉丁文也没有关于香烟和街上小混混的长篇大论，罗伦莎姨妈做完晚祷，把灯一关，会随便聊几句，多半是说说小狗格洛克。快睡着的时候，宛达心里总是很宁静，身边是暖暖的罗伦莎姨妈，她也似乎从家里这种忧伤的气氛中找到了被呵护的感觉。罗伦莎姨妈会轻轻地打着鼾，和小狗格洛克一样，她身上暖暖的，身子稍稍蜷缩着，发出心满意足的鼾声，这也和蜷缩在饭厅地毯上的格洛克一样。

“罗伦莎姨妈，别再让我梦见那个长了只假手的男人了，”做噩梦的那天夜里，宛达这样哀求道，“拜托，罗伦莎姨妈，求求你了。”

后来她对小特莱莎谈起过这事儿，小特莱莎笑了，可并不是存心取笑她，罗伦莎姨妈给她擦眼泪的时候也没有取笑她的意思，而是给了她一杯水，让她慢慢平静下来，帮她驱走那些奇奇怪怪的念头，比如去年夏天脑子里一些杂七杂八的记忆呀，噩梦呀，那个和小特莱莎父亲相册里的男人们长得特别像的人呀，还有那条死胡同，天黑下来的时候，那个穿了一身黑的男人把她堵在里面，慢慢走近她，最后停了下来，注视着她被满月照得亮亮的脸庞。那家伙戴了副金属框的眼镜，圆圆的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额头。他朝她举起右边的胳膊，他还长了两片薄薄的嘴唇，刀片似的，最后，一声尖叫或一阵猛跑的脚步声让她离开这个梦境；一杯水、罗伦莎姨妈的安抚，她不会再一次慢慢回到那噩梦中去，接下来便是埃内斯蒂娜姨妈的一杯泻药，一盘淡淡的汤，各种各样的劝告，然后又是家里，又是“Nunc dimittis”，可到了末尾，总会让她去和小特莱莎玩上一会儿，虽说那孩子在她妈妈教育下并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玩伴，还会拿出一些东西给宛达看，可这样总比看着宛达的脸日益憔悴要强吧，反正在一起玩上一会儿也没什么坏处，从前的女孩子们一到午睡的时候，总是在一起学些刺绣或唱唱歌，现在这些年轻人呀。

“她们不光是疯子，还是些傻瓜，”小特莱莎边说边递给她一根从她爸爸那里偷来的香烟，“你都摊上一群什么样的姨妈呀，丫头。她们让你服了一剂泻药？你到底去过了没有？拿着，看看乔拉借给我什么了，整个秋季的时装都在上面了，可你还是先看看林戈的照片吧，难道他不可爱吗，再看看他这张敞开衬衫的，你瞧瞧，这胸毛。”

后来她还想再打听点儿什么，可对宛达来说，继续聊下去有点难，因为她眼前突然又出现了逃命那一幕，她顺着小巷一路狂奔，这已经不是那次做的噩梦了，但又好像是那噩梦的最后一段，她也记不大清，那时她被自己的尖叫声惊醒了。也许在更早些的某个时刻，比方说去年夏天快过去的时候，她真该把这件事讲给小特莱莎听听，但她一句也没提起，怕她到埃内斯蒂娜姨妈面前去拨弄是非，那段时间里小特莱莎还时不时到她家作客，姨妈们常常拿些烤面包片或牛奶做的甜点从她嘴里套话，直到后来她们和她妈妈吵了一架，不想让小特莱莎再到家里来做客了，但是有时候下午家里来了客人，她们想清静一点的时候，还是会准许宛达去小特莱莎家里玩玩的。现在想想，当初还不如把一切都告诉小特莱莎，可事到如今也没必要了，因为噩梦就像那件事一样，或者说不定，那件事已经成了噩梦的一部分，一切都变得和小特莱莎父亲的相册一样，从未真正结束，就像相册上的街道，也会像在噩梦中那样，渐渐消失在远方。

“小特莱莎，把窗户打开点儿，这里边热得很。”

“别犯傻了，回头别让我们家那老太婆发现咱们在抽烟。那个雀斑脸呀，鼻子比老虎都灵，在这个家里做什么事都得小心点儿才行。”

“那就干脆跟她把话挑明了，她总不能拿棍子把你打死吧。”

“你当然可以一走了之，这事儿跟你能有多大关系。你真是个长不大的小女孩。”

可宛达已经不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虽说小特莱莎还老这么当面数落她，可毕竟次数越来越少了。这还得从那个炎热的下午说起，那天她们聊了好多事情，小特莱莎还把什么都露给她看了，从那以后，虽然生起气来小特莱莎还会叫她长不大的小女孩，可一切都和以前不同了。

“我可不是什么长不大的小女孩。”宛达说着，鼻子里喷出一缕烟。

“好吧，好吧，别这样。你说的有道理，是热得够呛。干脆咱们把衣服脱了，再去弄杯加冰的葡萄酒喝喝。我跟你说，这事儿是你看了我爸爸的相册后梦见的，相册上面可没什么假手之类的，你却梦见了，我总算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来看看我这儿发育成什么样了。”

隔着衬衫倒看不出来什么，可一旦裸露出来，就大不一样了。她变成了女人，脸上的神情都不同了。宛达不好意思把裙子脱掉，露出微微隆起的胸脯。小特莱莎的鞋一只飞到床上，另一只滚进沙发底下看不见了。当然了，就像小特莱莎爸爸的相册上那些男人一样，几乎每一页上都有穿黑衣裳的男人，一天下午睡午觉的时候，她爸爸刚走，家里没有别人，和相册上的客厅和房屋一样安静，小特莱莎给她看了那本相册。她们嘻嘻哈哈、推推搡搡地来到楼上，有时候，小特莱莎的爸爸会叫她们到书房喝喝茶，像大家闺秀似的。那些天里，在小特莱莎的房间里抽烟喝酒都不行了，因为那雀斑脸的女人马上就会察觉的。所以她们趁家里没人，嘻嘻哈哈、推推搡搡上了楼，小特莱莎把宛达推倒在蓝色的长沙发上，面不改色地弯下腰来，脱下三角裤，一丝不挂地站在了宛达面前，俩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脸上露出一丝怪怪的笑容，最后还是小特莱莎放声大笑起来，问宛达说她是不是个傻瓜，连那个地方会像林戈的胸脯一样长出毛来都不知道。“可我也是长了的，”宛达这样对她说，“我去年夏天就长出来了。”相册上就是这个样子，所有女人都有，还都很多，每一幅相片上，她们或去或来，有坐着的，有躺在草地上的，还有躺在火车站候车大厅里的（“都是些疯子。”小特莱莎评论道），还有就像她们现在这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总是在满满的月光下，虽然在相片上看不见月亮，但每一张都是在满月下拍摄的，女人们赤身裸体，在大街上、在火车站里走来走去，相遇的时候仿佛互相视而不见，真正一副赤条条、互不牵挂的样子。有些相片上还会出现男人，他们或是身着黑色西服，或是穿件灰色罩衣，看着女人们来来往往，连帽子也不脱，在一台显微镜下研究一颗颗稀奇古怪的石头。

“你说得不错，”宛达说道，“那家伙长得和相册上那些男人特别像，也戴了顶圆圆的帽子，还戴着眼镜，长得就像他们那个样子，只是有一只手是假手，就像上一回那样，那时候……”

“别再提那只假手的事了！”小特莱莎说，“你打算一下午都这个样子吗？是你先说太热的，最后把衣服脱得光光的却是我。”

“我得去趟厕所。”

“都是泻药闹的！瞧瞧你那些姨妈，都是些什么人呐。快去吧，回来的时候多带点儿冰来，你看看林戈在怎么盯着我呢，这个可爱的小天使。您真是个多情种子，怎么，喜欢这个小肚皮是吗？那您就好好看吧，再揉一揉，对了，就是这样，我要是把相片揉皱了还回去的话，那个乔拉非把我宰了不可。”

宛达在厕所里一待就是好长时间，为的是不要再一趟一趟跑过来，肚子疼，她很讨厌那泻药，也很讨厌后来小特莱莎在蓝色长沙发上看她的眼神，好像她还是个没长大的小女孩，就像上次把那里露给她看，她禁不住脸上变得火烧火燎的。这几个下午，事情变得不一样了，首先，阿黛拉姨妈同意她和小特莱莎在一起待到更晚一点，反正就在家旁边不远，我呢，还得接待玛丽亚学校的校长和秘书，这房子就这么点儿大，你最好是到你朋友那里去玩玩，只是回来的时候要小心，最好直接回家来，别想着和那个小特莱莎在街上疯疯癫癫地胡混，那姑娘我太知道她了，就爱那一套。接着，她们抽着小特莱莎的爸爸忘在写字台抽屉里的香烟，是那种带金黄色过滤嘴的，闻起来怪怪的，最后，小特莱莎就把什么都露给她看了，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已经记不起来了，当时她们在聊相册的事情，可能是初夏，记得那天下午她们都穿得挺多的，宛达穿了件黄色套头衫，也就是说还没到夏天。末了，她们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是对视着，傻笑着，就这样她们几乎没怎么交谈，出门来到了大街上，到火车站那边转了转，当然，她们很小心地避开了宛达家那一带，因为埃内斯蒂娜姨妈就算和校长还有秘书待在一起也能察觉到她们的行踪。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她们转悠了一会儿，像是在等火车一样，看着一个个火车头隆隆驶过，引得月台一震一震，天空里黑烟弥漫。好像是在回去的路上，她们该分手的时候，小特莱莎仿佛不经意地对她说，那事儿不算什么，别太在意。宛达本来已经打算把这事儿忘在脑后，这一下子脸又变得通红。小特莱莎笑了一阵，又对她说，下午的事情谁都不会知道的，可是她那几个姨妈跟雀斑脸是一样的货色，万一哪天她一不小心，就会被抓住把柄，那就有她好看的了。她们又笑了一阵，可这话不幸应验了，就在院子里只听得见格洛克身上的铁链哗哗作响、炎炎烈日下马蜂发出疯狂的嗡嗡声，就在宛达一心觉得大家都在睡午觉，谁也不会在这时进到她房间里的时候，埃内斯蒂娜姨妈在午睡时间快要结束时从天而降，宛达还没来得及把被单拉到下巴底下，埃内斯蒂娜姨妈就站在了她的床边，二话不说，一把扯去被单，两眼死死盯住她褪到腿肚子那儿的睡裤。小特莱莎那边，尽管雀斑脸坚决不同意，房门还是锁上了，但是玛丽亚姨妈和埃内斯蒂娜姨妈议论了一会儿，说到万一失火，把孩子锁在屋里会被火烧死的，可现在埃内斯蒂娜姨妈和阿黛拉姨妈说的不是这个，她们一言不发，径直走到宛达前。她正打算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阿黛拉姨妈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拧到身后，埃内斯蒂娜姨妈先给了她一记耳光，紧接着一记接一记的，宛达趴在枕头上，哭叫着辩解，说自己什么坏事也没做，只是觉得有点痒，可这时阿黛拉姨妈已经脱下一只拖鞋，压住她的双腿，照着屁股就是一顿猛抽，她们一面打一面嘴里还说着什么不成器的东西，自然也说到小特莱莎，说现在的年轻人哪，都是些忘恩负义的东西，还说到什么染病呀，钢琴呀，要不要关起来呀，可主要说的还是不成器和染上什么病的事儿，直到最后罗伦莎姨妈被哭叫声从床上惊醒，突然间，一切都沉寂下来，只剩下罗伦莎姨妈痛苦地看着她，既没有安慰她也没有抚摸她，只是像往常一样给她倒了一杯水，保护她不受黑衣男人的侵犯，在她耳边一遍又一遍地说，一定能睡个好觉的，不会再做噩梦了。

“你这是杂烩菜吃得太多了，我看见了。杂烩菜跟柑橘一样，晚上吃多了不好消化。好了，都过去了，睡吧，有我在呢，你不会再做噩梦了。”

“你在等什么呢？脱个衣服都这么磨磨蹭蹭的。又要去上厕所吗？你可真是个乖宝宝，你那几个姨妈全都是些疯婆子。”

“倒也没热到非得把衣服都脱光的地步。”那天下午宛达一边脱裙子一边说道。

“是你先说天热的。把冰递给我，再拿几只杯子来，还剩点儿甜葡萄酒，可那雀斑脸昨天盯着酒瓶看了老半天，而且脸色不对。我看得出来，她脸色不对。她倒没说什么，可就是沉着脸，她清楚我什么都知道。幸亏老头子一心只想生意上的事情，又喝得醉醺醺的。真的，你已经长出毛来了，长得不多，你还是像个小丫头。你要是能发誓不告诉别人的话，我再给你看一件书房里的东西。”

小特莱莎是偶然间发现那本相册的，书柜上了锁，那是你爸爸藏科学书籍的地方，说是不适合你这个年龄看，真蠢，书柜门都没锁好，有几本词典，还有一本书书脊朝里，肯定是不想让人看见是什么书，还有些书里尽是些人体解剖的插图，一点也不像学校里的书，这里的书插图都是完完整整的。可是她一抽出那本相册，马上就对解剖图没了兴趣。那相册就像是一本连环画，只不过有点怪怪的，可惜底下标的都是法语，她只能零零星星看懂几个单词。“la sérénité est sur le point de basculer”，sérénité的意思是宁静，可basculer天知道是什么意思，真是个怪词，bas是长袜，她见过雀斑脸的迪奥牌长袜，可是接下来的culer，culer的长袜到底是什么意思，插图上的女人要么赤身露体，要么就穿了件衬裙，外面套件长袍，没一个穿长筒袜的，也说不定culer有别的意思，小特莱莎把相册递给她看的时候，宛达也是这么想的，她们一起笑疯了，两人被单独留在家里的那些午睡时分，真是快乐啊。

“天还没热到非要把衣服都脱光的地步，”宛达说，“你干吗这么夸张？不错，是我说的，可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你不想和这些插图里的女人一样了？”小特莱莎在长沙发上伸直了腰身，挖苦道，“看着我，告诉我，我是不是和那个女人一模一样，就是那幅到处摆着水晶的东西，还远远能看见有个小个子男人顺着街道走过来的画。快把三角裤脱了，傻瓜，你没觉得你太煞风景了吗。”

“我记不得那张插图了，”宛达的手指插在三角裤的松紧带上犹豫着，“哦，对了，我想起来了，那天花板上还有盏灯，远处挂了幅蓝颜色的画，上面画的是满月。整个都是蓝色的，不错。”

天知道看相册的那天下午她们为什么在那张插图上耽搁了那么长时间，其实还有另外几张更刺激，更怪异的，比方说画着Orphée的那张，字典上说Orphée就是俄耳甫斯，他是音乐之父，下到地狱去过，可插图上并没有画地狱，只画了条街道，街道上有些红砖砌成的房子，有点像噩梦开始时的那条街，虽然在梦中那条街后来变成了小巷，出现那个长了只假手的男人。就在这条红砖瓦房的街道上，走来了赤条条的俄耳甫斯，小特莱莎立刻把画给宛达看了，可宛达第一眼看去以为又是个不穿衣服的女人，小特莱莎哈哈大笑，用手指头指点着画，这时宛达才看清了，是个很年轻的男人，千真万确是个男人，她们一起看着，研究着俄耳甫斯，而且疑惑花园里那个背对她们的女人是谁，她又为什么只露个背影，只穿了件衬裙，拉链还开了一半，好像在花园里散步就得穿成这样似的。

“这是个装饰，不是拉链，”宛达发现，“猛一看有点像，可仔细瞧瞧，只是一道褶子，长得跟拉链似的。让人看不明白的是俄耳甫斯干吗要从大街上走过来，还不穿衣服，那女人又为什么在花园的墙后面，露个背影，真是太奇怪了。瞧瞧俄耳甫斯这身体，白白净净的，再瞧他这屁股，真像女人。当然，如果没有那个的话。”

“我们再找一幅能更近一点儿看看他的画，”小特莱莎说，“你看见过男人吗？”

“没有，你想什么呢，”宛达答道，“我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可是你怎么想起来问我看没看见过。他们那儿和小男孩差不多，只是稍微大一点儿，不是吗？又有点儿像格洛克，可格洛克是条狗，不一样的。”

“乔拉说过，他们发起情来，那里能长到三倍大，那时候就能有了。”

“是要生孩子吗？有了是这个意思，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你真是个傻瓜，小丫头。再看看下一张吧，差不多还是那条街道，可这里有两个没穿衣服的女人。这个倒霉蛋，干吗画这么些女人？你看，这两个女人看上去互相并不认识，擦肩而过，各走各的路，准是两个疯女人，大街上赤身露体的，还没人管、没人说闲话，这种事儿是在哪儿都不可能发生的。再看看这一张，这回是一个男人，可是穿着衣裳呢，在一所房子里藏着，只能看见他的脸和一只手。还有这个穿着树枝树叶的女人，要我说，她们全是些疯女人。”

“你不会再做那些梦了，”罗伦莎姨妈一面抚摸着她一面说道，“睡吧，你放心，不会再做那样的梦了。”

“是的，你已经长出毛来了，长得不多，”小特莱莎这样对她说过，“有点怪，你还是个小丫头呢。给我把烟点上，过来。”

“我不，我不，”宛达边说边挣扎，“你干吗？我不愿意，放开我。”

“你真是个蠢货。看好了，我这就教给你。我又没对你做什么，别乱动，马上就好。”

晚上，姨妈们没让她亲吻就打发她上床睡觉。吃晚饭的时候，一切也和图画上画的一样，静悄悄的。只有罗伦莎姨妈时不时看她一眼，给她添菜加饭，下午的时候她曾远远听见阿黛拉姨妈放唱片的声音，飘过来的每一句话都仿佛是在指责她，“Te lucis ante terminus”，她已经打定主意自杀，想想罗伦莎姨妈见到她死去、大家后悔不已的场景，她就觉得痛哭一场也没什么坏处。她打算从楼顶平台往楼下花园纵身一跳，或者用埃内斯蒂娜姨妈的吉列刀片划开自己的静脉，之所以还没那么做，是因为她得先给小特莱莎写封诀别信，告诉她自己已经宽恕她了，然后再写一封信给教地理的女教师，她曾经送给宛达一本装订得整整齐齐的地图集。幸好埃内斯蒂娜姨妈和阿黛拉姨妈还不知道她和小特莱莎到火车站去看过火车，下午还在一起抽烟喝酒，特别是那天下午，她从小特莱莎家往回走的时候，没按大人们给她规定的路线，而是绕着整个街区转了一大圈，这时那个穿黑衣裳的男人走到她身边，问她几点了，和噩梦里一模一样，又或许这事就是发生在梦中吧，哦，亲爱的上帝呀，就在小巷口，那条小巷不通，尽头是一堵墙，上面长满了爬山虎，她当时也没察觉到什么（所以说也有可能是在梦里发生的），没察觉那男人起先一只手藏在黑外衣口袋里，后来才慢慢抽了出来，嘴里还问她几点钟了。那只手粉粉的，像是用蜡做成的，手指头硬邦邦，似握非握的模样，先是深深藏在外衣口袋里，接着一点一点抽了出来，这时宛达早已拔腿就跑，远远离开了巷口，可她后来根本记不起来自己是怎么飞跑着逃离那个想把她堵在巷子里的男人的，就像出现了一片真空似的，心里只剩下对那只假手和那两片薄薄的嘴唇的恐惧，过去、未来，她全然没了概念，直到罗伦莎姨妈端来一杯水让她喝下去，梦里是没有什么过去和未来的，最糟糕的是她还没办法告诉罗伦莎姨妈，告诉她这不像做梦那样简单，因为连她自己也拿不准，而且她也很怕别人知道这件事。一切都混成了一团，还有小特莱莎那件事，她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罗伦莎姨妈和她一起依偎在床上，把她搂在怀里，说她一定会踏踏实实睡上一觉的，罗伦莎姨妈就这样一面抚摸着她的头发，一面安慰她。

“你真的喜欢？”小特莱莎问道，“其实还可以这么来一下，你瞧。”

“别，别，求求你了。”宛达央告着。

“可是，真的，这样更爽，双倍的爽，乔拉就这么干过，我也干过，你会喜欢的，你别自己骗自己了，只要你想，在这儿躺下来，你自己来，你就知道了。”

“睡吧，亲爱的。”罗伦莎姨妈曾经这样说过，“睡着了你就会发现你不会再做那样的梦了。”

可这回轮到小特莱莎眼睛半睁半闭地靠在那里，好像她在教会了宛达之后一下子筋疲力尽了，这时候的她像极了蓝色长沙发上的那个金发女郎，只是她更年轻些，肤色也更黑些。这时的宛达正想着插图里的另一个女人，在那间玻璃房子里，明明天花板上亮着灯，那女人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根点燃的蜡烛，街道上的路灯，还有那个男人，都仿佛进到了房间里，成了房间的一部分，好像插图上他们一直就在那里。只不过最奇怪的还是那幅叫作“彤格雷斯街边女郎”的插图，街边女郎是个法语词，就是妓女的意思，小特莱莎气喘吁吁的，好像把那一套教给宛达之后真的没了一丝气力，宛达看着她，就像又看见了插图上那些彤格雷斯街边女郎一样。彤格雷斯这个词开头是大写，应该是个地名吧，那些女郎互相搂搂抱抱的，身上披着红色或者蓝色的长袍，长袍底下什么都不穿，有一个还把乳房露在外面，在另一个女郎身上摸来摸去的，两个人都戴了顶黑色贝雷帽，长长的金发披散着，摸着摸着手指就顺着后背往下摸去，就像那天小特莱莎做过的一样。那个穿灰罩衣的秃顶男人长得特别像冯塔纳大夫，有一回埃内斯蒂娜姨妈带她去看大夫，大夫和埃内斯蒂娜姨妈说了几句悄悄话之后，便让宛达把衣服脱了，那时她十三岁，身体已经开始发育，所以才要埃内斯蒂娜姨妈陪她去的，但也有可能不光是因为这个，因为大夫笑了起来，宛达听见他对埃内斯蒂娜姨妈说，这种事儿没什么要紧的，别搞得真有那么回事儿似的，大夫用听诊器给她听了听，又看了看她的眼睛，他也穿了件和插图上一样的罩衣，只不过是白色的。接着大夫让她躺在小床上，摸了摸她的下身，埃内斯蒂娜姨妈人倒是在屋里待着，可她跑到窗户那边不知道看什么去了，其实根本看不见大街，因为窗户上装的是磨砂玻璃。最后冯塔纳大夫把她叫了过来，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宛达穿衣裳的时候，大夫开了张处方，都是些治气管炎的补药和糖浆。夜里她做的噩梦也有点儿像这个样子，因为一开始那个穿黑衣裳的男人也是和蔼可亲的，笑盈盈的，就像冯塔纳大夫一样，只是想问问几点钟了，可后面紧接着就出现了那条小巷，和那天下午她围着街区转那一大圈的时候很像很像。事到如今，她没有别的法子了，只有自杀一条路可走，要么用吉列刀片，要么从顶层平台上跳下去，当然，还得先把给女教师和小特莱莎的诀别信写好。

“你真是个蠢货，”小特莱莎这样说过，“你先是蠢得连房门都没关，然后又连掩饰一下都不会。我可有言在先，要是你那几个姨妈把这件事儿告诉雀斑脸，她们肯定会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的，我就会立马被送到寄宿学校去，我老爸早就警告过我的。”

“再喝一小口，”罗伦莎姨妈说，“现在你就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什么梦也不会做的。”

最糟心的是，还没法把这事告诉罗伦莎姨妈，向她解释解释为什么埃内斯蒂娜姨妈和阿黛拉姨妈揍她的那天下午她要从家里逃出去，一条街一条街地逛着，自己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一面在心里恨不得立刻就自行了断，扑倒在一列火车车轮下，一面还往四下里张望，因为那个男人说不定就在附近，一旦她走到没人的地方，那人就会走上前来问她几点钟了。也说不定插图上那些光屁股女人就在附近某条街道上走着，因为她们也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她们也很害怕遇见那些穿灰色罩衣或是黑色外套的男人，他们和小巷里那个男人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插图上有好多女人，这里却只有她孤零零地在街上走着，所幸她没有像那些女人一样光着身子，也没有哪个女人用一件红颜色的长袍来把她裹起来，或是像小特莱莎和冯塔纳大夫那样让她躺下身来。

“比莉·荷莉黛是个黑人姑娘，老吸毒，就死掉了，”小特莱莎说道，“她老有幻觉什么的。”

“幻觉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反正挺可怕的，大喊大叫，还蹦蹦跳跳的。你知道吗？其实你说得很对，天热得要死。咱们最好把衣服都脱了。”

“倒也没热到非得把衣服都脱光的地步。”宛达是这样回答的。

“你这是杂烩菜吃得太多了，”罗伦莎姨妈说，“杂烩菜跟柑橘一样，晚上吃多了不好消化。”

“其实还可以这么来一下，你瞧。”小特莱莎这样说。

天晓得为什么她记得最牢的就是这幅插图，图上有一条窄窄的小街，小街一侧长了不少树，另一侧的人行道上近处有一扇大门，最奇怪的是，小街正中央放了张小桌子，桌子上还有盏点亮的灯，要知道这是大白天呀。“别再提那只假手的事了，”小特莱莎是这样说的，“你打算一下午就这个样子吗？是你先说太热的，最后把衣服脱得光光的却是我。”插图上的她身穿一件深色曳地长袍，朝远处走去，而在近处的大门口站着小特莱莎，注视着小桌和桌上的灯，她一点也没有发现，就在街道的尽头，那个黑衣男人一动也不动，正在街边守候着宛达。“可这并不是我们俩，”宛达想，“是那几个没穿衣服在大街上走着的成年女人，不是我们俩，这就像是在噩梦里一样，你以为自己在那儿，其实并不在，罗伦莎姨妈不会让我继续做这种梦的。”她真希望能向罗伦莎姨妈求救，把她从这条街道上解救出去，不要让她扑倒在火车轮下，也不要再让插图上那个守候在街道尽头的黑衣男人出现了，特别是现在，她正围着街区兜圈子（“直接回家来，别想在大街上疯疯癫癫地胡混。”这话是阿黛拉姨妈说的），黑衣男人走上前来，问她几点了，又慢慢把她堵在那条没有窗户的巷子里，一步一步地，她被挤到那堵长满了爬山虎的墙前，她像在噩梦中一样不会喊叫，不会哀告，也不会保护自己，可即使是在噩梦里，也还会有一线生机，因为有罗伦莎姨妈在，有了她的安慰，有了她的抚摸，再喝上一口清凉清凉的水，什么都会消失的。上一次那个下午，她被堵在小巷里的时候，也出现过一线生机，那时，宛达拔腿就跑，头也不回，一直跑回家中，插上了门闩，又把格洛克叫过来看住大门，因为她无法把真相都告诉罗伦莎姨妈。此刻，一切都和先前一样，只是小巷里再也没有哪怕一丝的缝隙，想逃却无路可逃，想醒又醒不过来，黑衣男人把她堵在了墙根，不会有罗伦莎姨妈的抚慰了，天色已晚，她孤零零一个人，眼前是那个总问她几点了的男人，他向墙跟前走来，把手从口袋里掏了出来，宛达已经紧紧贴在爬山虎上，男人离宛达越来越近了，黑衣男人这次不再问几点了，一只蜡黄蜡黄的手用什么东西撩开衬裙顶住了宛达，男人在她耳边说，别乱动，也别哭，咱们来做一回小特莱莎教过你的事情。

八面体

陶玉平/译

哭泣中的莉莲娜

幸好请的是拉莫斯大夫，不是别人。和拉莫斯一直是有约在先的，我知道，等到那个时刻真的到来，他会给我说的，或者就算不告诉我全部真相，至少他也会想办法让我明白。十五年的交情了，晚上一起打扑克，周末一起到乡下去消遣，这样的事一定让这可怜的人很为难；可事情就是这样，到了该说真话实话的时候，它会比那些在诊所里常说的谎话有用得多。谎话常常被蒙上了一层粉红的色彩，就像那些药片，或是一滴一滴注入我静脉里的粉红药水。

三四天了，其实他不用对我说什么，我也明白他会留意着，不让我陷入那种痛苦的弥留。让一条狗慢慢地死去，这又是何苦呢。我可以相信他，最后那几粒药片一定仍然是绿色或红色，但里面一定另有玄机，那是我已经预先向拉莫斯衷心感谢过的永恒梦境。那时候，拉莫斯会站在床脚望着我，怅然若失，因为真相已经把他掏空了，可怜的老家伙。什么都别告诉莉莲娜，别让她再多流不必要的眼泪，你觉得呢。哦，还有阿尔弗雷多，对他可以和盘托出，好让他早点安排，在工作之余腾出时间去照顾莉莲娜和妈妈。兄弟，劳驾告诉护士，我写东西的时候，让她少来烦我，能让我忘掉疼痛的只有写写东西了，当然，还有你那出类拔萃的医术。哦，还有件事，我想要咖啡的时候，请给我送一杯过来，这个诊所办什么事都太认真。

说真的，写点儿什么有时能让我宁静下来，可能正是因为这样，那些知道死期已近的人才会留下那么多信件，谁知道呢。有些事情你一想到它，嗓子眼儿里就会哽咽起来甚至让你泪如雨下。可是当你想的是怎样把它们写下来，反倒觉得挺好笑的。我仿佛成了另一个人，透过文字看见我自己。不管是什么，只要写下来，我就能去思考它，这也算是职业癖好的变形吧，要不就是在我的脑膜之间有什么东西开始软化了。只有莉莲娜来的时候我才会暂时停下笔来，对别人我可没那么客气了，他们不是不让我多说话吗，那我就光听他们说，什么天气冷不冷，尼克松会不会击败麦戈文，我手上的铅笔不停，由着他们说东道西，最后连阿尔弗雷多都觉察到有点不对劲，对我说，您写您的，就当他人没在这里，他有日报，还可以再待一会儿。我妻子受到的当然不会是这种待遇，我听她说话，冲她微笑，心里就好受一点；我接受她一次又一次温润的亲吻，只是他们每天都要给我刮胡子，这有点烦人，胡子茬会扎痛她的嘴唇的，我的小可怜。我必须要说，莉莲娜的勇敢对我是最好的安慰，倘若哪一天在她的眼睛里我成了一个死人，那我将失去剩余的最后一点力量，而全靠着这点力量，我才能和她谈上几句话，回吻她几次，也才能在她离开之后继续写下去，开始新一轮打针吃药、宽慰话语的循环。从来没有谁敢对我的笔记本说半个不字，我知道我完全可以把它藏在枕头底下或是床头柜里，这是我的自由，但我就把它放在那儿，当然必然放在那儿，因为拉莫斯大夫，这个可怜的家伙，就指望这个转移一下注意力呢。

也就是说，不是星期一就是星期二了。到星期三、星期四，我就会在拱顶墓穴里占上一小块地方。大夏天的，恰卡利塔会热得像个大火炉，孩子们会受不了的。我看见宾乔穿着双排扣的西装，那垫肩每次都会让阿科斯塔大笑不止；至于阿科斯塔本人，虽然并不心甘情愿，但也还是会穿得一本正经，像他这种在乡下住惯了的人，系上领带、穿上西服来送我一程，这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还有小费尔南多，也是一身标准的三件套；当然还有拉莫斯，他会一直陪我到最后。阿尔弗雷多会搀着莉莲娜和妈妈，陪着她们哭泣。这一切都会是真心真意的，我知道他们都十分爱我，我的离去将会给他们留下多么大的缺失。他们不会像我们去参加胖子特雷萨的葬礼那样，那次是因为同属一个党派非去不可，还正好赶上大家都有假期，于是我们匆匆忙忙安慰了家属几句，就各自踏上了归程，回到日复一日的生活和遗忘之中。当然，他们会饿得眼冒金星，尤其是阿科斯塔，要论起吃东西，没有谁能赛得过他。他们会难受，也会咒骂一番，太荒唐了，还这么年轻，事业正顺风顺水，怎么就死了；可还有一种反应是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那就是赶紧钻进地铁或者汽车里，回去冲个澡，饥肠辘辘却又心怀内疚地大吃一顿。经过几天几宿的守灵，被灵堂里的鲜花熏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在人行道上转来转去，如此这般折腾之后，有谁能拒绝大吃一顿呢。在这样的时刻，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我就从来不曾拒绝过，要不然就会显得有些假模假式的。我喜欢想象小费尔南多、宾乔和阿科斯塔结伴一起去吃烤肉，他们一定会一起去的，因为那次给胖子特雷萨送葬之后，我们就一起去过，好朋友们必须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就着牛羊杂碎，喝上一升葡萄酒。真他妈的，好像这事儿就发生在我眼前似的，肯定会是小费尔南多第一个开始说些逗乐的话，虽然他立即就后悔了，想就着半根香肠把笑话再吞回肚子里去，但为时已晚。阿科斯塔斜觑了他一眼，宾乔却放声大笑起来，这种事儿是他想忍也忍不住的。阿科斯塔是个老好人，他会自言自语一番，说在一群好朋友面前何必装正经，于是也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点上一根烟。他们会长久地谈论我，每个人都会记起好多好多的事情，那些让我们四个人一步步走到一起的生活，尽管会有空洞，总有些不曾分享的片断，时不时会在阿科斯塔或宾乔的脑海里冒出来，这么多年了，口角和友谊交织在一起，这才叫哥们儿。吃完午饭要分手会很不好受，因为这就意味着下一件事要卷土重来：各回各家，等着最后去送葬。阿尔弗雷多的情况有些不一样，并非他不算我们的好朋友，恰恰相反，他要负责照顾莉莲娜和妈妈，这件事只有他才能做，无论是阿科斯塔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代替不了。生活就是这样，在众多朋友之中创造出一些别样的联系，所有的人都是到家里来，可阿尔弗雷多不一样，他带来的亲近感总是让我觉得舒服。他高高兴兴地和妈妈谈论花草和药方，一谈就是很久；他也特别愿意带波乔到动物园或马戏团去玩；每次妈妈不大舒服，身边总能有这么一个老小伙陪着，外加带来一包小糕点，陪着打打牌什么的；他和莉莲娜在一起的时候，虽说有点羞怯，但能明明白白地看出，他是完全可靠的。他这样一个朋友中的好朋友，这两天却不得不把泪水吞进肚子里，也许他会把波乔送到他的乡间别墅去，然后立即返回这里，陪妈妈和莉莲娜到最后一刻。不管怎么说，他得成为这个家里的男人，忍受一切烦心事，办这场丧事就算是个开头吧。这事儿还得趁老头子在墨西哥或者巴拿马的时候才能办成，谁知道老头子会不会非要准时赶到，过来顶着恰卡利塔十一点钟的大太阳，可怜的老头子。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让妈妈去的，所以说，到时候陪莉莲娜去的人只能是阿尔弗雷多，他陪着莉莲娜，挽着她的胳膊，感觉得到她全身都在颤抖，和他的身体抖在了一起。他嘴里嘟囔的大约就是我对胖子特雷萨的老婆唠叨过的那些话，无用又必需的说辞，谈不上是安慰，也不是撒谎，甚至不是连贯的句子。主要是他人在那里，这就足够了。

对他们来说最难的也是回去之后。在此之前还有各种仪式和各色鲜花，还能用手扶着那带手柄、金光灿灿的玩意儿，走到拱顶墓穴面前停下来，专门从事这一行的人会把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可接下来就该钻进返回的汽车，特别是到了家，再一次踏进家门，心里清楚这一天就此停顿下来了，不会再有电话打进来，也不再有医院那些事儿，再也听不见拉莫斯安慰莉莲娜的话语，阿尔弗雷多会煮上咖啡，告诉莉莲娜说波乔在乡下的别墅里玩得很开心，他喜欢骑小矮马，和工人的孩子们一起玩。妈妈和莉莲娜当然应该有人照顾，阿尔弗雷多太熟悉这座房子了，他肯定会守在我书房的沙发上，有一次我们抱小费尔南多到那张沙发上躺过，大家玩开了扑克牌，他便成了牺牲品，真是件从来没听说过的蠢事，这还没算上外加的那五杯白兰地。莉莲娜会一连好几个星期独自一个人睡觉，说不定会有累得挺不住的时候，阿尔弗雷多不会忘记给莉莲娜也给妈妈送上些镇静剂。祖莱玛姑姑会给大家沏些菊花茶和椴花茶，阿尔弗雷多会认认真真地把家里的大门关好，然后往沙发上一倒，点燃一根香烟，在妈妈面前他可不敢抽烟，怕引起她咳嗽。就这样，在屋里万籁俱寂之后，莉莲娜终于能慢慢地睡着了。

说到底，这样也有这样的好处，莉莲娜和妈妈不至于太孤单，当然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孤独，那就是各路的远亲都跑到正在办丧事的家里来；祖莱玛姑姑一直住在顶楼，阿尔弗雷多也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只是难以觉察到他的存在而已，他是那种自备家门钥匙的朋友。在最初几个小时里，在乱哄哄的拥抱和抚慰中，逝者不可挽回的离去还显得不那么令人难受；再说还有阿尔弗雷多负责把人劝开，拉莫斯会来待上一小会儿，看望妈妈和莉莲娜，帮助她们入睡，给祖莱玛姑姑留些药片。有一阵，黑漆漆的屋子里一片静寂，整个街区也很安静，隐约传来教堂的钟声和远处的汽笛声。想一想事情能发展成这样也是件不错的事儿，不用多长时间，莉莲娜就会沉沉进入无梦的睡眠，像猫一样慢慢地把身体舒展开来，一只手伸到被泪水和花露水打湿的枕头底下，另一只手孩子气地掩在嘴边。想象她的模样让我很开心，莉莲娜睡着了，莉莲娜终于走出了一条黑暗的隧道，模糊地觉得今天就要结束，成为昨日，窗帘缝隙透出这一道闪闪发亮的光线再也不会是先前一直撞击着她胸膛的那道光线。而祖莱玛姑姑一面把箱箱柜柜打开，抽出许多以衣服和头巾为形状的黑颜色，在床上堆成一堆，一面放声大哭，那是她对命里注定终要到来的事情最后的无奈抗议。现在，比任何人都来得更早的是窗户上透出的光亮，早过那些梦境中凌乱的记忆，它们只有在昏昏沉沉的睡意中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只剩她一个人的时候，当她确信在这张床上、在这间卧室里、在重新开始的一天里，自己确实是一个人的时候，莉莲娜才会抱着枕头失声痛哭，不会有人来安慰她，她痛痛快快地哭，而还要过上许久许久，半睡半醒地躺在皱皱巴巴的床单上，她那空荡荡的白天才会被各种各样的东西重新填满：煮咖啡的香气，拉开窗帘的声音，祖莱玛姑姑的说话声，还有波乔从庄园里打来的电话，向她报告向日葵和马儿的消息，说他费了好大劲才钓上来一条鲇鱼，还说他手上扎了根木刺，但不要紧，堂·康特雷拉斯给他上了些药，那玩意儿对这一类的小毛病最有效了。起居室里，阿尔弗雷多看着报纸，正在等她，告诉她说妈妈夜里睡得很香、拉莫斯十二点会到家里来，还建议她下午去看看波乔，要是太阳不毒的话可以步行到乡下的别墅去，哪天下午甚至可以带妈妈一起去，乡下的空气对她的身体有好处，说不定还可以在那边过个周末，大家一起，波乔一定开心得不得了。她接受没接受都不要紧，大家都在等待着上午发生的事和流过的时间给出答案。吃午饭的时候她异常沉静，议论了几句纺织工人罢工，多要了一杯咖啡，接了一通电话。老公公从国外发来了电报，街角那儿撞了车，撞得不轻，有尖叫声和警察的哨子声传来，外面，城市就在那里。两点半了，和妈妈还有阿尔弗雷多去乡下的别墅，孩子手上还扎了根木刺，这些小孩子呀，真不知道会闯出什么祸来，阿尔弗雷多一面开着车，一面设法宽慰她，说对付这类事，堂康特雷拉斯比医生还靠得住。到拉莫斯·梅西亚大街的时候，太阳像一团沸腾的糖浆，落到大山背后去了。下午五点，正是喝马黛茶的时间，波乔拎着他那条鲇鱼，鱼已经有点味儿了，但很大、很漂亮。妈妈，把它从小河里钓上来可费劲了，这家伙差点儿把渔线都咬断了，我发誓，你瞧瞧它这满嘴的牙齿。一切就像是在翻看一本相册或是看一场电影，影像和话语依次浮现，将虚空填满。太太，您该尝尝卡门烤的肉，又好消化又好吃，再来点蔬菜色拉，齐活，别的什么都不用吃了，天这么热，吃少点有好处，把杀虫剂拿过来，到了这个钟点，蚊子可不会少。阿尔弗雷多静静待在一边，和波乔一起，他的手正轻拍着波乔，你这家伙真是钓鱼冠军，可有一回有人告诉我，说有个家伙钓上来过一条四斤重的鲇鱼。这屋檐底下真不错，妈妈想睡一会儿的话，可以在摇椅上打个盹儿，堂康特雷拉斯说得不错，你的手已经好了，来给我们露一手，看看你是怎么骑小花斑马的，快瞧呀，妈妈，瞧我骑得多快，你明天干吗不跟我们一起去钓鱼呢，我教你，你会看明白的，星期五，阳光高照，还有鲇鱼，波乔和堂康特雷拉斯的孩子在比赛骑马，中午来一顿杂烩菜，妈妈慢慢地帮着剥玉米，一面还不时劝劝卡门那个咳嗽咳得不行的女儿，然后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睡个午觉，四下里都是夏天的气息，暗暗的，床单有点粗糙，屋檐下天色一点一点暗了下来，人们生起火驱赶蚊虫，阿尔弗雷多就在附近，不显山不显水的，这就是他照顾波乔的方式，一切都那么舒服，就连他恰到好处打破寂静的方式也让人那么惬意，伸手给你递过一杯汽水、一块手绢，或是打开收音机，让大家听听新闻，什么罢工呀，尼克松呀，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这地方多棒。

周末过完的时候，波乔手上那根木刺只留下一处几乎看不出来的小疤。为了躲开炎热的天气，星期一一大早他们就返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阿尔弗雷多把大家送回家便去接我的岳父，拉莫斯也到埃塞萨机场去了。在这种相聚的时刻总是少不了小费尔南多，因为家里多一些伙伴总是不错的；阿科斯塔九点钟带女儿过来，小姑娘可以和波乔一起在楼上祖莱玛姑姑那层玩耍。一切都在慢慢地缓和下来、回到过去，只不过稍微有点不一样罢了，莉莲娜正努力克制不要想自己的事情，而多去想想几位老人家，阿尔弗雷多和阿科斯塔陪他们坐在一起，小费尔南多打着岔，跑来跑去地帮着莉莲娜，又去劝老爷子，说这么远的一趟旅行下来，最好先去歇一会儿，等大家一个接一个离开了，只剩下阿尔弗雷多和祖莱玛姑姑，屋里一下子安静了，莉莲娜一直绷得紧紧的，吃了一片药，让人领她上了床，然后仿佛最终放下了什么心事，说睡就睡着了。上午，波乔脚上趿拉着老爷子的大拖鞋，在起居室里跑个不停，第一个打来电话的不是克洛蒂尔德就是拉莫斯，妈妈一面抱怨着天气太热或者空气太潮，一面和祖莱玛姑姑说做午饭的事情，六点钟，来的是阿尔弗雷多，有时也会是宾乔和他妹妹，又或者是阿科斯塔，让波乔和他女儿玩上一会儿。制药厂的同事们打电话给莉莲娜，说该回去上班了，不要总把自己关在屋里，哪怕是为了他们呢，他们少了莉莲娜这个化学家可不行，可以先来上半天，别的事情等精神好一些再说。头一次是阿尔弗雷多送她去的，莉莲娜不想开车；后来她不想总麻烦别人，便自己开车，有时候下午带波乔去动物园玩，或是去看场电影。制药厂那边，大家都对她能伸出援手研制新的疫苗感激不尽，疫情正在沿海地区露出苗头，大家都工作到很晚，心甘情愿，一场和时间赛跑的事业。发二十箱注射液到罗萨里奥去，莉莲娜，我们成功了，太棒了，伙计。夏天就这样忙忙碌碌地过去了，波乔开了学，阿尔弗雷多抱怨个不停，现在给小孩子教算术的教法完全变了，这孩子提的每一个问题都让我头大，老家伙们又都沉迷在多米诺骨牌里，我们上学的时候可不是这样，阿尔弗雷多，老师教我们把字写得端端正正的，您再瞧瞧这孩子写的字，这可怎么是好啊。他希望得到什么人哪怕是无声的支持，便朝深深陷在沙发里翻看报纸的莉莲娜望去，看见她微微一笑，显而易见是在无声地支持那帮老家伙。她远远地朝他笑了笑，笑得像个小女孩。这是她头一次露出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就像波乔在学校里有了进步后他们带他去看马戏、吃冰激凌，或者到港口去散步时一样。严寒降临了，阿尔弗雷多来家里的次数少了许多，因为有些工会上的事情要处理，他得去各个省里跑跑，有时候阿科斯塔会带他女儿过来，星期天来的不是宾乔就是小费尔南多，这都没什么要紧，大家都有好多事情要做，天越来越短了，莉莲娜从制药厂回来得很晚，还要给被小数和亚马孙河流域搞得晕头转向的波乔施以援手。末了，阿尔弗雷多总会给老人们带来点小礼物，夜晚围坐在火炉旁，低声议论着国家大事，谈谈妈妈的身体状况，一种不需要用言语表达的宁静。阿尔弗雷多会用手扶着莉莲娜的胳膊，你太累了，脸色也不大好，她会露出感激的微笑，摇摇头，哪天我们去乡下的别墅吧，这种冷天不会持续一辈子的，什么也不会持续一辈子的，但莉莲娜缓缓抽出胳膊，从茶几上找到一根香烟，嘴里嘟囔了一句没什么意思的话，他们的目光有一种异样的接触，他的手又一次抚摸着她的胳膊，头挨着头，久久没说一句话，只在脸颊上轻轻地一吻。

不需要说什么，事情就是这样，不需要再说什么。他倾过身子，为她点燃香烟，香烟在她手指间颤抖着，他一言不发，只是等候着，也许他也知道不需要再说什么，知道莉莲娜会努力把烟吞进肚子里去，然后再伴着一声呻吟把烟吐出来，知道她马上就要哽咽起来，仿佛处在另一重时间里，她没有把脸颊和阿尔弗雷多的脸颊分开，没有拒绝，无声地哭泣着，现在只是为了他哭泣，为了他会明白的原因。无须嘟囔那些人所共知的事情，哭泣中的莉莲娜是个结局，过了这个坎儿，她也就能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如果能让她镇定下来，如果让她回到过去那种平静生活里去可以很简单，简单得像找个笔记本把这件事用文字写下、把每一秒钟冻结起来、把时间用一幅幅小小的图画固定下来，以此打发漫长得无边无际的下午时分，如果可以这样也就罢了。可是夜晚总要来临，一起到来的还有拉莫斯，他看了看那些刚刚完成的分析报告，脸上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又来摸我的脉搏。猛地，他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再也无法强装镇静了。他一把扯去我身上的被单，看着赤身露体的我，又摸了摸我身体的一侧，对护士下了个令人费解的命令，一脸迟疑与惊异地确认着什么。我远远看过去，心里甚至觉得有点好玩，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拉莫斯一定搞错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另一个样子的，是我并不想隐瞒自己设下的期限，至于拉莫斯的笑容，他摸到我的身体时那副不敢相信的神情，他那种荒唐的希望，这话说出来绝对不会有人相信的，老伙计，而我呢，我正努力让自己承认，说不定事情原本就是如此，您要是看见拉莫斯如何挺直了身躯，大笑起来，用一种我昏昏沉沉之中从来没听见过的嗓音发布着指令，您就会明白的，我正一点一点说服自己，只等护士一离开，我就会央求他，让他再等一等，至少等到白天再把这一切告诉莉莲娜，等到她从梦境里被拉扯出来，把睡梦中紧紧搂着她的胳膊拉开，在那场梦里，她第一次不再感到如此孤单。

亦步亦趋

一篇有点令人厌烦的新闻报道，与其说是一种文风的习作，还不如说是习作的文风，这是一个好比说叫亨利·詹姆斯的人写的，他是那种可能在二十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或是拉普拉塔随便哪家院子里喝着马黛茶的人。

四十岁那年，豪尔赫·弗拉加决定研究诗人克劳迪奥·罗梅洛的生平和著作。

起因是一次在咖啡馆里的闲聊，当时弗拉加和朋友们又一次说到，他们认为罗梅洛这个人身上有些不确定因素。他写过三本书，每本都有一批对他敬羡不已的书迷，在世纪初的几年里，也曾给他带来了昙花一现的名声。罗梅洛的形象和他的作品被混淆得难解难分，没有什么系统性的评论，甚至连个令人满意的肖像都没有。除了同时期的杂志上几篇非常审慎的赞美文章，还有圣菲市一个主张“思想不够抒情来凑”的热心教师写过的一本书，再没有什么人想着去研究这位诗人的生平或著作。两三件轶事，几张看也看不清的照片，剩下只有茶会上的传闻与不知何人编写的文选上的溢美之词。可是弗拉加不无惊奇地注意到，仍然有不少人以不亚于读卡列戈或者阿方西娜·斯托尔尼的热情，读着罗梅洛的诗句。他自己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发现这些诗的，虽说笔调有些庸俗，形象又被那些吹捧者弄得面目模糊，这个拉普拉塔诗人的诗篇还是如同阿尔玛弗埃特或者卡洛斯·德拉普阿的诗篇一样，成为他青年时代某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体验。只是到了晚一些时候，当他已经成为一位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之后，他才想到去认真思考罗梅洛的作品，而且立刻发现人们对他知之甚少、知之甚浅。和世纪初其他优秀诗人的诗句相比，罗梅洛的诗出众之处在于它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它较少装腔作势，这使得它立即赢得了年轻一族的信任，他们对夸张的比喻和又臭又长的描写早已心生厌倦。每当弗拉加和他的学生或者朋友们谈起罗梅洛的诗篇的时候，总会暗自思忖，这些诗在关键之处总是朦朦胧胧，主题也闪烁其词，说到底，给它带来如此声望的难道就是它的神秘感吗。钦佩之情最容易从无知中产生，想到这一点，弗拉加不免心生恼怒；归根结底，克劳迪奥·罗梅洛的诗足够高深，哪怕是一番追本溯源的探究，也不至于让它失色。时常有人举行咖啡聚会，其间总少不了一通对罗梅洛似是而非的赞扬，每次从这一类聚会出来，他都觉得自己有责任认真研究一下这位诗人。同时他又觉得，要研究就不能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光从语言学或是文体学角度写几篇文章了事。从一开始他就想要给这位诗人写一部最高级的传记：人物、家乡、著作，三位一体；只是因为时代久远，迷雾重重，想把这件事做成看似毫无可能。先得做一大堆卡片，再归纳分类，而且虽然说起来有些荒诞，还是得把诗人和指责过他的人联系在一起，唯有这样的接触才能还罗梅洛的作品以本来面目。

弗拉加开始他的研究之日，正是他在生活中遇到麻烦之时。他在学术上的几项成就使他当上了大学的副教授，也得到了一小群读者和学生的尊敬。可与此同时，因为官僚政治方面的原因，他最近一直在争取的通过官方渠道去欧洲某个大图书馆工作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他出版的著作并没有成为进入部委的敲门砖，然而另有几位当红的小说家和占据着文学版面的评论家都捷足先登了。弗拉加没有回避这样一个现实的动机：要是他对罗梅洛的研究真的做出了什么成果，他那点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但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同时代那些抄抄写写的人抛在身后，心里难免愤怒。当年的克劳迪奥·罗梅洛也曾发过同样的牢骚，说在某些高贵沙龙里，有人只不过写诗的韵脚押得巧妙一些就当上了外交官，而他却屡遭拒绝。

为了写这本书，他花了两年半时间，搜集各种资料。这件事说难也不算难，可做起来非常繁琐，有时还很烦人。他跑过佩尔加米诺、圣克鲁斯和门多萨，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与档案管理员保持书信往来，翻阅了不少报纸杂志的合订本、各种文本的复印件，还对那个时代的各种文学流派做了不少横向比较。大约在一九五四年年底，写书所需要的主要素材都已搜集完毕，也都按照价值做出了评估，只是书还没有写出一个字来。

九月里的一个晚上，往黑色的卡片盒里插进一张新卡片之后，他问自己，是不是已经可以开工了。障碍是会有的，这他一点也不担心。恰恰相反，担心的是这个领域他已经烂熟于胸，起步会不会太过轻松了。资料都在那里，他那一代阿根廷人的脑子里已经不可能再挖掘出什么更重要的东西来。许多看起来不为人知的消息和事件他都搜集在手，这对于完善克劳迪奥·罗梅洛和他的诗作的形象大有好处。唯一的问题就是不要在分析重点、高潮线和整体结构上出什么差错。

“可是这种形象对我而言是足够清晰的吗？”望着烧得红红的烟头，弗拉加这样问自己，“罗梅洛和我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对美学和诗学的某些观点有着同样的偏好，这对于传记作家的选题而言是致命伤，这样会不会使我陷进泥潭，写出来的东西其实成了经过伪装的自传呢？”

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自己并不具备什么创作才能。他不是个诗人，只是个诗歌爱好者，他的本领在于发表些评论，自娱自乐。其实只要足够警惕，在沉浸于这位诗人的作品之中的时候保持一点警觉，就完全可以避免此类不该犯的错误。他对克劳迪奥·罗梅洛有好感、沉醉于他作品的魅力，这都不必使他心存顾虑。这就好比那些好的照相机一样，总得进行一些必要的校正，才能让目标正好落在取景框当中，而不会让摄影师的影子落在他的脚面上。

此刻，第一页白纸就放在他面前，它像一扇门，或迟或早他得打开，他又一次扪心自问，自己确实能写出他设想中的那部作品吗。一本传记，或是一篇评论，一旦呈现给那些把读一本书当成看场电影或是读一本安德烈·莫洛亚[1]的读者群，是很容易落入俗套的。问题在于你不能牺牲掉一大批无名大众消费者，他的社会主义好友们口中的“人民”，而只是去迎合一小群博学的同事。你得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写出既让大家热心阅读又不落入畅销书窠臼的书来，既赢得学术界的尊重，又激起漫步于街道上的人们的热情，后者所想的只是星期六晚上靠在摇椅里时能有点可供消遣的东西。

差不多到了浮士德签订契约的钟点了。天快亮了，烟卷已快燃尽，举着葡萄酒杯的手有点迟疑。葡萄美酒，时间的一只手套。克劳迪奥在什么地方这样写过的。

“为什么不呢，”弗拉加自问自答，一边又点燃了一根香烟，“我对他已经这么了解，如果仅仅写成一篇论文，发行个三百册，那简直太愚蠢了。这样的东西换成华雷斯或者里卡尔迪也一样写得出。可他们谁也不知道一丁点儿有关苏珊娜·马尔克斯的事情。”

布拉加多有一位调解员是克劳迪奥一位过世好友的弟弟，他提供的一条线索让他找对了方向。拉普拉塔市的户籍登记员没花多长时间就帮他找到了一个地址，在皮拉尔镇。苏珊娜·马尔克斯的女儿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个子不高，长相甜美。一开始她什么都不愿意说，说是要照看生意（一个水果铺子）；后来她终于让弗拉加进了客厅、坐在一张落满灰尘的椅子上、向她提问题。开始的时候，她只是看着他，并不回答；然后，她低低地哭了一小会儿，又用手绢擦了擦眼睛，谈起了她可怜的妈妈。要想让她明白其实自己对克劳迪奥·罗梅洛和苏珊娜之间的关系已经略有所闻，还真令弗拉加犯了难，可最终他对自己说，一个诗人的爱情是值得领一张结婚证的，他把这个意思非常含蓄地说了出来。于是，道路铺平，目的达到，过了没几分钟，他看见她朝自己走来，衷心地信服、甚至可以说是感动。片刻后，他手里就有了一张罗梅洛非同寻常的照片，是以前从未公布过的；还有另一张，稍小一点，颜色已经发黄，照片上，诗人身边有位娇小玲珑的女子，面容像她的女儿一样甜美。

“我还保留着一些信件，”拉克尔·马尔克斯说，“如果您觉得有用的话。您不是说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吗……”

她从乐谱柜里翻出一大堆纸，在里面找了好半天，最后把三封信递到弗拉加面前。弗拉加确认了这些都是罗梅洛的亲笔信，没有看，直接把信收了起来。谈到这会儿他已经明白，拉克尔并不是诗人的女儿。他第一次暗示的时候，看见她低下了头，半晌没说话，好像在思考什么。后来她解释说，她妈妈后来嫁给了巴尔卡塞的一个军人（“那是方吉奥[2]的故乡。”她说，仿佛是想证明她说的是实话），只是在她八岁的时候，他们俩都去世了。她对妈妈记得很清楚，可是对爸爸却没多少记忆。只记得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

弗拉加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读克劳迪奥·罗梅洛写给苏珊娜的三封信的时候，那一场拼图游戏的最后几片仿佛突然被嵌入了应有的位置，揭示出一种从未有人想到的拼法，那是与诗人同代的那些无知和古板之辈从来不曾想到的。一九一七年，罗梅洛发表了一组献给伊蕾内·帕斯的诗，其中就有那首著名的《献给你双重意义的名字的颂歌》，评论界认为这是阿根廷史上从未有过的、最美的爱情诗。然而，就在这部诗集问世一年之前，另一个女人已经收到了三封信件，它们再明确不过地界定了罗梅洛最美的诗歌风格：激情中带着洒脱，仿佛一个人既是行动的动力又是行动的主体，既是独唱者又在唱和声。在读到那几封信之前，对这一类的爱情书简弗拉加始终抱一种怀疑态度，他觉得那就像是相对而放的镜子，照出来孤零零的、化石似的影像，只对彼此才有意义。然而，在这三封信的每一段文字里，他都发现了罗梅洛的整个世界一再重现，他的爱情观是那样丰富、那样饱满。他对苏珊娜·马尔克斯热烈的爱意不但没有使他与世界割裂开来，反而让人从每一行字句里都悸动地感受到一种更为博大的真实，他心爱的女人越发显得高大，正适合、也必须拥有一种拼尽全部生命而绽放的诗篇。

故事本身很简单。在拉普拉塔城一家昏暗的文学沙龙里，罗梅洛结识了苏珊娜。他们最初相识时，诗人正处在人生最悖晦的时候，他为数不多的传记作者要么对此不做任何解释，要么就把这归结于他染上痨病的最初症状，两年之后，这种病就会送他一命归阴。苏珊娜此后的故事不得而知，这倒也和她模糊不清的形象、和老照片上那双受了惊吓般直直盯着镜头的大眼睛颇为吻合。她是师范学校的老师，没有什么职务，是一对家境清贫的老夫妻的独生女，没有什么朋友对她有兴趣，他们俩一起从拉普拉塔城的各种文学沙龙中消失，丝毫没引起其他人的注意。那时有许多事情吸引着公众的眼球：欧洲战事最悲惨的阶段、新的社会议题、文坛上新的呐喊声。弗拉加十分庆幸自己能听见那位调解员的一句无心之言，顺着这条线索，他找到了布尔萨科那座阴森森的房子，就是在这座房子里，罗梅洛和苏珊娜共同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光，拉克尔·马尔克斯放心交给他的那几封信就是在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写下的。第一封信是在拉普拉塔写的，提到了此前的一封信里讲到的、要和苏珊娜结婚的事情。诗人坦承自己染了重病，一想到要娶的太太会变成照料他的看护，他心中就有抵触。第二封信写得令人钦佩，激情让位给了道德，一种让人几乎难以承受的纯粹，仿佛罗梅洛努力在他的情人身上唤醒某种和他类似的清醒，既然离别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减少一些痛苦吧。信里有一句话可作总结：“谁也没必要了解我们的生活。我用沉默还你自由之身。你自由了，也将永久属于我。假如我们真的结了婚，每次你手持花束，来到我的房间，我都会觉得自己是杀害你的刽子手。”他又硬朗朗地加了一句：“我不想对着你咳嗽，也不想让你替我擦拭汗水。你认识的是另一具身体，我送你的是另一束玫瑰。我需要自己一个人度过长夜，我不会让你看见我流泪的。”第三封信写得心平气和，好像苏珊娜已经开始接受诗人的牺牲。信中有一处这样写道：“你坚持说是我让你迷迷糊糊，是我把意志强加给你……可我的意志是你的未来，让我播下这些种子吧，它们能给这场愚蠢的死亡带来些许安慰。”

