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公开课（套装七册）（祖先留下的文化，能让我们完成一种朴素的回归)
Author: 李世化; 尤文宪; 罗栖; 杨丰源; 王维; 马彦文
Date: 2021-03-26
Publisher: 当代世界出版社

总目录

中华文化公开课——礼仪文化十讲
中华文化公开课——茶文化十二讲
中华文化公开课——文化名人六讲
中华文化公开课——民俗文化十讲
中华文化公开课——体育文化十讲
中华文化公开课——科技文化十讲
中华文化公开课——军事文化十讲

目录

前言

第一讲 礼仪文化篇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礼文化的起源
周公确定礼仪制度
春秋战国儒家之“礼”
秦汉在禁锢中发展的“礼”
封建礼教形成的宋代礼思想
明清时期“礼”的思想
“青出于蓝”的“礼”与“俗”
表里相依的“礼”与“仪”
形同天地的“礼”与“乐”
蕴涵系统礼制体系的《周礼》
现存最早的礼仪典籍《仪礼》
传播最广的礼仪典籍《礼记》

第二讲 古代五礼篇
礼敬神鬼人的吉礼

亲近君臣民的嘉礼
厚待宾客的宾礼
威慑邦国士民的军礼
哀悯邦国忧患的凶礼

第三讲 礼器文化篇
礼仪中的食器

礼仪中的酒器
礼仪中的乐器
礼仪中的玉器

第四讲 礼典文化篇
于圜丘以祭天神

于方丘以祭地神
于宗庙以祀人神
以报天功的泰山封禅
新皇即位的登基大典
君尊臣肃的常朝仪
吉庆之日的大朝仪
后继有人的册封太子礼
明清时的金凤颁诏仪
访民情察官政的巡幸礼
明君臣之义的燕礼
最早的外交礼仪聘礼
尊老敬老的养老礼
皇帝籍田重农耕
娱乐军事相融的田猎礼
鸾鸣凤和的皇帝大婚礼
天子万年的生日礼
精致豪奢的御膳礼仪
居处建筑的礼仪性
阵容庞大的卤簿仪仗
尚左避尊的乘车礼仪

第五讲 生活礼仪篇
早生贵子的求子礼

喜忧相伴的妊娠礼
预祝吉祥的催生礼
婴儿初生的报喜礼
除秽消灾贺三朝
添丁之喜贺满月
圆圆满满庆百日
源远流长周岁礼
我之为我命名礼
男子冠礼示成年
女子笄礼示许嫁
长命百岁祝寿礼

第六讲 婚嫁礼仪篇
婚礼的产生及意义

纳采以示提亲
问名以卜吉凶
纳吉以示初定
纳征以行聘礼
请期以择良时
亲迎以接新娘
共牢而食，合卺而饮
拜见舅姑，终成新妇
三朝回门，归宁父母

第七讲 丧葬礼仪篇
丧葬礼仪之起源与发展

寿终正寝之际的停尸仪
分担哀痛的报丧与吊唁
尊重逝者的小殓大殓礼
区别亲疏远近的丧服
于生者逝者皆宜的卜葬
情礼合一的哭泣仪节
入土为安的下葬礼仪
关乎灵魂的不同葬法
安定亡魂的“做七”礼
庄严华丽的祭祀礼服

第八讲 家庭礼仪篇
家礼教育的典范——《颜氏家训》

司马光的《书仪》与《温公家范》
广为流传的朱熹《家礼》
父慈子孝的父子之礼
兄友弟悌的兄弟之礼
男女有别的闺媛之礼
夫义妇从的夫妻之礼
被动服从的婆媳之礼
日常礼仪之站姿坐相
日常礼仪之衣冠服饰
日常礼仪之言语辞令

第九讲 社交礼仪篇
称谓礼仪之谦称和敬称

称谓礼仪之避讳
纷繁复杂的见面礼
虔诚谦敬的拜访礼
礼尚往来的回访礼
宾至如归的待客礼
谦尊儒雅的饮食礼
尊卑有序的座次礼
社交活动中的茶礼
三爵为限的饮酒礼
尊师重教的敬师礼
不忘师恩的释奠礼
鱼雁相酬的书信礼

第十讲 节俗礼仪篇
一岁之首的春节礼

正月初七“人日”节
火树银花元宵节
立春时节的迎春礼
慎终追远的寒食清明节
辟邪念贤的端午礼
浪漫温馨七夕节
合家团圆中秋祭月礼
九九重阳登高礼
腊祭百神的腊八节
阴消阳长贺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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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仪文化十讲 / 罗栖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8.7

（中华文化公开课）

ISBN 978-7-5090-1358-8

Ⅰ. ①礼… Ⅱ. ①罗… Ⅲ. ①礼仪－文化－中国 Ⅳ. ①K89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5778号

前言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提到中国，人们惯常会给它加上“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这样的形容词；提到中国人，也往往会有“彬彬有礼”“和睦谦逊”等印象。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样悠久漫长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礼”的历史。中国自古就讲究以“礼”治国，《礼记》集序中说：“前圣继天立极之道莫大于礼；后圣垂世立教之书莫先于礼”，“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礼者是不可不学”。由此可见，“礼”在中国作为指导人们道德标准与行为规范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礼仪”这一概念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两个概念，“礼”是内核，“仪”是形式，二者互为表里。在五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我国不仅有一套宏大的内在的“礼”的思想，还有一套宏大的外在的“仪”的规范，而且其精髓深入人心，形成了完整的伦理道德、生活行为规范，进而内化为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并贯穿于心理与行为活动之中。这个完整的伦理道德、生活行为规范就构成了一种文化，即礼仪文化。

我国的礼仪文化起源很早，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起，历经尧舜禹时代及夏商王朝，“礼”经历了萌芽、产生、继承与发展几个阶段，直到周代，礼制逐步系统化，并趋于完备，成为后世的典范。在《周礼》《仪礼》《礼记》这些传承礼仪文化的典籍中，容纳了上至国家下至庶民百姓的相关内容。其中有祭祀鬼神人的“吉礼”，有邦国内部以及邦国之间相处与互助的“宾礼”和“凶礼”，有威慑邦国与百姓的“军礼”，当然还有“嘉礼”，它包括一个人从生至死的诞生礼、成年礼、婚丧嫁娶礼以及社交往来礼……其内容之博杂、仪节之繁复细致，令后人叹为观止。

文化具有不自觉的继承性，礼仪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在我们为祖先精致典雅的礼仪惊叹之时，不能忘记的一点是，“礼”在古代毕竟是被统治者用以“统治万民”的。对今天而言，它自然有一些可以看作糟粕、陋习的东西，这也是后代人在继承发展时应该摒弃的。

以上种种便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动因，我们渴望对传统礼仪文化追根溯源，渴望知道“礼”与“俗”是什么关系，渴望知道“乐”在“礼仪”中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还渴望知道最初的“不下庶人”的“礼”是什么样的，以及它传承到后代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太多太多我们不曾了解却渴望去了解的礼仪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动力。当然，为了使传统的礼仪文化更易于被读者所理解，我们还插入一些浅显易懂的典故予以生动地解说，并搭配插图予以更为直观地“描述”。读完此书，相信读者一定会从内心深处感觉到礼仪文化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讲 礼仪文化篇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礼文化是同人类文明一起诞生的，“礼”强烈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可以说，“礼”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及基本表征。

中国是礼仪之邦，古代文化是礼乐文化，所以，“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绕不开的一章。那么，“礼”究竟是什么呢？

遍翻中国古籍，谈到“礼”时其含义千姿百态，其内容包罗万象，概而言之，主要包括下面几方面的内容。

“礼”是人与兽类相区别的标志

人作为灵长类动物，与动物有共性，也有很大的区别。区别究竟在哪里呢？《礼记冠义》中说：“凡人之所以人者，礼义也。”《礼记曲礼》中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夫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古人认为，人与兽类的区别不是能不能说话，而在于是否懂得“礼”。动物没有“礼”，所以会父子合用一个性配偶。人不同，人懂得同姓不能通婚的道理，制定了婚姻嫁娶的礼仪，所以，人类在不断的进化中远离了兽类。

礼是最高的自然法则

《礼运》中说：“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事，协于分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了赵简子与子太叔的对话，其中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这些都说明了“礼”是仿照自然法则而制定的，所以是“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

礼是治国的方法与根本

“礼”在世界其他民族中一般指礼貌、礼节，但在我国却用于治国，可以说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在《左传隐公十五年》中有“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国语晋语》中也有“夫礼，国之纪也，国无纪不可以终。”由此可见，在古人眼里，“礼”在安邦定国的问题上起到的是纲领性作用。

“礼”是“法度之通名”

清代文人纪晓岚说：“盖礼者理也，其义至大，其所包者至广。”国家的法律，诸如礼仪法甚至行政法都可以统称为“礼”。古代中国在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以及并列关系的处理原则上，都是用“礼”的形式来体现的。

“礼”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

在先秦时期，学者认为人的活动，应该符合“德”的要求，即体现仁、义、文、行、忠、信等的要求，为此，学者制定了一套行为规范，如婚礼应该如何举行、丧服应该如何穿着，对父母应该如何侍奉、对老师应该如何尊敬……这些行为规范也被称为“礼”，“礼”便成了衡量人的社会活动的标尺。

“礼”是人际交往的方式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对不同的人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方式，以及聚会时的言谈举止该如何表现，在不见面的状态下，如何表达相互的情感、态度……这些都属于“礼”所规定的范围，如果行为合于规定，就会给人留下有教养的印象，反之，人可能就会嗤之以鼻。这是“礼”在今天仍旧体现得十分广泛的一个概念。

“礼”的含义如此丰富、广泛，似乎时时存在、事事存在着“礼”。已故著名礼学家钱玄先生说，“礼”的“范围之广，与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著名史学大师钱穆也曾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延伸阅读

讲究礼仪的历代楷模虞舜

舜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舜”。传说，舜的父亲眼盲无知，母亲早亡，继母脾气很坏，名字叫“象”的同父异母弟弟秉性高傲。除了舜，其余人都不下地劳动，全靠他养活。即使这样，一家人还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父亲和弟弟从谷仓下面纵火，舜手拿两个斗笠跳下才得逃脱一死。后来，让舜掘井时，父亲和弟弟却下土填井，舜挖掘了地道才再次逃脱。虽然受到这样种种不公的待遇，舜却毫不记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时，天帝让大象替他耕地，鸟儿代他锄草。尧帝听说舜的孝行后，又观察到他有处理政事的才干，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并且在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之后，最终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在礼仪制度方面，舜还统一了觐见的礼仪，明确规定了公、侯、伯、爵、子、男朝觐天子时必须遵守的五种礼仪等。

礼文化的起源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礼仪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探究礼仪的起源可以使华夏子孙更深地认识礼仪。

中华文明，在古代即已声播海外，这种传播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文明本身的力量。当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惊讶赞叹且羡慕的便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它引回本国，加以仿效。可以说，中国的礼乐文明对改变一些陋俗，加速他国文明化的进程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的“礼”是从何处走来的呢？它的起源在哪里呢？

礼产生于物质文明的发展

关于礼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荀子礼论》中提出的“先王制礼”。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获得食物、求得生存的欲望。在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整天为果腹而奔忙。他们群居在一起，没有君臣上下之分，没有亲戚、兄弟、夫妻、长幼之别，也就是说，远古人类没有礼仪。后来，随着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种族、部落之间以及内部都有了一些不平等。为了平定这种不平等导致的混乱，“先王”就制定了礼仪并沿袭下来。由此可见，“礼”产生于物质文明的发展，《易序卦传》也说“物畜然后有礼”。

礼产生于习俗

在原始社会，远古人类在群居生活中为了适应环境如地理、气候等的需要，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生活习惯。比如，原始社会早期，人们穴居野处，往往是赤身裸体的。后来，为了遮挡烈日、防止虫蛇之咬、暴雨侵袭，就将树叶或动物皮毛披在身上。久而久之，就会发现动物皮毛可以防寒保暖，再加上人类有了一定的羞耻心、道德感，穿衣就成了一种习俗。随着人类审美观念的产生，人们开始修饰自己的仪容仪貌，开始了穿着打扮的历史。随着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就有了不同的穿着，这就已经踏上礼仪之路了。其他领域的礼仪，饮食、丧葬等也都是这样发展而来的，因此可以说礼仪产生于生活、产生于习俗。

礼产生于原始崇拜

在人类的早期，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比较低下，对大自然中的很多现象如刮风下雨、开花结果、日升月落、火山地震、山洪海啸等都无法解释，他们就认为“万物皆有灵”，并对之敬拜和求告，希望获其消灾降福和佑护。人们逐渐在这样的活动中形成了一定仪式、制度，这就是后来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被固定并沿袭下来后，就形成了后来的祭天地祀鬼神的“礼”。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将“礼”解释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渐认识到了自己在征服自然中的力量，尤其是其中一些人表现得尤为突出，如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黄帝、炎帝、尧、舜、禹等，先民逐渐将崇拜的眼神投向了这些人类中的佼佼者，并对他们顶礼膜拜，这便是日后祭祀祖先之礼的起源了。

古代的祖先崇拜对古代文化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伦理领域中，先秦对祖先的崇拜以及对祖先言语的遵循，影响着以孝为核心的家族礼仪的形成。

其实，关于“礼”的起源，在学者中还有很多说法，如“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如“礼”起源于饮食等。这些说法虽然争议较大，但有一点却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即在中华民族的发轫期，便有了礼的萌芽，“礼”的产生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延伸阅读

敬老怜弱之典范尧帝

尧帝，姓姬，尹祁氏，号放勋。因封于唐，故称“唐尧”。尧帝严肃恭谨，上下分明，能团结族人，使邦族之间团结如一家，和睦相处。尧帝为人简朴，吃粗米饭，喝野菜汤。尧是讲究礼仪的典范。传说尧年轻的时候十分敬重老年人，同辈之间也讲究礼让。每次打回来猎物，尧都会把猎物平分给众人，自己拿最少的一份。有时还要把自己那最少的一份再分给年迈体弱的老人。正因为他的德行受到众人的称颂，大家才推选他为部落首领。

周公确定礼仪制度

西周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周公所制定的礼，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后来发展为区分贵贱尊卑的等级教条。西周的礼乐制度，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文明。

“礼”是中华文化世代相沿的主要形态，最具有中华文化的原始性和普遍意义，兼有生活方式、伦理风范、社会制度的一体化内容，成为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模式。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从这里看起来，“礼”最初应该就是周公制定的。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准确。

传说中的颛顼“绝地天通”，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他将人神、天地分开，剥夺了平民与天神沟通的权利，从此，求神祈福、与天相通成为氏族贵族及为他服务的巫师的专利与特权。于是一些宗教祭礼的仪式也就被这些贵族确定并延续下来。此外，颛顼还很重视礼法。他规定女子在路上遇见男子必须迅速让路。否则，就要把她拉到十字街头，叫巫师做法事，除去她身上的妖雾。据说他在盛怒之下，还将一对兄妹结婚做夫妇的男女流放到崆峒山，结果他们因冻饿而死。

说颛顼重礼和制礼，只是说明在夏商时代之前，我国已经有了一些“礼”的萌芽，根据文献记载，真正让它们成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的，还是周公。

周公，名姬旦，一称“叔旦”，西周初期的政治家，因周王分封的采邑在周，所以史书上称他为“周公”，或“周公旦”。他是周文王姬昌之子，曾辅佐其兄武王姬发伐商。由于武王在克商之后不久就去世了，继位的成王，年龄幼小，不能亲政，周公不得不摄政。为巩固王室的统治，他采取了一系列安定大局的措施，制礼作乐即是其中之一。据说周公在摄政的第三年就想到制礼，但由于政局不稳，下不了决心。一直到他的号召力经受住修筑东都洛邑的考验后，才开始制礼。

周公依照周朝制度，参考殷商之礼，首先确立周王为天下共主，称“天子”。又以天子为大宗，而与周天子同姓的诸侯，因与天子为叔伯、兄弟，所以是小宗，从而形成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的“宗法制”。天子之下有诸侯，诸侯内部又有爵位、等级之分，形成阶梯式的等级制度。由宗法制和等级制结合，就产生出一套完整的、严格的礼仪制度。

周公制礼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尊尊”和“亲亲”，“尊尊”是忠，“亲亲”是孝，前者旨在维护君权，即“国无二君”；后者旨在维护父权，即“家无二尊”，这种政治与伦理相统一的理论，就是礼的思想基础。

周公制礼的实质，是确立贵贱尊卑的等级秩序和制度，《史记礼书》明白地表述了礼所追求的定制就是上自“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并需严格遵守，不得逾越。经过周公制礼之后，君臣有位，尊卑有等，贵贱有别，长幼有序，因此，周内史过说：“礼，国之干也……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可以说，周朝成康之治的出现，与礼乐制度的建立有着很大的关系。

周公这次制礼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小到个人的日常行为都有详细规定。大的方面除了宗法制之外，还有分封制和国家重大活动的制度礼仪，小的方面包括人的婚姻、丧事、成人礼仪、祭祀活动等。此后，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朝代更迭很多，但西周时周公制礼所确定的各种礼制都被继承了下来，特别是婚姻制度，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周礼的影响。不仅如此，从周公制礼开始，中国的礼治得到不断的发展，而且留下了比较丰富完备的文献资料。

延伸阅读

周公与“君无戏言”

在周公摄政期间，他不仅忠心耿耿地为周成王处理国事，而且担负着教育周成王的艰巨责任。据说，有一天，周成王和弟弟叔虞在皇宫的后院里做游戏，周成王将一片梧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递给弟弟，说：“我就用这个来分封你吧！”周公知道这件事后，便请成王选择吉日封叔虞为诸侯，成王笑着说：“我是和他开玩笑。”周公告诉成王：“天子是不能开玩笑的，天子说出的话，史官要记录它，乐工要唱诵它，大臣们要颂扬它。”于是，成王就把唐封给了叔虞。周公用事实告诉成王要时时注意自己的“天子”身份，牢记君无戏言。

春秋战国儒家之“礼”

西周时期是礼的完备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已经处于“礼崩乐坏”状态中。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主张在互相批评与不断融合中，形成了一种“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提出了“克己复礼”的观点。

春秋末年，周王朝岌岌可危，诸侯割据争霸，社会一改周公制礼形成的稳定局面而处于“礼崩乐坏”状态，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促成了很多新思想的涌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其中，儒家思想最为突出。

关于“儒家”这一名称，据《周礼》记载，曾经有一个称为“儒”的阶层，儒的主要任务是“以道得民”，这里的道就是当时王官之学领域内的主要知识和学术，其核心是以德为基础的礼乐制度。儒家虽是从儒这一阶层而来，但有别于儒。儒家是一个有独特思想和系统主张的学术派别，它的创始人是孔子。

孔子（前551年至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祖籍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从商丘到曲阜，巨野是必经之路。传说有一次孔母颜征在跟随家人自商丘返乡，路过巨野的麟山，看到麟山风景优美，就提议在此歇脚。她坐在麟山上的一棵树下，打了一个盹，忽然梦见麒麟入怀，醒来感而有孕，十一个月后生下了孔子。到孔子出生的前两天，麒麟又到曲阜阙里人家送去玉书三卷。此外还有种种传说，都是为了表现孔子异于常人，因而成为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状态，孔子思考之后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应该实行德治。而德的表现就是礼乐制度。礼乐制度在周朝时已经很完善了，目前要做的就是“复礼”。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为“恢复”先朝的礼乐制度而奋斗，但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下，“礼”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已经衰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重新确立“礼”的深层基础问题。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就是说礼乐不仅是“玉帛”“钟鼓”这一套形式化的东西，而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孔子把这深一层的意义落实在以“仁”为核心的人的内在道德情感上，即仁先礼后，仁内礼外。也就是说，只有以道德去教化人，去引导人们，并把“礼”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才能使人既有廉耻之心，又能安分守己，心悦诚服地做统治者的“顺民”。不仅普通百姓，统治者也要以身作则，将“礼”作为自身的行为规范。

儒家继孔子之后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在这一方面做了进一步发挥，形成“隆礼贵义”的思想。他用“礼义”代替了孔子的“仁义”，作为治国修身之本，在礼义中又特别重视“礼”。他说：“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议兵》）“礼”可以包括其他道德条目而成为道德的大宗，即“礼”是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最高准则。

儒家“礼”的学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礼”后来被国家的统治者加以改造，成为全社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强大精神支柱。国家的统治者之所以将“礼”引入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也是看中了“礼”这种与生俱来的强大约束力。

延伸阅读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另一位代表——孟子

孟子(前372年至前289年)，名轲。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后世将其与孔子并称为“孔孟”，且称其为“亚圣”。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到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孟子三岁丧父，母亲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孟子师承子思(一说是师承子思的学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学成之后周游列国，游说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但由于当时诸侯各国忙于战争，他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几乎没有人采纳他的治国思想。于是归而与弟子讲学著书，著有《孟子》一书。

秦汉在禁锢中发展的“礼”

秦汉时期关于“礼”的思想有过禁锢，也有过发展，还有过禁锢中的发展，即“三纲”“五常”思想的提出，这种思想将“礼制”引向了“礼教”，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

秦统一六国之后，在思想领域，儒家和法家围绕着分封制与郡县制、师古与崇今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为了加强专制统治，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如果有人敢谈论《诗》《书》的要处死，以古非今的要灭族；同时禁止私学，如果想学法令就要以官吏为师。当时，除了医药、种树、卜筮之书外，其他各种文化典籍都被焚烧了。第二年，两个术士（修炼功法炼丹的人）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后来逃跑了。秦始皇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派御史调查，后来抓住了犯禁的460多人，这些人全被坑杀。这两件事合称“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事件虽然促使国家在短期内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是它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利于社会发展，不仅如此，“焚书坑儒”还对中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不仅造成了大量历史文化典籍的失传，而且也封闭了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道路。

这种状况在汉代得到了缓解。刘邦立国之初，自己以及手下部将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群臣经常在宫殿之上喧哗争功。面对这种情况，儒臣叔孙通建议设立礼仪法度，以明体统。这一建议得到刘邦的采纳。于是，叔孙通参考古礼、秦仪，制定了汉初朝仪，恢复了儒家的礼制，满足了天下初定要求秩序稳定的需求，这实际上为儒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在对汉代“礼”的思想的发展方面，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陆贾是汉初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刘邦一统天下后，命令陆贾总结秦亡汉兴的原因和自古以来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陆贾就“著二十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在《新语》中，陆贾认为，人都有礼仪之性，但由于受到情欲的干扰而不能自觉遵守礼仪。因此统治者必须对人们的“情欲”加以约束和规范，同时通过道德教化去启发和强化人们固有的“礼仪之性”。至于如何做，陆贾说，应该尚德而不尚刑，尚俭而不尚奢。他提出的这些主张符合汉初社会和统治集团的普遍心理，所以得到了刘邦的称赏。

贾谊是汉文帝时的人，著有《新书》。贾谊在思想上受荀子的影响很大，他提倡德教，主张“以礼为治”。贾谊提出，礼仪和法令都有禁邪恶的作用，但礼仪不仅优于法令，而且还有劝善扶正的作用。即人们在礼仪所提供的外在行为规范和内在价值取向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定会“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这是法令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境界。

提到董仲舒，肯定会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确如此，董仲舒在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上功不可没。他是汉景帝、武帝时期最重要的儒家学者，有《春秋繁露》一书传世。同贾谊一样，董仲舒也主张“以德化民”，认为应该先用“先王礼乐”对百姓进行深入教化。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在此基础上，君权神授就理所当然。于是，就有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这是对封建等级关系和伦常秩序的概括。在此基础上，董仲舒还把仁、义、礼、智、信定为“五常”作为调整这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三纲五常”的确立，不仅使统治者有了精神支柱，也为以后封建礼教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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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其人和“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前179年至前104年），西汉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广川（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人。在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

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如果违背了天意，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汉代曾占据统治地位，它一方面对无限的君权进行了限制，同时也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封建礼教形成的宋代礼思想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道、玄学、道教、佛教各种宗派纷呈，儒学地位削弱；唐代后期，儒家开始有所复兴，到了北宋后期，出现了儒学发展的高潮——理学，其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道德思想被制度化后形成的封建礼教开始产生它的深远影响。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得儒学成为国家思想的正统后，礼也再一次得到了重视。但是，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学再次受到了冲击。这一时期，玄学、道教都在中国本土上蔓延起来，佛教也传入中国，他们与儒学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相互吸收又相互融合，中国的思想文化由此得到了多角度的发展与深化。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儒学的复兴再次开始萌发。到了两宋时期，儒学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理学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清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之所以称为“理学”，是因为宋代儒士解经，大都不顾旧有的传与注，往往抛弃传统的训诂义疏，直接从经书原文中阐释性命义理（即人的本性及其根源），因此被称为“性命义理之学”，简称为“理学”。

理学的兴起与宋代的政治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五代的长期分裂和混乱，破坏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纲常松弛，道德式微，这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稳定和巩固，因此，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宋代的儒学复兴便由此而形成。

北宋时期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是张载，他提出人要通过“学礼”“克己”“寡欲”来变化人的气质，他认为礼不仅是一种外在后天的道德规范，还是一种先天的天地之德。因为学礼就能守性，返回自己的本性。此后的程颢、程颐更是将“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朱熹继承了张载和程颐、程颢的思想，建立了以“三纲五常”为天理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朱熹把“三纲五常”夸张成充斥于天地之间的最高法则，“宇宙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他还说：“三纲五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这样一来，“三纲五常”既约束着人的思想，同时又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成了封建礼教的教条。这样自然也维护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于是被统治者尽可能地利用着。

不仅如此，经过程朱理学的发展，商周时期就有的男尊女卑思想变成“三从四德”，给女性套上了更加沉重的精神枷锁。“三从”指“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女要谨守“妇德、妇容、妇言、妇工”。在这种要求下，妇女没有社会地位，男女之间极度地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婚姻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以致到了宋朝末期，妇女“节守贞操”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在此基础上，统治者还对那些付出很大代价“节守贞操”的妇女给予立“贞节牌坊”的“表彰”，女性从思想到身体受到进一步的禁锢与约束。

总之，宋代理学将一种思想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礼”教，并被社会普遍认同与传播着。可以说，宋代是“礼”的繁荣期，却是人的自由的禁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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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奠基人之“二程”

“二程”指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又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又称“伊川先生”。北宋思想家，理学奠基者。明末徐必达将程颢与程颐的著作汇编为《二程全书》。

“二程”是河南洛阳人，他们长期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所以，人们将他们的理学学派称为“洛学”。从内涵而言，“洛学”属于宋明理学中“理本论”的一个哲学学派，也称作“理学”（狭义的），后来与朱熹之学结合而称作“程朱理学”。二程“洛学”的思想核心，就是高扬孔孟儒学的精神，强调道德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注重内心生活和精神修养。

明清时期“礼”的思想

明清时期，理学受到自身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并获得了涅槃式的新发展，但孕育于理学的封建礼教却开始走向衰微，然而，由于封建礼教思想已经渗透于传统家庭教育中，所以，它又形成了束缚人们行为的家庭礼制。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发展的后期，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都显示了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的产生。在经济领域，江南一带的市民工商业者已经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成为社会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思想领域，则出现了反思传统儒家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潮。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是这股文化思潮中的代表人物。

李贽，可以说是明代思想界的“异端”，他是中国历史上反封建传统、反封建礼教、反权威主义，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对后人反传统权威、反君主专制、反封建礼教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他挑战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批判道学家的虚伪，他认为，是非应随时代变迁发展而改变，不应以孔子的话作为永久不变的定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被称为“清初三大儒”，其中黄宗羲有力抨击君主专制，提出了“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一家之法”的限制君权的主张。顾炎武则倡导经世致用，关注现实的国计民生，反对空谈性命之学。王夫之更强调世界的物质性，批判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这几位思想家的主张与程朱理学专注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礼教有很大不同，它们体现了时代的要求，激发了先秦儒学中的积极因素，使儒学摆脱了“理学”的禁锢，可以说，它们动摇了封建礼教在社会政治领域的统治地位。但是，封建礼教并没有完全淡出人们的生活。

曾国藩是晚清的重臣，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同时，他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试图挽救日渐消亡的理学，所以，在他的思想中，很重视“礼”，而且宣扬以“学礼”为“经世之术”。首先，他用“礼”呼吁地主阶级及其武装力量“谨守准绳，互相规劝”，要求大家“克己求仁”。其次，他用“礼”来“辟异端”，以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维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总之，曾国藩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既用于维护家国的安定统一，也被用来当作镇压农民革命的依据。曾国藩坚持传统礼制的基本精神，维护旧的社会秩序，也限制了自身变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八股取士的考试方法，要想有所作为，人们必须读程朱理学注解下的“四书”“五经”，所以，这些读书人的思想仍然被禁锢着。

在对待女性的教育以及地位方面，明清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改观。“三纲五常”、班昭《女诫》中的“三从四德”等仍然是主流观念，而且，明代的时候流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这种思想使许多女子不能读书识字，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也无缘去改变自己的思想与命运。

不仅如此，在明清时期还流行着一些“家训”“乡约”，这使得家庭教育受到了礼教的约束，可以说，相对于宋代时统治阶级用礼教控制人们，明清时期，礼教在家庭中的影响更明显。

总而言之，儒家的礼的思想，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学到的更多是它的表面的制度化的东西，礼的真正内涵并没有被人们所领悟。也正因此，“礼”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来自内部与外来文化的双重冲击，并在近代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首要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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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昭和《女诫》

班昭（约49年至约120年），字惠班，又名姬，东汉扶风安陵人。班昭身世显赫，父亲班彪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和儒学大师；大哥班固，是《汉书》的主要作者，二哥班超投笔从戎后，两次出使西域。在父兄的影响和鼓励下，班昭从小就熟读儒家经典和史书，长大后成为班氏家族中博学多才的才女。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是她所写的《女诫》一书。

《女诫》共七篇，本是用于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科书，不料写成后却被人们争相传抄，不久便风行全国各地。在“卑弱”篇中，班昭认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应该恪尽本分。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须敬谨服侍。在“敬慎”篇中，主张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在“妇行”篇中，规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的兄弟姐妹相处之道。

“青出于蓝”的“礼”与“俗”

从俗到礼，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次重大飞跃，它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底蕴，并赋予它鲜明的特色。这是我们的祖先对世界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现在人们都知道清明节要去踏青、扫墓，知道冬至的时候要吃饺子，端午节要吃粽子……在形容它们的时候会说，这是“礼俗”。那么，“礼俗”这个词的内涵就是指类似于这样的风俗内容吗？其实不然，“礼俗”中包含着“礼”与“俗”两个部分，现代人们提到“礼俗”时含义更倾向于“俗”，那么，“礼”与“俗”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荀子劝学》中说：“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可以说，“礼”与“俗”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俗，习也。”风俗就是人们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与他同时期的学者郑玄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俗谓土地所生习也。”“土地”是指人们的生存环境，包括地理、气候、人文等各种要素在内。人们在各自特定的环境中生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各自的习俗。但是，随着文明的进程，这些风俗并不合乎制度的需要、统治的需要、上层人际交往的需要，于是，就有必要将它们加以规范并上升为一种制度来让人们遵守，维持有秩序的生活，这就是“礼”产生的必要性。

由于风俗是人们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形成的，它有巨大的、难以一时克服的惯性，所以将风俗完全改变，另外制定一套礼仪制度让人们来遵守是完全行不通的。又由于“礼不下庶人”，“礼”是贵族及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庶人”间通行的是风俗，如果想让“礼”具有尽可能大范围的约束作用，就必须在新的制度和旧的风俗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这样既能让“庶人”喜闻乐见，也能推进社会的变革。这就必须有一个从“俗”入“礼”的过程。

在从“俗”进入到“礼”的进程中，儒家尽可能地保留了既有风俗的外在形式，而在提升其文化内涵上下了功夫，为风俗注入了新的人文精神。这样，总体看起来还是原先的外壳，但是灵魂已经被抽换了，这就形成了“礼”。以婚姻为例，在人类社会早期，几乎没有婚姻关系，只要是异性，就可以随便交合。后来人们认识乱伦的性关系，将直接影响到人种的质量和道德观念的确立。于是，逐渐有了一夫一妻制，为了进一步规范婚姻关系，儒家制定了婚姻的仪程，而且还对双方的血缘关系作了严格限定：将“取妻不取同姓”用礼的形式规定下来。

“礼”产生了，但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替代了“俗”，“俗”还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它与“礼”的不同大致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俗”有地域性，它是特定生活圈内的文化。如同样过端午节，北方和南方的风俗就不同。“礼”没有地域性，如清代官员无论是谁，面见皇帝行的“礼”都是一样的。

二是“俗”具有大众性，对于文化层次没有要求。而“礼”属于“雅”的层面，“礼”仪式复杂，内涵丰富，往往蕴涵着深刻的理念，所以要求行礼者有一定的文化程度。

三是“俗”属于一种生活方式，虽然有一定的规定性，但约束力比较弱。“礼”有严格的规定性，行礼的场所、礼器的组合、宾主的位置、仪节的先后等，都是不能违反的。在古代，往往以“礼”治国，“礼”甚至具有法律效力。

从“俗”到“礼”，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次飞跃，“礼”与“俗”的不同，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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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制礼，伯禽趋跪

上古时期，人们之间只有生活习俗，没有礼法。后来，周公根据“因俗制礼”原则制礼作乐，并以身作则地实践着。

周公有个叫伯禽的儿子，他跟周公的弟弟康叔去见了周公三次，结果三次都被父亲痛打一顿。伯禽很纳闷，就去问商子。商子说：“南山的阳面有一种树，叫做乔木；北山的阴面有一种树，叫做梓木，你去看一看就知道原因了。”伯禽听后就去看了。他看到的是乔木生得很高，树是仰着的；梓木长得很低，树冠却低俯着，一副谦恭的样子。伯禽把自己看到的这些告诉了商子。商子对他说：“乔木仰起，就是做父亲的姿态；梓木俯着，就是做儿子的姿态。树有高低之别，人也应该有区别长幼的礼节啊！”第二天，伯禽再次去见周公，一进门就很快走上前去，行了一个跪拜礼。周公看到后终于欣慰地笑了。

表里相依的“礼”与“仪”

“礼仪”就是以“仪”为表，以“礼”为里，它们如同形式与内核，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区别“礼”与“仪”对于提升礼仪的价值地位于古于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左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鲁昭公到晋国去访问。在晋国都城的郊外，晋平公派大臣去行“郊劳”之礼。在那个年代，国家之间的迎宾仪式都是从郊劳开始的，仪式极为复杂。可贵的是鲁昭公居然一点都没出错，这让晋平公和大臣们都佩服不已，都认为鲁昭公是个懂“礼”的人，只有一位叫女叔齐的大夫说：“鲁昭公根本不懂什么叫‘礼’！”晋平公非常奇怪：“从‘郊劳’之礼到目前的相互答谢转赠礼物，鲁昭公一直表现非常得体，你怎么能说他不懂‘礼’呢？”

女叔齐回答说：“他所做的充其量只是‘仪’而已。‘礼’是用来维护国家秩序，行使政策法规，让百姓凝聚在一起的。可是，目前的鲁国内政混乱，鲁昭公却疏远贤臣，让奸佞小人把持朝政。鲁国和大国结盟，却肆意破坏盟约协定，乘人之危，欺负弱小国家。作为国君，不精心考虑治国的方略，而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琐碎的礼仪规范上，这样一个人怎么能算是懂‘礼’呢？”

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古代，“礼”和“仪”是不同的。在今天，“礼仪”虽是一个词，但是它也包含着“礼”与“仪”的双重含义。

中国传统礼仪与西方礼仪是不同的，西方礼仪注重仪式，而中国传统礼仪更强调“礼”是人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孔子就曾明确反对以器物仪节为主的“礼”，而主张以仁义为核心的“礼”。孔子认为，一个内心没有仁爱之心的人，怎么去面对“礼”呢？“礼仪”还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思想内核的“礼”既然如此重要，那么，作为外在形式的“仪”就不重要了吗？我国古人很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从西周开始，我国古代社会进入了“文”的时代，即讲究服饰、器用、言语、揖让等外在的形式，这些慢慢变成一种制度流传下来。后人就必须去学习，卫国的大夫棘子成在学的过程中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学这些“文”的东西，他去问孔子的学生子贡：“作为一名君子，有质朴的本性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文’呢？”子贡回答说：“你把文等同于质，把质等同于文，怎么可以呢？虎豹不同于犬羊，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毛纹不同，如果把它们的毛纹都去掉了，哪还能区别虎豹和犬羊呢？”在这里，子贡把“文”比喻为动物身上的毛纹，用来说明外在的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礼仪”也是同样的，作为与日常行为不同的“礼仪”，就需要有一定的形式来加以区别。

《论语》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当质朴胜过文雅，就显得粗野，文雅胜过质朴，就显得做作，只有内外兼修，文与质交相辉映，才是君子应有的风范。对一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行礼仪的人而言，也是如此。一个人若要真正懂得礼仪，就不仅要懂得“礼仪”的外在形式，还要懂得“礼仪”的内在核心，即注重个人内心的修养。这也是女叔齐解释鲁昭公为何不懂“礼”的本质内涵。

总而言之，“礼”和“仪”可以说是“礼仪”的两大要素，即形式和思想。形式如同“礼”的外壳，思想如同“礼”的灵魂。形式是为思想服务的，而思想也需要借用某种形式才能显示出来。因此，“礼”和“仪”作为礼的两大要素互为依存，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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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遵礼法的萧意辛

萧意辛，是辽国驸马陶苏斡的女儿，耶律奴的妻子。有一天，她听到妯娌们在谈论如何用邪法来博取丈夫的宠爱。萧意辛说：“用邪法还不如用礼法。”大家就问她，怎么样叫做用礼法？萧意辛说：“自己的行为要谨慎，侍奉长辈要恭敬，对待丈夫要温柔和顺，对待小辈要宽宏大量，这样做就是用礼法。如果这四点样样都能做到，那么丈夫肯定不敢看轻你了。”大家听了萧意辛的话，觉得既惭愧又佩服。后来萧意辛的丈夫被人诬告，法律规定要充军，萧意辛就奏明皇上，希望允许她跟丈夫同去。在充军的地方，萧意辛自己一边做着苦役，同时对待丈夫更加有礼、更加敬重。后来皇上听说后，也对这个真正懂“礼”的女子非常佩服，就下令释放了他们。

形同天地的“礼”与“乐”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礼乐文化”，在传统礼仪中也都少不了音乐的参与。音乐与礼仪法天地而制作，它们虽不同，却都在传统政治社会中起着管理工具的作用。

古人在祭祀、宴饮、出师等大型礼仪活动中，都要用先王所制的音乐作为辅助手段，来传达礼仪，从而加强礼仪对人的教化作用。音乐为何能起到这种效用、达到这样的目的呢？

音乐及其作用

《史记乐书》中说：“夫乐之起，其事有二：一是人心感乐，乐声从心而生；一是乐感人心，心随乐声而变也。”也就是说，音乐产生于人的内心，反过来又对人的思想、情感甚至行为起到很大的影响，使之随其产生变化。不同的人的内心，会产生不同的音乐。反之，不同的音乐，对听者产生的作用也不相同。如《荀子乐论》中说，郑卫之音，使人心生淫荡；而韶乐则让人内心产生庄严庄重之感。

音乐是一种工具

音乐能够满足人的情感需求，能够净化人的心灵，但是，在儒教社会里，音乐的这种作用仅仅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调理民气，改善民心，从而实现礼乐治天下才是古代制乐的真正目的。也就是说，儒家把音乐当成了治理国家的工具。荀子在《乐论》中指出：“乐者，圣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认为音乐是可用来改造社会的，可以引导人心向善，改善民间的风俗，修正、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实现百姓和睦，社会长治久安的愿望。

乐与礼

在古代的很多仪礼活动中都会演奏雅乐。可以说，古代的音乐是集音乐、舞蹈、诗歌于一体的艺术形式。《通典乐一》中说：“咏歌不足，故手舞之，足蹈之，动其容，象其事，而谓之为乐。”奏乐、和歌、舞蹈，三者相辅相成，并与礼相和，让人在美的熏陶中更容易接受教育，使之思想得以纯正。这一特点在古代重大的典礼仪式中表现最为突出。如在乡饮酒礼中，要按一定的顺序演奏《诗经》中的《鹿鸣》《四牡》《白华》等多个篇章，以表达平和忠信、尊老养贤等礼仪。

“礼”与“乐”可以在相互配合中达到教化人心的作用，但是，“礼”与“乐”终究是不同的。

首先，制“礼”与作“乐”的依据是不同的。《史记乐书正义》中说：“乐法天地之气，故云天地之和；礼法天地之形，故云天地之序。”也就是说，礼是模仿天地的有序性而产生的，乐是模仿天地的和谐而产生的。

其次，“礼”与“乐”的意义不同。《礼记乐记》中说：音乐的根本是求得共鸣，即使人的好恶情感同一，从而协调各种等级类别人的关系；“礼”的根本是要区别、维护等级贵贱的差异。好恶同一的情感取向使人们互相亲爱，尊卑级差有序的言谈举止则使人们互相尊敬。这是“礼乐文化”的精义。

“礼”与“乐”在关系上，应该是互相补充，互相制约的。如果一个国家乐事太过而不加节制，则会使人之间的尊卑界限混淆不清；礼事太过而不加节制，则使人们之间离心离德。只有礼乐齐备，“礼”的精义得以实现，使贵贱有等；乐事得以统一，使上下和合，这样才能求得社会的和谐、安定与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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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由乐悟《文王操》

孔子向师襄子学琴，师襄子教了孔子一首曲子，孔子弹了10天还在练习。师襄子说：“可以学另一首曲子了。”孔子说：“我虽然学会了曲子，可还没有熟悉它的韵律。”过了几天，师襄子说：“韵律已经熟悉了，可以学下一首曲子了。”孔子说：“我还不知它所表现的心志。”又过了几天，师襄子说：“已经知道了所表现的心志，可以学下一首曲子了吧！”孔子说：“可我还没有体会出作曲者是怎样的一个人啊！”又过了几天，师襄子问：“知道作曲者是谁了吗？”孔子说：“我感受到这个人形象高大，目光明亮而深邃，一心要感化四方，心胸宽大能包容天下。他莫非是周文王吗？”师襄子惊讶而敬佩地说：“不错！我的老师讲过，这个乐曲名就叫作《文王操》。”可以说，文王和孔子在音乐上获得了共鸣，一个将治民之心融入音乐，一个则深深地领悟了这份心胸。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蕴涵系统礼制体系的《周礼》

《周礼》《仪礼》和《礼记》被称为“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义、礼法做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周礼》，初名《周官》《周官经》，是古文经学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对中国古代官制的建置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周礼》涉及范围广泛，是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我国古代官制、政治史、文化史的一把钥匙。

《周礼》的出现及作者和成书年代

在先秦文献中都没有提到过《周礼》这本书。西汉时期，在景帝、武帝年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著名学者刘歆非常偏爱此书，奏请皇上将此书列入学官，并将《周官》更名为《周礼》。东汉初年，刘歆的学生杜子春继承师业而大兴《周礼》之学，一时注家蜂起。至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而注“三礼”，给《周礼》作了第一次认真的总结。此时，《周礼》才与《仪礼》《礼记》并列合称“三礼”。由于郑玄特别推崇《周礼》，而后人又十分推崇郑玄，遂使《周礼》位居“三礼”之首。

《周礼》的作者不详，有学者认为，此书体大思精，非圣贤不能作。刘歆认为，周公曾经制礼作乐，《周官》是周公手作的周代官政之法。这种说法推理的成分较多，证据比较薄弱。

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学者中的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因为《周礼》是在西汉被突然发现的，不像其他经书都是传自经师的口耳相授而后写成的汉隶定本，所以，在当时就受到了学者的诘难。后经历代学者争执论辩，关于其成书年代主要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六种说法。

《周礼》的具体内容

《周礼》原书应该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冬官篇已经遗失。汉代儒学者摘取性质与其相似的《考工记》补充完整。之所以为六官，暗含着天地四方六合的宇宙格局。六官各自统领60个具体的官职，总数是360，而360正好是周天的度数。可见，“周官”这一书名的本意，是“周天之官”的意思。六官的大致分工是：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一切井然有序，富于哲理，令人有“治天下如指诸掌中”的感觉。

《周礼》的六官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内容之丰富，在上古文献中也实属罕见。其中以礼制的体系最为系统，既包含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也有诸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述。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周礼》的礼制，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很多朝代。如隋唐实行了“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就脱胎于《周礼》的“六官”。“六部”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代的《大明集礼》等，也都以《周礼》为蓝本，根据实际情况增减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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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建筑是《周礼》中“礼”制的体现

都城的规划中最重要的是选择方位，我国文化传统认为“中”是最尊贵的方位，“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吕氏春秋·慎势篇》说“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周礼》也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择中立宫就成为历代帝王规划都城时所遵循的原则。紫禁城就是这一礼制原则的集中代表，它位于北京城的中心。

《周礼》“三朝五门”中的“三朝”指的是外朝、治朝、燕朝；“五门”为皋门、雉门、库门、应门、路门。在紫禁城中与“三朝五门”相对应的是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也有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之说）。

《周礼》有“前朝后寝”“六宫六寝”的记载。与此相应，紫禁城划分为外朝、内廷两大部分，内廷有东、西六宫。

《周礼》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的记载，“国”指国都，“辨方”即以君面南臣面北为礼。紫禁城里前三殿、后三宫以及各宫院的主体建筑都是坐北朝南的格局。

现存最早的礼仪典籍《仪礼》

《仪礼》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礼仪的重要典籍。它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宝藏，为今天人们了解上古社会的民俗民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伦理道德、语言状况等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仪礼》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仪礼》有《礼》《礼经》《士礼》等名称。《礼》是《仪礼》一书的原称，从战国时代的文献记载看，当时的人们都将《仪礼》称为《礼》。

《仪礼》创作起源

《仪礼》之所以会产生，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上古时代，礼仪活动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春秋战国之时，已积累了各种各样为各种名目举行的礼典。举行礼典，要求仪式不能有丝毫差错，因此贵族都非常注重礼仪的演习，所以，习礼也成为贵族教育的重要部分。这些为《仪礼》一书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仪礼》作者及成书年代

关于《仪礼》一书的作者及其年代，自古以来就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是周公所作，有的学者认为是孔子所作。其中以孔子作《仪礼》说比较合理。

孔子非常好礼。关于孔子与“礼”的记载有“孔子问礼于老子”“孔子非礼不视”“非礼不行”等很多故事。

据《礼记杂记》记载，恤由死后，鲁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也就是说，《仪礼》中的《士丧礼》在这时经过孔子的传授被正式记录下来了。此外，《仪礼》文字风格与《论语》非常相似，其内容与孔子的礼学思想也完全一致，例如孔子很重视冠、昏、丧、祭、朝、觐、乡、射八礼，而《仪礼》十七篇正是记述这八种礼仪的，这不能说是巧合。

《仪礼》的内容

《仪礼》一书共十七篇，涉及上古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而言，《特牲馈食礼》记载一般贵族定期在家庙中祭祖之礼。《少牢馈食礼》和《有司彻》记载大夫一级的贵族在家庙中祭祖之礼。《丧服》记载人们对死去的亲属，根据亲疏远近而在丧服和服期上有种种差别的制度。《士丧礼》和《既夕礼》记载一般贵族从死到埋葬的详细仪节。《士虞礼》记载了一般贵族埋葬其父母后，回家所举行的安魂礼。《士相见礼》记载贵族之间第一次交往，带着礼物登门求见和对方回拜之礼。《聘礼》记载国君派遣大臣到别国进行礼节性访问的仪节。《觐礼》记载诸侯朝见天子的礼节。《士冠礼》记载了古代贵族子弟到20岁时举行一种加冠典礼。《士昏礼》记载男女双方在家长主持下，从纳采到婚后庙见的一系列礼仪。《乡饮酒礼》记载古代基层行政组织定期举行的以敬老为中心的酒会仪式。《乡射礼》记载古代基层行政组织定期举行的射箭比赛大会的具体仪节。《燕礼》记载诸侯和他的大臣们举行酒会的详细礼节。《大射礼》记载在国君主持下举行的射箭比赛大会仪节。《公食大夫礼》记载国君举行宴会招待来访外国大臣的礼节。

《仪礼》一书，记载的是先秦的礼仪制度，它作为一部上古的经典，具有很高的价值。它的材料、来源非常古老，内容也相对可靠，而且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书中记载的古代宫室、车骑、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非常详尽，以致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都要在《仪礼》中得到验证。此外，《仪礼》所记各种礼典，对于研究古人的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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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向老子问礼

公元前538年的一天，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非常高兴，然后报请鲁君。鲁君也同意了。老子见孔子千里迢迢到来，也同样高兴，教授之后，又引孔丘访大夫苌弘。苌弘善乐，教授孔子乐律、乐理；引孔子观祭神典礼，察庙会礼仪，使孔子获益不浅。后来，孔子向老子辞行。老子送他到馆舍外说：“吾闻之，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富不贵，无财以送汝，愿以数言相送。当今之世，聪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难而几至于死，在于好讥人之非也；善辩而通达者，其所以招祸而屡至于身，在于好扬人之恶也。为人之子，勿以己为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上，望汝切记。”孔子顿首说：“弟子谨记在心！”

传播最广的礼仪典籍《礼记》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虽然它在“三礼”中最晚取得“经”的地位，但是却很快成为礼学大宗。它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研究和发展儒家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儒家经典“三礼”中，地位最高、流传最广的一部是《礼记》。《礼记》一书是由西汉时期的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编订的。东汉后期学者郑玄给《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释，这就使它能够独立成书，也就比较广泛地为人们所学习。到了唐朝，政府把它升列为“经书”，成了一般士人必读的书籍。

戴德，字延君，生卒年不详。西汉时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汉代礼学家，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曾任信都王（刘嚣）太傅。他和侄子戴圣都是西汉经学家后苍的弟子。戴德将先秦有关礼仪的论著选编了85篇，称为《大戴礼记》。但《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39篇。

戴圣终生以授徒讲学和著述为业，他选集战国至汉初孔子弟子及其再传、三传弟子等人所记的各种有关礼仪等论著，编撰成了《小戴礼记》一书，即今天人们见到的《礼记》。这本书原是解说《仪礼》的记文。

《仪礼》的“记”有两种，一种是附于各篇正文之后的“记”，目的是对仪节的表述不详之处作以补充，不涉及礼蕴涵的深意。文字大多是零句散语，不相连缀。另一种是单行的记，各自独立成篇，既有对孔子言论的追记，也有礼学思想的阐发，还有对古代制度的描述等，内容要丰富得多。《礼记》中的各篇就属于这一类。

《礼记》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和记载了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的问答，以及修身做人的准则等。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非常广博，门类杂多，涉及政治、道德、法律、哲学、祭祀、历史、文艺、历法、日常生活、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中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具有很强实用性的礼仪细节，但最为重要的是《礼记》中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极其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极富弹性的礼治理论，而这种理论正好满足了统治者“安上治民”的需要。所以，《礼记》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一致重视。

《礼记》中多处强调了“礼”的重要性。如《曲礼》就提出：追求高尚的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可能有成效；教育人们端正习俗，没有礼就不可能完备；论辩争执没有礼就不可能解决；君臣上下及父子兄弟之间的名分没有礼便不能确定；外出游学拜师，没有礼便不会亲密融洽；排列朝廷等级和政治军队，官员到位治法，没有礼便不可能树立威严；日常祈祷和庄严的祭祀，供养鬼神，没有礼就不能体现虔诚和庄重。由此看来，从日常小事到军国大事，从家事到朝政，从心理到行为都需要礼。礼是无比重要的。

《仪礼》《周礼》的文字古奥，内容繁复，但是，《礼记》中却充满传诵千古的格言，琅琅上口，便于记诵和引用，这也是《礼记》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曲礼》)《礼记》的格言家喻户晓，代代流传，成为人们立身、处事的准则。甚至不识字的民众，也能熟知《礼记》中的许多格言，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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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十三经”和《礼记》

“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其中《论语》《孟子》各有其书，《大学》《中庸》却是《礼记》中的两篇，南宋理学家朱熹将它们单独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宋代至清代的几百年间，“四书”成为青年学子入仕应考的必读书。

“十三经”是指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第二讲 古代五礼篇

礼敬神鬼人的吉礼

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在古代，祭祀是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之一，《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由此可见祭祀之重要、吉礼之重要。

吉礼，就是祭祀之礼，即向神鬼祈求，希望神鬼保佑人们吉祥安康、诸事如意。因为古人认为，天地间的神鬼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国家的兴衰存亡，如果人们以恭敬的态度，向神鬼奉上美好的食物、器物，供其享用，那么神鬼便会满足人们消灾降幅的祈求，并可保佑人们的安康以及国家的安宁与兴旺。

在古代吉礼中，祭祀的对象非常广泛，涉及天上、人间以及地下。《周礼春宫大宗伯》将其归纳为天神、地祗、人鬼三大类。

祭祀天神

在古代，受祭的天神非常多，而且有等级之分。具体而言，天神可分为三等：

第一等是昊天上帝，或者称为天皇大帝、上天、天帝等，是主宰宇宙万物的最高神灵。古代只有天子可以祭天，祭天也是国家最重大的典礼。祭天的仪式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一名一物都含有深刻的含义。

第二等是日月星辰。日月星辰附在于天，日月之明便是天之明，所以，也是必须祭祀的。

第三等是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司中主宰宗室，司命主宰人寿，风师、雨师主宰兴风降雨。在农业时代，风调雨顺，人们才能生存下去，国家才可兴旺发达，所以，它们必然成为人们祈求福佑的对象。

除了以上三等外，还有雩祭也属于对天神的祭祀。在古代让人们担心的一种灾害就是旱灾，所以，天子、诸侯就举行雩祭来祈谷于天。雩祭分为“常雩”和“因旱而雩”，前者是固定的祭祀，而后者是在发生旱灾时临时增加的祭祀。

祭祀地祗

对于地祗的祭祀，按照尊卑的顺序也分为三等：

第一等是社稷、五祀、五岳。祭祀社稷，便是对土地神与五谷神的祭祀；祭祀五祀便是对五行之神的祭祀；五岳被认为是镇天下五方的山，所以，历代皇帝都要亲临或派人代为祭祀。

第二等是山林川泽，它们为人类提供生存的物质资源，因此也成为人们的祭祀对象。

第三等是四方百物，即掌管四方百物的各种小神。如《礼记月令》说，春祀户，夏祀社，中央祀中，秋祀门，冬祀行。

祭祀人鬼

祭祀人鬼主要是对祖先的祭祀，但也包括对历代帝王、先圣、先师等的祭祀。《礼记祭法》中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也就是说，凡是为民众树立典范，为公众献身，为安邦定国立下功劳、能抵御大灾者、能制止大祸患的便要祭祀，这是圣王制定祭祀对象的原则。如后人之所以祭祀社神，是因为他能平治九州；后人之所以祭祀稷神，是因为他教导人们种植百谷，人类得以生存繁衍；人们之所以祭祀黄帝，是因为他给百物命名并明确了民众的身份等。

古代的吉礼中大部分是由皇帝主持的祭祀，也就是国家祀典，普通百姓是不可能懂得的。但是，普通百姓也有世代相传的祭祀风俗，这大多属于礼俗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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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社神、稷神的社稷坛

社稷坛建于明代永乐十九年（1421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社稷坛位于天安门广场的西北侧，全园面积约360余亩，由社稷坛、拜殿、戟门组成。

社稷是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祀的土神和谷神，商周以至清代的帝王，均沿袭祭祀社稷的大礼。历代帝王自称受命于天，将自己比作“天子”，将社稷象征国家构成的基础，故每年春秋仲月上戊日清晨举行大祭，如遇出征、班师、献俘等重要的事件，也在此举行社稷大典。

社稷坛呈正方形的三层高台，以汉白玉砌成，象征着“天圆地方”之说，坛上铺有中黄、东青、南红、西白、北黑的五色土，四周短墙也按方向覆盖四色琉璃瓦。五色土由全国各地纳贡而来，以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象征着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万物之本。坛四周有三重围墙，内墙四面各辟一座汉白玉门，名“棂星门”。中间一道名“坛墙”，坛墙与外墙之间，北有拜殿和戢门，西有神库和神厨、宰牲亭等。

亲近君臣民的嘉礼

嘉礼主要是用来沟通人际关系的，其中包含的一些礼仪都是美好的，充溢着吉祥、欢乐的气氛。通过这些礼仪，让人们知礼遵礼，相互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和睦，所以有“以嘉礼亲万民”的说法。

嘉礼，是饮食、婚冠、宾射、燕飨、、贺庆之礼的总称，是国家具有喜庆意义及一部分用于亲近人际关系、联络感情的礼仪活动，是按照人心所善者制定的礼仪。嘉礼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周礼》列了六项，其中有的一项中又包含了两项。沿袭到后代，内容就更多了，按照《周礼》的说法，最主要的有以下几项。

婚冠礼

婚冠礼包括婚礼和冠礼两项，这是人生礼仪中的重要内容。古代男子20岁时，要行加冠礼，即为其依次加戴缁布冠、皮弁、爵弁三种冠，以示其成年，开始承担各种社会责任与道义。而女子成年要行笄礼，15岁为始笄之年。冠笄礼由远古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发展而来，经过传承，并被统治者加以改造，至周代成为一种礼制。婚礼是为使成年男女恩爱相亲而举行的一种礼仪。

饮食礼

饮食礼是天子宗族内部的宴饮礼仪，即国君通过宾射、燕飨之礼，与宗族兄弟、四方宾客等饮酒聚食，以联络和加深感情。这一般是祭祀、节日时才设宴。此外，还有一种乡饮礼。乡饮礼是地方官敬老尊贤的宴饮仪式。这种礼仪意在提倡敬老风气、为国家选拔人才、改善官民关系等。

宾射礼

古代有射礼，射，即射箭。周代射礼可分为四种，即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种。大射，是天子、诸侯、卿大夫祭祖、祭神前选择参加射礼人员所行之礼。宾射是天子因诸侯前来朝见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燕射是天子与群臣燕息之射；乡射是地方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四种射礼各有侧重，大射、乡射在于选择贤德之士，侧重容体、动作是否合于礼乐；宾射、燕射在于君臣欢聚，侧重敬宾尽欢。

飨燕礼

飨燕礼，即飨礼和燕礼，这是古代贵族招待宾客的礼仪。飨礼是天子招待宾客的大宴，重在礼仪形式，并不真正食肉饮酒。飨礼非常隆重，要在太庙举行，处处有音乐辅助。燕礼则是在国中无大事的情况下，天子、诸侯为了与群臣联络感情，便设宴共饮。燕礼主要是通过欢饮的轻松快乐场面，增进情谊，加强亲善友好的关系。

脤膰礼

脤膰，指宗庙的祭肉。古人认为祭祀仪式上供奉过的肉不同寻常，能够吃到是一种福分，所以要把祭肉分开，赐给周围的人吃，表示共同享有吉祥。王室宗庙如此，农村祠堂也是如此。

贺庆礼

贺庆礼，是指有婚姻甥舅关系的异姓国如果有了喜庆之事，国家要派使者前去致送礼物，以表示庆贺。

巡守礼

古代天子定期要到地方去巡守，观民俗而设教，即了解地方官情、民情。巡守之礼也因此被作为一种礼制规定了下来。

即位改元礼

我国古人把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子夜为冬至之时称为“初元”。政权发生更迭时，就要进行改元。即位改元是一件大事，要举行非常重大的仪式，以昭告天下。

除了以上几种很重要的礼仪外，嘉礼还包括正旦朝贺礼、冬至朝贺礼、圣节朝贺礼、皇后受贺礼、皇太子受贺礼、尊太上皇礼、学校礼、养老礼、职官礼、会盟礼，乃至观象授时、政区划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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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礼衍生出的“投壶”游戏

投壶来源于射礼，是从先秦延续至清末的一种传统礼仪和宴饮游戏。

春秋战国时，射礼是诸侯宴请宾客时的必要礼仪之一。那时，成年男子不会射箭会被视为耻辱，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后来，有的客人确实不会射箭，就用箭投掷酒壶来代替。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的一种游戏。

投壶是一种从容安详、讲究礼节的活动，很符合古代儒者倾向内心修养、不事张扬的需要。由此，投壶不仅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逐渐蔓延到民间。而且，投壶游戏在流传过程中难度增加了，不仅产生了许多新名目，还有人别出心裁地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背坐反投等。宋代司马光曾著有《投壶新格》一书，详细记载了壶具的尺寸、投壶的名目和计分方法等。

厚待宾客的宾礼

宾礼是古代天子、诸侯接待宾客的礼仪。它作为五礼之一，是上古时代重要的政治制度和礼仪制度，与国家政治统治密切相关。

在宗法制社会中，天子与诸侯之间，大多有亲戚关系。为了联络感情，彼此亲附，需要有定期的礼节性会见。《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觐曰视。”据此看来，宾礼就是各个诸侯朝见天子、诸侯之间相互会见以及使臣往来的种种礼节，而且宾礼分为八种：春、夏、秋、冬四季的朝见；平时有事，天子随时召见诸侯；天子大会诸侯；天子派使者去询问诸侯；诸侯的使者一起去拜见天子。这八种宾礼并未持续很久，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八种宾礼也就很混乱了。但是，周代的这种宾礼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秦汉以后，在朝廷礼制方面，它主要演变为群臣觐见皇帝时的礼仪、皇帝出巡的礼仪、王朝与周边国家使臣之间的交往礼仪等。

君臣议政之朝礼

朝礼，即朝廷议政的礼仪，其中包括君臣之位、服饰、仪仗、乐器，以及君臣出入、揖让、登降、听朝等礼节。西周时期，王每天都要上朝，与群臣议政。西汉宣帝时，改为五天一上朝。东汉时甚至减为一年只有六月朔和十月朔两次上朝，后来又以六月太热为缘由，改为一年仅十月朔上朝。魏晋南北朝时是每月朔日、望日临朝。朔日、望日的上午，公卿在朝堂议政；午后，天子与群臣共议。隋朝虽然短命，但是隋高祖却勤于政事，“每旦临朝，日昃忘倦”。唐代时规定九品以上的官员每月朔日、望日上朝；文官五品以上每日上朝，故称“常参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称“九参官”；五品以上五日一朝，称“六参官”。这些是针对京官而言的。唐代初年，各地都督、刺史等到京师等候朝见天子，都是各自租赁屋舍，这样往往会与商人相居一处。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下诏，将京城内的闲坊建造了三百多处住所供来京官员居住。同时，对官员上朝的服装也有了严格的规定。这样，朝廷的礼仪规范也越来越细密。

士之间的相见礼

古代的宾礼并不仅限于天子与诸侯之间，在士与士之间也规定了相应的礼仪，《仪礼》中有《士相见礼》一篇，其中记载了上古时代士相见，以及士见大夫、大夫相见、大夫庶人见于君、燕见于君、侍坐于君、士大夫侍食于君等礼节。以后历代的相见礼在此基础上都有所变化和发展。

藩王来朝礼

藩，指的是古代的附属国，他们每逢元旦、天子寿诞等节日，都要派人来祝贺。这些藩国使者进入国境后，用什么样的礼节接待，到京城后住在什么地方，以及天子如何接见、如何回赠礼物等，都有相应的规定。

据《明集礼》记载，明洪武初年制定的藩王来朝礼中，藩王来朝，到达龙江驿后，驿令要禀报应天府，再上达中书省和礼部。应天知府奉命前往龙江驿迎接。藩王到达下榻的居处后，省部设宴款待。然后由司仪导引，到奉天殿朝见天子，到东宫拜见皇太子。朝见完毕，天子赐宴。接着，皇太子、省、府、台一一设宴。藩王要返回时，要先后向天子、皇太子辞行，然后由官员慰劳并远送出境。其间的每一个程序都有“仪注”加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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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朝贡礼仪

明朝在朝贡礼仪方面有很大贡献，因为是明朝将朝贡礼仪作为制度确立下来的。虽然这一朝贡礼仪制度也是在历代朝贡礼仪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而来，但其内容全面，程序清晰，繁琐而不混乱，是历代朝贡礼仪中最为完备的。

明朝与藩国进行交往的礼仪制度主要有：藩王来朝仪、藩国遣使进表仪、藩使朝贡仪、藩国迎诏仪、藩国受印物仪，以及圣节、正旦、冬至藩国望阙庆祝仪等。

威慑邦国士民的军礼

军礼是古代军旅操演、征伐之礼。军礼既包括作战时的规则，也包括军队的日常礼仪和纪律。春秋战国以后不再有完整的军礼，后来的军礼也逐渐演变成严密的军纪和严酷的军法了。

军礼，是指军队里的操练、征伐的行为规范。《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提到了军礼的五个类别：大师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和大封之礼。军礼的作用是表现国家军队的威严，使下面的人不敢僭越。如果有哪个诸侯敢于抗上，天子就要调动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征伐、镇压。可以说，军礼虽名为“礼”，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手段。这与后世所说的军队礼仪并不是一回事。

除了军礼的政治手段外，军队的组建、管理等也都离不开礼的规定。例如，军队的规模，天子为六军，根据礼有等差的原则，诸侯的军队不得超过六军，而必须与国力相称，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当时的军力往往用战车的多少来衡量，所以有天子万乘、诸侯千乘、大夫百乘的说法。军队也必须按照“礼”的原则来严格训练，严格管理。

大师之礼

大师之礼，是天子亲自出征的礼仪。大师之礼在三礼中记载得很少，只在《周礼》中有零星记载。

动用军队是国家的大事，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天子是不会亲征的。如果是天子亲征，在军队出征前要举行祭天、祭地、告庙和祭军神等祭祀活动。出师前，还要誓师，由天子亲自宣讲誓师之辞。天子御驾亲征，威仪盛大，其本质目的就是为了调动国民为正义而战的热情。

大均之礼

据《周礼地官小司徒》记载，古代的军队建制，以五人为一伍，五伍(二十五人)为一两，四两(一百人)为一卒，五卒(五百人)为一旅，五旅(二千五百人)为一师，五师(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国家根据这一建制来征兵。大均之礼的重点是校核户口，公平地分摊军赋，避免民众苦乐不均。唐宋以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军礼中不再有这一条。

大田之礼

大田之礼，是指古代诸侯都亲自参加的四时田猎，分别称为春菟、夏苗、秋弥、冬狩。《礼记王制》中说，天子、诸侯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每年田猎四次。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而不举行田猎就是不敬。田猎的主要目的是检阅战车与士兵的数量、作战能力，训练未来战争中的协同配合。除此之外，田猎还是为祭祀准备祭品，为招待宾客准备菜肴，为充实天子、诸侯之用。

大役之礼

大役之礼，是指国家因修筑堤防、城郭等役使民众、考察民力的行为。在堤防、城郭开始修筑之前，国家先要通过均平土地来察看人民，以确知可以承担劳役任务的所有人数。大田之礼其实考虑到了有的百姓家里只有一个劳动力，而且上有老、下有小；而有的家里劳动力和男孩很多，这种情况差别很大，所以按照人性化的原则，根据民力强弱来分派任务。

大封之礼

上古时期，诸侯之间相互侵犯，争夺对方领土的事情非常多，当侵略一方受到征讨并将领土夺回之后，要确认原有的疆界，聚集失散的居民，于是举行仪式，这个仪式就是大封之礼。

除了以上五种军礼之外，军队中的车马、旌旗、兵器、军容、营阵、行列、校阅，乃至坐作、进退、击刺等，都要依照一定的仪节进行。军队的日常训练，包括校阅、车战、舟师、马政等，也都有严格的礼仪规定。在战场得胜后，班师回朝又有凯旋、告庙、献俘、献捷、受降、饮至等仪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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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启亲征伐有扈

夏启亲征攻灭有扈氏的甘之战，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无情地粉碎了尧舜禹的“禅让制”体系，开始了皇权世袭的新的政治秩序。

夏启是大禹的儿子，他接替禹掌握了统治天下大权，一心想建立一个“家”的王朝，让王权始终控制在自己及子孙后代手中。但这一想法受到了不知道是夏启同姓氏族还是异姓部落的有扈氏的对抗。面对挑战，夏启决定发兵征讨有扈氏。有扈氏也积极应战。双方军队在甘（在今陕西户县西南，一说在今河南洛阳西南）这个地方相遇。

在决战前，夏启郑重其事地举行了军中誓师礼，他的战场誓师词就是著名的《甘誓》。其中说：诸位将领和士兵们，我现在向你们发布以下命令：有扈氏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作恶多端，罪不容死，上天因此要灭亡它。现在我奉行天意去惩罚这伙恶徒，杀一儆百……事实证明，夏启的战前动员起到了很好的振奋士气、提高战斗力的效果。

哀悯邦国忧患的凶礼

凶礼是中国礼制五礼的一种，是古人关于丧葬、天灾人祸等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从文化经典《礼记》到称为正史的“二十五史”，其中对凶礼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当别人遭遇不幸的时候，表示同情、给予必要的帮助，或是吊唁哀悼，这就是古代的凶礼。凶礼包括丧礼﹑荒礼﹑吊礼﹑禬礼﹑恤礼五种。

表达哀悼的丧礼

丧礼是生者哀悼死者的活动，其核心是通过对死者遗体的处理，来表达对死者的敬爱之情。丧礼是古代礼仪中最为重要的礼仪之一，据《仪礼》记载，士丧其父母，从始死到既殡，包括的主要程序有43项之多。如某国诸侯新丧，则兄弟亲戚之国要依礼为之服丧，以志哀悼，还要派使者前往吊唁，赠送助丧用的钱物等，这些都有特定的礼仪。不仅如此，在丧礼上穿着的丧服以及服丧的时间，都因与死者的亲疏关系而有不同的规定。古代之所以会如此注重丧礼，是因为这是子孙尽孝的表现。

忧患百姓的荒礼

荒礼是我国古代社会礼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荒”是指年谷不熟，也就是通常说的荒年。《逸周书籴匡》将农业丰歉分为成年、年俭、年饥、大荒四种情况。据史料记载,先秦荒礼大致有祷神、变礼、减缮减用，以及提供财物赒补等几种表现形式。如《礼记曲礼》中说“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这是表示同忧、减膳减用。《国语鲁语》中有“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发生饥荒，郑子皮“饩国人粟，户一钟”。《孟子》梁惠王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这都是给百姓提供财物补助以及移民通财等。在灾荒之年举行荒礼，不仅可以起到安抚民心、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同时也有效地节省了财物，有利于人民的生产生活。因此，先秦以后，荒礼仍被社会各阶层所重视。

此外，荒礼还包括疫病流行在内。当邻国出现灾荒或传染病，民众面临生存危机时，国家也要采取救灾礼仪措施。

表达慰问的吊礼

吊礼是对遭受水旱灾害、地震、日月蚀等灾害地区所表示的哀吊和慰问。如邻国遭遇水火之灾，应该派使者前往吊问。鲁庄公十一年秋，宋国发生大水，鲁君派人前往慰问，说：“天作淫雨，害于粢盛，如何不吊?”《谷梁传》说：“三日哭，哀也，其哀礼也。”《汉书成帝本纪》，河平四年三月，对因“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贷。其为水所流压死，不能自葬，令郡国给槽椟葬埋。已葬者与钱，人二千”。除了国家给予补贴外，还会减省礼节和民众负担，有时还会加入祈禳的内容，以求祛祟除祸。

表达救助的禬礼

禬是“会合财货”的意思。如果别国发生祸难，造成重大物质损失，与之结盟的兄弟之国应该凑集钱财、物品来表示救助。如《春秋》记载，襄公三十一年冬，“会(榆)于澶渊，宋灾故”。《谷梁传》中说：“更宋之所丧财也。”意思是说补充宋国因灾祸而丧失的财物，使之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

表达分忧的恤礼

“恤”是忧的意思。邻国发生了内乱、政变、恶斗或是受到外来侵略，虽然财产损失不大，但人心不安，这时友邦之国就应该派遣使者前往存问安否，表达分忧之意。

以上五种凶礼中，禬、恤是国家事务，只有国王和宰辅大臣才可实施这两种礼；丧礼、荒礼、吊礼则不仅国君可实行，各级贵族也可实行。凶礼沿袭至后世，百姓之间也有类似哀悯、抚恤、救助、慰问、分忧的礼俗，虽没有过于强的礼制，但包含的真情厚谊却是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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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依礼埋葬看门家狗

在《孔子家语·子夏问》和《礼记》这专记周礼丧礼典型仪节和典型故事的书中都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孔子家的一条看门狗死了，孔子让他的学生子贡帮他埋葬，并且叮嘱说：“路马死则葬之以帷，狗则葬之以盖。汝往埋之。吾闻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今吾贫无盖，于其封也，与之席，无使其首陷于土也。”

孔子虽然曾为国相，但此时他的物质生活已经比较匮乏了，已经没有条件和以往一样遵循周礼，但对于自己家的看门之狗却也要罩上一个旧车盖，体体面面地将它埋葬。

这件事被记载于叙述礼仪的名篇中，足见孔子葬狗在儒家礼仪中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第三讲 礼器文化篇

礼器的产生及渊源

礼器是在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使用的目的是表明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和等级权力，即“明贵贱、辨等列”。在礼仪中使用何种礼器，以及礼器如何组合，都传达着礼义的信息，所以古人说“藏礼于器”。

礼器，是中国古代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征伐等礼仪活动中的器物，又称“彝器”。

礼器并不是随着人类的出现就出现的。人类诞生后便摆脱了仅仅利用天然“工具”的出于动物本能的“劳动”形式，跃进到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阶段。人类最初制造的器物，首先是生产工具。当然，这些生产工具也兼为日常之用。后来，经过长期艰苦的劳动，生产有了发展，人类自身的体质、智力也有了提高。于是生活器用方面的某些需求日益迫切而且器物的制作也有了可能。可以说，日用器物的产生为礼器的出现做足了准备。

礼器是伴随着礼仪的出现而出现的。作为上层建筑一种构成部分的礼，是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渐形成的。《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古代人类认为必须借助一定的活动来表达对鬼神的敬意。对他们来说，吃饭保命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认为食物对自己很重要，那么，对神来说也一定很重要，所以，礼仪就从饮食开始。饮食所用的器物也便成了礼器。当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和器具的精工制作，礼仪和礼器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礼器方面，种类丰富了很多。礼器最初用陶土烧制而成，上面有刻画或彩绘的图案，形、色简单，种类单一。后来出现了玉质的礼器，形大工精，种类也日益丰富起来，玉璧、玉琮、玉斧、玉铲、玉刀等形制皆进入礼仪活动之中。进入西周，青铜器成为重要的行礼器物，类型繁多、数量巨大、造型庄重华丽、纹饰优美精湛、铭文内容丰富。此外，礼器在组合方面也逐渐礼制化了。《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解诂说：“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而且各级鼎的盛放物品也各有规定。如天子的第一鼎盛牛，以下盛羊、猪、鱼、肉脯、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的鼎内则去掉后两味。卿大夫的第一鼎盛羊，以下有猪、鱼、腊、肠等。士则仅有猪、鱼、腊。关于此，《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载了孟子做士的时候，父亲去世，用三鼎祭奠。后来孟子晋升为大夫，母亲去世了，就用五鼎祭奠。从中可见古代的等级、尊卑观念在礼仪上的表现是非常严格的。

礼器的主要作用是祭祀，但礼器对于维护各级奴隶主的统治地位，以及内部的统治秩序，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从青铜礼器的纹饰看，经常使用的是各种变形的兽面，以及幻想的龙、凤等。这既保留着早期自然崇拜、鬼神崇拜或图腾崇拜的遗风，保留着礼的起源的某些迹象，同时又对那些遗风加以很大程度的改造与发展，使它们具有高贵、神圣、诡奇、神秘甚至令人恐怖的气氛，这一方面是奴隶主的自慰与自卫，另一方面则是对奴隶的震慑。从礼器的铭文看，字数较多的，大多在宣扬奴隶主的统治受命于天，或者宣扬祖先的功绩，或者记述自己受封、受赏的事迹，或者是他们对于奴隶、土地的所有权。祭祀是奴隶主阶级的头等大事。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宗教形式，为自己筑起一道保护的屏障，并希望对被压迫者的精神世界产生威慑力量。

礼器包括的器物很多，种类也很多，概括起来有玉器、食器、酒器、乐器、水器等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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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鼎”的由来

由于礼器在祭祀中具有特殊作用，所以，先秦时期的奴隶主贵族就把在祭祀中最常用而且特别重要、特别宝贵的礼器，视为祖宗和社稷的化身。夏禹就曾铸九鼎，用来象征九州。夏灭后，鼎归商所有；商灭后，鼎又归周所有，鼎就成了传国重器。据说，春秋时楚庄王路过周地，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来表示慰劳，楚庄王乘机向王孙满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暗示了觊觎周室政权的意思，王孙满当即驳斥他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此后，“问鼎”便成为“企图夺取政权”的同义词。

礼仪中的食器

“食”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就好像食物盛放在容器中，与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相比较，食器的发明就是饮食的进化，食器也就成为了饮食的符号。祭祀礼仪从饮食行为中发端，所以盛放饮食的食器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礼器。

从古人的生活可以推出“礼器”的起源，从“礼”字的成型也可溯源到食器，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释礼》中考证:“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丰，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在食器中盛放玉，是“礼”字的原初形态，所以普通的日用品食器，在古代社会也就成为至尊至荣的礼器了。

用作礼器的食器包括烹煮食器和设食器，主要有鼎、鬲、颇、甑、簋、盟、敦、豆、铺、盂、俎、匕等器物。这里具体介绍以下几种。

烹煮食器鼎

鼎是进入奴隶社会后最重要的礼器。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鼎有三部分，即鼎耳、鼎足、鼎身，从脚的数量看，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从用途上又分镬鼎、设食鼎、羞鼎三类。镬鼎，用来煮牛、羊、豕、鱼等牲肉。设食鼎，又称“正鼎”“升鼎”。镬鼎内煮熟的肉食用匕(一种头部尖锐的取食器)取出来，放入设食鼎，并对它们进行再次加工。羞鼎，又叫“陪鼎”。羞鼎内放有配以作料的滋味鲜美的肉羹，食用牲肉前须将其放入羞鼎内入味裹汁。作为礼器使用时，鼎与俎配套使用，数量相等。三种鼎作用不同，不同地位的贵族在鼎的使用上，又有不同的组合。如天子九鼎，配镬鼎七。

作为贵族专用的盛食器和礼器的鼎，原本应该非常典雅庄重，但奇怪的是，鼎上却往往铸有“有首无身”的饕餮。如1959年出土于湖南宁乡的商代大禾方鼎，腹部四壁纹饰着四个大的人面像，高鼻阔嘴，面目凶恶，两额旁有小曲折角，腮边还有两个爪子。其像有脸无身，学者们认为，这就是饕餮。据说，饕餮原是黄帝时代夏官缙云氏的儿子，他非常贪吃，崇尚奢侈，搜刮聚敛，没有止境。学者猜测，鼎上雕铸饕餮形象或花纹，可能想告诫进食者，饮食不要放纵，要有所节制，勿蹈饕餮之覆辙。

烹煮食器甗

甗的造型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甑底是一个有穿孔的箅，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鬲，用以煮水，高足中间可烧火加热。商代甗多为圆形，直耳，侈口，束腰，袋状腹，腹下设锥足或柱形足，器体厚重。商早期花纹简单，晚期多用兽面纹装饰。除实用外，甗在西周末春秋初期作为礼器使用，与鼎、簋、豆、壶、盘等组成成套的随葬品。

设食器簋

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簋在商周时作为重要礼器使用，战国后就极少见到了。商代簋形体厚重，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两耳或无耳。器身多装饰兽面纹，有的器耳做成兽面状。宴享和祭祀时，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上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只有一鼎时则不配簋。

设食器豆

豆与簋同是盛放煮熟饭食以奉神的器物，为表虔敬必须整洁。所以，古人用“簠簋不饬”来斥责为官不廉洁的人。豆，是盛放腌菜、肉酱等和味品的器皿。使用时，按尊卑长幼，也有数量规定。《仪礼公食大夫礼》中明确规定“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铡、九俎，鱼腊皆二俎”。《礼记乡饮酒义》中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可见，年龄越高，面前摆放的豆就越多，体现了对老人的尊重与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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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食器为什么有腿？

商周时代的贵族大都使用青铜制成的食器。他们的食器或者有三条长长的腿，如爵、鬲、鼎；或者有高高的圈足，如觚、豆；或者干脆接一个器座，如簋、簠。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因为商周时代吃饭时既没有桌子，又没有案，人们总是席地而坐，食器也就直接放在地上，所以必须用高高的腿把食器支撑起来。此外，鼎、鬲既是食器，又是煮肉、烧水、温酒的炊器，它们的三条高腿下的空当可以用来烧火。如司母戊鼎那样的大鼎就是放在庭院广场上烧煮牺牲祭祀用的。

礼仪中的酒器

酒的发明，是中国古代的一大成就。有礼必有酒，可以说，礼器作为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其中最主要的可以说是酒器，尤其是青铜酒器。

在中国，酒的发明非常早。原始社会的古人类就已从谷物和剩余熟饭的自行发酵中认识了“酒”。后来陶器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为酒的酿造提供了重要条件。据现有文献与考古资料表明，我国很可能最晚在夏代就已掌握了酿酒技术。《说文解字》中有“少康造酒”的说法。少康就是杜康，即夏朝第六代王。

在号称“礼仪之邦”的古代中国，不仅酒文化源远流长，礼文化也源远流长。“礼”字的本意就是以“醴(酒)”举行的仪式。所以，古代的礼仪活动中一定伴有饮酒礼。酒礼器是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夏、商两代的礼器，以酒器觚、爵为核心。周代鉴于商代酗酒误国的教训，就发布了禁酒令，所以它们的礼器组合也逐渐转为以食器鼎、簋为核心了。

青铜酒礼器主要有饮酒器爵、角、觚、觯、觥，以及盛酒器尊、卣、瓿、方彝和壶等。

饮酒器爵与角

爵，是古代饮酒必备之物。青铜爵的常见形制为深腹，圆底或平底，三锥状长足；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端则上翘，形成一个尖尾；一侧有把手；流与口之间还分立着两个蘑菇状的立柱。爵的整体造型如同凌空飞翔的麻雀。于是古人取雀的形状和鸣叫之义，将这种礼器取名为“爵”。角与爵相似，前后皆为尾，而无流，尾上无柱，较少见。

饮酒器觚

觚的形状像两个喇叭组合，中间细小。觚与爵的组合使用是夏、商两代的礼器共同点。在商王武丁64个妻子之一的妇好墓中曾出土有亚其觚10件，形制高大，是将军亚其进献给妇好的礼物。妇好曾主持祭祀，并作为军事统帅征伐土方、羌方和夷人，是中国有史可考的首位女军事统帅。

饮酒器觥

觥出现于商代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前面有流，下面有圈足，上面有盖。山西石楼桃花者村出土过一件龙形觥，器身呈长条玉米状，头部为昂起的龙形头，有嘴，牙齿外露，龙头有双角突出，全器饰有龙纹和鼍纹，造型也十分奇特。龙形觥可能是用来罚酒的器具。

饮酒器觯

觯的形状是圆腹，侈口，圈足，像葫芦状小瓶，大多数有盖。山西灵石旌介村出土了一个商代晚期的铜觯，没有盖。

盛酒器尊

尊，在礼器中的地位仅次于食器鼎。尊有两种，一种是侈口，敛颈，圆腹，圈足，是从陶尊演化而来的，形状像现在的坛子，另一种是方腹，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就是方侈口，腹四面转角是羊头，突出器外，是商代最大的一件尊。

盛酒器卣

卣是专门用来盛香酒的，它上面有提手。最著名的卣是传说出自湖南安化的虎食人卣，属商代晚期器物，形状像一只蹲踞的老虎，两只前爪抱着一人，口大张，作吞食的样子，但是人脸上并无惧色，手抓虎肩，足踏虎爪，显得十分神奇，通体都装饰着虎纹、龙纹、兽面纹。

盛酒器壶

壶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种类之一，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壶的造型多种多样，有方壶、扁壶、圆壶、瓠形壶等。

总体看来，青铜酒器形制多样，纹饰奇异，充满了神秘感，体现着古人类丰富多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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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爵引发了叛逆？

爵是中国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酒礼器，古代诸侯如果能得到天子赏赐的一尊青铜爵，那就是受到了莫大的恩宠。但有时候，天子如果赏赐不当就会引发不可预料的灾难。

2700多年前，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招来杀身之祸，郑国国君会同其他各路诸侯勤王救驾，保护周平王迁都洛阳，立下了汗马功劳。

100多年后，周惠王在位。郑国国君厉公设宴招待周惠王，惠王就将王后使用的鞶鉴（一种有带子的铜镜）赏赐给郑厉公。不久，另一个诸侯国虢国的国君向惠王要赏赐时，惠王竟然赏给虢公一件青铜爵。郑厉公听说后勃然大怒，怨恨惠王背恩负义。后来，郑国就开始不听从周王的命令，甚至敢于扣押周王派来的使者。由此看来，天子赏赐什么不是随心所欲的，要综合考虑的内容非常多。

礼仪中的乐器

在中国古代，乐器的社会功能已经远远超出音乐演奏本身，自商周起，它就已经集奏乐、施法、行礼于一身，即兼备乐器、法器和礼器的功能。在各种礼仪活动中，以其使用种类、数量的不同来表达不同的礼仪。

“礼”和“乐”是构筑中国传统社会的两大柱石。《礼记》曰：“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周王朝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经过总结、继承和完善，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这种等级秩序表现在礼乐制度上，则如《周礼》中说，王享用的钟磬分四面悬挂，诸侯、大夫、士享用的钟磬依次为三面、二面、一面悬挂。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掘的曾侯乙墓中的编钟、编磬是分三面悬挂的，属于诸侯悬制，符合周礼规定。

除了将“乐”作为一种治国的辅助方式外，古代在举行礼仪活动时都要奏乐，以使“礼”显得更加隆重庄严，文质彬彬。于是，乐器也就具有了礼器的性质。作为礼器的乐器大概包括以下几种。

钟，是一种打击乐器，除用于军乐及“钟鸣鼎食”的宴乐之外，还用于祭祀、祈福等。钟一般呈扁圆形，上有柄，钟口两端尖角下垂。钟的正常放置状态为口朝下，凭借柄的环悬挂在钟架上。青铜钟有钮钟和甬钟两种形式，在祭祀或宴飨时成编悬挂，用木槌打击乐钟的鼓部和鼓右的鸟图案，就能产生两个音频。钟最早见于西周，最初是二、三枚一组，以后渐多起来，如曾侯乙编钟多达 64 枚。

铃，是一种似钟却比钟小的乐器，形体较小，器壁薄，顶部有半环形钮，是单翼铃。《周礼春官巾车》说：“大祭祀，鸣铃以应鸡人”。可见铃也是重要礼器之一。

铙，是一种打击乐器，主要用于祭祀和宴乐。铙的形体似铃但是稍大，口部向上呈凹弧形，体部截面呈阔叶形，两侧角尖锐，底部置有一个中空圆管状的短柄，与体腔内相通，柄中可置木段。

钲，它的形体类似铙，但比铙高大和厚重，主要在南方一带非常流行。

铎，是撞击乐器，形制似铙但小一些，中间有舌，振舌发音，据文献记载，铎可用于军旅和田猎。

钩，是打击乐器，它的形制似铙而长，横截面呈椭圆形，纵向长度稍大于横向的尺度，器壁较厚，口向上，有很浅的凹弧口，底部置一柄，或作扁平，或为圆柱形。

錞于，是一种打击乐器，圆筒形，上大下小，头似椎，中空，顶部有纽，以便悬挂。除作军乐，也用于祭典。

鼓，是打击乐器，青铜鼓传世和出土的极为少见。它形如横置的筒形，上有一个枕形座，用以插杆饰，下为长方形圈足。古代的鼓有单面、双面之别，又有蟒皮、鼍皮、牛皮等鼓面的不同。商代还有通体皆用铜铸的铜鼓，上面饰有鸟形，下面有四足。

《礼记乐记》说：“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酯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显然，在祭祀中，各种乐器按一定的规制配合使用，可起到“序贵贱”，明尊卑长幼顺序的作用。同时，不同乐器所演奏出来的音乐又有不同的作用。“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众君子听竿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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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的金编钟

在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中，陈列着一组由纯金铸成的金编钟。它雍容华贵，尽显帝王气象。自乾隆年间铸成后，每逢重大典仪，便被置于太和殿旁，与琴、瑟、鼓、钹共奏雅乐。

这组金编钟不但用金量世所罕见，铸造工艺也极为复杂。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之时，伴着金编钟古朴悠扬的乐声，他接受百官朝见，万国来贺，真是风光无限。此后，金编钟被藏于太庙，每逢重大庆典才被启用。在《光绪大婚图》中，还可看到放置在太和殿东檐下的这组金编钟的身影。在末代皇帝溥仪的大婚典礼上，这组编钟最后一次在故宫盛典中奏响。

礼仪中的玉器

玉有着丰富的人文含义，所以古代贵族将它制成各种形状、大小用于礼仪活动中，它不仅区别着礼仪活动的规模，还区别着主人身份地位的贵贱高低。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解释说：“玉，石之美者。”接下来他提出了玉的五种美德：仁、义、智、勇、洁。可见，玉蕴涵着丰富的精神含义，这其实也就是古人认为玉之美的所在。不仅如此，许慎对“玉”字本身又解释说：“象三玉之连，其贯也。”其含义是“玉”是象形字，本义是三块美玉用一根丝绳从中间穿起来，“三玉之连”还隐含着天地人相融通。正因为玉被人们赋予如此丰富的内涵，所以玉器在中国古代礼仪中被广泛使用着。

但并非只要是玉就是礼仪中的玉器。礼仪玉器主要指璧、琮、圭、璋、琥、璜六种，被称之为“六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古人认为天圆地方，“以苍璧礼天”，那是因为天是圆的，又是苍色(青色)的缘故；“以黄琮礼地”，那是因为地是黄而方的。古人用玉的颜色和形制，来配合阴阳五行之说，就产生了祭祀天地四方的礼仪玉器。

璧，是一种有孔的圆形板状玉器，也有不是正圆而呈扁圆形的。在玉器中，璧是用于祭天的玉器。玉璧最早出现在新时期时代，考古发现最早的玉璧是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也有出土的玉璧。玉璧在商周时期比较兴盛，汉以后逐渐式微。玉璧除了作为礼器，还是权力的象征，用作佩戴和墓葬。

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有的器型高大、有的比较矮小。琮在新石器时代非常流行，到了殷代也常出现，汉代已很少见。最早的玉琮见于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距今约5100年。琮既是礼器，也作为葬器而被贵族使用。

圭，是一种下端平直，上端尖锐或平整的长方形玉片，上端是平头，与石斧之形相近，称“平首圭”。上端尖锐呈三角形的叫“尖首圭”。在古代，圭作为礼器，一方面是天子和大臣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时也是朝会典礼时的必带之物。圭依其大小，来区别主人身份地位的尊与卑。

璋，把圭的上端斜着削去一道斜边，剩下的便是璋的形状，所以《说文解字》称：“半圭为璋”。璋在古代朝聘、祭祀、丧葬、发兵中用来表示瑞信。它的形制大小、厚薄、长短，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而有大璋、中璋、边璋、牙璋等。瑞信用大璋，祭大山川用中璋，祭中山川用边璋，发兵用牙璋，首部似刀，而旁无刃。

琥，是一种刻有虎纹或雕成伏虎形状的玉器。与“六器”中的其他五种礼仪玉器相比，“琥”是最写实的，其他玉器都是抽象化了的几何图形，只有“琥”，即使经过图案化也依然能够看得出虎的造型。琥是以白虎的身份来礼西方；以虎符的身份来发兵。但目前的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出土琥的实物。

璜，是一种弧形的玉器。一般认为半璧为“璜”，但大多数璜只是璧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只是四分之一。璜虽为弧形，也呈现多种形制，有扇形、半环形、半月形、拱桥形等。一般说来，大型璜作礼仪玉器，中小型璜为佩玉。玉璜作为礼器开始使用，是在商周以后。

除了以上六种礼仪玉器之外，在重要场合中还有一些玉制的玉斧、玉戚、玉钺、玉戈、玉刀等，这被称为“仪仗器”，主要是用来保持统治者的威严，增强威仪的器具。挖掘出来的仪仗器都没有被使用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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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明身份地位的玉

古人在穿着礼服的同时也需要按照一定规制佩戴玉器，以标明自己的身份地位。《礼记·玉藻》中记载有天子要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苍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玟。也就是说，玉的颜色、质地成了古代贵族明尊卑的凭借。另外，《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的说法。镇圭，长一尺二寸；桓圭长九寸；信圭长七寸；躬圭长七寸。玉的形制也是辨别等级的凭借。

第四讲 礼典文化篇

于圜丘以祭天神

作为人类祈求神灵赐福禳灾的一种文化行为，祭天曾经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至清末，我国一直在举行祭天典礼，绵延约五千余年，可谓源远流长。

祭祀在古代是一件大事。对于不同类别的神灵，古人祭祀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所用歌舞、祭品种类与规格等都有不同，参祭者的身份也有区别。这和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及其等级观念有极大的关系。《礼记王制》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也就是说，只有天子才有祭祀天与地以及一切神灵的资格。显然，古人的祭祀礼仪有着很严格的规制。

祭祀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有规定。就祭天而言，一定要在冬至日，在南郊举行祭祀仪式。这是因为古人认为天阳地阴。冬至日，天气转暖，阳气上升，所以选择这一天来与天神相交接。在方位上，南方也为阳，所以选择南郊。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因此把祭祀天神的地方建造成天的形状——圆形，亦称之为“圜丘”。在祭祀时，要在圜丘之上堆积柴草，焚烧玉帛、祭牲等，使天神于烟气之中歆享到人们的敬奉，因此又称天神之祭为“燔柴之祭”。

祭天在历朝历代都有所不同，但究其根本，其祭天的仪式和程序都是以《周礼》为基本而制定的。以明、清两代为例，祭天仪式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祭天前的活动

卜日：由于祭天礼固定于每年冬至和正月的第一个辛日，所以后来不再卜日。

斋戒：斋戒期间，所有参加典礼仪式的帝王和文武侍臣必须沐浴更衣、解除嗜欲、不饮酒、不吃荤，更不能接近女色，用来表示对天的虔诚。

陈设：祭天时的陈设要求很严格，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待事的次序、即事的位置、门外的位置、牺牲器具的位置、席神的位置。陈设必须严格按照规章进行。

省牲器：即把各种礼器安放于各个规定位置，随后对其进行清洗、打扫等工作。天子与百官要对礼器和牺牲进行仔细的检查，还有监督宰杀、取毛盛血、烹煮等整个过程。

祭天当日的活动

迎帝神：皇帝从昭享门（南门）外东南侧具服台更换祭服后，便从左门进入圜丘坛，至中层平台拜位。此时奏“始平之章”，皇帝至上层天帝神牌主位前跪拜，上香，然后到列祖列宗配位前上香，叩拜。回拜位，对诸神行三跪九拜礼。

奠玉帛：皇帝到主位、配位前奠玉帛，此时奏“景平之章”，回拜位。

进俎：皇帝到主位、配位前进俎，此时奏“咸平之章”，回拜位。

行初献礼：皇帝到主位前跪献爵，回拜位，奏“奉平之章”，舞“干戚之舞”。然后司祝跪读祝文，乐暂止。读毕乐起，皇帝行三跪九拜礼，并到配位前献爵。

行亚献礼：皇帝为诸神位献爵，奏“嘉平之章”，舞“羽龠之舞”。回拜位。

行终献礼：皇帝为诸神位依次献爵，奏“永平之章”，舞“羽龠之舞”。光禄寺卿奉福胙，进至上帝位前拱举。皇帝至饮福受祚拜位，跪受福、受祚、三拜、回拜位，行三跪九拜礼。

撤馔：奏“熙平之章”。

送帝神：皇帝行三跪九拜礼，奏“清平之章”。祭品送燎炉焚烧，皇帝至望燎位，奏“太平之章”。

望燎：皇帝观看焚烧祭品，奏“佑平之章”，然后起驾返宫，大典结束。

类似于这样的祭天典礼延续了约五千年，祭天如今已经成为我国古老文明的文化遗产，它展示着传统中国的祭天历史和祭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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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屋天坛和北京天坛

王屋山的主峰天坛山（又名琼林台）海拔1715米，是中华民族祖先轩辕黄帝设坛祭天的地方，被称为“太行之脊”“擎天地柱”。自黄帝始，历代皇帝均来此祭天，直到明成祖朱棣碍于交通不便，才在地球同一轴线上的北京建起了北京天坛。

北京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是按照中国传统礼仪制度建立的国家祭坛。自1420年天坛建成起，皇室每年都在天坛举行盛大的祭天大礼以求上天的庇护和福佑，曾有23位皇帝举行过682次祭祀大礼，4000多亩的天坛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场所，1914年天坛举行了最后一次“祭天大典”。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废除祭天祀典，并于1918年改天坛为公园。 body>

于方丘以祭地神

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天和地是一阳一阴、一乾一坤，构成了整个世界，是万物的本源。所以在崇拜天的同时也十分崇拜地，在祭祀活动中不但天地两者对称相配，而且它们在众多祭祀活动中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就有“父天而母地”的说法，这是因为当时人们知道是大地养育了万物。所以，祭地便是人们对地母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

据记载，“圆丘大坛，祭天也；方泽大折，祭地也”“祀天于南郊圜丘，祭地于北郊方泽”等。也就是说，祭祀大地，要在夏至日这一天在泽中方丘祭之，而且要在都城的北郊。这是因为，天气从夏至日这一天开始逐渐转凉，万物逐渐走向凋零、衰败，这是一个阳尽阴生的日子。地属阴，北郊也是阴象。这两点正好与祭天礼仪相反。天圆地方，选择方丘祭地，既体现了法地的思想，也表示了对地的敬重。

在祭祀仪式上，古人认为祭地与祭天应该“同服”“同器”“同牲”，而且祭祀仪节基本相同，不过，祭法不同。例如祭天用燔柴升烟，祭地却是血祭，即将牺牲等祭品的血浇灌于地，使牲气下达于地，让地神歆享。祭祀用的牺牲，祭天为苍色，祭地为黝黑之色；在用玉方面，祭天为苍璧，祭地为黄琮，前者为青蓝色圆形玉，后者为黄色方形玉。

除了祭祀大地，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度里，春、秋两次祭祀社稷神也是国家的重要典礼。春、秋两次社稷祭祀的时间，分别选用仲春月、仲秋月的吉日。在祭社之日，周天子要穿戴絺冕礼服，亲自主持祭礼，司农、司空帮助检查祭祀器具与祭品牺牲。在奉献的祭品中人血或牲血最重要，所以《周礼》说：“以血祭社稷”。血祭社稷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将血直接滴入土中；二是涂血于社稷神主之上；三是供血于神位之前。祭祀社稷时，要击鼓、舞蹈。社稷祭祀在古代时分时合，以社祭为主，各地均有自己的社祀活动。隋代国家分立社坛、稷坛，各以太牢致祭。明清二坛合一，立社稷坛，列为国家上祀。

此外，祭祀地神还有一种貍沈之祭，这是对五岳山川等的祭祀。“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则神小”（《抱朴子登涉》）。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其中五岳四渎的祭祀最为重要。祭五岳用血祭，祭山林川泽则用貍沈之祭。祭祀山林就是将牺牲、玉帛埋入土中，表示对土地、山林之神的祭奠。祭祀川泽就是将牺牲、玉帛沉入川泽，以表示对川泽之神的祭奠。

但是，由于五岳、四渎、四海、四镇分据天下四方，君王难以一一前去祭祀，这时就采取望祭的方式。即在京城南郊设名山大川、五岳四渎祭坛，远望山川而祭，祭品用牲要与各方之色相合。

从中国传统礼文化的发展与继承来看，明代达到一个高潮，帝王对于国家祭祀重典高度重视。对地的祭祀时间为夏至，其祭祀活动的隆重程度、规模之大、成本之高是历代所不及的。明代初期在南京钟山之北建方丘坛。据历史记载，洪武二年夏至，太祖朱元璋曾到此祭祀。洪武十年又改成在圜丘合祀天地。到了明世祖时期，明代迁都北京后，在天地坛和大祀殿共祀天地，其制度与洪武年间相同。从嘉靖时期开始，把天地合祭改为分祭，后在北京安定门外的东面修建方泽，通俗地说也就是地坛，每年夏至都要在那里举行方丘祭地大典。清代时期的祭地仪式基本上沿用明制，也与祭天仪式大同小异，只是略有改动，只是方泽祭地仪式更加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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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唯一幸存的帝王祭地坛

北京地坛是明、清两代皇帝“夏至”日祭祀地皇神祗的地方，也是明清北京五大坛之一。它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命名为方泽坛，嘉靖十三年(1534年)，改名为“地坛”。清代多次进行扩充和改建，乾隆年间曾改建了主体建筑方泽坛和皇祗室，形成现在的形制。

地坛的主体建筑是方泽坛，俗称“拜台”，盛大的皇家祭地礼仪就在这里举行。方泽坛平面为正方形，以水渠环绕象征“泽中方丘”，正方形平面象征“天圆地方”。坐南朝北的布局和按六八阴数铺成的墁石象征“地为阴”，黄琉璃砖象征“地谓之黄”。

地坛是我国规模最大、唯一幸存的帝王祭地之坛。明、清两朝共有14位皇帝连续381年在此祭地，直到1912年清皇朝被推翻而告终。1925年地坛被辟作京兆公园向市民开放。

于宗庙以祀人神

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尊祖、敬祖意识浓郁，人们对血亲祖先、人文祖先有着很强的追念与依赖心理，定期举行的各种祭祀仪式，就是与祖先神灵对话的机会。取得神灵的佑护，维持现实秩序是人神祭祀的主要目的。

“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宗庙祭祀源于上古人的祖先崇拜。所谓宗庙，据《释名》记载：“宗，尊也；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我国古人认为，宗庙是祖先亡灵的寄居之所。所以，祭祀祖先要在宗庙中进行。

宗庙祭祀在古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祭礼。对于祖先的祭祀有两个原则，一是将家族历史上有着特殊功绩的第一代祖先确定为世代祭祀的对象，称为“太祖”；二是祭祀近几代的祖先。在祭祀的方式上，采取“周祭”与“合祭”的方式。周祭，是一种施行于殷商以后的大型祭礼。这种祭礼是用多种祭祀形式轮番祭先王及直系先王的配偶。整个祭礼完成一次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甲骨学上称为“周祭”或“周祀”。合祭，即祫祭。按周代礼制规定，王室七代以上的祖先神主平时收藏于太祖庙中，五年一次，出其神主合祭。

周代有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礼记王制》中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合而为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合而为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合而为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昭、穆是指宗庙的排列次序，各个庙都向南，昭庙在左，穆庙在右，依次排列。自太祖以下，第二、四、六等偶数之祖为昭，第三、五、七等奇数为穆。周代宗庙中的神主一般用桑、栗等木制成，平时收藏，祭祀时取出。祭祀之日，要供上香酒、祭肉，还要奏乐、舞蹈。祭祀完毕，参加祭祀的宾客与同姓诸侯分食祖宗享用过的祭品。

古人考虑到祭祀之仪过于频繁，则人们会厌倦，因而祭祀也没有足够的敬意。如果次数太少，人们又会怠慢、遗忘。所以，按照天道运行的规律，对天子、诸侯的宗庙规定了四时之祭，这在先秦已经成为制度。四时之祭就是“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礿与禘体现阳的意义，尝与烝体现阴的意义。而禘为阳气之极盛，尝为阴气之极盛，所以禘、尝两次祭祀极为重要。

人神之祭，除了祭祀祖先外，还包括对先代帝王以及先圣、先师的祭祀。秦汉以来，三皇五帝以及后世历代圣君贤王，都被列入国家祀典。对于什么样的人进入国家祭祀的范围，《礼记曲礼》说：“夫圣王之制礼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勤死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古代的先王祭祀，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标准。

中国古代重视礼教，对于在伦理教化上有突出表现者，即所谓“礼乐读书”之官，国家将其纳入祭奠“先圣先师”的祀典。最初的祭奠没有特定的对象，至汉代，先圣定为周公，孔子定为先师。唐代，罢周公单立孔子，并以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为先师而配享。配享先师的人，后来渐渐增加到四配、十哲。四配是颜回、曾参、子思、孟轲，十哲是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予、子贡、冉有、季里、子游、子夏。他们都是孔门弟子中非常优秀的人。到清代，增加为十二哲。此外，在孔庙中还有一些受祭者，他们的级别低于四配、十二哲，被称为先贤（仍是孔门弟子）、先儒（历代儒家杰出学者）。祭祀这些先圣先师的地点在学宫孔庙，每年春、秋行祭祀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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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庙

孔庙是祭祀孔子的本庙，是分布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家2000多座孔子庙的先河和范本。孔庙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南门内，是第一座祭祀孔子的庙宇。

孔庙最初建于公元前478年，据说，孔子死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其故宅改建为庙。此后历代帝王不断加封孔子，并扩建庙宇，到清代，雍正帝下令大修，扩建成现代的规模。

孔庙是以皇宫的规格而建的，是我国现存规模仅次于故宫的古建筑群，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祠庙建筑的典范，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庙内共有九进院落，有殿、堂、坛、阁460多间，门坊54座，“御碑亭”13座。孔庙内的圣迹殿、十三碑亭及大成殿东、西两庑，陈列着大量碑碣石刻，特别是这里保存的汉碑，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

以报天功的泰山封禅

封禅是古代的一种专门在泰山举行的天地合祭典礼，历代帝王中好大喜功者多将封禅作为一种盛典而给予特别重视。

“封禅”，专指在泰山举行的天地祭祀仪式。《史记封禅书》说：“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古人认为“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于是，凡是所谓“受命于天”的帝王，为答谢天帝之恩，便到接近天神的泰山祭祀。积土为坛意味着增泰山之高，表示对浩荡天恩的感激；到泰山附近的梁父、社首等小山丘堆积泥土增加地的广厚，以酬谢大地之神对万物苍生的恩赐。

封禅与祭天、祭地相同，也起源于原始崇拜。但它的来源却是基于邹衍“阴阳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基础。

从周朝最后一位君王周成王祭祀泰山后，泰山封禅沉寂了800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激烈的冲突中，学者们预感到更高形态的大一统国家即将出现，于是，他们为这种新变化开始制造理论依据。其中有一位叫邹衍的思想家，他的理论为“阴阳五德终始说”。邹衍认为，江山不可能终属一姓，江山易姓是控制宇宙的五种力量“木、火、水、土、金”相克相生、循环运转的结果，朝代更替是“顺天而行、受命于天”。所以，为了新朝代取得“应运承天”的合法性，向天下昭告德运转移，应到泰山上举办一个仪式祭天祭地，即封禅泰山。之所以到泰山，一是因为泰山自古就是天子祭天的神坛，二是泰山居于东方，按“五行”理论，东方是阴阳交代、万物发生发育的地方。如今泰山近南天门的盘道东壁上，还刻有“峻极于天，发育万物”八个大字。

中国首位封禅泰山的皇帝是秦始皇。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行东方，依照“五德终始”理论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泰山封禅大典。封禅大典分两步进行，首先辟山修路，从泰山之阳登上山顶，“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这是封礼。从泰山之阴下山，“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天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这是禅礼。由丞相李斯撰书的泰山刻石上镌刻着秦始皇功德铭和二世诏书，刻石原文222字，历经沧桑，现仅存十字。

然而，并不是任何一位帝王想封禅泰山就可以去的，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也就说，帝王当政期间要有一定的功绩，即要使天下太平，民生安康才可封禅、向天报功。至于天降祥瑞，则比较隐秘。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相应”的思想，后来成为谶纬之学。他们认为帝王贤明，就会出现太平盛世，如果是在太平盛世将来之时，天往往会降祥瑞以示征兆，即所谓的“国之将兴，必有征祥”。

汉武帝刘彻是西汉第六位皇帝，15岁登基，在位54年。他登基后采取了许多富国强兵的措施，慑服了匈奴，平定了内乱，开创了西汉自高祖以来的鼎盛局面。他对自己开创的天下一统的西汉王朝十分得意，认为自己符合封禅泰山的条件，所以在前后21年的时间里，封禅之礼便行了8次之多。

封禅作为一种祭祀天地的典礼，它在举行的过程中无疑能起到加强封建帝王统治地位的作用。因为一般封禅都会写封禅祷文，表达受天之命，祈求天帝保佑和赐恩降福，这无疑也在昭告天下“君权神授”，不可不尊。此外，封禅还起到粉饰太平、宣扬德政的作用。因为凡是举行封禅典礼的帝王都会借机宣扬本朝的太平、强大、富庶和繁盛，为自己和本朝歌功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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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未能封禅泰山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可以说很有功绩了。贞观五年(631年),群臣请求唐太宗封禅泰山，遭到了太宗的拒绝。贞观六年,公卿大臣们再次请求举行封禅大典，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但魏征表示反对。魏征引喻确切，言词诚恳，忠贞之情溢于言表，唐太宗无言反驳，便决定暂时不去泰山封禅。公元641年，唐太宗终于下诏要“有事于泰山”，但车行到洛阳时，一颗彗星划过天空，不久边境传来战事，唐太宗只好打道回府。终其一生，唐太宗也未了封禅之愿。

新皇即位的登基大典

古代天子在建国或继承王位时，通常都要举行十分庄严隆重的登基大典，用来表明自己的权力来源于天地祖宗之命，显示君主至高无上的尊严和威仪。

登基也称“登极”或“即位”，指获得或继承最高统治权力。登基大典是新皇即位后举行的最为盛大且最为繁冗复杂的礼仪活动，因为这一活动中包含的仪式繁多，场面庞大，涉及的人数也非常多。

登基大典还是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文献通考》中说：“事莫大于正位，礼莫盛于改元。”中国古代社会是家国不分的，所以，无论谁登上最高的统治地位，就享有了对全体臣民的统治权，也获得了对全国土地的支配权。因此，历代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经浴血奋战夺得皇位，还是依靠血缘关系世袭了皇位的继承权，他们都要隆重热烈地举行登极礼仪，通过这一仪式中的祭天、告祖活动，表明自己获得的皇位是合理合法且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发号施令也才是“代天行令”。

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周成王死后，康王告殡宫而即位的典礼是关于皇帝登基最早的记载。自秦始皇六合天下，一统全国，确立皇位之尊后，几乎历代统治者在开国之初或新天子即位时，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借以显示皇权的合法性，并宣布新的统治时期的开始。秦及西汉，这一仪式还处于草创阶段，到了光武帝即位时，登基大典才有一些仪式的记载。此后历代有变革发展，到了明、清两朝，登极典礼最为完备。无论是规模的浩大，还是制度的严格，都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各代。

从宏观的角度看历代的登基仪式，其主要内容大致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皇帝亲自或派遣专门官吏去祭飨天、地、宗社，抵告受命于上天和祖宗。

第二，皇帝亲御正殿，穿戴衮冕礼服端坐在御座之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行礼，以及称臣上表，确立君臣之分。

第三，在国家内外颁发即位诏书，同时宣布改元、大赦。

一般而言，开国君主的登基典礼比较隆重，有奏乐、舞蹈、赐宴、鸣钟鼓等喜庆仪式。但是，在某一朝中如果旧天子驾崩，新皇帝即位，那么会由于受丧事的影响，登基典礼显得比较简单，赐宴、奏乐等各种仪式都不举行。比如清代的乾隆皇帝即位就是如此。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在圆明园内突然去世，当天将灵柩运回紫禁城，安放乾清宫内。继位皇帝弘历守灵。九月初三，登基大典的准备工作就绪后，礼部尚书上奏请求即位。乾清宫的正门要垂帘，表示丧事暂停。弘历到保和殿降舆，先到中和殿升座，各级官员行礼。礼毕，官员各就位，礼部尚书再奏请即皇帝位。翊卫人等随弘历御太和殿。弘历升宝座即皇帝位，这时如果按规定，应该由中和韶乐乐队演奏，但由于处在先皇帝的丧期，所以音乐是设而不作，只在午门上鸣钟鼓。

乾隆皇帝即位后，阶下响三下静鞭，群臣在鸣赞官的口令下，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礼。典礼中，百官行礼原也应该奏丹陛大乐，此时同样设而不作，群臣庆贺的表文也进而不宣。

最后要颁布诏书，以表示皇帝是“真命天子”，仪式庄严而隆重。首先，大学士将诏书捧出，交礼部尚书捧着到阶下，交给礼部司官放在云盘，即装饰有云纹的木托盘内，由銮仪卫的人擎执黄盖共同由中道出太和门，再响静鞭，乾隆帝还宫。文武百官则分别从太和门两旁的昭德门、贞度门跟随诏书出至午门，将诏书放在龙亭内，抬至天安门城楼上颁布。乾隆帝返回端凝殿后，再换上孝服。大学士等将“皇帝之宝”交回，贮存在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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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换代的标志——改年号与改元

年号，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一大“发明”，是古代皇帝用于纪年的专有名号，所以，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不同的皇帝要有不同的年号，否则会有自认藩属或臣服的嫌疑。但是，一个年号也可以在不同时期重复使用，如“建元”就被使用过5次。一个皇帝也可以有几个年号，如汉武帝在位54年（公元前140年至前87年）就有11个年号。

改元，就是新皇帝即位时或者某位皇帝在位期间更换年号，这是改朝换代的标志之一。如弘历即位后就将雍正年号改为“乾隆”，每个年号开始的一年称元年，如乾隆元年。除此之外，改元还可以体现当政皇帝的心愿。如南朝宋泰豫元年（472年），因明帝久病不愈，于是改元，把它当成消灾治病的药方。

君尊臣肃的常朝仪

常朝仪是帝王处理国家政务的重要活动之一，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都遵循着尊君肃臣这一基本精神。常朝仪显现了皇帝的至高无上，皇权的无所不能和封建等级的森严无比。

上朝礼仪简称“朝仪”“朝礼”。朝，指的是在清晨入宫廷理事。《孟子公孙丑》中说：“朝（早晨）将视朝。”《诗经齐风鸡鸣》也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这些都描写的是我国古代君臣要在鸡鸣天亮的时候入朝，文武百官天不亮就要起身去参加朝会的情形。

在我国古代，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只要临朝理政，都要举办朝仪。古代朝仪分为两种：常朝仪和大朝仪。

常朝仪是皇帝与大臣在朝堂上办理政务的礼仪，主要涉及听朝的场所、听朝的时间，以及与听朝相关的仪式和特殊规定，文献史籍中所谓“朝仪”“朝礼”，如无特殊说明，大多数都是指常朝礼仪。

常朝仪有很多种类。如因皇帝登朝时间的不同，而有早朝、午朝、晚朝的区分；因觐见人员身份的不同，而有皇太子朝、诸王朝、诸司朝藩属来朝等的区别。

朝仪的产生根源于朝会。早在成汤建立商朝时就有了朝会。《史记殷本纪》曰：“汤改正朔，易服色，尚白，朝会以昼。”据记载，当时的朝会五年举行一次，举行朝会时各地的诸侯齐会于某地，一般来看应该是商的都城，觐见商王。

西汉高祖刘邦时期，儒士叔孙通制定了朝仪，使刘邦品尝到了做皇帝的尊贵味道，这一故事是我国历史上关于朝礼的最早记载。

隋代时期的隋文帝是个很勤勉的天子，他每天清晨都要临朝视事，而且经常由清晨一直工作到太阳偏西。唐代初期，皇帝每月的朔、望日在太极殿坐而视朝，两仪殿则为日常听朝视事的场所。据《新唐书职官志》记载，按品级高下有不同的上朝规定，如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入朝；文官五品以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称为“常参官”等。

明代洪武年间制定了朔望朝仪，即遇到朔日、望日，皇帝穿着皮弁服亲临奉天殿，百官穿朝服，按秩序站好后行拜礼，有事要奏者由西阶升殿，奏完后走下西阶。此外，明代还出现了一些新规定，如创建牙牌制度、规定朝班次序牌制度、百官正月节日放假制度以及忌日朝仪、辍朝制度等。

清代，顺治皇帝用“逢五视朝制”（即逢初五、十五、二十五视朝）。康熙皇帝则将朝参文武官员按次列为九班，以击鼓为号，起立听统一指挥，引入殿内行跪拜礼。到了雍正时期，规定了奏事次序，户、礼、兵、工四部轮班上奏等。

常朝仪因次数频繁且有例行公事的意思，所以，具体礼仪相对简单一些。仪仗、护卫的陈设比较实用，参见的官员都身穿朝服按时、按班各就各位。皇帝出宫时，乐队奏乐。皇帝御殿，升座，乐队停止奏乐。文武各官行一拜礼参见皇帝，有关官员按部出班奏事。皇帝听取各官及宰辅汇报和意见后，或当场裁决，或交给某部门或某几个部门就某事提出建议或处理意见。

此外，在常朝仪中，最重要的是体现君贵臣贱、君重臣轻，以及“礼贵尊尊”的尊卑等级秩序思想。所以，历朝历代在订立朝仪时，都非常强调官员上朝时的班序、位次问题。通常情况下，在文武官员不分职设班时，朝仪班序一般按爵次的高低分别：爵位尊崇的在前，爵位低微的在后；职务重要的在前，职务较轻的在后。

常朝仪不仅是皇帝享受皇权的时候，常朝仪的次数也体现了皇帝是勤政还是荒政。如唐玄宗自从“三千宠爱”于杨贵妃一身后，就无心理政，白居易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就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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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黯不满朝仪班次

汲黯是西汉初年的名臣，他出身于名门，也很有能力。可是汲黯为人傲慢，经常当面顶撞人，即使对皇帝也如此。就因为此，他虽然政绩显著，也得不到汉武帝的青睐，得不到提拔。以致公孙弘、张汤等这些他曾经的属下也日渐比他显贵。这些人上朝时往往站在他前面，他却只能尾随其后，这使他很难堪，就难免有了一些怨言。在上朝朝见汉武帝时，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使用群臣就像堆柴垛一样，后来的堆在上面。”汉武帝听了很不高兴，后来汲黯险遭不测。由此看来，常朝仪中，班序、位次在群臣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吉庆之日的大朝仪

历代封建帝王常朝礼仪之外的大朝仪，是继承和糅合了上古嘉礼和宾礼中的许多成分而形成的，它是朝会庆贺中最为隆重的仪式。

大朝，也称“大朝会”，顾名思义，是指比常朝规模更盛大的朝会。在大朝仪时，皇帝大会文武百官，有时还包括外国使臣。大朝仪是一种十分庄重的典礼，也是一种十分隆重的仪式，但是，大朝仪这种朝会皇帝一般不处理国家政事。

在我国古代，举行大朝仪的时间多是在元旦、冬至及大庆之日（如皇帝寿诞）。

元旦，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人们要辞旧迎新，所以，历代统治者都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节日。在这一天，皇帝要与文武百官及地方朝集使、藩属、各国使者或君长欢聚一堂，共贺佳节。据唐代《开元礼》记载，元旦这一天，皇帝、皇后首先要接受以太子为代表的宗室皇亲的朝贺，然后要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最后要接受少数民族首领、外国使者的朝贺，每一次朝贺之后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宴会以示庆贺。

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但是，从这一天起白天逐渐加长，阳气逐渐生于阴气，自然界中万物潜动。历代统治者也认为这一天是“阳气始，君道长”，也非常值得庆贺。

皇帝是天之骄子，皇帝的生日也就是万民尊长的诞生之日，隆重庆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此外，如久旱遇甘露降生，或开疆拓土、四夷朝贺、宝鼎出现等喜庆之事，历代统治者也要举行大朝会进行庆贺。

据记载，汉代就有了元旦大朝会的通例。在这一天，夜漏未尽七刻，钟鸣，贺礼开始。百官群臣依次要奉献贺礼，礼物根据职位、爵禄的大小多少而有所不同。这一制度为历代所沿袭。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朝仪的举行与两汉时期大致相同，但是在晋代却更具体了。即将正月元旦的朝会称为“元会”或“正会”，冬至的朝会称为“小会”或“冬会”。前者是国家最隆重的庆典，后者的规模相对要小一些。但与一般的宫廷庆典相比，这两次大朝仪还是最主要且隆重的活动。到了唐代，将元旦、冬至两大朝会合称为“正至”。大致仪节如前所述。

辽金时期的大朝仪基本与汉代相同，只是朝仪时使用的音乐与舞蹈有着比较浓厚的民族气息。

宋代初期，每年的大朝仪有元旦、五月朔日、冬至，共三次，后来金兵袭击时，掳走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宋代就不再举行朝贺了。绍兴十五年时虽然开始恢复，但是规模已经大大缩小了。

到了明朝，大朝仪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制定好了，具体仪式与登基仪式比较相似，可见其重视程度以及奢华盛大的程度。

在清代，元旦、冬至和皇帝诞辰日被称为“三大节”，都要举行盛大的大朝贺仪。清朝的大朝仪与登基仪基本一致，只是乐队不再是摆设，而要演奏。与明朝相比，其间的场景布置与人员站位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过最大的变化在于清朝大朝仪后没有山呼万岁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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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朝仪中的三跪九叩礼

“三跪九叩”礼，是古代最重的礼仪。最初，古代以拜两次作为大朝仪的常礼。但到了清代初年，改为朝会大典要三跪九叩首。按照清王朝的规定，皇帝在举行大朝仪时，乘舆行至保和殿，降舆后先到中和殿升座暂息，接受在典礼中的侍班、导从、纠仪、执事各官行三跪九叩礼。到太和殿升座之后，在丹陛大乐声中，再接受文武百官行的三跪九叩礼。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三跪九叩礼也被废除了。

清朝男子行跪拜大礼的具体情形是：行礼者肃立，按先左后右的顺序“啪、啪”两下，放下马蹄袖，跪在地上，上身挺直，臀部放在脚后跟上，磕三次头，起立；同样的动作做三遍，一气呵成。

后继有人的册封太子礼

太子是一个国家的继承人，决定着国家的未来，所以，册立太子的仪式是中国宫廷中较为重要而隆重的几大仪式之一，也是中国宫廷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有着浓厚的帝王生活色彩。

在古代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国家变成了皇帝的私有财产，皇帝成为国家的根本。为了保证皇权始终掌握在一家一姓手中，也为了自己的亲属能够和自己共同享受、并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国家，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册命分封太子、同姓王、公主、皇后及妃殡们。因此，中国古代就形成了一套特殊的册命分封制度。为了使这种制度合理合法化，人们又给它披上一套礼仪的外衣。

在所有的册封礼仪中，最为重要的是册封太子的礼仪。因为作为皇室至亲的太子，他将是国家的储君，皇位的继承人。所以，历朝历代都把册立皇太子视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也正因此，帝王们虽然厌烦繁冗的礼仪，但在册立太子礼仪上却都十分认真而隆重。

历代册立太子的礼仪都不相同，如汉代在册立皇太子的这一天，文武百官要身穿朝服，齐集在宫中大殿。专司宫中礼仪引导的使者要郑重地引领皇太子到皇帝的御座前，面向北对着御座。三公之一、相当于宰相的司空则站在太子的西北，向东侍立，宣读皇帝册立太子的策书。策书宣读完毕后，皇帝近侍官中常侍手持太子印玺、绶带，神情庄重地交给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接受太子印玺、绶带。使者高声喊道：皇太子臣某（太子名字）。另一位赞礼官应声说：可。这时册立太子的仪式进入高潮。三公正步上阶，到殿恭贺，齐呼皇帝万岁，皇帝宣布大赦天下。册立太子的仪式到此结束。汉代以后，册立太子的仪式根据不同的年代处于不断的丰富完善中，到了明代，册立太子的仪式达到最为繁琐的程度。清代，接受前代太子之争的教训，康熙帝下诏废掉太子制度，改由皇帝生前秘密确定皇储，写下遗诏，在皇帝驾崩后由大臣当众宣诏，被立为皇储者即刻登基。但是，这也不能避免皇位之争。

总之，无论是哪一个朝代的册立太子仪式，大都包括以下几个程序：

祭祀：册立之前的某天，由皇室成员或皇帝指派某位官员主持祭告天地、社稷、宗庙，通过这种方式来诏告天地、社稷、祖宗，获得他们的同意与许可，使被册立的太子成为敬天应命的合法储君。

仪仗准备：册立当天，相关的部门在指定的宫殿设立皇帝、太子以及文武百官的位次，布置好仪仗、宫卫等。日出之前二刻，皇太子头戴远游冠，身穿绛纱袍，在三师、三傅等太子属官的护从下，乘辂提前到达册立宫殿。日出时，皇帝身穿衮冕礼服，在仪仗、侍卫、鼓乐的导从下，乘御舆到达册立太子的宫殿，朝南坐在御座上。皇太子及百官参见皇帝。

宣读诏书：皇帝传旨，宣布册立某王为太子，宰相代为宣读诏书，而太子行礼谢恩，上前接受册命诏书，返回原位交给太子的从官保管。接着宰相又向太子授玺印、绶带，太子行礼谢恩，上前接受玺、绶后，再次退回原位。

谢礼：皇太子先独自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再率领太子官属与文武百官向皇帝行礼。皇帝向太子讲一些教训、勉励的话，然后起驾还宫。

受礼：文武百官向太子行拜见礼，并上表致贺。

拜庙：太子得到册封后要拜谒太庙，并到后宫朝拜皇后，同时百官向皇后致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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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太子之争——玄武门之变

公元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并很快占领了长安。618年，隋炀帝被杀之后，李渊建立了唐朝，并立世子李建成为太子。据说，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是，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渊却开始犹豫不决。李建成随即联合齐王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626年7月2日，当时的秦王李世民在唐朝都城长安（即今陕西西安）大内皇宫的北宫门——玄武门附近发动了一次流血政变，即玄武门之变。在这次政变中，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长兄（当时的皇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使自己能够被立为新任皇太子，并继承皇位，年号“贞观”。

明清时的金凤颁诏仪

在古代，皇帝发布重大命令要形成诏书，并举行一套隆重繁琐的仪式，才能向全国各地颁发。这种仪式既庄严而又隆重，以表现皇朝“敬天畏民”和“承天佑民”的意旨。

诏，也称“诏书”。《汉书高帝纪》注：“如淳曰：‘诏’，告也。自秦汉以下，惟天子独称之。”也就是说诏书是秦汉以来皇帝下达使命与法令时，布告天下的文书。帝王诏书的种类非常多，主要有传位诏、即位诏、改元诏、加冠诏、出阁诏、巡幸诏、南郊诏、北郊诏、封禅诏、谒庙诏、附庙诏、附葬诏、籍田诏、贬责诏、废黜诏、降黜诏、遗诏、上尊号诏、皇太子纳妃诏、命皇太子监国诏、皇长子降生诏、罪己诏、复辟诏、退位诏等。各种诏令均有自己特定的内容，如“传位诏”就是皇位继承性质的诏书，是指皇帝在生前将皇位传给新君时所颁布的诏书；“即位诏”则是皇王即位时向天下臣民颁布的文书等。

当诏书形成后，必须举行一定的仪式让军民百姓得知，这种仪式称之为“颁诏仪”。中国古代各朝的颁诏仪不尽相同，其中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后的礼仪最为完备，被称之“金凤颁诏”。其具体仪式如下：

颁诏仪式从太和殿开始。清晨，礼部、鸿胪寺的官员预先在太和殿内的东边摆一个放诏书的黄案，在丹陛（太和殿前的台阶）上正中也放一个黄案。銮仪卫把黄盖、云盘等仪仗、卤簿陈设在丹陛内。礼部官员在午门外各设龙亭、香亭一个。工部在天安门城楼垛口正中预设一个金凤，在城楼上东属第一间房内搭一个宣诏台。

以上是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完成后，王公百官就要身穿朝服齐集午门，内阁学士也捧着诏书放到太和殿内的黄案上，皇帝同时御驾太和殿。王公百官行礼后，大学士捧着诏书走到太和殿廊檐下交给礼部堂官。礼部堂官跪着接过诏书，安放在台阶上的黄案上，行一跪三叩礼，然后跪着捧着诏书站起来，由中部的台阶下来，礼部司官捧着云盘跪着接诏。诏书安置好后，礼部司官举起云盘，銮仪卫张开黄盖，导引诏书由中路出太和门，文武百官随出。

诏书送到午门后，放进预设在这里的龙亭里，行一跪三叩礼。銮仪卫、校尉抬着龙亭、香亭，在乐部和声署导引的伴奏下，随仪仗出午门，穿过端门，来到天安门后，由天安门城楼东边的台阶登上城楼。然后由礼部司官把诏书从龙亭中捧到宣诏台的黄案上，龙亭、香亭被抬下楼放到天安门前备用。在礼部官员上城楼恭奉诏书时，文武百官在金水桥南分班面北站立。

一切安排就绪后，宣诏官登上宣诏台，面西站立。鸿胪寺官员宣布颁诏开始时，文武百官跪下聆听。由于清代诏书由满、蒙、汉三种文字组成，所以宣诏官先读满文、再读汉文。宣诏结束后，把诏书放到案上，宣诏官退下。鸿胪寺官率百官行三跪九叩礼。

然后，奉诏官把诏书放到“朵云”内，“朵云”是一种四周雕刻云状的圆木盘。奉诏官来到预设在城楼雉口正中的“金凤”前，把诏书用彩绳悬系起来，金凤口衔诏书徐徐而下，待金凤降至城墙下时，礼部官员把诏书接入云盘，再放到龙亭中，然后由专人将龙亭、香亭一并抬到礼部。至此，“金凤颁诏”的仪式也就结束了。此后，礼部官员用黄纸把诏书刊印若干份，派专使颁发全国各地。

自古皇帝便自称为“天子”，他们也希望通过“金凤颁诏”这种庄严隆重的仪式来容纳并体现“天书”的旨意，同时也有着“敬天畏民”的含义，如同其诏书的开端总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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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的最后一次颁诏

在古代，天安门被视为皇朝承天命和敬天意的重地。据记载，天安门最初建于明代1417年，因完全仿建南京的承天门，所以它在当时也命名为“承天门”，取“承天启运”“受命于天”的含义。清代时，顺治皇帝下令重修承天门，改建后被命名为“天安门”，取“受命于天”“安邦治民”之意，并一直沿用至今。

明清时期，凡是重要诏书都在天安门通过“金凤颁诏”的礼仪进行颁发。在天安门进行的最后一次“颁诏”是1912年2月12日的宣统帝退位诏。“宣统帝退位诏书”的颁布，标志着清王朝的覆亡，也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宣告结束。作为历史见证的《清帝退位诏书》现在国家博物馆收藏。

访民情察官政的巡幸礼

巡幸礼仪是古代帝王离京到地方视察民情的一项重要礼仪。在巡幸礼仪活动中，皇帝既能了解民情，也能考核地方官员的为政状况。

所谓“巡”，是往来视察；所谓“幸”，是指天子驾临某地。天子出行，巡幸地方，这种礼仪活动和巡幸制度是自古就有的。《拾遗记》中就记载了周穆王的巡幸活动：“周穆王即位，巡幸天下，驭八龙之骏，名曰绝地、翻羽、奔霄、越影、逾晖、超光、腾雾、挟翼。”秦始皇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在短短的12年内，就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巡幸活动，著名的琅琊石刻就是他巡幸活动留下的痕迹。到了清代，皇帝的巡幸活动更加频繁，而且声势浩大，如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南巡苏杭、东巡盛京、西巡五台山、热河避暑及木兰秋弥等。

根据儒家所阐述的古代礼制来看，巡狩四方本来是天子的职责。《尚书尧典》《孟子》《礼记》《史记》中都有巡幸的记载，《孟子梁惠王》中明确记载说：“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在巡幸中，可以显示王朝的强大，歌颂自己的功德；可以祭奠神灵；可以观察各地民风，了解民情；可以考核地方官员的为政情况，基于以上原因，历代统治者巡幸时都要举行一系列典礼或礼仪活动，使自己的活动合于礼法。

《礼记王制》中记载的巡幸礼仪是：天子每五年巡守诸侯国一次。天子准备出巡前，先举行祭告天地和宗庙的礼仪。然后在巡守年的二月份出发，向东到达泰山，焚柴祭天，四望以祭祀名山大川，接见诸侯，考察民间风俗。五月份，向南巡守到达南岳，举行与向东巡守相同的礼仪。八月，向西巡守到达西岳，举行与之前相同的礼仪。十一月，向北巡守到达北岳，举行与之前相同的礼仪。巡守结束后，用牺牲祭告于祖、父之庙。

虽然后代的巡幸礼仪和巡幸目的在周礼的基础上都有所变更，但有一些礼仪始终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历代皇帝在巡幸前都要命令有关部门依据干支计年，按历法推算出起驾的黄道吉日，或根据旧制，在固定的出巡吉日出巡。同时，诏书通知有关部门准备相关事宜，如修好御道、布置关防等。此外，历代皇帝巡幸地方时要有各种祭祀典礼，不仅起驾时要祭祀昊天上帝、宗庙社稷，还要对沿途路径的著名帝王陵墓和孔庙进行亲自祭祀等，以求诸神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巡幸途中，还要对沿途经过地区的官员与百姓进行大规模的恩赏。此外，还有阅武活动，即在一些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军事要塞进行军事演习，以便耀武扬威，向民众显示朝廷的武装实力，以起到安定民心，震慑不安定因素的作用。

总之，古代的巡幸制度和巡幸礼仪的本质目的是良好的，但是，其中也不难避免一些皇帝借巡幸名义游山玩水，甚至临阵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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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南巡图》

在清代皇帝中，康熙和乾隆在位都超过六十年，他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康熙帝和乾隆帝在位期间都有过大规模的南巡活动。《康熙南巡图》就是以康熙第二次南巡（1689年）为题材的大型宫廷绘画，它绘制于1691年，历时三年，作者是王翚、杨晋等。

《康熙南巡图》是绢本，重设色，共12卷，每卷纵67.8厘米、横1555～2612.5厘米不等。图中描绘了康熙皇帝从离开京师到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城池、名胜古迹等，每卷均有康熙出现。此外，图中还真实、细致地描绘了当时的一些风土人情、地方风貌及经济文化景象，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生产劳动，既具史料价值，还具备艺术价值。

《康熙南巡图》原本储藏在清宫里，后来在混乱中散佚，目前只有第1、9、10、11、12卷藏在故宫博物院。

明君臣之义的燕礼

古代国君举行燕礼，目的是通过欢饮的轻松快乐场面，敦睦亲友、增进情谊，加强亲善友好的关系，这也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

燕礼，属于古代嘉礼中的一种，是在闲暇时为与下属进行感情沟通而举行宴饮的礼仪。《周礼春官大宗伯》说：“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关于“燕礼”，在《仪礼》中有《燕礼》一篇记载燕礼的礼法，《礼记》中有《燕义》一篇记载燕礼的礼义。

燕礼的对象及举行场所

燕礼的对象有时是荣归的臣僚、新建功勋的属官，有时无任何目的，只是帝王简单地宴请群臣。

古代天子有六寝，路寝一，小寝五。诸侯有三寝：路寝一、小寝一、侧室一。其中路寝是正寝，是天子、诸侯听政、处理事务的地方；小寝则是休息的地方。燕礼便在路寝举行。

燕礼前的准备

燕礼开始之前，有司们要把各种器物按规定的位置放好，如膳宰将肴馔陈设在路寝的东侧，而编钟、编磬、钟、镈、鼓等乐器陈设在堂下的东、西两阶之间。

在燕礼中，帝王用的酒尊称为“膳尊”，卿大夫用的是两只方壶。此外，还有参加燕礼的许多尚未得到爵命的士，称为“士旅食者”，他们用的是两把圆壶。

古人在庄严肃穆的场合用牛、羊、豕，在相对随意的场合则用犬。所以，燕礼中吃的主要食物是狗肉，狗肉不仅香气浓郁，对身体也大有裨益。

参加燕礼的人由于身份与地位的差别，席位的安排也要体现出尊卑与等差。国君一人在堂上，体现国君作为一国至尊的威严。宾的席位在堂上的户、墉之间；上卿的席位在宾席的东侧，上卿中的尊者席位在东首。大小卿的席位在宾席的西侧，其尊者的席位在西首，靠近宾席；大夫的席位接着小卿的席位往西排，如果排不下，可以在西序之前折而往南坐。席位安排的原则是，地位越尊，离国君的距离越近。士没有资格在堂上就座，席位安排在庭中的东方。

既然是国君宴请宾客，那么燕礼的主人就是国君，宾则是卿中的尊者。但是，这样不仅不能显示君臣之别，而且君臣会陷于繁杂的礼仪中，对此，《燕义》燕礼中让主管膳食的宰夫担任主人，另选一位大夫担任宾。这样，国君与群臣既有了君臣之别也能欢聚宴饮了。

燕礼的过程

燕礼从宾主行一献之礼开始。正常礼节由主人向宾献酒开始，接着是宾斟酒回敬主人，即所谓“酬”，仪节与“献”相同，只是宾、主的角色发生了转换。之后，再由主人酬宾，一献、一酢、一酬，一献之礼才算完成。这是大多数一献之礼的仪节，但是，由于燕礼的真正主人是国君，所以，这中间插入了主人向国君献酒的特殊仪节。

主宾的献酬礼完成后，要进行“旅酬”仪式，即国君自上而下地为臣下进酒劝饮。由于燕礼的人数很多，身份等级彼此不同，而且每人都要被轮到，所以，其程序很漫长而且繁复。其大致过程是：主人向宾献酒后，向国君献酒，国君饮尽后，往爵中斟满酒、高高举起，向在座者酬酒劝饮；接着，主人向卿献酒，卿饮尽后斟酒高举，向大家酬酒劝饮；这样的过程再重复在大夫、士、庶子之间进行。整个过程都有不同等级的音乐在伴奏，直至正式仪式结束。然后燕礼进入“无算爵”阶段，即随意酌饮、相劝。

其实，燕礼并非一场简单的宴请，其中富含深义。如君王宴请群臣，臣子必定勤勉于国事以感谢国君。这不能不看作是国君的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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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名宴——曲江宴

曲江宴是唐代朝廷赐予新科进士的一种欢宴庆贺活动，始于唐中宗神龙年间，延续了大约170年左右。

唐代的科举取士虽然设有秀才、明经、进士等十几科，但由于唐代宰相多是进士出身，而且每次录取的最多三四十人，有时甚至只有几个人，所以，进士科最受人羡慕，也最难考。考中进士也成为士子平生的最大幸事之一，朝廷也特恩赐新科进士在三月三上巳日游宴曲江，一方面对他们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也含有让他们感受皇恩浩荡，从而效忠朝廷之意。在宴饮中，新进士要感谢国君，还要拜谢主考官，攀识权贵并结交同年。撤宴后，新进士还要泛舟游览池光山色，举行各种娱乐活动，最后前往慈恩寺大雁塔题名留念。

最早的外交礼仪聘礼

聘礼是古代诸侯派使者问候天子以及诸侯之间派使者互相问候的礼节，诸侯之间举行聘礼，其主要目的是结交盟友、巩固邦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避免侵犯欺凌等事情的发生。

中国古代非常讲究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际礼仪，因此，从周代开始，中国的统治者就制定了一系列“外交礼仪”，希望通过礼仪的勉励与制约，而不至于出现相互侵犯或者相互欺凌的事情。这种礼仪便是“聘礼”，所谓“聘”就是问候之意。

先秦时期，诸侯之间就已经形成了诸侯朝聘天子、诸侯相互聘问的定制，《礼记王制》中说：“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前二者的仪节基本相同，只是使者的身份、礼物的多少等有所不同。《仪礼聘礼》记载了大聘的仪节，《礼记聘义》则阐述了聘礼的礼义。

根据《周礼》规定，行聘礼之前，出使国要确定使者与聘礼及出使路线。使者由国君和诸卿商定，并选择一位卿担任正使，称为“宾”；一位大夫担任副使，称为“上介”；随行的其他正式成员由士担任，称为“众介”，由司马任命。此外，因使者国军的爵等不同，所带人数也有差异。《聘义》中说：“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然后使者受命拜别国君。使者沿途经过各国时，要行“过邦假道”礼，“假”就是“借”的意思。经过其他诸侯国如果不假道而径行，就是侵犯别国的主权。如《左传宣公十四年》记载，楚子自恃强大，在派遣申舟出使齐国时，明确地指示他“无假道于宋”，结果遭到宋人的阻拦。宋国大臣华元义正词严地指出：“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于是杀了申舟。如果是天子出行，就不需要假道，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以上属于聘礼的准备阶段，聘礼的主要仪节有六个。第一是郊劳。当使者到了主国的近郊（离国都约三十里的地方）时，主国国君要派遣卿前往迎接，并以束帛慰劳。之后，便将使者安排到宾馆，并设宴款待。第二是聘礼中最主要的仪节聘享。即使者代本国国君致辞并进献圭、璋，这一仪节又可分为聘与享两个部分，都在宗庙举行。此外，使者还要向国君夫人行聘享礼。第三是私觌，又称“私面”，是指使者以私人的身份面见主国国君及公卿，并赠币。公卿在受币后，按礼应设宴招待，并回致币帛，否则就是不以贵宾之礼相待。第四是飨宾。指国君设宴酬谢使者。在宴会进行过程中，主宾往往赋诗酬酢。第五是馆宾。使者即将启程回国，主国国君派卿把圭、璋送还使者。古代以玉比德，将玉送还，有德不可取之于人之意。之后，国君还要亲临馆舍，以拜谢聘君与使者的修好之谊。第六是馈赠。使者始发，宿于近郊。主国国君派卿馈赠给使者与觌币相当的礼品，以表示礼尚往来。以上是聘问正礼阶段。使者回国要向国君汇报，即复命。如果在出使过程中遇到受聘国有丧事，那还要行一些特殊礼仪。

除了诸侯国朝见天子之外，先秦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基本上是平等的，“聘礼”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外交礼仪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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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优秀的外交家晏婴

晏婴（前578年至前500年），字仲，谥平，习惯上称之“晏子”“晏婴”。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晏婴生活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先后辅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直到齐景公时才获重用，从而使齐国进入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期。

晏婴以有政治远见和在外交活动中机智善辩而著称。有一次，他奉命出使楚国。可是当晏子来到楚国时，守门者竟关闭大门，让晏子从旁边打开的小门进入。晏子说：“出使狗国才从狗门入，我现在是出使楚国，不应该从这个门进去。”楚国傧相只好请他从大门进入。拜见楚王后，楚王设宴招待晏婴，其间两名小吏绑着一个人来见楚王。楚王问：“绑着的是什么人呀？”小吏说：“是齐国人，犯了偷盗罪。”楚王看看晏子说：“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盗吗？”晏子回答说：“我听说，橘子生长在淮南就是橘子，生长在淮北就变成枳子，仅仅是叶子相似，果实的味道是不同的。为什么呢？水土不同呀！现在这个人生活在齐国时不偷盗，到了楚国就偷盗，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老百姓善于偷盗吗？”楚王最终自讨没趣。

尊老敬老的养老礼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推崇尊老的美德，这一原则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最基本信条之一，不仅被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遵循着，更重要的是，古代帝王也将它作为一种文治的主要象征，以及实行伦理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式。

我国很早就有养老、优老的传统，这可以一直追溯到大舜时代，那时就有按期宴飨老年贤人的礼制。《礼记王制》中也说：“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坐……九十使人受。”这虽然是儒家的理想观点，但对历代都有很大的影响。

尊老敬老的原因

我国古代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而农业文化非常注重世代承继的知识传递方式。也就是说，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及其他的社会文化知识，都是经由祖、父、子、孙这样的顺序代代相传的。前代通常因其知识而具有了权威感，其尊严也必然得到更多尊重。从另一个角度看，农业社会决定了家庭以及家族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与作用。而在家庭关系中，长、幼、尊、卑的伦常关系日益严格，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孝亲养老的强大社会力量。统治者如果顺应并利用这种力量，便能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所以，历代帝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都非常重视优老、养老活动，并形成了一种礼仪制度。

养老的礼仪

在古代，国家要养的老人有三种：一种是贵族中的老人，称为“国老”；第二种是平民中的老人，称为“庶老”；第三种是为国捐躯者的老人，称为“死政者之老”。

作为一种礼仪活动，养老的主要形式是天子在太学中宴飨三老、五更与众老。其中“更”指阅世深久。“三”与“五”，据说取象于三辰（日、月、星）、五行（金、木、水、火、土）。三老、五更一般由曾担任高级官吏但由于年老而致仕者充当。宴飨三老、五更时，要为他们专设宾客席，天子亲自到陈列酒馔处省视酒礼及珍馐佳肴，到门外迎接三老、五更。入门奏乐，天子袒露上身亲自为老人切割肉块，手捧肉酱送上，等老人吃完后，再递上盛满酒的爵。然后，天子戴上冕，手持干盾，亲自参加舞蹈。这种养老礼制直到汉代还十分流行。

古代的优老政策

中国古代除了举行盛大的敬老典礼，还有优老礼，即实行一系列对老人的特殊优惠政策，以示对老人的敬养。如几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要在各种节日举行特殊典礼，或者在必要时赏赐老人一些布帛、米粟、酒肉等，以表示普天同庆或对老人的特殊照顾。再如，为了体现对老人的尊重和优待，还经常赐给老人爵位、官职、科举功名等荣誉称号；手杖是辅助老人行走的重要工具，也是老人年龄与身份的象征，所以，有些帝王针对退休的老年官员赐予手杖，这也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此外，还有减免赋役和减免刑罚。

除了以上的活动之外，古代的封建统治者还常常举行一些特殊的敬老庆典活动，其中比较著名的如唐代的千秋节宴和清代的千叟宴，这些庆典也是异常的盛大和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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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叟宴

千叟宴是清朝宫廷的大宴之一。在清朝一代，共举办过4次，举办宴会的主人分别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

康熙登基六十年时，为博取民心，在康熙六十一年正月二日，召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文武大臣、官员及致仕退斥人员65岁以上者680人于乾清宫前，命诸王、贝勒、贝子、公及闲散宗室等授爵劝饮，分颁食品。四日，又召340人宴于乾清宫前，授爵劝饮，分颁食品如前。席间，康熙御制七言律诗一首，又命马齐、张令璜等与宴会满汉大臣官员各作诗纪其盛名。乾隆年间将这些诗修订为《御制千叟宴诗》四卷，卷首为御制诗，次为内廷诸臣工和诗一首，卷一收录大学士马齐、御史张令璜等人诗70首，卷二至卷四不列名，每卷320首，“千叟宴”因此而得名。

千叟宴可以说是官办宴席中规模最大的宴请活动，为了炫耀帝王的恩德和国家的富足，它的场面极其豪华。

皇帝籍田重农耕

籍田礼是古代吉礼的一种。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国家，古代人上自皇帝下至庶民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这种重农思想在外在形式上的反映便是籍田礼仪。

籍田，又叫“亲耕”，是在每年的春耕之前，天子率领诸侯亲自耕田的典礼。它起源于原始社会，那时，部落首长在春初都会带头耕种，然后才开始大规模春耕生产。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在我国历史上，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诸子百家，对“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这一点都是极为推崇的。而且，夏、商、周三朝也都是由农业部族发展而来的。此外，我国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条件，人们主要“靠天吃饭”，任何人不耕地、不劳作都会带来衣食的短缺，所以，古代百姓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不仅如此，农业生产的好坏也是古代对官员政绩的评价标准。

正因为古代从统治者到百姓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才有了籍田礼，反之，籍田礼也就成了重视农业的标志。

籍田礼在周代已经比较完备了，以后各代大都举行，具体仪式虽各有不同，但大体如下：

择日：每年春天正月时，皇帝让相关部门选择一个吉日作为“籍田”日。

备具：“籍田”日选好后，相关部门开始准备举行“籍田”礼仪的工具、种子等，选择籍田地点，并设立行宫、御帐、亲耕台、观耕台等，准备好祭祀的相关事宜。

祭祀：举行“籍田”礼的前一天，皇帝与陪耕及陪同祭礼先农的诸侯、王公大臣斋戒一天。籍田礼的当日清晨，皇帝身穿礼服，在仪仗、卤簿的导从护卫下，到社稷坛、先农坛进行祭祀，祈求天、地、祖宗诸神能保佑他治下的国土“风调雨顺”。祭祀结束后，皇帝和随从王侯、公臣、百官回宫换上常服，然后到籍田所在地。

籍田礼：皇帝面向南站立在耕籍的位置，随从的王公大臣也各自站立在自己的耕籍位置上，有一些王和文武大臣在观耕台站立。一切就绪后，赞礼官高唱“进来相”，户部尚书或者司农面向北跪着把耒耜进献给皇帝。皇帝接过后，赞礼官又高唱“进鞭”，顺天府尹或籍田令面向北跪着把鞭子进献给皇帝。皇帝接过鞭子后，乐队奏乐，皇帝挥鞭，三推耒耜。皇帝停止推耒耜，乐队停止奏乐。有关人员手捧装有五谷、豆种的青箱播撒种子，覆土埋种子。户部尚书或司农面向北跪着接受耒耜，顺天府尹或籍田令面向北跪着接受鞭子。然后皇帝登上亲耕台训话，说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以及自己亲耕的目的。参加礼仪的文武百官、黎民百姓都欢呼

祝贺。

观耕：赞礼官向皇帝请求准许其他王公大臣籍田，皇帝准奏后移驾观耕台面向南而坐。王公大臣各执耒耜、鞭子推五次停下。有关人员同样撒种、覆土埋种。王公大臣籍田后退回原位站立，上百庶人，身穿青衣，手执耒耜、鞭子开始籍田。这时皇帝起驾到御帐休息。耕种结束后，庶民及百官行三跪九叩大礼拜见皇上。皇上还礼后，起驾回宫。

受贺：皇上在皇宫接受文武百官的恭贺，并赏赐从耕的庶人每人一匹布，至此，籍田礼宣告结束。

皇帝籍田虽然是出于仪式需要，只是象征性的行为，但对普通百姓还是有激励意义和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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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亲蚕礼

自周朝开始，在国家祭祀规定中，就已经有了“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的祭祀制度。之所以要“亲蚕北郊”，是因为蚕桑与农耕一样是中国古代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生产活动，蚕桑关乎国计民生，所以，历代帝王想要统治稳定，都会关注养蚕缫丝业。

“亲蚕礼”中祭祀的神灵是传说中发明养蚕缫丝的西陵氏嫘祖，她被尊称为“先蚕”。根据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原则，“亲蚕礼”的主角是皇后。仪式同“籍田礼”类似，只是由皇后率领着妃嫔们到北郊去，皇后手持金钩与金筐，到蚕坛内采三片桑叶，然后众妃嫔宫女采桑，最后，由蚕母将所采的桑叶送至蚕室喂蚕，至此，整个祭礼结束。

娱乐军事相融的田猎礼

田猎是古代一种具有军事意义的射猎、献获礼仪，最高统治者借助田猎，既可演习军队，显示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又可表明自己重视对宗庙、社稷、神灵的祭祀，重视保护庄稼，勤政爱民的态度，还可借机满足自己射猎、出游的嗜好。

田猎，是古代的一种军礼。在农隙无事的时候，天子、诸侯行围射猎，这既是一种娱乐体育活动，也可以借此演习军事，所以，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田猎礼仪。

田猎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据记载，夏代的太康率众到济水之北田猎过程中，后羿乘机篡夺了王位。商代的田猎活动非常频繁，在卜辞中有多处记载。田猎之礼在西周时形成了制度，通常是天子六军，诸侯国三军、二军或一军，每年举行四次田猎活动，分别称为“春蒐”“夏苗”“秋弥”“冬狩”。田猎时也有一定的礼规，如果不按礼法田猎就是暴殄天物，要受军法处置。礼法的规定是，田猎不捕幼兽，不采鸟卵，不杀有孕之兽，不伤害没长成的小兽，不破坏鸟巢。此外，围猎捕杀要围而不合，留有余地，不能一网打尽。这些礼法对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是有积极意义的。田猎之礼作为一种制度流传下来，历史上的魏文帝、明帝、唐太宗、后唐庄宗、辽圣宗、金元诸帝、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等都非常喜好田猎。

之所以天子、诸侯要进行田猎之礼，是因为它有着诸多的好处，如可以为田除害，保护农作物不受禽兽的糟蹋；如捕猎所得猎物可以供给宗庙祭祀；如在这场田猎之礼中可以驱驰车马，弯弓射箭，进行和检阅军事训练；再如，田猎所获山珍野味也能用于宴飨宾客及补充天子、诸侯的家用。

春蒐

这是帝王在春天举行的田猎礼仪。之前，负责管理疆界的虞人在猎场内要按百步三表，或五十步一表，竖立各种标志。田猎之日，大司马按标志竖起旗帜，召集、组织平民排列成形同实战的捕猎阵势。誓师结束，天子、诸侯、军将等各执形制不同的战鼓发布、传递命令，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来协调参与春蒐各成员的行动。在鼓、铙、铎、镯此起彼伏的响声中，各人或急速驱赶禽兽或隐蔽向禽兽射箭。田猎结束后，各人献上猎物，祭祀四方神灵，天子主祭社稷，并犒赏有功者。

夏苗

这是指帝王在夏季时，为保护禾苗不受禽兽损害而率兵乘车射猎禽兽的活动。根据周朝制度，夏苗之前，大司马要召集参加夏苗的人员驾车列好阵势，严禁践踏麦苗。田猎开始后，不同等级的人各执鼓、铙、铎、镯驱赶禽兽。天子率先射猎，王公百官依次射猎。射猎结束，同样用猎物做祭品祭祀社稷。

秋弥

这是帝王在秋季时行围捕猎物、整兵讲武的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的秋弥制度最为完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清圣祖赴古北口外行围射猎，确定了木兰秋弥的制度。此后，清代大部分皇帝都要在每年秋天到木兰围猎。木兰位于承德以北四百里，此地方圆一千多里，林木郁郁葱葱，水草茂盛，各种飞禽、走兽聚集成群，是非常理想的田猎场所。

冬狩

这是古代帝王趁冬季农闲时，演习军队、行围打猎的活动。周代天子的冬狩规模最大。具体仪式则与春蒐、夏苗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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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谏田猎的《上林赋》和《羽猎赋》

田猎本是古代一种礼仪，其本质目的是演习军事，可是，后代很多统治者都借田猎之名而行游嬉玩乐之实，并因此而荒废政务、伤害百姓。汉武帝和汉成帝时在田猎活动中就大肆扩建园囿，当时的两位辞赋家司马相如和扬雄为了劝谏他们，在不同时期写下了《上林赋》和《羽猎赋》。虽然目的相同，但却从不同角度去写。《上林赋》借“子虚先生”“乌有先生”“亡是公”之口，对君王热衷于田猎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了剖析，进行委婉的讽谏。而《羽猎赋》则仔细描摹古代帝王田猎场面的壮观、声势的浩大，说明古代备受推崇的、有仁德的君主举行田猎之礼，要以不损害百姓利益，能检阅、弘扬国家的强大武备为前提，在此进行了正面的暗示。

鸾鸣凤和的皇帝大婚礼

婚礼是传统社会的人生大礼，皇帝婚礼自然也是皇宫庆典中最隆重盛大的活动之一。从本质上说，皇帝婚礼是在沿袭古代礼制经典的基础上再与皇家地位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礼仪。

在古代，婚礼是人生大礼，只有结婚才能“上以事祖庙，下以继后世”，因此结婚不是个人行为，是“合两姓之好”，以及繁衍后代的家族大事。古代婚姻制度是“周公六礼”，即《仪礼士婚礼》中记载的六道仪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是古代士阶层的婚仪。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其婚礼则更是国家大典。它不仅有“六礼”，还多了与皇家地位相关的一些礼仪。下面以清代皇帝的婚礼为例介绍皇帝婚礼与官民婚礼的不同之处。

由于皇后是从记名秀女中挑选而出的，所以，清代皇帝的婚前礼中不再行“问名”与“纳吉”礼，同时改“纳征”为“大征”，来表明婚礼的规模宏大。皇帝的婚期都由钦天监来推定良辰吉日，所以也就没有了“请期”这个仪节。此外，皇帝贵为天子，所以不可能在大婚时进行“亲迎”礼，只派遣使节先到皇后府邸对皇后进行册立，然后再把皇后迎入宫中，因而称“奉迎礼”。因此，清代皇帝大婚包括“纳采”和“大征”的婚前礼，以及“册立”“奉迎”“合卺”“祭神”的成婚礼，“庙见”“朝见”“庆贺”“颁诏”“筵宴”的婚后礼。

皇帝大婚非常铺张，这从其“纳采”和“大征”礼中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帝大婚的纳采礼物为配有鞍辔的文马四匹、甲胄十副、缎百匹、布二百匹，顺治朝还包括金茶筒（喝奶茶用的茶壶，民间也称为“多穆壶”）1个、银盆2个。清朝统治者以骑射与尚武为立国根本，所以在纳采礼物中把马匹、甲胄列入其中，并且占有首要的位置。赐皇后父母的金银、布匹等物还不在其中。

皇帝大婚与官民婚礼的另一个不同是，迎娶皇后所用的凤舆并非是与百姓一样的红色喜轿，而是帝王专用的明黄色轿，并且上面没有“喜”字。皇后乘坐凤舆入宫时，要提前在凤舆内放置御笔“龙”字。皇后头遮绣龙凤同合纹的红缎盖头，坐在凤舆内向宫中行进时，一手持金质双喜“如意”，一手持苹果，以表示平安如意。到了乾清门，皇后下轿，交出手中的如意和苹果，还要再怀抱一个金宝瓶跨过火盆，才能进到殿内，等到了洞房坤宁宫时，还要跨过马鞍，才能行真正代表男女成为夫妇的合卺礼，即喝交杯酒，表示夫妻二人同饮共食，结为一体。

洞房各礼行过之后的第二天，皇后要与皇帝一起去皇家的宗庙祭祀，这就是“庙见”，目的是求得祖先神灵的接纳。“朝见”是选择吉日到慈宁宫拜见皇太后的礼仪。由于皇帝大婚是国家的重大庆典，所以王公大臣都要叩拜在丹陛之下进献贺表，“庆贺礼”就以宣读贺表为主要内容。“颁诏礼”是最明显的区别于官民的婚礼，即在皇帝成婚之后，昭告天下，使天下皆知，这是从国家的角度设定的一个礼仪。这之后还有一个“筵宴礼”，筵宴结束，皇帝大婚礼仪的帷幕才终于落下。

其实，这种豪华铺张、阵容庞大的婚礼并非一个朝代的每个皇帝都会举行，只有幼年即位的皇帝才能享此殊荣，而成年后才坐上宝座的皇帝，往往只是象征性地补行一个仪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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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选秀女制度和后宫制度

清代皇后的确立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从某一满蒙贵族家的女儿中直接指定，如顺治、康熙皇帝都是如此；另一种是在八旗家的女儿中选择秀女后再通过复选指立。据《大清会典》记载，清宫每三年从八旗子弟中挑选一次秀女，各旗13～17岁的女孩都要造册上报，并送到顺贞门待选。初选通过的秀女，称为“记名秀女”。等到皇帝预计举行大婚典礼的当年，再对“记名秀女”进行复选，其中一人被指立为皇后，其他人被指为妃、嫔等。这些被指定的秀女在指认当天回到娘家府邸，等待举行仪式时再被迎入宫中。

中国历代帝王的后宫中都有很多佳丽，清朝也不例外。到康熙皇帝之后，后宫制度完备。皇帝的正妻称皇后，统辖六宫。以下是皇贵妃1人，贵妃2人，妃4人，嫔6人，分居东西12宫，辅佐皇后主内治。嫔以下还有贵人、常在、答应3级，都无定额，随居东、西各宫，勤修内职。尽管制度非常严格，但是各朝妃嫔数目的多少实际上并未完全按照规定执行。

天子万年的生日礼

皇帝的生日自唐代开始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并在不同时代形成了不同的庆贺方式，这似乎也在表明，皇权领域内的“自我”意识日渐增强。

在我国，皇帝的生日作为节日有了庆贺活动开始于唐代。唐代之前，皇宫中并没有皇帝生日的大庆典礼。

贞观二十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对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说：“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为乐，在朕翻成感伤。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何以劬劳之日，更为燕乐乎？”但是，在80多年之后，唐玄宗却志得意满地接受了宰相源乾曜和张说的奏请，以他的生日为节令。张说等在给玄宗的表上说：“臣闻圣人出，则日月记其初；王泽深，则风俗传其后。故少吴著流虹之感，商汤本玄鸟之命……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气合神，九龙浴圣。月惟中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见之夜，祥光照室之朝，请以为千秋节。”玄宗愉快地提笔作诏，应张说等人的请求，将自己的生日定为千秋节。八月五日千秋节那天，唐玄宗在花萼楼下宴请了百官，大陈歌乐。天下各州也都休假三天进行宴乐活动，并将此编入律令。

第二年的千秋节，唐玄宗再登花萼楼，百官献贺。在欢庆宴会上，玄宗赐四品以上官员金镜珠囊、缣彩，五品以下官员束帛。为庆贺千秋节，唐玄宗还创作了大曲《千秋乐》和《千秋子》。

实际上，皇帝的生日名称有很多，唐玄宗时叫“千秋节”“天长节”，后来肃宗生日就又名“地平节”，此外还有“成节”“嘉会节”之名；后晋名“启圣节”；后汉名“嘉庆节”；后周名“天清节”；宋代名“长春节”“乾明节”“寿宁节”“承天节”“乾元节”“寿圣节”“同天节”“兴龙节”“天宁节”“乾龙节”；辽代名“千龄节”；金代名“天寿节”；元代“名圣节”，清代名“万寿节”。可以说，大多数皇帝的寿节名称都不相同。不仅名称不同，庆祝的礼仪活动也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唐代时道教盛行，所以普遍采用宗教活动来庆祝生日。皇帝生日时，当天在三殿设置座席，让和尚和道士前来讲法论道，在座的还有内官和翰林学士以及驸马等人。论道结束后，皇帝还要给和尚、道士一些赏赐，文武百官要齐集紫宸殿向皇帝致贺。

到了宋代，皇帝的生日庆典已经制定了十分细致的仪式。宋徽宗时，皇帝先在垂拱殿接受亲王为首的群臣们进寿酒，然后又到紫宸殿接受百官上寿。百官面对皇帝行三十三拜礼，而正旦朝贺十九拜，冬至朝贺十二拜，均低于皇帝寿节之拜数。宰相代表群臣上殿，捧觞祝皇帝万寿。皇帝赐百官茶汤。同时还有繁琐的教坊艺人绵绵不绝的歌舞。

元代、明代也各有自己的庆典，但是，在众多的皇帝生日庆典中，清代皇帝寿典的繁盛超过了任何朝代，尤其以康熙六十寿典与乾隆八十寿典最为盛大。

在清代，皇帝生日前后不能处决犯人，生日当天还禁止屠宰。当日五鼓后文武百官到太和殿左右朝贺，皇帝在中和韶乐中身着礼服升太和殿，随后按顺序分别进行奏乐、拜位等活动，最后王公大臣要进献寿礼。“寿礼”通常都很讲究，多为如意、盆景、钟表、插屏、漆器、织绣等精美的工艺品，内容以福、寿、吉祥为主题。献完寿礼后，皇帝要赐宴群臣。其“寿宴”共有热菜二十品，冷菜二十品，汤菜四品，小菜四品，鲜果四品，瓜果、蜜饯果二十八品，点心、糕、饼等面食二十九品，共计一百零九品。寿宴长达四个小时。

皇帝个人庆典的节日化以及隆重铺张化，都显示了掌握皇权的封建统治者更多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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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庆皇太后万寿盛典图》

崇庆皇太后是乾隆皇帝的母亲，在她60岁（1751年）、70岁（1761年）、80岁（1771年）时，乾隆皇帝都为她举行了隆重、盛大的祝寿典礼。其中在60大寿时，乾隆皇帝还特地命供奉内廷的画家绘制了《崇庆皇太后万寿盛典图》，以记载当时的盛况。原画正图应当有四卷，画的是皇太后车驾一行从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出发，顺长河经海淀，过西直门外的高粱桥，然后进入京城西北的西直门，经新街口、至西四牌楼，过西安门、北海金鳌玉栋桥，进入北长安街，穿过紫禁城的西华门，最后抵达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的沿途热闹场面。画面都是繁华异常的街景，人物众多，画中可以看到沿街所搭的许多戏台、彩楼，以及仿西洋式的建筑。

精致豪奢的御膳礼仪

御膳礼仪是宫廷礼仪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它虽然具有个人色彩，却受专门的管理机构掌控，虽然是一种日常化的举动，但是却有一套精致而豪奢的礼仪。

御膳，顾名思义，就是帝王世族所享用的饮食。虽然历代宫廷中的御膳风味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中国历代帝王对口腹之欲都非常重视。他们凭借着皇位这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皇权这有无比威力的权势，不仅役使世上各地各派名厨，聚敛天下四方美食美饮，形成了精致豪奢的御膳风味特色，而且，还形成了一套同样精致豪奢的御膳礼仪。

关于御膳，早在周代就已经受到了重视，并有了礼制上的规定。周代统治阶层非常重视饮食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希望通过宴饮，强化礼乐精神，维系统治秩序。《诗经小雅鹿鸣》就描写了周王与群臣嘉宾欢宴场面。

场面豪奢

在古代，无论是天子宴请宾客还是天子独自进膳，其场面都非常豪奢。在周代，御膳的种类与规格就已经比较复杂了。御膳席分为私席和官席。私席是亲友故旧之间的聚宴，通常设在天子或国君的宫室内。官席是指天子、国君招待朝臣或异国使臣而设的筵席，这种筵席规模通常是非常盛大的。

不仅天子宴请宾客时场面豪奢，皇帝个人御膳的豪奢场面也一点不逊色，比如乾隆十二年十月初一晚膳的单子上写着如下内容：“万岁爷重华宫正谊明道东暖阁进晚膳，用洋漆花膳桌摆。燕窝鸡丝、香蕈丝、白菜丝、馕平安果一品，红潮水碗；续八鲜一品，燕窝鸭子、火熏片馆子、白菜、鸡翅、肚子、香蕈；合此二品，张安官做。肥鸡、白菜一品，此二品五福大珐琅碗；肫吊子一品，苏脍一品，饭房托场澜鸭子一品，野鸡丝酸醒菜丝一品，此四品铜珐琅碗；后送芽韭炒鹿脯丝，四号黄碗，鹿脯丝太庙供献；烧肉、锅溻鸡丝、晾羊肉攒盘一品，祭祀猪羊肉一品，此二品银盘。糗饵粉一品，象眼棋饼、小馒首一品，黄盘；折叠奶皮一品，银碗。烤祭神糕一品，银盘；酥油豆面一品，银碗；蜂蜜一品，紫龙碟；拉拉一品，二号金碗，内有豆泥，珐琅葵花盒；小菜一品，南小菜一品，菠菜一品，桂花萝卜一品，此四品五福捧寿铜珐琅碟。匙筯、手布安毕进呈。随送粳米膳进一碗，照常珐琅碗、金碗盖；羊肉卧蛋粉汤一品，萝卜汤一品，野鸡汤一品。”皇帝御膳的豪奢由此单子也可见一斑了。

严格精致的礼仪

皇帝吃饭，有专门的叫法，或叫“传膳”，或叫“进膳”，或叫“用膳”等，这是因地位高贵而特定的一种礼仪。

每到吃饭的时候，皇帝命御前侍卫开始“传膳”。负责御膳的大小官员，就立即命令有关的大大小小太监在用膳的场所布置膳桌，将预备好的饭菜迅速从御膳房抬来，按照传膳的规定布菜。每道菜盘上都会摆着一块小银牌，据说只要饭菜中有毒药，银牌就会变黑。看了银牌后，皇帝还会叫随侍太监先把每样饭菜尝一点，这叫“尝膳”。皇帝的近臣和太监对此都非常熟悉，往往会主动“尝膳”，以求皇帝放心。

不仅用膳之前的礼仪非常严格细致，御膳在选料上也有严格的规定，如《礼记•内则》中说周天子“不食雏鳖。狼去肠，狗去肾。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猪去脑，鱼去乙，鳖去丑”（《礼记•内则》）的要求。再如，清代御膳房煮饭做菜用的水，都是从北京西郊玉泉山专门运来的泉水。

总之，皇宫中的御膳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还是在礼仪上都是异于常人的、既奢华又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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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的御膳

慈禧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久的“女皇帝”，她也是有名的“奢侈太后”，在她看来，用膳不仅是享受美味，更是权贵的显示。

慈禧太后当政时期，每日两顿正餐，根据规定要上100种不同的菜肴。传膳前，厨房将菜肴装入膳食盒，放在廊下几案上。盛菜的用具是木制淡黄色膳盒，下面附有锡座，座内有热水，外包棉垫，能保温一段时间。传旨开膳，小太监们各将膳盒搭在右肩上，依次入内，由内侍太监接膳盒，将菜肴摆上膳桌。总管李莲英先用银筷试尝。用膳时，慈禧的眼光看向哪里，服侍的太监就将那道菜端至跟前。慈禧每餐尝过的菜至多也不过三四品，剩下便在她用膳结束后全部撤下，或者当即扔掉，或赏赐女官、宫女、高级太监等。

居处建筑的礼仪性

礼仪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生活行为、思想情操等，可以说，“礼”影响着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居处建筑上也有着深深的礼制烙印。

居处建筑原本就是人们求得遮风挡雨的地方，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它逐渐有了思想的印痕，成为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当人类社会分出尊卑贵贱后，居住的处所也成为体现这种尊卑贵贱思想的标志，最终形成了礼制下的建筑。从此，无论建筑的规格式样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帝王与臣民、贵族与庶人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明确的界限。模糊或者超过了这条界限，就是“越礼逾制”。

礼仪制度在居处建筑方面不仅体现在住宅名称、方位、间架、高度、屋顶、彩饰上，即使是室内陈设、家具、帐慢、被褥等，也有等级的限制。

住宅名称：在古代，只有皇帝的住宅才能称宫，其他人按等级可分别称为府邸、公馆、第、宅、家。如果违背这一礼制规定，就会受到处罚。据说，宋朝有个赵舜辅，他与皇帝有些远亲。此人生平最崇拜苏东坡，家里楼阁轩台都从苏东坡诗文中选取词句命名。有一年，他在自家花园里造了一座亭子，因为亭子周围都种满了芍药，就借用苏东坡一首诗中“芍药殿余春”的句意，给这座亭子取了一个“殿春亭”的名，并制了一块横匾挂在亭子上面。有个同僚曾与他有宿怨，就将这块匾从左向右倒读成“亭春殿”，借机诬告他违礼僭越。结果赵舜辅受到了降职处分。

建筑方位：中国传统方位观念认为，居中面南为尊，面东、西者次之，面北者最低。所以，皇宫殿宇不但位置方向有规矩，所谓背阴向阳以面南为尊，而且高低形制和图案色彩等都各有差别，并按宫门、殿门南北相应在同一个轴线上，以突出中央尊贵的地位。在家庭住宅中，尊位是长辈、家长所在的正房或上房；两侧是晚辈子媳所在的厢房或偏房。

建筑式样：古人住宅的大小、高低和间数也因人的尊卑贵贱而各有不同。《礼记礼器》中规定房屋“以高为贵”，具体是“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此后历代相沿，民居不能高于皇居。在房屋数量上，唐、明两朝的相关规定最为详细。如明代规定了天子居住的故宫有宫殿“凡为屋九千九百九十余楹”，而亲王府邸可以有八百余间，郡王室屋仅数十间。

装饰造型及色彩：周朝的礼制规定，修建天子的居室时，椽子应该削平，先粗磨，再细磨，使其光滑发亮；诸侯可以粗磨，大夫只能将椽削平，士则只能削削椽头罢了。起源于汉代的藻井是一种位于殿堂天花中央的正方形、圆形或多边形，凹面上有各种花纹、雕刻和彩画的木制装饰物。最初用于装饰皇室宫殿。南北朝时开始延及寺院殿堂的装饰中。唐代的《营缮令》规定：“王公以下，凡有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除此之外，内外檐装修、屋顶瓦兽、梁枋彩绘都有严格的限定。甚至门环，也硬性规定了铜环、锡环、铁环三级，人们按身份等级采用。就颜色而言，总的来说是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却只能用黑、灰，白为墙面及屋顶色调。因此，“朱门”就成了贵族豪门的标志。

在世界建筑体系中，基于礼的需要而形成建筑等级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现象，它对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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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性的建筑小品——阙、华表、牌坊

阙、华表、牌坊是古代建筑中装饰性的小品，但它们也体现着礼的规定性。

阙，是古代用于标志建筑群入口的建筑物，多建于城池、宫殿、第宅、祠庙和陵墓之前。它最初是用来显示威严，并供守望用的建筑，后来逐渐演变为显示门第、区别尊卑、崇尚礼仪的装饰性建筑。

华表，是成对的立柱，起标志或纪念性作用。起源于原始社会部落的图腾竿子，以后演变为立于亭隅、桥头、墓前起标志作用的东西，是一种建筑化的仪仗，有效地起到表崇遵规、显示隆重和强化威仪的作用。两汉时称为“桓表”。

牌坊，又称“牌楼”，它由具有防范功能的实用性牌门脱胎演变成了具有标志性、精神表彰性的牌坊，既用于离宫、苑囿、寺观、祠庙、陵墓等大型建筑组群的入口前导，起到显示尊贵身份，丰富建筑组群层次，强化隆重气氛等作用；也用于街市的起点、十字路口、桥梁端头，起标志位置、丰富街景、突出界域的作用。

阵容庞大的卤簿仪仗

卤簿是使用于祭祀、朝会、外出和行幸等过程中的仪仗。它在我国起源很早，并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完善。卤簿仪仗保护着皇族和达官贵人的安全，也是他们威仪的体现。

元代有一个著名的散曲作家叫睢景臣，他写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中描写了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时的情景，其中有下面几段文字：

见一彪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

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这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衣服。

这几段文字其实描写的是刘邦的卤簿仪仗，虽然经一个见少识浅的农夫之口调侃得很谐趣，但是，还能看到当时卤簿的一些情况。

卤簿，即现在所说的仪仗队。“卤”，本义是外蒙皮革用来御敌的大盾牌，后来引申为铠甲兵器。君王出行，前后左右都有卫士按照一定的次序手持兵器保护，而这一切都要按顺序记在簿册上，所以，这些就被称为“卤簿”。

卤簿仪仗是我国封建社会帝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源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完备于唐宋，鼎盛于明清。

卤簿仪仗包括不同形式的车舆、服饰、礼仪用旌旗、器物、武器等，历代王朝都制定了一套繁缛的卤簿仪仗制度。如清代的卤簿分为大驾卤簿、法驾卤簿、銮驾卤簿和骑驾卤簿四种。其中大驾卤簿用于祭天等国之大典，等级最高。法驾卤簿，用于朝会和太庙祭祖；銮驾卤簿，用于平时出入；骑驾卤簿，用于行幸。

皇帝卤簿的阵容非常大，我们可从唐代皇帝出行卤簿仪仗中管窥一豹。

唐代天子大驾出行时，侍中、中书令以下各官夹侍路前，万年县令为先导，其次为京兆牧、太常卿等官，皆带和自己品级相配的卤簿；其次是由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各一人，带弓箭横刀率领的清游豫；其次是朱雀队，带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莺旗车、辟恶车、皮轩车等，皆由四匹马载行；其次是鼓吹，包括太史监、书令史等若干人；其次是持极前队，有御马二十四匹，每马由二人驾驭；其次是由数人骑马护持的左青龙、右白虎旗队；其次为左右卫果毅都尉，各率卫士若干人；其次为左右卫将军，各率兵若干；其次是左右厢，由中郎将统率兵士若干；其次是玉辂，驾六马，由太仆卿驭之，此外有驾士三十二人；其次是卫门旗，由二人执，四人挟护，另有卫士数十人；其次是大伞二，难尾障扇四；其次是殿中少监及诸司供奉官以及御马；其次是后持极队、玄武幢；其次是后黄麾，殿中侍御史、太角、方荤、左右武卫五牛旗舆；其次是黄门令、门下、中书、秘书、殿中等省局官员；其次是左右威卫折冲都尉各一人，各统率兵士数百人；其次是诸卫马队；最后是玄武队，有卫士若干。凡是御驾到达某地，将军立在路的右边，侍中奏“请降辂”，天子出，伞、扇、华盖、侍卫等随行。这样的仪仗往往逶迤数里，前后互相看不见，规模非常庞大。因此，除非有重大典礼，一般不用大驾。

在古代，不仅皇帝、皇后、太后、皇太子、诸王、公主等有卤簿，公卿以下的文武百官出行时也都有规模、形制大小不等、式样各不相同的卤簿仪仗。各代根据具体情况也略有不同。卤簿仪仗除了谨慎、戒备以防不测之外，因其威仪煊赫，能令人生畏，所以也能使这些达官贵人安全、顺利地通过街衢到达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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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仪仗队里的苦吟先生

古代官员出行需要预先“清道”，老百姓看见仪仗队来了，就必须回避。不仅普通百姓要回避官员，职位低的官员也要让着职位高的官员，即贱避贵，卑让尊。如果有人挡路或者冲犯了仪仗队伍，是要被治罪的。

唐代有一位著名的诗人贾岛，人们称他“苦吟先生”。他有两次都因为在路上专心作诗而误闯进了官员的仪仗队，但两次的待遇却是不同的。第一次，他骑在驴上做诗，得了一句“僧推月下门”，但又想把“推”字改成“敲”字，就一边走一边比划着琢磨。结果不觉之间冲进了当时的京兆尹（都城市长）府尹、大诗人韩愈的仪仗里，当场被韩愈的左右拿下，押至韩愈面前。韩愈问明情况后，想了想说：“‘敲’字好。”二人从此结为诗友。但是，贾岛第二次误闯仪仗队就没有如此的幸运了。他也是在作诗过程中，闯入了好讲排场的官员刘栖楚的仪仗队中，当时他就被抓起来投入狱中。

尚左避尊的乘车礼仪

中国是最早使用车的国家之一。当车成为一些人的专属用品时，车便具有了因人而带来的身份地位标志，讲究乘车礼仪也就成为一种必要。

车、轿等原本只是人们为了生活方便而发明的交通工具，但是，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它们却逐渐附带上了尊卑贵贱的标志，从此，什么身份的人可以同乘一辆车，在什么样的场合应该乘坐什么类型的车，拉车的牛马是几匹，抬轿的人数是几个，车身轿身该装饰何等样的花纹……这些问题随着产生而被规定下来，这些规定就是后来的乘车礼仪。

乘车姿势

上古时期，人们都是站着乘车的。《礼记曲礼上》记载：“妇人不立乘。”可见男子大都是立乘。乘车的位置是舆的前部、轼木之后。站在车上，眼睛要看车前十六步半的地方。凭轼时，目光只看到马尾。回头看时，目光不超过车轮中心。据说，孔子就很讲究乘车姿势。乘车过程中，如果遇到尊者，要行轼礼，即用手扶轼（车厢前栏板上的横木），躬身低头看着马尾，来表示敬意。

不可僭越

由于车已经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部分，所以历代都对车服品级制度作出了规定，任何人不得僭越，因为僭越即是违礼。据说，汉文帝曾乘车去拜见母亲，让宦官赵谈参乘。郎中官袁盎看到后，伏在车前进谏说：“我听说天子只能同天下的英雄豪杰同车共乘，现在我们汉朝虽然缺乏人才，您也不能同宦官同车共乘啊！”于是汉文帝就让赵谈下车了。

不可降低标准

乘车时不可僭越身份地位，这本无可非议。但在古代，如果该乘车而不乘也是违背礼制并要受到惩处的。东汉时，巨鹿太守谢夷吾曾经只带了两名随从，乘坐简陋的柴车，到所属小县督促春耕，他原本想要俭省，没想到竟然以“仪序失中，有损国令”的缘由遭到弹幼，进而受到了降职处分。由此看来，朝廷更看重的是统治阶层的威仪。

乘车位次

古人乘车尚左。《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八中说：“古人尚右，独乘车尚左，所以然者，古乘车横长，而立乘，故尊者须人护持，而御者立于当中，尊者居左，骖乘从右扶持之，其势顺，易置则不顺也。若兵车则御者居左，元帅居中。兵车法，将居鼓下，故御者在左。”这段话很详细地解说了古代乘车礼仪中的位次问题。也就是说，古代一车三人，其中尊者在左，御者在中，车右在右。如果车中尊者是国君或主帅，则居于当中，御者在左。车右又叫“骖乘”，他的任务是或者执戈御敌，或者在车遇险阻时下车排除障碍、推车。车右通常都是勇武而有力的人，如《鸿门宴》中沛公的骖乘樊哙，因其勇武甚至得到了项羽的惺惺相惜。

遇尊下车

《礼记曲礼上》规定君子乘车，如果经过卿的朝位就要下车，这是一种礼仪。春秋时，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闲谈，听到有辚辚的车声自远而近，到宫门阂柱下就停了，过了阂柱却又响了起来，且车声渐渐远去。卫灵公夫人说这一定是蘧瑗，卫灵公很奇怪，问她怎么知道。卫灵公夫人说，礼制规定，过国君的门要下车，见国君的马要扶轼，蘧瑗是卫国有名的懂礼的贤才，绝不会因为黑夜中别人看不见，就不行这个礼的。灵公派人出去打听，果然刚才是蘧瑗。

唐宋以后，轿子逐渐成为一种新的交通工具，于是有了乘轿礼仪，并因为车轿的丰富、人员等级关系的复杂而礼仪也更加繁冗。但最基本的还是脱不开以上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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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仲造车

我国在很早就发明了车。《荀子·解蔽篇》中记载：“奚仲作车乘”。后人注解说：“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也。”这就是说，车的产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最初可能是用徒手搬运重物，后来发展至用圆木棍垫在下面拖拉重物，从而导致车轮和车的发明。最初的车轮由一块整木制成，称为“辁”。以后逐渐发展成有辐条的轮子。据说，黄帝时期就已经有了车的雏形，奚仲只是对它进行了改良，并安排专门的官吏监督制造，所以，人们就传说“奚仲造车”。无论如何，车的发明都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标志。

第五讲 生活礼仪篇

早生贵子的求子礼

古代婚姻本身就蕴含着繁衍生殖的自然思想，随着社会的进展，儒家更将婚姻后传宗接代上升到伦理道德的阶段，因此，古人有婚后求子的礼俗便也顺理成章。

诞生礼仪的主角是母亲和婴儿。就母亲而言，早在婚礼中就已经洋溢着人们对新娘早生贵子的祈求和祝福，这是美好的期待。从另一个角度看，儒家非常看重子女之“孝”，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就把已婚女子无子的问题提升到伦理道德的高度，没有人愿意承担“不孝”的罪名。而且，在《仪礼》中就有了关于女子“七出”的说法，也就是说如果婚后无子，夫家便可以此为由休掉妻子。在男权社会中，没有女性能够承受这种精神压力。所以，无论主观还是客观，无论新婚妻子还是夫家、娘家都对已婚女子的怀孕怀着急切的期待心理，并由此产生了很多求子的礼俗。

拜神求子

古代，女子婚后往往由年长女眷带领前往寺庙参拜“送子娘娘”，希冀早赐子嗣。参拜娘娘的具体时间没有规定，但一定要虔诚恭敬。寺庙中“送子娘娘”安详端坐，怀抱娃娃塑像。求子的妇女摆上香果供品，拈香跪拜祷告，请求送子娘娘赐子。然后掷“信杯”，若是“吉卦”，表示送子娘娘已经愿赐子于她，即将事先准备好的小衣裳给送子娘娘怀中的娃娃穿上，然后再拜。日后确实怀孕了，还要来拜谢。除了向送子娘娘求子外，山东一带则崇拜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奶奶”“子孙娘娘”；广东一带崇拜金花夫人；东北地区崇拜张仙，俗称“张仙送子”；闽浙一带则又崇拜陈靖姑……这些都是百姓心目中的生育神。人们希望通过祈神，达到怀孕的目的。

在拜神求子的仪式中往往还夹杂着一些巫术行为，如在神案上拿一个泥娃娃，称为“偷子”；还有的则在泥娃娃的生殖器上抚摸一番，或是刮下、掐下一些泥巴带回家冲水服用等。泥娃娃可能发端于女娲抟黄土造人的传说，后人就用泥娃娃来象征真娃娃。

食瓜求子

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迷信类食瓜求子》一条记载：“中秋夕，徽州有送瓜之俗，凡娶妇而数年不育者，则亲友必有送瓜之举。先数日，在菜园中窃冬瓜一个，须不使园主知，以彩色绘人之面目，衣服裹其上，举年长者抱之。鸣金放炮，送至其家。年长者置冬瓜于床，以被覆之，口中念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受瓜者设盛宴款之，“若喜事然，妇得瓜则剖食之”。之所以认为送瓜、食瓜可以生子，这大概与原始人类不了解生育的科学道理，于是就产生了——与生殖器官相类似的动植物都会给女性带来生育的希望。

灯节求子

灯节求子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求子的风俗了。通常在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平时难得一见的新妇都穿上新衣，打扮得花枝招展，由家中姑嫂陪同到寺庙观灯。大多数人都是抬头欣赏灯，她们却是在一盏盏花灯下挤来钻去。有些顽皮的孩子们会喊：“钻灯脚，生男芭！钻灯脚，生男芭！”观者听了大笑，新妇和姑嫂听了也会内心充满喜悦。为什么会有灯节求子的礼俗呢？这是因为中国民俗语言讲究谐音，按照中国人的民俗观念，“灯”与“丁”谐，因此灯就含括了“子”的寓意。

在我国古代，求子的礼俗因地域的不同而有了不同的形式，比如说麒麟送子、比如说佩戴“男钱”、佩戴萱草、佩戴产妇的红腰带等装饰可以得子。无论何种礼俗，都是人们内心传宗接代这一传统思想的真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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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送子

“麒麟送子”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求子礼俗，后来形成了一种文化。之所以会有“麒麟送子”这一礼俗，在古代有两个相关的传说。第一个与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有着一定的渊源。据说，孔子降临人世时，有一麒麟在他家的庭院里，口中吐出一本玉书。另一个传说是，有一位很善良但年纪挺大仍无子的画家，非常善画麒麟。有一天晚上，他做梦自己正沉醉于对麒麟的描画时，突然看见麒麟背上大放金光，并驮着一小孩向他走来。梦醒之后，果然得子。

由于这种传说，再加上在中国文化里，麒麟为仁兽，是“吉祥”的象征，是神圣的动物。《论衡》记载：“麒麟，兽之圣也。”《礼记·乡饮酒义》也说：“产万物者，圣也。”圣者是可以产万物的，当然也可以产人了。

在我国，“麒麟送子”也成了一种文化，不仅有《麒麟送子》图，而且其图案也成为民间艺术品如刺绣、陶瓷器、年画、漆器等常见的主题之一。

喜忧相伴的妊娠礼

当新妇终于如愿以偿地怀孕后，她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为了保证胎儿安全降生，人们为妊娠期间的孕妇规定了很多礼俗，显示了人们对生育之事的重视。

在形形色色的求子活动中，新妇终于怀孕了。这是两性结合的结果，也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从知道怀孕的那一刻起，孕妇和家人心中就充满着种种谜团：在重男轻女的社会里，胎儿是男还是女呢？在医学不发达的当时，分娩是一件重大的事，很有可能伤及两条生命，那分娩时会是顺产还是难产呢？这个新生命日后是否会成大器？是光宗耀祖还是败坏门楣？……这些问题都出现在孕妇的思想中，再加上怀孕后，家人对她的态度有所变化，所以，孕妇的心理会发生一些变化，为了不致造成对新生命的不良影响，人们就有了以下一些礼俗来安慰孕妇及其家人。

礼敬胎神

古人不知道胎儿是如何孕育而成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胎儿能顺利产出，有些胎儿却可能中途流产或死胎等，就把这些想象成是超人的神灵作用的结果。经过历史的演变，这种超人的神灵就被想象成为一个具体有形的“胎神”了。“胎神”是专管胎儿的神灵，通常活动于孕妇的周围，具有保佑胎儿和伤损胎儿的双重作用，如果触犯胎神，胎神就会通过伤害胎儿来报复人类，所以胎神又被称之为“胎煞”。古人还认为，胎神能与胎儿的魂魄交感，它按一定时刻有规律地出现在孕妇周围的固定方位，或者附着于某些物体上。如四月和十月，胎神的位置就在厨房，这期间，孕妇就不能在厨房淋水，以免触犯胎神。

有些地方的人，甚至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认为中方戊巳土最为庄重朴实，并能制、能生、能助万物，所以就想象出以“土”来镇“胎神”。这就是有些孕妇睡眠的床下会有一块“土结”（建筑用的土制坯块）的作用。

饮食滋养与禁忌

在古代，婆媳关系通常都比较紧张，但是，一旦媳妇怀孕，做婆婆的往往会看在未来孙儿面上，对媳妇多加照顾。在饮食上有两方面的关照。一面是特地给孕妇吃鲫鱼汤、鸡蛋、白煮蹄膀、小米粥等滋补的食物，另一方面，也有许多饮食禁忌。如不吃兔肉，因为东汉王充《论衡命义》中说“妊妇食兔，子生缺唇”，认为兔唇与吃兔肉有关系，再比如说忌吃狗肉，否则孩子爱咬人；忌吃驴肉，否则孩子有“驴性”，脾气倔不听话；忌吃螃蟹，否则会难产；忌吃葡萄，否则会生葡萄胎，等等。

日常起居礼俗

古人把胎神看得很神圣，所以对孕妇的日常起居进行了很多礼俗的规定。如孕妇是不能在野外守夜的，因为夜晚野外多鬼祟，恐鬼煞的邪气伤害胎儿。孕妇也不能采摘瓜果，因为这会预示胎儿早产。孕妇不能参加丧葬，因为丧葬是凶事，“凶冲喜”会对胎儿不利。有的甚至还认为死人的阴魂可能会扑到孕妇身上，从而使母婴受害。孕妇不能参与婚娶，因为古人认为孕妇是不洁净的，而且还有“喜冲喜”的忌讳。孕妇不能接触神事，因为人们认为妇人的不洁会亵渎神明，孕妇更是如此，因此孕妇不能靠近神龛巫祝，不能参与祭祀，否则会污染神地，冒犯神祗。类似的礼俗还有很多。

以上看似纷繁复杂的礼俗，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一个作用，那就是给孕妇提供一个清静悠闲的生理、心理环境，顺利孕育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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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胎教文化

我国胎教文化起源很早，殷周时期就有有关胎教的记载。相传周文王的母亲在怀文王时由于她做到了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拙言、坐立端正、以身胎教，因此文王生而贤明，深得人心。

不仅一些统治者重视胎教，很多思想家、教育家、医学家也都很重视胎教。如孟子的母亲曾说：“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明代一位医生也认为“妊娠以后，则需行坐端严，性情和悦，常处静室、多听美言，令人诵读诗书，陈说礼乐，耳不闻非言、目不观恶事，如此则生男女福寿敦厚、忠孝贤明，不然则生男女鄙贱不寿而愚顽”。

虽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胎教思想，但是，其中的大多数都在强调孕妇的精神品德修养对胎儿的影响。

预祝吉祥的催生礼

分娩之前的“催生礼”在宋代就已经产生了。清朝末年，在有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礼俗。“催生礼”体现的是孕妇家人对孕妇平安顺利生子的期盼。

在清末民初有意识且自觉反映社会变迁风貌的小说李涵秋的《广陵潮》中有这样一段话：

忽然红珠笑嘻嘻走进来向他说道：“姐姐家里着人催生来了，你何不往里面看一看热闹呢？”云麟听见这信，当下便携红珠匆匆入内。果真桌上摆了两个朱红漆描金的托盘：一个盘内盛着小孩子的鞋帽和十几套衣服；一个盘内盛着小孩子的几件装饰品，什么金锁金镯呀，金帽子金帽索呀，黄铮铮地在那里放彩。

……

云麟见柳氏痛得这样，未免吃了一吓，当下坐又不是，站又不是。还是陆姥姥说道：“少爷可往前面去烧烧香，祷祝催生娘娘、送生娘娘保佑少奶奶快生快养。”

以上记叙的就是当时扬州地方人家在小孩生养之前进行的“催生礼”。

所谓“催生礼”，就是在孕妇临产前一个月内，娘家父母携带礼物去女婿家中慰问孕妇，促其顺利分娩并祝吉祥的礼仪。这一礼仪在宋代就已经有所记载。如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卷二十“育子”中说：“杭城人家育子，如孕妇人月，期将届，外舅姑家以银盆或彩盆，盛粟秆一束，上以锦或纸盖之，上簇花朵、通草、贴套、五男二女意思，及眠羊卧鹿，并以彩画鸭蛋一百二十枚、膳食、羊、生枣、栗果及孩儿绣棚彩衣，送至婿家，名‘催生礼’。”

古代的“催生礼”因民风乡情的不同而各地有各地的特色。

江苏高邮是有名的麻鸭之乡，所以当地礼物多为鸭，在“催生礼”上就送的是膘肥不生蛋的鸭子，表示女儿生养顺利。

福建泉州的“催生礼”通常是鸡蛋、线面、鸡等食品，祈望外孙降生顺遂。

浙江温州在女儿临产时，母亲要送肉给女儿。肉约一寸见方，切得端正，不偏不倚，烧熟送去，当地叫“快便肉”，以为产妇吃了，临产快捷。

在广东饶平，娘家要在女儿临产前一天，将准备好的数套新生儿的衣服、鞋、帽等以及各种点心食品（如麦包、粽子、红鸡蛋等）送到婆家。婆家收下服装和大部分点心食品，退回小部分，并将收下的点心食品，分赠给其他亲友、邻居。

在安徽徽州，娘家也是在产妇临盆前将准备好的新生婴儿软帽（俗称“被窝帽”）、和尚衣（无领，无纽扣，以绳带连系的小人衣）、包裙、口涎围、小鞋袜、尿布、红枣、红糖、鸡蛋等物，于当月初一或十五送到女婿家中。最重要的是，送“催生礼”的路上还要戴伞遮天，并且不能说一句话。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催生”衣物有神灵护送，预兆日后平安，所以不能让天色人语惊扰了神灵。

不仅如此，民间还有产前甚至生产过程中祭拜“催生娘娘”的礼俗，也是希望通过家人对神灵的祈祷而使产妇顺利生产。

如此众多的“催生礼”俗，都表明生产在古代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由于医学的不发达，以及医护人员的缺失，生产往往危及生命，于是，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期盼孕妇平安生产的殷切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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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娘娘”的由来

在很多庙里都供奉着送子观音、催生娘娘，关于“催生娘娘”的来历，还有一个曲折感人的故事呢。

很久以前，有一个年轻人姓崔，人们叫他“崔生”，因为他的妻子没有姓名，人们叫她“崔生娘子”。“崔生娘子”结婚后三年才怀孕，可是，生产的时候却因难产死了。她虽然已经变成了鬼魂，但她心有不甘，极为留恋人间平淡幸福的生活，所以，经常想着要重返人间。有一个老鬼卒知道她的心事后，就给她出了个主意：“到天黑你就出去，看哪家妇人生孩子，只要不让她生出来，难产死了，你就可以取替身超生。”“崔生娘子”由于极想回到人间，就决定试试。有一天，她看到了一个难产的产妇。但是，产妇痛苦的样子又激发了她的怜悯和同情心，她反倒千方百计使产妇快点产出孩子。她总是说“下一次我再超生”，于是，每次她都是善良地帮忙。后来，她干脆打消了自己的那个念头，一心帮助产妇了。终于有一天，阎王爷知道了这件事，认为她挽救了阳间不少的生命，就晋封她为“催生娘娘”。人间也为她塑像并且常常祭拜。

婴儿初生的报喜礼

经过求子、妊娠、催生以及痛苦的分娩过程，产妇家中终于迎来一个新生命，这种喜悦之情要与亲友、邻居分享，所以，民间又有了形形色色的“报喜礼”。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新生命的降生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大喜事。这时，最重要的就是将这一喜讯传递给产妇的娘家以及其他亲朋好友，让他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传递喜讯的过程就被称为“报喜”礼。

在《礼记内则》中说：“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生设帨于门右。”其含义是，孩子生下来，如果是男孩，就在门的左边挂一张木弓；如果是女孩，就在门口挂一副佩巾（手帕），向人们报喜。这就是最早的报喜礼形式。

在古代，实行“报喜礼”的人根据各地的习俗而有不同，通常是由产妇的丈夫、新生儿的父亲亲自去报喜，随身携带的礼品也各有不同特点。

如山东的“报喜礼”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在自家门口“挂红子”，向街坊邻居宣告自家添丁；另一个是给姥姥家送红鸡蛋，报告母子平安的喜讯。“挂红子”在各地的具体方式不同。山东郯城用红线穿上栗子、枣、染红的白果和花生，与一块一尺见方的红布一起挂在大门上。山东临沂一些地方，如果生女孩就在大门上挂一块红布，红布的下角各缀上一枚铜钱。如果是男孩，就另外再挂一张弓和三支箭。“挂红子”除了向邻里传达喜讯外，还有避邪的含义。因为婴儿刚出生，母子都十分虚弱，很容易遭到外界的伤害，红色在这里就是各种妖邪鬼怪的警戒色，也是母子二人的保护色。这两种含义形象地说明了家中最初得子时的那种又喜又怕的心情。亲朋好友前来贺喜时，也用红色来表示喜庆。赠送的小米、红糖、挂面等礼品也通常用红纸包装或以红布覆盖。

在安徽徽州，婴儿顺利产出后，男家要准备水酒、红蛋送到外婆家报喜。黄酒装满壶，壶嘴朝前为男，壶柄朝前为女。外婆家的人一看便知。

在湖南，“报喜”的习俗是由婴儿的父亲带着一只大雄鸡、一壶酒和一篮鸡蛋到岳母家。如果生的是男孩，就在壶嘴插一朵红花；如果生的是女孩，就在壶身贴一“喜”字。岳母家人看后立即备宴，招待女婿和乡邻。湖南长沙的习俗则是生男孩带公鸡，生女孩带母鸡。

广东客家地区，报喜时如果生男就送黄酒两瓶，大公鸡一只；如果是女孩就送红鸡蛋7个，母鸡一只，外婆舅妗见到礼物便知所生孩子的性别。回赠的礼物称为“开生”。

在福建漳州，婴儿一出生，孩子的爷爷就去摘回一只石榴，切开，供在祖宗牌位前。这可能是因为石榴多子，而自己家又新添人丁，故在向祖宗“报喜”。

有些地方的“报喜”比较独特。如浙江余杭一带，每有一个孩子出生，就要在院头地角上种一棵枇杷树，称为“同龄树”。对于这种树必须精心培育，因为它们象征着孩子的茁壮成长。在浙江丽水，也有类似风俗，就是为新生儿造“落地林”，儿女长大后，就用这片树林的木材为他们制作婚嫁用的家具。

其实，无论何种“报喜礼”，都暗示着人们在新生命到来时的喜悦心情。从这些礼俗中也可以看出，人们对婴儿性别的关注是尤为突出的，用各种方式来向岳母家人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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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报喜要用红蛋？

各地报喜风俗虽然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地方都有分红蛋这一内容。之所以将红蛋作为喜庆的表达方式，民间传说与“刘备招亲”相关。

相传，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东吴的都督周瑜想用假招亲、真扣留的计策，控制刘备，索回荆州。但是，他的这个计谋被聪明的诸葛亮识破了。诸葛亮就命赵云带上大量染红的鸡蛋，护送刘备去江东成亲。迎亲的人到了东吴后，见人就送上，并解释说是刘备与贵国公主孙尚香喜结良缘，与大家分享红蛋，同喜同喜，还可让吴国太明年抱上小外孙。东吴本来没有这种送红蛋的风俗，所以人们备感新鲜，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孙刘联姻的消息很快便家喻户晓了。消息传进东吴深宫，吴国太也大喜，命令孙权立即为刘备和孙尚香举办婚事。孙权无奈，只好假戏真做，周瑜也得到一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此后，江南一带开始流行结婚分食红蛋的习俗，并且将这种风俗延伸到了其他喜庆活动中。

除秽消灾贺三朝

“贺三朝”是婴儿诞生礼之一，它包含射天地四方、洗三、开奶、汤饼宴等多种礼俗，蕴涵着成年人对婴儿的真诚祝福。

婴儿出生三天后，古人要给孩子举行“贺三朝”礼。之所以在出生三天时举行，根据中国人的数字观念来看，“三”是一个虚数，可以意味着很多；“三”还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如三星高照、三元及第、连升三级等，“贺三朝”中明显包含着人们对这个新生命的祝福。

“贺三朝”中包含的礼俗比较多，大概有“射天地四方”“接子”“洗三” “开奶”“拜床母”“汤饼宴”等。

射天地四方

这是在先秦时举行的“贺三朝”礼。如果家里生的是男孩，就在三天时举行这一仪式。那天，让射箭手用桑弧（桑木制成的弓）和蓬矢（蓬蒿制成的箭）射天地四方，象征着男孩将来抱负远大，以天地四方为己任的意思。如果生的是女孩，就不行此礼。

洗三

“洗三”，又称“洗三朝”“洗儿”等。这是“贺三朝”中最主要的仪式，即在婴儿诞生的第三天为他进行洗浴，含有清除污秽、消灾免祸的用意。

“洗三”礼的起源很早，大概不晚于唐代。据说，武后时有一位大臣叫张德，其妻生子三日，皇上宴请群臣以表庆祝。“洗三”礼在宋代已经很流行了。苏轼有诗云：“况闻万里孙，已报三日浴。”

“洗三”与日常洗澡不同，它用的水非常讲究。一种是添加各种药。如有的地方是采集一些槐枝、艾叶，用温开水浸泡后加入花椒、草药等；有的地方加入八角。唐代“洗三”是用虎骨汤，认为以此沐浴，可以不生各种疾病等。

在洗浴时，请有经验的接生婆边洗边唱祝词。比如，满族“洗三”时要唱：“洗洗头，做王侯；洗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脸蛋，做知县；洗陡沟，做知州。”前来祝贺的亲友拿银钱、喜果之类的东西，往洗澡盆里搁，叫作“添盆”。洗婆根据亲友所投物品不同，口念不同的吉祥话。若搁枣儿、栗子，就说“早立子儿”；若搁莲子，就说“连生贵子”，等等。

洗浴结束后，还有一项重要的仪式，即“落脐炙囟”，也就是去掉新生儿的脐带残余，并敷以明矾，熏炙婴儿的囟顶，表示新生儿就此脱离了孕期，正式进入婴儿阶段。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卷二十“育子”中记载：“三朝，与儿落脐炙囱。”说明宋代杭州在三朝时就有处理婴儿脐带和囟门的仪式。

开奶

在一些地方，还有“贺三朝”时为婴儿开奶的仪式。通常是用棉花蘸一点黄连水在婴儿嘴唇上抹一下，接着先请一位正在哺乳的妇女为婴儿喂奶，称为“开口奶”，寓意“先苦后甜”，然后才可以由婴儿的亲生母亲为其喂奶。

拜床母

据说，床神也分男女，床母比较贪杯，而床公好茶，所以，人们就用酒祭祀床母，以茶祭祀床公。民间在婚礼、生育、三朝、满月时都有拜床母的习俗。《阳县志》记载“贺三朝”时，在房内设祭台，由产婆奠酒焚香，感谢床母带来子子孙孙。

汤饼宴

《永宁县志》中说：“生子洗三、亦设汤饼会，受贺宴客。”即在“贺三朝”时，用酒席或面条招待亲戚邻居，亲戚邻居则拿糖、蛋、面条等来祝贺并看望婴儿，并说些吉祥的话加以祝愿。

这些礼俗像一种无声的语言，表达着人们对趋邪免灾，以及孩子有个美好未来的希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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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中的“洗三”

“贺三朝”中“洗三”的习俗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宫廷里也很盛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描述过唐代宫廷中的“洗三”，“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此外，在北京雍和宫里有一个洗三盆，是清代的皇太子“洗三”时使用的。盆边的图案为鱼身、鱼尾、龙头。因为中国的民间剪纸中有鱼龙变化的图案，龙源于鱼，鱼可以跳跃为龙。这样的图案蕴涵着望子成龙的期盼。

添丁之喜贺满月

满月礼是诞生礼中最为隆重的礼仪，也是我国传统礼仪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对婴儿和产妇来说都有特殊意义。

满月礼，又叫“弥月礼”，在婴儿出生整整一个月时举行。我国民间自唐代就有给新生儿做满月的传统习俗，这种传统习俗对后代的影响非常深远、广泛。

满月礼可以说是诞生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仪式，大多数的家庭都会为孩子举行郑重热闹的满月礼。

虽然各个朝代、各地的满月礼都非常隆重浩大，但是，满月礼还是有地域区别的。满月礼主要有如下几项：

满月酒

喝满月酒是民间普遍流行的满月礼风俗。这一天，婴儿的女性长辈会带着小儿衣物这样的礼物前来道贺，山西俗谣说：“姑姑家的帽子，姨姨家的鞋，老娘家的铺盖拿将来。”旧时北京也讲究“姨家的布，姑家的活儿”，即衣物等由小孩姨家出布料，姑家缝制。对带着礼物前来庆祝的客人，主人要设丰盛宴席来款待，称为“满月酒”，以庆祝“家有后人”“添丁之喜”“足月之喜”。

剃胎发

剃胎发是满月礼中的又一个重要礼俗。剃胎发也叫“铰头”“落胎发”，因为这是孩子一生中第一次理发，所以特别隆重、严肃。

剃胎发也有一定的讲究。如在许多地区，满月剃头的礼仪一定要由婴儿的舅舅来主持，或必须要有舅舅参加；假如舅舅没有来，还要捏一个蒜臼，以表示舅舅在场。之所以会有这种礼俗，有人推测着可能是母系社会人际关系的反映。

此外，婴儿的头发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不能全部剃光，一般要在额顶留一沓“聪明发”，脑后留一绺“撑根发”；剃下来的胎发也要好好收藏。如有的地区会将胎发用红布包好，缝在小孩枕头上；有的地方，如浙江嘉兴的农村，会举行一个“头发圆”的仪式。即将剃下的胎发与从小狗、小猫身上拔下的毛混在一起，喷上茶叶水，搓成头发圆，挂在床头，认为可以起到镇邪的作用。

有些人家还用孩子的胎发制作成毛笔，以留作纪念，这就是胎毛笔，也称为“状元笔”。我国在唐代就有了制作胎毛笔的历史，唐朝齐卫的《送胎发笔寄仁公诗》中有“内为胎发外秋毫，绿玉新裁管束牢”的诗句。

移窠

移窠，又叫“移巢”“满月游走” “挪窝”等。关于这一礼俗，它的起源很早，《东京梦华录》中就说：“满月抱牙儿入他人房，谓之移窠。”

婴儿刚出生时是不能随便走动的，到了满月后就可以了。这一天，母亲抱着婴儿到别人的房间里去，四处游走，这便是移窠。有些地方会在这一天抱着婴儿上街，让他出门去见见世面，到各处去兜一圈，称为“兜喜神圈”。这样做的缘由是以为这样一兜，孩子长大之后就不会害怕陌生人了，将来就会有出息、就会能干。这个仪式似乎象征着孩子终将离开母亲的怀抱，走出家门，闯进外面的世界。此外，有些地方会在这一天让舅母将小姑子和外甥接回姥姥家小住一段时间。

不论是哪一种礼俗，都体现了人们对新生命的尊重，每一个新生命也都是在父母及亲友的祝福与期待中慢慢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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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毛绣”与“胎毛画”

古人认为胎毛是婴儿从母体带来的，它带着先天之气，所以，除了继承古代人制作胎毛笔以作纪念的传统，今人还开发了“胎毛绣”和“胎毛画”。

胎毛绣，是一种很独特的珍藏婴儿胎毛的方法，即把婴儿的胎发借助特种工艺衔接起来，制成绣线，然后用苏绣的方式纯手工刺绣婴儿的肖像或生肖。

胎毛画，它的制作工艺精细而且繁复。是在充分保持胎发本质和完整的基础上，对胎发进行整理、清洗、脱脂、防腐等多道工序，然后由技艺精湛的高级技师一丝一丝粘贴形成一幅画面。同时会将婴儿的名字、生辰，出生时的体重、体长，父母赠言等印刻在画面上。这样不仅保留了婴儿的胎毛，而且更具观赏性和珍藏价值。

圆圆满满庆百日

孩子诞生后满了一百天，人们要举行庆贺祝福的“百日礼”，穿百家衣、戴长命锁的习俗，体现了人们对孩子健康成长的祈愿。

百日礼，是介于满月礼与周岁礼之间的一个礼仪，是孩子出生一百天时举行的庆贺仪式。百日礼也叫“百碎”，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就说：“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碎。”又称“百岁”，明代沈榜的《宛署杂记》说：“一百日，曰婴儿百岁。”此外，百日礼还叫“百禄”。之所以举行“百日礼”，是因为“百”是一个重要的数目，含有“圆满”“完全”的象征意义。

在庆贺百日礼时，亲友们会携带礼物前来庆贺，而主人也要设宴进行款待。在亲友们送的贺礼中，不仅有白糖、红糖、鸡蛋等食品，还有婴儿鞋帽衣服之类的小儿衣饰。

因为是百日礼，所以这一天的活动都是在“百”字上大做文章，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穿百家衣、挂百家锁。

穿“百家衣”

婴儿百天时，民间的礼俗是给他穿百家衣。所谓百家衣，是从许多人家里讨来各种颜色的布头，拼凑连缀成一件小孩的衣服。衣服五颜六色，别具风采。在各种颜色的布条中，紫色布条最贵重，也最难找到，因为“紫”与“子”谐音，人们一般不愿把“子”送给别人家。

在“百日礼”时穿百家衣，是因为父母期望孩子健康成长，这就需要借大家的福。借大家的福就要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穿上百家衣，就可保佑孩子顺利长大，长命百岁，此外，穿百家衣还象征着先苦后甜。

挂百家锁

百家锁，也叫“长命锁”（索）“百家索”等，是挂在婴儿脖子上的一种装饰物。挂百家锁，与传统信仰心理有关，人们都认为小孩容易受到惊吓甚至因此丢失魂魄，如果用锁就能辟灾去邪，就能把孩子的魂魄锁住，进而“锁”住生命。

长命锁有着一段比较悠久的历史。它的前身是“长命缕”。据《荆楚岁时记》《风俗通》等书的记载，最早在汉代时，每逢端午佳节，家家户户都在门楣上悬挂五色丝绳，以避不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再加上瘟疫、灾荒不断，人民渴望平和安定的幸福生活，就用这种五色丝绳编成绳索，缠绕在妇女和儿童手臂，以祈求能为他们辟邪去灾、祛病延年。这种彩色丝绳，就被称之为“长命缕”。宋代将这种五彩丝绳编结的吉祥物称为“珠儿结”“彩线结”，不仅妇女儿童佩戴之外，男子也可以佩戴，其形制已经比较复杂了。除了丝绳、彩线外，还穿有珍珠等物。到了明代，风俗发生了变化，成年男女已经很少使用，通常用于孩子，也成为孩子的一种项饰。

百家锁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最常见的是用红线将铜钱编串起来，挂在小孩脖子上。豪门大户的百岁锁则比较讲究，有镶金的，有银质镀金的，甚至纯金的。百家锁一般都有文字或图案，文字多为“长命富贵”“长命百岁”等吉祥祝语，图案主要是象征福寿绵延不断的景物。

百家锁的来源也有很多说法，在江南地区，流行孩子的外婆送长命锁；在黄河、长江中下游一带，流行孩子的干爹、干妈送长命锁；此外，还有一种凑份子得来的长命锁。所谓凑份子，是将白米、茶叶、枣、栗子少许，包在红纸包里，包百包左右，分送至亲朋好友家。他们接受后，再随意在红纸里放上若干钱返还。用凑起来的钱再到金银匠那里铸制“长命锁”。据说这样的锁最吉祥。

关于百日礼，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庆贺方法，无论是哪一种，都是父母亲友希望孩子平安健康成长心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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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名锁

寄名锁，是一种和长命锁同物不同名且不同义的儿童项饰。有的父母在孩子出生后，担心孩子会夭折，就特意寻找子女比较多的人作为孩子的寄名父母，以求得到庇护。寄名之后，就将锁型的饰物挂在孩子的项间。除了寄名于普通人外，还有一些父母会寄名于诸神及僧尼，目的是借助神灵的力量来驱除妖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第3回写宝玉出场：“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红楼梦》中戴寄名锁的不止贾宝玉一个人，薛宝钗的父母也曾为她认了一个癞头和尚做寄父，薛宝钗也由此而得到一把小金锁，上面写着“不弃不离、芳龄永继”等祝福长命之类的吉祥语。

源远流长周岁礼

三朝、满月、百日礼可以被视为纯粹的诞生礼仪，而周岁礼则具有比较独特的地方，因为它是诞生礼仪的总结，也是寿礼系列的开始。

百日礼过后，新生儿在牙牙学语中很快长到了一周岁，这时，家人便又为他举行周岁礼。这一天，亲戚朋友们纷纷前来道贺并给孩子以真诚的祝福。古代举行周岁礼时的主要礼俗有“试鞋”和“抓周”。

试鞋

一岁以内小儿基本上是抱着成长，很少下地。周岁以后，开始蹒跚学步。所以，“试鞋”就成了周岁的一种礼俗。

“试鞋”并非指试任何鞋，而是指试“虎头鞋”。“虎头鞋”用黄布精心制作，并以彩色布剪贴缝制成虎的眉、眼、耳、鼻，形象均采用图案的夸张手法：粗眉、大眼、短鼻、大口、双耳斜竖，长长的虎须分列左右，整个虎要用白线做成，在虎眉头的正中绣一个“王”字。虎势十足。之所以要试“虎头鞋”，是因为民间认为，虎是百兽之王，小孩子穿上虎头鞋可以为他壮胆、避邪，此外还有祝愿孩子长命百岁的意思。穿“虎头鞋”在我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抓周

“抓周”是周岁礼中最为普遍的风俗了。“抓周”又叫“拈周”“试周”“试儿”或者“试”。历史上关于抓周的最早记载，是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风操》：“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这说明，至少在南北朝时“抓周”礼俗已经普遍流行于江南地区。

清末民初之际，北京的“抓周”仪式通常都在中午吃“长寿面”之前进行。如果是富户，都会在炕前陈设大案，上面摆着印章，儒、释、道三教的经书，笔、墨、纸、砚、算盘、钱币、账册、首饰、花朵、胭脂、吃食、玩具，如是女孩“抓周”还要加摆：铲子、勺子（炊具）、剪子、尺子（缝纫用具）、绣线、花样子（刺绣用具）等。如果是普通人家，则限于经济条件，大多都简化了，仅用一个铜茶盘，内放私塾启蒙课本《三字经》或《千字文》，此外毛笔一支、算盘一个、烧饼油果一套。女孩加摆：铲子、剪子、尺子各一把。摆好后，由大人将小孩抱来，令其端坐，不予任何诱导，任其挑选，看他先抓什么，后抓什么。据此推断孩子的志趣、前途和将要从事的职业。

无论抓什么，人们大都会从好的角度去理解。如先抓了印章，则认为他长大以后必定官运亨通；先抓了文具，则认为长大以后好学，必定能写一笔锦绣文章；先抓算盘，则认为他将来善于理财等，即使先抓了吃食、玩具，也要被说成“孩子长大之后，必有口道福儿，善于‘及时行乐’”等。

“抓周”礼在各个朝代都是十分盛行的礼仪。如《宋史曹彬传》中就记载有曹彬（武惠王）抓周：“曹武惠王始生周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罗席，观其所取。武惠王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须取一印，余无所视。”这是很难得的抓周之结果与事实的发展一致。此外，《红楼梦》中也有关于贾宝玉抓周的描述，说宝玉在许多物品中专抓胭脂、钗环，贾政十分不悦，认为贾宝玉“将来不过酒色之徒”。

其实，“抓周”只是人的第一个生日纪念日的庆祝方式，通过一种游戏来图个吉利，反映了父母对子女的舐犊深情，其核心仍然是对生命延续、顺利和兴旺的祝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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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断“抓周”起源的故事

对于“抓周”究竟起源于何时，因何而产生，目前还没有定论。有人认为，其源头可能在先秦。《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共王没有嫡子，就想在五个受宠爱的庶子中选继承人，于是遍祭名山大川，祈祷说：“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又将一块玉璧展示在名山大川之前，说：“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然后将此璧悄悄埋在祖庙的庭院里，让五庶子依长幼次第进庙拜跪祖先，谁正好压在埋玉璧的位置上，他就是神灵所确立的王嗣。结果年龄最小的楚平王被抱进祖庙后，两次下拜，都压在了玉璧上。但楚共王最终却把下跪时两足各跨玉璧一边的长子（即楚康王）立为太子。一位大臣私下认为此举违背了天命，所以让他儿子辅佐楚平王。楚平王最终也的确在楚国内争中坐上了王位。

我之为我命名礼

传统的命名礼为了使新生儿得到家庭、邻里、社会的承认而显得非常庄重、严肃，同时也蕴涵着人们对新生命的美好祝愿，体现了家庭、家族、亲族乃至社会对新生命的关怀和重视。

取名也是人生礼仪之一。古人说：“名以正体”，一个人的名字是他本人必不可缺少的外在符号，是用来作标志、正名份的。这关乎社会交往，自然带有礼仪的性质。

在古代社会，取名也要符合礼仪规范。如《左传桓公二年》记载，晋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名字取得有些奇怪，就有人大发议论，认为取这样的名字不合礼制，国家要乱了。可见，取名字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早在2000年前，我国传统典籍《礼记内则》中就详尽记载了西周、东周时期的命名制度，奠定了汉民族命名礼仪的基本模式。

先秦的命名礼是庄重、严肃的。为孩子命名的礼仪一般定在孩子出生三个月之后的某个吉日，具体仪式大致包括三个步骤：首先，照顾婴儿的人抱着孩子同孩子的母亲一起去见孩子的父亲，讯问应答以后，由父亲握着孩子的右手，另一只手托着孩子的下巴，严肃地为孩子取名。其次，孩子的母亲记下丈夫所说的名字，并返回将婴儿交给师傅，师傅将婴儿的名字告诉家中所有的女客与家中妇女。最后，孩子的父亲把婴儿的名字报告给宰，宰则遍告诸男，并记下婴儿的出生年、月、日，并收藏起来，同时又通告闾史，闾史记录，一式二份，其一上报更高一级的行政长官州史，州史再上报给州伯，州伯便让手下的人把“户口”收藏在“档案柜”里。

后来，命名礼仪虽然不再那么严格、繁琐，但命名的习俗仍然十分重要。

《礼记檀弓上》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也就是说，周代的人一般要有四种名字。这四种名字是在不同的阶段来完成的。幼年完成乳名，成年取“字”，老年以论排行，去世则完成谥号。对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乳名的命名。

在民间，命乳名十分郑重，且方式千奇百怪。如有的地方由父亲携带着饼、糖之类的东西请村中年长的人、族中有威望的人给孩子取名，名字要与长辈亲属的名字避讳。再如江浙一带有“上篮秤”取乳名的仪式。即将婴儿加上一些吉祥物，放入篮子里称重，根据所得斤两来取乳名，如“八斤”“九斤”等。

在民间，还有以难听的字眼来取名的。在古代，由于生活贫困、婴儿死亡率极高，做父母的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像猫、狗、牛、羊、驴等牲口一样容易成长，就给孩子起一些贱名，如“狗娃” “猫蛋”等。

此外，古代人们认为妖魔鬼怪喜欢好听的名字，他们就起一些连鬼都不叫的名字来躲避鬼怪。如“灶拴”，意思是由灶王爷拴住孩子，取名时还要到灶王爷那里拉一根红头绳拴在孩子的腿上，以防鬼怪夺走孩子。

还有一些人在给孩子取名时，会找来算命先生，根据孩子的生辰八字算出五行里缺什么，名字里就补进什么，如“闰土”“小奎”“铁柱”就是这种命名仪式的结果。

古代取名不仅有一些表面上的“贱名”，还有一些直接表达了祖辈、父辈的理想与愿望的名字，如“有福”“来福” “满仓”等。

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是文化人还是白丁，给孩子的取名都体现了父母亲人对孩子的期望、祝福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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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取名中的避讳

公元前706年，鲁桓公的一个儿子出生了，即后来的鲁庄公。鲁桓公想给这个孩子起一个好名字，就专门向鲁国大夫申繻请教。申繻说了许多取名时应该忌讳的地方：给孩子起名不能用本国国名；不能用本国官名；不能用本国的山川名；不能用疾病名，因为人人会得疾病，别人在称呼时不容易避讳；不能用畜牲名，因为古代的马、牛、羊、豕、狗、鸡等，都是祭祀时供宴飨使用的；不能用礼器之名，如俎、豆、罍、彝、钟、磬之类。

由此，先秦的取名之难可见一斑。不仅如此，《礼记》中还提到，为孩子取名不能用日月之名，不能与世子（即太子）同名。

先秦时期的命名礼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命名忌讳与风俗习惯。虽然随时代变迁而有不同，如“日”“月”等字眼都可以出现在名字里了，但在任何一个朝代，皇帝和太子的名字，普通人在取名时一定是要避讳的；在一个家庭中，祖父和父亲的名字也是不能随便重复的。

男子冠礼示成年

冠礼也称为“成年礼”，是我国古代时期跨入成年人行列男子的加冠礼仪。从我国的礼仪发展历史来看，古代冠礼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成年礼的发展史。

冠礼是为男子进入成年所举行的加冠仪式，它由远古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发展而来。

在氏族社会，男女青年发育成熟之前，都要经过一定程序的训练与学习，等到身体成熟后，便要参加成丁礼，从而正式成为氏族成员，开始参加氏族各种活动。成丁礼在周代则演变为男子的冠礼、女子的笄礼，并作为制度确定下来。冠礼在汉代很受重视，到了唐代已经渐趋衰落。宋、元、明三代虽然仍旧实行冠礼，但已经不被特别重视。到了清代，冠礼已被废止。

举行冠礼的年龄和意义

古代男子在20岁举行冠礼。之所以是20岁，是因为古代的孩子满6岁开始接受基础教育，10岁开始离家去拜师学习。到20岁的时候，他的知识结构大体完备，身体也已经发育成熟，可以独立面对社会了，就要适时举行冠礼。

古代的未成年儿童是不戴冠的，冠就成了成年男子身份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要以加冠的方式作为成年礼的主体了。

举行冠礼的意义就是告诉孩子要树立成年意识，从此不要再有依赖家庭和社会的行为，而是要成为一名对家庭和社会负责任的成年人，要懂得怎样为人子、为人兄弟、为人臣，担当各种社会角色。

冠礼的仪式

古代的冠礼，是在自家宗庙中完成的。首先，通过占卜选择举行冠礼的最佳日子。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冠礼的正宾，还要邀请一些同僚、朋友来观礼。

举行冠礼当日清晨，家里要准备加冠礼用的三个帽子——缁布冠、皮弁、爵弁，分别放在三个竹编的盘里，由三位有司分别捧着，在台阶上往下依次站着。与冠礼相配的三套成年人穿的衣服，在东房里按顺序摆着。冠者则是一副儿童的打扮，在东房等待典礼的开始。

冠礼开始后，正宾请冠者过来坐下，然后由助手把他的儿童发型弄散，按照成人的发型重新梳理，挽成发髻，用帛包好，再插上簪子。正宾从有司手中接过缁布冠为他戴上。缁布冠实际上只是一块黑布。这是远古时代使用的冠。正宾要发表祝词并把冠仔细扶正。冠者转身回到东房，换上与缁布冠配套的衣裳，然后回到堂上，向来宾展示自己的成年衣冠。一加之礼到此完成。

接着进行第二次加冠，程序与第一次基本相同，只是正宾为冠者加的冠是皮弁。皮弁用白色的鹿皮缝制而成，与朝服配套穿戴，地位比缁布冠尊。

第三次加冠的仪式与前两次基本相同，这次为冠者加的冠变成了爵弁。爵弁的颜色与雀头（赤而微红）相似，故名。爵弁在古代是在重大祭祀场合戴的，地位尊贵。

三加之礼完成后，冠者要以成年人的身份去拜见母亲并行礼。接着，还要与自己的兄弟姊妹、亲戚行礼。

行礼完毕，冠者上堂，由正宾为他取“字”。在古代中国，只有长辈、天子、国君才能直呼他人之名。为了社交的方便，就在姓名之外再取一个“字”(或称“表字”)，供彼此称呼时使用。

接着，冠者穿着成年人的衣服出门，去拜见乡里面的地方官，告诉他们，自己从此成年了，并且请他们对自己有所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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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年龄称谓

古人的年龄有时不用数字表示，而是用一种与数字有关的称谓代替。

总角：指童年。垂髫：指童年。古时童子未冠，头发下垂，因而以“垂髫”代指童年。

束发：指青少年。一般指15岁左右。 及笄：指女子15岁。

待年：指女子成年待嫁，又称“待字”。 弱冠：指男子20岁。古代男子20岁行冠礼。

而立：指30岁。出自《论语·为政》“三十而立”。

不惑：指40岁。出自《论语·为政》“四十而不惑”。

艾：指50岁。出自《礼记·曲礼上》“五十曰艾”。老年头发苍白如艾。

花甲：指60岁。古稀：指70岁。出自杜甫诗：“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皓首：指老年，又称“白首”。 黄发：指长寿老人。老人头发由白转黄。

鲐背：指长寿老人。老人身上生斑如鲐鱼背。

期颐：指百岁。出自《礼记·曲礼上》“百年曰期，颐”。谓百岁老人应由后代赡养。

女子笄礼示许嫁

笄礼，也叫“加笄”“及笄”，是汉民族女性成人之礼。笄礼与婚嫁紧密相连，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成年礼，而是许嫁之后的一种仪式，是从属于婚姻的一种礼仪。

在我国传统的成人礼中，男有冠礼，女有笄礼。

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笄，簪也”。《篇海》说：“妇人之笄，则今之簪也。”笄作为一种饰品，用来固定发髻，形似一根细长钎子，一头锐一头钝，钝的一头有突出的装饰，称为“首部”。笄是发簪家族的鼻祖，后来的簪、钗都是在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女孩在童年的时候并不用笄，所以笄就成了女子成年许嫁的象征。成年礼叫加笄礼也就理所当然了。

举行笄礼的年龄及意义

女子行笄礼的时间是十五岁至二十岁之间，只要许嫁便可加笄，如果一直待嫁未许人，最迟也要在二十岁时行笄礼。

女子在行笄礼之前，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但学习的内容与男子却大不相同。主要是为婚后相夫教子、敬顺舅姑、操持家务、严守妇道作准备。

男子行冠礼的意义是要承担成人的社会责任，拥有各项政治权利，与此不同的是，女子行笄礼是要在许嫁之后，即在男方纳征之后加笄并取表字。笄礼完成，标志着女子有结婚生子、奉养舅姑、谨行妇道的责任了。

笄礼的仪式

对于笄礼的仪节，文献很少记载。宋代时，一些学者为了推行儒家文化，构思设计了女子的笄礼。其中《朱子家礼》的笄礼篇和司马光的《书仪》中有关部分，大体相同地记载了笄礼的仪式。

在笄礼之前要像冠礼一样选择宾客中有德才的女性长辈为正宾。为了表示慎重，要用笺纸书写请辞，于行礼前三日送至正宾家中。不仅如此，在行礼前一日还要再次恭请正宾。其主要目的是提醒正宾一定参加，同时也表现了宋代对笄礼的重视程度。

笄礼当日，将用于加笄的服饰都放在盘中东房中东部，加笄的女子穿着双阶衫子，在东房中，面向南。全部准备工作就绪后，所有参加人员按照特定的要求和秩序入位，主妇及以下着盛服就位。当身着盛装的正宾至大门外。主妇出门向正宾行再拜之礼，正宾还礼入门。

笄礼开始后，正宾盥洗，主妇向正宾致谢。加笄者出来后即席跪下，正宾从执事者盘中拿出发笄，为加笄者正容并戴上，然后向加笄者致祝辞。笄者回到东房中，脱去衫子，换上素色的襦裙。出来让众人看。这第一加中的发笄和罗帕、素色的襦裙。衣缘没有纹饰，腰带用普通的细布带，它象征着女孩子成长的过程，即采衣色泽纯丽，象征着女童的天真烂漫；而色浅而素雅的襦裙，则象征着豆蔻少女的纯真。

接着进行第二加笄礼，过程同第一加相同，只是加的服饰是发簪。换上的衣服是曲裾深衣，这象征着花季少女的青春美丽。

笄礼也是要加三次，第三加的过程同之前的一样，加的服饰是钗冠。换上的衣服是正式的大袖长裙礼服，上衣下裳制，佩绶等饰物。隆重的大袖礼衣则反映了汉族女子的雍容大气，典雅端庄。

最后，还要给笄者取“字”。过程与冠礼相类似。

女子许嫁的笄礼和未曾许嫁的笄礼是不同的。未许嫁的笄礼只用自家主妇执礼，没有正宾。许嫁的笄礼，表明女子已经承认，也意味着女子即将成为人妇，承担新的角色，意义重大，也更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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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未嫁义妇

宋朝年间，有个姓高的女孩，被许配给一个姓张的人。已经行过笄礼了，可是姓张的人却不知由于什么原因眼睛瞎了。张姓男子心肠好，觉得自己配不上未婚妻，就派媒人去对高家说：“我不幸瞎了眼睛，再也高攀不起你们了，请你们姑娘另择人家吧。”高家父母听了，也不想让自己女儿跟一个瞎子过日子，就答应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高氏女孩却冲出来泪流满面对媒人说：“凡是男女，一旦订婚，就是结定盟约，不管是福是祸，彼此都应忠诚忠心。我不能背盟弃约，做无良知的人。”父母一听，觉得自己的女儿非常有情义，就答应了她的请求。高氏女孩嫁过去后，勤勤俭俭地过日子，对盲丈夫非常体贴，同乡的人都称赞她是个有贤德的妇人。

长命百岁祝寿礼

祝寿礼仪是一种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习俗，它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增进了老少几代人之间的感情，体现了浓浓的亲情和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人一生中有四次重大的礼仪，即出生、结婚、寿礼及葬礼，其中寿诞礼仪是我国特有的传统礼俗，它植根于民间向往的“五福”——“福禄寿喜财”的人生理想，所以，寿礼的礼仪规定，与婚礼相比也不相逊色。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做寿的资格，因为民间有“不到花甲不庆寿”的习俗。这是因为古代人用干支纪年。天干、地支搭配循环60次，正好是一个轮回，也就是一个甲子。一个人活到60岁也就过完了一个甲子，就相当于完成了天地宇宙人生的一个完整周期，在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周期时庆寿，就不仅含有“生的延续”的意味，还有祈福、祝愿的含义。

古代寿礼的礼仪程序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送寿帖

古代的富贵人家做寿是十分隆重的，大多由子女或其他后辈操办。寿期的前三天要送寿帖给亲友，通知寿期并请来宾吃祝寿酒。接到请帖后，亲朋好友也就开始准备寿礼，并在寿日前一天送到做寿者家中。

设寿堂

古代寿礼通常在家里办，这就需要布置拜寿行礼的寿堂。寿堂设在正屋大堂或家庙中。中堂挂大寿福、百寿图，或一幅手持仙杖的老寿星像；四壁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寿联，或上写寿星的功名、德行、业绩等的寿屏，都是赞美之语。中案上供奉神像，如果给女寿星做寿，就要在案前供一尊“麻姑献寿”像。神像前香案上陈列插花用的花筒、香炉，以及寿桃、寿面、水果等。两边高燃红色寿烛，烛台下要压着黄钱、纸元宝等敬神钱粮。

行寿仪

做寿往往要三天。寿日的前一天晚上，寿星与家人团聚在堂屋里，一家人吃寿面，设小宴，叙家常，并对第二天的正式祝寿事宜进行更为周密的安排和分工，这叫“暖寿”。

第二天便是寿星的生日，这是最热闹且隆重的一天。早晨起床，老寿星（或寿星夫妇）便穿上礼服。儿媳奉上一碗莲子鸡蛋茶，吃完后登堂，点燃香烛敬拜天地、祭祀祖先，同时两旁乐队吹奏寿喜乐曲。礼毕，寿星坐到放在中央的八仙椅上，依次接受儿子、女儿、媳妇、女婿、孙子、孙女等下辈的跪拜礼。等其他亲朋好友来后，也坐在这里接受祝贺。受贺者的晚辈要站在寿堂两侧，对拜寿的亲友一一还礼。礼毕，寿星拿出预先准备好的红包分赠给下辈们。随后放鞭炮，大摆宴席酬谢客人，人们祝酒、品菜，共享天伦之乐。

除了正规的祝寿礼仪，有些家庭还举行一些特殊的做寿礼俗，如请和尚、居士念寿经，给神佛送疏等；有的佛教徒要“放生”，即寿星将子女从鸟贩子、鱼贩子那里买来的一些鸟类、鱼类等亲手放它们生路。

祝寿第三天要回礼，即主人家适当回赠客人一些礼物，称为“敬福”。

吃寿宴

寿宴通常是富裕人家的专利。宴席上的菜肴多多益善，取多福多寿之兆。并且菜肴的总数要取九或九的倍数，以讨吉利。

寿宴上必须要有寿面和寿酒。吃寿面时，千万不能用筷子将面夹断，因为寿面越长表示越长寿。由于“酒”与“久”谐音，所以，寿宴上的“祝寿酒”就有祝人寿命长久之意。

贺寿礼

祝寿自然不能没有寿礼。民间常见的寿礼有寿桃、寿糕等，都是祈祝长寿的意思。学识修养较高的文人学者间则会馈赠寿联、寿幛、寿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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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日吃长寿面的来历

祝寿吃寿面的习俗在我国起源很早，据说，这与汉武帝有关。当年，汉武帝与大臣们开玩笑，说人的寿命长短与人中的长短有关，寿命长的人，他的人中一般都很长。当时名士东方朔接口说：那么彭祖活了八百多岁，他的人中一定很长，他的面孔更是不知有多长了。这本是戏言，但经过长期流传以后，人们信以为真，而且由于“面孔”的“面”与“面条”的“面”同音，面条又有形状绵长不断的特点，因此，面条理所当然地成了长寿的象征。

第六讲 婚嫁礼仪篇

婚礼的产生及意义

人类经历了聚生群处、血族婚、对偶婚后，出现了以婚礼来规范异性结合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这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标志。

婚姻，是关系到人类自身繁衍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而又最基本的文化活动。婚姻礼仪向周围的人宣告了一个新家庭的诞生，此外还意味着这个家庭所在的家族的兴旺发达。它不仅是婚姻当事人的“终身大事”，也是双方家庭、家族大多数成员的一件大事。那么，婚礼究竟是如何产生又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婚礼的产生

婚姻，最初写作“昏因”。《说文女部》曰：“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女之所因，故曰姻。”从此可以看出，古代婚姻指男女嫁娶之事，于黄昏之时男方行迎娶之礼，女方因男方而来，而成为妇人。所以称“昏因”。

人类最初没有婚姻之礼，人们群聚相处，“男女杂游，不媒不聘。”（《列子汤问》）两性的结合非常随便，不论辈分，不论血缘。后来出现了最早的婚姻形式：血族婚。即氏族内排斥父子辈通婚，但允许同辈有婚配关系。许多古籍记载，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就是兄妹做夫妻的。到了亚血族婚时代，本氏族的兄弟姊妹已不能通婚，他们必须在其他氏族中寻找配偶，对方亦然，形成共夫或共妻现象。因此，这一时代只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即所谓“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一男一女组成配偶关系，是在对偶婚时代。对偶婚，亦称“对偶家庭”。不同氏族的成年男女，由一男一女组成配偶关系，以女子为中心，婚姻关系不稳固，时间或长或短。同时，男人仍可多妻，只是有一主妻。女人也可以多夫，有一主夫。对偶婚是一夫一妻婚姻形式的前身。从婚姻形式的发展看，男女配偶不断趋于固定，数目不断减少，更重要的是，血缘关系越来越淡薄。这是因为，古人认识到，男女杂交、乱婚，致使族群个体智力、体质低下，生命力衰弱，种族衰败。因此，古人制定婚礼来规范异性的结合，即《礼记曲礼》曰：“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唐。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婚礼的意义

婚礼实质上是把两性相交的私事用礼法加以约束，不仅如此，儒家还赋予了婚礼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

对于人类本身而言，男性、女性是社会的阴、阳两极，是衍生亿万人类的渊源。《周易序卦传》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人类社会的君臣、父子等一切的人伦关系，都是由男女的结合而派生出来的。这与自然界的阴、阳二气相和合，化生了四时和万物，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使夫妇结合的婚礼是人伦之基，“万世之始”。

对于家国而言，婚礼将两个异性家族联系起来，结成了血缘关系，从此可以延续家族生息，传承家族的事业。每个家族的血缘得以继承，就会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团体，在此基础上，国家就得以稳定与繁盛。

婚礼看似男、女主角二人之事，其实它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史记外戚世家》中认为，自古帝王的为政得失，往往与配偶的贤德与否密切相关，因此，在古代中国，天子与皇后的婚姻具有垂范天下的意义。同样地，对于一个大的家族而言，家长的婚姻关系对家族中的其他人也具有模仿意义。所以说：“昏礼者，礼之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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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婚误国的有施氏妹喜

有施氏(今山东腾州)是东方小国，国弱力薄。在夏桀派重兵剿杀的危急关头，有施氏献出部落最美丽的女子妹喜，以求保全宗族。妹喜的美丽有诗为证：“有施妹喜，眉目清兮。妆霓彩衣，袅娜飞兮。晶莹雨露，人之怜兮。”夏桀娶了妹喜后，妹喜不仅用美色让夏桀罢兵，并很快成为夏桀的宠妃。妹喜嫌弃王都宫殿陈旧，夏桀就大兴土木，营造寝宫，两人终日饮宴淫乐。据说，妹喜爱听“裂缯之声”，夏桀就把缯帛撕裂，以博得她的红颜一笑。就这样，夏桀渐渐将国家大事置于脑后。有时甚至听从妹喜的主意，残暴地对待臣民百姓，最后导致天怒人怨，大好江山也从夏桀手中转入商的名下。

纳采以示提亲

古代结婚过程包括了从谈婚、订婚到结婚等过程的礼仪，即所谓的“婚姻六礼”。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周，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对其后各朝代的婚姻形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婚姻是一个人一生中的大事，无论古人今人，人们都非常重视。在中国古代，婚姻关系到家国的稳定与和谐，所以尤为重视，男方和女方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与形式才是合法的婚姻。据《周礼》记载，要使婚姻关系成立，必须同时具备“一夫一妻”“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三个条件，此外，婚礼还必须符合一定的形式，即遵循“婚姻六礼”的程序才能完成合法婚姻的缔结。“婚姻六礼”主要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仪节，前面五个主要是议定婚姻，亲迎才是正礼，是婚礼的核心。以下几节将进行详细的介绍。

“纳采”，是“婚姻六礼”的第一礼，它的名称在各代也有不同的叫法。如纳采又叫“委禽”。在《左传昭公元年》中就有：“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西晋著名学者杜预所作的注解事：“禽，雁也，纳采用雁。”因纳采用雁作礼物，故曰委禽。纳采在宋时还叫“敲门”。《宋史礼志十八》中说：“宋朝之制，诸王聘礼，赐嫁白金万两。敲门，用羊二十口、酒二十壶、彩四十匹。”有注解说：“敲门即古之纳采。”

具体而言，纳采是古代婚礼之首，就是“提亲”的意思。如果男方想要和女方结亲，先请媒人前往女方家里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人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仪礼士昏礼》中说：“昏礼，下达纳采。用雁。”

借助媒人

媒人，就是男女之间的婚姻介绍人。这个角色在我国的婚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自周代以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几乎人人必须遵守的择偶方式，可以说是“匪媒不得”。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卫风氓》中就有“匪我愆期，子无良媒”的诗句；《淮南子缪称训》中也有“媒妁誉人，而莫之德也”的语句；孔子的《礼记典礼》中也有“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之句。婚礼中之所以一定要借助媒人，其实也是为培养男女有别的廉耻心，以维护封建社会风化。在古代，整个议婚过程中，男女双方都不得见面，只有在成婚之日才能彼此相识，一切都按照父命行事。即使要被迎娶了，也要奉父命才可以前往。男女如果自由交往，甚至私定终身，这在古代被称为“非礼”“苟合”，是要遭到社会鄙视的。《礼记•坊记》说：“男女无媒不交。”

以雁为礼物

在“婚姻六礼”中，除了纳征之外，其他五项仪节所带的礼物都是雁。

据《白虎通•嫁娶》记载：“《礼》曰：女子食物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为贽。纳征用玄熏，故不用雁也。”古人以雁为礼，一取雁是候鸟，每年秋分时节南去，春分时节北返，来往有时，从不失信。喻男女婚前互守信约，婚后夫妻坚贞不渝。二取雁是随阳之鸟，喻妇人出嫁从夫；三取雁行有序，飞时成行，止时成列，迁徙中老壮雁率前引导，幼弱雁尾随跟紧，井然不紊，喻嫁娶之礼，长幼有序，不相逾越。由于雁是飞禽，很难捕捉，后人以鹅代雁，谓之“雁鹅”。后世中虽然也有纳采带礼物的习俗，但是具体所带礼物则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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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人为什么又被称为“冰人”？

媒人后来被人们雅称为“冰人”，这主要是源于一个有趣的典故。据《晋书·索枕列传》记载：晋朝有个孝廉叫令狐策，有一天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的自己站在冰上和站在冰下的人说话。他很奇怪，第二天就去找索枕圆梦。索枕跟他说：冰上是阳，冰下是阴，对人而言，男属阳，女属阴，梦中的你向冰下的人说话，就意味着你在代表男方向女方求婚。这个梦的征兆就是说你要做媒人了。令狐策不相信，可是，过了几天后，太守田豹就来请他去张公正家为自己的儿子提亲，由于盛情难却，令狐策只好遵命。结果这件提亲之事居然真的以喜结良缘告终。这件事广为流传。从此，媒人又多了一个称谓——“冰人”。

问名以卜吉凶

中国古代的男、女在缔结婚姻关系的过程中，需要禁忌的内容比较多，“问名”这一仪节的本质含义即避免出现不应该有的婚配关系。

问名，是古代“婚姻六礼”中的第二礼。“问名”礼的最早记载见于《仪礼》中：“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问名礼的传承

“婚姻六礼”虽然作为一种婚姻制度被确定下来，但是，在日后的传承与发展中，却也是因时而异的。

东汉魏晋年间，战争频发，社会混乱，受此影响，当时的人大多都仓促成婚，往往是六礼不备，问名礼也就很自然地没有进行了。杜佑的《通典》中记载说：“自东汉魏晋以来，时或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六礼悉舍。”

到了隋唐，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六礼”也逐渐盛行起来。

宋代，问名礼还见于史册的记载，如《宋史•礼志》中说：“士庶人婚礼，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征。”问名这一礼俗在宋代时还有了一个别名——“系臂”。中有“问名即今之系臂”之语，可以推测，宋时订婚也许是以纱系臂，来表示双方已经系成姻好。真可谓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但是，到了明代，问名礼就很少或不再举行了。问名礼与纳采合并，有一个俗名叫“发媒”。

问名之礼

婚礼是继宗传代的大事，所以，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这五个仪节都在女方的祢庙（父庙）中举行，并且要像侍奉生者一样，在祢庙中为父亲的神灵设座席以及可以用来倚靠的几，这其中含有听命于宗庙的意思，也都是郑重其事的表现。

纳采礼结束后，媒人出了庙门，并不回家。而是稍后执雁再次进入女方家的庙门去“问名”，以便回去占卜男女双方是否和婚。问名除了用来卜卦之外，还有了解女家家族血缘关系的作用。这主要是避免同姓婚配而影响后代。

按照周礼的规定，“娶妻不娶同姓”（《礼记•坊记》）。姓原本是古代氏族的标志，同姓就同族，血缘关系较近；相反，不同姓就不同族，血缘关系较远。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族内婚配不利于后代的繁衍。《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和《国语•晋语》中有“男女同姓，其生不繁”“同姓不婚，惧不殖也”的说法。

除了同姓之外，古代禁止缔结婚约的限制性条件还有结婚年龄。西周礼制规定，男子20岁“冠而列丈夫”，表示成年。女子15岁为“及笄”，也就是成年。如果男女没有达到成年年龄是不得成婚的。此外，据记载，汉代结婚年龄是男子十五六岁，女子十三四岁。总体看来，以后的结婚年龄显然是大大提前了。

此外，不适合缔结婚约的情况还有服丧期。儒家礼制规定，父母死后子女应服丧三年，在此期间不得嫁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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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名礼中用的庚帖

古人行问名礼时，将女方的相关情况写成文书，用以占卜吉凶，这种文书就是后来的庚帖。所以，人们也将问名礼称作“请庚帖”或者“合八字”。

清代的庚帖多为折子状，极富喜庆气氛。封面上一般写着“文定厥祥”“天作之合”之类的吉语，也有的写着“鸾笺”二字。内容主要是记载订婚一方的姓名、籍贯、生辰和祖宗三代世系。庚帖中往往有一些特殊用词，如将男方的生辰叫做“乾造”，女方的生辰叫做“坤造”；落款的时间前面，男方通常写“龙飞”、女方通常写“凤舞”等。

这样的庚帖由媒人送到对方家中后，对方要郑重地压在堂前供桌的香炉底下，陈设供品并焚香祈祷，来卜筮婚姻的吉凶。如果在此后的3天内，家中人员平安或出现喜事吉兆，就说明“乾坤两造无冲”，婚姻祥瑞可配；如果发生了不吉利的事情或者凶兆，就说明八字不合，要另择佳偶了。

纳吉以示初定

纳吉是“婚姻六礼”中的第三礼，经过了“媒妁之言”和卜筮之后，男女双方的这桩婚姻已经得到上天和人为的许可，纳吉标志着婚姻的初定。

据《仪礼》记载，在男家问名后，回去在庙中占卜后，如果获得的是吉兆，就派使者告知女方家庭，女方家庭的主人则很谦虚地对答，大意是说家女与男方恐不匹配，却又不敢推辞。这就表明婚姻之事初定。这一仪节因为在占卜获吉后进行，所以被称为“纳吉”。当然，占卜结果不好，那这桩婚姻也就到此为止了。

纳吉在后来的发展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嫁娶》中很详细地记录了纳吉的过程：

亦卜吉，媒氏通音，然后过细帖，又谓定帖。帖中序男家三代，官品、职位、名讳，议亲第几位男及官职，年甲月日吉时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书主婚何位尊长，或入赘，明开将带金银、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具列帖子内。女家回定帖，亦如前开写，及议亲第几位娘子，年甲月日吉时生，具列房仓、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其伐柯人（即媒人）两家通报，择日过帖，各以色彩衬盘、按定帖送过，方为定论。

其意大概是说，男方得到吉兆，派遣媒人去告诉对方。然后开始着手准备定帖。帖子中要写明男、女双方的个人及家庭情况，以及媒人来回奔走于双方家庭后商量出了聘财和妆奁的种类与数量。写好后，选择一个好日子，男方派媒人带着一些小礼物，欢欢喜喜地去女方家中交换帖子。交换了定帖后，这件亲事也就差不多成为定论。所以，纳吉后来有了“文定”的名称，此外所谓的“送定”“过定” “定聘”“小聘”“小定”一般也指此项定婚活动。

除了这种变化之外，有的父母家人还是有些不放心。万一对方“命星”不错却相貌丑陋、言词粗劣怎么办？万一对方家境虽好，可是父母兄嫂厉害，自己女儿过门后要受公婆等人的气怎么办……正是由于这些顾虑，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相看未来儿媳或未来女婿的故事。当然，在我国古代，女孩都是居于深闺、不能抛头露面的，所以，还是女方家长相看未来的女婿情况比较多一些。如《世说新语》中记载，王武子为自己的妹妹挑选了一个虽然出身贫寒却有丰富学识的丈夫，母亲知道后就提出要看一看人。于是，王武子就安排这位未来的妹夫与其他人杂处一起，让母亲在幕后悄悄地相看。母亲看后发现此人虽然才貌人品都没问题，可是却长了一副短命相，就拒绝联姻。没过几年，母亲的话果然应验。

此外，如大家熟知的王羲之“东床袒腹”，虽给前来相看的中间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却被未来岳父选中为婿的故事，其实也是虽有“媒妁之言”，也有天地之允，却仍不放心的一种表现。

纳吉属于正式定约，所以，行礼时也必须有礼物作为定婚事的信物。《仪礼士婚礼》中说：“纳吉用雁，如纳采礼。”到了后代，纳吉所带礼物就比较丰富了。有时候是食品“六十四”，即包头64对、油包64只、麻饼64只等。“四洋红”或者“六洋红”即绸缎衣料四至六件，以及金戒指两只和金耳环一副，此外还有老酒2担至8担不等。女方回礼多为金团、油包及女孩自做的绣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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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自牧《梦粱录》

《梦粱录》是南宋吴自牧所著的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共二十卷。吴自牧是临安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但生平事迹不详。关于《梦粱录》的成书年代，根据自序中的“时异事殊”“缅怀往事，殆犹梦也”等语句推测，可能是在元军攻陷临安之后。这本书仿效了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的体例，记载了南宋临安的郊庙、宫殿、山川、人物、市肆、物产、户口、风俗、百工、杂戏和寺观、学校等，为了解南宋城市经济活动，手工业、商业发展情况，市民的经济文化生活，特别是都城的面貌，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史料。其中《嫁娶》中则详细记述了当时婚姻礼仪的完整过程。

纳征以行聘礼

纳征是六礼中的第四礼，是三书六礼中保留下来较完整的，同时也较受重视的传统礼节，代表了男方对女方的爱护与尊敬，也显示着财势。

经过纳采、问名、纳吉之后，男女双方家庭对这桩婚事再无异议，于是议婚进入纳征这一仪节。

纳征，也叫“纳币”“过大礼”。据《礼记昏义》记载：“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礼记曲礼》也说：“非受币不交亲。”也就是说，在嫁娶过程中，收受男方的礼物是一个标志性的行为，婚姻是否成立，以此为分界。古人所说的“女子许嫁”，其实也就是“已受纳币礼也”。

纳征的发展演变

纳征之礼，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变化或不同说法，但仍是婚嫁礼仪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嫁娶重币的倾向，在这项礼俗中也表露得最为清晰。

最早的纳征礼同纳采携带的雁一样，其象征意义似乎大于实际价值。如《仪礼》中记载，“玄束帛”和“俪皮”是纳征时所携带的礼物。玄，蕴涵着天地阴阳；俪是“两”的意思，指成双成对。送这样的礼物主要是为了求得吉利。《周礼》还规定：“凡嫁子娶妻，人币纯帛，无过五两”，这是对礼物的价值上限做了规定，这其实也包含着纳征并不为钱财。

到了两汉时期，纳征之礼就开始注重内容了。如汉孝惠帝纳后时，聘礼用了二万斤黄金。所以，《汉官仪》中记载“皇帝聘皇后，黄金万斤”。这种巨额聘礼，实在让人瞠目结舌。上行下效，两汉时期的聘礼无论在宫廷、官吏中还是民间，都成为了一项很大的开支。

物极必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纳征基本恢复了先秦的古制，主要是玉、皮、羊、酒和各种布料。到了隋唐时期，朝廷规定纳征礼中连羊、酒也减去。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员中聘礼的数额还是很高的。无奈中，唐高宗下诏又一次规定纳征礼的上限，如“三品以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等。

如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样，纳征礼到宋代又开始攀升。如皇家聘礼中有了珍珠、琥珀等炫目的珠宝和金钗等首饰，布帛之外还赠送成衣，其他器具也多是金银制作。当时的皇家聘礼价值与汉代时差不多。在民间，则主要以“三金”为主。所谓“三金”，是金钏、金镯、金帔。家境贫穷的，就用银镀的来代替。

宋代的纳征礼直接影响了后代聘礼的种类和数量，尽管元代曾经试图减省一些，但是到了明清，用珍宝和衣饰、大量现金做纳征礼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纳征的意义

之所以会有纳征这一仪节，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种：一种是感谢女方花费苦心培养了如此优秀的女儿，因为结婚后女孩便成了婆家人，所以，应对女方家庭做以补偿。另一种是用来充当女子的嫁妆和酒宴的资费。

纳征的过程

纳征通常在大婚前一个月至两周进行。当日由男方家长请两位或四位女性亲戚（她们必须是全福之人，即有丈夫、儿女，而公婆、父母皆在）会同媒人，带着商议好的聘礼到女方家中。聘礼送到后，男方家里的女宾便会打开礼盒挑选几件精美的金饰，一边为准新娘戴上，嘴里一边说着各类吉祥的言词，随后大家互相祝贺道喜，至此纳征仪式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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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征礼中的喜庆象征——羊和酒

请期以择良时

“请期”是从古至今的婚姻礼仪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是人们希望结婚时一切顺利和结婚双方吉祥如意的心理的体现。

在古代的婚礼中，有一项虽历经千年却变化不大的礼节，那就是“请期”。

送完了聘礼，往往男方家庭就希望尽快将新娘娶回自家。于是，就通过占卜确定了结婚日期，之后派媒人携带着“雁”到女方家中，征求女方家庭的意见，这就是周礼中规定的“请期”。实际上，“请期”在当时只是表达对女家的尊重而已，其辞令是谦逊诚恳的。如男方的媒人说：我们是否挑个吉日，把婚事给办了?请问哪天最合适?当然，这是客套话，但不说却是失礼的。女家回答说：既然你们已经选中了吉日，还是请你们决定吧!媒人这才把婚期告诉女家。双方在商量中就把结婚的日子确定了。后来，人们发现，“请期”不仅是一种礼仪的需要，还是一种实际的需要。因为古代人往往笃信“坐床喜”，希望新娘在新婚之夜就能怀孕，这就要避开女子的“例假日”。这就需要通过“请”的方式来征求意见。

“请期”在民间有“挑日子”“送白头”或“提日”等不同的叫法，但千百年来的变化并不多。宋代时“请期”与“纳征”合并了，这在当时不仅省却了一道程序，还省去了一些婚礼的花费。

古人之所以要“请期”，其根本目的还是要“择吉”。古人认为，婚姻关系的确立是天作之合，那么，结婚的日期与时辰也应该顺应天时才会有好结果。所以，先秦、秦汉时期就开始通过占卜的方法来选择“吉日良辰”。在季节上大多定在春秋季。对此《夏小正》有明确记载：“二月，冠子娶妇之时也。”夏历二月是嫁娶最常用的季节。同样，《诗经氓》则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相爱的男女将迎娶的时间约定在了秋天。与春季相同，秋天也是阴阳交替的时光，阳往而阴来，暗合女子入住男家，所以秋天迎娶也是常例。《韩诗外传》就写道：“古者霜降逆女，冰伴杀止。士如归妻，迫冰未伴。”

不仅要选择季节，人们还要选择年、月、日，后来人们常常通过老黄历来择定。古人认为，冥冥宇宙中有神煞当值，神煞有吉神凶神之分，选择吉日吉时其实就是确认这个时间是哪一尊神煞在哪一个方位当值，然后做出趋吉避凶的安排。比如“岁德”是年神中的吉神，所理之地万福辐辏，自然是办婚事的好年头，倘若凶神“太岁”驾临，那就必须回避了。再如，人们以子、午、卯、酉为“当梁年”，忌“当梁年”结婚，认为“其年娶妇，舅姑不相见”。

看黄历决定婚期是大多数人的做法，然而，不同地域、时代，还是有不同的年月日忌讳。如北京的旧俗是“正不娶，腊不定”，如果确实要在这段时间娶亲的，那么一定要放在腊月二十五到除夕，此刻灶王爷已上天，诸凶煞都不出来捣乱了，嫁娶也就百无禁忌了。此外，有些地方还忌七月成婚，认为七月半是鬼节，阴气太盛，会伤及男子的寿命。还有一些婚期需要配合男女的生辰八字来确定，如《行嫁月》歌：“正、七迎鸡兔，二、八虎与猴。三、九蛇共猪，四、十龙和狗。牛羊五、十一，鼠马六、十二。”其中的属相为女方的属相。

无论婚期根据什么而定，“请期”这一礼仪都表现了人们对婚礼的重视，以及对新婚之人未来的美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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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择吉的来历

在古代，举行婚礼的日期要通过占卜来决定，占卜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同一个人用多种方式同时占卜，就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在汉武帝身上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并且因此确定了人们用五行来择吉。

据说，武帝想嫁女儿，就请来了占卜的人，问某日是否合适，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文家说：小吉；太乙家说：大吉。各家辩讼不决，莫衷一是，于是汉武帝下令，从此以后，这类占卜，只以五行家为主。

其实在春、秋季节迎嫁，就反映的是阴阳五行的思想。

亲迎以接新娘

在古代“婚姻六礼”中，亲迎礼是其中的核心，历来认为，只有举行了亲迎，才算是正式结婚，婚姻关系才得以成立。

亲迎，也称“迎亲”，是“六礼”中的最后一礼，即新郎亲自迎娶新娘回家的礼仪。据《诗经大雅大明》记载：“大邦有子，视天之妹，文定阅祥，亲迎于渭。”可见，亲迎礼仪最早始于周代，此后历代沿袭。

在我国古代婚姻文化历史中，亲迎礼的形式多种多样，尤其是在清代，亲迎的形式不但形式多样，而且十分隆重。《仪礼》中记载的亲迎礼是这样的：

黄昏时，由新郎亲自前去新娘家迎接新娘。亲迎时，要由父亲发出命令并进行教导后，新郎才能出发。出发时，新郎乘漆车，随从乘两辆副车，并给新娘准备一辆，其规格与新郎的相同，但有帷幕。到了女家，新娘的父亲在门外迎新郎，并行三揖三让礼来引导其进门。这时，新娘已经打扮停当，由母亲及陪嫁们陪着，面朝南站立。新郎入室后，向岳父行再拜叩首礼，然后出门，新娘跟从。此时，父亲在祚阶上送别女儿，并嘱咐说，一定要恭敬从事，什么时候都不能违背夫君的命令。母亲则将带子围在女儿身上，结好佩巾，将父亲的话再嘱咐一次。庶母送到门外，将盛佩巾的小囊佩戴在新娘身上，并重申父母之命：恭恭敬敬地听从你父母的话，白天黑夜都不要有过错，经常看看这个盛佩巾的小囊，就不会忘记父母的告诫了。

接着，新娘跟在新郎后边从西边的台阶下堂。出家门后，新娘上车，新郎则亲自驾车，在车轮转了三圈后，新郎下车。之所以如此，是要表示迎亲的车是由新郎亲自启动的。此外，根据当时的习俗，新郎的父母要第二天才能见新娘，所以新郎必须另外驾一辆车提前赶到家，以便迎接新娘。

各代亲迎礼在流传过程中又加入了一些新的“节目”。在亲迎前几天，女方家会选择一个吉日进行“安床”仪式，即在有利于新人的吉位安床，然后铺上龙凤被，并撒上红绿豆、莲子、红枣、桂圆、核桃等喜果。安完床后，要让小孩子跳床，并吃喜果，古代称为“压床”，有开枝散叶的含义。此外，准新娘在出嫁前的一段时间留在闺房或阁楼之内，一般由闺中姊妹陪伴，暂时摆脱以往的生活习惯，做好心理准备，以求日后能适应男家陌生的生活环境，这就是古代所说的“上阁”。到了亲迎当日也就是出嫁的当天，新娘才离开阁楼，俗称“出阁”。

“哭嫁”后来也成为后代亲迎礼中必不可少的礼俗。“哭嫁”，也称为“哭出嫁”“哭轿”等。女子拜别养育自己多年的父母，将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心中肯定会有一些不舍和茫然，于是常常有悄然饮泣，乃至痛哭失声的新娘。这本属于情理之中。另外，在古代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决定的婚姻，女方难免会有不满意之处，要出嫁到一个自己不愿去的地方，也肯定会让她哭泣。但是，这些最初在亲迎礼时哭泣的新娘们肯定想不到，“哭嫁”竟然成了一种习俗，成为婚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哭嫁”的目的是表现她们与父母之间的深情厚谊，表现她们对父母的至孝，这与她们最初“哭嫁”的缘由毫不相关。

经过复杂漫长的“六礼”过程，男女双方的婚姻关系才正式成立。其实，古代富家子女结婚时，往往严格遵循“六礼”的步骤，但是，普通人家的子女结婚则大多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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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亲迎礼中的花轿

花轿，也称为“喜轿”，是古代婚礼上使用的特殊轿子。它一般装饰华丽，主要以红色来显示喜庆吉利，因此也俗称“大红花轿”。

在北宋之前，轿子只供皇室使用。宋高宗赵构南渡临安（今杭州）时，废除了乘轿的一些禁令，从此轿子在民间也开始使用，并日渐成为人们的代步工具。南宋孝宗皇帝为皇后制造了一种“龙肩舆”，上面装饰着四条走龙，用朱红漆的藤子编成座椅、踏子和门窗，内有红罗茵褥、软屏夹幔，外有围幛和门帘、窗帘。这就是最早的“彩舆”，即花轿。后来人们便把花轿用在了喜庆的结婚礼仪中。

通常，待嫁的女方在家里梳洗打扮结束，凌晨，男方就会派来迎亲的鲜艳的大花轿，这叫“赶时辰”。据说当天如果有几家同时娶亲，谁赶的时间早，将来谁就会幸福美满。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娶嫁》里有相关的记述。

共牢而食，合卺而饮

“共牢而食，合卺而饮”是新娘到夫家后的一个仪节，这个仪节可以说是新人从陌生人到夫妇的一个过渡，同时也为了体现夫妇一体、彼此亲爱的意思。

黄昏时分，新娘被新郎“亲迎”回家，虽然“婚姻六礼”到此结束，但是，婚礼还没有结束。新郎新娘要进食新婚的第一餐，还要喝新婚的第一杯酒，这就是“共牢而食，合卺而饮”。婚礼是“礼之本”。《礼记婚义》中说：“共牢而食，合卺而饮，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也就是说，“共牢而食，合卺而饮”是为了体现夫妇一体、彼此亲爱的意思。

具体仪节是：新娘到达夫家后，侍者交替为新郎、新娘浇水洗手，赞礼者这时已经为新人安排好了新婚第一餐的馔席。

古人吃饭的习惯和现代有些不同。在那时，饭桌上的食物是每人一份，不共用。可是，婚礼上的第一餐却是例外。

在新郎、新娘的中间摆着三个古代盛肉食的“俎”，其中一个放着几条鱼，另一个放着一只风干的兔子，还有一个放着一份乳猪。这三个俎中的东西是夫妇共同享用的，这就叫 “同牢而食”，“牢”是指俎或者俎里的食物。同吃一份食物，这让原本素不相识的男女双方之间的亲密程度迅速提升。

可以看出来，新婚第一餐的饭菜非常简单。不仅如此，进食的过程也非常简单。侍者将俎中的食物加给他们，夫妇先吃一口饭，再喝一口肉汤，然后再用手指蘸一点酱吃，这个过程被称之为“一饭”。总共要重复三次，即“三饭”，对此的说法是“三饭告饱，食礼完毕”。

吃晚饭，还要进行“三酳”。古人饭后，要用酒漱口，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清洁口腔，另一个是安食。但在婚礼中，“酳”有三次。“三酳”中使用的酒器，前两次是爵，最后一次是卺。所谓“卺”，对剖而成的两半葫芦瓢，夫妇各用一半来喝酒，这一仪节就是“合卺而饮”了。

进餐完毕，侍者便为新婚夫妇铺好卧席，二人脱去礼服，新郎亲手解下新娘许嫁时系上的缨带，同房共寝。

由以上所述《士昏礼》中的婚礼过程可知，先秦的婚礼非常简朴，不仅夫妇成婚的菜肴仅有数品，而且没有庆贺和举乐的仪节。

乐是古代礼仪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什么喜庆的婚礼中却没有乐呢？《礼记郊特牲》说：“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乐是阳气，奏乐会使新郎新娘心襟荡漾，这与古代强调举止得体、强调女性的阴柔之美不相协调。此外，《礼记郊特牲》中还有“昏礼不贺，人之序也”的说法，也就是说，婚礼是异性宗族繁衍之礼，家家都有，人人必经，因此不必举乐。

对于婚礼不举乐的缘由，《礼记•曾子问》中则有另外一种说法：“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这即是说，妇家因女儿出嫁而离别，父母处于思念之中，无心举乐；而夫家则将因娶新妇而取代年老的母亲在家中的地位，不免哀戚，也无心举乐。

无论是哪一种理由，古代的婚礼都在一种简朴而宁静的氛围中度过，这更能使新婚的男女双方以一种恭谨、庄严的心来对待即将而来的生活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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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牢而食，合卺而饮”在后代的演绎

“共牢而食，合卺而饮”是周代婚礼的仪节，这一仪节在宋代以后，演绎成新婚夫妻共饮交杯酒。《东京梦华录·娶妇》记载：新人“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饮讫，掷盏并花冠子干床下，盏一仰一合，谷云大吉，则众喜贺，然后掩帐讫。”这个仪式的象征意义是意味深长的。

现代婚礼的最后一道程序是“闹洞房”。“闹洞房”时有一个几乎必不可少的节目，即让新郎、新娘一起咬一颗用线悬挂着的糖，或者苹果，这其实也是“共牢而食，合卺而饮”的遗风流俗，为了表示夫妇从此结为一体。

拜见舅姑，终成新妇

“拜见舅姑”是古代婚礼的一个重要仪节，只有通过这一仪节，新娘才完成了成妇之礼，才得到了新郎家的彻底认可，也往往意味着家庭主持大权的交接。

新娘进入夫家，完成了“共牢而食，合卺而饮”，并与丈夫同寝，但并不意味着婚礼已经结束，因为新娘还没有完成“成妇之礼”，也就是说，她还需要经过拜见舅姑或“奠菜”两个仪节。

“拜见舅姑”就是拜见公婆，舅姑是古代对公公、婆婆的称呼。这一仪节通常在“亲迎”后的第二天早晨举行。

清晨，新娘早早起身沐浴梳妆，穿戴整齐后，以新妇的身份上堂拜见公公、婆婆。公公以主人的身份在阼阶上即席，婆婆以内主的身份在房门外的西侧即席。

新娘手里捧着装有枣、栗的竹篮，提梁上覆盖着“缁被纁里”的手巾。缁色布在外面象征着阳，纁色布在里面象征着阴，取的是阴阳相交之意。新娘提着这样一个篮子，从西阶上堂，到公公席前行拜见礼，礼毕，将竹篮放在席上。公公抚摸竹篮，表示收下礼物。然后，新娘又捧着一个装有干肉的竹篮到婆婆席前行拜见礼，并将竹篮放在席上。婆婆举起竹篮，就表示收下礼物。在古代，向长辈进献礼物时，要把礼物放在地上或者席上，来表达对方尊而自己卑，不敢手授的含义，这与今天亲自交给对方表示敬意正相反。

接下来，主持婚礼的人代表公公婆婆用醴酒向新娘致礼，表示接纳新娘成为家庭中的一员。然后，新娘向公婆“馈特豚”，也就是进献一只煮熟的小猪。小猪经过左右对剖之后，先一起放入鼎中，食用之前取出来，分别盛放在公公、婆婆的俎上。之所以“馈特豚”，是为了表示新娘开始以媳妇的礼节孝敬公婆。最后，公公婆婆安排酒食款待新娘，以及女方家的有关人物，同时赠送礼物。到此，“拜见舅姑”礼就结束了，舅姑要下堂。以前，公公婆婆是从东面的阼阶上堂下堂的，因为那是主人专用的台阶。但“拜见舅姑”礼结束后，公公婆婆就要从宾阶，即西边那个台阶下堂了。相反，新娘则要从东边这个台阶下去。在这默默的上下堂行为中，新妇已经和公公婆婆完成了家庭管理权的交接大事，新娘从此代替婆婆成为家庭的主妇。

如果男女双方在结婚时，公公婆婆已经去世，那么，这个“拜见舅姑”的仪节也不能少，但这时就叫“奠菜”了。

古人有“事死如事生”的传统。即使父母已经去世，但是他们九泉有知，结婚这样的大事，一定要告诉父母。这就是在宗庙祭祀时，用“奠菜”礼仪拜祭公婆。周时的人实行四时之祭，春、夏、秋、冬，每季一祭，也就是每三月祭祀一次。新娘过门后，不出三个月就会遇到一次祭祀。因此，“奠菜”一定是在婚后的三个月内。即《士昏礼》所说的：“若舅姑既没，则妇入三月乃奠菜。”到了宋代，人们认为三月而“奠菜”，相隔的时间太久，于是，《朱子家礼》将其改为三天，于是成为一种制度流传于后世。

“拜见舅姑”或者“奠菜”结束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婚礼终告结束，新娘也终于完成了成妻、成妇礼，开始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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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见舅姑”与“拜堂”

周代的“拜见舅姑”到了唐代就被称为“拜堂”，到了北宋，仪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新婚之日先拜家庙，行了合卺礼，到第二天的五更，在一个桌子上放上镜台、镜子，对着进行礼拜，称之为“新妇展拜”。到了南宋，“拜堂”改在了新婚当日。新婚夫妇牵巾到中堂先揭新娘盖头，然后“参拜堂，次诸家神及家庙，行参诸亲之礼”。此后，就开始在迎娶当天先拜天地，然后拜堂，即拜祖先及男方父母、尊长的仪式。后来，人们也将拜天地、拜祖先及父母和夫妻对拜都统称为“拜堂”。

三朝回门，归宁父母

“回门”是古代“婚姻六礼”之外的一个重要仪节，它不仅表示着“新郎”在女方家庭中“半子”身份得到确认，双方家庭互致礼物也体现婚姻合两姓之好的意义所在。

在古代，“回门”也被称为“反马”“归宁”“拜门”“回红”等。它虽然是“婚姻六礼”之外的一个仪节，但它也是婚姻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回门的礼仪结束后，婚姻礼仪才宣告完成。

先秦时，礼俗规定，天子、诸侯、大夫等人的女儿出嫁不坐男家的车马，而是坐自家的车马。这种礼俗在于女家向男方表示，如果夫家不满意，让她骑着马回家，以此来表示自谦；如果满意，归宁时即将马送还，以表示新婚夫妇感情和谐，故称为“反马”。《诗周南葛覃》中也有关于“归宁”的说法，也就是说，在先秦时期，“回门”礼即已经存在了。如鲁文公在婚后偕新夫人齐姜回齐国探望岳丈就是“回门”之举。

回门的具体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有在婚礼当日回门的，有在婚后第三天回门的，叫“三朝回门”，还有婚后第四天回门的叫“回四”，婚后第九天回门，俗称“回九”。《红楼梦》第九十八回中，贾母与王夫人、王熙凤等商议说：“我看宝玉魂不守舍，起动是不怕的。用两乘小轿，叫人抬着，从园里过去，应了回九的吉期。”也有十天才回门的，俗称“九九十成”。甚至，在有些地区，新娘回门还有“叫对月”“住满月”的。无论何时回门，这一风俗的实质都是婚后双方家人的第一次隆重聚会，故又被称为

“会亲”。

“回门”的方式有接与不接两种方式。所谓“接”，是指由新娘的哥嫂或弟弟等家人前去男家接回；所谓“不接”即是新郎和新娘一同前往女家。接与不接，并无一定规矩。如在河南嵩县一带，新娘由哥嫂去接，新郎也于同日前来女家谢亲。按风俗，新郎与新娘不能两人同行，因而往往由嫂子陪着新娘先走，再由哥哥陪着新郎随后。中午在新娘家宴饮之后，新郎先回，新娘则由父亲随后送去。在有些地区，“回门”风俗还异常庄重。如天津就有回门“三道行帖请新郎”的风俗。所谓行帖，是指女家发出三次请新郎新娘回门的请柬。第一道行帖的内容是：“谨詹某日洁治春觞，恭候鸳驾”；第二道行帖的内容是：“谨詹本日洁治春觞，恭进文轩”；第三道行帖的内容是：“恭请速光”。

“回门”的内容有两个：一是新娘向父母和家人介绍在男家的情况，主要是介绍女婿的情况；二是女婿拜见岳父母以及女家兄弟姐妹和族亲。因此，“回门”礼中新郎在女家要受到隆重的接待。如在浙江地区，当新婿到达岳家后，即由岳家派人引见拜会各亲族和宾朋，俗称“认亲”，然后设宴畅饮，一些富有的人家还请戏班子演堂会。但是，有些地方对待新婿却有“谑郎”的习俗，即如同闹新房时戏谑新娘一样戏谑新婿。如在陕南一带，新郎新娘回门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女家便端上一块大骨头。对此，新郎要把骨头上的肉全部啃完，否则人们会笑话新郎挑肥拣瘦。在河南东部地区，还有给新婿抹花脸等习俗。在女家，女眷们会乘其不备将锅底灰或颜料等抹在新郎的脸上，致使新郎成了个大花脸。

按照大多数习俗，“回门”时新娘都会在当日返回男家。在有的地方，甚至落日之前一定要赶回男家，据说回去晚了会使婆婆眼瞎。回去时，女家会送些礼物让新娘带回去孝敬公婆。所带礼物无硬性规定，随地方风俗而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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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回门”为何带“烧猪”？

“回门”时必须携带礼物，礼物的多少视其家境而定。但在古代社会，礼物中最为重要的是“烧猪”。此时的“烧猪”，不仅作为礼物之一种，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象征新娘确是白璧处女。这是因为古代人非常注重女性之贞节。据《清稗类抄》记载：“(粤人)成婚之夕，喜娘为新郎脱鞋，即授一白巾，备交合后拭秽之用也，如有新红，即为完璧，可吃烧猪。”俞傅臣在《荷廊笔记》中也记载：“广州婚礼，于礼成后三日，以烧猪送行，其猪数多少，视夫家丰瘠，若无之，则妇为不贞矣！”也就是说，女家收到烧猪，就会分送亲友，以表示女儿冰清玉洁，让大家知道自家门风严谨；女儿回门如果没有烧猪，就有可能产生婚变，以致产生退婚的恶果。

第七讲 丧葬礼仪篇

丧葬礼仪之起源与发展

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信仰崇拜观念，这种观念在人类的生老病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死亡。于是，丧葬礼仪受到重视，丧葬礼仪文化也就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死亡，是人生旅程的最后一站，标志着此人将从此脱离社会。丧葬礼仪就是对死者遗体进行处理的文明形式，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丧礼的产生最早。早在远古氏族公社时期，当一个氏族成员去世后，后人不忍见死者遗体腐坏，就用柴草盖上，埋在野外，既不挖坟墓，也没有礼仪。到了原始社会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影响着人们看待死去亲人尸体的看法，于是有了埋葬的习俗。唐代杜佑的《通典》中提到太古时代凶礼中规定“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棺椁”。到了奴隶社会时期，厚葬之风和迷信活动更加盛行，奴隶主阶级为了利用宗教迷信维持其统治，大力提倡凶礼的习俗，甚至把奴隶也作为祭品杀掉，作为殉葬品埋掉。

周代可以说是丧葬礼仪的成熟期。《中国风俗史》中说：“丧葬之礼节，皆整顿于周。由贵贱亲疏而有种种差别。其中情之厚，世界所未见也。周公立制，节目详备，哭泣擗踊皆有法。”总体来说，周代的丧葬礼仪遵循着“贵贱有仪，上下有等”的原则。对于贵族、奴隶主来说，死后一定要先举行“复礼”，这是为死者招魂的仪式。招魂之后就开始为死者沐浴。人死后或五天或七天，正式穿着入棺的寿衣，称为“小殓”。诸侯五日小殓，天子七日小殓。小殓过一天，举行入棺仪式称“大殓”。然后，就是殡葬了。往往是先“殡”后“葬”。也就是说，在死者入殓之后并不立即安葬，而是停柩待葬一段时间。周代中的规定是天子七日殡，七月葬；诸侯五日殡，五月葬；大夫三日殡，三月葬。在“葬”后还规定要服丧三年。

两汉时期，丧葬礼仪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服丧三年已经极其少见。汉代没有明确制定服丧的规定，一切听凭个人自己的安排，政府不提倡也不禁止。再次是丧葬中渗入了一些文化成分，如出现了挽歌、行状、碑文、墓志铭等。还出现了为坟葬相地吉凶的堪舆。相对而言，两汉时期的丧葬气氛是自由的，礼仪的成分比较弱。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名士风气盛行的时期，轻视礼法，丧期不废乐，不禁酒肉，甚至可以国恤宴饮。这一时期出现了停丧不葬之俗和迁葬之俗。迷信之风更盛，要进行除祟，即认为活人有病是死人作祟，要开冢剖棺洗枯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相墓术，相墓大师郭璞还写了一本专著《葬经》。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当时社会安定、天下太平。“衣食足，然后知礼仪”，所以，前代的各项礼仪，特别是周代时期的礼仪，又进入一个辉煌发展时期，只是唐代的丧葬礼仪在周礼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化、程序化。

宋代的统治者也很重视丧葬礼仪，并且多次颁发新的丧葬仪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政和礼》。此外，司马光还参考社会实际丧葬习俗，编纂了《司马氏书仪》，多为士大夫所遵奉。

明清时期的丧葬礼仪不仅隆重繁琐而且文化气氛浓厚。如明代万历帝的定陵，耗银800万两，而明定陵出土的随葬品有数千件，而且多是世间少有之珍宝。明代北京的十三陵，都是厚葬的典范。

丧葬是传统礼仪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礼仪之一，自其诞生便与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融合了传统文化中“孝”“和”以及等级观念，共同肩负着礼教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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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璞与《葬经》

郭璞（276—324年），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省）人。他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训古学家，更被推崇为术数家、风水宗师。《南史·张裕传》中记载，郭璞的母亲死了，他选择了一块离水仅百步远的墓地埋葬其母。有人说这会淹了坟墓。但是，郭璞却预测到水会退去。后来果然沙土上覆，墓周围几十里都成了桑田。从此后，人们都认为他很神。相传《葬经》一书为郭璞所著，是中国古代相墓术的经典之作。该书内容不到2000字，但文字精练，介绍了相地的方法，涉及面也很广。

寿终正寝之际的停尸仪

丧葬礼仪是关于死亡的仪式，是人们既感到恐惧，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人生重大仪式。其中“停尸仪式”体现了人们对寿终正寝的讲究。

先秦时期，贵族的丧礼非常繁缛，从死到葬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据唐《开元礼》记载，一般的丧葬议程就有66道，宋代司马光《书仪丧礼》已经做了很大程度上的删减，也还有25道左右。当时的穷人要办丧事是很艰难的，但是，“孝”的观念是人的价值观中的核心观念，所以，在古代多了许多“卖身葬父”的故事。就丧礼而言，由于时代、民族、地域的不同，到目前为止，丧礼议程都有很大的差异。《仪礼士丧礼》中的丧礼仪式从死者弥留之际的“停尸仪式”开始。

在病人不省人事的时候，《礼记丧大记》中说“属纩以俟绝气”，也就是说用属纩的方法来判断病人是否气绝。属，是放置的意思；纩，是一种极其轻薄的丝。属纩就是将丝絮放在病人的鼻孔前，如果病人还有一息尚存，丝絮就会飘动，否则就表明病人已经气绝。

《士丧礼》中说：“死于室”。室就是寝之室，通常称为“正寝”。古人认为正寝是正性情的地方，人必须死在正处，所以有“寿终正寝”的说法。古代，如果人生病住在别的房间，在临死前就要移居正室之中，这样，死者就可寿终正寝了。

人一死，家人就要为他招魂，称为“复”。古人认为，人的生命由魂和魄组成，魂就是灵魂，是一种精气；魄是躯体，是魂的寄寓之处。灵魂附着在体魄之中，那么生命就是存在的；反之，如果灵魂离开了体魄，人就会昏迷或者死亡。人刚死的时候，灵魂距离体魄不远，如果大声呼喊，或许能让它回到体魄之中。所以，古人将这种礼称为“复”，专门招魂的人称为“复者”。招魂时由复者拿着死者身前穿着的能代表其身份的衣服，一手执领，一手执腰，面向幽冥世界所在的北方，连喊三声“哎——××回来啊”。如果是男子，就叫其名；如果是女子，就叫其字。喊完后，将衣服从房的正檐扔下来，下面有人用衣箱接住，从东面台阶走入正堂，然后把衣服盖在死者的身上，希望死者的魂能够再次回到他的身上。“复者”也从房屋上下来了。这一仪式表示为挽回死者的生命而作最后一次努力。

接着是亲属为死者沐浴。清洗尸体所用的水一般都是买来的，俗称为“买水”。“买水”为死人沐浴的目的是要让死者干干净净地到达阴间，被祖先所收容。

在对死者进行沐浴后，要穿上“寿衣”。寿衣的具体样式因为地域文化原因各有不同，但必须是传统的式样，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人死之后就要去见远古的老祖宗，如果老祖宗认不出自己的子孙，就会不让他认祖归宗。

按照旧时的规矩，在沐浴更衣的仪式结束之后，还要举行“饭含”仪式。饭含是指在死者的口中塞上珠、玉、米、贝之类的东西。这是为了不让死者张着空嘴、饿着肚子到阴间去受罪。

在沐浴更衣后，亲属要马上把尸体移到中堂木板床上，头北脚南，这在古代被称为“易箦”。尸体头前置“长明灯”，意味着为死者灵魂引路的。灯旁放一碗满饭，饭上竖插一双筷子或棍子，俗称“打狗棒”，意思是让亡灵在阴间的路上打狗用的。这些行为被称为“停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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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易箦”

《礼记·檀弓上》上记载了关于曾子“易箦”的事。曾子是孔子的一个得意门生。鲁国大夫季孙子为了表示对曾子的敬意，就特意送给他一张大夫专用的竹席。后来，曾子因重病而卧床不起。他的学生乐正子春前去探望老师时，听见他的侍童指着曾子躺着的席子问：“这是大夫用的竹席吧？多么光泽华美啊！”曾子听后吃惊地说：“这是季孙赐给我的。我现在坐不起来，无力换去这张席子。”他让儿子帮他换，可是儿子却说：“您病情这样重，身子又不便移动。等天亮我再给您换吧！”曾子说：“你爱我不如侍童啊！君子爱人是用德，小人爱人是只顾眼前的舒服。我要这块席子有什么用呢？我能守礼而终，也就足够了。”他的儿子只好扶起父亲，换去床席，可是没等曾子的身体躺稳，他就去世了。后世人们就把病危将死称为“易箦”。

分担哀痛的报丧与吊唁

报丧仪式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了，可以说它是人死后的第一种仪式，它用发信号的方式把有人逝世的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在汉族的观念里，报丧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礼仪，更是一种和亲属家人分担悲痛的做法。

报丧，就是指丧家向亲戚好友邻里报告死者的死讯以及丧期和葬期的行为。古人认为“亲遭凶变惨祸”，应当迅速遍告亲戚好友，并且要礼仪周全，不能“匿丧不报”，否则就是最大的违礼和失礼。

在《仪礼士丧礼》中，士死亡后的第一天，丧主要先向国君报丧。报丧后，国君派人前来吊唁。丧主到寝门外迎接，见宾而不哭。到中庭，吊唁者向丧主传达君命。丧主哭拜、叩首，捶胸顿足，但也有节限。通常是顿足三次为一节，共三节九次。然后，吊唁者离开。丧主到大门外拜送。哭泣时顿足，表明悲哀到了极点，同样有节限。在吊唁时，国君及亲友还要赠送一些衣被，目的是资助丧主顺利治丧，这些被称为“襚”。

在民间，一般在停柩一段时间、诸事准备完成后，就要选日子报丧了。报丧的形式有口头报丧和用讣文报丧之分，后世还有登报发讣告的报丧形式。民间大多是口头报丧，即孝子亲自前往亲朋好友家中报丧。报丧时孝子要穿着孝服，到亲戚家，不能进门，有人来接时，无论长幼都要磕头。

口头报丧的方式还因地域、民族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如广西一带一些地区，响三次火炮就表示报丧，这被称为“报丧炮”，然后再派人告诉亲友。还有的地方，报丧的人到亲友家门不能径自入内，必须要等在门口喊屋里的人，等到他们拿一铲子火灰撒在门外之后，才可以进门报丧。这样做是为了辟邪。

书面报丧，即讣闻，又称“讣告” “赴告”，世家大族多用这种方式。讣闻是大折子，有白色、淡烟色、黄色的，折面仅有“讣”字，里面为正文，正文有固定格式及文辞，无标点符号。旧时多出于士大夫之手，措词比较考究。

亲友接到讣告后来吊丧，并慰问死者家属，这就是民间的吊唁。在吊唁时，死者家属要哭尸于室，对前来吊唁的人跪拜答谢并迎送如礼。一般情况下，吊唁者都会携带赠送死者的衣被，并在上面用别针挂上用毛笔书写的“某某致”字样的纸条。

吊唁仪式通常是在灵棚里的灵堂前举行的。吊唁开始，爆仗齐鸣，灵堂上女眷们悲泣哭声充斥整个灵堂。孝子孝媳们始终穿戴孝服跪在灵案边陪祭。吊祭的人也都穿着素服，按照亲疏尊卑的顺序，一家一堂，本家先祭，外客后祭，一律跪拜行礼，长者在前，晚辈在后，跪拜。俗语说“先死为大”，所以，来吊唁者除了长辈不下跪，即使平辈也得在哀乐声中向死者跪拜。灵堂里专门设一赞礼生手持焚香一束，立在东面；另外设一个赞礼生立在西面。吊唁仪式的最后，要燃放爆竹，来标志祭拜礼仪的结束。

吊唁仪式各地也略有不同，如浙江一带，丧主要在大门口设置一口“报丧鼓”。前来吊唁的人一进门就击两下鼓，死者的亲属听见鼓声就嚎哭着前来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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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礼中为何要搭灵棚

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人们非常忌讳将死者的尸体和灵柩停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据说这是因为既成尸体，便身处阴间，害怕接受所谓的“日晶月华”，更怕冲犯上天过往的神灵，这既体现了古代人们对死者的尊敬，也体现了古人关于神鬼的思想。因此灵棚便成为中国传统丧葬礼仪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文化存在。

灵棚规模的大小与丧居院落的格局密切相关。如果只搭一处院子的棚，叫做“平棚起尖子”，也叫“一殿”。所谓“殿”，就是“殿堂”的意思。如果丧居有两处院子，就可以搭一座大棚，将这两个院子都罩上，后高前低，叫做“一殿一卷”，即后院高顶为“殿”，前院低顶为“卷”。所谓“卷”，即棚顶全是活席，可以卷起来。这种灵棚历来都用数层席箔里外包严，不但美观，且不漏水。从外观上看，宏伟壮丽，犹如宫殿，使人望之，哀戚之情就油然而生。

尊重逝者的小殓大殓礼

古代传统丧礼中的入殓仪式分为小殓和大殓，它们是丧礼中最重要的礼仪，显示了丧主对死者的尊重和敬意。

在古代士一族中，装殓尸体的仪节很有讲究，有小殓和大殓之分。

小殓是死者去世后第二天中最重要的仪节，主要是为死者穿衣、加衾。这一仪节仍然在適室之内举行。小殓之前，先在房内陈设好必备的物品。如小殓的衣服和收束衣服的布，祭品和盥器，竹席、衾被及鼎和食物等。举行小殓仪式时，主人和主妇都要把头上的饰物卸下来，把头发盘束在头上，男子要露左臂，大家都要不停地号哭，以示悲痛至极。主持仪式的人开始为死者穿衣，先在床上铺席，再铺绞，它们的质地，要根据死者的身份来确定。但无论贵贱尊卑，死者都应该穿上十九套新衣。之所以是十九套，汉代经学家郑玄曾解释说“法天地之终数”。穿好以后，亲属用被子把尸体裹上，然后用绞带捆紧。接着，士抬起尸体，众男女在两旁捧持着尸体，共同将尸体安放在堂上，用衾覆盖尸体，等待大殓。这也意味着死者正在一步一步地离开自己生活过的地方。