根据弗拉加列出的年表，就是从这一刻起，克劳迪奥·罗梅洛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单调的阶段，一连数日把自己幽闭在父母家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诗人和苏珊娜·马尔克斯后来又见过面，可同样也不能证明他们没见过面。然而，罗梅洛最终放弃这一段感情，而苏珊娜在自由和陪伴病人之中选择了自由，对此最好的证明是，在罗梅洛此后的诗歌天空里，冉冉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就在这些通信往来一年之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杂志发表了《献给你双重意义的名字的颂歌》，那是献给伊蕾内·帕斯的。罗梅洛的病情似乎稳定了下来，他在好几处沙龙里朗读过这首诗，这首诗一下子给他带来了荣耀，好像他此前的作品都一直在为这一刻暗中铺垫一般。和拜伦一样，他可以说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已经名扬天下；这话他也真没少对别人说。可事与愿违，诗人对伊蕾内·帕斯的一番激情并没有得到回应，当时一帮文人雅士根据诸多世俗的细节做出了互相矛盾的叙述和判断，诗人的名声一落千丈，他不得不再次躲回父母家中，远远离开了朋友和仰慕者。他的最后一本诗集就是在这段时间出版的。几个月后，他在大街上突然咯血；又过了三个星期，罗梅洛去世了。一小群作家参加了他的葬礼，但从葬礼上的祷告词和当时的新闻报道来看，很显然，伊蕾内·帕斯所属的那个阶层并没有人出席葬礼，连一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该有的应景的话也没有说。

弗拉加能够想象，罗梅洛对伊蕾内·帕斯的激情会使拉普拉塔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贵族阶层既开心又害怕。关于伊蕾内，他没能得出清晰的印象。她二十岁时的照片透露出了她的美貌，可其他的就只能靠报纸上社会版面的消息了。她是帕斯家族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她对罗梅洛的态度不难想象。她应该是在某次茶会上认识他的，父母经常为她举行这样的茶会，为的是会会当代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和“诗人”，“所谓”两个字无疑是要被强调的。如果说那首《颂歌》使她开心不已，如果说一开始那可钦可佩的表白如一道闪电映照出了她踏平一切障碍的决心，知道这份情意的也只会是罗梅洛本人，何况即使他自己恐怕也根本没多大把握。对这一点弗拉加心中有数，他知道问题并不简单，而且已经没多大意义了。克劳迪奥·罗梅洛心里太清楚了，他的一片痴情终将不会得到任何回应。遥不可及的距离、各种各样的障碍、伊蕾内受到的来自家庭和自身的双重绑架，这种门第之见使她从一开始就高不可攀。《颂歌》笔调之美是毫无疑问的，它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爱情诗歌的形象。罗梅洛把自己称为“匍匐在你流淌着蜜糖的双脚下的伊卡洛斯”（这个形象后来遭到《面孔与面具》周刊一位吹毛求疵的评论家一再的讽刺挖苦），这首诗的全部意义也在于此，纵身一跃，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追求，而且正因为其无法实现，才显得愈加美丽。他想驾驭诗的翅膀，向着太阳做一次无望的飞行，可太阳终会将他烤焦，使他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就连诗人的最终退出和沉寂都正像是一场坠落，他为了一个力不能及的梦想鼓足勇气想离开大地，却是凄惨地重新回归。

“是了，”弗拉加想着，给自己又倒了一杯葡萄酒，“一切都对得上，严丝合缝。现在该把它写下来了。”

《一位阿根廷诗人的人生》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作者和出版商的想象。在最初几个星期的评论中，《理性报》上刊登的一篇出人意料的文章使得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一改小心谨慎、磨磨蹭蹭的习惯，选择了一个难以拒绝的鲜明立场。《南方报》《国民报》以及各省份最了不起的报纸都加入了这个时髦话题，人们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这件事。还爆发了两场激烈论战（一个是关于达里奥对罗梅洛的影响，另一个是关于年表顺序的问题），这愈发激起了公众的兴趣。《人生》的第一版两个月之内就售罄；第二版，一个半月。受形势所迫，当然还有利益的驱使，弗拉加同意把它改编成戏剧和广播剧。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由一本书产生的兴趣和新闻发展到了如此的高度，人们已经在猜想这本书会得到什么样的奖项；的确，就仿佛是为了纠正某种不公，不等通知的电话到来，也不等乱糟糟的祝贺声响起，两个朋友抢先一步把他获得国家大奖的消息告诉了他。弗拉加开心之余，想起了一件事：把诺贝尔奖授给纪德，也没能耽误他那天晚上去看一场费南代尔主演的电影。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一个朋友家中，躲开了第一波群体热情的浪潮，他觉得这样挺好玩儿的。他这种宁静的心态就连帮助他藏身的同谋都觉得有点过分，甚至有点虚伪。然而在这些日子里，弗拉加也不是没有操心的事儿。他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自己身上萌出了一种寻求孤独的想法。他已经成了公众人物，他的形象通过照片和广播传遍了每一个乡镇，他成了外省的交际圈里谈论的话题，还登上了外国媒体。他获得了国家大奖，这并非意外之喜，反倒更像是一种补偿。果然，后面的事情接踵而来，说来这还正是他写《人生》这本书的动力。他没有弄错：一个星期后，外交部部长在家中接见了他（“我们当外交官的人都知道，好作家是不把官方当回事儿的”），向他提供一份到欧洲某个国家出任文化参赞的差事。一切都像做梦一样，弗拉加不得不做出了很大努力，才完完全全地习惯了在荣誉的阶梯上不断攀登前行。一步接着一步，从最初的书评开始，到出版商笑容可掬的面孔和一次又一次的拥抱，再到各种各样的学会和社团的邀请函，他已经上升到一个平台，在那里，只需稍稍欠欠身子，就能让上流社会随便哪家沙龙洗耳恭听，象征性地把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嘴里一口一口吃着鹅肝，还不耽误讨论讨论狄兰·托马斯的诗歌，仔仔细细地观察这些沙龙，连那些文学庇护人最近买了条什么样的白领带、穿了件什么样的皮草大衣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从更远处，或者说更近处观察——这得看从什么角度、抱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个问题了——他还能看见随波逐流的碌碌大众一股脑儿买杂志、看电视、听广播，那是一群不问青红皂白随意购买的人，是买一台洗衣机还是买一本小说，买的是八十立方英尺还是三百一十八页全都一回事，他们只知道买，现在就买，买回家里，家里老婆孩子都眼巴巴地等着，因为邻居家早就买了，再则也可能是因为听见时尚评论家又一次在“世界广播电台”节目中称赞它。这本书现在也进入了那种“必买必读”的书目之中，这令他大为惊异。要知道，多少年来研究克劳迪奥·罗梅洛的生平和著作只不过是一小群知识分子的特殊癖好，换句话说，几乎没人对这事感兴趣。然而当他一次又一次地经历那些他觉得应该一个人静下来、仔细想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刻（这一周里他得和电影制片商签合同了），最初的惊喜开始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所取代。一切都应该像是通往荣耀的阶梯上的一级级台阶，除非到了那终将到来的某一天，就像走上花园里的拱桥，最后一阶上升，紧接着就是第一阶下降。再荣耀的道路最终也通向众人的厌倦，那时，人们就会掉头寻找新的激情。当他把自己关起来准备国家大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讲词的时候，几周以来令人头晕目眩的遭遇都凝聚成了一种带些讽刺意味的满足感，一种对他成功的补偿。但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和担忧时不时涌上心头，被放大了，冲淡他的满足感，当然，以他此刻那平衡的心态和感觉，他是绝不会让这些想法抬头的。他认为，好好准备一下演讲稿，他就会重新找到工作的激情，因此他决定到奥菲利亚·费尔南德斯的乡间别墅去写这篇讲稿，在那里他起码可以清静些。夏天快要过去了，花园里已经有了些许秋色。他很喜欢待在门廊里，一面欣赏着景色，一面抚摸着小狗、跟奥菲利亚聊聊天。弗拉加的写作素材都放在一楼一个房间里。他打开卡片盒的盖子，漫不经心地用手扒拉着，就像钢琴家在弹一支曲子的前奏。他告诉自己，一切都很正常，在文学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有一些事落入俗套是难免的，尽管如此，《人生》的成功仍不失为一种正义之举，不失为对民族和祖国的敬意。他现在可以坐下来写演讲稿，接受大奖，然后准备动身去欧洲。日期和数目字、各种签约和晚餐请柬，在他的脑海里交织在一起。奥菲利亚一会儿就会带上一瓶雪利酒进来，她会悄悄地、全神贯注地走到他身旁，关注他的工作。是的，一切都很正常。远处传来一只凤头麦鸡的叫声，现在只需要铺开一张纸，调好灯光，点上一支雪茄。

他始终弄不清这启示是在那一刻还是在后来降临的，那时他刚同奥菲利亚做完爱，两个人仰面躺在床上抽着烟，看着窗外一颗绿莹莹的星星。侵扰，如果必须给这种事情一个叫法的话（其实怎么称呼它或者它本质上到底是什么都无关紧要），侵扰应该是在他写下演讲稿第一句话的时候发生的。第一句话他写得极快，然后突然就停了下来，就像是一阵风吹过，把其中的意义扫荡得干干净净。接下来是长久的沉寂，但也许他从工作室下来的时候早有预感，沉甸甸地压着他，像头疼或是感冒初起一样。就这样，在一个无法确定的时刻，用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重感、那阵黑风，终于成形：《人生》纯属虚构，克劳迪奥·罗梅洛的故事和他所写的东西没有丝毫关系。没有理由，也没有证据，但一切都是假的。几年的辛苦，核对资料，追寻线索，剔除多余的人物：一切都是假的。克劳迪奥·罗梅罗并没有为苏珊娜·马尔克斯做出什么牺牲，没有以让她放弃爱情为代价还她自由之身，他也没有去做匍匐在伊蕾内·帕斯流着蜜糖的脚下的伊卡洛斯。弗拉加就像是在水下潜泳，回不到水面上，水流冲击着他的耳膜，发出巨大的声响，他知道了真相。可折磨还没有结束。在这一切背后，在更深的水里，在泥浆和垃圾之间，还有真相：这些他从一开始就全都知道。再点一根烟，想想会不会是神经衰弱，亲吻黑暗中奥菲利亚的双唇，都无济于事。也不必去做一番推断，说是不是他书中的主人公被推上神坛到太过分的程度，他才一时间产生了这种幻觉，说他一定是太过投入才有些抵触。他感觉得到奥菲利亚的手在抚摸自己的胸膛，感觉得到她一阵阵温暖的气息。不知怎么，他就睡着了。

早上，他看了看打开的卡片盒和那些纸片，它们看上去比昨天夜里更陌生。楼下，奥菲利亚正在给火车站打电话，打听怎么转车。到达皮拉尔镇已经是十一点半，他直接去了水果铺子。苏珊娜的女儿对他的态度有点怪怪的，半是气恼半是巴结，就像条刚被踢了一脚的狗。弗拉加请求奥菲利亚给他五分钟，他走进了那满是尘土的房间，又在那张垫着白色坐垫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无须多费口舌，因为苏珊娜的女儿擦了会儿眼泪，低着头，腰弯得越来越往前，承认了一切。

“是的，先生，就是这样的。是的，先生。”

“那您一开始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呢？”

一开始为什么没告诉他实话，这件事解释起来颇费周折。她妈妈强迫她发过誓，有些事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再后来她嫁给了那个巴尔卡塞的准尉，那样一来……后来当人们大谈特谈写罗梅洛的那本书的时候，她也曾想给他写封信，因为……

她茫然看着他，大颗大颗的泪珠滑落到嘴边。

“您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最后她这么问道。

“这您就不用操心了，”弗拉加答道，“纸是包不住火的。”

“可您在书里写的完全是两样的。这本书我读过，您看。我有您这本书，我知道。”

“书里写的是两样的，可这责任在您。罗梅洛给您母亲写的信不止这几封。您给我的那几封都是对您有利的，有利于维护罗梅洛的形象，当然也有利于维护您母亲的形象。我需要剩下的那些，现在就要。给我吧。”

“剩下的只有一封，”拉克尔·马尔克斯说，“可妈妈让我发过誓的，先生。”

“她把这封信保存下来没有烧掉，那只能说明它也没那么重要。把信给我，我付钱。”

“弗拉加先生，我把这封信给您可不是为了钱……”

“拿着，”弗拉加的话有些粗暴，“靠卖瓜果可挣不到这么多钱。”

看她在乐谱盒子里翻动纸张的时候，弗拉加心中暗想，他说得好像自己现在才明白，其实他从第一次来探访拉克尔·马尔克斯那天起就早已知道（可能程度上会有点不一样，可他的确早就知道）。知道了真相倒也没有让他太过吃惊，此刻他反倒可以回过头来问一问自己，比如为何他把第一次造访苏珊娜女儿的时间压缩得那么紧，又为何把罗梅洛那三封信当成是仅有的三封，没有再坚持一下，也没有提出给点什么回报，更没有去深挖拉克尔知道但却没有说出来的东西。“真荒唐，”他想，“当时我不可能知道因为罗梅洛的原因苏珊娜最终成了个妓女。”可为什么自己当时故意压缩了和拉克尔谈话的时间，得到了几张照片和三封信就心满意足了呢。“这就对了，我是事先就知道这一切的，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就知道了真相，写书的时候我心里一清二楚，说不定许多读者心里也都清楚，评论界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切都是个弥天大谎，我们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错误人人有份，他的份并不多，这是最容易的解决办法了。但这又是一个谎言：有错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他。

读这封信其实只是把文字与已有的印象叠加在一起，那些印象是弗拉加从另一个角度早已知晓的，就算有过疑虑，这封信也能做有力的证明。逻辑是不容辩驳的，面具一旦摘下，一个几近凶残的克劳迪奥·罗梅洛就从字里行间露出了真实面孔。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把苏珊娜拖进了这种肮脏的行当，他在两段文字中毫不掩饰地提到了这点，给她留下了永久的沉默、冷漠和仇恨，并用讽刺挖苦和威胁恫吓种种手段把她推向深渊，这是他用整整两年时间一步一步精心准备的堕落深渊。这个人在两星期前兴致勃勃地写下这样的话：“我需要自己一个人度过长夜，我不会让你看见我流泪的。”结束的那段话暗含下流的低级趣味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像他这样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应该是能预见到的。另外就是一些劝告和各种挖苦话；如果苏珊娜胆敢再一次见他，他在轻浮的告别中还夹杂了赤裸裸的威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让弗拉加吃惊了，可他还是久久倚靠在火车的车窗上，手里拿着那封信，仿佛在他的内心有什么东西正竭力从一场难以忍受的漫长噩梦中惊醒。“接下来的事情就好解释了。”他听见自己思索的声音。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伊蕾内·帕斯，《献给你双重意义的名字的颂歌》，克劳迪奥·罗梅洛的惨败。没有证据，也没有理由，然而弗拉加有把握确信，而且这种把握远不是一封信或一篇证言所能涵盖得了的。罗梅洛生命最后两年里的每一天，都在另一个人的记忆中——如果一定要把这叫作记忆的话——排列出来了。这个人坐在从皮拉尔镇开出的火车上，在其他乘客眼中，应该就是个喝苦艾酒喝高了的先生吧。下午四点，弗拉加下火车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雨。载他去乡间别墅的马车上有点冷，还有一股臭皮子味儿。伊蕾内·帕斯那高傲的头颅里得隐藏着多少智慧呀，她那个世界得有多么久远的贵族传统才能使她毫不犹豫地拒绝呀。罗梅洛可以让一个可怜的女人着迷，但他绝没有长出像他在诗中所说的伊卡洛斯的翅膀。甚至都不用伊蕾内亲自出马，她的母亲或是她的兄弟姐妹们立刻就看透了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居心不良，像这样的暴发户往往稍一得意便忘了自己的出身，必要的时候甚至会把对方抹消得干干净净（这种犯罪已经有个名字，叫作师范学院的苏珊娜·马尔克斯）。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微笑，拒绝一次邀请，回到庄园，用一用金钱这个利器，再有几个依令行事的男仆就足够了。像参加诗人葬礼这样的事情他们就犯不着操心了。

奥菲利亚在门廊上等候着。弗拉加对她说，自己得马上开始干活。他嘴上叼了根烟卷，双肩软软耷拉着，筋疲力尽地把头一天晚上已经开了个头的纸页摊在面前。他告诉自己：这件事再没有旁人知道。一切都和写《人生》以前一样，秘诀仍然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微微一笑，开始写自己的演讲稿。过了许久他才发现，他在路上把罗梅洛的那封信给弄丢了。

时至今日，任何人都可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各家报馆的档案里读到有关国家大奖颁发仪式的评论。在那天的仪式上，豪尔赫·弗拉加存心引起了各方大佬的不安和愤怒，他在演讲席上就诗人克劳迪奥·罗梅洛的生平发表了一通胡言乱语。一位评论家说，抛开其他不说，弗拉加给人的印象是有点不正常（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真意不言而喻），因为有好几次他讲话的口吻都仿佛他就是罗梅洛本人；虽然他都立即予以纠正，但片刻之后，他就会再一次表现得荒唐离谱。还有一位记者指出，当时弗拉加手上拿着不多的几张纸，上面涂改得乱七八糟，而且他在整个演讲过程中几乎没有去看，好像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讲些什么，有些话他还没说出口，便自顾自地加以肯定或是否定。偌大的演讲厅里，人们本来是打算给他鼓掌喝彩的，他反倒在人群中引发了越来越大、到最后竟让观众忍无可忍的愤怒。一位编辑还披露说，在演讲快要结束、大部分人都在起哄声中纷纷退场时，弗拉加和霍维亚诺斯博士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这位编辑心情沉重地指出，霍维亚诺斯博士暗示道，这些亵渎了克劳迪奥·罗梅洛神圣回忆的言论是鲁莽无礼的，发言者必须展示确凿的证据，然而，演讲人只是耸了耸肩，又以手加额，仿佛在说那些证据只是出自他的想象。末了，他久久望着空中，一动不动，对吵吵嚷嚷地退场的人群无动于衷，对一小撮年轻人和寻开心的人挑衅性的掌声喝彩声也无动于衷，后一种人看起来是觉得这场异乎寻常的国家大奖授奖仪式特别有意思。

两个小时之后，弗拉加回到乡间别墅，奥菲利亚递给他一张长长的来电记录单，上面有外交部，还有他一个从不来往的兄弟。他心不在焉地看了一眼名单，有几个下面划了线，还有几个名字都写错了。那张纸从他手里滑落下来，落在了地毯上。他没去捡那名单，而是径自上了楼，朝他的工作室走去。

过了好久，奥菲利亚听见他在工作室里踱步的声音。她上床躺下，尽量不去想这件事情。弗拉加踱过来踱过去，脚步声有一两次停了下来，好像站在写字台前查什么东西。一个小时后，她听见脚步声下了楼，走到卧室门前。无须睁开双眼，她感觉到一个躯体在她身旁仰面躺下来。一只手，冰凉冰凉的，握住了她的手。黑暗中，奥菲利亚吻了吻他的脸颊。

“我唯一弄不懂的，”弗拉加开了口，仿佛不是在同她说话，“就是为什么我等了那么长时间才明白，其实这件事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得一清二楚。只有蠢人才说我是在故弄玄虚。我根本不是这样的人。起码在一个星期之前我还不是。”

“你要是能睡上一小觉。”奥菲利亚这样对他说。

“不，我得先把事情弄清楚。事情一共有两件：一个是我弄不懂的地方，一个是明天会怎么样、从今天下午开始会怎么样。我算是毁了，你明白，谁都不会原谅我的。我先是把一个偶像放进他们怀里，然后又把它炸得粉身碎骨。这事儿办得太蠢了，罗梅洛还会是二十年代最佳诗歌的作者。可偶像的两只脚不可能是用泥巴捏成的，到明天，我那帮可敬可佩的同行还会有诸如此类的一堆废话等着我呢。”

“可既然你一直认为你的责任就是讲出真相……”

“我不是认为，奥菲利亚。我这样做出来了，就这么回事。又或许是某个人替我这样做了。那个夜晚之后，突然间，我别无选择。那是我唯一能做的。”

“你当时不要那么着急就好了，”奥菲利亚怯生生地说道，“这么一下子当着……”

她本想说“当着部长的面”，话虽然没说出口，弗拉加却已经听得明明白白。他微微一笑，轻轻摸了摸她的手。慢慢地，像潮水开始退却的时刻，有些东西，虽然依旧不太清晰，却正在渐渐确切起来。奥菲利亚久久地陷入痛苦的沉默，在这寂静中，他双眼圆睁，注视着漆黑的夜。他永远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件世人皆知的事情自己却没能事先察觉，而他仍在否认其实自己也是个混蛋，和罗梅洛一样的混蛋。想把这些写成一本书，这念头本身就包含了种种目的：报复社会，投机取巧，要夺回被其他那些更加投机取巧的家伙剥夺了的应有荣誉。表面上看，《人生》无懈可击，它收集到了一切可能收集得到的素材，这使它有资格在书店的橱窗里占有一席之地。它每一个阶段的成功都经过章章节节、字字句句的精心准备。循序渐进当中，他将这些成就或讥诮或超然地逐一接受，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卑鄙无耻的面具中的一种。在《人生》的封皮下面，已经暗藏了电台广播、电视宣传、电影吹嘘、国家大奖、到欧洲去担任外交使节，外加金钱和各种款待。只是谁也没有料到，有什么东西静静等待着，直到最后一刻猛然出手，使这台精心准备的机器崩溃。到底是什么情况，想之无益，感到恐惧或是觉得自己被鬼神附体也没有任何用处。

“我跟这个家伙毫无关系，”弗拉加双目紧闭，一遍遍地重复着，“我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奥菲利亚，可我确实跟这个家伙毫无关系。”

他能感觉到她在静静地流泪。

“可这样一来事情就更糟糕了。就好比是你皮肤下面有个地方长了个疮，开始好长时间看着什么事也没有，突然有一天它爆发出来，溅你一身脓血。每当我要做出选择，对那个家伙的行为举止做出判断的时候，我总是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也就是那家伙活着的时候一直想留给别人的印象。他一生的经历、他写的那些信、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死亡逐渐逼得他没了退路现出原形的时候，随便哪个人都不难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可我却让他替我做出了选择。我是自欺欺人，不愿意承认事实，因为那个时候，奥菲利亚，那个时候罗梅洛就不是我需要的那副样子了，也不是他自己需要的样子，为了这个故事，为了……”

他没再说下去，可他的思绪还在有条不紊地继续成形。此刻他真真切切地觉得自己和克劳迪奥·罗梅洛简直成了一个人，而且绝非因为什么超自然的力量。他们俩是一场闹剧中的两兄弟，靠谎言闪电般暴发起家，又在闪电中轰然倒地。弗拉加的感觉简单明了：这世上要是有什么人最像他，那只能是克劳迪奥·罗梅洛，而无论是昨天的还是明天的罗梅洛，也只能是他弗拉加。一切就像他在那个遥远的九月里担心过的那样，他写下的其实就是一本经过巧妙伪装的自传。他心中暗自发笑，不由得想起写字台里还藏了把手枪。

还有件事情他一直也没有明白。奥菲利亚那句话到底是在那个时候说的，还是后来才讲的？“你今天对他们说出了真相，这才是最要紧的。”这一点他倒没有想到，也没来得及去回味一下当他面对众人侃侃而谈的奇妙一刻，那一张张原本或是源自钦佩、或是出于礼节的微笑面孔，一点一点地都变得眉头紧锁，露出轻蔑的神情，并且挥舞着手臂发出抗议。然而，在已经发生的这一切中，最要紧最实在的还不仅于此。他打破了种种假象，甩开了那些操纵这些假象的贪得无厌的家伙，他取得了货真价实的胜利，这一光荣时刻是谁也无法剥夺的。俯下身来抚摸奥菲利亚的秀发时，他觉得这女人仿佛成了苏珊娜·马尔克斯，在他的抚摸下，她得到了拯救，被挽留在他的身旁，而与此同时，什么国家大奖、欧洲任职、荣誉加身，都化身成了伊蕾内·帕斯。只要他还不甘心完全堕落成罗梅洛那样一个冒牌英雄，在书本上在广播剧里上蹿下跳，他就必须不为所动，避之唯恐不及。

夜色慢慢地降临，天空满是汹涌的繁星，失眠与无尽的孤寂之中，又有新的烦恼袭来。天一亮，就会有无数的电话打来，还有当天的报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正适合整版的新闻。有那么一瞬间他在想，什么都完了；可他转念一想，这念头太愚蠢了，只要稍稍想开一点，变通一点，他就可以大获全胜。一切就要看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怎么召开发布会了。只要他愿意，取消颁奖也好，外交部收回任命也好，都可以变成新闻，他的事迹会被翻译成各种文字，他也会一举名扬天下。当然，他也可以就这样一直躺在床上，闭门谢客，一连几个月把自己关在乡下的别墅里，继续埋头于先前的语言学研究，只联系最亲近的朋友。六个月之后，他就会被人遗忘，在名声榜上被某位愚蠢至极的记者替换下来。这两条路一样简单，一样明确。一切只取决于他怎样拿主意。其实主意早已拿定，但他还在漫无目的地思索，难以决断，不断为自己的选择找各种理由，直到曙光映亮窗扉，映亮熟睡中奥菲利亚的秀发，花园里的海红豆树映在窗上，先是一团朦胧，然后慢慢清晰，就像是某种未来渐渐凝结成当下，一点点坚实起来，成了日常的模样，被认同，被加强，定型在晨曦中。

[1]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1885—1967），法国小说家、传记作家，特别擅长文人传记，其传记作品情节生动，有小说情趣。

[2]胡安·曼努埃尔·方吉奥（Juan Manuel Fangio，1911-1995），阿根廷赛车手，五次获得世界冠军。

口袋里找到的手稿

现在我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对其他人而言，这或许像是轮盘赌或赛马会，可我寻求的并非金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一种感觉，我决定，地铁车窗上的某一块玻璃会给我带来答案，让我找到幸福。在这里，在地下穿行的时候，时间是线路图上一站一站描绘出来、规定下来的路程，一切显得那么决绝，毫无变通的余地。我用到决绝这两个字，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从我投身到这一场游戏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需要去理解）自己心中暗含的期望，期望遇到一次擦肩而过的交集，说不定它就在车窗某一块玻璃的反射之中。车厢里疲倦的人群上上下下，即便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也未必能察觉到自己心中这种决绝，此外，在这种交通工具上，在车厢里的某一处地方，上车下车的站点谁先谁后，也是早有定数，谁也没法料定你会和谁一起下车，是我先下呢，还是那个夹了一卷纸的瘦子，那个一身绿衣服的老太太会不会一直坐到终点站，那几个男孩会不会马上就要下车，他们要下车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已经收拾起本子尺子，打打闹闹地走到了车厢门口，而在那边，在车厢的一角，好不容易空出一个座位，一位姑娘刚刚坐了下来，看起来还要坐好多站，另外一个姑娘就完全无法预测了，安娜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她坐在靠窗的座位上，腰挺得笔直，我从艾蒂安·马塞尔站上车时她就在车上了。这时，一个黑人空出了她对面的座位，谁都没有注意，我趁机溜了过去，越过坐在靠外面那两个乘客的膝盖，在安娜对面坐了下来。本来我来坐地铁就是为了再赌一把运气的，于是我立刻开始在车窗玻璃里寻找玛格莉特的侧影，我猜想她一定长得很漂亮，我喜欢她那一头黑发，喜欢她那一缕头发斜搭在额头的样子。

要说玛格莉特或是安娜这些名字是我后来加上去，为的是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能把她们区别开来，那不是实话。名字都是由游戏瞬间定好的，我的意思是，车窗倒影里的那个姑娘绝不能被叫作安娜，同样，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姑娘也不能被叫作玛格莉特。此刻，她看也不看我一眼，眼神涣散在虚空，满满地都是厌烦，周围所有的人也都一样，眼神盯在某个地方，但绝不是身边的众人，除了那些孩子，他们聚精会神地看着，直到大人来得及教会他们要从人群的缝隙中看东西，要似看非看，要带着一种有教养的天真，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避免感情的交集，每个人都封闭在自己的气泡里，排成一排，把自己用括号括起来，在别人的膝盖和胳膊肘之间竭力保持最起码的自由间隙，用一张《法兰西晚报》或一本平装书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总会有像安娜一样的人，似看非看，目光填满了我的面孔与那位聚精会神读着《费加罗报》的男人之间中性的、愚蠢的距离。如果说我能预感到一点儿什么，那就是安娜迟早会把无所事事的目光转向车窗，那时，玛格莉特就会看见我的影子，目光与目光交会，在漆黑的隧道里，车窗像一层稀薄的水银，她身上的紫色长毛绒大衣飘拂着，她的面孔仿佛来自另一个层面，摘去了车厢里惨白灯光给人们涂上的白灰似的可怕面具，特别是，哦，玛格莉特，这你是否认不了的，人们可以真真切切地注视玻璃中的另一张脸，因为像这样的目光交集，是不会遭到怪罪的，玻璃里我的影子并不是坐在安娜对面的这个男人，地铁车厢里坐着的安娜也不应该这样直勾勾地看什么，此外，看着我影子的并不是安娜，而是玛格莉特，安娜此时已经迅速把目光从坐在她对面的这个男人身上移开，因为这样盯着一个人看总归不太雅观。玛格莉特的目光像只小鸟一样落在安娜眼睛上的时候，她转向了车窗玻璃那边，这时她一定看到了我的影子，我的影子正等候在那里，露出浅浅的笑容，这笑容里没有丝毫的傲慢，也不含任何的期待。这样大约持续有一秒钟，也许更久，因为我感觉玛格莉特察觉到了这个微笑，而安娜显示出些许不快，尽管她只是微微低下了头，似有似无地查看着她红色皮手袋上的拉链。虽说玛格莉特这时已经不再看着我，但我能做的最妥当的事就是保持笑脸，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娜的表情已经显示出她的不快，这我是一直都知道的，这时她也好，玛格莉特也好，是不是在看我都无所谓了，她们俩全神贯注地端详着的是红色皮手袋上的拉链。

不管是宝拉（是奥菲利亚）还是其他随便哪个女人，也不管她是在端详一条拉链、一个扣子，还是一本杂志上的一道折痕，反正这就像是一口井，在这口井里，希望和恐惧交织在一起，像致命的蜘蛛抽搐成一团；还是在这口井里，时间成了第二颗心脏，它跳动着，伴随着人们赌一把运气的冲动。从这一刻起，每一个地铁站都成了未来这场戏剧中的一幕，这场游戏的性质早已决定了这一点；玛格莉特的目光和我的微笑，再加上安娜在一瞬间退缩回去打量自己手袋上的拉链，这一切仿佛开启了一种仪式，先前这一类的仪式也曾有过，在这里，一切理性的思索判断都毫无用处，最好的办法就是碰运气。想把这种办法解释清楚也并非难事，但倘若你想这样去赌上一把，那就好比是蒙上眼睛去打架，又像是置身于一团颤颤巍巍的胶状悬浮中，每一条路线都不可预测，织成树状的线路图。手里只要有一张巴黎地铁路线图，在那一幅蒙德里安式的构架图上，红的、黄的、蓝的、黑的，各式各样的线把一个广阔的有限空间里在地下延伸的条条伪肢标得一清二楚；这个树状线路图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有二十个小时是鲜活的，它生机勃勃，目标明确，到夏特雷站下车，从沃吉拉站上车，在奥德翁站换车到拉莫特—皮凯站，两百种，三百种，天知道会有多少种组合，让一个预先编码的细胞从树的一头进入再从另一头冒出，从老佛爷百货大厦出站，把一包毛巾或是一盏灯送到盖—吕萨克大街的某一处三层。

就像那些有怪癖的人一样，我的游戏规则很简单，美丽之中带着一股傻气，还有点不讲理。既然我喜欢一个女人，既然我喜欢的女人就坐在我对面靠车窗的位置，既然在车窗里她的影子和我的影子目光交织着，既然我在车窗里的影子微微一笑扰乱了她的影子的心情，不用去管她的影子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既然玛格莉特看见了我的微笑而安娜低下了头去专注地打量她红色手袋上的拉链，那就是说，这场游戏开始了。至于我的微笑是不是被人注意，有没有得到回应，抑或根本没人理会，这一点儿都不要紧，有个人值得你对她微微一笑，她记住了这个微笑，这场仪式的最初阶段到这一步也就足够了。井下的一场战斗就这样开始，胃里面蜘蛛在伺机而动，一站接着一站，像一只晃过来晃过去的钟摆。我记起来了，自己是怎么会想起这一天的：现在是玛格莉特和安娜，一个星期以前出现过的是宝拉和奥菲利亚，那个金黄头发的小女孩是在一个糟糕透顶的车站下的车：蒙帕纳斯—比耶维纽，臭气熏天的七头蛇怪[1]，到那里十有八九是会失败的。我本来是要换车到万沃门那一站，可刚走到第一段过道我就发现，宝拉（奥菲利亚）要走的是通往伊西镇方向的过道。毫无办法，我只能站在过道口最后一次目送她渐行渐远，在台阶那里消失了。这就是我的游戏规则，先是一次在车窗玻璃里的微笑，接下来我有权追随一位女子，满怀希望，指望她的换乘路线和我出门前事先设定好的线路正好一致；接下来——到现在为止始终如此——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向另一条过道，不能随她而去，而是强迫自己回到上面的世界，钻进一家咖啡馆，继续过自己周而复始的日子，直到我心中的渴求重新复苏，寻求下一次的机会，女子，车窗玻璃，被接受或是根本无人理会的微笑，换乘地铁，总有一天这一切都天衣无缝地吻合，那时我终将有权利走近她，开口对她说出第一句话。这句话沉淀了太久太久，并且在井底一群抽搐成一团的蜘蛛间千回百转，变得又黏又稠。

现在，地铁驶进了圣叙尔比斯教堂站，我身边那个人站起身来，打算下车，对面，安娜也是一个人坐在那里，已经不再看她的手袋，有那么一两回，她的目光漫不经心地从我身上扫过，游移在车厢四周一张又一张的温泉度假村广告上。车窗里，玛格莉特没有再看我一眼，可这恰恰证明了我们有过接触交流，暴露了她的心思；安娜也许是有点儿腼腆，又或者是觉得，让那张脸的影子又对玛格莉特微微一笑，这事儿有点荒唐。此外，车到圣叙尔比斯教堂这一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接下来到终点站奥尔良门还剩下八站，这八站里只有三站有换乘线路，只有当安娜在这三站当中的某一站下车，我才有可能和她路线一致。地铁驶进圣普拉西德站开始刹车的时候，我一遍又一遍地注视着玛格莉特，寻找着她的目光，这时安娜的双眼还在柔柔地观看着车厢里的东西，仿佛她心中有数，知道玛格莉特不会再看我一眼，那个影子想冲她微笑纯属白费心机。

她并没有在圣普拉西德站下车，没等地铁停下来，我就猜到了。乘客们总会有些准备动作的，特别是女人，她们会紧张起来，检查自己随身的包包，把大衣裹紧点儿，站起来的时候会左右观察一下，列车减速的那一瞬间人的身体都会变得迟钝，容易磕磕碰碰，得注意别碰到左右两边的膝盖。安娜在漫不经心地一遍遍观看着地铁站里的广告，在站台灯光的映照下，玛格莉特的面孔模糊起来，我没法知道她是不是又在看我；到处是炫目的霓虹灯和照片制成的广告，人群出出进进，想必车窗里我的影像也一定是看不清的。倘若安娜在蒙纳帕斯—比耶维纽站下了车，我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我怎么会不记得那一天宝拉（那一天奥菲利亚）的事呢，那一站有四条换乘线，再擅长预测的人到了那儿都会一筹莫展。不过，碰见宝拉（碰见奥菲利亚）的那天，莫名其妙地，我就觉得我们的线路一定会一致的，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一直跟在她身后三米远的地方，她一头金发，慢悠悠地走着，身上的衣服是那种树叶枯黄后的颜色，当她转向右面的岔路时，我觉得好像有一阵乱鞭抽在我脸上。所以，现在玛格莉特可千万别下车，这可恶的一幕不要再一次在蒙帕纳斯—比耶维纽发生；一想起那一天的宝拉（那一天的奥菲利亚），井底的那群蜘蛛便会把我寄托在安娜（寄托在玛格莉特）身上的那一丝希望咬得粉碎。可是又有谁能反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种天真质朴的本质呢，几乎立刻我就告诉自己说，也许安娜（也许玛格莉特）不会在蒙纳帕斯—比耶维纽站下车，也许她不会在中间那几个站下车，因为那样一来我就没什么理由去跟踪她了；安娜（玛格莉特）可千万别在蒙帕纳斯—比耶维纽站下车（她果然没下）；她也千万别在瓦温站下车，她真的就没下；那么她会不会在拉斯帕伊站下呢，那可是最后两个有可能的车站中的第一站；她也没下车。这时我知道了，能让我跟踪她的只剩下一站了，剩下最后那三站都无关紧要。我再一次在车窗玻璃中寻找玛格莉特的目光，我一动不动，默默地呼唤着她的名字，我觉得这样的呼唤能到达她的耳边，就像一声鸟鸣、一阵海浪，我又向她发出微笑，这微笑安娜不可能觉察不到，玛格莉特也必然会有所感觉，尽管她此刻并没有看着我的影像。这时列车已经驶进了丹费尔—罗什洛站，在隧道口昏暗的灯光下，我的影像仿佛被暴风雨袭打着，忽隐忽现。兴许是第一下刹车使安娜腿上的红色手袋晃动了一下；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坐车坐烦了，她伸手撩开了滑到额头上的一绺头发。就在列车在站台慢慢停下来的三四秒钟时间里，蜘蛛把它们的利爪刺进了井壁，又一次从内心里击垮了我。安娜干净利落地站起身来，她的背影夹在另外两个乘客之间，车窗外灯火通明，人群涌动，什么也看不清，这时我还傻傻地在玻璃上寻找玛格莉特的面孔。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下的车，只知道自己像个被动的影子一样跟随在那个下到站台的女人身后，这才猛然惊醒，下面该怎么办呢，这是最后的二选一，一旦决定便再无更改的余地。

在我看来，这事很明白，安娜（玛格莉特）要么是在走她每天都走的路线，要么是在走一条偶然决定的路线，而我呢，我在登上这列地铁之前就决定好了，只要有人进入这场游戏，而且是在丹费尔—罗什洛站下车，我的换车线路就一定是明星—民族方向，同样，倘若安娜（倘若玛格莉特）是在夏特雷站下车，那就只有当她去换乘文森—讷伊方向时我才可以尾随她而去。在这最后的关头，如果安娜（如果玛格莉特）去换乘索镇线，或者是干脆出了地铁站，那这场游戏就没法玩儿了；这个站可不像别的站，它没有那么多走不完的通道，只需几层台阶就可以迅速抵达各自的命运，在交通工具里，大家也把它们称作“目的地”[2]，我一点都不敢怠慢。我看见她在人群中移动着，红色的手袋像钟摆一样晃动，她抬起了头，寻找路标，迟疑了片刻，最后向左边拐了过去。可左手边是通向大街的出口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情，那群蜘蛛撕咬得太厉害了。最初的那一分钟，我并不是失去了诚信，我只是机械地跟着她，打算最后接受这样的结局，至于她，上去之后爱往哪儿走往哪儿走吧。走到台阶一半处，我突然明白了，不能就这样算了，唯一能把那些蜘蛛干掉的办法就是干脆别去管那些游戏规则。安娜（玛格莉特）踏上对我来说是某种禁区的台阶的那一刹那，我全身都在痉挛；此刻这痉挛突然消失了，变成了疲倦无力、昏昏欲睡，我像傀儡一样身不由己慢慢地登上了台阶，我不想去费什么脑筋，只知道我还能继续看见她，看见那只红色手袋朝着上面的大街走去，看见每走一步她那黑色的秀发便在肩头跳动一下，这就足够了。天已经黑了下来，风冷得刺骨，一阵阵风雨刮过来，有雪花在飘。我知道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安娜（玛格莉特）一点儿都没有害怕，我对她说：“既然我们曾经相遇，不能就这样分手了。”

片刻之后，在咖啡馆里，玛格莉特的影子已经退去，让位给了现实的扎诺酒和谈话，只剩下安娜一个人的时候，她对我说，她一点儿都不明白我的话是什么意思。她说她叫玛丽—克劳德，说我在车窗玻璃里对她微笑使她很不舒服，有一阵她甚至想站起身来，换一个座位，她也并没有看见我跟在她的身后。然后，有些矛盾地，她直视着我的双眼，啜了口扎诺酒，毫不在意地微微一笑，说在大街上她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她对我在大街上的跟踪迅速地释怀了。此时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顺当，像潮水一点一点上涨，又像在岸边长满白杨树的小河上随波逐流。我当然不能把什么都告诉她，她会认为我是个精神病，要么是有什么怪癖；我也不能对她说，其实她真这么想也没错，只不过不完全是她想象的那样，有些事儿得从人生另外一些角度来理解才行。我和她聊起她那一绺头发，她的红色手袋，她看那些温泉度假村广告时的样子，对她说，我对她的微笑并非唐璜式的挑逗，也不是因为无聊，而是对她的一种欣赏，是献给她一束她还没有的花，是对她发出一个信号，表示她让我欢喜，能坐在她对面让我心情愉快，于是，再来根香烟，再加一杯扎诺酒吧。我们谈话的语气始终平和，像是相识已久，互相注视却绝不互相伤害。我觉得玛丽—克劳德允许我来到这里，和她待在一起，换做玛格莉特，只要不带过多的成见，说什么“如果有人在大街上和你搭讪、送你糖果，或是想带你去看电影，你绝不要理睬他”，她也一定会在玻璃里回应我的微笑的。到后来，玛丽—克劳德已经毫不介意我之前对玛格莉特的微笑，在大街上也好，在咖啡馆里也好，她认为那完全是一种好心好意的微笑，换句话说，在下面的地铁里那个陌生人对玛格莉特的微笑并非有什么得寸进尺的念头，而我和她攀谈的方式虽说有点荒唐，看来也是唯一可以理解的办法，也是唯一说得出口的理由，能让她回答说“可以”，说我们可以去找一家咖啡馆喝上一杯。

我记不起对她说了哪些自己的事情，也许是除了这场游戏之外的一切，可这样一来能谈的内容就会太过单薄。有时谈着谈着我们会相视一笑，也记不清是谁先开了一个玩笑，我们又发现我们都喜欢同一个牌子的香烟，都喜欢凯瑟琳·德纳芙，她允许我把她一直送到她家大门口，很随和地向我伸出手告别，并且同意下星期二同一时间还在那家咖啡馆见面。我打了辆出租车回到自己的街区，第一次这样沉浸在自我里，仿佛沉浸在另一个神奇的国度，我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这样做就对了，回味着玛丽—克劳德，回味着丹费尔—罗什洛站的里里外外，我紧闭着眼皮，努力把那一头乌黑的秀发、把她开口说话之前总是先歪一歪头的模样、把她莞尔一笑的样子都牢牢记在脑海里。我们赴约都很守时，聊聊电影，聊聊工作，也聊到各自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她对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认可，就仿佛不需要任何理由，也无须提出什么疑问，眼下这种状态就使她十分满意；她甚至好像根本没有察觉，像她这样，随便哪个低能儿都会把她当成那种傻乎乎的、很容易得手的女人。她肯定也注意到在咖啡馆里我并没有故意去和她挤在同一条凳子上，在弗洛瓦德沃大街上我也没有为了表示亲密而伸出胳膊去搂她的肩头，并且明知她几乎就算是一个人独居（四楼的公寓里还住着她一个妹妹，但很少在家）也没有提出来陪她一起上楼。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是无法猜测到的，那就是我那群蜘蛛了，我和它们也曾有过三四次遭遇，但他们都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没有张嘴撕咬，只是等候着，等我发现，就好像我从来就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一样。我依然每个星期二都到那家咖啡馆去，要么在心里想象着玛丽—克劳德早就到了，要么就是看她迈着轻巧的步伐走进来，蜘蛛们早已醒来，她黝黑的身影有一种无邪的力量能与之对抗，她只要向我伸出温暖的小手，晃动着额头的那一绺头发，她便有了力量保护游戏规则不被破坏，唯有她能这么做。有几回，她似乎也有所察觉，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等候着什么；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为这场休战所付出的努力是不会被看出来的，我不想承认，即便有玛丽—克劳德在场，蜘蛛们总还是会一点一点重新现身，这一点玛丽—克劳德不会明白，她只会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等候着什么。那么就喝喝酒，抽抽烟，和她聊聊天，好好珍惜这段没有蜘蛛袭扰的时光，了解了解她的平凡生活，她每天都在做什么，她那个上学的妹妹又如何如何，她对什么东西敏感，一面念念不忘她额头的那绺黑发，心头涌起对她的种种欲望，仿佛这就是一种结局，仿佛真的走到了人生最后一班地铁的最后一站，原本我应该坐在那条长凳上和她亲吻，我本应该吮吸到玛丽—克劳德的第一口蜜汁，然后两个人相拥到她家中，登上楼梯，把禁锢着我们的这么多衣裳和这么长的等候摆脱得一干二净，然而，此刻在我的椅子和她那条长凳之间，有那口井在。

于是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到现在我都记得公共墓地里的那堵矮墙，记得玛丽—克劳德倚靠在矮墙上，听我讲话，而我则把脸深深埋进她大衣暖暖的绒里子，谁知道我说的每一句话她是不是都能听清、都能听懂；我反正把什么都告诉了她，包括这场游戏的每一个细节，一次次碰见宝拉们（碰见奥菲利亚们）消失在某条通道时的绝望心情，以及每一次的结局中都会出现的蜘蛛。她哭了，我感觉得到她紧贴着我的身体在颤抖，但她仍把我拥在怀里，她把身体倚靠在亡者的矮墙上支撑着我。她什么都没问我，她也不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根本没想去和一架机器作对，一架一个人用全部生命违背着自己的意愿也违背着这个城市的意愿构建起来的机器，只有哭泣声，仿佛发自一只受到伤害的小兽，对游戏的胜利、对井底狂舞的蜘蛛做出无力的抗争。

在她家大门口，我对她说并不是一切都完了，我们能不能合理合法地在一起，决定权在我们两个人手上。现在她既然知道了这场游戏的规则，这也许对我们更为有利，因为我们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你找到我，我找到你。她对我说，她可以请上两个礼拜的假，再带一本书，去到地铁里，带书的目的是为了在那个地下世界里抵抗潮气，日子也会过得轻松点。她会从一条线换到另一条线，一面读读书看看广告，一面等着我。我们不愿意去考虑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比如我们说不定会在某一列地铁上巧遇；然而仅仅这样做还不够，这一次，不能再破坏事先定好的规矩了。我要求她什么都别去想，随地铁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去，而且在我寻找她的这两个礼拜里千万别哭。不用多说，她已经完全明白了，如果期限到了，我们还没能遇见，或者是虽然互相看见了身影，却又被两条不同的通道相隔，那就不用再回那家咖啡馆去，也不用再来她家大门口了。一盏路灯柔柔的昏黄灯光向高处照去，照亮了通往大街的阶梯，照亮了玛丽—克劳德的模样，她在自己的公寓房里家具之间，全身赤裸，睡得很香。我吻了吻她的头发，抚摸了一下她的小手，她没有回吻我的嘴唇，就离去了，我目送着她的背影，沿着一层又一层阶梯向上走去，终于看不见了；我走回家中，心里空空荡荡的，蜘蛛也不见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新的等待；现在它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游戏将像从前发生过的好多次一样重新开始，但这次只是玛丽—克劳德一个人星期一早上从皇冠站下车，晚上从马克斯·多莫瓦站上来，星期二从克里米亚站下，星期三从腓力二世站下，一丝不苟地按游戏规则进行，一共十五站，其中四站有换乘线路，而在这四站当中的第一站，她是知道的，我会去乘坐从塞弗尔桥开往蒙特勒伊门的线路，在她的第二站，我会去换乘克利希开往王妃门的线路，每条线路的选择都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没什么道理可讲，玛丽—克劳德很可能会从她家附近乘地铁，比如丹费尔—罗什洛或柯维萨站，那么她就会在巴斯德站换车，往法居耶方向去。蒙德里安式的路线图，枯树枝一般的分叉伸向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诱惑，红的，蓝的，白的，带斑点的，完全随机；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我随便找一个站台，看见地铁驶来，七节或八节车厢，任我观察，车越来越慢，我跑到车尾，登上一节车厢，玛丽—克劳德没在上面，我在下一站下车，等下一趟地铁，坐到第一个换乘站，重找一条线路，看着列车驶来，车上还是不见玛丽—克劳德，我会放过一趟或是两趟地铁，坐上第三趟，一直坐到终点站，然后返回某个车站，从那儿又可以换另外一条线，然后暗下决心，再坐一次，而且一定要坐第四趟地铁，暂停寻找，上去吃点儿东西，吃完立即再下来，抽上一根苦涩的香烟，找个长凳坐下来，静候第二趟或者第五趟地铁。从星期一到星期四，蜘蛛们没有来找我麻烦，因为我还在等待，因为我坐在绿径站的长凳上，在等待，拿着个小本子，有一只手在上面写了点什么，发明了一些时间，不像眼下这个时间表匆匆把我推向星期六，到那时也许一切便结束了，我将一个人回到地面，蜘蛛们纷纷醒来，挥起它们的螯足，乱撕乱咬，逼迫我开始下一场游戏，那时会有别的玛丽—克劳德，别的宝拉。就这样，开始了又失败，失败了再开始，像个恶性肿瘤循环往复。可今天刚刚星期四，这里是绿径地铁站，外面，夜幕降临，还有许多时间展开想象，因此后来那场景出现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在第二趟地铁里，第四节车厢，玛丽—克劳德就坐在车窗旁边的位子上，她看见了我，挺直了身体，发出一声只有我能听得见的呼唤，这呼唤声如此贴近，我飞奔而去，纵身一跃，跳上满载着乘客的车厢，在满脸怒容的乘客间推搡着，一面嘴里不断地道歉（其实谁也没指望我能道歉，也没人接受），最后，在人腿、雨伞和大包小包之间，我挤到了坐在双人座位上的玛丽—克劳德面前，她穿了身灰色大衣，靠车窗坐着，列车启动时猛地一晃，那一绺黑色秀发随之一摇，她放在双腿上的两只手也微微一颤，这就像是发出了一种呼唤，它无须挑明，却暗示着下面要发生点什么。我们互相之间不需要交谈，在玛丽—克劳德与我之间横着一堵人脸和雨伞筑成的墙，冷漠而多疑，隔着这堵墙，真的也没什么可交谈的。剩下来还有三站可以换乘，玛丽—克劳德必须在这三站中选一站，然后穿过站台，走进一条通道，或是找到一道阶梯出站——那就和我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了。但这一回我绝不会去破坏规矩。地铁驶进了巴士底站，玛丽—克劳德还在那里没动，人们上上下下，她身边的座位空了出来，但我没有走过去，我不能坐在那里，我不能在她的身旁像她一样浑身颤抖着。下面的两站是赖德律—洛兰站和菲德比—沙利尼站，这两站无法换乘，玛丽—克劳德知道我是不能跟随她的，她一动没动，这样一来游戏就只能在勒伊—狄德罗站或者多梅尼站进行了，地铁驶进勒伊—狄德罗站时，我移开了目光，我不想让她知道，不想暗示她这一站不是的。地铁开动的时候，我看见她没下车，也就是说，我们还有最后一线希望，多梅尼站只有一条线可以换乘，另一条就是走出地铁去到大街上，非白即黑，非此即彼。我们互相看了一眼，玛丽—克劳德仰起脸，正视着我，我紧紧抓住座位上方的扶手，正如她能看见的，我一定脸色惨白，就和我此刻看见玛丽—克劳德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庞一样。她紧紧抱着红色手袋，她马上就要做出第一个动作，站起身来。列车驶进了多梅尼站。

[1]指这一站是四条线路交汇的换乘站，有七种可能的路线。

[2]西班牙语中的“destino”既有“命运”也有“目的地”的含意。

夏天

黄昏时，弗洛伦修带着小女孩来到了小茅屋，小路上坑坑洼洼，到处都是散落的石块，这样的路只有马里亚诺和祖尔玛才会有勇气开着吉普车驶过。祖尔玛给他们开了门，弗洛伦修心想她的一双眼睛怎么像刚切完洋葱似的。马里亚诺从另一个房间走了过来，对他们说了声“快进来”，可弗洛伦修只是想让他们代为照看一下小女孩，到第二天早上就行，因为他有点急事要去趟海边，村子里也没有别人能帮得上忙。没问题，祖尔玛对他说，你把她留在这儿好了，我们在这下面再支张床就行了。进来喝上一杯吧，马里亚诺再一次邀请道，统共要不了五分钟时间。可弗洛伦修的车子就停在村子的广场上，他马上就得走。他向他们道了谢，又吻了吻小女儿，女孩已经发现小凳子上放着一摞杂志。门关上之后，祖尔玛和马里亚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脸的疑惑，仿佛这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马里亚诺耸了耸肩，又回到他的作坊，他正在那里给一只旧圈椅上胶；祖尔玛问女孩肚子饿不饿，让她先看一会儿杂志，说储藏室里有个皮球，还有个逮蝴蝶的网子。女孩说了声谢谢，就开始看杂志，祖尔玛从一旁观察了一会儿，一面准备着晚饭要吃的洋蓟，她想，可以让这小女孩自己玩一会儿。

这里是南方，天已经黑得越来越早了。还有一个月，他们就要回到首都去过另一种冬天的生活，但无论怎么看，其实过的还是一样的日子，说是在一起吧，却又好像相隔千里，互相客客气气的，遵循着夫妻间那一套烦琐细致、约定俗成的礼仪，就比如现在，马里亚诺需要一个炉子熬胶，于是祖尔玛从炉子上取下煮土豆的锅，说她可以回头再煮；马里亚诺道了声谢，说他也是因为圈椅马上就要修好了，最好是一次把胶上好，当然，就不得不先把胶熬一熬。小女孩在那间又当厨房又当餐厅的大屋里翻看杂志，马里亚诺从储物间里给她找了几块糖果。该到外面的小花园里去喝上一杯了，顺便欣赏欣赏暮色中的群山。那条小路上从来就没什么人行走，村子里最近的人家也在高高的山梁上；他们的房前，山坡一直向下，延伸到山谷最深处，黑乎乎的，看不清了。你先喝着，我马上就来，祖尔玛说道。一切都有条不紊，每件事情都有它固定的时间，每段时间都有它要做的事情，除了那个小女孩，她突然到来，稍稍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给她一个小板凳，再给她一杯牛奶，摸摸她的头发，夸夸她，这孩子真乖。他们抽着烟，一群燕子在茅屋上空盘旋，一切都是这样周而复始，严丝合缝，圈椅上的胶快要干了，上好了胶它就会跟明天一样新，虽说明天也不会有任何新的东西。如果说这天下午有点儿什么微不足道的小变化，那就是来了这个小女孩；有时候也会有邮递员过来，带来一封信，把他们从孤独中唤醒，是给马里亚诺的也好，给祖尔玛的也好，谁收到信就会收起来，一句多余的话都不会说。就这样日复一日，一眼能看到头，像演戏一样，过上一个月，然后吉普车就会装得满满当当的，把他们送回首都的公寓里，再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要说那儿有什么不同，也仅仅是形式上略有差别而已，祖尔玛有自己的圈子，马里亚诺总是和他那些画画的朋友们在一起，到了下午，她去逛商店，晚上马里亚诺总是泡在咖啡馆里，各人忙各人的事情，当然也总会有聚在一起的时候，门上的合页也会有开有合的嘛，不过那更像是在完成一种仪式。早上他们还是会互相接个吻，有些无伤大雅的事情也会一起做一做，就比如现在，马里亚诺问祖尔玛要不要再来一杯酒，祖尔玛嘴里答应着，目光却迷失在远方被染上一层淡淡的紫色的山峦。

孩子，你想吃点儿什么。我随便吃什么都行，太太。说不定她不爱吃洋蓟，马里亚诺说。我爱吃，女孩答道，放点儿油放点儿醋，不要放太多盐，太咸了蜇得慌。他们都笑了起来，打算给这孩子做点儿特别的葱和醋的调料。再来个水煮蛋怎么样。带上个小勺子，小女孩补了句。不要放太多盐，太咸了蜇得慌，马里亚诺开了个玩笑。盐蜇人蜇得厉害，小女孩又说道，我给我的布娃娃喂菜泥就从来不放盐，我今天没把她带来，因为爸爸有急事儿，没让我带。今天晚上天气一定不错，祖尔玛想着想着说出声来，你瞧，北边的天空多亮堂呀。不错，不会太热的，马里亚诺一边说着，一边把几只圈椅搬到下面客厅里，又把朝着山谷的落地窗那边几盏灯全都打开。同时他也机械地打开了收音机，尼克松要到北京去了，你怎么看。这年头真是没什么信仰可言了，祖尔玛说完，两人一起哈哈大笑。小女孩认真看着杂志，看到连环画还在页码上做了些记号，仿佛是打算再看一遍。

马里亚诺在楼上房间里喷杀虫剂，祖尔玛边切洋葱边跟着收音机哼着一支流行曲，在杀虫剂和洋葱的气味中，夜色降临。晚饭吃到一半，小女孩正吃着自己那份水煮蛋，就打起了瞌睡，他们逗着她，哄她吃完。马里亚诺早就给她在厨房里最边上那个角落支了张折叠床，上面还铺了充气床垫，心想这样一来如果他们俩还要在楼下的客厅里待上一会儿，听听音乐或是看看书，也不至于吵着她。吃完桃子，小女孩说她困了。亲爱的，去睡吧，祖尔玛说，你知道的，要是想尿尿的话，得到楼上去，我们会把楼梯的灯打开。小女孩吻了他们的脸颊，已经困得不行了，可在躺下之前，她挑了本杂志塞在枕头底下。真不敢相信，马里亚诺说，这世界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我还以为这世界上的人都跟咱们一样呢。兴许也没那么大区别，祖尔玛边收拾桌上的东西边说，你不是也有自己那套花样吗，花露水总是放在左边，刮胡刀放在右边，至于我嘛，咱们就不说了吧。可我那不是花样，马里亚诺想，是对死亡和虚无的一种回应，定格万物，定格时间，制定仪式，编织故事，来对付这千疮百孔、污迹斑斑的混乱世界。这些话他没有说出声来，他跟祖尔玛之间越来越没什么话可谈了，祖尔玛也一样，没有和他交换看法的需求。把咖啡壶带上去，杯子我已经放在壁炉跟前了。看看糖罐里还有没有糖，储物间里还有一包。开瓶器我没找见，这瓶酒看着还不错，你觉得呢。对，颜色真漂亮。你上去的时候，把我放在小柜子上的香烟带上去。这酒真的不错。天太热了，你不觉得吗。确实热，热得让人有点难受，别开窗户，会飞进来一大群蛾子和蚊子的。