大殓是死者死后最重要的仪节，主要是将尸体装入棺柩。在将尸体装殓入棺之前，通常会在堂的西阶之上挖一个称为“肂”的坎穴，其深度以能见到棺与盖之际的木榫为准，这是为了方便将尸体装殓入棺。大殓时，在堂上张设帷幕。妇人们站在尸体西侧，面朝东。丧主与亲属则在尸体的东侧，面朝西，袒露左臂。司礼官在东阶上铺席，并依次陈放敛尸用的绞带、单被、絮被、衣服，最好的祭服放在外面。将尸体抬到大敛席上，按照与小敛类似的方法为死者加三十套衣服。穿完后也用绞带捆扎。这时丧主也在号哭顿足，而且不计次数。接着，丧主将尸体捧入棺木入殓，并在棺木四旁各放一筐炒熟的黍稷，这是为了吸引日后可能钻入棺木中咬噬尸体的虫蚁。做完这一切后就盖上棺盖，在上面涂泥。到此，大殓礼成。大敛以后，棺柩停放在殔内，等待落葬。古人把停柩待葬称为“殡”，这也是后来“殡仪馆”的来源之所在。

大殓，在民间被称为“归大屋”，也同样意味着死者与世隔绝前与亲人的最后一别。通常情况下，大殓所用的棺材，喜用松柏而忌用柳木。这是因为松柏象征长寿，而柳树不结籽，有人以为会导致绝嗣。有些地方用柏木做棺材还要掺一些杉木，因为有人说完全用柏木做的棺材会遭天打（触雷电）。大敛的时间是在小敛的第二天。按照民间习俗，要在棺底铺上一层谷草，然后再铺一层黄纸，意思是死者的灵魂能够高高地升入天堂。当丧主捧尸敛于棺的时候，是最能表现也最需要抒发子女们孝心的时候，是亲人孝思形式化的最佳场合。所以，家人们都要捶胸顿足嚎啕大哭。

在合上棺材之前，通常还要放一些陪葬物在棺内。或者将死者身前常用的东西或喜欢的物品放入棺内，意味着死者忙碌了一辈子，不能空着手走。另外，为了避免重丧，即百日之内再死人，有些地方在棺内还要放上镇物，如小镜子、木牌、五谷、生铁、鸡血、雀青石等。这些东西放完后，棺内的空隙用锯末包或棉絮填充严实，防备尸体在出殡时移位。

这些就绪后，接着就要钉棺盖，民间称为“镇钉”。镇钉一般要用七根钉子，俗称“子孙钉”，据说这样能够使后代子孙兴旺发达。有些地方在钉棺盖时，会大喊“躲钉”。

无论是什么样的仪式，入殓都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对死生之事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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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殓时的“开光”

开光，是为死者的眼、鼻、口、耳、心、手脚“开光”。通常由一名年长些的明白人或者死者的长子来做。事先准备一支新毛笔，亦可用细秫秸秆一头缠点棉花代替。“开光”时，在一小碟里放少许白酒(也有用净洁白水的)，用笔或秫秸棉球蘸之，然后点在“开光”部位，每点一处还要说吉语。点眼时说“开眼光，看四方”，点耳时说“开耳光，听八方”；点鼻时说“开鼻光，闻味香”；点嘴时说“开嘴光，吃牛羊”；点手时说“开手光，拿钱粮”；点心窝时说“开心光，亮堂堂”；点脚时说“开脚光，上天堂”。于此，“开光”结束，这其中包含着家人对死者来世的真诚祝愿。

区别亲疏远近的丧服

丧服是生者以区别于日常的衣、食、住、行来表达对死者追思的服丧之礼。因与死者关系亲疏不同，生者所服丧等也不同。服丧时间的长短、居丧者服饰的差别，都是丧等轻重的重要标志。丧服的制定，兼具了儒家的“仁、义、礼、智”等思想。

人在去世后的第三天，即大殓之日，亲友们开始为亡者穿着丧服，这被称为“成服”。

丧服和丧服制度在我国起源很早。就丧服而言，很多民俗学家认为，丧服最初可能与某种禁忌有关。原始社会的人们由于对鬼魂怀着恐惧心理，担心死者会降祸作祟，为了不被死去的鬼魂辨识，他们在办理丧事时就披头散发，用泥涂面，衣着也与平时很不相同。后来随着伦理观念的进步，丧服的意义也逐渐演变为表达对死者的悼念和居丧者失去亲人的悲痛心情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丧服制度则大约始于周代，《仪礼》中的《丧服》是现今所存最完整的制度。

丧服的含义，在我国古代典籍中不仅指居丧者的服饰，还包括居丧的时间和居丧期间生活起居的一些特殊规范。所以，丧服也表明了居丧者与死者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而有或重或轻，或长或短，或繁或简的区别。

具体而言，《仪礼丧服》所规定的丧服，由重至轻，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等级，称为“五服”。

最重的丧服“斩衰”

古代将丧服上身称为“衰”，“斩”是指丧服不缉边，说“斩”而不说剪裁是为了表示哀痛。服斩衰的情况是：儿子、儿媳、未出嫁的女儿为父、母，孙子为祖父、祖母，妻子为丈夫穿孝。“斩衰”孝服用最粗的本色生麻布做成，其样式因地区不同稍有差异。服“斩衰”需要三年才能完成。

因为对“斩衰”的重视，三年内的饮食起居等日常行为也有制度规范。根据《礼记间传》的规定，服“斩衰”的人首先要节食三天，既殡以后才可以吃点粥，百日以后才可以吃简单的食物，至于饮酒吃肉就要等到三年丧满以后了。在丧满之前，孝子连床都不能睡，只能睡在蒲草席上。居丧过程中不能听音乐、不能游戏笑谑，婚娶、赴宴更是严禁。

次重丧服“齐衰”

“齐衰”又分四个等级：齐衰三年，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齐衰三月。

“齐衰”是用本色粗生麻布制成，剪断处缝边。子女为亲生母亲、继母、慈母以及母亲为嫡长子服齐衰三年。子女为母或继母以及丈夫为妻子服齐衰杖期，即齐衰一年。孙为祖父母以及为伯父、伯母及叔父叔母等服齐衰不杖期，即服丧五个月。为高祖父、高祖母等服丧三个月。

齐衰三年也是重丧，在饮食方面改为初丧两天不吃饭。齐衰杖期、不杖期都是初丧一天不吃饭。在居处方面，除齐衰三年也有居住倚庐的制度外，其余都是居住垩室。

稍轻孝服“大功”

大功的丧期为九个月，丧服用本色熟麻布做成，面料比“齐衰”稍细。通常是为伯叔父、伯叔母、堂兄弟、未嫁的堂姐妹、已嫁的姑姐妹，及出嫁的女儿为母亲、叔伯父、兄弟服丧。居大功期间初丧不吃三餐，葬前住在垩室，疏食水饮，不食菜果，三月下葬后，可食肉饮酒，复居正寝。

次轻孝服“小功”

“小功”用较细本色熟麻布制成。通常是为从祖父、从祖母、堂伯叔父母、未嫁祖姑、已嫁堂姐妹、兄弟之妻、从堂兄弟、未嫁从堂姐妹，及外亲为外祖父母、母舅、母姨服丧五个月。

最轻孝服“缌麻”

“缌麻”用细熟麻布做成。通常是为曾祖父母、族伯父母、族兄弟姐妹、未嫁族姐妹，及外姓中为表兄弟、岳父母服丧三个月。

小功及缌麻属于轻丧，在居处行为方面只要求居丧者初丧之时两餐不食或一餐不食，丧期内不饮酒食肉，但不作严格规定，仍可以住正寝，还可以用床。

五服制在历史的传承中虽有变异，但两千多年来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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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为孔子居庐服丧

端木子贡，姓端木，名赐，子贡是他的字。春秋时卫国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和商业贸易家。子贡18岁开始拜孔子为师，后来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孔子去世后，孔子的子弟服丧三年后纷纷离去，只有子贡在孔子墓地搭棚继续服丧守孝三年。后人为纪念此事，在曲阜的孔林还建屋3间，立碑一座，题为“子贡庐墓处。”

于生者逝者皆宜的卜葬

我国卜筮之风源远流长，远古时人们对很多事情都通过卜筮来决断，何时埋葬死者、埋在哪里，这种对生者、死者都极为重要的事情，自然也通过卜筮来决定，这既体现了对死者的尊重，也体现了生者对自身命运和前途的关注。

我国远古时期的先民，由于人力微弱，认识水平有限，往往通过用龟甲、兽骨卜筮来决断很多对自身、对国家意义重大的事情。死亡对人来说，同样意义重大，所以，《仪礼》中记载了通过卜筮来决定葬期和葬地的礼仪，这便是“卜葬”。

具体的仪节是：选择好落葬的地方后，冢人（掌管墓地的小官吏）度量墓地并开始挖掘。在挖掘的过程中，四角的土堆在四角之外，墓地中央的土堆在墓地南侧。丧主和其他主人到达预选的墓地之南，面朝北站立。宰（官员）站在丧主右边。这时筮者打开筮草筒，面朝南接受丧主之命。丧主说：“哀子某人，为其父某甫卜筮选择墓地。选定此处为幽冥之宅，墓地始得，将来有灾难吗？”筮者听后，指着墓中央所起的壤土卜筮。卜筮完毕后，筮者将所得卦交给宰。宰看过后再还给筮者，筮者面朝东，与其他筮人共同占筮此卦的吉凶，占筮完成后，禀告宰和丧主：如果占筮的结果是吉利，丧主开始号哭。如果占筮的结果不吉利，那就要另选墓地进行占筮。

死者临终前要求合葬或者“葬于祖之旁”的就不必再卜筮墓地了。

在古代，下葬的日期也要通过占卜来决定，占卜的仪式是在殡宫外进行的。丧主和其他主人站好后，族长站在门东。就绪后，宗人（古代官名）将龟甲递给族长检视，族长看完后递还宗人，然后以丧主的口气发布占卜葬日的命令：“哀子某人，已初步选定未来某日安葬其父某甫。成此魂神下葬，有无接近咎悔之事？”宗人将命辞传达给龟甲，将龟甲交给卜人。卜人坐下，用荆树枝灼龟。族长接过龟甲观察之后交还给宗人。然后三位占者一起占卜所得之卦，占卜完毕后向族长和丧主禀告占卜的结果。如果占卜的结果不吉利，就要重新占卜，过程与之前的相同。

这种占卜墓地与落葬日期的礼仪流行到民间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历朝历代也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安葬之日要由地舆先生根据子孙的“八字”和死者的“忌日”经过推演来决定，一般逢七、逢九不葬，所以有“七不葬母，八不养父”的规矩。此外，凡是死在奇月的，应在偶月下葬；死于偶月，应在奇月下葬。否则也不吉利。

关于下葬时间的选择，在我国河南一带，还有与姓氏有关的埋葬忌月的习俗。据说，张、王、李、赵四姓人，禁忌在六月和腊月动土埋葬。其他姓氏，则禁忌在三月、九月动土埋葬。如果在忌月有了丧事，要排至三七、五七殓葬，一定要避开忌月。如果发生特殊情况要及时出殡，也只能先用青砖作为灵柩，而不能入土埋葬。

此外，在古代，民间还广泛流传着忌“重丧”的习俗。也就是说死者出生的年月日，与去世时的时辰有干支重字，即俗语所说的“月不清”。如果碰上这种情况，就要举行特殊的丧仪。即在三更、五更时盖棺，抬到郊外。死者家属不穿麻也不能哭，要等到七日之后，才对亲朋好友奔走相告，继而补办丧礼。

虽然，在下葬时择地、择日的具体习俗不同，但是这种风俗礼仪却世代流传下来，既抚慰了死者，也安慰了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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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安、陶侃因卜葬而宦途显贵

据《后汉书·袁安传》记载，汉武帝年间曾做过成武令的袁安，他父亲去世后，母亲让他求找一块风水宝地，他在寻找过程中遇到了一个人，此人问袁安要去哪里，袁安告诉他自己在为父亲找墓地。此人指了一块地方给袁安看，说：“如果将你父亲葬在这里，会世代为官的。”说完，此人就不见了。袁安感到诧异，但还是选择了这块地方埋葬父亲，果真世代家族鼎盛。

东晋一代名将陶侃，早年出身寒微，当年家里举办丧礼过程中，一头牛丢了。陶侃就出去找，在路上遇见了一位老人。老人跟他说，他家的牛睡卧在前面的污水塘里，如果亲人在此地安葬，以后家族中会出现大官的。说完那老人就不见了。陶侃顺着老人所指，果真找到了自家的牛，牛也果真卧在污水塘里。陶侃不再迟疑，就将亲人葬在那里。后来，他做到了太尉。

情礼合一的哭泣仪节

哭是表达悲痛感情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所以，哭丧也就成了中国丧葬礼仪上的一大特色，哭丧仪式往往贯穿在丧葬礼仪的始终。

死者最终咽气后，宾来客往，及至出殡下葬，哭声都充盈着整个丧葬礼的过程。有时哭得悲悲切切，有时哭得声嘶力竭，有时是真情实意的哭，有时是被逼无奈的哭，无论哪种都有它独特的内涵。哭泣，不仅是对逝去亲人的真情流露，也是一种礼仪的需要。

哭泣的位置

在古代，由于服丧者的地位以及与死者关系的不同，哭泣时所处的位置也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丧主坐在尸床的东面，丧主的兄弟、堂兄弟都面向西站在丧主的身后。丧主的妻妾则面向东坐在尸床的西面。他们都是跟死者关系很近的亲戚，所以在室内哭泣。而稍微远一些的亲戚都在户外，妇女都坐在堂上，男性都站在堂下，都面向北，对着尸床。

哭泣的方式

失去了亲人，这种痛苦往往让人难以承受，所以，至亲的人往往会痛哭流涕。但是，过度的悲伤也会伤害生者的身体，甚至危及生命。为了避免这种“以死伤生”的局面，也为了促使丧主将亲人的丧礼办完，尽到孝的责任，古人就在礼仪制度上做了规定。如哭踊、代哭、朝夕哭等。

人在极度悲伤时的痛哭中可能捶胸顿足，这就是“辟踊”。《礼记檀弓下》说：“辟踊，哀之至也。”为了防止“辟踊”时失去控制，除了少数仪节不加限制外，多数仪节规定了“三者三”，也就是每一仪节三踊，每一踊三跳，一共九跳。

“代哭”，是对大殓之前的哭丧规定。“代”是指轮流、更替，即亲属们轮流到殡棺前哀哭，这样，丧家既是哭声不绝，有悲哀的气氛，同时大家的身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既夕哭”，是在大敛以后，人们的哀痛之情稍微减弱了，丧家的亲属只在每天的清晨和傍晚在殡棺前号哭就可以了。

反哭

这是将死者下葬后，丧主和其他亲戚回到祖庙内号哭的仪节。具体而言，是丧主入庙门后登堂，面向东站立，其他人则在堂下面向东站立。妇女进入室内。男性和妇女各号哭顿足三次。这时亲友要给予安慰。

以上是《仪礼》中记载的关于丧葬礼中哭泣的内容与规定。这种哭泣的规定流传到民间，就形成了一种哭丧仪式，尤其是出殡时的哭丧仪式最受人们重视。

出殡时必须有丧家的全体后代尤其是男人们的“唱哭”，否则丧家就会被视为不孝。所以，为了求得“孝”的美名，孝子贤孙们在哭丧上也确实花费了一些心思。如花钱请人替死者哭丧，这是历代孝子贤孙们惯用的手法，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职业性的哭丧夫或哭丧妇，他们以哭丧谋生，而且收入往往不菲。

哭丧时“唱”出的歌叫“哭丧歌”，或者“挽歌”。挽歌的内容比较灵活，有些人是想到什么就哭什么，想到什么就唱什么，没有限制。有些则是结合丧葬仪式来唱的。如病人死后，女儿或者媳妇就唱“买衣经”“着衣经”等。哭的时候眼泪不可以掉到死者的身上，人们认为如果眼泪掉到死者身上，尸体就会变成僵尸，没有办法腐烂，也就不能轮回了。还有的说法是，阎罗王看到死者身上有泪痕，就会把他拒之门外，死者就只好在阴间之外受无边的苦。如果死者是女性，女儿还会给母亲唱“梳头歌”。

无论哭丧的内容是什么，形式怎样，其本质都是亲人倾诉自己对死者思念之情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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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挽歌送丧的起源与内容

通过唱挽歌以送丧这一礼俗起源于汉武帝时代。挽歌的代表性作品是《韭露》《蒿里》。其中《韭露》是在王公贵人出殡时唱的，内容是：“韭上朝露何易稀。露韭明朝更复活，人死一去何时归？”而《蒿里》则是在士大夫和一般百姓出殡时唱的，其内容是：“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躇。”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挽歌了，相传它们是秦末起义军的首领田横自杀时，他的门客在悲哀中放歌，由此流传下来的。《晋书·礼志》中则认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

这种挽歌入丧葬礼的仪节，在汉晋时代兴起，到南北朝时就更加流行了。当然，挽歌在后来并不仅限于丧葬礼中吟唱，当人们需要表达内心的痛苦，或者表达对死者的思念之情，或者其他比较凄楚的感情时，都可以吟唱。

入土为安的下葬礼仪

丧礼的前半部分主要是通过停尸、小殓、大殓等仪节将死者遗体处理后装入棺柩，而丧礼的后半部分则主要是将棺柩安葬，让死者入土为安。使用棺柩并将其深埋，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演进。

在古代礼仪典籍《仪礼》的《既夕礼》中，详细记述了棺柩安葬的仪程，主要包括启殡、朝祖、饰柩车、陈明器、发引、反哭等仪节，这些都是丧葬礼仪中的重要内容。

启殡、朝祖

启殡，就是将棺柩移到堂屋正中准备出殡，这在天色微明时举行。启殡礼时，凡有丧服的亲戚都要参加，这时为了避免喧嚣之声的干扰，都不能哭泣。丧主到位后，司礼官会连续三次发出“噫兴”的叫声，这是在警醒死者的神灵，然后再连喊三次“启殡”，告诉死者的神灵准备出发。这时，棺柩左右的男女开始哭泣。与此同时，取出写有死者名号的铭旌插到重上。司礼官拂去灵柩上的灰尘，用小殓时覆尸的夷衾盖住灵柩。然后用轴车把灵柩运到祖庙。

朝祖，是将棺柩运到祖庙后所行的告别礼，其目的是表达孝顺之心，正如《礼记檀弓》中所谓“顺死者之孝心，哀离其室，故至于祖考之庙而后行也”。

装饰柩车

由于棺柩内装有死者，运往墓地时唯恐路人厌恶、避讳，所以对棺柩要加以装饰。装饰的总体样式是一座屋子。棺柩前挂一个竹制的“池”，棺柩的四周用白布围住，这叫做“帷”，再用白布覆盖棺柩的上部，这叫“荒”，连接“帷”与“荒”的“纽”要前红后黑，前后左右各一个“纽”，棺柩车的顶端用三色缯装饰，上红中白下苍，并用棉絮高高垫起。在棺柩的两侧各设两个“披”来固定棺柩，前面拴一个长绳，一人拉着，这就是“引”。

陈明器

《礼记檀弓上》说：“夫明器，鬼器也。”也就是说，明器是孝子为死者的灵魂特设的陪葬器具。据《仪礼既夕礼》记载，明器的排列是西边南头为上往北排，一行不够，再往南排。明器不单指祭器，乐器、兵器，乃至平时使用的生活用具都可以作为明器陪葬。

祖奠

祖奠，就是祭祀路神。古人出行，有祭祀路神的习惯。棺柩在出发之前，也要进行祖祭。通常是在出殡的前一天晚上，祭祀路神，以此告知神灵，死者即将上路，希望保佑其一路平安。

遣奠

这是为安葬遗体而安排的，可以说是最后一次为死者举行奠祭，所以特别隆重。大遣奠通常是在安葬之日的天明之时举行，祭品的规格也超过前面所有的奠祭。

发引落葬

以上仪节举行完毕后，送葬的队伍就准备前往墓地。前往墓地的过程就是发引，这也是丧礼中的重要仪节。引，又写作“纼”，是挽引柩车的绳索，柩车启动前往墓地时，送丧者执引挽车走在前面，称为“发引”。前往墓地的道路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凹凸不平之处，为了防止灵柩倾斜、翻倒，棺柩两旁的“披”就派上了用场，通常是两位送丧者执一条“披”。

棺柩送至墓地后，在墓道的东、西两侧放置明器。茵先放入墓穴，然后除掉棺饰和棺束，系好下棺的绳子，于是落葬。落葬时，死者的头朝北方，因为鬼神要到幽暗的地方去。这时丧主及亲属才可以放声痛哭。

反哭，这种仪节在前面一节中已经提及，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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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联”“挽幛”中“挽”的含义

在《礼记·檀弓下》记载说：“吊于葬者必执引，若从柩及圹，皆执绋。”“引”也称为“绋”，从这句话可知，执引是亲友表示对丧事助一臂之力的举止。执引助葬，是古代通行的礼仪。

这种执引的做法作为人们彼此借以申述情谊、追思缅往的一种方式流传得很广，并有所延伸。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可以在丧礼中看到它的影子。如参加追悼会，人们在送的花圈的绶带末尾会写“某某挽”，“挽”字正是古代执引挽车送葬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什么哀悼死者的对联称为“挽联”、吊丧的布帛称为“挽幛”、送葬时唱的歌称为“挽歌”的意义所在。

关乎灵魂的不同葬法

葬法就是人们对死者尸体的处理方法，它是丧葬制度中的主体部分。不同的葬法显示的往往是人们对死亡的观念、对躯体的态度，当然也与各个地区的地理条件以及风俗习惯密切相关。

丧葬的起源与原始人的灵魂观和灵魂不死的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人的躯体已死，该如何安葬死者的躯体，又该如何安置死者的灵魂，这就是说采取什么样的葬法。葬法也是我国丧葬礼仪中极为重要的一份子，因为它关系着人们对灵魂的不同看法，以及处置死者灵魂的不同观念。

从古至今，我国形成了土葬、火葬、水葬、天葬、崖葬等多种埋葬方式。

土葬

这是我国古代通用的埋葬形式，不仅汉族以土葬为主，古代匈奴、突厥等民族也以土葬为主要葬式。方法是用棺木盛尸，挖葬穴，将棺木深埋于土中，并以丘为标记。土葬的墓穴形制多样，最常见的是长方形土坑，也有“亚”字形的，腰坑放殉葬者及陪葬品。地下筑室墓穴多为皇宫、贵族使用，棺木放于室中。早在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形成了这种葬法。大概那时的人类认为人的灵魂要去地下，所以把尸体埋在地下。还有人推测土葬的葬法与农业发展有关，与土地相关的农业推动了人们的亲土、恋土、入土为安等意识。此外，中国古代有女娲抟黄土造人的神话传说，这也使得人们认为既然人是由土造成的，死后自然还要回到土中去。

火葬

这是一种将尸体装殓后，用火焚化，保存骨灰的埋葬方法。这种葬法也历史悠久，据《后汉书》记载：“羌人死则烧其尸。”这可能与羌族人从事游牧生产而居无定所的特性相关联。此外，火葬这种葬法与佛教也有一定的关系。佛教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人们逐渐接受了佛教的观念。因佛教主张“四大皆空”，佛教追求的是精神或灵魂的永恒，这种永恒超越了形体的制约，不在拘泥于肉体。所以，佛祖死后采取了火葬这一形式。这种形式被人们仿效。汉族在宋代就已有了火葬习俗；元代，火葬更为盛行。由于火葬与儒家礼教不合，因此元、明、清三朝都有禁止汉族火葬的法令。

天葬

天葬，又被称为“露天葬”“鸟葬” “风葬”等。《隋书契丹传》中说：“父母死，以其尸置于小树之上，经三年后，乃取其骨而焚之。”《唐书肃慎传》中也有“秋冬死者，或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的记载。天葬在藏族中使用的比较多。执行天葬时要将尸体放在天葬场的葬台上，再由喇嘛焚香诵经，然后由主持天葬者将尸体肢解，等待神鹰来食。人们认为这种葬法可以让死者的灵魂随同神鹰一同飞升而得到来世的幸福。

除了以上几种主要葬法外，还有一些地区实行水葬，即人死后，由喇嘛诵经，然后投入江河中，也有的盛于木匣中，到江河急流处打碎木匣，沉尸于江河中。这有时用于处理特殊死亡，如得传染病而死的人，如暴死、难产死、凶死者等。有些地方实行树葬，即人死后，将尸体包裹后挂于树上或放在支起的木架上，任凭风吹日晒，待皮肉烂掉后拾骨埋葬。有些地方实行崖葬，即将棺木安放在通风的岩洞里，有的安放在洞中的木架上，洞口用草木遮掩。此外，还有采用多种形式的复合葬、无法得到尸骸的衣冠葬以及悬棺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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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悬棺葬

悬棺葬是我国古代一种比较奇特的葬法，是人死后，亲属殓遗体入棺，将木棺悬置于插入悬崖绝壁的木桩上，或置于崖洞中、崖缝内，或半悬于崖外。往往陡峭高危，下临深溪，无从攀登。

在中国悬棺葬的历史中，以福建悬棺葬的年代最为久远，大约在夏代之前，距今已有3000多年。由于年代久远，遗留下来的悬棺已不多见，只在武夷山的千仞绝壁上还能看到一处虹桥板。悬棺遗迹最多的是四川珙县麻糖坝。这种丧葬礼制的产生和形成，与当地人民的灵魂信仰、祖先崇拜分不开，他们认为采用悬棺安葬死者，是为了保护好死者，使他不受侵犯，所以安葬得越高越险也就越能表现对逝者的敬意，同时，古人也认为，悬棺葬可以使死者继续用他的智慧和权威，保护和监视他的子孙和臣民。

悬棺葬至今仍然让人有神秘、魔幻的感觉，因为没有人知道悬棺到底是怎样“悬”上去的。

安定亡魂的“做七”礼

上古时期的“虞祭”礼演变到后代成为“做七”，这种祭祀礼仪是沟通生者与逝者的方式，既可以表达子女对亲人绵绵不绝的思念，同时祈求列祖列宗的福佑。

当葬礼结束后，就开始了祭祀之礼。据《士丧礼》下篇的篇末记载，人死之后，灵魂精气浮游于空中，漂泊彷徨不知该往哪儿去。身为孝子不忍其漂浮散失，应该立刻带路，引导回家，使魂气知道归止所在，此后每逢节日，还冀望着亲人的精魂能够回来接受祭祀。《礼记 问丧篇》中说：“送形而往，迎精而返也。”有形的尸柩送往墓地埋葬之后，把无形的精魂迎接回家，虞祭就是为此而作的安排。

在《仪礼》中有“士虞礼”一节，其中详细叙述了古代虞祭礼仪的内容。从死者入土为安到三年丧期结束，虞祭仪节大概有以下几种：“立尸”，即找一个人来代表死者，使生者的心意有所归属；“阴厌”，即在飨尸之前，先用祭品飨神。然后就是虞祭礼的主体“飨尸”。之后还有“三虞”，即三次虞祭；第三次虞祭结束后是卒哭之祭，即朝、夕两次在殡宫号哭。然后是小祥、大祥和禫，其中小祥是周年之祭；大祥是两周年之祭；禫与大祥间隔一个月，之后丧期正式结束。

上述礼仪中有“三虞”之祭，佛教传进中国后，受佛教影响，丧葬礼仪就改为“七虞”，这大概就是所谓“做七”的由来吧。

佛教思想认为，人死后，除了罪大恶极的灵魂立即下地狱，或者善功极多的人立即升天外，大多数灵魂一般不能够马上转生。没有转生的亡灵不是鬼，是在死后至转生过程中的一种身体，等待转生机缘的成熟。所以，人死之后七个七期中，如果孝属亲友能够请来僧人为他做些佛事，亡灵便可以因此而投生到更好的去处。佛教主张超度亡灵最好是在“七七”期中。如果过了“七七”期之后，亡灵转生的类别已成定数，这时即使再做佛事，也只能增加他的福分，而不能改变他托生的类

别了。

“做七”以一、三、五、七为“大七”；二、四、六为“间七”，或称“暗七”。“头七”是新丧不久，哀气仍在，结合丧期在一起；“三七”日开祭，为亲友拜祭；“五七”定由外嫁女回来做，如没有外嫁女，侄女、侄孙女亦可，由其备办祭品拜祭。“末七”由丧主致祭，又叫“做埋事”，是干完事之意。此日大开筵席，亲友光临，把所有丧堂、祭帐、灵台都清除，仅留拜桌、安放神主牌早晚侍奉，直至百日。

后代“做七”期间的具体礼仪繁多，各地有各地的做法。如在广州一带，有“走七”的习俗，也就是说，在这一天的祭奠中，外嫁女儿和媳妇们，每人各提一只灯笼，在规定的仪式中飞也似地赛跑，争取第一个跑回家，俗称“争英雄”，认为这样能得到死者灵魂的庇佑与降福。在浙江一带，“五七”的前一夜，很多地方都流行搭“望乡台”。子女们打开大门向西连续大喊三声：“某某回来吧！”然后向灵前痛哭，同时端上事先准备好的酒菜，设奠祭祀，叫做“五更夜饭”。在人们心里，亲人虽已逝去，但是他的灵魂仍然和活人一样有情感。

人去世后，在永不复见丧痛情怀里，活着的亲人大多会希望人往生之后仍有精魂的存在，此后在祭祀的节日里，他可以回来，让家人尽一份心意，以慰藉思慕之情。这样心理无论在上古的“虞祭”中，还是在日后的“做七”中都显得合情合理，既安顿亡者灵魂，又安慰生者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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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情解痛的“娱尸”礼俗

家有亲人去世，这是一件悲哀痛苦的事情，于是，人们用各种礼仪来向逝者表达悲情，向生者表达安慰之情，这其中比较特别的一种是“娱尸”。这是存在于中国南方一些民族中“做七”期间的礼俗。如土家族在留置灵柩期间，每十二天就举行一次隆重的守灵仪式，这期间本村和外村的青年男女聚集在丧家的房屋后，吹拉弹唱，跳丧舞，借以谈情说爱，选择对象。所谓“跳丧舞”，又叫“散忧祸”“打丧鼓”，在人死之后，尤其是长辈百年归天以后的第一个晚上，丧家就开始了跳丧舞的活动。被请的人中一人击鼓领唱，还有两人帮和，边歌边舞，围着棺材一跳就是几个通宵。跳丧舞看似怪诞，其目的是要给死者家属减轻悲痛，解除忧闷，以达到哀而不悲、伤而不痛的目的。“哀而不悲、伤而不痛”可能也是逝者的心愿吧。

庄严华丽的祭祀礼服

中国历来礼仪制度发达，各种礼仪规定的存在与发展也通过同样发达的礼服文化表现出来。在古代各类礼服中，祭祀时穿着的礼服最为庄严。

我国古人非常重视祭祀，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记曲礼》中也说：“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后人注解说：“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也就是说，祭器可以借用，可是祭服却一定要是自己的，可见祭服的重要性。

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祭祀活动中天子、诸侯、卿大夫要穿着的祭服总共有六种，总称为“六冕”，即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

大裘冕：大裘一般用黑羊羔皮制衣，由玄色（黎明前天空的颜色，即黑色）的上衣和缥色（大地的颜色，即绛色）的围裳组成。衣上画有日、月、星、山、龙、华、虫六种图案，裳上绣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种图案，合称“十二章”。冕，是一种礼冠，黑面、红里，顶上有板，称“延”，前低后高，如同俯视，表明王者的地位至高无上；冕的前、后两端有用珠玉穿成的下垂的缨，称“旒”。王冠前、后各有十二旒，每旒用十二颗五彩玉珠贯串而成。垂旒的目的是为了蔽明，表示王者不视非、不视邪。冕的两旁用紞悬挂瑱，也叫“充耳”，它的作用是为了塞明，表示天子有所不闻，不听谗言，不闻不急之言。总之，冕的设计既含有显示帝王至高至尊无比地位的作用，又有规劝人君不尊大、不听谗、明是非、求大德的作用。

衮冕：衮冕由冠、衣、裳、绶带、蔽膝、鞋子、佩饰七部分组成。冠黑面、红里，形制与前述的冕完全相同。衮衣由黑色的上衣和绛色的下裳组成，衣上画有龙、山、华虫、火、宗彝五种图案，裳上绣有藻、粉米、黼、黻四种花纹，共九章。蔽膝用熟皮制成，系在腰间的大带前面，悬遮在腹下膝上，朱红底色，上绘龙、火、山三章纹饰。鞋子是带有实心木底的麻鞋。佩饰主要有白玉佩等。

鷩冕：鷩冕的组成与衮冕基本相似，只是其冕八旒，其衣黑色，画有华虫、火、宗彝三种图案，其裳绣有藻、粉米、黼、黻四种花纹，共七章。

毳冕：毳冕的形制也与衮冕基本相同，只是其冕七旒，其衣黑色，画有宗彝、藻、粉米三种图案，其裳绣有黼、黻两种花纹，共五章。

絺冕：絺冕的形制与衮冕基本相同，只是冕有六旒，衣上绣有粉米花纹、裳上绣有黼、黻花纹，共三章。

玄冕：玄冕是黑衣、绛裳，衣无画绣，裳上绣有黑、白两弓相背的黻形图案，冕有五旒。

古代女子礼服特定的“六服”，即袆衣、揄翟、阙翟、鞠衣、展衣、缘衣。其中袆衣、揄翟是皇后、皇太子妃受册、祭奠和参加朝会等的礼服，阙翟是皇后参加普通祭典和祭祀宗庙的祭服。鞠衣是王后祭祀蚕神、诸侯之妻祭祀宗庙的礼服，展衣是卿大夫之妻祭祀宗庙的祭服，缘衣是士之妻从夫助祭的祭服。

古代的礼服虽然在社会变动的冲击中有所沿革与发展，但周制礼服总是后世效法的经典蓝本。如宋代崇尚礼制，多次修订冠服制度后，祭服仍占很大比重。明代由于朱元璋认为古制太繁，故只允许在祭天地、宗庙等特大典礼中皇帝、太子、亲王、亲王世子、郡王穿着衮冕之服，冕服自此成了皇室专属。直到清代为了强化异族统治，武力迫使汉族服满服，传统的祭服制度只有十二章纹被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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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章花纹的象征意义

古代礼服中的十二章纹饰有着非常丰富的象征意义。日、月、星含有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的意思；龙，能变化，富有神意，象征人君有善于变化的应变能力；山，有镇重的性格，象征王者能镇重安静四方；华虫，指有花纹的羽虫，这可表明王者有文章（文采）之德；宗彝，是指宗庙祭飨时用的虎彝和蜼彝，虎有威猛之势，蜼有睿智、孝心，以表示王者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指水草，取其洁，象征王者有冰清玉洁的品格；火，取其明，火炎向上，有率土群黎向上归命的含义；粉米，指碎米，取其洁白且能养人之意，象征君王有济美之德；黼，绣黑白为斧形，取其能割断之意，象征君王有决断能力；黻，做青与黑两弓相背的形状，表示君臣可以相济，戒恶扬善，同时有取臣民有背恶向善的含义。可见其不仅有装饰美化的作用，更规劝人君要具备至善至美的品德。

第八讲 家庭礼仪篇

《礼记》中的传统家礼

《礼记》构建的以父母、子女之间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礼仪规范,提倡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它不仅可以约束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行为和关系，而且可以增强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至今仍具有借鉴作用。

《礼记》记载了夏、商、周三代尤其是周王朝的典章制度，以及冠、婚、丧、祭、燕、射朝、聘等礼仪，其中还夹杂了汉代初期的礼仪制度，它广泛地阐述了儒家关于礼制的精神以及构建礼制的意义，集中地反映了儒家礼治的思想和主张。《礼记》的内容非常庞杂，涉及到政治、道德、哲学、历史、祭祀、历法、地理以及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其中《曲礼》《内则》《少仪》等篇中关于家庭成员之间以礼相处的规范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在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方面，《礼记内则》中说：做子女的，每天天刚亮就要起床，打扫室内和庭院的卫生，然后洗漱、穿戴整齐，到父母的房门前，和声细气地询问父母晚上休息得好不好。如果休息得不好，应该找出原因，及时想办法解决。如果父母身上有痛痒之处，则要帮助抓搔，让他们感到舒服。《礼记王藻》中则说：父母呼叫时，子女应马上答应，不能违背。如果正做事情，要立即放下手中的东西，赶到父母身边来；如果正在吃东西，要立刻吐出来，跑步迅速来到父母面前。除此以外，幼童还要避免做一些让父母担心、操心的动作或事情，如“不登高、不临深”等。子女在外出时，要做到“出必告，反必面”，即出行前要把去向告诉父母，回家后一定要先面见父母，以免父母牵挂、担心。在与长者交流时，《曲礼》说：“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即在同长者商议事情时，一定要递椅子和手杖到长者跟前。长者问话，不谦让就答，不符合礼。

在日常行为规范方面，《礼记曲礼》要求儿童或晚辈“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奥”是屋内的西南角，这通常是长辈的居所，小孩子不能住；古代也没有桌椅，人们坐卧都在席子上，所以小孩子不能一人坐在席子的中央；走路时幼童不能走在甬路的中间，要靠边儿走；不能站立在门的中

央等。

《礼记》中不仅有琐碎的仪节，还有关于思想道德以及精神境界的要求。如《礼记曲礼》中说：“幼子常视母诳。”母亲要经常把不欺诳的道理讲给孩子，使他知道。父母更要在子女面前作出诚实不欺的榜样。父母还要教给孩子与他人相处的礼仪，如《礼记少仪》中要求孩子做到“不窥密，不旁狎，不道旧故，不戏色，毋拔来，毋报往，毋读神，毋循往”。即不能偷看别人的隐私，不邪眉挤眼与人纠缠，不能揭别人的老底、旧账，不能有戏弄、侮辱别人的神情和动作，平日行动要安祥，不要慌慌张张地跑来跑去，不能轻慢了鬼神，不要追忆、留恋过去那些不正当的事情，等等。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之外，《礼仪》中还有很多关于去别人家做客的礼仪，以及就餐过程中的礼仪、不同性别的人相处的礼仪等，这些对我们今天培养一个举止优雅、有教养懂礼的人来说仍然有着参考价值和意义，因为这都体现了对长者以及他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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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子学“礼”

在《论语·季氏》中记载着孔子教儿子孔鲤学诗学礼的事。有一天，孔子独自站在庭中，孔鲤迈着小步恭敬地走过，被孔子叫住，问孔鲤学《诗》（即《诗经》）了没有？孔鲤回答说还没有，孔子就对孔鲤说，不学习诗，就不会说出有文采的话。于是，孔鲤就退回去认真地学习《诗》。又有一天，孔鲤从院里经过时又被孔子叫住，问孔鲤学礼了没有，孔鲤说还没有。孔子又说，不学习礼就难于立身做人。于是，孔鲤就去学习礼。

这件事历来被传为美谈，通常被称为“庭训”“诗礼垂训”，孔子的后代则称之为“祖训”，自称“诗礼传家”。古代很多书香之家的大门上都写着“诗礼传家”四个字，以标榜门风。

家礼教育的典范——《颜氏家训》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被誉为“中国家训之祖”，是对汉魏以来出现的《诫子书》《家诫》，以及中国人道德观念和道德戒律的全面总结和系统整合，其中所蕴涵的深刻家庭教育思想，不仅是对其子孙后代立身行事的指导，也对后代其他人有着很深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家庭教育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之后的统治者都非常注重将封建礼教输入家礼、家规，这样，家法便与国法相辅相成共同发挥管理的效能。汉代成书的《礼记》是最早的家礼著作，它在唐代被提升到经书的地位，对各种家礼的制定有着原则性指导意义。而由私家制定的家礼，最早见于六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颜之推（531年至约595年），字介，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南北朝时著名教育思想家。先祖在东晋时渡江，定居在建康。侯景之乱时，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自立，颜之推担任散骑侍郎。公元554年，西魏攻陷了江陵，颜之推被俘，后来又在北齐任官。此后在北周和隋任职。可以说，颜之推身逢乱世，国家分裂，兵灾不断，自己由于常年漂泊而饱经忧患。他目睹了太多大起大落的人物和纷繁变幻的事件，因此如何让自己家族的子弟在乱离之世安身立命、保持节操，就成为颜之推最为关心的问题。晚年的颜之推以长辈的身份，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写成了告诫子孙的《颜氏家训》一书。成书时间大约在隋统一中国之后。

《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因它是我国封建时代家教的集大成之作，所以被誉为“家教规范”。全书共7卷20篇。依次是：第一卷，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共五篇；第二卷，风操、慕贤共两篇；第三卷，勉学共一篇；第四卷，文章、名实、涉务共三篇；第五卷，省事、止足、诚兵、卷生、归心共五篇；第六卷，书证一篇；第七卷，音辞、杂艺、终制共三篇。

本书开篇的“序致”，讲述了写作此书的缘起和主旨。颜之推将自己一生的成就，归结为幼年所受的教育，“吾家风教，素为严密”，强调了家庭礼仪对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的重要性。

在教育方法上，颜之推认为《大戴礼记保傅》中记载的古代帝王的教育方法非常正确。从帝后开始怀孕起，就开始进行胎教，让他受到好的熏陶。到了孩提时代，帝师们又开始引导他们学习孝仁礼义；再长大一些，教给他们如何分辨是非。从幼时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性对于一个人的人生之路极为重要。正因此，颜之推写作了这本书，目的是“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自己家族垂范立训。

颜之推很看重教育的作用，他说：“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颜之推还十分赞赏儒家的教育方法，认为古人的每一个仪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都被赋予了深刻的含意，这是非常成功的经验。但同时，他也指出，礼仪不能因循守旧，必须与时俱变，因此，《颜氏家训》中有颜之推加入的一些新的礼仪知识，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等篇中，也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如何在家庭中用礼仪教育子女的问题。他的很多想法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有着广泛的启发意义。

《颜氏家训》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宋代以后的影响更大。唐代以后出现的数十种家训，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王钺《读书丛残》中说它“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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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的人才培养思想

颜之推一生经历四朝，又生活在士大夫中，所以他对当时的士大夫生活十分熟悉，也因此对当时的士大夫的教育状况强烈不满。他认为当时的士大夫要么不学无术，要么整天清谈，理论脱离实际；还有的毫无自身修养，败坏世风。这些人上不能治国，下不能保身。基于这些原因，颜之推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人才培养的目标：“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颜之推认为这样才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司马光的《书仪》与《温公家范》

家庭礼仪是传统中国修身治家的工具，它源于《周礼》，经《孔子家语》和《颜氏家训》的发展，于司马光的《书仪》和《家范》以及朱熹的《朱子家礼》而基本定型。

在我国北宋时期，有一群小孩在玩，其中一个比较顽皮的爬上一口大水缸的边沿，并不慎掉了进去，在其他孩子惊慌失措时，一个孩子拿起大石块将水缸砸破，缸内的小孩被解救出来，这个救人的孩子就是因此事而从小闻名的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和史学家。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士。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至秦的八卷。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司马光和王安石本是好友，但王安石推行新政，他竭力反对，遂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在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第二年退居洛阳，继续编撰《资治通鉴》，到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支持国政，第二年担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内完全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并罢黜新党。担任宰相八个月后病死，被追封为温国公。

除了《资治通鉴》外，司马光一生还曾编撰过三种与家族教育有关的书，分别是《司马氏书仪》《居家杂仪》以及《温公家范》。其中的《居家杂仪》是《司马氏书仪》的一部分，只是有些版本将其单独列出，所以又被视为独立的一本。

《司马氏书仪》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对烦琐的古代礼仪进行了大量的删减。成书后的《书仪》总共十卷，其内容除了第一卷介绍各种公共文书格式范例之外，主要介绍冠、婚、丧、祭四种礼仪。冠仪只有一卷，其中规定，男子十二至二十都可行冠礼，女子许嫁行笄礼。“昏仪”共两卷，其中规定男子十六至三十可以娶妻，女子十四至二十可出嫁。婚礼的程序分为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及亲迎这六个步骤。婚后还有妇见舅姑及婿见妇之父母等仪节。“丧仪”共六卷，所占的比重最大，对于居丧仪式的整个程序及相关事务都做了详细的规范。“祭仪”有一卷，规定祭祀在仲月，主人及子孙皆着祭祀礼服亲临。琐碎仔细的礼仪仪节描述，体现了作者要以礼治家的思想内核，礼仪中长幼尊卑、远近亲疏的等级关系体现得非常明确。

《温公家范》简称《家范》。司马光自己认为，《家范》比《资治通鉴》更为重要，因为“欲治国者，必先齐其家”。《家范》就是一部反映我国封建社会家庭道德关系的伦理学著作。书中宣扬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完全是为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服务的。《家范》分为上、下两册，共10卷。首先引证《易经》《诗经》《大学》中有关家范的论述，得出“家正而天下定、礼为治家之本”的中心观点，在此宗旨的指导下，对父母、子女、兄弟、姑嫂等关系做了符合礼的粗略解释。从第二至第十卷，分别对祖、父、母、子、女、夫、妻等家庭成员提出了详细的、符合封建社会需要和家庭需要的道德要求。

总之，《家范》不仅从“治家”和“治国”的关系上论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社会意义，还具体提出了家庭教育的原则与方法，而且针对不同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不同地位和与子孙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从历史的角度看，《家范》是继《颜氏家训》一书后的又一部影响较大的家庭教育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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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宋史的“濮议”

宋仁宗没有子嗣，他死后就由濮安懿王允让的儿子赵曙继承王位，这就是宋英宗。宋英宗亲政半个月后，宰相韩琦等人就向宋英宗提议，让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宋仁宗逝世刚14个月，英宗就批示说，等过了仁宗大祥即满24个月后再议。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人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结果，以王珪、司马光等人为主的两制认为，濮王与仁宗是兄弟，英宗应称他为“皇伯”，但是以韩琦、欧阳修等为首的宰执们却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这场论战一直持续了18个月，最终以称“皇考”而告终，这就是北宋历史上有名的“濮议”。英宗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显示了自己笃孝的品行。

广为流传的朱熹《家礼》

朱熹是宋明理学中“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创立的理学体系，是对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改造与发展，对之后六七百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朱熹编撰的《朱子家礼》一书，作为日常百姓居家礼仪的规范，更是广为流传，倍受尊崇。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思想家。

朱熹自幼天质聪敏，勤学好问，他学会说话不久，父亲指着苍天告诉他，那是天，他便问：“天之上是什么呢？”他小时读书时，也学大人的样子在书上作眉批。14岁时奉父遗命，师事胡原仲、刘致中、刘彦仲诸人，后来还娶刘致中的女儿为妻。19岁时中进士，22岁任泉州同安主簿，任内颇有政声。这时朱熹除钻研儒家经典外，亦对佛学发生了兴趣。24岁时拜见他父亲的好友李延平先生，经其指点，学术思想发生了变化,后来拜其为师。

后来，朱熹担任南康军地方官。到任不久，当地发生旱灾饥荒，他全力救灾，减轻了灾害的损失，救活了不少人。朱熹倡导教育，重建白鹿洞书院。后来，浙东发生饥荒，孝宗调他到浙东救荒，他又上书，议论灾旱的原因及吏治不良、贿赂公行的现象。朱熹的一身正气，使一般贪官污吏都因惧怕而自动离开。不久，朱熹见政局不良，就辞职居家，一心讲学。后来，皇上召他入朝，他再度上书，劝孝宗正心以立大本，教养太子，选贤任能，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孝宗接到朱熹的奏章时已是深夜，却马上起床，点燃蜡烛，读完后再就寝。次日，便要朱熹任官，但朱熹却推辞了。

家庭礼仪是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朱熹非常注重家庭礼仪规范的研究和立制，他对司马光的《书仪》非常赞赏，但又有一些不满。我国古代的礼仪大都通行于贵族之间，即“礼不下庶人”。《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等礼典也都是皇族、有品级的官员之礼，普通百姓不能够使用。司马光的《书仪》虽然经过了删削，但仪节仍然比较复杂，寻常百姓也依然无人问津。朱熹看到这种情况后，在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制订了一套家庭礼制和礼仪规范，即《家礼》。

根据朱熹弟子们的说法是，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的母亲去世，他在居丧期间参酌古今，写成丧、葬、祭礼，后又推广到冠礼和婚礼。由于这本书曾被偷窃，而且与朱熹晚年的观点不很吻合，所以没有向他人传授。

《家礼》共五卷，第一卷是“通礼”，即百姓日用的常礼，书中有的直接采用了司马光《书仪》中的内容。第二卷是“冠礼”，第三卷是“昏礼”，第四卷是“丧礼”，第五卷是“祭礼”，此外有一卷“附录”。

《家礼》主要适用于家庭和宗族范围内。朱熹认为过去一些关于家礼的观念已经过时，所以主张“观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其最终目的是“愿得与同志之士，熟讲而勉行之”，重新实现古人的“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进而对国家的“崇化导民”有所裨益。

《家礼》由于一改古代礼书的烦琐而呈现出简便易行的面貌，在内容上也与平民之家的生活和劳作的规律基本一致，并且各种规矩、礼仪都十分详备，所以备受欢迎，不断被翻刻印刷出版，逐渐成为平民之家的家教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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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重要礼学著作《仪礼经传通解》

朱熹很早就有了编修礼书的想法，他说：“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诸弊恨……”直到晚年，他才着手编撰《仪礼经传通解》。

《仪礼经传通解》是一部重要的礼学著作。这部书三十七卷，其中第一卷至第二十三卷是朱熹亲自编订的，即《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其余十四卷《王朝礼》是朱熹草订之作。朱熹去世后未完稿部分由他的弟子编撰完成。这部书受到南宋朝廷的高度重视，将它列入“学官”。

《仪礼经传通解》开创了《仪礼》研究的新范式，它是将散乱的西周礼制材料汇集起来，综合考察的。《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对后世礼学著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父慈子孝的父子之礼

在儒家的观念里，弘扬父子之道是国家治理的前提之一，所以，把父子之伦放在人伦规范的首位，父慈子孝的父子之礼也就在家庭礼仪中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子女以孝侍奉父母更是子女的行为准则，是天经地义的事。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是人类的天性，不仅如此，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结成的关系也是最为稳固的关系，只有这种关系处于和谐状态中，其他如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等才能稳固。所以，父慈子孝的父子关系历来受到儒家的重视。

首先父母要慈爱，这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爱上，还有严格的教育。后者尤其重要，《三字经》中就说“养不教，父之过”。首先要教子女仪态言谈、待人接物、孝悌之礼以及文化知识，还要教子女如何做人，拥有怎样高尚的品德。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了一个曾子杀猪的故事。故事说曾子的妻子要上街，小儿子哭闹着非要跟去。曾妻随口说：“你回去，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当她刚从街上回来时，就看到曾子真的要杀猪，她急忙阻拦说：“我只不过是跟孩子开玩笑罢了。”曾子说：“和小孩子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他们没有分辨能力，都是效仿着父母的样子做事，听父母的指教成人的。现在你欺骗他，这是教孩子学骗人啊。做母亲的欺骗孩子，那孩子也就不会相信他的母亲了。这不是教育孩子的办法啊！”曾子为了兑现妻子随口许下的诺言，不惜杀猪践约，这个故事一直都是家庭中进行诚信教育的典范。类似于这样的父母严教子女的故事在我国古代盛传着很多，如“孟母三迁”等。

子女长大后感恩于父母在生活上的关爱以及在品德做人上的严教，应回报父母以孝顺。

孔子认为“孝”不仅是指子女在物质上赡养父母，更重要的是要尊敬、善待父母，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孝敬”的主张以区别“孝养”。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也就是说，“孝养”只是从物质、经济的层面上来奉养、满足父母的需要；而“孝敬”则增加和凸显了精神、感情层面的内容，要求子女对待父母应怀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尊敬，强调子女对父母要多加关心，尽可能地保持其健康长寿和精神愉悦，使父母在有生之年得以养体和养志。

《后汉书》说：“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业。”具体如何为“孝”，《礼记内则》中做了具体的规定。

晨昏定省。儿女和儿媳们在鸡鸣时就起床梳洗，穿戴整齐，然后来到父母的居处，恭恭敬敬地问候，小心翼翼地服侍父母起床、盥洗和饮食。然后才可以自己退下来去吃早饭。傍晚，又要为父母安顿好床铺等。

一切都顺从父母。在古代社会，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所以，在父母跟前，有所使唤时，要立即答应。对于父母交给自己办的事，都要记下，然后亲手处理。在父母面前不要随便讥评别人，亦不要随便嘻笑，不得放纵自己，心要肃敬，貌要庄重。即使父母有了过失，子女也要低声下气，和颜悦色，用温柔的声音规劝，如果规劝不被接纳，就要更加孝敬父母，用孝心来感动父母，等父母有了喜色，再进行规劝。即使父母发脾气，鞭打自己皮破血流，也不敢怨恨，而是振作起来，照旧孝敬父母。

类似于这种家庭礼仪中“孝”的行为的规定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这种以“孝”为主的家庭礼仪使我国古代出现了很多孝子，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孝”文化，这种孝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至今仍然得到人们的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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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孝》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了继承并发扬这种传统美德，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由于后来的印本大都配以图画，故又称《二十四孝图》。

二十四孝具体是指：虞舜孝感动天，汉文帝试疾尝药，曾参心痛感啮指，仲由养亲远负米，闵损痛单感后母，郯子扮鹿求鹿乳，老莱子舞彩娱亲，董永卖身葬父，丁兰思亲刻木像，江革负母孝感盗，陆绩念母怀丹橘，郭臣埋子得黄金，黄香九龄扇枕罩，蔡顺桑椹感强寇，姜诗孝感泉涌鲤，王裒闻雷泣墓，曾氏守节奉瞽姑，王祥卧冰求鲤鱼，吴猛代亲供蚊噬，杨香救父手缚虎，孟宗哭竹冬生笋，庚黔娄尝粪心苦，朱冒寿弃官访母，黄庭坚涤母溺器。

兄友弟悌的兄弟之礼

古人把父子之“孝”与兄弟之“悌”相提并论，认为“孝悌”是礼的核心，是为人之本。如果每个人都行孝悌之礼，那么犯上作乱的现象就会减少，甚至消失。

《礼记中庸》中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义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传统礼仪将兄弟之间的关系与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四种关系并列，可见它的重要性。

我国古代社会的传统家庭，多为妻妾制。所以，家族中既有同父同母的兄弟，也有同父异母兄弟、同母异父兄弟、异父异母兄弟等情况。当然，这其中同父同母的兄弟之间关系最为亲密，而其他的在亲疏上就有了差别。如在西周时，就规定正妻的长子为嫡长子，由他继承父权，他的子孙后代的系统称为“大宗”。而他的弟弟们则分出去另立系统，称为“小宗”。妾所生的儿子都称为“庶子”。嫡长子在家庭中的地位高于庶子。嫡长子生的许多儿子，也按这种规范划分大宗与小宗。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宗法制。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这对于统治者尤为重要。在宗法制度下，嫡长子甚至拥有对胞弟的生杀权。西周时确立的宗法制到了春秋战国时就已有所衰退，不过这种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却始终没有变，一直成为我国两千年封建宗族制度的核心。

正因为有了宗法制区分出的尊卑、亲疏、长幼的差别，人们才制定了一些礼仪规范来约束相互的行为和权力。总体而言，兄弟之间的礼仪规范是“兄友弟恭”或者“兄仁弟悌”。

俗语说：“长兄如父。”兄长要有父亲般的慈爱，同样还要担负起像父亲一样的教育责任。《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中对做兄长的提出的要求是：兄长在弟弟成年时，要及时为弟弟举行冠礼；等弟弟到了结婚年龄，兄长又要为弟弟结成好的姻亲。日常生活中，如果弟弟的行为合乎正道，就赞赏他；如果不合正道，就要用礼来管教、帮助他；如果弟弟实在不可救药，也只好抛弃他。

对作为弟弟，面对兄长要表现出恭敬与顺从，并心怀报答之情。在《礼记内则》中规定：一家的嫡子、庶子要恭敬地对待嫡长子夫妇。嫡子和庶子即使日渐富贵，也不能去嫡长子家炫耀；嫡子、庶子中如果有人得到馈赠器物，必须把最好的献给嫡长子，次等的留着自己用。祭祀时，要等嫡长子祭祀完毕，才可以进行自家的祭祀。家境富裕的，要准备两头祭牲，把其中好的祭牲献给嫡长子。

《大戴礼记曾子事父母》中对弟弟的要求是：“尊事之，以为己望也；兄事之，不遗其言。”即要尊敬地侍奉兄长，把他看成自己的榜样；兄长的吩咐和教诲，一句也不能忘记。具体而言，就是吃东西要让兄长先吃，干活要弟弟抢着去做；走路时，弟弟不能走在兄长前面；看见兄长走过来，弟弟要起立迎候；弟弟不可冒犯兄长；不可在兄长面前表现出倦怠松懈的神情等。

总之，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兄弟之礼非常重要；在长幼有序的等级秩序中，人们更强调弟弟的“悌”与“恭”，这都是古代家庭礼仪的本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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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兄友弟悌的道德模范

晋朝初年，有一对名为王祥、王览的两个兄弟，母亲朱氏是王祥的后母，所以偏爱王览。王祥在朱氏面前动辄得咎，轻则挨骂，重则受到鞭打。每次母亲打王祥时，王览就抱着哥哥不放，暗自流泪。王览长大后，经常劝母亲对王祥好一些。但是，朱氏为了刁难王祥，总是让他做一些难以办到的事，如果做不到，就以此为借口痛加责罚。每遇此时，王览总是与哥哥一起去做，迫使母亲不便责罚。父亲死后，王祥治丧尽孝，颇有名声，朱氏非常嫉恨，就企图害死王祥。一天，她在酒里下了毒，送给王祥喝，王览发现母亲神色异常，就夺过酒杯要喝。王祥醒悟后也抓住酒杯不放。兄弟二人谁也不肯放手。朱氏见状只好拿走酒杯。此后，朱氏给王祥的一切食物，王览都要先尝一尝。朱氏惟恐王览遭殃，就再也不敢投毒杀子了，并在王览不断的劝解下，逐渐对王祥好起来。王祥和王览这一对兄弟的行为被人们称为兄友弟悌的道德模范。

男女有别的闺媛之礼

古代社会在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之后，父权制就代替母权制，家庭也开始由丈夫来统治，家庭中的女性从此处于被压迫、被管制的地位。闺媛礼作为传统礼仪对女性的特殊要求，就反映了女性的这种社会地位。

闺，指女孩子卧室的房门。媛，本义是美女、美好。“闺媛”在这里代指女性。所谓闺媛之礼，是指从男性的利益出发，对于家庭中的女性所制定的一系列行为规范。

闺媛之礼始于周代，《礼记》的《曲礼》《内则》等篇，就较早地提出了对女性行为的种种规范要求，历来被奉为经典。

一般来说，女性一生中大致扮演着闺中女、为人妇、为人母三个角色，《礼记》针对不同阶段的不同角色做了不同的礼仪规范，这里主要叙述闺中女的礼仪规范。

男女有别

“男女有别”这种观念在古代礼仪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周礼中就有“男弄璋，女弄瓦”的说法。《礼记曲礼》中对男女之别做了明确规定：“男女不杂坐，不同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叔嫂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即使是亲兄弟姊妹，到了7岁以后，也不可以同席共食；10岁以后，女孩就要开始由女师教她们有关闺媛的一系列礼仪了。

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在居处位置上也要表明男女之别。古代的大户人家，一般都有内室和外庭两个部分。男的住在外庭，女的住在内室。中间有个中门，有专门的仆人看管，不许随便进出。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所。男的不可擅自进入内室，如果有事非进不可，也要其他女子回避。女的不可擅出中门，如果有事非出不可，要遮盖自己的脸。只有在祭礼、丧礼这样的特殊情况下，家中的男女才可以同在一间屋子里，才可以互相传递东西。但在传递时也要把东西放在筐里，如果没有筐，就放在地上，让对方自己取。

仪态柔美

闺媛之礼对于女子的仪态也有详细的规定。爱美本是人之天性，女子爱美尤其平常。但是，传统家礼中女性的仪态之美却是按照男性的标准来制定的。如班昭《女诫》中主张“阴以柔为用”，“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女如鼠，犹恐如虎”。也就是说，女孩子应该像老鼠那样胆小，就怕她像老虎般凶猛。唐代的《女论语》中还记载了“行莫回头，语莫掀唇”，“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等许多琐细而苛刻的规定。不仅在豪门贵族中有此规定，在民间礼俗中，也对女子的行为举止提出了种种要求，如“笑不露齿，行不露趾”等。这些都造成了女性病态的审美心理。

女子无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子无才便是德”都是闺媛之礼的一种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在古代社会，传统家庭礼仪要求女孩子不必聪明，更不必富有才华，只要有品行，即妇德就够了。女孩子在嫁人之前要守的妇德很简单，就是孝亲和持家。

除了以上提及的传统家庭对女孩子的要求之外，女孩子在婚姻上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们只能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们为了适应男性柔、弱等审美心理而缠足都是闺媛之礼的现实反映，这些归根结蒂都体现了“男尊女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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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论语》

《女论语》又名《宋若昭女论语》，是唐代贞元年间宋若莘、宋若昭姐妹编撰的一部女子礼仪的训诫书籍。它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安史之乱”至唐代灭亡，唐王朝一直处于藩镇割据、外族入侵的动荡中。当时社会的迫切需求就是重新建立稳固的社会秩序，恢复强化原有的家庭伦理纲常。这一需求体现在女训上，就是重视树立女性的贞节观念，加强女性礼法教育。《女论语》由此应运而生。宋氏姐妹以前秦韦逞之母宣文君、班昭的对话口吻为体例，参考、吸收《女诫》等书的内容，编成《女论语》一书。《女论语》共分十二章，每一章都详细规定了女子的言行举止和持家处世之理。

夫义妇从的夫妻之礼

儒家提倡一种“夫为妻纲，夫义妇从”的夫妻之礼，这种格局产生于父权制社会，充分表现出父权制和私有制社会的固有特征，只是把妇女看作是家庭中的一种私有财产而已。

夫妻之礼，是指婚后夫妻相处时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礼记昏义》中说：“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这里虽然说的是婚礼的重要地位，其实也说到了夫妻之礼，即夫妇有义。

丈夫对妻子的“义”，其实就是丈夫对妻子的责任，也是古礼中对丈夫行为的约束，这在《大戴礼记本命》“三不去”的规定中有所体现。“三不去”即是指“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后富，不去。”也就是说，妻子如果已经无家可归，就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守了三年的丧，这样的妻子也不能休；曾与丈夫共患难，如今丈夫富贵了，他也不能休掉妻子。作为丈夫，如果违背这三条规定，就会被视为不义之人。

如果仅看丈夫对妻子的“义”，似乎古代妇女在婚姻中有保障，其实不然。这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谴责，对违背者没有实质上的处罚。所以，现实生活中，抛妻别娶的不义之夫比比皆是。与之相反的是，古代对妻子的礼仪却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

我国古代本就是一个讲究夫妇有别、男尊女卑的社会，男女在举行婚礼之后，女子要遵从丈夫的一切意旨，一切以丈夫为中心，女子在婚姻中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与权利。

首先，妻子要遵从“三从四德”。“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前者明确规定女子在不同时期里应该分别服从于谁；后者则在女子的品德、辞令、仪态和手艺方面做出规范。在古代，女子出嫁前，“四德”是必修的内容，以免到了男家因不懂规矩而被休回。

其次，妇女还必须严守贞节。所谓“贞节”，最重要的是女子在婚前要维持贞操，不可与任何男子发生性关系。这种观念在宋以后格外盛行。新婚夜，新郎会按照礼俗要求，用一块白布来检验新娘是否是处女。如果白布上没有“落红”，男家可以此为由而当场休妻。且不说婚前性行为是否道德，单这种检验方法就缺乏合理性。因为女子在婚前即使并未有过性行为，但也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发生处女膜破裂的意外。不仅如此，传统礼仪还提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贞节观念，即如果女子被人强暴，她也只有通过自杀才能表白她的贞节，忍辱苟活是会被人看不起的。此外，古代还要求丈夫去世妻子要为丈夫守寡，尤其是宋代，家族中往往用贞节牌坊来约束年轻而丧夫的少妇，这多多少少造成了人性的扭曲。

端庄顺从、知耻守节、尊老爱幼、相夫教子、勤俭节约是古代妻子的行为规范。如果稍有违反，轻则受到教导、责备，重则会被休掉。《大戴礼记本命》中就有关于女子“七去”的规定：女子如有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多言、盗窃等行为，就会被休回娘家。《仪礼丧服》又提出了所谓“七出”的说法，即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妒忌、恶疾。

由此可见，古代的夫妻之礼大多都是对妻子的束缚，都体现了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是男权社会下进行夫权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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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崇尚的夫妻之礼——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相敬如宾”和“举案齐眉”是古代用来表达夫妻感情深厚、夫妻之间彬彬有礼的成语。这两个成语包含着两个故事。

“相敬如宾”出自《左传》，说晋国大夫臼季奉命外出时，经过冀地，看见前朝的旧臣黄之子——缺在除草。过了一会儿，缺的妻子把饭送来，恭恭敬敬地双手把饭捧给丈夫，丈夫庄重地接过来，毕恭毕敬地祝福以后再用饭。妻子在丈夫吃饭过程中，一直恭敬地侍立在一旁，等他吃完后再收拾餐具并辞别丈夫离去。

“举案齐眉”出自《后汉书·梁鸿传》，其中记载梁鸿年轻时家里很穷，但是他学富五车，在当时颇有名气，而他一直隐居乡里不愿为官。梁鸿后来娶了同县孟家的女儿孟光后，一起隐居在山中，过着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每当梁鸿回家时，“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

被动服从的婆媳之礼

婆媳关系是传统大家庭内部人际关系中最微妙、最难处的一种关系，婆媳关系融洽与否直接影响着整个家庭中的其他人际关系，如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等，可以说，婆媳关系是传统家庭内部人际关系中的一个普遍难题，影响着家庭与社会的稳定。

随着人类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权制社会，以男性血缘为中心的家庭便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虽然婆婆与媳妇都是家庭中的外来者，但是她们都担当了延续男性血缘的重任，她们又随着儿子娶亲而联结在同一个屋檐下，所以说，婆媳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既重要又特殊的一组。婆媳关系的好坏并非仅仅影响婆婆与媳妇，还影响与之相连接的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

在古代中国，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女子自从进入婆家门后很少有再选择的余地，只能服服帖帖地听从婆婆的指示。婆婆在媳妇面前有绝对的权威，所以，婆媳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是一种丧失了人格和尊严的被动服从的关系，这在古代的婆媳之礼中就体现得非常明显。

谒拜礼

这一礼节是用来表达敬意的。婚礼的第二天早晨，新妇要拜见舅姑，即公婆。（这在婚礼一章中已经提及）这一仪节不仅形式复杂，而且它标志了婆媳之间互动的开始，也意味着媳妇新旧角色的转换以及接纳新的角色规范的开始。这一礼仪，也是在提醒媳妇作为新的家庭成员，必须适应环境，遵守本家庭或本家族的规矩。

侍养礼

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了，虽然琐碎却能显示媳妇的贤惠。侍养礼要求媳妇应勤劳，对公婆应体贴周到。媳妇侍奉公婆要像侍奉自己的父母一样，甚至比亲生儿子侍奉父母还要严格。每天晨昏定省，媳妇要陪同丈夫去做，如果丈夫外出，媳妇就要全权负起这个责任。一日三餐，要小心侍奉；公婆吃饭，要侍奉入座，问清公公婆婆脚往哪个方向伸；公婆走动，要跟着；公婆洗脸，要端水；公婆有使唤，要立即答应，而且声音要轻；在公婆面前行走，要神情庄重，俯身拱首而行，不打喷嚏，不打哈欠，不伸懒腰；如果有事，要请示公婆；媳妇不得私自接受财物，即使回娘家得到的礼物，回来后也要上交公婆。公婆如果不收，就如同是公婆赏赐给她的一般，暂时收藏起来。公婆生了病，媳妇更要尽力侍疾。“侍疾”是侍养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封建社会不少被统治者大力推崇的“孝妇”，就是靠“侍疾”于婆婆而博得好名声的。

曲从礼

这一礼节是媳妇“孝”的扩展。它要求媳妇对婆婆要惟命是听、绝对服从。婆婆所说的字字句句，做媳妇的都要洗耳恭听；婆婆的一切指示，做媳妇的必须百般顺从，不能争辩，更不能违抗。即使婆婆有过失，也不可横加指责，不能到处乱说，更不能告发。

遗弃礼

这是大家庭中作为婆婆的权威的显现。婆婆如果不喜欢儿媳妇，或者是媳妇侍奉公婆稍有不周，这时公公婆婆就可以命令儿子休妻。如果儿子不肯休妻，婆婆仍可以强行将媳妇赶出家门，即强行遗弃。这虽然是对媳妇不公平的待遇，但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就记载了焦仲卿的母亲在儿媳刘兰芝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强令儿子将其休弃，最终导致了儿子、儿媳双双自尽的悲剧结局。

总之，古代男尊女卑的思想无处不在发挥着威力，不仅有夫妻之礼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即使女性之间，也要在长辈与晚辈的缝隙中相互压迫。由此看来，古代的婚姻对女性来说，不是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没有爱情的滋养，更像是一具沉重的精神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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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孝》中的“乳姑不怠”

在《二十四孝》中记载着一个名为“乳姑不怠”的故事：

唐朝崔山南的曾祖母长孙夫人，年事已高，牙齿脱落。其祖母唐夫人，每天盥洗后，都上堂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婆婆，几年之后，长孙夫人虽然没有进食，但是身体却依然健健康康。有一天，长孙夫人生病了，她召唤来家中的老老少少，说：“我多年来没法报答新妇的恩德，希望你们都能像她孝敬我一样孝敬她就够了。”后来，崔南山做了高官，果真像长孙夫人叮嘱的那样孝敬祖母唐夫人。

日常礼仪之站姿坐相

古人非常在乎日常的言行举止礼仪，这些不是表现在客观容貌的丑恶，而是强调一走一停、一站一坐等的缓急与顿挫上，这些细微礼仪包含着古人对个人姿态审美的品评。

我国古人非常重视个人日常行为中的礼仪是否合度。一个人是否知礼，从他日常生活中是否举止端庄就能体现出来。《礼记曲礼》中对仪态的端庄做了细致而且严格的规定：坐立应该像祭祀时一样端庄、敬慎。不要侧耳偷听，不要高声大叫，不要东张西望，不要散漫。行走时，不要摆出傲慢的样子，站立时，不要一脚落地，一脚抬起；坐时，双脚放置不要呈簸箕状；寝卧时，不要俯伏。头发要束起，不要披散，不要随便脱帽，劳作时不要袒胸露体，暑天炎热也不要撩起下裳。《弟子规》也有类似的规定，而且更强调了行止的从容。总之，端正、庄肃、从容有礼是行为举止的基本规范。

站有站姿

古人对站立的要求十分严格，如站立时必须不跛不倚，呈立正姿势，而且不能站在门的中间。在接受别人的礼时，必须站立而不可坐，以表示尊重。

坐有坐相

众所周知，我国古人有着2000多年席地而坐的历史，即在地上铺上一张席子，有客人来时请其坐在上面，自家日常起居生活也是如此。古人对坐“席”非常看重。对于贵族来说，居必有席，否则违礼。此外还有“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有丧者专席而坐”等许多具体礼仪。《论语》中还规定：席不正不坐。所谓正，指席的四边应与墙壁平行，在古代，席正表示对客人的尊重。

古人的坐相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标准的坐相，即两膝跪在席上，两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坐姿与跪相似但又不同，因为跪时身体要保持耸直，臀部不能落在脚踵上。第二种是踞，也称为“长跪”，具体姿势是：在席地而坐的基础上，好像臀部抬起离开脚后跟，上身挺直。这是一种将要站起来的准备姿势，这有时是为了表示对别人尊敬，有时表示将有所动作。第三种是箕踞，这是一种极为随便的坐法，也是古人认为最不恭敬的坐法。持这种坐姿的人往往臀部贴地，两腿分开平伸，上身与腿成直角，形似簸箕。荆轲刺秦王失败后就靠在柱子上保持这种坐姿以表示对秦王的不屑。

行而有仪

在传统礼仪中，对于行走的礼节规定也非常多。《释名》中说：“两脚进曰行，徐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尔雅》中也说：“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古代士大夫的走有不同的称呼，是因为在不同的场合要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古代的行即走路，走即跑，步即徐行，奔则是跑，趋就是小步快跑。其中“趋”是表示恭敬的动作，尤其是在尊者、长者面前要趋，在君王面前更是要趋了。

此外，在《千字文》中还规定：“距步引颈，俯仰朝后，束带矜庄，徘徊瞻眺。”这就是说，走路要抬头挺胸，目视前方，穿戴整齐，如同在朝廷中祭拜一样庄重。

总之，古人对日常行为举止有“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卧如弓”的仪态要求，也有“立则磐折，拱则抱鼓，行步中规，折旋中矩”的规定，无论哪一种，都希望行走坐卧能够表现出一种合规中矩的端正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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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仪态之礼的朱熹

朱熹是我国宋代著名的理学家，他的理学思想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他不仅通过思想的媒介去传播自己的理念，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严守古代礼的要求。他平日闲居在家的时候，总是天色还没有亮就起床。穿好了衣裳相连的制服，戴了幞头，穿上方头鞋子，到家庙和先圣神位前去祭拜。行礼结束以后就退回到自己的书房里。他的几案总是摆得很正，相关的书籍器用也一定是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有时候读书作文疲倦了休息时，也是闭上眼睛端端正正地坐着。闭目养神结束后，就迈着整齐的步子慢慢地走。他这种端方的威仪和容貌举止，从少年时节一直保持到老，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或放弃。

日常礼仪之衣冠服饰

衣冠服饰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外露，它很明白地标明了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为此，从夏、商朝开始，衣冠服饰已经有了一套礼仪制度，从帝王后妃、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都必须按照礼仪的要求，去穿着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衣冠服饰。

我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华夏”一词也是源于“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尚书正义》注），由此可见，衣冠服饰礼仪在我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意义重大。

衣冠服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古人认为它与人的道德修养密切相关。东汉王充就曾提出了“德盛文缛”（“文”指的是衣冠服饰）的命题，认为人的道德水平越高，其文采仪表、服饰装扮就越是焕然严整。

严整与洁净

严整与洁净是最起码的衣冠服饰礼仪。《弟子规》中说：“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其意是说，帽子要戴端正，衣服扣子要扣好，袜子要穿平整，鞋带应系紧，一切穿着以严整、端庄为宜。回家后，衣、帽、鞋袜都要放置定位，保持整洁，避免脏乱。

对古代男子来说，非常重要的是“冠”。古代男子20岁时举行冠礼后，冠就是已经成人的标志，从此以后，在公开场合都要戴冠。该戴冠而不戴就是失礼行为。据说，春秋时期，有一次齐景公散着头发未戴冠就出宫，守门人看见后对他说，您这样出去，哪里像我们国君的样子！景公也很惭愧，就赶紧回去了。

合于礼义

衣冠合于礼义就是要求衣冠服饰要适合身份、地位、场合，符合礼的规定。

商、周年间，人们穿着的衣服通常是上衣下裳（即裙子）。贵族在裙子外面多系一片草制或丝绣的斧形服饰，作为身份尊贵的标志。到了春秋时期，上衣下裳被连接起来，垂到踝部，被称为“深衣”。贵族既可在家居时穿深衣，也可在晚朝时穿。庶人一般穿褐(粗麻制成的短衣)，但也可以把深衣作为礼服。

秦汉以后，为了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各级官吏与庶民在衣着服饰上，从式样、用料到颜色、花纹，都有了明显的不同。如唐宋就把龙袍与黄色当作皇室的专用服色，其他人不能僭越使用。其他官员，“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明史舆服》)而普通百姓不能使用大红和鸦青色，以免与官服相混。

古代衣服的性别区分也很明显。孩子刚开始学说话时，要给男孩佩戴皮制小囊，女孩则佩戴丝织的囊。“男女不通衣裳”（《礼记内则》）。

另外，古代服饰的颜色有素色与喜色之分。白色、黑色、灰色、蓝色通常为素色，红色中大红、朱红、粉红等为喜色。穿着素色与喜色服装也有礼仪的规定，如果穿素服到喜庆场合，或穿大红喜服到丧葬场所，都是失礼的表现。

古代关于衣冠服饰的礼仪非常多，这里只是做一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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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死而冠不免

《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了孔子的学生子路死之前的一件事，常让后人感慨不已。当时卫国太子蒯聩为了建立自己的势力，想寻求他外甥孔悝的协助，但对方不肯。蒯聩竟然直接挟持了他。子路是孔悝的朝臣，孔子的另一名学生子羔也在卫国的朝廷里。眼看内乱要发生，子羔决定逃离卫。在去陈国的路上碰到了要返回卫国的子路。子羔警告子路说卫国的情况很危险，不能再回去了。可是，子路却认为自己作为孔悝的家臣，此时不能躲开。他执意回到了卫国。

回到卫国后的子路，在与蒯聩等人的交涉过程中，发生了武力攻击的行为。子路寡不敌众，连系冠的缨都被砍断了。但在此生命攸关的危急时刻，子路却说：“君子死，冠不免”,他忍着剧烈的伤痛重新结好冠，方才死去。这就表明像子路这样讲“礼”的士人，他们把衣冠整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日常礼仪之言语辞令

人生活于群体之中，语言就是群体交流的工具。古人常说“言为心声，语为人镜”，语言同人的仪表神态一样，是内心德行的体现。所以，语言文明、言辞有礼也是中华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人是社会性动物，生活于群体之中。在群体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言语辞令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会“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不仅如此，言语辞令还是一个人内在德行的外化表现。从彬彬有礼的语言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心之真、情感之诚。所以，言语辞令也是古代人礼仪修养的重要范畴。

言语辞令要沁心悦耳

《礼记》中写道：“言语之美，穆穆皇皇”，即语言之美在于谦恭、和气、文雅。《弟子规》中对言语辞令的要求是：“凡道字，重且舒，勿急疾，勿模糊”，即讲话时要口齿清晰，咬字应该清楚，慢慢讲，不要太快，更不要模糊不清。此外还有“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意思是与尊长交谈，声音要柔和适中，回答的音量太小让人听不清楚，也是不恰当的。汉代刘向的《说苑修文》中也说：“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声音应对者，所以悦耳也。”后一句明确说明，人们在说话时，应讲求声音之美以及言谈的仪态之美。这不仅是言者自身修养的体现，也让听者有如沐春风之感。

言语辞令要谨慎合理

俗语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其本意是说，说出的话无法收回，就必须信守承诺。但同时也可看出，说话是需要谨慎的，因为它一经说出就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因此，古人要求言语辞令必须谨慎合理，即清楚说话时自己的身份、场合与对象，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应当说恰如其分的话。

《论语季氏》中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意思是说，与人相处时要注意言语辞令，以避免犯三个错误。第一是在没有轮到自己说话时就抢过话题急于表达，这是“躁”的表现，说明言者自身修养不够；第二是该说话的时候，怕担责任而缄口不言，这是逃避责任的表现。第三，说话时不能做到察言观色，如同盲人一般。这样不仅达不到交流的目的，甚至会影响他人的心境而带来不良后果。《论语卫灵公》中还说：“可与言之而不与言之，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一个真正知礼、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在该说的时候直说，不该说的时候保持沉默的。

言语辞令要称人所长、避人所讳

《弟子规》中说：“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人无完人，人各有其长，亦有其短，在言谈中不能揭他人之短，不能随便说他人隐私，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去称赞别人，这也是言谈的礼仪，也是勉励他人的一种方式。当然，这并不是文过饰非，《养正遗规朱子童蒙须知》中又说：“凡闻人所为不善，下至婢仆违过，宜且包藏，不应便尔声言，当相告语，使其知。”也就是说，对待他人的过错，根据具体情况，寻找适当时机，以妥帖的言辞和态度委婉指出。

除了以上大的方面，古代礼仪对言语辞令还有许多细节的规定。如“凡与大人言，始视面，中视抱，卒视面，毋改。众皆若是。”这是对在与卿大夫谈话时视线位置的规定。“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这是孔子对言语辞令需真诚可信的评论。此外还有诸如向国君进言，一定要等国君坐下；到别人家做客，自己一定不要在主人发言之前先说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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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才子裴秀学礼

裴秀，是魏晋时期人。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地图学家，人们将他与欧洲学者托勒密比喻为古代世界地图发展史上东西方相辉映的两颗灿烂明星。裴秀很小时候就博览群书，并在实践中学习礼仪。

裴秀出身于官僚士族家庭，祖父和父亲都在朝为官，所以，家中经常是宾客盈门。每当家中宴请客人时，母亲总让他端饭送菜，服侍客人。裴秀把这个过程也当作一个学习的机会。在接待宾客中，总是借机和客人交谈几句。由于他言语虔诚、举止有礼，客人们也都很喜欢他。裴秀也因此养成了优雅的谈吐，他的名声很快就传开了，以致去他家拜访的客人，往往还要专门去看望他这个小才子。

第九讲 社交礼仪篇

称谓礼仪之谦称和敬称

在古人的人际交往中，称谓礼仪也非常重要，因为选择正确、适当的称呼，不仅反映自身的修养、对对方尊敬的程度，甚至还体现着双方关系发展所达到的程度和社会风尚。

中国的封建社会时代，等级森严，礼节繁缛。人们有社交活动，必然会有相互称呼的问题。如何称呼他人，如何称呼自己，如何称呼才能符合对方和自己的身份以及双方的关系，这都是称谓礼仪的涵盖范围。

中国人一向以谦虚著称，这都是源于古人。表现在称谓上，便是敬称对方、谦称自己，特殊情况下要用避讳称谓，这一节主要涉及敬称和谦称的内容。

敬称对方

敬称是对他人表示尊敬的称呼，称谓中包含着敬仰、颂扬的感情色彩。敬称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

古人常把品德高尚、智慧超群的人才，称为“圣”。如尊称孔子为“孔圣人”，尊称孟子为“亚圣”。后来又将它用于对帝王的敬称，如称皇帝为“圣上”“圣驾”等。

古人还用与对方相关的事物称呼对方，来表示敬意。如“陛下”“阁下”“殿下” “麾下”“足下”“在下”“门下”等。其中，“陛”专指皇宫主殿前的台阶，“陛下”的原意是指站于台阶下，引申为借自己地位的卑下，转指帝王地位的高尊，因而成为对帝王的敬称；“麾”是古代军队在出征、作战、演练时，用于指挥行动的旗帜，代表和象征主将、主帅，“麾下”于是成为对军队统领者的敬称。

古人在称呼对方的亲属时，常加上“令”“尊”“贤”等表示敬重含义。其中，“令”含有善、美之意。如称呼对方的父母为令尊、令翁、令母、令堂；称对方的妻子为令妻、令正；称对方的儿女为令子、令郎和令爱、令媛；称对方的兄弟姐妹为令兄、令妹等；称对方的女婿为令婿、令坦等。而“尊”通常用于称呼对方叔父以上的亲属。如称呼对方的祖父为尊祖，父亲为尊父、尊翁，母亲为尊堂、尊上。“贤”主要用于称呼对方叔父及以下的亲属。如称对方的叔父为贤叔，兄弟姐妹为贤兄、贤弟等，还有贤侄、贤婿、贤友等；称对方的妻子为贤阁、贤内助。

古代男子行冠礼之后都要取表字，或者还要取雅号。他的名只有父亲和国君才能叫，所以《仪礼士冠礼》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在人际交往中，对平辈或受尊重的人，要称呼其字才能表示尊重之意，直呼其名就会被视为失礼。

谦称自己

谦称是用于自己或者自己一方而与敬称相对应的称谓。从先秦文献可以知道，当时的贵族都有特定的谦称，如《老子》中说：“王侯自称孤、寡、不谷。”王侯称孤道寡，是谦称自己德行浅少；“谷”有善的含义，“不谷”犹如“不善”。

在称呼自己一方的亲属时，常加上家、舍、先、亡等词表达谦的含义。其中，“家”专指比自己辈分大或年长的亲属，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家公，母亲为家母、家慈，兄、嫂为家兄、家嫂等。“舍”专指比自己辈分小或年幼的家人，如舍弟、舍妹、舍侄、舍婿等。“先”和“亡”，含有哀痛、怀念之意，专指已经故去的亲属。“先”用于比自己辈分高或年长的家人，如先祖、先父、先考、先母、先妣等，“亡”专指比自己辈分小或年幼的家人，如亡弟、亡儿、亡友等。

在对方面前称呼自己的妻子，一定要用谦称，如“内人”“内子”“拙荆”等。

在社交活动中，使用敬称称谓抬高对方身份、地位，使对方获得了心理的满足；使用谦称称谓称呼自己，也表现了说话者自己的谦逊与修养，这既遵循了社交礼仪，也保障了社交活动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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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称“拙荆”的由来

荆，原本是一种植物，枝条柔韧，可用来编织篮筐。古代妇女还会用荆枝制成髻钗，称为“荆钗”，这是贫苦人家妇女常用的一种发钗。“拙荆”一词出自《太平郁览·卷七一八·钗》引《列女传》∶“梁鸿妻孟光，荆钗布裙。”其大意是，梁鸿的妻子孟光，用荆枝作钗，粗布为裙。其中包含着生活俭朴之意。“拙”原意是愚笨，用带有贬损含义的词称自己或自己家人是古人谦称的一种方式，所以，后人就用“拙荆”谦称自己的妻子，也可以称为“拙妻”“拙内”。

称谓礼仪之避讳

避讳是中国特有的风俗，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也是家天下和尊祖敬宗的体现。它起源于西周，完备于秦汉，盛行于唐宋，到清代的雍正、乾隆年间发展到了极致。

所谓避讳，是指为了表示对封建君主和尊者的敬畏，必须避免直接说出他们的名字而采用别的方式加以表达。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十分讲究尊卑有序、长幼有别，所以，避讳是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产物。

避讳的起源很早。《春秋左传桓公六年》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礼记檀弓下》也说：“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也。”可见，避讳最晚在周代就已经存在了，主要以避开神鬼的名字来表达尊敬之意。后来发展到对国君、圣人等的避讳。《礼记曲礼》中提到给儿子取名，不可用本国的国名，与日月、本国山川、隐、痛、疾、患相关的词语亦不可用。《左传》通过引申后形成了“六避”之说，即“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汉代以后的避讳，主要有三种，即国讳，讳帝王；圣讳，讳圣人；家讳，讳父母及宗祖。避讳的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趋于严格。如北宋时，为避宋高宗赵构的“构”字，竟然牵连到“够”“靖”“购”“遴”等五十余字。

古人尤其是读书人在日常言语、文章中需要避讳的地方非常多，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失去功名，甚至遭遇灭顶之灾。唐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家李贺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生造舆论，说李贺父亲李晋肃名字中的“晋”字，与进士的“进”字同音，李贺应避讳，不能参加京城的进士考试。李贺因此失去进士及第的机会。当时的另一位文坛大家韩愈写了一篇《讳辩》为李贺鸣不平，其中的名句是：“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为了避免犯错误，古代读书人总结出了一些避讳的常用方法，即改字、空字、缺笔、同音替代等。

改字，是自秦朝开始的一种避讳方法。如秦始皇名政，与“正”同音，为避讳，后人称“正月”为“征月”，写成“端月”。汉高祖刘邦称帝后，把“邦”改为“国”，如“何必去父母之国”。因此现在常把“邦”“国”视为同义词。

空字，指遇有该避讳的地方则空而不书，或打个空“囗”，或用“某”字代替，或直接书“讳”字。《史记孝文本纪》：“子某最长，请建以为太子。”文中的“某”指汉景帝刘启。

缺笔，是指用缺少字的笔画的方法避讳。用缺笔的方法避讳始于唐高宗时。“世”字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在唐代碑文中缺作“卅”，少了最下边的一横。

同音替代，指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所要避讳的字。如苏轼祖父名序，他在为人写序文时，只要是“序”字都改用“叙”字；苏洵的文章中则改“序”为“引”。这种改法据说也始于唐代。

避讳虽然能表达人内心的敬意，然而更多的却是消极的一面。如明武帝朱厚照，曾发文全国，禁止养猪、杀猪，给百姓生活带来不便。此外，改字和空字等避讳方法，也对历史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消极作用，往往会造成后人在对历史的理解上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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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避讳而产生的文字狱

避讳原本是一种文化习俗，是为表达对鬼神、帝王、圣人等的敬意的，但是，它在历史的传承发展过程中却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比如说清代的文字狱。

据记载，康熙年间，前明大学士朱国祯生前在经清人庄廷全冒名出版的《明书》中直书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名字，此事被提出后，前后株连了数百人，仅处于死刑的就达70多人。

雍正年间，主考官查嗣庭摘录《诗经》中“维民所止”作为科举考试题目，后来，有人告发说题目中的“维止”二字暗示将“雍正”砍头示众。查嗣庭因此事不仅病死狱中还惨遭戮尸枭首，他的儿子被问斩，兄子侄被流放。

乾隆年间，内阁学士胡中藻引用《周易》中的爻象之说，以“乾三爻不象龙”为试题，题目中有“乾龙”二字，因“龙”与“隆”同音，竟判定是影射乾隆被送上断头台。

类似上述因文字而产生的冤案在当时数不胜数，可见文字虽小，有时亦可杀人。

纷繁复杂的见面礼

初次见面行某种礼仪，以表示友好或者敬意等感情，这就是见面礼。无论是在古代，还是今天，见面礼都是人们之间必需的一种礼仪，虽然它的具体形式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无论是亲朋好友会面，还是洽谈商务事宜，人们见面都要行礼。今天的人们在见面之初所行的最普遍的礼节就是握手礼，这是一种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的行礼方式。在我国古代，并没有握手这种礼节，那么，古人在见面之初行什么礼呢？

独具特色的跪拜礼

跪拜礼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向对方表示崇高敬意的礼节。古人因为总是席地而坐，所以，行礼的方式主要是跪拜礼。按照周代的规定，根据当时跪拜的动作和对象，跪拜礼共有“九拜”，分别是：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

稽首，是九拜中最隆重的拜礼。行礼时，施礼者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拱手于地，头也缓缓至于地。头至地须停留一段时间，手在膝前，头在手后。稽首通常用于臣子拜见君王。后来，子拜父，拜天拜神，新婚夫妇拜天地父母，拜祖拜庙，拜师、拜墓等，也都用稽首大礼。

顿首，是拜礼中次重者。行礼时，以跪的姿态，先拱手，下至于地，然后引头至地，就立即举起。通常用于下级对上级以及平辈间的敬礼。如官僚间的拜迎、拜送，民间的拜贺、拜望、拜别等。

空首，是拜礼中较轻的一种礼节。行礼时，两手拱地，低头至手而不着地。

振动，这是一种用于丧事时的礼节。行礼时，不仅要跪拜、顿首，而且拜后还要“踊”，即捶胸、顿足，跳跃而哭，表达极度悲哀之情。

吉拜，是先拜而后稽颡，即将额头触地。

凶拜，是先稽颡而后再拜，头触地时表情严肃。

奇拜，先屈一膝而拜，又称为“雅拜”。

褒拜，是行拜礼之后为了回报他人的行礼而进行的再拜，也称“报拜”。

肃拜，是古代军队中以及女子的一种跪拜礼。拜时跪双膝后，两手先到地，再拱手，同时低下头去，到手为止，故又称“手拜”。

汉代以后，随着高座、凳椅等的先后问世，人们不再“席地而坐”，于是，见面的礼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跪拜礼却作为等级差别的标志而依然存在于官场之中，以及民间某些特别活动中。

最为常见的揖礼

揖礼，也称为“作揖”。这是古代宾主相见最常见的礼节。揖礼起源于周代以前。具体姿势是双手抱拳前举。在周代上层统治阶级内部，作揖的形式当时已有很多种，如王者之揖有土揖、时揖、天揖、特揖、旅揖、旁三揖之分，具体用哪种要视双方的地位和关系而确定。此外，还有长揖，即拱手高举，自上而下向人行礼。这是一种古代不分尊卑的相见礼。

较晚出现的请安礼

这是出现较晚的一种见面礼节。它起源于契丹族建立的辽代，为后代人继承下来，尤其成为满蒙人特有的礼节。在相见行礼时，男女皆一足跪，一足着地，垂手近踝关节。后来演变为男子屈右膝，左腿半跪，左手着地，口中说：“××给××请安。”通称为“打千儿”。女子则双手轻轻搭于左胯处，然后右脚后支，庄重缓慢地屈膝并低头，同时口称“万福”。

以上只是古代见面礼中比较重要的几种，我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还产生了其他一些表达友好感情的见面礼节，如叉手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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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礼“唱喏”的由来

唱喏也是古代男子的一种见面礼节，即在给人作揖的同时扬声致敬。这通常用于下属对上级、晚辈对长辈。“喏”原为应答之声，东晋时王氏子弟相互以此为礼，当时人都觉得非常奇特，后来在人们之间流传并普遍应用。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曾非常有趣地描写了这一现象：“古所谓揖，但举手而已。今所谓喏，乃始于江左诸王。方其时，唯王氏子弟为之。故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诸王如何，答曰：‘见一群白项鸟，但闻哑哑声。’即今诺也。”

虔诚谦敬的拜访礼

人与人之间相互拜访是最为普遍的社交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主人与客人之间也有很多的礼仪规范需要遵循，否则就会显示出自己的失礼。

在现存最早的礼仪典籍《仪礼》中，有《士相见礼》一节，详细描述了初次拜访地位相同之人，或者地位低者拜访地位高者所持的礼节，礼节比现代要隆重、复杂得多。

拜访之前，拜访的人一定要准备拜访的礼物。因为古代的很多礼仪中都规定，初次求见所尊敬的人，一定要带见面礼，以表示诚敬。《士相见礼》中规定，士与士相见、士见大夫、新臣初次见君王都带雉前往，下大夫之间相见以雁做礼物，上大夫之间相见以羔羊为礼。选用哪种礼物，与所选用之物的特点以及受访者所应该具备的品行相关。士之所以用死雉，是看中它不为食物所引诱，不为威力所慑服，宁死而不被畜养的品行，以此象征士所应具有的行威、守节、死义的品格。用雁，则“取知时，飞翔有行列”；用羔，“取其从帅，群而不党”。

拜访者拿着雉前往，到了主人家门外，通过摈者（即协助主人行礼，导引宾客、传递话语的人，类似于后来的门童）传达求见主人的愿望，而主人则会表示不敢让客人屈驾登门，请拜访者先回府，自己当亲自登门拜访。同样的行为要经过两次，主人便答应相见。

见面之前，主人还要再三推辞拜访者所带的礼物，而拜访者则表示不带礼物不敢见所尊敬的人，主人表示实在不敢担当如此重礼。三次之后，主人表示无法推辞，恭敬不如从命，于是出门迎接拜访者。主人揖请拜访者进入大门，行再拜礼，接过拜访者手中的雉，拜访者交给雉后也行再拜礼，然后出大门。这是为了体现君子行礼有节之意。既然已经拜见，就不敢再打扰。此时，主人为了表达希望与拜访者结交之意，便让摈者到门外请拜访者再次入内，与主人叙谈。这时，拜访者和主人再次会面，进行叙谈，然后告别。主人送到大门外，向拜访者行再拜礼。至此，相见的礼节还没有结束，主人还要进行回访，士相见礼才能完成。

《仪礼》中的“士相见礼”在后代发生了一些变化。

士大夫阶层在登门拜访时要先投刺，即“投名片”。古人把自己的姓名、籍贯、官爵和要说的事项刺在小号的竹片上，在纸发明后就写在纸上，这叫做“谒”或“刺”，所以，拜访又称为“拜谒”。唐宋以后，“名帖”的使用相当盛行。学生、下属拜谒老师和上级，都要先投递“名帖”，然后方能谒见。但到了明清之际，又盛行只投刺、不见面的习惯。拜客者并不是真的想拜客，只为了不失礼表明“来过了”。

“名帖”投递后，得到主人允许就可在主人家人的引领下进入拜访。但是，到别人家做客，言谈举止都要有所约束，不能够像在自己家时那么随便。《礼记曲礼上》就记录了许多做客的规矩，如登堂入室要高声探问，看到门外有两双鞋子，听到屋内说话声，才可进屋，没有听见说话声就要在门外等候。进屋后目光下垂，不可东张西望。房门原先开着的仍让它开着，原先关上的也要关上。主人不先开口问，客人不可先开口说话，等等。

客人告辞时，主人通常要婉言相留；客人执意要走，主人则需起身送客，根据主客关系的不同以及客人的身份，送别的远近也有所不同，或送至屋门，或送至家门，或送至路口等。

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拜访礼是人们社交活动中应该遵守的礼节，主人是否殷勤周到也体现了客人受欢迎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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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迎宾之“拥彗礼”

迎接客人，古代有拥彗之礼。“彗”就是打扫清洁用的扫帚。

古人不论贫富，往往独门独院，所以，有客人来拜访时，为了表示敬意，就要把大门口清扫干净，这也称“扫门”。据《周书·儒林·熊安生传》记载，北周高祖武皇帝宇文邕得国后，初次到邺地（原属北齐）。曾经为北齐做过国子博士的熊安生听到消息后，赶紧吩咐众人扫门。家里人都觉得很奇怪，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熊安生便解释说：“当朝周皇帝是一位重道尊儒的皇帝，他来到邺地，一定会来我家。我要快点把门口扫干净，提前做些准备。”果然，没多久宇文邕就到了熊安生的家。

熊安生为了表示欢迎，他是实实在在扫地，而“用彗之礼”还有一种是虽然手里拿着扫帚，但并不扫地，只是表达迎人的意思而已。

礼尚往来的回访礼

在我国古代，人们在礼上，崇尚相互往来，即认为在纯粹的人情上给予平等的回报，这样才可融洽亲戚朋友关系，从而进一步加深情感。

在《仪礼士相见礼》中，主人经过两次婉言请返、两次“辞贽”，然后接受礼物、会客、送客，在今天看来，士相见的礼仪应该已经结束了，其实不然。《礼记曲礼》中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也就是说，上古礼仪讲究对等，只有拜访者单方面的行为，那就是不懂礼。因为双方地位大致相等，既然对方屈尊来访，那么，自己就应当登门回访，否则会给来访者自高自大的印象。而且，在上古时代，只有君王才可以接受拜访而不回访，士如果有此行为，就是礼的一种僭越。所以，在主人、拜访者相互见面之后，还应该有一个“回访礼”，这样，“士相见礼”才宣告完毕，这大概也是此礼仪名为“士相见礼”而不是“士见面礼”的缘由吧。

“回访礼”进行的最佳时间，一般是在拜访者来访的第二天。回访之日，主人和拜访者的身份发生了调换，昨日之宾为今日之主，昨日之主为今日之宾。不仅如此，回访者还要带着昨日之宾所携带的雉前往。这和我们今天的礼仪完全相反。现代的人们回访时忌讳原物奉还，除非要表示拒绝之意。在古代，将礼物原物奉还并不表示拒绝之意，这是因为，古人讲究以德义相交，而不以财物为重，因此，受礼后一定要奉还。

回访时，回访者来到主人家的大门外，通过傧者与主人对话，说：“昨日，承蒙屈尊光临，使某人得以与您拜见。现在请允许某人将雉奉还给您的傧者。”这是一种谦卑的说法。主人得到传话后说：“某也荣幸地与您见过面了，现在您又屈驾来访，实不敢当。”这是一种诚敬的说法。这样的礼节同“拜访礼”相同，要经过两次婉言“请返”，两次“辞贽”，然后，主人回答说：“某人一再地推辞而不能得到您的允许，敢不恭敬从命？”这便是对客人的一种应允，在得到主人同意后，回访者带着贽入门。主人向回访者再拜后收下雉。回访者出门，主人送回访者到大门之外，并行再拜之礼。

到此时，“士相见礼”也就宣告结束了。由“拜访礼”和“回访礼”，我们不难看出，上古时代的“士相见礼”十分强调人际交往中的真诚与敬意。首先，拜访时一定要携带“雉”，前往拜访时，拜访者一定要三次请求见面，这是对主人的一种真诚与敬意的表示；而主人则一定要三次辞谢，这既是对拜访者敬意的表示，也是自谦的一种表示。最后，在回访时，归还雉，以实际行动表示古人的重情重义而不重物，物只是一个媒介。这些虽显繁琐复杂，但其中的真情厚谊却能让处于物欲横流时代的现代人有所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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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客礼之敬茶

客来敬茶是我国千百年来形成的待客常礼。据史书记载：早在东晋时，太傅桓温就“用茶果宴客”、吴兴太守陆纳也“以茶果待客”。其实，客来敬茶就是一种礼俗。客人饮与不饮，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敬茶的行为表现对客人的尊敬与欢迎。古人通常是在客人入座时，奉上一杯芳香扑鼻的清茶。敬茶时要双手奉上，满面笑容地说：“请用茶！”客人也应微微欠身，双手接茶，说：“谢谢！”在很多地方还有“敬三道茶”的规矩。第一道茶，客人略略品尝一下。第二道茶期间，茶香进入充分散发状态，主宾的交谈也进入了正题。等到主人为客人斟下第三道茶时，客人就该起身告辞了。因此，在古代达官贵人中，有了“端茶送客”的不成文规矩。即主宾相谈不欢或者主人有结束交谈之意时，就会端起茶杯，主人家的仆人就会意地喊一声“送客”，客人也就不得不离开了。

宾至如归的待客礼

在社交活动中，设宴待客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我国传统礼仪要求对待客人要周到、体贴，要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必需，因此有主有宾的宴饮也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活动。当客人到来时，如何招待客人使宾主尽欢，这在中国古代也受到礼仪规范的约束。作为汉族传统的待客礼仪程序是，主人折柬相邀，到期在门外迎客；客到后表达问候，请入客厅小坐，先敬以茶点；客人到齐后，导客入席。席中的座次，以左为首座。席间斟酒上菜，也有一定的规程。对此，《周礼》《仪礼》与《礼记》这些礼学经典中都有详细规定与描述。

座席及肴馔的安放

古人认为“礼”为内涵，“仪”为形式，从内涵到形式都必须符合要求才能算是真正懂得礼仪。在宴饮待客方面也是如此。先秦人们是席地而坐，所以就有“席不正不坐”之说，筵席的四边应与屋子的四边保持相应平行，铺放端正，如果席子摆得歪歪斜斜的，有损于饮食的形制，那就体现为主人对客人的不尊重，那么客人就不会入席。对于肴馔的摆放位置也要按规定进行。按《礼记曲礼》的记载：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菜肴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靠右手方。细切的和烧烤的肉类放远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等，都是为了客人取食方便，也是尊重客人的一种表现。

宴饮中的布菜

在宴饮活动中，布菜通常都由仆从来做，所以，贵族之家的仆从都懂得端菜的姿势以及重点菜肴的位置。端菜上席时，不能面向客人和菜肴大口喘气，如果此时客人正巧有问话，必须将脸转向一侧，避免呼气和唾沫溅到盘中或客人脸上。如果上鲜鱼菜肴，要将鱼尾指向客人，因为鲜鱼肉由尾部易与骨刺剥离；如果上干鱼，要将鱼头对着客人，干鱼由头端更容易剥离。主人的谦恭之意都在这细微之处体现出来。

陪客进餐

宴饮活动的主人不仅要准备美味佳肴供客人享用，最重要的是陪客进餐。这中间有很多细微的礼仪体现之处，尤其是老幼尊卑共席时。

陪长者饮酒，少者酌酒时必须起立，离开座席面向长者拜而受之。长者表示不需如此，年少者才能返回入座饮酒。如果长者举杯一饮未尽，少者不得先饮尽。陪伴年长位尊的人吃饭，少者要先吃几口饭，这被称为“尝饭”。在吃饭的过程中，不能自己先吃饱就停下，必须等年长位尊的人吃饱后才能放下碗筷。

对于宴席上的熟食制品，陪客者都要先尝尝。如果是水果之类，就要让尊者先食。古代人重生食，年长位尊的人如果赐予水果等，吃剩下的果核不能随手扔下，要装起来，否则就是不尊重的表现。如果尊者赐予未吃完的食物，那就要将其从盛器中倒入自己所用的餐具中才可享用。

宴饮过程中，如果有客人调和菜汤，主人要道歉说是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酱类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说是备办的食物不够。

总之，古人处处以礼仪来要求自己的行为，种种细微的待客礼仪，不仅能让宾客产生宾至如归的感觉，也能让客人有受到尊重的心理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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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宴饮活动中的“射覆”游戏

射覆，是古代宴饮活动中的一种游戏，即把某物覆盖起来让他人猜。因古人称“猜”为“射”，所以猜所罩物品的游戏也就叫“射覆”。

射覆大约始于汉代。据《汉书·东方朔传》中记载，汉武帝喜好神仙之道。有一次，他把一些以占卜闻名的术士请到皇宫里，把一条“守宫”（即壁虎）覆盖在盆下，让术士们来猜。结果术士们谁也猜不中，只有东方朔排出卦象，然后作歌答道：“谓之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蝎。”汉武帝听后很高兴，重赏东方朔，并继续玩射覆游戏。此后这一游戏传出了宫中，很快被宴饮所吸收，作为一种娱宾活动并流传至后代。

谦尊儒雅的饮食礼

饮食行为的实行者本是独立的个人，所以表现出较多的由个人习惯形成的个体特征，但是，饮食行为又往往是在一定的群体范围内进行的，所以，它也受到社会认可的礼仪的约束。

“衣食既足，礼让以兴”，礼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以后的产物。但当礼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开始反作用于社会生活。就如同饮食。礼原本由饮食产生，随着人们社会活动及社会交往的增加，人们群居而食的次数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行为中如何显示出等级身份、社会秩序以及儒雅的状态，上层社会中就开始规范出一套进食礼仪，然后逐渐推广到下层社会中。

最早在《礼记》中就有进食礼仪的详细记载。这里挑选其中主要的一些做详细解释。

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在平时，坐得要比尊者长辈靠后一些，表示谦恭；但进食时则要尽量坐得靠前一些，以免不慎掉落食物而弄脏座席。这与古人席地而坐有关。

食至起，上客起，让食不唾——宴饮开始，酒馔果品端上来时，作为客人需起立；有贵客到来时，其他客人也需起立，表示恭敬。主人让食，要热情取用，不可置之不理。

客若降等，执食兴辞。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如果客人地位比主人低，客人要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道谢，等主人寒暄结束后，客人方可入席落座。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进，殽之序，遍祭之——酒馔果品摆好后，进食以前，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遍祭。

三饭，主人延客食胾，然后辨殽，客不虚口——所谓“三饭”，指一般的客人吃三小碗饭后便说饱了，在主人劝让下开始吃肉。宴饮将近结束，主人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食毕才停止进食。

共食不饱——与他人一起进食，不能吃得过饱，要注意谦让。

毋抟饭——吃饭时不可将饭抟成大团，大口大口吃，这样有争饱的嫌疑。

毋放饭——要入口的饭，不能再放回饭器中。

毋流歠——不要长饮大嚼，让人觉得是想多吃快吃。

毋口它食——咀嚼时不要让舌在口中发出响声，这会让主人觉得客人对饮食不满意。

毋固获——不要喜欢吃某一种肴馔便只吃那一种，或者争着吃。

毋扬饭——不要因为想吃快些，就用食具扬起饭粒以散去热气。

饭黍毋以著——吃黍饭不要用筷子，筷子是专用于食羹中之菜的，食饭要用匙。

羹之有菜者用梜，无菜者不用梜——指的是筷子。羹中有菜，就用筷子取食；没有菜就直接饮用。

毋羹——饮用肉羹，不可过快，不能出大声。

毋刺齿——进食过程中不能随意剔牙齿，一定要等到饭后再剔。

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湿软的烧肉炖肉，可直接用牙齿咬断，不必用手；干肉不能直接用牙咬断，要用刀匕来辅助。

毋嘬炙——大块的烤肉和烤肉串，不要一口吃下去，狼吞虎咽的饮食方式非常不雅观。

当食不叹——吃饭过程中不要唉声叹气。

以上这些饮食礼仪体现出，在中国古代不同阶层的饮食活动中，都普遍遵循着礼的规范，体现出尊卑等级的差别，当然，这对人们讲礼貌、谦恭、尊敬长辈风气的形成也有着显著作用，因而对后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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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不献脊”的由来

《礼记·少仪》中说：在上鱼菜时，“羞濡鱼者进尾，冬右腆，夏右鳍。”即如果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右方，夏天鱼脊向着宾客右方。民间也有“鱼不献脊”的习惯。之所以有这一饮食礼仪，是因为曾经发生过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据说，春秋末年，吴国苏州太湖有一位叫太和公的厨师擅长烹调炙鱼。吴王僚非常喜欢吃这种炙鱼，吴公子光想要夺得霸主地位，就请勇士专诸去刺杀吴王僚，但专诸一直没有机会接近吴王僚。后来吴公子光听说吴王僚爱吃炙鱼后，就让专诸拜太和公为师，学到了做炙鱼的手艺。有一天，专诸乘吴公子光请吴王僚到家里吃饭的时机，做好一条炙鱼，将匕首藏在鱼腹中。上菜的时候，专诸取出匕首刺死了吴王僚，但他自己也被吴王的卫士杀死。后来，人们在宴席中上菜时，都不将鱼脊对着客人，表示以诚相待。而鱼腹味道肥美，对着客人，既便于客人品味，也表达好客之情。

尊卑有序的座次礼

传统礼仪渗入了古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场合、不同地位的人，他们在宴饮活动中的座次顺序也不同，这是在等级观念较强的古代社会中区别尊卑的一项重要礼俗。

古代最早的，也是最普泛、最重要的礼，可以说就是食礼，“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用食来敬神，表明“礼”是极其隆重的，并且是起源很早的。而社交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宴会上的座次之礼——安席则是食礼的基础仪程和中心环节。

要了解古人的座次礼仪，首先要了解古代的堂室制度。在古代，贵族所居房屋都是堂室结构，即建筑中既有堂也有室。堂与室同建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基上，台基根据主人地位的尊卑，有高低的不同，所以堂有前阶。要进入堂室必须升阶，这就是“升堂入室”的根源。堂和室共有一个房顶，堂在前，室在后，堂大于室。堂通常是贵族用于议事、行礼、交际的场所，不住人。室有寝室和庙室之分，前者日常居住，后者用于祭祖。

古人在室中举行礼仪活动时，座位次序非常重要，它显示了宾与主、显示了尊与卑。通常是面东背西是最尊之位，即所谓东向坐(在室的西墙前)；其次是面南背北之位(在室的北墙前)；再其次是面北背南之位(在室的南墙前)；最卑之位是面西背东的席位。

《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的“鸿门宴”的座次顺序，可以说是古人室内礼节性座次的真实写照：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东向坐是最尊之位，由于项羽是霸王，又是胜利者，再加上他刚愎自用、自高自大，所以毫不客气地坐在了最尊的位置；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自然不能坐在低于项羽的座位上，只好稍加权变，与项羽同坐东向；范增虽是谋士，却号称“亚父”，地位仅次于项羽，所以在北面朝南而坐；刘邦虽是客人，但项羽却不把他放在眼里，让他朝北面南而坐，地位低于范增；张良作为刘邦臣僚，地位自然更低，只能坐在西向的最卑的位置上。

不仅古代这种席地而坐的宴饮活动中有座次礼仪，在后来的八仙桌和圆桌上进行的宴饮活动也依然有座次礼仪。

八仙桌一般呈四方形，是旧时厅堂的主要家具，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一般被放置在客厅的大条案前，左右置太师椅，显示着庄重的气派。八仙桌的四围常饰以灵芝、铜钱及花草等吉祥图案。做工精巧，美观性很强。如果用八仙桌来进行宴饮活动，那么，通常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位尊位，如果不正对着大门，那么，面东的一侧右席为主位尊位。然后，主位左手边坐开去为2、4、6、8，右手边为3、5、7。

圆桌通常是不分座次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显示着尊卑。如《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母等人在中秋之夜赏月时，“凡桌椅形式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边贾赦、贾珍、贾琏、贾容，右边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贾府是一个等级、尊卑秩序严格的家族，虽然赏月时用的是圆桌，但由于是祖母、父辈、孙儿三代人相聚，因此座次仍须分清尊卑。贾母是家中最年长的，自然居中而坐；贾赦等是长子及其血脉，所以居左，依年龄、辈分区分尊卑而坐；贾政等为次子及其血脉，所以居右，依辈分区分尊卑而坐。

总而言之，在古代分主宾的宴饮活动中，座次礼仪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而家宴中则是辈分最高者坐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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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桌”的由来

八仙桌可以说是结构最简单，用料最经济，也最实用的家具。它亲切、平和又不失大气，能给人极强的安定感。如果用八仙桌来宴请客人，可以围坐八人，那为什么它不叫“八人桌”而叫“八仙桌”呢？原因在于它其中包含的一个美丽传说。

据说，铁拐李、张果老、何仙姑等八仙相伴云游天下，路过杭州时，听说画圣吴道子运笔如神，其画千金难求。八仙就商议去看看吴道子究竟神在何处。当时，吴道子正在家中作画，忽见这么多客人来访，而且还是八仙，连忙将他们迎入房内。相谈甚欢间，不知不觉已经暮色降临，吴道子决定挽留八仙用饭，可是却没有一张足够大的桌子用来招待八仙。苦恼间，灵机一动，马上挥笔画成一桌，经八仙点化后成为实物。此桌因为是为了招待八仙所画，所以名为“八仙桌”。

社交活动中的茶礼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产量堪称世界之最。饮茶在中国，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而且，茶在很多礼仪场合也都得到了广泛运用。

我国是茶的故乡，有着悠久的种茶历史，几千年来，由于人们对茶的精神品格的深刻认识以及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差异，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饮茶礼仪，这主要体现在待客、婚俗、祭祀、送礼等几个方面。

以茶待客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以茶待客的风俗，即凡有客来，主人定会送上一杯热气腾腾的清茶，这一传统礼仪至少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据史书记载，早在东晋，太子太傅桓温就“用茶果宴客”，吴兴太守陆纳则以茶招待来访的谢安。宋代盛行饮茶之风，所以这种茶礼也就沿袭下来。

以茶待客非常讲究真诚。首先要注重茶的质量。有宾客上门，主人往往将家中最好的茶叶拿出来款待客人。敬茶以沸水为上，用未开的水冲茶，茶叶一定浮在杯面，这是不礼貌的。其次要讲究敬茶礼节。敬茶时必须恭恭敬敬，用双手捧住茶托或茶盘，举到胸前，说“请用茶。”这时客人轻向前移动一下，道一声“多谢！”或者用右手食指和中指并列弯曲，轻轻叩击桌面，表示“双膝下跪”的感谢之意。

以茶议婚

以茶议婚这一风俗在唐代最为流行。文成公主入藏就是以茶作为陪嫁。唐代以后，“茶礼”（俗称“下茶”）更加盛行。如清代福格《听雨丛谈》中说：“今婚礼行聘，以茶叶为币，满汉皆然，且非正室不用。”

茶叶之所以能在婚礼中占据一席之地，明代许次纾在《茶疏考本》中解释说：“茶不移本，植必子生。古人结婚以茶为识，以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否则就会枯死”，因此把茶看作是一种至性不移的象征。所以，民间男女订婚以茶为礼，女方接受男方聘礼，叫“下茶”或“茶定”，有的叫“受茶”。同时，还把整个婚礼称为“三茶六礼”。

以茶祭祀

在中国古代祭祀及丧葬习俗中，茶的使用也非常普遍。以茶为祭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武帝萧衍曾立下遗嘱：“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自此，以茶为祭逐渐形成一定制度。

茶可用来祭天、祭地、祭神、祭佛，也可用来祭鬼魂。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庶民百姓，在祭祀中都离不开茶。以茶祭祀，通常有三种方式：以茶水为祭，放干茶为祭，以茶壶、茶盅象征茶叶为祭。第一种是最常见的，我国江南地区在除夕的晚上，还有以茶祭祖的习俗。清代宫廷祭祀祖陵时用干茶。

以茶赠友

在中国茶文化史上，以好茶作为礼物馈赠亲朋好友也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萧元外寄蜀新茶》中写到：“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也写有谢赠茶的诗句，如“此是蒸丁无上贡，何期分赐野人家。”品茶往往是高雅之人的一种精神性质的活动，赠人以好茶，既是对人品性的一种赞誉，也以茶为媒介沟通了人际感情关系。

总之，无论是在社交活动中，还是在礼仪活动中，茶作为一种媒介而成为一种必需品，在此过程中，茶传递着情意、也传递着敬意，茶成为了感情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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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遭遇“看人待客”

宋神宗熙宁四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在杭州为官三年中﹐他经常微服出游。一天，他到一座寺庙游玩﹐方丈看到陌生人来访，非常简慢地说﹕“坐！”然后跟小和尚说﹕“茶！”小和尚端上一碗很普通的茶。

方丈和苏轼交谈几句后，觉得此人谈吐不凡﹐并非等闲之辈，又跟苏轼说：“请坐！”同时叫来小和尚说：“敬茶！”小和尚又重新泡上一碗好一点的茶。

交谈一阵后，方丈终于明白来者就是本州长官、大名鼎鼎的苏轼﹐便忙起身说：“请上座！”并叫小和尚：“敬香茶！”

临别，方丈捧上文房四宝希望苏轼留下墨宝。苏轼对方丈看人待客的行为非常鄙视，转念一想就提笔写下一副对联：坐请坐请上座，茶敬茶敬香茶。

方丈看后，心下了然，脸上只有羞愧﹑尴尬之色。

客来敬茶本是传统礼仪，要表达一种尊敬﹑友好﹑平等的内涵﹐可是这位方丈却看人待客，这既是对客人的不尊重，也是对自身的不尊重。

三爵为限的饮酒礼

中国是酒的故乡，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饮酒作为一种食文化，早在远古时代就形成了一套需要遵守的礼节，以使饮酒者的行为得到自我控制。

我国有着很悠久的酒的历史和酒的文化，酒在古代被视为神圣的物质，酒的使用，更是庄严的事，但是，由于酒精的缘故，酒又能令人精神兴奋，甚至神志恍惚，所以，儒家就提倡饮酒要有“酒德”，也要遵循“酒礼”。

所谓“酒德”就是说饮酒者要有德行。“酒德”二字，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尚书酒诰》中集中体现了儒家所要求的酒德是：只有在祭祀时才能饮酒；不要经常饮酒，平常少饮酒，以节约粮食，只有在有病时才宜饮酒；禁止聚众饮酒；禁止饮酒过度。

所谓“酒礼”，就是在饮酒场合需要遵循的礼仪，它包括多方面的内容。

首先，《礼记曲礼》中说：主人和宾客一起饮酒时，要相互跪拜。晚辈在长辈面前饮酒，叫“侍饮”，通常要先行跪拜礼，然后坐入次席。长辈命晚辈饮酒，晚辈才可举杯；长辈酒杯中的酒尚未饮完，晚辈也不能先饮尽，即“长者举未釂，少者不敢饮”。这与今人饮酒时说“先干为敬”正好相反。

其次，古代去做客时饮酒的礼仪大约有四步，即“拜”“祭”“啐”“卒爵”。具体而言，就是先作出拜的动作，表示敬意，接着把酒倒出一点在地上，祭谢大地生养之德；然后尝尝酒味，并加以赞扬使主人高兴；最后仰杯而尽。

再次，在酒宴上，主人要向客人敬酒，这在礼经中成为“酬”，客人要回敬主人，礼经中称为“酢”，敬酒时还要说上几句敬酒辞。客人之间相互也可敬酒，礼经称为“旅酬”，有时还要依次向人敬酒，礼经中叫“行酒”。敬酒时，敬酒的人和被敬酒的人都要“避席”，即起立。

最后，古代饮酒倡导“温克”，即是说虽然多饮，也要能自持，要保证不失言、不失态。饮酒过了三爵就应该止饮离席。这是因为如果酒过三巡仍然酣饮，量浅的人难免会失态。《左传》记载，晋灵公赐赵盾饮酒，其实是埋伏了甲兵要攻杀赵盾，赵盾的贴身侍卫提弥明察觉阴谋后，急忙登阶入堂，说:“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于是扶出赵盾，总算避过一难。

在古代，只要是正式筵宴，尤其是御宴，都要设立专门监督饮酒仪节的酒官，被称为“酒监”“酒吏”“酒令”“明府”等。他们的职责，一般是纠察酒筵秩序，将那些违反礼仪者撵出宴会场合。不过有时他们又要纠举饮而不醉或醉而不饮的人，以酒令为军令，甚至闹出人命来。《汉书高五王传》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悼惠王次子刘章，是一个刚烈的人，办事非常认真果敢。有一次，他在宫中侍筵，吕后让他担任酒吏。他对吕后说：“臣为将门之后，请允许以军法行酒。”吕后未加思索就同意了。在酒宴过程中，刘章叫出歌舞助兴，这时吕后宗族中有一人乘机逃酒，溜出了宴会大殿。刘章发现后，紧追出去就拔剑斩杀了那人。吕后闻听后目瞪口呆，但又无法怪罪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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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的《觞政》

“觞政”原本指的是宴饮中的酒令官，即在酒宴上执行觞令，对不饮尽杯中酒的人实行某种处罚。后来，明代的袁宏道，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觞政》。

关于《觞政》的写作目的，作者是这样说的：“社中近饶饮徒，而觞容不习，大觉卤莽。夫提衡糟丘，而酒宪不修，是亦令长者之责也。今采古科之简正者，附以新条，名曰《觞政》。”为饮酒之人编了一本关于饮酒的礼仪法则。

《觞政》中列了“酒宪”十六条，广泛涉及选择同饮者的条件、饮酒地点的选择、时令的估量、酒质判断以及酒器的考究等，在文中，作者将不同境遇下的饮酒适度表达得淋漓尽致，如“饮喜宜节，饮芬宜静，饮倦宜恢，饮礼法宜潇洒，饮乱宜绳约，饮新知宜闲雅真率，饮杂揉宜逡巡却退。”

尊师重教的敬师礼

老师因其“传道授业解惑”而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我国自古也有尊师重教的礼仪，而且它也应该成为万古不废的礼仪。

很久以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老师的重要性，以及尊师重道的重要性。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理论上，《尚书泰誓》中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其中把君与师相提并论。而战国时代的荀子则进一步把“天地君亲师”相提并论，他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屯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二本也。”他还进一步指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这里的“快”是指放肆的意思。在这里，荀子把尊师提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去认识。后代儒生大都遵循荀子的教诲，在家中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一刻也不敢忘怀。这种风气还蔓延到了社会各阶层。

在礼仪典籍的规定上，《礼记学记》中提到：对皇帝来说，有两种人，他是不能将他们当成臣子看待的。一种是在古代祭祀仪式中代表祖先的“尸”，一种就是皇帝的老师。在古代，皇帝接见臣下都是朝南坐的，但是见了自己的老师却不敢朝南坐，而要让老师朝南坐了。

在具体行为表现上，古代学生在与老师相遇、相交之时，在举止言谈上，学生皆要以老师为尊。《礼记曲礼》曰：“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也就是说，学生对老师要毕恭毕敬才合于礼仪。

“老师”这一概念，在古代不仅指传授知识的人，还指手工业等行业中传授技能的人，所以，古代商店和手工业行业的学徒，在侍奉老师上有着更为苛刻的规矩。如《管子弟子职》中甚至规定，从老师起床盥洗开始，到吃饭，到夜晚入睡，学生都得在边上恭恭敬敬地侍奉，“朝益暮习，小心翼翼”。如师徒在一起吃饭，学生要给师父盛饭，一定得等师父动筷吃了之后才可以动筷，而且又必须在师父吃完之前就先放下碗筷。学徒在平时不但要侍奉师父，还要侍奉师娘以及师父的一家人，学徒和佣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此外，自孔子始，为了表达对老师传授知识的感谢，开始实行束脩礼之仪，并且一直延续到后代。所谓“束脩”，就是以十条干肉，作为学生拜见老师的礼物。后来人们便把学生送给老师的酬劳统称为“束脩”。如《全唐文中宗》记载，天子中宗发布诏令：“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皆行束脩之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匹，四门学一绢二匹，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匹。皆有酒脯。”这也是表达对老师敬意的一种方式。

在民间俗语和日常用语中，也能表现出人们尊师重教的礼仪观念。如民间俗语中有“师徒如父子”，以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等说法。此外，人们往往把老师称为“先生”“师父”“恩师”“严师”“良师”等，把老师的话称作是“教导”“教诲”“训诫”“赐教”等，这些都能体现出老师在古人心目中非常之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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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师典范杨时之典故“程门立雪”

“程门立雪”这个典故出自《宋史·杨时传》：“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杨时，是北宋时期一位非常富有才华的人，他年轻时很仰慕“二程”即程颐、程颢的学识，就投奔到洛阳程颢门下，拜师求学。杨时学习了4年之后程颢去世，杨时又继续拜程颐为师。这时他也年过四十。有一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杨时碰到疑难问题，便冒着凛冽的寒风，约同学游酢一同前往老师家求教。当他来到老师家时，看到老师坐在椅子上睡着了，他不忍打搅，就静静地侍立门外等候。当老师一觉醒来时他们的脚下已积雪一尺深了，身上也积满了雪。老师忙把杨时他们请进屋去，为他们讲学。后来，“程门立雪”成了广为流传的尊师典范。

不忘师恩的释奠礼

“释奠礼”是中国古代学礼制度的核心内容，随着时代的演变，它逐渐变成“祭孔”的专用词并在唐代得到了定型，此后“文庙”释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其影响遍及东亚各国。

尊师重教是传统礼仪中闪烁着璀璨光芒的重要部分，他不仅表现在尊师与敬师上，还表现在报师与祭师中。

所谓报师，是指学生在离开老师之后，如果取得了什么成就，或是遇到老师生日，或是遇到年节等，仍要去问候、探望老师，向老师汇报，以此表示自己不忘报答师恩。

所谓祭师，就是对老师亡灵的祭祀。这种礼仪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存在了，即祭祀至圣先师的释奠礼。

《礼记文王世子》中说：“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先圣”是指各种礼仪制度、工艺技能的发明或首创者；“先师”则是指传经授业的人。

至于“释奠礼”究竟是怎样一种礼仪，汉代经学大家郑玄所作注解说：“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之事。”结合其他人的解释，释奠礼大概是一种只是将祭品直接放在神主之前，礼毕，祭祀者之间不需要酬酢。可以说是一种相当简略的仪式。此外，古书中还记载有一种“释菜礼”。有人说，释奠礼有音乐但无尸，释菜礼更简单，连尸也没有，只是在神主面前放一些蘋、蘩之类的菜。

释奠原本是在学宫中举行的祭祀“先圣先师”或“先老”的一种仪式，但在唐宋明清时期得到相应的发展，统治者也对它做了相应的改革，所以，释奠礼最后成了孔子祭祀的专称。

之所以将孔子作为至圣先师来祭祀，是因为孔子在年轻时候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虚心向一切人学习。30岁左右，学业有成，开始招徒授业。当时，学术由官府掌控，只有贵胄子弟才有资格学习，即所谓“学在官府”。孔子以个人之力开创私学，打破了文化垄断，使学术下移到民间，推动了思想文化的普及和繁荣，这可堪称“万世之功”。孔子实施“有教无类”的方针，广泛招收学生，相传他有三千弟子，其中有72贤徒。后世把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教育的至圣先师，也绝非言过其实。

从汉代开始，有11位帝王、共18次到曲阜孔庙祭祀过孔子。首开先河的是汉高祖刘邦。据《汉书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从淮南返回京城经过曲阜时，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当时孔子的地位并不高。汉平帝后来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学校开始祭祀先圣先师周公、孔子。南北朝时，太学内已经立有宣尼庙，祭祀时设轩悬之乐，用六佾之舞。元世祖时，虽然一度有过贬黜孔子及儒家的举动，但成宗即位后立刻恢复尊孔的礼仪。直到明朝嘉靖时，世宗才废除所封孔子王号，取消了塑像，降低了原用天子之礼的祀典规格，称为“至圣先师”。清初的盛京也建有孔庙，定都北京后，将京师国子监定为太学，立文庙，孔子被称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祭祀礼仪的规格又有所上升，奠帛、读祝文、三献奠爵，行三跪九拜之礼等。

孔子是华夏文化的象征。后代以孔子为对象的释奠礼所要表达的也是对古老中华文明的敬意，具有鲜明的提倡文教意义。大约从唐代开始，释奠礼仪开始传向海外，至今在朝鲜、日本、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孔庙和学堂，仍然可以看到释奠祭孔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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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奠礼举行的时间

祭祀孔子的释奠礼最初只是在每年秋季有一次祭祀活动，到东汉时开始实行春、秋两祭制，其后又发展到春、夏、秋、冬逢节必祭，但都以春、秋两祭为主。这被称为“四大丁祭”。这是因为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古人称之为“孟月”“仲月”“季月”。古代又用干支纪日，每月不超过三十天，所以甲、乙、丙、丁等天干一般会出现三次，祭孔就用第一个丁日，称为“上丁”。四大丁祭，就是在四季仲月上丁日举行的祭祀。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

现代人们将祭孔之日定在9月28日，这是因为古代祭孔都以每年农历8月27日作为孔子诞辰日，民国期间，政府曾定夏历8月27日作为教师节，后又把它换算为西元的9月28日。这成为一种传统习惯，人们也从心理上认可了它，虽然在学者范围内对于孔子诞辰一直存在争议。

鱼雁相酬的书信礼

书信是传统中国文化中最为源远流长的一部分，可以说，古代书信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儒雅风范和斯文气质，展示了中华礼仪的魅力，因为传统书信中的用语礼仪彰显了尊重长者、孝敬父母、感恩知耻、揖让进退、谦谨礼貌等主流价值观。

古代书信作为一种人们相互交往、联系的形式，其中的用语非常讲究修辞、文法，也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谦敬、尊卑等礼仪关系。

古代书信通常由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正文、祝愿语和署名六个部分组成。由于收信人年龄、身份的不同，写信时所使用的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祝愿语等也都有相应的区别，如果用错就不仅会贻笑大方，还让对方感觉到写信人的失礼。

称谓语

在书信的称谓语中，主要是写信方和收信方的两种称谓，即“谦称”和“敬称”。关于谦称和敬称在“传统社交礼仪”一章中已经提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书信中的个别称谓语。

古代书信中会用“台”字来表示尊敬，如台启、台端、台甫、台安等。书信中的“台”，是“三台”的简称，三台是天上的三颗星，古人用来指“三公”，所以在书信里当作尊称。

古人的书信中在提及对方时，会用阁下、仁兄、先生等词；提及自己时，会用在下、小弟、晚辈等；提及第三方时，通常用“彼”或“渠”。

古代学生给老师写信，称谓语是“夫子、函丈”。“函丈”一词源于《礼记曲礼上》：“席间函丈。”函是容纳的意思，学生与老师讲问，彼此之间应该留有一丈左右的距离，以便尊者有所指画，所以，后代作为对老师的尊称。

提称语

提称语用于称谓语之后，如运使学士阁下、某公百道席、某先生台鉴、贤弟如晤等。古代常见提称语有以下几种：

“足下”在书信中多用于同辈之间，“膝下”用于古代子女致父母的信中，如“父母亲大人膝下”，这样既表示敬重，又表达出了对父母的眷依之情。

“鉴”在古代指镜子，有审察的意思。用于书信提称语就是请阅看的客气说法。与“鉴”有关的提称语有垂鉴、赐鉴、钧鉴、尊鉴、台鉴、勋鉴、道鉴、惠鉴、大鉴、英鉴、伟鉴、雅鉴、慈鉴、爱鉴、双鉴、芳鉴、礼鉴、公鉴等，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是使用对象的不同，如对母亲可用“慈鉴”、夫妻之间可用“爱鉴”、对居丧者可用“礼鉴”等。

此外，“道席”多用于学生对师长的书信中；“撰席、著席、史席”都用作对文士的敬称，文人间也常互用；“览、阅、知、悉”一般用于长对幼、前辈对晚辈的称呼之后。

思慕语

所谓“思慕语”就是在提称语之后述说对对方的思念或者仰慕之情的简练文句，这是为了切合书信进行情感沟通的基本功能。古代的思慕语中使用最多的是从时令、气候切入倾吐思念之情，如《十二月相辩文》中记载不同气候时的思慕语，二月（仲春）：“仲春渐暄，离心抱恨，慰意无由，结友缠怀，恒生范想。”这些思慕语读来令人倍感亲切。

祝愿语及署名敬词

正文结束后，古代书信还要写祝愿语，如同人们分别之前互道“珍重”一般。祝愿语因辈分、性别、职业的差别而有区别，比较常用的有：

对父母用“恭请福安、叩请金安、敬叩提安”；对长辈用“恭请崇安、敬请福社、敬颂颐安”；对师长用“敬请教安、敬请教祺、敬颂诲安”；对平辈用“顺祝时绥、即问近安、敬祝春祺”；对同学用“即颂文棋、顺颂台安、恭候刻安”等。

古代书信在署名落款后，还要根据彼此关系写上敬词，如对长辈写“叩禀、敬叩、拜上”，对平辈写“谨启、鞠启、手书”，对晚辈写“字、示、白、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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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信的信封用语

古代不仅书信的内容用语非常讲究礼仪，即便是信封的用语也要体现出自谦而敬人的礼仪。体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收信人姓名、称谓之后使用特定用语“俯启”或者“赐启”。“俯启”表示对方十分高大，必须俯下身子来接信的意思。“赐启”是请对方赏光、恩赐启封。另一种方式是使用“某某先生 将命”之类的用语。“将命”是指古代士大夫家中为主人传话的人。在信封上写收信人的将命者收，是表示不敢让对方直接收信，而只能将信交由传话者转呈，这是一种自谦的表达方式。与此类似的还有“某某先生 茶童收” “某某先生 书童收”等。

第十讲 节俗礼仪篇

一岁之首的春节礼

春节是中华民族很古老且非常隆重、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有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礼仪活动，并赋予这些活动蕴含驱邪、喜庆等多种象征意义。

春节，在古代称为“元旦”，具体指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元旦”一词，最早出自南朝梁人萧子云《介雅》诗：“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隋代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说：“正月为端月，其一日为元日，亦云正朝，亦云元朔。”“元”的本意为“头”，后引申为“开始”，因为这一天是一年的第一天，春季的第一天，正月的第一天，所以称为“三元”；由于这一天还是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所以又称“三朝”；又因为它是第一个朔日，所以又称“元朔”。如此众多的开端，让人们都对它寄予了很多希望。所以，上至国家、下至平民百姓都会奔走相贺。

其实，历代元旦的日期不尽相同。夏朝以正月初一为元旦，商、周、秦则分别以腊月初一、十一月初一和十月初一为元旦，直到汉武帝时，才重新将正月初一恢复为元旦，此后一直沿袭到清末。辛亥革命之后，我国又将春、夏、秋、冬定为四节：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于是“春节”就成了正月初一的名称。

虽然各地在庆贺春节时会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在其中，但是主要礼俗还是相似的。春节的重要礼仪大概有以下几项。

放鞭炮

古代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放爆竹庆贺春节的习俗，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通俗编俳优》载：“古时爆竹，皆以真竹着火爆之，故唐人诗亦称‘爆竿’。后人卷纸为之，称曰‘爆竹’。”爆竹原意在于惊惮和驱逐恶鬼。《荆楚岁时记》记述：“正月一日，是三元日也，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魈恶鬼。”此外，放爆竹还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如王安石的《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不仅如此，放鞭炮可能还隐含着混沌初开、宇宙起源的象征意义。

祭祀祖先

祭祀祖先是春节的重要礼仪活动之一。这一天的皇宫里，皇帝、皇后要进行祭祀活动，接受皇室宗亲及文武百官的祝贺，普通百姓家中也要将祖宗遗像或牌位供在正厅，摆上供品、点香、燃烛。全家人在家长的带领下共同祭拜本家祖先。如果是大家族，族人还要在族长的带领下，去祠堂或坟前祭祖。祭祖后，按历书所指示的吉利方向，点灯笼火把，燃香鸣炮，迎接喜神，祈求一年的平安和顺利。

拜年

拜年也是春节期间的重要仪式之一。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正月朔日，谓之元旦……士大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拜年又叫“探春”或“走春”。一般是初一一早给长辈叩头拜年，祝长辈身体安康，万事如意。长辈也趁这个时候给孩子们压岁钱。之后，晚辈在长辈带领下，前往亲朋家拜年。人与人相遇后，要互相行礼并致新年问候。

除了以上几种非常重要的礼仪之外，在春节还有吃年夜饭、守岁、饮屠苏酒等多种礼俗，这里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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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起源

关于春节起源，有几种说法。一说春节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腊祭”，传说那时每逢腊尽春来，人们便要杀猪宰羊，祭祀天地和祖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免祸免灾。人们用朱砂涂脸，鸟羽装饰，又唱又跳，热闹非凡。夏朝建立后，这种习俗就流传下来。

还有一种说法是春节的起源与“年”有关。古代有一种动物叫“年”。它异常凶猛，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这一天就爬上岸伤害牲畜及人命。为了保住性命，人们每到这天就扶老携幼逃往深山。有一年除夕，一个乞讨的老人在一位老婆婆家住下，他在门上贴大红纸，到了晚上让屋内烛火通明。“年”来后先被红纸和灯光惊得浑身一抖，将近门口时，院内突然传来“噼里啪啦”的炸响声，“年”浑身战栗，就转身逃跑了。第二天，人们回来，发现村里安然无恙。经老婆婆转述后，人们学会了驱赶“年”的方法，即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

正月初七“人日”节

“人日”起源于人们对人自身的重视、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人日具有节日饮食、节日装饰、登高赋诗与出游踏青、拜神及驱鬼除秽等多项礼俗内容。

农历的正月初七是中国传统习俗中的“人日”，即“人类的生日”。这个节日在我国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关于“人日”的起源，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一种是说“人日”来源于古老的神话。据《庄子应帝王》记载，古时候有三位神仙，倏帝、忽帝和混沌。倏和忽常去混沌家做客并受到热情的款待。两位神仙为感谢混沌就对他说：“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混沌按照他们的说法在自己身上一天凿一窍，七天凿好七窍，人就诞生了，但是混沌却因此而死去。所以第七日就为“人日”。

还有一种流传更广的关于“人日”节来源的说法，晋人董勋的《答问礼俗》记载说：“（女娲造人过程中）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

古人认为“人日”这一天非常重要。西汉东方朔的《占书》中说：“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清明，则所生之物育；阴则灾。”也即是说，古人以正月初七这天天气的阴晴来占卜当年人的凶吉状况。为讨吉利，古人后来有了正月初一不杀鸡、初二不杀狗、初三不杀猪、初四不杀羊、初五不杀牛、初六不杀马、初七不行刑的习惯。由此，正月初七便渐渐演变为古代相当隆重的一个民间节日。每逢“人日”，人们都盼望天气清明，并举行各种风俗活动，以寄托思念亲友、祈求亲人安康幸福的心愿。

戴“人胜”

从晋代开始，在“人日”这一天有戴“人胜”的习俗。晋刘臻妻陈氏《进见仪》说：“正月七日，上人胜于人。”《荆楚岁时记》也说：人日“又造华胜以相遗”。所谓“人胜”，就是一种头饰，又叫“彩胜”“华胜”。即妇女剪彩为花、剪彩为人，或将金箔刻镂成人形贴于屏风或窗户上，也戴在头发上。唐代非常重视这一风俗，甚至将“人日”也称为“人胜节”。

举行宴会

唐代人非常注重“人日”。在这一天，宫廷中要举行宴会。唐代宗楚客的《奉和人日清晖阁宴群臣遇雪应制》就反映了宴会时的盛况。后来不仅宫廷中举行宴会，民间在这一天也要举行宴会。鲍防的《人日陪宣州范中丞传正与范侍御传真宴东峰亭》：“人日春风绽早梅，谢家兄弟看花来。吴姬对酒歌千曲，秦女留人酒百杯。”就体现了这种景况。

出游登高

“人日”出游登高的习俗，在晋代就有了。东晋李充《正月七日登剡西寺诗》说：“命驾升西山，寓目眺原畴。”在“人日”这天，他赶着马车，登上西山，极目远眺。隋、唐、宋三代，文人墨客也有在“人日”这天出游的习惯。据说，他们出游是为了躲避瘟气，丢弃晦气、踏死丧气，能够在新的一年里，仕途顺利、健康快乐、一帆风顺。

“人日”这天，有些地方要吃用七种菜做的“七宝羹”，据说吃了可以延年益寿。有些地方还有“麻秆点天灯”“用豆熬粥治头疼”等说法。

“人日”节虽然日渐衰落，到今天也仅仅成为一种传统文化，但是，“人日”所反映出的对“人类诞生日”的重视以及思亲、重谊的情感还是值得回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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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日”为何拜谒杜甫草堂？

唐代大诗人杜甫旅居成都时，在好友高适等人的资助下，在西郊浣花溪畔修建了一座草堂居住。761年的“人日”那天，当时在蜀州任刺史的高适写了一首题为《人日寄杜二拾遗》的诗寄赠杜甫，诗中有“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的句子，表达对杜甫的思念之情，当时杜甫未及时作答。后来杜甫离开四川，漂泊湖湘。770年，整理文稿时重读到高适这首诗，不仅睹物思人，于是挥毫写下《追酬故人高蜀州人日见寄》诗：“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

清代咸丰四年（1864年），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特地在人日拜谒杜甫草堂，留下了一副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此联一出，骚人墨客竞相效仿，于每年“人日”云集草堂，挥毫吟诗，凭吊诗圣，久而久之，这便成了当地的风俗。

火树银花元宵节

农历的正月十五，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元宵节。由于正月十五日是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故人们对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

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日，春节刚过，就迎来了我国另一个传统节日——元宵节。“元宵”一名的来源是因为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正月十五就被称为“元宵节”。

元宵节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已经存在了。元宵节的产生还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汉高祖刘邦死后，朝政大权渐渐落到了吕氏手中。齐王刘囊为保刘氏江山，和开国老臣周勃、陈平等设计平定了“诸吕之乱”，并拥立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为“汉文帝”。汉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日定为与民同乐日，京城里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正月十五便成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元宵节”。

点燃彩灯

元宵节也叫“灯节”“灯夕”，因为这个节日的主要活动就是点燃彩灯。对于为何要在元宵节点彩灯，有着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汉武帝在农历正月十五日这一天，在皇宫设坛祭祀当时天神中最为尊贵的太一神。由于要彻夜举行，所以必须终夜点灯照明。第二种说法是，东汉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逐渐成为元宵节的主要习俗。第三种说法是，道教将正月十五日叫做“上元节”，七月十五日叫做“中元节”，十月十五日叫做“下元节”，这就是“三元说”。由于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是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所以上元节要点燃彩灯。

元宵节点燃彩灯的风俗虽然起自汉朝，但到了唐代，赏灯活动更加兴盛。每到这一天，皇宫里、街道上处处挂灯，还要建立高大的灯轮、灯楼和灯树，唐朝大诗人卢照邻曾在《十五夜观灯》中将元宵节燃灯的盛况描述为“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

猜灯谜

“猜灯谜”又叫“打灯谜”， 是中国独具民族风格的一种文学形式。它来源于民间口谜，三国时候盛行猜谜。到了南宋，谜语变成元宵节里必不可少的游戏方式。通常是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彩缤纷的彩灯上供人猜。由于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而流传下来。

吃元宵

我国民间有在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合家团聚吃元宵的习俗。元宵又叫“浮圆子”“汤团”“汤圆”，由糯米做成，或实心，或带馅。馅分白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桃仁、果仁、枣泥等不同种类，食用时可以煮、煎、蒸、炸等。元宵又取团圆之意，象征全家人团团圆圆，和睦幸福，人们也以此怀念离别的亲人,寄托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走百病

“走百病”是个别地方在元宵节的礼俗，也叫“烤百病”或“散百病”，参与者通常是妇女，她们结伴而行或走墙边，或过桥，到郊外等，目的就是袪病除灾。

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宵节的风俗活动日益增多，如很多地方有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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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的由来

汉武帝时有个叫东方朔的大臣，他很善良。有一天进宫时，他发现有个宫女泪流满面准备投井，就慌忙上前搭救，并询问自杀缘由。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宵”，自进宫后，就再也不能和家人见面，悲伤至极欲一死了之。东方朔决定帮她。

一天，东方朔让人将一个写有“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夜”的纸条辗转传递给汉武帝。汉武帝看后大惊，连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问及东方朔时，东方朔说：“火神君最爱吃汤圆，宫中的元宵姑娘不是擅长做汤圆吗？正月十五晚上让元宵做好汤圆。万岁焚香上供，同时京城家中也都做汤圆，一齐敬奉火神君。”汉武帝听后采纳了东方朔的建议。

正月十五晚上，长安城里张灯结彩，游人如织。元宵的家人也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写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地高喊：“元宵！元宵！”元宵就这样和家人见面了。

由于长安城安然无恙，汉武帝大喜之下便命令每到正月十五都做汤圆供火神君。由于元宵做的汤圆最好，人们就把汤圆叫“元宵”。

立春时节的迎春礼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立春作为一个节气，象征着春天的到来，预示着一年农事活动的开始。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就把立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立春”位居二十四节气之首，是我国重要的岁时节日。大约在3000年前就有在“立春”之日举行庆祝活动的仪式，在此基础上孕育发展的“立春”民俗风情及文化内涵也日益丰富。

祭春仪式

周代的祭春仪式是：立春前三天，天子开始斋戒，到了立春日，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方八里之郊祭祀句芒神，祈求丰收。回来之后，要赏赐群臣，施惠兆民。

句芒神，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木神，也称为“春神”，主管树木的发芽生长。太阳每天早上从扶桑上升起，神树扶桑就归句芒管，太阳升起的那片地方也归句芒管。句芒在古代非常重要，每年立春都会受到祭祀。因为芒神住在东方，所以，古人在东郊祭祀他。

明、清两代，从京师到县城都特修专供祭春用的宽阔的“春场”。每到立春这一天，人们穿着同一颜色的衣服，打着旗、幡、伞盖，牵着纸糊的春牛、春象，用彩仗鞭打，吹吹打打，载歌载舞，甚是热闹。祭坛上香烟缭绕，供有猪头、牛头等祭品。主祭官在四大礼宾的陪同下宣读祭词，以示对春之神的虔诚。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中记述了当时的祭春活动：“立春候，府县官吏具公服，礼勾芒，各以彩仗鞭牛者三，劝耕也。”

打春牛

打春牛又叫“鞭春”，即在立春日用黄泥抟土造成土牛以劝农事，使人们重视农业生产，不违农时。据《礼记月令》记载，早在周朝就有“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的风俗习惯。清代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也说：“立春前一日，顺天府官员至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

打春牛的含义，不限于促春耕，可能含有一定的祈福意义。如山东民间在打春时，要把土牛打碎，人们争抢春牛土，这叫做“抢春”，抢到牛头的最为吉利。人们抢到春牛泥土回家后就撒在牛栏里，期待着牛能健康并繁衍生息。还有的地方，将五谷盛放在牛的体内，土牛被打烂后，人们抢到五谷作为种子，希望这种种子能带来一年的好收成。这种方式体现了人们对五谷丰登的美好期盼。

咬春

立春这一天还有“咬春”的习俗，要吃萝卜、五辛盘和春盘。之所以要吃萝卜，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可以解春困。其实除了解困之外，主要是通气，使人保持青春不老。据记载，吃五辛盘，即五种辛荤蔬菜：小蒜、大蒜、韭、芸薹、胡荽，供人们在立春之日食用后发五脏之气的。

吃春盘的习俗大约始于唐代。唐代《四时宝镜》中说：“立春日，食芦菔、春饼、生菜，号春盘。”春饼是以麦面烙制或蒸制的薄饼，以豆芽、韭黄、粉丝等炒成的合菜做馅儿包着食用。清代，春盘中的青菜常由芹、韭、笋组成，象征勤劳、长久、兴旺。

除了以上几种礼俗活动外，还有喝春酒、贴“宜春帖”等习俗。这种种活动，都体现了人们对春天的重视、对春天的喜爱。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立春也应当受到重视。因为无论是否耕种，“一年之计（均）在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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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牛图》

《春牛图》，是古代用来预知当年天气、降雨量、干支、五行、农作物收成等资料的一种图鉴。

清朝年间，每年六月，由掌管天象、历法的朝廷官员设计来年春牛芒神的造型、颜色，命令各府州县依照制作“春牛图”。“春牛图”的各部尺寸都有一定的规格和象征意义。如牧童身高三尺六寸，象征农历一年的三百六十日。牧童戴草帽表示春暖，不戴草帽表示春寒；牧童双足穿草鞋表示该年干旱，穿草鞋裤管束高表示该年多雨水；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草鞋，表示该年是雨量适中的好年景。牧童的衣服以及腰带的颜色，甚至头上所束的发髻的位置，也要按立春日的五行干支来定。

除了皇历上有“春牛图”外，年画中也普遍刻印春牛图。在杨柳青年画中，《春牛图》是经典作品之一，表现了人们心目中饱含丰收的希望、幸福的憧憬以及对风调雨顺的祈求，是千百年来长盛不衰的绘画内容。

在立春日，顺天府要向皇帝呈进“春牛图”，百姓中也有春官送《春牛图》预兆丰收的风俗。

慎终追远的寒食清明节

清明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之一。清明的前一两天是寒食节。清明寒食期间，既有祭扫新坟时生别死离的悲酸哀泣声，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这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

清明节，又称“鬼节”“冥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一般是在公历4月5日前后，但其节期很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十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也就是说，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节。

在我国历史上，清明节和寒食节原本是两个节日，但由于时间上过于接近，到了唐代，两个节日就合流了。寒食节，又称“熟食节”“禁烟节”“冷节”。具体日期是距冬至105天，即距清明不过一天或两天。寒食节日的主要礼俗就是禁火，即不能生火烹煮食物，只能吃预备好的熟食、冷食，“寒食节”因此而得名。

清明、寒食的来历

作为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清明，在周代已经开始流行了。据说，清明节起源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争相仿效，在这天祭祖扫墓，于是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固定风俗。

寒食节的起源与古代的钻木、求新火的制度相关。由于季节不同，古人就用不同的树木取火，所以有改季改火的习俗。每次改火后，就要换用新火。新火未至，就禁止人们生火。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周礼秋官司煊氏》中说：“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可见，当时是摇着木铎宣禁火令。在禁火期间，人们就准备一些冷食以供食用，这样慢慢就成了一种固定风俗了。以后，才与介子推的传说相联系，成了寒食节。

清明扫墓

清明节作为传统节日，它最主要的礼仪活动就是祭祖扫墓，而且这一活动由来已久。据史书记载，秦汉时，墓祭就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了。唐代开始广泛盛行。据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在古代，清明节这一天，无论“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祭祖、上坟、扫墓，表示对先人的敬意和孝思。《旧唐书》中也说：“寒食上墓，礼往无文，近代相沿，寖以成俗，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为五礼，永为常式。”

之所以要在清明节时扫墓，可能是因为冬去春来，草木萌生。人们不由想到祖先的坟墓是否有狐兔穿穴打洞，是否会由于雨季来临而塌陷，于是亲临察看。一方面给坟墓添土除草；另一方面也供上祭品，烧些纸钱，或在树枝上挂纸条，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表示对死者的怀念之情。“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就是对这种情形的描述。

清明插柳与戴柳

清明时节，古人有插柳与戴柳的习俗，据说，这一礼俗，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先神农氏。因为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阴。

此外，对于清明节插柳和戴柳还有一种说法：古人认为清明、七月十五和十月初一是三大鬼节，是百鬼出没索讨的时候。受佛教的影响，柳在人们心目中有辟邪的功用，认为它可以却鬼，所以，为了防止鬼的侵扰与迫害，人们头上插柳或戴柳。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说：“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

除了以上两种主要礼俗之外，清明前后还流传着其他的传统风俗活动，如荡秋千、踏青郊游、蹴鞠、放风筝、斗鸡、拔河、植树等。这些活动随着岁月的赓续交替，社会的嬗递变化，虽然有的已被淘汰，但有的仍遗留至今并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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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食节的另一种起源

寒食节的另一种起源，相传是为了纪念春秋时代的晋国公子的臣子介子推。晋国公子重耳，被迫流亡外国19年，他的臣子介子推一直相伴跟随。有一次，他们在山中迷路了，由于炊断粮绝，重耳奄奄一息。这时，介子推毅然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用火烤熟，为重耳充饥。重耳复国后称为“晋文公”，他在封赏功臣时忘了介子推。有人替介子推叫屈，介子推却为了躲避利禄而背着母亲躲入绵山。晋文公前往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于是他放火烧山，想把介子推逼出来。可是介子推和母亲宁愿被烧死也不出山。晋文公看到他们烧焦的尸体非常伤心，于是发布禁火令，以表示追怀之意，从此便有了一年一度的寒食节。

辟邪念贤的端午礼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2000多年来，它不仅是一个多民族的全民防疫祛病、避瘟驱毒、祈求健康长寿的大节日，还因起源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

端午节是在农历的五月初五，这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比较大的一个节日。它的历史悠久，含义丰厚。

端午，也称为“端五”，“端”的含义与“初”相同，“端五”也就是“初五”；“五”与“午”相通，按地支的顺序推算，五月也正是“午”月，同时，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所以还称为“重五”，也称“重午”。除此之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别称，这与端午节起源的不同说法相关。

端午节的来历

迄今为止，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有很多种说法，其中影响最大的观点是纪念屈原说。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和北周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相关记载。

屈原是春秋时期楚国的贵族大臣。他主张举贤授能，力主富国强兵并联齐抗秦，结果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在谗言陷害中被流放到沅、湘流域。在流放途中，他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公元前278年，楚国都城郢被秦军攻破。屈原悲痛万分，就在五月五日写下绝笔之作《怀沙》后，抱石投汨罗江身亡。屈原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此外，关于端午节来历的说法还有以下几种：春秋时吴国忠臣伍子胥含冤而死，世人纪念他，所以有了端午节；纪念东汉时期的孝女曹娥，她因救父而投江；端午节是龙的节日，因为端午节两个最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和龙舟竞渡都与龙相关；五月初五是恶日，在这一天要插菖蒲、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等。

端午节的礼俗

普遍存在的端午节礼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悬挂艾叶、菖蒲。俗语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古人相信菖蒲、艾蒿具有巫术和药用的双重价值，因而出现许多利用菖蒲、艾蒿辟邪保健的习俗。还有用菖蒲作剑，插在门楣上的，认为有驱魔祛鬼的神效。

小孩缠挂五色线或者佩戴香囊。香囊里装着朱砂、雄黄、香药等，外面包着丝布，清香四溢，再用五色丝线弦扣成索，做成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形形色色，玲珑夺目。不但有避邪驱瘟之意，而且有点缀的作用。

吃粽子。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就有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到了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传说，屈原死后，人们为了防止水中的鱼龙虾蟹咬噬屈原的遗体，就将饭团包起来丢进江里，后来发展成了“粽子”。

赛龙舟。据说，楚国人因舍不得屈原死去，就争相划船追赶着拯救他。后来人们便在每年的五月五日划龙舟来纪念屈原。虽然有这种说法，但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赛龙舟的真正目的是“送瘟神”。

此外，还有挂道教符图驱邪；喝药酒，主要是蒲酒和雄黄酒，目的是驱邪保健；游百病，即出门游玩，这在上古时代也是为了回避疾病和邪气；亲友互相赠送礼物，因为端午日不祥，所以亲友之间要互赠礼物来表示互相关心。

以上八项端午节礼俗都以辟邪、辟瘟、保健为目的，但端午节从战国时代到今天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已经从单一的辟邪驱瘟主题，逐步发展到兼顾辟邪驱瘟和纪念先贤两个主题并重了。所以，端午节也就有了更多的文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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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日”和汉代食枭羹的皇家礼仪

端午这一时段，气温骤然上升，令人难以适应；同时，蚊虫开始肆虐，细菌开始泛滥。生活的经验使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疾病高发期。此外，“五”是阳数，五月初五也有“极阳”的含义。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阴阳和谐，所以认为这种阳气极盛的日子一般都不吉利，于是，五月初五被认为是一个“恶日”。

在汉代，五月初五有一个官方礼仪，即皇帝命令郡国召集百官，赏赐枭羹，也就是猫头鹰汤。这是因为在古代传说中，猫头鹰吃自己的母亲，古人认为它是恶鸟。为了灭绝它，特意选择在端午这个“恶日”来吃。在宫廷中，皇帝赏赐枭羹，其实也包含着教训大臣，不要做恶人、奸臣的政治涵义。

浪漫温馨七夕节

七夕是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也是一个以女性为主角的传统节日。节日中种种趣味盎然的礼俗，体现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朴素情感，也给我国的民间节日增添了丰富多样的色彩。

七夕节源于汉代，盛行于唐宋，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也被称为“女儿节”“少女节”“乞巧节”。

七夕节的传说

在人们的观念里，七夕节始终和《牛郎织女》的传说相连在一起。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个孤儿跟着哥哥嫂子生活，每天总是放牛，人们叫他牛郎。虽然他既聪明又勤快，但哥哥嫂子最后还是和他分了家。分给牛郎的只有一间茅房、一头老牛。从此牛郎就和老牛生活在一起，对老牛非常照顾。一天，牛郎无意中看到七个仙女驾着祥云落在河边草地上，她们脱去五彩霓裳，跳进河水嬉戏。牛郎盯着一个最年轻美丽的仙女看得入神，这时老牛突然说：“她是天上的织女，只要拿走五彩霓裳，她就会做你的妻子。”牛郎听从了老牛的建议。找不到五彩霓裳的织女最终留下来成了牛郎的妻子。他们男耕女织，互敬互爱，并有了一双儿女。但玉皇大帝知道后勃然大怒。七月初七，王母奉旨带着天兵天将将织女从人间带走了。悲痛欲绝的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用箩筐挑着儿女追上天去。眼看就要追上了，王母拔下金簪一划，牛郎脚下立刻出现一条波涛汹涌的天河。肝肠寸断的织女和牛郎，在天河两岸遥望对泣。他们的忠贞爱情感动了喜鹊，霎时，无数喜鹊飞向天河，搭起一座鹊桥，牛郎、织女便在鹊桥上相会了。王母无奈，只好允许牛郎、织女每年的七月初七在桥上相会一次。

这个动人的传说始于汉朝，经过千余年的代代相传，深入人心。每到农历七月初七，姑娘们就会来到花前月下，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希望看到他们相会，并寄予自己的愿望，由此形成了“七夕节”。

七夕节礼俗

七夕风俗中流传最久、最广的是“乞巧”。乞巧指的是向织女乞求一双巧手、巧艺。因为传说中织女美丽聪明，心灵手巧，能织出彩霞般的锦绣，令人间女子羡慕不已。民间乞巧的习俗，便是在这种向往心理下形成的。梁宗懊的《荆楚岁时记》说七月初七夜晚，家家户户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有的人用金、银、黄铜做成针，把瓜果等摆列在庭院中以乞巧。如果有蜘蛛在瓜果上织网，就认为是织女星神降临的显示。这种在南朝形成的活动一直留传到后世，民间将穿针乞巧作为七夕的代表性行为，宫廷建有进行乞巧活动的楼台，如唐玄宗建乞巧楼，元代在九行台乞巧，明代设乞巧山子。

除乞巧外，民间还有拜月的习俗。女孩子们在七夕之夜，仰望天空明月，摆上时令瓜果，朝天祭拜，乞求姻缘巧配。在古代，婚姻是决定女孩一生幸福的大事，所以，世间痴情女孩会在七夕这天晚上，对着星空祈祷自己的婚姻幸福美满。

七夕节还有求子的习俗。如《风土记》记载：“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祀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光耀五色，有为征应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后言之，颇有受其柞者。”

此外，七夕节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礼俗，“乞巧”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如生豆芽、浮巧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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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七月初七”能够成为节日？

农历七月初七作为“七夕节”，这个节日的起源虽然与传说有关，但民俗专家也认为它与古人对数字的认识有很重要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秦汉以前，类似一月初一、二月初二、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等的“重日”，大都被认为是天地交感、天人相通的日子。因此，人们会在这样的日子里多做祈福、祭祀或纪念活动，以求幸福、安康。七月初七作为节日应该与此相关。

“七月初七”作为节日，可能还与古人对时间的崇拜有关。在古代，人们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称为“七曜”。“七”在民间表现为时间的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结，如以“七曜”计算现在的“星期”。“七”还和“吉”谐音，所以，“七七”又有双吉含义，人们也认为它是“良日”。

合家团圆中秋祭月礼

中秋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节日。在农耕社会庆中秋是很重要的，因而有着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今天则更多寄托了人们期盼团圆幸福，对生活无限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农历的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中秋节。之所以称为“中秋”，是因为这是一年秋季的中期。中秋也被称为“仲秋”，因为在中国的农历里，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每季又分为孟、仲、季三个部分，八月十五正值秋季的“仲”。中秋还被称为“月夕”“八月节”，因为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时期的满月更圆、更明亮。在这个月圆之夜，人们仰望圆圆的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故而中秋又叫“团圆节”。

中秋节的起源与发展

中秋节在我国起源的时间很早，它源于人们对月亮的崇拜。我国是古老的农业国家，古人经长期观察认识到月亮的运行与农业生产和季节变化有很大关系。人们为了祈求月神为农业发挥有利作用，或为了庆祝丰收、答谢月神的福佑，就开始祭祀月亮，并成为祈祷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重要祭祀活动。据《周礼》记载，周天子每年秋天都要举行“夕月”的仪式，即祭拜月神。北魏、隋唐以来，历代也都有秋分祭月的礼仪。后来这种习俗传到民间，就形成了一个传统的活动，一直到了唐代，中秋节便正式成为一个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记》中有“八月十五中秋节”的记载，这个节日盛行于宋朝，到明清时，已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

中秋赏月

在中秋节，除了帝王祭月，民间百姓拜月的活动，还出现了赏月的礼俗。民间中秋赏月活动大约始于魏晋时期，但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才颇为盛行。等到宋代，中秋赏月便成为这一节日的中心。据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也就是说，每到这一天，京城的所有店家、酒楼都要重新装饰门面，牌楼上扎绸挂彩，出售新鲜佳果和精制食品，夜市热闹非凡。而百姓们则多登上楼台，一些富户人家在自己的楼台亭阁上赏月，并摆上食品或安排家宴，在合家团圆中共同赏月叙天伦之乐。

吃月饼

俗语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是中秋佳节必不可少的美食。据说，中秋吃月饼还与朱元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当时，中原广大百姓不堪忍受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纷纷反抗。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廷官兵搜查得十分严，传递起义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想出了一条计策，命令属下把写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再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到了起义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很快就攻下元大都。接到胜利的消息，朱元璋高兴得连忙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将起兵时秘密传递信息的饼子作为节令糕点赏赐将士。这便是后来的“月饼”。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也在民间流传开来。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秋节祭拜月神的含义日渐减弱，而吉祥、团圆的象征含义逐渐加强，还在各地形成了更多的礼俗，如钱塘观潮、赏月猜谜、燃灯、舞火龙、玩兔儿爷、饮桂花酒、吃芋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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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时的“兔儿爷”

我国古人过中秋节时，祭月是主要活动。家家户户都要在庭院里摆一张八仙桌，上面摆放供品，其中有一种毛豆枝是专为“兔儿爷”准备的。“兔儿爷”是对玉兔的敬称。之所以为“兔儿爷”准备供品，其中还有一段传说：

有一年，北京城里发生了瘟疫。看到百姓痛苦的情形，嫦娥心里很难过，就派身边的玉兔去为百姓治病。玉兔变身为一个少女，挨家挨户地治好了很多人。人们送很多东西给她以表示感谢，但玉兔什么也不要，只是向别人借衣服穿。所以，她有时候打扮成个卖油的，有时候又像个算命先生……为了能给更多的人治病，玉兔就骑上马、鹿或狮子、老虎等，走遍了京城内外。瘟疫消除后，玉兔就回月宫去了。人们为了酬谢她给人间带来的吉祥和幸福，就用泥塑造了千姿百态的玉兔形象。每到农历八月十五那一天，家家都要供奉她，并亲切地称她为“兔儿爷”“兔奶奶”。

九九重阳登高礼

农历的九月初九，是我国传统的重阳节。重阳节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敬老养老的儒家理想与孝道伦理，融合了道教养生贵生、驱邪求寿的世俗理念，逐渐由最初的天伦祈祀型国家大礼转变为人伦娱乐型的民间佳节，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全民传统节日。

农历九月九日是我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在古老的《易经》中“六”被定为阴数，“九”被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都是阳数，两九相重，所以叫“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的别名还有“登高节”“茱萸节”“菊花节”等，这些名称都与节日当天的礼仪活动相关。

重阳节的历史

重阳节的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屈原的《远游》中有：“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但这里的“重阳”指的是天，而不是指节日。大概在魏晋时期，重阳这一天已经有了饮酒、赏菊的做法。到了唐代，重阳才被正式确定为民间的节日。

到了明代，重阳节时，皇宫上下要一起吃花糕以表庆贺，同时皇帝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以畅秋志，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清代。

重阳节的礼俗

重阳节的礼俗活动既多彩又浪漫，通常包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

插茱萸：这是重阳节的一个标志性礼俗。与重阳节有关的茱萸主要指的是吴茱萸，古名“越椒”。吴茱萸开花艳丽，能给人以很强的视觉美感冲击；吴茱萸的香味浓烈，有很好的提神作用；吴茱萸还有治寒驱毒的药用功效。重阳节为何插茱萸，具体原因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插茱萸这一礼俗在西汉时即已出现，如《西京杂记》曾记载贾佩兰“佩茱萸”，唐代沈佺期《九日临渭亭侍宴应制得长字》诗云：“魏文颂菊蕊，汉武赐萸囊……年年重九庆，月月奉天长”，说明唐代之前佩插茱萸的习俗已然成风。到了唐代，佩插茱萸的习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盛行情况在唐代诗歌中有着充分体现。由于茱萸在重阳节中具有重要地位，“重阳节”遂也称为“茱萸节”，“登高会”称为“茱萸会”等。

赏菊及饮菊花酒：这一礼俗据说起源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远离官场，隐居田园，他这种高尚的品格影响着后人，他的爱诗、爱酒以及爱菊也都影响着后人。由于重阳节时也正值菊花盛开的时节，后人也纷纷仿效陶渊明饮酒赏菊，久而久之，这在重阳节便成了一种约定俗成。

登高：这是重阳节的主要习俗。它首先是和古代先民的狩猎、采集等活动相关，后来逐渐地与人类关于祭祀、山神崇拜、登高避祸、登高升仙等认识或活动发生了联系，登高也因此富含特殊的含义。重阳登高备受后人重视，唐代文人描写重阳登高的诗非常多，如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其中的名篇。正因为民间有此风俗，所以重阳节又叫“登高节”。

吃重阳糕：重阳糕又被称为“花糕” “菊糕”“五色糕”等，制作方法比较随意。九月九日天亮时，将一片糕放在儿女头额上，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这是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有的地方还会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 “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

重阳节的礼俗活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有关重阳节的大量故事、传说和诗歌，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它无疑是我们民族的一份重要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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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的传说

大多数传统节日都有着美丽动人的古老传说，重阳节也同样。

相传，汉代有一位叫费长房的仙人。他收了一位徒弟叫桓景。春去秋来，桓景跟师傅已经学习了许多年。突然有一天，费长房将桓景叫到身边，对他说，“九月九日你们家将有一场大灾难，如果你带着全家大小，人人用红色的囊袋盛上茱萸，挂在手臂上，登高山饮菊花酒，就能够避祸消灾了。”桓景按照师傅所说的，带领全家上山游玩。等到傍晚，他们回家一看，发现家里所有的鸡、狗、牛、羊等家禽和牲畜全部暴死。这时桓景才明白，这些家禽和牲畜成了他们全家大小的替死鬼。这件事很快流传开来，并且代代相传。每逢九月九，人们就去登高辟邪，相沿成俗，最终演化成为重阳节。

腊祭百神的腊八节

腊八节是中国民间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从先秦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的。

按照中国农历，每年十二月被称为“腊月”，而腊月初八日又被称为“腊八节”。关于“腊八节”的来历，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腊”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风俗通》中也记载：“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腊，汉改曰腊。腊者，猎也，田猎取兽祭先祖也。”可见它本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种祭礼。在商代，人们用猎获的禽兽举行每年的春、夏、秋、冬四次大祭，祭祀祖先和天地神灵，其中冬祀的规模最大，也最为隆重，后来称之为“腊祭”。因此，人们就将农历十二月称为“腊月”，将举行冬祭这天称为“腊日”。在当时，“腊日”并没有固定在十二月初八。从先秦开始，“腊日”被当作“年节”来欢度。到了汉代，才明确规定冬至过后的第三个戍日为“腊日”，不过在这一天并不喝腊八粥，而只是作为祭奉诸神的日子。直到南北朝时，才将农历十二月初八固定为“腊八节”，人们借此祭祀祖先和天地神灵，保佑国泰民安，祈求丰收和吉祥。

喝腊八粥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腊八节”又与佛教有了关联，“腊八节”的主要礼俗——吃腊八粥据说也是源于佛教。

相传，释迦牟尼成道之前进行了六年的苦苦修行，六年中他经常挨饿。一次在他快要饿死的时候，一位牧羊女用一碗大米奶粥挽救了他，他也最终在腊月初八这天修道成佛。此后，佛家子弟为了纪念这件事，便在每年腊八节这天，上街浴佛，并熬制腊八粥，赠送给门徒和善男信女们。人们之间传说喝了这种粥以后，就可以得到佛祖的保佑，因此，腊八粥也被称为“福寿粥”“福德粥”和“佛粥”。腊八粥最终流入民间，成为民间的节令小吃。

我国喝腊八粥的历史，最早开始于宋代。每逢腊八这一天，不论是朝廷、官府、寺院还是黎民百姓家中都要做腊八粥。到了清朝，喝腊八粥的风俗更是盛行。家家户户都要做腊八粥。腊八粥熬好后，要先敬神祭祖，之后要赠送亲友，一定要在中午之前送出去，最后才是全家人食用。吃剩的腊八粥，保存着吃了几天还有剩下来的，还是“年年有余”的好兆头。如果把粥送给穷苦的人吃，那更是积德行善的好事。随着时代的发展，腊八粥原有的宗教意味逐渐隐退，到如今实际上已成为色味俱佳的节令美食。

吃腊八蒜

在腊月初八这一天，华北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有用醋泡蒜的习俗，叫“腊八蒜”。据说，这种习俗源于“腊八算”，即各家商号在这天算账，把一年的收支算算，看看这一年的盈亏情况，其中包括外欠和外债，都要在这天算清楚。腊八这天要债的债主，要到欠债的债主家中送信儿，准备还钱。北京城有句民谚：“腊八粥、腊八蒜，放账的送信儿；欠债的还钱。”后来有债主就用“蒜”代替“算”，以表示忌讳。也因为忌讳的缘故，没有小商贩卖“腊八蒜”，家家户户都要自己腌制。

除此之外，“腊八节”还有“吃冰”的习俗。腊八前一天，人们舀水结冰，等到腊八节就将冰敲成碎块食用，据说这天的冰非常神奇，吃了它后，在以后的一年里肚子都不会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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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雍和宫中的腊八盛典

清代的夏仁虎写有一首名为《腊八》的诗：腊八家家煮粥多，大臣特派到雍和。圣慈亦是当今佛，进奉熬成第二锅。其中所描述的就是腊八当天雍和宫中的盛况。

在清代，每年腊月初一起，皇宫总管内务府派司员把粥料和干柴运到雍和宫。粥料品种繁多，有上等奶油、羊肉丁和五谷杂粮以及各种干果等，到初五晚准备就绪，初六皇帝派大臣会同内务府总管大臣，率领三品以上官员及民夫到庙里监督称粮、运柴。初七清晨，皇帝派来的监粥大臣下令生火，并一直监视到初八凌晨，粥全部熬好为止。这时皇帝派来的供粥大臣率领官员开始在佛前供粥，宫灯照耀、香烟袅袅、古乐齐鸣、众喇嘛进殿念经，随后把粥献给宫廷。直到天亮后舍粥完毕，盛典才告结束。对此，清代的《燕京岁时记》中有记载：“雍和宫喇嘛于初八日夜内熬粥供佛，特派大臣监视，以昭诚敬。其粥锅之大，可容数石米。”

雍和宫中“腊八节”舍粥的礼俗至今仍在继续。

阴消阳长贺冬至

冬至是我国历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人们在这一天举行许多礼仪活动进行庆祝，表达在这个吉日中的喜悦心情。

冬至的时间在每年阳历的12月22日或者23日之间。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古人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测定了出来，可以说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之所以叫“冬至”，是因为古人说：“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即冬至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也正因此，《汉书》说：“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即古人认为过了冬至，白昼日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所以是一个吉日，应该庆贺。于是，冬至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节日。“冬至”还有一些别名，如“冬节”“长至节”“亚岁”等。

在古代，冬至节非常重要，人们一直将冬至当作另一个新年来过，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祭天祭先祖

周朝时期，先民们把“冬至”看作一年的岁首，“冬至日”有“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的盛大典礼，在《周礼》中也规定了“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的祭天仪式。不仅如此，冬至日还要举行百官和外藩使者都要参加的朝会。

汉代则以冬至为“冬节”，官府要举行名为“贺冬”的祝贺仪式，同时按照惯例放假。《后汉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即在这一天，朝廷要放假休息，军队待命，边塞闭关，商旅停业，亲朋各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访，欢乐地过一个“安身静体”的

节日。

唐宋时期，“冬至”也非常重要，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说：“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农、备办饮食，享祀先祖……一如年节。”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祭祀先祖。

到了明清，祭天祭祀先祖的礼仪活动仍然被沿袭下来，并且增加了进献馄饨的礼俗。即民间所谓“冬至馄饨夏至面”。

冬至吃饺子

冬至节在数千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并增加了许多独特的食俗，如馄饨、饺子、汤圆、赤豆粥、黍米糕等。在我国北方主要是吃饺子，有谚语说“冬至不端饺子碗，冻坏耳朵没人管”。关于冬至吃饺子的起源，传说女娲造人的时候，一年到头不停地做。结果到了冬至那天，气候寒冷起来，黄土人的耳朵总被冻掉。女娲就在每个黄土人的耳朵上穿个小孔，用一条线通过，一头打个结扎住，一头塞进黄土人的嘴里，让黄土人咬住，这才使他们的耳朵没被冻掉。以后，每到冬至节，人们就包耳朵形状的饺子，意思是让女娲做的黄土人咬住带线（馅）的耳朵。此外，冬至吃饺子还传说与医圣张仲景有关。

“履长”与“隆师”

在冬至节礼俗中，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履长”与“隆师”。所谓“履长”，是指晚辈礼拜尊长，尤其是儿媳要给公公婆婆献履献袜。之所以有这个习俗，是因为这天日影最长，用鞋袜献给尊长庆贺冬至，表示足履最长之日影祝祷长寿。所谓“隆师”，就是学生在冬至这天向老师表达敬意。在古代，冬至节里教书先生要带领学生拜孔子牌位，然后由学董带领学生拜先生。再由学董牵头，宴请教书先生。至今民间仍有冬至节请教师吃饭的习俗。

除了以上习俗外，民间还有唱“九九歌”和绘“九九消寒图”的娱乐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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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民间的“九九消寒图”

“九九消寒图”是记录进九以后的天气阴晴的，目的是预测来年年成的丰与歉。“消寒图”的形式非常多。一般是在纸上画成九栏，每栏绘成九枚铜钱，一钱代表一天，旁边标明日期，这样正好九九八十一天。每天用毛笔根据“上画阴，下画晴，左风右雨雪当中”进行涂抹。当然，有的文人雅士则画九枝白梅，每枝九朵，每朵代表一天，称为“雅图”。根据阴晴雨雪，每天染一朵。有的“消寒图”上还标有《九九歌》，如“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阳坡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无凌丝；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目录

前言

第一讲 茶史溯源——千载话茶香
茶的起源

食茶文化考究
茶的药用时代
汉代的茶饮料
以茶养廉的魏晋时代
南北朝时的古刹茶香
唐代茶文化的繁盛
宋代的茶文化
辽金元时期的茶文化
明初饮茶方式的变革
延伸阅读
晚明饮茶的脱俗化
清代的茶文化

第二讲 茶道概览——行止寄胸怀
茶道的发展历程

茶道的基本精神
茶道的发展与佛教
道家“天人合一”的茶道思想
茶道中的“中和”思想
儒家人格和茶道精神
儒家“乐生观”和茶道

第三讲 茶叶分类——尘寰有神品
种类繁多的茶叶

茶叶命名的学问
形美味醇的龙井茶
清香幽雅的碧螺春
风味独特的庐山云雾
营养最佳的六安瓜片
“不散不翘”的太平猴魁
延年益寿的蒙顶茶
“三起三落”的君山银针
甘馨可口的武夷岩茶
“七泡有余香”的铁观音
芳香厚味的祁门红茶
越陈越香的普洱茶
赏心悦目的白毫银针
茶的保健功效

第四讲 茶具知识——茗器盛馨海
茶具的组成

茶具的选配
茶具的起源
精美的唐代茶具
奢侈的宋代茶具
简约的元明茶具
兴于明的紫砂壶
盛于清的文人壶
清代的瓷质茶具
独特的壶具铭文

第五讲 茶艺精粹——灵境交相悦
多姿多彩的茶艺

历史悠久的煮茶法
流行一时的煎茶法
妙趣横生的点茶法
经久不衰的泡茶法
原汤本味的清饮
风味各异的调饮
风雅的品饮环境
茶艺美学的渊源
茶艺美学的特质
茶人的择水之道

第六讲 茶礼仪式——品茗序尊伦
豪华的宫廷茶礼

独特的寺庙茶礼
传统的待客茶礼
悠久的祭祀茶礼
多彩的婚俗茶礼

第七讲 茶政风云——榷茶与贡品
茶政茶法的兴起

不断变革的榷茶制
强化统治的茶马贸易
贡茶制的起源和发展
以早为贵的唐代贡茶
精致绝伦的宋代贡茶
由繁入简的元明贡茶
重现辉煌的清代贡茶

第八讲 民俗茶流派——流芳有瑞芬
闽粤功夫茶

藏族酥油茶
蒙古族奶茶
瑶族打油茶
土家族擂茶
白族三道茶
商榻“阿婆茶”

第九讲 茶典汇总——烹茗著奇书
陆羽与《茶经》

赵佶与《大观茶论》
许次纾与《茶疏》
蔡襄与《茶录》
罗廪与《茶解》
朱权与《茶谱》
张源与《茶录》
周高起与《阳羡茗壶系》

第十讲 茶与文艺——墨香共茶香
诗中的茶文化

散文中的茶文化
小说中的茶文化
戏剧中的茶文化
画卷中的茶文化
书法篆刻中的茶文化
对联中的茶文化
谚语中的茶文化

第十一讲 茶与名士——风骨融清寂
文人茶文化概览

僧人茶文化概览
酒茶兼好的白居易
以茶代酒的皎然
从诗人到茶官的陆游
精于茶道的苏东坡
以茶看社会的鲁迅
隐于茶斋的周作人
因《茶馆》而闻名的老舍

第十二讲 茶馆兴衰——市井茗风浓
初露锋芒的唐代茶馆文化

方兴未艾的宋代茶馆文化
各具特色的元明茶馆文化
登峰造极的清代茶馆文化
日渐式微的近代茶馆文化
平民色彩的北京茶馆文化
雅致繁盛的上海茶馆文化
商气浓郁的广东茶馆文化
包罗万象的杭州茶馆文化
色彩斑斓的四川茶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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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文化十二讲 / 尤文宪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8.7

（中华文化公开课）

ISBN 978-7-5090-1354-0

Ⅰ. ①茶… Ⅱ. ①尤… Ⅲ. ①茶文化－中国 Ⅳ. ①TS97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5792号

前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炎黄子孙，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说到中国文化，就不能不说中国的茶文化。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中国还是茶树的原产地，也是饮茶文化的发源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在茶的发现、栽培、加工、利用以及茶文化的形成、传播与发展上，为人类进步与文明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回首古代，很多文人墨客都有嗜茶之习，并将之作为吟咏的对象，托物言志，抒发感情。唐代卢全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把饮茶感受的细微变化从“喉吻润”到“两腋习习清风生”生动形象展现出来，传颂至今，成为茶诗中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刘松年、唐寅、赵孟等以茶为题材所作的《仕女烹茶图》《煎茶图》《斗茶图》等名画流传至今，不仅成为国画艺术之珍品，也是研究中国茶文化的宝贵史料。此外，古代其他艺术门类也都广泛涉及茶事，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茶文化。如今随着人们生活品位的提高，茶已经不再仅仅是作为一种饮食的嗜好而引起人们的兴趣，它开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无论是茶的古老传统、茶的修身功能还是茶的品饮艺术等等都逐渐被人们所重视。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历史考古、经济贸易、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医学保健、餐饮旅游和新闻出版等学科与行业，包含茶叶专著、茶叶期刊、茶与诗词、茶与歌舞、茶与小说、茶与美术、茶与婚礼、茶与祭祀、茶与禅教、茶与楹联 、茶与谚语、茶事掌故、茶与故事、饮茶习俗、茶艺表演、陶瓷茶具 、茶馆茶楼、冲泡技艺、茶食茶疗、茶事博览和茶事旅游等方面。

本书以科学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翔实地介绍茶的起源、茶文化的发展历程、思想深邃的茶道哲学、闻名天下的著名茶品、历史悠久的茶具文化、多姿多彩的品茗艺术、传统独特的茶礼、不断变革的茶政茶法、各具特色的民俗茶、茶文化的经典著作、文人墨客的茶情、文学艺术中的茶事茶缘、特色鲜明的茶馆文化等内容。当然，茶文化的实际思想内涵要比上述12个方面丰富得多，本书只是从文化现象的角度对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单的概述，同时也在文中选配了大量的图片，旨在扩大读者视野，提高读者对我国茶文化的认识和鉴赏能力，为弘扬我国的茶文化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第一讲 茶史溯源——千载话茶香

茶的起源

茶源于中国，自古以来，一向为世界所公认。近几十年来，随着茶学和植物学发展，证明了中国西南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

关于茶的起源时间，民间有很多传说。有人认为起源于上古，有人认为起源于周代，也有人认为起源于秦汉、三国、南北朝、唐代等。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唐代以前的史书中无“茶”字，而只有“荼”字的记载。直到陆羽写出《茶经》才将荼字写成“茶”，但是茶始于神农的传说的确是存在的。

神农尝百草

中国古代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传说。传说神农有一个水晶般的透明肚子，吃下什么东西，都可以从他的胃肠里看得清清楚楚。那时候的人，茹毛饮血，因此经常生病。神农为了解除人们的疾苦，就把看到的植物都尝试一遍，看看这些植物在肚子里的变化，判断哪些无毒哪些有毒。当他尝到一种开白花的树木的嫩叶时，发现其在肚子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到处流动洗涤，好像在肚子里检查什么，于是他就把这种绿叶称为“查”。以后人们又把“查”叫成“茶”。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不足以证明茶的起源时间。茶起源于何时，至今仍是个谜。

茶树的种源

关于茶树的起源地，现在的史学家、植物学家、茶学者通过更为科学的手段进行了研究，证明了茶树起源地在我国的西南地区。

从植物学的角度看，某个属种在某一个地区集中，即表明该地区是这一植物区系的发源中心。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茶科植物共有23属，380余种，而我国就有15属，260余种，且大部分分布在云南、贵州和四川一带，仅云贵高原地区就有60多种，其中以茶树种占主要地位。山茶科、山茶属植物在我国西南地区的高度集中，说明了我国西南地区就是山茶属植物的发源中心，当属茶的发源地。

从地质变迁的角度看，某种物种变异最多的地方，就是该物种起源的中心地。西南地区群山起伏，河谷纵横交错，地形变化多端，以致形成许多小地貌区和小气候区，在低纬度和海拔高低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导致气候差异大，使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树，慢慢分置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不同的气候中，从而导致茶树的种内变异，发展成了热带型和亚热带型的大叶种和中叶种茶树，以及温带的中叶种及小叶种茶树。可见，我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变异最多、资源最丰富的地方，理应是茶树起源的中心地。

从进化学的角度看，凡是原始型茶树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属茶树的原产地所在。茶树在其系统发育的历史长河中，总是趋于不断进化之中。经过植物学家和茶学工作者的调查研究和长期观察发现：我国的四川、云南、贵州及其相邻地区的野生茶树，具有原始型茶树的形态特征，这就证明了我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

由此可见，茶树的原产地是我国的西南地区。因此，西南地区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

延伸阅读

茶树

在植物学上，茶树属山茶科，是常绿木本植物。一般为灌木，在热带地区也有乔木型茶树。栽培茶树往往通过修剪来抑制纵向生长。所以，树高多在0.8—1.2米间。茶树的树龄一般在50—60年间。茶树的叶子呈椭圆形，边缘有锯齿，叶间开五瓣白花，果实扁圆，呈三角形，果实开裂后露出种子。春、秋季时可采茶树的嫩叶制茶，种子可以榨油，茶树材质细密，其木可用于雕刻。此外，有许多茶树的变种也用于生产茶叶。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茶、制茶、饮茶的国家，茶树的栽培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云南有棵“茶树王”，高13米，树冠32米，已有1700年的历史，是现存最古老的茶树。

食茶文化考究

茶最早是被人们当作食物的，尤其是在物资匮乏的原始社会，茶更是一种充饥之物。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食茶也逐渐成为一种风俗，甚至在一些地区形成了食茶文化。

食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是民间的各种传说还是历史文献中都有相关记载，这也是茶文化形成的准备和铺垫。

传说中的食茶

在湘西民间流传着一段《苗族古歌》：“在那茫茫的太初，……天塌下来了，砸死了哪一个？砸死了有婆婆。把她埋在哪里？埋在靠河的地方。她伸腿就碰到了茶树………”这段古歌里所描绘的是苗族人上古时期的记忆，从歌中的情形看，可能是发生的一场剧烈地震，人们将死去的人埋在靠河的茶树旁。

古歌里专门提到了茶，显然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我们现在无法断定古歌中所描绘的“太初”所指的具体年代，但肯定是在种植业出现之前，那么古歌中所提到的茶树也不会是人工栽培的，而是自然生长的茶林，并且茶林的面积很大。所以，此时的茶不可能是药用或是饮用，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茶叶是人们用以果腹的食物。

历史悠久的食茶

在原始社会，人们主要靠狩猎和采集野果及一些可食用植物为生，茶就很有可能被当作植物性食物而被人类所发现和利用。可见，茶最初是作为食物行之于世的。其原因很简单，在生存艰难、食不果腹的原始社会，茶绝不会首先作为饮料，也不可能作为药物而使用。

在渔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变的神农氏时期，人们的生活十分艰难，采集食物活动占据重要地位。为了生存，扩大食物来源是原始人的首要任务。原始人把收集到的各种植物的根、茎、叶、花、果都用来充饥，只要不会中毒，就不会影响原始人的食用。这种现象从古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礼记 礼运》）。由此可见，虽然农耕已经萌芽，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低下，神农氏“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植物用以果腹是当时人们的第一目的和最初出发点。

事实上，茶叶也的确可以食用，尤其是茶树的新鲜叶芽。在春秋时期就有食茶的风俗。《晏子春秋》中就曾记载：“晏之相齐，衣十升之布，脱粟而食，五卵，茗菜而已。”晏子为春秋时人，茗菜就是用茶叶做成的菜羹，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茶在那个时候是被当作菜食用的。

居住在中国西南边境的基诺族至今仍保留着食用茶树青叶的习惯，而傣族、哈尼族、景颇族则把鲜叶加工成竹筒茶当菜吃。加工竹筒茶时，先将鲜叶经日晒或放在锅里蒸煮，使叶子变软，经搓揉后装进竹筒里，使茶叶在竹筒里慢慢地发酵，经两三个月后桶内的茶叶变黄，劈开竹筒，取出茶叶晒干，再加香油浸泡，然后作为蔬菜食用。

云南南部的少数民族也保留着加工和食用“腌菜”的习惯。他们将采集到的茶树青叶晒干或风干后保存起来（这是最原始的茶叶贮存方法，可以随时取用）。然后把晾晒过的茶树青叶压紧在瓦罐里，放置一段时间，做成“腌菜”。这些古老的民间习俗都折射出人类最初利用茶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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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族吃茶文化

布朗族是中国最早种茶的民族之一，千年前的布朗祖先叭岩冷把经人工栽培后的野生茶叫做“腊”，后来为傣族、基诺族、哈尼族的人们所借用。布朗族的风俗之中有菜茶的传统，并在制好的茶叶上加适量辣椒和盐嚼食。“菜茶”酸涩清香、喉舌清凉、回味甘甜，多食则成，该茶也是招待年长者和贵宾的佳品。此外，布朗族食茶的方式还有：吃酸茶、吃烤茶、煮青竹茶。

古代布朗族把野茶当“佐料”食用，称为吃“得责”。布朗族对“得责”的认识不断加深，并将其人工培植、转化成可以大面积种植的茶树，然后开始广泛种植。布朗族人常把茶叶采下来带在身上，劳累时就把它放到嘴里含着来消除劳累。

茶的药用时代

茶叶被食用之后，其药用功效逐渐被人们发现和认识，茶叶随之转化为养生、治病的良方。关于茶的药用价值，千百年来为众多的药书和茶书所记载。而且，茶的一些药用功能至今仍为人们所看重。

关于茶的药用功效，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巴山脚下住着一位老人。有一天老人去鸡窝里收鸡蛋，看见一条蛇吞了一颗鸡蛋，老人很生气就找了一个鹅卵石放在鸡窝里，第二天蛇吃了胀的难受，就吸篱笆旁边一棵树上的叶子，奇怪的是，不一会儿蛇肚子上胀起的疙瘩很快消失了。过了几天，老人也吃多了东西，肚子很胀，于是他也从那棵树上摘了几片叶子吃了，一会儿肚子就好了。此后，老人断定这棵树是宝树。人们便根据老人的姓称这棵树为“查树”，传到后来变成了“茶树”。这个故事很有传奇色彩，其真实性不可考，但也说明了茶的助消化功能。

原始人对茶药的认识

在人类社会早期，原始人在长期搜索和寻找食物的过程中，经过“尝百草”的亲身实践，逐渐认识到一些植物学和药物学的知识。经过长期的归纳和总结，人们也慢慢认识到某些植物可以治疗某种疾病，以后便有意识地使用这些植物。当然，传说中的神农发现茶叶不一定确有其事，茶叶的发现可能是无数先民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发现的，“神农尝百草，得荼而解之”的传说只不过是对先民的歌颂。

茶药发展历程

古人把茶的疗效进行总结，再上升为理论，写进医书和药书，这个过程极为漫长。因此，先秦时期关于茶药的记载并不多，这并不是人们不重视茶的药用作用，而是当时的人对药物学并无明确的概念分野。

西汉的《神农食经》中讲到“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此外，《神农本草》这本药物学著作也明确提到茶的医疗功效。司马相如在《凡将篇》中还列举了20多种药材，其中就有茶（当时写作“荼”字），也许正是因为茶能治病、提神，所以他把茶归入药材一类。

汉末华佗的《食论》再次对茶能治病、提神的说法进行了论证。这说明茶药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茶在作为正式饮料之前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不少典籍描述茶的药性。如南北朝任昉《述异记》：“巴东有真香茗，煎服，令人不眠，能诵无忘。”说明人们对茶的益智、少眠、提神作用已经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此外，食疗在中国民间也有悠久的传统，中国历来有“万食皆药”的观念，把茶既当作食物又当作药物是非常自然的。

知识小百科

关于茶疗

茶疗，即利用茶叶及其他相关中草药或食物进行养生保健和治疗疾病的一种方式，它既保持了茶的特色和作用，又有茶本身所不具备的功效，可谓中国茶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茶在中国最早是以药物身份出现的，中国对茶的养生保健和医疗作用的研究与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通过各种实践，人们逐步了解到茶具备的27种药用功效：安神除烦、少寐、明目、清头目、下气、消食、醒酒、去腻、清热解毒、止渴生津、痰、治痢、疗疮、利水、通便、风解表、益气力、坚齿、疗肌、减肥、降血脂、降血压、强心、补血、抗衰老、抗癌、抗辐射等。在注重饮食保健的今天，饮茶更为风行。以茶入菜，以茶入食，不但丰富了饮食菜谱，而且充分发挥了茶的保健与养生功效，茶疗正以其独特的力受到人们的青。

汉代的茶饮料

人们在食茶和把茶作为药物食用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茶的药性很弱，但是具有一定的兴奋作用，因此茶开始转化为饮料。直到汉代，饮茶才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茶由食用到药用，再到饮用的转变过程，是人类对茶的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逐渐忽略了茶的那些不突出、不重要的功效，把握了茶最为显著的功效——令人兴奋，并根据这种特殊的功效找到了利用茶的最佳方式——饮用，于是茶在中国终于成为一种饮料。这一转变大约在汉代完成。

王褒笔下的“茶饮料”

王褒，字子渊，西汉文学家，生卒年不详。蜀资中（今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墨池坝）人。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在汉宣帝时期。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辞赋家，与扬雄并称“渊云”。

王褒《僮约》记载了茶在四川成为普遍性饮料的情形。据记载，汉宣帝时期，奴仆的日常工作有两项与茶有关，即“烹荼尽具”和“武阳买荼”。其中“烹荼尽具”指的是烹煮茶叶和清洗茶具。这成为仆人的日常劳动，说明在西汉时期茶成为一种经常饮用的家庭饮料，至少在王褒家里是这样的。“武阳买茶”中的武阳，即今天四川的彭山、仁寿、眉山等地，以及双流的南部地区。这些地方距离王褒的家成都不远，是我国传统的产茶区。武阳在当时很有可能是一个大型的茶叶市场。奴仆们几乎每天都去武阳买茶，说明当时茶叶的消耗量之大，假设作为药用,茶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消耗，这也从侧面反映茶在四川已经十分流行。

饮茶之风的兴起

在汉代，茶作为饮料的功能正在逐渐强化，但是作为饮料的茶是无法与它的药用完全脱离的，由此形成了饮料与药用并存且相结合使用的形式。所谓药用与饮料并存，是指茶有时被当做药物，有时则被当做一种饮料。

汉代，许多关于茶的文献都出自文人之手，比如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许慎的《说文解字》、王褒《僮约》等等。这说明了茶已经成为当时文人经常饮用的饮料，也体现了文人对茶的重视。由于饮茶使人精神兴奋、思维活跃，而这恰恰满足了文人写作的实际需求。尤其是汉末，东汉王朝没落，逐渐兴起了玄谈之风。文人们终日高谈阔论，当然也需要助兴之物。茶可长饮而且令人神清气爽，于是饮茶在汉末迅速发展。

此外，从汉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茶叶产量与销量的规模，这反映了民间对茶叶的需求。说明喝茶在民间也很广泛，就像今天很多人喝茶一样，仅仅是出于一种习惯，而不是刻意追求精神兴奋。民间对茶叶的这种观念，使茶成为一种更纯粹的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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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祖”诸葛亮

诸葛亮是云南茶区很多民族共同尊奉的“茶祖”，这与其在南征中采取的安抚政策有关。这些政策在西南各民族中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还有不少与他相关的传说：基诺族的祖先跟随诸葛亮南征到达西双版纳，班师时因掉队而流落在当地山区，被称为“丢落人”，即今基诺族。他们所在的地方被称为乐山。诸葛亮派人给他们送来了茶籽，让他们在山上种植茶树为生。乐茶山从此不断发展，成为著名的普洱茶六大古茶山之一。这些传说，虽缺乏史料的佐证，但云南茶区的广大茶农都尊奉诸葛亮为“茶祖”却是事实，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诸葛亮生日，不少村寨都举行“茶祖会”，祭拜诸葛亮，祭拜属于“武侯遗种”的古茶树，祈求茶叶丰收、茶山繁荣、茶农平安。

以茶养廉的魏晋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风气十分奢靡，在一些进步政治家的积极倡导下，以茶养廉之风开始出现。由此可见，茶逐渐超越了其自然属性的范畴，开始进入世俗社会。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官吏及贵族皆以夸豪斗富为美，使得纵欲主义盛行，世风日下。这种奢靡的社会风气深为一些有识之士痛心，于是出现了陆纳以茶待客、桓温以茶替代酒宴、南齐世祖萧赜以茶祭奠等事例。这些政治家提倡以茶养廉，用以纠正社会的不良风气，使茶成为节俭作风的象征。

陆纳以茶待客

陆纳，字祖言，他少年时代就崇尚清流，贞厉绝俗。太原王述雅敬重他，引荐为建威长史。后又任黄门侍郎、本州别驾、尚书吏部郎等职，晚年出任吴兴太守。陆纳为人廉洁，在他看来，客来待之以茶就是最好的礼节，同时又能显示自己的清廉之风。在他任吴兴太守时，有一次卫将军谢安去拜访。陆纳并没有大肆招待，只是清茶一碗，辅以鲜果而已。他的侄子非常不理解，以为叔父小气，有失面子，就擅自办了一大桌菜肴。陆纳得知非常生气，待客人走后，就揍了侄子四十棍，边揍边说，你不能给叔父增半点光，还要来玷污我俭朴的家风。

刘琨以茶解闷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西晋诗人、音乐家和爱国将领。在“八王之乱”的末期，司马越掌了朝政大权，刘琨被派往西北重镇并州镇守，此时北方匈奴乘虚而入。刘琨眼见领土丧失，国无宁日，心中十分苦闷，但他并没有因意志消沉而追逐奢靡，而是以喝茶来解闷消愁。当时刘琨曾在一封给他侄子刘演的信中说，以前收到你寄来的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这些都是我所需要的。但是当我感到烦乱气闷之时，却常常要喝一些真正的好茶来消解，因此你可以给我买一些好茶寄来。

萧赜以茶为祭

萧赜，字宣远，汉族，祖籍南兰陵。齐高帝萧道成长子，南朝齐武皇帝，年号永明。齐武帝十分关心百姓疾苦，他以富国为先，不喜欢游宴、奢靡之事，提倡节俭。萧赜在他的遗诏中说，我死了以后，千万不要用牲畜来祭我，只要供上些糕饼、水果、茶、饭、酒和果脯就可以了，自此茶开始步入大雅之堂，被奉为祭品。这也是萧颐针对当时贵族糜费的丧葬仪式所提出的改革。萧颐发布的遗诏，对后世以茶为祭的习俗有所推动。

茶之所以被视为一种节俭生活的象征，不仅是因为它被社会上层和普通百姓饮用，更重要的是它的价格便宜。“茶”与“俭”建立联系，并不是由茶所特有的物质属性，而是茶的社会属性。总之，以茶养廉之风在魏晋南北朝的兴起，说明茶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开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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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茶养廉的古代茶宴

茶宴之道，追求清俭朴实，淡雅逸越，以清俭淡雅为主旨，展示人们希冀和平与安定的心愿。古代茶宴因客而异，分品会、茶果宴、分茶宴三种。品会纯粹品茶，以招待社会贤达名流为主；茶果宴，品茶并佐以茶果，以亲朋故旧相聚为宜；分茶宴，才是真正的茶宴，除品茶之外，辅以茶食。

茶宴符合中华民族俭朴的美德，以茶养廉、反对奢侈，反腐倡廉，乃俭德之风，这样的茶宴具有待客交谊之功，又能明志清神，修德养性。

南北朝时的古刹茶香

魏晋南北朝时期，茶更深入、更广泛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茶在这一时期开始与道家、佛家的思想发生联系，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开始萌芽。

从某种意义上讲，茶开始与人的精神生活发生联系，表现为茶的仙药化和茶的寺院化。这不仅从一个特定的方向推动了饮茶的普及，更重要的是茶逐渐成为人们的精神追求。

茶的仙药说

关于茶的仙药传说有很多，其中流传于福建的兄妹三人寻“仙草”救乡亲的故事比较有名。远古时期，天气大旱，瘟疫四起，病者、死者无数，为了救民众，有一家兄妹三人决定上山去采“仙草”。大哥走了36天终于到了洞宫山下，向一位仙人问路，仙人告诉他：“仙草就在山上龙井旁，上山时只可向前，千万不能回头，否则采不到仙草。”大哥因为好奇而回头，结果变成了石头。二哥也重蹈覆辙。小妹则义无返顾，终于采到仙草上的芽叶，救活了乡亲们，而后又将这种植物种满山坡。

实际上这种“仙草”就是茶。这个故事旨在说明茶的神奇来历，也说明了人们对“茶”的神化。魏晋南北朝时期，茶与道教结合，由此茶开始了仙药化。当时的文人有饮茶以求长生的风气。在魏晋文人的一些作品里，充满了对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感慨。阮籍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许多文人都有对生命的哲学认识。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茶的养生功效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

茶与佛的初遇

僧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并在茶中融进“清静”思想，他们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从而得到精神寄托，即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

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盛行，佛教提倡坐禅，饮茶则可以提神醒脑、驱除睡意，有利于清心修行。因此，一些名山大川中的寺院开始栽茶、制茶、讲究饮茶，这些寺院也开始成为生产、宣传和研究茶叶的中心。

根据史料记载以及民间传说，我国古今众多的名茶中，很多都是由寺院种植、炒制的。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因其品质优异，被列为向皇帝进贡的贡品。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该茶以寺院采制的最为正宗，僧侣按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江苏的“水月茶”，即现今有名的“碧螺春”，由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采制。皖南茶区所产的“屯绿茶”，也是由寺僧采制，工艺精巧，名扬海内，人称“大方茶”。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也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此外，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茶叶。因为寺庙都有一定的田产，而且不参加劳动，他们有时间、有能力来研究茶的采造、品饮，以及作诗写词宣传茶文化，所以，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可见，佛教在自身传播的同时也推动了饮茶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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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的饮茶之道

我国的不少佛门圣地、名山寺庙都种有茶树，僧人自采自制，饮茶念佛，修身养性，高龄僧人无数，究其长寿原因，与长期饮茶有关。佛教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数名，施惠茶水。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据《蛮志》载，觉林院的僧人待客以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以上等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

唐代茶文化的繁盛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茶业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茶也成为“举国之饮”。陆羽的《茶经》开创了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标志着我国茶文化的确立。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潮，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安定为饮茶提供了条件，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和从容心境去领略茶的美好滋味，从而加快了饮茶的普及，并很快成为整个社会的生活习俗。

繁盛的唐代茶业

贞观年间，百业待兴。茶业也逐渐兴旺起来。开明的经济政策、发达的交通、往来的商贾、茶丝交易的兴盛，为饮茶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便利的市场条件。上至朝廷显贵，下至黎民百姓，形成了“举国之饮”的社会风尚。

唐朝统治阶级重视茶业，提倡饮茶。统治者为了确保百姓的生活用粮，推行过禁酒令，引导百姓饮茶，以茶代酒。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时，茶作为陪嫁之物而入藏。随后，西藏饮茶之风兴起，甚至达到“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此外，唐代还兴起了“茶马交易”，开始与周边少数民族贸易往来，用茶叶、丝绸换回良马、玉石等物品，少数民族的饮茶之风也开始兴起。唐代“风俗贵茶”的局面，吸引日本僧众专程来大唐留学，鉴真大师也多次应邀去日本讲学。在对外交往活动中，以茶作为珍贵礼品相赠。

佛教自唐代开始进入繁盛时期。寺院的发展对茶的传播和饮茶风习的普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寺院大多数建在名山中。这些地方的气候、水土等自然条件往往很适合茶树的生长，寺院旁边一般都建有茶园，多有名茶传世，如灵隐佛茶等。僧人坐禅清修、净化灵魂，往往借助于茶，得益于茶。在饮茶实践中，僧人们爱茶、种茶、研究茶、烹茶、饮茶、赞美茶。茶成了僧家兴佛事、供菩萨、做功课的必备之物。

唐代，茶会、茶宴开始兴起并成为时尚，文人雅士邀见朋友聚会，或厅堂或庭院，以茶相待，兴致极浓，或吟诗作赋，或填词作画，或切搓技艺，或促膝谈心，欢快非常，被称作茶话会，并且成为一种固定的民族文化形态，历代相传。

《茶经》的问世和茶文化的确立

陆羽（733—804年），字鸿渐，汉族，唐朝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以著《茶经》而闻名于世，他对中国茶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

佛门出身的陆羽一直注意收集历代论及茶叶史料，并且亲自参与调查和实践，通过对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撰成《茶经》。《茶经》是我国茶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的茶学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它详细记录了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是研究中国古代茶业的重要著作。同时，它也将普通茶事升格到精神层次，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从文化学的角度讲，《茶经》在唐代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我国饮茶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茶经》一书，将我国有关茶的知识与经验进行了理论上的升华，并通过对饮茶相关内容的规范化，把儒、道、佛等思想融合到饮茶的过程之中，使饮茶的文化内涵趋于深刻和丰富，对我国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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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

西安法门寺地宫曾出土了一套唐代宫廷茶具，经考证是唐宗李的御用茶具。据地宫出土的《物帐碑》记载，这批茶具有“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两，盐台一副重十一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等。

宗皇帝将这批茶具作为国宝重器奉献于佛祖，一是表示诚礼佛的心愿，二是代表佛教的茶供养。这批茶具，展示了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的全过程，且配套完整，自成体系，为世界上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金银茶具，反映了唐代茶文化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确凿地证实了唐代宫廷茶道和茶文化的存在。它既是唐代宫廷饮茶风尚的佐证，同时又是一整套完美的艺术精品。

宋代的茶文化

中国茶文化史上有“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宋代茶文化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品位，出现了独特的斗茶、精美的团茶和大量的茶著。

唐朝之后，宋代的饮茶之风更为普及，茶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在茶马贸易的影响下，茶也开始成为周边少数民族的生活必备品。

斗茶之风的盛行

与唐代相比，宋代的茶文化有了明显的变化。文人雅士热衷于“斗茶”的活动。据考证，斗茶活动开始于唐代的福建建州（也有学者认为创始于广东惠州）。但是到了宋代，这种斗茶活动才开始盛行，而且传播范围甚广，不仅民间流行，甚至波及到皇室。

龙团凤饼的出现

由于皇室对贡茶的要求越来越高，宋代开始出现了所谓的龙团凤饼。龙团凤饼是一种价值极高，并且本身就具有欣赏价值的茶饼，由于这种茶有龙或凤的图案，所以，称之为龙团凤饼。龙团凤饼与一般的茶叶制品不同，它把茶本身艺术化。制造这种茶有专门的模型。压入模型称“制”，有方形，有大龙、小龙等许多名目。制造这种茶程序极为复杂，采摘茶叶需要在谷雨前，且要在清晨不见朝日。然后精心摘取，再经蒸、炸，又研成茶末，最后制成茶饼，过黄焙干，色泽光莹。制好的茶分为十纲，精心包装，然后入贡。

这种茶已经不是为了饮用，而是在“吃气派”。欧阳修在朝为官二十余年，才蒙皇上赐了一饼，普通的大众百姓更是品尝不起。这种奢侈的作风完全背离了“茶性俭”的基本精神，是对传统茶文化的背离。

茶叶典籍的大量增加

宋代茶著的数量比唐代多，一共有九部，且大多篇幅较长，但这些茶著多着墨用于技术问题，对茶道精神的创建并不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蔡襄的《茶录》、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熊蕃的《宣和北苑茶贡》。

蔡襄《茶录》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茶必须色、香、味俱全，这个标准直到今天还在沿用。他还记录了斗茶的全过程，以及胜负的评判标准。此外，他还提出了茶具以黑为贵的鉴赏理论。

宋徽宗赵佶以万乘之尊写成的《大观茶论》为茶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进一步阐明了茶与人的关系，对前人在饮茶中所获得的精神体验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提出了“冲淡简洁”的饮茶观。他还提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此外，《大观茶论》中对制茶、茶具、点茶也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熊蕃的《宣和北苑茶贡》详述了茶的沿革和贡品种类，并附载了相关的图形，详细描绘了贡茶品种的形制，是研究宋代茶业的重要文献。

茶马司的设置

在古代，马匹是一种战略物资，而茶是少数民族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所以茶马贸易开始引起了朝廷的重视，自宋朝开始，朝廷便设茶马司，专门负责以茶叶交换周边各少数民族马匹的工作。

茶马贸易推动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当内地的茶叶进入少数民族居住区之后，对当地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少数民族由于自己的生活习惯对茶提出的特殊要求，又推动适应这种要求的茶叶的加工方式，在此基础之上产生了专门供应少数民族地区饮用的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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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茶的评判标准

斗茶的评判标准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汤色，即茶水的颜色。一般标准是以纯白为上，青白、灰白、黄白则为下等。色纯白，表明茶质鲜嫩，蒸时火候恰到好处，色发青，表明蒸时火候不足；色泛灰，则为蒸时火候太老；色泛黄，则采摘不及时；色泛红，是炒焙火候过了头。

二是汤花，即指汤面泛起的泡沫。决定汤花的优劣要看两条标准：其一是汤花的色泽，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其二是汤花泛起后，水痕出现的早晚，早者为负，晚者为胜。如果茶末研碾细腻，点汤、击拂恰到好处，汤花匀细，有若“冷粥面”，就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反之，汤花泛起，不能咬盏，会很快散开。汤花一散，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水痕”（茶色水线）。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

辽金元时期的茶文化

宋辽、宋金的交往，使茶文化正式传播到北方游牧民族中，奠定了此后上千年间北方民族的饮茶习俗。元朝统一中国后，蒙古族统治者大兴散茶，茶文化出现了返璞归真的迹象。

辽金元三个王朝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尤其是辽金一直与与宋朝对峙，在长期的交往中，受到汉族茶文化的影响较大。

辽的茶文化

辽代的茶文化，主要是通过宋辽外交使者引入北方。辽国朝仪中，“行茶”是重要内容。《辽史》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比《宋史》还多。据《辽史》记载，北宋使节到辽，举行参拜仪式后，主客就坐，然后就是行汤、行茶。如果北宋的使节要见辽朝皇帝，殿上酒三巡后便先“行茶”，然后再行肴、行膳。至于辽朝内部礼仪，茶礼也更为复杂。如皇太后生辰，参拜之礼后行饼茶，大馔开始前又行茶。辽还有朝日之俗，崇尚太阳，拜日原是契丹古俗，但也要于大馔之后行茶，把茶仪献给尊贵的太阳。

金的茶文化

在南宋与金对峙期间，宋朝饮茶礼仪、风俗同样影响到女真人，女真人又影响到党项人，从此金和西夏的茶礼大为流行。金国人不仅在朝廷的礼仪中要行茶礼，民间的茶礼也很繁琐。比如女真人的婚礼就极为重视茶，男女订婚之日首先要男家拜女家，这是北方民族母系氏族制度的遗风。当男方的客人都到了，女方的全部家族成员就稳坐在炕上接受男方的参拜大礼，称之为下茶礼。

元的茶文化

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由于粗犷豪爽的民族性格和肉食乳饮的生活习惯，统治者对宋代精致儒雅的茶艺、茶道不感兴趣。直到忽必烈在大都立国之后，蒙古族才开始学习汉族的文化，但由于蒙古人秉性朴质，不好繁礼缛节，大多数人爱直接喝茶叶，于是散茶大为流行。

从宏观上讲，元代对茶的接受，主要是饮食习惯上的接受，而不是对茶的精神文化内涵上的接纳。此外，元代也没有产生茶学的专著，没有人对茶学进行专门的研究。

茶文化在元代开始走向简约，涉及茶的诗词、文章也很少，仅有极个别的文人写出了一些高水平的茶诗。如元初耶律楚材的《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积年不啜建溪茶，心窍黄尘塞五车。碧玉瓯中思雪浪，黄金碾畔忆雷芽。卢仝七碗诗难得，谂老三瓯梦亦赊。敢乞君侯分数饼，暂教清兴绕烟霞。”诗中说自己多年没有喝到福建的茶了。由于没有好茶，自己的心窍都被尘土塞满了。看见喝茶用的碧玉瓯就想到瓯中雪浪翻滚的情形，看见碾茶的黄金碾就想起初春的嫩茶。你知道我常在梦里喝三杯好茶，请你把好茶给我几饼，也让我能欣赏烟云霞光。

耶律楚材是契丹贵族后裔，由金入元，很受蒙古统治者器重，是元初的重要政治家和大文人。以他当时的地位而得不到好茶，可见当时茶的生产数量剧降。同时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当时少数民族对茶和文化的渴求。

由于当时汉族文化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饮茶的形式开始由精细转化为随意，茶文化的精神由深邃转化为稀薄。茶文化的这种变化为明代散茶的盛行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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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散曲中的茶广告

元代，随着城市经济和商业活动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散曲形式的商业广告。其中，以李德载的十首《赠茶肆》最为有名。李德载的这十首茶曲，有对茶的采摘、碾制、烹煎的介绍，有对茶色、茶香、茶具的赞美，也有对茶的品位、品的描述，更有直接的推销话语和劝说言辞，完全具备了当代商业广告的特征。如《赠茶肆》第一首写道：“茶烟一缕轻轻，搅动兰膏四座香，烹煎高手赛维扬。非是谎，下马试来尝。”大致意思是：茶水热气轻扬，四座香气逼人，更有技艺赛过维扬的烹煎高手。如此好的茶肆，不进去品尝一二，岂不可惜？在激起顾客的消费欲望后，最后一句“下马试来尝”，自然而然地将顾客牵下马来，迎入肆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娜秀美的歌女，以婉转的歌喉唱着如此优美的广告词，有谁不下马入肆来？

明初饮茶方式的变革

明朝初年，朱元璋下诏废除了茶饼进贡，使得散茶得到较快的发展，多种新的茶被创制出来。冲泡散茶之风的兴起，也使饮茶的成本更为低廉，推动了茶的普及。

明初，饮茶开始变得简单方便，饮用冲泡散茶成为当时的主流，这种泡饮法加快了饮茶在民间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它也代表了一个新的品饮方式和潮流。

朱元璋废“龙团”

在元朝，虽然散茶已经得到一定的普及，但贡茶仍采用团饼茶。直到明初才有所改观，这是因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于社会底层，深知前朝的弊病与民间的疾苦，认为进贡茶饼有“重劳民力”之嫌，于是下令罢造“龙团”，改进芽茶。朱元璋废茶团并非突发奇想，它从一个侧面说明散茶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废团茶在客观上推动了芽茶和叶茶的发展，对明朝茶叶技术的革新起到了促进作用。

宋代的知名茶叶寥寥无几，仅文献中提及的日注、双井等几种。但是到了明代，由于制茶技术的改进，各地的名茶发展很快，品类日渐增多，仅黄一正的《事物绀珠》一书中辑录的“今名茶”就有97种之多，绝大多数都是散茶。在散茶、叶茶发展的同时，其他茶类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乌龙茶、黄茶、黑茶、白茶等都已出现。

冲泡散茶之风兴起

由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提倡，散茶成为主要的饮茶方式，虽然以前的煎茶与点茶的方法依然存在，但是已经成为大部分人寄托情怀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据现有的资料看，散茶冲泡在当时已经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认同，如文震亨《长物志》载：“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可见，简单方便的冲泡散茶之法，深为大众所欢迎。

如果说，明以前的饮茶还是封建社会部分人的专利，那么从明代开始，饮茶逐渐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等结合起来，产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

朱权的茶道

朱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个儿子，深为朱元璋所宠信，曾被封为宁王，手握重兵，镇守北部。在散茶大行、饮茶风气为之一变的情况下，朱权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以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人生经历，结合自己对茶的理解，撰成《茶谱》一书，对明代饮茶模式的确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朱权将普通的饮茶提升到“道”的高度，并且将饮茶看作明志及“有裨于修养之道”的一种方式，这进一步完善了唐宋以来的茶道艺术，而且为文人饮茶向精雅化发展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朱权提倡饮茶与自然环境的统一。这种茶与自然相融合的理念，自陆羽在《茶经》中提出后，到了宋代几乎中断，在朱权的努力下，饮茶的环境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并成为一种流行之风。

明朝废除团茶后，朱权对一些新的品茶、饮茶方式进行了变革，简化了传统的品饮方式和茶具，开创了清饮之风。此外，朱权的品饮方式经后人的改进，形成了一套简单的烹饮方法，影响颇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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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御封厨师

明洪武三年，太祖朱元到灵山寺降香，汝宁府专门派来厨师为皇帝泡茶。茶泡好后，朱元打开茶杯盖，一股沁人肺腑的清香直扑口鼻，未曾入口，便产生了一种飘飘然欲仙之感，一口茶进去，舌尖首先有一种浓郁的醇厚之味。朱元喝完便对身边的说：“这杯茶是哪位官员沏泡的，给他连升三级。”跟随他的一位官员说：“是汝宁府派来的厨师沏泡的。”意思是他不是什么官员，无法升官。朱元也听出了随行人员的意思。但这杯清香甘甜的茶水使他兴奋不已，再次传旨：“他是厨师也要升三级官。”那位官员只好照办，一边着发牢骚：“十年寒窗苦，何如一盏茶。”朱元一听这位官员的牢骚，便对他说：“你刚才像是吟诗，只吟了前半部分，我来给你续上后半部分：‘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晚明饮茶的脱俗化

自明初废团茶而兴散茶之后，文人们在讲究品饮艺术的同时又开始追求饮茶的器具之美，从而使明代晚期的茶文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即人们饮茶注重的是内在精神的高度和谐。

明代后期，世俗文学逐渐发展起来，许多文人开始从科举考试中脱离出来，将写作作为自己的谋生之道，过着散淡而悠闲地日子，为了消磨时光，文人们把精力用在饮茶上，对茶、水、具、环境的要求渐为精细，品茶成了人生志向的寄托。

对品茶方式的艺术追求

明代品茶方式的更新和发展，突出表现在对饮茶艺术性的追求。明代文人在饮茶中，极力追求饮茶过程中的自然美和环境美，并且成为一种共同的倾向，前一节我们在谈朱权对茶文化的贡献时已经提到了这一点。

在很多明代的茶著以及诗文中，体现了明人饮茶对自然环境的追求。明代文人作品里有关自然环境的描写，出现最频繁的是石、松、竹、烟、泉、云、风、鹤等仙境之物，没有丝毫世俗气，偶尔提到采茶的农民，但也是从欣赏田园风景的角度来描绘，很少谈到百姓的生活。

这种现象并不是明代才出现的，在唐以前的诗文里就已经可以看到，只是在明后期这种追求有病态发展的趋向，而且几乎把现实世界完全排除在茶文化之外，将茶文化中的世俗性淡化了。许多文人甚至是为环境而环境，为清寂而清寂，达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这与陆羽《茶经》中所提倡的用世精神相悖。

对茶具美学意境的追求

在明代，由于冲泡散茶成为人们的主要饮用方式，因此唐宋时期的茶具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茶壶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最为突出的是紫砂茶壶的出现，因其材质和风格正好迎合了当时社会所追求的闲雅、自然、质朴、端庄、平淡之风。所以，在文人的推崇下，以及一大批制壶名家如李仲芳、时大彬的技术支持下，紫砂茶具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并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艺术。

到了晚明时期，社会矛盾复杂，文人们脱离现实，走上了独善其身的道路。再加上当时王阳明的“心学”流行，这些思想反映在茶艺上，就是对茶、水、器的唯美追求，而紫砂壶恰好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从而更为流行。此外，明代的文人们认为，“茶壶，窑器为上，以小为贵，壶小则不涣香，味不耽搁”。因为这样的茶壶满足了饮茶者的情趣和内心追求。此时的茶与茶具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摆脱了物质属性，更多的彰显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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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萝茶的传说

相传明朝时期，安徽省休宁县松萝山的让福寺门口摆有两口大水缸，引起了一位文士的注意。水缸因年代久远，里面长满绿萍。文士对老方丈说，那两口水缸是个宝，要出三百两黄金购买，商定三日后来取。文士一走，老和尚怕水缸被偷，立即派人把水缸的绿萍水倒出，洗净搬到庙内。三日后文士来了，见水缸被洗净，便说宝气已净，没有用了。老和尚极为懊悔，但为时已晚。文士走出庙门又转了回来，说宝气还在庙前，那倒绿水的地方便是，若种上茶树，定能长出神奇的茶叶来。将来用茶树产的茶叶泡茶，三盏能解千杯醉。老和尚照此指点种上茶树，果如文士所料，便起名“松萝茶”。二百年后，至明神宗时，休宁一带流行伤寒痢疾，人们纷纷来让福寺烧香拜佛，祈求菩萨保佑。僧人便给来者每人一包松萝茶，服后疗效显著，遏制了瘟疫流行。从此松萝茶成了灵丹妙药，名声大噪，声天下。

清代的茶文化

清代，中国茶文化开始从文人文化向平民文化转变，并最终成为茶文化的主流。除了规模宏大的宫廷茶宴，茶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活动舞台。

清代，既是传统茶文化的终结，也是现代茶文化的开始。从文人文化来讲，清代还沿袭着明代的茶文化的路径，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但从目前流传下来的茶书或诗文看，不但数量少，而且没有多少创新之处，多是前代成果的总结和补充，基本没有超出前代茶文化的研究范围。但是宫廷茶宴却有较大的发展，为历代之最。

恢弘的清代宫廷茶宴

在我国的茶文化史上，真正的茶宴开始于唐朝。但是，宫廷茶宴最为繁盛的还是清代。清代的茶宴规模远超唐宋。据史料记载，在乾隆时期，仅重华宫举办的“三清茶宴”就有43次之多。

“三清茶宴”为乾隆所创，后固定在重华宫举办，所以也称为重华宫茶宴。“三清茶宴”于每年的正月初二至初十间择时举办，参加者多为文臣，如大学士、九卿及内廷翰林。每次举行之前，都要选择一件朝廷的时事作为主题，然后群臣在茶宴上联句吟颂。宴会所用的“三清茶”由乾隆皇帝亲自调制，采用梅花、佛手、松石入茶，并以雪水烹之而成。在这里，茶象征着浩荡的皇恩和无限的荣耀。

此外，在康熙和乾隆年间，宫廷中还举办过4次规模庞大的“千叟宴”，参加宴会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3000多人，真可谓“亘古未有之盛举”。每次“千叟宴”的程序都是先饮茶，然后饮酒，再饮茶。凡赏茶者，都是职位较高的王公大臣。

茶在宫廷大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宫廷礼仪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宫廷茶宴一反民间饮茶的朴实，其奢侈华贵的排场与茶道“清”、“俭”、“和”、“寂”背离。由此可见，宫廷茶宴虽精致、富贵，但文化上是肤浅的，其本质只是一种明伦理、敦教化、稳臣民的手段，其严格的等级关系也违背茶道的基本精神，即使是十分风雅的皇帝，在等级森严的大内皇宫也很难领会到茶文化的真谛。但宫廷饮茶的时间长、影响大，又有特定的茶俗茶礼，所以尽管其肤浅，仍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茶馆的鼎盛时期

中国的茶文化在清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从文人文化向平民文化转变，茶开始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成为民间俗礼的一部分。茶在民间普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茶馆的兴起。“茶馆”一词，最早见于明代的史料。明末张岱《陶庵蒙忆》中有“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的记载，而后茶馆成为通称。在明代末期，北京曾出现过只有一桌几凳的简易露天茶摊。

茶馆的真正鼎盛时期是在清朝。清代的茶馆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繁多，功能齐全。据有关的资料记载，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仅杭州就有大小茶馆八百多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庙门口都摆的是茶桌子，这一条街，单是卖茶就有三十多处，十分热闹。”由此可见当时茶馆的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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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茶如命的乾隆皇帝

民间流传着很多乾隆与茶的故事，涉及到种茶、饮茶、取水、茶名、茶诗等等。相传，乾隆皇帝南巡杭州，在龙井狮子峰胡公庙前饮龙井茶时，赞赏茶叶香清味醇，遂封庙前十八棵茶树为“御茶”，并派专人看管，年年进贡，当然茶客就是他本人，“御茶”至今遗址尚存。乾隆十六年（1752年），他初次南巡到杭州，在天观看了茶叶采制的过程，颇有感受，写了《观采茶作歌》，其中有“地炉微火徐徐添，乾釜柔风旋旋炒。慢炒细焙有次第，辛苦功夫殊不少”的诗句。皇帝能够在观察中体知茶农的辛苦与制茶的不易，也算是难能可贵。乾隆晚年退位后仍嗜茶如命，在北海镜清斋内专设“焙茶坞”，悠闲品尝。他在世八十八年，为中国历代皇帝中之寿魁，喝茶也是他的养生之法。

第二讲 茶道概览——行止寄胸怀

茶道的发展历程

茶道是以修身养性为宗旨的饮茶艺术，中国古代茶道的含义较为广泛。它正式出现于我国的唐代中期，宋至明代则是我国茶道发展的鼎盛时期。

茶道源于中国修身养性、学习礼仪和进行交际的综合性文化，它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涉及艺术、道德、哲学、宗教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借品茗倡导清和、俭约、廉洁、求真、求美的高雅精神。

唐代茶道

“茶道”一词首见于中唐，这也是中国茶道开始走向成熟的时代。唐代封演所著的《封氏闻见录》中提出的“茶道”概念主要是指陆羽倡导的饮茶之道，它包括鉴茶、选水、赏器、取火、炙茶、碾末、烧水、煎茶、品饮等一系列程序、礼法和规则。陆羽茶道强调的是“精行俭德”的人文精神，注重烹瀹条件和方法，追求怡静舒适的雅趣。因此，陆羽也被称为中国茶道的鼻祖。

唐代文化昌盛，文人正是茶道的主要群体，许多文人都将茶作为修身的一种方式，并写出了传世的名作。皎然诗中的“茶道”是我国古代关于“茶道”的最早阐述：“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惟有丹丘得如此。”皎然认为，饮茶能清神、得道、全真，神仙丹丘子就深谙其中之道。

此外，唐代佛门的茶道也很兴盛，佛家茶道以“茶禅一味”为主要特征。最为典型的就是“径山茶宴”，一群和尚以“茶宴”的形式待客，僧徒围坐，边品茗边论佛，边议事边叙景，意畅心清，清静无为，别有一番情趣。

宋代茶道

宋代是中国茶道走向多样化的时期。当时文人茶道涵盖的范围较广，包括炙茶、碾茶、罗茶、候汤、温盏、点茶等过程，同时借茶励志，颇有淡泊清尚的风气。许多文人笔下都有对饮茶之道的细腻描述，如黄庭坚《阮郎归》一词中的“消滞思，解尘烦，金瓯雪浪翻。只愁啜罢水流天，余清搅夜眼”，十分精细地表现了饮茶后怡情悦志的感受。陆游《北岩采新茶》：细啜襟灵爽，微吟齿颊香，归时更清绝，竹影踏斜阳。把饮新茶的口感和心理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的宫廷茶道非常奢侈，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对宫廷茶道的主要特征和精神追求做了经典的阐述，他说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简洁，韵高致静”，“天下之士厉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由此可见，宫廷茶道讲究茶叶精美、茶艺精湛、礼仪繁缛、等级鲜明，它以教化民风为目的，致清导和为宗旨。

明代茶道

明代的茶道中融入了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思想。冯可宾在《芥茶笺》一书中讲“茶宜”的十三个条件：“无事、佳客、幽坐、吟咏、挥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会心、赏鉴、文僮”。“茶忌”七条：“不如法、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苛礼、荤肴杂陈、忙冗、壁间案头多恶趣”，这反映了中国茶道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中国古代茶人也主张“天人合一”，使生命行动和自然妙理一致，使生命的节律与自然的运作合拍，使人融入到自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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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类茶道

修身类茶道是古今文人墨客熏陶自身与提高文化修养的一种途径。实践者通过饮活动修身养性，体悟大道，涵养情操，调和五行，心平气和，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一般而言，茶道场所需洁静雅致，一般是在室外，如风景秀美的山林野地、松石泉边、茂林修竹、月清风等等。修身类茶道把日常饮茶提升为富有文化气息的品饮艺术，从单纯的物质享受上升至修身养性的精神境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茶道的基本精神

“道”在汉语中有很多意思，所以对“茶道”的理解也见仁见智、各执一端。林治在《中国茶道》中提出的“和、静、怡、真”，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茶道的基本精神。

中国虽然自古就有茶道，但是茶道并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这给人们留下了较大的发挥余地，各层次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爱好选择不同的茶道形式和思想内容。所以关于茶道的基本精神也没有明确的归纳标准，林治《中国茶道》把“和、静、怡、真”作为中国茶道的四谛，很有代表性，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和

儒家从“太和”的哲学理念中推衍出“中庸之道”的思想。其对“和”的诠释在茶事活动的全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在泡茶时表现为“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在待客时表现为“春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伦之礼；在饮茶的过程中表现为“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仪等。

佛家提倡人们修习“中道妙理”。在茶道中，佛教的“和”最突出的表现是“茶禅一味”，这实际上是外来的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和会”。

静

道家的清静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影响极其深远，中国茶道正是通过茶事创造一种宁静的氛围和一个空灵虚静的心境，在虚静中与大自然融涵玄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佛家把“静”视为归根复命之学。

此外，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也离不开静。苏东坡“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这首充满哲理的诗，合于诗道，也合于茶道。古往今来，无论是道士高僧还是文人，都把“静”作为茶道修习的必经之道，可谓殊途同归。

怡

在中国茶道中，“怡”是人们从事茶事过程中的身心享受。中国茶道是雅俗共赏之道，它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随意性。不同地位、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茶道有不同的追求。历史上王公贵族讲茶道，重在“茶之珍”，意在炫耀权势，夸示富贵，附庸风雅；文人学士讲茶道重在“茶之韵”，意在托物寄怀，激扬文思；佛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德”，意在驱困提神，参禅悟道，见性成佛；道家讲茶道重在“茶之功”，意在品茗养生，保生尽年，羽化成仙；普通老百姓讲茶道重在“茶之味”，意在去腥除腻，涤烦解渴，享乐人生。

真

“真”是中国茶道的终极追求。真，原是道家的哲学范畴。在老庄哲学中，真与“天”、“自然”等概念相近，真即本性、本质，所以道家追求“返璞归真”。中国茶道在从事茶事时所讲究的“真”，不仅包括茶应是真茶、真香、真味；环境最好是真山真水；挂的字画最好是真迹真品；用的器具最好是真竹、真木、真陶、真瓷。另外，还包含了待人要真心，敬客要真情，说话要真诚，心境要真闲。总之，茶事活动的每一步都要认真，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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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茶德

茶文化学家庄晚芳教授1990年明确主张“发扬茶德，妥用茶艺，为茶人修养之道”。他提出中国茶德应是“廉、美、和、敬”，并解释为：廉俭育德，美真康乐，和诚处世，敬爱为人。

廉——推行清廉，勤俭育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减少“洋饮”，节约外汇。

美——名品为主，共尝美味，共闻清香，共叙友情，康乐长寿。

和——德重茶礼，和诚相处，搞好人际关系。

敬——敬人爱民，助人为乐，器净水甘。

茶的本性符合中华民族平凡实在、和诚相处、重情好客、勤俭育德、尊老爱幼的民族精神。所以，继承与发扬茶文化传统，弘扬中华茶德，对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是有益的。

茶道的发展与佛教

在中国茶道的发展过程中，佛教起了很大作用。佛门的饮茶、种茶、制茶不但推动了饮茶的普及，同时也奠定了茶道的基础，佛门茶礼更是丰富了茶道的内涵。

佛教对我国茶道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佛门中的僧人是中国较早的饮茶群体，魏晋以前，茶就已经成为佛门弟子修行时的饮品，甚至在江淮以南的一些寺庙中，饮茶已经成为一种传统。陆羽的《茶经》中就有两晋和南朝时僧人饮茶的记录。

佛教推动了茶道的传播

唐代开元年间，禅宗在各大寺院得到认可。禅宗讲究坐禅，且要注意五调，即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由于茶的特殊属性，成为五调的必备之品。随着禅宗对茶的巨大需求，许多寺庙出现了种茶、制茶、饮茶的风尚，这在当时的诗文中也有所反映。如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吕岩的《大云寺茶诗》中的“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更是盛赞了僧人的制茶工艺。

中国寺庙是茶叶采制、生产和宣传茶道文化的中心。“茶圣”陆羽最初就是从寺庙中结识茶，并对茶道产生兴趣的。此外，中国茶道的奠基人之一皎然所创作的大量茶诗，也对茶道发展与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佛教鼎盛时期，僧人研究、改进茶叶的制作工艺，出现了名寺名茶现象。僧人对茶叶各项技术的改良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许多贡茶也产自寺院，比如著名的贡茶顾渚紫笋，最先产自吉祥寺；曾为乾隆皇帝钟爱的君山银针，产自君山的白鹤寺；湖北远安县的鹿苑茶，产于鹿苑寺等等。

茶道的表现形式——佛门茶礼

佛门茶事兴盛以后，茶寮、茶堂、茶鼓、茶头、施茶僧、茶宴、茶礼等各种名词随之出现。还形成了适应禅僧集体生活的寺院茶礼，并作为佛教茶道的一部分融入寺院生活之中。

禅宗建立的一系列茶礼、茶宴等茶道形式，具有很高的审美趣味，而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与文人唱和茶事，也推动了中华茶道的发展。同时，中华茶道中的禅宗茶道对外影响巨大，传入了日本、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

在佛教寺院中，茶道礼仪也是联络僧侣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寺院“大请职”期间举行的“鸣鼓讲茶礼”（住持请寺院的新首座饮茶时的一系列礼仪形式）。一般事先由住持侍者写好茶状，其形式如同请柬。新首座接到茶状，应先拜请住持，后由住持亲自送其入座，并为之执盏点茶。新首座也要写茶状派人交与茶头，张贴在僧堂之前，然后挂起点茶牌，待僧众云集法堂，新首座亲自为僧众一一执盏点茶。在寺院“大请职”期间，通过一道道茶状，一次次茶会，使寺院生活更加和谐。此外，有的寺庙在佛的圣诞日，以茶汤沐浴佛身，称为“洗佛茶”，供香客取饮，祈求消灾延年。

江西奉新百丈山的怀海禅师制定的《百丈清规》，更是对佛门的各种礼仪作了详细的规定，也对佛门的茶事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其中有应酬茶、佛事茶、议事茶等等，都有一定的规范与制度。比如圣节、佛降诞日、佛成道日、达摩圆寂日等均要烧香行礼供茶。再如议事茶，禅门议事也多采用茶会的形式来召集众僧。

《百丈清规》是中国第一部佛门茶事文书，它以法典的形式规范了佛门茶事、茶礼及其制度，从而使茶与禅门结缘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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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寺院茶堂

唐代的寺院中饮茶成为一种风尚。各大寺院纷纷建立茶堂，并设立知茶事一职专管茶事。茶堂是众僧人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饮茶品的地方。茶堂中设有“茶鼓”，用来召集众僧饮茶。僧人每日都要坐，坐至焚完一香开始饮茶。此外，还设置了“茶头”，专门烧水煮茶，献茶待客。这大概就是最早的集体饮茶形式。茶堂中以茶供养三宝（佛、法、僧），招待香客，逐渐形成了严格的礼仪和固定的饮流程。茶与日益相融，最终凝铸成了“茶一味”的林法语。

道家“天人合一”的茶道思想

道家的学说为中国茶道注入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树立了茶道的灵魂。因此，茶道也体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向往和渴望，以及对“真”的崇尚和追求。

中国道家主张“天人合一”，其中“天”代表了大自然以及自然规律。道家认为“道”出于“自然”，即“道法自然”，不能把人和自然割裂，物与精神、自然与人是互相包容的整体。古人也常把大自然中的山水景物当作抒怀的载体。这也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的认知，以及对自然之美的追求。

天人合一思想

在道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代著名茶人都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传统的茶文化正是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高度结合的文化形态，因为茶性的清纯、淡雅、质朴与人性的静、清、虚、淡“性之所近”，并在茶道中得到高度统一。茶的品格蕴含着道家淡泊、宁静、返璞归真的思想。此外，道家在发现茶的药用价值时，也注意到茶的平和特性，具有“致和”、“导和”的功能，可作为追求天人合一思想的载体，于是道家之“道”与饮茶之“道”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共同丰富了中国茶道的内涵。

茶道对自然的追求

茶道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最直接地体现在人对自然的融与法。《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认为道是普遍存在的自然规律，这种观念也渗透到茶道中。朱权在《茶谱》说：“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马钰《长思仙 茶》中也体现出淡泊无为的思想与“自然”主义，讲究在大自然中品茗，并在其中寻求自然的回归，这也是道家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思想反映。此外，在茶事中，茶人主张用本地之水煎饮本地之茶，讲究茶与水的自然和谐。品茶时，茶人还强调“独啜曰神”，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茶人的内心世界里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有着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强烈渴望，而文人更钟情于在大自然中品茶，置身于幽谷深林，煮泉品茗，观云听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宋代苏轼喜欢烹茶，把茶事当作自我解脱的精神之物，他的《汲江煎茶》诗将茶道中物我和谐、天人合一的精神描绘得淋漓尽致。明代徐渭在《徐文长秘集》中指出：品茶适宜在精舍、云林、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流白云、绿藓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等环境下进行。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茶人对自然的追求，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通过饮茶去感悟茶道、天道、人道。

道家主张静修，而茶是清灵之物，通过饮茶能够提高静修，所以茶是道家修行时的必需之物。道家把“静”看成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特征。静虚则明，明则通。“无欲故静”，人无欲，则心虚自明，因此道家讲究去杂念而得内在之精微。《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庄子》说：“水静则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老庄都认为致虚、守静达到极点，可以观察到世间万物成长之后，各自归其根底。

赖功欧《茶哲睿智》认为，在品饮过程中，“人们一旦发现它的‘性之所近’——近于人性中静、清、虚、淡的一面时，也就决定了茶的自然本性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成为一种实然形态。”所以道家对中国品饮的艺术境界影响尤为深刻。“茶人需要的正是这种虚静醇和的境界，因为艺术的鉴赏不能杂以利欲之念，一切都要极其自然而真挚。因而必须先行‘入静’，洁净身心，纯而不杂，如此才能与天地万物合一，品出茶的滋味，品出茶的精神，达到形神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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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吕温的自然之饮

唐代诗人吕温非常喜欢在大自然之中品。他在《三月三日茶宴序》中就描述了品饮时清幽、雅致的环境：红花、绿草、蓝天、白云、啼、鸟，杯中的茶水呈现出般色泽，在这样的环境品，实在是令人陶醉!当他置身于幽谷深林的自然之中，品泉煮，观云听，既寄情于山水，又合万物，可谓深得幽雅之妙。从更纯粹的意义而言，这体现了人类内心深处返归自然，与自然造化同流的一种。人们在幽雅环境中的品饮过程，就是与恬静的大自然交流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获得一种超越的舒畅和轻柔体贴的慰藉。

茶道中的“中和”思想

“中和”是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内容，它意味着万物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并由此产生了茶道的和谐之美，最能突出中国茶道的独特风格。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家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和标准。“和”就是恰到好处，可用于自然、社会、人生等各个方面。“和”尤其注重人际关系的和睦、和谐与和美。饮茶能令人头脑清醒，心境平和。因此，茶道精神与儒家提倡的中和之道相契合，茶成为儒家用来改造社会、教化社会的良药。中和也成为儒家茶人孜孜追求的美学境界和至上哲理。

儒家的中和思想

中庸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和是儒家中庸思想的核心部分。“和”是指不同事物或对立事物的和谐统一，它涉及世间万物，也涉及生活实践的各个领域，内涵极为丰富。中和从大的方面看是使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达到和谐；从小的方面看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处理问题恰到好处。正如儒家经典《中庸》中所讲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昔，天下之定理。

儒家的中和思想同样反映在茶道精神中。儒家不但将“和”的思想贯彻在道德境界中，而且也贯彻到艺术境界中，并且将两者统一起来。但是儒家总是将道德摆在第一位，必须保持高洁的情操，才能在茶事活动中体现出高逸的中和美学境界。因此无论是煮茶过程、茶具的使用，还是品饮过程、茶事礼仪的动作要领，都要求不失儒家端庄典雅的中和风韵。

《茶经》中的中和之道

东方人多以儒家中庸思想为指导，清醒、理智、平和、互相沟通、相互理解；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时则强调“天人合一”、“五行协调”。儒家这些思想在中国茶俗中有充分体现。历史上，中国的茶馆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解纠纷。人与人之间产生分歧，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封建时代，往往通过当地有威望族长、士绅及德高望重文化人进行调解。调解的地点就在茶楼之中。有趣的是，通过各自陈述、争辩、最后输理者付茶钱，如果不分输赢，则各付一半茶钱。这种“吃茶评理”之俗延续很久，至今在四川一带犹有余俗。

《周易》认为，水火背离什么事情都办不成，水火交融才是成功的条件。茶圣陆羽根据这个理论创制的风炉就运用了《易经》中三个卦象：坎、离、巽来说明煮茶中包含的自然和谐的原理。“坎”代表水，“巽”代表风，“离”代表火。在风炉三足间设三空，于炉内设三格，一格书“翟”(火鸟)，绘“离”的卦形；一格书“鱼”（水虫），绘“坎”卦卦形；另一格书“彪”(风兽)，绘“巽”卦的卦形。意为风能兴火，火能煮水，水能煮茶，并在炉足上写“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中国茶道在这里把儒家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至。

此外，儒学认为 “体用不二”，“体不高于用”，“道即在伦常日用、工商稼耕之中”，在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运动之中，人有艰辛、也有快乐，一切顺其自然，诚心诚意对待生活，不必超越时空去追求灵魂不朽，“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就是说，合于天性，合于自然，穷神达化，便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快乐，达到人生极至。中国茶文化中清新、自然、达观、热情、包容的精神，即是儒家思想最鲜明、充分、客观而实际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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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人心中的“中和”

很多历史上的著名茶人都精于“中和之道”。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讲到茶“擅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故可以“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简洁，韵高致静”。也正是由于茶叶具有这些中和、恬淡、精清、高雅的品性，因此深得茶人的欣赏。朱则以理学入茶道，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朱在《朱子语类 杂说》中讲到：“先生因吃茶罢，曰：‘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尚后和。盖理天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这里以茶喻理，巧妙地将中和的哲学理念与政治、伦理制度结合起来。

儒家人格和茶道精神

茶道中寄寓着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他们将茶视为正义、质朴、圣洁的象征，并借茶来表达自己对君子之道的敬仰和高尚人格的追求。

儒家茶人在饮茶时，将具有灵性的茶叶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因为茶“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品茶活动也能够促进人格的完善，因此沏茶品茗的整个过程，就是陶冶心志、修炼品性和完善人格的过程。

修己成仁的人格思想

儒家的人格思想来源于孔子的“仁”，“仁”的特性就是强调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孔子所树立的理想人格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种理想人格经孟子得以极大的发扬，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因为在儒家看来只有完善的人格才能实现中庸之道，良好的修养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儒家注重人格思想，追求人格完善，茶的中和特性也为儒家文人所注意，并将其与儒家的人格思想联系起来。因为茶道之中寄寓着儒家追求廉俭、高雅、淡洁的君子人格。正如北宋晁补之的《次韵苏翰林五日扬州古塔寺烹茶》：“中和似此茗，受水不易节。”借以赞美苏轼的品格和气节，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之中，也能洁身自好。

茶道中的“君子”性

儒家的人格思想也是中华茶道的思想基础。茶是文明的饮料，是“饮中君子”，能表现人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以及清高廉洁与节俭朴素的思想品格。这是由茶本性决定的，喝茶对人有百利而无一弊，茶自古就有君子之誉。同时，由于人们对君子之风的崇尚，使得茶的“君子性”在文人雅士的品饮活动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文人雅士在细细品啜、徐徐体察之余，在美妙的色、香、味的品赏之中，移情于物，托物寄情，从而受到陶冶，灵魂得到了净化。

关于茶的君子性，很多茶人都有论述。茶圣陆羽在《茶经》中说，茶“宜精行俭德之人”，以茶示俭、示廉，倡导茶人的理想人格。宋代理学兴盛，倡导存天理，灭人欲，茶人多受其思想熏陶。苏轼在《叶嘉传》中赞美茶叶“风味恬淡，清白可爱”。 周履靖的《茶德颂》盛赞茶有馨香之德，可令人“一吸怀畅，再吸思陶。心烦顷舒，神昏顿醒，喉能清爽而发高声。秘传煎烹，瀹啜真形。始悟玉川之妙法，追鲁望之幽情”。司马光把茶与墨相比，“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之不同”。由此可见，宋代文人对茶性与人性的理解。

品茶修身的古代茶人

历史上很多文人都与茶结下不解之缘，他们的茶事活动有深刻的文化情结，其中以怡养性，塑造人格精神是其第一要务。“茶圣”陆羽将品茶作为人格修炼的手段，一生中不断地实践和修炼“精行俭德”的理想人格。陆羽的《六羡歌》吟咏：“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人省，不羡暮人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充分表现了陆羽对高尚人格的追求。苏轼也曾为茶立传，留下了不少有关茶的诗文。裴汶、司马光等也都在品饮之中，将茶视为刚正、淳朴、高洁的象征，借茶表达高尚的人格理想。由此可见，众多文人雅士均赋予茶节俭、淡泊、朴素、廉洁的品德，并以此来寄托人格理想。

延伸阅读

苏东坡茶词《西江月》

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

雪芽双井散神仙，

苗裔来从北苑。

汤发雪白，盏浮花乳轻圆。

人间谁敢更争。

斗取红窗粉面。

儒家“乐生观”和茶道

儒家提倡积极入世的人生观，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也渗透到中国的茶道之中，使得茶道具有了“乐感”的文化特征，同时也具备抚慰心灵的作用。

相传，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之众，其中有当官的，有做生意的，而孔子最得意的大弟子颜回却是最穷的一个，颜回的快乐是与贫穷联在一起的。他生活在陋巷中，箪食瓢饮以度日，但却能在恶劣的环境中“不改其乐”。孔子也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吃粗劣的饭菜，喝生水，枕着自己的胳膊而入睡，但贫穷也不能改变他们的快乐。这其中的快乐，不是 与物质环境挂钩的乐，而是与精神因素相关的乐。可见，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乐观的。在这种人生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总是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也更加积极地重视现实人生，他们往往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乐趣。

充满“乐感”的茶道

中国茶道产生之初便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也蕴涵着儒家积极入世的乐观主义精神。儒家的乐感文化与茶事结合，使茶道成为一门雅俗共赏的艺术。饮茶的乐感不仅体现在味觉上的满足，更体现在观赏中的审美情趣。

古代以茶为乐的人很多，唐代李约就以亲自煎茶、煮茶为乐，每日都是手持茶器，毫无倦意。有一次，他出使陕州，走到硖石县，发现一处清泉，水质上好，便整日蹲守此地，煮饮了十多天才离开。《茶录》作者蔡襄更是一位典型的乐茶者，他嗜茶如命，一刻也离不开茶，他与茶已达到一种高度融合的境界。到了晚年，他因病不能饮茶，但是，为了追求品饮乐趣，他照常每天煮茶，烹而玩之。苏东坡在《寄周安孺茶》一诗中，将茶喻为天公所造的灵品，其末尾几句写出自己嗜茶的感受：“意爽飘欲仙，头轻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赎，为问刘伯伦，胡然枕糟曲?”鲍君徽的《东亭茶宴》也反映了典型的儒家乐感文化，以山水之乐、弦管之乐烘托饮茶之乐。黄庭坚的一首《品令》更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品饮之乐，把茶比做旧日好友万里归来，灯下对坐，悄然无言，心心相印，欢快之至。将品茗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殊感受化为鲜明可见的视觉形象，出神入化地表达了品饮时的快感。

“抚慰心灵”的茶道

儒家知识分子在失意时，也将茶作为安慰人生、平衡心灵的重要手段。他们往往从品茶的境界中寻得心灵的安慰和人生的满足。白居易经历过宦海沉浮后，在《琴茶》诗中云：“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琴与茶是白居易终身相伴的良友，以茶道品悟人生，乐天安命。韦应物也认为茶“为饮涤尘烦”，即饮茶可以消除人间的烦恼。

台湾的周渝先生说得好：“有的人心里很烦，你要他去面壁，去思考，那更烦，更可怕。如果你专心把茶泡好，你自然进去了，就静了……我们在享受一壶茶，我们在享受代表天地宇宙的茶，同时，我们又与我们的好朋友在一起享受，多么快乐啊！”著名的茶学家庄晚芳先生在其所撰的文章中，也多次地提到茶文化中所体现的积极、乐观的人生观。

古人品饮，还讲求环境的幽雅，主张饮茶可以伴明月、花香、琴韵、自然山水，以求得怡然雅兴。而民间的茶坊、茶楼、茶馆中更洋溢着一种欢乐、祥和的气氛。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茶道呈现出欢快、积极、乐观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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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乐生观”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总是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也更加积极地实现人生，而且往往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乐趣。孔子曾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他将充满艰辛的学习过程看作一种趣事。孔子还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因为在孔子看来，这中间就有乐趣，也就是乐在苦中，苦中有乐，苦亦犹乐。还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路去见叶公，叶公便问：“孔子为人如何?”子路告诉孔子，孔子说：“女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此时孔子已老，但他仍发愤学习，探索人生大道，从中获得无比的喜悦。这其中的快乐，就是与精神因素相关的乐。

第三讲 茶叶分类——尘寰有神品

种类繁多的茶叶

自从人类发现并利用茶叶以来，经过广大茶人的艰苦努力，已经创造出成千上万的茶叶种类。虽然前人对茶叶的分类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为国内外普遍接受的茶叶分类方法。

中国制茶历史悠久，创造出的茶叶种类很多。茶叶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人们通过日常的买茶、饮茶、品茶等活动，约定俗成地把茶叶分成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紧压茶等。

绿茶

绿茶是中国制茶史上出现最早的茶类，发展到今天，它仍是中国产销量最大、消费人口最多的茶类。中国的名茶一般都出自绿茶。

绿茶加工的基本工序为摘采鲜叶，然后经过高温杀青，再揉捻成各种茶型，最后进行干燥处理。其中最关键的工序是杀青，鲜叶经杀青，破坏了茶叶内源酶活性，从而减少了茶多酚的氧化和叶绿素的破坏。因此，绿茶具有绿色绿汤、滋味浓厚、香高味爽的特点。同时，从营养保健的角度讲，绿茶中的茶多酚和维生素C的含量较高，是最佳的茶类饮品之一。

绿茶的分类方法很多。按外形不同，绿茶可分为多种。扁平挺直、其形似剑的称扁炒青，如西湖龙井、旗枪、大方等。外形修长如眉，叫长炒青，如珍眉、秀眉等。其形如珠，称为圆炒青，如平水珠茶、全岗辉白等。按加工过程中的杀青方式不同，绿茶可分为炒青绿茶、烘青绿茶和蒸青绿茶。炒青有长炒青、扁炒青、圆炒青；烘青有条形茶、尖形茶、片形茶；蒸青有煎茶、玉露等。按加工过程中的干燥方法不同，绿茶又可分为炒干绿茶、烘干绿茶、晒干绿茶。

红茶

红茶为全发酵茶，其加工程序与绿茶大相径庭。制茶时要经过摘采鲜叶、萎凋、揉捻、发酵和干燥等工序，充分利用酶的催化作用，来促进茶多酚的氧化，其中氧化的一些聚合物都是红、黄、褐色的物质，这就形成了红茶红汤红叶的特点。

红茶根据外形的不同分为工夫红茶、小种红茶、红碎茶三种。工夫红茶条细而长，加工工序多，要精工细做，很费时间，所以叫“工夫红茶”。小种红茶有松香味，条形粗壮。红碎茶外形为细小颗粒碎片，香气持久、滋味鲜爽。

乌龙茶

乌龙茶属于青茶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茶类。它的制法复杂而特殊，属半发酵茶，是将红茶与绿茶的制作方法组合起来形成的一种制茶方法。所以乌龙茶兼有红茶、绿茶的品质优点，每片乌龙茶叶面上分为三分绿茶、七分红茶，外红内绿真可谓是“绿叶镶红边”。因此，乌龙茶既有绿茶的清香，又有红茶的香醇。

乌龙茶最独特的品质是其具有天然的花果香。这种独特的品质不仅与其特殊的加工工艺有关，还与茶树品种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按茶树品种乌龙茶分为黄焱、色种、铁观音、黄金桂等许多品种。中国的乌龙茶主要产于福建、广东、台湾三省。如按产地不同分为闽北乌龙茶（武夷水仙），闽南乌龙茶（铁观音），广东乌龙茶（凤凰单枞），台湾乌龙茶（色种、高山茶）等。

花茶

花茶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再加工茶，它自出现到今天，一直受到茶人们的喜爱。花茶是将干燥的茶叶与新鲜的香花按一定的比例拼合在一起窑制而成的一种茶，又可称为熏花茶、香花茶，在有些地区称之为香片。

制作花茶的茶坯可以是绿茶、红茶或是乌龙茶，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烘青绿茶。可用来窑制的鲜花也有很多，其中以茉莉花为主。通常花茶的名字也是以所用的鲜花命名的，如茉莉花茶、朱兰花茶、白兰花茶等等。

紧压茶

紧压茶是一种再加工茶，它是将各种成品的散茶用热蒸汽蒸软后放在模盒中，压塑成各种固定形状的茶，又称压制茶。它一般是以黑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筛切制坯、蒸压成形、慢火干燥等流程，形成紧压成块的固形茶。紧压茶多以形态命名。外形如砖的叫砖茶，如茯砖、青砖、康砖、黑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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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季节分类的茶

春茶是指3月下旬到5月中旬之前采制的茶叶。春季温度适中，雨量充分，再加上茶树经过了半年的休养生息，使得茶芽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且富有保健作用。

夏茶是指5月初至7月初采制的茶叶。夏季天气炎热，新的梢芽叶生长迅速，特别是氨基酸等的减少使得茶汤滋味、香气多不如春茶强烈。

秋茶是8月中旬以后采制的茶叶。秋季气候条件介于春夏之间，茶树经春夏二季生长，叶底发脆，叶色发黄，滋味和香气显得比较平和。

冬茶大约在10月下旬开始采制。冬茶是在秋茶采完后，气候逐渐转冷后生长的。因冬茶新梢芽生长缓慢，所以滋味醇厚，香气浓烈。

茶叶命名的学问

中国产茶的历史悠久，茶区分布广泛，品种资源丰富，再加上制茶方法的多种多样，相应的茶叶名称也五花八门，这使得茶叶的命名也成为一种学问。

清康熙年间，苏州一带的人们发现洞庭湖东碧螺峰石壁上有一种野茶，便将其采下带回饮用。有一年，因产量很大，竹筐装不下，大家把多余的放在怀里，不料茶叶沾了热气，透出阵阵异香，采茶姑娘都嚷着：“吓煞人香!”这“吓煞人香”是苏州方言，意思是香气异常浓郁。于是众人争传，“吓煞人香”便成了茶名。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皇帝南巡到太湖，认为“吓煞人香”这个名字不雅，便赐名为“碧螺春”，从此沿用至今。

纵观中国古今的茶名，通常都带有描写性的特征。人们在对茶叶命名时，都试图通过它传递出茶叶某方面的信息或特点，让人一见茶名，对茶便能知其一二。通过茶名反映最多的是有关茶叶的品质特征。有的反映茶的形状，如珍眉、珠茶、瓜片、松针、毛尖、雀舌、鹰嘴、旗枪、仙人掌等；有的反映茶叶颜色，如黄芽、辉白、白毛茶、天山清、水绿黄汤等；有的反映茶的香气与滋味，如十里香、兰花茶、水仙等；还有的茶名综合反映茶的形状、颜色等多种特点，如雪芽、银笋、银峰、玉针、白牡丹、碧螺春等。

以茶的产地命名

这是指结合茶叶产地的山川名胜来对茶叶进行命名，如西湖龙井、普陀佛茶、黄山毛峰、茅山青峰、神龙奇峰、庐山云雾、井冈翠绿、太湖翠竹、苍山雪绿、鹤林仙茗等。将风景名胜与茶叶联系在一起，可增加人们对茶的好感。

以茶的采制方式命名

为了突出茶叶采制方面的特点，有的用明前、雨前、火前、骑火茶、春蕊等茶名来反映茶叶的采摘时间，体现茶的嫩度与质量；也有的用炒青、蒸青、烘青、晒青、工夫等茶名来反映制茶工艺，以区别各种制法下茶叶的品质特点。

对于制法、品质特征相似的同类茶，命名时常在茶类名前冠上产地名称或其简称以作区别。如炒青绿茶有婺绿、屯绿、杭绿、湘绿、川绿等；烘青绿茶有徽烘青、浙烘青、闽烘青等；红茶有祁红、宁红、宜红、川红、湖红、越红、苏红、滇红等。

特种茶的命名方式

对于各地特种名茶的命名，一般是前冠地名，后接专名。地名反映产地；专名反映茶的主要品质特色，而且文字讲究独特别致，以表现茶品的非凡。如敬亭绿雪、恩施玉露、蒙顶甘露、南京雨花茶、安化松针、信阳毛尖、高桥银峰等等。

在六大茶类中，乌龙茶常以品种或单枞来命名，并且为区别各地产品，常在品种名前冠以地名。例如以品种命名的有台湾乌龙、安溪铁观音、武夷肉桂、闽北水仙、安溪香椽、永春佛手等；以单枞命名的有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等。

以上茶名的命名方式都突出了茶的描写性特征，方便了人们对茶叶的认识和了解，这对茶叶的分类研究和实际应用有一定意义。此外，由于中国茶史长，茶品多，也存在着历代、各地茶名同名异实的现象。

文艺性的命名方式

中国的茶名，不仅具有描写性特征，还有文艺性特征。茶名的文艺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许多茶名，尤其是名茶之名，文字都文雅优美，富有诗情画意，让人一见茶名，便会引起无限美好的遐想，如敬亭绿雪、庐山云雾、黄山毛峰、高桥银峰、雪水云绿等，浏览这些茶名，犹如欣赏一幅素淡清雅、写意传神的中国画，让人感到美不胜收。

二是许多茶名都来自一些美妙动人的传说和典故，如碧螺春、竹叶青、文君嫩绿、峨蕊、太平猴魁、大红袍、铁观音、文公银毫、金奖惠明等，这些茶名背后的传说与典故，既丰富了其文化内涵，也使茶叶本身的魅力倍增。

延伸阅读

惠明茶的传说

传说从前有个景宁商人，坐船到南方去。在船上见到一个衣衫破旧的老和尚，商人乐善好施，便布施给和尚许多银两布匹，老和尚无以回报，就取出身上的白茶及种子，送给商人，并告诉商人说：如家人有急病时，可取一片，用水沏泡喝下。商人回到家里，就把白茶收了起来，并未当真。过了一段日子，商人的老母急火攻心，突然双目失明。遍请名医也无法医治，商人急得团团转。后来，忽然想起老和尚送的白茶，就忙叫人沏了一杯，给老母奉上。奇特的是，老母喝了这茶，眼睛竟然好了。商人见此茶如此神奇，便取出和尚送的种子，命人精心培育，制成茶叶后，又加以宣传和流通。因为喝了这茶眼睛会复名，所以商人给取名叫“会明茶”，人们传来传去，成了“惠明茶”，这就是惠明茶的传说。

形美味醇的龙井茶

龙井茶是中国著名绿茶，它产于浙江杭州西湖一带，已有一千二百余年历史。龙井茶色泽翠绿，香气浓郁，甘醇爽口，形如雀舌，具有“色绿、香郁、味甘、形美”的特点。

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杭州龙井村狮峰山的胡公庙前欣赏采茶女制茶，并不时抓起茶叶鉴赏。正在赏玩之际，忽然太监来报说太后有病，请皇帝速速回京。乾隆一惊，顺手将手里的茶叶放入口袋，火速赶回京城。原来太后并无大病，只是惦记皇帝久出未归，上火所致。太后见皇儿归来，非常高兴，病已好了大半。忽然闻到乾隆身上阵阵香气，问是何物。乾隆这才想起自己把茶叶带回来了。于是亲自为太后冲泡了一杯茶，只见茶汤清绿，清香扑鼻。太后连喝几口，觉得肝火顿消，病也好了，连说这茶胜似灵丹妙药。这便是传说中的“西湖龙井”。

龙井茶的历史

杭州西湖地区产茶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陆羽在《茶经》中也有天竺、灵隐二寺产茶的记载。宋时西湖周围群山中的寺庙生产的“宝云茶”、“香林茶”、“白云茶”等就已成为贡茶。北宋熙宁十一年(1078年)，上天竺辩才和尚与众僧来到狮子峰下栽种采制茶叶，所产茶叶即为“龙井茶”。

龙井茶因龙井泉而得名。龙井原称龙泓，传说明代正德年间曾从井底挖出一块龙形石头，故改名为龙井。不过，在明朝以前，龙井茶是经压制的团茶，并不是现在的扁体散茶。至于龙井茶究竟何时成为扁形散茶，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有专家考证认为大约是明代后期。此时的龙井茶已成为闻名遐迩的茶中极品。

清朝以后，龙井茶得到皇家的厚爱，先是康熙帝在杭州创设“行宫”把龙井茶列为贡茶，后来乾隆帝六下江南，有四次曾到天竺、云栖、龙井等地观察茶叶采制过程，品尝龙井茶，大加赞赏，并将狮峰山下胡公庙(寿圣院原址)前的18棵茶树敕封为“御茶”，使得龙井茶身价倍增，扬名天下。

龙井茶的品质特点

龙井茶之所以绵延千年而不衰，是因为其优异的茶叶品质深得人们的喜爱。龙井茶是一种扁形炒青绿茶，外形扁平光滑，大小匀齐，色泽翠绿略黄。如果泡在透明的玻璃杯中，就像初绽的兰花，嫩匀成朵，一旗一枪，交错相映，美不胜收。茶汤的色泽清澈明亮，碧绿如玉，其味清幽淡雅，香气持久，且滋味鲜醇清爽，品饮时令人齿颊流芳，回味无穷。

龙井茶的采制

龙井茶之所以被公推为名茶之魁首，还与其产地的生态环境和精致的采制技术有关。龙井茶产区主要分布在西湖周围的群山之中，这里林木繁茂，云雾缭绕，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为龙井茶优良品质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先天条件。

龙井茶的采制工艺也十分精细。鲜叶原料一般为清明至谷雨前的一芽一叶初展芽叶，要求所采芽叶匀齐洁净，通常特级龙井茶一千克需七八万个芽叶。采摘时手势要用“提手采”不能用指甲刻断嫩茎，否则伤口就会变色。采回的鲜叶先进行摊放，以减少水分，便于炒制时做形。炒制分为青锅(杀青、初步做形)和辉锅(进一步做形、干燥)两个工序，其间在制茶叶要摊晾半小时左右。两个工序都在炒锅中进行，不加揉捻，茶的扁平形状是在炒制中将抖、带、甩、捺、拓、扣、抓、压、磨、敲等十大手法结合运用来完成。干燥后的茶最后进行精制分级，即为成品。

龙井茶的冲泡之道

冲泡水温：85—95℃沸水（切不可用即开开水，冲泡之前，最好凉汤，即在储水壶置放片刻再冲泡）。

冲泡置茶量：3克/杯(或因个人口味而定)。

龙井冲泡用水的选择：纯净水或山泉水。冲泡器具选择：陶瓷、玻璃茶具皆可。

具体方法是，先用开水温过杯，然后再投放茶叶，先倒五分之一开水浸润，摇香30秒左右，再用悬壶高冲法注下剩余的开水，35秒之后，即可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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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茶的分级

龙井茶可分为特级和一级至十级共11级，其中特级又分为特一、特二和特三，其余每个级再分为5个等，每个级的“级中”设置级别标准样。随后稍作简化，改为特级和一至八级，共分43等。到1995年，进一步简化了西湖龙井茶的级别，只设特级（分为特二和特三）和一级至四级；同年，浙江龙井茶分为特级和一至五级，共6个级别样：

特级 一芽一叶初展，扁平光滑。

一级 一芽一叶开展，含一芽二叶初展，较扁平光洁。

二级 一芽二叶开展，较扁平。

三级 一芽二叶开展，含少量二叶对夹叶，尚扁平。

四级 一芽二、三叶与对夹叶，尚扁平，较宽、欠光洁。

五级 一芽三叶与对夹叶，扁平较毛糙。

清香幽雅的碧螺春

洞庭碧螺春产于江苏吴县太湖洞庭山，是中国名茶中的珍品，为我国十大名茶之一。碧螺春属于绿茶类，产于江苏苏州市太湖洞庭山。茶芽多，嫩香、汤清、味醇。

苏州洞庭山是中国著名的古老茶区，唐代以前就已产茶，陆羽《茶经》中就有关于洞庭山产茶的记载。宋代以后，茶叶品质明显提高，所产茶叶已成为上品贡茶，“岁为人贡”。明代至清初，洞庭山茶叶产品较多，品质都较好，可与同时期的“虎丘茶”、“松萝”等媲美。关于碧螺春始于何时、名称由何而来的说法颇多，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国名茶志》认为碧螺春之名是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巡视东山时御赐。这样算来，碧螺春之名至今也有三百多岁了。

碧螺春的品质特点

碧螺春出产于江苏太湖洞庭山一带。这里也是中国著名的茶果间作地区，茶树与桃、李、杏、梅、柿、桔、石榴、枇杷等果树相间种植。高大如伞的果树不仅可为茶树蔽覆霜雪，蔽掩烈日，使茶树生长茁壮，茶芽持嫩性强，同时茶树也吸收各种花果的香气，使生产出的碧螺春具有花香果味的独特风格。碧螺春的品质特点是：条索纤细、卷曲成螺、满身披毫、银白隐翠、清香淡雅、鲜醇甘厚、回味绵长，其汤色碧绿清澈，叶底嫩绿明亮，有“一嫩三鲜”之称。当地茶农对碧螺春描述为：“铜丝条，螺旋形，浑身毛，花香果味，鲜爽生津。”

碧螺春的采制

碧螺春的采制工艺要求极高。高级碧螺春鲜叶特别细嫩，嫩度高于龙井，一般为一芽一叶初展，500克茶需6.8万—7.4万个芽头。采摘期从春分后到谷雨前。通常是早上采茶，采回的鲜叶要经过精细拣剔，除去其中鱼叶、残片、老叶、茎梗及夹杂物等，以保持芽叶匀整一致。拣剔后的鲜叶即进行炒制。炒制工序分杀青、揉捻、搓团(做形、提毫)、干燥四步，都在炒茶锅中完成。其特点是：手不离茶，茶不离锅，炒中带揉，揉炒结合，连续操作，一气呵成，全过程历时35—40分钟。

碧螺春的冲泡方法

碧螺春的沏泡方法比较独特：首先要选择安静优雅、空气清新的环境，而且要尽量选用优质矿泉水。冲泡时要注意先注水后放茶叶，并且要严格确认在放入茶叶时注入杯中的开水已冷却至70℃以下，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原生态碧螺春的水果香，约维持30秒后果香逐渐转为茶香。产自不同果园的碧螺春和水温的微小差异都会导致其香味的不同。但是凡是没有水果香的碧螺春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碧螺春。品赏碧螺春是一件颇有情趣的事。待茶叶舒展开后，杯中就犹如雪片纷飞，令人爱不释手。

碧螺春的鉴别方法

从生物学的角度讲，颜色是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但是颜色越绿并不意味着茶叶品质越好，鉴别碧螺春时，应注意观察其外观色泽：没有加色素的碧螺春色泽比较柔和，加色素的碧螺春看上去颜色发黑、发绿、发青、发暗。还要看茶汤色泽：把碧螺春用开水冲泡后，没有加色素的颜色看上去比较柔亮、鲜艳，加色素的看上去比较黄暗，像陈茶的颜色一样。

如果是着色的碧螺春，它的绒毛多是绿色的，是被染绿了的效果。而真的碧螺春应是满皮白毫，有白色的小绒毛。

延伸阅读

碧螺春诗

碧螺春原名“吓煞人香”，后康熙帝认为此名不雅，御赐名“碧螺春”。清代诗人陈康曾作诗：

从来物有嘉名，物以名传愈自珍。

梅盛每称香雪海，茶尖争说碧螺春。

已知焙制传三地，喜得扬到上京。

吓煞人香原夸语，还须早摘趁春分。

风味独特的庐山云雾

庐山云雾茶，产于江西庐山，是绿茶中的珍品，以“味醇、色秀、香馨、液清”而享誉天下，深受茶人的喜爱。朱德曾有诗赞美庐山云雾茶云：“庐山云雾茶，味浓性泼辣，若得长时饮，延年益寿法”。

传说云雾山上有座凤凰坡，满坡都是茶树，有一对凤凰常在茶树上梳洗羽毛，昂头鸣唱。乾隆年间，朝廷每年向苗家索取“贡茶”，而且“贡茶”数量年年增加，苗家百姓实在无法活下去了，就打算毁了茶树，他们用开水浇在茶树上，烫得茶树一片焦黄，然后去禀报官府。县官大发雷霆，要惩办毁茶之人。愤怒的百姓提着刀、棒，从四面围了上来，吓得县官连忙答应禀报皇上，免去贡茶，然后匆匆逃去。而那对凤凰见茶树枯萎伤心极了，一边飞，一边哭，凤凰泪滴在茶树上，没有多久，茶树转青复活，枝叶又显得绿葱葱了。风凰坡的茶树经过凤凰泪的浇灌，品质更加优异。这就是传说中的庐山云雾。

庐山云雾的历史

庐山产茶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有了茶叶生产。据《庐山志》记载，东汉时，庐山已有梵宫寺院300余座，僧侣们常以茶充饥渴。他们除了采摘野生茶叶，还开辟茶园，种植茶树，采制茶叶以自给。自晋至唐，庐山茶叶基本上都是寺院僧侣或其他山居者种植、采制，种制者多出于自身的需要，自产自用。不过在此期间，不少文人墨客常上山游览和隐居，留下了大量赞美庐山的诗文。在这些诗文中，有许多都涉及到庐山茶，为庐山云雾的扬名起了很大作用。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在庐山香炉峰结草堂居，并辟茶园种茶，在他留下的多首诗中均谈到茶。如《重题》：“长松树下小溪头，斑鹿胎中白布裘。药圃茶园为产业，野麋林鹤是郊游。”到了宋代，庐山茶已是远近驰名，并列入贡茶。茶叶生产面积也有所扩大，种茶人数也日渐增多。至明、清时，茶叶生产最盛，茶叶已商品化，成为了山民和僧尼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庐山云雾的品质特点

庐山终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日照短，昼夜温差大。生长在这种环境里的茶树，具有芽头肥壮、持嫩性强、内含物质丰富、碳氮比小的特色，这是庐山云雾成为名茶珍品的先天条件。

庐山云雾具有条索紧结卷曲、翠绿显毫的特点，它的汤色绿而透明，香气高锐，鲜似兰花，滋味浓厚鲜爽，有“香馨、味厚、色翠、汤清”之称。此外，由于受庐山凉爽多雾的气候及日光直射时间短等条件影响，形成其叶厚、毫多、醇甘耐泡，含单宁、芳香油类和维生素较多等特点，不仅味道浓郁清香，怡神解泻，而且可以帮助消化，杀菌解毒，具有防止肠胃感染、增加抗坏血病等功能。

庐山云雾的采制

庐山云雾茶还有一套精湛的采制技术。由于气候条件原因，云雾茶比其他茶采摘时间较晚，一般在谷雨之后至立夏之间开园采摘。鲜叶采摘以一芽一叶初展为标准，长度3厘米左右。严格要求不采紫芽叶、病虫叶、破碎叶、单片叶。采回的芽叶先薄摊于洁净的竹篾簸箕内，在阴凉通风处放置4—5小时后始进行炒制。经杀青、抖散、揉捻、炒二青(初干)、理条、搓条、拣剔、提毫、烘干等几道工序，才制成成品。庐山云雾茶的加工制作十分精细，每道工序都有严格要求，如杀青要保持叶色绿翠；揉捻要用手工轻揉，防止细嫩断碎；搓条也用手工；翻炒动作要轻，这样才能保证云雾茶的优异品质。

庐山云雾冲泡方法

云雾茶的冲泡方法也别具一格，沏茶时，最好先倒半杯开水、温度掌握在80—90℃之间，不加杯盖，茶叶瞬间舒展如剪，翠似新叶。然后再加二遍水，在清亮黄绿的茶汤中，似有簇簇茶花，茵茵攒动。品饮时，滋味醇厚，清香爽神，沁人心脾。同时要注意及时续水，不要等茶水喝干再续，当杯子中的水剩下四分之一时就应续水。这样才能品尝到真正的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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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云雾的另类传说

传说孙悟空在花果山当猴王的时候，有一天，他驾着祥云正好看见九州南国的茶树，可是孙悟空却不知如何采种。这时，天边飞来一群多情鸟，见到猴王后便问他要干什么，孙悟空说：“我那花果山虽好但没茶树，想采一些茶籽去，但不知如何采得。”众鸟听后说：“我们来帮你采种吧。”于是展开双翅，来到南国茶园里，一个个衔了茶籽，往花果山飞去。谁知飞过庐山上空时，巍巍庐山胜景把它们吸引住了，领头鸟竟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领头鸟一唱，其他鸟跟着唱和。茶籽便从它们嘴里掉了下来，直掉进庐山群峰的岩隙之中。从此庐山便长出一棵棵茶树，出产清香袭人的云雾茶。

营养最佳的六安瓜片

六安瓜片产于安徽省，属于半烘炒片形绿茶。其所用原料和采制工艺，以及成茶品质在众多名茶之中独具一格，不同凡响，因而广受茶人青睐，盛名远扬。

1905年前后，六安州麻埠地区有一个茶行的评茶师，从收购的上等绿大茶中专拣嫩叶摘下，不要老叶和茶梗，经炒制便作为一种新产品推向市场。这种制茶方法不胫而走，麻埠的茶行也闻风而动，开始雇用当地妇女大规模生产这种优良的茶叶，并起名曰“峰翅”。之后这种制茶工艺又启发了齐头山的一家茶行，他们将采回的鲜叶直接去梗，并分别老嫩炒制，结果事半功倍，制成的茶色、香、形均在“峰翅”之上。于是周围茶农纷纷仿制此法，齐头山附近的茶户，自然捷足先登。这种茶形如葵花子，遂称“瓜子片”，后经人流传就成了“六安瓜片”。

六安瓜片的历史

“六安瓜片”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六安是淮南的著名茶区，早在东汉时就已有茶。唐朝中期六安茶区的茶园就初具规模，所产茶叶开始出名。陆羽《茶经》中就有“庐州六安(茶)”的记载。据《罗田县志》和《文献通考》载：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官府曾在麻埠、开顺设立茶站，可见当时已颇具规模。在《六安州志》中也提到齐头山上产名茶。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其巨著《农政全书》里称“六安州之片茶，为茶之极品”，明代李东阳、萧显、李士实三位名士在《咏六安茶》中也多次提及，给予“六安瓜片”很高的评价。

六安瓜片在清朝也被列为“贡品”。相传咸丰帝的懿嫔（即慈禧）生下了第八代皇帝同治帝。咸丰帝闻知此事，喜不自胜，便当即谕旨：“懿嫔著封为懿妃”。按照宫中规定，慈禧从此便可享受更高一级的生活待遇。于是，在她的饮食规定中就有“每月供给‘齐山云雾’瓜片茶叶十四两”的待遇了。

六安瓜片的品质特征

六安瓜片按产地常分为内山瓜片和外山瓜片。内山瓜片产地主要在紧邻齐头山的金寨县齐山、响洪甸、鲜花岭，六安市黄涧河、独山、龙门冲，霍山县诸佛庵等地。因生态环境优越，加上茶树品种优良，内山瓜片品质优异。外形为单片，不带芽和梗，叶缘背卷顺直，形如瓜子，色泽宝绿，大小匀整；香气清香持久，滋味鲜醇，回味甘甜，汤色碧绿，清澈透明，叶底黄绿明亮，在名茶中独具一格。尤其以“齐山名片”质量最佳。外山瓜片主要产在六安市的石板冲、石婆店、狮子岗、骆家庵一带。该地自然条件不如内山区，茶树长势较差，成茶品质相应较低。

六安瓜片的采制

六安瓜片采制与一般绿茶有很大不同，不是采非常细嫩芽叶，而是待新梢已形成“开面”(叶已全展，出现驻芽)时才采，采摘标准以对荚二三叶或一芽三叶为主，采摘季节通常较其他绿茶迟一些，在谷雨之后。采回的鲜叶不直接炒制，要先进行“板片”，即将新梢上的嫩叶(叶缘背卷，未完全展开)、老叶(叶缘完全展开)掰下分别归堆，然后将新梢各部分分别炒制成不同产品。

六安瓜片制作分为炒生锅、炒熟锅、拉毛火、拉小火、拉老火等五道工序。炒生锅即为杀青。炒熟锅主要起整形作用，边炒边拍，使茶叶逐渐成为片状。六安瓜片制作中烘焙较为特别，要烘三次，烘焙温度一次比一次高，每次之间间隔时间较长，达一天以上。通常拉毛火由茶农在熟锅炒完后进行，然后再完成后两次烘干，即拉小火和拉老火。这是对六安瓜片特殊品质形成影响极大的关键工序。烘至足干的茶叶要趁热装入铁桶，并用焊锡封口，以保持成茶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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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瓜片的分级

历史上曾按鲜叶采摘时间来对六安瓜片进行分级：一般谷雨前后3—5天采制的称“名片”，品质最好；稍后采制的大宗产品称“瓜片”；进入梅雨季节采制的称“梅片”，因鲜叶粗老，成茶品质较差。也有的产区按原料叶质嫩度来分级：新梢上下的第1、2片叶所制片茶为“提片”，原料最嫩，品质最好；第3片叶次之，为“瓜片”；第4片以上叶为梅片，品质最差。现在分级已作规范，“齐山名片”分1—3等；内山瓜片和外山瓜片各分4级8等。

“不散不翘”的太平猴魁

太平猴魁是中国的历史名茶，属绿茶类，其色、香、味、形独具一格，具有“刀枪云集，龙飞凤舞”的特色，深得茶人好评。

安徽省太平县（今黄山区）猴坑一带生产一种猴魁茶。传说古时候，有个小毛猴独自外出玩耍没有回来，老猴立即出门寻找，由于寻子心切，劳累过度，老猴病死在太平县的一个山坑里。山坑里住着一个心地善良的采茶老人，他发现这只病死的老猴并将它埋在山岗上，并移来几颗野茶和山花栽在老猴墓旁。正要离开时，忽然听到说话声：“老伯，你为我做了好事，我一定感谢您。”第二年春天，老汉又来到山岗采野茶，发现整个山岗都长满了绿油油的茶树。这时老汉才醒悟过来，这些茶树是神猴所赐。为了纪念神猴，老汉就把这片山岗叫作猴岗，把自己住的山坑叫作猴坑，把从猴岗采制的茶叶叫做猴茶。由于猴茶品质超群，堪称魁首，后来就将此茶取名为“太平猴魁”了。

太平猴魁的历史

太平猴魁是尖茶之极品，产于安徽黄山市太平县猴坑一带高山中。这里是中国的古老产茶区之一，清末时这里的茶叶生产和购销十分兴旺。当时南京的江南春茶庄就在太平县收购茶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在所购茶叶中挑选出细嫩芽尖作为新花色茶，运往南京高价出售。此法使家住猴坑的茶农王魁成(外号王老二)很受启发，于是他在凤凰尖的茶园内选摘肥壮细嫩的芽叶，精心制作成尖茶，投放市场，大受欢迎，被人们称作王老二魁尖。由于王老二魁尖品质出类拔萃，为了与其他魁尖相区别，便取其尖茶中“魁首”之意，同时考虑产地在猴坑一带，而猴坑又地属太平县，将其定名为“太平猴魁”。

太平猴魁问世后不久即得到众茶商的青睐。1912年茶商刘敬之收购后装运至南京，颇受好评。1916年又在江苏省举办的商品陈赛会展出，并获一等金牌奖。从此太平猴魁名扬华夏。

太平猴魁的品质特征

太平猴魁的主产地猴坑一带的自然生态环境特别适宜茶树生长，这里种植的茶树以柿大茶树（是茶树的优良品种）为主，这个品种发芽早，叶片较大，叶色深绿，茸毛多，节间短，一芽二叶新梢的二叶尖与芽尖基本保持平齐，为猴魁成茶外形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太平猴魁的外形不同于一般绿名茶条索紧细，而是平扁挺直，自然舒展，两头尖削，呈两叶抱一芽之状，好似“含苞之兰花”，有“猴魁两头尖，不散不翘不弓弯”之称。芽身重实，白毫隐伏，色泽苍绿匀润，叶脉绿中隐红，俗称“红丝线”。入杯冲泡，徐徐展开，芽叶成朵，嫩绿悦目。汤色清绿明澈，香气高爽，滋味醇厚回甘，独具“猴韵”。其耐泡性特别好，有“头泡香高，二泡味浓，冲泡三四次滋味不减，兰香犹存”之誉。

太平猴魁的采制

造就太平猴魁出众品质的因素，除了环境和品种外，还有其自成一体、精湛考究的采制工艺。猴魁采摘期很短，为谷雨至立夏短短的半月时间。采摘要求极为严格，首先要做到“四拣”，即拣山、拣棵、拣枝、拣尖。拣山即选择所采茶山，应是云雾笼罩、避阳向阴的高山；拣棵即选择所采茶树，应是长势旺盛的柿大茶品种茶树；拣枝即在茶树上挑选采摘的枝条，应是生长健壮挺直的嫩梢；拣尖即选择合格芽尖，这是猴魁采制中的重要一环。然后从一芽二叶处折断，作为炒制猴魁的原料，俗称“尖头”；其余部分用作炒制“魁片”。尖头要求芽叶肥壮，大小匀齐，且芽尖与叶尖长度相齐，以保证成茶能形成“二叶抱芽”的外形，拣尖后的尖头即可付制。经杀青、毛烘、足烘、复焙四道工序，待茶冷却后，加盖焊封。其工艺看似简单，实则复杂，每个细节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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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鉴别太平猴魁？

太平猴魁的产量很小，购买一定要注意鉴别。首先是外形，太平猴魁的个头比较大，5至7厘米，两叶一芽，这是太平猴魁独一无二的特征。冲泡后，芽叶成朵肥壮，这是极品猴魁的特征，其他级别形状相差甚远。其次是颜色，太平猴魁苍绿匀润，阴暗处看绿得发乌，阳光下更是绿得好看，绝无微黄的现象。冲泡之后，叶底嫩绿明亮。再次是香气：太平猴魁比一般的地方名茶更耐泡，三泡四泡之后依旧幽香犹存。最后是滋味，太平猴魁滋味鲜爽醇厚，泡茶时即使放茶过量，也不苦不涩。

延年益寿的蒙顶茶

俗话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蒙顶茶由于品质特殊，成为经久不衰的贡茶。如今正可谓“昔日皇帝茶，今入百姓家”，普通的茶人也可一品此茶之神韵。

相传，有一鱼仙在蒙山拾到几颗茶籽，正巧碰见一个名叫吴理真的采花青年，两人一见钟情。鱼仙将茶籽送给吴理真，相约在来年茶籽发芽时成亲。鱼仙走后，吴理真就将茶籽种在蒙山顶上。第二年春天二人成亲，鱼仙解下肩上的白色披纱抛向空中，顿时白雾弥漫，笼罩了蒙山顶，滋润着茶苗，茶树越长越旺。但好景不长，鱼仙与凡人婚配的事被河神发现了。河神下令鱼仙立即回宫。天命难违，鱼仙只得忍痛离去。临走前，把那块能变云化雾的白纱留下，让它永远笼罩蒙山，滋润茶树。失去鱼仙的吴理真出家为僧用自己的一生守护着这片茶树。后来皇帝知道此事，因吴理真种茶有功，便追封他为“甘露普慧妙济禅师”。

蒙顶茶是四川雅安蒙山所产各种品目茶的总称。从古至今，蒙山所产茶的品目较多，有散茶，也有紧压茶；有绿茶，也有黄茶。其中许多茶随着岁月流逝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保留到今天的茶品已为数不多，并且在制法和品质上已有很大改变。较著名且有代表性的茶品主要有蒙顶石花、黄芽、甘露、万春银叶、玉叶长春等。

蒙顶茶的历史

蒙顶茶的历史悠久，《尚书》中就有记载“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在雅州，凡蜀茶尽出于此。”唐代可以说是蒙顶茶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的蒙顶茶作为贡茶入京，达官贵人不惜重金争相购买。然而与一般贡茶不同，蒙顶茶不是由民间普通百姓生产，而是由山上寺僧专门种植、制作。宋代是蒙顶茶的极盛时期，此时蒙顶茶的质量有很大提高，制茶技艺进一步完善，创制出万春银叶、玉叶长春等贡品。

蒙顶茶的品质特点

蒙山终年重云积雾，且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土壤肥沃深厚，所以生长在其间的茶叶甘香鲜醇，氨基酸含量特别高，成茶品质具有紧卷多毫，嫩绿色润，香高而爽，味醇而甘，汤色黄绿明亮，叶底嫩匀鲜亮的特点。其中甘露茶在蒙顶茶品中声誉最高，产量也较多，深受茶人们的喜爱。

此外，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写道：“真茶性冷，惟雅州蒙顶山出者温而主祛疾”，记录了蒙顶山茶的保健功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蒙顶茶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氨基酸、可溶糖、维生素等物质，常饮蒙顶山绿茶，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

蒙顶茶的采制风俗

蒙顶茶的采制工艺极为有趣，尤其是古时的采制风俗，更是隆重而神秘。每逢春分茶芽萌发，地方官即选择吉日，一般在“火前”，即清明节之前，焚香淋浴，穿起朝服，鸣锣击鼓，燃放鞭炮，率领僚属并全县寺院和尚，朝拜“仙茶”。礼拜后，“官亲督而摘之”。贡茶采摘由于只限于七株，数量甚微，最初采六百叶，后为三百叶、三百五十叶，最后以农历一年三百六十日定数，每年采三百六十叶，由寺僧中精于茶者炒制。炒茶时寺僧围绕诵经，制成后贮入两银瓶内，再盛以木箱，用黄缣丹印封之。临发启运时，地方官再次卜择吉日，朝服叩阙。所经过的州县都要谨慎护送，至京城供皇帝祭祀之用，此谓“正贡”茶。在正贡茶之后采制的，就是供宫廷成员饮用的雷鸣、雾钟、雀舌、白毫、鸟嘴等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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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顶茶治百病的传说

关于蒙顶茶的治病功效，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有个和尚生了重病，吃了不少药，仍未见效。一天，一位过路的老翁告诉他，春分前后春雷初起时，采下蒙山顶上的茶叶，用本地水煎服，能治病。和尚听了老人的话，便在蒙山上清峰筑起了石屋，请人住在这里，遵照老翁所授方法，采得了蒙顶茶。煎服后，果见奇效，和尚不仅治好了病，而且眉发返黑，体格精健，貌似三十余岁的人，返老还童了。于是都说蒙顶茶，有返老还童的奇功。

“三起三落”的君山银针

君山银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黄茶，极有观赏价值。冲泡后的茶叶如根根银针在杯中三起三落，浑然一体，打开杯盖，更有一缕白雾从杯中冉冉升起，宛如白鹤冲天，真可谓茶中奇观。

君山银针原名白鹤茶。据传初唐时，有一位名叫白鹤真人的云游道士从海外仙山归来，随身带了八株神仙赐予的茶苗，将它种在君山岛上。后来，他建起了巍峨壮观的白鹤寺，又挖了一口井。白鹤真人取井水冲泡仙茶，只见杯中一股白气袅袅上升，水气中一只白鹤冲天而去，此茶由此得名“白鹤茶”。又因为此茶颜色金黄，形似黄雀的翎毛，所以别名“黄翎毛”。后来，此茶传到长安，深得皇帝喜爱，遂将白鹤茶与寺中井水定为贡品。有一年进贡时，由于风浪颠簸把随船带来的井水给泼掉了。押船的州官急中生智，取江水运到长安。皇帝泡茶时只见茶叶上下浮沉却不见白鹤冲天，便随口说道：“白鹤居然死了！”岂料金口一开，即为玉言，从此寺中井水枯竭，白鹤真人也不知所踪。但是白鹤茶却流传下来，即是今天的君山银针茶。

君山银针的历史

乾隆皇帝十分喜爱君山茶，规定每年要进贡18斤，由官府派人监督僧侣制造。清代君山贡茶有“贡尖”与“贡蔸”之分。在山上先按一芽一叶(一旗一枪)将鲜叶采回，然后将每枝嫩梢上的芽头摘下，单独制作。制成的茶叶芽尖如箭，白毛茸然，作为纳贡茶品，称为“贡尖”。摘去芽头后剩下的叶片制成的茶叶，色暗而毫少，不做贡品，称为“贡蔸”。可见，君山银针是由贡尖茶演变发展而来。

君山银针的品质特点

君山银针的产地岳阳君山一带，竹木丛生，郁郁葱葱，四面环水，空气湿润，水雾缭绕，土壤肥沃，多为砂质壤土，具有名茶生产的优良生态环境。所以这里所产的茶叶具有芽头肥壮，紧实挺直，茸毛密被，色泽金黄，香气高纯，汤色杏黄，滋味甘爽，叶底鲜亮的特点。用透明玻璃杯冲泡，可见茶在杯中“三起三落”的景象。刚开始时，茶芽在杯中根根竖立悬挂，似万笔书天；稍后陆续下沉，有的下沉后又上升，这样忽升忽沉，最多可达3次。最后沉于杯底的芽头仍根根直立，宛如群笋破土，堆绿叠翠，芽景汤色，交相辉映，赏心悦目。

君山银针的采制

君山银针对鲜叶采摘要求很严，每年开采期在清明的前3天，全部采摘肥硕重实的单芽。要求芽长25—30毫米，宽3—4毫米，芽蒂长约2毫米。为防止擦伤芽头和茸毛，通常盛茶筐内还要衬以白布，足见其采摘的精细。为保证鲜叶质量，还规定了“九不采”，即雨水芽、露水芽、细瘦芽、空心芽、紫色芽、冻伤芽、虫伤芽、病害芽、开口芽、弯曲芽不采。采回的芽叶要先拣剔除杂，然后方可付制。君山银针制作工艺精细而别具一格，分杀青、摊放、初烘、摊放、初包、复烘、摊放、复包、干燥、分级等10个工序。其中“初包”和“复包”为用纸包裹渥黄的工序，这是形成黄茶特有品质的关键工序。整个制作过程历时三昼夜，长达70多小时。

君山银针于1956年在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被赞誉为“金镶玉”，并赢得金奖，因而名扬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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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山银针的冲泡技巧

冲泡君山银针所用之水以清澈的山泉为佳，茶具最好用透明的玻璃杯，并用玻璃片作盖。具体的冲泡程序如下：用开水预热茶杯，并擦干杯子，以避免茶叶吸水而不竖立。用茶匙轻轻从罐中取出君山银针约3克，放入茶杯待泡。用水壶将70℃左右的开水，先快后慢冲入盛茶的杯子，至1/2处，使茶芽湿透。稍后，再冲至七八分满为止。君山银针是一种以赏景为主的特种茶，讲究在欣赏中饮茶，在饮茶中欣赏。刚冲泡的君山银针是横卧于水面的，加上玻璃片盖后，茶芽吸水下沉，芽尖产生气泡，犹如春笋出土。接着，沉入杯底的直立茶芽在气泡的浮力作用下，再次浮升，如此上下沉浮，真可谓茶之奇观。当启开玻璃盖片时，会有一缕白雾从杯中冉冉升起，然后缓缓消失。赏茶之后，就可以品饮了。

甘馨可口的武夷岩茶

武夷岩茶产于素有“美景甲东南”之称的武夷山，茶树生长在岩缝之中。武夷岩茶具有绿茶之清香，红茶之甘醇，是中国乌龙茶中之极品。

传说有一穷秀才上京赶考，路过武夷山时，病倒在路上，幸好被天心庙的老方丈看见，泡了一碗茶给他喝，他的病就好了，后来这个秀才中了状元。一个春日，状元来到武夷山谢恩，老方丈将他带到三株高大的茶树前，告诉他当年治愈病的就是这种茶叶。状元听了要求采制一盒进贡皇帝。老方丈答应了，状元带茶进京，恰逢皇后腹疼鼓胀，卧床不起。状元立即献茶让皇后服下，果然茶到病除。皇上大喜，将一件大红袍交给状元，让他代表自己去武夷山封赏。到了九龙窠，状元将皇上赐的大红袍披在茶树上，三株茶树的芽叶在阳光下立刻闪出红色的光辉。后来，人们就把这三株茶树叫做“大红袍”了。

上面传说中提到的大红袍就是武夷岩茶中的极品。武夷岩茶的种类很多，一般而言凡是武夷山所产之茶都可称为武夷茶，但只有生长在山谷岩坑，并用乌龙茶工艺采制而得的茶才是武夷岩茶。其主要品种有“大红袍”、“佛手高”、“水仙”、“乌龙”、“肉桂”等。

武夷岩茶的历史

武夷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茶叶产地，唐朝时武夷茶就已出名，被唐代进士徐夤赞誉为“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宋代起就被列为皇家贡品。元代还在武夷山设立了“焙局”、“御茶园”，专门采制贡茶。不过，在元代以前，生产的均为蒸青绿茶，明代开始生产炒青绿茶。而作为乌龙茶的武夷岩茶出现较晚，大约起源于明末清初。

武夷岩茶的品质特征

武夷山有“闽南第一名山”之称，茶树就生长在岩壑中，岩与茶交相呼应，因此得岩茶之名。这里的土壤因岩石风化而成，含丰富的矿物质，对茶叶中有效成分的积累极为有利。故所产茶叶香气馥郁，具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山岩风韵，深得古今茶人的喜爱。

武夷岩茶为乌龙茶之中的瑰宝，其外观条索壮结，色泽青褐润亮，部分叶面呈现蛙皮状小白点，俗称“蛤蟆背”。冲泡后汤色橙黄，清澈明亮，叶底软亮，具有“绿叶红镶边”的特征。滋味也浓厚鲜醇，回甜明显，具有独特“岩韵”。当然不同岩茶品质也不同，如肉桂香气辛锐，透鼻诱人，且久泡犹存；乌龙则带有明显的蜜桃香，有隽永幽远之感；佛手高中带有雪梨香，滋味浓厚；水仙则香气高锐，有特有“兰花香”；奇种有天然花香，滋味醇厚甘爽。

武夷岩茶的采制

武夷岩茶的优良品质除了其独特的生长环境外，更决定于其严格的采制工艺。岩茶的采摘以形成“驻芽”(俗称开面)的新梢顶部三四叶为标准，这与一般红、绿名茶的鲜叶标准不同。鲜叶力求新鲜、完整。对优质品种、名枞采摘时，还规定不能在烈日下、雨中或叶面带有露水时采，以免影响其品质，而且单枞、名枞的采制都要求分开进行，不得混淆。岩茶加工工艺细致复杂，要经过晒青、晾青、做青、炒青、初揉、复炒、复揉、走水焙、簸扇、摊晾、拣剔、复焙、炖火、毛茶再簸拣、补火等15道工序方能得到成品岩茶，足见其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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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袍

大红袍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不仅因为其美丽的传说，更在于它的稀缺性。历史上的大红袍，本来就少，而如今公认的大红袍，仅是九龙岩壁上的那几棵。最好的年份，茶叶产量也不过几百克。自古物以稀为贵。这么少的东西，自然也就身价百倍。民国时一斤就值64块银元，折当时大米4000斤。数年前，有九龙大红袍茶拿到市场拍卖，20克竟拍出15.68万元的天价，创造了茶叶单价的最高纪录。既然此茶如此珍贵，管理一定十分严格。据武夷山当地人说，早在国民党时代，大红袍就有兵看守。解放初，也有军人看守过，最多时曾有一个排的兵看守。前不久，还有一篇文章，记述当年一位看守过大红袍的老兵，从北方来武夷山故地重游的动人故事。几棵小小的茶树，竟要政府派兵看守，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七泡有余香”的铁观音

铁观音是福建闽南乌龙茶的代表，因其品质超群，从古至今一直为茶人所珍爱。如今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其美名已传遍中国各地，并驰名海外，被人们誉为“乌龙茶之王”。

相传，1720年前后，安溪尧阳松岩村有个叫魏荫的老茶农，勤于种茶，又笃信佛教，敬奉观音。每天早晚一定在观音菩萨前敬奉一杯清茶，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有一天晚上，他睡熟了，朦胧中梦见自己扛着锄头走出家门，他来到一条溪涧旁边，在石缝中忽然发现一株茶树，枝壮叶茂，芳香诱人，跟自己所见过的茶树不同。第二天早晨，他顺着昨夜梦中的道路寻找，果然在一处石隙间，找到梦中的茶树。仔细观看，只见茶叶椭圆，叶肉肥厚，嫩芽紫红，青翠欲滴。魏荫十分高兴，将这株茶树挖回悉心培育并大规模种植。因这茶是观音托梦得到的，所以取名“铁观音”。

铁观音的历史

铁观音的产地福建安溪是中国古老的茶区，境内具有丰富的茶树资源和悠久的产茶历史。安溪产茶始于唐末。在宋元时期，安溪不论是寺观或农家均已产茶。明代是安溪茶叶走向鼎盛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时饮茶、植茶、制茶之风盛行，并迅猛发展成为当地农村的一大产业。铁观音则始创于清乾隆初年，距今已200多年历史。

铁观音的品质特征

铁观音的原产地福建安溪一带，山峦重叠，岩峰林立，蓝、清二溪蜿蜒流淌于群山起伏的峰谷之间。山中长年朝雾夕岚，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四季长春，极宜茶树生长发育，素有“茶树天然良种宝库”之称。

铁观音外形独特，茶条为螺旋卷曲形，紧结重实，呈蜻蜓头状，并带有青蒂小尾。色泽砂绿青润，表面带有白霜。铁观音不仅外形奇异，内质更佳。汤色金黄，浓艳清澈，叶底肥厚明亮，呈现“青蒂、绿腹、红镶边”的特征。因此，人们形容铁观音外形为“青蛙腿，蜻蜓头，蛎乾形，茶油色”。品饮茶汤，即感滋味醇厚甘鲜，回甘明显，香气馥郁，久留齿颊，令人心旷神怡。铁观音茶还特别耐冲泡，有“七泡有余香”之誉。

铁观音的采制

铁观音鲜叶采摘一年有春、夏、暑、秋之分，从4月中旬采至10月上旬。各季茶中，春茶最好，秋茶次之，夏、暑茶较差一些。采摘以形成驻芽新梢的顶部二至四叶(最好为三叶)为标准，要尽量保持芽叶的匀齐、完整。采回的鲜叶要经过摊青、晒青、晾青、摇青(做青)、炒青、揉捻、初烘、初包揉、复烘、复包揉、足干等十几道工序才能制成成茶。虽同为乌龙茶，但铁观音制作工艺别具一格，两次用布包揉，不仅是形成铁观音独特的蜻蜓头外形的关键工序，也对茶叶色、香、味品质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再加上在其他各工序中的特殊工艺要求，会使制作出的铁观音具有独特的“观音韵”，为其他乌龙茶所不及。

铁观音的冲泡艺术

观音茶的泡饮方法别具一格，自成一家。首先，必须严把用水，茶具，冲泡三关。水要用山泉之水，茶具要讲究小巧伶俐，烧水最好用炭火。然后用开水洗净茶具，把铁观音茶放入茶具，放茶量约占茶具容量的五分之一，将滚开的水提高冲入茶壶，并用壶盖轻轻刮去漂浮的白泡沫，使其清新洁净，最后把泡一两分钟后的茶水注入茶杯里，但是要注意当茶水倒到少许时要一点一点均匀地滴到各茶杯里，之后就可以观赏杯中茶水的颜色，边啜边闻，浅斟细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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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观音的香气

铁观音确实要讲究香气，但不一定越香越好。香气好的铁观音多是生长在高海拔的山区，那里云雾多，日光漫射，紫外线强，茶叶中积累了较多的芳香物质，茶叶厚柔软，嫩性强。这些地方的铁观音一般能制作出优质的茶香，但价钱也较贵。此外，好的茶香与其品种有关。从整体表现来说，以上等品种茶树为原材，并用特定制法制成的铁观音茶具有浓郁的兰花香和甘露味，即俗称的“观音韵”。其所特有的花香、果香，并非莉、玉兰的鲜花窑制而成，而是由铁观音的茶树品种、气候、季节及独特工艺引发出来的天然香味。

芳香厚味的祁门红茶

祁门红茶是中国红茶中的精品，品质超群，被誉为“群芳最”，并以“香高、味醇、形美、色艳”四绝驰名于世。它与印度的“大吉岭”红茶和斯里兰卡的“乌伐”红茶一同被称为“世界三大高香名茶”。

祁门红茶为中国著名工夫红茶，常简称为“祁红”。主要产于安徽祁门县，以及相毗邻的石台、东至、贵池、黟县等县。只因祁门产量最多，质量最好，故以祁门命名。说起祁门红茶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胡元龙（1836—1924年），字仰儒，祁门南乡贵溪人。他博读书史，兼进武略，被朝廷授予世袭把总一职。但是胡元龙轻视功名，注重工农业生产，18岁就辞去官职，在贵溪村垦山种茶。清光绪以前，祁门不产红茶，只产绿茶、青茶等，而且销路不畅。光绪元年（1875年），胡元龙筹建了日顺茶厂，开始用自产茶叶试制红茶。经过不断改进提高，到光绪八年（1883年），终于制成色、香、味、形俱佳的上等红茶，胡元龙也因此成为祁门红茶的创始之人。

祁门红茶的历史

祁门产茶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就盛产茶叶，而且茶叶贸易也非常兴旺，当时出产的“雨前高山茶”已相当出名。白居易的诗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句子。据史料记载，到元代时祁门的茶叶产量就已达到年产750吨。清光绪以前，祁门所产茶叶均为绿茶，称为“安绿”，主销广东、广西一带。光绪年间，引入红茶制法，这就是祁红的开端。由于当时绿茶出现滞销，红茶却因为出口而畅销，所以附近茶农纷纷改制，逐渐形成祁红产区。祁红一经问世，就以其超群不凡的品质而受世人瞩目，成为红茶世界的后起之秀。

祁门红茶的品质特点

祁门地处安徽南部山区，黄山支脉蜿蜒其境。这里“晴时早晚遍地雾，阴雨成天满山云”，而且“云以山为体，山以云为衣”，是槠叶种茶树生长的理想环境，槠叶种是制造祁红的主要品种。这就为制造优质祁红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条件。

祁门红茶外形条索紧细，锋苗秀丽，色泽乌润有光，俗称“宝光”，冲泡后汤色红艳透明，叶底鲜红明亮，滋味醇厚甜润，回味隽永，香气浓郁高长，既似蜜糖香，又蕴有兰花香。这种似蜜似花、别具一格的香气，是祁红最为诱人之处，故人们把它专称为“祁门香”。祁红能行销上百年而长盛不衰，皆缘于此。

祁门红茶的采制

祁红优越的品质还源于其精湛的采制工艺。祁红的采制工艺也很特别，首先它的鲜叶原料嫩度较一般红茶为高，高档茶以一芽二叶为主，一般茶以一芽二三叶或相同嫩度的对夹叶为标准。采回的鲜叶要按其嫩度、匀度、新鲜度等进行分级，分别付制。祁红的初制工序为萎凋、揉捻、发酵、烘干等。

这些工序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非常细微、考究。以烘干工序为例，一般分两次进行，第一次称毛火，用高温(100—110℃)快速排除茶中水分，钝化酶活性，保持前三道工序形成的品质特征。在摊晾1—2小时后，又进行第二次烘干，称复火。这对于温度、时间、叶层厚度等的控制非常精细严格，非一般人所能掌握得好。经初制的祁红毛茶，还需经过筛分、切断、选剔、补火等十几道工序的精制才能成为形质皆佳的祁红。

延伸阅读

茶道中的“满江红”

茶道的传统茶单上，有一种著名的“满江红”独家茶，其主要成分就是红茶和生姜，以祁门红茶为最好。生姜含多种活性成分，具有解毒、消炎、去湿活血、暖胃、止呕、消除体内垃圾等作用。用红茶混合适当比例的生姜成分，并且做到口感和感官的舒适，这就是“满江红”受到茶客欢迎的奥妙所在。我国民间早就有喝姜茶的习惯。把10克姜洗净之后切成五等份，与5—10克茶叶及300毫升水齐煮滚五至十分钟，隔去渣滓及茶叶，加30克冰糖搅匀后饮用，这种茶叶一直都是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

越陈越香的普洱茶

在普洱茶的起源地云南，有“爷爷的茶，孙子卖”的俗语。普洱茶用优良品种制成，其外形肥大，色泽乌润，滋味醇厚，具有独特的陈香味儿，有“美容茶”、“减肥茶”之盛誉。

传说，在乾隆年间，普洱地区的濮家茶庄将没有完全晒干的毛茶压饼、装驮进京献给皇帝。由于普洱地处边远山区，交通闭塞，茶叶运输只能靠人背马驮，所以在运输过程中，由于时间长久以及在外界湿、热、氧、微生物等作用下，茶叶开始变质。等到了京城才发现，原本绿色泛白的茶饼变成了褐色。护送茶叶进京的茶庄少主人因为贡茶的变质而惊恐万分，甚至想了却自己的生命，但在无意间却发现茶的味道变得又香又甜，茶色也红浓明亮。于是，少主人就将这些变质的茶送进皇宫，并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赐名普洱茶。

普洱茶的历史

云南是茶树原生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各种茶叶的根源都在云南的普洱茶产区。普洱茶历史非常悠久，根据最早的文字记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武王伐纣时期，云南种茶先民就已将这种茶献给周武王，只不过那时还没有普洱茶这个名称。到了唐朝，普洱茶开始了大规模的种植生产，称为“普茶”。宋明时期，普洱茶开始在中原地区流行，并且在国家社会经济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到了清朝，普洱茶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早在清初，清政府便将普洱茶正式列入贡茶之中，清代宫廷也一直有“夏喝龙井、冬饮普洱”的传统。

普洱茶的品质特征

普洱茶是云南久享盛名的历史名茶。普洱地区原不产茶，只因曾是滇南重要的贸易集镇和茶叶市场，才将出自此处的茶统称为普洱茶，实际普洱茶主产区应是位于西双版纳和思茅所辖的澜沧江沿岸各县。由于产区自然条件优越，茶树品种多为大叶茶，且茶多酚含量高，制出的普洱茶品质特别优异，味浓耐泡，泡上十余次仍有茶味，因而广受茶人好评。

普洱茶外形条索粗壮肥大，紧压茶形状因茶而异，色泽乌润或褐红，俗称猪肝色，茶汤红浓明亮，滋味醇厚回甜，具有独特陈香。普洱茶香气风格以陈为佳，越陈越好，保存良好的陈年老茶售价极高。普洱茶不仅为饮用佳品，也具有很好的药用保健功效。经中外医学专家临床试验证明，普洱茶具有降血脂、降胆固醇、减肥、抑菌、助消化、醒酒、解毒等多种作用，有美容茶、减肥茶、益寿茶之美称。

普洱茶的采制

普洱茶是云南特有的地方名茶，有两种形式，即散茶和紧压茶。散茶为滇青毛茶，经渥堆、干燥后再筛制分级而成。其商品茶一般分为五个等级。紧压茶则为滇青毛茶经筛分、拼配、渥堆后再蒸压成形而制成。现主要产品有普洱沱茶、七子饼茶(圆茶)、普洱砖茶等。作为普洱茶原料的滇青，是以云南大叶种的芽叶，经过杀青、揉捻、干燥三道工序加工而成的绿毛茶。

过去曾采取日晒或风晾的方法进行干燥，所以叫晒青，其品质不如烘干。为适应茶人对普洱茶特殊风味的需求和提高普洱茶的自身品质，滇青的制法有所改进，改为烘干，所以，现在的滇青实际上就是云南大叶种的烘青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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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为什么越陈越香？

人们都说普洱茶越陈越香，但是知道其中奥妙的人并不多。因为普洱茶后发酵过程变化复杂，其多酚类大致可分三部分：未被氧化的多酚类物质；水溶性的氧化产物——茶黄素、茶红素；非水溶性的转化物。在普洱茶的后发酵中，茶黄素和茶红素氧化、聚合，形成茶褐素，从而使茶汤的收敛性和苦涩味明显降低，再加上较高的可溶性糖和水浸出物含量，从而形成了普洱茶滋味醇厚，汤色红褐。茶黄素是汤色“亮”的重要成分，茶红素是汤色红的主要成分，茶褐素是汤色“暗”的主要原因。普洱茶的香气是普洱茶的原料品种受加工工艺和云南的独特生态气候所致。普洱茶水浸出物质含量是随着年代的增加的。于是就有了“新茶便宜陈茶贵”的市场规律，即人们常说的越陈越香。

赏心悦目的白毫银针

“白毫银针”是白茶中的珍品，因其成茶芽头肥壮、肩披白毫、挺直如针、色白如银而得名，素有茶中“美女”、“茶王”之美称。它的形、色、质、趣是名茶中绝无仅有的。

白毫银针简称银针，因茶芽满身披毫，色白如银，形状如针而得名。它产于福建的福鼎和政和两地。始于何时无确切记载。清嘉庆初年(1796年)以前，白毫银针都是用福鼎当地的肥壮茶芽为原料加工而成。约在1857年，福鼎茶农选育出福鼎大白茶良种茶树，其芽肥壮长大，茸毛浓密，茶多酚类、水浸出物含量高，成品味鲜、香清、汤厚，于是自1885年起，福鼎便改用大白茶壮芽来制造白毫银针，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品质。1880年政和县也选育出政和大白茶良种茶树，1889年开始以其壮芽生产白毫银针。

白毫银针的品质特征

白毫银针外形优美，芽头壮实，白毫密布，挺直如针。福鼎所产的白毫银针芽茸毛厚，色白富光泽，汤色碧清，呈杏黄色，香味清鲜；政和所产的白毫银针则汤味醇厚，香气清芬。此外，白毫银针的药理保健作用也比较突出，在民间常被作为药用。因为它味温性凉，有退热祛暑解毒的功效，是夏季理想的清热饮品，在茶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白毫银针的采制

白毫银针完全是由独芽制成，鲜叶原料采摘极其严格。每年春季，当茶树嫩梢萌发一芽一叶时即将其采下。采时有“十不采”的规定，即雨天、露水未干、细瘦芽、紫色芽、风伤芽、人为损伤芽、虫伤芽、开心芽、空心芽、病态芽等10种情况的芽头不采。采回的鲜叶先小心将其上的真叶、鱼叶掰下，仅留肥壮芽头制作银针。掰下的茎叶还可用作其他茶的原料。这道工序俗称“抽针”，抽出的茶芽均匀薄摊于有孔的竹筛上，置于春日早、晚微弱日光下萎凋两个小时左右，然后在室内通风处摊晾至七八成干，其间切忌翻动茶芽，以免其受伤变红。然后入焙笼内，用30—40℃的温火慢烘至足干即成，也可置于烈日下晒至足干。银针制作工序虽简单，但在萎凋、干燥过程中，要根据茶芽的失水程度进行温度、时间调节，掌握起来很不容易，特别是要制出好茶，比其他茶类更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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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毫银针的冲饮技巧

白毫银针泡饮方法与绿茶大致相同，但它未经揉捻，茶汁不易浸出，所以冲泡时间比较长。冲泡白毫银针的茶具通常选用无色无花的直筒形透明玻璃杯，品饮者可从各个角度欣赏到杯中茶的形色和变幻的姿态。冲泡时白毫银针的水温以70℃为好，从用量上讲，一般每3克白毫银针应冲入200毫升沸水。开始时茶芽浮于水面，5—6分钟后才有部分茶芽沉落杯底，另一部分悬浮茶汤上部，此时茶芽条条挺立，上下交错，望之犹如雨后春笋，蔚为奇观。约10分钟后白毫银针立起，茶汤呈橙黄色，此时，边观赏边品饮，尘俗尽去，别有情趣。

茶的保健功效

人类早期对茶的认识，是从药用开始的。茶叶之中也确实含有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化学成分，茶叶的药理功效和保健作用是其他饮料无可替代的。

相传有一年武夷山热得出奇，有个穷汉子靠砍柴为生，没砍几刀就热得头昏脑胀，唇焦口燥，胸闷疲累。于是他来到附近的祝仙洞，找个阴凉的地方歇息。刚坐下，就觉一阵凉风带着清香扑面吹来，远远望去原来是一棵树上开满了小白花，绿叶又厚又大。他走过去摘了几片含在嘴里，凉丝丝的，不一会儿头也不昏了，胸也不闷了，精神顿时爽快起来，于是他移植了一棵小树种在家里，以后汉子便天天以此茶来解渴提神，许多年过去了，却丝毫不见年老，反而更加健壮。这段故事极具传奇色彩，但其广泛流传也说明人们对茶的保健功效的认可。

茶叶中的保健成分

一杯热茶所能提供的热量很低，但是却能提取出大量的保健成分。一般的茶叶中都含有儿茶素及其氧化缩合物、黄酮醇、咖啡因、茶氨酸、杂链多糖和各种维生素类等等。其中最具高附加值的保健成分为儿茶素类，儿茶素类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具抗菌作用，并且与蛋白质、金属及其他化合物有特异性的结合。儿茶素添加于食品可防止变质，保持鲜度。在身体内则有抗氧化机能、提升免疫能力、延缓衰老等作用。同时，对延迟及防止疾病的发作有相当之效果。由此可见，茶叶(或茶饮料)是非常理想的天然保健食品，它既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营养、水分还能满足人们的嗜好，此外，也具有非常显著的保健功能。

茶叶的保健功效

我国历代记述饮茶功效的书籍很多，如东汉华佗的《食论》、唐代孟诜的《食疗本草》、宋代孙用和《传家秘宝方》、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及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等等。综观我国历代医书，对茶功效的记载大致为：益思少睡、清热降火、解毒止渴、消胀气、助消化、消除疲劳、增强耐力、去痰治痢、利尿明目、坚齿、醒酒等。近年来由于科技进步，科学家通过各项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证实了茶叶确实具有多种保健及预防疾病的功效。

饮茶有助于降低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特别是茶叶中的儿茶素，具有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和提高高密度脂蛋白的功效，因此茶叶具有一定的抗血栓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功效。

饮茶有助于预防高血压。血钠含量高，是引起高血压的原因之一，而茶叶中富含的钾可促进血钠的排除，因此饮茶具有预防高血压的功效。

饮茶还有助于预防龋齿。茶树是一种富含氟元素的植物，尤其是老叶中含有很高的氟元素。饮茶所摄入的氟元素可以达到预防龋齿的效果。

饮茶还有助于抗细胞突变和抗癌。癌症的病因尽管有多种说法，但它的发生都由人体细胞的突变引起，从一个正常细胞发展成“癌细胞”都要经由“引发”和“促发”两个阶段，茶叶的有效成分不但具有抑制“引发”作用的活性，且具有抑制“促发”作用的活性。因此经常饮茶对胃癌、肺癌、乳房癌、肠癌、肝癌、皮肤癌等具有一定的的预防和抑制效果。

虽然茶一向被视为温和的天然保健饮料，但因其成分中含有咖啡因为主的植物碱类，具有兴奋及刺激神经的作用。茶多酚类也具有一定的收敛性，对口腔及肠胃道黏膜有影响，不宜空腹饮茶或饮用浓涩的茶汤，而一些有贫血、胃肠溃疡、神经衰弱的人更不宜饮茶，还有些人饮茶会引起失眠等等。所以，饮茶也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不可盲目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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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茶不宜多喝

新茶并非越新越好，喝法不当易伤肠胃，由于新茶刚采摘回来，存放时间短，含有较多的未经氧化的多酚类、醛类及醇类等物质，这些物质对健康人群并没有多少影响，但对胃肠功能差，尤其本身就有慢性胃肠道炎症的病人来说，这些物质就会刺激胃肠膜，原本肠胃功能较差的人更容易诱发胃病。因此新茶不宜多喝，存放不足半个月的新茶更不能喝。此外，新茶中还含有较多的咖啡因、活性生物碱以及多种芳香物质，这些物质还会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有神经衰弱、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应适量饮用，而且不宜在睡前或空腹时饮用。正确方法是放置半个月以后才可饮用。

第四讲 茶具知识——茗器盛馨海

茶具的组成

中国茶具源远流长，各个朝代的茶具组成都有其独特之处，但是茶具的基本功能相同，所以按功能可以将茶具分为煮水、备茶、泡茶、品茶和辅助茶具五个部分。

中国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的饮茶习惯各具特点，所用器具更是异彩纷呈。此外，我国饮茶历史悠久，不同时代的茶具也有很大的差距，很难将茶具的组成作出一个标准的模式。所以，本节只能结合中国茶具的发展史，选择主要器具按功能加以总结。

煮水用具

煮水用具主要有煮水器和开水壶。煮水器是加热泡茶之水的一种茶具。如古代的“茗炉”，炉身为陶器，可与陶水壶配套，中间置酒精灯等燃烧物用以加热。同时将开水壶放在“茗炉”上，也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开水壶（古代称注子）则是专门用于贮存沸水的工具，其中以古朴厚重的陶质水壶最受人推崇。在民间最为流行的是金属水壶，它传热快，又坚固耐用，而且价格实惠。

备茶用具

备茶用具是在元代散茶之风兴起之后才开始流行，是专门用于贮存茶叶的茶具，最为常用的有茶叶罐、茶则、茶漏、茶匙等。茶叶罐是专门用于贮放茶叶的罐子，在我国古代以陶瓷为佳质材，但用锡罐贮茶的也十分普遍；茶则是用来衡量茶叶用量的测量工具，以确保投茶量准确，通常以竹子或优质木材制成，但不能用有香味的木材；茶匙则是一种细长的小耙子，帮助将茶则中的茶叶耙入茶壶、茶盏，其尾端尖细可用来清理壶嘴淤塞，是必备的茶具，一般以竹、骨、角制成；茶漏是一种圆形小漏斗，当用小茶壶泡茶时，将它放在壶口，茶叶从中漏进壶中，以免洒到壶外。

泡茶用具

泡茶用具是茶叶冲泡的主体器皿，主要有茶壶、茶海、茶盏等。茶壶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泡茶用具，泡茶时将茶叶放入壶中，再注入开水，将壶盖盖好即可，一般以陶瓷制成，其规格有大有小，但古人都以小唯上；茶海又可称为“公道杯”或“茶盅”，是用于存放茶汤的茶具。为了使冲泡后的茶汤均匀，以及不使因宾客闲谈致使壶中茶汤浸泡过久而苦涩，先将壶中泡出的茶汤倒在茶海里，然后再分别倒入茶杯中供客人品尝；茶盏是一种瓷质盖碗茶杯，也可以用它代替茶壶泡茶，再将茶汤倒入茶杯供客人饮用，但一个茶壶只配四个茶盏，所以最多只能供四个人饮用，其局限性比较大。

品茶用具

品茶用具是指盛放茶汤并用于品饮的茶具，主要有茶杯、闻香杯等。茶杯，又可以雅称为“品茗杯”，是用于品尝茶汤的杯子，但因茶叶的品种不同，也要选用不同的茶杯。一般以白色瓷杯为好，也有用紫砂茶杯的。

辅助茶具

辅助茶具是指用于煮水、备茶、泡茶、饮茶过程中的各种辅助茶具。常见的有如下几种：

茶荷：又称“茶碟”，是用来放置已量定的备泡茶叶，同时兼可放置观赏用样茶的茶具。

茶针：是用于清理茶壶嘴堵塞时的茶具。

漏斗：是为了方便将茶叶放入小壶的一种茶具。

茶盘：是放置茶具，端捧茗杯用的托盘。

壶盘：是放置冲茶的开水壶，以防开水壶烫坏桌面的茶盘。

茶池：是用于存放弃水的一种盛器。

水盂：是用来贮放废弃之水或茶渣的器物，其容量小于茶池。

汤滤：是用于过滤茶汤用的器物。

承托：是放置汤滤或杯盖等物的茶具。

茶巾：是用来揩抹溅溢茶水的清洁用具。

纵观中国茶具历史，我国的茶具组合大致经历了从“简”到“繁”，又从“繁”到“简”的循环发展过程，不少古茶具已因茶事变革而被后人摒弃，上文所介绍的五类茶具，只是现在仍活跃在茶事中的常见茶具。随着我国茶业的发展，这些茶具的组成还会不断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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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具的分类

中国茶具是随着中华民族的饮茶实践、社会发展而不断创新、变化、完善起来的。按用途可以将茶具分为以下几类：

生火用具：即燃具类，如风炉等。

煮茶用具：即煮水类茶具，如茶、茶釜、茶铣。

制茶用具：如茶碾、罗合。

量辅用具：即置茶类物品，如茶匙、茶则。

贮水用具：即贮水类器物，如水方。

调味器具：如盛盐罐。

泡茶用具：如紫砂壶、盖碗杯等。

饮茶用具：如茶碗、茶盅、茶杯等。

清洁用具：如滓方涤方、茶帚等。

贮物器具：如具列、都篮。

此外，茶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茶具是指泡饮茶时直接在手中运用的器物，具有必备性、专用性的特征；而广义上的茶器具则可包括茶几、茶桌、座椅及饮茶空间的各种陈设物。

茶具的选配

俗话讲“好茶需有妙器配”，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发现茶具的选择得当与否，与泡茶、品茶的效果密切相关，所以茶具的选配也是泡好茶的关键因素，这正所谓“器为茶之父”。

在饮茶过程中，人们的意识、理念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不断渗入茶事，茶饮生活也逐渐雅化，从而使人们对茶器具提出了典雅、质朴、精美等审美的要求，这也是人们选择茶具的一个重要标准。从古到今，凡是讲究品茗情趣的人，都崇尚意境高雅，强调“壶添品茗情趣，茶增壶艺价值”。

以“色泽”选配茶具

在中国古代，人们非常注重茶叶的汤色，并以此作为茶具选配的标准。唐代茶人们喝的都是饼茶，这种茶的茶汤呈淡红色。当这种茶汤倒入瓷质茶具之后，汤色就会因瓷色的不同引起变化。当时邢州生产的白瓷，会使茶汤变为红色；洪州生产的褐瓷，会使茶汤显出黑色；寿州生产的黄瓷，会使茶汤呈为紫色，因此，这些茶具都不宜选择。而越州的瓷为青色，倾入淡红色的茶汤，会呈显出赏心悦目的绿色，所以当时的雅士品茶都选择越州瓷茶具。陆羽更是从茶叶欣赏的角度，提出了“青则益茶”，认为以青色越瓷茶具为上品。

宋代，饮茶风俗逐渐由煎茶、煮茶发展为点茶、分茶，此时茶汤的色泽已经接近白色了。而唐代所推崇的青色茶碗无法衬托出茶的“白”色。所以，此时的茶碗已改为茶盏，而且对盏色也有了新的要求。当时，茶盏的选配原则是以黑色和青色为贵，认为黑釉茶盏才能反映出茶汤的色泽。元明时期，人们由饮团茶改为饮散茶，饮用的芽茶，茶汤已由宋代的白色变为黄白色，这样对茶盏的要求不再是黑色了，而是白色。所以白色茶盏又成为人们的首选茶具，如明代的屠隆就认为茶盏“莹白如玉，可试茶色”。

以“韵味”选配茶具

自明代中期以后，随着茶壶和紫砂茶具兴起，茶汤与茶具色泽不再有直接的对比与衬托关系。这样，人们对茶具特别是对茶壶的色泽，不再给予较多的注意。到了清代，茶具品种逐渐增多，其中又融入了诗、书、画、雕等艺术，从而把茶具制作推向新的高度，这使人们对茶具的种类与色泽、质地与式样，以及茶具的轻重、厚薄、大小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般来说冲泡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庐山云雾茶等名优绿茶，可用玻璃杯直接冲泡。因为玻璃材料密度高，硬度亦高，具有很高的透光性，可以看到杯中轻雾缥缈，茶汤澄清碧绿。杯中的芽叶嫩匀成朵、亭亭玉立、旗枪交错、上下浮动、栩栩如生。

黄山毛峰茶虽然是绿茶中的名品，但是黄山毛峰茶和龙井茶、碧螺春茶相比，冲泡水温要稍高些，浸润时间需长些，因此茶具最好选择瓷质盖碗杯。但不论冲泡何种细嫩名优茶，杯子宜小不宜大。因为杯大则水量多，热量大，会使茶芽泡熟，而不能直立，失去观赏效果。

冲泡红茶宜用的茶具是瓷质盖碗杯或紫砂茶具，其中以白瓷质地为佳，因为红茶冲泡后，白瓷杯衬托其红艳的汤色，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此外，为保香则可选用有盖的杯、碗或壶泡花茶；饮乌龙茶，重在闻香啜味，宜用紫砂茶具冲泡；饮用红碎茶或工夫茶，可用瓷壶或紫砂壶冲泡，然后倒入白瓷杯中饮用；此外，冲泡红茶、绿茶、乌龙茶、白茶、黄茶，使用盖碗，也是可取的。

一般而言，重香气的茶叶要选用硬度较高的瓷质壶、瓷质盖碗杯或玻璃杯。这类茶具散热速度快，泡出的茶汤较为清香。重滋味的茶要选用硬度较低的壶来泡，像乌龙茶，还有外形紧结、枝叶粗老的茶以及云南的普洱茶，可以选用陶壶、紫砂壶进行冲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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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而异的茶具选配之道

茶具的选配讲究因人而异，这在古代表现的尤为突出。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茶具表明，唐代皇宫贵族选用金银茶具、秘色瓷茶具和琉璃茶具饮茶。而清代的慈太后对茶具更加挑剔，她喜欢用白玉作杯、黄金作托的茶杯饮茶。历代的文人墨客，也都特别强调茶具的“雅”。现代人饮茶时，对茶具的要求虽然没那么严格，但也根据各自的饮茶习惯，结合自己对壶艺的要求，选择最喜欢的茶具。当宾客登门时，总想把自己最好的茶具拿出来招待客人。另外，职业、年龄以及性别不同，对茶具的要求也不一样。如老年人讲究茶的韵味，多用茶壶泡茶；年轻人以茶会友，要求茶叶香清味醇，多用茶杯沏茶。男人习惯于用较大素净的壶或杯斟茶，女人爱用小巧精致的壶或杯冲茶等等。

茶具的起源

中国茶具可谓源远流长，自从茶被发现以来，由于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利用茶的方式不同，与之相随的器具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功能多样的“早期茶具”到频繁用于饮茶的饮食器具，再到具有审美情趣的专用茶具。

早期的茶作为一种食物而存在，因此当时的茶具只是一种饮食器具，而中国饮食器具的历史久远。据考古发掘证明，现存最早的饮食器具是在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陶器门类众多，有碗、钵、豆、壶、罐等。这些陶器并不具备某种专门的功能，即使就饮食说，也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严格，因此其用途很多。

用途多样的“早期茶具”

茶具与饮茶是密切相关的，很多史料和实物证明，饮茶是在秦汉之际才出现的。魏晋时期则是我国茶文化的萌芽时期，茶的利用在当时是诸多方式并存的，如食用、药用、饮用等，但其饮料的功能已上升为主导地位。此外，据《广陵霄老传》载，晋代时集市上已经有专门卖茶为生的老婆婆了，而且“市人竞买”，生意十分红火。由此也可以看出饮茶在当时的普及程度。

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饮茶器具也应当在茶成为饮料之后出现。不过，茶从被利用到发展为单纯的饮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这一段时期内，茶都是食用、药用以及饮用的混合利用形式。即使到了晋代，茶作为饮品已经基本固定下来了，但是专用茶具并没有随着饮茶的普及而出现。

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资料，当时饮茶器具的在史书之中只有零星的记载。如《三国志》有一段关于“赐茶奔以当酒”的记录，这已经说明当时的茶从表面看应该类似于酒，而酒杯可以兼用作茶具。另据唐代杨哗《膳夫经手录》记载，茶类似于蔬菜。因此，专用茶具在那时就没有产生的必要了。从一般的生活常识而言，在饮食器物品种较少、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明显的分工是不可能的，加以茶文化在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茶还不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专用茶具是不可能出现的。

“早期茶具”向专业茶具的过渡

随着饮茶的日渐普及，部分饮食器具已经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于饮茶。此外，文献中关于饮茶用具的资料也渐渐增多。如汉宣帝时，王褒所作《憧约》中有“烹茶尽具”的句子，近代在浙江湖州一座东汉晚期墓葬中发现了一只高33.5厘米的青瓷瓮，瓷瓮上面书有“茶”字。近年来，在浙江上虞又出土了一批东汉时期的瓷器，内中有碗、杯、壶、盏等器具。这些史料和出土文物表明，在晋以前，茶具还没有完全从饮食器具中分离出来。然而，随着茶由食用、药用向饮料的转变，一些饮食用具已经较为频繁地作为饮茶器具来使用，这就为饮器向茶具的过渡打下了基础。

专用茶具的确立

唐朝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繁盛时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日常饮食上就会有更高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茶开始从饮食之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种放松精神的消费品。这也就要求饮茶的器具独立出来，而且还要具备饮茶情趣的作用。陆羽的《茶经》不仅对茶具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水平，而且将茶具提到了文化的高度。因此，专用茶具不仅在唐代出现，而且发展稳定。到了安史之乱前后，唐朝的茶具不但门类齐全，而且开始讲究质地，并且因饮茶的不同而择器了，所以唐朝应该是中国专用茶具的确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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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茶经》中的茶具

陆羽在《茶经》中开列了如下茶具：

风炉 烹煮器具。

灰承 供承灰用。

炭挝 供敲炭用。

火策 供取炭用。

交床 供置用。

夹 供炙烤茶时翻茶用。

纸囊 用来贮茶。

碾 用于将饼茶碾成碎末。

拂末 用来清掸茶末。

罗合 经罗筛下的茶末盛在盒子内。

则 供量茶用。

水方 用来煎茶。

水囊 供清洁净水用。

瓢 用来煎茶。

熟盂 供盛放茶汤，“育汤花”用。

鹺簋 盛盐用的器具。

揭 用来取盐。

碗 供盛茶饮用。

畚 放碗之用。

札 供清洗茶器之用。

涤方 用来盛放洗涤后的水。

滓方 用于擦干各种茶具。

具列 用来收藏和陈列茶具。

都篮 用来盛放烹茶后的全部器物。

以上器具都是唐时较为流行的茶具，但并非每次饮茶时必须件件具备。这在陆羽的《茶经》中说得很清楚，在不同的场合下，可以省去一些茶具。

精美的唐代茶具

唐代经济发达、茶业繁盛，同时也带动了制瓷业的发展，出土的大量金银茶具和瓷质茶具见证了唐代宫廷茶具的金碧辉煌、精致绝伦和民间茶具的简单质朴、小巧耐用。

唐代的饮茶之风更为流行，专用茶具也开始出现，如湖南长沙窑遗址出土了一批唐朝的茶具，其中很多底部都刻有“茶碗”字样，这是我国迄今所能确定的最早茶碗。唐代茶具的种类也很多，包括贮茶、炙茶、碾茶、罗茶、煮茶及饮茶茶具等。而且唐代的制瓷业也很发达，现今出土的诸多唐代茶具也证实了当时的茶具制作工艺的高超。尤其是越窑的青瓷茶碗受到“茶圣”陆羽和众多诗人的喜爱。

精美的宫廷茶具

唐代王室饮茶，注重礼仪、讲究茶器，这也直接促进了茶具制作工艺的发展。而且宫廷茶具的质地、造型、材料都极为讲究，是民间茶具所不能相比的。从文化的角度看，陆羽在《茶经》中也对茶具有严格的要求。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一套唐代宫廷茶具，可以说是对《茶经》有关茶具记载的最好的佐证，也使我们得以了解唐代宫廷茶具之精美，以及千余年前辉煌灿烂的茶具艺术。

经考古发掘，这批茶具大多在咸通九年至咸通十年制成，是唐僖宗的专用茶具，封藏于873年岁末，距陆羽去世只有69年。出土茶具包括茶碾子、茶涡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和长柄勺。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琉璃质的茶碗和茶盏以及盐台、法器等。地宫中还出土了两枚贮茶用的笼子，一为金银丝结条笼子，一为飞鸿毽路纹婆金银笼子，编织都十分巧妙、精美。此外还有一件鎏金银盐台更是独具匠心之作。本来是盛盐的日常生活用品，但它的盖、台盘、三足都设计为平展的莲叶、莲蓬，仿佛摇曳的花枝以及含苞欲放的花蕾，美不胜收。这套金碧辉煌、蔚为大观的金银、琉璃、秘色瓷茶具，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唐代最全最高级的专用茶具，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宫廷茶具的豪华奢侈。

朴素的民间茶具

唐代民间使用的茶具以陶瓷为主，茶具配套规模较小，主要有碗、瓯、执壶、杯、釜、罐、盏、盏托、茶碾等数种。

碗作为唐时最流行的茶具，造型主要有花瓣型、直腹式、弧腹式等种类，多为哆口收颈或敞口腹内收。晚唐，制瓷工匠创造性地把自然界的花叶瓜果等物经过概括，保留其感动、形象的特征，运用到制瓷业中，从而设计出葵花碗、荷叶碗等精美的茶具。

瓯是中唐以后出现并迅即风靡一时的越窑茶具新品种，是一种体积较小的茶盏。这种敞口斜腹的茶具，深得诗人皮日休的喜爱。他在《茶瓯》中说尽了溢美之辞：“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如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在势旋跟，苹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执壶又名注子，是中唐以后才出现的，由前期的鸡头壶发展而来。这种壶多为哆口，高颈，椭圆腹，浅圈足，长流圆嘴，与嘴相对称的一端还有泥条黏合的把手，壶身一般刻有花纹或花卉动物图案，有的还留有铭文，标明主人或烧造日期。

茶杯、盏托，茶碾等物，在越窑中也常见，这类瓷器在釉色、温度、形状和彩饰上均较好地体现了当时越窑的制作工艺和烧造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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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唐代“七窑”

越窑，窑址位于今浙江上虞、余姚等地，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青瓷窑，当时茶具主要有碗、、执壶、杯、釜、罐、盏、盏托、茶碾等数种。

邢窑，窑址位于今河北任丘，以白瓷著名，瓷器胎薄，玉底，色泽纯洁，造型轻巧精美，有“圆如月，薄如纸，洁如玉”的美誉。

岳州窑，窑址分布在今湖南湘阴的窑头山、白骨塔和窑滑里一带。

鼎州窑，窑址在今陕西铜川市黄堡镇，是宋代名窑耀州窑的前身，以生产青瓷为主。

州窑，窑址在今浙江金华、兰溪、永康一带，其产品和造型受越窑影响较大。

寿州窑，窑址在今安徽淮南市的上窑镇、徐家和李嘴子一带，著名产品为“鱼黄”。

洪州窑，窑址在今江西丰城曲江、石滩、郭桥、同田乡一带，以生产茶碾轮和盘心圈状凸起的茶盏托著称。

奢侈的宋代茶具

宋代斗茶之风盛行，饮茶的世俗化风气较浓，这也使得茶具的艺术性部分丧失，甚至沦为朝廷和士大夫阶层炫耀豪富的工具。这一时期，建州窑的茶盏较为流行。

宋代文人的生活非常优越，但那种报国无门的痛苦却比任何朝代都要强烈，因此他们开始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以营造精巧雅致的生活氛围来满足自我，而饮茶恰恰满足了他们的这一要求。在文人与皇帝的参与下，宋代饮茶之风达到了巅峰之境。但是宋代茶风，过于追求精巧，这也导致了宋人对茶质、茶具以及茶艺的过分讲究，从而日趋背离了陆羽所提倡的自然饮茶原则。

斗茶之风对茶具的影响

从现存资料来看，宋人饮用的大小龙团仍然属于饼茶，所以现存的宋代茶具与唐茶具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但在饮茶方法上，宋与唐则大不相同，最大的变化是宋代的点茶法取代煎茶法而成为当时主要的饮茶方法。同时，唐代民间兴起的斗茶到了宋代也蔚然成风，由此衍生出来的分茶也十分流行。这种点茶法以及斗茶、分茶的风气极大地影响了宋代茶具的发展。

宋人为达到斗茶的最佳效果，极力讲求烹渝技艺的高精，对茶水、器具精益求精，宋人改碗为盏，因为它形似小碗，敞口，细足厚壁，以便于观看茶色，其中著名的有龙泉窑青釉碗、定窑黑白瓷碗、耀州窑青瓷碗。为了便于观色，茶盏就要采用施黑釉者，于是建盏成了最受青睐的茶具。其中，产在建州(今福建建阳一带)的兔毫盏等，更被宋代茶人奉为珍品。因为茶盏的黑釉与茶汤的白色汤花相互映衬，汤花咬盏易于辨别，正是这样的特点，宋人斗茶必用“建盏”。可见，斗茶对宋代茶具的巨大影响。

宋代茶具的特点

建州窑所产的涂以黑釉的厚重茶盏称建盏。建盏品种不多，造型也很单一，但其特别注重色彩美。因为建盏并非是单调呆板的黑色，而是黑中有着美丽的斑纹图案，即《茶录》和《大观茶论》中所说的黑釉中隐现的呈放射状、纤长细密如兔毛的条状毫纹的“兔毫斑”这使的本来黑厚笨拙的建盏显得精致而又极富动感。

从现存资料与实物来看，建盏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其适于斗茶。拿兔毫盏来说，其釉色纷黑，与茶汤的颜色对比强烈，加上胎体厚重、保温性强，使茶汤在短时间内不冷却，同时又不烫手，受欢迎就是很正常的了。此外，建盏在外观上也独具匠心。其敞口如翻转的斗笠，面积大而多容汤花。在盏口沿下有一条明显的折痕，称“注汤线”，是专为斗茶者观察水痕而设计制造的。因建盏特别是兔毫盏备受推祟，宋代诗文里也有很多赞美之词，如苏轼“来试点茶三昧手，勿惊午盏兔毫斑”、梅尧臣“兔毛紫盏自相称，清泉不必求虾蟆”等。

此外，宋代上层人物极力讲求茶具的奢华，以金银茶具为贵的奢靡之风气很浓。如蔡襄的《茶录》和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对茶具的质地有极高的要求，认为炙茶、碾茶、点茶与贮水必须用金银茶具，用来表现茶的尊贵高雅。据史料记载，宋代还有专供宫廷用的瓷器，普通人不许使用。在宋代，这种奢靡之风已经蔓延全国，一些价值百金甚至千金的茶具成为士大夫们夸耀门庭的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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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宋代“五窑”

宋代各地窑口林立，全国著名的窑口共有五处，即官窑、哥窑、定窑、汝窑和钧窑。

官窑是由官府置窑烧造瓷器而得名，有北宋开封窑和南宋杭州窑。南宋官窑是世界碎纹艺术釉瓷鼻祖。

哥窑窑址在今浙江龙泉。它在釉色和造型上都有极高的造诣，有“青瓷之花”的美称。

定窑窑址在今河北曲阳，因古时属定州而得名。定窑以烧造白釉瓷为主。它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覆烧技术，可谓独创。

汝窑窑址在今河南宝丰境内，原系民窑，到北宋晚期，朝廷令其烧制供御青瓷，史称“官窑汝瓷”，以绿色釉质见长，被瓷界称为“葱绿色”。

钧窑是北宋至金时的著名瓷窑，窑址在今河南禹县，因古属钧州得名。它在烧造技术上独辟径，烧成了色釉，这是陶瓷史上的一大突破。

简约的元明茶具

元代泡饮散茶风行，人们开始崇尚简约、自然的茶具。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明代对茶具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进和创新，为中国茶文化和茶具艺术的历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从饮茶方式上看，元代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在当时虽然还有点茶法，但泡茶法已经较为普遍。这种饮茶方法的变革直接影响了元代茶具，部分点茶、煎茶的器具逐渐消失，在内蒙古赤峰出土的元代墓穴中的烹茶图中已经见不到茶碾。从制瓷的历史来看，元代茶具以瓷器为主，尤其是白瓷茶具有不凡的艺术成就，把茶饮文化及茶具艺术的发展推向了全新的历史阶段。元代不到百年的历史使茶具艺术从宋人的崇金贵银、夸豪斗富的误区中走了出来，进入了一种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茶具艺术境界，这也极大地影响了明代茶具的整体风格。

朱权对茶具变革的影响

明代宁王朱权强调饮茶是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为此，朱权在其所著《茶谱》中对茶品、茶具等都重新规定，摆脱了此前饮茶中的繁杂程序，开启了明代的清饮之风。这使得明代的茶具发生了一次大变革。

因明代冲泡散茶的兴起，唐、宋时期的炙茶、碾茶、罗茶、煮茶器具成了多余之物，而一些新的茶具品种脱颖而出。明代对这些新的茶具品种是一次定型，从明代至今，茶具品种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仅茶具式样或质地稍有不同。另外，由于明人饮的是条形散茶，贮茶、焙茶器具比唐、宋时显得更为重要。而饮茶之前，用水淋洗茶，又是明人饮茶所特有的，因此就饮茶全过程而言，当时所需的茶具并不多。明高镰《遵生八笺》中列了16件，另加总贮茶器具7件，合计23件。明代张谦德的《茶经》中专门写有一篇“论器”，提到当时的茶具也只有茶焙、茶笼、汤瓶、茶壶、茶盏、纸囊、茶洗、茶瓶、茶炉8件。

白色茶盏的兴起

宋代的斗茶到明已经基本绝迹，而为斗茶量身定制的黑盏自然就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白色茶盏再一次大受青睐。这是因为明人的泡茶与唐宋的点茶不同，所注重的不再是茶色的白，而是追求茶的自然本色（明代饮用的茶与现代炒青绿茶相似的芽茶，所以当时所讲的自然之色即绿色），绿色的茶汤，用洁白如玉的白瓷茶盏来衬托，更显清新雅致、悦目自然，而黑盏显然不能适应这一要求。此外，人们在饮茶观念、审美取向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张谦德《茶经》：“今烹点之法与君谟不同。取色莫如宣定，取久热难冷莫如官哥。向之建安盏者，收一两枚以备一种略可。”就指出了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化。

明代茶具的创新

由于饮茶方式的改变，明代的茶具与唐宋相比也有许多创新之处。

其一，贮茶器具的改良。许次纤《茶疏》中有较为具体的说明：“收藏宜用瓷瓮……四围厚著，中则贮茶……茶须筑实，仍用厚薯填紧瓮口，……勿令微风得入，可以接新。”

其二，洗茶器具的出现。其目的是为了除去茶叶中的尘滓，洗茶用具一般称为茶洗，质地为砂土烧制，形如碗，中间隔为上、下两层，然后用热水淋之去尘垢。

其三、烧水器具主要是炉和汤瓶。炉有铜炉和竹炉，铜炉往往铸有婪臀等兽面纹，明尚简朴。竹炉则有隐逸之气，也深得当时文人的喜爱。

其四，茶壶的出现。明代茶壶不同于唐宋用于煎水煮茶的注子和执壶，而是专用于泡茶的器具，这只有在散茶普及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明人对茶壶的要求是尚陶尚小。

除茶壶外，茶盏也有所改进，即在原有的茶盏之上开始加盖，现代意义上的盖碗正式出现，而且成为定制。

综上所述，元明的茶具出现了返朴归真的倾向，而明人茶具在注重简约的同时，也对茶具进行了改进和发展，甚至影响到今天茶具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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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景瓷”

景瓷始于汉而兴于唐、宋、元，盛于明。景瓷胎白细致，釉色光润，具有薄如纸、白如玉、声如、明如镜的特点，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以至“成杯一双，值十万钱”。明代人把这种洁白光亮的白瓷称“填白”，陶瓷史上称“甜白”。景瓷中的青花瓷茶具，更因淡雅滋润，成为国内外茶人的珍赏，而且还作为友谊的使者，远销国外。特别是在日本，因享有“茶汤之祖”美誉的珠光特别喜爱这种茶具，而把它定名为“珠光青瓷”。明代景瓷业的生产繁荣，在原有青白瓷的基础上，先后创造了各种彩瓷，用来装饰茶具的钧红、祭红和郎窑红等名贵色釉纷纷出现，使得明代景瓷呈现出造型小巧、胎质细腻、色彩艳丽的特点，成为艺术珍品。

兴于明的紫砂壶

明代茶具以淡、雅为宗旨，而紫砂壶正好迎合了文人的审美意向，逐渐被人们接受，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同时，以铭款为代表的明代紫砂壶艺术，也使茶壶艺术开始向工艺品转化。

关于紫砂壶的起源，明人周高起的《阳羡名壶系》中有这样的记载：相传金沙寺僧是第一个把紫砂泥从一般的陶泥中分离出来的人，此前紫砂泥一直与陶土被视为低档原料，只用来制作水缸之类的日用陶器。金沙寺僧不是陶工，所以成型工艺没有采用陶业常用的工艺手段，而是另辟蹊径。所以，金沙寺僧是当之无愧的紫砂壶创始人。但是，这只是传闻而已。

紫砂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紫砂茶壶真正得到发展是在明代后期。正德、嘉靖时开始出现了名家名作。到万历以后，随着李茂林、时大彬、徐友泉、李仲芳、陈仲美、惠孟臣等制壶名家的出现，紫砂壶的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紫砂壶兴起的原因

紫砂壶泡茶具有其他陶瓷所不具备的优点。长期的实践证明，紫砂壶泡茶不失原味，不易变质，内壁无异味，而且能耐温度急剧变化，烹煮、冲泡沸水都不会炸裂，而且传热慢不烫手，非常适于泡茶。如文震亨《长物志》中所说：“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

紫砂壶的兴起还有其社会原因。明代末期，皇帝怠政、政治黑暗，文人士大夫在现实面前深感无力，从而走上独善其身的道路，再加上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文人士大夫一方面提倡儒学的中庸之道，尚礼尚简，同时推崇佛教的内敛、喜平、祟定，并且祟尚道家的自然、平朴及虚无。这些思想倾向与人生哲学反映在茶艺上，除了崇尚自然、古朴，又增加了惟美情绪，对茶、水、器、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紫砂壶适应了这种审美心理，得以大行其道。此外，明代散茶大兴，而且制茶工艺有所改进，出现了发酵茶类，这自然对茶具有新的要求，紫砂茶具便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被人们接受的。

明代紫砂壶艺术

紫砂壶艺术最为典型的是陶壶铭款，艺术价值非常高。明清时期最为有名的制壶大师是时大彬。时大彬，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人，是宜兴紫砂艺术的一代宗匠。他对紫砂陶的泥料配制、成型技法、造型设计与铭刻都极有研究，确立了至今紫砂壶制作所沿袭的制壶工艺。他的早期作品多模仿龚春，后根据文人饮茶习尚改制小壶，被推崇为壶艺正宗。据史料记载，时大彬为自己所制壶镌款，最初是请擅长书法的人先以墨写在壶上，然后自己用刀来刻。后来，自己直接书写再下刀镌刻，因为时大彬所镌款识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许多人争相模仿，可见紫砂壶是明代茶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尤其是时大彬所制壶更具有符号化的特征。

明代文人饮茶崇尚自然、精致，因此紫砂壶也讲究小巧、朴实。冯可宾《齐茶录》说：“茶壶以小为贵。”周高起《阳羡名壶系》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渝旋吸，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低。”

综上所述，明代的紫砂茶具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无论是色泽和造型、品种和式样，都进入了穷极精巧的新时期。而它的质地、造型更是迎合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时尚，并在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下开始向工艺品转化，使其自身的艺术价值不断提高，经历百年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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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春的紫砂壶艺术

龚春是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位制紫砂壶艺人，后人称其所制之壶为“龚春壶”（也可称为“供春壶”），艺术价值极高。明代遗民张在《陶梦忆》中说：“宜兴罐以龚春为上。”可见人们的珍视程度。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供春壶几乎失传，但在清朝时，吟咏龚壶的诗文还可以见到。如朱昆田的《碧川以界茶见走笔赋谢》：“龚壶与时洗，一一罗器皿。”吴锡德《天香 龚壶》：“细屑红泥，圆雕栗玉，乳花凝注多少。古色摩掌，空窑指点，可惜传沙人老。”等等。在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把紫砂壶，因壶把下有“供春”两字篆书款识，因此被认为是龚春所制。龚春之后，制紫砂壶者以时大彬最为著名。

盛于清的文人壶

起源于宋、兴盛于明的紫砂茶具，到了清代进入鼎盛时期。尤其是壶制艺术与文人结缘的产物——“文人壶”的出现，使茶壶脱离了实用器皿的束缚，自身具备了独立的精神内涵，实现了器与道的统一。

紫砂壶是清代最为流行的茶具，其经历了明代的发展，在此时已达到巅峰。尤其是文人的参与，则直接促进了其艺术含量的提高。

“文人壶”的出现

文人壶的创制标志着紫砂茶具发展到了极致，紫砂茶具不但成了茶文化的载体之一，而且本身的艺术内涵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对紫砂茶具的评价不再是仅从形状、风格等方面，镌刻在上面的诗歌、书法以及绘画也同样受到重视。清代制壶名家陈鸣远最先开始探索紫砂壶的风格创新，迈出了文人壶的第一步。

陈鸣远，名远，号壶隐、鹤峰、鹤，主要生活在康熙年间，江苏宜兴人。生于制壶世家，陈鸣远技艺精湛，雕镂兼长，善翻新样，富有独创精神，堪称紫砂壶史上技艺最为全面精熟的名师。

陈鸣远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取法自然，做成几乎可以乱真的“象生器”，使得自然类型的紫砂造型风靡一时，此后仿生类作品已逐渐取代了几何型与筋纹型类作品；二是在紫砂壶上镌刻富有哲理的铭文，增强其艺术性。陶器有款由来已久，但将其艺术化是陈鸣远的功劳。而陈鸣远的款识超过壶艺，其现存的梅干壶、束柴三友壶、包袱壶以及南瓜壶等，集雕塑装饰于一体，情韵生动，匠心独具，其制作技艺登峰造极。

“文人壶”的初兴

自陈鸣远开创“文人壶”之后，陈曼生、杨彭年等潜心研究，不入俗流，使紫砂壶艺术得到进一步升华，他们将壶艺与诗、书、画、印结合在一起，创制出风格独特、意蕴深邃的文人壶，至今仍旧影响深远。

陈曼生，名鸿寿，字子恭，浙江杭州人，主要生活在嘉庆年间，清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篆刻家、诗人，是当时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他酷爱紫砂，结识了当时的制壶名家杨彭年、杨凤年兄妹，他以超众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自出新意，仿造古式”，设计了众多壶式，交给杨氏兄妹制作，后人也把这种壶称“曼生壶”。

陈曼生为杨彭年兄妹设计的紫砂壶共有18种样式，即后来所谓的“曼生十八式”。陈曼生仿制古式而又能自出新意，其主要特点是删繁就简，格调苍老，同时在壶身留白以供镌刻诗文警句。陈曼生也曾经在紫砂壶上镌刻款识详述自己嗜茶之趣，以及饮茶变迁，这些文字甚至可以当作一篇意味隽永的散文小品来欣赏，从中透露出清代文人的散淡心绪。这种生活趣味同时也体现在紫砂壶中，也就是所谓的文人壶。

“文人壶”的繁盛

自“文人壶”开创了文人与工匠合作制壶的新局面后，文人、书画家们纷纷合作，使紫砂壶艺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紫砂壶在当时也大受欢迎，烧造数量惊人，这是我国历史上文人加盟制壶业最成功范例。

这一时期的书画家如瞿应绍、邓符生、邵大亨以及郑板桥等人也都曾为紫砂壶题诗刻字。有“诗书画三绝”之称的瞿应绍与擅长篆隶的邓符生联合制造的紫砂壶曾名动一时。郑板桥则在自己定制的紫砂壶上题诗说：“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饥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寸水起波涛”，也算是讽世之作。道光、同治年间的邵大亨创制的鱼龙化壶，龙头和龙舌都可以活动。他还以菱藕、白果、红枣、栗子、核桃、莲子、香菇、瓜子等18样吉祥果巧妙地组成一把壶式。这些都是“文人壶”的经典之作。

总之，清代紫砂茶具不但继承了明代的辉煌而且又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文人与制壶名匠的合作开辟了紫砂壶茶具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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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壶上的“茶事”

清代金武祥的《粟香三笔》记载了陈曼生刻在茶壶之上的饮茶趣事：“曼生自‘纱帽笼头自煎吃’小印，其跋云：茶饮之风盛于唐，而玉川子之嗜茶友在鸿渐之前。其新茶诗有云：闭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后之人味其词意，犹可想见其七碗吃余两腋风生之趣。余性嗜茶，虽无七碗之量，而朝夕所吸，惟茶为多。自来荆溪，爱阳羡之泥，宜于饮器，复创意造形，范为茶具。当午睡初回，北窗偶坐，汲泉支鼎，取新烹之，便觉舌本清香，心田味沁，自谓此乐不减陶公之皇上人也。顾唐、宋以来之茶，尚碾尚捣，或制为团，或制为饼，殊失茶之真味，自明初取茶芽之精者采而饮之，遂开千古茶饮之宗。”

清代的瓷质茶具

清代是中国瓷茶具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此时以景德镇为代表的制瓷业飞速发展，创制了精美的青花瓷茶具，开创了清代文人的“文士茶”情结。

清代除了紫砂茶具得到了极大发展之外，瓷茶具也在技术上臻于成熟。经过明末清初短时间的衰落后，瓷器生产很快得以恢复，康、雍、乾三朝是我国瓷器发展的最高峰。康熙瓷造型古朴、敦厚，釉色温润；雍正瓷轻巧媚丽，多白釉；乾隆瓷造型新颖，制作精致。此后，随着饮茶的日益世俗化，民间的茶具生产渐趋繁荣。

清代的瓷质茶具从釉彩、纹样以及技法等几个方面都有较大发展。在釉彩方面，清代创造出很多间色釉，这使得瓷绘艺术更能发挥出其独具的装饰特点。据乾隆时景德镇所立“陶成记事碑”载，当时掌握的釉彩就已达57种之多。就纹样说，清瓷取材广泛，或以花草树木，或以民间风习，或以历史故事作为绘制的内容。就技法来说，或用工笔，或用写意，内容丰富，技法也极为精湛，这都表明了清代瓷茶具的生产进入了黄金期。

鼎盛的瓷茶具产业

清代瓷业的烧造，以景德镇为龙头，福建德化、湖南醴陵、河北唐山、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的生产也蒸蒸日上，但质量和数量不及景德镇，清代景德镇发展最辉煌时从业人员达万人，成为“二十里长街半窑户”的制瓷中心，更有人用“昼则白烟蔽空，夜则红焰烛天”来形容景德镇瓷业的繁盛。此外，清代官窑生产成就也不小。清官窑可分御窑、官窑和王公大臣窑三种，在景德镇官窑中，“藏窑”、“郎窑”、“年窑”影响较大。

蒸蒸日上的清代瓷业，为瓷茶具烧制提供巨大的物质和技术支持。而清代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就是茶和茶具，这也形成了巨大的外部需求，但是最为主要的是饮茶的大众化和饮茶方法的改变。因为清代的茶类，除绿茶外，还出现了红茶、乌龙茶等发酵型茶类，所以在色彩等方面对茶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都刺激了瓷茶具的迅速发展。

精美的青花瓷茶具

青花瓷茶具是清代茶具的代表，它是彩瓷茶具中一个最重要的花色品种。它创始于唐，兴盛于元，到了清朝则发展到顶峰。景德镇是中国青花瓷茶具的主要生产地。据史料载，明代景德镇所产瓷器，就已经精致绝伦。但是到了清代，青花瓷茶具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它超越前代，影响后代。尤其是康熙年间烧制的青花瓷器，史称“清代之最”。清代陈浏在《陶雅》中说：“雍、乾之青，盖远不逮康窑”。此时，青花茶具的烧制以民窑为主，而且数量非常可观，这一时期的青花茶具被称之为“糯米胎”，其胎质细腻洁白，纯净无暇，有似于糯米，可见清代在陶瓷工艺上的精妙和高超。

“文士茶”情结

清代文人特别注重对品茗境界的追求，从而将茶具文化带进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他们既钟情于诗文书画，又陶醉于山涧清泉、听琴品茗，从而形成了精美的“文士茶”文化。《红楼梦》中关于妙玉侍茶的一段话，就反映了人们的“文士茶”情结。作者通过塑造妙玉离世绝俗的高傲性格，说明茶具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茶而单独存在了。此外，中国文人自古都有好古之风，以至于饮茶都是器具越古越好，茶反而退居其次。因此，清代的茶具不再追求高贵奢华，文人们更重视是它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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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茶具的品种

瓷器茶具的品种主要有：青瓷茶具、黑瓷茶具、白瓷茶具、彩瓷具。

青瓷茶具，浙江龙泉青瓷最有名，这种茶具不但具有瓷器茶具的众多优点，而且色泽呈青翠，用来冲泡绿茶，更有益汤色之美。

黑瓷茶具，创始于晚唐，在宋达到顶峰，这是因为黑瓷茶具适用于宋代斗茶，元代则开始走向衰落，到了明、清更是日渐式微。

白瓷茶具，适合冲泡各类茶叶，所以，使用最为普遍。加之白瓷茶具造型精巧，装饰典雅，其外壁多绘有山川河流，四季花草，飞禽走兽，人物故事，或缀以名人书法，颇具艺术欣赏价值。

彩瓷茶具，其品种花色很多，尤以青花瓷茶具最引人注目。它的特点是：花纹蓝白相映，色彩淡雅、幽、可人。

独特的壶具铭文

壶具铭文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是以极简练的字句，镌刻于壶上，融书法、篆刻和文学于一体，其中蕴藏着无数哲理，展现了中国茶具艺术的绝妙之处。

中国的制壶刻铭发端于元代，元人蔡司在《寄园丛话》中提到：“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镌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文中的孙高士即孙道明，号清隐。他在元代生活了七十一年，因长期隐居不出，人们称他为高士，他也是我国历史上在壶上撰写壶铭的第一个文人。

纵观中国的历代壶铭，主要有壶外铭、壶底铭、壶身铭三种。其中壶外铭不在壶上书写，而是散见于文人的笔记、绘画、诗歌中。壶底铭、壶身铭则是书写于壶面之上，是在壶的泥质未干之前用钢刀或竹刀所刻。它不但切合壶体形状，而且讲究书法和词藻的优美，其中还蕴涵深刻的哲学意义。所以，鉴赏壶铭除了鉴别壶的作者或题诗镌铭的作者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欣赏题词的内容、镌刻的书画、还有印款(金石篆刻)。

陈铭远的壶铭艺术

清代著名壶家陈鸣远是我国的壶铭艺术大师，他的文化造诣很深，其书法也有晋唐风格。他所创制的南瓜壶，很像是一只矮圆南瓜，顶小底大，壶盖则恰好是一只瓜蒂。壶身一侧的壶嘴上贴附着几片瓜叶，实现了壶与瓜的自然过渡。另一侧的壶把做成一根瓜藤，围成半环状，藤上显出丝丝筋脉。壶面所刻铭文“仿得东陵式，盛来雪乳香”，可见此壶并非仅仅为仿造南瓜，而是更有深意。

铭文中的“东陵式”就是“东陵瓜”。这里有一个典故，汉时有一个人叫召平，原来本是秦始皇时期的东陵侯，他性格清高，不入俗流，安贫乐道，秦朝灭亡之后，他沦为平民，在长安城东以种瓜为生，他种的瓜有五色，而且味道甜美。陈鸣远仿东陵瓜制造此壶，其中就有崇尚召平的人格之意。

陈鸣远的松竹梅树桩壶，造型别致。壶身形似一棵竹桩，由松枝、竹干和梅桩组成，壶嘴形似梅花枝干，拦腰用藤柴紧束，还有数朵梅花绽开在壶身。壶盖形如竹节，最为相映成趣的是壶身还盘踞着两只活泼可爱的小松鼠，极富生态。壶底铭为：“清风撩坚骨，遥途识冰心。鸣远。”这把壶的整体造型，可谓匠心别具，妙趣横生。壶底铭文，既点出了“三友”的浩然正气，又道明了此壶的内涵，堪称其“绝世之作”。

壶铭的美学境界

壶具铭文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部分，它具有“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特点。所以，一把茶壶可看的地方除造型、制作工艺以外，还有文学、书法、绘画、金石诸多方面，能给赏壶人带来很多美的享受。

数百年来，壶铭增添了壶具的意境美。如杨彭年的竹段壶上有朱石梅的铭文：“采春绿，响疏玉。把盏何人?天寒袖薄。石梅作”，其中“春绿”指茶，“疏玉”喻泉，“天寒袖薄”指佳人，意为美人为我煮泉烹茶。再如“径穿玲珑石，檐挂峥嵘泉，水许亦自洼，昨来龙井边”、“古山泉，蒙顶叶，漱齿鲜，涤尘热”、“汲甘泉，瀹芳茗，孔颜之乐在瓢饮”、“梅雪枝头活火煎，山中人兮仙乎仙”、“采茶深入鹿麇群，自剪荷衣渍绿云。寄我峰头三十六，消烦多谢武陵君”、“一杯清茗，可沁诗脾”等，壶铭无不显现出茶壶艺术的清雅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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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紫砂壶的款识

早期的紫砂壶很多都没有壶款，到了明代后期才逐渐出现，而且那时的落款随意性很大，每个人的款识又有很大变化，因为陶工有很多印章，一般不会一生只用一块。而刻款的变化就更大了，今天请张三刻，明天请李四刻，后天也可能自己刻。如果款识是印章，因敲打力度的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效果。紫砂壶中的印章款多为阴刻，敲打在壶上，就变成了阳文。阴刻的图章，敲打在半干的泥坯上，如用力过小，字的顶端刀痕往往难以出现；只有用力较大，才可将印章的全部刀痕打印出来。所以，即便是同一个印章，打印力度不同，字尖的效果也往往不尽相同。

第五讲 茶艺精粹——灵境交相悦

多姿多彩的茶艺

茶艺是中华民族发明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饮茶艺术，主要包括备器、择水、取火、候汤、习茶的一系列技艺和程式，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茶艺也是饮茶生活的艺术化。

传说从前有一个茶艺师，有一天出去散步，恰好撞上一个剑客。这剑客很嚣张地说：“咱俩明天比武吧?”茶艺师慌了，直奔城中最大的武馆，见到师傅就拜：“我只是个茶艺师，遭遇强敌。求你教我一种绝招。”师傅笑了：“你为什么不先给我泡一次茶呢?”茶艺师让人取来最好的山泉水，用小火一点一点地煮开，又取出茶叶，然后洗茶、滤茶、泌茶，一道一道，从容不迫，最后他把这一盏茶捧到了师傅手里，师傅品了一口茶说：“用你刚才泡茶的心去面对你的对手吧。”第二天比武时，他从容不迫、拿出绑带把自己的袖口、裤脚一一都绑好，最后解下腰带，紧一紧，整束停当，他从头到尾，一丝不苟、有条不紊收拾妥当，然后一直就这么笑笑地看着他的对手。那个剑客被茶艺师看得越来越毛，惶惑之极。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个剑客跪下了：“我求你饶命，你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武力最高的对手。”由此可见，茶艺确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而且这种境界也可用在生活的其他方面。

茶艺的渊源

中华传统茶艺，萌芽于唐代，发扬于宋代，改革于明朝，极盛于清代，而且自成系统。但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却是有实无名。中国古代的一些茶书，如唐代陆羽《茶经》，宋代蔡襄《茶录》、赵佶《大观茶论》，明代张源《茶录》、许次纾《茶疏》等，对茶艺记载都较为详细。纵观各类历史典籍，古代虽无“茶艺”一词，但零星可见一些与茶艺相近的词或表述。如“茶道”一词，并承认“茶之为艺”。其实古籍中所谓的“茶道”、“茶之艺”有时仅指煎茶之艺、点茶之艺、泡茶之艺，有时还包括制茶之艺、种茶之艺。所以，中国古代虽没有直接提出“茶艺”概念，但从“茶道”、“茶之艺”到“茶艺”仅有一步之遥。

茶人视域下的茶艺

“中华茶文化学会”创会理事长范增平认为茶艺可分成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茶艺，是研究茶叶的生产、制造、经营、饮用的方法和探讨茶业原理、原则，以达到物质和精神全面满足的学问。狭义的茶艺，是研究如何泡好一壶茶的技艺和如何享受一杯茶的艺术。著名茶人陈香白则认为，茶艺是人类种茶、制茶、用茶的方法与程式。随着时代之迁移，茶艺也以“茶”为中心，向外延展而成为“茶艺文化”系列。陈香白等将茶艺扩大到茶叶的各个领域，其茶艺文化相当于茶文化。茶界名人蔡荣章认为茶艺是饮茶的艺术。其讲究茶叶的品质、冲泡的技艺、茶具的玩赏、品茗的环境以及人际间的关系。丁以寿认为的茶艺，则是指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的一套技艺。由此可见，关于茶艺的界定可谓见仁见智，在中国茶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本章则依据习茶法，从煮茶茶艺、煎茶茶艺、点茶茶艺和泡茶茶艺来研究。

茶艺与茶俗

所谓茶俗，是指用茶的风俗，诸如婚丧嫁娶中的用茶风俗、待客用茶风俗、饮茶习俗等。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饮茶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茶习俗。茶俗是中华茶文化的构成方面，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茶艺重在茶的品饮艺术，追求品饮情趣。茶俗重在喝茶和食茶，目的是解决生理需要和物质需要。有些茶俗经过加工提炼可以上升为茶艺，但绝大多数的茶俗只是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的一种。有些茶俗虽然也可以表演，但不能算是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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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艺表演

茶艺表演是在茶艺的基础上产生的，通俗讲是一个或几个茶艺表演者在舞台上演示茶艺的技巧，观众则在台下欣赏。从观赏的效果讲，因为台下的观众中只有少数贵宾或前边的观众有机会品到茶，其余的绝大多数人根本无法鉴赏到茶的色、香、味、形，更品不到茶的韵味，所以这种舞台式的表演称不上完整的茶艺，只能称为茶舞、茶技或泡茶技能的演示。但是，这种表演适用于大型聚会，在推广茶文化、普及和提高泡茶技艺等方面都有良好的作用，同时比较适合表现历史性题材或进行专题艺术化表演，所以具有很大的价值。随着茶文化事业的兴起，各种特色的茶艺馆和众多的茶文化盛会为茶艺表演的出现提供了平台。经过多年的实践，茶艺表演作为茶文化精神的载体，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历史悠久的煮茶法

茶叶是从生吃演变为煮饮的。到六朝时，中国先民仍然采用比较原始的煮茶法。直到唐代中期，煮茶才开始从粗放走向精细，特别是出现了陆羽煮茶法。此后，随着制茶技术的提高，煮茶法不再流行，而是作为一种支流形式保留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提起煮茶还有一段佳话。宋代人赵抃家境贫寒，经常夜宿在别人的屋檐下。一天早上，贤士余仁合见到他，便邀请他到家中。余仁合一向有乐善好施之名，他发现赵抃聪慧过人，便供养他读书求学，一直到赵抃得中进士踏上仕途。赵抃为了报答余仁合曾赠送许多金银财宝，还在皇上面前举荐他做官，但都被余仁合拒绝了。赵抃于是来到余仁合的家里，用陶土烧制成的粗瓷瓦壶，放进茶叶，把水煮开，用洁白瓷杯，沏满茶，恭恭敬敬地捧到余仁合面前。赵抃在余仁合家逗留三天日子里，天天早起晚睡，煮茶送水，伺候余仁合。余仁合深为感动地说：“茶引花香，相得益彰，人逢知己，当仁不让”。从此后人便称之为“煮茶谢恩”。煮茶的历史很长，是我国最早的饮茶方法。直到今天，我国一些地区的煮茶之风依旧浓郁。

魏晋之前的煮茶之法

煮茶脱胎于茶的食用和药用。古代先民用鲜叶或干叶烹煮成羹汤，再加上盐等调味品后食用。茶的药用则是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姜、桂、椒、橘皮、薄荷等药材熬煮成汤汁饮用。关于煮茶的起源有比较明确文字记载的，是西汉末期的巴蜀地区，以此推测煮茶法的发明也当属于巴蜀人，时间则不会晚于西汉。

汉魏六朝时期，茶叶加工方式比较粗放，因此茶叶的烹饮也很简单，源于药用的煮熬和源于食用的烹煮是其主要形式，同时还有羹饮，或是煮成茗粥。晚唐时期的皮日休的《茶中杂咏》就认为陆羽以前的饮茶，就如同喝蔬菜汤一样，煮成羹汤而饮。那时也没有专门的煮茶、饮茶器具，往往是在鼎、釜中煮茶，用食器、酒器饮茶。

唐代陆羽的煮茶之法

唐五代时期的饮茶延续了汉魏六朝时期的煮茶法。尤其是在中唐以前，煮茶法是主要的形式。其间“茶圣”陆羽在总结前人饮茶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的亲身试验，提出了新的煮茶理论，确立了陆羽煮茶法的地位。陆羽不但讲究技艺，注重茶性，而且还要求茶、水、火、器“四合其美”，同时他还特别强调煮茶技艺。

陆羽煮茶时，特别注重水的火候。当水烧到一沸时，加入适量盐来调味，并除去浮在表面、状似“黑云母”的水膜，从而使茶的味道纯正。当水烧到二沸时，舀出一瓢水，再用竹夹在沸水中边搅边投入一定量的茶末。当水烧到三沸时，应加进二沸时舀出的那瓢水，使沸腾暂时停止，以“育其华”。“华”就是茶汤表面所形成的“沫”、“饽”、“花”。薄的称“沫”，厚的称“饽”，细而轻的称“花”。如果继续煮，水就“老了”，不适饮用。三沸茶就可以饮用了。

中唐以前，这种煮茶法是主要形式。以后，随着制茶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直接取用鲜叶煮饮便不被采用了，但煮茶法作为支流形式却一直保留在局部地区。

唐以后的煮茶之法

自唐代之后，由于煎茶法的兴起，煮茶法开始日渐式微，主要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正如苏辙《和子瞻煎茶》诗中的“北方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而且，其所用的茶多是粗茶、紧压茶，通常与酥、奶、椒盐等作料一起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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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茶比泡茶更利于预防癌症

煮茶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饮茶方式，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现代养生学研究表明，煮茶更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这是因为和用沸水泡茶相比，用茶壶煮茶可以让茶叶释放出更多的抗癌物质，抗癌效果很好。实验表明，茶叶在壶中煮沸5分钟，可以吸收癌症中有害物质的抗氧化剂的浓度可以达到最高峰，饮用在壶中煮制5分钟的茶水一小时后，血液中的抗氧化剂水平上升45。研究还发现，茶叶在壶中泡制更长时间并不会产生更多的有益成分，反而会减少。而且向茶水中添加牛奶，也不会影响茶的抗氧化剂成分。

流行一时的煎茶法

煎茶法源于煮茶法，陆羽的《茶经》中对煎茶法的程序和器具也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可见，陆羽本人也是一位煎茶大师。煎茶法在中晚唐很流行，之后开始没落，直到南宋后期消亡。

唐代宗李豫喜欢品茶。有一次，他命宫中煎茶高手用上等茶叶煎出一碗茶，请积公和尚品尝。积公饮了一口，便再也不尝第二口。李豫问他为何不饮，积公说：“我所饮之茶，都是弟子陆羽为我煎的。饮过他煎的茶后，旁人煎的就觉淡而无味了。”李豫听后便派人四处寻找陆羽，终于在吴兴县的天杼山上找到了他，并召他到宫中，当即命他煎茶。陆羽立即将带来的紫笋茶精心煎制后献给李豫，其味道果然与众不同。于是李豫又命他再煎一碗，让宫女送给积公和尚品尝，积公一饮而尽。然后走出书房，连喊“渐儿(陆羽的字)何在?”，李豫忙问“你怎么知道陆羽来了呢?”，积公答道：“我刚才饮的茶，只有他才能煎得出来，当然是他到宫中来了。”上述的传说，虽说难辨真伪，但从中也可以窥见陆羽的煎茶技艺之精湛。

源于煮茶的煎茶

在汉语中，煎、煮意义相近，往往可以通用。这里所称的“煎茶法”，是指陆羽《茶经》中所记载的习茶方式，为了区别于汉魏六朝的煮茶法故名“煎茶法”。

煎茶法是从煮茶法演化而来的，具体而言是从末茶煮饮法直接改进而来的。在末茶煮饮过程中，茶叶的内含物在沸水中容易析出，所以不需较长时间的煮熬。而且茶叶经过长时间的煮熬，它的汤色、滋味、香气都会受到影响。正因如此，人们开始对末茶煮饮方法进行改进，在水二沸时投入茶叶，三沸时茶便煎成，这样煎煮时间较短，煎出来的茶汤色香味俱佳。它与煮茶法的主要区别有二点：一是煎茶法入汤之茶是末茶，而煮茶法用散、末茶皆可。二是煎茶法是在水二沸时投茶，时间很短；而煮茶法茶投人冷水、热水都可以，需经较长时间的煮熬。由此可见，煎茶在本质上属于煮茶法，是一种特殊的末茶煮饮法。

陆羽的煎茶方法

根据陆羽《茶经》记载，煎饮法的程序有：备器、择水、取火、候汤、炙茶、碾罗、煎茶、酌茶、品茶等流程，前边都是一些准备程序。煎茶时十分重视水的火候，当水一沸时，加盐等作料调味。二沸时，舀出一瓢水备用。随后取适量的末茶从水中心投下。当水面初起波纹时，用先前舀出的水倒回来停止其沸腾，并使其生成“华”。当水三沸时，首先要把沫上形似黑云母的一层水膜去掉，因为它的味道不正。最先舀出的称“隽永”，可放在熟盂里以备育华，而后依次舀出第一、第二、第三碗，茶味要次于“隽永”。第五碗以后，一般就不能喝了。品茶时，要用匏瓢舀茶到碗中，趁热喝。

煎茶法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可以视情况省略一些程序，如果是新制的茶饼，则只需碾罗，不用炙烤。此外，由于煎茶器具较多，普通人家也难以备齐，有时也可以进行简化。如中唐以后，人们开始用铫代替鳆和铛来煎茶，因为这样不需用交床，还能省去瓢，直接从铫中将茶汤斟入茶碗。

煎茶法的“宿命”

煎茶法在中晚唐很流行，并流传下许多描写“煎茶”的唐诗。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有“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诗有“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沫下麴尘香，花浮鱼眼沸”等。此后，煎茶法在北宋开始没落，直到南宋后期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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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水煎茶

在茶圣陆羽之后，唐宋以来的品茶者都认为雪水煎才是人间雅事。古代茶人品泉以轻、清、甘、洁为美。清、甘则是水的自然之处，最为难得。而古人煎茶所用的雪多是取自青松之端，山泉之上，飞尘罕到的地方，自然是可以达到轻、清、甘、洁的标准了。在一些诗词中也有咏赞以雪水煎茶的诗句。如白居易《晓起》有：“融雪煎茶，调酥煮乳糜。”陆龟蒙与皮日休的咏茶诗中有：“闲来松间坐，看煎松上雪。”陆游《雪后煎茶》中有：“雪夜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自烹煎。”从这几首咏茶诗中可以领略到古人赏雪景、煎雪茶之情景是何等美妙。此外，在探讨古人以雪水煎茶时，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翠”中也提到，妙玉用在地下珍藏了五年的、取自梅花上的雪水煎茶待客。

妙趣横生的点茶法

点茶之法源于煎茶法，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和明宁王朱权的《茶谱》对点茶法都做了详细的描述，他们本人也精于点茶。点茶法在宋代很流行，明代后期消失。

点茶法风行于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代的诗词中多有描写。如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有“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苏轼《试院煎茶》诗有“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苏辙《宋城宰韩文寓日铸茶》诗有“磨转春雷飞白雪，瓯倾锡水散凝酥”。释德洪《无学点兼乞茶》诗有“银瓶瑟瑟过风雨，渐觉羊肠挽声度。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味须饶汝”等等。

源于煎茶法的点茶法

点茶法源于煎茶法，是对煎茶法的改进。煎茶是在鳆(或铛、铫)中进行，等到水二沸时下茶末，三沸时茶就已经煎成了，用瓢舀到茶碗中就可以饮用。由此想到，既然煎茶是在水沸后再下茶，那么先置茶叶然后再加入沸水也应该可行，于是就发明了点茶法。因为用沸水点茶，水温是逐渐降低的，因此将茶碾成极细的茶粉(煎茶则用碎茶末)，又预先将茶盏烤热。点茶时先加入水少许，将茶调成膏稠状。煎茶的竹夹也演化为茶筅，改为在盏中搅拌，称为“击拂”。为便于注水，还发明了高肩长流的煮水器，即汤瓶等器具。

宋代的点茶法

宋代盛行点茶，许多文人志士嗜好此道，宋徽宗赵佶也精于点茶、分茶，连北方的少数民族也深受影响。根据《大观茶论》和蔡襄《茶录》等相关文献归纳起来，点茶法的程序有：备器、择水、取火、候汤、焙盏、洗茶、炙茶、碾罗、点茶、品茶等。

点茶法的主要器具有茶炉、汤瓶、茶匙、茶筅、茶碾、茶磨、茶罗、茶盏等，以建窑黑釉盏为佳。择水、取火则与煎茶法相同。候汤是最难的一环，汤的火候很难把握，火小了茶叶会浮在上面，大了茶又会沉下去。一般情况下用风炉，也有用火盆及其他炉灶代替的。煮水则用汤瓶，因为汤瓶口细、点茶注汤又准。点茶前先焙盏，即用火烤盏或用沸水烫盏，盏冷则茶沫不浮。洗茶是用热水浸泡团茶，去其尘垢、冷气，并刮去表面的油膏。炙茶是以微火将团茶炙干，如果是当年新茶则不需炙烤。炙烤好的茶用纸密裹捶碎，然后入碾碾碎，继之用磨(碾、皑)磨成粉，再用罗筛去末。若是散、末茶则直接碾、磨、罗，不用洗、炙。

这时就可以点茶了，用茶匙抄茶入盏，先注少许的水并调至均匀，叫做“调膏”。然后就是量茶受汤，边注汤边用茶筅“击拂”。点茶的颜色以纯白为最佳，青白中等，灰白、黄白为下等。斗茶则是以水痕先现者为输，耐久者为胜。点茶一般是在茶盏里直接点，不加任何作料，直接持盏饮用。如果人多，也可在大茶瓯中点好茶，然后再分到小茶盏里品饮。

明代点茶法的终结

明代宁王朱权也精于茶道，他在《茶谱》中所倡导的饮茶法就是点茶法。只是宋代点茶往往直接在茶盏内点用，朱权却在大茶瓯中点茶，然后再分酾到小茶瓯中品啜，有时还在小茶瓯中加入花蕾以助茶香。朱权所用茶粉是用叶茶直接碾、磨、罗而成的，从而不再使用团茶。朱权还发明了一种适于野外烧水用的茶灶。这些大概就是他所说的“崇新改易，自成一家”。尽管在明朝初年有朱权等人的倡导，但由于散茶开始兴盛，而且简单方便的泡茶法也开始兴起，点茶法在明朝后期终归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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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茶时的“三碳”之说

点茶的过程中，水温的调节非常重要。因此，如何调整炭火也就成了关键的一环。在民间有“三炭”之说，即底火、初炭(第一次添炭)、后炭(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添炭)。如果使用的是地炉时，这“三炭”更是别有一番情趣，其具体做法如下：首先清理好地炉的内部并且要撒好湿灰，然后将三根圆形短炭作为底火放进炉底。当准备工作结束后，就可以将客人请进茶室。在第一次添炭时，当底火炭身的周围刚好披上一层薄灰时，是添炭的最佳时机。若底火火势太弱，连地炉本身都不能烘暖，这会显得主人太冷淡，缺乏对客人的体贴之心。相反，若底火火势太强，第一次添炭时，底火炭都要燃尽了，这不但缺乏情趣，也不利于恰到好处地调节水温。所以，底火的控制工作并不比点茶简单。

经久不衰的泡茶法

泡茶法萌芽于唐代，形成于明朝中期，其传统的品饮方式主要有撮泡法、壶泡法、功夫茶法三种形式，之后又衍生出其他泡茶方式。自明代以来，泡茶法已经成为人们饮茶的主流方法。

总体来讲，中国历代饮茶法可分两大类四小类。两大类是指煮茶法和泡茶法，自汉至唐末五代饮茶以煮茶法为主，宋代以来饮茶以泡茶法为主。四小类是指煮茶法，在煮茶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煎茶法、泡茶法，以及作为特殊泡茶法的点茶法。煮茶法、煎茶法、点茶法、泡茶法在中国不同时期各擅风流，汉魏六朝尚煮，唐五代尚煎，宋元尚点，明清以来泡茶法流行。

撮泡法

泡茶法萌芽于唐代，由于煎茶法的兴起和煮茶法的存在，泡茶法在唐代流传不广。五代宋时兴起点茶法，点茶法本质上也属于泡茶法，是一种特殊的泡茶法，即粉茶的冲泡。点茶法与泡茶法的最大区别在于点茶需调膏、击拂，而泡茶则不用，直接用沸水冲点。在点茶法中略去调膏、击拂，便成了粉茶的冲泡，将粉茶改为散茶，就形成了“撮泡”，撮泡法萌发于南宋。

撮泡法有备器、择水、取火、候汤、洁盏(杯)、投茶、冲注、品啜等程序。直接将茶倒入杯盏，然后注入沸水即可。撮泡法在明朝时采用无盖的盏、瓯来泡茶；清代在宫廷和一些地方采用有盖有托的盖碗冲泡，便于保温、端接和品饮；近代又采用有柄有盖的茶杯冲泡；当代多用敞口的玻璃杯来泡茶，透过杯子可观赏汤色、芽叶舒展的情形。撮泡法一人一杯，直接在杯中续水，颇适应现代人的生活特点。

壶泡法

壶泡法萌芽于中唐，形成于明朝中期。明朝张源《茶录》、许次纾《茶疏》等书对壶泡法的记述较为详细，壶泡法大致形成于明朝正德至万历年间。因壶泡法的兴起与宜兴紫砂壶的兴起同步，壶泡法也有可能是苏吴一带人的发明。壶泡法的大致程序有：备器、择水、取火、候汤、泡茶、酌茶、品茶等程序。

泡茶法的主要器具有茶炉、茶铫、茶壶、茶盏（以景德镇白瓷茶盏为妙）等。择水、取火与煎茶、点茶法相同。然后是候汤，之后就是泡茶，当水纯熟时，可以先在壶中注入少量的水来祛荡冷气，然后再倒出。根据壶的大小来投放茶叶，有上中下三种投法。先倒水后放茶叫上投；先放茶后倒水叫下投；先倒半壶水之后添茶，再将水倒满叫中投。其中茶壶以小为贵，尤其是一个人独品，小则香气浓郁，否则，香气容易散漫。酌茶时，一只壶通常配四只左右的茶杯，一壶茶，一般只能分酾二三次。而杯、盏是以雪白为贵。品茶时要注意，酾不过早，饮不宜过迟，还应旋注旋饮。

功夫茶法

在清朝以后，源于福建武夷山的乌龙茶逐渐发展起来，于是在壶泡法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种用小壶小杯冲泡品饮青茶的功夫茶法，又叫小壶泡。袁枚《随园食单 武夷茶》载：“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民国以来，安溪、潮汕等地多以盖碗代茶壶，方便实用。

由此可见，明清的泡茶法继承了宋代点茶的清饮，不加作料，但明朝人喜欢在壶中加花蕾与茶同泡。就其品饮方式而言主要有撮泡法、壶泡、功夫茶(小壶泡)三种形式。在当代，以壶泡与撮泡及功夫茶为基础，又创造了一些新式泡茶法。如发明闻香杯和茶海的台湾功夫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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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茶”与“功夫茶”

“工夫茶”与“功夫茶”两词各有所指，不能混为一谈。工夫茶指茶叶制作之精良，其品质优异者，如工夫红茶、闽红工夫。清代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崇安县令陆廷灿，在《续茶经》中说：“武夷山茶在山上者为岩茶，北山者为上，南山者次之，两山之以所产之岩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可见“工夫”是指茶叶的品质。

而“功夫茶”中的“功夫”不是指茶的品质，而是指茶人的素养、茶艺的造诣以及冲泡的空闲时间。清代施鸿保在《闽杂记》中写道：“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张心泰的《粤游小记》也说“潮郡尤嗜茶，大抵色、香、味二者兼备，其曰功夫茶”，这是指功夫茶的冲泡方法及闽南闽东一带的饮茶习俗。由此可见，这两者是各有所指。

原汤本味的清饮

随着人们对茶叶的不断认识、开发，逐渐形成了以茶汤中不加任何调味品、不兑入配伍食物的清饮法，其中以汉族的品乌龙、啜龙井、吃早茶和喝大碗茶最为典型。

纵观汉族的饮茶方式，大概有品茶、喝茶和吃茶三种。其中古人多为品茶，他们注重茶的意境，以鉴别茶叶香气、滋味和欣赏茶汤、茶姿为目的；现代人多为喝茶，他们以清凉解渴为目的，不断冲泡，连饮数杯；吃茶则鲜见，即连茶带水一起咀嚼咽下。汉族饮茶虽方法各样，却大都崇尚清饮之道，因为清茶最能保持茶的纯粹韵味，体会茶的“本色”。其基本方法就是直接用开水冲泡或熬煮茶叶，无需在茶汤中加入食糖、牛奶、薄荷、柠檬或其他饮料和食品，属纯茶原汁本味的饮法。其主要茶品有绿茶、花茶、乌龙茶、白茶等。

龙井茶的清饮

龙井茶以“色绿、香高、味甘、形美”而著称，因此与其说是品茶，还不如说是欣赏珍品。当龙井茶泡好后，不可急于大口饮用。首先，得慢慢提起那清澈透明的玻璃杯或白底瓷杯，细看那杯中翠芽碧水，相映交辉，一旗（叶）一枪（芽），簇立其间。然后，将杯送入鼻端，深深地吸一下龙井茶的嫩香。闻茶香，观汤色，然后再徐徐作饮，细细品味，清香、醇爽、鲜香之味则应运而生。正如陆次云所说“啜之淡然，似乎无味。饮过后，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于齿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

乌龙茶的清饮

品乌龙茶时，应先用水洗净茶具。待水开后，用沸水淋烫茶壶、茶杯之后，将乌龙茶倒入茶壶，用茶量大概为茶壶容积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然后用沸腾热水冲入茶壶泡茶，直至沸水溢出壶口，之后用壶盖刮去壶口的水面浮沫，接着用沸水淋湿整把茶壶，以保壶内茶水温度。与此同时，取出茶杯，分别以中指抵杯脚，拇指按杯沿，将杯放于茶盘中用沸水烫杯，将茶汤倾入茶杯，但倾茶时必须分次注入，使各只茶杯中的茶汤浓淡均匀。然后，啜饮者趁热以拇指和食指按杯沿，中指托杯脚，举杯将茶送入鼻端，闻其香，接着茶汤入口，并含在口中回旋，细品其味。乌龙茶一般连饮3—4杯，也不到20毫升水量。所以，小杯品乌龙，与其说是喝茶解渴，还不如说是艺术的熏陶，精神的享受。

吃早茶

吃早茶，是汉族名茶加甜点的一种独特的饮俗，多见于我国大中城市，尤其是南方。用早茶时，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品味传统香茗。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点上几款精美的小糕点。如此一口清茶，一口甜点，使得品茶更为有趣。如今，人们不再把吃早茶单纯地看作是一种用早餐的方式，而将它看成是一种充实生活和社会交往的手段。如在假日，随同全家老小，登上茶楼，围坐在四方小茶桌旁，边饮茶、边品点，畅谈国事、家事、天下事，其乐无穷。亲朋之间，上得茶楼，面对知己，茶点之余款款交谈，倍觉亲切，更能沟通心灵。所以，许多人即便是洽谈业务、协调工作、交换意见，甚至青年男女谈情说爱，也愿意用吃早茶的方式去。这就是汉族吃早茶的风尚，自古以来，不但不见衰落，反而更加流行。

喝大碗茶

喝大碗茶的习俗在我国北方最为流行，无论是车船码头，还是城乡街道，都随处可见。自古以来，卖大碗茶都被列为中国的三百六十行之一。这种清茶一碗，大碗饮喝的方式，虽然看起来比较粗犷，甚至颇有些野蛮之味，但它自然朴素，无需楼、堂、馆、所的映衬，而且摆设简便，只需几张简易的桌子、几条农家长凳和若干只粗制瓷碗即可。故而，它多以茶摊、茶亭的方式出现，主要为过路行人提供解渴小憩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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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碗茶由来的传说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寺庙的高僧向寺院内的菩萨献茶后，为保佑“玉体安稳，万民丰乐”，将剩下的茶施舍给聚集在寺中的信徒们饮用。当时，茶叶是高级奢侈品，只有贵族和僧侣间才可以常饮。而在民间，茶是被当成包治百病的药物使用的。施茶给众人饮用时，寺庙因没有足够的茶具，就用一个大水盆沏满茶水，一人一口，一直传递着喝下去。这样的做法在民间深受好评。后来，这种用大盆沏茶的传统就流传下来，直到今天演变成风行于世的大碗茶。

风味各异的调饮

茶叶作为饮料除了清饮茶，还有各式各样的调饮茶，即以茶为基质，再调以酸、甜、咸等风味的辅料而制成。这种调饮茶在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很流行，甚至成为当地的一种民俗，别有特色。

调饮是在茶汤中加入调味品(如甜味、咸味、果味等)及营养品(主要是奶类，其次是果酱、蜂蜜，以及芝麻、豆子等食物)的共饮方法。中国的调饮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其饮用方法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

古代的调饮文化

茶叶进入人们的日用领域后，茶便与日常饮食联系在一起。茶与其他食物配合，也成为人们日常饮食生活的组成部分。在古代的文献典籍中，陆羽的《茶经》中至少有九处讲茶的食用；壶居士的《食忌》中也谈到：“苦茶与韭同食，令人体重”；晋郭璞《尔雅》中说：“茶叶可煮糕饮”。另外，唐代的《食疗本草》中记载“茶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膳夫经手录》载：“茶，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等，这些都说明当时人们已把茶叶用于食用。当然，有些调饮茶也作为药物饮用。

实际上，陆羽除了“三沸煮饮法”外，在《茶经》中还说将茶“贮于瓶缶中，以汤沃焉，谓之庵茶。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当成茶粥)，或扬令滑(清)，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唐以后，调饮法继续发展壮大。宋时的苏辙就在诗中说“俚人茗饮无不好，盐酪椒姜夸满口”，还有黄峪的《谢刘景文送团菘》中也写道“鸡苏胡麻煮同吃”，直到现在江西修水县仍有吃芝麻豆子茶的习惯。这些历史典籍的记载说明我国古代北方与南方都有调饮的习俗。

现代的调饮文化

茶与食结合的吃法，多出于民间中下阶层。茶叶进入老百姓“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开门七件事，被看作食品而成为居家饮食之谱。所以，人们自然讲求茶汤调制，添加调味品(咸或甜)和配伍其他食品(如奶类、杂果)，调食佐餐，从而成为民间的饮茶法，循此食用路线发展，便形成茶的“调饮文化”流派。

直到今天，中国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地区，形成了以内蒙古、新疆奶茶和西藏酥油茶为代表的调味加料饮茶法(一般咸味加奶类食品)。茶既是饮料，又是食品，既有维生素，又有蛋白质。而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地区，形成了以湘、闽、桂、黔、川、滇等偏僻山区习饮的烤茶、打油茶为代表的非奶类加料调味饮茶法(茶中加芝麻、花生、豆子、大米、生姜等)，农闲、雨天、节日、喜事、待客时搞调饮，是当地民间传统美味饮食。

调饮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中国调饮文化，通过陆海丝绸之路传往海外，形成了很多加味料调饮法。如红茶以英式为代表的茶汤中加糖、加牛奶的调饮法，绿茶以西北非摩洛哥等国家为代表的茶、糖、薄荷共煮的调饮法，其他如东欧、中东、南亚、北美、西欧、东南亚、大洋洲等饮法都属于调味、加料或单调味的调饮文化体系，具体方式大同小异，而且饮茶多与三餐饮食相联系，一般每日分次饮，定时饮，如英国的早茶、午茶、午后茶，非洲的每日三餐后三杯茶等，调饮文化的流派日见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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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喝调茶的习俗

民间喝调茶的习俗也多种多样，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就有喝“有嚼头”茶的习俗，如芝麻、花生、黄豆、玉米合煮再加炒米的玉米茶；加芝麻、花生的薯和红糖的枣饼茶；加一小块姜的芝麻豆子茶；炒米与熟黄豆及糖、盐拌的甜咸米泡茶等。在江西著名茶乡武宁县，不但盛行喝这种“有嚼头”茶，并且在叫法上，只有嚼这种“有嚼头”的茶才叫“喝茶”，而“喝茶水”则是指喝白开水。此外，喝“擂茶”也比较特殊，至今仍在湖南洞庭湖南部以及江西南部客家和福建宁化、明清等地流传。闽西的擂茶，还有荤、素之分，荤的加炒肉丝、笋丝、粉丝、香菌丝等，素的加糯米、海带、地瓜粉等，洞庭湖滨的除咸、甜味外，还要多加生姜等而使茶略带辣味。

风雅的品饮环境

饮茶是一种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享受，古今的茶人对饮茶环境都有很高的要求。饮茶环境的外延很大，涵盖茶叶品饮的方方面面，这也是构成品茶艺术的重要内容。

古人饮茶时除了要有好茶好水之外，还十分讲究品茶的环境。所谓品茶环境，不仅包括景、物，而且还包括人、事。宋代品茶有一条叫做“三不点”的法则，就是对品茶环境的具体要求。“三不点”的具体内容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从以后的有关诗文中可以推断出来，如欧阳修《尝新茶》诗中提出，新茶、甘泉、清器，好天气，再有二三佳客，才构成了饮茶环境的最佳组合。如果，茶不新、泉不甘、器不洁，天气不好，茶伴缺乏教养，举止粗俗，在这些情况下，是不宜品茶的。

文人笔下的品饮环境

文人饮茶对环境、氛围、意境、情趣的追求体现在许多文人著作中。例如，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徐文长描绘了一种品茗的理想环境：“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白石，绿鲜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茶在文人雅士眼中，乃至洁至雅之物，因此，应该体现出“清”、“静”、“净”的意境：窗明几净的房屋，品行高洁的友人，月照松林，秉烛夜谈，清丽女子，汲泉扫雪，船泊江上，边饮边行，竹影婆娑，悠然自得。此境此景，可谓深得品茗奥妙。

唐代诗僧皎然认为品茶伴以花香琴韵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他曾在诗中叙述几位文人逸士以茶相会的情景，赏花、吟诗、听琴、品茗十分和谐地结合成—体，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了一个清幽高雅的品茗环境。苏东坡在扬州做官时，曾经到西塔寺品过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写诗记道：“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沽。”

品茶的人文环境

文人饮茶还十分注重品饮人员，与高层次、高品位而又通茗事的人款谈，才是其乐无穷之事。到了明代，连饮茶人员的多少和人品、品饮的时间和地点也都非常讲究。张源在《茶录 饮茶》中写道：“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可见在品茶环境中，人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明清茶人往往爱将茶品与人品并列，认为品茶者的修养是决定品茶趣韵的关键。明代茶人陆树声曾作《茶寮记》，其中提及了人品与茶品的关系。在陆树声看来，茶是清高之物，唯有文人雅士与超凡脱俗的逸士高僧，在松风竹月，僧寮道院之中品茗赏饮，才算是与茶品相融相得，才能品尝到真茶的趣味。

此外，明清文人品茶喜欢在幽静的小室，他们往往自己修筑茶室，然后隐于其中细煎慢品。这种清幽的茶室，我们还可以在明代画家文徵明、唐寅等人的画中看到。

总之，对品茶环境的讲究，是构成品茶艺术的重要环节。所谓物我两忘，栖神物外说的都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统一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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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的品茗环境

佛教与茶结缘很深，佛教茶艺的特点是特别注重礼仪，气氛严肃庄重，其茶具也古朴典雅，强调修身养性。在佛门之中，品茗既是一种精神享受，也是修身养性的途径，因此讲究环境、人境、艺境、心境四境俱佳。

环境，包括内部与外部环境，名泉怪石、清幽寺观、荷风避暑、茂林修竹、小桥画舫等就是外部环境；明窗净几、小院梦香则是内部环境。

人境，品茶时人数的多少以及品茗者的人格所构成的一种人文环境。独品得神、啜得趣、众饮得慧。

艺境，在品茶时讲究琴、棋、书、画、诗、金石、古玩的收藏与鉴赏，这些可以引发品饮者心中潜藏的美的共鸣，为品茶创造一个美好的气氛。

心境，品茗是心的歇息，心的享受，心的澡雪。良好的心境自然会倍增情趣，倍获裨益。心境固然会因人、因时、因事、因境而有所不同，但品茗的心境贵在清闲、贵在清静。

茶艺美学的渊源

中国茶艺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和丰富的审美内容，茶艺美学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儒、道、佛三家的哲学理念，从小小的茶壶中探求美的玄机，从淡淡的茶汤中品味人生的百味。

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哲学家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理论根基，为茶艺美学打下了深厚的哲学基础，如茶艺中的“和”、“清”、“淡”、“真”、“气”、“神”等。茶艺美学并不是从一般的表现形式上去欣赏和理解茶，而是在茶事活动中追求美感的理论指导，更重要的是从哲学的高度广泛地影响茶人，特别是茶人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

佛家禅宗中的茶艺美学

在茶艺美学当中，融入了佛教美学的思想。“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佛教禅宗主张在一种绝对的虚静状态中，直接进入禅的境界，专心静虑，顿悟成佛。这种思想与中国老庄道家思想的“清静无为，心如止水”很相近。茶的本性质朴、清淡、纯和，与佛教精神有相通之处。中华茶艺追求清、静，要求心无杂念，专心静虑，心地纯和，忘却自我和现实存在，这些都体现出佛家思想。

道家哲学中的茶艺美学

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在茶艺美学中表现为人对回归自然的渴望，以及对“道”的体认。中华茶艺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把自然的万物都看成具有人的品格、人的情感，并能与人进行精神上的相互沟通的生命体。道家的自然观，一直是中国人精神生活及其观念的源头。同时，道家崇尚自然，崇尚朴素，崇尚真实的美学理念和重生、贵生、养生的生命观，也使中国茶人的心里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有着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强烈渴望，从而树立起了茶艺美学的灵魂。

茶生于天地之间，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源于自然的茶用泉水冲泡，高山流水，一杯在手，给人以一种将自身融于秀丽山川的感觉，以致天人合一，飘然欲仙。道家强调自然，因此茶艺不拘泥于规则。因为自然之道乃变化之道，心通造化，使自然妙契，大象无形，法无定法。喝茶的时候忘记了茶的存在，快乐自足。泡茶不拘于规矩，品茗不拘于特定的环境，一切顺其自然。

儒家文化中的茶艺美学

儒家思想贯穿于茶文化之中，是影响着茶艺美学发展的重要方面。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无神论的世界观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它强调情理结合，以理节情，追求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提倡尊君、重礼，廉俭育德，和蔼待人。由此可见，儒家美学是中国茶艺美学的基础，中华茶艺美学也遵循了儒家美学的思想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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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庵清欲禅师的“茶禅美学”

茶与禅的结合，体现了一种超然的人生境界。在元代，了庵清欲禅师的《痴绝翁所赓白云端祖山居谒忠藏主求和》诗中写道：“闲居无事可评论，一炷清香自得闻。睡起有茶饥有饭，行看流水坐看云”。禅茶要求在有限的时空中体悟生命本性，自得自适地体悟宇宙与人生，在静谧的氛围中获得一种安宁和自由，这是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是靠内在和外在的超越精神、恬静淡泊的心情去达到的境界，这是极为不易的。了庵清欲禅师茶禅一味的智慧境界使茶艺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从而以智慧而得到美。碾茶过程中的轻拉慢推，煮茶时的三沸水判定，点茶时的提壶高注，饮茶过程中的观色品味等，都借助事茶体悟佛性，喝进大自然的精英，换来脑清意爽而生出一缕缕佛国美景。

茶艺美学的特质

茶艺美学是一种自然之美、淡泊之美、简约之美、虚静之美、含蓄之美，需要从实践中感知和悟解。茶艺美学应反映出人们的心灵渴求，引导人们追求品茶的精神境界，使品茶成为人生旅途的“绿色栖所”。

茶艺美学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属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部分，具有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茶艺美学侧重于审美主体的心灵表现，虚静气氛中的自我观照和默察幽微的亲切体验。

淡泊之美

“淡泊”意指闲适、恬淡，不求逐利，隽永超逸，悠然自远。道家学说不重社会而重个人，不重仕途而重退隐，不重务实而重玄想，不重外在而重精神。文人们在饮茶过程当中，自然要把这种淡泊境界作为他们在艺术审美上的一种追求。因此这种清淡之风和尚茶之风，深刻影响着茶艺的发展，也成为茶艺美学的一部分。

简约之美

品茶本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行为，一种习惯，一种文化需要。所以它贵在简易和俭约。我国古代的茶文化，历来奉行尚“简”、尚“俭”之风，呈现出雅俗共赏的简约之美。没有繁琐的操作程式，没有浩大的礼仪排场。我国茶人们深知品茶之道，越是简朴平易的茶，则越能品得茶汤的本味，悟得人生的真谛。

虚静之美

天地本是从虚无而来，万物本是由虚无而生。有虚才有静，无虚则无静。中华茶艺美学中的虚静之说，不仅是指心灵世界的虚静，也包括外界环境的宁静。虚静对于日常品茗审美而言，是需要仔细品味的，从而在品茗生活中更好地获得审美感悟。品茗需把心灵空间的芜杂之物，尽量排解出去，静下神来，走进品茗审美的境界，领悟茶的色、香、味、形的种种美感，以及饮茶中的择器之美、择水之美、择侣之美、择境之美。

含蓄之美

含蓄之美是指含而不露，耐人寻味。晚唐之际，司空图在《诗品》中提出了“含蓄”的美学范畴，并用“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来形容诗歌的美学特征。对茶艺而言，“含蓄之美”特别讲究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茶艺美学是以文人意识为基础而创造的，茶道之美则是以实用为基础而发扬的美，是在茶道实践中体会并完成的，以实现一种人生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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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的“味道美学”

目前有关普洱茶味道的文字记录，很难在历史典籍或教科书上找到，即使有一些，也只是一些细枝末节，描述的极为简单。事实上，这些资料主要保存在普洱茶爱好者的嘴巴和身体里。随着品饮普洱茶成为风尚，江湖上开始出现了一些以追求普洱的味道美学为职业的感官大师，从某种程度上讲，普洱味道的编年史正是在这些人的嘴巴里，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普洱茶究竟什么味道，在今天看来，如果不是针对具体的品种，已经很难说得清楚，因为普洱茶是一种千变万化的饮品，来自不同年代、不同茶区、不同的工艺和不同的人制作的普洱茶味道都不尽相同。普洱茶味、口感的丰富变化决定了它是一种需要细心品味的茶。由此，便延伸出普洱茶的“味道美学”。

茶人的择水之道

品茶必须会选水，选水对茶的品质至关重要，中国古代很多茶人不但热衷于品茶更精于择水之道，他们将“活”、“甘”、“清”、“轻”、“冽”作为择水的标准。

中国历史上很多茶人对水也很有研究，还撰写了许多专门论水的文章。如张源在《茶录》说：“茶者水之神，水者茶之体，非真水莫显其神，非精茶曷窥其体。”许次纾在《茶疏》中说：“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

陆羽品水排名录

茶圣陆羽对饮茶之水颇有研究，他在《茶经》中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唐代的张又新的《煎茶水记》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大历元年(766年)，御史李季卿出任湖州刺史途经扬州，邀陆羽同舟前往。当船行之镇江附近，李季卿笑着对陆羽说：“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江南零水又殊绝，今者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于是命一位士兵，前去南零取水。军士取水归来后，陆羽“用勺扬其水”，便说：“江则江矣，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随兵分辩道：“我操舟江中，见者数百，汲水南零，怎敢虚假?”陆羽一声不响，将水倒掉一半，再“用勺扬之”，才点头说道：“这才是南零水矣！”军士听此言，大惊失色，口称有罪，不敢再瞒，只好实言相告。原来，江面风急浪大，军士取水上岸时，因小舟颠簸，壶水晃出近半，军士惧怕降罪，就在江边加满水，不想被陆羽识破，连呼：“处士之鉴，神鉴也!”

李季卿见此情景，对陆羽惊叹不已。于是向陆羽请教水的质次。陆羽按茶水所需排了二十等：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无锡惠山寺石泉水第二、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峡州扇子山虾蟆口水第四、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扬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泉第八、唐州柏岩县淮水源第九、庐州龙池山岭水第十、丹阳县观音水第十一、扬州大明寺水第十二、汉江金州上游中零水第十三、归州玉虚洞下香溪水第十四、商州武关西洛水第十五、吴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山千丈瀑布水第十七、柳州圆泉水第十八、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

古人择水的标准

由于人们用茶角度不同，所处地域环境也各有特点，特别是在古代，产生了对水的不同评判标准。总的来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水要“清”。清是指水质五色透明，清澈可辨，这是古人对水质的基本要求。

其二，水要“活”。活是指水源有流。陆羽的“山水上”之说，“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说的是活水。

其三，水要“轻”。轻，是指轻水。古人对水质要求轻，其道理与今天科学分析的软水、硬水有关。软水轻，硬水重，硬水中含有较多的钙镁离子，因而所沏茶汤滋味涩苦，汤色暗昏。宋徽宗赵佶、明代张源都在其茶事著作中提到水宜“轻”之说。而清乾隆则更把“水轻”提升到评水好坏的基本标准。

其四，水要“甘”。甘，是指水的滋味。好的山泉，入口甘甜。宋代蔡襄在《茶录》中提出：“……水泉不甘，首旨损茶味。”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说：“水以清轻甘洁为美。”王安石还有“水甘茶串香”的诗句。

其五，水要“冽”。冽，就是冷而寒的意思。古人十分推崇冰雪煮茶，所谓“敲冰煮茗”，认为用寒冷的雪水、冰水煮茶，其茶汤滋味尤佳。正如清代文人高鹗的《茶》诗曰：“瓦铫煮春雪，淡香生古瓷。晴窗分乳后，寒夜客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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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玉泉

西山玉泉，位于北京海淀区的西山东麓，颐和园西侧。山中洞壑迂回，流泉密布，泉水晶莹如玉，故名玉泉山。最大一组泉眼在山的西北角，叫玉泉池。泉水从石穴中涌出，有“玉泉垂虹”之称，为“燕京八景”之一。清高宗赐名“天下第一泉”。

第六讲 茶礼仪式——品茗序尊伦

豪华的宫廷茶礼

饮茶是宫廷日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都嗜好饮茶，由此也形成了很多宫廷茶礼，如宏大的茶宴和代表皇恩的赐茶，这些茶礼彰显的是皇家的威严气象。

宫廷饮茶源远流长，据相关史料记载，上古时期的周武王伐纣时就接受巴蜀之地的供茶，这也是皇室饮茶的最早记载，随后的周成王还留下了推行“三祭”、“三茶”礼仪的遗嘱；三国时的吴国皇帝孙皓曾率群臣饮酒，而韦曜不胜酒力，孙皓便赐茶以代酒；西晋惠帝司马衷逃难时都把烹茶进饮作为第一件事；隋文帝也由不喝茶到嗜茶成癖，说明饮茶风早已流传于宫廷中。

古代宫廷饮茶主要在以下场合：娱乐、王子公主婚嫁、殿试、内廷赏赐、清明宴、帝王清饮、供养三宝、赐茶、接待外国来使、祭天祭祖等。饮茶成为宫廷日常生活内容之后，皇帝很自然地将其用于朝廷礼仪，从而使茶在国家礼仪中纳入规范。但是正式的宫廷茶礼形成于唐朝，在吸收文人茶道和寺院茶道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体系和特色，以后的各代相沿成习。宫廷茶礼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宫廷茶宴和赐茶。

恢弘的宫廷茶宴

宫廷茶宴源于唐代，其中最为豪华的是“清明宴”。唐朝皇宫在每年清明节这一天，要举行规模盛大的“清明宴”，并以新制的顾渚贡茶宴请群臣。其仪规是由朝廷的礼官主持，有仪卫以壮声威，有乐舞以娱宾客，还有用以辅茶的各式糕点，所用的茶具也十分名贵。其目的就是以浩大的茶事来展现大唐富甲天下的气象，显示君王精行俭德、泽被群臣的风范。当时，后宫嫔妃宫女也有饮茶的习惯，她们不光注重茶叶的质量、茶具的精美，也注重饮茶的乐趣和心境。对她们而言，饮茶具有消遣娱乐性。此外，茶叶还具有多种保健的功效，嫔妃们饮茶又有美容养身的目的。

宋代宫廷也常举行茶宴，但最为频繁的还是在清代。据史料记载，清代皇室光在重华宫举行的茶宴就有60多次，此宴一般是元旦后三日举行，由乾隆钦点的文武大臣参加，一边饮茶一边看戏，用的是茶膳房供应的奶茶，还要联句赋诗，是极为风雅的宴会。清代不仅有专门的茶宴，而且几乎每宴必须用茶，并且是“茶在酒前”、“茶在酒上”。康乾两朝曾举行过四次规模巨大的“千叟宴”，饮茶也是一项主要内容，开宴时首先要“就位进茶”。酒菜人人有份，唯独“赐茶”只有王公大臣才能享用，在这里饮茶成了地位的象征。

宫廷赐茶

赐茶是宫廷茶俗的一种，是宫廷茶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贡茶入宫，除供皇帝使用外，皇帝常有赐茶之举。如唐代的贡茶在祭祀宗庙之后便要赏赐给亲近大臣，随后赐茶对象也在不断扩大，得赐者有军人、大臣、学士等等。赐茶的目的或为犒赏将士，或为优遇文人、笼络近臣，目的性非常明确。这种由皇帝遣宦官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谢赏的习惯，在唐中后期成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

宫廷赐茶也受宫廷仪规的限制，因严肃、隆重而显得不够活泼，但宫廷赐茶仍有“和”、“敬”的因素在内。在当时人看来，皇帝踢茶，首先表现的是一种恩宠，一种荣幸，是一种君臣关系的调和剂。如赐茶给外国使节是一种礼节；游观寺庙而赐僧众以茶，是对宗教信仰的尊重；视学赐茶则表明对教育的重视等等。所以，宫廷赐茶也有积极的一面，它作为饮茶礼俗的一种，丰富了茶文化，同时这种华贵精巧的宫廷茶礼又对民间茶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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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千叟宴”

清代的千叟宴始于康熙年间，盛于乾隆时期，是清代皇宫之中规模最大、参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阳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康熙帝在席间当场赋《千叟宴》一首，所以此宴得名“千叟宴”。随后，乾隆皇帝又在乾清宫举办千叟宴，与宴者更是多达3000人，并即席用柏梁体联句。嘉庆元年正月身为太上皇的乾隆帝在宁寿宫皇极殿再次举办千叟宴，与宴者也多达3056人，席间君臣共赋诗三千余首。后人称谓千叟宴是“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独特的寺庙茶礼

僧人饮茶历史久远，僧人的饮茶礼仪在唐代末期出现，并且逐步得到规范，对中国饮茶文化的进步和禅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是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盛行，到了唐代而大为兴盛。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结果，而茶与佛教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谈到茶礼就不能不提到寺庙中的饮茶礼仪。

寺庙茶礼溯源

僧人们清新净欲，从茶中悟道并形成一整套的茶仪，但这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

关于寺庙饮茶起源目前还没有定论。最早的文字记载，是东晋怀信和尚的《释门自竟录》，其中说：“跣足清谈，坦胸谐谑，居不愁寒暑，唤僮唤仆，要水要茶。”但此时僧人饮茶并不是普遍的现象，僧人饮茶成风是在唐朝出现的。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同时，此时产生了“茶禅一味”说，从而真正把茶与佛理结合起来。此时，寺庙也开始大兴茶事，但并没有形成一套寺庙专有的饮茶礼俗。因此，僧人饮茶也没有什么限制，更没有一定的程式可以遵循，也就是所谓的“人自怀挟，到处煮饮。”直到唐朝末年，怀海和尚创制“百丈清规”才将僧人饮茶纳入寺庙戒律之中，从而有了最初的寺庙茶仪。

寺庙茶礼制度

随着饮茶在僧徒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规范饮茶就开始成为必要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百丈清规》中对茶事的规定，其内容据《景德传灯录》载：“晨起，洗手面；盟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归下去。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盟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上堂。吃饭了，盟漱；盟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可见，僧人的一天几乎就是在吃茶中度过的。

此外，随着寺庙茶礼的日益完善，寺庙中还开始设置“茶堂”，供僧家辩佛说理、招待施主佛友品茶之用。还在法堂左上脚设茶鼓，按时敲击召集僧众饮茶。宋代诗人林通的《西湖春日》诗：“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楼台卓酒旗。”说的正是这一景象。此外，在寺院一年一度的挂单时，要按照“戒腊”年限的先后饮茶，称“戒腊茶”。平时，住持请僧众吃茶，称“普茶”。在佛教节日或朝廷赐杖、衣时，往往举行盛大的茶仪。

宋代时，寺庙还常常举办大型茶宴。而这些茶宴多是在僧侣间进行，仪式开始时，众僧围坐在一起，由该寺主持法师按一定程序泡沏香茗，以表敬意，再由近侍献茶给众僧品尝。僧客接过茶，打开盖碗闻香，举碗观色，接着品味，用以赞赏主人的好茶和泡沏技艺；随后进行茶事评论，颂佛论经，谈事叙谊，类似于今天的联谊活动。

后来，元人德辉修改了“百丈清规”，把日常饮茶和待客方法加以规范，对出入茶寮的礼仪及“头首”在厅堂点茶的过程都有详细说明。最为重要的是，它还将茶礼等级化，即依照客人的身份，献不同档次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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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丈清规”中的巡堂茶礼

（译文节选于《旦望巡堂茶》）

住持在佛堂说法完毕，说：“下座巡堂吃茶!”于是众僧按念诵经文时的排列方法依次站好。然后众僧按规定的方式巡回入僧堂。刚来的修行者与侍者绕到佛龛的后面，众僧巡回一圈之后站到定位上。堂前钟响七下时，住持进入僧堂烧香，在僧堂里巡回一圈坐到规定的位子上。接下来知事入僧堂，先向佛龛行合掌礼，然后到住持前行合掌礼。一声禅板响后，由首座领头，众僧们在僧堂内按一定的路线再巡堂一圈。这时，知事、侍者和刚来的人走在队伍的末尾。负责烧香的侍者在僧堂中间的香炉边行礼，然后进香。之后为僧堂内外的香炉一一进香，将余下的香放回原处后，行归位礼。这时，钟响两下，侍堂的僧人手持茶瓶进入僧堂，行礼斟茶之后退出。这时，钟响一下暗示开始收茶碗，钟再响三下暗示住持退场，接下来便是首座、众僧依次退场。

传统的待客茶礼

饮茶真正的生命来自民间，老百姓们在日常饮茶中不仅品味着茶的清香，也在品味着生活的甘甜。尤其是民间的待客茶礼，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极具民族特色，是中国茶礼文化中的常青之树。

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以茶待客、以茶示礼。凡有客人到来，主人定会捧出一杯热气腾腾的清茶，这是基本的礼仪，可以表达主人的敬意。同时，主客也可以在饮茶时共叙情谊。这一传统礼仪至少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据史书记载，早在东晋，太子太傅桓温就“用茶果宴客”，吴兴太守陆纳以茶招待来访的谢安。到了宋代，随着饮茶之风盛行，这种待客茶礼也就相沿成习、流传至今。

客来敬茶的基本原则

首先是注重茶的质量，有宾客上门，主人家往往将家中最好的茶叶拿出来款待客人。敬茶往往以沸水为上，因为用未开的水冲泡的茶叶，一定浮在杯面，这会被认为是无意待客，有不够礼貌之嫌。如果时间仓促，不得不用温水敬茶或先端凉茶待客，主人应先向客人表示歉意，并立即烧水，重沏热茶。

其次讲究敬茶礼节。主人敬茶时，必须恭恭敬敬地用双手奉上。讲究一些的，还会在茶杯下配上一个茶托或茶盘。奉茶时，用双手捧住茶托或茶盘，切忌捏住碗口，举到胸前，轻轻说一声“请用茶!”这时客人就会轻轻向前移动一下，道一声“谢谢!”或者用右手食指和中指并列弯曲，轻轻叩击桌面，表示“双膝下跪”的感谢之意。

此外，客人为了对主人表示尊敬和感谢，不论是否口渴都得喝点茶。客来敬茶，体现的是以茶为“媒”，首先是为了向来客示敬，其次也是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清烦解渴，再者也表达了主人让客人安心入座和留客叙谈之意，使气氛更加融洽。

不同地域的敬茶之礼

安徽人的茶礼非常讲究，主人家首先端上醇香的热茶。给客人上茶，双手上为敬。茶满八分为敬，饮茶以慢和轻为雅。有贵宾临门或是遇喜庆节日，讲究吃“三茶”，就是枣栗茶、鸡蛋茶和清茶，三茶又叫“利市茶”，象征着大吉大利、发财如意。

在湖南怀化地区芷江、新晃侗族自治县的侗族同胞喜欢用甜酒、油茶招待客人，请人进屋做客，要用酒肉相待，对客人还有“茶三”(吃油茶要连吃三碗)、“酒四”（酒要连喝四杯)、“烟八杆”(烟要连抽八袋)的招待规矩。

西南人敬茶讲究“三道茶”，每道茶都有含义。一道茶不饮，只是表示迎客、敬客；二道茶是深谈、畅饮；三道茶上来即表示主人要送客了。

茶谚中的待客茶礼

民间流传的很多茶谚之中也深谙以茶待客之道，如“嫩茶待客”：在产茶区，茶农们多以上好的茶叶待客。茶农热情好客，平时自己多饮粗茶，客人上门则敬以细茶。闽西客家人家家备茶，有嫩、粗两种。粗茶置于暖壶内冲泡，自饮解渴；嫩茶为待客之用。客来，先递上一杯茶，以小茗壶冲泡，用小杯品茗。

“礼遇长者”：陕西农村如乡贤长者、至亲老人来家，主家多用煎小罐清茶的方式敬奉。因煎小罐清茶所用为好茶、细茶，煎大罐面茶，则用粗茶、大路茶。

“因客制宜”：江南饮茶，有在茶叶中另加搭配的习俗。若来客为老年人，加放几朵代代花，一是香气浓郁，二是祝福老人子孙代代富贵；来客若为新婚夫妇，则杯中各放两枚红枣，寓有甜甜美美、早生贵子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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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茶待客的起源

相传，客来敬茶的风俗是从三国末年开始的。此前，从皇宫贵族到民间百姓，普遍都是用酒待客，以表示主人对客人的敬意。三国时，吴国最后一个皇帝孙皓手下有个叫韦昭的大臣，酒量很小，可是茶量却很大，一次能喝上几大壶。于是孙皓准许他在酒宴上以茶代酒，但不可外传。不久，孙皓在宫中宴请重臣，皇上和大臣干一杯酒，韦昭就喝一杯茶。从早晨喝到中午，几个大臣醉倒在桌子底下，韦昭反而劲头十足带头干杯。皇上和满朝文武百官都已大醉，只有韦昭没醉。这消息传开后，宫廷和民间便形成了用茶代酒接待客人的习俗。

悠久的祭祀茶礼

中国茶祭的历史十分久远，无论是以茶水祭祀，还是用干茶或茶壶祭祀，都已经成为一种民俗礼仪为世代所效仿。同时，在一些少数民族更是流传着传奇式的茶祭方式，如祭茶神、祭茶书等等。

在中国古代祭祀习俗中，茶的使用非常普遍。以茶为祭的历史也十分悠久，南朝梁武帝萧衍就曾立下遗嘱：“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梁武帝开了以茶为祭的先河，此后以茶祭祀逐渐形成一定的定制，茶不仅可用来祭天、祭地、祭神、祭佛，也可用来祭鬼，并成为一种风俗流布天下，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庶民百姓，在祭祀中都可以用茶。

茶祭的方式

在茶祭方式中最为常见的就是以茶水为祭。这在江南地区比较常见，祭祀一般是在傍晚五时左右，家族的长辈备好丰盛的祭品，其中就有茶水一杯，放在祭桌上。祭祀开始时，一家之主嘴里念念有词，祈祷祖先保佑全家平安、子孙后代成才。祈祷完毕，主人会烧一些纸钱，借此与自己的祖宗对话，最后将茶水泼在地上，希望祖先也能品饮清茶。

我国还有用干茶及茶壶象征茶水来祭祀的习俗。清代宫廷祭祀祖陵时就用干茶。据载同治十年(1871年)冬至大祭时即有“松罗茶叶十三两”的记载。在光绪五年(1879年)岁暮大祭的祭品中也有“松罗茶叶二斤”的记述。关于祭品在祭祀中的盛装组合规格，在《大清通礼 卷六》中也有明确记载，而《兴京公署档》记载，内有“茶房用镀金马勺、银碗、玉碗二十余种”。

此外，民间还有以“三茶六酒”(三杯茶、六杯酒)和“清茶四果”作为祭品的习俗。浙江绍兴、宁波等地供奉神灵和祭祀祖先时，祭桌上除鸡、鸭、肉等食品外，还置杯九个，其中三杯茶、六杯酒。因九为奇数之终，代表多数，以此表示祭祀隆重丰盛。在我国广东、江西一带，清明祭祖扫墓时，有将一包茶叶与其他祭品一起摆放于坟前，或在坟前斟上三杯茶水，祭祀先人的习俗。

少数民族茶祭风俗

在少数民族地区，以茶祭神更是习以为常。湘西苗族聚居区旧时有流行祭茶神的习俗，祭祀分早、中、晚三次：早晨祭早茶神，中午祭日茶神，夜晚祭晚茶神。祭茶神仪式极为严肃，禁止细微的笑声。因为在苗族传说之中，茶神穿戴褴褛，闻听笑声，就不愿降临。因此，白天在室内祭祀时，不准闲人进入，甚至会用布围起来。倘若在夜晚祭祀，也得熄灯才行。祭品以茶为主，辅以米粑、钱纸、簸箕等，也放些纸钱之类。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区的一些兄弟民族还有祭茶树的习俗，通常在每年夏历正月间进行。其做法是各家男性家长，在清晨时携一只公鸡，在茶树底下宰杀，再拔下鸡毛连血粘在树干上，边贴还要在口中念叨：“茶树茶树快快长，茶叶长得青又亮。神灵多保佑，产茶千万担”等吉利话，以期待茶叶有个好收成。据说这样做，就会得到神灵保佑。

藏族人民更是把茶视为圣洁之物。据《汉藏史集》记载，藏族把茶奉为“天界享用的甘露，偶然滴落在人间”，在藏传佛教中“诸佛菩萨都喜爱，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因此，藏民向寺庙供奉的“神物”中必有茶叶。每到藏族的重大宗教活动时，如“萨嘎达”、“雪顿”节中，茶也是主要的供品。至今拉萨的大昭寺、哲蚌寺还珍藏着上百年的陈年砖茶，并被僧侣们作为护神之宝。到寺院礼佛的人，都必须熬茶布施，所以藏族人到喇嘛教寺院礼佛布施，也俗称为“熬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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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宫的祭神茶礼

皇帝虽然贵为天子，也要定期祭拜神灵，尤其是到了清代，祭神之礼更为繁杂。正月初九为天诞，需在养心殿院内摆设天坛大供一桌，以拜朝天忏，赐福解厄，其中有“茶九盅”之仪式。二月初一日在养心殿用御案供桌摆设的太阳供，所摆贡品为“八路茶三盅”。立春日，皇帝要在宫中延庆殿九叩迎春，为民祈福，其中所摆供品“五路茶三盅”。七月初七日祭牛女之俗，用茶更为繁杂。乾隆朝时，寅正二刻在西峰秀色大亭内献供一桌，西边灯罩后设大如意茶盘一个，然后首领太监请供桌上大如意茶盘，盘上供茶一盅、酒一杯，跪进与占礼官奠祭。卯初，乾隆在细乐声中就位行三叩礼，又祝赞献茶，首领太监用小如意茶盘请寿字黄盅。午初再献宝供一桌，用大黄盅盛茶、果、茶七品(东边四品，西边三品)。供毕，献菜、果、茶，乾隆就位行三叩礼。

多彩的婚俗茶礼

茶树是长青之树，以茶行聘，不仅象征着爱情的矢志不渝，还意喻着婚后的幸福生活。中国各民族婚俗中的许多礼仪都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茶也成为婚俗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很早以前，茶就被看作是一种高尚的礼品。在众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场合，都将茶作为一种吉祥的象征物。反映在婚礼方面，茶叶不仅成为女子出嫁时的陪嫁品，而且还逐渐演变成一种茶与婚礼的特殊形式──茶礼。中国婚姻茶礼就像一幅多姿多彩的书画长卷。南宋时，杭州富裕之家就已经“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缎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作为行聘之礼。此后，以茶定亲行聘之俗得到了更大的发扬。

汉族婚俗茶礼

古代江南汉族地区流行“三茶礼”，“三茶”即订婚时的“下茶”，结婚时的“定茶”，合卺时的“合茶”。此外，湖南等地也有“三茶”的风俗。当媒人上门提亲，女家以糖茶甜口，即“一茶”，含美言之意。男子上门相亲，女子就会递清茶一杯，即二茶。男方喝茶后将贵重之物置于茶杯中送还女方，如果女方收受，这门婚事则已达成。洞房前夕，还要以红枣、花生、桂子、龙眼泡茶招待客人，即三茶，有早生贵子之意。这三次喝茶，既受父母之命，又有媒妁之言。

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地区则流行交杯茶，新婚夫妇拜堂入洞房前饮用。交杯茶具用小茶盅，茶水为煎熬的红色浓汁，要求不烫也不凉。由男方家的姑娘或姐嫂用四方茶盘盛两盅，双手献给新郎新娘，新郎新娘都用右手端茶，手腕互相挽绕，一饮而尽，不能洒漏茶水。交杯茶象征夫妇恩爱，家庭美满。

婚礼茶中最热闹的要数“闹茶”了。“闹茶”是指闹新房时所行的茶礼，古代鄂南地区的要连续闹上三天。当主婚人宣布“闹茶”开始时，新人双双抬起一茶盘，盘中有一枝红烛和四只斟上香茶的茶盅。茶抬到哪个观众面前，这个观众就得说上一段茶令才喝得上茶。新郎新娘通过抬茶闹茶，可以增进了解和心灵交流，对日后夫妻感情有很大作用。另外，通过三天的闹茶，也使新娘可以结识村里的人，便于日后的交往。

少数民族的婚俗茶礼

我国不少少数民族也有婚俗茶礼。如德昂族就有“以茶为媒”传统习俗，德昂族的未婚男女都有自己的组织，男青年的头目叫“叟色离”，女青年的头目叫“叟色别”。头目的职责是负责组织未婚男女的社交活动，以寻找意中人。若某小伙子钟情某姑娘时，便会在夜间，到姑娘家的竹楼前，低声吟唱或轻吹芦笙。姑娘若无意，便不出门答理；若开门迎进，并在火塘上烧煮好茶水，请小伙子喝茶、嚼烟，那就意味着姑娘也有意了，这就是以茶为媒。

侗族则流行着一种“说茶”之礼。侗族媒人前去说媒只带两个“棕片包”，黄草纸包装的半斤盐巴和白皮纸包装的二两茶叶。女家父母见媒人送来“棕片包”，就知道是来说亲的。媒人和女家当场交换意见后，如果女家收下“棕片包”，并且用盐、茶、糯米面、黏米面、猪油等烧成油茶，端进堂屋敬奉祖先后，招待媒人，就表示说媒成功，婚事已定。如果女家不收这份“棕片礼”，退还媒人，则表示女家不同意这门亲事，说媒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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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茶

中国大多数民族在缔婚的过程中，往往都离不开用茶来作礼仪。有趣的是，有些地区“退婚”也离不开茶。“退茶”是贵州三穗、天柱和剑河毗邻地区侗族姑娘的一种退婚方式，侗语叫做“退谢”。订婚之后，假如姑娘不愿意嫁给对方，就用“退茶”的方式退婚。通常的做法是这样的：姑娘用纸包一包普通的干茶叶，选择一个适当的机会，亲自带着茶叶到未婚夫家去，跟郎家父母说：“舅舅、舅娘啊!我没有福分来服侍你们老人家，你们另去找一个好媳妇吧！”说完，将茶叶包放在堂屋桌子上，转身就走。程序虽然简单，但是要恰到好处地办妥这件事，也并不容易。这既要有胆量，又要机智、敏捷，因为这是对包办婚姻的一种反抗。因此，敢于“退茶”，而且又退得成功的姑娘，是要被众乡亲(特别是妇女们)称赞的。

第七讲 茶政风云——榷茶与贡品

茶政茶法的兴起

茶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茶与政治、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自唐代中期以后，茶叶经营开始引起统治阶级的关注，各种茶税开始出现，尤其是政府对茶的专营专卖制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茶业的发展。

在唐代以前，中国的茶叶经营为自由贸易，不征赋税，但随着茶叶生产、消费的不断普及，茶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而茶叶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利益，也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重视。为了提高国库收入，统治阶级开始对茶的经营方式进行变革，因此，各种茶法应运而生，如有关茶税、贡茶、榷茶、茶马贸易的一些上谕、法令、规定和奏章。从某种意义上讲，茶法的本质就是封建统治阶级限制和控制茶叶生产、压迫和剥削茶农、掠夺和独揽茶利的一种手段。

茶税制

中国古代茶税的征收，开始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当时安史之乱平息不久，国家大伤元气，国库空虚，政府财政拮据，于是皇帝下诏对茶叶经营征收临时性赋税，其税赋大概为“十取其一”，但征税以后，统治阶级发现税额十分显著，从而就将这一临时措施改为“定制”，与盐、铁并列为主要税种，并相继设立“盐茶道”等官职专门管理茶业。

唐代茶税的税额并没有随着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而有所减免，反倒根据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唐武宗会昌年间，除正税以外，还增加了一种“过境税”，又叫“塌地钱”。至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当时的盐铁转运榷茶使裴休制订了“茶法”12条，严禁私贩，使茶税斤两不漏。裴休的茶法在不增税率的前提下使茶税大增，最高时达60万贯以上，对稳定当时政府财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唐代实行茶税制的结果，极大地殷实了国库，而茶税的巨大数额也使此后统治者趋之若鹜，从而使茶税一直沿用不断。

茶叶专卖制

茶的专营专卖在古代称之为“榷茶制”，这一政策也始于中唐时期，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当时的宰相王涯奏请皇帝推行榷茶，并自请担任“榷茶使”，强令民间的茶树全部移植于官办茶场，实行政府统制统销，同时还将民间的存茶一律烧毁。但此法令颁布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王涯十月颁令行榷，十一月就被宦官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所杀，而继任“榷茶使”吸取了王涯的教训，奏请皇帝停止榷茶，恢复税制。所以，唐代真正实行榷茶的时间不到两个月。

中国历史上真正推行“榷茶制”，是从北宋初期开始的。当时的统治者沿长江设立8个“榷货务”（即官府的卖茶站），还在产茶区设立了13个山场，专职茶叶收购，茶农除向官府交纳赋税之外，其余的茶叶均全部交给山场，严禁私买私卖。据文献记载，宋朝的茶法，先后经历了多次改革，如所谓“三税法”、“四税法”、“贴射法”、“见钱法”等。这些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其本质就是坚持国家专卖，到了宋代晚期甚至成为茶叶生产的障碍，还诱发多次茶农起义。

此后的元、明、清，都推行茶叶专营专卖制。直到清朝的咸丰年间，由于当时国际国内茶叶贸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才将专营改为征收税金，民间逐步恢复茶叶的自由经营。可见，茶叶专卖制在中国历经的时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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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休的“茶法”12条

自唐代开征茶税以后，茶税在财政收入中日显重要。大中六年(852年)，鉴于当时茶税混乱、私茶横行的情况，裴休提出并制定“宽商严私”的茶法12条。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的税茶法主要有四点：

一、理清税权。茶商茶贩送茶所经驿站只收住房费和堆栈费，而不收税金。

二、取缔私茶。茶叶不准走私，凡走私三次且数量均在100斤以上，或聚众长途贩茶者，均处以死刑。茶农（园户）私卖茶叶100斤以上处以杖刑，如二次再犯则充军。

三、保护茶园。各州县如有私砍茶树、破坏茶业者，当地官员要以“纵私盐法”论罪。

四、沪州、寿州、淮南一带的税额追加50。

裴休茶法12条颁行后，政府和茶商各得其宜。同时对后世的茶法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

不断变革的榷茶制

中国的茶法经历了很多次变革，无论是宋代的通商法、政和茶法、茶引制，还是清朝的引岸制，都没有脱离榷茶制的轨道。由此可见，中国的茶业发展始终处于统治阶级的严密控制下。

中国榷茶制正式推行于北宋初年。当时朝廷在各主要茶叶集散地设立管理机构，称为榷货务，主管茶叶流通与贸易。同时，在主要的茶产区设立茶场，称为榷山场，主管茶叶生产、收购和茶税征收。茶农由榷山场管理，称为园户。园户种茶，必须先向榷山场领取资金，而所产茶叶，也要先抵扣本钱，再按税扣茶，剩下的余茶则要卖给榷山场，榷山场再批发给商人销售。商人贩茶应先向榷货务缴纳钱帛，换取茶券去指定的榷山场提取茶叶，再运往非官卖之地出售。官府从园户处低价收茶叶，然后再用高价卖给茶贩，以此来获取高额差价利润。

通商法

北宋宋仁宗嘉佑年间和宗徽宗建中靖国时期，还实行过通商法。通商法的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榷茶。据《梦溪笔谈》记载，通商后的宋代茶利收入，由榷茶时的109万贯增至117万多贯。通商法允许园户、茶商之间自由买卖，但政府不再预付本钱，也不再统购茶叶。以园户种茶来说，政府把原来茶的收入，立名为租钱，分摊到各个园户身上，而园户种茶也不能再向政府领取资本，但园户生产的茶叶，必须要先缴纳租金才准出售。

此外，通商法的推行也有其历史背景，当时正处于宋金战争期间，军费亏空较大，政府的财政又无力负担，统治者才临时推行此法。到了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又恢复了榷茶制。

政和茶法

为了完善榷茶制，北宋政府在政和二年（1112年)又推出了新茶法，即政和茶法。该茶法吸收了榷茶制和通商法中有利于政府的长处，使管理制度更加严密和完备，属委托专卖制性质。它不干预园户的生产过程，也不切断商人与园户的直接交易，但加强了对两者的控制。园户必须登记在籍，将茶叶产量、质量详细记录在册，园户之间互相作保，不得私卖；商人贩茶，须向官府领取茶引，茶引上明确规定茶叶的购处、购量和销处、销期，不得违反，商人的行为受到官府严格监控。

政和茶法把茶叶产销完全纳入榷茶制的轨道，同时也给予园户和商人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对茶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茶引制

到了北宋末期“榷茶制”逐渐发展成“茶引制”。这时官府不再直接买卖茶叶，而是由茶商先到“榷货务”交纳“茶引税”（茶叶专卖税），购买“茶引”，凭引到园户处直接购买茶叶，再送到当地官办“合同场”查验，并加封印后，按规定数量、时间、地点出售。“茶引”分“长引”和“短引”两种，“长引”准许销往外地限期一年，“短引”则只能在本地销售，有效期为三个月。这种“茶引制”，使茶叶专卖制度更加完善、严密，一直沿用到清朝。

引岸制

清朝乾隆年间，“茶引制”又发展成为官商合营的“引岸制”。“岸”是口岸，是指定的销售或易货地点。当时的商人经营各类茶叶必须要纳请茶引，并按茶引定额在划定范围内采购茶叶。卖茶也要在指定的地点，不准任意销往其他地区。所以“引岸制”的特点是根据各茶区的产量、品种和销区，实行产销对口贸易。这样有利于政府对不同茶类生产、加工实行宏观调控，做到以销定产。

上文所述的各种茶税制度都没有脱离榷茶制，直到清代咸丰年间，由于国外列强深入茶区开厂置业，榷茶制名存实亡，才逐渐被政府废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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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社保之税——茶税

唐代建中元年（780年），朝廷开始对茶叶征税。开始时茶税没有单独成税，只是列名于漆、竹、木等农产品一起征收，相当于现代的农业特产税。而且朝廷在征收茶税的敕令中，明确宣布茶税收入专款专用，全额用于增加社会保障设施，即常平仓的本钱。常平仓起源于汉代，是政府为调节粮价而设置的粮仓，其目的是为了保障灾年百姓的生活，维护社会的稳定。政府在丰收之年大量购进多余的粮食贮备起来，然后在歉收的年分再卖出这部分储备粮，来达到稳定粮价的目的。所以，唐代开征茶税的初衷是为了保障民生，但是到了贞元九年（793年），由于民间饮茶日益普及，茶税税源增长迅速，于是朝廷决定将茶税单独列为一个税种。

强化统治的茶马贸易

茶马贸易，是中国古代长期推行的一种茶马政策。统治阶级通过内地的茶叶来控制边区，并利用边马来强化对内地的统治。同时，茶马互市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马作为的重要战备物资，其优良品种主要产于塞外。所以，统治阶级为了获得足够的战马，就以茶换马，和边地少数民族进行交易。据《封氏闻见记》和《新唐书》记载，茶马交易始于唐肃宗时期（756-761年)。早期的茶马交易，仅是对少数民族进贡的一种回赠。直到唐德宗贞元年间，商业性的茶马交易才正式开始。

宋代的茶马贸易

宋朝茶马贸易十分繁盛，熙宁七年(1074年)，宋神宗还派遣李杞到四川筹措茶叶，对成都府路、利川路的茶叶实行官榷，设茶场司与买马司，后更名为茶马司，专掌以茶易马。从此，茶马交易开始成为定制，且产生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相应的“茶马法”。此后，茶马贸易发展迅速，交易所得马匹的数量也十分巨大，一般每年一万匹左右，最多时达两万多匹。进行交易的边市有晋、陕、甘、川等地，换取的多是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马匹。

茶马交易一方面保证了朝廷的防务所需，另一方面也维持了西南、西北部分地区的安宁。如从西南换得的马品种低劣，一般用作劳役，但价格却是战马的两三倍。宋朝为了西南边境的稳定，便通过茶马交易，在经济上笼络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此外，宋朝时的茶马比价的变化也较大，北宋时因熙河（今甘肃临挑一带）地区为宋管辖，因此马源丰富，茶贵马贱，在宋神宗时，100斤茶可换一匹良马；但到南宋时，熙河被金所控制，马源大为减少，因此马贵茶贱，宋孝宗时，换一匹良马需1000斤茶。

元明时期的茶马贸易

由于元代的统治者来自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以游牧业为主，不缺马匹，因此茶马交易中止，直到明朝初年才得以恢复。明朝在秦（今西安）、洮（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设置3个茶马司，专司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茶马交易。开始还曾推行金牌制，即以金牌为凭，每3年交易一次。后因受元朝残余势力侵扰，部分金牌散失，而逐渐废止。

明朝初期的茶马交易是由官方垄断，严禁商人介入的。而且对官茶实行榷禁，并严厉打击走私。当时的附马欧阳伦就是因为挟私茶出境，而被赐自尽。随后政策有所放宽，开始允许部分官茶商运、商茶商运。此外，朝廷对茶马的交易数量有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少数民族，使其年年买茶，岁岁进贡。同时，也有利于茶马比价的稳定，如在洪武初年，七十斤茶换一匹马；正德时，五六十斤茶换一匹马；万历时，四五十斤茶换一匹马。

清朝的茶马贸易

清初继续推行茶马交易，而且发展较快。尤其是顺治年间，不但陕西设立5个茶马司，还允许直隶河宝营（今张家口之西）与鄂尔多斯部族交易马匹。后来，又批准达赖喇嘛的建议，在云南胜州开始茶马互市。清代茶马交易，主要以笼络边民为主，管理上不及明代严格，部分配额任由商人倒卖。所得马匹数也不及明朝。

尤其是康熙以后，清朝疆域扩大，政局稳定，茶马交易的政治作用和实际需要日趋下降，导致无马可易，甚至出现了积茶沤烂的情况。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西宁等地茶马交易停止；雍正十三年（1735年)，甘肃茶马交易停止。从此，有着千年历史的茶马交易，在中国历史上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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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茶马贸易的组织机构

宋代茶马贸易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三大部分：

买茶场，宋代在成都府路八个州设置24个买茶场，买茶场属茶马司直接领导，但各级地方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监督之责。各买茶场设有专典、库秤、牙人等职位具体办理买茶和征税事宜。并制定了各场收购定额、超额奖励和欠额惩罚的条例。

卖茶场，宋代还在陕西设置了50个卖茶场。卖茶场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茶农的茶叶，茶商必须从茶场买茶，不能与茶农直接交易。官、商、民一律禁止私贩。卖茶场主要任务是把四川运去的茶叶按官价出卖或易马，同样属茶马司领导，地方长官也有监督之责，同样制定了销售定额和奖惩条例。

买马场，宋代在熙河路设置六个买马场，后又在秦及四川的黎州、雅州、沪州等地增设。这些茶马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调整，对保证茶马贸易政策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贡茶制的起源和发展

自上古以来，茶就作为贡品进献给帝王，但是正式贡茶制度的形成在唐朝，并延续至宋、元、明、清等朝代。此外，贡茶对中国茶叶生产技术的提高和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影响。

中国的贡茶起源于上古时的西周，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由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 巴志》中记载了周武王时期，各诸侯国向周王朝进贡的贡品中就有“土植五谷……茶”，但这只是贡茶的萌芽，还没有形成制度。

唐代贡茶

贡茶的制度化起始于唐朝。唐朝是中国茶业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此时社会安定、国富民强，茶性高洁清雅的品质，也深受皇室的宠爱。同时，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极大地促进了茶叶种植业的发展，家庭的制茶作坊也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区域化、专业化特征逐渐明晰，这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唐朝形成的茶贡制度也为历代所效仿。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定额纳贡制（即由地方主动贡献）和贡焙制（朝廷在产茶地直接设立贡茶院），如唐代的顾渚贡茶院。

宋代贡茶

宋代的贡茶仍沿袭唐朝的贡茶制度，但此时的顾渚贡茶院开始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凤凰山的“北苑龙焙”。“北苑龙焙”产出的贡茶也极为讲究，茶饼表面的花纹不仅要用纯金镂刻而成，还要刻成龙凤花纹，栩栩如生，精湛绝伦。这样的团茶每二十饼重一斤，而且按质量好次分成10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

北苑贡茶把中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而且将茶叶的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价值完善地结合了起来，正如宋徽宗的《大观茶沦》所说：“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此外，宋代的很多茶学专著，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茶录》等，多是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这对研究宋代贡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元明茶贡

元明时代，定额纳贡制仍在实施。但风行于唐宋的贡焙制有所削弱，这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善于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他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而且由于他亲自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转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也有很多接触。因此，他深知茶农疾苦，当看到精工细琢的龙凤团饼茶，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从而下令罢造团茶，只进贡散茶。这一举措，不仅对中国古代的贡茶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是开了茗饮之宗。

清代茶贡

清代前期，贡茶依然采取的是定额纳贡制，但到了清朝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贡茶制度开始消亡。这是因为全国形成了产茶的区域化市场，商业资本也开始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如福建建瓯茶厂不下千家，小的有工匠数十人，大者有工匠百余人。另据江西的《铅山县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业茶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四十八家”。但此时的贡茶并没有消失，各地在制做贡茶的过程中，依旧极尽精工巧制贡茶，为中国古代名茶生产起到了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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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贡茶

普洱茶作为宫廷的贡品，起始的年代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根据史料的记载，在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云南的普洱茶已经列为贡茶。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云南上贡的茶已经有很多：团茶分5斤、3斤、1斤、千两、1.5两。其后，清政府又规定，贡茶由思茅置办。如《普洱府志》卷中就记载，思茅置办的贡茶有四种：团茶、瓶装芽茶、蕊茶、匣装茶膏共八色，以及白龙须贡茶和墨江的须立茶。此外，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还有“按例贡进”的贡茶：普洱小茶四百圆，普洱女儿茶、蕊茶各一百圆，普洱芽茶一百瓶，普洱茶膏一百盒等等。

以早为贵的唐代贡茶

唐代贡茶制度源于皇室对佛茶的崇拜，无论是地方主动贡献的定额纳贡制还是诸如顾渚山贡茶院这样的大型官焙，都有很多苛刻的时间限制，其结果是使人民负担更为沉重。

唐代贡茶，以蒸青团饼为主，有方有圆，有大有小。贡茶品目，据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有十余种，分别是：剑南的蒙顶石花；湖州的顾诸紫笋；峡州的碧涧、明月；福州的方山露芽；洪州的西山白露；寿州的霍山黄芽；东川的神泉小团；江陵的南木；睦州的鸠坑；常州的阳羡；余姚的仙茗等。

源于崇佛的贡茶

据史料记载，东汉时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僧侣云集，各地的寺院达300多座，寺庙大多坐落于深山峡谷，人烟稀少的自然之所，因此寺院大多栽种茶树，焙制茶叶。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的僧人坐禅，昼夜不眠，只以饮茶来充饥，从而天下闻名。而此时的帝王也十分信仰佛教，并把敬茶作为敬佛的最高礼仪，于是王室为了满足自己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开始重视贡茶生产和贡茶制度。

贡茶制度

唐代贡茶分定额纳贡制和贡焙制。

定额纳贡制：即由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郡定期定量纳贡。当时的贡茶地区共计十六个郡。这十六郡包括今湖北、四川、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河南等地区。因此，不难看出，凡是当时有名的茶叶产区，几乎都要以茶进贡。

贡焙制：即在适宜茶树生长，且茶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的产茶之地，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专业制作贡茶，这是贡茶的另一个重要的来源。最有代表性的是湖州长兴顾渚山茶，在唐朝广德年间便被列为贡品，此后这里设置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大型国营茶叶加工厂。

顾渚山贡茶院

顾渚山位于湖州长兴和常州宜兴交界之地，这里云雾弥漫，土壤肥沃，十分适宜茶树的种植。据《长兴县志》载：“顾渚贡院建于唐代大历五年(770年)，到明洪武八年 (1375年)，兴盛时期长达605年”。顾渚贡茶院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地方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贡茶院有茶厂30间，役工3万余人，工匠千余人。每年初春时节和清明之前，贡焙新茶制成后，就要快马专程送京都长安，不得拖延。

伤财劳民的贡茶

唐朝皇室为求显赫，还不时督促早进贡茶。贞元五年（789年)，朝廷限令贡茶必须清明前到京。从长兴顾渚到京都行程三四千里，因此必须日夜兼程，快马加鞭，才能在十日之内赶到，所以叫“急程茶”。李郑《茶山贡焙歌》中写到：“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

建中二年（781年)，袁高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他深深体会到茶农为赶制贡茶的艰辛和疾苦，愤而写下《茶山诗》，随贡茶并呈唐德宗。诗中备述茶农制造贡焙的苦难和为求进身的奸人残酷压迫百姓的事实，并直言不讳地说“后王失其本”，引起德宗重视，贡茶限制遂有所减缓。清代郑元庆《石柱记笺释》中也说：“自袁高以诗进谏，遂为贡茶轻省之始。”但实际上贡茶定制、贡额并未因此而有太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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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茶院的役工

唐朝的贡茶极为奢靡，据史书记载，顾渚山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而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分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入院造茶。“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代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如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工人们“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

精致绝伦的宋代贡茶

古籍说“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宋代的贡茶与前代相比更为精致奢华。尤其是在北宋历代皇帝的大力推动下，无论是贡茶的生产工艺还是数量品种都有了巨大的进步。此外，规模宏大的北苑贡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茶业的发展。

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又一个重大时代，此时社会上的饮茶风俗已经相当普及，朝野间的“茶会”、“茶宴”、“斗茶”之风也刮遍大江南北。宋代贡茶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对采摘、焙制、造型、包装、递运、进献诸方面都有明细规定。与唐代求早求量不同，宋代的贡茶更重品质，而且贡茶的名目繁多，命名也十分讲究。此外，据《元丰九域志》所载，宋神宗时的贡茶来源已遍布江南路、南唐路、广德路、荆湖路、江陵郡、建安郡、剑浦郡等主要茶区。

种类繁多的贡茶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的帝王最为嗜茶，于是一些奸佞之臣就投其所好，挖空心思献上各种巧立名目的贡茶。在北宋160多年间，所创贡茶名目达四五十种之多。如《宋史 食货志》中记载：宋代贡茶之中仅片茶一类，就有龙、凤、石乳、白乳四种共十二等，用来进贡皇帝和恩赐邦国。

在北宋几乎每个时代都有新创贡茶品种，如宋真宗时的福建转运使丁谓、宋仁宗时的福建转运使蔡襄，分别创制了大、小龙团茶并献给皇帝，深得皇帝赏识。对此，苏东坡在《荔枝叹》中讽刺道：“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到宋神宗元丰年间又有官员创制出了密云龙，它在品质上比小龙团更为精良，用双袋装盛，也叫双角龙团。宋哲宗绍圣年间还创制瑞云翔龙等等。

在北宋的众多皇帝中，以宋徽宗赵佶最为爱茶、识茶，还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赵佶在其《大观茶论》中力推白茶为第一佳品，然后又创出三种细芽（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无比寿芽），并制成两种贡茶模型（试新、贡新）。到了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福建转运使郑可简别出心裁，造茶献媚，创制了银线水芽。它的特点是：精选茶叶熟芽，并剔皮取心，用清泉渍之，达到光明莹洁，如同银线的效果，上边还压上小龙纹，制作精美，令人咂舌，这种银线水芽又称作“龙团胜雪”。

恢弘的北苑贡茶

宋代贡茶的规模很大，像南唐、吴越、闽等五代遗存的割据政权均向宋朝进贡大量茶叶。宋代本土的官焙，除保留唐代的顾渚贡茶院之外，在建州北苑又设立了专门采进贡茶的官焙，称为北苑贡焙。建州的地理环境与湖州顾渚相比，丛山深岙，云雾缭绕，纬度更低，更靠南面，气候更宜种茶，还能保证“京师三月尝新茶”的要求。而且北苑贡焙规模巨大，采造之繁，动用劳工之浩，远远超过前代。由于北苑贡茶的快速发展，到南宋时，贡茶的采制中心已从湖州转移到了建州。

宋代对贡茶的要求也十分苛刻，如北苑采摘贡茶，必须在凌晨未见天日之时，所谓“侵晨则夜露未晞，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膏腴内耗”，可见当时对贡茶的要求之高。此外，北苑贡茶的名目也很多，而且多以雅致祥和之意命名，所以深得皇帝的欢心，贡茶数量也与日俱增。如宋太兴国初年（976年)才50斤，至哲宗元符年间，已达1.8万斤，而到徽宗宣和年间，则达4.71万余斤。

总之，宋代在建州大规模设置贡焙，在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闽南以至中国南方茶叶生产的发展。此外，当时建州所产的茶也开始从海上向海外输出，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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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苑茶学

北苑茶学在中国茶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北苑贡茶的兴盛，使得宋代茶学研究盛行，继陆羽的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问世之后，宋代丁谓的《建安茶录》、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等茶学专著纷纷出笼。据茶学界统计，宋、元时期茶学专著22—24部，而其间北苑茶学专著竟占三分之二，目前可看到的完本有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赵佶的《大观茶论》、黄儒的《品茶要录》、熊藩的《宣和北苑贡茶录》、徐火勃的《蔡端明别记》、喻政的《茶集》8部。北苑茶学专著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宝贵财富，是研究中国宋代贡茶及茶史、茶学的珍贵史料。

由繁入简的元明贡茶

元明时代，泡饮散茶之风盛行，而此时的贡茶也逐渐脱离唐宋时期的精致和奢侈，逐渐走向简朴。尤其是明代废饼茶而贡散茶，更是开散茶之风。但是，由于官吏的盘剥，明代茶农的负担更为沉重。

元代是中国贡茶承上启下的时期。此前，茶叶生产多以饼茶为主。而到了元代之后，除了继续前人的饼茶制造，还出现散茶的生产，而且逐渐成为茶叶的主流形式。此时的团饼数量很少，仅限于充贡，主要是供皇室宫廷所用。民间饮茶之风多趋向条形散茶。

元代的官焙

作为游牧民族的统治阶级在入主中原之后，逐渐接受了汉族的茶文化的熏陶。元代宫廷饮茶就有宋代的遗风。因此，元代贡茶也基本沿袭宋代的旧制，元大德三年（1299年)在武夷四曲溪设焙局，又称御茶园，其规模宏大，焙工数以千计。据董天工在《武夷山志》中记载，元顺帝至正末年（1367年)，贡茶额达990斤。后来贡茶院逐渐移到顾渚，重新恢复了湖州、常州等处贡茶园，并设置提举官专门掌管贡茶。

元朝的统治者虽然也极为重视贡茶，但是没有唐宋王朝那样奢侈讲究。虽然保留和恢复了一些宋代的御茶园和官焙，但是贡茶制有所削弱。据统计，在元朝全国只有120处茶园受朝廷控制，专门制造贡茶。可见，元朝的贡茶已经开始走向简朴，即使一些精品散茶、末茶在元代王室宫廷中也有所应用。

此外，元代茶叶的饮用方式，主要还是沿袭前人的煎煮之法，但也开始出现了泡茶方式。同时，蒙古宫廷饮茶，除了吸收了汉族的饮茶方式之外，还结合本民族饮茶特点，形成了具有蒙古特色的饮茶方法。

明代贡茶变革

明代，唐宋时期的贡焙制有所削弱。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他在起义期间曾转战江南很多茶区，深知茶农的疾苦，他在南京称帝后，下诏废除官焙，停造龙凤团茶，改贡芽茶。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团饼茶，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瀹而啜”法，开启了我国数百年的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茶叶的产制方法在明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不但将饼茶改成了散形茶，而且将蒸青改为炒青，为今日绿茶生产奠定了基础。到了明中后期，改制已臻完善。同时，由于明代贡茶采用散茶，所以宋代建立的北苑龙团贡茶制度，在历时260多年的风雨之后，终于走到了历史尽头。

明代茶农的沉重负担

明初，由于太祖朱元璋诏令罢龙团、停官焙之举，贡茶的数量有所减少，曾一度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但此后又逐渐增加。据《明史 食货志》记载，太祖时期，建宁贡茶1600余斤，到隆庆时期，已增至2300斤。其他地方的贡茶，比宋时还多。如宜兴明初时进贡100斤，但到了宣德年间增至29万斤。

明代贡茶增加之多之快，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督造官吏的层层盘剥。明孝宗弘治年间，光信府官员曹琥曾上书《请革贡茶奏疏》称：“本府额贡芽茶，岁不过二十斤。迩年以来，额贡之外有宁王府之贡，有镇守太监之贡……如镇守太监之贡，岁办千有余斤，不知实贡朝廷者几何？”此外，据明代史籍记载，万历年间(1573-1620年)，富阳县以鱼和茶交贡，苦不堪言，韩邦奇《茶歌》中写道：“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此外他还道出了劳动人民的感叹：“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可见，明朝的贪官污吏借贡茶牟取私利，广大茶农受尽盘剥，度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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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宜兴贡茶

宜兴古称阳羡，自汉代起就种植茶业，是我国享有盛名的古茶区之一。自唐代开始提供贡茶，为历代宫廷王室所喜爱。可能宜兴一带加工的茶叶，适合蒙古贵族的嗜好，元朝在贡茶院外，又在顾渚改置了一个名为“磨茶所”的贡茶官署。顾渚磨茶所和唐朝的贡茶院一样，也兼管宜兴的贡茶。而且元代宜兴茶进贡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元朝进贡的宜兴茶主要是一种“金字末茶”，但这种茶在后代几乎无人论及，从宜兴产茶的实际情况看，很可能是一种散装的红茶。宜兴历史上曾出产一种叫“离墨红筋”的发酵茶，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发酵的茶叶，从“金字末茶”四个字的字面理解，极有可能是当时利用生产极品贡茶后的“剩余料”经发酵后生产的红碎茶。

重现辉煌的清代贡茶

清代贡茶的规模也很大，很多有名的贡茶都是皇帝钦赐其名。而且在贡茶的采制工艺上也有很大的创新，但这只是中国传统贡茶制度的回光返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瓦解，贡茶制度最终走到了尽头。

到了清代，茶业生产进入鼎盛时期，此时也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市场。贡茶的产地也进一步扩大，江南、江北的著名产茶地区都有贡茶，还出现了大量的历史名茶。

钦定的贡茶名号

在清代，贡茶的品种很多，而且很多贡茶的名字是由皇帝亲自赐封的。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圣祖玄烨南巡路过江苏太湖，巡抚宋荦用洞庭山所产的“吓煞人香”茶进贡。康熙品尝之后大为赞赏，赐名“碧螺春”。从此，该茶每年必采办进贡，并成为绿茶的极品，中国茶之代表。

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弘历南巡，为尝尽地方名产，他诏令天下：“进献贡品者，庶民可升官发财，犯人重刑减轻。”徽州名茶“老竹铺大方”，就是当时老竹庙和尚大方所贡之茶。高宗就赐以“大方”为茶名，也岁岁精制进贡。

贡茶虽然促进了当地茶叶发展，但也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负担。陈章《采茶歌》中对茶农采制龙井茶的艰辛给予了深切的同情：“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

贡茶的采制工艺

清代，贡茶在明代的基础上有所扩大，以烘青茶与炒青茶为主，制作工艺更加精细，外形千姿百态。此间，武夷山御茶园荒芜，茶叶向三坑两涧转移。茶农以传统做制茶工艺，创制了乌龙茶，后来又出现红茶。在其他贡茶产地出现丁黄茶、黑茶以及白茶和花茶等，广大茶区形成了多品种的贡茶。

贡茶的数额

清代茶叶的贡额，由中央政府明确规定。据《清会典》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贡芽茶额为：江南省广德、常州、庐州三处，725斤；浙江省505斤；江西省450斤；福建省2350斤；湖广省200斤。另据查慎行所编《海记》记载，康熙年间各地贡茶列有条目：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等省的七十多个府县，每年向宫廷所进的贡茶即达一万三千九百多斤。可见，清代皇室所消耗的贡茶数量之惊人。此外，贡茶运京期限，也按路程远近有明确规定，不得延期。如庐州府期限为谷雨后25日内，赣州府期限为谷雨后83日内。

清代前期，虽然继续延续前朝的定额纳贡制，但是随着清朝中叶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传统的贡茶制度开始走向没落。到了清朝末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自然经济的瓦解，流传千余年的贡茶制度最终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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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宫的饮茶之风

由于清朝的历代皇帝大都爱好饮茶，因此，在清代的宫廷之中饮茶颇为流行。清廷内务府就设有御茶房，由一名管理事务大臣主管，下设尚茶正、尚茶副各一名，尚茶十一名。御茶房原址在乾清宫东庑，内臣直庐三楹，由清圣祖康熙皇帝御笔题匾额。除御茶房之外，还设有皇后茶房、寿康宫皇太后茶房。皇子、皇孙也都有茶房。各茶房都设有专人管理日常的茗饮事宜。从御茶房及至皇后、皇妃茶房，每日供茶份例与所用金银、瓷器具皆有定例。如御茶房日供柴一千七百斤，备御用茶份例每日为十四斤，分七十四包（按：古代一斤为十六两，每包约三两多），仅此常例一年御用茶就达五千多斤。

第八讲 民俗茶流派——流芳有瑞芬

闽粤功夫茶

功夫茶，并非一种茶叶或茶类的名字，而是一种泡茶的技法，因为这种泡茶的方式极为讲究，其“功夫”也是指沏泡的学问、斟品的技巧。这是汉族的一种饮茶风俗，在中国南方长盛不衰。

功夫茶历史悠久，在中国福建和广东一带很为盛行，也留下了许多趣事。传说古代有一富翁，十分喜好功夫茶。一天，来了一个乞丐，倚门斜立，瞟着富翁说：“听说你家的功夫茶不错，能否见赐一杯?”富翁说：“你一个乞丐也懂品茶?”乞丐说：“我以前也是富裕人家，因好茶才破家。”富翁斟茶给他，他喝后说：“茶的确好，只可惜未到最醇厚，原因是茶壶较新。我有一个茶壶，凡出门都随身携带，就是挨饿受冻也未曾转让给人。”富翁拿过来一看，造型精绝，泡出的茶更是味道芳醇，非同一般，于是富翁便要买下此壶。乞丐说：“我不能全卖，只卖一半给你。此壶值三千金，你给我一千五，我回去安置妻儿。以后再经常来与你品茗清谈，共享此壶，怎么样?”富翁欣然答应。由此也可看出此富翁也是个茶痴。

功夫茶是汉族的饮茶风俗之一。地道的潮汕功夫茶，所用的水需是山坑石缝之水，而火必须用橄榄核烧取，茶罐则用酥罐，还得选用上等乌龙茶，经过独特的冲泡方法，才能充分表现出功夫茶所特有的色、香、味。

功夫茶的冲泡艺术

功夫茶的冲泡很讲究，第一步是准备茶具，即“备具迎客”，有些地方在冲泡前还焚香奏乐，观赏干茶，称为“观赏佳茗”。第二步是烫杯，当水烧至二沸时(此水不嫩也不老)进行，烫杯的动作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狮子滚球”。它可以使杯壶受热升温，同时也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在整个泡饮过程中还要不断淋洗，使茶具保持清洁和有相当的热度。

第三步是放茶，用茶针把茶叶按粗细分开，先放碎末填壶底，再盖上粗条，把中小叶排在最上面，以免碎末堵塞壶内口，阻碍茶汤顺畅流出。茶叶放量一般以占壶三分之二较适宜。第四步是用沸水冲茶，循边缘缓缓冲人，形成圈子，以免冲破“茶胆”。冲水时要使壶内茶叶打滚。第五步是“洗茶”，通常乌龙茶的第一泡是不喝的。当水刚漫过茶叶时，立即倒掉，把茶叶表面尘污洗去，使茶之真味得以充分体现。第六步是 “重洗仙颜”。第二次将沸水注入茶壶，并把壶中的泡沫刮出，再在壶的表面反复浇上几遍沸水，这样可以“洗”去溢在壶上面的白沫，同时起到壶外加热的作用，使茶叶的精美真味浸泡出来。最后一步是“闷茶”，一般需要2—3分钟，如果时间太短，茶叶香味出不来，时间太长，茶又会泡老，影响茶的鲜味。

功夫茶的斟品艺术

功夫茶泡好后，斟茶的方法也很独特。茶汤要轮流注入茶杯之中，但是不可一次倒满，每杯先倒一半，周而复始，逐渐加至八成，使每杯茶汤均匀，色泽一致，这个动作名叫“关公巡城”。斟茶则还要先沿着茶杯的边缘注入，而后再集中于杯子中间，并将罐底最浓部分均匀斟入各杯中，最后点点滴下，此谓“韩信点兵”。因为这种泡茶方法，茶汤极浓，往往是满壶茶叶，而汤量很少。客人取杯之后，不可一饮而尽，而应拿着茶杯从鼻端慢慢移到嘴边，趁热闻香，再尝其味。品饮之前还可鉴赏茶汤三色(呈金、黄、橙三色)。闻香时不必把茶杯久置鼻端，而是慢慢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来回往返三四遍，顿觉阵阵茶香扑鼻而来，慢慢品饮，则茶之香气、滋味妙不可言，达到最佳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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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茶的“四宝”之说

品饮功夫茶，素有“四宝”之说。“四宝”即供春(或孟臣)冲罐、若琛瓯、玉书碾、潮汕烘炉。

供春、孟臣皆为茶壶名，即小紫砂茶壶，是明代艺匠供春、清代艺匠孟臣烧制。这种茶壶不仅造型独特，颜色深厚，尤以紫色最佳，而且吸水力甚好，泡出的茶叶香味能持久不散，味道清醇，隔夜不馊。

若琛瓯为一种小薄瓷杯，是清代烧瓷名匠若琛制作。其造型小巧，可容水三四毫升；胎质细腻，薄如蝉翼，三个杯叠起，可含于口中而不露，与孟罐合称茶具双璧，多为景德镇出品。

玉书碾一般是扁形的薄瓷壶，能容水200毫升；大多为陶质，相传是艺匠玉书烧制，能耐冷热急变。

潮汕炉则是选用潮汕地区枫溪一带高岭土烧制，唐宋时出名，高40厘米左右，通红古朴，通风性能好，水壶中的水渗流炉中，火犹燃，炉不裂。现今的潮汕烘炉大多用白铁制成。

藏族酥油茶

藏族的酥油茶浓涩带咸，油香醇美，风味独特。它不仅是藏民日常饮食中的必备之物,还有很多美丽的传说，同时敬酥油茶是藏族最为庄重的礼节。

传说在很久以前，一对男女青年在放牧中遥相歌唱彼此相爱，男的叫文顿巴，女的叫美梅措。他俩的相爱遭到了姑娘的主人、一个凶恶的女土司的反对，她指使打手们用毒箭射死了年轻英俊的文顿巴。善良的美梅措悲痛万分，在焚烧文顿巴尸体的时候，她冲进大火一起化为灰烬。狠毒的女土司知道后，又下令设法把他俩的骨灰分开埋葬。可是第二年在埋骨灰的地方长出了两棵树，枝桠相抱，象征着他俩永恒的爱情。女土司得知之后，又生毒计，命人将树砍断。于是，他们又变成一对比翼双飞的鸟儿，一个乘祥云来到藏北羌塘变为白花花的盐，一个腾云雾飞到林芝变为嫩绿的茶林。每当藏人捧起酥油茶的时候，便会想起这对生死不离的情侣。

实际上，藏族饮酥油茶的风俗习惯，还应归功于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内地的茶叶，并提倡饮茶，而且亲制奶酪和酥油，创制了酥油茶，还赏赐给一些大臣，自此酥油茶便成了赐臣敬客的隆重礼节。后来，酥油茶流传到民间，成为藏族人民的一种饮食风俗。

藏人的必备之茶

藏民常年居住在高原山区，气候寒冷干燥，水果蔬菜缺少，人体不可缺少的许多营养，如维生素类的营养物质非常稀缺，主要靠茶来补充，并借助它来解渴、消食、除腻。故藏民把酥油茶看得和其他主食一样重，不可一日或缺。

藏族的日常主食是糌粑，牛、羊肉和奶制品，吃饭还加上茶、酥油和奶渣。如糌粑是将青稞或豆类晒干、炒热，磨成粉，吃之前把粉放在碗里，加上酥油茶，用手不断地搅匀，最后捏成团，吃时还要用手不断地在碗里搅捏。而且，藏民在接待尊贵客人时，总是以献酥油茶来表示敬意。

酥油茶的制作之道

酥油茶的制作原料，除了茶叶之外，还有酥油、盐巴和各种作料，如核桃泥、芝麻粉、花生仁、瓜子仁和松子仁等。佐料可根据饮者不同的爱好或口味选择和增减。藏民家中都备有一个专门打酥油茶的黄铜箍茶桶，制作酥油茶时，先把茶叶捣碎，倒入茶壶，煮沸半小时。同时，把酥油、精盐、少许牛奶倒进干净的茶桶内，待茶水熬好后倒入茶桶。接着，用拉杆上下来回有节奏地敲打，直到茶桶中的酥油、茶、盐及其他佐料已混为一体。酥油茶打好以后，将其倒进茶壶内加热1分钟左右即可饮用。饮用此茶时，有时还要轻轻摇晃几下茶壶，使水、乳、茶、油交融，滋味就更加可口了。

酥油茶的饮用风俗

酥油茶是藏民必备的待客饮料。喝酥油茶讲究一定的礼节。主妇先把装有糌粑的木盒(或精美的竹盒)放在桌子中间，每人面前放好茶碗。主人依次为客人倒酥油茶，热情地喊着“甲通、甲通”，意即请喝茶。客人在喝酥油茶时，还要用手指拈起糌粑丢入口中。

敬酥油茶是藏族最为郑重的礼节之一，在重大节日，或重要客人来访时，藏族就是用献酥油茶的隆重仪式接待的。主人请喝酥油茶，一般是边喝边添，不可一口喝完，否则与当地的风俗相悖，会被视为是一种不礼貌的举动。通常第一碗应留下少许，意思是还想再喝一碗，以表示主人手艺的认可。如果喝了第二、第三碗后，不想再喝了，待主人再次添满后，或客人在辞行时，应一饮而尽，这样才符合藏族的习惯。

知识小百科

喝酥油茶的程序

藏族喝酥油茶有一套完整的规程：

1、客人在藏式方桌前坐好，主人将一只木碗放到客人面前。

2、倒茶时，主人将茶壶轻轻摇晃几次，以使茶油匀称，但壶底不能高过桌面，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刚倒下的酥油茶，客人不马上喝，要先和主人聊天。

3、客人喝茶时，先用无名指沾茶少许，弹洒三次，奉献给神、龙和地灵。在酥油碗里轻轻地吹一圈，将浮在茶上的油花吹开，然后呷上一口，并赞美道：“这酥油茶打得真好，油和茶分都分不开。”饮茶不能太急太快，不能一饮到底，留一半左右，等主人添上再喝。

4、客人把碗放回桌上，主人再给添满。就这样，边喝边添，一般以喝三碗为吉利，不可一口喝完。

蒙古族奶茶

蒙古族用砖茶、鲜奶、盐熬制而成的奶茶，既有奶的芳香却不像奶那么腻，又有茶的清淡却不像茶那么涩，堪称饮品中的奇珍。

蒙古族人以游牧为生，因此他们以牛、羊肉和奶制品为主食，喜欢吃烤肉、烧肉、手抓肉和酸奶疙瘩等。蒙古族人还提倡“三茶一饭”，即每天早、中、晚要喝三次茶，只在收工回家的晚上，一家人才欢聚一起吃一顿饭。其中的“三茶”也不是单纯的饮茶，而是有许多辅食，如炒米、奶饼、油炸果、手扒肉、馍馍和酥油等。而且喝的也不是清茶，而是加了盐的奶茶，富含营养。因此，即便是“三茶一饭”也不会有饥饿感。

蒙古族的奶茶情结

蒙古民族特别喜欢喝咸奶茶，并将其视为上等饮品，一日三餐均不能缺少。若有客人至家中，热情好客的主人一定会斟上香喷喷的奶茶，表示对客人的真诚欢迎。如果客人光临家中而不斟茶，就会被视为草原上最不礼貌的行为，并且还会将此事迅速传遍每家每户，从此各路客人均绕道而行，不屑一顾。如若去亲戚朋友家中做客或赴重大的喜庆活动，要是带去一块或几块熬制奶茶的砖茶，则被认为是上等的礼物，不仅大方、体面、庄重、丰厚，而且会赢得主人的赞誉。

奶茶的制作风俗

一般而言，蒙古族妇女煮奶茶的手艺都很高明。因为在蒙古族风俗中，姑娘在未出嫁之前，母亲就要向她传授煮茶技艺。儿女结婚时，新娘到男方家，拜过天地，见过公婆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面前，展示煮茶的本领，并亲自敬茶，让宾客们品饮，显示不凡的煮茶手艺。否则，就会被认为缺少家教，不善打理家事。

蒙古族的奶茶用的是青砖或黑砖等紧压茶。煮茶的方法，因地区不同而各有差异。煮茶时，先将砖茶砸碎、掰成小块，放入茶壶或锅内，再加水煮沸，而后加入适当的鲜奶。接着放上盐，就算把咸奶茶烧好了。煮咸奶茶表面看起来十分简便，其实，用什么锅煮茶、茶放多少、水加几成、何时投奶放盐、用量多少，都大有讲究。其中，最为正宗的做法是，将掰开砸碎的砖茶用铜茶壶煮沸，过一夜，第二天把澄清的茶水倒入水桶，用有8个圆孔的木塞上下捣动，直到把浓茶捣成白色为准。将捣好的茶水倒入锅内，加入牛奶、羊奶或骆驼奶以及黄油、葡萄、蜂蜜、食盐和萝卜干的细面儿，再点火烧沸即成。奶茶做到器、茶、奶、盐、温五者相互协调，达到热乎乎、咸滋滋、油糯糯的效果。

奶茶的品饮风俗

蒙古族人十分好客，当客人进入蒙古包坐定之后，主人便热情地用双手把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端到你的面前，为你接风洗尘。蒙古包的长条木桌上还摆放手抓肉、炒米、奶制品、点心等辅茶之物，任客人享用。只要置身其境，就会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尤其是家中有重要客人来访，女主人会把茶壶交给男主人，由男主人把第一碗茶用双手递给坐在席位正中的长者或客人，其后，向两旁依次递过。待大家有了茶后，主人便招呼大家喝茶。假如是远道来的客人，主人还会热情相劝，希望客人多喝几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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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的奶茶

哈萨克族最为普遍的食物就是手抓羊肉和奶茶，这与当地的风俗和自然条件有关。喝奶茶已成为当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蒙古族奶茶不同，它是用小汤勺舀上稠厚的牛奶放在茶碗里，再先后兑入茶汁和白开水，再放上两块方块糖，便可以用馕蘸着酥油、蜂蜜饮用。哈萨克族牧民习惯于一日早、中、晚喝三次奶茶，中老年人还得在上午和下午各增加一次。如果有客人从远方来，那么，主人就会立即迎客入帐，席地围坐。好客的女主人当即在地上铺一块洁净的白布，献上烤羊肉、馕、奶油、蜂蜜、苹果等招待，再奉上一碗奶茶。然后一边谈事叙谊，一边喝茶进食。喝奶茶对初饮者来说，会感到滋味苦涩而不习惯，但只要在高寒、缺蔬菜、食奶肉的北疆住上十天半月，就会感到喝奶茶实在是一种补充营养和去腻消食的最佳饮料。

瑶族打油茶

瑶族饮食中盛行一种“打油茶”，它做法讲究、佐料多样、香气逼人、营养丰富，具有特殊的风味。因此，凡在喜庆佳节，或亲朋贵客进门，瑶族人总喜欢用油茶来款待客人。

据说，明朝时千家洞瑶人不交皇粮，官府派兵清剿，于是千家洞瑶族人逃到了广西恭城一带，其中有一支瑶族八房人，人数比较多，选择了地势较平坦的嘉会定居下来，他们到此后不仅延续了瑶族的文化，而且带来了瑶族的美食——油茶。嘉会瑶族的油茶之所以得到传播，是因为嘉会瑶族定居在茶江河边，掌控着茶江水道。清朝时，在茶江上打渔的人，都要向他们交税。他们建有唐黄庙，每三年举行一次盛大的庙会，对前来参加庙会的外族人，八房人都用打油茶盛情接待。所以，附近各族群众都来踊跃参加，喝油茶及油茶待客的习俗得以传播。

“油茶”，又称“打油茶”或“煮油茶”。主要流行于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和湖南西南部等地区，是瑶族、侗族、苗族、壮族等民族的传统食品，其中瑶族的油茶最具代表性。

瑶族有家家打油茶、人人喝油茶的习惯。一日三餐，必不可少，早餐前吃的称为早餐茶，午饭前吃的称晌午茶，晚餐前吃的称为后晌茶。

打油茶的制作工艺

打油茶的制作类似于烹炸食品，第一步是炸“阴米”（阴米即是将糯米蒸熟晾干而成)，将茶油 (其他植物油不能用)倒入铁锅之中，将油烧热煮沸后，把阴米一把一把地放入油锅。当阴米被炸成白白的米花浮在油面，米花荡起汤油后，放在竹制的小盘内。第二步是炒花生仁、炒黄豆、炒玉米或其他副食品。第三步是煮油茶，茶叶一般用当地出产的大叶茶，也有的是用从茶树上刚采下的新鲜叶子，讲究的必须选用“谷雨茶”，一定要在清明至谷雨采摘的，要求芽叶肥壮。凡芽长于叶、叶柄稍长、雨水叶、紫色叶、虫伤叶、瘦弱叶一概不取。煮油茶前，先把茶叶放在碗内，用温水浸泡片刻，准备好切成片状的生姜和葱花。等锅热了，放入茶叶和生姜，并用木槌将其捣烂，然后加进水、油、葱、盐等熬煮十分钟左右，香气四溢的油茶就做成了。

打油茶的食用方法

瑶族打油茶虽然叫“茶”，但并不是单纯的饮料，它更像是一种日常的食物。瑶族人进餐时，全家人都围坐在火塘边，主妇把碗摆在桌面上，在每只碗内放上少量葱花、茼蒿、菠菜等，然后用滚开的油茶一烫，随后再加入两匙米花、花生、黄豆等佐料，最后由主妇一碗一碗递给全家人吃。瑶族的打油茶集咸、苦、辛、甘、香五味于一体，早上喝它食欲大增，中午喝它提精养神，晚上喝它消除疲劳；盛夏喝它消暑解热，严冬喝它祛湿驱寒。瑶族人日常食用油茶时，副食品也可视具体情况增减，当然也有只饮油茶的吃法。但如果是招待客人，那么就需准备丰盛的副食品了。

打油茶的待客之道

在瑶族的习俗中，打油茶不仅是一种生活必需品，更是当地待客的一种礼俗。按瑶族的风俗，凡是到家里来的客人，不喝饱油茶是不准走的。主妇给客人敬上油茶后，还会在碗旁摆上一根筷子，筷子是用来拨碗里佐料的。主人敬茶的次数最多可达十六次，最少不少于三次。如果客人喝了三碗不想要了，那就用筷子把碗里的佐料拨干净吃掉，然后把那根筷子横放在碗口上，主人就不会再给客人添油茶了，如果筷子总往桌子上放，主人就会给客人继续添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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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的“油茶会”

侗族人也喜好喝油茶，而且还举办规模不等的茶会：

小型油茶会，一般是亲戚之间在春节期间的小聚会。人数一二十人，可轮流招待吃油茶，互祝新年愉快、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大家谈谈笑笑，气氛祥和欢乐。

中型油茶会，大都是娶媳妇、嫁女儿、生小孩、新居落成的主人家请客吃油茶。这种油茶会一般有三四十人参加，人们纷纷前来向主人道喜祝贺。

大型油茶会是在全寨男女青年聚会、议事、娱乐时举行，或者是为寨与寨之间的男女青年间的社交活动而举行的。譬如，某一寨的男女青年要到另一寨去集体做客，为了商议准备事项而举行的油茶会，就是大型油茶会。另外，集体做客回来，对方送了糯米粑粑，就要举行全寨油茶聚会，庆贺这次社交活动的成功。这种油茶会的规模可达到一百多人。

土家族擂茶

居住武陵山区一带的土家族，千百年来流传着一种古老的擂茶。擂茶不仅喝起来清凉可口，滋味甘醇，又有防病抗衰之功效。它不仅是土家族的常备饮品，也是其招待宾客的传统礼仪。

关于擂茶的起源，传说三国时张飞率兵进攻武陵壶头山（今湖南省常德县境内），路过乌头村时，正值盛夏，军士个个精疲力尽，再加上这一带流行瘟疫，数百将士病倒，生命垂危。张飞只好下令在山边石洞屯兵，健康的将士，有的外出寻药求医，有的帮助附近百姓耕作。当地有位土家族老人，见张飞军纪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非常感动，便主动献出了祖传秘方——擂茶。士兵服后，病情好转，避免了瘟疫的流行。为此，张飞感激不已，称老人为“神医下凡”，说：“真是三生有幸！”从此以后，土家族百姓也养成了喝擂茶的习惯，而且也把擂茶称为“三生汤”。

擂茶的制作工艺

土家族居民制作擂茶时，一般选取新鲜茶叶、生姜、生米为原料，视不同口味，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后放人擂钵中。擂钵是用山楂木制成，中间为一弧形凹槽，槽中放一个两头有柄的碾轮，双手推动碾轮，可将三种原料研成糊状。然后将糊状原料倒入锅中，加水煮沸5—10分钟，便制成擂茶。擂茶之所以能治病健身，是因为其中的茶可清心明目、提神祛邪；姜能理脾解表、去湿发汗；生米则可健胃润肺、和胃止火。茶、姜、米三者相互搭配协调，更有利于药性的发挥，经常饮用，的确能起到清热解毒、通肺的功效。因此，传说中的擂茶是治病良药，也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擂茶的食用风俗

一般来说，土家族人冬天喝擂茶是用开水冲饮，到了夏天则加白糖用凉水调匀饮用。夏天的擂茶，大多是以茶叶、生姜、芝麻为原料，用木杵擂磨成糊状后，加适量冷开水调成茶汁，贮于瓦罐内。喝时只要舀出几勺子，即可冲成一碗擂茶。实际上，擂茶中的配料除了茶、姜、米，还可增配炒芝麻、花生仁、炒黄豆、绿豆、玉米、炒米花等。这样吃茶可以达到香、甜、咸、苦、涩、辣一应俱全的效果。也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口味，或加盐巴，或加白糖，咸味甜味各取所需。此外，喝擂茶还有许多辅助食品，如瓜子、豆类、墩子、米泡、锅巴、坛菜、桂花糖、牛皮糖等等，大碟小盘，少的七八种，多的则不下三四十种。

“送擂茶”的传统礼仪

擂茶不仅是土家族的日常饮品，也是其招待宾客的一种礼仪。有些地区还有贺喜吃擂茶的习俗，但最有代表性的是新房落成之后的“送擂茶”。

送擂茶时，要用一个精致的大茶盒装好。茶盒用香樟或杉木制成，并漆成鲜红色，上面镌刻着花鸟等图案，有的茶盒上还绘着《王母庆寿图》，两边刻有对联：“茶糖果豆香喷喷，福禄寿禧乐盈盈。”打开茶盒，里面有四格雕龙镂凤的活动匣子，每格可放两个碟子。八个碟子里都盛满了各种“换茶”(一种茶点)。最底下一层是一个单独的大匣子，似抽屉形状，装饰得更加漂亮，里面放着已经擂好了的擂茶粉。

送擂茶之人要一手提着茶盒，一手燃放鞭炮进屋。主人也放鞭炮迎接。等客人到齐后，主人就把送来的那些擂茶粉分别倒进几个大茶缸里并冲上开水，然后把换茶一碟一碟端出来摆在桌子上，一般一桌摆八个碟子和一钵擂茶。吃擂茶时，除客人外，还要把左邻右舍都请来。这时往往挤满了一屋子人，有的还端着茶碗走来走去，这桌品一番，那桌尝一下，看哪个送来的擂茶味道更好。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气氛。吃过擂茶之后，主人在退还亲朋的茶盒时，要在原先放擂茶粉的匣子里回赠一条新手巾，表示主人的感激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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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的擂茶

客家人也有煮擂茶的习俗，制作客家擂茶的主料很简单，主要是大米或爆米花，但配料很复杂，先把花生、芝麻、茶叶、金不换或者苦辣芯，放在擂钵里，用擂茶棍擂成糊糊，冲上开水，然后在砂锅里炒些萝卜干、甘蓝菜、大葱、青葱、黄豆、树菜等等，或者再配些瘦肉丝、虾仁米、鱿鱼等，最后将主料和配料混合即可。客家的擂茶吃起来甜、酸、辣、苦、咸五味俱全，很有风味。特别是到了每年正月初七，家家户户都吃擂茶，因是初七用七种菜，故称“七样菜茶”，也有用十五种菜的，则称“十五种菜茶”。此外，擂茶也是客家的待客礼仪，如姑娘出嫁之前，凡是接受喜糖的邻居，也要请新娘吃擂茶，以表祝贺之意。

白族三道茶

三道茶不但历史悠久，也是白族人用来招待客人的一种茶礼。三道茶的泡茶程序和其中“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人生哲理，更是体现了白族人民对生活的态度和对人生的认识。

关于三道茶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很久以前，在大理苍山脚下，住着一位老木匠。一天，他对徒弟说：“你要是能把大树锯倒，并且锯成板子，一口气扛回家，就可以出师了。”于是徒弟找到一棵大树便锯了起来，但还未将树锯成板子，就已经口渴难忍了，徒弟只好随手抓了一把树叶，放进口中解渴，直到日落，才将板子锯好，但是人却累得筋疲力尽。这时，师傅递给徒弟一小包红糖笑着说：“这叫先苦后甜。”徒弟吃后，顿时有了精神，一口气把板子扛回家。此后，师父就让徒弟出师了。分别时，师父舀了一碗茶，放上些蜂蜜和花椒叶，让徒弟喝下去后，问道：“此茶是苦是甜？”徒弟答：“甜、苦、麻、辣，什么味都有。”师父听了说道：“这茶中情由，跟学手艺、做人的道理差不多，要先苦后甜，还得好好回味。”

自此，白族的三道茶就成了晚辈学艺、求学时的一套礼俗。随后三道茶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成了白族人民的一种风俗。

三道茶的历史

三道茶起源于唐朝，当时南诏国的白族人民就有了饮茶的习惯，尤其是每逢有重大祭祀、作战凯旋、迎接国宾、南诏王出巡等各种盛典，都要举行“三道茶歌舞宴”。唐代天宝年间，西南节度使郑回奉命出使南诏国，南诏王就以盛大的“三道茶歌舞宴”为郑回接风。而且南诏王为了强健身体，延年益寿，每天清早都喝三道茶。三道茶在南诏中期，才开始从宫廷流传到民间的大户人家。最初专供长辈60岁生日时在寿宴上饮用，以祝老人吉祥。后来，也用于婚礼。到了宋元时期，白族民间普遍风行三道茶，用来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三道茶的冲泡方式，也渐惭形成了一套程序。

三道茶的敬客风俗

白族是十分好客的民族，他们以敬客的“三道茶”而闻名遐迩。当客人到来时，主人立即在火盆上架火烤茶，待砂罐预热之后，再放入茶叶，用文火慢慢煽炒。每隔30秒钟左右，提起茶罐反复抖动多次，直到茶叶微黄、逸出香气时，再把用铜壶烧开的泉水冲进茶罐中，浸泡1—2分钟，即可将茶汤倾入一种叫牛眼睛盅的小瓷杯中，这就是头道茶。头道茶茶汤甚浓，俗称“苦茶”， 代表的是人生的苦境，只有敢于吃苦，才能事业有成。

头道茶泡成之后，主人会将盛满茶汤的小瓷杯放在红漆木托盘里，然后依次敬给客人。敬茶时，主人先将茶杯双手齐眉举起，然后递给客人。客人双手接茶时，说声“难为你”(即谢谢之意)，主人回一句“不消难为”(意思是不必谢)。如果主人家的年长老人也在座，客人必须将茶转敬给主人家的最长者。等到在座的人都轮敬一遍以后，才可以品饮。按规矩，喝头道茶时，客人应双手捧杯，必须一饮而尽。

喝完头道茶之后，主人会在砂罐里再注满开水。然后把切薄的核桃仁片、烤乳扇(用牛奶提炼制成的地方名特食品，其形状呈扇状)、红糖等配料放入茶碗内，待砂罐中的水烧开后倒入茶碗即可敬献给客人。这就是第二道茶，它香甜可口，营养丰富，俗称“甜茶”，具有滋补的作用。寓意为先苦后甜，苦尽甘来。同时，用以祝福客人生活美满，万事如意。

第二道茶喝完之后，主人又会将蜂蜜、姜片、桂皮末、花椒等按比例放入特制的瓷杯中，然后倒入滚沸的茶水，泡成第三道茶。此道茶集甜、麻、辣、涩、苦于一体，令人回味无穷，故俗称“回味茶”。回味茶具有温胃散寒、滋阴补肾、润肺祛痰等功效，代表的是人生的淡境，寓意人要有淡泊的心气和恢弘的气度，才能从容地回味过去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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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的三道茶

除了白族之外，江苏吴江也有三道茶，主要流行于吴江西南部的农村，它的特点是“先甜后咸再淡”。头道茶也叫饭糍干茶，但这是一道不用茶叶的茶礼，只是饭糍干加糖冲上开水泡成的。它的饮用十分方便，但饭糍干的制作却非常复杂，所以也彰显出此茶在礼仪上的重要性。这道茶一般是用来招待贵客，或是招待第一次上门的新客。第二道是熏豆茶。主要用料是熏豆和茶叶，再辅以炒熟的芝麻、晒干的胡萝卜条和橘子皮，还有新鲜的震泽黑豆腐干之类。此茶的特点是多色多味，乡土气息浓郁。最后一道是清茶，当地人又称之为淡水茶，就是用开水冲泡的茶叶。所以吴江三道茶的程序大致可以概括成：先吃泡饭，再喝汤，最后饮茶。

商榻“阿婆茶”

阿婆茶是商榻地区流传的一种饮茶习俗，其主要形式为邻里之间轮流做东，大家以茶为媒介，沟通心灵，互通信息，营造和谐的邻里关系。此外，阿婆茶的“炖茶”方式也很有古韵。

关于“阿婆茶”有一段动人的传说。据说，很早以前，在淀山湖中的山上住着一个名叫阿蒲的老婆婆。她在山上种了许多茶树，每年春季采茶的时候，阿蒲总会带上她的茶叶到各地销售。路经商榻时，她看见一群穷苦的乡亲们，就顺手送了一些茶叶给他们。以后每年的这个时候她都这样做。此后商榻就开始有了茶叶，乡亲们也养成了用茶解渴的习惯。过了很多年，淀山湖中的山忽然不见了，阿蒲也不知去向。但喝茶的习俗却在商榻“生根发芽”，人们为了纪念这好心肠的阿蒲婆婆，就把所喝的茶称做“阿蒲茶”。后来，人们觉得这样直呼其名，不太尊重阿蒲婆婆了，于是把“蒲”改成了“婆”，从此商榻人喝茶又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阿婆茶。

当然也有专家从科学的角度对“阿婆茶”的历史进行了考证，从许多商榻居民家中保存下来的祖传茶具（如印有宋代景德年号的青花小瓷碗，釉色艳丽、图案华美的盖碗，形象逼真、古朴典雅的莲花观音茶壶和胎薄质细、小巧玲珑的茶盅等等）之中，可以看出 “阿婆茶”至少产生于元明时期，但是确切的年代尚无定论。

“阿婆茶”的茶艺

商榻的男女老少都喜爱喝“阿婆茶”，而且这种茶对水、器的讲究也很奇特。水一定要用河里的活水，水壶往往是陶瓦之器。炉子则是用烂泥、稻草和稀泥后套成的，叫风炉。据说可以省柴，而且火很旺。“阿婆茶”还有一种古老而又别具风韵的喝茶方式——“炖茶”。即用陶瓦罐盛水，并用木柴燃煮，其间禁止与金属物品接触，据说这样可以使茶的色、香、味保持原味。此外，沏茶也要用密封性能较好的盖碗，并注意掌握沏茶的时间和水量。首次沏茶，一般只能用少量的开水沏泡，这叫“点茶”。然后，迅速将盖子捂上，隔5分钟，再冲入开水至八分满即可。商榻人喝“阿婆茶”时，还讲究茶点。除了为大众所熟悉的咸菜，还备有橄榄、话梅、蜜枣、花生、糖果、瓜子以及各色糕点等等。

“阿婆茶”的品饮习俗

商榻一带的人们喝“阿婆茶”，一般是在三个时间段，即上午七八点钟，下午二三点钟和晚上七八点钟。喝茶人数一般三五人为一组，喝茶时主人要在桌上盛几碟腌莱、酱瓜、酥豆、萝卜干之类，以供喝茶者品尝。但是最为传统的“阿婆茶”习俗是在商榻镇西隅的周庄，喝茶者多为五六十岁的老妇人，每到下午，她们便在“做东”的老人家中聚集，拿出祖传的茶具、上好的茶叶，用风炉炖开冲泡，并备有各式茶点，既有蜜枣、桂圆等高级蜜饯或干果，也有一般人家的花生、糖果，熏豆、咸菜、萝卜干等。老太太们寒暄一番后，便入座，边喝茶吃糖果，边谈论天南地北的奇闻轶事及家庭生活琐事，饮完后再约定下次的“东家”。商榻的青年一般在晚上喝“阿婆茶”，与老人相比他们的饮茶方式比较欢快，不仅人数多，而且气氛热烈，有唱小调的、说评书的还有拨弄琴弦的，别有一番风味。

知识小百科

阿婆茶的名目

“阿婆茶”是青浦商榻最具特色的民俗风情，以阿婆茶为源头，逐渐又衍生出很多种喝茶名目。

春茶：指每年春节到来之际的饮茶仪式。

满月茶：指主人家为新生婴儿满月时举办的一种饮茶方式。

撬臀茶：指女儿在举行结婚仪式的前几天，左邻右舍请新娘吃茶的风俗

监生茶：指小孩降生后要请邻居吃茶。

寿头茶：指小女孩长到13周岁后，父母就邀左邻右舍吃茶。

此外，还有状元茶、回门茶、十二早茶、新月茶、元宝茶、元宵茶、农闲茶、定亲茶、望朝茶、进屋茶、生日茶等等。

第九讲 茶典汇总——烹茗著奇书

陆羽与《茶经》

具有传奇身世的陆羽，用毕生精力撰成中国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按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图叙述了唐以及唐以前的茶事，《茶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华茶文化的确立。

陆羽(733—804年)，字鸿渐，号竟陵子、桑苎翁、东岗子，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陆羽是一个弃儿，三岁时(735年)被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在西湖一带捡得。后来，他“以《易》自筮”，得到“渐”卦，卦辞为“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由此，他以“陆”为姓，以“羽”为名，以“鸿渐”为字。

陆羽身世的传说

在湖北天门城关的西边，有一道石拱桥，叫做古雁桥。传说，这里就是陆羽出生的地方。

在唐朝的时候，有一天，智积禅师到湖滩上散步，看到一群大雁围着芦林乱飞，芦林里传来婴儿啼哭的声音，智积用手分开芦林一望，看见一个小婴儿，有三只大雁，正在喂婴儿吃食。积公和尚看呆了，嘴里连连说：“善哉善哉！出家人有好生之德，哪能见死不救。”他便弯下腰，把婴儿抱回庙里抚养。过了两天，智积禅师给婴儿命名。智积先想给他取名“飞升”，见婴儿哇哇啼哭不止，又想取名“法智”，婴儿仍啼哭不止。禅师为难了半天，心里想，这孩子也许不是佛门子弟，他猛然想起了三只鸿雁哺食一事，借三只鸿雁六个翅膀，给他取名“陆羽”吧！积公刚想到这里，怀中婴儿就不哭了。

这个故事流传于湖北天门县陆羽的故乡，其中所说的陆羽身世与真实的情形也有很大出入，因为它是根据人民的想象和愿望而加以传奇化，从而为陆羽罩上了一个神奇的光环。这也反映了故乡人民对陆羽的爱戴。

陆羽《茶经》的主要内容

佛门出身的陆羽不但熟悉茶事，而且还以煎得一手好茶而闻名。作为一个有心人，陆羽一直注意收集历代茶叶史料，并亲自参与调查和实践，总结几十年宝贵经验，撰成《茶经》一书，《茶经》全书共分三卷十节，7000余字，分别按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图叙述了唐以及唐以前的茶事。

源：论述茶的起源、名称、品质，介绍茶树的形态特征、茶叶品质与土壤的关系。

具：详细介绍制作饼茶所需的19种工具的名称、规格和使用方法。

造：讲茶叶种类和采制方法，指出采茶的要求，并提出了适时采茶的理论。

器：详细叙述了28种煮茶茶具，还论述了各地茶具的好坏及使用规则。

煮：写煮茶的方法和各地水质的优劣，叙述饼茶茶汤的调制，着重讲述烤茶的方法。

饮：讲饮茶风俗，叙述饮茶风尚的起源、传播和饮茶习俗，提出饮茶的方式方法。

事：叙述古今有关茶的故事、产地和药效。

出：评各地所产茶的优劣，并将唐代茶叶生产区域划分成八大茶区，按品质分为四级。

略：谈哪些茶具、茶器可省略以及可以省略哪些制茶过程。

图：提出把《茶经》所述内容写在素绢上挂在座旁，《茶经》内容就可一目了然。

陆羽《茶经》的历史意义

《茶经》是中国茶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茶的历史、产地、功效、栽培、采制、煎煮以及饮用都作了充分的阐述，对茶树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奠定了现代茶树栽培技术的基础，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同时，《茶经》中提出的茶道精神和茶艺、茶道要素，也推动了茶文化的形成，是当代茶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故此，《茶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茶书，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茶文化在唐代中期的正式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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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弃佛从文的传说

“茶圣”陆羽，是个孤儿，是被智积禅师捡到并抚养成人的。相传，陆羽虽然在庙中长大，却对佛门之事毫无兴趣，更不愿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因此，陆羽执意要下山求学，遭到了智积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茶艺。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奠定了中华茶文化的基础。

赵佶与《大观茶论》

《茶经》问世之后，相继出现许多茶学专著，其中《大观茶论》就是一部代表性的茶学著作。它是宋徽宗赵佶御笔所著的茶书，从茶叶的栽培、采制、烹点、鉴品，到点茶、藏焙的方法都进行详细地描述，至今还有很大的借鉴和研究价值。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是宋神宗第十一子，北宋的第八任皇帝。赵佶多才多艺，却治国无方。他在位期间疏于朝政，政治腐朽黑暗，但他精通书画、音律等，对茶艺也极为精通。他自己嗜茶，也提倡人们饮茶。他以御笔编著了举世闻名的茶书《大观茶论》，这在我国历代君王中是绝无仅有的。他认为茶是灵秀之物，饮茶除了可以享受芬芳韵味，还令人清和宁静。宋代斗茶之风盛行，制茶工艺精湛，贡茶品种繁多，都与赵佶爱茶有关。

《大观茶论》包括序、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瓶、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和外焙等20项，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宋代茶业、茶道的发展情况、茶叶的特点和当时茶事的各个方面。全书2800余字，其中对采摘、制作、品尝、烹煮的论述最为精辟，它反映了北宋茶业和茶文化的发展，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茶叶品质形成

赵佶精研茶叶，深知茶叶品质的形成与茶叶的生长地、生长环境、采摘、蒸压、制造等紧密相关。制造茶叶，芽叶、器具必须洁净，火功要好。当天采摘的芽叶当天加工，不然将影响茶叶的品质。这与今天做出好茶的基本要求完全一致。同时，在水的选用上，则以山泉之水为上。赵佶指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准得。”

茶叶的鉴别

赵佶提出，茶的色泽，以当天采摘当天加工的为最好，隔天加工的则差。精品茶汤晶莹透亮，茶芽细小实重。如赵佶在论及茶叶的品质时认为：“茶以味为上，甘香重滑，为味之全。”又说：“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和美具足，入盏馨香四达，秋爽洒然。”即说茶味甘甜，茶香浓郁，色泽光润为好。

茶艺的规则

《大观茶论》最精彩的部分是“点”篇，即对茶艺茶道规则的论述。此篇见解精辟、阐述深刻，总结了当时上层社会人士普遍流行的点茶法，对点茶的茶艺技法做了详尽的描述。《大观茶论》首先指出了“一点法”和“静面点法”的不正确之处，详细描述了如何正确的点好茶：要点出上好的茶汤，必须取茶粉适量，注入水的方法还要得当，要经过七次注水和击拂，才可饮用。

茶道精神

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了茶道精神。宋徽宗在序中说：“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矣。冲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对茶人的饮茶心境和情性陶冶做了高度概括。

宋徽宗以茶叶专家姿态撰写的《大观茶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不仅促进了茶业的发展，同时推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最终使得宋代成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兴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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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以茶封官”的荒诞之事

宋徽宗赵佶主政期间奸臣当道，民不聊生，也出了不少荒诞之事。因为赵佶嗜茶如命，故而宫廷斗茶之风盛行，为了满足皇室奢糜之需，贡茶品目数量愈多，制作愈精。宋徽宗也大量提拔贡茶有功的官吏。宣和二年庸臣郑可简创制了“银丝水芽”，制成了“方寸新夸”。这种团茶色白如雪，故人们称之为“龙团胜雪”。因此他深受赵佶的宠幸，升至福建转运使。以后郑可简又命他的侄子到各地山谷去搜集名茶，得到一种叫“朱草”的名茶，郑可简又让自己的儿子去进京贡献，果然也因献茶有功而得官。之后，郑可简大摆筵宴，亲朋好友都来祝贺，他得意地说：“一门侥幸”。他侄子则因朱草被夺而愤愤不平，当场就顶了一句：“千里埋怨”。事后，有人讥讽赵佶“以茶封官”说：“父贵因茶白，儿荣为草朱。”

许次纾与《茶疏》

跛脚文人许次纾的传世之作《茶疏》，主要从茶的产地、制茶之法、收藏、用水、煮茶方法、品饮、环境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论述，被后人誉为“深得茗柯至理，与陆羽《茶经》相表里”，至今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许次纾(1549—1604年)，字然明，号南华，明代钱塘人。据相关史料记载，许然明是个跛子，但是他却很有文采，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传说他爱好搜集奇石，又好品泉，还很好客。虽然自己没有多少酒量，但宴请宾客时却经常是通宵达旦，有饮则尽，非常爽快。许次纾的父亲是嘉靖年间的进士，官至广西布政使。许次纾则因为有残疾没有走上仕途，终其一生只是一个布衣百姓。他的诗文很多，可惜大部分都已经失传，只有《茶疏》还留传于世。

产茶之地

关于产茶，许次纾认为南方比北方更适于种茶，科学地阐述了茶产地对气候条件的要求。他还发现钱塘诸山北麓所产的茶叶，由于施肥过勤，使茶芽生长过快，鲜叶内涵成分积累时间过短，造成茶叶香气不足。

制茶之法

关于采茶，许次纾认为谷雨前后是采茶的最宜时节。炒茶则不宜久炒，鲜叶入锅要适量，火也不易过大，否则容易使茶香散失。炒茶所用的木材要选用细枝条。炒制茶叶时，先用小火，待到鲜叶柔软时再用大火，快速炒干。

藏茶之道

瓷瓮是收藏茶叶的最适宜器具。用来贮茶的瓷瓮必须干燥，四周围以厚箬，中间存放茶叶。茶叶取用的时间也有讲究，阴雨天则不宜开瓮，必须等到天气晴朗之日。而取茶之前，先要用热水洗手，擦拭干净之后再行取茶。

煮茶之具

对于煮茶用水，许次纾提出，“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由此可见择水的重要。他提出，“古人品水，以金山中冷泉为第一，庐山康王谷为第二，今时品水，则以惠泉为首”。煮茶的器具也不要用新的，因“新器易败水，又易生虫”。

泡茶之法

茶具在泡茶之前就要准备好，而且必须保持茶具干燥和洁净。木炭也要先烧红，目的是去其烟气，以免烟气进入茶汤之中。木炭烧红后再放上盛水的器皿，泡茶之水既要烧开又不能煮老。烹茶时先要洗去沙土，这对茶性的把握很重要。取茶也特别讲究，切忌茶叶提早取出。而是水好入壶之后，即刻把茶叶投入壶中，加上盖子。并快速除去第一次浸润的水，这与今天茶艺中常提到的“洗茶”有相似性。之后再次冲人沸水，利用水进入茶具中的冲击力使茶叶翻滚，这样茶叶的香气才显露出来。

茶具选择

许次纾在谈到茶具时精简地提出了选择的原则和标准，其中包括产地、材质、做工、制作名家等。指出银制的茶具比锡的好，劣质的紫砂壶对茶的滋味、品质影响极大，不宜采用。

饮茶氛围

古人对于饮茶环境颇有要求，一般会在住所之外另建茶寮。茶寮建造要求“高燥明爽，勿令闭塞”，这与我们今天建造茶馆时要求“干燥洁净，宽敞亮”是完全一致的。许次纾还提出“粗童、恶婢”不宜用，其中深含道理。品茗本来是一件高雅之事，粗童、恶婢与这一氛围格格不入。此外，寮内的摆设也很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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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次纾品茗的“三巡”之道

许次纾笔下的饮茶氛围，是传统文人茶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名优绿茶以一巡、再巡为好，他在《饮啜》一章提出的“三巡”之说颇有生活情趣：“一壶之茶，只堪再巡。初巡鲜美，再则甘醇，三巡意欲尽矣。余尝与冯开之戏论茶候，以初巡为婷婷袅袅十三余，再巡为碧玉破瓜年，三巡以来，绿叶成阴矣。”“三巡”之说可能是从宋代大文人苏轼的茶诗名句“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生发开来的。比较之下，“佳人”之比高雅，“三巡”之说则有亵渎女性之嫌。现代文学大师林语堂的“三泡”之说，与“三巡”之说异曲同工。

蔡襄与《茶录》

北宋蔡襄不但是一位大书法家，也是一位茶文化学家，他编写的《茶录》标志着中国传统茶艺的形成，也开创了茶艺美学的境界，是宋代茶书的代表之作。

蔡襄，字君谟，谥忠惠，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庆历三年(1043年)知谏院，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次年知福州，转福建路转运使，监造小龙团茶，名重一时。后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知福州、端明殿学士知杭州。他还是一位书法家，与苏轼、米芾、黄庭坚并称“宋四家”。

蔡襄不但在文学方面造诣较深，而且对植物学也颇有研究，他生于茶乡，习知茶事，又两知福州，采造北苑贡茶，茶文化造诣颇深。尤其是农艺名著《茶录》影响很大。《茶录》作于皇佑三年(1051年)，传世版本达十余种。

《茶录》的写作缘起

蔡襄之所以编写《茶录》，就不得不提丁谓，这个人的人品和为政之道在历史上贬多于褒，然而在中国茶文化史上，他却是一个重要人物，宋代的北苑贡茶龙团凤饼的创始人便是他。宋咸平年间，丁谓任福建转运使，他在监制龙凤贡茶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所观所感进行了一番理论总结，撰写了《北苑茶录》三卷，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北苑茶事的开山之作。十分遗憾的是，《北苑茶录》没有流传下来。

蔡襄作为一个行政官员，他在丁谓任福建转运使40年后，有幸忝列其职，尽力监制贡茶，他将丁谓创制的北苑大龙凤团，改成小龙凤团，又奉旨制成“密云龙”，使北苑贡茶在质量上更上一层楼，愈发名扬天下。他在长期实践中，成为制茶和品茶的行家，他有感于陆羽《茶经》没有谈及建安茶，丁谓的《北苑茶录》只谈建安茶的采造之法，“至于烹试之法，曾未有闻”。于是蔡襄在皇佑三年(1051年)撰写了这本《茶录》，这也是北苑茶典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部茶书。

《茶录》的内容和特色

蔡襄的《茶录》共19目，分为上下二篇，上篇茶论，分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熠盏、点茶10目，主要论述茶汤品质与烹饮方法；下篇器论，分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9目，谈烹茶所用器具。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北苑茶的品质、品尝、保存及茶器具的特色。据此，可见宋时团茶饮用状况和习俗。

蔡襄作为宋代著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他以艺术的眼光来分析北苑贡茶的烹试，首先他强调茶饮过程中的“色彩美”，提出了茶色贵白的美学观点。为了使茶色更白，他用绀黑色的兔毫茶盏，在黑白分明的强烈对比中，茶汤之色更为鲜明；第二，在北苑茶的味与香方面，他大力推崇茶的“真”，追求北苑茶的真香正味。因此他反对宋代盛行在茶中加入香片的做法。这种贵白贵真的观点，表明了蔡襄在茶饮中所孜孜追求的自然之美。

《茶录》虽然篇幅简短，仅800字，但是内容却丰富而精到，是一部具有美学意蕴的茶典，其中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是茶文化向更高阶段发展的重要标志，《茶录》也成为继陆羽《茶经》之后最有影响力的论茶专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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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的茶事

蔡襄极为爱茶，在他老年得病后，却不能饮茶，但他每日仍以煮茶品器为乐，可见其嗜茶如命。历史上也有很多他与茶的一些趣闻：有一次，他与苏舜元斗茶。蔡襄使用的是上等精茶，水选用的是天下第二泉惠山泉；苏舜元选用的茶劣于蔡襄，用于煎茶的却是竹沥水。结果，在这次斗茶中，蔡襄输给了苏舜元。蔡襄还有一段趣闻：一天，欧阳修要把自己的书《集古录目序》弄成石刻，因此就去请蔡襄帮忙书写。虽然他俩是好朋友，但蔡襄一听，就向欧阳修索要润笔费。欧阳修知道他是个茶痴，就说钱没有，只能用小龙凤团茶和惠山泉水替代润笔，蔡襄一听，顿时欣喜不已，说道：“太清而不俗。”于是，两人会心而笑。

罗廪与《茶解》

明代茶人罗廪不仅从小爱茶，还亲身种茶、制茶，并结合自己十余年的切身体会，撰成了《茶解》。此书不仅提出了茶叶园艺的概念，而且对茶叶的种植和炒制技术也进行了革新和总结。

罗廪，明朝宁波慈溪（今宁波江北区）人，中国古代著名书法家、学者、隐士。他的家乡也是贡茶产地，他生活在明朝后期万历年间，此时皇帝怠政、政治腐败，淡泊名利的罗廪就就归隐山野，开辟茶园，以植茶、造茶、品茶为生，过着闲情逸致的生活。虽然生活清贫，但立志不渝，锲而不舍，总结前人经验，亲自参与实践，历经十载，于万历三十三年著成《茶解》。

《茶解》全书约3000字，前有序，后有跋，分总论、原、品、艺、采、制、藏、烹、水、禁、器等十目，对茶叶栽培、采制、鉴评、烹藏及器皿等各方面均有记述，既科学，又富有哲理，不仅弘扬了中华茶文化，更起到了传播茶叶科技知识的作用。

茶叶园艺概念的提出

《茶解》有许多创新之处，尤为突出的是，罗廪首次提到茶叶园艺概念。唐代之前的茶树以野生为主，陆羽《茶经》称“野者上，园者次”，随着茶树栽培、育种技术的提高，大多栽培茶质量已超越野生茶。罗廪根据长期实践，对茶树的栽培、施肥、除草、采制、储藏等技术进行了改善和提高，提出了一些茶树的种植原理，如在夏秋等干旱高温季节，要防止茶树在烈日下曝晒，因为漫反射的光线更有利于积累茶叶营养成分。再如，茶树之中也以适当套种些桂、梅、兰、菊、桃、李、杏、梅、柿、橘、白果、石榴等花木、果木。因为茶树的花、叶可以吸收这些花果的香气。

茶树种植技术的革新

经过十余年的辛勤耕耘，罗廪对植茶技术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他在《茶解》中讲到“秋社后，摘茶子水浮，取沉者。略晒去湿润，沙拌，藏竹篓中，勿令冻损。俟春旺时种之。茶喜丛生，先治地平正，行间疏密，纵横各二尺许。每一坑下子一掬，覆以焦土，不宜太厚，次年分植，三年便可摘取。茶地斜坡为佳，聚水向阴之处，茶品遂劣。故一山之中，美恶相悬。”可见，罗廪既否定了唐宋以来的“植而罕茂”的种植传统，又提出了“覆以焦土，不宜太厚”的种植技术，这在当时而言可谓茶叶种植技术的重大革新。

绿茶炒制技术的总结

罗廪对绿茶炒制也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他指出，采茶“须晴昼采，当时焙”，否则就会“色味香俱减”。采后的茶要放在箪中，不能置于漆器及瓷器内，也“不宜见风日”。炒制时，“炒茶，铛要热；焙，铛宜温。凡炒止可一握，候铛微炙手，置茶铛中，札札有声，急手炒匀，出之箕上薄摊，用扇扇冷，略加揉担，直至烘干。”“茶叶新鲜，膏液就足。初用武火急炒，以发其香；然火亦不宜太烈，最忌炒至半干，不干铛中焙操，而厚罨笼内，慢火烘炙。”罗廪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对当时的制茶工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在当时的文人中是少见的。而罗廪的这些经验之作，也是中国古代茶书中有关制茶最为全面、系统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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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廪对烹茶之水的见解

罗廪对水的见解很为奇特，他认为“水不难于甘，而难于厚，亦犹之酒不难于清香美冽，而难于淡。”“瀹茗必用山泉，次梅水。梅雨如膏，万物赖以滋长，其味独甘。《仇池笔记》云，时雨甘滑，泼茶煮药，美而有益。梅后便劣，至雷雨最毒，令人霍乱。秋雨冬雨，俱能损人，雪水尤不宜，令肌肉销铄。梅水须多置器，于空庭中取之，并入大瓮，投伏龙肝两许，包藏月余汲用，至益人。伏龙肝，灶心中干土也。”“梅雨宜茶而秋雨、冬雨、雪水均损人。”这些见解在未作科学测定之前，只能说是一家

之言。

朱权与《茶谱》

在散茶大行、饮茶风气为之一变的明王朝，朱权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以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人生经历，结合自己对茶的理解，撰成《茶谱》一书，对明代饮茶模式的确立和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朱权(1378—1448年)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为朱元璋所宠信。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受封为宁王，洪武二十六年就驻大宁(今辽宁沈阳一带)。据《明史》记载，当时的大宁地理位置十分险要，为军事“重镇”，而朱权也是最有实力的藩王之一。

朱元璋令其掌握强兵猛将，镇守北边军事要塞，目的是防备元室卷土重来。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朱权被迫屈从燕军，替燕王起草文书。朱棣靖难成功后登上皇位，于永乐元年(1403年)，改封朱权到南昌。朱权到南昌不久就被人诬告有“巫蛊诽谤事”，因查无实据作罢。此后，朱权为远祸避害，开始深自“韬晦”，不问世事，还著成《茶谱》一书，以茶明志。

朱权著《茶谱》的渊源

作为一个有特殊背景的文人，朱权著《茶谱》是有所寄托的。他在《茶谱 序》中说：“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岂惟清哉?” 由此可见，朱权茶著书的目的是为了自保。《茶谱》除绪论外共16则，约2000字，分品茶、收茶、点茶、熏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碾、茶罗、茶架、茶匙、茶筅、茶瓯、茶瓶、煎汤法、品水诸章，所述多有创见。如他将明初的饮茶之法与前代相比，指出前人饮茶的不足之处，意在较量优劣，别出心裁，自成一家之言。

《茶谱》的深远影响

朱权对后世茶饮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将饮茶看作一种“修养之道”，这在《茶谱 序》中说的较为明确。除上文引述的一段话外，他接着说：“凡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在这里，朱权实际上把普通的饮茶提升到“道”的高度，不仅完善了唐宋以来的茶道艺术，而且为明及以后的文人茶饮向雅致化方向发展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其次，他主张饮茶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净谈牖。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命一童子设香案，携茶炉于前，一童子出茶具，以瓢汲清泉注于瓶而炊之。”在这里，泉、石、松、竹、皓月、清风、明窗、净牖、香案、茶炉、瓢、瓶、清泉等，构成一个完整的意境，实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契合，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自陆羽著《茶经》就讲求饮茶与自然的统一，至宋几乎中断，到了元代又向自然回归，至明代朱权，重新成为高雅茶文化的核心。

最后，他对废除团茶后所实行的新品饮方式进行了探索，简化了传统的品饮方式和茶具，开一代清饮之风。朱权主张保持茶叶本身的色、香、味以“遂其自然之性”。此外，与明代散茶的饮用相配合，朱权还创造了自饮茶以来所未有的“茶灶”。与前人相比，朱权在茶具上多有省俭，黜金银不用而代之以竹、木、石等物，使茶又回到了清俭的轨道上来。朱权的品饮艺术，后经顾元庆等人的反复改进，形成了一套简便新颖的叶茶烹饮方式，于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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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权“借茶保身”

朱元璋时期，朱权被分封在河北会州，与燕王朱棣等节制沿边兵马。后朱棣发动兵变，胁迫朱权出兵相助，并许以攻下南京后，与他分天下而治。经过四年战争，朱棣打败建文帝，但朱棣即位后只字不提分治天下，还将朱权从河北徙迁至江西南昌，并夺其兵权。朱权遭此重创，内心十分苦闷，即求清静和韬晦。于是，他在南昌郊外构筑茶室，寄情于茶道，自号臞仙。朱权晚年还信奉道教，乐于清虚，悉心于茶道，并将饮茶经验和体会写成了《茶谱》。朱权嗜好茶学皆为自保之计。但是其后代看来并未承袭这套家学，就在朱权死后70年（即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争夺皇位。这次叛乱很快即被扑灭，朱宸濠被处死，宁王之藩也被撤除。

张源与《茶录》

茶人张源结合明代饮茶生活的实际和个人的亲身体会著成《茶录》，此书不但对制茶工艺进行了经典的总结，而且也有很多创新之处，对后世的茶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张源，明代著名茶人，字伯渊，号樵海山人，洞庭西山（今江苏吴江一带）人。他为人淡泊致远，常年隐居于山野之中，有隐君子之称。据明代戏剧家顾大典为《茶录》所作的序文介绍，张源对茶很有体验，“隐于山谷间，无所事事，日习诵诸子百家言。每博览之暇，汲泉煮茗，以自愉快，无间寒暑，历三十年，疲精殚思，不究茶之指归不已”。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著成《茶录》一书。

《茶录》内容简明，篇幅不长，全书共计1500余字，而且正文之中是以《张伯渊茶录》为题。其内容分为采茶、造茶、辨茶、藏茶、火候、汤辨、汤用老嫩、泡法、投茶、饮茶、香、色、味、点染失真、茶变不可用、吕泉、井水不宜茶、贮水、茶具、茶盏、拭盏布、分茶盒、茶道23则。

茶叶的种植和采摘

据张源《茶录》中所讲，洞庭西山一带盛产碧螺春，当时人们对于采茶的时间、天气、地点的要求比较严格。如文中提出“采茶之候，贵及其时，太早则味不全，迟则神散。以谷雨前五日为上，后五日次之，再五日又次之”。又提出“彻夜无云，露采者为上，日中采者次之，阴雨中不宜采”。而在张源之前的有关史志资料，只讲到碧螺春采摘前要沐浴更衣，贮不用筐，“悉置怀间”而别无其他记载。

此外，《茶录》还对茶树的生长环境、土质也进行了论述，认为“产谷中者为上，竹下者次之，烂石中者又次之，黄砂中者又次之”。

茶叶的制造工艺

关于制茶的方法，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农书》和《农桑撮要》中已有记载，但记载得很简略，而张源《茶录》不但对当时苏州洞庭的炒青制茶工艺记述得很完整，而且对当地的制茶经验总结得也很精辟。他指出，茶的好坏，在乎始造之精。“优劣定乎始锅，清浊系于末火。火烈香清，锅寒神倦；火猛生焦，柴疏失翠；久延则过熟，早起却还生。熟则犯黄，生则着黑。顺那（挪）则甘，逆那则涩。带白点者无妨，绝焦点者最胜。”这些归纳，不但提炼了炒青制茶各道工序所需要注意的要点，而且有些提法，也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水平，真实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苏州乃至整个太湖地区炒青技术的实际水平。这些经典的总结，对今天生产高标准绿茶，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张源的煮水之艺

张源在《茶录》一书中还列出了“汤辨”一条，详细介绍了煮水的技巧。他指出煎水（烧开水）分为三项大辨，十五项小辨。一是对（水面沸泡）形状的辨别，二是对（水沸时）声音的辨别，三是水气的辨别。例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按水沸腾时气泡的从小到大，分为这几个档次）都是萌汤（刚烧开时的水），直到水沸腾时翻腾的波纹，水气都没有了，才是煎水完成。如果水气一缕、二缕、三缕、四缕，杂乱交织，氤氲缠绕，都还是萌汤。要直到水气往上冲，那才是煎水完成。

知识小百科

何为“茶人”

“茶人”两字，最早见于唐代诗人皮日休、陆龟蒙的《茶中杂咏》中。随着茶的传播和茶文化的弘扬，茶人的概念在更新，茶人的内涵也在扩大。茶人似乎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专事茶业的人，包括专门从事茶叶栽培、采制、生产、流通、科研之人；其二是与茶业相关的人，包括茶叶器具的研制，以及从事茶文化宣传和艺术创作的人；三、爱茶人，包括广大的饮茶人和热爱茶叶的人们。我国历史各代都有很多著名的茶人。

汉唐茶人：王褒、王蒙、皎然、陆羽、刘禹锡、白居易、卢仝 、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

宋元茶人：丁渭、梅尧臣、欧阳修、 范仲淹、蔡襄、苏轼、苏辙、耶律楚材、 黄庭坚、赵佶、陆游、杨万里等。

明清茶人：朱权、文征明、顾元庆、徐献忠、田艺蘅、张源、许次纾、屠本廩、罗廩、张大复、冯可宾、袁枚、乾隆、郑板桥等 。

周高起与《阳羡茗壶系》

《阳羡茗壶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宜兴紫砂茶具的专著，它的作者周高起不仅是一位紫砂壶的研究大师，同时也是一位藏书家、文学家。他在紫砂收藏和研究中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后世紫砂茶具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周高起，明末著名学者、藏书家。他历经了明朝的万历、天启、崇祯和清朝顺治时期，见证了国家的衰亡和朝代的变迁。周高起的家庭具有浓郁的文化气息，因此他从小便喜欢读书，其文章深得人们的赏识，后来与徐遵汤同修《崇祯江阴县志》八卷，还著有《读书志》十三卷、《洞山茶系》等著作。此外，周高起还是一位紫砂工艺的研究专家和紫砂壶的收藏家。

由于明代制茶和饮茶方式的变革，引起人们对新茶具的追求，江苏宜兴紫砂壶茶具迎合了明代文人雅土的需求，因而很受欢迎，大有取代瓷器茶具的趋势。于是一大批研究紫砂茶具的文献在明代涌现出来，其中以周高起所著的《阳羡茗壶系》最为有名，它是系统论述紫砂茶具的第一部专著，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是后人研究明代紫砂工艺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

周高起的紫砂收藏之路

周高起是一位紫砂收藏家和鉴赏家，从他的《阳羡茗壶系》中可以看到他收藏和研究紫砂的艰辛过程。他喜欢紫砂，尤其是喜欢名家作品，但由于名家的作品价格很高，他便一面去有实力的收藏人士家中欣赏、一面寻求名家残壶进行收藏，还自嘲爱好残壶。最为可贵的是，在收藏过程中，他注重研究每位艺人的工艺特点，并极力探寻紫砂的来源及其制作工艺。他曾实地考察了宜兴周围的名山大川，了解制作紫砂的各种胎泥，列出嫩泥、石黄泥、天青泥、老泥、白泥等泥品。此外，他还对茶叶与茶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为《阳羡茗壶系》的编写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周高起与吴氏家族

周高起的家境并不富裕，而收藏、研究紫砂茶壶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的。据史料记载，周高起正是在吴家子孙吴迪美、吴洪裕等收藏鉴赏家的资助下完成这部书的。吴仕，约1526年前后在世，江苏宜兴人，字克学，号颐山，官居四川布政司参政，作有《颐山诗稿》。明代著名的紫砂工艺大师供春，年少时曾是吴仕的书童，陪读于金沙寺中，并学会了金沙寺僧制作紫砂的工艺，可能正是由于这段因缘，才使吴仕及其子孙成为著名的紫砂收藏世家。

出于对紫砂的共同热爱，周高起与吴家的交往甚多。周高起经常在吴家欣赏难得一见的名壶，吴家人也常听周高起的赏析和评论。正是周高起对紫砂孜孜不倦的探求精神感动了吴家，才使他得到了吴家的资助，完成了他的紫砂理论名著——《阳羡茗壶系》。

《阳羡茗壶系》评述

《阳羡茗壶系》成书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宜兴紫砂茶具的专著。此书专门记载阳羡茗壶制作及名家，分为创始、正始、大家、名家、雅流、神品、别派数则，还记录时大彬等十余位著名陶工的不同制作手艺，并考证了传说中宜兴壶泡茶过夜不馊的荒谬之处。此书兼及泥胎的研究和品茗用壶的原则，在陶瓷工艺史和茶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书虽然主要论述的是紫砂工艺，但涉及面颇广，如考据学、地理学、矿物学、文学诗歌等多学科，反映了作者广博的知识。所以《阳羡茗壶系》不仅成为研究紫砂茶具史的珍贵资料，也成为茗壶收藏家、品茗爱好者的重要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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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之士——周高起

周高起表面上是一位与世无争的读书人，但骨子却具有耿直、坚定、不屈不挠的性格。国破家亡之时，他避耕由里山（今花山），做起了躬耕的隐士。而在江阴人民“抗清八十一天”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清兵扫荡波及城郊，周高起一介穷书生身边无它物，有的只是书籍，清兵便肆意地践踏他的书籍，面对如此摧残，他怒斥清兵，不屈而死，表现出了刚正不阿的气节。后来，他的这种义勇之举在历史上也逐渐被认可。《康熙江阴县志》将他列入“未仕人物”，《乾隆江阴县志》将其列入“文苑”中进行介绍，而《道光江阴县志》将其列入“人物忠义”，《光绪江阴县志》更是将其列入了“忠义篇”中。

第十讲 茶与文艺——墨香共茶香

诗中的茶文化

中国是诗的国度，又是茶的故乡。诗与茶在晋代就已经相结合，在唐代的茶诗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并一直延续到宋代，直至明清时期仍旧余音绕梁，成为中国茶文学上的一朵奇葩。

在中国诗歌史上，咏茶诗层出不穷。虽然在晋代就已经出现了茶诗的雏形，但茶与诗的结缘却始于唐代。这是因为，茶文化形成于中唐，茶诗也兴起于中唐，所以他们相结合在唐代中期。可以说茶诗兴盛于唐，辉煌于宋元，影响至明清。据统计，中国以茶为题材和内容的诗歌有数千首，极大地丰富了茶文化的宝库。

两晋南北朝茶诗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茶文学的发轫期。唐代之前写到茶的诗仅有四首，它们是孙楚的《出歌》、张载的《登成都白菟楼》、左思的《娇女诗》和王微的《杂诗》。其中晋代孙楚的《出歌》是现存最早的涉茶诗。

唐代茶诗

唐朝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鼎盛时代，名家辈出，唐代的文人几乎都是诗人。同时，中国的茶叶生产在唐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饮茶风尚在社会普及开来，对后世产生广泛影响。品茶成为诗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因而茶诗大量涌现。

“诗仙”李白是唐朝最负盛名的诗人，他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就是一首著名的茶诗，这也是我国诗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以茶为主题的茶诗。他在诗中对茶的生长环境、采制、功效作了生动的描绘，也表达了李白以茶为长生仙药的饮茶观。

“诗圣”杜甫，他的诗深沉顿挫、吟咏时政，被后世称之为“诗史”。他的诗除了贴近生活，反映现实之外也有很多涉及茶事，如他的《重过何氏五首》之三，就描绘了一幅美妙绝伦的品茗题诗图，闲雅之情跃然纸上。

“诗僧”皎然的茶诗中则最早出现“茶道”二字。皎然作为中华茶道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之一，认为通过饮茶可以净欲、醒神、全真，阐释了茶道的修行真谛。此外，作为佛门中人的皎然还推崇道家的茶道。

在众多的咏茶诗中，最脍炙人口的是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其中的“七碗茶诗”之吟，细致描绘了饮茶的身心感受和心灵境界，此后“七碗茶”成了人们吟唱茶诗的典故，更是传唱千年而不衰。此诗，对茶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之一的元稹。其有一首独特的宝塔体诗《茶》，堪称经典之至：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麴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

《茶》诗在看似游戏的文字中道出了茶的特性和功用，指出了茶与诗客、僧家的天然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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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诗之经典——《七碗茶诗》

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涉及唐代茶事如包装、形制、贡茶、采茶、制茶、煎茶、吃茶、茶政诸多方面，为世人称奇。诗中描述诗人收到好友孟谏议送来新茶，在珍惜之余，还想到了茶农采摘与加工茶叶的辛苦。此外，在煎茶和品尝时，诗人以神奇之笔，生动地描绘了饮茶一碗、二碗至七碗时的不同感受和情态，也有《七碗茶诗》之称。即“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这七碗茶不仅满足了诗人的口鼻之欲，还创造了一个奇妙的精神世界，使饮茶在文人雅士那里变成了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完美享受。

散文中的茶文化

茶除了在诗词之中得以表现之外，散文中的茶事也屡见不鲜。散文具有表现手法灵活，语言优美的特点。在散文的铺陈和描述下，茶的品性格外感人，令人回味无穷。

散文是指不讲究韵律的散体文章，没有任何的束缚及限制，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行文体例，包括杂文、随笔、游记等。在中国历史上，茶事散文很多，如西晋杜育的《井赋》、唐代顾况的《茶赋》、苏轼《叶嘉传》、明代张岱的《闵老子茶》、清代袁枚《随园食单》等等，此外还有大量的记事、记人、写景、状物的叙事和抒情茶文。

汉晋时代的茶散文

最早的涉茶散文是西汉王褒的《僮约》，其中有“烹茶尽具”、“武阳买茶”的记载。而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茶为题材的散文是西晋杜育的《赋》，但是这部作品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只能看到唐代欧阳询编篡的《艺文类聚》中收录的部分章节。

杜育在《赋》中以饱满的热情和不凡的才华对茶作了吟咏和赞美，文笔优雅、语言致美。他在文中描写了满山遍野的茶树，在肥沃的土壤里沐浴着阳光和雨露。初秋季节，人们结伴上山采制茶叶，并汲取清流之水，煎茶饮茶。

唐代的茶散文

顾况，字通翁，曾担任著作郎。继西晋杜育而创作的《茶赋》是唐代的第一篇茶事散文。赋中赞颂茶乃造化孕育之灵物，极写茶的社会功用：上可达于天子，下可广被百姓。表示自己只想在翠阴下用舒州产金铁鼎（风炉）烹泉煎茶，用越州产的茶具来品茶，在茶烟袅袅中消磨时光。

宋代的茶散文

宋代的茶事散文很多，如吴淑的《茶赋》，描写了茶叶的功效、典故和茶中珍品。宋代黄庭坚也善辞赋，他在《煎茶赋》也对饮茶的功效，品茶的格调，佐茶的宜忌，作了生动的描述，但是最为著名的则是苏轼的叙事散文《叶嘉传》。

苏轼在《叶嘉传》中塑造了一个胸怀大志，威武不屈，敢于直谏，忠心报国的叶嘉形象。《叶嘉传》通篇没有一个“茶”字，但细读之下，茶却又无处不在，其中的茶文化内涵丰厚。苏轼巧妙地运用了谐音、双关、虚实结合等写作技巧，对茶史、茶的采摘和制造、茶的品质、茶的功效、茶法，特别是对宋代福建建安龙团凤饼贡茶的历史和采摘、制造，宋代的点茶法有着具体、生动、形象的描写。

明清的茶散文

明代的张岱性情散淡，不求仕途，一心游山玩水，读书品茶，他的《闵老子茶》就记述了他拜访茶人闵汶水和与之品茗的经过，情节奇特，极具雅兴。

清代袁枚在他的《随园食单 茶酒单•武夷茶》中最早记录了武夷岩茶的泡饮方法和品质特点，也指出了饮茶能令人心情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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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玄的《茶味》（节选）欣赏

我时常一个人坐着喝茶，同一泡茶，在第一泡时苦涩，第二泡甘香，第三泡浓沉，第四泡清冽，第五泡清淡，再好的茶，过了第五泡就失去味道了。

这泡茶的过程令我想起人生，青涩的年少，香醇的青春，沉重的中年，回香的壮年，以及愈走愈淡、逐渐失去人生之味的老年。

我也时常与人对饮，最好的对饮是什么话都不说，只是轻轻地品茶；次好的是三言两语，再次好的是五言八句，说着生活的近事；末好的是九嘴十舌，言不及义；最坏的是乱说一通，道别人是非。

我最喜欢的喝茶，是在寒风冷肃的冬季，夜深到众音沉默之际，独自在清静中品茗，一饮而净，两手握着已空的杯子，还感觉到茶在杯中的热度，热，迅速地传到心底。

犹如人生苍凉历尽之后，中夜观心，看见，并且感觉，少年时沸腾的热血，仍在心口。

小说中的茶文化

中国的茶事小说源远流长，而且作品数量繁多、形式各异，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些茶事小说不仅丰富了茶文学的宝库，也是研究我国茶文化的宝贵资料。

中国古代的小说萌芽于先秦，发展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期，到元末与明清时期发展至高峰。但是自魏晋以来，茶开始成为一种极有价值的饮料而进入人们的生活，并逐渐成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因此，小说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文学形式，也开始描写有关茶事内容。

魏晋的茶事小说

中国茶事小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当时，茶的故事已在一些志怪小说中出现。如西晋王浮的《神异记》中有“虞洪获大茗”神异故事，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有“夏侯恺死后饮茶”的诡异故事，东晋陶潜的《搜神后记》（《续搜神记》）中有“秦精采茗遇毛人”神异故事，南朝宋代刘敬叔的《异苑》有“陈务妻好饮茶”诡异故事。这些志怪小说中的茶片段是中国茶小说的最初形式。

唐代的茶事小说

唐代的小说开始从志怪小说走向轶事小说，作品的纪实性增强。这也是中国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此时的茶事小说作品迭出，仅唐至五代的茶事小说就有数十篇，散见于刘肃的《大唐新语》、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苏鹗的《杜阳杂编》、王定保的《唐摭言》、冯贽的《云仙杂记》、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佚名的《玉泉子》等集子中。其中除了《酉阳杂俎》为志怪、传奇小说外，其余均为轶事小说。也就是说，唐五代茶事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记人物言行和琐闻轶事。

宋元的茶事小说

宋元时期，茶事小说依然以轶事小说为主，多见于笔记小说集。一类是专门编辑旧文，如王谠的《唐语林》，就汇辑了唐代文人的笔记50余种，其中有“白居易烹鱼煮茗”、“陆羽轶事”、“马镇西不入茶”、“活火煎茶”、“茶瓶厅”、“茶托子”、“茶茗代酒”、“煎茶博士”等篇章；再一类是记载当时的茶人轶事，如王安石、苏轼、蔡襄等人与茶有关的轶事。此外，宋代的一些话本和“讲史”中也有很多茶事，这些茶事小说，故事更加完整，情节更加曲折，描写更加细腻，在艺术上也达到较高的成就。

明清的茶事小说

明清时期，古典茶事小说发展进人巅峰时期，众多传奇小说和章回小说都出现描写茶事的章节，如《金瓶梅》第二十一回“吴月娘扫雪烹茶”、《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镜花缘》第六十一回“小才女亭内品茶”、《老残游记》第九回“三人品茶促膝谈心”等。据统计，《金瓶梅》中写到茶事的有420处之多，《红楼梦》120回中有112回写到茶事，《儒林外史》56回中有45回写到茶事。其他如《水浒传》、《西游记》、《拍案惊奇》、《儿女英雄传》、《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等明清小说，也有着对名茶、茶器、饮茶习俗、饮茶艺术的描写。

在明清时期的众多古典小说之中，描写茶事最为细腻、生动、传神的则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它堪称中国古典小说中写茶的典范。《红楼梦》中的贾府，日常生活中的煎茶、烹茶、茶祭、赠茶、待客、品茶等茶事活动甚为频繁。所以，《红楼梦》中的茶事描写，比其他古典小说都细致入微。这正如红学家胡文彬所说：“《红楼梦》满纸茶香”，《红楼梦》真正写出中国茶文化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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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的茶市

《儒林外史》是清朝的一部著名长篇讽刺小说。在这部作品中，对于茶事的描写有300来处，其中写到的茶有梅片茶、银针茶、毛尖茶、六安茶等。但最为精彩的是在第41回《庄灌江话旧秦淮河沈琼枝押解江都县》中，细腻地描写了秦淮河畔的茶市：“话说南京城里，每年四月半后，秦淮景致，渐渐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楼子，换上凉栩，撑了进来。船舱中间，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摆着宜兴沙壶，极细的成窑、宣窑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游船的备了酒和精撰及果碟到这河里来游，就是走路的人，也买几个钱的毛尖茶，在船上垠了吃，慢慢而行。到天色晚了，每船两盏明角灯，一来一往，映着河里，上下明亮。”

戏剧中的茶文化

茶与戏剧渊源很深，早期的戏剧就是通过茶馆进入城市，而茶歌、茶舞也对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中国还出现了以茶事为主的独立剧种“采茶戏”。

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茶浸染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茶事也自然会被戏剧所吸收和反映。

所以，从古至今的许多戏剧，不但都有茶事的内容和场景，有的甚至全剧皆以茶事为背景或题材，如昆曲《茶访》、元杂剧《苏小卿月夜贩茶船》等等。

茶与戏剧的深厚渊源

戏曲是通过茶馆进入城镇的，现代的戏园、剧场是由早年的茶园、茶馆演变而来的。茶馆在唐代已经出现，在宋代发展很快而且相当发达，当时京城的茶馆已成为茶客的消闲之地及艺人卖艺之所。早期的戏曲是在乡村庙台或晒场上表演的，进入城市则借茶园为演出之所，宋元时在茶园中尚无专设的戏台，以卖茶点为主．演出为辅，茶客一边品茶，一边听曲，看戏是附带性质。及至清代，不少茶园始改造成设有戏台的茶园，经过长期的发展，茶馆与戏园合二为一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茶馆是戏园的前身。

茶与戏曲的剧种、服装、腔调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剧种上，如采茶戏就是从民间的采茶歌、采茶舞、采茶灯、花灯戏、花鼓戏等脱胎发展起来的。“茶衣”，则是一种戏曲服装，一般是蓝布短衣，大领、大襟、半身，为剧中扮演各种不同行业的角色所穿。可能最初某一剧中茶房穿这种服装，旧戏班里就把这类脚色行当统称为“茶衣丑”，是京剧文丑的一种。在腔调上最为典型的是“黄梅戏”，旧称“黄梅调”，就是源于湖北黄梅一带的采茶歌。它的腔调，就是在不少地区采茶戏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曲调也均为采茶调。

采茶戏

茶不仅广泛地渗透到戏剧艺术之中，而且在我国还有以茶命名的戏剧剧种。这种剧种是在茶区人民创作茶歌、茶舞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以采茶歌、茶灯歌舞为表现形式，通常以小旦和小丑进行表演。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由于茶事发展而产生的独立剧种——“采茶戏”的国家。

关于采茶戏的起源，相传在唐明皇时代，宫廷中有一位教练舞女的歌舞大师雷光华为了逃避死罪而逃往江西南部，隐姓埋名于九华山，以种茶为生。雷光华在与当地人民共同生活、劳动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演唱艺术同地方小曲和采茶的动作糅合起来，从而创造了采茶歌，也就是民间所称的“茶灯”。起初“茶灯”只演唱“十二月采茶调”，后来逐步发展，音乐不断丰富并融入茶农的生活情节，到了明末清初，便形成了极富乡土特色的以茶舞演故事的采茶戏。

采茶戏的种类很多，根据流行地区的不同，分为江西采茶戏，闽西采茶戏，湖北的阳新采茶戏、黄梅采茶戏、蕲春采茶戏以及粤北采茶戏、桂南采茶戏等，虽然各具特色但都保留着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采茶戏的传统剧目很多，有数百个，如《四姐下凡》、《乌金记》、《菜刀记》、《私情记》等。其内容除生活小戏外，表现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剧目也较多，后受其他剧种影响，也演一些宫廷袍带戏，但数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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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剧经典——《吃茶》

《吃茶》选自明代王世贞的杂剧作品《鸣凤记》，其中描写了权臣严嵩杀害了力主收复河套的夏言、曾铣之后，深明大义的兵部车驾司主事杨继盛继续上书皇帝，痛陈严嵩的十大罪行而惨遭迫害的故事。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第五出《忠佞异议》，讲述的是夙秉精忠的杨继盛，拜访附势趋权的奸臣赵文华。两人在奉茶、品茶之中，旁敲侧击地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争斗，杨继盛借茶发挥，怒斥奸佞。其中有一段对话：“杨先生，这茶是严东楼(严嵩之子)见惠的，何如?”“茶便好，只是不香！”“香便不香，倒有滋味。”“恐怕这滋味不久远！”杨继盛乘吃茶之机，借题发挥，怒斥奸雄赵文华，可谓淋漓尽致。后来的昆剧丰富和突出了这段情节，并把这出折子戏定名为《吃茶》。

画卷中的茶文化

在中国美术史上，曾出现过不少以茶为题材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代表作流传于世。

茶与画有着先天的缘分，有记载的茶画有120多幅，但是由于茶画是作于纸或是绢上，很多都已经朽毁，所以保存下来的也就是40余幅。通过这些茶画作品，可以直观的了解古代茶事活动的具体情况，对研究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史有较大的历史价值。

唐代的《萧翼赚兰亭图》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茶画是唐代阎立本的《萧翼赚兰亭图》。画面描述的是唐太宗为了得到晋代书法家王羲之写的《兰亭序》，派谋士萧翼从辩才和尚手中骗取真迹的故事。

据载，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得知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藏于会稽辩才和尚处，遂降旨令其入宫。辩才心存戒心，一口否认，太宗只得放其归去，并令萧翼智赚此帖。萧翼乔装打扮成一介书生的模样，带着一些王羲之父子的杂帖，来到辩才和尚的寺庙，谎称自己是从山东来的，偶从此处路过，和尚便留他在寺中留宿。萧翼知识渊博、谈吐风趣，辩才和尚十分欣赏他的才气，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并引为“知己”。萧翼谈及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夸称自己随身所带的帖子是世间绝好的藏品。辩才说“这不足为奇，贫僧藏一绝品《兰亭序》”，并取给萧翼欣赏。萧翼牢记藏所，次日会同地方官到寺中取得“兰亭”真迹回长安复命。

《萧翼赚兰亭图》上的辩才和尚的位置处于画面的正中，与对面的萧翼正侃侃而谈。萧翼恭恭敬敬袖手躬身坐于长方木凳之上，似正凝神倾听辩才和尚的话语。一侍僧立于两者之间。画面的左下角为烹茶的老者与侍者，形象明显小于其他三人，老者蹲坐于蒲团之上，手持“茶夹子”，正欲搅动茶釜中刚刚投入的茶末，侍童正弯着腰手持茶托盏，准备“分茶”。此画将机智而狡猾的萧翼和淳朴的辩才和尚描绘得惟妙惟肖。

宋代的《卢仝烹茶图》

宋代主要有赵佶的《文会图》、钱选的《卢仝煮茶图》、刘松年的《斗茶图卷》、《碾茶图》等。《卢仝煮茶图》是以卢仝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为内容入题的。卢仝的茶诗除了描述饮茶时的各种感受之 外，亦极其明显地表露出“出世”之意。但是，诗歌中所发出的对现实世界的感喟，又将这种“意欲”拉回到了现实生活，也反映了卢仝“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心理。

《卢仝煮茶图》中卢仝身着白色衣衫，坐于山冈上，有仆人烹茶，卢仝身边伫立者当为孟谏议所遣的送茶之人。主人、差人、仆人三者同现于画面，三人的目光都投向茶炉，表现了卢仝得到阳羡茶迫不及待地烹饮的惊喜心情，同时又将孟谏议赠茶、卢仝饮茶过程完整地描摹出来。画面主题突出，人物生动形象惟妙惟肖，给观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元代的《斗茶图》

赵孟的《斗茶图》在以斗茶为主题的绘画作品中的影响最大。整个画面用笔细腻遒劲，人物神情的刻画充满戏剧性张力，动静结合，将斗茶的趣味性、紧张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图中有四位人物，两位为一组，左右相对，每组中的长髯者是斗茶营垒的主战者，各自身后的年轻人在构图上都远远小于长者，他们是“侍泡”或徒弟一类的人物，属于配角。图中的这两组人物动静结合，交叉构图，人物的神情顾盼相呼，栩栩如生。人物与器具的线条十分细腻洁净。

此外，明清时代的茶画也很多，如文征明《品茶图》、唐寅《事茗图》、陈洪绶《停琴品茗图》、董诰《复竹炉煮茶图》、李方膺《梅兰图轴》、薛怀《山窗清供图》等等，都是茶画中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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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墓壁画中的茶画

河北省张家口曾出土一批辽代的墓葬，墓葬内绘有一批茶事壁画。虽然艺术性不高，有些器具比例失调，但也线条流畅，人物生动，富有生活情趣。这些壁画全面真实地描绘了当时流行的点茶技艺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契丹统治下的北方地区的饮茶历史和点茶技艺有无法替代的价值。如张文藻墓壁画《童嬉图》，壁画右前有船形茶碾一只，茶碾后有一黑皮朱里圆形漆盘，盘内置曲柄锯子、毛刷和茶盒。盘的后方有一莲花座风炉，炉上置一汤瓶，炉前地上有一扇。画左侧有一茶具柜，4小童躲在柜和桌后嬉乐探望。壁画真切地反映了辽代晚期的点茶用具和方式，细致真实。此外，墓中还有张世古墓壁画《将进茶图》，张恭诱墓壁画《煮汤图》、6号墓壁画《茶作坊图》和1号墓壁画《点茶图》等。

书法篆刻中的茶文化

富有中国特色的书法和篆刻艺术中也有茶的身影，无论是秀美遒劲的《急就章》、气韵生动的《苦笋帖》，还是众多以茶为主题的篆刻作品，都体现了中国的茶文化独特风格。

书法是一种由线条组成的形象思维艺术，是中国独特的传统艺术。我国历代的书法家中都有茶人，他们的艺术生涯和交友活动中，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与茶有关的书法作品或墨迹。

最早的茶字书法

《急就章》相传三国时吴国皇象（生卒年未详）为幼儿启蒙识字所撰之书，共34章，2144字（末128字为后人所加），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成三言、四言、七言韵语，其中有“板柞所产谷口茶”一句，述说茶事，这也是最早的一幅含有茶字的书法作品。

最早的佛门茶书法

《苦笋帖》是唐代僧人怀素的作品。怀素，字藏真，湖南长沙人，以书法而闻名于世，特别是狂草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怀素平日善于饮酒，酒后常举毫挥洒，有神出鬼没之势，世人将他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但是《苦笋帖》之中的“狂诡”姿态弱了一些，清逸之态多了些，颇有古雅淡泊的意趣。

《苦笋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与茶有关的佛门书法，也是禅茶一味的产物。苦笋与茶的性状，同佛道中人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他通过书法充分体现了茶与禅的种种缘分。清代时曾珍藏于内府，现藏上海博物馆。它只有寥寥14个字：“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虽幅短字少，但却是怀素真迹中最为可靠的一件，所以此帖堪称书林、茶界之珍宝。

蔡襄茶书法

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福建人。北宋著名书法家，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为“宋四家”之一，以督造小龙团茶和撰写《茶录》一书而闻名于世，而《茶录》本身就是一件书法杰作。本书为真楷小字书写，约800字。正如欧阳修所评价的：“《茶录》劲实端严，为体虽殊，而各极其妙，盖学之至者。”

蔡襄的《北苑十咏诗贴》书写了《出东门向北苑路》、《北苑》、《茶垄》、《采茶》、《造茶》、《试茶》、《御井》、《龙塘》、《凤池》、《修贡亭》十首诗。作品以行书书就，风格清新隽秀，气韵生动，是难得的书法佳作。

篆刻与茶

中国的篆刻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印章就十分盛行，实际上篆刻就是镌刻印章的通称。印章字体，一般采用篆书，先写后刻，故称篆刻。在篆刻创作中，茶文化的题材虽不如诗文和书画繁多，但也为数不少，用美妙的词句和相宜的线条，勾勒出方寸之间的种种诗情画意。

知识小百科

朱文印和白文印

印章的分类方法很多，但一般都将其分白文印和朱文印两种。白文印，也叫阴文印，即印章里面的字是镂空的、凹进去的，所以盖出来的效果印底呈红色，文字呈白色。朱文印，又叫阳文印，它与白文印正好相反，盖出来的效果印底呈白色，文字呈红色。一幅书法作品上盖两方名章时，最好一朱一白，两章大小相宜。款尾用多章时，次序是先姓名章，后字、号章。两种印章就印色彩而言，朱文印分量较轻，白文印分量较重。墨色淡雅之作，宜用朱文印，保持两者和谐一致；墨色浓重之作，宜用白文印，使红彤彤的朱色与乌黑的墨色产生强烈对比，相映成趣。若一幅作品用数印，印色应有主次，即多朱配少白，多白配少朱，使之既有变化，又协调一致。

对联中的茶文化

对联与茶结缘，形成了以茶为题材的茶联，这也是茶文化的一种载体。中国古代的茶联主要有：名胜茶联、茶馆茶联和居家茶联三种。此外，也很多传世茶联源于诗词。

名胜茶联，即为名胜而题写的楹联，而且内容与茶有关。如江苏甘泉山寺德楹联：“甘味从苦中领取，泉声自远处听来。”此联对仗工整，语言清新质朴，是清代秀才姚挹所创。虽然此联未出现“茶”字，但“茶禅一味”的哲理却显而易见。

再如杭州西湖龙井茶区楹联：“秀翠名湖，游目频来过溪处；腴含古井，恰情正及采茶时。”此联作者不详，也有说是清代乾隆皇帝所撰，描绘了采茶时节龙井茶山的风光景色。

茶馆茶联

茶馆楹联，是悬挂于茶馆门庭或室内的对联，大多雅趣盎然，脍炙人口。如广州陶陶居茶楼楹联：“陶潜善饮，易牙善烹，饮烹有度；陶侃惜分，夏禹惜寸，分寸无遗。”这是一副“嵌头联”，作者巧妙地将“陶陶居”招牌的陶陶两个宇，分别嵌入了上下联的头一个字。同时茶联中列举了4个名人，引用了4个典故，对仗工整，妙趣横生。

再如湖北汉口天一茶园的楹联：“天然图画，一曲阳春。”这是一副简洁而内涵丰富，极耐品味的嵌头联。上下联的头一个字“天一”构成茶楼的名称。上联“天然图画”，极赞环境景色之美。下联“一曲阳春”，表明茶楼格调之高。寥寥八个字，字字珠玑，恰似一曲“阳春白雪”，韵高而醉人。

居家茶联

居家茶联的内容与茶有关，多为宅居主人的生活写照，彰显主人的性格和志向。如“茶爽添诗句，天清莹道心。”出自司空图之手，他是河中虞乡人，33岁登进士第，官至中书舍人，后归隐中条山王官谷。该联反映了司空图的避世观，有澄淡精致之美。

再如“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出自曹雪芹的《红楼梦》，这是贾宝玉为“潇湘馆”撰写的，该联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潇湘妃子林黛玉孤高圣洁的个性和雅致闲博的生活情调。

诗中的茶联

中国很多经典的茶对联是取自诗词。如“阳羡春茶瑶草碧，兰陵美酒郁金香。”此联的上联出自唐代诗人钱起的诗，下联出自诗仙李白的诗，上下联虽出自两位大诗人，但全无拼凑的痕迹，读来妙趣天成，不失为千古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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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的茶联趣事

相传，有一天郑板桥去一座名寺游玩，知客僧初见板桥，说了声“坐”。回首招呼小和尚“茶”。板桥也不介意，请知客僧领他去看古碑。言谈间，知客僧见板桥出言不俗，对古碑鉴赏精到，知为饱学之士，回到僧房，便道“请坐”，又叫小和尚“敬茶”。这时，进来一位达官贵人，一见板桥也在，连声招呼，知客僧这才知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郑板桥先生，赶忙露出肃然起敬的样子，恭恭敬敬地对板桥说：“请上坐”，回过头来急忙吩咐小僧：“敬香茶”。郑板桥看到僧人前倨后恭，心中很不舒畅，起身告辞，知客僧连忙拿出纸、墨、笔、砚，请板桥先生留下墨宝，郑板桥一口答应，不假思索，挥毫大书了一副对联：

上联：坐，请坐，请上坐；下联：茶，敬茶，敬香茶。知客僧看后顿时涨红了脸，感到尴尬万分。从此，“茶与坐”之联，成了人们对势利小人的辛辣讽刺。

谚语中的茶文化

茶谚，是中国茶叶文化发展过程中派生出的文化现象。它主要来源于茶叶饮用和生产实践，并采取口传心记的办法来保存和流传。茶谚不只是中国茶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民间文学中的一种形式。

许慎《说文解字》中讲，“谚：传言也”，可见谚语就是指群众中相传的一种易讲、易记而又富含哲理的俗语，它是在民间创作，并且在民间流传的定型化语言，它是生活经验的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茶谚语是谚语中的一个分支，即民间口耳相传的易讲、易记、富含哲理的关于茶叶的俗语。它主要来源于茶叶生产实践和茶叶饮用，是茶叶生产经验和茶叶饮用的概括或表述。茶谚语不仅是中国茶学或茶文化中的一宗宝贵遗产，从创作或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又是中国民间文学中的一枝奇葩。

有关茶树种植的谚语

“法如种瓜”见于唐代陆羽《茶经》。意即种茶如种瓜，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对瓜的种时、种法均详载。陆羽借种瓜之法喻种茶之法，为后世所传。

“要吃茶，二八挖”即农历二月的春耕和八月的伏耕有利于茶叶的增产。如果茶园长期不掘，茶树就将无茶可采，正应了另一句茶谚“三年不挖，茶树摘花”。

“高山出名茶”主要流行于浙江一带。因为高山云雾多，光线较为柔和，对茶树的生长有利；空气湿度大，有利于茶叶叶面的持嫩性；昼夜温差大，土壤有机质多，有利于提高茶叶的香气。类似的谚语还有“高山云雾出名茶”。

有关茶叶采摘的谚语

“三岁可采”出自唐代陆羽《茶经》，意为茶籽种下后，三年即可采茶。出于《茶经》中的谚语还有：“叶卷上，叶舒次”，即嫩叶卷曲的可制上等茶，叶片已展平的茶叶品质较次；“笋者上，芽者次”的意思是肥壮的茶芽像笋那样饱满，而细弱的茶芽就显得逊色了。

“会采年年采，不会一年光”，流行于陕西一带。其中的“会采”指的是“留叶采摘”的方式，这种采摘方式可以确保茶树产出的可持续性。如果不采用此法，虽然当年的产量很大，但来年的产量会大大减少。同类的谚语还有“留叶采摘，常采不败”。

有关茶叶制作的谚语

“小锅脚，对锅腰，大锅帽”指的是将珠茶制为圆形的三道特定的工序，从炒小锅、炒对锅到炒大锅，而且到工序各有侧重。

“高温杀青，先高后低”强调杀青时先用高温后用低温。不论是炒青或蒸青，都是利用高温破坏酶的催化作用，不使叶子变红。在杀青后阶段，酶的活化已破坏，叶子水分大量蒸发，此时应适当降低温度，达到“老而不焦，嫩而不生”的效果。

有关茶叶贮藏的谚语

“茶怕异味”这是因为茶叶中所含的物质活跃，极易吸收各种气味，而且不宜分离。这句谚语朴实明了地告诉人们要注重茶叶的贮存。

“贮藏好，无价宝”主要流行于江苏、浙江等地。讲茶叶贮存的重要性。不善贮茶者，其茶色、香、味、形俱变，如同陈茶一般。既降低了饮用价值，又失去欣赏价值。善贮茶者，即便存放一年以上，依然香气不散，滋味不变，颜色不走，其经验如无价之宝。

有关茶叶饮用的谚语

“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出自唐代陆羽《茶经》。意为饮茶之水以山中之水为最好，江河之水为其次，井下之水为最差。

“客来敬茶”出自中国民间俗语。唐宋以来，“客来敬茶”在中国民间已经形成习俗，并成为我国各民族的传统礼节。随着中国茶文化对海外的传播，“客来敬茶”的礼节也成了其他国家的日常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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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泡茶慢慢香”是否科学？

民间茶谚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很多茶谚都是茶人智慧的结晶，如“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变成草”的价值更高。但茶谚不一定都有理，例如“冷水泡茶慢慢香”就是很值得怀疑的一例。实践表明，冷水泡茶不会香，温水泡茶也难沏出茶的香气，泡茶一定要用开水，特别是乌龙茶，最好是用刚刚烧开的水，如此才够力，方能把茶叶中的有效成分——酚性物、氨基酸、糖类、多种维生素……给一股脑地泡将出来，使人在味浓之中产生愉悦和鲜爽的口感。潮汕工夫茶更是非刚开的水而不泡！绿茶则不宜用刚开的水，这是因为滚开的水会把细芽嫩叶给烫熟了。

第十一讲 茶与名士——风骨融清寂

文人茶文化概览

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古至今，有许多文人与茶结缘，不仅写下了许多对茶吟咏称道的诗章，还留下了不少煮茶品茗的史话，同时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

自茶以饮料的面貌出现之后，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士，如在中国文学史上，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和扬雄，而他们两个都是早期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扬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谈到茶。

魏晋以来，天下大乱，文人的才华无以施展，社会上开始兴起清谈之风。然而终日高谈阔论，必然需要一些助兴之物，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谈家们就转而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

南北朝时，几乎每一种文化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醒的手段；在佛家那里，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

唐朝不仅是中国茶文化的形成时期，在这个诗的朝代，茶诗也颇负盛名。如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杜甫的《重过何氏五首之三》、白居易的《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等等，有的赞美茶的功效，有的以茶寄托诗人的情感，显示了唐代茶文化的兴盛与繁荣。

北宋前期经济繁荣，茶文化极为发达。当时的茶诗、茶词大多表现以茶会友，相互唱和，以及触景生情、抒怀寄兴的内容。到了南宋，由于朝廷苟安江南，茶文化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在茶诗、茶词中开始出现了不少忧国忧民、伤事感怀的内容，最有代表性的是陆游和杨万里的咏茶诗。

元代咏茶的诗文，以反映饮茶的意境和感受的居多。著名的有耶律楚材的《西域从王君玉乞茶，因其韵七首》、洪希文的《煮土茶歌》、谢宗可的《茶筅》、谢应芳的《阳羡茶》等等。

明代的咏茶诗比元代多，著名的有黄宗羲的《余姚瀑布茶》、文征明的《煎茶》、陈继儒的《失题》、陆容的《送茶僧》等。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代还有不少反映人民疾苦、讥讽时政的咏茶诗。

清代也有许多诗人撰写咏茶之诗，如郑燮、金田、陈章、曹廷栋、张日熙等等，甚至清代的皇帝也亲自创作茶诗，这在我国历史上算是一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曾五次为杭州西湖龙井茶做诗，这在中国茶文化史上亘古未有。此外，此时的文人开始重视品水，名茶伴好水，是饮茶之道中最为精辟的一项内容。

在近代，从文学家到政治家，爱好饮茶的人更是不计其数。鲁迅爱品茶，经常一边构思写作，一边悠然品茗。著名文学家老舍更是位饮茶迷，还研究茶文化，深得饮茶真趣。他以清茶为伴，创作的《茶馆》成为文学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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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饮茶助学

南宋著名词人李清照在《金人录后序》中，记录了她与丈夫赵明诚回到青州(今山东青州市)故第闲居时的一件生活趣事：那时他们经常共同读书，“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每天饭后必作“饮茶助学”游戏，胜者者先品茶为快，常玩得茶倾杯覆，兴尽而散。据《金石录后序》载：“……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当时，李清照夫妇利用饭后间隙，一边考记忆，一边饮茶。这种能增强记忆，促进学习效果的“饮茶助学”的佳话，一直为后人所传颂，也为茶事增添了很多风韵。

僧人茶文化概览

郑板桥曾说过“自古山僧爱斗茶”，这句话十分精确地道出了僧人斗茶的嗜好。实际上，自佛教传入中国就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僧人的种茶、制茶、品茶更是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

北宋时期，僧人的斗茶活动十分活跃，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切磋茶叶的色、香、味和品饮的方法，这对茶叶种类的增加和品质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当时各大寺庙都大兴种茶、采茶、制茶，人们称之为“佛茶”。所以，这些寺庙里的僧人们也都善于品饮，并美其名曰“茶禅一味”，这使僧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

佛教在唐代更为盛行，所以茶与佛教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了。佛教重视“坐禅修行”，要求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禅境，以达到“轻安明净”的状态，这就要求僧人们莲台打坐、过午不食。而茶则有提禅养心之用，又可以祛除饥饿，所以就选茶作为其修行的饮品。僧人茶文化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点。

促进了茶艺的发展

僧人对茶的热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对茶艺的追求上，并将它作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比如宋代佛门中的斗茶、分茶。此时的茶技已经发展到精益求精的地步，创造出了茶艺美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没有哪个朝代如此热衷于斗茶，注重茶的感官趣味。

首先，僧人对品茶方式的贡献。以分茶为例：分茶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烹茶游戏，善于此道者，能在茶盏上用水纹和茶沫形成各种图案，当时人也称这一技艺为“汤戏”。而这种独特的艺术美的创造，很大一部分都得归功于僧人的贡献。

其次，僧人对茶的种植与品种的培育也起了重要作用。千百年来各寺院都遵循一条祖训：“农禅并重”。可见制茶、售茶对僧人的影响，许多名茶都是由和尚制的，如“碧螺春”产于洞庭水月院山僧、武夷岩茶也由寺僧制作、蒙顶山茶的采制也由僧人经手等等。

加强了与世俗的文化交流

宋代的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请许多文人名士前来赴会。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这样就使得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有了交流的机会，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

其中最有名的茶宴要算是“径山茶宴”。径山，位于天目山东北高峰，处于浙江著名的产茶区。径山寺始建于唐，到宋时十分有名，宋孝宗亲自御笔题额“径山兴盛万寿禅寺”，从宋到元，都享有“江南禅林之冠”，而茶宴也举办了将近一百年之久。

推动了茶道的产生

南北朝时，佛教就受到统治者大肆推崇，此后历代王朝都乐于此道，因此佛教在我国古代得以蓬勃发展。佛门弟子不仅很早就开始饮茶，“茶道”二字也是首先由僧人提出的。佛教禅宗主张圆融，能与其他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茶道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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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佛门中的“分茶”高手

宋代的分茶是一种技术性很强的烹茶竞技性活动，当时的人们也把这种茶技叫做“汤戏”。而这种玩茶技艺很多都来源于各大寺庙，因而宋代的分茶高手基本上都是出自佛门。谦师就是其中比较出色的一个。谦师分茶，有独特之处，据他自己说：“烹茶之事，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他的茶艺在宋代很有名气，不少诗人都用对他加以赞誉，如北宋史学家刘攽有诗曰：“泻汤夺得茶三昧，觅句还窥诗一斑”。后来，人们便把谦师称为“点茶三昧手”。福全和尚则是另一个分茶高手。陶谷《清异录 茗苑门》：“福全和尚‘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小小物类唾手办而。”陶谷认为这种技艺“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神通之艺也。”

酒茶兼好的白居易

唐代的伟大诗人白居易酷爱茶叶，曾自称是个“别茶人”。他用茶来激发创作灵感、提高自身修养、结交名人志士、沟通儒释道，他写过很多关于茶事的诗篇。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唐代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把茶事大量“移入”诗坛，体现了茶在文人心中地位的上升。他也是在我国的诗坛上茶和酒并驾齐驱的诗人。白居易虽嗜酒成性，但又有好茶之举。究其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朝廷曾下达禁酒令，长安一带不准饮酒；还有人说是因为唐代中期贡茶兴起，白居易也是为了追赶时尚。以上的说法或许都有道理，但白居易作为一个大诗人，从茶中体会到的不仅仅是茶的物质功能，肯定还有艺术家特别的感悟。他一生一世与茶为伴，早上饮茶、中午品茶、晚上喝茶、酒后索茶，甚至睡觉前还要饮茶。他还精于鉴别茶的好坏，曾自称“别茶人”。

用茶激发创作灵感

卢仝曾说：“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这是浪漫主义的夸张。白居易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诗人，对茶激发诗兴的作用他说得更实在：“起尝一碗茗，行读一行书”；“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这些是说明茶助醒脑、茶助文思、茶助诗兴的作用。同时，吟着诗品茶也更有滋味。

用茶提高自身修养

白居易生逢乱世，但并不是一味地苦闷和呻吟，而常能在忧愤中保持理智。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伤感、杂律四类。他的茶诗一是休闲雅致，二是伤感郁闷。白居易常以茶宣泄沉郁，正如卢仝所说，茶可浇开胸中的块垒。但白居易毕竟是个胸怀报国之心、关怀人民疾苦的伟大诗人，他并不过分感伤于个人的得失。

茶还有助于清醒头脑，是提高修养的良丹妙药。白居易在《何处堪避暑》中写道：“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虽被世间笑，终无身外忧”。以茶陶冶性情，于忧愤苦恼中寻求自拔之道，这是他爱茶的又一用意。此外，白居易不仅饮茶，而且还开辟茶园，亲自种茶。他在《草堂纪》中就记载，他的草堂边就有“飞泉植茗”。在《香炉峰下新置草堂》也记载：“药圃茶园是产业，野鹿林鹤是交游”。所以，在白居易看来，饮茶、植茶也是为回归自然。

用茶结交名人志士

在唐代，名茶并不易得。所以，官员、文士常相互赠茶或邀友品茶，以表示友谊。白居易的妻舅杨慕巢、杨虞卿、杨汉公兄弟都曾从不同地区给白居易寄好茶。白居易得茶后常邀好友共同品饮，也常应友人之约去品茶。从他的诗中可看出，白居易的茶友很多，尤其与李绅交谊甚深。他在自己的草堂中说：“应须置两榻，一榻待公垂”，公垂即指李绅，看来偶然喝一杯还不过瘾，二人要对榻而居，长饮几日。白居易还常赴文人茶宴，如茶山境会亭茶宴，太湖舟中茶宴等。从中可以看出，中唐以后文人以茶叙友情已是寻常之举。

用茶沟通儒、释、道

白居易晚年好与儒、释、道交往，自称“香山居士”。居士是不出家的佛门信徒，白居易还曾受称为“八关斋”的戒律仪式。茶在中国历史上是沟通儒道佛各家的媒介，儒家以茶修德，道家以茶修心，佛家以茶修性，都是通过茶来净化私欲，纯洁心灵。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三教合流的趋势。白居易就是通过品茶与儒、释、道的各界名流进行交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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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酒不嫌茶的白居易

白居易与许多唐代早期、中期的诗人一样，原本是非常喜欢饮酒的。有人曾经做过一项统计，在白居易流传后世的两千八百多首诗中，其中涉及酒的有九百多首，而以茶为主题的诗只有八首，诗中涉及茶人、茶事、茶趣的共有五十多首，二者加在一起一共有六十多首。由此可以推断，白居易爱酒不嫌茶。《唐才子传》中说他“茶铛酒杓不相离”，这也反映了他茶酒兼好的情况。在白居易的诗中，茶和酒并不一争高下，而是像姊妹一般出现在一首诗里，彼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自题新昌居止》中“看风小榼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讲的是在不同的环境里有时饮酒，有时饮茶。又如《和杨同州寒食坑会》中“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则是把茶作为解酒之良方。

以茶代酒的皎然

唐代诗僧皎然不仅知茶、爱茶、饮茶，更与茶圣陆羽是莫逆之交，写过许多茶诗并提倡“以茶代酒”的品茗风气，对唐代及后世的茶艺文化发展有莫大的贡献。

白居易的茶诗清灵飘逸，然而在白居易之前，唐代还有一位嗜茶的僧人也写过许多茶诗，并不亚于白居易，他就是皎然。皎然早年信仰佛教，在杭州灵隐寺受戒出家，后来迁居湖州乌程杼山麓妙喜寺，与武当元浩、会稽灵澈为道友。皎然博学多才，不仅精通佛教，还精于经史子集，他文笔清秀瑰丽，作品也很丰硕。最重要的是，皎然不仅是个诗僧，更是个茶僧，他精于烹茶，作有许多茶诗。

“诗僧”与“茶圣”的友谊

陆羽在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前后来到湖州，在妙喜寺与皎然结识，后来二人成了忘年之交。皎然与陆羽共同的爱好和兴趣不仅体现在日常的饮茶、谈佛、论道，更体现在他们的纯洁个性中。陆羽隐逸的生活，使得皎然造访是经常不遇。在皎然的名篇《寻陆鸿渐不遇》中就反映了皎然因造访陆羽而不遇的惆怅心情，对陆羽的仰慕之情跃然纸上。从皎然的诗中，除了可以了解到两位忘年交之外，这些诗作也是研究陆羽生平事迹的重要材料。如后人有关茶圣陆羽的形象，很多都是从皎然的诗中获得的。此外，他们在湖州所提倡的节俭品茗习俗对唐代后期茶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更对后代茶艺、茶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淡泊的饮茶观

皎然淡泊名利，豁达坦然，不喜欢迎来送往的恶俗之风。他也不愿广交朋友，只与韦卓、陆羽深交，颇有“不欲多相识，逢人懒道名”的率真个性。皎然的生活形态也非常简单：饮茶、读书、饭野蔬。品茶是皎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嗜好。每当友人来送茶，皎然总是高兴地赋诗致谢，分享品茶的乐趣。在皎然的诗中，茶已经上升到一种极美的境界。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在怀念故人时，曾将茶与人格修养联系起来，这很显然是受到了皎然的影响。后来逐渐成为古人的一种习惯性思维，就像将梅兰竹菊隐喻为君子一样，茶也成为了高尚人格的象征，饮茶成了厚德之人的文化表征。

皎然不仅喜欢以茶会友，他和陆羽一样关心着茶事。他也在一些诗中记载了茶树的生长环境、采摘季节和方法、茶叶的品质与气候的关系等等。优美的诗句不仅为历代文人们所津津乐道，更是人们研究当时湖州茶事的宝贵资料。

茶的意境学

意境是中国哲学和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范畴，而在意境理论中，皎然是不能被遗忘的一个人。皎然由茶入诗，由诗入禅，又由禅悟出了意境。皎然的意境理论不仅是一种文艺审美的理论，更是一种人生境界。中国哲学在谈到人生境界时，往往借鉴佛家的三个层次，表述为：“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在皎然那里，人生境界是意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作为诗人的皎然，对出世、入世也许并没有刻意地去追求，但对于人生的意境，他有着独特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境界，都生活在有一定意义的境域或意境之中，即诗意地栖居于一定的境界中。就像品茶，淡淡地去品味生活，这便是皎然的境界。

皎然不仅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更在实践中实现着自己的主张。他是这一时期茶文学创作的能手，他的茶诗、茶赋鲜明地反映出这一时期茶文化的特点和咏茶文学创作的趋势。皎然描写的是一种超然脱俗、唯我独在的美妙境界，这也是皎然心中所向往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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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与陆羽的“共同之处”

皎然是唐代禅门高僧、诗僧，还是大唐著名的茶僧。陆羽是唐代茶道高人，编著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后人称其为“茶圣”。二人有许多共同的方面：

其一，他俩都是大唐诗坛的亮星、笔耕不辍的作家。

其二，他俩都是释、道、儒三教的门里人。

其三，他俩都爱品茶评水，并精研茶艺。

其四，他俩都爱游历天下名山大川。

其五，他俩都是有烟霞之趣却不灭出世之想的隐者。

其六，他俩都是终身不娶的独身主义者。

也正因为他们有这么多共同之处，所以才能结为“淄素忘年之交”，友谊持续数十年之久，直到生命的终结。

从诗人到茶官的陆游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在仕途上屡受挫折，但他的一生都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作为管理地方茶务的“茶官”，还是“资深茶客”他都对茶深怀崇敬之心。此外，他还写下了很多茶诗流传后世，为中国茶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陆游（1125-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广为人们传诵。他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这并不是虚数，在《陆游全集》中涉及茶事的诗词多达320首，是历代写茶事诗词最多的诗人。

陆游早年喜欢喝酒，作品也颇为丰富。正如他在诗中说“孤村薄暮谁从我，惟是诗囊与酒壶”。到福建当茶官之后，开始嗜茶，并将茶作为主要消遣之物。陆游称自己的一生有四项嗜好：诗、客、茶、酒，以诗会友，以茶待客。

陆游一生经历坎坷，壮志未酬。年轻时曾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决心，一片报国之心悠然可见。但是，他却在充满挫折的仕途中消磨意志，慨叹自己报国无门。陆游一生曾在福州、江苏、四川、江西等地为官，辗转祖国各地，在大好河山中饱尝各处名茶。他是南宋的著名爱国大诗人，也是一位嗜茶诗人。茶孕诗情，裁香剪味，陆游的茶诗情结，是历代诗人中最突出的一个。陆游的茶诗，包括的面很广，从诗中还可以看出，他对江南茶叶，尤其是故乡茶的热爱。

“茶官”陆游的坎坷仕途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陆游被举荐在福建管理茶事。闽北的山山水水，特别是武夷山优美的自然风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十余年的茶官经历，使他有机会品尝到天下的各种名茶，从而留下许多有关名茶的绝妙诗句。如“建溪官茶天下绝”、“隆兴第一壑源春”和“钗头玉茗妙天下，琼花一树直虚名”。“思酒过野店，念茶叩僧扉”，他对北苑茶、武夷茶、壑源茶以及峨嵋、顾渚等地的名山僧院的新茶也很为赞赏。

隆兴元年(1163年)他从福建宁德任满回京，孝宗皇赐给他小饼龙团茶。小饼龙团是福建上等贡茶，专供皇帝所用。陆游获赐此茶感到十分高兴，所以碾茶时就乘兴写下赞誉建茶的经典诗作《饭店碾茶戏作》。

陆游在建州的茶事

陆游在建州(今福建建瓯市)时吟咏甚多，满纸珠玑的茶诗寄寓深远。茶道的高尚，斗茶的技巧，建茶的韵味，制茶的妙法，以及对建茶的品评与他的爱国豪情都写入饮茶诗。此期间陆游与朱熹交往甚笃，朱熹曾以武夷茶中头品馈送，他接茶后写下《喜得建茶》来感谢好友赠茶，并赞誉建茶的优佳品质。

此外，陆游自从来建州之后，对北苑贡茶颇感兴趣，不仅嗜饮茶而且研究茶经，深谙斗茶品茶之道。淳熙六年，武夷山举办了一次斗茶竞赛，陆游也莅临武夷斗茶现场。当时，炅峰白云庵住持慈觉和尚的“供佛茶”下场斗试，赢得“斗品充官司茶”。陆游在《建安雪》中大赞武夷茶，明为咏雪，实为咏茶。

陆游在诗中还对“分茶游戏”作了不少的描述。分茶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烹茶游戏，善于此道者，能在茶盏上用水纹和茶沫形成各种图案，也有“水丹青”之说。宋代斗茶风形成一种“分茶”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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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灶自煮茶”的陆游

陆游最喜欢绍兴的日铸茶，他在诗中说：“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闲品故园茶。”而当时日铸茶已经被列为贡茶，因此陆游更加珍爱此茶。陆游烹煮日铸茶十分讲究，正所谓“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汲泉煮日铸，舌本方味永”。可见日铸茶必须用名泉之水烹煮，才能相彰显其美妙之处。陆游还十分精通茶的烹饮之道，而且总是以自己动手烹茶为乐事，并一再在诗中自述：“归来何事添幽致，小灶灯前自煮茶”，“山童亦睡熟，汲水自煎茗”，“名泉不负吾儿意，一掬丁坑手自煎”，“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等等。

精于茶道的苏东坡

中国宋代杰出的诗人苏东坡不仅一生爱茶，还精于种茶、烹茶、品茶，更是创作出不少咏茶词作。在中国诗坛有“茶道全才”之称，为中国茶文学史上的一面旗帜。

相传，苏东坡极为爱茶，还与佛家结下了深厚的茶缘。他在杭州做官时，常与佛僧品茗吟诗。据说，他自己常向灵隐寺的老僧索讨茶叶，多次后不好再索取，就叫仆人头带草帽、脚登木屐到老僧那里去借东西。他并不告诉仆人要借什么，仆人去老僧处也不说要借什么，老僧却看出了苏东坡的玄机，只好又送一包茶叶给他。原来，草头、人、木三字组合正是一个“茶”字。

苏东坡(1037—1101年)，宇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中国宋代杰出的文学家。长期遭贬谪的仕途生活，使苏轼的足迹遍及我国各地，从钱塘之水到峨眉之峰，从宋辽边陲到岭南、海南，为他品饮各地的名茶提供了机会。在中国文学史上，与茶叶结缘的文人不计其数，但像苏东坡那样精于种茶、烹茶、品茶，对茶史、茶学也颇有造诣的则不多见。同时，他也还创作出很多咏茶诗词。

苏东坡的种茶之道

苏东坡亲自栽种过茶树。这是在他刚遭贬到黄州时，由于他经济困难，生活拮据，黄州一位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借来一块荒地，他从此便开始亲自耕种，并以地上收获来周济生活。之后，他在这块取名“东坡”的荒地上种了茶树。正如《问大冶长者乞桃花茶栽东坡》中所说的：“磋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

苏东坡还精通茶叶的种植之道。他在《种茶》诗中说：“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弥旬得连阴，似许晚遂茂”，即茶种在松树间，虽生长瘦小但不易衰老。移植于土壤肥沃的白鹤岭，由于连日春雨滋润，才得以恢复生长、枝繁叶茂。可见，苏东坡在躬耕期间已经深吾茶树的习性。