祖尔玛第一次听见那声音时，马里亚诺正在一摞唱片里翻找一张贝多芬的奏鸣曲，今年夏天他还没听过。他的手停在了半空，朝祖尔玛看去。那声音像是在外面花园的石头台阶上，可这个时候有谁会到小屋来呢，夜里从来就没有人来过。他到厨房把灯打开，照亮了花园里离屋子最近的这一块，什么也没看见，他又把灯关上了。是条找东西吃的狗吧，祖尔玛说。这声音有点儿怪，像打响鼻的声音，马里亚诺说。这时，落地窗边显出一个巨大的白影，祖尔玛发出一声压抑的尖叫。马里亚诺正背对着窗户，等他转过身来，玻璃上只映着客厅里挂的画和家具的影子。他还没来得及发问，那响鼻声又在北面的墙根响起，那是一声压得低低的嘶叫，倒有点像祖尔玛的惊叫声。祖尔玛用双手掩住了嘴，紧贴在墙边，两只眼睛死死盯住大窗户。是一匹马，马里亚诺说这话时自己都不相信，听声音像是匹马，我听见马蹄的声音了，它在花园里跑呢。先是鬃毛，接着是厚厚的仿佛在流血的嘴唇，一个巨大的白色脑袋贴在了窗户上。那马扫了他们一眼，白色的影子便从右边消失了，他们又一次听见马蹄的声音，突然石头阶梯那边没了声响，接着又是嘶叫声、奔跑声。可是这一带根本没有马呀，马里亚诺说，发现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抄起了酒瓶，这时又把它放回了凳子上。它想进来，祖尔玛说这话时还紧紧贴在后墙上。怎么会呢，别犯傻了，这家伙一定是从这山谷里的哪家小庄园跑出来的，看见有亮光，就跑过来了。我跟你说了，它想进来，这马得了疯病，想进来。据我所知，马是不会得疯病的，马里亚诺说，我觉得它已经走了，我到上面的窗户那儿去看看。别，别，你就待在这儿别走，我还能听见它，就在露台的台阶那边，正在踩那些花草，它会回来的，要是它把玻璃撞碎了闯进来怎么办。别犯傻了，什么撞玻璃不撞玻璃的，马里亚诺说这话的时候也没多大底气，说不定我们把灯关了它就走了。我不知道，不知道，祖尔玛顺着墙滑下去，坐在了小凳上，我听见它在叫，就在楼上。他们听见马蹄声顺着阶梯走了下来，听见门口响起了愤怒的喘气声，马里亚诺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蹭来蹭去，挤迫着大门，祖尔玛歇斯底里地尖叫着，跑到他的身旁。他轻轻推开了她，把手伸向电灯开关；昏暗中（厨房的灯还亮着，小女孩在那里睡着），嘶叫声、马蹄声更响了，可这会儿马已经不在大门口了，能听见它在花园里跑来跑去。马里亚诺三步两步跑过去关上厨房的灯，看也没看一眼小女孩睡觉的那个角落，回来后他把还在抽抽搭搭的祖尔玛搂进怀里，抚摸着她的头发她的脸，要她别出声，这样才能听得更清楚些。落地窗那边，马头在大大的窗户上蹭着，没怎么用力，黑暗中，那个白色的影子仿佛透明。他们感觉得到那马在朝里面看，像是在找什么东西，那马现在应该看不见他们，可它还在那里，嘶叫着，打着响鼻，时不时还猛地抖动一下。祖尔玛的身体从马里亚诺怀里溜了下去，马里亚诺扶着她再一次在小凳上靠墙坐好。你别动，也别出声，你瞧，它马上就会走掉的。它想进来，祖尔玛有气无力地说道，我知道它想进来，万一它把窗户挤破了，把玻璃踢碎了，那该怎么办。嘘，马里亚诺说，别出声了，好不好。它会进来的，祖尔玛还在低声唠叨。可惜我手里没杆猎枪，马里亚诺说，否则我会给它脑袋里打进去五颗子弹，这个婊子养的。它已经不在那儿了，祖尔玛突然站起身来说道，我听见它跑到上面去了，要是它发现露台的门，会从那儿进来的。楼上的门关得好好的，别害怕，你想想看，黑灯瞎火的，它不会跑进房子里来的，跑进来它根本动弹不得，它没那么傻。哦，就是的，祖尔玛说，它就是想进到屋里来，它会把我们挤扁在墙上的，它就是想进来。嘘，马里亚诺说。其实这也是他担心的，他的后背早已被冷汗湿透，除了等待，他无计可施。马蹄声又在阶梯的石板上响起，接着，四下里突然一片沉寂。远处蛐蛐在鸣叫，高处的胡桃树上传来了鸟叫声。

灯熄灭着，夜色的光亮从落地窗透进来，淡淡的，马里亚诺斟满一杯酒，递到祖尔玛唇边，尽管她牙齿在杯壁上碰得叮当乱响，酒也洒得衬衣上到处都是，他还是把酒给她灌了下去；接着他攥住瓶颈，自己长长地喝了一大口，又来到厨房看看小女孩。真不可思议，小女孩睡得格外香甜，两只手插在枕头下面，就像是在捧着那本宝贝杂志。她什么都没听见，厨房里就像是没有人在一样。客厅里，祖尔玛的哭声伴随着喘不过气来的抽噎，一声声几近尖声叫喊。都过去了，都过去了，马里亚诺在她面前坐了下来，轻轻地摇晃着她，不过是虚惊一场。它还会再回来的，祖尔玛两眼死死盯住落地窗。不会的，它已经跑远了，肯定是从山下哪个马群里跑出来的。马才不会这样呢，祖尔玛还在坚持，没有哪匹马会这样想要进到人家里面。我得说这件事有点蹊跷，马里亚诺回答，要不然我们出去看一下，我这儿有手电筒呢。可祖尔玛死死靠在墙上，打开门出去看看的想法让她一下子沉重起来，那白色的影子说不定就在附近树底下等着，随时会扑上来呢。你看，如果我们不搞清楚它究竟是走了还是没走，这一夜谁都别想睡觉了，马里亚诺说。我们再给它一点时间，你先去睡，我给你倒点儿镇静药，这回可是加了量的，小可怜，这可是你自己讨来的。

虽然态度一点儿也不积极，祖尔玛最终还是同意了。他们没开灯，走到楼梯前，马里亚诺用手指了指睡得正酣的小女孩，可祖尔玛几乎没看她一眼就磕磕绊绊地上了楼梯。走到卧室门口的时候，马里亚诺不得不扶着她，因为她差一点儿就撞在门框上了。他们从开在屋檐上方的窗户看了看石头砌成的阶梯，再看看花园里最高的那层露台。已经走了，你看，马里亚诺说着，替祖尔玛整了整枕头，看着她面无表情地脱了衣服，她的两眼始终盯着窗户。他让她把药水喝了下去，又在她的脖子和两只手上搽了些古龙水，把被单轻轻拉到她肩膀那里，祖尔玛已经闭上了眼睛，浑身抖个不停。他给她擦干脸颊上的泪水，又等了一会儿才下楼去找手电筒。他一只手握住熄灭的手电筒，另一只手拎了把斧头，一点一点打开了客厅的门，走到楼下的阳台上，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房屋的东面。这天的夜晚和夏天里的每一个夜晚一模一样，远处有蛐蛐在叫，间或传来一两声蛙鸣。不用手电筒，马里亚诺就能看见丁香花丛已经被踩得乱七八糟，三色堇花坛上留下了巨大的马蹄印，阶梯下的花盆也被打翻，看来这真的不是一场幻觉。当然，不是幻觉最好。他打算天亮以后和弗洛伦修一起到山谷里各家小庄园去了解一下，这事儿不能轻易就算完。进屋之前，他把花盆扶好，又走到最近的几棵树那里，听了半晌蛐蛐和青蛙的鸣叫声。等他朝房屋看去时，只见祖尔玛站在卧室窗前，全身赤裸，一动不动。

小女孩睡在那里，姿势都没变过。马里亚诺轻手轻脚上了楼，站在祖尔玛身边抽着烟。你瞧，那家伙已经走掉了，我们总算可以踏踏实实睡觉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他慢慢把她扶上床，脱掉衣服在她身边躺了下来，仰面朝天，嘴里还叼着烟。睡吧，没事儿了，虚惊一场。他抚摸着她的头发，手指滑到了她的肩头、她的胸脯。祖尔玛一言不发，翻了个身，背对着他；这也和夏天里的每一个夜晚一模一样。

今天这觉恐怕会睡得不易，可马里亚诺刚把香烟掐灭，就酣然入睡了；窗户大开着，肯定会有不少蚊子飞进来，然而倦意比蚊子来得更快，他连梦都没来得及做，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被一种莫名的恐惧，祖尔玛掐在他肩膀上的手指，以及她粗粗的喘息声惊醒。下意识地，他已经在聆听夜晚的声音，蛐蛐的鸣叫声加重了寂静。睡吧，祖尔玛，什么事儿都没有，你一定是做了个梦。他一心想让她接受这个说法，让她重新背朝他躺下身来，因为这会儿她突然把手抽走，坐起来，全身僵直，眼睛盯住关得好好的房门。他和祖尔玛一起坐起身来，没法阻止她打开房门，走到楼梯口，他一面紧随着她，一面还在隐隐约约地问自己，要不要猛一巴掌把她打醒，扛回床上去，终结这疏离的状态。下到楼梯一半时，祖尔玛扶着栏杆停住了脚步。你知道那女孩为什么会在那里吗？祖尔玛说话的声音好像她还没有从噩梦中醒来。女孩？这时他们又下了两级楼梯，快到向厨房拐弯的地方了。祖尔玛，别闹了。她的嗓子劈了，像是用假嗓子在说话，她在那儿待着就是想让那家伙进到屋里来，我跟你说她会把它放进来的。祖尔玛，别逼我做出蠢事来。她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好像很得意，你瞧，不相信你就瞧瞧，床是空的，杂志也扔在了地下。马里亚诺猛地冲到祖尔玛前面，一个箭步跳过去，打开了灯。女孩瞅着他们俩，身上穿了件粉红色的睡衣，靠着通向客厅的门，睡眼惺忪。这会儿你从床上爬起来干什么，马里亚诺一边问一边抄起一块布围在腰间。小女孩看着赤身裸体的祖尔玛，因为困，也有点害羞，仿佛要哭出声来，想再回到床上去。我是起来尿尿的，她解释道。我们跟你说过尿尿要到楼上去，你这是到花园里去了吗。女孩两只小手怪怪地插在睡衣口袋里，眼看就要哭出声来。没什么，回你的床上睡觉去吧，马里亚诺说，摸了摸女孩的头发，帮她盖好被子，又帮她把杂志放回枕头底下。女孩翻了个身，把脸冲着墙，把一个手指头含到嘴里，给自己宽宽心。上楼去吧，马里亚诺发话了，你看看，什么事都没有，别像个梦游的人似的杵在那里了。他看见她朝着客厅大门那里迈了两步，赶紧插到她的前面，什么都好着呢，真见鬼。可你没发现她刚才把大门打开了吗，祖尔玛说话的声音有点不像她了。别再说蠢话了，你自己去看看门是不是开着，你要不想去就让我过去看看。马里亚诺用手紧紧握住了她还在抖个不停的胳膊。你立马到楼上去，他一面把她推到楼梯跟前，顺便还往小女孩那边扫了一眼，小女孩一动不动，应该是睡着了。刚登上第一层楼梯，祖尔玛就发出一声尖叫，想挣脱开逃走，可楼梯很窄，马里亚诺的身体在后面把她向前顶，围在腰上的那块布松开了，掉在楼梯脚下，马里亚诺扶住她的双肩，连推带搡，把她弄到了楼上，再推进卧室里，在身后关上了门。她会把它放进来的，祖尔玛还在说个不停，大门开着呢，它会进来的。躺下躺下，马里亚诺对她说。我跟你说大门开着呢。没关系，马里亚诺说，它要是想进来就让它进来吧，现在它进来也好不进来也好，跟我有屁关系。祖尔玛的双手胡乱躲闪着，被他一把抓住，就势仰面推到床上，两人倒在了一起，祖尔玛哭哭啼啼地哀求着，那个沉重的躯体越来越紧地箍着她，压得她动弹不得，嘴挨着嘴，一边是泪水，一边是下流话，发了疯似的，逼迫着她就范。我不要，不要，我再也不要了，我不要，但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她的气力，她的骄傲，终于在这个压倒一切的重量面前屈服，她被带回到已经回不去的过去，带回到那些没有信件也没有马匹的夏天。后来——这会儿天快亮了——马里亚诺一声不吭地穿上衣服，下到厨房里。女孩还睡着，嘴里含着手指头，客厅的大门敞开着。祖尔玛没说错，是小女孩开的门，然而马并没有进到屋里来。难道说它真的进来过，马里亚诺点起第一根香烟，眺望着起伏的山峦那淡蓝色的边缘，难道说这回祖尔玛都说对了，那马真的进到过屋里，可她又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根本没听见什么响动，再说了，屋里哪儿哪儿都整整齐齐的，挂钟上指的也是早上的时间，再过一会儿，弗洛伦修就会来把小女孩带走；也许快到十二点的时候，邮递员也会来的，他会远远地就吹着口哨，把信件放在花园的小桌上，不管是给他的还是给祖尔玛的，他们都会各自取走，一言不发，接下来就该一块儿商量中午饭吃什么好了。

就在那里，但究竟是哪儿，又是怎么

勒内·马格里特有这样一幅画，
占据画布中央的是一只烟斗。
画的下方是这幅画的标题：这不是一只烟斗。

致喜欢我的故事的帕科。
（《动物寓言集》献词，1951）

这并不取决于意志

是他，突然在这里了：现在（在我开始写下之前；我开始写作的原因），昨天，或者明天，没有任何先兆，他在，或是不在；甚至于他到底来没来我也说不准，他没有来，也没有走；他就是纯粹的现在，出现或者不出现在这肮脏的现在，全是过去的回音和未来的责任

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人，你身上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吗？它从一个梦境开始，又在许多梦境中一再出现，最终却不是一个梦，或者说，不仅仅是一个梦。有个什么东西就在那里，但究竟是哪儿，又是怎么……有些东西在梦里出现过，当然那只是一个梦，可后来它又在那里出现了，只是方式会变化，比方说会变得软软的，到处都是孔洞，可当你刷牙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你吐出牙膏的时候，你把脸浸到冷水里去的时候，都能看到它，它就附在洗脸池的池底，它也有变小的时候，附在你的睡衣里，或者在你煮咖啡的时候藏在你的舌根下，它就在那里，但究竟是哪儿，又是怎么……它随着清晨一起到来，清晨虽说很清静，也会有白天里的杂音混入，我们会打开收音机，因为我们已经醒来，已经起床，世界还得继续前行。见鬼，真见鬼，怎么可能呢，那过去了的都是什么，在梦中我们又是什么，可这都不是一回事，它过一阵儿就会重来，它就在那里，但究竟是哪儿，又是怎么……那里到底是哪里？既然是我在写，房间还是同一个房间，身旁的床也还是同一张床，床单上还有我睡过的印子，为什么今天晚上又遇见帕科？你就没有碰见过我这样的事吗？有那么个人，死了三十年了，在一个烈日当空的正午，我们和玩掷棒的朋友们一起，和帕科的兄弟们一起，扛着他的棺材，明明已经把他埋进了恰卡利塔的墓园。

他脸小小的，有些苍白，结结实实的，是那种常玩巴斯克球的人的身材，两眼水灵灵的，一头金发，用发蜡梳成偏分，灰色的外套，黑色的便鞋，几乎总是系一条蓝色领带，有的时候也只穿一件长袖衬衣，或是一件绒里的白睡袍（那是他在里瓦达维亚大街的家里等我时的装束，每次他都竭力站起身来，不想让我看出他已经病得不轻，然后在床边坐下来，披着那件白色睡袍，向我讨根香烟，那是他被禁止抽的东西）

我知道，现在这些东西是不应该写的，这一定是白天想出来的另一种办法，用来结束梦境里那些若有若无的事情。我现在要去干活了，在日内瓦的大会上我要去和各种各样的翻译以及校对打交道，我要在那里待上四个星期，我会读智利的消息，这是另一场噩梦，读完之后任你用什么样的牙膏也无法清除嘴里那股恶臭。在里瓦达维亚大街的家里，就是我刚刚陪帕科的那个家里，我为什么刚从床上爬起来就一头扑向那台打字机，那架机器现在已经什么用都没有了。现在我已经醒了，而且我知道，从那个十月的早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十一年，骨灰龛上那个墓穴，几束可怜巴巴的花，埋葬帕科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送花，我们很介意，很恼火。这样和你说吧，我们介意的不是那三十一年，更困难的是怎么把那场梦境变成文字写出来，梦里残存下来的正不断向此岸清晰的世界靠拢，变成用话语杀人的利刃，这就是我正在写的东西，这中间有一个空洞，一旦被写成文字，它就再也不是那边的东西了，但究竟是哪儿，又是怎么……如果说我还在继续，那也是因为我停不下来，因为很多时候我知道帕科还活着，或者说他快要死了，只不过那方式和我们活着或者要死去的方式大不一样，如果我把他的事情写下来，至少我便可以与那些难以把握的事物斗争，有些情节早已脆弱不堪，我必须用文字指点出它们一处处的空洞，有些情节就像是一根细线，它处处束缚着我，在厕所，在烤面包的时候，在我点燃第一根香烟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可究竟是哪儿，又是怎么……重复，复述，魔力的配方，说真的，正在读着我的文章的你有时候会不会努力用一首小诗拉住正在逝去的东西，比方说蠢蠢地反复吟唱一首儿时的歌谣，小蜘蛛，上门来，小蜘蛛，上门来，会不会闭上眼睛，重现那正在一点点消失的梦境，心里抗拒着，小蜘蛛，又耸耸肩，上门来，送早报的人敲响了大门，你老婆上下打量你一番，笑了笑，对你说，小佩德罗，你眼睛里面结蜘蛛网了，你会想，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小蜘蛛，上门来，结蜘蛛网。

我梦见阿尔弗雷多，或是别的死人的时候，他们都有不止一种形象，随时间而变，随生活场景而变。有时我梦见阿尔弗雷多开着他的黑色福特车，有时他玩扑克牌，和祖莱玛结婚，或者是和我一道从马里亚诺·阿科斯塔师范学校出去，到第十一街的珍珠酒吧喝上一杯苦艾酒；我梦见他的未来，最终，过去，他人生中任何一年的任何一天；可帕科就不同了，帕科始终是他的房子、他的铁架子床、他的白绒布睡袍里赤裸而冷冰的一部分。偶尔在酒吧碰见他，也总是上下一身灰衣服，系条蓝领带，毫无表情的面孔像副永远戴着的可怕面具，沉默着，一身疲倦，无法复原

我不想继续浪费时间了。我写下来是因为我知道，虽然我也说不清楚我究竟知道些什么，我很难把最主要的那部分区别开来，把梦境和帕科区别开来，但我知道我必须把它写下来，倘若有一天，或者就是现在，我抓住了某些遥远的东西。我知道，我总梦见帕科是逻辑使然，是因为死人不会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在日内瓦的酒店和他在里瓦达维亚大街上的家之间，在里瓦达维亚的家和死了三十一年的他之间，隔着汪洋大海和漫漫岁月。因此，很明显，只要我一睡着，帕科就活着（为了接近这一点，也为了争得一席之地，我得使出多少毫无用处的惊人手段才能把这话说出口呀）。这就是所谓的梦。每过一段时间，可能是几个星期，甚至是几年，我会又一次地知道，在我睡觉的时候，他还活着，而且即将死去。做梦梦见他，看见他还活着，这事儿没什么稀奇的，世界上多少人在梦中遇到过同样的事情，我有几次就梦见我的祖母还活着，还在梦里遇见过活的阿尔弗雷多，他是帕科的一个朋友，比他先去世。是人都会梦见死去的人还活着，我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并不是因为这个；我写是因为我知道，虽然我甚至说不清我究竟知道些什么。你看，每次我梦见阿尔弗雷多，早上一刷牙事情就过去了。会留下一丝忧伤，记起陈年往事，但接下来一天的工作里就不会再有阿尔弗雷多了。帕科就大不相同，他好像随我一道醒来，有能耐把夜里那一连串鲜活的事情立即消溶干净，继续存活下来，活到梦醒之后，把梦里的种种幻想一一消除，一直陪你冲完澡读完早报，这本事就不是阿尔弗雷多或其他什么人在大白天里能够拥有的了。他一点儿都不会在意我此刻想起来他的弟弟克劳迪奥曾经来找过我，说他病得很重，也不会在意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会不会像所有的梦一样消失干净，在我的记忆中这些事情虽已模糊不清，却依然实实在在，像是身体留在床单上的印子。我当时能知晓的无非就是，做梦只不过是某种不同的一部分，某种叠加，某种范围转换，这种表达未必正确，但要是我想进入它，想身在其中，就同样必须叠加或违背惯常的表达。泛泛而谈吧，就像我此刻感觉到的一样，帕科还活着，尽管他很快就要死去，如果说我知道点儿什么的话，我知道这件事里没有任何超自然的成分。我对有没有鬼魂有自己的看法，可帕科并不是鬼魂，他是一个人，仍是他直到三十一年前一直都是的那个人，是我的同学，我最要好的朋友。他不必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身边，从做第一个梦开始，我就知道他还活着，至于是在梦的那头还是这头，都不要紧。重要的是，我又一次被悲伤击倒，就像在里瓦达维亚大街的那些夜晚，我眼见他在疾病面前一步步退却，疾病从他的内脏开始，一点一点蚕食着他，一次完美的折磨，不慌不忙地把他消磨殆尽。每个梦见他的夜晚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同一主题的变奏。这样的重现是骗不了我的，我现在得知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的，要从五十年代的巴黎算起，离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死去才过去十五年时间。不错，在那个年代，我一直很注意保持身体健康，连刷牙都特别小心。帕科，那时我推开了你，但我身上有种什么东西在告诉我，说你和阿尔弗雷多不一样，也和我认识的其他死人不一样，你没在那里。在梦的面前，人可能变成混蛋或懦夫，也许就因为这个你才回来，不是为了寻什么仇家，而是回来证明给我看，说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你还活着，只是病得很厉害，快要死了，说不定哪天夜里克劳迪奥就会回到梦里找我，趴在我肩膀上哭上一鼻子，说帕科病了，我们能做点儿什么不，帕科病得可不轻。

他一脸的尘土，好长时间没晒过太阳的样子，恐怕连第十一街咖啡馆的镜子都没照过，他过着大学生那种夜游神生活，三角脸上没一丝血色，天蓝色的眼睛水盈盈的，嘴唇因为发高烧起了皮，身上有股肾炎病人甜丝丝的气味。他的笑容很虚弱，说话声音小得不能再小，每说一句话都要停下来喘上半天气，说不出来的时候就用表情或是用一个嘲讽的鬼脸代替

你看见了吧，我说的知道了的就是指这个，只是样子变了好多。时空假想、N维空间让我厌烦，更不要说那些神秘主义的黑话、星际生命和古斯塔夫·梅林克[1]了。我不会出去寻找什么，因为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缺少幻想的本事，说得好听点儿，没有本事进入新的领域。我只能待在这里，做好准备，帕科，把梦中我们又一次共同经历的那些事情写下来。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地方，那就是让你知道你不仅在我的梦里，还在那里，但究竟是哪儿，又是怎么……我只知道在那里你还活着，只是有点受罪。关于这个那里到底是哪里，我无可奉告，只知道不管是在梦里还是醒来之后，它都在那里，一个无法把握的地方；因为我每次看见你的时候，都是在睡梦之中，无法思考，而我思考的时候，又都是醒着，只能思考；形象和思考不可兼得，只能在那里，可究竟是哪儿，又是怎么……

重新读一遍就意味着要低下头来，再点上一根烟，扪心自问，在这台打字机上敲敲打打究竟有什么意义，又是为了谁，请告诉我，有谁能不耸耸肩，把这些玩意儿飞快地塞进某个格子里，贴上一个标签，然后就转到下一件事情，下一个故事

而且，帕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一点我要把它留到最后再写，这是最难写的部分，是一场叛乱，一种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的憎恶。你想象一下，我从不相信你会在地狱里，如果我们能就此谈谈心，那我们俩一定会觉得这想法很滑稽。可这里面总该有个原因，不是吗，你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你还活着，既然你一定会死去，既然克劳迪奥还会再来找我，既然刚才我还想顺着里瓦达维亚大街的楼梯跑到你的房间里去，找见那个病怏怏的你，找见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却有一双水盈盈的眼睛的你，找见咧开苍白干裂的嘴唇冲我微笑的你，找见向我伸出薄得像一张纸似的轻飘飘的手的你。还有你说话的声音，帕科，我那么熟悉的声音，虚弱地吐出一句问候或是一个玩笑。当然，你不可能在里瓦达维亚大街的家中，我人在日内瓦，也不可能登上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家中的楼梯，这就是做梦的好处，每次醒来，所有的形象就都化为乌有，只有你会留在这边，你不是一场梦，你只是在一个又一个的梦境里等候我，就像人们会在车站或是咖啡馆里约会那样，它的另外一个好处几乎已经被我们遗忘，现在开始发挥作用了。

怎么说呢，怎么才能继续下去呢，把理性打得粉碎，一遍遍地说这不仅仅是一场梦，说既然我在梦里看见他，就像看见我认识的其他任何一个死人一样，那是因为他不一样，里面也好，外面也好，他就在那里，他活着，尽管

我见到的他，我听说的他：疾病缠身，三十一年来他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的样子；现在的他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

你不是又生病了吗，你不是又要死了吗，怎么活过来了？等你死的时候，帕科，我们俩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会知道你已经死了吗？我会做梦吗？只有在梦里我才能见到你，我们会再一次将你埋葬吗？然后呢，等我不再做梦了，我能知道你确确实实是死了吗？因为好多年以来，帕科，你就活在我能遇见你的地方，只是你的生命没了价值，凋零了，这一回你病的时间比以前要长得多，一病就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不是在巴黎，就是在基多或日内瓦，这时克劳迪奥会过来拥抱我，克劳迪奥那么年轻，那么幼小，他趴在我的肩头静静地哭泣，告诉我你身体不好，让我上楼去看看你，有时候这地方会是一家咖啡馆，可几乎总得爬上楼房里窄窄的楼梯，那座楼现在已经被推倒了，一年前，我坐在出租车上，经过第十一街的时候，我看到了那片街区，我知道那座楼已经没有了，那里已经变了模样，那扇大门和那条窄窄的楼梯都不见了，原来它是通向二楼的，通向那有着高高的天花板和发黄的墙壁的房间，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我又想起来了，得去看看你，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碰见你，即使见不到你至少能知道你身在何方，这种事从来没个结局，无头无尾，我只要一睡着，无论是以后在办公室里，还是现在坐在这里打字，你都活着，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你活着，是因为什么呢，帕科，你就在那里，可究竟是哪里，是在哪里，又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风可以作证，一小堆一小堆的灰烬可以作证，铁证如山；最不济还可以用话语来作证，用一堆云山雾罩毫无用处的话语，用一些还未曾阅读就先贴上的标签，一锤定音的标签

邻国领土的概念，隔壁房间的概念；隔壁时间的概念，都是，也都不是，在非此即彼的缝隙间藏身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就好像一切都取决于我，取决于从一个表情一次变化之中得到的什么简单密码，但我知道这不可能，我也是被生命禁锢在我自己当中，我来到了边缘，只是

换一种说法，坚持：哪怕只是为了一线希望，去寻找一家深更半夜的实验室，寻找一种谁也不会相信的炼金术，变形

要让我去到远方，走别人为了寻找他们的死人走过的路，不管是去找信仰、找蘑菇还是去找那些形而上的理论，我都不在行。我知道你并没有死，就像我知道三条腿的桌子没什么用；世上有高瞻远瞩的智者，可我不会去向他们求教，因为他们自有一套法则，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傻瓜。我只能立足于我知道的东西，走自己的路，就像你也在走你自己的路一样，只不过你在这条路上显得小小的，病怏怏的，你一点都没来麻烦我，什么都没向我要，但正因为我知道你还活着，你也在一定意义上依赖我，但虽然你早已不属于这片区域，这链条上有一个环，还把你和它联系在一起，支撑着你，天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又是为了什么。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有时是你需要我，这时克劳迪奥就会出现，或者我就会突然遇见你，不是在我们曾经一起打过台球的咖啡馆里，就是在楼上的房间里，我们曾在那里一起听拉威尔的唱片，阅读费德里科或是里尔克的书，知道你还活着使我感到一阵眼花缭乱的狂喜，它远远强过你那苍白的面孔和冰冷无力的手留给我的印象；因为在见到你的梦里，我不会像看见阿尔弗雷多或胡安·卡洛斯时那样自欺欺人，这次的狂喜不一样，它不是那种醒来之后满脑子的沮丧，明白不过是黄粱一梦，我醒来的时候你还在，什么都没有变，只是我看不见你了，我知道你还活着，就在那里，你就在这片土地上，而不是在什么天国或令人作呕的净界；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这狂喜没有消失，它就在这里，它和我看见你病得这么厉害的伤心一点儿也不矛盾，它就是希望所在。帕科，我之所以把这些写下来，是因为我还满怀希望，就算每次都是老样子，通向你房间的楼梯没有变样，我们在咖啡馆打台球的时候两次连击之间你总会告诉我，说你生病了，不过快要好了，一面还会装出一个不自然的微笑来哄骗我，还希望事情能变个样子，希望克劳迪奥不要再来找我，哭哭啼啼地抱着我，求我来看看你。

哪怕只是为了能在他死去的时候再一次待在他身边，就像十月里的那个晚上，身边有几个朋友，天花板上吊着一盏冷冰冰的电灯，最后注射的那针可拉明，袒露着的冰冷胸膛，一双眼睛睁得很大，最后还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哭着给他合上的

你要是看到我的这些文字，准会认为我在编瞎话。这都无所谓了，反正很久以来大家都把我真实的经历当成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当然，也有反过来的时候，把我想象出来的东西当成了我的真实经历。你瞧，我有时提到这个城市，在那里我从来没有碰见过帕科这个人，这城市隔一阵就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它就像是这么一个所在，在那里死亡可以被无限推迟，想寻找的东西总是模模糊糊，想约个人简直是痴心妄想。在这样的地方遇见帕科本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我从来没有在那里遇见过他，而且我觉得也根本不可能遇见他。他有他自己的地盘，在他那个有条不紊的世界里，他就像是只猫，那里有里瓦达维亚大街上的房子，有带台球桌的咖啡馆，还有第十一街上的某个街角。也有这种可能吧，倘若我曾经在北方那座有许多拱廊还有一条小河的城市里遇见过他，我肯定会把他纳入我的寻找计划，纳入酒店里无穷无尽的房间，纳入沿水平方向移动的电梯，还有时不时袭来的捉摸不定的噩梦。那样一来，要想解释他的存在，想象他的存在就会变得容易一些，想象他存在于这样一种布景当中，不断修饰加工着自己的存在，再把它推进他的这场愚蠢游戏中去。可是帕科只活在自己的地盘里，他像一只孤独的猫，从他那纯而又纯毫无杂质的小天地里探出头来；凡是来找我的都是他的人，要么是克劳迪奥，要么是他的父亲，也有一两次是他的哥哥。每每在他家中或是在咖啡馆里碰见他，从他水盈盈的双眼中见识到死亡之后，我从梦中醒来，一切都在清醒时的电闪雷鸣中消失了，唯有他留了下来，在我刷牙的时候，在我出门前听新闻广播的时候，陪伴着我。这时的他已不再是梦里透过一丝不苟的双凸透镜看到的形象（灰外套，蓝领带，黑色乐福鞋），而是千真万确又不可思议地继续待在那里，忍受着痛苦。

连一点点荒唐的希望都没有，比方说知道他活得开开心心的，在一场棒球赛上看见他，还是那样对在俱乐部里跟他跳过舞的女孩子们一往情深

小小的灰色幼虫，小小灵魂，柔弱无依，毛毯下冻得瑟瑟发抖的小猴，向我伸出一只傀儡般的手，这都是为了什么，又是因为什么

让你来亲身经历这一切，这我无论如何办不到。我为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写下这些东西，是因为用这种办法可以打破障碍，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一只猫，也没有一个你曾经深爱过的死去的人，他们待的那个地方叫作“那里”，它的名字我已经没有耐心用纸笔写下来，那就让我用这种办法求求你，要找什么东西，最好还是到自己身上去找。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帕科，心想万一这篇东西或是别的什么能派上点用场，帮助他痊愈，或者干脆帮助他死亡，好让克劳迪奥别再来找我，或者直说了吧，让我最终觉得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骗人的把戏，我只是在梦里见过帕科，还得让他明白为什么同样是抓住我的脚踝，他就比阿尔弗雷多、比我认识的其他死人要抓得紧一点。也许你此刻正在想这件事，难道你还有别的什么可想的吗，除非你也碰见过类似的人，反正从来没有人对我提起过这样的事情，我也希望你别遇见，我只是必须把这件事说出来，然后等待。把话说完我就上床睡觉，过着和大家一样的日子，尽量忘记帕科还在那里待着，忘记什么事都没有结束，因为明天，也可能是明年吧，我醒来的时候还会像现在一样知道帕科还活着，他呼唤过我，有求于我，而我却无能为力，因为他病了，快要死去。

[1]古斯塔夫·梅林克（Gustav Meyrink，1968-1932），奥地利作家，代表作《傀儡》。

一个叫金德贝格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金德贝格，从字面上翻译是“孩子们的山冈”，或者“秀美的山冈”、“可爱的山冈”，换个说法吧，它是个小小的镇子，深更半夜，瓢泼大雨洗刷着车挡风玻璃，你到了这里，找到一家老式旅馆，回廊深深，里面一切都已准备停当，让你忘掉外面正风狂雨暴，终于有了这么个地方，可以换换衣服，躲避风雨，一切安宁。汤装在银质的大汤盆里端了上来，还有白葡萄酒，面包切开了，第一块给莉娜，她伸开手掌接了过去，像接受馈赠，也确实是一种馈赠。不知为什么，莉娜朝着面包上面吹了口气，她前额的刘海轻轻飘了起来，微微颤动着，仿佛从她的手掌和面包上回流过来的风揭开了一个微型剧场的幕布，仿佛从这一刻起，马尔塞洛就可以看见莉娜的思想、她脑海中的影像和回忆怎样一幕幕地上演，而此时的莉娜正面带微笑，轻轻吹着，一口一口啜着鲜美的汤羹。

可是没有，那光滑的、孩童般的额头没有丝毫变化，只有她的声音一块一块地把这个人拼接起来，于是莉娜有了最初的模样：智利人，哼着阿奇西普的曲子，指甲被啃过却很干净，衣服脏脏的，一看就是经常在路边搭顺风车、在农场或是青年旅社过夜。青年，莉娜笑了，像小母熊那样喝着汤，你肯定想象不出他们的样子，那都是化石级别的了，你听好了，那就是些跑来跑去的僵尸，像罗梅洛拍的恐怖片一样。

马尔塞洛正想问问是哪个罗梅洛，他还是头一次听说有这么一位罗梅洛，可还是继续听她说下去吧，他很乐于参加这样热气腾腾、热热闹闹的晚餐，就像从前他也很乐于待在一间带壁炉的房间里，一面听着劈柴噼啪作响，一面等候着某个有钱人用鼓鼓的钱包像个巨大的气泡一样把他保护起来，哪怕外面大雨倾盆打在气泡上，说到这个，他又想起了那天下午，雨可是打在莉娜白皙的脸上，那是在一条公路边上，黄昏已经降临在森林的边缘，瞧瞧这都是在什么地方等顺风车，然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再来点儿汤怎么样，小熊宝宝，多吃点儿，小心嗓子发炎，头发还是湿的，可壁炉早已点燃，噼啪作响，房间里有哈布斯堡王朝式的大床、落地穿衣镜、床头柜，窗帘都带着流苏，可你干吗跑到雨地里去，给我说说，你妈妈知道了准会揍你一顿。

僵尸，莉娜又重复了一遍，我就喜欢一个人到处走走，当然了，下雨怎么办，你别把这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我这件外套是真正防雨的，也就是头发和腿上会有点儿湿，顶多如此，需要的话吃一片阿司匹林就行了。一筐面包吃得精光，重新上了满满一筐，小母熊又是一阵狼吞虎咽，这黄油太香了，那你又是干吗，怎么开着这么大一辆车在外面跑，为什么呢，喂，问你呢，阿根廷人？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机缘巧合，马尔塞洛想起来了，如果不是他在八公里外停下来喝了一小杯，这头小母熊此刻要么钻进了另外一辆车，要么就还在森林里待着呢，我是个经纪人，买卖预制件的，干我们这一行的就得到处乱跑，可这一次我是在两笔生意之间跑出来瞎玩玩。小母熊一脸认真，问道，预制件是个什么玩意儿呀，要说起这个话题那就太沉闷了，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总不能对她说自己是个驯兽师或者电影导演或者干脆说自己就是保罗·麦卡特尼吧：那才俏皮有趣。这话题太突然了，就像突然飞来了一只虫子或一只小鸟，可小母熊的刘海还在额头前晃来晃去的，有句跟阿奇西普有关系的俗话是怎么说的来着，所以你有他的唱片吗，说什么呢，哦，那就对了。马尔塞洛不无嘲讽地想道，我们得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最正常的回答是他没有阿奇西普的唱片，这太蠢了，因为实际上他有阿奇西普的唱片，而且在布鲁塞尔的时候有时候还和玛尔莲一起听听，只是没有像莉娜那样把它生活化了，一边吃东西一边哼上几句，她的微笑里既有自由爵士的快乐又有满嘴土豆烧牛肉的欢愉，这个湿淋淋的搭顺风车的小母熊呀，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运气，你真是个好人。我一贯是个好人，马尔塞洛答话的声音像手风琴一样浑厚，可惜就像球被击出了界外一样，没人理会，代沟呀，这是一只爱唱阿奇西普的歌的小母熊，她唱的不是探戈，朋友。

当然，刚刚到金德贝格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挠得他心里痒痒的，差点儿让他抽了筋，又酸又甜。酒店停车场设在宽大的老机场，一位老太太举着一盏颇有些年头的马灯给他们照路，马尔塞洛卸下了他的箱子和公文包，莉娜随身只带了背包和牙具。没到金德贝格之前莉娜就已经接受了一起吃晚饭的邀请，这样我们还能聊会儿天，天已经黑了，又下着大雨，继续往前走可不太妙，我们最好停在金德贝格，我请你吃晚饭，哦，谢谢，那太棒了，这样你还能把衣服晾晾干，我们最好在这里待到明天再走，老话是怎么说的，不怕大雨滂沱，只要家里有个老太婆，哦，可以可以，莉娜这样答道。接下来车开进停车场，穿过一排发出阵阵回响的哥特式长廊，通向前台，酒店里可真暖和，我们运气真好，刘海上还挂着最后一滴水珠，挂在背包上的女童子军小熊和好大叔，我去开两间房，这样吃晚饭前你可以把身上稍微弄干一点。那种痒痒的、又像下面有什么地方在抽筋的感觉就是在这会儿出现的，莉娜透过刘海看着他，开两间房，你傻不傻呀，开一间就行了。他没去看她，心里一股痒痒的感觉，说不清是舒服还是难受，照这么说，这是只鸡，这是好事儿呀，有小母熊有热汤还有壁炉，运气不坏呀，老伙计，这姑娘长得可真不赖。紧接着就见那姑娘从背包里翻出一条蓝牛仔裤，一件黑色套头衫，于是他转过身去，一面继续跟她聊着天，这是什么壁炉呀，还带香味儿的，这火里就像洒了香水似的，一面在箱子底下的一堆维生素、除臭剂、须后水当中给她找阿司匹林，你这是打算上哪儿去呀，我也不知道，我手里有封信，是要带给哥本哈根几个嬉皮士的，还有几幅画，是在圣地亚哥的时候塞西莉亚给我的，她告诉我那几个小伙子特棒，屏风是缎子做的，莉娜把湿衣服搭在上面，又把背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在了古色古香、画着金色阿拉伯图案的桌上，詹姆斯·鲍德温的书、面巾纸、纽扣、太阳镜、硬纸盒、巴勃罗·聂鲁达的诗集、小包的卫生巾，还有一张德国地图。我肚子饿了，马尔塞洛，你的名字真好听，我喜欢，我肚子饿了。那咱们去吃饭吧，反正你冲澡也冲了半天了，回头再来收拾背包吧。莉娜猛地抬起头看了看他，我从来不收拾东西，干吗要收拾呢，这背包就像我，像这趟旅行，像政治什么的，就这么乱七八糟的，有什么关系呢。小鼻涕孩儿，马尔塞洛想，他感到痒痒的，又快要抽筋了（喝咖啡的时候再把阿司匹林给她，这样效果更快些），可看来她不大喜欢说话时口气太生分，特别是称呼她vos[1]，你这么年轻，怎么就这样一个人出门旅行呢，她正喝着汤，大笑起来：年轻，都是化石级别的了，你听我说，那顶多算是些跑来跑去的僵尸，就像在罗梅洛那部电影里一样。下一道菜是土豆烧牛肉，身体渐渐暖和起来，小母熊也一点一点重新开心，再加上葡萄酒，他胃里那种痒痒的感觉变成了愉快、惬意。就让她说蠢话吧，就让她继续解释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吧，这些看法好多年以前说不定他也有过，只是现在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就让她从她那刘海后面的小剧场去观察他吧，有时她突然严肃起来，忧心忡忡的，过一会儿突然又哼起了阿奇西普的歌，说这样太棒了，待在一个能保护她的气泡里面，身上干干的，说她有一回在阿维农等顺风车等了五个小时，风大得把屋顶上的瓦片都吹下来了，我亲眼看见一只小鸟撞在树上，像块手绢一样落了下来，你听听，麻烦把胡椒粉递给我。

这么说（这时服务员撤下了空菜盘）你打算一直走到丹麦对不对，可你身上带钱了吗？我当然还要走下去，那莴笋你不吃了吗？不吃就给我吧，我还有点饿。她用叉子把菜叶卷起来，放进嘴里慢慢嚼着，一面还哼着阿奇西普的歌，湿润的唇边时不时有银色的小气泡爆开，她的小嘴很美，恰到好处，就像文艺复兴时代画上的人物，我还是在秋天里和玛尔莲一块儿去的佛罗伦萨，这样的小嘴同性恋们最喜欢了，弯弯的，薄薄的，很性感，等等，你喝这瓶六四年的雷司令是不是有点上头了，她就这么边吃边唱，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在圣地亚哥读完哲学课程的了，我想读的书太多，现在我该开始读点儿什么了。可想而知，可怜的小母熊，现在你开开心心地吃着莴笋，谈论着计划要在六个月里读完斯宾诺莎的著作，中间还要穿插着艾伦·金斯伯格，还要唱阿奇西普的歌，从现在到咖啡端上来，你究竟还有多少不着边际的话要说。（到时候别忘了把阿司匹林给她，我这会儿打了喷嚏，这倒是个麻烦事儿，那个小鼻涕孩儿，头发湿湿的，刘海贴在了脸上，在公路边上被大雨劈头盖脸地浇着。）然而阿奇西普唱完了，土豆烧牛肉也吃完了，好像一切都慢慢有了点变化，还是那几句话，还是斯宾诺莎和哥本哈根，却有了点不同，莉娜坐在他的对面，切着面包，喝着葡萄酒，高高兴兴地看着他，像是离他很远，又像是离得很近，换了个晚间的话题，其实离得远近都不是理由，这更像是一种展示，莉娜向他展示出自己的另一面，可那又怎么样呢，给我讲点儿什么吧。又是两片格鲁耶尔乳酪，你怎么不吃呢，马尔塞洛，这东西可好吃了，你什么都没吃呀，傻瓜，你太爱摆谱了，你就是个爱摆谱的人，不是吗？你在那里抽烟，抽呀抽呀，什么东西都不吃，我跟你说话呢，再来点儿葡萄酒吧，好不好？吃了这种奶酪，你想想看，就得来点儿葡萄酒才好消化，来吧，再吃点儿什么，再来块面包吧，说起吃面包，你恐怕都不敢相信，所有的人都说我吃面包会发胖，还真是的，这不小肚子已经有点儿起来了嘛，看是看不出来，可确实是起来了，嘻嘻。

指望从她嘴里听到几句靠谱的话简直太难了，可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一定要指望这个呢（因为你就是个爱摆谱的人，不是吗？）鲜花和甜点之间放着一辆带轮子的小车，上面堆满了面饼、蜜饯、蛋白酥，莉娜有点眼花缭乱，眼神像在盘算着该吃点儿什么，小肚子，不错，都说你会发胖，也不错，这个上面奶油多一点，你为什么不喜欢哥本哈根，马尔塞洛。问题是马尔塞洛根本没说过不喜欢哥本哈根，他只说过下这么大的雨，背着个背包，走上好几个星期，最后多半会发现那几个嬉皮士已经去了加利福尼亚，难道你不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吗，我跟你说过，我根本不认识他们，只是在圣地亚哥的时候塞西莉亚和马尔科斯交给我几幅画，托我带给他们，还有这张唱片《发明之母》，这里会不会有个留声机，要不要我放给你听听？也许时候不早了，在金德贝格这种地方，你想想看，几乎还停留在吉普赛人弹吉他的年代，突然来上这么一群什么之母，好家伙。想想都受不了，莉娜嘴边满是奶油，黑色套头衫下面肚子鼓鼓的，大笑起来，一想到那群什么之母在金德贝格上空嚎叫，想想酒店老板的面孔，想想刚才胃里痒痒的感觉变得热乎乎的，两个人都笑个不停，他在心里问自己，这姑娘会不会不太容易上手，会不会到头来床上横着一柄传说中的利剑，或是卷起一个枕头把两人隔开，就像一排道德的屏障，一柄现代的利剑，阿奇西普，好了，你已经打喷嚏了，吃一片阿司匹林，咖啡马上就端上来了，我再去要点儿白兰地，这玩意儿能促使水杨酸发挥作用，这个法子我是从靠得住的人那里学来的。其实他并没有说不喜欢哥本哈根，可小母熊好像能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就像他十二岁那年爱上女老师的时候一样，面对那醉人心脾的嗓音，想暖和暖和，想被抱抱，想有人摸摸自己的头发，说不说出来又有什么要紧的呢，多年以后，精神分析学说解释道，这是一种痛苦，呸，这是对子宫的怀念，反正一切都起源于我们漂浮在某种液体之上的时候，《圣经》里也是这么说的，花了五万比索才把眩晕症治好，可面前这个小鼻涕孩儿正当面把她自己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阿奇西普，可你要是就这样把她生吞下去，准会卡在嗓子眼儿里的，这个大傻妞。她正搅动着咖啡，突然抬起目光，专注地看着他，目光里又充满了敬意，当然了，如果她就这样拿他开玩笑的话，会付出双倍代价的。说真的，马尔塞洛，我喜欢你，你总摆出一副医生和爸爸的模样，你别生气，我总是这样，该说不该说的一下子都说了出来，你别生气，可我根本就没有生气，傻丫头，你刚才就是生气了，生了一小点儿气，就因为我说你像医生像爸爸，我不是这个意思，可就在刚才你说到阿司匹林的时候，你真的特别好，你瞧，我都忘了，你还记着这事儿，给我找来了阿司匹林，你说我有多离不开你呀，你还长得有点儿喜庆，看我的时候摆出一副医生的架势，别生气，马尔塞洛，这白兰地加在咖啡里太香了，准能让人睡个好觉，你懂的。是这样的，我早上七点钟就上了路，搭了三辆轿车一辆卡车，总的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最后遇上了大风大雨，可就在这时马尔塞洛从天而降，接下来又有金德贝格，还有白兰地，阿奇西普。她伸出一只手摊在满是面包渣的桌布上，他轻轻摸了摸她的手，对她说，没有，他没有生气，因为现在他知道了，一切都是真的，自己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真的感动了她，他从口袋里掏出药片和说明书，多喝点水，别让药片粘在嗓子眼儿里，再喝点儿加白兰地的咖啡。他们一下子就成了好朋友，而且是那种真正的好朋友，壁炉里的火一定把卧室烘得比这儿还要暖和了，女侍者这会儿准会把床单叠得整整齐齐的，在金德贝格这样的地方一定会这样做的，这就像是一种古老的仪式，欢迎疲倦不堪的旅行者，欢迎那些打算穿着一身湿衣裳跑到哥本哈根去的傻瓜小熊，那然后呢，什么然后不然后的，马尔塞洛，我告诉过你的，我不喜欢被束缚，不喜欢不喜欢，哥本哈根就像是一个男人，你遇见他，又离开他（哦），过一天算一天，我不相信什么未来，在我家里，一天到晚都在讲什么未来，一提到未来我就蛋疼，他也是同病相怜，他从小就没了父亲，是叔叔罗贝托把小马尔塞洛养大的，罗贝托叔叔亲切但强势，得想想将来，孩子，罗贝托叔叔那点儿退休金真是少得可怜，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势的政府，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玩，见鬼，在我们那个年代，那可不一样，小母熊把一只手摊开放在桌布上，她为什么要用这样愚蠢的方式来招惹我呢，又为什么要回到三〇年或是四〇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去呢，哥本哈根多好，是呀，最好还是去哥本哈根，那儿还有嬉皮士，大雨中，公路边，他先前可是从来没有这样搭过车，几乎没有吧，上大学前有过一两次，后来他有了钱可以挥霍，也有钱做新衣服了，有一回，几个小伙子打算凑钱租一条帆船，开到鹿特丹得三个月的时间，捎上些货，还要停上几个港口，一共要差不多六百比索，帮船员们干点杂活，热热闹闹的，咱们肯定去嘛，这是大家在第十一街的红宝石咖啡馆里说的话，肯定去，莫尼托，可是先得凑够六百块钱才行，这可不是件容易事，就那么点儿工资，抽抽烟，泡个妞，很快就没了，后来他们见面越来越少，帆船的事也再没人提，要多想想将来，孩子，阿奇西普。唉，又来了；来吧，你该休息了，莉娜。好的，医生，可是能不能稍微等一会儿，你瞧，我这杯子里还剩了一点白兰地，温温的，你尝一尝，对了，是不是温温的。他回忆红宝石咖啡馆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本来要对她讲的，到底是什么事他也说不清了，莉娜却又一次从他说出口的蠢话里猜到了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比方说，什么阿司匹林呀，你该休息了，或是你干吗要到哥本哈根去呀，此刻，一只热乎乎的、白皙的小手就在他的手下面，其实，只要有六百块钱，只要有蛋在，只要有诗歌，哪里都可以成为哥本哈根，哪里都可以被当成帆船。莉娜瞟了他一眼，飞快地垂下眼帘，就好像刚才说的那些东西都在桌面上，在面包渣中间，在时间的垃圾中间放着，又好像他已经把一切都说出了口，而不是反复说着同样的废话，什么来吧，你该去睡觉了，连自然而然地说“咱们”都不敢：来吧，咱们去睡觉吧，莉娜舔舔自己的嘴唇，想起了几匹马的故事（也可能是奶牛，她只听到了那故事的结尾），说的是有几匹马突然受了惊，在田野上飞跑，有两匹白马，还有一匹枣红马，你不会知道，在我几个叔叔的庄园里，下午迎着风策马飞奔是种什么感觉，跑到很晚才回来，累得筋疲力尽，当然了，挨骂是免不了的，什么假小子呀，反正总是那一套，等我把这一小口喝完，好了，总是那一套，她看着他，刘海在风中飘扬，就像在庄园里策马飞奔一样，她往自己鼻子那里吹了口气，因为那白兰地度数太高了，这姑娘准是脑子不够用，刚才在黑乎乎的长廊里，她兴高采烈地，身上到处滴着水，自己给自己出了个难题，开两间房，你傻不傻呀，开一间就行了，当然，都是为了省些钱，但她也一定知道，说不定她已经习惯甚至期待着每一段行程会有这样一个尾巴，可最终会不会并非自己想的那样，因为这会儿看上去又有点不大像了，如果事到临头大失所望，床中间现出一把利剑，如果最后有一个人要睡到角落里的长沙发上，以他这样一个绅士，当然是他去睡了，别把小披肩忘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宽敞的楼梯，这地方以前一定是座宫殿，一定有伯爵在大蜡烛台下面举办舞会什么的，还有这些大门，你瞧瞧这扇大门，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房门，上面还画着鹿群和牧人，真是不敢相信。瞧瞧这壁炉，红红的火苗都飘出来了，这张大床白得不能再白了，大窗帘把窗户封得严严实实的，真棒，太好了，马尔塞洛，我们怎么舍得就去上床睡觉呢，等一等，至少我得让你看看这张唱片，封皮好看极了，你们不管谁看了都会喜欢的，就在这底下放着的呀，和那几封信还有地图放在一起的，不会丢了吧，唉。明天再给我看吧，你真的快感冒了，快把衣服脱了，我把灯关了吧，这样我们可以好好欣赏欣赏炉火，哦，好主意，马尔塞洛，多漂亮的火苗呀，聚在一起就像在跳加托舞，你再瞧瞧那火花，黑暗里看上去真美，真舍不得去睡觉，他把西服搭在圈椅靠背上，走到还一直对着壁炉喃喃低语的小母熊身边，在她身边脱下鞋，在炉火前坐下，看着忽明忽暗的火光照在她披散下来的头发上，帮她脱下衬衣，又去找她胸罩上的搭扣，他的嘴唇紧贴着她赤裸的肩头，双手在火光中摸索着，小鼻涕孩儿，小傻瓜，最后，他们全身赤裸，站在炉火前，亲吻着，什么白得耀眼的大床，冰凉冰凉的，去它的吧，火光映在皮肤上，暖暖的，莉娜双手环绕在他背后，吻着他的头发、他的胸膛，两个身体互相迎合，互相探索，低低的呻吟，急促的喘息，还有句什么话要对她说来着，必须要对她讲的，在欲火焚身、共度良宵之前必须得问她的，莉娜，你这么做不是出于感激，不是吧？本来搂在他身后的那双手鞭子般地甩到他的脸上，扼住他的喉咙，又猛地抓住他，当然并没有伤害到他，是那种又甜蜜又疯狂的抓捏，别看她一双手小小的，抓起人来可是结结实实，仿佛一声低低的哭泣，又像一声娇嗔，声音里还带着一丝怒气，你怎么能这样问我，你怎么能这样问我，马尔塞洛，既然这样，那就算是吧，这样大家心里都踏实，原谅我吧，宝贝儿，原谅我说的那话，原谅我，小甜心，原谅我吧，嘴唇重又凑拢，火焰再次燃起，激情的抚摸，湿润的双唇，肌肤相亲或是发梢掠过时，雨点般的狂吻落在眼皮上时，任何话语都是多余的，只有一次次的躲闪和一次次的得寸进尺，渴了拿一瓶矿泉水就着瓶口你一口我一口，好久好久，才有只手摸摸索索打开了床头柜上的台灯，他有种冲动，想扔条三角裤衩或是随便什么东西过去，把灯罩遮起来，让光线变得柔和一些，他想好好看看莉娜的背影，看看这只侧身而卧的小母熊，小母熊趴在床上，皮肤轻盈柔软，莉娜向他要了支烟，靠在枕头上坐起身来，你很瘦，浑身都是汗毛，阿奇西普，等一下，我看看毯子跑哪儿去了，我给你盖上点儿，你看，就在床尾那儿，我怎么觉得那毯子边上有点烧焦了，我们怎么一点没察觉呢，阿奇西普。

后来，壁炉里的火慢慢暗淡下去，火光照在他们身上，越来越微弱，只剩下一缕金黄，水喝过了，烟也抽完了，大学里那些课真让人恶心，我都烦死了，我学到最好的东西都是在咖啡馆里，在电影开映前看的几页书里，在和塞西莉亚还有皮卢乔聊天的时候，他倾听着，红宝石咖啡馆，这多像二十年前的红宝石咖啡馆呀，那时我们读的是阿尔特、里尔克、艾略特和博尔赫斯，只有莉娜能做到，她能把顺风车当成帆船，在雷诺车或是大众车上设计着自己的行程，她是只小母熊，站在枯枝败叶当中，刘海被雨水打得湿湿的，可现在干吗要想起帆船和红宝石，她对这些一无所知，那会儿她恐怕还没出生呢，这个流鼻涕的智利小女孩儿，想的是浪迹天涯，哥本哈根，为什么从一开始，从喝汤喝白葡萄酒的时候，不知不觉地，他就把那么多陈年往事向她和盘托出呢，莉娜半睡半醒，顺着枕头溜了下去，发出一声叹息，活像只心满意足的小兽，一面还伸出手来摸了摸他的脸颊，你这个瘦子，我喜欢，你已经把所有的书都读完了吧，阿奇西普，我想告诉你，和你一起真不赖，你什么都在行，你的手又大又有劲，看不出来你还这么生龙活虎的，你一点儿都不老。照这么看来，小母熊觉得他还是生龙活虎的，比他的同龄人有生气，尽管有罗梅洛电影里的那些僵尸，尽管湿漉漉的刘海下面那小剧场里还在发问，这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小剧场正慢慢滑向梦乡，她眯缝着双眼，看着他，他满怀柔情，又一次抱起了她，将她揽入怀中，再轻轻放下，听她嘴里嘟囔着，发出轻轻的鼾声，我困了，马尔塞洛，别这样，好了，宝贝儿，就这样，她的躯体轻盈而紧实，两条腿结结实实的，他不停地进击，她每次都报以双倍的回应，在布鲁塞尔遇见的玛尔莲可不是这样，那些女人和他一样，都久经阵仗，干什么事情都是一步一步有板有眼的，而她，这只小母熊，自有她的方法接受并且回报他的努力，可接下来狂风暴雨、莺啼燕啭刚一结束，她就迷迷糊糊进入梦乡，现在才知道，此处也有帆船，此处也是哥本哈根，他把脸埋进莉娜双乳间，就像在红宝石咖啡馆里一样，在莫尼托借给他的房间里，和玛贝尔或内莉达共度青春良宵，那才叫疾风暴雨，那才叫个快，刚一完事儿，她们马上就会说，我们干吗不到市中心去兜一圈呢，给我买几块糖果，万一老妈知道了的话。那时候可不像现在，那时候，做爱的时候可不会拿面镜子比较你的过去，照出你年轻时的一张老照片来，莉娜可是当着他的面夸他年轻的，一面还抚摸着他，阿奇西普，请再给我递杯水，咱们睡吧；就是她，一切都是她起的头，实在是荒唐至极，最后，在互相抚摸喃喃低语中，他们都进入了梦乡，小母熊的头发在他脸上拂来拂去的，好像她身上有种什么东西想把一切都擦拭干净，让他醒来的时候变回原来的马尔塞洛，他醒来的时候已经九点了，莉娜坐在沙发上梳头，嘴里还哼着什么曲子，她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再次上路，再次经历风雨。他们没太多交谈，早餐吃得很简单、很快，那天出了太阳，在开出金德贝格很远之后，他们停下来喝了杯咖啡，莉娜要了四块方糖，她一脸无辜，心不在焉的，满满都是超凡脱俗的幸福感，那就是说你是知道的，你别生气，告诉我你不会生气，你当然不会生气的，随便说点什么都行，比方说你需要点什么，话已经到了嘴边，就像那几张钞票等候着被抽出钱包派上用处，被他及时打住了。不等他把话说出口，莉娜的一只小手怯生生地放进了他的手中，刘海遮住了她的双眼，最后她问他能不能再跟他走上一小段，哪怕不同路也没关系，能有什么关系呢，和他再多待一小会儿，因为在他身边的感觉真好，这么好的太阳，能多待一会儿多好呀，找个林子，咱们睡上一小觉，我给你看看那张唱片，还有那几张画，如果你愿意的话，待到晚上也行，她觉得他会答应的，他会愿意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他说不，然而，他慢慢地抽开了手，对她说不行，最好别这样，这里是一个宽阔的十字路口，你在这儿很容易找到车的，小母熊仿佛突然被什么击中，变得疏离、顺从起来，埋下头去，吃掉方糖，又看着他付了款，他站起身来，帮她取来背包，在她头发上吻了吻，转身离去，一阵狂怒的换挡之后，在她眼前消失了，五十，八十，一百一，预制件经纪人的前方一路畅通，这条路上没有哥本哈根，只有路边壕沟里朽烂了的帆船，有薪资越来越高的职位，有红宝石咖啡馆里听见的港口汩汩的水声，转弯的地方会有棵孤零零的芭蕉树的影子，还有那棵树干，他以一百六十的速度迎头嵌了进去，脸深深埋进了方向盘里，就像莉娜把脸埋下去一样，小母熊吃糖的时候，总是这样把脸深深地埋下去的。

[1]在西班牙语中，第二人称单数“你”是tú，但在阿根廷用vos指称“你”。

塞韦罗的阶段

纪念蕾梅蒂奥斯·巴洛

一切仿佛静止了，被冻结在自己那一瞬的行动、气味和形状之中，随即又因一阵阵烟雾和夹杂在抽烟与饮酒间的低语声，改变了模样。贝贝·佩索阿已经在圣伊西德罗的赛马场下了三份注，塞韦罗的妹妹在一块手绢的四角缝了四个硬币，准备等塞韦罗睡着的时候能派上用场。我们人还不算很多，可房子突然显得有点小，一句话和下一句话之间常常会有两三秒钟的停顿，仿佛有个透明的立方体悬在它们之间。在这样的时刻一定会有些人和我一样，觉得这一切虽说都很必要，还是使我们很替塞韦罗、替塞韦罗的老婆和这么多年的至交好友伤心。

我们是大约夜里十一点钟一起到的，伊格纳西奥、贝贝·佩索阿还有我弟弟卡洛斯。我们算是家人吧，特别是伊格纳西奥，他和塞韦罗就在一个办公室上班，进门的时候大家都没太注意我们。塞韦罗的大儿子请我们进到卧室里去，但伊格纳西奥说我们想先在餐厅里待一会儿。屋子里到处都是人，亲朋好友都不想打搅别人，要么在角落里找个地方坐下来，要么在餐桌或是餐边柜旁聚聚，聊聊天，互相打个照面。每过一会儿，塞韦罗的儿女或者妹妹就会送来咖啡或是烈酒，每到这时，大家便都静止下来，仿佛被冻结在自己那一瞬的行动中，记忆中总是会响起那句蠢话：“天使经过了。”可接下来，尽管我会发表几句评论，说那个黑小子阿科斯塔在巴勒莫赛马场连胜两轮，伊格纳西奥也会去摸摸塞韦罗的小儿子鸡冠式的头发，我们都感觉得到，说到底，那种静止还在继续，大家好像都在等候着什么，也许是等候已经发生的事情吧，至于到底会发生什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也有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此刻的我们都十分清醒，每过一会儿，虽然我们都不情愿去听，却总能听见塞韦罗老婆的阵阵哭声，那哭声从客厅一个角落传来，怯生生的，有几位至亲在那里陪伴着她。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人们会忘了时间，或者按照贝贝·佩索阿笑着说的，恰恰相反，是时间忘了人们，可没过一会儿塞韦罗的弟弟过来告诉我们说，马上就到出汗的阶段了，我们纷纷把烟头掐灭，一拥而入，进到卧室里。卧室的确能容得下我们这么多人，因为除了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所有的家具都已经被撤出去了。塞韦罗背后垫了几个枕头，坐在床上，床尾放着一条蓝哔叽布床罩和一条天蓝色的毛巾。这里完全不需要保持肃静，塞韦罗的兄弟们满脸热情地（他们可真是些好人）邀请我们到床跟前来，塞韦罗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方，我们围在他的身旁。他最小的儿子，才那么点儿大，也在床边，睡眼惺忪地看着他的父亲。

出汗阶段比较麻烦，因为一直要换床单换睡衣，有时候甚至连枕头都湿透了，死沉死沉的。据伊格纳西奥说，塞韦罗和别人不一样，换作别人早就烦躁得不行了。但塞韦罗一动不动，看也没看我们一眼，顷刻间，汗水就布满了他的脸庞和双手，膝盖那里也显出两大团暗暗的阴影，尽管他的妹妹随时替他擦去脸颊上的汗珠，汗还是不断冒出来，落在床单上。

“这还算是好的了，”伊格纳西奥已经移到了门旁，“他要一动弹的话更糟糕，会和床单粘在一起的，那可就麻烦了。”

“爸爸性子很平和，”说这话的是他的大儿子，“他不是那种会劳烦别人的人。”

“马上就完。”塞韦罗的老婆走了进来，带着件干净睡衣和一套床单。我想，此刻大家一定都对她心怀无上的敬意，因为刚才她还在那里哭泣，现在却能过来照顾她的丈夫，而且她脸上只有安宁、镇静，甚至是活力。我猜想一定是有几位亲戚给塞韦罗说了不少打气的话，这时我已经回到门厅里了，他的小女儿给我端来一杯咖啡。我本来想对她说几句话，给她宽宽心，但这时有旁的人进来了，小曼努埃拉有点儿腼腆，她大概以为我对她有什么意图，我还是别让她有这种念头为好。贝贝·佩索阿可不像我，他在人群间东窜西跑，如入无人之境，现在，他、伊格纳西奥还有塞韦罗的弟弟，和几个表姐妹还有表姐妹的女友结成了一团，在讨论要不要煮上一杯苦苦的马黛茶，这会儿给塞韦罗灌下去，肯定对他大有好处，因为他吃了烤肉，在肚子里不好消化。可到后来什么也没做成，因为我们再次陷入了那种行动冻结的静止时刻（我还是要说，虽然什么变化都没有，我们还是在那里聊着天，挥舞着手臂，不过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总得提一提吧，给它找个理由，或是起个名字）。塞韦罗的弟弟提着一盏乙炔灯走了过来，他在门口对我们预告，蹦跳阶段马上就要开始了。伊格纳西奥一口喝完杯中的咖啡，说今天夜里的时间好像更匆忙了。他们几个人围在床跟前，和塞韦罗的老婆还有小儿子在一起，小儿子在笑，因为塞韦罗的右手晃来晃去的，活像个节拍器。他老婆已经给他换上一件白颜色的睡衣，床上重新铺得整整齐齐。我们闻到了古龙水的香味，贝贝冲着小曼努埃拉露出了夸奖的表情，洒古龙水肯定是她的主意。塞韦罗第一次蹦起来，落下来坐在床沿，看着他的妹妹，妹妹正微笑着给他鼓劲，只是笑得有点儿傻，有点儿装。有必要吗，我想，我情愿看到每件事情都不掺假；对塞韦罗来说，他妹妹给不给他鼓劲有什么区别吗。蹦跳一次接着一次，很有节奏感：有时落下来坐在床边，有时坐在床头，有时坐到床的另一边，有时站立在床中央，有时又落在地下，落在伊格纳西奥和贝贝之间，落下来蹲在他老婆和他弟弟中间，还有几次坐到了门口的角落里，站在卧室的中央，反正总是落在两个朋友或者两个家人中间，正好落在空当里，其他人一动不动，只是用目光跟着他，看他坐在床边，站在床头，蹲在床中央，跪在床边，立在伊格纳西奥和小曼努埃拉之间，跪在他的小儿子和我之间，坐在床前。等到塞韦罗的老婆宣布蹦跳阶段结束，大家七嘴八舌地向塞韦罗表示祝贺，他自己反倒跟没事人似的。我记不起来最后是谁陪他回到床边去的，因为我们一刻都没耽搁，一面议论着这个阶段，一面出去解解渴，我和贝贝走到院子里，呼吸一点夜间的新鲜空气，一口气吹了两瓶啤酒。

我记得接下来那个阶段有了些变数，因为照伊格纳西奥的说法，应该是钟表阶段了，可这时我们听见从客厅那里又传来了他老婆的哭声，他大儿子几乎立刻就来到我们面前，告诉我们虫子已经飞进去了。我和贝贝还有伊格纳西奥用吃惊的目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变数向来是不能避免的，贝贝只是按照先前的惯例说出了这些阶段都有个什么样的顺序。按照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这谁都不会喜欢，可是，再一次走进房门的时候，我们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塞韦罗床边围成一圈，他的家人觉得把床放在卧室中间更合适一些。

最后进来的是塞韦罗的弟弟，手里提了一盏乙炔灯。他关上了天花板上的吊灯，把床头柜挪到床尾。他把乙炔灯放到床头柜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看着塞韦罗在枕头间支起身子，看上去不像是刚经历过前面几个阶段的疲惫光景。虫子从门口飞进来，原来歇在墙壁上或天花板上的虫子和新进来的合到一起，围着乙炔灯上下盘旋飞舞。塞韦罗眼睛睁得老大，盯住那越来越庞大的灰色旋风，眼睛一眨不眨，仿佛集中起了全身的气力。一只小飞虫（个头特别大，我感觉这应该是一只大飞蛾，可在这个阶段我们只说是小飞虫，没人会去为它正名）离开了小飞虫群，直冲着塞韦罗脸上飞去；它落在了塞韦罗右边脸颊上，塞韦罗闭了闭眼睛。小飞虫一只接一只地离开了灯，在塞韦罗身边盘旋，落在他头发上、嘴边、脑门上，把他变成一个簌簌抖动的巨大面具，面具上唯有一双眼睛还属于他自己，死死盯住那盏乙炔灯，那里还有一只小飞虫转来转去想找到一个口子飞进去。我感觉伊格纳西奥的手指死死掐住了我的手臂，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早已抖作一团，一只手紧紧抠着贝贝的肩膀。不知谁发出了一声呻吟，是个女人，可能是小曼努埃拉吧，她的自制力比别人要差一些，就在这时，最后一只小飞虫也飞到了塞韦罗脸上，迅速消失在那灰蒙蒙的一群当中。所有人都发出一声尖叫，互相拥抱，互相拍打肩膀，这时塞韦罗的弟弟飞跑过去，打开了天花板上的吊灯；小飞虫结成一团云雾，笨头笨脑地向外飞去，塞韦罗的脸这才恢复了原状，他还死盯着那盏没了用处的乙炔灯，小心翼翼地动了动嘴唇，好像是怕嘴唇上那层银白色的粉末把自己毒死。

我没在里面待着，因为他们要给塞韦罗擦洗擦洗，而且有人已经说起了厨房里有一瓶果渣酒，此外，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又回归正常（就用这种说法吧），总是怪怪的，会转移大家的注意力，甚至是能骗人。伊格纳西奥是个地里鬼，没有他不知道的地方，我跟在他身后，和贝贝还有塞韦罗的大儿子一起找到了那瓶酒。我弟弟卡洛斯在一条长凳上坐着，低头抽烟，喘着粗气；我给他带了一杯过去，他一饮而尽。贝贝·佩索阿坚持让小曼努埃拉也喝上一口，为此甚至答应带她去看电影看比赛；我一口接一口地喝着果渣酒，脑子里什么也不去想，直到最后实在喝不下了，才想起来去找伊格纳西奥，他抄着手，好像是在等我。

“要是刚才那最后一只小飞虫选择的是……”我说。

伊格纳西奥慢慢摇了摇头。自然，这话本不该问的，至少在那个时候不该问。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弄清楚了，但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有一个巨大的空洞，像一个空空的墓穴，在记忆的某个角落里慢慢地搏动，还有水珠在一滴一滴渗出来。伊格纳西奥摇摇头（远远地我似乎看见贝贝·佩索阿也在摇头，还有小曼努埃拉，她殷切地盯着我们，因为太腼腆了，才没有一起做出否定的表示），大家的判断力都停滞了，不愿意继续往下想；在绝对的现实世界里，事情就是这样，停留在它们正在发生的现在。这就是说，我们还可以继续，塞韦罗的老婆到厨房里来告诉我们，塞韦罗下面就该报数了。我们都放下还半满的酒杯，急匆匆赶了过去，小曼努埃拉走在贝贝和我中间，伊格纳西奥在后面，和我弟弟卡洛斯走在一起，卡洛斯不管到哪里去永远都是最后一个到。

卧室里亲戚们挤成一团，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一进去（那乙炔灯在地上点着，就在床旁边，可电灯还亮着），只见塞韦罗站起身来，双手插在睡衣口袋里，看看他的大儿子，说了声：“六。”看看他老婆：“二十。”再看看伊格纳西奥：“二十三。”语气很平静，中气十足，一点都不着急。对他妹妹他说的是“十六”，对他小儿子说的“二十八”，他对其他的亲戚说的几乎都是些大数字，直到轮到我的时候，他说了个“二”，我能感觉到贝贝斜了我一眼，嘴唇闭得紧紧的，等待他自己的数。可塞韦罗却对其他的亲戚朋友报开了数，几乎都是些比五大的数字，而且从不重复。差不多到了最后，他才对贝贝说：“十四。”贝贝张开嘴，浑身颤抖，就像有一阵狂风从他眼前刮过。他搓了搓手，又有点不好意思，便把手插进了裤子口袋里。正在这时，塞韦罗说出了“一”，对象是个红脸膛的妇女，可能是个独自前来的远亲吧，她这一晚上几乎没跟人说过话。伊格纳西奥和贝贝猛地对视了一眼，小曼努埃拉靠在门框上，好像在发抖，她在克制着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其他人已经不去关心数字了，塞韦罗还在自说自话，可大家已经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连小曼努埃拉都缓了过来，往前走了两步，她的数字是九。这时已经没人再去管这些数字，最后剩下的两个数字是二十四和十二，分别落在了一个亲戚和我弟弟卡洛斯头上。塞韦罗自己好像也无所谓了，他向后退去，被他老婆挡住了，他的双眼闭得紧紧的，就像是对这事没了一丁点儿兴趣，或压根儿就不记得了。

“这当然就是在耗时间，”走出卧室时伊格纳西奥这样对我说，“数字本身什么都说明不了。”

“你这样觉得吗？”我把贝贝递过来的酒一饮而尽，问他。

“当然了，朋友，”伊格纳西奥答道，“你想，从一到二，可能要过多少年呀，十，二十，还可能更多。”

“没错。”贝贝表示支持，“我要是你的话，就不会在意这个。”

我想，我又没向他要酒喝，他主动给我端来了一杯，恐怕他是不愿意带着一大堆人一起到厨房里去。轮到他头上的是十四，伊格纳西奥是二十三。

“更别说还有钟表的阶段呢。”我弟弟卡洛斯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边，把手搭在我肩上，“这个事儿也不太好懂，可能是有它的道理吧。要是轮到你的时候要把表往回拨……”

“那就多得点儿好处呗。”贝贝说着，从我手上接过了空杯子，仿佛是怕我把杯子掉在地下打了。

我们待着的门厅就在卧室旁边，所以当塞韦罗的大儿子过来告诉我们钟表阶段开始了，我们第一批走了进去。塞韦罗的脸仿佛一下子瘦了一圈，可那是因为他老婆刚给他梳了头，加上一股古龙水的气味，这玩意儿能给人增加点信心。我弟弟、伊格纳西奥和贝贝围在我身边，似乎是想给我壮壮胆，相反却没人去管那个中了一号头彩的女亲戚，她站在床尾那边，脸红得不能再红了，嘴巴和眼皮都抖个不停。塞韦罗看也没看她一眼，径直对小儿子说走过来点儿，小家伙没听懂是什么意思，傻笑起来，还是他妈妈一把抓起他的胳膊，摘下了他的手表。我们都明白这只不过是个象征性的动作，只要把表的指针拨快一点或是拨慢一点就行，不用管几点几分，因为走出房间我们都会把表再拨回去的。已经有好几位的手表被拨快或被拨慢了，塞韦罗机械地发布着指令，并不在意。轮到我的是把表拨慢，我弟弟又一次用手指掐住我的肩膀，这一回我倒是对他心存感激，我想的和贝贝一样，说不定可以多得点儿好处，可话说回来，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的。那个赤红脸膛的女亲戚也是要把表拨慢，那可怜的女人擦去感激的泪水，这泪水说到底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她跑到院子里，躲在一盆盆花木之间，精神几近崩溃。接下来我们听见从厨房那里再一次传来了干杯的声音，还有伊格纳西奥和我弟弟互相祝贺的说话声。

“马上就要开始睡眠阶段了。”小曼努埃拉对我们说道，“妈妈让大家早做准备。”

其实也没什么可准备的，我们把脚步放得慢慢的，回到卧室，一夜下来大家都累得够呛。天快要亮了，这天是个工作日，九点或九点半我们大家还都得去上班。天气突然变得更冷，院子里的寒风顺着门厅吹进屋里，然而卧室里的灯光和人群多少驱走了点寒意，听不见说话的声音，人们只是交换着眼神，错腾着地方，把香烟掐灭，在床边围成一圈。塞韦罗的老婆本来坐在床上整理着枕头，这时突然站在了床头，塞韦罗眼睛看着上方，根本没理会我们，只是眼皮眨也不眨地盯住亮着的吊灯，双手按在肚子上。他一动不动，对周围完全无动于衷，只是眼皮一眨不眨地盯住亮着的吊灯。这时小曼努埃拉走到床边，我们都看见她手上捏了条手绢，手绢四个角上都缝着一枚硬币。除了等候，没什么可做的，屋里空气不流通，热乎乎的，我们都快出汗了，大家心里都充满感激之情，感激这古龙水的香气，思忖着再过一会儿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这所房子，在大街上聊聊天抽抽烟，发发议论——当然也可能不去议论——这天夜里的事，多半不会去议论，可烟是一定要抽的，然后各自消失在一个又一个的街角。当塞韦罗眼皮慢慢垂下来，不再去看亮着的吊灯的时候，我感到一个闷声闷气的呼吸声在我耳边响起，那是贝贝·佩索阿。变化突然发生了，大家都松弛下来，像是我们共有一个躯体，上面数也数不清的脚和手还有头突然一起放松下来，知道事情该结束了，塞韦罗已经进入睡眠阶段了。小曼努埃拉朝着她父亲俯下身去，用手绢盖住她父亲的脸，把手绢四个角都理得顺顺的，自自然然的，既不起褶子又盖得严实，她的神情正对应了我们大家压抑在心头的那声叹息，那块手绢把我们大家严严实实地盖了起来。

“现在他该睡觉了，”塞韦罗的老婆说，“你们瞧，他已经睡着了。”

塞韦罗的兄弟姐妹都在嘴唇前竖起一根手指，但其实根本没这个必要，谁都没想说话，我们纷纷踮起脚尖挪动起来，一个挨一个地走了出去，没发出一点声响。有几位还朝后张望着，看看塞韦罗脸上蒙的手绢，仿佛要确认一下塞韦罗是真的睡着了。我的右手碰到了一簇硬硬的头发，那是塞韦罗的小儿子，刚才一直有个亲戚领着他，防止他乱说乱动，这会儿他来到了我的身旁，觉得踮起脚尖走路挺好玩的，他从下往上看着我，双眼里满是疑惑和疲倦。我摸了摸他的下巴，又摸了摸他的脸，搂着他走到门厅，走到院子里，我身旁是伊格纳西奥和贝贝，他们已经把烟盒取了出来。天空灰蒙蒙的，远方一块洼地里，一只公鸡在啼鸣，我们终于回归到各自的生活，在这一片灰蒙蒙和寒气中，有我们的未来，我们那无限美好的未来。我猜想是塞韦罗的老婆和小曼努埃拉（说不定还会有他的兄弟姐妹和他的大儿子）留在屋里照看塞韦罗的睡眠，可我们几个已经穿过厨房，出了院子，朝大街走去。

“你们不再玩会儿吗？”塞韦罗的儿子问我，他已经困得站都站不稳了，可还像所有小家伙一样固执得不行。

“不了，现在该去睡觉了，”我对他说，“你妈妈会叫你去睡觉的。进屋去吧，外头冷。”

“刚才是一场游戏，对不对，胡里奥？”

“你说得对，小伙子，是一场游戏。快去睡觉，立刻马上。”

我和伊格纳西奥、贝贝还有我弟弟一起，走到第一个街口。我们没多说话，只是又点燃了一根烟。其他人都走远了，有几个还站在屋门前，互相打听着怎么去坐有轨电车或者出租车。我们都很熟悉这片街区，还可以一起再走几条街，然后，贝贝和我弟弟会向左拐，伊格纳西奥还得再走上几个街区，而我会上楼回到我的房间，煮上一壶马黛茶，反正也没多少时间了，不值得躺下睡上一觉，最好换上拖鞋，抽根烟，再喝喝马黛茶，像这样做些有益的事。

小黑猫的喉咙

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可不管怎么说，以前总是由卢乔主动出击的。他会趁着地铁拐弯时的晃动，有意无意地用手蹭蹭某个他看上眼的金发或者红发女郎的手，于是有了反应，然后便是握一握这手，再用一根手指勾住一小会儿，趁对方还没有表露出恼火或是愤慨的神情。一切都要视各种情况而定，有几次结局还不错，他溜之大吉，其余的时候，他进入游戏之中，就像一个接一个的车站进入车窗里。然而这天下午的情况大不相同。首先，卢乔已经冻得半死，头发上满是雪；到了站台上，雪开始融化，围巾里能感觉到冰冷的水滴在往下流。他是在巴克大街站上的地铁，那时他什么也没多想，一个躯体被其他那么多躯体紧紧地挨着，心想再过一会儿就会有火炉，会有一杯白兰地，还可以看看报纸，然后去上七点半到九点的德语课。一切都是老样子，除了横杆上那只小小的黑手套，在那么一大堆手、胳膊肘还有棉衣之间，有一只小小的黑手套紧紧握着金属横杆。他戴了副咖啡色的手套，已经湿透了，紧紧抓住横杆，为的是不要撞到那位带了好几件行李的太太和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女孩身上。突然间，他感觉到有一只小小的手指像骑马一样骑上了他的手套，这只手是从一件穿旧了的兔皮大衣的袖筒里伸出来的。那是个混血女孩，看上去很年轻，两眼盯住地面，一副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样子。人挤人，挤成了铁板一块，一下接一下，晃来晃去；卢乔觉得事出意外，但也挺好玩的，他松了松手，没去回应，他想那女孩一定是没留神，没觉察到自己的手指骑上了一匹安安静静的、湿漉漉的马。要是身边能有点儿空地方，他很想把口袋里的报纸抽出来，读一读上面的大标题，最近那些有关比亚法拉[1]、以色列和拉普拉塔大学生的消息，可报纸在右边口袋里，要想把它抽出来，得把手从横杆上松开才行，这样一来拐弯的时候他就会失去支撑，所以最好还是站稳，在外套和行李中间勉强撑出一个空间，别让那小女孩哭得更伤心，也别让那当妈的用收税官似的口吻说话。

他几乎没往混血女孩那里看一眼。他猜想着外套风帽下面她的卷发应该是什么模样，甚至在心里评论着，车厢里这么热，她本可以把那风帽掀到脑袋后面去。正在这时，他觉得一根手指触动了一下他的手套，紧接着，两根手指翻身爬上了这匹湿漉漉的马。快到蒙帕纳斯站的时候列车拐了个弯，一下子把女孩甩到卢乔身上，她的手从马身上滑了下去，又抓紧了横杆，那只小手，在这匹大马面前显得楚楚可怜，大马仿佛受到了刺激，远远的，湿漉漉的，伸出两根手指做成一张嘴的模样，但并没有什么压迫感，甚至还有点开心。女孩似乎突然有所察觉（其实她先前那心不在焉的样子也有点像是突然装出来的），把手稍稍移开，从风帽暗暗的深处瞟了卢乔一眼，又看了看自己的手，好像不以为然，又像在估量有教养的人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在蒙帕纳斯—比耶维纽站下车的人很多，卢乔现在完全可以把报纸抽出来了，仿佛一匹马在嘶叫，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带着一种嘲弄的专注，研究起那只戴着手套的小手来。他没去看那女孩，女孩这时已经把目光垂下，看着自己的一双鞋子，现在那双鞋在脏兮兮的地面上已经能分辨得很清晰了。车里空了许多，那个爱哭的小女孩还有身边好多人都在法居耶站下了车。列车启动时剧烈地一晃，两只手套在横杆上都猛地一紧，隔开着，各用各的劲，可自从列车停在巴斯德站的时候，卢乔的手指就开始向黑手套那里摸索过去，黑手套没有像上次那样退缩，而是好像在横杆上放松下来，于是，先是两根手指，接着是三根，最后卢乔整只手都轻轻柔柔地压了上去，似握非握的。车厢里几乎空了，志愿者站，车厢门打开了，女孩没有抬起头，单脚着地，慢慢转过身子，和卢乔面对面站着。车行到志愿者站和沃吉拉站中间的时候晃动得厉害，女孩这才看了他一眼，风帽的暗影里一双大眼睛专注而严厉，仿佛等待着什么，没有一丝微笑，却也没有丝毫责难，只有无穷无尽的等待，卢乔感到隐隐的不安。

“每回都是这样。”女孩开了口，“真拿它没办法。”

“哦。”卢乔答道，他加入到这场游戏之中，可又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这游戏为什么一点也不好玩，为什么自己不觉得这是一场游戏，可它又不可能是别的，没道理去想象它不是游戏还能是什么。

“真的没有一点办法。”女孩又重复了一遍，“她们不理解，或者根本就不想理解，算了吧，真的是没有一点办法。”

她在对着手套说话，好像在看着卢乔，其实是视而不见，那只小小的黑手套被棕色大手套包在下面，几乎看不见。

“我深有同感。”卢乔说，“它不可救药，真的。”

“那不一样的。”女孩说道。

“一样的，您看见了。”

“不说这事儿了。”说着，她垂下了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当然，游戏就是这样的，可为什么一点也不好玩，为什么自己不觉得这是一场游戏呢，但它又不可能是别的，没道理去想象它不是游戏还能是什么。

“那就是它们的错吧。”卢乔说着挪动了一下手，强调这是个复数，指的是他们两个人，仿佛想在那根横杆上把犯错的人揪出来，横杆上两只手都戴着手套，静静的，隔得远远的，老老实实的。

“不一样的。”女孩又说道，“在您看来都一样，可是真的大不一样。”

“就算不一样吧，可总要有一个人先开始。”

“这倒不假，是要有一个人先开始。”

游戏就是这样的，只要遵照这些规则玩下去，别去想入非非，觉得会有某种真相或者绝望。为什么要干这种傻事，不如顺水推舟游戏下去吧。

“您说的有道理，”卢乔说道，“当时就该做点什么的，不该由着它们的性子来。”

“没用的。”女孩说。

“是这样的，只不过是稍微没注意，您瞧瞧。”

“没错，”她答道，“哪怕您这句话只是开玩笑说说。”

“不不，我这话是认真的，和您一样认真。”

棕色手套凑过去蹭了蹭一动不动的小黑手套，用一根手指勾住黑手套细细的腰，随即又松开，滑到横杆的一端，看着它，期待着什么。女孩头垂得更低了，卢乔又一次问自己，为什么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玩之处，可是现在别无选择，只能继续玩下去。

“要是您是认真的，”车厢里空荡荡的，女孩说这话时并没有对着他，她没对着任何人，“真是认真的话，那还差不多。”

“我是认真的。”卢乔说，“而且确实没什么好办法对付它们。”

女孩仿佛大梦初醒，直视着他。列车驶进了国民公会站。

“别人是不会明白的。”女孩说，“换做是个男的，别人马上就会觉得他……”

粗俗。这是自然。另外也该抓紧时间，只剩下三站了。

“可如果是个女的，还要更坏。”女孩继续说了下去，“我以前也遇到过的，所以一上车我就一直防着它们，可是您也看见了。”

“那是自然，”卢乔表示同意，“再自然不过了，总会有那么一小会儿，您一走神，它们顺着竿儿就爬上来了。”

“您别老从您那方面讲。”女孩说，“不一样的。对不起，是我的错。我该在柯朗丹·赛尔通站下车了。”

“肯定是您的错。”卢乔开了个玩笑，“我在沃吉拉站就该下车的，是您让我坐过两站了。”

列车一拐弯，他们俩都被甩到车门上，两人的手齐刷刷滑向横杆一端，贴在了一起。女孩还在说个不停，傻乎乎地请求他原谅；卢乔又一次感到黑手套里的手指骑上了、缠住了他的手。然后，女孩松开他，含含糊糊说了声再见，卢乔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在站台上追上她，跑到她的身边，寻找那只缩在袖子里漫无目的地乱摆的手，一把抓住。

“别。”女孩说，“别这样。让我自己走。”

“当然让你自己走。”卢乔的手并没有松开，“但是现在我不能让你就这样走掉。我们本来可以在地铁上多聊一会儿的……”

“为什么呢？多聊一会儿有什么意义吗？”

“多聊一会儿兴许我们就能找到什么办法。我是说，对付的办法。”

“可您一点都不明白，”她说，“您以为……”

“天知道我是怎么以为的。”卢乔实心实意地说，“天知道街角那家咖啡馆有没有好咖啡，或者街角有没有咖啡馆。这一带我可真是不熟。”

“咖啡馆真的有一家。”她说，“可咖啡不怎么样。”

“您笑了。您可别说您没有。”

“我是笑了。可这家的咖啡真的不怎么样。”

“但是街角那儿的确有家咖啡馆。”

“有是有。”她回答时冲着他微微一笑，“是有家咖啡馆，可咖啡煮得不怎么样，您又确定我是……”

“我什么都不确定。”这倒是大实话。

“谢谢。”女孩出人意料地说。她大口喘着气，仿佛爬台阶爬得太累了，卢乔觉得她在发抖，然而他又一次感觉到了那只小巧、温暖、无助、心不在焉的黑手套，又一次在自己的手中感觉到它的活力，它在扭动、攥紧、蜷缩、蠕动，就这样舒舒服服，暖暖和和，高高兴兴，爱抚着，小小的黑手套呀，里面手指头也没闲着，二、三、四、五、然后又是一，手指寻觅着手指，手套紧挨着手套，棕色包裹着黑色，手指交叉着手指，一，一和三之间，二，二和四之间。没什么办法，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就在他们的膝旁。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全都一样，毫无办法，事情在那里发生了，并不是卢乔在把玩伸进他手掌中的那只手，是那只手自己在扭曲、蠕动，甚至也不是那个女孩，这时她已经走到了台阶顶上，大口喘着气，迎着小雨高高扬起了脸，好像是要把地铁走道里浑浊闷热的空气冲洗干净。

“我就住在那里，”女孩指了指街对面一群一模一样的楼房中无数窗户中的一扇，“我们可以冲一杯雀巢咖啡，比到酒吧好，我是这么觉得的。”

“哦，当然好了。”卢乔说，现在是他在用手指一点一点捏住了那只手套，就像捏住了一只小黑猫的喉咙。房间挺大，也挺暖和，摆了盆杜鹃花，有落地灯，还有妮娜·西蒙的唱片和一张乱七八糟的床，女孩很不好意思地三下两下把床重新铺平。窗户那边有张桌子，卢乔帮她放好了杯盏和小勺，他们冲了甜甜的浓咖啡，她叫蒂娜，他也告诉了她，他叫卢乔。蒂娜兴致勃勃，很放松的样子，谈起了马提尼克岛，谈起了妮娜·西蒙。她穿着一条单色红裙子，短短的，很合身，她看上去也就刚刚到可以谈婚论嫁的年龄，在一家公证处上班，脚踝那里骨折了，虽然很疼，可你想想看，二月里到上萨瓦省去滑雪，唉。她两次停下来看着他，说话的口气和在地铁上扶着横杆时差不多，可卢乔只是说了句玩笑话，下定决心到此为止，再坚持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与此同时，他又考虑到蒂娜会难受的，现在立刻就让这场喜剧落幕，好像这件事情连起码的意义都不再有，蒂娜会难受。第三次，这一次蒂娜俯下身子往他的杯子里续开水，嘴里又嘟囔着不是她的错，这种事每过一段时间总会发生一次，而且他现在也看见了，事情真的很不一样。热水、小勺子，还有她顺从的表情，卢乔好像明白了，可究竟明白了什么，天知道，他是一下子恍然大悟的，这可不一样，大不一样，那横杆自有它的用处，这游戏其实不是一场游戏，脚踝骨折还有滑雪什么的，都见鬼去吧，重要的是蒂娜现在又一次开口说话了，他不能打断，不能打岔，只能让她去讲，感受她，在心中期待她，越是荒唐越是相信她，除非他仅仅是为了蒂娜，为了她那忧伤的面孔，为了她那能消除一切胡思乱想的小小乳房，直说吧，就是为了蒂娜。也许有一天我会被关起来，蒂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一点儿没有夸张的意思，好像只是在陈述一种看法，您要明白，这种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您是您，可别的时候。别的时候又怎么啦。别的时候就会有人说脏话，还有人用手摸你的屁股，立刻上床睡觉，丫头，还磨蹭什么呢。可那样的话。哪样。可那样的话，蒂娜。

“我还以为您已经明白了。”蒂娜阴沉着脸说道，“就是我跟您说有一天我会给关起来的时候。”

“您说的都是傻话。可我一开始……”

“我知道。您怎么一开始没想到呢。一开始谁都会犯错误的，这太自然了。再自然不过了。我给关起来也是很自然的。”

“不对，蒂娜。”

“就对，见鬼。对不起。就是对的。这样总还是好一些，比那些时候好。变态。臭婊子。鸡。我都不知道听见多少回了。总比那样要强一些。要不然我也可以找把斧子，砍肉的那种，把那些人一下砍翻。可我没有斧子。”蒂娜说这话的时候冲他微微一笑，仿佛再一次请他原谅，她样子怪怪的，半躺半靠在圈椅上，又累又困，一点点溜下去，短裙越掀越高，她已经忘掉了自己，眼睛里只有他们拿起杯子，倒上咖啡，顺从却又虚伪，像不知多少回的变态、臭婊子、鸡。

“别说傻话。”卢乔翻过来覆过去总是同一句话，他有点不知所措，希望，不信任，庇护，他分不清，“我现在知道了这不正常，得找到原因才行，得去找找。不管怎么样干吗要走极端呢。我指的是被关起来或者找把斧头。”

“谁知道呢，”她说，“说不定就是要走走极端，走到底。说不定这是唯一的出路。”

“极端是哪端？”卢乔问道，他也累了，“底又在哪儿呢？”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害怕。要是别人这么和我说话，我也会烦的，可是总有些日子。有些日子，还有些夜里。”

“啊。”卢乔说着把火柴凑到香烟旁边，“当然，夜里也会这样。”

“是的。”

“但您一人独处的时候就不会吧。”

“一人独处的时候也会的。”

“啊，您一人独处的时候也会。”

“真的，请您理解我。”

“没事。”卢乔啜了口咖啡，说道，“挺好，烫烫的。像这样的日子里，我们就需要这个。”

“谢谢。”女孩的回应异常简单。卢乔看了看她，因为他本没有向她表示感谢的意思，他只是感到这次小憩终于得到了补偿，那横杆终于到头了。

“这不算坏事，也不让人难受。”蒂娜说话的语气像是在猜测着什么，“您要是不相信我也无所谓，可对我来说，既不算坏事也不让人难受，第一次的时候。”

“第一次什么？”

“就是这，不算坏事也不让人难受的事。”

“您是指它们开始……”

“对，它们又一次开始，既不算坏事，也不让人难受。”

“以前为了这种事他们抓过您吗？”卢乔把杯子放回小碟子里，动作很慢，有点做作，他稳住自己的手，让杯子不偏不倚正好落在小碟子中央。被传染了，朋友。

“没有，这倒从来没有过，只是……一言难尽。我刚才给您说过的，总有人会想这是故意的，还有人会和您一样。还有些人就怒了，比如那些女人，这时得赶紧一到站就下车，要是在商店里或是咖啡馆里，那只能拔腿就跑。”

“别哭了，”卢乔说，“哭有什么用呢。”

“不是我想哭。”蒂娜说，“多少回了，我从来没跟一个人这样说过。没有人相信我，没有人会相信我的，您也不相信我，不过您人好，不想伤害到我罢了。”

“我现在相信你了。”卢乔说，“两分钟以前我还和其他人一样。别再哭了，也许你该笑一笑。”

“您瞧见了，”说着蒂娜闭上了眼睛，“您瞧见了，没用的。虽然您说了这话，虽然您相信了，还是什么用都没有。您太傻了。”

“你去看过医生吗？”

“去过。你知道的，镇静剂呀，换换空气呀。自己把自己骗上几天，以为……”

“好吧。”卢乔说着给她递去香烟，“你等一等，就这样。看看会发生什么。”

蒂娜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同时用无名指和小拇指刮了一下卢乔的手指，卢乔正伸着胳膊，定定地看着她。手上没了香烟，卢乔垂下手，裹住了那只小小的黝黑的手，用五根手指环绕着它，慢慢地抚摸它，然后松开了那只悬在空中微微颤抖的小手。香烟落在咖啡杯里。蒂娜趴在桌上，摆来摆去，啜泣着，像在呕吐出来似的。卢乔猛地伸出手，捧着她的脸。

“求求你，”卢乔说道，一面端起杯子，“求求你了。别总是这么哭呀哭的，多怪呀。”

“我也不想哭，”蒂娜说，“我不该哭的，可是没办法，你也看见了。”

“把这杯咖啡喝了，对你有好处，还热着呢。我去给自己再冲上一杯，等我一会儿，我去洗洗杯子。”

“不，还是让我去洗吧。”

他们同时站起身来，在桌旁碰到了一起。卢乔把脏杯子放回到桌布上，他们的手臂无力地垂在身旁，唯有嘴唇贴在了一起，卢乔直视着她，蒂娜闭上眼睛，泪珠滚了下来。

“也许，”卢乔低声说道，“也许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干的事，也是我们唯一能干的事，那还等什么。”

“不，不，求求你。”蒂娜一动不动地站立着，依然闭着眼睛，“你不知道……别，最好别这样，别这样。”

卢乔搂住她的双肩，慢慢把她搂进怀里，在嘴边感觉到了她的气息，一种热乎乎的、带点儿咖啡味儿的气息，一个黑皮肤女人的气息。他吻了她的嘴唇，深深地吻了她，探求着她的牙齿和舌头。蒂娜的身体在他的怀抱中瘫软下去，四十分钟前，他的手曾经在地铁座位前的横杆上抚摸过她的手，四十分钟前，一只小小的黑手套曾经骑上一只棕色手套。他感觉得到她稍稍有一点抗拒，嘴里一遍又一遍地拒绝，仿佛在警告什么，但她的身体在顺从，他们俩的身体都在顺从，现在蒂娜的手指沿着卢乔的后背一点一点向上摸索，她的头发迷住了他的双眼，她身上的气息无法用言语形容，他们的身体倒在蓝色的床单上，顺从的手指摸摸索索地解开搭扣，把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执行他和蒂娜的指令，双手和嘴唇顺着肌肤，延伸向大腿、膝盖、肚腹、腰肢，伴随着低声的央告，半推半就向后倒去，瞬息间，从嘴唇到手指，从手指到私处，一股热流传遍他们全身，身体相互配合着交织在一起，陷入忘情的嬉戏。等到他们摸黑点燃香烟的时候（卢乔刚才想去关台灯时，把灯碰到了地上，只听见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蒂娜惊恐地坐起身来，她对黑暗有抵触，她说至少得点上一根蜡烛，下楼去买个灯泡，可他在黑暗中又一次搂住了她，现在他们抽着烟，每抽一口，便借着香烟的火光互相看上一眼，又一次拥吻在一起），外面雨仍在下着，没有尽头，重新暖和起来的房间里，他们赤裸着身体，全身放松，手挨着手，腰挨着腰，头发凌乱着，无休无止地互相抚摸，一次又一次大汗淋漓的触摸使他们感受到彼此，黑暗中能听见的只有幸福的私语。到了某个时候，那些问题总还是要被重新提出来的，只不过它们现在被黑暗吓退，藏在了某个角落，藏在了床底下，可每当卢乔想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她总会扑到他身上，浑身汗淋淋的，用一阵亲吻、用轻轻的撕咬把他的嘴堵得严严实实，又过了好久，他们手里又燃起香烟时，她才说她现在一个人过，没有一个人能跟她在一起待很长时间，没用的，又说得把灯打开，说起下班回家，说从来没有人爱过她，说这是一种病，好像归根结底什么都不重要，又好像什么都很重要，只要那些说过的话能算数，又说好像一切都不会超过一个夜晚，好像她也并不需要什么答案，那种事会从地铁上一根横杆开始，不管怎么，还是先找点光亮吧。

“好像哪儿还有根蜡烛。”她推开他的抚摸，干巴巴地说了句，“现在去买灯泡有点太晚了。你让我去找找看蜡烛在哪儿放着，应该是在哪个抽屉里。把火柴给我。别这么黑咕隆咚地待着。把火柴给我。”

“你先别点蜡烛。”卢乔说，“就这么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挺好的。”

“我不愿意。好是好，可你知道，你知道的。有时候。”

“求求你了，”卢乔在地上摸到了香烟，“刚才我们不是把这些东西都忘了吗……你怎么又提起来了？刚才多好啊，就那样。”

“让我去找蜡烛。”蒂娜坚持道。

“那你就去找吧，无所谓。”说着卢乔把火柴递给了她。火苗在房间里停滞的空气中飘忽着，映出一个只比黑暗稍稍亮一点的躯体，一双亮晶晶的眼睛，还有亮晶晶的指甲，接着又是一片漆黑，再擦亮一根火柴，再一次黑暗，再擦着一根火柴时，她的手猛地一抖，火苗飞向房间深处，熄灭了，一个短促的动作好像要憋得她喘不过气来，一个赤裸的身躯横扑在她的身上，扑得她肋骨生疼，她深深喘了一口气。他把她抱得紧紧的，亲吻她，既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只是想让她平静下来，他低声对她说了些让她放松点儿的话，把她放倒在面前，压在身下，温柔地占有了她，长久以来的困顿疲乏，使他几乎没有多大的欲望，进入的时候他感觉得到她的身体在痉挛，然后又放松下来，舒展开来，这样，这样，对了，这样，这就对了，好了，浪潮退去后，两人重又仰面朝天躺下休息，双眼失神，望着虚空，耳边只听见外面夜雨声，仿佛夜晚的血液在奔流、搏动。雨下个不停，夜晚像母亲的肚腹护佑着他们，使他们忘记了害怕，忘记了地铁上的横杆，忘记了打碎的灯，也忘记了蒂娜扔掉的那根火柴，那根火柴自己耷拉了下来，燃尽了自己，也烫到了蒂娜的手指，几乎算是一场意外事故了，在黑暗中，空间位置是拿捏不准的，人都会变得像孩子一样笨拙，可接下来那根火柴又在手指间熄灭了，笨得像螃蟹一样，蜡烛没点亮，倒把自己给烫着了。蒂娜换了只手，想擦燃最后一根火柴，结果更糟，她还不敢告诉卢乔，这时的卢乔正叼了根脏兮兮的香烟，担心地听着她这边的动静。你没发现它们是在抗拒吗，又来了。什么又来了。就是那个。到底是哪个。没什么，还是得把蜡烛找到。我去找吧，把火柴给我。刚才掉在那边了，就在那个角落里。你别忙活了，等着。别，求求你别去。让我去找吧，我能找到的。那咱们一块儿去找吧，这样好点。不，还是我去吧，我能找到的，告诉我那该死的蜡烛在哪儿。就在那边搁板上，你要是有根火柴兴许就能看得见。什么都看不见的，还是我去吧。他慢慢推开她，解开她围在自己腰间的双手，一点一点爬起身来。下身猛地一阵剧痛，他叫出声来，与其说因为疼，不如说因为出乎意料。他迅速找到了原因，是蒂娜仰面躺在床上，呻吟着，正用拳头攥住它，把它拉向自己，他掰开她的手指，猛地推开了她。他听见蒂娜在叫他，叫他回去，说不会再那样了，说他要是再这样固执下去，责任可就全是他的了。卢乔朝着自己认定的那个角落摸去，在应该是一张桌子的东西那里弯下腰，摸索着想找到火柴，他觉得找到了一根，可那东西太长，可能是根牙签，火柴盒也没在那里，他的双手在那块旧地毯上摸了一遍，又跪下来趴到桌子下面；终于找到一根火柴，接着又找到一根，可就是没找见火柴盒。他趴在地板上，四周好像更黑了，封闭的空间与时间一齐向自己压迫过来。他觉得有谁的手指顺着他的脊背，一直摸到后脑，摸到发际，他猛地跳起身来，推开了蒂娜，蒂娜正冲他尖叫着，说的好像是楼梯间有灯，快把门打开，楼梯间有灯，真是的，他们先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呢，房门在哪儿，就在你面前，不可能，那边是窗户，桌子就在窗户下面，我跟你说了就在那边，你干脆让开吧，咱们俩一起去，我可不想一个人待着，那你放开我，你弄疼我了，我不能，我说了我不能，不放开我就揍你了，别，别，我让你放开我。他撞到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只有他一个人，面前有谁气喘吁吁的，旁边很近很近的地方，还有什么在簌簌发抖。他伸直双臂，向前摸索着，想摸到墙壁，想着房门应该在那个方向。他碰到一个暖和的东西，那东西发出一声尖叫，躲开了；他另一只手扼住了蒂娜的脖子，像扼住了一只手套，扼住了一只小黑猫的脖子，一阵灼热的剧痛袭来，他的面颊和嘴唇撕裂般地疼痛，眼睛也被擦伤了，他纵身向后跃去，想摆脱这一切，松开蒂娜的脖子，仰面朝天跌倒在地毯上，侧起身子爬了几步，心里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有一股热风从他身上吹过，紧接着好多的指甲在他的肚子和胸膛一阵乱抓乱挠，我跟你说过的，我跟你说你找不到的，让你点根蜡烛，现在赶快去找房门，房门。那声音仿佛停在了黑黢黢的空气中某个地方，离他远远的，仿佛打了个嗝，一下子噎住了，他爬了几步，碰到了墙，扶着墙站起身来，摸到一个木框，挂着帘子，又是一个木框，还有插销。一股寒风吹拂在他充血的嘴唇上，他摸索着寻找电灯开关，听见身后传来蒂娜的奔跑声和号叫声，接着是撞在半掩着的门上的声音，她一定是脑门和鼻子撞到了门上。就在按下电灯开关的时候，房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站在对面门口偷听的邻居看了他一眼，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钻了回去，闩上了门。卢乔赤条条地站在楼梯间，骂了那人一句，用手指摸了摸滚烫的面颊，楼梯间冷风刺骨，从一楼有脚步声飞奔上来，开门，快开门，看在上帝的分上把门打开，已经有亮光了，开开门，有亮光了。房间里静悄悄的，好像在期待着什么，一个裹了身紫色睡袍的老女人从楼下往上看，发出一声尖叫，臭不要脸的，都几点钟啦，臭毛病，警察，全都是一路货色，罗杰女士，罗杰女士！“她不会给我开门的，”卢乔在第一级楼梯上坐了下来，擦去嘴唇和眼睛上的血迹，“她一定是撞晕过去了，这会儿正躺在里面地板上，她不会给我开门的，总是这样，冷啊，真冷啊。”他开始敲门，一面倾听着对面房门里的动静，老女人一面往楼下跑一面高声叫着罗杰女士的名字，下面几层楼的人都被吵醒了，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他又等了一会儿，全身赤裸，血迹斑斑的，这家伙是个疯子，罗杰女士，开门蒂娜，把门打开，没关系的，每次都是这样，你先把门打开，刚才不还好好的吗，蒂娜我们本来应该一块儿来找的，你怎么啦，躺在地下，我对你做了什么啦，你怎么就撞在了门上，罗杰女士，你把房门打开我们才能找到办法，你刚才都看见了，一切都那么顺利，我们只要打开电灯一块儿去找，可你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呢，你在哭吗，像只受了伤的猫一样在号叫吗，我听见你的声音了，听见了，我听见罗杰女士来了，还有警察，还有您这个婊子养的，在对门听什么听，开开门吧蒂娜，我们能找到蜡烛，我还得洗一洗，我冷得很，蒂娜，有人拿条毯子过来了，真是标准做法，用条毯子把那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裹起来，我得告诉他们你还在里边躺着呢，让他们再拿条毯子来，把房门砸开，给你擦擦脸，照看你，保护你，因为我已经不可能在那里了，他们会立刻把咱们俩分开，把咱们隔得老远老远的，你还会去寻找谁的手呢，你还能抓挠谁的脸呢，会有好多人把你带走的，会有罗杰女士。

[1]比亚法拉共和国，位于西非，1967年5月成立，至1970年1月灭亡。

有人在周围走动

林叶青/译

光线变换

那几个周四的傍晚，贝尔格拉诺电台的排练结束之后，莱莫斯会给我打电话。我喝着仙山露，他说着关于新剧的计划，我不得不听。我想上街，想永远忘记广播剧，但莱莫斯是热门作家，他支付给我不错的报酬，而我只需要在他的节目里干很少的活，准确地说，是饰演一些让人厌恶的配角。你的声音很适合，莱莫斯和善地说，听众只要听你说话就会讨厌你。你不必背叛任何人，也不必用士的宁毒死你的母亲，只要张开嘴，半个阿根廷就都想把你的灵魂撕碎，用小火慢炖。

但卢西安娜并不想这么做。有一天，在演完《耻辱的玫瑰》之后，我们的男主角豪尔赫·富恩特斯收到了两篮子情书，还有坦迪尔附近一位浪漫多情的女庄园主寄来的一头白色小绵羊；恰好在同一天，矮子马萨交给我一只丁香色信封，是卢西安娜寄来的。我已经习惯了一无所获。去咖啡馆之前，我把信封装进口袋里（在《耻辱的玫瑰》大获成功到《暴风雨中的飞鸟》播出以前，我们可以休息一周），在与华雷斯·塞尔曼和欧里维喝第二杯马丁尼的时候，我想起了信封的颜色，意识到我还没有读那封信。我不想在他们面前把信拆开，因为这些无聊的人喜欢寻找话题，而丁香色信封正是一座金矿。回到公寓以后我才打开信封，至少公寓里的母猫不会注意这种事。我给它倒了牛奶，和它亲热了一会儿。然后，我认识了卢西安娜。

我无须看您的照片，卢西安娜说，我不在乎《共振》杂志和《天线》杂志刊登了密盖斯和豪尔赫·富恩特斯的照片，却从来没有刊登过您的，我不在乎，因为我能听到您的声音。我也不在意别人说您可恶，说您是个坏人，我不在乎您的角色欺骗了所有人，事实完全相反，因为我幻想我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您扮演这些角色的时候备受煎熬，您发挥了您的天赋，但我认为，您并不像密盖斯或拉盖丽塔·贝利那样是本色出演，您本人和《耻辱的玫瑰》里的邪恶王子截然不同。人们厌恶王子，于是也厌恶您，他们弄混了。早在去年，您扮演走私杀人犯瓦西利斯的时候，我、玻莉姨妈和其他人就发现了。今天下午我觉得有些孤单，所以我想把这些事告诉您，或许我不是唯一跟您说起这事的人，不知为何，我想祝福您，想让您知道不管发生什么都有人陪伴您，但是，与此同时，我希望成为唯一一个了解您在角色和声音之外另一面的人，我想真正地了解您，崇拜您，而不是崇拜那个扮演出简单角色的人。就好比莎士比亚的剧作，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当您出演的时候，我更喜欢伊阿古而不是奥赛罗。您不一定非得回复我，我留下我的地址，假如您真的想这么做；但即使您没有回复，我依然很高兴给您写了这封信。

夜晚来临，文字轻盈而流畅，猫在沙发靠枕上玩弄那枚丁香色信封，然后它睡着了。自从布鲁娜头也不回地离开，我的公寓里就没有人做晚饭了，我和猫吃罐头就够了，尤其是我，只要有白兰地和烟斗。在休息的那几天（之后我得扮演《暴风雨中的飞鸟》里的角色），我重读了卢西安娜的信，在这个行当里，一个演员三年才可能收到一封信，但现在我还不想回复她。尊敬的卢西安娜，周五晚上去电影院前我写道，您的话让我很感动，这不是客套。当然不是了，我想象这个女人身材矮小，神情悲伤，有栗色的头发和浅色的眼眸，我回信的时候，这个女人仿佛就坐在那里，我告诉她，她的话让我感动不已。剩下的内容要更常规一些，因为在说完了实话之后，就没什么可以告诉她的了，所有内容正好写满一张纸，两三句表达好感和感激的话语，您的朋友蒂托·巴卡塞尔。不过，附言中还有一句实话：我很高兴您留下了地址，如果无法告诉您我的感受，那该多令人难过。

没人愿意承认这一点：不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无聊。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如此。少年时，我有过许多场情感冒险，空闲时我会挪动钓钩，几乎总会有上钩的鱼儿，但后来布鲁娜出现了，这段感情持续了四年，三十五岁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开始褪色，而且似乎在收缩，至少对于一个独自与猫生活、不太喜欢阅读也不太行走的人来说是如此。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老了，完全相反，确切地说，似乎是其他人和事物本身在衰老，在现出裂痕；因此，我更喜欢在公寓里度过下午，在猫的注视下独自排练《暴风雨中的飞鸟》，为那些不受欢迎的角色复仇，将他们打磨到完美，把他们变成我的角色而不是莱莫斯的，将最简单的台词变成镜像反射的游戏，让人物危险却迷人的那一面倍增。就这样，在电台朗读人物台词的时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每一个逗号，每一次转调，都是仇恨之路的标记（这次扮演的又是一个原本可以被原谅的角色，但他逐渐声名狼藉，在尾声部分被追至悬崖边，最后纵身一跃，大快人心）。喝马黛茶的时候，我找到了卢西安娜的信，它被遗忘在摆满杂志的书架上，纯粹是出于无聊，我重读了它。我又一次见到了卢西安娜，我总是有丰富的视觉想象力，能轻易地创造出各种东西。我第一次看见的卢西安娜身材矮小，跟我同龄，或者和我年龄相仿，值得一提的是她有一双浅色的眼睛，近乎透明。我再次这样想象她的容貌，看见她再一次在写下每句话前都认真思考一番。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卢西安娜不是一个会打草稿的女人，在给我写信之前她肯定犹豫不决，但后来，她听了我在《耻辱的玫瑰》中的演出，那些句子就在她的脑海中浮现了，我可以感觉到这封信是不由自主的，同时，或许是因为丁香色信纸的缘故，这封信让我觉得它就像是玻璃瓶里沉睡已久的醇酒。

我甚至只要眯起眼睛就能想象出她的家，她家应该有封闭式庭院，或者至少应该有一条摆满植物的走廊。每次想起卢西安娜，我都会在同一个地方看见她。最终是走廊取代了庭院，一条封闭的走廊，有彩色玻璃天窗和屏风，光线穿过它们，把走廊染成了灰色，卢西安娜坐在柳条椅上，给我写信。您和《耻辱的玫瑰》里的残忍王子完全不同，在继续写信之前，她把笔放到嘴边，没人知道这一点，因为您太善于让人们憎恨您了，栗色的头发被老照片里的光线笼罩着，封闭走廊上烟灰色的、却又干净的空气，我希望成为唯一了解您在角色和声音之外的另一面的人。

在《暴风雨中的飞鸟》首次播出的前夕，我得和莱莫斯及其他人一起吃饭，我们排演了几场戏，莱莫斯称之为“关键”，我们则把它们称为“钉子”[1]、性格的碰撞和戏剧性的斥责，拉盖丽塔·贝利扮演何塞菲娜，演得很出色，那是一个高傲的女孩，我用我那众所周知的邪恶之网将她包裹，在莱莫斯笔下，邪恶是毫无界限的。其他人也很适合演自己的角色，这部广播剧和我们已经演完的另外十八部广播剧完全没有区别。要是我还记得那场排练的话，那是因为矮子马萨给我带来了第二封卢西安娜的信，那一次，我想马上读它。我去了一会儿卫生间，当时，安赫丽塔和豪尔赫·富恩特斯正在拉普拉塔体操击剑俱乐部的舞蹈中宣读爱情永恒的誓言。至少根据莱莫斯和弗洛伊德的观点，莱莫斯的这些场景能激发听众的热情，让他们对角色产生了更强烈的心理认同感。

我接受了她简单、美好的邀请：去阿尔玛格罗区的糖果咖啡馆见她。此外，还有十分单调的相认方法，她穿红色的衣服，我带上折成四分之一大小的报纸，没有别的方法，剩下的就是卢西安娜又一次在封闭式走廊里给我写信，她独自和她的母亲或父亲生活在一起，从一开始，我就看见她和一个老人在一栋房子里生活，那栋房子适合规模更大的家庭居住，现在却千疮百孔，母亲因为去世或离家的女儿而悲伤不已，因为不久前，死亡或许刚刚从那里经过，如果您不愿意或者不能来的话，我也能理解，我不应该主动邀约，但我也知道——她轻轻地画了下划线——像您这样的人有时间做许多事情。然后，她写了一些我没有想过却十分喜欢的内容，除了上一封信以外，您并不了解我，但是，从三年前开始，我就过着您的生活，我能在每个新角色中感受出您真实的模样，我将您从戏剧中剥离，对我来说，您永远是同一个人，那个没有戴着角色面具的人。（第二封信我找不到了，但确实是这些句子，句子表述的就是这些内容；我记得，我把第一封信保存在了我当时正在读的莫拉维亚的书里，我敢肯定，它现在还在书房里。）