苏东坡的烹茶之术

苏东坡十分精于煮茶。他提出“精品厌凡泉”，认为好茶必须配好水。熙宁五年在杭州任通判时，就作有《求焦千之惠山泉诗》，这是苏东坡用诗的形式向当时知无锡的焦千之索要惠山泉水。在他的《汲江煎茶》中还提到，煮茶用的水是他亲自在钓石边（不是在泥土旁）从深处汲来的，并用活火（有焰方炽的炭火）煮沸的。为此南宋胡仔赞叹到：“此诗奇甚，道尽烹茶之要”。

苏东坡的品茶之法

苏轼深知茶的功用。有一次，苏轼身体不适，他先后喝了七碗茶，之后就感觉身轻体爽，病已不治而愈。苏轼的《论茶》还介绍茶可除烦去腻，用茶漱口，能使牙齿坚密。

苏东坡对煮水器具和饮茶用具很讲究。他指出“铜腥铁涩不宜泉”，“定州花瓷琢红玉”。即用铜器铁壶煮水有腥气和涩味，陶瓷烧水则味道最为纯正；喝茶最好用定窑产的兔毛花瓷，又称“兔毫盏”。苏东坡在宜兴时，还亲自动手设计出一种提梁式紫砂壶。后人为了纪念他，就把这种茶壶命名为“东坡壶”。“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就是苏东坡用此壶烹茶独饮时的生动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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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取水欺介甫

在宋代，苏东坡与王安石（字介甫）的关系颇为特殊，他们之间还有一段千古传诵的茶故事。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与苏东坡同朝为宫，虽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又政见相悖，但仍是挚友。有一次，王安石托苏东坡在长江三峡的中峡取一壶水煮药茶用。谁知苏东坡过三峡时只顾看风景，将此事忘了，便从下江打了一壶水入京送给王安石。王安石煮茶品过后说：“你在欺骗老夫，这本是下江水!”苏东坡大惊，承认了是下江水，但令他不解的是，都是长江中的水，王安石何以能辨别呢。王安石说：“三峡上江水急，下江水缓，只有中间水相宜，我用你送的水泡茶半晌才见茶色，故知为下江水。”由此可见王安石的博学之处。王安石说：“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

以茶看社会的鲁迅

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也喜欢喝茶，但是他喝茶并不十分讲究。更为重要的是，鲁迅是借喝茶来剖析社会和人生，并抨击其中的弊病之处。

鲁迅（1881-1936年）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他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士大夫家庭，自幼受诗书经传的熏陶，对文学、艺术有很深的造诣。此外，鲁迅也爱喝茶，他的日记中和文章里就记述了很多饮茶之事和饮茶之道。

鲁迅的喝茶习俗

鲁迅喝茶不是很讲究，据周遐寿在《补树书屋旧事》中说，“平常喝茶一直不用茶壶，只在一只上大下小的茶杯内放一点茶叶，泡上开水，也没有盖，请客吃的也只是这一种。”由此看来，鲁迅喝茶所用的茶杯和过去的茶缸差不多。周遐寿还提到当时常到邑馆与鲁迅聊天的钱玄同。钱玄同到邑馆来，一般是在午后，一直与鲁迅谈到深夜才回去。晚饭后鲁迅照例给倒上热茶，还装一盘点心放在旁边。钱说：“饭还刚落肚呢。”鲁迅说：“一起消化，一起消化。”这就是同消化的典故。从这件事不仅可以看出鲁迅的幽默，也可以感受到他喝茶的特点。

鲁迅的家乡绍兴盛产茶叶，主要以绿茶为主，但它的品质不如杭州的龙井，所以鲁迅更喜欢龙井茶。鲁迅到上海以后，因为离杭州较近，又有同乡友人在杭州工作，就常托人代购。1928年鲁迅同夫人许广平游西湖，回去时也没有忘记买龙井茶。据他的友人章廷谦回忆：“在要回上海的前一天上午，鲁迅先生约我同到城站抱经堂书店去买一些旧书。又在旗下看了几家新书店。晚上一同到清河坊翁隆盛茶庄去买龙井。鲁迅先生说，杭州旧书店的书价比上海的高，茶叶则比上海的好。书和茶叶都是鲁迅先生所爱好的，常叫我从杭州买了寄去。”

鲁迅喝茶看社会

鲁迅对喝茶和人生有着独道的见解，并且善于借喝茶来剖析社会和人生。鲁迅有一篇名为《喝茶》的文章，其中说道：“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感觉”。“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但这是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后来，鲁迅把这种品茶的“工夫”和“特别感觉”喻为一种文人墨客的娇气和精神的脆弱，而加以鞭挞和讥讽。

他在文章中嘲讽道：“……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区别罢。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由此可见，“清福”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享受的，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命运不一样。同时，鲁迅先生还认为，“清福”并非时时可以享受，它也有许多弊病，享受“清福”要有个度，过分的“清福”，有不如无。

鲁迅的《喝茶》，就像是一把解剖刀，解析着那些无病呻吟的文人们。虽然题为《喝茶》，但其茶中却别有一番深意。鲁迅心目中的茶，是一种追求真实自然的“粗茶淡饭”，而绝不是斤斤计较、细致入微的所谓“工夫”。鲁迅所追求的“粗茶淡饭”恰恰是茶饮的最高层次：自然和质朴。因此，鲁迅笔下的茶，是一种“社会之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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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许广平的盖世茶情

鲁迅搬到北京西三条胡同第二年的一天，许广平突然来访，大概是由于初次造访，她便邀上林卓凤一起前来。走进屋内就见桌上放着两只茶盏，无疑是茗谈的客人刚走。此刻鲁迅便又净了一净茶盏，招呼道：“请坐，就随便用茶吧。”许广平随即动手也斟上一盅茶，大大方方走上前去敬给鲁迅先生，并且不无谐趣地说道：“初次拜访先生，不敢失礼，就请先生跟‘小鬼’一道用茶吧!”这倒弄得鲁迅一时支吾其词，当即从许广平手中接过茶盏，呷了呷茶，接着似乎半是谦谨，半是打岔说：“很是抱歉，今朝我可拿不出新茶来招待二位噢。”此后，鲁迅与许广平从当初的纯乎师生之谊，后经过一个余月的书信频繁往还，逐渐相爱了。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亲昵地称她“小鬼”，许广平复信时也以“小鬼”自命了，而后她把信拿给林卓凤，林卓凤看后禁不住掩口而笑。

隐于茶斋的周作人

鲁迅笔下的茶，是一种“刀枪和匕首”，而周作人文中的茶，则是书斋之中的“苦茶”，是对现实的归隐和逃避。他一生钟爱绿茶，崇尚清茶闲话，“苦中作乐”才是他心中真正的茶道。

周作人(1184—1968年)，字起孟，号知堂，晚号苦茶庵老人。绍兴人，鲁迅之弟，曾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任《新潮》月刊编辑主任，创办《语丝》杂志等，被认为是现代杰出的散文家。他的小品文以通达雅致，平和冲淡为特色，开创了颇有影响的“苦茶派”文学。在现代文人中，他与茶的关系也很突出，在他的小品文中很多都谈到了茶。

独饮绿茶的周作人

周作人从小就开始饮用绍兴本地采制的平水珠茶，他的许多散文中都谈到他饮绿茶的习惯。如早期文章《喝茶》、《关于苦茶》，以及解放后的《吃茶》和《煎茶》。他在这些文章中说自己只爱绿茶，而不喜欢红茶和花茶。在1924年的《喝茶》中还说“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周作人除了喝龙井、平水珠茶外，还有六安茶、太平猴魁、横山细茶等等。除此之外，周作人在日记中还记载他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就喝了近500克龙井，可见周作人的茶瘾很大。

清茶闲话的周作人

周作人很向往清茶闲话的生活，这也是历史上文人逸士的普遍偏好。1923年他在《雨天闲话 序》中说“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为愉快的事”。一年之后，他在《喝茶》中又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这已充分彰显了周作人内心深处固有的传统士大夫气息。事实上，他在大部分的人生时光中也的确是过着这种悠闲的生活，读书、写作、吃茶、会友便是他的全部。

以茶待客的周作人

周作人经常用茶款待客人，碧云在《周作人印象记》中回忆道“书房桌椅布置得像日本式的，洁净漆黑茶盘里，摆着小巧玲珑的茶杯”。梁实秋在《忆岂明老人》中也细致地回忆了他在周作人家中吃茶的情景，“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盘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此外，林语堂在《记周氏兄弟》中还描绘了周作人举办的“语丝茶话”的活动。

钻研茶道的周作人

周作人不但喜好喝茶，也研究茶学。如他喝过苦丁茶后，就翻阅了大量的古书和资料来考证其来历，甚至将民间可以用来代茶的植物都梳理了一遍。还像学生作植物学实验一样，认真地将杯中叶子取出弄平，仔细观察。周作人对辅茶的食品也很精通。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他对下关江天阁茶馆的茶食“干丝”(豆制品)非常喜欢，此外，他对日本茶点也很赞赏，认为其形式优雅、味道朴素，很适合茶食。但他印象最深的是绍兴周德和豆腐店的“茶干”，他曾在《喝茶》一文中对其进行详细的描绘。

吃“苦茶”的周作人

周作人饮“苦茶”，并不是指他的饮茶习惯越来越浓，只是反映了他的生存状态。历史上，文人的最高理想是济世救世，但往往又怀才不遇，于是开始转向归隐山林，游戏人生，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寻求艺术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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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苦茶文学

周作人认为现代文学的源流是明末“公安派”文学。周作人的小品文同明清流行的“公安派”的性灵文学一脉相承，形成了冲淡、清涩、平和并有广泛影响的“苦茶派”文学。周作人在1945年把自己的文章分为两大类，“正经文章”和“闲适文章”。他说自己写闲适文章时，的确是像吃茶喝酒一般，正经文章则仿佛是馒头或大米饭。他还说自己这些闲适的小品文就像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只能当作雅玩。曹聚仁对周作人的“苦茶”文学曾做过如下评价：“知堂（周作人）的文字，淡远移人，如饮龙井茶，耐人寻味。”他的小品文，亲切通达而妙趣横生，还夹杂着几分忧郁、惆怅，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别有一种苦涩之味。周作人自己认为：“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

因《茶馆》而闻名的老舍

中国著名文学家老舍以《茶馆》而闻名于世，他的创作基础是基于对茶馆的亲身经历和深刻感悟。在生活中，老舍也是一个爱茶之人，他所好之茶很为广泛，喝茶也比较随意。

老舍(1899—1966年)，北京人，满族，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最常用的笔名。老舍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以善于描写旧北京市民与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而著称。他的话剧《茶馆》就是以一家茶馆的兴衰表现了新旧社会交替的历史变迁。读了老舍先生的《茶馆》，就会对旧北京、旧社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当然，也正是由于老舍对茶、对茶馆的深刻经历，才能写得出如此经典的话剧。

《茶馆》的创作渊源

贫民家庭出身又久居北京的老舍先生，创作《茶馆》是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的。老舍出生的第二年，充当守卫皇城护军的父亲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使他从小就熟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喜爱流传于北京市井巷里和茶馆的曲艺、戏剧。

在老舍的出生地小杨家胡同附近，当时就有茶馆。每次他从门前走过，总爱多瞧上几眼，或驻足停留一会儿。成年后也常与朋友一起去茶馆品茗。所以，他对北京茶馆非常熟悉。1958年，他在《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中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么?这样，我就决定了去写《茶馆》。”所以，正因为老舍先生对“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有切身的感悟，才能写出《茶馆》这样的经典之作。

酷爱饮茶的老舍

在生活中，老舍本人也极为好茶，边饮茶边写作是他一生的习惯，他的“茶瘾”很大，并且喜饮浓茶，一日三换，早、中、晚各来一壶。外出体验生活，茶叶是随身必带之物。在他的小说和散文中，也常有茶事提及或有关饮茶情节的描述。他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谈到，他的降生，虽是“一个增光耀祖的儿子”，可是家里穷，父亲曾为办不起满月而发愁。后来，满月那天只好用清茶来恭候来客。

老舍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日不离茶，他在回忆抗战生活的《八方风雨》中说，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但生活的品位并没有下降，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茶带来的情调。在云南的一段时间，朋友相聚，他请不起吃饭，就烤几罐土茶，围着炭盆，大家一谈就谈几个钟头，倒是颇有点“寒夜客来茶当酒”的儒雅之风。

老舍爱茶，兼容并包，无茶不饮，不论绿茶、红茶、花茶，都爱品尝一番。即便是出国访问，也忘不了喝茶。老舍有一次去莫斯科访问，在房间泡茶喝，但刚喝上几口，就被服务员拿去倒掉了。原来外国人喝茶是定时论“顿”的，以为老舍喝完了。老舍只能哭笑不得地说：“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呀!”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俄茶文化的差异。

老舍在家里也经常用好茶、名茶来款待客人。正如一位作家回忆说：“北京人爱喝花茶，认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有很多人把茉莉花茶叫作茶药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由此，我们可知，老舍自己喝茶比较随便，但他待客的茶是颇为讲究的。

老舍的《茶馆》也许早已成为历史，但茶却永远会伴着中国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特别是在像老舍一样的文人那里，坐茶馆永远是在体味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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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茶馆

老舍茶馆是以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茶馆，始建于1988年。在这古香古色、京味十足的茶馆里，客人每天都可以欣赏到来自曲艺、戏剧等各界名流的精彩表演，同时可以品用各类名茶、宫廷细点和北京的各种风味小吃。因此，老舍茶馆就像是一座历史博物馆，浓缩了京城文化的古韵，人们在感官享受的同时，精神也受到一次文化的洗礼。自开业以来，老舍茶馆接待了很多中外名人，在世界各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中在1992年接待了日本前首相中曾根，1993年接待了新加坡总统王鼎昌，1994年接待了美国前总统布什，2005年接待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等世界知名人士。

第十二讲 茶馆兴衰——市井茗风浓

初露锋芒的唐代茶馆文化

茶馆文化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和市民茶文化的兴起，茶馆开始出现。当时的茶馆已经初具规模，在许多名人的笔下也多有记载，但其文化特征还不明显。

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以贩卖茶饮为生的商贩。西晋文学家傅咸在《司隶教》中就记述了四川地区一个老婆婆因上街卖茶粥而被官府衙门驱逐的故事。《新唐书 陆羽传》也记载了：“天下普遍好饮茶，其后，尚茶成风。”可见，中国饮茶的历史虽然很早，但饮茶之风的真正盛行是在唐代中晚期。而茶肆就是随着饮茶习俗的兴盛而出现的，这一种以喝茶为主的综合性群众活动场所。唐宋时称茶馆为茶肆、茶坊、茶楼、茶邸，明代以后始有茶馆之称，清代以后就惯称茶馆了。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说：“（唐代开元年间）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是关于茶肆最早的记载。

茶馆的萌芽

纵观唐代茶文化史，茶肆在这一时期出现主要是由于当时饮茶之风的盛行。唐朝初年，茶叶的种植已经非常普遍，茶税也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税收，但文人饮茶的风气尚未盛行，所以关于饮茶的记载并不很多。安史之乱后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由于唐王朝由盛而衰，朝中政治斗争激烈，许多知识分子因政治失意，又受佛教禅宗的影响，转而崇尚幽静，追求自然、淡泊的人生境界，因此饮茶之风开始盛行。尤其是陆羽《茶经》的问世，助长了文人的饮茶之风，关于饮茶的记载也越来越多。

唐代茶馆的概况

在唐代茶馆中，陆羽被奉为茶神。《新唐书 陆羽传》中记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

关于唐代茶馆的情况，唐代知识分子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资料。但总体看来，茶馆在当时主要是用于休息、解渴的。《封氏闻见记》记载了不少茶邸的佚事，唐朝长庆初年，有一次韦元方出门，正好遇见裴璞，裴璞“见元方若识，争下马避之入茶邸，垂帘于小室中，其从御散坐帘外。”这里的“茶邸”就是茶肆。关于茶馆的文字记载，除了已经提到的《封氏闻见记》外，还有一些著作涉及唐代的茶馆。据《旧唐书 王涯传》载，文宗太和七年，江南榷茶使王涯在李训诛杀宦官仇士良事败后，苍惶出逃，但逃至永昌，在一家茶肆里喝茶时，不幸被禁兵擒获。此外，宋代李昉等编的《太平广记》也有在茶肆中休息的相关记载。

此外，日本僧人圆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还记载了唐代农村的茶馆。书中记载唐会昌四年(844年)六月九日，圆仁在郑州“见辛长史走马赶来，三对行官遇道走来，遂于土店里任吃茶。”据吴旭霞《茶馆闲情》描述，唐代除了长安有很多茶肆之外，民间也有茶亭、茶棚、茶房等卖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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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典茶馆样式——书斋式

书斋式茶馆是将读书和品茶合二为一的一种茶馆形式，茶客在这里喝的虽是茶，但品的却是文化，茶馆之中展现的是“书卷”之气。这样的茶馆也可以在书房中设置，以中国传统的家居书房为模式，彰显古朴雅致之风，散逸文化厚重之气。如上海的“书香门第”茶楼里有间名曰“宣香”的茶室，内备文房四宝、条案及红木写字台。精通及热爱书法、绘画的高雅人士可在此捕捉灵感，即兴写诗、作画。宣纸的香味伴随着茗香在空气中回荡，不断点燃、擦出创作的火花。杭州的仙羽茶庄，也设有书房式包房一间，里边透出一股淡淡的墨香，茶友来此，既可品茗论茶，又可即兴泼墨，留下丹青小趣。

方兴未艾的宋代茶馆文化

唐代的茶馆主要是供人们喝茶休息的公共场所。到了宋代，茶馆的社会功能逐渐增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休息场所，它还具有了联络感情、交流信息、休闲娱乐以及解决社会纠纷等功能，而茶馆文化也就随之形成。

到了宋代，由于皇室的提倡，饮茶之风更为盛行，而且以极快的速度深入民间，茶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吴自牧《梦粱录》说：“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宋代的茶馆也开始兴盛起来，几乎各大小城镇都有茶肆，而且逐渐脱离酒楼、饭店，开始独立经营。

北宋都城开封自五代时就有茶馆。据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北宋建都开封后，在皇宫门内的朱雀门大街、潘楼东街巷、马行街等繁华街巷，都是茶肆林立。南宋经济较北宋发达，城市也更加繁华，南宋都城杭州及各州县都开有茶馆。据范祖禹《杭俗遗风》所载，杭州城内还有所谓“茶司”，其实就是一种流动的茶担，是为下层百姓服务的。

茶馆兴盛的缘由

南北宋在外交上十分软弱，使得封建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一种压抑感。当时的文人已经没有了奋发昂扬的精神，转而寻求个人生活的精致。此外，由于当时农村耕地的扩大和农作物单位产量的提高，许多人脱离了农业生产，从事文化活动，知识分子人数激增。而且宋代重文轻武，文人有着极高的政治地位，他们崇尚平淡、幽静，精神和物质生活倾向纤弱、精致，而饮茶恰恰具备了这一特点。文人的饮茶为下层百姓所效仿，这对饮茶之风向市井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市民阶层的兴起对宋代茶馆的兴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两宋城市人口较多，来源也非常复杂。除了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挑夫、小贩之外，还有很多落魄文人、僧人、妓女等。宋代的茶叶种植十分广泛，不但产量大为增加而且制茶的技术也迅速提高，出现了许多名茶。这为饮茶之风的盛行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此外，北宋王朝在军事部署上也十分奇特，采取了“守内虚外”的政策，把大部分军队驻屯在国内的重要地区，以防范农民的反抗。同时，为了防止农民迫于饥寒，铤而走险，北宋王朝每到荒年还大量招募饥民来当兵，从而使军队的数额不断扩大。这些人口都涌入城市，他们自然需要一个能够满足他们住宿、饮食、娱乐、交流信息的活动场所，于是茶馆等服务性设施开始流行。

茶馆的文化功能

宋代的茶馆具有一些文化功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饮茶解渴的场所，它开始给人们提供精神愉悦的功能，这在茶馆的装饰上表现的很明显。如《梦粱录》中说杭州的大茶馆富丽堂皇，目的虽然为了吸引客人，但它确实美化了环境，增添了饮茶的乐趣。今天，许多茶馆同样重视装饰，使得饮茶具有了优雅的环境。此外，许多茶馆还安排了多样化的文化活动，以满足不同层次人们的需要。

据史料记载，宋代除了唱曲、说书、卖娼、博弈的茶馆之外，还有人情茶馆、聘用工人的市头、蹴球茶馆、大街车儿茶肆、士大夫聚会的蒋检阅茶肆，甚至还有买卖东西的茶馆。出入茶馆的人也形形色色，尤其是一些靠茶馆谋生的社会下层百姓。据《东京梦华录》载，茶馆中有专门跑腿传递消息的人，叫“提茶瓶人”。最初，这些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文人，后来范围扩大，媒婆、帮闲也厕身其间了。

两宋茶馆虽不是鼎盛时期，但它基本上奠定了中国传统茶馆文化的基础，此后元、明、清直至近代的茶馆虽呈现出不同风貌，但基本没有超出两宋茶馆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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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宋代茶馆

宋代茶馆的种类很多，主要有以下四类：

歌舞茶馆，即《东京梦华录》中所谓“按管调弦于茶馆酒肆”。据《武林旧事》所载，杭州较有名的茶坊都有歌妓。

说书茶馆。据《夷坚志》载，在南宋孝宗时，杭州茶馆中就有人说书了。据《夷坚志》载：“四人同出嘉会门外茶肆中坐，见幅纸用绯贴，尾云：‘今晚讲说《汉书》。”

妓院茶馆。《梦粱录》载：“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花茶馆。”

博弈茶馆。洪皓《松漠记闻》载：“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五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各具特色的元明茶馆文化

到了元代，茶馆依旧风行九州，崇尚“俗饮”也是这一时期茶馆文化的特征。明代的茶馆文化则更为成熟，雅俗并存的文化格局更是彰显了中国茶馆文化的兼容并包。这时的茶馆，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缩影。

元代茶馆的数量很大，在民间甚至把“茶帖”（类似于现在的代金，专门在茶馆中使用）当钱使用，由此可见茶馆在元代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普及。元代茶馆的社会功能也是多样化的。如元人秦简夫的杂剧《东堂老劝破家子弟》中说，“柳隆卿、胡子传上，云：……今日且到茶房里去闲坐一坐，有造化再弄个主儿也好。”这里的柳隆卿、胡子传是戏中两个帮闲无赖人物，他们所说的“再弄个主儿”即寻找有钱人家的子弟，怂恿其挥霍，自己从中捞钱的意思。这个例子说明元代茶馆文化已经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了。

崇尚“俗饮”的元代茶馆文化

元代文人对茶馆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普遍认为茶馆品位不高，“非君子驻足之地”。而元朝的社会情况有较大的变化，文人受其影响很大。因为入主中原的蒙古族人不太重视文化教育，元朝建立之初就取消了科举考试，使许多知识分子失去了惟一的一条走向仕途的道路。郁闷的文人开始热衷于泡茶馆，以排解心中的烦闷。

由于蒙古人性格豪爽质朴，对宋代精致文雅的茶艺茶技不感兴趣，而是喜欢直接冲泡茶叶。因此，散茶在元代大为流行。散茶简化了饮茶的程序，在某种程度更加有利于饮茶的普及，促进茶馆的大规模发展。此外，随着饮茶的简约化，元代茶文化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即“俗饮”日益发达，饮茶与百姓生活结合得更为密切而广泛，而“俗饮”也正是茶馆文化的精神。

“雅俗共享”的明代茶馆文化

“茶馆”一词正式出现在明代末期。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崇祯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明代茶馆较之唐宋，多元化倾向更加明显。经过唐、五代、宋、元的发展，茶馆在明代走向成熟。

明代茶馆较之以前各代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茶馆的档次有了区分，既有面对平民百姓的普通茶馆，也有了满足文人雅土需要的高档茶馆，后者较之宋代更为精致雅洁，茶馆饮茶对水、茶、器都有严格的要求，这样的茶馆自然不是普通百姓可以出入的。明代市井文化相当繁荣，这是由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品经济也十分发达。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明代的茶馆文化又表现出更加大众化的一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即是明末北京街头出现了面向普通百姓的大碗茶。

明代茶馆除了茶水之外，还供应各种各样的茶食，仅《金瓶梅》一书就提及了十余种之多。此外，这一时期曲艺活动盛行。北方茶馆有大鼓书和评书，南方茶馆则盛行弹词。这为明代通俗文学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岱在《陶庵梦忆 二十四桥风月》还记载了江苏扬州“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烧，出巷口，依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可见妓女之众、茶馆之多，而妓女与茶馆的共生关系更值得研究。

元明茶馆文化具有雅俗共存的特征，从而突破了茶馆的庸俗化倾向，满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需求，也使茶馆自身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进一步体现了茶馆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茶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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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茶馆样式——室内园林式

当“自然”越来越为城市稀缺时，把大自然搬入茶馆，在室内营造自然美景的做法就日益风行。它以中国园林建筑为蓝本，模仿古代私家花园而建，极富典型的江南园林特色茶馆。小桥、流水、亭台、假山、拱门，被从室外移入室内，一应俱全，使人恍若置身烟花三月的江南。不经意间，秀美的山石中，已经映现了几分闲情野趣，而那清宁质朴的氛围，更能使人真切地融入到久违的大自然之中。如上海的车马炮茶坊整体设计借鉴了明清时代江南园林亭、台、楼、阁的设计布局。茶桌周围布置着流水、溪石、栽花等景观，更有难得一见的水风车。在幽雅的音乐背景中，使人仿佛置身江南的小桥流水之中。

登峰造极的清代茶馆文化

由于经济的繁荣，清代的茶馆遍布于全国各地，清茶馆、饭茶馆、书茶馆和戏茶馆开始流行于当时的各大城市。

清代茶馆遍布全国各地，其数量之多为历代所不及。据统计，当时北京有名的茶馆就有几十家，上海比北京还多出一倍，而产茶胜地杭州的茶馆更是鳞次栉比，在西湖周围，几乎到了步步为营的地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就描述到 “(马二先生)步出钱塘门，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又走到(面店)间壁一个茶室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嚼嚼，……又出来坐在那个茶亭内”。此外，清代民间茶馆的繁荣甚至波及到了皇宫。乾隆年间，每到新年，朝廷即在圆明园中设买卖一条街，街中即有模仿一般城市所设的茶馆，而且逼真如实，热闹异常。由此可见当时茶馆吸引力之大、影响之深。

茶馆繁盛的缘由

清代前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励精图治，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清代的制茶业比以前更为发达，康熙中叶，福建瓯宁一地就有上千个制茶作坊或工厂，大厂往往多达100多人，小厂也有几十人。云南普洱所属的六茶山，雍正时已名重于天下，入山采茶制茶者很多。据乾隆《雅安府志》卷七《茶政》所载的“茶船遍河”，可见当时茶叶的贸易之盛以及消费数量之巨大。

除了经济的繁荣之外，清代的社会结构也有利于茶馆的发展。清朝是满族人统治的国家，旗人享有特殊的权利，在安定和平的局面下，八旗子弟游手好闲，频繁出入于茶馆、酒肆之中，带动了茶馆业的繁荣。

清代茶馆的文化功能

清朝茶馆的文化功能与前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茶馆仍然是供人们饮食、休息、娱乐、交流信息的活动场所。当时的茶馆大约有四种，即清茶馆、茶饭馆、书茶馆和戏茶馆。

茶饭馆则是针对普通民众，但是其提供的饭食一般都很简单，不像饭馆的品种多。上文提及《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游西湖，茶室供应的食品就有橘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等，严格说来，这连简单的饭食都算不上，只是辅茶的点心。

书茶馆在清代非常盛行，北京东华门外的东悦轩、天桥的福海轩等就是有名的书茶馆，是人们娱乐的好地方。

戏茶馆在清代也很常见，最早的戏馆统称茶园，是朋友聚会喝茶谈话的地方，看戏不过是附带的性质。这些戏馆不收门票，只收茶钱，可见茶馆与戏曲的密切关系。

茶馆文化的繁盛

清代出入茶馆的人涵盖了社会的各阶层。这些人在茶馆中演绎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这一定意义上讲，茶馆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人们在茶馆中品的不仅仅是茶水，而是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以及自己人生历程中的酸甜苦辣。这也使得茶馆文化在这一时期开始走向成熟。

茶馆文化是市民茶文化的产物，而市民又是一个人数众多、身份难以界定的庞大阶层，由于出身不同、修养不同、贫富不同，需求也就各不相同。为满足他们的不同需要，茶馆的经营方式必然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甚至背离了茶馆的基本原则。但恰恰是这样一种多样性和开放性成就了中国的茶馆文化，因为大众性、娱乐性、包容性才是茶馆文化的精神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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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茶馆样式——民族式

民族式，又称“民居式”，也称作“民族乡土式”。民居，是指各地具有地域风格的民用住房。如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云南的傣家竹楼、新疆的毡包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乡土的氛围不仅能营造出茶馆别致生动的室内情调，也能使茶客体验亲切和质朴的民俗韵味。民族茶馆借鉴特有的乡土建筑手法来营造室内空间。比如，借用徽派建筑特色的徽式茶馆，模仿特殊吊脚楼建法的傣族茶馆等。通常为了烘托乡土风味和民俗情韵，茶馆内部陈设有诸如竹木家具、牛车、蓑衣、古井、石磨、水桶、水车等带有地域风情的日常生活用具，以追求一种乡村气息。

日渐式微的近代茶馆文化

近代中国的文化特征是文明与愚昧并存，先进与落后同在。中国的茶馆文化自然也要受这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发生了很多变化。

老舍的《茶馆》对近代茶馆文化有两段经典描写：

“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和饭菜。玩鸟的人们，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为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

“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象把海边上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剧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方法。这里也可以听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 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三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这两段话精准地概括了中国近代茶馆的社会功能。

茶馆文化的转变

中国近代茶馆文化与古代茶馆文化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就是茶馆中茶的角色转化问题。茶馆刚刚兴起的时候，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饮食与休息，后来又有了娱乐和信息交流的功能，但喝茶还是重要内容。尤其是文人进茶馆，讲究茶、水、器，使茶馆开始向高雅精致的方面发展，与市民的“俗饮”一起成为茶馆文化的两大特色，二者互不干涉，平行发展。

到了近代，茶馆有了更多的社会功能，如老舍在《茶馆》中的相关描述，茶水在其中只起了一个媒介作用，地位有所下降。茶馆似乎只是一个场所，饮茶变得可有可无了。有些茶馆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名为茶馆，志在其他。一些茶馆甚至变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说，茶馆从它最初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是市民文化的结晶，它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满足他们的要求是茶馆经营的一个原则。

茶馆的污秽之风

近代中国，社会环境极其污浊，茶馆也深受其影响。近代茶馆中的狎妓之风依旧风行。据一些史料记载：当时青莲阁茶肆中的茶客并不是品茗之人，而是品雉（雉就是流妓）；同芳茶居，每到天黑之时，妓女就会蜂拥而至。日本在中国开设的一些茶馆其实质也是妓院，提供服务的都是从日本招来的妙龄少女，但后来因为有损日本声誉而被查禁。此外，黑社会在茶馆的活动也很多，从事窝藏土匪、私运枪支、贩卖毒品、绑架勒索、拐卖人口等罪恶活动。当时出入茶馆的人更是三教九流，除社会闲杂人员之外，甚至有私访的官员、政府的密探，以至于大小茶馆都贴有“莫谈国事”的字条。茶馆中的悠闲之风荡然无存。

新文化运动之后，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科学”、“民主”之风的盛行，大量的西方思想进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日趋衰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茶馆也随之没落。人们的娱乐、休闲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新兴娱乐设施的兴起，诸如舞厅、影院等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去茶馆中喝茶的人越来越少。中国的茶馆业开始进入了萧条时期。

总而言之，茶馆文化就是俗文化。它的特点就是其开放性、平民性和包容性。近代茶馆，虽然污秽之风盛行，但它仍然是茶馆文化的发展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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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茶评理

“以茶评理”是调解打架的一种方式。乡间街坊发生了纠纷(有关房屋、山林、水利、婚姻等)，彼此觉得不值得上衙门，就去茶馆评理。具体的情形是：发生纠纷的双方约定时间，在茶馆外面临街的地方摆两张桌子，邀请当地最有声望的人去坐评判，在场茶客，每人一碗茶水，听双方陈述始末，由茶客评议，最后由最有声望的人裁决，理亏者付清茶资，双方不得反悔，事情就算圆满解决。但也有因调解不成而使打架升级的。许多地方都有这种风俗，这大约是由茶馆的特殊性质决定的。

平民色彩的北京茶馆文化

北京的茶馆最早出现在元朝，明清两代发展很快。因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所以北京茶馆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并不明显，大众性是北京茶馆的主要文化特征。

北京的茶馆在清代极为发达，它的发展与清代“八旗子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泡茶馆有关。在清末，甚至官居三、四品的大员，也喜欢坐茶馆。很多北京百姓也有喝茶的习惯。不少北京人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泡茶、喝茶，茶喝够了才吃早饭，所以，老北京人早晨见了都问候：喝了没有? 如果问吃了没有，就有说对方喝不起茶的嫌疑，是很不礼貌的。由此可见，饮茶已经成为北京民众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也是茶馆中的主角。

独特的茶馆习俗

北京的茶馆与南方的茶馆不同，有很多独特之处。其一，北京茶馆是把开水与茶叶分开结账，有的茶馆干脆只供应开水，称为“玻璃”，听凭茶客自带茶叶，“提壶而往，出钱买水而已”。其二，北京茶馆所卖的茶叶，一律是茉莉花茶，俗称“香片”，不像南方茶馆还有红茶、绿茶等多种茶叶供应。其三，茶馆里用的茶壶也很有特点，大肚子，细长壶嘴，俗称“铜搬壶”，沏茶时从柄上一搬，开水就从壶嘴流出。

北京茶馆的服务人员都是男性茶倌，而没有女招待。因为茶馆中人员庞杂，如遇见不检点的茶客，会使主客都不愉快，这也是一种行规。《茶馆》中的王利发在茶馆经营惨淡而打算请女招待时，要自己掌嘴的原因就在于此。此外，茶馆伙计提水壶的手势有讲究，要手心向上、大拇指向后。茶谱写在特制的大折扇上，客人落座后，展开折扇请其点茶。

田园风味的野茶馆

野茶馆是指设在北京郊外的茶馆。旧时北京的郊区与现在不同，具有纯粹的乡村特征，而茶馆也是农家小院的模样。茶馆的设置也很粗陋，多是紫黑色的浓苦茶。这类茶馆主要以环境清幽、格调朴素为卖点，主要是供人休闲、遣闷，也可做临时的歇脚点。这种风格的野茶馆也正好契合了文人对田园的追求，所以也曾经红火一时。北京较著名的野茶馆有麦子店茶馆、六铺炕野茶馆等。

茶助弈兴的棋茶馆

北京的棋茶馆多集中在天桥市场一带，茶客以普通百姓为主，而且多是闲人。大多数棋茶馆只收茶资不收棋盘租费，但茶室的设备十分简陋，只是将长方形木板铺于砖垛或木桩上，然后在上面画上棋盘格，茶客便可以在这里边饮茶边对弈，来这里的人们主要是为了下棋，对茶具、茶叶并不讲究。当然，北京也有专门的棋茶馆，这些棋茶馆环境高雅、器具别致，如什刹海二吉子围棋馆、隆福寺二友轩象棋馆等。

简朴的季节性茶馆

北京的季节性茶馆一般设施都比较简陋，但其环境却十分适合吃茶。尤其是什刹海附近的茶馆最为有名，旧时的什刹海不仅有荷花，还有各种水生植物，如菱、茨等，甚至还有不少稻田。坐在这样的茶馆里喝茶，满园的荷塘景色尽收眼底，颇有一番“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滋味。季节性茶馆往往还兼卖佐茶的点心，种类多而且做工精致，较有名的是莲藕菱角、豌豆黄等。

除此之外，北京的新式茶馆也曾经繁盛一时。新式茶馆是以茶社、茶楼命名的茶馆。庚子祸乱后，北京前门外建造了几处新式市场，如劝业场、青云阁等，茶社就开设在新式市场中。这种茶社的鼎盛时期是在清末民初前后十三四年中，在30年代中叶则开始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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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茶馆中的

“大”、“清”、“书”、“饭”

大茶馆茶价低廉，在清代曾经红极一时，茶客多为旗人。大茶馆人员繁杂，是信息交流的中心，极具大众性。这与北京特殊的城市特色有关：关心政治，注重清谈，生活悠闲。

清茶馆则以喝茶为主，茶客也多为闲散老人和纨绔之辈。在这里喝茶的人多谈论家常琐事，也有茶客在这里谈论买卖，互通信息。

书茶馆里则有艺人说书，客人要在茶资之外另付听书钱。所评书主要有长枪袍带书、侠义书、神怪书等。书茶馆培养了许多著名艺人，如女艺人良小楼、花小宝、小岚云等。

茶饭馆除喝茶之外也可以吃饭，但提供的饭食都很简单，不像饭馆的品种繁多。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里的裕泰茶馆就是一家茶饭馆，所备食物似乎只有烂肉面一种。

雅致繁盛的上海茶馆文化

上海茶馆文化始于清代初年，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茶馆开始成为人们休闲娱乐、信息交流、商洽经济的场所，也是人们品味社会的窗口。

清朝初期的洞天茶楼是上海的第一家大型茶楼，比之稍晚一点的是丽水台茶楼，从此上海茶馆的生意开始兴旺起来。史载，清末宣统元年（1900年），上海约有茶馆64家，到了民国八年（1919年），短短十年间便增到164家。近代上海的茶馆更是发展迅速，随着市民文化日益发达，茶馆也成为人们消闲、娱乐、交流的重要场所。

不同等级的茶馆

上海有很多高档茶馆，出入这种茶馆的人一般来自上流社会，多为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商贾老板以及在社会颇有名望的帮、门、会、道首领等。这类茶馆大多地处城市繁华地段，店面高大雄伟，不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内部装潢，都极为讲究。茶馆内环境优雅，器具名贵，还设有内室和雅座，茶资也比一般茶馆高得多。

上海还有许多大众茶馆，它遍布街市里弄。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一种俗称“老虎灶”的茶馆。老虎灶一般设在马路边，砌一个灶头就可以开店。店内一般用的是廉价紫砂壶，茶叶也是最低档的粗茶。这类茶馆的茶客多为穷苦百姓和一些无业游民。当时的老虎灶也时兴“吃讲茶”，但这里的吃讲茶，不是为了生意上的矛盾或帮派之间的纷争，而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如借钱不还、家庭纠纷等。

茶馆的社会功能

上海的茶馆是新闻的集散之地。各路记者、巡捕侦探都经常光顾茶馆。记者在茶馆听到一些消息后，往往当场在茶馆里写稿，然后送往报社印刷发行。而巡捕侦探不仅从茶馆中得到破案线索，有的甚至在茶馆办案，把茶馆变成公事房。不过，这种茶客喝茶是不付茶资的，茶楼老板则依仗他们的势力维持市面。

上海的茶馆还是商人们进行交易的场所，他们也是上海一些茶馆的主要茶客。每日清晨，各行各业的商人都到茶馆里洽谈生意，著名实业家刘鸿生在那时就经常出入“青莲阁”茶楼与人进行煤炭交易。而创建于清末的“春风得意楼”更是商贾们的聚集之地，时间一长，商人们就形成了每天到茶楼的固定时间，并且按照不同的行业交错，形成了“茶会”。

上海的茶馆中还有一种专门从事房屋租赁或买卖的经纪人。由于他们经常活跃在上海的各种茶楼中。所以，一般有房屋出租、出卖或需租赁房屋的人就经常去茶楼与经纪人接洽。此外，上海的茶馆还有劳务市场的功能。在一些茶馆中，经常有一些手工工匠在这里等待雇工。

茶馆中的曲艺

上海有曲艺表演的茶馆多是中小型茶肆，这类茶馆一般都比较宽敞，以便于安置茶壶茶杯，茶客也可以随听随喝。茶馆门口常挂着一块黑牌，用白粉写上艺人姓名和所说的书名。尤其是到年底，茶馆主人还争邀各路艺人联袂登台表演，这时的茶客最多，茶馆主人为了容纳更多的听客，往往把桌子和凳子全部撤掉，茶也不备了，因为茶客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喝茶，主要是为了听书。

茶馆对听书的老茶客服务极为周到，有的茶馆甚至在书台前设置专门的席位，以供这些人享用。而这些茶客入座时也很有特点，要茶不张口，而是用手势表示：食指伸直是绿茶，食指弯曲是红茶，五指齐伸微弯是菊茶。上海的书场式茶馆较著名的有景春楼、玉液春茶楼以及城隍庙附近的茶楼，如春风得意楼、乐辅阆、四美轩等。

上海的茶馆文化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风貌，从中可以品味到西方思潮下的旧上海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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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瓶与“老虎灶”的兴衰

清朝末期，上海的老虎灶很少，而且生意也很平淡，那时的商店大多自己生炉子烧开水，供店伙计泡茶喝。因为如果自家不生炉子，就需要拎茶壶到老虎灶去冲开水，而当时没有开水瓶等保温设施，一壶茶喝完，就必须再去老虎灶，如果离老虎灶很远，就非常不便。

到20年代初，德商礼和洋行将英格兰化学家杜瓦发明的真空瓶加以改造，制成热水瓶。一些商店和单身汉为了减少麻烦，都不再自己生炉烧水，而是直接拿热水瓶到老虎灶打开水。于是老虎灶的生意也渐渐兴旺起来，再加上这段时期的战乱，一些江浙乡民纷纷逃到上海，在短短几年内，几十万人涌入上海，他们生活条件极差，喝茶全部靠老虎灶解决。从此，老虎灶开始在上海滩风行。

商气浓郁的广东茶馆文化

广州茶馆文化中的商业气息非常浓厚，无论是茶馆的名号，还是富有特色的俗约，都体现出这一特点。但是广东茶馆也有古风浓郁的一面，充满文化气息的楹联就令人惊叹不已。

在广州，饮茶之风极盛，饮茶习俗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州人称茶馆为茶楼或茶居。根据史料记载，广州第一家茶馆应该出现在唐代之后，但茶肆的繁荣是在清代。广州较有影响的老字号茶楼，大多创始于清代，至今仍有很大的号召力。到了民国时期，广州茶馆依然保持了兴旺的势头，茶馆仍然很多，高级茶楼有30多家，中档茶楼60多家，低档的也有数百家，而且供不应求。

各式各样的名号

广州茶馆的名目很多，如茶肆、茶居、茶室、茶馆、茶寮、茶楼等。清朝末年，广州最多的是“二厘馆”（即只收二厘钱的廉价茶馆），属于档次较低的茶馆。这类茶馆多设在市民集中的地方，建筑、器具、茶叶都不甚讲究，属于大众化茶馆。这里也有廉价的点心出售，据说这就是广州“早茶”的源头。

清光绪年间，广州的茶馆多改叫“茶楼”了，这些茶楼一般都较有档次。三元楼就是当时的著名茶楼。三元楼楼宇宽大、装饰豪华，镜屏字画、奇花异草应有尽有。体现了广州茶馆文化中的商业气息，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力。

随后，广州又出现了一批以“居”命名的茶馆，如怡香居、陆羽居、陶陶居等，因此，茶馆在那时也称为茶居。这些茶居大都建筑雄伟，内设豪华，其中的器具、茶叶也很名贵，多用瓷盏沏名茶，并佐以高级点心、还有名伶艺人，吹拉弹唱，及其奢华。

古风浓郁的楹联

匾额、对联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至今风采依旧，广州的茶馆则继承了它的形式与精神。这使得商气浓郁的广州茶馆也具有古风浓郁的一面。据史料记载，清末广州大同茶楼就曾出巨款征联，并规定上、下联除了要有品茗之意，还要包含“大”和“同”二字。最后征到一奇联：“好事不容易做，大包不容易卖，针鼻铁薄利，只想微中剥；携子饮茶者多，同丈饮茶者少，檐前水点滴，何曾倒转流”，将卖茶微利、饮茶之乐寓于联中，质朴而又自然。广州著名茶馆陶陶居的门联是：“陶潜善饮，易牙善烹，饮烹有度；陶侃惜分，夏禹惜寸，分寸无遗。”此联的妙处就是将“陶陶”二宇嵌于上下联之首。

富于特色的俗约

在广州，茶馆的规矩很多。最为典型的是客人需要添水时，服务员不为客人揭壶盖冲水，客人必须自己打开壶盖。部分茶楼还有收“小费”的习惯，体现了广州浓厚的商业氛围。此外，当服务人员端上茶或点心时，客人用食指和中指轻轻在台面上点几点，以示感谢。据说，这是乾隆下江南时流传下来的礼俗。

广州茶馆实行“三茶两饭”。所谓“三茶”，即在一天之内有早、午、晚茶三次，“两饭”则指午、晚饭各一。广州的“三茶”以早茶最为热闹，“饮早茶”是广州茶文化最具特色的内容，突出体现了岭南文化“早”的特色。广州人饮早茶的同时一定要伴以可口的茶点，一般两种，这就是广州茶馆中最著名的“一盅两件”。这些特点也是广州茶馆文化的突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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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茶馆中的“茶点”

清代广州茶馆中的点心是由茶客自取，吃完后结账。当时茶点的种类很少，仅有蛋卷、酥饼之类。清末，广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茶馆自然也受到西方的影响，出现了面包、蛋糕等洋味点心。民国时期，茶馆点心日趋多样化，增加了各种富有岭南特色的糕点，如豆沙包、椰蓉包、叉烧包、腊肠卷，以及干蒸烧卖、虾饺烧卖等。20世纪30年代后期，还出现了李应、余大苏等技艺超群的点心“四大天王”。广州点心，兼收中西点心制作之优长，而形成自身的特色，主要特点是：选料广博，造型独特，款式新颖，制作精细，皮松馅薄。茶点，也成为广州美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配茶点心的丰富多彩，不仅体现广州人饮茶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标志着广州茶文化逐渐进入兴盛时期。

包罗万象的杭州茶馆文化

吴越地区是中国的产茶圣地，独特的区域文化造就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而吴越茶文化的典型代表就是杭州茶馆文化。杭州的茶馆自南宋开始兴盛，茶馆的种类、功能都极为齐全。

南宋时，杭州茶馆星罗棋布，盛极一时。南宋诗人吴自牧所著《梦粱录》专列“茶肆”一卷，记述了杭州茶馆业的盛况，以后历代都没有超出过南宋。直到晚清及民国末年，由于市民阶层的进一步扩大，杭州茶馆又得到了迅猛发展，仅大型茶馆就达三百多家，小型茶馆、茶摊更是不计其数，空前繁荣。

茶馆中的曲艺

自宋代以来，杭州的茶馆中就有多种形式的曲艺表演，其中最为广泛的就是说书。清同治、光绪年间，茶馆书场发展很快，较有名的有三雅园、藕香居及四海第一楼、雅园、迎宾楼、碧露轩、补经楼、醒狮台等。到了民国时整个杭州茶馆书场多达两百余家，较大的有望湖楼、得意楼、雅园、碧雅轩、松声阁等。一般而言，稍大一点的茶馆都设有专门的书场，请说书艺人进馆表演。

除了评话说书外，还有不少曲艺品种也选择茶馆作为表演场所，如说唱评词的涌昌、宝泉居、杨冬林等茶馆。演唱杭摊的宴宾档、望湖楼等茶馆。演唱杭州地方曲种的也有数十家之多。总之在当时，曲艺往往选择茶馆作为生存场所和立足之地，而茶馆也把曲艺作为招徕生意的手段。

专门性茶馆的出现

杭州的一些茶馆还具有行业性的特征，同一行业或爱好相同的人，每天到特定茶馆聚会、谈生意、找工作、交流技艺。如南班巷茶馆就是曲艺艺人们指定的聚会之所，住在上城区的艺人们每天上午都来此吃茶，商议业务，交流说书唱曲技艺。周围的一些茶馆书场老板也会按时赶来，寻找需要的艺人并商定场次与节目安排。然而最有特色的还是“鸟儿茶会”。清末以前，杭州喜欢养鸟的人不少，他们拎着鸟笼到特定的茶馆聚会，叫做鸟儿茶会，当时较著名的有三处：涌金门外的三雅园，官巷口与青年路之间的胡儿巷，另一处是鸟雀专业交易市场，叫“禾园茶楼”。 这一类的还有万安桥下的水果行茶店，堂子巷、城头巷等处的木匠业茶店等等，都是特定行业聚会之所，在当时杭城都小有名气。

别具一格的旅游茶馆

杭州最有特色的茶馆当属西湖水面上的“船茶”。旧时西湖上有一种载客的小船，摇船的多为青年妇女，当地人称作“船娘”。小游船布置得干净整洁，搭着白布棚，既可遮阳，又可避雨。舱内摆放一张小方桌和几只椅子，桌上放有茶壶、茶杯。游客上船，船娘便先沏上一壶香茗，然后荡开小船，成了一座流动茶馆了。此外，吴山茶室也是赏景品茶的绝妙去处。吴山脚边的“鼓楼茶园”，环境清幽，冬暖夏凉。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在乾隆年间来杭州游玩，对吴山茶室印象很深，在《儒林外史》中花了大量笔墨描述了“马二先生”上吴山品茗的情况。

茶馆中的社会

近代杭州茶馆也是各种消息的集散地，人们在这里议论国家大事和民间琐事，散布奇闻轶事和各种流言。衙门捕快也常混迹其中，监视舆论。因此许多茶馆怕茶客惹是生非，常在醒目处帖上“莫谈国事”的纸条。一些茶客终日混迹于茶馆，养成散漫的性情。更有一些茶客上茶馆并非为了品茗，而是寻找刺激，吃喝玩乐，甚至狎妓。茶馆里还有各种形式的赌博、打牌搓麻、掷骰划拳、赛鸟斗蟋蟀等等。但不管怎样，近代杭州茶馆富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吴越茶馆文化的典型代表，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杭州社会状况和人情风物，是观察近代杭州的百叶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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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湖山喜雨台”

近代杭州规模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茶馆当属“湖山喜雨台”。此茶馆创办于1913年，规模宏大，气势超凡。喜雨台开张后，原来分散在各处的同行茶会多转到此处，一时间，行业汇聚，如古玩、书画、纺织、粮油、房地产、营造、水木作、柴炭、竹木、砖瓦、饮食、水产、贳器、花鸟虫鱼等等。这些茶会多有特定的座位，同行业的人围坐在一起，洽谈生意，等候招揽。可以说喜雨台成了当时杭州市民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所，市民生活上的难题，只要找到茶会上，立刻可获得圆满解决。喜雨台里也汇聚了各种文娱活动，每天下午和晚上，都要聘请较有名望的艺人表演评书、评弹、歌曲、京剧等。有的一个场子不够，就分场同时演出。另外还开辟有弹子房、象棋间、围棋间，供不同爱好的人娱乐。

色彩斑斓的四川茶馆文化

在四川，泡茶馆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巴蜀文化所特有的封闭性和静谧性与茶馆的文化氛围极为调和，这就形成独具特色的四川茶馆文化。

“头上晴天少，眼前茶馆多”就是指四川，在这里不论是风景名胜，大街小巷还是田间地头，茶馆随处可见。这些茶馆不但价格低廉，而且服务周到，一杯茶、一碟小吃就可以消遣半日。在茶馆之中休闲的同时，也可以尽情地领略巴蜀之地的茶馆文化。四川著名作家李劫人曾说过：“要想懂得成都，必须先懂得茶馆。”在他的著名作品《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中，对成都四川的茶馆有极为精彩的描写。另一位作家沙汀，他的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故事就以一家川西茶馆为背景而展开。

精巧的内设

四川生产竹子，茶馆大多以竹子作为其建筑材料，馆内的桌椅板凳也多为竹制。一方面是取材方便，另一方面则是竹的清雅之风与茶的清新之香珠联璧合。有些茶馆内还张贴许多名人的字画以供客人在饮茶之余欣赏。 四川茶馆对茶具的选择很讲究。这里的茶以盖碗茶居多，盖碗茶具分茶碗、茶船（茶托）、茶盖三部分，各有其独特的功能。茶船既防烫坏桌面，又便于端茶。茶盖则有利于泡出茶香及刮去浮沫，若将其置于桌面，则表示茶杯已空；倘有茶客将茶盖扣置于竹椅之上，表示暂时离去，少待即归。由此可知，精巧的盖碗茶具不仅美观，而且实用。

精湛的茶艺

四川茶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号称“巴蜀一绝”的掺茶技艺。在大大小小的茶馆中，茶堂倌(也称茶博士)提壶倒水是千年传承下来的绝技。当茶客一进店，茶倌左手拿七八套茶碗，右手提壶快步迎上前来，先把茶船布在桌上，继而把茶盖搁在茶船旁，然后又把装好茶叶的茶碗放到茶船上。之后便是表演绝技，堂倌把壶提到齐肩高，水柱临空而降，像一条优美的弧线飞入茶碗，须臾之间，戛然而止，茶水恰与碗口平齐，最后用小指把茶杯盖轻轻一勾，来个“海底捞月”稳稳扣在碗口，整个过程没有一滴水洒在桌面、地上。有时候堂倌还哼几句川戏，别有一番风味。

休闲娱乐之所

四川人泡茶馆并不只是为了饮茶，而是“摆龙门阵”（即聊天），并借此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把自己的新闻告诉别人，再从别人那里获得更多的社会信息，家长里短、国际大事都是佐茶的谈资。在熙来攘往的茶馆之中，一边品茶，一边谈笑风生，人生之乐，不过如此。四川茶馆还是休闲娱乐场所。到了晚上，若无处消遣，就可以到茶馆去，要一杯茶，边饮茶边欣赏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曲艺节目，如川剧或者四川扬琴、评书、清音、金钱板等。

社会交往之所

四川的茶馆除了休闲娱乐之外，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在旧社会，三教九流相聚于此。不同行业、各类社团也在这里了解行情、洽谈生意或看货交易。黑社会的枪支、鸦片交易也多选在茶馆里进行，因为这里的嘈杂、喧闹提供了相对安全的交易环境。袍哥组织（清末民国时期四川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的联络点也常设在茶馆里。每当较有势力的人物光顾时，凡认识的都要点头、躬腰，为付茶钱争得面红耳赤，青筋毕露。这时，谙于人情世故且又经验丰富的堂倌就会择“优”而取，使各方满意。

总之，四川茶馆是多功能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为一体，大有为社会“拾遗补缺”的作用。因此，四川茶馆可以说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虽然少了些儒雅，但茶的文化社会功能却得到充分体现，这也是四川茶馆文化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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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茶馆中的“吃讲茶”

“吃讲茶”，是老成都人解决日常纠纷的一种办法。每逢茶铺里出现吃讲茶的，看闹热的最多，而最忙的要数堂倌了。茶碗一摞摞地抱来摆开，见坐下来的就得泡一碗。“吃讲茶”的关键在于当事双方各自“搬”来什么人。如果“后台”硬，即使无理也会变得“有理”；如果地位低于对方，有理也说不清楚，那只好认输把全部茶钱付了。也有双方势均力敌，僵持不下的，出面的“首人”，便采取各打五十板的办法，让双方共同付茶钱；或者他装起一副准备掏钱的架势，意在“将”双方“一军”。此刻，双方只好“和解”了事。偶尔也有一言不和，茶碗乱飞，头破血流的，最后赔偿时，打烂的茶碗、桌椅，都一齐算到“输理”者账上。

目录

前言

第一讲 政治名人定天下
天齐至尊——吕尚

第一相杰——管仲
卧薪尝胆——勾践
政治改革家——商鞅
千古一帝——秦始皇
商人政治家——吕不韦
谋深如海——李斯
开国名相——萧何
布衣天子——刘邦
西楚霸王——项羽
汉武大帝——刘彻
神机妙算——诸葛亮
旷世枭雄——曹操
东吴雄主——孙权
忠义之君——刘备
第一谏臣——魏征
政治明君——李世民
唯一女皇——武则天
护国良相——狄仁杰
黄袍加身——赵匡胤
宰相之杰——王安石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乞丐皇帝——朱元璋
救时宰相——张居正
盛世君王——康熙
文治武功——乾隆
垂帘听政——慈禧太后
官场楷模——曾国藩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第二讲 军事将领战沙场
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武

著名军事家——孙膑
赵国名将——廉颇
著名军事谋略家——韩信
飞将军——李广
常胜将军——卫青
骠骑将军——霍去病
谈笑战赤壁——周瑜
武圣——关羽
唐朝战神——薛仁贵
沙场老将——郭子仪
金刀令公——杨业
抗金名将——岳飞
民族英雄——郑成功
抗倭名将——戚继光

第三讲 科学巨匠献技艺
科学治水典范——李冰

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
伟大的发明家——张衡
中医奇才——张仲景
杰出的数学家——祖冲之
药王——孙思邈
七下西洋——郑和
《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
纺织术的传播者——黄道婆
超级旅行家——徐霞客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伟大的数学家——华罗庚
火箭专家——钱学森
两弹元勋——邓稼先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第四讲 文哲泰斗创文脉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世界大同主义的先驱——墨子
儒家亚圣——孟子
法家的创始人——韩非子
政治家兼诗人——屈原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
田园诗人——陶渊明
唐代古文运动发起者——韩愈
大唐诗仙——李白
唐代田园诗派代表——王维
唐代诗圣——杜甫
宋代文学家的杰出代表——苏轼
才华横溢的香山居士——白居易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
理学大师——朱熹
心学大家——王守仁
杰出学者——顾炎武
爱国思想家——王夫之
旷世奇才——曹雪芹
文学斗士——鲁迅
现代文豪——郭沫若
先锋作家——茅盾
散文大家——朱自清
大学者——胡适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
文学大师——老舍
爱国诗人——闻一多
当代著名作家——巴金
国学大师——钱钟书

第五讲 艺术大师竞风流
书圣——王羲之

魏晋著名画家——顾恺之
隋唐书法名家——欧阳询
最富影响力的书法大师之一——颜真卿
书体百代楷模——柳公权
一代宗师——画圣吴道子
著名画家——张择端
“元曲四大家”之首——关汉卿
曲状元——马致远
江南第一才子——唐寅
青藤画派的鼻祖——徐渭
戏剧界的宗师——汤显祖
扬州画派代表——郑燮
人民艺术家——齐白石
京剧“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
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徐悲鸿
最负盛誉的中国画大师——张大千

第六讲 商界巨子闯世界
儒商鼻祖——端木子贡

民间财神——范蠡
战国巨富——猗顿
明初巨富——沈万三
红顶商人——胡雪岩
爱国华侨——陈嘉庚
慈善事业家——邵逸夫
世界船王——包玉刚
华人首富——李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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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名人六讲 / 王维编著. — 北京 : 中国商业出版社，2018.5

（中华文化公开课）

ISBN 978-7-5208-0332-8

Ⅰ. ①文… Ⅱ. ①王… Ⅲ.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古代-近代 Ⅳ. ①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6988号

前言

历史就像是一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舞台剧，众多的演员轮番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无数的杰出人物：千古一帝秦始皇，西楚霸王项羽，大唐诗仙李白，精忠报国岳武穆，理学大师朱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七下西洋郑和，民族英雄郑成功……他们或引领了历史的方向，或渲染了历史的色彩，或点缀了历史的天空。历史由他们书写，由他们创造。他们每个人都是历史大厦中的基石，他们的爱恨悲欢交织于这绚烂的历史天空之中。揭秘历史之路，既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哲理追问，也是向在这片华夏热土上生活过的所有先辈致敬。

真实的历史是一种状态，曾经存在过，然后被时空消解。但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是一种梦想，激励着无数人一点一滴地去重新还原它——显然，还原历史，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还原历史人物。

本书以历史时期为线索，选取了中国几千年来最典型最有影响的一些著名人物，或是介绍生平功绩，或是联系历史事件，也许不能说是完全找到了历史真实的答案，但至少证明我们在寻找历史的真实这条道路上努力过。正如人们永远不会失去对真实的渴望一样，我们也永远不会放弃寻找真实的努力。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本书在总结众多历史书籍的基础上，选取了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百余位著名人物，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历史作用精要地介绍给读者。内容涉及政治名人、军事名将、科学巨匠、文哲泰斗、艺术大师、商界巨子等六大门类，时间跨度从先秦到近现代，描述了三千余年的中国历史进程。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整个中国历史的人物精华。

功高盖世的政治领袖，真知灼见的思想巨擘，有勇有谋的传奇英雄，妙笔生花的文坛泰斗，匠心独运的艺术大师，铸造科技辉煌的科学精英，白手起家的商界奇才……阅读这些杰出人物的传奇故事，就可以理清中国数千年复杂的历史脉络，从而还原历史，使已经远去和消逝了的历史情境在我们脑海里再现、演绎，使我们的思想自由游弋于历史的海洋……

第一讲 政治名人定天下

天齐至尊——吕尚

吕尚是齐国的缔造者，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尊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吕尚，生卒不详，姜姓，吕氏，名尚，字牙，尊称子牙，号太公望，周武王尊之号为“师尚父”，为炎帝神农氏54世孙，东海（今山东日照市）人。吕尚一生坎坷多磨难而又轰轰烈烈，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

吕尚的祖先在舜时当过一方的部落酋长，曾协助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以地为姓。夏以后，吕姓子孙繁衍分化，吕尚家已很贫穷了。吕尚是一位很有才能、很有抱负的人。但在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下，他怀才不遇。为了生计，他曾经在朝歌城里宰牛卖肉，在孟津街头开店卖酒。光阴似箭，吕尚已是70多岁的老人，而他的抱负仍然未能实现。

后来文王访贤，吕尚做了他的谋士，官封太师。周武王在吕尚的辅佐下灭商，为了有效地统治幅员辽阔的疆土，采取“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吕尚被封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县）。后来，吕尚治理齐国，能够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傍海的自然条件开发渔盐资源，发展工商业，使人民安居乐业，使周朝在东方的统治得到了巩固。

吕尚的文治武略影响深远。他不仅是西周的功臣，而且是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之元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韬略鼻祖，千古武圣

吕尚作为中国韬略鼻祖、千古武圣，其文韬武略、经国治军，理民化俗之论、之策、之术，都为后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华夏民族所称颂、效法。

权谋思想

吕尚被封齐，建立齐国之后，推行的根本方针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吕尚认为，人的本性是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给予人以生利的是道义，能行仁义道德者，则能使天下人归服。因此，国君应当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只有以仁义道德为天下兴利除害，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同生死，共忧患，共苦乐，这样才可以得民心，得天下，使万民归心、拥君。

爱民思想

吕尚认为，爱民之道，就是以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要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才会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才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任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

顺民思想

吕尚通过自己长期生活在民众中的亲身经历，不断观察，精心研究，对于民为贵、民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并树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识，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国治国之中，都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仁政，收服民心，使万民归心。对如何安定天下，吕尚指出：天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民众有其自己的日常生活事业。

吕尚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个“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作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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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太公钓鱼

商纣暴虐，周文王决心推翻暴政。太公姜子牙受师父之命，下界帮助文王。但姜子牙觉得自己半百之龄、又和文王没有交情，很难获得文王赏识。于是在文王回都途中，在一河边，用没有鱼饵的直钩钓鱼。大家知道，鱼钩是弯的，但是姜子牙却用直钩、不用鱼饵，钓到了很多鱼。周文王见到了，觉得这是奇人（古代人对奇人都很尊敬的），于是主动跟他交谈，发现这真是个有用之才，招入帐下。后来姜子牙帮助文王和他的儿子推翻商纣统治，建立了周朝。

第一相杰——管仲

管仲文韬武略，是旷世奇才，中国春秋时代齐国杰出的政治家、理财家、改革家，他的治国方略，影响了此后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过程。他辅佐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存邢、救卫、援燕、安周，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他是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富国强兵第一人。

管仲(约前725—前645)，名夷吾，字仲，又称管敬仲。管仲家贫，自幼刻苦自学，通“诗”“书”，懂礼仪，知识丰富，武艺高强。他和挚友鲍叔牙分别做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老师。齐襄公十二年，齐国动乱，公孙无知杀死齐襄王，自立为君。一年后，公孙无知又被杀，齐国一时无君。逃亡在外的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力争尽快赶回国内夺取君位。

管仲为能使纠当上国君，埋伏途中欲射杀小白，箭射在小白的铜制衣带钩上。小白装死，在鲍叔牙的协助下抢先回国，登上君位。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齐桓公。桓公即位，设法杀死了公子纠。为报一箭之仇，又欲除掉管仲。鲍叔牙极力劝阻，指出管仲乃天下奇才，要桓公为齐国强盛着想，忘掉旧怨，重用管仲。桓公接受了建议，接管仲回国，不久即拜为相，主持政事。

经济改革

管仲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国家能否安定，人民能否守法，都与经济是否发展密切相关。他废除了齐国仍保留的公田制，实行按土地肥瘠定赋税轻重的土地税收政策，使赋税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发展渔业，由国家铸造钱币调节物价，推动商品流通；鼓励商民与境外贸易。齐国的经济得到很快发展。

政治改革

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把国都划分为21个乡。其中工商乡6个，乡民专营本业，不服兵役。农乡15个，乡民平时种田，战时当兵。国都以外划分为邑、卒、乡、县，均设官员管理。10县为1属，全国共有5属，设5位大夫管理。每年初，5位大夫要向国君报告属内情况。这就形成了对全国的统治。

军事改革

管仲认为兵在精不在多，强调寓兵于农，把行政上的保甲制度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起来。在农乡，5家为1轨，10轨为1里，4里为1连，10连为1乡，5乡为1军。每家出1人当兵，1军为1万人。全国有3军，国君自率1军，两位上卿各率1军。每年春秋通过狩猎训练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齐国由于管仲实行改革，很快强盛起来。管仲又向齐桓公提出了在中原称霸的谋略，即“尊王攘夷”。所谓“尊王”，就是拥护周王室。那时，西周王室衰微，造成列国互相争战。首先举起尊王的旗帜，就能借周天子之命，名正言顺地得到盟主的地位。所谓“攘夷”，是指当时我国北方的狄人和西方的戎人借中原各国争战之机内侵，对各国造成严重威胁，领头伐夷就能得到各国的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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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纨鲁缟

春秋时期，鲁庄公一直不服齐桓公，两国之间经常发生摩擦。桓公与管仲商议对付鲁国的办法，管仲想了一条奇计。他请桓公带头穿缟做的衣服，令大臣也要穿缟做的衣服，于是齐国百姓也都纷纷效仿。一时间，缟服遍及齐国。管仲下令齐国百姓不准织缟。于是，缟的价格猛增。鲁国百姓见织缟有利可图，便纷纷放弃农事织起缟来。家家纺机响，户户织缟忙。管仲又派人贴出告示：鲁国商人给齐国贩来一千匹缟得三百金；贩来一万匹得三千金。这样一来，更给鲁国的织缟热加了温。鲁侯高兴了，于是下令全国织缟。鲁国百姓忙于织缟，田地都荒芜了。

转眼就是一年。管仲突然下令封闭关卡，不让鲁缟进入齐国。同时，又让桓公和大臣们改穿齐纨做的服装。于是，齐国上下纨料衣服又大流行，无人再穿缟衣了。这一下可苦了鲁国。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两季庄稼收成没了，堆积成山的缟卖不出去，百姓顿时陷入了饥饿之中。鲁庄公发现中了管仲的计谋，急忙下令停止织缟，可为时已晚。他只好派人到齐国购粮。管仲把粮价一提再提，把鲁庄公搞得内外交困，迫不得已，鲁庄公派人向齐国求援，请求借粮,并表示今后愿听齐桓公调遣，决不再找齐国的麻烦。管仲建议桓公接受鲁庄公的请求，开仓向鲁国放粮。

卧薪尝胆——勾践

勾践，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兵败于吴，屈服求和。后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终成大事，公元前473年灭吴。

勾践，生卒不详，姓姒（大禹的后代），名勾践，又名菼执，春秋末越国国君。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即位。吴王阖闾乘越国丧乱之际兴兵伐越，勾践率兵抵抗，战于携李(今浙江嘉兴市)。吴军战败，阖闾死于归国途中。其子夫差即位后，勤于练兵，欲报杀父之仇。

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练兵，欲先发制人，于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率军攻吴。吴王亲率精兵迎战，两军大战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越军大败。勾践带着剩下的5000人逃至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被吴军包围。范蠡向勾践献策，让大夫文种贿赂吴太宰伯嚭，向夫差跪求称臣纳贡。夫差免勾践一死，但要勾践夫妇到吴国做他的奴仆。

勾践被夫差押解到吴国，夫差有意羞辱他，要他住在阖闾坟前的一个小石屋里，白天为夫差喂马擦车，黑夜为阖闾守坟看墓。夫差每次驾车出游，勾践都要给他牵马，步行在车前。夫差生病，勾践前去问候，还掀开马桶盖亲尝夫差的排泄物，极力显出体贴的样子，以博取夫差的信任。时间过了三年，由于勾践尽心服侍，再加上吴国太宰不时接受文种的贿赂，并在夫差面前为勾践说好话，夫差认为勾践已真心臣服，决定放勾践夫妇和范蠡回国。

勾践回到越国后，为了激励自己不忘报仇雪耻，睡觉时不铺褥子而铺上柴草；在房间里挂了一个苦胆，每顿饭前都要尝尝。这就是“卧薪尝胆”典故的由来。为向百姓做出表率，他和夫人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吃饭没有鱼、肉，穿粗布衣衫，自己经常同百姓下田耕种，夫人自己也养蚕织布。

越国遭受战争的重创，田地荒芜，人口减少，生产受到很大破坏。为使国家迅速富强，勾践采纳了范蠡、文种提出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策。由范蠡负责练兵，文种管理国家政事，推行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由国家奖励耕种、养蚕、织布，尤其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在内部，越国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在外部，勾践又采取许多办法麻痹吴国，造成吴国内耗。勾践年年按时给吴国纳贡，使夫差始终相信他是真心臣服，并且继续贿赂吴太宰，派出奸细刺探吴国的消息，散布谣言以离间吴国君臣关系，使夫差杀害了忠臣伍子胥。勾践又以越国遭遇自然灾害为理由，不时向吴国借粮，使吴国粮食储存减少，而越国则储备充足。得知夫差要建造姑苏台，勾践派人运去特大木料，夫差非常高兴，扩大了姑苏台的设计，使吴国劳民伤财。

公元前482年，勾践亲率五万大军攻打吴国，吴军大败，太子友阵亡。这时，夫差打败齐、晋、卫、鲁等国，在黄池(今河南封丘)会盟，当上了霸主。接到消息，夫差只得派伯嚭向越求和。

公元前478年，吴国多年灾荒又遇大旱，勾践乘隙攻吴。越军采取两翼佯动、中央突破、连续进攻的作战方法，大败吴军于笠泽。吴王夫差被越军长期围困，力不能支，遂派王孙雒袒衣膝行向勾践求和。

范蠡力劝勾践说：“大王您忍辱受苦二十余年，为了什么?怎能就此前功尽弃呢?”就回绝王孙雒说：“过去是上天把越赐予吴国，你们不受；今天是上天以吴赐越，我们不敢违背天命而听从你们的请求。”王孙雒还要哀求，范蠡毅然击鼓进兵。吴王夫差见大势已去，遂自杀而亡。

勾践率得胜之师，北渡淮河，与齐、晋等国会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周王派使臣送来祭肉，封勾践为“侯伯”。自此，越军横行江淮一带，诸侯尽来朝贺，勾践的霸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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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有一把绝世兵刃——越王勾践剑。此剑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历经2400余年，仍然纹饰清晰精美，加之“物以人名”，此剑被当世之人誉为“天下第一剑”。

越王勾践剑于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保存完好，剑长55.7厘米，出土时寒光闪闪，剑刃仍很锋利。剑身布满黑色菱形花纹，纹饰精美，镂刻最细处仅0.1毫米。近剑格处有两行鸟篆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鐱（剑）”八字。剑柄、剑格乌黑，剑格两面铸有花纹，分别嵌有蓝色玻璃与绿松石。剑首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11道宽度不到1毫米的同心圆。越王勾践剑制工精美，显示出铸剑师的卓越技艺，堪称我国国宝。

政治改革家——商鞅

商鞅的法令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统一的度量衡成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度量衡的基础和标准；他推行的编户制和什伍制，成为后世保甲制度的重要依据；他制定的郡县制后来被秦始皇推向了全国，也被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用。梁启超将商鞅誉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

商鞅(约前390—前338)，姓公孙，名鞅。因为是卫国人，也称卫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宗室贵族家庭。他入秦后向秦孝公进谏强国之术，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从而得到孝公的赏识，支持他变法。卫鞅因变法有功，被秦王封为“商君”，因而被称为“商鞅”。

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胸怀大志。由于他很崇拜魏国的李悝，因此学成之后，就去了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掌卿大夫家族事务。公叔痤虽很赏识他的才华和抱负，但是却直到临死前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任国相之职，并对魏惠王说：“如若不用，一定要杀了他，以绝后患。”可是，魏惠王不赏识商鞅，拒绝接纳商鞅为国相，也没有杀他。

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就赶到秦国，建议孝公变法图强。当时，奴隶主贵族在秦国还有很大势力，一些守旧派竭力反对变法，主张“法古”和“循礼”。商鞅根据历史事实加以驳斥，指出三代以来礼、法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秦孝公对商鞅的意见非常赞赏，任命他为左庶长，实行变法。

公元前359年，商鞅开始变法，颁布变法命令。命令奖励耕织，对于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人家，如不分立门户，必须加倍交纳租税。把大家庭拆散为小家庭，使农民能更多地提供租税和力役。禁止游手好闲，弃农经商。又鼓励人民立军功，有功者可得爵禄，军功越大，授给的爵位越高，赐给的田宅也越多。宗室无军功者，便不能取得贵族身份。还编制户籍，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使各户互相监督。

商鞅的变法命令和旧贵族的利益是有冲突的。新法实行了一年，旧贵族都说不便。当时恰逢太子犯法，商鞅就严惩太子太傅，儆戒众人。从此，再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了。

商鞅不仅在政治上表现出卓越的才能，而且在军事上也成就非凡。公元前340年，当时正处于新兴的封建制取代腐朽的奴隶制的变革时期，商鞅率秦军攻打魏国西部边境，双方势均力敌，秦军很难在短时间内取胜。商鞅就写信给魏公子，假意谈和，待魏公子前来谈和，乘机将其扣押。魏失去主帅从而大败。魏国归还了过去从秦国掠去的河西之地，解除了魏对秦的威胁。

秦孝公死后，惠文王继位。当时，商鞅威望极高，惠文王对他有所猜忌，一些旧贵族就乘机诬告他谋反。商鞅被迫出秦，想到魏国去，但魏国不让他入境。他只得回到自己的封邑，出兵抵抗，结果失败，被车裂而死。

商鞅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法家代表。后人记述他的言行的著作，《汉书·艺文志》里有《商君》29篇，今存24篇。又有《公孙鞅》27篇，已散佚不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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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门立柱

公元前356年，商鞅拟定变法法令后，在秦国都城的南门放了一根3丈长的木头，并宣布说，谁能把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就可得到“十金”的奖赏。老百姓觉得不可信，所以谁也没有去。商鞅看了就说，如果有人搬，可以奖赏五十金。然后就有一人把木头搬到了北门，于是商鞅就赏了他五十金。

商鞅以此做法表明新法的言而有信和赏罚分明。南门立柱的事情传遍全国，震动了百姓，为朝廷树立了威信，为变法打下了基础。

千古一帝——秦始皇

秦始皇为统一中国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倾向，充当了新兴地主阶级开辟道路的先锋，开创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新的历史时代，被称为“千古一帝”。

秦始皇（前259—前210），姓赵氏，名政，秦庄襄王之子，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秦王政初即位时，国政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公元前238年，他亲理国事，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并任用尉缭、李斯等人。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秦王政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将没收得来的武器，销毁并铸造了12个金人。

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直达九原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下令销毁民间所藏《诗》、《书》和百家语，禁私学。后因求仙药的侯生、卢生逃亡，又牵连儒生、方士400余人，秦始皇将其全部坑杀于咸阳，史称“焚书坑儒”。

秦始皇即位后，派大将蒙恬率兵出击匈奴，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36郡增至40余郡，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5次大规模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至东海访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巡游返至平原津得病。于是作书命长子扶苏送葬，并继嗣帝位。行至沙丘，秦始皇病死，结束了他的帝王生涯。

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统一了文字、货币、车轨、度量衡，筑长城、修灵渠，对后世影响深远，这都是他的丰功伟绩。但他实施暴行，刑法残酷，“焚书”“坑儒”等，这都是他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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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称谓的缘由及象征

已经一统天下的秦王政，下令大臣们议称号。众臣认为，秦王政“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功绩“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他们援引传统的尊称，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建议秦王政采用“泰皇”头衔。然而，秦始皇对此并不满意。他只采用一个“皇”字，而在其后加一“帝”字，创造出“皇帝”这个新头衔授予自己，“皇帝”从此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

“皇帝”称谓的出现，反映了一种新的统治观念的产生。在古代，“皇”有“大”的意思，人们对祖先和其他一些神明，称“皇”。“帝”是上古人们想象中的主宰万物的最高天神。秦始皇将“皇”和“帝”两个字结合起来，说明了他想表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是上天给予的，即“君权神授”；反映了他觉得仅仅是做人间的统治者还不满足，还要当神。可见，“皇帝”的称号，乃是神化君权的一个产物。

商人政治家——吕不韦

吕不韦，作为一个商人，他开创了商人从政的历史先河，甚至可以说他改变了中国历史。他任丞相，先后辅佐秦庄襄王和秦王嬴政十几年，使秦国保持强盛的势头，把东方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拉开了统一天下的大幕。

吕不韦（前292—前235），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南）人。战国时代著名商人，战国后期秦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后来位及秦国丞相。

在古代，商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吕不韦决定弃商从政，以达到成为贵族的目的。

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如果想在从政上取得成功，单纯靠拉关系、贿赂官员是很难取得重大成功的。因此，他决定把“奇货可居”的经商理论应用于政治权谋，直接从高层入手，孤注一掷，把秦国的质子异人作为自己进入上层的阶梯。又以五百金购珍宝献与当时受宠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劝安国君嬴柱立异人为嫡嗣，改名子楚。在花费巨资包装质子的同时，吕不韦还大演美人计，把自己心爱的女人赵姬送质子异人为妻，以博得异人的欢心。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嬴稷死后，安国君继秦王位，守孝一年后，加冕才三天就突发疾病去世了，谥号为孝文王。子楚继位，即秦庄襄王。公元前249年，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以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

三年后秦庄襄王病死，13岁的嬴政继位，即后来的秦始皇，尊吕不韦为“仲父”。在那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理应事事强于诸国，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3000人。吕不韦命他的食客各自将所见所闻记下，综合在一起成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号称《吕氏春秋》。并把它悬挂在咸阳的城门上，贴出告示：若有人增删一字，就给予一千金的奖励。

随着嬴政越来越大，吕不韦怕自己与太后私通之事败露，于是把自己的食客嫪毐伪装成宦官而进献给太后，嫪毐进宫后受到太后专宠。嬴政发现母亲赵氏与吕不韦、嫪毐有奸情，并且还听到自己是吕不韦儿子的说法，就先把嫪毐家三族人众全部杀死，又杀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并把太后迁到雍地居住。后将吕不韦发配到蜀地，吕不韦不能自安，最后饮鸩自杀。

吕不韦作为一名由商人跃上政治舞台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固然有他唯利是图、贪求权势的阶级局限性，但是他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两任秦国相邦，主持朝政，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为秦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基础。他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为封建大一统的理论作了新的探索。尽管他和秦始皇政见有所不同，又发生了激烈的权力冲突，但是事实说明秦始皇的统一与吕不韦的功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总结其一生，他对秦统一天下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无愧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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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典故之“奇货可居”

卫国的富商吕不韦经常往来于中原各地做买卖。一次他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去做买卖，巧遇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吕不韦从商人角度看到了异人身上的价值，认为他是稀有的值得投资的“货物”。

回家后，吕不韦问父亲：“农民种田，一年能得几倍的利益？”“可得十倍的利益。”父亲回答说。“贩卖珠宝能得几倍的利益？”“可得几十倍的利益。”“要是拥立一个国君，能得几倍的利益？”

“那就无法算得清楚了。”于是吕不韦向父亲说起巧遇秦国公子异人的事，并表示要设法把他弄到秦国去做国君，做个一本万利的大买卖。父亲非常赞成。

在与异人密谋后，吕不韦立即带了大量财宝到秦国求见华阳夫人，说服她认异人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并通过她说服安国君派人将异人接回秦国。

后来，子楚如愿当上国君，他没有食言，让吕不韦享受10万户的纳税，并当上了丞相。自此，吕不韦所买下来的这个“奇货”，终于为他换得了无法估量的名利。

谋深如海——李斯

战国末期，群雄并起，诸侯争霸，秦国从七雄中异军突起，成为最强大的国家。李斯辅佐秦王嬴政，结束了分裂割据、诸侯混战的局面，统一了中原，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在秦始皇显赫一世的历史功绩中，李斯功不可没。

李斯（前280—前208），楚上蔡人。年轻时当过小吏，后拜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治国之道。学业完成以后，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楚国不足事，而六国皆弱”，唯有秦国具备统一天下、创立帝业的条件，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

公元前247年，李斯来到秦国，先在秦相吕不韦手下做门客，取得信任后，当上了秦王政的近侍。李斯利用接近秦王的机会，进献《论统一书》，劝说秦王抓紧“万世之一时”的良机，“灭诸侯成帝业”，实现“天下一统”。秦王政欣然接受了李斯的建议，先任命他为长史，后又拜为客卿，命其制定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策略和部署。

书谏逐客妒杀韩非

公元前237年，秦国宗室贵族以韩国水工郑国在秦搞间谍活动事件为借口，要求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在被逐离秦途中，写了《谏逐客书》，劝秦王收回成命。他在《谏逐客书》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说明客卿辅秦之功，力陈逐客之失，劝秦王为成就统一大业，要不讲国别，不分地域，广纳贤才。秦王看了《谏逐客书》深受感动，立即取消了逐客令，并恢复了李斯的官职，不久又提升他当廷尉。

秦王欣赏李斯的同时，也十分喜爱韩非的才华。李斯害怕韩非对自己的前途不利，就向秦王讲韩非的坏话。他说：“韩非是韩王的同族，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把他杀掉。”秦王轻信李斯的话，把韩非抓起来。事后秦王向姚贾问起韩非的为人，因为韩非得罪过姚贾，他当然不会讲韩非的好话。在李斯和姚贾的串通下，韩非求生无路，只好吃了李斯送来的毒药，自杀而死。

政治功绩

李斯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辅助秦王政制定了吞并六国、实现统一的策略和部署，并努力组织实施。结果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先后灭了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第一次完成了统一大业。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继续辅佐秦始皇，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在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屡建奇功。他建议秦始皇废除了造成诸侯分裂割据、长期混战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郡（后增加到41郡），郡下设县、乡，归中央直接统辖，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在中央设三公、九卿，分职国家大事。这一整套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所以，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秦统一后，由于过去各诸侯国长期分裂割据，语言、文字有很大差异，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极端不利。于是，李斯向秦始皇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并亲自主持这一工作，他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废除异体字，简化字形，整理部首，形成了笔画比较简单、形体较为规范，而且便于书写的小篆，作为标准文字。他还亲自用小篆书写了一部《仓颉篇》，作为范本，推行全国。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后，李斯为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附和赵高伪造遗诏，立少子胡亥为帝，赵高篡权后又施展阴谋，诬陷李斯“谋反”，将其腰斩于市，并夷灭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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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第二年，两个术士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得犯禁者460余人，全部坑杀。此即为“坑儒”。两件事合称“焚书坑儒”。

开国名相——萧何

萧何是汉初一位具有卓越谋略的“镇国家、抚百姓”的治世能臣，一代名相，辅助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政权。他不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汉初恢复时期，都表现出了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的风度和治国才能，几千年来都被人们所称颂。

萧何（前257—前193），沛县人，年轻时任沛县功曹，平日勤奋好学，思想机敏，对历代律令很有研究，并好结交朋友，与刘邦是贫贱之交。刘邦当时只是一个小亭长，平时不拘小节，经常惹事。萧何就曾多次利用职权暗中袒护他，所以他们两个人的交情很好。

沛县起兵追随刘邦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萧何和曹参、樊哙、周勃等人聚集商议，观察形势，并与早已起义的刘邦联系。当时的沛县令也想归附陈胜，为了保住官位，与萧何、曹参商议，共同起义。萧何建议赦罪并重用刘邦。他们就到芒砀山去找刘邦。当他们回到沛县后，县令却变卦扣押了萧何。刘邦知道后大怒，带兵打回沛县，杀了县令，救出了萧何，共谋大计。萧何向大家宣布，公推刘邦为县令。

深谋远虑收存典籍

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大军兵临咸阳城。萧何进入咸阳后，急如星火地赶往秦丞相、御史府，并派士兵迅速包围丞相、御史府，不准任何人出入。然后让忠实可靠的人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图书档案一一进行清查，分门别类，登记造册，全部收藏，留待日后查用。

萧何收藏的这些秦朝的律令图书档案，使刘邦对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寡、强弱形势、风俗民情等了如指掌，对日后西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建立汉朝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律令制度找到了可靠的根据，足见萧何的深谋远虑。

坐镇关中保障军饷

刘邦令萧何坐镇关中，安抚百姓，同时负责兵员和粮饷的筹措与补给，自己则率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彭城进发。

由于几经战事，这时的关中已是满目疮痍，残破不堪。萧何留守关中后，马上安抚百姓，恢复生产，全力收拾关中的残破局面。他一方面重新建立已经散乱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对百姓施以恩惠，以定民心。他不仅颁布实施新法，重新建立统治秩序和统治机构，修建宫廷、县城等等，另外又开放了原来秦朝的皇家苑囿园地，让百姓耕种，减免租税。这样，由于萧何办事精明，施政有方，颁布利民法令，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建立了稳固的后方，保障了前线的需要。

开国首功位列三杰

刘邦称帝后，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席间，觥筹交错，君臣共饮。刘邦显得特别高兴，他说：“你们都说实话，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去天下？”群臣众说不一。刘邦最后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用他们，所以能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重用，因此最后败在我的手中。”其后，刘邦论功行赏，定萧何为首功，封他为酂侯，食邑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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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夜追韩信

刘邦被项羽封在汉中，韩信到汉中投奔他。萧何认为韩信是个奇才，多次劝刘邦重用，都被刘邦拒绝。韩信认为刘邦不会重用自己，便悄然离去。萧何听到韩信离开的消息十分焦急，来不及禀告刘邦就亲自向韩信走的方向追去。刘邦误以为萧何也离他而去，心里感到很悲伤，仿佛失去了左右手。后来，萧何把韩信追了回来，刘邦就埋怨他说：“随我到汉中的人最近逃跑了几十个，你都没有去追，为什么要追韩信？”萧何说：“那些逃走的人不难得到，至于韩信则不同，他可是个难得的人才。如果您打算永久在汉中称王，就不要用韩信，如果您想东出与项羽争夺天下，非用此人不可。”刘邦说：“看在你的份上，我用他为将军如何？”萧何说：“不行，这样仍留不住他。”刘邦又说：“任他为大将军怎么样？”萧何说：“这样做就可以了。”刘邦想把韩信招来委以大将军之任，萧何说：“大王待人怠慢无礼，如今又像叫小孩子一样把韩信叫来，韩信还是要走。您要真想拜他为大将军，就得选择良日，经过斋戒，然后筑起坛场郑重其事地登坛拜将才行。”刘邦答应，并按照萧何所说，拜了韩信为大将军。

布衣天子——刘邦

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知人善任，推翻暴秦，消灭项楚，荡平群雄，统一中国，并加强了中央集权。作为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在位八年，政绩斐然。

刘邦(前256或前247—前195)，楚国沛丰邑中阳里(今江苏沛县)人。他出身农民家庭，排行第三，小号刘三。刘邦年轻的时候，好交游，爱饮酒，性格开朗，有大志向，就是不爱种田。后来被录用为沛县泗上的一个亭长，掌管一亭之内的治安和道路。他结交的好友如萧何、曹参，后来都成了他打天下的得力助手。当时，沛县来了一位吕公，是县令的贵客，全县大小官员都前往祝贺，负责收礼的萧何宣布说：“送礼一千钱以内的坐堂下。”刘邦官小，工资微薄，这一天他根本就没带一分钱，他大呼一声“贺礼一万”，便大摇大摆地坐到贵宾席上去了，谈笑自若，气度非凡，引起了吕公注意。席散后，吕公叫刘邦留下来，与他交谈，认定他前程远大，不顾家中老妻反对，将女儿吕雉许配给了刘邦。

刘邦身为亭长，经常押解囚犯到京都咸阳。他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威严气势，十分羡慕，感叹说：“大丈夫应该这样呀!”在他的心里，隐隐有着富贵的梦想。

由于秦的暴政，天下老百姓都非常痛苦。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很快全国起义风起云涌。这时刘邦也拉起了900人的队伍，回到沛县，在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支持下，攻下县城，杀了县令，

打起了拥陈诛秦的旗帜。但没有多久，陈胜失败了。项梁、项羽率军队从江东渡长江，进入山东，成了抗击秦军的主力。刘邦带兵去投奔项梁，与项羽拜了把兄弟。

公元前208年八月，刘邦和项羽决定分兵两路攻秦。刘邦带兵从河南西进入关破秦。项羽带领主力北上救赵，牵制秦军主力。反秦将领们相约：“先入关中的人做关中王。”

项羽作战英勇，孤身与秦军主力搏斗，在巨鹿城下大战秦军，一天九次激战，喊杀震天，终于打败秦军主力。但是项羽十分残暴，他的军队所到之处，经常烧杀抢夺，极大地失掉了民心。

与项羽相反，刘邦一路招抚降兵、安抚百姓。他趁项羽在河北与秦军主力决战的时机，乘虚而入，迂回进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王朝彻底灭亡了。刘邦下令与老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偿命，伤人和盗窃的按罪处罚，秦朝的残暴法律全部废除。

项羽攻破函谷关，也进入关中，见刘邦势力越来越大，便想一举除掉刘邦。其时项羽的军队远远多于刘邦。危急时刻，刘邦带少数随从赶赴鸿门，向项羽请罪，鸿门宴上，总算骗得项羽信任，逃过了一劫。其后，项羽分封诸侯，自以为天下归一了。

后汉王刘邦乘项羽率楚军主力北上击齐之机，率诸侯联军攻楚。项羽随即率数万精兵远道奔楚，打败联军，几乎生擒刘邦。此后在长达三年的楚汉征战之中，项羽虽然几次击败刘邦，陷汉军于困境，但终因不度大势，不善于用人，缺乏全面谋略，被动应付，以致兵疲粮断，丧尽优势，后被汉军围困于垓下。项羽决战失利，自刎于乌江。

刘邦做皇帝后，为重建和稳定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采取了许多措施。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打败项羽，分封了一些异姓诸侯王。这些异姓诸侯王拥有强大的兵力，各据一方，大大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力量。西汉建立后，刘邦把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先后消灭了。当时，六国的旧贵族仍然是很强大的地方势力。刘邦把六国旧贵族和地方豪强十余万人口，全部迁到关中。这样，他们基本上被控制了。

西汉初年，正是长期战争之后，社会十分贫困，刘邦又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让士兵复员生产，免除若干年徭役；让战争中流亡的人各归本土，恢复原有的田宅；把因饥饿卖身做奴隶的人释放为平民；减轻田租，规定十五税一，即每年征收田产的十五分之一。另外，他还命萧何以《秦律》为依据，制定《汉律》九章。这些措施，对于巩固中央集权，恢复社会经济，都有重大的作用。

公元前195年，刘邦在东征异姓诸侯王英布时，所受箭伤发作，并于这一年的四月病死于长安。

西楚霸王——项羽

项羽，楚国名将项燕之孙，中国古代起义军领袖，秦亡后自封西楚霸王。著名军事家，“勇战”派代表人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名强悍武将，更是力能举鼎气压万夫的盖世豪杰。

项羽（前232—前202），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孙。楚亡后，他随叔父项梁流亡吴中（今江苏苏州）。

项羽身高八尺，力能扛鼎，年青时志向远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游路过吴中，大家都纷纷跑去看秦始皇的风采。项梁和项羽也在人群之中，项羽看着秦始皇前呼后拥、威风凛凛的样子，发出了“彼可取而代也”的豪言，令叔父对他刮目相看。

公元前209年，陈胜在大泽乡发动起义后，各地英雄纷纷响应，项梁和项羽也揭竿而起。项梁起义后，许多地方上的英雄纷纷率队伍投靠项梁，不久，他手下的士兵就达到了六七万人。

公元前207年，项羽为次将，随宋义率军救援被秦军围困的赵国军队。行至安阳，宋义只顾个人享乐，而士兵却忍冻受饿，项羽一怒之下，在帐中斩了宋义，并假楚王名义向军中命令：“宋义与齐阴谋反楚，楚王密令我杀死他。”于是众人拥立他为上将军，接着项羽又派人杀了宋义之子。

项羽率兵救赵，此时赵王歇在秦将章邯和王离的进攻下，正处在危急之中。当时来救援的诸侯军有十几路，均不敢与秦军交战，只在营垒里作壁上观。项羽亲率主力渡过漳河，下令每人只带三天的干粮，沉没全部渡船，砸毁饭锅，以此向士兵表示要决一死战，决无生还之心。楚军人人死战，无不以一当十，终于九战九捷，大破秦军。此一战，项羽威震各诸侯国，成为诸侯上将军，各路诸侯都归他指挥，项羽骁勇善战的威名也传遍了天下。

公元前206年，项羽杀进咸阳，火烧秦朝宫殿，自称“西楚霸王”，分封刘邦为汉王，王汉中、巴蜀，企图限制刘邦势力的发展，使其不得东进。结果养虎为患，导致汉军势力日后卷土重来。

由于项羽分封不公，引起诸侯和功臣不满。先是田荣据齐反楚，项羽急忙率军讨伐，刘邦便乘隙东进。公元前208年八月，汉军从汉中潜出故道，打败项羽所分封的秦地三王，迅速东进，直抵阳夏（今河南太康）。接着，又乘项羽与齐军交战之际，一举攻入楚都彭城，项羽急忙率三万精兵还救彭城。

此时，刘邦仗恃兵多将广，麻痹轻敌。项羽军则收复失地心切，斗志旺盛。三万楚军在项羽率领下，出山东经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趋萧（今江苏箫县西北），直抵彭城汉军侧背。战斗从拂晓开始，楚军勇猛顽强，边打边冲。到了午时，已将汉军打得大败。楚军追到彭城东北的泗水，汉军纷纷落水，死者十余万。汉军向南方山地溃逃，楚军追击至灵壁（在今安徽省）以东的睢水上，又歼灭数十万人。刘邦只率数十骑逃出重围，连妻子吕雉和父亲刘太公都作了项羽的俘虏。彭城一战，项羽决策果断，迅速率精兵回救彭城，出敌不意，击溃汉军数十万之众，是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范例。

彭城之役后，项羽乘胜进军，在京邑、索亭间（荥阳西、南）同刘邦再战，结果被阻於荥阳以东。双方在成皋一带相持两年之久。这期间，刘邦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法，扼守成皋，在持久战中消耗对方实力，伺机反击。双方力量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汉军由弱变强，项羽由强变弱。

汉高帝五年（前202），刘邦向项羽发动总攻，在垓下把楚军团团包围。此时，十万楚军已兵疲粮尽，士气低落。夜间又听到汉军在四面唱起了楚歌。项羽大为惊骇，便借酒浇愁，并慷慨悲凉地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唱罢飞身上马，带领800骑突围南去。到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只剩28人，项羽想东渡乌江重整旗鼓，又觉无颜见江东父老，遂横剑自刎而死，年仅31岁。

汉武大帝——刘彻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初名彘，字通，是我国历史上与秦始皇并称为“秦皇汉武”的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封建君主。刘彻不足弱冠而登基，在位54年，执政期间以勇武大略而震撼天下，造就了大一统的汉王朝，成就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三岁时被封为胶东王。他的姑母刘嫖和景帝同出于文帝窦后，嫁给陈午后，生下女儿阿娇，她很想将阿娇嫁给刘彻，更希望刘彻能继承帝位。于是，她经常在景帝面前说太子刘荣生母栗姬的坏话。栗姬心里很清楚这种处境，但她是个非常刚烈的女人，为此对景帝也出言不逊，终于触怒景帝，于是将太子贬为临江王，栗姬悲愤自杀，六岁的刘彻被封为太子。有一次，刘嫖问刘彻：“把阿娇嫁给你做妻子，怎么样?”刘彻大声说：“如果把阿娇嫁给我，我就用金屋把她藏起来。”这就是“金屋藏娇”典故的来历。

刘彻16岁那年，景帝驾崩，他继承了帝位。

汉武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生产，西汉政府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在这个基础上，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许多措施，使汉王朝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

他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他颁布了推恩令，准许诸侯王把自己的封地再分给子弟，建立侯国。一个王国分出许多小侯国，直属的领地就小了，再没有力量对抗中央。又借口诸侯贡献的黄金质量低劣，夺去了许多诸侯的爵位与土地。他把郡国划为十三部(州)，每部设刺史一人，巡视监察官吏和豪强，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他还在宫廷内设立一个处理文书的机构，直接处理大臣们的奏章，操持权柄，以削弱丞相的职权。这样，君主专制就进一步加强了。

汉武帝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又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朝廷的地位和权力。他把铸币权收归中央，铸造新的五铢钱，通行全国，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又把盐铁收归官营，在指定地区设官，专卖盐铁。另外，他又设法调剂运输和平抑物价。各郡都设立均输官，负责收购和运输货物，调剂有无。京城设立平准官，负责平抑物价。这样，朝廷就掌握了大批物资，并从商人手里夺取了大量利润。他还采取直接剥夺商人的措施，对商人加重征税。商人有财产不呈报或以多报少，罚戍边二年，财产没收。通过这些经济措施，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增加，地方豪强势力在经济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得到了经济上的保证。

在农业方面，汉武帝注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当时兴修的水利工程，著名的有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他调集了几万民工，治理黄河决口。还亲自到工地视察，命令将军以下的官员和随从，都去背木材堵塞决口。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大大减少水旱灾害，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提高。同时，他又任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改进农具和耕作方法，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在军事方面，他任用卫青、霍去病为将，多次向匈奴发动大规模的出击，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保障了边境地区人民的安居生产。为了战胜匈奴，他又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和联系。

在学术文化方面，他接受儒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西汉王朝盛世的到来，和汉武帝推崇的这项措施有直接的的联系。

汉武帝一生叱咤风云，运筹帷幄，在帝王事业上屡立丰碑。而其晚年生活暗淡，在寂寞、猜忌、疑虑、不安与自责中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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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历史性首创

1.汉武帝是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于公元前113年创建了年号，先是六年一个年号（前140—前104），后来四年一个年号（前104—前87）。

2.汉武帝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定、颁布太初历的皇帝，以正月为岁首这一点，一直沿用到现在。

3.汉武帝时期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史记》，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4.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这在中国历史上属首次。

5.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始于此。

神机妙算——诸葛亮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汉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外交家，他是一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忠义、智慧，历来在百姓心中位置如神。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先生。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出生于琅琊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卫戍京师的长官)。诸葛亮父亲诸葛珪，字君贡，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

诸葛亮9岁母亲张氏病逝，12岁丧父，与姐姐以及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

叔父诸葛玄病逝后，诸葛亮和姐弟失去了生活依靠，便移居南阳，17岁的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于水镜先生司马徽。后在隆中隐居，广交江南名士，其智谋为大家所公认，有匡天下之志。他密切注意时局的发展，所以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人称“卧龙”先生。

出山之前的《隆中对》

经人推荐，刘备亲自前往卧龙岗拜访诸葛亮，去了三次才见到（史称“三顾茅庐”）。刘备叫其他人避开，对诸葛亮提问道：“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诸葛亮遂向刘备陈说了三分天下之计，分析了曹操不可取、孙权可作援的形势；又详述了荆、益二州的州牧懦弱，有机可乘，而且只有拥有此二州才可争胜天下；更向刘备讲述了攻打中原的战略。诸葛亮这些论述后世称之为《隆中对》。刘备听后大赞，力邀诸葛亮出山相助。于是诸葛亮步入仕途。

出山之后的功绩

诸葛亮一生的功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出山至入川前。这一阶段，诸葛亮主要表现的是自己的外交能力。尤其是他在赤壁之战中的游说，使得孙刘结成同盟。诸葛亮在孙权面前谈论战事时的精细，与当时东吴大都督周瑜、参军校尉鲁肃等人的不谋而合，说明他对这场战争看得很清楚，诸葛亮确有军师之才。

第二阶段是诸葛亮入川到白帝城托孤。这一阶段诸葛亮主要表现的是自己出色的治政能力。可以说，蜀国在诸葛亮死后还能撑一段时间，和这一阶段诸葛亮对西川的治理有关。这一阶段，刘备先后屯兵于公安和阳平关，成都的全部内政都交给了诸葛亮。和演义中不同，汉中之战以及此前的定军山之战，诸葛亮都没有参与，他一直守在成都。

第三阶段是刘备死后到诸葛亮病逝，这一阶段，诸葛亮的精力已经由内政转向了军事。

诸葛亮的发明

1.木牛流马

“木牛流马”使得蜀兵能在险恶的蜀道上迅速行军，对当时的军粮运输有很大的贡献。

2.八阵图

诸葛亮为了提高蜀军的战斗力，将古代的“八阵”加以变化，成了后世所说的“八阵图”。八阵图纵横各八行，用辎车作为主要掩体，以鼓声和旗帜等指挥军队，可以变化许多阵法。

3.连弩

类似架设在兵车上的武器，是一种可以连续发射的弓箭，在当时是很有威力的武器，是诸葛亮根据旧有的技术所制成的。

4.孔明灯

诸葛亮发明的一种用来向救兵传递信息的空飘灯，也是热气球的起源。

建兴十二年（234）二月，诸葛亮于北伐途中在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病故，谥曰忠武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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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丑妻——黄月英

黄月英为沔阳名士黄承彦之女，黄承彦以女儿有才识向诸葛亮推荐，请求配婚，诸葛亮答应后遂与黄月英结为夫妻。相传黄月英黄头发黑皮肤，容貌甚丑，但知识广博。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相传就是从黄月英传授的技巧上发明出来。荆州一带的特产，相传部分也由黄月英所制造或发明。现今襄樊一带，还可以听到很多关于诸葛亮与黄月英的动人传说。

旷世枭雄——曹操

曹操一生顺应时代潮流，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史书称之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

年轻时期的曹操机智警敏，有随机权衡应变的能力，而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所以社会上没有人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有梁国的桥玄等人认为他不平凡。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曹操于汉末黄巾时显露头角，后被封为西园八校尉之一，参与了天下诸侯讨伐董卓的战争。董卓死后，独自发展自身势力，纵横乱世，南征北战，先后战胜了吕布、袁术，并接受了张绣的投降。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以少胜多挫败河北袁绍；公元201年在仓亭（今河南管县东北）再次击破袁绍大军，并于207年北伐三郡乌桓，彻底铲除了袁氏残余势力，基本统一了中原地区。208

年，曹操成为东汉政权丞相，南征荆州刘表，十二月于赤壁与孙刘联军作战失利。211年七月，曹操领军西征击败了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军，构筑了整个魏国基础。公元212年又击败了汉中张鲁，至此，三国鼎立之势基本成型。公元213年，汉献帝派御史大夫郗虑册封曹操为魏王，于邺城建立魏王宫铜雀台，享有天子之制，获得“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至高权力。公元220年，曹操于洛阳逝世，享年

66岁，谥号“武王”，死后葬于高陵。曹操一生未称帝，他病死后，曹丕继位后不久称帝，追谥为“武皇帝”。

曹操的政治功绩

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曹操一生以“安民定天下”为己任，以齐桓公、晋文公为榜样。但曹操对自我有着许许多多的自卑和不安全感，信奉“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人生哲理，所以个性极为猜疑和残忍，行为复杂多变，令人难以捉摸。

曹操的文学成就

在文学方面，曹操父子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曹操善诗歌，如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诗中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的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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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人心者得天下

官渡之战之后，曹操缴获了袁绍大量的图书、资料、文件、书信等，发现其中有自己的人写给袁绍的信。按照一般人的反应，这是通敌、背叛的证据，应该拿出来，一个一个按图索骥，把那些叛徒、异己清除掉。曹操没有拆信，也没有看内容，而是将书信全部烧毁。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就问曹操，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证据都毁掉了。曹操很清楚，他是以弱胜强，老实说，自己心里都没底，何况大家呢？这勾结袁绍的人又不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可能是几十个、上百个，可能都清算不过来，何必要清算呢？

曹操很会装糊涂，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

东吴雄主——孙权

孙权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在推动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权还是中国历史长河中屈指可数的有作为的帝王之一，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有卓越的建树。

孙权（182—252），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是东吴政权的开国皇帝。

传说，孙权的母亲吴氏夜晚梦见红日东升，黄龙入体，不久就生下了孙权。孙权的父亲孙坚原来只是一县的小吏，黄巾起义爆发后，他招募兵勇千余人拥兵自守，升为别部司马，继为长沙太宁，曾依附袁术巩固势力，192年在与刘备作战中中箭身亡。孙坚的长子，当时年仅17岁的孙策以孙坚旧部为基础占据江东，不到十年时间便削平江东各方割据势力，成为江东霸主。孙策非常喜欢弟弟孙权，经常把他带在身边。公元200年，孙策被刺，18岁的孙权便成为了江东的新主人。

孙权的一个长处是“好侠，养士”，能好侠，就会义声远播；能养士，就有士肯出死力。孙权继承了孙策的基业之后举贤任能，把父亲的旧部下、哥哥的部下及好朋友都团结在一起，并很快赢得了部下的支持，使江东名士张昭、周瑜、鲁肃、程普、太史慈等对他“委心而服事焉”，因此很快稳定了东吴的局势。

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每一个稍有能力割据一方的势力都想得到扩充。北方的曹操、襄阳的刘表、盘踞蜀地的刘备以及孙权都在明争暗夺。但是刘表无能，举措失宜，所以地位不稳。其他三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他。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一举灭掉刘表的江夏太守黄祖。但未等孙权对刘表用兵，曹操已率大军袭襄阳，继承刘表的刘琮不战而降，荆州被曹操占领。接着，曹操从江陵顺江东下，图谋一举消灭孙权，席卷江东。出发前，他写信恫吓孙权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对此，年仅26岁的孙权显露出他的足以与曹操、刘备并称无愧的政治家的才干。当他听了东吴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七嘴八舌的辩论以后，“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这是何等的气魄！也正因为他有抗曹的巨大决心，在各方面又处置得宜，因而才取得了在赤壁之战中以孙、刘五万联军大破二十多万曹军的奇迹。从而形成了三分天下、三足鼎立的局面。

219年，孙权夺取了荆州，袭杀了蜀国大将关羽，次年又在彝陵之战中大败刘备，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229年，孙权趁魏明帝年轻、吴国与蜀汉关系较好的时机称帝，改元黄龙。

孙权在开展军事、外交活动和扩大地盘的同时，还注重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他的另一大历史功绩就在于对江南的开发。

东汉以前，江南经济虽有进步，但还相当落后。东吴政权是在江南建立的第一个大政权，它的规模和实力，要远超过秦以前的吴、越、楚，而足以与北方的曹魏和西南的蜀汉相抗衡。为了维持这个大政权，需要相应的人力、文化、技术和经济条件，这对江南的开发是有利的。

孙权接替孙策主事不久就开始推行屯田制度，他还兴修水利，开凿了几条运河，使江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促进了我国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另外，孙权在称帝之前就在交州和广州设立郡县，242年又派兵攻占海南岛，此间还发兵横渡海峡到达台湾岛，基本上统一了江南地区。

东吴在孙权统治时期，始终保持着较强的实力，成为三国中延续时间最长、最后一个灭亡的政权，连同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曹操也感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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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草船借箭”

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写了诸葛亮“草船借箭”，其实这是作者为诸葛亮锦上添花，历史上真正“借箭”的，是孙权。“借箭”的时间是赤壁之战四年多之后。曹操为了报仇而率军南下，进攻濡须口。一天，孙权亲自乘坐战船，深入曹营，来到前方视察。曹操下令弓箭手射箭，一时万箭齐发，矢下如雨。不一会儿，孙权的舰船上便射满了箭。因受箭的一面偏重，船体渐渐倾斜，眼看就要翻覆，孙权急忙下令把舰船调转身来，用另一面受箭。等到舰船的两面被射上差不多数量的箭后，船体又恢复了平衡，孙权满载而归。由此看来，孙权的“借箭”，完全是在紧急情况之下采取的一种急中生智的应变手段。但这种客观的“借箭”效果，正好反映了孙权卓越的军事才干和临危不惧的指挥能力。

忠义之君——刘备

刘备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争环境下度过的，可谓鞍马劳顿，倥偬数十载，终于成就大业。作为三国时期的蜀国皇帝，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

三国时代，曹操、刘备、孙权都是杰出的政治家。若论他们的德行、品格，曹、孙则远远不如刘备。刘备立身处事所表现出的品格特点，虽属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念范畴，但作为政治家的品格而言，至今仍不失为一面光亮的镜子。

刘备（161—223），字玄德，河北涿县人，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蜀汉王朝的建立者。

据说，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胜之子刘贞，西汉元狩六年（前116）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因为不及时向皇帝缴纳贡金，失去侯爵之位，于是家道中落，世代成为涿县人。

刘备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与母亲贩鞋织席为生，虽然处境艰难，但他却胸怀大志，对前途充满了憧憬和希望，他坚信终有一日能够摆脱贫困，干一番大事业。小时候，家中有株大桑树，遥望如同车盖，刘备与同宗族中的小孩在树下玩耍时说：“我一定会坐有羽饰华盖的车。”叔父刘子敬听到后，当下斥责他：“不许胡说，你想招来灭门之祸吗？”可见其志不在小。

刘备平时不大讲话，喜怒不形于色，但很善于接近他人。由于他喜欢结交天下豪侠，所以周围聚集了包括关羽、张飞在内的一批有作为的青年人。

东汉末年，朝政混乱，百姓不堪其苦。张角领导黄巾起义军趁势而起。188年，刘备与关羽、张飞在涿县组织起了一支地方武装，加入东汉王朝扑灭黄巾起义军的战争，史料记载他“数有战功”“有武勇”。战争结束后，刘备建立了正规武装力量，任平原相（县令）。196年升任徐州牧，官拜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徐州被吕布攻占后改任豫州牧。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刘备集团的力量相对较弱，又无稳定的根据地，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境地，曾经一度寄居于大军阀曹操、袁绍、刘表之下。但刘备为人的品质和品格方面符合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理念，所以所到之处都深受礼遇和尊敬。而且，他的这种政治品格也使他能够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收为己用，最典型的范例就是诸葛亮。

建安十二年（207）末，徐庶拜见刘备，刘备非常器重他。徐庶就向刘备举荐了诸葛亮。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向刘备献上了隆中对。刘备按照诸葛亮的战略方针：占荆州、联孙吴、退曹兵、入四川，最后在221年，以汉室之正宗后裔的身份于成都称帝，建立蜀汉王朝，疆土包括今四川及云南、贵州北部、陕西旧汉中府一带。刘备对诸葛亮始终非常爱惜、尊重。

刘备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优点是多方面的，如爱民爱才、宽厚仁义、知人善任，待人公正真诚等。《三国志》评论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尽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不二，诚君臣之圣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侠，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看，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竟利，且以避害云尔。”

223年，蜀国在刘备执意要为关羽报仇而发动的对吴战争中失败。同年四月，刘备在白帝城（今重庆奉节）病逝，谥号为“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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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尊刘贬曹

《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在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运用了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写成的。原名《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称《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

《三国演义》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写起，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全国统一为止，前后共97年。它描述了三国时期纷繁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三国演义》一书中“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十分鲜明。它贯穿于整个小说的始末，特别表现在对刘备、曹操两大集团代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作者以儒家道德思想为核心，糅合民众情感，不仅反映出封建正统观念对统治权威的影响，更表现了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民族文化背景影响下，人民政治上向往“仁政”，人格上注重道德的价值观念。

第一谏臣——魏征

魏征，敢言他人所不敢言之言，而且不达目的不罢休，创了历史上君“畏”臣之先例，树了历代君臣关系的典范。魏征曾向太宗面谏50次，呈奏11件，一生谏诤多至“数十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坚定，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出其右。

魏征（580—643)，字玄成，馆陶（今河北馆陶）人，一说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唐初政治家。少时丧父，家贫，但胸有大志，喜好读书，曾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李密的瓦岗军起义。后随李密归唐，又为窦建德俘获，任起居舍人。窦建德死后，他为李渊太子李建成信重，任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即位，喜欢他直率，擢为谏议大夫。他为太宗参谋国事，遇事进谏，所提意见贯穿一条“居安思危、节奢以俭”的主导精神，对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裨益很大。

魏征犯言直谏

1．直谏军事

有一次，唐太宗鉴于兵源短缺，下诣征用不到参军年龄的男丁入伍。当诏令转到门下省时，魏征竟拒诣意而不签字。太宗大怒，直斥道：“朕意已决，事与汝何干？”

魏征回道：“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焚林而猎，明年无兽。中男充军，租赋杂徭下降，更何况兵不贵多而贵精，毋须凑数。”唐太宗沉吟半晌，下令停止征兵之事，还赏魏征一口金瓮。

2．直谏家事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替唐太宗找来了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子郑氏为嫔妃，正要纳入宫中，魏征毅然劝阻，道：“此女子已与陆氏订有婚约，皇帝不抢民女，勿坏人家好事，愿皇上体恤百姓之苦。”但是，其余大臣则称陆郑之间本无什么婚约，而陆氏亦上表否定婚约一事。魏征清楚简单地说：“陆氏否定此事，是避杀身之祸，不得已才这么做。”太宗不愿再纠缠，于是取消纳郑氏为妃之事。

3．直谏政事

贞观八年，皇甫德参上书道：“修东宫洛阳，劳民伤财。地租收取过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怒道：“德参要大唐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无发，就心满意足。”魏征谏道：“上书不偏激不能动主人心，狂夫之言，择善而从。陛下因不再爱听直言而发怒，没了以往胸襟。”太宗听了魏征的谏言，转怒为喜，还升了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

唐太宗对魏征的评价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派人探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公元643年，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并亲书碑文。魏征葬礼按其遗愿，极其简单。

魏征死后

因魏征曾经举荐过先后被黜戮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称赞他们有宰相之才，李世民便怀疑魏征私结朋党。加之又有传闻，说魏征生前曾自录下给皇帝的谏词，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李世民更加火冒三丈。他不仅取消了衡山公主许配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在魏征死后半年尸骨未寒之际，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

贞观十八年初，李世民君臣在商议是否对高丽用兵时，再次提到已经去世一年多的魏征。李世民自负地说，魏征生前劝他不要东征高丽是个错误，事后他很快后悔了。之所以没有再提这件事，主要是怕堵塞进言渠道。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耳边重又响起自己大言不惭地批评魏征的话，不得不对群臣说出了“如果魏征在，决不会让我有今天”的反省话，一边承认错误，一边又下令重修了魏征墓，并且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

政治明君——李世民

李世民在位23年间国泰民安，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繁荣。他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成功转型为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后人称他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李世民（599—649），陇西成纪（今甘肃省静宁县）人，祖籍赵郡隆庆（今邢台市隆尧县）。唐朝第二代皇帝，中国封建社会卓越的政治家，伟大的军事家，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

唐太宗出生于贵族之家，是唐高祖李渊与窦皇后的次子。隋炀帝杨广大业末年，李世民随父在晋阳。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力量日益壮大。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将亡，遂于大业十三年（617），在晋阳起兵，接着南攻霍邑（今山西霍县），西渡黄河，攻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太原起兵之初，李渊以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军。

攻克长安后，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恭帝。恭帝进封李渊为唐王，以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封李元吉为齐国公。义宁二年（618），李世民徙封赵国公。三月，隋炀帝被杀。五月，李渊即位，国号唐，建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李渊以李世民为尚书令。不久，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玄武门之变

据说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的谋略，李渊曾答应他事成之后立他为太子。但天下平定后，李世民功名日盛，李渊却犹豫不决。李建成随即联合李元吉，排挤李世民。李渊的优柔寡断，也使朝中政令相互冲突，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

这一年，李建成向李渊建议由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借此要把握住秦王的兵马，然后趁机除掉李世民。李世民在危急时刻决定背水一战，先发制人。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率秦府幕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在宫城的北面玄武门内，一举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两天以后，唐高祖下诏将李世民立为太子。八月，唐高祖禅位而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帝位，是为唐太宗。第二年年初，唐太宗改元贞观。

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非常重视百姓的疾苦。他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

唐太宗轻徭薄赋、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唐朝在当时与西方的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由于唐太宗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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鹞死怀中

一天，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俊逸的鹞子，他让鹞子在自己的手臂上跳来跳去，正赏玩得高兴时，魏征进来了。太宗怕魏征看到又要提意见，回避不及，赶紧把鹞子藏到怀里。这一切早被魏征看到，他禀报公事时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时间。太宗不敢拿出鹞子，结果鹞子被憋死在怀里。

由此事可见魏征的直言善谏，当然也可知唐太宗的气度胸怀。

唯一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史称“贞观遗风”。她的历史功绩，昭昭于世，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武则天（624—705），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生于长安。其父武士彠以经营木材为业，家境殷实，富有钱财。武则天从小性格强直，不习女红，唯喜读书，故知书达礼，深谙政事。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听说年轻的武则天长得明媚娇艳，楚楚动人，便将她纳入宫中，封为五品才人，赐号“武媚”，故称武媚娘。

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被废，晋王李治被立。此后，在侍奉太宗之际，武则天和李治相识并产生爱慕之心。唐太宗死后，武则天依唐后宫之例，入感业寺削发为尼。永徽元年，唐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日入感业寺进香之时，又与武则天相遇，两人相认并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这时，由于无子而已失宠的王皇后看在眼里，便主动向高宗请求将武则天纳入宫中，企图以此打击受宠的萧淑妃。唐高宗早有此意，当即应允。永徽二年，唐高宗的孝服已满，武则天便再度入宫。次年五月，被拜为二品“昭仪”。

弘道元年，唐高宗病逝，临终遗诏：太子李显于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者，由武则天决定。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

武则天称帝

武则天谋夺李唐的社稷，翦除唐宗室。僧人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指则天后是弥勒佛下世，当代唐为天下主，武后下令颁行天下。命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藏《大云经》，命僧人讲解，并提升佛教的地位在道教之上。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人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共六万余人，亦上表请改国号。武后准所请，改唐为周，改元天授。武后称圣神皇帝，以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为始祖文皇帝。立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其余武氏多人为王及长公主。

武则天的政治功绩

1．打击了保守的门阀贵族

武则天把反对她做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都赶出了朝廷，这些关陇贵族和他们的依附者，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把他们赶出政治舞台，标志着关陇贵族从北周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统治的终结，也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2．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武则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建议“劝农桑，薄赋役”。在她掌权以后，又编撰了《兆人本业记》颁发到州县，作为州县官劝农的参考。她还注意地方吏治，加强对地主官吏的监察。对于土地兼并和逃亡的农民，也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

3．稳定了边疆形势

武则天执政后，边疆并不太平。她一方面组织反攻，恢复了安西四镇，打退了突厥、契丹的进攻，同时在边地设立军镇，常驻军队，并把高宗末年在青海屯田的做法推广到甘肃、张掖、武威、内蒙古、五原和新疆吉木萨尔一带。以温和的文化政策，接纳多元文化的发展。

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病笃，卧床不起，被迫传位给太子李显，恢复唐国号，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皆复旧制，恢复以神都为东都。705年十一月，武则天在上阳宫病死，终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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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字碑”的说法

自秦汉以来，帝王将相无不希望死后能树碑立传，而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女皇帝的石碑却没有刻一个字。其说法有几种：第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用以夸耀自己，表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第二种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自知罪孽重大，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第三种说法认为，武则天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立“无字碑”是聪明之举，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

护国良相——狄仁杰

狄仁杰一生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他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为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作出了卓越贡献。

狄仁杰（630—700），字怀英，并州太原人。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祖父狄孝绪，任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任夔州长史。狄仁杰为武则天时期宰相，应试明经科，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

圣历元年（698），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当时，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数次使人游说太后，请立为太子。武则天犹豫不决。大臣李昭德等也曾劝武则天迎立李显，但没有为武则天接受。对武则天了解透彻、洞烛机微的狄仁杰，从母子亲情的角度从容地劝说：“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

”武则天说：“此朕家事，卿勿预知。”狄仁杰沉着而郑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

最终，武则天感悟，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朝得以维系。

作为一名精忠报国的宰相，狄仁杰很有知人之明，也常以举贤为意。一次，武则天让他举荐一名将相之才，狄仁杰向她推举了荆州长史张柬之。武则天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司马。过了几天，又让狄仁杰举荐将相之才，狄仁杰说：“前荐张柬之，尚未用也。”武则天答已经将他提升了。狄仁杰说：“臣所荐者可为宰相，非司马也。”由于狄仁杰的大力举荐，张柬之被武则天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个时期，升任宰相。

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崇等数十位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官员，他们被武则天委以重任之后，政风为之一变，朝中出现了一种刚正之气。以后，他们都成为唐代中兴名臣。对于少数民族将领，狄仁杰也能举贤荐能。契丹猛将李楷固，曾经屡次率兵打败武周军队，后兵败来降，朝中官员主张处斩之。狄仁杰认为李楷固有骁将之才，若恕其死罪，必能感恩效节，于是奏请授其官爵，委以专征，武则天接受了他的建议。果然，李楷固等率军讨伐契丹余众，凯旋而归，武则天设宴庆功，举杯对狄仁杰说：“公之功也。”由于狄仁杰有知人之明，后人对狄仁杰赞誉：“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

在狄仁杰为相的几年中，武则天对他的信重是群臣莫及的，她常称狄仁杰为“国老”而不名。狄仁杰喜欢面引廷争，武则天“每屈意从之”。后来狄仁杰年事已老，多次以年老告退，武则天不许，入见，常阻止其拜。武则天曾告诫朝中官吏：“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

狄仁杰是公正廉明、大气磅礴的政治家，他机智果断，运筹帷幄，辅佐武则天的同时，又巧妙安排接班人，在狄公死后促使武则天让位于李唐，为稳定武则天身后的政局以及大唐中兴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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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认错

狄梁公与娄师德一同做相国。狄仁杰一直排斥娄师德，武则天问他说：“朕重用你，你知道原因吗？”狄仁杰回答说：“我因为文章出色和品行端正而受到重用，并不是无所作为而依靠别人。”过了一会，武则天对他说：“我曾经不了解你，现在你做了高官，全仗娄师德提拔。”于是令侍从拿来文件箱，拿了十几篇推荐狄仁杰的奏折给狄仁杰看。狄仁杰读了之后，惭愧得连忙认错，武则天没有指责他。狄仁杰走出去后说：“我没想到竟一直被娄大人容忍！而娄公从来没有骄矜的表现。”

黄袍加身——赵匡胤

赵匡胤是一位推动历史发展的杰出人物。“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便是由他发起的一次成功的政变。赵匡胤兵不血刃登上帝位，不仅统一了大半个中国，而且治国有方。宋王朝的经济和文化经过他的治理达到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

赵匡胤（927—976），涿州人，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里，为宋朝第一代皇帝。青年时的赵匡胤，爱好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后来，他做了后周的将领，立了不少军功，被提拔为殿前都点检，掌握了后周的军事大权。

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七岁的柴宗训继位。柴宗训年幼无能，赵匡胤就和他的亲信策划政变。第二年春，他借口北汉和契丹会师南侵，率领大军，从开封出发，前往抵抗。大军走到陈桥驿，他手下的将土把一件皇帝穿的黄袍披在他的身上，拥立他做皇帝。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陈桥兵变”。

赵匡胤登基后，定国号为宋，为宋朝的开国皇帝，将开封作为都城，历史上称为北宋。宋太祖建立北宋后，各地的割据政权依然存在。他采用各个击破的战略，花了十来年时间，陆续攻灭了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诸割据政权，顺利地实现了南方的统一。

为了防止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政权的再现，宋太祖接受宰相赵普的建议，削夺朝中大将的兵权，加强中央集权。公元961年初秋的一个晚上，他召集石守信等大将饮酒，对他们说：“要不是靠你们出力，我不会有今天。不过，我做了皇帝，没有一夜睡好觉。”

石守信等人忙问原因。他说：“如果有朝一日，你们的部下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能不做皇帝吗?”

石守信等听了，大吃一惊，急忙问宋太祖怎么办?

宋太祖说：“你们不如交出兵权，到地方上做官，买些良田美宅，再买些歌妓舞女，享乐一辈子。这样，君臣没有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称病辞职，交出兵权，得到很多赏赐。不久，宋太祖又用同样手段，解除了一些地方节度使的兵权，各给他们一个没有实权的官职，留在京城居住。宋太祖这种做法，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节度使交出兵权以后，宋太祖就派遣文臣到各地做知州，管理地方政事。后来，又派转运使到各地管理地方财政。他还把地方上的精兵抽调到中央，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边防重要地方，派禁军轮流戍守。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于结束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他重文轻武，偏重防内，因此，国力日渐衰弱，军队缺乏战斗力，留下了宋代外患不断的祸根。

公元976年，年满50岁的宋太祖，正当大有作为时，突然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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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的传说

相传，宋太祖赵匡胤自小家贫，早年曾浪游楚地，以推车贩运为生。一年寒冬，他手推独轮车，到孝感西湖村，当独轮车满载贩购的西湖莲藕后，却时值风雪黄昏，饥寒交迫，赵匡胤便推车投宿酒家。

因兵祸战乱频繁，朝廷严禁民间酿酒，加之此时酒馆饭菜俱空，厨间仅剩两张未用完的“豆油皮”及葱姜等零星物料。聪明的厨师便随机应变，即取用客人车上的莲藕作原料，经洗净去皮，切成细丝，略用盐腌渍后，拌入葱、姜、香菇丝等调料和少许面粉，用净布紧紧卷捏成一字条形，再用抹过面糊浆的豆油皮包牢，用刀切成形似“车轮”一样的片，并经油炸烹制，稍许，酒家端上一盘“豆油藕卷”和一壶私人家酿陈酒送上餐桌。赵匡胤非常感激，便一人独酌起来，边吃边赞叹说：“豆油藕卷肴，兼备美酒好，落肚体通泰，今朝愁顿消。”于是，“豆油藕卷”这一佐酒美肴即问世，并沿传下来。大约过了十多年，在公元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一跃而当上了宋朝的开国皇帝。

一天，他忽然想起当年在西湖酒馆吃过的那难得的美酒和佳肴，顿时感慨万分，为了不忘旧情，便特对孝感颁发诏书，取消西湖禁酒令。

宰相之杰——王安石

王安石，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宋神宗时宰相，创新法，改旧政，是一个进步的政治家。他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了较好的教育。他心怀大志，博学多思，随父宦游各地，目睹了北宋“民劳财匮”的社会状况，在哲学、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的思想体系——“荆公新学”，旗帜鲜明的标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一丝清新的空气，对后来中国学术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同时为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王安石自22岁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几近三十年地方官生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局部地推行了改革弊政的革新措施。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变法失败，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没有得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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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王安石智胜厨师

一天，王安石去面馆吃面，进门后，找了个座位坐下，老板、伙计有心考考他，故意不给他端面。等了好久，他看见后进门的人都吃上了面，便问跑堂的伙计：“师傅，我的面做好了吗？”伙计答道：“就来!”不大一会儿，跑堂的伙计拿了一双筷子交给王安石道：“你的那碗面做好了，大师傅说要你自己去端。”王安石径直来到厨房，见灶墩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滚烫的面汤快要溢流碗外，大师傅对王安石说：“这碗面是我特意为你做的，味道格外好，肉也特别多，你能把它端到堂前去，不泼了一滴汤，算你白吃，不要钱。”王安石问：“此话当真？”大师傅说：“偌大的一个面馆，还出不起一碗面吗？”只见王安石用筷子轻轻地往碗里一伸，把面条挑了起来，碗内自然只剩半碗汤了。就这样，他左手端起汤碗，右手拿着筷子挑起面，顺顺当当地把一碗满满的热面条端到店堂前，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面馆里的人都翘起大拇指称赞道：王安石真是个神童啊！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其本人及其子孙的军事征服活动，克服了当时东西方陆路交通的人为障碍，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东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弭平了中国大陆自唐朝以后形成的数个政权分立对峙的局面，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版图。

成吉思汗(1162—1227)，蒙古国的创建者。蒙古乞颜部人，名铁木真，贵族也速该之子。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因为作战英勇，被推举为尼伦诸部的领袖，1170年被塔塔儿人毒死，从此家族败落，也速该的妻子带着铁木真过着颠沛流离、异常艰苦的生活。

蒙古部主忽都剌汗死后，蒙古部众大都在札木合控制之下，铁木真投靠札木合，随他游牧。后来，铁木真笼络人心，招徕人马，最后脱离札木合。约在12世纪80年代，铁木真称汗。札木合率领札答阑、泰赤乌等十三部来攻，铁木真兵分十三翼迎战，因实力不敌而败退，史称十三翼之战。

1196年，铁木真和克烈部脱里汗出兵助金，于斡里札河(今蒙古东方省乌勒吉河)打败塔塔儿人。金授铁木真以察兀忽鲁(部长)官职，封脱里汗为王(脱里从此称王汗，语讹为汪罕)。铁木真与王汗联兵攻打乃蛮部，回师途中又与乃蛮本部相遇。王汗见敌势盛，不告而退，把铁木真留在乃蛮兵锋之下。铁木真发觉后，迅速撤兵，回到自己牧地撒里川(在今蒙古克鲁伦河上游之西)，反而把王汗暴露在敌前。王汗大败。因为有许多蒙古部众在王汗处，铁木真怕他们被乃蛮吞并，对自己不利，便派称为四杰的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领兵援救王汗，击退乃蛮。铁木真在部落争战中善于利用矛盾，纵横捭阖，逐渐摆脱了对王汗的臣属地位。

1201—1202年，铁木真和王汗联兵，与札木合联盟(塔塔儿、乃蛮等部落联盟)大战获胜，札木合投降王汗。1202年，铁木真消灭了四部塔塔儿，占领了呼伦贝尔高原，实力猛增。1203年王汗对铁木真发起突然袭击，铁木真败退到哈勒哈河以北。不久，铁木真乘王汗不备，奇袭王汗牙帐，克烈部亡。同年，汪古部也归附铁木真。1204年，铁木真成为蒙古高原最大的统治者。

成吉思汗立国后，势力日盛，开始对外发动大规模战争。经过二十余年的蒙夏战争，屡创夏军主力，迫西夏国王乞降，削除金朝西北屏障，得以顺利南下攻金。六年，亲率大军进攻金朝，开始了为时24年的蒙金战争。十二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指挥攻金战争，自率主力返回蒙古准备西征。次年，遣先锋将领哲别灭西辽屈出律势力，扫清西征障碍。十四年，以西域花剌子模国杀蒙古商人和使者为由，以军事扩张和掳掠财物为目的，亲率大军约20万分路西征。数年间先后攻破讹答剌(在今锡尔河中游)、布哈拉及撒马尔罕等地。并命哲别、速不台继续西进，远抵克里米亚半岛。

十九年，班师返漠北。

二十一年，率军10万歼灭西夏军主力(次年西夏灭亡)。当成吉思汗正欲集中全力攻金时，却于二十二年七月十二(1227年8月25日)在六盘山下清水县(今属甘肃)病逝，时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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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勒德的传说

传说一次战役中成吉思汗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跪拜乞求长生天保佑他一定打胜仗。突然一声巨响，天降一柄神矛落在枝叶繁茂的大树上。成吉思汗命大将木华黎将神矛取下后，并用九九八十一匹黑马的马鬃编成缨将它装饰起来，作为行军作战的前导徽标和旗帜握杆，称之为苏勒德。从此，成吉思汗无往而不胜，横扫欧亚。成吉思汗十分敬重苏勒德，在大蒙古汗国成立庆典上庄重地将其供在祭坛上，标志胜利、成功、吉祥、太平。

乞丐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贫寒，也没有很高的文化，但后来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英明帝王、伟大的政治家。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所以他也是一位传奇皇帝。

朱元璋（1328—1398），字国瑞，原名朱重八，后取名朱兴宗，后再改名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人。

朱元璋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在幼年时，以给大户人家放猪放牛为生，吃尽了苦头。公元1344年，淮北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虫灾，疾病到处流行。在这场劫难中，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先后病死，饿死。16岁的朱元璋靠乡邻的帮助，草草埋葬了亲人之后，孤苦无依的他只好到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小和尚。不久，灾情越来越重，寺庙中的和尚也不得不外出讨吃就食。朱元璋入寺后不到几个月，就被打发出去，做了游方僧。他云游四方，到处乞讨，受尽了风霜之苦。但同时这也使他了解到民间疾苦，增长了社会见识。

将帅之才

元朝末年，政治越发黑暗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剥削、压迫和歧视，纷纷拿起武器起来斗争。公元1351年，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公元1352年朱元璋云游回到家乡，接到濠州起义军中同乡汤和的相邀信，就投奔于濠州红巾军郭子兴的队伍。由于他勇武过人，很快就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不久，又成为郭子兴的亲信，并娶了郭子兴的养女马氏为妻。朱元璋以战功先任镇抚，后升总管之职，成为濠州红巾军中统兵一方的大将。

统一全国

公元1355年郭子兴病死，朱元璋以左副元帅职，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实际领袖。他率军南下，攻破集庆，招降康茂才等军民50余万，改集庆为庆天府。龙凤政权任命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这时的朱元璋，局面小，兵力弱，四面受敌，形势不利。他利用元朝军队主力和小明王作战的机会，向南面和东南的元军主力进攻，取得胜利。在率军打下徽州时，朱元璋采纳了老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献策，命令军队自己动手生产，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负担，因而兵强粮足。之后朱元璋又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土地肥沃、盛产粮食丝绸的浙江一带，先后占领诸暨、处州。孤立的元军据点次第被消灭。随后，他又适应新的军事形势，采取对东南取守势、东北和西面取攻势的战略，在军事上取得了有利的局面；然后又战鄱阳，取东吴，南征北伐，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

在位期间的政绩

休养生息

明朝建立初期，经过近二十年战乱的破坏，社会一片凋敝。对此情形，朱元璋实行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他接受大臣建议，鼓励开垦荒地，并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他还采取强制手段，把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迁往地广人稀的地区；对于垦荒者，由政府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规定免税三年，所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还规定，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种桑、棉、麻各半亩，有田十亩以上者加倍种植。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荒。

官僚改革

明初，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朱元璋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弊病，于是进行了改革。首先是废除行省制。公元1376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

打击贪官

首先，对贪污60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其次，朱元璋敢于从自己身边的“高干”开刀；第三，朱元璋发明“剥皮实草”的残酷刑法处置贪官；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干部决不姑息迁就；第五，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

兴学立教

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为了选拔能听命于皇帝的官吏，明朝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考生只能根据指定的观点答卷，不准发挥自己的见解。答卷的文体，必须分成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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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出生传说

传说朱元璋的母亲刚怀孕时，曾经做了个梦，梦中有一个神仙给了她一粒仙药，放在手中闪闪发光，于是她就吃了下去，待到从梦中惊醒仍余香满口。等到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满屋，时值夜晚，红光从屋中射出，邻居见后以为失火，忙奔走相救，结果是虚惊一场。

救时宰相——张居正

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饬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厦，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少名张白圭，号太岳，谥号“文忠”，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又称张江陵。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内阁首辅之一，明代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

张居正是出身于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经会试、殿试取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25岁升为翰林院编修，43岁进入内阁，任大学士，48岁任宰相。那时，封建统治阶级昏庸腐化，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阶级矛盾尖锐，危机严重。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一方面，张居正以“得盗即斩”的手段加强镇压，另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使民“足食足衣”的政治措施。

主要政绩

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当时行政机构雍肿，人浮于事。张居正把能合并的机构都合并了。在精简机构时，还进一步划清了政府各部门的权限职责，严格官吏考核制度，加强了人事管理。这样一来，既减轻了朝廷支出，又鞭策着官吏们更好地工作，提高了行政效率。

严肃法纪，信赏必罚。张居正认为，“赏罚功罪，须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后可责其用命”。因此，在他执政期间，凡是违法犯纪的人，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地方豪强，一概绳之以法。他一面大刀阔斧地整肃吏治，一面带头不搞行贿受礼。比如被他推荐任用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后来被封为宁远伯。李为了报答他的推荐之恩，曾派人给他送去钱财。他坚决不受。因此，他主持颁布的一切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蠲免积负，减负于民。他对神宗说：“今尚有一事为民害者，带征税粮也。夫百姓财力有限，一岁之入，仅足供一岁，不幸岁歉，目前尚不能办，岂复有余力更完累岁积逋乎？有司避责，往往将今年所征，抵完旧逋，即今岁所欠，又为将来带征矣。”要求神宗责令户部“核万历七年以前积负，悉行蠲免”。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免去了农民在万历七年以前积欠国家的钱粮田赋。

重视人才，知人善任。他曾上书神宗说：“今后用人，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他曾引用李成梁镇辽东，戚继光镇蓟门，使得“荒外詟服，边境坐拓”。又用潘季驯治理黄河，使得“堤工早完，转漕无患”。

人在政在，人亡政息

公元1582年，张居正去世，过去因攻击他而受到处分的人，一个个官复原职。中官张诚在神宗面前说他与冯保“交结恣横”，并说他家“宝藏逾天府”。御史羊可立指责他构陷辽王。辽妃又上书为辽王辩冤，并说辽府金宝以万计，全部入居正家。神宗被这些谗言迷惑了，遂公布张居正罪状，下令削去了他的官秩，剥夺了他的谥号，查抄了他的家产，几乎劈棺戮尸。

到熹宗朱由校即位，恢复了张居正的官秩，重新予以葬祭。直到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为他鸣冤，他的冤案才逐步得到了纠正。他的子孙也官复原职。张居正不仅热心于革新政治，还留下了一些内容丰富的政治论文和感情真挚的诗篇。有《张文忠公全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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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时宰相张居正的出生传说

据说张居正小名叫张白圭，他的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传说，说是他的爷爷张镇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家中发大水，水里有一只大白乌龟。据说这是一个很吉祥的梦，正巧他的孙子就在当天晚上出生了，于是他就给孙子起了一个张白圭的名字。张白圭小时候非常聪明，和当时的唐寅、徐文长一道被誉为大明王朝的三个神童。全家人都对他寄予莫大的期望，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盛世君王——康熙

康熙帝，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著名的君主，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61年。康熙是清朝十二帝中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智擒敖拜，三征准噶尔，平定三藩，打击沙俄侵略，收复台湾，蠲免赋税，为后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康熙（1654—1722），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满族人，是清世祖的儿子。他八岁继承皇位，世称清圣祖。因为他在位时年号“康熙”，所以人们通常称他为康熙皇帝。

康熙登基时，由鳌拜等四个大臣辅政。鳌拜结党营私，把持朝政，严重地影响着康熙的统治地位。康熙十四岁开始亲政，为了对付鳌拜集团，就在宫中训练了一批少年侍卫。过了两年，他以下棋为名，召亲信大臣索额图进宫，定下计谋，然后突然召见鳖拜。当鳌拜入朝，康熙历数他的罪状，预先埋伏好的少年侍卫出其不意，一拥而上，把他逮捕。结果，鳌拜被革职拘禁，他的心腹党羽也都被诛杀。

就这样，16岁的康熙初次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开始亲自掌握政权。

康熙掌权后，为了维护全国的统一，抵御外来的侵略，进行了一系列的卫国措施。从1673年起，原已降清的明朝将领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三藩之乱”。康熙调兵遣将，经过八年的战争，平定了这次叛乱。1683年，康熙又出兵进攻台湾，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战败投降。康熙在台湾驻兵防守，抵御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清军入关时，沙俄侵略者乘机侵入我国东北，强占黑龙江流域雅克萨等地。沙俄侵略者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1685年，康熙派兵出击，攻克雅克萨，俄军被迫投降。但是清军撤回后，俄军又重新侵入雅克萨。第二年，康熙又派兵讨伐。俄军被围困城内，伤亡惨重。沙俄政府被迫进行边界谈判。1689年，康熙派索额图等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之间的东段边界。当时，蒙古族的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勾结沙俄，发动叛乱，康熙三次带兵亲征，平定了叛乱。后来，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又和藏族少数上层分子勾结起来，发动叛乱，康熙又派兵平定了叛乱。康熙在位期间，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清军入关后，镇压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战争延续了很久，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康熙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顺治时，清朝统治者为满足满洲贵族对土地的贪欲，曾下令圈地。虽然规定只圈占近京各州县无主荒地及明朝皇室勋戚的庄田，但实际上很多农民的土地也被圈占了进去。康熙下令停止圈地，后来又规定，民间所垦土地，永不许圈。他还改革赋役制度，从1712年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来，又实行“摊丁入亩”的方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税。这样，就完全按土地的多少来征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他还奖励垦荒，减免钱粮，赈济灾民，兴修水利。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在位期间，耕地面积、人口数字和财政收入都有很大的增加。

另外，康熙对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非常重视。康熙自己也具有丰富的学识。他不仅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还聘用教授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教士，向他们学习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医学、音乐和绘画等方面的知识。他的知识和爱好这样广博，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

康熙在位时间很长，达61年。他一生勤奋治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重大的建树。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他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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粥公粥婆的传说

清康熙十六年，康熙皇帝为体察民情，第五次离京微服私访。是年秋天，康熙帝携随从来到广州，路染风寒，久治不愈。广东封疆大吏察哈尔下文通告岭南各路名医为皇上疗疾，未果。后闻知梅州乡间有一对年逾八旬的阿公阿婆擅长熬粥，其所熬之粥乃据家传密笈配制，除了滋润可口，还能养生健体、消病祛疾。于是察哈尔派专人把这对阿公阿婆接到巡督府，并按要求架起了柴锅土灶，精选岭南特有乌梅为主料，配以其它辅料及若干味中药，经过若干时辰的文火慢熬，一锅飘着药香的养生粥熬制完成。康熙小啜一口，顿感气顺，三碗下肚，血脉开张，印堂发亮。没出三日，便精神气爽，彻底痊愈。这对年迈的阿公阿婆一时远近闻名。

文治武功——乾隆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皇帝之一，是他把清朝的“康乾盛世”推向顶峰，但也是他亲手将它带向低谷，他是影响中国18世纪以后历史进程的重要皇帝。

乾隆(1711—1799)，名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达到我国封建时期的最高峰。康乾盛世局面也达到高峰。

乾隆是雍正皇帝第四子，也是雍正诸子中最有才干的一位，自小甚得其祖父康熙喜爱，在雍正即位当年，就被以“秘建皇储”的方式确立为继承人。1735年，雍正暴崩，乾隆顺利继承皇位。

乾隆帝自称是历代封建帝王中文治武功第一人。

在文治方面，他很注意招贤纳士以为己用。南巡时诏试士子，使一批有才华的读书人破格得到提拔。他非常重视科举取士，曾多次亲临考场，看到考场矮屋风檐，命发给考生蜡烛木炭，准许入场时携带手炉以温笔砚。因会试时间是京师的严冬，为了使考生们能在考场更好地发挥，命延期三个月以等春暖。

清朝曾大规模地编书，但最宏伟的一次，是乾隆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编成巨型文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共收有图书3503种，79337卷，基本上包括了我国历代的重要著作，分经、史、子、集四部，收录的书籍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部官修的大类书，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很多有价值的古代书籍由此得以保存了下来。

在武功方面，乾隆朝也是极盛的。先后噶尔丹之役，回疆之役，大小金川之役，两次廓尔喀之役，缅甸之役，安南之役等等。乾隆帝对每一场战役都很重视，注意选帅任将，每攻克一个地方，都要举行盛大的仪式，祭告先祖，嘉赏有功之士。这些战役，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以清廷全面获胜告终。乾隆帝因此志骄意满，自诩“十全武功”，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好大喜功溢于言表。

乾隆六年，全国人口达到1．4亿，超过历史最高值。乾隆六十年，人口已达2．97亿，国家财政、国库储备都达到历史最高值。

乾隆晚年沉浸在繁华自足的美梦中，六巡江南，奢靡无度，增加了百姓的负担；重用和珅，政治败坏；不思进取，民生艰难。他统治的晚年，内有白莲教起义，外有资本主义势力试探觊觎。

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仅次于康熙，而实际执政时间是最长的皇帝，达到63年，他又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乾隆于1799年在太上皇位子上病逝，时年88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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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与和珅的传说

乾隆做太子的时候，一次因事进宫，看到父王雍正的一个妃子娇艳无比，正对镜梳妆，不禁想和她开个玩笑，于是就从后面用双手捂住了那个妃子的眼睛。妃子不知就里，遂用梳子往后击打，正好打到了乾隆的额头上。乾隆的母后见了，就说那个妃子调戏太子，将她赐帛自尽。乾隆觉得对不住这个妃子，就用朱砂在妃子的颈上点了一下，悲痛地说：“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

后来，和珅入宫侍驾，乾隆越看和珅越像那个冤死的妃子，验其项颈，果见其颈上有一红色胎记。问其年龄，也与那妃子死去的时间相合，正是二十五年。乾隆愈发吃惊，遂认为和珅就是那冤死的妃子之后身所化。为偿还年轻时的“孽债”，乾隆对和珅关爱有加，处处袒护，致使和珅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以致权倾朝野，作威作福长达二十余年而不倒。直到后来乾隆死后，嘉庆皇帝才将他扳倒，死时居然也是白绫赐死，与那妃子一般无二，真是历史的巧合。

垂帘听政——慈禧太后

慈禧在清末时，执政同治、光绪两朝，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她执政时期没有让清王朝稳定繁荣，没有积极抵抗外来侵略，反而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200多年的大清王朝轰然坍塌。

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老佛爷”，死后清朝上谥号为“孝钦慈禧太后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总共25字，为有清以来，一代皇后身后哀荣之最。

慈禧太后是满洲镶黄旗人，1851年以秀女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因得咸丰皇帝宠幸，1854年进封懿嫔。1856年生子载淳。次年进位为“储秀宫懿贵妃”。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政。年号“祺祥”，尊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同年11月，那拉氏与恭亲王奕欣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那拉氏实行垂帘听政，实际控制了国家大权。

1873年，载淳成年，那拉氏宣布撤帘归政，但仍阴持朝柄。次年，载淳病死，那拉氏立宗室载湉继承皇位，年号“光绪”，复行垂帘听政。

1889年，光绪19岁，已经成年，慈禧不得不表面上“归政”，实际上通过清朝政府里一大批顽固守旧的官僚，仍然掌握着实权，因此和光绪的矛盾日益加深。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898年6月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利用光绪的权力，实行变法维新。慈禧对此仇视之极，经过密谋策划，终于在11月发动政变，幽禁了光绪，杀害了一些维新爱国志士，把变法维新运动镇压下去，重新垂帘听政。

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暴发，很快危及清朝的统治。这年6月，帝国主义又组成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发，慈禧这时便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对外宣战。但是，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慌乱中挟持着光绪，逃亡到西安，并立即命令搜杀义和团，又派李鸿章和侵略者签订《辛丑条约》。

1901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怒潮已不可阻挡，慈禧才表示愿意施行以练兵、筹饷为中心的“新政”，想借此抵制革命。而实际上，她仍在加紧训练新军和警察，准备对人民实行镇压。1905年秋，她更进一步玩弄“预备立宪”的骗局。到1908年11月，她和光绪先后患病，14日光绪先死，第二天她也跟着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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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过60大寿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初十，是慈禧的60岁生日，准备在颐和园大规模的进行庆祝。除了在颐和园大兴土木之外，还在从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跸路所经分设60段景点，建造各种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正当清政府紧锣密鼓筹备太后六旬庆典的时候，中日战争爆发了。中外舆论认为，中国必胜。光绪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提出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景点，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非常生气，说：“今天谁让我不高兴，我就要他一辈子不高兴。”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中又遭受重创。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旬庆典，慈禧希望外国出面干涉，尽快结束战争。她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以各种借口打击以光绪为首的主战派。由于形势日益紧张，她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所有庆辰典礼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停办。在金州、大连相继陷落，旅顺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紫禁城内的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

官场楷模——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毛泽东“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也对他推崇备至。他创办湘军，为清王朝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清湘乡县荷叶塘人。出生在一个豪门地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

从政经历

曾国藩28岁考中进士，此后，他踏上了一步一阶的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十年七迁，从七品官职升到二品大员，担任过内阁学士，兵部、刑部等部侍郎。后创办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被封为一等勇毅侯，官居一品。从文才上看，曾国藩的仕途畅通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极广，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点。

政治主张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己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己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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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曾国藩审案

一天，天气晴朗，年幼的曾国藩从学堂回到了家里。刚放下书包，就听见父亲焦急地说：“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于是就把曾国藩叫来，对他说：“煮熟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少了一个，不知是哪个偷吃了，快帮你母亲查一查。”曾国藩思索了一下，答到：“这个很容易，我有办法查出来。”说罢，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倒了几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拢来，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边观察，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里夹有鸡蛋黄粉。曾国藩的父亲高兴极了，觉得儿子聪明，将来能当官审案子。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辛亥革命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民主革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驱，领导人民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权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在中国倡建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人。

孙中山（1866—1925），原名孙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名逸仙。

1866年(同治五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家。1892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广州、澳门等地以行医为职业。由于他医术高超，前来求医的人很多。但他认为“医国”比“医人”更重要，便决定联络有志改造中国的志土仁人。1894年夏，他受当时蓬勃兴起的维新思潮的影响，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天津，上书李鸿章，要求“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希望统治阶级上层实行一些改良措施，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为楷模，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工农业生产。但他的上书遭到冷遇。

1894年10月，孙中山远渡重洋，到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革命思想。经过多方联络发动，孙中山于同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一成立，便组建军队，进行军事训练。1895年4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举国一片反对之声。孙中山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时机，便与陆皓东等策划起义。他们决定利用重阳节回乡群众来省城扫墓的机会举行起义。但由于走漏了风声，清政府派兵封闭了革命机关，搜捕起义人员，起义还未正式发动就失败了。陆皓东壮烈牺牲，孙中山流亡海外。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1906—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孙中山为起义制定战略方针，并在海外奔走，为起义筹募经费。各次起义都因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够严密而失败，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孙中山在美国得知消息后，于12月下旬回国，即被17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职，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宣统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自此，中国结束了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被迫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位于袁世凯，并于4月1日正式解职。此后一年多，孙中山积极宣传民生主义，但因政权落在袁世凯手中，他的努力并未取得成果。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袁世凯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1914年6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1915年5月初回到国内，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旋又返日，10月25日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1917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领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9月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孙中山在军政府内备受军阀、政客的排挤，不得不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经日本赴上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于1918年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祝贺俄国革命胜利。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给予孙中山很大的鼓舞。1920年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举护法旗帜。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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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名称的由来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逝世，由于孙中山重视保护国家环境，故每年3月12日定为植树节，以纪念孙中山。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为孙中山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此为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第二讲 军事将领战沙场

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武

孙武在军事科学这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和总结出了异常丰富、多方面的哲学道理，确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的并列地位，被并称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颗明亮的星体。

孙武(约前551—？)，春秋时期吴国名将，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后人尊称孙子、孙武子。

孙武的祖先是陈国公子完，由于陈国内部发生政变，公子完携家眷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改姓田，故他又被称为田完。田完的五世孙田书，很有军事才干，做了齐国的大夫，因为领兵伐莒(今山东莒县)有功，齐景公在乐安封给他一块食邑，并赐姓孙氏。因此，田书又被称为孙书。孙书的儿子孙凭做了齐国的卿，孙凭就是孙武的父亲。此时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田、鲍、栾、高四大家族之间争权夺利，斗争愈演愈烈。大约在公元前517年，年轻的孙武毅然离开乐安，投奔了吴国。

孙武来到吴国后，在吴都(今苏州市)郊外结识了伍子胥。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结为密友。这时吴国的局势也在动荡不安之中，两人便避隐深居，待机而发。孙武一边灌园耕种，一边写作兵法，写成13篇兵法。公元前515年，吴国公子光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即位后，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后来，伍子胥将孙武推荐给吴王阖闾。

在孙武的严格训练下，吴军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公元前512年，阖闾、伍子胥和孙武，指挥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闾江县西)，阖闾想要长驱直入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孙武认为疲惫之师不宜久留，伍子胥也完全同意孙武的主张，吴王便下令班师。回朝后，孙武和伍子胥共同商订了一套扰楚、疲楚的计策，即组成三支劲旅，轮番袭扰楚国，弄得楚国连年应付吴军，人力物力都被大量耗费，国内十分空虚，属国纷纷叛离。

公元前506年，楚国攻打已经归附吴国的小国——蔡国，阖闾和伍子胥、孙武便指挥训练有素的3万精兵，乘坐战船，溯淮而上，直趋蔡国与楚国的交界处。楚军见吴军来势凶猛，不得不收缩部队，调集主力，防守于汉水一带。不料孙武突然改变了进军的路线，放弃战船，改从陆路进攻，直插楚国纵深。孙武选择了强壮敏捷的3500人为前阵，身穿坚甲，手执利器，连连大败楚军。然而，这时越国乘吴军伐楚之机进攻吴国，秦国又出兵帮助楚国对付吴军，这样，阖闾不得不引兵返吴。

孙武在帮助阖闾西破强楚的同时，计划征服越国。公元前496年，阖闾听说越王允常去世，新即位的越王勾践年轻稚弱，越国国内不大稳定，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不听孙武等人的劝告，仓促出兵越国。两军相遇于吴越边境的木隽李(今浙江嘉兴县西南)。勾践施展巧计，派死刑犯出阵排成三行，把剑放在脖子上，一个个陈述一番后，自刭于阵前。吴国士兵看傻了眼，越军乘机发动冲锋，吴军仓皇败退，阖闾负重伤身亡。

阖闾去世后，由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公元前494年春天，勾践调集军队从水上向吴国进发，夫差率10万精兵迎战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边)。在孙武、伍子胥的策划下，吴军大败越军，勾践带着5000名甲士跑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上的一个小城中凭险抵抗，被吴军团团包围。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

越王勾践屈辱求和后，卧薪尝胆，立志复仇，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越国富足，越军精悍。公元前482年，越军乘吴军主力聚集黄池与中原诸侯盟会、吴国国内兵力空虚之际，发兵袭击吴国，攻入吴国国都。吴国遭此劫难，便一蹶不振，由盛转衰，至公元前473年，正式被越国灭亡，夫差愧恨交加，自刎而死。孙武所梦想的由吴王统一华夏，也就成为泡影。

孙武的一生，除了其赫赫战功以外，还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论兵、论政的篇章，其中流传下来的《孙子兵法》尤以著名。这短短的13篇兵法，仅5000字，却体现了孙武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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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练兵

孙武带着他《孙子兵法》进见吴王。吴王将兵法一篇一篇看罢，啧啧称好，便对孙武说：“你的兵法十三篇，不知实行起来如何，可否演练一下，让我们见识见识?”孙武回答说：“可以。”吴王想给孙武出个难题，于是下令将宫中美女180名召到宫后的练兵场，交给孙武去演练。

孙武把180名宫女分为左右两队，指定吴王最为宠爱的两位美姬为左右队长，让他们带领宫女进行操练，孙武站在指挥台上，认真宣讲操练要领。他命令道：“一切行动，都以鼓声为准。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宫女们回答：“明白了。”孙武便击鼓发令，然而宫女们不听号令，捧腹大笑，队形大乱。孙武便召集军吏，根据兵法，斩掉两位队长。当孙武再次击鼓发令时，众宫女前后左右，进退回旋，跪爬滚起，全都合乎规矩，阵形十分齐整。

著名军事家——孙膑

孙膑是战国中期兵家的代表人物，伟大的思想家、卓越的军事家。他所著的《孙膑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孙武和吴起等人的军事思想，总结了当时的作战经验，为我国古代军事理论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孙膑（生卒年不详），吴国大将孙武的后代，齐国人(今山东鄄城人)，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

相传他少年时与庞涓同师于高人鬼谷子。后来庞涓当了魏国的将军，妒忌孙膑的才能，就派人把他诓骗到魏国，处以膑刑(挖去膝盖骨)，所以人们称他为孙膑。

后来，孙膑得到齐国使臣的帮助，逃离魏国，到了齐国，做了齐国的军师。

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包围了赵国的国都邯郸。第二年，赵国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想拜孙膑为大将，孙膑忙推辞说：“不行。我是个受过刑的残废人，当了大将，会给人笑活。大王还是请拜田大夫为大将吧。”齐威王就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坐在一辆有篷帐的车子里，帮助田忌出主意。孙膑对田忌说：“现在魏国把精锐的兵力都调去攻赵国，国内大多是些老弱残兵，十分空虚。咱们不如去攻魏国大梁。庞涓听到消息，一定会放弃邯郸，回救魏国，我们在半道上等着，迎头痛击他一顿，一定能把他打败。”这时，庞涓已经攻下邯郸，忽然听说齐国打大梁去了，立刻吩咐撤兵。刚撤到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地界，就撞上齐国兵马。两国短兵相接，庞涓大败。齐国大军得胜而归，邯郸之围也解除了。

公元前342年，魏国又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第二年，田忌和孙膑又出兵救韩。孙膑仍采用过去的战略，没有直接发兵韩国，而是直接攻魏。庞涓被迫放弃攻韩，赶回迎战。孙膑认为魏军素来剽悍勇猛，轻视齐军，决定利用他们这种心理，诱敌取胜。于是，齐军假装怯战，向后退却，并采取逐日减灶的办法，迷惑敌人。庞涓追击齐军，到齐军扎过营的地方，发现三天中间齐军的炉灶减少了一大半。他认为齐军已逃亡过半，非常高兴。孙膑估计庞涓晚上可到马陵，就在这里设下埋伏，在道旁树上写了“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字，命令伏兵看到火光就一齐放箭出击。庞涓果然在晚上进入马陵道。他见树上有字，举火看字，还没有看完，齐军已万弩齐发，箭如雨下。结果，庞涓被迫自杀，十万魏军全部被歼，齐军大获全胜。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

孙膑两次大败魏军，从此名显诸侯，人们都知道他善于用兵了。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以区别于孙武的《孙子兵法》。仅从现存的30篇就足以看出，《孙膑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孙武和吴起等著名兵法家的兵法思想。在这部兵法中，孙膑结合自己所处年代的特点，溶入了自己的丰富经验和精心研究的成果。

孙膑继承前人，超越前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理论体系。他的论著可谓博大精深，确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的财富。

知识小百科

《孙膑兵法》的军事思想

1.他既主张“战胜而立”，又指出“乐兵者亡”。他认为，只能通过战争才能实现统一，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反对滥用战争，更反对打无准备的战争，强调“事备而后动”。

2.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双方的力量对比，而是战争的性质，指出“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

3.他认为军队强大、战无不胜的根本在于士兵和民心。他说，“兵之胜在选卒”，对士兵应“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他多次提到民心问题，并明确指出，使百姓遭受痛苦的军队会遭受失败。

4.他认为强兵的关键是“富国”，而“富国”的途径又是爱惜民力和积聚民力，特别强调休养生息，积蓄民力。

5.他的主导战略战术思想是“奇发而不报，则胜矣”，“有余奇者，过胜者也”。极力倡导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出奇制胜。

6.他力主“必攻不守”。认为积极主动进攻是取胜的法宝，消极防守难逃厄运。

7.他强调领军将帅必须知“道”，要求统兵将帅知天文、明地利、善人和，真正懂得用兵的规律。

8.他很重视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主张君王全权授命，将领同心协力，官兵上下一心，建立一种和谐的内部关系。

赵国名将——廉颇

廉颇是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南征北战数十年，攻城无数，从无败绩。为人亦襟怀坦荡，知错就改。他的一生，正如司马光所言：“廉颇一身用与不用，实为赵国存亡所系。此真可以为后代用人殷鉴矣。”

廉颇（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赵国杰出的军事将领。

赵惠文王初，东方六国以齐最为强盛，齐与秦各为东西方强国。秦国欲东出扩大势力，赵国当其冲要。为扫除障碍，秦王曾多次派兵进攻赵国。廉颇统领赵军屡败秦军，迫使秦改变策略，实行合纵，于惠文王五十四年(前258)在中阳(今山西中阳县西)与赵相会讲和。此后，廉颇率军征战，守必固，攻必取，几乎百战百胜，威震列国。

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卒，孝成王立。这时，秦国采取应侯范睢“远交近攻”的谋略，一边跟齐国、楚国交好，一边攻打临近的小国。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秦国进攻韩地上党。上党的韩国守军孤立无援，太守冯亭便将上党献给了赵国。于是，秦赵之间围绕着争夺上党地区发生了战争。这时，名将赵奢已死，蔺相如病重，执掌军事事务的只有廉颇。于是，赵孝成王命廉颇统帅20万赵军阻秦军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历史上把这次战役称为“长平之战”。当时，秦军已南取野王(今河南沁阳)，北略上党(今山西中部地区)，切断了长平南北联系，士气正盛，而赵军长途跋涉而至，不仅兵力处于劣势，态势上也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面对这一情况，廉颇正确地采取了筑垒固守、疲惫敌军、相机攻敌的作战方针。他命令赵军凭借山险，筑起森严壁垒。尽管秦军数次挑战，廉颇总是严束部众，坚壁不出。同时，他把上党地区的民众集中起来，一面从事战场运输，一面投入筑垒抗秦的工作。秦军求战不得，无计可施，锐气渐失。

赵王求胜心切，强行罢廉颇职，用赵括为将。虽然蔺相如力谏，指出只知纸上谈兵的赵括不适合担此重任，但赵王不听。赵括代替了廉颇的职务后，完全改变了廉颇制定的战略部署，撤换了许多军官。

秦国见使用赵括为将，便暗中启用武安君白起率兵攻赵，大败赵括军于长平，射杀赵括，坑赵兵四十余万。

长平之战后，秦国趁势包围赵都邯郸，持续一年多，幸有魏公子信陵君窃取兵符相救得以不灭，但国力已大减。

燕以赵大伤于长平，以丞相栗腹为将，于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举兵攻赵。赵使廉颇为将，指挥了著名的鄗代之战。廉颇指挥为保卫乡土而同仇敌忾的赵军，采取集中兵力打敌正面的战法，首战告捷，挫敌兵锋，打掉了燕军的嚣张气焰。接着，他率领赵军大败燕军主力，阵斩栗腹。燕军主帅被斩，惊慌溃退。廉颇抓住燕军败退之机，立命赵军乘胜追击，长驱500里，于公元前250年进围燕国都城蓟(今北京市)。燕王喜眼看燕国危在旦夕，只好答应赵国提出的割让5城等全部要求，向赵国求和。廉颇因功封信平君，为相国。廉颇任相国前后约六七年，多次击退入侵敌军，战功显赫。

秦始皇二年(前245)，赵孝成王卒，其子赵悼襄王继位。襄王听信了奸臣郭开的谗言，解除了廉颇的军职，派乐乘代替廉颇。廉颇因受排挤而发怒，攻打乐乘，乐乘逃走。廉颇于是离赵投奔魏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廉颇去大梁住了很久，魏王虽然收留了他，却并不信任和重用他。

赵国因为多次被秦军围困，赵王想再任用廉颇，廉颇也想再被赵国任用。赵王派遣使者宦官唐玖，带着一副名贵的盔甲和四匹快马到大梁去慰问廉颇，看廉颇还是否可用。廉颇的仇人郭开却唯恐廉颇再得势，暗中给了唐玖很多金钱，让他说廉颇的坏话。赵国使者见到廉颇以后，廉颇在他面前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还披甲上马，表示自己还可用。但使者回来向赵王报告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饭量还很好，可是和我坐在一起，不多时就拉了三次屎。”赵王认为廉颇老了，就没任用他，廉颇也就没再得到为国报效的机会。

楚国听说廉颇在魏国，就暗中派人迎接他入楚。廉颇担任楚将后，没有建立什么功劳。不久，一代名将廉颇在楚国的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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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颇卸职与三个村名

赵王误中秦国反间之计，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帅，替代廉颇。廉颇告诉赵括“秦军千里奔袭，利在速战，应以守为主”，并以“守势图”相托。不料赵括却冷眼相待，廉颇大怒之下，交出帅印，离开大营，骑马驰奔，要回邯郸。路过一村，百姓跪拜，这才发现自己仍然头戴帅盔，身披铠甲，足蹬战靴，觉得自己已经卸职，无披挂必要，便把这三件东西脱在这里。人们为纪念廉颇的这一壮举，便把这个村叫三甲村。

廉颇越走越不放心，他觉得赵括骄傲自大，轻敌麻痹，若轻率出击，必遭惨败。再加上赵军战士和百姓的挽留，就犹豫起来，一会儿觉得自己已经卸职，干脆走了吧；一会儿又觉得长平战事，非同儿戏，四十万生灵乃赵国元气……是走，是留，他拿不定主意，在一个村边徘徊犹豫了好长时间，直到邯郸发来诏书催他回朝，这才哀叹一声离去。因此，百姓把这个村叫徘徊村。

虽然诏书催发，去意已定，但沿途百姓仍拦路乞留。百姓为啥能认出他来？除了廉颇的白发白须外，最显著的就是他骑的那匹体格高大、浑身雪白的玉兔赛风驹。廉颇为了摆脱窘境，再经一村时，就忍痛换掉了他的宝马良驹，百姓把这个村叫换马村。

著名军事谋略家——韩信

韩信熟谙兵法，因势用兵，以兵造势，故能出奇制胜，战必胜，攻必取，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军事典故。其用兵之道，为历代兵家所推崇，是继孙武、白起之后，最为卓越的将领。

韩信（？—前196），汉初军事家，淮阴（今属江苏）人。少时父母双亡，家道贫寒，却刻苦读书，熟演兵法，怀安邦定国之抱负。苦于生计无着，于不得已时，在熟人家里吃口闲饭，有时也到淮水边上钓鱼换钱，屡屡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一次，一群恶少当众羞辱韩信。有一个屠夫对韩信说：“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喜欢带刀配剑，其实你胆子小得很。有本事的话，你敢用你的配剑来刺我吗？

如果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韩信自知形单影只，硬拼肯定吃亏。于是，当着许多围观人的面，从那个屠夫的裤裆下钻了过去。史书上称“跨下之辱”。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韩信配剑从军，投奔项梁的西楚军。项梁战死后，继随项羽，但未受项羽重用，只是充当一名执戟卫士。他多次向项羽献策，均不被采纳，于是愤然逃出楚营，投奔汉王刘邦。刘邦初始也没把他当将才使用，只任命他为治粟都尉。韩信见刘邦不肯重用，决意离汉营而去。丞相萧何素知韩信之才，闻讯即刻骑马月夜苦追，将他劝回，由此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后来，刘邦在萧何的屡次劝说下，亲自与韩信讨论军国大事，确信韩信为稀世之才，遂举行仪式，拜为大将。

拜将之后，韩信建议刘邦出兵关中，把关中作为根据地，然后出关夺取天下。韩信分析：“大王入关中时曾约法三章，对关中百姓秋毫无犯，关中百姓都盼望您回去做关中王，大王的部下又大都是关中人，可以借此良机，依靠关中人东征，定会取胜。”鉴于韩信的军事谋略与才干，令刘邦相见恨晚。

刘邦入汉中时，为了表明不再东出争夺天下，同时也为了防止关中三王的袭击，烧毁了关中到汉中的栈道。韩信派出人马去修复栈道，给人一种将要从这里进军关中的假象，他自己却率军迂回绕过陈仓，从那里突发攻击，一举大败章邯等三王，占领了关中。

占领关中后，以前归降刘邦的诸侯又都背叛了刘邦，韩信又奉命平定诸王之乱。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魏地，俘虏了魏王豹。

之后，韩信又奉命去讨伐赵国，路途要通过一道极狭的山口，叫井陉口。赵王手下的谋士李左军，主张一面堵住井陉口，一面派兵抄小路切断汉军的辎重粮草，韩信的远征部队没有后援，就一定会败走。但大将陈余不听，仗着兵力优势，坚持要与汉军正面作战。

韩信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高兴。他命令部队在离井陉三十里的地方安营，到了半夜，让将士们吃些点心，告诉他们打了胜仗再吃饱饭。随后，他派出两千轻骑从小路隐蔽前进，要他们在赵军离开营地后，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换上汉军旗号；又派一万军队故意背靠河水排列阵势来引诱赵军。

到了天明，韩信率军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不一会，汉军假意败回水边阵地，赵军全部离开营地，前来追击。这时，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结阵的士兵因为没有退路，也回身猛扑敌军。赵军无法取胜，正要回营，忽然营中已插遍了汉军旗帜，于是四散奔逃。汉军完胜。

平定诸王叛乱、占领齐国之后，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但同时却调走了韩信的许多军队。

汉朝建立后，公元前201年韩信被人告发谋反，被降为淮阴侯。公元前196年，萧何与吕后为防其谋反，设计诱韩信入宫将其杀害，并灭其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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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饭千金

帮助汉高祖打平天下的大将韩信，在未得志时，境况很是困苦。那时侯，他时常到城下淮水钓鱼，希望碰着好运气，便可以解决生活。但是，这究竟不是可靠的办法，因此，时常要饿着肚子。幸而在他时常钓鱼的地方，有很多漂母（清洗丝棉絮或旧衣布的老婆婆）在河边做工。其中有一个漂母，很同情韩信的遭遇，不断的救济他，给他饭吃。韩信在艰难困苦中，得到那位仅能以双手勉强糊口的漂母的恩惠，很是感激，便对她说，如有出头之日，必定重重的报答她。那漂母听了韩信的话，说并不希望韩信将来报答她。

后来，韩信替汉王立了不少功劳，被封为楚王，他想起从前曾受过漂母的恩惠，便命人送酒菜给她，另外送给她黄金一千两作为答谢。

飞将军——李广

李广出生将门世家，从小勤学苦练，练就一身绝技。特别是他的骑术和箭术，无与伦比。汉文帝对他的军事才能更是赞叹不已，曾经说过：“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李广(？—前119)，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南)人，西汉著名军事将领。李广的祖先是秦朝将军李信，曾率军战败燕太子丹。李广接受世传弓法，射得一手好箭。

公元前166年，匈奴大规模入侵汉境。李广以良家子弟的身份参军抗击匈奴。因为他善于骑马射箭，杀敌很多，便做了汉朝的侍郎。李广曾随汉文帝出行，有过冲锋陷阵以及与猛兽格斗的事迹。

到汉景帝当皇帝时，李广做了陇西都尉。吴楚七国叛乱时，李广随大将军周亚夫进攻吴楚军，李广夺取了敌军的军旗，扬名于天下。但是他回到朝廷后，没有获得奖赏，被调到上谷任太守。

有一次，匈奴进了上郡，李广带着一百个骑兵去追赶三个匈奴射手，追了几十里地才追上。他射死了其中的两个，把第三个活捉了，正准备回营，远远望见有几千名匈奴骑兵赶了上来。

李广手下的兵士突然碰到那么多匈奴兵，不由得都慌了。李广对他们说：“我们离大营还有几十里地。如果现在往回跑，不能及时赶到大营，匈奴兵追上来就完了。不如干脆停下来，匈奴兵以为咱们是来引诱他们的，一定不敢来攻击我们。”接着，下令前进，在离匈奴阵地仅仅两里的地方停了下来，命令兵士一齐下马，把马鞍全卸下来，就地休息。

匈奴的将领看到李广这样布置，真的有点害怕。他们远远地观察汉军动静，不敢上来。

这时候，匈奴阵地上有一个骑白马的将军，走出来巡视队伍。李广突然带着十几名骑兵翻身上马，飞驰过去，一箭把他射死。然后再回到自己队伍，下马躺在地上休息。

匈奴兵越看越怀疑。天黑下来，他们认定汉军一定有埋伏，怕汉军半夜袭击，就连夜全部撤走。到了天亮，李广一瞧，山上已没有匈奴兵，才带着一百多名骑兵安然回到大营。

过了不久，汉武帝即位，派李广去攻打匈奴。匈奴兵很是强悍，打败了李广的部队，活捉了李广。匈奴的骑兵准备把李广押回去，当时李广受了伤，就把他放在两马中间，结了个网兜，让李广躺在里面。走了十几里，李广装睡，斜眼看见旁边有一少年骑着一匹好马，李广突然跃起窜上那少年的马，推落了少年，取过他的弓，向南飞奔。匈奴兵追来，李广射杀了几人，终于逃脱。回来后，朝廷判李广有罪，降为平民。

李广在家闲居了几年，后匈奴又来犯境。天子就召来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匈奴甚是惧怕李广，称他为“汉朝的飞将军”，听说汉朝再次任用李广，躲避他好几年，不敢侵入右北平。

此后3年，李广驻军右北平，一次，李广率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发攻打匈奴。前进了大约有几百里路，匈奴左贤王率领四万骑兵包围了李广。这次战斗，李广几乎全军覆没，回来后又被朝廷降为平民。

几年后，汉武帝大规模出击匈奴，年事已高的李广随大将军卫青出战。李广的部队在路上迷了路，没按期到达目的地与大部队会合，放跑了匈奴主力。卫青准备调查李广的罪责，就派人来安抚他。

李广非常难过，对他的部下说：“我从年青时开始，跟匈奴打了大大小小70多仗，而今很幸运地跟从大将军出征，有了跟单于交战的机会，可又迷失了道路，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我已经60岁了，终究不能面对那些执法官吏的审问了。”说完就抽刀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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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马一生　传奇一生

李将军的死，实在是一个令人伤痛的悲剧，纵然不是自尽的下场，其生不逢时、命运多舛的一生，也令人不胜唏嘘。如同太史公描述的一样：“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这是一个虽败犹荣的英雄故事，令人叹息。李广的一生是极富传奇色彩的，其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与匈奴作战的战场上，但最终不得封侯。这对当时的一个军人来说，是个极大的缺憾。汉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为李广立传时称赞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常胜将军——卫青

卫青是西汉时期为汉朝北部疆域的开拓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一位将领，也是中国历史上为人熟知的常胜将军。他能征善战，率军与匈奴作战，屡立战功。

卫青(？—前105)，字仲卿，西汉河东平阳人，是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主要将领。

卫青是平阳侯曹寿(曹参之曾孙)家奴婢卫媪与小吏郑季的私生子，早年作为家奴在平阳侯家长大。卫青长大后做了平阳侯家的骑士，跟随平阳公主。建元二年春，武帝因喜欢卫青的姐姐卫子夫而任命卫青做了大中大夫。

元光五年(前130)，卫青担任车骑将军，第一次领兵出击匈奴，与太仆、轻军将军公孙贺，大中大夫、骑将军公孙敖，卫尉、骁骑将军李广各领兵一万人，分别从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雁门出发。卫青至龙城(今在蒙古，当时为匈奴祭扫天地祖先的地方)，斩杀、俘虏数百敌军，首战告捷。

元朔元年(前128)春，卫夫人生皇子，被立为皇后。同年秋，卫青领三万骑兵出雁门击匈奴，歼敌数千。

元朔五年(前124)春，汉武帝令卫青率三万骑兵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全归卫青指挥，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往北平，总兵力有十几万人出击匈奴。

匈奴右贤王抵抗卫青等部的进攻。右贤王因轻视汉军而放松了警惕，大饮而醉。汉兵夜间赶到，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大惊，带其爱妾与精兵一百人乘夜奔逃，冲破汉军包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人追逐数百里，不及。得右贤王属下副将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牲畜数千百万，引兵得胜而归。汉武帝接到战报，喜出望外，派特使捧着印信，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食邑8700户，所有将领归他指挥。

公元前121年，西汉对匈奴的河西之战开始，此战汉武帝命霍去病从东方的代郡出塞，卫青从定襄出塞。卫青因前将军李广迷路，错失攻打单于的战机。归来后卫青派长史审问李广，李广愤而自杀。卫青此次出征功不如骠骑将军霍去病，没有增加封邑。漠北之战，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军事威胁。此后卫青未再出征。

公元前106年，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去世，汉武帝命人在自已的茂陵东边特地为卫青修建了一座像庐山（匈奴境内的一座山）的坟墓，以象征卫青一生的赫赫战功。

卫青一生七次率兵出击匈奴，用兵敢深入，奇正兼擅，为将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作战常奋勇争先，将士皆愿为其效力。而且卫青处世谨慎，奉法守职，为一代将帅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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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卫青有关诗词：《将军行》

将军有姊倾国色，宠冠后宫阿娇愁。

将军不是鸢肩辈，耻向椒房取通侯。

匈奴牧马蹂汉地，愿分虎符虏其酋。

电扫河南逐陇西，郡县朔方未一秋。

天子不惜长平邑，计馘献俘非干求。

再出高阙将万骑，右贤愦愦兵家谋。

将军夜中斫云垒，掩耳雷霆戮戈矛。

名王遁匿残兵百，暂得颈上寄颅头。

即于军幕大其号，赐诏优渥天子酬。

校尉勋劳未曾答，封及襁褓将军羞。

将军不败讵天幸，肯向国家遗寇仇?

废书慷慨起长叹，默对青史祝其庥。

骠骑将军——霍去病

霍去病是中国西汉武帝时期名将，西汉杰出的军事家。好骑射，善于长途奔袭。他六击匈奴，每战皆胜。可惜24岁英年早逝，死后得到了汉武帝的厚葬，谥封景桓侯。

霍去病（前140—前117），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霍去病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母亲卫少儿，是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姐姐。由于有皇族关系，霍去病在18岁时就很得皇帝宠信，入宫做了侍中。

在公元前123年，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北击匈奴时，霍去病率领八百精锐骑兵离开大部队几百里去追击匈奴，最后歼敌2028人，其中有相国和单于的祖父，活捉单于叔叔，战后封为冠军侯。

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率领精骑一万人，向河西地区进发。在这场战役中，汉军大获全胜，斩杀匈奴楼兰王、卢侯王，活捉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及相国、都尉等高官，歼敌8900余人，并且缴获了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神像。战后，汉武帝下令增封霍去病食邑2000户。公元前121年夏的第二次河西战役中，霍去病孤军深入，以他变幻莫测的战术大败匈奴军。这次战役中，匈奴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2500人投降，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120多人被俘虏，匈奴兵30200人被汉军歼灭。霍去病的声望日益显赫，地位也日益尊贵。

后来霍去病由于受降浑邪王有功，又被加封食邑1700户。从此，匈奴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了，他们不得不退出了汉朝的领域，退到了遥远的沙漠以北地区。从那以后，汉朝西部再也没有了异族的危胁，通往西域的道路完全畅通了。然而，匈奴并未停止对汉朝边境的骚扰。公元前120年秋，一万多匈奴骑兵突然袭击定襄、右北平地区，杀掠汉朝边民1000多人。汉武帝决定再次对匈奴反击，以平定汉朝边境。

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军。霍去病领兵从代郡出发，大胆地起用匈奴降将赵破奴、复陆支、伊即轩等。大军在霍去病的指挥下，横穿沙漠，行军两千多里后与匈奴左贤王相遇。在汉军的猛攻下，左贤王大败而逃。这次战役中，汉军活捉了匈奴屯头王、韩王和匈奴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0余人，共歼敌七万人，匈奴左贤王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霍去病乘胜追击，率军追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德尔山)。霍去病再一次因功受到封赏，加封食邑5800户，与他的舅舅——大将军卫青一起被拜为大司马。从那以后，匈奴迁到了更加偏远的地方，再也不敢来滋扰汉朝边境了。霍去病在他短暂的戎马生涯中曾四次领兵出塞攻打匈奴，歼敌人数达11万之多。

霍去病作战时身先士卒，喜欢做先锋。但是，他毕竟在宫中长大，贵族习气较多，所以对于士卒体恤不够。在塞外时，士兵缺少粮食吃，饥饿难当，他却在踢球寻乐。有一次出征时，汉武帝曾经赏赐宫廷膳食几十车。但等到霍去病凯旋而归时，扔掉的很多，而士兵们却还有饥饿的。

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因病而死，年仅23岁。武帝悲痛异常，给他修的陵墓外形很像祁连山，还追封为景桓侯，并在墓前树立了一尊“马踏匈奴”的石像，象征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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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去病的死因

1.据说是在漠北之战中，匈奴人将病死的牛羊等牲口埋在水源中，因此水源区产生了瘟疫。而霍去病在此处饮食了带有瘟疫的水，而后病倒。

2.因为他杀死李敢，而汉武帝为庇护他让他去朔方城避避风头，在他前往朔方的途中感染了瘟疫而死。

谈笑战赤壁——周瑜

周瑜是汉末著名军事统帅，军事家。他才华横溢，文章词赋鼓琴谱曲样样精通。治兵有谋略，讲战法，是汉末争霸时期众多将领中的佼佼者。

周瑜（175—210），庐江人氏，字公瑾。他少年时期结识了孙策，两人结为好友。后周瑜投奔袁术，想做一番事业。可袁术是个庸才，根本不会识人用人。不久，孙策带了几千兵马准备回江东，路遇周瑜，两人难舍难分，周瑜自此跟随了孙策，真正开始了其建功立业的戎马生涯。

孙策作战很勇猛，在周瑜的帮助下，经过几次战斗，扫平了江南的一些地方势力，孙家开始成为一方诸侯。可惜的是，孙策英年早逝，临死前让其弟孙权继承他的事业，并要周瑜辅佐孙权。周瑜悲痛异常，流着泪答应了这一遗命。

孙权刚即位时，因为年轻，朝中多有议论。此时身为江东三军都督的周瑜，穿着盔甲上朝，以大礼参拜孙权，态度极为恭敬。群臣见周瑜如此行事，以后便没有人敢再非议孙权了。

周瑜一边积极训练军队，一边向孙权提出了问鼎中原的计划，并推荐了鲁肃、诸葛瑾等有才华的人来辅助孙权。江东一时出现人才济济、兵广将足的盛景。

公元208年冬，曹操率几十万大军南下，击溃刘备，陈兵长江北岸，直逼江东。群臣大都劝孙权投降曹操。孙权本不愿意，但又恐实力不足而不敢和曹操开战。这时周瑜星夜赶到柴桑，面见孙权。

在第二天的军事会议上，主和派提出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不可与曹操对战，最好迎接曹军，进行和谈。周瑜听了，厉言反驳道：“曹操虽名为汉相，其实是个欺凌天子的汉贼，义理上是站不住的。而孙将军以神武雄才，又承父兄的基业，占据江东，拥有数千里的疆土，军队精良，粮秣充裕，目前正应一显身手，为朝廷除去奸党才对。英雄无不乐于在此创造一番事业，为何表现出如此软弱的姿态？如今曹操前来送死，为何还要去迎接他呢?”

周瑜接着进一步分析，指出曹军的四大弱点：第一，北方的内部并不安定，函谷关之西，有马超、韩遂在造反，曹军有后顾之忧；第二，天气已冷，曹军的粮草势必不足；第三，北方的兵士来到南方，水土不服，战斗力势必减弱；第四，北方的兵士不习水战。最后，周瑜说：“将军，您想捉曹操，最好就在今天决定。”孙权听了分析，非常高兴，当即把破曹的全部军队交给了周瑜统一调度。

公元208年十一月，周瑜用计命黄盖诈降曹操，巧用火攻，一举火烧了曹军的大营。曹操狼狈逃走，在乌林又被孙刘联军截击，军队大半损失，一气溃退了500里。赤壁大战以孙刘联军的胜利而告终。

赤壁之战后，周瑜率军攻取南荆州。在与曹仁军队的作战中，周瑜的右肋中箭受伤。但他为鼓舞士气，令人用木棒支撑身体，使他能坐镇于大本营指挥作战。曹军慑于周瑜军队的气势，便撤军了。周瑜的伤势一直未愈，加上战事紧张，无法静养，渐渐恶化。

210年，周瑜领兵攻打西川，行至巴丘城时箭伤发作，英年早逝，年仅36岁。孙权闻讯后，立即素服迎接周瑜灵柩回柴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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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武圣——关羽

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信、智、仁、勇，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并为释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魂。

关羽(？—219)，字云长，本字长生，并州河东解州(今山西省运城市)人，三国时期蜀国名将。被后来的统治者崇为“武圣”，与号为“文圣”的孔子齐名。

关羽出生在一个有封建文化教养的农家，青少年时期在家习文练武兼做农事。因其熟读《左传》，长须飘飘，人称美髯公。中平元年(184)，关羽在家乡路见不平，杀死郡豪，逃亡到涿郡。时逢刘备在招兵买马，与其相谈，甚为投机，便投到了刘备的旗下。后辅佐刘备成就大业，曾大破曹军，威震一时。

建安四年(199)，曹操出兵亲征刘备。刘备惨败，北投袁绍，困守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的关羽被俘。曹操十分爱惜关羽的将才，拜为偏将军，礼遇优渥，但关羽丝毫不为之所动。关羽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心迹，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当报曹公乃去。”后袁绍与曹操交战，关羽策马奋勇当先，在万军之中力斩袁绍的两员大将颜良、文丑，解白马之围。曹操上表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并重加赏赐。关羽却分毫未取，封金挂印，留下书信拜谢曹操，骑赤兔马，提一口青龙偃月刀，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赴袁绍营中寻找刘备。

公元219年七月，关羽受刘备取汉中胜利鼓舞，北上取襄樊；曹操以于禁为将，督7军救曹仁，同时命徐晃率军进驻宛城。八月，山洪爆发，淹于禁等7军，关羽乘机攻击，庞德不降被杀，于禁投降；曹仁沉白马坚守樊城。关羽以偏将攻襄阳，自己亲自攻打樊城，并于樊城北布下阵地，以防北方曹军援兵；同时派人向附近郡县策反，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投降，许昌以南部分官吏也暗中策应关羽；陆浑人孙狼聚众暴动，响应关羽，邺城魏讽乘机企图发动政变，即所谓“威镇华夏”。

曹操听取司马懿、蒋济等人意见，与孙权结盟，同时命徐晃率军救曹仁，并命名将张辽火速援曹仁。孙权故意派陆逊代吕蒙，关羽大意，遂抽走荆州部分守军；闰十月，孙权令吕蒙为大督，率军袭取江陵，孙皎后继，另派右护军蒋钦督水军进入沔水(汉水)，防关羽顺流而下。吕蒙至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将战舰伪装成商船，兵士扮为商人，昼夜兼程。

至公安，迫蜀守将傅士仁归降，继用傅士仁劝降了江陵守将糜芳，并厚待关羽将士眷属，释放关羽俘获的魏军将士，抚慰百姓。同时，令陆逊进至夷陵(今宜昌境)，西防刘备。徐晃到前线后，与曹仁取得联系，曹仁军士气大增；为离间孙刘，从中渔利，乃令部将将孙权来信射入关羽营中，关羽见后，犹豫不决，军心动摇。徐晃乘机大举进攻关羽据点，大破关羽，并乘机打通樊城路线。是时，洪水退，曹仁引军配合徐晃攻击关羽，文聘从水路断关羽粮道，关羽节节败退。

关羽知荆州已失，急忙退军，士兵得知其家属获厚遇，士气剧降。关羽眼见大势已去，就退走麦城，向上庸方向撤退。最后在突围中被吴将潘璋所擒。

不久，孙权诛杀了关羽。一代骁将，从此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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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红脸的传说

关于关羽的红脸，民间有个传说。东汉末年，蒲州（今山西省运城一带）新任太守熊虎纵容儿子熊祥强抢民女张鸾姣。张父到县衙告状，被县令苗信打出堂来。当申冤无门、走投无路时，巧遇关羽。关羽打抱不平，奔进公堂辨理。熊祥勾结苗信，威胁关羽，关羽一怒之下当堂打死熊祥，杀死县令和太守，火烧衙署，砸烂牢门，救出张鸾姣和其他犯人，自己却亡命江湖。他经过圣母庙时，在庙旁泉水里洗了个脸，立时脸变成丹红色。

唐朝战神——薛仁贵

薛仁贵是唐朝的爱国名将、民族英雄，官至左威卫大将军、安东都护。著有《周易新注本义》为世界上第一部辨证法理论的军事著作。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能让敌人在未开战之时就下马跪拜的将军，打败过铁勒等诸多外族侵略，是中华民族不该忘记的战神。

薛仁贵(614—683)，唐朝名将，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名礼，字仁贵，以字行世。父亲薛轨早丧，虽自幼家贫，但是习文练武，刻苦努力，天生臂力过人。但是生于乱世之中，未有什么发展，长大务农，娶妻柳氏。到30岁的时候，记载中描写他穷困不得志，希望迁移祖坟以带来好运。他的妻子说：“有本事的人，要善于抓住时机。现在皇帝御驾亲征辽东，正是需要猛将的时候，你有这一身的本事，何不从军立个功名？等你富贵还乡，再改葬父母也不迟！”仁贵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告别妻子，应征入伍，开始了他驰骋沙场40年的传奇经历。

显庆三年（658），唐高宗命程名振征讨高丽，以薛仁贵为其副将。薛仁贵于贵端城击败高丽军。第二年，薛仁贵又和梁建方、契苾何力等，与高丽大将温沙门战于横山。当时，薛仁贵手持弓箭，一马当先，冲入敌阵，所射者无不应弦倒地。接着，又与高丽军战于石城，遇善射敌将，杀唐军十余人，无人敢当。薛仁贵见状大怒，单骑突入，直取敌将。那个敌将慑于薛仁贵勇武，来不及放箭，即被薛仁贵生擒。不久，薛仁贵与辛文陵在黑山击败契丹，擒契丹王阿卜固以下将土，战后他因功拜左武卫将军，封河东县男。

龙朔元年（661），一向与唐友好的回纥首领婆闰死，继位的比粟转而与唐为敌。唐高宗诏郑仁泰为主将，薛仁贵为副将，领兵赴天山击九姓回纥。临行，唐高宗特在内殿赐宴，席间唐高宗对薛仁贵说:“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试以五甲射焉。”薛仁贵应命，置甲取弓箭射去，只听弓弦响过，箭已穿五甲而过。唐高宗大吃一惊，当即命人取坚甲赏赐薛仁贵。

郑仁泰、薛位贵率军赴天山后，回纥九姓拥众十余万相拒，并令骁勇骑士数十人前来挑战。薛仁贵临阵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骑士慑于薛仁贵神威都下马请降。薛仁贵乘势挥军掩杀，九姓回纥大败，所降全部坑杀。接着，薛仁贵又越过碛北追击败众，擒其首领兄弟三人。薛仁贵收兵后，军中传唱说：“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从此，回纥九姓衰败，不再为边患。

乾封元年（666），高丽莫离支泉盖苏文死，其子泉男生继位，但为其弟泉男健驱逐，特遣使者向唐求救。唐高宗派庞同善、高品前去慰纳，为泉男健所拒。于是，唐高宗命薛仁贵率军援送庞同善、高品。行至新城，庞同善为高丽军袭击，薛仁贵得知后，率军及时赶到，击斩敌首数百级，解救了庞同善。庞同善、高品进至金山，又为高丽军袭击，薛仁贵闻讯后，率军将高丽军截为两断奋击，斩首5000余级，并与泉男生相遇。对此，唐高宗特下诏慰勉薛仁贵。接着，薛仁贵又率两千人，进攻高丽重镇扶余城，这时，部将都以兵少劝他不要轻进。薛仁贵说：兵“在善用，不在众”，于是率军出征，这次战役，他身先士卒，共杀敌万余人，攻拔扶余城，一时声威大振，扶余川40余城，纷纷望风降附。这时，唐又派李绩为大总管由他道乘机进攻高丽。薛仁贵也沿海继进，与李绩合兵于平壤城，高丽降伏。之后，唐高宗命薛仁贵与刘仁轨率兵二万留守平壤，并授薛仁贵为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兼安东都护。薛仁贵受命后，移治平壤新城。他任安东都护期间，抚爱孤幼，存养老人，惩治盗贼，擢拔贤良，褒扬节义之士，高丽士民安居乐业。

永淳二年（683），薛仁贵去世，终年70岁。死后，朝廷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官府还特造灵舆，护丧回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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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仁贵虎口勇救鲁国公

新绛城西关，有个老虎坡，传说薛仁贵投军时，曾在这里打死猛虎，救过鲁国公程咬金。

当时薛仁贵两次投军，挨打受辱，憋着一肚子气到处转悠。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自远而近。抬头望去，只见一员黑面将官气喘吁吁地落慌而来，马后紧追着一只吊睛白额的斑斓猛虎。那将官惊慌失措，倒提大斧，边跑边喊：“救命!”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仁贵大喝一声：“我来救你!”便一个箭步从两三丈高的崖上飞身跳下，恰好落在那猛虎的屁股后。老虎猛吃一惊，正要返身相扑，却被仁贵揪住尾巴用力一甩，一下掀了个四脚朝天。那畜生吼声如雷，正待挣扎，仁贵早一脚飞去，直踢得它眼珠暴出，血流如注。接着，仁贵身子一弓，双手把半死不活的老虎高举过头，一下摔死在坡下，鲁国公也因此获救了。

沙场老将——郭子仪

郭子仪是唐朝有名的将领，他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以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天下因有他而获得安宁达20多年。

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祖籍山西汾阳。唐代著名的军事家。父亲郭敬之，历任绥州、渭州、桂州、寿州、泗州刺史。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他从小爱读兵书，练武功，无论读书还是习武都刻苦认真。郭子仪身材魁梧，体魄健壮，相貌秀俊。不仅武艺高强、阵法娴熟，而且公正无私，不畏权贵。

传说，他20岁时，在河东服役，曾犯过军纪，按律处斩。在押赴刑场的途中被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发现。李白见他相貌非凡，凛然不惧的样子，甚感可惜。他认定此人将来一定会大有造化，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于是便以自己的官职担保，救下了这条年轻的性命。郭子仪果然不负所望。参加武举考试后，便获高等补左卫长史(皇帝禁军幕府中的幕僚长)之职。因屡立战功，多次被提升晋职。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提拔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命令他带领本军讨逆，唐朝的国运几乎系郭子仪一身之上了。郭子仪立即亲赴校场，检阅三军，誓师出征。756年四月，朔方军旗开得胜，一举收复重镇云中，大败叛军薛忠义，坑其骑兵2000人。接着郭子仪又使别将公孙琼岩率2000骑兵攻击马邑，大获全胜。捷报传到京城长安，人心稍安，郭子仪以功加御史大夫。

随后，朝廷命郭子仪回到朔方，补充兵员，从正面战场出击叛军，以图收复洛阳。郭子仪则认为，必须夺取河北各郡，切断洛阳与安禄山老窝范阳之间的联系，绝其后方供给线，才能有效地打击叛军前线的有生力量。这一出击方向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经郭子仪的推荐，朝廷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郭子仪分了1万军队给李光弼，送他出征。李光弼由太原出井陉口，一连收复7座县城，直奔常山。史思明闻讯，率5万大军从西包围李光弼于常山。双方展开激战持续40多天。李光弼消耗很大，寡不敌众，被迫困守。只得派人向郭子仪求援。郭子仪急率军东进，火速驰至常山，与李光弼会合，以10万官军，与史思明会战于九门城南，大获全胜。

之后数年，但凡是郭子仪带兵都会旗开得胜，因此朝廷上下官员对他十分敬重，吐蕃、回纥称他为“神人”，皇帝都不直接呼他的名字，甚至有些安史叛将也很尊重他。

建元二年(781)六月十日，郭子仪以85岁的高龄辞世。德宗沉痛悲悼，废朝5日，下诏书高度评价和追念他。按律令规定，一品官坟墓高1丈8尺，朝廷特下诏给他加高10尺，以示尊崇。君臣依次到府第吊唁，生前死后，哀荣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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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字天书

传说，郭子仪小的时候，经常跟一些孩子们一起在龙王庙玩耍，玩累了，就躺在龙王庙前的石阶上歇息。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云游的老和尚，他停在孩子们面前转身打开木箱，取出一个黄布包袱放在箱子上，让孩子们猜一样东西。谜面是：木上火下灰中物，五行缺水非石土。里里外外三层布，赠予朝廷栋梁柱。并说，谁猜对了就把东西送给谁。郭子仪说是金香炉，并给老和尚解释一番，于是老和尚把东西送给了他。据说，那老和尚就是当时有名的铁头僧，汾阳王郭子仪的文韬武略，都是从他那里学的。那个黄包袱里面装的，就是评书中说的无字天书，郭子仪南征北战驰骋疆场，多少次都是靠着无字天书逢凶化吉的。

金刀令公——杨业

杨业是北宋早期北方边境的抗辽名将，屡次击败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辽国的入侵，威震塞北，令契丹闻风丧胆，被赞誉为宋朝北方边境的擎天柱。

杨业（？—986），名继业，北宋名将，是杨家将最早的统帅，太原人。本名重贵，原是北汉的大将，北汉被宋朝平定以后，他就做了北宋的将军。因为他能征善战，骁勇无比，所以人们称他“杨无敌”。

宋太宗早就听说杨业武艺高强，十分器重他，任命他做大将。宋太宗灭了北汉，想乘胜攻打辽，收复北方失地。宋军攻势凌厉，北方有几个州的辽国守将纷纷投降。宋军一直打到幽州。后来，辽国派大将耶律休哥救援。双方在高梁河开战，宋兵大败，宋太宗乘了一辆驴车逃回东京。

从此之后，辽军不断袭击宋朝边境。宋太宗十分担心，就派杨业为代州刺史，扼守雁门关。

杨业不负重托，在契丹军出入的各个要道口，连续修建了阳武寨、崞寨、西陉塞、茹越寨、胡谷寨、大石寨（均在今代县、繁峙境内）6个兵寨。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契丹十万军马来攻雁门，杨业率部用堵截和奇袭办法，大败契丹军，杀死他们的节度使、驸马、侍中肖咄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从此，敌兵一见“杨”字大旗，便吓得心惊胆战而不战自退。朝廷由此提升他为云州观察使，仍知代州。杨业驻守雁门关八年之久，契丹军始终不敢侵入一步。

北宋雍熙三年（986）正月，宋军大举攻辽，以东路军曹彬、崔彦进率主力直取幽州；另以米信、杜彦圭部出雄州，田重进部出飞狐。二月，西路军以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杨业任副都部署，王侁、刘文裕为监军，率部出雁门。宋太宗原计划曹彬所率主力大张声势，扬言直取幽州，持重缓进，将辽军吸引在幽州，以利于西路军顺利攻占沿途州县，然后会师攻取幽州。

三月，西路军出雁门，击败辽军，辽寰州刺史赵彦辛降宋；进围朔州，辽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城降宋。辽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率军抵抗潘美、杨业所统宋西路军，尚未到前线，潘美、杨业军又攻辽应州，辽节度使艾正以城降宋。

四月初，潘美、杨业军又攻占云州，辽大同军节度副使赵毅等降宋。在西路宋军攻城俘将、连连得胜的形势下，作为主力的东路宋军为争功，不等与西路军会师，违背诏旨，自行北上攻占涿州，又因粮尽退兵。

五月，宋东路军又进至岐沟关北，受到辽军主力的追击而大败，宋太宗遂令西路军退回代州，护送云、朔、寰、应四州民户南迁。辽军大败宋东路军后，耶律斜轸部得以全军十余万西攻。

六月，攻占寰州，宋守军千余人战死。面对强敌，杨业对潘美、王侁等建议：“贼势盛，不可与战，姑密谕云、朔等将先出寰，我师次应州，贼必悉众来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强弩千人于谷，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万全矣。”未被采纳。

七月，杨业被迫出军，要求潘美等在陈家谷口接应。辽军主帅耶律斜轸得知杨业出兵，令部将萧挞凛设伏兵于路，杨业战败。而潘美、王侁等则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开陈家谷口，杨业转战退至陈家谷口，无人接应，最终因为寡不敌众而被辽军俘虏，在被押赴辽国途中绝食三天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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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忠烈——杨家将

传说宋、辽在金沙滩一带交战中，辽王佯请宋王到辽营举行“双龙会”，妄图一网打尽宋室君臣。宋室君臣四下派人打探情报并掌握了辽王的这一真实意图后，深知是“鸿门宴”，为确保宋王迅速安全地撤离危险地带，杨业让大郎假扮皇帝赵光义，命二郎延安、三郎延定、四郎延辉、五郎延德、八郎延顺等随行保护，自己带六郎延昭、七郎延嗣等，保驾宋君突围。双龙会上，大郎用袖箭射死辽天庆王，辽臣见状，即命四下伏兵包围了赴宴的宋室全部文臣武将。经过一场恶战，四郎、八郎被俘，大郎、二郎、三朗战死，而三郎死得最惨，在荒草滩被乱马踏成肉泥。

抗金名将——岳飞

岳飞，著名军事家、抗金名将。他一生坚持抗金，他的反抗民族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岳飞（1103—1142），南宋军事家，民族英雄。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

岳飞父岳和，母姚氏，世代务农。岳飞少时勤奋好学，并练就一身好武艺。他青少年时向周同、陈广学习射箭、枪技，成为全县武艺最高强的人，但因家境贫困，后到相州（今安阳），为韩魏公（韩琦）家庄客，耕种为生。19岁时投军抗辽。不久因父丧，退伍还乡守孝。

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再次投军，开始了他抗击金军、保家为国的戎马生涯。传说岳飞临走时，其母姚氏在他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这成为岳飞终生遵奉的信条。

当时，我国东北女真贵族建立的金国日渐强大。1127年，金兵灭掉了北宋。金兵的侵略，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早在北宋灭亡以前，岳飞就应募从军，参加抗金斗争。他英勇善战，立过很多战功。南宋建立后，岳飞以下级军官身份，上书反对宋高宗南迁，要求北伐。不料这次上书触怒了主和派，他们以“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把岳飞的官职革掉了。于是，岳飞就投奔河北路招抚使张所。

张所问他：“听说你作战非常勇敢，你自己衡量能对付多少敌人?”岳飞回答说：“用兵不能单靠勇敢，首先要靠谋略。”张所很赏识他，任命他为中军统领，不久又升他为统制。

金军南侵时，岳飞转移到江南，在宜兴一带收编散兵，组成一支能单独作战的队伍。1130年，金兵从建康准备渡江北返。岳飞当时驻扎在建康附近，向金兵发动攻击，打了一个大胜仗，乘胜收复了建康。1134年，岳飞又继续出击，连战连捷，收复了襄阳等六郡。他也以战功被封为清远军节度使，不久又被封为武昌郡开国侯。

那时候，岳飞带领的军队称为“岳家军”。岳家军纪律严明，作战勇敢，遭到敌人袭击时一点不慌乱。金兵非常惧怕岳家军，他们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可见岳家军声威之高了。

1140年，金兵又大举进攻南宋。岳飞带兵进入河南，坚决反击。他把大本营驻扎在郾城，一面派兵收复颍昌、郑州、洛阳等地，一面派人到河北一带联络当地的抗金义军作战。金将完颜兀术探听到岳飞在郾城的兵力不多，就命人率领一万五千骑兵向郾城进攻。金兵以披着重铠的“铁塔兵”列在正面，左右两翼布列骑兵，叫“拐子马”，准备夹击。岳飞命令将士们手执刀斧，冲入敌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腿，杀得金兵人仰马翻，歼灭了这支骑兵。这就是有名的郾城大捷。后来，完颜兀术集合12万军队再来进攻，又被岳飞打得大败。

在朱仙镇，岳飞招兵买马，连络河北义军，积极准备渡过黄河收复失地，直捣黄龙府。他斗志昂扬地对诸将说：“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这时高宗和秦桧却一心求和，连发12道金字牌班师诏，命令岳飞退兵。岳飞抑制不住内心的悲奋，仰天长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他壮志难酬，只好挥泪班师。

岳飞回临安后，即被解除兵权，任枢密副使。绍兴十一年（1142）八月，高宗和秦桧派人向金求和，完颜兀术要求“必杀飞，始可和”。秦桧乃诬岳飞谋反，将其下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于临安风波亭，是年岳飞仅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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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民族英雄——郑成功

郑成功，明清之际的民族英雄，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郑成功一生最伟大的功绩是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和大规模开发台湾。

郑成功（1624—1662），原名郑森，字明俨，号大木。生于日本河内浦，父亲郑芝龙是贩运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富商，后归顺明朝。郑成功七岁回国。少年时代，正值明王朝土崩瓦解的时候，国家势力衰退，内忧外患，民怨甚深。郑成功的老师也是爱国之士，常用英雄志士的诗篇教育郑成功。

郑成功天资聪明，涉猎广泛，8岁时就会背诵“四书五经”，10岁时能写八股文。12岁时，老师以“洒扫应对进退”为题命他作文，他在文章中写道：“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应对也。”文章意境开阔、新奇，令老师感叹不已，大赞郑成功是“天下奇才”。文由心动，郑成功小小年纪就能说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足可见他的敏锐才思和博大胸怀。

郑成功任南明隆武帝御营中军都督。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清军攻克福建，唐王隆武皇帝遇害，在清大学士洪承畴的招抚下，郑成功的父亲认为明朝气数已尽，不顾郑成功的反对，只身北上向清朝朝廷投降。清军在这时掠劫郑家，郑成功的母亲田川氏为免受辱于清兵，切腹自尽。“国仇家恨”之下，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起兵，旗帜上的称号是“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朱成功”。永历三年（1649）改奉南明永历年号，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1651年到1652年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等地取得3次重大胜利，歼灭驻闽清军主力。后挥师北取浙江舟山，南破广东揭阳。顺治十二年（1655），清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兵约3万入闽，会同驻闽清军，进攻郑军。郑成功利用清军不善水战的弱点，诱其出海作战，次年四月将其水师歼灭于厦门围头海域。在起义后的16年间，郑成功据地在现今小金门和厦门（当时为一小岛，并没有和大陆连在一起）一带的小岛，完全控制了海权，以和外国人做生意收集资金，筹备军力，并且深入内陆广设商业据点，收集许多有关清军与朝廷的情报，曾经几次起兵，也和清朝廷议和以争取时间恢复兵力。

1661年康熙皇帝初即位，之前的郑氏降将黄梧陈灭贼五策，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廿里，断绝郑成功的经济支援。由于清政府的新策略，郑成功和他的军队断绝了经济来源，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放弃以近岸离岛为基地。骚扰东南沿海的军事策略，转而进攻已久为大航海时代以来远渡重洋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所分别殖民割据的台湾，作为新的基地。这一年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亲率将士2.5万、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出敌不意地在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先以优势兵力夺取荷军防守薄弱的赤嵌城（今台南市内），继又对防御坚固的首府台湾城（今台南市安平区）长期围困。经过九个月的苦战，在早年由其父协助渡海的汉人移民的支持下，于1662年打败荷兰人，迫使殖民总督揆一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签字投降，撤离台湾。

虽然仍有其他明朝宗室在台，但成功已决定不再拥立新帝，自为台湾之主。郑成功在台成立第一个汉人政权，然而，因为当时热带地方卫生条件不好，郑成功感染时疫，同年五月病逝，享年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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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名字的由来

明隆武帝见成功年少英俊，文武双全，问之曰：“江山危矣，你何从我乎？”对曰：“文不贪财，武不怕死，江山可保矣。”隆武帝非常赞许他，即赐他与同姓，易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授尚方宝剑，仪同附马，自是咸称“国姓爷”。

抗倭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出身将门，17岁即担负防御倭寇的重任，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之志，率军于沿海诸地抗击来犯倭寇，历十余年、大小八十余战，终于扫平倭寇之患，被誉为民族英雄。世人称其所率军队为“戚家军”。

戚继光(1527—1587)，明朝抗倭名将、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又号孟渚。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原籍河南卫辉。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于闽、浙、粤沿海诸地抗击来犯倭寇，历十余年，大小80余战，终于扫平倭寇之患。

日本从14世纪30年代以后，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状态。14世纪末，北朝足利氏征服了南朝，内战失败的南朝武士流亡海上，纠合部分破产农民和一些不法商人，到我国沿海走私兼抢劫，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倭寇”。

1555年戚继光刚到浙江上任的时候，一股由50至70人组成的倭寇，堂而皇之登陆后深入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朗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后来虽然被歼，但是被他们杀伤的明军据称竟有4000之多。

戚继光进驻浙东不久，就在龙山(今属慈溪县)与登陆的倭寇打了第一仗。他在慈溪县人民的配合下，三战三捷，使倭寇遭到沉重的打击。倭寇乘夜幕降临，向西南方向窜逃。由于其他明军缺乏战斗力，最后，倭寇由乐清从容出海。针对明军战斗力奇差的状况，嘉靖三十八年(1559)九月，戚继光提出招募浙兵训练新军的建议，得到了谭纶的全力支持。戚继光从浙江义乌群山之中招募勇敢的农民和剽悍的矿夫共3000余人，采用营、官、哨、队四级编制方法编成新型军队。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这支新军队伍很快成为军事劲旅，人称“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1561），戚继光大败倭寇于台州，以功进都指挥使。四十一年，奉命率师增援福建，捣毁倭寇巢穴横屿(今福建宁德东)、牛田(今福建福清南)，直至兴化(今福建莆田南)等地，进都督佥事。四十二年，他再次领兵入福建，在福建巡抚谭纶的指挥下，与刘显、俞大猷联合攻克平海(今莆田东南)。进为都督同知，又升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和浙江金华、温州二府，都督水陆诸戎务。四十四年，俞大猷率水兵，戚继光率领陆兵，于南澳剿平广东倭寇，解除东南倭患。四十五年，晋职兼管潮、惠二府并伸威等营戎务。

隆庆二年(1568)，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今河北蓟县)、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后又为总兵官，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并督帅十二路军戎事，因屡立战功，万历二年(1574)升左都督，七年加太子太保，录功加少保。为当国大臣高拱、张居正等器重。戚继光在蓟州十六年，多次击退侵扰之敌，军威大振，蓟门平静。时人誉为“足称振古之名将，无愧万里之长城”。

万历十一年(1583)，因遭朝中权贵排斥，戚继光被调到倭患早已荡平的广东任镇守，郁郁不得志，三年后即告老还乡，回到山东蓬莱。万历十六年(1588)，逝世于蓬莱故里。

戚继光在4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智勇兼备，多谋善断，练兵有方，指挥戚家军“飚发电举，屡摧大寇”，甚至还出现过歼敌上千人，而“戚家军”却无一人阵亡的罕例。被誉为我国“古来少有的一位常胜将军”。他不仅战功卓著，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颇多建树，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两部兵书，为后世兵家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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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设宴排座次

隆庆元年北方告急，京都面临俺答部族的入侵。明朝统治者急忙把作为抗倭名将的戚继光从南方调来，镇守长城。这“京畿防区”，本是“将帅不得其入”之地。首领们各主山头，因循苟且，克扣兵晌，官官相护，贪污筑城款项。戚继光初来，主管蓟州、昌平、保定三镇防守训练，他名声虽大，一时却难以打开局面。幸好蓟镇总督谭纶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中，与戚继光有过合作，再次共事，谭纶鼎力支持戚继光的事业。他们商定从浙江义乌召来3000抗倭军士。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成为戚继光手下的骨干，既是作示范的标兵，又是教边城守军车战、骑战、步战的教官。同时，他们还协助戚继光将矮小简陋的城垣重新修筑。谭纶和戚继光团结一致，修筑长城，督促将吏各筑一段，分片包干，并亲自往崇山峻岭巡视，检查工程。他们看到所筑城垣，质量良莠不齐，相差悬殊。在第一期工程告竣时，他们在总督衙门大摆酒宴，以优劣分座次。最优者坐于大厅两厢，其次者坐于廊底下面，三等者坐于衙门大门之内，劣者坐在门外。经过这一番褒贬分明的座次排列，再次动工时，将吏都不敢再偷工减料敷衍塞责了，工料费用也大大节约。往年修筑边墙耗资巨大，效果甚微。这次全部工程完毕，政府每年花费10万绪（铜钱），可顶得上往年120万绪使用。

第三讲 科学巨匠献技艺

科学治水典范——李冰

李冰是我国科学治水的典范，伟大的水利学家。他领导创建了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在水利史上立下了千古奇功，名扬世界。

李冰（前302—前235），今山西运城人，战国时期的水利家，对天文地理都有研究。大约在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李冰被任命为蜀郡守。他到任后看到当地严重的自然灾情，就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作，设计并组织兴建了都江堰。整个工程是由分水堰、飞沙堰和宝瓶口三个主要工程组成的，规模宏大，地点适宜，布局合理，同时具备防洪、灌溉、航运三种作用，充分体现了李冰和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奇迹。

在兴建都江堰初始，李冰和他的儿子李二郎对岷江两岸的地势进行了实地考察，仔细地记录了水情。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治理岷江的合理方案，开始了兴建都江堰的工程。他们先是在岷江的上游打开了一个20米宽的口子，叫它“宝瓶口”，让岷江分出一条支流向东流去，一来可以减少岷江的水量，二来可以灌溉岷江以东的土地。在江南岸剩下一堆孤立的岩石，形状就好像是大石堆，这就是后人称做的“离堆”。在江心，采取了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为两支，让其中的一支流进宝瓶口。为了实现在江心的建筑，李冰另辟新路，吩咐竹工们编成长三丈、宽二尺的大竹笼，里面装满鹅卵石，一个一个地沉入江底，筑成了分水大堤。这样，岷江水被分成东西两股。西面的叫做外江，是岷江的正流；东面的叫做内江，是灌溉渠系的总干渠。渠道的头上就是宝瓶口，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再分成许多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灌溉面积达20多万公顷。飞沙堰高度适中，具有分洪和减少宝瓶口泥沙的功能。从此，岷江水开始为民所用。以后，李冰又多次对都江堰进行改进，彻底保证了都江堰对水患的遏制作用。

李冰在治水的过程中，排除了种种迷信势力的阻挠，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理水患，而且他成功地解决了由于秦王的亲戚华阳侯的嫉妒所制造的一系列的谣言和中伤事件，及时地处理了工程当中出现的问题。但是华阳侯的险恶用心还是让李冰受到了革职的处罚。温柔贤淑的李夫人甘当人质，为李冰赢得了宝贵的治水时机，使工程取得了最后成功。百姓们对李冰感恩戴德，但李夫人却病死在咸阳。

李冰为蜀地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永远怀念他。2000多年来，四川人民把李冰尊为“川主”。1974年，在都江堰枢纽工程中，发现了李冰的石像，其上题记：“故蜀郡李府郡讳冰”。这说明早在1800年前，李冰的业绩已为人民所传颂。近人对李冰的功绩也极为赞赏。1955年，郭沫若到灌县时，题词：“李冰掘离堆，凿盐井，不仅嘉惠蜀人，实为中国二千数百年前卓越之工程技术专家。”

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在中国水利史上，而且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它悠久的历史举世闻名，它设计之完备令人惊叹！他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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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屁股印”和“滚龙槽”

传说，古时的岷江中恶龙为害，李冰的儿子二郎带领海山七圣去降龙。一场恶斗，七圣和猎狗哮天犬全部战死，恶龙也身负重伤向南逃去。二郎追到青城山，不见了恶龙的踪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遇到一位老婆婆。老婆婆知道他是李冰的儿子，为捉恶龙来到此地，就对他热情接待，煮好了面条请他吃饱肚子。不久，化作人形的恶龙也来到老婆婆的家，向老婆婆乞求食物充饥。老婆婆一眼就看出这是一条恶龙，也煮了一锅面条让它吃，谁知，面条到了恶龙的肚子里，都变成了带铁钩的链条，使它不得不束手就擒。至今，青城山下还有李二郎坐过的“屁股印”和恶龙打滚的“滚龙槽”这两处遗迹。

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

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古代科技成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蔡伦（63—121），东汉造纸术发明家。他总结前人经验，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原料经过挫、捣、抄、烘等工艺造纸，制成“蔡侯纸”，这种纸对改革和推广造纸术有很大贡献，后世称其为造纸术的发明者。

蔡伦家乡地处长江以南湘水(今湘江)支流耒水流域，是米谷之乡。他出身于普通农民之家，从小随长辈种田。汉章帝即位后，派人至各郡县选聪明伶俐的幼童入宫。永平十八年(75)蔡伦被选入洛阳宫内为宦官，时年约15岁。当时幼年宦官须习字读书礼，蔡伦因成绩优异，于建初元年(76)任小黄门。此后他作为黄门侍郎而掌宫内外公事传达及引导诸王朝见、就座等事。汉和帝年间，蔡伦升任中常侍，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东汉章和元年又加官尚方令，掌管宫廷手工作坊，监督御用品的制造。89年，蔡伦开始负责监管刀剑武器和其他器械的制造工作。蔡伦监督制造的器械，全都精工坚密，世人争相仿效。

进宫之前，蔡伦就对造纸感兴趣，曾经用破旧的废物，如破鱼网、麻头、旧布等糅和在一起来制造纸张，做过许多加工试验，都不是很成功。

于是他认真总结西汉以来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经过长期的试验，对造纸的原料和造纸工艺都进行了改进，他把树皮、麻头、破布和旧鱼网等作为造纸的原料，不仅扩大了原料的来源，还降低了造纸的成本；在传统流程的基础上，增加了用石灰进行碱液蒸煮的工序，使植物纤维分解速度加快、分解分布得更加均匀、细致；经过切断、捣碎、沤煮、化浆、定型、风干等一整套工艺流程，纸张的质量大大提高，书写起来极为方便。

105年，蔡伦将他监造的优质纸张进献汉和帝，因造纸有功，被封为龙亭侯。之后，植物纤维造纸开始代替竹简、丝帛，成为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蔡伦也因此被后世奉为造纸业祖师。

经过蔡伦改革之后，造纸业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行业，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纸的推广使用，为保存文献、记载历史、交流思想、积累传播文化、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蔡伦的造纸术陆续传到朝鲜、越南、日本、阿拉伯以及非洲和欧洲，到19世纪又传到澳洲，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

蔡伦因对造纸的巨大贡献不仅被中国的造纸工人奉为造纸鼻祖，还被日本等国的造纸工人尊为祖师，历代供奉。我国大部分的产纸地区，都有为祭祀蔡伦而建造的庙宇。每年的阴历三月十六日是蔡伦的祭祀纪念日。

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在其著作《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中高度评价了蔡伦的造纸术。他认为在两个世纪以前，西方的文化超过了中国文化，但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使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建设加快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蔡伦的造纸术，就没有我们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也就没有今天高度的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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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伦与造纸的传说

东汉和帝年间，耒阳出了个名叫蔡伦的人，发明造纸，后来成了仙，经常云游人间，传授造纸术。相传，原先造纸，用纸帘子舀纸浆，沓在纸榨上，榨干水后，只要用扇子一掀，这纸砣便一张一张地分开。一日，蔡伦外出，行前招呼徒弟：“好生在纸坊造纸。”刚开始的时候，徒弟还听话。后来就懈怠了，常常溜出作坊，去寻欢作乐，耽误了造纸大业。蔡伦回坊后，非常恼火，便当即下令：“扇子掀不开纸。”从那时起，纸砣子榨干后，要想分成数张，就要用手一张一张去拉开。更可惜的是蔡伦一气之下，急于归天，没有把那又白、又薄、吹笛子用的好纸制造绝技，传给凡间徒弟。据说蔡伦归天之前，徒弟们追上去，跪地求教吹笛纸的造艺。蔡伦说：“我已经将此纸藏入竹内，尔等要学，可去竹筒管里找取！”说完便升天去了。徒弟们砍下竹来劈开一看，果然每节竹筒管里都有一层又白又薄的纸，纸间还印有纸帘子上的花纹。这就是当今人们称道的“竹膜纸”。

伟大的发明家——张衡

张衡的一生在天文学、地震学、机械技术、数学乃至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科学家。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人。他是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张衡出生于南阳郡西鄂县一个清苦的官僚家庭。生活的艰难激发了他艰苦奋斗的精神。张衡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少时便熟读儒家经典。十六七岁时就开始到外地游学，“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终成一代文化伟人。

张衡一生为官清廉公正，不与权奸同流合污，仕途并不顺利。他曾因上书建议裁抑宦官权臣，而遭到奸佞联合弹劾，被贬为河间太守。111年，张衡被调回京师担任尚书一职，他因此接触到了更多的黑暗与腐败的社会现实，对社会深感忧愤与失望。于是，他专心致志从事科学研究，并取得了累累硕果。

张衡最杰出的成就是在天文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浑天说，撰写了两部重要的天文学著作《灵宪》和《浑天仪图注》。117年，张衡根据浑天说制成了世界上最早使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这是世界上第一架能够比较准确地观测天象的仪器，是划时代的伟大创造，推动了中国古代天文事业的发展。

在地震学上，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仪——候风地动仪，这是张衡在浑天仪之外的另一个不朽的创造。地动仪全由青铜铸成，直径八尺，像一个大酒坛。周围铸有八条龙，头下尾上，按照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方向排列着。龙头和仪器内部的机关相连，每条龙嘴里都含着一颗钢球。八个龙头下，蹲着八只张着嘴的铜蟾蜍。地动仪内部有一根大铜柱，叫做都柱，都柱上粗下细，能够摇摆。都柱旁有八条通道，通道内安有机关，叫做牙机。一旦发生地震，都柱就会向地震的方向倾斜，触动通道中的牙机，而那个方向的龙头，就会张开嘴巴，吐出钢球，落在下面的蟾蜍嘴中，发出声响。据此，人们就可以知道地震的时间和方位。

在气象领域，张衡还发明了类似国外风信机的气象仪器——候风仪，比西方的风信机要早1000多年。

张衡共著有科学、哲学、文学等著作32篇，其中天文著作有《灵宪》《灵宪图》等。为了纪念张衡的功绩，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小行星”。

专家点评

20世纪中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对张衡的评价是：“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后世称张衡为木圣（科圣）。张衡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医奇才——张仲景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张仲景(150—219)，又名张机，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县)人。出身地主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他在史书中看到了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于是对医术产生了兴趣。从师于乡里名医张伯祖，打下了扎实的医学功底。汉灵帝时，举孝廉，建安中官至长沙太守。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导致天下大乱。豪强之间连年混战，民不聊生，疾病流行。当时医术不发达，人们大多迷信巫术，特别是穷人，有病就求神拜鬼，在巫师和道士的欺骗下丢钱丧命。张仲景看了实在是心痛不已，他非常憎恨这些谋财害命的巫师们。一次，他遇到一位妇女发病，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显然是受了某种刺激。病人的家属听了巫师们的鬼话，认为她是妖怪缠身，必须为她驱邪。张仲景观察病人的神色，询问了有关情况，说这不是鬼怪缠身，而是热血入室。她的病是完全可以用药治好的。病人的家属请他治疗，张仲景给病人扎了几针，几天后，病妇就好了。

他是使用人工呼吸方法救人的第一人。一次，张仲景在行医时，发现有户人家门前聚集了很多人，他上前一看，只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旁边有几位妇女在哭泣。张仲景一问情况，原来躺在地上的那个人因穷得活不下去而上吊自尽，被家属发现，虽然被解救下来，但已经不能动弹了，所幸时间还不算久。张仲景马上挤开人群，吩咐把人放在床板上，用被子盖好保暖；叫两个人用力按摩他的胸脯，一面活动他的双手，自己则用手掌按压那人的腰部和腹部，一紧一松，不到半个钟点，那人居然有了微弱的呼吸；再继续一会儿，那人就清醒过来了。

张仲景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所著《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被称为“医方之祖”。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专业术语。意义是说要运用各种诊断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对病人的生理特点以及时令节气、地区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其致病的原因，然后才能确定恰当的治疗方法。

有一次，两个病人同时来找张仲景看病，都说头痛、发烧、咳嗽、鼻塞。张仲景给他们切了脉，确诊为感冒，并给他们各开了剂量相同的麻黄汤，发汗解热。

第二天，一个病人的家属早早就跑来找张仲景，说病人服了药以后，出了一身大汗，但头痛得比昨天更厉害了。张仲景听后很纳闷儿，以为自己诊断出了差错，赶紧跑到另一个病人家里去探望。病人说服了药后出了一身汗，病好了一大半。张仲景更觉得奇怪，为什么同样的病，服相同的药，疗效却不一样呢？他仔细回忆昨天诊治时的情景，猛然想起在给第一个病人切脉时，病人手腕上有汗，脉也较弱，而第二个病人手腕上却无汗，他在诊断时忽略了这些差异。

病人本来就有汗，再服下发汗的药，不就更加虚弱了吗？这样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会使病情加重。于是他立即改变治疗方法，给病人重新开方抓药，结果病人的病情很快便好转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同样是感冒，表症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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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堂医生的由来

张仲景主张医学要不断进步，医生对患者要热情负责。相传，他做长沙太守时也不忘为百姓解除疾苦。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也不能随便接近百姓。但他认为只有接触百姓，才能给他们治病，也才能提高医术。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择定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而专为百姓治病。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仔细地给百姓治病。时间久了，形成了惯例。每逢初一和十五这两天，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店）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

杰出的数学家——祖冲之

祖冲之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制造家。他为中国古代的科学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祖冲之(429—500)，字文远，南北朝时期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为避战乱，祖冲之的祖父祖昌由河北迁至江南。祖昌曾任刘宋的“大匠卿”，掌管土木工程；祖冲之的父亲也在朝中做官，学识渊博，受人敬重。

祖冲之生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祖家历代都对天文历法有研究，祖冲之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天文、数学知识，在青年时代就赢得了博学多才的声誉。宋孝武帝听说后，派他到“华林学省”做研究工作。

公元461年，他在南徐州(今江苏镇江)刺史府里从事，先后任南徐州从事史、公府参军。公元464年他调至娄县(今江苏昆山东北)任县令。在此期间他编制了《大明历》，计算了圆周率。

宋朝末年，祖冲之回到建康任谒者仆射，此后直到宋灭亡一段时间后，他花了较大精力来研究机械制造。公元494年到498年之间，他在南齐朝廷担任长水校尉一职，受四品俸禄。鉴于当时战火连绵，他写有《安边论》一文，建议朝廷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安定民生，巩固国防。

公元500年，72岁的祖冲之去世。

祖冲之在科学上的贡献，首先是对天文历法的改革。当时使用的历法是何承天花了40年心血编制的《元嘉历》，这个历法虽然较过去的历法都好，但祖冲之经过亲自测算后，发现仍有许多不足。祖冲之决定重新编一本历法。经过多年辛苦的工作，终于在463年，也就是祖冲之33岁那年，他的新历法编制出来了，因这一年是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所以这部历法叫《大明历》。祖冲之将一年定为365.24281481天，与现代科学测算出来的数据相差不到50秒。可是，这部先进的历法却遭到权臣的阻挠，直到他死后十年才被采用。

公元464年，祖冲之35岁时，他开始计算圆周率。在祖冲之之前，中国数学家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祖冲之在他的基础上，经过刻苦钻研，反复演算，将圆周率推算至小数点后7位数（即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并得出了圆周率分数形式的近似值。

祖冲之计算得出的圆周率，外国数学家获得同样结果，已是1000多年以后的事了。为了纪念祖冲之的杰出贡献，有些外国数学家建议把圆周率π叫做“祖率”。

除了在计算圆周率方面的成就，祖冲之还与他的儿子一起，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问题。他们当时采用的原理，在西方被称为“卡瓦列利”（Cavalieri）原理，但这是在祖冲之以后1000多年才由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发现的。为了纪念祖氏父子发现这一原理的重大贡献，数学上也称这一原理为“祖原理”。

祖冲之在数学上的贡献还不止这些，他曾提出“求差幂”和“开差立”问题。这在工程测算上有极大的用途。祖冲之还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制造专家，他重造了失传已久的指南车，研制出用水力推磨的水碓磨，也制造出了日行千里的机械船，在当时都是杰出的创造，代表着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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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暅原理”的发明

祖冲之与他的儿子祖暅一起，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他们当时采用的一条原理是：“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意思是，位于两个平行平面之间的两个立体，被任一平行于这两个平面的平面所截，如果两个截面的面积恒相等，则这两个立体的体积相等。这一原理，在西方被称为卡瓦列利原理，但这是在祖氏以后1000多年才由卡氏发现的．为了纪念祖氏父子发现这一原理的重大贡献，大家也称这原理为“祖暅原理”。

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是古今医德医术堪称一流的医学名家，也是世界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中国医药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医学遗产中的精华。

孙思邈（约581—682），中国唐代医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自幼勤奋好学，尤其喜欢研究医学。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隋文帝曾召他为国子博士，他拒绝了。唐太宗、唐高宗又征召他，他也拒绝了。他不肯做官，宁愿留在民间行医。

他的医术非常高明，在针灸和医治一些疑难病症方面，都很有成就。当时，有个病人病情严重，服药扎针都不见效。孙思邈就在他的病痛处按掐，寻找病人的痛点。当找到痛点时，病人发出“阿”与“是”的声音，孙思邈就在这里扎针，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人们把这些随痛点所在而定的穴位，称为“阿是穴”。这也是孙思邈在针灸方面的一个贡献。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感到过去的一些方药医书，浩博庞杂，分类也不妥当，查找很难，等找到药方，往往已来不及医治了。于是，他一方面认真学习前人的经验，一方面广泛搜集民间的药方，着手编著新的医书。经过长期的努力，大约在公元652年，他70多岁时，写成了第一部医书《备急千金要方》30卷，简称《千金要方》。后来，他又在101岁这样的高龄，写成了第二部医书《千金翼方》30卷，作为对前书的补充。《千金翼方》写成后，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医学名著，总结和发展了唐代以前的医学和药物学知识，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孙思邈的医学成就，主要就体现在这两部著作里。

孙思邈很重视妇婴保健。他在《千金要方》中首先列《妇人方》三卷，其次为《少小婴孺方》二卷。对于妇科病的特殊性，小儿护理的重要性，论述尤为详细，很有实际意义。他为后来妇科和儿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他在医疗方面提出综合治疗的方法。他说：“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他本人就是既善于诊脉处方，又擅长针灸，可以对病人进行综合治疗。

孙思邈不仅钻研医术，而且不畏艰险，经常穿山越岭，攀登陡崖，进山采药。他走遍了附近的名山大川，还北上到五台山采药。每次采药回来，都要亲自将药进行晾晒、加工，有时还亲自试用。孙思邈在山地采集药材过程中，随时随地给老百姓看病治疗，为山区的百姓解疾病痛苦。久住山区的人，很容易得大脖子病，脖子前面长出一个大瘤子来。孙思邈想：人们常说，吃心补心，吃肝补肝，能不能用羊靥治疗大脖子病呢？他试治了几个病人，果然见效。

孙思邈死后，人们将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并在山上为他建庙塑像，树碑立传。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当地群众都要举行庙会，以经念孙思邈为我国医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庙会时间长达半月之久，前来游览、凭吊的八方来客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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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尿术的发明

有一次，一个病人得了尿潴留病，撒不出尿来。孙思邈看到病人憋得难受的样子，他想：吃药已经来不及了，如果想办法用根管子插进尿道，尿或许会流出来。他看见邻居的孩子拿一根葱管在吹着玩儿，葱管尖尖的，又细又软，孙思邈决定用葱管来试一试，于是他挑选出一根适宜的葱管，在火上轻轻烧了烧，切去尖的一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插进病人的尿道里，再用力一吹，不一会儿尿果然顺着葱管流了出来。病人的小肚子慢慢瘪了下去，病也就好了。

七下西洋——郑和

郑和下西洋不仅是我国航海史上的大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创举，它在展示中国高超航海技术的同时，还传达了世界和平的美好理念。郑和下西洋，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多年。

郑和出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原名马三保。洪武十三年（1381）冬，明朝军队进攻云南。马三保10岁，被掳入明营，被阉割成太监，之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在靖难之变中，马三保在河北郑州（在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三保，改名为和，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宣德六年（1431）钦封郑和为三保太监。

1405年七月，郑和第一次出使。他率领水手、官兵、工匠、医生和翻译等27800多人，带着大量金银、丝绸、瓷器、铁器、铜器和布匹等，乘坐六十二艘大海船，从刘家港出发，进行大规模的远洋航行。

此次航行，船队中最大的海船长44丈，宽18丈，可乘坐1000人，需要二三百个水手驾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船队先后到达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锡兰等地，经印度洋西岸折回，至1407年十月返回国内。他们每到一个国家，先送礼物给国王，再进行贸易。占城国王听说中国使臣来了，骑着大象出来迎接。郑和送给他许多珍贵的礼物，然后用从国内带去的金银财物同当地人进行贸易，交换宝石、珍珠、珊瑚、香料等特产。

以后郑和又多次航海，总计28年间，共七次远航，最后一次到1433年才回国。船队共抵达过30多个国家，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

为了答谢中国使臣的访问，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也派使臣到中国来。有的国家的国王亲自带着各种特产，搭乘中国海船一同前来。满剌加的国王和王后就曾亲自到中国访问，明成祖在南京设宴款待，后来还派人护送他们回国。郑和下西洋，扩大了我国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我国人民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

郑和最后一次航行时，他年已60岁，回国后不久就病逝了。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中国皇帝下令严禁出海航行，并停止了所有远洋帆船的建造与修缮工作。

在公元1405年至1433年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总兵太监郑和所指挥的宝船船队，七次英雄式的远航，行程遍及了中国海与印度洋，从台湾到波斯湾，并远及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非洲。在这30年之中，外国的货品、药物与地理知识，以空前的速度输入中国；相对地，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

郑和的远航，比哥伦布到美洲和达·伽马绕好望角到印度，要早半个多世纪。所以，郑和下西洋不但是我国航海史上的著名大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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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挑选郑和下西洋

第一，郑和少年时就在朱棣身边长大，跟着朱棣南征北战，是“靖难之役”的有功之臣，并被朱棣皇帝视为心腹。郑和懂兵法，有谋略，英勇善战，具有军事指挥才能。

第二，郑和知识丰富，熟悉西洋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具有卓越的外交才能。在郑和下西洋前，郑和曾出使暹罗、日本，有进行外交活动经验。

第三，郑和具有一定的航海、造船知识。郑和从小就从其父亲那里得到有关的航海知识，熟悉海洋。在郑和担任内宫监太监时，营造宫殿，监造船舶，有造船经验。

第四，郑和身份特殊，他是伊斯兰教徒，熟悉伊斯兰教教义、教规和宗教习俗。郑和又是佛家弟子。他熟悉、尊重佛教。而郑和下西洋途经的国家、地方，不是信奉伊斯兰教，便是信奉佛教。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利于沟通相互关系。

《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

李时珍，中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他所著《本草纲目》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对人类近代科学和医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李时珍，字东壁，号濒湖，蕲州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祖父是“铃医”。父亲李言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的九年中，其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求说并表明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同意了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没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

在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李时珍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医生。传说李时珍在以一根针救活母子两人后，许多人都想见一见这位神医。一天，有家药店老板的儿子正在柜台上大吃大喝，听说了之后，也想去看看热闹。他费了好大力气终于挤到李时珍面前，问道：“先生，你看我有什么病吗?”李时珍见此人气色不好，赶忙给他诊脉，过后，十分惋惜地说道：“小兄弟，可惜呀，年纪轻轻，活不了三个时辰了，请赶快回家去吧，免得家里人到处找。”众人都不信，那个药店老板的儿子更是大骂不止，后来在众人的劝说下，方才气咻咻地走了。果不其然，不到三个时辰，这个人便死掉了。原来是此人吃饭过饱，纵身一跳，肠子断了，内脏受损。由此，人们更是惊叹李时珍的神奇医术了。

他33岁时，住在武昌的楚王听说他医术高明，把他召去，让他以楚王府奉祠正的名义，掌管王府的良医所。后来，因为他治好了楚王长子的病，又被推荐到京城太医院任职。但他看不惯官场中乌烟瘴气的情况，不久就托病辞职，回到了家乡。

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读了许多医药著作。他感到历代的药物学著作都存在不少缺点，不但分类杂乱，内容错误，而且还漏载了许多药物，需要重新整理和补充。因此，他决心在宋代唐慎微编纂的《证类本草》的基础上，编著一部新的完善的药物学著作。

为了编好这部著作，李时珍走访了河南、江西、江苏、安徽等很多地方。每到一处，他就虚心地向药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请教，采集药物标本，收集民间验方。很多人都热情地帮助他，有的人甚至把祖传秘方也交给了他。就这样，李时珍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还得到了很多药物标本和民间药方。

李时珍从35岁起动手编写，共花了27年工夫，参考了800多种书籍，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修改，终于写成了这部新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这时，他已经是一位61岁的老人了。

知识小百科

《本草纲目》介绍

《本草纲目》虽然是一部药物学专著，但它也记载了很多与临床关系十分密切的内容。原书第三、第四卷为“百病主治药”，记有113种病症的主治药物，其中第三卷外感和内伤杂病中，就包括有专门治疗伤寒热病、咳嗽、喘逆类的药物，第四卷则主要为五官、外科、妇科、儿科诸病。并且，书中明确记载了20余种能治疗瘟疫的药物。

此外，《本草纲目》中收载各类附方11096首，涉及临床各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其中2900多首为旧方，其余皆为新方。治疗范围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所用剂型亦是丸、散、膏、丹俱全，且许多方剂既具科学科，又有简便廉验之特点，极具实用性。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

沈括是我国北宋时代一位博学多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他所著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

沈括(1031—1095)，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科学家、政治家。

1031年，沈括出生于浙江钱塘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幼时随父辗转江南各地，饱览了祖国壮丽的河山，见识了各地的风俗民情。他酷爱读书，并善于独立思考提出新见解，从小就立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志向。

1061年，沈括任宁国县县令，修复了“万春圩”，推广圩田。1063年，他考中进士后，被推荐到昭文阁编辑校对书籍，开始对天文、历算进行研究。这期间，沈括写成了《南郊式》，对朝廷祭祀天地的郊祭典礼进行了修改和简化，他的主张很快就被采用，被提升为太史令兼司天监，负责掌管图书资料、天文历法。后来又升任太常丞，掌管礼乐。

沈括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精研天文，所提倡的新历法与今天的阳历相似。在物理学方面，他记录了指南针原理及多种制作法；发现地磁偏角的存在，比欧洲早了400多年；又曾阐述凹面镜成像的原理；还对共振等规律加以研究。在数学方面，他创立“隙积术”(二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法)、“会圆术”(已知圆的直径和弓形的高，求弓形的弦和弧长的方法)。在地质学方面，他对冲积平原形成、水的侵蚀作用等都有研究，并首先提出石油的命名。医学方面，他对于有效的方药多有记录，并有多部医学著作。

沈括还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和军事家。在北宋与契丹的边界争端问题上，沈括和契丹丞相一共进行了六次会谈，最后凯旋而归，不但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也震慑了契丹，使契丹从此不敢再轻易滥施武力。在抵抗西夏的侵犯上，他先后出任延安州官和经略安抚使。他不但注意整顿军纪，还改进兵器和阵法，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加强了军事防务。1081年，西夏大举进犯北宋边境，沈括率领大军迎敌，大败西夏7万大军。

第二年，西夏又以30万大军围攻西北要塞永乐，以8万军队进攻绥德。只有1万士兵的沈括奉命力保绥德，却无法解救永乐。结果永乐失陷，宋军几乎全军覆没。因为沈括曾经支持新法，永乐失陷成了守旧派借机报复沈括的理由，污蔑他“抗敌不力”“处理不当”，沈括因此被贬为均州团练。

1088年，58岁的沈括辞官归隐，回到润州梦溪园，集中精力创作《梦溪笔谈》。《梦溪笔谈》是宋朝科技史的资料库，是宋代劳动人民科学成果的结晶，既是我国宋代科技史上的杰作，也是世界科技史中一份宝贵的遗产。

1095年，沈括在凄凉中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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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勇于探索的故事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当尚是孩童的沈括读到这句诗时，他的眉头不由得凝成了一个结，“为什么我们这里花都开败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沈括约了几个小伙伴上山实地考察了一番。四月的山上，乍暖还寒，凉风袭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茅塞顿开，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山下晚呀。凭借着这种求索精神和实证方法，长大以后的沈括写出了《梦溪笔谈》。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为我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毕昇(？—1051)，湖北英山人，生于北宋中期，出身平民，为我国古代著名发明家。毕昇首创活字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国最早发明的雕版印刷术比较复杂，一般选用梨木、枣木、梓木、黄杨、银杏、皂荚等木料做成版材。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后，大大促进了古代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了全盛时期。这时，不仅有政府的“官刻”和“监刻”，民间刻书业也很盛行，遍及全国各地。

在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创造了活字印刷术。这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又一伟大贡献。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灵感来自于两个儿子玩的“过家家”游戏。有一年清明节，毕昇带着妻儿回到家乡祭拜祖先。在乡下，两个儿子玩得不亦乐乎，他们从田间挖来泥巴，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等泥雕，随心所欲地摆来摆去。当时，毕昇正为了改良印刷术而发愁，看见儿子们捏的泥雕让毕昇眼前一亮。当时他就想，我何不也来玩过家家：用泥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文章了吗？这个发现让毕昇兴奋不已。回到家中，毕昇就开始了活字印刷术的第一场试验。

毕昇用一种细胶泥刻成单个的反体字，一字一印，字的笔划凸出的高度像铜钱的边缘那样厚薄，字刻好后，把印泥放入火中烧硬。然后取一块铁板，在上面涂一层松脂、黄蜡和纸灰等制成的固定剂，再将一个铁框放在铁板上，把要印的文字一个个有序地排列在铁框内。排满了字的铁框就为一版，放到火上烘烤，等脂蜡稍稍熔化，就用另一块很平的铁板压在字面上，字面即被压平，待其冷却后，泥活字便粘在一起，成为活字版了。这样的活字版即可施墨铺纸印刷，又可在印完之后，再经烘烤，取下活字再用。

毕昇的伟大发明，在当时未被社会广泛认可，但是却开创了后世一系列其他材料活字印刷的先河。后来，逐步出现了木活字和锡活字进行印刷，明朝时又出现了铜活字和铅活字，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无不是在毕昇的胶泥活字印刷基础上进行改进的。

活字印刷术不仅推动了中国印刷事业的发展，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公元13世纪，印刷术从中国传入日本、朝鲜、越南、菲律宾等地，并经过丝绸之路，向西经由波斯和阿拉伯，传入埃及和欧洲各国。欧洲在14世纪末出现了雕版印刷，在此基础上，德国的谷登堡在1440年到1480年之间，发明了铅活字印刷，并制成了一种简单的印刷机械，开创了近代机械印刷的先河，但他发明的活字却比毕昇晚了4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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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昇籍贯终有定论

关于毕昇的家世记载仅见于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原文短短200多字的记载中，仅知道毕昇为北宋仁宗时期的一个平民，其他不详。

然而，1990年7月在湖北英山离奇发现的一块墓碑，在史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也逐渐揭开了毕昇的身世之谜。一名通讯员当天到农村采访，路过湖北英山草盘镇五桂村在田边休息时，无意中在睡狮山东边看到一块圆形石板横于田缺处的水洼中，上有“神主”二字。通讯员感到惊奇，仔细辨认又看出“毕昇”二字，不禁大吃一惊，从石板周边花纹以及上刻字迹看，断定石板是一块古墓碑。于是，报告了有关部门。后来，专家进行了考证，确认此碑是北宋皇祐四年（1052）所立。墓主即是我国北宋时期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昇。

那么，墓碑上年号为何不写“皇祐”而写成“白祐”？专家们进一步考证后认定，原来在历代的王朝中，百姓痛恨这个王朝时，常常是用白字来代替年号的，故此，毕昇后人在为其立碑时，故意将“皇”字下面的“王”字去掉，以示对朝庭的不满。

纺织术的传播者——黄道婆

黄道婆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她第一个把在崖州学到的纺织技术进行推广和改革，制成一套擀、弹、纺、织工具，从而提高了纺纱效率。在织造方面，她用错纱、配色、综线、花工艺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为我国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黄道婆(约1245—？)，又称黄婆，松江人氏，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黄道婆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在生活的重压下，十二三岁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白天她下地干活，晚上她纺织布到深夜，还要遭受公婆、丈夫的非人虐待。沉重的苦难摧残着她，也磨炼了她。有一次，黄道婆被公婆、丈夫一顿毒打后，又被关在柴房不准吃饭，也不准睡觉。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非人的折磨，决心逃出去另寻生路。半夜，她在房顶上掏洞逃了出来，躲在一条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海船上。后来就随船到了海南岛的崖州，即现在的海南崖县。

在崖州生活了20多年后，由于思念故土，黄道婆告别黎乡，返回阔别多年的故土，把黎乡的先进纺织技术带给了松江的父老，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当时的乌泥泾已经在元朝的统治之下，元统治者每年向当地劳动人民榨取万匹棉布。可是由于生产条件和纺织技术都很落后，人们不停地劳作，还是不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交完赋税布匹后几乎所剩无几，劳动人民的生活始终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之中。

黄道婆回乡后，首先向家乡人民传授先进的纺织技术，还把自己由黎族带回来的纺织工具展示给大家，让大家仿制。她不厌其烦地向乡亲们示范操作方法，把自己精湛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乡亲们。

黄道婆还改进了多种纺织工具和纺织程序，发明了一整套擀、弹、纺织等工具，大大方便了织布纺棉手工劳作。她还总结推广了一套配色纺花的新技术，使织出的被褥、衣带、手帕都有折枝、团凤等各色花样，色彩艳丽夺目。

此外，黄道婆还传授和推广了“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之法，后来松江一带的织工发展了这种技术且更加精益求精。她还把“崖州被”的织造方法传授给镇上的妇女，一时“乌泥泾被”闻名全国，远销各地。

黄道婆所传授的先进纺织技术，后来传播甚广。到元朝末年，松江一带已经有上千家居民从事纺织业，那些过去单单依靠贫瘠土地过日子的人，生活都有了改善。人们忘不了黄道婆的恩情，在她去世的时候，乌泥泾人悲痛流泪，把她安葬。在现在华泾镇北面东湾村，还专门建造了祠堂，逢年过节都要为她举行祈祷仪式，将其尊为纺织业的守护神。原来“民食不给”的乌泥泾，从黄道婆传授新工具、新技术后，棉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了明代，乌泥泾所在的松江，成了全国的棉织业中心，赢得“衣被天下”的声誉。

黄道婆就是这样以自己的杰出贡献，而被载入了我国纺织业的发展史册，她必将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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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黄道婆的民谣

清朝人秦荣光一首竹枝词咏黄道婆：

乌泥泾庙祀黄婆，

标布三林出数多。

衣食我民真众母，

千秋报赛奏弦歌。

民间还流传歌颂黄道婆的民谣：

黄婆婆，

黄婆婆。

教我纱，

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布。

超级旅行家——徐霞客

《徐霞客游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比较详细记录所经地理环境的游记，也是世界上最早记述岩溶地貌并详细考证其成因的书籍。徐霞客一生除了家中发生重大事件外，几乎没有停止过旅游，并详细记录途中所见，这些资料是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

徐霞客(1587—1641)，名宏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江阴人。他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有名的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称得上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徐有勉一生不愿为官，也不愿同权势交往，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景色。徐霞客幼年受父亲影响，喜爱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之类的书籍。这些书籍使他从小就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立志要遍游名山大川。15岁那年，他应过一回童子试，没有考取。父亲见儿子无意功名，也不再勉强，就鼓励他博览群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徐霞客的祖上修筑了一座万卷楼来藏书，这给徐霞客博览群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19岁那年，父亲去世，徐霞客很想外出去寻访名山大川，但是因有老母在堂，所以没有准备马上出游。他的母亲是个读书识字、明白事理的人，她鼓励儿子说：“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你出外游历去吧！到天地间去舒展胸怀，广增见识。怎么能因为我在，就像篱笆里的小鸡，套在车辕上的小马，留在家园，无所作为呢？”徐霞客听了这番话，非常激动，决心去远游。不久后，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家乡。这一年，他22岁。

万历三十五年(1607)是徐霞客迈向旅游生涯的开端。自此之后，徐霞客差不多每年都要外出旅游考察，历时30余年。他北历燕冀，南涉闽粤，西北直攀太华之巅，西南远达云贵边陲，足迹遍及当时14个省，即现在的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16个省市，所见大山名川有泰山、天台山、雁荡山、黄山、武夷山、嵩山、华山、五台山、落迦山、太和山、恒山、罗浮山、盘山，又遨游了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星宿海(现青海省境内)等，中华大地名山大川尽收眼底，真可谓“饱尝河山美，收尽天下奇”。

崇祯九年(1636)是徐霞客外出旅游考察具有转折性的一年。当时，徐霞客已51岁。在此之前，他虽然多次外出旅游考察，但大多短期而归，因为他时刻眷恋着自己的母亲。这一年，他的母亲去世，徐霞客少了一种难以割舍的牵挂，可以无忧无虑地外出远游了。于是他从家乡出发，途经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历时五个春秋。这次外出考察，也是徐霞客一生中最后一次和为期最长的一次。

徐霞客在野外考察生活中，每天不管多么劳累，都要把当天的经历和观察记录下来。有时跋涉百余里，晚上寄居在荒村野寺之中，或露宿在残垣老树之下，他也要点起油灯，燃起篝火，坚持写游历日记。他先后写了200多万字的游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地理考察记录。

崇祯十三年(1641)徐霞客病重，回到家乡，将整理游志的任务委托给塾师季会明，次年去世。他的《徐霞客游记》最早系统地对岩溶地貌、砂岩峰林地貌、江河源流进行了考订，并且对气候的变化、植物因地势高度不同而变化等自然现象，都作了认真的描述和考察。此外，它对农业、手工业、交通的状况，对各地的名胜古迹演变和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也都有生动的描述和记载。徐霞客的这部奇书，在文学上的价值也很高，篇篇都可以说是优美的散文，在地理学史上、自然科学史上以及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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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遇险

徐霞客在游历考察过程中，曾经三次遭遇强盗，四次绝粮。湘江遇盗的故事，便是发生在公元1636年他51岁时的第四次出游中。这次出游，他计划考察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出游不久，就在湘江遇到强盗，他的一个同伴受伤，他的行李、旅费被洗劫一空，他自己也险些丧命。当时，有人劝他不如回去，并要资助他回乡的路费，但他却坚定地说：“我带着一把铁锹来，什么地方不可以埋我的尸骨呀！”徐霞客继续顽强地向前走去。没有粮食了，他就用身上带的绸巾去换几竹筒米；没有旅费了，就用身上穿的夹衣、袜子、裤子去换几个钱。就这样，他把重重困难都踩在了脚下。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京张铁路的建成，不仅为詹天佑赢得了世界声誉，更使整个中国工程技术界在世界上取得了相应地位。当时，有人把京张铁路与万里长城并列为中国最伟大的工程。

詹天佑(1861—1919），字眷诚，广东南海人，祖籍江西婺源，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詹天佑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

1872年，年仅12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詹天佑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并于187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同年5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

在耶鲁大学，詹天佑顺利获得了学士学位，当时全部的幼童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仅有两个人，詹天佑就是其中一个。同年8月，詹天佑归国，从此开始了他的科学报国之路。

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由詹天佑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50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京张铁路总长不过200公里，但沿途横跨崇山峻岭，施工极其艰巨。面对厚厚的岩层，詹天佑在中国第一次使用了炸药爆破开山法；在开凿号称“天险”的八达岭隧道工程中，他精心设计出从两端向中间同时开凿和中距离凿进的方法；为使列车安全地爬上八达岭，他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顺着山势设计出一段“人”字形线路，缩小了坡度。詹天佑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提前两年竣工，创造了奇迹。

京张铁路在1905年9月4日开工，詹天佑跟铁路员工一起，克服资金不足、机器短缺、技术力量薄弱等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居庸关和八达岭两处艰难的隧道工程，且工程总费用只有外国承包商过去索取价银的五分之一，可谓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在铁的事实面前，外国人也不能不折服。京张铁路的建成不仅是詹天佑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工程技术界的光荣，更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胜利。

1919年，詹天佑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中国工程师学会基于他在铁路建设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特地在青龙桥建立了一尊铜像，来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铁路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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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氏挂钩”的由来

当年詹天佑在修建京张铁路关沟段时可没少犯愁。按照工程设计的要求，路轨每向前延伸30米，路基就要增高1米。漫说在这40里长的崇山峻岭中筑路不易，就是铁路建好了，上哪儿去找能爬这段铁路的火车呢？当时国内火车车厢之间的挂钩呈抱拳状，载重超量或坡度过陡都会造成脱钩、翻车事故。不改进挂钩，铁路建好了也只能充样子。怎么改呢？詹天佑决定携夫人到国外去考察。

清朝末年，从北京出洋一般都要到天津去坐海轮。詹天佑夫妇到了天津码头一看，海轮泊在深水处，要上海轮必须走跳板上小船摆渡过去。詹天佑拎着皮箱几步就上了小船。詹夫人不习惯走跳板，走在上面上下颠，左右晃，吓得她心惊胆战，急忙向詹天佑伸手求援。詹天佑迅速地伸手去接，就在两手拉在一起的一瞬间中，詹夫人跳上了小船，詹天佑的眼前猛然一亮。他兴奋地拉着夫人的手说：“咱们回去吧！”詹夫人惊异地问：“咱们不出洋啦？”詹天佑重复了一下刚才的动作：“喏，问题解决啦！”

后来，詹天佑根据拉手的启示发明了新式挂钩。铁路工程界为了纪念詹天佑的这个发明，亲切地称新式挂钩为“詹氏挂钩”。

伟大的数学家——华罗庚

华罗庚一生在数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他在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个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及高维数值积分等很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蜚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

华罗庚（1910—1985）是近代世界有名的中国数学家。他1910年生于江苏金坛，因家境贫寒，早年没有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1924年毕业于金坛县立中学初中，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一年，之后便在家中小杂货店当学徒。

1929年，金坛县发生瘟疫，华罗庚染上了可怕的伤寒病，持续高烧昏迷不醒。由于缺乏医学常识，在卧床期间没有经常翻身，华罗庚的左腿关节变形，留下了残疾。面对这一不幸，华罗庚却十分乐观，他激励自己道：“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

19岁那年，华罗庚凭着自学的数学功力看出了一位大学教授的论文有错误，写出了著名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这篇论文很快刊登在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第15卷第2期上。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看到这篇论文后如获至宝，立即四处询问作者的身世经历，要人写信邀他来清华大学数学系深造。

1932年秋天，华罗庚在熊庆来教授的关照下当上了数学系的助理员。此后，华罗庚如鱼得水，在数学的王国里自由翱翔。在清华大学的4年中，他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旁听，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便攻下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还自学了英、德、法文。24岁时，他已能用英文撰写数学论文；25岁时，他便成为蜚声国际的青年学者。1936年，他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先后在美、日等国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有关数论方面的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的瞩目。

1938年，华罗庚回国，此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华罗庚去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住在昆明郊区的一个村庄里。这位享誉国内外的学者，一家七口挤在两间牛棚似的小阁楼里，晚上在昏暗的菜油灯下进行研究工作，白天则拖着病腿外出上课，用微薄的薪水养活全家。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华罗庚刻苦钻研，艰难地写出了名著《堆垒素数论》。1944年，《堆垒素数论》英文版由前苏联国家科学院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

1946年，华罗庚赴美国，担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在美期间，他的待遇很高，年薪达两万美元，有小洋楼和汽车。但他常说：“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一名美国教授后来评论：“很难想象，如果他不回国，中国数学会怎么样。”

1950年，华罗庚执教清华大学数学系。1951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在社会主义祖国，华罗庚开始了数学研究的真正黄金时期。1956年，华罗庚的重要论文《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荣获中科院第一批科学奖金一等奖。随后，他的《数论导引》问世。这部倾注了他多年心血的巨著，引起了国内外数学界的强烈关注。另外，他和万哲先合著的《典型群》一书，在国内外引起了更大的反响。

在经济困难时期，华罗庚思考着以数学知识为国民经济作贡献。于是，他筛选出以改进工艺问题的数学方法为内容的“优选法”和以处理生产组织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1964年，华罗庚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两法，以便提高管理水平和效率。毛泽东回信称赞他的想法为“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受此巨大鼓舞，华罗庚开始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数学方法和工业的普及应用上。

近20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中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深入到工厂、矿山，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向工人和农民介绍优选法和统筹法，行程10万多公里。他用数学直接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华罗庚是中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并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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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华罗庚的故事

华罗庚在少年时代就非常注意对数学问题的研究。少年华罗庚在树林中发现了一个旧蜂巢，出于好奇，他用树枝把蜂巢捅下来。捡起蜂巢，一边走一边细心地观察，只见圆孔一个挨一个地交叉排列着。

原来，底部是椭圆形的，顶部好像雨伞，雨水流不进去。

后来，华罗庚研究立体几何和数学在建筑学上的应用时，提起了小时候的这段故事，经研究证明，蜂巢的造型非常合理，在体积相同的情况下，蜂巢型建筑最节省材料。

据说，目前世界上最高明的建筑师，也很难造出这样的房子。蜂巢给华罗庚在空间数学的研究上以很大启发，为此华罗庚还专门写了这方面的论文。

火箭专家——钱学森

他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导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钱学森（1911—2009），浙江杭州市人，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1934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习。1938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火箭研究。1947—1955年间任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教授。1955年10月冲破种种阻力回国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职。

钱学森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最高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5位成员之一。一项在航空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著名的“卡门—钱公式”即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的结果，这项公式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

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决心返回祖国，将自己的价值投入到祖国建设中去，这引起了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他们认为：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前进。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

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美国官方“文件”通知他，不准离开美国。本来，他的行李已经装上了驳船，准备由水路运回祖国。可美国海关硬说他准备带回国的书籍和笔记本中藏有重要机密，诬蔑钱学森是“间谍”。其实，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一部分是公开的教科书，其余都是钱学森自己的学术研究记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之后，钱学森突然被逮捕，关押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后来美国特务机关虽然被迫释放了他，可对他的迫害却并没有停止。他们限制他的行动，监视和检查他的信件、电话等。尽管有种种限制，但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

在争取回国的日子里，钱学森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经常从《华侨日报》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科学家、留学生讨论建设祖国的有关问题。为了能够迅速地回国，他租房子只签订短时间的合同。家里准备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回中国。

5年过去了。钱学森争取回国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关怀。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了解他的情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1955年8月，这场外交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返回中国。

风华正茂的钱学森回到祖国，正赶上空军建设战略方向的研究。面对帝国主义飞机肆意侵扰我国领空的现实，不少人认为要建设强大的空军，首先必须研制飞机，但钱学森却提出搞导弹。此语一出，四座皆惊：“导弹深奥莫测，连美苏也都刚刚起步，我们一穷二白怎么搞？”钱学森分析说：“飞机要重复使用，对发动机材料等要求很高，我国短时间内解决不了。而导弹是一次性的，材料难度小，主要靠脑袋，中国人聪明，完全能解决制导和自动控制上的难题。”一席话令人茅塞顿开。

果然，在钱学森主持研究下，中国导弹后来居上，大出风头，1962年击落充满神秘色彩的美蒋U－2高空侦察机，国威大振。如今，国产战略导弹、战术导弹捍卫着祖国的安全，国产运载火箭飞向太空，这与当年钱学森那极具创新价值的思维和工作密不可分。他倾其所学，又紧密关注国外的科学动态，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思尽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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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个人语录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在美国期间，好几次有人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1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中国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常常是最后一把钥匙打开了神殿之门。

两弹元勋——邓稼先

邓稼先，杰出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邓稼先(1924—1986)，安徽怀宁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邓稼先的祖父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16岁的邓稼先随姐姐赴四川江津读完高中。1941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1945年抗战胜利后，邓稼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

1948年10月，邓稼先赴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

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一面自己也带头攻关。

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场里碾出了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了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他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谜，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只能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一次计算，往往要一个多月。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

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木马游戏。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起来。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享年62岁。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作“两弹元勋”的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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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元勋邓稼先无视病魔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医生劝他休息，但他还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一次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一个世人瞩目的名字。他为之奋斗的杂交水稻事业，被人们誉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给整个人类带来了福音。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杂交水稻的发明人，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1930年9月出生于北京，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农业教育及杂交水稻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处于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中。老百姓受饥挨饿，日子苦不堪言。在湖南农学院教书的袁隆平目睹了这一切，深感百姓们最缺乏的就是能吃饱肚子的粮食，于是他决心从事人工杂交水稻的研究，生产更多的粮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袁隆平首先在高粱与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的启示下，设计了“三系”杂交水稻的培育方法，即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不久后，袁隆平和助手利用一株天然野生雄性不孕稻“野败”，为三系杂交水稻研究打开了新局面，于1972年培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应用于生产的不育系“二九南1号”。1973年，袁隆平发表《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正式宣告我国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又于1974年，培育成我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2号”，试种亩产超过了千斤，比常规稻增产了20％左右。从1976年三系杂交水稻开始推广，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38亿亩，增产3600亿公斤，极大地解决了我国的温饱问题，三系杂交水稻被誉为“东方魔稻”。

1981年，国家将第一个特等发明奖授予袁隆平及他的研究小组，袁隆平也因此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等8项国际大奖，并被国际同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袁隆平没有沉醉，依然探索不止。1987年，袁隆平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论文《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提出三系法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和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这样三个战略发展阶段。同年，国家“863”计划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立为专题，袁隆平牵头组成了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开展了全国性的协作攻关。研究过程中几经波折，甚至出现过重大挫折，袁隆平以中国科学家过人的胆识和丰富的经验，几度调整研究方案，使得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得以顺利进行。1995年，袁隆平郑重宣布：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基本成功。在两系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的启发下，两系法杂交高粱、两系法杂交油菜、两系法杂交棉花、两系法杂交小麦相继研究成功。我国农作物育种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辉煌。

美国学者帕尔伯格赞扬道：“袁隆平赢得了中国可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了。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打败了饥饿的威胁，是他领导着人们走向丰衣足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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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贡献最大的农学家

据老一辈说，真正重新吃饱饭，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稻子是高高的，风一吹就倒，换了矮水稻以后，粮食真是翻了出来。袁隆平的水稻南优2号，比以前的水稻单产增产20％，于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开始推广。20世纪80年代，国际组织给他的奖项多得像米粒一样。中国有9亿农民，他一个人，相当于干了2亿农民的活。有人预估，他的种子共创造效益当时值5600多亿美元。假设其中分零头给他，那么他的资产就会大致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相当。

第四讲 文哲泰斗创文脉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

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指出了作为宇宙万物本原及其存在的根据的形上之“道”，创立了以“道”为核心，包括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和人生哲学等内容的系统的哲学思想体系。

老子（约前570—前470左右），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涡阳县）人，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学家派的创始人。

传说他的母亲感应到天空有一颗大流星入腹，怀孕11个月才生下老子，母亲却因难产而死。老子“从母左腋出”，生下时上唇有一道淡淡的白胡子，两只耳朵大得出奇，因而取名为李耳，字聃。李耳生下来就能开口讲话，而且耳大是富贵之相，因而深得爷爷的喜爱。

李耳自幼聪慧，静思好学，长大以后师从常枞。据记载，常枞是一位精通殷商礼乐的学者，他学识渊博，教诲学生孜孜不倦，对李耳的教导都要李耳自己体悟。李耳很勤奋，再加上常枞的教导，他的思想日益成熟，当时已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学者，学识无人能及，因而被任命为周守藏室之史官，管理朝廷的众多藏书。在这里，老子研读了《尚书》，思想又一次产生了飞跃。

当时的老子声名鹊起，许多学者都慕名前来讨教。据说孔子就曾专程前往洛邑向李耳问礼。孔子在庙堂阶前看到一尊“三缄其口”的金人，于是问老子，金人背后的铭文“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虑”是何意。老子的回答是：一个人等到他的骨头全部已腐朽了，只有他的言论尚存。况且作为一个君子，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出而为仕，否则就随遇而安。会做生意的商人，常把货物藏得很严密，仿佛一无所有；有盛德的君子，看他的容貌，仿佛十分愚钝。去掉你身上的骄气与过多的欲望，去掉你造作的姿态与过多的志向，这些对你有益无害。

孔子离去后，对自己的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翔；鱼，我知道它能在水中游动；兽，我知道它能奔跑。能奔跑的兽我可以用网去捕捉它，能游的鱼可以用钓绳去钓，能飞的鸟可以用箭去射。至于龙，我就不知道了，它是否能乘风云飞上天呢?我今天见到老子，感觉他就像龙一样。”

本来，老子的思想已开始向隐居修养、追求无名发展，恰好此时周王室的一场内乱又使他得以由仕途中解脱。周王室发生内乱，景王崩，王子朝叛变，并带走了大批周朝的典籍逃奔到楚国。此事波及到李耳，李耳于是辞去守藏室史官之职，离开周都，准备从此隐居。行至函谷关时，关令尹喜请求道：“先生要隐居了，请尽力写一部书吧。”于是老子写成了一部书，这就是《道德经》。

《道德经》一书言简意赅、博大精深，谈宇宙，谈人生，提出了“道”“自然”“无为”等著名的哲学概念，成为中国哲学的基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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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写《道德经》

传说老子看到周王朝日渐衰败，于是决定到西域去，途中要经过函谷关。守关的长官是尹喜。他精通历法，善观天文。有一天夜里，尹喜在楼观上凝视，忽见关谷中有一团紫气从东方冉冉飘移过来。一看到这种气象，关令尹喜便知有大圣人将从此经过。于是告诉守关兵卒时刻留意。尹喜自己也天天沐浴、斋戒，净身等待。终有一天，守关兵卒见行人中有一青牛车，牛大车小，车板薄却载人重。车上坐着一位白发老翁，红颜大耳，双眉垂鬓，胡须拂膝，身着素袍，道骨仙貌，非同凡人。守关兵卒忙下关禀报。尹喜前去迎接并跪拜道：“关令尹喜叩见圣人！”老子故意说道：“吾乃一介贫贱老翁，如此非常之礼，不知有何见教?”尹喜道：“请大圣人暂留神驾，到关中小住，指点修行之道。”经过一番对话，老子见尹喜心慈人善，气质纯清，就在函谷关住下，开始为尹喜著书，这便是《道德经》。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诸夏”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孔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了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开创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先河。他所著的《论语》一书，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９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66岁，颜征在还不到20岁。孔子3岁时，父亲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

孔子15岁立志于学。他虚心好学，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30岁时，已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位学者，并在阙里收徒授业，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

孔子35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为了接近齐景公，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次年，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景公极为赞赏，欲起用孔子，后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于是作罢。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孔子应鲁大夫之请，返回鲁国。此时，孔子率弟子出外游历宋、卫、陈、楚、蔡等国已有十四年之久。孔子虽然满怀复兴周礼、改良时政的政治抱负，但却没有一个诸侯愿意重用他。孔子返回鲁国不久，鲁哀公、季康曾先后问政于孔子，但最终没有启用。孔子眼见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施展，于是转而致力于著述与讲学，以求得自己的理想、思想、学识传播于后世。

孔子的成就主要是在教育和哲学领域以及政治思想上。儒家思想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扩充军备，人民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里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去掉一项，在这两项里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没有粮食，虽然会饿死，但自古以来，人都会死的。如果没有了人民对国家的信任这一项，也就失去了立国之本了。”

汉代的董仲舒建议当时的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儒家思想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孔子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千古儒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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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可畏

一次，孔子在游历的时候，碰见三个小孩，其中两个正在玩耍，另一个小孩却站在旁边。孔子觉得奇怪，就问站着的小孩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玩。小孩很认真地回答：“激烈的打闹能害人的性命，拉拉扯扯的玩耍也会伤人的身体；再退一步说，撕破了衣服，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不愿和他们玩，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过了一会儿，小孩用泥土堆成一座城堡，自己坐在里面，好久不出来，也不给准备动身的孔子让路。孔子忍不住又问：“你坐在里面，为什么不避让车子?”“我只听说车子要绕城走，没有听说过城堡还要避车子的!”孩子说。孔子非常惊讶，觉得这么小的孩子，竟如此会说话，实在是了不起，于是赞叹他说：“你这么小的年纪，懂得的事理真不少呀！”小孩却回答说：“我听人说，鱼生下来，三天就会游泳，兔生下来，三天就能在地里跑，马生下来，三天就可跟着母马行走，这些都是自然的事，有什么大小可言呢?”孔子不由感叹地说：“好啊，我现在才知道少年人实在了不起呀!”

世界大同主义的先驱——墨子

墨子的思想在春秋诸家思想中突出地闪耀出了一种人性的光辉。他真正地把人看得神圣而伟大，充分认识到了人的权利与人的尊严。墨子重视实践，鼓励人们去为了理想而奋斗。可以说，墨子是现代人权思想和世界大同主义的先驱。

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科学家。

墨子出生于宋国，父亲是木匠，墨子从小就随父学艺。他心灵手巧，肯于钻研，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已经是个能工巧匠了，技术可与当时最著名的工匠鲁班媲美。他制作的木鹰能飞上天，还成功地做成了小孔成像的实验。此外，他还发明了许多对农业生产及军事备战有用的器械，如辘轳、滑轮、车梯等。墨子从自身的实践中总结出许多有关自然科学的原理，他在几何、光学、力学等方面都有不少发现。

墨子9岁入私学，学习儒家典籍，后来又到邹城拜史氏为师，很快成为老师的得意门生。求学多年之后，墨子回到故乡开始了教学生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墨子对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由于不满儒家过于注意礼仪而缺乏对人民真正的关心，开始成为了儒家的反对派，创立了墨家学说。

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兼爱非攻。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天志明鬼。墨子认为天之有志，即兼爱天下之百姓。“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这是墨子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

尚同尚贤。墨子认为，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要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节用节葬。墨子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像古代大禹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

墨子有弟子300多人，大多是手工业劳动者。墨家学派有严密的组织，他们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弟子即使当了官，也必须恪守墨家的主张，得到的俸禄，也要分一部分供这个组织使用。因为有着严明的纪律和很强的实践力，墨家很快成为当时最有势力、影响最大的学派，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也被称为北方圣人。

墨子不仅是个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实干家，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奔走于列国之间，广泛宣传他的学识，足迹遍及鲁、宋、齐、楚、魏等国家。同时，他提倡教育，重视教育在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墨子的教学内容非常重视关于客观事物的实践知识。他提出过判断事物的是非真假的三项标准，称为“三表法”。其中一表是古代圣王的作为；一表是百姓民众的利害；另一表则是根据百姓耳闻目睹的事例来判断是非。

墨家学说因其思想特点具有人民性和科学性，不合统治者的胃口，故后世日渐衰微。

墨子著有《墨子》一书，现存53篇。

公元前376年，墨子病逝于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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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的含义

公元前376年，墨家创始人墨子卒。墨家弟子将开派鼻祖的遗体从简安葬于狐骀山下的苍松翠柏之中。他的陪葬品极其简单，最有价值的是一部《墨子》的手稿。墨子生前对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和自己的学说非常自信，曾经慨然而呼：“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墨家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武装团体，其最高的领袖被称为“巨子”，墨子就是墨家的第一任巨子，墨子的大徒弟、守住宋城的禽滑嫠则是墨家的第二任巨子。《墨子》一书是墨子的弟子所记，故称呼墨子时在“墨子”前加上“子”。“子”，即为“巨子”，表敬称，后一个“子”是“先生”的意思。

儒家亚圣——孟子

孟子的思想虽然不为统治者所提倡，但其中的积极方面却影响深远。尤其是他的民本思想，成为后来的改革者、革命者的理论依据。而“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气节人格更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不畏强权，为真理正义而斗争。孟子的思想学说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尤其对宋明理学影响更巨，宋代以后常把孔子思想与孟子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战国中期鲁国邹人。受业于子思门人，曾游历于宋、滕、魏、齐等国，阐述他的政治主张，还曾在齐为卿。晚年退而著书，传世有《孟子》七篇。他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

公元前372年，孟子出生于邹国(今山东邹城)。孟子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对孟子的教育就落在他母亲一个人的肩上。

孟子小时候，一天，邻居家杀猪。孟子问妈妈：“他们为什么杀猪?”母亲骗他说：“给你吃啊。”小孟子听了，非常高兴，蹦蹦跳跳地跑了。孟母感到很懊悔，她自言自语道：“我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席子不放正了不坐，肉不切得均匀不吃，为的是从胎里教化儿子。现在他懂事了却骗他，真不应该。”于是孟母果真去买了肉给孟子吃。孟母就是这样教导孟子的。

到前358年，孟子拜孔子嫡孙子思的门人为师，学习诗书礼仪。前343年起，孟子的思想已经形成，在家乡开始教徒讲学。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他认为好人坏人之分，主要是由于社会的影响。他把人比作山木。他说，山上的树木本来是茂美的。但因为它接近都市，人们对它砍伐不休，牛羊践踏不已，于是长得不成样子，能说这些树木原来是不美的吗?人也是这样，本有善良的品性，但不断被摧残，得不到发扬，最后变得同禽兽差不多，能说人的本性原来就是这样的吗?