如果有人把这件事告诉莱莫斯，肯定会给他带去创作新剧本的灵感。两人会在轮番出现的悬念之后相见，男孩会发现卢西安娜跟他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证明爱情先于爱情发生，视觉先于视觉形成，这些理论在贝尔格拉诺电台总能奏效。但卢西安娜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这千真万确，她比走廊上写信的那个女人要纤细得多，她拥有一头美丽的黑发，当她晃动脑袋的时候，头发似乎在自己摆动。我没有想象过卢西安娜确切的模样，我只想象过她忧郁的气质和浅色的眼睛；现在笑着迎接我的眼睛却是棕色的，在灵动的头发下面丝毫不显悲伤。她喜欢喝威士忌，这让我觉得很可爱，对于莱莫斯来说，几乎所有浪漫的约会都从饮茶开始（对于布鲁娜来说则是火车车厢里的牛奶加咖啡）。她没有为她的主动邀请而道歉，而我有时会表演过度，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不相信任何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但这一次我觉得很自然，威士忌终于不是假的。我们的确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仿佛我们是偶然被介绍认识的，而且相互之间没有误解，正如一切良好关系的开端，双方都没有什么可展示的，也没有什么可掩饰的。当然了，主要是在谈论我，因为我算是个名人，而她只不过是写了两封信的卢西安娜，因此这并非我表现得爱慕虚荣，我任由她引导我回忆诸多广播剧中的场景，在一部剧里我被折磨致死，另一部剧则是矿工被埋在矿井里的故事，等等。慢慢地，我接受了她的脸庞和声音，努力让自己摆脱那些信，摆脱那条封闭式走廊和柳条椅。在分开以前，我得知了她和她的玻莉姨妈住在一间相当狭小的底层公寓里，三十年代的时候，玻莉姨妈曾在佩尔加米诺市演奏钢琴。正如此类盲目的关系中的惯例，卢西安娜也需要接受事实。几乎到了最后时刻她才告诉我，她原本以为我的身材要更加高大一些，拥有一头卷发和灰色的眼睛。关于卷发的想象让我吃了一惊，因为我在饰演各种角色的时候，从来不觉得自己拥有过卷发，但她的想法或许是莱莫斯剧本中一切恶棍行径和背叛行为的汇总或累积。我把这个想法开玩笑地跟她说了，但卢西安娜说不是的，她看见了所有的人物，他们正像莱莫斯塑造的那样，但是，与此同时，她可以忽略他们，可以美好地单独和我以及我的声音待在一起，天知道为什么她会把我想象成一个更高大的人，一个拥有一头卷发的人。

如果布鲁娜还在我的生活里，我不认为我会爱上卢西安娜。她的离开依然清晰如昨，卢西安娜开始填补空气中的缺口，这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甚至也从不在预期之中。相反，对卢西安娜而言，一切进展得更加迅速，她先认识了我的声音，然后认识了另一个直发的蒂托·巴卡塞尔，他没有莱莫斯剧本中那些怪物的鲜明个性；做到这些她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咖啡馆里见了两次面，第三次是在我的公寓里，猫咪接受了卢西安娜的香水和皮肤，在她的裙摆上睡着了，这个傍晚它似乎突然多余了，显得格格不入，不得不跳到地板上“喵喵”地叫唤。玻莉姨妈搬去了佩尔加米诺市和她的妹妹一起生活，她的任务完成了；在同一个礼拜卢西安娜搬到了我家。帮她收拾东西的时候，封闭式走廊和灰色光线的缺席让我心痛不已，我明白不可能找到它们了，然而还有某种类似于缺失和不完美的东西存在。搬家的那天下午，玻莉姨妈温柔地跟我讲述了他们有限的家族史，卢西安娜的童年，被芝加哥冰箱厂的工作邀请吸引而永远离开的男友，与第一届国民大会站附近一家旅店的老板的婚姻和六年后的决裂，卢西安娜早就跟我说过这些事，只不过她是以另一种方式讲述的，当时她仿佛不是真的在谈论自己的事情。现在，多亏了另一个当下，多亏了依靠着她的我的身体，多亏了猫咪牛奶盘、常去的电影院，还有爱情，她似乎要开始真正的生活了。

我记得差不多是在《麦穗中的鲜血》播出期间，我请求卢西安娜把头发染成浅色。起初她觉得这是演员的心血来潮，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买一顶假发，她笑着对我说，顺便说一句，卷发会很适合你的。但是几天后我依然坚持，她说好吧，反正不管是黑色还是栗色，她都无所谓，她似乎差点就意识到了，我的转变和我作为演员的癖好毫无关联，它与其他的东西有关，比如封闭式走廊和柳条椅。我不需要再次要求她这么做了，我喜欢她为我染了浅色头发，当我们相爱的时候，当我迷失于她的头发和胸脯的时候，当我任由自己和她双唇紧贴着，一起滑入另一个长梦的时候，我跟她说了无数次，我喜欢她是为我染的头发。（或许是在第二天早晨，或许是在她出门购物之前，我不是特别肯定，我用两只手拢起她的头发，在她的后脑勺扎了一个辫子，我跟她保证说，这样更好看。我觉得她并不赞同，她照了照镜子，什么也没说，其实她说得没错，她并不是适合扎头发的女人，我无法否认她没有染发、披散着头发的时候要更好看一些，但我没有告诉她，因为我喜欢看见她像现在的模样，喜欢看见她比那天下午她第一次走进糖果咖啡店的时候更美。）

我从来不喜欢听自己的表演，做好我的工作就够了，同事们都对我缺乏虚荣心这一点感到奇怪，而他们的虚荣心往往是如此显而易见。他们大概认为——或许他们的想法是有道理的——我的各种角色的性质并不足以促使我回忆他们。因此，当我向莱莫斯要《羞耻的玫瑰》的唱片时，他扬起眉毛看了我一眼，问我为什么想要它们，我胡乱说了一个理由，说我想克服发音问题，诸如此类。我带着唱片回到家，卢西安娜也有些吃惊，因为我从不和她谈论我的工作，反而是她总跟我讲述她听过以后的感受，每天下午，她都会和她裙摆上的猫一起听我的表演。我又说了一遍和莱莫斯说过的话，但我没有去另一个房间听录音，我把留声机搬到了客厅，让卢西安娜陪我待一会儿，我自己煮了茶，调好了灯光，好让她觉得舒适。为什么你挪走了那盏灯，卢西安娜说，原来的位置很合适。作为一件摆设，它确实很适合留在原来的位置，但是它照在沙发上的光线又热又刺眼，卢西安娜恰好又坐在那里，最好就让下午昏暗的光线透过窗户照在她身上，这种光线是微微的烟灰色，笼罩着她的头发和她捧着热茶的双手。你太宠我了，卢西安娜说，一切都是为了我，而你却窝在那个角落里，连坐都没法坐。

在喝完两杯茶、抽完一根烟的时间里，我只播放了《耻辱的玫瑰》的几个片段。我开心地看着卢西安娜，她专注地听着剧情，一认出我的声音，便会抬头向我微笑，仿佛一点也不介意知道卡门这个小可怜的卑鄙的姐夫已经开始谋划侵占帕尔多家的财产，邪恶的计划将持续数集，根据莱莫斯式的结局，爱情和正义终将胜利。在我的角落里（我接过了她身旁的一杯茶，回到了客厅尽头，仿佛在那里可以听得更清楚）我觉得很快乐，那一刻我重新找到了我不断在失去的东西。我希望这一切能够延续下去，希望傍晚的灯光依然恰似封闭式走廊里的灯光。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关上了留声机，卢西安娜把那盏灯放回原位，因为它在我挪动过的位置上的确显得很糟糕，然后我们一起来到了阳台上。听自己的表演对你有帮助吗？她问的时候抚摸着我的手，有啊，帮助很大，我说起了气息和元音的问题，不管我说什么，她都顺从地认可。在那个完美的时刻，只缺少那把柳条椅，或许还缺少一个悲伤的她，那个在继续写信前注视着虚无的女人，这些是我唯一没有告诉她的事。

《麦穗中的鲜血》的录制即将完成，还剩三周，然后我就可以休假了。从电台回家的时候，卢西安娜不是在读书，就是坐在椅子上和猫咪玩耍。椅子是我在她生日的时候送给她的，还有配套的柳条桌。它们和这里的环境完全不搭，卢西安娜愉快而困惑地说，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也喜欢，它们既漂亮又舒适。如果你需要写信的话，坐在柳条椅上写会更舒服，我告诉她。没错，卢西安娜表示同意，刚好我还欠可怜的玻莉姨妈几封信。下午，落在沙发上的灯光很微弱（我认为她没有发现我已经更换了灯泡），因此她把柳条桌和柳条椅搬到了窗户旁，方便她做针线活或阅读杂志，那是在秋天，或者更晚一些，一天下午，我在她身边待了很久，我长久地吻她，告诉她我从来没有像此刻看着她的时候这么爱她，我想永远这么看着她。她什么都没说，双手在我头发上游走，弄乱了我的发型，头埋在我的肩窝，她很安静，仿佛不在这里。为什么我偏偏在这傍晚时分，期待从卢西安娜那里得到别的东西呢？她就像那些丁香色信封，就像信中那些简单、几近羞涩的句子。从现在开始，我将很难想象我是在一间糖果咖啡馆里认识她的，当她跟我打招呼，克服会面最初的迷惑的时候，她披散着的黑发像皮鞭一般卷起。在我的爱情记忆里有那条封闭式走廊，柳条椅上的剪影与那个更高、更有活力、上午在家里走动或与猫咪玩耍的身影完全不同，到了傍晚，那个身影将一次又一次地进入我曾经想要的世界，在那里，我是那么爱她。

或许应该把这些话告诉她。我没有时间了，我想我犹豫了，因为我更愿意像现在这样守护她，我心满意足，因此不愿思考她含糊的沉默，不愿思考她的漫不经心（那是我过去不曾了解的），不愿思考为什么她看我的方式有时像是在寻找什么，不愿思考她立即转移到身旁的事物（猫或书）上的眼神。我是因此更加喜欢她，这是封闭式走廊和丁香色信封里的忧郁气息。我知道，有一次，我在深夜醒来，看见她依偎着我熟睡，觉得是时候告诉她了，是时候让她彻底接受我缓慢织成的爱情之网，把她完全变成我的。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卢西安娜熟睡着，因为卢西安娜醒着，因为这周二我们要去看电影，因为我们正在寻找度假用的汽车，因为黄昏之前和黄昏之后的生活出现宛如巨幅的影像，在这些影像中，灰色光线似乎将它的完美模样浓缩在了柳条椅的瞬间之内。现在她很少跟我说话，有时她回头看我的样子似乎是在寻找某种遗失的东西。于是我不断地搁置那阴暗的需要：告诉她真相，向她解释我为什么执着于栗色头发和走廊的光线。我没有时间了，由于工作时间突然变动，一天中午，我来到市中心，我看见她从一家旅馆里走了出来，我认出她却没有认出她来，我明白她挽着一个比我更高的男人的手臂从那里走出来却没有明白过来，男人微微地弯下腰，亲吻她的耳朵，用他的卷发揉擦卢西安娜的栗色头发。

[1]在西班牙语中，“关键（Clave）”和“钉子（Clavo）”这两个词很相似。

信风

天晓得这是谁的主意，或许是维拉在她过生日的那天晚上想出来的，当时毛里西奥坚持要再喝一瓶香槟，在午夜香烟烟雾弥漫的客厅里，他们在举杯的间隙跳舞；或许是毛里西奥，当时《三份忧郁》勾起了很久以前关于最初时光和第一批唱片的回忆，那个时候，生日不仅仅是周期性的、时常举行的仪式。这就像一场游戏，微笑着的同谋们一边聊天一边跳舞，他们在酒精和烟雾里逐渐昏睡，对彼此说，为什么不呢，因为归根结底……因为他们可以这么做，那里将会是夏天，他们一起冷漠地浏览旅行社的广告，突然，毛里西奥或维拉打定了主意，只需要打个电话，然后去机场，就能证明这场游戏是否值得，这种事情要么一次做成，要么永远都做不成，最糟糕的结果无非是啼笑皆非地回家，像以往一样从诸多无聊的旅行中回到现实，但现在，他们需要用另一种方式去证明，游戏，权衡，决定。

因为这次（这里就体现出了不同之处，这个主意是毛里西奥想出来的，但很可能是从维拉某个偶然的想法中衍生的，他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年，两人的思维也仿佛共生，一个人刚开口，另一个人就能从餐桌或电话的另一头把话接上），这次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只需制定好规则。他们会乘坐不同的航班出发，像两个彼此陌生的人一样抵达酒店，一两天后在餐厅或海滩上偶遇，与消夏时认识的新朋友交往，礼貌地称呼彼此，在鸡尾酒会上各种职业和各色生活的环绕之中之间含蓄地提及自己的职业与家庭，这些人和他们一样寻求假日里的露水情缘。他们在这种彻底的荒谬中乐此不疲。没人会注意到他们同姓，因为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姓氏。一切都会非常有趣，逐渐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也逐渐了解其他的房客，分头与别人消遣玩乐，增加相遇的机会，两人偶尔单独相处，对视，就像现在伴着《三份忧郁》跳舞的时候，有时他们会停下舞步，举起盛满香槟的酒杯，踩准音乐的节奏轻轻碰杯，彬彬有礼却疲惫不堪，已经一点半了，烟雾缭绕，还有香水的气味，毛里西奥在维拉的头发上喷了这种香水，但他想，自己会不会拿错了香水，维拉会不会微微抬起鼻子，会不会难得地认可他的选择。

他们总是在生日结束时做爱，友善却兴致索然地等待最后一批朋友离开；而这一次，没有别人，他们没有邀请任何人，因为和众人在一起比他们单独相处还要无聊。他们跳舞，一直跳到唱片播完，他们依然拥抱着，带着迷蒙的睡意相望，他们离开客厅时，依然保持着想象中的节奏，他们在卧室的地毯上赤着脚，迷迷糊糊地，离快乐只有一步之遥。他们坐在床边，慢慢地脱去彼此的衣服，互相帮忙，却帮了倒忙，亲吻，纽扣，然后再次与那些无法避免的偏好相遇，两人分别调整了台灯的灯光，并且因此回想起了那些令人厌倦的重复画面和可以预料到的耳语，在履行完惯例之后，他们慢慢地陷入了不尽如人意的昏睡之中，这些惯例将语言和身体变成了一种必需的、近乎温柔的责任。

星期天早晨飘着雨，他们在床上吃早餐，认真做出了决定；现在，他们得约法三章，规定旅行的每个阶段，避免它再次变成一段单纯的旅行，尤其是避免再次无聊地回家。他们掰着手指明确了各项内容：他们得分别出发，这是第一条；他们得住在不同的房间里，免得有人妨碍他们享受这个夏天，这是第二条；不得审查或监视对方（之前他们经常这么做），这是第三条；如果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会面，他们可以交流彼此的感受，判断旅行是否值得，这是第四条；他们会乘坐同一趟航班回家，因为等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会在意别人了（或许他们会在意，但这种情况参照第四条的方式处理），这是第五条。其他的一切还无法被编号，它们属于一个确定又不清晰的领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却无法讨论。前往内罗毕的航班周四和周六出发，毛里西奥在吃完午饭后坐上了周四的航班，午饭时，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吃了三文鱼，说了祝酒词，还互相赠送了护身符，别忘带奎宁，你总是把剃须膏和凉鞋忘在家里。

前往蒙巴萨的旅途很有趣，她坐了一个小时的出租车，司机把她带到了信风[1]酒店，她抵达了海滩上的一间平房，猴子们在椰树上翻跟头，非洲女人笑脸盈盈。她远远地看见了毛里西奥，看见他现在已然非常自在，正与一对情侣和一位红胡子的老人在沙滩上打球，不由得感到有些好笑。参加鸡尾酒会的时候，他们俩在海上的开放式游廊上相会，人们正在谈论蜗牛和礁石，毛里西奥同一名女子和两名年轻男子走了进来，在某个时刻，毛里西奥问维拉是从哪儿来的，他说，他是从法国来的，是一名地理学家。维拉觉得毛里西奥是地理学家的设定很不错，她回答了另外几个游客的问题，她是一名经常需要休假以免陷入抑郁的儿科医生，红胡子老人是退休的外交官，他的妻子穿得像二十岁的小姑娘，但这样打扮并没有显得难看，因为在这里，一切都像是一部五彩缤纷的电影，服务员和猴子也是如此，连“信风”这个名字都让人联想起约瑟夫·康拉德和萨默塞特·毛姆，用椰子盛的鸡尾酒，宽松的衬衫，晚饭后散步的海滩，月亮如此无情，云朵在沙滩上投下移动的影子，让那些被肮脏、烟雾缭绕的天空压垮的人们惊叹不已。

毛里西奥说他们给他安排了一间位于酒店最现代区域的房间，很舒适，但不具备海滩平房的优点。这样，维拉想，在后的将要在前[2]。晚上他们打牌，白天在太阳和树荫下没完没了地对话，枣椰树下的大海和岩洞，重新发现海浪拍打下苍白、疲倦的身体，乘坐独木舟前往礁石区，戴着面具潜入水中，观赏蓝色和红色的珊瑚，以及身旁天真的鱼儿。第二天（莫非是第三天？），许多人说起发现了两只海星，一只有红色的斑点，另一只身上布满了紫色的三角形。时间不断流逝，就像流过皮肤的温暖海水，维拉和桑德罗在游泳，桑德罗出现的时候，维拉在喝鸡尾酒，他说他厌倦了维罗纳和小轿车，红胡子的英国人晒伤了，医生将会从蒙巴萨赶来给他看病，龙虾置身于由蛋黄酱和柠檬片搭成的最后归宿，大得让人难以置信，假期。在安娜的脸上只能看见一丝疏远的微笑，第四晚，她来酒吧喝酒，拿着杯子走到游廊上，已经待了三天的老手们用新闻和忠告迎接她的到来，北区有危险的海胆，坐独木舟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戴上帽子和遮挡肩膀的东西，那个可怜的英国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呢，黑人们忘了提醒游客，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当然无所谓了。安娜不咸不淡地道谢，慢慢地喝着马丁尼酒，似乎在表明自己是独自一人，来自某个需要被遗忘的地方（类似哥本哈根或斯德哥尔摩）。维拉连想都没想就认定了毛里西奥和安娜，二十四个小时内，毛里西奥和安娜肯定会在一起，她看见他们去了海边，躺在沙滩上，而她正在和桑德罗打乒乓球，桑德罗觉得安娜不善交际，拿她开玩笑，北欧的雾气，他可以很轻松地赢下比赛，但是这位意大利绅士时不时地让给她几分，维拉发现了，默默地对他表示感谢，二十一比十八，她的水平没那么糟糕，她进步了，只需要再专注一些。

入睡前，毛里西奥想，不管怎么说，他们过得还不错，他想着，几乎觉得有些可笑，维拉正睡在他的房间一百米外的平房里，枣椰树轻抚平房，让人羡慕不已，你真是太幸运了，姑娘。他们在前往附近岛屿的短途旅行中相遇，他们游泳，和其他人一起玩耍，非常愉快；安娜的肩膀晒伤了，维拉递给她一支对症的药膏，您知道的，儿科医生到最后会了解所有的药膏，英国人在天蓝色袍子的保护下晃晃悠悠地回来了，夜里，电台播放着乔莫·肯雅塔和部落问题的新闻，有人了解很多关于马赛人的事，让大家在喝酒时得到了消遣，他讲述了许多传说，狮子和凯伦·布里克森的故事，大象毛发护身符没有半点真实性，那其实就是尼龙绳，在这些国家，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维拉记不清是周三还是周四，那天，她和桑德罗在沙滩上久久地散步，他们在那里接吻，仿佛是回应了海滩和月光的要求，然后桑德罗陪她回到了平房。桑德罗刚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她就让他进了门，放任自己缠绵了整晚，她听见了陌生的声音，学会了比较差别，她慢慢地睡去，在那顶几乎令人无法想象的蚊帐下，品味着漫长沉默里的每一分钟。对毛里西奥来说，那是场午睡，午餐时，他的膝盖碰到了安娜的大腿，他陪她回房间，在门前低低地说了声“待会儿见”，他看着安娜的手长久地搭在门把上，和她一起进了屋，他们迷失在快感之中直到深夜，那时有些人已经在想，他们是不是病倒了，而维拉在喝酒的时候暧昧地微笑着，桑德罗在吧台上调制金巴利和肯尼亚朗姆混合酒，这种酒灼伤了维拉的舌头，莫托和尼库库惊叹桑德罗的调酒技术，这些欧洲人最后都疯了。

规则是在周六下午七点见面，维拉很好地利用了这场在没有目击者的海滩上发生的会面，她指了指远处的棕榈林，它很适宜用于这个目的。他们怀着久违的亲切感拥抱了彼此，像少男少女那样开怀大笑，他们遵守了第四条规定，表现得很好。孤寂的软沙，干枯的树枝，香烟，第五或第六天里，那些黝黑的皮肤，焕然一新、闪闪发亮的眼神，交谈变成了一场聚会。我们过得非常不错，毛里西奥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维拉说没错，我们当然过得很不错，从你的脸上、头发上都能看出来，为什么是头发，因为你的头发散发出了另一种光泽，那是盐，傻瓜，有可能，但盐还会让头发黏在一起，他们笑得没法说话，笑的时候不说话是件好事，他们相互注视，最后一抹太阳迅速落下了，热带的太阳，你仔细观察，就会看见传说中的绿光，我已经在我的阳台上试过了，什么也没看见，啊，当然了，这位先生有阳台，没错，女士，我有阳台，但是您享受着平房里的尤克里里和聚会狂欢。时间迅速流逝，又抽了一根烟，真的，他很棒，他的方式很……你说他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谈谈你的呗。我不喜欢你说“你的”，好像是在瓜分奖品。可确实就是。好吧，但不是这样的，安娜可不是。哦，这声音真是太甜蜜了，你说“安娜”的时候像是在吮吸每个字。不是每个字，而是……龌龊。那你呢。一般来说，我不是负责“吮吸”的人，不过……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些意大利人都是从《十日谈》里来的。等等，我们可不是在搞什么团体心理治疗呀，毛里西奥。抱歉，我没有吃醋，我有什么权利吃醋。啊，好孩子[3]。所以你吸了？没错，很完美，舒缓而无尽的完美。祝贺你，我希望你过得跟我一样好。我不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但是第四条规定要求了……好吧，虽然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但安娜是一阵海浪，一颗海星。红的那颗还是紫的那颗？她是所有海星的集合，是一条金色的河流，是粉色的珊瑚。这位先生简直就是一位斯堪的纳维亚诗人。那您就是放荡的威尼斯女人。不是威尼斯，是维罗纳。没区别，都能让人想起莎士比亚写的东西。你说得对，我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总之，我们就这样继续下去，对吧。我们就这样继续下去，毛里西奥，还剩下五天。应该说是五个晚上，好好利用。我想我会好好利用的，他已经答应教给我一种东西，他管它叫通往现实的技巧。但愿之后你能讲给我听。我会详细地告诉你的，到时候你跟我讲讲你那金色河流和蓝色珊瑚。是粉色珊瑚，小姑娘。总而言之，你已经看到了，我们没有在浪费时间。这还有待观望，但无论如何我们没有浪费当下，说到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在第四条规定上浪费太多时间，这样不好。喝威士忌前你想再吃一份橙子沙拉吗？威士忌？真简陋，别人给我调制的可是配有金酒和安格斯图娜苦酒的卡帕诺。哦，抱歉。没关系，成为精致的人是需要时间的，我们找找绿光吧，没准就看见了，谁知道呢。

星期五，鲁滨孙的日子，有人在喝酒的时候想起了他，大家谈论了一会儿关于岛屿和海难的事，一阵短暂、急促的温热暴雨给枣椰树镀上了一层银色，后来还带来了一阵飞鸟的啼鸣，迁徙，老水手和他的信天翁，他是懂得生活的人，每当喝威士忌的时候，他都会唱起民谣，唱起赫布里底群岛或瓜达卢佩岛的古老歌曲，这一天结束时，维拉和毛里西奥有了同样的想法，酒店的名字名副其实，对他们来说，这是信风吹拂的时刻，安娜是那被遗忘的冲动的赋予者，桑德罗是精巧机器的制作者，信风让他们回到了还没有习惯彼此的时光，他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日子，床单的海洋里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和让人眼花缭乱的技巧，只不过现在，只不过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因此，因此信风还会一直吹到周二，一直精确地吹到自由时光的终结，在这段空位期重温遥远的过去，前往重新喷涌的泉水的短暂旅行，泉水用当下的快乐将他们沐洗，但在约法三章之前，在《三份忧郁》之前，他们早已知晓了这种快乐。

他们在内罗毕的波音飞机里相遇时没有说起这些，他们一起点燃了回程的第一支烟。他们像过去一样彼此注视，感受到了某种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东西，他们对此缄默不语，喝着酒，谈论着信风酒店的轶事，无论如何，都得保存好信风酒店的回忆，信风必定会继续推着他们前行，他们钟爱的美好而古老的帆船旅行重新出现，击碎了螺旋桨，消灭了每日都在缓慢流动的肮脏的石油，那些石油污染了生日香槟酒杯，污染了每个夜晚的希望。安娜和桑德罗的信风继续吹拂他们的脸颊，在吞云吐雾的同时，他们彼此凝望，如果桑德罗一直都在的话，为什么此刻出现的却是毛里西奥，他的皮肤、他的头发和他的声音仿佛出现在了毛里西奥的脸上；安娜热恋时沙哑的笑声淹没了维拉的微笑，后者仿佛不存在一般。没有第六条约定，但他们不使用语言就可以将它编写。很自然地，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他会邀请安娜喝一杯威士忌，而她会轻抚他的脸颊接受邀请，说好的，好的，桑德罗，我们喝杯威士忌来克服对海拔的恐惧，这是很好的办法，他们这样玩了一路，现在已经不需要根据条约来决定是否让桑德罗在机场主动提出送安娜回家，安娜接受了这个非常绅士的提议，到家之后，是她从口袋里找出钥匙，邀请桑德罗再喝一杯酒，她让他把行李放在玄关，向他指明通往客厅的路，她为灰尘和密闭的空气而向他道歉，去拉开窗帘，拿来冰块，桑德罗翻看着唱片和弗瑞兰德的版画，露出赞赏的神情。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他们畅饮友谊之酒，安娜拿出了肉酱罐头和松糕，桑德罗帮她准备餐前面包，不过，他们来不及品尝这些食物了，彼此的双手和嘴唇相互渴求，他们倒在了床上，身体缠绕着脱下对方的衣服，在衣物间互相探寻，他们扯下了最后几件衣服，拉开被子，调暗灯光，慢慢地占有彼此，他们探寻着，低语着，期待着，与对方低声诉说着希望。

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又开始喝酒抽烟了，靠着枕头，他们坐在床上，在落地灯的灯光下抽烟。他们几乎没有看对方，话语来到墙边，又弹了回去，就像一场缓慢的盲人球赛，她先问自己，在信风之旅结束之后，维拉和毛里西奥怎么样了，回家以后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肯定已经发现了，”他说，“他们肯定已经明白了，在发生了这些事以后，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了。”

“总能做些什么的，”她说，“维拉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看她的样子就知道。”

“毛里西奥也不会，”他说，“我跟他不熟，但这一点显而易见。他们都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很容易就能猜到他们会做些什么。”

“没错，很容易，仿佛我们从这里就能看见他们会做的事情。”

“他们跟我们一样，还没睡着，现在他们在慢慢地聊天，但没有看对方。他们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我觉得毛里西奥会打开抽屉拿出蓝色玻璃瓶。就像这样，你看，跟这个一样的蓝色玻璃瓶。”

“维拉会清点药片，分成两份，”她说，“这些实际的事总是分给她，她会做得很好的。每人十六片，甚至避免了奇数分不均匀的问题。”

“他们一次会吞下两片，用威士忌送服。他们同时吞药，谁都没有抢先对方一步。”

“会有些苦。”她说。

“毛里西奥会说不苦，倒是有点酸。”

“没错，可能是有点酸。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关上灯。”

“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什么，但他们的确会关上灯，拥抱对方。这是肯定的，我知道他们肯定会。”

“在黑暗里，”她一边说一边寻找开关，“就像这样，没错。”

“就像这样。”他说。

[1]原文是英语。

[2]出自《新约·马太福音》20:16。

[3]原文是英语。

第二次

我们只要等他们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日期和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完全不着急。我们慢慢地抽着烟，黑人洛佩斯时不时端来咖啡，然后我们停下工作，讨论起新闻来，题材几乎一成不变，领导到访，上层变动，圣伊西德罗的演出。当然了，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在等他们，但我们确实在等，这些事情不能出差错，你们安心办手续，领导如此说，为了避免误解，这些话他经常重复，你们安心干活，总之，这活挺容易的，万一出了差池，他们也不会怪罪我们，上头的人会负责的，领导是个信守承诺的人，放心吧，小伙子们，要是这里出了什么麻烦，有我顶着，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别把来的对象给搞错了，先调查清楚，免得出错，然后你们只管办手续就行了。

坦率地说，上班并不费劲。领导挑选了可以使用的办公室，免得大家挤在一起，我们以适当的方式，用了一切必要的时间，逐一接待他们。领导反复地说，而且说得没错，伙计们，对于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来说，一切都已经协调好了，尽情嘲笑电脑吧。在这里，工作的节奏像抹了凡士林一样平滑，人们一点都不着急，连“快点”都不会说。我们有时间喝咖啡，预测周日的竞猜结果，领导是第一个来验证的，瘦子比安凯蒂在这方面完全是个预言家。于是，每天我们都做同样的事，我们带着报纸来，黑人洛佩斯端上第一杯咖啡，过了一会，办理手续的人就陆续到来。通知上说了他们各自相应的手续，我们只用在那里等着就行了。话虽这么说，通知尽管印在黄色的纸上，但还是有一种严肃的意味，于是玛丽亚·艾莲娜在家把通知读了好几遍，一枚绿色印章圈住了日期、地点和一个无法辨认的签名。在公共汽车上，她又从钱包里取出了通知，为防万一，还给手表上了发条。他们在马萨大街的办事处约见她，在那个地方有政府单位真是件怪事，但她妹妹说，现在办事处到处都是，因为政府部门驻地太小了。她刚下公共汽车就发现这应该是真的，这个街区平庸无奇，有几栋三四层的房子，许多零售商店，甚至还有为数不多的几棵树，这个地区的树木已经越来越少了。

“至少会有一面国旗吧。”玛丽亚·艾莲娜想，此时她正在接近700号所在的街区。那栋楼或许就像大使馆，虽然隐藏在居民区，但在远处就能通过阳台上的彩色旗帜辨认出来。尽管通知上清楚地标注了门牌号，但她发现这一带没有国旗的时候，还是吃了一惊。她在街角待了一会（时间还很早，她可以等一会儿），不知何故，她向报刊亭的小贩询问起办事处是否就在这个街区。

“没错，”那个男人说，“就在街区的中段。但您去那儿之前，为什么不再多待一会儿陪陪我，您看我多孤单啊。”

“等我回来的时候吧。”玛丽亚·艾莲娜冲他一笑，不紧不慢地走开了，她又看了一遍那张黄纸上的内容。路上几乎没有汽车，也没有行人，一座仓库前有一只猫，一个胖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儿从玄关里走了出来。为数不多的几辆汽车停在办事处附近，几乎每个驾驶室里都坐着人，在看报纸或者在抽烟。入口就像街区其他房子的入口那样狭窄，玄关装饰着彩陶，楼梯在玄关尽头；门牌很像医生或牙医诊所门口的标识牌，牌子很脏，下半部分还粘着一张纸，挡住了一些文字。那张通知是如此严肃，盖着绿色印章还附有签名，而此地却没有升降梯，必须走着上三楼，很奇怪。

三楼的门关着，她没看见门铃，也没看见门牌。玛丽亚·艾莲娜推了推门把，大门无声地打开了。她先看到了香烟的烟雾，然后才看见走廊里绿色的彩陶和坐在两侧的长凳上的人们。人并不多，但是在烟雾缭绕的狭窄走廊里，他们的膝盖似乎贴在了一起，有两名老妇人、秃头先生和戴绿色领带的小伙子。他们一定是在聊天打发时间，玛丽亚·艾莲娜开门的时候，恰好听见其中一位女士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是，像通常一样，他们看着新来的人，突然沉默了下来；同样像通常一样，玛丽亚·艾莲娜觉得自己蠢得不行，她面红耳赤，勉强地说了句早上好，然后站在门旁，直到那个小伙子冲她做了个手势，示意他旁边有个空座。她刚坐下，跟他道了谢，走廊另一边的门就开了一道缝，一个红头发的男人走了出来，一路穿梭在其他人的膝盖之间，也没费心思说“不好意思让一让”。那名职员用一只脚抵着门，好让门一直开着，他等待着，直到其中一名女士艰难地直起身子，一边道歉一边穿过玛丽亚·艾莲娜和秃头先生之间的空隙。出口的门和办公室的门几乎同时被关上了，剩下的人又开始聊天，在咯吱作响的长椅上微微伸个懒腰。

像通常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题，秃头先生谈论起了手续办理的效率之低，要是第一次就这样了，接下去还能有什么指望，您跟我说说，半小时里都办了些什么事啊，可能提四个问题就完了，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您别想当然，”戴绿色领带的小伙子说，“我是第二次来了，我跟您保证，没有那么快，他们先把所有的东西复印完，然后某个工作人员又记不清日期了，诸如此类的，最后拖了很长时间。”

秃头先生和老妇人饶有兴致地听他说话，他们显然是第一次来，玛丽亚·艾莲娜也是第一次来，但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加入对话。秃头先生想知道第一次和第二次通知相隔的时间，小伙子回答说他等了三天。但为什么要通知两次呢？玛丽亚·艾莲娜想问，但她感觉到自己的脸又红了，她期待有人和她说话，给她信心，让她参与其中，让她不再是那个新来的人。老妇人取出了一个似乎装有盐粒的玻璃瓶，一边嗅一边叹息。或许烟雾太浓，让她觉得不舒服了，小伙子说，主动掐灭了香烟，秃头先生说没问题，这条走廊简直是种耻辱，如果老妇人觉得不舒服的话，他们最好还是掐灭香烟，但老妇人说不用了，她只是有些疲倦，马上就会没事的，在家里她的丈夫和儿子们成天都在抽烟，我已经几乎察觉不到了。玛丽亚·艾莲娜也想抽烟，但她看见男人们已经把烟掐灭了，那个小伙子还用脚踩了踩，每当他必须等待的时候，他总会抽很多烟，上回更糟糕，因为他前面有七、八个人，到最后走廊上烟雾弥漫，什么都看不见了。

“生活就是间等候室。”秃头先生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踩灭香烟，他看着自己的双手，似乎不知道该用它们做些什么，老妇人的叹息道尽了多年的妥协，她把玻璃瓶收起来的时候，走廊尽头的门恰好打开了，另一位老妇人带着那种让所有人羡慕的神情走了出来，走到出口的时候，她那句“早安”几乎带有同情的意味。看来没有耽误多久，玛丽亚·艾莲娜想，她前面有三个人，估计要等四十五分钟，当然某些人的手续办理时间会比其他人更长，那个小伙子已经来过一次了，他就是这么说的。等秃头先生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玛丽亚·艾莲娜鼓起勇气向小伙子提问，好让自己放下心来，小伙子想了想，然后说，第一次的时候，有些人很久才办完，其他人稍微快一点，根本说不准。老妇人强调说，之前那位女士几乎是马上就出来了，但红头发先生在里面待了好久。

“幸亏剩下的人不多，”玛丽亚·艾莲娜说，“这种地方让人压抑。”

“得用哲学的观点看待这件事，”小伙子说，“您别忘了，您还得回来，所以您还是安下心来吧。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没人可以说话，人很多，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合不来，不像今天，从我来到这里开始，时间过得挺快的，因为大家有交流。”

玛丽亚·艾莲娜乐意继续与小伙子和老妇人交谈，她几乎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直到秃头先生从里面出来，老妇人飞快地站了起来，他们没想到以她的年龄，动作竟能如此敏捷，这个可怜人一定是想快点把手续办完。

“好吧，现在就剩我们俩了，”小伙子说，“您介意我抽一口烟吗？我忍不下去了，但是那位女士看起来那么难受……”

“我也想抽烟。”

她接过他递来的香烟，互相说了自己的姓名，工作地点，他们交流彼此的感受，把走廊抛在脑后，觉得这样很好，忘却了寂静，有时这寂静那么突出，仿佛街道和人们远在千里。玛丽亚·艾莲娜年幼时也在弗洛雷斯塔区生活过，现在住在康斯蒂图西翁区。卡洛斯不喜欢那个街区，他更喜欢西边，空气更清新，还有树。他理想中的居住区是公园村区，等他结婚的时候，他或许会在那边租一间公寓，他未来的岳父已经答应帮助他，那是一位拥有诸多社会关系的先生，他能想办法在某一条关系中得到一些好处。

“我也说不上来原因，但是我预感我会在康斯蒂图西翁区生活一辈子，”玛丽亚·艾莲娜说，“毕竟也没那么糟糕。如果有一天……”

她看见走廊尽头的门打开了，她几乎有些惊讶地看着那个起身时冲自己微笑的小伙子，您看，聊天的时候，时间过得多快啊，老妇人亲切地和他们打招呼，似乎很高兴自己可以走了，离开时，大家的姿态都显得更年轻、更灵活，似乎卸下了身上的重量，手续完成了，少了件要办的事，外面是街道，咖啡厅，也许会进去喝一小杯酒，或者喝杯茶，好让自己觉得真正地远离了等候室和表格。现在，玛丽亚·艾莲娜独自一人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卡洛斯很快就会出来，尽管如此，时间还是显得比之前更加漫长，但他也可能比其他人待得更久，因为他是第二次来了，天晓得他会办哪些手续。

她看见门打开了，起初她几乎没有明白过来，职员看了她一眼，朝她点了点头，让她进去。她想，看来是这么回事，卡洛斯肯定还得多留一会儿填资料，与此同时，他们会办理她的手续。她和那名职员打了招呼，走进办公室，刚进门，另一名职员就示意她坐到一张黑色写字台前面的椅子上，办公室里有好几名职员，全都是男性，但她没有看见卡洛斯。在写字台的另一头，一名满脸病容的职员正在看一张表格，他伸出手，但没有抬头，玛丽亚·艾莲娜过了很久都没有明白他在问她要通知单。突然，她明白了过来，然后开始有些迷惘地翻找起来，她低声说着抱歉，从钱包里取出了两三件东西才找到那张黄色的纸条。

“把它填好，”职员说着把表格递给她，“用大写字母填，填清楚。”

都是些寻常的内容，姓名、年龄、性别、地址。职员说话的时候，玛丽亚·艾莲娜觉得似乎有某种东西让她心烦意乱，那种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它并没有在表格里，因为表格里的空隙是很容易就能填满的；那是某种外界的事物，某种不在场或者不在它应有的位置上的东西。她停下笔，看了看四周，职员们在其他的桌子前工作或互相交谈，肮脏的墙壁上挂着海报和照片，两扇窗，她进屋时穿过的门，那是办公室里唯一的门。职业，旁边有一条虚线；她机械地将空格填满。办公室只有一扇门，但卡洛斯并不在这里。工作年限。用大写字母填，填清楚。

她在底下签名的时候，那名职员正在看着她，仿佛她填了很长时间。他检查了一会儿，没有发现错误，然后把表格放进了文件夹里。剩下的就是提问，有些问题没什么意义，因为她已经在表格里回答过了，但他还询问了家庭情况、近几年家庭住址的变动、保险、旅行是否频繁、去了哪些地方、有没有护照或者是否准备办理护照。似乎没有人在意答案，无论如何，那位职员并没有把答案记录下来。突然，他告诉玛丽亚·艾莲娜她可以离开了，三天后的十一点钟再来。不需要有书面通知，但是别忘记过来。

“好的，先生，”玛丽亚·艾莲娜边说边起身，“星期四，十一点。”

“祝您顺利。”职员说，但他没有看着她。

走廊里空无一人，她像其他人那样迫不及待地穿过它，松了一口气，盼望走到大街上，将其余的一切抛到脑后。玛丽亚·艾莲娜打开了出口的门，开始下楼的时候，她再次想起了卡洛斯，很奇怪，卡洛斯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出来。这很奇怪，因为办公室只有一扇门，当然，也有可能她没看清楚，因为要发生这种事这根本不可能，那个职员打开门让她进来，卡洛斯没有和她相遇，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先出来，红发男人，两位女士，所有人都出来了，除了卡洛斯。

照射在小路上的阳光，街道上的声响和气息；玛丽亚·艾莲娜走了几步，在一棵树旁停了下来，那里没有停泊的汽车。她向那栋房子的大门看去，她想再等一会儿，想看着卡洛斯出来。卡洛斯不可能不出来的，所有人在办完手续之后都出来了。她想，可能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第二次来的人，所以耽搁了很久，谁知道呢，可能就是这样。没在办公室里看见他真是件怪事，也可能是有一扇被海报挡住的门，她一定遗漏了什么，但还是很奇怪，因为所有人都和她一样穿过走廊离开了，所有第一次来的人都穿过走廊离开了。

离开前（她等了一会，但不能继续这样等下去），她想星期四还得回来。或许到时候也会不一样，他们会让她从另一边出去，尽管她不知道会从哪里出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当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知道，我们会慢慢地抽着烟，聊着天，等候她和其他人到来，黑人洛佩斯又会冲一杯早晨的咖啡。

您在你身旁躺下了

致G.H，他带着此地不存在的幽默感向我讲述了这件事

您上回见他赤身裸体是在什么时候？

这几乎不是一个问题，您正从更衣室走出来，调整着比基尼的肩带，寻找着您儿子的身影，他在海边等您，于是，在漫不经心的时候，这个问题出现了，但这并不是一个真心期待答案的问题，准确地说，那是您突然意识到的缺失；淋浴中的罗贝尔托年幼的身体，受伤膝盖上的按摩，天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再出现的画面，总之，您上一次见他赤身裸体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每当罗贝尔托尖声尖气地说话的时候，他都在与羞耻心做斗争，信任的终结，您双臂间触手可及的避风港的终结，过去，每当他感到痛苦或伤心的时候，都会扑进您的怀里；又一个生日，十五岁，已经过去七个月了，于是，卫生间门上的钥匙，在卧室里独自换上睡衣后道的晚安，有时，他会勉强迁就于一种习惯，跳起来搂住您的脖子，强有力的亲昵，湿润的亲吻，妈妈，亲爱的妈妈，亲爱的丹妮丝，妈妈或丹妮丝——看心情和时间，你这个宝贝，罗贝尔托是丹妮丝的小宝贝，你躺在沙滩上，看着水藻描出了潮水的边界，你微微抬起头，看着您从更衣室走来，你看着您，抿紧了唇间的香烟。

您在你身旁躺下了，你直起身子，寻找烟盒和打火机。

“不用了，谢谢，暂时不需要。”您一边说，一边从提包里取出了太阳镜，丹妮丝换衣服的时候，你帮她看管提包。

“需要我给你拿一杯威士忌吗？”你问您。

“还是先游泳吧。我们走吧？”

“好啊。”你说。

“你觉得无所谓，对吧？这几天，你觉得什么都无所谓，罗贝尔托。”

“你别生气，丹妮丝。”

“我没有指责你，我明白你有些心不在焉。”

“呵。”你说着把脸转向了别处。

“她为什么不来海边？”

“谁？莉莲？我怎么知道，她跟我说，她昨晚不太舒服。”

“我也没看见她的父母。”您说。您有些近视，缓慢地排查了整条地平线。“我们得回酒店看看他们是不是病了。”

“我待会儿再去。”你粗鲁地中止了这个话题。

您站了起来，你在几步之外跟着她，你等她跳进水里，自己也慢慢入水，在离她较远的地方游泳，她抬起手臂，和你打了个招呼，于是你游起了蝶泳，你假装撞到她，您笑着拥抱他，用手打他，永远都是个粗鲁的鼻涕虫，在海里你都能踩到我的脚。他们玩耍，向远处游去，在远离海岸的地方缓慢地划水。在缩小的沙滩上，莉莲突然出现的身影宛如一只几乎看不见的红色小跳蚤。

“随她慢慢来，”你说，您举起手臂叫她，“如果来晚了，对她来说更不划算，我们继续待在这里，这水太棒了。”

“昨晚你带她走到了礁石那里，你回来得很晚。乌尔苏拉没对莉莲发火吗？”

“她为什么要发火？没那么晚，莉莲已经不是小姑娘了。”

“对你来说她不是小姑娘了，对乌尔苏拉可不是，乌尔苏拉还把她当作三岁小孩呢，更别提何塞·路易斯了，他绝不会相信这小姑娘已经定期来月经了。”

“噢，你太粗俗了，”你满足而困惑地说，“我追你到防波堤那里，丹妮丝，我让你五米。”

“我们就留在这里吧，你待会儿去追莉莲，她肯定能赢你。你昨晚和她睡了？”

“什么？你……”

“你吞下海水了，小傻瓜。”您一边说，一边抓住他的下巴，让他的背部往下沉。“这讲得通，对吧？你大半夜把她带到海边，你们回来得很晚，现在莉莲又在最后一刻才出现，小心点，蠢货，你又踢到我的脚踝了，在远离海岸的地方你都不安分。”

你仰卧在水面上，您也不紧不慢地效仿，你沉默不语，似乎在等待着，但是您也在等待，阳光灼烧着你们的眼睛。

“我本来是想那么做的，妈妈，”你说，“但是她不想，她……”

“你是真的想，还是说说而已？”

“我觉得她也想，当时我们离礁石很近，在那里本来很容易的，因为我知道有个岩洞……但是，后来她就不愿意了，她很害怕……你要干吗？”

您觉得十五岁半的年龄太小了，您捉住他的脑袋，在他的头发上亲吻了一下，而你笑着抗议，现在真的，现在你真的希望丹妮丝继续和你探讨这件事，和你探讨这件事的人竟然是她，真是不可思议。

“如果你觉得莉莲愿意的话，你们昨晚没做成的事今天或明天就能做成。你们俩就是两个小家伙，并不是真的相爱，但当然了，这件事你们不相爱也能做。”

“我爱她，妈妈，她也爱我，我敢肯定。”

“两个小家伙，”您又重复了一遍，“正因为这样我才跟你谈这件事，如果你今晚或明天和莉莲睡了，你们肯定会笨手笨脚的。”

你在两朵轻柔的浪花间看您，您冲着他笑了笑，因为罗贝尔托显然没有明白，你现在有些恼火，甚至有些担心丹妮丝会给你讲解基本知识，我的妈呀，偏偏真是这样。

“我想说，你和她都不会小心办事的，等这次消夏之旅结束的时候，乌尔苏拉和何塞·路易斯就会发现他们的小姑娘怀孕了。现在你明白了吧？”

你什么都没说，但是你当然明白了，从你和莉莲最初的几个吻开始，你就明白了，你问过自己这个问题，然后你想到了药店，但就此止住了，你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或许我想错了，但是我从莉莲的脸上看得出来，她什么都不会，只知道一些理论知识，这没什么用。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替你高兴，但是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得自己处理这些事。”

她看见你把脸埋进了海水里，你用力地擦脸，你看着她，似乎有些生气。您慢慢地游着仰泳，希望你再次靠近，以便和你继续谈论之前的话题，那是你一直都在想的事，仿佛你已经站在了药店柜台前。

“这不是理想的做法，我知道，但如果她从来没有做过的话，我觉得很难和她谈避孕药的事，更何况这里……”

“我也这么想过。”你用更浑厚的嗓音说道。

“那你还在等什么呢？把避孕套买来，放在口袋里，千万别昏了头，记得用。”

你突然沉了下去，从下面推了她一把，她大叫一声，笑了起来，你让她周身被泡沫包裹，你不停地用手拍打海水，你的话被喷嚏和海水击碎，变成了破碎的片段，你不敢，你从来没买过，你不敢，你不知道该怎么做，黛尔卡丝老太在药店里，没有男性售货员，你发现了，丹妮丝，我该怎么跟她要避孕套，我做不到，我好热。

七岁时，有一天下午，你带着羞赧的神情从学校回到家，在这种情况下，您从不为难他，等到睡觉的时候，你蜷缩在她的怀里，你们把睡前拥抱的游戏叫作“致命的森蚺”，您只需提一个问题就能知道事情的经过，课间休息时，你的胯下和屁股开始瘙痒，你不停地挠，直到挠出了血迹，你很害怕，又觉得羞耻，因为你觉得那可能是疥疮，是梅尔乔先生的马传染给你的。而您，在恐惧和迷惑的泪水间亲吻他，泪水布满了你的脸，您让他仰面躺下，分开了他的双腿，仔细观察之后，您看见了臭虫或跳蚤的咬痕，那是学校的“礼物”，不是疥疮，傻瓜，你只不过是把自己挠出血了。一切都是如此简单，酒精和药膏，那几根手指抚摸着，安抚着，坦白后，你松了口气，你很快乐，满怀信任，当然什么事也没有了，傻瓜，睡觉吧，明天早上我们再检查一遍。曾经美好的时光，这些画面从不远的过去再次浮现，在两朵浪花和两张笑容之间，突然出现了距离，由变声、喉结、绒毛和被逐出天堂的荒谬天使所决定的距离。这很可笑，您在水下微笑着，被如同床单的波浪盖着，这很可笑，因为实际上，承认可疑的瘙痒所带来的羞耻感与认为自己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面对黛尔卡丝老太的羞耻感并无区别。你再次靠近看她，像小狗一样在她仰面朝天浮动着的身体周围游泳，您已经知道你热切而屈辱地等待着的东西，正如过去，你不得不屈服于她的眼睛和她的双手，她的双手会做出你需要的东西，这既让人羞愧，又十分甜蜜，是丹妮丝又一次将你从腹痛或小腿抽筋之中解救出来的。

“既然如此，那我就自己去了，”您说，“真不敢相信你竟然这么笨，亲爱的。”

“你？你要去？”

“当然了，我，孩子的妈妈。我想你不会让莉莲去买的。”

“丹妮丝，真该死……”

“我觉得好冷，”您有些艰难地说，“现在我接受你的威士忌酒，在此之前，我追你到防波堤。你不用让我，我一样能赢你。”

这好比慢慢地抬起复写纸，看见下面与一天前一模一样的副本，与莉莲的父母和蜗牛专家古兹先生一起吃的午饭，漫长、温暖的午睡，你喝着茶，别人几乎注意不到你，但在这个时间，这是一种仪式，露台上的烤面包片，逐渐降临的夜晚，您看着你夹着尾巴，几乎有些同情，但您也不想破坏这场仪式，不管你们身处何地，都会有下午这场会面，有着手各自的事情之前喝的茶水。你显然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可怜的罗贝尔托，你像小狗一样递着奶油和蜂蜜，真可悲，你一边咽着烤面包片，口齿不清地说话，一边寻找着你那根卷曲的狗尾巴，你又开始喝茶了，又开始抽烟了。

网球拍，番茄色脸颊，全身古铜色，莉莲正在找你，她想在晚饭前看那场电影。他们离开的时候您很高兴，你的确很迷惘，你没有找到你的角落，只能任由自己在莉莲身边漂浮，你们开始了对您来说几乎是无法理解的交流，这种交流充满了单音节、大笑声和新潮流的冲击，没有任何一种语法可以清楚地解释，生活本身又一次嘲笑了语法。您觉得这样独自一人非常舒适，但突然间，某种类似于悲伤的感觉，那文明的沉默，那场只有他们会去看的电影。您穿上了裤子和一件您一直认为很合身的上衣，沿着防波堤往下走，在商店和售货亭前停留了一会儿，买了一本杂志和一盒香烟。镇里的药店有一块霓虹灯广告牌，它让人联想起一座结结巴巴的宝塔，黛尔卡丝老太和另一个年轻女职员就在那间有草药气味的小厅里，黛尔卡丝老太戴着一顶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红绿相间的帽子，尽管你只提到了黛尔卡丝老太，但你真正害怕的是那个年轻女职员。还有两名长满皱纹、侃侃而谈的客人，要买阿司匹林和胃药，付钱之后他们没有立马离开，而是看着玻璃橱柜，度过了与待在家里相比没那么无聊的一分钟。您背对着他们，因为您知道这地方太小了，大家都可以听见彼此的对话，在与黛尔卡丝老太就“时间太神奇了”这一观点达成共识之后，您管她要了一瓶酒精，仿佛在给那两个无所事事的客人最后的时限。您拿到酒精以后，那两个老人还在察看装满儿童食品的玻璃柜，您尽可能压低了声音，我需要给我儿子买点东西，他自己不敢来，对，没错，我不知道是不是盒装的，但无论如何给我拿几个，之后他自己会处理的。真可笑，对吧？

既然您这么说了，您可以自己回答说：“没错，确实很可笑。”黛尔卡丝老太几乎笑了起来，她站在玻璃柜中间黄色证书所在的位置，用鹦鹉般干巴巴的声音回答说，有单独袋装的，还有十二只盒装和二十四只盒装的。其中一位客人看着她们，仿佛觉得难以置信，另一位客人——一个近视的、穿着及地长裙的老妇人——后退了几步，嘴里说着晚安，晚安，那名年轻的店员乐不可支，晚安，帕尔多女士，黛尔卡丝老太终于咽下了口水，转身前她喃喃地说：“总算走了。”对您来说这太戏剧化了，她为什么不提议让我去商店后面的房间呢，您想象着相同处境之下的你，觉得你很可怜，因为你肯定不敢让黛尔卡丝老太带你去后面的房间，你是个男人。不行，您说或者您这么想（您永远都不会弄明白的，但是无所谓了），我认为，为了一盒避孕套没必要偷偷摸摸或者装模作样，如果我让她带我去后面的房间，那我就背叛了自己，我就变成了你的同谋，或许几周内我就得再这么干一回，这样不行，罗贝尔托，一次就够了，现在大家各管各的，我真的再也不会看你的裸体了，亲爱的，这是最后一次，没错，十二只盒装的，女士。

“您让他们彻底惊呆了。”年轻的女店员一边想着那两个客人，一边笑得前俯后仰。

“我发现了，”您说着掏出了钱，“我确实不该做这种事。”

在换衣服准备吃晚饭前，您把盒子放在了你的床上，当你奔跑着从电影院回来时，天色已晚，你看见了枕头上白色的突起，羞涩万分，你打开了包装盒，丹妮丝，妈妈，让我进去，妈妈，我找到了你……您袒露着胸口，穿着白色的裙子，显得非常年轻，您从镜子里，从某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看着你，迎接你。

“没错，现在你自己看着办吧，孩子，我没法为你们做更多的事了。”

你们从很久以前就已经约定，她不会再管你叫孩子了，你明白这得花钱，她让你把钱还给她。你手足无措，走到窗边，靠近丹妮丝，你握住她的肩膀，紧贴她的后背，亲吻她的脖子，无数次，湿润地，孩子，与此同时，您整理好了头发，寻找着香水。您感觉到了皮肤上温热的泪水，您转过身去，温柔地将你向后推，您笑着，却听不见您的笑声，默片里缓缓的笑容。

“要迟到了，傻瓜，你知道乌尔苏拉不喜欢在餐桌上等人。电影还不错吗？”

虽然在半梦半醒间越来越难抗拒那个想法，但她依然试图抗拒，午夜时分，一只与魅魔[1]结盟的苍蝇不让她进入梦乡。您点亮台灯，慢慢喝了口水，重新仰面躺下，天气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洞穴里会很清凉，快睡着的时候，您想象着那个洞穴和里面的白沙，此刻，魅魔伏在莉莲仰面朝天的身体上，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很湿润，你亲吻着她的乳房，含糊地说些没有逻辑的话，你自然没能把事情办好，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魅魔本想在不打扰他们的前提下介入，他只想帮助他们，让他们不要做蠢事，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他非常熟悉你仰面朝天的身体，他在呻吟和亲吻之间请求许可，再次近距离地观察你的大腿和背脊，再次使用了应对棒击或流感的方法，放松你的身体，不会疼的，一个大男孩不会因为打针而哭泣，来吧。台灯和水再次出现，您还在阅读那本愚蠢的杂志，过一会儿才能入睡，在您入睡之前，你会踮着脚尖回来，您会听见你在卫生间里的声音，床垫微弱的咯吱声，梦呓，或是为了入睡而发出的喃喃自语。

水更凉了，但您喜欢它刺骨的触感，您一刻不停地游到防波堤，从那里看见了在岸边戏水的人们，看见你迎着太阳抽烟，你不太想跳进水里。您在水面上仰浮着休息，回去的路上，您遇见了莉莲，她正在慢慢地游泳，专注于自己的泳姿，她对您说“您好”，这似乎是她对大人们最大的让步。而你跳着站了起来，用毛巾裹住丹妮丝，让她待在一个背风的地方。

“你不会喜欢的，水太凉了。”

“我猜到了，你都起鸡皮疙瘩了。等等，这支打火机没用了，我这还有一支。要不要给你拿杯热雀巢咖啡？”

您趴在沙滩上，太阳如蜜蜂般在您的皮肤上嗡嗡作响，细沙宛如丝质手套，空闲的时刻。你端来了咖啡，问她周日要不要回去，还是想多留几天。不留了，没什么可留的，天气开始变凉了。

“这样更好，”你一边说一边看着远处，“我们回去吧，一切都结束了，在海边待十五天足够了，待会你身上就干了。”

你当然期待过，但并不是这样的结果，只有您伸出手抚摸你的头发，仅此而已。

“跟我说点什么吧，丹妮丝，你别这样，我……”

“嘘，应该说点什么的人是你，别把我弄得跟蜘蛛妈妈[2]似的。”

“不是的，妈妈，因为……”

“我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你知道我为你的莉莲做的事情。既然你觉得自己是个男人了，那就学会自己处理。如果孩子嗓子疼，他已经知道药在哪里了。”

抚摸过你头发的那只手沿着你的肩膀滑落，落在了沙子上。您艰难地说出了每个字，但手还是丹妮丝那只恒久不变的手，它仿佛是驱除疼痛的鸽子，给予你介于棉花和富氧水之间的挠痒痒与爱抚。这早晚会停止的，你突然明白了，仿佛受到了无声的打击，临界点必然会在某天晚上或上午出现。你先拉开了距离，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里，独自更换衣服，在大街上游荡好几个小时，但是让临界点在某个时刻（或许就是现在）出现的人是您，你背上最后的爱抚。如果孩子嗓子疼，他已经知道药在哪里了。

“别担心，丹妮丝，”你阴沉地说，嘴被沙子盖住了大半，“你不用担心莉莲。她不愿意，你知道的，最后她不愿意。这个女孩真是傻，你还想怎么样。”

您直起身子，身体突然的抖动让您的眼睛里充满了沙粒。你看见您的嘴巴颤抖着，脸上挂着泪。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够了，你没听见吗？够了，够了！”

“妈妈……”

但您背过身去，用草帽挡住了脸。梦魇[3]、失眠、黛尔卡丝老太，它们让人觉得可笑。临界点，什么是临界点？在那段日子里的某一天，卫生间的门仍然可能没被反锁，您走进去，撞见了赤裸的你浑身涂满了肥皂，你突然觉得很困惑。或者相反，在您冲完澡以后，你仍然可能在门边看着您，正如在那些年里，你们一边擦干身体，穿上衣服，一边对视，嬉戏。什么是临界点？什么是真正的界限？

“你好。”莉莲说，他们两人坐在了一起。

[1]欧洲及中东民间传说中的女性邪灵或超自然个体，常在梦中以人类女性的形象出现，是通过性交勾引男人的恶魔。与之对应的男性邪灵叫“梦魇”。

[2]指过分保护自己的子女的母亲。

[3]对应前文的魅魔。

以波比的名义

昨天，他八岁了，我们为他举办了一场美妙的派对，波比非常喜欢发条火车、足球和插满蜡烛的蛋糕。我妹妹原本担心那几天他在学校的成绩会很糟糕，但恰好相反，他的算术和阅读成绩都有所提升，没有理由不让他玩玩具了。我们让他邀请他的朋友们来，他邀请了贝托和小胡安娜，马里奥·潘萨尼也来了，但只待了一会儿，因为他爸爸病了。我妹妹让他们在院子里一直玩到了晚上，尽管我们俩都担心他兴奋过度，会弄坏我们的植物，但波比还是试了试他的新球。到了喝橙汁和吃生日蛋糕的时间，我们给他合唱了“绿芹菜”[1]，我们笑得很厉害，因为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波比和我妹妹；而我，当然了，我一直都在监视波比，我觉得这简直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监视的。但是，我得在波比心不在焉的时候监视他，寻找那种我妹妹似乎没有注意到、却让我很难受的眼神。

那天，我只看见他对她露出过一次那样的眼神，就在他低下头、像有教养的孩子那样说“蛋糕真漂亮呀，妈妈”之前的一瞬间，当时我妹妹正好在点蜡烛。小胡安娜对他的话表示赞同，马里奥·潘萨尼也是。然后，我摆好了让波比切蛋糕的长刀，特意从桌子的另一端观察他，但是波比对蛋糕满意极了，正在用几乎从未有过的神情看着我妹妹。他专心致志地把蛋糕切成同样的大小，然后分给大家。“第一块先给你，妈妈。”波比说着把蛋糕递给她，然后是小胡安娜和我，因为女士优先。很快他们回院子里继续玩耍，马里奥·潘萨尼没有去，因为他爸爸病了，但在此之前，波比又和我妹妹说了一遍蛋糕真好吃，然后他向我跑来，抱住我的脖子，给了我一个湿漉漉的吻。“你的辫子真漂亮，姨妈。”晚上，他爬上我的膝头，向我吐露了一个了不得的秘密：“你知道吗，姨妈，现在我八岁了。”

我们很晚才睡下，但那天是周六，波比可以像我们一样待到凌晨。我是最后一个上床的，在此之前，我整理了餐厅，把凳子摆回原位，孩子们玩了沉船和其他游戏，这些游戏总是会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我把长刀收了起来，上床前，我看见我妹妹幸福地沉睡着；我来到波比的房间，看见他趴着睡着了，他从小就喜欢这样睡觉，床单被他踢到地上，一条腿露出床外，脸埋进了枕头里，睡得非常香。要是我有孩子的话，我也会让他这样睡觉的，但是想这种事有什么意义呢。我躺了下来，但我不想读书，也许我不该这样，因为我一点都不困，在这种时候，我身上总是发生同样的事：意志消散了，各种想法从四面袭来，似乎都是正确的，突然间，所有的想法都是正确的，而且几乎总会变得很恐怖，连做祷告都无法摆脱。我喝了糖水，从三百开始倒数，因为从后往前数数更难，更催眠。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疑虑突然冒了头：我把刀收起来了吗，还是说，刀还放在桌上。这种想法很愚蠢，因为我已经把每样东西都整理好了，我记得我把刀放进了橱柜下面的抽屉里，但我还是不敢确定。我起了床，那把刀果然在那个抽屉里，和其他餐具放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把刀放在我的卧室，我甚至把它拿出来了一会儿，但这也太夸张了。我照了照镜子，对自己做了个鬼脸。在这个时间，我也不是很喜欢这样做。我给自己倒了一小杯茴芹酒，尽管这样对我的肝并不好，我坐在床上小口地喝酒，好让自己尽快睡着。我妹妹的鼾声不时地传来，波比和往常一样，要么在说梦话，要么在呻吟。

恰好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我突然又想起了所有的事。波比第一次问我妹妹为什么对他不好的时候，我那圣人般的妹妹——所有人都这么说——看着他，仿佛这是个玩笑，她甚至笑了起来。我当时正在沏着马黛茶，我记得波比没有笑，相反，他似乎很痛苦，很想知道答案。当时他已经七岁左右了，像所有的孩子那样，总会提一些奇怪的问题，我记得有一天，他问我为什么树木和我们不一样，我反问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疑问，波比说：“姨妈，因为夏天的时候它们穿得很厚实，到了冬天却脱下衣服。”我吃了一惊，因为这孩子真的太奇怪了。孩子都是这样的，但他还是……然后，我妹妹奇怪地看着他，她从没有对他不好，她对他说，只不过在他表现不好或生病的时候，她会显得有些严肃，而且不得不做一些他不喜欢的事，小胡安娜和马里奥·潘萨尼的妈妈在必要的时候也会很严肃的。但是波比依然悲伤地看着她，最后他说，不是白天，是晚上他睡着的时候，她对他不好。我们俩都吃了一惊，我记得是我跟他解释说，没人需要承担睡梦里的过错，那只是一场噩梦，现在都过去了，让他别担心。那一天，波比没有坚持，他总是能接受我们的解释，他不是一个难哄的孩子。但是几天后，他哭叫着醒来，我走到他床边的时候，他抱住我，不愿意说话，只是不停地哭。他肯定又做噩梦了，甚至到中午的时候，他坐在桌子旁突然想起这件事，又问起我妹妹，为什么在他睡着的时候对他这么坏。这一回，我妹妹开始在意这件事了，她对他说，他年龄已经够大了，怎么还分不清梦境和现实呢，她还说，如果他坚持这么说，她就要把这件事告诉卡普兰医生了，因为说不定他肚子里长了蛔虫或者得了阑尾炎，得治一治。我觉得波比快哭了，我连忙又给他解释了一遍关于噩梦的事，他得明白，没人像他妈妈那样爱他，我虽然也很爱他，但还是不如他妈妈。波比认真地听着，擦干了眼泪，他说，当然了，他明白的，他从椅子上下来，亲吻我束手无策的妹妹，然后眼神呆滞地陷入了思考。下午，我去院子里找他，让他跟我聊一聊，毕竟我是他的姨妈，他可以像信任她妈妈一样信任我，要是他不愿意告诉妈妈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他看上去并不想说话，他费了好大的劲，最后，他说了一些类似于“到了晚上一切都不同了”的话，说起了几块黑布，他没法松开手脚，大家都会做这样的噩梦，但是波比偏偏梦见了我妹妹，她为他做出了那么多牺牲，这真是太让人遗憾了，我这样告诉他，然后又重复了一遍，他说，没错，他同意，他当然同意了。

恰巧在这之后，我妹妹得了胸膜炎，轮到我安排所有的事务，但我不用管波比，因为他虽然年纪很小，但所有的事都能自己做得好好的。我记得他进屋看望我妹妹，待在她床边一言不发，等着她对他微笑或者抚摸他的头发，然后，他会安静地去院子里玩耍，或者在客厅里读书，我甚至不用提醒他别在那几天弹钢琴，虽然他很喜欢弹。我第一次看见他很难过的时候，我告诉他，他妈妈已经好一些了，明天就能起来晒会儿太阳了。波比露出了奇怪的表情，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怎么说呢，我突然想到了那件事，我问他是不是又做噩梦了。他开始安静地哭了起来，捂住自己的脸，然后说是的，为什么妈妈要这样对他。那一次，我意识到他很害怕，我掰下他的手，擦干他的脸，我看见了他的恐惧，很难置之不理，我又跟他解释了一遍，那只不过是个梦。“你跟她什么也别说，”我要求道，“你看，她已经很虚弱了，她知道了会激动的。”波比沉默地表示赞同，他很信任我，但后来，我发现他对这句话的理解很死板，因为连我妹妹开始康复的时候，他都没有再跟她说起过这件事，我这么推测是因为有几天上午，我看见他茫然地从她的房间里出来，而且他一直都和我待在一起，在厨房里围着我打转。有一两回，我实在忍不住了，在院子里或是在给他洗澡的时候跟他谈了谈，他的反应和原来一样，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他没有把话说完，为什么他妈妈总是在晚上那样对他，但他没有再说下去了，他哭得很厉害。我不想让我妹妹知道这件事，因为她已经得了胸膜炎，这件事可能会对她产生严重的影响，我又跟波比解释了一遍，他非常理解；与对他妈妈相反，他什么都可以跟我说。等他再长大一些，就不会再做噩梦了；最好别在晚上吃那么多面包，我要去问问卡普兰医生，看看有没有什么通便药能让他睡觉时不做噩梦。我当然没有问他，很难和卡普兰医生谈论这种事，他要接待很多病人，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但是慢慢地，我不再那么担心波比了，早晨见到他时，他偶尔会带着迷茫的神情，我想他可能又做噩梦了，于是我等他来找我坦白，但是波比会开始画画，或者去学校，什么都没跟我说，然后他会高高兴兴地回家，而且他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成绩也越来越好了。

最后一次是在二月的热浪袭来时，那时候我妹妹已经痊愈了，我们像往常一样过日子。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发现，但我什么都不想告诉她，因为我了解她，她太敏感了，特别是在与波比有关的事情上，我记得那会儿波比还很小，我妹妹依然承受着离婚的打击，每当波比哭闹或调皮捣蛋的时候，她都艰难地忍受着，我不得不把他带到院子里，等待一切平息下来，这是姨妈该做的事。准确地说，我觉得我妹妹并没有发现有时候波比起床时就像长途跋涉归来，一直到喝牛奶咖啡的时候，他都带着迷惘的神情。我们俩独处时，我总是希望她能说点什么，但她没有；我觉得不该让她回想起必然会让她觉得痛苦的事，准确地说，我认为，波比可能又问过她为什么对自己那么坏，但波比也可能觉得自己没有权利这样做，或许他记得我的请求，认为自己再也不该和我妹妹提这件事。有时，我觉得我才是那个胡思乱想的人，波比肯定已经不再做关于他妈妈的噩梦了，不然的话，他肯定会马上告诉我，这样他才能让自己好受一点；但后来，有几个早晨，我又看见了那样的神情，又担心了起来。幸好，我妹妹什么都没发现，连波比第一次那样看她的时候她都没有注意到，当时我正在熨衣服，他在厨房前室的门口看着我妹妹，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解释这种事呢，直到电熨斗快熨穿了我的蓝色衬衣，我才及时把它拿开，波比还在那样看着我妹妹，她正在揉面团，准备做馅饼。我问他想找什么东西——我只是为了跟他说点什么——他吓了一跳，回答说，不找什么，外面太热了，没法玩球。我不知道我是用什么样的语气对他提了这个问题，但他似乎为了说服我，又解释了一遍，然后去客厅画画了。我妹妹说，波比太脏了，那天下午她就要给他洗澡，虽然他年纪不小了，但是他总忘记清洗耳朵和脚。最后是我给他洗澡的，因为那天下午我妹妹依然觉得很累。我在浴缸里给他涂上肥皂，他在玩那只让他爱不释手的塑料小鸭，我鼓起勇气问他，这段时间有没有睡得好一些。

“马马虎虎。”他专心地让鸭子游起泳来，过了一会儿才回答我。

“怎么马马虎虎？你有没有梦见不好的东西？”

“前几天晚上梦见了。”波比一边回答，一边把鸭子沉进水里，握着它在水下游动。

“你告诉你妈妈了吗？”

“没有，没告诉她。她……”

他浑身涂满了肥皂，扑向了我，这让我猝不及防。他哭着拥抱我，颤抖着，把我身上弄得一塌糊涂，我试图摆脱他，他的身体从我的指尖滑落，掉进了浴缸里，用双手遮住脸，大声地哭泣。我妹妹跑了过来，她以为波比滑倒了，哪儿弄疼了，但他摇摇头，努力地止住哭泣，这让他的脸皱成一团。他在浴缸里站了起来，好让我们看到他什么事也没有，他拒绝说话，赤裸着身体，浑身都是肥皂，虽然我和我妹妹拿着毛巾，抚摸他，做出了许多承诺，但他在压抑的哭声中是如此孤独，我们俩都无法让他冷静下来。

此后，我一直在找机会取得波比的信任，还不能让他发现我是因为想让他开口说话。但是几个礼拜过去了，他什么都不想告诉我，现在，要是我在他的脸上察觉到了什么，他要么会让那种神情立刻消失，要么会拥抱我、向我索要糖果，要么让我准许他去街角和小胡安娜和马里奥·潘萨尼玩耍。他决不会管我妹妹要任何东西，他对她非常周到，因为她的身体还相当虚弱，而且她也不太担心自己没法仔细地照顾他，因为我总是第一个出现，而波比对我很是顺从，要是我提出了让他反感的要求，在必要的时候他也会接受。因此我妹妹无法得知那件事，而我却立刻发现了，他偶尔那样看着他，进屋前站在门口那样看着她，直到被我发现，然后，他要么立即低下头，要么跑开，要么翻个跟头。刀的事纯属偶然，当时我正在厨房前室里更换橱柜里的纸巾，为了这事，我取出了所有的餐具。等我转身准备裁剪另一条纸巾的时候，我才发现波比早就进来了，我发现他正看着那把最长的刀。他马上就转移开视线，希望没有被我发现，但我早就熟悉了他的那种眼神，怎么说呢，这样的想法是很愚蠢的，但是，在闷热的厨房前室里，仿佛有一阵凉风，几乎是寒风，向我袭来。我什么也没跟他说，那天晚上，我突然想起，波比再也没有问过我妹妹为什么对他那样坏，他只是偶尔会像看着那把长刀那样看着她，那种截然不同的眼神。当然了，这应该是偶然，但是一周后，我恰好在用那把长刀切蛋糕，我妹妹在告诉他是时候学会自己擦皮鞋了，我再次看到了那样的表情，我不喜欢这样。“好的，妈妈。”波比说，他只关注我正在对蛋糕做的事情，那双眼睛盯着刀每次的移动。他在凳子上稍稍晃了一下，就像是自己在切蛋糕；或许他在想鞋子的事，他像擦鞋那样移动着自己的身体，我妹妹肯定是这么想的，因为波比那么听话、那么乖巧。

那天晚上我突然想到，是不是应该和我妹妹谈一谈了，但要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话，我该跟她说些什么呢，而且波比的成绩越来越好，我只是因为突然又想起了这一切，才睡不着，那就像是变得越来越紧实的面团，还有恐惧，我不知道我在恐惧什么，因为波比和我妹妹都已经睡着了，不时能听见他们翻身或者叹息的声音，睡得那么熟，比我这样彻夜思考要好得多。当然了，等我又一次看见波比像那样看着我妹妹之后，我在院子里找到了他，让他帮我移植一盆乳香黄连木，我们谈了许多事，他向我透露了个秘密，小胡安娜的一个姐姐交男朋友了。

“这很正常，她年纪不小了，”我对他说，“听着，去厨房给我把长刀拿来，我要把这些拉菲草给割了。”

他像往常一样跑了过去，因为没人比他对我更殷勤。我向房子看去，等着他回来，我想，实际上，我应该在让他帮我取刀之前先问问他的梦，这样才能安心。他回来的时候走得很慢，就像睡午觉时磨蹭着不愿起床。我把最长的那把刀放在了很显眼的地方，想让他一打开橱柜的抽屉就能看见它，尽管如此，我见他还是挑了一把短刀。

“这把刀没法用。”我对他说。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安排像波比这样幼小又无知的人做事真是太愚蠢了，但是我甚至看不见他的眼睛。他松开短刀扑进我怀里的时候，我才感觉到了那阵推力，他抱着我，紧紧地抱着我抽泣。我想，在那个时刻，我看见了某种大概是他最后一场噩梦里的东西，我没法问他，但是我想，我看见了在他停止做噩梦，却开始那样看着我妹妹、那样看着长刀之前，最后一次梦见的东西。

[1]指生日歌。西文中的“绿芹菜（apio verde）”与英文的“happy birthday”语音上有相近之处。

索伦蒂纳梅启示录

蒂科人[1]总是这样，准确地说，他们沉默寡言，但总会带给人惊喜。我抵达了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卡门·纳兰霍、萨姆埃尔·罗文斯基和塞尔西奥·拉米雷斯（他是尼加拉瓜人，不是蒂科人，但这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而我是阿根廷人，尽管我应该客气地称自己是蒂诺人[2]，而其他人应该自称尼加人[3]和蒂科人，但这并没有任何区别）在那里等我。天气酷热难耐，更糟糕的是，一切马上就会开始，永远雷同的新闻发布会，为什么你不住在自己的国家？为什么《放大》[4]和你的故事那么不一样？你认为作家需要承担责任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已经明白了，对我的最后一次采访会在地狱入口进行，而且肯定会是同样的问题；即使在天堂入口被圣彼得提问，情况也不会改变，您不觉得您在人间的写作方式对民众来说太深奥了吗？

然后是欧洲旅馆，淋浴时，肥皂与沉默的漫长独白给长途旅行画上了句号。七点，我在圣何塞城里散步，想看看那里是不是真的像人们告诉我的那样简单、整齐，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风衣，是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热情的拥抱，诗人，太好了，在罗马见面之后，在多少年来那么多次纸上见面之后，你终于来到了这里。像埃内斯托这样的人竟然会来看望我，来找我，总是让我惊讶、让我感动，或许你会说我这人谦虚得虚伪，你想说就说吧，老朋友，胡狼嚎叫着，但公共汽车呼啸而过，我将永远是个仰慕者，以极低的姿态热爱一些人，有朝一日却发现这些人也热爱他，像这样的事情超出了我的掌控，我们还是谈谈另一件事吧。

另一件事就是埃内斯托知道我来哥斯达黎加了，就嗖地一下坐飞机从他的小岛上来到这里，因为给他捎去消息的小小鸟告诉他，蒂科人安排我去索伦蒂纳梅旅行，他就忍不住想过来把我接到那儿去。于是，两天后，塞尔西奥、奥斯卡、埃内斯托和我填满了那架狭小的派珀·阿兹特克小型飞机，对我来说，这名字一直都是个谜。它在令人憎恶的打嗝声和腹鸣声中飞行，与此同时，金发飞行员在收音机里调出了几首听不清楚的卡里普索[5]，他似乎没有产生我头脑里的联想，我觉得这架阿兹特克飞机正在把我们直接送往献祭活人的金字塔。事情当然没有这样发生，可以想见，我们在洛斯奇莱斯下了飞机，坐上了一辆同样颠簸的吉普车，这辆车将我们带到了诗人何塞·科罗内尔·乌尔特乔[6]的农庄（要是有更多的人阅读他的作品就好了）。我们在他家休息，谈起了许多其他诗人朋友，罗基·达尔顿[7]、格特鲁德·斯泰因[8]和卡洛斯·马尔蒂尼斯·里瓦斯[9]。路易斯·科罗内尔来了以后，我们坐上他的吉普车，然后是速度惊人的小艇，前往尼加拉瓜。但在此之前不得不提的是一种纪念照片，相机会一点一点地吐出天蓝色的小纸片，一点一点地，纸片会神奇地被拍立得图像填满，首先是躁动的轮廓，然后渐渐浮现出鼻子、卷发、头戴发箍的埃内斯托的微笑、依靠着游廊的玛丽亚女士和何塞先生。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他们使用这种相机已经习惯了，但我不觉得。眼看着这几张脸孔和告别的微笑从原本一无所有的天蓝色小方块中出现，我惊恐万分。我把自己的想法和他们说了，我记得我问过奥斯卡，拍完全家福以后，要是天蓝色的小纸片上出现了骑马的拿破仑该怎么办，何塞·科罗内尔先生哈哈大笑，他总是什么都能听见，吉普车，我们现在就去湖边吧。

夜色开始降临的时候，我们抵达了索伦蒂纳梅，特蕾莎、威廉、一位美国诗人和社区里的其他年轻人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几乎马上就进入了梦乡，但在此之前，我看见了角落里的几幅画，埃内斯托正在和他的朋友们聊天，他从袋子里取出了从圣何塞带来的食品和礼物，有人在吊床上睡着了，而我看见了角落里的画，开始观赏它们。我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这些是当地农民的作品，这幅是文森特画的，这幅是拉蒙娜画的，有些画有署名，有些没有，但每幅画都十分美丽，对世界的第一印象，眼神干净的画者，描绘周遭环境像描绘颂歌：虞美人花丛中矮小的母牛，如蚂蚁般从糖屋里涌出的人们，芦苇丛中绿眼睛的马匹，教堂里的洗礼仪式（这座教堂不相信透视原理，因此看起来时而在上时而在下），湖泊和湖上漂浮着的鞋履般的小舟，远景中有一只巨大的鱼，咧着绿松石色的嘴唇微笑。埃内斯托走过来跟我解释说，卖画能帮助他们维持生计，还说明天早上他会给我展示农民们的木版画、石绘和他们自己做的雕塑。我们逐渐进入梦乡，但我还在注视角落里堆着的画，我搬出了描绘小奶牛、鲜花、母亲和她膝头的两个孩子的那组画，两个孩子分别穿着白衣服和红衣服，星辰漫天，唯一的一朵云彩偏居一隅，紧贴着画框，惊恐地试图逃离画布。

第二天是周日，十一点有弥撒，索伦蒂纳梅的弥撒，农民、埃内斯托和前来拜访的朋友一起讨论了福音书里的一个章节，那天耶稣在果园被捕，索伦蒂纳梅的人们谈论这个话题时，仿佛是在谈论他们自己，他们说起了警察的威胁，在深夜或光天化日之下被警察追捕，在岛屿和陆地上过着永远不确定的生活，在全尼加拉瓜，不仅在尼加拉瓜，在整个拉丁美洲，危地马拉的人们、萨尔瓦多的人们、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人们、智利和圣多明各的人们、巴拉圭的人们、巴西和哥伦比亚的人们，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和死亡的包围之中。

接着，得考虑回去了。我又想起了那些画，于是来到社区大厅，就着正午让人神志恍惚的阳光欣赏它们，色彩变得更加鲜艳了，马匹、向日葵、草地上的派对和对称的棕榈林交相辉映。我想起我的相机里有一卷彩色胶卷，就抱着几幅画走到游廊上，塞尔西奥走过来帮我把它们放在了光线充足的地方，我小心翼翼地挨个给它们拍照，让这些画完整地出现在镜头里。巧的是，我剩下的底片和画的数量刚好一致，没有一幅画被落下。埃内斯托过来告诉我们游艇已经准备好了，我告诉他我做的事儿，他笑了，偷画贼，图片走私犯。没错，我告诉他，我要把这些画全都带走，把它们投影在我的屏幕上，它们会变得更大、更棒，去你的。

我回到了圣何塞，还去哈瓦那处理了一些事，回到巴黎以后，我觉得累极了，我很怀念那些去过的地方，沉默寡言的克劳迪恩在奥利机场等我，生活再次回到了正轨，谢谢先生，你好女士[10]，委员会，电影院，红酒和克劳迪恩，莫扎特的四重奏和克劳迪恩。行李箱就像蛤蟆，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吐在了床上和地毯上，杂志、剪报、围巾、中美洲诗人们的作品、装着胶卷的灰色塑料盒，两个月里竟然攒了这么多东西，哈瓦那列宁学校的一组镜头，特立尼达的街道，伊拉苏火山的剪影，还有火山口的绿色沸水，在那里，萨姆埃尔、萨利塔和我想象着烤熟的鸭子在硫黄色的烟雾中漂浮。克劳迪恩把胶卷送去冲洗了，一天下午，我在拉丁区四处游荡，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正好口袋里揣着单据，我就把胶卷都取了回来，一共八卷。我立即想起了索伦蒂纳梅的那些画，到家以后，我开始寻找那盒胶卷，逐一观看了每个系列的第一张幻灯片。我记得在拍那些画之前，我拍摄了埃内斯托的弥撒，几个孩子在棕榈树间玩耍，那几棵棕榈树和画里的一模一样，孩子们、棕榈树、奶牛与瓦蓝的天空和微微偏绿的湖泊（颜色或许正好相反，我记不清了）形成了对照。我把记录了孩子们和弥撒的那盒胶卷放在了操作台上，我知道，直到胶卷放完，马上就会出现那些画。

夜幕降临，我独自一人在家，克劳迪恩下班后会过来听音乐，和我待在一起。我把屏幕安装好，倒了一杯加了许多冰块的朗姆酒，投影仪，操作台和遥控器都已经准备就绪；无须拉上窗帘，殷勤的夜晚已经降临，它让灯光点亮，让朗姆酒溢出芳香。我愉快地想，一切都将逐渐重现，看完索伦蒂纳梅的画作之后，我会播放在古巴拍摄的照片，但为什么先看那些画呢，为什么职业惯性思维和艺术会先于生活呢，为什么不呢，在艺术与生活那永恒的牢不可破的爱恨交织的对话中，后者对前者说，为什么不先看索伦蒂纳梅的画呢，它们也是生活，一切都是相同的呀。

弥撒的照片被投影了出来，准确地说，由于播放时的错误，照片看起来很糟糕，孩子们竟然在充足的光线下玩耍，牙齿洁白极了。我兴趣索然地按着切换键，我原本想仔细观赏每张充满回忆的照片，那被海水和警察包围的索伦蒂纳梅的脆弱小世界，那个男孩也被这样包围着，我看着他，觉得不可思议，我按下了切换键，他就出现在了照片的中景，清晰至极，他的脸宽而光滑，似乎充满了怀疑和惊讶，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向前倾，额头中心的窟窿清晰可见，军官的手枪划出了子弹的路径，周围的其他军官拿着冲锋枪，房子和树木构成了模糊的背景。

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这种想法总是先于人们的理智，并把理智远远地甩在后面。我愚蠢地告诉自己，冲印店的人弄错照片了，他们肯定是把另一个客人的照片给了我，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弥撒的照片、孩子们在草地上玩耍的照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的手不听使唤地按下了切换键，正午时分一片无边无际的硝石矿区，那里有两三座由生锈金属板制成的棚屋，人们聚集在左边，看着那些仰面朝天的尸体，死者们对着赤裸、灰蒙蒙的天空张开了手臂。必须仔细观察，才能从背景里那个身穿制服、背对着我渐行渐远的队伍中辨认出那辆在山顶等候的吉普车。

我知道，我继续按着切换键，面对这种失去理智的状态，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按动切换键，继续看着柯连特大街与圣马丁大街交汇的街角和那辆黑色汽车，车里有四个人，他们瞄准了人行道，一个穿着黑衬衫和运动鞋的人在人行道上奔跑，两个女人试图躲进停着的卡车后面，有人目视前方，脸上充满了疑惑和恐惧，他把一只手放在下巴上，触摸自己，确定自己还活着，突然出现了一个昏暗的房间，一束浑浊的光从高处安着栅栏的小窗上倾泻下来，桌上有一个仰面朝天、浑身赤裸的女孩，她的头发垂到了地上，那个背对我的黑影将一条电缆伸进女孩张开的双腿之间，两个面对我的男人在交谈，一个戴着蓝色领带，另一个穿着绿色套头衫。我永远无法得知我有没有继续按动切换键，我看见了森林中的一片空地，近景中有一座茅屋和一些树木，一个瘦小的年轻人靠在离他最近的那棵树上，他朝左边看去，那里有一群模糊的身影，有五、六个人靠得很近，用步枪和手枪瞄准他。那个年轻人有一张长脸，一缕刘海落在他黝黑的额头上，他看着他们，一只手半举着，另一只手或许插在了裤袋里，他似乎正在不紧不慢地跟他们说着什么，几乎有些不高兴，虽然照片模糊不清，但是我感觉到了，我明白了，我看见了，那个年轻人是罗基·达尔顿，于是我用力按下切换键，仿佛这样就能把他从死亡的厄运中解救出来，我看见一辆汽车在市中心炸成了碎片，可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圣保罗，我继续按着，按着，鲜血淋漓的面孔和尸体的碎片不断在我眼前闪过，女人和孩子们在玻利维亚或危地马拉的山坡上奔跑，突然，屏幕上盈满了水银的光芒和虚无，还有悄无声息地进门的克劳迪恩投射在屏幕上的影子，她弯下腰，亲吻我的头发，问我照片美不美，问我对它们满不满意，是否愿意让她看看。

我从头开始播放，当人们不知不觉地跨越未知的界限，他们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我没有看她，因为她能看懂我的表情，或者只是会感到害怕。我什么也没跟她解释，因为我说不出话来，我站了起来，慢慢地让她坐在我的扶手椅上，我大概跟她说了些什么，我说我去给她拿杯饮料，让她先看照片，我去给她拿饮料的时候，让她先看照片。在卫生间里，我觉得我吐了，或许我只是哭了然后才吐的，又或许我什么都没做，只是坐在浴缸的边沿，任由时间流逝，直到我有力气去厨房给克劳迪恩调制她最喜欢的饮料，往里面加满冰块，那时，我才察觉到了安静，我发现克劳迪恩既没有大叫，也没有跑过来问询，只有安静，还有不时从隔壁公寓传来的甜腻的波莱罗舞曲。我不知道自己花了多长时间才从厨房走到客厅，她看完照片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盯着屏幕背面看了多久，房间里充满了水银转瞬即逝的反光，随后便陷入了昏暗。克劳迪恩关上投影仪，靠在椅背上喝饮料，她慢慢地对我微笑，愉快得像一只猫，她满足极了。

“你拍得太好了，那幅有微笑鱼的画，还有田野里的母亲、两个孩子和奶牛。对了，还有那幅描绘教堂洗礼仪式的画。快告诉我都是谁画的，这几幅没有署名。”

我坐在地上，没有看她，找到了我的杯子，把饮料一口灌下。我什么都不会告诉她的，现在我能跟她说什么呢，但是我记得，我隐约想问她一个愚蠢的问题，想问她是否在某个时刻看见一张拿破仑骑马的照片。但我没有问她，当然没有。

一九七六年四月于圣何塞、哈瓦那

[1]指哥斯达黎加人。

[2]指阿根廷人。

[3]指尼加拉瓜人。

[4]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66年将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魔鬼涎》改编为电影《放大》。《魔鬼涎》收录于《南方高速》一书内。

[5]加勒比海上小安的列斯群岛的传统音乐。

[6]何塞·科罗内尔·乌尔特乔（José Coronel Urteche，1906—1994），尼加拉瓜诗人。

[7]罗基·达尔顿（Roque Dalton，1935—1975），萨尔瓦多诗人、散文家、记者、政治活动家。1975年5月，被萨尔瓦多人民革命军杀害。

[8]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国诗人、作家、剧作家。

[9]卡洛斯·马尔蒂尼斯·里瓦斯（Carlos Martin Rivas，1924—1998），尼加拉瓜诗人。

[10]原文是法语。

《船》或《新的威尼斯之旅》

从年轻时起，我就想重新改写某一些文学作品。我既被它们打动，又觉得这些作品的创作手法比不上内在于它们的其他可能性。这种想法一直诱惑着我，我认为这种诱惑被奥拉西奥·基罗加的几篇作品推向了极致，最终在孤寂中被消解，这也是更可取的选择。原本出于爱而做出尝试，往往会被认为是傲慢和卖弄学识。我在孤独中遗憾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某些文字达不到它们本身和我内心深处徒然企求的水平。

现在，偶然和一捆旧稿纸给我提供了实现我未竟心愿的机会，而这一次诱惑是合乎情理的，因为那是我自己的文字，一篇题为《船》的长故事。在草稿的最后一页，我找到了这样的批注：“真糟糕！这篇故事我一九五四年写于威尼斯；十年后，我重读它，很喜欢，写得真是太糟糕了。”

正文和批注都已经被遗忘，在那十年之后，又过了十二年，现在重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赞同自己批注上的观点，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我曾经觉得这个故事很糟糕，现在也觉得，但为什么我曾经喜欢它，现在也喜欢。

接下来，我试图向自己证明《船》的文本写得不好，因为它是虚假的，因为它试图讲述的事实，当时的我无法把握，现在于我而言却显而易见。如果要重写，会消耗大量的精力，而且是对自己的背叛（对此，我不是很确定），那几乎会像是另一个作家的作品，而我则会落入我开头提到的卖弄学识的陷阱之中。我也可以保留它的原貌，同时展现出我现在领悟到的故事的内涵。这个时候，朵拉出场了。

如果朵拉思考过皮兰德娄的作品，那么从一开始她就应该来找作者，斥责他的无知或者他始终不变的虚伪。然而，现在是我在向她走去，让她摊牌。朵拉无法得知谁是故事的作者，她的批判只能针对故事里发生的情节，她在那里存在着。发生的事碰巧是一篇文字，她则是文字中的人物，但这两个事实并不会改变她同样以文字形式持有的权利，面对一篇观点不够充分甚至居心叵测的文字，她有权反抗。

就这样，今天，朵拉的声音不时地打断原来的文本，也就是我一九五四年写于多吉膳宿旅馆的手稿。她所修正的只有一些细节和一些重复的短小段落，因此读者们将在这份手稿里找到一切我认为糟糕的写作手法，以及一切朵拉认为糟糕的故事内容，说到底，这可能又是同种原因造成的不同结果。

旅游业玩弄它的拥趸，将他们安插进虚假的时机，让法国的某个口袋里出现多余的英国硬币，让人们徒劳地在荷兰寻找某种普瓦捷特有的美味。对于巴伦蒂娜来说，四泉路的罗马小酒吧仅仅意味着阿德里亚诺、一杯浓稠马丁尼的味道和阿德里亚诺的脸庞，他把她推到了柜台上，然后向她道了歉。她不太记得那天早上朵拉有没有和她在一块，但她敢肯定朵拉在那里，因为当时她们正在一起“创造”罗马，并且产生了同志情谊，就像在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和美国运通公司组织的旅行中结成的无数友谊那样，这段友情愚蠢地开始了。

我当然在了。从一开始，她就假装没看见我，只是把我当作一个时而让她舒服、时而让她心烦的龙套角色。

无论如何，巴贝里尼广场附近的那间酒吧就是阿德里亚诺，他也是旅行者，无所事事的人，像所有的游客一样在各个城市里游转，他是人群中的幽灵，人们上班下班，拥有家庭，操着同一门语言，知道当下发生的事情，而非《蓝色旅行指南》中的考古学知识。

阿德里亚诺的眼睛、头发和衣服立即消失了，只剩下他敏感的大嘴，他说完话的时候，倾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嘴唇都会轻轻地颤动。“他用嘴倾听。”第一次交谈的时候，巴伦蒂娜这么想。她受邀喝酒吧里著名的鸡尾酒，这是阿德里亚诺推荐的，贝波搅拌着酒里的各种颜色，声称这是罗马的珍宝，是带着所有的特里同与海马钻进酒杯里的第勒尼安海。那一天，朵拉和巴伦蒂娜觉得阿德里亚诺很可爱；

嗯。

他看起来不像是游客（他自认为是旅行者，而且微笑着强调了两者的区别），中午的对话为四月的罗马又增添了魅力。朵拉马上就把他忘了，

错。请区分进退合宜和呆蠢。像我（当然了，或者像巴伦蒂娜）这样的人绝不可能就这样忘记阿德里亚诺。但是我很聪明，从那句“走吧”开始，我就知道我的波长和他的并不合拍。我说的是友谊，不是别的，因为如果是别的事，连电波都无从谈起。既然不存在任何可能性，那何必浪费时间呢？

她正忙着去参观拉特朗宫和拉特朗圣格肋孟圣殿。这些地方要在一个下午逛完，因为她们两天后就要离开，托马斯·库克旅行社卖给她们的是一条复杂的路线。巴伦蒂娜借口说要买东西，她打算第二天早上去贝波的酒吧。阿德里亚诺住在酒吧隔壁的酒店，她看见他的时候，两人都没有假装惊讶。阿德里亚诺一周以后去佛罗伦萨，他们讨论了路线、汇率、旅馆和导游。巴伦蒂娜信任普尔曼式汽车，但是阿德里亚诺喜欢火车；他们去了苏博拉区的一家餐馆讨论，还在那里吃了鱼肉，对于像他们这种只会去一次的人来说，里面的环境优美如画。

他们从旅行指南谈论到个人问题，阿德里亚诺得知了巴伦蒂娜在蒙得维的亚离过婚，巴伦蒂娜知道了他在奥索尔诺附近一所庄园的家庭生活。他们交流了对伦敦、巴黎和那不勒斯的印象。巴伦蒂娜不住地看阿德里亚诺的嘴唇，叉子将食物送进为了迎接它而分开的唇瓣，在这个不适宜的时刻，她毫不掩饰地盯着那副唇。他对此了然于胸，把一块油炸章鱼贴在嘴上，仿佛那是女人的舌头，仿佛他正在亲吻着巴伦蒂娜。

错，因为不够完全。巴伦蒂娜不只是那样盯着阿德里亚诺，她会那样盯着所有吸引她的人。我们俩才刚在运通公司的柜台上认识，她就是那样盯着我看的，我知道，我当时想，她是不是和我一样；那双瞳孔总是有些扩散的眼睛那样盯着我……

我几乎马上就知道她不是。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介意和她亲热，好让这段经历成为旅途中的无人之地[1]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决定住同一间客房的时候，我明白了事情另有原因，那种眼神可能是源于需要恐惧或者遗忘。面对单纯的笑脸，洗发水和游客的快乐，使用这样的词有些夸张；但是后来……无论如何，阿德里亚诺大概把这当成了殷勤，其实友善的酒保或者卖钱包的女售货员也能得到这样的待遇。顺便提一句，这里还出现了对汤姆·琼斯著名电影桥段的抄袭。

那天下午，在他落脚的国民大道的酒店里，在巴伦蒂娜打电话告知朵拉自己不能和她一起去卡拉卡拉浴场之后，他吻了她。

就这样浪费了一通电话！

阿德里亚诺让人端了冰葡萄酒上来，他的房间里有几本英文杂志和一扇正对着西边天空的大窗户。只有床让他们觉得不够舒适，因为它太窄了，但是像阿德里亚诺这样的男人几乎总在窄床上做爱，而巴伦蒂娜对双人床有着太多不好的回忆，这种改变让她很愉快。

就算朵拉产生了怀疑，她也什么都不会说的。

错：我早就知道了。没错：我什么也没说。

那天晚上，巴伦蒂娜对她说自己偶然遇见了阿德里亚诺，而且她们可能还会在佛罗伦萨遇见他。三天后，她们看见他从佛罗伦萨圣弥额尔教堂里走了出来，朵拉似乎是三个人里最高兴的。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装傻，好让他们不把我当成傻子。

阿德里亚诺意外地发现自己对离别丧失了耐心。他突然发现自己需要巴伦蒂娜，重逢的承诺，在一起的几个小时也无法让他满足。他嫉妒朵拉，而且几乎没有掩饰自己的嫉妒心，与此同时，相较而言更丑陋、更粗俗的朵拉，专心地反复跟他念叨自己在意大利旅行俱乐部指南手册里读到的内容。

我从来没看过意大利旅行俱乐部指南手册，因为我看不懂。我有法文版的《米其林》就够了。让我们休息吧[2]。

傍晚，他们在阿德里亚诺的酒店里相会，巴伦蒂娜比较了这次约会和在罗马的第一次约会的差别。这一次，他们提前做好了准备，床很完美，在那张镶嵌有奇怪物体的桌子上，有一个裹着蓝纸的小盒子在等着她，盒子里有一颗令人惊艳的佛罗伦萨宝石。过了一会，他们一起坐在床前喝酒，她轻松地把它别在了胸前，熟悉得好比一把钥匙每天都在同一个锁眼里打转。

我无法得知巴伦蒂娜当时的动作，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轻松的。她身上的一切都是解不开的结。晚上，我在自己的床上看见她在睡觉前走来走去，拿起一瓶香水、一管牙膏，又放下，如此往复。她走到窗前，仿佛听见了奇怪的声音；再晚一些，等她睡着的时候，她在睡梦中痛苦地抽泣。她突然叫醒我，把我拉到她的床上，我给她倒了一杯水，抚摸她的额头，直到她再次安宁地睡去。在罗马的第一晚，她走过来坐在我身边，说了些挑衅的话，你不了解我，朵拉，你不知道我内心深处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个空荡荡的地方装满了镜子，它们向我展示埃斯特角的街道，一个孩子在哭泣，因为我不在那里。她的动作很轻松？至少，从一开始我就明白，除了同志情谊以外，不能在情感上对她抱有任何期待。我很难想象，不管阿德里亚诺由于他的男性特质而表现得多么盲目，他竟然没有怀疑巴伦蒂娜正在亲吻着他嘴里的虚无，竟然没有发现无论是在缠绵前还是缠绵后，巴伦蒂娜依然会在梦中哭泣。

到那时为止，阿德里亚诺都没有爱上过他的情人们。他身上的某种特质让他与她们的情缘短暂得来不及营造出那种氛围、那不可或缺的神秘和欲望的地带，短暂得来不及组织那场或许可以被称为爱情的精神狩猎。他和巴伦蒂娜在一起时也是如此，但是在分开的那些日子里，在罗马和佛罗伦萨之旅的最后几个黄昏，某种异样的东西在阿德里亚诺的内心深处爆发了。当他在佛罗伦萨圣弥额尔教堂金色的昏暗处看见她的时候，他丝毫没有感觉到惊喜，也没有感觉到卑微，几乎没有任何奇迹的色彩，她从奥卡尼亚[3]的神龛里出现，宛如无数石像中的一座，她从纪念碑上剥离，前来与他相会。或许，直到那时他才明白到，自己正在爱上她。也可能是后来在酒店里，巴伦蒂娜抱着他哭泣却不肯告诉他原因的时候，她任由自己发泄情绪，就像一个需要长期压抑情感的女孩，她找到了慰藉，其中还掺杂着羞耻和自责。

巴伦蒂娜因为他们将无法见面而一直哭泣。几天后，阿德里亚诺就会继续他的旅程；他们不会再相遇，因为他们的故事进入了可恶的休止阶段，陷入了酒店、鸡尾酒和仪式性语言的氛围之中。只有身体跟往常一样感到了餍足，片刻间，身体将获得犬类的满足感，在咀嚼完食物以后，一边晒太阳一边满意地哼叫。会面本身是完美的，他们的身体注定会紧紧相拥、紧密相连，还能延长或激发快感。但是，当巴伦蒂娜看着坐在床边的阿德里亚诺（而他用自己的厚唇看着她），她觉得仪式刚刚完成，它缺乏真正的内容，激情的躯体是空洞的，因为没有灵魂在其中栖息。过去，这一切对她来说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有利的，然而这一回，她想留住阿德里亚诺，想推延穿衣和出门的时间，这些动作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告别。

这里本来想说一些没有说出口的东西，一些没有理解的不准确的谣言。在阿德里亚诺之前，我们在罗马洗澡、穿衣的时候，巴伦蒂娜也曾经那样看着我；我也曾经以为那些持续的裂痕对她造成了伤害，将她抛向了未来。我第一次犯了错，我委婉地说出了这一点，然后靠近她，抚摸她的头发，跟她提议说让人端几杯饮料上来，我们留在这里欣赏窗外的黄昏吧。她的回答干巴巴的，我从乌拉圭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住旅馆的。我单纯地以为，这是因为她还不信任我，她给还未成型的亲昵赋予了精确的含义，就像我误解了她在旅行社里的第一个眼神。巴伦蒂娜只是看着，她自己不清楚为什么；是我们这些其他人屈服于这种隐秘的审问，她仿佛是在寻求什么，而这种寻求与我们无关。

朵拉在市政广场的一家咖啡馆等他们。她刚刚发现了多纳泰罗的雕塑，并且刻意强调了这件事，仿佛她的热情可以化作旅行毛毯，帮助她掩盖某种愤怒。

“我们当然会去看那些雕塑的，”巴伦蒂娜说，“但今天下午我们没去博物馆，太阳太毒了，我们就没去。”

“你们用不着在这儿待很久，省得你们把这一切都说成是太阳的错。”

阿德里亚诺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等着巴伦蒂娜说话。他很难了解对于巴伦蒂娜来说朵拉意味着什么，也不明白她们俩的旅行是否已经确定完毕，无法更改了。朵拉又谈起了多纳泰罗的雕塑，没有作品做参考，她的讲解显得极其徒劳；巴伦蒂娜看着市政广场上的塔楼，机械地寻找着香烟。

我认为事实的确如此，阿德里亚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痛苦，他担心我代表着神圣的旅行、责任，以及火车、旅馆的预订工作。但是，要是有人问他是否存在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法，他只会想到类似于巴伦蒂娜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没有准确的名称。

第二天，他们去了乌菲兹美术馆。为了逃避做决定，巴伦蒂娜固执地让朵拉陪在身边，不让阿德里亚诺有机可乘。朵拉为了欣赏一幅画而落在了他们身后，只有在那短暂的时间里，他才能和她近距离交谈。

“今天下午你来吗？”

“嗯，”巴伦蒂娜回答时没有看他，“四点。”

“我非常爱你，”阿德里亚诺低声说，用自己几乎羞涩的手指摩挲她的肩膀，“巴伦蒂娜，我非常爱你。”

一群美国游客在一位鼻音浓重的导游带领下走了进来。他们空虚而贪婪的面孔将他俩分开，这些人假装对绘画很感兴趣，一个小时后，他们就会吃着意面喝着卡斯泰利罗曼尼葡萄酒，把画忘得一干二净。朵拉也一直在看导览手册，她有些迷惘，因为目录上的数字和挂着的油画并不一致。

当然了，我是故意的。让他们交谈，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让他们厌倦彼此。不过，他可不会厌倦，我早就知道了，但是她会的。也不是厌倦，准确地说，是再次感受到永恒的逃离的冲动，或许这种冲动会让她更愿意接受我那毫无逼迫感的陪伴方式，我只会在她的身边等候着，即使这样没有任何用处。

“我非常爱你。”那天下午，阿德里亚诺伏在巴伦蒂娜的身体上反复地说着，而巴伦蒂娜正在仰面休息。“你能感觉到的，对吧？这种情感不存在于语言中，说出它、给它命名都与它本身无关。告诉我你的感受，你无法解释它，但是现在你感受到的……”

他把脸埋进她的胸脯，久久地吻她，仿佛在吮吸着巴伦蒂娜皮肤上跳动着的热量，而她用遥远而漫不经心的动作抚摸着他的头发。

邓南遮在威尼斯生活过，对吧？除非这是好莱坞的编剧编出来的……

“没错，你爱我，”她说，“但你像是也在害怕什么，你并不害怕爱我，但是……或许不是恐惧，而是焦虑。你担心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怎么会害怕虚无呢？我的恐惧就是你，这是一种具体的恐惧，此时此地的恐惧。你不像我爱你那样爱我，巴伦蒂娜，或者你用别的方式爱我，你的爱有限或隐忍，天知道是为什么。”

巴伦蒂娜闭着眼睛听他说话。她同意他刚才说的话，慢慢地，她看见了背后的某种东西，某种起初只是一种虚无、一种不安的东西。此时此刻，她觉得自己很幸福，可以忍受细小的瑕疵混入这个完美、纯洁的时刻，欢爱后，他们不愿做任何思考。但她也无法忽略阿德里亚诺的话。她立即衡量了目前不稳定的旅行状况，她在别人的屋檐下，裹在陌生的床单里，她需要面对铁路旅行指南和路线，不同的路线会把他们带往不同的生活，让他们产生未知的、很可能像往常一样矛盾的想法。

“你不像我爱你那样地爱我，”阿德里亚诺充满怨恨地重复说，“你利用我，你把我当成了餐刀或者服务员，仅此而已。”

“拜托，”巴伦蒂娜说。“求你了[4]。”

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快乐了，不久之前他们似乎还很快乐。

“我很清楚我得回家，”巴伦蒂娜说，她没有把手指从阿德里亚诺焦虑的脸上拿开。“我儿子，我的工作，各种责任。我儿子还很小，还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我也得回家，”阿德里亚诺一边说，一边移开了视线，“我也有工作，数不清的事情。”

“你明白了吧。”

“不，我不明白。你要我明白什么？要是你强迫我把它当成旅行中的插曲，那你就让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你像捏死一只蚂蚁那样把一切捏得粉碎。我爱你，巴伦蒂娜。”爱不只是回忆，也不只是将一切变成回忆的打算。

“你不该对我说这些的。不，不该是我。我害怕时间，时间就是死亡，是它恐怖的伪装。你没发现我们对抗时间来相爱吗？你没发现我们得拒绝时间吗？”

“没错，”阿德里亚诺说，他躺倒在她身边，“你后天要去博洛尼亚，我大后天要去卢卡。”

“别说了。”

“为什么？尽管你想让你的时间充满形而上的色彩，但你的时间就是库克公司的时间。而我的时间是按着我的心意、我想要挑选的火车班次定下来的。”

“现在你明白了吧，”巴伦蒂娜喃喃地说。“现在你明白我们得向现实屈服了吧。还有什么选择呢？”

“跟我走。放弃你的旅行，放弃朵拉吧，她总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夸夸其谈。我们一起走吧。”

他指的是我对绘画的热情，我们暂且不讨论他说得对不对。总之，他们俩交谈时，简直像是两人面前各摆了一面镜子。真是完美的畅销书式的对话，毫无特点的内容竟然填满了两页纸。没错，不对，时间……对我来说，一切都一清二楚，巴伦蒂娜就是风中的羽毛[5]，她神经衰弱，情绪消沉，晚上得服两剂安定剂，在古老、古老的油画里，描绘着我们年轻、年轻时的场景。我和自己打了个赌（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当时）：在两个糟糕的选择里，巴伦蒂娜会选没那么糟的那个，也就是我。和我一起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果她选择我的话）；旅行结束时，再见，亲爱的，一切都非常甜蜜，非常美好，再见，再见。相反，阿德里亚诺……我们俩都有同样的感觉：不能玩弄阿德里亚诺的嘴。那双嘴唇……（我想，她会让它们了解她皮肤的每个角落；有些东西是我无法企及的，这当然是利比多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6]。）

然而，更容易的是亲吻他，屈服于他的力量，在环绕她的波浪般的身体下面温柔地滑动；更容易的是投降，而不是拒绝他的要求，再次迷失在快感中的他已经忘却的要求。

巴伦蒂娜先起床。淋浴器的水流长久地拍打她。她穿上浴袍，回到了房间，阿德里亚诺还在床上，他微微直起了身体，仿佛在一座伊特鲁里亚石棺里冲她微笑。他慢慢地抽着烟。

“我想在阳台上看日落。”

在亚诺河岸边，最后几缕阳光照射着旅馆。老桥上的灯还没有亮起，河流像一条紫色的绸带，两边的流苏颜色偏浅。小蝙蝠在桥上飞舞，追捕看不见的飞虫；剪刀般的燕子在更高处叽叽喳喳地鸣叫。巴伦蒂娜躺进摇椅里，开始呼吸新鲜空气。一阵甜蜜的倦意袭来，她本来就想睡了，她也许睡了一会儿。但是，在这独自一人的时刻，她依然想着阿德里亚诺，想着阿德里亚诺和时间，单调的词语就像一支愚蠢歌曲的副歌，循环往复，时间就是死亡，是死亡的伪装，时间就是死亡。她看着天空，燕子们玩着天真的游戏，短促地鸣叫着，仿佛打碎了黄昏这只深蓝色的陶器。阿德里亚诺也是死亡。

真奇怪。突然间，从虚假的前提跌落至谷底。或许事情总是如此（有一天，在另外的背景下，我这样想道）。令人惊讶的是，那些远离自身真相的人们（当然，巴伦蒂娜比阿德里亚诺离得更远）竟然偶尔也能猜中它。他们肯定没有意识到，不过这样更好，接下来发生的事会证明这一点。（我想说，要是细想的话，这样对我来说更好。）

她坐了起来，身体僵硬。阿德里亚诺也是死亡。此前她想到过这一点吗？阿德里亚诺也是死亡。这毫无道理可言，她把词语组合成了类似于童谣的句子，于是才会产生这种荒谬的想法。她又躺了下去，放松下来，又一次看着那些燕子。或许并没有那么荒谬，无论如何，这种想法只不过是一种比喻，因为她如果拒绝了阿德里亚诺，她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就会被杀死，她自身的某个部分就会被撕去，她会被单独留下，和另一个不同的巴伦蒂娜在一起，那个没有阿德里亚诺、没有阿德里亚诺的爱情的巴伦蒂娜——如果这短短几天的情缘是爱情的话，如果对她而言，对那具身体的彻底交付是爱情的话。那具身体将她淹没，将筋疲力尽的她还给荒芜的黄昏。那么没错，这样看来，阿德里亚诺就是死亡。人们拥有的一切都是死亡，因为它预示着失去，它会让虚无降临。童谣，曼坦滴噜哩噜拉[7]，但她不能放弃自己的旅游路线，和阿德里亚诺在一起。那么，死亡的同谋，我会让他去卢卡，因为事情早晚都会发生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她的儿子就像亚诺河上的燕子，它们微弱地鸣叫着，它们在抗议，夜幕逐渐降临，如同黑色的葡萄酒。

“我会留下来的，”巴伦蒂娜低声说，“我爱他，我爱他。我会留下来，总有一天我会带他一起走。”

她很清楚，事情不会这样发展，阿德里亚诺不会为了她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不会把奥索尔诺换成布宜诺斯艾利斯。

她怎么知道？一切都指着相反的方向，是巴伦蒂娜绝不会把布宜诺斯艾利斯换成奥索尔诺，她安定的生活，她那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日常生活。事实上，我不认为她会思考别人让她思考的东西；而且，懦弱确实容易让人联想起自己的责任，等等。

她觉得自己仿佛悬在空中，与身体几乎失去了联系，只有恐惧，还有痛苦。她看着那群聚集在河流中央的燕子，它们围成大圆圈飞翔。其中一只燕子离开了燕群，它掉落下来，离巴伦蒂娜越来越近。它似乎要再次起飞，但在它美妙的身体里，某种东西失灵了。它就像一块暗淡的铅块，旋转着，倾斜着坠落，最后闷声打在阳台上巴伦蒂娜的脚边。

阿德里亚诺听见尖叫声，跑了过去。巴伦蒂娜捂着脸，剧烈地颤抖着，躲在了阳台的另一边。阿德里亚诺看见了那只死去的燕子，用脚把它推了出去。燕子落在了大街上。

“过来，快进来，”他一边说一边扶着巴伦蒂娜的肩膀，“没关系的，都过去了。你吓坏了，亲爱的小可怜。”

巴伦蒂娜一声不吭，但是当他挪开她的双手，看见她的脸，他害怕了。他只是反射出了她的恐惧，或许那是在空气中坠落、暴毙的燕子最后的恐惧，那冷漠、残忍的空气突然不再支撑它了。

朵拉喜欢在睡觉前聊天，她说了半个小时关于菲耶索莱和米开朗琪罗广场的新闻。巴伦蒂娜仿佛在遥远的地方听她说话，她迷失在内心的杂音里，无法将这种杂音当作思考。燕子已经死了，它在飞翔中死去。一种预兆，一种通告。似乎是在神智十分清醒的半梦半醒间，她开始分不清阿德里亚诺和燕子，一切变成了一种几近强烈的逃跑和离开的欲望。她不觉得自己有任何过错，但她感受到了过错本身，那只燕子就像过错闷声打在她脚边。

她三言两语告诉朵拉，她要改变计划，接下来直接去威尼斯。

“不管怎样，你肯定会在那里碰到我。我只不过是提前几天去，我真的很想自己单独待几天。”

朵拉似乎并没有很惊讶。那么巴伦蒂娜会错过拉韦纳和费拉拉，真是太遗憾了。总之，她理解她更愿意独自直接前往威尼斯。最好细致地游览一座城市，而不是走马观花地游览好几座……巴伦蒂娜已经不再听她说话了，她心不在焉，她想逃离当下，逃离亚诺河上的阳台。

在这里，人们几乎总是从错误出发才得到了正确的答案，这既讽刺又好玩。我承认，当时我的确不觉得很惊讶，我用必要的甜言蜜语让巴伦蒂娜冷静了下来。不知道的是，我之所以不觉得惊讶是由于其他原因，巴伦蒂娜用带着恐惧的嗓音和表情向我讲述了阳台上的插曲，除非你能与她感同身受，否则你会觉得这段插曲被夸大了，这是毫无逻辑的预兆，也正是因此而无法阻挡。当时，我还产生了一种愉快而残忍的怀疑，巴伦蒂娜或许弄错了恐惧的原因，把我当成了阿德里亚诺。那天晚上，她礼貌地保持距离，飞快地洗漱、睡下，不给我任何机会与她共享卫生间的镜子，共同洗澡，裸露乳房的时间/两件衬衫之间的时间[8]。阿德里亚诺，没错，我们就这么假设吧，是因为阿德里亚诺。但为什么她要背对着我躺下？她还用手臂遮住自己的脸，要求我尽快关灯，让她可以睡觉，除此之外她什么都没说，连旅伴之间轻轻的晚安吻都没有。

她在火车上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但恐惧依然还在。她在逃避什么呢？人们很难接受慎重的解决方案，很难因为及时切断了联系而表扬自己。恐惧之谜依然存在，仿佛阿德里亚诺，可怜的阿德里亚诺是魔鬼，仿佛真正地爱上他的诱惑就是那座空虚之上的阳台，是那无法遏止的纵身一跃的邀请。

巴伦蒂娜模糊地想，她是在逃避自己，而不是阿德里亚诺。甚至连在罗马时委身于他的速度都证明了她对一切认真的感情、对一切根本的变化的抗拒。最根本的一切都留在了大洋彼岸，变成了永恒的碎片，现在是进行不羁的冒险的时候，正如那些旅行前和旅途中的冒险那样，她可以不做任何道德分析和逻辑分析就接受各种状况。朵拉偶然的陪伴源自一家旅行社的柜台，而她在另一个柜台得到了阿德里亚诺的陪伴，一杯鸡尾酒的时间或是一座城市，那些时刻与欢愉是如此模糊，如同酒店房间里的家具逐渐被抛在了身后。

偶然的陪伴，没错。但我更愿意相信，在一段关系中会有更丰富的东西，至少应该让我和阿德里亚诺成为三角形的两边，而第三条边是柜台。

然而，佛罗伦萨的阿德里亚诺已经向她走去，他要求恢复他作为拥有者的权利，他已经不再是罗马的地下情人。更糟糕的是，他要求回应，他等待她，催促她。或许恐惧由此而来，那只不过是因俗世难题而产生的肮脏且糟糕的恐惧，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奥索尔诺，人们，儿子，共同生活和独自生活是截然不同的。或许并非如此：在这背后，永远存在着其他事物，就像飞翔的燕子那样难以捕捉。突然间，某种东西就可能扑到她身上，一具尸体就可能击中她。

嗯。为什么她和男人们相处不好？当她像往常那样，按照叙述者的思路思考的时候，就出现了某种东西被困住的画面：深刻的真理被无法弃置的墨守成规的谎言包围了。小可怜，小可怜。

在威尼斯的前两天，天色是灰的，几乎有些冷。但是到了第三天，太阳早早升起，天气马上热了起来，游客们激动地离开旅馆，涌入圣马可广场和梅尔契里埃，不同的色彩和语言欢快地交织在一起。

巴伦蒂娜喜欢自己被那条有节奏的长龙从梅尔契里埃带往里亚尔托桥。每个拐角，巴瑞特利桥，圣萨尔瓦多教堂，德国商馆阴暗的邮局，它们带着毫无个性的冷静迎接她，威尼斯就是这样迎接它的游客，它与热情的那不勒斯和好客的罗马截然不同。威尼斯深藏不露，再次隐藏起了自己真实的面孔，毫无个性地微笑着，等到了恰当的时机，它才会愿意把真实的自己展现给优秀的旅行者，用她的忠诚弥补他。巴伦蒂娜在里亚尔托桥上看到了壮美的大运河，她惊讶地发现，自己与令人愉快的河水与贡多拉[9]离得非常近。她走进巷子里，经过了每个街区的教堂和博物馆，来到码头上，从那里她可以看见被铅绿色的时间侵蚀的雄伟宫殿的正面。尽管她知道自己的反应是机械的，甚至有些勉强，就像别人没完没了地给我们展示家庭相片的时候我们得不停地称赞，但她看着这一切，仍然觉得钦佩不已。某种东西——血脉，焦虑，或者仅仅是活下去渴望——似乎被抛在了身后。巴伦蒂娜突然开始讨厌关于阿德里亚诺的回忆，阿德里亚诺的狂妄自大让她厌恶，他犯了爱上她的错。他的缺席让他变得更加可恶，因为他犯的那种错误只能被当面惩罚，或者被当面原谅。威尼斯