孟子认为民众的问题最重要，君王的问题不占重要地位。君王在用人时，应该尊重人民群众的意见，因为人民群众才是最智慧的。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是极为可贵的。

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王道”“仁政”，意思是人的本性是好的，应该把人当人看。统治者要想得到天下，办法在于得民，得民的关键在得人心。孟子所说的王道，最主要的就是给予人民产业，轻徭薄赋，减少刑罚。

前330年起，孟子开始周游列国，希望能推行自己的“仁政”理想，造福于天下百姓。

孟子向梁惠王说：“不耽误农活的季节，粮食就会吃不完。不用细密的鱼网到湖里去捕鱼，水产就会吃不完。伐木者按适当的时令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粮食和水产都吃不完，木材用不尽，这样就能使百姓饱暖生活，死后有钱埋葬，没有什么不满足的。生养死葬都没有不满，就是王道的开端了。”

孟子去见齐宣王说：“把泰山夹在腋下而跳过北海，告诉人说‘我不能’，这的确不能。替老年人按摩肢体，告诉人说‘我不能’，这是不肯做，不是不能做。所以王不能称王于天下，不是属于夹着泰山越过北海一类，而是属于按摩肢体一类。敬养自己家的老人，从而推广到敬养别人家的老人；爱护自己家的小孩，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家的小孩，这样统治天下就会像在手掌上玩弄东西一样容易。”

孟子游说列国，发现天下没有肯施行仁政的国君，于是从前310年起，开始在邹国讲学，并写下了论述自己思想的著作。

约前289年，孟子逝世，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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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教子

孟子小的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附近。小孟子常常在墓间玩耍，做造坟的游戏。孟母看见了，说，儿子整天玩这些游戏，能培养出什么样的情趣呢?这不是孩子应该呆的地方。于是搬迁到市场旁居住。有一天，孟母听到小孟子在学商人叫卖，非常担忧，觉得这样孩子就不能安心学习了。为了小孟子能健康成长，她决定第二次搬迁。这次到了学校的旁边，过了一段时间，孟母发现小孟子在学习礼仪，这才松了一口气，欣慰地说：“这才是我的孩子该住的地方啊!”于是决定在这里长住。后来，孟子渐渐长大了，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孟母便把孟子送到一个当地很有名望的私塾去读书。孟母为了给孟子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先后带着孟子在三个地方居住，被传为佳话，为历代人所推崇。

法家的创始人——韩非子

韩非以主张“以法治国”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他的著作《韩非子》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

韩非子（约前281—前233），生活于战国末期，战国末年杰出的思想家和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是荀子的弟子，后世称他为韩非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

身为贵族的韩非子从小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他在弱冠之年便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游历天下，最终投师于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荀子。荀况在齐国讲学时，门徒不可胜数，其中有两位著名人物，一位是后任秦国丞相的李斯，一位就是韩非子。韩非子为人正直，天资聪慧又勤学不怠，因而他的老师放言“帝王之术非韩非不能大，法家之思非韩非不能广”。

公元前233年，秦王发兵攻打韩国，向韩国索要韩非。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来到秦国后，秦王政很高兴，和韩非促膝畅谈天下大事，但韩非口吃，善著述而不善言谈。韩非劝秦王不要先攻打韩国，应将赵国先消灭掉。秦王以为韩非有私心，便开始猜疑，置之而不重用。李斯、姚贾因嫉妒而进谗言诋毁韩非，说韩非本是韩国公子，终究为韩而非为秦尽全力。如果秦王不用而放他回韩国，将给秦国留下祸患，不如杀了他。秦王听信谗言，将韩非下狱论罪。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逼他自杀。等秦王要召见他时，才知道韩非已身死狱中。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同时，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韩非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著名论点。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擅长创作寓言故事，并通过这些故事来述说自己的政治观点。《韩非子》一书当中，共汇集寓言故事300多则，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滥竽充数、老马识途、曾子杀猪等，它们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瑰宝而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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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点评韩昭侯

韩昭侯是战国初韩国的有为之君。一天，他的裤子有些破了，他让侍从马上把破裤子收藏起来。侍从对他说：“君王，你也不仁厚了，连一条破裤子都不肯赏赐给臣下们，反而要收藏起来。”韩昭侯说：“这你就不知道了。作为一个君王，连一颦一笑都不能轻易表露。笑有笑的原因，颦有颦的原因。这条裤子虽然破，但比一颦一笑价值高多了。我又怎能轻易给人呢？”接着，他神秘兮兮地透露了他的真实目的：“我要把它赏赐给有功之臣。”

好个韩昭侯，竟然连条破裤子也不轻易给人！他这样做究竟为了什么呢？

韩非子给出了四个字点评：信赏尽能。意思是说：“你有功劳，我必赏你；你没功劳，我连一条破裤子也不会给你！”

政治家兼诗人——屈原

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屈原（前339—前278），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

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后来遭到小人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政治家屈原

战国时期，有秦、齐、楚、燕、赵、魏、韩七国，其中，秦、齐、楚三国最强盛。秦国早想吞并楚国，一直没敢行动，就是因为齐楚两国关系很好。

怀王十五年(前304)，为了拆散楚国和齐国的联盟，秦国丞相张仪决定亲自到楚国去一趟。张仪到了楚国，首先找楚王的宠妃郑袖、公子子兰和大臣靳尚这几个人，送给他们许多金银珠宝，让他们去劝说楚怀王，和齐国断交。这几个人得了好处，甘心情愿为敌国效劳，迷惑楚怀王。楚怀王果然中计，举行隆重仪式，接见张仪。张仪以秦王代表的身份，对楚怀王说：“咱们秦楚两国，山水相连，本应结盟友好，称霸天下，可您却同东海边上的齐国联合。我们大王对您的做法很不高兴。我们大王说了，如果您和齐国断交，秦国就送给您六百里的土地。”

不用一兵一卒，白来六百里土地。楚怀王越想越高兴，下令大摆酒宴，隆重庆贺。屈原是坚决主张齐楚联合共同对付秦国的。他听说张仪来到楚国，知道他准是来破坏齐楚联盟的。他担心楚王上当，就闯进王宫。见了楚怀王，他大声说：“张仪的话，大王千万不能相信。楚国要是跟齐国绝交，秦国就会趁虚而入，欺负楚国的。”

可是，楚怀王不听。屈原长叹一声，只好离开了。

后来，楚怀王果然和齐国绝了交，又派使者到秦国，接受那六百里土地。楚国使者到了秦都咸阳住下。一个多月过去，张仪才在相府召见了他。使者提出六百里土地的要求，张仪故作吃惊地问：“什么？什么六百里土地？哪儿来的六百里土地？”

“不是你亲口说的，要送楚国六百里土地吗？”使者说。

“那是你们听错了。”张仪冷笑一声，“我说的是六里，不是六百里。”

使者气愤地立即赶回楚国向楚怀王汇报。楚怀王下令出兵，对秦国进行报复。楚国出兵，没有准备，秦国却早有提防。结果，头一仗，楚国一触即溃，丧失了汉中六百里土地；再一仗，楚军仍然没有取胜。

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

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不已，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的《离骚》

屈原死后，留下了一些优秀的诗歌，其中最有名的是《离骚》。

《离骚》的形式来源于楚国人民的口头创作，诗人又将之加以改造，构成长篇，使之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的语言精炼，吸收了楚国的不少方言，造句颇有特色。诗人用了许多比喻，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丑恶，抨击了他们的奸邪、纵欲、贪婪、淫荡和强暴。同时，他也塑造了坚持正义、追求真理、不避艰难、不怕迫害、热爱乡土和人民的人物形象。

《离骚》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诗中无论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还是一些事物特征的描绘，诗人都大量采用夸张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神话传说的充分运用，展开了多彩的幻想的翅膀，更加强了《离骚》的浪漫主义气韵。比、兴手法的运用，在《离骚》中是非常多见的，如以香草比喻诗人品质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以驾车马比喻治理国家等。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所作《史记》，彪炳千古，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司马迁的一生并不顺利，中年由“李陵之祸”而遭受宫刑，但他伟大的抱负支撑了他艰苦卓越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了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司马迁（生卒年不详），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出生于史学世家。他的先世是周期的史官，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前期官为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旨》，有志于著述汉史，临终嘱咐司马迁记汉事、修史书。

司马迁博通典籍，掌握史书，善于诗赋，精于散文。他20岁开始远行，到处调查访问，搜集资料，了解风俗，为修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太史公书》约于汉武帝大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前104—前91）撰成，后人通称为《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分传记为本纪、世家、列传，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脉络，为后世各史所沿用，成为二十六正史之传统体例。

天汉二年（前99），武帝（刘彻）听说李陵带着部队深入到匈奴的国境，士气旺盛，心里很高兴。这时，许多大臣都祝贺皇帝英明，善于用人。后来李陵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原来祝贺的大臣都反过来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这时司马迁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对此事的意见。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五千步兵，却被匈奴八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十几天仗，杀伤了一万多敌人，实算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了。最后因粮尽箭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他的功劳还是可以补他的失败之罪的。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平庸无功，一怒之下将司马迁下狱。

次年，又有人误传李陵为匈奴练兵，武帝不把事情弄清楚，就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子杀了。廷尉杜周为了迎合皇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把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受到了这种摧残，痛苦之余，就想自杀。但转念一想，像他这样地位低微的人死去，在许多大富大贵的人的眼中，不过像“九毛亡一毛”，不但得不到同情，且更会惹人耻笑。于是决心忍受耻辱，用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来艰苦顽强地完成伟大的《史记》的写作。

《史记》上迄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全面记叙中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概貌。《史记》在文学上亦有很高的地位，实为中国纪传体文学鼻祖，对后世散文、传奇、戏剧、小说的创作有直接影响。鲁迅先生更是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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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改《史记》

司马迁42岁那年，开始夜以继日地着手写作《史记》，几年以后，写出了《史记》的部分手稿。司马迁把它呈给武帝，武帝先是很高兴，但翻了一下，就皱起了眉头，接着是大发雷霆。因为司马迁在书稿中毫不避讳地举出了武帝的错误，便立即召集文武大臣，将《史记》手稿交给大臣们传阅，大家都不敢讲话。老丞相跪地为司马迁求情，御史大夫也站在丞相一边。武帝无奈之下，从轻发落，让司马迁修改《史记》。

司马迁得知让他修改《史记》，无比痛苦，肝肠寸断，一怒之下要去辞官，并说：“不求苟活于世，但求无愧我心！”但是，这时他又想起了在父亲灵前的誓言：“一定要完成老人家著史的遗愿。”于是，他决定修改手稿，并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武帝的过错分散在诸多章节中，这样就不易被发现了。这样，《史记》才得以顺利完稿。

田园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等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市）人。中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诗人。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握重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死后追封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

陶渊明这一支，因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29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41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在任80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

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遭火灾，境况愈来愈恶化。

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后来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被他拒绝了。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当时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期望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这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自己的人生道路的。

陶渊明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买酒。不过，他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了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

陶渊明辞官回乡22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他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不久之后去世，一代文豪就此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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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公元405年秋天，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他的上司派来一名官员来视察，这位官员是一个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泽县的地界，就派人叫县令来拜见他。

陶渊明得到消息，虽然心里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只得马上动身。不料他的属下拦住陶渊明说：“参见这位官员要十分注意小节，衣服要穿得整齐，态度要谦恭，不然的话，他会在上司面前说你的坏话。”

一向正直清高的陶渊明再也忍不住了，他长叹一声说：“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因为五斗米的官饷，向这样粗鄙的人折腰。”于是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离开了只当了80多天的县令职位，从此再也没有做过官。

唐代古文运动发起者——韩愈

韩愈一生，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而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诗歌有独创成就，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世称韩昌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韩愈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25岁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韩愈36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宪宗即位，获赦北还，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50岁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韩愈一生，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而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在创作理论上，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

长庆四年（824），韩愈病逝，享年57岁，追赠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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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上疏谏迎佛骨

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打听到凤翔的法门寺里，有一座宝塔，叫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一根骨头，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一节指骨，每30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礼拜。这样做，就能够求得风调雨顺，人人平安。

唐宪宗特地派了30人的队伍，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长安。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里，让大家瞻仰。下面的一班王公大臣，一看皇帝这样认真，不论信或是不信，都想弄到瞻仰佛骨的机会。

韩愈是向来不信佛的，更不要说瞻仰佛骨了。他对这样铺张浪费来迎接佛骨，很不满意，就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劝谏宪宗。他说，佛法的事，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只有在汉明帝以来，才从西域传了进来。他又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

唐宪宗收到这个奏章，大发脾气，立刻把宰相裴度叫了来，说韩愈诽谤朝廷，非把他处死不可。裴度连忙替韩愈求情，唐宪宗气慢慢平了，说：“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宽恕他；他竟说信佛的皇帝，寿命都短促，这不是在咒我吗？就凭这一点，我不能饶他。”

后来，替韩愈求情的人越来越多，唐宪宗没杀韩愈，就把他降职到潮州去当刺史。

大唐诗仙——李白

李白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以奇特的想象、恢宏的气势引人入胜。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因此被后世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

李白(701—762)，字太白，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人。他是唐代诗坛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出生在西域碎叶(前苏联托克马克)，5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故号青莲居士。

李白生平

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他的一生绝大部分都在漫游中度过，游历遍及了大半个中国。20岁时只身出川，开始了广泛漫游，途中他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诗名满天下。天宝初年（742），由道士吴筠推荐，唐玄宗召他进京，命他供奉翰林。不久，因权贵的谗言，于天宝三、四年间（744或745），被排挤出京。

李白不愿应试做官，但诗名远播，其后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他的文章风采，名震天下，杜甫《饮中八仙》里就有“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奇句。

在京仅3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当涂县令李阳冰（李白族叔），不久即病卒。一说喝醉了酒，在水中捞月亮而溺水身亡。

李白的诗歌

盛唐诗潮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而其中最引人瞩目、动人心弦的，是李白的创作。李白的诗歌，最充分也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其诗风格豪放飘逸洒脱，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他是继屈原之后，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歌中吸取其丰富营养，而形成他独特风貌的诗人，是屈原以后我国最为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我国古典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杜甫对其诗歌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韩愈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唐朝文宗御封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为“三绝”。他与李商隐、李贺三人并称唐代“三李”。

李白生活在唐代极盛时期，具有“济苍生”“安黎元”的进步理想，毕生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他的大量诗篇，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繁荣气象，也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集团的荒淫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

李白诗歌散失不少，今尚存900多首，内容丰富多采。李白一生关心国事，不满黑暗现实，希望为国立功。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李白的不少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内容常常结合着对统治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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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清平调》三首

（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唐代田园诗派代表——王维

王维的诗在盛唐诗坛独树一帜，他继承和发展了谢灵运开创的写作山水诗的传统，对陶渊明田园诗的清新自然也有所吸取，使山水田园诗的成就达到了一个高峰。王维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孟浩然并称，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

王维（701—761），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代表作有《渭川田家》《终南别业》《鹿柴》《竹里馆》《渭城曲》《山居秋暝》等。

王维幼年时便聪明过人。15岁时去京城应试，由于他能写一手好诗，工于书画，而且还有音乐天赋，所以一至京城便立即成为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有关他在音乐上的天赋，曾有这样一段故事：一次，一个人弄到一幅奏乐图，但不知为何题名。王维见后回答说：“这是《霓裳羽衣曲》的第三叠第一拍。”请来乐师演奏，果然分毫不差。

在诗歌方面，王维在十几岁时就已经是位有名的诗人了，这在诗人中是罕见的。当时，在贵族世袭的社会中，以王维这样多才多艺的资质，自然会深受赞赏。因此，王维在21岁时就考中了进士。

出仕后，王维利用官僚生活的空余时间，在京城的南蓝田山麓修建了一所别墅，以修养身心。该别墅原为初唐诗人宋之问所有，这里有山有湖，有林子也有溪谷，其间散布着若干馆舍。王维在这里和他的知心好友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这就是他的半官半隐的生活情况。

一直过着舒适生活的王维，到了晚年却被卷入了一场意外的波澜当中。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爆发了“安史之乱”。在战乱中王维被叛军捕获，被迫当了伪官。而这在战乱平息后却成了严重问题，他因此被审讯。幸在乱中他曾写过思慕天子的诗，加上当时任刑部侍郎的弟弟的求情，才得免于难，仅受贬官处分。其后，又升至尚书右丞之职。

王维在诗歌方面上的成就是巨大的，无论边塞、山水诗，无论律诗、绝句等，他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确实有其独到的造诣。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宏伟，或者是边疆关塞的壮阔荒寒，还是小桥流水的恬静，他都能准确、精炼地塑造出完美无比的鲜活形象，着墨无多，意境高远，诗情与画意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王维的大多数山水田园之作，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都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潇洒的情趣。他特别喜欢表现静谧恬淡的境界，很多作品或气象萧索，或幽寂冷清，表现了对现实漠不关心和禅学寂灭的思想情绪。

王维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五律和五、七言绝句造诣最高，同时其他各体也都擅长，这在整个唐代诗坛是颇为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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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佛”的由来

王维早年即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信奉佛教。随着政治上遭受挫折，思想趋于消极，晚年更是奉佛长斋，衣不文采，居蓝田别墅，与道友裴迪往来，“弹琴赋诗，傲啸终日”。正如他自己写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因而后期的不少诗作对现实几乎无任何积极反映，佛老消极思想浓厚，有的甚至充满了佛教空无寂灭的唯心哲理。在他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上理”（苑咸《酬王维序》），死后更得到“诗佛”的称号。

唐代诗圣——杜甫

杜甫是唐代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世誉为“诗圣”。他的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对后世的影响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生于河南巩县。他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人称“杜少陵”；又因居成都时被举荐做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称“杜工部”。

杜甫自幼聪慧，他在《壮游》诗中追忆说：“七龄思昂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少年时即在文坛崭露头角，受到前辈的赏识。

杜甫20岁那年，也和李白一样，去周游祖国各地。他离开洛阳，沿着运河，过了长江。秀美的江南风光，丰富的文物古迹，开阔了杜甫的眼界。然后，他回到洛阳又北上，游览了齐赵（在现在山东省和河北省南部）大平原，登上了泰山。这两次漫游是杜甫一生中最如意的事。

有一年夏天，杜甫在洛阳会见了他慕名已久的大诗人李白。两个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很快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时，李白受到权贵的排挤，刚离开长安，但“谪仙”的名声已经传遍全国。而杜甫在诗坛才初露头角。他们俩年龄相差也比较大，可是他们彼此都很敬重。这两位伟大诗人的友谊一直传为我国诗坛上的佳话。

“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后，杜甫一家老小加入了流亡的难民队伍。至德二年(757)，杜甫从长安逃出，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投奔至唐军。肃宗被其忠诚所感动，任他为左拾遗，但很快就被贬为华州司马参军。

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由陇右（今甘肃省南部）入蜀。靠亲友的帮助，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第二年春天，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在这里，杜甫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

杜甫所作诗歌流传到现在的有240多首，其中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简称“三吏”“三别”。这六首诗深刻地反映出了当时动乱不安的社会面貌，写得生动感人，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不朽杰作。

唐大历五年（770），大诗人杜甫病逝于旅途中，时年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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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七岁写诗

杜甫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要到外地去做官，就把他寄放到洛阳城里的姑母家。姑母是个善良有教养的人，杜甫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有一天，杜甫又缠着姑母讲故事。姑母说：“咱们杜家出过许多名人，晋朝著名大将杜预就是我们的第十三代远祖。他打仗有勇有谋，为朝廷立过大功。百姓们还编歌谣称赞过他呢！”

“真了不起！”杜甫翘起大拇指称赞道。

“你爷爷（杜审言）是个有名的诗人，他写的诗，受到过皇上的奖赏，人们都夸他是个才子。”

这些故事给杜甫很大鼓舞。他刻苦读书，好学苦练，七岁的时候，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诗《咏凤凰》。有一天，他把自己写的一篇文章拿给父亲看，正巧有两位客人来访。他们也很有兴致地看起来。

“如此佳作，就像出自班固、扬雄（都是汉朝著名的文学家）的手笔呀！”客人们看完后说。

从这以后，这两位客人经常向人们夸奖杜甫，还带他到精通音律的人家做客，听当时著名的宫廷乐师李龟年的绝妙音乐。这对他的影响很大。杜甫一生写诗都十分讲究技巧，反复推敲，“语不惊人死不休”。

宋代文学家的杰出代表——苏轼

苏轼在诗歌、散文和词等文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创造了一代文学范式，是当之无愧的宋代文学家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之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的父亲苏洵，是北宋著名散文家，弟弟苏辙也是散文家，合称“三苏”。

苏东坡8岁入乡学，他聪明好学，很早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文学天赋，10岁时就能写出“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这类句子，深得父亲苏洵的赞叹。在父亲的严格指导下，苏轼从小就熟读经典和前人作品，重点学习李白和杜甫。

公元1056年春天，苏洵带着苏轼兄弟两人前往东京参加第二年的科举考试。这次考试由欧阳修任主考官，欧阳修有意将这次考试作为打击当时狂怪文风“太学体”的机会，而苏轼和苏辙的文风正是欧阳修所提倡的，所以，兄弟两人这次顺利地中举。欧阳修还特意表扬苏氏父子的文章，将苏洵的二十几篇文章上奏朝廷，从此苏洵闻名天下，“三苏”之名开始在士大夫中传扬开来。

公元1061年，苏轼参加了制科考试，以优异成绩入三等。这一科自宋初以来，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考上。朝廷授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一年，苏东坡26岁。在任上，苏轼提出了不少减轻老百姓负担的措施，老百姓称他为苏贤良。任满后苏轼回到东京，又经过一次考试，得到一个直史馆的职位。这一年苏东坡30岁。

公元1079年，一场文字狱的灾难降临到苏轼身上。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变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乎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到黄州后，苏轼在一片废弃的营地上开垦种地，过上了农家生活。苏轼将这块地叫做“东坡”。不久又修了几间草屋，取名雪堂。这样，在黄州的生活总算有了基本保障。后来苏轼就以“东坡”为号。

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当宰相，也起用苏轼为起居舍人。司马光废除全部新法，苏轼却认为新法也有可取之处，于是，司马光对苏轼不满。此时苏轼升为翰林学士，在他周围有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和张耒，号称苏门四学士，苏轼成了实际上的文坛领袖。

此时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成洛党(以程颐为首)、朔党(以刘挚为首)和蜀党(以苏轼、吕陶为首)。苏轼不愿再次卷入政治纷争，请求外任。公元1094年，苏轼被流放到广东惠州和海南岛。公元1101年，苏轼死于北迁途中的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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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佛印和尚的传说

苏轼与佛印和尚是好朋友。一次苏轼问佛印：“在先生眼中，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佛印笑眯眯地望着苏轼，他喜欢这个年轻人，既能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豪气冲天，又能低吟“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柔肠百转，是个极具魅力的男子汉。佛印慈爱地说：“在我眼里，你是个翩翩美少年啊！”

听罢佛印和尚的赞美，苏轼很得意，他随口便问佛印：“先生可知在我眼中，你又是怎样的呢？”佛印摇摇头：“不知道。”苏轼看着慈眉善目的佛印，一个狡黠的微笑浮上嘴角，他抑止不住地笑出声来：“在我眼里，先生是一堆狗屎。”说完后索性大笑起来。佛印何等有灵性，他知道这是大才子在恶作剧，更显少年调皮之相，也随着大笑一场。

回到家里，苏轼把这件事当作笑话，乐不可支地告诉妹妹苏小妹。苏小妹也边听边笑，但她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孩儿，刚听完便意识到了什么，忙问：“哥哥可知道佛家人有一种说法？”苏轼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苏小妹便接着说：“佛家人以为‘心即是佛’，一个人心里有什么，看出来的也是什么。”听罢小妹的解析，苏轼尴尬不已。

才华横溢的香山居士——白居易

白居易的闲适诗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

白居易的诗歌通俗好懂，受到当时广大人民的欢迎，街头巷尾，到处都传诵着白居易的诗篇。据说，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他就修改，一直到能够使她听懂为止。

那时候，正是朱泚叛乱之后，长安遭到很大的破坏。当时，长安有一个文学家顾况，很有才气，性格高傲。17岁的白居易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白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顾况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呢！”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看了他的16岁时写的名篇《草》之后，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说：“啊！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于是设宴款待，多方宣扬，从此以后白居易的声名大振。

白居易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

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还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应驱逐出京。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权贵的原因还是那些讽谕诗。

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

白居易在67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该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游玩过。

白居易的诗作，在当时民间广为流传，这在古代是极少见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在诗成以后即被人广为传诵，连唐宣宗李忱也称赞：“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虽然白居易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但两诗在艺术上的魅力，却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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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书法

白居易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诗人，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书法家。长期以来，他的诗名掩盖住了他的书名。白居易擅长楷书和行书。据《宣和书谱》记载，宋代御府藏有他的五个行书帖。并云：“观其书《丰年》《洛下》两帖与夫杂诗，笔势翩翩。大抵唐人作字无有不工者，如白居易以文章名世，至于字画不失书家法度，作行书妙处，与时名流相后先。盖胸中渊著，流于笔下便过人数等。观之者亦想见其风概云。”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

陆游，南宋出色的爱国诗人、词人。在南宋文坛上，陆游的诗与辛弃疾的词一样，取得了最高成就。陆游诗歌以其卓越的思想艺术成就，把我国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发扬光大，在同时代和后代诗人中都有极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陆游（1125—1210），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少年时代的陆游，由于勤奋学习，能写一手出色的文章。29岁那年，他参加两浙地区的考试，被取为第一名。恰巧奸相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这次考试。秦桧在考试前就暗示考官，要让秦埙得第一名。

考官没买他的账，还是秉公办事，让陆游中了第一名。

这件事使秦桧十分恼火。到了第二年，陆游到京城临安参加考试。主考官发现陆游的文才，又想让他名列前茅。秦桧得知这件事，更是生气，蛮横地命令主考官取消陆游考试的资格，还要追究两浙地区试官的责任。打那以后，秦桧对陆游怀恨在心，不让他参加朝廷工作。直到秦桧死去，陆游才到临安担任枢密院的编修官。

陆游热情支持北伐。可是担任统帅的张浚缺少指挥的才能。张浚手下的两名主将又相互猜忌，发生摩擦。宋军出兵没有多久，就在符离打了一个败仗，宋军全线溃退。

北伐失败，一贯主张求和的大臣在宋孝宗面前对张浚大肆攻击，还说张浚用兵，原是陆游怂恿出来的。后来，张浚被排挤出朝廷，陆游也罢官回山阴老家去了。直至46岁方复出，远行入蜀任夔州通判。

陆游任夔州通判期满后，四川宣抚使王炎邀请他到南郑处理军务，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亲临前线从军报国的愿望。金戈铁马、意气风发的军旅生活和雄奇险峻的山川地势激发了他的才情。

65岁那年罢官，即回老家山阴闲居。陆游晚年才情不减，他75岁时游沈园，回想起早年与前妻唐婉的不幸婚姻，虽然“梦断香消四十年”，但仍悲从中来，遂作《沈园》二首，其中“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诗情画意浑然一体，有感伤之美。

公元1210年，这位86岁的爱国诗人病重。临终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恢复中原。他把儿孙们叫到床边，做了他最后一首感人肺腑的《示儿》诗：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的诗歌艺术创作，继承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等人的优良传统。他的许多诗篇抒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生前即有“小李白”之称，不仅成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陆游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精神。

陆游的著作有《放翁词》一卷，《渭南词》二卷，《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存词130余首。他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和“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一直被人民广为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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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园绝恋

沈园位于绍兴市区东南的洋河弄。宋代池台极盛，沈园为越中著名园林。据载：南宋诗人陆游初娶表妹唐琬，夫妻恩爱，却为陆母所不喜，陆游被迫与唐琬分离。后来唐改嫁赵士程，陆游再娶王氏。十余年后他们春游沈园相遇，陆游伤感之余，在园壁题了著名的《钗头凤》词，唐琬见了不胜伤感，也和词一首，不久便忧郁而死。陆游为此哀痛至甚，后又多次赋诗忆沈园，有“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句。沈园亦由此而久负盛名，数百年来，风雨沧桑，沈园已“非复旧池台”。

理学大师——朱熹

朱熹是先秦以来儒家系统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文化思想领域中影响较大的一位思想家。从学术成就上看，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宋明理学最突出的代表。从他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上看，朱熹在中国古代学者之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伟人之一。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60岁以后自称晦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婺源县），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出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坪）龙溪县，卒后葬于建阳塘石里之大林谷。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这样一位道德学问令人敬仰的大师，生前的遭遇十分坎坷、凄凉。当权派出于政治考虑，把他的学说诬蔑为“伪学”，给予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怪事。

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侂胄嫉恨，先是用“道学”之名打击，以后又感到“道学”二字不足以构成罪状，索性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朱熹。韩侂胄的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就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已故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作自己的小妾，把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日甚一日，甚至有人公然上书要求处死朱熹。

在政治高压下，朱熹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认罪，无奈地承认被强加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说出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从此不再进入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用以显示自己并非朱熹一党。结果当局还是罗织了一个59人的“伪学逆党”，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令人啼笑皆非！

这场冤案，9年之后终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追赠中大夫、宝谟阁学士，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

庆元六年（1200），朱熹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

朱熹一生以著述讲学为主，学生众多，又广注典籍，对经史、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贡献。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他全面总结了北宋以来的力学成就，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理学体系：一是在理气方面，他认为理比气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万物之理归一，这就是“太极”；二是理学的修养论，他认为是以本体论为基础的个人学习，时间的学问；三是朱熹认为“道”的价值是“三纲五常”。

朱熹的理学对于维护封建专制注意政治制度，促进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他强化“三纲五常”，进一步禁锢人们的思想，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变革也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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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创设“八卦宴”

南丰寺座落在距下梅3公里处的黄竹源，过去隶属于下梅管辖。传说朱熹当年由五夫里去武夷精舍讲课授徒时，必途经下梅里，总是要在南丰寺歇息用餐。朱熹请弟子诵读他撰的八卦取象歌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朱熹就是利用这首歌诀，将深奥的卦象理义形象地表述出来。弟子对朱熹说：“先生，八卦卦象歌诀虽简约精炼，让我们省去了难背难记的麻烦。要是先生还能将八卦卦理，寓一些日常行为意念中，那就记得更牢靠了。”于是，朱熹遵弟子建议，将卦象融入一日三餐的菜谱之中，弟子们在举箸端杯之间，更深刻地记住了卦理。朱熹按八卦的八种图形方位，在圆桌上绘制主宾席位图。先生为尊，座北，对应坎卦。太极鱼居桌中，太极鱼取红、白鲤鱼各一条，做成糖醋溜鱼，摆在浅瓷盘中，红、白鲤鱼首尾相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相对应的菜料摆设在乾、坤、震、艮、离、坎、兑、巽八个卦象中。此种寓教于“食”的活动，一时在武夷山村野传为佳话。后来民间称其为“八卦宴”。

心学大家——王守仁

王守仁的“心学”上承孟子，中继陆九渊，集我国心学之大成。由他创立的阳明学派，与朱子学派分庭抗礼，成为明代中后期一个体系庞大、门徒众多、思想活跃、影响深远的新儒家学派，在我国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守仁（1472—1529），初名云，字伯安，因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明代思想家。著有《传习录》《大学问》《阳明先生文录》等。

相传王阳明的母亲郑夫人怀孕达14个月之久，才生下他。王守仁出生时取名为王云，直到5岁还不能说话。有一天，他正和一群小孩玩耍，忽然一个癞头和尚来到面前，指着他大声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祖父王伦刚好听见，恍然大悟，便为他改名为守仁。据说从那以后，王守仁就能开口说话了，且智力发展很快。

1499年，已经28岁的王守仁中了进士，观政工部。从此，他步入仕途，跻身士大夫行列。王守仁中了进士后，为了能加深自己的学术造诣，常走访一些高人。后来，他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和求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其学说世称“心学（或王学）”，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他所说的“心”，指最高的本体，如“心即道，道即天”；也指个人的道德意识，如“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这比陆九渊的“心”的意义广泛。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他的知行合一说，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强调道德实践，要言行一致。

50岁时，王守仁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晚年，他更把自己的哲学思想概括为“四句教”，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守仁的一生，著作甚丰。他死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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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的故事

相传，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欢喜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虽屡次责备，但王守仁总是不改。王华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杰出学者——顾炎武

顾炎武不仅是有气节、坚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而且是一位有伟大成就的学者。他倡导经学研究，反对唯心空谈，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顾炎武（1613—1682），明末清初的杰出思想家、爱国学者、史学家、语言学家。初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曾自署蒋山佣。

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的祖父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影响，从小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吴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放弃科举，通读历代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正当他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都组织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跟清军激战21天后，因为兵力悬殊，终于失败。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了右臂。抚养他成长的婶母（也是他的继母）听到清兵破城，就绝食自杀，临死时嘱咐顾炎武说：“我虽然是个女子，以身殉国也是理所应当的。希望你不要做清朝的臣子，我死后也可以闭上眼睛了。”顾炎武终身为反清事业奋斗奔波，与这段国破家亡的经历和他一直受到的良好教育有着密切关系。

1678年，清政府议修《明史》，顾炎武拒不就荐；第二年，更誓死不入《明史》馆。此后，顾炎武客居山西、陕西，潜心著述，不再入仕。

北游的20多年间，顾炎武遍游了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一路上，他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箱。遇到关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就拿出书本核对，这样他的知识就更丰富了。他行了万里路，也读了万卷书。到了晚年，才在山西曲沃定居下来。70岁那年，顾炎武不慎从马上摔落，次日辞世。

顾炎武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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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著《日知录》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之一。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

顾炎武从小读书有个习惯，有一点儿心得就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错误，又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就删掉。这样日积月累，再加上他从调查访问中得到的材料，编成了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知录》。这部著作被公认为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在《日知录》里，他写了一段精辟的话，他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负起责任(原文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这样来的)。

爱国思想家——王夫之

王夫之的出现，不仅结束了过去那种空疏的高谈理性不切实际的学风，更主要的是开创了一种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结合的新的学风。湖湘文化从很大程度上是就是因王夫之而发扬光大起来的。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县金兰乡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明清之际思想家。

王夫之14岁中秀才，明崇祯十一年(1638)，20岁的王夫之读书于岳麓书院，与人结“匡社”。24岁时，赴武昌参加乡试，以第五名的身份中举。这时，明末农民起义爆发，王夫之没有机会上北京参加会试，只好回到衡阳。

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部攻入衡阳，想聘请王夫之兄弟为辅佐，王夫之不愿与之合作，逃到南岳躲了起来。清兵攻入衡阳，王夫之又逃到湘乡白石峰。

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病重后叫人抬着自己上了南岳，临终前嘱咐王夫之等人，他死后要葬在莲花峰下，不要进城市，不要被清兵玷污。这对王夫之终生保持民族气节有深刻影响。

明朝灭亡后，王夫之曾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王夫之对永历政权抱有很大的希望，以为那里的人会卧薪尝胆，齐心协力，共同恢复故国，自己投奔他们也是想有一番作为。没想到，他到肇庆后，发现这里的人苟安之息浓厚，不以国事为重，整天为权力而争斗不已，他深感失望。加之他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

于是，他决心离开，到桂林投奔瞿式耜。瞿氏殉难，王夫之潜回湖南。清兵占领湖南后，王夫之避居零陵北洞、钓竹源等地，又改换姓名，变易衣服，打扮成瑶人，在常宁县西庄园授徒讲学，主要讲授《春秋》，通过对“华夷之辨”的阐述，向青年学子们灌输反清思想。王夫之辗转于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历四十年“守发以终”(始终未按清制剪发)，其爱国气节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

1657年，清政府大赦天下，王夫之回到南岳续梦庵，过着幽栖生活。

王夫之晚年为其新筑草庐“观生居”自题堂联，有“六经责我开生面”一句。他治《周易》与象数家不同，不囿于繁琐的图书象数，而着力于阐发经中的义理，结合时代阐释《周易》的微言大义，创建了别开生面的易学。

康熙三十一年（1692）农历正月，王夫之逝于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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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打伞

王夫之不仅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有研究，而且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但是，让人刮目相看的不仅仅是他的学术成就，作为一个“亡国文士”，王夫之的个性尤其值得敬佩。清王朝确立了全国的统治后，不少原明政府的文人学士纷纷投效，以猎取官位和利禄，可王夫之却偏偏不买“老靼子”这个账！据说，他晚年在衡阳的17年里，每次出门，不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总是手打一把雨伞、脚穿一双木屐，表明自己是明代遗民，头不顶清朝的天，足不踏清朝的地。

旷世奇才——曹雪芹

曹雪芹是举世公认最伟大的中国文学家之一。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文学巨著《红楼梦》。此书被评为中国最具文学成就的古典小说及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被认为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同时，曹雪芹也借《红楼梦》一书，深刻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政治吏治、婚姻制度、伦理关系，悲愤满腔地控诉了封建主义的残酷无情和灭绝人性，大胆锐敏地预示了封建社会和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曹雪芹(约1715—1763)，清代小说家，《红楼梦》的作者。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祖先原为汉人，后入旗籍，为正白旗“包衣”。

曹雪芹出生在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从曾祖父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达60年之久。祖父曹寅当过康熙的“侍读”，曾祖母又是康熙的乳母，曹家与皇室的关系非常密切。少年时代，曹雪芹“锦衣纨绔”“饫甘餍肥”，过了一段豪门公子的奢侈生活。雍正五年（1727），他父亲曹頫因事受到株连，被革职抄家。从此，家族的权势和财产都丧失殆尽。他的家庭居处屡迁，生活极不安定，有时甚至不得不投亲靠友，以维持生活，还常常受到歧视和凌辱。经历了由锦衣玉食到“举家食粥”的贫民百姓的沧桑之变，曹雪芹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命运有了切身感受，对社会上的黑暗和罪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乾隆二十四年（1759），曹雪芹应两江总督尹继善邀请到南京去了一趟，重访故居。那时的江宁织造府已成乾隆皇帝的行宫，不准入内，有的宅院也成了别家的园林，曹雪芹感慨万分。他到处寻访江宁织造府里的旧人，在秦淮市井之间，访到他少年熟识的一个小丫头，曹雪芹很同情她的遭遇，就聘为续娶夫人，并给她取名为“芳卿”。芳卿精于工艺美术，能自编自绘织锦图样。曹雪芹曾和她共同研究织锦工艺，写成书稿。尹继善同曹家是世交，对曹雪芹很看重，请他在总督衙门做文书。这种师爷生活自然与他的性格不合。第二年，曹雪芹就带了芳卿辞职回京，仍然在西山过着贫困的日子。

曹雪芹才华出众，家族没落后，在一所贵族子弟学校任职。在这里他结识了敦诚、敦敏兄弟，成了终生的好友。晚年，曹雪芹搬到香山卧佛寺附近的一个山村里居住，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曹雪芹爱喝酒，却没钱买，于是便赊酒喝，待卖了画再还钱。但是，在这样艰辛的条件下，他仍然坚持写作《红楼梦》。

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秋天，他的儿子因得痘疹死了。曹雪芹十分哀伤。不久，他自己也贫病交加，无钱医治，竟在除夕这一天悄然离开了人世。

《红楼梦》描写了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从繁荣走向衰败的故事。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作者的高明在于，他没有表面地、简单地表现这个爱情悲剧，而是从人物思想性格的深处，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去挖掘这一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从而充分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残酷虚伪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罪恶。作品的主题也没有局限在个人爱情悲剧本身，而是围绕着中心事件，展开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描绘了一幅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图画，说明了整个封建社会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深刻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政治吏治、婚姻制度、伦理关系，悲愤满腔地控诉了封建主义的残酷无情和灭绝人性，大胆锐敏地预示了封建社会和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因此，《红楼梦》被评价为剖析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知识小百科

红学

对《红楼梦》的主题、人物、作者生平、版本、与其他古典名著的相互影响等等的研究，都可称为红学。红学分为旧红学与新红学。所谓旧红学，指的是五四时期以前，有关《红楼梦》的评点、索引、题咏。新红学则指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

文学斗士——鲁迅

鲁迅弃医从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杰出的作家，这不是他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时代召唤的结果。从此以后，鲁迅创作出了《呐喊》《彷徨》等惊世之作，终身以思想启蒙、唤醒民众为己任，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和我国伟大的文坛斗士。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母亲鲁瑞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904年夏，鲁迅进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选择学医，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更重要的是，鲁迅认为日本的维新既然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那么医学也就能够促进中国的革命。他学医学得很认真，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原本可以做一个很优秀的医生，但两年后的一件事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初衷。

鲁迅在仙台学医的时候，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成了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势力范围的主战场。有一次，鲁迅在幻灯片上看到了他久违的同胞，其中一人因替俄军做侦探而被日军砍头示众，而一群体格并非不强壮的中国人，却无动于衷、呆板麻木地围着“赏鉴这示众的盛举”。讲堂里的日本学生拍掌欢呼起来，刺耳的“万岁”声利刃似的绞割着鲁迅的心，使他的内心受到巨大的伤害和震动。事后，鲁迅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他觉得对于中国来说，医学倒还不是一件紧要的事，医治、改变中国人的麻木的精神，实在比医治他们虚弱的肉体更为重要，否则中国人体格就是再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要想医治和改变人民的精神，鲁迅当时认为莫如文学。于是他毅然决定弃医从文，从振兴中华的需要出发，抛弃了血肉的外科，从事改造人灵魂的“内科”。

1906年3月，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正式开始了他的文艺生涯。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另外，他还参加和领导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鲁迅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文化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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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幽默

广州的一些进步青年创办的“南中国”文学社，希望鲁迅给他们的创刊号撰稿。鲁迅说：“文章还是你们自己先写好，我以后再写，免得有人说鲁迅一来到广州，就找青年来为自己捧场了。”

青年们说：“我们都是穷学生，如果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就不一定有力量出第二期了。”

鲁迅风趣而又严肃地说：“要刊物销路好也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学生们听后哭笑不得，但都深感鲁迅先生平易近人，风趣幽默。

现代文豪——郭沫若

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光辉旗帜。他在文学、艺术、哲学等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早在五四时期，即以充满激情的诗歌创作，追求个性解放，向往光明和自由，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郭沫若（1892—1978），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郭沫若在中小学期间即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14年初到日本学医，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倾向于泛神论思想。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从事文学活动，于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三叶集》。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1923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

1924年，郭沫若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

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10年，其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潜回祖国，筹办《救亡日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的宣传工作。其间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文艺创作上的又一重大成就。这些剧作借古喻今，紧密配合了现实的斗争。1944年，他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抗战胜利后，在生命不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坚持反对独裁和内战，进行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和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交流等事业，同时继续进行文艺创作。

郭沫若的代表作主要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许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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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鲁迅

郭沫若认识鲁迅是从接触鲁迅的作品开始，当他读到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时，便由衷地敬佩，“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并为鲁迅的一篇小说发表时排在一篇日本小说的译文后面深感不平。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时，郭沫若又专门著文表示祝贺。

与此同时，鲁迅也很赏识郭沫若的才华和“奋战忿斗”的精神，1927年在给李霁野的信中特别谈道：“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这里面自然包括同郭沫若的关系，不仅是赞赏、关切，而且引为同一战线。鲁迅还多次揭穿反动文人陈源及高长虹之流企图挑拨他与郭沫若的关系的阴谋，使其伎俩不能得逞。于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很珍视同郭沫若的关系。这些都表现了他们共同的革命本质和品格，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同一文化新军的两位主将，两面旗帜；也因为如此，才使他们得以并立文坛，同时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伟人。

先锋作家——茅盾

茅盾，是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其代表作《子夜》，是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里程碑，显示了现代文学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实绩。

茅盾（1896—1981），本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少年时代的茅盾有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十分爱看“闲书”。一次放学回家，他在放杂物的平房里找到一部刻印的《西游记》。尽管这部书是木板刻印的，有的字迹已模糊成一片，可是，他一拿到就爱不释手，拣那些可以看的章节津津有味地读起来。茅盾的父母对此并不阻止，还找来一部石印的《西游记》给他看，抽空给他讲《西游记》中的故事，与他谈论书中人物的功过是非。茅盾读高小以后，读小说的兴趣更浓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名著，他都抽课余时间广泛涉猎。这为他后来研究古典文学和进行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茅盾20岁时初出茅庐，到人才济济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一个清末就在商务编译所任职的高级编译孙毓修，看茅盾在读《困学纪闻》大为惊异，便问：“你喜欢考据之学?”茅盾答道：“谈不上考据之学，我是个‘杂’家而已。”孙更惊异，便问茅盾读过什么书。茅盾说：“涉猎所及有十三经注疏，先秦诸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昭明文选》《资治通鉴》……”最后，茅盾补充说：“不过，我这些‘杂’学，不尽来自学校，也来自家庭。”孙恍然大悟道：“尊大人是何出身?”茅盾答：“我10岁丧父。”孙又问：“刚才你说家庭教育，想来是祖父?”

茅盾答：“不是，是家母。”孙听后瞠目，喟叹不已。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发生了黄金提价舞弊案，全国各大报纸都有报道。茅盾读了报上的新闻非常气愤，于是他决定写剧本，记录这个案件。抗战以来，他写了四部长篇小说，都没有详细的大纲，而为了写这个剧本，他却写了篇2.7万字的大纲，相当于剧本字数的三分之一，因为他觉得自己写剧本是外行。他带着这个“大纲”，去拜访著名剧作家曹禺、吴祖光，虚心向他们请教。两位剧作家都给了茅盾热情的鼓励，又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不久，他终于在抗战的胜利声中写完了话剧《清明前后》，并在重庆《大公晚报》的副刊《小公园》上连载。

茅盾的主要作品有《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子夜》出版于1933年，当时震动了中国文坛，瞿秋白把这一年称为“子夜年”。茅盾以《子夜》这部长篇杰作的创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已很难分身创作。1981年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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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婚姻

茅盾的祖父虽然很早为其订了亲，但这件事使茅盾母亲大伤脑筋，考虑到不识字的媳妇与儿子太不相称，担心给儿子带来苦恼，可退婚的话，又怕女方不肯。1917年春节期间，母亲问茅盾：“你有女朋友吗?”茅盾腼腆地说：“没有。”“真没有?”母亲又追问了一句。茅盾点点头。这时，母亲本来是想：如果儿子有了女朋友，执意要退婚的话，她就出面与女方交涉。得知儿子没有女朋友，她便接着说：“我从前料想你出了校门后，不过当个小学教员，至多是中学教员，一个不识字的老婆也还相配；现在你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过半年就受重视，今后大概一帆风顺，还要做许多事，这样，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就不相称了。所以我要问你，你如果一定不要，我只好托媒人去退亲，不过对方未必允许，说不定要打官司，那我就为难了。”因茅盾全神贯注在事业上，老婆识字不识字觉得无所谓，他不愿让母亲作难，况且娶过来后，或进学校，或由母亲教她识字，都无不可。为此，第二年，母亲就为儿子办了婚事。

散文大家——朱自清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中，朱自清以其散文有力地证明了：取代文言文的白话文，也可以写出与文言散文媲美甚至超过它的精品。这是朱自清作为一位散文大家和语言大师对现代汉语的重大贡献。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大家，他的《春》《背影》《荷塘月色》等名篇脍炙人口。

朱自清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北大期间，朱自清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嗣后又参加北大学生为传播新思想而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他大学毕业后，在浙江、江苏的多所中学任教，继续参加新文学运动，为开拓新诗的道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朱自清于1919年底开始发表诗歌，作为新文学运动初期的诗人之一，他以清新明快的诗作，在诗坛上显出自己的特色。他的诗，数量不多，却在思想和艺术上呈现出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其中如《光明》《新年》《煤》《送韩伯画往俄国》《羊群》《小舱中的现代》等，或热切地追求光明，憧憬未来，或有力地抨击黑暗的世界，揭露血泪的人生，洋溢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是初期新诗中难得的作品。

朱自清虽在“五四”运动后开始新诗创作，但是，1923年发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却显示出他的散文创作方面的才能。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散文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928年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出版，集中所作，均为个人真切的见闻和独到的感受，以平淡朴素而又清新秀丽的优美文笔独树一帜，显示了新文学的艺术生命力，被公认为新文学运动中成绩卓著的优秀散文作家。

朱自清写得更多、也最为人们称道的则是写景抒情的篇什。这一类散文在艺术上呈现出多样而又统一的风格，于新异独到的观察和委婉有致的描写之中，寄寓着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黑暗现实面前怅然若失的寂寥和郁闷。

1948年初，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此时朱自清身患重病，又无钱医治，但他毫不犹豫地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同年，朱自清病逝。临终前，朱自清以微弱的声音谆谆叮嘱家人：“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国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给的美国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可贵情操。

朱自清有著作27部，约190万字，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其中，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其作品的题材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以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一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执政府大屠杀记》。二是以《背影》《儿女》《悼亡妇》为代表的一组散文，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第三，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小品《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春》等，是其代表佳作，伴随一代又一代人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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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勤奋的朱自清

朱自清是个非常勤奋的人。就是度蜜月时也不例外，旅途的疲倦还未消除，他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生活。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写作，朱自清夫妇特意住在普陀一个小寺院里。根据朱自清夫人的回忆，在他们共同生活的17年的时间里，朱自清从没放松过一分一秒。他的作息时间是安排得很严格的：早晨起床做早操，用冷水擦澡，洗脸，漱口时就把书放在洗脸架上看，然后喝一杯牛奶就到图书馆去。中午回家吃饭，饭后看报。图书馆一开门便又去了。吃罢晚饭，还要去图书馆，直到闭馆才回家。进家门便又摆上东西写，一直到11点休息。除了生病，他的夫人竟然从未见他11点前睡过。

大学者——胡适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上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胡适（1891—1962），原名胡骍、嗣糜，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打下了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

五四运动前，胡适就开始提倡白话文。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北京创刊，开展关于改革中国文学的讨论。胡适提出了“八不主义”，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对当时的白话文运动，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1917年，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这是当时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他倡导新诗，在1920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胡适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妄图加以对抗。1920年，他和《新青年》脱离了关系，于1922年另行创办《努力周刊》和《读书杂志》，后来又出版《国学季刊》和《现代评论》。1928年和徐志摩、梁实秋等出版《新月》月刊，发表文章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宣扬买办文化。1931年，他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第二年又与蒋廷黻等创办《独立评论》，积极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适去美国做外交工作，1938年起担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直到1942年才辞去这一职务，留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1946年，他回国任北大校长。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1947年曾打算委任他为考试院院长及国府委员。他没有接受，说是“我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当他听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八条二十四款”和平条件时，连连哀叹说“和比战难”，于4月从上海乘船逃往美国。1958年，他离开美国，回台北就任伪中央研究院院长。

晚年，他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第一部关于河道水系的科学著作——《水经注》版本的考证，写了六篇有关学术论文，有独到见解。长时期来，他在学术研究中提倡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很有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等多种。

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在台湾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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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晚年轶事

在胡适晚年的孤寂境遇里，有一位卖麻饼的小贩竟做了他的朋友，给他带来一点意外的安慰和快乐。小贩名叫袁瓞，他做饼卖饼之余，还爱读一点书，喜欢与人讨论到底英美政治制度哪个更好一点。他比较倾向于崇拜美国，但理论上说不明白，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于是便贸然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

胡适接到这封信，知是一位卖芝麻饼的小贩，竟能在业余勤奋自修，精神可佩；问的又是自己最热衷的英美政治问题，更觉十分高兴，便亲笔写了一封回信。

信中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从此，小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适的朋友。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建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孑民，号孑农，绍兴山阴(今越城区)人。被誉为“学界泰斗”的蔡元培，是我国新型大学教育的开拓者。

蔡元培在1890年中进士后，曾任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使他看到了清朝的腐败，决心弃官回家，兴办教育。这年冬天，他回到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着手倡办新式教育。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蔡元培进一步认识到清朝的不可救药，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第二年，他到日本游历，结识了一批革命党人，反清的目标更加明确了。回国后，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向学生宣传反清革命。1904年，他在上海建立革命组织光复会，任会长。第二年，又参加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并被指定为上海分部的主盟员。1907年，他去德国留学，进了莱比锡大学。

“武昌起义”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回国就任教育总长。他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对全国教育实行改革。后来因为不满袁世凯擅权，辞职再去德国从事研究工作，直到1917年应邀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

北京大学原是戊戌变法时创设的京师大学堂，清末招收的学生大都是京官，追求升官发财的风气很盛，民国以来改变也不大。蔡元培到了北大，认真整顿腐败的校风，他极力想把北大办成一所新型的资产阶级大学，成立了各种学会，提倡研究学问，特别是提倡学术研究自由；主张无论什么学派，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要让它自由发展。他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聘请具有各种不同观点的人来校教书，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都应聘来校，充实了教师队伍。1920年，北大开始招收女生，这在全国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从他开始，中国形成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后，蔡元培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礼教，反对文言文。他还曾多方营救因参加运动被捕的学生。因此，五四时期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1923年1月，蔡元培终于因为对北洋军阀政府不满而辞职，再度去欧洲。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他回国来参加，在江浙从事组织工作。随后，他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的大学院（当时的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院长、监察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援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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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三顾茅庐”请陈独秀

1916年11月26日，主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老友汪孟邹一同北上，正值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物色文科学长人选。12月26日早上9点，蔡第一次造访，正式邀请没有学位头衔的陈独秀主持最高学府的文科。

之后，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要来看陈独秀。有时早上来得很早，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将陈独秀他们叫醒，只要给他拿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就行了。蔡、陈都属兔，可陈比蔡要整整小12岁，应该算是晚辈。汪孟邹就和陈独秀商量，晚上早点睡，早上要起得早一些才好。蔡元培诚意拳拳，陈独秀当然只能答应了。汪孟邹回上海后，将这些事讲给侄儿汪原放等人听，他们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

文学大师——老舍

老舍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1000多部（篇）作品，特别在长篇小说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与茅盾、巴金一起，并称“现代长篇小说的三大高峰”。老舍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和风俗，又被看作是现代“京味小说”的源头，成为了北京文化的一个象征。

老舍（1899—1966），现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老舍是他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的笔名。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

老舍的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918年夏天，他以优秀的成绩由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北京第十七小学去当校长。1924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开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曰》和《二马》，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一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并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生活中的老舍，是一个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人。抗战期间，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曾向作家老舍催过稿。老舍在寄稿的同时，幽默地寄去了一封带戏曲味的答催稿信：“元帅发来紧急令： 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吠！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2000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 旌旗明明，杀气满山头！”

作家楼适夷有次去看望老舍。“最近写些什么？”楼适夷问道。满族出身的老舍笑着说：“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皇帝’润色稿子呢!”一阵大笑后，才知道老舍正接受一项新任务——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化大革命”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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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写诗

一次老舍家里来了许多青年人，请教怎样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老舍不慌不忙，沉思一会后，说了下面的这首小诗：

大雨洗星海，

长虹万籁天。

冰莹成舍我，

碧野林风眠。

老舍随口吟出的这首别致的五言绝旬，寥寥20字把8位人们熟悉并称道的文艺家的名字，“瞎凑”在一起，形象鲜明，意境开阔，余味无穷。青年们听了，无不赞叹叫绝。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洗星海即洗星海，人民音乐家；高长虹是现代名人；万籁在是戏剧、电影工作者；冰莹，现代女作家，湖南人；成舍我曾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碧野是当代作家；林风眠是画家。

爱国诗人——闻一多

闻一多，近现代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是著名的诗人、学者和自由民主斗士，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有着深入和卓有成效的研究。毛泽东给予了闻一多极高的评价。

闻一多(1899—1946)，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后改名多、一多。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

五四运动期间，闻一多积极参加宣传、游行、罢课、营救被捕同学等一系列活动，表现了高度的热情。面对反动政府的淫威，闻一多和他的同学们高呼口号，并去警察局与反动军警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同学。闻一多这种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深受同学的敬佩，被同学推选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团成员。

1922年7月，闻一多远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在那里，他亲身体会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弱国子民的歧视，感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熏天铜臭。1923年9月，他的第一本诗集《红烛》出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但是，不要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1925年7月，闻一多担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次年秋，到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任职。1927年夏，在上海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后列名为《新月》杂志编辑。同年秋后，任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更名为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月，第二本诗集《死水》问世。闻一多的这两本诗集和关于新诗理论的论述，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成为五四以来中国诗坛三大流派之一的格律诗派的主要代表。1928年秋，闻一多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开始专攻中国古代文学。1930年秋，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秋，闻一多回到阔别十载的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组成国立临时大学，闻一多只身由武汉赶赴“临大”任教。1938年2月，他参加“临大”学生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同青年学生一起，长途跋涉3500华里，步行到达西南边陲重镇昆明。同年5月，“临大”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在西南联大任职期间，闻一多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暗杀了著名社会教育家李公朴先生。闻一多极为悲愤，在李先生的追悼会上，闻一多进行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猛烈抨击了反动政府的阴谋和特务们的无赖本质。闻一多先生成为反动政府锁定的下一个谋杀对象，随后遭到了特务们的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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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的故事

闻一多先生是参加“步行团”的四位教授之一，他担任民间歌谣组的指导，而且沿途对少数民族的习俗、语言、服装、山歌、民谣、民间传说亲作调查。当时跟随闻一多采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马学良回忆说：“每到一处山寨，他顾不得安排住处，也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他在破旧的村舍里和老乡们促膝长谈，谁也看不出他是中外著名的教授和学者。他兴味十足地观看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并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他喜欢去茶馆酒楼闲坐，听素不相识的老乡论古道今，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他亲自指导同行的原南开大学学生刘兆吉沿途搜集民歌民谣，到昆明后整理成《西南采风录》，并亲自为之作序。”

当代著名作家——巴金

巴金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巨匠。

巴金（1904—2005），现当代著名作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巴金是他在发表小说《灭亡》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巴金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从小目睹封建大家庭内部腐败堕落、勾心斗角的生活方式，封建专制主义压迫、摧残年轻一代的罪恶行径，他对封建制度、封建家庭的痛恨和对自由生活的热情向往，充盈于作品之中。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

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巴金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寄托于文学虚构。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作品情感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家》这部作品给巴金带来了一个真正的家。巴金一直以“愿天下人都有饭吃”为己任，全身心地投入事业而无暇顾及儿女私情。1936年，巴金以《家》而成为青年之心中偶像，追求他的人很多。有一个女高中生给他写的信最多，他们通信达半年之久，却从未见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女孩主动寄了张照片给巴金，然后他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

经过8年的恋爱长跑，年届不惑的巴金与这个名叫萧珊的女孩结为连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在各地致力于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编辑《呐喊》《救亡日报》等报刊，创作有《家》的续集《春》和《秋》，长篇小说《抗战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还魂草》、散文集《控诉》和《龙、虎、狗》等。在抗战后期和抗战结束后，巴金的创作转向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的批判，对行将崩溃的旧制度做出有力的控诉和抨击，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长篇小说《寒夜》是最能体现巴金这个时期创作风格的代表作。

1978年起，巴金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录》。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荣誉院士等称号。后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

2005年10月17日，巴老逝世，享年101岁。

知识小百科

《激流三部曲》

《激流三部曲》是长篇《家》《春》《秋》三部连续性小说的总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巴金从1931年开始创作第一部《家》，到1940年完成第三部《秋》，其间断断续续经历了10年时间。这是文学史上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记录封建大家族没落史的杰作。

《激流三部曲》以五四运动所掀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激流必将摧毁一座座封建思想的最后营垒为总的主题，展示了腐朽没落的封建秩序、伦理道德必然死亡，民主的新生的一代青年正在崛起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趋向。

国学大师——钱钟书

钱钟书深入研读过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也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著有多部享有声誉的学术著作。他的散文和小说也很出色，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

钱钟书(1910—1998)，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因他周岁“抓周”时抓得一本书，故取名“钟书”。

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在这一时期，他刻苦学习，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1935年和作家、翻译家杨绛结婚，同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回国，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尽管钱钟书学习成绩很好，但在生活方面，他却有点“痴气”。比如，他总分不清东西南北，一出门就分不清方向；穿衣服不是前后颠倒，便是内外不分。最出洋相的是上体育课，作为领队，他的英语口令喊得相当宏亮、准确，但他自己却左右不分，不知道该怎么办。口令喊对了，自己却糊里糊涂不会站，常常闹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却莫名其妙。聪明过人却又时常“糊涂”，这就是叫人难以捉摸的钱钟书。

钱钟书的名作《围城》，现在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当时却颇经历过一番波折。《围城》书成后在国内流传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几十年倍受冷落。墙内开花墙外香，这部作品在国外却享誉甚高。美籍华人、著名文艺批评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他的评价引发了许多西方译本的出现，钱钟书作为作家渐渐为世界所瞩目。

晚年的钱钟书闭门谢客，淡泊名利，其高风亮节为世人所称道。有位外国记者曾说，他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看钱钟书。他把钱钟书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想去采访钱钟书。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找到了钱钟书。钱钟书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请求，并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

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想邀请他去讲学，时间是半年，两周讲一次，一次40分钟，合起来大约是8个小时的时间，而给予的报酬是16万美元，但钱钟书丝毫不为所动。还有人在巴黎的《世界报》上著文称：

中国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钱钟书莫属。钱钟书对这个评价不但不表示接受，反而在《光明日报》上写文章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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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轶事

钱钟书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与吴晗、夏鼐被誉为清华“三才子”。与陈衍老人的交往更体现了这一点。陈衍，号石遗，晚清“三大诗人”之一，在当时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石遗老人对当时的诗人学者甚少许可，但是对钱钟书却另眼相看。每年寒暑假钱钟书从清华回无锡，石遗老人都要邀他去自己家。有一次，石遗老人说起清末大诗人王闿运：“王闿运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世兄知之乎?”钱钟书对曰：“应该是个矮子。”石遗笑说：“何以知之?”钱钟书说：“王死时，沪报有滑稽挽联云‘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得之。”石遗老人点头称是。又说王闿运的著作只有《湘军志》可观，其诗可取者很少，他的《石遗室诗话》中只采用某两句，但已记不起是哪两句了。钱钟书马上回答：“好像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石遗老人不由得惊叹：“世兄真是好记性!”

第五讲 艺术大师竞风流

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生活在一个书法由隶书转变到楷书的过渡时期，这时虽然楷书已经形成，但用笔和结构都比较粗疏，行、草书的行气还不够连贯。历史需要书法家对楷、行、草体进行完善和提高。王羲之不辜负历史重任，对前人的楷、行、草书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融合古今的笔法，加以发展变化，开创了时代的新风格，形成了新的体貌，所以被后人称为书圣。

王羲之（321—379），东晋最杰出的书法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官至右军将军，所以人称“王右军”。他自幼学习书法，受父亲王旷、叔父王庾启蒙，后从师于出身书法世家的卫夫人，以后又博览了秦汉篆隶大师的精品，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后人誉为“书圣”。

王羲之13岁那年，偶然发现他父亲藏有一本《说笔》的书法书，便偷来阅读。他父亲担心他年幼不能保密家传，答应待他长大之后再传授。没料到，王羲之竟跪下请求父亲允许他现在阅读，他父亲很受感动，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

王羲之练习书法很刻苦，甚至连吃饭、走路都不放过，有时甚至达到忘情的程度。没有纸笔，他就在身上写画，久而久之，衣服都被划破了。一次，他练字忘了吃饭，家人把他最爱吃的馍馍和蒜泥送到书房，他竟不假思索地用摸摸蘸着墨吃了起来。当家人发现时，他已是满嘴墨黑了。

王羲之常临池书写，就池洗砚，时间长了，池水尽墨，人称“墨池”。现在绍兴兰亭、浙江永嘉西谷山、庐山归宗寺等地都有被称为“墨池”的名胜。

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当时的名士谢安、孙绰、许询、支遁等40多人来到在山阴（今浙江绍兴）蓝亭“修禊”，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诗歌会。一群文人雅士，将酒觞置于清流之上，任其飘流，停在谁的前面，谁就即兴赋诗，否则罚酒。据记载，当时参与其会的人共成诗37首。王羲之将37首诗汇集起来，编成一本集子，并借酒兴写了一篇324字的序文，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字体潇洒流畅，气象万千，其中二十多个“之”字，千变万化，无一雷同，被历代书法家公认为举世无匹的“天下第一行书”。相传王羲之后来又写了几遍，但都不及这一遍好。他曾感叹说：“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因此，他自己也十分珍惜，把这部作品作为传家之宝，一直传到他的第7代孙，最后为唐太宗所夺。据说，唐太宗对《兰亭集序》爱不释手，临死时竟命人用它来殉葬。

从此后世人便看不到《兰亭集序》的真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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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床快婿”的由来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和刻苦精神都很受世人赞许。传说，王羲之的婚事就是由此而定的。王羲之的叔父王导是东晋的宰相，与当朝太傅稀鉴是好朋友。稀鉴有一位如花似玉、才貌出众的女儿。一日，稀鉴对王导说，他想在王导的儿子和侄儿中为女儿选一位满意的女婿。王导当即表示同意，并同意由他挑选。王导回到家中将此事告诉了诸位儿侄，儿侄们久闻稀家小姐德贤貌美，都想得到她。稀家来人选婿时，诸儿侄都忙着更冠易服精心打扮，惟王羲之不问此事，仍躺在东厢房床上专心琢磨书法艺术。稀家来人看过王导诸儿侄之后，回去向稀鉴回禀说：“王家诸儿郎都不错，只是知道是选婿都有些拘谨不自然。只有东厢房那位公子躺在床上毫不介意，只顾用手在席上比划什么。” 稀鉴听后，高兴地说：“东床那位公子，必定是在书法上学有成就的王羲之。此子内含不露，潜心学业，正是我意中的女婿。”于是，把女儿嫁给了王羲之。王导的其他儿侄十分羡慕，称他为“东床快婿”。从此 “东床”也就成了女婿的美称了。

魏晋著名画家——顾恺之

在中国绘画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当时全国长期战乱，南北对峙，朝代频频更迭，却使学术思想格外活跃，并促进了艺术的发展。作为奠立中国绘画理论基础的“传神论”“六法论”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在绘画上，被尊为“画祖”的顾恺之和他的卷轴画最具有代表性。

顾恺之(344—405)，原名长康，字虎头，出生于晋陵(江苏无锡)一个官僚家庭。年轻时作过官，有机会游览各地的名山大川。他性格诙谐，精通诗文，时人称他“才绝、画绝、痴绝”，画史上关于他的轶事有不少记载。

有一年，当时的都城建康城里要修建一座寺庙——瓦官寺，主持和尚因募集不到资金而一筹莫展。这时候来了个贫苦的年轻人，说要捐一百万钱。主持僧以为他吹牛，起初不相信。年轻人提出要在一面粉刷好的墙上画一幅维摩诘(传说中一个信佛教但不出家的居士)像，可以向前来观看他作画的人征集捐款。就这样，一连三天，观众人山人海，把瓦官寺挤得水泄不通。等到最后，这个年轻人为维摩诘点上眼珠的时候，画上的人物就像活了一样，观众的赞叹声、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这时募集的钱早超过了一百万。这个年轻的画家就是顾恺之。

顾恺之在绘画上的最大贡献是他的“传神”主张。史书记载，他画人物像，曾数年不点瞳仁，人问缘故，他说：“四肢的美丑，无关于人的奥妙。传神写照，全在眼睛里。”嵇康《送秀才入军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目送归鸿，手挥五弦。”顾恺之从绘画角度总结说：“画‘手挥五弦’容易，画‘目送归鸿’困难。”他认为“目送归鸿”意在象外，要把这种意蕴通过绘画表现出来是十分困难的。

当时有位叫殷仲堪的大人物，一只眼瞎了，顾恺之要给他画像，他死活不干。顾恺之劝他说：“你不用怕。我只画你的瞳仁，然后用飞白的方法拂掠，你的眼睛就会像轻云蔽日一样了。”飞白是书法的一种，笔画中露出丝丝白地，如枯笔书写。顾恺之用这种方法画殷仲堪的眼睛，果然非常有神。

生活中，顾恺之是一个富于智慧、幽默豁达的人，《晋书》说他“好谐谑”。他曾是桓温的幕僚，桓温死后，他去桓温墓地拜谒，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有人和他开玩笑，问他，以前桓温很看重你，能把你哭桓温的样子描述一下吗？顾恺之答道：“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之后他在殷仲堪手下任职。有一年，他自荆州回江南探亲，殷仲堪送了他一条帆船。结果行至一个叫破冢的地方，遇到风浪，船翻了，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他在给殷仲堪的信中说：“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帆船无恙。”他把“破冢而出”寓含的死里逃生和“破冢”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显得机智诙谐。

顾恺之在绘画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他留下来的论著有《论画》《画云台山记》等，主张要形神兼备，更重传神。他提出的“传神论”后来成为中国绘画的基本理论之一。根据记载，顾恺之的作品有70多件，他画过历史故事、神佛、人物、飞禽走兽、山水等。可惜，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三幅卷轴画的摹本了。它们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卷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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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恺之为母画像

顾恺之一出世，母亲就离开了人间。父亲原是朝廷命官，因不满官场的腐败，辞官回家写诗作文。顾恺之经常冲进书房问父亲：“人家都有妈妈，我的妈妈在哪里？”禁不住儿子的一再询问，父亲只好以实相告。顾恺之大哭了一场，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心中只是想着母亲是什么模样，便一次又一次地询问父亲。听了父亲的描述后，他心中有了母亲的身影、脸型，发誓要把母亲的像画出来。他画了一张又一张，可是父亲见了总是摇头：“不像。”他毫不气馁，继续作画。画到第十张时，父亲说：“身材手足有点像。”他欣喜若狂，于是更加用心。不久，他画的像得到了父亲的认可：“像了，像了，只是眼神还不大像。”他继续潜心画眼睛，画了改，改了画，当他又一次把画像送到父亲面前时，父亲惊喜地说：“这是你的母亲。”

这一年顾恺之才8岁。到20岁时，他已经是著名的画家了。当同行问他曾经拜谁为师时，他回答说：“我的母亲是我心中一直活着的老师。”

隋唐书法名家——欧阳询

欧阳询善正书、行书，尤其正书，对后世影响较大，笔力刚劲，笔划方润，纤细得中，给人爽利精神之感觉，被誉为“欧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书法家”。

欧阳询（577—641），唐初著名书法家。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历经陈、隋、唐三个朝代，仕历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等。据史书记载，欧阳询“虽貌甚寝陋，而聪司绝伦，读书即数行俱下，博览经史，尤精三史。”早年他专学二王书，后兼临北朝三公郎中刘珉书，并融合当时众书家的长处，勤学苦练，细心揣摩，渐得书法之道，从摹体中脱出，形成自家体势、风格，其书以险劲刻厉的独特风貌而令人耳目一新。

欧阳询书法在隋代已很出名，到了唐代更是声名卓著，远播外夷。高丽王曾派专使求其墨迹。来使因慕欧阳询之书名，请求非见其人不可，等到见了身材矮小、形貌猥琐的欧阳询，似乎大失所望。因由欧公之书法联想其人应是金刚怒目、高大魁伟的形象。确实，相比弥漫于六朝柔弱的靡靡之音的初唐书法，欧书的严正方刚俨然是巍峨超群的伟丈夫。

身为地道的南方人，但欧阳询书法明显地受北派的影响。虽说其书法严正方刚，但与北碑相比则又柔和得多，威而不猛，和而不流。其书的方刚严正无不体现出一股气象险劲的凛然正气。在方正之中又随字变形，或纵或横，穿插其间，方正而不呆板，在随意自然中见变化。尤其是偶尔又有几个别出心裁的特殊结构，排列于方正之中又非常和谐，这便是后人所称的“险绝”。

有意思的是，欧阳询诙谐的性格与其严正的书法风格完全是南辕北辙。在一次太宗所设的酒宴上，长孙无忌吟诗笑欧阳询长得像猴子，欧当即也随口吟诗一首反唇相讥，嘲笑长孙无忌的肥胖。长孙无忌的妹妹是皇后，他当然就是国舅，在欧的反击之后，太宗即拉脸对欧阳询说：“你不怕让皇后听见？”可见欧阳询的刚正与耿直。欧公的机敏诙谐被后人传为美谈。

欧阳询最大的贡献，是他对楷书结构的整理。他充分思考了例如点画之间的主次关系、穿插挪让、整体的章法和汉字形式的类别等，使其在书法中成为一种严肃的、郑重其事的创作方式。这种极端理性的用笔方式，也只有到了欧阳询的时代，才能被这样面面俱到地考虑到。相传欧阳询总结了有关楷书字体的结构方法共三十六条，名为“欧阳询三十六法”。他的研究已经完全摆脱了不稳定的字形的无规律性的变化，从而进入了造型分析的层次，书法结构的成熟观念至此才算是真正的成立。

欧阳询以80多岁的高龄于贞观年间逝世，身后传世的墨迹有《卜商帖》《张翰帖》等，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等，都堪称书法艺术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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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悟书法

欧阳询的书法早在隋朝就已声名雀起，远扬海外。进入唐朝，更是人书俱老，炉火纯青。但欧阳询自己却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依然读碑临帖，精益求精。

有一次，欧阳询外出游览，在道旁见到一块西晋书法家索靖所写的章草石碑，看了几眼，觉得写得一般。但转念一想，索靖既然是一代名匠，那么他的书法定会有自己的特色，我何不看个水落石出？于是伫立在碑前，反复地观看了几遍，才发现了其中精深绝妙之处，最后竟坐卧于石碑旁摸索比划达三天三夜之久。欧阳询终于领悟到索靖书法用笔的精神所在，因而使他的书法更臻完美。

最富影响力的书法大师之一——颜真卿

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富有影响力的书法大师之一。在书法史上，他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其书法自成一格，一反初唐书风，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慨凛然，人称“颜体”。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中唐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开元间中进士。因安史之乱中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

颜真卿熔铸汉魏两晋以来书法艺术的造型经验，汲取了篆、隶、行、楷、草的字形构架、结体形式和用笔特点，自创“屋漏痕”用笔之法。对于藏锋、中锋运笔，他所开创的“蚕头燕尾”笔法，点划显得更有力，被世人称“颜筋”。在楷书造型上，颜真卿吸取篆隶特点，将篆隶与楷书融合，并令字若浮雕，具有立体感。这是不少书家的楷书不宜写成大字，而颜派楷书写成大字更妙的原因。

颜真卿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他一生忠烈悲壮的事迹，提高其于书法界的地位。

德宗时，淮西李希烈叛乱。已是70岁开外的颜真卿亲至许州 (治所今河南许昌)去做劝导。

李希烈得知颜真卿来了，使出种种手段威胁利诱，企图逼他就范，为己所用。甚至在颜真卿住处的院子里掘了一个一丈见方的土坑，扬言要把颜真卿活埋在坑里。颜真卿对李希烈说：“我的死活已经定了，何必玩弄这些花招。你把我一刀砍了，岂不痛快！”

李希烈自称楚帝后，又派部将逼颜真卿投降。士兵们在关禁颜真卿的院子里，堆起柴火，浇足了油，威胁颜真卿说：“再不投降，就把你放在火里烧！”

颜真卿二话没说，就纵身往火里跳去，倒是李希烈手下的人，拉住了他。

785年8月23日，李希烈想尽办法，终没能使颜真卿屈服，就派人将其缢杀，终年77岁。叛乱平定后，德宗皇帝痛诏废朝８日，举国悼念。德宗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是“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

颜真卿的书迹作品，据说有138种。楷书有《多宝塔碑》《麻姑仙坛记》等，是极具个性的书体。行草书有《祭侄文稿》《争座位帖》《裴将军帖》《自书告身》等，其中《祭侄文稿》是他在平息安史之乱的战役中，经历了亲人全家死难的痛苦，在极度悲恸中写成的，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颜体书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以后很多名家，都从颜真卿变法成功中汲取经验。尤其是行草，唐以后一些名家在学习二王的基础之上再学习颜真卿而建树起自己的风格。

欧阳修曾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朱长文赞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志，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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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黄泥习字

颜真卿三岁的时候，父亲病死了。母亲只好带着他回到了外祖父家。颜真卿的外祖父是位书画家，母亲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们见颜真卿很聪明，就教他读书写字。颜真卿练起字来很专心，一笔一划从不马虎，一写就是大半天。

母亲见儿子练字这样用心，心里又是喜又是愁。喜的是儿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愁的是家境不宽裕，哪有余钱买纸供他练字呢？颜真卿很懂事，见母亲为没钱买纸的事犯愁，就悄悄地自己琢磨开了。

一天，颜真卿高兴地对母亲说：“我有不花钱的纸笔了，您别发愁了！”

“傻孩子，纸笔哪有不花钱的呢？”

“您瞧，这不是吗？”颜真卿手里举着一只碗和一把刷子，欢快地说，“这只碗是砚，这把刷子当笔，碗里的黄泥浆就是墨！”

“那……纸在哪儿呢？”母亲又问。

颜真卿用手指了指墙壁，认真地说：“这就是纸。不信，我写给您看！”

说完，他拿起刷子，在碗里蘸满了泥浆，走到墙壁前挥笔写了起来。等到墙上写满了字，他又用清水把字迹冲洗掉，然后又重新写起来。

书体百代楷模——柳公权

大唐文化瑰丽堂皇，书法艺术名家辈出。初唐有欧、虞、褚、薛；盛唐有张旭、颜真卿、怀素诸人；中晚唐有柳公权、沈传师诸大家。柳公权从颜真卿处接过楷书的旗帜，自创“柳体”，使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登上了又一巅峰。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陕西耀县人。柳公权的书法在唐朝当时极负盛名，民间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说法。

柳公权从小聪明好学，12岁就能读诗写文章，并写得一手好字，被周围人称为“神童”，时间久了，他就有些洋洋自得。一天，柳公权和小伙伴在树下写字玩，这时来了一位卖豆腐脑的老人，柳公权得意地拿着自己写的字，对老人说：“老爷爷，你看我写得好不好？”老人说：“这字写得就像我的豆腐脑一样，软塌塌的，没有筋骨。”柳公权很不服气，硬要老人写个字看看。老人说：“我写不好字，可有人用脚都比你用手写得好，不信你明天进城去看看。”

第二天，柳公权一进城门就见北街的大槐树上挂着一个幌子，上书“字画汤”三个大字。树下围了许多人看一个没有双臂的黑瘦老者坐在地上用右脚夹着笔写对联，字写得非常好。柳公权看了既惭愧，又敬佩，就请教他写字有什么秘诀。这个老人告诉他：“写完八缸水，染黑一池水，学习别人的长处。”柳公权听了，很有感触，从此开始发奋努力。

柳公权最初学王羲之父子的书体，后又学习欧阳询、颜真卿等人的笔法，经过长期锤炼，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柳体。柳体兼取欧体之方，颜体之圆，下笔干净利落，笔力遒劲峻拔，结构严谨，并有明朗开阔之精神，清劲方正之风采，世称“颜筋柳骨”。

柳公权的书法立骨铮铮，炼气清健，在挺拔的骨体内部、笔画之间传出一种坚贞的力量，透出清健出俗的气韵。这是与他的人格、审美情趣、学识修养密切相关的，是他长期锤炼的结果，是从其血肉心灵中孕育出来的。

柳公权29岁进士及第，在地方担任一个低级官吏，后来，唐穆宗偶然看见他的笔迹，认为是书法圣品，就将他召到长安。有一次，穆宗皇帝问他如何才能将书法写好，柳公权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意即如果人品不高，则落墨无法。当时沉湎于酒色的穆宗也听出了柳公权的言外之意。虽然穆宗有些尴尬、难堪，却也知柳公权所言不虚。由此可见，柳公权不仅字写得好，做人也是铁骨铮铮，深得世人钦佩的。这也是“柳骨”的根源和体现吧。

而柳公权的“心正笔正”说，则以新的命题将人格、伦理与书法的关系联通起来，不仅是对其自身的写照，而且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笔谏”，使后世文人大感兴趣，赞颂备至。

柳公权的书法在当时已非常著名，公卿大臣离世要书碑，子孙就用重金聘请他，如果得不到他的手书，就会被认为是不孝的子孙，而外邦来朝，也多出重金购求他的墨迹。

柳公权传世墨迹有《送梨帖题跋》，碑刻有《金刚经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德碑》《平西郡王李晟碑》《羲阳郡王苻璘碑》《魏公先庙碑》《高元裕碑》《冯宿碑》《苏夫人墓志》《李石神道碑》《大唐回元观钟楼铭》等。

柳公权一生历经唐代从德宗至懿宗十位皇帝，官至太子太师，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咸通六年（865）逝世，享年88岁。

知识小百科

柳公权的《玄秘塔碑》

《玄秘塔碑》全称为《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唐代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

《玄秘塔碑》立于唐会昌元年(841)十二月，此时柳公权64岁。此碑共28行，每行54字，是柳公权楷书的代表作。原石现立于陕西西安碑林。

《玄秘塔碑》骨力矫健，筋骨特露，刚健遒媚；结字瘦长，且大小颇有错落，巧富变化，顾盼神飞，行间气脉流贯。全碑无一懈笔，可谓精绝。明代王世贞《池北偶谈》中说：“玄秘塔铭，柳书中之最露筋骨者，遒媚劲健，固自不乏，要之晋法亦大变耳”。清代王澍《虚舟题跋》说此书是“诚悬极矜练之作”。

一代宗师——画圣吴道子

吴道子是一位全能画家，人物、鬼神、山水、楼阁、花木、鸟兽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他吸收民间和外来画风，确立了新的民族风格，其“疏体”画法，为后代之宗。吴道子的出现，是中国人物画史上的光辉一页。

吴道子（680—759），唐玄宗赐名道，河南阳翟（今禹州市）人，唐代第一大画家。童年的吴道子极为不幸，双亲早故，生活孤苦，迫于生计，自幼便学书习画。清苦的生活和辛勤的学习，使他过早地成才，20岁左右时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了。

唐宣宗（847）时被推崇为“画圣”，民间画塑匠称他为“祖师”，道教中人更呼之为“吴道真君”“吴真人”。苏东坡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说：“诗至于杜子美（杜甫），文至于韩退之（韩愈），书至于颜鲁公（颜真卿），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能事毕矣！”一代宗师，千古流传。

吴道子的一生，主要是从事宗教壁画的创作，题材很丰富。宣传教义的，有《梁武帝》《郗后》等人物。他在千福寺西搭院北廊的壁画里，把菩萨像画成自己的样子，对于神的世界，他不受宗教教义的约束，自由地加工。吴道子的山水画也很成功。玄宗派他去四川考察蜀山蜀水，要求他打下草稿，回来作画。但他从蜀地考察归来，连一张草稿也没有。玄宗责怪之，他从容不迫，在大同殿上，画蜀山蜀水，怪石崩滩，挥笔如暴风骤雨，嘉陵山水，纵横三百里，一日而成，博得赞赏。

吴道子的绘画具有独特风格。发展了张僧繇的简括画法，即所谓“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笔不周而意周”，并在此基础上又有突破和创新，人物画自成体系，对中国佛教人物画影响深远；创作了豪迈奔放、变化丰富、错落有致的“莼菜条”线描，有豪迈自由的气势和波折起伏的变化；线条有速度，有力量，产生了“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艺术视觉效果，人称其线条是“吴带当风”；吴道子的画用色倾向于简淡、雅致，在焦墨痕中略加点染，从而突破了南北朝以来的重彩风格，当时称为“吴装”；首创了“只以墨踪为之”的“白画”，即白描画法。

吴道子在绘画技术上的不断创新与拓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精神和审美变化，所创“吴带当风”成为后世典范，因而享有“画圣”之誉。他的出现标志着外来画风和传统中国绘画细巧拘谨的影响的结束，新民族风格确立。

吴道子在史籍中享有盛名，但因为他大量的创作是壁画，所以很少有传世作品保留下来，无真迹传世，传至今日的《送子天王图》可能为宋代摹本，但已经可以窥见吴道子笔法的精髓。另外还流传有《宝积宾伽罗佛像》《道子墨宝》等摹本，敦煌莫高窟第103窟的维摩经变图，亦被认为是他的画风。徐悲鸿曾经获得一幅残卷，经他和张大千鉴定，认为是吴道子真迹，可能是一幅壁画的草图，暂根据画中人物取名为《八十七神仙图》，此幅画气势磅礴，人物闲适秀丽，是中国古代画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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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道子为唐玄宗画钟馗捉鬼

传说，唐玄宗有一次身体不适，太医治了一个多月，也不见效。一天晚上，玄宗梦见两个鬼，小鬼身着红衣，偷了杨贵妃的紫香囊和玉笛。大鬼身穿蓝袍，头戴破帽，袒露一臂，手执宝剑，追捉小鬼。

捉住以后，割掉小鬼的眼睛，撕吃他的身体。玄宗大惊，问大鬼是何人，大鬼说：“我就是多次参加武举考不中的钟馗，羞见江东父老，触阶而死，感谢皇上用蓝袍为我殓葬，现虽在九泉之下，仍发誓要为皇上斩除妖孽。”说完，化作一片红光飞驰而去。玄宗醒后，出了一身虚汗，顿时身体清爽。不久，病就好了。

玄宗病好之后，就把吴道子请来，把自己的梦讲给他听，要他按照梦中的样子画一幅画。吴道子立即展纸挥毫，很快便画成一幅《钟馗捉鬼图》。玄宗重奖了道子，命画工摹拓镌版，印赐两府辅臣，并传告天下。此后，一到岁末，家家都在门上张贴此画，以驱鬼避邪。

著名画家——张择端

张择端是北宋著名画家，他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系世界名画之一，也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是中国风俗画的一个里程碑。此画描绘当年汴京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景象，真实生动，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杰出艺术成就的优秀风俗画。

张择端(1085—1145)，字正道，北宋著名画家，东武(今山东省诸城县)人，早年游学汴京，后来在画院任职，自成一家。

传说有一天，宋徽宗赵佶驾临大相国寺降香。大相国寺雕梁画栋，巍峨壮阔，寺中聚集着不少以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宋徽宗听说有位青年画师才华出众，便命宰相蔡京前去寻访。在寺内香积厨的画案前，蔡京见到了这位正在潜心作画的青年，对他精湛的画艺赞赏不已。宋徽宗和蔡京都是丹青高手，知道这是一位百年不遇的绘画奇才，立即将他招入皇家翰林图画院。

这位青年就是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宋徽宗为显示大宋王朝的富丽，命他把京都汴梁的繁华盛景绘成画卷。张择端自幼流落民间，在宫中作画时常找不到感觉。宋徽宗并不怪罪，还命人在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让他安心作画。张择端披星戴月，呕心沥血，很快完成了稀世长卷《清明上河图》。宋徽宗看后画大喜过望，将此图视为珍宝，收入皇宫内府。

《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为绢本，淡着色，画幅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它是一幅用高度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在北宋风俗画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是北宋人物画长期的发展结果，《清明上河图》以汴河为典型环境，描绘出当时各色各样人物活动和建筑、工具等人世风物，有极大的历史价值。画家以周密的观察力为基础，对北宋汴梁城的城门和大街，对门外汴河上的繁华景象，作了忠实而详尽的描写。

此图规模宏大，结构严密，构图起伏有序，其笔墨技巧，兼工带写，活泼简练，人物生动传神，牲畜形态，房舍、舟车、城郭、桥梁，树木、河流、无一不至臻至妙，称得上妙笔神工。综数我国古代绘画，多有那种士大夫的孤芳自赏，实难找到类似《清明上河图》这样不惜以大量的笔墨，描绘数以百计的民众市俗生活与商业经济活动，将民众置于主人翁地位，并加以正确地艺术概括，这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是不多见的，就是在现代绘画中也是罕见的。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是宋徽宗，是他用瘦金体亲笔在画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被金人俘虏到北方，《清明上河图》也被金兵掠获。山河破碎，战火连绵，张择端颠沛流离，辗转来到南宋都城杭州。为使偏安江南的宋高宗赵构不忘汴京故都，张择端又精心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晋献给他。可是赵构无心抗金，对张择端的画作又不大欣赏，只扫了一眼就把画给退了回来。一气之下，张择端要将《清明上河图》付之一炬，幸亏家人奋力扑救抢出了一半。不久，张择端抑郁而死。

张择端的代表作有《清明上河图》《烟雨风雪图》和《西湖争标图》等。但他的艺术成就，历来不被士大夫评论家所重视，因而有关他的史料极为稀少。所幸的是他的不朽名作《清明上河图》完整地保存至今，才确立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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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索图

明嘉靖年间，奸相严嵩当权，权倾朝野，其子严世蕃仗势横行乡里，他们得知《清明上河图》是无上神品，便派人四处搜寻。此时，画存于陆完家，陆完死后，夫人十分珍爱地把画藏在绣花枕中，秘不示人。夫人有一外甥姓王，长于绘画，乖巧善谈，趁夫人高兴时，要求看画，夫人一时推辞不开，便允许他坐在小阁中不带笔墨，限定时间观看。王生号振斋，聪颖过人，经十几次观赏，对画中房屋、街道、舟车，人物构图布局，均默记在心，回去之后，就将全图临摹仿制流传于世，但真品终归严嵩之手。

“元曲四大家”之首——关汉卿

关汉卿被誉为“元曲四大家”之首，是元代剧坛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如椽大笔，是推动元杂剧脱离宋金杂剧的“母体”走向成熟的杠杆，是标志戏剧创作走上艺术高峰的旗帜。其剧作如“琼筵醉客”，汪洋恣肆，慷慨淋漓，具有震撼人心的力度。

关汉卿（1297—1307），元大都（今北京）人，号已斋，是我国元朝著名的剧作家，著有《窦娥冤》《救风尘》《拜月亭》《望江亭》《单刀会》《蝴蝶梦》等名剧。贾仲明《录鬼簿》吊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

关汉卿的前半生，是在血与火交织的动荡不宁的年代中度过的。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关汉卿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他的剧作常把《周易》《尚书》等典籍的句子顺手拈来，运用自如。不过，他又生活在仕进之路长期堵塞的元代，科举废止、士子地位的下降，使他和这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处于一种进则无门、退则不甘的难堪境地。和一些消沉颓唐的儒生相比，关汉卿在困境中较能够调适自己的心态。他生性开朗通达，放下士子的清高，转而以开阔的胸襟，“偶娼优而不辞”，自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宣称 “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这既是对封建价值观念的挑战，也是狂傲倔强、幽默多智性格的自白。由于关汉卿面向下层，流连市井，受到了生生不息、杂然并陈的民间文化的滋养，因而写杂剧、撰散曲能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地运用民间俗众的白话、三教九流的行话，而作品中那些弱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也在在流露着下层社会的生活气息与思想情态。

关汉卿写作勤奋，一生共著杂剧67部，今存18部，其中“旦本”戏占12个。他那贴切现实、充满血肉之感的笔触，既诉说了社会民众的困苦与无奈，又将一腔悲悯的情怀，倾洒在被污辱的女性身上。这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是《窦娥冤》。

关汉卿在创作剧本时，十分注意尽快“入戏”。他以洗练的笔触交代戏剧情境与人物关系，把观众的目光“聚焦”到主要的戏剧矛盾上，从而迅速引起观众看戏的兴趣。像《窦娥冤》，写了窦娥既短促又漫长的20年的人生历程，其前19年风雨和波折，仅在楔子与第一折中几笔带过。当窦娥在第一折刚出场时，蔡婆婆被赛卢医谋杀、又为张氏父子所救的事件已然发生；张氏父子强行入赘蔡家，还要分别娶蔡家婆媳为妻。这样一来，窦娥一登场，便面临异常严峻的戏剧情境。守寡的小媳妇如何应付？命运如何？一下子就成为观众极其关注的问题，全剧的主要矛盾也由此逐步展开。显然，关汉卿很懂得戏剧的特性和观众的心理，他十分重视戏剧演出的舞台效果，不让观众分散对戏剧矛盾的注意力。他努力在有限的演出时间内，赋予戏剧以更为充实的内容，让强烈的戏剧冲突把观众牢牢地吸引在剧场上。

关汉卿的杂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昂扬的战斗精神，他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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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冤》经典语句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

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曲状元——马致远

马致远是元代剧作家，与关汉卿、白朴、郑光祖合称“元曲四大家”。其词曲题材领域广泛，艺术意境高远，声调和谐优美，语言疏宕豪爽，雅俗兼备。在元曲作家中，马致远被誉为“元人第一”，有“曲状元”之称。

马致远（约1250—1324），号东篱，字千里，东光县马祠堂村人。

马致远生平事迹不详，但从他的散曲作品中，约略可以知道，他年轻时热衷功名，有“佐国心，拿云手”的政治抱负，但一直没能实现。在经过了“二十年漂泊生涯”之后，他看透了人生荣辱，遂有退隐林泉的念头，晚年过着“林间友”“世外客”的闲适生活。

马致远早年即参加了杂剧创作，是“贞元书会”的主要成员，与文士王伯成、李时中，艺人花李郎、红字李二都有交往，也是当时著名的“四大家”之一。马致远从事杂剧创作的时间很长，名气也很大，有“曲状元”之誉。他的作品见于著录的有15种，今存《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青衫泪》《陈抟高卧》《任风子》6种，另有《黄粱梦》，是他和几位艺人合作的，其中以《汉宫秋》最著名。散曲有《东篱乐府》。小令《天净沙•秋思》脍炙人口，匠心独运，自然天成，丝毫不见雕琢痕迹，被誉为“秋思之祖”。有名家评语云：“一切景语皆情语。”

在马致远生活的年代，蒙古族统治者开始注意到“遵用汉法”和任用汉族文人，却又未能普遍实行，这给汉族文人带来一丝幻想和更多的失望。马致远早年曾有仕途上的抱负，他在一套已失题的残曲中自称“写诗曾献上龙楼”，却长期毫无结果。后来曾担任地方小官吏，在职的时间大概也并不长。在这样的蹉跎经历中，他渐渐心灰意懒，一面怀着满腹牢骚，一面宣称看破了世俗名利，以隐士高人自居，同时又在道教中求解脱。

《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是马致远杂剧中最著名的作品，敷演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马致远特别创造了王昭君在番汉交界处舍身殉难的情节。由于王昭君的慷慨殉难，既保全了民族气节和对元帝的忠贞，又达到了匈奴与汉朝和好，并使毛延寿被送回汉朝处死的目的。因此，王昭君以身殉难的悲壮之举，与那“只凭佳人平定天下”的屈辱求和之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全剧用明妃一女人的正气，充分地反衬出那些以“女色败国论”来文过饰非者的怯懦与无耻。昭君既有对元帝的眷恋之情，又能为“国家大计”而毅然地“出塞和番”，并不惜以身殉国难，这就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她的深切同情和高度赞扬；而对于以元帝为首的封建王朝来说，则只是深刻的揭露与辛辣的嘲讽。

知识小百科

马致远作品《天净沙·秋思》赏析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是马致远著名的小令。头两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给人造成一种冷落暗淡的气氛，又显示出一种清新幽静的境界。这里的枯藤、老树给人以凄凉的感觉，昏，点出时间已是傍晚；小桥流水人家让人感到幽雅闲致。12个字画出一幅深秋僻静的村野图景。古道西风瘦马，诗人描绘了一幅秋风萧瑟苍凉凄苦的意境，为僻静的村野图又增加一层荒凉感。

夕阳西下使这幅昏暗的画面有了几丝惨淡的光线，更加深了悲凉的气氛。最后一句，断肠人在天涯是点睛之笔，这时在深秋村野图的画面上，出现了一位漂泊天涯的游子，在残阳夕照的荒凉古道上，牵着一匹瘦马，迎着凄苦的秋风，信步漫游，愁肠绞断，却不知自己的归宿在何方，透露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悲凉情怀，恰当地表现了主题。这首小令是采取寓情于景的手法来渲染气氛，显示主题，完美地表现了漂泊天涯的旅人的愁思。

江南第一才子——唐寅

唐寅狂放不羁而又才华横溢，与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才子”，画名更著，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文学上亦富有成就，工诗文，其诗多纪游、题画、感怀之作，以表达狂放和孤傲的心境，以及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以俚语、俗语入诗，通俗易懂，语浅意隽。著《六如居士集》，清人辑有《六如居士全集》。

唐寅 (1470—1523)，字子畏、伯虎，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中国明代画家，文学家。

唐寅祖籍晋昌，即现在山西晋城一带，所以在他的书画落款中，往往写的是“晋昌唐寅”四字。唐伯虎自幼天资聪敏，熟读四书、五经，并博览史籍。16岁秀才考试得第一名，轰动了整个苏州城。29岁到南京参加乡试，又中第一名解元。正当他踌躇满志，赴京会试时，却因牵涉科场舞弊案而交恶运。

“会试泄题案”是因为与唐寅同路赶考的江阴巨富之子徐经，暗中贿赂了主考官的家僮，事先得到试题。事情败露，唐寅也受牵连下狱。是年京城会试主考官是程敏政和李东阳，两人都是饱学之士，试题出得十分冷僻，使很多应试者答不上来。其中唯有两张试卷，不仅答题贴切，且文辞优雅，使程敏政高兴得脱口而出：“这两张卷子定是唐寅和徐经的。”这句话被在场人听见并传了出来。

唐寅和徐经到京城后多次拜访过程敏政，特别在程敏政被钦定为主考官之后唐寅还请他为自己的一本诗集作序。这已在别人心中产生怀疑。这次又听程敏政在考场这样说，就给平时忌恨他的人抓到了把柄。一帮人纷纷启奏皇上，均称程敏政受贿泄题，若不严加追查，将有失天下读书人之心。孝宗皇帝信以为真，十分恼怒，立即下旨不准程敏政阅卷，凡由程敏政阅过的卷子均由李东阳复阅，将程敏政、唐寅和徐经押入大理寺狱，派专人审理。徐经入狱后经不起严刑拷打，招认他用一块金子买通程敏政的亲随，窃取试题泄露给唐寅。后刑部、吏部会审，徐经又推翻自己供词，说那是屈打成招。皇帝下旨“平反”，程敏政出狱后，愤懑不平发痈而卒。唐寅出狱后，被谪往浙江为小吏，唐寅耻不就任。从此他绝意仕途，归家后纵酒浇愁，游历名山大川，决心以诗文书画终其一生。

明正德九年（1514），唐寅被明宗室宁王以重金征聘到南昌，后发现身陷宁王政治阴谋之中，遂佯装疯癫，脱身回归故里。

唐寅从南昌回家后因常年多病，不能经常作画，加上又不会持家，生活艰难，甚至常靠向好友祝枝山、文征明两人借钱度日。明嘉靖二年（1523），54岁的唐寅病卒于家中。

唐寅一生狂放不羁，在绘画中则独树一帜，自成一路，行笔秀润缜密，具潇洒清逸的韵度。他的代表作《落霞孤鹜图》《丘壑独步图》就是他绘画风格的最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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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伯虎画扇

唐伯虎曾在扇庄画扇，他技艺超群，远近闻名。一天，有个人来请唐伯虎画扇，要求他在小小的扇画上画100只骆驼，有意为难。唐伯虎点点头就画了起来。只见他先画了一片沙漠，沙漠中间是一座孤峰兀立的大山，山下林茂路弯。那人一看，扇面快要满了还没见一只骆驼，得意地笑了。心想：看他怎么画得下一百只！只见唐伯虎在山的左侧画了一只骆驼的后半身，前半身被山崖挡住了；在山的右侧，又画了一只骆驼的前半身。唐伯虎把笔一搁，那人急了，说：“不够一百只呀！”唐伯虎又拿起笔来，在画旁题了一首诗：“百只骆驼绕山走，九十八只在山后，尾驼露尾不见头，头驼露头出山沟。

”那人一看，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没过几天，又一个秀才模样的人让唐伯虎画扇。他自己命了一个题，叫《花香》，但扇面上不要一瓣花。又是一个专难为人的人。唐伯虎点点头，就在扇面的右边画出几片绿叶来，一群蜜蜂，一只蝴蝶，正飞了过去。然后，唐伯虎在扇面上题了“花香”二字。秀才看了，赞叹不已。

青藤画派的鼻祖——徐渭

徐渭多才多艺，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且能独树一帜，给当世与后代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是我国明代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家之一，是青藤画派之鼻祖。

徐渭(1521—1593)，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别号青藤、天池、田水月等，明山阴人。我国明代晚期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家之一。

徐渭自幼聪慧，文思敏捷，且胸有大志。参加过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和反对权奸严嵩，一生遭遇十分坎坷，可谓“落魄人间”。最后入狱七八年。获释后，贫病交加，以卖诗、文、画糊口，潦倒一生。凄惨命运的困蹇更激发了他的抑郁之气，加上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悲剧的一生却造就了这一艺术的奇人。

明代的写意花鸟画，在风格与技法上，较前代有提高，迎来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高潮。而徐渭就是明代花鸟画坛的一朵奇葩。

徐渭中年学画，继承梁楷减笔和林良、沈周等写意花卉的画法，故擅长画水墨花卉，用笔放纵，画残菊败荷，水墨淋漓，古拙淡雅，别有风致。兼绘山水，纵横不拘绳墨，画人物亦生动，其笔法更趋奔放、简练，干笔、湿笔、破笔兼用，风格清新，恣情汪洋，自成一家，创水墨写意画新风，被公认为“青藤画派”之鼻祖。与陈道复并称“青藤、白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画的《黄甲图》，峭拔劲挺，生动地表现了螃蟹爬行、秋荷凋零的深秋气氛。

徐渭的书法与沉闷的明代前期书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他学书的路子毫无例外是属于二王一脉，他倾慕王羲之的人品书艺，作为同乡人，他对王羲之的法帖心摹手追，但给他的影响最大的是宋人，其中取法最多的米芾。徐渭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很难为常人能接受，笔墨恣肆，满纸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负，他自己认为“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

他的才气还表现在戏曲的创作之中。他的杂剧《四声猿》曾得到汤显祖等人的称赞，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诗文书画处处弥漫着一股不平之气和苍茫之感。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当官的来求画，连一个字也难以得到。徐渭经济匮乏时，若有上门求画者投以金帛，顷刻即能得之。若赶在他囊中未缺钱，那么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

徐渭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

徐渭死后20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认为徐渭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明之上”；又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可以说他是徐渭第一个知音者，而后来追随者不计其数，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甘当“青藤门下牛马走”的郑板桥等，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这足以说明徐渭对后人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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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长巧送字

山阴知县高云要调到宁波去做知府。全县所有的土豪劣绅都来送行，有的送挂轴，有的送彩旗，有的送食品，有的送金银。徐文长闻讯后，送了一幅轴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青天高一尺”。高知县洋洋得意地把徐文长赠的轴子高挂在堂前。有些人很气愤，徐文长竟给这种贪赃枉法的官僚捧场。有的还特地去责问他。徐文长大笑道：“因为我们山阴县的地皮被他刮低了一尺，所以我才给他写上‘青天高一尺’五个大字！”大家听他这么一说，这才恍然大悟，都放声大笑起来。徐文长的话传到高云耳朵里时，他已经在宁波任知府了。这位高知府只好红着脸，把高高挂在堂前的这幅轴子取下来。

戏剧界的宗师——汤显祖

在汤显祖多方面的成就中，以戏剧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不但为我国历代人民所喜爱，而且传播到英、日、德、俄等很多国家，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他是我国杰出的剧作家、文学家。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干，又号海若、清运道人。

汤氏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汤家山（今抚州市）。汤显祖从小聪明好学，21岁时中举。由于不肯依附权贵，虽博学多才、“名布天壤”，到34岁才中进士。后历任太常博士、詹房事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明朝万历十九年（1591）他目睹当时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并抨击朝政，触怒了皇帝而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愤而弃官归里，潜心于戏剧及诗词创作。

汤显祖在归隐当年，就创作了《牡丹亭》，此后三年，又连续完成了《南柯记》《邯郸记》，加上早年所作的《紫钗记》，被誉为东方戏剧史上划时代的杰出剧作——《临川四梦》诞生了。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洋溢着追求个人幸福、呼唤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制度的浪漫主义理想，感人至深。《牡丹亭》以文词典丽著称，宾白饶有机趣，曲词兼用北曲泼辣动荡及南词宛转精丽的长处。即使是认为他用韵任意，不讲究曲律的评论家，也几乎无一不称赞《牡丹亭》。如晚于汤显祖20多年的沈德符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又说他“才情自足不朽”。和沈德符同时的戏曲家吕天成推崇汤显祖为“绝代奇才”和“千秋之词匠”，称《牡丹亭》为“惊心动魄，且巧妙迭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在文学思想上，汤显祖从小受王学左派的影响，结交被当时统治者视为异端的李贽等人，反程朱理学，肯定人欲，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汤显祖与公安派反复古思潮相呼应，明确提出文学创作首先要“立意”的主张，把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这些思想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具体体现。

汤显祖诗作，早年受六朝绮丽诗风的影响，为了对抗“诗必盛唐”，后来写诗又曾追求宋诗的艰涩之风，他的这些创作实践并不足以和拟古派相抗衡。汤显祖的古文长于议论，颇有“好辩”特色。他的书信写得很富感情，文笔流利，为后人所推崇。他还长于史学，修订过《宋史》，惜未完稿。

汤显祖在戏曲批评和表、导演理论上，也有重要建树。他通过大量书札和对董解元的《西厢记》、王玉峰的《焚香记》等等剧作的眉批和总评，发表了对戏剧创作的新见解。

汤显祖晚年生活凄凉悲苦，1616年，他终于走完了他充满艰辛的人生之路，但他的《临川四梦》奠定了他在戏剧界的一代宗师地位。由于汤显祖的影响，明末出现了一些刻意学习汤显祖、追求文采的剧作家，如阮大铖和孟称舜等，后人因之有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之说，实际上并不恰切。《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深远，从清代的《红楼梦》中也可看出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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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封建礼教宣战的《牡丹亭》

《牡丹亭》写少女杜丽娘不甘闺中寂寞，私去花园游玩，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幽会，醒后整日思情感怀，郁郁而死。死后其鬼魂与柳梦梅结为百年之好。汤显祖通过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揭露了封建礼教与青年爱情的尖锐矛盾，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家庭的冷酷和虚伪，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为追求自由的爱情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当时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表彰烈女的情况下，《牡丹亭》敢于背叛封建礼教，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鲜明的时代意义。

扬州画派代表——郑燮

清代的郑燮，是“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三绝“诗书画”闻名于世的书画家、文学家。他推崇“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观点，主张“师法自然”、不泥古法。其艺术特色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郑板桥的少年时代，在家里受过了启蒙教育。17岁时，离家到真州去读书。20岁时，跟随本乡先辈陆种园学习填词，同时结交了许多喜欢诗画的朋友。49岁曾在山东范县、潍县任县令，他清廉刚正，对下层百姓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对民情风俗有着浓重的兴趣。

乾隆十七年时潍县发生了大灾害，郑板桥因为申请救济而触怒了上司，结果被罢了官。晚年的郑板桥回到家乡扬州，以卖画为生。与汪士慎等人游历聚会，吟诗作画，形成了著名的扬州画派。他们的画风和当时的所谓“正统”画风有所不同，被当时的人视为画坛的“怪物”，于是有“扬州八怪”之称。

郑板桥的绘画题材，以兰、竹、石为主要描绘对象，其次是松、梅、菊等。而以体貌疏朗、风格劲健的兰竹最为著称。

他主张“不泥古法，师法自然，极工而后能写意”。他提出了“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绘画三阶段说，把深思熟虑的构思与熟练的笔墨技巧结合起来。

他以平凡的题材表现出新意趣，藉由这些题材抒写他心底敢冲破传统观念的“倔强不驯之气”。郑板桥的画给当时清代书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广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视为珍宝，不惜重金争购，广为流传。

艺术手法上，郑板桥主张“意在笔先”，用墨干淡并兼，笔法疲劲挺拔，布局疏密相间，以少胜多，具有“清癯雅脱”的意趣。

他还重视诗、书、画三者的结合，用诗文点题，将书法题识穿插于画面形象之中，形成了他个人的独特的风格。郑板桥把画上的竹与自己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密密麻麻的题跋中谈出自己的创作经验。精彩的画论就写在竹干之间，使他特有的“六分半书”与画呼应，形成独特的风格，并进一步发展了文人画的特点。

“书画合一”虽然是中国文人画的传统，但郑板桥成功地推出独创的画风和精彩的绘画理论，继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画但又超越了传统文人画的风格，在绘画史上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郑板桥强调学古的方法，学古不是死学而是要“活”学，他的墨竹就是学自传统，是“各有灵苗各自探”的成果。郑板桥的学习方法及态度方面对后人有很大的启示和借监作用。

1765年，郑板桥去世，享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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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糊涂”的由来

一次，郑板桥专程到山东莱州的云峰山观看郑文公碑，因天色已晚，不得已借宿于山间茅屋。屋主为一老翁，自称糊涂老人，出语不凡。他室中陈列了一方桌般大的砚台，石质细腻，镂刻精良，郑板桥大开眼界。老人请郑板桥题字以便刻于砚背，郑板桥以为老人必有来历，便题写了“难得糊涂”四个字，用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印章。因砚台大，尚有余地，郑板桥说老先生应写一段跋语，老人便写了“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他用了一块印章，印上的字是“院士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郑板桥大惊，细谈之下，方知老人是位退隐的官员。有感于糊涂老人的命名，郑板桥当下见还有空隙，便也补写了一段：“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报也。”老人见了大笑不止。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名言从此在民间广为流传。

人民艺术家——齐白石

齐白石是一位各方面造诣都很高的现代绘画大师。他的人品、绘画、诗句、书法、篆刻无不出类拔萃，艺术创作极其丰富。他的绘画艺术风格对现代乃至当代中国画创作都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

齐白石(1863—1957)，现代杰出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原名齐璜、纯芝，字渭青，号白石、濒生、借山吟馆主者、寄萍老人等。湖南湘潭人。12岁学粗木工，后做雕花木匠，兼习画。那时雕花，差不多千篇一律，他突破陈规，“造出许多新的花样”，人称 “芝木匠”。后跟随当地文人陈少蕃、胡沁园等系统学习诗、书、画、印，遂以卖画刻印为生。中年后，他曾五次远游，历陕、豫、京、冀、粤等地，广交同道好友。晚年定居北京，经陈师曾指点而“衰年变法”，毅然抛弃清雅、孤淡的传统文人画风，自创浓烈、豪放的“红花墨叶”派大写意风格，把中国花鸟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齐白石以花鸟画见长，善于将民间艺术的审美情趣融进传统文人画，以质朴率真之气开创了文人画的新境界，画面洋溢着活泼的生命力，极具明朗、清新之美，充满了泥土的芳香。技法上，他注重用笔的苍劲老辣与方折劲挺，笔力雄健，挥写自如；墨法则讲究单纯准确，对干湿浓淡的搭配关系极力经营；用色则大胆而浓艳，吸收民间美术的敷色特点，却艳而不俗；构图上，他多以简洁之图，塑花、鸟稚拙之美，但一些作品则极力刻画蝉、蝶、蟋蟀等小昆虫，写实程度足可乱真，与大写意花卉相配，别具情趣。所画作品，都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1953年中央文化部授予齐白石“人民艺术家”称号。

齐白石晚年，画虾技术颇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他在画虾上有重要的三段变法：第一阶段是如实画来，写实，宗法自然，更像写生。第二阶段最重要，不算“零碎”，虾身主体简化为九笔。所谓“零碎”一共是八样：双眼、短须、长须、大钳、前足、腹足、尾，还有一笔深墨勾出的内腔，这种结构便是齐白石的虾所独有的重要风格。第三阶段是画上的墨色不均一，笔先蘸墨，然后用另一支笔在笔肚上注水，把虾的“透明”画了出来，虾一下子就活了。

1957年，齐白石担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同年9月16日谢世，卒年95岁。1963年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齐白石是20世纪中国画坛最富创造性与影响力的大师之一，他一生跨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在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历程中创作了数以万计的作品，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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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白石生活轶事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吾过生日，硬邀请国画大师齐白石赴宴作画。齐白石来到宴会上，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纸挥毫。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众人赞不绝口，宣铁吾喜形于色。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题了一行字：“看你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然后仰头拂袖而去。

有个汉奸求画，齐白石画了一个涂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还题了一首诗：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妆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

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齐白石为了不受敌人利用，坚持闭门不出，并在门口贴出告示，上书：“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可见老先生之刚正耿直。

京剧“四大名旦”之首——梅兰芳

梅兰芳在京剧表演艺术上精心钻研，勇于革新，创造了很多优美的艺术形象，发展了大量优秀剧目，改革与提高了京剧旦角的演唱和表演艺术，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流派，世称“梅派”。

梅兰芳(1894—1961)，京剧“四大名旦”之首，是旦角中“前无古人”的大家。

梅兰芳出生于梨园世家，祖籍江苏泰州，长期居于北京。自幼父母双亡，由伯父抚养成人。1901年，7岁的梅兰芳开始学戏。1912年，18岁的梅兰芳随京剧大师王风卿首次到上海演出，并取得很大成功。

梅兰芳屡次拜各大名师学艺，戏路很宽，精通青衣、花旦、刀马旦等旦行表演艺术，还掌握了生行等其他行当的表演技巧。经过充分挖掘和潜心钻研，逐渐形成了艺术上自己的流派——梅派。他突破传统正工青衣专重唱功、不讲究身段表情的局限，将花旦乃至刀马旦的技巧融合运用，除继承传统唱腔外，还编制独具个性的新腔。梅兰芳的演唱咬字清晰，音色朗润，唱腔婉转妩媚，流畅甜美。对旦角的念白、舞蹈、音乐、化妆、服装也都作了大胆改进与创新，使之更能表现人物细腻的感情，形成在质朴中见俏丽、妩媚中显大方的梅派风格。

梅兰芳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引起了国外人士的重视，曾先后赴日本、美国、苏联演出，并荣获美国波摩那学院和南加州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归来后，地位和名声不断得到提高，被戏迷称为“伶界大王”，被捧为梨园界的代表人物。

同时，梅兰芳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抗战爆发后，日伪想借梅兰芳收买人心、点缀太平，几次要他出场均遭拒绝。梅兰芳考虑到在上海不能久留，遂于1938年赴香港。他在香港演出《梁红玉》等剧，激励人们的抗战斗志。香港沦陷后，他于1942年返沪。为了拒绝为日伪演剧，他蓄须明志，深居简出，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老奸巨猾的日本驻港部队司令酒井虽然猜到梅兰芳蓄须的目的，但面对这样一位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这样一位受日本人民爱戴的艺术家，他着实有些无可奈何，况且梅兰芳以“我是个唱旦角的，年纪老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为由拒绝登台，也合情合理。然而，“蓄须”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当他从香港返回上海之后，日本人、汉奸三番五次登门，或者说“小胡子是可以剃掉的嘛”，或者说“年纪大不再登台也可以，出来说一段话，和年纪大和胡子都是没有关系的嘛”。诸如此类，梅兰芳一方面坚持留须，一方面不惜自伤身体。为了拒绝日伪的邀请，他请私人医生为他注射伤寒疫苗，致使连日高烧不退，为此差点丢掉了性命，终于击碎了日伪的妄想。

1961年8月8日，梅兰芳逝世，享年67岁。他一生塑造了无数美艳精致的舞台形象，他的表演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和谐，讲究温柔敦厚、含蓄蕴藉的审美精神。代表剧目有《贵妃醉酒》《天女散花》《宇宙锋》《打渔杀家》等，著有《梅兰芳文集》《梅兰芳演出剧本选》《舞台生活四十年》等。先后培养、教授学生100多人。他是一位生而为京剧的人，他用自己的灵魂而不是形象，打动了上世纪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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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艺名的由来

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天，喜连成班主叶春善带领他的科班在吉林演出。一天早晨，叶春善偕筹资组建喜连成的开明绅士牛子厚到吉林北山散步。两人边爬山边闲谈，忽然发现有一人在小树林里练剑，但见他体态轻盈，动作敏捷，牛子厚简直看呆了。他平生酷爱京剧，也观赏过不少武术高手的表演，但像今天见到这样的绝伦剑技，还是不多，他情不自禁地连连拍手叫好。那舞剑人听到有人喝彩，连忙把剑收住，两颊绯红，用手帕揩拭额头沁出的细密汗珠，恭敬地向牛子厚躬身施礼：“牛老板，喜群献丑了。”

牛子厚这时近前定睛细看，只见面前这个年轻人仪表堂堂，气度潇洒，举止端庄，真是一个挑大梁的料子，便问道：“你可曾有艺名？”叶春善接答道：“我给他起了个艺名叫‘喜群’。”牛子厚沉吟良久说：“这孩子相貌举止不俗，久后必成大器，给他更名‘梅兰芳’如何？”叶春善师徒二人欣然同意。从此，就有了“梅兰芳”这一后来享誉国内外的名字。

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徐悲鸿

徐悲鸿被誉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他学兼中西、博采诸长，国画、油画、素描、书法皆十分出色，被康有为誉为画坛奇才。其笔下的骏马，尤其受到人们的赞赏与钟爱，以致成为中国绘画的一种典型代表与象征。

徐悲鸿（1895—1953），原名寿康，江苏宜兴屺亭桥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20岁时，在上海卖画。1918年，他接受蔡元培聘请，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翌年赴巴黎留学，后又转往柏林、比利时研习素描和油画。

他在欧洲留学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中国留学生常常受到歧视。有一次，许多留学生在一起聚会，一个外国学生站起来，恶毒地说：“中国人又蠢又笨，只配当亡国奴，就是把他们送到天堂里去深造，也成不了才！”坐在一旁的徐悲鸿被激怒了，他走到这个洋学生面前，大声地说：“先生，你不是说中国不行吗？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们比一比，等学习结业时，看看谁是人才，谁是蠢才！”

从此，徐悲鸿学习更勤奋了。他到巴黎各大博物馆去临摹世界名画的时候，常常是一块面包一壶水，一去就是一整天，不到闭馆时间不出来。法国画家达仰非常喜爱徐悲鸿，他从这个中国青年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毅力和对未来的信心。他主动邀请徐悲鸿到他家的画室里画画，并亲自作辅导。

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在几次竞赛和考试中都获得了第一名。1924年，他的油画在巴黎展出时轰动了巴黎美术界。这时，那个洋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1927年徐悲鸿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起，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香港、新加坡、印度举办义卖画展，宣传支援抗日。后重返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悲鸿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

徐悲鸿的作品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技巧和广博的艺术修养，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在我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他擅长素描、油画、中国画。

他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到中国画中，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而其素描和油画则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山水、花鸟、走兽、人物、历史、神话，无不落笔有神，栩栩如生。尤其他的奔马，更是驰誉世界，几近成了现代中国画的象征和标志。

徐悲鸿长期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发现和团结了众多的美术界著名人士。他培养的学生中人才辈出，许多已成为著名艺术家，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中坚骨干。他对中国美术队伍的建设和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与伦比，影响深远。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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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创作《奔马图》

《奔马图》是徐悲鸿的名作。在此幅画中，徐悲鸿运用饱酣奔放的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大转折部位，并以干笔扫出鬃尾，使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成。马腿的直线细劲有力，犹如钢刀，力透纸背，而腹部、臀部及鬃尾的弧线很有弹性，富于动感。整体上看，画面前大后小，透视感较强，前伸的双腿和马头有很强的冲击力，似乎要冲破画面。

这幅画创作于1941年秋季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此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力量相持阶段，日军想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彻底打败中国，使国民党政府俯首称臣，故而他们倾尽全力屡次发动长沙会战，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之咽喉重庆。二次会战中我方一度失利，长沙为日寇所占，正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办艺展募捐的徐悲鸿听闻国难当头，心急如焚，于是连夜画出《奔马图》以抒发自己的忧急之情。可见，这幅画所体现的不只是一种艺术境界，更是徐悲鸿先生壮怀激烈的一腔爱国热忱。

最负盛誉的中国画大师——张大千

张大千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画大师。他与齐白石并有“南张北齐”之誉，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他是历来画家中，学习古名家数量最多、最博的画家；在笔墨技法的训练上，他也是获得古法精华最多、最好的画家。而且在表现技巧和风格上，他创立了名闻遐尔的大风堂画派，是中国画史上少见的最具全方位的画家。

张大千（1899—1983），原名张正权，又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四川省内江市人。他幼年受擅长绘画的母亲和以画虎著称、自号“虎痴”的二哥张善子的熏陶指引，并从名师曾农髯、李梅阉学诗文、书法和绘画。除临摹历代名迹外，又遍游名山大川，以造化为师，经过刻苦钻研，获得了卓越成就。青年时代，即与二哥张善子齐名。

张大千因受曾、李二师影响，曾广泛学习唐宋元明清中国传统绘画，尤得石涛等大师神髓，被国内外艺坛称为“当代石涛”。其画路宽广，山水、人物、花鸟、虫鱼、走兽等，无所不工。其工笔写意，俱臻妙境。特善写荷花，独树一帜。20年代，他与其兄张善子，被称为中国画坛的“蜀中二雄”。30年代，他与北方大画家溥儒齐名，被称为中国画苑的“南张北溥”，被国立中央大学聘为艺术教授。

徐悲鸿曾盛赞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张大千于1940年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对我国敦煌洞窟逐个整理编号，进行临摹，丰富了绘画技法。从此，他的画风也为之一变，善用复笔重色，高雅华丽，潇洒磅礴，被誉为“画中李白”“今日中国之画仙”。

张大千是天才型画家，其创作“包众体之长，兼南北二宗之富丽”，集文人画、作家画、宫廷画和民间艺术为一体。其画风先后曾经数度改变，晚年时历经探索，在57岁时自创泼彩画法，是在继承唐代王洽的泼墨画法的基础上，糅入西欧绘画的色光关系，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山水画笔墨技法。其可贵之处，是技法的变化始终能保持中国画的传统特色，创造出一种半抽象墨彩交辉的意境。张大千30岁以前的画风可谓“清新俊逸”；50岁进于“瑰丽雄奇”；60岁以后达“苍深渊穆”之境；80岁后气质淳化，笔简墨淡，其独创泼墨山水，奇伟瑰丽，与天地融合，增强了意境的感染力和画幅的整体效果。

1949年，张大千赴印度展出书画，此后便旅居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并在世界各地频频举办个人画展。他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与西画泰斗毕加索齐名，被称为“东张西毕”。曾荣获国际艺术学会的金牌奖，被推选为“全世界当代第一大画家”，并被世界舆论称之为“当今世界最负盛誉的中国画大师”，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巨大荣誉。

张大千晚年仍孜孜不倦地从事中国画的开拓与创新，在全面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泼墨、泼彩、泼写兼施等新貌，给中国画注入了新的活力，影响广泛而深远。

张大千长期旅居海外，爱国怀乡之心浓烈。1976年返回台北定居，在完成了巨作《庐山图》后，不幸于1984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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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不画虎

张大千的二哥张善画老虎很出色，早年张大千曾和二哥合作画虎，但经常是二哥画虎，他补景。其实，张大千也能画虎，但他很少画。一次他酒后画的一幅虎图流落出去，不少商人登门出高价请他画虎。张大千后悔不迭，因为二哥以画虎享有盛誉，他原是为了二哥一直避讳画虎的。其实二哥也并不因此有什么不高兴，他的那幅虎画二哥倍加称赞，还题了字呢。但是张大千仍然不能原谅自己，他本来是很爱饮酒的，这次他发了誓：从今以后誓不饮酒，也誓不画虎。果然张大千从此跟饮酒和画虎绝了缘。

第六讲 商界巨子闯世界

儒商鼻祖——端木子贡

子贡将货殖的概念深入了中国商人和商业的内心，打通了一条中国资本冒险的通道。因为他是孔子的高徒，又是标准儒者，后世商人都把他当做“儒商”的鼻祖。他的思想作为、识见功业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一位很有社会影响力的历史名人。

儒商，顾名思义，就是儒与商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是两个被严格区分开来的称谓。儒是指秉承儒家学说的文士，其天职在于求道求义；商是通货之民，其本性在于求利求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重义轻利、修身齐家治国、成贤成圣为基本价值取向和最高追求，所以尊儒而贱商。然而，在商业活动中，儒商却自觉地把儒家伦理、精神文化同商品经济行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端木子贡就是这样一个儒商。

端木子贡(前520—前456)，姓端木，名赐，子贡是他的字。春秋时卫国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和商业贸易家。

“端木”这一姓氏源出于黄帝。传说子贡的母亲蘧氏“天性善良，仁慈端庄”，在怀有子贡的时候曾梦见有神灵赐予宝玉。因此，子贡在降生后被取名为端木赐。

子贡18岁开始拜于孔子门下，后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中特别优异者。子贡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富致千金。

据说，当吴国大军远征北方，吴王夫差强征丝棉以御寒，这使得丝棉紧缺价格走高。聪敏的子贡便抓住商机，从各国收购丝棉，然后到吴国贩卖，这其中的“价格差”让他狠狠赚了一笔。

孔子病危时，子贡回来晚了，他觉得对不起老师，别的弟子守了三年墓然后离去，子贡则在墓旁守了六年。后来为追忆先师懿德，心灵手巧的子贡用木头雕刻出孔子像，前来祭拜的将相诸侯见状都想拥有一个作纪念，子贡又从中看到无限商机，招募工匠大批生产孔子雕像，又大赚了一把。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子贡曾“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也就是奔走于各国做生意，以至于“家累千金”，因此他经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甚至越王勾践还曾“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可见子贡当时富有的程度。

然而，子贡虽善于经商，却不忘儒家学说；他家财万贯，却富而不骄、富而有仁。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可见孔子对道德仁义的看重程度。孔子的教导对子贡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子贡的观念里，一个真正的“儒商”，不仅要有学问，懂得书面知识和社会经验，而且还要有“道德”，也就是“忠”和“信”。作为一个商人，求富取利无可厚非，但要符合道德原则，并且要把道德放在前面。也就是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即是要发展经济，追求货币增值，这是商人的本性；“有道”，即是要讲人性、守道德，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两者相结合，就是儒商经济伦理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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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赎人

在《吕氏春秋》中，记载着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根据当时鲁国法律的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有人出钱将他赎回来，事后可以找国家报销赎金，并且国家还要给予精神上的表扬。有一次，子贡到别国做生意，就赎了一个同胞，回来后他却拒绝了鲁国支付的赎金。对这件事，孔子批评他开了一个坏的先例。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子贡的财力，无法不在乎这笔赎金。可是鉴于子贡不纳赎金的先例，其他人可能就会担心拿不回赎金而放弃赎回同胞的机会。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就这件事本身，不能不说它是子贡仗义疏财，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仁者胸怀的显现。

民间财神——范蠡

范蠡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商人。他一生三迁，且“三至千金”，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富翁。后人称之为“陶朱公”，民间称之为“财神”，也称为“商圣”。

范蠡（前517—前448），字少伯，春秋战国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是历史上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商人。

范蠡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然而当时楚国贵胄专权、政治紊乱，范蠡的才华不为世人所识。范蠡离开楚国，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先是为越王策划“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之策，帮助勾践消灭吴国，成就霸业。

然而，范蠡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道理，于是果断地弃官而去，以保全身家性命。他辗转来到了齐国，改名换姓，自号“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他和妻子以及儿子们“苦身戮力”地“耕于海畔”，开垦荒地，种粮食、蔬菜，兼营副业，养猪、羊、鸡等。由于他治家有方，又善于经营，不几年就成了当地的大富翁。又由于他怜贫恤苦，仗义疏财，所以名气越来越大。齐王听说后就把他请进都城临淄，拜他做了相国。范蠡在相国的位置上待了两三年，感叹地说：“居家则拥有千金之产，居官则达到卿相之位，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老百姓来说，这已是到了极点了。长久地处在尊贵的位置上，只怕不是吉祥的征兆啊。”于是将相印归还齐王，把钱财分与知交好友及周边百姓，自己则带着妻儿悄悄离去。后来又在陶地（今山东定陶西北）隐居下来。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居于“天下之中”，是个理想的经商之处。范蠡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转运货物，“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时而动。

过不多久，又成了大富翁。19年之中三致千金。于是，他便自称“陶朱公”。渐渐地，陶朱公之富，名扬天下。

范蠡很有经商的才智。他在齐国时，看到吴越一带需要好马。他知道，在齐国收购马匹不难，马匹在吴越卖掉也不难，而且肯定能赚大钱。难的是将马匹由齐国运到吴越。千里迢迢，人马住宿需要费用，而且兵荒马乱期间，沿途的强盗很多。后来，他了解到齐国有一个巨商姜子盾，他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而且已买通了沿途强人。于是，范蠡有了主意。他写了一张榜文，张贴在城门口。其意是：范蠡新组建了一马队，开业酬宾，可免费帮人向吴越运送货物。不出所料，姜子盾主动找到范蠡，求运麻布。范蠡满口答应。就这样，范蠡与姜子盾一路同行，货物连同马匹都安全到达吴越。马匹在吴越很快卖出，范蠡因此赚了一大笔钱。

据说，今天还在使用的“秤”也是范蠡的发明。他在经商中发现人们在市场上买卖东西是用眼睛来估量，这样很难做到交易的公平，于是一心要发明一种可以准确测量货物重量的东西。后来有一天他偶尔在乡间看到一位老农用一种一头吊了一块石头的木架装置汲水，很是省力。受此启发，他发明出了秤。

此外，传说范蠡还是酱的发明者；还说他曾经改进了陶器制作技术，是造缸的能手，被太湖一带的工匠们尊称为“造缸先师”。

范蠡不仅懂得经商之道，而且非常注重商人的品德，他告诫同行：作为商人，应当光明正大，不能赚黑心钱。他说：“经商者若欺人一两，则失去福气；欺人之二两，则后人做不了官；欺人三两，则折损阳寿。”所以，在那个商人形象不佳的年代，范蠡却得到了人们的尊重，赞誉之声不绝。在他死后，被尊为华夏商人的圣祖，人们称他为“民间财神”。

知识小百科

范蠡《养鱼经》

公元前475年，范蠡把自己的养鱼经验写成《养鱼经》，为中国最早的养鱼著作。范蠡晚年被称为陶朱公,故本书又名《陶朱公养鱼经》《陶朱公养鱼法》《陶朱公养鱼方》等。东汉初年已出现。1965年，陕西汉中县东汉墓中出土了作为墓主生前财产象征的随葬品──陂池模型,池底塑有六尾鲤鱼及其他水生生物,其显示的养鲤方法与该书所载的相一致，说明该书在东汉时已用于指导养鱼生产。现今传世的本子主要引自《齐民要术》（卷六）。该书现存共400余字，以问对形式记载了鱼池构造、亲鱼规格、雌雄鱼搭配比例、适宜放养的时间以及密养、轮捕、留种增殖等养鲤方法，与后世方法多相类似，是中国养鱼史上值得重视的珍贵文献。

战国巨富——猗顿

猗顿是我国两千多年前的商业巨子，与陶朱公齐名，并称“陶朱猗顿”，在商业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猗顿由一介寒儒发展成为百万富商，他造福当世，荫被后代，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纪念。

猗顿（前480— ？），春秋末期鲁国（今山东省）人，著名的大手工业者和商人。姓名与生卒年代已无可考。因其发迹之地古称猗国，故名猗顿。

猗顿原是一位贫寒的书生。祖辈以耕读为业。到他手里，已是“耕则常饥，桑则常寒”。就在他生计艰难之时，听到了陶朱公(即范蠡)弃官经商后三致千金的消息。于是，猗顿“往而问术焉”。陶朱公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告诉他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猗顿听了陶朱公的指点，茅塞顿开。于是他挈妇将雏，风餐露宿，千里迢迢来到今天的山西临猗一带。他看到峨

嵋岭下水草丰茂，土地肥沃，确实是一个天然理想的畜牧场所，就在对泽附近(今临猗王寮村西)定居下来，“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

由于猗顿的辛勤经营，他的畜牧规模日渐扩大，“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致富后的猗顿为了表达对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临猗县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庙。

生活中并不缺少财富，而是缺少发现财富的眼睛。猗顿之所以能成为巨富，就是因为他有一双发现财富的眼睛。在经营畜牧的同时，猗顿注意到了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于是，他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几次下来，他认识到贩运池盐是一条获利更大的致富途径。于是，他在靠畜牧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便着意开发河东池盐，从事池盐生产和贸易，成为一个手工业者兼商人。据说，猗顿为了更加有效地经营池盐，加快贩运速度，还修了山西第一条人工运河，以改变驴驮车运的落后的运输方式。

在猗顿活动的盛期，还曾经营过珠宝玉器，对珠宝也有着相当高的鉴赏能力。《淮南子·汜论训》云：“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唯猗顿不失其情。”《抱朴子·擢才》篇感叹道：“结绿、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也就是说，有些特别贵重的宝玉，如结绿、玄黎等，离开陶朱公和猗顿，便不能进行交易。

通过畜牧业、盐业、玉器业等多方面的经营，猗顿终成倾国巨富，在当时的社会中影响很大。《韩非子·解老篇》：“夫齐道理而妄举动者，虽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犹失其民人，而亡其财资也。”可见猗顿之富已超过陶朱公，并可与王势并提。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赞他说：“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岂猗顿之谓乎。”汉代的桓宽在《盐铁论》中也说：“宇栋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

猗顿借助自己的聪明才智走上致富的道路，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从另一方面来看，猗顿对山西南部地区的畜牧业和河东池盐的开发也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山西商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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猗顿故城

山西临猗县城南六公里，有一座古城遗址。路边有块标识碑，上书“猗顿故城”。传说，猗顿得陶朱公致富之术后，十年速富。按猗顿陵园内《重修周逸民猗顿氏墓记》里的说法，家产“西抵桑泉，东跨盐池，南条北嵋”，方圆百里，皆其所有。可见其牧场疆域之大，范围之广。传说猗顿致富后乐善好施，赊济于民，远近百姓都愿意归依他，所以在今牛杜镇铁匠营村东逐渐形成一个居民区。据《晋书·地理志》载，古称“猗顿城”。这就是“猗顿城”的来历。汉高祖二年（前205）在此置县，命名为猗氏。此城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到北周成武王元年（559）猗氏县北移后，该城依旧，老百姓仍安居乐业。唐贞元中（785—805）河东节度使马燧平李怀光叛乱于猗氏，千年古城便毁于一旦。因岁月变迁，改朝换代，人们逐渐淡忘了“猗顿城”。

明初巨富——沈万三

在中国史书记载的不计其数的历史事件中，朱元璋与沈万三较劲的故事是唯一的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至高无上的皇权必然地取得了胜利。这个带有些悲凉意味的故事，以一个开国皇帝和一个富可敌国的富商之间的善缘、恶缘为切入点，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了中国近百年积弱的滥觞。

沈万三（1330—1379），名富，字仲荣，俗称万三，元末明初人，当时号称“江南巨富”。

元朝中叶，沈万三的父亲沈祐由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南浔沈家漾迁徙至周东垞，后又迁至银子浜。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但不久，沈万三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余生。

民间传说沈万三致富的原因是因为“聚宝盆”，说沈氏获得了一只聚宝盆，不管将什么东西放在盆内，都能变成珍宝。

沈万三出生前父辈已经拥有千亩良田，并经营有米店、酒庄等作坊，在当时当地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富人家。沈万三出生后取名号为沈仲荣，乳名沈富，在为其摆满月酒时，其父命人取来文房四宝和金银珠宝让其抓取，沈万三抓起一把翡翠雕刻的小算盘。沈氏的管家即断定此子将来经济成就会远远超出父辈。但沈父并不高兴，沈父作为外乡人，与人交往中的人情际遇使其更希望儿子将来勤读诗书，求取功名以光宗耀祖。

沈万三在学堂调皮捣蛋无心向学，先生也常常被其作弄。小万三特别亲近其乳娘和管家，管家特别喜欢逗他玩，也在玩的时候教他算术知识。管家从酒庄取来一空酒坛，让小万三将零钱放入其中，并建立账本，凡存取均需记账。此事小万三做得特别认真，理财意识由此形成。管家笑将酒坛取名为“聚宝盆”，谁也想不到“聚宝盆”这三个字竟影响了沈万三的一生。无论日后沈万三发迹迁居苏州城还是应朱元璋诏令搬迁南京城，此聚宝盆都一直跟随沈万三，虽不像民间传说那样神奇，但据传沈万三对着“聚宝盆”就有用不完的生意灵感。后来朱元璋要征用“聚宝盆”来建南京城，沈万三只好以需要择吉日并斋戒七七四十九天后呈献皇上此盆才灵为由，暗里召集能工巧匠用黄金钻石打造一个“聚宝盆”，上面采用各种吉祥的图案，总算过了这一关。事后沈万三感言，世间原本就没有“聚宝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

关于沈万三发财致富的原因，大致有“垦殖说”、“分财说”和“通番说”三种。

垦殖说

许多史料上都有记载，但真正完善地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昆山文管会陈兆弘在“明代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明初巨富沈万三的致富与衰落》一文。文中重点提出，沈万三从“躬稼起家”继而“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至“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沈万三依靠垦殖发富，乃至成为豪富，号称江南第一。

分财说

有人认为，“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又有人说“元时富人陆道源，皆甲天下……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产付之”，“其一即沈万三秀也”。总之，沈万三是得到了吴江汾湖陆氏的资财，才成为江南巨富的。

通番说

据《吴江县志》载，“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这说明沈万三是由于把商品运往海外贸易，才一跃而成为巨富的。

现在一般认为，沈万三之所以成为江南巨富，以上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它们是密切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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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天子”沈万三

据传，朱元璋定鼎南京之初，国库空虚，就让沈万三资筑东南诸城。结果沈万三好大喜功，皇帝的西北城还没筑好，他的东南城就提前竣工了。这自然会让“穷皇帝”朱元璋心存芥蒂。

明末《云焦馆纪谈》说得很具体：朱元璋和沈万三约好同时开工筑城，结果被沈万三抢先三天完工，朱元璋在庆功会上举着酒杯对他说：“古有白衣天子一说，号称素封，你就是个白衣天子。”这话表面上是夸奖，实际上已经隐隐透出了杀机，大明江山岂能容许两个天子并存于世？后来朱元璋虽然欲杀之而不能，但总不甘心，最后还是找个借口把这个富可敌国的“白衣天子”流放到云南去了。

红顶商人——胡雪岩

清代商界名人胡雪岩，白手起家，凭借超凡的能力在中国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笔。他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协助左宗棠兴办洋务，以图强国；怀着一颗仁厚之心，开办胡庆余堂，以图济世救人。终其一生，他以仁、义经商，对当今的商人仍有借鉴意义。

胡雪岩(1823—1885)，名光墉，字雪岩，安徽人。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商界名人。

胡雪岩出身贫寒，因生活所迫，12岁就到钱庄当学徒。他乐于助人，出手大方，曾救助过落难公子王有龄。后来王有龄发迹，担任浙江巡抚，成为此后胡雪岩发迹的支持和靠山。在王有龄的大力支持下，1860年，胡雪岩开设了钱庄。此后，在北京、浙江、上海、湖北、湖南等地开设了几十家钱庄和银号，声誉日隆，信誉卓著。

1860年，太平天国义军攻入浙江，时局飘摇，人心不稳。胡雪岩通过与浙江巡抚何桂清、王有龄的良好关系，将清军粮食器械的代办权牢牢抓在了手里，并总理漕运，几乎垄断了浙江战时的经济，这又使他获得暴利。清军收复杭州后，新任巡抚左宗棠上任。胡雪岩以出众的能力和实实在在的物资捐助博得了左宗棠的赏识，从此让他负责善后工作：管理赈抚局，设立粥厂、难民局、善堂、义塾、医药局等，对恢复浙江战后经济和社会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左宗棠带军西征，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从1867年到1881年，胡雪岩为左军先后6次筹集军饷，共计1870万两白银，并负责购进西洋军火，“转输军食，深资其力”。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胡雪岩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可见，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商。

中国当时的生丝业被洋人垄断，这是一个暴利的行业。胡雪岩看中这一点，决心从中榨取油水。他先把上海和江浙的丝业同行联合起来，说服他们共同对付洋人，在本地大量收购生丝，囤积居奇，从而让洋人无丝可买，进而控制了市场，垄断了价格。从此丝业的价格控制权又回到了中国人手里。

同治十三年（1874），胡雪岩开设胡庆余堂药店。胡庆余堂以“戒欺”为宗旨，以“真”“精”誉满全国。到1880年，胡庆余堂的资金规模就已达白银280万两。

光绪八年（1882），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高价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企图垄断丝业贸易，结果惹怒外商，联合拒购华丝。又因海关海运操于外国人之手，不能直接外运。次年夏，被迫贱卖，亏耗1000万两，家资去半，周转不灵，风声四播。各地官僚竞提存款，群起敲诈勒索。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卖，胡庆馀堂易主，宣告破产。接着，清廷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胡雪岩遣散姬妾仆从，于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郁郁而终。

胡雪岩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从钱庄一个小伙计开始，通过结交权贵显要，纳粟助赈，为朝廷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中，他聘洋匠、引设备，颇有劳绩；左宗棠出关西征，他筹粮械、借洋款，立下汗马功劳。几经经营，他由钱庄伙计一跃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可以说，作为中国商人的偶像，胡雪岩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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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老字号“胡庆余堂”

胡庆余堂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国药字号。胡庆余堂的创办非常偶然。有一天，胡雪岩让家人到杭州望仙桥叶种德堂国药号去抓药。药材抓回来后，经仔细辨认，发现其中有两味药以次充好，就拿去调换。谁知叶种德堂自恃是杭州唯一的大药店，态度傲慢，不仅不换，还出言挖苦说：“要换是没有的，要么请你们家胡先生自己去开一家药店!”家人非常气愤地把整个经过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听后，虽然嘴上只是微微一笑，但他心里却真起了开药店的念头。1874年，胡雪岩在南宋太平惠民和剂局一个熟药局的基础上创办了胡庆余堂国药号，取对联“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中“庆余”的意思，定名为“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

爱国华侨——陈嘉庚

陈嘉庚虽然是个富商华侨，先后用于办学的巨资不下千万元，但他一生生活简朴、自奉甚薄。毛泽东曾以“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两句话，作为对他的崇高评价。

陈嘉庚（1874—1961），又名甲庚，字科次，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教育事业家。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的一个华侨世家。曾祖父陈时赐兄弟五人中有两个出洋定居。父亲缨纪（又名杞柏）远渡新加坡开了一家米店。大伯父缨节和二伯父缨酌也出过洋。

1890年，17岁的陈嘉庚离开了苦难的祖国，背井离乡，跟随父亲去新加坡学习经商。他先在父亲开设的米号主持店务，后来又经营黄梨(即菠萝)罐头和房地产业。他自立门户后，1905年购买橡胶树种种植，开始经营橡胶业。他经营很得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4年时间里，获利达450万元。于是他又增设橡胶厂10多处，并大规模地经营房地产，在国内各大城市设立分号。

1912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集美，将祠堂修茸后改为校舍，开办集美小学。1925年，他在海外的事业发展到了顶峰，已有了经济实力，却既不置田产，也不建私宅，而是大力捐资兴办学校。他在集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10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是由此而来。

在建设集美学村时，陈嘉庚已考虑到要进一步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使他深受感动。1921年，他决心捐出400万元，创办厦门大学。为了选定校址、聘请教师、商讨办学方针，他废寝忘食地四处奔走。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袭击南洋，橡胶价格猛跌，陈嘉庚经营的事业也受到了冲击。到1931年，他的资产仅存下200多万元。尽管如此，他仍然极力维持厦门大学，每月40万元的经费，总是不折不扣地按时汇到。1933年，他的处境更加困难了，外国财团准备把他的企业收为附庸，条件是要他停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他听了十分生气，断然拒绝，说：“企业亏蚀可以收盘，学校决不能停办!”1934年2月，他的总公司终于停业。为了维持学校，他继续四处奔走募捐，或是向银行贷款，极力维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

陈嘉庚的爱国热情旺盛，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富强、进步。早在1910年，他就毅然剪去了发辫，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他在新加坡担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主席，努力在华侨中推动爱国活动。

1940年，陈嘉庚率领代表团回国来视察，不料所到之处，但见国民党政府贪污专横、残民以逞，感到大为失望。5月间，他冲破国民党的阻拦，到延安去考察。他亲眼看到了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合作、同仇敌忾的种种新气象，感到耳目一新，大出意外，从而转忧为喜，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共产党必胜。以前，他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解放区一直是信疑参半，至此才恍然大悟。从此，他积极地支持祖国的爱国民主运动。

1950年9月，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定居于集美，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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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5元招待陈嘉庚

1941年6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从新加坡回到中国慰劳抗日将士。国民党拨巨资隆重接待陈嘉庚，希望他“感恩图报”，不料却被陈怒斥道：“此等虚浮乏实，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耳。”后来陈嘉庚到了延安，毛泽东留陈嘉庚吃饭，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陈嘉庚，只是特地上了一味鸡汤，整顿饭算下来也就1.5元。毛泽东笑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陈嘉庚看了看饭菜，想起在重庆，蒋介石花800银元宴请他，意味深长地对毛泽东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一回到新加坡，陈嘉庚就公开发表言论，说共产党的领袖及一般工作人员，勤俭诚朴，吃苦耐劳。

慈善事业家——邵逸夫

邵逸夫作为中国电影的开创人之一，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激励着很多人。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也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

邵逸夫（1907—2014），原名邵仁楞，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诸多“第一”和“之最”。邵氏家族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事业名副其实的拓荒英雄。从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中国电影的每一步变迁都有邵逸夫及其家人献出的心血。从20年代从事电影业到现在，邵逸夫经历了电影不同时代的演变，目睹中国电影的成长与兴衰，堪称电影史的见证人。

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业刚刚起步，电影院播放的影片大多是国外进口的低档片，国产电影很少。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创立了上海天一影业公司，邵逸夫高中毕业后，也到了大哥的公司工作。他从不挑工种的好坏，从杂工干起，表现出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1927年，由于天一公司在上海的业务受到了很大的竞争，邵醉翁便派三弟邵山客、六弟邵逸夫到南洋开拓业务。当时独霸南洋影片发行的商人与天一的对手结成了联盟，不买天一的影片。邵逸夫兄弟两人只得拿着一架破旧的无声片放映机，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地到处跑，放映露天电影，借此来吸引顾客，扩大自己的影响。其中的艰苦岁月可想而知。苦尽甘来，渐渐地，名气出来了，有的电影院开始要他们的片子了，而且越来越多。天一的影片在南洋的市场终于被打开了。

1934年，邵逸夫和兄长们以顽强的毅力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开创了中国电影业的新纪元，也奠定了邵氏兄弟影业公司事业成功的基础。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兄弟已在南洋拥有139家电影院和9家游乐场，生意十分红火。

1957年，邵逸夫已年过半百。邵氏机构虽然早已重整旗鼓，但邵逸夫并不满意，他决心要寻找一个地方，实现他对电影事业的理想。他最后选中了香港。1959年，邵逸夫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为了打好基础，扎扎实实地推进他的事业，他决定先在香港建立自己的电影王国。他乘着汽车在香港转了一整天，看中了清水湾附近一座半荒的山岗，于是投入巨资，将整个山岗买下来。紧接着，成队的机械开到了山下，将整座山岗削成平地，在这平地上修建起了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的邵氏影城。影城建好后，邵逸夫招来了一流的导演和演员，拍出了《貂婵》《江山美人》等一系列叫座的影片。邵逸夫还是港产动作片的首创者，拍摄了《大醉侠》《马永贞》《少林五祖》等电影，很受观众欢迎，并由此掀起了武术热。

20世纪60年代，是邵逸夫开创电影王国的黄金时代，邵氏公司网罗了大量编、导、演人才，每年都能拍40多部故事片。从1958年到1973年，邵氏公司拍摄的影片，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纪录。

多年来，虽然邵逸夫一直稳居香港超级富豪排行榜上，但他视金钱为身外之物，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这位以“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人生信条的影视巨子曾说：“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

1958年，邵逸夫在新加坡设立邵氏基金，每年都捐巨款资助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文教医疗机构。1973年设立邵氏基金会，开始大规模向华人地区捐助公益事业，特别是教育业。邵逸夫把资金分散到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上千所大学、中学，以促进学校建设的快速发展，具有广泛而积极的意义。截至2000年，邵逸夫已经向内地捐款22亿港元，一时间，神州大地2000多所高校、中小学校校园内，如雨后春笋般耸起了一座座“逸夫楼”，这是何等的壮观！

为了表彰邵逸夫对内地教育事业的贡献，1990年，我国政府将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1998年，邵逸夫获得香港特区大紫荆勋章。

2014年1月7日，邵逸夫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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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抠门”的邵逸夫

邵逸夫不仅是个杰出的电影人，也是个精明的甚至“抠门”的商人。一次，导演岳枫拍戏，请许国做临时副导演，制片部开了1000港元导演费给他。邵逸夫认为给多了，要许国“吐”200港元出来。许国一怒之下，撕毁支票说道：“邵逸夫多200元也富不到哪里去，我少1000元也穷不了多少!”

一个热心于慈善事业、动辄捐款千百万的富豪级商人竟然也有着这样“小气”的一面。其实，邵逸夫是“当抠则抠”，大方的时候也是很大方的，他就是这样一个精打细算的生意人。

世界船王——包玉刚

包玉刚是20世纪世界航运业的巨擎，被誉为“世界船王”，由于地位显赫而受到各国首脑和大企业家的关注和赞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封他为爵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巴西总统、日本天皇都曾授予他高级勋章。这是世界上任何大企业家都未曾获得过的殊荣。

包玉刚（1918—1991），出生于浙江宁波。父包兆龙，早年在武汉开鞋店、在上海设钱庄，后任衡阳工矿银行、重庆工矿银行经理，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银行业务部经理。1946年与人合资在上海开办国丰造纸厂。1949年春携眷迁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后营航运业，1967年扩为环球航运集团，任主席、名誉主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包玉刚不得不辍学。过了两年，在父亲的帮助下，进入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工作。包玉刚工作勤恳认真，业务能力日益增强。1945年抗战胜利，包玉刚被调任上海银行业务部经理，第二年，提升为副总经理，当时他才28岁。

1949年，大陆国民党政府全面溃退，包玉刚也和全家人来到了香港。开头几年，由于香港拥挤着大量的难民，生计都很成问题，包玉刚是长子，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养活包家三代人的担子。后来，包玉刚与父亲以及两个老乡决定开一间贸易行，从国外买进商品，主要是销往内地，赚取差价。当时由于本钱少，他们的公司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当办公室，4个人挤在一起，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一人要开抽屉，另一个就得到外面去腾出空位来，条件极为艰苦。贸易行惨淡经营，几年下来只略有盈余，要想在香港扎根，谈何容易。终于，包玉刚决心转行，改做航运业，开始了船王之路。

1955年，包玉刚借款77万港元从英国买来了一条旧货船，取名“金安”，创立了环球公司。由于不懂驾船，也为了躲避风险，他干脆将船租给了日本山下公司，收取租金。1956年，包玉刚的机遇来了。

埃及总统纳赛尔占领苏伊士运河，宣布非友好国家的船只，不得通过运河。此举使得欧亚航线的船只有绕道非洲好望角，造成船只紧缺，运费暴涨。包玉刚借这次机会把“金安”号的租金提高了数倍，他用这笔钱买了第二艘旧轮，又高价租给别人，取得租金，再买第三艘、第四艘。到了1956年年底，他已经拥有了7艘二手船。

之后包玉刚用贷款购置了新船，逐渐淘汰旧船，而他以新换旧的标志就是16000吨的“东方樱花”号下水。到了1968年年底，包玉刚旗下的轮船已经达到了50艘，排水量350万吨，远远超过了香港的一些老船王。

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迅猛，持续繁荣，造成了石油的紧缺，中东产油国一夜暴富，而运油的船商也同样大发横财。包玉刚看准了这一点，开始将业务重点放在油轮上。他先买了4艘吨位较小的旧油轮，以低价租给了经销石油的西方石油公司，包括美孚、壳牌这样的大公司。1969年，包玉刚旗下的油轮新篇章由他的第一艘巨型油轮“世丰”下水翻开。此后，他先后订造了20万吨以上的油轮达57

艘，总吨位达1000万吨以上。此时，包玉刚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船王，连希腊船王奥纳西斯都自愧弗如，俯首称臣。他曾与包玉刚笑说：“与你相比，我只是一粒花生米。”

在海洋上，包玉刚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但他并不满足。20世纪70年代，他决定逐步把经营重心转移到陆地上来，将赚得的部分财产投资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业，兼营酒店和交通运输。为了在陆上也能取得海上那样辉煌的成就，他和香港首富李嘉诚一起，和英国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商业斗争，这就是著名的“九龙仓之战”。这次战役轰动了整个香江，大长了华人志气，打击了英资财团的嚣张气焰，包玉刚在谈笑之间调集了20个亿的事情，也成为一个传奇。

1985年，包玉刚又以５亿新加坡币夺得英资集团会德丰股权，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进军英资四大洋行的第二个香港人。1986年，包玉刚又一举收购香港另一个发钞银行渣打银行14.5％的股份，成为该行最大的个人股东。船王“弃舟登陆”创造了又一个奇迹！

至此，包玉刚的海上王朝一向看不起华人资本的置地公司，不仅没有争得“九龙仓”，还伤了自己的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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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仓战役

在当时，“九龙仓”是香港四大洋行之首的怡和洋行旗下的主力，也是香港最大的英资企业集团之一。在李嘉诚的帮助下，包玉刚暗中购入了大量“九龙仓”股票。1980年4月，包玉刚属下的隆丰国际有限公司宣布，已控制了约30％的“九龙仓”股票。而怡和财团属下的另一个主力置地公司手中才有约20％的“九龙仓”股票，形势对怡和财团明显不利。为了保住“九龙仓”，置地公司气势汹汹地调动了大批资金，以100元一股的高价收购“九龙仓”股票，想把包玉刚从“九龙仓”中挤出去。包玉刚面对强敌，沉着应战，奇迹般地在三天之内调集了21亿元现款，只花了两个小时，便使“九龙仓”股份增加到49％，彻底控制了这个企业。一向看不起华人资本的置地公司，不仅没有争得“九龙仓”，还伤了自己的元气。

华人首富——李嘉诚

时势造英雄，在香港富豪的“龙虎斗”中，李嘉诚以独特的经营方针和策略，把握时机的准确和果断，超凡的毅力和信念，步步为营，节节高升，最终登上了香港首席大富豪的宝座，成为称雄香港的“超人”！

李嘉诚，生于1928年，广东潮安人，当代华人首富。

李嘉诚的父亲去世很早，迫于生计，李嘉诚不得不辍学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在他舅父庄静庵的中南钟表公司当泡茶扫地的学徒。这段学徒生涯磨砺了他的意志。

17岁时，李嘉诚在一间五金制造厂和塑胶裤带制造公司当推销员，开始了推销生涯。由于聪明能干和骄人的业绩，18岁时他就做了部门经理，之后更是荣任了总经理。但是，李嘉诚认为他现在的成功不算什么，自己毕竟还是一名打工仔，他要自己成立公司。1950年，李嘉诚把握时机，创办了长江塑胶厂。

从1950年到1955年间，是李嘉诚创业最艰难的五年，他克服了许多磨难：资金短缺，质量不高，销路不畅，同行竞争。从1955年开始，在创业道路上摸爬滚打的李嘉诚逐渐开始成熟，他的塑胶厂也逐渐走向辉煌。1951年“长江塑胶厂”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李嘉诚公开宣称：“从今以后，长江的产品，没有次品。”李嘉诚在塑胶行业里稳扎稳打，很快就打入并逐步占领了欧美市场，被业界称为“塑胶大王”。

20世纪60年代中期，很多富翁纷纷逃离香港，争着廉价抛售产业。李嘉诚正在建筑中的楼房也被迫停工，按照当时的房地产价格来算，李嘉诚简直可说是全军覆没了！

处在惊涛骇浪中的李嘉诚临危不乱，沉着应变。他仔细分析局势，不相信香港会就此垮掉，认定动乱是暂时的，中国肯定很快就会恢复稳定，香港还将进一步繁荣发展，而房地产的价格必然会回升。因此，在别人大量抛售房地产的同时，李嘉诚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自己所有的资金都用来大量收购房地产。朋友们知道后，都为他担心，纷纷劝他不要做傻事。李嘉诚毫不动摇，他说：“我看准了不会亏本才敢买，男子汉大丈夫还怕风险？怕就别干实业这一行！”

李嘉诚又一次成功了。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的房地产价格开始回升，李嘉诚从中获得了200%的高利润！到1976年，李嘉诚公司的净产值达到5亿多港元，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实业。

1977年，香港地铁要在中区闹市的中环站和金钟站举行兴建投标，这是香港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地皮之一，每平方米标价高达10万港元，总价估计在2.44亿港元，被称为“地王”。英国、日本、法国、美国和香港等地共309家公司前来参加竞争。李嘉诚胸有成竹，提出了最佳方案，一举战胜所有对手而中标。一时新闻界热炒李嘉诚，说这是“华资地产凌驾英资的先声”，是“华资地产崛起的新纪元”！李嘉诚也因此获得了可贵的信誉。第二年，李嘉诚中标所建的环球大厦和海富中心先后建成拍卖，都是在一天之内就售完，而且价格打破了香港房地产的历史纪录，为李嘉诚赚得了数亿港元的财富。紧接着，李嘉诚又设法买下了一家老牌英资水泥厂和英国和记洋行经营的黄埔造船厂，古老的英资商行终于有一家成了华资集团大旗下的“臣民”，这个经济界的奇迹，又一次成为香港的爆炸性新闻。

1978年，李嘉诚抱着 “穷此一生，以报效祖国为己任”的信念回到了祖国大陆，同年年底为家乡捐建14幢“群众公寓”，以解决家乡父老的燃眉之急。1980年，李嘉诚毫不犹豫地捐资200万港元，修建了潮州医院和潮安医院，同年带头捐资3000万港元作为筹建汕头大学第一期工程的经费。1989年，他又捐资5.7亿港元以支持祖国慈善业的发展。

李嘉诚以其对慈善事业的热情态度赢得了社会的尊敬。

延伸阅读

李嘉诚和一枚硬币

一次，李嘉诚在取汽车钥匙时，不慎丢落一枚2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当时他估计若汽车开动，硬币会掉到坑渠里，于是及时蹲下身欲拾取。此时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这名值班100元酬谢。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该2元，让它滚到坑渠，该2元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值班便可将之用去。我觉得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目录

前言

第一讲 民间神灵篇
玄穹高上玉皇大帝

瑶池金母王母娘娘
大道至尊太上老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大愿地藏王菩萨
消灾延寿药师佛
文武财神和五路财神
福星、禄星和寿星
送子观音和碧霞元君
海神娘娘妈祖

第二讲 神话传说篇
盘古开天

女娲造人
精卫填海
刑天舞戚
女娲补天
夸父逐日
后羿射日
八仙过海
劈山救母
白蛇传
董永与七仙女
梁山伯与祝英台
人间活佛济公
歌神刘三姐

第三讲 古代节日篇
正月十五闹花灯

二月二，龙抬头
三月三，遍地歌舞欢
清明时节雨纷纷
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
七月七，牛郎见织女
中国鬼节中元节
月到中秋分外明
九九重阳菊花香
十月一，烧寒衣
冬至到，数九始
喝了腊八粥，年年大丰收
腊月二十三，欢喜过小年
爆竹声声辞旧岁
傣族新年泼水节
东方狂欢夜火把节
蒙古族那达慕盛会

第四讲 传统游戏篇
老鹰捉小鸡与捉迷藏

踢毽子、打陀螺与滚铁环
抖空竹与放风筝
斗蟋蟀与斗鸡
雅俗共赏的酒令文化
围棋与象棋

第五讲 生肖文化篇
子鼠咬天

丑牛耕地
寅虎啸天
卯兔弄月
辰龙腾云
巳蛇乘雾
午马行空
未羊开泰
申猴无邪
酉鸡有吉
戌狗旺财
亥猪送福

第六讲 礼俗禁忌篇
跪拜礼

尊师之礼
尊老之礼
祭天之礼
诞生礼
寿诞之礼
成年礼仪
结婚礼仪
丧葬仪式
宴饮之礼
饮茶之礼

第七讲 民族婚俗篇
汉族婚俗

佤族婚俗
土家族婚俗
黎族婚俗
傣族婚俗
瑶族婚俗
维吾尔族婚俗
白族婚俗
苗族婚俗
蒙古族婚俗

第八讲 民族服饰篇
华夏霓裳汉族服饰

自然纯朴的黎族服饰
五色斑斓的瑶族服饰
素雅轻盈的朝鲜族服饰
盛世华衣羌族服饰
雍容华贵的满族服饰
瑰丽多彩的苗族服饰
清新典雅的土家族服饰

第九讲 中华民居篇
北京四合院

黄土高原窑洞
草原蒙古包
古色古香的吊脚楼
绿荫中的傣家竹楼
古黟桃花源西递
千年渔港石塘
江南第一村张谷英村
客家围屋
潮汕传统民居
乔家大院
王氏庄园

第十讲 民族工艺篇
中国剪纸

中国版画
中国年画
景德镇陶瓷
文房四宝
岫岩玉雕
福州脱胎漆器
潍坊风筝
凤翔泥塑
洛阳宫灯
中国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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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俗文化十讲 / 杨丰源著.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8.7

（中华文化公开课）

ISBN 978-7-5090-1359-5

Ⅰ. ①民… Ⅱ. ①杨… Ⅲ. ①风俗习惯－中国 Ⅳ. 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5767号

前言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灿烂文化遗产，孕育了丰富悠久而有深度的民族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民俗习惯。

在漫长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逐渐积淀起来的中华民俗，具有广泛的社会性、集体性和传承性。如今，面对西方文化的涌入，如何来承继发扬我们的传统文明，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当代人生活的变化对传统民俗知之渐少，我们如何选择一条简便而易行的方法来传承我们的民俗文化，这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面对众多的民俗，我们无法取舍，但是基于内容与版面的限制，我们只选取了中华民俗极富特色的一部分来做简要介绍，以便大家在休闲阅读之时，偶然捧起此书能有种如获至宝之感。

本书是一本普及民俗知识、增添生活趣味、开拓审美视野的文化读物。它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中华民族五彩缤纷的民俗风情画卷，我们在轻松阅读故事的同时，真正能感受到中国千年的历史。通过本书的阅读，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及其历史，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有着多么重要的联系。

本书采用生动活泼的历史掌故和神话传说，浅显易懂，阅读起来轻松活泼。同时配以丰富的插图，图文并茂，使我们能够在欣赏大量优美图片的同时，对中华民俗文化有一个更加形象的感悟。

阅读本书，我们可以领悟到中华民族的自信、乐观、自由、执着、真诚、坦荡、理智；阅读本书，在与历史交流中，成就自己的民俗情怀，历史的气度，高洁的品质；阅读本书，在轻松娱乐中享受千年的积淀，在含英咀华中熏陶渐染，提升个人品质。带着一份宁静致远的心来阅读此书，读后一定会受益匪浅。

走进民俗，一览风俗无限风光，人间万种风情；

走进民俗，品味历史传承文化，尽展绵邈画卷；

走进民俗，欣赏千年风云变幻，雄浑壮美交响。

民俗，翱翔知识的世界。

民俗，放飞梦想的心灵。

第一讲 民间神灵篇

玄穹高上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全称“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又称“昊天通明宫玉皇大帝”“玄穹高上玉皇大帝”，居住在玉清宫。道教认为玉皇为众神之王，上掌三十六天，下握七十二地，掌管一切神、佛、仙、圣和人间、地府之事。中国民间对玉皇大帝的信仰由来已久，内涵丰富。

玉皇大帝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在《西游记》和其他神话传说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位统领三界的天神。但是这些仅限于小说、神话和影视剧中的情景，那么，我们对于他又了解多少呢？下面我们就来一起认识这位被人类敬拜的天界最高神灵。

玉皇大帝的来历

关于玉皇大帝的来历，在民间有着不同的传说。大约在唐宋之际成书的重要道经《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简称《玉皇经》），详细叙述了玉皇的出身和来历。很久以前，有个光严妙乐国，国王净德和王后宝月光老年无子，于是令道士举行祈祷。王后梦到太上老君抱一婴儿赐予她，梦醒而有孕。怀胎一年，于丙午岁正月九日午时诞下王子。太子长大后继承皇位，不久去普明香严山中修道，功成超度。经过三千劫才成金仙，又超过亿劫成为玉帝。

在民间关于玉皇大帝还有一个“平民升天”的传说。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天地间一切祥和，后来诸神开始争斗，人间的人荒淫无度，使得天、地、人三界大乱，太白金星于是下凡寻找德才兼备的人来做三界大帝。太白金星化身成为乞丐，四处寻找。到了张家湾，太白金星发现有个寨主名叫张友人，又称张百忍，他将寨内治理得非常和睦，并且为人和善慈悲，因此带他到了天庭做天帝。后来三界众神仙纷纷陈请共同推崇张百忍为“终身天帝”，共称“玉皇”，又因玉皇是三界的总皇帝，因此加称为“玉皇大帝”或“玉皇上帝”。

民间奉祀

玉皇大帝是道教三清的化身，他总执天道，掌天地人之均轴。三清还有四位尊神来辅助，又称四辅或四御，他们是中天紫微北极大帝、南极长生大帝、勾陈上宫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祗。紫微北极大帝又称“北极星君”，执掌天地经纬；南极长生大帝又名“玉清真王”，执掌人间健康长寿；勾陈上宫大帝又称“天皇大帝”，执掌天、地、人三才，主人间兵革；后土皇地祗又称“后土娘娘”，执掌阴阳生育、大地山河。天地万物、阴阳造化无不在玉皇大帝所掌之中。

传说在每年的腊月二十五这一天，玉皇要亲自降圣下界，巡视察看各方情况，依据众生道俗的善恶良莠来赏善罚恶。旧时道观和民间都要烧香念经，迎送玉皇大帝。正月初九为玉皇圣诞，俗称“玉皇会”，传言天上地下的各路神仙在这一天都要隆重庆贺，玉皇在其诞辰日的下午返回天宫，此时道教宫观内道士和道教信徒均要举行隆重的庆贺仪式，祭拜玉皇，行“斋天”大礼，以祈福延寿。

民间自初九凌晨开始，一直到天亮为止，全家人必须斋戒沐浴，以庄严敬畏的心情举行祭拜，家家户户在正厅前面放置八仙桌，搭起祭坛，供桌上备神灯、五果（柑、橘、苹果、香蕉、甘蔗）、六斋（金针、木耳、香菇、菜心、豌豆、豆腐），另设清茶三杯。到了时辰，全家整肃衣冠，按尊卑挨次上香，行三跪九叩礼拜，然后烧天公金（纸）。有的地方还唱戏娱神。这一天也要遵守一些禁忌，不得曝晒女人的衣裤、不得倾倒便桶等，以免玉皇大帝看到了触犯大不敬之罪；祭品中的猪、羊、鸡不能用母的，要用阉的或公的。

延伸阅读

道教及三清

道教是中国主要宗教之一，东汉时形成，到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徒尊称创立者之一张道陵为天师，因而又叫“天师道”，后又分化为许多派别。道教奉老子为教祖，尊称他为“太上老君”。道教诸天界中最高尊神是三清，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实际上是“道”的一体三位。“三清”的说法始于六朝，但此时“三清”多是指“三清境”，即太清境、玉清境和上清境，分别为神宝君、天宝君、灵宝君三位大神居住之地。后来，“三清”才逐渐作为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的通行代称。

瑶池金母王母娘娘

中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王母娘娘原是掌管灾疫和刑罚的怪神，后逐渐女性化与温和化，而成为年老慈祥的女神。相传王母住在昆仑山的瑶池，园里种有蟠桃，食之可长生不老，因此也被称为“金母”“瑶池金母”“西王母”。

王母娘娘的形象，我们在电视剧中见得很多了，但是在历史记载中的王母娘娘却与我们在电视剧中见到的大相径庭，而且与我们熟知的玉皇大帝也并非夫妻。

传说中的王母娘娘

西王母的神话故事历经了两次演化。汉代是西王母神话传说演化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期，西王母居住在今天的昆仑山的石洞中，是一个人面兽身的怪物形象。山上有长着牛角、满身豹纹、声音如犬吠的怪兽狡，还有长着红色羽毛、喜好食鱼的青鸟。在《山海经》中，西王母是这样的形象：西王母的外形像人，长着一条像豹子那样的尾巴，一口老虎那样的牙齿，很会用高频率的声音吼叫，满头乱发，还戴着一顶方形帽子，是上天派来负责传布病毒和各种灾难的神。可见西王母外形很恐怖，而且是一位散发灾疫的煞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王母神话传说演化的第二个阶段。此时，人们把西王母神话传说和周穆王西征、汉武帝西巡的历史事实联系起来，西王母形象人格化、神化传说故事化，其中周穆王和西王母在瑶池相会的故事广为流传，影响很大。原来的西王母住在西方与世隔绝的洪荒之地，只有天界神仙和个别部落领袖及封建帝王才能偶然短暂地与之接触，一接触却发现西王母是一位彬彬有礼、能歌善舞且富感情的妇女。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变成了一个雍容平和、能唱歌谣、熟谙世情的妇人。在《汉武帝故事》中，西王母又变成了一个年约三十、容貌绝世的女神。

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多有对西王母的描绘，称她是“瑶池金母”，开种蟠桃，三千年一成熟，每逢蟠桃成熟，西王母大开寿宴，诸仙前来为她祝寿。

与玉帝的关系

在我们的记忆中，王母娘娘与玉皇大帝是夫妻，并育有七仙女。实际却不是这样的，西王母由先天阴气凝聚而成，是所有女仙之首，掌管昆仑仙岛。所有男仙之首为先天阳气凝聚而成的东王公，其掌管蓬莱仙岛。而玉皇为群仙之首，众神之主。西王母的出现比玉皇要早，所以他们并不是夫妻。只有中国民间的故事和小说，才认为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是夫妻。

民间奉祀

在民间，西王母是仁慈、至尊的神明，有很多奉祀西王母的寺庙。在寺庙中，除了西王母的神像之外，左右有六位夫人，有两名夫人负责送子，两名负责催生，两名负责治瘟疹。道教和民间一直将西王母作为长寿的象征，以西王母作为金箓延寿道场的主神。每逢西王母神诞之日，道教徒，特别是女性教徒常聚集在道观内，为西王母建祝诞道场，同时祈求健康长寿。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被认为是西王母故里，历史上有祭拜西王母的风俗，祭拜地点在扎藏寺及东科尔寺。每到七月十八日西王母诞辰，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手捧哈达，带着青稞炒面、酥油、五谷包(青稞、小麦、豌豆、玉米、蚕豆)、白酒、糖果等祭品，诵经祈祷，法号声声，以此表达对西王母的敬意。2009年8月21日至8月25日，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还举办了“中华首届西王母祭拜大典”。

延伸阅读

野三坡上的立儿石

在河北省涞水县野三坡龙门天关小溪河东侧，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叫“立儿石”。石面上方有长二尺、宽一尺、深一寸的石坑，离立儿石十五丈以外的崖壁上是一座石刻的如来佛像。传说在很早以前，育有七女的王母娘娘仍想要个儿子，于是祈求如来佛传授生儿之道。如来说：“要想生男儿须执三块石子，去立儿石试试。三块石子全部投中即儿女满堂；有两块落入只生男儿，你已有女儿了，注定不会投中两块；有一块投中只生女儿；如无一块投中即为绝户之命，当然这个也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王母领命而行，结果投中一块，便扫兴而去，立于望儿岭上，仰天感叹不已，说：“我求儿不得，只好寄予女儿们身上了！”后来，野三坡一带的人们每到正月十五，新婚夫妇便成双结队地来到立儿石前，投上三颗石子，求儿盼女，就这样形成了一种风俗，一直传到现在。

大道至尊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是道教最高神明之一，它的原型老子是先秦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老庄学派的开创人，被奉为道教的鼻祖。不管是老子还是太上老君，都彰显了道教在中国民间的强大影响力。

道教把太上老君尊称为至尊天神，太上老君不仅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宇宙的主宰者，而且他常分身降世，无世不存。在《西游记》中我们更是见识了这位集道教精神于一体的老者风范。

太上老君的原型

在庄严肃穆的道教三清大殿中，通常供奉着神态端庄的三位尊神，这就是道教的最高尊神“三清祖师”。站在三清大殿大门看，玉清元始天尊神像居中间，上清灵宝天尊神像居右，太清道德天尊神像居左。

在民间，相传太上老君的原型为老子。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著有五千字的《道德经》，此书被视为道家的开创之作及道教的经典。汉代之前的老子还只是以思想家的面孔出现，而他被神圣化开始于东汉。东汉时的张陵(后来的张天师)创立了五斗米道，为了与佛教对抗，便抬出老子为祖师，并且尊称为“太上老君”。后来人们称老子为“太上道德天尊”。

从老子到老君

东晋葛洪的《神仙传》汇集群书所见之老子传记，或称老子先天地生，或称其母怀孕七十二年生，生而白发，故称“老子”。也有称其母于李树下生，生而能言，指树而姓李。据东汉延熹八年（165年）陈相边韶的《老子铭》，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终始”，“道成化身，蝉蜕度世”。

在早期道教中，老子是最高的神，之后降为正规道教中三清的第三位。由老子演变而来的太上老君受到非常高的崇奉，各地都有宫观奉祀。因为号“太清太上老君”，因此主祀他的宫观庙殿称为“太清宫”“太清殿”“老君殿”或“老君庙”。

唐代皇室，以老子李耳为同姓，崇奉太上老君，累加尊号。唐高宗尊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三上尊号，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全国各级地方官府为讨好皇帝，普遍建立玄元庙，奉祀老君像，老君达到了至尊极盛。到了明代，民间信仰的老君可与玉皇大帝比肩而论，并从上天请到了民间，普遍建庙祭祀。

传说二月十五日为老君诞辰，十四日夜四乡百姓到大殿坐守一夜，称为“坐香”。十五日百姓纷纷举行老君庙会，在各老君庙举行宗教活动，祭祀朝拜，同时还举办商品物资交易活动。

太上老君度化尹喜

在民间，老子被称为“太上老君”。尹喜建立了以老子为祖师的道门，张陵大规模发展道徒，建立以老子为教主的道教，后人又把道教推向世界。那么，尹喜和老子有何渊源呢？

原来，春秋末年，老子骑青牛，拖一架木板车，向函谷关而去。函谷关守吏尹喜平日里喜好道学，颇有些道根。老子来之前，尹喜观星象、望气，就看见一股紫气从东方冉冉而来，他推算出必有真人要来。当老子驾牛车过关时，尹喜认定老子就是他心中的真仙，就强留老子住了几天，并召来一些同事，共同聆听老子讲经说道。老子讲道后还给尹喜留下了五千余字的文章，就是后来著名的《道德经》。

老子临别时告诉尹喜：要他一千天后，去成都青羊肆找他。后来尹喜准时在青羊肆等待老子，只见老子骑着一头青羊从空中而下。传说老子就在那里度化尹喜得道成仙，并带他一起到西域传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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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山老君殿

在陕西省临潼县城南的骊山西绣岭第三峰上，有一座著名的道教宫观老君殿。老君殿原为唐代华清宫之长生殿所在地，相传唐玄宗曾两次在此遇见太上老君降临，故称之为“降圣阁”“朝元阁”。后殿内供奉太上老君，故名“老君殿”。古时殿内所奉太上老君白玉雕像，造型细腻，刀法简练，神态逼真，栩栩如生，为唐代西域著名雕塑家元兄迦之作，今珍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内。现在殿内供奉的太上老君塑像，为近代所塑立。老君殿内窗明几净，环境清幽，殿外景色秀美，风光迷人。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约前1027年至前949年）本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太子，属刹帝利种姓。父为净饭王，母为摩耶夫人，佛为太子时名叫乔达摩 悉达多，意为“一切义成就者”。后舍弃王位专心佛道，并被世人称为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始祖，诞生于三千年前的中印度，后舍弃王位后一心理佛，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并成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圣人。

释迦牟尼成佛记

中土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后摩耶夫人夜梦六牙白象后怀有身孕，尔后生下一子。太子出生后取名“悉达多”，意译为“一切义成、一切事成”。王后摩耶夫人在太子出生后七天便去世了，太子由姨母摩诃波闍波提夫人精心照料和养育。太子天资聪颖，幼年就通达五明、四吠陀(古印度传统思想)，并且相貌英伟，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人能及。17岁时，娶表妹耶输陀罗为妃，生下儿子罗睺罗。

虽然王族的生活优裕而舒适，但太子却并不贪恋这些世间的享受，太子曾由城之四门出游，见到生、老、病、死等现象以及修道的沙门，深感人生之苦痛与无常，遂萌出家修道之志。19岁，太子夜出王宫，自脱衣冠为沙门。初访毗舍离国求教，复至王舍城求道，但都没有得到解脱之境，遂至摩揭陀国伽耶南方的优楼频罗村苦行林，开始六年的苦行生活，净饭王派了五位侍者与太子一起修行。苦修期间，太子日食一麻一麦，虽至形体枯瘦，心身衰竭，但始终未能成道，遂出苦行林。当时，共修的五位侍者，误以为太子退失道心，遂舍之而去。

太子来到尼连禅河沐浴，接受牧女乳糜的供养。恢复体力后，至伽耶村毕钵罗树下，以吉祥草敷金刚座，东向跏趺而坐，端身正念，静心默照，降伏诸魔，入诸禅定。四十九日后，于十二月八日破晓时分，豁然大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世人尊称为“佛陀”，佛号“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传教弘法

释迦牟尼成佛后，就以大慈悲的心情，博大精深的智慧，不畏艰苦的精神，开始了40年不间断的弘扬佛法、教化众生的活动。

释迦牟尼传教的区域，主要在恒河流域的中印度。大致是北到他的故乡迦毗罗卫，南到摩揭陀国的王舍城，东到瞻波国，西到乔赏弥国。其直传弟子的活动地区和影响所及，东至恒河流域下游，南至高达维利河畔，西至阿拉伯海沿岸，西北至怛叉义尸罗等地区。佛陀居住时间最长的是拘萨罗国的舍卫城和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前者有富商须达多和太子祗陀捐赠的祗园精舍，后者有竹林精舍，为释迦牟尼对众人说法布教的重要场所。跋耆、鸯伽、末罗、伽尸等国，释迦牟尼也曾居留说法。

释迦牟尼传教的方式，是随机的施设，不拘一格。他用偈颂、散文、故事、譬喻、直叙、问答等各种形式，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宣说不同的内容。对僧众谈论出离生死、证得无上正觉，对俗人谈论道德的行善。他准许弟子可不用规范化的梵语，而用地区方言进行说教，这就使得他的思想学说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传播。

民间奉祀

释迦牟尼佛具足圆觉智慧，能雄镇大千世界，因此佛弟子尊称他为大雄。一般的寺庙里大雄宝殿都供奉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两旁是阿难、迦叶尊者，十八罗汉分列两排。

农历二月初八为释迦牟尼佛出家日，在此纪念日里，心中有佛的人士去寺院里拜佛、念经、打坐、放生、布施、忏悔。

农历二月十五日为释迦牟尼佛涅槃日，在此纪念日里修法及任何善行功德，为平日之万倍、亿倍，心中有佛的人士放生、礼拜、念经、印经、吃素、持戒皆有不可思议之效果。

农历四月初八日为释迦牟尼佛圣诞日，又称“佛诞节”，从求福灭罪的一种宗教要求传衍而来，其中的浴佛、斋会、结缘、放生和求子在过去广为流行。佛诞节流传到民间又形成了庙会，每年四月初八日要举办天佛庙会，祭祀佛祖，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农历十二月初八日，即腊月初八，为释迦牟尼佛成道日，各寺院都要举行诵经，煮粥敬佛。民间有一些放生、祈福活动。

延伸阅读

菩提树

菩提树为桑科榕属植物，树干笔直，树皮为灰色，树冠为波状圆形，具有悬垂气根。分布于中国西南部以及东南亚中南半岛。菩提树可用作寺院、街道、公园行道树。佛教的菩提意为觉悟，菩提树似乎天生就与佛教渊源颇深。

在还是迦毗罗卫王国王子时，年轻的悉达多为摆脱生老病死轮回之苦，解救受苦受难的众生，毅然放弃继承王位和舒适的王族生活，出家修行，寻求人生的真谛。经过多年的修炼，终于在菩提树下静坐了7天7夜，战胜了各种邪恶诱惑，在天将拂晓、启明星升起的时候，获得大彻大悟，终成佛陀。所以，后来佛教一直都视菩提树为圣树，印度则定之为国树。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对观音佛祖的尊敬称呼。观世音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又称“观音大士”“观音”“观世音”，观音菩萨相貌端庄慈祥，经常手持净瓶杨柳，具有无量的智慧和神通，大慈大悲，普救人间疾苦。因此，观音崇拜在中国民间久盛不衰。

观世音菩萨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家家有弥陀，户户有观音”，这句古今流传的俗语，就充分说明了中国民众崇敬供奉观音的盛况。在佛教中，观世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座下的上首菩萨，同大势至菩萨一起，是阿弥陀佛身边的胁侍菩萨（修行层次最高的菩萨），并称“西方三圣”。

观音形象

观世音菩萨是梵文的意译，在中文佛典中的译名有好几种，竺法护译为“光世音”，鸠摩罗什的旧译为“观世音”，玄奘的新译为“观自在”，中国通用的则为鸠摩罗什的旧译“观世音”。唐朝时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略去“世”字，简称“观音”。观世音的名字蕴含了菩萨大慈大悲济世的功德和思想。

观世音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的三国时期传入中国的，到了6世纪各寺庙都供有观世音菩萨像。在当时，观世音还是个威武的男子。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南北朝时的雕像，观音皆作男身，嘴唇上还长着两撇漂亮的小胡子。在我国唐朝以前观世音的像都属于男像，印度的观世音菩萨也属男像。

佛教经典记载,观音大士周游法界，常以种种善巧和方便度化众生，众生应以何身得度，即化现之而为说法，即是三十三应（一说三十二应）。在观音的诸多化身中，自然会有一些女身，其女性形象可能由此而来。以后观世音不再亦男亦女，而固定为女性菩萨，这一改变深受俗众欢迎。观音的女性形象也可能与观音菩萨能够“送子”有关，并且是大慈大悲的化身。

千手观音的传说

到了北宋，中国人又创造了新的关于观音身世的故事。有一位妙庄王，生了3个女儿名妙因、妙缘、妙善。女儿都到了出嫁的年龄，大女、二女高高兴兴嫁出去了，三女儿妙善死也不肯出嫁，执意出家。庄王大怒，把妙善赶出王宫。妙善就到深山修行，成为香山仙长。后来庄王得了重病，危在旦夕，需要亲人的一只手、一只眼来作药引子。大姐、二姐都不肯作出牺牲，只有出家修行的妙善献出了自己的手眼，救了父亲的命。佛祖被其孝心感动，便赏她一千只手，一千只眼，使之成为千手千眼的观世音。

民间信仰

《法华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观音菩萨以其无限慈悲，救拔无边众生的苦恼，受到法界众生的敬仰和崇拜。

从隋唐以来，民间便形成了广泛的观音信仰，并逐渐形成了以敬奉观音为主的三个宗教节日：农历二月十九为观音诞生日，农历六月十九为观音成道日，农历九月十九为观音出家日，民间有的将这三日并称为“观音菩萨圣诞”。节日这天，大家聚在一起吃斋，有的地区是要先交钱给庙主做好了饭来吃，所捐的钱数目在100元以上就把你的名字刻在庙外的石碑上。每逢这三个节日，寺院均要举行庆祝仪式，其一般祝仪是：唱《香赞》，诵菩萨名、《大悲咒》，唱《观音大士赞》《观音菩萨偈》，念观音圣号，拜愿，三皈依毕。这种仪式可以让人沐浴佛法梵音，净化心灵。

观音崇拜在中国民间历久不衰，不仅在寺院，在中国很多普通百姓的家里,都供着观音像，早晚一炉香，这也是对善的希望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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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座

据传释迦牟尼和观世音菩萨颇爱莲花，用莲花为座，因此所有寺院里的佛像都是以莲花为宝座，称之为“莲花座”。佛教莲花座都做六角形，下部做一个须弥座，其上枋、下枋都做三重或做四重，束腰部分每面雕刻一门，上下做仰莲与伏莲。在转角之部位还做出束腰柱，束腰柱有瓶形、有莲瓣形，在束腰部分还用力士支顶，上下枋都绘制彩云，如同梁枋式样。在这个须弥座的顶部，再做一层大莲瓣座。莲瓣座分为四层，莲瓣除每瓣边缘处，绘制白、红、白三条曲线勾边。每个莲瓣的外表还绘制图案，有的莲座在仰莲处不绘制花朵，而只渲饰色彩，勾边图案。在佛塔上也有莲花座，但不是很普遍。佛塔即是佛的变体，佛塔本身即是佛。

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弥勒佛又称“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当释迦世尊成佛以后，弥勒曾在释迦座下为弟子，在世尊当时的弟子中，他是一位杰出而鼎鼎有名的大菩萨，世人都称他“弥勒菩萨”。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弥勒佛则象征着欢喜、慈爱、宽容和真诚。

弥勒佛是中国民间普遍信奉、广为流行的尊佛，常怀慈悲之心，笑口常开，大肚包容，使人见之皆大欢喜，在处世做人方面，给人们以莫大的启示。弥勒佛被唯识学派奉为鼻祖，深受中国佛教大师道安和玄奘的推崇。其实，弥勒并没有成佛，他是一位菩萨，为佛教“五大菩萨”之一。称他佛，那是释迦牟尼佛曾“授记”(预言)他将继承释尊之位成佛，是未来佛。佛寺一般将弥勒佛供于前殿大王殿大概正是此意。

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的由来

弥勒菩萨，在释迦世尊尚未示寂之前就回到自己的家园，在原来他出生的地方结跏趺坐入灭，当时身现紫金色，光明艳丽，世所罕见，舍此色身，乃上升兜率陀天。兜率就是“知足”的意思，生在此天的天众对于五欲之乐皆能满足。可是弥勒菩萨在天宫是当教主，度化天界众生，不是贪图享受天福。兜率依空而居，在此天一昼夜的时间等于我们地球的人间四百年那么久，兜率天一岁就是人间十四万年。弥勒菩萨的天寿是四千岁，合算成地球的时间要经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还有那么久远的时间，他才能下生人间成佛。所以现在的佛教徒都尊称弥勒菩萨为当来下生弥勒尊佛。

弥勒的传说

弥勒在兜率天内，不动本际，应现十方，若凡若圣，不可限量。传我国六朝齐梁时傅翕、五代梁唐时布袋和尚是弥勒的化身。傅翕（497—569年），号善慧，浙江义乌林乡人。布袋，五代时明州（今浙江宁波）奉化县人,世人不清楚他的姓氏，但称他为“长汀子布袋和尚”。布袋和尚笑容满面，心量广大，给人们一种皆大欢喜的享受，这正是慈心观的体现。

其实，中国人最早的菩萨信仰不是观世音菩萨，而是弥勒菩萨。早在汉代，有关弥勒佛的佛经被大量翻译成汉语。在新疆，出土了用吐火罗语写的剧本《弥勒会见记》，这是维吾尔族第一部戏剧文学，讲述弥勒成佛的故事。《弥勒会见记》剧本流行于中国唐代，它比戏曲繁荣的宋、元要早得多。

唐朝初年，弥勒信仰依然盛行。著名的诗人寒山是一个僧人，写过这样的诗：“南无佛陀耶，远远求弥勒。”玄奘从一开始就是信仰弥勒净土的，他是虔诚的弥勒信徒。非常推崇玄奘的武则天、唐高宗，也都是弥勒信徒。这就是玄奘为什么要去印度求《瑜伽师地论》的原因。

唐朝白居易也是弥勒信徒，他组织了一个学会，叫一时上升会，希望大家共同上升到弥勒境界。为了往生弥勒，白居易写过一份决心书：“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世，一时上升。”慈氏就是弥勒，弥勒是音译，慈氏是意译。白居易的大意是：我敬仰慈氏菩萨的身形，我呼唤慈氏菩萨的名字，希望来世的我，一定要上升到弥勒菩萨的身边。应该说，在唐朝以前，信仰弥勒的人占佛教信徒的主要部分。

弥勒佛的形象寓意

笑容满面，代表皆大欢喜。弥勒佛的笑容，充满了无尽的慈爱，无论男女、老少，不分国籍、信仰，人人只要一看到弥勒佛的笑容，自然就跟着笑了！

长长耳垂，代表慈爱无限。弥勒佛慈耳善听善解一切言语，纵使人家骂来也不生气。

圆圆大肚代表慈心无量。弥勒佛大肚能容天下一切事，无论智、愚、贤、不肖，都慈心宽容，不执着分别。

袒胸露腹代表赤子心怀。弥勒佛真诚无欺、平等不二。

弥勒布袋代表大慈大爱与妙法无边。布袋能装天地间一切至宝，能带给世人幸福光明，亦能解决一切污秽脏乱。因此很多人在公司、酒楼、客厅等场所都供奉弥勒佛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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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戴观音女戴佛

中国传统佩饰是有讲究的，有“男戴观音女戴佛”的说法。男戴观音，主要是因为过去经商的、赶考的都是男子，常年出门在外，并且男子往往性格较为暴躁，而汉传佛教的观音菩萨都是女身，是慈悲柔和的象征，男戴观音则是希望男子能够柔和。女戴佛的“佛”并不是佛陀释迦牟尼，而是弥勒菩萨，并且是大肚弥勒菩萨的造型像。因为古人认为女人比较小心眼，而大肚弥勒菩萨的造型像是笑脸大肚，寓意快乐有度量，因此女戴佛则是希望女人能够多一些平心静气，豁达心胸。

大愿地藏王菩萨

地藏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与观音、文殊、普贤一起，深受世人敬仰。因其“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故名“地藏”；以其“久远劫来屡发弘愿”，故被尊称为“大愿地藏王菩萨”。

中国熟知的四大菩萨，在名号上皆加一赞词，如大智文殊菩萨，大行普贤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可见地藏菩萨的愿力是特别深广的，地藏菩萨的大愿是：令一切众生皆成佛道，然后自己才成佛，然众生无尽，地狱也难以度尽，这样就成为不成佛道的大愿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是地藏王菩萨的坚定佛语。地藏王菩萨与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常于娑婆世界度化众生，被佛教徒称为“娑婆三圣”。

地藏菩萨的传说

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过去无量劫前，有一位婆罗门种姓的女子，“其母信邪，常轻三宝”，不久命终，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婆罗门女知母生前不积善因，死后必堕恶趣，于是变卖家宅，供养佛寺。后来受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指点，以念佛力来到地狱，见到鬼王无毒，得知因自己供养佛寺并念佛之功德，使自己的母亲以及其他地狱的罪人得以脱离地狱之苦，超拔升天。婆罗门女便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像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当时的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

在经中，释迦牟尼佛又为我们讲述了地藏菩萨的种种行愿。地藏菩萨恒以“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为誓愿，使众生只要念诵其名号，礼拜供奉其像，就能得到无量功德、获得救度。

据说唐代时，新罗国僧人金乔觉，泛舟渡海，来到中国，见九华山峰峦叠起，是修道的好去处，于是在山中择地而居，潜心修行。那时他虽已60岁，但身体异常健壮。他选择东崖岩石，终日坐禅诵经，后被山民诸葛节发现，民众大为感动。其事迹传开后，得到本地闵姓山主等人的捐助，于是建寺庙，辟道场。金乔觉去世后，葬于神光岭的真身宝殿，俗称“肉身塔”。

因金乔觉生前笃信地藏菩萨，而且传说其容貌酷似地藏瑞相，人们便认定他是地藏菩萨转世，九华山也就被认为是地藏菩萨道场。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是地藏菩萨诞辰之日，各地前来九华山朝拜的信徒络绎不绝。

深信因果的地藏菩萨

在中国佛教寺院中，地藏菩萨形象很有特点，一般菩萨现头戴宝冠、身披天衣、璎珞装饰（璎珞是用珠玉串成的装饰品，多用为颈饰）的天人相。而地藏菩萨则多现光头或是头戴毗卢冠、身披袈裟的出家僧人之相。他一手持锡杖，一手持莲花，或是手持幡幢、宝珠等。地藏菩萨像还常有以一头形似狮子的狗为坐骑，其名号曰“谛听”或“善听”。

地藏菩萨根据秽土众生恶习根深多造罪业的特点，着重宣传因果报应说，并从业感差别的角度，列举了二十三种因果报应，说明如是因必感如是果，业感缘起、自作自受的道理。在由因感果的问题上，说得非常具体和入理。地藏菩萨的用意，是将因果关系说清楚，使人们都能对自己的思想和言行负责，由少造恶业到不造恶业，这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有着积极意义。

地藏菩萨说因果报应，很少有神秘色彩，只是说明事物的性质和由此而引发的必然后果。这二十三条的内容，包括社会、家庭、个人等诸多道德范畴，十分有益于社会、人心，这也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至理的深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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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菩萨的故事

在过去久远不可说劫前，地藏菩萨曾为大长者子。彼时有佛名为狮子奋迅具足万行如来，长者子见佛相好庄严，心生敬慕。问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佛答：欲得此相，为当久远济度一切苦恼众生。长者子遂发大愿，我从今日至未来劫，悉令一切苦恼众生脱离苦海，然后我方成就佛果。佛相好是功德庄严、具足万行的体现，地藏菩萨于久远劫前行菩萨道，说明他是果位很高的大菩萨，为度众生，故于秽土现声闻身。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人相貌长得好坏，是其思想与行为如何的集中表现。今人不察，不在行为美、思想美上狠下功夫，而是采取整容、打扮的办法，结果是适得其反。

消灾延寿药师佛

药师佛，全称为“药师琉璃光如来”，又称“大医王佛”“医王善逝”“消灾延寿药师佛”，为东方琉璃净土的教主。药师本用以比喻能治众生贪、嗔、痴的医师，在中国佛教一般指祈求消灾延寿。

据大乘教记载，位于东方的净琉璃世界，是佛教理想中的一方净土乐园。药师佛于过去世行菩萨道时，曾发十二大愿，愿为众生解除疾苦，使具足诸根，导入解脱，故依此愿而成佛，住净琉璃世界，其国土庄严如极乐国。药师佛誓愿不可思议，若有人身患重病，死衰相现，眷属在此人临命终时，昼夜尽心供养礼拜药师佛，读诵《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四十九遍，燃四十九灯，挂四十九天之五色彩幡，其人便可得以延生续命。

药师佛的形象

据《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供养法》载，药师佛左手执持药器（又作无价珠），右手结三界印，身着袈裟，结跏趺坐于莲花台，台下有十二神将。此十二神将誓愿护持药师法门，各率七千药叉眷属，在各地护佑受持药师佛名号之众生。又一般流传之像为螺发形，左手持药壶，右手结施无畏印（或与愿印），日光、月光二菩萨胁侍左右，并称为“药师三尊”。

药师佛面相慈善，仪态庄严，身呈蓝色，乌发肉髻，双耳垂肩，身穿佛衣，袒胸露右臂，右手膝前执尊胜诃子果枝，左手脐前捧佛钵，双足跏趺于莲花宝座中央。身后有光环、祥云、远山。

五浊恶世与药师七佛

传说本师释迦牟尼如来在广严城弘扬正法，有众多的比丘、菩萨及居士等在树下聚集听闻佛陀开示。《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上讲，有一次，曼殊室利法王子(即文殊菩萨)恭敬地向佛发问，祈请释迦牟尼佛为了后世的众生而讲述其他佛陀的名号与本愿。曼殊室利法王子知道在正法期过后，五浊恶世中的众生福薄根钝，故在此时受了佛陀之加持而应机发问，而本师则随求开示了对五浊中的苦难众生最具利益之药师七佛法门。

五浊是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与命浊共五种末法时代的现象。劫浊指末法中天灾人祸频生，仿佛大自然之定律变得大乱似的；见浊指在末法中与正法相违矛盾之邪见充斥世间；烦恼浊是指末法中之众生贪嗔痴极重而增长；众生浊是指末法中之众生不信因果善恶、不忠不孝等普遍现象；命浊是说末法期中众生横死、短命、夭寿之现象多见，这是因为众生之不善共业所致。

药师七佛曾经发大弘誓要利益五浊恶世中之苦难众生，七位如来共发四十四本愿。药师七佛分别为：东方琉璃世界药师如来、法海雷音如来、无忧最胜吉祥如来、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宝月庄严光音自在如来、法海胜慧游戏神通如来及善名称吉祥王如来，各有其庄严佛土，以药师佛为首共称“药师光王七佛”，但也有把开示此七佛法门之本师释迦如来加入而尊为“药师八佛”的叫法。

民间奉祀

有的寺庙里供奉三尊佛像，东方药师佛、释迦牟尼佛、西方阿弥陀佛。东方药师佛代表现世一切障碍因佛的报德皆会消除，供奉药师佛旨在祛除众生的一切痛苦。

阴历九月三十日是药师琉璃光佛圣诞日，寺院举办药师佛法会为祈祷众生健康、消除疾患。信士这天虔诚礼诵药师经及恭读向药师如来祈愿文，祈求药师佛慈悲让人健康、愈疾，远离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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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菩萨

佛教中的八大菩萨在一般的流行本里都有提到，在不同经文中有多种说法：

《八大菩萨曼荼罗经》里称八大菩萨为：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金刚手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菩萨、弥勒菩萨、除盖障菩萨。通常佛教造像多依此经。

《药师经》里称八大菩萨为：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得大势菩萨、无尽意菩萨、宝檀华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

《七佛八菩萨经》里称八大菩萨为：文殊菩萨、虚空藏菩萨、观世音菩萨、救脱菩萨、跋陀和菩萨、大势至菩萨、得大势菩萨、坚勇菩萨。

文武财神和五路财神

财富是人类的创造。关系到人们幸福的财富，同样离不开神的庇护，这个神便是财神。在中国民间信仰中，有多位财神，甚至财神也像朝廷百官，有文武之分。武财神赵公明还统领其他四位财神，称为“五路财神”。

中国人对财神有普遍的信仰，民间的财神有正财神爷赵公明，文财神爷比干、范蠡，武财神爷关羽，偏财神爷五路神、利市仙官，准财神爷刘海蟾。最为人们熟知的财神爷，则是正财神爷赵公明。

文财神

文财神，又称“财帛星君”，即增福财神。塑像和画像皆文官打扮，头戴宰相纱帽，脸白发长，五绺长须，手捧如意，身着蟒袍，足蹬元宝，有招财进宝之意，故赌徒和商人都很崇拜。文财神主要有比干和范蠡。

比干为商纣王叔父，是一位忠义之臣。他对商纣王荒淫暴虐十分不满，常常当众直谏，被商纣王剖心杀害，被誉为“亘古第一忠臣”，明代被尊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文财神。

范蠡原是越王勾践手下的大将军，帮助战败的勾践卧薪尝胆，最终击败吴王夫差，成就了霸业。范蠡功成身退，渡海到齐国经营农业和商业，成了名闻遐迩的富豪，被尊称为“陶朱公”。范蠡“居官为贤相，持家成富翁”，符合民间老百姓心目中评定“财神”的标准，于是成了文财神。

武财神

在民间造像中，常见黑脸浓须，头戴铁冠，持铁鞭骑黑虎、身着战袍的武财神。在中国历来甚受欢迎的武财神是赵公明，人们也常把他作为镇宅之神加以供奉，因此赵公明被奉为正财神。另一位武财神是关帝，常被视作万能神。

早在晋代《搜神记》中，赵公明为专取人性命的冥神。东晋陶弘景《真诰》中记述，赵公明为致人疾病的瘟神。直到明代的《封神演义》问世，姜太公奉元始天尊之命按玉符金册封神，封赵公明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职责是专司金银财宝、迎祥纳福。从此，赵公明开始掌管天下财富，做了财神。

关公即关羽，是“千古忠义第一人”，商贾们敬仰关公的忠诚和信义，所以将关公推举为忠义型财神，以期在商界建立“诚信”为基础的交易秩序。

五路财神

五路财神指赵公明及其四位义兄弟，中路财神玄坛元帅赵公明、东路财神招宝天尊萧升、南路财神招财使者陈九公、西路财神纳珍天尊曹宝、北路财神利市仙官姚少司。五路财神可能是受到了五行观念的影响，认为天地广阔，财宝当然也要分区处理。拜五路财神，就是“收尽东、南、西、北、中五方之财”的意思。

民间奉祀

财神是中国社会各阶层都谨慎奉祀的神灵，人们相信人间的财富都由财神掌管着，只有奉祀财神并经常拜祭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民间春节有接财神之俗，北方多在除夕深夜时焚香供祭接神。年节期间，人家都要张贴财神画像，敬香上供。

传说阴历正月初五日是财神下凡、巡察人世的日子，民间多于这天清早放鞭炮、舞狮子，俗称“接财神”。商家在这一天都要买鱼肉三牲、水果、鞭炮，设香案，供财神，祈求春节以后开市大吉，财源滚滚。

平时供奉财神的以商家为多，如张挂财神画像，摆设财神塑像。此时现身的财神，除了赵公元帅，又以关公为多。这一方面在于关公是全能神，人们希望在求财之外也求平安等。另一方面也在于关公形象端正威猛，看上去更好一些；而且级别又高——赵公明不过是个元帅，关公则是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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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钱济贫的准财神刘海蟾

中国民间信仰的众多财神爷中，有一类只能算作是准财神爷，意为未得财神爷封号，但能为人们带来一定的财运，承担了一部分财神爷的职责。刘海蟾就是其中最具代表的一位准财神爷。刘海蟾原名刘海，五代时人，曾为辽朝进士，后为丞相辅佐燕主刘宗光。据说，刘海用计收复了修行多年的金蟾，得道成仙。刘海戏金蟾，金蟾吐金钱。他走到哪里，就把钱撒到哪里，救济了不少穷人，人们尊敬他，感激他，称他为活神仙。

福星、禄星和寿星

福、禄、寿在中国民间被视为天上三吉星，福寓意五福临门，禄寓意高官厚禄，寿寓意长命百岁。中国民间喜欢将三星作为礼仪交往和日常生活中象征幸福、吉利、长寿的祝愿，有“三星高照”之说。

有福、得禄和长寿三个目标，一直是中国道教信徒和普通民众追求的共同理想。明代以来，民间对福、禄、寿三星的奉祀经久不衰。道教宫观尽管少有专门设立的福、禄、寿三星君殿，但是单独供奉寿星的仍较普遍。

福禄寿的传说

据传，福神原为岁星，即木星，后逐渐人格化。一说源于五斗米道（东汉张陵所创）所祀三官中的天官，演化为天官赐福之说。一说福神为唐道州刺史阳城，因其有抵制进贡侏儒的善政，遂被尊为福神。

传说，禄星原为文昌垣的第六星，后被赋予人格，附会为张仙。一说张仙为五代时在青城山得道的张远霄，一说为后蜀皇帝孟昶，即送子张仙。

寿翁也始于星宿崇拜，即角、亢二宿，是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中的头二宿，为列宿之长，故曰寿。另一说为南极星，故寿星又名“南极仙翁”。

明清以后，民间常将福、禄、寿三星一并奉祀，三星典型的形象为福星执如意居中；右为禄星，作员外打扮，怀抱婴孩；寿星在左，广额白须，捧桃执杖。

福禄寿星的由来

福、禄、寿三星之说，约起于明代。福、禄、寿三星所指，道书和民间历来众说纷纭。《金箓祈寿早朝仪》称：“南极老人福、禄、寿三星真君”，将福、禄、寿三星统归于“南极老人”名下。现在，道教和一般民众大致认为，福星指的是天官；禄星指的是文昌；寿星指的是南极老人。奉祀寿星，起于先秦。《史记》的《封禅书》称，秦时“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史记索隐》注称：“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汉代以来，一直列为国家祀典。但是，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起，以其为妄而罢祀。然而，道教中的奉祀依旧，并且将其与天官、文昌同列为福、禄、寿三星。

三星职司

福星天官，当以赐福为职。《三官灯仪》称：“真都元阳，紫微宫主，自然大圣，赐福天官，统摄天界，役使鬼神，保天长存。”禄星文昌，文昌有六星，其中司禄星，纬书《春秋元命苞》称“司禄赏功进士”，主文人之功名利禄。寿星南极老人星，《史记正义》称“为人主占寿命延长之应”。

人们常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愿长辈幸福长寿。道教创造了福、禄、寿三星形象，迎合了人们的这一心愿，“三星高照”就成了一句吉利语。

三星也是许多民间绘画的题材，常见福星手拿一个“福”字，禄星捧着金元宝，寿星托着寿桃、拄着拐杖。另外还有一种象征画法，画上蝙蝠、梅花鹿、寿桃，用它们的谐音来表达福、禄、寿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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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邪的桃木

据说，桃木能祛病强身，延年益寿。民间传说在大地的东北方是恶鬼居住的地方，有一道大门，称为“万鬼之门”，将恶鬼拒之门外，而这道大门就是天帝用桃木做的。为了保险起见，在门前还栽种两棵桃树，来镇鬼驱邪。有趣的是，现代科学研究发现，桃树的汁液的确含有某种抑制细菌生长的特殊成分。在中药里桃树枝也是一味药，并且人们相信朝向东北，也就是朝向鬼门方向的桃枝药力最佳。

送子观音和碧霞元君

在远古时代，人们把生育现象看得非常神秘，向神灵祈子是最普遍的一种求子方式，民间虚造有主管生育的神灵、偶像，送子观音与碧霞元君即是人们企盼子嗣必拜的神灵。

送子观音俗称送子娘娘，是抱着一个男孩的妇女形象。送子观音很受中国妇女喜爱，信徒们认为，妇女只要摸摸这尊塑像，或是口中诵念和心中默念观音，即可得子。碧霞元君更是神通广大，能保佑农耕、经商、旅行、婚姻，能疗病救人，尤其能使妇女生子、儿童无恙。所以旧时妇女信仰碧霞元君特别虔诚，不仅在泰山有庙，在各地也建有许多娘娘庙。这种信仰至今仍很兴旺，人们仍不辞劳苦登上泰山绝顶，许愿还愿，向其祈祷，香火不断。

送子观音

送子观音的形象是中国佛教所创造的。《法华经》中说：“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这是民间送子观音的由来。

据说，晋朝益州有个叫孙道德的人，年过五十，还没有儿女。他家距佛寺很近，景平年间，一位和他熟悉的和尚对他说：“你真想要个儿子，一定要诚心念诵《观世音经》。”孙道德接受了和尚的建议，每天念经烧香，供养观音。过了一段日子，他梦见观音，菩萨告诉他：“你不久就会有一个大胖儿子了。”不久，孙夫人就生了个胖乎乎的男孩。

《异祥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南朝宋代济阴有个名叫卞悦之的居士，行年五十，没有儿女。娶妾几年，妾也没有怀孕。卞悦之便向观音菩萨祈求继嗣，发愿颂《观音经》一千遍。从此每天念经，将满一千遍时，妾已怀孕，不久便生下一个儿子。

相传，古时南京大宁坊有个叫王玉的人，年过四十无子，于友人马公酌家神前，见到一部《白衣观音经》，便专心致志地念起来。以后每天都念，从不懈怠。次年四月十四夜他的岳母刘氏梦见一个白衣人，头戴金冠，抱着一个婴儿，对她说：“我给你送圣奴来。”刘氏接过婴儿，抱在怀里。第二天，她女儿即生下一个儿子，模样和梦中白衣人送来的婴孩一样，于是就为这个孩子取名“圣僧奴”。

碧霞元君

碧霞元君的来历，传说为黄帝所遣之玉女。据《玉女考》和《瑶池记》记载：黄帝建岱岳观时，曾经预先派遣七位女子，云冠羽衣，前往泰山以迎西昆真人，玉女乃七女中的修道得仙者。还有一种传说，碧霞元君为华山玉女。但—般作为泰山女神，为泰山神之女。据明代王之纲《玉女传》：“泰山玉女者，天仙神女也。黄帝时始见，汉明帝时再见焉。”据《玉女卷》称，碧霞元君是汉明帝时西牛国孙宁府奉符县善士石守道的女儿石玉叶修道成仙，凭灵泰山。

可见汉晋时早有泰山神女的故事。汉代人还在泰山顶上雕刻神女石像，在泰山极顶修建玉女池以奉祀。五代时殿堂倾塌，石像倒地，金童之像漫涣剥蚀，玉女也沦落于山顶玉女池内。宋真宗东封泰山，还回御帐，在玉女池中洗手，一石人浮出水面，此乃玉女。宋真宗于是下令疏浚该池，用白玉重雕玉女神像，命有司建祠并更名为“昭真祠”，遣使致祭，号为“圣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明朝时，将昭真祠又更名为“灵应宫”，后又扩建，增大规模，为碧霞宫，赐号“碧霞元君”。道教吸收了上述信仰，认为碧霞元君受玉帝之命，证位天仙，统摄岳府之神兵天将，并照察人间一切善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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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生卒年不详），五代十国女诗人。在民间，流传着一个关于花蕊夫人的美丽传说。后蜀国王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很喜欢芙蓉花，孟昶就为美丽的花蕊夫人在城里城外种满了芙蓉花。不久，宋朝军队打进后蜀国，孟昶投降，花蕊夫人也被俘虏。宋朝皇帝赵匡胤见花蕊夫人十分美丽，便收她作了自己的妃子，可花蕊夫人十分讨厌他。花蕊夫人被送宋宫但不忘故主，绘孟昶画像私挂奉祀。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拿出孟昶的画像流泪诉说思念之情。此事被宋太祖入宫看见追问，花蕊夫人急中生智说“所挂张仙，送子之神，蜀人皆如”，幸未追究。送子之神于是从宫中传到民间。到了晚清，民间把张仙男身像改花蕊女身像，花蕊夫人被尊为“送子娘娘”。

海神娘娘妈祖

古代在海上航行经常受到风浪的袭击而船沉人亡，船员的安全成为航海者的主要问题，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神灵的保佑，在船舶启航前要先祭天妃，逐渐形成妈祖崇拜。

世界上许多濒临海洋的国家都有海神崇拜，中国也有自己的海神娘娘，这就是天后。妈祖的真名为林默，小名默娘，故又称“林默娘”。林氏于宋建隆元年（960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诞生在莆田县湄洲岛，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九月初九逝世，在人世二十八个春秋。因为生前多次拯救遇灾船员，因此受到供奉。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南亚许多地方均建有妈祖庙，仅台湾一岛，就有妈祖庙500多座，信仰妈祖的徒众达到1亿人，可见其影响之大。

妈祖传说

林默是个渔家姑娘，因为生在海边，水性极好，她常常去救助海上遇难的客商、渔民；默娘又懂得天象，她对天气的预测常常被证明是正确的；默娘懂得医学，常给人看病疗伤，扶危救难。因此，乡亲们十分爱戴她，称他为“神女”。有一次林默救人时遇难，乡亲们不愿承认“神女”死去，便说她“升仙”了，并诞生了许多林女升仙的故事。莆田百姓修了祠堂来纪念她，成为最早的海神庙。

此后，民间流传很多船只在海上遇险，因默娘“显灵”保佑而得平安的故事。明代伟大的航海壮举——郑和下西洋，也被认为多次得到“妈祖”的庇护而化险为夷。以上种种“神迹”，得到政府方面的重视，自宋至清，帝王们对妈祖多次进行加封，在近八百年间册封多达四十余次，封号累计竟达五六十字。如“辅国护圣”“护国庇民”等。林默的地位，也由当初的林姑娘而为夫人、妃、天妃、圣妃，最终升至天后。不仅民间祭祀，朝廷也派大臣礼祭，并载入国家祀典。

妈祖崇拜

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海岛人们举办妈祖文化节暨妈祖生日庆典，节庆活动包括祭拜仪式、文娱演出、渔家民俗文化展示等。其间，有规模盛大的献牲、祭祀等春祭仪式，还有舞龙、舞狮、秧歌、民间戏曲、渔家号子等传统民俗节目，生动形象展现出海岛居民对妈祖的虔诚信仰和独具魅力的渔家民俗文化。

正月十五是“海神娘娘渔灯节”，沿袭这一古老遗风，这一天，岛上人民乘船去庙岛，给妈祖送灯，烧香祈拜、许愿，以最高的礼节，以致富感恩的豪情，向妈祖致以最虔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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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救父寻兄

相传妈祖十六岁那年秋天的一天，其父兄驾船渡海北上之际，海上掀起狂风恶浪，船只遭损，情况危急。这时妈祖在家织布，忽然闭上眼睛，使劲全力扶住织机，母亲见状，忙叫醒她，妈祖醒来时失手将梭掉在了地上，见梭掉在了地上，妈祖哭道：父亲得救，哥哥死了！不久有人来报，情况属实。其兄掉到海里后，妈祖陪着母亲驾船前去大海里寻找，突然发现有一群水族聚集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众人十分担心，而妈祖知道是水族受水神之命前来迎接她，这时海水变清，其兄尸体浮了上来，于是将尸体运回去。此后每当妈祖诞辰之日，夜里鱼群环列湄屿之前，黎明才散去，而这一天也成为当地渔民的休船之日。

第二讲 神话传说篇

盘古开天

盘古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神，生前完成开天辟地的伟大业绩，死后成为中华民族崇拜的英雄。盘古为南方神话中的开辟神，盘古崇拜的核心群在南方，在瑶畲之中，盘古神话之根在瑶族，岭南各地均设有盘古庙。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有许多创世大神。在中国，第一创世大神是盘古。汉、壮、苗、瑶等族，都崇拜盘古神。还有一些民族崇拜的创世大神，与盘古大同小异。据史学家考证，盘古神话起源于中国西南地区。盘古最早见于三国时徐整著的《三五历纪》。其后，题为梁任昉撰的《述异记》称盘古身体化为天地各物。

传说在天地还没有开辟以前，有一个不知道为何物的东西，叫做帝江（又称混沌），他没有七窍，样子如同一个没有洞的口袋一样，它有两个好友，一个叫倏，一个叫忽。有一天，倏和忽商量为帝江凿开七窍，帝江同意了。倏和忽用了七天为帝江凿开了七窍，但是帝江却因此死了。帝江死后，它的肚子里出现了一个人，名字叫“盘古”。

盘古在这个“大口袋”中一直酣睡了约18000年后醒来，发现周围一团黑暗，当他睁开朦胧的睡眼时，眼前一片黑暗。他想伸展一下筋骨，但“大口袋”紧紧包裹着身子，他感到浑身燥热不堪，呼吸非常困难。

盘古不能想象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忍辱地生存下去。他火冒三丈，勃然大怒，于是他拔下自己一颗牙齿，把它变成威力巨大的神斧，抡起来用力向周围劈砍。一阵巨响过后，“大口袋”中一股清新的气体散发开来，飘飘扬扬升到高处，变成天空；另外一些浑浊的东西缓缓下沉，变成大地。从此，混沌不分的宇宙一变而为天和地，不再是漆黑一片。人置身其中，只觉得神清气爽。

盘古仍不罢休，继续施展法术，不知又过了多少年，天终于不能再高了，地也不能再厚了。这时，盘古已耗尽全身力气，他缓缓睁开双眼，满怀深情地望了望自己亲手开辟的天地。盘古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慢慢地躺在地上，闭上沉重的眼皮，与世长辞了。

盘古临死前，他嘴里呼出的气变成了春风和天空的云雾；声音变成了天空的雷霆；盘古的左眼变成太阳，照耀大地；右眼变成皎洁的月亮，给夜晚带来光明；千万缕头发变成颗颗星星，点缀美丽的夜空；鲜血变成江河湖海，奔腾不息；肌肉变成千里沃野，供万物生存；骨骼变成树木花草，供人们欣赏；筋脉变成了道路；牙齿变成石头和金属，供人们使用；精髓变成明亮的珍珠，供人们收藏；汗水变成雨露，滋润禾苗。盘古倒下时，他的头化作了东岳泰山（在山东），他的脚化作了西岳华山（在陕西），他的左臂化作南岳衡山（在湖南），他的右臂化作北岳恒山（在山西），他的腹部化作了中岳嵩山（在河南）。传说盘古的精灵魂魄也在他死后变成了人类，所以都说人类是世上的万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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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工怒触不周山

传说，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他聪明敏慧，有智谋，他统治的地盘很大，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与颛顼同时，有个部落领袖，叫作共工氏。据说共工氏姓姜，是炎帝的后代。他对农耕很重视，尤其对水利工作更是抓紧，发明了筑堤蓄水的办法。颛顼不赞成共工氏的做法，认为共工氏是不能自作主张的。于是，颛顼与共工氏之间发生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最终共工战败，他来到不周山(今昆仑山)，把不周山的峰顶撞下来，以表示自己的坚定决心。

女娲造人

传说女娲用泥土仿照自己创造了人，继而创造了人类社会。又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使青年男女相互婚配，繁衍后代，因此被传为婚姻女神。她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祖神。

女娲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人类起源于古代类人猿这一事实已经不容争辩，但是神话般的女娲造人的故事却经久不衰，一代代地流传了下来。

传说盘古开辟天地后，用身躯造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那些残留在天地间的浊气慢慢化作虫鱼鸟兽，给这死寂的世界增添了生气。

这时，有一位女神女娲，在这莽莽的原野上行走。她放眼四望，山岭起伏，江河奔流，丛林茂密，草木争辉，天上百鸟飞鸣，地上群兽奔驰，水中鱼儿嬉戏，草中虫豸跳跃。但是她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连自己也弄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女娲与山川草木诉说心中的烦躁，山川草木根本不懂她的话；对虫鱼鸟兽倾吐心事，虫鱼鸟兽哪能了解她的苦恼。她颓然坐在一个池塘旁边，茫然面对池塘中自己的影子。忽然一片树叶飘落池中，静止的池水泛起了小小的涟漪，使她的影子也微微晃动起来。女娲不由得产生了按照自己的模样造人的想法。

她马上用手在池边挖了些泥土，和上水，照着自己的影子捏了起来。捏着捏着，捏成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模样与女娲差不多，也有五官七窍，双手两脚。捏好后往地上一放，居然活了起来。女娲一见，满心欢喜，接着又捏了许多。她把这些小东西叫作“人”。这些“人”是仿照神的模样造出来的，气概举动自然与别的生物不同，居然会讲起和女娲一样的话来。他们在女娲身旁欢呼雀跃了一阵，慢慢走散了。

女娲寂寞的心一下子热乎起来，她想把世界变得热热闹闹，让世界到处都有她亲手造出来的人，于是不停地工作，捏了一个又一个。但是世界毕竟太大了，她工作了很久，双手都捏得麻木了，捏出的小人分布在大地上仍然太稀少。她想这样下去不行，就顺手从附近折下一条藤蔓，伸入泥潭，沾上泥浆向地上挥洒。结果点点泥浆变成一个个小人，与用手捏成的模样相似，这一来速度就快多了。女娲见新方法奏了效，越洒越起劲，大地上就到处有了人。

女娲在大地上造出许多人来，心中高兴，寂寞感一扫而空。她觉得很累了，要休息一下，到四处走走，看看那些人生活怎样。

一天，她走到一处，见人烟稀少，十分奇怪，俯身仔细察看，见地上躺着不少小人，动也不动，她用手拨弄，也不见动静。原来，这是她最初造出来的小人，这时已头发雪白，寿终正寝了。女娲见了这种情形，心中很是着急，她想到自己辛辛苦苦造人，人却不断衰老死亡。这样下去，若要使世界上一直有人，岂不要永远不停地制造？这总不是办法。最后女娲参照世上万物传宗接代的方法，叫人类也男女相互交配，繁衍后代。因为人是仿神的生物，不能与禽兽同等，所以她又建立了婚姻制度。

在中国神话体系里，男性的伏羲与女性的女娲是同被作为始祖神来崇拜的。关于女娲的传说很多，一直流传至今，影响甚为广泛深远。至今中国云南的苗族、侗族还将女娲作为本民族的始祖加以崇拜！

在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东的侯村有一座女娲陵，存在时间可能在三四千年以上。女娲陵分正、副二陵，正陵埋葬女娲之体，副陵埋葬女娲生前所用之物。在副陵东边，有一座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娲皇庙”，自古以来侯村“娲皇庙”与陕西“黄帝陵”、湖南“炎帝陵”地位相当，一直是享受历代帝王祭祀的国家神庙。在每年农历三月初十前后，当地都会举行长达7天的大型庙会和祭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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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婚姻制度

人类最初是没有婚姻和家庭观念的。最初人类的两性关系是混乱的，随着古人采集、狩猎经济的发展，古人们在劳动中开始按照男女、年龄进行分工，他们的思维也发生了变化。父母开始不愿与自己的子女发生两性关系，最后人类终于排斥了杂乱的两性关系，发展成比较固定的血缘群团，又称血缘家庭或血缘公社。它既是一个生产生活单位，又是一个内部通婚的集团。在这里面开始不许祖辈与少辈之间、双亲与子女之间发生两性关系，而却允许兄弟姐妹之间互相通婚。这种血缘群婚在人类发展史上经历了以百万年计的漫长岁月。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逐渐走入健康的婚姻观念与制度之中。

精卫填海

精卫填海是《山海经》记叙的一则故事，说的是中国上古时期一种叫精卫的鸟努力填平大海的故事，是古人颂扬善良愿望和锲而不舍精神的神话传说。

精卫填海是中国远古神话中最为有名，也是最为感人的故事之一。世人常因炎帝小女儿被东海波涛吞噬化成精卫鸟而叹息，更为精卫鸟衔运西山木石以填东海的顽强执着精神而抛洒热泪，后世人们也常常以精卫填海比喻志士仁人所从事的艰巨卓越的事业。

神话传说

炎帝有一个小女儿，叫女娃。女娃十分乖巧，黄帝见了她，也都忍不住夸奖她，炎帝视女娃为掌上明珠。炎帝不在家时，女娃便独自玩耍，她非常想让父亲带她出去，到东海——太阳升起的地方去看一看。可是因为父亲忙于公事，总是不能带她去。

这一天，女娃没告诉父亲，便一个人驾着一只小船向东海太阳升起的地方划去。不幸的是，海上突然起了狂风大浪，像山一样的海浪把女娃的小船打翻了。女娃不幸落入海中，终被无情的大海吞没了，永远回不来了。炎帝痛念自己的小女儿，却不能使她死而复生，也只有独自神伤嗟叹了。

女娃死后，她的精魂化作了一只小鸟，花脑袋，白嘴壳，红色的爪子，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所以，人们便叫此鸟为“精卫”。精卫飞翔着、鸣叫着，从发鸠山衔石子和树枝填入大海，成年累月，往复飞翔，从不停息。后来，一只海燕飞过东海时无意间看见了精卫，他为她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但了解了事情的起因之后，海燕为精卫大无畏的精神所打动，就与其结成了夫妻，生出许多小鸟，雌的像精卫，雄的像海燕。小精卫和她们的妈妈一样，也去衔石填海。直到今天，她们还在做着这种工作。

发鸠山

《山海经 北山经》里记载：“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这里的“西山”就是现在的发鸠山，位于山西省长子县城西25公里处，海拔1646.8米，山势矗立，蜿蜒南北，雄伟壮观。山头雾罩云腾，翠奔绿涌，颇有仙境气势。

发鸠山由三座主峰组成，奇峭的山峰逐次排列，像三尊傲立苍穹的巨人。发鸠山峰峦叠起，怪石峥嵘，云涛雾海，景色奇特。峰顶是一块面积不大的平地，古人曾在这里修筑庙宇。主峰稍南有一无风台，这里任何时候都无一丝一缕的风息。偏南依岩筑室，为寺僧禅室，称“起云洞”，洞口有石山，云气冉冉。

发鸠山东山脚下有清泉，是浊漳河主要源头。古时源头建有“泉神庙”，后改为“灵湫庙”，传说是炎帝为纪念女娃所建。庙宇宏大，造型别致，庙的周围有摩天塔、上天梯、通天桥、南天门、八角琉璃景、四星池等建筑。

发鸠山脚下有一景观称“浊源泻碧”，河水从山脚下流出，一片碧绿，湍流直泻，西流东往。当游人夜宿灵湫庙，静夜时能听到山下汩汩泉水的响声，妙不可言。发鸠山的庙宇大多与精卫鸟有关。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他把区区精卫小鸟与顶天立地的巨人刑天相提并论，有着一种悲壮之美，千百年来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沧海固然大，而精卫鸟坚韧不拔的精神更为伟大，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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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族的始祖

炎帝与黄帝是华夏族的始祖，他们是起源于河南省中部黄河流域的两个血缘关系相近的部落首领。后来，两个部落争夺领地，黄帝打败了炎帝，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华夏族在汉朝以后称为“汉人”，唐朝以后又称为“唐人”。炎帝和黄帝也是中国文化、技术的始祖，传说他们以及他们的臣子、后代创造了上古几乎所有重要的发明。

刑天舞戚

刑天是中国上古神话中最具反抗精神的人物，东晋诗人陶渊明曾经赋诗称赞他“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刑天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深深地烙印在后世人民的心中，常为后人称颂。

刑天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山海经 海外西经》中有他的记载。刑天是炎帝手下的一位大臣，他酷爱音乐，曾为炎帝作乐曲《扶犁》，作诗歌《丰收》，总名称为《卜谋》，以歌颂当时人民幸福快乐的生活。后来炎帝被黄帝推翻，屈居到南方做了小小的一名天帝。虽然炎帝忍气吞声不与和黄帝抗争，但他的子孙和手下却不服气。当蚩尤举兵反抗黄帝的时候，刑天曾想去参加这场战争，因为炎帝的坚决阻止而没有成行。蚩尤战败被黄帝杀死，刑天偷偷地离开南方，径直奔向中央天庭，去和黄帝争个高低。

刑天左手握着长方形的盾牌，右手拿着一柄闪光的大斧，一路过关斩将，砍开重重天门，直杀到黄帝的宫前。黄帝见刑天挥舞盾斧杀将过来，拿起宝剑就和刑天搏斗起来。两人剑刺斧劈，从宫内杀到宫外，从天庭杀到凡间，直杀到常羊山旁。

常羊山是炎帝降生的地方，往北不远是黄帝诞生地轩辕国。两人都到了自己的故土，因而战斗格外激烈。刑天想，世界本是炎帝的，现在被你窃取了，我一定要夺回来。黄帝想，现在普天下邦安民乐，我轩辕子孙昌盛，岂容他人染指。于是各人都使出浑身力量，恨不得能将对方一下杀死。

黄帝久经沙场，又有九天玄女传授的兵法，比刑天多些智慧，找个破绽一剑向刑天的颈脖砍去，刑天的巨大头颅便从颈脖上滚落下来，落在常羊山脚下。刑天一摸颈脖上没有了头颅，慌忙把斧头移到握盾的左手，伸出右手在地上乱摸。他把周围的大小山谷都摸了个遍，参天的大树，突出的岩石，在他的触摸下，都折断了，崩塌了，还是没有找到那颗头颅。他只顾向远处摸去，却没想到头颅就在离他不远的山脚下。

黄帝怕刑天摸到头颅后恢复原身又来和他作对，连忙举起手中的宝剑向常羊山用力一劈，常羊山被劈为两半，刑天的巨大头颅骨碌碌地落入山中，两山又合而为一，把刑天的头颅深深地埋葬起来。

刑天知道黄帝已把它的头颅埋葬了，他将永远身首异处。他呆呆地立在那里，就像是—座黑沉沉的大山。刑天不甘心就这样败在黄帝手下，他一只手拿着盾牌，一只手举起大斧，向着天空乱劈乱舞，继续和眼前看不见的敌人拼死搏斗起来。刑天赤裸着上身，把两乳当作眼，把肚脐当作口，身躯就是头颅，两手拿着斧和盾有力地挥舞着。

看着无头刑天还在愤怒地挥舞盾斧，黄帝心里一阵颤栗，不由自主地害怕起来。他不敢再对刑天下毒手，返回了天庭。据说那断头的刑天，至今还在常羊山的附近，挥舞着手里的武器。

刑天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不朽的神话，在于他坚持不懈、英勇无畏、不惧怕死亡。这样的精神是可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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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树与刑天

在长期生活中，人们发现，柳树伐过枝干后，茬口处能够萌生新枝条，而且新枝条通直，更利于使用。因此便形成了对柳树的头木作业法，在一定高度截去树冠，促进新枝萌生，每隔几年伐取枝条利用。一些人认为，刑天的原形就是被头木作业的柳树，特别是树龄几十年、树干粗壮被砍去树冠的柳树，与断头后依然挺立的人尸非常相似，有时树干还会形成一些伤疤，更是一副“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形象。

女娲补天

女娲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她慈祥地创造了华夏子孙，又勇敢地照顾子孙们免受天灾，成为中国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祖神。

女娲是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女娲与伏羲为兄妹，人首蛇身，相传曾炼五色石以补天，并抟土造人，制嫁娶之礼，延续人类生命，造化世上生灵万物。女娲总是救人们于水火之中，也正是这个原因，她也成为了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神话传说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用黄泥造人，日月星辰各司其职，子民安居乐业，四海歌舞升平。后来共工与颛顼争帝位，不胜而头触不周之山，导致天柱折，地维绝，四极废，九州裂，天倾西北，地陷东南，洪水泛滥，大火蔓延，人民流离失所。

女娲看到她的子民们陷入巨大灾难之中，十分关切，决心炼石以补苍天。于是她周游四海，遍涉群山，最后选择了天台山。天台山由神鳌用背驮着，以防沉入海底。女娲为何选择天台山呢？因为只有天台山才出产炼石用的五色土，是炼补天石的绝佳之地。于是，女娲在天台山顶堆巨石为炉，取五色土为料，又借来太阳神火，历时九天九夜，炼就了五色巨石36501块。然后又历时九天九夜，用36500块五彩石将天补好，剩下的一块遗留在天台山中汤谷的山顶上。

天补好了，可是却找不到支撑四极的柱子。要是没有柱子支撑，天就会塌下来。情急之下，女娲只好将背负天台山之神鳌的四只足砍下来支撑四极。可是天台山要是没有神鳌的负载，就会沉入海底，于是女娲将天台山移到东海之滨的琅琊，就是今天日照市涛雒镇一带。至今天台山上仍然留有女娲补天台，补天台下有被斩了足的神鳌和补天剩下的五彩石，后人称之为“太阳神石”。

女娲补天之后，天地定位，洪水归道，烈火熄灭，四海宁静。人们在天台山载歌载舞，欢庆补天成功，同时在山下建立女娲庙，世代供奉，朝拜者络绎不绝，香火不断。

五彩石与五彩翡翠

女娲在人类遭受灾难的那一刻，立刻斩断了神鳌的腿脚，竖立在大地四方，把天撑起。又杀死了兴风作浪的黑龙，用芦苇灰堵住了滔天的洪水，同时炼出五彩石补住了天洞。从此女娲成了创世女神，五彩石也成了人们梦寐以求的珍宝。为了纪念女娲，人们一直在寻找女娲补天时散落到地面的五彩石块儿。然而，这种石块儿太罕见，太珍贵，太难得了。因此，人们就把具有观赏价值和有纪念意义的石头拣回家收藏起来，称之为“五彩石”。

翡和翠，来源于中国神话传说中两种羽毛颜色不同的神鸟。人们称羽毛为红色的鸟叫翡鸟，称羽毛颜色为绿色的鸟叫翠鸟。凡是珍贵的玉石品种都必须含有翡和翠两种颜色，所以人们称珍贵的玉石为翡翠。它沐大地之灵光，育宇宙之神韵，在世界上极为罕见，极为稀有。

因为这美丽的传说，人们就把绚丽多彩的奇石叫五彩石，又名五彩翡翠。这便是五彩石和五彩翡翠的缘由。

民间奉祀

女娲补天、造人，创造了人类社会，一直为炎黄子孙崇拜祭祀。多部史书中记录的女娲故里是现在的陕西平利县，当地也保留大量关于女娲的传说和足迹，有女娲山和女娲庙。河北省涉县漳河畔、中皇山峭壁上的娲皇宫始建于北齐年间，距今已有1450余年，是我国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祀奉女娲的古建筑群，相传是“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之处。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与平凉市静宁县的交接处即陇西成纪是传统说法上的“女娲故里”。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有个女娲抟土造人的女娲城。山西晋城泽州建有“华夏女娲文化园”。山西省骊山西绣岭第二峰建有女娲祠，有山门、前殿、后殿等建筑，供奉女娲塑像。殿堂外面，山石红彤彤的，像给烈火烧炼过，相传是女娲炼石补天的地方。骊山女娲祠始建于唐，历代有修葺，香火不断。每年农历六月，女娲祠举行庙会，祭祀女娲。每年正月二十日过女皇节，又称“女娲生日”“女娲补天节”。过节时家家做“补天饼”，抛到屋顶，象征补天，同时往地上、井里掷，象征补地，然后全家吃补天饼，洋溢着对女娲的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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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石产自何地

女娲用以补天的五色石，又称“女娲石”。女娲石产自何地？它有什么特色？《太平御览》卷五二引《王娲之南康记》云：“归美山山石红丹，赫若彩绘，峨峨秀上，切霄邻景，名曰女娲石。大风雨后，天澄气静，闻弦管声。”引文中之“归美山”在何地何处，尚未及详考。有专家说，传说中的女娲氏不但确有其人，并且是活动于三晋大地上的山西人，在长治市东南天台山上亦有女娲炼石的望儿台。

夸父逐日

夸父追日的神话，反映了远古时代人们战胜干旱的强烈愿望，虽然夸父最后牺牲了自己，但他那顽强不屈、坚持不懈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千百年来仍为人们赞颂。

夸父逐日是我国最早的著名神话之一，首见于《山海经·大荒北经》，讲的是夸父奋力追赶太阳、长眠虞渊的故事。夸父追日的神话，曲折地反映了远古时代人们向大自然竞胜的精神，在今天对于我们仍有着巨大的教育意义。

神话传说

远古时候，在北方荒野中，有座巍峨雄伟、高耸入云的高山。在山林深处，生活着一群力大无穷的巨人。

有一年，天气非常炎热，火辣辣的太阳直射在大地上，烤死庄稼，晒焦树木，河流干枯。人们热得难以忍受，夸父族的人纷纷死去。夸父看到这种情景很难过，他仰头望着太阳，告诉族人：“太阳实在是可恶，我要追上太阳，捉住它，让它听人的指挥。”

族人听后纷纷劝阻。有的人说：“你千万别去，太阳离我们那么远，你会累死的。”有的人说：“太阳那么热，你会被烤死的。”但夸父心意已决，发誓要捉住太阳，让它听从人们的吩咐，为大家服务。他看着愁苦不堪的族人说：“为大家的幸福生活，我一定要去！”

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夸父告别族人，怀着雄心壮志，从东海边上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迈开大步追去，开始了他逐日的征程。太阳在空中飞快地移动，夸父在地上如疾风似的，拼命地追呀追。他穿过一座座大山，跨过一条条河流，大地被他的脚步，震得“轰轰”作响，来回摇摆。

夸父跑累的时候，就微微打个盹，将鞋里的土抖落在地上，于是形成大土山。饿的时候，他就摘野果充饥，有时候夸父也煮饭吃。他用三块石头架锅，这三块石头，就成了三座鼎足而立的高山，有几千米高。

夸父追着太阳跑，眼看离太阳越来越近，他的信心越来越强。越接近太阳，就渴得越厉害，已经不是捧河水就可以止渴的了。但是，他没有害怕，并且一直鼓励着自己，“快了，就要追上太阳了，人们的生活就会幸福了。”

经过九天九夜，在太阳落山的地方，夸父终于追上了它。红彤彤、热辣辣的火球，就在夸父眼前，他的头上，万道金光，沐浴在他身上。夸父无比欢欣地张开双臂，想把太阳抱住。可是太阳炽热异常，夸父感到又渴又累。他就跑到黄河边，一口气把黄河之水喝干；他又跑到渭河边，把渭河水也喝光，仍不解渴；夸父又向北跑去，那里有纵横千里的大泽，大泽里的水足够夸父解渴。但是，夸父还没有跑到大泽，就在半路上被渴死了。

夸父临死的时候，心里充满遗憾，他还牵挂着自己的族人，于是将自己手中的木杖扔出去。木杖落地的地方，顿时生出大片郁郁葱葱的桃林。这片桃林终年茂盛，为往来的过客遮荫，结出的鲜桃，为勤劳的人们解渴，让人们能够消除疲劳，精力充沛地踏上旅程。

夸父逐日原始意蕴

夸父逐日的历史隐喻是什么呢？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8000年前至5000年前是一段气候温暖的时期，曾发生过酷烈的炎热和干旱现象，这种干旱和炎热在古代神话中有着深刻的反映。夸父逐日的故事蕴含着我们的远古先人对炎热与干旱发生原因的重要认识，反映了他们为抗旱驱热、赢得生存所进行的艰难而顽强的斗争。

有人认为，夸父追日是对夸父族向着太阳不断迁徙这一历史事件的虚构和神化。蚩尤战败，联盟瓦解，夸父族踏上新的迁徙之路。族长决定随着太阳行进的方向向西前进。夸父逐日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长距离的部族迁徙，是一次很有胆略的探险。但是，由于他们对太阳的运行和我国西北部地理状况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最终悲壮地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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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父与夸父氏

夸父神话故事主要见于《山海经 海外北经》和《山海经 大荒北经》。据《山海经》所说，夸父是共工的后代，共工生后土，后土生信，信生夸父，而共工又是炎帝的后代。一些史学家认为，夸父不仅是一个人，而且也是一个部族的名称，故又称“夸父氏”，夸父逐日反映的是该族先民们的一次大迁徙过程。夸父部族的猴图腾远达北亚和美洲，似乎说明了夸父族的真实存在以及它广阔的活动范围。

后羿射日

后羿射日与大禹治水一脉相承，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相抗争的大无畏精神。如果把后羿与日对立着看，后羿射日与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火具有同等的人类学意义。

后羿射日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山海经》里。在尧舜禹时期极度大旱的气候状况下，不仅有夸父逐日的疯狂行为，还有后羿射日的伟大举动，都是希望不让太阳再跑出来焦烤大地。

后羿射日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说故事，但在历史上却真有后羿此人。相传后羿是夏王朝东夷族有穷氏的首领，善于射箭。当时夏王启的儿子太康耽于游乐田猎，不理政事，被后羿所逐。太康死后，后羿立太康之弟仲康为夏王。但后羿只顾四出打猎，后来被亲信寒浞所杀。下面让我们一起温习一下后羿射日这个流传了千年的神话吧。

传说在很久以前，天空曾一起出现了十个太阳，他们的母亲是东方天帝的妻子。他们常在世界最东边的东海洗澡，洗完澡后像小鸟那样栖息在一棵大树上。九个太阳栖息在长得较矮的树枝上，另一个太阳则栖息在树梢上，每夜一换。

当晨光来临时，栖息在树梢的太阳便坐着两轮车穿越天空。那时候，人们在大地上生活得非常幸福和睦。可是，有一天，这十个太阳想到，要是他们一起周游天空，肯定很有趣。于是，当黎明来临时，十个太阳一起爬上车，踏上了穿越天空的旅途。这一下，大地上的人们和万物就遭了殃。十个太阳像十个火团，他们一起放出的热量烤焦了大地。

森林着火，烧成了灰烬，烧死了许多动物。那些在大火中没有烧死的动物流窜于人群之中，发疯似地寻找食物。河流干枯了，大海也干涸了，所有的鱼都死了，水中的怪物便爬上岸偷窃食物。农作物和果园枯萎了，供给人和家畜的食物也断绝了。一些人出门觅食，被太阳的高温活活烧死；另外一些人成了野兽的食物。人们在火海里挣扎着生存。

这时，有个年轻英俊的英雄叫作后羿，他是个神箭手，箭法超群，百发百中。他看到人们生活在苦难中，便决心帮助人们脱离苦海，射掉那多余的九个太阳。

于是，后羿爬过了九十九座高山，迈过了九十九条大河，穿过了九十九个峡谷，来到了东海边。他登上了一座大山，山脚下就是茫茫的大海。后羿拉开了万斤力弓弩，搭上千斤重利箭，瞄准天上火辣辣的太阳一箭射去，第一太阳被射落了。后羿又拉开弓弩，搭上利箭射去，同时射落了两个太阳。这下，天上还有七个太阳瞪着红彤彤的眼睛。后羿感到这些太阳仍很焦热，又狠狠地射出了第三枝箭。这一箭射得很有力，一箭射落了四个太阳。其他的太阳吓得全身打颤，团团旋转。就这样，后羿射掉了九个太阳。中了箭的九个太阳无法生存下去，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他们的羽毛纷纷落在地上，他们的光和热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大地越来越暗，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太阳。

剩下的一个太阳害怕极了，在天上摇摇晃晃，慌慌张张，很快就躲进大海里去了。天上没有了太阳，立刻变成了一片黑暗。万物得不到阳光的哺育，毒蛇猛兽到处横行，人们无法生活下去了。他们便请求天帝，唤第十个太阳出来，让人类万物繁衍下去。一天早上，东边的海面上，透射出五彩缤纷的朝霞，接着，一轮金灿灿的太阳露出海面来了！人们看到了太阳的光辉，高兴得手舞足蹈，齐声欢呼。

从此，这个太阳每天从东方的海边升起，挂在天上，温暖着人间，禾苗得生长，万物得生存。后羿因为射杀太阳，拯救了万物，功劳盖世，被天帝赐封为天将。后与仙女嫦娥结为夫妻，生活得美满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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羿与后羿

后羿射日，严谨地讲应该是羿射九日。羿与后羿是两个人，据考证，历史上羿和后羿不是一个人。这两个人前后相差数百岁。先有羿，他射下天上的九个太阳，人民把他比作神。之后有一个有穷氏的首领，他射箭的本领很高，所以人们把他比作射下九日的羿，叫他后羿，就是“第二个羿”的意思。羿和后羿分属于不同的时代，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内涵，不同的品貌和不同的人格，原始文字混淆了羿和后羿，把他们合二为一了，这是一桩历史错案，是对羿的极大不公。

八仙过海

八仙过海虽然是一个神话传说，但与古代历史的蓬莱寻仙活动一样，表达了人们探寻自然奥秘、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八仙过海”从此也成为无数文人墨客描绘的对象，而八仙过海的传说也成为中国民间最经典、最生动的神话传说之一。

传说有一天，八仙到东海游蓬莱岛。吕洞宾别出心裁提出乘船过海观赏海景，他拿来铁拐李的拐杖往海里一抛，喝一声“变”，顿时变成一艘宽敞、漂亮的大龙船。八仙坐船观景，喝酒斗歌，热闹非凡。

龙宫里住有龙王的第七个儿子花龙太子。这天，他闲着无事，在水晶宫外游荡，忽然听见海面上有仙乐之声，循声寻去，见一条雕花龙船，内坐八位奇形怪状的大仙，其中有个妙龄女郎楚楚动人。花龙太子见此仙姿，似魔似痴地迷上何仙姑。平静的海面突然掀起一个浪头，将雕花龙船打翻了。顿时，铁拐李丢了拐杖急忙抱着个葫芦，汉钟离打开蒲扇垫脚底，张果老翻身爬上毛驴背，蓝采和攀住了花篮边，韩湘子放下仙笛当坐骑，曹国舅脚踏巧板浪里漂，吕洞宾毫无戒备弄了个浑身湿透，而何仙姑却不见踪影。

原来，花龙太子把何仙姑抢到龙宫里去了。花龙太子催动虾兵蟹将，掀起漫海大潮向七仙淹来。汉钟离飘飘然降落潮头，轻轻煽动蒲扇。一阵狂风把万丈高的海浪和虾兵蟹将都煽到九霄云外去了。花龙太子见汉钟离破了它的阵势，忙把脸一抹，喝声“变”，海里突然窜出一条巨鲸张开闸门似的大口来吞汉钟离。

铁拐李连忙向海中一招手，拐杖“唰”地窜出海面。铁拐李拿在手中一杖打下去，不料打在一只大章鱼身上，拐杖被章鱼的手脚缠住了。蓝采和拿起花篮罩下来，铁拐李才没有被章鱼吸到肚皮里去。这巨鲸和章鱼都是花龙太子变的，他见花篮当头罩来，慌忙化作一条海蛇，向东逃窜。张果老拍驴追赶，就要追上时毛驴却被蟹精咬住脚蹄，一声狂叫把张果老抛下驴背。曹国舅眼明手快，救起张果老，打死了蟹精。

之后八仙大开杀戒，怒斩龙子，而东海龙王则与北海、南海及西海龙王合作，一时之间惊涛骇浪。此时曹国舅拿出玉板开路，将巨浪逼往两旁，顺利渡海。最后由南海观音菩萨（一说如来佛）出面调停，双方才停战。后来，人们把这个八仙过海的掌故用来比喻那些依靠自己的特别能力而创造奇迹的事。

除上述以外，民间还有其他关于八仙的传说，其中有则悲惨的“八仙过海”故事。北宋建隆年间，沙门岛（今烟台市长岛县庙岛）是朝廷囚禁犯人的地方，从建隆三年（962年）开始，凡军人犯了法，都发配沙门岛。年复一年，岛上犯人越来越多。朝廷每年只拨给全岛300人的口粮，粮食越来越不够吃。后来，沙门岛看守头目李庆便想了个狠毒办法：当犯人超过300人时，便将其中一些捆住手脚扔进海里淹死，使岛上犯人总是保持在300人以内。如此被杀的，两年内就达700余人。为了活命，犯人们经常跳海凫水逃命，但绝大部分都被激浪吞没。

一次，有50多名囚犯得到即将被杀的消息，便趁着天晴月朗避开看守，抱着葫芦、木头等轻浮的物体跳入海中，往蓬莱山方向游去。从沙门岛到蓬莱约30里，途中多数犯人因体力不支淹死水中，只剩下身怀武功、体格健壮的七男一女8位善游者，借着水流游到了岸边，在蓬莱城北丹崖山下的狮子洞内躲了起来。第二天，渔民发现了他们，当闻知8人从沙门岛游水越海而来，无不惊奇万分，把他们称作“神人”。此事便在民间传开了，他们被传称为“八仙”，他们用来渡海的物品也被传为他们各自的法器，他们渡海逃狱的故事就演变成今天的“八仙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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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与八宝

八仙之名，明代以前众说不一。有汉代八仙、唐代八仙、宋元八仙，所列神仙各不相同。至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始定为：铁拐李、汉钟离、吕洞宾、张果老、曹国舅、韩湘子、蓝采和、何仙姑。

传说八仙分别代表着男、女、老、少、富、贵、贫、贱，由于八仙均为凡人得道，所以个性与百姓较为接近，为道教中相当重要的神仙代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八仙宫，迎神赛会也都少不了八仙。俗称八仙所持的檀板、扇、拐、笛、剑、葫芦、拂尘、花篮八物为“八宝”，是代表八仙之品。

劈山救母

沉香劈山救母的故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深入人心。这个故事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品格高尚、意志坚强、不畏艰险、战胜邪恶的少年英雄形象，表现了真挚、动人的人间真情。

华山西峰顶上，有一块10余丈长的巨石被截成三段，巨石旁边插着一把7尺高300多斤重的月牙铁斧，这里传说着刘沉香劈开华山救出其母三圣母的故事。劈山救母有多个戏剧改编而成的版本，由此还衍生了各种版本的电影、电视剧等，《宝莲灯》就是其中之一。

传说，汉代书生刘彦昌赴京赶考，顺道登华山一游。华山上有一座神庙，庙神三圣母是一位美丽善良的仙女。自从被王母派遣到华山后，三圣母一直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这一天，她正在庙中吟歌漫舞，突然发现一个书生跨进了庙门，急忙登上莲花宝座化为一尊塑像。刘彦昌走进大殿，看到三圣母的塑像俊丽、温柔、安闲，被深深吸引。他心想，要是能娶她做妻子该多幸福啊。刘彦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取出笔墨深情地在墙上抒写了自己对三圣母的爱慕之情。

三圣母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心中不禁百感交集。面前这个书生英俊倜傥、文采斐然，自己又何尝不被他深深吸引呢？目送怅怅离去又依依不舍的刘彦昌，三圣母再也不能平静了。她沉吟再三，终于决定不顾天条禁令，要与刘彦昌结为夫妻。三圣母便化为一民间女子，追上刘彦昌，向他道出了真情。从此二人两情依依，结为伉俪，恩爱无比。刘彦昌考期将临，三圣母已有孕在身。依依惜别之时，刘彦昌赠给三圣母一块祖传沉香，说日后生子可以“沉香”为名。二人十里相送，难舍难分。刘彦昌在京城一举中榜，被任命为扬州府巡按。就在他走马上任之时，三圣母却遭难了。

原来，王母娘娘要过生日，在天宫大办蟠桃会，各路神仙均来赴会祝寿。三圣母有孕在身，推脱染病而留在华山。谁知，真情被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了，他勃然大怒，责怪妹妹私嫁凡人，触犯天条律令，要捉她上天受惩罚。经过一番恶战，三圣母不敌二郎神，被二郎神压在华山下的黑云洞中。

三圣母在暗无天日的洞中生下了儿子沉香，为防不测，她偷偷恳求丫环，将儿子送到扬州，留在其父刘彦昌身边。沉香长大了，知道了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一心想救出三圣母。他告别父亲，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华山。可是母亲在哪里呢？这时他遇到了霹雳大仙。大仙问明情由，深为善良的三圣母和受苦的孩子鸣不平。他将沉香带回自己的住所，指点沉香学习六韬三略、百般武艺、七十三变。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师父辞行，要去华山救母，大仙赠给他一柄萱花开山神斧。

沉香腾云驾雾，来到华山黑云洞前。他大声呼唤母亲，声声穿透重重岩层，传入三圣母耳中。三圣母不由心情激荡，百感交集。她知儿子已长大成人，一片孝心来救自己，就将沉香唤到洞前。三圣母自知哥哥神通广大，沉香又年幼，儿子哪能是他对手呢？于是，三圣母叫沉香去向舅舅求情。

沉香飞身找舅舅向他苦苦哀求。二郎神铁石心肠，不肯放出三圣母，舞起三尖两刃刀要向沉香下手。沉香觉得舅舅欺人太甚，便抡起神斧与他打起来。两人云里雾里，刀来斧往，直杀得山摇地动，江翻海捣，天昏地暗。四仙姑觉得二郎神身为舅舅，如此凶狠地对待一个孩子，太无情无义了，于是暗中助沉香一臂之力。沉香越斗越勇，二郎神招架不住，落荒而逃。

沉香立即飞回华山，举起开山神斧奋力猛劈。只听得一声巨响，地动山摇，华山裂开了，沉香急忙到黑云洞救出了母亲。整整16年，受尽了苦难的三圣母才重见天日，她与儿子紧紧抱在一起，百感交集，泪流满面。从此，三圣母、刘彦昌和他们的英雄儿子沉香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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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神的第三只眼睛

为什么二郎神是三只眼，而且中间的眼睛是立着的？这个在古书上有记载，民间也有说法。古代蜀国人的特征就是猪首纵目，脑袋很像猪，眼睛是立着的，所以二郎神的三只眼，特别是立着的这个眼睛实际上是古蜀国人的特征。但是，古代的人也不可能长三只眼睛。一个可能性是眼睛往上倾斜，即现在我们说的丹凤眼。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蜀国人可能喜欢在额头中间画一个什么东西作装饰，有点像现在的印度人在眉心点个朱砂，所以有些不太了解情况的人，就把它看成是纵目，或者看作是第三只眼了。

白蛇传

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在中国传诵千年，历久弥新，其所反映出的对纯真自由爱情的追求，更使之成为中国众多文学艺术作品的源头之一，而白娘子则成为中国艺术形象中的经典。

《白蛇传》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神话传说，有很深远的历史和文化影响，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精品。这个故事所传播的真、善、美思想，是对至诚爱情的赞颂，是广大民众心中的理想再现，白娘子对爱情的付出和伟大的牺牲精神，更让千百年来无数人扼腕叹息。白娘子为追求爱情而流露出的情意缱绻和个性亮烈，正是这一类民间传说的“精魂”所在。

白蛇传说

在宋朝时的镇江市,白素贞是千年修炼的蛇妖，为了报答书生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化为人形来报恩，后遇到青蛇精小青，两人结伴。白素贞施展法力，巧施妙计与许仙相识，并嫁给他。婚后金山寺和尚法海对许仙讲白素贞是蛇妖，许仙将信将疑。后来许仙按法海的办法在端午节让白素贞喝下带有雄黄的酒，白素贞显出原形，却将许仙吓死，白素贞上天庭盗取仙草灵芝将许仙救活。法海将许仙骗至金山寺并软禁起来，白素贞同小青一起与法海斗法，水漫金山寺，却因此伤害了其他生灵。白素贞因此而触犯天条，在生下孩子后被法海收入钵内，镇压于雷峰塔下。后白素贞的儿子长大得中状元，到塔前祭母，将母亲救出，全家团聚。

历史流传

《白蛇传》的故事早期因为以口头相传为主，因此派生出不同的版本与细节。原来的故事有的到白素贞被镇压到雷峰塔下就结束了，有的版本有白蛇产子的情节，还有版本有后来白蛇之子得中状元祭塔救母的皆大欢喜的结局。但这个故事的基本要素，一般认为在南宋就已经具备了。

《白蛇传》的传说，现存较早的定型文本见《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西湖三塔记》。明代已有人将其编成戏曲，搬上舞台。冯梦龙《警世通言》，又将其记录整理，题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至此，故事基本完整，并与杭州西湖、镇江金山寺等地名紧密相连，而不再变更。清代初年黄图的《雷峰塔》（看山阁本），是最早整理、流传的戏曲，他只写到白蛇被镇压在雷峰塔下，并没有产子祭塔。后来又出现的梨园旧抄本（可能是陈嘉言父女所作，现存本曲谱已不全），是广为流传的本子，有白蛇生子的情节。

清朝乾隆年间，方成培改编了三十四出的《雷峰塔传奇》（水竹居本），共分四卷，第一卷从《初山》《收青》到《舟遇》《订盟》，第二卷是《端阳》《求草》，第三卷有《谒禅》《水门》，第四卷从《断桥》到《祭塔》收尾。《白蛇传》故事的主线纲架自此大体完成。而这出戏的本子，在乾隆南巡时被献上，因此有乾隆皇帝御览的招牌，使得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没有不知道《白蛇传》故事的。清代中期以后，《白蛇传》成为常演的戏剧，而今更是成为荧屏上人们所喜爱的节目。

《白蛇传》的发源地

镇江是《白蛇传》的发源地。现今流传的《白蛇传》故事的基本情节完成，是清代方成培改编的《雷峰塔传奇》，故事中最大的突破是增加了能表现白娘子性格的“水斗”“盗仙草”等情节，这些重要情节的发展更与镇江有着密切关系。从此，有了“水漫金山寺”之说，既增加了故事的浪漫主义色彩，又表现了白娘子的人情味以及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故事情节也更明确地体现民众的愿望。

《白蛇传》故事中，多处描绘古城镇江的名胜古迹，如金山寺、白龙洞、法海洞、保和堂、五条街等，并将这些风景点巧妙地穿插进故事之中，衬托了故事的背景，增加了故事的观赏性、知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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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峰塔之由来

雷峰塔，原名“皇妃塔”，古人更多地称之为“黄妃塔”，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因为塔建于西湖南岸夕照山的雷峰之上，民间以地名指称，都叫“雷峰塔”。雷峰是夕照山的中峰，北宋诗人林和靖有《中峰诗》云：“中峰一径分，盘折上幽云，夕照前村见，秋涛隔岭闻。”可见当时已是悠游赏景的好去处。至于“雷峰”之名的由来，据《淳祐临安志》所载，是因旧有郡人雷就筑庵所居，故名。也有人考证，中峰又称“回峰”，回峰之“回”字旧作“雷”，后人以形致误，错作“雷峰”。毛希龄《西河诗话》说：“南屏山前回峰，以山势回抱得名。宋有道士徐立之筑室塔旁，世称回峰先生。”后人将雷峰塔景致称“雷峰夕照”，列为西湖十景之一。

董永与七仙女

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在几千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各地的民众生活相结合，其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学价值，对研究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都有一定的意义。

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最早载于西汉刘向的《孝子传（图）》。此后三国曹植的《灵芝篇》和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也都有相关记载。干宝的记载因主题突出（行孝）、情节完整（“鹿车载父”“卖身葬父”与“天女适嫁”“助君偿债”）而广泛流传，成为两千多年来故事嬗变和文学移植的母本，对后世影响深远。

神话传说

传说，董永年幼丧母，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死后，董永因家贫无钱安葬父亲，便以卖身为奴的条件，向当地人“贷钱一万”。七仙女被董永的勤劳和孝心感动，便乘鹤来到人间，与董永在十八里河口相遇，并且在河口附近的老槐树下拜堂成亲。七仙女为了帮助董永赎身，拔出金钗插地“点”出一口缫丝井，一日织出300匹云锦，替董永还清了债务。数月后，王母娘娘得知七仙女下凡大为震怒，立即派天兵天将捉拿七仙女。董永见七仙女被天兵天将抓走，拼命追赶。天兵天将欲加害董永，七仙女见状连忙拔下发钗在地上划了一条河，挡住了董永的去路。

第二年，七仙女在天庭为董永生得一子，见玉帝难容，只得忍痛将儿子送回人间，并托梦给董永，让他到老槐树下带走孩子……董永按照梦境来到老槐树下抱孩子，在回家的路上孩子将七仙女为其缝制的一双鞋子蹬落到地，一只鞋落在河西，另一只落在河东。当地人便将此地河东地段称“东鞋村”，而河西的则被称为“西鞋村”，两庄又合称“双鞋庄”。七仙女在丢下爱子后，仍不放心，便摸云下看，因为“摸”与“摹”谐音，在双鞋庄西南边的庄子就叫“摹云庄”。董永得到儿子，更加思念七仙女，天天来到老槐树旁远眺，遥望天空，殷切期盼妻子回归，全家团聚，董永伫立之处便得名“殷庄”。

历史上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曾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历代的典籍中，记载东台西溪“董永”与“七仙女”故事的内容数不胜数，并多有发展和演绎。较早的为明代传奇剧《织锦记》，最有名的是黄梅戏《天仙配》，使得“董永遇仙”这个民间传说家喻户晓。

传承价值

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是一则既有教化作用又有爱情色彩的民间传说，其教化内容同中国民众的心理需求相适应，爱情故事又契合了民众追求婚姻幸福的需求，所以它超越现实而又和现实相融合，深受民众喜爱。

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脍炙人口，传承久远，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该传说在长期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在发展流变过程中具有了向爱情故事演变的趋势，但主题和“母体”并没有大的变化。由于民众情感的渗透和口头文学的附会，产生了不少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并且由故事产生风俗，甚至产生了与董永身世相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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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仙女传说

传说七仙女用巧手金梭织出锦绢赎出了董永，准备整治家园恩爱白头。不料玉皇大帝得知后十分震怒，急召七仙女回天宫，七仙女不得不忍痛飞去。她的织布梭化成了飞梭石，织机留在了人间，人们在夜深人静时仍能听到“咔嚓、咔嚓”的织机声。每年正月十五的晚上，身着盛装的姑娘们会聚集在飞梭石旁，手捧针线盒向七仙女乞巧，唱乞巧歌。唱完乞巧歌后，还要询问年成好坏、吉凶如何、能否婚嫁等事宜。

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素有东方“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称，也是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2006年国务院确定“梁祝传说”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千百年来，它以提倡求知、崇尚爱情、歌颂生命的鲜明主题感染着人们的心灵，以曲折动人的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而受到民众的广泛喜爱。以梁祝传说为题材的其他艺术形式也广为流传，使其成为中国民间文学艺术之林中的一朵奇葩。

梁祝传说

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一起读书，祝英台女扮男装，自称“祝九舍人”。梁、祝二人性情相投，因而结为兄弟。一同吃饭睡觉，长达三年时间。但是祝英台却从不在他面前脱衣解带，梁山伯对此每有疑惑，祝英台就搪塞过去。学成之后，二人分开，并约定梁山伯两个月后来祝家拜访。英台回到家后，正是石榴花开的时候，兄嫂做主将她许配给大户之家马氏。六个月后，山伯来拜访祝九舍人，才发现英台是女儿身，非常惊异。两人谈及婚事，梁山伯对祝英台颇有爱慕之意，但是得知英台已许配马家，不由得痛悔自己来得太迟，回到家后就相思成疾，不久离开人世，死后埋于安乐村路口。次年英台出嫁时，路过梁山伯的坟墓,忽然狂风四起,结婚的花轿无法前进。祝英台举目观望，见梁山伯飘然而来，她赶紧出了花轿，梁山伯的坟忽然裂开，祝英台跳了进去。送亲的人赶紧拉她的衣服，却只是撕下一段衣带，被撕裂的衣带忽然变成两只美丽的蝴蝶，相互嬉戏着朝天际飞去。

中国爱神庙

梁山伯庙位于宁波城西５公里处的高桥乡邵家渡，是国内唯一一座纪念梁祝“爱情神”的庙宇。庙内供奉着官服的梁山伯和着凤冠霞帔的祝英台，庙前有一段雕着大荷花的石板路，路尽头有一座精巧的石拱桥，叫“夫妻桥”。庙右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合葬墓。庙后为两人的寝殿，仿照卧室布置，宝帐绣榻，明镜香橱，榻前放有男女绣花拖鞋；橱中悬挂梁山伯的袍服冠带和祝英台的罗衣绣裙。庙前的楹联写着：“精忠不二昭千古，大义无双冠五洲。”

相传农历八月二十一日是祝英台殉情的日子，从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东晋末年开始，直到现在，每年从八月初开始直到月底，四面八方的水陆香客，络绎不绝地前往庙中进香，尤其是青年男女更是成群结队烧香许愿，并在墓地绕行一周。正像一句俗谚所说的：“若要夫妻同到老，梁祝坟上绕一绕。”

文化价值

梁祝传说自1600年前的晋代形成以来，主要流传于宁波、上虞、杭州、宜兴、济宁、汝南等地，并向中国的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流传辐射。在流传的过程中，各地人民又不断丰富发展传说的内容，甚至还兴建了众多以梁祝传说为主题的墓碑和庙宇。此外，梁祝传说还流传到朝鲜、越南、缅甸、日本、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影响之大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实属罕见。

据梁祝传说改编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各种文学艺术作品，构成了庞大的梁祝文化系统。

梁祝传说取材于现实生活，又有传奇色彩，悲剧的结局与理想化的结尾达到和谐的统一。它揭露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罪恶，歌颂了纯真自由的爱情，梁祝故事从女扮男装的传奇事件开始，到后来的反封建主题，是一个重要发展。明清以后，受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市民的个性解放成为一种需求，传说中的反封建思想就越来越强烈，因而也就越来越受到人民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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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文化公园

梁祝文化公园地处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为晋代梁祝墓、庙古遗址所在地。据众多史料记载，梁山伯为东晋人，与祝英台三载同窗，曾为官于浙江宁波鄞县(即现今鄞州区)县令，后因治理姚江积劳病逝，遗命安葬于高桥九龙墟。梁祝文化公园以倡导梁祝爱情为文化内涵，以梁祝故事情节“草桥结拜”“三载同窗”“十八相送”“楼台相会”“化蝶永伴”为主导游线，占地面积300余亩，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爱情主题公园。

人间活佛济公

济公是“真、善、美”的化身，济公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八百多年来，济公传说已成为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的素材，在小说、书画、雕塑、影视等领域都有生动体现。2006年浙江省天台县将其申报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济公传说的发展经历了宋代以前的孕育准备期、南宋初的萌芽形成期和明清以来的成熟发展期，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济公传说是以南宋禅宗高僧道济的故事发展演变出的民间口头文学，主要流传于浙江省以天台为中心的区域，并由此辐射全国，影响世界。

真实的济公

济公传说并非凭空杜撰，济公其实是一个有史可查的人物，最早记录见于南宋高僧释居简《湖隐方圆叟舍利铭》和释如《赞济颠》。《净慈寺志》记载：济公原名李修元(1130—1209年)，天台永宁村人。他少年时在村北赤城山瑞霞洞读书，受到释教和道教的熏染。他先是进国清寺拜法空一本为师，接着又参访祗园寺道清、观音寺道净，最后在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法号道济。

历史发展

济公号称“湖隐”“方圆叟”。从着装上看，他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似丐似氓，非僧非道，实际上却是禅宗杨岐派第六世的高僧。由于济公传说中人物身上闪现的侠义、热情、正直、善良、诙谐深受普通老百姓的喜爱，800多年来，济公传说成为戏曲、书画、雕塑等艺术中久盛不衰的素材。

演济公的戏剧很多，清代就有《醉菩提传奇》，光绪三年（1877年）盈桂轩曾演出《济公传》，光绪六年（1880年）天仙茶园曾演出《济颠拿旱魃》《济公僧戏耍知县》等，可见历史上济公传说的喜闻乐见。另外，京剧、评剧、皮影戏、台湾歌仔戏等均有以济公为题材的剧目。而罗兰的《济公传诗歌剧》，则是以当代诗歌剧本创作的形式，将传统故事与现代的形式完美融合，全新演绎了济公传说。

传承意义

济公传说中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故事，虽然情节有的还比较简单，故事风格平实朴素，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却真实地表达了人民的感情和愿望，深受人民喜爱，一直在广大群众中流传。

现存于天台民间的济公传说有数百种。这些传说以济公生平经历为主线，内容广泛涉及济公身世、童年生活、扶危济困、戏佞降魔等方面。其中《飞来峰》《卖狗肉》《斗蟋蟀》等故事已被演绎成经典剧目。800多年来，济公传说不断为小说、戏曲、书画、雕塑、影视提供创作源泉。同时，济公传说深深印刻在民众的心里，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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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公与飞来峰

相传有一天，灵隐寺的济公和尚突然心血来潮，算知有一座山峰就要从远处飞来，那时，灵隐寺前是个村庄，济公怕飞来的山峰压死人，就奔进村里劝大家赶快离开。村里人因平时看惯济公疯疯癫癫，爱捉弄人，以为这次又是寻大家开心，因此谁也没有听他的话。眼看山峰就要飞来，济公急了，就冲进一户娶新娘的人家，背起正在拜堂的新娘子就跑。村人见和尚抢新娘，就都呼喊着追了出来。人们正追着，忽听风声呼呼，天昏地暗，“轰隆隆”一声，一座山峰飞降灵隐寺前，压没了整个村庄。这时，人们才明白济公抢新娘是为了拯救大家，于是就把这座山峰称为“飞来峰”。

歌神刘三姐

刘三姐歌谣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显示了中华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的魅力，它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美学等方面均意义重大。2006年，刘三姐歌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刘三姐歌谣源出宜州，但在广西、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展示了壮族歌谣文化的艺术魅力。刘三姐歌谣大体分为生活歌、生产歌、爱情歌、仪式歌、谜语歌、故事歌及创世古歌七大类，具有以歌代言的特色，其传承比较完整，歌谣种类丰富，民族特色鲜明。

历史传说

传说刘三姐生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从小聪慧过人，能歌善唱，被视为“神女”。她与同村的卖柴歌手李小牛相爱。财主莫怀仁以触犯礼教之名，把他俩捆绑丢下河里，李被淹死，三姐飘到柳州，被老渔人救起，并收为义女。后来，刘三姐在柳州唱歌又唱出了名，莫又请来三个歌手与刘三姐赛歌，大败而归。莫恼羞成怒，叫打手把三姐捆绑装进猪笼，沉入河底。三姐死后，人们在她坟前供祭两条大鲤鱼，祭间坟墓裂开，三姐跳出来骑着一条鲤鱼上了天，另一条鲤鱼变成了“鱼峰山”。

歌谣的特点

刘三姐歌谣包含了千百年来无比丰富的情感以及杰出的诗性智慧，由于歌谣轻便灵活，形式简单，因此较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借以表达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吐露激荡在心胸间的喜怒哀乐，因而情意真切、感人至深。

刘三姐歌谣浸润在壮民族的婚丧嫁娶及各种节庆礼仪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歌谣中对比兴手法的娴熟运用，以及口传心授的歌咏习俗，格调优美，形式多样，展示了壮族歌谣鲜明的艺术特色。歌谣传承脉络清晰，代代相传，不绝如缕，构成一种群体性的思维方式,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集体意识，积淀着许多古老的观念、原始的意象，内涵丰富深邃。刘三姐歌谣的精神内核是壮族文化，外在形式借助汉族文化来展现，使之成为多元文化交相汇融的象征。

发展现状

“三月三”，是壮族地区最大的歌圩日，又称“歌仙节”，相传是为纪念刘三姐而形成的民间纪念性节日。198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将这一天定为壮族的全民性节日──“三月三”歌节。每年的这一天，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及其他各地都要举行盛大的歌节。歌节期间，除传统的歌圩活动外，还要举办抢花炮、抛绣球、碰彩蛋及演壮戏、舞彩龙、擂台赛诗、放映电影、表演武术和杂技等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另外，各种商业贸易、投资洽谈等活动亦逐渐增加，形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新风尚。届时，岭南壮乡宾朋云集，歌如海，人如潮。不绝于耳的嘹亮歌声，寄托着人们对生产、生活、爱情的美好憧憬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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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姐歌谣

刘三姐歌谣大体分为生活歌、生产歌、爱情歌、仪式歌、谜语歌、故事歌及创世古歌七大类，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显示了中华民族活态文化的艺术魅力。

采茶歌

三月鹧鸪满山游，四月江水到处流。采茶姑娘茶山走，茶歌飞向白云头。草中野兔窜过坡，树头画眉离了窝。江中鲤鱼跳出水，要听姐妹采茶歌。采茶姐妹上茶山，一层白云一层天；满山茶树亲手种，辛苦换得茶满园。哟依哟。春天采茶茶抽芽，快趁时光掐细茶，风吹茶树香千里，赛过园中茉莉花。哟依哟。采茶姑娘时时忙，早起采茶晚插秧。早起采茶顶露水，晚插秧苗伴月亮。哟依哟。

第三讲 古代节日篇

正月十五闹花灯

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其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为“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闹花灯则是这一节日中最重要的民俗活动。

正月十五花灯闹，又是一年春宵到。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成为民间盛大的节日。

元宵节张灯的传说

传说在很久以前，凶禽猛兽很多，四处伤害人和牲畜，人们就组织起来去打它们，有一只神鸟因为迷路而降落人间，却意外地被不知情的猎人给射死了。天帝知道后十分震怒，立即传旨，下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日到人间放火，把人间的人畜财产通通烧死。

天帝的女儿心地善良，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就冒着生命危险偷偷驾着祥云来到人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人们。众人听说了这个消息，犹如头上响了一个炸雷，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久，才有个老人想出个法子，他说：“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这三天，每户人家都在家里张灯结彩，点响爆竹，燃放烟火。这样一来，天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烧死了。”

人们照此去做，果然免除了一场灾难。从此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放烟火来纪念这个日子。

正月十五张灯观灯之盛事

自从元宵张灯之俗形成以后，历朝历代都以正月十五张灯观灯为一大盛事。隋炀帝时，每年正月十五举行盛大的晚会，以招待万国来宾和使节。处处张灯结彩，日夜歌舞奏乐，表演者达30000多人，奏乐者达18000多人，戏台有8里之长，游玩观灯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通宵达旦，尽情欢乐，热闹非常。在唐代，元宵灯会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中唐以后，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50000盏，花灯花样繁多，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光璀璨，极为壮观。《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每逢灯节，开封御街上，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焰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京都少女载歌载舞，万众围观。大街小巷，茶坊酒肆灯烛齐燃，锣鼓声声，鞭炮齐鸣，百里灯火不绝。到了明代，朱元璋在南京即位后，为使京城繁华热闹，又规定正月初八上灯，十七落灯，连张十夜，家家户户都悬挂五色灯彩，彩灯上描绘了各种人物，舞姿翩翩，鸟飞花放，龙腾鱼跃，花灯焰火照耀通宵，鼓乐游乐，喧闹达旦。这是我国最长的灯节。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但民间的灯会却仍然壮观，日期缩短为五天，一直延续到今天。

元宵节的其他活动

“猜灯谜”是元宵节后增的一项活动，灯谜最早是由谜语发展而来的，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一种富有讥谏、规诫、诙谐、笑谑的文艺游戏。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唐宋时灯市上开始出现各式杂耍技艺。明、清两代的灯市上除有灯谜与百戏歌舞之外，又增设了戏曲表演的内容。人们除游灯市外，又有迎紫姑祭厕神、过桥摸钉走百病等习俗，有击太平鼓、秧歌、高跷、舞龙、舞狮、舞龙灯、划旱船等游戏。如今传统元宵节所承载的节俗功能已被日常生活消解，人们逐渐失去了共同的精神兴趣，复杂的节俗已经简化为“吃元宵”的食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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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巧合对联

据说，王安石20岁时赴京赶考，元宵节路过某地，边走边赏灯，见一大户人家高悬走马灯，灯下悬一上联，征对招亲。联曰：“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见了，一时对答不出，便默记心中。到了京城，主考官以随风飘动的飞虎旗出对：“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即以招亲联应对，被取为进士。归乡路过那户人家，闻知招亲联仍无人对出，便以主考官的出联回对，被招为快婿。一副巧合对联，竟成就了王安石两大喜事。

二月二，龙抬头

农历二月初二是传说中龙抬头的日子，据说在这一天春季来临，万物复苏，蛰龙开始活动，一年的农事活动也即将开始。二月二又称“春龙节”“青龙节”“龙兴节”，是元宵节之后一个重要的民俗节日，亦体现了中国人对龙的信仰。

民谚:“二月二，龙抬头”。二月二这一天，无论北方还是南方都会组织活动来庆祝春天的来临。这一天对于农民具有非凡的意义，他们告别了年节的清闲，又要开始一年的繁忙劳作了。因为各地流传着不同的传说，以致各地的习俗在这一天也略微有些不同,但是不同中却又统一着。

所谓“龙抬头”指的是经过冬眠，百虫开始苏醒。所以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都露头”。

二月二有许多美丽的名字，如龙头节、春龙节或青龙节。普通人家在这一天要吃面条、春饼、爆玉米花、猪头肉等，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吃食，但大都与龙有关，且都会把食品名称加上“龙”的头衔，如吃水饺叫吃“龙耳”；吃春饼叫吃“龙鳞”；吃面条叫吃“龙须”；吃米饭叫吃“龙子”；吃馄饨叫吃“龙眼”。

清末《燕京岁时记》里说：“二月二日……今人呼为龙抬头。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也。”这时不仅吃饼吃面条，妇女还不能操作针线活，怕伤害了龙的眼睛。《辽中县志》记载民国时当地二月二的民俗说：“二月二日，俗称龙抬头。晨起以竿敲梁，谓之敲龙头，意谓龙蛰起陆，盖时近惊蛰之期。农家咸以粗米面作饼及馒首而为早餐。妇女于是日为童孩剃头，盖取龙抬头之意云。”这是辽宁地区的民俗，清晨要用长竿敲击房梁，把龙唤醒，同时也制作一些面食来吃。根据各种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于这个节日的重视。

农历二月初二这一天家家男子剃龙头。春节前剃头理发到了二月二，已经一个多月，正是需要剃头理发的时候。二月二龙抬头，是吉祥如意的日子，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二月二剃头的习俗。“二月二龙抬头，家家小孩剃毛头”，为取吉利，在剃头中间加“龙”字，叫剃“龙”头，以区别其他时间的剃头，还有些女孩选此日穿耳孔。另外，家长们选此日送孩子们入学读书。

“二月二，家家人家接女儿”。旧时，正月新娘不回门，媳妇不走娘家，正月不空房。同时还有“出嫁的闺女正月不能看娘家的灯，看了娘家的灯死公公”的迷信说法，因而正月出嫁的女儿不准回娘家。一个多月的时间，闺女想娘，娘想闺女，所以到了二月二，不仅已经出了正月，而且又是吉祥如意的日子，各家都接女儿回娘家。

“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无处藏”。这天，用过年祭祀剩下来的蜡烛点着，照房梁和墙壁，以驱灭害虫。“二月二，龙抬头，大囤满，小囤流。”用青灰画粮囤或粮仓，或在门前用青灰画大小不等的圆圈，象征大圆接小圆，祈祷丰收，这又是民间一俗。

二月二，相传是土地公公的生日，称“土地诞”，为给土地公公“暖寿”，有的地方有举办“土地会”的习俗：家家凑钱为土地神祝贺生日，到土地庙烧香祭祀，敲锣鼓，放鞭炮，新中国成立后此俗逐渐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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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传说

龙是中国神话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传说能隐能显，春分时登天，秋分时潜渊。又能兴云致雨，为众鳞虫之长，四灵（龙、凤、白虎、玄武）之首,后成为皇权象征，历代帝王都自命为龙，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山海经》记载，夏后启、蓐收、句芒等都“乘雨龙”。另有书记“颛顼乘龙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前人分龙为四种：有鳞者称蛟(jiāo)龙；有翼者称为应龙；有角的叫虬(qiú)，无角的叫螭(chī)。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文化的各个角落，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此，“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龙是华夏民族的代表！是中国的象征！

三月三，遍地歌舞欢

农历三月初三是汉族及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古称“上巳节”。在这个春意盎然、万物复苏的季节，少男少女多走出家门，相约出游。也正是因为此原因，一些民族的三月三，对于青年男女是很重要的日子。

“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三月三是汉族及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春风乍起，天气回暖，没有了寒冬的凛冽，有的是春的抚慰。这一日，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赶会，会上热闹非凡，商品琳琅满目，还有传统的赛马、射箭、舞蹈等活动。

三月三的传说

三月三的来历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伏羲氏。伏羲和女娲抟土造人，繁衍后代，豫东一带尊称伏羲为“人祖爷”，在淮阳（伏羲建都地）建起太昊陵古庙，由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为太昊陵庙会，善男信女，南船北马，都云集陵区，朝拜人祖。相传女娲七天之内造出七种动物，按日排列为初一是鸡日、初二是狗日、初三为羊日、初四为猪日、初五为牛日、初六是马日、初七为人日。按干支排序法，初七为地支巳日，所以巳日即人日，因此上巳节也就是人日。纪念人日要吃“七宝羹”和“薰天”，“七宝羹”就是用七种菜做的菜肴，“薰天”是露天做的煎饼。另外还要用五彩丝织品剪成人形或金箔刻成人形挂在屏风帐子上，以求吉利。

传说，三月三是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日子。有一首《竹枝词》是这样描述蟠桃宫庙会盛况的：“三月初三春正长，蟠桃宫里看烧香；沿河一带风微起，十丈红尘匝地扬。”根据道教传说，每年此日，各路神仙都会赴瑶池献礼祝寿，著名的“麻姑献寿”由此产生。人间百姓同样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三月三这一天。

三月三习俗

上巳是指以干支纪日的历法中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初三，故称“三月三”。

汉族在这一天除了祭祀之外，后期陆续发展为河畔嬉戏、男女相会、插柳赏花等民俗活动。唐代大诗人杜甫写有“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样的诗句。宋代欧阳修也在词中写道：“清明上巳西湖好，满目繁华，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钿车，游人日暮相将去，醒醉喧哗。”这些都说明三月三的习俗于唐宋时期已盛行。这个节日也是男男女女出游踏青的日子，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女儿节”。

壮族在三月三常常以赶歌圩，搭歌棚，举办歌会来庆祝，青年男女对歌、碰蛋、抛绣球，谈情说爱，因此又称“歌仙节”,又多在三月三来扫墓，蒸五色糯米饭。侗族在这一天多举行抢花炮、斗牛、斗马、对歌、踩堂等活动，因此又被称为“花炮节”。布依族在节日中要杀猪祭社神、山神，吃黄糯米饭，各寨三四天内不相往来。瑶族把三月三称为“干巴节”，是集体渔猎的节日，并将捕获的野物按户分配，共享收获的欢乐，随后在广场上，唱歌跳舞，欢度佳节。畲族的三月三是可以与春节相提并论的重大节日,传说是谷米的生日，家家吃乌米饭，户户宰杀牲口，祭祀祖先，许多人家往往选择这一天举办婚礼,夜幕降临时，举行篝火会，跳起舞蹈，竞相对歌。黎族称三月三为“孚念孚”，是预祝“山兰”(山地旱谷)和打猎丰收的节日，也是青年男女自由交往的日子，人们称它为“谈爱日”。土家族的三月三，也是土家族的情人节，青年男女聚在一起，以山歌为媒，以踩脚定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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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与上巳节

一直以来，文人墨客都认为上巳节与王羲之有关，源于那次有名的兰亭修禊。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三月三，人们必须去河边临水为祭，以消除不祥，这种风俗叫做“修禊”。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年过半百的王羲之和一些文人雅士会于景色秀丽的山阴兰亭，来庆祝一年一度的修禊风俗。参加这次风雅集会的风流人物，有名满天下的名士谢安、著名辞赋家孙绰、佛法精湛的高僧支遁，以及王羲之的子侄王献之、王涣之等42人，王羲之写就《兰亭序》，此后“文人雅聚，曲水流觞”成为千古佳话。

清明时节雨纷纷

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同时清明也是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古代劳动人民要依此安排农事活动。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牧《清明》中的句子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也许是老天爷在为这种祭祖的节日渲染氛围，每逢清明节，多为阴雨天气。作为节气，人们从这一天起开始种瓜种豆，植树造林。对逝者的哀伤和对生长的期望同集于一天，有悲惨泪水，也有欢声笑语。

清明节的来源

据历史记载，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逃亡在外，生活艰苦，跟随他的介子推不惜从自己的腿上割肉让他充饥。后来，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即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封赏所有跟随他流亡在外的随从，惟独介子推拒绝接受封赏，他带了母亲隐居绵山，不肯出来。晋文公无计可施，只好放火烧山，他想，介子推孝顺母亲，一定会带着母亲出来。谁知这场大火却把介子推母子烧死。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每年的这一天，禁止生火，家家户户只能吃生冷的食物，这就是寒食节的来源。

寒食节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古人常把寒食节的活动延续到清明，久而久之，人们便将寒食与清明合而为一。现在，清明节取代了寒食节，拜介子推的习俗，也变成清明扫墓的习俗了。

清明节的活动

在清明节人们主要的活动就是扫墓。清明扫墓的习俗由来已久，扫墓在秦以前就有了，但并不一定在清明的时候，清明扫墓是秦以后的事，唐朝开始盛行并相传至今。

清明祭扫仪式本应亲自到墓地去举行，但由于每家经济条件和情况不一样，所以祭扫的方式也就有所区别。“烧包袱”是祭奠祖先的主要形式。“包袱”亦作“包裹”，是指孝属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过去，一些纸店有卖所谓“包袱皮”，即用白纸糊一大口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木刻版，把周围印上梵文音译的《往生咒》，中间印一莲座牌位，用来写上收钱亡人的名讳，既是邮包又是牌位。另一种是素包袱皮，不印任何图案，中间只贴一蓝签，写上亡人名讳即可，也做主牌用。

在清明节除了扫墓这个主要的活动外，因为地域的不同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清明前后，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此时春雨也降临人间，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因此有人把清明称之为“植树节”。

清明前后春风和煦，放风筝也成为这个节日中的重要活动。在一些地方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筝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希冀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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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插柳的风俗

据说，清明插柳的风俗，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的。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用来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黄巢起义时规定，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起义失败后，戴柳的习俗渐被淘汰，只有插柳盛行不衰。清明插柳戴柳还有一种说法：原来中国人以清明、七月半和十月朔为三大鬼节，是百鬼出没讨索的日子，人们为防止鬼的侵扰迫害而插柳戴柳。

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

农历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 “天长节”“龙船节”“粽包节”，在这一天各地会举行不同的庆祝活动。端午节还保留着避恶去毒的礼俗，因此还是一个防御疾病、卫生保健的节日。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各家各户都会包粽子或者互送粽子以示祝贺。传说这一天是屈原投汨罗江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从此每年的这个日子大家都会往江中投粽子。有条件的地方还进行大规模的龙舟竞赛，场面甚为壮观。

端午节的传说

端午节除了众所周知的为了纪念屈原之外，在江浙一带还流传着纪念春秋时期的伍子胥的说法。伍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都被楚王所杀，后来子胥奔向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伍子胥掘墓鞭尸，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闾死后，其子夫差继位，与越王争霸。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同意了。伍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随后又听信谗言陷害伍子胥，赐伍子胥宝剑自裁。伍子胥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人取伍子胥的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有了端午节纪念伍子胥的习俗。

同时民间还有传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东汉孝女曹娥救父投江的。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找寻不见尸体，当时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就此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并为之立碑使后世纪念。

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后传曹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

端午节的活动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活动。相传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其踪迹。从此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屈原，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遗体。竞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同时人们在这一天往江中投食粽子，以免江中的鱼啃食屈原。

古人认为，五月是个恶月，“阴阳争，血气散”，于是有端午避恶去毒的礼俗。这一天，人们挂钟馗像，贴午时符，采集蟾酥和草药，悬挂菖蒲、艾草、石榴花、大头蒜和龙船花。祛除蝎子、毒蛇、壁虎、蛤蟆和蜈蚣五毒，饮用雄黄酒、朱砂酒和菖蒲酒，小儿涂雄黄、佩香囊、挂药包、系五彩丝、沐浴格兰汤。有驱魔疠、止病瘟、强身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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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约前340年至约前278年），汉族，名平，字原，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和伟大的政治家，创立了“楚辞”文体。《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其中《离骚》是我国最长的抒情诗。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遗产。

七月七，牛郎见织女

农历七月初七是传说中牛郎和织女见面的一天，由于他们一年才能见这一次，因此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

农历七月初七，对于中国的姑娘们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晚上，妇女们穿针乞巧，祈祷福禄寿，仪式虔诚而隆重，希望能求得自己的美满姻缘。故而人们把这天称为“乞巧节”“少女节”或者“女儿节”。

牛郎织女的传说

相传，牛郎父母早逝，常受到哥嫂的虐待，只有一头老牛相伴。有一天，老牛给他出了计谋，教他怎样娶织女做妻子。到了那一天，美丽的仙女们到银河沐浴，并在水中嬉戏。这时藏在芦苇中的牛郎突然跑出来拿走了织女的衣裳。惊惶失措的仙女们急忙上岸穿好衣裳飞走了，唯独剩下织女。在牛郎的恳求下，织女答应做他的妻子。婚后，牛郎织女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生活得十分幸福美满。织女还给牛郎生了一儿一女。后来，老牛要死去的时候，叮嘱牛郎要把它的皮留下来，到急难时披上以求帮助。老牛死后，夫妻俩忍痛剥下牛皮，把牛埋在山坡上。

织女和牛郎成亲的事被天庭的玉帝和王母娘娘知道后，他们勃然大怒，命令天神下界抓回织女。天神趁牛郎不在家的时候，抓走了织女。牛郎回家不见织女，急忙披上牛皮，担着两个孩子追去。眼看就要追上，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向银河一划，昔日清浅的银河一霎间变得浊浪滔天，牛郎再也过不去了。从此，牛郎织女只能隔河相望。

天长地久，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也拗不过牛郎织女的真挚情感，准许他们每年农历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相传，每逢七月初七，人间的喜鹊都要飞上天去，在银河为牛郎织女搭鹊桥相会。七夕夜深人静之时，人们还能在葡萄架或其他的瓜果架下听到牛郎织女在天上的脉脉情话。

七夕节习俗

在山东济南、惠民、高青等地的乞巧活动很简单，只是陈列瓜果乞巧，如有喜蛛结网于瓜果之上，就意味着乞得巧了。而鄄城、曹县、平原等地吃巧巧饭乞巧的风俗却十分有趣：七个要好的姑娘集粮集菜包饺子，把一枚铜钱、一根针和一个红枣分别包到三个水饺里，之后她们聚在一起吃水饺。传说吃到钱的有福，吃到针的手巧，吃到枣的早婚。

在绍兴农村，这一夜会有许多少女独自偷偷躲在生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在夜深人静之时如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这待嫁的少女日后便能得到这千年不渝的爱情。

为了表达人们希望牛郎织女能天天过上美好幸福家庭生活的愿望，在浙江金华一带，七月七日家家都要杀一只公鸡，意为这夜牛郎织女相会，无公鸡报晓，他们能永远不分开。

在广西西部，传说七月七日晨，仙女要下凡洗澡，喝其澡水可避邪治病延寿。此水名为“双七水”，人们在这天鸡鸣时，争先恐后地去河边取水，取回后用新瓮盛起来，待日后使用。

广州的乞巧节独具特色，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就用预先备好的彩纸、通草、线绳等，编制成各种奇巧的小玩意，还将谷种和绿豆放入小盒里用水浸泡，使之发芽，待芽长到二寸多长时，用来拜神，称为“拜仙禾”和“拜神菜”。从初六晚开始至初七晚，一连两晚，姑娘们穿上新衣服，戴上新首饰，一切都安排好后，便焚香点烛，对星空跪拜，称为“迎仙”，自三更至五更，要连拜七次。

拜仙之后，姑娘们手执彩线对着灯影将线穿过针孔，如一口气能穿七枚针孔者叫“得巧”，被称为“巧手”，穿不到七个针孔的叫“输巧”。七夕之后，姑娘们将所制作的小工艺品、玩具互相赠送，以示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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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由喜鹊来筑桥？

喜鹊的筑巢技术很高超，是鸟类中有名的“高级建筑师”。它把巢筑在平原村落的高树上，用多杈的枯枝搭成，外表粗糙，内部却很讲究。顶部有一个盖子，巢口开在侧面。在民间，喜鹊被视为吉祥之鸟，由喜鹊来为传说中的牛郎和织女搭桥，更显现出了人们对他们的美好祝愿。

中国鬼节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是传统的“中元节”,俗称“七月半”“鬼节”。因佛教徒在这一天要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因此也被称为“盂兰盆斋”“盂兰盆供”。

在中国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民间有中元法会、拜三官、盂兰盆会、烧法船、祭祖、放河灯、点莲花灯、送面羊等民俗。民间又把这一天叫“鬼节”，以表达对逝去亲人的追思。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元节因盂兰盆会又称“盂兰盆节”。盂兰盆的意义是倒悬，人生的痛苦有如倒挂在树头上的蝙蝠，悬挂着苦不堪言。为了使众生免于倒悬之苦，便需要颂经，布施食物给亡灵。僧、道、俗对这个节日意义的解释各有侧重，佛教徒每遇此节都有盛大的盂兰盆会。

烧包

俗传去世的祖先七月初被阎王释放半月，故有七月初接祖和七月半送祖的习俗。送祖时，纸钱冥财烧得很多，以便“祖先享用”。同时，在写有享用人姓名的纸封中装入纸钱，祭祀时焚烧，称“烧包”。年内过世者烧新包，多大操大办，过世一年以上者烧老包。

放焰

七月十五这一天，事先在街口村前搭起法师座和施孤台。法师座跟前供着超度“地狱”鬼魂的地藏王菩萨，下面供着一盘盘面制桃子、大米。施孤台上立着三块灵牌和招魂幡。过了中午,各家各户纷纷把全猪、全羊、鸡、鸭、鹅及各式发糕、果品、瓜果等摆到施孤台上。主事者分别在每件祭品上插上一把蓝、红、绿等颜色的三角纸旗，上书“盂兰盛会”“甘露门开”等字样。仪式是在一阵庄严肃穆的庙堂音乐中开始的，紧接着法师敲响引钟，带领座下众僧诵念各种咒语和真言。然后施食，将一盘盘面桃子和大米撒向四方，反复三次。这种仪式叫“放焰”。

大拜拜

七月十五日下午，大家便开始准备黄昏的大拜拜。祭坛上各种牲礼及水果摆上几百盘，杀猪几十头甚或几百头，米谷整卡车，鱼山、肉山耸立着，极尽铺张能事。另请和尚或道士登坛作法诵经，引渡孤魂野鬼，回归天地，有时也上演钟馗捉鬼等民间戏曲。

抢孤

因为七月鬼魂群集，为了怕它们流连忘返，所以有人发明此活动。据说当鬼魂看到一群比自己还要凶猛抢夺祭品的人时，会被吓得逃开。所以在这一天，在普度的广场上搭起高丈余的台子，上面放满各式各样的供品。普度完毕，主持人一声令下，大家就蜂拥而上抢夺，不过这一活动常因为没有秩序而造成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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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邪魅佑平安的钟馗

在唐玄宗登基那年，钟馗赴长安应试，取为贡士之首。殿试时，奸相卢杞进谗言使其落选。钟馗抗辩无果，激愤难当，怒撞殿柱而亡。皇上以状元礼殡葬其于终南福寿岭，并以妒贤之罪发配卢杞至岭外。

有一年春天，唐明皇到武骊山后久病不愈。一日睡梦中见一小鬼，偷了杨贵妃的紫香囊和自己的玉笛，上蹿下跳，绕殿而奔。这时，一位相貌奇异，头戴纱帽，身穿蓝袍、角带、足踏朝靴的壮士将小鬼撕扯一番，囫囵吞食。他对唐明皇说：“我是终南山下阿福泉进士钟馗，因状元落选愤恨而亡。因念皇恩，今誓与陛下除尽天下之妖邪。”唐明皇梦醒后很快病愈，于是诏画师吴道子按照梦境绘成《钟馗赐福镇宅图》，封钟馗为“赐福镇宅圣君”，批告天下，一年四季遍悬钟馗像，以祛邪魅佑平安。

月到中秋分外明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团圆是历代中国人的美好期盼。中秋节的文化内涵现已发展成表达美满、和谐、富饶和安康的美好愿望，也已形成为团结、团圆、庆丰收的象征。

谈到中秋节，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月亮，月亮上住着美丽的嫦娥仙子。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个传说，但还是一代代流传下来。这天是中华民族的团圆之夜，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节又称“团圆节”。

嫦娥奔月

相传，一个名叫后羿的英雄，射下九个太阳，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羿因此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娶了美丽善良的妻子嫦娥。

一天，后羿到昆仑山访友求道，巧遇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便向王母娘娘求得一包不死药。服下此药，能即刻升天成仙。然而，后羿舍不得撇下妻子，只好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后羿的弟子心术不正的蓬蒙看见了，他想偷吃不死药以成仙。

三天后，后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留了下来。待后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后院，威逼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危急之时当机立断，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身子立时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傍晚，后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后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蓬蒙早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仰望着夜空呼唤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他拼命朝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怎样也追不到跟前。

后羿无可奈何，又思念妻子，只好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月圆人团圆

中秋之夜，明月当空，清辉洒满大地，人们把月圆当作团圆的象征，把八月十五作为亲人团聚的日子，因此中秋节又被称为“团圆节”。中秋节反映中国人强调孝道、重视亲情、祈求团圆的文化情愫，宋代苏轼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浩叹。如今，中秋节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依然十分重要。亲情、团圆仍是这个节日主流的感情。月圆人团圆，人们把喝的酒叫“团圆酒”，吃的饼叫“团圆饼”，互相送月饼。中秋月饼承载着团圆、亲情的民族情结。

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明代。当时，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廷官兵搜查得十分严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到了起义的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起义军如星火燎原。很快，徐达就攻下元大都，起义成功了。

朱元璋登基做了大明皇帝后，传谕旨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并将当年起兵时以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以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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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与仲秋

古人“中秋”与“仲秋”通用。最早的《尚书 尧典》中，有“宵中，星虚，以殷仲秋”的记载。“宵中”指昼夜长短相等，“虚星”是北方玄武七宿之一，“殷”是“正”，也就是以虚星黄昏时在南方出现、昼夜平分来说明仲秋时节气候。春夏秋冬，四时成岁，每季都有孟、仲、季三个月，仲月居中间。因此在随后的日子里，人们约定俗成地把这一天称之为“中秋”节。

九九重阳菊花香

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因为《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重阳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

唐代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从此诗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重阳时节诗人身在异乡的孤独心境。关于重阳节，民间有着不同的传说。

桓景斗瘟魔

相传很久以前，汝南县（今河南省境内）汝河两岸忽然流行起瘟疫，夺走了不少人的性命。有一个叫桓景的人，为了替乡民除害，桓景打听到东南山中住了一个叫费长房的神仙，他就决定前去拜访。费长房给了桓景一把降妖青龙剑，让他练习降妖的法门。

有一天桓景正在练剑，费长房走过来对他说：“今年九月九，汝河瘟魔又要出来害人。你赶紧回乡为民除害，我给你茱萸叶一包，菊花酒一瓶，让你家乡父老登高避祸。”说完，就用手招来一只仙鹤，把桓景载回汝南去了。

桓景回到家乡，把费长房的话向大伙儿说了一遍。到了九月九日那天，他就带着全村老少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山。把茱萸叶分给每人，让瘟魔不敢近身。又把菊花酒倒出来，每人喝了一口，说是可以避瘟疫。安排妥当后，他就带着降妖青龙剑回到村中，斩杀了瘟魔。

从此汝河两岸的百姓，再也不受瘟疫的侵袭了。人们就把九月九日登高避祸的习俗，一代代地传到现在。

登高避祸

相传，有个庄户人家住在骊山下，全家人都很勤快，日子过得很好。有一天，这家主人从地里回来，路上遇到一个算卦先生，天快黑了，这位先生还没找到住处。主人家里很窄，只有个草棚房，就在灶房里打了个草铺，让妻子儿女都在草铺上睡，自己陪着算卦先生睡在炕上，凑合着过。

第二天天刚亮，算卦先生要走，庄户人叫醒妻子给先生做了一顿早饭，又给先生装了一袋白蒸馍。算卦先生出了门，看了看庄户人住的地方，叮咛他说：“到九月九，全家高处走。”庄户人想，我平日没做啥怪事，又不想升官，上高处走啥呢？但又一想，人常说算卦先生会看风水、精通天文，说不定我住的地方会出什么事情。到了九月九，就到高处走一走吧，权当让全家人看看风景。

到了九月九，庄户人就带着妻子儿女背上花糕香酒，登上骊山高峰去游玩。等他们上山后，半山腰突然冒出一股泉水直冲他家，把他家的草棚房一下子就冲垮了。一会工夫，整个山沟都被泡了。庄户人家这才明白算卦先生为什么让他全家九月九登高。

这事传开后，人们就每逢夏历九月九，扶老携幼去登高，相沿成俗，一直流传至今。

重阳节习俗

重阳最重要的节日活动之一，就是登高，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登高所到之处，没有统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重阳节有佩茱萸的风俗，因此又被称为“茱萸节”。茱萸是重阳节的重要标志，茱萸雅号“辟邪翁”。

重阳节时人们还喜欢佩戴菊花, 菊是长寿之花，菊花又名“延寿客”。重阳节有赏菊的习俗，因此重阳又称“菊花节”，而菊花又称“九花”。这一天人们还盛行饮菊花酒，吃菊花食品，吃重阳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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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词

醉花阴 重阳

宋 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十月一，烧寒衣

农历十月为孟冬，十月一日是进入寒冬季节的第一天，生者御寒加衣，想到死者的防冷需要，就买来五色彩纸，剪成衣服形状，在十月初一的晚上去亲人的坟墓上祭奠烧化。烧寒衣寄托着今人对故人的怀念，承载着生者对逝者的悲悯。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祭祀祖宗的习俗。十月初一，标志着严冬的到来，人们怕在冥间的祖先灵魂缺衣少穿，祭祀时除了食物、香烛、纸钱等一般供物外，冥衣更是不可缺少。在祭祀时，人们把冥衣焚化给祖先，叫做“送寒衣”“烧寒衣”。因此，十月初一又称为“寒衣节”“祭祖节”。冬季寒衣节与春季的清明节、秋季的中元节并称为中国一年之中的三大“鬼节”。

寒衣节的传说

民间传说，秦代江南松江府的孟姜女，千里寻找被强行服役、修筑长城的丈夫范杞良。秋去冬来，孟姜女历尽艰辛，来到长城，得知丈夫已经屈死，被埋在城墙之下。孟姜女悲痛欲绝，指天哀号呼喊，感动了上天，哭倒了长城。她找到了丈夫的尸体，用带来的棉衣重新妆殓安葬。

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故事传到民间，百姓深受感动。此后每到十月初一这天，众人便焚化寒衣，代孟姜女祭奠亡夫。此风日盛，逐渐形成了追悼亡灵的寒衣节。后来人们在十月初一祭祀祖先，上坟烧纸，以示对祖先的怀念。

上坟烧纸送寒衣

古时，在十月初一的前一天，由家长率领儿孙们到祖坟添土。添土不用筐篓，要用衣服兜着，兜的土越多，族里人丁越兴旺。节日当天，则由族长带领家族中的男性，抬着食盒、大方桌和丰盛的供品（20至30个大碗），逐个到坟前祭拜，叫“上大坟”。现已改为一家一户携带少量供品（一般是饺子）“上小坟”了。

送寒衣时，讲究在五色纸里夹裹一些棉花，说是为亡者做棉衣、棉被使用。有的还将五色纸分别做成衣、帽、鞋、被种种式样，甚至还要制作一套纸房舍，瓦柱分明，门窗俱备。这些纸制工艺品除体积缩小之外，看上去比真房院还要精致漂亮。

凡属送给死者的衣物、冥钞诸物，都必须烧焚，人们相信只有烧得干干净净，这些阳世的纸张才能转化为阴曹地府的绸缎布匹、房舍衣衾及金银铜钱。只要有一点没有烧尽，就前功尽弃，亡人就不能使用。所以十月一日烧寒衣，要特别认真细致。这种行为反映了生者对亡人的哀思与崇敬，属于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民间送寒衣时，还讲究在十字路口焚烧一些五色纸，象征布帛类。用意是救济那些无人祭祀的绝户孤魂野鬼，以免给亲人送去的过冬用物被他们抢去。

焚烧寒衣，有的地方在亡者坟前进行，讲究在太阳出山前上坟。有的地方习惯在门前焚烧祭物。

如今，十月初一上坟烧纸、烧寒衣的习俗已淡化，许多人特别是城里人，只是到坟前默哀或献上一束鲜花，来怀念逝去的亲人。

祭祖烧包袱

“烧包袱”是祭奠祖先的主要形式。所谓“包袱”，也作“包裹”，是指孝属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

包袱里的冥钱，种类很多。有的是大烧纸或白纸，砸上四行圆钱，每行五枚；有的是冥钞，这是人间有了洋钱票之后仿制的，上书“天堂银行”“冥国银行”“地府阴曹银行”等字样，多系巨额票面，背后印有佛教《往生咒》；有的是假银元，用硬纸作心，外包银箔，压上与当时通行的银元一样的图案；有的是用红色印在黄表纸上的《往生咒》，成一圆钱状，故又叫“往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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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衣节其他习俗

民间在十月一日，不仅要为亡人送寒衣过冬，就是生者也要进行一些象征过冬的传统活动。妇女们要在这一天将做好的棉衣拿出来，让儿女、丈夫换季。如果此时天气仍然暖和，不适宜穿棉，也要督促儿女、丈夫试穿一下，图个吉利。男人们则习惯在这一天整理火炉、烟筒。安装完毕后，还要试着生一下火，以保证天寒时顺利取暖。十月一日，妇女忌出行。民间改善生活，山区流行吃荞面、莜面。

冬至到，数九始

冬至是中国农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故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亚岁”等。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天还有吃饺子的习俗，南方有些地方还会吃汤圆。

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就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测定出了冬至，它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冬至一般处于12月21日与12月23日之间，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冬至过后，各地气候都进入最寒冷的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进九”，中国民间有“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的说法。

活节的来源

依照我国传统的历法，以五日为一候，三候十五日为一节或一气，在一年里又分为十二节与十二气，合称为“二十四节气”，这就是择日学上所用的节气。择日学上是依农历的节气来选定吉课，而所谓的农历则为阳历与阴历的结合，阳历指的就是二十四节气（把太阳运行的周期分为十二个阶段，再划分二十四个节气，一节一气为一个月），阴历乃为纯粹的月份（按照月亮所行的周期而定），日子都在公历的12月21日至23日。因为冬至并没有固定于特定一日，因此和清明一样，被称为“活节”。

冬至大如年

在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冬至节。《汉书》记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唐宋时期有“冬至大如年”一说，《吴中岁时杂记》记载：“冬至大如年，郡人最重冬至节。”南宋都城临安冬至节官府要大宴宾客，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冬至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仪。”这一天也是天子祭祀昊天上帝之日，《周礼》有“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之说，注谓“冬至日祀五方帝及日月星辰于郊坛”。《淮南子》也有“冬至日，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的记载。

中国古代人有庆贺冬至的习俗。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应该庆贺。古人认为到了冬至，虽然还处在寒冷的季节，但春天已经不远了。这时外出的人都要回家过冬节，表示年终有所归宿。闽台民间认为每年冬至是全家人团聚的节日，因为这一天要祭拜祖先，如果外出不回家，就是不认祖宗的人。

冬至的食俗

相传在江南水乡，共工氏有一个不肖子，作恶多端，死于冬至这一天，死后变成疫鬼，继续残害百姓。但是，这个疫鬼最怕赤豆，于是，人们就在冬至这一天煮吃赤豆饭，用以驱避疫鬼，防灾祛病。

相传汉高祖刘邦在冬至这一天吃了樊哙煮的狗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赞不绝口。从此，在民间形成了冬至吃狗肉的习俗。现在的人们纷纷在冬至这一天，吃狗肉、羊肉以及各种滋补食品，以求来年有一个好兆头。

冬至吃饺子是中国北方人的习俗，每年农历冬至这天，不论贫富，饺子是必不可少的节日饭。这一天，中国南方还有吃汤圆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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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为何吃饺子

冬至吃饺子的习俗是因纪念“医圣”张仲景冬至舍药留下的。张仲景是南阳西鄂人，他著有《伤寒杂病论》，集医家之大成，祛寒娇耳汤被历代医者奉为经典。东汉时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访病施药，大堂行医。后毅然辞官回乡，为乡邻治病．其返乡之时，正是冬季。他看到白河两岸乡亲面黄肌瘦，饥寒交迫，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了。便让其弟子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医治冻疮。他把羊肉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煮熟后，分给来求药的人每人两只“娇耳”，一大碗肉汤。人们吃了“娇耳”，喝了“祛寒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后人学着“娇耳”的样子，包成食物，也叫“饺子”或“扁食”。冬至吃饺子，是不忘“医圣”张仲景“祛寒娇耳汤”之恩。

喝了腊八粥，年年大丰收

每年农历的十二月俗称“腊月”，十二月初八古时称“腊日”，现在习惯上称作“腊八”。腊八节在我国有着很悠久的传统和历史，在这一天做腊八粥、喝腊八粥是全国各地老百姓的传统习俗。

腊八节由来已久，从先秦起，腊八节都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腊八节除祭祖敬神的活动外，人们还要逐疫，这项活动来源于古代的傩（古代驱鬼避疫的仪式），史前时代的医疗方法之一即驱鬼治疾。据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成道之日也在十二月初八，因此腊八也是佛教徒的节日，又称“佛成道节”。

腊八节习俗

农历十二月初八,中国大多数地区都有吃腊八粥的习俗。我国喝腊八粥的历史，最早开始于宋代。每逢腊八这一天，不论是朝廷、官府、寺院还是黎民百姓家都要做腊八粥。到了清朝，喝腊八粥的风俗更是盛行，在宫廷，皇帝、皇后、皇子等都要向文武大臣、侍从宫女赐腊八粥，并向各个寺院发放米、果等供僧侣食用。在民间，家家户户也要做腊八粥，祭祀祖先；同时合家团聚在一起食用，馈赠亲朋好友。

中国各地腊八粥的花样，争奇竞巧，品种繁多。一般是用八种当年收获的新鲜粮食和瓜果煮成，大都为甜味粥。而中原地区的许多农家却喜欢吃腊八咸粥，粥内除大米、小米、绿豆、豇豆、小豆、花生、大枣等原料外，还要加肉丝、萝卜、白菜、粉条、海带、豆腐等。腊八粥中以北京的最为讲究，搀在白米中的物品较多，如红枣、莲子、核桃、栗子、杏仁、松仁、桂圆、榛子、葡萄、白果、菱角、青丝、玫瑰、红豆、花生……总计不下二十种。人们在腊月初七的晚上，就开始忙碌起来，洗米、泡果、剥皮、去核、精拣，然后在半夜时分开始煮，再用微火炖，一直炖到第二天的清晨，腊八粥才算熬好了。

更为讲究的人家，还要先将果子雕刻成人形、动物等花样，再放在锅中煮。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在腊八粥中放上“果狮”。果狮是用几种果子做成的狮形物，用剔去枣核烤干的脆枣作为狮身，半个核桃仁作为狮头，桃仁作为狮脚，甜杏仁用来作狮子尾巴。然后用糖粘在一起，放在粥碗里，活像一头小狮子。如果碗较大，可以摆上双狮或是四头小狮子。更讲究的，就是用枣泥、豆沙、山药、山楂糕等各种颜色的食物，捏成八仙人、老寿星、罗汉像。

赤豆打鬼传说

古代人们普遍相信迷信，害怕鬼神，认为大人小孩中风得病、身体不好都是由于疫鬼作祟。这些恶鬼天不怕地不怕，单怕赤(红)豆，故有“赤豆打鬼”的说法。所以，在腊月初八这一天以红小豆、赤小豆熬粥，以祛疫迎祥。

腊八蒜的由来

腊八蒜的“蒜”字，和“算”字同音，于是各家商号要在这天拢账，把这一年的收支算出来，可以看出盈亏，其中包括外欠和外债，都要在这天算清楚，“腊八算”就是这么回事。腊八这天要债的债主，要到欠他钱的人家送信儿，该准备还钱了。北京城有句民谚：“腊八粥、腊八蒜，放账的送信儿，欠债的还钱。”后来有欠人家钱的，用“蒜”代替“算”字，以示忌讳，回避这个算账的“算”字，其实欠人家的，终究是要还的。老北京临年关，街巷胡同有卖辣菜的，可没有卖腊八蒜的。因为人们为了避免“蒜”的谐音，所以腊八蒜都是一家一户自己动手泡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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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皇帝《腊八粥》诗

清代，朝廷于腊八这天，有赐粥的风俗。清道光皇帝曾作诗《腊八粥》：“一阳初夏中大吕，谷粟为粥和豆煮。应时献佛矢心虔，默祝金光济众普。盈几馨香细细浮，堆盘果蔬纷纷聚。共尝佳品达沙门，沙门色相传莲炬。童稚饱腹庆州平，还向街头击腊鼓。”可以想见，施散腊八粥和皇家食用腊八粥时必然是万头攒动，人涌如潮。

腊月二十三，欢喜过小年

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民间称为“小年”，是中国汉族传统节日，也被称为“谢灶”“祭灶节”“灶王节”“祭灶”，这一天晚上家家户户均行“祭灶神”的仪式。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是开始为过大年（腊月三十）而紧张准备的日子。民间从这一天起，似乎每天都有具体的活动，一直到除夕止。在古代，过小年有“官三民四船五”的传统，官家的小年是腊月二十三，百姓家的是腊月二十四，而水上人家则是腊月二十五。

小年祭灶

祭灶是在中国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人们称这尊神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灶王龛大都设在灶房的北面或东面，中间供上灶王爷的神像。没有灶王龛的人家，也有将神像直接贴在墙上的。有的神像只画灶王爷一人，有的则有男、女两人，女神被称为“灶王奶奶”。灶王爷像上大都还印有这一年的日历，上书“东厨司命主”“人间监察神”“一家之主”等文字，以表明灶神的地位。两旁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以保佑全家老小的平安。

小年这天是民间祭灶的日子，民间传说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因此，人们在黄昏入夜之时举行送灶。一家人先到灶房，摆上桌子，向设在灶壁神龛中的灶王爷敬香，并供上用饴糖和面做成的糖瓜等。用饴糖供奉灶王爷，是让他老人家甜甜嘴。有的地方，还将糖涂在灶王爷嘴的四周，边涂边说：“好话多说，不好话别说。”这是用糖塞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别说坏话。民间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因此祭灶王爷，只限于男子。大年三十的晚上，灶王还要与诸神来人间过年，那天还得有“接灶”“接神”的仪式，等到家家户户烧轿马，洒酒三杯，送走灶神以后，便轮到祭拜祖宗。

小年扫尘

扫尘又称“扫年”, 在春节前扫尘，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据《拾遗记》记载，此俗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当时它是先民驱疫鬼、祈安康的宗教仪式。因“尘”与“陈”谐音，故扫尘也就是把陈旧的东西一扫而光，这既指庭院内的陈年积垢，也指旧岁中遇到的不快。北方人以腊月二十三为小年，称“扫房”；南方人以腊月二十四为小年，称“掸尘”。这一天家家户户黎明即起，扫房擦窗，清洗衣物，刷洗锅瓢，实施干净彻底的卫生大扫除。大江南北，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

小年吃灶糖

“二十三，糖瓜粘，灶君老爷要上天。”旧时，每当腊月二十日过后，孩子们就唱起了上面的歌谣，并且盼望着大人们快些买回糖瓜来。

糖瓜是一种用黄米和麦芽熬制成的黏性很大的糖，把它抽为长条形的糖棍称为“关东糖”，拉制成扁圆形就叫做“糖瓜”。冬天把它放在屋外，因为天气严寒，糖瓜凝固得坚实而里边又有些微小的气泡，吃起来脆甜香酥，别有风味。糖瓜分有芝麻的和没芝麻的两种，用糖做成甜瓜形或北瓜形，中心是空的，皮不厚，很受孩子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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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尘的由来

古人认为人的身上都附有一个三尸神，喜欢阿谀奉承、爱搬弄是非。一次，三尸神向玉皇大帝密报，人间在诅咒天帝，想谋反天庭。玉皇大帝大怒，降旨迅速查明人间犯乱之事，凡怨忿诸神、亵渎神灵的人家，将其罪行书于屋檐下，再让蜘蛛张网遮掩以作记号。玉皇大帝又命王灵官于除夕之夜下界，凡遇作有记号的人家，满门斩杀，一个不留。三尸神也乘隙飞下凡界，恶狠狠地在每户人家的屋檐墙角做上记号，好让王灵官来个斩尽杀绝。三尸神的行为被灶君发觉了，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告诉人们，从腊月二十三日送灶之日起，到除夕接灶前，每户人家都必须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哪户不清洁，灶王爷就拒不进宅。大家遵照灶王爷升天前的嘱咐，清扫尘土，掸去蛛网，擦净门窗，把自家的宅院打扫得焕然一新。王灵官除夕奉旨下界查看时，找不到表明劣迹的记号，便赶回天上将人间祥和安乐、祈求新年如意的情况禀告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听后大为震动，降旨拘押三尸神，下令掌嘴三百，永拘天牢。为了感激灶王爷为人们除难消灾、赐福张祥，所以民间扫尘总在送灶后开始，直忙到大年夜。

爆竹声声辞旧岁

除夕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重大的节日之一，因常在腊月三十或二十九，故又称该日为“年三十”。一年的最后一天叫“岁除”，那天晚上叫“除夕”，是农历全年最后一个晚上。故此期间的活动以除旧迎新、消灾祈福为中心。

对于华夏儿女来说，每到除夕是最热闹的时候，人们在这个时候要除旧迎新，因为这一天是农历年的最后一个晚上。每年的这个时候更是孩童们最为欣喜的时刻，不管如何淘气，大人们此时都不能打骂。

除夕的来历

传说，华夏先民曾遭受一种最凶猛的野兽的威胁，这种猛兽叫“年”，它以捕百兽为食。到了冬天，山中食物匮乏时，它就会闯入村庄，猎取人和牲畜，百姓惶惶不可终日。人和“年”斗争了很多年，人们发现“年”害怕三样东西：红颜色、火光、响声。于是人们就在自家门上挂上红颜色的桃木板，门口烧火堆，夜里通宵不睡，敲敲打打。有天夜里，“年”闯进村庄，见到家家有红色和火光，又听见震天的响声，吓得跑回深山，再也不敢出来。一夜过去了，第二天早上人们互相祝贺道喜，大家张灯结彩，饮酒摆宴，庆祝胜利。为了纪念这一天，除夕便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贴门神

早些时候人们刻桃木为人形，挂在门的旁边，后来画成门神人像张贴在门上。传说中的神荼、郁垒兄弟二人专门管鬼，有他们守住门户，大小恶鬼不敢入门为害。唐代以后，又有画猛将秦琼、尉迟敬德二人像为门神的，还有画关羽、张飞像为门神的。门神像左右门各一张，后代常把一对门神画成一文一武。

贴春联

春联来源于春贴。古人在立春之日多贴“宜春”二字，慢慢发展为春联。春联真正普及始于明代，与朱元璋的提倡有很大关联。据清人陈尚古的《簪云楼杂说》中记载，有一年朱元璋准备过年的时候，下令每家门上都要贴一副春联，以示庆贺。原来春联题写在桃木板上，后来改写在纸上。桃木的颜色是红色的，红色有吉祥、避邪的意思，因此春联大都用红纸书写。

接神

除夕中的接神被看作新旧年的分野，但接神时间各地并不统一。有的子时一到就开始举行仪式；有的到“子正”之时，即午夜零点开始接神；有的则在“子正”之后接神。祭灶后，诸神都回天宫，不理人间俗事，到除夕子时后，即新一年来临时，又来到人间理事。接神的仪式在天地桌前举行，由全家中的最长者主持。因为诸神居住的天界方位不同，下界时来的方向自然也不同，至于接何神，神从何方来，要预先查好“宪书”，然后带领全家举香在院中按方位接神。按方位叩首礼毕后，肃立待香尽，再叩首，最后将香根、神像、元宝锭等取下，放入早已在院中备好的钱粮盆内焚烧。焚烧的同时燃松枝、芝麻秸等。接神时鞭炮齐鸣，气氛极为热闹。

放爆竹

当午夜交子正时，新年钟声敲响，中华大地上空，爆竹声震响天宇。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时刻，有的地方还在庭院里垒“旺火”，以示旺气通天，兴隆繁盛。在熊熊燃烧的旺火周围，孩子们放爆竹，欢乐地活蹦乱跳。此时，屋内灯光明亮，庭前是灿烂的火花，屋外是震天的响声，把除夕的热闹气氛推向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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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的由来

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同时这一时期的道教也逐渐形成。二者互相展开了激烈的生存竞争，在南北朝时都各自站稳了脚跟。在唐宋时又都达到了自己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如圣诞庆典、坛醮斋戒、水陆道场等。而今各地的庙会与中国的传统节日相结合而更加繁盛。在春节期间北京的庙会更是络绎不绝，雍和宫、颐和园、地坛等地纷纷举行盛大的迎春庙会，在庙会上人们能够一览老北京的绝活与饮食，同时还能祈愿幸福平安。

傣族新年泼水节

泼水节是傣族最隆重的节日，也是云南少数民族节日中影响面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节日。泼水节是傣历新年，时间在阳历4月中旬，节日一般持续三至十天。人们互相泼水，互祝吉祥、幸福、健康。

傣族泼水节又名“浴佛节”，傣语称为“比迈”（意为新年）。泼水节源于印度，是古婆罗门教的一种仪式，后为佛教所吸收，约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经缅甸随佛教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随着佛教在傣族地区影响的加深，泼水节成为一种民族习俗流传下来，至今已数百年。在泼水节流传的过程中，傣族人民逐渐将之与自己的民族神话传说结合起来，赋予了泼水节更为神奇的意蕴和民族色彩。

日子之王的传说

很久以前，天神英达提拉把一年分为旱、雨、冷三季，规定了农时。他派捧玛点达拉乍来掌管节令，适时降温、降雨、降热。但捧玛点达拉乍随心所欲，晴雨无度、季节颠倒、冷热不分，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青年帕雅宛想弄清灾难的根源，用四块木板做翅膀，飞到天神英达提拉那里，诉说人间灾难。然后去朝拜最高一层天上的宝塔,撞倒天门，死在天庭门口。

帕雅宛死后，天神英达提拉装扮成小伙子，去接近捧玛点达拉乍身边七个美丽的姑娘。七个姑娘千方百计打听到捧玛点达拉乍的生死“秘诀”：他不怕火烧、水淹、箭射，只有用他头发作弦的“弓赛宰”才能杀死他。一天，姑娘把捧玛点达拉乍灌醉，悄悄拔下他一根头发作成“弓赛宰”，然后对准他的头，捧玛点达拉乍的头马上落地。可是，他的头冒出火焰，烧毁了村寨、森林，烧焦了土地。为了扑灭邪火，姑娘们把捧玛点达拉乍的头捡回来，每年轮流由一个姑娘抱在怀里。每当轮换时，姑娘们便打来清水泼洒，除去腐烂的污秽。英达提拉又让树鲁巴重新制定风雨冷热法，由帕雅宛的在天之灵带回人间，在傣历六月公布于世。因此，帕雅宛被称为“日子之王”。从此人间冷热分明，风调雨顺，安居乐业。于是傣族人民把六月作为划分旧年和新年的界限，举行隆重的泼水节。

泼水节的活动

泼水节来临时，傣家人便忙着杀猪，杀鸡、酿酒，还要做许多“毫诺索”（年糕）以及用糯米做成的多种粑粑，在节日里食用。泼水节第一天，划龙舟、放高升、举行文艺表演；第二天泼水；第三天，男女青年在一块进行丢包和物资交流。

划龙舟比赛时，一组组披红挂绿的龙舟在锣声中和呼喊声中，劈波斩浪，奋勇向前，为节日增添许多紧张和欢乐的气氛。放高升和孔明灯也是傣族地区特有的活动，人们在节前就搭好高射架，届时将自制的土火箭点燃，让它尖啸着飞上蓝天。高升飞得越高越远的寨子，人们越觉得光彩、吉祥。入夜，人们又在广场空地上将灯烛点燃，放到自制的大“气球”内，利用热空气的浮力，把一盏盏“孔明灯”放飞上天，以此来纪念古代的圣贤孔明（诸葛亮）。此外，放河船、跳象脚鼓舞和孔雀舞、斗鸡等，也是泼水节期间的活动内容。

最热闹有趣的是泼水。刚开始时，傣家姑娘一边说着祝福的话语，一边用竹叶、树枝蘸着盆里的水向对方洒过去。人们用铜钵、脸盆，甚至水桶盛水，在大街小巷，嬉戏追逐，尽情地泼，到处充满欢声笑语。一段水的洗礼过后，人们便围成圆圈，在锣鼓的伴奏下翩翩起舞 。

泼水节期间，傣族青年喜欢到林间空地做丢包游戏。花包用漂亮的花布做成，内装棉纸、棉籽等，四角和中心缀以五条花穗，是爱情的信物，青年男女通过丢包、接包，互相结识。等姑娘有意识地让小伙子接不着而输了以后，小伙子便将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姑娘，双双离开众人到僻静处谈情说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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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昂族的泼水节

泼水节并不是傣家所独有的节日，德昂族也有这一节日，多在公历4月中旬左右。临近节日，人们忙着制新衣，做米粑，制好水龙、水桶等泼水工具。老年信徒们齐集佛寺，搭建泼水节时为释迦牟尼雕像洗尘的小屋、架好水龙。水龙由一根粗木头雕凿而成，长约四五米，彩绘一新，上有槽口。泼水时，姑娘提桶端盆，把吉祥之水倒入槽中，流向小屋的佛像，为佛洗尘。然后，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手持鲜花，蘸水轻轻地洒向周围的人群，向大家祝福。

东方狂欢夜火把节

火把节是彝、白、纳西、基诺、拉祜等民族的古老而重要的传统节日，有着深厚的民俗文化内涵，蜚声海内外，享有“中国民族风情第一节”“东方狂欢夜”的美誉。

远古先民对火焰及其破坏力感到神秘敬畏。后来，人们不但能用火驱兽除害，照明煮饭，而且用火改造生产工具，实行刀耕火种，发展了原始生产力。因而，中华民族都崇拜火，彝族尤视火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神物，视锅庄火塘为火神之所在，严禁人畜践踏或跨越，并在火把节杀牲备酒，“以火为祭”。因此，火把节又被称为“祭火节”。

斗恶魔烧天虫

相传在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十大力的恶魔在人间破坏人们的幸福生活。人们上前质问，但是十大力蛮横地要人与他摔跤，还示威地把一头头壮牛翻倒。他的挑衅惹怒了一位叫包聪的彝族英雄。他走出人群，与十大力扭扯着摔了三天三夜仍旧没有分出胜负。于是人们弹着三弦，吹着短笛，拍手跺脚为包聪助威，终于击败了十大力。恶魔发怒，放出蝗虫等各种害虫来糟蹋人们辛辛苦苦种出的庄稼。于是，人们又集合起来，点燃一支支火把去烧害虫，终于烧死了所有的害虫，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一胜利，每到这一天，都要杀牛宰羊，举行各种活动来庆祝。

火把救纳西

有一天，天神子劳阿普在云河边游玩，忽然听到民间有丝竹歌舞之声。人间生活的美好幸福令他十分恼怒，于是便差一名天将到人间，要把大地烧成火海。这位天将变作一个老人到了人间，遇到一个背着大男孩、牵着小男孩的纳西男人。他不解地询问，才知道大男孩是别人家的孤儿，小男孩才是这个男人的孩子。于是深受感动，心起怜意，不忍将大地毁灭。他就叫人们家家准备火把，到六月二十五日一齐点燃。这天，子劳阿普到云河边查看，果然见满山遍野都是火光，以为大地真的被烧毁了，方才罢休。纳西人因此躲过了一劫，免受焚族之灾。从此，就有了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的火把节。

火把节的活动

火把节是多个少数民族的节日，不同的民族举行火把节的时间也不同。彝族、基诺族在农历六月二十四举行，纳西族、白族在六月二十五举行，拉祜族在六月二十举行。

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彝族腹心地的凉山到处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火把节庆祝共三天：第一天祭火，人人穿着自己心爱的礼服，高高兴兴。村村寨寨都会宰牛杀羊，摆好宴席。夜幕降临时，邻近村寨的人们会在老人们选定的地点搭建祭台，以传统方式击石取火点燃圣火，由毕摩（彝族民间祭司）诵经祭火。然后，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会从毕摩手里接过用蒿草扎成的火把，游走于田边地角。火把节第二天传火，家家户户都聚集在祭台圣火下，举行各式各样的传统节日活动。小伙们要效仿传说中的阿体拉巴，赛马、摔跤、唱歌、斗牛、斗羊、斗鸡。姑娘们则效仿传说中的阿诗玛，身着美丽的衣裳，撑起黄油伞，唱起“朵洛荷”跳起达体舞。在这一天，最重要的活动莫过于彝家的选美了。年长的老人们要按照传说中阿体拉巴勤劳勇敢、英武神俊和阿诗玛善良聪慧、美丽大方的标准，从小伙、姑娘中选出一年一度的美男和美女。夜幕降临，一对对有情男女，在山间，在溪畔，在黄色的油伞下，拨动月琴，弹响口弦，互诉相思。火把节第三天送火，这一天夜幕降临时，人人都会手持火把，竞相奔走。人们将手中的火把聚在一起，形成一堆堆巨大的篝火，欢乐的人们会聚在篝火四周尽情地歌唱、舞蹈，场面极其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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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族的火神

在我国北方信奉萨满教的民族中，火神是一位古老的女性，被称为“火神母”“火婆”“火姑娘”“火灵”等。如鄂伦春族传说：一位妇女晨起烤火，因捣动火，触犯了火神。无论她家搬到哪儿，怎么也生不起火。后来她向火神婆婆请罪，得到了宽恕，回家再点火时，火就着起来了。在这个传说中所体现的火神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不仅贯穿于北方一些民族狩猎、放牧的生产习俗中，也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通常情况下绝对禁止用脚踩火、骑火、跨火，不允许说火的坏话或直接辱骂火。

蒙古族那达慕盛会

那达慕大会是中国蒙古族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也是蒙古族人民的一种传统体育活动形式，活动场面颇为壮观、红火，内容丰富多彩，极富民族特色。

每年农历六月初四，中国蒙古族便迎来了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那达慕。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意为“娱乐、游戏”，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鲜艳的民族服装，草原骑手的英姿，美丽勤劳勇敢的蒙古族人们，构成一道亮丽耀眼的风景线。

那达慕的起源

那达慕的前身是蒙古族的祭敖包，是蒙古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和流传下来的具有独特民族色彩的竞技项目和游艺、体育项目。元朝时，那达慕已经在蒙古草原地区广泛开展起来，并逐渐成为军事体育项目。元朝统治者规定，蒙古族男子必须具备摔跤、骑马、射箭这三项基本技能。到了清代，那达慕逐步变成了由官方定期召集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游艺活动，以苏木（相当于乡）、旗、盟为单位，半年、一年或三年举行一次。此俗沿袭至今，每年蒙古族人民都举行那达慕大会。

过去那达慕大会期间要进行大规模祭祀活动，喇嘛们要焚香点灯，念经颂佛，祈求神灵保佑，消灾消难。现在那达慕大会的内容主要有摔跤、赛马、射箭、投掷、套马、下蒙古棋等民族传统项目。其中，摔跤、赛马和射箭的竞技赛，被称为“男儿三艺”。

摔跤

摔跤是蒙古族特别喜爱的一种体育活动，也是那达慕大会上必不可少的比赛项目。蒙古族的摔跤有其独特的服装、规则和方法，因此也叫蒙古式摔跤。摔跤手要身着摔跤服“昭德格”。坎肩多用香牛皮或鹿皮、驼皮制作，皮坎肩上有镶包，亦称“泡钉”，以铜或银制作，便于对方抓紧。其足蹬马靴，腰缠一宽皮带或绸腰带，著名的摔跤手的脖子上缀有各色彩条“江嘎”，这是摔跤手在比赛时获奖的标志。

蒙古族的摔跤有其特点：按蒙古族传统习俗，摔跤运动员不受地区、体重的限制，采用淘汰制，一跤定胜负。参加比赛的摔跤手必须是2的某次乘方数，如8、16、32、64、128、256、512、1024等。比赛前先推一位族中的长者对参赛运动员进行编排和配对，待唱过3遍蒙古长调歌曲之后，摔跤手弓起双臂、跳着鹰舞入场，向主席台行礼，顺时针旋转一圈，然后由裁判员发令，比赛双方握手致意后比赛开始。

赛马

蒙古高原盛产著名的蒙古马，能跑善战，耐力极强。自古以来，蒙古人对马就有特殊的感情，蒙古人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都以自己有一匹善跑的快马感到自豪！驯练烈马，精骑善射是蒙古族牧民的绝技，通常把是否善于驯马、赛马、射箭、摔跤作为鉴别一个优秀牧民的标准。

赛马项目包括：快马赛，主要比马的速度，一般为直线赛跑，赛程一般为20、30、40公里，先达终点为胜；走马赛，主要是比赛马步伐的稳健与轻快；颠马赛，是蒙古族特有的马上竞技表演项目。

射箭

射箭是那达慕大会最早的活动内容之一。蒙古族射箭比赛分静射、骑射、远射三种，有25步、50步、100步之分。静射时，射手立地，待裁判发令后，放箭射向箭靶，优者为胜；骑射时，射手骑在马上，在马跑动中发箭，优者为胜。比赛不分男女老少，凡参加者都自备马匹和弓箭，弓箭的样式、弓的拉力以及箭的长度和重量均不限。比赛的规则是三轮九箭，即每人每轮只许射三支箭，以中靶箭数的多少定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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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大草原

在美丽辽阔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号称为“马背民族”的蒙古民族，一向以“精骑善射”而闻名于世，每年的那达慕以锡林郭勒盟那达慕最具代表性。锡林郭勒系蒙古语，意为“辽阔草原上的河流”，位于北京的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北与蒙古国接壤。锡林郭勒草原地处内蒙古高原的中东部，草原类型多样，为中国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温带草原，也是中国国家级草原自然保护区，其中的白音锡勒草原是我国唯一被纳入国际生物圈的自然保护区。锡林郭勒大草原，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半荒漠草原、沙地草原均具备，地上植物达1200多种，以草原旅游资源丰富、草原类型完整而著称于世。

第四讲 传统游戏篇

老鹰捉小鸡与捉迷藏

老鹰捉小鸡与捉迷藏是一种集体活动，需要一定数量的人来参加，在这种娱乐游戏中能够增加朋友之间的默契。发展至今，这些民间儿童游戏已不多见了。

老鹰捉小鸡与捉迷藏是中国人小的时候常玩的一种游戏。当你看到了这些经典童年小游戏，你是否想起那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那里留着我们的欢笑，留着我们的身影。

老鹰捉小鸡

老鹰捉小鸡，俗称“黄鹞吃鸡”，又叫“黄鼠狼吃鸡”，满族又叫“老鹞叼小鸡”，粤语称“麻鹰捉鸡仔”。这种游戏对发展孩子的灵敏性和协调能力，培养孩子的合作意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老鹰捉小鸡是一种多人游戏。游戏开始前先分角色，一人当母鸡，一人当老鹰，其余的人当小鸡。“小鸡”依次在“母鸡”后牵着衣襟排成一队，“老鹰”站在母鸡对面，做捉“小鸡”姿势。老鹰不抓“母鸡”，只能突破“母鸡”的防线抓后面的“小鸡”。游戏开始时，“老鹰”叫着做赶“鸡”动作，“母鸡”身后的“小鸡”做惊恐状，“母鸡”极力保护身后的“小鸡”。“老鹰”再叫着转着圈去捉“小鸡”，“小鸡”则在“母鸡”身后左躲右闪。若“老鹰”用手拍着“小鸡”的身子便算捉到了，“小鸡”便要从队里退下来。一直到所有的小鸡都被老鹰抓住，游戏结束。也有这样玩的，“老鹰”抓住了“小鸡”，被抓的“小鸡”充任“老鹰”，原充任“老鹰”的改扮小鸡，游戏再次开始。

类似的游戏

满族儿童喜爱的老鹞叼小鸡，参加游戏的儿童，一人扮作老鹞子，一人扮作老抱子(母鸡)，其余的排成一队，扯着后衣襟躲在“老抱子”后面。“老鹞子”左右扑捉“老抱子”保护的“小鸡”，一边玩，一边互相问答。“老鹞子”每抓到一个“小鸡”，便让其背着走一段，然后“吃掉”。依次抓扑，直至叼完为止。

新疆柯尔克孜族的“老鹰吃仙鹤”游戏和老鹰捉小鸡类似。“老鹰吃仙鹤”由一个扮老鹰，一人扮母仙鹤，余者扮小鹤。“老鹰”捉“仙鹤”时，小“仙鹤”围绕“母仙鹤”转，受其保护，此游戏气氛活跃紧张，生动有趣。

此外还有山东民间的马虎叼羊，青海土族的抓羊，广西民间的狼吃小羊，台湾民间的围虎陷和流行于山东成武一带的杀羊羔等。

捉迷藏

捉迷藏，也称“摸瞎子”“躲猫猫” “藏模糊”“蒙老瞎”“兵捉贼”“水鬼上岸”，广东话又叫做“促伊人”“伏匿匿”等，是中国传统的民间儿童游戏，流行于全国各地。捉迷藏游戏在带给孩子精神愉悦的同时，还可促进其认知、体能、情感、社会性等各方面的发展。

自唐代起，就有了关于捉迷藏的正式文字记载。元人伊世珍在《琅缳记》卷中引用《致虚阁杂俎》记载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玩此游戏的场景。唐代诗人元稹在《杂事》诗中描写了他与崔莺莺晚间捉迷藏的场景。五代时的花蕊夫人在《宫词》中记载了“内人深夜学迷藏，绕遍花丛水岸旁”。宋代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足以反映出捉迷藏在当时很盛行。

捉迷藏怎样玩？首先选定一个范围，大家经过猜拳或一定规则之后，选定一个人先蒙上眼睛或背着大家数数，可长可短，而其他人必须在这段时间找到一个地方躲藏，时间到后那个人去找其他人，最先被找到的人为下一轮找的人，没有被找到，且最后回到出发点没有被寻找者发现的人，将不参与第二局的猜拳，直接成为躲藏者。游戏可反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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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手绢

丢手绢起源于1243年左右，由黎族人民所创，后来由黄道婆带到了上海，并很快传到中原地区。丢手绢是多人游戏，开始前推选出一个丢手绢的人，其余的人围成一个大圆圈坐下。游戏开始，大家一起唱歌，被推选为丢手绢的人沿着圆圈外行走。在歌谣唱完之前，丢手绢的人要不知不觉地将手绢丢在其中一人的身后，被丢了手绢的人要迅速发现自己身后的手绢，然后迅速起身追逐丢手绢的人，丢手绢的人沿着圆圈奔跑，跑到被丢手绢人的位置时蹲下，如被抓住则要表演一个节目。如果被丢手绢的人在歌谣唱完后仍未发现身后的手绢，而让丢手绢的人转了一圈后抓住的，就要做下一轮丢手绢的人。

踢毽子、打陀螺与滚铁环

踢毽子、打陀螺、滚铁环是一种单人或多人游戏，单人可以休闲，多人竞技形式更能使人在游戏中感受到竞技的魅力。童年的时光虽然一去不复返了，但是那些岁月里的欢乐却深深地埋在每个人的记忆里。

踢毽子、打陀螺、滚铁环，这些游戏你是否都玩过？儿时的游戏在我们记忆深处却只剩恍恍惚惚的碎影，虽已远离我们，但当你从尘封的记忆中偶然捕捉到它们时，总能让你幸福好一阵子。

踢毽子

踢毽子，又叫“打鸡”。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南北朝和隋唐，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国民间体育活动之一，是一项简便易行的健身活动，深受青少年儿童的喜爱，尤其是少年女子。

清代踢毽的技艺已相当高。清初著名词人陈维崧曾赞美女子踢毽，说女子踢毽比踢足球还巧妙，比下棋还有趣味。

踢毽子对场地要求不高，只需一小块比较平坦的空地，五六平方米、三四平方米均可，越是技艺高的对场地要求越宽。在室内、室外均可进行。场地不受限制，只要平坦即可，主要根据参加人数和水平而定。例如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境地盛产桐油和油茶，踢毽水平高的人，站在枯饼上进行比赛或表演。

古代的毽子，一般用羽毛和金属钱币做成。发展到现在，毽子的种类更加繁多，除延用古代的办法以外，一般来说有三种：其一，用金属片为底，以纸剪成各种花色缨的纸毽。其二，以各种色布条为缨，以大纽扣为底做的布毽。其三，以塑料做成的各色花毽。

最简便的毽子，只需用一小块布,包上一枚铜钱和一小截下端剪成十字形开口的鹅毛管子，用针线缝牢，成为底座；再在未剪开的鹅毛管子上端里,插上七八根鸡毛就做成了。

打陀螺

抽陀螺俗称“抽贱骨头”，是一种民间传统游戏。它历史悠久，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距今五六千年）中曾出土陶制小陀螺。陀螺有陶制、木制、竹制、石制多种，以木制居多。木制陀螺为圆锥形，上大下小，锥端常加铁钉或钢珠。玩时，以绳绕陀螺使其旋于地，再以绳抽打，使之旋转不停。

中国在宋朝时有一种类似陀螺的玩具，名字叫做“千千”。它是一个长约三公分的针形物体，放在象牙制的圆盘中，用手撑着旋转，比赛时谁转得最久就为赢家。明朝时陀螺已成为儿童的玩具。根据记载，当时陀螺是木制的，实心而无柄，用绳子绕好了，一抛一抽，陀螺便在地上无声地旋转。当它缓慢下来时，再用绳子抽它，给它加油，便可转个不停。

滚铁环

滚铁环，一种中国传统民间儿童游戏，流行于全国各地。玩法是用铁钩推动铁环向前滚动，以铁钩控制其方向，可直走、拐弯。滚铁环的动作有一定难度，需要一定技巧。技术好的孩子能把铁环从家一路滚到学校，绕过各种障碍，甚至可以过水塘上楼梯，别的孩子只有在一旁艳羡的份。在放学的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群背着书包满头满脸脏兮兮的男孩子，手里拿着铁钩，推着铁环奔跑在马路上，哗琅哗琅的声音响成一片，场面颇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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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蜻蜓

在1700多年前的晋代，我国还出现了另一种有趣的玩具——竹蜻蜓。这种玩具18世纪传到欧洲后，被西方人称为“中国陀螺”。可见，真正的陀螺比这更早就传到了国外。为什么把竹蜻蜓叫做“中国陀螺”呢？原来正式提出“陀螺”这个术语的，是19世纪中叶的法国物理学家博科。在英语中，陀螺就是“回转体”的意思。陀螺是在地上转的回转体，竹蜻蜓是在空中转的回转体，所以竹蜻蜓也可以说是一种陀螺。

抖空竹与放风筝

抖空竹与放风筝是人们喜爱的传统游戏，需要一定的技巧，不适合儿童玩耍，但是在大人的协助下儿童也可以学习并体会其中的乐趣。

在阳春三月人们通常会走到户外，进行一些体育锻炼，而抖空竹成为人们平时锻炼的一个体育项目。此外，在和风的环境中人们也会拿上自己喜爱的风筝在空中一争高低。

抖空竹

抖空竹亦称“抖嗡”“抖地铃”“扯铃”，流行于全国各地，天津、北京及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尤为盛行。

抖空竹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三国时期，曹植就写过一首《空竹赋》；宋朝时期，宋江写过一首七言四句诗：“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挈漫徒劳。”明代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卷二中记述了空钟（空竹）的制作方法及玩法。清代坐观老人在《清代野记》中写到：“京师儿童玩具，有所谓空钟者，即外省之地铃。两头以竹筒为之，中贯以柱，以绳拉之作声。唯京师(指北京)之空钟，其形圆而扁，加一轴，贯两车轮，其音较外省所制，清越而长。”清代，抖空竹已发展成为受人欢迎的杂技节目。杂技艺人们在原有花样的基础上，又创作出许多新的花样和高难技巧。表演时与优美的舞姿和动听的伴奏音乐融为一体，更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在发展过程中，艺人们不仅表演抖传统的车轮式双头空竹，又设计出陀螺式的单头空竹，而且还可以把茶壶盖、小花瓶等器物作为抖弄的道具进行表演。

抖空竹原是庭院游戏，后经加工提高，有了竞技性质，并成为传统的杂技项目。玩的人双手各拿两根两尺长的小竹棍，顶端都系一根长约五尺的棉线绳，绕线轴一圈或两圈，一手提一手送，不断抖动，加速旋转时，铃便发出鸣声。抖动时姿势多变，绳索翻花，表演出串绕、抡高、对扔、过桥等动作，称作“鸡上架”“仙人跳” “满天飞”“放捻转”等。

放风筝

风筝，亦称“风琴”“纸鹞”“鹞子”“纸鸢”。风筝是一种比空气重的能够借助风力在空中漂浮的制品。

放风筝是中国民间广为盛行的一项传统体育运动，流行于中国各地，历史悠久，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被称为“人类最早的飞行器”。原用于军事上，相传春秋时期，著名的建筑工匠鲁班曾制木鸢飞上天空。后来，以纸代木，称为“纸鸢”；汉代起，人们开始将其用于测量和传递消息；唐代时，风筝传入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到五代时期，又在纸鸢上系以竹哨，风入竹哨，声如筝鸣，因此又称“风筝”。至宋代，放风筝逐渐成为一种民间娱乐游戏；元代时，风筝传入欧洲诸国。唐以前的风筝用丝绸制作，晚唐时改用纸制。品种繁多，结构有硬翅、软翅、伞形、桶形、长串等。人们还在风筝上加了很多附加物，如有音响的“鹤琴” “锣鼓”，有灯光装置的“灯笼”，有散落携带物的“送饭儿的”等，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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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尜

打尜游戏多为男孩玩耍。“尜”一般为10—15厘米长的木棍，两端削尖。玩时人数不限，一般分两组，就地画一方框为“城”。各组选一人站“城”内，轻捏尜一端，用一尺余长的木板将尜用力打出，尜落点远者那组先正式开打，另一组为接方。游戏时，把尜放至“城”口，然后一组人相继打尜，其打法：用木板敲击尜的一端，使尜蹦起，迅速挥动木板将尜用力击出。一人打空再换一人接着打，最后一人打空时，另一组人则急忙拣起尜往回扔。打尜方则一边快速向回跑，一边可伺机用木板阻击抛掷在空中的木尜。跑回“城”边，挥动手中木板，不让对方将尜扔进“城”内，若扔进“城”内，则两组交换。若扔不进“城”内，打方可继续向前打第二轮。直到接方再也无法将尜扔进“城”内，接方就认输。

斗蟋蟀与斗鸡

斗蟋蟀、斗鸡是古时成人喜欢的娱乐活动，多为贵族的娱乐项目，现在一些地区仍然有所保留。

秋风起，蟋蟀鸣，正是斗蟋蟀的好时节。斗蟋蟀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间游戏，它以独有的趣味吸引着古往今来无数的王公贵族、文人墨客及市井百姓。与斗蟋蟀类似的游戏，还有斗鸡。

斗蟋蟀

斗蟋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中国文化生活，也是中国的艺术。它主要发源于中国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

蟋蟀从原先的听其声，发展到观其斗，从一个微小的侧面，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在赵宋时代，朝野内外大兴斗蟋蟀之风，并将“万金之资付于一啄”。

斗蟋蟀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清代时，活动益发讲究，蟋蟀要求无“四病”（仰头、卷须、练牙、踢腿），外观颜色也有尊卑之分，“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蟋蟀相斗，要挑重量与大小差不多的，用蒸熟后特制的日草或马尾鬃引斗，让它们互相较量，几经交锋，败的退却，胜的张翅长鸣。旧时城镇、集市，多有斗蟋蟀的赌场，今已被废除，但民间仍保留此娱乐活动。这项活动自兴起之后，前后经历了八九百年的漫长岁月，始终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长兴不衰。

斗鸡

斗鸡是以善打善斗而著称的珍禽相斗，又名“打鸡”“咬鸡”“军鸡”，两雄相遇或为争食，或为夺偶相互打斗时，可置生死于度外，战斗到最后一口气。斗鸡以体型魁梧、体质健壮结实、结构匀称紧凑、性强悍、善斗为基本特征。骨骼发达，骨质致密而粗硬。头、颈昂起，颈、胸、胫几乎成一直线。冠红色,冠、髯、耳垂不发达。眼大而锐，喙粗短、坚硬呈楔形，尖端微弯而甚锐,颈粗长灵活，腿强劲有力。爪粗大、坚硬锋利。全身羽毛稀薄、粗刚、短而紧贴体表，并富光泽，羽色多样，以黑羽居多，翼羽拍打有力。

斗鸡是我国古老的游戏，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史记》和《汉书》上多处记载有关“斗鸡走狗”之事。公元前770年，春秋战国时期的鲁季平子与邻昭伯因斗鸡之事，竟互相打起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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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蟋蟀的名产地

蟋蟀产地，以山东齐鲁大平原最为著名，而山东的宁津县是蟋蟀王国王冠上的宝石，宁津种的蟋蟀头大、项大、腿大、皮色好，同时宁津蟋蟀还有北方干旱区昆虫的体质、顽强的斗性、耐力、凶悍，有咬死不败的烈性。所以近些年来全国蟋蟀大赛中，宁津种的蟋蟀多获冠军。

雅俗共赏的酒令文化

酒在中国的历史中源远流长，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其中就有酒令。喝酒行令，是中国特色的助兴方式，得体、适宜的酒令就像催化剂，能很好地活跃气氛。

酒令，古人称之为“酒戏”。实际上，酒令是饮酒时所进行的一种风流文雅、睿智隽永的娱乐活动，特别在宴席上更是一种佐酒助兴、活跃气氛的主要手段，是将文化入于酒，是酒中的社会文化、大众文化。这种游戏至今在人们的生活与娱乐中也能见到。

古代的酒令

酒令是酒席上的一种助兴游戏，一般是席间推举一人为令官，余者听令轮流说诗词、联语或其他类似游戏，违令者或负者罚饮，所以又称“行令饮酒”。

酒令游戏，最早诞生于西周，完备于隋唐。西周后期已有专门监督饮酒仪式的酒官，称为“酒监”。汉代有了“觞政”，就是在酒宴上执行觞令，对不饮尽杯中酒的人实行某种处罚。总的说来，酒令是用来罚酒的。但实行酒令最主要的目的是活跃饮酒时的气氛。何况酒席上有时坐的都是客人，互不认识是很常见的，行令就像催化剂，顿使酒席上的气氛活跃起来。

在远古时代就有了射礼，为宴饮而设的称为“燕射”。即通过射箭，决定胜负，负者饮酒。古人还有一种被称为投壶的饮酒习俗，源于西周时期的射礼。酒宴上设一壶，宾客依次将箭向壶内投去，以投入壶内多者为胜，负者受罚饮酒。

唐代是一个喝酒成风、酒令盛行的时代。在唐代诗文中酒令频繁出现，士大夫常常赋诗撰文予以赞颂。白居易诗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 唐代的酒令名目已经十分繁多，如有历日令、罨头令、瞻相令、巢云令、手势令、旗幡令、拆字令、不语令、急口令、四字令、言小字令、雅令、招手令、骰子令、鞍马令、抛打令等，这些酒令汇总了社会上流行的许多游戏方式，为酒令增添了很多娱乐色彩。

宋代不但沿袭了酒令习俗，而且还丰富发展了酒令文化。单记载介绍各种酒令的书就有《酒令丛钞》《酒杜刍言》《醉乡律令》《嘉宾心令》《小酒令》《安雅堂酒令》《西厢酒令》《饮中八仙令》等。以后的酒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猜测性的，或猜诗，或猜物，或猜拳，总之，都是以猜测某些东西的方式来决定胜负，然后进行赏赐或罚酒。

现代的酒令

中国古代有许多风雅的酒令，不仅有趣，而且很美。如今，现代人已经难有那份风雅。不过有酒在，就有酒令。虽然那份“雅”没有了，但“趣”还在。

猜拳。这个酒令早已风行大江南北，内容已经是尽人皆知。行令之时，吆五喝六，鼓噪喧天，岂止热闹，简直可以用疯狂来形容。

布包锤。这个酒令又叫“剪子布锤”，食指和中指张开代表剪刀，伸开手掌代表布，拳头代表锤子，剪子剪布，布包锤，锤打剪刀，三者形成一个循环。可以两个人对战，也可以三人一组进行。每次喝酒的数量，则由令官确定。如果是三人一组进行，输家喝酒。如果两个人同时赢了，那么输家就要喝两杯。

老虎杠子。这种酒令由老虎、鸡、虫子、杠子四种东西形成一个循环，老虎吃鸡，鸡吃虫子，虫子咬杠子，杠子打老虎。行酒令的时候，通常是参与者手执一根筷子，一边敲击桌面，一边说出一种东西的名称，相邻的两种相遇的时候，就分出了输赢，输家喝酒。这种酒令可以二人、三人或四人同时进行，如果多人同时进行并且只有一个输家的话，输给几个人就要喝几杯。

猜单双。这种比较流行，是一人手握一样小东西，如瓜子、火柴棒，多少不论，让别人猜手中的东西是单数还是双数。一般由令官出数，别人来猜。也可以由令官指定一人坐“庄”，坐庄的人出数，别人猜。猜单双的时候，可以一人猜，也可以在座的人同时猜。猜中者不喝，庄家喝；猜不中的话，猜者喝。有时也可以轮流出数，视出数者输赢多少决定下一个出数的人。如果出数的人输得多，喝酒之后，继续出数；如果出数的人赢得多，就由第一个输的人接着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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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鼓传花

击鼓传花是中国古代酒宴上的助兴游戏，属于酒令的一种，又称“击鼓催花”，在唐代时就已出现。唐代《羯鼓录》一书中提到李隆基善击鼓，一次他击鼓一曲后，起初未发芽的柳枝吐出了绿色来。这就是“击鼓催花”的典故，后用作酒令，改作“击鼓传花”，成为汉族民间游戏，流行于全国各地。

游戏是这样玩的：十几人或几十人围成圆圈坐下，其中一人拿花，一人背着大家或蒙眼击鼓，鼓响传花，鼓停花止。花在谁手中，谁就摸彩，如果花束正好在两人手中，则两人可通过猜拳或其他方式决定负者。

围棋与象棋

围棋和中国象棋都起源于中国，都是策略性的游戏，将科学、艺术和竞技三者融为一体，有着发展智力、培养意志品质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意识的特点。几千年来长盛不衰，并逐渐地发展成了一种国际性的体育竞技活动。

今天，中国的围棋等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游戏中不仅有高深的棋技，更有诸多的人生禅理蕴含其中。但是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又了解多少呢？

围棋

围棋起源于中国古代，是一种策略性二人棋类游戏，使用格状棋盘及黑、白二色棋子进行对弈。目前围棋流行于亚太地区，覆盖世界范围。

围棋，在我国古代称为“弈”，在整个古代棋类中可以说是棋之鼻祖，相传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相传，上古时期尧帝的儿子丹朱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经常招惹祸端。尧帝为了使丹朱归善，先稳其性，娱其心，教他学围棋。结果并不如愿，帝尧十分伤心，把丹朱迁送到南方，把帝位禅让给有德有智有才的虞舜。以后的陶器上便产生了围棋方格的图形，史书便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记载。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东汉中晚期，围棋活动渐盛行。东汉的马融在《围棋赋》中就将围棋视为小战场，把下围棋当作用兵作战。三国时，曹操、孙策、陆逊等都是疆场和棋场这样大小两个战场上的佼佼者。

南北朝时期，文人学士弈风更盛，下围棋被称为“手谈”。上层统治者也雅好弈棋，他们以棋设官，建立“棋品”制度，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与棋艺相当的“品格”（等级）。当时的棋艺分为九品，现在日本围棋分为“九段”即源于此。

唐宋时期，由于帝王们的喜爱等原因，围棋得到长足发展，对弈之风遍及全国。唐翰林院中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称为“棋待诏”，因棋艺一流，故有“国手”之称。唐代时，日本遣唐使团将围棋带回，围棋很快在日本流传。

明、清两代，围棋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流派：以鲍一中为冠，李冲、周源、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以程汝亮为冠，汪曙、方子谦附之的新安派；以颜伦、李釜为冠的京师派。这时，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清康熙末到嘉庆初，弈学更盛，棋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

象棋

象棋，又称“中国象棋”。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属于二人对抗性游戏的一种，由于用具简单，趣味性强，成为流行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

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关于象棋的正式记载。《楚辞 招魂》中有“蓖蔽象棋，有六簿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春秋战国时的兵制，以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共六人，当时作为军事训练的游戏，也是每方六人。可见，早期的象棋是象征当时战斗的一种游戏。

三国时期，象棋的形制不断变化，并已和印度有了传播关系。至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朝代，象棋形制发生了改革，北周武帝还制订了《象经》。隋唐时期，象棋活动稳步开展。宋代时象棋广泛流行、形制大变革的时代，先后有司马光的《七国象戏》、尹洙的《象戏格》、晁补之的《广象戏图》等著术问世，民间还流行“大象戏”。

到了北宋末，象棋定型成近代模式：32枚棋子，黑、红棋各有帅1个，车、马、炮、象、仕各2个，卒5个。南宋时期，象棋已成为流行极为广泛的棋艺活动，李清照、刘克庄等文学家，文天祥等政治家，都嗜好下象棋。

元明清时期，象棋继续在民间流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出现了多部总结性的理论专著，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橘中秘》《适情雅趣》《梅花谱》《竹香斋象棋谱》等。杨慎、唐寅、袁枚等文人学者都爱好下棋，大批著名棋手的涌现，显示了象棋受到社会各阶层民众喜爱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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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楚河汉界

楚河汉界，是河南省荥阳市黄河南岸广武山上的鸿沟。沟口宽约800米，深达200米，是古代的一处军事要地。西汉初年楚汉相争时，汉高祖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仅在荥阳一带就爆发了“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因种种原因，项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鸿沟便成了楚汉的边界。现在鸿沟两边还有当年两军对垒的城址，东边是霸王城，西边是汉王城。

第五讲 生肖文化篇

子鼠咬天

在剪纸、皮影、邮票、火花、雕塑等众多艺术门类中，老鼠成为了一种通人性的动物。在民间传说中，老鼠咬开了混沌的天地，它的功劳等同于盘古。人们喜爱生肖鼠，是因为老鼠的生命力强，表达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观。

在中国民间有一首传唱很久的儿歌：“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把老鼠说得天真可爱。据说老鼠闻到油壶里的香味，想吃，但进不去，经过反复几次，最后把长尾巴伸进壶嘴里蘸油，终于吃着油了。可见这种动物的聪明可爱之处。

在人们的心目中，鼠虽小但是活泼可爱、喜气洋洋、灵通乖巧，老鼠代表聪明及灵活，应变能力极强，就算遇到灾难或危机，都能很快转身及找到方法应付。因此，老鼠被列为十二生肖之首。

鼠咬天开

在中国民间有“鼠咬天开”的传说。 传说在古时，天地一团混沌，其气不开，宇宙未成。这时候，出来一只鼠，在夜半子时出来活动，把混沌一团的天地咬了一个口，天地有了缝隙，其气也畅通了，宇宙遂成。子属鼠，天开于子，鼠有创世之功。这个“鼠咬天开”的传说见于清代广阳子的《广阳杂记》。

鼠咬天地的神话在我国的许多民族中都有流传。有的说，混沌一团的宇宙是一个葫芦或金鼓，也有的说，宇宙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山洞或石洞，是鼠用牙齿把封闭着的葫芦、金鼓、山洞咬破了，人才从里面走出来，才有了今天的世界。

还有一些地方，流传着鼠尝试造人的传说，只不过没有成功，但是老鼠创世的传说却流传下来。

填仓节

农历正月二十五日是填仓节，又称“天仓节”，这是汉族民间一个象征新年五谷丰登的节日。相传很久之前，北方曾大旱三年，千里荒芜。统治者却不顾百姓死活，依旧横征暴敛，以致饿殍遍野。一位看守粮仓的官吏于心不忍，开仓救民，然后在正月二十五日放火烧仓，自己也在烈火中结束了生命。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为老百姓献身的无名氏仓官，就在正月二十五这一天，北方家家户户在院里或打谷场用筛过的炊灰，撒出一个个粮囤状的灰圈，内放五谷杂粮，并在其上覆盖瓦片，意即填满粮仓。

填仓节这天，粮商米贩都要祭“仓神”。仓神就是老鼠，号为“大耗星君”。民间这一天的夜晚是不许点灯的，因为填仓节是老鼠嫁女的日子，不能惊了鼠类的好事。老鼠嫁女一向是中国民间年画或剪纸的传统题材，鼠新郎、鼠新娘以及鼠傧相、宾客等一如人间的场面，虽然无不尖嘴细腿，却都穿红衫着绿裤，摇摇摆摆，结队成行，隆重而滑稽。

与鼠有关的民俗

一些与鼠有关的民俗颇为有趣，如在浙江南部古时流行“打老鼠眼”的风俗，即在元宵节时，人们煮黑豆，然后在室内撒黑豆，撒豆人站在梁下，手抛黑豆至梁上，口中念叨：“西梁上，东梁下，打得老鼠光铎铎（断种之意）。”俗信可除鼠患。

在我国戏剧舞台上，鼠戏也是五花八门，饶有风趣，如东晋时期，民间就有了“老鼠推磨”“老鼠荡秋千”的鼠戏表演。到了清代，鼠戏更为盛行。此外，民间流传着不少与鼠有关的谚语，如“老鼠留不住隔夜粮”“老鼠看仓，看得精光”“猫咬猫，老鼠笑”等，语言朴实，却寓意较深，读来颇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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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嫁女的意义

老鼠嫁女的民间传说，在我国很流行。老鼠嫁女，也称“鼠娶亲”“鼠纳妇”“老鼠娶亲”等，是传统民俗文化中影响较大的题目之一，是在正月举行的祀鼠活动。嫁鼠包含有把灾祸、是非、鼠虫逐出家门的意思。民俗中老鼠择日婚嫁的日期大多在腊月二十三到正月二十五之间，此时正是鼠类繁殖的高峰季节，送鼠出嫁，意味着送鼠“自家而出”，从人们的心理来看，便可达到杜绝鼠患的目的。子鼠为极阴的象征，而腊月至正月，正是新旧岁时交替时刻，故选择这一时段嫁鼠，还具有除旧布新、送阴迎阳、祛灾纳吉的象征意义。

丑牛耕地

牛一直是人们喜欢的动物，它任劳任怨，不屈不挠，一心为人类服务，是勤奋、上进的精神化身。牛还象征着丰收、财富、祥和、力量，符合人们追求幸福、美好、平安的愿望。

在中国这个十二生肖文化流行的传统农业大国，每一年的春天都会有关于牛的话题，因为春天来了，春耕的主力——牛该登场了。古时，民间有“摸春牛”的习俗，人们会摸一下牛的不同部分，寓意带来好运。摸一下牛头，希望儿孙会出头之类，总之讨个吉利。

神牛创世纪

牛在农耕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感谢和自己共同创造文明史的伙伴，因此牛崇拜由来已久，中国很多民族都有神牛创世的神话。

塔吉克人认为，人类生活的世界由一头神牛顶着，人若干坏事，神牛会抖动牛毛或犄角发出警告，于是发生地震之灾。维吾尔族传说大地被一头公牛的一只角支撑着，公牛由一只特大的乌龟驮着，浮在水面上，牛感到劳累时就把大地从一只角换到另一只角上，这时就会发生地震。柯尔克孜人也持此说，他们常常为牛祈祷，愿它永远强壮，少发地震。苗族最大的天神“勾蒿”有两组群体神，一组是19个水牛天神，一组是15个黄牛天神，掌管着人间的吉凶祸福。土家族传说中的牛王因帮人类多打了粮食，遭到天神的惩罚，被贬到地上终生吃草，帮人耕田种粮，每年农历四月十八为牛王过生日。布依族的牛王节在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各寨举行隆重的祭典，家家用米酒、五色糯米饭敬牛王，喂耕牛。仡佬族的牛王节在农历十月一日，人们要杀鸡备酒敬奉牛王，祈求它保佑耕牛。侗族每年农历六月六以美食供奉牛神，家家牵牛去河边洗牛，用黑糯米饭喂牛，称为“洗牛节”。

鞭春牛祈丰年

每年的2月4日通常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残冬退去，人们迫不及待地准备迎接春天。古人向来有残冬出土牛送寒气的习俗，到两汉固定为立春之际举行的土牛迎春仪式。

当日清晨，京城百官都着青衣、戴青帽、立青幡，送土牛于城门外，官员执鞭击土牛，以示劝农，各郡县也举行同样的仪式。随后老百姓哄抢碎牛的散土，说是“土牛之肉宜蚕，兼辟瘟疫”。争来抢去，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节日，谓之“鞭春”“鞭牛”。

立春出土牛以祈丰收的习俗，经两汉入唐至两宋，越来越丰富多彩。汉时“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丑的方位在北方偏东，十二生肖配十二地支，牛为丑，故立土牛于丑位为最佳方位。到宋代四门都开，各出土牛，牛身饰彩，鼓乐相迎，由人装扮成主管草木生长的“句芒神”鞭打春牛，地方官行香主礼。一方面宣告包括农事在内的一年劳作开始，一方面祈祷当年的丰收。宫中也行“鞭春”仪式，自然是皇帝主礼。街市上多有泥制小春牛出卖，于是春牛不仅是迎春仪式上的主角，也成了新春之际的吉祥物。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中，牛与春天具有天然的联系。

中国文化中的牛

历来人们对于牛都是一致地赞美和怜惜。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曾写下“朝耕草茫茫，暮耕水濡濡”的《耕牛》诗篇；南宋宰相、民族英雄李纲更留下“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的千古名句。在传说故事中，人们将它塑造成乐于助人、有情有义的感人形象，牛郎织女传说中的老牛早已为人知晓。有关牛的成语典故也很多，老牛舐犊，比喻父母疼爱子女的深挚感情；牛刀小试，比喻有本领的人初次任职就已经表现出才干；庖丁解牛，比喻做事得心应手；对牛弹琴，比喻对愚蠢的人讲深刻的道理或说话不看对象、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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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牛的传说

传说，牛原来是一种奇蹄目野生动物，健步如飞，力大无穷，从不服人管辖。玉皇大帝看百姓耕作辛苦，就想让牛帮人类耕田。可又怕牛眼睛一瞪，人类不敢靠近；况且牛行动敏捷，人类难以驯服，自由自在的牛也不会答应这苦差事。玉皇大帝便心生一计，他把所有的牛都召集到天庭，对它们说：“你们想跑得更快，走得更远吗？只要把单蹄变成双蹄就行了。你们想免受冬春吃食困难，只要你们帮人类耕田，这些我都让你们得到。”牛听了都愿意到人间去，玉帝就在天门放一把刃朝上的快刀，牛步出天门时，单蹄都被劈成两半，从此牛的行动就迟缓了。到了冬、春天，人类也只给牛吃铡过的草，玉帝还赐给人类皮鞭，对不驯服的牛任意鞭打，牛就乖乖地听话了。

寅虎啸天

虎是人们喜爱的吉祥瑞兽，民间尊其为兽中之王。传说老虎有“镇宅避邪，消灾降福”的神力，人们视虎为保护神，让儿童戴虎头帽，认为可以避妖魔、驱瘟病，健康成长。

中国人对虎的崇拜，距今已有上万年历史。虎文化和龙文化相互交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中国的成语里，都可以寻觅到龙虎的踪影，虎踞龙盘、虎啸龙吟、卧虎藏龙、龙骧虎步、龙骧虎视……老虎比任何动物都能代表中华民族勇猛上进、虎虎生威的民族精神，而虎文化和龙文化互为纽带，构成了中华民族“龙腾虎跃”的民族精神。

生肖虎的传说

远古的时候，属相中有狮子，没有老虎。由于狮子太凶残，名声不好，玉皇大帝想把狮子除名，补进天宫的殿前卫士。

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见无人镇管，开始胡作非为，给人间造成了灾难。这事惊动了土地神，土地神连忙上报天庭，请玉帝派统勇天神镇住百兽。玉帝便派老虎下凡，老虎要求每胜一次，便给他记一功。玉帝只求人间安宁，当然满口答应了老虎的要求。

来到人间，老虎了解到狮子、熊、马是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就专门向这三种动物挑战。老虎凭借着勇猛和高超的武艺连续击败了狮子、熊、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荒野。人间欢天喜地，感谢老虎为人世间立了大功。回到天庭，玉帝因老虎连胜，便在它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

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大地一片汪洋。虾兵蟹将作恶人间，老虎又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前额。从此，老虎便为百兽之王，总管百兽。

在狮子的恶名传到天宫后，玉帝便决定除去狮子的属相头衔，补进了兽王虎。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当然，老虎也从玉帝的殿前卫士下凡到人间，永保天下安宁。

中国虎文化

在民间，人们对虎的喜爱已久，且关于虎的习俗也很多。虎的威武和勇猛为人们所羡慕，故常被用来象征和比喻诸多的人和事。如“虎将”喻之英勇善战之士；“虎子”喻为少年雄健奋发；“虎士”“虎夫”喻为英雄好汉。民间百姓称少年儿女为“虎娃”“虎妞”，喻其结实粗壮。

民间视虎为神兽，借它的威武和庄严来镇祟辟邪和保佑安宁，由此在民间又创作和制造了大量以虎为主体或借喻虎的艺术品和工艺装饰品。在民间，常见的是多把虎的形态制作成如给小儿穿的虎头鞋、戴的虎头帽、睡的虎枕头和众多的虎玩具等。这些制品其形象威武逼真，又笨拙可爱，希冀于孩子长得虎头虎脑、健康活泼。故而人们又将虎视为儿童的保护神，多加崇拜和敬仰，为虎立庙者各地都有。

民间借虎辟邪，是在端午节戴艾虎的习俗。艾虎是用艾叶剪成或艾蒿编成的虎形，戴在头上或挂在门上。端午节在小儿额头上用雄黄酒画“王”字的习俗，其寓意也在于借虎来祛瘟禳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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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虎的崇拜

在中华文化中，虎文化是起源最早的图腾文化之一，它源于远古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易传 文言》中有“云从龙，风从虎”的名言。据称伏羲“风姓”，出生于西部天水山区，故伏羲是虎的化身。1942年在湖南长沙东郊王家祖屋山发掘战国时期楚墓的帛书甲篇，经学者们研究释文大意为：在天地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之时，先有风虎伏羲、云龙女娲二神结为夫妇，生了四子。这四子后来成为代表四时的四神。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曾预言，伏羲是虎的化身，中华民族的伏羲虎文化是全球最古老的图腾文化。《山海经 大荒西经》中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后来西王母成为一个羌族女性部落的先祖，并以母虎作为始祖的图腾形象。

卯兔弄月

“兔”在中国是一个美好的字，既是人的生肖之一，也与人类的生命、人们的美好希望密切相连。在中国，兔子绝大多数都是月亮的象征，又是新生命和兴旺发达的象征。

兔子善于跳跃，跑得很快，给人可爱的印象。兔子温顺安详，给人以平和吉祥的感受。兔子在与人类长期的亲密相处中，产生了一系列人文社会属性，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大家比较熟悉的守株待兔、狡兔三窟、惊若逃兔、兔死狐悲、兔死狗烹、兔起鹘落、龟兔赛跑、玉兔捣药等，不仅反映了兔的自然属性，还赋予了兔以人文的

特征。

生肖兔的来历

有一天，玉皇大帝排生肖，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黄牛与兔子约定，鸡叫头遍就起来去天宫争生肖。鸡叫头遍，黄牛起床时，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这生肖的头名也非我莫属，于是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

黄牛虽然落后，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就先到了天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地跑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之后。由于牛的双角间还蹲了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在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

玉兔捣药的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对修行千年的兔子，得道成了仙。它们有四个可爱的女儿，个个生得纯白伶俐。一天，玉皇大帝召见雄兔上天宫，它依依不舍地离开妻儿。正当它来到南天门时，看到太白金星带领天将押着嫦娥从身边走过。兔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问旁边一位看守天门的天神。听完她的遭遇后，兔仙觉得嫦娥无辜受罪，很同情她。但是自己力量微薄，能帮什么忙呢？想到嫦娥一个人关在月宫里，要是有人陪伴就好了，忽然想到自己的四个女儿，它立即飞奔回家。

兔仙把嫦娥的遭遇告诉雌兔，并说想送一个孩子跟嫦娥作伴。雌兔虽然深深同情嫦娥，但是又舍不得自己的宝贝女儿！几个女儿也舍不得离开父母，个个泪流满面。雄兔语重心长地说道：“如果是我孤独地被关起来，你们愿意陪伴我吗？嫦娥为了解救百姓，受到牵累，我们能不同情她吗？孩子，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呀！”

孩子们明白了父亲的心，都表示愿意去，雄兔和雌兔含着泪笑了。最终由最小的女儿常年陪伴嫦娥。

戏里白兔

12世纪的江南流行四大南戏，其中与月亮和兔子有关的就有两出：《拜月亭》《白兔记》。《拜月亭》正是以拜月习俗为戏线的爱情故事；《白兔记》则是由一只白兔引出了一个家庭大团圆。《白兔记》剧取材于民间传说：刘知远家贫，外出投军，妻李三娘在嫌贫爱富的娘家受尽歧视和折磨，生下一子托人送往刘知远处抚养。十余年后，刘已显贵，其子射猎，追踪一白兔而得见李三娘，于是苦尽甘来，一家团圆。

挂兔头的习俗

古代汉族有“挂兔头”的岁时习俗，流行于全国许多地区。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人们用面兔头，以竹筒盛雪水，与年幡面具同挂在门额上，以示镇邪驱灾。

汉族有生育忌兔肉的习俗，因为兔子豁嘴，所以孕妇妊娠时禁食兔肉，以免孩子出生时豁嘴。另外还有赠兔画的育儿风俗，画中有六个小孩围着一张桌子，桌上站一手持兔子吉祥图的人，祝受赠的孩子将来生活安宁，步步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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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儿爷

传说一年，北京城里闹瘟疫。嫦娥看到此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就派身边的玉兔去为百姓治病。玉兔变成了一个少女，她挨家挨户地走，治好了很多人。人们为了感谢玉兔，纷纷送东西给她；可玉兔什么也不要，只是向别人借衣服穿，每到一处就换一身装扮。为了能给更多的人治病，玉兔就骑上马、鹿或狮子、老虎，走遍了京城内外。为了纪念玉兔，人们用泥塑造了玉兔的形象，有骑鹿的，有乘凤的，有披挂着铠甲的，也有身着各种样式的衣服的，千姿百态，非常可爱。每到农历八月十五那一天，家家都要供奉她，给她摆上好吃的瓜果菜豆，用来酬谢她给人间带来的吉祥和幸福，还亲切地称她为“兔爷儿”“兔奶奶”。

辰龙腾云

龙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是中国最大的吉祥物，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龙的精神是团结凝聚的精神，是造福人类的精神，也是奋发开拓的精神。

龙是人们公认的华夏民族的图腾。中国人对龙的感情非比寻常，一向以“龙的传人”自居。时至今天，龙仍被华人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逢年过节及各种盛大庆典，中国人都会舞龙庆贺，并把这种习俗带到世界各地。

龙帝的传说

龙帝，即天帝，据说是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的化身。在远古的时候，有着龙的血缘的黄帝曾四处巡视体察民情。他叫人开采首山的铜，然后运到荆山脚下铸鼎以纪念自己大战蚩尤的胜利。鼎铸好之后，黄帝专门在荆山举行了一个庆功大典。应邀出席典礼的不仅有各路神灵，还有八方百姓，大家都想看黄帝铸的鼎到底是什么样子。时辰一到，黄帝亲自揭幕，只见一只高逾丈三、口大如缸的铜鼎闪着耀眼的金光呈现于面前，众人啧啧称赞，上前细看，鼎身上刻着一条矫健的游龙在一片祥云中穿梭，周围是四方鬼神和各种珍禽异兽，可谓千姿百态，惟妙惟肖。

正当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欣赏巨鼎和上面的图案时，忽然天空中浓云密布，天色很快阴暗下来，大家都以为要下雨，突然一道金光穿透浓云，一条披着金甲的神龙破云而来，它的尾巴和下半身拖在云中，脑袋靠在宝鼎上，长长的龙须顺着鼎足垂到地面。黄帝明白这是天庭派神龙来接他上天了，便纵身一跃，跨上龙背，飞回天庭。人间百姓舍不得放黄帝这样贤良英明的君主回去，大伙儿扯着龙须不让走，结果扯落了很多龙须，黄帝和神龙最终还是走了。据说这龙须落在地上，便生出许多细小修长的小草，人们以后就把这草叫作“龙须草”了。

龙的起源

考古专家认为，早期的龙就是一条头上带角的蛇；有些人则认为，最初的龙，龙头很像猪，龙身则与蛇身相同；还有人指出，龙是由鳄鱼蜕变而成的；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认为，龙是由蛇与其他多种动物综合形成的，它以蛇身为基础，融入了马的鬃毛，牛的尾巴，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

从许多出土的带有有关龙的图形的文物中分析，龙的形成经历了一段相当久远的历史。河南濮阳出土的蚌龙，距现在已有6000年历史，它一方面体现着仰韶文化的脉络，另一方面又证明了龙的最初形成。

关于龙的起源，在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考证后，人们终于取得了一个较为一致的共识：龙是多种动物的综合体，是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崇拜标志。

华夏图腾

自殷契甲骨文出现结构完整之“龙”字，迄今已3000余年之久，而出现“龙”之图案与传说便更早，可上溯至史前文化。龙被中国先民作为祖神敬奉，普遍尊尚“龙”，中国人经常自称“龙的传人”，龙乃中华民族发祥及文化肇端之象征。龙与凤凰、麒麟、龟一起并称“四瑞兽”。东方的龙和善、高贵、威武、华美，能上天，能下地，能潜入深渊，变化无穷，在大起大落之中仍能保持一种从容。龙成为一种文化，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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貔貅

相传貔貅是一种凶猛瑞兽，雄性名“貔”，雌性名“貅”，现在没有雌雄之分了。古时这种瑞兽分一角和两角，一角的称为“天禄”，两角的称为“辟邪”，现在多以一角造型为主。南方人喜欢称这种瑞兽为“貔貅”，北方人则依然称为“辟邪”。

貔貅在南方及东南亚一带都称其为龙的第九子，大嘴无肛，只进不出，被奉为催财灵兽。铜制貔貅，磨光后的色泽接近黄金，适合用来生财。一些古老大屋会利用质坚的木材雕造貔貅，然后放在横梁上用来挡解煞。瓷制貔貅用于埋在地下，一样是辟邪化煞用的。玉貔貅随身佩戴，可护佑自己的身体，又有很强的催财力量。

巳蛇乘雾

蛇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非常突出，蛇是华夏民族的重要图腾，在人们心目当中，蛇是有灵性的动物，人们称之为“小龙”并赋予蛇很多吉祥的象征意义。

盘古、女娲两位创天地、造人类的始祖以及伏羲、炎帝和黄帝这三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们的形象都为人面蛇身造型，这反映出蛇在远古时期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先祖们对于蛇的崇拜。

蛇的传说

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那时蛇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蛇好吃懒做，青蛙十分勤快，不但捉虫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人们开始厌恶蛇，喜欢青蛙了。据说巳时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这样蛇便成了巳时的代表动物了。

蛇发现人们讨厌它，开始仇视人，见人就咬，见畜就吃，弄得人间不得安宁。土地神见状，到天庭告状。玉帝将蛇传上天庭，劝它改恶从善，蛇却口出狂言，决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令神兵砍去蛇的四条腿，以免再害人。从此，蛇就失去了四条腿，玉帝又见青蛙有功于人类，便将蛇的四条腿赐给了青蛙。

青蛙有了腿后更为勤快了。蛇知错改过，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并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还跟着龙学治水。蛇死后，也将自己的躯体献给人类，作为药物救治了许多病人。玉帝见蛇知过能改，奋发向上，在册封十二生肖时，让它排在龙的后面，当上了人类的生肖。

蛇当上生肖以后，自然不会主动伤人了，一旦恶念萌发，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蜕下。尽管如此，蛇还是对青蛙拥有它的四条腿怀恨在心。直到今天，蛇还是见到青蛙就咬。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

图腾崇拜

在《山海经》中，人首蛇身的神数量巨大。可见，蛇在远古先民心中的地位之高，无与伦比。在一切动物崇拜里面，对蛇的崇拜是最广泛的，在大多数原始氏族的宗教信仰中，蛇曾经占据一个突出的地位。在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发现有蛙、鸟的图像；在仰韶文化的陶器上还有蛇的图像；从半坡村出土的陶器上，也看到有人头、鸟兽的图像，这些图像有些可能就是当时的氏族图腾。传说中的汉族祖先，亦有不少是蛇的化身。

中国人认为蛇有灵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四象（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之一的玄武，象征北方的灵兽，就是龟与蛇（或龟蛇）。乡间塑造神像，往往抓小蛇放入泥胎头部或腹内，以显示神性灵验。遇蛇要避，蛇有难要救，忌讳打蛇。这些都有深刻的图腾崇拜性质。

蛇的形象

在中国文化中蛇有正面的象征价值。传说蛇与龙同类，人们认为蛇是神的化身，是吉祥物，蛇主吉运、旺财富，故又称“祥蛇”“灵蛇”“小龙”，把蛇当神仙供奉。

蛇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被奉若神明，是智慧的象征、善良和正义的代表。关于蛇的民间传说很多，其中以《白蛇传》最为著名。《白蛇传》中敢爱敢恨的白娘子是一个善良、受人喜爱的蛇精形象，白娘子也成为中国文艺舞台一个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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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蛇不能打

蛇在中国人的眼中，有很多灵异之处，如中国人对居住在自己房内的家蛇一般持保护态度，尤其是北方的中国人，视家蛇为“镇宅之宝”，礼敬相加。家蛇指生活于住宅内的一种蛇，常盘绕于梁、檐、墙缝、瓦楞、阁楼的一种无毒蛇。人们认为家蛇会保护人，家有了家蛇，米囤里的米就会自行满出来而取不空。若杀死蛇，蛇就会采取报复行动，于家门不利。所以如果在家中发现蛇，就将其捉入罐中或挑在长杆上，然后送到山谷中，并求其躲进山洞，不要再跟随回家。

午马行空

中国人对马非常偏爱，把马当成神一样来祭拜，旧时许多地方都有马神庙，以祭祀马王爷。此外，还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马被人们赋予了一种灵性，人与马几千年的感情已沉淀在民俗中。

马在4000年前被人类驯服，晚于狗、猪、羊、牛等其他家畜。在传统的交通运输工具中，马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马是役力的重要来源。当然，在古代，马最显赫的功用是参与了人类的战争，在陕西西安还有被称为世界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在中国语言中有许多与马有关的词语，如龙马精神、一马当先、千军万马、汗马功劳、车水马龙、金戈铁马、马到成功等。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对肖马有着各种各样的崇信，这些也成为肖马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马的传说

传说一年的大年初一，各种动物从四面八方赶到神仙宫报到，千里马神风也想成为生肖之首，它一阵风似的朝神仙宫跑去。突然，它听见了几声凄凉的哭声，便放慢了脚步，想探个究竟。

原来，一个荒凉的村庄正在闹瘟疫，死了好多人。神风听一位老人说，从村庄出发往东走20里，有一座宝芝山。山上有一个宝芝泉，泉水可医百病，但泉边有一只催眠猫，上山取水时催眠猫会给人催眠，这时千万不能睡，睡了便会被那只猫害死。村里有几个青年去采药都一去不复返。神风向老人要了一个空葫芦挂在脖子上，一阵风似的奔向了宝芝山。

神风来到了宝芝山，小心地向山上走去，突然它闻到了一股花香味，马上开始犯困。它意识到催眠猫来了，闪电一般地飞到催眠猫面前，后脚用力一蹬，催眠猫撞到树上昏了过去。神风跑到宝芝泉边，用葫芦装满了泉水，欣喜万分地朝山下奔去。

到了村庄里，神风把泉水交给了老人，老人把神水掺进了井水中，神风驮着水，挨家挨户送去，人们喝了井水，纷纷病愈。他们想谢谢神风，神风却不见了，它飞快地跑到了神仙宫，遗憾的是它只能排在生肖第七位，可神风还是挺高兴。

改变人类历史的马

在几千年的刀光剑影中，无数匹马和人一起创造着历史。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两大洲时，让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任何动物像马这样深入地影响着人类历史。而且，骑兵的威慑力一直延续到热兵器时代。

汉武帝刘彻为获取西域的名马，甚至不惜发动战争。他派李广利将军远征大宛，所得的战利品只是十几匹“汗血宝马”。此马毛色发红，出的汗在阳光下看似流血，日行千里，因其名贵也称“天马”。

一些名马甚至与名将一起载入史册，这在冷兵器时代屡见不鲜。西楚霸王项羽兵败无颜见江东父老而不肯过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北），自杀前却将爱马乌骓托付给亭长。英雄一世，临终时为伴自己攻城拔寨的爱马安排生路，此马因此而名扬千古。三国时代，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说，吕布“飞将”之名实赖赤兔之快。赤兔归关羽之后，又助关羽屡立战功。张飞的坐骑也十分了得，“人中张飞，马中玉追”。刘备的“的卢”危急时刻跃过檀溪，使追兵瞠目结舌。

有关马的民俗文化

中国自古有祭马的民间风俗。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马祖为天驷，是马在天上的星宿；先牧是教人牧马的神；马社是马厩中的土地神；马步是危害马群的灾神。

汉族民间信仰马王爷，即司马之神，四臂三目，相貌狰狞。旧时民间争执，人常以“让你知道知道马王爷三只眼！”相威胁。各民族与马有关联的节日也不少，对人类最亲密的朋友同样感情颇深。

中国有很多由马而生发的成语和熟语。如“老马识途”比喻有经验的人办事稳妥，“老骥伏枥”激发了多少老年人的豪情，“青梅竹马”诗化了男女儿童间纯真的友情，“塞翁失马”揭示了生活中的辩证法。成语比喻精当，有的富于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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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斗马

斗马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传统文体活动。相传500年前，一位漂亮、聪慧的苗族姑娘，招来了无数求婚者。她家的门槛被众多的托媒提亲者踏平了，姑娘的父母还是取舍难定，于是交由女儿定夺。姑娘想出一计，采取斗马决胜的方式选择了如意郎君。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斗马逐渐变成了今天广大人民群众情有独钟的文化娱乐活动。芦笙斗马活动在每年的系列坡会中举行，参加人数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人。

未羊开泰

作为祭祀活动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祭品，羊在古代受到了先民们的普遍崇拜，并且还被某些民族视为图腾。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羊，祥也。”羊为吉祥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身体洁白、性情温顺的羊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和平、安居乐业的代名词。

在中国，驯养羊的历史大约已有8000年。从考古发现的羊骨化石和与羊有关的工艺品来看，华夏先民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开始养羊，并且牧羊的方式多种多样。人们对于羊有着与生俱来的好感，肖羊文化延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民风民俗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羊的传说

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没有五谷，人靠蔬菜和野草为生。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发现人类面有菜色，神情萎靡，便善心大发，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御田摘下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来到凡间，把种子交给人类，又告诉人类种植五谷的方法后悄悄地回到天宫。

人类播下五谷的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见到五谷的穗很像羊头，又像羊尾，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

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追查得知是神羊把五谷带给人间。玉帝迁怒神羊，命令天宫宰羊于人间，并要人们吃掉羊肉。第二年，在神羊行刑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从此，羊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则出于对羊舍身的感谢，每年都举行祭祀，以示纪念。

当人类听说玉帝要挑十二种动物来做人类生肖并赐为神的时候，一致推举羊作为生肖之一。玉帝难拗众人意见，只好同意羊当上了生肖。

羊的象征

羊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羊，祥也。”把羊作为民族的图腾并且用来祭祀，正是“羊为吉祥”的真实写照。“美”字也与“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美，甘也。从羊，从大。”于是有人认为“羊大为美”，先民头戴羊角跳舞或举行仪式，以羊角为装饰从而产生了美，于是有人认为“羊人为美”。

“美”与“善”是相通的，羊也是“善”的化身。羊的群居、跪乳等习性也都被人们视为善良、亲和、有礼、讲求德行的表现。《诗经 国风 羔羊》篇指出，国君让大臣穿上洁白柔顺的羔皮衣服，是希望他们的品德操行如同羔羊那样，节俭正直、表里如一。《诗经 郑风 羔裘》篇也以羔裘朝服为喻，认为君子应该具有正直、刚强的美德，中正平和、刚柔相济。可见，羊在人们心目中是各种美好品德的结合与化身，这也体现了肖羊文化所具有的独特内涵。

民俗文化

古人说“羊致清和”，人们总觉得羊年是清静祥和之年。新春伊始，人们最先想起的吉祥话是“三阳开泰”。“三阳开泰”具象化为吉祥图案，即阳光下的三只羊。这里取“阳”与“羊”的谐音，于是三羊并列就频频地出现在民间年画、剪纸之中，给千家万户再添上几分喜气。

古人有年初在门上悬羊头、鸡头的习俗。“鸡”与“吉”一音之转，“羊”与“祥”本来相通，悬二物是想祈求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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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赔情

旧时河北南部民间流行着“送羊”的风俗。每年农历六七月间，外祖父或舅舅给小外甥送羊，早先是送活羊，后来演变为面蒸的羊。据说这一习俗与著名的沉香劈山救母的故事有关。民间传说沉香劈山救母后，还要用斧劈虐待其母的舅舅二郎神。二郎神已彻底服输，为修兄妹、舅甥之好，每年送一对羊给外甥赔情。从此，民间留下送羊的习俗。

申猴无邪

猴在中国民俗文化中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猴诗、猴戏、猴拳、猴工艺品，在人民生活中，无论炕头、墙头、码头、槽头、口头，乃至寺庙石雕、居民建筑，都有“猴先生”的位置。人们崇拜猴，喜爱猴，一直视猴为吉祥物。

猴是灵长目中的动物，动物界最高等的类群。猴子的形象俏皮玲珑、活泼可爱，人们从骨子里喜欢这个与人类有颇多相似之处的灵长类动物。《西游记》中陪着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斗战胜佛孙悟空，似乎成了“聪明”“机警”等的代名词。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这个人相当精明的话，人们总会说“这人猴精猴精的”。人们从猴的习性、动作、表情等中摸索出众多供人们愉悦甚至强身健体的花样来，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加了猴与人之间的联系，使肖猴文化具有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猴的神话形象

《山海经》中西王母的形象本身就是猴，她似人，而又有猴子那样的“豹尾”和尖尖的“虎牙”，头部有丛毛，“蓬发戴胜”，“善啸”。商朝的女始祖是“有狨氏简狄”，狨就是金丝猴，简狄与夔结婚，夔是一种猿猴，夔和简狄的儿子叫“契”，就是狒狒。在神农架、巫山一带流传着“山鬼”的传说，山鬼实质上就是山中的猿猴。

猴子的吉祥象征

侯是中国古代的爵位之一。历代封爵制度虽然不尽相同，但大都有“侯爵”一级。作为富贵和尊严的象征，人们无不期望加官封侯，因为“猴”与“侯”谐音，人们便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猴子作为“侯”的象征，由此，猴便成了象征升迁的吉祥物，为此人们还创造了许多吉祥图案。

传统的吉祥图案“封侯挂印”由猴子、枫树、蜜蜂、印绶组成，“枫”“蜂”为“封”，“猴”指“侯爵”。封侯挂印，意为皇帝赐爵授印予臣下，隐喻“高升”之意。另外，还有“马上封侯”的图案：以猴子骑于马上，“马上”为立刻之意，“马上封侯”意思是说立刻就要受封，做显官登高位，寓意功名富贵指日可待。又有“辈辈封侯”：一老猴坐在松树上，背上背着一个小猴；或小猴骑在老猴脖子之上。“猴”与“侯”，“辈”与“背”谐音，大小猴亦为两辈，寓意代代为显赫权贵。在民间，还有“猿猴托印”的年画：画上，猴子做出托印、捉蜂、摘桃、攀树等各种动作，衬以牡丹花开，象征富贵贤达、人寿年丰的美好愿望。

猴的艺术形象

河南淮阳县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都会举行盛大的传统庙会，祭祀人祖伏羲、女娲。庙会上出售的民间玩具中，最吸引人的是人祖猴。此猴半人半猴，全身长毛，生殖器官清晰可辨，整体造型古拙神秘。据说，伏羲、女娲当初用泥捏出的人类就是这个样子。

在北京过年过节的庙会上，有一种毛猴。此猴是以带绒毛的中药材“辛夷”作猴身，“蝉蜕”作头和四肢而成。传说，清代一家中药店的两个小伙计，常受账房先生欺压，便用这两种中药材粘出人不人猴不猴的玩意儿来讽刺这个账房先生。传到社会上便成了一种小工艺品，叫做“半寸猢狲”。毛猴的造型千姿百态，反映了老北京的市井生活，猴的拟人化和人的拟猴化体现了老北京人的生活情趣和幽默感。

《西游记》的很多情节都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中的孙悟空形象更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孙悟空是全书中最光辉的形象，他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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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马瘟

古书上说，养马的人在马厩中养一只猴，能防止马群得病。旧时中国西南高原上的行商，驱赶马帮长途贩运时，也常带一只猴子同行。据说，猴对骡马的疾病很敏感，常能帮人发现病马，以防瘟疫扩散。住店前先让猴子嗅一遍，无疫情方安置马匹。于是，民间也有猴能避马瘟之说，猴也得了“避马瘟”之别号。《西游记》中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为“弼马温”，就是取“避马瘟”之谐音，让孙悟空掌管天马，应该说是“专业对口”。至于老孙嫌待遇太低，另当别论，但猴子是防止瘟疫的吉祥物，确是事实。

酉鸡有吉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千百年来人们不变的习惯，而鸡鸣于晨这一特长被人们广泛地运用于日常生活当中。鸡能够选入十二生肖，可见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鸡被人们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

鸡是人类饲养最普遍的家禽。家鸡源于野生的原鸡，其驯化历史至少约4000年。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常常鸡狗并论，且总是鸡在前狗在后，如“鸡犬之声相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此外，还有很多与鸡有关的故事，如祖逖闻鸡起舞、周扒皮半夜鸡叫，这两个故事也说明了鸡在过去成为了人们主要的报时工具。在现代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我们几乎听闻不到早晨的鸡鸣了，但是它却留给了我们许多故事。

鸡的生肖传说

传说，鸡王比较爱争强好胜，成天惹是生非。玉帝封生肖的时候，考虑了动物对人类有无功劳，鸡王没有封上。

有一天，鸡王看到已被封为生肖的马受到人类的宠爱，金鞍银镫，心中十分羡慕，于是上前询问道：“你有今天的荣誉，靠的是什么？”马回答：“我平时耕田运物，战时冲锋陷阵，给人类立下汗马功劳，当然我应该受到爱戴。要得到人们的爱戴不难，只要你能发挥自己的长处，给人们实实在在地办点事就行了。拿已封生肖的动物来说，牛能耕田，狗能守门，龙可降雨，你天生金嗓子，说不定对人类有帮助呢。”

鸡王听了，决定用自己的金嗓子唤醒沉睡的人们。每天拂晓，鸡王就早早起床，亮开嗓子歌唱，把人们从睡梦中唤醒。人们对鸡王的功劳十分感激，决定请玉帝把鸡也作为生肖赐封为神。当时玉帝封生肖的标准只要走兽，不要飞禽，六畜中的马、牛、羊、狗都有份，唯独没有鸡。

一天晚上，鸡王为这事想不通，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缕幽魂直飞天宫，来到玉帝殿前，向玉帝哭诉，自己每天司晨，唤起众生，功劳很大，却不让入选属相，实在想不通。说完后，泪流不止。玉帝一想，鸡王的功劳确实挺大，自己规定的挑生肖标准也有不足，于是摘下一朵殿前花戴在鸡王头上，以示嘉奖。

鸡王醒来后，发现头上真有一朵红花，于是戴红花去见四大天王，四大天王认出这是玉帝的“御炉红花”，知道玉帝看重鸡王，于是破格让鸡王参与生肖竞争。

到了争排生肖的那天，鸡与狗同时起床，相并而进。快到天宫时，鸡怕狗占了先，就连飞带扑地跑到前面去了。狗急起直追，一直没追上，结果排在鸡之后。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追，直到今天也余气未消，“狗撵鸡飞”的现象至今可见。

五德之禽

我国古代特别重视鸡，称它为“五德之禽”。《韩诗外传》说，头戴冠是文，足搏距是武，敌在面前敢拼是勇，见了食物呼同伴来食是仁，守夜而不失时是信。所以人们不但在过年时剪鸡，而且也把新年首日定为鸡日。

酉鸡有吉

古代神话中有鸡是重明鸟变形的说法。据说尧帝时，远方的友邦上贡了一种能辟邪的重明鸟。大家都欢迎重明鸟的到来，可是贡使不是年年都来，人们就刻一个木头的重明鸟，或用铜铸重明鸟放在门户，或者在门窗上画重明鸟，吓退妖魔鬼怪，使它们不敢再来。因重明鸟模样类似鸡，以后就逐步改为画鸡或剪窗花贴在门窗上，也即成为后世剪纸艺术的源头。

可见，画鸡于门户之上有辟邪的作用。旧时富贵人家喜欢画大鸡于石上，画石上大鸡取“室上大吉”之意。鸡头上有冠，“冠”与“官”音同，将雄鸡与鸡冠花画在一起，便是一幅“官上加官图”，以祝升迁、腾达。画一只雄鸡与五只鸡雏相戏于窠，谓之“五子登科”，暗喻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自是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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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命鸡与婚俗

在古时有一种留“长命鸡”的习俗。临近娶亲时，男方要准备大红公鸡一只，女方准备一只母鸡，母鸡表示新娘为“吉人”。出嫁时，女方准备的母鸡一定要由自己未成年的弟弟或其他男孩抱着，随花轿出发，并要在公鸡未鸣之前赶到男家。人们认为公鸡不睡觉，而母鸡不睡，寓以气势压倒公鸡。然后，男方将公鸡交给抱鸡人，将公鸡、母鸡一同拴在桌腿上，并不时打公鸡，直到公鸡有气无力，这是妻子制服丈夫的象征。之后，这两只鸡不得杀掉，故称“长命鸡”。

戌狗旺财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与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狗通常被称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人们因为喜爱狗，于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肖狗文化。

狗作为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无疑对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人们赞美狗忠诚老实可靠，认为狗受了神的委派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帮助人看护棚圈、狩猎、守夜，任劳任怨、毫无怨言。其实，对主人的忠诚是狗的本能。

狗的生肖传说

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动物当属相的时候，动物们在心中都暗自较劲。动物们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已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动物们还都想把自己的位置排在前面，因此，都在争论谁对人类贡献大……猫和狗同人的关系十分密切，猫认为狗吃得太多，成天只知道趴在门口，没什么贡献。狗认为猫成天只吃好的，也没干什么事，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老鼠，也没什么贡献。他们争执不休，于是一同到玉帝面前评理。

玉帝问狗：“你一顿要吃多少？”狗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每天看门守院，一顿一盆。”玉帝又问猫：“你一顿吃多少？”猫灵机一动，说：“我会念经，抓老鼠，每顿吃一灯盏。”猫只是想巧妙地告诉玉帝自己能自食其力，抓老鼠吃，那么，它的贡献就会比狗大。听了狗和猫的话，玉帝断定，猫吃得少干事多，贡献比狗大，狗一听，气极了，觉得猫用不光彩的谎言战胜了自己，于是就追咬猫。猫自知理亏，一路跑个不停，到了家也不敢露面，东躲西藏，不敢出来。

趁着猫躲避它的时候，狗连忙同鸡一块去天宫排队当上了生肖。躲在暗处的猫很久不见狗的影子，出来后才知道狗抢先排队当属相去了，它连忙飞跑到天宫，结果与生肖无缘。

狗的进化

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原始人就已经开始养狗，《周礼》设犬人官职，专司相犬牵犬以供祭祀。汉代朝廷设狗监，是掌管皇帝猎犬的官员。到了唐代，五场之中有狗坊，是专为皇帝饲养猎犬的官署。在人类社会进入畜牧和小农生产时期，狗守户报警，照看畜群，成全了人类的大业。“伏”字便是人类对狗尊卑态度的体现。狗与人的关系始终像“伏”字一样难以割舍，狗永远忠心于它过去的女仆，今天的主人。

黄耳寄书

在通信技术不发达的时代，狗还可以充当人们的信使。《述异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魏晋时代的文人陆机养了一只善解人意的狗，名叫“黄耳”。一次，陆机在京师有要事要通报自己的家人，但事关重大，一时又找不到值得信任的人托付，于是就吩咐黄耳说：“我把这封信给你，你一定要替我带回家去，并且还要拿到回信后方能回来。”说完陆机把信绑在了黄耳的后腿上，黄耳就出发了。

到四十九天的时候，黄耳还没有回来，陆机心急如焚。到了第五十天，黄耳终于面容憔悴地狂奔了回来。陆机连忙从黄耳的腿上取下回信，匆匆阅读。等陆机读完信后，才发觉黄耳因过度劳累力竭而亡了。陆机十分悲痛，替黄耳筑了座坟冢，这就是后来的“黄耳坟”。

瑞狗旺财

狗忠实于主人，更通人性，所以人们普遍喜欢养狗，很多人给自己的狗起个亲昵吉祥的名字：旺财或来福。据说最早把狗叫旺财是在当时的广东香港地区，旺财也是口音“旺旺”的意思。狗年送礼都想讨“口彩”，狗年的礼品都沾上了“旺”字。“天狗守吉祥”和“天狗保平安”成为对联中最常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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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犬救主

三国时，襄阳人李信纯家中养了一条叫黑龙的狗。一天，李在城外饮酒大醉，没有到家就倒在了路上。这时正遇到太守郑瑕出猎，他见草深就叫人放火烧草。在李信纯倒的地方北边有一条小溪，大概距离李信纯三五十步的距离。黑龙见状便奔往水中，把身子整湿后返回将主人周边弄湿，李才幸免于难，狗却因奔波困乏而死。李醒来见黑龙死在身边而且浑身湿漉漉的，惊讶之间又看到身边火烧的痕迹，方知是黑龙救了他。李信纯大声痛哭，太守也被感动，下令用棺椁衣衾厚葬黑龙，立义犬冢。

亥猪送福

猪与人们日常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其特有的形态常被人们视为有福、富贵、好运、可爱、聪明的象征，因此产生了许多与猪有关的风俗。

猪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也是最早被用于祭祀的动物。汉族风俗，凡重大祭祀活动，祭品必用猪，并以用猪头为重，俗称“猪头三牲”。人与猪长时期的交往和接触，猪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日常观念甚至习俗的形成都有着很深的影响。

居无豕，不成家

猪古时称“豕”，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与马、牛、羊、鸡、犬并称六畜。从原始父系氏族社会到近代，猪一直是人们夸耀财富的标志。汉字“家”古时的写法是人字形的屋顶下一个“豕”字，即屋里有豕方可为家。“家”的字形说明了人与猪的关系和生活状态。

人们对猪的崇拜

原始祭祀活动中，猪是最常用的祭祀品。猪能凫水，因此被古人视为“水畜”。祈天求雨或防涝的祭祀活动中，“水畜”应该是沟通人神的最理想信物了。祈来祈去，难免沾点“仙气”，甚至有了猪为雷电之神的传说，这就和龙神更为接近了。

中国古代民间重视面相，又有崇拜猪的传统，猪的肥头大耳自然成了美好和福气的象征，在中国历史上大耳的名人也着实不少。据说治水的大禹就长着一双特异的耳朵，据说这种面相特征预示着他能够疏导泛滥数十年的大洪水。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名叫重耳，“重”即“大”，也是“大耳”的意思。“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的刘备更是家喻户晓。可见，以大耳为美、为贵的观念古已有之，并流传至今，现在我们还常常认为耳垂厚大的人有福气。

古籍《客退记谈》曰：“猪入门，百福臻。”千百年来人们总是盼望猪能带来财富和好运。所以，肥猪拱门、猪驮聚宝盆成为年画、剪纸和刺绣等民间美术世代因袭的画面。

帝王尊，延及猪

帝王之尊，贵不可言，但贵到极点，也不能自选生肖。于是有些帝王便与猪有了一层摆脱不了的干系，而另一些人虽非生肖属猪，却也与猪有缘。汉武帝刘彻未生时，其父汉景帝梦见一只红色的猪从云端直下崇芳阁，景帝醒来见红气如霞、遮窗蔽户，于是改崇芳阁为猗兰殿，后来武帝就降生于此殿。若按迷信说法，武帝当为天上赤猪转世，虽然他并不属猪。

元朝被朱元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冲击得摇摇欲坠时，元顺帝惊恐万分，从恐朱发展到恐猪。做噩梦梦见大猪，立即下令禁止百姓畜猪。结果禁猪并不能挽救元王朝的命运，及至大兵压临城下，只能且叹且泣，开北门遁逃。于是有人附会说，猪者朱也，此乃上天的明示。

明武宗朱厚照生于1491年，其年干支辛亥，是猪年。他想禁止养猪，一因本命肖猪，二因朱姓谐音，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下诏，禁养猪并不准易卖宰杀，违者罪及家小，永远流放边疆。有大臣直谏，武宗置之不理。直到清明祭礼时找不到猪，礼部官员多次进言，朱厚照才不得不废除禁令。

肥猪旺财

猪在传统文化中是财富的象征，是最常用的旺财吉祥灵物。“猪送元宝”吉祥物，一头肥硕健壮、笑容可掬的猪，立于元宝钱堆之上，双手拱送一枚大元宝。寓示着财神护佑，旺财催富，吉祥如意。

在中国文化中，猪还有其他许多寓意和象征。自从唐代开始，写金榜题名要用红朱（猪）笔写，而“蹄”与“题”谐音，所以猪成了“金榜题名、步步高升”的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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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猪的神话传说

古代神话传说中，开天辟地的豨韦氏即是上古的大猪形象。豨韦氏是一个掌管天地、阴阳交通的神，这可能与先民以猪腹象征混沌未开的宇宙有关。在开天辟地中，猪先凿破鸿蒙、剖判天地，然后再由其他创世伟人轮番上阵。如果没有猪劈开天地，伏羲、黄帝、西王母众神甚至难以施其所长。

第六讲 礼俗禁忌篇

跪拜礼

跪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礼节，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世界倡导平等自由，早已将跪拜之礼抛弃。但我们今天在拜神、拜祖、拜师仪式上仍能看到。

看古装电视剧，经常见到大臣对皇帝行跪拜礼，子女对亲长行跪拜礼。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生活礼节呢？这要从古代人们的物质条件和生活习惯谈起。

席地而坐终成跪拜礼

汉代之前，中国还没有正式的凳椅。人们在进食、议事、看书的时候，只是在地上铺一条用芦苇、竹篾等编成的铺垫用具。人们坐在席子上，这就是成语“席地而坐”的来历。如果请客人坐正席，则需要多铺一重席子，以表示恭敬。就连朝廷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席地而坐”，只不过所坐的席子要比普通老百姓好得多，如周代每次举行大朝觐时，五者所坐的席位，放有绣着黑白斧形的屏风，屏风前面南向铺设着莞草编成的席子，上面再加上五彩蒲席和桃枝竹席，左右摆设玉。

不过，古代所谓“坐”的姿势，和我们现代人的“坐”完全不一样。古人坐的时候要两膝着地，然后将臀部坐在后脚跟上面，脚掌向后且向外。古人的“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跪”。在接待宾客中，每当“坐”着向客人致谢时，为了表示尊敬，往往伸直上半身，也就是“引身而起”，使坐变成了跪，然后俯身向下，就这样，逐渐形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跪拜礼。

如何来行礼

不跪不叫“拜”一直被古人所信奉。拜，在古代就是“行礼”的意思。按照周代礼仪的规定，当时对跪拜的动作和对象，作了严格的规范，《周礼 春官 大祝》分礼拜为：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合称九拜。

稽首时，拜者必须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支撑在地上，然后，缓缓叩首到地，稽留多时，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九拜”中最重的礼节。一般用于臣子拜见君王和祭祀祖先的礼仪中。顿首和稽首大致相同，不同于顿首礼拜时必须急叩头，额触地而拜，一般用于下对上的敬礼。空首，双膝着地，两手拱合，俯头到手，与心平而不到地。

振动，不仅要跪拜、顿首，拜后还要“踊”，即跳踊，一般都在丧事时，拜者往往捶胸、顿足，跳跃而哭，表示极度悲哀。吉拜时，则在行礼时，先空首，后顿首。凶拜时，先顿首，后空首。奇拜时，一拜即可；褒拜时，再拜、三拜，古代以再拜为重。

肃拜是古代女子跪拜礼的一种，行礼的时候跪双膝后，两手先到地，再拱手，同时低头，到手为止。肃就是“手到地”的意思，后来在书信来往中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往往上“谨肃”，妇女行礼也称

“端肃”。

到了汉代以后，才渐渐有高座，凳椅先后问世，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因而使原来生活中的“跪坐”起了很大变化。但跪拜礼仍然存在，变成了等级差别的标志，广泛运用于官场之中。在民间，如祭祀、祝寿等风俗中，仍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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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礼仪之争

1793年，英国使团为83岁高龄的乾隆皇帝送上寿礼，英使团信中“情词极为恭顺恳挚”，因此乾隆帝命令沿海官员妥善接待。使节未到，礼物已先期到达，这让乾隆相当满意。马嘎尔尼勋爵带领的使团即将面见乾隆的前夕，双方就朝见礼节进行商讨时，中国官员要求马嘎尔尼等人向乾隆行三拜九叩大礼，而英国使团坚持要行面见本国国王时的单膝跪拜吻手礼。眼看原定觐见日期将至，双方终于达成一致：英国使团官员以单膝跪拜礼见皇帝。最后乾隆表示宽容，让马嘎尔尼行单腿屈膝礼。

尊师之礼

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老师是“传道”者，尊重老师是敬道的延伸，尊师礼仪是敬道仪式的一部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尊师礼仪一直备受推崇，影响深远。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荀子说：“君子隆师而亲友。” 关汉卿说：“一日之师，终身为父。”谭嗣同说：“为学莫重于尊师。”一直以来，中国人都有尊师的传统，尊师礼节至今被我们所传扬，国家规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尊师重教礼仪

古代，人们把教师与天、地、君、亲并列敬仰。最早记载我国尊师重教的古籍是《礼记 学记》，书中记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严师难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由此说明尊师是最重要的。只有尊师，才能重道；只有重道，才会使人重视学习，重视教育。

中国古代对于尊师有一整套严格的礼数法度。《礼记 曲礼上》载：“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意思是学习之礼，只听说到老师处学习，没听说让老师上门来教的；懂礼的人，只听说别人主动来学，没听说主动去教人的，足见师道之尊。师生相处，尊师的礼数套路严格细致。诸如出行、站立、路遇、谈话、饮食、穿戴等都有详细的条目规定。比如跟老师出行，只能尾随其后，不可越过老师而与旁人搭腔说话。路遇老师，要快步向前，先站正了，再拱手向老师表示敬意；老师问话就答，不问速退一侧。在座谈或筵席之间，面前倘有老师的书籍或琴瑟等，应跪着把它搬开，切不可抬脚跨过。陪老师闲坐，老师问事，要等老师说完才回答；向老师请教时要起立。老师召唤时，答应不能用“诺”，而要用“唯”来回答，并且立即起立，以示恭敬。

中国古代有一整套严格的避讳制度：子孙要避讳父祖之名，百姓要避讳官长之名，臣民要避讳君主之名。可是，严格礼制下也有不必避讳的情况：一是《礼记 曲礼上》载：“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也就是说，除了在被古人看作是头等大事的祭祀时，面对着诸神或祖宗英灵，可以不必避讳外，那就是在诵读《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之时或教师教学之际可以不必避讳了。显然，这也是给予教师的一种“特权”。

周朝“礼崩乐坏”，官学式微，私学兴起。孔子首创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一般平民有了可以接受教育的机会，被后世尊为“大成至圣先师”，世称孔圣人。

程门立雪

北宋才子杨时，中了进士后，放弃做官，继续求学。杨时仰慕当时的大学问家程颢、程颐兄弟的学识，投奔洛阳程颢门下，拜师求学。4年后程颢去世，杨时又继续拜程颐为师。这时杨时已经40岁，仍尊师如故，刻苦学习。一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杨时碰到疑难问题，便约同学游酢冒着凛冽的寒风一同前往程颐家求教。当他们来到程颐家，见老师坐在椅子上已经睡着了，他们不忍打搅，怕影响老师休息，就静静地侍立在门外等候。当程颐一觉醒来时他们的脚下已积雪一尺深了，身上飘满了雪。程颐忙把两人请进屋去，为他们讲学。

后来，这个故事成了成语，比喻求学心切和对有学问长者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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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菜礼

释菜礼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大祭孔仪式之一，是西周时期的立学礼，在开学时举行，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初停办科举和私塾之后，释菜礼也随之中断。释菜礼摆放的四样果蔬，水芹代表青年学子，相传学子考中秀才后，须在泮池里采些水芹，并插在帽上到孔庙祭拜。酱韭菜花代表才华，红枣代表早立志，栗子代表敬畏之心。这四样果蔬虽然简单，但却代表着对至圣先师的崇敬之心和刻苦学习的志向。

尊老之礼

重视人伦道德、敬老尊老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的具体体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不仅是道德伦理问题，更具有国家政治意义。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尊老传统自古便有之，并一代代地被我们传承下来。

尊老尚齿的传统

尊老尚齿（意指敬老）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形成于尧舜，发展于夏商，到了周代，已经形成行为规范和社会准则。先秦三代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在尊敬老人上是一致的，并且还都拥有一套养老礼制。

《礼记 祭义》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在先秦三代，燕礼、飨礼和食礼是用来款待宾客的不同礼仪，用款待宾客的礼仪来对待老人，足以表明先秦三代尊老尚齿的程度。尊老尚齿不仅有利于吸引人心，更为重要的是还利于安邦定国。先秦时期设有负责养老的官职，如太宰、大司徒、乡大夫。对鳏寡孤独者进行特殊照顾，让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是先秦时期养老制度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国家对养老事务的重视。

周代的养老敬老爱老礼仪，对前是集大成者，对后是垂训万世。后世的历代王朝，无不以其为蓝本，有所增益，各成鸿制，尤其是汉朝以及明清，使之更加完备。

西汉初期，国家刚刚恢复安定，汉高祖就颁布了养老诏令，凡80岁以上的老人均可享受“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的待遇。汉成帝时又将享受这种法定待遇的老人的最低年龄降到了70岁。每年秋天，由地方政府普查人口，对高龄老人进行登记造册，并举行隆重的授杖仪式。

汉代时开始设立居养机构，专门收养孤老贫病、不能自存者。521年，梁武帝颁布诏令，决定在京师建康置“孤老院”。隋唐五代也继续设立这类机构，并派官吏专门负责相关事宜。元代设有养济院，收养“诸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穷而无告者”。

自先秦以来，流行于社会的乡饮酒礼，一直为历代传承。乡饮酒礼由政府出面主持，劝励人们尊敬长老, 提倡尊老的风气，这种乡饮酒礼直至清朝光绪年间才被废止。

“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推行孝道是中国古代治国的重要措施。孟子认为，子孝则家齐。天子养老，等于养天下之父亲，以父统子，则天下归心，忠君则天下太平，这就是“以孝治天下”的基本思路。汉代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高祖刘邦后的每一位皇帝的谥号前都加了一个“孝”字。不仅如此，汉统治者还通过举荐的方式，把民间那些“孝悌力田”者吸收到朝廷做官。

受到汉代的影响，后来各朝各代对“孝”都有相当的重视，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便是流传千年的金玉良言。

二十四孝

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用训童蒙，成为宣传孝道的通俗读物。以后，又有人刊行《二十四孝图诗》《女二十四孝图》等，流传甚广。

《二十四孝》由历代24个孝子从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遭遇行孝的故事集成，包括下面二十四个故事：孝感动天、戏彩娱亲、鹿乳奉亲、百里负米、啮指痛心、芦衣顺母、亲尝汤药、拾葚异器、埋儿奉母、卖身葬父、刻木事亲、涌泉跃鲤、怀橘遗亲、扇枕温衾、行佣供母、闻雷泣墓、哭竹生笋、卧冰求鲤、扼虎救父、恣蚊饱血、尝粪忧心、乳姑不怠、涤亲溺器、弃官寻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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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香温席

黄香，东汉人，少年的时候就善写文章，当时的人称颂他：“天下无双，江夏黄香。”但黄香最难能可贵的，还是他很小就知道孝敬父亲。黄香9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十分悲伤，就把对母亲的思念和爱全部倾注到父亲身上。冬夜，天气寒冷，黄香就先钻到父亲的被窝里，躺一会儿才回到自己的床上睡觉。夏天夜里很热，黄香就手执蒲扇，对着父亲的枕席使劲扇。

祭天之礼

“天”是中国传统信仰体系的一个核心概念，天是自然的，亦是神格化、人格化的，是道德、民意之化身，故而“敬天祭祖”一直都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信仰要素。

在古代社会，悠悠苍天，变化万端而又神秘莫测，激发出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天神。土地是万物滋生的本源，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人们想象出各种土地神。天神、土地神观念产生之后，祭祀的场所、仪式等文化元素也就相继产生了。

古代帝王之祭天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祭天礼俗及无形的对天的信仰。周代制定礼乐，最高等级的六代乐舞用于郊庙祭祀，以《云门》用于祭天、《大咸》用于祭地。在重要的节日中，古代帝王要进行祭天活动，而当遇到天灾人祸之类的大事情的时候，同样帝王会以天子之身来替民众祈愿。

古代帝王亲自参加的重要祭祀有三项：天地、社稷、宗庙，其中最隆重的要数祭天。皇帝每年冬至祭天；皇帝登位也须祭告天地，表示“受命于天”。祭天起源很早，《周礼 大司乐》云：“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但是采取周制祭天，其实是很晚以后魏晋时期的事。

祭天之礼，至少在周代已经存在。当时已实行“祭天圜丘，祀地方丘”的制度，冬至到南郊祭天，夏至到北郊祭地。春秋时期齐国境内便有了祭祀“八神将”的活动，祭天是其中的活动之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是亲临泰山进行封禅（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活动。汉代以后，儒学与宗教有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姻。这时，儒家典籍被经典化、神圣化。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家学者，吸收了战国以来开始流行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原始儒学进行了一番神学化的改造，构筑了一个融宗教与儒学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并为天子祭天做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帝王既然是“天子”，就应该对上天行孝道，认为天子不祭祀上天，就像为人子不侍奉父亲一样，是大逆不道的。同时，汉代人还建立了一整套郊社宗庙制度。这套制度在东汉最终被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后来历代国家宗教的基本模式。

天坛: 古代祭天建筑群

天坛是中国明、清两朝历代皇帝祭天之地，总面积为273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用工14年，与紫禁城同时建成，名“天地坛”。嘉靖九年（1530年）因立四郊分祀制度，于十三年（1534年）改称“天坛”。清乾隆、光绪帝重修改建后，才形成现在天坛公园的格局。

在明朝初年，天与地原是合并一起祭祀，南北的郊坛都一样，设祭的地方名叫“大祀殿”。嘉靖九年改为天地分祀，在天坛建圜丘坛，专用来祭天，另在北郊建方泽坛祭地，原来合祀天地的大祀殿，逐渐废而不用。清廷入关后，一切仍按明朝旧制。天坛的主要建筑祈年殿、皇穹宇、圜丘等均在乾隆时期改建，并一直留存至今。1998年，天坛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纳西族的祭天

祭天，纳西语叫“孟本”，是丽江、中甸等地区纳西族古老而又隆重的庆典活动。民间流传“纳西祭天人”和“纳西祭天大”的俗语，充分表明了祭天在纳西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元明清的汉文史书中有关于纳西族祭天的记载，并有一套完整的祭天规程和繁杂的仪式，说明纳西族祭天历史的久远。

纳西祭天有春祭和秋祭,其中春祭又称为“大祭”，在春节期间进行，是春节活动的主要内容，故称“春节大祭”。秋祭在七月中旬举行，因而也叫“七月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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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封禅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巡行东方，先到峄山，行祭礼，刻石歌颂秦的功业。始皇帝自定礼制，整修山道，自泰山之阳登山。在岱顶行登封礼，并立石颂德。自泰山之阴下山，行降禅礼于梁父山。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三月，汉武帝率群臣东巡，至泰山，派人在岱顶立石。之后，东巡海上。四月，返至泰山，自定封禅礼仪：至梁父山礼祀“地主”神；其后举行封祀礼，在山下东方建封坛，高九尺，其下埋藏玉牒书；行封祀礼之后，武帝独与侍中奉车子候登泰山，行登封礼；第二天自岱阴下，按祭后土的礼仪，禅泰山东北麓的肃然山。此后，汉武帝又曾五次来泰山举行封禅仪式。

诞生礼

诞生礼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人生礼仪，从妇女未孕时的求子到婴儿周岁，一切礼仪都围绕着长命的主题，是对婴儿降生人世的一种认可和祝愿。

诞生礼又称“人生开端礼”或“童礼”。中国古代生命观重生轻死，因此把人的诞生视为人生的第一大礼，以各种不同的仪礼来庆祝，由此形成许多特殊的饮食习俗。

求子食俗

向神求子：祭拜主管生育的观音菩萨、碧霞仙君、百花神、尼山神等，供上三牲福礼，并给神祗披红挂匾。送食求子：吃喜蛋、喜瓜、莴苣、子母芋头之类，据说多吃这类食品，便可受孕。送物求子：包括送灯、送砖、送泥娃娃、送麒麟盆，相传这都是得子的征兆。

保胎食俗

对于孕妇，古人是食养与胎教并重，还有“催生”之俗。在食养方面，强调“酸儿辣女”“一人吃两人饭”，重视荤汤、油饭、青菜与水果，忌讳兔肉（据说生子会豁唇）、生姜（据说生子会六指）、麻雀（据说生子会淫乱），以及一切凶猛丑恶之物（据说生子会残暴）。

在胎教方面，要求孕妇行坐端正，多听美言，有人为她诵读诗书，演奏礼乐。同时不可四处胡乱走动，不可与人争吵斗气，不可从事繁重劳动，并且节制房事。

在催生方面，名堂也很多。湘西一带是孕妇的母亲做一顿饭，二至五道食肴，饭食必须一次吃完，意谓“早生”“顺生”。侗族是由娘家送大米饭、鸡蛋与炒肉，七天一次，直至分娩为止。浙江是送喜蛋、桂圆、大枣和红漆筷，内含“早生贵子”之意。

添丁报喜

孩子出生后，产妇家向亲友分红蛋或糖果，亲友收到红蛋后就要准备鸡、肉、蛋、面等礼品，送给产妇补身体。在婴儿降生当天，汉族有“贺当朝”，亲友带着母鸡、鸡蛋、蹄膀、米酒、糯米、红糖前来祝贺，产妇家开“流水席”分批接待。少数民族，土家族有“踩生酒”，畲族有“报生宴”，仫佬族有“报丁祭”。

产妇调养

孩子出生后，产妇开始坐月子，一方面补身，一方面开奶。食物多为小米稀饭、肉汤面、煮鲫鱼、炖蹄膀、煨母鸡、荷包蛋、甜米酒之类，一日四至五餐，持续月余。坐月子期内产妇要比平时多加衣服，前额要用帕子遮住以免受风；吃食不能太饱以免伤脾胃；产妇不能多说话以免造成舌疾；产妇不能干活以免造成劳疾；产妇不能用冷水洗手以免弄坏关节。同时还禁止生人进入产妇房中，以免造成婴儿的疾病，只许产妇的母亲、婆婆、丈夫等照料产妇的人入内。

育婴食俗

婴儿出世第三天，亲朋好友们都会前来祝贺。这一天要给婴儿洗澡，俗称“洗三朝”。给婴儿洗澡时念诵“长流水，水流长，聪明伶俐好儿郎”“先洗头，做王侯，后洗沟，做知州”的喜歌。

婴儿满月时，生父携糖饼请长者为孩子取名，叫“命名礼”；用供品酬谢剃头匠，叫“剃头礼”。然后小儿与亲友见面，设宴祝贺。亲朋须赠送长命锁，婴儿要例行认舅礼。

婴儿出生满百天，举行仪式庆祝，祝婴儿长寿，贺礼必须以百计数，鸡蛋、烧饼、礼馍、挂面均可，体现百禄、百福之意。

孩子周岁时，放一些物品让其抓取，以此来试其志向，预测其未来的前程，俗称“抓周”。抓周后，诞生礼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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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周的起源

相传，三国时吴王孙权称帝不久，太子孙登得病而亡，孙权只能在其他儿子中选太子。有个叫景养的西湖布衣求见孙权，进言立嗣传位乃千秋万代的大业，不仅要看皇子是否贤德，而且要看皇孙的天赋。孙权遂命景养选择一个吉日让诸皇子各自将儿子抱进宫来，让小皇孙们任意抓取所摆放的物品。只有孙和之子孙皓，一手抓过简册，一手抓过绶带。孙权于是册立孙和为太子。其他皇子不服，各自交结大臣，明争暗斗，迫使孙权废黜孙和，另立孙亮为嗣。孙权死后，孙亮仅在位七年，便被政变推翻，改由孙休为帝。孙休死后，大臣们都希望拥戴一位年纪稍长的皇子为帝，恰好选中年过二十的孙皓。这时一些老臣回想起先前景养采用的选嗣方式，不由啧啧称奇。“抓周”的习俗由此而成并传承至今。

寿诞之礼

古人云：“寿是五福之首。”由于人们对长寿的祈盼和追求，很早就形成一整套祝贺寿诞的风俗。每逢老年人的寿辰，晚辈要带着食品、寿幛、寿联等寿礼，前去祝寿。而在这其中，也有颇多的禁忌。

民间举办寿诞仪礼大多只限于老人和小孩，老人“做寿”，小孩“过生日”。寿诞对于老人尤其重要，因此在这中间颇有讲究。

传统的寿诞

老人50岁以上，开始在诞辰日举办庆祝活动，逢十称“大寿”，如“五十大寿”“六十大寿”“七十大寿”等。寿诞多由晚辈操持。作寿前要向至亲好友发请柬，发放日期一般在作寿的前三日，否则为失礼。民谚：“三日为请，二日为叫，当天为提来。”亲友接到请柬，便准备寿礼届时前往，俗称“拜寿”。主人还要大摆寿宴，宾客痛饮，有的还请来堂会，增加喜庆气氛。

寿诞前一天，庆寿之家先要设寿堂。寿堂一般在堂屋正厅，屋内张灯结彩，正面墙壁中间悬挂中堂图画，男寿多为南极仙翁，女寿多为瑶池王母，或八仙庆寿、或百寿图、或红纸书一大金色“寿”字。中堂两边为“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等祝福语句的对联。墙下放礼桌，桌上陈寿桃、寿糕、寿酒等，两边两只红蜡烛。桌前地上铺设红毡或花席，以备后辈人行礼。

寿诞这天，儿孙、亲友们带着蛋糕、肉类、酒、茶及其他礼品来为老人祝寿。老人穿戴一新居于首座，接受晚辈跪拜，分赠“寿钱”。拜寿毕，开筵席。儿孙、亲友们一一敬酒，祝老人健康长寿。老人吃长寿面，取“绵长”之意，以祝寿星延年益寿。筵毕，向四邻分赠寿包、金团。

出嫁的女儿为表示对父母寿诞的重视，父母66岁寿诞之时，女儿送上一块肉，肉要切66块，意取“六六大顺”的吉言；父母77岁寿诞，女儿送只老母鸡；父母88岁寿诞，女儿送只鸭。老人六旬后，每逢数九寒天，出嫁的女儿都要送一只鸡或鸭，用以“抚劳”，每逢闰月年，出嫁的女儿要为父母送闰月鞋袜或衣料。

寿诞禁忌

民间祝寿，相关的禁忌颇多。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据说圣人孔子只活到73岁，亚圣孟子84岁时去世，迷信说法这两年是“损头年”，老人很难平安度过这两道坎，所以老人的年龄忌说73和84，如有人问及寿龄，必少说一岁或多说一岁，避开这两个年岁，相应的也就没有73岁和84岁的寿辰。

民间忌讳说百岁，认为百岁是人寿命的极限，到了百岁也就是活到头了。逢百岁时多数仍说99岁（久久无限长之意）。做寿还有“做九不做十”之俗，逢十的整寿必须提前一年祝寿，也称“做九头”，如“六十大寿”要提前到59岁生日时庆贺，“八十大寿”要在79岁时举行。这是因为方言“十”与“死”的发音相近，犯忌；而“九”与“久”音同，吉利。一般做寿忌间隔，一旦开始做寿必须年年连做，不能间断，否则再次庆寿时就成为“断头生”。

参加祝寿活动的服饰宜选用色调明快、含有吉庆之意的红、黄等色，切忌穿全黑、全白的服装，也忌穿黑白相配的服装。送礼时要注意一些老人家忌讳的东西，不能送梨，因为“梨”与“离”谐音，意喻分离；不要送伞，“伞”与“散”谐音；不能送鞋，“鞋”与“邪”谐音，不吉利；不能送灯，“灯”与“蹬”谐音，老人也很忌讳。

祝寿活动结束时，主人家有时会适当地赠给客人一些回礼，俗称“敬福”。对此，祝寿者应拒绝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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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面的传说

相传，汉武帝崇信鬼神又相信相术。一天与众大臣聊天，说到人的寿命长短时，汉武帝说：“《相书》上讲，人的人中长，寿命就长，若人中1寸长，就可以活到100岁。”坐在汉武帝身边的大臣东方朔听后就大笑了起来，众大臣莫名其妙，都怪他对皇帝无礼。汉武帝问他笑什么，东方朔解释说：“我不是笑陛下，而是笑彭祖。人活100岁，人中１寸长，彭祖活了800岁，他的人中就长８寸，那他的脸有多长啊。”

众人听了也大笑起来，看来想长寿，靠脸长长点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想个变通的办法表达一下自己长寿的愿望。脸即面，脸长即面长，于是人们就借用长长的面条来祝福长寿。渐渐地，这种做法又演化为生日吃面条的习惯，称之为吃“长寿面”。

成年礼仪

成年礼是为承认年轻人具有进入社会的能力和资格而举行的人生仪礼，是一个人由个体走向社会的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古代中国男子20岁实行冠礼，女子15岁实行笄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今的成年礼已很少见。

中国传统社会有通过举行成人礼象征从童年进入成年的传统。在孩子适当的年龄，长辈便会为他们举行成人仪式，虽然每个民族成人礼的年龄不同，但此事无论对长辈还是孩子都尤为重要。

成年礼的本意

古代的成年礼本意是为了禁止与未成年的异性通婚，也可以说是对成年人婚姻资格的一种道德审查。冠礼即是男子跨入成年人行列的加冠礼仪。《礼记》云：“夫礼，始于冠”“男子二十，冠而字”。对于冠礼非行不可，《礼记》的解释是：“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照这么说，不行冠礼，则一生难以“成人”。女子的成年礼叫“笄礼”，也叫“加笄”，在15岁时举行。

成年礼的仪式

冠礼从氏族社会盛行的成丁礼演变而来，一直延续至明代。具体的仪式是由受礼者在宗庙中将头发盘起来，戴上礼帽。由于要穿戴的服饰很多，包括冠中、帽子、幞头、衣衫、革带、鞋靴等，于是分为3道重要程序，分3次将不同材料制成、代表不同含义的帽子一一戴上。“三加”之后，还要由父亲或其他长辈、宾客在本名之外另起一个“字”，只有“冠而字”的男子，才具备日后择偶成婚的资格。

女孩由家长（或主宾）替她把头发盘结起来，加上一根簪子；改变发式表示从此结束少女时代，可以嫁人了。梳头完毕，接下来女孩需要三次加笄，每次更换相应的服饰， 从“采衣” 到“襦裙”， 再到“曲裾”，每加后行礼， 三加的服饰， 层层递进，分别有不同的涵义， 象征着女孩子的成长。女孩穿上曲裾， 戴好了玉簪， 跪拜在家长（或主宾）面前，饮过及笄酒，听过家长（或主宾）的循循训导，就正式跨入了成年人的行列。

少数民族的成年礼

傣族、布朗族的成人礼有漆齿的礼俗，漆齿就是染齿，不染者不能公开参加社交活动。染齿前，需要先吃些酸性水果，有的用酸汁涂抹一遍牙齿，再点一束松明，让松脂滴在瓦块或木片上，再用黑烟熏齿，连染数日，直至将雪白的牙齿染成墨黑的颜色。与此不同，布朗族的孩子长到十五六岁时，要拔掉两颗门牙。

傣族、布朗族男子的成人礼还要文身和绣脚。男性以文身为荣，身上不刺纹者，人格低下，不如水中青蛙，会被姑娘们视为懦夫，很难得到女性爱慕，只能孤独终生。文身一般在十四五岁时举行。刺纹时，受刺者需服用一些带有麻醉性质的药物，文身师用墨在肌肤上绘出图案轮廓，以针蘸上颜料扎入皮肤，让颜料残留于皮肤内，形成永不消褪的纹痕。

纳西族、普米族、彝族则通过更换服饰象征成年，女的换裙，男的换裤，换过之后，方可谈情说爱。摩梭人的孩子长到13岁，便要举行成年礼。成年礼仪式一律在农历大年初一凌晨举行。行礼时，男孩站在正房左边“男柱”下，女孩站在右边“女柱”下，一只脚踩着猪膘肉，一只脚踩着粮袋，象征终生吃用不尽。女孩由阿妈为其穿上漂亮的金边衣、百榴裙，扎上红腰带，盘缠发辫，佩上彩色项链、耳环、手镯等饰物。男孩由舅舅为其穿戴簇新男装，扎上腰带，佩上腰刀。纳西族、普米族的成人礼与此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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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礼的兴衰

中国的成年礼见诸文献记载的是冠礼与笄礼，这是士阶层的成年礼。汉魏六朝时期，冠礼通行于上层社会，六朝以后冠礼在主流社会逐渐沉寂。隋唐时期，由于政制与思想文化转变的关系，冠礼与其他古礼一样只是在社会上层象征性地保留着。宋代统治者积极复兴儒学，鼓吹礼义纲常，作为“养人之始”的冠礼受到重视，贵族的礼仪演变为士庶通礼。明代《朱子家礼》被视为民间社会的礼仪指南，冠礼得到较多施行。清代是传统冠礼衰落的时代，清至民国期间，民间的冠礼普遍采用了冠婚结合的方式，冠礼成为婚礼的前奏。

结婚礼仪

婚礼在中国原为“昏礼”，属于汉传统文化精粹之一。古人认为黄昏是吉时，所以会在黄昏行娶妻之礼，故而得名。婚礼在五礼之中属嘉礼，是继男子的冠礼或女子的笄礼之后的人生第二个里程碑，因此往往隆重而盛大。

婚礼，无论在古今中外，都被认为是人生礼仪中的大礼，相应的礼俗文化也就很多。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婚姻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婚前的一切礼仪，包括从择偶至筹备正式婚礼的一系列环节，几乎都由父母双方的家长包办，真正婚姻的当事人往往被排除在外。

最初的婚礼形式始于原始社会末期，从相传始于伏羲时代的定婚逐步演进，到夏商时的“亲迎于堂”，再到周代所具备的完整的“六礼”，初步奠定了中国传统婚礼的基础。

纳采

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请媒人往女方家提亲，得到应允后，再请媒人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礼”。纳采是全部婚姻程序的开始，后世纳采仪式基本循周制。清代的纳采多为定婚礼，与历代不同。

问名

问名俗称“讨八字”“请庚”“探问”，男方请媒人到女家询问女方名字、出生日期、籍贯等；有的还要问三代以及官职等。女方把上述情况一一写在帖子上交给媒人。这帖子称“庚帖”，男方接到庚帖，要请人推算占卜，称为“合八字”。历来对此有许多讲究，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都以干支相配，共八个字，称为“生辰八字”，如果男女双方的八字相合，就可以定亲；如果八字相克，则不可议婚。

纳吉

男方问名、合八字后，将卜婚的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到了这一步，婚事已经大致确定下来。唐代，称为“报婚书”，宋代称“过细帖”“插钗”，再后来又称为“传庚”“定亲”“换帖”，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男女双方还要换一次帖子，这次称为“定帖”，又称“龙凤帖”。延至近代，也就是“订婚”，男女双方一订婚，就要受伦理约束，不可随便解除婚约了。

纳征

纳征又称“纳成”“纳币”，男家向女方送聘礼。到了后世，则称为“下彩礼”“放定”。历来的聘礼里往往少不了茶叶，所以又称为“茶礼”。

请期

请期俗称“提日子”“送日头”。男方送过聘礼之后，请人占卜求得一个吉祥的迎娶日子，派人告知女方以征得女方同意。时至今日，举行结婚典礼的日期仍为民众所看重，往往要由男女双方再三磋商才能确定下来。

亲迎

迎亲是新郎亲往女家迎娶新娘的仪式，亲迎礼是婚礼的核心。古代婚姻“六礼”中，前面五礼都只在男女双方家长和媒人之间进行，双方家族中的其他成员，甚至包括婚姻当事人在内都并不知道，也不在场。只有到了亲迎，婚姻当事人要到场，双方家族中的大多数人也到场祝贺，一齐参与仪式过程。只有在亲迎仪式正式向大家宣布婚姻的成立，大家才承认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历来认为只有举行了亲迎，才算是正式结婚，否则是不算数的。从仪式程序上比较，前面五礼一般都较简短，而亲迎礼则十分繁复。有挂帐、催妆、拦门求利市钱红、撤谷豆、坐虚帐、走送、牵巾、挑盖头、参拜、交拜、饮交杯酒、合髻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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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媒人”称谓

媒人在中国的婚姻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古代婚礼从采纳、问名、纳吉、纳征到请期、婚礼，没有哪个环节能离开媒人。

《诗经 豳风 伐柯》中：“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后来，便称媒人为“伐柯”或“伐柯人”，称做媒为“执柯”。

唐人传奇小说中记载，做媒者是一位老人，他是主管婚姻之神，故后世又以“月老、月下老、月下老人”作为媒人的别称。

唐代元稹作《莺莺传》，写张生与崔莺莺相爱，经莺莺的侍女红娘从中设谋撮合，有情人终成眷属，元代王实甫据此改编为杂剧《西厢记》。此后，“红娘”便成了媒人的别称。

丧葬仪式

丧葬习俗是以丧葬为基础，在民间长期相沿、积淀而成的风尚和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与进步，国家殡葬制度的改革，长期形成的丧葬习俗也在不断注入新的内容。

丧葬礼仪是既要让死去的人满意，也要让活着的人安宁。在整个丧葬的过程中，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坚韧的结——念祖怀亲。

穿寿衣

死者在弥留时刻须穿上寿衣。北方汉族的习俗，贴身穿白色的衬衣衬裤，再穿黑色的棉衣棉裤，最外面套上一件黑色的长袍。整套服装不能够有扣子，要全部用带子系紧，这样做表示后继有人。死者的头上要戴上一顶挽边的黑色帽，帽顶上缝一个用红布做成的疙瘩，用来驱除煞气，人们认为这样做对子孙是吉祥的。男性死者脚上要穿黑色的布鞋，女性死者要穿蓝色的布鞋。

沐浴更衣

在死者临终之前，家属必须要给他沐浴更衣。这实际上是给死者进行的第一次化妆整容。清洗尸体所用的水一般都是买来的，俗称为“买水”。买水用的钱主要是纸钱。

挺丧

在对死者进行沐浴更衣之后，还要举行“饭含”仪式。在死者的口中放入米贝、玉贝和米饭之类的东西。在其咽下最后一口气前，亲属们要将其移到正屋明间的灵床上，守护他(她)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叫做“挺丧”。

报丧

报丧之制早在周代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丧家放爆竹通知邻近的村人，发“帖”告知相距较远的亲友。有些地方的报丧有许多讲究，丧家死的是男人，必须由房族侄子到亲戚家报丧；死的是女人，必须由儿子、女儿给外婆家报丧。报丧的孝男孝女必须头上裹白布、戴斗笠，手上拿一条白布巾，跪在娘家或外婆家人的面前哭报丧事，哭报完之后马上回家。当有人来奔丧，走到村头时，孝男孝女必须跪在村边路口哭迎，哭着述说丧亲的悲痛，哭谢奔丧亲人的一路辛劳，给每人递上一条白布（孝布）。

招魂送魂

死者的尸体安排就绪之后，就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日子举行招魂仪式。招魂仪式的起源非常早，周代的一些文献中就有记载。招魂那天，丧家就在门前树起招魂幡，或者挂上魂帛。有的地方亲属还要登上屋顶呼喊招魂，让死者的灵魂回家来。

人死亡后，灵魂当然就要离开肉体。下一个程序就是由活着的人来给他“指路”，就是为魂灵指引升天的道路。招魂和送魂仪式，表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死者灵魂活转回来，另一方面则要告诉死者的灵魂迅速离开。

做七

按照古代的丧俗，灵柩最少要停三天以上。据说是希望死者还能复生，三天还不能复活，希望就彻底破灭了。近代以后，灵柩一般都在“终七”以后入葬。人们认为，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举行“做七”，每逢七天一祭，“七七”四十九天才结束。这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吊唁

在“做七”之时还要进行吊唁仪式。死者家属要哭尸于室，对前来吊唁的人跪拜答谢并迎送如礼。举行简单的祭奠仪式，必须要搭灵棚。

入殓

“做七”完毕之后，就要对死者进行入殓仪式。在民间的习俗里，入殓的衣服和被子忌讳用缎子，因为“缎子”谐音“断子”；一般用绸子，“绸子”谐音是“稠子”，可以福佑后代多子多孙。

下葬

下葬是仪式的最后环节，一般都非常郑重其事。下葬的仪式反映了人们对灵魂的崇拜。汉族主要是实行土葬，墓地是死者的最终归宿，墓地的选择是埋葬死者的头等大事。墓地要选在地势宽广、山清水秀的地方，找出生气凝结的吉穴，从而可以使死者安息地下，庇佑子孙。今天，土葬渐少，多为火葬。

烧纸

人死之日起，亲人每七天烧一次纸，烧七次，四十九天，此为“烧七”。100天，1周年，3周年，也要烧纸祭祀，称为“烧百天”“烧周年”“烧三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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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棺葬

悬棺葬是将死者棺木悬置在悬崖峭壁上的一种墓葬。棺木放置方式因时因地而有不同，有的利用峭壁间隙架设棺木；有的在峭壁上凿孔，插入木桩固定承托棺木；有的利用天然岩洞及人工凿洞来盛放棺木。葬具多为独木凿成，呈长方形，有少数以独木舟船为棺。葬式有一次葬和二次葬。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悬棺葬是福建崇安武夷山的一、二号船棺葬，其年代经测定为距今3400—38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时期。

宴饮之礼

在周代时，饮食礼仪已形成为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这些饮食礼仪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在古代社会发挥过重要作用，对现代社会依然产生着影响。

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讲究民以食为天，饮食礼仪自然成为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饮食礼仪是饮膳宴筵方面的社会规范与典章制度，餐饮活动中的文明教养与交际准则，赴宴人和东道主的仪表、风度、神态、气质的生动体现。现在的生活中我们的一些习俗还是在坚守着古代的传统。

宴饮礼仪

汉族传统的古代宴饮礼仪，自有一套程序。主人折柬相邀，临时迎客于门外。宾客到时，互致问候，引入客厅小坐，敬以茶点。客齐后导客入席，以左为上，视为首席，相对首座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席间斟酒上菜也有一定的讲究：应先敬长者和主宾，最后才是主人。宴饮结束，引导客人入客厅小坐，上茶，直到辞别。

作为客人，赴宴讲究仪容，根据关系亲疏决定是否携带小礼品或好酒。赴宴守时守约；抵达后，先根据认识与否，自报家门，或由东道进行引见介绍，听从东道安排，然后入座。

座位的排法

排座次是整个中国宴饮之礼中最重要的一项。根据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坐。座次是“尚左尊东” “面朝大门为尊”。地位高、辈分高的人坐在对门的位置(上座)，称为“首席”。首席为辈分最高的长者，末席为最低者。首席未落座，其他人都不能落座；首席未动手，其他人都不能动手。巡酒时自首席按顺序一路敬下，然后再饮。

菜肴的摆设

在古代饭桌文化中菜肴的摆设也有规则，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菜肴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靠右手方。细切的和烧烤的肉类放远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蒸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浆等饮料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如果要分陈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

上菜的时候，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上鱼肴时，如果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天鱼脊向着宾客的右方。

用饭的礼节

作为客人，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搓饭团，不要把多余的饭放进锅中，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要吃得啧啧作声，不要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又放回盘碗里，不要把肉骨头扔给狗，不要专据食物，也不要簸扬着热饭，不可以大口囫囵地喝汤，也不要当着主人的面调和菜汤，不要当众剔牙齿，也不要喝用来做调料用的肉酱。

如果有客人在调和菜汤，主人就要道歉，说是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酱类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说是备办的食物不够。湿软的肉可以用牙齿咬断，干肉就得用手分食。吃完饭，客人应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的碟子，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客人再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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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府宴饮

《红楼梦》里描述了贾府一次中秋赏月的宴饮活动：“凡桌椅皆是圆的，特取团圆之意。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边是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边是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圆围住。”宴会在圆桌上进行，座次仍是“尊卑有序”“长幼有序”。贾母是“老祖宗”，在上面居中坐下。贾赦是大房，所以居左；贾政是二房，所以

居右。

饮茶之礼

中国是茶的故乡，有着悠久的种茶历史，又有着严格繁琐的敬茶礼节，还有着内涵丰富的饮茶风俗。

茶在中国被誉为国饮，饮茶之礼源远流长，多有讲究。

以茶代礼

中国有以茶代礼的风俗。南宋都城杭州，每到立夏，家家户户烹新茶，并配以各色细果，馈送亲友毗邻，叫作“七家茶”。在茶杯内放两颗青果，橄榄或金桔，表示“新春吉祥如意”的意思。

茶礼还是中国古代婚礼中的一种礼节。民间男女订婚以茶为礼，女方接受男方聘礼，叫“下茶”或“茶定”，并有“一家不吃两家茶”的谚语。同时，还把整个婚姻的礼仪总称为“三茶六礼”。

品茗礼仪

俗话说：“以茶会友”，古代也有“寒夜客来茶当酒”之说，其中就体现着茶的交际功能。在茶事活动中常用的礼节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鞠躬礼。鞠躬礼分为站式、坐式和跪式三种。主客之间行礼称为“真礼”，客人之间行礼称为“行礼”，说话前后行礼称为“草礼”。站式鞠躬与坐式鞠躬比较常用，两手平贴大腿徐徐下滑，上半身平直弯腰，弯腰时吐气，直身时吸气。弯腰到位后略作停顿，再慢慢直起上身。行礼的速度最好与他人保持一致，以免出现不协调感。“真礼”要求行九十度礼，“行礼”与“草礼”弯腰程度较小。

第二种是伸掌礼。伸掌礼是品茗过程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礼节，表示“请”与“谢谢”，主客双方都可以采用。两人面对面时，均伸右掌行礼对答。两人并坐时，右侧一方伸右掌行礼，左侧方伸左掌行礼。伸掌礼将手斜伸在所敬奉的物品旁边，四指自然并拢，虎口稍分开，手掌略向内凹，手心中要有含着一个小气团的感觉，手腕要含蓄用力，不至显得轻浮。行伸掌礼同时应欠身点头微笑，讲究一气呵成。

第三种是叩指礼。叩指礼是从古时中国的叩头礼演化而来的，叩指即代表叩头。早先的叩指礼是比较讲究的，必须屈腕握空拳，叩指关节。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化为将手弯曲，用几个指头轻叩桌面，以示谢意。

第四种是寓意礼。寓意礼是寓意美好祝福的礼仪动作，最常见的有凤凰三点头即用手提壶把，高冲低斟反复三次，寓意“向来宾鞠躬三次”，以示欢迎。高冲低斟是指右手提壶靠近茶杯口注水，再提腕使开水壶提升，此时水流如“酿泉泄出于两峰之间”，接着仍压腕将开水壶靠近茶杯口继续注水。如此反复三次，恰好注入所需水量，即提腕断流收水。另外还有双手回旋，即在进行回转注水、斟茶、温杯、烫壶等动作时用双手回旋。若用右手则必须按逆时针方向，若用左手则必须按顺时针方向，类似于招呼手势，寓意“来、来、来”表示欢迎。反之则变成暗示挥斥“去、去、去”之意。

另外，放置茶壶时壶嘴不能正对他人，否则表示请人赶快离开。斟茶时只斟七分即可，暗寓“七分茶三分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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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大名茶

1959年全国“十大名茶”评比会评选出来的中国十大名茶为：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黄山毛峰，庐山云雾茶，六安瓜片，君山银针，信阳毛尖，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祁门红茶。此外曾出现在非官方评选的“十大名茶”中的系列名茶包括：湖南蒙洱茶，云南普洱茶，北路银针，南路银针，冻顶乌龙茶，苏州茉莉花茶，四川峨眉山竹叶青茶，蒙顶甘露，太平猴魁，屯溪绿茶，滇红茶。

第七讲 民族婚俗篇

汉族婚俗

结婚是人生最大喜事，关涉到家庭幸福、家族香火的延续和社会的安定，因此有关婚姻的习俗特别繁多。汉族是一个历史从未中断过的古老民族，在婚俗方面不仅具有代表性，也深刻地影响了周边的其他民族。

中国的婚俗历代主要沿袭的是“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现在有所简化。下面依照婚礼的程序，展示婚礼中重要环节的画面。

送嫁妆

送嫁妆又称“发奁”。女儿出嫁女方要准备嫁妆，陪嫁的种类可分为铺陈、摆设、日用等物品，因世俗视嫁妆多寡而论新娘身份高低，一般人家不得不倾其所有，大事铺排，以争体面。有的人家送嫁妆丰厚，多者可达十余抬。由于物多人众，队伍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新娘妆扮

新娘在喜日前夕要忙着打扮自己，用化妆、造型等手段弥补缺陷，展现自己的外表之美。民间流行沐浴、更衣、上头、开脸的礼仪习俗。上头又称“上梳”，在女子嫁前三日之内举行，仪式包括穿上婚服，梳洗，佩戴首饰等。上头多在黎明时举行，要铺席、焚香、燃烛。开脸又称“开面”，在女子婚前一日进行，由儿女双全的有福的妇人用刀剃掉、或用两根线互相绞合，用以绞尽脸面上或脖子上的汗毛，修齐鬓角。

布置洞房

新人在入住洞房之前，要对洞房精心布置一番。北方以剪纸（俗称喜花）最富情趣，图案有麒麟送子、凤戏牡丹、莲生贵子、龙凤呈祥等，使洞房更显得喜气融融。南方以刺绣最有特色，洞房里装有各种出嫁姑娘绣的香料荷包，赏心悦目，香气袭人，更增添洞房的喜气色彩。结婚前一天，在男家举行铺床仪式，被褥由儿女双全的全福人缝做，禁止孕妇和寡妇参加。套被里要套红枣、楝枣、核桃，喜被一头敞口不缝，说是留作装小孩的，喜被当中只引一道线。喜被四角放艾叶，寓意“爱”；放栗子、大枣、花生，叫“立子早、早立子”。

迎亲

新娘离开娘家，由喜娘背着上花轿，出门时新娘的嫂嫂不可以相送，由伴娘（未婚女子）撑起红伞护着新娘。上花轿前，新娘子向送行的亲友鞠躬以示谢意。新郎迎亲，比较普遍的是用八人大轿去迎娶。遇上别人家的花轿，不可以与他们碰头，要绕着走。迎亲回来时还要换一条路回去，以取不会走回头路之意。途中经过庙、祠、坟、井、河等处，必须由男方娶亲的人拿张红毡子将花轿遮着，作为避邪之意。在途中遇见出殡的队伍，迎亲的人会说“今天吉祥，遇上宝财！”因为棺材的谐音为“观财”，这样说是为了图个吉利。花轿一到男家，有的地方有新娘跨火入门的习俗，把一只火盆放置轿门口，在旺火中撒上一把盐，盐在火中噼啪作响之际，伴娘牵着新娘下轿，跨过火盆，进入大门，俗谓这样可将一切煞气邪气全破除。

拜堂

拜堂又称为“拜天地”，经过拜堂后女方就正式成为男家的一员。拜堂时主持婚礼的司仪大声说：“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齐入洞房。”新娘入了洞房，仍蒙着盖头不露脸面，新郎为其揭盖头，众人这才一睹新娘芳容。

合卺

合卺就是新娘新郎共饮交杯酒，整个过程时间不长，但两位新人当着众人的面，手臂相交，腼腆的神情和喝酒时的拘谨，令人忍俊不禁。伴随着大家的哄笑和掌声，满杯酒下肚的当事人脸色红润，显露出娇羞和幸福，频频向在场的亲友们致谢，洞房里气氛热烈异常。

闹房

闹房就是“闹洞房”。婚日当晚喝过交杯酒，闹房即开始。民间有“三天无大小”之说，不论辈分大小尽可与新娘嬉闹。调笑的内容多与性有关，意在启发新人共赴爱河，欢度良宵。

回门

婚后第三天，新娘在丈夫陪同下，带备烧猪及礼品回娘家祭祖，然后再随丈夫回到夫家。当晚必须在日落前返回夫家，因为新婚不能空新房。正月十五是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日，恐媳妇回娘家举家不团圆，一般都是正月初二回娘家或正月十六回娘家。新婚夫妇回门带的礼物都是成双成对的，忌单数。娘家不能全收下，待新娘回夫家时还要再捎回去一部分。此外，有些地方还有新婚夫妇回娘家忌同房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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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房诗

洞房诗是流传于浙江温岭黄岩一带的一种独特婚礼习俗，即在婚礼中由傧相、宾客、洞房客等人传唱和对唱的歌曲，通称“洞房经”。

出洞房

金鸡报晓天要明，新人新郎要睡紧。

我班朋友要关心，齐齐退出洞房门。

三尺金地洞房间，新人新郎把门关。

关了门落了栓，鸳鸯枕上笑连连。

同心同德勤生产，荣华富贵万万年。

佤族婚俗

佤族的婚姻是自由选择加上父母及媒妁之言，盛行姑表亲习俗。同姓不婚，是佤族缔结婚姻关系时最严格的戒律。

佤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南部的沧源、西盟、耿马、双江、镇康、永德、澜沧、孟连等县的山区与半山区，在历史上，佤族的婚俗有自己的特色。

同姓不婚

佤族认为，同姓就是同宗同祖或同源，同姓不婚是佤族世代相传的规矩，若有人违犯了，就会激怒村寨、祖先神灵，神灵对犯忌行为的惩罚就是降灾于人们，如旱灾、洪灾、风灾、虫灾等。佤族还认为同姓通婚的行为会使寨子变得肮脏不堪。

尽管佤族严格禁止同姓通婚，但还是有同姓婚的现象。对于违犯婚俗禁忌的行为，都得按照相关规定来进行惩罚。惩罚犯忌者的传统仪式主要有“洗寨”和“正寨”两种，仪式中要杀猪宰牛，这等于是用最宝贵的财产赎罪，恐惧天灾的村民认为耗巨财免灾是犯忌者必须接受的惩罚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参与仪式的人都可以食用用作祭祀的食物，但犯忌者及与之同姓者不能食用。

姑表亲优先

佤族的婚姻有“姑表亲优先”的习俗，即姑姑生的女儿必须先嫁给舅舅的儿子，其次才是堂姑亲和姨表亲。佤族认为，姑表婚才是最好的婚姻，舅父家有优先选择权。在婚姻问题上，舅父权还高于父母权。

自由恋爱

佤族的婚姻也有自由选择，择偶的主要条件是看对方是否身强力壮、勤劳朴实、相貌相当，其次是看家庭经济条件。青年的婚姻要经过串姑娘、杀鸡看卦、送定亲礼和结婚四个阶段。

佤族青年男女一般十五六岁就开始谈情说爱。吃了晚饭，姑娘们就三五相邀于一家，等候小伙子们的到来。小伙们也三两成群到姑娘家串门。在串姑娘过程中，主要有唱情歌和“散海”（梳头）两种形式，其中尤以“散海”（梳头）最为有趣。“散海”是由女青年中年纪较大的自愿作为代表，轮流给小伙子们梳头。在梳头中，姑娘小伙窃窃私语，相互试探对方对自己有无爱意。如果双方比较投缘，那么姑娘的动作就显得柔和多情，故意拖长梳头的时间，即使其他人有意见，他们也不会在乎。

佤族男女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时机已经成熟，考虑婚嫁了，但必须让伟大的“梅神”知道和同意这件事，因此要举行抢姑娘杀鸡看卦活动。举行活动的这天晚上，小伙子和他的媒人约上几位同伴，假装到姑娘家“串”。到夜深人静时，人们都已熟睡了，媒人示意姑娘走出房门，姑娘一跟出来，未婚夫就将她的包头抢跑了。姑娘追上去要未婚夫还她包头，小伙子说：“你的包头已经是我的了。”然后又向前走，如果姑娘不走，其他人就推着她走。这时是姑娘选择自己终身大事的关键时刻，如果不同意或临时变卦，她就必须大声喊叫父母亲友将小伙子们赶走。如果同意，她就会假意要包头，一路跟着未婚夫到男方家。到了男方之后，人们杀鸡祭神，求神让婚姻顺利成功，接着大家高高兴兴吃鸡粥。到了第三天，未婚夫就可以带上媒人和礼物去女方家中说亲了。

定亲之后，还要经过三次礼仪，每次都有严格要求和标准。第一次要送6瓶氏族酒给女方父亲氏族的男掌家人喝；第二次要送6瓶邻居酒，给村寨中人喝；第三次要送1瓶开门酒给姑娘的母亲喝。

结婚那天，男女两家各有自己的迎送队伍，男方迎亲队伍由舅父拿着长镖走在队伍前头领路，由新郎的叔叔挎长刀紧跟舅父，随后便是芦笙手、敲锣的和拿礼品的若干人；女方家的送亲队伍也是这样组成的。迎送队伍到新娘家门口时，新娘家的“门官”早已紧紧把门关上，舅父跟门官对话，付给门官开门钱后，方才将大门开启。进屋后，在新娘家办完后，就把新娘迎到新郎家。到了新郎家，大门早已打开，婆婆公公出来迎接新人。进屋后，还是由舅父清点新娘的嫁妆，再摆出宴席款待来宾。到此，结婚仪式就告结束。过去，佤族新婚之夜新郎新娘不同房，由陪娘或者新娘姐妹陪新娘同居，婚后三天内新娘不能回娘家。

转房习俗

在过去，佤族有转房习俗，大哥去世，小弟未婚，可以继娶嫂子为妻；大姐去世，小妹未婚，可再嫁姐夫，但前提是双方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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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族创世史诗

佤族的创世史诗《司岗里》是佤文化的灵魂。宇宙诞生以后，天神创造了除了人以外的世间万物，地神就用泥土和水创造了第一批人类。第一批人类只吃泥土，而且只有生没有死，还一天生两到三个孩子，所以对地球破坏极大。天神见了就派燕子把火带到地球上，把第一批人类消灭了。地神把人种藏进了山洞里，第二批人类从山洞里出来以后天神给了他们血肉之躯，但还是有生没有死，不久人类又挤满了地球，所以天神就用水来消灭第二批人类，并让有生有死的第三批人类从葫芦里再生。

土家族婚俗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婚姻习俗源远流长、别具一格，最引人注目的是哭嫁、涂锅灰和夺床。

土家族历史上的婚姻是比较自由的，男女双方经过自由恋爱，征得双方父母同意，即可结为夫妻。土家族的婚俗，有香袋定情、梳头礼、开脸、哭嫁、涂锅灰、夺床等习俗。

香袋定情

在青年男女婚恋的过程中都会留给对方自己的信物，而土家族的信物便是这种小小的香袋。香袋虽小，可是却装满了青年男女满满的爱意。一般由漂白丝布作袋面，红布作袋里，上面绣着鸳鸯戏水等图案。如果小伙子得到姑娘的香袋，就等于得到了姑娘的心，男方去提亲十拿九稳。

梳头礼与开脸

土家族未婚青年男女在结婚的前三天，新郎要送新娘梳头礼，礼物主要是梳子、篦子、发套、簪子管簪、首饰、丝帕子等。新娘收下梳头礼的第二天，请当地稍有名气的扯脸师扯脸梳头。扯脸师用两根缝制衣服的棉线交叉在一起，运用双手的拉力和棉线的闭合力，慢慢将新娘脸部的汗毛拔下。扯完脸后就是洗头、梳头，梳头时要将新娘的披发或辫子打开收拢，然后在后脑勺上缠绕盘成圆形，再套上发套，别上簪子管簪，叫“粑粑髻”。梳头就绪，新姑娘正式结束了毛头姑娘的生活，同时也为迎接新郎过大礼作准备。

哭嫁

土家族姑娘出嫁时，要哭嫁。一般情况下，土家姑娘在十一二岁时就开始学哭嫁。在出嫁半月之前，由“伴嫁”相陪哭嫁。娶亲的前一天，女家请邻居少女9人，加上新娘共10人，待新娘拜罢祖先后，在堂屋围席而坐，置酒席相陪而哭，称之为“陪十姊妹”。席间互歌，倾诉别离之情、父母养育之恩等。

涂锅灰

土家族姑娘在出嫁的当天晚上，有锅灰涂抹“模米”的风俗。“模米”是代表新郎来迎亲的那个小伙子，一般“模米”没有特殊标记，还故意混在人群中，要女方将其找出来。来陪唱哭嫁歌的姑娘会积极辨认谁是“模米”，以便用锅灰涂抹他，因为是他代表新郎娶走了新娘。有时实在辨认不出，姑娘们就将男方来的小伙子全部涂抹，据说，被涂抹的小伙子越多，日后女方爱上男方的小伙子就越多，新娘新郎婚后也能相亲相爱。

迎亲

到了娶亲这一天，男方组织迎亲队伍去接新娘，迎亲队伍未到新娘家之前，新娘家紧紧把门关上，门外伫立着新娘的亲戚朋友，并事先安排好能说会道的“拦门倌”。男方迎亲队伍一到新娘门前，就点燃鞭炮，吹吹打打，喜庆一番，待行过“拦门礼”之后，行礼先生就得与拦门倌你来我往地说起“四言八名”，以示吉利。礼毕，女方才敞开门让路。新娘举行离别祖宗、父母、亲属的仪式后，要由娘家的哥嫂或弟妹慢步背出闺房，没有哥嫂弟妹的要由叔叔姑姑背。新娘穿过堂屋中间，在事先安排的升、斗或豆腐箱上留下一双清晰端正的脚印，然后在大门外给新娘换上一双绣花鞋，这时新娘就可以双脚落地，开步启程。

新娘上路，打露水伞，穿露水衣。新娘的亲朋好友当行至新郎家一段路程后，新郎家在途中设“茅宴席”宴请他们，送亲蹲在路边用茶后，就各自散去，新郎新娘再继续前行。新娘到男家时，不直接进门，由方士念颂祝文：“祝回女家宅神。”念毕，新娘才进门。婚礼仪式之后，男方则大开酒筵，通宵达旦。

夺床

新娘跪拜天地后，新郎新娘要尽快站起来直入新房，抢先坐在床上，叫“夺床”。谁先坐床，将来由谁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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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哭嫁歌

土家族姑娘要出嫁，边哭边唱哭嫁歌。哭嫁歌中有《女哭娘》《娘哭女》《妹哭姐》《姐哭妹》《哭祖宗》《哭出门》《哭上轿》《哭媒人》等等。经过一代代妇女口头创作，不断丰富加工，有的内容逐渐定型，形成长诗结构的抒情悲歌，意境悲切凄苦，语言简明朴实，充满浓郁的风土味。哭嫁歌中《哭戴花》唱词是：金花银花不见藤，只见金花不见人。金花银花头上戴，头上响铃闹沉沉。八宝耳环金圈子，牙签插到胸当门……《哭上轿》的唱词是：脚踩金斗四角方，手拿金筷十六双。前头八双跟我去，后头八双给兄弟。前头八双跟我去，我自拿来我自吃。后头八双给兄弟，多多进些钱和米。

黎族婚俗

黎族因为分布地域不同，婚恋风俗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中海南三亚地区黎族的婚俗习惯最具有代表性，放寮、吃槟榔、咬臂示爱、新婚当夜不同居等独具特色。

在黎族的婚俗中有许多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地方，也许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有些荒谬，但是在这个民族中确实存在着，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黎族的婚俗吧。

放寮

放寮即青年男女去寮房谈情说爱。当子女长大后，每家都要盖一间房子，让子女单独与情人来住，黎语称“寮房”。如果子女十五六岁之后还睡在家里，就会被别人笑话。放寮时，一般是男子采取主动，他们吹箫唱歌向女子表达爱慕之情。如果双方情投意合，便互赠信物表示定情。

咬臂

黎族未婚的青年男女相识之后，就会双双到少女们的专门住所去唱歌，少女如果喜欢某一小伙子，就和他唱答。经过一段时间的往来，彼此如情深意笃，姑娘就会送给小伙子绣有鲜花和蝴蝶的腰带。小伙子接受姑娘的信物之后，就要在姑娘的左手臂上咬出两排深深的牙齿印。姑娘被咬之后，心里十分高兴。黎族认为，小伙子咬姑娘的手臂，是表明小伙子对姑娘的爱，咬出的牙印越深表示爱得越深。

吃槟榔

黎族姑娘刚出生的时候，父母会在家中种一棵槟榔树。姑娘出嫁后，这棵槟榔树也随之迁往男家。这个妇女死后，槟榔树也随之砍去。这种做法是希望女子像槟榔树一样正直不二。黎族小伙子求亲，都会送一盒槟榔给女方，姑娘的父母如果开盒取一颗槟榔，就是答应了这门亲事。

良辰吉日到了，女方家热闹非凡，远近的亲戚都挑着糕点，携儿带女，还有村里的男女老幼都聚集在女方家等待吃槟榔。此刻两名媒人拿出议定的财礼于客堂坐定后，女方父母便于桌上掀开毛帖，吃槟榔，此时都是成双成对，父母或哥嫂，否则不吉利。媒人分送槟榔看辈分，大的给吃，小的只好自己讨吃。款宴时，媒人送来的600个槟榔中，40个刻有形色多样的花纹，这是专送给父母至亲的。

迎亲

结婚前一天，男方派人挑议价物品给女方，第二天晚便算结婚日。送女、娶妻均在晚上，一到下午男方便派族内两名女青年带上槟榔、香烟、糖果到女方家迎亲，须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到。一入晚，嫂或堂表嫂帮嫁女梳妆打扮。完毕，女方姊妹或者表、堂姐妹簇拥嫁女抱头痛哭。哭声象征了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怀，依依惜别，姊妹要天各一方、悲喜交加。此时，姐夫（或堂姐夫、表姐夫）从簇拥的姊妹中，把嫁女往外拉，两方争夺，哭声震天。嫁女出客堂，边哭边托着槟榔盘，让亲戚朋友吃槟榔，有两名或四名弟弟（表弟、堂弟）跟在后面，敲敲打打将嫁女送至男方村庄。一到村庄，新郎伴郎便对弟弟、嫁女鞠躬，连行三遍。嫁女一踏进门槛， 鞭炮轰响，接着便拜堂。一般均在鸡叫前、拜堂完后，闹洞房，通宵达旦。新婚当夜，新郎新娘不同居，新娘与伴娘同宿。天一亮，亲戚朋友便蜂拥而至。喝喜酒，约上午10点钟，夫妻还得回娘家，到女方家问候父母。婚礼此时才算结束。

断竹离婚

在过去，黎族由于婚前婚后都有较为自由的恋爱生活，婚姻关系极不牢固，经常离异。但离婚手续也十分简单，须当事者双方撕断一块黑布或折断竹块一片，双方各执一半为凭，彼此即可分道扬镳。

被遗弃的传统婚俗

以前，黎族女子订婚时，还要进行纹面。图案由男方提供，有几位妇女用野刺在姑娘的额头、面颊和嘴唇上文出图案，中途还要加入颜料，大概经过一个星期，这个图案就留在姑娘的脸上了，如今这种黎族传统风俗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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蚩尤与九黎族

“黎民”是对居住在南方的少数民族的一个总称，那里正处于母系社会，女性占统治地位。奇才蚩尤统一南方后，取天盈之数，将其分治为九黎。当时黎民还处于游猎社会，素来彪悍，又得到了黄泉角人的一些科技，因此突飞猛进，雄霸南方。蚩尤统率九黎族开始征服南方其他民族，黄帝联合炎帝部落，与蚩尤大战于涿鹿，将蚩尤擒杀。蚩尤死后，九黎族南下与土著苗族所属部落杂居融合在一起。因此，又称蚩尤是南方苗、瑶民族的祖先。

傣族婚俗

傣族婚姻习俗蕴涵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传统，婚礼古老简朴，按照当地风俗，婚礼必须在女方家竹楼上举行。傣族结婚后，夫妻恩爱，感情融洽，离婚的极少。

傣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在恋爱婚姻的过程中有许多别有情趣的婚俗，成为傣族风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傣族青年男女婚前交往自由，恋爱自由。傣族中很少有“重男轻女”的意识，家庭矛盾或由家庭引起的社会问题不多。

卖鸡肉，找对象

每逢节日到来的时候，西双版纳的傣族姑娘们便把自己家的肥鸡杀了清炖。如果来买鸡肉的小伙子是姑娘不如意的，姑娘会加倍要钱。要是姑娘看上的小伙子来买，姑娘就会含羞低下头，躲避小伙子的目光。如果小伙子有意，两人就端着鸡肉，搬起凳子，走进安静的树林里，互相倾吐爱慕之情。

巧穿衣，寻配偶

在云南德宏的傣族小伙子还有一种奇特的求偶方式，无论春夏秋冬，小伙子如果想找情侣，就会用一条宽大的毛毯把自己连头带身裹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他们站在大路边，等待姑娘的到来，这也是未婚小伙子的临时标志。而没有对象的姑娘的标志是穿浅色大襟短衫、长裤，身束小围腰。小伙子只要看到这样打扮的姑娘经过，都可以上前说话求爱。如果姑娘看上了小伙子，他就会取下身上的毛毯，拉着姑娘的手离开大路去细谈。

傣家婚礼

傣族青年男女结婚，一般实行从妻居的习俗，即男子到女方家上门，因此婚礼主要在女方家举行。婚礼开始前，新郎新娘先要到佛寺去拜佛，祈求吉祥幸福，白头偕老。

举行婚礼这天，男方家派出的亲朋好友到女方家参加婚礼的人特别多。他们陪着新郎，一路敲着象脚鼓和芒锣，喜气洋洋地来到女方家，沿途还鸣放鞭炮和鸟铳，以增加喜庆气氛和驱除邪魔。婚礼首先从女方家的门口开始：在地上铺一条花毯，在上面摆一张小供桌，桌上摆放着鲜花和果酒。新郎和新娘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并排坐在花毯前，请和尚念经。念完后，和尚用彩色丝线分别束在新娘和新郎的手腕上，以示祝福。接着，男方要走进女方的家，这需要经过几道关卡：一是到门口时，竹门已关闭，男方需放鞭炮、付礼钱，门才打开让其通过；二是登竹楼时，男方被女方的人阻在楼下，男方需付礼钱才能登楼；三是进了屋后，新娘被藏起来，见不着新娘。男方需付礼钱和敬酒，几番恳求，几经周折，新娘才被送出来。这一系列过程包含着考验新郎的意味，充满了欢乐和喜庆的气氛。

接下来是举行拴线仪式：桌上放有男方送给女方的礼物，如衣服、筒裙、银裤带、手镯等。另外还放着糯米饭、红糖、芭蕉、盐巴、白线等。拴线仪式开始，新郎新娘并排跪在婚礼桌前，接受老人的祝福和来宾的祝贺。接着由主婚人致贺词，在座的人都要伸出右手搭在桌子上，低首聆听贺词。贺词完毕后，新郎新娘每人从桌子上扯下一团糯米饭，在酒里蘸一蘸，然后点鸡、盐和白线等物，每人需连点三次，点完后把饭团放回桌面。这时，主婚人拿着桌上一根较长的白线，分别拴在新郎新娘的手腕上，祝福新婚夫妇幸福吉祥，生的儿子会犁田、盖房，生的姑娘会织布、栽秧…… 拴线后，桌上的一只鸡献给主婚人，另一只鸡拿给小伙子们去分吃，预祝他们早日找到心爱的姑娘，也来幸福地拴线，其余的东西全部放在新婚夫妇的帐子边，过了三天才能吃。

第二天天亮前，新郎要返回父母家，到晚上才回妻家。第三天，男方母亲挑着凉米粉等东西来女方家认亲戚，并分别向各亲友送凉米粉一块。婚后第五天，新郎新娘又挑着凉米粉来到男方家认亲戚，同时也分别送亲友凉米粉一块，亲友也要向新娘赠送礼物。到此，整个婚礼才算结束。

结婚后，男方一般要在女方家住满三年，然后才能携妻回到男方家住，在男方家住满三年后，又可以回到女方家住，即所谓“三年去，三年来”。直到夫妇二人盖起自己的房屋，经济能独立后，才离开双方父母，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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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离婚婚俗

傣族人结婚后，夫妻恩爱，感情融洽，离婚的极少。在一些地区，如离婚，由提出离婚的一方递给对方一对腊条，或双方拉一块白布从中剪断，从此便恩断义绝，便算离婚了。如夫妻中一方死去，不论年龄多大，也要举行离婚仪式：生者用一根棉线拴在死者的棺材上，出殡时由一老人用刀将线割断，生者和死者便断了夫妻关系。

瑶族婚俗

古老的瑶族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与习俗，300多个分支在婚俗方面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瑶族是一个崇尚自由婚俗的民族，与黎族在婚俗方面有些类似，比如黎族中的牙印深浅测爱意，瑶族也有类似的活动，即咬手背，而且咬的轻重也有不同的说法。下面主要介绍瑶族别具情趣的婚俗风情。

串情人与咬手背

秋收过后，蓝靛瑶族的未婚青年大都要背着米去串情人。一伙同性别青年按事先约定来到一个瑶家山寨，该寨的异性青年则备下酒菜款待。款待还有仪式，先是客人即兴唱起山好水好主人好的赞词，然后双方在唱中交流感情。盛宴间眉来眼去对准了对象，就成对成双地到寨子外边，尽情地倾吐心中的爱慕之情。于是按祖先留下的规矩，要情郎往爱妹的手上咬一口，再由爱妹朝情郎手上还一嘴，咬这一口还有许多讲究，咬重了说是狗咬；咬轻了，表达不了对情人的爱。这一口还必须咬在手背上，但又不得咬着凸起的骨节处。假若咬的规模、位置都合规定入情理，被咬的伤口发炎化脓，表示恋人的情意已经溶入对方的肌体和血液里。再加上互往手上拴了红、蓝丝线（男给女拴蓝或黑丝线，女给男拴红丝线），这对恋人就可以等着良辰吉日成亲了。

茶山瑶的婚礼

茶山瑶在接亲的日子中，一不吹唢呐，二不抬花轿，三不打锣鼓放鞭炮。而是男方派房族兄弟四至六人，半夜点火把去接新娘。接亲的这天晚上，女方家里每一重门都点上一盏油灯（茶山瑶的房屋深而长，一般都有三四重门）照着接亲房族。新娘早已梳妆打扮好，等候接亲。当男方房族兄弟进屋向女方父母贺喜、道谢，吃罢“领情饭”之后，便把新娘接走。陪同新娘出嫁的有新娘房族姐妹四至六人。

新娘到新郎家，堂屋早已摆好酒席，酒席很简单，只有一只鸡和两三斤猪肉。全家老少和送新娘的双方同族兄弟姐妹，陪新郎新娘欢欢喜喜进餐，老人讲乐话，后生家敬酒，表示祝贺新婚。进餐完毕，婚礼也就结束了。当太阳升上东山，新娘新郎扛着锄头双双下地劳动。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昨天夜里，寨里又添了一对新婚夫妇。

独特的坐歌堂

瑶族的婚礼程序，独具特色，尤以“坐歌堂”最为别具一格。

传统伴嫁分为两步，新娘出嫁前两晚坐歌堂伴嫁，叫“伴小嫁”；出嫁前夕伴嫁坐歌堂，称“伴大嫁”。入夜开始，通宵达旦，上半夜唱耍歌，下半夜唱长歌，第二天黎明时，跳伴嫁舞，之后新娘开始哭嫁。伴嫁歌的内容十分丰富，或嬉笑逗耍，或传播历史、生产知识，或歌唱风俗人情，但主要还是围绕妇女生活和出嫁而唱，如赞姐妹、颂姐、女离娘、哭嫁妆、怨爹娘、骂媒人、做媳难、童养媳苦、分离歌、送别歌等。演唱形式有独唱、轮唱、合唱、边说边唱、边舞边唱、哭唱、骂唱等。伴嫁舞多是生产劳动动作的升华，如把盏、香火、走马、划船、卖酒、推磨、娘喊女等。

“坐歌堂”是在姑娘出嫁的前一天晚上，以新娘和伴嫁姑娘为一方，以新娘的嫂嫂、婶娘和已出嫁的姐妹为一方，互相对歌。对歌分说郎、道情、盘歌三部分。“说郎”由婶、嫂一方提问，新娘一方回答新郎的人品、外貌及恋爱经过。

“道情”是对歌的中心。双方运用大量的比喻、双关等手法，回忆共同相处的美好岁月，表示依依惜别之情。父母兄嫂在“道情”中，把如何待人接物，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处理好婆媳、夫妻关系等唱给新娘听，新娘都一一作答。这实际是新娘离家前，长辈对她进行礼仪教育。新娘也可以对父母兄嫂提意见，无论多尖锐，父母兄嫂也不能发脾气。这些都可以说是瑶家的好传统，也是瑶家母女恩爱、姑嫂和睦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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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盘王节的传说

传说高王来侵，平王出榜招贤，谁斩下高王的首级，就把公主嫁给他。龙犬盘瓠听到了，摘下金榜，渡海来到高王身边。一天，盘瓠趁高王醉酒，咬下高王的头献给平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娶了三公主为妻。后来，盘瓠想变成人，便叫公主把它放到蒸笼里蒸七天七夜，公主照办。蒸了六天六夜，公主担心蒸死丈夫，偷偷揭开盖子看，盘瓠果真变成了人，只因不足七天七夜，故头上和小腿上还有许多毛未脱落，后来就用布带把头和小腿裹起来。盘瓠变成人后，平王派他到会稽山为王，号称“盘王”。 但在一次狩猎中不幸身亡，瑶族人民在这一天以此来表示对盘王的纪念。

维吾尔族婚俗

维吾尔人的婚礼较为隆重，充满欢乐的气氛，婚典通常要举行两三天。有的地方还保留新娘进屋要跳火盆，或由舅舅抱着新娘上车等习俗。

维吾尔族一般只限于本民族内部通婚，不提倡女性与非伊斯兰教男性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通婚，男性可以娶非伊斯兰教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女性为妻，外族新娘必须皈依伊斯兰教，履行一定的入教手续，接受伊斯兰教教规的约束。维吾尔族的婚姻一般要经提亲、订婚、迎娶、婚礼等过程。

选亲

男方家长从亲戚朋友、邻里或从别处为儿子物色对象，选中以后，就通过别人告诉儿子，征求儿子的意见；儿子也可自己物色对象，但须经父母同意。

提亲

姑娘一经选定，由家长出面拜托亲戚朋友中的两名中年男子到女方家提议结亲，经女方家长同意，才可以订亲。一般来说，男方家长不能单独去提亲，而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陪同一起去，或是请亲属一起去。这样女方家才会接待，并认为有人郑重其事登门提亲，感到光彩，会非常高兴。提亲时，男方要准备给姑娘一套质量较好的衣料、一些盐、方块糖和五个馕(有的地区带七个或九个馕)，作为见面礼。礼品中的盐和馕都含有深刻的意义。男方向女方家提出攀亲的要求后，女方一般不马上答复，要和家人和女儿进行商量，并对男方家的情况进行调查和了解，如果同意，即答复男方，若不同意，也要通知男方。假若答应了这门亲事，则要把这门亲事公开，青年男女便可以来往，进行“合法”的恋爱，增进相互间的了解。维吾尔族把这种提亲的程序称为“拜西馕塔西拉西”(意为“试探”)。

送订亲礼

送订亲礼时由男方的母亲带上事先准备好的聘礼，在三四名妇女的陪同下去女方家。女方备餐热情招待。餐中，把带去的礼物一一拿出，当面交给女方，并商定送大礼的日期。

送大礼

作为大礼送的衣物、食品及其他东西要比第一次送的多得多。送大礼时，陪同人数和娶亲人数一般由双方商定。男方的父母在亲友及邻居的陪同下到女方家同女方的父母和主要亲属正式见面。送大礼的客人会受到女方的热情款待。之后，双方共同商定结婚日期和婚礼事宜。

婚礼

由于婚宴是在女方家办的，举行婚礼的前一天，男方要把举行婚礼需要的东西送到女方家里。婚宴中，先招待男宾，后招待女宾。男女不同席，庆贺礼物由女宾带去。新郎新娘由各自的陪伴陪同，聚集在女方院内的一间屋中弹唱跳舞。举行婚礼，要请伊玛目或宣礼员诵经。仪式上，新郎新娘同时吃一块在盐水里泡过的馕，意思是“同甘共苦，永结良缘”，因为盐和馕是维吾尔族人生活中最离不开的两样东西。

新娘入男家

新娘离家出门后，按习俗，沿途的乡里乡亲可在半路上“拦驾”。这时新郎要把右手放在胸前向众人频频施礼，给孩子散发喜糖，才能通过。新娘到了男家，和塔吉克族的婚礼相似，男家门口也点了一堆火，新娘到后，其中的客人用一根火把在新娘的头上绕三圈，然后新娘向每个客人赠送礼物，接着绕火堆几圈，驱鬼招福，就可以进入新房了。这个程序过后，新郎的朋友及宾客就唱起喜歌，享用喜宴上的各式糕点和抓羊肉抓饭，客人们吃得越多，主人越高兴。

喜宴过后，大家打起手鼓，弹起都塔尔和热瓦甫，跳起欢快的舞蹈。新郎新娘会被邀请单独表演一段舞，气氛随之推向高潮。一个星期以后，新婚夫妇要带着礼物回门探亲，娘家为小两口准备甜酱和美味的抓饭，祝福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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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民族禁忌

维吾尔族待客和作客都有讲究。如果来客，要请客人坐在上席，摆上馕、各种糕点、冰糖等，夏天还要摆上一些瓜果，先给客人倒茶水或奶茶。待饭做好后再端上来，如果用抓饭待客，饭前要提一壶水，请客人洗手。吃完饭后，由长者领作“都瓦”，待主人收拾完食具，客人才能离席。吃饭时，客人不可随便拨弄盘中食物，不可随便到锅灶前去，一般不把食物剩在碗中，同时注意不让饭屑落地，如不慎落地，要拾起来放在自己跟前的“饭单”上。共盘吃抓饭时，不将已抓起的饭粒再放进盘中。饭毕，如有长者领作“都瓦”，客人不能东张西望或立起。吃饭时长者坐在上席，全家共席而坐，饭前饭后必须洗手，洗后只能用手帕或布擦干，忌讳顺手甩水，那样不礼貌。

白族婚俗

白族是少数民族中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民族。作为其行为文化表现之一的婚俗既具汉文化的特点，又具有自身的特色。

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白族先民就在以苍山洱海和滇池为中心的地区生息繁衍，过着农耕渔猎的定居生活。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传统婚俗在融入现代元素的同时，仍旧保留着古老的礼俗。

树枝探姻缘

云南兰坪、碧江等的白族支系那马人，青年男女一般从十六七岁开始谈情说爱。那马小伙子要是看中了一位姑娘，他就会千方百计探寻姑娘经常走的山路。等姑娘出来时，小伙子就躲在岔道口，摘一把树枝放在岔道正中，头朝着自己要走的方向。姑娘看到岔道口的树枝和前面的小伙子之后，如果朝树枝的方向走，表示她同意小伙子的求婚。如果不朝树枝所指方向走，说明她不接受小伙子。小伙子在前面看着，对姑娘的态度也就一目了然。

草鞋定终身

那马人小伙子有没有对象，只要看他们的鞋子就能知道，如果他们脚上穿着四鼻子草鞋，说明小伙子已经有意中人了。这四鼻子草鞋，就是姑娘送给小伙子的。那马姑娘从小就学打草鞋，一般送给兄弟姐妹和亲友的都是二鼻子草鞋，只有送给情人的才是四鼻子草鞋。

油炸粑粑传情

那马人男女青年结婚之前也要先提亲。提亲时，待太阳落山以后，媒人和男方的若干位亲戚举着火把，带着礼品去到女方家，宾主双方围坐在火塘边对唱调子，通过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的调子对唱，互相了解对方家庭的基本情况以及女方家长对这桩婚事的态度。如果女方家长表示满意并收下送来的礼物，便叫姑娘用油炸粑粑招待提亲人。提亲人吃上油炸粑粑，婚事也就算说成了。之后，男方选择一个吉祥的日子把彩礼聘金送到女方家，便可商议迎亲的日期了。

私房等情郎

怒江岸边自称“勒墨”的白族群众家里的女孩长大成人后，父母就在住宅旁边给她搭盖一间小房，供她居住。每天晚饭过后，姑娘便回到她的小房间里捻线、绣花、纳鞋底，同时也在等待小伙子的来访。小伙子到来后，不管她看得上或看不上，都同样予以热情接待，而从姑娘的目光里或从她讲话的调子里，小伙子也能感觉到姑娘是否对他有意而决定去留。

杀猪看肝胆卜姻缘

勒墨小伙子和姑娘订下终身以后，还得告知父母并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男方媒人到女家后，女方父母不与媒人见面，而由姑娘的叔伯或堂兄表兄出面与媒人议亲。女方原则上同意联婚后，还须杀猪看肝胆。如果猪胆饱满，猪肝形状好、颜色鲜，便认为是吉祥的好姻缘，婚事便可最后定下；否则便认为不吉利，亲事也就告吹。如果女方很愿意结这门亲，可以再杀一头猪进行第二次占卜。若二次占卜吉利，仍会受到人们的热烈祝贺。

新郎不迎娶新娘

结婚时新郎不到女方家迎娶，新娘由她的姐妹和伙伴送到男家。送亲队伍到达男家大门时，男家将大门关上，只留一位老人守在门口，另请一位老人代表女家手捧十个粑粑前来请求开门。双方经过一番对唱以后，女方老人以十个粑粑象征十两银子送给守门老人，男方老人这才打开大门让新娘陪娘进屋，给送亲人敬一碗酒。新娘进屋后，新郎家的人便把新娘送来的猪肉粑粑等供品祭祀火塘里的三脚架，禀报祖先家里增加了新的成员。

伴娘背新娘入洞房

新娘到新郎家后，由伴娘背进洞房，然后与新郎双双来到堂屋拜见新郎父母及长辈亲戚，并由村寨长老替新郎解下肩上红布。次日清晨，新婚夫妇再次拜见父母，婆婆给新媳妇一封红包，新媳妇则把从娘家带来的礼物分送给新郎的舅舅、姑姆、叔伯等至亲。从此，新娘才算男家的正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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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三道茶的由来

很久以前，在大理苍山脚下，住着一位手艺高超的老木匠。一天，他对徒弟说：“你作为一个木匠，会雕会刻，这只是学到一半功夫。要是跟我上山，你能把大树锯倒，锯下板子，扛得回家，才算出师。”徒弟不服气，就跟着师父上山，找到一棵大麻栗树，立即锯起来。最终徒弟出师了，分别时，师父舀了一碗茶，放上些蜂蜜和花椒叶，让徒弟喝下去后，问道：“此茶是苦是甜？”徒弟答曰：“甜、苦、麻、辣，什么味都有。”师父听了，哈哈大笑，说道：“这茶中情由，跟学手艺、做人的道理差不多，要先苦后甜，还得好好回味。”自此开始，白族“一苦，二甜，三回味”的三道茶就成了晚辈学艺、求学时的一套礼俗。

苗族婚俗

苗族古时偏居崇山峻岭之间，过着一种悠闲、自在的山野生活，不受中国两千年封建礼教的束缚，堪称“化外之人”，不属“在册之民”。因此他们的婚姻显得更为自由与浪漫。

苗族支系纷繁，居住分散，在婚仪与婚俗上，各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绚丽多彩，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苗族婚姻文化。苗族婚俗是苗族文化中最集中的反映，恋爱、结婚的整个过程体现了苗族酒俗、歌俗、服饰、禁忌、惯例等。历史发展到今天，苗族婚俗经过改革、沉浮、积淀，一些已被时代所湮灭，但仍有一些习俗得以保留下来。

踩脚求爱

在苗族过苗年、赶坡会等节日时，有的男青年对某一位姑娘产生了爱慕之情，为了试探对方心意，但又不好意思在众人面前表露，就得寻找时机，趁别人不注意时，用脚尖轻轻地踩上姑娘的脚背，表示向她求爱。这时候，如果姑娘也同样用脚尖轻轻回踩男方脚背，就表示接受男方的求爱。相反，就是被拒绝。苗族青年男女还有很多种形式在一起交往，通过“坐妹”即男女青年围坐在塘边倾吐衷情，经过两三次的接触和对歌，双方互有好感，就交换礼物，可种花生定情、搓泥巴定情，定下婚事，如果有女方父母不同意，就有“偷亲”的婚俗，夜晚把新娘偷偷接回新郎家成亲，“偷亲”是苗族青年争取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制度的一种形式。

苗族女子要是迫于父母之命违心负约他嫁时，当初的恋人和好友，便在女方成亲那天，出寨拦下新郎送给女家的重要聘礼——猪头，这种行动本地人称作“挡婚”。

婚姻三步曲

如果双方父母都同意了，就要按婚礼“三步曲”进行。第一步是送礼。结婚前，男方要给女方家里送礼银、鸡、鸭、肉、酒之类的礼品。女方也回赠一担蛋品、粽子和糍粑，还有两只头上扎有谷穗的老母鸡。第二步是抢羊。女方的陪嫁品除了棉被、衣服、衣箱外，还有一只大山羊，女方送羊，男方抢羊。“抢羊”活动也是接亲和送亲的未婚男女找对象的好机会。第三步是祝福。由有福气的长辈入房为新郎新娘祝福，祝福后，客人退出，新人成亲，婚礼结束。

草标幽会

苗族男女幽会时，往往以草标作标记，俗称“草标幽会”。草标是用草结个疙瘩，疙瘩结在草实上，草根朝幽会的方向，暗示男方(或女方)已到此地，示意女方(或男方)速来。当女方(或男方)见到草标后，必须另结一个草标，疙瘩结在草的中部，横放在第一个草标中间，向往来行人表示：此地有情人幽会，请勿打扰。草标是预约的一种暗号，一般放在预定的岔道或路边。过往行人见了草标，一般都能自觉回避。若有不留心草标而误入幽会之地者，要向幽会者当面认错；若是蓄意窥探，并与幽会者争执甚至打骂起来，幽会者可报告当地头人。事情传了出去，窥探者不仅会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而且还将按当地习惯法论以“侵犯人权”之过，罚以钱财向幽会者赔礼道歉；行人若不依从，幽会者还得请苗老司举行法事，为行人解凶求福。苗族青年的约会是十分庄重、严肃的，别看他们说说笑笑，自由浪漫，而实际上男女双方相互是极为尊重的，任何过头的粗鲁举动都会伤害情人的心，甚至因此而导致感情破裂。

草标幽会，一般是在男女双方热恋之中进行的。初次幽会时。男女都必须邀几个未婚青年做伴；待双方的关系基本确定以后，才单独约会。幽会一般是男方先到，往往以“打叶炮”式吹木叶为号，示意对方速来。若久等不至，男方可借木叶抒情，其声婉转悠扬，使听者无不为之哀怜忧伤；或直接放歌，对天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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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芦笙的传说

芦笙，黔东苗族方言叫“给”，川黔滇苗族方言叫“更”，用竹制作而成。每把芦笙六根管，在芦笙歌中有“芦笙三节筒，长瓢里头空；瓢兜六根杆，吹来向轰轰”的描述，它与方言、服饰一起，是区分苗族支系的重要标志。在苗族传说中，古老的时候天下没有人烟，天帝就派了小女儿勾素下到地上来造万物。有了万物后，有一天贾、凶（即杉木和竹子）两兄弟上天庭想向天帝讨要几件供人娱乐的器具。天帝的女儿勾素就砍下自己的6个手指和一只手臂，做成了一把芦笙，她自己因流血不止而死。天帝十分悲痛，把芦笙交给贾、凶两兄弟说：“这就是你们的母亲，以后凡事必须经过她（许可），她会给你们带来幸福。”苗家自从有了芦笙，便过上了安定、美满和幸福的生活。

蒙古族婚俗

蒙古族是一个强悍且善射的民族，在天长日久中形成草原特有的婚礼习俗，部落之间婚俗大体相似，只是细节有些差异。

说起蒙古族，人们会联想到那达慕大会，这个节日也是蒙古族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大好机会。大会上青年男女身穿民族盛装，参加各种竞技活动。在射箭、摔跤、赛马等比赛中的获胜者，总能赢得姑娘们爱慕的目光，而此时往往也成为男女青年恋爱的开始。

婚恋信物

在蒙古族中有一种男女相爱的信物叫“哈布特格”，它是佩挂在蒙古袍上的一种饰物，一般都是由姑娘亲自绣制。小伙子在择偶时，都要看对方的“哈布特格”绣得如何，如果绣得精美，说明姑娘是一个勤劳能干的姑娘，将来日子一定会安排得很好。

抢枕头的习俗

姑娘出嫁前，父母要为她在自己居住的蒙古包旁，搭一个新的蒙古包。出嫁这一天，要把送给新娘的嫁妆，一件件陈设在新蒙古包内。陈设完毕时，女方由四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抱着一个木制的一米多长的大枕头走向蒙古包，这时男方的四个小伙子便上前抢夺。双方八人你抢我夺，都不轻易松手，直到精疲力竭。之后双方共同将大枕头放在床上，仪式便算告一段落。

鄂尔多斯婚礼

鄂尔多斯婚礼有着700多年的历史，凝聚着蒙古民族婚俗的精华。鄂尔多斯婚礼大多在腊月或正月间举行。青年男女经过家长说媒定亲之后，姑娘除梳一条大辫子之外，还要在前额两边各梳6条小辫，这标志着姑娘已经定亲待嫁了。

双方选定吉日后，分别邀请各自的亲朋好友。举行婚礼那天，来宾们都要穿上漂亮的衣服，骑上高头大马，带着礼物去新郎新娘家祝贺。

新郎迎亲都是在傍晚时分启程，他们带着弓箭、食品和礼物，骑着骏马。行前，新郎要把一只灌满了酒的小白瓶藏在马鞍下或马鬃里面。

新郎和迎亲队伍在黑夜中到达新娘家。他们按照习惯要先绕着屋子转一圈，然后将一条哈达献给那些操办婚事的炊事长，并赠送一只剥好的小羊，以表敬意。这时，新郎也将带来的弓箭放在象征鄂尔多斯勇敢精神的玛尼宏旗标前。新娘的伙伴们则迫不及待地在新郎的坐骑上寻找那只小酒瓶。

迎亲队伍将所带的礼物和食品逐一交给新娘家。主宾在互换鼻烟壶，表示问候之后，新郎向在座的女方主婚人、岳父、岳母及宾客们行磕头礼。在女方盛大的婚宴上，人们一边狂饮，一边进行饶有风趣的对唱。就在人们痛饮狂欢之际，有人将新郎引进新娘的房间，他在那里还要经过一番考验，比如当新郎一坐定，就有人拿来一块煮熟的羊颈骨，请新郎把它拗成两段，意在看新郎的力气有多大。如果新郎拗不断，人们便乘机起哄取笑。当天晚上，新娘还不离开家，她和好友边说边哭，依依惜别。为了表达姐妹们的挽留之情，她们将自己身上的腰带解下来连结在一起，先从新娘这边的袖口穿进，再从那边的袖口穿出，然后其他姑娘也照此办理，连结起的腰带从每位姑娘的袖口穿过后，大伙儿紧紧抱在一起，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难分难舍之情。

在女方家经过通宵达旦欢乐之后，次日凌晨，迎亲队伍接着新娘要启程了，由女方宾客组成的送亲队一同前往。在娶亲路上，按照习俗，男女双方都要设法抢先到男家，女方中一人有意抢去伴郎头上的帽子，挑在马鞭上，然后扔到地上，让新郎下马捡帽，这样势必耽误时间，女方伴娘便可抢先而行。但男方也有高招，在离新郎家不远的地方设一酒席，招待女方，女方伴娘一喝酒，男方便调换最强壮的骏马，抢先到家。一路上便是这样追逐嬉戏，纵马奔腾，充满着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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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求婚歌

金杯里斟满了清凉的奶酒

捧在洁白的哈达上向您献上

遵照祖辈商定的婚事

您把宠爱的女儿许给我

银杯里斟满了圣洁的奶酒

放在长寿的哈达上敬献给你

遵照先世预订的婚约

您把美丽的女儿许给我

骑上雪白的骏马我想并肩驰骋

亲爱的姑娘请你体察我的心情

践守前约我们一起返回故乡吧

可否可否和我一起启程

骑上黄骆驼我想相依而行

亲爱的姑娘请你接受我的爱情

遵照前约回家乡

可否可否和我约定终身

第八讲 民族服饰篇

华夏霓裳汉族服饰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礼仪之大，故称“夏”；服章之美，谓之“华”。自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汉民族的服饰连绵几千年，特色鲜明，博大精深。

汉服是中国汉族的民族服饰，其由来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一直到明代，连绵几千年。自炎黄时代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汉服已具基本形式，历经周朝的规范制式，到了汉朝已全面完善并普及，汉人汉服由此得名。

汉服的特征

汉服的主要特点是交领、右衽、束腰，用绳带系结，也兼用带钩等，给人洒脱飘逸的印象。汉服有礼服和常服之分。从形制上看，主要有“上衣下裳”制（裳在古代指下裙）、“深衣”制（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襦裙”制（襦即短衣）等类型。上衣下裳的冕服为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礼服，深衣（袍服）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则为妇女喜爱的穿着。普通劳动人民一般上身着短衣，下穿长裤。

配饰头饰是汉族服饰的重要部分之一。古代汉族男女成年之后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上，以笄固定。男子常常戴冠、巾、帽等，形制多样。女子发髻也可梳成各种式样，并在发髻上佩戴珠花、步摇等各种饰物。鬓发两侧饰博鬓，也有戴帷帽、盖头的。汉族人装饰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喜饰玉佩玉。

千年华服

约五千年前，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就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后又发明了饲蚕和丝纺，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殷商以后，冠服制度初步建立，西周时，服饰制度逐渐形成。周代后期，由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急剧变化，百家学说对服饰的完善有着一定的影响，冠服制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成了礼仪的表现形式，从此中国的衣冠服制更加详备。

自周代至明代，汉族服饰制度和基本特征没有大的改变。明朝灭亡后，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削弱汉人的民族认同感，以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大力推行满族发型和满族服装，禁止人民穿戴汉族服饰，史称“剃发易服”，这使得汉服逐渐消亡。后来的旗袍、长衫、马褂都以满族为主体的民族服饰改良和发展而来。

唐装

盛唐时期，声誉远及海外，以后海外各国因称中国人为“唐人”，“唐装”就是唐代的汉服。因此，“唐装”的称谓源于海外。

唐代男子最主要的服饰是幞头纱帽和圆领袍衫。幞头是一种包头用的黑色布帛，样式富于变化。圆领袍衫用途广泛，上至帝王，下至百官，礼见宴会均可穿着，甚至用作朝服。早期的袍服多用大袖，随着南北风俗习惯的相互渗透，唐代袍服款式逐渐演变成紧身、窄袖的袍服样式。

唐代女子最主要的服饰是襦裙，这种风格流行在初唐时期，基本上沿袭了自东汉以来华夏妇女传统的上衣下裳制。衣是上身穿的，裳是裙子，衣与裳分开，这种分两截的穿法一直延续到明末。中晚唐时期，妇女的服装开始复古，从以显出女子身材为主逐步恢复到秦汉那种宽衣大袖、飘逸如仙的风格，服式越来越肥，华丽大气，宽松自然。

现在大陆流行的唐装，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是满清马褂的延续与改良，属于满服的范畴，与“唐朝的服装”（汉服）在风格、款式上面并无丝毫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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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与汉服的渊源

和服，在日本又称为“吴服”，意为从中国吴地（今江浙一带）传来的服装。日本的奈良时代，是中国的盛唐时期，当时日本派出大量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文化艺术、律令制度，其中也包括衣冠制度。当时他们还模仿唐制颁布了“衣服令”。初期和服为唐服翻版，之后的盛装“十二单”的外套华服也被称为“唐衣”。和服虽由汉服发展而来，但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民族特色了。

自然纯朴的黎族服饰

黎族妇女精于纺织，传统服饰自然纯朴，花边图案富于变化，异彩纷呈，黎锦、黎单闻名于世。黎族服饰之美沉淀了千年，那根纺线也跳跃了千年。

黎族服饰凝聚着黎族人民的智慧，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及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是黎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男女服饰之别

黎族妇女以精致细腻的手工，织出了古朴而有神秘感的本民族服饰。黎族服饰的主要色调为黑色，使用来自自然的染色剂。服饰上衣色调单一，无花纹图案。

黎族妇女上衣长袖开胸，无扣子。衣领平而长阔，袖筒边条绣白色小布条。不过老人是不穿有白颜色的黎服黎裙的，视为不吉利。女子黎裙成筒状，又长又宽,上面有多样的图形图案。

黎族男子上衣长袖，开胸对襟，无领无扣，基本呈全黑色，比女子上衣更要单一。男裙相对较短，与上衣相似，无花纹图案。男裙可展开成一块宽长的布，穿时围腰系紧绳子，这是地地道道的开衩裙子。男子黎裙服饰更多表现的是男儿坦荡不羁、潇洒自在，还有随意古朴。

不同支系的黎族服饰

海南黎族共有五个支系，各支系间服饰有着明显的不同。白沙县一带黎服较为原始，女子穿青布贯头衣，衣侧和袖口饰有精细的两面绣纹样，下着黎锦短筒裙。妇女挽髻于脑后，骨簪雕有精细花纹。男子传统装束为上穿无领对襟衣，包头帕，衣物有少量绣饰。

保亭县一带的杞黎女子善织，筒裙和头帕皆用精美的梨锦制作。女子穿无领对襟衣、筒裙、包筒状头帕，喜佩各种银饰。男子上穿无领对襟衣，腰系布裙。

乐东县黎女子穿对襟开胸无纽扣上衣，领襟和后背有粗犷的绣饰，家织青色条纹布中筒裙。男子传统装束为条纹布对襟无纽扣中长衣，系兜裆布，头扦羽毛。

东方市美孚黎女子上穿大领对襟衣，下着扎染织花长筒裙，长发挽髻于脑后，包黑白条纹布头帕。男子穿大领对襟衣，服式较女装宽肥些，下着及膝包裙，脚穿木屐，头戴斗笠。

保亭县德透黎女子穿立领大襟窄袖紧身翘襟上衣，织花长筒裙，花鞋，喜欢佩戴各种银饰。

黎族服饰源于自然

黎族服饰主要利用海岛棉、麻、木棉等原料织缝而成。有些地方用“树皮”(野生麻类)作为纺织原料。黎族服饰过去绝大部分是自纺、自织、自染、自缝的。染料以采集植物为主，矿物为辅。青、绿、蓝等颜料多用植物叶子制成，黄、紫、红等色彩利用植物花卉加工而成，棕色是利用树皮或者根块切成碎片后投入少量石灰(溪河螺自烧而成的石灰)煮水制成。着色时，将布料、线团放在染缸中浸数回，使其均匀，料身染上色彩后，变得坚挺。

黎族服饰图案较多采用平日喜闻乐见的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以及几何纹等，不同地区有所侧重。这些图案的造型稚拙夸张，构思大胆巧妙，运用直线、平行线、方形、三角形等构成整齐的富有装饰风格的花纹图案。在色彩上，一般采用红、黄、白等几种，配色和谐，绚丽华美。黎族妇女的头巾、上衣、筒裙往往嵌入了金银箔、云母片、明片或羽毛，有的缀以贝壳、穿珠、铜钱、铜铃或流苏等，更产生了有声有色的特殊效果。

美丽的黎锦

黎锦以棉线为主，麻线、丝线和金银线为辅交织而成。黎锦制作精巧，色彩鲜艳，富有夸张和浪漫色彩，图案花纹精美，配色调和，鸟兽、花草、人物栩栩如生，在纺、织、染、绣方面均有本民族特色。黎锦三千年辉煌，厚重的文化底蕴，不朽的艺术创造，是中国纺织史上的壮丽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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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妇女秀面纹身风俗

海南黎族妇女有纹身的传统，现在纹身的青年女子已很少了。对于黎族纹身的起因，民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说纹身是祖先传下的遗规，如果妇女在世时不文身，死后祖先不认她，就会变成无家可归的野鬼。另有说法认为纹身是黎族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古代时，妇女在黎族村寨中的地位很高，女人结婚后都是居住在娘家。黎族纹身是母权制的产物，它是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的产物。

五色斑斓的瑶族服饰

瑶族人精于织染、刺绣，服饰多种多样。服饰均用自染的土布制作，有一套完整的蓝靛印染技术。服饰色彩常用红、绿、黄、白、黑五种，采用挑花、刺绣、织锦、蜡染等工艺制作，五彩斑斓，美轮美奂。

瑶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湖南、云南、广东、贵州等省，支系众多，分布广阔，各支系服饰也不尽相同。此前瑶族曾因服饰的颜色、裤子的式样、头饰的装扮不同而得各种族称，如广西南丹 “白裤瑶”、龙胜“红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瑶族服饰的色彩、款式之丰富。

瑶族服饰聚焦

瑶族人的服饰多种多样。广西防城花头瑶女子穿对襟交领长衣，衣襟滚边，袖口镶饰布条，下着短裤、绑腿，用红穗缠头，顶一方挑绣几何纹头帕。广西大瑶山花兰瑶女子穿对襟交领式长衣，衣侧开衩，领襟、衣摆、袖子皆施以精美的红色绣饰，下着青布短裤、织锦绑腿、木屐，青布帕、白帕包头，颈尖佩戴银圈等饰物。云南金平红头瑶女子穿青布对襟长衣，领襟有红色绣饰和一排银牌，腰系青布带，带端刺绣几何纹，下着刺绣精美的宽大花裤，其裤子堪称珍贵艺术精品。常见的瑶族男子服装有对襟、左大襟短衣或长衫，束腰带，裤子也有长裤和短裤之分，以蓝色为主。较为特殊的是广西南丹白裤瑶男子的白色灯笼裤，宽臀紧腿，造型奇特。

瑶族各支系服饰存在较大差异，男子服装以青蓝色为基本色调，以对襟、斜襟、琵琶襟短衣为主，也有穿交领长衫的，配长短不一的裤子，扎头巾、打绑腿，朴实无华。

妇女服饰有穿大襟上衣，束腰着裤的；有穿圆领短衣，下着百褶裙的；还有穿长衫配裤的。瑶族服饰的挑花构图风格独特，整幅图案均为几何纹。

多彩多姿的头饰

瑶族头饰极为丰富，白裤瑶男子长发梳辫盘于头顶；大排瑶男子蓄发挽髻，头包红布，插饰野鸡尾；蓝靛瑶男子喜戴编制精美的马尾帽。茶山瑶女子戴三对翘翅大银板；花瑶女子戴狗头冠，盘瑶女子的锦绣帽绚美多姿；顶板瑶女子头顶“峨冠”；用锦帕包出的各种奇特的女子头饰多不胜数。

瑶族头饰颇具特色，多姿多彩：有龙盘形、A字形、月牙形、飞燕形等；有的戴竹箭，有的竖顶板，有的戴尖帽，有的戴竹壳。广西贺县的瑶族妇女戴十余层的塔形帽子，颇为壮观。湖南瑶族的女子以蜂蜡涂发，椎髻于顶，无论寒暑，均以花帕包裹呈梯形，用蛾冠形的斗篷罩在上面，避风遮阳，清秀大方，犹如学士帽，又似宫妃绣冠，婚后则取下蛾冠，表示已成家立业，开始新的生活。

对神的崇拜尽在传统服饰

瑶族服饰美还是集中地反映在挑花的构图上，挑花图案以及服饰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是宗教的反映。广西西林县瑶族保留着一件已有数百年的师公（宗教）服饰，上面绣有许多天神、山神、雷神、日神等，表达了瑶族人民多种崇拜的心理特征。

抽象的文化意识

在远古时代瑶族就会运用抽象的文化意识。南丹瑶族男子白色裤上的五条垂直红线，相传是瑶族祖先为了捍卫民族尊严而带伤奋战的十指血痕。女子着无袖、无扣、贯头褂衣，两侧不缝合，仅将前后襟底边相连，下着蜡染裙，背饰花背牌。其上的方形图案，传说是当年被土官夺走的瑶王印章的模样，绣在衣上以示纪念，也是他们氏族图腾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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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精湛的蓝靛印染

瑶族妇女精于蓝靛印染，至今仍保留着一套完整的印染技术。她们将自己种植的蓝草经过浸泡加工后，提取蓝靛，加入白酒，经草木灰过滤、发酵呈黄色后便可染布。在染布过程中经过数次浸染、晾干，直到布料呈深蓝带暗红色为止。为了使布坚挺耐用、颜色深重，还把已染好的布放入炖缩的牛皮溶液或猪血溶液里，进行蒸晒。蓝靛印染即在蓝靛布上染花，有蜡染、针线折染两种方式。瑶族人民以娴熟的蓝靛印染和印花技术，制作出了驰名国内外的瑶斑布。

素雅轻盈的朝鲜族服饰

朝鲜族自古就有“白衣民族”之称。朝鲜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服装，是朝鲜族人民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的体现，其文化与朝鲜半岛的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朝鲜族服装呈现出素净、淡雅、轻盈的特点，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美的享受，更充实了中国服饰艺术的宝库。

朝鲜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其中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朝鲜族居民使用朝鲜语及文字，杂居地区的朝鲜族通用朝鲜语和汉语。朝鲜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即兴放歌，翩翩起舞。而他们的服饰将舞蹈最大程度地美化，轻盈如蝶，飘然而起，给人以美感。

朝鲜族服装的特点

白色是朝鲜族最喜欢的服装颜色，象征着纯洁、善良、高尚、神圣，因此朝鲜族自古就有“白衣民族”之称。朝鲜民族服装的结构自成一格，上衣自肩至袖头的笔直线条同领子、下摆、袖肚的曲线，构成曲线与直线的组合，没有多余的装饰，体现了白衣民族古老袍服的特点。

朝鲜族传统女装

朝鲜族女子婚前穿鲜红的裙子和黄色的上衣，衣袖上有色彩缤纷的条纹；婚后则穿红裙子和绿上衣。年龄较大的妇女，可在很多颜色鲜明、花样不同的面料中选择。

朝鲜族妇女的短衣长裙，是朝鲜族服饰中最具传统的服装。短衣在朝鲜语中叫做“则高利”，是朝鲜族最喜欢的上衣，女性穿起来潇洒、美丽、大方；长裙，朝鲜语叫做“契玛”，是朝鲜族女子的主要服饰，腰间有长皱褶，宽松飘逸。年轻女子和少女多爱穿背心式的带褶筒裙、裙长过膝盖的短裙，便于劳动。中老年妇女多穿缠裙、长裙，冬天在上衣外加穿棉(皮)坎肩。

朝鲜族妇女头饰较简单，女孩多留娃娃头短发，未婚少女梳一条长辫，婚后挽发于脑后，除在辫根和辫梢系彩色头绳及在发髻上插金属簪外，无其他饰物，朴素大方。

朝鲜族传统男装

朝鲜族男子一般穿素色短上衣，外加坎肩，下穿裤腿宽大的裤子。外出时，多穿以布带打结的长袍。男子短衣朝鲜语也叫“则高利”；成年男子的上衣衣长较短，斜襟、宽袖、左衽、无纽扣，前襟两侧各钉有一飘带，穿衣时系结在右襟上方。他们还喜欢黑色外套或其他颜色的带纽扣的“背褂”即坎肩，朝鲜语叫“古克”， 一般套在“则高利”上衣的外面，多用绸缎作面，毛皮或布料做里，有三个口袋，五个扣，穿上显得特别精神。

朝鲜男子爱穿“灯笼裤”，这种裤子裤长腰宽，而且白色居多。“巴基”是指传统的朝鲜族服饰裤子，其裤裆、裤腿肥大。由于朝鲜族传统房屋都有火炕供暖系统，人们常常是坐卧在地面的垫子或席子上，穿这种裤子便于在炕上盘腿而坐，随意轻松，裤腿系有丝带，外出时可以防寒保暖。

朝鲜族传统儿童装

朝鲜族儿童服装主要是七彩衣，是用七色绸缎给儿童做的衣服，好像彩虹在身。朝鲜族认为彩虹是光明和美丽的象征，或出于审美心理，或出于避邪的目的，意在让儿童美丽幸福，使孩子们显得更加聪慧、活泼可爱。

朝鲜官服

过去朝鲜族的官服，随官职、身份而异，但基本式样大体上是冕服，用黑色绸缎做团领，受中国冕服十二章纹饰的影响，肩部亦有带色之龙，袖口画有火、华虫、宗彝等图案。裳用红绸缎缝制，裳前有藻、粉米的纹饰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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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民俗风情

朝鲜族能歌善舞，尤其擅长本民族的传统乐器和舞蹈，其中包括伽椰琴弹唱、顶水舞、扇子舞、长鼓舞、农乐舞等，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传统歌舞，农乐舞已是世界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喜欢运动，摔跤、荡秋千、跳板是朝鲜族喜爱的传统体育活动。朝鲜族特色民俗小吃，最具代表性的有“辣泡菜、打糕、冷面、酱汤、狗肉”等，不仅当地人喜欢吃，海内外旅游观光的客人来到这里，狗肉和冷面是必须要品尝的。朝鲜族妇女自古以来创造并发展了自己固有的刺绣技法，手工刺绣描绘美丽的自然风景、人物、动物、植物等，反映了朝鲜族妇女美好、细腻的生活感情。

盛世华衣羌族服饰

羌族人民的服饰朴素、美观而具特色。古代羌族多着皮制、毛制衣装，现在服饰的面料更加多样化。妇女服饰鲜艳多彩，每逢节日喜事，羌女盛装艳丽，雍容华贵。羌族妇女挑花刺绣也久负盛名，羌族服饰已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羌族主要聚居地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等地。羌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羌族历史可追溯到古殷商时代，早在3000多年前，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唐时，一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一部分同化于汉族，今天四川西北部的羌族人是古代羌人中保留下来的一支。

羌族服饰演变

羌族古代服饰中以披毡最具特色。文献记载，两汉时甘青羌人“女披大华毡以为盛饰”(《后汉书 西羌传 集解》引郭义恭《广志》)。而与之相同时期的“滇族”等羌支民族的贵族男子也多披毡。可见，披毡原为羌族最古老的服饰之一。唐宋时期，羌族披毡已较普遍，《新唐书 党项传》称：“男女衣裘褐，被毡。”这一服饰传统，至今在羌支民族彝族中仍有遗存。

羌族服饰面料以皮裘、毛、麻织品为主。道光《茂州志》载：“其服饰，男毡帽，女编发，以布缠头，冬夏皆衣毪。”羌族缠头之俗在乾隆年间《职贡图》中已经出现。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他们的服饰也发生着变化。男女皆穿自织的白色麻布长衫，形似旗袍。男则长过膝盖，女则袭脚背。妇女衣服绣有鲜艳的花边，领上镶有一排梅花图案银饰。男女都在长衫外套一件羊皮背心，俗称“皮褂褂”，晴天毛向内，雨天毛向外以防雨。还有一种背心是羊毛毡子做的，较前者略长。

羌族男女头部皆缠青色和白色的头帕。女的或头顶瓦状的青布一叠，然后以两根发辫缠绕其上作髻。男子也有梳辫包帕子的。松潘、黑水一带的男子蓄发，缠以丝绒编成辫子绕成发髻于脑后。男女皆束腰带，打绑腿，绑腿用羊毛织成，用以御寒。男子足着草鞋、布鞋或牛皮靴，行路时多赤足。妇女着尖钩鞋，鞋面素净或绣花。男子亦有穿尖钩鞋的。妇女与男子衣服不同的地方是领边、袖口、腰带和鞋子上常挑有圆圈纹、三角纹等几何花纹图案，衣领上镶有一排小颗梅花形图案银饰。另外，妇女喜戴特大的银质耳环，其他还有银质的簪子、戒指和牌等饰物。这些饰物也有用玉或珊瑚制成的。妇女腰上佩银质针线盒一个，男子则佩银质烟盒一个。

羌族的刺绣

“此情有景道不得，羌姑刺绣在前头。”在羌寨，羌族刺绣总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羌绣是活着的具有灵性的景观，作为骁勇善战的羌族，在刀光剑影中开放出的温柔的花，一直鲜艳在羌族人的生活中。羌绣无疑是羌族民间工艺的一朵奇葩，羌族无论老少皆穿戴羌绣制品，尤其是妇女，从头到脚均有羌绣点缀。羌绣多以粗布、棉线缀成黑底白纹，再绣有各种图案。颜色对比强烈，却十分和谐。其中挑花和刺绣，是羌族妇女的拿手好戏。这些色彩艳丽明快、图案古朴精美的绣品，无论是点缀服饰还是装扮居室，都显得秀美而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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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舞蹈

羌族民间舞蹈大致可分为自娱性、祭祀性、礼俗性三种类型；但从活动的目的性看，许多形式都带有祭祀神灵、祈福禳灾的含义。主要形式有：萨朗、席步蹴、羊皮鼓舞、跳盔甲、忍木那耸瓦等。舞蹈多是围着火塘相互牵手进行的，形式上又近似藏族的锅庄，所以人们就把欢快的萨朗称作喜事锅庄；把在丧事活动中进行的席步蹴等形式，称作“忧事锅庄”。

羌族民间舞蹈多和民俗活动相结合，一般无乐器伴奏，舞者边歌边舞，或以呼喊声、踏地声协调表演。动作没有严格的规范，变化比较自由，形式古拙，风格质朴，生活气息浓郁。羌族民间舞蹈基本上是集体表演的形式，参加者人数不限，围着火塘或在院内围成圆圈进行。

雍容华贵的满族服饰

满族的服饰主要有四种形式：旗袍（即长袍）、马褂、坎肩、夸裤。其服饰高雅华丽，在我国民族服饰文化中独树一帜，历史上曾对中国的服饰发展有过很大影响，尤其是在今天已风靡世界的旗袍艺术方面。

满族，原称“满洲族”“满人”等，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满族散居中国各地，以居住在辽宁为最多。满族先民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为长期适应寒冷气候而选择了保暖性较好的袍装作为日常服饰。在明朝中期满族吸收中原汉族的服装，改进成具有其民族特色的旗装，也称“旗袍”。清朝建立后由于统治者的强制推广，旗装在全国通行，并很快与汉装融合，今天旗袍已经成为东方服饰的代表。

旗袍

旗袍是满族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穿着的服饰，它裁剪简单，圆领，前后襟宽大，而袖子较窄，四片裁制，衣衩较长，便于上马下马；窄窄的袖子，便于射箭。袖子口附有马蹄状的护袖，又称“马蹄袖”。在满族人逐渐脱离骑射生涯后，马蹄袖已成装饰，而放下马蹄袖仍然是满族人对长者、尊者致敬的礼仪。

旗袍，满语称“衣介”，分为单、夹、皮、棉四种。这种“衣皆连裳”(古代上为衣，下为裳)与汉族的上衣下裳的两截衣裳有明显区别，是满族男人喜欢的服饰，也叫大衫、长袍。满族男子穿的旗袍，其样式和结构都比较简单，原为满族骑射时穿用的圆领(无领后习惯加一假领)，大襟，窄袖，四面开襟，左衽，带扣绊，束带，适于骑马射猎。

妇女旗袍的装饰性比男性旗袍更具东方特色，领子、前襟和袖口都有绣花装饰。满族妇女穿的旗袍，样式美观大方，讲究装饰，领口、袖头、衣襟都绣有不同颜色的花边，有的多至十几道，穿起来匀称苗条，婀娜多姿。有一种女式旗袍叫“大挽袖”，把花纹绣在袖里，挽出来更显得美观。旗袍的样式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开襟从四面改成了两面；下摆也由宽大改为收敛；袖口也由窄变肥，又由肥变瘦，使其穿起来更加合体。

满族旗鞋

满族的女式旗鞋，被称为“寸子鞋”，也称“马蹄底鞋”。鞋底中间部位上有3寸多厚的木头，用细白布包上，木跟不着地的地方，常用刺绣或穿珠加以装饰，因鞋底平面呈马蹄形，因此而得名。还有一种鞋的底面呈花盆形状，被称为“花盆底鞋”。老年妇女和劳动妇女所穿旗鞋以平木为底，称为“平底绣花鞋”，也叫“网云子鞋”。满族的女鞋，表面都有绣花，而袜子多为布质，袜底也纳有花纹。

马褂

满族马褂分为大襟、对襟、琵琶襟等多种形式。马褂后成为日常罩于袍子外面的服装。高领对襟，四面开襟，长及腰部，袖子稍短，袍袖可露出三四寸，将袍袖卷于褂袖上面，即所谓大、小袖。现在许多满族人所穿的对襟小棉袄，就是从马褂演变过来的。为了骑马方便，在长袍的外边套一种身长至脐、四面开襟的短褂，以御风寒。

大拉翅

大拉翅是盛行于光绪、宣统年间的满族贵族妇女发式。顶发梳成圆髻，脑后发呈燕尾式。另以黑缎、绒或纱制成“不”字形皂板，叫“头板”，其底部以铁丝制成扣碗状，称之“头座”，扣于头顶发髻上，并用发缠绕，使之固定。这种“高如牌楼”的固定装饰，用时套在头上。通常于头板正中戴彩色大绢花，称“头正”或“端正花”，并加饰珠、翠、玉簪、步摇和鲜花，或于右侧缀一彩色长丝穗。这种发式因头板如两翅张开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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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服饰色彩与图案

满族的服饰色彩多以淡雅的白色、蓝紫色为主，红、粉、淡黄、黑等色也是其服饰的常用色。白色在满族服饰中是一个重要的颜色，因为满族传统上有尚白的习俗，以白色为洁、为贵，白色象征着吉祥如意，所以，在满族服饰中常在红色、蓝色等其他颜色的旗袍上镶白色的花边。满族妇女擅长刺绣，她们常在衣襟、鞋面、荷包、枕头等物品上刺绣花卉、芳草、鹤鹿、龙凤等吉祥图案。

瑰丽多彩的苗族服饰

苗族服饰从总体上保持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等传统工艺技法。苗族由于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形成了迥异的审美观念、审美对象和审美情趣，其服饰造型独特，纹样颇具风格，款式殊异、质地精良、种类繁多。

苗族的挑花、刺绣、织锦、蜡染、剪纸、首饰制作等工艺美术瑰丽多彩，驰名中外。苗族服饰多达130多种，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相媲美。

苗族男子服饰

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西、湖北、海南等省、区，在黔东南和湘鄂川黔的交界地带(以湘西为主)，有较大的聚居区。黔东南境内苗族男人上装一般为左衽上衣和对襟上衣以及左衽长衫三类，以对襟上衣最为普遍，下装一般为裤脚宽盈尺许的大脚长裤。对襟男上装由左、右前片，左、右后片，左、右袖六大部分组成。衣襟订五至十一颗布扣，左襟为扣眼，右襟为扣子。上衣前摆平直，后摆呈弧形；左右腋下摆开叉。

左衽男上衣流行于从江、榕江八开、台江的巫脚、反排和剑河久仰等地的苗族村寨。一件衣服由左前大襟、右前襟、后片及双袖组成，左襟与右襟相交于咽喉处正中，沿右胸前斜至右腋下至摆，订有布扣五至七颗，前摆、后摆均平直。左、右腋下摆不开叉直桶形。左衽上装布料一般为家织布或藏青织贡尼，颜色以青色为主。

左衽长衫结构与左衽上衣相同，差异仅在衣上至脚背，是苗族老年男子常穿的便装。男便装下装一般为无直裆大裤脚筒裤，裤脚宽盈尺许，裤脚与裤腿一致，由左、右、前、后片四片组成，制作简便。

苗族女子服饰

苗族女便装上装一般为右衽上衣和圆领胸前交叉上装两类，下装为各式百褶裤和长裤。右衽上装结构与男上装中的左衽上装大体一致，只是方向相反；无领胸前交叉式上装称“乌摆”(意为雄衣，即男人的衣)，是传统的苗族女装，如“袈裟”，无纽扣，以布带束腰。苗族女便装质地一般为家织布、灯芯绒、平绒、织贡尼、士林布等，颜色一般为青、蓝等色。

雷山、凯里、台江三市县交界地区苗族中青年妇女，一般穿浅色右衽上衣，沿托肩、袖口及右大襟边缘精绣花鸟、花草图案花边或购买现成花边，围围腰，系银质围腰练，下装着西装长裤，挽高髻于顶，着耳柱，中年妇女多包白毛巾头巾，青年妇女多戴银梳或插银衣、塑料花等饰物。老年妇女上装多穿右衽上衣或无领交叉式上衣，下穿长及脚踝青素百褶裙，系围腰，围与裙长。老年妇女上装饰物一般为家织布或织贡尼，颜色喜尚青、蓝色。

凯里市的舟溪、青曼、麻江县铜鼓及丹寨县的南皋一带苗族妇女便装上装，内穿翻领对襟中长衣，外套大领对襟大袖胸前交叉式上衣，袖口镶挑花花边，银链吊绣花围腰，套挑花护腕；下着过膝寸许百褶裙，扎挑花镶边脚腿，外套织锦式粉红色长袜。 　　丹寨县的扬武、长青、排调等地苗族女便装上装多穿右衽对襟上衣，前襟长及小腹，下着过膝中长裤，银质围腰练吊与裤长围腰，裹裹腿，中老年与青年服饰无异。上、下装质料多为家织斜纹布、平纹布、灯芯绒、平绒及织贡尼等，头搭蜡染方帕或绣花头巾。

凯里市的炉山和黄平、施秉一带苗族妇女，上装为无扣大领胸前交叉式上衣，以布带束腰；下穿过膝青衣红、白蜡花百褶裙，围紫色围裙片，质料多为家织布，颜色以青色为主。

雷山县的桃江、桥港、年显、略果，丹寨的排调、党早、加配、羊巫，台江县的反排等地苗族女便装，上装为齐腰紧身青素右衽上装，下着五至九寸长百褶裙，内穿紧身长裤，裙前、后各拴一块二尺见方几何图案挑花围裙片，肩披挑花披肩。上装质料一般为家织布、平绒布和灯芯绒，颜色素青，挑花工艺重红、黄、白三色，少见刺绣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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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刺绣

刺绣是苗族源远流长的手工艺术，是苗族服饰主要的装饰手段,是苗族女性文化的代表。苗族刺绣的题材选择虽然丰富，但较为固定，有龙、鸟、鱼、铜鼓、花卉、蝴蝶，还有反映苗族历史的画面。苗族刺绣十分美丽，技法有12类，即平绣、挑花、堆绣、锁绣、贴布绣、打籽绣、破线绣、钉线绣、绣、辫绣、缠绣、马尾绣、锡绣、蚕丝绣。这些技法中又分若干的针法,如锁绣就有双针锁和单针锁，破线绣有破粗线和破细线。正是高超的刺绣工艺，才使得苗族服饰亮丽多彩。

清新典雅的土家族服饰

土家族俗尚俭朴，无一切奢靡之风，服饰宽松，装饰简单，注重喜色。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土家族服饰虽历经变革，但仍然保留了本民族传统的特点。

有关土家族的历史，在宋代有文献记载，但在这个时期及以前，所有文献都未谈及土家族的服饰。直到清代，土家族服饰才正式载入了文献。土家族服饰崇尚俭朴，喜爱宽松，装饰简单，注重喜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布料多为“家几布”，绣以五彩斑斓之色，史称“溪布”“峒巾”“土锦”现称“土家织锦”。

男子服饰

土家族的服饰花样甚多，但最常见的要数背褂子。春秋时节穿夹背褂，冬天穿棉背褂。男女背褂多用青色（黑），衣襟和袖口绣有白底蓝色花边。这是土家族成年男女共同的服饰色调，一黑一白，黑白分明。

土家族男性头包青丝帕或青布，白布帕2.3至3米，男性穿对襟背褂，较古老的上衣叫“琵琶襟”，安铜扣，衣边上贴梅条和绣“银钩”，后来逐渐穿满襟衣（多指中年以上者）和对胸衣，青年人多穿对胸衣，正中安五至七对布扣。男裤是其男子服饰的杰出代表。青、蓝布加白布裤腰，两裤脚及腰的尺寸接近，短而肥。镶蓝布条作裤头，裤腰由左向右折叠，以绳系紧，故称这种裤子为“左转弯”。鞋子是高粱面白底鞋。土家男子的服饰与妇女相比，则充分体现了勇武、彪悍的男子汉气质，具有宽松自如、行动方便等特点。

女子服饰

土家族女性头包1.7至2.3米青丝或青布帕，穿大襟背褂，上衣左开襟，袖大而短，无领，滚边，衣襟和袖口有两道不同的青边，但不镶花边。银钩衣为矮领，衣襟和袖口镶宽青边，袖口青边后再加三条五色梅花边，胸襟青边则用彩线绣花。三股筋衣，衣大袖大，袖口镶16.5厘米宽边，领高1.65厘米，镶三条细边。

少女的服饰则以细长为特点，无领，或左或右开襟，袖口和襟为青边或花边。姑娘出嫁时的衣裳装饰更是斑斓多彩，最为典型的要数土家姑娘出嫁时途中穿的“露水衣”。这种衣装由上衣、裤、裙三部分组成，上衣为大襟、大袖、大摆，下衣裤脚宽大而短，裙为八幅罗裙和百褶裙，脚穿绣花鞋，亦称“露水鞋”，佩戴的银饰有髻、针、手镯等。

女鞋较讲究，除了鞋口滚边挑“狗牙齿”外，鞋面多用青、蓝、粉红绸子。鞋尖正面用五色丝线绣各种花草、蝴蝶、蜜蜂。绣花鞋垫，是姑娘赠给意中人最珍贵的礼物。

孩童服饰

孩童的帽子很有特点。按年龄、季节确定帽形：如春秋戴“紫金冠”，夏季戴“冬瓜圈”，冬季戴“狗头帽”“鱼尾帽”“风帽”等。这些帽子上除用五色丝线绣“喜鹊闹梅”“凤穿牡丹”和“长命富贵”“易养成人”“福禄寿禧”等花鸟和字外，还在帽檐正面缝上“大八仙”“小八仙”“十八罗汉”等银菩萨。

土家族的孩童衣裤多不讲究，主要注重的是鞋帽。小孩的鞋为老虎鞋，用红绸缎做面料，鞋尖向后翻，两耳插上兔毛，前绣一个“王”字，两侧绣花。土家族是崇虎的，小孩穿戴虎帽、虎鞋是受虎的“围抚”，邪恶不敢侵害，可避邪壮威，又可使小孩显得天真活泼，伶俐威武。

服饰设计

土家族妇女服饰上的衣袖与裤脚图案完全采用“挑花”刺绣，也就是在布上用针刺上连贯的“小十字”，以之联成线条或方块，再组合成花鸟鱼虫等图案。在构图中，运用色彩变换，体现出律动感觉。用色彩绿、红、黄或为黄、绿、红，这种形同色异、不换形而换色的方法，促使呆板的、单一连续的纹样丰富起来，艳丽多姿，给人以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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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族的摆手舞

摆手舞据史书记载，最早源于商周时期巴人的军战舞。西汉时，巴人的这种军战舞成为汉宫廷舞乐，被称为“巴渝舞”。从汉到唐宋，巴渝舞在民间经久不衰。摆手舞有大摆手、小摆手之分。小摆手舞每年岁正月举行一次，主要是表演农事、渔猎活动。大摆手每三年举行一次，内容在小摆手舞的基础上，再加上土家织锦披西兰卡普表演的军战舞。跳摆手舞时，要吹大土号、唢呐，敲打锣、镲、鼓，燃放三眼炮和鞭炮。人们围成圆圈，男在外圈，女在内圈。除圆圈外，还有其他各种图案队形。舞蹈动作要求双手摆动不过肩，膝盖随之伸屈、颤动，手与脚呈顺边运动。舞姿朴实，音乐节奏明快。在跳摆手舞的同时，要唱摆手歌。人们且歌且舞，气氛热烈，而在此时土家族的服饰更是增添了舞蹈的美感。

第九讲 中华民居篇

北京四合院

中国北方的传统民居，以院落为核心，依外实内虚的原则和中轴对称格局规整地布置各种用房，其中北京四合院水平最高，也最为典型，是中国汉族传统民居的优秀代表。

北京四合院，天下闻名。旧时的北京，除了紫禁城、皇家苑囿、寺观庙坛及王府衙署外，大量的建筑便是那数不清的百姓住宅——四合院。北京的四合院构造独特，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彼此之间有走廊连接，起居十分方便，在中国传统住宅建筑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何为四合院

中国人特别喜爱四合院这种建筑形式，不仅宫殿、庙宇、官府使用四合院，而且各地的民居也广泛使用四合院。四合院的“四”字，表示的是东、南、西、北四面；“合”是围在一起的意思。这种民居有正房(北房)、倒座(南座)、东厢房和西厢房四座房屋在四面围合，形成一个“口”字形，里面是一个中心庭院，故被称为“四合院”。四合院因建筑面积的大小以及方位的不同，从空间组合来讲分为大四合院、小四合院、三合院。

四合院为什么首推北京

一提到四合院，人们便自然会想到北京四合院。北京四合院的形制规整，中心庭院从平面上看基本为一个正方形，其他地区的民居有些就不遵循这一原则。例如山西、陕西一带的四合院民居，院落是一个南北长而东西窄的纵长方形；四川等地的四合院，庭院又多为东西长而南北窄的横长方形。

北京四合院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房屋各自独立，东西厢房与正房、倒座的建筑本身并不连接，而且正房、厢房、倒座等所有房屋就一层，没有楼房，连接这些房屋的只是转角处的游廊。这样，北京四合院从空中鸟瞰，就像四座小盒子围合成的一个院落。南方许多地区的四合院，四面的房屋多为楼房，而且在庭院的四个拐角处，房屋相连，东、西、南、北四面房屋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南方人将庭院称为“天井”。北京四合院是名副其实的院，宽敞开阔，阳光充足，视野广大。此外，北京四合院的文化内涵丰富，全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居住观念。

老北京四合院的结构

北京四合院无论是建造在东西走向的胡同北侧，还是南侧，院内北房都是坐北朝南的正房，只是院门开设的位置不同。胡同北侧四合院为正四合院，院门面南临街，门开在南墙东边，这种院门的定位，完全是受北方自然环境和古代建造房屋风水之说的影响。

走进四合院，首先看到的是垒砌精致的影壁。影壁上每块砖都是磨制的，垒砌时磨砖对缝。民俗专家研究后认为，影壁是中国房宅建筑不可缺少的风水内容。古代人迷信，认为人死后有鬼魂，如果在夜晚有孤魂野鬼游荡，闯进宅院就会不吉利。而大门内有影壁，鬼魂见了自己的影子，就不敢往里闯了。

标准的四合院分内宅和外院两部分。外院由南房、院门、影壁、内宅南外墙组成。南房用于客房、书房、仆人居住。内宅南墙正中建有垂花门，只有进了垂花门，才能看清内宅房屋。内宅由北房、东房、西房组成，中间是院子。北房为正房，高大而豁亮，面阔三间，东、西两侧建有耳房。北房由宅主人居住，西房由儿女居住，东房由孙子、孙女及奶妈居住。厨房在东房最南面；厕所在院内旮旯，讲究的是男女分开，男外女内，男的在外院南房西角，女的在内宅东房北角。大的四合院还建有后罩房，后罩房在北房后面，有一层的，也有两层的，均坐北朝南，与北房后山墙之间又形成一个院子，一般称“后院”，后院是宅主人的内眷或老人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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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中蕴含的哲理

北京四合院住宅形制与中国传统宗法伦理观念相呼应。四合院住宅中内外有别、尊卑有序、主次分明的空间秩序,符合中国“礼”的哲学世界观。四合院内一大家人可以安安静静、和和美美地生活。院内的房子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面向院子中间开放和集中。高大宽敞的北房，冬暖夏凉，由长辈居住，长辈一旦有什么不适，哪怕刮风、下雨、下雪，儿孙们也可以沿着游廊到正房去问安。这种房屋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民居的家庭观念和东方的伦理道德。

黄土高原窑洞

人类的居室大都因地制宜而营造，这在黄土高原表现得尤为突出。窑洞省工省力，冬暖夏凉，十分适宜居住生活，是古老黄土文明的深厚沉淀。

说起窑洞，我们会想到那泥土门脸、木构门窗、雪白的窗纸上贴着艳丽的窗花、窗前门顶上爬着一两颗葫芦、门边挂着一串串辣椒的黄土高原风情。在这里，沉淀着古老、深沉的黄土文明。

窑洞式民居是一种很古老的居住方式，即在黄土断崖地区挖掘横向洞穴作为居室。因为它有施工简便，造价低廉，冬暖夏凉，不破坏生态，不占用良田等优点，虽然存在采光及通风方面的缺陷，但在北方少雨的黄土地区，仍为人民习用的民居形式。目前中国的窑洞民居大致集中在五个地区，即晋中、豫西、陇东、陕北、冀西北。

深达一二百米、极难渗水、直立性很强的黄土，为窑洞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前提。同时，气候干燥少雨、冬季寒冷、木材较少等自然状况，也为冬暖夏凉、十分经济、不需木材的窑洞，创造了发展和延续的契机。由于自然环境、地貌特征和地方风土的影响，窑洞形成各式各样的形式。一般而言，窑洞可分为三种：靠崖窑、平地窑、锢窑。

靠崖窑即是利用天然土壁挖出的券顶式横穴，可单孔，可多孔，还可结合地面房屋形成院落；平地窑即在平地上向下挖深坑，使之形成人工土壁，然后在坑底各个方向的土壁上纵深挖掘窑洞，此式窑洞多流行于河南巩县、三门峡、灵宝和甘肃庆阳、山西平陆一带。锢窑为在平地上以砖石或土坯按发券方式建造的独立窑洞，券顶上敷土做成平顶房，以晒晾粮食，多通行于山西西部及陕西北部。

窑洞一般修在朝南的山坡上，向阳，背靠山，面朝开阔地带，少有树木遮挡，十分适宜居住生活。一院窑洞一般修3孔或5孔，中窑为正窑，有的分前、后窑，有的1进3开，从外面看4孔窑各开门户，走到里面可以发现它们有隧道式小门互通顶部呈半圆形，这样，窑洞空间就会增大。窑洞一般窑壁用石灰涂抹，显得白晃晃的，干爽亮堂。窑洞内一侧有锅和灶台，在炕的一头都连着灶台，由于灶火的烟道通过炕底，冬天炕上很暖和。炕周围的三面墙上一般贴着一些绘有图案的纸或拼贴的画，黄土高原上的人一般将其称为“炕围子”。炕围子是一种实用性的装饰，它们可以避免炕上的被褥与粗糙的墙壁直接接触摩擦，还可以保持清洁。为了美化居室，不少人家在炕围子上作画。这就是在陕北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炕围画。

炕围画的形式构成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即以上、下两组边道，按照一定的规格布置而形成其主体框架，中间等距离安排以各种画空。边道图案是炕围画的精华所在，种类极为繁多，多为具有吉祥寓意的图案纹样反复连续而成，如玉带边、竹节边、冰竹梅边、卷书边、万字边、狮子滚绣球边、鹤寿边、福寿边、金玉满堂边……或古朴、或新颖、或简洁、或精细、或平面展开、或立体凸现、或强烈明快、或平和迷离，可谓百色百样、美不胜收。画空也称“池子”，是炕围画的点睛之处，表现内容极为丰富，人物、花鸟、山水、风景无所不有；表现手法多样，工笔重彩、水墨写意，木版年画、月份牌年画、装饰粉画“多元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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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的保护问题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居住环境要求渐高。由于窑洞建筑存在着采光差、通风不良、易塌顶、渗水、抗震性不佳等缺憾，又兼贫穷、落后之嫌，使得窑居逐渐被追求现代生活的民众抛弃。因此，如何改变、引导一般民众的观念，使他们认识到生态环境景观的优越性，保护窑洞建筑、改善窑居环境，并使他们自愿地开发、利用窑洞资源，在未来的生态平衡、节约能源、节约土地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使窑洞建筑走向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一个颇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草原蒙古包

蒙古包是蒙古族牧民居住的传统住房，建造和搬迁都很方便，适于牧业生产和游牧生活。蒙古包古代称作“穹庐”“毡包”或“毡帐”，至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游牧民族特有的民居形式。

从中国西部阿尔泰的雪峰，到东部兴安岭的绿林；从北部的贝加尔湖到南部的万里长城,都曾经是北方游牧民族纵马征战和自由放牧的大舞台，最适合这种生活方式的居室就是蒙古包。蒙古包，这是游牧民族特有的民居形式，它伴随着蒙古族走过了漫长的年代。

蒙古包的演变

在狩猎采集时代，蒙古族住在窝棚里，这种圆形拱顶的隐蔽窝以活树为支柱，用桦树皮覆盖，制作简单，便于遗弃。随着原始人类由采集向狩猎过渡，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同时也把一部分食草动物逐渐驯养成家畜，出现了畜牧业的胚胎。这就要求有一种便于迁徙的居室，于是窝棚之类的建筑应运而生。在狩猎时代向游牧时代过渡时，其居住由窝棚过渡到帐篷，帐篷用树木做支架，上盖毛皮。进入畜牧社会，便有了蒙古包的雏形，随后也出现了毛毡帐，其形似天幕，用羊毛毪覆盖。据史料记载：“呼伦贝尔之普遍蒙人，每限于游牧，依小草而居，转徙无常，概以穹庐为栖止。此种天幕生涯，可蔽风雪，可防虎狼。”

蒙古包的特点

蒙古包的搭建相对简单，一般是在水草适宜的地方，根据包的大小先画一个圆圈，然后沿着圆圈将预先编制的木条方格（哈纳）架好，再架上顶部的天窗（奥尼），将木条与天窗衔接在一起绑好，然后搭上毛毡，用毛绳系牢，便大功告成。

蒙古包以圆形为总的风格，无棱无角，呈流线形，包顶为拱形，其承受力最强，包身近似圆柱形，上下形成一个强固的整体。因此，草原上的沙暴和风雪，不会使蒙古包陷于灭顶之灾。蒙古包冬暖夏凉，牧区有的是牛羊粪，只要火一生起来，立刻热浪扑面；冬天毡包外面加厚，里面又绑一层毡子，隔风性能较好；睡觉的时候，把家里烧暖，把套瑙盖上，门堵严，盖上羊皮被；还可以在包里盘座暖炕，从外面烧火。蒙古包形似球体，以白色为主色调，有较好的反光作用。背面可以开天窗，还可以把围毡边撩起来，使其八面来风，如坐凉亭。

蒙古包是一种组合房屋，以木、毡为基本材料的各部件组装而成，各个部件都是单独的，搭盖时不用很多人参加，二人足可。到一个新地方以后，把它们从车上卸下来，只需生着火熬好奶茶的时间，一座蒙古包就搭起来了。拆卸蒙古包，比搭盖还容易许多，两个人拆卸只需十几分钟。围绳、带子都是活扣，很容易解开。带子一解开，毡子和架木就自动分离。所拆卸的任何一件都不重，一个女人就可以举起来放到车上。蒙古包维修方便，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哪个部件坏了、旧了就可以把它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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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包为什么是圆形

公元五、六世纪，我国北方草原流行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里说的“穹庐”和“笼盖”反映了蒙古民族对于宇宙的一种崇尚和热爱，在他们的心目中，蓝色的、高远的、圆形的天，降下甘霖，降下瑞雪，滋养着牧场，肥壮着牛羊，给了他们美好的家园。天是圆的，宇宙也是圆的，所以蒙古人居住的房子也应该是圆的。有民歌这样描写蒙古包：“看着蓝天的样子，我要把自己的家塑成圆圆的包顶。看着白云的样子，我要用洁白的羊毛围成毡包，这就是穹庐——我们蒙古人的家庭；因为仿照苍天的形体，天窗才是太阳的象征。由于仿造天体的星座，围壁才是月亮的圆形，这就是穹庐——我们蒙古人的家庭。”

古色古香的吊脚楼

吊脚楼是苗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建筑，是中国南方特有的古老建筑形式，楼上住人，楼下架空，被现代建筑学家认为是最佳的生态建筑形式。

吊脚楼是我国西南地区苗族、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民居，多依山就势而建，呈虎坐形，以“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为最佳屋场，后来讲究朝向，或坐西向东，或坐东向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吊脚楼的创建

传说,土家人祖先因家乡遭了水灾迁到鄂西，当时的环境比较恶劣，古木参天、荆棘丛生、豺狼虎豹遍地，土家先人们搭起窝棚常遭到猛兽袭击。后来，一位土家的老人想到了办法。他让小伙子们利用现成的大树作架子，捆上木材，铺上野竹树条，在顶上搭架子盖上顶棚，修起了大大小小的空中住房，吃饭睡觉都在上面。从此，人们再也不怕毒蛇猛兽的袭击了。后来，这种建造空中住房的办法就发展成现在的吊脚楼。

吊脚楼的形式

单吊式吊脚楼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又称为“一头吊”。单吊式吊脚楼只有正屋一边的厢房伸出悬空，下面用木柱相撑。双吊式吊脚楼又称为“双头吊”或“撮箕口”，是单吊式的发展，即在正房的两头皆有吊出的厢房。单吊式吊脚楼和双吊式吊脚楼并不以地域的不同而形成，主要看经济条件和家庭需要而定，二者常常共处一地。

还有一种四合水式吊脚楼，是在双吊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四合水式吊脚楼的正屋两头厢房吊脚楼部分的上部连成一体，形成一个四合院，两厢房的楼下即为大门。这种四合院进大门后还必须上几步石阶，才能进到正屋。

在单吊和双吊的基础上，人们又创造了二屋吊式吊脚楼，即在一般吊脚楼上再加一层，单吊双吊均适用。另有平地起吊式吊脚楼，也是在单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吊、双吊都有，建在平坝中，按地形本不需要吊脚，却偏偏将厢房抬起，用木柱支撑，支撑用木柱所落地面和正屋地面平齐，使厢房高于正屋。

土家吊脚楼

土家族爱群居，喜住吊脚楼，所建房屋多为木结构，小青瓦，花格窗，司檐悬空，木栏扶手，走马转角，古色古香。一般居家都有小庭院，院前有篱笆，院后有竹篁，青石板铺路，刨木板装屋，松明照亮，一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宁静生活。

小康之家以三柱四骑为正屋，殷实人家有五柱八骑，还有七柱十二骑和“四合天井”的大院。两边配有厢房或转角楼，有正屋配单转角楼和正屋配双转角楼。正屋中间叫“堂屋”，正上方板壁上安有神龛，是祭祀祖先、宴请宾客之所。堂屋两边的左右房叫“人间”，人间又以中柱为界，分成两间。后面一间卧房住人，前面一间叫“火堂”。火堂中有一火炕，内架三脚架，作煮饭、炒菜、热水之用，是一家吃饭、取暖、休息之所，客人来了也坐在火炕边。火炕上吊一个木架，烘烤腊肉或实物之用。

瑶族吊脚楼

瑶族人多居住在山区，山区气候潮湿多雨而且炎热，住吊脚楼能通风避潮和防止野兽。瑶族人民根据实用性和环境特性，强化建筑性格，自由选址在柴水方便、风光优美的山地，采用数十棵杉木撑起基脚，建起被称为“千脚落地”的木楼。整座木楼以杉木为柱、为梁、为壁、为门窗、为地板，以杉皮为盖顶，不油不漆，无矫无饰，一切顺其本色，自然天成，朴实无华，或金鸡独立于山脊，或连片成寨于坡前，或负山含水，或隐幽藏奇，千姿百态，格局自由，情调浪漫，冬暖夏凉，不燥不潮，空气新鲜，是瑶山人最好的居所。

苗族、侗族的吊脚楼更各具特色。如侗族吊脚楼结构严谨，有的高达五六层，但却不使用一颗钉子，全系卯榫嵌和，显示了侗族建筑工艺的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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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脚楼的文化内涵

吊脚楼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除具有土家族民居建筑注重龙脉、依势而建和人神共处的神化现象外，还有着十分突出的空间宇宙化观念。土家族的吊脚楼不仅单方面处于宇宙自然的怀抱中，宇宙也同时处于宇宙自然的怀抱之中。这种容纳宇宙的空间观念，在土家族上梁仪式歌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上一步，望宝梁，一轮太极在中央，一元行始呈瑞祥。上二步，喜洋洋，乾坤二字在两旁，日月成双永世享。”这里的乾坤、日月代表着宇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家族吊脚楼在其主观上与宇宙变得更接近，更亲密，从而使房屋、人与宇宙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绿荫中的傣家竹楼

傣族民居俗称“竹楼”，是干栏式建筑，因建筑材料取材于竹而得名，一直沿称至今。那成片的竹林以及掩映在竹林中的一座座美丽别致的竹楼，像开屏的金孔雀，又似鹤然起舞的美丽少女，让人恍然如在梦中。

傣族人民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傣族村落一般都建在平坝近水处，小溪之畔、大河两岸、湖沼四周，往往是翠竹围绕、绿树成荫的地方。房子都是单幢，四周有空地，各人家自成院落。竹楼木架，上以住人，下栖牲畜，式样近似一顶大帐篷，这是傣族固有的典型建筑。走进傣家成片的竹林以及掩映在竹林中的一座座美丽别致的竹楼，有种回归自然的如诗如梦的感觉。

竹楼的传说

远古的时候，傣家有一位勇敢善良的青年叫帕雅桑目蒂，他很想给傣家人建一座房子，让人们不再栖息于野外。他几度试验，都失败了。有一天，天下大雨，他见到一只卧在地上的狗，雨水顺着密密的狗毛向下流淌。他很受启发，于是建了一个坡形的窝棚。后来，凤凰飞来，不停地向帕雅桑目蒂展翅示意，让他把屋脊建成“人”字型，随后又以高脚独立的姿势向他示意，让他把房屋建成上、下两层的高脚房子。帕雅桑目蒂依照凤凰的旨意终于为傣家人建成了美丽的竹楼。而从外形来看，竹楼确像一只只开屏的金孔雀。

讲究的傣家竹楼

傣家竹楼的造型属于干栏式建筑，房顶是“人”字型，便于排水。

一般傣家竹楼为上、下两层的高脚楼房，高脚是为了防止地面的潮气侵入，竹楼底层一般不住人，是饲养家禽的地方。上层为人们居住的地方，这一层是整个竹楼的中心，室内的布局很简单，一般分为堂屋和卧室两部分。堂屋设在木梯进门的地方，比较开阔，在正中央铺着大的竹席，是招待来客、商谈事宜的地方。在堂屋的外部设有阳台和走廊，在阳台的走廊上放着傣家人最喜爱的打水工具竹筒、水罐等，这里也是傣家妇女做针线活的地方。堂屋内一般设有火塘，在火塘上架一个三角支架，用来放置锅、壶等炊具，是烧饭做菜的地方。从堂屋向里走便是用竹围子或木板隔出来的卧室，卧室地上也铺上竹席，这就是一家大小休息的地方了。

过去傣家人的等级、辈分是非常严格的，体现在竹楼的建造上也很明显。比如凡是长辈居住的楼室的柱子不能低于6尺，楼室比楼底还要高出6尺，室内无人字架，显得异常宽敞明亮。竹楼的木梯也有规定，一般要在9级以上。晚辈的竹楼一般较差一些，首先高度要低于长辈的竹楼，其次木梯也只能在7级以下，室内的结构也显得简单许多。

古人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算得上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不仅居住在竹楼里，还吃着竹筒饭、喝着竹筒酒，真是比神仙还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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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家竹楼的文化含义

傣家竹楼上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不同的含义。竹楼的顶梁大柱被称为“坠落之柱”，这是竹楼里最神圣的柱子，不能随意倚靠和堆放东西，它是保佑竹楼免于灾祸的象征，人们在修新楼时常常会弄来树叶垫在柱子下面，据说这样做会更加坚固。除了顶梁大柱外，竹楼里还有分别代表男女的柱子，竹楼内中间较粗大的柱子是代表男性的，而侧面的矮柱子则代表着女性，屋脊象征凤凰尾，屋角象征鹭鸶翅膀。

古黟桃花源西递

西递村建筑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文化内涵之深，都是国内罕见，它奇迹般地保留了这种已近消失或者已经发生改变的中国传统农村聚居全貌，被游客、学者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村庄”“古民居建筑的宝库”。

西递是安徽黄山市黟县的一个村庄，坐落于黄山南麓，因村边有水西流，又因古有递送邮件的驿站，故而得名“西递”，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称。在这个地方保留着众多的古老建筑。2000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安徽古村落西递、宏村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西递历史民居

西递古村落位于黟县东南一峡谷地带，为胡姓聚族之地，四面环山，村前一湖一牌楼，湖美不及宏村，牌楼巍峨，美不胜收。据史料记载，西递始祖为唐昭宗李晔(867—904年)之子，因遭变乱逃匿民间，改为胡姓，繁衍生息，形成聚居村落。因此自古文风昌盛。到明清年间，一部分读书人弃儒从贾，经商成功，大兴土木，建房、修祠、铺路、架桥，将故里建设得非常舒适、气派、堂皇。历经数百年社会的动荡，风雨的侵袭，虽半数以上的古民居、祠堂、书院、牌坊已毁，但仍保留下数百座古民居，从整体上保留下明清村落的基本面貌和特征。

徽派建筑错落有致，砖、木、石雕点缀其间。西递村建房多用黑色大理石，两条清泉穿村而过，99条高墙深巷，各具特色的古民居，使游客如置身迷宫。村头有座明万历六年（1578年）建的三间四柱五楼的青石牌坊，峥嵘巍峨，结构精巧，是胡氏家族地位显赫的象征。村中有座康熙年间建造的“履福堂”，陈设典雅，充满书香气息，厅堂题为“书诗经世文章，孝悌传为报本”“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的对联。村中另一古宅为“大夫第”，建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为临街亭阁式建筑，原用于观景，楼额悬有“桃花源里人家”六个大字。近人多将此楼当作古装戏中小姐择婿“热抛绣球”所在，现已成为西递村举办此项民俗活动的场所。“大夫第”门额下还有“作退一步想”的题字，语意双关，耐人寻味。

此外，村中各家各户的富丽宅院、精巧的花园、黑色大理石制作的门框、漏窗，石雕的奇花异卉、飞禽走兽，砖雕的楼台亭阁、人物戏文，及精美的木雕，绚丽的彩绘、壁画，都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之精华，且“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文化内涵之深”，为国内古民居建筑群所罕见，堪为徽派古民居建筑艺术之典范。

承志堂徽派木雕

在西递古民居中,承志堂最为杰出，它由清代盐商建造，占地二千多平方米，为砖木结构楼房。承志堂气势恢弘，工艺精细，正厅横梁、斗拱、花门、窗棂上的木刻，层次繁复，人物众多，人不同面，面不同神，堪称徽派“三雕”艺术中的木雕精品。

绕村而成的水系

西递村中的水系依牛的形象设计，引清泉为“牛肠”，从一家一户门前流过。“牛肠”在流入村中被称为“牛胃”的月塘后，经过过滤又绕屋穿户，流向村外被称作是“牛肚”的南湖，再次过滤流入河床。如此水系，又堪称中国古代村落建筑艺术之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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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派三雕

徽州三雕是具有徽派风格的砖雕、石雕、木雕三种民间雕刻工艺，是古徽州人民聪明才智的艺术结晶，已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名录。徽派三雕主要用于民居、祠堂、庙宇、园林等建筑装饰，以及古式家具、屏联、笔筒、果盘等工艺雕刻。徽州三雕源于宋代，至明清而达极盛。明代雕刻粗犷、古朴，一般只有平雕和浅浮雕，借助于线条造型，强调对称，富于装饰趣味。清代雕刻细腻繁复，构图、布局讲究艺术美，多用深浮雕和圆雕，提倡镂空效果，有的镂空层次多达十余层，亭台楼榭，树木山水，人物走兽，花鸟虫鱼集于同一画面，玲珑剔透，错落有致，层次分明，栩栩如生，显示了雕刻工匠高超的艺术才能。

千年渔港石塘

偏隅浙江东南沿海的渔镇石塘，以石屋、石街、石巷、石级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石塘文化，古朴苍茫、雄浑粗犷。

石塘位于浙江东部温岭市南面，是一座纯朴的古渔镇。石塘古镇的建筑颇具特色，层层叠叠的石屋建在海边的山崖上，看上去既古朴又端庄。石屋、石街、石巷、石级，形成了独特的石文化。

石塘小镇

石塘原为一海岛,因风雨侵袭，土壤流失，海港不断淤积，与大陆逐渐相连。明朝末年，福建省惠安县渔民在海上遇到强风暴，避风到此，见周围山、海、石相映成趣，港湾曲折，水产资源丰富，便栖身于此。为防台风袭击和海盗登陆抢劫，他们就地取材，开岩凿谷，砌石屋，造石墙，筑石路，垒塘堤，在此捕鱼安家，繁衍后代。

石塘的地面狭窄，可供发展的平地几乎等于零，所以房屋只得依山势而建。石塘既无土也无窑，有的是满山遍野的石头，石头建房就成了其建筑特色。土黄色的石头结实敦厚，将它一块块凿下来，砌成房屋，渔民们才可对年年夏季光顾此地的台风高枕无忧。

石塘西北以石塘山为屏，三面环海，具有旖旎的海滨风光。镇中房屋、道路随地势升降而建，石屋、石街、石巷、石级，独具风采。在方圆四五平方公里的山岙里，全是那种“屋咬山，山抱屋”的石砌建筑。山中峭壁有摩崖石刻“石华海月”“墨池”“海天如画”等，墨池字迹、横塘帆影、蓬屿冲波、石镜涵蛙、雷峰怪石、石穴窥天、鱼池映月、龙喉曲水、狮峰聚秀、澄海观涛为石塘十景。石塘古镇还分布着酷似欧洲中世纪古城堡的石堡楼，一般二三层，其别具一格的建筑风格，让人赏心悦目，被誉为“东方巴黎圣母院”。

石塘全镇由灰色的巨石构成。老街弯弯曲曲，石街的缝隙里长满了野草和青苔，这是时间走过的最好证据。两旁石砌的房屋错落有致，古朴苍茫、雄浑粗犷，给人一种浩然的阳刚之美和悠远的沧桑之感。明代古堡是石塘最高最古老的地方。

石塘，这个方圆不过四五平方公里的小镇，几百年来，它一直默默无闻地躺在山和海的怀抱里。坚固的石头挡住海风的肆虐，给渔民们一个牢固的家。

石塘文化

元代便有人在石塘撒网捕鱼了。明代时石塘的人丁仍不兴旺。清代之后这里涌来了大批从邻省福建来的渔民，那山崖上的石屋也渐渐地多了起来，同时一些与闽西极为相似的习俗，如戴头花和祭妈祖也流传开来了。过去这里的已婚妇女都梳着极为标致的发髻，并喜欢插上不同颜色的小花。发髻一尘不染，发色乌黑，再加上一朵红艳艳的小花，给人一种美感，还可以看出这位妇女的洁癖以及生活的美满。生活总是不尽完美的，当一位穿着朴素的妇女头戴黄花或白花时，熟悉当地风俗的人就不免产生一种“红颜薄命”的同情感，她是一位孀妇。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外界联系的增多，如今石塘的少妇们也开始把这种装饰淡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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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神妈祖

传说，妈祖原名林默娘，是官家的女儿。默娘从小聪颖异常，读书过目成诵，长大后精研医理、熟习天文地理。她性情善良，乐于助人，替人治病，教人防灾，为渔民预报海上天气变化，让渔民避过台风等自然灾害。据说她还熟习水性，遇难的船舟渔民常常得到她的救助，所以说她能“乘席渡海”。当地的乡亲百姓非常喜欢她,称她为“龙女”“神女”。据说默娘死于28岁，当地的百姓感念她的恩德，在湄洲岛建庙祀之，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湄洲妈祖庙。妈祖庙历代扩建，日臻雄伟，妈祖也一次次被封为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直至海上娲皇，烧香祀拜的人越来越多，被海峡两岸的民间和全世界的华籍海员推崇至神圣化崇拜。农历三月十三日，是妈祖圣诞。

江南第一村张谷英村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张谷英村，保存了最为完整的江南民居古建筑群落,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张谷英村目前仍保留着1700多座明清建筑，建筑规模之大，建筑风格之奇，建筑艺术之美，堪称“江南第一村”。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张谷英镇的张谷英村古建筑群，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其建筑规模宏大，建筑风格独特，建筑艺术精美，在中国并不多见，是汉民族聚族而居的典型代表，被人们称为“江南第一村”。

张谷英村的由来

500多年前，江西有一个叫张谷英的人，宦官出身，知天文地理，通晓风水。为了谋生，张谷英携一家老小从江西一路西行来到湖南。他看到这个地方四面环山、层峦叠嶂、茂林修竹、流水潺潺，是一个适宜居住的乐土，便在这里兴建住宅安了家。后来子孙繁衍生息，不断分家立户，便形成了如今这样一片楼阁参差、路道纵横、屋脊连着屋脊、天井接着天井的大屋场。张家的后世子孙便以其始迁祖的名字，命名他们的住地为张谷英村。

围场三绝巧夺天工

张谷英村古建筑第一绝是“分则自成庭院、合则贯为一体”的独特框架。张谷英村几经沧桑，基本上保留了原状。比较完整的门庭有“上新屋”“当大门”“潘家冲”三栋，总建筑面积51000平方米。三栋门庭各自分东、西、南方向设置，主庭高壁厚檐，囤屋层层相因，总体布局依地形呈“干枝式”结构，主堂与横堂皆以天井为中心组成单元，分则自成庭院，合则浑然一体，其“形离势合”的布局，在对称、均衡、向中的“干枝式”中，充分体现出封建家族制度长幼尊卑的准则和团结、凝聚的思想，也体现出星相相通、地理吻合的天人合一哲学

思想。

大屋场里，每栋门庭规格不等而又相连，都由过厅、会堂屋、祖宗堂屋、后厅等“四进”及其与厢房、耳房等形成的三个天井组成。厅堂里廓栉比，天井棋布，工整严谨，格局对称，形式、尺度和粉饰色调都趋于和谐统一。建筑材料多以木材为主，青砖花岗岩为辅，气势恢弘，成为村落建筑中一道特殊的亮丽景观。

张谷英大屋场古建筑第二绝是“溪自阶下淌，门朝水中开”“天晴不曝晒，雨雪不湿鞋”的格局。张谷英村房屋大都是依山而建，伴溪而筑，到处是曲径通幽，小桥流水，栋宇相连，渭溪河迂回曲折穿村而过，河上大小石桥47座，屋宇墙檀相接，参差在溪流之上，傍溪建有一条长廊，廊里用青石板铺路，沿途通达各门各户，连接每一条巷口，巷道共有60条，纵横交错，通达每个厅堂，最长的巷道有153米。

张谷英大屋场古建筑第三绝是天井为载体，合理通达、从不涝渍的排水系统。这里的天井随处可见，堂屋、厢房、厨房等处均有天井。四通八达的下水道，畅通无阻。据传，天井的排水管道是本着风水学上“山管人丁水管财，财宜藏而不宜泄”的原理设计的。所有天井的排水管都自上而下，到进门的第一个天井后左右转弯，从门前的烟火塘或渭溪河中泄出，整个过程藏而不露。虽然洞庭湖夏、秋两季多暴雨，张谷英村又四面环山，如坐盆底，可一到雨天，天井底下横竖有序的石条下，凭其四通八达的隐形水道，水平适度，无一疏漏。600多年来，虽然经历多次暴雨洪灾，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天井渍水堵塞之事。

张谷英大屋场不但规模宏大，而且房屋的建筑工艺精细，作为装饰品的砖雕、石刻和木雕都很精美。屋场木上雕花，石上刻字，处处皆画，步步有景，被誉为中国民俗艺术的“民间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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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谷英村的尚学之风

张谷英村一直以来都保留着良好的学风。自先祖张谷英始，这里世代重视教育，据初步统计，民国前，张谷英村出了进士1人、举人7人、贡员1人、贡生6人、秀才45人、太学生33人。时至今日，在张谷英村仍能感觉到强烈的尚学之风。张谷英村有自己独立的小学和中学，虽然地处偏僻，可上下学时的学生大潮，一点也不亚于城市里的重点中学。张谷英村不只剩下一个古老的外观，它的灵魂也一脉传承至今。

客家围屋

赣、粤、闽边区客家人居住的围屋，集家、祠、堡于一体，集建筑与美学于一体。“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民居被称为“石头的史书”“凝固的音乐”。

从西晋永嘉之乱开始，中原汉族居民大举南迁，抵达粤、赣、闽三地交界处，与当地土著居民杂处，互通婚姻，经过千年演化，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民系。围屋是客家民居的一个典型，外墙既是围屋每间房子的承重外墙，也是整座围屋的防卫围墙。围屋的大门门额上多有“某某围”的题名，如磐安围、燕翼围、龙光围等，集中体现了客家的历史与文化。

围屋的形成与结构

客家围屋始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客家人采用中原汉族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技艺，选择丘陵地带或斜坡地段建造围屋，主体结构为一进三厅两厢一围。一间围屋就是一座客家人的巨大堡垒。屋内分别建有多间卧室、厨房、大小厅堂及水井、猪圈、鸡窝、厕所、仓库等生活设施，形成一个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社会小群体。

客家围屋的大门前都有一块禾坪和一个半月形池塘，禾坪用于晒谷、乘凉和其他活动，池塘具有蓄水、养鱼、防火、防旱等作用。大门之内，分上、中、下三个大厅，左、右分两厢或四厢，俗称“横屋”，一直向后延伸，在左、右横屋的尽头，筑起围墙形的房屋，把正屋包围起来，小的十几间，大的二十几间，正中一间为龙厅，故名“围龙”屋。小围龙屋一般只有一至二条围龙，大型围龙屋则有四条五条甚至六条围龙。在建筑上围屋的共同特点是以南北子午线为中轴，东、西两边对称，前低后高，主次分明，坐落有序，布局规整，以屋前的池塘和正堂后的“围龙”组合成一个整体，里面以厅堂、天井为中心设立几十个或上百个生活单元，适合几十个人、一百多人或数百人同居一屋，讲究 的还设有书房和练武厅，令人叹为观止。

客家围屋的设计与建造融科学性、实用性、观赏性于一体，显示出客家先人的出色才华及高超技艺，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之为“中国五大特色民居建筑”，又被称为“世界民居奇葩”。

逼出来的“燕侣比翼”

在众多的围屋中，龙南“燕翼围”是赣南客家围屋中最高的一座。明末清初，粤赣边境的杨村时有战火。家道殷实的赖福之和弟弟上赠、上球，奉祖辈之嘱外出避难。他们的第一选择是位于黄塘高围的亲戚家，岂料对方无义，竟然杀害了前去探问的人。兄弟们只好改奔黄牛石避乱。待事息返乡，看到满目疮痍的家乡，遂萌生了建造高守围屋的构想。

清顺治七年（1650年），这个浩大的工程正式开始，在之后的27年间，燕翼围不断壮大，最终修建完成。竣工后的围屋呈方形，四层高15米，长42米，宽32米。建筑总面积1344平方米，共有136房间。围屋的功能区分配非常清晰，一层为膳食处，二、三层为居室，四层则是用于战略防御的战楼，共有58个枪眼。围门有三层，门口有一生活用井，围内有两口暗井（平时以土埋之），一为水井，另一为粮库井。因为高大易守，可闭关自守一年不出围，而有“高守围”之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当时的府台大人周玉衡应邀来围屋做客，看到围屋主人相敬如宾、便题字“燕翼围”，取“举案齐眉，燕侣比翼”之意。围屋自此便有了今天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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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民俗文化

旧社会的客家妇女较少缠足，无论家庭贫富，客家女子都参加劳作。客家人豪放、乐天，有多姿多彩的山歌，有尚武的风气，尚武的风气在当代渐演变为各项群众性体育活动，梅县就有“足球之乡”的誉称。客家地区流传较广的地方剧种称为“汉剧”，传统剧目据称有800多个，完整剧本有300多个，唱、做、念、打(舞)表演艺术丰富。客家民间舞蹈品种繁多，多数为风俗道具舞，较为著名的有船灯、鲤鱼灯、采茶扑蝶、席狮舞、杯花舞等。客家菜称“东江菜”，口味偏于浓重，主料突出用肉类而少用水产，其特色是咸、肥、香，重实惠，多吃熟食，喜吃干腌菜。

潮汕传统民居

潮汕民居融汇千百年来潮汕人的智慧，如同山西平遥民屋的粗犷，瑶寨吊脚楼的野趣，江南徽屋的雅致，苏州园林的自然一样，潮汕民居也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如“四点金”“下山虎”“四马拖车”。

潮汕传统民居的样式很多,并且喜欢用生动形象的名称来命名,如“四点金”“下山虎”“四马拖车”“爬狮”等。

四点金

“四点金”是潮俗独特的村居，旧时只有殷富显达的家庭才能建造。“四点金”建筑格局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外围一般有围墙,围墙内打阳埕,凿水井；大门左、右两侧有“壁肚”；一进门就是前厅,两边的房间叫前房；进而是空旷的天井,两边各有一房间,一间作为厨房,称为“八尺房”；另一间作为柴草房,一般称为“厝手房”；天井后边为大厅,两边各有一个大房。

下山虎

“下山虎”房屋的建筑在潮汕农村中较为普遍。建筑格局比“四点金”简单,少了两个前房，其余基本一样。“下山虎”因为门路出入不同,因此有开正门和边门的区别。通常中间不开门而只开两边的，称为“龙虎门”,也有既开正门又开两边门的。

四马拖车

“四马拖车”也称“三落二火巷一后包”,是“四点金”的复杂化。整个建筑格局就像一架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故名“四马拖车”。

“四马拖车”整个建筑的各个部分都有它特殊的功能。头进的“反照”是为了遮挡路人和客人的视线,不致使屋里一览无遗。通廊是主人和来访客人停放交通工具的地方。南北厅是平时接待客人用的,而长辈们重要的会见和议事则在二进和三进的大厅进行。三进的大厅还设置祖龛供奉祖宗灵位。逢年过节、祖宗忌辰、家人要出国,就要开龛门祭拜抑或向祖宗“告别”；家人做了伤风败俗的事要绳之以家法,也要开龛焚香,让他在祖宗面前请罪。后库则是供办丧事时停放棺柩的地方。

“四马拖车”主体建筑的大房由长辈居住,最高长辈一般住在三进的房子,其他房间由小辈居住。磨房、厨房、浴室、厕所等生活用房都集中在左边的火巷。家中遇上办喜事,则各进大厅的禅门洞开。办丧事时更为隆重，不单要卸下“反照”，还要卸下各进的禅门。所有天井架上地板,天井的上空撑起帐篷。这样一来，一、二、三进就形成了一个宽敞的大空间,便于进行各种活动。

总的来说，“四马拖车”的主体建筑前低后高,每进递增三级石阶,这样便于突出主要厅堂,更重要的是为了不让前进遮住后进,保证后进的采光。后包是为了保护主体建筑和防盗而设。当然,像这样大规模的房屋,一般人家是无缘问津的。

独特的建筑方式和材料

潮汕地区还保留古老板筑的建筑方式。原料一般采用红土和砂砾搅拌后筑成墙体，而不需要耗掉田里好泥土的砖块来筑墙，然后用泥沙和贝壳灰搅拌后涂墙面，也有部分是夯土或以木、草织成墙体，之前海滨贫民所居就多为这种称为“涂(草)寮”的茅屋，石材则多用于建筑构件的门框、栏板、抱鼓石、台阶、柱础、井圈、梁枋上和石牌桥、石塔、石桥大型建筑物的建造。屋面与屋脊，有通花陶瓷压顶，既可以透风又能压顶防风，还有双层（或三层）青瓦，上层为食七留三，底层食三留七，再压瓦筒，于两瓦之间隔热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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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剧文化

潮剧又名“潮州戏”，主要流行于潮州方言区，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古老地方戏曲剧种。潮剧是宋元南戏的一个分支，由宋元时期的南戏逐渐演化，吸收了戈阳、昆曲、皮黄、梆子戏的特长，结合本地民间艺术，如潮州音乐等，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潮剧的音乐唱腔是曲牌联缀为主的联曲体和板腔体综合体制，至今保留一唱众和，二三人以上同唱一曲和合唱曲尾的帮腔形式。唱腔以轻婉抒情见长，多曼声折转，清丽悠扬。

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是一座集中体现中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独特风格的宏伟建筑群体，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被许多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乔家大院，原名“在中堂”，是清代赫赫有名的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院，建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占地面积为9180.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4042.4平方米，外视威严高大，宛如城堡，内视则富丽堂皇，既有跌宕起伏的层次，又有意蕴深藏的统一规范，结构考究，选材精良。经过乔氏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于民国初年成为一座宏伟的建筑群，集中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的风格。

建造历史

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1756年），以后有两次扩建，一次增修。第一次扩建约在清同治年间，由乔致庸主持；第二次扩建为光绪中、晚期，由乔景仪、乔景俨经手；最后一次增修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后，由乔映霞、乔映奎分别完成。从始建到最后建成现在的格局，中间经过近两个世纪。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后来的扩建和增修都能按原先的构思进行，使整个大院风格一致，浑然一体。

建筑结构

大院三面临街，不与周围民居相连。外围是封闭的砖墙，高10米有余，上层是女墙式的垛口，还有更楼，眺阁点缀其间，显得气势宏伟，威严高大。大门坐西朝东，上有高大的顶楼，中间城门洞式的门道，大门对面是砖雕百寿图照壁。大门以里，是一条石铺的东西走向的甬道，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墙围台，甬道尽头是祖先祠堂，与大门遥遥相对，为庙堂式结构。北面三个大院，都是芜廊出檐大门，暗棂暗柱，三大开间，车轿出入绰绰有余，门外侧有拴马柱和上马石，从东往西数，依次为老院、西北院、书房院。所有院落都是正偏结构，正院主人居住，偏院则是客房、佣人住室及灶房。在建筑上偏院较为低矮，房顶结构也大不相同，正院都为瓦房出檐，偏院则为方砖铺顶的平房，既表现了伦理上的尊卑有序，又显示了建筑上的层次感。大院有主楼四座，门楼、更楼、眺阁六座。各院房顶有走道相通，便于夜间巡更护院。

建筑技艺

乔家大院闻名于世，不仅因为它有作为建筑群的宏伟壮观的房屋，更主要的是它在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上都体现了精湛的雕刻艺术。南、北六个大院内，砖雕、木刻、彩绘，随处可见。从门的结构看，有硬山单檐砖砌门楼，半出檐门，石雕侧跨门，一斗三升十一踩双翘仪门等。窗子的格式有仿明酸枝棂丹窗，通天夹扇菱花窗，栅条窗、雕花窗、双启型和悬启型及大格窗等，各式各样，变化无穷。再从房顶上看，有歇山顶、硬山顶、悬山顶、卷棚顶、平房顶等，这样就形成平的、低的、高的、凸的，无脊的、有脊的、上翘的、垂弧的……处处别有洞天，细细看来，着实赏心悦目，韵味无穷。

大院中的西式建筑

民国初年，乔家人口增多，住房显得不足，因而又购买地皮，向西扩张延伸。民国十年（1921年）后，乔映霞、乔映奎又紧靠西南院建起新院，格局和东南院相似。但窗户全部装上大格玻璃，还在设计上采用了西洋式装饰，采光效果非常好。同时，她把原来的一个通道堵塞，将老院灶房改建为客厅，并在客厅旁建了浴室，修建了洗手间，颇有异国风情。这也是乔家大院的最后一次扩建。

总而言之，乔家大院设计精巧，建筑考究，素有“皇家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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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的主人——乔致庸

乔致庸(1818—1907年)，早年丧失父母，由兄长乔致广抚养成人。他本性不喜经商，而是“幼嗜读书，思以儒术昌门阀”，一心想做学问，为此还曾经考中过秀才。后因兄长乔致广去世，家业无人接替，他被逼无奈，只得弃儒从商，操持起乔家的商业。乔致庸待人随和、处世中庸、善于计谋，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滚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王氏庄园

王氏庄园是中国古建筑史上一处罕见的超规制清代城堡式民居建筑群。整座建筑以灰色调为主，古朴大方，给人以庄重典雅的感觉。庄园建筑既不同于皇宫官府，又不同于一般民居，是我国北方居民建筑的极品。

出保定顺平县东北10余里，一座巨大的庄园跃然在目。庄园占地279亩，原有50多套宅院、500余间房屋；现存65亩，房屋163间。庄园主要建筑布局成四方形，坐北朝南排列在一条直线上，内有东、西排列四合院两排，四合院各院前后贯通，左右相连。

王氏家族的传说

王氏家族的发迹，就像山上的云雾一样，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几百年来，众说纷纭，留下了种种美丽动人的传说。有的说王氏家族的发迹是跑马圈地得来的。有的说是王氏第四代族人王佩上村北山腰刨荆根，刨出了大量金银宝贝。还有人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的四大家族中的王家，就是顺平县南腰山的王氏家族……据考证，王氏家族祖居辽宁铁岭，后迁入河北境内。王氏的发迹略在清代初年，王氏庄园的初建也大约在清初。

庄园布局

王氏庄园是具有典型北方特征的古代民居，它采用了北京四合院的建筑规制，并大胆创新，体现了独特的建筑个性，是中国北方建筑文化的大观园。庄园设计充满传统情调，在空间上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指导原则，主屋与厢房之间尊卑有序，通道开阔，小巷幽深，又具有北方居室的风水观念。

王氏庄园的南院在整个庄园的最南部，也是庄园现有的主要景观。一条内街将南院分为南、北两院。南院当年是主人的场院，建有粮仓、店铺、账房、收租院、车马院等，如今属于一所中学，当年的情景已荡然无存。北院为住院建筑区，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庄园。

王氏庄园主要建筑

八角楼

八角楼建于1930年，坐落在庄园北院，主要功能为防御土匪侵扰，分上、下两层，顶上原为防御挡墙。后被日本兵拆毁。此门口正对街中几个主要街道。所以建筑为八角楼式，便于抵御。八角楼南北长15.5米，南墙宽5.85米，北墙宽2.91米。该楼有四个直角，四个钝角，二个内直角。楼基高3米。大门雄伟高大，设有两层木门，两套串杆。为坐西朝东的东北门。对防盗防匪有很强的安全作用。

大券门

大券门与八角楼相连，为过街楼门。券上建有二层楼，四方留有窗户、枪眼，也称“炮楼”。站在楼上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情况。到晚上掌灯时分就大门紧闭，禁止外村人入内。该楼为著名工匠王德付建造，建造时就地取材，使用的树木、砖瓦都是在当地砍伐或者烧制的。

元宝洞

庄园建筑的东南侧建筑物下有一偏僻院落，坐西朝东砌有四条砖洞。一溜排开。南、北各三间陪房，独立门院。洞高3米，洞深8米左右。四条洞底头都建有神龛位置。原为王氏庄园存放元宝、珠宝仓库，因此称作“元宝洞”。

九间楼

九间楼为王氏庄园九门相照院落的最高主体建筑。为上、下两层，原楼顶上边有掩体式的防御墙。“文革”中被拆除。现仅南陪房上留有一排单人掩体，保存非常完整。

五间楼

五间楼为北院，与九间楼相映，但略靠前。建筑风格与九间楼相同，前与王氏庄园客厅、书房、客房院落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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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衮

王锡衮，据传为王氏庄园的主人。字龙藻，号昆华，生年不详，卒于永历元年（1647年），云南禄丰县人，他的父亲名叫王劝士，读书甚多，但没有做官，王锡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考中举人，天启年间又考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充任庶吉士。三年后被授予中央政府的秘书官，参议政事。明王朝覆灭后，分布在全国的明朝宗室开始延续帝国的命运，其中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建，诏拜王锡衮为东阁大学士，后来南明王朝江河日下，王锡衮遇害于云南贡院至公堂。

第十讲 民族工艺篇

中国剪纸

剪纸又叫“刻纸”“窗花”或“剪画”，是中国最为流行的民间艺术之一，常用于宗教仪式、装饰和造型艺术等方面，以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剪纸作为一种流行于中国民间的镂空艺术，其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剪纸的载体可以是纸张、金银箔、树皮、树叶、布、皮、革等片状材料，它用自己特定的表现语言，传达出传统文化的内涵。

剪纸的由来

中国的剪纸起源于西汉。传说汉武帝的宠妃李氏去世后，武帝思念不已，请术士用麻纸剪了李妃的影像，这大概是最早的剪纸。公元105年，蔡伦改进和推广前人的经验开始大量造纸，这种镂花形式因找到了更易普及的材料，从而诞生了剪纸艺术。

剪纸到南北朝时期已相当精熟，在明、清以后广为流传，遍及大江南北。特别是在农村，人们以剪纸来表达吉祥如意的心愿。在春节、结婚时，便把各种寓意祥瑞的剪纸贴在窗格上，营造出喜庆祥和的气氛。古老的剪纸以剪刀剪出为主要创作手法，趣味浑朴天然，后来剪纸艺人为了省工，一刀多张，改为刻刀雕刻为主，风格转为精巧。作品取材于社会生活、风土人情，蕴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剪纸的构图

剪纸的基本材料是平面纸张，基本语言符号是装饰化的点、线、面。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剪纸不善于表现多层次复杂的画面内容和光影效果及物象的体积、深度和起伏，因此只有扬长避短，在构图上采用平视构图，即将物体和景象由三维空间立体形象变为二维空间平面形象，通过对表现素材进行大胆取舍，删繁就简，用简练的线条进行概括，使画面重点突出、黑白关系虚实相衬，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

民间剪纸的构图思维不受生活惯例、题材内容的局限，将若干形象创造性地组织起来，使之产生连贯、对比、衬托的作用。这种平面化取物的表现手法，增强了剪纸的主观性、时空性、立体性、全面性，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追求造型的完整。民间剪纸的构图形式完全摒弃了焦点透视的绘画概念，不但打破了时间、空间、比例关系的限制，而且彻底离开了自然景物的特定位置，用形象的主次、对称、均衡的形式法则统一画面。同时，民间剪纸也具有一种散点式的构图方法，即将不同素材各自独立，互不交叉，甚至每个物体都有自己的透视点，而作者又能将这些不同素材合理地安排在同一个平面中。

剪纸的吉祥祝愿

民间剪纸善于把多种物象组合在一起，并产生出理想中的效果。无论用一个或多个形象组合，皆是以象寓意、以意构象来造型，而不是根据客观的自然形态来造型，同时又善于用比兴的手法创造出多种吉祥物，把约定俗成的形象组合起来表达自己的心理。追求吉祥的喻义成为意象组合的最终目的之一。

在民间剪纸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反映生产生活的画面，这些作品有着一个最大的相同点，就是对主体进行夸大，大大的鱼，大大的辣椒，大大的蚕，大大的谷粒等，通过剪纸，人们虚构了美好的形象，来慰藉自己的心灵，来张扬人征服自然的伟大创造力，以期建立自己的理想世界，并肯定人的力量，鼓舞人们继续奋斗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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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剪纸之乡——庆阳

在全国众多的剪纸艺术中，甘肃省的庆阳剪纸与众不同，独具一格，堪称庆阳文化“四绝”之首，其构图简洁、明快的形象，显示着古拙质朴的风格，包含着粗犷奔放的高原气质。在庆阳民间，逢年过节，娶媳嫁女，满月祝寿，农村妇女们都要执剪铰纸，制作各种剪纸花，把居室打扮得五彩缤纷、红红火火。剪纸在庆阳成了农村妇女美化生活、抒发情感的精神依托。2002年6月首届中国庆阳香包民俗文化节上，庆阳剪纸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中国民俗学会将庆阳市命名为“民间剪纸之乡”。

中国版画

版画是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也有少数铜版刻和套色漏印。独特的刀工与木味，使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与地位。

版画有别于直接描绘的一般性绘画，它是一门间接性的绘画艺术。版画充分利用媒材的性质，通过雕刻、腐蚀、照相感光等化学或物理性质的处理制作出印版，借助印刷的方式，将图像转印到纸张、织物、金属、玻璃、合成材料等承印物上。简单地说，版画就是“印”出来的绘画。中国版画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

版画起源与发展

我国现存最早的版画、有款刻年月的是举世闻名的咸通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图，根据题记，作于公元868年。唐、五代时期的版画，在我国西北和吴越等地都有发现的作品，大多古朴俊秀，内容题材以宗教经卷为主。

宋元时期的佛教版画，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一时期的辽代套色漏印彩色版《南无释迦牟尼佛像》，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彩色套印版画，在世界文化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元代的平话刻本则是我国连环版画的前身。

明、清两朝是我国版画的高峰时期，在许多文人、书商、刻工的共同努力下，版刻出现了各种流派，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版刻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不仅宗教版画在明代达到顶峰，欣赏性的版画也大大兴起。画谱、小说、戏曲、传记、诗词等，一时佳作如雪，不胜枚举。尤其是文学名著的刻本插图，版本众多，流行广泛，影响深远。

明清时期是版画各个艺术流派的兴盛期。以福建建阳为中心的建安派，作品多出于民间工匠，镌刻质朴。以南京为中心的金陵派，作品以戏曲小说为主，或粗犷豪放，或工雅秀丽，风采迥异。以杭州为中心的武陵派，题材开阔，刻制精美。以安徽徽州为中心的徽派以白描手法造型，富丽精工，在中国文化史上更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举足轻重的地位。

木刻版画艺术

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独特的刀味与木味使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木刻版画是造型艺术中工具性较强的画种，用刀刻木不能像油画那样自由运用多层次的覆盖式的画法，以及反复地进行局部的甚至全部的修改，也不可能像中国画那样进行多次的皴、擦、点、染的描绘。版画家在创作中有精密的思考，持刀造型时，既果断，又谨慎。运用刻刀造型，以刀代笔，产生独特的力之美。单纯、强烈、鲜明的表现成为木刻艺术的特征。

木刻版画画面虽小，但创作的过程较一般的绘画复杂。木刻版画在雕刻前需要经过构图、刀法、色彩、黑白、线等环节的设计。画面中的一切物象，都要经过一番特定语言的翻译，这种翻译就是艺术处理，也就是把一般的绘画语言变成版画语言。

版画制作方法：刀法分阴刻和阳刻两种，即凹线显形和凸线显形。第一步，绘制版样与制作印版。第二步，分色逐次在印版上上墨，工具一般为滚筒。第三步，转印图像，起稿。

在欣赏版画近千年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大量作品时，有一些艺术特点值得注意：尽可能利用对象的本色，显出木味；巧妙利用“留黑”手法，对刻画的形体作特殊处理，获得版画特有的艺术效果；发挥刻版水印的特性，让大块阳刻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通过巧妙构图，以丰满密集和萧疏简淡等不同风格来衬托表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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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画之乡

中国在版画全面发展普及中，地方学派不断崛起，陆续形成许多“版画之乡”。黑龙江北大荒套色木刻版画，作品以北大荒建设兵团战士与大自然抗争的生活为素材，以套色木刻为主要表现形式。江苏启东水印木刻版画，以水印木刻为主要表现形式，作者群大、作品量多、水平高、影响大。江西宜春彩拓版画，作者为农民版画家，主要以自己创造的“彩色拓印”版画创作技法为主要创作形式。浙江嘉兴绣洲区农民版画，以黑白木刻为主要创作形式，注重作品的生活化，展现纯朴、粗、敦厚、稚拙的艺术特征。

中国年画

年画是中国画的一种，始于古代的门神画，清光绪年间，正式称为“年画”。年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也是中国农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每值岁末，中国多数地方都有张贴年画、门神以及对联的习俗，以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中国著名的民间木版年画中，杨柳青年画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杨柳青年画历史悠久，以其细腻的笔法、秀丽的人物造型、明艳的色彩、丰富多彩的内容而著名。

年画概述

年画是中华民族祈福迎新的一种民间工艺品，是一种承载着人民大众对未来美好憧憬的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传统年画以木刻水印为主，追求拙朴的风格与热闹的气氛，因而画的线条单纯、色彩鲜明。内容有花鸟、胖孩、金鸡、春牛、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等，表达人们祈望丰收的心情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与乡土气息。

历史上，民间对年画有着多种称呼。宋朝称“纸画”，明朝称“画贴”，清朝称“画片”，直到清朝道光年间，文人李光庭在文章中写到：“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年画由此定名。

明清时期的杨柳青年画

杨柳青年画始于明代崇祯年间，清代光绪以前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天津杨柳青镇及其附近村庄民众，大都从事年画作坊生产，有“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之称，年画因此以产地而得名。

康乾时期，杨柳青年画的风格严谨，背景简洁，注重人物神情的刻画。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齐健隆、戴康增两位画师。嘉庆道光年间，杨柳青年画的风格渐趋活泼，画面热闹，色彩丰富，背景也各式各样。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年画。太平天国信奉拜上帝教，反对个人崇拜，提倡人人平等。所以，太平天国时期的年画，内容包括花鸟鱼虫、走兽风景，唯独没有人物。

杨柳青年画的艺术特点

杨柳青年画的艺术特点是多方面的，形成其艺术特点的条件也是多方面的，其中较为显明突出的则表现在制作上。杨柳青年画的制作程序大致是：创稿、分版、刻版、套印、彩绘、装裱。前期工序与其他木版年画大致相同，都是依据画稿刻版套印；而杨柳青年画的后期制作却是花费较多的工序于手工彩绘，把版画的刀法版味与绘画的笔触色调，巧妙地融为一体，使两种艺术相得益彰。而且由于彩绘艺人的表现手法不同，同样一幅杨柳青年画坯子（未经彩绘处理的墨线或套版的半成品），可以分别画成精描细绘色彩素雅的“细活”，和豪放粗犷的“粗活”，艺术风格迥然不同，各具艺术

价值。

杨柳青年画的制作方法为“半印半画”，即先用木版雕出画面线纹，然后用墨印在纸上，套过两三次单色版后，再以彩笔填绘。杨柳青年画既有版画的刀法韵味，又有绘画的笔触色调，形成与一般绘画和其他年画不同的艺术特色。杨柳青年画的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尤以反映现实生活、时事风俗、历史故事等题材为特长，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连年有余》《荷亭消夏》等一些传统佳作，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被中外艺术家、收藏家视为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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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画四大家

天津杨柳青年画、山东潍坊杨家埠年画、江苏桃花坞年画、四川绵竹年画在历史上久负盛名，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兴起于明代，全以手工操作并用传统方式制作，发展初期受到杨柳青年画的影响，清代达到鼎盛期，杨家埠曾一度出现“画店百家，画种过千，画版上万”的盛景，产品流布全国各地。桃花坞木板年画是中国江南主要的民间木板年画，其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术流派，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为鼎盛时期。绵竹年画以产于竹纸之乡的四川省绵竹县而得名，绵竹年画历史悠久，起源于北宋，到明末清初进入繁盛时期。

景德镇陶瓷

景德镇是“瓷器之国”的代表和象征,其制瓷历史悠久,瓷器精美绝伦,闻名全世界。景德镇历经元、明、清三代，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

景德镇制陶业始于汉代，此时的陶器质量粗劣，影响有限。至唐、五代时期，景德镇陶瓷开始名扬天下。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分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此时，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后世制瓷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尤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著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绰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是两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陶瓷品类。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转为彩瓷新时代的到来。釉里红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瓷 器，烧成难度大，色彩艳丽，以致到今天它还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瓷器品类。

明代，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外，还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创造了 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 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到成化年间，又造出精细的青花玲珑瓷，玲珑瓷碧绿透亮，青花青翠幽雅，融为一体，引人入胜。而创于成化时期的釉下青花和釉上 多种色彩相结合的斗彩工艺，则开创了我国彩瓷的新时代。至嘉靖、万历年间在成化斗彩的基础上创出了青花五彩，改变以斗彩 中仅青花是构成整个图案的决定性的主色地位，而使青花只是构成整个图案的一种颜色，青花和红、黄、绿等色处于一样的地位而没有主从之分，这就大大丰富了青花五彩的表现力，呈现出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以及釉下蓝色为主并突出红色的局面。

清代前期的景德镇制瓷业，无论是产品造型、装饰技法、还是装饰题材、装饰风格，都达到了“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的极度繁荣境界，制瓷技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尤其是于 康熙朝始创的粉彩，到雍正年间获得空前的发展，并且有“清一代，以此为甚”的影响。但随后的“乾隆一朝”，为景德镇瓷器的“极盛时代”，亦衰落之始。

中国自古被誉为“瓷器之国”，景德镇则是其代表和象征。2000多年的制瓷文化和技艺的深厚积淀，为景德镇奠定了举世公认的瓷都地位，景德镇瓷器“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典雅秀丽的青花，五彩缤纷的彩绘，斑斓绚丽的色釉，玲珑剔透的薄胎，巧夺天工的雕塑，无一不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这些绚丽多彩的名贵瓷器，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为传播中华文化艺术，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世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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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彩的历史

汉代以后，绿釉陶器盛行，铅釉的烧制技术已然成熟，彩釉的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入唐以后，国运昌盛，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统治阶级生活十分奢侈。为适应厚葬需要的三彩陶器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蓬勃发展起来，种类之多，诚然前所未有，诸如文侍武将，歌舞乐人，马牛骆驼，瓶罐碗盘，都象征性地陪葬入墓。进入盛唐以后，三彩俑的生产取代了三彩器皿，黄、绿、白、蓝、黑彩相继出现，油光晶亮，赋彩自然，堆贴与控塑的手法更把装饰能容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是唐三彩的全盛时期。中晚唐的安史之乱，潘真割据，为唐三彩的发展划上一个致命的休止符，只有南方扬州遗址仍见少量遗物。

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是文人书房中必备的四件宝贝，故称“文房四宝”。文房四宝是中国独有的文书工具，不仅具有实用价值，也是融绘画、书法、雕刻、装饰等为一体的艺术品。

“文房”之名，起于我国的南北朝时期，专指文人书房而言，因笔、墨、纸、砚为文房日常所用，而被人们誉为“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在南唐时指诸葛笔、徽州李廷圭墨、澄心堂纸、江西婺源龙尾砚。自宋朝以来文房四宝指湖笔、徽墨、宣纸、端砚。文房用具除笔、墨、纸、砚以外，还有笔筒、笔架、墨床、墨盒、臂搁、笔洗、书镇、水丞、水勺、砚滴、砚匣、印泥、印盒、裁刀、图章、卷筒等。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房四宝多为清代名师所制，皇家御用，其用料考究、工艺精美，代表了我国数千年来文房用具的发展水平和能工巧匠们的创造智慧、艺术才能，是文房用具中的瑰宝。