选择已经做出，叙述者让巴伦蒂娜按照他的喜好思考，但是，如果考虑到她的确选择了独自前往威尼斯，那其他的选择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像讨厌、厌恶这样夸张的词汇真的适用于阿德里亚诺吗？只是换了个地方，巴伦蒂娜在威尼斯游荡时思考的对象就已经不是阿德里亚诺了。因此，在佛罗伦萨的时候，我有必要表现出善意的不忠，我们得继续把阿德里亚诺置于行动的中心，或许这样，或许在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能重新回到故事的开端，那时，我像还抱有希望似的等待着。

在她面前就像一个没有演员、没有参与的活力、却令人惊叹的舞台。这样更好，但也可能更糟；在巷子里游荡，在小桥上徘徊，小桥如眼睑遮盖了河道的美梦，一切开始变得像是一场噩梦。醒来，以任何方式醒来，但巴伦蒂娜觉得，只有类似于被鞭打后产生的痛觉才能让她醒过来。她接受了一位贡多拉船夫的邀请，他建议穿过内部的河道，把她送到圣马可广场。她坐在放着红色坐垫的旧座椅上，感到威尼斯开始轻轻地摇晃，它穿过她，而她如同一只专注的眼睛，她看着威尼斯，执着地看着它。

“黄金宫。”船夫打破了长久的沉默，伸手给她指了指宫殿的正面。然后，贡多拉驶进了圣菲尼斯河，钻进了一个阴暗、沉寂的迷宫，那里有苔藓的气味。跟所有的游客一样，巴伦蒂娜十分钦佩船夫完美无瑕的精湛技术，他熟练地计算着弯道，躲避各种障碍。她觉得他就在自己身后，她看不见他，但他活生生地存在着，几乎悄无声息地把桨沉入水中，有时会和岸上的人说几句方言。上船时，她几乎没有看他，她觉得他和大多数的贡多拉船夫一样，身材高挑、苗条，穿着黑色的窄裤，夹克似乎是西班牙式的，黄色草帽上系着红带子。准确地说，她记得他的声音，甜美但不卑微，他叫卖着：贡多拉，小姐，贡多拉，贡多拉[10]。她漫不经心地接受了价格和路线，但此刻，当这个男人让她观看黄金宫的时候，她不得不回头看他，她注意到了他面部线条的力量，鼻子有些霸道，眼睛小而狡猾；他是傲慢与精明的结合，他上身毫不夸张的活力和相对较小的头部也体现了这一点，或许因为有节奏的划桨动作，他头部与颈部的衔接处有一块形状像蝰蛇的肌肉。

巴伦蒂娜再次向船头看去，她看见一座小桥在靠近。之前她就曾经想过，钻入桥底的那一刻会是多么美好，在长满苔藓的拱桥下迷失片刻，想象着桥上的行人，而现在，她看着那座桥越来越近，竟然感到略微的焦虑，仿佛那是一个巨大的弧形盖子即将在她头顶关闭。她强迫自己在这段短暂的行程中睁着眼睛，但她觉得很痛苦，当那条狭窄、明亮的天空再次出现在头顶的时候，她做了一个模糊的感谢手势。船夫正在指给她另一座宫殿，只有从内部的河道上才能看见这种宫殿，行人们不会发现其中暗藏的玄机，因为他们只能看见正门，而正门与其他建筑物的大门相比并无特别之处。巴伦蒂娜也想评论一番，想对船夫不断提供的信息表现出兴趣，突然间，她需要接近某个活生生却又陌生的人，需要融入对话之中，让自己远离缺失，远离危害她生活的虚无。她站了起来，坐到了更靠近船头的横梁上。贡多拉摇晃了一会儿，

如果“缺席”的就是阿德里亚诺，我找不到巴伦蒂娜之前的行为与毁了她贡多拉之旅的那份焦虑之间的联系，更何况乘坐贡多拉一点都不便宜。我永远无法得知她在威尼斯的酒店里是如何度过长夜的，无声的房间，没有人谈论一天的见闻，或许，巴伦蒂娜深深感受到了阿德里亚诺的缺席，但又一次，这仿佛是另一段距离的面具，另一种缺席的面具，她不想或不能面对它。（或许这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是，那著名的女人的直觉呢？那天晚上，我们同时拿起了一只奶油罐，我的手放在了她的手上，我们看着彼此……为什么我没有把那偶然发生的爱抚进行到底呢？不知怎的，一切似乎都悬浮在空中，悬浮在我们俩之间，而众所周知，乘坐贡多拉游览会让人精神恍惚，激起人们的怀旧情愫，引人回想起充满悔恨的往昔。）

但是船夫似乎并没有对乘客的行为感到惊讶。她微笑着问他说了些什么，他把那些信息又重复了一遍，还添上了许多细节，他为自己激发了她的兴趣而感到得意。

“岛的另一边有什么呀？”巴伦蒂娜操着简单的意大利语问道。

“另一边？小姐，是新沿岸大街吗？”

“如果是叫这个名字的话……我想说的是另一边，游客们不会去的那一边。”

“没错，就是新沿岸大街，”船夫说，现在他划得很慢，“嗯，船从那里出发，前往布拉诺岛和托尔切诺岛。”

“我还没有去过那两座岛呢。”

“那里很有意思，小姐。花边厂。但是那一边就没那么有意思了，因为新沿岸大街……”

“我想去那些游客不多的地方，”巴伦蒂娜认真地重复了一遍所有游客的愿望，“新沿岸大街还有什么呀？”

“对面就是墓地，”船夫说，“没什么意思。”

“在岛上吗？”

“对，就在新沿岸大街的对面。您看，小姐，这是圣约翰和圣保罗。美丽的教堂，太美丽了……这是柯莱奥尼骑马像，是韦罗基奥的作品[11]……”

“游客，”巴伦蒂娜想，“他们和我们，前者负责解释，后者负责让前者相信自己听懂了。总之，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教堂吧，让我们看看你们的纪念碑吧，非常有趣，没错[12]……”

毕竟，这是多么简单的技巧啊。一旦涉及蠢事、沉默或者几乎总是让人误解的归因方式，叙述者就会让巴伦蒂娜说话和思考。我们为什么不听一听巴伦蒂娜在睡觉前的喃喃自语？为什么我们只了解她孤独的身体和她每天早晨打开旅馆窗户时的眼神？

贡多拉停靠在了斯拉夫人堤岸，旁边有一个人流如织的小广场。巴伦蒂娜饿了，一想到自己要单独吃饭她就觉得无聊。船夫扶她下了船，微笑着接受了钱和小费。

“如果小姐还想再游览一次的话，我一直都在那里。”他指着远处的停泊处，那里被四根挂着小灯笼的长杆标记了出来。“我叫蒂诺。”他一边说一边摸着草帽上的带子。

“谢谢。”巴伦蒂娜说。她本来要走了，淹没在尖叫和拍照的人群之中。而唯一跟她说过几句话的人将被她留在身后。

“蒂诺。”

“小姐？”

“蒂诺……在哪里可以好好地吃顿饭？”

船夫坦诚地笑了，他看着巴伦蒂娜，似乎理解了这并不是游客的傻问题。

“小姐，您知道大运河上的那些餐厅吗？”他随便提了个问题，试探她。

“我知道，”巴伦蒂娜说，其实她并不知道那些餐厅，“我指的是一个安静的地方，不要有太多人。”

“不要有太多人？像小姐您这样的人吗？”男人粗鲁地说。

巴伦蒂娜被逗乐了，她对他笑了笑。至少，蒂诺不是个傻瓜。

“没有游客，没错。就像……”

“就像你和你的朋友们吃饭的地方。”她想，但她没有说出口。她感觉到男人把手指放在了她的手肘上，他微笑着请她上船。她任由自己被他带走，有些害怕，蒂诺把桨扎进了湖底，动作干脆明了，推动着贡多拉前进，让人几乎注意不到他花费了多少力气。蒂诺的动作扫净了让她无聊的阴霾。

她无法记住路线。他们经过了叹息桥，但后来的一切都很模糊。巴伦蒂娜不时地闭上双眼，任由自己的脑海里浮现出其他模糊的画面，这些画面与她拒绝观看的景色同时出现。正午的太阳让河道升起了难闻的蒸汽，一切都在重复着，远处的尖叫声，拐弯处实用的标记。这个区域的街上和桥上人流稀少，威尼斯正在吃午餐。蒂诺用力地划桨，最后，他把贡多拉驶进了一条狭窄、笔直的河道，隐约可以看见河道尽头的灰绿色湖泊。巴伦蒂娜想，新沿岸大街应该就在那里，在对岸，那个无趣的地方。她感觉到小船停在了长满苔藓的台阶旁，正要回头提问，蒂诺吹了个悠长的口哨，二楼的窗户被无声地打开了。

“那是我妹妹，”他说，“我们住在这里。您想和我们一起吃饭吗，小姐？”

巴伦蒂娜的接受先于她的惊讶乃至她的愤怒。以这个男人的厚颜无耻，他无法容忍半途退出；巴伦蒂娜原本可以用她刚才接受邀请的勇气拒绝他。蒂诺扶她走上台阶，他给贡多拉下碇的时候，让她在一旁等待。她听见他低沉的嗓音低声用方言哼唱着。她感到背后有人，于是转过身去；一个年龄难辨的女人从门口探了出来，她衣冠不整，穿着粉色的旧衣服。蒂诺飞快地跟她说了几句听不懂的话。

“这位小姐彬彬有礼，”他用托斯卡纳语说，“让她进门吧，罗莎。”

她当然会进去了。只要能继续逃避，继续撒谎，怎样都行。生活，谎言[13]，这难道不是尤金·奥尼尔塑造的人物吗？他证明了生活和谎言差不多只有一个无辜的字母的差别[14]。

他们在一间天花板低矮的房间里吃饭，巴伦蒂娜很惊讶，因为她已经习惯了意大利宽敞的空间。黑木桌子能够坐下六个人。蒂诺换了件衣服，但这样也不能消除他身上的汗味。他坐在巴伦蒂娜的对面，罗莎坐在他的左边。他的右边坐着他们心爱的猫咪，它的美貌帮助他们打开了最初的僵局。有意大利干面，一大瓶葡萄酒和鱼肉。巴伦蒂娜觉得所有的菜肴都很可口，虽然她被削弱的理智仍然认为这是疯狂的举动，而她却几乎为此而满足。

“小姐的胃口不错，”罗莎说，她基本不说话，“吃点奶酪吧。”

“好的，谢谢。”

蒂诺狼吞虎咽地吃着饭，更多时候他都在盯着餐盘，但是巴伦蒂娜能感觉到，他在以某种方式观察她。他什么都没有问；甚至都没问过她的国籍，而几乎所有的意大利人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巴伦蒂娜想，如此程度的荒谬最终必定会爆发的。等到吃完最后一口食物，他们会说些什么呢？那可怕的陌生人饭后交谈的时刻。她摸了摸那只猫，让它尝尝奶酪块。蒂诺笑了，他的猫只吃鱼肉。

“您做贡多拉船夫多长时间了？”巴伦蒂娜问，试图寻找话题。

“五年了，小姐。”

“您喜欢这份工作吗？”

“这份工作不算糟吧。[15]”

“总之，这不像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

“对……这份工作不算辛苦。”

“也就是说，他还干着别的活。”她想。罗莎又给她倒了一杯葡萄酒，虽然她不肯再喝了，但是兄妹俩笑着坚持让她喝，把酒杯斟满了。“猫不喝酒。”蒂诺一边说，一边长久地注视她的眼睛，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三人都笑了起来。

罗莎出去拿了一盘水果回来。然后，蒂诺接过一支骆驼牌香烟，他说意大利烟草质量低劣。他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抽烟；汗水沿着他紧绷的古铜色脖子滑落。

“这里离我的酒店很远吗？”巴伦蒂娜问，“我不想再继续打扰你们了。”

“事实上，我应该为这顿午饭买单。”她想，她思考着这个问题，但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她说出了酒店的名字，蒂诺说他会送她回去的。罗莎不在餐厅里已经有一会儿了。躺在角落里的猫咪在午后的热气里昏昏欲睡。有河道的气味，老房子的气味。

“嗯，你们非常客气……”巴伦蒂娜说，她挪动了托斯卡纳式座椅，站了起来，“真可惜我不太会说意大利语……还好您能听懂我说话。”

“哦，当然了。”蒂诺说，他纹丝不动。

我本来想和你妹妹打声招呼，但是……

“哦，罗莎。她大概已经走了。她总是在这个时间离开。”

巴伦蒂娜想起了吃午饭时有一段她听不懂的简短对话。那是他们唯一一次说方言，蒂诺还跟她道了歉。不知为何，她觉得罗莎的离开是因为那次对话，她有些害怕，而且因为害怕而羞愧。

蒂诺站了起来。那时她才发现他很高。他的小眼睛看向门，那扇唯一的门。那扇门朝向卧室（兄妹俩带她来到餐厅的时候经过了那里，他们还向她道了歉）。巴伦蒂娜拿起了她的草帽和提包。“他有一头美丽的头发，”她想，但她没有说出口。她有些不安，但同时又觉得安全，感觉自己被填满。这种感觉比那整个上午苦涩的空虚感要好得多。就这样填了点东西，她安心地面对着某个人。

“很抱歉，”她说，“我本来想和你妹妹打个招呼的。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她伸出手，他接住了她的手，但是没有握住，立刻就把它松开了。面对这粗鲁、羞涩的动作，巴伦蒂娜觉得那隐约的不安消散了。她朝门走去，蒂诺跟在她身后。她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昏暗中她勉强能看清里面的家具。通向走廊的出口不是在右边吗？她听见身后的蒂诺刚刚关上了餐厅的门。房间变得更阴暗了。她不情愿地回过头，等他上前。在蒂诺的手臂野蛮地抱住她之前，一股汗味就已经将她包围。她闭上眼睛，艰难地反抗着。如果可以，她会马上把他杀死，她会不停地打他，打烂他的脸，撕烂他的嘴，他正在吻着她的脖子，一只手在她紧绷的身体上游走。她试图挣脱，她突然向后仰，倒在了一张阴暗的床上。蒂诺放肆地在她身上滑动，锁住她的腿，用他被葡萄酒浸润的嘴唇亲吻她的嘴。巴伦蒂娜再次闭上了双眼。“他至少应该先洗个澡。”她一边想，一边放弃了抵抗。蒂诺又像对待俘虏那样控制了她一会儿，似乎因为她放弃了而感到讶异。然后，他喃喃自语，亲吻她，他伏在她身上，用笨拙的手指寻找她上衣的拉链。

太棒了，巴伦蒂娜。正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智慧教给人们的那样，这样可以避免许多由于勒掐而造成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明智的做法就是那句名言所说的：“放松，好好享受吧[16]。”

四点，太阳仍然很高，贡多拉停在了圣马可广场前。和之前一样，蒂诺伸出前臂，让巴伦蒂娜扶住，他保持着这个动作，似乎在等待着，他看着她的眼睛。

“再见[17]。”巴伦蒂娜说，接着她开始离开。

“今晚我会在那里，”蒂诺指着停泊处说，“十点钟。”

巴伦蒂娜直接回了旅馆，她需要洗个热水澡。什么都没有这个重要，洗去蒂诺的气味还有弄脏她的汗渍和口水。她愉快地呻吟了一声，滑进烟雾弥漫的浴缸里，有好一会儿，她都无法将手伸向那块绿色肥皂。然后，随着她思维的节奏逐渐恢复，她开始认真地清洗身体。

回忆并不痛苦。在面对事情本身的时候，一切肮脏的准备似乎都被抹去了。他们欺骗了她，引诱她掉入了一个愚蠢的陷阱，但她足够聪明，明白是她自己织成了那张网。在错综复杂的记忆里，最让她厌恶的就是罗莎，那个躲躲闪闪的同谋，根据发生的一切分析，很难相信她是蒂诺的妹妹。更准确地说，她是他的奴隶，是需要取悦他的情人，她想以此挽留他更久一些。

她在浴缸里伸了个懒腰，觉得身上很疼。蒂诺表现出了他的本色，他疯狂地寻求快感，没有任何顾虑。他一次又一次像占有动物一样占有她，她显得很笨拙，但是，要是他表现出了丝毫温柔，她也不至于这样。巴伦蒂娜并不后悔，她也不在意乱糟糟的床铺的陈旧气味、蒂诺急促的喘息声和他后来含糊尝试的和解（因为蒂诺害怕了，他思考着强奸外国人可能造成的后果）。事实上，只要冒险中不缺乏享受，她就不会后悔。或许，即使真的缺乏享受她也不会后悔，野蛮在这里就像是流行菜肴里的大蒜，是不可或缺的美味佐料。

她有些歇斯底里地想，

不对，完全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我能看见巴伦蒂娜此时的表情，那天晚上我和她讲了我同学南希在摩洛哥发生的事，南希的情况和她的很类似，但还要糟糕。强奸她的是个穆斯林，他发现南希正处在经期，他非常失望，他扇她耳光，用鞭子抽打她，强迫她给他让出另一条通道。（我不明白自己告诉她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我看见她瞪大了眼睛，但只持续了一瞬间，之后她像往常一样以疲倦和睡意为借口，拒绝再谈论这个话题。）要是阿德里亚诺像蒂诺那样敏捷而俊美，而且没有大蒜和汗味的话……要是我没有让她进入梦乡，而是……

蒂诺用他极其笨拙的双手试着帮她穿衣服的时候，他试图表现出情人的温柔，但这种温柔实在太怪诞了，连他自己都没法相信。这种想法让巴伦蒂娜觉得很有趣。在圣马可广场和她道别时的约定也很荒谬。他想象她会回到他家，镇定地把自己交付给他……她丝毫没有觉得不安，她相信蒂诺是一个好人，他没有在强奸她之后偷她的东西，而这本来是很容易的事。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她说话的语气比跟阿德里亚诺见面的时候还要正常、还要有逻辑。

你明白了吧，朵拉，你明白了吧，傻瓜？

可怕的是，她意识到蒂诺离她是多么遥远，他们完全无法交流。伴随着最后的快感结束，沉默、混乱和荒谬的喜剧开始了。归根结底，这是一种优势，她不用像逃离阿德里亚诺那样逃离蒂诺。没有任何坠入爱河的风险，当然了，他也不会爱上她。多自由啊！尽管险途布满青苔，但她并没有觉得厌恶，特别是在涂上肥皂之后。

晚饭时间，朵拉从帕多瓦抵达了威尼斯，滔滔不绝地说着乔托和阿蒂基耶罗。她发现巴伦蒂娜状态非常好，她说，阿德里亚诺含糊地提到要放弃卢卡之行，但后来她就没见过他了。“我觉得他爱上你了。”她随口说出了这句话，侧过身子笑了起来。虽然她还什么都没有看，但她非常喜欢威尼斯。她吹嘘说，通过服务员和搬运工的举止就能推断出这是座美妙的城市。“一切都太精美了，太精美了。”她一边品尝大虾，一边喋喋不休。

请原谅我的措辞，在我操蛋的生命中，我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这其中究竟蕴含着何种被我忽视的报复啊？或者（没错，我开始这样猜测，开始这样相信）一切都源于一种潜意识，而这种潜意识也促成了巴伦蒂娜的诞生，表面上，它并不了解她，而且总是错误地判断她的行为和行为的理由，但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猜中了那潭深水，在那里，巴伦蒂娜并没有忘记罗马和旅行社的柜台，没有忘记她接受了共用一间客房和共同旅行的请求。那些记忆的闪回就像深海里的鱼儿，它们试图探出水面片刻，而在这些闪回中，我是被故意扭曲和被伤害的那个，我说出了叙述者让我说的话，变成了说话者那样的人。

威尼斯之夜[18]被人称道，但朵拉因为欣赏美术作品而疲惫不堪，她在广场上逛了两圈，就回到了酒店。巴伦蒂娜像往常一样在花神咖啡馆喝了一杯奥波尔图葡萄酒，她打算在那里待到十点。她混在吃冰淇淋和打开闪光灯拍照的人群当中，偷偷地观察码头。那里只有两艘亮着灯笼的贡多拉。蒂诺站在码头上，站在一根长竿旁。他在等待。

“他真的以为我会去。”她几乎有些惊讶地想。一对打扮像英国人的夫妇向船夫走去。巴伦蒂娜看见他摘下了帽子，邀请他们上船。他们几乎立即就上了船。小灯笼在湖泊的夜里颤抖着。

巴伦蒂娜隐约觉得不安。她回了酒店。

早晨的阳光洗净了她的噩梦，但是恶心和食道里的压迫感并没有消失。朵拉在大厅里等她吃早饭，服务员来到桌前的时候，巴伦蒂娜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小姐的贡多拉船夫已经在外面了。”

“贡多拉船夫？我没有叫过贡多拉。”

朵拉好奇地看着她，巴伦蒂娜瞬间觉得自己仿佛一丝不挂。她艰难地喝了一口茶，犹豫了片刻之后站了起来。朵拉觉得很有趣，她觉得透过窗户观看现场会很有意思。她看见了贡多拉船夫，看见了迎面向他走去的巴伦蒂娜，男人简短、坚定地打了招呼。巴伦蒂娜跟他交谈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动作，但她看见她举起了一只手，仿佛是在恳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某种对方拒绝给予的东西。然后，他一边说话，一边用意大利人的方式挥动着手臂。巴伦蒂娜似乎在等他离开，但是对方坚持留下，朵拉看了很长时间，她看到巴伦蒂娜终于看了眼手表，做出了同意的手势。

“我完全忘了这件事，”回来以后，她解释说，“但是贡多拉船夫是不会忘记自己的客人的。你不出门吗？”

“我当然要出门了，”朵拉说，“所有服务人员都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殷勤吗？”

“当然了，所有服务人员都这样。”巴伦蒂娜毫无笑意地说。蒂诺的大胆让她惊愕不已，她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她觉得朵拉可能会提议加入贡多拉之旅，这种想法让她不安。这样做非常符合逻辑，也非常符合朵拉的作风。“但是，这恰恰是解决方法，”她想，“不管他有多么粗鲁，他都不敢做出丑事。他是个歇斯底里的人，这很明显，但他不傻。”

朵拉什么也没说。她对巴伦蒂娜友善地微笑着，巴伦蒂娜却觉得这种友善让她有些厌恶。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有提议一起乘坐贡多拉。非同寻常的是，在这几个礼拜里，她在不知道原因的情况下做完了所有重要的事情。

说话，我的女儿[19]。他们刚把我排除在了游船之外，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变成了事实。当然了，这并不重要，只不过是一段寻求廉价而有力的安慰的插曲，不存在任何未来的风险。同样的事情再次在难以察觉的情况下发生了，证明了同一个道理：不管是阿德里亚诺还是贡多拉船夫，我再次变成了局外人。这一切值得我再喝一杯茶，思考能否为我在离开佛罗伦萨前就制定好的计划再增加点什么内容——哦，我这么做的时候是多么无知啊——好让它变得完美。

蒂诺载着她，沿着大运河行驶，来到了里亚尔托桥之外的地方，他好心地选择了最长的路线。他们在瓦尔马拉纳宫附近驶入了圣阿波斯托利河，巴伦蒂娜执拗地看着前方，又一次看见黑色、密集的小桥一座接着一座地来到她面前。她把后背靠在陈旧的红色垫子上。很难相信自己又来到了这艘贡多拉上。一滴水在船底流淌。运河之水，威尼斯之水。著名的狂欢节。执政官与海洋成亲[20]。威尼斯著名的宫殿和狂欢节。我来找您，因为昨晚您没有来找我。我想带您坐贡多拉。执政官与海洋成亲。完美的清凉。清凉。现在，他带着她坐贡多拉，在进入内部河道之前，他时不时会发出介于忧郁和孤僻之间的叫声。远处，在仍然很远的地方，巴伦蒂娜隐约看见了那条开阔的绿色的路。又一次，新沿岸大街。可以预见，四级长满苔藓的台阶，她认识这个地方。他马上就会吹口哨，然后罗莎就会探出窗户。

真是既诗意又直白。还缺艾斯彭遗稿[21]、科尔武男爵[22]和塔齐奥[23]，英俊的塔齐奥和瘟疫。还得给费尼切歌剧院附近的一家旅馆打个电话，但这并不是任何人的错（我想说的是细节的缺失，而不是电话）。

但是，蒂诺沉默地给贡多拉下碇，他等待着。从上船起，巴伦蒂娜第一次回头看他。蒂诺英俊地微笑着。他有着极美的牙齿，要是能用上一点牙膏，他的牙就会完美无瑕。

“我无药可救了。”巴伦蒂娜想，她没有扶蒂诺向她伸出的前臂就跳到了第一级台阶上。

她真是这么想的吗？得注意使用比喻、表达方式或类似的东西。这也源于潜意识；当时，如果我知道的话，或许就不会……但我也无法超越时间。

当她下船吃晚饭的时候，朵拉在等她，跟她说了一个消息（虽然她没有完全确定）。她在圣马可广场的游客里看见了阿德里亚诺。

“他离得很远，在一个集市上。我觉得是他，因为那人穿着浅色、有些紧身的衣服。他可能是今天下午到的……我觉得他在跟踪你。”

“哦，我们走吧。”

“好的。这可不是他的路线。”

“你也不确定那是不是他。”巴伦蒂娜满怀敌意地说。这个消息并没有让她感到奇怪，但她悲观的想法开始活跃了起来。“又来了，”她想，“又来了。”她会遇见他的，这毫无疑问，威尼斯的人们仿佛生活在一只瓶子里，所有人都能在圣马可广场或里亚尔托桥上认出彼此。再次逃跑，但为什么呢。她已经厌倦了逃避虚无，她不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不知道自己是真的在逃避还是在做着眼前的母鸽子所做的事情，它们假装逃避公鸽子高傲的袭击，最后却抖动着铅灰色的羽毛，温柔地默许。

“我们去花神咖啡馆喝咖啡吧，”朵拉提议道，“或许我们会在那里遇见他。他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她们几乎立刻就看见了他。他在集市的拱门下面，背对着广场，专注地观赏着几件来自穆拉诺岛的丑陋的玻璃制品。朵拉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回过头来，几乎没有表现出惊讶。他很有礼貌，巴伦蒂娜松了口气。至少，没有出现戏剧性的场面。阿德里亚诺礼貌而疏远地跟朵拉打了招呼，然后握住了巴伦蒂娜的手。

“哎呀，世界真是小。谁都无法避开《蓝色指南手册》收录的地方。”

“至少我们没有避开。”

“我也没有避开威尼斯冰淇淋。我可以请你们吃吗？”

朵拉几乎马上就开始发表长篇大论。她比他们多逛了几座城市，自然得意地列举了他们错过的所有景观。巴伦蒂娜希望她的话题永远不要终结，或者，她希望阿德里亚诺最终能直视她，毫不留情地斥责她，她希望那双眼睛严肃地盯着她的脸，他的眼神里包含的往往不仅是指责或训斥。但是他要么专心地吃着冰淇淋，要么歪着脑袋——他那颗美丽的南美人的脑袋——抽烟，认真地倾听朵拉说的每一句话。只有巴伦蒂娜才能发现他夹着香烟的手指在轻轻地颤抖。

我也发现了，亲爱的，我也发现了。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样，因为这种平静中隐藏着某种到目前为止我都不觉得十分强烈的情感，压紧的弹簧似乎在等待着将它绷开的扳机。这种情感与他冷冰冰的语调和电话中的冷静截然不同。眼下，我被排除在了游戏之外，我无能为力，无法让事情按照我预想的方式发展。别让巴伦蒂娜……但是，我得把一切都展示给她看，我得回到那几晚的罗马，当时她犯了错，她离开了，让我独自享用淋浴和肥皂，她背对我躺下，低声说她很困了，已经快睡着了。

谈话又回到了起点，他们说起了博物馆和旅途中的小波折，他们接着吃冰淇淋，接着抽烟。他们说起了明天早上一块游览威尼斯城的事。

“或许，”阿德里亚诺说，“我们会打扰巴伦蒂娜吧，她更愿意一个人待着。”

“为什么把我包括进来？”朵拉笑着说，“我和巴伦蒂娜互相之间并不了解，而我们正是在此基础之上相处的。她不会和别人共享她的贡多拉的，而我也有几条只属于我的河道。您试着这样和她相处吧。”

“试一试总是好的，”阿德里亚诺说，“总之，我十点半到旅馆，那会儿你们可能已经做出决定了，或者到时候再决定也行。”

上楼的时候（她们的房间在同一层），巴伦蒂娜把手搭在了朵拉的手臂上。

那是你最后一次碰我。和过去一样勉强。

“我想求你一件事。”

“没问题。”

“明天上午，让我单独和阿德里亚诺出门吧。就这一回。”

朵拉搜寻着落在皮包底部的钥匙。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它。

“一切说来话长，”巴伦蒂娜说，“但是请你帮我这个忙。”

“当然了，”朵拉说着打开了门，“你也不愿意跟我分享他。”

“我也不愿意分享他？要是你以为……”

“哦，我只是开个玩笑。晚安。”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但是关上门的时候，我真想用指甲戳自己的脸。不，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但如果巴伦蒂娜仔细分析的话……那一句“我也不愿意分享他”就是端倪；她完全没有发现，她正在经历的混乱让她忽视了这一点。当然，这样对我更好，但或许……总之，现在真的已经不重要了；有时候，吃片地西泮就很管用。

巴伦蒂娜在酒店大堂里等他，阿德里亚诺甚至都没想到问为什么朵拉没来。就像在佛罗伦萨或者罗马的时候一样，他对她的存在似乎不太敏感。他们沿着奥尔索罗大街行走，隐约能看见那个小小的内湖，到了晚上，贡多拉船都在那里停泊。他们往里亚尔托桥的方向走去，巴伦蒂娜走在前面，穿着浅色的衣服。他们只说了几句客套话，但是，刚走进一条小巷（他们迷路了，两人都没有看地图），阿德里亚诺就走到了巴伦蒂娜的前面，拉住了她的手臂。

“太残忍了，你知道吗。你做的事情太卑鄙了。”

“没错，我知道。我会用更恶劣的词。”

“你就这样卑鄙地走了。就因为一只燕子死在了阳台上，你就歇斯底里地走了。”

“承认吧，”巴伦蒂娜说，“这是个诗意的理由。”

“巴伦蒂娜……”

“啊，够了，”她说，“我们去个安静的地方，一次说清楚。”

“去我的酒店吧。”

“不，不去你的酒店。”

“那去咖啡馆吧。”

“咖啡馆里都是游客，你知道的。得是一个安静的、无趣的地方……”她犹豫了一会儿，因为那句话让她想到了一个名字。“我们去新沿岸大街吧。”

“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另一条河岸，在北边。你有地图吗？往这边走，没错。我们走吧。”

走过马里布兰歌剧院之后，出现了没有商店的街道，道路两边的大门永远紧闭，一个衣衫不整的小孩坐在门槛上玩耍，他们来到了福莫大街，看到闪闪发亮的湖泊已经离他们很近了。昏暗的街道突然汇入了阳光明媚的海滨大道，那里有很多工人和流动商贩。几家其貌不扬的咖啡馆宛如一颗颗扇贝，紧贴着那些漂浮着的小房子，开往布拉诺岛和墓园的水上巴士正是从这些小房子里出发的。巴伦蒂娜立刻看到了墓园，她回忆着蒂诺的讲解。那座小岛是一个平行四边形，能看见的部分都被红墙环绕。墓园里树木的树冠就像深色的花环，十分显眼。人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停船的码头，但此时的小岛似乎只能容纳死者；没有一艘船，码头的大理石石阶上空无一人。在十一点的阳光下，一切都在干巴巴地燃烧着。

巴伦蒂娜犹豫不决地往右边走去。阿德里亚诺脸色阴沉地跟着她，他几乎没有观察四周的景象。他们经过了一座桥，桥下的内部河道与湖泊相连。天气十分炎热，热气扑面而来。他们又经过了一座白石桥，巴伦蒂娜站在桥拱上，倚靠着栏杆，向城里望去。如果他们需要在某个地方交谈的话，她希望是在这样一个毫无特点的、无趣的地方。她的背后是墓园还有深入威尼斯的河道，它将丑陋、荒芜的河岸分隔开了。

“我离开了，”巴伦蒂娜说，“因为这一切没有意义。你让我把话说完。我离开了，因为我们两人中总得有人离开，你正在把事情变复杂，你很清楚，我们两人中得有人离开。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要么早一个礼拜，要么晚一个礼拜……”

“对你来说没有区别，”阿德里亚诺说，“对你来说完全没有区别。”

“要是我能跟你解释清楚的话，就好了……但你不会明白的。你为什么跟踪我？这有什么意义吗？”

如果她提出了这些问题，那么我至少可以知道，她并没有把阿德里亚诺出现在威尼斯和我联系起来。当然，这背后隐含着永恒的苦涩：她倾向于忽略我，她甚至没有怀疑过有第三个人参与游戏。

“我知道这没有意义，”阿德里亚诺说，“仅仅是这样而已。”

“你不该来的。”

“你不该就那么走了，你抛弃了我，把我当成……”

“请你别用这么夸张的词。你怎么能把正常的结果说成抛弃呢？要是你觉得更容易接受的话，你可以把这叫作回归正常。”

“对你来说，一切都很正常。”他愤怒地说。他的嘴唇颤抖着，双手紧紧抓住栏杆，仿佛想要通过接触冷漠的白色石头来让自己冷静下来。

巴伦蒂娜看着河道的尽头。她看见了一艘贡多拉，比普通的贡多拉更大，它在远处航行，看不清模样。她害怕看见阿德里亚诺的眼睛，她唯一的希望就是他能离开，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痛骂她一顿，然后离开。但是阿德里亚诺依然留在那里，他痛苦万分，延长着他们自以为是解释的谈话，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两段独白。

“这太荒唐了。”最后，巴伦蒂娜低声说道，她一直盯着那艘逐渐向他们靠近的贡多拉。“为什么我就得像你一样？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我不想再见你了。”

“在内心深处，你是爱我的，”阿德里亚诺面目可憎地说，“你不可能不爱我的。”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你和其他女人不一样。你不像她们那样容易屈服，你不是一个在旅途中无所事事的歇斯底里的女人。”

“你觉得我屈服了，但是我得说，屈服的人是你。你那些关于女人的老观念，当……”

诸如此类。

但是这样我们什么都得不到，阿德里亚诺，一切都是徒劳的。要么你现在让我单独待着，要么我马上离开威尼斯。

“我会跟着你的。”他几乎有些傲慢地说。

“这样会让我们俩都难堪的。难道不应该……”

这场无意义的对话里的每个单词都让她难受，甚至恶心。在对话的表象之下，某种无用的、腐朽的东西如同河道里的死水，停滞不前。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巴伦蒂娜开始意识到，那艘贡多拉和其他的不一样。它更宽，就像一艘驳船，四名船夫站在横梁上，那里似乎竖立着一座黑金色的灵柩台。由于那是一座灵柩台，船夫们穿着黑衣，没有戴上欢快的草帽。船抵达了码头，码头边有一座灰暗、死气沉沉的房子。在类似于小教堂的建筑前，有一个装船点。“医院，”她想，“教堂般的医院。”人们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男人拿着花圈，漫不经心地把花圈扔到了灵船上。其他人和棺材一同出现，开始装船。阿德里亚诺似乎也怔住了，在上午的阳光下，在这个无趣的、游客不宜的威尼斯，发生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巴伦蒂娜听见他在喃喃自语，或许那是被压抑住的抽泣声。但她无法把视线从那艘船上移开。四名船夫将船桨扎进水里，等待着其他人把棺材抬进挂着黑色窗帘的墓室。船头有一个亮闪闪的雕像，却没有安上贡多拉上通常会有的齿状装饰。那似乎是一只巨大的银质猫头鹰，做得栩栩如生，但是当贡多拉沿着河道行驶的时候（死者的家属站在码头上，两个小伙子搀扶着一位老太太），人们发现，那只猫头鹰实际上是一只银球和一个银色十字架，这是整艘船上唯一清晰、唯一闪亮的东西。船向他们驶来，即将穿过桥洞，也就是他们的脚下。只需往下跳就能落在船头，落在棺材上。桥仿佛在轻轻地向船移动（“难道你不跟我走吗？”），巴伦蒂娜极专注地看着那艘贡多拉，船夫们划桨的速度似乎都因此而变慢了。

“不，我不去。你让我一个人待着，你让我安静一会儿。”

她原本有许多话可说，可她偏偏选择了这么一句。她感觉到阿德里亚诺的手臂在颤抖，他的手臂紧贴着她的，她听见他重复了那个问题，听见他艰难地呼吸，仿佛是在喘气。但她只能看着离桥越来越近的那艘船，它即将穿过桥洞，几乎要撞上他们；它会从另一边出来，驶向开阔的湖泊，像一只缓慢的黑鱼抵达死人之岛，然后抬下棺材，将死者堆放在红墙后面寂静无声的村落里。

她看见其中一名桨手是蒂诺，她几乎并不觉得惊讶，

这是真的吗？这也太巧了吧？事情已经无从知晓了，同样也无法得知为什么阿德里亚诺没有斥责她那场低贱的冒险。我认为他斥责她了，那场承上启下、毫无意义的对话不是真实的，真实的对话是关于别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故事的结局就显得太极端、太恐怖、太不可思议了。谁知道呢，或许为了不揭发我，他隐瞒了一些他知道的事，没错，但是，他的揭发会有什么意义呢？既然几乎马上就……巴伦蒂娜，巴伦蒂娜，巴伦蒂娜，要是你能训斥我，要是你能骂我，要是你能狠狠地骂我一顿，要是冲我大叫的人是你，那该多好啊。如果能重新见到你，巴伦蒂娜，如果你能扇几个我耳光，在我脸上吐口水的话……那会是多大的安慰啊。（这回，吞一整颗药丸。现在就吞，亲爱的。）

他是船尾最高的那个人，蒂诺看见了她，也看见了她身边的阿德里亚诺，他看着她，不再划桨，那双狡猾的小眼睛看着她，眼神里充满了疑问，可能（“请你别再坚持了”）还有疯狂的嫉妒。贡多拉就在几米远的地方，她看见了银色船头的每颗钉子、每朵花和棺材上朴素的铁皮（“你弄疼我了，放开我”）。她感觉到阿德里亚诺的手指紧紧地按着她的手肘，这让她觉得无法忍受，她闭上了眼睛，她觉得他要打她。那艘船仿佛在她的脚底消失了，蒂诺的脸（脸上充满了惊讶，她好笑地想，这个可怜的白痴也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迅速地滑过，消失在了桥下。“我来了。”巴伦蒂娜想，她躺进那口棺材里，远离了蒂诺，远离了那只野蛮地按着她的手臂的手。她觉得阿德里亚诺做了一个掏东西的动作，可能是香烟，他用这个动作争取时间，不计任何代价地把时间延长。不管是香烟还是别的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她已经搭上了这艘黑色贡多拉，毫无畏惧地前往她的岛屿。最终，她接受了那只燕子。

[1]原文是英语。

[2]原文是法语。

[3]奥卡尼亚，14世纪佛罗伦萨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

[4]原文是法语。

[5]原文是意大利语。

[6]原文是英语。

[7]童谣Buenos díassuseñoría（《早安阁下》）里的一句话。

[8]原文是法语，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的诗句。

[9]威尼斯特有的尖舟。

[10]原文是意大利语。

[11]原文是意大利语。

[12]原文是意大利语。

[13]原文是英语。

[14]指的是英文单词life和lie只相差一个字母。

[15]原文是意大利语。

[16]原文是英语。

[17]原文是意大利语。

[18]原文是英语。

[19]原文是法语。

[20]过去，威尼斯执政官主持威尼斯与海洋联姻的仪式，执政官亲自从船上向大海扔出一枚戒指，象征威尼斯与海洋和谐共存。

[21]美国作家詹姆斯·亨利的短篇小说。

[22]英国作家弗雷德里科·罗尔夫的别名。

[23]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中的人物。

与红圈的会面

致博尔赫斯[1]

我觉得，哈科沃，那天晚上您大概觉得很冷，威斯巴登连绵不断的雨让您下定决心走进萨格勒布餐厅。又或许您太饿了，这才是主要原因。您已经工作了一整天，是时候在一个安静、没人说话的地方吃晚餐了，倘若萨格勒布餐厅不具备其他的优点，它至少符合这两项要求，而您——我想，您耸着肩，仿佛是在嘲笑自己——决定在那里吃晚餐。无论如何，有些许巴尔干风格的昏暗大厅里摆着许多张餐桌，能把湿透的雨衣挂在旧衣架上、找到那个餐桌上点着绿色蜡烛的角落，真是件好事。烛光轻轻摇动着烛影，微微照亮了旧餐具和一只高脚杯，光线宛如一只鸟躲在杯子里。

最先是在空无一人的餐厅里通常会有的感觉，介于烦闷与释然之间。从外观看，这应该是一间不错的餐厅，但这个时间却没有客人用餐，难免引人疑惑。但是在一座外国城市里，这种思虑不会持续很久，毕竟您对当地的习惯和作息时间不够了解，重要的是温暖，还有带给人惊喜和熟悉菜肴的菜单。那个大眼睛、黑头发、身材娇小的女人仿佛从虚无中走来，突然出现在了白桌布旁，带着淡淡的微笑等待着。您想，或许按照这座城市的日常作息，这会儿已经很晚了，但您还没来得及抬头露出游客式质疑的眼神，苍白的小手就摆好了纸巾，把盐瓶放回原位。您点了洋葱红椒肉串，还点了一瓶浓稠、香气浓郁、毫无西方风味的葡萄酒，这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跟我过去一样，您也不喜欢酒店的餐食，对当地过于典型或充满异域风情的食物的恐惧让您觉得它们寡淡无味，您甚至点了黑面包，也许黑面包并不适合和肉串一起吃，但那个女人立刻就把它端了上来。您抽起了第一支香烟，直到那时您才开始仔细地观察这个“特兰西瓦尼亚飞地[2]”，它为您挡雨，让您免受这座不太有趣的德国城市的伤害。寂静、无人的空间和烛台上微弱的火光几乎成了您的朋友，他们让您远离剩下的一切，完美地和您的香烟、您的疲倦独处。

给高脚杯斟酒的那只手上长满了毛发，您吓了一跳，花了一秒钟打碎那荒谬的逻辑枷锁，明白了那个苍白的女人已经不在您身边，取代她的是一名黝黑、沉默的男服务员，他邀请您品尝葡萄酒，动作中似乎只有一种机械的等待。要是有人觉得这酒不好，那才是怪事，服务员把酒杯斟满，仿佛那次中断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插曲。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位服务员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餐盘，飞快地端走了肉串。奇怪的是，他与之前那名男服务员长得很像，典型的服装和黑色的鬓发让他们显得整齐划一。客人说着糟糕的德语，这在意料之中，而服务员的德语也很糟糕，他们之间只进行了极少的、必要的交流。昏暗大厅里的宁静和困倦再次将他围绕，雨水拍打街道的声音变得更加清晰。雨声突然停止了，您刚转过身，就发现大门已经打开，又有一位客人走了进来，那大概是一个近视的女人，不仅因为她戴着厚厚的眼镜，还因为她盲目又自信地穿过所有的桌子，坐在了大厅另一头被一两支蜡烛勉强点亮的角落里，她经过的时候，烛光颤抖起来，将她模糊的身影与桌椅、墙壁和大厅尽头厚厚的红色窗帘融合为一，似乎这个角落是与一座预料之外的房子连在了一起。

吃饭的时候，那位英国女游客（从她的雨衣和露出的介于紫红色和番茄色之间的上衣来看，她不可能来自别的国家）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份她完全看不懂的菜单，黑色大眼睛的女人站在餐厅的另一个角落里，那里有一个装着镜子、摆着干花花环的柜台，准备等女游客看明白了再上前接待，这样的场景隐约让您觉得有趣。男服务员们站在柜台后面，站在那个女人旁边，也在旁观，他们如此相像，旧镜子里他们的背影似乎是假的，就像是奇怪、虚假的四重身。他们都在看着那个英国女游客，她似乎完全没有留意到时间的流逝，依然把脸贴在菜单上。当您掏出第二支烟的时候，他们又等了一会儿，然后那个女人走到您的桌前，问您需不需要来碗汤，希腊式羊奶酪怎么样，她的每个提问都会被礼貌地拒绝，奶酪很不错，那要不尝尝当地的特色甜点。您只想点一杯土耳其咖啡，菜量很足，您觉得困了。那个女人似乎有些犹豫，仿佛是在给您机会，让您改变主意、点一盘奶酪。但您没有，于是她机械地重复了一遍土耳其咖啡，您说没错，土耳其咖啡，她急促地吸了一口气，向男服务员们举起了手，然后走到了英国女游客的餐桌前。

和先前迅速上桌的晚餐不同，咖啡很久都没有端来，您有充裕的时间再抽一支烟，还能慢慢地把那瓶葡萄酒喝完。与此同时，您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位英国女游客，她戴着厚厚的眼镜扫视整个餐厅，但什么都没有留意。她身上有着某种笨拙的、或者说羞涩的东西。她艰难地活动了好一会儿，然后才决定脱下那件被雨淋得亮晶晶的雨衣，把它挂在离她最近的衣架上，当然了，等她再次坐下的时候，她肯定会弄湿自己的屁股，但她似乎并不担心这一点。她继续毫无目的地观察大厅，然后不安地盯着桌布。男服务员们已经回到了柜台后面的位置上，那个女人在厨房的小窗旁等待着，他们三人都看着英国女游客，看着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等她叫他们继续点菜或更换菜肴，或是离开，您认为他们看她的方式过于激烈，无论如何都是不合理的。他们已经不再服务您了，两名男服务员又开始叉着手旁观，那个女人低垂着脑袋，又长又直的头发挡住了她的眼睛，或许她才是那个目不转睛地盯着女游客的人，您觉得这样十分让人讨厌，而且很不礼貌，但那只可怜的鼹鼠什么都没有发现，这会儿，她正在翻自己的皮包，从里面拿出了什么东西，在昏暗的灯光下没法看清那是什么，但是，可以通过鼹鼠擤鼻涕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其中一名服务员给她端上了一道菜（似乎是炖牛肉），然后立即回到了他的固定位置上。他们刚完成自己的工作就叉起手旁观的癖好本来是挺有趣的，但不知为何并非如此，同样并不有趣的还有那个女人的行为，她站在离柜台最远的角落里，专注地观察着您喝咖啡的动作，咖啡很香醇，您喝得很慢。突然，注意力的中心发生了变化，因为那两位男服务员也在看您喝咖啡，在您喝完以前，那个女人上前问您要不要再点一杯，您几乎是有些迷惑地答应了，因为这一切——虽然这一切什么也不是——蕴含着某种您无法理解的东西，您本想理解得更深入一些。比如说，那个英国女游客，为什么服务员突然间似乎很着急地希望她吃完离开，在她刚刚吃完最后一口食物的那一刻就撤走了餐盘，把摊开的菜单贴在她脸上，一名服务员端着空盘离开了，另一名服务员等待着，似乎在催她快点决定。

总是这样，您无法确定自己是在哪一刻开窍的。在下棋和爱情之中，都会有这种云开雾散的时刻，您明白了下一步该怎么走，而在一秒钟前，一切还都扑朔迷离。您还没有形成一个连贯的想法就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您想着，不管英国女游客要花多少时间吃完饭，您都得留在那里抽烟、喝酒，直到这个无依无靠的鼹鼠决定套上那身塑料罩、再次走到大街上。您一直喜欢运动和荒诞不经的事，因此觉得怀着这种心态去等待英国女游客很有趣，您的胃却不这样认为。您示意服务员过来，又点了一杯咖啡和一杯巴拉克白兰地，后者是餐厅的推荐饮品。您还剩三支香烟，您觉得它们能撑到英国女游客决定点一份巴尔干式甜点的时候。她当然不会喝咖啡，通过她的眼镜和上衣就能看出来；她也不会点茶，因为有些事情，人们在祖国之外的地方是不会去做的。运气好的话，十五分钟后她会买单离开。

您的咖啡端上来了，但巴拉克白兰地还没有上桌，那个女人从浓密的头发里露出了眼睛，摆出因为拖延而感到抱歉的表情。他们正在酒窖里找新的酒，先生请您再耐心等待几分钟。虽然她的发音很糟糕，但她清楚地说出了这句话。但是，您注意到，那个女人依然在关注另一张餐桌，在那里，其中一名男服务员机械地递上账单，伸长胳膊，一动也不动，保持着一种完美的、毕恭毕敬的无礼。女游客最后仿佛明白了，开始笨手笨脚地翻自己的皮包，很可能找出了梳子或者镜子，但没有找到钱，最后，钱大概是露了出来，因为就在那个女人端着巴拉克白兰地走到您餐桌前的时候，服务员突然离开了那张桌子。您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您在这时也提出了要买单。现在您可以确定，女游客会先一步离开，您本来也可以专心地品尝这杯巴拉克白兰地，抽完最后一支烟。或许您是意识到了您会再次单独留在大厅里，刚来的时候您因此觉得非常愉快，但现在不同了，柜台后面仿佛双重影像的服务员，面对订单似乎犹豫不决的女人——仿佛匆忙是一种无礼——背对着您回到了柜台，三个人又站在了一起，等待着。毕竟，在这样一间餐厅工作应该是一件很压抑的事，餐厅空荡荡的，远离光亮和纯净的空气，他们筋疲力尽，只有苍白的皮肤和机械的动作去回应这些不断重复的无数漫漫长夜。女游客用手拍打着雨衣，她回到餐桌前，似乎觉得自己忘了什么，又弯腰去看座椅底下。于是，您慢慢地起身，您无法再多待一秒。途中您遇到了其中一名服务员，他向您伸出了银质托盘，您没看账单就往里面放了一张纸币。服务员在红色马甲的口袋里寻找零钱的时候，风声响起，您知道女游客刚刚打开了大门，您没有再等下去，举起手跟那名服务员和一直在柜台后看着您的其他人告别。您准确地估算了距离，边走边取下了雨衣，走到街上。雨已经停了。这时您才开始真正地呼吸，仿佛在这之前您一直都在无意识地屏息。这时您才开始真正地感到害怕，同时又松了口气。

女游客在几步之外的地方，慢慢地走回她的旅馆，您跟着她，有点担心她突然想起落了别的东西，又想回餐厅去。现在已经不是理解不理解的问题了，只不过是一整块聚合起来的形状，一个毫无道理的事实：您救了她，您得确保她不会回去，确保这个钻进了湿漉漉雨衣的笨拙鼹鼠毫不知情地愉快地回到旅馆，她的房间，在那里没人会像餐厅里的那些人那样看她。

她在街角拐了弯，虽然您已经没有理由着急了，但您想，是不是走近跟着她更好，免得这笨拙的鼹鼠因为看不清路又绕回那个街区。您急忙赶到街角，看见一条昏暗的空荡荡的街道。两道长长的石墙，远处有一扇大门，女游客不可能已经走到那里了；只有一只因为下雨而兴奋不已的蟾蜍，从一条人行道蹦到另一条。

您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愤怒，这个蠢货怎么能……然后，您倚在一面墙上，等待着，但这几乎是在等待您自己，等待着某种必须在最深处打开并启动的东西，只有这样，这一切才会有道理。蟾蜍在石墙边找到了一个洞，它也等待着，可能有只虫子在洞里面安了家，也可能那是通向花园的通道。您永远无法得知自己在那里待了多久，也不会知道自己为什么回到了餐厅所在的街道。玻璃窗黑漆漆的，但是那扇窄门依然露着门缝。那个女人站在那里，毫不惊讶地等着您，对此您也几乎不觉得奇怪。

“我们觉得您会回来的，”她说，“现在您明白了吧，您不必走得那么急。”

她把门打开了一点，然后退到了一边。即便在那时，您也完全可以不回答她的话就转身离开，但那条石墙和蟾蜍的街道仿佛拆穿了您所有的想象，拆穿了您一度认为是无法解释的任务的那一切。不知怎的，尽管您打了个寒噤，退缩了，但是您觉得进门或离开都已经无所谓了。您还没有做出决定就已经进了门，那天晚上，没有一件事是您能决定的。您听见，在您的背后，门和门闩发出了摩擦声。两个服务员离得很近，大厅里只亮着几盏烛台。

“来吧，”那个女人在某个角落里说，“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您觉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像是从柜台镜子的另一边发出来的。

“我不明白，”您说，“她就在那里，但突然……”

其中一名服务员笑了起来，那只是一声勉强的干笑。

“哦，她就是这样的，”那个女人说，她走到您面前，“她尽全力避免这件事发生，她总是试图这么做，真是个可怜虫。但是，你们无能为力，你们只能做一些事情，而且总是做得很糟糕，你们和人们想象中的太不一样了。”

您感觉到那两个服务员就在您的身边，他们的马甲摩擦着雨衣。

“我们几乎要替她感到遗憾了，”女人说，“她来了两次，她不得不离开，因为事情的结果并不好。她什么事都做不好，只要见到她您就明白了。”

“但她……”

“珍妮。”女人说，“这是我们认识她以后，只知道了这一件关于她的事，她叫珍妮，除非当时她喊的是别人的名字，后来就只有尖叫声，叫得这么厉害，真是荒谬。”

您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您明白，就算看着他们也是徒劳，我替您惋惜，哈科沃，我怎么能知道您究竟是怎么想我的呢，怎么能知道您会试图保护我呢，我就是为此而出现在那里的，为了让他们放您走。您和我之间有着太遥远的距离和太多的不可能性，我们玩了同一场游戏，但是您还活着，没人能让您明白。从现在起，如果您愿意的话，事情会有所不同，从现在起，我们俩都会变成雨夜里到来的人，或许这样会更好，或者说，至少会是这样，至少雨夜里我们会是两个人。

[1]本故事曾被列为委内瑞拉画家哈科沃·博尔赫斯展览的展品。故事标题来自画家的一部画作。

[2]如今位于罗马尼亚，中世纪是一个独立公国。特兰西瓦尼亚原受匈牙利王国统治，在土耳其攻占布达佩斯后，成为匈牙利贵族的避难所。在传说和文学作品中，被称为“吸血鬼的故乡”。

奖章的两面

致某天会读到它的人，和通常一样
已经迟了。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对着一条阴暗的走廊，哈维尔喜欢走出办公室，抽着烟来来回回地走动，想象着左边那扇门后面的米雷耶。三年来，这是他第四次来日内瓦当临时工，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米雷耶都会热情地和他打招呼，邀请他和另外两名工程师、一名秘书、一名来自南斯拉夫的打字员兼诗人一起在五点的时候喝茶。我们很喜欢这个小仪式，它并非日常，因而并不机械，每隔三四天，当我们在电梯里或走廊上相遇的时候，米雷耶会邀请他和她的同事们在茶歇时间会面，这是他们在她的办公桌前临时决定的。或许她觉得哈维尔很可爱，因为他不会掩饰自己感受到的无聊和对于终止合同返回伦敦的希望。很难理解为什么会雇用他，总之，他对工作如此鄙夷，他在计算和设计时用日式收音机播放轻音乐，这些无不让米雷耶的同事们惊讶不已。当时，我们互相并不了解，米雷耶会在她的办公桌前待上好几个小时，为了见到她，哈维尔要在走廊里走上三十三个来回，徒劳地做着荒谬的尝试。但是，如果她出来，他们也只会随意地说几句话，米雷耶不会想到他在走廊上徘徊是因为他希望能看见自己出来，他如同游戏般徘徊着，好奇在游荡到三十三次之前，自己见到的会是米雷耶还是又一次失败。我们基本不熟，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人与人之间几乎不存在真正的了解，大家每周必须共处好几个小时，织成了友谊或敌意的蛛网，任何一阵假期或失业的大风都能把它吹散。在每年的那两周里，我们都会玩这个游戏。但是，对于哈维尔来说，回到伦敦还意味着艾琳，以及某种曾经带来过欲望和愉悦的东西在缓慢却无法遏止地堕落，艾琳，她是一只能爬上小木桶的猫，她在厌倦和习惯之间玩着撑竿跳。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仿佛是在城市里进行着野外游猎，艾琳陪他去皮卡迪利圆环猎羚羊，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露营、生篝火，一切仿佛是一部快进的默片，直到最后那场在丹麦或罗马尼亚进行的爱情奔跑，突然出现他们熟悉却不愿承认的分歧，在纸牌游戏中调换位置后改变胜率的卡片。与音乐会相比，艾琳更喜欢电影院，哈维尔正好相反；哈维尔独自一人去找唱片，因为艾琳得洗头，她只有在真正无所事事的时候才会洗头，她抱怨着卫生问题，拜托你帮我洗下脸，我的眼睛里进了洗发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第一份合同寄到的时候，他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只剩下伯爵宫的公寓依然伫立，重复着清晨的日常，爱情如同热汤或《泰晤士报》，如同罗莎姨妈和她在巴斯农庄度过的生日，如同燃气发票。这一切都已经变成了一团混沌的虚无，一个不断重复、自相矛盾的逝去的现在，当哈维尔在办公室走廊上徘徊时萦绕着他，二十五次，二十六次，二十七次，或许在第三十次以前，门会打开，米雷耶会出来说声嗨，她可能会去小便，或者去找那个鬓发花白的英国统计员查数据。皮肤黝黑、沉默寡言的米雷耶，高领上衣下面的脖子那里应该有某种东西在缓慢地跳动，一只生活没有起伏的小鸟，一位遥远的母亲，一段不幸的、无疾而终的爱情，米雷耶已经算得上是大龄未婚女性了，她有些像文员，但有时她会在电梯里吹口哨，吹的是马勒的曲子；她从不随便穿衣服，几乎总是穿着深色的衣服或者套装，这与她的年龄过于匹配，一种过于沉闷的谨慎。

这些只是两人中的一人写下的，但是无所谓。虽然我们已经永远不会在一起了，但这就像是我们共同写下的文字。米雷耶会继续住在日内瓦郊区的小房子里，哈维尔则会周游世界，然后带着苍蝇般的执着回到伦敦的公寓，这只苍蝇上百次地停在他的胳膊上，停在艾琳身上。我们写下这些文字，如一块奖章在同一时刻既是它的正面又是它的背面，它们只在生活相对放置的两面镜子里见过彼此，往后再也不会相见。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究竟哪一方会更深刻地感受到对方不在场。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方式，米雷耶有时会一边听勃拉姆斯的五重奏一边哭泣，她独自一人待在傍晚的客厅里，深色屋梁，乡村风格的家具，花园里玫瑰的芳香不时地飘进屋里；哈维尔不会哭泣，他的眼泪情愿浓缩成噩梦，残忍地把躺在艾琳身边的他叫醒，他喝白兰地、写作，以此摆脱噩梦，他的文字本身与噩梦无关，但有时未必如此，有时他会把它们写成无用的文字，有时他会变成主人，决定哪些内容会被记录，哪些内容会逐渐滑入第二天虚假的遗忘之中。

我们俩以自己的方式明白，有错误出现了，那是一个可以挽回的错误，我们却无力挽回。我们可以肯定，我们从没有评判过对方，事情就这样发生，我们单纯地接受了，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我不知道当时我们有没有思考过骄傲、放弃、失望等等的力量，是不是只有米雷耶或者哈维尔思考过，而另一方却接受了它们，认为它们是无法避免的，并向容纳他们、压迫他们的体系屈服了。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说，一切取决于瞬间的背叛，取决于点亮床头灯的动作（当时米雷耶不想让床头灯亮着），取决于让哈维尔整晚留在她身边的决定（当时他正在找衣服，准备重新穿上）。很容易就能将过错归结于行事谨慎，或者无法表现得粗鲁、固执或者慷慨。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最单纯或最无知的人身上，或许一记耳光、一声辱骂中包含着慈悲和正确的道路，尊严却礼貌地禁止我们走向它。我们对彼此的尊重源于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近得就像奖章的两面；作为奖章的两面，我们接受这个事实，米雷耶沉默不语，她冷漠而沮丧，哈维尔低声和她说着自己荒谬的希望，最终，句子还没写完的时候，最后的信写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了笔。毕竟，那时我们只剩下、现在也只剩下那悲凄的任务：继续做个体面的人，继续带着那徒劳的希望生活，希望遗忘不要彻底将我们遗忘。

一天中午，我们在米雷耶家里见面，她几乎是迫不得已地邀请他和其他同事一起吃午饭：他们在米雷耶的办公室里喝茶的时候，加布里埃拉和汤姆提到了这顿午饭，她不能把他排除在外。哈维尔觉得，米雷耶邀请他只是出于社交压力，这让人难过，但他已经买了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而且已经很熟悉日内瓦郊外的那座木屋、那座小玫瑰花园和烧烤架，汤姆在那里喝鸡尾酒，播放着一张披头士的唱片。这张唱片不是米雷耶的，它肯定不会出现在她严肃的唱片柜上。加布里埃拉已经开始转圈了，对于她、汤姆和半个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来说，如果没有这种音乐，空气将变得无法呼吸。我们没有说很多话，突然，米雷耶把他带到了玫瑰花园，他问她喜不喜欢日内瓦，她只是看着他，耸了耸肩。他看见她忙着清理杯盘，听见她说了句脏话，因为她手中出现了火花，记忆的碎片逐渐聚拢，也许那是他第一次渴望她，刘海划过她黝黑的额头，蓝色牛仔裤凸显出了她的腰线，那把有些严肃的声音大概会唱民谣，她只需用那仿佛长满苔藓的低声细语，就能说出重要的话来。周末，他回到了伦敦，而艾琳在赫尔辛基，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三个星期，冰箱里还有鸡肉，爱你。

他下次来实习的时候，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如火如荼地举办了一场高水平的会议，哈维尔不得不认真工作。他在五楼和街道之间哀怨地把这事讲给她听，米雷耶似乎替他感到遗憾，她提议去听一场钢琴演奏会，他们去了，两人都喜欢舒伯特，但其中一人不喜欢巴托克，他们去了一家几乎空无一人的咖啡馆，她有一辆旧英国车，把他送回了宾馆，他送给她一张牧歌唱片，他很高兴她没有听过，这样他就不用再换一张了。星期天，田野，极具瑞士风格的下午清新透明，我们把汽车停在一座村庄，在麦田里穿行，突然，哈维尔对她说起了艾琳，只是作为一种谈资，他其实没有这么做的必要。米雷耶沉默地听着，她没有对他表示同情，也没有发表评论，然而，他倒是莫名地希望她能这么做，因为他期待她显露出与自己相似的情绪，他想温柔地吻她，把她抵在树干上，熟悉她的嘴唇、她的嘴。回去的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聊关于自己的事，我们沿着小路随意行走，每拐一个弯就会有新的风景，蘑菇，奶牛，银白色云彩点缀的天空，一张美好周日的明信片。但是当我们沿着架满篱笆的山坡往下奔跑的时候，哈维尔感觉到米雷耶的手离自己的手很近，他握住了它，他们继续奔跑，仿佛在互相推搡。他们坐在汽车里，米雷耶邀请他去自己的木屋喝茶，她喜欢管那座房子叫木屋——因为虽然它完全不是木屋，却有许多木屋的特点——还喜欢听唱片。时间停顿了，一根线条突然停止作画，直到找到了新方向，它才会在画纸的另一边重新开始。

那天下午，我们做了清晰的总结：马勒可以，勃拉姆斯可以，整个中世纪的音乐都可以，爵士不行（米雷耶），爵士可以（哈维尔）。我们没有交流其他的音乐类型，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皮埃尔·布列兹和约翰·凯奇（虽然他们还没有聊过他的作品，但是米雷耶肯定不喜欢凯奇，她很可能不喜欢音乐家布列兹，但会喜欢指挥家布列兹，这可是重要的差别）的音乐都亟待探索。三天后，我们去听了一场音乐会。我们在老城区吃晚饭，收到了艾琳寄来的明信片和米雷耶母亲的信，但我们并没有讨论它们，一切依然是勃拉姆斯和勃拉姆斯喜欢的白葡萄酒，我们敢肯定，勃拉姆斯一定喜欢喝白葡萄酒。米雷耶送他回了宾馆，他们亲吻了彼此的脸颊，不像平常亲吻脸颊的时候那样迅速，但依然只亲吻了脸颊。那天晚上，哈维尔回复了艾琳的明信片，米雷耶在月光下给她的玫瑰浇水，这并不是出于浪漫主义情怀，因为米雷耶并不浪漫，只是因为睡意迟迟不来。

我们没有谈论过政治，只有零星的评论慢慢显示出我们的差异，而且显露得仍不完整。或许我们并不想面对这种差异，因为懦弱吧，有可能。办公室的茶歇时间将矛盾激化了，打字员兼诗人恶狠狠地批判了以色列人，加布里埃拉觉得他们很不错，米雷耶只说了句他们有权利这么做，真见鬼，哈维尔冲她微笑，并没有嘲讽的意思，他发现同样的话恰好也可以用来形容巴勒斯坦人。汤姆希望他们能够与维和部队和其他国家达成国际协议，剩下的事就是茶水和一周工作的预报。我们会严肃地谈论这一切，但现在我们只想看着对方，保持各自良好的情绪，想着我们很快就会迎来维多利亚音乐厅的贝多芬音乐会。我们在木屋里谈论这场音乐会，哈维尔带了白兰地和一个可笑的玩具，他以为那个玩具米雷耶肯定会很喜欢，她给它上了发条，和善地看着它做出奇怪的动作，然后把它放进了柜子里，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它愚蠢至极。那天下午播放的是巴赫的音乐，还有罗斯托罗波维奇的大提琴曲，日光渐渐下沉，像盈满泡沫的酒杯里的白兰地。那默契的沉默最能体现我们的本性，在此之前，我们从不需要否定彼此的想法，也不需要保留自己的意见。后来，换了张唱片，他们才开始交谈。哈维尔说话的时候看着地面，他只问了句，能不能知道她了解了关于自己的哪些事情，他的伦敦和他在伦敦的艾琳。

没错，她当然可能知道了，但她并不知道，无论如何，现在她并不知道。年轻的时候，有一回，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一句“好吧，有时候一切都非常沉重”。哈维尔在暗处，他觉得他听到的话似乎是潮湿的，瞬间的退让，但是她已经用袖子的反面擦干了眼睛，没有留给他时间继续提问或者道歉。恍惚间，他用手臂环抱住她，发现她并没有露出拒绝他的表情，但她似乎身处别的时空。他想吻她，但她躲开了，低声说着温柔的借口，再喝点白兰地吧，不用管她，不用坚持。

一切都慢慢地混在了一起，我们不会记得这几周之前或之后的细节，不会记得散步或音乐会的顺序，也不会记得博物馆里的约会。或许，米雷耶更能理清这些顺序，哈维尔只是摊开了自己手上为数不多的几张牌，他即将返回伦敦，艾琳，音乐会，他从一句话就听出了米雷耶的宗教，她的信仰和价值观，对他而言，这些只不过是对总有一日会成为过眼云烟的当下所抱有的期待。在一间咖啡馆里，我们笑着为谁买单而争吵，像老朋友一样看着对方，突然成了彼此的同志，我们说了些无意义的脏话，如同两只熊在打斗玩耍。回到木屋里听音乐的时候，我们拥有了另外一种交谈方式，那双手用另外一种亲昵的方式推着对方的腰进了门，哈维尔拥有了自己找杯子的权利，还可以要求不放泰勒曼的曲子，先放洛蒂·雷曼的，还可以要求在威士忌里加很多很多的冰块。一切似乎都被微妙地搅乱了，哈维尔感觉某种东西让他心烦意乱，他却不清楚原因。事情在发生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过去没有人赋予他这种权利。播放音乐的时候，我们从不看对方，只需坐在旧皮革沙发上等待夜幕降临，倾听洛蒂·雷曼的音乐。他寻找她的嘴巴，他的手指揉擦着她隆起的乳房，米雷耶一动不动，任由他亲吻自己，她回应了他的吻，她只屈服了一瞬间，唇齿交融，但她一直没有动。他把她从扶手椅上抱了起来，她没有任何反应，他含糊地说着自己的请求，他要带她经历在第一级楼梯上、在属于他们的整个夜晚里即将发生的一切，而她沉默不语。

他也在等待着，他以为自己明白了，于是道了歉，但在此之前，他的嘴仍然贴着她的脸。他问她为什么，问她是不是处女，米雷耶低头否认，对他笑了笑，仿佛这个问题愚蠢而且毫无价值。他们吃着甜点，喝着酒，又听了一张唱片，天色完全黑了下来，他得离开了。我们同时起身，米雷耶任由他抱着，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他再次低声向她倾诉自己的欲望，而她什么都没有说。他们走上了狭窄的楼梯，在楼梯平台处分开，房门打开，灯光亮起，此时出现了一阵停顿，等待的要求，长久的消失，与此同时，哈维尔在卧室里觉得仿佛离开了自己，他无法说服自己不该让这件事发生，这样做是不行的，中途的等待，可能的措施，几乎有些卑鄙的步骤。他看见她裹着白色海绵浴袍回来了，她走到床边，手向床头灯伸去。“别关。”他求她，但米雷耶摇头拒绝了，她关上了灯，任由他摸黑脱衣服，在床边摸索，在黑暗里贴着她静止不动的身体。

我们没有做爱。我们还差一步，哈维尔用他的双手和嘴唇熟悉那副在黑暗中等待他的沉默的身体。欲望是另一回事，他想借着灯光看她，看她的乳房和腹部，抚摸她的背脊，他想看见自己的手滑过米雷耶身上，想将快感之前的快感分割成数千份。在彻底的沉默和黑暗中，他从看不见的、沉默的米雷耶那里感受到了距离和羞涩，一切都屈从于一种半梦半醒间的不真实感，其实，他也无法面对她，无法从床上起来开灯，无法再次寄予必要而美丽的愿望。他隐约地想，等她熟悉他之后、等真正的亲密行为开始之后会怎样，但沉默、黑暗和衣柜上闹钟的嘀嗒声依然会继续。他含糊地说了一个借口，她用朋友的亲吻让他安静了下来，他压着她的身体，觉得筋疲力尽。他或许睡着了一会儿。

或许我们睡着了，没错，那个时候，我们或许已经放弃了，我们迷失了自己。先起床的是米雷耶，她开了灯，裹着浴袍再次去了洗手间；哈维尔机械地穿着衣服，他无法思考，嘴里似乎很脏，白兰地的余味灼烧他的胃。他们几乎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对方，米雷耶说没关系，这条街上总会出租车，她陪他下了楼。他无法打破因果的铁律，无可避免的规则在他们背后要求他低下头，要求他在深夜里离开木屋。他只是觉得第二天他们就会更加冷静地交谈，他会试着让她明白，但是明白什么呢。他们的确去了常去的那间咖啡馆聊天，米雷耶又说没关系，无所谓，下次会更好，不用想太多。三天后，他要回伦敦，他求她，让他陪她回木屋，她说不要，最好不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甚至不知道该如何保持沉默，该如何在街角拥抱对方，该如何对视。米雷耶仿佛在期待着哈维尔做些什么，哈维尔却期待米雷耶能做这件事，这是谁主动或者谁优先的问题，是男人行动女人服从的问题，由他人决定的、从外部接收的顺序无法更改。我们沿着一条路前进，在这条路上没人愿意强迫对方前行，打破和谐的平衡，现在也一样，在得知走错路之后，我们可以大喊一声，可以把台灯点亮，可以超越无用的仪式和浴袍冲动行事，然后，没关系，你不用担心，下次会更好。那么，最好马上接受这件事。我们最好一起重复：小心翼翼地/我们会失去生命。诗人会原谅我们以“我们”自称。

我们几个月都没有见面。哈维尔当然写信了，他准时收到了米雷耶的回信，亲切而疏远只有寥寥几句。于是，他开始在晚上给她打电话，几乎总是在周六，他想象她独自一人待在木屋里，很抱歉打断了你听四重奏或者奏鸣曲，但米雷耶总说自己在看书或者照看花园，说这个时间打电话没有问题。六周后，她去伦敦探望一位生病的姨妈，哈维尔给她预定了宾馆，他们在车站相见，一起参观了博物馆、国王路，愉快地观看了一部米洛斯·福尔曼的电影。这段时光就像往昔的岁月，在白教堂的一家小餐馆里，彼此的双手满怀信任地握在了一起，消弭了不快的回忆，哈维尔觉得好一些了，也这样对米雷耶讲了，他告诉她，自己前所未有地渴望她，但他不会再跟她谈论这件事，一切都取决于她，取决于她决定什么时候回到第一晚的第一级台阶，她只需要对他伸出手臂。她没有看他，默许了，她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拒绝，她只是觉得他不断地拒绝日内瓦给他的合同这件事很荒谬。哈维尔陪她回到了宾馆，米雷耶在大堂里和他告别，她没有让他上楼，但她微笑着轻轻地吻了他的脸颊，轻声说：“待会见。”

我们知道很多事，知道算术是假的，一乘一不总是等于一，而是等于二或零，我们有充裕的时间翻阅那本装满了紧闭的窗户和无声无味的信件的千疮百孔的相册。日常的办公室，艾琳深信不疑地挥霍着幸福，时间飞逝。日内瓦的夏天再次来临，湖边的第一次散步，艾萨克·斯特恩的演奏会。此时，在伦敦，玛利亚·艾莲娜纤细的影子依然在游荡，哈维尔在酒吧喝鸡尾酒的时候认识了她，她带给他三周的轻浮时光，除了快感本身之外，剩下的就是和玛利亚·艾莲娜一起消磨的白昼里亲密的空虚，他不知疲倦地打网球，听滚石乐队的歌，最后一个纵情享受的周末如同一场毫不悲伤的告别，然后，一声毫不忧伤的再见。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米雷耶，他不需要问她就知道她不会有类似的经历，她在办公室和她的朋友们在一起，她总是在木屋听她的唱片。虽然他没有告诉她，但他很感激米雷耶严肃、专注、安静又体贴地听他说话，让他握住自己的手，一起看着湖面的黄昏，决定吃晚饭的地点。

然后是工作，极少见面的一周，罗马尼亚餐厅的夜晚，温柔似水。话说完了，在斟酒或缓缓对视的动作里，又出现了他们从没有谈论过的某种情愫。哈维尔遵守了自己的承诺，他等了一个小时，他认为自己没有权利等这一个小时。但是，伴随着其他诸多情愫一同出现的温柔，米雷耶低头、揉眼睛时的表情，她只对他说了句，她会陪他回旅馆的。在汽车上，他们又接了吻，就像木屋里的那晚，他环抱住她的身体，一只手向上抚摸，在这种抚摸之下，她张开了大腿。他们走进了房间，哈维尔已经等不及了，他站着把她抱了起来，迷失在她的嘴唇和头发里，抱着她一步一步朝床铺走去。他听见她喃喃地说了声“不”，她让他等一会，他感觉到她与自己分开，寻找着卫生间的门，门被关上了，时间，沉默，流水，时间，与此同时，他掀开了床罩，只留了角落里的一盏灯，他脱下了鞋子和上衣，犹豫着是脱光衣服还是再等等，因为他的浴袍在卫生间里，如果亮着灯，如果米雷耶回来的时候看见他赤身裸体地站着、可笑地勃起，会怎样呢，要是背过身去，不让她看见自己这副模样，那就更加可笑，她肯定会看到的，现在她裹着浴巾进屋，低垂着眼睛，向床边走去，而他身上穿着裤子，他必须脱下裤子，脱下内裤，于是他拥抱她，扯下她的毛巾，让她躺在床上，他看着金黄色的、黝黑的她，再次深深地吻她，用手指爱抚她，他或许弄疼了她，因为她低吟了一声，往后退缩，躲进了最远的角落，她对着灯光眨眼，再次要求他关灯，但他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什么都不会给她，他的阳具突然失灵了，它徒劳地寻找着她提供的通道，却无法穿过，愤怒的双手试图挑起她和他自己的欲望，米雷耶逐渐地拒绝了他机械的动作和语言，她僵硬而疏远，他明白了，现在也不行，对她来说永远都不行，温柔和这一切已经无法和解，她的许可、她的欲望只不过让自己又一次留在了停止抗争的身体旁边，它紧贴着她，一动不动，甚至都没有尝试重新开始。

我们可能睡着了，我们太遥远，太孤独，太肮脏，事情再次发生，宛如镜子里的影像，只不过现在穿衣离开的是米雷耶，他陪她走到车旁，感觉到她告别时没有看自己。脸颊上轻轻的吻，在寂静的深夜里启动的汽车，他回到旅馆，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哭泣，不知道该如何自缢，只有沙发，酒精，夜晚和黎明的嘀嗒声，九点的办公室，艾琳的卡片，接通中的电话，有时需要拨打这个内线号码，因为有时得说一些话。好的，你别担心，好吧，七点咖啡馆见。告诉她这些，你别担心，七点咖啡馆见，在漫长的车程结束后回到木屋，躺在冰冷的床上，服下一片无用的安眠药，重新观看渐入虚无的每个场景，他们在餐厅里起身，她说她会陪他回旅馆，这个重复的瞬间让她觉得恶心，卫生间里飞快的动作，围在腰间的毛巾，拉着她，让她躺下的温热、有力的手臂，那个低声说话的影子伏在她身上，爱抚还有某种坚硬抵着她的腹部和大腿的那种灼热的感觉，徒劳地抗议亮着的灯光，突然，虚无，双手盲目地滑动，嗓音低声诉说着推延，徒然的等待，睡意，一切再次重现，这一切是因为什么，温柔是因为什么，同意是因为什么，旅馆是因为什么，然后是无毒的安眠药，九点的办公室，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不可能缺席，一切都不可能，除了不可能的事之外。

我们绝不会谈论这些，今天，想象如同当时的现实，徒劳地将我们聚在了一起。我们绝不会一起寻找过错、责任，或尝试重新开始——也许这并非无法想象。哈维尔只觉得愧疚，但是当人们相爱、相互渴望的时候，愧疚意味着什么呢，曾经幸福近在咫尺，而现在，糟糕的回忆却不断涌现，为什么存在着艾琳、玛利亚·艾莲娜或者多丽丝的现在总是包含了存在着米雷耶的过去，这个过去用它沉默和鄙夷的尖刀深深地将他刺穿。尽管每每想起这些回忆他都觉得恶心，每次恶心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鄙夷，但实际上存在的只有沉默，因为他并不鄙夷米雷耶，沉默确实存在，还有悲伤，他想，她或他，但还有她和他，他想，并非所有的男人都能在做爱的时候完成任务，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在所有的男人身上找到男人的影子。他们还得和解，还剩下最后的计划，哈维尔邀请她一起旅行，去随便哪个遥远的地方生活两个星期，打破这个魔咒，尝试多种方式，最终在没有毛巾、没有等待、没有延迟的时候，以另一种方式结合。米雷耶说好的，以后再说，让他从伦敦给她打电话，或许她能请两周假。他们在火车站告别，她也坐火车回到了木屋，因为汽车出了点小问题。哈维尔已经无法亲吻她的嘴，但他紧紧地抱着她，再次请求她接受旅行的邀请，他看着她，直到那眼神让她难过，直到她低下头，又说了声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让他安心回伦敦，最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也是这样和孩子说的，然后我们会带他们去看医生，或者对他们做一些让他们觉得痛苦的事情。奖章这一面的米雷耶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她也不会再相信任何东西，她只是回到了木屋，回到了唱片身边，甚至没有想过以另一种方式跑向他们无法企及的目的地。他从伦敦给她打来电话，提议去达尔马提亚海滩，告诉她日期还有具体的细节，他的细致透露了他对拒绝的恐惧；米雷耶回答说，她会给他写信的。奖章另一面的哈维尔只能说好的，他会等，仿佛他已经知道那封信会是简短而礼貌的，她拒绝了，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情就无须再重新开始了，还是做朋友吧。信只有八行，然后就是米雷耶的拥抱[1]。每人各占一面，谁都无法摧毁那枚奖章。哈维尔写了一封信，他本想展示那条仅存的、他们可以一起设想的路，唯一一条不由别人设计、不为用途和规则而存在的路，他们不必经过楼梯或电梯就能抵达卧室或酒店，他也不必与她同时脱衣服。但他的信只不过是一张湿透的手帕，他甚至无法写完，他在未完的句子里署了名，没有通读一遍就把信装进了信封里。米雷耶没有回复，日内瓦的工作机会被礼貌地拒绝了，奖章存在于我们之间，我们彼此疏远，再也不会给对方写信，米雷耶在她郊区的小房子里，哈维尔在周游世界，他带着苍蝇般的执着回到公寓，这只苍蝇上百次地停留在他的手臂上。一天傍晚，米雷耶听勃拉姆斯的五重奏的时候哭了起来，但是哈维尔不会哭泣，他只会做噩梦，他写作，以此摆脱噩梦，而那些文字试图变成噩梦，在噩梦里，没有人拥有真实的姓名，但或许拥有自己的真相，在那里，不存在具有正反面的奖章，也不存在必须攀爬的台阶；不过，当然了，那些只是文字。

[1]西班牙语信件一般会以“拥抱”、“亲吻”等结束。

有人在周围走动

致古巴钢琴家埃斯贝兰萨·马查多

天刚黑，希梅内斯就下了船，下船地点离港口很近，他们做好了面对各种风险的准备。他们自然是坐电动游艇来的，因为这种游艇可以像魔鬼鱼一样无声地滑动，然后再次消失在远处。希梅内斯在灌木丛里待了一会儿，等待眼睛习惯周围的环境，让每种感官再次适应内陆炎热的空气和声响。两天前，感官要适应的则是灼热沥青的臭味和城里的油炸丸子，还有大西洋酒店的大厅里几乎难以遮盖的消毒水气味，他们所有人都试图用波本威士忌掩盖朗姆酒的回忆，这种补救方法几乎是可悲的。现在他很紧张，保持着警惕，勉强能思考，东部的气味侵袭着他，只听得见夜鸟别具一格的呼唤。它或许在欢迎他。最好把这当作一种咒语。

起初，约克觉得希梅内斯在如此靠近圣地亚哥的地方下船很不明智，违反了一切原则。基于同样的原因，再加上希梅内斯比任何人都熟悉那里的地形，约克接受了这次冒险，并安排了电动游艇的有关事宜。关键在于不能弄脏鞋子，要像游览祖国的外省游客那样抵达汽车旅馆。一旦到了那里，阿方索就会负责把他安顿下来，其他事情几个小时内就能完成，在合适的地方安装塑料炸药，然后回到海岸上，电动游艇和阿方索会在那里等他。遥控器在船上，一旦远离海岸，被引爆的炸弹和熊熊燃烧的工厂就会光荣地和他们告别。眼下，他得沿着一条老路往上走到汽车旅馆，自从北边的新公路造好之后，这条小路就荒弃了，还剩最后一段路的时候，他会休息一会儿，以免有人发现手提箱的重量，然后，希梅内斯会遇见阿方索，他会友善地接过手提箱，避开殷勤的门童，把希梅内斯带到汽车旅馆位置最好的房间。这是最危险的部分，但是，必须穿过汽车旅馆的花园，这是唯一的入口。有了好运，有了阿方索，一切都会顺利的。

在那条灌木丛生的废弃小路上，自然不会有人，只有东部的气味和飞鸟的哀鸣，这种哀鸣不时地让希梅内斯感到愤怒，仿佛他的神经需要找到借口松弛一些，这样他才会不情愿地承认自己孤立无援。他的口袋里连支手枪都没有，因为在这一点上约克非常坚决，任务要么完成要么失败，无论哪种情况，手枪都是没有用的，反而还有可能毁了一切。约克对古巴人的性格有着自己的想法，希梅内斯了解他的想法，他一边沿着小路往上爬，一边在内心深处咒骂约克，为数不多的几栋房子和汽车旅馆的灯光渐渐亮起，宛如最后几丛灌木间的黄色眼睛。但是，咒骂并不值得，一切都会像娘娘腔约克说的那样，按照计划进行。阿方索在汽车旅馆的花园里大叫一声，真该死，你把汽车停哪了小伙子，两名职员看着他，竖起了耳朵，一刻钟前我就在等你了，没错，但是我们迟到了，车子还在一位女性朋友那里，她去探望家人了，把我留在了弯道那里，哎哟，你总是这么绅士，别扯淡了，阿方索，在这附近散步可真惬意，手提箱轻盈、完美地送到了对方手里，肌肉紧绷，动作却轻如羽毛，走吧，我们去拿你的钥匙，然后去喝一杯，你怎么能扔下乔莉和孩子们呢，他们可有些伤心呀，老兄，他们想来的，但是你知道，学习还有工作，这回我们的时间凑不到一块去，运气不好。

他迅速冲了澡，确认门已经锁好。另一张床上放着打开的手提箱；衣柜的抽屉里，在衬衫和报纸间放着绿色包裹。吧台上，阿方索已经点了特干酒，里面加了很多冰块，他们一边抽烟一边聊着卡马圭[1]，还有史蒂文森[2]最近的一场比赛，虽然钢琴师就在吧台尽头，但琴声似乎是从远处传来的，她非常温柔地弹奏着哈巴涅拉舞曲，然后弹了一首肖邦的曲子，接着是丹松舞曲和一支电影里的老歌，是黄金年代艾琳·邓恩[3]曾经唱过的。他们又喝了一杯朗姆酒，阿方索说，明天早上他会过来带他游览一番，让他看看那些新街区，圣地亚哥有许多值得看的东西，人们为了完成和推进计划而艰苦地工作，那几个小组真是该死，阿尔梅达会过来再建两座工厂，而在这附近的其中的一座工厂里，连菲德尔都来过，同志们兴致勃勃、众志成城。

“圣地亚哥人都不睡觉。”酒保说，他们笑着表示赞同，餐厅里的客人稀少，希梅内斯被安排坐在窗户旁边的一张餐桌上。阿方索又提到了明天早上的约会，然后道了别；希梅内斯伸着腿，开始研究那封信。一种不止源自身体的疲倦让他不得不对每种动静都保持警惕。一切都祥和而热烈，还有肖邦，此时又是他的曲子，钢琴师舒缓地弹奏着序曲，但是希梅内斯感受到了潜在的威胁，微小的失误和那些笑脸都将变成仇恨的面具。他了解这种感觉，知道该如何控制它们。他点了一杯莫吉托消磨时间，让服务员推荐食物，那天晚上，鱼比肉好。餐厅里几乎空无一人，吧台上有一对年轻的情侣，稍远处有一个外国人，他喝着酒，但没有看酒杯，他的眼睛在女琴师身上迷失了，她反复地演奏艾琳·邓恩那首歌的主旋律，现在，希梅内斯听出来了，是《烟雾弥漫你的眼》，往日的哈瓦那，钢琴又开始演奏肖邦的曲子，少年时，在大恐慌之前，他学过钢琴，弹奏过其中一首练习曲，那首练习曲缓慢而忧郁，让他回想起家里的客厅、死去的奶奶，让他不太情愿地回忆起了他弟弟的模样，尽管父亲下场悲惨，但他弟弟还是留了下来，小罗贝尔托没有为了重新获得真正的自由而努力，他像白痴一样死在了吉隆滩[4]。

他颇有胃口地吃了饭，这让他有些惊讶，他品尝着没有被记忆遗忘的味道，自嘲般地想，这边的食物比他们在那边吃的蓬松食物要好，这也是这边唯一的优势。他不困，而且他喜欢音乐，女琴师年纪尚轻，而且很美丽，她似乎是在为自己演奏，决不向吧台望去。吧台旁，那个外国人模样的男人的双手依旧忙碌着，他又喝了一杯朗姆酒，又抽了一支烟。喝完咖啡以后，希梅内斯想，如果待在房间里，等待的时间会更加漫长，于是他向吧台走去，准备再喝一杯。酒保很喜欢聊天，但他很尊重那位女琴师，压低了说话的音量，几乎成了窃窃私语。他似乎明白那个外国人和希梅内斯很喜欢这些音乐，现在弹奏的是华尔兹，肖邦在简单的旋律里加上了某种类似于慢雨的元素，像是相册里的箔片或干花。酒保没有理会那个外国人，或许是因为他的西班牙语很糟糕，或许是因为他沉默寡言，餐厅的灯光逐渐熄灭了，人们得回去睡觉了，女琴师还在弹奏一首古巴乐曲，希梅内斯渐渐走远，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一边说着晚安，一边向门口走去，走进稍远处等待他的一切，四点整，他的时间和游艇上的时间已经同步。

走进房间之前，他让自己的眼睛先适应花园里的阴暗，确保能顺利地完成阿方索和他解释过的事情。一百米外的羊肠小路，通往新公路的岔道，小心地穿过它，然后继续往西走。从汽车旅馆的位置他只能看见小路起点所在的阴暗区域，但是侦察区域尽头的光亮和左边的两三点灯光很有利于形成距离的概念。往西走七百米就是工厂区域，他会在第三根水泥柱旁找到洞口，钻过这个洞口就能穿过铁丝网。一般来说，哨兵们很少会在这边站岗，他们每隔十五分钟就要巡逻一次，但是之后他们更愿意待在另一边聊天，那里有灯光和咖啡。总之，要是衣服弄脏了也不要紧，他得爬过灌木丛，抵达阿方索跟他具体描述过的地点。回程没有了绿包裹会轻松很多，也不会有直到那时都围绕着他的那几张脸。

他几乎立马就躺在了床上，关了灯，安静地抽烟。他甚至可以睡一会儿放松身体，他有准点醒来的习惯。但在这之前，他先确定了门已经从里面锁好，他的东西原封未动。他哼着那首印在脑海里的华尔兹舞曲，把过去和现在都融入其中；他费劲地把这首曲子抛到了脑后，换成了《烟雾弥漫你的眼》，但是那首华尔兹舞曲（或序曲）重新出现了，睡意逐渐袭来，但这些曲子挥之不去，他依然能看见女琴师白皙的双手，她倾斜着脑袋，就像是自己的专注听众。夜鸟再次鸣唱，在灌木丛里，或许在北边的棕榈树上。

某种比黑暗的房间更黑暗的东西让他醒了过来，那种东西更漆黑，更沉重，隐隐约约地伫立在窗边。他梦见了菲莉丝和流行音乐节，灯光和声音是如此强烈，睁眼就意味着跌入一个没有边界的空间，一口充斥着虚无的水井。同时，他的胃告诉他并非如此，其中的一部分是不同的，它拥有另一种结构和另一种阴暗。他用手拍打开关。吧台的那个外国人正坐在床边，毫不慌张地看着他，仿佛一直在守护他的梦境。

行动和思考都是不可思议的。五脏六腑，纯粹的恐惧，一种没完没了又或许是一瞬间的沉默，两座视线的桥梁。手枪，最先冒出的无用想法，如果他至少能有把手枪……一声喘息，时间重新开始流动，他否认了最后一种可能性，这并不是存在着菲莉丝、音乐、灯光和酒精的梦境。

“没错，就是这样。”外国人说，希梅内斯觉得那浓重的口音仿佛渗入了他的皮肤，他的口音证明了他并非来自这里，就像希梅内斯第一次在吧台上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脑袋和肩膀透露出的信息。

他慢慢直起身子，试着至少和对方保持同样的高度，他的姿势完全处于劣势，他只能表现出惊讶之情，但也无济于事，他已经提前落败了。他的肌肉不会有任何反应，如果有人突然推他一把，他的双腿就会失去平衡，对方也明白这一点，他安静、放松地待在床边。希梅内斯看见他取出一支香烟，然后把另一只手伸进裤子口袋里寻找火柴。他知道如果自己向他扑过去，那会是浪费时间；对方没有理睬他，也没有防守，他的姿态中包含了太多不屑。更糟糕的是他的防范措施，反锁的门，插好的门闩。

“你是谁？”他听见自己荒谬地问道，这不可能是梦境，但也不可能是现实。

“这不重要。”外国人说。

“但是阿方索……”

他发现自己被某种东西注视着，它似乎拥有不同的时间和空洞的距离。火柴的火焰映在扩散了的栗色瞳孔里。外国人熄灭了火柴，看了会儿自己的双手。

“可怜的阿方索，”他说，“可怜啊，可怜的阿方索。”

他的话里并没有怜悯，这只是一种无情的证实。

“你他妈到底是谁？”希梅内斯大喊道，他明白这是歇斯底里，他失去了最后的自制。

“哦，我是在这周围走动的人，”外国人说，“只要有人演奏我的音乐，我就会来，特别是这里，你明白。我喜欢听他们这里的演奏，用这些简陋的钢琴演奏。在我的时代完全不同，我总是得在远离故土的地方聆听这些音乐。所以，我喜欢来这里，就像是一种和解、一种正义。”

希梅内斯紧咬牙关，试图控制浑身的颤抖，他想，唯一理智的做法就是判定这个男人是个疯子。无论他是怎么进来的、怎么知道的，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当然知道了，但他是个疯子，这是希梅内斯唯一可能的优势。那么，争取时间，顺应形势，问他和钢琴、音乐有关的事。

“她弹得很好，”外国人说，“但是，当然了，只不过是你听到的那些曲子而已，都很简单。今天晚上，我原本希望她能演奏那首被人们称为革命的练习曲，我应该会很喜欢的。但她弹不了，小可怜，她没有演奏这种音乐的手指。得用这样的手指才行。”

那双手举了起来，与肩膀同高。他向希梅内斯展示了那几根分开的、修长的、紧绷的手指。只有他的喉咙感觉到了它们，在此之前，希梅内斯只有一秒的时间看清它们。

一九七六年于古巴

[1]古巴的一个省。

[2]指古巴拳击手特奥菲洛·史蒂文森（Teófilo Stevenson，1952—2012）。

[3]艾琳·邓恩（Irene Dunne，1898—1990），美国女演员、歌星。

[4]指吉隆滩之战，又称猪湾之战。1961年4月17日，美国向古巴革命政府发动入侵，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出战。最终美军以失败告终，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权得到巩固。

“黄油”之夜

主意是佩拉尔塔想出来的，他一贯不会向任何人详细解释，但是这一回，他坦诚了一些，说这就像是那个失窃的信的故事[1]。埃斯特维斯起初没明白，他看着佩拉尔塔，期待着更多的信息。佩拉尔塔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递给他拳击比赛的入场券，埃斯特维斯清楚地看见了黄色纸条上硕大的红色数字“3”，下面是“235”；但在此之前，他就看到了那几个醒目的字：蒙松对战纳波莱斯[2]。他们会把另一张门票交给沃尔特，佩拉尔塔说。你得在比赛开始前进去（他绝不会重复这些指示，埃斯特维斯一边听，一边把每句话牢记在心），沃尔特会在第一场预赛的中途赶到，他的座位在你的右边。当心那些会在最后时刻冲上来、寻找更好位置的人，跟他说点西班牙语，确保是他。他来的时候会带上一只嬉皮士用的手提包，如果座椅是一条长木凳的话，他会把包放在你们俩中间，如果是单人座椅的话，他会把包放在地上。别跟他谈论比赛之外的事情，仔细观察周围，肯定会有墨西哥人或者阿根廷人，确定好他们的位置，方便你之后把包裹放进手提包里。沃尔特知道手提包必须敞开放吗？埃斯特维斯问道。他知道，佩拉尔塔回答时的模样就像是在揪出翻领里的苍蝇，你需要等到最后一刻，等到没人开小差的时候。有蒙松在，观众很难开小差，埃斯特维斯说。有“黄油”在也一样，佩拉尔塔说。记住，别聊天。沃尔特先走，你等观众逐渐离场了再从另一扇门出去。

在乘坐地铁去拉德芳斯区的路上，他又开始回想这一切，仿佛是在做最后一次温习。从外表看，乘客们也都是去看比赛的，三五成群的男人们，明显是法国人，由于蒙松两度击败让—克劳德·布捷[3]，他们想替他复仇，但或许他们已经被秘密地征服了。佩拉尔塔的主意真是太棒了，给了他这项任务。既然是佩拉尔塔布置的，那这项任务肯定很关键，而且佩拉尔塔还让他坐在前排观看一场似乎是为百万富翁准备的比赛。他已经明白了失窃的信的隐喻。谁会想到沃尔特和他会在拳击场里碰面？实际上这不是碰面的问题，因为碰面能在巴黎成千上万的街角发生；这其实是佩拉尔塔责任的问题，他要仔细地斟酌每个环节。对于那些可能跟踪沃尔特或者跟踪他的人来说，电影院、咖啡馆或者一座房子都是潜在的会见场所，而对于任何一个足够有钱人来说，观看这场拳击比赛就像是一种义务，如果那些人跟踪他们到那里的话，面对阿兰·德龙搭建的马戏团帐篷，他们会失望透顶的。在那里，如果没有黄色小纸条，谁都进不去，而且门票一周前就已经售罄，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个消息。而且，更有利于佩拉尔塔的是，就算他们一直跟踪他或者沃尔特到那里，也不可能在入口和出口看见他们俩在一块，成千上万名观众里的两个拳击爱好者，人群从地铁和巴士里涌出，仿佛无数股烟雾，他们接踵摩肩，往同一个方向前进，时机也越来越近。

阿兰·德龙，真有他的，他在荒地上搭起了一座马戏团帐篷，人们穿过一座小桥，沿着几条用木板临时搭成的小路直走就能抵达。前一天晚上下雨了，人们都走在木板路上，他们从地铁口出来，沿着几个巨大箭头指示的方向行走，箭头上鲜艳地写着“蒙松—纳波莱斯”。阿兰·德龙，真有他的，尽管他花了不少钱，但他能把自己的箭头安进地铁的神圣领地。埃斯特维斯不喜欢这个人，他用无人能敌的方式自己出钱举办了这场世界锦标赛，他搭了一座帐篷，观众得先付钱，天知道得花多少钱，不过，不得不承认，还是有回报的，不仅有蒙松和“黄油”出场，还有地铁里的彩色箭头，像一位主人在迎接他的宾客，给拳击迷们指明方向，免得他们迷失在地铁出口和遍布水坑的荒地上。

埃斯特维斯按照要求到达那里，帐篷里已经有了不少人，出示入场券的时候，他看了会儿那几辆警车和巨大的拖车，从外面看，拖车里面是亮着的，但车窗上拉着深色的窗帘，拖车和帐篷通过封闭的通道连接了起来，这些通道像是给喷气式飞机准备的。拳击手们就在里面，埃斯特维斯想，那辆崭新的白色拖车肯定是亲爱的卡洛斯的，我可不会把这辆拖车和另外几辆弄混。纳波莱斯的拖车应该在帐篷的另外一边，这样做很科学，而且完全是临时的决定，一片荒地上的大面积帆布和几辆拖车。钱就是这么赚来的，埃斯特维斯想，得有主意和胆量，伙计。

他的座位在台边区的第五排，那是一条长木凳，上面标着巨大的数字。阿兰·德龙的礼仪似乎已经用尽了，除了台边区的座椅，其余的地方就像个马戏团，而且还是个糟糕的马戏团，全都是长木凳，但是几个穿着迷你裙的引座员让人一进场就打消了抗议的念头。埃斯特维斯自己验了座，那个女孩微笑着给他指了指数字235，就像他不识字似的。他坐下来，开始翻阅报纸，这份报纸后来变成了他的坐垫。沃尔特会坐在他右边，因此埃斯特维斯把装着钱和几份文件的包裹放在了大衣左边的口袋里，这样，时机来临的时候，他就能用右手取出这些东西，立即把它们挪往膝盖的方向，自然而然地悄悄塞进身边敞开的手提包里。

他觉得等待很漫长，他有时间想念玛丽莎和孩子，他们大概刚刚吃完晚饭，孩子快睡着了，玛丽莎在看电视。或许电视台会转播这场比赛，她可能会看，但是他不会告诉她自己来过这里，至少现在不行，或许等事情平息之后再告诉她吧。他兴致索然地打开报纸（要是玛丽莎正在看比赛，而他却什么都不能跟她说，但他又十分想告诉她，倘若她谈论起蒙松和纳波莱斯，那他就更想说了，这种想法让他觉得好笑），他读着越南的新闻和警方的消息，帐篷逐渐被填满了，他身后有一群法国人，正在谈论纳波莱斯获胜的概率。在他的左边，一名纨绔子弟刚刚坐下。起初，他带着某种恐惧长久地观察长木凳，他那条完美的蓝裤子可要遭殃了。再往下是一些情侣和成群结队的友人，其中的三个人说话可能是墨西哥的口音。尽管埃斯特维斯对口音并不敏锐，但是那天晚上应该不乏支持“黄油”的拳击迷，这位挑战者只想要蒙松的王冠。除了沃尔特的座位之外，还有一些位置还空着，但是帐篷的几个入口都挤满了人，女孩们不得不全力以赴，安顿好所有人。埃斯特维斯发现拳击台上的灯光非常刺眼，音乐也过于流行，但这会儿，第一场预赛快开始了，观众们不再浪费时间评头论足，他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一场纯粹是暴击和缠抱的糟糕比赛。沃尔特坐到埃斯特维斯身边的时候，埃斯特维斯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并不是真正的拳击观众，至少他周围的人都不是。他们势利地接受一切，只要能观看蒙松或者纳波莱斯的表演。

“抱歉。”沃尔特在埃斯特维斯和一个肥胖女人中间坐下，那个女人半搂着她那同样肥胖的丈夫，他似乎是个拳击行家。

“您得让自己坐得舒服点，”埃斯特维斯说，“这可不太容易，这些法国人总是按照瘦子的尺寸计算空间。”

沃尔特笑了，与此同时，埃斯特维斯往左轻轻地挪了挪，免得冒犯那个穿蓝裤子的男人。最终，沃尔特有了充足的空间把那个蓝布手提包从膝盖放到了长木凳上。第二场同样糟糕的预赛已经开始了，人们尤其喜欢拿拳击台外发生的事情当作消遣，一大群戴着骑手宽檐帽、穿着奢华衣服的墨西哥人出现了，他们是包下整架飞机从墨西哥赶来给“黄油”捧场的富豪，身材矮胖，屁股翘起，有着潘丘·维拉式的相貌，他们几乎是极其典型的墨西哥人，把帽子抛向空中，仿佛纳波莱斯已经登上了拳击台，在挤进台边区的座位之前，他们一直都在大声讨论。阿兰·德龙大概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切，因为扬声器里只播放着科里多舞曲，这些墨西哥人看起来对这种音乐并不怎么熟悉。埃斯特维斯和沃尔特讥讽地对视了一眼，此时，以五六个女人为首的一群人通过最远的入口鱼贯而入，那几个女人身材矮胖，穿着白色套头衫，大喊着“阿根廷！阿根廷！”；与此同时，后面的人举起了一面巨大的国旗，这群人贴着引座员和座椅给自己开了路，他们决定坐在拳击台边，但是他们门票上标明的位置绝对不在那里。在令人疯狂的尖叫声中，引座员们对两排坐得稀稀疏疏的长木凳上的观众做了解释，在几个笑容满面的保镖的帮助下又安排出了一排座位，埃斯特维斯看见那几个女人的套头衫背面写着黑色的大字“蒙松”。这一切都让观众感到相当愉悦，对他们来说，拳击手的国籍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俩都不是法国人。阿兰·德龙似乎并没有在无价值的事情上花大钱，但第三场比赛将是艰难的，双方将势均力敌，两头鲨鱼在各自的拖车里大概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是人们唯一在意的事。

气氛瞬间改变了，某种东西爬进了埃斯特维斯的喉咙。扬声器里播放着一首由管弦乐队演奏的探戈曲，很可能是普格列斯的曲子。直到那时，沃尔特才面带同情地仔细观察他，埃丝特维斯想，他会不会是自己的同胞。除了评论拳击台上发生的事情之外，他们几乎没有说过别的话，他或许是乌拉圭人或者智利人，但是不能提问，佩拉尔塔明确说过，两人在拳击比赛场地相遇，碰巧都说西班牙语，别再聊了。

“好的，现在开始了。”埃斯特维斯说。尽管有抗议和口哨声，但是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左边出现了一阵喧哗与骚动，骑手宽檐帽在掌声中飞舞，“黄油”登上了突然变得更加闪亮的拳击台。人们开始往右边看去，但那里什么也没有发生，掌声变成了充满期盼的窃窃私语，从沃尔特和埃斯特维斯的座位上看不见拳击台另一边的入口，安静和突然爆发的叫喊声是唯一的信号。突然，靠在围绳上的白袍出现了，蒙松背对着观众，和他的同伴说话。纳波莱斯向他走去，他们在闪光灯中勉强打了个招呼，裁判等待着工作人员送话筒下来，人们逐渐重新坐好，最后一顶骑手宽檐帽渐渐在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而且因为单纯的恶作剧，它从另一个方向被送了回来，就像是一只晚归的回旋镖，由于现在是表演和问候的时间而被无视，乔治斯·卡彭铁尔[4]，尼诺·本维努蒂[5]，法国冠军让—克劳德·布捷，照片，掌声，拳击台逐渐空了下来，墨西哥国歌，更多的宽檐帽；阿根廷国旗展开，国歌奏响，埃斯特维斯和沃尔特没有起身，虽然埃斯特维斯感到有些心痛，但现在不是犯傻的时候，总之，这样他可以知道自己的身边没有同胞，擎着国旗的那群人唱完了国歌，拼命地摇晃着那块蓝白相间的布，那几个保镖不得不跑过来询问原因，裁判宣布了姓名和体重，助手退场。

“你有什么预感？”埃斯特维斯问。他很紧张，激动得有些幼稚，因为他们打完招呼之后就开始摩拳擦掌，蒙松面朝前方，摆出了警惕的姿势，但并不像是在防守，他的手臂又长又瘦，面对“黄油”，他的身影几乎有些虚弱，“黄油”更矮一些，肌肉发达，他已经打出了开场的两拳。

“我一直都支持挑战者。”沃尔特说。后面的一个法国人解释着，身高差对蒙松有利，巧妙的击拳，蒙松毫不费力地进退，这必然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回合。所以他喜欢挑战者，当然了，他不是阿根廷人，因为那样的话……但是，他的口音，他肯定是乌拉圭人，如果他问佩拉尔塔的话，他肯定不会回答的。总之，他在法国的时间应该不长，因为那个搂着妻子的胖男人和他评论了几句，胖男人完全听不懂沃尔特的回答，他摆出了气馁的神情，开始和下面的人说话。纳波莱斯出拳凶狠，埃斯特维斯不安地想，他看见蒙松两次后退，反应有些慢，或许他被打疼了。“黄油”似乎明白增加出拳次数是他唯一的机会，对蒙松使用以往的策略是不会有效果的，他奇迹般的速度似乎遇到了空洞，对方转身，拳头扑了空，冠军一次、两次击中他的脸，后面的那个法国人焦虑地说，看到了吧，看到了吧，他的手臂帮了他大忙，第二个回合也许是属于纳波莱斯的，观众很安静，只有分散的、不受欢迎的几声尖叫，第三轮，“黄油”全力以赴，因此得到了他理想的结果，埃斯特维斯想，现在就看下一回合了，蒙松靠在围绳上，像是一棵摇晃的柳树，左右移动的速度极快，致命的缠抱，他力图离开围绳，直到本回合结束，双方都相持不下，那些墨西哥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后面的人们要么大声抗议，要么干脆站起来看。

“真是场漂亮的比赛，伙计，”埃斯特维斯说，“值了。”

“没错。”

他们同时掏出了香烟，微笑着彼此交换，沃尔特先把打火机递了过来。埃斯特维斯看了一会儿他的侧脸，然后是他的正脸，他们无须长久对视。沃尔特头发花白，但看起来很年轻，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棕色网球衫。他是学生还是工程师？像许多人那样逃离，投入战斗，朋友们死于蒙特维的亚或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可能是在圣地亚哥，尽管以后他肯定再也不会见到沃尔特，但他还是得问问佩拉尔塔，他们俩都会记得两人在“黄油”之夜相遇，而第五回合的“黄油”正在奋力搏斗，此时，观众都站了起来，几近疯狂，阿根廷人和墨西哥人被一阵巨大的法国狂潮吞没，他们更关注比赛而不是拳手，仔细观察拳手们的反应和步伐，最后，埃斯特维斯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深刻地理解这项运动，只有极少数人因为一记华而不实的出拳而愚蠢地欢呼，却错过了拳击台上的真实情况，蒙松凭借极快的速度进退，“黄油”的速度越来越跟不上，他已经累了，而且受了伤，面对那株长臂柳树他全力搏斗着，对方又在围绳上摇晃，以便再次灵活、精准地出击。锣声响起的时候，埃斯特维斯看了沃尔特一眼，沃尔特又一次掏出了香烟。

“好吧，就是这样，”沃尔特一边说，一边把烟盒递给他。“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不行。”

很难在嘈杂的环境里交谈。观众们明白，下一回合将是决定性的，纳波莱斯的拳击迷给他加油的时候，似乎是在和他告别，埃斯特维斯满怀同情地想，他的同情并不是违心的，因为此时，蒙松正在挑起搏斗，他成功了，在漫长的二十秒里，他攻击对方的脸和身体，与此同时，“黄油”就像一个闭着眼跳进水里的人，试图缠抱。他撑不了多久的，埃斯特维斯想，他努力将视线从拳击台上收了回来，看着长木凳上的手提包，得等到所有人都在休息时间坐下的时候行动，必须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之后，大家又会重新站起来，手提包又会孤零零地待在长木凳上，纳波莱斯再次试图缠抱，而他的脸连续两次受到来自左边的攻击，蒙松不在缠抱的距离之内，他在等待机会，冲对方脸上打出一记精准的勾拳。现在关键是腿，得特别关注腿，埃斯特维斯在这方面很在行，他看着疲倦不堪的“黄油”冒险前进，完全没有做他非常擅长的调整动作，与此同时，蒙松的双脚向侧面或者后方滑动，这完美的节奏让最后一次从右边发出的攻击精准地落在了对方的肚子上，在歇斯底里的叫喊声中，很多人都没有听到锣声，但是沃尔特和埃斯特维斯听见了。沃尔特先坐了下来，他没有看手提包就把包扶直了，埃斯特维斯紧随其后，但动作要更慢一些，刹那间，他就让包裹滑进了手提包里，然后重新举起了那只空荡荡的手，在蓝裤子男人的眼皮底下兴奋地做着手势，那个男人似乎并不是很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冠军，”埃斯特维斯流露了真情，因为无论如何，在这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谁也听不见他的话，“小卡洛斯，真屌。”

他看见沃尔特在安静地抽烟，那个男人开始认输了，他能怎么办呢，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不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等待第七轮的钟声，突然是一阵充满怀疑的沉默，然后，人们看到尼龙布上的毛巾，发出了一致的哀号。纳波莱斯一直待在角落里，蒙松高举着手套前进，从来没有这么像一名冠军，在迷失于拥抱和闪光灯的漩涡之前，他挥手致意。这是一个缺乏美感但不容置疑的结局，“黄油”认输了，他不愿成为蒙松的沙袋，他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他站了起来，向胜者走去，戴着手套的双手举到了他的脸上，那几乎是一次抚摸，与此同时，蒙松把自己的双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他们再次分开，这次真的是永远地分开了，埃斯特维斯想，他们再也不会在拳击台上碰面了。

“真是一场漂亮的比赛。”他对沃尔特说，沃尔特正在把手提包背到肩膀上，他移动双脚的样子仿佛是抽筋了。

“原本可以打得更久一些的，”沃尔特说，“纳波莱斯的助手们肯定不会让他离开。”

“为什么？你也看到了，他很痛苦，伙计，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拳击手，他肯定明白自己会输。”

“没错，但是，像他那样的运动员必须全力以赴，总之，结局如何是永远不会事先知道的。”

“他跟蒙松比赛的时候已经全力以赴了。”埃斯特维斯说，他想起了佩拉尔塔的指示，然后热情地伸出手。“好吧，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一样。回见。”

“再见。”

他看见他离开了，他跟着那个和妻子大声讨论的胖子，然后又走在了那个穿着蓝裤子、不慌不忙的男人后面。人群慢慢地往左边移动，从长木凳之间撤离。后面的法国人讨论着技巧，埃斯特维斯看到其中一个女人抱着她的朋友（或许是她丈夫），对着他的耳朵不知喊了些什么，她拥抱他，还亲吻了他的嘴唇和脖子，埃斯特维斯觉得非常好笑。他想，这男人得是个多大的傻瓜才会不明白，她亲吻的是蒙松。大衣口袋里已经没有了包裹的重量，仿佛这样他就能更好的呼吸，能对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女孩紧紧地贴着那个男人，那些墨西哥人戴着宽檐帽离开，帽子似乎突然变小了，阿根廷国旗半卷着，但依然在摇动，两个肥胖的意大利人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个几乎是庄重地说，把那玩意塞进屁股里吧[6]，剩下的一个对如此完美的总结表示赞同，几扇大门挤满了人，人群缓慢地撤离，沿着木板铺成的小路走到寒夜里的小桥上，天上下着毛毛雨，最后，小桥不堪重负，咯吱作响，佩拉尔塔和查韦斯倚着栏杆抽烟，他们没有做任何手势，因为他们知道埃斯特维斯会看见他们，他还会装作毫不惊讶，像现在这样一边走来，一边掏出香烟。

“他把他打趴下了。”埃斯特维斯说。

“我知道，”佩拉尔塔说，“当时我也在。”

埃斯特维斯惊讶地看着他，但是他们俩同时转身，在逐渐稀疏的人群中走下了那座桥。他明白自己得跟着他们，他看见他们离开了那条通往地铁的大街，走进了一条更加昏暗的街道，查韦斯只回了一次头，确保他没有跟丢，然后他们直接走到了查韦斯的汽车旁，不慌不忙地坐了进去，但并没有浪费时间。埃斯特维斯和佩拉尔塔一起坐在了后面，汽车向南方驶去。

“所以说，当时你在，”埃斯特维斯说，“我不知道你喜欢拳击。”

“我他妈根本不关心这些，”佩拉尔塔说，“虽然在蒙松身上花这么多钱很值得。我是因为不放心，所以才在远处观察你，万一发生了什么，不能让你单独面对。”

“好吧，那你看到了。你知道吗，可怜的沃尔特支持纳波莱斯。”

“那不是沃尔特。”佩拉尔塔说。

汽车继续往南驶去，埃斯特维斯隐约觉得，沿着这条路他们到不了巴士底区，他才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其他的一切仿佛都在脸上炸开了，仿佛蒙松打的是他，而不是“黄油”。他甚至无法张开嘴，他看着佩拉尔塔，等待着。

“当时已经来不及阻止你了，”佩拉尔塔说，“你出发得那么早，真是太遗憾了。我们给玛丽莎打电话的时候，她说你已经走了，不会回来了。”

“我想在乘地铁前走会儿路，”埃斯特维斯说，“所以呢，说吧。”

“一切都泡了汤，”佩拉尔塔说，“今天上午，沃尔特到奥利机场以后给我们打了电话，我们告诉他需要做的事，他说已经收到门票了，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约好了，出发前他会从卢乔的藏身点给我打电话，以防万一。七点半的时候，他还没有打电话来，我们打给吉维纳芙，她给我们回了电话，告诉我们沃尔特没有去过卢乔的店里。”

“他们在奥利机场出口等着他。”查韦斯说。

“所以，那个人是谁？他……”埃斯特维斯问，他没有把话说完，就突然明白了。他的脖子上冒着冷汗，汗液在衬衫底下滑动，他感觉到胃里一阵绞痛。

“他们有七个小时撬出他知道的东西，”佩拉尔塔说，“证据就是，那个男人知道需要跟你做的事情的每个细节。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办事的，连沃尔特都忍受不了。”

“明天或者后天，他就会在某块荒地里被人发现。”查韦斯索然无趣地说。

“现在，你觉得这重要吗？”佩拉尔塔说，“去看比赛之前，我让大家赶紧离开各个藏身点。你知道，当我走进那个破帐篷的时候，我仍然抱有希望，但是他已经到了，什么都做不了了。”

“那么，”埃斯特维斯说，“他带着钱离开的时候……”

“我当然跟着他了。”

“但在这之前，如果你已经知道……”

“什么都做不了，”佩拉尔塔重复道，“不管那个家伙多么没有目标，他肯定会在那里冒险一试，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捉住，你知道他们有靠山。”

“之后发生了什么？”

“外面还有三个人在等他，其中一个人有类似于通行证的东西，他们很快就坐上了一辆汽车，那辆车停在给德龙的亲朋好友准备的停车场里，有钱人，满头都是白头发。于是，我就回到了木桥上，查韦斯在那里等我们。我记下了车牌号，但是，当然了，这他妈根本没用。”

“我们这是在离开巴黎。”埃斯特维斯说。

“没错，我们要去一个安静的地方。现在你就是个麻烦，你应该已经意识到了吧。”

“为什么是我？”

“因为现在，那个人认识你，他们最后会找到你的。沃尔特出事以后，再也没有藏身点了。”

“那我得走。”埃斯特维斯说。他想起了玛丽莎和孩子，该如何带他们离开，还是让他们单独留下，一切都和森林边缘的树木融在了一起，耳朵里的嗡嗡声，仿佛人群在大喊蒙松的名字，充满疑虑的停顿，毛巾落在拳击台的中心，“黄油”之夜，可怜的家伙。那个人支持“黄油”，现在他觉得很奇怪，他竟然站在失败者一边，他应该支持蒙松才对，像蒙松那样，像那个背过身子、带走一切的人那样把钱带走，甚至他还可以嘲笑失败者，嘲笑那个破了相的可怜虫，或是嘲笑那个伸出手说“好吧，很高兴认识你”的可怜鬼。汽车在树木中间刹了车，查韦斯熄了火。黑暗中，佩拉尔塔为第二支香烟点燃了火柴。

“那我得走，”埃斯特维斯重复道，“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我就去比利时，你知道的那个人在那里。”

“如果能到那儿的话，你就安全了，”佩拉尔塔说，“但你已经看到沃尔特的下场了，到处都是他们的人，他们一手遮天。”

“我不会被抓住的。”

“就像沃尔特。谁会抓住沃尔特，还让他招供了呢。你还知道沃尔特不知道的东西，这很不好。”

“我不会被抓住的，”埃斯特维斯重复道，“你看，我只是得顾着玛丽莎和孩子，现在一切都泡了汤，我不能把他们留在这里，他们会报复她的。一天内我就会把一切都处理好，把他们也带到比利时去，我会去见你知道的那个人，然后我一个人去别的地方。”

“一天太长了。”查韦斯说着回到了座位上。佩拉尔塔把香烟送到嘴边，抽了一口，埃斯特维斯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看见了他的侧影和脸庞。

“好吧，我尽快走。”埃斯特维斯说。

“现在就走。”佩拉尔塔说着拿出了手枪。

[1]指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失窃的信》。

[2]指阿根廷拳击手卡洛斯·蒙松（Carlos Monzón，1942—1995）和古巴与墨西哥裔拳击手何塞·纳波莱斯（José Nápoles，1940—），后者由于其流畅的拳击风格，亦被称作“黄油”。这场比赛发生于1974年2月9日。

[3]让—克劳德·布捷（Jean-Claude Bouttier，1944—），法国演员、拳击手。

[4]乔治斯·卡彭铁尔（Georges Carpentier，1894—1975），法国拳击手。

[5]尼诺·本韦努蒂（Nino Benvenuti，1938—），意大利拳击手。

[6]原文是意大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