笔

中国最早的毛笔，大约可追溯到2000年之前。东周的竹木简、缣帛上已广泛使用毛笔来书写,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发现了春秋时期的毛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笔。元代、明代时，浙江湖州涌现出一批制笔能手,如冯应科、陆文宝、张天锡等，以山羊毛制作羊毫笔风行于世，世称“湖笔”。自清代以来，湖州一直是中国毛笔制作的中心。

墨

墨是书写、绘画用的一种黑色颜料，借助于这种独特的材料，中国书画奇幻美妙的艺术意境才能得以实现。在人工制墨发明之前，人们一般利用天然墨或半天然墨来作为书写材料。史前的彩陶纹饰、商周的甲骨文、竹木简牍、缣帛书画等到处留下了原始用墨的遗痕。经过漫长的历程，至汉代开始出现了人工墨品。这种墨原料取自松烟，最初用手捏合而成，后来用模制，墨质坚实。

魏晋南北朝时期，墨的质量不断提高。唐代制墨名工奚超、奚廷父子，制出了“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好墨。宋代墨工潘谷是造墨高手，苏东坡、黄山谷等书画家极为推崇。明代邵格之、程君房、方于鲁等各树一帜，歙县与休宁两派制墨，争奇斗胜，所制精品，距今三百余年，仍光彩焕发。清代制墨，主要向“精鉴墨”（专供鉴赏的墨）和“家藏墨”（多作收藏或馈赠亲友之用）两方面发展，成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

纸

宣纸起于唐代，历代相沿。宣纸的原产地是安徽省的泾县。此外，泾县附近的宣城、太平等地也生产宣纸。到宋代时期，徽州等地的造纸业逐渐转移集中于泾县。当时这些地区均属宣州府管辖，所以这里生产的纸被称为“宣纸”，也有人称“泾县纸”。宣纸有易于保存、经久不脆、不会褪色等特点，故有“纸寿千年”之誉。

砚

砚，也称“砚台”，被古人誉为“文房四宝之首”，为研墨之石。其中有陶、泥、砖瓦、金属、漆、瓷、石等，最常见的还是石砚。中国产砚的地方很多，广东端砚、江西歙砚、山西澄泥砚、甘肃洮砚、山东红丝石砚、四川苴却砚、宁夏贺兰砚、贵州思州石砚、吉林省松花砚、河北易水砚被称为中国“十大名砚”。砚需常洗，不得与沾染，每发墨必须砚净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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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品斋笔庄

相传清乾隆年间，湖州有一个姓王的笔工，以制笔卖笔度日。朝廷大试之时，他随考生一起跋涉千里进京叫卖。有一名考生买了王笔工的一支羊毫笔，考后竟中了头名状元，一时轰动京城。书生们纷纷争购王笔工的毛笔，称他的笔为“一品笔”，称王笔工为“王一品”。从此，王笔工名声大振。乾隆六年（1741年）他在湖州城里开了一爿笔庄，店名就叫“王一品斋笔庄”，迄今为止已有250多年的历史，是商务部命名的中华老字号企业，是我国最老的一家前店后坊的专业笔庄，以生产“天官”牌湖笔著名中外。

岫岩玉雕

岫岩玉雕有5000多年的历史，与中国玉的历史紧密相连，体现了中国玉文化的深厚内涵。岫岩玉雕对玉雕人物、花鸟、动物、花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着本源和基石的作用。

中国玉石自古便成为人们佩戴与装饰的佳品，产于“中国玉乡”辽宁岫岩县的岫岩玉与新疆的和田玉、河南南阳的独山玉、湖北郧县的“绿松石”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玉”，岫岩玉雕也是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喜爱的艺术品。

岫岩玉雕简介

岫岩玉，简称“岫玉”，以产于辽宁岫岩县而得名，为中国历史上的名玉之一。岫岩玉雕是以岫岩地区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一项民间玉石雕刻工艺。主要产品有人物、动物、花鸟、花卉、瓶素、旅游、保健七大系列一百多个品种。岫岩玉雕长期受到北方民族民间文化的滋润，吸收了地方民间木刻、石雕、泥塑、刺绣、剪纸、影人、彩绘艺术等方面的精髓，融合渗透，以立体圆雕、浮雕为主，辅以线刻、镂、透雕等技法，逐渐形成了具有浓厚地方特点的艺术风格。其造型简练古朴，打磨光滑，气韵生动传神，颇有古辽河红山文化遗风。

岫岩玉雕的特点

岫岩玉雕技法丰富，以素活见长,柔环、活链为其典型工艺，难度之高，世人称绝。岫岩玉雕的素活工艺继承了中国玉器传统技法，做工以立体圆雕及浮雕为主，辅以线刻、镂刻、透刻，并有勾花、勾散花、顶撞花等手法，尤擅用剜脏去缕、因材施艺、化瑕为瑜、废料巧用、俏色巧用、螺纹组合等技法。

岫岩玉雕题材广博，继承传统，创新发展，源于生活，作品内涵丰富，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鲜明的生活情趣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岫岩玉雕在造型上深厚古朴而又不失典雅，严谨统一而又极富变化，可谓形神兼备，极富生气。

以玉养身

据传，各朝各代的帝王嫔妃养生不离玉：嗜玉成癖如宋徽宗，含玉镇暑如杨贵妃，持玉拂面如慈禧太后……中国古籍上称：“玉乃石之美者，味甘性平无毒。”各家养生理论一致认为，人身有“精、气、神”三宝，“气”的使用尤为突出，而玉石是蓄“气”最充沛的物质。有些人在研究玉石养生的机理后认为，玉石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如锌、镁、铁、铜、铬、锰、钴等，佩戴玉石可使所含微量元素被人体皮肤吸收，产生特殊的“光电效应”聚焦蓄能，形成相当于电子计算机中谐振器似的电磁场，与人体发生谐振，从而使各项生理机能更加协调地运转。

某些玉石还有白天吸光晚上放光的奇妙物理特性。有人认为，当光点对准人体的某个穴位时，能刺激经络、疏通脏腑，有明显的治疗保健作用。位于人手腕背侧的“养老穴”，常佩戴玉镯，可以得到长期的良性按摩，不仅能祛除老人视力模糊之疾，且可蓄元气，养精神。

嘴含玉石，借助唾液所含营养成分与溶菌酶的协同作用，能生津止渴，除胃中之热，平烦懑之气，滋心肺，润声喉，养毛发，不失为玉石养生的又一途径。玉在山而草木润，玉在河则河水清，可见玉石养生有益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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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购玉石

我国的玉石种类繁多，历史悠久。按照产地分，著名的有广东信宜产的“南方玉”，河南产的“河南玉”，山东产的“山东玉”，新疆伊犁、和田一带产的“羊脂玉”等。比较名贵的玉器首饰大都是用这些玉加工琢磨而成的。

鉴别玉器的优劣，主要看它的色泽是否具有浓（浓郁）、阳（鲜明）、俏（色美）、正（纯正）、和（柔和）5个特点。如果基本符合，就是上品，即美玉。如果玉器显得淡（平淡）、阴（阴暗）、老（色黯）、花（不纯）、斜（不协调），那就是下品。购买玉器切忌在较强的灯光下挑选，因为灯光的照射容易使玉器失去本色，还往往会掩饰一些瑕疵。另外还要学会鉴别真假玉器,目前市场上常见的假玉有塑胶、玻璃、云石（大理石）、电色假玉等多种。

福州脱胎漆器

漆器在中国有7000多年的历史，脱胎漆器有2300多年的历史。福州脱胎漆器与北京景泰蓝、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三大传统工艺，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工精细，品类繁多。

福州脱胎漆器是指产地在福州市，产品以布（布胎）、木（木胎）、竹（竹胎）为基料，以漆为主要材料与其紧密结合，采用颜料、蚌、蛋壳、金银箔（粉）、石、玉、贝、骨等为辅助材料，经制胚胎、垸灰、髹漆、研磨推光、装饰等工艺，完全手工制作而成的漆器产品，工序达几十道，甚至上百道，形成福州独具特色的漆器工艺文化。

福州脱胎漆器质地坚固轻巧、造型别致，装饰技法丰富多样，色彩明丽和谐，可谓集众美于一体，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郭沫若生前曾作诗倍加赞誉，称赞福州脱胎漆器是“天下惊无双，人间疑独绝”。

历史溯源

福州脱胎漆器的首创者是清代乾隆年间福州府侯官县（今福州市）漆艺人沈绍安（1767—1835年）。沈绍安通过对旧匾额的分析，了解了失传已久的汉代“夹纻”技法的基本材料成分，经过不断尝试，将“夹纻”技法还原，并在手法、材料上有所创新，创造了一种新型漆器工艺。

“夹纻”制作技术源于战国，兴于西汉，魏晋时期走向成熟。寺庙大佛，多用“夹贮”法塑造。首先竖立木柱支架，竹篦绷扎、细麻、稻草、泥土及漆灰糊封，涂上漆泥，塑出骨肉、糙漆、磨光、漆彩漆、贴金饰，开光点睛，完成后把像内木架等重物酌量拆除，减轻重量，以供当年庙会出巡时需要。

“夹纻”技术是佛教造像的重要方式，一直延续了近千年，在唐晚期两度灭佛以后，绝大多数漆艺佛像都被毁坏殆尽，佛教造像的“夹纻”技术也逐渐衰败，直至失传。目前，中国大陆各博物馆，已经找不到一件明代以前的“夹纻”造像实物。世界上现存的唐宋时期的“夹贮造像”，是被日本正仓院收藏的8世纪前后制作的实物——“唐代八部神像”。

沈绍安首创的脱胎漆器技法，开创了我国漆艺文化的新面貌，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工艺特点

福州脱胎漆器的最大优点是：光亮美观、不怕水浸、不变形、不褪色、坚固、耐温、耐酸碱腐蚀。福州脱胎漆器最大特点是：轻。福州脱胎漆器所具有的这些优点、特点，是由其特殊的制作工艺、高超的髹漆技艺所决定的。作为脱胎技艺同髹漆艺术相结合的产物，福州脱胎漆器的制作颇为不易，从选料、塑胎、髹饰至成品，每件成品都要经过几十道甚至上百道工序。工艺非常复杂，制作和阴干等十分费时，故一器之成往往需要数月，成品还需密闭在阴室里很久。

福州脱胎漆器在我国传统的朱、黑等漆色基础上以“真金碾泥为色”，即以真金、真银碾成金粉、银粉作调和料，解决了一般漆色干后变为黝黑、难与其他鲜艳颜料调和的困难，增加了蓝、绿、褐等多种鲜艳的漆色，且漆色经久不变；有的装饰还用上了刻银丝、刻金丝、螺钿、镶嵌等，使脱胎漆器更加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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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漆器今发现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第三文化层出土的木碗，是新石器时代漆器的代表，该器造型美观，内外都有朱红色涂料，色泽鲜艳，其物理性能与漆相同。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棕色彩绘陶器，经初步试验，棕色物质为漆。在辽宁敖汉旗大甸子古墓中出土的觚形薄胎朱漆器，距今约3600—3400年。

战国的漆工史是一个有重大发展的时期，器物品种及数量大增，在胎骨做法、造型及装饰技法上均有创新。出土战国漆器的地区很广，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彩绘神怪龙蛇及猎乐舞的小瑟，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鸳鸯盒，江陵楚墓出土的由蛇蚌鸟兽盘结而成的彩绘透雕小座屏，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潍坊风筝

风筝在我国是一项传统的民间娱乐活动，同时在这种活动中也蕴藏着中国传统的民间工艺。有“鸢都”之称的潍坊，制作风筝的历史悠久，工艺精湛，享誉海内外。

潍坊风筝同中国许多民间艺术形式一样，产生于人们的娱乐活动，是寄托着人们的理想和愿望，与人们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娱乐品。潍坊风筝经过历史演变和横向传播，逐渐形成了选材讲究、造型优美、扎糊精巧、形象生动、绘画艳丽、起飞灵活的传统风格与艺术特色，和京式风筝、津式风筝等交相辉映，鼎足而立。而今潍坊的风筝节融国际性、民族性、时尚性于一体，更是将其风筝文化发扬光大。

风筝的起源

风筝起源于战国时期。公输般(鲁班)制作的“鹊”或“鸢”，其原材料是极薄的木片或竹片。汉朝以后，由于纸的发明和应用，在制作风筝时，逐渐以纸代木，称为“纸鸢”。五代时，又在纸鸢上系竹哨，风吹竹哨，声如筝鸣，故称“风筝”。唐宋时期，现属潍坊各地扎放风筝已很普遍。明清时期，潍坊的风筝达到极盛。每年清明节前后，风和日丽，家家户户扶老携幼，踏青登场，竞相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送上蓝天。清朝诗人郑板桥在《怀潍县》诗中说：“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生动地描写了清明佳节潍坊风筝的情景。这种春意盎然的民间活动，既是相互观摩、评比的机会，又是呼吸早春空气、享受大自然的恩赐、锻炼身体的好时光。

潍坊的风筝

潍坊风筝扎工精美，画工别致，造型新颖，构图合理，还吸收了木版年画的某些特点，博采京津画技之长，线条优美，色彩鲜明，善以夸张的手法，突出主题。潍坊风筝风格独特，栩栩如生，最有代表性的大型龙头蜈蚣风筝，长达百余尺。龙头蜈蚣风筝放飞时先将尾和身渐次放起，靠几十节“腰子”所产生的提升力将首部推往高空。“腰子”的连缀按力学原理系结，系绳之间必须有严格的角度和距离。“龙头蜈蚣”扶摇蓝天，气势千里，蔚为壮观。

寓意象征

潍坊风筝的造型模仿的自然事物、社会生活以及神话传说中的形象，都寄托着吉祥和吉庆、兴趣和理想，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放风筝，则是易做、经济、老少皆宜的娱乐、健身活动。现在的潍坊风筝，由于当地政府的重视和人民的钟爱，伴随着国际潍坊风筝节的连续举办，已成为当代潍坊的文化象征，它越洋过海，联结起了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也成为潍坊市经济腾飞的巨大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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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起源于斗笠、树叶

斗笠是一种古老的防雨防暑器具，当人类由渔猎转为耕作时就开始使用，特别在热带、亚热带是必不可少的。那时的斗笠制作很简单，系绳也就地取材，多用柔软的树皮纤维。据说，有一农夫正在耕作时，忽然狂风大作，卷起了他的斗笠，农夫赶紧去追，一下抓住系绳。恰巧这系绳很长，斗笠便在空中飞行。农夫觉得非常有趣，以后便经常给村民放斗笠，后来演变成放风筝。

风筝的由来，还有一些其他的渊源。古时候人们对风卷树叶满天飞的现象十分好奇，便用麻丝等拴树叶放着玩，逐渐演变成放风筝活动。中国台湾的高山族、海南岛的黎族人，早些时候就是用面包树的叶子做风筝。

凤翔泥塑

凤翔彩绘泥塑是陕西省凤翔县的一种民间工艺，当地人称“泥货”。凤翔泥塑经艺人之手代代相传，逐渐成为名贯中西的民间传统工艺绝活。2006年，凤翔泥塑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凤翔古称“雍州”，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西部，北枕千山，南带渭水，东望西安，西扼秦陇。这里曾是成周兴王之地，赢秦创霸之区，因传说“凤凰鸣于歧，翔于雍”而得名。凤翔县境内出土的春秋战国及汉唐墓葬中均有泥塑的陪葬陶俑，可见其泥塑工艺历史之久。凤翔泥塑汲取了古代石刻、年画、剪纸和刺绣中的纹饰，造型夸张，色彩鲜艳，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及较高的民俗文化、民间艺术和美学研究价值。

凤翔泥塑由来

据说，明朝时，朱元璋军队一部中的第六营兵士屯扎于此，这个村便命名为“六营”。这些来自江西的兵士有制陶手艺，闲暇无事，就和土为泥，捏制各种形态的泥活儿当作玩具，并且彩绘示人。后来军士转为地方居民，其中部分人重操入伍前的陶瓷制作手艺，利用当地黏性很强的板板土，和泥捏塑泥人，制模做偶彩绘，然后到各大庙会出售。当地人购泥塑置于家中，用以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六营村的脱胎彩绘泥偶由此出名，并代代相传，成为我国民间美术中独具特色的精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有灵魂的泥塑

凤翔泥塑虽脱胎于黄土，却有着自己的灵魂。民间艺人们将它们塑造成千姿百态的形状，也赋予它们各种各样的面孔，它们也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当地人购泥塑置于家中，用以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

泥塑中的坐虎工艺

在数百年的历程当中，泥塑作品不断继承和发展着，众多优秀的传统泥塑作品都得以不断传承，尤为典型的是虎的形象。

凤翔泥塑老虎，又称“坐虎”。坐虎前腿立后腿坐，形态极度概括，但不失虎的神韵。面部紧凑，耳朵夸大，显其威严。躯体饰以莲花、牡丹等纹饰，浓艳大方，很富有观赏性。

当初凤翔六营村的泥塑艺人从未见过虎的模样，他们却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创造出了民间百姓心目中大美无边的理想老虎形象。这所有虎的造型都与虎的原形有着很大差距，但无一不具虎的神韵和气势。

这种理想化创作是与当地的风俗相互影响着的。当地遇到小孩满月、百天、周岁，亲友们通常以坐虎相赠，置于炕头上，以表达他们对小孩长命、富贵的祝福。虎，就成了这种质朴情感的寄托。同时，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民间习俗前门贴门神，后门悬挂虎。虎，这时成为正义的化身，用以驱魔辟邪。

凤翔泥塑虎真正的制作工序很复杂，首先用和了麻丝和棉花的泥敷在模型上等它成型，然后要烧制，烧制好了要扑上白粉，等白粉干了就要用毛笔勾画，上颜色，做这样一个虎要花几天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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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之凤凰传说

据载，唐安史之乱时，唐明皇李隆基被迫逃至雍城(今凤翔),但雍城因年久失修，城墙坍塌，守城太守动员全城百姓筑新城进行防御，无奈新城筑起就塌，无法筑成。这一夜，天降瑞雪，皑皑一片。一只凤凰驾着祥云悄然落在雍城，在城西北角的三眼清泉边，引颈品饮清冽干爽的清泉水，之后踏雪绕城行走数里，一声长鸣，振翅而去。有人将此事禀报太守,太守忙率人前往察看，果然有凤足印迹绕城一周。太守大喜，认为这才是新城理想的选址，忙组织人力筑之。新筑之城果然一牢永固，不再倒塌。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肃宗继位，为纪念凤凰栖落之地，遂将雍城改名“凤翔”，沿用至今。

洛阳宫灯

洛阳宫灯创自东汉, 以工艺复杂、做工精良、造型雅致而闻名于世。目前，洛阳宫灯品种数百个，制作技术日臻完美，名师高徒，人才辈出，产品远销国内外，享有盛誉。

相传，东汉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建都洛阳，为了庆贺，在宫廷里张灯结彩，大摆宴席，盏盏宫灯，各呈艳姿。后来，宫灯的制作技术传入民间，“宫灯”之名由此而生，流传至今。如今，在重要的节日中，人们总爱买几个样式好看的宫灯悬挂在家中，渲染节日气氛。

发展历程

洛阳挂宫灯（特别是正月十五挂宫灯）的风俗，千百年来经久不衰。宫灯是洛阳的传统工艺品，品种繁多，达数百种，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洛阳宫灯历史悠久，它创自东汉，盛于隋唐，久传不衰。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迁都洛阳后的第一个元宵夜，即在洛阳新宫内外和天津街上陈设百戏，遍饰宫灯，饮宴畅游。唐朝时期，每逢元宵佳节，洛阳全城家家宫灯高挂，处处明灯璀璨，人人提灯胜游，盏盏争奇斗艳。宋以后，洛阳屡遭战乱，元宵节逐渐失去了旧时的风采，但宫灯制作技术一直流传至今。

东西李家宫灯

清朝，李、杜、朱、王、赵、孙等几家宫灯很有名气。

传说，清康熙年间，李炜和儿子李钰、孙子李绍武均继承前辈技艺，做灯为生。李绍武婚后不久病故，其妻能干，率领工匠做灯不停。当时东李家宫灯，因为品种全，质量好，收入颇丰，家境渐至富裕。后来李绍武妻招同姓人李谟为子，继承宫灯作坊，李谟管理有方，东李家愈加富裕。

李谟有3子7孙，都会做宫灯，收徒很多。东李家兴旺时，据传有7间门面房，长年生产六角龙头宫灯、罗汉白绢灯和纱绸宫灯，是当时的做灯业首户。道光、同治年间，李谟的儿子李万升家宫灯作坊最大，李万升3个儿子，分开3个宫灯作坊，3个宫灯作坊都很有名。至清末，东李家几个后代先后改行，都不做宫灯了。

西李家宫灯，首领人物是清嘉庆、道光年间的李文林，李文林继承父业，其4子9孙都参与做宫灯，加上学徒，传说其家常年有20多人生产，由于分工仔细，许多学徒出师时，只会做其中的一道工序。

李文林之子李上元以剪往宫灯上粘的云纸出名，上元剪云纸。1894年，慈禧与光绪从西安回北京时路过洛阳，李家献大宫灯一对，慈禧奖铜牌一枚。进入民国，西李家逐渐衰败，也都改行他业，远离宫灯了。

解放后，政府鼓励群众恢复和发展传统手工艺制品，宫灯制作有较大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典活动时天安门城楼上的宫灯，就是由洛阳老城南关名匠所制。如今，洛阳宫灯的制作地主要集中在洛阳老城东大街、南大街一带。

宫灯种类

洛阳宫灯品种繁多，常见的有白帽方灯、红纱圆灯、六色龙头灯、走马灯、蝴蝶灯、二龙戏珠灯、罗汉灯等。红纱灯最为有名，其造型优美，宜书宜画，撑合自如，易于保存。既可用于喜庆饰品，点缀升平；又可作艺术宣传，表彰新风；也可作纪念品，赠送亲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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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宫灯

陕西柞水县元宵花灯会有抢宫灯的风俗。传说，在上元灯会期间，若能抢回宫灯，必生贵子，抢宫灯一般是娶妻多年未孕育子女的人家，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抢灯由二人提前在预定路段，跟随宫灯伺机动手，用事先准备好的长柄镰刀，趁打灯者不备时，从竹杆上割下宫灯捡起就跑。这时，护灯队的青年便群起而追，边追边喊，追至百米开外为止（传说，抢宫灯不追不喊不灵验）。抢灯人员多受主人托请联合行动，沿途百米远有一人接应，等待宫灯到手便接力传送到雇主家中。

中国结

中国结，是由旧石器时代的缝衣打结，推展至汉朝的仪礼记事，再演变成今日的装饰手艺。因为其以“结”为基本结构形式，外观对称精致，亦符合中国传统装饰的习俗和审美观念，故命名为“中国结”，在中国民间广泛流行。

中国结是一种古老的编织艺术，一根根五彩的丝线，悬垂在居室四周，古朴而风情流转。自然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吉祥漂亮的中国结，既为主人祈福来年的平安富贵，同时也体现着主人不同的个性与审美观念。中国结身上所显示的情致与智慧，正是中华古老文明中的一个侧面。

结绳记事

提及中华文明之源，人们常常说起结绳记事，实际上这是“结”在人类发展史上曾有过的另一重要作用。据《易 系辞》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目契。”东汉郑玄在《周易注》中说道：“结绳为记，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可见，在远古的华夏土地，“结”被先民们赋予了“契”和“约”的法律表意功能，同时还有记载历史事件的作用，“结”因此备受人们的尊重。

如今小小彩绳早已不是人们记事的工具，但当它被打成各式绳结时，却复活了一个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

中有千千结

宋代词人张先写过“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形容失恋后的女孩家思念故人、心事纠结的状态。在古典文学中，“结”一直象征着青年男女的缠绵情思，人类的情感有多么丰富多彩，“结”就有多么千变万化。

“结”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被多愁善感的人们赋予了各种情感愿望，托结寓意。在汉语中，许多具有向心性聚体的要事几乎都用“结”字作喻，如结义、结社、结拜、结盟、团结等。男女之间的婚姻大事，也均以“结”表达，如结亲、结发、结婚、结合等。结是事物的开始，有始就有终，于是便有了“结果”“结局”“结束”。“同心结”自古以来就成为男女间表示海誓山盟的爱情信物，又如“绣带合欢结，锦衣连理文”，结饰已被民间公认为表达情感的定情之物。而“结发夫妻”也源于古人洞房花烛之夜，男女双方各取一撮长发相结以誓爱情永恒的行为，有诗云：“交丝结龙凤，镂彩结云霞，一寸同心缕，百年长命花。”

服饰之结

从先民用绳结盘曲成“S”形饰于腰间始，历经了周朝的“绶带”，南北朝的“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结”，到盛唐的“披帛结绶”、宋代的“玉环绶”，直至明清旗袍上的“盘扣”及传世的荷包（香囊）、玉佩、扇坠、发簪等，无不显示了“结”在中国传统服饰中被应用的历时之久、包罗之广。

吉祥中国结

中国结的取意如同其他中国艺术，多利用形态、谐音而取其意，如用“吉字结”“馨结”“鱼结”结合就成为“吉庆有余”的结饰品，以“蝙蝠结”加上“金钱结”，可组成“福在眼前”等。以此类推又延出了“长寿安康”“财物丰盛”“团圆美满”“幸福吉祥”“喜庆欢乐”等祈福的内涵，被作为民间祝祷的符号，成为世代相传的吉祥饰物。

中国结中还有一类被认为是通神灵的法物，可达到驱邪避灾、镇凶纳吉、却阴护阳等功效，如“吉祥结”“盘长结”等，这类“结”作为凝聚着神秘宗教观念的护身符，在民间得以广泛应用，并形成一定的传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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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结的10种结法

目前中国结的基本结法有10多种，分别为：

双钱结：形状像两个中国古铜钱半叠的式样。

纽扣结：常用以扣紧衣服，因其功能而命名。

酢浆草结：其三个外耳就像是酢浆草的叶片。

团锦结：结形圆满，变化多端，外形似花形。

十字结：结之两面，一为“口”字，一为“十”字。

吉祥结：“十”字结之延伸，有吉利祥瑞之意。

万字结：其结体的线条走向像佛门的标志。

盘长结：基本形状就如佛教八宝之一的盘长。

藻井结：结构紧凑、华丽，形如古时的天井。

平结：以一线或一物为轴，将另一线的两端绕轴穿梭而成。

目录

前言

第一讲 古代体育简史
萌芽——原始社会体育

初步形成——夏商周时期的体育
缓慢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体育
承前启后——秦汉时期的体育
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体育
鼎盛——隋唐时期的体育
继往开来——两宋时期的体育
嬗变——辽金元时期的体育
落日余晖——明清时期的体育

第二讲 古代体育文化
中国古代体育的伦理思想

先秦的体育思想
尚武思潮对体育的影响
武术文化
养生体育
对弈与竞技
象棋与竞技

第三讲 古代体育项目
射箭——竞技的鼻祖

投壶——贵族文人的高雅游戏
田径——古代体育之母
蹴鞠——足球的起源
马球——唐代第一运动
步打球——古代曲棍球
捶丸——古代高尔夫
击壤——投掷项目萌芽
举重——古代的扛鼎运动
御车——古代的赛车
游泳——最古老的水上运动
赛龙舟——奋勇竞渡夺锦标
滑冰——古代冰上运动
滑雪——生产中诞生的运动
摔跤——古老的竞技项目
相扑——源自中国的运动
手搏——勇士的较量
舞蹈——艺术体育之母

第四讲 古代武术竞技
柔道——四两拨千金

太极拳——以柔克刚
峨眉拳——攻防兼备
少林拳——以刚猛见长
八卦掌——内外兼修
形意拳——象形而取意
棍术——武术器械之祖
刀术——武术器械之霸
剑术——武术器械之尊

第五讲 古代民间体育
风筝——开阔胸臆的运动

荡秋千——凌空飞跃的运动
踢毽子——老少皆宜的活动
抽陀螺——儿童们的运动
抖空竹——艺术型的运动
耍杂技——高难度的运动
拔河——民间喜闻乐见的运动
跳绳——从儿童游戏演化出的运动
春游——民间运动的渊薮
钓鱼——有益于身心的运动
走犬——拥有深厚政治内涵的运动

第六讲 古代节日体育
登高——岁岁重阳节

踏青——三月野外行
舞狮子——锣鼓喧天壮声威
耍龙灯——盛会狂欢节目
踩高跷——轻歌曼舞走空中
耍中幡 ——天桥盛会传绝艺
跑旱船——陆地依然泛轻舟
扭秧歌——劳动的颂歌
庙会活动——民间体育聚会

第七讲 古代民族体育
那达慕——蒙古族体育盛会

赛马节——藏北的盛大节日
斗牛节——苗侗族的体育盛会
刁羊——哈萨克族体育项目
抛绣球——壮族体育运动
跳板——朝鲜族体育运动
达瓦孜——维吾尔族绝技
珍珠球——满族的篮球
波依阔——达斡尔族的曲棍球
竹杵舞——高山族的体育运动

第八讲 古代体育名人
秦武王——为举重贡献生命的帝王

养由基——百步穿杨
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
霍去病——足球先生出身的名将
李白——击剑和旅行家
徐霞客——登山运动的楷模
周懒予——棋坛怪杰的传说
徐星友——纵横四十年的棋坛霸才
康熙帝——痴迷下象棋的天子
范西屏——驰誉海内的棋坛剑客
施襄夏——康乾围棋大师
杨露禅——杨氏太极拳创始人
黄飞鸿 ——粤港洪拳名师

第九讲 古代体育与养生
养生体育的基本内容

养生中的体育人文思想
药物养生与体育
气功与体育运动
佛家养生思想
儒家养生思想
道家养生思想
“五禽戏”与养生
八段锦与养生
导引术与古代养生体操
行气术与吐故纳新的运动
按摩术与推拿
孙思邈妙论养生
苏轼的养生术

第十讲 古代体育轶事
汉代的骑术与马戏

唐朝的盛装马术表演
古代体育交流与俱乐部
《三国演义》中的大规模射箭赛事
爱好球类的帝王们
古代神射手佳话
王积薪蜀中得棋艺
达摩祖师与少林武功
清代木兰围场的体育盛会
清末体育教学
刘长春与中国奥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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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体育文化十讲 / 李世华编著. — 北京 : 中国商业出版社，2018.5

（中华文化公开课）

ISBN 978-7-5208-0331-1

Ⅰ. ①体… Ⅱ. ①李… Ⅲ. ①古代体育－体育文化－中国－文集 Ⅳ. ①G812.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7020号

前言

中国古代并无“体育”这个词，但是毋庸置疑，体育运动是存在的。中国古代的体育指的是从原始社会体育的萌芽，到18世纪末西方现代体育传入中国为止。从体育的内容上说，既包括中原地区的体育项目，也包括周边民族的体育项目。这些体育项目不但具有较强的竞技性，而且还有浓烈的娱乐色彩。

中国古代体育更注重运动者本身的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接近体育的实质。其运动形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类型。第一种是脱胎于生产和战争的体育，例如射箭、马术、御车、跳高、奔跑、滑雪、滑冰等；第二种是娱乐性的体育，例如蹴鞠、斗鸡、杂技、走犬、投壶等；第三类是思维性的竞技游戏，例如围棋、象棋、蒙古围棋、九连环等；第四类是养生体育，例如五禽戏、八段锦、导引术、行气术以及气功等；第五类是武术体育，例如少林拳、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以及各种武术器械，如棍术、枪术、刀术、剑术等。早期的军事体育对体育影响很大，出于战斗的需要，各国都积极发展体育运动。射箭被视为运动的鼻祖，据考古发现，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中，就曾发现了石质的箭镞，这是早期射箭的最好佐证。周代贵族教育中推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把射箭、御车与其他技能并重，也可看出当时人们对体育运动的重视。

中国古代的田径运动也很发达，虽然没有“田径”一词，但是短跑、长跑、跳高、跳远、投石、投枪等活动经常举行。西周时期的“令鼎”记载：两个随从跟随周天子与马车赛跑，赛跑结束后，周天子还赐给他们十家奴隶作为奖品。战国时代的军事活动频繁，为了训练士卒，魏国名将吴起也曾组织过负重长跑、跳高、跳远等士兵选拔赛。汉唐的史籍上记载的田径运动就更多了，霍去病等将领都曾组织过类似的比赛。元代出现了规范的“贵由赤”长跑赛，起点和终点分别在元大都(今北京)和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距离180里，赛跑在两个地方同时进行，其长度是现代马拉松比赛的两倍多，是中国式的马拉松比赛。

竞技性的比赛中，最早的是赛马。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岩画上曾发现了史前赛马的记录。河南郑州出土的画像砖上，有《赛马图》。此外，在一些汉代画像砖上也出现了赛马的生动记录，就是说至少在汉代以前已经出现了成熟的赛马形式。古书上记载的“田忌赛马”一事也印证了出土文物上的记录。到了唐朝的时候，更是出现了打马球这种竞技性非常强的运动。中国的赛马和马上运动，一直到清代末年依然长盛不衰。

另外，摔跤、蹴鞠、捶丸、步打球等体育运动也都风行一时。摔跤运动是一项古老的运动，它最早源于古代“蚩尤戏”。“蚩尤戏”是为了纪念与黄帝逐鹿中原的蚩尤的一种游戏。汉代的时候，“蚩尤戏”发展成了一种类同摔跤的运动——角抵。此后，角抵又演化出了相扑和柔道两种形式，并在唐代的时候传入了日本。

蹴鞠运动是现代足球的鼻祖，战国时期就已经在民间非常普遍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齐国首都临淄居民富裕，常常进行蹴鞠活动。汉高祖刘邦和他的父亲也都是蹴鞠迷，刘邦专门在长安建造了足球场——鞠城。汉代李尤还写了一篇《鞠城铭》，把蹴鞠的规则、裁判、比赛形式、道德规范都写得清清楚楚。

球类运动中的捶丸盛行于元代，一个叫宁志斋的老人还编写了一部《丸经》。明朝的皇帝明宣宗也很热衷于捶丸运动。

围棋和益智类游戏早在春秋时代就已流行，其中围棋还在隋唐时代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是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重大体现。

本书讲述了从原始时代体育的萌芽一直到清末我国体育的发展历程，体育文化的发展，体育项目的孕育，少数民族体育，武术体育，养生体育，体育名人以及体育轶事，并配了数百幅生动的图片，使读者在了解中国古代体育史的同时扩大视野。

第一讲 古代体育简史

萌芽——原始社会体育

体育是人类通过实践创造的一种特殊运动，中国古代的体育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伴随着原始人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活动逐渐地孕育出来，甚至与后世有关的各种运动器械也已经初具雏形。

虽然“体育”一词出现在17世纪，至19世纪末才传入中国，但是，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却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文明未开化的时代。中国古代体育萌芽的产生与当时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生活以及人类文化的进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劳动中萌生体育

茂密的原始森林里，两个猿人正在采摘野果，树上的猿人把摘下的果子丢到地上，树下的猿人不停地在地上爬来爬去，把散落在地上的果子拾起来。突然树下的猿人一跃而起，前肢一下子接住了一个高处落下的果子。从此，开始了人类直立行走的时代，后来他们学会了奔跑、跳跃等技能。又经过几十万年的光阴，人们慢慢学会了打制石器、骨器来获取食物。在追捕猎物的活动中，学会投、掷等方法，并发展了速度、耐力、力量、灵敏等各种身体素质，这个时候原始体育应运而生，但主要是以生存为直接目的。

远古时代，恶劣的生活环境改变了人类的体力和智力，使他们不得不学习走、跑、跳、投、攀登、游戏、搏斗等技能。原始人类赖以生存的劳动主要是打鱼和打猎，这不仅要求猎手们反应快，动作敏捷，还要求他们有良好的体力和一定的基本技能。这个时候的体育主要是以生存为直接目的，进行各种能力的训练。

战争中推进体育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生活的条件十分艰苦，部落之间常常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复仇或祭祀而发动战争，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为了提高自己的力量，每个部落纷纷制造兵器，教民习武，而且还挑选身强力壮的士兵进行军事训练，其中包括摔跤、飞镖、棍棒等。所以，战争对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体育教育的萌芽

劳动工具出现后，体育便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狩猎用的石块演化出了后世的链球运动和其他球类运动，投矛器是现代弓箭的前身。这些技能需要尽可能地传授给下一代，这就产生了原始社会的劳动教育，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体育因素。我国鄂温克族的长辈很注重向后辈传授狩猎的知识和技能，如跳高、滑雪、角力、射箭和搬家游戏等。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在人类还处在蒙昧时代的时候，体育就已经步入了人们的生活视野，并且出现了最原始的运动器械。除此之外，还有祭祀活动，不同的民族在举行宗教活动的时候，各自有着独特而复杂的仪式，如祭拜、礼仪、迎神赛会等。人们以身体的动作或技巧、能力的考验等方式，表达对宗教的信仰和崇拜，这其中含有诸多类似体育活动的内容，如搏杀野兽、掷投飞镖、角力、障碍赛跑等。

中华民族是伟大而充满智慧的民族，她创造了最早的体育活动，在生存、劳动中实践，锻炼身体、陶冶情操，使人类得到发展，社会得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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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村遗址与石球

“丁村遗址”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山西襄汾丁村一带发现的，距今约12万年。遗址共有20多处旧石器中期的文化地点，都分布于汾河两岸。从出土的2000多件石制品看来，丁村人石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技术，相比北京人都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制造的石器工具加工更精细、形体更规整、类型更多样，而且还出现了较专业的分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棱角尖状器和石球。大棱角尖状器采用有三棱的厚大石片打击而成，手握部分宽厚，尖端锐利对称，像个等边三角形，其作用应该是用于挖掘植物的根茎；石球比较粗糙，重量一般在500—1300克之间，被认为是s狩猎工具，像流星索一样为投掷所用。

初步形成——夏商周时期的体育

中国奴隶社会夏、商、周时期，十分重视体育，主要围绕着“祀”和“戎”这两项活动。奴隶社会时期的体育运动呈现出军事性、教育性、民间性的主要特点。

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后，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青铜冶铸技术的熟练掌握使得精锐工具和武器大量产生，从而导致阶级分化与斗争愈加激烈，推动了军事体育的发展；文字出现后，为传播文化知识，设立了学校，体育活动也被确立为学习科目而得以传播，这表明人类正在向文明的征途迈进；统治者出于祭祀、朝会大礼等诸多礼仪的需要，客观上为许多体育活动形式制定了某些法规，并将一些体育活动列为教育内容，广泛推广，这对古代体育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军事训练中的体育

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军事活动，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对中国奴隶社会时期的体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先前的狩猎，除原有的生产意义外，也开始转化为统治阶级用以练兵习武的“田猎”活动，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山海经 海外西经》载：“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即夏启曾带领部下在大乐之野进行名为“九代”的武舞；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已经有了射、御两个 字，甲骨卜辞中还出现了许多记载田猎活动的资料；西周时期还出现了“象舞”，以步伐整齐，统一攻防，最终战胜了商军。

当时的军队有车兵和步兵两种，车兵称为“甲士”，并且车兵是军队的主力。作战时，甲士乘车，步卒或在车前引路，或在车后前进，必须有很强的奔跑能力，因此奔跑成了军队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周代《令鼎》铭文记述了这样的故事：周王从淇田场返回王宫时，命令步卒与马车赛跑。并说，你们若能一直跟上我的马车跑回宫中，我就赏赐你们十个奴隶。两名步卒紧随马车，一直跑到王宫，周王如约赏赐。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随着兵器、作战技能和军制的变化，作为军事训练的体育活动也不断演变，射箭、御术、角力、举鼎、拳术、奔跑、跳跃、投石、游泳、蹴鞠、马球等都先后用作军事训练。此外，尚武、崇武也成了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风气。

学校教育中的体育

夏、商、西周时期的体育活动，除与军事和田猎等联系较为密切外，学校教育中的射、御、舞勺、舞象等，均带有明显的体育特征。

奴隶社会时期奴隶主贵族想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需要将后代子弟培养训练成身体强壮的武士，以继承自己财产和领地。如夏、商的学校里，习射就是重要的教育内容；西周的教学内容合称“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乐、射、御都是体育内容。

“乐”是音乐、诗歌、舞蹈等，是陶冶情操、节制欲望、缓和奴隶主内部矛盾的精神教育。

民间活动中的体育

在军队和学校之外，民间也在不断发展。西周时期倡导“尊礼文化”，因此，朝会、宴乐、祭祀等活动比较常见。在这些活动中，就包含着独具特色的体育形式，如五御、跳舞、礼射等。体育活动不仅仅是奴隶主的专享，奴隶们在乡间集会或是劳动空闲的时候，也会用歌舞来抒发自己的情意。在东周时期，围棋已流行于民间。

纵观夏商周时期体育发展的境况，对中国古代体育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军事体育、体育教育和民间体育的分化。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近代西方竞技体育传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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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的早期历史

一般认为围棋诞生于东周时期。不过晋代张华所编的《博物志》认为围棋早在上古就已诞生。明代陈仁锡所著《潜确类书》认为围棋诞生于夏代，围棋是夏桀的臣子乌曹发明的。《左传 襄公二十五年》中明确出现了“弈棋”的记载，这一点说明，至少在东周时期围棋已经存在。《论语》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由此可见，围棋产生于在春秋已经为很多人所熟识。在此后的典籍中，如《孟子》《关尹子》《尹文子》等书中都记载了“围棋”，由此可见我国早期的围棋活动十分普及。

缓慢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体育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军事体育空前发展；各种民间体育活动纷纷涌现；养生术和养生思想也已诞生，但是纯粹的竞技性体育并未有太大发展，总体上呈缓慢发展态势。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奴隶统治日渐瓦解，形同虚设，各诸侯国并吞弱小，互相兼并，争雄称霸，风起云涌。军事活动对体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军事体育大发展

由于战争频繁，各诸侯国大都崇尚武功，以强兵治国，战法与兵种也发生了很大 变革。其间蓬勃发展的体育项目，都与军事训练有密切的关系，如射箭、举重、武艺、摔跤、田径、游泳、赛马、击剑尤为兴盛。由于吴、越、楚三国地处江南，因而水战是其主要战斗形式，对水上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春秋时期赛马活动兴起，并十分盛行。齐威王与大臣田忌赛马，先是两人各出上、中、下三匹马，比赛结果，田忌三战三败。后来军事家孙膑出了个主意，比赛时调整了一下马匹的排列，让田忌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以下马对上马，结果是一败两胜，总评获胜。“田忌赛马”的故事在中国流传极广。虽然当时的赛马只是诸侯贵族赌博取乐的活动，但说明当时的人们在驾驭马匹方面已经有了较高的技术。

后来，铁器得到应用，士兵得以用铁剑为主要兵器。赵文王养了3000多名剑士，“日夜相击于前”。可见当时对抗性极强的体育在战争的推动下得到较大的发展。

吴起训练魏武卒

士兵的体能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战斗力，因此对士兵跑、跳能力的要求都很高，因而多以跑、跳来训练军队的战斗能力，其中负重跑是士兵的体能训练形式。孔子再传弟子中，曾出现一位与“武圣”孙子齐名的大军事家，名叫吴起，后任魏国将军，他十分重视士卒的训练，注意提高实际作战能力。吴起镇守西河期间，首创士卒考选制度，要求参加考选的人穿“三层之甲”，背负一张用上百斤力气才能拉开的硬弓和装有五十支箭的箭囊，头戴铁盔，腰佩剑，带三天粮食，在半天之内走完百里路（合现在41.3千米）方可入选。并对“武卒”严格训练，使之成为魏国的精劲之师，也就是著名的“魏武卒”。

民间体育的兴起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娱乐体育的发展，临淄是齐国的首都，当时齐国经济发达，物质生活优裕，衍生出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蹴鞠就是其中一种。

南国水乡还流行一种水上娱乐活动——竞渡，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另外，投壶、飞鸢、秋千、弄丸、围棋等娱乐活动也在民间兴起，象棋也依稀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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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射手斗越椒

斗越椒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宰相），也是一个著名的神箭手，而且还训练了一大批善于射箭的弓手。可以说是古代体育史上最出名的射箭运动员和教练员。史载，若敖氏数代都把持着楚国的相权，而且控制着较精锐的军队（尤其是射手）。楚庄王为了加强君权，削弱公族的权力，先后杀掉了两任若敖氏家族出身的宰相，仍无奈地任命若敖氏家族的另一人斗越椒为令尹。斗越椒为了维护家族利益，趁庄王率军队问鼎中原时发动叛乱。庄王赶紧回国平叛，在战场上君臣相遇。庄王亲自擂鼓，斗越椒向庄王射了一箭，箭从车辕间飞过，射穿鼓架，洞穿了牛皮鼓，吓得庄王把鼓槌也掉落了。左右护驾人员赶紧拿着“笠”（伞盖）替庄王遮挡。斗越椒又一箭，将左笠射了个对穿。其箭术力道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可惜这位号称数百年来难得一遇的神箭手遇到了另一个射手养由基（当时还是无名小校），被养由基射死，养由基也因此扬名天下。

承前启后——秦汉时期的体育

秦汉时期体育运动的发展是中国体育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继承先秦体育与引入外来体育基础上，有所摒弃，形成了后世体育发展的基本格局。

秦汉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封建制度基本形成和初步发展，这是中国古代体育活动内容发展的重要时期，先秦的各类体育活动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新的体育活动和项目又陆续产生。这一时期体育的主要特点是：活动规模较大，竞技性与娱乐性较强；某些类别的体育活动（如“导引”“百戏”等）已初步自成体系，且独具特色；寓军事训练于体育娱乐的思想得到体现，开创了重文士轻武夫的先河，使得社会上形成了“雅”“俗”两类不同的体育活动。

军事体育的变化

秦统一之后，虽为防边患大力发展军事体育，但国内的安定生活更需要休闲娱乐，因此如何改变枯燥的军事训练，把练武寓于娱乐之中，成了这一时期军事体育的重点。

汉朝时大力提倡以野兽为假想敌的军事射猎活动，狩猎不仅使用骑射、兵器击刺捕杀禽兽，还提倡徒手搏斗擒捉野兽。狩猎中保存了古老的弋射、毕捕方法，可以说是各种狩猎方式都兼容并蓄，集练武、娱乐于一体的体育活动。

蹴鞠这种活动曾在秦统一后低落，到了汉代又逐渐兴盛起来，有娱乐和军事两种形式。汉武帝时，攻打匈奴的行军途中，士卒都参与蹴鞠活动，以振奋士卒的精神。这就是“蹴鞠兵势也”的重要原因之一。

角抵最初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徒手角力活动，秦时增加了它的娱乐性和表演性并进入宫廷，与杂技、魔术、歌舞等同台表演，成为宫廷贵族的观赏性娱乐活动。到了东汉，角抵戏随着内容的增多而被称为“百戏”，举凡古代歌舞、杂技幻术、角力较武、赛车走马，无不囊括其中，成为中国古代歌舞、杂技表演、运动竞技的综合表现形式。

民俗节令中的体育

我们祖先很早就认识到节令的迁移、气候的变化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影响。秦汉时期，通过节日、节令习俗开展体育活动已成为中国古代主要的体育组织形式之一。在众多的节令习俗活动中，不是与驱邪防病有关，就是与祈求长寿、欢娱身心相联系。

作为节令民俗活动的驱傩，是古代的一种驱疫防病活动。大约西周时已成礼制，至汉代成为“腊祭”活动的内容之一。汉代宫廷举行的驱傩仪式，先由“中黄门”带领“子”将火炬从宫禁中传至端门外，再由守候在端门外的卫士将火炬传至等候在城外的五营骑士，五营骑士分三站，相继传至洛水，将所持火炬投入水中。其中，卫士与五营骑士皆有千人参加，这实际上是浩荡的越野接力跑。

医学的发展

汉代医学已有了极大发展，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奠定中医学的发展基础。《黄帝内经》中提到当时医疗的手段有九种，导引是其中手段之一，“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三国志 方伎传》）导引既能健身，又可以治病，开创了“体疗”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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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尤的《鞠城铭》

《鞠城铭》为东汉人李尤所写，全文是：圜鞠方墙，仿像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

这是世界上最早论述足球裁判的著作，全文不过48字，却内容丰富，告诉我们汉朝的足球竞赛形式、裁判规则、竞赛用球和运动场地，都已开始走向规范化。其中提出的竞赛原则，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体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多有动荡，体育发展有失均衡。同时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又为体育活动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和色彩。

两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对儒家正统礼乐观的冲击，北方骑射民族的剽悍尚武，都为隋唐体育的繁荣打下了基础。无论是武艺、球戏、保健养生，还是围棋、水戏等都初步定型，竞放异彩。而且这个时期妇女的体育活动较为兴盛。

军事体育的衍生

三国时期，各国争战不断，为了获得战斗力强的军队，魏、蜀、吴三国的统治者都下令争求武才。蜀国的诸葛亮创制了不少新型武器，每一种新式武器的出现，必然对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武艺技术提出新的要求，如元戎，是一种能够连发的弩，这就需要士卒加强对腰力和臂力的提高；木牛流马类似人力独轮车，适用于山地作战的运输工具，不仅要求驾御者要有很大的力气，而且长途跋涉还需要有很好的耐力。士兵们不断经受新的训练，这对军事武艺的发展和身体素质的提高，又是一种促进。

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争主要是骑战和步战，因此骑射受到相当的重视。北方习射之风胜过南方，女子也善于骑射。当时也出现了以骑射为内容的娱乐和竞赛。

北魏末期的濮阳王元顺，善于射箭。《资治通鉴》上说，元顺参与了宇文泰拥立南阳王元宝炬的计划，元宝炬成为西魏的开国皇帝，即西魏中宗，元顺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射箭冠军。

两晋南北朝时，受北方游牧少数民族影响，角力（又称“相扑”“拍张”）成为一种单独的体育活动，在社会上开始流行起来。

养生思想与方法的发展

两晋南北朝，统治阶级腐朽、醉生梦死，为养生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出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潮，涌现出不少养生学家。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长好老庄”，著有《养生论》。晋代著名道士葛洪，好神仙导引之术，后炼丹终生，著作很多，代表作为《抱朴子》。他还对各种养生方法多有研究和论述，包括吐纳、导引、房中和服食等等。他提倡服食丹砂、黄金、白银、诸芝、王玉、云母、石英、松柏脂、汉等、地黄、麦冬等，以“令人身安命延”。

南朝齐梁间道士，医学家陶弘景80多岁时，容貌还跟中年人差不多，他在著作《养生延命录》一书中辑录了大量的养生理论和方法，其中《导引按摩》部分，丰富多彩。他根据《导引经》，介绍了不少成套的动功（如导引七势、按摩八法、肢体运动八势等）。

娱乐体育盛况空前

两晋南北朝，围棋又出现一个高峰，王公大臣、文人学士通宵达旦，下棋无度。少年儿童中也涌现出围棋高手。魏晋南北朝已有棋品制（相当于今天的段位），按棋手技艺高低分为“九品”，后传到日本，成为日本九段制的依据。当时纵横19道的棋盘，一直沿用至今。

民族大融合使多姿多彩的各族舞蹈彼此交流，繁盛空前，北朝继承了汉、晋的舞蹈，还将西北各地少数民族乐舞带进中原，实现了各民族舞蹈的大交流。南朝也引进了北方民族的舞蹈，这一时期的艺术体育在各方面均有广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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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名由来

围棋，起源于中国，它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古文献来看，围棋最早被人称为“弈”或“棋”。据说，这是各地方言不同的缘故。北人称“弈”，南人谓“棋”。

后来，有人根据下棋时黑白双方总是互相攻击，互相包围的特点，称“下棋”是“围棋”。汉代，围棋虽已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出现，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围棋”还是被当作动宾词组使用。如古诗中“溪头烘药烟霞暖，花下围棋日月长”，“昂头说《易》当闲客，落手围棋对俗人”，都是明显的例证。到了佛道盛行的南北朝时期，围棋活动极为普遍，文人学士中有的已嗜弈成癖，有些遁迹沙门的佛门弟子也乐此不疲。这期间，围棋又得了两个富有时代特点的别名：“手谈”和“坐隐”。

鼎盛——隋唐时期的体育

作为灿烂的唐文化之一——体育，不但为唐文明增添光彩，而且在中国体育史和世界体育史上，都占有显赫的地位。

唐代作为一个具有广阔胸怀的朝代，她所具有的文化氛围渲染着每一个阶级。唐代体育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式，空前繁荣的经济极大地刺激了唐人对体育文化的追求，同时也揭开了体育外交的序幕。

全民参与

自古以来，各代帝王大多对体育抱有浓厚的兴趣，其中唐代最多，他们本人也更多地参与体育活动。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好射手，更是马球的倡导者。玄宗李隆基更是嗜球入迷，经常在场中驰骋。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吐蕃赞普派遣他的大臣尚赞咄来迎接金城公主，因知道唐中宗李显最爱看球赛，便带来了一支十人马球队。吐蕃是游牧民族，马匹骏壮，骑术精良，马球技术也很精湛。唐中宗派遣皇宫内园的马球队和神策军马球队比赛，两战都输了。唐中宗十分恼火。这时，临淄王李隆基和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组成了一支四人贵族马球队，与吐蕃的十人马球队比赛。开赛之后，李隆基往来奔驰如风回电激，挥动球杖，连连透门，贵族队大获全胜。球赛结束之后，吐蕃大臣尚赞咄连连称赞说：“想不到王爷会有这么好的球技！”李隆基是唐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一个，活了77岁，这与他喜爱马球，一直到老年还坚持参加体育活动不无关系。

唐代体育的普及不仅在上层社会，平常百姓也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体育热潮中。每逢清明都会举行蹴鞠、角力等比赛；民间竞渡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场面十分火爆；跳水运动开始出现；击球运动风行一时，唐后期，每逢初春时节，科举及第的进士们都会进行击球比赛；唐代棋类活动也十分流行，前期围棋盘为17道289子，中唐以后发展为19道361子，大大增加了围棋变化的余地，与现代围棋几乎吻合。

唐代给予女性的自由和开放旷古未有，唐代女性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喜欢运动的一族。当时妇女中间，广泛流行着舞蹈、射箭、散乐、秋千、拔河、郊游、田猎、蹴鞠、击球等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1972年，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马球图》壁画，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妇女打球图铜镜都反映了这种情状。

中外体育交往

唐代长安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周边国家经常派出使员到中国学习，中国也有使者和其他人员前往国外，他们成了中外交流的重要桥梁。

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在汉朝就开始了。三国时期，中日互有兵器赠送；汉代到南北朝，中国的相扑传入日本；到唐代，中日体育的交往随着友好往来的增多而愈加丰富。中日体育交流的内容，涉及蹴鞠、击鞠、武艺、棋类多种运动项目。中国百戏的一些内容也被日本所吸收。

南北朝初期，朝鲜的音乐、舞蹈就已传入中国。隋朝“七部乐”、唐朝的“十部乐”，都有“高丽伎”，可见高丽乐当时很受欢迎；更多的留学生来中国，同样也吸收了大量包括体育、医疗保健内容在内的文化。

隋唐时期，中国和印度的友好往来是以佛教为纽带的。唐太宗时，有“秦王破阵”乐舞，“乐工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降，有来往疾徐击否则之象，以应歌节”，是当时最受欢迎、最负盛誉的乐舞之一。隋唐以前，就有天竺传入的佛教导引按摩术。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就辑有“天竺国婆罗门按摩法”十八势。唐代统治者崇佛，又信长生术，造成了印度方士到中国传授长生术的条件。

总之，隋唐时期，中国丰富的体育内容传到东西方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也吸收了外国的体育内容，使中国体育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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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破阵舞

《秦王破阵舞》，又名《七德舞》，是唐代著名的战争舞蹈，是在军歌的基础上排练出的阵容庞大的舞蹈。唐武德三年（620），秦王李世民打败了割据势力刘武周，巩固了唐政权。于是，他把旧曲填入新词，命将士吟唱。贞观七年（633），身为皇帝的李世民亲自给这首曲子编舞。舞阵呈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贯、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往来刺击，以像战阵之形。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计十二阵。舞蹈表演的同时宫廷乐队进行奏乐，其中以鼓乐为主，大鼓震天响，声传百里，气势雄浑。

《秦王破阵舞》演练成熟后，太宗李世民命令120人（一说128人）的庞大阵容在玄武门之外表演，当日由2000人的军马引导着表演者，所有表演人员都披甲持戟，荷杖负矛，场面尤为壮观。一起来观看的除了高官贵族外，还有各国的使节，入贡的游牧民族的首领。

《秦王破阵舞》在当时的名气很大，甚至传到国外。玄奘大师到达印度后，印度国王尸罗逸多亲自询问了关于此舞的内容。武则天时期日本遣唐使节粟田正人还将此舞传入日本。可以说，《秦王破阵舞》既是著名的乐舞，也是集体性很强的体操活动。

继往开来——两宋时期的体育

从北宋到清末，是中国古代体育演进的重要时期，体育文化呈现出特异色彩，对后世体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古代体育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璀灿的时代，从北宋以后传统体育出现了一些新发展，武术体系形成，消闲娱乐活动兴盛，养生内容丰富，与此同时，民族融合也丰富了传统体育的内容。中国古代体育由此开始经历了一个由继承、发展到逐步走向定型的过程。

武艺的发展与形成

唐代的武功虽门派众多，但是因为政局稳定，又没有战争，所以武功偏向强身健体，各派武术有频繁的交流。而到了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军事斗争紧张激烈，军事教育和训练大大增强，以骑射为中心的武艺训练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宋代负责士兵训练的是教头，教头只有训练的责任，而无统领军队的权力，因而可以把精力用在研习武艺方面，推动了武艺的发展。小说《水浒传》中的林冲出身枪棒世家，原为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武艺高强，“林家枪法”举世闻名。著名抗金将领岳飞曾创编子母拳，后其子岳震、岳霆隐居于湖北黄梅，传下了岳家拳。

宋朝南派武术的特点在民间已经初步形成，但却分散各处，岳家散手就像是一根丝绳，将散落四处的珍珠统统串了起来，这就为南派武术赶上北派奠定了技巧上的基础，同时也打下了民间基础。此后，南派武术才在明朝与北派平分秋色。

消闲娱乐活动的兴盛

随着城市文化的发展和戏剧等表演艺术的发展，一些传统的体育活动或融汇于戏剧，或演变为民俗，有的则渐渐消亡。

宋元时期已出现了民间的体育组织——“社”。据记载，南宋京城临安有多种“社”，如弓、弩的“踏弩社”“水弩社”，打拳使棒的“英略社”，蹴鞠的“圆社”“齐云社”等。这类体育社团，担负了制定技术标准、竞赛规程、组织比赛和交流等任务，标志着古代体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养生内容的发展

宋代注重道教典籍的编纂整理，张君房取《道藏》精华编成的《云笈七笺》中，保存了许多导引养生资料。北宋至清代的众多养生和医学著作，整理、创编了大量导引术，最有代表性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八段锦》和《易筋经》。

宋代统治者提倡市民文化的发展，很多文人对养生产生了兴趣。养生专著有许多是文人编著的。苏轼对养生颇有研究，撰有《养生决》《苏沈良方》等养生论著，主张经受自然力的锻炼，认为养生之要，在于“和”与“安”。他还根据自己亲身实践，总结了一种简便易行的导引养生

功法。

诗人陆游也热衷于养生，他认为“养生之道”在于养性和气，常练气功，注意饮食、起居。他还主张心要静，身体要适当运动。他早晚常常散步和按摩，有“朝脯两摩晚”“吐纳馀闲即按摩”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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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笈七笺》

《云笈七笺》是宋代张君房辑录的大型道教类书，收录了宋以前的大量道教书籍。俗称“小道藏”。全套图书分为三洞、四辅。所谓三洞，是指“洞真、洞玄、洞神”；四辅是指“太玄、太平、太清、正一”，加起来总共是七部，故谓七笺。

该书不但对道教的教理教义、本始源流、经法传授等做出了提纲挈领的阐述，还记载了一些道教的养生内容。其中对于上清经传授系统和上清派的养生尤其详细，对后世的养生学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嬗变——辽金元时期的体育

契丹人和女真人建立的辽、金两代王朝都注重民族传统，在建立稳固的政权后，大力发展民族体育。在与汉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吸收和发展了体育文化，呈现出向中原先进民族学习与借鉴的文化特征。

辽、金、元时期的体育，既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项目，又吸收了中原地区的有益成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骑射

以游牧为生的民族重视骑射，辽、金、元三朝全民皆兵，“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电聚牧养”。骑射、围猎是他们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契丹人以游牧为生，一些体育活动具有浓郁的游牧特点。每年三月三这天，辽国人民要举行一种射木兔的游戏，也是比赛箭术的一次例会。比赛者将一木雕的兔子放在选定的地方，参加者分为两组，骑马较射，以射中木兔为胜。

长跑

为了迅速传递军情，各王朝都十分重视发现和训练善于长跑的人。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初置急递铺，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元代的急递铺兵，甚至达到“一昼夜行四百里”。以上都属于职业性质的长跑。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364），建“贵赤卫”，担负元大都（今北京）及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警卫。元代统治者为检阅这支军队的身体素质及长跑技能，每年举行一次长跑竞赛。据元朝人陶宗仪《辍耕录》所记，长跑竞赛有两条路线：一条以河西务（河北武清县东北）为起点，至大都内中（宫廷）为终点；另一条以泥河儿（河北宣化县东）为起点，至上都内中为终点；每10里或15里、25里设1铺，急递铺兵上下传递作接力赛。前在起点处“约之以绳”，各队参加者横列绳后，开始时将绳去掉，齐向终点奔跑。约3个时辰（6小时）跑完全程（约180里）。

马球

体育文化则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素善骑射的特征，辽、金、元三代的统治者，喜好马球运动。辽代有端午、重九举行马球比赛的传统风俗，并在都城修建了供皇家打球消遣的专用球场。元代对马球运动不断加以改进，以皮革缝制的“软球子”代替了木球，加长了球杖，提高了比赛的技巧性。

捶丸

捶丸由唐代“步打”发展而来，宋、辽、金、元时均盛行。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有位书房号“宁志斋”的老人，著《丸经》2卷。他认为捶丸有“收其放心，养其血脉，怡怿乎精神”的作用，并视为“训将练兵之一伎”。《丸经》共32章，对捶丸活动的场地、设备、竞赛方式与裁判规则等，均有详细记载。根据地形选择场地，做成球穴。球以坚固的木料制成，棒为木竹合制。竞赛人数可3—10人，双数可分两班比赛。竞赛方法主要是以棒击球进穴，以筹计胜负。从《丸经》这一珍贵的体育专著中，可知中国远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有了类似欧洲高尔夫球的运动。

摔跤

元代时，民间摔跤仍然流行，特别在蒙古族中广为开展，不光是猛士们的专利，女子也参与其中。元世祖忽必烈的侄女、海都王的女儿明月公主就是一位摔跤高手，罕有男人是她的对手。她曾摆下擂台比武招亲，世界各地的人都赶来看这国际男女混合摔跤比赛。规则是：只要把公主摔倒在地，就算胜利——跟奥运会摔跤比赛的规则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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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公主

明月公主，即“艾吉阿姆郡主”，她名字的意思是“明月”，故而在《马可 波罗行记》里被称为明月公主。她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海都王的女儿，小时候很受忽必烈的钟爱，据说忽必烈曾为自己的侄女打造纯金马鞍，在上面雕刻半卧的小鹿，以象征她的聪明伶俐。明月公主是蒙古著名的女摔跤手，很多男子都不是她的对手。后来忽必烈做主将她嫁给了一个非常信任的部落王子。明月公主婚后不久，海都王与忽必烈反目，二人刀兵相见，明月公主在两军阵前慷慨陈词，劝解他们罢兵和平相处，并为此拔刀自尽。忽必烈和海都王非常痛心，罢兵言和。

落日余晖——明清时期的体育

明清两代处于古代与近代的交替时期，是中国古代传统体育发展的重要阶段。明初到清中叶，体育活动仍在不断发展。清代中期之后，传统体育活动逐渐没落。

明清时期的民间体育活动完整地保留了传统体育文化，为现代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明初到清中叶，突出表现了古代体育的娱乐性与健身性，如武术、摔跤、冰嬉、围棋、导引等体育活动较活跃，有的还有发展。清嘉庆以后，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败，中国的体育也逐渐衰落。纵观历史，明清两代仍不失为中国古代民间体育的最盛时期。

武术空前发展

明清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出现了武艺大发展大提高的盛况。随着民间武艺的广泛开展，其健身、娱乐的作用日益明显，主要用于军事作战技术的武艺，分化出一个专门的运动形式──武术。嵩山少林寺僧普遍练武并以武功见长，明正德年间，少林寺已“以搏名天下”。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抗击倭寇的战争中，少林僧兵就是其中一支最为骁勇的力量。

从武艺演进到作为运动项目的武术，经历了极为漫长的岁月，到明代才基本完成。这时武术已经有了完整的系统，有比较完整的技术结构。拳械之术由各种招势形成完整的套路并定名，为明清的武术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骑射的延续和狩猎的复兴

明清时期骑射之术仍然受到重视，不仅军中将士娴习骑射，儒生文臣中善于骑射的也屡见不鲜。明代民间骑射也有广泛的开展，明末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尤“善骑射”。他领导的农民军士兵大都精通骑马射箭。清初除军中强调骑射外，并令八旗子弟以骑射为本务，不得荒疏。

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在关外时，通过“狩猎”，演习行军作战。经清圣祖玄烨提倡，选择蒙古翁牛特旗作为围场基地。清高宗弘历对狩猎也很重视，明确提出了狩猎具有军事演习和体育锻炼的双重意义。

球戏由盛而衰

古代各项传统球戏，至明代仍有所发展。女子踢鞠在明代民间流行。洪武间，民间女子彭秀云善踢鞠，“挟是技游江海”，被誉为“女流清芬”。《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绘有朱瞻基观看踢鞠的场面，踢鞠是宫中嫔妃们非常喜好的运动。

明代“捶丸”运动也很盛行，仍有击球、射柳之举。至于“拍球”“踢石球”等非正式球戏，遍及城乡各地，在妇孺中尤为流行。到了清代，由于满族习俗尚骑射，善溜冰，喜摔跤，从而取代了各种球戏。除拍球、踢石球尚在民间流行外，一些大型球戏逐渐衰落。

棋类

继魏晋南北朝隋唐之后，明清时期出现了中国围棋史上第三个高峰。妇女中也不乏弈棋能手。还形成了弈棋流派，如“永嘉派”“新安派”等。

明代除称弈棋名手为“国手”“国工”外，并已使用过“冠军”的称号。清代的围棋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

象棋在民间更为普遍，清人所写的《象棋歌》中谓“市夫牧童靡不能”，反映一般市民和牧童都会下象棋的盛况。

其他

摔跤：清代摔跤活动得到空前发展。军中设有“善扑营”，人员是从“八旗精练”勇士中选出。蒙古王公贝勒朝见清帝时，常举行满、蒙摔跤力士的竞技，并有赏赐。

冰上运动：满族聚居关外时，早有冰嬉习俗，并有擅长溜冰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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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手王抗与褚思庄

王抗，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宋齐之间的棋手，号称国手。他下棋注重攻势，而且快捷，其人下棋攻势凌厉，弱者几乎无招架之功。有一次，齐高帝命他和同为“圣手”的褚思庄比赛，两人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才下完一盘，观棋的皇帝都疲惫不堪，就命王褚二人先休息，待五更时再来决战，王抗得此命令后，趴在棋盘上立刻呼呼大睡。褚思庄却坐在棋盘边没有合眼，整整思考了一夜。由此可以看出褚思庄与王抗正是棋逢对手，同时也反映了二人不同的棋风。

第二讲 古代体育文化

中国古代体育的伦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以世间伦理纲常、现实专制统治为指导思想，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和政治性特征。先秦体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成为一种道德教化、礼仪培养的政治工具。

我国古代体育经过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思想的渗透后，过于强调其伦理内涵和政治功用，弱化了竞技体育应有的激烈、竞争的本质特征，与宗教、军事、医学等的紧密结合又加剧了这种倾向，后逐渐发展成为“哲学体育”。如：古代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旨在“明人伦，知礼法”。儒家主张“文武兼备”，文在于提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圣人；武则倡导“武德”，以匡扶正义、捍卫正义。

讲究长幼尊卑的礼射

文化背景下的古代体育，始终把道德礼仪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实践寓之德礼的“准体育”，影射和强化了深刻的伦理内涵，培养具有理想人格、文武兼备、身心俱佳的君子、圣人。

礼射是我国古代的习武礼仪活动。后经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指导得以重新整理和诠释，进一步强化了道德礼仪的教化功能。举行比赛时，会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身份对配乐、侯(箭靶)、标准(父鹄、子鹄)等加以区分，旨在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即按既定的方针政策行事，达到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的目的。孔子主张“射不主皮”，淡化射技的同时，重视射手的道德礼仪培养，提倡“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爱人精神。

习武先习德

武术是我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各门派都不约而同地默许和尊崇“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想，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放在首位。各门派的门规戒约和谚语格言中，都蕴含了丰富的伦理内容。如：少林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主张“不仁者不传”。练武以“德薄艺难高”为指导思想，把武德培养视作通向上乘境界的精神航标。督促练武者在修炼武功的同时，既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笃行儒家伦常之理，中庸之道，提倡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的道德规范，又培养谦和忍让，立身正直，取义轻利，守信重诺的侠义精神。

而德中必有礼，礼作为德的外在体现在武术活动中也留有诸多痕迹。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在交手之前必有“有礼”“承让”之类谦恭语，且武术交手中通常不伤及性命，主张点到为止。

爱家及国的民族气节

历朝历代都大力推行以修身为本，鼓励老百姓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中国古代体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极大的民族气节。

儒家主张通过个体的“身心兼修”以达到“文武兼备”的目的，进而提升到或仁或圣的状态。明代少林武僧为抗击倭寇，而抛开佛门戒律，大开杀戒，血染沙场；清末《少林戒约》后十条之首条要求习武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岳飞背负“精忠报国”四刺字，去抗击金兵，虽冤死，但铸就了“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永为世人敬仰。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意识。

古人通过武术抵御外侵，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等精神，推动中华历史不断前行的同时，促成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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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礼射？

射箭从远古狩猎、争战发展成娱乐健身的活动，至商代时期进而成为一种具有礼仪形式的体育活动。当时的礼射分为大射、燕射、宾射和乡射四种：天子用大射，并以射选诸侯参与郊庙之事；宾射为天子因诸侯来朝而与之同射之礼；燕射为天子及群臣燕息娱乐所行的射礼；乡射为在乡饮酒举行的射礼。礼射作为周礼的一部分，是其宗法制度的反映，也赋予了射箭这一体育活动的精神内涵。

先秦的体育思想

中国古代体育思想根植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能较好地协调古人从事体育活动的价值和利益关系，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性特征，使得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处处蕴含“求善”“求治”的意蕴，体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的精神。具体表现为:天人合一——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和合中庸——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尊德重礼——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等。

儒家以伦理为中心的体育思想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开创了中国古代私人讲学之风，据说弟子有3000人。他把自己的思想主张贯彻到教育活动中。他的伦理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同时又强调文武兼备。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孔子在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中，强调射和御的教育，强调了礼乐和射御的结合，以期造就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人格境界。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体育思想，在孔子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伦理性。荀子作为儒家后期的代表人物，强调以动健身的体育思想。孟子和荀子的体育思想主要表现在形神兼具、以动养生、学以致用、技贵于精、公平竞赛、广招贤才几个方面。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体育道德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武术中表现为不伤对手而是自卫，见义勇为、敢于斗争，尊重对手、光明磊落，自我克制、自我完善。在古代的其他体育项目中也强调公平竞赛、作风正派、服从裁判、不责怪人等几个方面。

墨家尚力的体育思想

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提出了尚力的体育思想。墨子尚力是强调人的主体能力。这里包含了人的体力和脑力。与此同时，墨家强调形与神、生命与运动的辩证关系，重视身体健康和身体锻炼，重视尚贤举能和军事体育，对武侠思想和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组织严密、苦行生活、尚武崇勇、重义轻利这种武侠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

阴阳家对立统一的体育思想

《周易》是中国文化源头的经典之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在体育方面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从太极观念到太极拳、八卦掌的产生，从五行学说到形意五行拳的产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阴阳对立统一规律在古代体育中的运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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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巨子

墨家是先秦时期的哲学流派之一，与其他学派不同的是它拥有严密的组织和相关的组织规则，所有墨家弟子都自称“墨者”，最高领袖称“巨子”。墨家讲求兼爱，非攻，提倡薄葬，因此吸收了大量的下层人民，尤其是有相当多的侠客义士加入其中。所有墨者都对巨子坚决服从，只要是巨子发出的号令，即便是赴汤蹈火，墨者无不遵从。墨子本人是否担当过“巨子”，史无可考。从古代的典籍来看，孟胜、田襄子、腹?都曾担任过巨子。巨子不但要有极强的能力，而且拥有极高的道德声望。据《吕氏春秋》记载巨子腹?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念他声望卓著，而且老了，不想让他有丧子之痛，赦免了他的儿子。但腹?按照“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墨家规矩杀掉了自己的儿子，以身作则，维护“兼爱”与“非攻”的墨家主张。

尚武思潮对体育的影响

尚武精神是因为战争环境的残酷而逐渐形成的至上而下的风俗，亦称国家文化。中国历史上，尚武思潮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西汉武帝时期和唐初达到巅峰。

一个没有脊梁的民族势必会被世界潮流所淹没，一个没有伟大精神贯穿的脊梁必将被外力所折断。中华民族的尚武之风，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齐、赵、秦人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齐国的技击之术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发展，赵武灵王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秦国的尚武之风促进了军事武艺的发展，汉代的尚武之风推动了北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唐代的尚武之风使唐初涌现出无数名将。

形成之初

上古时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支撑华夏族群发展的就是远古粗犷尚武的社会风尚。因此，从夏代开始，就出现了以培养武士为主的学校，统治者为战争准备，把贵族子弟全都培养成武士。商、西周、春秋直至战国均是如此。相传在与东夷的战争中，少康之子杼发明了甲，甲的发明为战胜善战的东夷族起了重大作用。

秦人祖先是古羌人的一支，因为远离中原，被中原各国视为蛮人。但是，自孝公任用商鞅励精图治、厚积薄发，终于在春秋末年成为五霸之一，并为其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人尚武精神正是源于此，耕与战更是支撑他们经济生活与战争扩张，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华夏一体”的大一统政权。

鼎盛之时

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干戈四起，战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社会的巨大动荡，冲击了原先森严的宗法秩序，绝对的等级地位开始松动，士人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能够实现振兴家国的远大抱负。“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简简单单一句话，勾勒出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意气飞扬，也为后世谈侠论义提供了说不尽的话头。眺望历史时空，豫让、庆忌、专诸、荆轲等豪杰侠士仗剑驰骋、厮杀纵横，演绎了一幕幕家国兴亡、荡气回肠的传奇。身系军国大事的将帅像孟尝君、信陵君也被人们传颂。春秋战国时，尚武思潮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中，尚武、重义、轻死之风盛行。各国统治者皆尚武之君，齐有桓公，管仲因此提出“武勇者长”的主张，将尚武精神作为国策。

汉代，整个社会的精英人才愿意从军报国建功立业，因而才有班超的“投笔从戎”。因此有汉一代，灭匈奴、破楼兰、平羌人，战功显赫，据说“汉族”之称就是来源于匈奴的赞叹。唐朝也是拥有强烈的尚武之风，灭东、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征高丽，耀中华国威，创史上盛世。不过，汉唐两代过于炫耀武力，重视贵族政权，尚武精神仅仅是高门子弟的追求。

泯灭之路

宋朝开始尚武之风渐衰。由于开国皇帝赵匡胤依靠“陈桥兵变”夺取了江山，因此他对掌握兵权的将军极其敏感，后来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大将的兵权。自此，有宋一代重文轻武，同样品级的官职，文官要比武官大一些，待遇优厚一些。而且宋代派文人做知州掌管地方行政，设立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权，进一步削弱军人的权力。

宋朝的重文轻武和军事制度直接导致了宋与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人的战争是一败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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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后不到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发动了叛乱。他认为节度使掌管军权，是造成唐朝以来藩镇割据的重要原因。尽管两个反叛的节度使被镇压下去，但是如何解决将领军权过大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他。

961年，赵匡胤在皇宫里设酒宴，宴请石守信、王审琦等数位高级将领。酒过几巡，伺候的太监退出。赵匡胤拿起一杯酒，先请诸臣喝干，然后说：“你们或许不知道，我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大将听了十分惊讶，连忙问缘故。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想啊。”石守信等人听出话外之音，赶紧跪在地上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

宋太祖摇摇头说：“你们我当然放心，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石守信等人非常惶恐，赶紧请教怎么办。宋太祖说：“你们不如交出兵权，朕给你们大量赏赐。你们购置良田美宅、美女侍儿，我们君臣相安，不是更好吗？”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就称病不上朝，并交出了兵权。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典故。

武术文化

中国武术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其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中和养气之说，同时又融合了道家的守静致柔、释家的禅定等诸多理论，从而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武术文化”。

中国武术文化，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中华武术精神并不代表各门各派的“术”和“法”，也不是武术技击的某一种功夫和武德，而是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影响的，贯穿于整个武术发展史的思想精髓。它要求所有习武者都要“尊师重道”，“匡扶正义”，“扶危济贫，除暴安良”；还要求所有习武者和武术团体必须“精忠报国”“强种御侮”……

保家卫国

中国武术的文化精神由来已久。中华武术传统武德，以孔孟儒家的“仁学”为核心，以“仁爱”为道德的根本，这种仁爱首先体现在爱国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武术精神的集中表现。自有武术之日起，各路豪杰便尚武习武，保家卫国。三国有单刀赴会的关公，明有令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少林传说有“十三武僧救唐王”的故事：隋末唐初（620），李世民率兵攻打盘踞洛阳的王世充，激烈的战斗中，少林僧偷袭了王世充的后营，活捉了王世充的侄子王仁则，将其捆绑送至唐营。此举，对唐军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王世充军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不久，王世充投降，李世民军队获胜。李世民登基以后，为了感谢少林僧的帮助，降玺书宣慰，特“封昙宗为大将军，赐田四十顷，水碾一具”。自此，少林寺名声大振，地位升高，贞观以后，不少名僧还被唐王室邀请到皇宫。

修身养性

武术能延年益寿，通过武术活动的锻炼，慢性疾病会慢慢消失。这也是一种医疗治病的手段。中国的太极拳以刚柔并济为特征，就能达到强身健体、修心养性的功用，被西方人称为“东方舞蹈”“东方文化的瑰宝”。

“武”字可以拆分成“止”和“戈”两个字。戈是古代的一种长兵器，动干戈就是打斗，就是战争，止字就是停止意思，就是不要动武。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单纯的胜负，而是通过武术修炼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处理矛盾的思想方法，最终获得一种和平共处的理念。正如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中，写到武功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任何招式，所谓无招胜有招。

乐善好施

武术能陶冶人的情操。中国人历来具有侠义精神，也崇尚侠义，这无疑是中华武术的贡献。在中国作家的武侠小说里，侠义是主人公不可或缺的品质，济世救人，扶弱济贫是多少侠义之人所推崇的境界。

如小说《七侠五义》中的展昭，武艺超群，常常帮助穷苦人，素有“南侠”之称。他与包拯进京赶考的途中相识，曾在金龙寺凶僧手中救下包拯，又在土龙岗退劫匪，天昌镇捉刺客，功绩累累。

古代出家人习武强身，积累了大量治疗跌打损伤的经验。清代郭祥泰，习医为生，交友广泛，仁厚豪侠，常救助受困路人和道士僧侣。他在行医过程中因收留得病困窘的高僧，获得佛家正骨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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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

气功(炁功)是一种以调整呼吸以及身体活动的调整和意识的调整(调息，调形，调心)为手段，以强身健体、防病治病、健身延年、开发潜能为目的的身心锻炼方法。气功的种类繁多，主要可分为动功和静功。动功是指以身体的活动为主的气功，如导引派以动功为主，特点是强调与意气相结合的肢体操作。而静功是指身体不动，只靠意识、呼吸的自我控制来进行的气功。大多气功方法是动静相间的。宗教中，道教的道士常会练习导引、内丹术气功，佛教里的禅定、静坐也包含气功。气功常配合武术或静坐一起练习。精通针灸的中医也常通过练习气功来增进疗效。

养生体育

中国的养生体系中，生命体的自我活动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形成了一套关于人体运动锻炼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体系，我们称之为中国养生体育。

中国古代养生体育思想是建立在对生命的认识基础上的，它是运用人自身的运动锻炼手段，对人体生命功能进行强化或优化的有目的的活动。这种身体运动是为养生长寿服务，即以养护生命使达最长期限为目标的体育活动。

天人合一

传统文化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高度观照人的生命现象，认为人的生命是天地自然运化的产物，人的生命与天地自然运化具有相同的节律。与此相应，传统养生观要求顺应自然大化，遵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运化节律调养身心。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说的“道”，就是自然规律的意思。他认为自然界是生命的源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它的变化规律，人要是能适应这种变化，身体就能健康，甚至长寿。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认为，养生在于“安”“和”二字。“安”即静心，“和”即顺心。就是说，一个人对世界万物要有“安”“和”心态，才能达到养生境界。

静以养神，动以养形

传统哲学认为人的生命是一个形体与精神相结合的整体，因此，在养生观上主张养神与养形相结合，提出了静以养神、动以养形的养生法则。

“动以养生”的思想萌发于商末和西周，成熟于战国末期和汉代，以杂家的《吕氏春秋》为代表。在《吕氏春秋 尽数》篇中，提出了著名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色亦然……”的论述，从而指出了运动的重要意义；主张靠积极的运动来增进健康，认为“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人贱之也，为其末也”。《尽数》说明靠服药治病不是维护健康的好办法，这与《内经》的《治未病》的积极防疾增进健康的可贵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静以养生”的思想萌发于“劳逸适度”“张弛相辅”“不妄作劳”等有关劳逸结合的观点。到了战国末期，进而发展出与“动以养生”相对的一派主张，至汉以后才逐渐构成体系，以老子、庄子为代表。

老子从“虚无、无为”的哲学观点出发，提出了“恬淡寡欲”“清静无为”的养生思想和养生原则。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这些话都强调“致虚”“守静”，指出虚、静是一切事物最根本的状态，人们应该归复于生命本源的虚静状态。老子的这些思想为后世以静养生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养生观点，进而提出了“无视无听，把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庄子 在宥》）。要人们做到“恬淡寂寞虚无无为”。这些思想构成了我国古代养生界主静派的思想基础，对后世的养生家、医学家，甚至哲学家所采用的修炼身心的方法产生了影响。

“静以养生”的思想，是在“动以养生”思想形成以后，在养生实践中派生出来的一个支流，二者时间相距足有500—1000年之久。但是“以静养生”思想提出了一套“养性”“养神”“练心”“内修”“行气”“胎息”等观点和措施来，形成了“治气养心之术”。经唐宋两代而渐具规模，足可以和“动以养生”之术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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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谷与服食

“却谷”和“服食”是秦汉时期流行的养生术。却谷，后世也称绝谷或辟谷，指不吃五谷杂粮，而以“食气”的方法采集日精月华、松涛流泉等精气的养生术，常与行气吐纳相结合。

服食，最初可能源于先秦的“食医”“食养”。《山海经》里记载了某些食物或药物食后有“善走”“不天”“多力”“美人色”的作用，战国时被神仙方士作为修炼成仙的手段之一而加以渲染，称之为“服食”。

对弈与竞技

围棋作为我国传统的体育竞技项目，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围棋日臻完善和普及，逐渐形成了一种集娱乐与竞技为一体的体育的活动。

琴、棋、书、画是中国四大古老的文化艺术，它们伴随着儒、释、道思想和其他文化艺术，融贯于绵绵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其中的棋指的就是围棋，它不仅和其他艺术具有共性，诸如抒发意境、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生慧增智等等，而且还与天象易理、兵法策略、治国安邦等相关联，因此，它又是一门综合性文化艺术。

天人合一、和谐中庸

“天人合一”“崇尚和谐”“恪守中道”是中国古人对体育人文精神最重要的体现，主张人类在生产活动中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主张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为人处世要奉行“中庸”之道，才会吉祥。围棋说到底，就是用黑、白子所代表的阴、阳两种势力的争斗，黑白双方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进行对抗、搏斗。因此争斗不息、循环不已，与人类为了争夺自然资源、生存空间而进行的对抗非常相似。围棋的棋盘实际上可以看作“地”道，无论人们之间如何争斗，都不能破坏棋盘，即不能破坏生态环境，否则棋子将倾覆，这也象征着全体人类将

灭亡。

围棋的基本思想理念是“调和”，黑白双方通过斗争，相互忍让，达到一种和谐的共生状态，都能够各自平安，和睦相处。

超越自我的胜负观

《左传 鲁襄公二十五年》中记载：“奕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君而弗定乎？”意思就是说：下围棋的人举棋不定，就战胜不了对手，何况安置君主这样的大事呢！道家讲“上善若水”，因为水是最能适应一切环境的，它可以随容器的形状任意改变外形，同时它又能改变环境，水滴石穿，沧海桑田。这带给博弈者的启示就是勇于改变自我、战胜自我，才有可能战胜敌人。

清代黄龙士素来以“弈圣”自负，争强好胜，从不服输。一天，徐星友请来三位弈林中的高手，每人棋力只比黄龙士稍逊。然后请黄龙士到自己家中，指着早已摆好的三副棋说：“这三个人的棋艺很高，我同时与他们三人下棋，每次都输。三人口出狂言，说即便是您到了，也不会取胜。”黄龙士果然上当，马上请三人就坐，说是要“大杀三方”。结果，他东奔西走，轮流走子，这三人又都不是等闲之辈，直把黄龙士累得满头大汗，使出平生手段，才把这三盘棋赢了下来。不过，就在当夜，黄龙士因为劳累过度，吐血而死。

围棋对竞技体育的影响还体现在权衡取舍的攻防观上。围棋是两个人的不断磨合的运动，为了达到围地的目的，适当的取舍是必须的。棋理上，不学会弃子就难以得到最后的胜利。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下围棋，要有平常心，不能患得患失，要沉着冷静，做到“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唐高祖起兵时，他的儿子李世民与草莽英雄虬髯客对弈，双方以下棋为名，相互试探对方的才能。虬髯客将四子摆放于四四星位，称：“老虬四子占四方！”李世民则沉稳地将一子放在正中的“天元”，谓：“小生一子定乾坤！”虬髯客遂推棋认输，放弃了与李世民争夺天下的想法。

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习棋虽晚，但甚是着迷，大将徐达每与朱元璋对阵都故意输棋，只一次赢棋，却在盘中摆出了“万岁”二字，使朱元璋转怒为喜，赠徐达一楼，赐名“胜棋楼”。

围棋将科学、艺术和竞技三者融为一体，有着发展智力、培养意志品质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意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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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九品制

在我国古代，围棋棋手的等级称为“棋品”。因受人品、官品、书品“九品”的影响，围棋也设“九品制”。“九品”名称，最早见于北宋张拟的《棋经品格篇》：“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明清两代围棋等级分为国手、二手、三手、四手，国手有大家、名家之分，其余各手又分先后，也近似于九等。

象棋与竞技

象棋作为一种智力竞技运动，并不仅仅是技艺的较量，更需要一种严谨的思维、一种更高的心智，它公正、公平，追求至高完美的境界。

象棋，古称“象戏”，一开始是模拟战争而产生的一种游戏，它如同现代军事的沙盘推演一般，是形象模拟战争的棋种。车、马、炮、卒（兵）、象（相）、士（仕）、将（帅），这些象棋棋子的名称都代表着古代军队里的兵种或职务，棋子的布局和走法也与古代两军作战时的行兵布阵极其相似。作为一种斗智的竞技运动项目，其中并不单单是棋艺的较量，还包含有身体条件、心理素质、智谋韬略等方面的较量。

车的意义

车，在棋盘中行动自如，所向披靡，俗话说“三步不出车，必然要输棋”，足以证明车是军中的第一强子。车很像是古代战场中的战车，在东汉以前的战争中具有相当重要位置。古代的正式战车有攻车、守车，成员包括一个使用长兵器的武士、一名射手和一名御手。驭手驾车能适应复杂危险的地形。河流弯曲多变，驾车傍水流而行，路势屈曲，驭人要能得心应手控驾车马，使之能快速前进，而又不坠入河流，陷入水淖。这就必须具备更高明的驾驭技术才能应付。

马的意义

马，很适合于中距离作战，近战时，容易别腿，容易被夹击得走投无路，因此马路要活，应保持灵活的出击状态，等待时机，直到有其他子力配合掩护，方可一跃而上，攻城掠地。先秦时代对骑兵的重视程度不高，虽然骑兵也有出奇制胜的作用，也是不可缺少的兵种，但大多数时间里用它是进行战术机动。古时马术包括马戏和赛马，明清两代，这项运动不但是军队的练兵科目，民间也十分流行。西藏布达拉宫西大殿壁画中的清代赛马图、故宫博物院藏郎世宁绘制的《马术图》，都反映出中国古代马术运动发展的高度水平。

炮的意义

炮，是远距离攻击的先行官，射程远、威力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冷兵器时代是没有炮的，当时具有代表意义的是投石机。据《三国志》记载，曹操与袁绍在河北大战，袁绍的弓箭手和箭楼曾一度占到上风，后来曹操谋士刘晔献上投石机图纸，曹军依法制造，造出最早的投石机，这才扭转了战局。

卒的意义

小卒过河当车用，离开大营的兵是不允许退回来的，但看似无关紧要的小兵有时竟是胜负的关键，步兵在战场上也不是白给的啊。

从古到今，步兵都是伤亡最大的兵种，除了步兵缺乏机动性，还因为步兵缺乏防护，在铁骑面前，容易遭到重创。

体育分为思想运动和体力运动两种，象棋属于思想运动，在思考时大脑也在发生运动。象棋的最高境界是双方经过激战，寻平稳之着，以求取胜之道。先为不可胜，力争制敌可胜，此为象棋之最高境界。要达到这个境界，除了有登峰造极的水平外，还要有耐性和求平稳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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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棋第一人——文天祥

宋代的爱国将领文天祥是象棋迷，造诣很高。在一个炎热的夏天里，他带着众人跳入河里游泳。游着游着，喜好象棋的文天祥见山水景色优美，便提议与一起游泳的周子善下棋，其他人听了都表示赞成。可是两人在水里没有棋具，聪明的文天祥就想到一条妙计，他用口说棋着（读谱）的方式，与周子善展开“闭目棋”的精彩过招。根据文献记载，文天祥还是第一个不用棋子棋盘，闭目下象棋的人呢！

第三讲 古代体育项目

射箭——竞技的鼻祖

射箭可谓是中国古代体育项目的鼻祖，远在石器时代，人类就发明了弓箭来狩猎捕鱼。以后很长时间，弓箭又是用于战争的最重要武器之一。

射箭是一项古老的技艺，原始群居时代，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为了防御野兽的侵害，发明了弓箭。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石镞（石头磨制的箭头）。古人将粗树枝用绳绷弯，做成弓，将细木棍做成箭，用以狩猎和自卫。

石制箭镞到金属箭镞的变化发生在商周时代。那个时候硝烟四起，连年争战不断，弓箭便成了古代战争中最不可缺少的武器。为了提高战斗力，各国军队开始想办法改进他们的武器，再加上生产力的提高，青铜代替石头成为了箭镞的主要材质。到了汉代，随着铁制器械的发展，青铜箭镞逐渐地向铁箭镞发展，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它的杀伤力。春秋时期还发明了弩，它又比弓先进了一步。一个是比弓射得远，二是命中率比弓高。到了战国时期弩已增加到四种。在《吴越春秋》中，详解了关于弩射之法，当时对弩射研究的深入程度反映了它的重要地位。

随着箭头的多样化，射箭的形式发生了很多变化，它不仅用于战争，还更多地被运用到祭祀、接见、宴会等各种社交活动中。《周礼》中记载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箭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宴乐内容。当时，射箭有着很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繁琐的礼节仪式，每次在射礼之前都要举行饮酒、奏乐等仪式。这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射箭比赛了。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孔子、荀子、墨子等都是射箭爱好者，对射箭有着极大的热情，并把射箭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鼓励学生射箭。随着射箭运动的普遍开展，不少射箭理论也被总结出来，如“身若戴板，头若激卯，左足蹉，右足横，左手若附枝，右手如抱儿”（《吴越春秋 勾践阴谋外传》），这些都是当时射箭理论的精炼概括。秦汉三国以后，随着射箭在军事战争和民间竞技活动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有关射箭的著述开始大量出现，仅《汉书 艺文志》中就汇载有《逢门射法》《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等8种69篇，这说明不同特点的各家射法已经形成。

民族大融合时代的两晋南北朝，射箭的竞技和娱乐色彩渐浓，并产生了正式的射箭竞赛活动。许多文物资料的发现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北史 魏宗室常山王道传》记载：孝武帝在洛阳的华林国曾举行过一次射箭比赛，当时是将一个能容2升的银酒杯挂在百步以外的地方，让19个人进行比赛，射中的就可以得到这个酒杯。结果，濮阳王元顺获此奖杯，这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奖杯赛。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一直到隋唐，射箭活动得到了巨大发展。唐代武则天首设选拔与培养军事武艺人才的“武举制”，其中9项测试科目中，仅射箭就占了5项，即长跺、马射、步射、平射和筒射。这反映出射箭这项军事体育活动在唐代的作用愈来愈突出。

从唐代到宋代，射箭在民间更为普及，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在当时的河北一带，民间组织的“弓箭社”就有600多个，参加的人员有3万多，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业运动员组织了。

辽金元以迄明清，射箭活动渐趋贵族化。如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就将“木兰秋围”定为制度，把承德作为专门的射猎场所。这更促进了习射风气的盛行。当时流行的娱乐射法有“射月子”“射鸽子”“射捆”等，并都有较高的技巧要求。这表明此类射箭活动已经逐渐脱离军事而具有明显的娱乐性，属于体育活动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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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族的月亮神话

传说天地间本来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人们只能用火把来照明。不知过了多少年，也不知是哪一天，突然间，特大的狂风把两个持火把的人吹上了天，天上就有了两个太阳。两个太阳轮流照耀着大地，照得人们无法合眼休息，庄稼也都被烧焦了，人们个个劳累又黝黑。又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位箭术高明的神箭手用强箭射中了其中的一个太阳，从此，它的光芒渐渐变弱，变成了月亮，在晚上照耀着大地。人们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

投壶——贵族文人的高雅游戏

投壶，也称“射壶”，由射礼发展而来，是一种既受到皇室贵族热爱，又在文人中间长期流行的游戏。

投壶，是古代士大夫宴饮时的一种投掷游戏，它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殊的娱乐方式，既是一种礼仪，又是一种游戏。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宴请宾客时的礼仪之一就是请客人射箭。主人请客人射箭，客人是不能推辞的，成年男子不会射箭被视为耻辱。春秋末年，奴隶主阶级已经腐化堕落，许多人确实不会射箭，再加上受到室内、堂上、庭院等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进行射礼不是十分方便。有些文士既不愿失礼又不愿行射，于是想出一个两全之策，采用酒壶来替代箭靶，把没有箭头的箭杆投到酒壶中去，名为“投壶”。这样一来，既不用拉弓费力，也不用多加练习，而且不受场地所限，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确实方便了不少，在当时很受各国诸侯的欢迎。久而久之，投壶就代替了射箭，成为宴饮时的一种游戏。

投壶开始之前，首先指定一个司射（即裁判），然后由主人向客人提出邀请。参加游戏的人，每人手中拿着四支没有箭镞的箭杆，站在规定的距离之外，依次向壶内投掷。有时为了增加难度，常在壶内装上又小又滑的豆子，如果用力过猛，即使投入了壶内，也会被反弹出来，四支箭全部投完为一局，每次比赛进行三局，以投中多者为胜，败者则要被罚喝酒。

投壶在战国时得到相当发展，当时的文士倾向于内心修养，投壶这种从容安详、讲究礼节的活动，正适合他们的需要。此外，由于社会发展，民间以投壶为乐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礼记 投壶》说：“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左传》曾记载过晋昭公大宴诸国君主，举行投壶之戏的事。

秦汉以后，随着投壶技艺的提高，后世的投壶已不为古礼所拘束，向游戏进一步发展，以至废除了射礼，尤其是在两汉时代更为盛行。据《东观汉记》记载，东汉的大将祭遵，“取士皆用儒术，对酒娱乐，必雅歌投壶。”投壶和雅歌连在一起，成为儒士生活的特征。在东汉墓葬中出土的画像石上，常刻有反映投壶游戏的场面。历史上的文人骚客也有记载投壶游戏的文章，如三国时期一个叫邯郸淳的人写的《投壶赋》，将投壶者们身手不凡的投技和妙趣横生的场景描写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

魏晋时也流行投壶，投壶的技巧又有所发展。投壶虽然已不是正规的礼仪，但仍是一种高雅的活动，在士大夫阶层中盛行不衰，每逢宴饮，必有“雅歌投壶”的节目助兴。在流传过程中，游戏的难度增加了，不仅产生了许多新名目，还有人别出心裁在壶外设置屏风盲投，或背坐反投。有一个叫王胡的人，可以闭上眼睛投壶，百发百中；石崇家里有个伎女，可以隔着一架屏风投壶，也是百发百中。晋代在广泛开展投壶活动中，对投壶的壶也有所改进，即在壶口两旁增添两耳。因此在投壶的花式上就多了许多名目，如“依耳”“贯耳”“倒耳”“连中”“全壶”等。

宋代以后，投壶游戏逐渐衰落下去，不再像汉唐那样盛行，仅在士大夫中进行。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投壶新格》一书，详细记载了壶具的尺寸、投矢的名目和计分方法。作为礼仪的一种，投壶不仅继承了射礼的仪节，还继承了射礼正己修身的礼义，正如清徐士恺《投壶仪节》云：“投壶乃射礼之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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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壶电笑

投壶电笑的典故出自《神异经 东荒经》，说东荒山中有一个巨大的石头居所，里面居住着一个叫东王公的人。东王公常常和一个美丽的侍女玩投壶游戏，假如有投掷不中的，天空就会传来闪电，宛若笑声。后世以投壶电笑，指代光闪电不下雨。

田径——古代体育之母

原始人类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逐步掌握了奔跑、跳跃、投掷等技能，这些动作是形成田径运动的最初因素，因此田径又被称为体育运动之母。

我国古代的田径运动，是作为一种军事技能，随着战争的需要而广泛开展的。跑、跳、掷，开始只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技能，在人与自然界斗争中是离不开这种能力的。人类通过各种活动，显示出一些奇才异能。“夸父逐日”的神话，虽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一种幻想，但人类长跑能力在征服自然过程中所表现的作用，却给人类的想象提供了基础。

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恶化，跑、跳、掷等这些活动，被更多地赋予了军事技能的含义。奴隶社会时期的马前卒，更多地变成了超乎寻常的长跑能手。如《令鼎》铭文记载，周成王率领了他的臣下和奴隶，到淇田场去进行春种，农事完毕后又进行了射箭比赛。在返回王宫时，有一个叫令的小官吏和一个叫奋的奴隶，是成王的随从，跟着王的马车做护卫。周成王一时高兴说：“令和奋，你们两人如果能一直跟上我的马车，跑回宫中，我就赏赐你们十家奴。”周成王的驭手谦仲就快速驱马，车子飞快地奔驰，两个护车的人紧紧跟上，一直到了王宫。周成王如约赏赐，令用这笔钱铸了一个鼎，并把事情经过铸在鼎上。这个故事，说明令和奋能与马车赛跑，是出色的长跑能手。

秦汉以后，出现了骑兵，步兵和骑兵混合作战。长途追击由骑兵担任，步兵主要是短距离的突击，所以在跑的训练上就偏重于短跑训练了。我国古代史籍中对有能力的战将，常常加上“走及奔马”“马驰不及”等评语。据《北史 杨大眼传》记载，北魏孝文帝准备南攻，命兵部尚书李冲“典选征官”。杨大眼前去应征。测试武艺之后，他没有被录用。杨大眼又请求测试短跑，用三丈长绳系在头上，跑起来之后，“绳直如矢，马驰不及”。这种惊人的短跑能力，使李冲甚为赞叹：“千载以来，未有逸材若此者。”杨大眼被录用后当了先锋官。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军事训练中极为重视短跑，确实出现了不少杰出的短跑能手。

战国时期，战争的防御设施已经有了城堡壕沟。在攻城夺寨的战斗中具有超越壕寨的跳跃能力非常重要。《左传》上记载：吴王夫差想称霸中原，于公元前487年率兵北上攻打鲁国，军队驻扎在泗水之上。鲁国的大夫微虎认为应当趁吴兵立足未稳，攻其不备，以挫败吴兵的锐气。但是鲁君不听这个建议。于是微虎便在自己的家兵中挑选、组成一支突击队，自己带领着去实现这个计谋。进攻营寨的战斗，挑选的办法，就是在庭院中设下障碍，“三踊于幕庭”，即凡三次能跳过者才能入选。结果在700名家兵中挑选了300人。入选者中也有当时正在微虎家中当家臣的孔子的弟子有若。由此说明春秋战国之时，军士中是十分重视跳跃能力的。

投是田径项目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投掷在古代也是一种作战的技能。战国时期，秦军在部队当中提倡用“投石超距”的训练方式，让士兵练习臂力，以及投掷的准确性，对增强军队素质，提高战斗力有很大的帮助。在火器没有发明以前，投石在作战中一直受到军队将领的重视。汉代以后直到唐代，军队对于投掷技能优秀者都是“具禄封进”，进行嘉奖。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投的发展，出现了多种方式，包括工具都有改进，像蒙古族使用的一种投掷用的“布鲁”，有多种投掷形式，如投远、投准等等。投的发展，对现代体育当中的铁饼、标枪、铅球等运动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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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栏的起源

跨栏跑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运动项目，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那时我们的祖先为了生活和生存，在追捕猎物或在躲避猛兽袭击时，常常需要在快速的奔跑中越过一些天然的障碍物，这就是最原始的跨栏跑。17—18世纪的英国，牧业发达，牧童们常常越过羊圈，跳进跳出，相互追逐嬉戏。在节日里，牧童们经常举行跳跃羊圈的游戏，比谁跳得快。后来，他们把栅栏移到平地上，设置成若干个与羊圈高度相近的障碍物，看谁能跨过栏杆跑在前头，这便是跨栏跑的前身。这种游戏后来演化为跨栏比赛。

蹴鞠——足球的起源

中国古代球类活动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球类游戏之一，蹴鞠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套路齐全，规则完备。

蹴鞠起源于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唐宋时期最为繁荣，经常出现“球终日不坠”，“球不离足，足不离球，华庭观赏，万人瞻仰”的情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和”与“中庸”，多数情况下的社会文化心理是重“文治”而轻“武功”。人们推崇谦谦君子的温文尔雅，鄙薄孔武之士的争强好胜。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蹴鞠由对抗性比赛逐步演变为表演性竞技。

汉代，蹴鞠一直是上层社会喜欢的娱乐活动。汉武帝就是个足球迷，不仅在他俘获的俘虏中寻找蹴鞠的高手，有时自己也上场一展身手。此外，汉代蹴鞠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还被广泛使用于军事训练中。

唐代，是蹴鞠的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随着马球的兴起，蹴鞠的军事作用逐渐消失，又重新转向娱乐方向，相应地在球的制作技术和比赛规则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首先就是出现了充气球，唐朝以前的球都是实心的，里面填满了毛发，不仅重，而且缺乏弹性，发展不出复杂的踢球技术。而充气球使球的各种性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开始转向高空，技术也更加多样化。与汉代在地上挖鞠坑不同，唐代的场地开始立起了球门，多种多样的比赛方法，更加吸引人了。唐朝的蹴鞠活动还有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出现了女子蹴鞠。有一次，军队里的几个青年在踢球，一个传球没接住，滚了过来，正巧，路旁树下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只见她不慌不忙地伸脚将球稳稳地接住，紧接着，使劲一踢，球直飞了数丈。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女子踢球的记录。在清明节前后，女子踢球更加活跃，不少唐诗都曾描写过这种生动的情景。

宋朝是蹴鞠运动的鼎盛时期，南宋《武林旧事》曾列出了“筑球三十二人”竞赛时两队的名单与位置：“左军一十六人：球头张俊、跷球王怜、正挟朱选、头挟施泽、左竿网丁诠、右竿网张林、散立胡椿等；右军一十六人：球头李正、跷球朱珍、正挟朱选、副挟张宁、左竿网徐宾、右竿网王用、散立陈俊等。”这恐怕是历史上的第一份足球“首发名单”了。

蹴鞠运动的兴衰，与统治者的政策、提倡也是分不开的。唐宋皇帝大多都重视蹴鞠运动，并把它当作一种军事训练手段，遇到比赛时都亲临观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相沿成风，广泛开展，这是唐宋时期蹴鞠运动兴盛的重要因素。

明代朱元璋称帝以后，严禁军人蹴鞠，并下旨“蹴鞠者卸脚”，但由于蹴鞠运动本身的魅力所在，蹴鞠在民间依然盛行。

清朝入关后，喜欢射猎的满族统治者，对汉民族的蹴鞠也实行了禁止政策。顺治皇帝曾口谕禁止踢球，对蹴鞠要“即行严禁”。后来，乾隆皇帝干脆明令禁止蹴鞠活动，到了清代末年民间的蹴鞠运动基本上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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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的祖先在中国

汉代，出现了专供比赛蹴鞠的场地——“鞠城”。鞠城为东西向的长方形，两端各有6个洞状的鞠室。比赛时，双方各派12名“蹴勇”上场，其中6人把守鞠室，6人踢球，以踢进鞠室的球数多少来评定胜负。唐代蹴鞠有了新的发展，一是用灌气的球代替了过去以毛发之物充填的球；二是用球门代替了鞠室。唐贞观年间，在中国留学的日本遣唐学生，把唐代蹴鞠传到日本，使东瀛掀起一股“蹴鞠热”。宋代是蹴鞠的鼎盛时期，明清后日趋衰落。中国原始足球约在公元前4世纪传入中东，以后又传入罗马、希腊，再由罗马传入英国。

马球——唐代第一运动

马球运动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是在公元3世纪，曹植在他的《名都篇》里有这样的诗句：“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这里的“击鞠”实际上就是对古代马球的一种描写，可见当时已经拥有了马球运动。

马球最初作为军中练武之用，之后逐渐发展到民间，并普及到闺阁之中。从汉代以后，随着骑术的进步，马具的改革，骑兵在唐代达到极盛。唐代盛行轻骑兵，它有着快速机动与远程奔袭的特长，同时，马上作战、砍杀更为灵活。而马球运动就是训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的最好手段。由于这一军事目的，在统治者的提倡下，马球运动在唐代风行一时。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贞观、开元之时，天下富庶，社会上就需要有一些休闲的娱乐。于是，马球运动就成为社会欢迎的活动了。作战的军士要练武，闲暇的富民要娱乐，这是唐代马球运动能够蓬勃开展的社会原因。

唐代马球之所以得到迅速的发展，还 因为唐代上层社会的喜爱和重视。唐代皇帝及王室贵族，大都喜爱马球活动。唐代皇帝大都亲自上场打球，皇宫中有好几处马球场是专供皇帝打球的。唐宣宗李忱可以骑在飞奔的马上，用击鞠杖连续击球至数百次之多；唐僖宗李儇向他的近侍夸口说，如果朝廷设置打球进士科，他可以考中状元。如果真要在唐代的皇帝中考选马球状元，只有唐玄宗李隆基才够资格。

唐朝时期，由于皇帝对马球运动的热爱，全国上下球场林立，打球成风。许多打球的名手都出在神策军中，并因球技高超而升任节度使的也不在少数。唐僖宗曾用打球输赢来选拔节度使。广明元年（880），西川节度使出缺，神策军中大将陈敬瑄、杨恩立、牛勖、罗元果四人都想去当节度使。唐僖宗无法决定，便叫他们四人赛球，谁赢了谁当节度使。结果，陈敬瑄夺得了头筹，便得了西川节度使的职位。

唐代文人马球技术也很精湛，甚至能战胜神策军中的老手。晚唐僖宗乾符四年（877），新进士集会，在月灯阁下准备赛球，场外已围了几千观众。突然，有几个神策军骑士闯进了球场，手拿球杖，策马奔驰。其用意很明显，是要和新进士较量一下。有一个新进士叫刘覃的挺身而出说：“让我去教训他们！”说完跨马执杖驰进了球场，向在场的几个神策军骑士拱手道：“新进士刘覃，特来奉陪练球！”这几个神策军骑士见有人应战，便拿出球子与刘覃比赛。谁知只驰驱了几个回合，球子便被刘覃夺得。他只有一个人，无法传球，便在马上连击几次之后，一个大打，把球子打向空中，球子飞出球场，不知落到何处去了。这几个神策军士想不到一个文人竟然有这样高超的球技，有这样大的击球力量！一个个目瞪口呆，垂头丧气，在几千名观众的嗤笑声中，面红耳赤地离开了球场。

唐代马球场

当时出现了专门的马球场。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唐长安大明宫遗址曾经发现了一块奠基石，上面刻着：“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这就是马球场设立的见证。除了球场，当时还有打马球绘画，陕西章怀太子墓里边就有一幅，其中球的形式、马球杆的形式、人的动作都表现得惟妙惟肖。此外，国外的许多文博机构，还收藏有一些马球陶俑，这也证明马球运动在唐代非常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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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球运动的传播

13世纪，马球运动传入印度。英国种植园主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发现了这项运动，随即传入英格兰。在印度阿萨姆邦，马球比赛所用的马是当地的曼尼普尔小型马，马仅有12手宽（一手相当于4英寸），波斯人称之为“chaugan”。后来这个名字成为英语中现代马球球棍的名称。

马球传入英国后首先在军队中流行，后来逐渐开始在贵族和平民中流行。最早时参加马球运动的选手有9人，随着座骑逐渐变大，速度也逐渐加快，人数慢慢减为7人。现代马球运动一方的参赛者较少，为4人。

步打球——古代曲棍球

中国“曲棍球”在唐代称为“步打球”，证明我国古代的步打球比欧洲曲棍球的历史要早得多。

步打球的源流还要从我国古代的马球运动说起。唐人阎宽在《温汤御球赋》中说：“击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马球是一种军事训练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活动。无论是参加打球，还是观看比赛，马球运动都能使人精神振奋。后来，马球发展成一种徒步持杖击球的游戏形式，类似于现代的曲棍球，称为“步打球”。

早期球场一般铺设在大殿前，所以在史书中，常可看到在某某殿、某某宫打球的记载。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所写的《打毬作》，即写的是步打的“毬”：“坚圆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拟休。无滞碍时从拨弄，有遮拦处任钩留。不辞宛转长随手，却恐相将不到头。毕竟入门应始了，愿君争取最前筹。”这写的是男子步打，后来，又分化发展出被称作“小打”的驴鞠和适合女子的徒步进行的步打球。唐朝宫廷中男、女步打都盛行。据《北梦琐言》记载，唐僖宗本人即“精于步打”。

唐代贞观年间，大臣魏征奉诏创造了一种名为“打毬乐”的舞曲，起舞时“舞衣四色，窄袖罗襦，银带簇花，折上巾，顺风脚，执毬杖”。可能是步打球乐的简称。省去一个步字，很容易和称为打球的马球相混淆。后来此舞曲又被唐玄宗李隆基改为“羯鼓曲”。其调宋时犹存。大约在公元8世纪，中国的步打球传到了日本。除了文献记载，步打球也曾有出土实物证据。保存唐代步打球形象的两条花毡现存日本奈良东大寺佛殿西北的正仓院北仓中，各长2.36米、宽1.24米，中央各织着一儿童，周围织着花朵，一儿童左手持弯曲球杖作接球状。到了宋代，又称为“步击”，《宋史 礼志》曾有一段描述当时步打球的情况，在记述了宫廷的马球竞赛情况之后，接着就记述“又有步击者，时令供奉朋戏以为乐”。这里的“供奉”指男子而言，“分朋”指两队竞赛而言。反映出步打球是当时宫廷中一种经常性的表演。

到了辽代，契丹人中盛行曲棍球运动，《辽史》中称为“击鞠”。辽代以后，曲棍球运动在我国其他民族中逐渐消失，唯有在达斡尔族中保留至今。步打球也和足球、马球一样，在清朝禁止人民练武的情况下逐渐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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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打球与蹴鞠的区别

步打球和蹴鞠虽有相同之处，但差别很大。步打球为硬质，是表面涂色的木球；而蹴鞠为充填毛发或者充气的软球。在球杖上步打球用杖头弯曲的球杖（月杖），而蹴鞠则不用。步打球和蹴鞠的计分方法也不同，步打球分为两队，以击球入门先后分胜负，用筹计分；蹴鞠分为有球门踢法、无球门踢法，有球门踢法在场地两端栽两根数丈高的竹竿，竿上结网成球门，以进球多少决胜负，不用筹计分。

捶丸——古代高尔夫

早在13世纪前后，中国就已流行一种和现代高尔夫球非常近似的运动——捶丸。它由击球的“步打”发展而来，宋元时期正式称为“捶丸”。

“捶丸”，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击球游戏，是由唐代的步打球发展而来。

捶丸游戏盛行于宋金元三代，上至皇帝官员，下至贩夫走卒，对此游戏都乐此不疲。《宋史 礼志》记载，每年三月，宋太宗都要亲自主持仪式，组织朝廷官员和艺人们参加。元人所著《丸经 集序》中记载：“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有这些皇室贵族的带领，捶丸在民间也广为盛行。元人杂剧《庆赏端阳》中也有道白：“你敢和我捶丸射柳，比试武艺吗？”当时捶丸风气之盛可见一斑。

元代初年，捶丸运动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比赛方法、场地设备和器具规格以及赛球队则，时间比英国的高尔夫球竞赛规则的确定时间早472年。元世祖时期，有一个署名宁志的老人，把上述内容写成了一本书，名《丸经》，全书目录有32章，内容从捶丸比赛规则到挥杆要领，从球棒的制造到场地如何保养无所不及。《丸经》的序言就提到，捶丸运动是“卫生之微奥，而训将练兵之一技也”。既可“养其血脉”，又能“怡怿乎精神”，达到身心健康。捶丸心不能急，意不能躁，需要保持良好的心境，可使血脉流通，四肢舒畅。作者宁志老人80岁高龄仍身体健康，头脑清晰。在600年前，就能如此科学地认识体育运动的价值，这是对我国体育史的极大贡献。

捶丸用球，一般用赘木制，这种赘木就是树身上结成绞瘤的部分，纤维绞结紧密，十分牢固，久击而不坏。除了木制以外，也有用角骨制成的球，范仲淹的外甥幼时就爱击角球，这里的角球就是捶丸。

捶丸要求地形有凹、有凸、有峻、有仰、有阻、有妨、有迎、有里、有外、有平的园林为场地，除了利用天然山坡打球，也有人在平坦的草地上，在草地上人们会人为地设置些高低不平的障碍。而高尔夫球场也要求有平坦的地形，还要有凹凸粗糙不平的地段，再加上沙洼地、水沟等障碍物。因此，从捶丸同高尔夫惊人的相似这一点看，二者显然具有源与流的关系。

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壁画中有一副描绘捶丸运动的图画：在树石与云气之间的平地上，有两位身穿朱色长袍的官员，每人右手都握着一支球杖，身前各有一个小球，左边的那位官员正俯身作出击打姿势，右边的那位官员则蹲下注视前方地上球窝，稍远处有两位侍从各持一棒，棒端为圆球体，居中者伸手向左侧击球人指点球窝位置。画面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元代捶丸比赛的场面。据专家推断，此图完成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

金元以至明初，捶丸十分盛行。清军入关后，兴起了新的体育活动，捶丸便从史籍中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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捶丸比赛规则

比赛时，既可分组，曰“班”，曰“朋”；亦可不分组，各自为战。以参加人数多寡，又分为大会、中会、小会、一朋、单对等。10人、9人为大会，8人、7人为中会，6人、5人为小会，4人、3人为一朋，2人为单对。

比赛前各到“关牌”处领筹。筹又叫牌，每人5筹。捶丸时，每人三棒，三棒均将球击入窝中才能赢一筹，所赢筹由输家给。根据筹之多少可分为大筹(20)、中筹(15)，小筹(10)。比赛以先得以上各数为胜。

此外，还有一系列惩罚条例：不许换球，不准重捶，犯者本人及同组皆输。不许为他人指示地形，犯者输。借棒与他人，借他人球者为输。替他人击者输双筹。打在窝中用棒拨丸而击者输。如先有人在第二棒时将丸打在窝边，若后来人故意捶丸撞该球者也为输。凡此种种，输方出筹，赠与对方。最后，以得筹多少分胜负，并以筹为据得奖品。

击壤——投掷项目萌芽

远古时代，人类用木棒打野兽，为了投掷得更准确，平时便要练习。后来，狩猎工具得到改进，有弹弓和弓箭，不再依靠木棒掷击野兽。这种练习便演变成一种游戏——击壤。

击壤，据《风土记》和《艺经》等文献记载，乃是一种古老的游戏，夏商时期，流传极广的“击壤歌”，据说是帝尧之世所创，可谓是最早的体育歌曲。

明代人刘侗说击壤的游戏规则是“击远”，而三国时代邯郸淳提出的“中者为上”，说明古代的击壤强调看准目标，是一种远距离的投掷运动。

两晋南北朝时，击壤在民间流行，南朝诗人谢灵运在《初去郡》中写有“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声”的诗句。张协的《七命八首》中也有“玄龆巷歌，黄发击壤”之句，是说当时黑发的童子歌唱，黄发的老翁在玩击壤游戏。

击壤所用的壤，三国魏邯郸淳《艺经》中载：“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为上。”明王圻《三才图会》中也有同样记载，说明击壤在古代是有比赛、分争高下、力求准确的投掷运动。

宋元时期，击壤进化为一种掷砖游戏。掷砖，也分胜负。《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五《掷砖》条引《艺经》说：“以砖二枚，长七寸，相去三十步立为标，各以一枚方圆一尺掷之。主人持筹随多少，甲先掷破则得乙筹，后破则夺先破者。”掷砖，主要动作是投掷，这与击壤相像，或是击壤之一种，或由击壤演变而来，有待进一步考证。

宋代还有一种抛堶之戏。堶，瓦石也。抛堶即明代的打瓦之戏，也是一种投掷形式的戏乐，当也源于古之击壤。明杨慎在《俗言 抛堶》中说：“宋世寒食有抛堶之戏：儿童飞瓦石之戏，今之打瓦也。”梅尧臣《依韵和禁烟近事之什》诗有：“‘窃窕踏歌相把袂，轻浮赌胜各飞堶。’或云起于尧民主击壤。”这里很明确地指出，宋代的抛堶，今（指明代）之打瓦，均起源于传说中的唐尧时的击壤之戏。

明代，击壤之戏，演变成打尜或曰打拔。尜，是一种小玩具。其形两头尖，中间大。据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说：“京师小儿语：‘杨柳青，放空钟；杨柳活，抽陀螺；杨柳发，打尜尜。’”说明明代北京地区的儿童在每年杨柳发芽之时，常以打尜尜戏乐。又据刘侗《帝京景物略》记载：“二月二日龙抬头，小儿以木二寸制如枣核，置地而棒之，一击令起，随一击令远，以近者为负，日打，古所称击壤者耶！”柭的形制如枣核，即两头尖，中间大。它与尜是同一形状。说明打尜和打柭可能均源于击壤之戏。

这种游戏，直到现在仍为儿童所喜爱。击者将长约三四尺的一根木棒持于手中，将另一根长约二寸、形如枣核的木棒置于地上；用手中的长木棒敲击地上的短木棒的一端，使之飞起，再用力击之，使之飞远；以近者为负。负者需大声呼“柭……”，边呼边跑，一口气把胜者击出的短木棒拾回来。这种游戏，不仅可锻炼敏感的击敲技能，而且也能锻炼奔跑的能力。它较投掷木块或砖瓦要复杂些，而且更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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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缸

20世纪50年代以前，许多人都玩过“打缸”这种游戏。“打缸”又称“砸缸”“叩缸”，是一种竞技比赛，参赛人数一般为三四人，或者多至五六人亦可。赛具“缸”是较为方正的半截砖，每人各执两块。赛前先划A、B、C三道线，两线间距离约为丈许。比赛开始，一方先将自己的一个“缸”立于A线上。由另一方站在C线上，以各种规定的动作将手中的“缸”投掷过B线，借助于腿脚，将对方的“缸”击倒。然后再站在B线上，以同样的动作投掷，直接将对方的“缸”击倒，是为一段两节。全部赛程共计八段十六节，每段规定的投掷动作姿势各不相同，每节均以击倒对方的“缸”为标的，最终以先完成全部程序者为胜。

举重——古代的扛鼎运动

古代有很多力大无比的人，往往用“扛鼎之力”来形容他们。鼎是古代的重器，扛鼎，常常是对大力士的衡量。春秋时期秦国的国君秦武王，以及秦汉之交的西楚霸王项羽都是能“扛鼎”的力士，他们都是古代举重运动的著名人物。

举重是一项很古老的运动，中华民族的举重活动，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楚汉时代就有记录（举大刀、石担、石锁等）。从西晋开始一直到清末，举重均列为武考项目。在使用冷兵器作战的中国古代，体力是十分重要的，兵器杀伤力的大少取决于人的力量大小。举重在军事上也用来评估士兵的身体素质。士兵们通常用举起一种称作“鼎”的庞然大物来证明自己力大无穷，动作同今天的抓举有些类似。

传说中夏桀可以拉直铁钩，殷纣能够举起屋梁换下木柱，都体现了其力量之大。最早的中国举重，出现在《列子 汤问》“愚公移山”这个故事中，略带有神话色彩，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朔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左氏春秋》记载了很多大力士，比较确切的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鲁襄公十年(前563)，晋国的荀偃等率领几个诸侯国去攻打一个叫逼阳的小诸侯国(在今山东枣庄一带)。叔梁纥作为鲁国贵族孟献子属下的武士，参加作战。聪明的逼阳人打开了城门诱使诸侯军进城。正当诸侯大军鱼贯而入时，逼阳人突然将悬着的城门放下，想要将入城的队伍拦腰截断，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叔梁纥冲上前去，用双手托住了即将下落的城门，使已进城的兵士得以安全退出，避免了一场大的伤亡。

唐朝时把举重叫翘关，武考科目中还有一个“负重”项目，即负重行走。唐太宗李世民选择军士的条件，要求“翘关五举”“负米五斛行三十步”。武则天在702年始设武举制，力士汪节一鸣惊人，举起渭水桥上的石狮子。

南宋临安已经有了举重运动，《水浒传》中记载武松的片段“武松威镇安平寨”一节，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古时举石练习的场景：“天王堂前的石墩，约有三五百斤重，武松去那里，只一把轻轻地提起，双手把石墩只一撇，扑地打下地里一尺来深，提将起来望空一掷，掷去离地一丈来高。”没有千百斤的力气，何能在景阳冈上赤手空拳打死吊睛白额大虎？当然，这一撇一掷便是力量和技巧的结合。

抱举石头运动在藏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桑耶寺壁画中有四人参加，都穿长袍、紧腿裤、长筒靴，光着头。其中一人刚抱起，一人抱到了小腹前，一人抱到了胸前，一人已将石头扛在肩上，旁边有两位裁判。这幅画面生动地表现了举石头的各种动作，最后要扛在肩上。布达拉宫壁画举重图中，有六人参加，三人穿长袍，三人袍子下襟较短，足蹬各式靴子，留着长发，披在后面。里面有一人已将石头扛在肩上，是这次比赛的得胜者，下有藏文云：“康、蒙古、西藏等地的人举行举石比赛，内朗日巴楼获得第一名。”

现今在藏历八月的望果节，还经常举行举石比赛，比赛时选一块圆形石头，重达100千克或150千克，上抹酥油，参赛者要将石头抱起，从腋下移到背上，然后按规定的范围行走。也有将石头抱起后，从前或从肩部向外抛出，以远者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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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鼎

鼎是古代的炊具，用青铜制成，三足两耳，轻则百斤，重则千斤。移动鼎时，是用一根木棍横插在鼎的两耳中，两人各扛木棍的一端，名为“扛鼎”。一人扛鼎练力则是抓鼎的两耳再举起。《史记》中记载秦武王好举鼎，有力气，还以高官厚禄招揽力士。《史记 秦本纪》记载：“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可见是举鼎过力，折断了胫骨。

御车——古代的赛车

御就是驾车的技术，车在古代社会中，对交通、军事、运输都着着重要的作用。御术是古代学校教育的主要课程之一。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战车的数量往往是衡量一个诸侯国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志。因此驾车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战术。在奴隶制社会中，射和御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那时的打仗是用战车，在四马拉的战车上有三个甲士，中间的是驭手，左面的是弓箭手，右面的是戈矛手。甲士多是由奴隶主担任，所以在奴隶主的教育中，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都是必学的课程，御和射都是奴隶主必修的教育课程。

学校中所教的御，当时称五御，也就是五种基本技术：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驭车是一项很复杂的技术，既要灵敏和机智，又要有相当大的臂腕力量，才能使六辔在手，指挥如意。

西周时驭车技术最高的人是造父，他是周穆王的车夫。周穆王是一个喜欢游历的君王，他坐着一辆八匹骏马拉的车子，由造父驾驭，周游了天下的名山大川。造父能成为一个有名的驭手，是经过名师泰豆氏的指点，并经过勤学苦练得来的。《列子》说，泰豆氏是一位有名的驾驭教师，造父不远千里来投泰豆氏门下学御，但泰豆氏并未教他如何驯马，如何赶车，却教他在梅花桩之间穿来穿去：梅花桩之间仅可容身，稍一不慎就碰得皮破脸肿。造父坚持按照师父的指点去做，经过勤学苦练，可以在木桩之间自由来往了。泰豆氏看了造父的进步，很为他高兴，他告诉造父说，赶车子就是要心手合一，眼睛不看马却能知道马奔驰的情形；手里握着六根辔头，心里想到哪里，手中的辔头就按心里想的指挥，这叫得心应手，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驭手。

《韩非子》一书中，记载了赵襄王跟王子期学驾车的故事，告诉人们如何处理好车与马以及马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驾车人心理的变化会影响技术的发挥。故事说，当赵襄王跟王子期学会驾车的技术之后，就要与王子期比赛。在比赛中，他换了三次马，最后还输了。他认为是王子期没有好好教他。王子期告诉他：你和我比赛，并不是车不好，或是马不好，而是你的心理活动造成的。当你跑在我前面时，本来可以直接向前跑，可是你害怕我超过你，在你四处张望的时候，就没有心思管马，于是，你的车跑起了曲线和弯道；当我超过你时，你又怕赶不上我，还是无心管马，所以车子跑得也不是直线。车赛中最忌讳的就是这样，所以你才会输。

战国初年，车战战术废弃了，驭车便由战斗的技能演变为社会的娱乐活动。这种活动不仅在赵国贵族中极为盛行，在齐国也很盛行，而且还伴随着赌博，一次下千金的赌注很多。齐国的大将田忌经常输给齐王。后来他用了孙膑的计谋，即“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的优选法，结果以二比一赢了齐王千金。

随着战车的军事价值的降低和骑马的方便，驭车逐步在社会上消失了。但驭车术作为古代的文化却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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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六艺

礼：礼节（即今德育）；

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乐：音乐；

六乐：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古乐；

射：射箭技术；

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

御：驾驭马车的技术；

五御：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书：书法（书写，识字，文字）；

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数：算法（计数）；九数即九九乘法表，古代学校的数学教材。

游泳——最古老的水上运动

居住在江、河、湖、海一带的古代人，他们为了生存，必然要在水中捕捉水鸟和鱼类作食物，通过观察和模仿鱼类、青蛙等动物在水中游动的动作，逐渐学会了游泳。

原始社会渔猎时代，游泳是人类向大自然作斗争并获取生活资料的一种技能。上古时期，洪水经常泛滥，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因此才有了大禹治水的故事。正是在人与水的斗争中，人们逐步学会了游泳。

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上就有描述游泳的诗句：“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春秋战国时期，留下的许多史料，都提到了游泳。如《庄子》：“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夫之勇也。”这些史料都说明，游泳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东周时候，南方各国都提倡水战、舟战，所以水上兵士训练成为一项重要内容。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壶壁上就有一幅水中游泳的画面，这幅图上，人与鱼共游是非常明显的，有的像自由泳，有的像蝶泳，整个画面给人以很清新的感觉。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间的兼并战争越来越激烈，水战成了重要的作战方式之一，南方各国都十分注重水中本领的训练，北方的国家有的也开始重视起来。齐国的军队在丞相管仲的带领下，特意修了一个水池让士兵练习游泳，练得好的给奖励，不好的要惩罚。后来齐国凭借良好的水军，打败了越军。

秦汉以后，游泳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到南北朝时期，游泳活动在全国各地普及，北方地区以及西北地区游泳都很盛行，敦煌莫高窟《弄潮游泳图》生动地反映了古代人游泳的状况，从画面上四人游泳的姿势来看，跟现在的游泳姿势基本一致。当时，南方游泳主要集中在农历五月五日，主要在钱塘江举行。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叫周邯的人，一次，跟他的小仆从乘船到瞿塘峡。这里是三峡中最险要的地方，水流很急，小仆从竟然潜入水底，捞出了许多“金银器物”，真是水性非凡。由于他在水中和陆地一样，能长时间地潜入水中，所以被称为“水精”。

宋代，是我国古代水上弄潮最为活跃的时期。当时的弄潮活动以浙江之潮为最，南宋词人辛弃疾在回忆当时弄潮儿表演的壮观场面时，曾留下了这样的词句：“吴儿不怕蛟龙怒，风波平步，看红旗惊飞，跳鱼直上，蹴踏浪花舞。”

明清民间的游泳活动仍以每年农历八月钱塘江“弄潮”为代表。每当涨潮之际，当地的人们便开展各种游泳活动，且花样越来越多，如游泳健儿在水上表演的“踏滚木”及“水傀儡”“水百戏”等。

中国古代的游泳活动在民间以及各个阶层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容，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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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跳水绝活

宋代除弄潮表演外，水上运动方面还创造了水秋千表演。在彩船上立着高高的秋千，一个人登上秋千，高高荡起，当身体与秋千的横架接近平衡时，突然从秋千上腾空而起，翻筋斗，跳入水中。

这种荡秋千的跳水表演较之固定跳板、跳台跳水的难度更大，只有掌握好秋千荡平的一瞬间跳离秋千板，才能跳出好成绩。如果跳离秋千板的时间稍早或稍晚，随着惯性作用，表演者就可能摔在船板上。由于水秋千表演的难度极高，每年只在端午节的宫中宴会上才有表演。

赛龙舟——奋勇竞渡夺锦标

龙舟竞渡是中国民间传统水上体育娱乐项目，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古越族人的一种祭祀活动。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再加上各种故事传说，都给龙舟竞渡增添了不少浪漫的色彩。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纪念投江而死的屈原，另一说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操练水师，打败吴国。吴越交战，勾践败而被俘，在吴国过了三年忍辱含垢的生活，骗得了吴王夫差的信任，被放回越国。回国后，他卧薪尝胆，立志雪耻，于当年五月初五成立水师，开始操练，终于在数年后，一举消灭吴国。后人为了昭彰勾践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便效仿越国水师演练时的情景，于五月五日这一天划船竞渡，以示纪念。

还有一说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和曹娥。传说伍子胥因遭谗言诽谤，被吴王夫差命人抛于钱塘江波涛之中，有曹娥驾舟去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曹娥碑》)。后世遂划龙舟，做救伍员状。

其实，“龙舟竞渡”早在战国之前就有了，应是一种宗教性的娱乐活动。在急鼓声中划龙形的独木舟，做竞渡游戏，以娱神与乐人，是祭仪中半宗教性、半娱乐性的节目。而龙舟竞渡选择在五月五日，是因为这个时间正是我国南方插秧之后的农闲季节。

隋唐时期，江南地区举行的龙舟竞渡，是十分热闹的。唐代竞渡，比起前代有很大的发展。竞渡用船，装饰华丽，在船首造起龙头，在船后竖起龙尾，船的两侧刻画龙纹，装扮成一条昂首翘尾的巨龙，人们称之为龙舟。在唐代全盛时期，竞渡之风尤为鼎盛。每逢举行竞渡，士民百姓、州县官吏、文人学士等都涌向江边观看。史籍上说，当时士女倾城出观，以致两岸摩肩接踵，观者如堵。可见龙舟竞渡不仅是竞赛者的一种娱乐，观看的人们也同样享受到乐趣。

宋代建都汴京城（今河南开封市），凿金明池以练水军，在金明池中也开展龙舟竞渡活动。宋画家张择端绘有《金明池夺标图》，元人王振鹏也绘有《龙舟夺标图》，反映宋元的首都都有龙舟竞渡活动。

清王室是东北的少数民族，进入北京之后，也沿袭龙舟竞渡习俗。《清稗类抄》记：“乾隆初，高宗于端午日命内侍习竞渡于福海，画船萧鼓，飞龙鹢首，络绎于波浪间，颇有江乡竞渡之意。”

龙舟竞渡作为一种社会娱乐的体育项目，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人民的喜爱，历久而不衰，直到今天，仍盛行于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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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的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邹圩没有河流，只有一条又小又脏的水沟。一天，有个渔人在水沟里网住了一条十分奇特的小蛇，它的尾部有九片闪耀的鳞片。小蛇眼里闪着乞求的光芒，十分可怜。渔人顿生恻隐之心，抚了一下它的鳞片，就把它放回了水沟。谁知那九片鳞忽然落了，小蛇长身而舞，化为一条小龙。原来，它是一条上天的神龙，因触犯了天条，受玉皇大帝处罚，尾巴上被加了九把锁——就是那九片闪耀的鳞。玉皇说只有人的阳气才能开这锁，就是渔人无意中一抚，竟打开了小龙身上的千年枷锁。小龙为了感谢渔人，从口里不停地喷出水来，灌注在小水沟里。慢慢地，小水沟变成了大河（也就是现在的邹圩清水河），河水为邹圩带来了五谷丰登。为了纪念这条神龙，人们把沿河的村子称为龙头寨、上龙首等村。在神龙升天这一天，也就是端午节举行赛龙舟，以示庆贺。

滑冰——古代冰上运动

我国古代东北和西北有些地区的人民生活在苦寒地带，那里常年冰天雪地。在生活与生产中，逐渐摸索出了冰上活动的经验，或借助工具，或总结技巧，逐渐发展成了冰上运动。

《通典 边防》记载，早在公元前7世纪左右，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就利用木制的滑雪工具追逐野兽。元明时朝史书关于黑龙江省内少数民族滑雪的记载就更多了，当时将“骑”的“木”称为“木马”，并解释说，这种木马用长方形有韧性的木板制成，“形如弹弓，长四尺，阔五寸”，两头翘起，前端尖，翘度大，中间的底部包上狍、鹿的皮，其毛茬朝后，这样滑行的摩擦力小，上坡时不易往后滑。由于多在山路崎岖的密林中穿行，故只有一根滑杖，上山当拐棍，下山用以调整方向。

我国古代滑冰技艺最初仅是一些冰上杂耍，真正使冰上运动得到发展的是在清代。满族是女真人的后裔，世代居住在长白山以北，东滨大海以及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满族的发源地在现在的牡丹江地区，那里气候寒冷，冰天雪地，一年中冰期长达五个月，优越的冰雪环境为满族的传统体育创造了适宜的土壤。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十分擅长滑冰，也十分喜爱冰上运动，所以滑冰、滑雪技术应运而生。

满人将冰上运动称为“冰嬉”，冰嬉早在清入关前就在满族中十分流行。随着满族入主中原，他们把一些冰上活动也带入长城内，“冰嬉”也成为国俗。到了清代滑冰运动有了速滑和花样之分，当时清人把速滑分为“官趟子八式”，即初手式、小晃荡式、大晃荡式、扁弯子式、大弯子式、大外刃式、跑冰式和背手跑冰式等。

满族人关以后，每年的阴历十月都要在北京的北海冰面上检阅八旗弟子的滑冰技术，作为训练八旗官兵的制度之一。冰上运动大致有：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上足球、冰上抛球、冰上射天球、打雪挞及冰上摔跤等。故宫博物院现在还藏有《冰嬉图》，从《冰嬉图》中人们可以看到在清朝冰嬉大典中有人表演时做出的各种花样冰上动作，有金鸡独立、哪吒闹海、双飞燕、千斤坠等。

在清代举行的冰嬉大典活动中必会安排抢等(即现在所谓的速度滑冰)项目。运动员由八旗兵组成，他们足蹬一种底部绑着铁条的简易冰鞋，身穿箭衣，在距皇帝冰床三里外的起始点一字排开，等待号令。“轰”，礼炮一响，运动员听到号令后，如离弦之箭，蜂拥而出，向皇帝的冰床方向飞驰而去，最先到达皇帝冰床的运动员便是头等，能够得到皇帝亲赐的赏品。

古代满洲地区，早就有冰上的足球游戏，它的名字叫踢形头，是满族入关前后很盛行的一种冰上运动。形头是用兽皮缝制而成的圆形物，里面装填毛发，大小同现在的足球差不多。踢形头，是以形头踢入对方的防线内的数量来确定胜负。

清朝入关后，为了保持八旗部队强大的作战能力，清朝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冰上运动，踢形头(冰上足球)是必不可少的比赛项目。比赛前，八旗士兵分成红、黄两队，分旗门，叫做“分棚”。每队数十人，比赛开始前，双方队员在球场中央列队站好，御前侍卫用力将球抛向空中，球由最高点下落，不等球着地，双方队员奋力争球。场上队员为了在冰面上奔跑，穿着特制的带铁齿铁条的冰鞋，主要是用手抢接抛掷，也可用脚踢，所以又叫“冰上蹴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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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冰球

冰球，也叫“冰上曲棍球”，是多变的滑冰技艺和敏捷娴熟的曲棍球相结合的一种运动，对抗性较强，也是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运动员穿着冰鞋，手拿冰杆滑行拼抢击球。球一般用硬橡胶制成。比赛时每队上场六人，前锋三人，后卫两人，守门员一人。运动员用冰杆将球击入对方球门，以多者为胜。

1935年，中国在北平举行了第一届华北冰上运动会，第一次举行了冰球比赛。1953年，又在哈尔滨举行了首届全国冰上运动会，有5个队参加冰球比赛。1955年起，每年举行一次全国冰球比赛。1956年以后，中国冰球队开始参加国际比赛。1981年，北京举办了世界冰球C组锦标赛，中国队获得亚军，晋升到B组。1986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一届亚洲冬运会上，中国队获得金牌。

滑雪——生产中诞生的运动

滑雪是一项满族等北方民族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滑雪板是他们冬季使用的滑雪、狩猎工具，古称“木马”，又称“踏板”。

几千年前，生活在极其寒冷的地方的人们，在雪地里行走非常困难，为了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人类发明了可以代替行走的滑雪板，它的应用使得人们可以在浩瀚的森林中任意驰骋追寻猎物。

我国的滑雪历史非常悠久，一万多年以前，新疆阿勒泰地区一个神秘的民族和一种新奇的工具被特定的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图瓦族和他们的活化石工具——毛雪板。图瓦人居深山密林，沿袭传统的生活方式，以游牧、狩猎为生，这一地区一年中有7个月被大雪封山，降雪都在一米以上，不仅车辆无法通行，即使是马和骆驼这样的大畜也很难迈开步子。但图瓦人却可以乘着雪板翻山越岭奔走如飞。这种雪板是用动物毛皮和木板制成，底下一般钉有马皮，下山时顺毛滑行，速度极快，上山时又具有很好的防滑作用，是冬季图瓦人在冰雪世界出行、狩猎必不可少的代步工具。据国外专家考证，这个地区滑雪历史悠久，因此被称为“人类滑雪发祥地”。

中国文献中对滑雪的记载，最早见于《隋书》，书中对1400多年前居住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室韦人所盛行的“骑木而行”活动进行了描述。这种“骑木而行”的形式，就是足踏类似于雪撬的木板，这种木板一般长四尺、宽五寸，一左一右，系在两脚上，在冰雪中疾行可以追得上奔马。这种利用装备在冰雪中滑行，较原始的滑雪形式显然有很大的进步，已基本具备现代滑雪运动的主要特征。

距今大约1300年前，居住在黑龙江省的室韦人和赫哲人，都很善于滑雪，他们不仅把滑雪板作为一种交通工具，而且还乘着它出没林海雪原，进行狩猎活动。他们在雪深数尺的山林里，把大约长5尺的木板绑在脚上，手拿着长竿，跑动起来，就像乘船在水面上飞驰。他们就这样滑雪前进，速度快而灵活，这样才有可能追到猎物，因此赫哲人把滑雪板称为“捕兽之器”。

滑雪板多以松木为原料，长约2米，宽约0.2米，前端呈弯状，翘度大而窄，后端呈坡型，翘度小而宽；中间略厚，装有绑脚皮带。早期的滑雪板板底无包皮，后来便用兽皮包底，因为这样利于爬山；满族猎手射猎时喜欢带有包皮的滑雪板，爬山时不向后滑。北方的一些渔猎民族如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至今仍喜欢滑雪板，在茫茫林海雪原中射猎。

唐代的女真族，原来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长白山以北、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当时，在他们中曾出现过一种用于驰行的“竹马”，这种“竹马”在冰雪上滑行速度快，也很省力。人站在“竹马”上，手握一根曲棍，用力一撑就可以向前滑行十几米。这种方法与现代滑雪方法已非常接近。

明天启五年（1625）正月初二，东北建州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曾经在太子河上主持过盛大的雪上运动会。在这次运动会上，先进行了冰球表演，然后又进行了速滑比赛，并规定，冠军赏银20两，亚军10两。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雪上运动会。

清朝入主中原后，将他们传统冰雪体育活动也带入了内地，其内容丰富多彩，呈一代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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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滑雪与中国

现代滑雪竞赛有两种，一种是北欧滑雪，另一种是高山滑雪。北欧滑雪比赛包括个人越野滑雪赛、男子接力赛和女子接力赛。此外还有跳台滑雪赛，以及北欧混合项目比赛，包括越野赛和跳台赛。高山滑雪由滑降，小回转和大回转组成。另外，高山滑雪混合项目，则由以上三个项目混合组成。

1957年，新中国在辽宁通化举行了第一次滑雪比赛，两年后又在吉林市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冬季运动会。1980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冬奥会。1987年，郭丹丹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项目中获得冠军，这是中国在现代体育盛会中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1998年，徐囡囡获得第18届冬季奥运会自由式滑雪女子项目的冠军。2006年2月24日，韩晓鹏夺得都灵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项目的冠军，这是中国获得的第一枚冬奥会男子项目的冠军。

摔跤——古老的竞技项目

中国古代摔跤的异名很多，如角力、摔胡、角抵、相扑、布库、厄鲁特、掼跤等。这是因为，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不同，摔跤的方式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

古代的摔跤基本上是沿着角力、角抵和相扑、摔跤这几个形式发展过来的。摔跤最早起源于古代“蚩尤戏”，“蚩尤戏”是为了纪念与黄帝逐鹿中原的蚩尤而流行于北方的一种民间竞技活动。东周时期，这种角抵戏比较普及，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中非常多见。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发现了一件铜牌，上面就有两人角抵的画面，这是比较典型的早期摔跤形式。

汉代，由蚩尤戏发展出来的角抵的形式，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意义。当时有一出戏叫《东海黄公》，戏中黄公的父亲被老虎吃了，黄公为了报仇，跟老虎进行搏斗，就是角抵。它与蚩尤戏是一个体系发展下来的，而且有较高的表演因素和一定的文化内涵。

据《汉书》记载，金曰磾当汉武帝寝宫中侍卫时，有一天，汉武帝尚未起床，江充与莽何罗谋反。莽何罗携带武器闯入寝官准备刺杀汉武帝，被金曰磾发觉了。“曰磾摔胡投何罗殿下，得擒缚之。”“摔胡”就是抓住脖子摔倒在地，这是一个纯粹的摔跤动作。

唐朝皇帝大都喜爱体育活动，摔跤也是他们喜欢的项目之一。宫廷里的教坊司和内园是两个专供皇帝娱乐的地方，内园是进行体育表演的地方。唐玄宗李隆基“每赐宴设酺，大陈山车、旱船、寻橦、走索、飞剑、角抵”，作为宫廷的娱乐活动，角抵是各种表演节目的压轴戏。摔跤手临上场前，左右军就擂起大鼓。在急鼓声中，一个个赤裸上身的壮士绕场而入，寻对扭摔，一交上手，场外的观众就呐喊助威。分出了胜负之后，观众欢呼，急鼓三通。

宋代时，摔跤不仅是宫廷宴会的压轴节目，在民间也广受欢迎，在城市的“瓦子”中，摔跤是最精彩的表演。众多艺人中，还出现了女摔跤艺人。元朝王室起于北方的蒙古族，这个来自草原的民族，最重视骑马、射箭和摔跤三项，被视为男子三项竞技。只有三项都出色的男子才有资格被推选为部落首领。妇女也可以参加“男子三项竞技”的比赛，有时候还能胜过男子。

清代也十分注重八旗子弟摔跤技术的培养。清王室的御前侍卫大都是摔跤能手。康熙刚登基的时候，朝政大权被控制在大臣鳌拜手中，康熙一心想除掉他。于是利用训练摔跤的方式，瞒过监视，秘密地培养了一批高手，最终利用他们的力量除掉了鳌拜，夺回了政权。

我国古代的摔跤，从角力到布库延续有三千多年，在摔的方法方式上，从拳脚并用、徒手搏斗，发展到以摔绊为主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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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库

“布库”是满语摔跤的音译，也叫撩跤或掼跤，是由满族古代游戏“骑马打仗”演变而来的。着短袖跤衣，摔倒着地即分输赢。清代文献记载：布库专赌脚力，胜败以仆地为定。其人皆白布短衫、窄袖，而领及襟率用七、八层密缝之，使坚韧不可碎。初则两两作势，各欲伺隙取胜，继则互相扭结，以足相掠，稍一失，即拉然仆矣。

布库有双人和多人两种。比赛时在地上划出一个圆形角斗区，参赛者分为两个队，每队各二人。比赛时，一人背着另一人。比赛开始，各队接近对方，背在背上的人相互争斗，设法把对方推出场外或把对方从背上拉下来，以此决定胜负。该项运动也可以多人的多组对抗。

相扑——源自中国的运动

角抵经过战国秦汉的发展，在晋代出现了另一个名称——相扑，它在整个宋辽金元时期的运动项目中占主要的地位。

相扑起源于中国汉代，起初曾作为宗教和宫廷表演运动，公元7世纪传入日本，成为武士训练的一部分。

宋金元时期相扑有很大的发展，称相扑比赛的规则为“社条”，称裁判为“部署”。由于在比赛中可能会失手死人，赛前双方都要立下生死文书，并出现了两种形式。

一种是正式比赛的，就像打擂台。这种形式，如《水浒传》第七十四回的“燕青智扑擎天柱”：“燕青再上献台来，要与任原放对。部署向他先要了文书，怀中取出相扑社条读了一遍，对燕青道：‘你省得吗？不许暗算！’燕青冷笑道：‘我单只这个水裤儿，暗算他什么？’”可见，相扑中最重要的规则是不许暗算，这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进行。

另一种相扑是表演的形式，在当时的东京（今开封）和其他地方都有这种表演，而且表演的服装基本延续前代。现存于陕西省博物馆的两块金代砖雕，上面雕刻的画面就很典型地反映了两个力士在相扑前的一个瞬间，画面中的相扑者上身赤裸，下身光腿赤足，仅在腰间系一个兜裆。这一形式跟现在日本的相扑完全一样，也就是说相扑从中国晋代以后，通过文化交流传到日本，而日本保留了这一传统。

宋代社会上喜爱看相扑比赛，这在《水浒传》中有较详细的描写，燕青和任原在泰山庙会上相扑比赛，台下的观众有“数万香官，两边排得似鱼鳞一般，廊庑屋脊上都坐满了”。这些香官观众，来自全国各地，“一者烧香，二者乃为着看任原本事，三来也要偷学他几路。”这反映了宋代相扑的开展有广泛的群众性。

宋代已经有了全国性的相扑比赛。《梦粱录》记载：“若论护国寺南高峰露台争交，须择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如头赏者，可得奖品、旗帐、银杯、彩缎、锦袄、马匹等。”南宋临安城的南高峰比赛是全国最高级的比赛，赢得头名所获得的奖品非常丰盛。宋理宗景定年间，温州的韩福夺得了冠军，不仅获得奖品，还被封了官“补军佐之职”。《水浒传》上写的泰山庙会的比赛也是全国性的比赛。任原在擂台上夸口说：“四百座军州，七千余县治，好事香官恭敬圣帝，都助将利物来，任原两年白受了。今年辞了圣帝还乡，再也不上山东了。东至日出，西至日没，两轮日月，一合乾坤；南及南蛮，北济幽燕，敢有出来和我争利物的吗？”泰山庙会的相扑是全国性的比赛，连奖品也是全国各地赞助来的。这更说明宋代的相扑运动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

相扑发展到明清出现了另一个名称——摔跤。明末清初有一个叫陈元赟的人，在抗清失败后曾经东渡日本，把摔跤与拳术进行糅合，在日本授徒传技。最后经过日本人士的辗转传播，发展成了现在的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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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相扑

日本《相扑之始》一书说，日本的相扑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3年。日本体育百科全书记载：“日本的相扑与中国的角抵和拳法有相互关系。”日本历史考古学家池内宏和梅原末治合著的《通沟》一书也说，日本的相扑同中国吉林省辑安县出土的3—5世纪古墓壁上的角抵图极相像；同中国唐宋时代的相扑比赛形式和规则也近似。从17世纪起,日本各地兴起职业性相扑，称为“大相扑”。18世纪开始形成现代的相扑。到20世纪初期，相扑作为日本的“国技”广泛开展起来。至今日本的相扑比赛每年都要举行6次，分为一月场、三月场、五月场、七月场、九月场和十一月场,是群众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

手搏——勇士的较量

中国古代武术技击运动的主要名称叫“手搏”。手，徒手；搏，相搏。徒手相搏，是一种徒手对抗的竞技运动。比赛时打、踢、摔、拿综合应用，以一方倒地或出界决定胜负。

传说在炎黄部落的南部有一个九黎族，他们的首领叫蚩尤，蚩尤好侵犯别人，他的战士健壮勇猛，戴有角的头盔，格斗时用头盔上的角顶撞敌人。黄帝以闪避腾挪训练他的战士，利用敌人的力量将其摔倒制服，黄帝战胜了蚩尤。以后这种闪避腾挪的格斗常在节庆时表演，人们叫作角抵戏。这是中华武术技击运功的萌芽。

春秋战国，相搏已较普通，秦汉时叫手搏，比赛已较正规。隋唐五代时，手搏、角抵倍受重视，比赛几乎形成制度。唐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最为繁荣昌盛的一个时期，武术技击运动盛况空前,比赛大体规则情况：“不按体重分级；赤身短裤；在方形的台子上进行；主要用踢、打、摔的技法；犯规处罚不明；获胜者给予重奖。”宋朝民间集市庙会上也常有相朴、手搏卖艺表演；重大赛事观者如堵，巷无居人，从正月上元至五月方罢。皇帝也嗜于此道，“常赴神策军（禁卫军）观看角抵”，有些皇帝还亲自参加比赛，有记载：后唐庄宗李存勖挑战高手李存贤，因李存贤胜而赏蔚州刺史。

元明时，徒手较量的技术仍在发展，手搏比赛没有解决安全问题，为了避免纠纷，临赛前双方立好生死文书，否则不准上台比武。技击运动是摔、拿、打、踢综合运用，中国古代武术技击运动追随中华文明发展，深蕴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元朝建立，为防止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反抗，统冶者以“恣悍之术不作，凶悍之技不传”严禁民间习武，宋朝所盛行的技击性的相扑运动很快就衰落了。然而蒙古族爱好一种徒手对抗性的运动，称“巴邻勒都”或“搏克”，起先的竞赛形式和现代国际自由式摔跤差不多，将对方摔倒后，继续相搏，以令对方双肩着地为胜。

明朝建立以后，力图恢复唐宋旧制，提倡相扑，相扑在宫廷民间都有所发展。但因此时的拳术也融合了摔的技术，由于拳术的发展削弱了相扑的地位，明朝的相扑未能恢复到唐宋时代的盛况。明末武术家陈元赟将结合拳打、足踢、摔拿捕人的“大明拳术”传授给日本人三浦义辰、矶贝次朗、福野正胜三人，此三人后成为日本中古柔术之祖。后来，日人嘉纳姿五郎改革柔术，成为今日之柔道运动。

现代中国式摔跤基本形式起于清代。清朝是满族贵族统治中国的年代，满族原来有一种叫“布库”的对抗性竞技运动，“布库”的竞赛注重脚的勾、绊、掠、撇的使用，一旦倒地为负，不得再攻。和汉民族的相扑及蒙古族的搏克一样，都是以将对方扑放于地为目的。

清代顺治、康熙皇帝等看到民族隔离政策的局限不可取，采取主动学习、吸收汉族、蒙族及其他民族文化。满族的“布库”吸取了汉蒙各民族的技艺，融合成一种可以揪拿褡裢（短袖跤衣），擅长手法、腰法、腿法相结合，以将对手扑放于地为目的新的相扑运动。清政府还设有“善扑营”，专门搜罗和训练相扑能手，“善扑营”有300名相扑力士。定期为宫廷表演或与蒙古各部族摔跤能手比赛，平时担任宫中守卫，御试武进士时充当执事。善扑营相扑力士按等级发给俸薪。还有专门研究提高技术的机构，每个跤手都自练绝招。在清朝政府的大力提倡下，经历了300年的持续发展，满族、蒙族和汉族跤手交流学习，跤术不断提高，达到了以柔克刚、刚柔相济以巧制胜的高超境界。清末，善扑营的扑户流散民间，有的成为善扑老师，有的在街头表演卖艺，将这种宫廷御用的跤术流传到民间。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出现了许多拳社，这些拳社对于跤术运动的宣传和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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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搏”比赛图

1957年，中国考古学者在湖北江陵县凤凰山秦墓（前221—前207）中发现一本篦，下弧形背面上有彩绘的“手搏”比赛图：画面上有三男子，着短裤、束腰带、着翘头鞋。左边一人双手前伸，作裁判状，右边两人已在进行“手搏”：一方猛击对方头部，另一方闪躲后用弓步冲拳还击。比赛场景热烈紧张。画面上绘有帷幕、显示比赛是在台上进行。此图为秦汉时期中国武术技击运动的状况提供了佐证。中国考古学者在四川新都出土的汉画砖及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墓室的壁画中都发现有“手搏”对峙的形象。可见秦汉时期“手搏”已经很普遍，比赛比较正规。

舞蹈——艺术体育之母

舞蹈在原始部落的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祭祀、庆典都要对着图腾起舞，后来逐渐演变为模拟图腾起舞，从而产生大量象形取意的拳法和舞蹈节目。舞蹈也是现代艺术体育的源头。

研究者认为舞蹈始于旧石器时代，也可能更早。在我国远古的传说中有祝融的儿子长琴始作乐风；有的说帝俊的八个儿子始为歌舞，炎帝（神农氏）的重孙延始为乐风；还有的说黄帝创造了乐舞。实际上舞蹈的创始者应当是人类的群体创造。人们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为求生存而从事的劳动中，通过人体动作已产生了节奏、律动——最原始的舞蹈动作，也可算是本能式的“人体行为”。因此，舞蹈与劳动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它的产生要比传说中的时 代更早。

距今170万年前（一说73万年前），“元谋人”生活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北面，靠近金沙江、乌蒙山脉区域的元谋县。有人认为，甘肃省古羌戎就是从这里迁去的。因此甘肃秦安祭祀舞的地画和青海的舞蹈纹彩陶盆的主人，不能排除其为元谋人的子孙。而羌戎人后来又倒流回到了金沙江畔，就是现在丽江地区的纳西族。纳西族女性至今保留有尾饰和日月星辰的披肩，当夕阳西下，篝火点燃时，他们连臂踏歌（称“跳脚”），高唱“窝热热”“阿哩哩”，由慢步到狂跳，通宵达旦。

在中华民族舞蹈发展的历史中占有同样重要地位的是长江下游东南沿海一带的良渚文化（约前3300—前2250），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了大量文物，大约6000—4000年前，这里的先民已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这里也是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另一个中心。江苏吴县江陵山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大量的玉璧玉琮中，有一枚透雕冠状舞蹈纹玉饰，下有五孔为连缀之用。透雕纹饰中央为兽面纹，两侧为对称两舞人，头戴冠，甩袖起舞，颇有巫舞之风。玉饰上的兽纹则含有辟邪驱凶之意。

魏晋南北朝以来，持续300多年的分裂战乱局面结束，被隋朝统一了，代之而起的唐朝更加繁盛。此时，自南北朝时期而来的乐舞文化出现交流融合大潮，日趋独立化的表演性舞蹈，形成唐朝舞蹈盛况。

唐代的舞蹈，已形成自己的舞蹈分类法。按照舞蹈的风格特点区分，有“软舞”“健舞”两大类。其中舞蹈节目不固定，随着发展不断增加变更。唐代舞蹈的发达，还进一步体现在乐舞形制的完善成熟方面。古代舞蹈往往是舞、乐、诗的结合，所以称作乐舞。唐代乐舞大曲就是这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歌舞相融，独舞群舞结合，独奏合奏相伴。节奏情绪是由慢渐快，由抒情至热烈的发展。音乐、舞蹈和器乐的许多精彩节目都纳入其中，集歌舞乐之精华。唐代著名的乐舞大曲是《霓裳羽衣曲》，唐玄宗创作乐曲，杨贵妃表演舞蹈，是当时最为著名的舞曲。唐代诗人白居易有《霓裳羽衣歌》诗篇：“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

舞蹈艺术本身的完善与发达，为艺术体育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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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舞蹈家——杨玉环

杨玉环天生丽质，加上优越的教育环境，使她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她性格婉顺，精通音律，擅歌舞，并善弹琵琶，其中歌舞尤为出色。据传唐玄宗创作《霓裳羽衣曲》后，杨贵妃稍加浏览，便依韵而舞，歌声宛若凤鸣莺啼，舞姿翩若天女散花，表现了一种飘渺神奇的意境。她对乐曲的领悟之深，表现力之强，令玄宗兴奋不已，亲自为其伴奏。

杨玉环的琵琶技艺妙然出众。宦官白秀贞出使蜀郡返回后献上一只逻沙檀木琵琶，“温润如玉，光辉可见，用金缕红文，做成双凤”，是乐器中的精品。杨贵妃常抱着这只琵琶在梨园中弹奏，音响清越，飘然如在云端，许多公主王妃都争着做她的弟子。

杨玉环还是个击磬高手，她演奏时“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声，虽梨园弟子，莫能及之”。玄宗特意令人以蓝田绿玉精琢为磬，并饰以金钿珠翠，珍贵无比。

第四讲 古代武术竞技

柔道——四两拨千金

柔道是一种对抗性很强的竞技运动，强调选手技巧的娴熟，而非力量的对比。柔道源于中国拳术的发展，出自少林，后来传入日本。

在日本东京，古武道研究会曾立一碑，上书：“拳法之传流，自明人陈元赟而起。”陈元赟是中国的一位武林高手，是他将中国的传统武术传到扶桑(今日本)，开现代风行世界的柔道之先河。

陈元赟生于明万历十五年（1578），祖籍杭州，因崇尚武艺，少年时代即在嵩山少林寺习武。经名僧指点，武术渐进，成为一名武林高手。天启元年（1621），东游扶桑，先后在名古屋、扛户等地传授正宗华夏拳术，并广收徒弟。那时，陈元赟的徒弟中有三浦、福野两君深得少林武术之真谛，自立门户广授弟子，被后世称为“日本中古柔术之祖”，将中华武术发展成日本的柔术。

陈元赟创立柔道，有一个小故事。据说有一年的冬天清晨，陈元赟推开寺门，发现前夜下了大雪。在雪封的大地上，他看见高大的松枝因承受不了雪的压力而断落，但地上看似柔弱的小草却在雪中摇曳。陈元赟看了大受启发，于是参合武艺改革了摔跤，创造出“以柔克刚”“顺势而为”“四两拨千金”的武术，称为“柔术”，后来逐渐风靡，被称之为“柔道”。因此陈元赟被日本人奉为柔道鼻祖。

柔道吸收了中国武术的许多精华，是广泛吸收中国武术修炼融合而成的。柔道具有开放性、综合性、温柔有礼节的特点，同时又具备了巨大的杀伤力。这种武术常常不怕对方力量的强大，有时对方越强大，它越能够利用对方的力量，并且用对方的力量来伤害到对方。柔道似乎永远不以力抗力，只是将攻击的力量加以引导，制服对手的方式完全是依靠对手自己的力气去打倒他自己。对手越强大，自己就越能够从对手那里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柔道的精神就是在对抗过程中，亦有合作与学习，看似温柔有礼，骨子里却是另一番天地。

柔道看似温柔而漫不经心，常常只是温柔的一摔而已，但是，实际上柔中有刚，威力无穷，甚至致对方骨肉分离，关节脱位。柔道比赛要求选手对对手的四肢、脖子作出“锁臂”“扼颈”等动作，将对手扔倒或压制在地，直到对手认输或清楚地将对手扔倒在地，方可取得胜利，是一种需要身体素质的运动。

柔道以“精力善用”“自他共荣”为基本理念，并以锻练及教育身心为目的，而非单纯以竞技胜负为目标，“柔”的意思是不以力量对抗对手的力量，而是利用对方的力量以成为自己的优势。“道”所指的不只是方法或技巧，也包括对精神上的修炼以培养出良好的品格。柔道以有效的使用肉体和精神的力量为目标，透过攻守时精神和肉体的训练以明白生命的意义，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柔道的重要特点是“以柔制刚”。以力制力并不是柔道，根本没有使用到技巧。柔道是学习技巧以使用比对方小的力量摔倒对手，使用力学的原理把对手的力量引为己用。柔道的另一个要旨是“精力善用”，意思即最有效地运用精神和肉体的力量。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从练习中发现机会和把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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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道的段位与级别

1884年，柔道比赛开始设立段位制，并被沿用。柔道共分为十段五级，以腰带颜色来区分。由初段到五段的腰带为黑色，六段到八段为红白相间，九段到十段为红带，一级颜色分别是：咖啡色、蓝色、橘色、绿色、黄色、白色。目前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到达红带的段位，但是在大型运动会上为了便于分辨，往往规定一方系白色腰带、一方系红色腰带，有时也用别的颜色来区分。例如北京奥运会比赛的两方分别为白色道服和蓝色道服。

太极拳——以柔克刚

太极拳起源于中国古代道家养生术，是一种“动中求静”的养生术，讲究“用意不用力”，注重心静体松，所以被称为“内家拳”，是中国武术中传播最广的一种。

太极拳起源于中国，其动作刚柔相济，既可技击防身，又能增强体质。太极拳历史悠久，流派众多，传播广泛，深受人们的喜爱。

太极拳起源众说纷纭：民间大致有唐朝许宣平、南宋或元末明初时期的张三丰、清朝陈王廷和王宗岳等说法。戚继光的32势长拳理论、王宗岳的“太极拳论”、张三丰道家理论等都在太极拳中有所体现。太极拳的定名、成型、传播靠的是杨露禅。可见太极拳并非一人、一时、一地所创，而是前人不断总结、整理、创新、发展而来的。纵观近现代太极拳的发展就可见一斑，事物只有不断发展才具有生命力。太极拳的源流众说不一，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太极拳由河南温县陈家沟陈氏第十四世陈长兴传给河北永年人杨露禅，而后社会依次出现杨式、武式、吴式、孙式等太极拳流派。目前流传的陈式太极拳为人所知则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了，而这个陈式太极拳和陈长兴传给杨露禅的是否一致，以及陈长兴后陈家沟武术传承则是一件悬案了。

太极拳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养生健身之术，是一种具有广泛性群体联系的拳术，老少皆宜。“太极”一词最早是道家养生术语，它的引申属中国古代哲学的自然观范畴。太极是淳和未分之气，是天地未分时的混沌元气，它是产生万物的本源。北宋周敦颐提出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解释：“太极是无形无象的理，统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明清王夫之把极大无限的阴阳未分的元气称为太极。孙中山曾说：“原始之时，太极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生成物质的本源就叫太极。

“拳”是指格斗的技巧。在远古时期，人类和野兽搏斗获取食物就产生了拳。太极拳就是利用太极的理论指导人类防身健体。太极是阴阳的统一体，用立体圆来体现。阴阳是在圆的统一体中互相转化，互相发展，互相运动变化，相互弥补，相辅相成，它是一切事物的总规律。

太极拳是一种动中求静的运动，中正安舒、轻灵圆活、松柔慢匀、开合有序、刚柔相济，动如“行云流水，连绵不断”。这种运动既自然又高雅，可亲身体会到音乐的韵律，哲学的内涵，美的造型，诗的意境，在高级的享受中，使疾病消失，使身心健康。

太极拳以黄老学说为理论，在养生术的基础上发展出融养生、防身为一体的拳法；是历代圣贤智慧的结晶。拳架按照生理结构、力学原理，将武术徒手格斗四大技法（踢、打、摔、拿）隐藏在圆的运动中连绵不断，用意不用力的修炼，搏击中讲究后发先至、大智若愚、一招制敌；是一种“有无相生”至善完美的技巧、方法体系。太极拳还很重视练气，所谓“气”，就是修炼人体自身的精神力，这是太极拳作为内家功夫的特点之一。

太极拳是中华民族辩证的理论思维与武术、艺术、引导术的完美结合，是高层次的人体文化。其拳理来源于《易经》《黄帝内经》《黄庭经》《纪效新书》等中国传统哲学、医术、武术等经典著作，并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道、儒等文化的合理内容，故太极拳被称为“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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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太极拳简介

原始太极拳法最初出自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轩辕黄帝。他根据蛇和喜鹊相斗的形态而创出此拳法。中国道教邋遢派所传老拳谱上有这么一段话：“黄帝隅行于坡前，看见蛇鹊相斗紧相连。鹊攻尾，首来救。鹊攻首，尾相援。鹊攻中，首尾连。黄帝一见非隅然，从此留下太极拳。”老拳谱上记载着各种拳势动作的形成过程及创编人和创编的时间地点，还记载着演变出的多种拳法，如吕洞宾祖师创编的“吕式太极拳”，陈抟老祖创编的“华山太极拳”等。

峨眉拳——攻防兼备

峨眉拳是指以峨眉山为中心的四川拳系，据传为道姑所创，原称“峨眉拳”。它是在中国南方地区仅次于南拳的第二大拳系。

峨眉山雄跨于四川中部，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相传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山上寺观众多，有不少名刹。峨眉派与少林、武当共为中土武术的三大宗，是一个范围很广泛的门派，尤其在西南一带很有影响。峨眉拳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倏忽神奇，变化万方。

峨眉派功法介于少林阳刚与武当阴柔之间，亦柔亦刚，内外相重，长短并用，攻防兼具。拳经上讲：“拳不接手，枪不走圈，剑不行尾，方是峨眉。”“化万法为一法，以一法破万法。”

峨眉拳招法绝，技击性强，拳理奥妙。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宗旨，非遇困危则不发，不先发手击人，待人分手之际，以后发制人为根本大法。故虽当临场之际，仍守心定气沉，以逸待劳，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手、眼、身、法、步自然灵活，操之得心应手，心感神悟，此入于神话之境，方可占优胜。

据四川史地丛书《峨眉山》记载，峨眉山早在公元一世纪东汉时就创建初殿，晋代在山中建有乾明观、化城寺、贤寺……当时的寺院有封地、良田，有武僧护寺守院，僧人和道人中，一些习武者常与各路拳师交流技艺，各地拳师也常上峨眉山寻师访友，因此，峨眉山成了四川武术的聚散地。传唐代，峨眉山有位绿鸭道人，善拳法，曾创编鸭子拳十路，其中一路至今仍在四川各地流传。清代，峨眉山红严寺，洪椿坪一带武风盛行，僧道人员中，精峨眉拳、飞手、峨眉剑手、红扣六肘、点斗、猴拳、乌龙拳、蛇拳、汉拳者不少，其中万花和尚、果树方丈以及后山“猪肝洞”中的神灯长老、清虚道长等较为出名，隐居在半坡的穆氏父女也是一代峨眉拳高手。至今仍居住在峨眉山麓的八旬老拳师凌霄，其峨眉南拳诸般术艺均出类拔萃。目前，在接引殿、九老洞、报国寺等庙宇中，习峨眉拳之武风尚存。

千百年来，峨眉拳在历史风云变幻中，以它顽强的生态力发展变化着，逐步形成完整的独特拳系，成了人们“强健体魄，防身御敌，陶冶品性，却病延年，练拳自乐”的武术项目，因而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据初步调查，峨眉拳系已知有200多个拳路，如峨眉高桩拳、峨眉矮桩拳、峨眉客架拳、峨眉法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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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派简介

峨眉派与少林、武当共为中土武功的三大宗，也是一个范围很广泛的门派，尤其在西南一带很有影响力，可说是独占鳌头。峨眉派之名，是以佛教四大名山之峨眉山而起的。

关于峨眉派的起源，据峨眉派的拳志说：祖师原为一道姑，后入佛门……遂探各家之拳意另辟蹊径，创不接手之拳法，独树一帜……称峨眉拳。

从宗教渊源上看，峨眉亦僧亦道，而以道姑为主。许多招式都具有女性的色彩，如拳法中的一面花、斜插一枝梅、裙里腿等，又如剑法中的文姬挥笔、索女掸尘、西子洗面等，簪法中的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等，都完全是女子的姿态。又如峨眉派的著名兵器峨眉刺，又称玉女簪，也是由女子发簪演变来的。

少林拳——以刚猛见长

少林武术是我国有名的武术流派之一，其历史悠长，影响深广，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林拳”“少林棍”在我国武术史上占有主要的一页。

古传少林武术无别名，仅有“少林拳”一称，相传为宋代福居禅师所创，据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共分十路。由于现代“少林拳”一词外延的扩大，沿用旧名多有岐义，便改用老禅师口头常说的“咱练的少林拳是行功拳”中的“行功”二字佯作为拳名，故称“少林行功拳”。顾名思义，“行功”二字即是“行（打）拳”和“练功”融为一体的意思。

传说北魏孝昌三年（527），印度高僧达摩来到嵩山少林寺传法，面壁九年，静坐修心，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当年达摩终日静坐，不免筋骨疲倦，又加上在深山老林，要防野兽和严寒酷暑的侵袭，在传经时，他发现好些弟子禅坐时间久了，昏昏欲睡，精力不振。为了驱倦、防兽、健身、护寺，达摩仿效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锤炼身材的各种动作，编成健身运动的“活身法”传授僧人，此即为“少林拳”的雏形。此外，达摩在空暇时还练几手便用铲、棍、剑、杖等防盗护身的动作，后人称之为达摩铲、达摩杖、达摩剑。以后，他又汲取鸟、兽、虫、鱼翱翔、腾跃之姿，发展“活身法”，发明了一套动静联合的罗汉十八手。后来经过历代僧徒们长期演练、综合、充实、进步，逐步形成一套拳术，达百余种，武术上总称“少林拳”。其中起过主要作用的是元代少林派拳术巨匠白玉峰、觉远上人、李叟等人，他们精心研讨少林拳法，注意拳法的整顿和传授，将少林拳中的“罗汉十八手”发展为72手，以后又发展到173手，系统地创制出一套少林拳法。

少林寺的不少文物是少林拳来源的历史见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白衣殿内的“少林拳谱”壁画，刻画了当年少林寺和尚练拳习武的真实情景：雄伟的寺院，张灯结彩，30个身着短装、神采奕奕的健壮武僧，分成15对，在演练少林拳，拳打脚踢，栩栩如生。除了行拳图外，殿内还有寺僧演练器械、挥动棍棒的壁画，南北两壁有少林武术的“锤谱”，画面突出两个武僧摆开对打的架势，冲拳、拨掌对练。千佛殿是当年少林寺的练功房，地上还有48个寺僧“站柱”的遗迹；砖铺的地面上留下两行直径约四五十厘米的锅底状圆坑，一个个间隔约两米半，据说是众僧苦心学艺、两脚踏踩而成，反映了古代少林寺僧练功的真实情况。

少林拳多走刚猛一路，所以拳路多是大开大合，劲力迅猛，充分发挥臂长腿长的优势，放长击远，讲究“一寸长，一寸强”，主张“手打三分，脚打七分”，又有“手提两扇门，全凭腿打人”之说。少林拳质朴无华，很少搞花架子，其编排完全从实战格斗出发，来去一条线，起横落顺，即横身而起，顺身（侧身）而落，在击敌的一瞬间，使自己身体的受敌面积变到最小。少林拳要求“拳打卧牛之地”，意思是与敌接战，或进或退，不过是两三步之间，套路编排合乎这种实战需要。

少林寺是中国佛教中禅宗的祖庭（发源地），所以少林拳属于佛门武功，少林僧人练拳的本意在于护寺护法。禅宗的和尚都要练习参禅，日日坚持，不得间断。参禅时，必须端坐蒲团之上，澄心空虑，心念集中于一点，其他什么都不能想。久而久之，便有可能豁然开悟，参悟禅理。少林寺的人在习武的同时，也要坚持参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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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七大拳系

中国武术的主要流派都是从地域性文化派生出来的。这些主要流派称统为“拳系”，一个拳系中又包括若干个拳种。中国武术至少有七大拳系，即少林、武当、峨眉、南拳、太极、形意、八卦。一些少数民族还有自己独特的武术，有些无法包容在这七大拳系之内。此外，中国武术还包括跤术，流传很广，跤术的基本规则是双方要互相抓住，与拳术颇有不同，所以无法包容在拳系之内。

八卦掌——内外兼修

八卦掌又称游身八卦掌、八卦连环掌，是一种以掌法变换和行步走转为主的拳术，属内家拳之一。运动时纵横交错，分为四正四隅八个方位，与“周易”八卦图中的卦象相似，故名八卦掌。

“八卦”最早见于《周易》：“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原指八个方位，即北、南、东、西、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八卦掌以掌法为主，其基本内容是八掌，合于八卦之数；在行拳时，要求以摆扣步走圆形，将八个方位全都走到，而不像一般拳术那样，或来去一条线，或走四角，所以称为“八卦掌”。相传，八卦掌的创始人为清代河北人董海川。

八卦掌以“行桩”“蹚泥步”内功功法为入门基础，以拧翻走转为基本运动形式，以掌法的变化为主要技击手段。内外兼修，强调身心合练，身捷步灵如蛟龙游空，拧翻走转掌法幻变无穷。出手成招，刚柔相济，踢打摔拿融为一体。拧裹钻翻，避正打斜，围圆打点，循循相生无有穷尽。

八卦掌是一种以掌法变换和行步走转（走圈）为主的拳术。也就是，以自己的一个臂长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圆，然后沿着这个圆走圈。它将武功与导引吐纳融为一体，内外兼修。可以强身健体，而且能够锻炼攻防搏击的技能。

传统八卦掌经许多名师的不断研究，以八卦为理论基础，一圈八步八个掌势，以单换掌为基本掌势，套路非常灵活，并不固定，习练者不同，套路也不相同，但是现在许多演练的八卦掌并未按照这个

传统。

八卦掌注重身法的灵活性，要求练者在不断走圈中，改变敌我之间的距离及方向，避正击斜，伺机进攻；出手讲究随机应变，发挥掌法灵活多变的特性。其手法有推、托、盖、劈、撞、搬、截、拿等。

八卦掌的运动特点是：一走、二视、三坐、四翻。这些特点为发展身手的捷径、灵活，特别是下肢的力量提供了必要的锻炼条件。

八卦掌以掌代拳，步走圆形，突破了以拳为主、步走直线的传统拳法，为中国武术开辟了一方新天地。其步法以提、踩、摆、扣为主，左右旋转，绵绵不断。八卦掌以走为上，要求意如飘旗，气似云行，滚钻争裹，动静圆撑，刚柔相济，奇正相生。好手行拳，真个是行如游龙，见首不见尾；疾若飘风，见影不见形；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常常能使对手感到头晕眼花。以此应敌，则避实击虚，手打肩撞，皆可以意为之。

八卦掌技法以实战为主，同时在强身健体、袪病延年上有独特的功效。另有对练和散手，器械有刀、剑、棍、鸳鸯钺等，其步法要求与掌法相同。八卦刀又名“八盘刀”，长1.4米，重2千克，其长度和重量都超过一般的单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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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海川

董海川生于清代嘉庆三年（1798），原名董明魁，清朝河北省文安县朱家坞村人。一般认为他是八卦掌拳术的创始人和主要传播者。年轻时求功名未成，立志博学众家之长。26岁远游吴越巴蜀，以武访友，历险搜奇，一去13年，年近40岁回归故乡，已改青年时之刚猛。朝夕习练揣摩，传授族人。时常外出数日，家人不知何为，问言访友。

董海川身材魁梧，臂长手大，臂力过人，擅长技击。少时家贫，自幼嗜武，年轻时因误伤人命，奔走他乡。相传在安徽九华山得遇“云盘老祖”传授其技，创立了八卦掌。

形意拳——象形而取意

形意拳又称“行意拳”，是我国三大著名内家拳拳种之一，讲究功力，形松意紧，外形不拘一格，打法变幻多端，与八卦掌、太极拳齐名，无花哨招法，适用于战阵，尤其宜于实战。

形意拳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武术，也是武术遗产中的瑰宝之一，是内家拳主要拳系之一。据初步考证，诞生于明末清初，系姬际可所创。形意拳原名心意六合拳，也称心意拳，简称意拳，传至李能然之后，易名派生为形意拳。

形意拳流传至今，已有350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形意拳不但有较强的技击性，而且对提高人体的健康水平、改善素质、防病治病都有一定的作用。不论男女老少、体强体弱均可习练，也不受场地的限制，即使是斗室席地也足以达到锻炼的目的，所以形意拳的流传较为广泛，是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一个拳种。

形意拳拳势恢宏，劲力刚猛，功夫上身快，实战性强。自清乾隆年间开始，形意拳在河南、山西、河北广泛传播。河北深州人李洛能创形意拳后，形意拳得到不断的发展。山西地区风格，拳势紧凑、劲力精巧；河南地区风格，拳势勇猛、气势雄厚；河北地区风格，拳势舒展，稳健扎实。当年形意拳宗师郭云深曾创下“半步崩拳打天下”的武林佳话。清末时，有的形意高手常常是一拳即将强敌打飞，乃至一拳将强敌击毙。所以形意拳门规甚严，不准轻易与人交手。

从形意拳的风格来讲，有舒展大方，伸缩自如，刚柔相济，动静相兼，静若书生，动如雷鸣，迅如猛虎的特点；从其意义上来讲，有“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人以身形物之形，物之意以人意悟之”，象形取意、内外兼修的特点；从劲力上讲，强调重意不重力，求其气催血动，贯通全体，以意运气，意到气到，气至劲达，阳出阴收，阴伸阳缩，阴阳相伴，动静相兼，内外合一，全体合一；从技击方面讲，它有阴阳互易之妙，柔克刚进之法，横裹其力，纵放其势，顾中有打，打中有顾，七拳七进，相连并用，上攻下随，下攻上领，上下若和，中节乃攻，勾挂撩劈，踩踏蹬踢，斩截裹挎，挑顶云领，引进落空，展放似电，急发暴力，整齐合一，滚出滚入，起钻落翻，右转左旋，动静相兼，有莫测之变化，有无穷之妙用。其中十二形拳是龙、虎、猴、马、龟、鸡、燕、蛇、鸢、鹰、熊、鹤等十二种鸟兽的形态。

由于历代传人不断研究实践，形意拳发展很快，历代名人辈出，功夫精绝，且经过研究实践的心得体会，多年的体用验证，著文立说，逐渐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到清末，形意拳发展至鼎盛时期，成为一大名拳，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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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家拳概述

内家拳是相较于外家拳技而言的一种拳法理论。外家拳源于古代战场硬柄武器使用方法，而内家拳则是源于古代战场韧柄武器使用方法，主要是大枪术。宋时为我国冷兵器的巅峰。硬柄武器使用方法已然成熟。于是有百家武艺汇于少林，始成少林一派。说少林为外家，就是源于此。而宋时韧柄武器也已经开始大量出现，于是也有了内家拳源于岳飞之说。而说内家拳源于宋末张三丰，则是指的内家拳的另一大来源——道家理论、功法。道、枪二者是内家拳的两大来源，所以内家拳有内功有外功，有刚有柔。

棍术——武术器械之祖

中华武术文化博大精深，棍是最早的“兵器”，在对棍的使用实践中，人们学会了棍术，随着武艺的发展，棍术也成了十八般武艺中一个重要的项目。

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大自然里危机四伏，自卫的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渐渐萌生，手中有了像棍一样的东西，会对安全和生活产生很大帮助。庆典、祭祀场合，拿着棍子舞弄一番，久而久之，人们通过实践，对棍的使用方法和认识不断提高，逐渐形成了棍术。

到了秦汉，适应“近战决胜负”之需要，棍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单人训练，也有双人训练。三国时期，这项活动更为盛行，三国东吴朱然墓中曾经出土了一个漆盘，上面绘有两个小童进行对棍表演的画面，这就是当时棍术的器械演练形式。

中国棍术最著名的当数天水棍术。由于陇南一带土地贫瘠，民间多以赶车或人力肩挑背篓经商为生，常以鞭杆(短棍)或长棍作为助步歇脚的工具，同时还可以作为一种防身器械，实践中逐渐形成棍术。

在天水武术中，棍术起源很早，自秦汉以来，天水连年兵戈，纷争不息，为防御边乱，秦设重镇于陇南一带，以加强军旅，民间习武的风气随之兴起。自汉代开始，尚武崇勇，勤于锻炼已成为民间的优良传统。由于丝绸之路经过天水，中原和西域各国的舞蹈、角力，都给天水武术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奠定了基础。

天水的棍术主要有长棍、短棍(鞭杆)和排子、条子。这些棍术内容十分丰富，各有特色。甘谷渭阳豹子坪的换手鞭杆，沙石坡的铁门扭丝栓鞭杆；武山一带的滚龙鞭杆、走棍、天歧棍；麦积三阳川一带的一梢棍(单头棍)、鹞子搜林棍；秦安高家的壳子棍；秦州的白眉棍、飞显条子、少林排子、四门棍，还有农村风格十分浓厚的大小连枷等套路，都是由民间演练而成。

明代是中国武术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抗倭名将俞大猷就是使棍的名家。少林棍术更是闻名天下，而且少林棍是少林武术主要器械之一。传说唐初李世民与王世充交战时，曾躲入少林寺，获十三棍僧相救，打败王仁则，后来李世民统一了华夏，对十三棍僧都有封赏，并且允许少林寺可以备僧兵。从此少林棍术传遍天下，这段时期也是少林棍术最风行的时期。

相传宋太祖赵匡胤也曾在少林寺练习过武艺，称帝前曾说过：“全凭一条水龙棍，打遍天下不平事。”由此可见他善于使棍，而且技艺精湛。

元代末期的烧火僧许那罗(又名紧那罗)和尚善用棍，武艺超群，有万夫不当之勇。曾击败起义的红巾军，因此众僧把他视为棍王菩萨，并将他平日演练的棍技编成套路，结构紧严、招势殊奇、击法卓绝。原有四十八势，历代传授，继至清代，一些俗家弟子在此基础上再次升华，增编至三段共六十二势。为提高该棍套路的声威，便借祖师达摩之名而定为达摩棍。

棍的种类很多，粗细、长短、形状、质地不同各有不同，不同的棍，其练法、使用特点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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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枪西棍之西棍

武林自古有“南拳北腿，东枪西棍”之说，西棍广泛流传于秦、陇、宁、晋、青等地，它是模子、母子、天启、壳子、阴手等棍棒、条子、鞭杆的总称。目前西棍主要有八大流派，即固原单头模子、咸阳二十四母双头五花棍、临夏天启(齐)棍、天水卦台一梢棍、秦安壳子棍、高陵阴手棍、天水鞭杆等。西棍是中国西部广大地区特有的武术门类，有搏击价值、健身价值、观赏价值和文化价值等。

明朝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指出：“杨家枪变化莫测，神化无穷，天下咸尚之。”

刀术——武术器械之霸

刀，是武术短器械的一种，有“百刃之首”的美誉。短柄刀的运用方法和运动形式统称“刀术”，其势雄浑、豪迈，挥如猛虎，在十八般兵器中排名第一。

原始社会就有了石刀，殷商出现了青铜兵器刀，春秋主要是车战，战国时步兵、骑兵崛起，因此车战的主战武器戈逐渐被矛淘汰，刀取代了剑在战场上的地位。战国后两汉的刀有了厚的刀背，增加了劈砍的重量和刀身的坚韧，刀柄首端也做成了扁圆的环状，称环柄刀或环首刀。长沙出土的东汉刀长达三尺。

唐朝时又发展出新的刀型，刀首无环，柄部以木夹裹铁茎，外缠丝绳，刀首包裹金属饰件，刀柄与鞘均镶金嵌玉、裹以鲛革，装饰非常华丽。日本称之为“唐样大刀”，至今正仓院中仍有同一型式的传世品可供参考，日本人在精心模仿之后，以此为基础而发展出后来的武士刀。除了短柄长刀之外，唐代还有一种长柄的大刀，长一丈（约三米），称为“陌刀”，威力极强，步兵持之以横向密集队形列于阵前，“如墙而进”，但唐以后就未见使用的记载了。

北宋，刀从狭直的长条方形刀头改成前锐后斜的形状，增加了护手，去掉了环首。

明清刀相对较窄，明清之后刀的形制再少改变。清代的制式军刀包括了：顺刀、窝刀、札刀、朴刀、斩马刀等。顺刀为直刃，有些类似蒙古或西藏的解手刀；窝刀方头方尾、髹绿漆，是最常见的清刀式样；朴刀又称大刀或砍刀，民间亦常见到，斩马刀似朴刀而柄长，杀伤力强。这几种刀一般尚称精良，佳者刃身可见细密的摺叠纹路。乾隆曾四次命内务府造办处成批地制作御用刀剑，装具非常华丽，除了金银玉石之外，鞘为红、绿二色之鲛鱼皮，或以金桃树皮拼成“人”字图案，并标有名称、编号、年款，展现了当时工艺的极致，经常出现在大阅兵等重大的典礼中，堪称清代兵器中的瑰宝。另外，帮会使用的兵器，式样更是无奇不有，难以一一叙述，有些在刃身上还有代表帮会的隐晦图文。

现代体育武术用刀更短更宽更薄更轻，血槽虚设，杀伤功能降低。刀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朴实无华和简练流畅。相对于已经严重趋向虚华的多数表演性套路来说，刀的单势和套势，都显得要简单一些，凡一刀一势，莫不脚踏实地，严守规矩与法度。动作之大小，进退之尺度，全在一定的规定下进行，不允许随意变化和玩弄所谓身法。这种近乎刻板的要求，是现代一般武术中不多见的。然而，这一刀一势一进一退，都非常讲究，需要从大功夫、大辛劳入手，在千万次的练习中求得成功。在正确指导下，练之既久，功夫到了，“刀味”便慢慢渗透出来，长刀特有的“杀气”也会放射出来。这时，随着“脚法”日见提高，流畅感油然而生，练之者自能领略到“流畅”所带来的愉悦，游刃自如，神气淋漓，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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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中的刀

俗语说：“剑是君子所佩，刀乃侠盗所使。”这多少有些抬剑抑刀。刀虽然也登得大雅之堂，刀、剑之别未必便是侠盗与君子之别。有研究者发现，古龙笔下的侠客们每使刀而较少使剑，除了著名的小李飞刀外，萧十一郎、傅红雪、丁喜、姜断弦、花错、朱猛等英雄豪杰用的都是刀。古龙认为：“剑是优雅的，是属于贵族的；刀却是普遍化的，平民化的。”“剑有时候是一种华丽的装饰，有时候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某一种时候，便甚至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刀不是。”在诸家武侠小说作家中，古龙确实很注重兵器的意义，我们读了古龙作品，也许能够加深对刀的性格的理解。

剑术——武术器械之尊

剑，常常被当作一种高贵的装饰品。从皇帝到文人都喜欢佩剑以显示身份。剑，也被当作一种仪式道具，常常被作为一种降伏妖魔的法器。剑是尊贵无比的武器，因而被奉为百兵之尊。

剑产生在商代。当时的剑一般较短，约为20—40厘米，呈柳叶形或锐三角形。商代制剑初时为铜制，汉代以后铜剑逐渐被钢铁剑所替代。

我国的剑术在春秋后期开始出现，史籍中也开始出现关于剑术家的记载。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卧薪尝胆、报仇复国的越王勾践，曾请了一个埋名隐姓、生活在山林中的剑术家越女给他的士兵传授剑术。这个越女不仅剑术精通，而且还有一套理论。她说，剑术看起来似乎浅显而容易，但是其中的道理却深邃而精妙，有门户的开合，阴阳的变化。用剑进行搏斗时，精神要充足，外表要沉稳，看上去安祥平和，像一个文静的少女，一经交手才知道凶狠如同恶虎。这样的剑术家可以以一当百，以百当万。

手持剑器的舞蹈在秦末汉初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军队中的一种娱乐。公元前206年，项羽的谋士范增为了除掉与项羽争天下的刘邦，在酒宴上示意手下战将项庄刺杀刘邦。于是，项庄就以舞剑助兴为名，持剑舞向刘邦，准备在舞剑中找机会行刺。这时，同情刘邦的另一楚军将领项伯见势不妙，借口一个人独舞不如双人对舞好看，也急忙拔出剑，跳入场中与项庄对舞起来，暗中用身体保护刘邦（《史记 项羽本纪》）。这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这说明在秦朝末年已经有了用兵器舞练的一些套路动作，这种套路不仅可以单人演练，也可以双人表演。项庄和项伯都是行伍中的战将，因此，他们的舞剑很可能是把自己所熟悉的战斗动作串在一起表演的。

为了对付匈奴的骑兵，汉朝也发展起了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骑兵交战中以砍斫为主，很少有刺的动作。于是，环柄刀代替了剑，使得剑在战场上的使用价值大大下降。到了东汉末年，环柄刀几乎完全取代了剑，成为军中主要的短兵器。

虽然从汉代起，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但是，剑在战场上地位的下降反而使击剑的风气在社会上风行开来，人人喜欢击剑，喜欢佩带宝剑，剑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每人都在腰间挂一口宝剑。

东汉末年，剑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技艺高超的击剑家，这些人游走四方，传授剑术。如在汉恒帝和汉灵帝年间，在首都洛阳城，一个叫王越的剑师就十分有名，教过不少徒弟。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盛大的朝代，整个社会充满了蒸蒸日上、朝气勃勃的阳刚之气。唐玄宗时期的剑术大师公孙氏尤其出名，大诗人杜甫还为她写下了《剑器行》诗。

唐代的剑舞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持剑舞蹈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友人宴饮时也舞剑助兴。唐代以前已经有了娱乐化的种种表现，如在战国时已有叫兰子的宋国人可以同时玩弄七支剑，其间总有五支在空中飞舞，有些像今天的杂技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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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剑第一人

公孙大娘是开元盛世时的唐宫第一舞人，善舞剑器，舞姿惊动天下，以舞剑器而闻名于世。她在民间献艺，观者如云，应邀到宫廷表演，无人能比。她在继承传统剑舞的基础上，创造了多种“剑器”舞，如“西河剑器”“剑器浑脱”等。

据说当年草圣张旭，就是因为观看了公孙的剑器之舞，因而茅塞顿开，成就了落笔走龙蛇的绝世书法。诗圣杜甫，在少年时代，也曾观看过公孙之舞，曾有诗，题为《剑器行》，写尽当年公孙剑器之盛：“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曤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晴光……”

第五讲 古代民间体育

风筝——开阔胸臆的运动

风筝，又名纸鸢、纸鹞。据传在我国大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风筝妙在既能在近处观赏，又能在远处赏玩，而且全身运动，宜于养性强身。

风筝是我国早期科学技术在体育上的成功应用。真正的起源，现在已无法证明。最初风筝常被利用为军事工具，用于传播讯息、天空风向测查。春秋时期，鲁班“制木鸢以窥宋城”。垓下之战，项羽的军队被刘邦的军队围困，韩信派人用牛皮作风筝，上敷竹笛，迎风作响（一说张良用风筝系人吹箫），汉军配合笛声，唱起楚歌，涣散了楚军士气，这就是成语“四面楚歌”的故事。

到了唐代，用于军事上的风筝已渐转化为娱乐用途，并于宫廷中放风筝，在民间也更为流行。由于唐朝广泛的对外交往，风筝还被传入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宋代时，人们把放风筝作为锻炼身体的方式，百姓在清明节时，将风筝放得高而远，然后将线割断，让风筝带走一年所积之霉气。南宋时风筝制作工艺相当发达，放风筝在杭州成为盛行的娱乐游戏。当时已有放风筝比赛活动，比赛常在春游时进行，地点在西湖断桥一带。比赛方法据《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载：“竞纵纸鸢，以相勾引，相牵剪截，以绝线者为负。”即两根或数根风筝线绞在一起，以先绞断者为输。

明代以风筝载炸药，依“风筝碰”的原理，引爆风筝上的引火线，以达成杀伤敌人之目的。明清时北京人制作的风筝更为娴熟、精巧，并形成了曹氏、哈氏、金氏和马氏四大流派风筝。清乾隆有双纸控制风筝详图尺寸与解说。

古语说：“随风送病，百病皆去。”这是对放风筝的健身功效最好的描述。放风筝时需要全神贯注，需要手、脑、眼三者协调并用。风筝起飞后，需要人奔跑相顾，不断拽线以保持其平稳，有时还需要做出各种花样运动，人体要配合风向前仰后合、调动步伐，更改肘臂与手腕的力量，人体的各部位都在做着不同的动作，就这样在收线、拉线的过程中，时跑时停，时缓时急，有动有静，各部分肌肉都会得到充分的锻炼和舒展，对健身大有好处。与其他常规竞技运动不同，放风筝更具娱乐性，在游玩中达到锻炼的目的。

中医学主张“人与天相应”，意思是说人的气血与外部季节时令有关。特别是春季锻炼身体对防治疾病、保持健康有着特殊的效果。在春天的旷野放风筝，频繁跑动，呼吸着新鲜空气，有助于心肺功能的提高，使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更加活跃，同时也增强了人体对一些多发疾病的抵抗力。

此外，由于放风筝这项活动都在室外进行，使人们能与自然更亲密地接触，极目远眺，摒除杂念，心胸也会随之开阔，从而内心豁然开朗，意气风发。所以放风筝在陶冶情操、调节情绪的功效上，有着其他体育项目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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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四艺

传统中国风筝的技艺概括起来只有四个字：扎、糊、绘、放。简称“四艺”。简单地理解这“四艺”，即扎架子，糊纸面，绘花彩，放风筝。但实际上这四字的内涵要广泛得多，几乎包含了全部传统中国风筝的技艺内容。如“扎”包括：选、劈、弯、削、接。“糊”包括：选、裁、糊、边、校。“绘”包括：色、底、描、染、修。“放”包括：风、线、放、调、收。而这“四艺”的综合运用必须达到风筝的设计与施放统一。

我们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风筝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荡秋千——凌空飞跃的运动

秋千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创造的一种运动，春秋时期传入中原，是女子和儿童们最爱的游戏。

荡秋千有几千年的历史，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它活跃了人们的生活，也为民俗工作者提供了蕴含丰富的标本。秋千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创造的一种运动，春秋时期传入中原地区，因其设备简单，容易学习，故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很快在各地流行起来。汉代以后，秋千逐渐成为清明、端午等节日进行的民间体育活动并流传至今。

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拴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主要是在春天进行。

山东地区的秋千游戏，多是重视妇女身心健康，因为古时候的女孩子是待在房中，不许随便出门的。人们认为，在春天让女孩子荡秋千，可以使她们释放闺房中的烦闷，从而达到消除各种疾病的目的。

汉武帝时宫中盛行荡秋千。大概在唐宋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大量涌现，荡秋千才演变成节日中广场的狂欢节目。杜甫有诗云：“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刘禹锡亦有：“秋千争次第，牵掩彩绳斜。”可见荡秋千习俗流传之广之盛。

唐代荡秋千游戏，还有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半仙之戏”。是说明，秋千飞起在半空中的云里，然后再飞下来，好像飞仙一样，十分美丽。唐代的少女玩起这种游戏来，很有勇气，没有一点脂粉气，她们一直把秋千荡到与高树齐平，即使头上的发钗掉了也不在乎。

明清两代的妇女仍然很喜欢荡秋千，就算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也不会荒废，才使得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了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女子体育活动。

除了荡秋千以外，战国时还出现过一种“磨秋千”，就是在地了立起一根大柱子，柱顶上装着轮子，从轮子上绑四根竿子或绳子，做游戏的人随着轮子的旋转，边跑边悬垂在竿或绳上。

不同的民族地区还流行着不同种类的秋千游戏，如云南阿昌族的“纺车秋千”或“风车秋千”。纳西族每年正月初一到初四还要举行大规模的秋千大会。柯尔克孜族是用支帐篷的木柱搭起约三米高的支架，垂下六根U形的牛毛绳，中间的两根比较长。这种秋千是双人合作的游戏，需要两人密切配合。柯尔克孜族青年，还有边打秋千边唱歌的习惯。仡老族在丰收后或春节前后，用“打磨秋”来庆祝，这种活动与跷跷板十分相似，既可升可降，又能水平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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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秋千会

云南纳西族的荡秋千习俗俗称“秋千会”。纳西族东部的秋千会多在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初四举行，西部则于正月初六开始，历时4—5天不等。丽江白沙村一带，当年结婚的新娘常以红绳系秋千扶手，用点心、瓜子等招待荡秋千者，以此讨得平安吉利。永宁等地于“秋千会”的最后一天由女青年备办酒席款待前来赛秋千的男青年。席间男子用锅烟抹女子脸，互相追逐嬉戏，以抹黑为吉。传说古时“秋千会”期间有魔鬼来捉拿美女，后因以此法遮颜，防遭鬼害，成为会中的又一习俗。

踢毽子——老少皆宜的活动

踢毽子，富有浓郁的民族风味，是我国流行很广的一项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它起源于汉代，盛行于唐宋，并一直流传至今。

1500年前的北魏，少林寺的第一代住持，印度来的高僧跋陀在洛阳游历时，看见一个12岁的小孩站在高高的井栏上十分灵巧地踢着一个东西，一口气踢了500下。跋陀十分惊讶，就收了小孩做他的徒弟，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少林高僧慧光。不过，慧光踢的毽子跟现在的不一样，大约是从宋朝开始才出现了鸡毛做的毽子。城市里还出现了专门制造毽子的手工作坊。

踢毽子，运动量由自己掌握，可大可小，所以男女老少均可参加。宋代的踢毽子活动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街边常见三五成群的小孩子在踢毽子，十分普遍。随着技术的提高，毽子的踢法也越来越复杂，花样越来越多，不只是用脚踢，还用膝、胸、甚至头顶，人们还给许多动作起了不同的名字，如“外廉、拖枪、耸膝、突肚、佛顶珠”等。这些踢法与足球的踢法也很相似，宋朝人高承就指出踢毽子与踢足球有很密切的关系。

到了明清时，作为妇女闺中消闲的体育活动，踢毽子确实比踢球、下弹棋更为合适。皇宫中的宫女们也极好踢毽子，光绪帝的瑾妃就是一个踢毽子的能手。清代，这项运动十分流行，有踢毽“绝技”者，在大庭广众面前献艺，围观的人无不击掌叫绝。表演不仅有单人的，还有双人的合作表演。清代无名氏《燕台口号一百首》记：“琉璃厂有踢毽子者，两人互接不坠。”其表演的动作是“内外拖枪佛顶珠，一身环绕两人俱”。

普及和提高是体育开展的两条腿。北京有个杂技名角叫谭俊川，踢得一脚好毽子，被人誉为“毽儿谭”。他79岁，还能一口气踢7000多下，一只普普通通的毽子，在他的脚下能踢出几套动作。我国河北省的承德市，素有“毽子之乡”的美称。在承德，几乎家家有毽子，人人会踢毽。春节期间，是踢毽子的节日，男女老少，结伴出门，街头巷尾，毽羽飞舞。有的学校和工厂还要举行踢毽运动会。

我国广西的侗族姑娘们还有一种用手拍毽子的游戏，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传说是由插秧动作发展起来的。侗族的毽子有青草毽、稻草毽、芦苇毽和鸡毛毽等多种，比赛时，以打得高远、接得稳、落地少为胜，方法多种多样，有男单、女单及一二十人的集体打。

我国许多民间体育活动，都具有季节性的特点，踢毽子一般是在冬季进行的。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记，北京儿童季节性活动的民谣有：“杨柳儿活，抽陀螺：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死，踢毽子。”说明在杨柳树落尽叶子的时候，气温最适宜于踢毽子活动。这在我国南北地区都是相同的。

我国最早记载有踢毽子活动的书是唐代释道宣所写的《高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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毽球

毽子流传到今天，已经发展成十分正规的体育比赛项目——毽球。运动员隔着网将毽子踢来踢去，常常可以表演出难度很大的技术动作，对练习者的协调性和灵活性有良好的锻炼作用。由于需要的场地不大，器具简单，这项体育活动在我国许多中小学十分普及。

抽陀螺——儿童们的运动

抽陀螺俗称“抽贱骨头”，是一种民间传统游戏。它历史悠久，是孩子们喜爱的冬季和早春的体育游戏。

陀螺的起源因年代久远并无详细记录可供查考，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约五六千年）中曾出土陶制小陀螺。

陀螺有陶制、木制、竹制、石制多种，以木制居多。木制陀螺为圆锥形，上大下小，锥端常加铁钉或钢珠。玩时，以绳绕陀螺使其旋于地，再以绳抽打，使之旋转不停。抽打得越狠旋得越快，故称“抽贱骨头”。

文史记载则多以宋朝时出现的一种类似陀螺的玩具为开端，称做“千千”(或称千千车)；那是一个中心轴(铁制)长约一寸的圆盘形(直径约四寸)物体，用手捻在盘中旋转，比赛谁转得久，这是当时身处深宫后院的嫔妃宫女用以打发寂寥时光的游戏之一。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苏汉臣（开封人，曾在北宋徽宗宣和画院当过招待）《婴戏图》中，画面的前方有两个孩童，正打着陀螺玩耍，也证实当时确有倒钟体的陀螺出现。由画面考察，当时的陀螺应是木制的，像个圆锥体，用绳子缠好了，往地上前抛后扯，陀螺便在地上旋转起来。当它速度慢下来时，再用绳子不断抽打它的侧面，如此便可转个不停。

“陀螺”这个名词，最早是出现在明朝，刘侗、于弈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有：“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活，抽陀螺；杨柳儿死，踢毽子”的记载。至于陀螺究竟是不是由“千千”演变而来，已不可考了。但明朝时陀螺已成为儿童的玩具，而不是宫女角胜之戏了。根据记载，当时陀螺是木制的，实心而无柄，用绳子绕好了，一抛一抽，陀螺便在地上无声地旋转。当它缓慢下来时，再用绳子鞭它，给它加油，便可转个不停。这种玩法传了两三百年，一直到民国初年，还有这样的玩法。

由于时代进步，制作材料不同，大家玩的陀螺各式各样，且玩法也有不同。崇祯年间，陀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类型，还有一种可以发出声音的，叫“鸣声陀螺”。这种陀螺在931年以前就传到了日本、朝鲜。

一般孩子抽陀螺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水平抽法，而第二种则是垂直抽法。一般孩子们玩陀螺有两种比赛方式。第一叫做分边法，是将参加的人分成两组，然后大家一起抽陀螺，看看那一组的陀螺先倒在地。倒在地上的陀螺，就称为“死陀螺”，只有任由对方劈击宰割了。赢的这一方，用自己的陀螺，高举过头，对准目标，向下猛击。第二种是画圈法，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圆圈的中央，再画一个小圆圈，各人轮流将自己的陀螺往圈子里打，使陀螺能旋转出来。如陀螺已固定在一点上旋转，这时，可用绳子将它圈出来，只要到达圈外还在旋转，都不算它“死”。如果陀螺停止在圈内，或一抽下去就不动了，都算死了，要放在当中小圆圈内，任别人处罚。若处罚别人的陀螺也停在圈内，照样要放在小圆圈内，任人处罚。如果很幸运没有被击到，或是被击到而没有被分解，可以拿出一个陀螺，用水平抽法，将自己那个小圆圈内待死的陀螺击出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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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蜻蜓

在1700多年前的晋代，我国还出现了另一种有趣的玩具——竹蜻蜓。这种玩具18世纪传到欧洲后，被西方人称为“中国

陀螺”，可见，真正的陀螺比这更早传到了国外。

为什么把竹蜻蜓叫做“中国陀螺”呢？原来正式提出“陀螺”这个术语的，是19世纪中叶的法国物理学家博科。在英语中，陀螺就是“回转体”的意思。陀螺是在地上转的回转体，竹蜻蜓是在空中转的回转体，所以竹蜻蜓也可以说是一种陀螺。

抖空竹——艺术型的运动

空竹，古称“胡敲”，也叫“舞铃”“空钟”“风葫芦”，济南俗称“老牛”。抖空竹亦称“抖嗡”“抖地铃”“扯铃”。空竹一般为竹制或者木制，用线绳抖动使其高速旋转，流行于全国各地，尤其在天津、北京、辽宁、吉林以及黑龙江等地盛行。

空竹，也叫舞铃，即用一根长绳舞耍一个哑铃形状的滚轴；它以竹木为材料制成，中空，因而得名；清代曾与空钟混称，俗称响葫芦，在北京、天津等地最为著名。

空竹分为单轮（木轴一端为圆盘）和双轮（木轴两端各有一圆盘）。双轮空竹比单轮空竹容易操作。圆盘四周的哨口以一个大哨口为低音孔，若干小哨口为高音孔，以各圆盘哨口的数量而分为双响、四响、六响，直至三十六响。拽拉抖动时，各哨同时发音，高亢雄浑，声入云表。空竹的操作技巧有扔高、呲竿、换手、一线二、一线三等多种形式。

据考证，空竹最早是由陀螺演变而来的一种民间儿童玩具。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空竹有不同的名字。明清以前，人们叫它“空钟”，在南方有人叫“嗡子”，天津人叫它“风葫芦”或者“闷葫芦”，四川人叫它“响簧”，上海人叫它“哑铃”，山西人叫它“胡敲”，长沙人叫它“天雷公”，台湾人叫它“扯铃”，北方人大多叫它“空竹”。

相传，三国时期曹植就曾作过一首《空竹赋》，如果这算是有关空竹最早的记录，那么它的历史至少已有1700年了。在《水浒传》一百一十回中，宋江在受命征讨方腊的路上看到有人玩“胡敲”，有感于宿太尉保举之恩而做诗云：“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空有许多雄气力，无人提携漫徒劳。”当然，小说是明代人所写，但也表明，写书人的时代，抖空竹已经很常见了。

据明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春场》里边描写：“空钟者，刳木中空，旁口，汤以沥青，卓地如仰钟，而柄其上之平。别一绳绕其柄，别一竹尺有孔，度其绳而抵格空钟，绳勒右却，竹勒左却。一勒，空钟轰而疾转，大者声钟，小者蜣飞声，一钟声歇时乃已。制径寸至八九寸。其放之，一人至三人。”这里是说，把空钟“刳木中空(实则截竹成小段)，旁口(竹段开小孔)”，口内装半圆竹成“哨”，竹段上下的截面以薄木板封严，成为风匣；板之圆心穿竹棍，上长下短，用粗线绳绕在长柄上，“别一竹尺有孔”，将绳儿穿过竹尺的孔，用力勒紧，然后急放，空钟就在地面上不停旋转并发出哨声(气流入孔因压强大又排出)。空钟就是空竹早期的称呼，与现在不同，玩它的时候动作不是抖，它的转动也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面。

另据秦孝仪所编《海外遗珍 漆器》中，收有一件“剔红婴戏纹圆盒”，盒盖上刻有婴戏图。图中，一个孩子正在抖空竹，旁边还有个孩子捂着耳朵观看。空竹为圆盘状，中有木轴，以竹棍系线绳缠绕木轴拽拉抖动。这幅画里抖空竹的方法与现在的方法完全相同。据了解，这件剔红漆盒为明代永乐年制作。如果场景属实的话，那么可以说早在明初，空竹造型特点与玩法均已相当成熟。

到了清代，抖空竹已发展成为受人欢迎的杂技节目。杂技艺人们在原有花样的基础上，又创作出许多新的花样和高难技巧。表演时与优美的舞姿和动听的伴奏音乐融为一体，更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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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空竹的健身作用

当双手握杆抖动空竹做各种动作技巧时，人的上肢的肩关节、肘关节、腕关节，下肢的胯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加之颈椎、腰椎都在同时运动，以带动身躯的前后、左右的移动、转动，两臂的舒张、收缩，脚步的跟随。经过反复的锻炼，从而能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四肢的协调能力，促进人脑的发育，提高灵敏性，还可以延缓衰老。

耍杂技——高难度的运动

杂技艺术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杂技在汉代称为“百戏”，隋唐时叫“散乐”，唐宋以后为了区别于其他歌舞、杂剧，才称为杂技。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杂技就已经萌芽。原始人在狩猎中形成的劳动技能和自卫攻防中创造的武技与超常体能，在休息和娱乐时，在表现其猎获和胜利的欢快时，被再现为一种自娱游戏的技艺表演，这就形成了最早的杂技艺术。

春秋战国时代很多杂技艺术的创造者是诸侯的门客和武士，他们以一技之长，投身公卿大夫，并不完全为了表演，但关键时候，却往往以其技辅助主人，创造出一些轰轰烈烈的事业，诸士善技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特点。

齐国公子孟尝君田文被秦王请到秦国软禁起来，他托人向秦王宠妃求情，那妃子要田文送她名贵的白狐皮袄。田文只有一件，已经送给了秦王，因此很为难。幸好他带的门客有位善缩身之术者，从狗洞爬进王宫偷出了那件皮袄。这位门客之技可谓后世杂技“钻圈钻筒”之始。妃子得了白狐裘，说动了秦王，放了孟尝君，但田文刚走，秦王又后悔了，派兵追杀。孟尝君率众到了秦国边关，该关规定鸡鸣才开门，时值半夜，鸡自然不会叫，追兵立刻即至，可谓危在旦夕。幸好门客中有位口技家，他的几声惟妙惟肖的鸡叫，引得四郭荒鸡齐鸣，守关人迷朦中以为到了开关时刻，开关放人，孟尝君得以逃离秦国。此事发生在公元前298年，《战国策》上有记载。正由于有此一段因缘，像京剧界奉唐明皇为祖师一样，中国的口技艺人所供奉的祖师爷是孟尝君。

汉代是中国杂技的形成和成长期，汉代角抵戏迅速充实内容，增加品种，提高技艺，终于在东汉时代形成了一种以杂技艺术为中心汇集各种表演艺术于一堂的新品种——“百戏”体系。汉代第五位皇帝汉武帝刘彻特别喜欢杂技艺术，他为了夸扬国家的富庶广大，在元封三年(前108)的春天，召集了许多外国来客，布置了宴席，赏赐典礼。在宴会进行中，演出了空前盛大的杂技乐舞节目。节目中有各式角抵戏的表演、七盘和鱼龙曼衍，还有戏狮搏兽的驯兽节目。值得提及的是在那次盛会上还有外国杂技艺术家的献技，安息(古波斯)国王的使者带来了骊(古罗马)的幻术表演家，表演了吞刀、吐火、屠人、截马的魔术节目。

汉代是中土与西域甚至西方国家进行魔术交流的时代。当时中国本土的魔术有两大类别，一是由皇家和贵戚支持的大型魔术表演，多以巨大的道具装置和众多演职员共同的表演，如汉武帝的角抵大会中的“鱼龙曼衍”，实际是两个相连接而演出的大型魔术。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较发达的时期，乐舞杂技艺术空前繁盛，唐代文人墨客不少人吟咏过杂技艺术。白居易有“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新乐府 五部伎》）之句，元稹亦有“前头百戏竟撩乱，丸剑跳掷霜雪浮”的诗句。

北宋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南宋的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都有各种街坊、市场的演出场所，当时称瓦子乐棚。杂技、舞蹈、武艺、说唱各种形体表演艺术，同场献艺、互相观摩，无疑对中国独特的戏曲艺术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元代历史虽然不足百年，但对中国各民族的艺术交流却产生了有力影响。中华艺术史上的奇葩——元杂剧，就是在元代鼎盛成熟起来。

明清两代杂技与舞蹈等传统表演艺术很少在宫廷演出。特别是杂技更被视为不入流的玩艺，宫廷中基本没有杂技演出的记载，只有明宪宗《行乐图》中有杂技表演的形象。清代杂技艺人进一步沦落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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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杠运动灵感来自杂技

单杠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的祖先在丛林中进行的各种攀登、爬越等练习。在当时，这项运动只是一种生活实用技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它与祭祀等活动逐步结合。

对于近代单杠运动来说，则出现在德国。德国体操学派的创始人F.L杨和J.C.F.古茨穆茨受到当时西欧盛行的杂技表演的启发，他们用一根木棍作梁设置一副单杠，放在他自己创建的位于柏林城外的体操场里用作健身训练。

拔河——民间喜闻乐见的运动

拔河是一项古老的体育竞技活动，起源于春秋后期楚国和吴国舟战。后来成为元宵节和清明节的节日娱乐活动，人们用拔河来祈祷丰年。

拔河是一项古老的体育竞技活动。春秋后期楚国和吴国舟战时，名匠公输般为楚国设计的一种名为“钩强”的器具，可以使敌船在前时不能靠近自己的船，而在敌船想逃跑时，又可以钩住敌船。这样两船就在水上你拉我扯，互相纠缠在一起，将士就可以大显身手，一决胜负。

后来，这样的战术操练又从水上转移到陆上，变成一种集体角力竞技项目，操作之具也由篾绳取代了战器，篾绳长度竟达“绵亘数里，鸣鼓牵之”，可见场面恢弘热烈。拔河就是由此演变而来，成为元宵节和清明节的娱乐活动，用来祈祷丰收。古代参加拔河的人数比现在的多得多。大绳正中插一根大旗，旗的两边划两条竖线，称为河界线。比赛时，以河界线为胜负标志，所以改称“钩拒之戏”为“拔河”。一声令下，河界两边选手紧挽绳索，“使相牵引”，围观者“震鼓叫噪，为之鼓劲”。

到了唐代，拔河空前繁荣，民间拔河多是男子参加。唐中宗和唐玄宗尤其喜爱这项活动，唐中宗李显在皇宫中组织的拔河比赛，都让宫女参加。《资治通鉴》载：景龙三年（709），李显让几百名宫女在玄武门外拔河。赛完之后，又让她们去游宫市，结果几百名宫女都乘机逃跑了。

唐中宗李显是一个喜欢看体育表演的皇帝，《封氏闻见记》上记载：唐中宗在宫内梨园亭子球场看宫女们拔河，朝中的大臣进宫来贺节。唐中宗看拔河正在兴头上，便说：“你们来得正好，也来比赛一场，预祝今岁丰收。”大臣们不好推辞，只好参加。韦皇后当场指定：中书、门下省的三位大臣和五位将军是一队，尚书省七位大臣和两位驸马为一队。中书令萧元忠见自己这一队不但是少了一人，而且老头子也多。便跪下启奏道：“小臣这一队，力量差得很呢！”安乐公主是唐中宗的爱女，她的驸马武延秀也参加了比赛。她当然是护着丈夫这一边，便插嘴说：“你们这边有五个将军，都是练过武的，力气大着哩！”唐中宗连忙点头说：“人虽少一个，力量并不弱。”萧元忠无奈，只好遵旨比赛。

大臣们都脱去了长衣，系紧腰带，来到场子中间。宫监们早摆好了绳子、旗鼓，宫女和太监分成两队呐喊助威。一声鼓响，两边齐力拉绳。开始时双方还坚持了一会，怎奈武延秀这一队多了一个人，又都年轻，一声吆喝，一下子把绳子拉过去三四尺，几个将军随着绳子向前踉跄了几步。唐休璟、韦巨源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手脚很不灵活，随着绳子向前一下子仆倒在地，好一会爬不起来。唐中宗、韦皇后和宫女们看了都哈哈大笑，安乐公主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唐以后，拔河活动在民间广泛开展，但像唐朝这样大规模的并有朝臣参加的比赛，却很少见于史料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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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腰

拔腰是与拔河相似的一种体育活动，盛行于哈尼、拉祜、撒拉等少数民族中。比赛时，两个竞争对手相向而立，弯腰张臂，交叉抱住对方腰部，裁判下令后，各自拼命用力，一面努力使自己立稳脚跟，一面使劲将对方拔起。

跳绳——从儿童游戏演化出的运动

跳绳作为一种儿童体育活动，在我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古代称为“荡绳”或“跳白索”，起初是一种儿童游戏，直到近代才变为一种成人的运动。

绳子与我们的生活很密切，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宗不但拿它来记事，也用它来捆扎收获的农作物、搬运东西，或是驱使牛马等家畜，在人类生活史上是重要的工具之一；它也是中国的童玩之一。简单地说，用绳子来玩的游戏，我们就把它叫做跳绳；更仔细定义的话，凡是由单、双人或多人使用一条、二条或数跳绳子做回旋跳跃的动作就叫做跳绳。跳绳可做技巧运动的项目，也可以化为游戏，当然更有轻快、活泼、律动等之美感动作。

跳绳在中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当时的人们以跳索、跳白（百）索来称呼它。今天的跳绳大概可分为单人跳绳与多人跳绳两种。追溯它的历史，单人跳绳早在南北朝时就出现，而多人跳绳最早见到的是明朝的记述。今日的单人跳绳，唐代称之为“透索”。明清时代，跳绳称为“跳百索”“绳飞”。百索之名是因绳索摆动后似百条绳在动之故；而称跳绳为“绳飞”，大概是由于绳子转动，像是在空中飞动，所以得名。

宣化辽墓中的《幼儿跳绳图》发现于Ⅰ区的张匡正墓中，绘在后室木门之上半圆形堵墙正面。长1.17米、高0.46米，墙面白灰抹平，外缘用朱色涂成框边，框内绘画。由于木质门额已糟朽，半圆形堵墙已落地破碎，但基本可以复原。画面内容表现的是幼儿跳绳游戏，左右两个小童弓腿曲身，用力摇荡一根长绳，中间一个赤膊小童屈膝张臂，轻快跳跃，充满了天真和童趣。画面简练明快，构图精巧。从三个小童头顶的发式和身着服饰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契丹族，头上髡发和上衣左衽是契丹人的习俗，在契丹族无论男女老幼皆行髡发，只是样式不同而已。

跳绳活动显然在北齐已有，到了唐、宋时期民间更为流行。辽国境内的契丹儿童跳绳，是从中原传入并且得到流行，况且宣化所在的幽、云十六州地区，原本就属中原。元、明、清时期，跳绳成为幽、云地区的重要时令活动。

明清两朝，跳百索游戏多在正月十五日左右举行，多是孩子们的游戏。两个孩子对着扯一丈多长的长绳，来回摇摆，一群孩子排好队，乘着绳子的摆动，轮流跳进去，能跳过去的为优胜，跳不过去的或是让绳子绊住了的，就得让牵绳的人打一下，表示惩罚。孩子们常常是一边唱着歌，一边跳出各种不同的花样。清代儿童跳百索，经常用有节奏的歌谣加以伴唱，娱乐习惯很强。《北齐书 后主纪》记载：“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高末。”就是说儿童在跳绳时，随着跳动的节拍，且跳且唱，好像现在的儿童“跳皮筋”一样。

清代《乐陵细志》载：“元宵期间，女子以跳绳为戏，名曰跳百索。”清代出版的《有益游戏图说》一书中，称跳绳“绳飞”，大谣加以伴唱，音乐性就很强。现在人们不会只在元宵节玩跳绳，大家也都把称呼从“跳百索”改口称为“跳绳”了。

清代文人刘侗在《帝京景物略 灯市》记载：“（元夕）二童子引索略地，如白光轮；一童子跳光中，曰跳白索。”清代诗人彭蕴奉《幽州风土吟 太平鼓》中以“太平鼓，声咚咚，白光如轮舞索童，一童舞索一童唱，一童跳入光轮中”的诗句，来描写当时燕京元夕灯市上儿童玩耍的场景。这种跳绳游戏活动在北方流传了1000多年，辽代《幼儿跳绳图》是至今国内发现的唯一一幅幼儿跳绳绘画，是十分珍贵的图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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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竹竿

跳竹竿是我国海南黎族男女青年十分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逢年过节，农闲时候，就在村寨的场上摆上竹竿阵，即在两根平行放置的粗长的竹子上，再横放八根竹竿，竿子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游戏的人分为摆竿和跳竿两组，摆竿的有八人，两两相对，跪在地上，左右手各持一竿，在锣鼓和乐器的节奏中，摆动手中的竹竿，有开有合，跳竿的人则轻盈灵活地在这开开合合的竹竿阵中跳来跳去，旋转跳舞。

春游——民间运动的渊薮

春季是外出郊游的好季节，春游的习俗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这一回归大自然、娱乐身心的古老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

由于中国疆域广阔，气候多样，各地季节不同，外出春游的时间也有不同。南方在农历正月就开始了，北方则要到农历三月。春暖花开的清明时分，在这个时节里，人们结队出游，在凭吊先人的同时，感受春天气息。在郊野中荡秋千、放风筝、拔河、斗鸡、戴柳、斗草、打球等，心情被放飞得不想回转，快乐也渐渐从脸上溢满内心。

春游也是小孩子们喜欢的活动，每当春末夏初，乡村的孩童们就三三五五，聚于庭院场坪，或约会在田畴原野，每人采来一大把、一满兜名叫“打官司草”的植物，就地而坐，各自拿出一根，互相勾搭，使劲牵拉比斗，断者为输，不断者为赢。这样不断互相斗草，直到满兜的“打官司草”扯光为止。

早在西周时，春游活动就开始了。立春这一天，天子要率领百官去郊外举行迎春仪式，祈祷老天保佑国泰民安。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祈祷仪式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孔子就非常喜欢春游。有一次孔子的学生曾点说，他最喜欢的一项活动是在风和日丽的晚春，穿着新做的衣服，与几个朋友去沂水游泳，让温暖的春风吹拂身体，然后唱着歌回来。孔子非常赞同他的说法。

汉代的春游是与消灾除邪联系在一起的，那时候阴历三月有一个叫“上巳”的节日，每天这天，人们用浸泡过香草的河水，将全身洗个干干净净，寓意避疾病和灾祸。自魏晋以后，春游变成了一年中十分重要的娱乐，人们纷纷带着酒去城外野餐，文人墨客还会在水边吟诗作赋、放声歌唱。

春游到了唐代就已经是非常流行了，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春游》一诗中说：“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冬天过后，万象更新，这时到野外郊游踏青，是极富情趣和养生意义的雅事。每到清明节前后，天还没亮，人们就成群结队地向郊外出发了。长安的贵家子弟，到了春天去郊外游玩野餐，风雨无阻。唐代的妇女，也走出闺房加入了郊游的队伍，尽情地在田野间玩耍。另外，在唐代春游的时候赏花也成了一种风尚，京城长安仕女逢春即联袂郊游踏青，遇上好花，就在花前设野宴。而这种郊外花野宴很有特色，花前铺席藉草，围坐一圈，并插杆结索，解下身上的红裙递相垂挂，权当作野宴的帷幄，被人们称为“裙幄”。

宋代繁华的城市发展起来，春游的内容也丰富多彩起来，表演杂技的艺人，他们把春游看成是自己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因此吸引了更多的人们加入春游的行列，宋代的学校甚至给学生们放春游假。

清代时，相传书画家、扬州八怪由于中国疆域广阔，气候多样，各地季节不同，外出春游的时间也有不同。南方在农历正月就开始了，北方则要到农历三月。春暖花开的清明时分，在这个时节里，人们结队出游，在凭吊先人的同时，感受春天气息。在郊野中荡秋千、放风筝、拔河、斗鸡、戴柳、斗草、打球等，心情被放飞得不想回转，快乐也渐渐从脸上溢满内心。

春游也是小孩子们喜欢的活动，每当春末夏初，乡村的孩童们就三三五五，聚于庭院场坪，或约会在田畴原野，每人采来一大把、一满兜名叫“打官司草”的植物，就地而坐，各自拿出一根，互相勾搭，使劲牵拉比斗，断者为输，不断者为赢。这样不断互相斗草，直到满兜的“打官司草”扯光为止。

早在西周时，春游活动就开始了。立春这一天，天子要率领百官去郊外举行迎春仪式，祈祷老天保佑国泰民安。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祈祷仪式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孔子就非常喜欢春游。有一次孔子的学生曾点说，他最喜欢的一项活动是在风和日丽的晚春，穿着新做的衣服，与几个朋友去沂水游泳，让温暖的春风吹拂身体，然后唱着歌回来。孔子非常赞同他的说法。

汉代的春游是与消灾除邪联系在一起的，那时候阴历三月有一个叫“上巳”的节日，每天这天，人们用浸泡过香草的河水，将全身洗个干干净净，寓意避疾病和灾祸。自魏晋以后，春游变成了一年中十分重要的娱乐，人们纷纷带着酒去城外野餐，文人墨客还会在水边吟诗作赋、放声歌唱。

春游到了唐代就已经是非常流行了，唐朝诗人白居易在《春游》一诗中说：“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冬天过后，万象更新，这时到野外郊游踏青，是极富情趣和养生意义的雅事。每到清明节前后，天还没亮，人们就成群结队地向郊外出发了。长安的贵家子弟，到了春天去郊外游玩野餐，风雨无阻。唐代的妇女，也走出闺房加入了郊游的队伍，尽情地在田野间玩耍。另外，在唐代春游的时候赏花也成了一种风尚，京城长安仕女逢春即联袂郊游踏青，遇上好花，就在花前设野宴。而这种郊外花野宴很有特色，花前铺席藉草，围坐一圈，并插杆结索，解下身上的红裙递相垂挂，权当作野宴的帷幄，被人们称为“裙幄”。

宋代繁华的城市发展起来，春游的内容也丰富多彩起来，表演杂技的艺人，他们把春游看成是自己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因此吸引了更多的人们加入春游的行列，宋代的学校甚至给学生们放春游假。

清代时，相传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一年到乡村踏青，见阳光明媚，蜂飞蝶舞，鸟鸣莺啼，不禁随口吟《春词》一首道：“春风，春暖，春日，春长，春山苍苍，春水漾漾。春荫荫，春浓浓，满园春花开放。门庭春柳碧翠，阶前春草芬芳。春鱼游遍春水，春鸟啼遍春堂。春色好，春光旺，几枝春杏点春光。春风吹落枝头露，春雨湿透春海棠。”又只见几个农人笑开口：“春短,春长，趁此春日迟迟，开上几亩春荒，种上几亩春苗，真乃大家春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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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桃花

踏青还流传有不少动人的故事，最有名的恐怕要算“人面桃花”了。据唐孟棨《本事诗 情感》记载：唐代的崔护，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寄宿长安。一年清明时节，他到长安郊外的城南社踏青，途中口渴，向一户四周开满桃花的农家求水喝。院内有位与他素昧平生的美丽少女递给他一杯水，含情脉脉地依在小桃树旁。崔护心中为之一动，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但终因萍水相逢，未表衷肠，便怅然离去。次年清明，又逢桃花盛开，他心有所属，故地重游，只见风景依旧美丽，不见了那位清纯靓丽的少女，只有那棵棵桃树仍在舒展英姿，迎风绽放。崔护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这户人家的大门上题下了一首流传甚广的《题都城南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读罢此诗，谁不为诗人只见桃花未谋“人面”而感到惋惜呢！

钓鱼——有益于身心的运动

几十万年之前，中华民族的先人曾以捕鱼为生活手段之一。随着历史的推移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钓鱼逐渐发展成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高雅古朴的垂钓活动作为我们古老文明的一个小小侧面伴随着祖国的历史延续下来，历数千年而不衰，日益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大约五万年前，我们祖先的形体已经进化到和我们现代人一样，他们学人会了用骨针缝制兽皮衣服，氏族社会逐渐形成。又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这就是相传的神农、黄帝、尧、舜等时期。在这个阶段，我国产生了辉煌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近几十年考古发掘发现大量的石器和用兽骨磨制的刀、齿、镞之外，还发现了很多鱼叉和鱼钩，这对了解我国的垂钓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陕西省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骨制鱼钩和黑龙江小兴凯湖岗上出土的骨制鱼钩，距今大约有六千年的历史，是我国发现得最早的钓鱼文物。

在全国各地的新石器时代中，如黑龙江的宁安遗址，河北唐山市的大城山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阿拉善遗址等，都发现了许多骨制鱼钩。这些鱼钩的造型多样，其中有的在钩尖下面磨出了倒刺，多数鱼钩还磨有拴钩线的槽，由此可证明当时的垂钓活动已具有较高水平。这些遗址都位于内陆地区，淡水水域钓鱼已是十分普遍的了。

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史书上已有文字记载和民间传说。相传，商纣暴虐，太公姜子牙富有才华，但未遇到成就大业的良主，因此在一河边，用没有鱼饵的直钩钓鱼，以静观时变。大家知道，鱼钩是弯的，但是姜子牙却用直钩（那其实也不能叫钩了）、不用鱼饵，钓到了很多鱼。外出访贤的周文王见到了，觉得这是奇人，于是主动跟他交谈，发现这真是个大才，招入帐下。后来姜子牙帮助文王和他的儿子推翻商纣统治，建立了周朝。至今陕西省宝鸡县的伐鱼河畔，有一块大青石，相传是当年姜太公的钓鱼处，这块被称为钓鱼石的大青石，连同不远处的姜太公庙和古柏，都是闻名遐迩的古迹。

战国时期《庄子》里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庄子在濮河钓鱼，楚国国王派两位大夫前去请他（做官），（他们对庄子）说：“想将国内的事务劳累您啊！”庄子拿着鱼竿没有回头看（他们），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有三千年了，国王用锦缎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这只（神）龟，（它是）宁愿死去留下骨头让人们珍藏呢，还是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呢？”两个大夫说：“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庄子说：“请回吧！我要在烂泥里摇尾巴。”

钓鱼起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活动，随着生活环境的安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从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古往今来，人们都把钓鱼作为一项有益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古代很多名人学者都喜欢钓鱼，虽然他们的目的不同，姜尚直钩钓鱼，“钓翁之意不在鱼”，目的是等候文王出猎，访贤相遇，是入世；庄子却是与鱼鸟共乐，甘于清静闲居的生活，是出世、遁世，但在培养高雅趣味、智慧活力的方面，他们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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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哲族的鱼皮衣

赫哲族是中国北方唯一以捕鱼为生的民族，世世代代靠捕鱼和狩猎为生。赫哲族人喜爱吃鱼，尤其喜爱吃生鱼。赫哲族人一向以杀生鱼为敬。这一习俗沿袭至今，显示了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点。不仅以鱼肉、兽肉为食，赫哲族人穿的衣服也多半是用鱼皮、狍皮和鹿皮制成。男子大多穿大襟式狍皮大衣，衣襟上缀两排用鲶鱼骨做的纽扣，女子多穿鱼皮或鹿皮长衣，式样很像旗袍。男女都穿鱼皮套裤以及狍皮、鹿皮和鱼皮制的鞋子。用鱼皮做衣服也是赫哲族妇女的一大特长。故历史上赫哲人又被称为“鱼皮部”。在文化村的展馆里，有两套用熟好的大马哈鱼皮缝制的男女鱼皮套装，做工考究，款式古朴大方。

走犬——拥有深厚政治内涵的运动

中国古代走犬活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打猎活动，指有猎狗参与，用以追捕猎物；另一种是用猎狗行猎的方式来进行的类似赌球或赌彩的活动。

“走犬”与“走狗”最早见于《战国策》《史记》《淮南子》《前汉纪》《后汉书》等典籍，有两种意思：一指猎狗，是一种动物，即用于打猎的狗；二指带着猎狗行猎，是一种打猎活动。显然无论是哪种意思，这个词都与打猎有关，由此我们可以认定，这个词的出现和使用与中国古代的一种打猎活动有着渊源，而且在这种打猎活动中猎狗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当农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打猎不再只是为了谋生和获取食物的手段，走犬就变成了一种娱乐活动，作为一种体育活动，使人们的身心得到锻炼。

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由于各种文化的发展和演变，“走犬”这种活动也不断被赋予了各种文化内涵，从而也产生了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于是在历史文献中，又出现了“走狗”“打围”“行猎”“围猎”“出猎”“田猎”等词汇，内容非常丰富。除此之外，走犬还被赋予了国家意义，从而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对于王公贵族尤其是皇帝来说，提倡“走犬”还有意在保存狩猎骑射的传统，以防止对安定的生活产生过分依赖的心理。西汉武帝尤好田猎，常在上林苑进行，并设专官管理，狩猎时还命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作赋。

帝王射猎游乐场面很壮观，魏文帝、明帝、唐太宗、后唐庄宗等也都热衷于这种娱乐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包括辽金元以及清朝等，尽管已接受了农业文明，但统治者仍自觉采取很多措施以保持他们民族原有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以防止对定居生活的依赖，其中定期或不定期的田猎活动即是其中的一种。辽圣宗、金元诸帝、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等，皆好田猎。清代皇室的木兰围场即是行猎的专门场所，康熙皇帝常常带着皇子和大臣行猎，直到晚年仍乐此不疲，并向皇子及诸大臣提倡这种活动，意在防止原有的进取精神减退。

同时，狩猎对于古代帝王来说，还是一种炫耀武力和政治威信的行为，甚至带有某种仪式的性质。天子“田猎”是中国古代军礼的一种，亦称“搜狩”。天子、诸侯遇农隙无事，行围射猎，既是娱乐体育活动，也借此演习军事，因而受到历代重视。商代田猎频繁，卜辞中多有记载。西周时形成制度，天子六军，诸侯国三军、二军或一军，每年进行田猎。春称搜，夏称苗，秋称狝，冬称狩。

《诗经》中有很多以田猎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周代的田猎文化内涵。《礼记 月令》中说：“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可见天子田猎正是为了阅军习武，带有军事和政治的目的。天子冬季出外巡视即被称为“巡狩”，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中说：“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自不得所。考礼义，正法度，同律历，计时月，皆为民也。”狩即狩猎或打猎，本意为天子以“狩猎”为名出外视察，从而“巡狩”一词便成为天子外出视察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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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鹰走犬的故事

在古代，飞鹰走犬常被看成是一种不学无术、不务正业的表现。曹操在少年的时候喜欢飞鹰走犬，常常独自去城外狩猎。但是叔叔却十分看不惯这种行动，不仅责怪他，还使曹操的父亲曹蒿也经常不给他好脸色。而曹操却因在夏秋季读书，春冬季狩猎，保持了比较强健的身体。但他中年之后长期患有头风病，世人皆知是疑心病所至，其实大概是城外郊区，风大导致中风引起的。曹操最后死在了这个病上。他的孙子曹爽也是因为飞鹰走犬被司马懿乘机发动政变，丢了性命。

第六讲 古代节日体育

登高——岁岁重阳节

我国自古就有重阳节登高的传统，登高在古代也是一项非常普及的体育活动，为社会各阶层人们所喜爱。

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的传统节日——重阳节。“九”在我国古代被定为阳数，两九相重，都是阳数，因此称为“重阳”。

在古代，重阳节这天，人们都要戴茱萸、饮菊花酒，以求长寿。重阳节也称“登高节”，就是爬山，当时人们认为在重阳这天登高，除了可以避祸消灾之外，还有步步高升的含意。

九九重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屈原的《楚辞》中就已经提到了。“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这里的“重阳”还不是指节日，而是指天。但是在三国时魏文帝曹丕的《九日与钟繇书》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重阳节已经有了饮宴的节俗了。“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晋代文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诗中提到了菊花和酒。也就是说大概在魏晋时期，重阳节已有了饮酒、赏菊的做法。到了唐朝，重阳节被定为民间传统节日。再到明代时期，每到九月重阳，皇宫上下都会一起吃花糕以示庆贺，而且皇帝还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以畅秋志，这样的风俗一直延续到清代。

现在，在我国的某些地方依然有重阳节登高的习俗。关于重阳节登高，有这样一个传说故事：

相传东汉时，汝河里住有一个瘟魔，每年都要出来到人间走走。它走到哪里就把瘟疫带到哪里。汝南县有一个叫桓景的小伙子，拜剑客费长房为师学剑术，决心杀死瘟魔，为民除害。

有一天，费长房对桓景说：“今年九月初九，汝河瘟魔还会出来祸害百姓。你赶紧回乡为民除害。我给你茱萸叶子一包，菊花酒一瓶，你分给家乡父老让他们登高避祸。”

九月初九那天，桓景领着乡亲父老登上了附近的一座山。把茱萸叶子每人分了一片，又把菊花酒倒出来，每人尝了一口，说这样可以预防瘟疫。他把乡亲们安排好后，就带着他的降妖青龙剑下山去找瘟魔。

瘟魔来到山下觉得酒气刺鼻，茱萸冲肺，不敢近前登山，就回身向村里走去，正好遇到桓景。桓景“嗖”的一声拔出降妖青龙剑向瘟魔刺去，被穿心透肺的瘟魔栽倒在地，吐血而亡。

从此以后，汝河两岸的百姓，再也不用害怕会遭到瘟魔的侵害了。人们把九月初九登高避祸、桓景剑刺瘟魔的事，父传子，子传孙，一直传到现在。从那时起，就留下了重九登高的风俗。

登高这项运动简便易行，流传很广，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喜爱。而且，重九之日，秋高气爽，万里无云，正是人们结伴而行，登高远眺，舒展心襟的最佳时节。东晋大诗人谢灵运还自己设计出一种前后装有齿的木屐，专门用来登山。后来这种木屐被人们称为“谢公屐”。很多诗人也喜欢以重阳为题抒发情怀，比如唐代诗人李白、王维、杜甫等，都曾留下过在重阳节登高的诗篇。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写出了对兄弟的思念；杜甫的《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是写他在登上泰山之后的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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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糕的传说

传说明朝时期，陕西武功有一个叫康海的人，参加八月中旬的科举考试，八月下旬放榜的时候他高中了状元，报喜的人日夜兼程把喜报送到康海的家中，可是康海却还没有到家呢。原来，他在参加完考试之后就在长安得了重病，不得不留下养病，所以耽误了行程。因为没人给赏钱，报子不愿离开，就一定要等他回来。就一直等到康海病好后回到家里，这时已经是重阳节了。康海给了报子赏钱之后，蒸了一锅糕饼，送给他在回去的路上当干粮吃，也分给了街坊四邻一些。因为这糕是用来庆祝康海高中状元的，而古时科举放榜也是在重阳节前后，所以后来有金榜题名或是远走上学之人家都在重阳节这天蒸糕，并互相赠送，为的是讨个好彩头。于是重阳节吃糕的习俗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踏青——三月野外行

春天万物苏醒满目葱茏，正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古人每遇春天，总要结伴而行，到郊外游赏春景，感受春意。

时逢阳春三月，春光明媚，桃红柳绿，草木萌动，莺飞草长，生机勃勃，一片清明景象，正是踏青的好时光。踏青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在青山绿水间陶冶自己的心情。所以，历代的文人雅士在赏游春景时，或寄情于山水，或引吭高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诗妙词、名篇佳句。

踏青虽在一年之春，但具体时日常有出入。明朝冯应京、元朝费著、唐朝李淖，分别在文中指明踏青时节为正月初八、二月二日、三月初三。日照市莒县男女老少于正月十六到野外踏青，称之“走老貌”，据说每年走一次可永葆青春年少。甘肃省景泰县中泉一带在早春二月也流行踏青，称之为“出新”。出新的日子全家都要出动，各家人带着面点、酒食、鞭炮、黄纸，开着车，拉着马匹牲畜行走在山野里。或穿林度柳、或漫步田野，到了一处开阔处，所有人聚在一起点燃大堆篝火，燃放各家的鞭炮，洒酒对天地祭祀，祈祷全年无病无灾，出行平安。祭祀结束后，踏青正式开始，禁忌原路返回，而是绕一个巨大的弯子，踏青的路上小青年们品饮酒食，追逐嬉闹。车声隆隆，人欢马嘶，不少人还骑在牲口的背上在田野间奔驰。所有的人都要在山野里捡拾光洁的石头和柴禾草茎带回，他们认为石头是“宝”，而“柴”和“财”谐音，带回家能够使当年财源旺盛。

放风筝也是踏青期间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踏青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筝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林黛玉不想将制作精巧的风筝放掉。李纨劝她：“放风筝图的就是这一乐，所以叫放晦气，你该多放些，把病根儿带去就好了。”而当紫鹃要去拾断了线的无主风筝时，探春又劝阻：“拾人走了的，也不嫌个忌讳？”可见古时放风筝是人们消灾祛难的手段，不能去拾别人的风筝，以免沾上别人的晦气。也有人在放风筝时，把所有的烦恼写在纸上，让它随风筝飞上蓝天，认为一切烦恼都会随风而去。

古代踏青时还盛行斗鸡游戏，斗鸡由清明开始，斗到夏至为止。中国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到了唐代，斗鸡成风，不仅是民间斗鸡，连皇上也参加斗鸡，如唐玄宗最喜斗鸡。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据说，插柳的风俗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神农氏。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古清明节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黄巢起义时规定，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起义失败后，戴柳的习俗渐被淘汰，只有插柳盛行不衰。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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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龙节

农历二月初二，传说是天上主管云雨的龙王抬头的日子。民谚说：“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二月二以后，雨水逐渐增多起来，因此，二月二这天又叫“春龙节”，也叫“踏青节”“龙头节”等。

关于春龙节的来历，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个传说：唐朝武则天当上皇帝时，惹恼了玉皇大帝，传谕四海龙王，三年内不得向人间下雨。不久，苍茫大地一片枯黄，人们生活痛苦不堪。司掌天河的龙王为救黎民百姓，竟不顾玉皇之命，为人间降了一场透雨。玉帝勃然大怒，将龙王压在一座山头下，说要金豆开花，才能恢复仙身。为救龙王，百姓们到处去找“金豆开花”，后来有个聪明人出个主意，用玉米爆花替代“金豆开花”。这法子真灵，玉皇一看人间千门万户金豆开花，只好传谕，将龙王召回天庭，刚好这天是二月初二，从此民间留下“二月二龙登天”的传说和爆玉米花的习俗。

舞狮子——锣鼓喧天壮声威

舞狮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每逢元宵佳节或集会庆典，民间都以舞狮前来助兴。这一习俗起源于三国时期，南北朝时开始流行，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据传说，舞狮最早是从西域传入的，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舞狮子的活动也输入中国。狮子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和孔雀等一同带回的贡品。而狮舞的技艺却是引自西凉的“假面戏”，也有人认为狮舞是5世纪时产生于军队，后来传入民间的。

舞狮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地域舞狮文化融入了不同民族的元素，也产生了不同的差异。最初北狮在长江以北较为流行；而南狮则流行华南，南洋及海外。近年亦有将二者融合的舞法，用南狮的狮子，北狮的步法，称为“南狮北舞”。

广西田阳有着“舞狮之乡”的美称，逢年过节、五谷丰登、盛大活动等都以舞狮作乐。田阳舞狮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壮族英雄瓦氏夫人率田州兵东征抗倭凯旋归来，田州民众纷纷组织盛大舞狮欢迎瓦氏以及士兵荣归故里。从此舞狮成为壮族文艺特有的表演节目，代代相传，久盛不衰。

田阳舞狮，堪称一绝，表演时，舞狮者攀上由20多张高凳叠起的“金山”施展雄姿，时而在半空高悬的钢索绳上跳跃翻腾，时而在刀山顶上表演“世界一绝”的刀尖顶肚旋转……一个个高难度动作令人赞叹不已。“天坛圣水”“三狮戏楼台”“女子楼台献艺”“高桩、天桥荟萃”“瑞狮争艳”等几个精彩的节目，吸引着众多游客的注意。

住在独山县麻尾镇的布依族尤其喜爱舞狮。村村寨寨都有舞狮队。婚丧嫁娶、喜庆寿诞、节日庆典等，都要舞狮。喜庆时舞，悲哀时舞，舞狮成了麻尾布依族人民的风俗。

狮子头是形象化了的狮子脸谱，有角，角上系有红绸；尾部由红黄绿蓝等颜色布料做成的鱼鳞状，长约两丈。舞狮时，一人舞，一人持尾，锣鼓伴奏。舞姿优美，刚柔结合。场合气氛不同，锣鼓节奏、舞姿动作也不一样。喜庆时，锣声悠扬，鼓声热烈，舞姿跳跃奔放；悲哀时，锣声忧郁，鼓声节奏稍缓，舞姿动作恭而哀伤。送丧时角上系白布条在前面开路。

每逢节日，舞狮队更是热烈。过春节正月初一，狮队舞狮逐户拜年，家家预备鞭炮迎接。门外“红包”（内包香烟等）高悬，让狮队搭人梯摘取。春节期间，狮队和狮队还常下帖互访，切磋技艺和武术，舞狮者必习武术，狮队到哪里，有武术队跟随。舞狮场上，也有武术队表演。这种有益的活动已成为这一带布依族人民的习俗。

耍龙灯——盛会狂欢节目

“耍龙灯”也叫“舞龙”，又称“龙灯舞”，是流行于我国各地的一种民间舞蹈。每逢新春、元宵佳节或盛大典礼，中国人都要“耍龙灯”表示庆祝。

龙在历史文籍的记载中出现的时间极早，古人认为龙是海洋的主宰，威力无穷，而海洋主水，龙也就很自然地做了农作物的司雨神。

很久以前，在杭州湾北岸的乍浦青龙山（九峰）南，青龙江里的龙王腰痛难忍，龙宫中的所有药都吃了，仍不见效。只好变成一老翁来到人间求医。郎中把脉后甚觉奇异，问道：“老爷爷，你不是人吧！”龙王看瞒不过去，只好说出实情。于是郎中让他显现原形，在他腰间的鳞片中发现一条蜈蚣，原来就是它在捣乱。郎中将它除掉后，再经过拨毒、敷药，龙王的腰痛就好了。为了答谢治疗之恩，龙王对郎中说：“你们只要按照我的模样扎成一条青龙舞耍，就能保一年四季风调雨顺，百里平川五谷丰登。”于是，青龙江一带，在新春和秋收后“舞龙”的习俗便传承下来。

农村耍龙灯还有个习惯，就是不仅在本村耍，还到外村表演，到镇上或城市宽阔的街头、广场去“赛演”。每当新春至元宵节期间，在此起彼落的锣鼓声、鞭炮声中，各个民间“舞龙”队大显身手，引动万人空巷。

灯节虽始于汉初，盛于唐宋，但“舞龙”的习俗却是承继殷周“祭天”的遗风。我国古代人民为寄托美好愿望而创造了龙的形象，把龙、凤、麒麟、龟称为四灵，造型优美，绚丽多彩，线条刚柔相济，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早在商殷时代，铜器和骨刻上就有龙形图案；周代铜器的龙纹已渐趋完整。“耍龙灯”在汉代民间已相当普遍了。唐、宋时期的“社火”“舞队”表演中“耍龙灯”已是常见的表演形式。宋代吴自牧著的《梦粱录》中记载：南宋行都临安（今杭州）“元宵之夜……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之状。”

“耍龙灯”的表演，有“单龙戏珠”与“双龙戏珠”两种。龙身由许多节组成，每节间距约五尺左右，第一节称一档。组成龙身的“节”，一般都是单数（如九节、十一节和十三节等）。龙头部分也分轻重不同，一般重量约三十多斤。龙珠内点蜡烛的称“龙灯”，不点的称“布龙”。

在耍法上，各地风格不一，各具特色。耍九节的主要侧重于花样技巧，较常见的动作有蛟龙漫游、龙头钻裆子（穿花）、头尾齐钻、龙摆尾和蛇蜕皮等。耍龙灯，不论表演哪种花样动作，表演者都得用碎步起跑。耍十一、十三节龙的，主要表演蛟龙的动作，就是巨龙追捕着红色的宝珠飞腾跳跃，忽而高耸，似飞冲云端；忽而低下，像入海破浪，蜿蜒腾挪，煞是好看。

在古代，人们把“龙”作为吉祥的化身，代表着风调雨顺的愿望，因此，用舞龙祈祷神龙的保佑，以求得风调雨顺，四季丰收。人们舞起用竹、铁结扎，外用绸缎或布匹制作的彩龙取乐，表现欢快的心情。经过民间艺人不断加工制造，到现在“耍龙灯”已发展成为一种形式完美、具有相当表演技巧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舞蹈艺术，深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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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庄舞草龙

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苏庄镇的舞草龙又称草龙、稻草龙或香龙。草龙捆扎以稻草搓成粗大绳索，再扎成龙首龙尾，形同长龙，绳索上插上点燃的香枝。相传唐代便有迎草龙送龙神活动，一直延传至今。每年中秋之夜，苏庄镇各村农民高擎香火草龙，或穿梭于村中大道，或起舞于晒场田野。

传说朱元璋在苏庄镇毛坦坞口村休整时，当地百姓为他献了宝马，并在中秋佳节舞草龙。朱元璋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做天子的预兆。登基后，御赐当年舞草龙的毛坦坞口村为“富楼村”，并赐联“百世安居金溪富楼胜地，千年远脉越国传裔名家”。

踩高跷——轻歌曼舞走空中

高跷，也称拐子，常见于传统节日的民俗文化活动。由于表演者脚踩木跷表演，高出一截，观众需要仰起头来或是站在高处观看，所以也有人把高跷称为“高瞧戏”。

高跷，就是脚上绑着长木跷的一种表演形式，是民间盛行的一种群众性技艺表演，常见于传统的民俗节日。因为踩跷的演员比一般人高，便于远近观赏，而且高跷的技艺性要求很强，形式活泼多样，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

踩高跷的表演者，都要浓妆艳抹，身穿戏装，载歌载舞。不同的扮相有不同的造型和服饰，当然动作也不尽相同。

据说，春秋战国时期因滑稽而闻名的晏婴，有一次出使邻国，邻国的百姓都笑他身材矮小。于是，他朝见邻国君王的时候就给自己装了一双木腿，顿时高大起来，邻国的君臣被晏婴弄得啼笑皆非。晏婴还借题发挥，将邻国的君臣狠狠地挖苦了一番，使得他们狼狈不堪。从此以后，踩高跷在民间流传开来。

还有一种说法把踩高跷同贪官污吏作斗争联系在了一起。据说，从前有一个叫做两金城的县城，城里和城外的人民都非常和睦友好，每年春节都会联合起来一起办社火，互祝生意兴隆，五谷丰登。

不料，有一天城里来个贪官，他下令凡是要进出城办社火的人，每人都要交三钱银。如果不交，就关城门，挂吊桥。百姓们联合起来想了一个好办法，他们踩着高跷，翻越城墙、过护城河，继续欢度春节，乐在其中。

传说未必可信。关于高跷的起源，据说跟古人采集果实有关，古人为了采食树上的野果，就给自己的腿上绑两根长棍，由此而发展成为一种跷技活动。历史学家孙作云在他的《说丹朱——中国古代鹤氏族之研究——说高跷戏出于图腾跳舞》一文中，首次提出高跷源于鹤图腾崇拜的论点。孙作云认为：“高跷源于原始图腾信仰、用于宗教祭祀仪式，又从杂技表演演变为扮演戏曲人物的舞蹈形式。尧舜时的丹朱是以鹤为图腾的氏族，高跷戏直接出于古代的鹤图腾氏族的跳舞。”近有学者认为，甲骨文中有一字可以解释为“像一个人双脚蹈矩棍而舞”。如果成立，就可以说明踩高跷这种舞蹈形式在商代后期就已经问世了。

对于高跷的起源，还有一种劳动说，据说与沿海渔民的捕鱼生活有关。在《山海经》中，有一段关于“长股国”的记述。“长脚人常负长臂人入海中捕鱼也”，脚上绑扎着长木跷，手持长木制成的原始捕鱼工具在浅海中捕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长股国”与踩跷有关。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今日居住在广西防城沿海的京族渔民，仍有踩着长木跷在浅海撒网捕鱼的风俗。

大约在春秋时期，百戏之一的高跷就已经十分流行。高跷在不同时代的名称，说明了它从杂技表演向扮演戏曲人物的演变过程。

中国东北的高跷，以“辽南高跷”最负盛名，形式完整，表演规范。开始时先要“搭象”（叠起两层的造型）唱秧歌，寓意是“太平有象”，然后是跑大场变队形、换图案，然后分组表演双人对舞。

山东高跷常常是叠成三层表演，最下层的表演者踩跷，用肩扛起两根长木棍，中层的表演者不踩跷而是直接站在木棍上，他们肩上或是站着扮演《白蛇传》的演员，或是站着舞弄花伞的儿童，最重要的是，最下层的演员还能缓步向前移动。可想而知，山东的高跷动作之惊险。

河南嵩县的高跷叫做“托装”，表演难度非常大。脚踩木跷的表演者把一种铁制的特殊道具绑在身上，然后再把一二名儿童稳扎在道具的上端，就像用手托起来一样。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我国少数民族的高跷也独具一格。例如：布依族的高跷表演既有双跷、又有单跷（亦称独木跷），其独木跷尤为儿童所喜爱；白族的“高跷耍马”，表演者踩着木跷，身着马形道具；维吾尔族的“双人高跷”，则是把民间的对舞和高跷相融合，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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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跷树

科考人员在贝加尔湖畔发现一种奇怪的自然现象，树的根从地表拱生着，成年人可以自由地从根下穿来穿去。原来，贝加尔湖区风大浪急，常会出现大风和巨浪的恶劣天气，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60米。狂风和它掀起的巨浪不断冲击着湖岸，逐渐破坏了湖畔的植被，并使得土壤沙化。根部短小的草和灌木大多消失，只有根系发达的大树保存了下来。大风从树根下刮走了土壤，树根为了使树生存下来，便越来越深地扎入贫瘠的土壤中。尽管很多树根裸露在地表上一两米，但是树木依然茂盛，远远望去就好像树木生长的高硗上一样。人们给这些外形奇特的树起了一个贴切的名字——高硗树。

耍中幡 ——天桥盛会传绝艺

“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这句诗描绘的就是老北京天桥地区的繁荣景象。天桥是北京很多民间艺术的发祥地，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平民艺术市场。清朝康熙年间，天桥就出现了市场的雏形。在众多的艺术表演中，耍中幡、撂地摔跤等表演最受游客欢迎。

幡是旗的一种，尺寸有大小之分。中幡是一种把体育与娱乐、力量与技巧结合起来的传统体育项目。中幡起源于皇室仪仗队的旗杆，后演变成民间庙会中的表演节目。耍中幡、舞中幡是我国民间传统杂技项目，其中，北京天桥的中幡表演最为有名。

中幡是我国民间艺术的珍贵遗产，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中幡起源于唐、宋年间，本是唐代贵族、皇室出行的仪仗，因此中幡被认为是皇家出行队伍的“眼睛”。这是由于当时皇帝出行时，长达十几里的队伍很难联络，中幡的幡竿高大，很远也能望见，由它作为瞻前顾后、照应招呼各道的标志。崇尚武技的唐代，一些仪仗兵在锻炼臂力中耍弄中幡，后来民间在迎佛走会时，也把中幡做开路仪仗。

耍中幡，是一项难度和技巧最高、最强的民间游艺，非一般人所能为之。表演者需要用头、肩、臂、肘、手、背、腰、膝、额、鼻、颌、牙、唇等部位依序托幡，在等待幡竿下来的短暂时间里，还要表演各种滑稽、舞蹈动作，并将幡竿稳稳地接住。通常一人耍幡需数人围护协助，然后你传我、我传你轮番表演，表现拿手好戏。中幡上下翻飞，翩翩起舞，预示着人们一帆风顺，健康幸福。

早期的耍中幡有“幢幡”“担幡”的叫法，在清朝中期北海公园到了冬天还有“担幡滑冰”的表演。清朝末年，天桥老艺人王小辫从宫中耍执事的哥哥处学得此艺，并将大执事改名“中幡”，变成卖艺性质的表演传入民间。王小辫之后将此技艺传给了宝三。宝三共收过4个徒弟，其中只有付顺禄一人完整继承了宝三的中幡绝技和中国式摔跤，他传给了两个儿子付文友和付文刚，才有了如今的“宝三真传天桥中幡”。

中幡的竿长一般7—9米，总长10米以上，由幡杆、伞、旗子、幡面和铃铛等组成。中幡的表演有10个套路，50多个动作，其中有传统动作如“霸王举鼎”“牙箭”“苏秦背剑”“十字披红”“封侯挂印”等；也有创新动作，如“双踢毽”“萨式旋风”“过牌楼”等。过去的中幡表演是一个人，现在发展为群体表演，有一定的套路，由低潮到高潮，编排有序，场面颇为宏伟、壮观。艺人们将竿子竖起托在手中，舞出许多花样，按表演动作的不同艺人们给每一个动作起了一个名称，比如将竿子抛起用脑门接住被称为霸王举顶、单腿支撑地面用单手拖住竹竿被称为金鸡独立，此外还有封侯挂印、老虎撅尾、苏秦背剑、太公钓鱼等80多个动作。

随着杂技艺人进一步提高中幡的技艺，美化幡帽的装饰，就成了一项极富民族文化特色的杂技艺术，至今在舞台上表演。相较100年前仅有的10几个动作，如今的天桥中幡经过付氏父子的改进，已经扩展到了100多个动作，包括虎口拔牙、擎天一柱、金鸡独立、燕子啜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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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八大怪

天桥是许多民间艺术的发祥地，在北京一直是艺人的代名词。相继在这里学艺、卖艺、传艺和生活的民间艺人可分为杂耍艺人和说唱艺人两大类。最著名的就是“天桥八大怪”，他们因个个身怀绝技且言行怪异而得名。“八大怪”在不同时期各有所指，出现于清末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第一拔“八大怪”，一般是指穷不怕、醋溺膏、韩麻子、盆秃子、田瘸子、丑孙子、鼻嗡子、常傻子等8位艺人。民国初年出现了第二拨“八大怪”，主要指的是耍蛤蟆的老头、老云里飞、花狗熊、耍金钟、傻王、百鸟张、志真和尚、程傻子8人。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第三拨“八大怪”，指的是小云里飞、大金牙、焦德海、大兵黄、沈三、蹭油的崔巴儿、曹麻子、赛活驴8人。

跑旱船——陆地依然泛轻舟

跑旱船，亦称旱龙船、船灯、采莲船等，为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广泛流传于中国各地，多在年节喜庆日子里表演。

关于“跑旱船”，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中晚期文献，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南方旱船动作柔软，北方旱船动作粗犷，有时几十条旱船相互竞技，场面非常壮观。民间类似跑旱船的还有跑驴、跑竹马，是将船形改成驴形、马形。跑旱船是汉族民间舞蹈，称旱龙船、船灯等，广泛流传于中国各地，多在年节喜庆的日子里表演。

一般用竹扎成船形，糊上纸，饰以彩绸、纸花，船形下面用布围住，遮住表演者的腿脚。各地船形花样繁多，晚上表演时还要燃起灯烛。旱船一般长5—7尺，大的丈余，船中间留有表演者站立活动的空间，用布带系在表演者的肩上或腰间。

跑旱船起源很早，且说法不一，与祭祀有关。一般认为跑旱船的原形是划龙船，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为了纪念屈原大夫的赛龙舟。在江水浅不能赛舟的时候，便用竹和纸扎成龙舟，鸣锣击鼓，游行于市。这种活动流传下来，形成跑旱船。

唐代已有山东旱船节目，后来发展成为用竹、木、秫秸扎成的船，套在表演者的腰间像坐船的样子，另有人拿木浆，两人一对表演，像船行水上。宋代诗人范成大有诗：“旱船遥似泛，水儡近如生。”他自注说：“夹道陆行，为竞渡之乐，谓之《划旱船》”。

宋代龙舟竞渡的风气很盛，划旱船是在陆地上表演竞渡。相传是古代沭河商埠——郯城县红花乡红花埠村渔民节庆时，把各种水上行船的生活拿到地面进行夸张处理，形成的一种虚实结合、情景交融的表演艺术。表演以两船组合，互动游戏为主，每船各有两名女子“乘舟”对歌唱舞，一名男子执篙“撑船”表演，每逢节庆日子，旱船、高跷、狮子、锣鼓等混编成队，同时演出，营造出浓浓节日气氛。这也就是“双旱船”。义县大榆树堡镇北3公里处有个叫双井子的村屯是旱船舞的主要发源地，“双井子旱船舞”也由此得名，据一些老艺人口传，旱船舞产生于辽代，舞蹈内容反映的是辽宋和亲的故事。

双人旱船舞由单人旱船发展而来，起源于清朝末年，民间跑旱船，多扮成一对渔家夫妇或父女，女在船中，男在船外撑篙或划桨，表演水中行船或捕鱼的劳动生活。撑船或划桨时则做一些技巧性动作，如“虎跳”“旋子”“扫荡腿”等，以示与风浪搏斗。女的手握船舷，与脚下步法配合，表现船在旋涡和波浪中起伏。湖北的采莲船，别具一格，以歌伴舞，即兴编唱，歌词内容多以吉庆为主，一人领唱，众人合唱，气氛热烈。北京延庆还有旱船会，几十条旱船同时表演，气势很宏大。

1805年，祖冲之的故乡，将原来民间跑旱船的表演形式，结合田汉先生创作的《白蛇传》和地方民间故事《金山寺》等许多情节改编而成了寺皇甫村旱船会。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故事贯穿整个剧情，以当地独创的中丝调为主，蹦板腔及河北梆子为辅，形成独特的演唱腔调，表演形式有文唱、武耍、加搞笑。为了使白蛇与许仙的爱情故事更加感人肺腑，特以80岁的张老背20岁张婆的婚姻悲剧为衬托，根据当地传说的情节加入船夫的角色，船夫是东海龙王派遣的一员水将，为使白蛇与许仙早日团聚，乘风破浪，前去迎接。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表演者将更多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元素融入其中，形成各种各样的套路，使这项具有浓郁地方风情和民族色彩的民间艺术越来越被广大群众所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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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桥与跑旱船

关于旱船的起源，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八仙之一吕洞宾曾送给一个名叫蔡襄的读书人一幅法书，使他高中状元，作了泉州太守。这一年，泉州潮水泛滥，交通受阻，蔡襄便决定在洛阳江上修建一座桥，为泉州人民造福。可是修一座桥，要花很多钱，这些钱要从哪里来呢？这可难坏了蔡襄，终日愁眉不展，十分忧虑。南海观音菩萨知到这件事后，想要帮助蔡襄，于是变成了一个十分美貌的少女，驾着船来到泉州。泉州人们听说水中来了一位美女，都赶来凑热闹，一时间岸上人山人海。这时，少女对岸上的人说：“如果谁能用银子打中我，我就嫁给谁。”纨绔子弟、公子王孙被美色所吸引，纷纷拿着银子向水中投去。一会儿工夫，银子就堆了满满一船，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打中少女。后来，观音菩萨显形，把这些银子送给蔡襄，解决了经费的困难。人们为了纪念蔡襄修桥，便有了跑旱船的活动。

扭秧歌——劳动的颂歌

扭秧歌，又称秧歌舞，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也是民间节日中一种独具一格的集体歌舞艺术，深受农民欢迎，而且热闹非凡。

秧歌来源于插秧耕田的劳动生活，跟古代祭祀农神祈求丰收，祈福禳灾时所唱的颂歌、禳歌有一定的关系。秧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农歌、菱歌（民歌的一种形式）、杂技、民间武术、戏曲等的技艺与形式，由最初的一般演唱秧歌发展成为民间歌舞。到了清代，“秧歌”已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

秧歌舞具有自己的风格特色，一般由舞队十多人至百人组成，扮成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边舞边走，随着鼓声节奏，善于变换各种队形，再加上舞姿丰富多彩，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多用于传统的节日庆典，如正月十五闹元宵。

由于我国各地区风俗不同，秧歌也演变出了不同地域风情的各种形式。为了区别，人们常在前面加上地名和特征，如“鼓子秧歌”（山东）、“陕北秧歌”、“地秧歌”（河北、北京、辽宁）、“满族秧歌”、“高跷秧歌”等，南方的“花鼓”“花灯”“采茶”，以及广东与香港流行的“英歌”。其名称虽异,但都属于“秧歌”这一类型，是从“秧歌”中派生出来的形式。

陕北秧歌，相传在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延安府志》记有“春闹社，俗名秧歌”。由此可知，秧歌源于社日祭祀土地爷的活动。陕北人闹秧歌，就是图个红火。绥德、米脂、吴堡等地，每年春节各村都要组织秧歌队，演出前先到庙里拜神敬献歌舞，然后开始在村内逐日到各家表演，这就是拜年的“排门子”秧歌，彩门秧歌；正月十五有酒曲秧歌、花灯秧歌。每年正月初二三开始，几乎要闹腾一个正月天，一直到二月初二才压了锣鼓五音，去忙各家庄稼活。陕北人秧歌的舞蹈动作丰富，豪迈粗犷，潇洒大方，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纯朴憨厚、开朗乐观的性格。闹秧歌不仅是青年男女的事，甚至许多老汉、老太太也乐于参加，锣鼓一敲响，喉咙眼直痒痒，就想亮开嗓子唱几声，甩开胳膊扭秧歌，踢场子，自得其乐。不参加秧歌队的人就跟上秧歌队看红火，不仅在本村看，甚至跑上十里八里的山路到邻村看歌。而正月十五闹无宵，转九曲，也许就是陕北闹秧歌的最高潮。

东北的大秧歌起源于插秧耕田的劳动生活，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农歌、菱歌、民间武术、杂技以及戏曲的技艺与形式，风格诙谐独特。广袤的黑土地赋予它纯朴而豪放的灵性和风情，融泼辣、幽默、文静、稳重于一体，将东北人民热情质朴、刚柔并济的性格特征挥洒得淋漓尽致。稳中浪、浪中梗、梗中翘，踩在板上，扭在腰上，是东北秧歌的最大特点。同时，花样繁多的“手中花”，节奏明快富有弹性的鼓点，哏、俏、幽、稳、美的韵律，都是东北秧歌的特色。

到了过年时不管老少都出来扭一扭，感受一下新年的氛围，而最正宗的秧歌就得是踩高跷了。高跷越高，就越有面子，而且这也是一个功夫活，一般的人踩不好，所以踩高跷的人一出来，就会引来阵阵掌声，尤其是小孩，看到那么高的人，都会大声惊叫，场面无比欢快。

满族秧歌非常有特色，其男女皆着满族传统服饰，步法有吉祥步、鹰步、马步等三种，男子动作粗犷豪放，女子动作温柔典雅，看上去更加热闹。再冷的天儿，看他们都不觉得冷。采莲船走村串户，见到什么人在家就唱什么词，例如“老者添寿、少者安宁、家事如意、四季太平、五谷丰登、七星转斗、久久富贵”等祝福的吉祥话。人家高兴了，还会给些赏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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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歌

阴山岩画中有“踏歌”的图案，大概和秧歌有一定关系，只不过那只是踏歌的雏形，它的真正兴起是在汉代。《西京杂记》中记载说，刘邦和他的夫人曾一起观赏过这种节目。“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看不见，红霞影树鹧鸪鸣……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

唐代，踏歌发展到极盛，唐玄宗曾在元宵节的晚上，在京城安福门立起了一个巨大的灯轮树，组织了上千名女子，在灯轮下踏歌三天三夜。

也许是受到踏歌的影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下田插秧时，在田垄上放一面大鼓，敲得震天响。于是，田里插秧的人们就一边插秧，一边按照鼓的节奏在田里行走，还一边唱起歌来，一片快乐盎然的景象，因此发展成为了秧歌。

庙会活动——民间体育聚会

汉族传统庙会是由古代的宗庙社祭制度演化而来的，曾活跃于中国的广大地区，是真正活着的民俗，很多学者将其称为“中国人自己的狂欢节”。

提起中国古代的庙会，人们会联想到“庙”，认为庙就是道观寺庙。顾名思义，庙会就是在寺庙附近聚会，进行祭神、娱乐和购物活动，后来人们还会在庙会上进行杂技表演，开展各项体育运动。它的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古老的社祭。

在漫长的远古社会，庙会和崇神是一体的。一直到商周时期，庙会都是一种不自觉的活动。周代，王为群姓立社，称为太社，自为立社，称为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称为国社，自为立社，称为侯社。百姓二十五家为里，里各立社，称为民社或里社。而社神是土地神，为民社的精神支柱，民众向社神祈求风调雨顺，就要进行社祭。

社祭时要有舞乐，就总少不了舞蹈、音乐。这对后世庙会上祭神、娱神以至娱人的活动无疑是有深刻的影响。所以社祭是中国庙会产生的主源。

汉代以后，佛教教义在中原大地上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中国本土道教也逐渐形成，它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促使庙会向多元化转变。在佛、道二教举行各种节日庆典时，民间的各种社会组织也主动前往集会助兴，后来便开展起了如摔跤、拔河等各种竞赛式的体育活动。所以，寺庙、道观逐渐成了以宗教活动为依托的群众集会场所。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每年释迦牟尼诞日都要举行佛像出行大会。佛像出行前一日，洛阳城各寺都将佛像送至景明寺。多时，佛像有千余尊。出行时的队伍中以避邪的狮子为前导，宝盖幡幢等随后，音乐百戏，诸般杂耍，热闹非凡。

唐宋以后庙会的迎神、出巡大都是这一时期活动的沿袭和发展，并渐次推广到四川、湖广、西夏各地。唐宋时代中原地区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舞蹈、戏剧、出巡等各种活动也越来越成为庙会上的重要项目。这些活动的趣味性和热闹程度，使原本的宗教活动越来越世俗化，群众参与性和娱乐性得到了大大加强。

元、明以后，行像之风衰落，很少见于记载。但是明代庙会又有了一个新的特点，就是“行会”或者称为“会馆”“公所”的大量兴起，使庙会更加秩序化。中原地区出现“山陕会馆”，他们敬祀关羽，立祠建庙，特别是建造戏楼等祭祀场所，使庙会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扩大化。

清朝鼎盛时期圆明园曾是春节前后的热闹非常之地，宴赏各王公大臣及外国使节的活动必不可少。在长500米的买卖街上、宫廷斗鸡、皇家皮影戏等传统活动都会一一上演。

庙会大多以神话传说为主要内容，反映天地起源、人类诞生、文化发展和图腾崇拜等，跟中原地区氏族社会的生活有密切关系。比如西华女娲城庙会、准阳太昊陵庙会、商丘阏伯台庙会、桐柏盘古庙会等，几乎可以构成人类早期社会的发展史。

与其他庙会相比，太昊陵庙会十分独特。太昊伏羲氏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庙会期间，“经挑班子”在太昊陵前表演一种比较原始的祭祖娱神的舞蹈，就是“担花篮”，舞到高潮处，往往吸引许多前来进香的善男信女们驻足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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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坛庙会

北京地坛庙会始办于1985年，到2010年为止共举办了25届，以较高的艺术品位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享誉中外。地坛庙会作为京城恢复最早的庙会，拥有地道的民俗，其中的仿清代祭地表演，是北京庙会独有的传统节目，其场面宏大，再现了清代皇帝祭地，祈求地神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景象，表演从年三十到初七，每天上午10时准时上演。

另外，地坛庙会上还有京味叫卖剧、弦歌与绝活。同时，火爆热烈的民间花会也在欢歌劲舞和喧锣闹鼓中“登场”。沧州舞狮表演、山西汾西威风锣鼓、陕北安塞的腰鼓、白族八角鼓也都一一登场。另外，地坛庙会还集中了美食、年货、特色商品等。

第七讲 古代民族体育

那达慕——蒙古族体育盛会

“那达慕”有久远的历史，前身是蒙古族“祭敖包”，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竞技、游艺和体育项目的盛会。

蒙古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和流传下来的非常多且具有独特民族色彩的竞技和体育项目，那达慕正是这些项目展示的舞台。

历史上的那达慕，起初只举行射箭、赛马或摔跤的某一项比赛。1225年铭刻的《成吉思汗石文》说，成吉思汗征服了花剌子模，为庆祝胜利，在布哈苏齐海地方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那达慕大会，会上举行了射箭比赛。

1260年，忽必烈做了蒙古大汗，建都开平，1267年把统治中心迁至燕京（今北京市），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全国，那达慕活动也就更为广泛地开展起来。

清代，那达慕逐步变成了由官方定期召集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游艺活动。活动的规模、形式和内容都有了更大的变化。清代的蒙古族王公以苏木、旗、盟为单位，半年、一年或三年举行一次那达慕大会。现在的那达慕，从内容上比过去更为丰富了。在比赛项目方面，除了传统比赛项目，还增加了马术、步枪射击、柔道、摩托车表演、蒙古象棋等内容。所有的男子在这一天都要参加射箭、赛马、摔跤这三项比赛，在蒙古，这被称为男子“三艺”。

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族男子一到成年便自然成为义务兵，其主要武器之一就是弓箭。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虽然狩猎经济的部落逐渐转向了游牧经济，但狩猎时期长年积累下的拉弓射箭的本领却保留下来，以防外敌侵略和野兽袭击畜群。

赛马，是现代草原上最激动人心的传统娱乐活动。赛马，是衡量草原上蒙古族男子有无本领的重要标志。赛马时，周围百里以至几百里以外的牧民，都驱车乘马赶来聚会。赛马人数，多少不等，少则二三十，多则上百人。这时，观众那成千上万的祝愿的目光，都盯在那百十匹威风凛凛的骏马身上。赛马开始时，骑手们一字摆开，个个扎着彩色腰带，头缠彩巾，英俊而又潇洒。起点和终点插满了各种鲜艳的彩旗。只听号角长鸣，骑手们便飞身上马、扬鞭竞驰、争先恐后如箭矢齐发。一时红巾飞舞，观众欢腾，声震原野。

蒙古式摔跤在蒙古草原有悠久的历史。西安客省庄出土的两件匈奴铜牌，图案中间是两个力士在摔跤。铜牌的造型和艺术，属于汉初匈奴遗物，而从摔跤图像所呈现的架势上看，大致与今天的蒙古式跤摔法同源。元代之前的蒙古族摔跤活动，具有很大的军事、体育性质，用以锻炼力量、技巧，并用摔跤来选拔擢升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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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怎样过“白节”

“白节”，蒙语称“查干萨日”，又称“席尼吉勒”，意为新年、春节。蒙古人以白色为纯洁、吉祥之色，故称春节为白节，称农历正月为“白月”。白节首日即农历正月初一，过白节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习俗。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就非常重视过白节。

现在蒙古族亦把白节作为最隆重的节日。腊月三十的晚上，全家穿上节日盛装，欢聚一堂，迎贺新年，彻夜不眠。通常全家老少先烧香拜佛，然后晚辈向家

赛马节——藏北的盛大节日

赛马奔放着草原牧人的激情，升腾着昂扬、奋发的精神，贯通着草原熠熠生辉的文化。草原汉子的阳刚之气因此而体现，他们的生命在博大与永恒之中升华。

同世界众多游牧民族一样，藏族和马的关系非常密切。传说中马是天上的神鸟与地上的猴子（一说为湖中大鱼）结合而生。纵马扬鞭之时，确有御风飞行之妙。藏族大学者萨迦班智达也说：装扮坐骑岂不美于主人。在藏北，牧人们深知拥有一匹好马的具体意味。和人一样，马需要荣耀。所以，赛马节也可以说成是马的节日。

八月赛马节时的那曲最为喜庆热闹，也最美丽。无疑，赛马节也是一个恋爱的季节。赛马节之前，方圆几百公里各乡各地的牧民们便带着帐篷，身着艳丽的民族服装，佩戴齐各自最值得炫耀的珠宝饰物，于花海似的草原中一路踏歌而来。一座座帐篷一夜之间便挤满了那曲赛马会场四周，直至连成一片蔚为壮观的“城市”。物资交流，文艺汇演，各种民间体育如拔河、跳远、抱石头等活动的举行令这座城市实有其名。

正式比赛之时，虔诚的骑手们都要先绕着巨大的焚香台转圈以示敬意，接受德高望重的喇嘛的祝福。这可以看作是英姿勃发的骑手和披红挂彩装扮一新的参赛马匹的亮相。赛马道两侧观众的呐喊与喝彩声，在催马疾驰之中轰天彻地似的响成一片，不绝于耳。

赛马节赛程长短不一，多在十公里左右。按选手年龄还分有儿童、成人等种类，按比赛内容则分为马上射箭、打靶、竞技、短道冲刺、马上拾哈达、献青稞酒等，有时还包括有类似于盛装舞步的走马赛。那曲乃至整个藏区的赛马并无严格划一的裁判制度，形式较为自由，带有浓厚的表演意味。但夺冠马的名字却会迅速传遍草原，名声甚至远远超出其主人。这些以“世界之星”“黑色闪电”“草原雄鹰”等命名的宝贝一样的骏马因夺得好的名次而进入故事与传奇，供人传颂。身负夺冠重望的赛马早在冬季来临之前便进入调养，赛手们奉以最精的饲料，不惜天天给马沐身打理，百般呵护之至。往往一匹好马可以牵动一家甚至一个乡村的人们为之幸福地忙碌。

古老而又享有盛誉的那曲赛马节是藏北无以替代的旅游观光项目。选择夏季游西藏的游客切不可错过。那曲、安多一带是最能体验藏北牧民生活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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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血宝马

中国对“汗血马”的最早记录是在2100年前的西汉。汉初白登之战时，汉高祖刘邦率30万大军被匈奴骑兵所困，凶悍勇猛的匈奴骑兵给汉高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而当时，汗血宝马正是匈奴骑兵的重要坐骑。

汉武帝元景四年（前112）秋，有个名叫“暴利长”的敦煌囚徒，在当地捕得一匹汗血宝马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得到此马后,欣喜若狂,称其为“天马”。并作歌咏之,歌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仅有一匹千里马不能改变国内马的品质，为夺取大量“汗血马”，西汉政权与当时西域的大宛国发生过两次血腥战争。

斗牛节——苗侗族的体育盛会

云南的苗、侗等民族长期以来用牛耕作，与牛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形成了对牛的崇拜心理。至今保留着一种古老而有趣的节日——斗牛节。

斗牛，传说中是一种虬龙，据《宸垣识略》载：“西内海子中有斗牛……遇阴雨作云雾，常蜿蜒道路旁及金鳌玉栋坊之上。”传说斗牛是一种兴云作雨，镇火防灾的吉祥物。金秋之后，村民为了感谢牛为农家犁田、耙田，使村里五谷丰登，便以斗牛的方式表达自己爱牛、敬牛、崇拜牛的特性，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了解、团结，增进友谊，丰富业余文化生活。

云南省很多苗家山寨都有一个盛大的斗牛节日，它是苗族最大的喜庆节日。斗牛会场一般设在四周有茂密森林的平坦草地上。届时，苗家山寨人民穿上节日盛装，唱着山歌，牵着条条斗牛蜂拥而来。

斗牛开始，人们把参加比武的牛一齐放进斗牛场，顿时，几十条斗牛狂怒互相挑战，寻找对手，互相顶斗，斗败者拔腿就跑，胜者紧紧猛追，直到败者逃出战场，逃入人群，胜者又才返回斗场内再次寻找对手。第一回合的失败者都逃走了，胜者间又一次展开恶战，失败者又逃走。第三轮胜利者之间又展开格斗，直到最后剩下一对。这是斗牛中最精彩的决斗，此时两牛实力相当，一个回合比一个回合更凶猛，恶战一次比一次更激烈，有的一直斗数小时不分胜负。这不仅是比力气的决斗，也是比斗技的决斗，它们互相寻找对方薄弱处和致命处，勇猛冲杀，两对牛角互相碰击，震耳欲聋。有时它们头顶头，相持数十分钟，肌肉崩得几乎要爆裂；有时格斗直到日落，直至其中一条牛败下阵来逃走方休。得胜者昂首在场中，主持人给它戴上大红花，由它的主人牵着绕场一圈，观众纷纷喂给它染红的鸡蛋和节日的饭菜，向它身上撒去无数的鲜花。

晚上，人们就在斗牛场上燃起篝火，青年男子吹起芦笙，姑娘们翩翩起舞，老年人讲说着古老的传说故事，人们通宵达旦地欢庆着。

侗族“斗牛”盛行于黎平、榕江、从江、锦屏等地。每个村寨都饲养有专供比赛用的“打牛”（均为水牯牛，称“水牛王”）。“牛王”的圈多建在鼓楼附近，干净通风，号称“牛宫”。

牛王不事生产，有专人割草送水拌料伺候，还要时常供给猪油、蜂蜜、米酒等食物。牛王膘肥体壮，犄角粗大尖利。每头牛王还都冠有响亮的名字，如“猛虎王”“霹雳王”“春雷王”等。

每年农历二月与八月的亥日是侗族的斗牛节。节前年青人吹着芦笙到其他村寨去“送约”，邀请对手。“送约”之后，便来到“牛宫”前吹奏芦笙，敬祭三日，谓之替牛“养心”。斗牛场地多选在四面环山，可容纳万人以上的山谷或坪坝中，也有的在专用“打牛塘”（水塘）中进行。到了节期，斗牛场周围，人山人海，彩旗招展，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正式比赛前，参赛的“牛王”在欢声笑语和芦笙乐曲的伴奏下，开始“踩场”。一青年手举写有“牛王”名字的“马牌”（60余厘米见方的木牌）走在前面，昂首挺胸，“牛”气十足。“马牌”后紧跟举着木制“兵器”的卫队和鼓乐队。“牛王”犄角上镶佩铮亮的铁套，头披红缎，背“双龙抢宝”牛王塔，塔上插有4面令旗和两根长长的野鸡翎，像古代的将军一样威风凛凛。牛脖上还挂着一串铜铃，叮当作响。“踩场”结束后，牛王退场。三声铁炮骤响，笙鼓齐鸣，斗牛正式开始，牛倌将燃着的火扔到“牛王”前边，放开手中缰绳，两牛便打斗到一起，观众齐声呐喊，为之加油助威。到了预定时间，两牛仍打得难解难分时，双方即用绳索套住牛后腿拉开，是为“平局”。此活动不为输赢，只为庆贺风调雨顺，人畜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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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斗牛

黔东南的许多村寨，每年择期或在重要节日举行斗牛比赛（当地俗称“牛打架”）。斗牛之牛，都是专门精心饲养的，不从事耕地、拉车、推磨等劳作，均为雄性水牛，分为宽角、窄角两个级别。斗牛赛制，先为淘汰赛，决斗时改为单循环赛，最后胜出者为年度牛王。斗牛场面十分惨烈，动人心魄，观众少则数百，多则数万。侗族人民还在斗牛比赛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名为古式斗牛的舞蹈。

我国回族也有斗牛的传统项目。表演开始，斗牛者着紫红色披风，上身着单肩坎肩，右侧胸、臂裸露，下身穿黑色灯笼裤。一头壮黄牛被牵进场来，斗牛者脱去披风，开始挑逗黄牛，用鞭抽打，使它发怒。黄牛红眼冲来，斗牛者挺身迎上，顺势抓住牛角，和它来往格斗，使牛体力消耗，然后使出绝招，用力将牛摔倒在地。

刁羊——哈萨克族体育项目

刁羊是哈萨克族的一项传统体育运动，多在节日或是喜庆日子里举行。它既是力量的较量，又是智慧的竞赛；既比勇敢，又赛骑术，深受哈萨克族人民的喜爱。

刁羊是我国西北部牧区少数民族——哈萨克族特的一项传统体育运动，参加者既需要有强健的体魄、娴熟的马术，还需要有勇敢的精神。剽悍的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常年放牧在大草原上，尤其是转场的时候，为了保护畜群，经常要同恶劣的天气、凶猛的禽兽顽强搏斗，在暴风雪中寻找失散的牲畜。他们一边应付紧急情况，一边把百十斤重的羊俯身提上马背，驮回畜群。久而久之，这种别具一格的技艺演变为精彩激烈的刁羊大赛。

刁羊活动对抗性强，争夺激烈，又集勇猛、顽强、机智于一体。比赛场面盛大，扣人心弦。刁羊比赛一般分为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分组刁。被刁的羊要预先割掉头，扒掉内脏，放在场地中间。参赛者10人左右为一组。主持者一声令下，两队骑手急驰而去，马快且马术好的就把羊抄起来提着夹在蹬带下或驮着不住地奔跑，其他人追赶抢夺。经过反复的争夺，当某队最后把羊放到指定地点时，就算获胜。每队都有冲群刁羊、掩护驮遁和追赶阻挡等分工，而且讲究战略战术。队友一旦夺得羊，其他同伴有的前拽缰绳，有的后抽马背，前拉后推，左右护卫才能冲出重围。它既需个人娴熟的技巧，又要集体的密切配合。

第二种是两人单刁。每对派出两个代表将羊抄起开始抢夺，或者由另一个人拿起羊，让这两个代表去抢，听到号令后开始刁羊。两个人在马上奋力拉扯争夺，谁最后夺到羊，谁就为胜。

第三种是群刁，就是骑手们不分队，多人策马争夺，谁最后夺到羊，并放到指定地点谁就为胜。

哈萨克族刁羊，用的是山羊，两岁左右。在刁羊比赛开始前，他们把山羊宰杀后，割去头部，扎紧食道，取出内脏，有的还放在水中浸泡或往羊肚里灌水。这样比较坚韧，不易扯烂。

最早是各部落推出选手参赛，以选手胜负，卜算部落吉凶，后来，此项活动成为挑选兵丁测试和训练的项目，进而演化为群众性的体育竞技活动。现在则成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每逢这样的时候，哈萨克族同胞都要在牧区、草原举行激烈的马背竞技活动。

当马跑到最后一圈胜负已定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骑马跑向获胜者，牵住他的马缰，高呼获胜选手的部落名称。“有了好骑手，骏马生双翼。”优胜的马匹总是受到赞扬，被誉为“拜盖阿特”，意思是最好的马；优秀的刁羊手是受尊敬的，会得到十分丰厚的奖赏，被誉为“草原上的雄鹰”。为了鼓励跑完全程的小选手，最后一名也会获得纪念奖。

刁羊活动一般在夏季举行，为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锡伯、维吾尔族等民族所喜爱，近几年来，逐渐有妇女参加。总之，刁羊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传统体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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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

哈萨克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人口约1600万，主要分布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使用哈萨克语。

哈萨克族拥有丰富灿烂的游牧文化，哈萨克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文学包括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后者的地位十分重要。牧民们在相互交流与联系中，将不同部落的杰出口头民间文学加以传承和发展，使之日益丰富。据统计，哈萨克族约有200多部长诗，代表作如《英雄塔尔根》《阿勒帕米斯》等。史诗有《萨里海与萨曼》《阿尔卡勒克英雄》等。哈萨克族工艺美术丰富多彩。妇女会制作毡房、毛制品和服饰。金银、玉石制作的各种装饰造型艺术也非常发达。哈萨克族是爱好音乐，能歌善舞的民族，音乐与舞蹈文化也非常兴盛。

抛绣球——壮族体育运动

一只绣球记录了壮乡千百年历史，引出了无数诗画般美好的传说。千百年后的今天，抛绣球仍然被壮乡人完整地传承下来，成为壮族人民的传统体育活动。

抛绣球是壮族人喜闻乐见的一项传统体育项目。它的历史悠久，最早记载于2000年前绘制的花山壁画上，但当时用的是在狩猎中的兵器青铜铸制“飞砣”，后来，人们把飞砣改成绣花布囊，互相抛接娱乐。随着历史的发展，抛绣球逐渐演变成为壮族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方式。

绣球为圆形，布面，绣有花鸟，内装木棉花或豆、米等，四角缀以彩色布带，供手握抛掷。每年春节、三月三、中秋节等传统佳节，壮族人民都要举行歌圩。男女青年相邀聚集在田间、河畔，他们分成男女两方，拉开适当距离，互相引吭高歌，用歌声来表达问候、增进了解，歌词内容广泛，涉及理想、情操、农事等。对歌有问有答，丝丝入扣，如果姑娘对哪位小伙子中意就把绣球向意中人抛去；如果小伙子看上了这位姑娘，就在绣球上系上自己的小礼物，回赠女方，馈赠愈重说明小伙子对姑娘的情意愈深。姑娘接住小伙子的礼物时，若收下，就说明她接受了小伙子的追求。

还有一种方式是在比赛场上竖一根3丈高的木杆，上有一块方板，中间开10厘米大小的洞口作为投掷目标。参赛者手持飘带将绣球抢起旋转，看准目标后掷出，投中过孔者为胜。

现在，抛绣球作为正式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比赛项目，它要求有专门的比赛用球和比赛场地。抛绣球比赛要求有两名参赛队，每个参赛队分别由五名男女队员组成，比赛分上下半场，每半场20分钟。比赛时，将绣球抛过杆上直径为1米的彩环就可得分，得分最多的球队即胜出。

比赛时由裁判长带领比赛的运动员与裁判员认识，由裁判员发给运动员绣球，队员分别站在两边的投球区内，待裁判员、运动员做好准备，裁判长鸣笛开始比赛。运动员投圈后飞快捡起自己专用的球反向投圈。中圈一次得1分，如果投球时运动员踩到控制线、越出投球区或拿别人的球投，一次扣1分。

抛绣球比赛是在无防守、无进攻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要抛过规定的高度，运动员除了具有很好的个人技术之外，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准确的判断力。抛绣球时通过手握提绳转腕，使球获得一定的初速，速度由慢到快，当达到最快的匀速状态时，手臂大绕环一周，顺着球的惯性，根据自身与木杆间的距离、位置，选择合适的出手角度，伸臂，抖腕，送球出手，绣球只有获得合适的速度及角度才能以抛物线的轨迹，顺利准确地穿过所设置的彩环。

抛绣球作为壮族人民的传统体育活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实用性和趣味性，无形中增强了此项目的吸引力。抛绣球技术动作简单，易于掌握，它能促进人们的友谊，起到以球传情、以球传神的作用，其中的奥秘不可言喻，只有加入这项活动才能体会到它的魅力。

抛绣球不但具有社交娱乐的作用，而且能锻炼人的体力、意志，提高人的灵敏性和身体素质，还能培养果断、坚毅、自信和积极向上的高尚品质和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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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球之乡——旧州

旧州，古名那签，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城南9公里处。这里历史悠久，山水如画，具有浓郁的壮族风情，人们把旧州称为绣球街，这是因旧州自古以来以制作绣球闻名于世，素有“壮族活的博物馆”之称。旧州街有500多户人家，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绣球，其绣球以结构独特，选料讲究，且全部手工制作，小巧玲珑，色彩鲜艳，堪称广西绣球之上品。过去绣球是壮族男女青年相爱传承的信物，改革开放以来，旧州街群众把绣球作为旅游工艺品推向市场，使绣球随着游客飘洋过海，产品远销欧美各国。

跳板——朝鲜族体育运动

跳板作为一种体育竞技游戏，是朝鲜族妇女普遍喜爱的游戏之一，历史悠久，一般在元宵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节庆时举行。

传说古代朝鲜妇女受封建伦理道德束缚，整天闷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不准出大门。为了看看院外的世界，她们只好在院内墙根处支起跳板腾空跃身，偷看院外的风光。还有一种说法是，古时有两个男子无辜被囚，他们的妻子为了能看到高墙内牢狱中的丈夫，便想出利用跳板将人抛向空中的办法。这种传说表现了人们反封建、争自由的美好愿望。

朝鲜族妇女特别喜爱以蹬跳为特征的全身性运动游戏，流传于吉林、黑龙江、辽宁等省朝鲜族聚居地区的跳板运动，多在元宵、端午和中秋等节日举行。伴随着有节奏的踏跳，身着彩裙的朝鲜族少女，优美地在空中表演旋转、空翻等各种动作。这个传统娱乐活动后来发展为朝鲜族运动会的一个主要体育比赛项目。

跳板运动的跳板长5.5米、宽35—40厘米、厚5—6厘米，大多用木质坚硬又极具弹性的柳木板制成。跳板中央的下面放一“板垫”，使木板两端可以上下活动。“板垫”多用稻草捆，用草袋装满土亦可，高度以30厘米为宜。跳板中间有一个支点，跳时两人分别站在两端，轮流起跳，利用跳板的反弹力把自己和对方弹向空中。这样反复地一起一伏，奋力向上跃起，不断增加腾空的高度并做出各种花样动作。跳板靠两人协调合作，有时边跳边唱，一人唱，一人和。

跳板的跳法也多种多样，有腾空而起，翻滚而下的动作；有跃身曲体，双腿伸开，落地垂直的动作；有挺胸展臂，双腿叉开，落地合拢的姿态。跳板靠两个人的协调合作进行。

跳板比赛有比抽线拉高和比表演技巧两种。抽线是在规定时间内，以腾空者将系在脚脖上的线抽拉出来的长度定胜负。表演有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自选动作可手持扇子、圈、花环等进行，由裁判员按其所做动作的难度、完成的质量及姿势优美的程度来评定分数。而表演，则要看高度，空中的动作、姿态和技巧。能做出空翻跳、跳藤圈、舞花环、挥彩带等惊险、高难度而又优美动作者常能受到众人的赞赏，赢得比赛的胜利。裁判员一般二至四人，删去最高最低分，取其中间平均数。

跳板运动是一种健康的传统体育运动，历来深受朝鲜族人民的喜爱，参加跳板活动不但需要胆量，而且需要智慧和技能。观看跳板活动则会令人赏心悦目，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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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族民族体育

朝鲜族人民热爱体育运动。除了其特色运动跳板外，还有摔跤、荡秋千、踢足球、铁连极、顶瓮竞走等运动。其中铁连极是朝鲜民族的武术运动，有500年以上的历史，武术套路以器械为主，其中“铁连极”为著名器械。在一根齐肩高的棍端，有一圆环，环上套连着三根并列成放射状的短节，长度尺余，舞动起来双手握棍，风格勇猛，控制范围大，有砸、抡、扫、缠、盖、架、格等技法，配合多种身形，异常精彩。顶瓮竞走是朝鲜族传统体育活动，主要流行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常在劳动之余举行，参加者均为女子。比赛开始前，参加者先头顶一盛有10斤水的瓦瓮，站在出发线上，裁判员发令后，即快步疾走，每次赛程为100米或200米。走时，以瓦瓮不倒、水不溅出和最先到达终点者为胜。

达瓦孜——维吾尔族绝技

达瓦孜是维吾尔语，达是悬空的意思，瓦孜是嗜好做某件事的人。达瓦孜这个名字既指“高空走绳”这门艺术，又指从事这门艺术的人。

高空走大绳这项活动在中国由来已久。中国的史籍上和各朝各代的出土文物都有大量走绳的记载和佐证。汉墓中出土的画像砖、唐人的记述、宋人的笔记、明清的文献上都可以看到“走索”“高绠”“蹬绳”“踏索”“踩软绳”等。这种记载描述通常分为两类：一种绳上艺人的表演不举平衡杆，绳上的技巧也不复杂，而且大部分是女性表演。另一类则艺人举平衡杆，从绳子在地面上的末段上绳，绳上技巧变化多端。

达瓦孜不同于普通的走大绳，它的历史也颇具传奇色彩。最早的记载出现在《突厥语大词典》，这本书成书于1072—1074年。

这种活动形式之所以流传于世，是来自一个传说。古时候，维吾尔人民居住的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妖魔，它从空中来去，残害百姓，黎民叫苦不迭。这时，有一位英武少年，见义勇为，他在平地竖起一根30米高的木杆，用一根长约60米的绳索从木杆顶端连接地面，然后踩升而上，与妖魔搏斗，终于将其杀死，为百姓除了大害。从此，高空走绳就流传并发展起来，成为维吾尔族的娱乐形式。

“达瓦孜”表演多在喜庆节日期间举行，高空走绳表演惊心动魄，兼有体育和杂技的双重特点。它的表演场地独特有趣，多在露天进行，首先选择一个空旷的广场，表演之前，先要在运动场上栽上20余米高的木杆，中间隔开距离，再用一根长约60米、手腕粗细的麻绳，一端系在木杆顶，另一端系在埋入地下的木桩上，通过各个木杆的顶端，把大绳绷紧，形成一个由低向高坡度不同的直线。

达瓦孜表演其特点是把多种多样的杂耍技艺搬到数十米高空的绳索或钢丝上演练。男女青年“达瓦孜”个个身手不凡，在新疆民族鼓乐的伴奏下，踏着轻快的步伐，直通高杆的顶端，不系任何保险带，只是手持长约6米的平衡杆用以保持身体平衡。在行进中，还要在绳索上做各种表演，时而侧身、时而倒退、前后走动、盘腿端坐、蒙上眼睛行走、脚下踩着碟子行走、飞身跳跃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技艺，并可以表演高空坠人、踩碟走绳等惊险动作，整个表演非常惊险。

传统的达瓦孜艺人是赤脚表演，靠脚上常年走出来的茧子和绳子接触的感觉掌握平衡。在绳上，达瓦孜艺人不仅可以表演前进、后退、蹦绳等简单的技巧，还可以表演蒙眼走、盘腿坐绳、骑绳等高级技巧。有的时候，他们还故意假装单脚或者双脚踩空，像是要摔下来，却在下落的瞬间，双腿夹绳，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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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的难题

达瓦孜历史悠久，技艺独特，在高空杂技节目中独树一帜，深受观众欢迎，在中亚、日本、法国等地也广为人知，影响深远。但是，目前达瓦孜技艺的传承出现困难，高难度、高危险的表演要求从艺者具备极强的身体平衡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因此即使是有兴趣学习者也往往难以达到项目既定要求，由此造成达瓦孜传人难觅的状况。再加上现代文艺娱乐活动的冲击，达瓦孜的演出市场近于萎缩，这一古老杂技艺术日益陷入濒危局面。

目前新疆吾守尔家族是仅存的一个达瓦孜家族，他们从事达瓦孜表演已经有430多年的历史，作为家族的第六代传人，阿迪力用他的勇气和信念延续了这种艺术文化活动和达瓦孜精神。

珍珠球——满族的篮球

满族珍珠球是一项源自满族生产劳动的传统体育娱乐活动，玩法与篮球类似，现已成为第二批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满族珍珠球原名采珍珠，满语为尼楚赫，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远在清太祖时期，满族青年男女在河水中采珍珠，劳作、丰收之际，在陆地上用“绣球”比作大颗珍珠，把满族的渔猎生活演化成至今的珍珠球竞技。这是一项集体项目的竞技，双方各寓意珍珠精和采珠人，以得分多少决定胜负。该项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满族人民从渔猎生活到农牧生活的演进过程。

据史学家考证，牡丹江流域是满族先民肃慎族的发祥地，在古代，满族先民在牡丹江里经常采珍珠。在满族人的心里，珍珠是光明和幸福的象征，是稀世珍宝。据满族老人讲，捞珍珠要由两个人配合完成。一个人站在岸边把一根长杆插向河底，用力顶着；另一个人顺着杆子潜入水中，左手抓着杆子，用右手去捞河蚌。

据《宁古塔纪略》中记载，牡丹江一带出河蚌、珍珠极多。特别是在牡丹江西岸的海浪镇伊兰岗村一带。宁古塔的珍珠个大，色泽晶莹且有一个月牙图案，多被清朝官员镶嵌在顶戴和衣服上。在不断的生产活动中，满族先民便在劳作之余发明了模仿生产活动的儿童游戏和体育活动——“采珍珠”，即后世的“珍珠球”。

最初的珍珠球是在水中进行的，是满族先民象征性地捕捞河蚌的竞赛，用绣球代表珍珠往筐里投，两名青年各执两片大河蚌壳，阻止对手将珍珠投入篮中，投中多者获胜。后来才从水上转到陆地，在康乾盛世时期，从八旗官兵到寻常百姓，珍珠球活动开展得相当广泛。

珍珠球的比赛场地是一个长方形的坚实平地，场地长28米，宽15米，场地四边用线条标出的界线为白色，线宽5厘米。场地内设水区、限制区、封锁区、隔离区及得分区，各区用颜色显示。

珍珠球的外壳用皮革或橡胶制成，内装球胆，表面为白色。球拍为蛤蚌壳形状，用具有韧性的树脂材料制成，颜色与蛤蚌壳颜色相仿。抄网兜口为圆形，网兜用细绳制成。

珍珠球竞赛分上下两个半场，每半场20分钟，中间休息10分钟。每场比赛由两个队参加，每队上场7名队员，水区内双方各有4名队员负责进攻和防守。进攻者可将球向任何方向传、拍、运、滚，目的是向抄网投球并得分。封锁区内双方各有两名持拍的队员，用封、挡、夹、按等技术动作阻挡进攻队员向抄网投球。每队有1名抄网队员，在得分区内活动，用抄网抄本方队员投来的球。抄中一个球得一分，累计抄球多的队为胜。

珍珠球是一项具有激烈的对抗性、高度的技巧性、严密的组织性和丰富的趣味性的运动。以跑、跳、投、传为主的珍珠球活动，在康乾时期开展得最为广泛，至少比篮球运动早200年。到了晚清，列强入侵，内外交困，民族体育日渐衰败，珍珠球活动也几乎到了失传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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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体育舞蹈

满族人能歌善舞，集体性质的体育舞蹈非常发达。比较出名的有隆兴舞、秧歌舞、莽式舞、腰铃舞、庆隆舞、大五魁舞、单鼓腰铃等。满族的舞蹈多由狩猎、战斗的动作演变而来。如隆兴舞，要选一些身体强壮的人，穿豹皮唱满族歌，伴以箫鼓。舞者一半人扮作虎、豹等兽，一半人骑假马追射，称作“隆庆舞”。逢喜庆宴会，主、客男女轮番起舞，举一袖于额，后一袖为背，盘旋进退，一人唱歌，大家呼“空齐”相合。秧歌舞多于上元夜表演，舞者十数人或数十人不等。表演者各持尺把长两圆木，边击边对舞。莽式舞分男莽式和女莽式。跳莽式必有歌唱和，一人领唱，众人以“空齐”之声相和，加强节奏，故也有人称之为莽式空齐舞。腰铃舞由数名腰系铜铃男子表演。表演时打着响板，扭动腰铃，使板声、铃声相和。庆隆舞是在丰收年景和庆祝大典中进行的一种场面性舞蹈，是清朝宫廷舞蹈中最具满族特点的舞蹈，留有民间舞蹈的深刻痕迹。舞蹈规模颇大，包括乐器伴奏多达百人。大五魁舞源于满族早期的猎生活，多于丰收、猎归来时表演。该舞蹈由五人分别头戴虎、豹、熊、鹿、的面具做拟兽的跑跳动作，欢快有趣。单鼓腰铃系艺人们口头的称呼，亦称“打单鼓子”，是一种腰缠许多小铃而舞的祭舞蹈。

波依阔——达斡尔族的曲棍球

达斡尔族史称“打虎儿”“达乌尔”。17世纪以前，达斡尔族已在黑龙江北岸结成村落，聚族而居，是当地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民族。

17世纪中叶，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江北的达斡尔族被迫南迁，初至嫩江流域，后因清政府征调青壮年驻防东北和新疆边境城镇，才形成了现在的分布状况。达斡尔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本民族文字，现在达斡尔族基本上通晓汉语和汉文，与蒙古族杂居的达斡尔族，大部分通晓蒙古族语。达斡尔族民间体育项目很多，曲棍球、颈力比赛、摔跤、射箭、拉棍、放爬犁、棒打兔、滑雪和围鹿棋等都是达斡尔族民间常见的体育项目。其中以曲棍球运动最具代表性和竞争力。

达斡尔人的曲棍球运动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早在辽代，达斡尔人的祖先——契丹人中就曾盛行与现代曲棍球十分相似的一种体育运动。在北方各民族中，只有达斡尔人保留发展祖先的曲棍球项目。千百年后的今天，曲棍球运动在达斡尔族中广为流行，而且有了新的发展。每逢节日和婚嫁喜庆之日，青年人都要组成球队进行曲棍球比赛。

达斡尔族语称曲棍球为“波列”，称曲棍为“波依阔”。一般用“波依阔”代表曲棍球运动，是达斡尔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的体育项目和最受人喜爱的传统体育活动。

曲棍球在达斡尔族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数百年前便开始流传于达斡尔族民间。据考证，早在辽代契丹人中曾十分盛行。

特别是在近几十年来，曲棍球这项体育活动，已经是达斡尔族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群众性体育活动了。所以，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已被大家公认为我国的“曲棍球之乡”了。

民间现在使用的曲棍球有三种，而三种曲棍球各有各的不同用处。小孩玩的是软球，用牛毛沾上水手工团成，具有重量轻、有弹性的特点，不致使小孩在玩球时受到伤害；成人玩的曲棍球是硬球，用杏树根块削成，有坚硬、耐打的特点，多用于比赛；还有一种曲棍球，是将杏树根块掏空，在上面钻数目不等的小孔，填以油质或将球浸泡在油里，是专门为夜间比赛或表演使用的。

用油浸过的曲棍球，在使用前要先把曲棍球点燃，成为一个火球，在双方争打中，火球在场上飞来飞去，犹如游龙戏珠，景象非常壮观。

曲棍球的比赛场地大小与足球场地相似，球场两边分别竖起两根柱子作为门框；参赛双方各为11人，1人守门，2人后卫，其余队员负责进攻。

比赛时，选手用一根带拐弯的木棍运球、传球和击球，将球射入对方大门得分，以得分多少分胜负。

现代曲棍球与我国达尔族民间波列的比赛规则、参赛双方的阵容都十分相似，所以现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已把曲棍球列为当地民间体育活动的重点项目，1972年便成立了旗曲棍球队，并列为正式竞赛项目。中小学体育课程也将曲棍球运动列为教学内容。

十多年来，达斡尔族曲棍球的技术不断提高，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运动员。其间由莫力达瓦运动员组成的内蒙古曲棍球队，曾蝉联三届全国冠军，先后有28人次的达斡尔族运动员，代表我国到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进行过访问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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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人的体育活动

达斡尔人拥有历史悠久的渔猎文化，造就了他们独具特色的民间体育，与民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体育活动，强化了达斡尔人的彪悍性格。在达斡尔族民间体育活动中，有适应狩猎生产和抵御外来敌人的武装斗争需要而兴起的射箭运动；有摔跤、扳棍、颈力赛等极为普及的体育活动。

狩猎业曾经是达斡尔族最古老、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达斡尔人积累了许多狩猎方面的知识与经验，如下套子、设陷阱、放地箭、打围、鹰猎等等。

20世纪初，在燧发枪和现代步枪等武器传入达斡尔族地区之前，弓箭和扎枪是他们狩猎的最主要工具。这些工具原始、简陋，命中率不高。为了保证人身安全、提高狩猎生产的效率，达斡尔人便逐渐摸索，形成了众人集体围猎，即“打围”的狩猎方式。这种方式多以“哈拉”（氏族）为单位，由一名经验丰富的“阿围达”（围猎长）统一指挥进行。具体方法就是参加围猎的众人按圆形分布，把预定的猎场包围后，慢慢搜索前进，逐渐缩小包围圈，最后将被围困的貂、狍、鹿、野猪等动物射杀。

竹杵舞——高山族的体育运动

早在1700多年前，木杵就与木鼓一起被高山族先民用于集会号召。高山族人民舂捣稻谷时，木杵碰击石板发出如钟似磬的铿锵音响，最终演变成一种体育活动。

勤劳质朴的高山族人民，居住在景色秀丽的台湾岛，这里有碧波荡漾的日月潭，有云雾缭绕的阿里山，山川清秀，风光多姿。高山族有着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不论男女老少都能歌善舞。

乐杵是由原来的一种舂米劳动工具——木杵发展演变而成的。臼有木臼和石臼两种。用木杵撞击石臼或木臼，其间的稻谷则脱粟成米。

在日月潭南岸的高山族邵部族地区，人们舂捣稻谷时，常在屋内地上挖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洞穴，穴底放置一块较厚的硬石盘，石盘上放稻谷(平埔部族放于石臼内)，数名姑娘或妇女站立四周，各持约两米长的木杵舂米，一边舂米，一边唱起曲调悠扬的“杵歌”。

台湾宜兰县苏澳镇南澳乡泰雅部族的杵歌，实际上是一首舂米号子。木杵还在高山族祭典中使用，雅美部族的丰年祭中，妇女们以杵击臼作为礼仪，这种击杵只有节奏而无曲调，一边击杵一边唱丰年祭歌，以此来祭祀和庆祝丰收。赛夏部族有迎灵仪式，由祭司带领众人肃立唱迎灵歌，届时将臼倒放滚出屋外，一童女将谷倒入臼中用杵舂谷，歌毕舂也止。

竹杵舞是流行于竹乡文化古镇贡川的一种热情奔放、韵味淳厚的民间舞蹈。关于“竹杵舞”的来历，则与一个流传在当地民间的古老故事有关。相传在远古时代，在这里生活的竹农经常受到邻近部落的侵扰，他们之间经常会发生战斗。有一次，他们的族长姜七公战败，被敌人重重围困于茂密的竹林中，难以脱身。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紧急情况下，姜七公与他的部下决定点燃竹林，与敌人同归于尽。大火燃起，竹子爆裂，发出噼噼啪啪的炸响，围困的敌人看到烟雾腾起，响声阵阵，以为姜七公在施展什么妖术，于是慌忙撤退，姜七公和他的部下遂得以生还。在家的妇女们忙舂米做糍粑，祝贺胜利。姜七公认为是祖先神明附体于竹林，才解救了大家，于是就告知族人世世代代勿忘竹子的救命之恩。此后，贡川的村村户户，每逢添丁、婚嫁、寿辰等吉日时，都要打糍粑，互祝吉祥，种上一棵翠竹，以示纪念。

种竹的那一天，人们欢天喜地，载歌载舞，双手持竹杵环臼而立边舂边唱，由慢到快。后来，逐渐发展成具有强烈劳动气息和浓厚民族风格的表演性歌舞。八九人持杵围臼、且歌且舞。在臼边挂上竹筒，不时地用杵去敲击。时而整齐地集体舂击，时而交替舂击；忽而后退，忽而聚拢；或以足踏地，或左右摆动。随着身上佩戴的铜铃、彩贝的铮铮作响，丰富的节奏、音响与婉转的杵歌在竹林飘曳，抑扬顿挫，富有神韵，充满了诗情画意。而在宁静的月夜里，男女青年一边有节奏地杵粟，一边和歌以表达爱慕之情，恋人之间炽热的情感在柔和的月光下，在节奏分明的杵声中融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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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族的民族体育

高山族的民族体育非常丰富，除了竹杵舞，还有刺球、背篓球、荡秋千等运动。刺球又称竿球，是高山族最喜爱的体育运动形式之一，盛行台湾屏东和广东潮州一带，五年举行一次，所以又称“五年节”。刺球所用的球是用粽子皮所做，其中以刺中粽球为吉庆。刺中的越多，越受到族人的敬重，还可能得到姑娘们的垂青。刺球活动多按村落举行，参加者十多人、几十人不等。比赛时由专门的抛球手把粽球抛向空中，由持竿者双手舞动刺竿，以刺中落下的粽球为胜，抛球的数量没有限制。运动结束前，由抛球者把一个插满羽毛的球抛向空中，只要有人刺中了，就宣告结束。

背篓球又称背篓会，是高山族男女青年互通情意的一种形式，流传于台东、花莲一带，参加者都是未婚青年。活动时女青年背着背篓在前面跑，男青年在身后紧相随，一般相距4-5米左右，不断地把象征常青、长寿、吉祥、幸福的槟榔往女青年的背篓里投，投掷者如姑娘中意，便喜笑颜开，徐步不前；反之女青年则侧肩倒出篓中的槟榔，继续往前跑。现在在台湾高山族的学校里也举行这项活动，但已淡化了恋爱的含意，成为一种纯娱乐性的民间体育活动。

第八讲 古代体育名人

秦武王——为举重贡献生命的帝王

秦武王是历史记载的最早因举重而死的君主，他以一国之尊，却喜欢和人角力。史家将他视为不务正业的君主，但是看他治国却也可圈可点，当时秦国正属于上升期。秦武王推崇举重，实际上也是重视军事体育的一个方面。

秦武王（前329—前307），赵氏，嬴姓，名荡，是秦惠文王之子，秦昭王之兄。嬴荡勇武而果断，从小就在秦军中长大。他生得身形高大，健壮魁梧，勇力过人，曾经后秦军将士一起冲锋陷阵，将军们对他的勇略尤其佩服，秦惠文王也对他年少而能赢得将士之心而高兴。前311年，秦惠文王病死，嬴荡即位，史称秦武王，或者秦武烈王、秦悼武王。秦武王喜欢和人比试力气，凡是有勇力者都得到他的提拔和重用。乌获和任鄙是两个闻名于诸侯的大力士，都得到秦武王的重用，被任命为将，随侍左右。

齐国有一个名叫孟贲的人，力大无人可比，曾经赤手空拳打死过一头老虎。有一次，他在山中行走，看到两只抵架的野牛，就进行呵止，但是两头牛并不听他的。一怒之下，孟贲冲上前去，扼住牛角向左右推，居然推得两头牛倒退，从此声名鹊起。他听说秦武王重视有勇力的人，就前去投奔。秦武王验证了他的力气，顿时大喜，当即任命为将，和乌获、任鄙享受一样的待遇。

秦武王即位前，秦惠文王给他留下了一大堆棘手的问题。秦惠文王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君主，生前曾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太子荡出生的时候，他正在发动打通称霸中原之路的战争，因此给儿子起名“荡”，有称霸天下、荡平四海之意。为了解决秦国地狭人少的问题，秦惠文王还出兵蜀中，迫使蜀侯称臣。就在秦惠文王病重的时候，秦国的属地蜀就发生了一场叛乱，叛乱的人正是秦国派往蜀中监国的壮，壮自恃蜀地道路艰险，易守难攻，因此杀掉了蜀侯，拥兵自重，并向秦王讨封，期望获得秦国的认可。他为扩大自己的实力，不断攻打蜀中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苴国遭受攻袭最重。就在秦惠文王准备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他去世了，把一个棘手的问题留给他的儿子秦武王。

苴国是进入蜀中的门户，秦武王抓住壮攻打苴国、苴国向秦国求援的时机，果断出兵。苴国让开剑阁天险，秦军长驱直入，一举消灭了壮的叛乱。此次战斗，若非苴国让开剑阁，秦国的势力很难渗透到蜀中，壮也完全可能自立。则蜀中脱离秦国管辖的危机就会加剧。而秦武王抓住苴国求援这一外交机会，果断出兵，彻底扫除了蜀中的势力，彻底地占据了肥沃富庶的蜀地，显示出其不凡的一面。

前310年，也就是秦武王元年，韩、魏、齐、楚、越等五国以祝贺新君登基为名派出使者，实际上各国都暗怀鬼胎。秦武王亲自接见了各国使臣，并制定了秦国的战略方针。在这次与各国使臣会见之后，秦国与各国达成了密约。首先，秦国与越国达成了夹击楚国的密约，以此制楚。越王勾践灭吴后成为东南大国，国力日益强盛，此时是南方仅次于楚国的第二大国。楚国和越国接壤，摩擦不断，彼此一直都企图吞并对方。而秦国一直想染指中原，则削弱楚国对秦国大大有利，因此两方一拍即合。齐国和秦国距离较远，没有直接利害冲突，但是三晋（韩、赵、魏）历来和齐国争雄，同时三晋也准备借秦君新立，蠢蠢欲动，准备攻秦。因此，秦齐密约，夹击韩魏。

秦武王登基后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稳定和周边国家的关系，防止他们联合攻秦。在秦齐达成密约夹击韩魏的同时，秦武王派遣樗里疾与韩国使臣饮宴，使韩国以为秦国重视他们，以达到麻痹韩国的目的。

不久，秦武王命甘茂出使魏国，和魏国密约伐韩而分其利，魏国从而不干涉秦国出兵。秦国便派遣甘茂为将，后秦武王派遣乌获为将增援甘茂，攻破宜阳，杀敌七万余人。此战韩国元气大伤，派使向秦国求和。

夺取了宜阳，秦国打通了称霸中原之路。秦武王亲自跑到周天子的王宫，看到了象征天下的九鼎。他高兴地举起了象征雍州的“龙文赤鼎”，结果两目出血，右小腿骨被落下的鼎砸断，流血过多，当晚就去世了。秦武王也成为有史可载的第一个因为举重而死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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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士之死

秦武王在周王室观看九鼎的时候，曾经问大力士任鄙能否举起大鼎，任鄙说自己举不起来。秦武王又问孟贲，孟贲说可以试试。并将大鼎抓起，离地半尺。秦武王也要举鼎，任鄙苦苦劝谏，希望他珍重身体。但秦武王不听，结果折断右腿小骨，流血过多而死。后来樗里疾追究责任，将孟贲五马分尸，并灭族；奖励任鄙劝谏之能，升为汉中太守。

养由基——百步穿杨

养由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射箭名手。《吕氏春秋 精通》记载：“养由基射兕，中石，矢乃饮羽，诚乎兕。”意思是说，养由基有一天去射犀牛，误把一块石头当成了牛，一箭射中，只没到箭羽，可见其箭术之神。

养由基，生卒年不详。姬姓，养氏，名由基，一作繇基，春秋时期楚国平舆邑（今安徽临泉）人。养由基不仅箭法精奇，射得非常准，而且力道极大，杀伤力非常强。史载“常蹲甲而射之，贯七札，人称神”。也就是说他的箭能射透七层皮甲，可见力道之大。

楚国有个名叫潘党的人擅长射箭。一天和养由基相约比箭。潘党一连三箭都射中靶心，博得一片喝彩声。养由基说：“射靶心，目标太大了，还是射百步外的柳叶吧!”说罢，他指着百步外的一棵杨柳树，叫人在树上选一片叶子，涂上红色作为靶子。接着，他拉开弓，“嗖”的一声，箭链正好贯穿杨柳叶的中心。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潘党难以置信，亲自选择了三片杨柳叶，在上面做好标记。养由基退到百步之外，一连三箭，分别射中三片标上红色的杨柳叶。顿时喝彩声雷动，潘党也口服心服。养由基也获得了“百步穿杨”之号。

楚庄王时令尹（相当于宰相）子越椒造反，满朝文武惊恐万分。庄王出榜招贤：“如有能胜子越椒者，即封为令尹。”养由基认为楚国能人不少，皆因奸臣当道，埋没了许多人。既然斗贼作乱，自当应招，为民除害，于是揭下招贤榜。庄王见他年少英俊，是个将才，便当面考他。庄王叫他射一只蜻蜓，要活的，不得射中要害。他刚好射掉一片翅翼。庄王满心欢喜。楚国有只白猴十分机灵，没有一个射箭手射得着。庄王叫养由基试一试。养由基背了弓，握着箭去了。箭搭上弓，还未扳开，那白猴就知道这回躲不过了，抱着树身惊恐、绝望地哀叫。养由基扳开弓，一箭射去，就把白猴射了下来。

庄王十分满意，便派养由基去和子越椒决一死战。养由基来到清河桥头（在荆门城西象山东侧），向对方喊道：“斗贼，你一向自夸箭术高超，咱们来比三箭吧！”子越椒喝道：“你是什么人？老鼠居然想舔猫的鼻子！”养由基笑着说：“我是养由基，你的末日来到了！”越椒哈哈大笑：“你这无名小卒，竟敢与你将爷比箭，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养由基说：“你别嘴硬，咱小爷就让你先射三箭！”子越椒喊道：“好小子，有种的不许动，看箭！”嗖的一箭，直朝养由基脑门射来。养由基右手一伸，就把箭接住了。接着飞来第二箭，养由基一伸左手，又接住了。子越椒暗自吃惊，喊道：“有本事的不用手接。”养由基耐着性子答道：“好吧！”说明迟，那时快，子越椒使出平生臂力扳满弓，一箭直向养由基咽喉射来。只见养由基不慌不忙，略一低头，就把这第三支箭衔住了。轮到养由基动手，子越椒脸色刷白，慌慌张张左闪右躲。养由基不觉好笑，“斗贼，我还在试弓哩！看你怕的！”话音未落，一箭正中对方咽喉。从此楚国人称养由基为“养一箭”。

楚共王时期，养由基不断地炫耀射技，并以此为傲。共王很看不惯他的骄傲，就对他说：“射箭不过是小技能，你如此倚恃自己的箭技，终有一天要死在此事上。”养由基就交还了自己的弓箭，不再射箭。楚国和晋国交兵，在鄢陵发生大战，晋国大将魏琦一箭射中了楚共王的眼睛，使楚共王一目失明。楚共王非常生气，对魏琦恨之入骨，拿出两支箭给养由基，说：“你平时自夸箭技，今天我给你两只箭，你给我射中对面敌军的将领。”养由基领命，一箭就将魏琦射死，并将另一支箭归还楚王。从此养由基名震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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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王专注于一事

楚庄王有一次率领诸臣将士们一起去云梦泽打猎，士兵们在山林里敲鼓鸣锣，林间的猎物都被驱赶了出来，山鸡、麂子、鹿、熊四处奔跑。庄王拉弓搭箭，一会儿想射山鸡，一会儿又发现旁边跳出一只麂子，当他对准麂子的时候，又发现草中有一只肥鹿。别人都已经射中了不少，楚王还未开弓。养由基对楚庄王说：“专心射一种动物，则会得到，想射的太多，反而什么也射不到。”庄王认为他说的不仅是打猎，别的也都是此理。于是专心射鹿，结果满载而归！

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

项羽是中国古代的名将，也是著名的大力士，他曾说自己双臂能拔山，单臂能举鼎。其中“霸王扛鼎”是古代最有名的举重典故，他也成为古代最早热衷于举重的名人之一。

项羽（前232—前202），名籍，秦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市）人。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项羽和叔叔项梁一起在会稽举兵反秦。不久，便召集了精兵八千人。项梁自任为会稽守，项羽则任裨将。后来，项梁率领八千人渡过长江，其他起义者纷纷归附，兵力增至六七万人，进驻下邳。项梁采纳范增的建议，在民间找到楚怀王的孙子熊心，立他为楚王，仍号怀王，以争取民心。

前207年，项羽进兵巨鹿，先遣英布等率二万人渡河出击秦军，项羽随后率其余楚军渡河，命令部下渡河后砸碎锅并凿沉船只，后世称之为“破釜沉舟”。此战，项羽九战九胜，楚军以一敌十，大破秦军30万。其他义军望风归附，项羽在辕门召见各路义军的首领时，全都吓得跪行，无一敢仰视。项羽由此成为各路诸侯军队的统帅。

秦朝政权覆灭后，项羽裂土封王。被秦始皇消灭的六国贵族纷纷起兵，项羽不但分封了六国贵族，还分封了一些自己的将军。其中，和他一起起兵的刘邦被封为汉王。刘邦素有大志，封王后并不甘心蜗居汉中。前205年，刘邦联合五路诸侯军队共56万人攻楚，占领项羽的都城彭城。项羽闻讯自齐地率骑兵回救，在彭城大败汉军，汉军损失数十万人，睢水中的尸体甚至堵住了江流，刘邦侥幸逃脱。彭城之战是古代骑兵史上最经典的骑兵奔袭战。

彭城之战后，楚汉两军都无力吞并对方，暂时处于拉锯局面。然而汉军大将韩信所率汉军在黄河以北地区屡胜，另一部大将彭越也率领部众侵扰楚军后方，形势开始对项羽不利。前203年，楚汉议和，平分天下，以鸿沟为界，西归汉，东归楚。项羽率军东归，刘邦不久背约，出兵攻楚。

前202年初，汉军40万大军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包围了粮食不足的项羽军队，项羽力战均不能突破汉军重围。晚上，忽然听到地面都是楚歌声，他惊讶地问道：“难道汉军已占了楚地吗？为何楚人如此之多呢？”他满怀愁绪，在帐中饮酒，一边饮酒一边高声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他的妃子虞姬为之相和，唱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她预知楚军突围，夫君带着自己不便，因此唱完就拔剑自尽了。项羽歌罢，热泪盈眶，将士们无不垂泪。

项羽乘上战马，乘着夜色率领将士突围，天亮后汉军才发现项羽已经突围出去，赶紧追击。项羽军突围后，渡过淮河时身边仅剩下一百余人。前行到阴陵时，他和属下一百余骑迷路了，就向一个老农问路，农人告诉他向左走是大路。结果左边是大沼泽，他们都被陷入泽中，出来的时候已被汉军追上。

项羽引军向东，到达东城的一座山上，只剩下28骑。项羽对追随自己的骑兵说：“我起兵至今已经八年，大小打了七十余杖，杀敌无数，纵横天下。今天我要死了，我为诸君痛快地一战，此战要胜利三次，为诸君冲破包围、斩将、砍旗，让诸位知道是天要亡我，非我不会打仗。”于是，把剩下的骑兵分为四队，相约在山下会合。此时，汉军重重包围，项羽说：“我为诸位杀一将。”大呼冲杀，杀汉军一都尉。赤泉侯杨喜追项羽，项羽大喝一声，杨喜所部尽退，不敢追赶。项羽与骑兵分为三队，汉军不知项羽在哪队，就也分三队包围。项羽飞驰而出，又斩杀一汉将，夺一旗，同时杀近百人。然后，骑兵们和项羽在小山下会合，仅损失两骑。项羽问：“怎么样？”骑兵们恭声答道：“如大王所言。”

然后，骑兵们力战汉军而死。项羽到乌江畔，自刎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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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颜见江东父老

项羽在垓下之战战败，突破重围逃到乌江边上，乌江亭长劝他过江，江东还有千里土地，百万人口。但项羽毕竟是一位情深义重的大英雄，而不是老谋深算的政客，他承担了失败的全部责任，选择了死亡。他对乌江亭长说：“当年起兵，我带领八千江东子弟，如今无一人归来，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他人生的最后，他流露出的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个完美的殉情殉道者。甚至在死之前，他看到来追杀他的“叛徒”吕马童，还呼唤道：“若非吾故人乎？”“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拔剑自刎，成全“故人”拿他的头去向刘邦邀功。

霍去病——足球先生出身的名将

霍去病是中国汉代名将，同时也是一个蹴鞠爱好者。他不但自己踢球，还在军队中倡导踢球，把蹴鞠作为训练士兵，磨砺将士拼搏精神的方式。即便是在深入大漠，进入敌方区域，他也仍然不忘让士兵们蹴鞠锻炼身体。

霍去病（前140—前117），河东平阳人（今山西临汾）。他出生在一个传奇性的家庭。母亲是平阳公主府的女奴卫少儿，父亲是平阳县小吏霍仲孺。这位小吏不敢承认自己跟公主的女奴私通，于是，霍去病只能以私生子的身份降世。

霍去病刚满周岁的时候，他的姨母卫子夫进入了汉武帝的后宫，并且很快被封为夫人，这是一个仅次于皇后的位置。随即，霍去病的两个舅舅卫长君、卫青都被晋为侍中。从此，卫氏家族改变了命运。

卫青声震匈奴，建功立业的同时，霍去病也渐渐地长大了，在舅舅的影响下，他自幼精于骑射，虽然年少，却不屑于像其他王孙公子那样呆在长安城里放纵声色，享受长辈的荫庇。他一直渴望能有杀敌立功的一天。他虽年少位尊，但并不娇纵，为人少言寡语，胆气内藏，敢作敢为。汉武帝刘彻想教他兵法，他答：“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为他建造府邸，他回答：“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霍去病喜欢蹴鞠，常常和长安市中少年儿郎踢球。当时的长安，到处都是踢球的年轻人。霍去病发现蹴鞠有利于锻炼身体，还能够激发人的拼搏精神。元朔六年（前123），未满18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对匈奴作战，武帝遂封他为骠姚校尉随军出征。之后，霍去病率领八百骑兵，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寻找敌人踪迹，结果他“长途奔袭”的战术首战告捷，斩敌二千余人，匈奴单于的两个叔父一个毙命一个被活捉。霍去病等人全身而返。随即，汉武帝封他为“冠军侯”，赞叹他的勇冠三军。

霍去病前后六次出击匈奴，每战皆胜，深得武帝信任。

元狩二年（前121）的春天，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独自率领精兵一万出征匈奴。这就是河西大战。19岁的统帅霍去病不负众望，在千里大漠中闪电奔袭，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迂回战。六天中他转战匈奴五部落，一路猛进，并在皋兰山与匈奴卢侯王、折兰王打了一场硬碰硬的生死战。在此战中，霍去病惨胜，一万精兵仅余3000人。而匈奴更是损失惨重——卢侯王和折兰王都战死，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被俘虏，被杀兵士达8960人，匈奴休屠祭天金人也成了汉军的战利品。在这场血与火的对战之后，汉王朝中再也没有人质疑少年霍去病的统军能力，他成为汉军中军人的楷模、尚武精神的化身。

元狩四年(前119)春，刘彻想彻底消除匈奴的威胁，命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另有步兵和运输部队共几十万人协同进攻匈奴。汉军原计划全部由定襄出发北进，以霍去病攻单于主力。后从俘虏口供中得知单于在东部的错误消息，即改变原来部署，卫青仍出定襄，霍去病则东出代郡。他率部出塞，翻过祁连山，穿越大漠北进2000余里，与左贤王部遭遇，俘获匈奴头王、韩王等3人，将军、相国、都尉等83人，歼敌７万余人，从此，匈奴无力还击远走漠北。

元狩六年（前117），23岁的霍去病病逝。汉武帝闻讯，悲痛万分，举国凭吊。武帝调铁甲军，列队从长安直到茂陵，给他修坟墓，墓的外形像祁连山。至今，霍去病的墓仍然矗立在茂陵旁边，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像，象征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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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球迷

霍去病痴迷足球，史载每次大战结束，他都踢足球为乐。一次战斗非常惨烈，战后辎重几乎无存，史称“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有些士兵因饥饿和伤病连手都举不起来了。但他却从容镇静，甚至“穿域蹴鞠”，可见他对足球的喜欢。

李白——击剑和旅行家

李白是盛唐时期的大诗人，也是一个体育爱好者。他热衷于旅游、登山、狩猎，尤其喜欢击剑。他在《与韩荆州书》中说“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由此可见他15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击剑。他有诗曰“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可知其对击剑的钟爱。

李白（701—762），字太白，汉族，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一带），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4岁时随父亲迁回四川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少年时代的李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活泼好动，喜欢各种体育运动。

少年时代的李白喜欢登山，常去戴天山和道士们谈玄论道，热衷于道士们的养生学。当时著名隐士东岩子住在岷山，李白便向他潜心学习。东岩子喜欢喂鸟儿，长期以来天上飞的鸟儿听到他的呼唤都会飞来进食，他便对这些鸟儿进行驯化，能够指挥它们做出各种动作。绵州刺史听说此事后，亲自来看东岩子的“驭鸟术”，大为惊奇，认为他和李白不是凡俗之人，因此便推荐他们做官，但被他们谢绝了。这一时期，李白还认识了纵横家赵蕤，赵氏著成《长短经》一书，分析天下形势、讲求兴亡治乱之道，对李白影响很大，这也是李白建功立业、喜谈王霸之道的萌芽。二人都落拓不羁，放浪形骸，常常在一起击剑，饮酒高歌。

开元十三年（725），李白仗剑出蜀中，乘舟沿江出三峡，在江陵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对他的人生起到转折性作用的人——司马承祯。此人是天台山的道士，精通于道家经典，一手篆体字写得出神入化，而且擅长写诗，诗风颇为飘逸。正因此，推崇道教的唐朝皇帝都对司马承祯礼遇有加。李白器宇轩昂，宛若玉树临风，很受司马承祯的赞赏，称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通过司马承祯，李白认识了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

离开江陵后，李白游览岳阳，泛舟洞庭湖。这时和他一起出蜀的旅伴吴指南突然病逝，对李白的打击很大。他悲痛万分，将朋友埋在了洞庭之滨，打算南归之后再把好友的灵柩迁葬。离开岳阳后，李白顺江而行到达了六朝古都金陵（今南京），大江滔滔，钟山巍峨，虎踞龙蟠，六朝宫阙直逼云霄。李白兴致很高，诗情大发，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朋友。当他离去之日，吴姬压酒，锦绣子弟相送，惜别时频频举杯畅饮。离开金陵的李白马不停蹄，到了扬州。当时的扬州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非常繁华，李白和新认识的朋友们每日击剑、饮酒、斗鸡、纵马。是年秋天，由于气候的原因，不久李白就病倒了。

病好后李白到了姑苏（今苏州），之后他来往于荆门、江夏、岳阳，并在其间把好友吴指南的尸骨移葬到了江夏，并结识了行融禅师、孟浩然。孟浩然和李白性格颇为相似，疏狂豪放，不拘小节。两人终日纵酒放歌，击剑为乐。这时候的李白，已经减弱了出蜀时候的慷慨大志，隐居在了小寿山的道观，并认识了前宰相许圉师。许圉师非常赏识李白，干脆把女儿嫁给了他。李白娶许氏之后，夫妇二人隐居在白兆山下的桃花岩，过起了隐逸于世外的神仙生活。

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进行狩猎，李白西游长安，上《大猎赋》，唐玄宗第一次知道了李白这个人。不久李白得到贺知章的引荐，同时得到玄宗之妹玉真公主的极力推荐，获得了玄宗皇帝的礼遇。这段时间，李白过了一段安稳的生活，但是并无机会实现他的建功大业，因此异常苦闷。不久因为得罪高力士、杨国忠等权臣，遭受谗言，被赐金还山。

天宝三年（744），离开宫廷的李白颇感自由，到东都洛阳游历，在这里遇到了杜甫，盛唐时代的两位大诗人终于相遇了。这时候的杜甫很不得志，异常苦闷，李白的到来让他非常高兴，二人纵酒放歌，赛马狂欢。离别之时二人相约下次一起游梁宋。当年秋天，他们在梁宋会面，同时还认识了另外一个诗人高适，当时高适也不得志。三人畅游甚欢，吟诗论文，纵谈大势，都为盛唐潜在的危机担忧。

梁宋之游结束后，李白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在游离中度过的。曾短期地进入永王李磷的帷幕，但肃宗皇帝很快登基，李白被当成永王同党流放。后来，遇到赦免还乡。在回归的路上，病逝当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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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白马篇》

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弓摧宜山虎，手接泰山猱。酒后竞风彩，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万战场，匈奴尽波涛。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

徐霞客——登山运动的楷模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为了完成国家使命而不畏艰险、征程万里的勇者智者。300多年前，有一位登山探险家、杰出的散文作家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他就是徐霞客。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明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市）人。中国明代时期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徐霞客家庭富裕，数代都是读书人，可谓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徐有勉耿直狷介，不喜欢同权势交往，喜欢游山玩水。徐霞客受父亲影响，立志游遍祖国山河。

作为一个探险者，徐霞客一生中大部分时光是在祖国的山野林莽间度过的。那时没有现代舟车之便，除了骑马，主要靠步行，尤其西南地区山险、水急、平地少，一天之内的行程主要是跋山涉水。他几乎是用自己的脚步一寸一寸地丈量着祖国的土地，记下极富文学色彩的科学考察日记，可谓体脑并用，辛苦备尝。他一生到达过的著名山岳，粗略统计有东岳泰山、峄山、天台、雁荡、四明山、落迦山（今普陀山）、黄山、武夷山、庐山、嵩山、华山、武当山、罗浮山、盘山、浮盖山、五台山、恒山等等。中国境内，除了青藏高原，东北、西北边境的山他来不及涉足，东、西、南、北、中的许多名山，他全去了，更不用说那些有名无名的岭脉。可以说，现代的中国人，除了参加过万里长征的革命前辈以及登山队员们，像徐霞客那样征服过这样多山岭的人并不多见。

徐霞客51岁时，开始近四年之久的祖国西南万里行。起初带着一位叫静闻的和尚，还有两个仆人。但其中一个仆人出发不久便逃跑了，那位静闻和尚于次年病死在广西南宁。万里征程，他只剩下一个仆人，途中两次遇窃，几乎断了口粮；找不到挑夫时，他就和仆人分挑着行李，且不说日常生活之艰苦。在征服险山恶水时，是九死一生。例如，在广西融县，为寻找一处龙洞，“手足失势”，险些丧生。至于在荒无人烟的山里迷了路更是可怕的事。有一回“怎么也走不出去”，走错了三回，又返回原处找路，往返折腾多次最后才找到路。在云南西部旅行时竟到了断资金、断粮的绝境，只好靠卖自己的衣服来维持一日之餐。即便到了这步田地，还要抓紧时间，“乘晚”去“探剑峰之胜”。最后，连跟了他整整三年形影不离的顾仆，也因忍受不了长期艰苦的生活而逃跑了，这对徐霞客的情绪自然打击甚大，尽管如此，也不能动摇他继续自己事业的决心。

登山是勇敢者的事业，探求者的事业。徐霞客英勇无畏并贯彻着探索的精神。例如，他初次上黄山是在早春二月天，山中积雪未化，没有现代登山队员所用的冰镐，则以杖凿冰开孔，固定自己的位置再前进，起了现代冰镐的作用。他再上黄山，决意征服最险的天都峰。那时上天都峰还没有路，他“从流石蛇行而上，攀草牵棘”，终于登顶。第二天，又征服了黄山最高峰莲花峰。又例如，他在湖南茶陵，打算深入一处溶洞考察，想找一名向导，但当地人没有敢去的，都说这里边有神龙奇鬼，“非符术不能服！”但徐霞客不信神鬼，举起火把，跟自己的仆人一起进洞去，一定要摸清洞里边的真相。村民数十人聚在洞口，没有一个人敢跟着进去。等到徐霞客他们从洞子里出来，村民们无不“额礼称异”。徐霞客感叹地说：“此洞但入处多隘；其中美胜，予所见洞，俱莫及，不知世人何畏入乃尔。”他以实际行动，破除了当地人的神鬼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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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是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明末徐霞客经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详细记录，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卓有成就。

周懒予——棋坛怪杰的传说

周懒予是明末清初最著名的围棋国手之一，他的人生和他的棋局一样充满了谜团。他那无敌于天下的气魄、气定神闲的仪态、恭顺有礼的人品、落拓不羁的个性，就像一个飘渺的神话一样在棋坛上流传，成为永远的传说。

周懒予（约1630—？）名嘉锡，字览予。浙江嘉兴梅里镇人，因其后来名声越来越大，以讹传讹，误将他的名字传为“懒予”。周懒予少年时代非常顽皮，也很聪明。他的祖父周慕松是一个爱好围棋的人，且下得一手好棋。周懒予五六岁的时候，就跟着祖父，看祖父下棋，并已经懂得了攻守应变的方法。

少年时代的周懒予锋芒毕露，多次击败慕名而来的棋手，闻名于郡里。常有达官贵人拿着银子请他与四方来的高手下棋，并以此赌输赢，周懒予每次都获胜，拿所得银两孝敬父母。父母也为有这样一个儿子自豪，从不约束他外出下棋。后来，他又喜欢上看书，文史卜巫诸子百家无所不涉猎，尤其喜欢稗官野史，也就是喜欢看小说。他喜欢看书，但从不误棋。每次和别人下棋，他一手拿着书卷，一手持子对弈，在别人举子思考的时候，他就埋头读书。等对方落子后，他继续下，之后再接着读书。往往一局棋下完，他气定神闲，而对方则汗流浃背。他看小说丝毫不影响下棋，以及对棋局的思考，有时候一局棋过半，他就能告知对方将输几子，待到棋局结束，丝毫不差。

在周懒予之前，过百龄是棋坛霸主，已经未遇敌手大半生，最终遇上了青年才俊周懒予。周懒予出身贫寒，为人十分谦逊，尽管棋艺高超，声名如日中天，但却从不恃才傲物。开始与过百龄这位棋坛的宗师对弈时，他的态度非常恭敬，几次都不肯落子。实际上，晚年的过百龄已非周懒予的对手，周懒予早已看出了彼此的棋力。曾有人不解地问他：“你的棋艺是不是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笑着说：“离顶峰还远着呢。尽管每次和高手对弈，我都能获胜。但是棋局结束后，我又能看到自己的一些不当的地方。”

周懒予最终还是和过百龄痛快地“搏杀”了一番。当时过百龄是姜性弥辣，而周懒予则是棋风犀利，他俩下棋的时候来观棋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仿佛节日盛会，这就是著名的“过周十局”。在这场比赛中，周懒予和过百龄互有胜负，但是过百龄的颓势人们已经看出来了，属于他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棋坛霸主正在诞生。

周懒予声名日盛，也就挡不住人们来挑战。山阴人唐九经曾经邀请天下名手到两湖挑战他。开始比赛后，十几个棋手轮流上阵，进行车轮大战，轮番与周懒予交流。周懒予仪态从容，游走于各家之前，总共下了十几天，凡是来挑战的都“战败落马”。当时，周东侯、汪汉年两位后来的棋坛霸才已经崭露头角，高视阔步，很少能有人击败他们了，也都来挑战周懒予，结果被周懒予杀败。不过，周懒予也已意识到了对方棋艺的高明，因为他虽然获胜，但是胜的非常艰难，往往只是毫厘之差。

周懒予下棋获得资财颇多，但他并不重视金钱，颇有李白“散尽千金”的风度。每次下棋获得银两后，他都在赌场上输光，常常一掷千金而毫不变色。关于他的后半生，历来重说风云，各家说法不一。一说他打遍天下无敌手，倍感人生寂寥。因此一直向西，西游域外，最后到了西域地区，在那里娶了一个国王的女儿，从此结婚生子，结束了大半生奔波“厮杀”的生活。周懒予究竟结局如何，史无可考。但是在同为棋坛圣手的徐星友《兼山堂弈谱》中却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说：“（周）东侯言懒予（与姚吁儒）对局后，未旬日而下世。”至于输赢，只字未提，难道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棋坛怪杰，真的在和一个棋坛新秀较量之后，力竭而死吗？与这个语焉不详的说法相比，人们更愿意相信他飘然世外，因为这才像他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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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然世外的周懒予

约在康熙初年，文献里就再也没有记载周懒予和人下棋的内容了。一个说法是，他打遍天下，罕逢敌手，因此颇为遗憾。听说大海上有一个国家，国中围棋高手甚多，因此驾舟出海，最后到了一个海岛上。岛上民风殊异，人们对他热情款待，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棋术匹敌的女郎，喜结连理，从此定居海岛，再也未回中土。

徐星友——纵横四十年的棋坛霸才

徐星友是清代顺治、康熙时期围棋界的风云人物，他不但擅长围棋，而且兼善书法和绘画。其围棋理论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施襄夏，是清初棋坛的风云人物。

徐星友（约1644—？)，本名远，以字行，浙江钱塘人。他的书法绘画都很好，尤其擅长围棋，他学棋的时间比较晚，最初师从有“棋圣”之称的黄龙士，后来棋艺直追乃师。据说，他曾和乃师下过十局棋，相争非常激烈，简直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后来黄龙士将这次下棋的棋局编成书，名曰《血泪篇》，可见当时下棋相争之惨烈。

徐星友出名后，游历全国，寻找高人较量棋艺，后来到了北京，和京中棋手多有较量，未尝败绩。当时北京的达官贵人们有很多人都喜欢下棋，因此徐星友也常常成为他们的座上客。当时京城来了一个高丽人，棋艺非常好，京中不少人都败在他手下，因而非常骄傲，自称棋艺天下无敌手。徐星友听说后，当即要求下棋，结果一连数局，高丽人都落于下风，从此徐星友的声名更高了。

徐星友京城扬名后，常常有从全国各地来的棋手找他对弈，颇有些剑客上门“单挑”的意味。当时，棋坛名宿周东侯尚在世，就曾和徐星友下过棋。《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目睹过他二人的一番“恶斗”，这盘棋从吃完早饭时下起，每著一子，双方都沉思良久，琢磨再三，直下到中午方下完。计算结果，周东侯输了两子。孔尚任观看了这次比赛，专门写了一首诗：“疏帘清簟坐移时，局罢真教变白髭。老手周郎输二子，长安别是一家棋。”

徐星友在棋坛称霸40余年，康熙末年他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年轻的棋手——程兰如，结果败于程氏手中。他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个天分极高的人物，属于自己的时代结束了。程兰如被后世人称为“清代四大国手”，徐星友败于其手中倒也无愧。此次输棋后，徐星友离开北京，从此隐居故乡，开始了专门的著作生涯。

徐星友的棋风，最重要的特点是“平淡”。这大概是因为师承黄龙士的缘故。在徐星友写的《兼山堂弈谱》中，对他自己的棋风，有这样的论述：“冲和恬淡，浑沦融和”，“制于有形，不若制于无形”，“善战而胜，曷若不战屈人”，“闲谈整密，大方正派”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战屈人”，这是“平淡”的根结。所谓“不战屈人”，就是不靠激烈的厮杀获胜，而是一点一点地侵蚀，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这可说是所有围棋战略战术中最难掌握的。这种含蓄、不露锋芒而又坚强有力的棋术，非一般人所能达到，它对后世影响甚大。

徐星友后半生倾注全力，撰写《兼山堂弈谱》。这部著作是我国最有价值的几部古谱之一。明朝以前的棋谱，一般只列姓名图势，不加评断。明朝中叶起，有的棋谱开始加些评语，但也是寥寥数语，读者获益不多。清初一些棋谱，如吴贞吉的《不古编》、盛大有的《弈府阳秋》、周东侯的《弈悟》等，开始改变过去评语过于简单的不足，但终因水平有限，辞语多含糊不清，不确之处俯首可拾。徐星友的棋著，精选了过百龄、李元兆、周懒予、盛大有、汪汉年、周东侯、黄龙士等国手有代表性的各局，详加评注，观点颇为中肯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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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百龄少年成名

过百龄，名文年，江苏无锡人，是明末棋坛造诣最深、名声最大的国手。他的同乡秦松龄所撰《过百龄传》，记述了他的生平。过百龄天资慧颖，爱好读书，也好下围棋。11岁时就通晓围棋中的虚势与实地，先手和后手，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他与成年棋手对弈，常能取胜，名震无锡。

有一年，学台叶向高因功到无锡，他也是一个喜欢下棋的人。过百龄被推荐和他下棋，叶向高见是一个儿童，十分奇怪。原以为过百龄不是他的对手，不料一交手连败三局。在比赛过程中，有人悄悄对过百龄说：“同你下棋的是位学台大人，你得暗中让他一些，不能全赢了。”过百龄年纪虽小，却已很懂道理，回答说：“下棋不能这样敷衍人家，因为他是大官就去讨好，是很可耻的。假如他真是好官，会同孩子过不去吗？”叶向高见过百龄棋艺高超，人品端正，十分器重，提出带他一起到北京去，过百龄因年纪太小，还要读书，故而没去。从此，过百龄名扬江南。

康熙帝——痴迷下象棋的天子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皇帝。他擅长书法、金石，精于天文、地理，甚至还亲自学习西方国家的物理、化学与几何知识。他提倡满族的体育活动，倡导木兰秋。在诸多竞技性的活动中，尤其喜欢下棋。

康熙帝（1654—1722），清朝的第四位皇帝。庙号“圣祖”，爱新觉罗氏，名玄烨，8岁时登基，15岁除掉权臣鳌拜，之后开始亲政。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一的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引线，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

吴三桂得知康熙帝动手撤藩后，发动了叛乱，同时三藩也都参与了叛乱。康熙帝果断用兵，经过三年的战争，福建、广东两地的藩王先后投降。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吴三桂死后，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此后，清军不断进攻，收复了被吴三桂攻陷的城池。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反动的叛乱彻底剿平，康熙帝的撤藩行动宣告成功。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带文武百官和扈从人员共计7万余人，从北京出发，经沈阳来到了吉林市。到达东北后天气一直阴郁，下着雨。康熙帝想找一个人下一下棋，同时了解一下沙俄的情况。一名总管为康熙推荐了在当地做官的郑姓官员，说他的棋艺很高，康熙对此很有兴趣。这位郑姓官员和康熙下棋时，竟然忘了对方的皇帝身份，差点将皇帝杀败。这时有人在郑姓官员的身后碰了他一下，郑姓官员立即明白了其中的深意，假装失手，下了一场和局。康熙皇帝知道对方有意让自己，龙颜大悦，把这副象棋赐给了郑姓官员，并要求他进京做官。

康熙帝来到塞北木兰围场狩猎，当他走过伊逊河，来到一座大山前，渐觉疲劳，便传旨大队人马停下歇息。康熙信步登上山顶，坐在一棵青松下观看风景，微风吹来，使人心旷神怡。一时间，康熙来了棋瘾，便让随从摆好象棋盘，与一位大臣对弈起来。不多久，大臣便连输三局。但康熙兴致甚浓，问周围的大臣们：“谁再来同朕下一盘？”众大臣深知皇上的棋艺高明，谁也不敢与皇上对弈。这时，侍卫那仁福早就想同皇上对弈一盘，康熙看出他的意思，便说：“一同玩玩无妨，朕不怪罪就是了。”于是，那仁福就大着胆子与康熙对弈起来。

那仁福是个象棋迷，对弈起来连“皇上”两字都抛诸脑后。只见那仁福节节推进，好多卒子过了楚河，又巧用连环马，使出八面威风。不几着，就把康熙的车踩掉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最会察言观色的老太监对康熙说：“皇上，不好了，山下窜出一只猛虎。”康熙一听忙站起身来对那仁福说：“朕先去猎虎，你等着，回来再与你下完这盘棋吧！”那仁福听了，只好等在棋盘旁。

其实，老太监见皇上棋势已成败局，便把鹿当虎，故意引皇上下山，康熙只顾猎虎，越追越远，早把下棋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一晃眼半个月过去了，康熙狩猎归来，又路过这座大山跟前，抬头见到那棵松树，才想起那地方还有一盘棋没下完呢！康熙来到松下，见那仁福一膝跪地，纹丝不动。这时，康熙才发觉忠厚守职的那仁福已经死了，十分难过。

君而无信，何以为君？自此以后，康熙引以为鉴，再也不失信于人了。有诗为证：“侍臣松下守枰台，逐虎归来命已衰。未识君王轻信诺，悔将一马踏车来。”

1684年，康熙帝收复了台湾，平定了准格尔汗葛尔丹发动的叛乱，并胜利驱逐了沙俄的侵略，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康熙帝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范西屏——驰誉海内的棋坛剑客

范西屏（又作西坪），是围棋四大家中的佼佼者，在袁枚的《范西屏墓志铭》和毕沉《秋学对弈歌序》等诗文中，对他的生平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范西屏名世勋，浙江海宁人，生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范西屏的父亲是个棋迷，可惜棋艺始终不高，只把这一嗜好传给了儿子。范西屏三岁时，看父亲与人对弈，便在一旁呀呀说话，指手画脚了。

父亲见儿子与己爱好相同，很喜欢，但是怕儿子和自己一样不成气候，就带儿子拜乡里名手郭唐镇和张良臣为师，棋艺慢慢长进了。两位老师的棋力都不及他了。父亲又送他拜山阴著名棋手俞长侯为师，俞长侯棋居三品。有这位名师指点，范西屏长进更快，12岁时就与俞长侯齐名了。三年后，西屏竟已超过师长。他与俞长侯下了十局，俞完全不能招架学生的凌厉攻势，均败在学生手下。

范西屏学成时，正值雍正、乾隆年间。他和俞长侯同住松江，受到棋艺家钱长泽的盛情招待。十余年后，范西屏再访松江，帮助钱长泽完成《残局类选》。

范西屏出名之时，天下太平，大官们多闲聊无事，他们争着拿银子请强手与范西屏较量，以此为乐。当时棋林高手梁魏今、程兰如、韩学之、黄及侣都纷纷败在范西屏手下。棋手胡兆麟，人称“胡铁头”，棋力甚凶猛，也成为范西屏手下败将。

当时能与范西屏抗衡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四大家之一的施襄夏。不过，据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施襄夏思路不如范西屏敏捷灵活，两人对弈，施襄夏常锁眉沉思，半天下不了一子。范西屏却轻松得很，似乎全不把棋局放在心上，甚至应子之后便去睡觉。有一回对局，范西屏全局危急，观棋的人，都认为他毫无得胜希望了，必输无疑。范西屏仍不以为然，隔了一会儿，他打一劫，果然柳暗花明，七十二路棋死而复生，观棋者无不惊叹。

范西屏和施襄夏本是同乡，年龄又相仿，未出名前，两人常在一起下棋。后来他们相继成为国手，便分道扬镳，各奔前程，相聚时便不多了。据《国弈初刊 序》引胡敬夫的话，范、施雍正末、乾隆初曾在京师对弈十局，可惜这十局棋的记录现已无处找寻。以后，乾隆四年（1379）时，范、施二人受平湖人张永年邀请，前往授弈。张永年请二位名手对局以为示范，范、施二人就此下了著名的“平湖十局”。原本十三局，现存十一局，“平湖十局”下得惊心动魄，是范西屏、施襄夏一生中最精妙的杰作，也是我国古代对局中登峰造极之局。同代棋手对其评价很高。钱保塘说：“昔抱朴子言，善围棋者，世谓之棋圣。若两先生者，真无愧棋圣之名。虽寥寥十局，妙绝千古。”邓元穗认为这十局是棋中“至当”。

在平湖，范、施除对弈外，主要是教张永年和他的儿子张世仁、张世昌下棋。张氏父子都能文工弈，棋达三品，有“三张”之称，范、施教其间，与三张受子对局，后选出了精彩的二十八局，刻成《三张弈谱》一书。

范西屏和施襄夏棋力远在众多棋手之上，能与他们对子者寥若晨星，一般棋手者如张氏父子，受子后方可开局。当时受棋者从二子到十一子不等。凡让子者，均称指导棋，是当时培养后进的一种较为实际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范、施二人都亲自面授了不少门徒，为发展围棋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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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士

黄龙士，名虬，又名霞，字月天，号龙士，以号行于世，江苏泰州姜堰人，约生于清顺治时期，是清代围棋国手，和范西屏、施襄夏并称为清代三大棋圣。黄龙士少年时代棋名便已闻名乡里，略年长后，父亲就带他到北京找名手对弈，从此黄龙士棋艺大进。康熙三年（1654），他在门宁第一次见到围棋高手杜茶村时，他的棋艺尚不能敌，第二次见到杜的时候，杜氏已非其对手。围棋圣手盛大有驰骋棋坛50余年，罕遇敌手，后来和黄龙士连下七局，均告败北。他的前辈，围棋大家周东侯遇到他也只能退避三舍。吕书舱说他下棋如“淮阴用兵，战无不胜”。当世人将黄龙士尊为棋圣，把他和思想家黄宗義、顾炎武等人并称为“十四圣人”。可惜天才早夭，黄龙士还不到壮年就已撒手人寰，留下十局名局《血泪篇》，著有《弈括》一书。

施襄夏——康乾围棋大师

施襄夏是清代著名的围棋圣手，和范西屏、梁魏今、程兰如一起并称为清代围棋四大家。他不但围棋技艺高超，而且善于教授弟子，总结围棋理论，为我国的围棋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施襄夏（1710—1771），清代围棋国手，本名绍暗，号定庵，以字行，浙江海宁人。施襄夏出身于士绅家庭，从小安静、颖悟。他父亲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不但擅长诗书，而且工于丹青，常在他学习之余，教他弹琴，学画和下棋。逐渐地，他在围棋方面的禀赋展露出来，并不断向父亲询问棋理。

清代围棋高手不少，其中范西屏堪称围棋界的“黑马”。他比施襄夏年长一岁，曾经跟随围棋界的高手俞长侯学下棋，12岁的时候棋力已经和老师相当，成为与老师一样出名的国手。这使施襄夏非常羡慕，暗下决心要成为和范西屏一样的围棋高手。后来，父亲把他也送到了俞长侯门下。

施襄夏追随俞长侯学习三年，棋力大增，已经能够和范西屏争个高下。这期间，他认识了老棋友徐星友，徐氏慧眼识英才，发现施襄夏是一个非常具有围棋天赋的少年，因此倾囊相教，把自己的著作《兼山堂弈谱》也赠给他。施襄夏也不负厚望，对这本棋著认真研究，受益匪浅。

21岁的时候，施襄夏在湖州遇到了年长于他的围棋国手梁魏今和程兰如，并受教于二人。两年以后，施襄夏又遇梁魏今，他们同游砚山，见山下流水淙淙，都很高兴，就坐下对弈。梁魏今对施襄夏说：“你的棋已今非昔比，但你真的领会了其中的奥妙吗？下棋时该走的就得走，该停的就得停，要听其自然而不要强行，这才是下棋的道理。你虽然刻意追求，然而有‘过犹不及’的毛病。”施襄夏彻悟，欣然拜谢。

施襄夏和范西屏是同乡，年龄相差又不大，曾先后受教于俞长侯。开始的时候，施襄夏和范西屏下棋，范西屏总是让他三子，一年以后两人就可以分先对弈。后来，就连围棋界的前辈大师梁魏今、程兰如也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了，一时间二人名震天下，人称“范施”。当事人曾评论说：“西屏奇妙高远，如神龙变化，莫测首尾；襄夏邃密精严，如老骥驰骋，不失步骤。与之诗中李杜，询为至今。”把他们比作盛唐时期诗坛上的李白和杜甫。

施襄夏人生的后30年间，游历吴楚各地，与众多名手对弈，交流棋艺。50岁以后，和范西屏一样，也客居扬州，教授学生，为培养下一代花了不少心血，他的学生很多，但他始终很谦逊。晚年在扬州，他还写了不少围棋著作，为后来棋手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施襄夏总结前人的经验，更上一层楼，他在自己的著作《弈理指归 序》中对当时的各大名家都进行了评点。他说：“圣朝以来，名流辈出，卓越超贤。如周东侯之新颖，周懒予之绵密，汪汉年之超轶，黄龙士之幽远，其以醇正胜者徐星友，清敏胜者娄子恩，细静胜者吴来仪，夺巧胜者梁魏今，至程兰如又以浑厚胜，而范西屏以遭劲胜者也。”正是基于对其他棋手如此深刻的认识，施襄夏才能在棋路上迭出奇招，成为围棋史上的一位集大成者。

清代围棋理论家邓元穗说：“定庵如大海巨浸，含蓄深远。”施襄夏自己也说过：“盖穷向背之由于无形，而决胜负之源于布局也。”由此可见，棋路绵密，思考慎密是施襄夏的风格。

施襄夏对围棋理论贡献颇大，他认真总结了前人棋著的得失之后，写出自己的著作。他十分推崇《兼山堂弈谱》和《晚香亭弈谱》，但也大胆、尖锐地指出了它们的缺陷。他在《弈理指归》中说：“徐著《兼山堂弈谱》诚弈学大宗，所论正兵大意皆可法，唯短兵相接处，或有未尽然者。程著《晚香亭弈谱》惜语简而少，凡评通当然之着，或收功于百十着之后，或较胜于千百变之间，义理深隐，总难断详，未人室者仍属望洋犹叹。二谱守经之法未全，行权之义未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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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襄夏《自题诗》

弗思而应诚多败，信手频挥更鲜谋。

不向静中参妙理，纵然颖悟也虚浮。

杨露禅——杨氏太极拳创始人

杨氏太极拳是太极拳的一个流派，创始人杨露禅。杨氏太极拳练法简洁,由松入柔，刚柔相济，形成独特的风格，深受大众的喜爱，故而流传最广。

杨露禅(1799—1872)，名福魁，河北广府(今永年)人，曾经拜河南陈家沟陈王廷的后裔陈长兴为师学习太极拳。后来他根据陈式太极拳，创编了杨氏太极拳，为太极拳的发扬光大作出了贡献。

杨露禅少年时，一恶霸至邻街泰和堂药铺寻衅生事，仗势欺负掌柜是外地人，强以低价买珍贵药材，以致发生争执动武。恶霸来势凶狠，只见掌柜略一举手，其人已跌至对街。露禅目睹此景，甚为惊奇，心知掌柜必精武功，心中十分羡慕。他日，趁闲谈中探问掌柜所练是何种拳法，并表示愿意拜师求学。因露禅年少时曾习少林拳，自认为不能达到掌柜的武艺境界。掌柜开始推托，对自己所习拳法讳莫如深，不愿讲。后来感于露禅求学的诚意，告诉他自己所习为绵拳，又称太极拳，并对露禅说：“我的功夫不足为你老师，我的家乡河南陈家沟，习太极拳者甚众，而陈长兴的太极拳，是海内泰斗。陈平时立身中正，不倚不靠，气势伟岸，时人称为牌位先生。我可介绍前往，倘许名列门墙，成为他的徒弟，将来必有成就。”露禅大喜，遂至陈家沟拜陈长兴为师。

在当时，拜陈长兴为师跟他学习拳法的都是陈氏家族的人，外人只有露禅和李伯魁两个人。所以，陈姓族人都歧视他们。当时露禅年方壮年，朝夕苦练，寒暑无间，六年后回到永年县，以为有所成就了。

永年县本来也是武术之乡，习武者颇多。乡中精拳技者开玩笑说：“老露今天从远方办得好货（意谓从陈家沟学太极拳）回来了，我们要见识见识。”比武中，露禅输了，乃发愤再至陈家沟。

一天晚上，露禅从睡梦中醒来，听见隔院有哼哈之声，遂起来越墙过去，见有几间很宽敞的房子，哼哈之声是从屋里发出的。于是就在破墙缝中偷视。见其师陈长兴正在教众徒弟太极拳的发放之术，口讲指授都是拳中的精义，大为惊奇。从此每夜都去偷看，然后与李伯魁互相结纳，悉心研究，功夫大进。

六年后，露禅又回到永年县。时值新年，乡中人又想试其功夫，趁贺年相互作揖行礼的时候，突然攻击露禅。但刚刚才一接触，其人已经仰面后跌，起来大笑说：“老露今天果然办了好货回来了。”

永年县有一个有名望的人家武氏，是有功名的人。因与陈家沟有亲戚关系，武艺造诣很深，听见露禅从陈家沟又回来了，而且武功大进，于是相约一试。比武中二人功力悉敌，露禅拿出全部本事，始终无法获胜。露禅因此悟出虽然从师十余年，力求上进，但未能深入堂奥，得到太极的精髓。遂再度发愤三到陈家沟。

旧时代的武师教徒，往往要保留一手，陈长兴也不例外。但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陈长兴鉴于露禅执礼之恭顺，求进之诚恳，习拳之刻苦勤奋，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有一天，陈长兴命露禅与众师兄弟比手，杨露禅战胜了所有的人。陈长兴惊叹露禅为天才。于是集合陈氏的族人告诉他们：“露禅师我逾十年，去而复至者三次，其专心一志，勤学苦练之精神毅力，非你们所能及。我的功夫，本想传给你们而你们不能得，不给露禅而露禅已经得到了。遂尽其所有授其密术。”陈长兴犹恐露禅立志勿坚，常以倨傲无理的态度对待他、考验他。但是露禅越久越恭敬。正是这种尊师重道的品格，才能尽得其师秘传。

如此又过了两年多，陈长兴对露禅说：“你可以回去了，你现在的武艺，已经可以无敌于当世。”露禅拜别老师回来后，把太极拳传给家乡的人，从学者甚众。当时称杨拳为化拳，或称绵拳，以其动作绵软而又能化解对方来力。露禅后来到了北京，果然以“神拳杨无敌”之号，倾动一时，享誉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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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太极拳的套路及兵器

传统的杨式太极拳套路有杨氏老架太极拳、杨氏低架太极拳、杨氏用架太极拳和杨氏小架太极拳。

杨氏太极拳还有太极推手、大履、太极散手、太极拳内功等流传于世。杨氏太极拳为了配合现代人的健身习惯，还有其他套路流传下来，如24式、46式、竞赛48式,最新套路为广州胡氏所创,为67式。

杨氏太极拳的拳架有高、中、低之分，初学者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性别、体力条件，以及不同的要求，采用高低不同的拳架适当调整运动量。因此，它既适于体力较好者用来增强体质，又适用于体弱者作为疗病和保健的手段。

杨氏太极拳的兵器有杨氏太极剑、杨氏太极刀、杨氏太极棍等。

黄飞鸿 ——粤港洪拳名师

黄飞鸿一生以弘扬国粹、振兴岭南武术为己任，因平生绝技如虎形诸势，故在武林中享有“虎痴”之雅号。此外，黄飞鸿亦善于舞狮，有广州狮王之称。

黄飞鸿(1847—1924)，原名黄锡祥，字达云，祖籍南海西樵禄舟村，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七月初九生于广东佛山。黄飞鸿是岭南武术界的一代宗师，同时也是一位医术高超的人。他的医术十分精湛，驳骨疗伤的功夫堪称一绝。光绪时期，他曾在广州仁安里设“宝芝林”医馆，悬壶济世，治病救人。

有一日，年仅13岁的小飞鸿在佛山闹市豆巷卖艺售药之时，遇见铁桥三的首徒林福成，随他学艺两年，得其传授“铁线拳”和“飞铊”绝技。“铁线拳”属于少林外家拳之内功手法，是“广东十虎”铁桥三的绝技。铁线拳以运动肢干，畅通血脉为主，具有壮魄健体，反弱为强的功能，以刚、柔、逼、直、分、提、留、运、制、订等十二支桥手为经纬，阴阳并用，以气透劲，习者能却病延年。黄飞鸿得高人指点，进步神速。

16岁时，飞鸿移居广州，在当地铜、铁行工人的集资下，于西关第七甫水脚开设了他平生第一家武馆，结束了居无定所的街头卖艺生涯。黄飞鸿武艺高强、身手敏捷，被广州三栏行（果、菜、鱼栏）聘为行中武术教练。他是在市井中成长起来的，饱尝人间辛酸，为人耿直、浑身是胆、嫉恶如仇，像大多数习武之人那样，有着高尚的民族气节。有一次，某洋人在香港设擂台以一头大如牛犊的狼狗向华人邀斗，分明是侮辱华人。黄飞鸿知道后怒不可遏，马上赴港。擂台上的黄飞鸿紧握铁拳，手臂上青筋暴显，像青龙盘绕着。只见他脸色涨红，浓眉倒竖，怒目圆瞪，猛喝一声，以“猴形拐脚”招式踢得恶犬飞落几丈远，倒毙于地，台下掌声一浪高过一浪。黄飞鸿从此扬名香江。

黄飞鸿致力于弘扬中华武术，谈起粤港洪拳名师，无人不晓“黄飞鸿”。黄飞鸿对洪拳又进行了较全面的整理，并以飞铊入埕、舞狮采高青、无影脚等绝技闻名。黄飞鸿的狮艺更是独具特色，融武术、技巧为一体，擅长表演狮子出洞、狮子滚柱、狮子吐球、狮子上楼台、狮子采灵芝等项目。飞铊采青堪称一绝，百发百中，是“飞铊”绝技与狮艺套路完美的结合。飞鸿更首创女子舞狮之先河，他的妻子莫桂兰及女弟子邓秀琼的狮艺表演出神入化，享誉粤港。“虎鹤双形拳”等一批拳术套路留传至今，黄飞鸿功不可没。虎鹤双形拳既取虎的“劲”（如虎之猛）和“形”（如虎爪），又取鹤的“形”（如鹤嘴啄食）和“意”（如鹤的灵秀飘逸）。手型有拳、掌、指、爪、钩；手法有抛、挂、撞、插等。步型有弓步、马步、跑步、虚步、独立步和麒麟步等，步法讲究落地生根，身型注重挺拔端庄。整套动作蕴含佛家拳的凌厉攻势，又吸取洪拳的严密守势，拳势威武，刚柔并用，长短兼施。

黄飞鸿纵横武坛数十年，对洪拳的普及和振兴起到了重要作用，门下弟子中又不乏出类拔萃的武术家，较著名的有林世荣、梁宽、凌云阶、邝祺添等，女弟子有莫桂兰、邓秀琼。黄飞鸿传人在世界各地致力于弘扬中华武术和武术精神，为中国传统武术走向世界作出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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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飞鸿与岭南武术

黄飞鸿一生以弘扬国粹、振兴岭南武术为己任，经其门人林世荣等整理的铁线拳、工字伏虎拳、虎鹤双形拳结构新颖，动作轻快，革除了以往南派拳法沉滞狭隘、动作重复之弊病。虎鹤双形，虎形练气与力，动作沉雄，声威叱咤，有推山倒海，龙腾虎跃之势；鹤形练精与神，身手敏捷，动作迅速，有静若处子，动如脱兔，气静神闲之妙。刚柔并用，长短兼施，偏正配合进退中规，成为飞鸿一脉之代表拳法，为武术界独树一帜。一时风行全省，并远传至港澳、东南亚甚至北美等地，迄今历久不衰。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我国高等体育院校教材内容之一。

第九讲 古代体育与养生

养生体育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的养生体系中，人的生命体的自我活动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形成了一套关于人体运动锻炼的思想、理论和方法的体系，我们称之为中国养生体育。

养生，在人类与大自然的搏斗中萌芽，于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中发展。殷商后期，人们逐渐产生了长寿思想。人类不仅只满足于活着，而更加重视生命的质量，健康长寿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祈求和希望。长寿思想的产生，是人对自我价值认识的一大飞跃，也是“生命观”的一大变革。

传统体育养生是运用人自身的运动锻炼手段，通过姿势的调整、呼吸的锻炼、意念的运用，来调节和增强人体各部位的机能，诱发人体内在潜力，起到防病、治病、益智、延年的作用。这种身体运动是为养生长寿服务，即以养护生命使达最长期限为目标的体育活动。由于它以养生保寿为目标，有其独特的内容和特色。

随着人类的需要和生活实践，传统养生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完善。理论上，传统体育养生，多以中医学原理和传统哲学为指导。中国古典医学理论，如《黄帝内经》，不仅有治病的理论，也包括了养生理论。养生理论又与中国古代的各种修炼思想（包括道家和佛教）融合在一起，因而传统养生的底蕴要比体育深厚。

“养生”是根据生命规律，养护身心，保持或增进健康，减少疾病，以延年益寿的一种措施，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在养生过程中要符合自然规律，不可违背自然规律。同时也要重视人与社会的统一协调，人要与自然环境统一，也要与社会统一。正如《黄帝内经》主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

“形”指形体，就是身体；“神”就是指人的心性、精神、思想意识等。所谓“形神兼养”“守神全形”“保形全神”，就是说在养生过程中既要注重形体养护，更要重视精神心理方面的调适。

人的生命过程是形神统一的过程，形体与精神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又处于相对平衡运动之中。体育养生是一种极好的强身健体的锻炼项目，如太极拳、少林武功等，一招一式无不有神韵的体现，“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这里的“气”指的是精、气、神，“筋骨皮”指的是肌肉、关节、筋骨，长久练习就可以使身体强健，精神充沛。

现代医学主张“生命在于运动”，但中医养生也主张“动中取静”“不妄作劳”。体育养生与单纯的体育锻炼不同，它强调在运动的同时，人要保气全神，静运调息。正如《周易外传》所说“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类经 医易》所说“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

《吕氏春秋》认为，要长寿就要养生，其方法是“顺生”，即顺应人们生理机能、自然等生活规律；“节欲”即生活要有节制，要适度，否则对身体有害；“去害”即要去掉那些对健康有害的因素；“主动”，即运动。在《吕氏春秋 尽数》篇中，提出了著名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色亦然……”的论述，从而指出了运动的重要意义；主张靠积极的运动来增进健康，这是《吕氏春秋》可贵的养生思想。

传统体育养生与体育虽然都是肢体运动，而传统体育养生侧重于内部的锻炼，体育则主要是筋骨皮的锻炼。体育运动一般带有竞争性和对抗性，如跳高，要求跳得高；举重，要求举得重；有的球类运动的对抗非常激烈。

传统体育养生则重视加强人体内部运动，调整人体内部的机能，也就是精、气、神的锻炼。它不追求短期内身体的激烈运动，而是通过姿势、呼吸、意念的锻炼，慢慢地调整人体生理功能来发挥作用，因此尤其适合应体质弱者和慢性病患者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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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

中医指中国传统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一门学科。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以整体观相似观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依据，具有朴素的系统论、控制论，分形论和信息论内容。

中医一般指中国以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也称汉医。中国其他传统医学，如藏医、蒙医、苗医等则被称为民族医学。

养生中的体育人文思想

中国哲学“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中医学的理论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理论也提示人们要在生产、生活和体育活动中处处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如此才能安养生息。

中医认为，天与地、阴与阳、人与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阴阳、五行、脏腑，更是为中医注入了生命力，使其成为体育活动中丰富哲理的一项理论。中国哲学对中医有深远影响，从而也衍生出了体育人文思想。

天人合一是一种养生境界，其核心思想是把人道与天道相融合。天地是个大宇宙，人身是个小宇宙，天人是相通的，人无时无刻不受天地的影响，同样，天地的所有变化都会影响到人。

形神合一是中医基础理论中重要的学术思想之一。中国养生体育在神形、心身的协调发展中，更注意利用一些特殊的运动方式，来锻炼、调节人的神经系统的机能，这样才有利于人体整体功能的优化。

情绪是不可触不可视的，运动员在一些比赛中，有些需要感觉到对手的压力而释放出自己的体育能量，有些则需要靠自己给对手施加压力而壮自己的士气，情绪与体育之间的关系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寻求将他们的需要转变成最佳表现感情，则是运动员们最需要注意的问题。

《黄帝内经》上讲：“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由此可见，人的情绪变化对身体所造成的不同影响，坏心情会有害于人的健康。人对周围的事物，在态度上总会有一定的反应，或是好感或是反感，弱者任思绪控制行为，强者让行为控制思绪。情绪出现过度的大起大落，对人体健康极为不利。

体育锻炼的最高境界是追求一种身心平衡，顺四时、节饮食、调情志、慎医药是中医养生的要诀，一个人只有阴阳平衡才能少生病，从而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理想的平衡状态，是心理和生理的健康状态实现同步，没有平衡的肌体和心理，就没有健康身心和美丽的容颜。所以体育锻炼的目标不但是要有肌体的健康，还要同时实现心理的健康。如果一个人总过分苛求他人，其心理就会有失衡的危险。所以对待他人要宽容些。另外，在给自己定目标时要客观，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如果你的抱负不切实际，力所不及，那么当你总欲求不得时，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甚至自暴自弃，藐视自己。长时间的抑郁寡欢也会影响人的身体结构，影响人的生理健康。

人的生物钟随着日、月、阴、阳变化而变化。古人总结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遵守大自然的规律来养生的。现代人因为不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存关系，夜生活、夜工作频繁，导致人体内阴阳与在自然界的阴阳颠倒错乱，故引起疾病。医院检查诊断多为病因不明，吃药打针收效甚微，而这类疾病在康复医学上只需调整作息时间就能奏效。故“起居有常”，指的是人要顺应自然规律作息。

古人认为，劳动、运动、锻炼身体可以摇动气血，滑利关节对健康长寿有益处。但是运动太过或不及都会伤身，而且影响健康长寿。中医学总结出五劳七伤有“久立伤骨，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行伤筋，久坐伤肉，大思伤脾，大怒伤肝，大悲伤肺，大喜伤心，大惊伤肾，大劳伤形，大恐伤志”，过劳对人体健康有害，要适宜多做柔体运动，不妄劳作，对健康养生长寿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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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与“天一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对这个概念而言，董仲舒之所以重视是因为他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战国以前的儒家只言阴阳而不论五行。而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合流并用，他一般还被看作是儒门解易的第一人，其代表作为《春秋繁露》。

药物养生与体育

祖国中医药学古老而神秘，博大精深，浩如烟海，习武与养生的人们很早就学会利用它，为世世代代国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运用传统中药增强体力和精神上的能力，在古代就十分盛行，药物保健，历史悠久。几千年来，各种各样的保健药物，行之有效的延年益寿方药，不论是在提高体育竞技方面，还是在培养体育精神方面都起到了不小的辅助作用。

古代体育用药多是活血化瘀、疏经通络的功效，它以通为补，以通为用。这个古老的主张，也符合现代医学界的共识。

古代养生家把情绪调节作为治病的良药，认为“行宽心和是一药，心静意定是一药，忿恨自制是一药，解散思虑是一药，恬淡宽舒是一药”。而医家更重视调节情志，认为将情绪调整与药物治疗相结合，是预防和治疗病症的根本。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延寿药物研究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不少方士、医家烧炼金丹，研究和推行秦汉方式的炼丹服石法，就连著名医家陶弘景、孙思邈的著作中亦有许多炼丹服石的内容。现代药理研究已证实，一些石类药如钟乳石、白石英、麦饭石、紫石英等，含有大量的人体必需微量元素，具有抗衰老的作用。因此，当时的炼丹服石法还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

值得一提的是，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服用药物以延缓衰老的思想。他在《千金方》中提出“药能恬神养性，以资四气”，并记载了不少延寿中药，如服地黄方、乌麻散、琥珀散、熟地膏、枸杞根方、孔圣枕中丹等。宋金元时期，延寿药物的理论有了重要的发展，如著名医学家陈直、邹铉明确指出，老年药物保健，应着眼于培补先、后天之本。观其书中常用之品，如地黄、枸杞、狗脊、胡桃肉、首乌、菟丝子、人参、茯苓、山药、陈皮、木香等，皆为补肾益精、健脾理气之药。这个时期，方剂学有了高度的发展，出现了以《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妇人大全良方》等为代表的许多部著名的医药方剂学著作，收集了许多延寿方药，如“巴乾丸”“神仙服鹿角法”“二精丸”“益寿地仙丸”“枸杞子丸”等，为后世抗衰老方药的研究留下了宝贵遗产。

到了明代，进入延寿药物发展的全盛时期，以赵献可、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学派，主张用温补药物峻补真火；万密斋主张以阴阳平衡、五味既济的中和之法，为老年保健用药制方的原则。尤其是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著成了《本草纲目》这部药物学巨著，在其所记载的1892种药物中，具有抗衰老和延年作用的药物有253种，并选录延寿方剂89则。

清代统治阶级热衷于服用长生不老方药，故宫中此类医方甚多，如益寿膏、补益资生丸、菊花延龄膏、百龄丸、松龄太平春酒等。这些医方，为研究延缓衰老药物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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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李时珍22岁开始一边行医，一边研究药物。他发现旧的药物书有不少缺点：许多有用的药物没有记载；有些药物只记了个名称，没有说明形状和生长情况；还有一些药物记错了药性和药效。他想，病人吃错了药，那多危险啊。于是他决心重新编写一部完善的药物书。

为了写这部药物书，李时珍不但在治病的时候注意积累经验，还亲自到各地去采药。他走遍了出产药材的名山，拜访了千百个医生、老农、渔民和猎人，他还亲口品尝了许多药材，判断药性和药效。花了整整27年时间，他终于编写成了一部新的药物书，就是《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有100多万字，记载了1800多种药物，每一种都有图，是中药书籍中一部伟大的著作，已经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流传。

气功与体育运动

在强身健体这一方面，气功和体育锻炼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方法和手段却有很大的差异。中华气功源远流长，包罗万象，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华气功有文字记载在春秋时期。如《周易》《道德经》《庄子》等，据今已3000年时间。根据考古发现，气功源于8000年前，甚至远在伏羲之前就已经诞生。

在古代，气功流派众多，各派对气功的称谓也不尽相同，道家称之为“吐纳”“内丹”，佛家称之为“静坐”“止观”，儒家称之为“养气”“修身”，医家称之为“导引”“按跷”……总之，不论是吐纳导引，还是静坐养气，都没有超出气功的范围。这种通过身心调炼，达到养生目的的气功术，在中国文化的长河里绵延了数千年。

气功和体育锻炼都是人类自我身心锻炼的方法，都具有健身作用。体育锻炼通过加强人体的运动量，而使人的身体素质得到提高；而气功修炼则强调以静御动，表面上看来，人的形体不动，但内心、呼吸、意念却没有一刻停止，它的动是缓慢的、内在的、无声无息的。

气功，尤其是动功，也是一种特殊的体育锻炼。包括“调身”“调息”“调心”三方面相应的内容。如“调身”本来就是体育锻炼的主要内容，而呼吸的调整对于体育锻炼来说也很重要，就像长跑运动员必须使呼吸与步伐相协调一样。正确的呼吸方法，是“调身”达到完美状态的保证。体育锻炼也很重视心理状态的影响，几乎所有的体育项目的竞技成绩都与运动员的心理稳定性有关，只是影响的程度不同，像射击、射箭，情绪的任何波动都可能大大影响成绩。“调息”的目的是使形体的锻炼得到充分的发挥。而“调心”也同样是为了保证形体的完美发挥。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步达到气功入静的状态，并在意识的主导下进行机体内部功能的自我调整和锻炼，通过特殊的心理过程来改变自身的生理状态，达到治病强身的目的。

与体育锻炼相比，气功更强调人的心理状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强调通过主动的自我精神活动来调整自身的生理活动。在气功入静状态下调动和培育人体的生理潜力，起到强身治病的作用。

气功锻炼是在气功入静状态下进行的有呼吸要求的运动，它要求在保持松静自然的基础上，全身协调运动，呼吸柔和细缓，使耗氧量降低，心率减缓，血压降低，在整体上提高身体素质。这与一般的体育锻炼使呼吸加快，耗氧量增多，心率加快，血压升高，从而加快身体某些部分的新陈代谢，使形体按特定的要求完美发展等，有着很大区别。

传统体育中的武术，与气功更是密不可分。所谓“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就是指武术与气功的结合。武术发展到今天，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与气功结合而起到的健身治疗作用。传统气功中的“五禽戏”“八段锦”等许多功法，往往也同时被归入体育锻炼之列。

气功与医学也有很深的渊源，很多医者皆是气功境界很高的真人。如广成子、轩辕黄帝、赤松子、彭祖等。他们当时没有受到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污染，他们修炼的理论，探索出深层次的气功修炼秘诀和方法，都是第一手总结的真谛。万法归宗，要归在源头，归在这些真人那里，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宗师，是中国养生文化创世的始祖。后世诸多修炼者，脱俗深居独修，有成者群星闪烁，光彩留世，为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瑰宝，他们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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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家真言”与气功

据古气功书记载，我国最早的气功“口诀”首推“十六字真言”。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永)执厥中”四句话。宋儒说这是历尧舜禹汤文武一脉相传下来的“圣人心法”。此四句中的前两句在于区分人心与道心，后两句则在于强调“精”“一”“中”三个字，尤其强调“中”字。所谓“儒家执中，道家守中，佛家空中”。对此十六字，宋儒朱熹认为，尧传给舜时，只有“允执厥中”一句话，舜传给禹时又加了三句。

佛家养生思想

佛教对中国传统的养生影响很大，佛教认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同时也应该是心理健康的人，因此注重修心养性。其中，禅定是重要的养性方法，保持平静、空寂、融通的内心是养生的基础。这种思想对养生中的修身养性方面有极大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传统体育养生的影响，是以“坐禅”为主要形式，通过调息、调心、调身等方法，对身体和心灵进行外静内动的锻炼。内则指通过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对机体的调节，来促进机体的基础代谢，从而达到了调节机理，以此改变机体各功能器官的机能，来促进人体的健康。

调息、调身、调心这种练功方法，其实就是一种排解烦恼的心理调解方式。俗话说“病由心生”，是指疾病的产生是由人的心理造成的，因此佛教更注重对心灵的修炼，所谓学佛修行，就是调整自己的内心。摒除杂念，保持心情舒畅，使身体回归人性原本的自然状态，从而促进身心健康。

所谓调心，就是自觉控制意识活动，所谓气功锻炼的中心环节。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做到“清心寡欲”，排除杂念，达到“入静”状态。

调息就是自觉控制呼吸，其基本要求是“细、静、匀、长”，逐步达到无声无息。运气是通过深长呼吸和停闭呼吸，以意领气，打通经脉，这在古代也称“闭气”“引气”“行气”“运气”等。调息的意义首先在于提高呼吸效率，通过缓慢的呼吸运动，有节奏地改变着胸腹腔的压力，对内脏起柔和的按摩作用，从而改善内脏的血液循环。

所谓调身就是自觉控制身体的姿势和动作。调身一般分行、立、坐、卧、做。五种情况都必须与调心和调息配合进行。调身的总要求是宽衣解带，舒适自然，不拘形式。

佛教认为若是身体遭受疾病痛苦的折磨，使身体不能健康，而心灵又怎能得到解脱，所以主张使身体的锻炼在整个心灵修炼的过程中顺其自然地发展，强调心理修炼是彻底解决身体疾病的关键所在。消除杂念，放飞心理，采取一种中道的生活方式，使身体回归人性原本的自然状态，促进身心健康。

禅坐，又称打坐，是佛教养生中外静内动的重要形式，人体的健康是在身体、心理的统一，现代体育不能把健康仅仅看作是身体的活动而忽视对心理的锻炼。佛教养生学提倡动静结合、适度运动，可把人体的精神、形体和气息三者能动地结合起来，促进四肢强健、气血畅达，提高人体生命力。而在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生存环境又非常恶劣，人们出于自身的身心需要只能从最简单的行走、禅坐中寻找恢复体力、调节心气的良方，加之佛教导气、打坐的方法和行气的融入，使一批以医学保健养生为目的的传统体育逐渐发展成型。

禅坐是改变精神面貌的手段。禅坐的修习能够使人集中注意力，培养人灵明的知觉和积极向上的情感。我们可以藉此了解自身的精神模式和习惯，并在此基础上培养起更加积极的生存状态。只要我们能够自律而有耐心，通过平静且全神贯注的精神状态就可以产生镇定而充满活力的心灵。这样的经历能够使我们的人生发生显著转变，并对生活产生全新的理解和感受。所以，佛教的禅定养生思想为促进现代人身体与心理健康的完满状态提供了很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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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静炼心修性

“静”是道佛二教炼心修性的主要方法。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道德经》

“静”能使人心洁意纯，也就是说，能够净化人的灵魂，涵养人的道德。

炼心修性的最终目的是让人做到“相离无念”，就是让心性“灵空”，从而实现“万象有而非有，一心空而非空”的修持境界。

所谓“有非有”“空非空”，指的是人内心的一种状态，即人的意念尚存，但却无他想，不为外界诸般事物所干扰，不为内心诸般情绪所困惑。

儒家养生思想

儒家养生是一种“以心为本”的养生体系。儒家养生是通过锻炼、活动筋骨、培养道德以达到心灵的升华，它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健”，而且还为了“寿”和“道”。

儒家着重强调的是心性的道德主体作用，是以人为形、气与心一体的三相有机体。心乃意识层，形、气为非意识层。可见，儒家养生是为了训练道德实践的能力。

儒家养生以修身养性为主要内容，以养气为健身要务，以“仁者寿”为理论导向，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以致“中和”为最高境界。儒家养生思想把生命的价值和养生的必要统一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中，不以纯粹的养生为要务，而是关注作为整体的社会人的生命存在，培养人们养生而不苟生的大无畏精神，属于道德养生的范畴。

在儒家的养生理论中，孔子首先提出了“仁者寿”（《论语 雍也》）的观点，后来又十分肯定地提出：“大德必其得寿（《礼记 中庸》），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可能长寿。良好的道德情操，确实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而心理健康则是祛病延年的必要前提。

颜回向孔子请教什么是“心斋”，孔子说：“你首先要全身心放松，静下心来摒除杂念，使自己的思想意识逐渐归于一处，专注一心。同时要调整呼吸，使自己的呼吸由快及慢，由浅入深，那时候你就不用耳去听，该用心去体会了。进而加深修炼，杂念全无，这时已达到心息相依的地步，那时候用心也听不到了，该用气去感应了。耳朵的功能只能听到有声之音，心的功能也只能感受到外界有形之物。而气是空明的、虚无的，但又是无所不在的，它能容纳一切。当修炼进入高深层次时，大脑思维也进入了一种极静的状态。渐入混沌之境，神气合一，心中寂然。此时人与天合，真性毕露，似乎进入一种空明的世界，这时“道”自然与你相合。这就是虚，就是心斋。

此外，孔子非常强调运动健身，他非常喜欢射箭、弹琴、舞拜、驾车等运动。据有关资料记载：孔子还利用大自然来进行锻炼身体的活动，经常和他的弟子们一起进行郊游和登山，泰山和鲁南的景山，都留有他的足迹，至今泰山天门的石碑上，还有“孔子登临处”的古迹。

孔子对于饮食卫生还提出了某些宜忌问题，他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洁。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论语 乡党》）从而明确指出了食品要精细，烹调要得当，进餐要定时，以及变色、变味、腐败变质的食品都不宜食。这些饮食卫生要求，是减少疾病、增进健康的重要一环。

除孔子外，孟子亦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养生思想，如他非常强调精神调适，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但只能在社会许可的条件下实现欲望，不可有过分的要求。孟子自己提出“我四十不动心”，意思是在我四十岁后，要自己能掌握自己的情绪，不因情志所动，不为名利所惑，情不动则心安。

不但孟子强调寡欲，荀子亦是这样。如《荀子 正名》谓：“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意思是，欲是人生固有的，既不可贪得无厌地纵情任性，又不可去、止，要“从所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满足欲望。

汉代哲学家兼养生家董仲舒在分析孔子关于“仁者寿”的原因时曾精辟地指出：“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则天地之美以养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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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

“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术士。《说文》：儒，术士之称。《法言 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儒学以孔子为至圣先师，而有神论者则把孔子神化为承受天命的教主。

儒学思想除了“先王之道”以外，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很重要。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当中就有很多关于伦理关系的主张，比方说“孝”“仁”，生活方式上主张节俭、富贵不淫等等。在性别上，认为男女有别，阴阳互补，传统社会是“男尊女卑”。儒学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进行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改变，并且把这看作社会动乱的根源，而主张通过学习文化知识、建功立业的方式，而政府也安排相应的“选贤与能”的制度。

道家养生思想

道家“静以养生”的思想，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强调修练内心、养性养神，深为后世养生家、道家所重视。

老子的顺乎自然、恬淡寡欲、静养柔气的养生观点，2000多年来不仅一直成为道家养生的指导思想，而且被我国传统医学所接受，后经历代医家和养生学家的不断补充、提高，逐发展成为我国独特的“中医养生之道”。

养生学家庚桑楚有一个叫南荣的弟子，30多岁了，有一天跟庚桑楚谈论养生之道。庚桑楚说：“古人说，蜜蜂孵不出青虫，鸡孵不出大雁，人和人的本领不同，我的才能有限，不够教你的，你去宋国向老子求教吧。”于是，南荣来到宋国拜见老子，说道：“弟子南荣，走了七日七夜，来到这里向圣人求养生之道。”老子对他说：“养生之道，在神静心清。静神心清者，洗内心之污垢也。心中之垢，一为物欲，一为知求。去欲去求，则心中坦然；心中坦然，则动静自然。”意思也就是说，养生之道在于，心里清静，无欲无求。

老子所著的《道德经》被后世奉为道家经典。从医学角度来看《道德经》包含了不少养生的观点，对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

顺乎自然，祛病延年。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命源泉，人要维持生命活动，必须顺乎自然，适应自然变化规律。

少私寡欲，恬淡为上。老子要求少私念，去贪心，知足常乐。认为追逐荣利，嗜欲无穷，是招灾惹祸之源，伤身损寿之根。

静气致柔，以静为正。老子认为柔和之气是人体最富生机之气，就像出生婴儿生机盎然，朝气蓬勃，是有利于人体的真元之气。被后世医家称为元气，指导着养生理论，演化成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道家气功基础。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养生观点，进而提出了“静以养生”的思想，要人们做到“恬淡寂寞虚无无为”。这些思想构成了我国古代养生界主静派的思想基础，其对后世的养生家、医学家，甚至哲学家所采用的修炼身心的方法产生了影响。

庄子提出养生的同时，对追求健康与长生的“导引”“养形”完全否定。《庄子 刻意》否定了五种人，其中一种人是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就是考察彭祖长寿原因的人们的主张。这种观点是比较片面的。然而，庄子借“庖丁解牛”的故事，提出了“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养生原则，主张只有遵循自然法则，才能保持形体的强壮和精神的健全，却是十分可贵的。“静以养生”的思想，是在“动以养生”思想形成以后，在养生实践中派生出来的一个支流。“动以养生”思想萌发于商末和西周，成熟于战国末期和汉代；而“静以养生”思想则萌发于战国后期，成熟于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二者时间相距足有500—1000年之久。“以静养生”思想萌发于“劳逸适度”“张弛相辅”“不妄作劳”等有关劳逸结合的观点；到了战国末期，进而发展出与“动以养生”相对的一派主张，至汉以后才逐渐构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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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它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以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其医学理论是建立在我国古代道家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由于《黄帝内经》所论的养生之道多是从老子学说中发挥的，所以又称“黄老之学”。

“五禽戏”与养生

“五禽戏”是2000多年前，东汉末年的神医华佗所编创的一套养生健身术，它看似简单的几种招式却是中国流传年代最为久远的健身体操。

“五禽戏”的创始人华佗，被后世尊为“外科鼻祖”。相传他活到150多岁时仍然保持着60多岁的容貌。华佗一生救人无数，而且用的都是十分简单而又有效的方法。他的学生吴普，樊阿都活到了90多岁，而且耳聪目明，齿发坚固，相传就是得益于华佗传授给他们的“五禽戏”。

华佗在许昌地区行医治病时，发现了好多疑难症，不太好治。所以他就观察动物创制了五禽戏。“五禽戏”是模仿虎、鹿、猿、熊、鹤五种动物的形态和神态，来达到舒展筋骨、畅通经脉目的的一种健身方法。今天盛行的太极等传统健身方式，最初就源于华佗创编的“五禽戏”，以至于太极传承至今还留有五禽戏的痕迹。

“五禽戏”最初的动作主要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熊的伏倒站起、鹿的伸转头颈、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通过模仿这五种动物的动作，不仅能锻炼四肢的筋骨，而且还能使五脏六腑得到全方位的运动。做翔飞鹤的时候，这一飞起来，头顶朝天，后背朝天，脚心朝天，单腿独立。这个时候，站长了自然呼吸，叫悬六腹，吊五脏，肺腑兼牢。所以，从虎到鹤这五种动物，它动作起来以后，互相兼顾，互相配合，达到统一健身。中国自古就有一句话，叫“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动补。”

华佗“五禽戏”是一种取法自然的古老运动。两千年后的今天，这源远流长的健身术，已经由最初的五个动作，加入了虎、鹿、猿、熊、鹤的更多姿态，丰富到了20个动作。

虎扑动前肢：虎走阴属肾，行膀胱属阳，阴阳平衡防治疾病，练虎的时候，瞪起眼睛来加强肾脏的锻炼。

鹿伸转头颈：鹿主肝，肝脏有毛病，它很起作用。鹿是斜视，斜视作用于肝脏，叫疏通肝气，调理肺气，互相配合，互相起作用。

猿脚尖纵跳：猿属火。心火猿主心脏，对心神起作用，猿的动作闪展腾挪灵活眼。这个动式，一活动起来以后，这个眼睛眨巴三下，不要多，你把这个神气掌握到了，就三下解决问题。

熊伏倒站立：熊属土，主脾胃，特别是练摇臂熊，晃臂熊的时候。胃酸，胃痛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上有毛病，就练熊（的动作），它很起作用。

飞鹤展翅飞翔：鹤的眼神，目光是环视。鸟的眼珠是环视，动起来，环视。这种环视它的作用在肺，它配合动作的时候，比如说做平飞鹤，一抬，五脏六腑都起来，一落，杀下去，都恢复回去。这一张一弛，一开一合，对内脏特别是肺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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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骨疗毒

刮骨疗毒见于小说《三国演义》，书中曾有一段广为流传的故事，甚至后人们时常用刮骨疗毒而不吭一声成为赞誉铮铮铁骨的好男儿。

关羽曾经被一支飞箭射中，箭穿透了他的左臂，后来，伤口虽然愈合了，但是每到阴雨天，骨头常常疼痛。华佗说：“箭头有毒，毒已渗入到骨头里，应当切开臂膀再一次治疗箭伤，刮掉渗入毒药的骨头，完全除掉毒药。这样以后，病才能根除。”关羽便伸出臂膀让华佗切开。当时，关羽恰好邀请各位将领在一起喝酒吃饭，臂膀上的鲜血淋漓，溢出盘子，而关羽却依然切烤肉吃，举起酒杯喝酒，谈笑自若。

八段锦与养生

八段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气功动功功法，由八节组成，体势动作古朴高雅，故名。八段锦形成于12世纪，后在历代流传中形成许多练法和风格各具特色的流派。

八段锦是从北宋起便开始流传的一项健身运动，其实就是古人创编的八节不同动作组成的一套医疗、康复体操。古人把这套动作比喻为“锦”，意为动作舒展优美，如锦缎般优美、柔顺，又因为功法共为八段，每段一个动作，故名为“八段锦”。八段锦动作简单，易记易学，适合男女老少等不同人群习练。传统医学认为，八段锦柔筋健骨、养气壮力，具有行气活血、协调五脏六腑之功能。

八段锦被分为南北两派。行功时动作柔和，多采用站式动作的，被称为南派，伪托梁世昌所传；动作多马步，以刚为主的，被称为北派，附会为岳飞所传。从文献和动作上考察，不论是南派还是北派，都同出一源。

柔和，是指习练时动作不僵不拘，轻松自如，舒展大方。缓慢，是指习练时身体重心平稳，虚实分明，轻飘徐缓。圆活，是指动作路线带有弧形，不起棱角，不直来直往，符合人体各关节自然弯曲的状态。它是以腰脊为轴带动四肢运动，上下相随，节节贯穿。连贯，是要求动作的虚实变化和姿势的转换衔接，无停顿断续之处。既像行云流水连绵不断，又如春蚕吐丝相连无间，使人神清气爽，体态安详，从而达到疏通经络、畅通气血和强身健体的效果。

松，是指习练时肌肉、关节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内脏器官的放松。在意识的主动支配下，逐步达到呼吸柔和、心静体松，同时松而不懈，保持正确的姿态，并将这种放松程度不断加深。紧，是指习练中适当用力，且缓慢进行，主要体现在前一动作的结束与下一动作的开始之前。八段锦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的上托、“左右弯弓似射雕”的马步拉弓、“调理脾胃须单举”的上举、“五劳七伤往后瞧”的转头旋臂、“攒拳怒目增气力”的冲拳与抓握、“背后七颠百病消”的脚趾抓地与提肛等，都体现了这一点。紧，在动作中只在一瞬间，而放松须贯穿动作的始终。松紧配合得适度，有助于平衡阴阳、疏通经络、分解黏滞、滑利关节、活血化淤、强筋壮骨、增强体质。

动与静主要是指身体动作的外在表现。动，就是在意念的引导下，动作轻灵活泼、节节贯穿、舒适自然。静，是指在动作的节分处做到沉稳，特别是在前面所讲八个动作的缓慢用力之处，在外观上看略有停顿之感，但内劲没有停，肌肉继续用力，保持牵引抻拉。适当的用力和延长作用时间，能够使相应的部位受到一定的强度刺激，有助于提高锻炼效果。

神，是指人体的精神状态和正常的意识活动，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形体表现。“神为形之主，形乃神之宅。”神与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整体。本功法每势动作以及动作之间充满了对称与和谐，体现出内实精神、外示安逸，虚实相生、刚柔相济，做到了意动形随、神形兼备。气寓其中，是指通过精神的修养和形体的锻炼，促进真气在体内的运行，以达到强身健体的功效。习练本功法时，呼吸应顺畅，不可强吸硬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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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段锦与十六段锦

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在八段锦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功法，其中以十二段锦、十六段锦最为有名。十二段锦，即坐式八段锦，因有十二节，故名十二段锦。此功包括动功和静功，静功包括入静、存想；动功有鸣天鼓、摩后精门、攀足等。

十六段锦之名，是在八段锦基础上吸收了老子导引二十四势、婆罗门导引十二势、赤松子导引法十八势、钟离导引法十八势、胡见素五脏导引法等精华创编而成。由抱项、按项、鸣天鼓、按膝、开弓、摆肩、捶腰、排天、钩脚、曲脊、扳身、拗步、背手、扭腿、漱津、起火等十六组动作组成。

导引术与古代养生体操

中国导引术是内向的、自我的，没有竞争意识的，它浸沉于一种超然的、宁静的、自足的个人身心体验与实践之中。

中国导引术的历史要追溯到远古先圣帝尧时代，是中国先民们在同大自然奋争苦斗过程中产生的。正是在千百年漫漫岁月里，在与洪水灾害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中，为了治疗“腠卫滞着而多重槌”等疾病，先民们创制出了导引术。它是在中华民族深厚而悠久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具有特定内容构成和功能的养生治病方法体系。

中国古代导引术着重于满足自我，通过熊经鸟伸、龙导虎引、凫浴猿躔等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动作练习获得自身的乐趣，体验一种神奇的、超意识的快感。

运动是中国导引术的灵魂和生命，在中国的导引术和气功中，运动却是相对的。导引术要求形体运动但心理上却要至虚至静，凝神于中，反观于心。而在内丹等静气功中，形体处于静态却要用特殊的方法促使调整人的内部生理系统进入一种微妙的、高度的活动状态。

中国的导引术是内在的。中国导引术是建筑在中国古代生理认识层次上的，着眼于发展人的内脏器官的生理功能。照《黄帝内经》的说法，是“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阻阳而兼诸方，缓节乘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灵枢 官能》)。”一个练习中国导引术的人将是精神旺健，神气充足，身心康乐，洋溢着内在的生命力。

中国的导引术是平和的、冷静的、小运动量的，有如和风下缓缓流动的小河，弥漫着温馨、宁穆、理智和神秘。华佗曾对他的弟子谈论过导引术：“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颐，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

中国导引术是多元的，是多种方法要素的组合。先秦的庄子说：“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乌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庄子 刻意》)这就是说，导引术是呼吸吐纳为主的行气术与模仿动物动作的肢体活动相结合的，通过“养形”来追求寿考的养生方法。西汉的《淮南子》说法基本与《庄子》相同，但于“熊经鸟伸”之后又加上了“凫浴蝮硬，鸥视虎颐”四个动作(《精神训》)。从养生家的角度来看，所谓导引，就是通过一系列内(气)、外(形体)结合锻炼的方法来“导气令和，引体令柔”，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所以唐代道土成玄英注《庄子》说：“吹冷呼而吐故，峋暖吸而纳新。如熊攀树而可以自悬，类鸟飞空而伸其脚也。斯皆导引冲气，以养形魂。延年之道，驻形之术。”

然而，在医家看来，导引的价值不仅在于“治未病”，而且在于“治已病”。也就是说，医家与养生家有所不同，他们所更为关注的是导引的医疗价值。唐王冰注《内经》说：“按谓折按皮肉，娇谓捷举手足。导引按矫，中人用为养神调气之正道也。”唐代和尚释慧琳在《一切经音义》中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凡人自摩自捏，伸缩手足，除劳去烦，名为导引。”清人郑文焯在《医故》中也说：“古之按摩，皆躬自运动，振捩顿拔，按捺拗伸，通其百节之灵，尽其四肢之敏，劳者多健，辟犹户枢。”

由此可见，导引术既是一种养生术，又是一种体育医疗方法。它的基本内容包括肢体活动、呼吸吐纳运动和自我按摩。同样，导引也并不完全能归类于气功。尽管在强调掌握实践呼吸技巧和方法上很多导引术与行气术相通，但它更接近于现代医疗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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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筋经》

《易筋经》是古代的一种医疗体操。相传天竺和尚达摩为传真经，只身东来，一路扬经颂法，后落迹于少林寺。达摩内功深厚，在少林寺面壁禅坐九年，以致石壁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达摩会意后，留下两卷秘经，一为《洗髓经》，二是《易筋经》。《洗髓经》为内修之典，归慧可，未传于世。《易筋经》为外修之书，留于少林，流传至今。然而现代考古资料证明，《易筋经》实为明末天台紫凝道人所创，原系道家导引之术，与佛教实无干系。

行气术与吐故纳新的运动

行气是早期道教的一种颇为重要的修炼方术，也称服气、食气、炼气，是一种以呼吸吐纳为主，辅以导引、按摩的养生修炼方法。

道教重视行气之法，与它对元气的重视有直接的关系。道教认为，天地万物包括人，都是由元气化生而来的。如《太平经》说：“元气行道，以生万物。”既然气对于人的生存如此重要，道教从它的长生不死的宗旨出发，便很自然地提出，常保身中元气，使之不失，便可长生不死。

那么，如何才能使气在人身中久久不竭呢？道教提出了行气之法。如何行气？道士们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许多具体方法，仅《云笈七签》即载有行气法数十种。尽管具体方法很多，但基本原则却是相同的。一般说来，行气时，均要求凝神净虑，专气致柔。呼吸吐纳，要做到轻、缓、匀、长、深。轻，即呼吸轻细；缓，指进出气舒缓；匀，呼吸节拍有致，不时粗时细；长，呼吸之间间隔时间长；深，即要求使吸入之空气渗入脏腑百脉，渗透组织深部。据称行气既久，可以达到鼻中无出入之气的最佳境界。

行气也称服气，其实这只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讲的，从道教经典中关于这一内容的具体记述来看，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行气主要是以我之心志，来驱使气，使气为我所用。如《抱朴子内篇 释滞》中说：“初学行炁，鼻中引炁而闭之，阴以心数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耳闻其炁出入之声。常令人多出少，以鸿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鸿毛不动为候也。渐习转增其心数。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则老者更少，日还一日矣。”这里介绍的是具体的行气之法，它要求人初学行气时，用鼻吸气然后屏息，心中默数数，数到一百二十再吐气，然后才吸气，照前数数。吸气或呼气时，要做到不让自己的耳朵听到气的出入之声。这样，常使气进的多，出的少，如果把鸿毛放到你的鼻下，而呼气时鸿毛不动，就是达到一定的境界了。到了这一步，就可以使闭气数数的数目增加，如果能增加到一千，就可以使你返老还童，而且一天比一天年轻。

服气，也称吐纳、食气，主要指的是吸收天地间的生气或日精月华，服外气以养生。《云笈七签》卷三十六《食气法》中有关于服气法的记述：“养生之家，有食炁之道。夫根植华长之类，蚑行蠕动之属，莫不仰炁，以然何为能使人饱乎？……”《仙经》云：“食炁法，从夜半至日中六时为生炁，从日中至夜半六时为死炁，唯食生而吐死，所谓真人服六炁也。”这里，首先说明了一切动物、植物，都是仰仗气而生存，所以人也可以单凭食气而生存。然后介绍食气时，应注意生气和死气，一天之中，从夜半到日中六时为生气盛行之时，从日中到夜半六时为死气盛行之时，所以食气时，必须食生气，而不能食死气，只有生气才是天地日月之精华。

道教认为，人通过行气，可以带来种种神效。对此，《抱朴子内篇》有诸多记述。如在《至理》篇中说：“服药虽是长生之本，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但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葛洪认为最上乘的仙术是服食金丹，但这里同时说，如果服药时能兼行气，其效果就更好。而且，如果没有金丹大药，但是你能尽得行气之理，也可以活上数百岁。在《释滞》篇中，葛洪总结行气之法说：“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疮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饥渴，或可以延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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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它的历史远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而正式形成于东汉的中后期。与世界其他大型宗教不同，道教并非是一人一时一地所创，乃中国历代各地不同的文化、思想相结合而成为宗教。

道教的起源现存的史料和道教经书中的说法各不相同。《魏书》中认为道教起源于老子；葛洪则认为起源于“二仪未分”之时的“元始天王”（这种说法常常被研究者斥之为无稽之谈）。目前普遍认为道教源于中国古代各地的巫术和鬼神信仰，而后各地巫俗信仰(如鬼道、方仙道等)再与儒、道、释、墨、五行、阴阳等诸家学说相结合创造出各地不同的民间信仰体系。

按摩术与推拿

按摩与推拿以中西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各种手法技巧或器械为作用力，通过神经系统调节，体内精液循环调节，以达到舒筋活骨、消除疲劳、防治疾病的效果。

在原始社会中，原始人在与野兽博斗中或劳动中，必定有一些外伤，导致发生疼痛，原始人自然地用手去抚摸，逐步收到效果。人类本能地重复应用一些能够祛病的抚摸手法，经过时间的延续，这些手法得到发展和积累。约在几千年前，我国祖先为按摩术奠定了基础，并逐步形成我国的按摩术。战国时期，我国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对按摩术有所记载，其中《素问 异法方宜记》指出：“中央者，其地平以温……故其病多瘘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故导引按跷者，亦从中央出也。”这说明当时我国已有推拿按摩术，起源地在黄河流域，那时称按摩为按跷，由于操作简单，所以，很快在我国各个时期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不发达，所以一些抚摸的手法，形成于早期医疗的雏形。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以及奴隶社会的形成，在当时医事管理方面，按摩术已成为一科。

夏商时期生产力水平提高，医事有所发展，出现了中药。此时，按摩术与中药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医疗方法。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众多学派医学思想，并对按摩治疗疾病有所记载。如《韩非子》《老子》《墨子》《史记 扁鹊传》等对按摩术都有记述，并且形成了一些手法。秦汉时期，中国成为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祖国医学逐步形成体系，推拿按摩也随医学发展而形成独立体系，出现了第一部按摩专著《黄帝岐伯按摩经》，它和《黄帝内经》《华佗别传》等著作记述了十几种按摩手法。

经过漫长的岁月，按摩术在我国逐步得到了发展。中国足部按摩，有文可查的是《黄帝内经》中介绍足部有38个腧穴与脏腑相通、东汉华佗“足心道”和他创编的五禽戏中“除疾兼利蹄足”的功效。足部按摩有缘传承下来，还有一个传说。据说，仙女每走一步足生莲花的故事，可以理解为古人对足文化的崇拜，佛足石印上的人体图，可以推揣出印度古代智者已经懂得人体与脚部内在联系，古老的瑜珈术也早就在强调修炼足部。

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强盛时期，按摩术也已发展到鼎盛阶段，按摩手法有了大的发展，并且推出小儿按摩的新方法。在医事制度中，按摩术有专门编制，如隋时太医署设有按摩博士2人；唐代继承了这种制度，《唐六典》记载太医署有按摩工56人和按摩生115人；宋朝医学著作《圣济总录》有独立篇对按摩进行记载，这说明推拿按摩比以前有了新的发展。明清时期，随着按摩术的发展，保健按摩也取得了进展。

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各种养生文化得到了极大的成长，他的专属按摩师李淳风尤其出名，李淳风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研究出一套非常有效的推拿术，并写成书籍，还配上绘画使得技法更容易理解。

清代满族王室也十分注重按摩，御花园里面有一条共有900多种不同图案的“御道”，是经过历代皇帝的修整补充才形成的，据说这是当年专门为皇帝按摩脚而辅设的。慈禧太后就曾用玉石按摩来做日常保养，使其美容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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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的简介

推拿又有“按跷”“跷引”“案杌”诸称号。推拿，作为一种非药物的自然疗法、物理疗法，的确由来已久，有学者赞之为“元老医术”。推拿作为以人疗人的方法，通常是指医者运用自己的双手作用于病患的体表、受伤的部位、不适的所在、特定的腧穴、疼痛的地方，具体运用推、拿、按、摩、揉、捏、点、拍等形式多样的手法，以期达到疏通经络、推行气血、扶伤止痛、祛邪扶正、调和阴阳的疗效。

孙思邈妙论养生

孙思邈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医药学家、养生学家，被后世尊称为“药王”。传说他寿高101岁，一生为人治病疗疾，广采医药文献，结合自己的从医经验著书立说。

孙思邈养生学的著作，全面地论述了他的养生术，成为我国医学和保健学的优秀文化遗产，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写道：“人 年五十以上，阳气日衰，损与日至，心力渐退，忘前失后，兴居怠惰。计授皆不称心，视听不稳……万事零落，心无聊赖，健忘嗔怒，情性变异，食饮无味，寝处不安。”他告诫子孙要充分认识这些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征，不可错误地认为“大人老来恶性不可恣谏”而埋怨他，应该根据老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而顺其自然，“与宜常预慎之”，“不得令其意负不快”而影响健康。因为“怒甚偏伤气，思多太损神”，“神疲心易役，气弱病相侵”。这就要求子孙们必须善于适应和调节老人的感情变化，“勿使悲欢极，当令饮食均；再三防夜醉，第一戒神嗔”，以便顺其自然，保持平和的心态。孙思邈的这种养生观，是根据他自己的实践、体会总结出来的，也是孙思邈长寿的宝贵经验。

孙思邈很重视食养，他认为，“安神之本，必资于食”，只有吃得好，才能强身防病。他说：“春七十二日，省酸略甘，以养脾气；夏七十二日，省苦增辛，以养肺气；秋七十二日，省酸增甘，以养肝气；冬七十二日，省咸增苦，以养心气；季月各十余日，省甘增咸，以养肾气。”他把饮食与季节的变化联系起来，根据季节的不同和身体的营养需要来确定进食的重点，就使得平日的一日三餐成为养生健身的手段，避免了随心所欲的进食方式。此外，他还极力主张饮食须有所节制，不可吃得过饱。应该做到少吃多餐，多吃淡食，少吃肉，还经常服用蜂蜜、莲子、山药、芝麻、牛乳等，对长寿都有好处。

孙思邈说：“养生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强所不能堪耳，且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从不“饱食即卧”，而是“食毕当行步踌躇”，“每食讫以手摩面及腹，令津液通流”，有助于消化，达到祛除百病的目的。孙思邈不仅善于活动筋骨，还很注意用脑和健脑。他平时勤于动脑，善于思考。

孙思邈为世人留下了总结自己养生保健、延年益寿宝贵经验的十二少秘诀：“少思、少念、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好、少恶、少欲、少怒”。他认为人的七情六欲，是难以回避的精神活动，如果放纵或者抑制都会对身体有损害。为此，要做到适度，就贵在一个“少”字上。就是说要有所节制，不太过，保持中庸之道，不走偏锋，对于养生益寿多有裨益。

他在倡导“十二少”的同时还提出了他所忌讳的“十二多”。即：“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混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他把这“十二多”视为“丧生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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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小故事

孙思邈医术高明，隋文帝请他出任“国子博士”，他假托有病谢绝，继续隐居，钻研医学，为人民治病。一天，一个患腿疼的病人来就诊，孙思邈便给他针灸。他按照医书上的穴位，扎了几针，都未能止疼。他想，难道除了古人发现的365个穴位之外，再没有别的穴位了吗?他仔细地认真地寻找新的穴位，一面用大拇指轻轻按掐，一面问病人按掐的部位是不是疼，病人一直摇头。最后，当孙思邈的手指按掐住一点时，病人立即感到腿疼的症状减轻了好多。孙思邈就在这一点扎了一针，病人的腿立刻不痛了。这种随疼点而定的穴位，叫做“阿是穴”，又名天应穴、不定穴。这是孙思邈对我国针灸学的一大贡献。

苏轼的养生术

苏轼是我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不但散文写得美，而且精通诗、词、书、画，堪称文坛宗师。同时他还热爱中医中药，潜心研习，造诣较高，对养生之道尤有心得。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迁徙多地，历经磨难，但享年仍近古稀，这在当时已属高寿，与他善于养生、注重保健有密切的因果关系。

苏轼认为，饮食有节是长寿的基本条件。他主张少食、素食、食有节度。提倡“已饥方食，未饱即止”。他说这样可以“宽胃以养气”；且饥而后食，虽纵然是粗饭淡菜，也觉得味美可口，犹如珍馐。他的名言“晚食以当肉”，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苏轼平时所食，每餐是一荤一菜一汤，从不暴饮暴食。他所说的素食，并非指油脂一点不吃，而是少食油脂，以素为主。

苏轼还认为，清心寡欲是长寿的关键因素。他生性达观，常以“安分以养福”“无事以当贵”自慰。他说“养生难在去欲”，人生在世，不必追求功名利禄，不要留恋官位权势，不宜看重荣辱得失。如果贪欲无度，永无满足之时，便会亏损心神，耗伤气血，妨碍健康。对于酒、色、财、气，切勿迷恋沉溺，不知控制，不能自拔，而贻害自己。他曾在黄州寓所的墙壁上挥毫题写：“出舆入辇，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娥眉，伐性之斧；甘脆肥脓，腐肠之药。”这段精辟论述，可算是规劝人们关注养生保健的宝贵箴言。

苏轼又认为，动静结合是长寿的重要保证。他告诫人们不要贪图安逸，久坐不动。应多走路跑动，提倡“安步以当车”，多运动以活动筋骨，畅通气血。他喜爱爬山，说登山既可锻炼腰腿，强身壮骨，又能陶冶性情，清除心中杂念。他还爱在庭院中抚花弄草，经常劳动，辛勤种植。他很赞同神医华佗说的这句话：“人体欲得劳动……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他每天定时散步，称“散步可令腹空”，有助于消化。另一方面，他坚持练静坐功，黎明起床面向东南盘膝打坐，先叩齿数十次，咽唾液，后做腹式呼吸以吐故纳新，再按摩脚心、脐下、两腰及颜面耳廓直至发热，最后揉鼻两翼，梳发百余次而止。苏轼说：“此法甚效，初不觉，但积累时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

苏轼深刻认识到，适当服药养生是长寿的得力措施。苏轼一生酷爱研读中医药书籍，他每到一处，都爱与当地名医结交友谊，探讨防治疾病的方法及养生之道。他为官一方，关心民生，特别注重贫苦大众的疾病防治问题，常向他们义诊送药，如遇疫病流行，更是大力救治，故百姓口碑极佳。后人曾搜集他治病常用的48个验方，编为《苏学士方》，至今存于中医宝库中。他还自著了《东坡养生集》，书中介绍他长期服食芡实的养生体验：每日不拘时间取熟芡实米仁数粒放口中细嚼，待唾液满嘴时慢慢咽下，每天吃20—30粒，终日不断。他还在庭院中种植枸杞，供自己食用及宴请宾朋，有《小圃枸杞》诗句为证：“……根茎与花实，收拾无弃物。大将玄吾鬓，小则饷吾客。”他说常吃枸杞能乌须黑发，强身健体，益寿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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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轼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第十讲 古代体育轶事

汉代的骑术与马戏

马术起源于何时？起源于西方还是东方，目前尚无定论。从史料记载和出土文物来看，我国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开始马背上的活动了。当时的马上活动，除了军事的推动外，还有马戏和赛马，可以说马戏和赛马是最古老的马术活动。

传说，黄帝时期我国已经出现了骑兵。某一天，黄帝的一个部署捕获了一匹野马，并对它进行饲养。一个叫王亥的人对野马进行驯化，并骑着它在部落里走动，顿时轰动了整个部族。黄帝立刻命令属下捕获更多的野马，并协助王亥驯化。当时捕捉野马很难，因此马匹就显得非常珍贵。正当大家在为训练出能够乘骑的马匹而高兴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有只老虎潜入围栏，咬死了一只刚出生的小马驹。

黄帝的大将应龙大怒，立刻带上人骑马去追赶老虎，他们翻过几座山，终于找到了那只老虎。并用弓箭将它射死带了回来。这件事引起了黄帝的得力助手风后的注意，他认为既然可以骑马追上老虎，并将它射死，也就可以骑马杀敌。从此之后，黄帝下令，此后出去打猎遇到野马不可杀死。如果能生擒，并带回驯养，都予以重赏。也就是这一刻，骑兵诞生了。

传说毕竟是传说，黄帝时代或许有人骑过光背马，但是未必诞生骑兵。因为在马具未出现之前，人类无法在马行进中达到平衡骑乘。否则、夏商周时期的战争主导模式就不应该是车战，而是骑兵战术。大约在战国时期，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开始出现骑兵，马具主要是“绳镫”，他们往来如风，剽悍快捷，常常袭扰秦国、赵国、燕国等西北和北方诸侯国，尤其是匈奴对燕赵两国的影响最大。匈奴人的骑兵引起了赵国国君赵武灵王的重视，从而发起了一场革命——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不但推动了赵国兵种的改变，而且也引起了其他六国对“骑兵”的重视，相继重视骑士。这样，骑射就诞生了。这一时期是否已经出现马鞍和马镫等成熟马具，史书缺乏记载，也没有出土文物佐证。但是有一点是可信的，那就是已经克服了骑在马上时“不平衡”的问题，也就是说出现了类似马鞍和马镫的物品，是否学习了游牧民族的“绳镫”，目前尚无定论。汉代，真正的成熟马具出现了，那就是高桥马鞍和铜铁马镫，正是因为马镫的出现，汉代卫青和霍去病的远征才能够匈奴，而匈奴在历次战争中失败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马具的落后。当时汉军已经普遍装备了骑乘稳固的铜铁马镫，而匈奴骑兵普遍是简易的“绳镫”，在长途数千里的奔袭中，简易的“绳镫”极大地消耗了战士体力。汉军的高桥马鞍和固定马镫则更利于骑战。

汉代的赛马活动非常盛行，出土的汉砖上著名的《赛马图》就是当时赛马活动的生动反映。张衡在《西京赋》中对赛马活动也有过生动的描写：“百马同辔，骋足并驰。”骑术的精湛推动了马术的发展，这一时期骑术不仅仅是军人的必备技能，而且还衍生出了“马戏”，也就是在马背上进行表演的活动。山东沂南汉墓中出土的《乐舞百戏图》中有一幅《马戏图》，生动地刻画了马戏表演时的状况。画面上两个小孩各自在马上表演，两马相向奔驰，左边一小孩左手执马鞭，右手持曲柄幢立于马上；右边一小孩双手执手戟据于马背，横体腾空，双足后翘，马蹄腾飞，显示出了表演者的精湛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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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中的“马戏”

马戏，又叫戏马。《汉书》注称“戏马之术”。一说传自西域。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中，就有“马戏斗虎”的记载。当时，马戏还没有独立发展成一种体育运动，和“百戏”混合在一起，作为观赏的娱乐，叫做“骗”，从汉字的造字法来看，可知和“马”紧密相关。

汉末，马戏表演艺人到处巡回演出。《魏书 甄皇后传》记载：“甄宓（甄皇后）八岁的时候，外面有马戏表演，他的家人都站在楼阁上去观看，只有他不为所动。”由此可见，在汉末，马戏表演已经相当普遍。

唐朝的盛装马术表演

唐朝的马术表演非常盛行，尤其是在宫廷里。唐朝的帝王拥有一定程度的少数民族血统，骨子里有着草原民族的豪放和骑射之风。当时打马球、骑射、赛马都很流行，而且还出现了舞马，这种舞马堪称当时的“盛装马术”表演。

舞马是唐朝宫廷重要的娱乐活动，每当节庆、国家大典、皇帝寿辰，舞马表演是必备的表演项目。据了解，舞马的演出规模庞大，每次表演的参与马匹多达数百匹。它们会随着音乐舞动身躯，有时甚至会表演衔杯祝寿等高难度项目，可说是“盛装舞步”的雏形。

唐朝诗人张说在的《舞马词》中记述了舞马表演的盛况：“万玉朝宗凤扆，千金率领龙媒。眄鼓凝骄蹀躞，听歌弄影徘徊。天鹿遥征卫叔，日龙上借羲和。将共两骖争舞，来随八骏齐歌。彩旄八佾成行，时龙五色因方。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帝皂龙驹沛艾，星阑骥子权奇。腾倚骧洋应节，繁骄接迹不移。二圣先天合德，群灵率土可封。击石骖驔紫燕，摐金顾步苍龙。圣君出震应箓，神马浮河献图。足蹋天庭鼓舞，心将帝乐踟蹰。”另外一位诗人钱起也在其《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中描述了宫廷舞马的情状：“忽兮龙踞，愕尔鸿翻，顿缨而电落朱鬛，骧首而星流白顚。”

唐玄宗非常喜欢“盛装马术表演”，每年他的寿诞都会举行盛大的马术比赛，名曰“千秋节”。届时在长安城的勤政楼前举行盛大的表演，除了文武百官之外，还有骑兵步兵组成的仪仗队，身披金甲、锦旗招展，数百宫女穿着华丽的服饰，随着鼓点的节奏翩翩起舞。

当时的舞马表演已经和今日的“盛装马术表演”非常近似，有专门的乐队奏乐，表演的马匹和参演人员一起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训练有素的马匹不但能够随着音乐的节奏腾挪，还能够做出些令人难以相信的高难度动作。唐人又称马舞为蹀马。慥引《景龙文馆记》说，唐中宗景龙某年，“宴土蕃，使蹀马之戏，皆五色彩丝，金具装于鞍，上加麟首飞翅。乐作，马皆随音蹀足，宛转中节。胡人大骇”。由此可见，当时马术表演的舞蹈已经非常复杂和高超。

唐玄宗时期舞马表演中的音乐和舞蹈已经高度规范化和系统化，不少音乐直接从上古音乐中取得，《倾杯乐》是当时最为流行的马舞乐曲。唐中宗时这个乐曲已经被用于舞马，名为《饮酒乐》，宋代程大昌在《考古编》中记载：世传舞马衔杯上寿起于开元，非也。中宗时已有之。景龙文馆记：殿中奏蹀马之戏，婉转中律。遇作《饮酒乐》者，以口衔杯，卧而复起。”唐玄宗命人将这首曲子修改，每逢自己生日的时候就演奏，从而成为定制。与前曲相比，《倾杯乐》在技术处理上更为复杂。《明皇杂录》说：“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另外，还有一首叫做《华冈》的曲子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马术表演曲目，张诗记载：“试听紫骝歌乐府，何如绿骥舞华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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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舞马的消失

安史之乱后，唐朝宫廷的乐师和驯马人员大多流落民间。叛军占领长安后，宫廷的舞马被史思明部将当做战马，并编入战斗序列。舞马被拉上沙场后，听到金铁交鸣之声和战场上的号角，以为是音乐之声，因此腾挪舞动，但却不冲锋前进。叛军们见这些马匹不听指示，就使劲用鞭子抽它们，舞马反而跳得更起劲。叛军以为这些马是“马妖”，就将它们全部杀死，至此舞马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后世虽然偶有复兴，但是都未曾达到唐朝的盛况，加之专业人员在乱世中的没，舞马也逐渐失传了。但是部分学者认为，舞马并未彻底消失，而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

古代体育交流与俱乐部

中国古代体育运动非常发达，不但出现了各种体育项目，还出现了体育比赛和体育俱乐部。其中产生于北宋的“角力社”“圆社”，南宋的“齐云社”都是有史可证的体育俱乐部。

在所有竞技性的体育赛事中，对弈是最早的体育运动之一。既然存在竞技，那么棋手的分级就必不可少。南北朝时开始评定棋手的等级。那时棋手分为九品，以一品为最高。有人还写了《棋九品序》，这是围棋棋手分等级的最早记录，相当于古代第一次公布“等级运动员”名单。从此，围棋棋手分成九等一直不变，发展为现在的九段。

《北齐书 綦连猛列传》记载了南朝萧梁与北齐之间选派力士比赛武艺的事件，这是南北朝时期、鲜卑和汉族之间进行体育交流的一个事例，也是中国古代国与国之间互派军事体育代表进行比赛的最早而明确的记载。

另外，中国古代还诞生了女子足球比赛（女子蹴鞠）。女子蹴鞠的诞生和时代的发展有关，唐代是一个开放型的时代，不但男子拥有豪迈向上的风气，女性的的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当时宫廷中的女子大多参加蹴鞠，宫女们或踢弄传递，或绕身盘带取乐，这一运动一直到清末才消失。

除了女子蹴鞠，唐朝还出现了大型的集体体操。唐代宫廷中有一种“集体舞”，由武则天创造，用来给皇帝祝寿。舞蹈的宫女排列组合成汉字，有“皇帝万岁”“圣超千古”等字样。这种舞与今天的大型团体操十分相似。

宋朝的时候城市发展迅速，市民文化发达。诞生了不少体育俱乐部，蹴鞠业的行会组织“齐云社”“圆社”都很出名，其中“圆社”是全国性的足球“俱乐部”。宋人陈元靓在其著作《事林广记续集》中记载：“四海齐云社，当场蹴气毬，作家偏著所，圆社最风流。”明人高明《琵琶记 牛氏规奴》记载：“白打从来逞艺，官场自小驰名，如今年老脚踜蹭，圆社无心驰骋。”这些文献都反映了“圆社”的情况。另外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关于“圆社”的内容，《水浒传》第二回写道：“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

从诸多文献来看，圆社无疑是一个足球组织了，那么它在历史上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呢？蹴鞠发展到南宋，踢球的艺人已经非常多，各地都产生了不少类似“蹴鞠俱乐部”的组织，其中以都城临安(今杭州)的圆社实力最雄厚，高俅即是圆社社员。圆社订有社规，规定参赛的人数、比赛规则等，参加圆社的人，要遵守社规，如不许做“人步拐、退步踏，人步肩、退步背”等危险动作，还规定“狂风起不踢，酒后不可踢”等。

圆社除了制定行规，还具有准入性。一个人参加了圆社，就可以到处跑码头，圆社对他们进行技术考核，通过后即可以免费接待他们。圆社中的社员，论技术高低分等级，最高级称校尉，女子进入校尉级的，称女校尉。著名元曲家关汉卿就有两首《女校尉》散曲，描写女校尉的球技。曲曰：“蹴鞠场上，鸣珂巷里，南北驰名，寰中刻意”，“关白打、官场小踢，竿网下，世无双，全场儿占了第一”。

女蹴鞠者在消闲娱乐中有重要地位，“茶余饭饱邀故友，谢馆秦楼，散闷消愁，唯蹴鞠最风流，演习得踢打温柔。”邓玉宾《仕女园社气球双关》更道：“似这般女校尉从来较少，随圆社常将蹴鞠抱抛，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等等。

这说明，元代市民的蹴鞠继宋之后仍非常普遍。考古工作者曾在内蒙的辽墓中，发现了蹴鞠活动的壁画，从画面的布局看，应是一般的“白打”踢法，说明在辽代的北方少数民族中，蹴鞠活动也较为普及。

明朝时，为了提高女子蹴鞠的水平，开始从杂技行业中选拔蹴球伎。因为杂技演员身手更为敏捷灵活，所以，明代蹴球伎的能力明显超过前朝，如杂技女子彭云秀就是蹴鞠“明星”，名噪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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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其他运动俱乐部

在中国古代，除了“齐云社”“圆社”等蹴鞠行业的俱乐部外，其他运动项目也产生了自己的俱乐部。如“角力社”（以比力气为主要运动的俱乐部）、“角抵社”（类似于摔跤俱乐部）、“锦标社”（相当于射击俱乐部，射箭爱好者的组织）等。在这些俱乐部中，以北宋的“弓箭射”最为出名，北宋市民文化发达，娱乐业和运动繁荣。史载“弓箭射”的成员满布城乡，他们“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常常聚集在一起射箭饮酒为乐。

《三国演义》中的大规模射箭赛事

古典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中描写了曹操大宴铜雀台时举行的一场“射箭比赛”。比赛中曹休、文聘、曹洪、夏侯渊、张郃、徐晃都射中了箭靶的红心，都受到曹操的嘉奖。这场比赛堪称古典文学中描写的最细致、也最接近现代式的比赛。

古典文学中有不少比赛的场景，而且都记述得非常详尽。古代人比赛，已经开始设立奖项，如《红楼梦》中比诗才的奖品叫做“彩头”，当然这种比赛是“文比”，不具备竞技性。而《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中则详细的描写了一场竞技性的比赛，比赛有主办人，有参与的“运动员”，有具体的奖品，有比赛过程，而且还分了参赛的团体。

曹操自从赤壁之战后，回到北方励精图治，努力发展农事。建安十五年（210）新建成“铜雀台”，为了庆祝高台的落成，特别举办了一场射箭运动会，参与人员是其属下的诸将。曹操的部将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起于同宗的曹氏诸将，另一种是历次征战中逐渐提拔和重用的别姓将领。曹操把将领们分成了两个队。曹氏宗亲出身的将领穿红色队服（披红战袍），别姓将领穿绿色队服（披绿战袍），并把一领西川红锦战袍挂在垂杨枝上作为奖品。

曹操坐在高高的铜雀台上，在台下设一箭靶子，以百步为射箭的场距。两队参赛者分成红绿两队站好，各带雕弓长箭，跨鞍勒马，等待主办人曹操发出比赛开始的命令。小说中写道：“曹操头戴嵌宝金冠，身穿绿锦罗袍，玉带珠履，凭高而坐。文武侍立。”铜雀台也可算是古典文学中较出名的“体育场看台”了。

参赛者都准备好之后，曹操发布了比赛规则：“有能射中箭垛红心者，即以锦袍赐之；如射不中，罚水一杯。”比赛开始后，红队中一个少年将军飞马而出，原来是曹休。曹休在箭靶子前面纵马奔驰，往来三次，跑出一百步后，扣上箭，拽满弓，一箭射去，正中红心。顿时获得了满堂喝彩。在看台上的曹操也高兴地说：“这是我们家的千里马啊！”曹休在射箭前纵马往来奔驰三次，这有点类似于今日的运动员测距，是否是寻找射箭的感觉，也说不定。总之他获得了头筹，曹操准备把“奖品”颁发给曹休，却引起了绿队中文聘的不满，因为绿队还未曾出场。曹操也就任由文聘上场。文聘拈弓纵马一箭，也射中了红心。鼓乐齐鸣，大家为他叫好。要说的是，在这场比赛中不但有参赛者，还有啦啦队。所谓“啦啦队”，就是那些来观看比赛的文士，以及为之鼓乐的人员。

文聘射中后，准备取奖品，引起了红队中曹洪的不满。他认为是曹休先射，因此也出场比赛，同样射中红心。曹休，曹洪，红队中二曹都射中了红心，曹洪认为二比一，己方取胜，准备取奖品。但绿队中张郃认为赛事还没有结束，因此“飞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红心。四枝箭齐齐的攒在红心里。”张郃射箭不但准，而且有点“花式”的意味，姑且叫作“花式射箭”，并能够从三支箭丛中射进去，也可看出其射艺之高超。

张郃准备领取奖品时，红队的夏侯渊（书中认为夏侯氏，曹氏属同宗，因此夏侯渊也是红队）却不买账了，也纵马出场，书中描写“马至界口，扭回身一箭射去，正在四箭当中，金鼓齐鸣。”眼看，最终奖品要落到夏侯渊手中，绿队的徐晃干脆一箭把杨树枝射断，锦袍坠落，他接在手中披在了自己的身上。前面四将射的还是靶子，目标较大，是平射，而徐晃射的却是杨树枝，而且是仰射。一箭射断杨树枝，堪称真正的“百步穿杨”。

徐晃披上锦袍，成为实至名归的“冠军”。最终冠军披“袍”是现代比赛中常见的，例如现代公路自行车赛，总时间领先者会“黄袍加身”，穿上象征冠军的“黄色领骑衫”。可惜，徐晃的“冠军袍”披得并不安心，被自己队里的许褚抢了过去，两人在厮打过程中将锦袍撕得粉碎。许褚的行为属于明显的犯规行为，但是曹操并未处罚这员爱将，而是给六人每人赐了一匹蜀锦，当然给许褚这个“犯规者”也奖赏了一匹。射箭比赛也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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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褚

许褚，字仲康，谯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曹操最信任的大将，屡立战功。和典韦一起统领曹操的亲军“虎卫军”，被称为“虎痴”。建安九年（204），追随曹操围攻邺城，因功赐爵“关内侯”。在小说《三国演义》中他被塑造成能和张飞，马超匹敌的猛将，弓马娴熟，刀法精良。尤其是和马超大战的那一次，酣战连日而不倦，并成就了“赤膊上阵”这个成语，是古代军事体育方面的楷模。

爱好球类的帝王们

蹴鞠从中国战国时代就已十分兴盛，据记载战国时期齐国的都城临淄是当时各国最繁华的城市，蹴鞠运动尤为兴盛。齐国的君主也都喜欢蹴鞠，引领了当时蹴鞠的时尚。此后，蹴鞠不断发展，并形成了多种打法，其中马球和脚踢的蹴鞠最为流行。不但民间爱好蹴鞠，就连宫廷里也有很多球迷，并出现了一大批球迷帝王。

早期的蹴鞠，以皮革为外壳，里面装满毛发，是一种实心球，主要用脚踢，称为蹴鞠；后来发展出“击鞠”，即骑在马上用球杖打，也叫做马球。现在国际上公认，蹴鞠是足球的前身，起源于中国。《汉书 艺文志》记载：“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假设这一记载属实的话，那么黄帝就是第一个热爱球类的帝王了。

《战国策 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蹴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由此可见，当时齐都临淄体育之盛。秦汉时期，体育在民间更加普及，汉高祖刘邦在乡里时，就常常斗鸡走狗，热爱蹴鞠，他的父亲刘太公也是蹴鞠的爱好者。刘邦称帝后，专门在都城长安建造了一个大规模的“鞠城”，他不但观看蹴鞠，还常常下场踢球。鞠城建成后，史料虽无记载大规模的球赛，但是举行比赛是显而易见的。汉代的足球场（鞠城）已经具备了现代足球运动的雏形，东西两面各有六个鞠室（进球的地方）。汉武帝刘彻也是一个球迷，常和内侍踢球。在对匈奴的战争中，行军所到之处，都设立球场，把踢球作为训练士兵的方法。

唐代发明了用“八片尖皮”制作的充气足球，鞠室也变成拉网的两个球门，这已经非常接近现代足球了。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因此马球和蹴鞠都很盛行，唐朝的球迷皇帝也最多。709年，唐中宗李显把养女金城公主送到吐蕃去和亲的时候，就曾在宫中举行和吐蕃队的马球比赛，以示庆贺，这可算得上是国际性的大赛。

宋代的皇帝也都热爱球类，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都是球迷。宋代无名氏画的《宋太祖蹴鞠图》就画了他俩和赵普、石守信等六人踢球的情形，甚为精彩。宋徽宗赵佶也是球迷，他规定每年他的生日，文武百官祝寿后，内廷的球队要进行足球比赛。高俅本来只是端王府的一个跟班，因为球踢得好，很受端王的恩宠。后来端王登基为帝，也就是宋徽宗，高俅也跟着鸡犬升天，被提拔为高官。

金代也有一些球迷皇帝。金世宗完颜雍不但自己经常在常武殿打马球，而且还鼓励老百姓都打马球。金哀宗完颜守绪酷爱打马球。但是球技太差，他就请当时的“足球明星”撒合辇教他打球，结果被太后知道，认为他玩物丧志，遭到一顿狠批。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蹴鞠丧志，因此严厉禁止蹴鞠。但是他无法禁止自己的后代子孙不玩蹴鞠，明宣宗、明武宗、明熹宗都是蹴鞠的高手，常常在宫中举行蹴鞠比赛。明代人绘制的《明宣宗行乐图》中生动地反映了明宣宗朱瞻基身穿紧衣短靠，头戴尖帽，在宫中蹴鞠的形态。另外，宣宗之后的皇帝还常在端午节和重阳节举行球赛，西华门内锣鼓喧天，马球场上常常能见到皇帝的身影。

明末蹴鞠逐渐失传，清代未能继承蹴鞠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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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行乐图

《明宣宗行乐图》是明代宫廷画家所画，长690厘米，分为五部分。画中的五个场景用宫墙、门楼自然分开，明宣宗容貌丰硕，体格魁梧，头戴尖顶圆帽，身着窄袖衣，外罩紧袍服，分别参与了射箭、蹴鞠、马球、捶丸、投壶等运动。生动地反映了明代宫廷里帝王的体育活动。

古代神射手佳话

中国古代有很多射箭名手，后羿、纪昌虽然称为“神射”，但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太史慈、斛律光，以及唐高祖李渊却都是有史可查的神射手。李渊还因为善射，而被招为佳婿，堪称是对他最大的奖赏。另外，中国历史上对射箭冠军还有多种奖励，蔚为大观。

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非常重视射箭，学校里有射箭课，男人们自幼练习，以不会射箭为耻。到了战国，战争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射箭技术。《韩非子 内储》记载，当时为了激发百姓习射热情，有谁犯了罪过，不拿刑具而是拿弓箭，犯罪者如果射中目标，可以免罪，反之则从严治罪。因而百姓人人习射。

冷兵器时代，射箭是最有效的狙击方式，远距离隐蔽攻击，保证了自身的安全，而且成本低廉，可以回收再利用。对于箭手来说，要精确命中目标，和现代狙击枪手一样，既要考虑距离、风速，又要考虑温度、湿度的影响，可惜很难在史书里找到如此专业的记载，这与当时人的认知有很大关系。许多箭手能够在复杂的环境条件下射中目标，凭借的并不是多么科学的数据计算，而是多年实践积攒下来的经验。《三国志》卷四十九记载，大将太史慈“猿臂善射，弦不虚发”，一次讨敌时，敌人在屯子里的楼上叫骂，手扶着楼柱，太史慈引弓射之，箭穿透其手掌狠狠钉在楼柱上，史载“矢贯手著棼”。远距离射中手掌这么小的目标，而且还是在不断移动的过程中，其难度可想而知。

《北齐书》记载，斛律光从小善骑射，17岁被善于识人的高欢任命为都督，后来高欢的儿子高澄做了北齐皇帝，更是善加恩宠，封为征虏将军。一次随皇帝打猎，看到一只大鸟在云际飞翔，斛律光引弓扣箭，一箭射中其颈，大鸟如车轮般旋转落地，原来是一只大雕。顿时喝彩声四起，人们称其为“落雕都督”。

斛律光的父亲斛律金也是一名神射手，从小便教导儿子斛律光和斛律羡射箭。兄弟俩出去打猎，斛律羡常常满载而归，但是斛律光带来的猎物却很少。每次斛律金都叫哥儿俩交换获得的猎物，并把斛律羡责骂一顿，人们奇怪斛律羡获得的猎物多，为什么还要责骂。斛律金解释说，别看小儿子斛律羡猎物多，但他是看到什么射什么，随处下手。而斛律光是有选择地射，而且所有的箭都射在猎物后背上，所以斛律金说斛律羡“其数虽多，去兄远矣”。由此更见斛律光射箭技艺之精，斛律金对两个儿子的了解之深。

北周时期，很多将领都是游牧民族出身，因此多善射。李渊的高祖是北周“八大柱国”之一，因此李渊也继承了父系一脉善射的传统。当时北周上柱国窦毅有一个女儿窦氏，胆识过人，就连他的舅舅周武帝都对她另眼相看，因此父亲也很重视她，想为她寻一个佳婿。他叫人在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是两箭各射中一只孔雀眼睛的，就招为女婿。前边有几十人都没有射中，轮到李渊之时，两箭都射中孔雀的眼睛。窦毅十分高兴，便把女儿嫁给了李渊。李渊因为射中孔雀双眼而获得佳妻，堪称佳话。窦氏是一个贤内助，对李渊成就大业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北史》记载，魏孝武帝将银酒杯悬挂于百步之外，“命善射者十余人共射，中者以赐之”，这大概是最早的奖杯。最幸福的当然是李渊，赢了个老婆。

宋代射箭比赛在民间非常盛行，也出了不少神射手。但是到了元代，弓箭开始被禁，明清之后民间的射箭比赛逐渐衰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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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管制弓箭

元朝统一全国后,弓箭成了管制工具。民间禁止射箭练习。据《元史 刑法志》记载，除了政府的缉捕人员配置弓箭外，其他人一律禁用。而且不但不能使用，私藏也不允许，当时以一张弓三十只箭为一副，凡家有私藏，不足一副者鞭打五十七；四副以下，鞭打七十七，劳改二年；五副以上，杖打九十七，劳改三年；私藏十副者，立即处死。就这样，弓箭这种原本属于民间的东西被彻底禁止了。

王积薪蜀中得棋艺

王积薪是唐代围棋国手，翰林出身，因其对弈高妙而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赏识，任“棋待诏”。他长期在宫中陪唐玄宗下棋。王积薪性情豁达，勤勉好学，在棋术上刻苦精进，有“棋圣”之称。

王积薪擅长对弈，青年时代就已很出名。他考中翰林后，长期陪侍唐玄宗左右，很多全国著名的棋手都曾和他下过棋，不少人成为他的手下败将，他因而赢得大名。但是他从不以名家自居，而是乐于和普通人结交，因此认识了不少民间的高手。

王积薪爱棋成痴，每次外出游玩，身边总带着一个竹筒，里面放着棋子和纸画的棋盘，以便于遇到高手对垒。他常把竹筒系在马车的辕上，途中不管遇见谁，只要会下棋，即便是乞丐，他也会坐下来杀上一盘。如果对方输了，他会礼貌对待，毫不折辱；如果对方赢了，他也不愤怒，还会请对方吃一顿佳肴。正是因为这种性情，他的棋艺获得了很多隐居在林泉之下的高人指点。关于他的棋艺，还有一个故事。

天宝十五年（756）秋天，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安史之乱爆发。很快，叛军就攻陷了首都长安的门户潼关，唐玄宗和一大帮官员匆匆离开长安，逃往蜀中。在这条逃亡路上不但有军队扈从，也有文学棋画侍从，王积薪就是其中一位。当时，追随玄宗奔蜀的官兵军纪很差，常常发生火并和争执事件。皇帝的随行人员流散的流散，逃亡的逃亡，王积薪一路吃尽苦头，晚上只能露宿荒野，更不要说和人下棋了。有一天晚上，逃亡人员在一个小村镇歇脚，官兵们强占了村镇里所有能住人的地方，就连屋檐下也是散兵游勇。王积薪无处夜宿，只好沿着溪水寻找人家，不觉间进了山林，发现了一处茅屋。便向茅屋的主人求宿，但主人家只有一个孤老太太和一个中年村妇，因此他只好呆在屋檐下。主人见他寒微，就给了他水和米。

星月在天，茅屋的主人阖门闭户入睡，王积薪躺在屋檐下怎么也睡不着。忽然听到东边茅屋里老太太对西边屋子里中年妇人说：“今晚天气很好，下一盘棋怎么样？”中年妇人应声说：“好。”王积薪感到很好奇，屋子里既没有蜡烛和灯光，而且两人又不在同一个房间，如何下棋呢？过了一会儿，东边屋子里的老太太说：“起东五南九置子矣。”西边屋子的中年妇人回应：“东五南十二置子矣。”老太太又说：“起西八南十置子矣。”中年妇人回答：“西九南十置子矣。”王积薪恍然大悟，原来这姑妇二人是在下盲棋，不由骇异。仔细听她们的棋路，高深莫测。这场棋局一直持续到四更天，王积薪也没有睡，他不敢有丝毫惊动，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把棋路都记下。

天亮后，王积薪收拾齐整衣冠，整肃有礼，恭敬地向茅屋的主人请教棋艺。屋子里的老太太说：“你可以按照你平常下棋的方法来和我下棋。”王积薪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最精湛的棋艺都使了出来，但仍然刚走十余步就输了。老太太说：“可以教你一些棋艺中一般的方法。”之后，就教他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但却说得很简略。王积薪请求老太太教自己更高明的棋艺，老人笑着说：“以你现在的棋艺已可无敌于天下了。”

王积薪拜别老人，后来再去寻找却再也找不到了。他曾苦思当夜记下的妇姑棋局，但是罄竭心力，仍然悟不透。此次意外的受教，王积薪的棋艺变得鬼神莫测，日臻化境，再也未曾遇到与之匹敌的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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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积薪围棋十诀

王积薪的棋艺冠盖古今，不仅在当世影响很大，而且完成了一套围棋理论，如《金谷九局图》等，可惜他的著作大多失传，仅有围棋《十诀》传世。

围棋十诀指：不得贪胜；入界宜缓；攻彼顾我；弃子争先；舍小就大；逢危须弃；慎勿轻速；动须相应；彼强自保；势孤取和。

达摩祖师与少林武功

达摩是在中国传禅宗的第一人，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人物，后人尊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尊少林寺为中国禅宗祖庭。历史上流传下来关于达摩的故事家喻户晓、为人乐道，都表达了后人对达摩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达摩从印度出发，东行来到中国。到南梁后，受到梁武帝的接待。梁武帝是笃信佛教的帝王，他即位以后建寺、写经、度僧、造像甚多，他很自负地询问达摩：“我做了这些事有多少功德？”达摩却说：“无功德。”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达摩说：“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达摩就去了魏都洛阳。不久又来到嵩山，他发现这里山青水秀，就在五乳峰的山洞中落迹面壁，一坐就是九年，直到达到悟出佛之终极。从此也被尊为中国佛教的禅祖。

当年达摩和僧侣们终日在深山老林里静坐，修禅普法。时间长了，达摩发现他们学习新东西进度很慢，原来是因为他们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身体变得僵硬，筋骨酸疼，有些僧人甚至会体力不支，打坐没多久不免会精神不振，昏昏欲睡，而且在山林里还时常担心野兽的袭击。于是达摩意识到了锻炼身体的重要性，在向僧侣们传授禅宗的同时，还注意训练僧侣们的体能。他叫僧侣们每天长途跋涉到自己的山洞，根据自己所学的瑜珈学开发了一系列功夫，这些功夫对于促进体内能量循环、提神和放松筋骨等有很大的帮助，长期坚持训练就可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同时，为了驱倦、防兽、健身、护寺，达摩等人还仿效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锻炼身体的各种动作，编成健身活动的“活身法”传授僧人，此即为“少林拳”雏形。此外，达摩在空闲时间还练几手便用铲、棍、剑、杖等防盗护身的动作，后人称之为达摩铲、达摩杖、达摩剑。以后，他又吸取鸟、兽、虫、鱼飞翔、腾跃之姿，发展“活身法”，创造了一套动静结合的罗汉十八手。经过历代僧徒们长期演练、综合、充实、提高，逐步形成一套拳术，达百余种，武术上总称“少林拳”。的确，把武术训练作为寺庙的主要课程似乎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但历史表明，在当时，对僧人来说，寺院武术项目要比佛教的说教更重要。

无论关于达摩与武术的传说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故事，总之僧人强身健体之术的传播是毋庸置疑的。据考证，3000年来，印度西南部的确一直有习武的传统——这大概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历史悠久。武术在印度被称作“卡拉里帕亚”，意思是在角斗场上搏斗。为了维护名声被敌人损害的头领的荣誉，一名角头场上的冠军会与来自敌方的另一名冠军激烈拼杀，直到其中一个在这场智与勇的较量中死去。印度有两部古籍都提到过它：一部是讲述战争技艺的《戴诺吠陀》，另一部是医学着作《寿命吠陀》。然后，也许正是那位佛教圣贤——达摩，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将卡拉里帕亚介绍到中国，又在少林寺那里它发展成了“中国功夫”并最终派生出其他门类的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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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苇渡江

传说，达摩在金陵时听到一个叫神光的人很通佛法，讲经时地涌金莲，顽石点头，吸引了很多人。达摩就去听经，他发现神光讲的并非如传言那般正确，因此认为对的就点头，不对的就摇头。神光发现了他，见他摇头，认为他对自己不敬，就和他探讨佛法。两人的认识不一致，达摩转身离去，一直向北。人们告诉神光，离去的僧人叫达摩。神光一听是达摩大师，大为后悔，立刻去追赶。达摩到了长江边上，没有渡船。他看到一个老妇抱着一捆芦苇坐在江边。于是，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说道：“老菩萨，我要过江，怎奈无船，请您老人家化棵芦苇给我。”老人便送给他一根芦苇，达摩乘着芦苇飘然过江。

神光一见达摩乘苇渡江，冲过去抢过老妇的芦苇丢到江里，跳上去就追，谁知却坠入水中，差点被淹死。她责问老妇，为何达摩能乘一支芦苇渡江，自己用一捆却不行。老妇回答：“他是化我的芦苇，助人有份；你是抢我的芦苇，物各有缘，无缘无故，岂能相助？”说完，老妇就消失了。神光大为愧恨。

清代木兰围场的体育盛会

“木兰秋狝”是清代皇帝举行的盛大的围猎活动，它不但是帝王不忘尚武的体现，也是盛大的体育活动。尤其是“塞宴四事”，更是有骑射、赛马、摔跤等比赛，堪称中国古代的皇家体育盛会。

游牧民族常把大规模的围猎作为军事演习，辽代的帝王曾多次进行准军事性质的围猎活动。居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满族人也常常进行围猎活动，一方面获取猎物，一方面达到磨砺军队的目的。满族人入主中原，建立清政权后仍然保持了这一习俗。1681年清康熙皇帝为了锻炼军队，开辟了一万多平方公里的狩猎场，称为木兰围场（今河北省围场县境），从此开始了延续140多年的“木兰秋狝”。这既体现了满族人的尚武之风，也是盛大的体育活动。

木兰秋狝通常在每年的秋天举行，清朝皇帝带领王公大臣、八旗精兵来到森林密布、绿草茫茫的木兰围场，进行骑射、狩猎。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开始在承德修建行宫，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建成，这就是热河行宫，后世也称“承德避暑山庄”。

乾隆帝对“木兰秋狝”相当重视，自乾隆六年（1741）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秋狝次数达40次之多。嘉庆曾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随驾进驻避暑山庄进行木兰行围，因此对木兰秋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木兰秋狝”结束后，蒙古卓索图、昭乌达盟的盟长按照惯例进献御宴，诈马、什傍、相扑、教跳是必不可少的节目，史称“塞宴四事”，也就是盛大的体育比赛。

宴会开始后，皇帝进茶，诸王公要逐一行跪拜礼。皇帝饮茶结束后，开始饮酒进食，并命蒙古王公台吉一起进餐。这时，开始演奏各种乐器，蒙古少女们跳舞助兴，皇帝和王公们饮酒娱乐。皇帝进膳结束，再次献茶，便开始正式的体育活动了。首先表演的是摔跤（满族称为“布库”），摔跤是蒙古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也是蒙古人最喜欢的运动之一。参赛的两人脱下帽子，穿上紧身褡裢，系上腰带，两人以力量和技巧角逐，以摔倒对方决定胜负，胜者当场赐酒。

摔跤之后的运动项目是“教跳”。所谓“教跳”就是骑生驹。一般选择野性大、狂奔乱咬、难以制服的3岁马，赶到御帐前面的原野，王公弟子手持套马竿追赶从未受过约束的生马驹，经过一番风驰电掣般的追逐，最终给马带上鞍鞯，驭手骑乘上去，将马调驯制服为获胜。

第三项比赛是“诈马”，也就是少年骑马赛跑，骑手全部是贵族的少年子弟，挑选出近百匹好马，扎好马鬃马尾，去掉马鞍，骑着光背马在草原上赛跑，赛程一般为20华里（10公里）。比赛的枪响后，骑手们纵马奔驰，最先到达终点的36人都会获得奖品。

什傍（音乐表演）、摔跤、教跳、诈马被合称为“塞宴四事”，历来是宫廷最受欢迎的体育活动，清代画家郎世宁曾画有《塞宴四事图》，专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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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避暑山庄

承德避暑山庄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北部。始建于清代，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才建成，是清代皇帝夏日避暑和举行围猎的地方。整个山庄沿着武烈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而建成大面积的宫殿，山庄的建筑布局大体可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苑景区又可分成湖区、平原区和山区三部分。内有康熙乾隆钦定的72景。拥有殿、堂、楼、馆、亭、榭、阁、轩、斋、寺、等建筑100余处。避暑山庄半环着寺庙群，称为“外八庙”，面积达40多万平方米，和整个山庄浑然一体。

清末体育教学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受到极大冲击。随着清政府的日益没落和衰败，中国的传统体育也走到了尽头。西方的体育思想进入中国，为了富国强兵，增强人民的体质，仁人志士们在学校教育中开展了一系列新式的体育教学。

1901年，面临内外交困的清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不得不宣布实行“新政”。“新政”的颁布，使新式教学方式较快得到发展，其中体育教学受到极大的重视。“新政”的内容中，与体育关系比较密切的是编练新军、废科举、兴学堂、选派留学生、建立教育行政机构和颁布“学堂章

程”等。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这个章程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由政府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的第一个学制，对后来的学校教育影响很大。它一直施行至1911年清政府灭亡。新的学堂章程完全照搬日本模式，首先把“体操课”列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它规定：小学堂每周上三学时，中学堂每周二学时，高等学堂每周三学时，另外高等学堂的男生另加一学时的兵学课。

清末的“体操教育”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观念，中学的体操课每周3—4节，进行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两种。所谓“普通体操”就是日本、瑞典式的体操。“兵式体操”是训练军人的体育手段，主要来源于德、日。内容有队列、刺杀、托枪、射击、战阵、单兵教练、小队教练、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实习、柔软体操、器械体操、兵学大意等。这些在《钦定学堂章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可是，当时教师奇缺，又无系统的教材，大部分学堂实际上并未开设体育课。有的学堂虽然开设了，但教师多为留学生和从日本请来的洋教师，并且多是退役军人。上课时，操的是“洋操”，“口令”是用日语喊的，学生们根本听不懂。

由于大批的学校都开设体育课，因此带来了体育师资力量奇缺的社会矛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06年，清政府学部通令全国“附设五个月毕业之体操专修科，授以体操、游戏、教育、生理、教授法等，名额百名，以养成体育教习”。这一通令，对兴办培养体育师资的学堂和体育专业是有促进作用的。

甲午战争结束后，引发了又一波出国留学热潮。其中，不少留学生出国后专攻体育，留日学生中很多人进了“大森体育学校”。“大森体育学校”又称“大森体育会”，学制一年和一年半，课程有体育学、教育学、解剖学、生理学、音乐、徒手体操、器械体操、兵式体操等。我国去日本学体育的，基本上进此学习。回国后，也基本上仿照“大森体育学校”，在国内兴办培养体育师资专业。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在国内办起体育专门学科的学校或任师范学堂中的体育专修科教师，对近代体育的传播起到了桥梁作用。

1907年11月，中国留日学生徐一冰和徐傅霖等六人在上海创办“中国体操学校”。喊出了“提倡正当体育，发扬全国尚武精神，养成完全体育教师，以备教育界专门人才”的口号。该校从1907年开始，持续了20年，共有毕业生36届，学生达1500余人，为我国的近代体育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清末体育教学是在“废科举、兴学堂”，提倡尚武精神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是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实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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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冰

徐一冰（1881—1922），浙江南浔人，体育教育家。青年时期思想激进，主张维新，因不忍“东亚病夫”之辱，赴日本学习近代体育，其间加入同盟会。两年后学成回国，先在高阳里设华商体操会，同时任教于上海爱国女校、湖州旅沪公学、民立中学、中国公学等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与徐傅霖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体操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支持学生参加革命，组成学生军攻打制造局。民国政府建立后，曾颁发给他一等金质嘉禾章。此后长期办学，发展体育运动，以提高国民素质。他还倾尽家财，创办《体育杂志》，亲任总编，有《徐氏教育学》等书留世。

刘长春与中国奥运梦

刘长春是中国近代史上参加奥运会最具悲剧性的人物，他曾于1932年参加了第10届奥运会，1936年参加了第11届奥运会，但都和冠军无缘。他的悲剧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而他的进取精神则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

刘长春1909年11月25日生于辽宁省大连市北河口，1927年就读于东北大学体育系。他擅长短跑，步频快、步幅大、动作向前性好，是当时学校里的体育尖子。他于1932年参加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是中国正式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位运动员。

1929年5月，第14届华北运动会在沈阳举行，刘长春参加了此次运动会，并一举打破100米、200米和400米3个短跑项目的全国纪录，成绩分别是10.8秒、22.4秒和52.4秒。这个成绩在当时是具有很大的鼓舞性质的，因为1928年在荷兰举行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100米冠军的成绩也是10.8秒。

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曾有意参加足球赛，当时中国的足球实力在远东首屈一指。但后来主办方取消了足球赛事，代之以美式足球表演赛。另外，当时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非常萧条，没有能力参加奥运会，因此决定不参加。

1932年6月12日，上海《申报》爆出一条消息，引起全国震惊。消息中指出，洛杉矶奥运筹备会接受“伪满州国”的报名，并报道说“伪满州国”正在举行奥运选拔赛。不久，传出消息说“伪满洲国”将派遣于希渭和刘长春参赛。当时国内抗日情绪高涨，刘长春在东北沦陷不久后已经离开沈阳，逃到北平，并在《大公报》申明：我是中国人，绝不代表日伪满州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为了粉碎日本人扶植的“伪满州国”参加奥运会，中国决定派遣运动员参加奥运会。1932年6月25日外交部从国际奥委会总部得到消息，伪满州国参加奥运未得到国际奥委会批准，故无参赛资格。当时奥运会报名已经结束，中国急电要求破例报名，后获得同意，刘长春和于希渭成为参赛选手。

刘长春经人安排转往上海练习，于希渭则被日本人扣留，无法离开东北。于是参加第10届奥运会只有刘长春一人。赴美经费是一大笔钱，当时教育部决定不派选手参加，因此没有经费支援。幸好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出面，资助经费约8000银圆（约合1500美元）。当年7月6日、7日，上海新闻界、体育界及团体，为刘长春饯行，将近2000人出席，场面热烈。7月8日，刘长春自上海搭乘邮轮，出发前往美国洛杉矶。经过21天海上行程，邮轮在7月29日抵达洛杉矶，受到筹备会人员及侨胞热烈欢迎。筹备会人员以警车开道，将刘长春送到选手村，第二天下午就要举行开幕典礼了。

开幕典礼当天，由刘长春持国旗，绕场的人有宋君复、沈嗣良，以及在洛杉矶临时找来的华侨及青年会干事刘雪松、申国权、托平等人。刘长春经过3个星期海上漂浮，体力早已大受影响，因此原来报名3个项目，他只参加了100公尺和200公尺的比赛，400公尺则因体力不支，没有出场比赛。参加的两个项目，都是分组中最后一名，未能晋级。比赛结束后，刘长春因路费不够，而无法回国，后来是在当地华侨的捐助下才回到中国。

1936年，刘长春第二次代表中国参加第11届奥运会，同样由于28天的海浪颠簸，体力消耗较大，而未能取得好的成绩。从上世纪30年代起，刘长春开始体育教育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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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奥林匹克

《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是一部电影，由著名导演侯咏执导，李兆林扮演刘长春，讲述中国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刘长春的故事。在日寇入侵中国，重重设置障碍阻挠他参赛时，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加比赛。在经过多日漂泊，体力透支的情况下，仍然参赛。虽然未能获得冠军，但却显示出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拍摄此片时，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 罗格亲自为此片题了英文片名。这也是中国人在圆了百年奥运梦的同时，对历史的一种铭记。

目录

前言

第一讲 天文历法技术
最早的历书──《夏小正》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
最早的天文学专著──《周髀算经》
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历法──《太初历》
汉代天文学家数学家──张衡
最早测量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
划时代的历法──《乾象历》
历法史上著名的新历──《大明历》
天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张子信的三大发现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法──《皇极历》
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一行的科技成就
唐代天文星象名著──《开元占经》
自动化的天文台──水运仪象台
历法史上的伟大革命──《十二气历》
元代著名科学家──王恂
郭守敬的成就──仰仪和《授时历》
明清之际的民间天文学家──王锡阐

第二讲 地质勘测技术
最早的地理学巨著──《山海经》

航海史上的重大突破──指南针
最早的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
佛教地志类著作──《佛国记》
宇宙未有之奇书──《水经注》
地理探险家玄奘的名著──《大唐西域记》
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梦溪笔谈》
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下西洋
地理学巨著──《徐霞客游记》
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及其成就
著名科学家和地质学家──李四光

第三讲 水利工程技术
因势利导的防洪方略──大禹治水

最早的大型水库──芍陂
水利史上的重要事件──引漳灌邺
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都江堰
古代著名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
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灵渠
中国第一条地下水渠──龙首渠
独特的沙漠灌溉方式──坎儿井之谜
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赵州桥
最古老的运河──京杭大运河
水电建设史上的里程碑──葛洲坝
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三峡工程

第四讲 建筑设计技术
古代祠庙建筑的典范──曲阜孔庙

中国的象征──长城
天下绝景──黄鹤楼
海拔最高的宫殿式建筑群──布达拉宫
古城西安的象征──大雁塔
中国最早的建筑学专著──《营造法式》
古老的木构塔式建筑──山西应县木塔
世界五大宫之首──故宫
中国园林之母──拙政园
“四大名园”之一──苏州留园
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
皇家园林博物馆──颐和园

第五讲 农学耕种技术
古代机械大师──马钧

农田耕作的进步──代田法
世界上最早的农学专著──《氾胜之书》
农事活动专著──《四民月令》
古代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
最早的茶叶百科全书──《茶经》
农具发展的重大突破──曲辕犁
元代三大农书之冠──《王祯农书》
纺织技术的传播──黄道婆的发明
综合性农学著作──《农政全书》
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天工开物》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第六讲 数学计算技术
数学史上的伟大创造──算筹

古代数学发展的基础──《九章算术》
世界上第一个最精密的圆周率
数学家秦九韶的科学成就
南宋杰出的数学家──杨辉
朱世杰和他的《四元玉鉴》
近代数学教育的鼻祖──李善兰
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
当代杰出的数学科学家──陈景润

第七讲 物理化学技术
物理学成就的汇集──《墨经》

光影迷离的魔镜──透光镜
机械工程史上的壮举──水排的发明
书写史上的革命──造纸术
火药发明之谜
印刷术的革命──活字印刷术
船舶发展史上的伟大发明──水密隔舱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化学家侯德榜的成就
著名物理科学家──钱学森
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钱三强
“两弹”元勋──邓稼先
当代毕昇──王选

第八讲 医学药物技术
古老的医疗手段──针灸

中国自然疗法──推拿按摩
神医扁鹊的医学贡献
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
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
外科鼻祖华佗的医学成就
医药理论之大成──《伤寒杂病论》
第一部针灸学的著作──《针灸甲乙经》
最早的脉学著作──《脉经》
古代的急症手册──《肘后备急方》
“药王”孙思邈
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唐本草》
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
医学成就最高的王爷朱橚
东方药物巨典──《本草纲目》
中医外科的经典著作──《外科正宗》
吴有性创立的温疫学说
争议最大的医书──《医林改错》

第九讲 手工制造技术
工匠的革命──土木工具的改造与发明

最早的飞行器──风筝
世界上最早的手工业著作──《考工记》
千年寿纸──宣纸
四大名绣之首──苏绣
人类发展史上的新纪元──陶器的发明
民族文化的瑰宝──漆器的发明
古老文明的载体──青铜器的发明
“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瓷器的发明
“钟王”──永乐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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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技文化九讲 / 丁俊奎编著. — 北京 : 中国商业出版社，2018.5

（中华文化公开课）

ISBN 978-7-5208-0330-4

Ⅰ. ①科… Ⅱ. ①丁… Ⅲ. ①科学技术－技术发展－成就－中国 Ⅳ. ①N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6991号

前言

科技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脊梁，是一个社会立足的根本，也是一个时代前进的保证。中国历代的科学技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成就，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漫漫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科技文明，留下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在天文学上，祖先们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创制了多部历法，并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自动化天文台、水运仪象台；在地理学上，玄奘写出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徐霞客完成了地理学巨著《徐霞客游记》；在手工业方面，祖先们发明了弓箭、丝绸、青铜器、刺绣等，这些发明无一不对人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中国亦在物理学、化学、医药学，以及建筑、纺织、陶瓷、造船、水利建设等方面颇有建树。家喻户晓的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四大发明更是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长足进步，在世界科技文化发展史上占有辉煌灿烂的一页。

科技创造历史，科技改变历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英国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曾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了解中国科技发展史，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与创造。我们的祖先在古代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完全可以继承祖先们勇于创新、积极开拓的精神，开创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路。要真正实现这个理想，就需要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的科技创造，从中汲取更多的营养，再登科技创造的顶峰。

本书通过全新的体例和合理的安排，把中国五千年的科技发展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全书分为天文历法、地理探索、水利工程、建筑设计、农学农具、数学成就、物理化学、医学药物、手工制造多个板块，把一部中华科技文明史浓缩在薄薄的一册书内。本书既“美味可口”又“营养丰富”，图文并茂，知识性与趣味性相融合，为读者展现了一幅中国科技文明的灿烂画卷。

第一讲 天文历法技术

最早的历书──《夏小正》

《夏小正》是我国最早的记载物候的著作，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事历书，对古代天象与先秦历法研究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之一，也是现存采用夏时最早的历书。这部书文辞古朴简练，用字不多，但内容却相当丰富，它按一年12个月分别记载了物候、气象、天象和重要的政事，特别是有关说明我国古代以农立国方面的政事。

书中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的内容包括谷物、纤维植物、染料、园艺作物的种植，蚕桑、畜牧和采集、渔猎。其中蚕桑和养马颇受重视；马的阉割，染料中的蓝，园艺作物桃、杏等的栽培，均为首次见于记载。

《夏小正》最突出的部分是物候。由于农业生产上的需要，书中注意收集物候资料，并且按月记载下来，作为适时安排农业生产的依据。它主要是各月的物候和农事活动的记载，大多数是二字、三字或四字为一完整句子。其指时标志以动植物变化为主，用以指时的标准星象都是一些比较容易看到的亮星，如辰参、织女等。书中缺少十一月、十二月和二月的星象记载，还没有出现四季和节气的概念。

《夏小正》记载的生产事项无一字提到“百工之事”，这是社会分工还不发达的反映。所有这些表明《夏小正》历法的原始和时代的古老。

《夏小正》的成稿年代争论很大，但一般认为最迟成书在春秋时期。隋代以前，它只是西汉戴德汇编的《大戴礼记》中的一篇。后来出现了单行本，在《隋书·经籍志》中第一次被单独著录。从北宋至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

相传夏禹曾“颁夏时于邦国”。《礼记·礼运》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笺：“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史记·夏本纪》也说：“

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这些记载表明，《夏小正》在春秋时代以前已经出现，春秋时代的杞国还在使用它。

学者夏纬瑛、范楚玉认为，《夏小正》的经文成书年代可能是商代或商周之际，最迟也是春秋以前居住在淮海地区沿用夏时的杞人整理记录而成的。《夏小正》的内容保留了许多夏代的东西，为我们研究中国上古的农业和农业科学技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夏小正》的《传》则是战国时期的人作的。关于《夏小正》所反映的地域，夏纬瑛认为，经文中有明显的反映淮海地区物候的记载，表明它是淮海地区的产物。对此观点其他学者也有不同意见。

延伸阅读

织女星的由来

七月处在夏秋之交，因此在时令上特别重要，《夏小正》的作者对于七月的天象也描述得特别详细。除了银河的走向和北斗的指向之外，又刻意提到织女星象。但是，在满天繁星中，织女星同其他星星一样，除了亮一些外并无特异之处。古人为什么单单对这颗星星情有独钟，替它命名，赋予它生动的故事呢？

一入七月，暑气渐消，凉风乍起，天气开始变凉。这个时候，女人就要开始忙碌了，纺线织布，准备寒衣，迎接即将到来的肃秋和严冬。此时织女星恰恰升到了一年当中的最高点，这颗皎洁的明星正处在人们的头顶上。地上，织妇们在灿烂的星光下，一边摇动纺车织布，一边反复吟唱。天上，织女星光芒璀璨。人间天上，相映成辉。那颗照耀着人间纺织娘劳作的明星，因此被赋予了织女的名称，成了人间织女的守护神。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在天文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甘石星经》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在我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由于农业生产和制定历法的需要，中国的祖先很早就开始观测天象，并用以定方位、定时间、定季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各自在其本国进行天文观测，在长期观测天象的基础上，甘德和石申各写出了一部天文学著作。甘德的著作名为《天文星占》，石申的著作名为《天文》，都是八卷。汉朝时这两部著作还是各自刊行的，后人把这两部著作合并，并定名为《甘石星经》。

石申对天空中的恒星作了长期细致的观测，他和甘德都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系统。其方法是依法给出某星官的名称与星数，再指出该星官与另一星官的相对集团，从而对全天恒星的分布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三国时陈卓总结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家的星位图表，得到中国古代经典的283星官、1464星的星官系统，其中属甘氏星官者146座（包括28星宿在内）。由此可见甘德在全天恒星区划命名方面的工作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甘德还曾对若干恒星的位置进行过定量的测量，可惜其成果后来大多散佚了。

石申对行星运动的研究，也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尤其对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有独到的发现。石申推算出木星的回合周期为400天整，比准确数值398.88天差1.12天；他还认识到木星运动有快有慢，经常偏离黄道南北，代表了战国时代木星研究的先进水平。另外，石申还推算出水星的回合周期是136日，比实际数值115日误差了21日，这个误差虽大，但石氏已初步认识了水星运动的状态和见伏行程的四个阶段，说明石申已基本掌握了水星的运行规律。石申还首先发现了火星的逆行现象，推算出火星行度周期为410度780日，接近于实际日期。

后人把甘德和石申测定恒星的记录称为《甘石星经》。《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在公元前2世纪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还早约200年。《甘石星经》在宋代就失传了，但在唐代的《开元占经》中还保存着一些片断，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的书目中保存了它的梗概。

《甘石星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学著作，后世许多天文学家在测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和运动时，都要用到《甘石星经》中的数据。因此，《甘石星经》在我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石氏星表是古代天体测量工作的基础，因为测量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动，都要用到其中二十八宿距度（本宿距星和下宿距星之间的赤经差叫距度）的数据，这是中国天文历法中一项重要的基本数据。

知识小百科

石申环形山

《甘石星经》对天文研究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书中的研究成果为历代天文星相家所重视，在正史的天文志类中，引用了《甘石星经》大量的研究成果。为了纪念石申对天文学研究作出的杰出贡献，现代

人以他的名字命名一座环形山。环形山是月球表面上最显著的地貌特征，以石申的名字命名的环形山，位于月球背面西北隅，离北极不远，月面坐标为东105°，北76°，面积350平方千米。

最早的天文学专著──《周髀算经》

《周髀算经》是中国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一部天文学著作,是解释天地高远深厚的记录，给出了测量天体的方法。《周髀算经》提出了著名勾股定理的公式与证明，对后世数学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髀算经》是我国古代十大算经之首，原名《周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天文学典籍。《周髀算经》成书时间大约在两汉之间 (公元前后)，也有史家认为它出现更早，是孕于周而成于西汉。

人们常常把《周髀算经》当成一部数学专著，其实，《周髀算经》是一部天文著作，其中大部分的记载与天文学的计算有关。书中为讨论天文历法，而叙述一些有关的数学知识，重要的题材有勾股定理、比例测量与计算天体方位所不能避免的分数四则运算，主要阐明当时的盖天说和四分历法。

盖天说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种宇宙结构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天是圆形的，像一把张开的大伞覆盖在地上，地是方形的，像一个棋盘，日月星辰则像爬虫一样过往天空，因此这一学说又被称为“天圆地方说”。盖天说认为，日月星辰的出没，并非真的出没，而只是离远了就看不见，离得近了就看见它们照耀。到了《周髀算经》的写作年代，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定量化的体系。它反映了人们认识宇宙结构的一个阶段，在描述天体的视运动方面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在晴朗的夜晚仰望星空，你可能会想知道天到底有多高呢?其实，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思考这个问题了。在《周髀算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周公问当时的数学家商周：“天有多高？”商周想了想说：“用‘勾三股四弦五’的方法可以计算出来天有多高。”那么，什么是“勾三股四弦五”呢？你可以在纸上画一个长方形，长3厘米，宽4厘米，然后将对角用直线连接起来，这样就会出现两个直角三角形，量一量这条对角线线，一定是5厘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勾股定理，又名“商高定理”或“毕达哥拉斯定理”。

在《周髀算经》中，还记载了古人怎样用简单的方法计算出太阳到地球的距离。据记载，太阳距离的求法是：先在全国各地立一批八尺长的竿子，夏至那天中午，记下各地竿影的长度，得知首都长安的是一尺六寸；距长安正南方一千里的地方，竿影是一尺五寸；距长安正北一千里则是一尺七寸。因此知道南北每隔一千里竿影长度就相差一寸。又在冬至那天测量，长安地方影长一丈三尺五寸。《周髀算经》取夏至与冬至间，竿影刚好是六尺的时候来计算，得出的答案是十万里。这十万里，就是《周髀算经》所记载的太阳与地面距离。 我们知道，地球和太阳的距离约为14950万千米，《周髀算经》的记载并不准确。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段求太阳距离的运算过程却是正确的。

在《周髀算经》中还有开平方和等差级数的问题，使用了相当繁复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以及应用于古代“四分历”计算的分数运算和数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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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经十书

“算经十书”是指汉、唐1000多年间的十部著名数学著作，它们曾经是隋唐时候国子监算学科的教科书。这十部算书分别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和《缀术》。宋代刊刻《算经十书》时，《缀术》和《夏侯阳算经》已失传，于是用《数术记遗》代替《缀术》，用《韩延算术》代替《夏侯阳算经》，仍称为《夏侯阳算经》。

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历法──《太初历》

《太初历》的制定，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上的一项伟大壮举，也是中国古代宇宙理论发展史上的巨大突破。《太初历》是中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

西汉初年，采用的历法是秦朝的《颛顼历》。但《颛顼历》有一定的误差，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渐渐觉得这种历法与习惯通用的春夏秋冬不合。公元前104年（元封六年），汉武帝采纳司马迁等人的提议，下令改定历法。

公元前104年 (元封七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恰好是甲子日，又恰交冬至节气，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五月，汉武帝命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人议造汉历，并征募民间天文学家20余人参加，其中包括治历邓平、长乐司马可、酒泉郡侯宜君、方士唐都和巴郡落下闳等人。

他们或做仪器进行实测，或进行推考计算，共提出了18种方案。对这18种改历方案，专家们进行了一番辩论、比较和实测检验，最后选定了邓平、落下闳提出的八十一分律历。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并规定以十二月底为太初元年终，以后每年都从孟春正月开始，到季冬十二月年终。

这种历法叫《太初历》，是我国最早根据一定规制而颁行的历法。《太初历》规定一年等于365.2502日，一月等于29.53086日；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国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这是我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太初历》不仅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它问世以后，一共行用了189年。

落下闳系统

《太初历》在天文观测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推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周期系统，是定性与定量相统一的系统，称为“落下闳系统”。共有10个基本的周期：回归年周

期；置闰周期；日食周期；干支年周期；干支日周期；木星会合周期；火星会合周期；土星会合周期；金星会合周期；水星会合周期。

时间周期的创新

《太初历》确定了“以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历法制度，使国家历史、政治上的年度与人民生产、生活的年度，协调统一起来，改变秦和汉初“以冬十月到次年九月作为一个政治年度”的历法制度；《太

初历》科学地规定了“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使二十四节气这一周期的变化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变化协调配合起来。这一规定，从汉太初年一直用到明末，应用了近两千年。二十四节气这一有

关农业气象的周期系统与日月星辰运行的天文周期系统统一起来，从历法中可较准确地预先告之季节，以便安排农业生产。

空间周期的制定

“落下闳系统”包括了日月及五大行星运行的“空间恒星背景”，即“二十八宿”。中国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书经·尧典》中就写道：“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就是以日与二十八宿的恒星来判定春夏秋冬四季。

《太初历》是我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和数字记载的历法，展现了中国古代关于宇宙图象的“代数结构”，意义远非通常理解的“历法”。它比之中国古代的“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有划时代的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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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与《三统历》

西汉学者刘歆在《太初历》基础上，引入董仲舒天道循环的“三统说”思想，整理成《三统历》。它共有七节：统母、纪母、五步、统术、纪术、岁术、世经。统母和统术讲日月运动的基本常数和推算方法，包括回归年、朔望月长度、一年的月数、交食周期、计算朔日和节气的方法等；纪母、纪术和五步讲行星的基本常数和推算方法，包括五大行星的会合周期、运行动态、出没规律、预告行星位置等；岁术讲星岁纪年的推算方法；世经讲考古年代学。《三统历》包含了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因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汉代天文学家数学家──张衡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张衡就诞生在这个时代。他集文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地震学家、制图学家、官员等多种头衔于一身，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贡献尤多。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汉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自小刻苦向学，很有文采。

94年，16岁的张衡就离开家乡到外地游学，进过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当时南阳郡太守鲍德非常钦佩张衡的才华，邀请他出任南阳郡主簿，帮助自己办理郡政。张衡辅佐鲍德治理南阳，政绩斐然。8年后鲍德调任京师，张衡即辞官居家。在南阳期间他致力于探讨天文、阴阳、历算等学问，并反复研究西汉扬雄著的《太玄经》。111年，张衡被征召进京，拜为郎中。

118年，张衡被任命为尚书郎。第二年，升为太史令。张衡在太史令这个职位上做了14年，他的许多重大的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133年，张衡升为侍中。但不久就受到宦官的排挤和中伤，三年之后，张衡被调到京外，任河间王刘政的丞相。但刘政是个骄横奢侈、不守中央法典的人。张衡到任后严整法纪，打击豪强，使得上下肃然。三年后，他向顺帝上书请求退休，但朝廷却征拜他为尚书。就在这一年(139)他与世长辞。

张衡的一生在天文学、地震学、机械技术、数学乃至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科学家。

发明浑天仪

浑天仪是张衡发明的一种演示天球星象运动的仪器。它的外部轮廓像一个圆球，这与张衡所主张的浑天说相吻合，因此命名为浑天仪。张衡的浑天仪，主体与今天的天球仪相仿，浑天仪的黄赤道上都画上了二十四节气，浑天仪上还有日、月、五星。贯穿浑天仪的南、北极，有一根可转动的极轴。浑天仪转动时，球上星体有的露出地平环之上，就是星出；有的正过子午线，就是星中；而没入地平环之下的星就是星没。

多级刻漏的发明

刻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计时仪器。目前传世的三件西汉时代的刻漏，都是所谓“泄水型沉箭式单漏”。这种刻漏只有一只圆柱形盛水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向外滴水，容器内水面不断降低，浮

在水面的箭舟所托着的刻箭也逐渐下降，刻箭穿过容器盖上的孔，向外伸出，从孔沿即可读得时刻读数。但随着水的滴失，容器内水面不断降低，水的滴出速度也会越来越慢。为了提高刻漏运行的均匀性和准确性，张衡发明了多级刻漏。他先把泄水型沉箭式改为蓄水型浮箭式，即把刻漏滴出的水收到另一个圆柱形容器内，把箭舟和刻箭都放在这个蓄水容器内，积水逐渐增多，箭舟托着刻箭渐逐上升，由此来求得时刻读数。然后在滴水器之上再加一具滴水器，上面的滴水器滴出的水补充下面滴失的水，从而使下面的滴水器出水速度的稳定性得到提高。这样一来，刻漏计时的准确性就大大提高了。

月食的解说

在张衡之前，人们对月食产生的原因就有所认识，但并没有明晰的解释。张衡在《灵宪》中对月食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说：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太阳光照到月亮上才产生了月光。月亮之所以出现有亏缺的部分，就是因为这一部分照不到日光。所以，当月和日正相对时，就出现满月。当月向日靠近时，月亮亏缺就越来越大，终至完全不见。张衡对月食原因的阐述是很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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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星与张衡环形山

1977年，联合国天文组织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以此来纪念中国古代伟大科学家张衡的功绩。另外一颗“南阳星”，是为纪念张衡及其诞生地河南南阳的。人们还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环形山多以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目前月球背面的环形山中，共有四座以我国古代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分别是：石申环形山、张衡环形山、祖冲之环形山和郭守敬环形山。

最早测量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

东汉时期，我国各地地震灾害频发，引起地裂山崩、江河泛滥、房屋倒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为了掌握全国地震动态，经过长期的研究，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地动仪——候风地动仪。

东汉时期，经常发生地震。有时候一年一次，也有时一年两次。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就影响到好几十个郡，城墙、房屋倒坍，还死伤了许多人畜。当时的封建帝王和一般人都把地震看作是不吉利的征兆，有的还趁机宣传迷信、欺骗人民。但是，张衡却不信神，不信邪，他对记录下来的地震现象经过细心地考察和反复试验，发明了一个测报地震的仪器，叫作“地动仪”。

地动仪用精铜制成，圆经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表面作金黄色，上部铸有八条金龙，分别伏在东、西、南、北及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龙倒伏，龙首向下，龙嘴各衔一颗小铜球，与地上仰蹲张嘴的蟾蜍相对。地动仪空腔中央立一根铜柱，上粗下细。铜柱周围有八根横杆，称为“八道”，各与一龙头相连。铜柱是震摆装置，八道用来控制和传导铜柱运动的方向。在地动仪受到地震波冲击时，铜柱就倒向发生地震的方向，推动同一方向的横杆和龙头，使龙嘴张开，铜球下落到蟾蜍嘴中，并发出响声，以提示人们注意发生了地震及地震的时间和方向。

一颗珠子放在平台上，如果将哪方稍微往下一按，珠子就向哪方滚动。又如我们点亮一支蜡烛，将它放在一张不平的桌子上，它总会向低的一方倒。地动仪就是根据这些简单的原理设计的。地动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只不过太远了人就感觉不到了，但地动仪能准确地测到。

138年2月的一天，张衡的地动仪正对西方的龙嘴突然张开来，吐出了铜球。按照张衡的设计，这就是报告西部发生了地震。可是，那一天洛阳一点也没有地震的迹象，也没有听说附近有哪儿发生了地震。因此，大伙儿议论纷纷，都说张衡的地动仪是骗人的玩意儿，甚至有人说他有意造谣生事。过了几天，有人骑着快马来向朝廷报告，离洛阳一千多里的金城、陇西一带发生了大地震，连山都有崩塌下来的。陇西距洛阳有一千多里，地动仪标示无误，说明它的测震灵敏度是比较高的。同时张衡对地震波的传播和方向性也有一定了解，这些成就在当时来说是十分了不起的，而欧洲直到1880年，才制成与地动仪类似的仪器，比起张衡的发明足足晚了17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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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动仪的复原

1700多年前，地动仪神秘消失，它的模样和工作原理成为千古谜团。

2004年8月，河南博物院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组成课题组，联合研究张衡地动仪新的复原模型。在研制过程中，著名科学家冯锐还采用了一些新技术、新方法，即利用洛阳地震台接收到的现代陇西地震记录，算出模拟的陇西历史地震的波动效应，然后把数据输入计算机，再控制特殊的振动台完成洛阳地面震动过程的复现，用这种运动信号对振动台上的复原模型进行检验和改进。2005年4月16日，地动仪复制成功，这一科研成果得到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博物馆、中国地震局等单位的地震学和考古学专家的肯定。专家们认为：这台复原地动仪首次把概念模型还原成了科学仪器，使之真正有了验震功能，是一次重大的跨越。

划时代的历法──《乾象历》

《乾象历》是东汉天文学家刘洪的著作，它的出现使传统历法面貌为之一新。《乾象历》确立了很多历法概念和经典的历算方法，对后世历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划时代的历法”。

刘洪（约130—196），字元章，泰山郡蒙阴（今山东蒙阴县）人，东汉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刘洪自幼勤奋好学，具有渊博的知识。由于他是鲁王宗室，所以，年轻时就成为宫廷内臣，这对于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和潜心研究天文历法算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刘洪青年时期曾任校尉之职，对天文历法有特殊的兴趣。约160年，由于他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已经广为人知，刘洪被调到执掌天时、星历的机构任职，为太史部郎中。在此后的十余年中，他积极从事天文观测与研究工作，这为刘洪后来在天文历法方面的造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在这期间，他与蔡邕等人一起测定了二十四节气时太阳所在恒星间的位置、太阳距天球赤极的度距、午中太阳的影长、昼夜时间的长度以及昏旦时南中天所值的二十八宿度值等5种不同的天文数据。这些观测成果被列成表格收入东汉四分历中，依据这一表格可以用一次差内插法分别计算任一时日的上述5种天文量。从此，这些天文数据表格及其计算成为中国古代历法的传统内容之一。刘洪参与了开创这一新领域的重要工作，这也是他步入天文历法界的最初贡献。

在刘洪以前，人们对于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值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测算工作，取得过较好的数据。但刘洪发现：依据前人所使用的这两个数值推得的朔望弦晦以及节气的平均时刻，长期以来普遍存在滞后于实际的朔望等时刻的现象。经过数十年的潜心求索，刘洪大胆地提出前人所使用的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值均偏大的正确结论，给上述历法后天的现象以合理的解释。

在《乾象历》中，刘洪取一朔望月长度为29+773/1457日，误差从东汉四分历的20余秒降至4秒左右；取回归年长度为365+145/589日，误差从东汉四分历的660余秒降至330秒左右。刘洪大约是从考察前代交食记录与他自己对交食的实测结果入手，即从古今朔或望时刻的厘定入手，先得到较准确的朔望月长度值，然后依据十九年七闰的法则，推演出回归年长度值的。由于刘洪是在这两个数据的精度处于长达600余年的停滞徘徊状态的背景下，提出他的新数据的，所以这不但具有提高准确度的科学意义，而且还含有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为后世研究的进展开拓道路的历史意义。

刘洪的贡献还在于，他确立了黄白交点退行的新概念。他大约是从食年长度小于回归年长度这一人们早已熟知的事实出发，经抽象的思维而推演出这一概念。刘洪明确给出黄白交点每经1日退行1488/47分（≈0.054°，称“退分”)的具体数值。已知回归年长度(A)和食年长度(B)，以及1度＝589分，那么“退分”应等于(A-B)/B×589，将有关数值代入计算，正得1488/47分。可见，刘洪当年的思路和退分值的计算正是如此。

总之，《乾象历》创新很多，比起战国至汉初普遍实行的《四分历》更精密，为“后世历法的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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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终生求索的精神

刘洪善于从前辈的研究中获取营养和启迪，又善于参与天文历法的辩难和论争，从他的同代人中获得最新的思想和信息。他还善于实践和探索，使自己的研究工作长期处于反复实践与检验的动态流程之中，不断进行去粗存精的筛选和锤炼。他更勇于创新，这是他敢于面对客观事实、敢于提出问题、敢于突破传统的局限、敢于解决问题的个人品质所促成的。在刘洪的一生中，在太史部任职的10余年，是他专职从事天文历法工作的宝贵时间，而更多的研究工作，则是他充分利用出任各种不同行政职务的空暇时间进行的，这就更加大了他研究工作的艰辛程度。如果没有这种孜孜不倦、终生求索的精神，刘洪就不可能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历法史上著名的新历──《大明历》

在天文学方面，祖冲之创制了中国历法史上著名的新历——《大明历》。在《大明历》中，他首次引用了岁差，是我国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他编制的《大明历》，开辟了历法史的新纪元。

祖冲之（425—500），字文远，祖籍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县），我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科学家。祖冲之的家族对天文历法素来就有研究，祖冲之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这种家学渊源是祖冲之从事科学活动极为有利的条件。祖冲之青年时，就得到了博学多才的名声，宋孝武帝听说后，派他到“华林学省”做研究工作，华林园乃是国家藏书讲学之所，这是他开始科学研究的重要一步。

有一天，祖冲之在自己书房中翻阅历书《春秋四分历》《太初历》《后汉四分历》《元始历》《元嘉历》等，对这些古人制定的历法书认真地比较，仔细地探讨。他发现五胡十国时期的北凉（316—420）的赵榧于421年作的《元始历》中，第一次不用十九年七闰的旧章法，而改用六百年二百二十一闰。他不禁连连称赞：“好！大胆的尝试！”于是他又拿出了算筹，细心地计算了起来，计算结果表明：

十九年七闰，闰数过多，在二百年内，就要比实际多出一天来。

“看来十九年七闰的旧章法，是非改不可！”祖冲之开始思索这样的一个问题：要进一步提高历法的精度，光靠桌上的那几本历书行吗？不行！得靠自己去观测，用实际观测得来的数据，才能进行正确的计算。但是，该从哪里入手呢？对！就从测定冬至的日期着手！

他在观测站上，立起了一个八尺高的圭表，观测日影的长度。在观测册上记下了一个又一个数据，记录着一个又一个变化的日影。后来，他又设计了计时的漏壶。在记下日影长短的同时，记下了准确的时间。

一年、两年过去了。用竹简串起来的观测记录把本来十分宽敞的书房，堆得十分拥挤。但是还没有得出理想的结果。这是什么原因呢？经过艰苦的努力，祖冲之发现：由于冬至前后的影长变化不太明显，再加漏壶表示的时间不那么准确，这给冬至时刻的准确测定带来了困难。

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想出了一个新方法：不直接观测冬至那天日影的长度，而观测冬至前后二十三四天的日影长度，再取它的平均值，求出冬至发生的日期和时刻。因为离开冬至日远些，日影的变化就快些，所以这一方法提高了冬至时刻的测定的精度。

后来，祖冲之用圭表测定了回归年的长度后，又用浑仪等测角器测定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开始研究太阳一年中运动的快慢变化和测定冬至点逐年变化的数值（岁差）。他根据自己的实际测验和计算结果，首先证实了岁差现象的存在，同时还求出冬至点每一百年向西移动1度。这是历法史上的一个创举，揭开了我国历法改革的崭新一页。

这些观测数据为祖冲之创制《大明历》打下了基础。462年，《大明历》终于得以颁行，这是当时最科学的历法。祖冲之制定的《大明历》岁实取365.24281481日，与现代天文学所测结果，一年中仅有六十万分之一的误差，在那个时代这是一项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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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点月”的天数

所谓交点月，就是月亮连续两次经过“黄道”和“白道”的交叉点，前后相隔的时间。黄道是我们看到的太阳运行的轨道，白道则是月亮运行的轨道。交点月的日数是可以推算得出来的，祖冲之测得的

交点月的日数是27.21223日，比过去天文学家测得的要精密得多，同近代天文学家所测得的交点月的日数27.21222日已极为近似。由于日蚀和月蚀都是在黄道和白道交点的附近发生，所以推算出交点月

的日数以后，就更能准确地推算出日蚀或月蚀发生的时间。在当时天文学的水平下，祖冲之能得到这样精密的数字，实在惊人。

天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张子信的三大发现

张子信的三大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天文历法体系的完善增添了全新的内容。他对这三大发现具体的、定量的描述方法，把我国古代对于交食以及太阳与五星运动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为一系列历法计算问题的突破性进展开拓了道路。

张子信，生卒年不详，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人，北魏、北齐间著名的天文学家。

526年至528年间，在华北一带曾发生过一次以鲜于修礼和葛荣为首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声势浩大，震动朝野。为了躲避这次农民起义的影响，张子信跑到了一个海岛上隐居起来。在海岛上，他制做了一架浑仪，专心致志地测量日、月、五星的运动，探索其运动的规律。在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了30多年。在取得大量第一手观测资料的基础上，张子信还结合他所能得到的前人的观测成果，进行了综合的分析研究。

565年前后，张子信敏锐地发现了关于太阳运动不均匀性、五星运动不均匀性和月亮视差对日食的影响的现象，同时提出了相应的计算方法，它们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

据后人猜测，张子信大约是通过两个不同的途径发现太阳运动不均匀现象的。其一，我们知道太阳视运动从平春分到平秋分（时经半年）所历的黄道度数，要比从平秋分到平春分（亦时经半年）所历度数少若干度。于是，前半年太阳视运动的速度自然要比后半年来得慢，即张子信所说的“日行春分后则迟，秋分后则速”(《隋书·天文志》)。

其二，张子信发现，如果仅仅考虑月亮运动不均匀性的影响，所推算的交食时刻往往不够准确，还必须加上另一修正值，才能使预推结果与由观测而得实际交食时刻更好地吻合。该值的正负、大小与二十四节气有密切和稳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张子信由此升华出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的结论，给予“入气差”以合理的解释。他还推算出了二十四节气“入气差”的具体数值，这是我国古代对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现象所作的最早的明确的定量描述。

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

经过长期的观测，张子信发现，依据传统的方法推算得出的五星晨见东方的时刻，往往与实际天象不相符，常有应见而不见，或不应见而见的情况发生。由进一步的考察，他确认五星晨见东方时刻的这种超前或滞后及其时间的长短，也与二十四节气有紧密的、稳定的关系。张子信认为，这正是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具体反映。同样，他也推算出了五星二十四节气“入气加减”的明确数值，从而实现了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初始的定量描述。

食差的发现

食差的发现，是关于交食研究的一大进展。张子信认识到对于日食而言，并不是日月合朔入食限就一定发生日食现象，入食限只是发生日食的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他指出，只有当这时月亮位于太阳之北时，才发生日食；若这时月亮位于太阳之南，就不发生日食，即所谓“合朔月在日道里则日食，若在日道外，虽交不亏”(《隋书·天文志中》)。这就是张子信关于食差的发现的真实天文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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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信成功的秘诀

张子信之所以能在天文学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首先就在于他勇于实践的精神，他认识到尽量丰富的客观素材对于获取新知的重要性，坚持不懈地进行了30多年的观测工作；其次，张子信还善于探索，他从表面上看来杂乱无章的客观事实中，理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第三，他还勇于创新，大胆地追究这些带规律性的现象的深层原因，作出理论上的说明，并且给出定量化的描述。张子信的三大发现均较好地体现了他关于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法──《皇极历》

《皇极历》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法，它首次考虑到太阳和月亮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创立了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这在中国天文学史和数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后代历法计算日月五星运动使用的内插法多继承《皇极历》的方法并继续发展。

刘焯（544—610），字士元，信都县（今河北省冀州市）人，隋朝经学家、天文学家。刘焯自幼聪敏好学，少年时代曾与河间景城(今河北省献县东北)人刘炫为友，两人一同寻师求学。后师从大儒刘智海门下，寒窗十载，苦读不辍。这十年苦读，使刘焯成为饱学之士，以儒学知名受聘为州博士，与刘炫当时并称“二刘”。

隋文帝开皇年间，刘焯中秀才。后来，他到京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这时刘焯已年近40岁，虽官微位卑，还是积极参加了这时的历法论争。这一年，他献上了经苦心钻研和实测而得的新历法《皇极历》。可是，隋文帝却颁用了宠臣张宾所献的《开皇历》。刘焯即与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刘孝孙一起反对张宾之历，指出该历不用岁差法、定朔法等六条重大失误。但是，事与愿违，刘孝孙却因此被扣上“非毁天历”的罪名，刘焯也被加上“妄相扶证，惑乱时人”的罪名被调到门下省。

刘焯曾再被召用，又再被罢黜，两次挫折之后，遂使他专心著述，不问政事。先后写出《历书》《五经述义》等若干卷，名声大振。据史书载：“名儒后进，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他的门生弟子很多，成名的也不少，其中衡水县的孔颖达和盖文达，就是他的得意门生，二人后来成为唐初的经学大师。

隋炀帝即位，刘焯被重新启用，任太学博士。当时，历法多存谬误，刘焯多次建议修改。600年，他呕心沥血造出了《皇极历》，很可惜未被采用。但他对天文学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唐初李淳风依据《皇极历》造出的《麟德历》被推为古代名历之一。

刘焯在科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三：

其一，在《皇极历》中，他首次考虑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并主张改革推算二十四节气的方法，废除传统的平气，使用他创立的定气法。这些主张，直到1645年才被清朝颁行的《时宪历》采用，从而完成了我国历法上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大改革。

其二，刘焯力主实测地球子午线。源起是我国史书记载说，南北相距1千里的两个点，在夏至的正午分别立等长的测杆，它的影子相差一寸，即“千里影差一寸”说。刘焯第一个对此谬论提出异议。后于724年，唐代张遂等才实现了刘焯的遗愿，并证实了刘焯立论的正确性。

其三，他较为精确地计算出岁差(假定太阳视运动的出发点是春分点，一年后太阳并不能回到原来的春分点，而是差一小段距离，春分点遂渐西移的现象叫岁差)，定出了春分点每75年在黄道上西移1度。

而此前晋代天文学虞喜算出的是50年差1度，与实际的71年又8个月差1度相比，刘焯的计算要精确得多。唐、宋时期，大都沿用刘焯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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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朔法

定朔法是以朔日为每月的初一，又将回归年划分为二十四节气，在缺中气之月置闰，既反映了太阳热力作用对地球的影响，又反映了以月亮为主，加上太阳对地球的引潮力共振的周期变化，融阴月阳年为一体，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但因大小月无定序，不时有2-4个大月、2-3个小月相邻，以缺中气之月为闰月，闰月游移不定，各年同名节气在格里历（简称格历）3-4天里波动，不便推算、记忆和使用。

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一行的科技成就

一行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他在制造天文仪器、观测天象和主持天文实地测量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一行主持修订的《大衍历》是我国唐代最精密的历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法体系的成熟。

一行（673—727），本名张遂，河北巨鹿人，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

一行自幼聪颖过人，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去元都观拜见博学多闻的道士尹崇，尹崇借了一部西汉扬雄所作的《太玄经》给他看。《太玄经》是一部文词艰涩、内容隐晦的书，一般人很难看得懂。隔了几天，一行便把这部书交还尹崇。尹崇以为一行是觉得这部书实在太玄了，看不懂，所以就赶快还书。但当一行拿出他的读书笔记请教尹崇时，尹崇惊讶不已，他对一行的聪明才智赞不绝口，并向外宣扬一行的学问，从此一行就以学识渊博而闻名于长安。

唐玄宗时，一行受命编写新的历法。他准备开始观测天象的时候，发觉当时所用的天文仪器都已经陈旧腐蚀，不堪使用。他便立刻重新设计，制造了大批天文仪器，还在世界上第一次组织了大规模的子午线长度测量工作。

制造浑天铜仪和黄道游仪

在修订历法的实践中，为了测量日、月、星辰在其轨道上的位置和掌握其运动规律，一行与梁令瓒共同制造了观测天象的“浑天铜仪”和“黄道游仪”。浑天铜仪是在汉代张衡的“浑天仪”的基础上制

造的，上面画着星宿，仪器用水力运转，每昼夜运转一周，与天象相符。还装了两个木人，一个每刻敲鼓，一个每辰敲钟，其精密程度超过了张衡的“浑天仪”。“黄道游仪”的用处，是观测天象时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道的座标位置。一行使用这两个仪器，有效地进行了对天文学的研究。

测量子午线

724年（开元十二年），一行修改旧历法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许多，于是开始着手测量子午线的长度。一行的测量工作以河南为中心，北至内蒙古，南至广州以南，广泛收集数据，以求测出当地北极星的高度和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天正午时日影的长度。河南周边的那些测量点，由太史监南宫说带队测量，测量的重点是滑县、浚仪、扶沟、上蔡四处的数据。

这次测量跨度大，时间长，一直到两年之后，各种测量数据才陆续汇集齐。一行和南宫说立即投入了复杂的计算。他们终于算出了：北极星高度相差1度，南北间的距离就相差351里80步，折合成现在的距离就是129.22千米，这正是子午线1度的长度。

一行测量子午线，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为后来的实地测量和天文学奠定了基础。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史研究者都认为，这确实是一次富有创新精神的科学活动，给予它极高的评价。

制定《大衍历》

725年（开元十三年），一行开始编历。经过两年时间，写成草稿，定名为《大衍历》。《大衍历》是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历法，最突出的表现是它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太阳在黄道上运动的速度与变化规律。自汉代以来，历代天文学家都认为太阳在黄道上运行的速度是均匀不变的。一行采用了“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推算出每两个节气之间，黄经差相同而时间距却不同。这种算法基本符合天文实际，在天文学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不仅如此，一行还应用内插法中三次差来计算月行去支黄道的度数，还提出了月行黄道一周并不返回原处，要比原处退回1度多的科学结论。《大衍历》对中国天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直到明末的天文学家们都采用这种计算方法，并取得了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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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矩

为了测量北极仰角，一行设计了一种叫“覆矩”的测量工具。据考证，“矩”在我国古代天算典籍中有两种含义：一是形似木工曲尺的平面区域，即所谓的“积矩”；二是勾股形中的勾边加股边夹一直角构成的直角折线，即所谓的“矩线”。这说明一行的覆矩是一种用“角度”表示地平高度的测量工具。使用时，把覆矩的一个特定边指向北极，使此边恰好在人眼和北极的连线上，则重锤线即能在量角器上直接读出北极的地平高度。

唐代天文星象名著──《开元占经》

《开元占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天文学著作，书中保存了中国最古老的关于恒星位置观测的记录，包含了大量物异和天文星象等方面的术语，在天文史上很有研究价值。

《开元占经》全名是《大唐开元占经》，作者是瞿昙悉达，成书时间约在718至726年之间。唐朝以后，《开元占经》一度失传，所幸在明末又被人发现，才得以流传。全书共120卷，保存了唐以前大量的天文、历法资料和纬书，还介绍了16种历法有关纪年、章率等基本数据。在书中，各种物异和天文星象等方面的术语很多。

瞿昙悉达祖籍印度，其先世由印度迁居中国。关于他本人的生平史料传世很少。在《开元占经》卷一中记载，唐睿宗景云二年（711），瞿昙悉达奉敕作为主持人，参加修复北魏晁崇所造铁浑仪的工作，并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完成。在《旧唐书·天文志》中又记载有，瞿昙悉达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奉敕翻译印度历法《九执历》。这部历法后来被录入了《开元占经》，至于瞿昙悉达何时编撰《开元占经》，史无明文。但据今人薄树人考证，瞿昙悉达大概是在开元二年（714）二月之后奉敕编撰《开元占经》的，至于编成时间，则应在开元十二年（724）前后。

《开元占经》中关于日蚀现象的论述有很高的科学水平。当时已发明了预报日食的方法，但在时刻计算上还比较粗疏：天文学家借助了一盆水使观测者专注的目光从长时间向上仰视刺目的太阳光本身转变为自然微俯观测刺目程度较低的水中太阳像，从而可以大大减轻观测者的痛苦和疲劳。这个观测方法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观测日食的能力和质量。此外，《开元占经》还集录了日全食时人们看到的太阳外层的一些现象，如日珥和日冕。

另外，《开元占经》记述了大量古代天文学家有关宇宙结构和运动的认识，而且其中有一些是仅见于此书的。如后秦天文学家姜岌的《浑天论参难》，梁武帝在长春殿召集群臣讨论天文、星象的记载，以及祖暅对姜岌的批评等等。还有些论述在别的古书中虽也有所记载，但是《开元占经》所录却更为详尽。如对祖暅的《浑天论》、陆绩的《浑天象说》等的记载都较《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等所记为详。所以，集中记述宇宙理论的《开元占经》卷一、卷二，乃是研究中国古代宇宙观的必读之书。

《开元占经》中保存了大量已失传的古代文献资料。据初步统计，《开元占经》中摘录有现已失传的古代天文学和星占学著作共约77种，纬书共约82种。这些佚书在其他古籍中间或已有记载，但完全不如《开元占经》丰富。如有关纬书，明代曾有一位学者孙珏从许多唐宋古籍中辑录出一部纬书辑佚集，题为《古微书》。然而，自《开元占经》重新发现后，清朝人所辑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等所辑纬书篇幅超出了《古微书》好几倍。至于天文学和星占学的著作，则还没有人全面重新辑佚过。此外，《开元占经》中还摘有若干现已佚失的经学、史学和兵家著作。总之，《开元占经》作为保存古代文献的著作来说，称得上是一座宝库。

延伸阅读

《开元占经》的流传

《开元占经》自撰成以后，传世极少。这是因为这是一部以星占术为主的书，宣扬天命论，笃信迷信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视为高度的机密，生怕有人拿其中的话，结合天上的天象来“妖言惑众”，

危及自己的统治，所以本书在唐、宋时代就流传极少。宋以后即无记载，甚至连明代的皇家天文台也无藏本。直到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安徽歙县有叫程明善的学者，因给古佛像布施装金，而

在佛腹中发现了一部抄本。当今传世较广的是道光年间的恒德堂刻版巾箱本。近年来，中国台北出版了文渊阁藏本《四库全书》影印本。1989年中国书店也出版了影印本。

自动化的天文台──水运仪象台

苏颂发明的水运仪象台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综合性观测仪器，它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报告时刻的机械装置于一体，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富于创造的精神，是一部自动化的天文台。

苏颂（1020—1101），字子容，厦门同安人，北宋天文学家、药物学家。

苏颂出生在一个书香仕宦之家，他的祖父、伯父、堂叔、兄长都是宋朝的进士，他的父亲苏绅担任过大理寺丞、尚书员外郎、直史馆、翰林学士等官职。在如此的家庭环境下，苏颂自幼便勤奋好学、博览群书，22岁那年便与王安石同榜考中进士。从那时开始，苏颂步入仕途，从地方到中央，担任了一系列重要的官职，最后位及宰相，为官50多年，政绩颇丰。

实际上，苏颂在处理宋朝政府事务时，已经显示出作为一个科学家严谨治学的行事风格。苏颂曾在宋朝的文史馆和集贤院任职九年。工作的便利，让他每天能接触到皇家收藏的许多重要典籍和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稀世珍本。苏颂对这些资料很感兴趣，每天背诵两千字文章，回家后再将它默写记录保存下来。经过长期的积累，苏颂的学识变得更加渊博。在这9年里，苏颂还与掌禹锡、林亿等编辑补注了《惠佑补注神农本草》，校正出版了《急备千金方》等书，又主持编著了《本草图经》21卷。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对《本草图经》的科学价值亦予以极高的评价。

苏颂一生标志性的贡献，在于他制成了水运仪象台。1085年（元丰八年），苏颂组织了一批科学家，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天文、数学、机械学知识开始设计制作水运仪象台，历时3年终于告成。仪象台以水力运转，集天象观察、演示和报时三种功能于一体，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其后，苏颂又写了《新仪象法要》3卷，详细地介绍了水运仪象台的设计及使用方法。

根据《新仪象法要》记载，水运仪象台是一座底为正方形、下宽上窄略有收分的木结构建筑，高大约有12米，底宽大约有7米，共分为3层。上层是一个露天的平台，设有浑仪一座，用龙柱支持，下面有水槽以定水平。浑仪上面覆盖有遮蔽日晒雨淋的木板屋顶，为了便于观测，屋顶可以随意开闭，构思比较巧妙。露台到仪象台的台基有7米多高。中层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密室”，里面放置浑象。天球的一半隐没在“地平”之下，另一半露在“地平”的上面，靠机轮带动旋转，一昼夜转动一圈，真实地再现了星辰的起落等天象的变化。下层包括报时装置和全台的动力机构等。设有向南打开的大门，门里装置有五层木阁，木阁后面是机械传动系统。

水运仪象台的构思广泛吸收了以前各家仪器的优点，尤其是吸取了北宋初年天文学家张思训所改进的自动报时装置的长处；在机械结构方面，采用了民间使用的水车、筒车、桔槔、凸轮和天平秤杆等机械原理，把观测、演示和报时设备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整体，成为一部自动化的天文台。

因此，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等人认为水运仪象台“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并称赞苏颂是中国古代甚至是中世纪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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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仪象法要》

《新仪象法要》是苏颂为水运仪象台所作的设计说明书，成书于宋神宗绍圣初年，约1094—1096年间。这本书的开头有苏颂《进仪象状》一篇，报告造水运仪象台的缘起、经过和它与前代类似仪器相比的特点等。正文以图为主，介绍水运仪象台总体和各部结构。各图附有文字说明。卷上介绍浑仪，有图17种。卷中介绍浑象。除5种结构图外，另有星图两种5幅，四时昏晓中星图9种。卷下则为水运仪象台总体、台内各原动及传动机械、报时机构等，共图23种，附别本作法图4种。本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力运转天文仪器专著，反映了中国11世纪的天文学和机械制造技术水平。

历法史上的伟大革命──《十二气历》

十二气历的设置，是中国古代在历法制度中的一项独特创造。它正确地反映了一年中季节和寒暑交替的客观规律，对于指导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有着重要的意义。

沈括（1031—1095），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北宋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他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和出色的外交家。

沈括小时候有一个爱刨根问底的习惯，喜欢琢磨一些别人想不到的问题。有一天，沈括正在自己家的庭院里背诵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突然，一阵风吹来，将院中树上的桃花吹落在地。他想：为什么山下的桃花四月已经凋谢了，而山上寺庙里的桃花却刚刚开放呢？白居易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还号称大诗人呢？

母亲为了让沈括弄清楚这个问题，特意让他邀请几个同伴一起到山上散散心。沈括他们来到山上，果然满山的桃花正在怒放，这可把小沈括难住了。同样是桃花，为什么这里的却开得这么晚呢？突然，一阵冷风吹来，他顿时恍然大悟，拍着自己的脑门大声说：“我明白了！原来是山上地势高，温度低，所以花开得就晚，这是由气候条件决定的！”

小沈括回到家后，立即把这一重大发现记录下来。从此，沈括对气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阅读有关气象的书籍，注意气象的变化，立志要做一名气象学家。

中国古代一贯是阴阳历并用的，因此历法存在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阴阳历之间的调合问题。我们知道，月亮绕地球的运转周期为29.530588天，地球绕太阳的动转周期则为365.242216天，这两个数互除不尽。这样，以十二个月来配合二十四节气的阴阳合历就始终存在矛盾。虽然我们祖先很早就采用了闰月的办法来进行调整，但是历日与节气脱节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沈括进行了长期周密细致的研究。他说，寒去暑来，万物生长衰亡的变化，主要是按照二十四节气进行的，而月亮的圆缺与一年农事的好坏并没有很大关系。以往的历法仅仅根据月亮的圆缺来定月份，节气反而降到了次要地位，这是不应该的。正是从以上考虑出发，他提出了一个彻底改革的方案：以纯阳历取代阴阳合历，这就是十二气历。沈括指出，只有纯阳历才能把节气固定下来，从而更好地满足农业生产对历法的需要。

十二气历是完全按节气来定历的历法制度。它把一年分为四季，每季分为孟、仲、季三个月，以立春那天为孟春之月的首日，以下类推，用节气来定月份。每月有大有小，大月31日，小月30日，一般大小月相间，一年最多有一次两个小月相连。即使有“两小相并”的情况，也不过一年中出现一次。有“两小相并”的年份为365天，没有的年份为366天。至于月亮的圆缺，虽与节气无关，但为着某些需要，可在历书上注明“朔”“望”。这是一种纯太阳历的历法制度，既与实际星象和季节相合，又便于各种生产活动。

沈括十二气历的提出，是历法制度方面一项根本性的变革，这是中国与世界历法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它既简便又科学，既符合天体运行的实际情况，又十分有利于农事的安排，从根本上解决了历法适应农业生产需要的问题，是中国古代历法中的一个优秀代表。遗憾的是，在古代中国守旧思想极为严重的环境下，十二气历最终未能颁发实行。

延伸阅读

沈括在天文学上的成就

1072年，沈括负责汴河地区的水利建设，同时还负责领导司天监。他主张从观测天象入手，以实测结果作为修订历法的根据，研究并改革了浑仪、浮漏和影表等旧式的天文观测仪器。他在《浑仪议》、

《浮漏议》和《景表议》等三篇论文中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详细说明改革仪器的原理，阐发了自己的天文学见解，在我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元代著名科学家──王恂

王恂精通数学、天文和历法，奉元世祖诏命改革历法，和郭守敬一道组织太史局，任太史令，负责天文观测和推算方面的工作，在《授时历》的编制工作中，其贡献与郭守敬齐名。王恂为我国天文、历法、数学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王恂（1235—1281），字敬甫，中山唐县（今河北唐县）人，我国元代著名数学家、文学家。王恂生于金朝末年，父亲王良曾任金朝中山府吏，因故辞职回乡，潜心研究数学和伊洛之学(即程朱理学)，尤其对数学的研究颇有造诣。良好的家教环境，加上王恂自幼聪颖好学，为他后来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恂3岁时，其母授以《千字文》，王恂过目成诵，13岁学“九数”(即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商功)。当时其父与元朝太保刘秉忠交往甚密，秉忠拜会王良时，发现王恂聪明绝顶，才思过人，堪称神童。征得其父母同意，遂将王恂带到磁州(今磁县)天文台培育深造，这年王恂14岁。

王恂到磁州后，在刘秉忠精心培育下，18岁时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任太子伴读。元中统二年（1261）任太子赞善。翌年裕宗被封为燕王、中枢令兼领枢密院事，他对王恂非常器重，口令两府大臣，凡有咨禀，必须要王恂得知。此时王恂已兼管太子起居，常为裕宗讲解尧舜善政、治国安邦之道，并将辽金兴亡之事编成故事讲给裕宗听，让其区别善恶。王恂深得太子赞赏，说王恂学识渊博，是难得的良师益友，召令大臣子弟随王恂学习。后来王恂拜为国子祭酒，掌管国子监所属各学校。

当初，刘秉忠在世，根据天文学的发展，认为《大明历》承用了两百多年，渐渐暴露出它的不周密性，企图加以修正。刘秉忠死后，皇帝根据他的设想，命王恂创制新历。于是王恂举荐了已经告老的许衡，同杨恭懿、郭守敬等遍考40多家历书，从汉代的《三统历》，到宋代的《大明历》，他们昼夜测验，参考古制，创立新法，推算极为精密准确，研究总结了1182年、70次改历经验，考察了13家历律推算方法，前后三年派专人分赴全国四方，定点做日晷实地测量，精心计算，大胆创新，计算出一年为365.2425天，一月为29.530593天，一年的1/24作为一个节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明朝实行的《大统历》基本上就是《授时历》。如果把这两部历法看成一部，《授时历》是中国历史上实行年代最久的历法，历时长达364年。

王恂在《授时历》中，提出了招差法(即三次内插公式)，并运用招差法推算太阳、月球和行星的运行度数；又创造了“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来处理黄经和赤经、赤纬之间的换算，准确率大大提高。这些成就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其贡献与郭守敬齐名。王恂自己没有著作流传，但世人对他的评价甚高，称他为“算术冠一时”的数学家。

至元十六年(1279)，王恂升为嘉议大夫、太史令，主管太史院，负责推算历法，观测天象。次年新历法完成，根据古语“敬授人时”的说法，赐名《授时历》，当年冬天就颁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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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差法的发展

招差法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计算方法，相当于今二次内插公式，它的发展与古代天文学的发展紧密相关。隋代刘焯《皇极历》列出的公式，是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在中国的首次出现。唐代一行《大衍历》中，给出了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公式。这些二次内插公式，大约是通过几何图形的出入相补相互拼凑的方法得到的。宋代以后，由于对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招差法有了新的进展。元代郭守敬等人在《授时历》中应用了三次差的招差公式。

郭守敬的成就──仰仪和《授时历》

郭守敬是元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专家。他与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出中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为了编历，他创制和改进了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以及星晷定时仪12种天文仪器仪表，为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我国元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专家。

郭守敬的祖父郭荣是金元之际一位颇有名望的学者，他精通五经，熟知天文、算学，擅长水利技术。郭守敬就是在祖父的教养下成长起来的。祖父一面教郭守敬读书，一面领着他去观察自然现象，体验实际生活。郭守敬自小就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各种器具，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显露出了科学才能。

修水利显身手

1264年，郭守敬在老师张文谦的带领下赴西夏兴修水利。那时，西夏沿着黄河两岸已经修筑了不少水渠，但在成吉思汗征服西夏的时候，大部分水闸水坝都遭到了破坏，渠道也都填塞了。郭守敬到了那里，立即着手整顿。有的地方疏通旧渠，有的地方开辟新渠，又重新修建起许多水闸、水坝。在郭守敬的带领下，百姓一起动手，这些工程竟然在几个月之内就完工了。郭守敬充分展示了自己在水利工程方面的卓越才干，回到上都后就被任命为都水少监。

发明仰仪

仰仪是郭守敬的独创，这件仪器是一个铜制的中空半球面，形状像一口仰天放着的锅，所以命名为“仰仪”。半球的口上刻着东西南北的方向，用一纵一横的两根竿子架着一块小板，板上开一个小孔，孔的位置正好在半球面的球心上。太阳光通过小孔，在球面上投下一个圆形的象，映照在所刻的线格网上，立刻可读出太阳在天球上的位置。人们可以避免用眼睛逼视那光度极强的太阳本身，就看明白太阳的位置，这是很巧妙的。更妙的是，在发生日食时，仰仪面上的日象也相应地发生亏缺现象。这样，从仰仪上可以直接观测出日食的方向，亏缺部分的多少，以及发生各种食象的时刻等等。

修订《授时历》

1276年，元朝政府决定改订旧历，颁行元朝自己的历法，下令组织历局，调动了全国各地的天文学者，另修新历。应老同学王恂的邀请，郭守敬参加了新历的修订工作，他奉命制造仪器，进行实际观测。

为了修订新历，郭守敬共设计和监制了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星晷定时仪等12种天文仪器，这些仪器设备推动了郭守敬的科学研究工作，也为我国天文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过王恂、郭守敬等人的集体努力，到1280年春天，一部新的历法终于宣告完成了，元世祖将它命名为《授时历》。同年冬天，正式颁发了根据《授时历》推算出来的下一年的日历。

《授时历》是中国古代最先进、施行最久的一部精良历法。它采用至元十七年（1279）的冬至时刻作为计算的出发点，以至元十八年（1280）为“元”，即开始之年。所用的数据，个位数以下一律以100为进位单位，即用百进位式的小数制，取消日法的分数表达式。它以365.2425天为一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与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格里历的周期相同，但是格里历比《授时历》晚了整整300年。

《授时历》这部优秀的新历法，节气的推算比较准确，对农业生产的帮助很大，在中国实际行用了364年，并且还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

专家点评

学者尼米聪、谷瑞雪在《试论郭守敬的科学思想与思维特征》中说道：“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水利、测绘、仪器制造等方面成就辉煌，有多项发明遥遥走在世界的前端。”郭守敬以毕生精力从事科学活动，服务社会，恢复经济，发展经济，造福民众，以至于在元朝当代就有人赞叹“天佑我元，似此人世岂易得，呜呼，其可谓度越千古矣”。他的科学思想与科学思维方式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

明清之际的民间天文学家──王锡阐

王锡阐是我国著名的民间天文学家，他在吸收欧洲天文学优点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天文学，曾独立发明计算金星、水星凌日的方法，并提出精确计算日月食的方法。王锡阐所著《晓庵新法》、《历说》和《五星行度解》等，为中国近代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著贡献。

王锡阐（1628—1682），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我国明清之际的民间天文学家。王锡阐与天文数学家梅文鼎同时而又齐名，王锡阐号晓庵，梅文鼎号勿庵，遂被后人并称为“二庵”。两人都娴于天文历算，然而王锡阐精核，梅文鼎博大，各造其极，不分高下。

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明朝覆亡；随即清军入关南下，弘光小朝廷覆灭。在急风暴雨的时代大变迁中，由于难以忍受“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民族高压政策，江南各地纷纷起兵抗清。

王锡阐当时年仅17岁，却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为了表示忠于明朝，他奋身投河自尽，但是意外地被人救了起来。此后，王锡阐放弃了科举考试之路，他隐居在乡间，以教书为业，致力于学术研究，甘心做一个故国遗民而终其一生。

王锡阐性格孤僻，对于天文历算特别爱好，在参加惊隐诗社活动和写作《明史记》的同时，一直不停地进行天文研究。王锡阐热衷于实际测算，每当遇到天色晴朗，他就爬到屋顶上，仰卧着观察天空中的星象，整夜不睡觉。然后他对历算书籍进行精心研究，验证实际测算的结果。经过长期的实际测算，王锡阐对于中、西历法有了相当深度的了解，他曾作《西历启蒙》和《大统历法启蒙》来讨论中、西历法的优劣。王锡阐基于一贯倡导的探求数理之本的主张，在当时作的《历说》、《晓庵新法序》以及以后的著作中，对中、西历法的交食、回归年、刻度划分、节气闰法、行星理论等主要问题作了评论。

王锡阐生活在耶稣会士东来，欧洲天文数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的时期。这些天文方法有较高的精确度，其中运用了对中国来说还是全新的三角几何学知识、明确的地球观及度量概念，因而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应否接受欧洲天文学，当时中国学者有三种不同态度：一种是顽固拒绝，一种是盲目吸收，只有他能持批判吸收的态度。他从当时集欧洲天文学大成的《崇祯历书》入手，对其前后矛盾、互相抵触之处予以揭露，对其不足之处予以批评，进而在吸收欧洲天文学优点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天文学。他在对中西历法有了较深了解的基础上，兼采中西，参与己意，写成《晓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

《晓庵新法》共六卷，运用刚传到中国的球面三角学，首创准确计算日月食的初亏和复圆方位的演算法，以及金星、水星凌日和五星凌犯的演算法，后来都被清政府编入《历象考成》，成为编算历法的重要手段。

《五星行度解》是在第谷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的一套行星运动理论。第谷为丹麦天文学家，曾提出一种介乎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和哥白尼的“日心体系”之间的宇宙体系。王锡阐认为五大行星皆绕太阳运行，土星、木星、火星在自己的轨道上左旋，金星、水星在自己的轨道上右旋，各有各的平均行度；太阳在自己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这轨道在恒星天上的投影即为黄道。他据此推导出一组公式，能预告行星的位置，这种探讨使他成为中国较早注意引力现象的学者之一。

知识小百科

凌日

所谓“凌日”，就是当金星或水星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人们看见太阳表面出现小黑点，这是金星或水星在日面上的投影，这种自然现象叫作凌日。水星和金星的轨道分别与黄道有7°和3.4°的倾角，所以并不是每次合日都发生凌日，只有当水星或金星和地球同时都很接近升、降交点时才发生。地球经过水星升交点在11月10日前后，经过水星降交点在5月8日前后，所以水星凌日只能发生在这两个日期附近；同样，金星凌日也只能发生在12月9日和6月7日附近。上一次发生金星凌日的日期是2012年6月6日。

第二讲 地质勘测技术

最早的地理学巨著──《山海经》

《山海经》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古老地理书，也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学巨著。这本独特的奇书，记载了地理、神话、宗教、矿产等多方面内容，天南海北，包罗万象，堪称我国古籍中蕴珍藏英之最者，实为研究上古时代绝好的资料。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这部古老的奇书记载了大量的神话故事，被人们广为传诵。传说在尧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把土地烤焦了，庄稼都枯干了，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因为天气酷热的缘故，一些怪禽猛兽，也都从干涸的江湖和火焰似的森林里跑出来，在各地残害人民。

人间的灾难惊动了天上的神，天帝命令善于射箭的后羿下到人间，协助尧解除人间的苦难。后羿带着天帝赐给他的一张红色的弓，一口袋白色的箭，还带着他美丽的妻子嫦娥一起来到人间。后羿立即开始了射日的战斗。他从肩上取下那红色的弓，取出白色的箭，一支一支地向骄横的太阳射去，顷刻间十个太阳被射去了九个。尧认为留下一个太阳对人民有用处，于是拦阻了后羿的继续射击。这就是有名的后羿射日的故事。

《山海经》里还记载了女娲补天的故事。传说当人类繁衍起来后，忽然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一直打到地下，闹得到处不宁。结果祝融打胜了，但败了的共工不服，一怒之下，把头撞向不周山。不周山崩裂了，支撑天地之间的大柱断折了，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出来，龙蛇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空前大灾难。

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补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埋塞向四处铺开的洪流。

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天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民又重新过着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辰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

《山海经》全书共18篇，约3.1万字。全书内容，以五藏山经5篇和海外经4篇作为一组；海内经4篇作为一组；而大荒经5篇以及书末海内经1篇又作为一组。每组的组织结构，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五藏山经的一组，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得非常清楚。该书按照地区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再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

古人一直把《山海经》当作史书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

延伸阅读

《山海经》作者争论

《山海经》的书名最早见于《史记》。自《山海经》问世之后，围绕其内容、成书时间的争论，它的作者是谁一直众说纷纭，乃至酿成学术界中千年未解的悬案。按照刘向、刘歆父子和东汉王充的“正统”说法，《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但人们在《山海经》中却找到了发生在大禹和伯益以后的史实，因此“禹、益作说”受到了质疑。此后，隋朝的颜之推虽坚持旧说，但面对难以掩盖的漏洞，他只好用“后人羼入，非本文也”来作掩饰。所以，《山海经》的作者便成了众多学者考证的对象，种种假说纷纷而出，如“夷坚作说”“邹衍作说”等。

航海史上的重大突破──指南针

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指南针及磁偏角理论在远洋航行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人们第一次获得了全天候航行的能力，人类第一次得到了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自由。

相传在4000多年以前，在中国北方的中原地区，黄帝和蚩尤在涿鹿进行过好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战斗持续了半年的时间，但仍没有分出胜负。按道理说，黄帝在这场战斗中应该能够取胜，因为他的部落相对比较强大，而且也代表着正义。但是，每当战斗即将胜利的时候，总会出现突来的大雾，迷漫山野，让人辨不出方向，所以每次都是前功尽弃。黄帝认为这大雾降得蹊跷，就派人上山侦查蚩尤部落的动静，发现这些大雾都是蚩尤施妖术弄出来的。黄帝回到营地后，在仙女的帮助之下，制造出了指南车，借助于指南车，黄帝率领军队冲出了重重迷雾的阻挡，最终打败了蚩尤，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与指南车有相同功能的是指南针。指南针是用以判别方位的一种简单仪器，它的前身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司南。指南针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一根装在轴上可以自由转动的磁针，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北极，利用这一性能可以辨别方向。

指南针一经发明很快就被应用到军事、生产、日常生活、地形测量等方面，特别是航海上。在《萍洲可谈》中有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载。12世纪以后，指南针传到了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又大大推动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指南针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项伟大贡献。马克思曾把指南针和印刷术、火药的发明称作“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

指南针的始祖

指南针的始祖“司南”出现在战国时期。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像一把汤勺，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所以古人称它为“司南”。

司南的出现是人们对磁体指极性认识的实际应用，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首先是天然磁石很难找到，加工时又容易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较弱。它与地盘接触处要非常光滑，否则会很难旋转起来，达不到预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携带很不方便，这也是司南长期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人工磁化的发明

指南针是磁铁做成的，但天然磁石又很难找到，于是中国古人便发明了一种人工磁化的方法，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即把烧红的铁片放置在子午线的方向上。铁片烧红后，铁片中的磁畴便瓦解而成为顺磁体，蘸水淬火后，磁畴又形成，但在地磁场作用下磁畴排列变得具有方向性，所以能指示南北。人工磁化方法的发明，对指南针的应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物体磁性认识的结果。由于生产劳动，人们接触了磁铁矿，开始了对磁性质的了解。人们首先发现了磁石引铁的性质，后来又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经过多方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发明了极具实用价值的指南针。

延伸阅读

罗盘的发明

在指南针发明后，人们发现要确定方向仅仅依靠指南针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方位盘相配合。随着测方位的需要，出现了磁针和方位盘一体的罗盘。方位盘仍是二十四向，但是盘式已经由方形演变成圆形。这样一来，只要看一看磁针在方位盘上的位置，就能断定出方位来。不过，此时的罗盘，还是一种水罗盘。明代嘉靖年间，又出现了旱罗盘。旱罗盘将钉子支在磁针的重心处，使磁针不再在水面上飘荡，而且摩擦的阻力很小，磁针转动起来更加自由。

最早的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

魏晋年间杰出的地图学家裴秀主编的《禹贡地域图》，是中国目前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历史地图集。其中记载的绘制地图的6项原则，即著名的“制图六体”，为中国传统地图奠定了理论基础，裴秀因此被称为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奠基人。

裴秀（224—271），字季彦，魏晋期间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我国古代著名的地图学家、政治家。

裴秀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裴茂，父裴潜，都官至尚书令。裴秀自幼喜欢学习，8岁就会写文章，学识比较广博。他的叔父裴徽，当时名望很高，家中常有很多宾客来往。有些宾客在来拜见裴徽之后，还要到裴秀那里交谈，听听他的议论，那时裴秀年仅10余岁。

由于裴秀才华出众，很受人们的赞赏。渡辽将军毋丘俭把他推荐给当时掌握辅政大权的曹爽。曹爽遂任命裴秀为黄门侍郎，并袭父爵清阳亭侯，时年25岁。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后，裴秀又先后担任尚书令和司空，在他担任司空后，除在朝廷中负责其他政务外，还负责管理国家的地图和户籍人口。由于职务上的关系，他得以接触更多的地理和地图知识，对古代地理和地图进行了仔细整理和精心研究。可惜，他最终因服寒食散又饮冷酒，不幸逝世。

裴秀的一生，在政治上相当显赫。但是他深为后人称赞的，是他生前的最后几年在地图学方面作出的贡献。裴秀的重要成就是主持编绘《禹贡地域图》18篇和他在为此图撰写的序中提出的“制图六体”。“制图六体”就是地图制图的六条原则，分别为：分率（用以反映面积、长度的比例，即当今比例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高下（即相对高程）、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迂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此外，他还缩制旧天下大图为“方丈图”，或称“地形方丈图”。裴秀又著有《翼州记》《〈易〉及〈乐〉论》，未完成的著作有《盟会图》和《典治官制》等。

裴秀主持编绘的《禹贡地域图》有比例尺，地物的相对位置比较准确；对于名山大川、政区界线、城邑所在、主要交通路线等，也一一表示清楚。在图例设计方面，用线条表示政区界，于圆形或方形框内加注名称表示郡国县邑，山川名称亦加括圆(或方)形框，道路用虚线表示，河流用曲线表示并注河流名称，山脉除注名称外可能还用形象符号表示。类似这样的图例设计，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图以及流传至今的宋代地图上，都可见到。

裴秀以前，中国在地图学方面虽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缺少理论概括和指导。自裴秀提出“制图六体”之后，即为中国地图学者所遵循，如唐代的贾耽和宋代的沈括等都曾在论述中表明，裴秀“六体”是他们绘制地图的规范。可以说，在明末清初欧洲的地图投影方法传入中国之前，裴秀的“六体”一直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的重要原则，对于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发展影响极大。

知识小百科

《禹贡》

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一部地理学名著《禹贡》。《禹贡》的体裁属于地志，属《尚书》中的一篇，是迟于《山海经·山经》、早于《汉书·地理志》的先秦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它和《山海经·山经》有些地方相像，诸如题材也是托古于夏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其分区标准，打破当时邦国割据、诸侯林立的局限，而以大一统思想着眼，以名山大川为界等等。不同的是，《禹贡》利用了战国时期发达的地理学知识，超脱了《山海经·山经》极原始的地理概念，扬弃了神话成分而专就人类力所可及的平治水土方面来讲；摆脱了《山海经·山经》确认四方为沟说，而已知惟东方是海，超过了《山海经·山经》东西南北中“五方”的极原始朴素的区划，代之以实际得多的“九州”的区划。因此，我们可以说，《禹贡》运用战国时期迅速发展的地理学知识，突破原始的幻想阶段，以征实为目的，尚实地考察，比《山海经·山经》又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佛教地志类著作──《佛国记》

《佛国记》是一部典型的游记，它是中国人最早以实地的经历，根据个人的所见所闻，记载1600多年以前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宗教的一部杰作，是研究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交通和历史的重要史料。

法显（334—420），俗姓龚，司州平阳郡（今山西临汾）人，东晋佛教高僧。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卓越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也是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法显本来有三个哥哥，但都在童年夭亡了。他的父母担心他也会夭折，于是在他三岁的时候，将他送到佛寺当了小和尚。法显十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叔父考虑到他的母亲寡居难以生活，便要他还俗。法显这时对佛教的信仰已非常虔诚，他对叔父说：“我本来不是因为有父亲而出家的，正是要远尘离俗才入了道。”他的叔父也没有勉强他。不久，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他回去办理完丧事仍即还寺。

法显性情淳厚。有一次，他与同伴数十人在田中割稻，遇到一些穷人来抢夺他们的粮食。诸沙弥吓得争相逃奔，只有法显一个人站着未动。他对那些抢粮食的人说：“你们如果需要粮食，就随意拿吧！

只是你们现在这样贫穷，正因为过去不布施所致。如果抢夺他人粮食，恐怕来世会更穷。贫僧真为你们担忧啊！”说完，他从容还寺，而那些抢粮的人竟被他说服，弃粮而去。这件事使寺中僧众数百人莫不叹服。20岁时，法显受了大戒。从此，他对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坚贞，行为更加严谨，时有“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之称誉。

东晋隆安三年（399），65岁的法显已在佛教界度过了62个春秋。60多年的阅历，使法显深切地感到，佛经的翻译赶不上佛教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恶不作。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法显毅然决定西赴天竺，寻求戒律。这年春天，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起身，向西进发，开始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行。

经过13年的跋山涉水，法显回到了祖国，这时他已经78岁了。他在临终前的7年多时间里，一直紧张艰苦地进行着翻译经典的工作，共译出了经典六部六十三卷，计数万言。在抓紧译经的同时，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著作——《佛国记》。

《佛国记》全文9500多字，它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佛国记》还详尽地记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因而后来被佛教徒们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此外，《佛国记》也是中国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国与印度、波斯等国的海上贸易，早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而史书上却没有关于海风和航船的具体记述。《佛国记》对信风和航船的详细描述和系统记载，成为中国最早的记录。

专家点评

法显以年过花甲的高龄，完成了穿行亚洲大陆又经南洋海路归国的远途陆海旅行，他留下的杰作《佛国记》，不仅在佛教界受到称誉，而且也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法显横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沙勒说：“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他还把《佛国记》中关于耶婆提的描述称为“中国关于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比较详细的记载”。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把《佛国记》誉为西域探险家及印度佛迹调查者的指南。印度学者恩·克·辛哈等人也称赞说：“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

宇宙未有之奇书──《水经注》

北魏地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水道所流经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有很多的参考价值。

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古范阳涿郡（今河北高碑店）人，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

郦道元生活于北魏末年，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旅游，对地理考察有浓厚的兴趣。十几岁时，他随父亲到山东，经常与朋友一起到有山水的地方游览，观察水流的情景。当时，他们游历过临朐县的熏冶泉水，观看了石井的瀑布。瀑布奔泻而下的水流，激起了滚滚波浪和飞溅的水花，那铿锵有力的巨大音响，在川谷间回荡。这美丽壮观的景色，使郦道元大为陶醉。

后来，他在山西、河南、河北做官，经常乘工作之便和公余之暇，留意进行实地的地理考察和调查。凡是走到的地方，他都尽力搜集当地有关的地理著作和地图，并根据图籍提供的情况，考查各地河流干道和支流的分布，以及河流流经地区的地理风貌。他或跋涉郊野，寻访古迹，追溯河流的源头；或走访乡老，采集民间歌谣、谚语、方言和传说，然后把自己的见闻，详细地记录下来。日积月累，他掌握了许多有关各地地理情况的原始资料，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

郦道元爱好读书，尤其是有关地理记述的书籍，在日常生活中，书籍更是他不可分离的伴侣。他读书非常认真，对书中的记载力求弄懂、弄通，对各书中记述同一地方而有出入的问题，更是着意探究其原因。后来，他发现古代的地理书——《水经》，虽然对大小河流的来龙去脉都有记载，但由于时代更替，城邑兴衰，有些河流改道，名称也变了，但书上却未加以补充和说明。于是郦道元开始给《水经》作注。

但是，他并不是图省力，简单地为《水经》作注释，而是下了一番苦功夫。《水经》一书记载的河流仅137条，文字总共只有一万多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补充了许多河流，数量比《水经》增加了近10倍，达1252条，其中有些还是独立流入大海的重要河流。《水经注》共计40卷，约30万字。仅从这些就可以看到，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内容远远超过《水经》一书的再创作，书中凝聚着郦道元大量的辛勤劳动，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

《水经注》中的内容，除郦道元亲身考察所得到的资料外，还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其中引用前人著作达437种之多，还有不少汉、魏时代的碑刻材料。这些书籍和碑刻，后来在历史的变迁中大都已经散失了，幸而有郦道元的引用转录，才尚存一斑，使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书籍和碑刻的部分内容。

郦道元以饱满的热情，浑厚的文笔，精美的语言，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祖国的壮丽山川，为我们展现了1600多年前中国的地理面貌，使人们读后可以对各地的地理状态及其历史变迁有较清晰的了解。例如从关于北京地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北京城的城址、近郊的历史遗迹、河流以及湖泊的分布等，还可以了解到北京地区人们早期进行的一些大规模改变自然环境的活动，像拦河堰的修筑、天然河流的导引和人工渠道的开凿等。这是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关于北京地区最早的地理资料，也是我们研究北京地区历史地理变迁的一个重要地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水经注》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是不可多得的历史地理文献，对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有很多的参考价值。

专家点评

清初学者张岱说：“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则袁中郎。”称郦道元是山水游记文学的巨擘，世人所公认。原德国柏林大学校长、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李希霍芬（1833-1905）称郦道元《水经注》是“世界地理学的先导”；东南亚学者认为郦道元是“中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

地理探险家玄奘的名著──《大唐西域记》

玄奘是我国唐朝时期杰出的佛经翻译家、旅行家，《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玄奘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138个国家和地区、城邦，对研究古代中亚及南亚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更是印度佛教史研究的难得资料。

玄奘（602—664），俗名陈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我国唐代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地理探险家。玄奘自幼聪明异常，有很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8岁多就开始诵读佛经，并且在父亲的影响下，养成了广泛研究各种学问的兴趣。久而久之，玄奘萌发了出家为僧的想法。恰在此时，隋王朝要在洛阳剃度27名和尚。报名的人有好几百，年仅13岁、悟性极高的玄奘被大理卿郑善果破格录取。

617年，玄奘离开洛阳，先后游历四川、湖北、长安等地10余年，遍访名山大寺，质疑问难，寻求佛学真谛。在他发现各种佛学流派中所存在的对佛典精神的不同理解后，遂产生了前往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求取真经”、以探求佛学本来面目的想法。但由于当时唐王朝刚刚建立，面临着西突厥入侵的威胁，因此限制私人西行，朝廷没有批准玄奘西行的请求。 627年，28岁的玄奘与一秦州（今甘肃天水）和尚为伴，离开长安，开始了他的万里孤征。

经过两年的艰险旅程，玄奘到达了印度，拜在著名的那烂陀寺百岁高僧戒贤法师门下，刻苦参研佛法，数年间精通了经藏、律藏、论藏，因此被尊称为“三藏法师”。但也因此招来了印度一些僧人的嫉妒。

一天，一名外道僧人在那烂陀寺门前贴出50条疑难经义，宣称如果有人能够破解得其中一条，他就立即将自己的头颅砍下。寺中众僧皆闭门不出，任凭他大叫大骂。到了第四天早上，玄奘走到寺院门前，将50条经义丝毫不差地讲解了出来。外道僧人面如死灰，为了履行誓言，只得拔剑准备自刎。玄奘制止了他的的自残行为，并在他耳边仔细叮嘱了几句，外道感恩戴德地去了。经此一事，全寺众僧无不敬佩玄奘的渊博和大度。

贞观十七年(643)春，玄奘谢绝了戒日王和那烂陀寺众僧的挽留，携带657部佛经，取道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南线回国，两年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首都长安。玄奘此行，行程5万里，历时18年，是一次艰难而又伟大的旅行。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回国后，遵照唐太宗的旨意由玄奘口述、弟子辩机记录下来的旅途所经各地情况的汇编，成书于贞观二十年(646)。该书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东起中国新疆、西至伊朗、南到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到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特别是对各地宗教寺院的状况和佛教的故事传说，都作了详细的记载。对研究古代中亚及南亚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该书也是中亚和南亚考古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考古学家曾根据书中提供的线索，发掘和鉴定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历史遗址和文物。印度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就是据该书提供的线索发掘和复原的。

延伸阅读

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

19世纪以后，随着欧美等国的殖民地开发，世界东方学兴起，玄奘的著作因之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为之注疏、翻译、研究和引用者络绎不绝，对玄奘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也就从这时起，玄奘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外国学术界最早对玄奘的研究，不是因他的译经事业，也不是因他在唐朝建立了法相宗，弘扬了佛教，而是因为他到印度求学取经后回来撰述了《大唐西域记》一书，里面介绍了不少南亚地区各国的情况，对古印度考古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

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北宋科学家沈括的笔记体著作，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它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反映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备受中外学者的推崇，被称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沈氏家族世代为官，沈括从小就跟随在外作官的父亲沈周四处奔波，饱览了华夏大好河山和风俗民情，视野和见识都比一般同龄孩子开阔得多，兴趣爱好也广泛得多。日月星辰、山川树木、花草鱼虫，没有他不喜欢琢磨的。

遗憾的是，就在沈括刚满1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家境顿时艰难起来。沈括不得不外出谋生，到海州沭阳县（今江苏沭阳）当了主簿。从那时起，政务便占据了这位天才科学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但是，无论仕途多么险峻，宦海如何浮沉，公务怎样繁忙，他得志也罢，失意也罢，都从未放弃过科学研究。凭着超凡的意志、敏锐的观察力和过人的精力，他不停地攀登，终于达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沈括知识渊博，天文地理、数理化、医药以及文学艺术，无不通晓。他在科学研究上涉猎范围之广，见解之精辟，都是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

沈括一生为官，四处飘泊，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峭拔险怪的名山，一碧万顷的平川，烟波浩渺的湖泊，飞湍急流的江河，到处留下他的足迹。他深邃的目光，透过青山秀水，看到了它们的沉浮变迁。在雁荡山，沈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曾游览过不少名山，都是从岭外便能望得见峰顶，而雁荡山却不然，只有置身山谷，才能看到高耸入云的诸峰。经过再三琢磨，沈括得出了结论：是山谷中的大水，将泥沙冲尽之后，这些巨石才高峻耸立，拔地而起的。而且，雁荡山的好多独特景观，如大小龙湫、初月谷等，也都是大水长年累月冲凿的结果。由此，他联想到西北那土墩高耸的黄土区，和雁荡山的成因相同，也是大自然的杰作，只不过一个是石质、一个是土质而已。沈括关于因水侵蚀而构造地形的观点，在当时只有阿拉伯的一位科学家“英雄所见略同”，直到700年之后，英国科学家赫登才完整地运用了这一原理论述地貌变化。另外，在冲积平原成因的解析方面，在“化石”的命名以及地形测量和地图绘制等方面，沈括的贡献也极有价值。

在数学、物理学、光学、声学、生物、医学、化学等诸多科学领域内，沈括也有很深的造诣。沈括晚年退出政坛，隐居在江苏镇江朱方门外竹影摇动、溪水潺潺的梦溪园，潜心笔耕，写出了伟大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这是一部反映当时科技发展最新成就、内容丰富的著作，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博学多闻和旷世才华。书中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等许多学科，共609条，可以说是一部集前代科学成就之大成的光辉巨著，备受中外学者的推崇。英国学者李约瑟称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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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一词的来历

最早给石油以科学命名的是我国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作为自然产物，人类很早就发现了石油，但一直都没有准确的命名。历史上，国外称石油为“魔鬼的汗珠”“发光的水”等，中国称“石脂水”“猛火油”“石漆”等。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把历史上沿用的这些名称统一命名为石油，并对石油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延境内有石油……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予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石油”一词，首用于此，沿用至今。

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不仅是我国航海史上的著名大事，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创举，在展示中国高超航海技术的同时，还传达了世界和平的美好理念。

郑和（1371—1433），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镇）宝山乡知代村人，明代航海家、外交家、武术家。洪武十三年（1380）冬，明朝军队进攻云南。马三保被掳入明营，被阉割成太监，又称三宝太监。因跟随朱棣参与靖难之役有功，赐姓郑，始名郑和。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奉命率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亚非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了非洲东海岸之麻林地（今属肯尼亚），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

在郑和远航的过程中，也曾遭遇到很多的困难。有一次，郑和的船队到达旧港（今苏门答腊岛的巨港）的时候，突然遭到海盗的拦截袭击。这群海盗的头子叫陈祖义，他见郑和船队船多兵众，不敢贸然下手，就假意向郑和投降，暗地里却准备打劫船队。郑和及时发现了陈祖义的阴谋，立即部署对策。等陈祖义率众人来抢劫时，他指挥将士们把海盗打败，杀死了5000多人，烧毁了海盗船只10艘，俘获7艘，还活捉了陈祖义。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4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200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上千人。可以说，郑和的船队是一支以宝船为主体，配合以协助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组成的规模宏大的航海舰队。郑和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制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说：“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享、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30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多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西方。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它的历史意义还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在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等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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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国势日趋强盛。朱棣要建立一个天朝大国，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于是派郑和下西洋，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同时朱棣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有些书上说，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找寻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明成祖的皇位是发动靖难之变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的，明成祖怀疑建文帝逃到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所以，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地理学巨著──《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是以日记体为主的地理学巨著，在中华民族和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当代中国科学文化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书中对石灰岩溶蚀地貌的观察和记述，比欧洲早了两个世纪。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霞客是他的别号。明朝末期地理学家、探险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游记》是他一生最杰出的作品，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夏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徐霞客对地理学的一系列贡献中，最突出的是他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他是世界上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考察的地理学家。

徐霞客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富庶的家庭。祖上都是读书人，称得上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徐有勉一生不愿为官，也不愿同权势交往，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景观。徐霞客幼年受父亲影响，喜爱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之类的书籍。这些书籍使他少年即立下了“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的旅行大志。

1637年正月的一天，徐霞客来到湖南茶陵以西的一个小镇。在客店吃饭时，他向店主打听道：“老哥，不知去麻叶洞怎么个走法？”店主一听“麻叶洞”三个字，脸色顿时大变，惊慌地回答说：“快不要提麻叶洞，里面的妖精年年作怪，有两个书生不听劝，进去就再没出来！”

徐霞客听店主这么一说，游兴反而大增。天亮后他立即按照事先打听好的路线直奔麻叶洞而去。到得洞口，四下一看，只见奇峰高耸，怪石嶙峋，那麻叶洞在松柏掩映之下，隐约可见，险象环生。徐霞客不慌不忙，徐徐点燃手中的火把，便从洞口钻了进去。洞口很狭窄，仅容一人通过。洞内冷气袭人，阴森可怖，不时有水珠滴在颈上，令人毛骨悚然。也不知七拐八弯走了多少时间，只见侧面突然有一丝亮光，徐霞客忙绕了过去，随即被眼前的奇景惊得目瞪口呆：头顶的巨石上，齐刷刷裂开一丝狭缝，阳光从缝隙中射入，把洞中的景象映得宛如仙境一般。朦胧中，但见根根石柱从洞顶垂下，棵棵石笋从地上生出，千姿百态，变化万千，令人目不暇接。徐霞客心中明白，这是流水侵蚀岩石，溶化在水中的石膏（碳酸钙）逐渐凝结而形成的。像这样奇特的景观，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不觉暗自庆幸，亏得没听店主的话，否则岂不遗恨终身？

后来，在西南地区，徐霞客又多次仔细考察过石灰岩地貌，曾先后探访过101个岩洞。在他的笔记里，详尽地记述了溶蚀对这里地貌所起的不可抗拒的巨大作用。溶蚀，不仅能造成孤立突兀的奇峰和圆形的洼地，还能形成状如门洞的“天桥”以及岩洞中奇妙绝伦的石钟乳、石笋。对石灰岩地貌做如此广泛深入的考察和详细记录，徐霞客是世界第一人，比欧洲最早描述和考察石灰岩地貌的爱士培尔早100多年；而比欧洲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分类的罗曼更是早了200多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徐霞客是世界上研究石灰岩地形地貌的伟大先驱者。

徐霞客一生行程数万里，把汗水撒在了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他的心血，凝成一部不朽的巨著——《徐霞客游记》。这部游记，是徐霞客30余年旅行考察的真实记录，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被称为“古今游记第一”。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也赞叹说：“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20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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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故居

徐霞客故居坐落在江苏省江阴市霞客镇，始建于明代，清代初翻修，现存三进两侧，保持原有的风貌。故居第一进面阔七间，进深六架，高5.8米。中悬陆定一写的“徐霞客故居”匾额，屏风背面置徐霞客半身浮雕像。第二进阔五间，进深六架，高5.8米，陈列徐霞客生平事迹、各种岩溶标本和现代专家、学者所撰论文、专著。第三进面阔五间，进深八架，高6.8米，正厅三间中悬沈鹏所书“崇礼堂”匾额，壁间陈列现代名人题词。东西两书房展示40多幅“徐霞客到过的地方”的风光照片。1993年，江阴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徐霞客研究会在首都举办“千古奇人徐霞客纪念展”，获得巨大成功。

著名地理学家杨守敬及其成就

在清末民初的学术界,杨守敬是一位经历不凡、成就突出的大学者。他用毕生的精力研究《水经》《水经注》，集我国几百年水经研究之大成，写成了《水经注疏》《历代舆地沿革图》等伟大著作，享誉世界。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号邻苏，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书法艺术家、藏书家。杨守敬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8岁的时候，母亲为他请了一位老师覃先生。

一天，母亲准备好酒席，请覃先生吃饭。开席后覃先生夹了一块鸡腿一咬，鸡骨头把牙齿“顶”了一下，覃先生就对杨守敬说：“香鸡稀烂棒硬。”此时，杨守敬正从厨房捧着一碗绿豆汤出来，随口就应声道：“豆汤翻滚热炀。”覃先生听后大吃一惊，想他小小年纪就出口不凡，于是就高高兴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

第二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宜都陆城家家户户门口都挂大红灯笼，覃先生的夫人做了一个鲤鱼跃龙门的大灯笼，覃先生就在灯笼的右面写了上联：龙变鱼，鱼变龙，龙鱼变化。写好后叫杨守敬来对下联。杨守敬说：“老师，我若对上了，你奖给我什么呢？”覃先生说：“我书案上的文房四宝任你挑一件。”

杨守敬马上对出了下联：老携幼，幼携老，老幼欢欣。覃先生听后，大加赞赏，连说：“好，好，好！”杨守敬随即机敏地爬上覃先生的书案，抱上一块端砚跑回家去了。

杨守敬一生专心致志，刻心学习，一丝不苟，严谨治学，这既是他的成功之道，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他11岁时，由于生计而辍读，开始习商，但仍不废学业，白天站柜台，晚间在灯下苦读，常至鸡鸣才就寝。18岁时参加府试，因答卷书法较差而落榜，于是他发愤练字。19岁再次参加府试时，五场皆第一。

杨守敬一生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尤以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代表作是与门人熊会贞历时数十年写成的《水经注疏》。他对我国正史地理志和其它地理著作，都曾深入研究，撰写、绘制了十余种历史地理著作和72幅历代沿革舆地图。为写《水经注疏》，他对《水经》和《水经注》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订，总结前人的得失，比前人的研究更为周详。《水经注疏》吸取历代《水经注》的研究成果,以朱谋玮《水经注笺》为正文,考证精详,疏之有据。

《水经注疏》是明清以来郦学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和发展，代表了郦学地理学派的最高水平，备受学术界重视。近代学者汪辟疆评价它：“抉择精审,包孕宏富。前修是者,片长必录,非者必严加绳正,至于期当；其引而未申者,稽考不厌其详。故精语络绎,神智焕发,真集向来治郦《注》之大成也。”

2006年5月25日，杨守敬故居和墓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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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小故事

杨守敬幼时进私塾拜汪先生为师。有一回放学时突降暴雨，小溪上的石板桥被河水淹没了。放学的时候，杨守敬看见一位姑娘站在溪边望着疾流的水发愁，他二话没说，挽起裤腿，趟着水把素不相识的姑娘背过了小溪。

谁知这事却被一个同窗看见了，还将此事告诉了汪先生。汪先生认为杨守敬有伤风化，就把他叫到跟前，责问他是怎么回事。杨守敬不慌不忙，提起笔来写了一首诗：村女溪边泪水流，书生化作渡人舟，相逢何必曾相识，解人危难勿须求。姻脂坝头惊飞鸟，红蓼从中起群鸥。轻轻放落芦茬岸，默默无言各自羞。

汪先生沉吟半晌后点点头，不再说什么，也不再追究了。

著名科学家和地质学家──李四光

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和地质学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四光（1889—1971)，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省黄冈县人，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地质力学的创立人。

李四光出生于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幼年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高等小学堂学习。

1905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反满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

“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李四光先去日本学造船，后又去英国学采矿，最后确定以地质学为终身事业，在地质力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掉“中国贫油”的帽子

解放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就遇到石油短缺的困难，当时全国所需石油80％至90％都依靠进口。顶着“中国贫油论”的压力，李四光根据自己几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肯定地说：“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1954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他亲自组织队伍，在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开展石油普查，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相继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中国终于摘掉了“贫油”的帽子。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

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

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

地震是可以预测的

李四光在地震地质领域建树极高。1966年邢台大地震后，李四光提出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云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炉霍；要注意云南的彝良大关；要注意松潘；要注意唐山……这一路走来，都被李四光言中。

李四光坚持地震可以预报的理念，认为地震本身就是地壳在地应力作用下发生的现象，是可以预测的，到了晚年他仍积极地关注地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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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于思考的李四光

李四光小时候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每次他都爱藏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大石头把他的身子遮得严严实实，小伙伴怎么也找不到他。时间长了，他对这块大石头发生了兴趣：这么大的一块石头，是从哪儿来的呢？李四光跑去问老师、父亲，可是他们都说不清楚。这个问题让李四光想了许多年。直到他长大以后到英国学习了地质学，才明白冰川可以推动巨大的石头旅行几百里甚至上千里。

后来，李四光回到家乡，专门考察了这块大石头。他终于弄明白了，这块大石头是片麻岩，是从遥远的秦岭被冰川带到这里来的，因为那时候只有秦岭有片麻岩。经过进一步的考察，他发现在长江流域有大量第四纪冰川活动的遗迹。他的这一研究成果，震惊了全世界。

第三讲 水利工程技术

因势利导的防洪方略──大禹治水

在上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在自然灾害的巨大威力面前束手无策。大禹治水开创了人类与大自然做斗争的先河，同时大禹还开创性地发明了因势利导的防洪方略，为开创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禹，又名文命，字高密。相传生于西羌（今甘肃、宁夏、内蒙南部一带），后随父迁徙于崇（今河南登封附近）。尧时被封为夏伯，故又称夏禹或伯，大禹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者，同时也是奴隶社会的创建者。

据古文记载，大约在4000余年前，黄河流域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洪水灾害。当时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极端低下，生活非常困难。面对到处是茫茫一片的洪水，人们只得逃到山上去躲避。部落联盟首领尧，为了解除水患，召开了部落联盟会议，推举了鲧去完成这个任务。由于鲧用的是“堙”“障”等堵塞围截的方法，治水九年，劳民伤财，不但没有把洪水治住，反而水灾越来越大。尧死后，大家推举舜当了部落联盟的首领。舜巡视治水情况，看到鲧对洪水束手无策，耽误了大事，就将鲧治罪，处死在羽山。

部落联盟又推举鲧的儿子禹。禹是个精明能干、大公无私的人。他接受治水任务时，刚刚和涂山氏的一个姑娘结婚，他毅然决然地告别妻子，来到治水的工地。

大禹请来了过去治水的长者和曾同他父亲鲧一道治过水害的人，总结过去失败的原因，寻找根治洪水的办法。有人认为：“洪水泛滥是因为来势很猛，流不出去。”有人建议：“看样子，水是往低处流的。只要我们弄清楚地势的高低，顺着水流的方向，开挖河道，把水引出去，就好办了。”这些使大禹受到很大启发，他经过实地考察，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一方面要加固和继续修筑堤坝；另一方面，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

为了便于治水，大禹还把整个地域划分为九个大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州。从此，一场规模浩大的治水工程便展开了。

禹亲自率领20多万治水群众，浩浩荡荡地全面展开了疏导洪水的艰苦卓绝劳动。大禹除了指挥外，还亲自参加劳动，为群众做出了榜样。他手握木锸（形状近似于今天的铁锨），栉风沐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不辞劳苦。由于辛勤工作，他手上长满老茧，小腿上的汗毛被磨光了，长期泡在水中，脚指甲也脱落了。

在治理洪水中，大禹曾三次路过自己家门口。第一次路过家门口，他的妻子刚刚生下儿子没几天，恰好从家里传来婴儿哇哇的哭声，他怕延误治水，没有进去；第二次路过家门，抱在妻子怀里的儿子已经会叫爸爸了，但工程正是紧张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进去；第三次过家门，儿子已长到10多岁了，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治水工作还是很忙，又匆忙离开，没进家门。

在大禹领导下，广大民众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劳动，终于疏通了九条大河，使洪水沿着新开的河道，服服贴贴地流入大海。他们又回过头来，继续疏通各地的支流沟洫，排除原野上的积水深潭，让它流入支流。从而制服了水灾，完成了流芳千古的伟大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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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相传，黄河上游的龙门山上的禹门口为大禹所凿。当时，这座龙门山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道挤得十分狭窄。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龙门山口，口宽80步，河水由此而下，奔腾咆啸，声如巨雷。集中在龙门水下的大鲤鱼为急流所迫，随之而下，向下不断跳跃，这就是民间流传的吉祥之兆——“鲤鱼跳龙门”的由来。

最早的大型水库──芍陂

在春秋战国时期，粮食生产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是每个国家的重要战略。芍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修建成功的，它是我国最早的人工蓄水灌溉工程，迄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芍陂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安徽寿县城南30千米处，是大别山的北麓余脉，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地势低洼，向淮河倾斜。每逢夏秋雨季，山洪暴发，形成涝灾，雨少时又常常出现旱灾。当时这里是楚国的北疆农业区，粮食生产的好坏，对当地的军需民用关系极大。

芍陂是由孙叔敖修建的。孙叔敖(前630—前593)，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楚国名相。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贾各得其便。他在汉西利用沮水兴修水利，还在江陵境内修筑了大型平原水库“海子”。鼓励农民秋冬上山采矿，使青铜业大为发展。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

孙叔敖自幼勤奋好学，尊敬长辈，孝敬母亲，很受邻里的喜爱。有一次，孙叔敖外出玩耍，忽然看到路上爬着一条双头蛇。他以前听老人们说过，谁要是看见两头蛇，谁就会死去。虽然心中极为惊慌，但为了避免让别人因看见双头蛇而死去，勇敢的孙叔敖还是捡起了路边的大石块，他打死了双头蛇，并埋了起来。

孙叔敖回到家里，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心中很难过，伤心地扑在母亲怀里哭个不停。妈妈感到十分诧异，问道：“孩子，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啊，哭得这么伤心？” 孙叔敖边哭边说：“今天我在外面看到了一条双头蛇。听人说，凡是看见这种蛇的人都会死，要是我死了，我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母亲边安慰他边问道：“那条蛇现在在哪里呢？”孙叔敖边擦眼泪边回答说：“我怕再有人看见它也会死去，就把它打死后，埋起来了。”听了孙叔敖的话，母亲很感动，她高兴地摸着孙叔敖的头说：

“好孩子，你做得对。你的心肠这么好，你一定不会死的。好人总是有好报的。”孙叔敖半信半疑地看着母亲，点了点头。

后来，孙叔敖长大成人，果然成了一位才思敏捷、道德高尚的君子。楚庄王十五年（前599）孙叔敖被拜为令尹。孙叔敖做了令尹之后，为楚国的水利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楚庄王十七年（前597）左右，孙叔敖主持兴办了我国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它宛如一颗晶莹的明珠,镶嵌在钟灵毓秀的江淮大地上。

孙叔敖根据当地的地形特点，组织当地人民修建工程，将东面的积石山、东南面龙池山和西面六安龙穴山流下来的溪水汇集于低洼的芍陂之中。修建五个水门，以石质闸门控制水量，“水涨则开门以疏之，水消则闭门以蓄之”，不仅天旱有水灌田，又避免水多洪涝成灾。后来又在西南开了一道子午渠，上通淠河，扩大芍陂的灌溉水源，使芍陂达到“灌田万顷”的规模。

芍陂建成后，安丰一带每年都生产出大量的粮食，并很快成为楚国的经济要地。楚国更加强大起来，打败了当时实力雄厚的晋国军队，楚庄王也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芍陂经过历代的整治，一直发挥着巨大效益。1988年1月国务院确定安丰塘（芍陂）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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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军事家孙叔敖

孙叔敖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还是杰出的军事家。他选择适合于楚国的条文，立为军法，对各军的行动、任务、纪律等都制定了明确规定，运用于训练和实战。庄王十六年(前598)，楚军在诉地(今河南正阳一带)修筑城池，由于他用人得当，计划周密，物资准备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务。次年，楚与晋大战于郄，他辅助楚庄王机智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战斗，刚一出动战车，他即鼓动楚军勇猛冲击，一鼓作气，迅速逼近晋军，使其措手不及，仓惶溃散，逃归黄河以北。最终，陈、郑、鲁、宋等国放弃晋国，而与楚国结盟，中原霸主的地位便转向楚国，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水利史上的重要事件──引漳灌邺

战国时期，封建迷信思想严重，贪官污吏以祭神的借口搜刮民脂民膏的事情时有发生。西门豹治邺不仅是我国水利史上的一件大事，也为破除封建迷信思想作出了贡献。西门豹引漳灌邺后很快就使邺城民富兵强，成为战国时期魏国的东北重镇。

西门豹，生卒不详，战国时期魏国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水利家。魏文侯时期，西门豹任邺城县令。他初到邺城时，看到这里人烟稀少、田地荒芜，很是困惑，于是就到处打听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原来都是“河伯娶媳妇”给闹的。

战国时期，邺城屡遭水患，女巫勾结郡丞造谣生事，说这是漳河的河神发怒了，要想平息水灾，就必须给河神献上钱财，还要献上童女给他做媳妇。这样过了一年多，大家都人心惶惶，不少人都拖儿带女搬家离开了这个地方。西门豹把一切情况都掌握得清清楚楚后正式上任了。

到了“河伯娶媳妇”那天，漳河两岸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靠近河边的一顶红色花轿里，坐着一个凤冠霞帔、泪流满面的小女孩。他的父母在旁边哭哭啼啼，伤心欲绝。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巫婆和她的几个女徒弟边忙活着边尖着嗓子对女孩和她的父母亲说：“哭什么呀，给河神做媳妇是几辈子才遇上的好事情！”

西门豹与一大帮地方官员也来到了，他走到花轿前，掀起帘子，仔细端详新娘子许久，然后非常严肃地对巫婆和那些地方官员说道：“漳河之神，那是何等的潇洒和帅气，这么丑陋的女子怎可以配得上他呢？”然后转身对巫婆说道：“麻烦大仙派人对河神说一声，过些日子给它挑个最漂亮的过来，今天这个太差了！”说完，让士兵把巫婆的大徒弟抬起来，“扑通”一声，扔进滚滚的漳河水里。然后，他恭身站立，等候消息。

过了一个时辰，只见漳河的水盘旋流动，不见那大徒弟的影子。西门豹说：“这大徒弟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被河神留在那里喝茶了，这不是误了大事吗？再派二徒弟去催催！”于是又命人抬起二徒弟，扑通一声也扔进了漳河。又过了一个时辰，二徒弟也没见回来。西门豹说道：“唉，这二徒弟怎么也不回来呢？看来，只有麻烦大仙亲自走一遭了！”于是“扑通”一声，巫婆也被扔进了漳河。又过了一个时辰，巫婆也没见影子。西门豹威严地瞪着那些地方官说：“你们谁愿意替下官走一趟啊？”那些官员吓得双腿直抖，连连求饶，个个都保证以后再也不敢做欺骗老百姓的事了。

西门豹接着就征发壮丁开挖了12条渠道，把黄河水引来灌溉农田，田地都得到灌溉。在那时，老百姓对开渠稍微感到有些厌烦劳累，有些不情愿。西门豹说：“老百姓可以和他们共同为成功而快乐，不可以和他们一起考虑事情的开始。现在父老子弟虽然认为因我而受害受苦，但可以预期百年以后父老子孙会想起我今天说过的话。”直到现在邺县都能得到水的便利，老百姓因此而家给户足，生活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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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智慧的西门豹

西门豹治邺，清廉刻苦，不谋私利，可对魏文侯身边的近臣很简慢。君主左右的人就联合起来，说西门豹的坏话。任官一年后，西门豹去首都汇报工作时，魏文侯要收回西门豹的印信。西门豹说：“我过去不知道如何治理邺，现在知道了，请大王在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再治不好，愿意接受死刑。”魏文侯听西门豹说的恳切，不忍心收回印信，就再给他一年时间。这次西门豹上任后就加紧搜刮百姓，讨好魏文侯左右的人。一年之后，西门豹再去汇报工作，魏文侯亲自出来迎接他，并向他致谢。西门豹说：“往年我替君主治邺，君主要收回印信，今年我换了个方法治邺，君主向我致谢，我不能再治理下去了，请允许我辞职。”魏文侯听了这句话，幡然醒悟，说：“过去我不了解你，现在了解了，请你继续替我治邺。”

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都江堰

都江堰水利工程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它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和谐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最伟大的“生态工程”，标志着中国水利史进入一个新阶段。

都江堰是战国时期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坐落在四川省成都市城西，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

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和他的儿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开始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工程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大主体工程和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构成。

开凿“宝瓶口”

李冰父子邀集了许多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对地形和水情作了实地勘察，决心凿穿玉垒山引水。但玉垒山山石坚硬，民工们用铁具凿、挖、撬，工程进度极其缓慢。后来，一个有经验的老民工建议，应当在岩石上开一些沟槽，然后放上柴草，点火燃烧，岩石在柴草的燃烧下就会爆裂，可以加快挖的速度。实践证明这个办法非常有效。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在玉垒山开凿了一个20米宽、40米高、80米长的口子，因形状很像瓶口，因此叫“宝瓶口”。 奔流不息的岷江水通过宝瓶口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旱区，这样，东部的农田得到了灌溉。都江堰的第一大工程终于完成了。

修建“分水鱼嘴”

宝瓶口引水工程完成后，虽然起到了分流和灌溉的作用，但江东地势较高，江水难以流入宝瓶口。为了使岷江水能够顺利东流且保持一定的流量，并充分发挥宝瓶口的分洪和灌溉作用，李冰在开凿完宝瓶口以后，又决定在岷江中修筑分水堰，将江水分为两支：一支顺江而下，另一支被迫流入宝瓶口。但是江心修筑分水堰是一项很艰巨的工程，因为江心水高浪大，水流湍急，筑成的堰堤要很坚固，否

则随时都会被洪水冲走。

李冰请来许多竹工，让他们编成长3丈、宽2尺的大竹笼，再往里面装满鹅卵石，然后让民工将沉重的大竹笼一个一个地沉入江底。大竹笼在湍流的水中安然不动，稳稳地固定在那里，周围再用大石头加固，就这样分水大堤终于建成。由于大堤前端的形状好像一条鱼的头部，所以被称为“鱼嘴”。鱼嘴的建成将上游奔流的江水一分为二：西边称为外江，东边称为内江，江水经大大小小的渠道，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灌溉网。

修建“飞沙堰”

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防止灌溉区的水量忽大忽小，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靠近宝瓶口的地方，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用来调节内江和外江的水量。当内江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使得进入宝瓶口的水量不致太大，保障内江灌溉区免遭水灾；同时，由于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产生了游涡，由于离心作用，泥砂甚至是巨石都会被抛过飞沙堰，还可以有效地减少泥沙在宝瓶口周围的沉积。

都江堰构思、设计、选址独具匠心，乘势利导，因时制宜，不与水为敌的治水方略自树一帜，它是自然生态、科学文化、人与自然紧密结合的伟大创举，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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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中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0级强烈地震。地震造成伤亡惨重, 不仅危及震区人们的生命和生活，也严重威胁着包括都江堰水利工程、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内的世界遗产地及1000多处文物的安全。都江堰水利工程地处汶川大地震发生的中心地带，让人更加为这项伟大工程的安危忧心。庆幸的是，都江堰水利工程虽然距震中映秀镇仅20多千米，但却并没有因地震的来势汹汹而倒下，除了附属的建筑遭到一定程度的损毁外，其主体工程完好无损。这项利在千秋的工程经受住了大地震的考验，从而也更进一步提升了它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

古代著名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

郑国渠开引泾灌溉之先河，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条灌溉渠道，为当时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使秦国从经济上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准备。

战国时期，一些强大的诸侯国都想以自己为中心，统一全国。在秦、齐、楚、燕、赵、魏、韩七国中，秦国国力蒸蒸日上，虎视眈眈。韩国是秦国的东邻，随时都有可能被秦并吞。

公元前246年，韩桓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个非常拙劣的所谓“疲秦”的策略。他以水利工程人员郑国为间谍，派其入秦，游说秦国在泾水和洛水（北洛水，渭水支流）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表面上说是可以发展秦国农业，真实目的是要耗竭秦国实力。在韩国看来，这是危难之际疲乏秦国、救亡图存的好办法。在当时，各国没有常备军队，全民皆兵，而修建大型灌溉工程，秦国要动用所有青壮年劳力，耗费大量财力和精力，这必然要影响到秦国统一战争的进程。韩国想借此求得暂时的安宁。

郑国入秦之时，正是秦王嬴政刚刚登上王位的第一年，由于嬴政还未成年，秦国的军政大权实际掌握在以“仲父”地位辅政的丞相吕不韦手中。商人出身的政治家吕不韦敏锐地看到，在诸侯国之间日益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仅仅是军队实力的博弈，更是国家经济实力特别是粮食供给能力的博弈，而兴修水利是提高粮食产量最为有效的途径。如果在关中修一条灌溉大渠，这岂不是为大秦再造一座“天下粮仓”！吕不韦见郑国精通水利，把修渠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认定他修渠引水的方案切实可行，便很快批准了郑国修渠的建议。

公元前246年，关中平原的泾水至洛水之间，成为了当时中国最为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修渠大军多达十万人，而郑国正是这项空前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的总指挥。郑国渠是以泾水为水源，灌溉渭水北面农田的水利工程。作为主持此项工程的筹划设计者，郑国在施工中表现出杰出的智慧和才能。他创造的“横绝”技术，使渠道跨过冶峪河、清河等大小河流，把常流量拦入渠中，增加了水源。他利用横向环流，巧妙地解决了粗沙入渠，堵塞渠道的问题，表明他拥有较高的河流水文知识。据现代测量，郑国渠平均坡降为0.64%，也反映出郑国具有很高的测量技术水平，他是中国古代卓越的水利科学家。

郑国渠于公元前236年前后建成，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大约1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郑国渠灌溉的关中地区和都江堰灌溉的川西平原，南北呼应，共同构筑了秦国强大的经济长城。这条当初被韩国当作救命稻草的郑国渠，以疲秦之计始、以强秦之策终，恰恰成了帮助秦国扫平天下的标志性工程。

郑国渠建成15年后，秦灭六国，中华一统。嬴政感念郑国修渠有大功于秦国，下令将此渠命名为“郑国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人名命名的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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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渠遗址

郑国渠运行数百年后就逐渐湮没了，但它一直吸引着人们探寻的目光。

1985年冬天，陕西省文物保护中心秦建明带领的考察组又一次来到泾河边查勘，这一次，他们没有空手而归。在位于今咸阳城北40千米处、泾阳县泾河瓠口一带湾里王村和上然村之间，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作老虎岭的地方，在这一带，他们先是通过钻探调查，发现了郑国渠渠首拦河坝坝体，随后又发现了与之相关的引水口、溢洪设施、引水渠口等工程遗址。在考察队员惊奇的目光中，沉睡了两千多年的郑国渠的神秘面纱终于随着一组秦代宏大的渠首引水工程体系逐渐浮出水面。

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灵渠

灵渠是与都江堰齐名的秦代水利工程，它不仅是桂林大旅游圈中的一块瑰宝，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块丰碑。灵渠设计巧妙，工程宏伟，是现存世界上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

灵渠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兴安县境内，是现存世界上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齐名,并称为“秦朝三大水利工程”。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对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地区的百越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征服活动。秦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惟独在两广地区苦战3年，毫无建树，原来是因为广西的地形地貌导致运输补给供应不上。因此，为尽速征服岭南，秦始皇命令史禄开凿灵渠。

历经3年艰辛，这条体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科学技术伟大成就的人工运河，终于凿成通航，奇迹般地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了起来。

灵渠全长37千米，又称湘桂运河或兴安陡河，于公元前208年凿成通航。灵渠工程主体包括铧堤、大小天平石堤、南渠、北渠、陡门和秦堤，完整精巧，设计巧妙，通三江、贯五岭，沟通南北水路运输，与长城南北呼应，同为世界奇观。

灵渠联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构成了遍布华东华南的水运网。自秦以来，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加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密切各族人民的往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灵渠距今已2200多年了，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灵渠是多事之渠，南渠和北渠沿岸农民为争用渠水而引发的大规模械斗之事曾不断发生。其中尤以宋元宝年间和明隆庆年间发生的两次械斗规模最大，双方共聚集数千人在渠边斗殴，人员伤亡巨大，地方官吏因制止不力而被撤职查办的不少。到了清乾隆年间，由于连年久旱，从海阳河流到灵渠的水日益减少，眼见水争又起，县令魏荣急忙筹谋解决。他先后到南北二渠沿途进行调查，发现古人修建南北二渠分水并不科学，且南北渠之间界限不分明，水量也不稳定。由此，他得出结论：由于分水不均，人们之间的争水事件才会一直频发。

针对上述弊病，魏荣试行了一种新的分水方案，即“派水”。他分别在南北二渠渠口上一丈许的地方，“铸铁柱十一根，分为十洞，南三北七”，则渠面“广狭有准矣”。铁柱上下“横贯铁梁，使铁柱相连为一”。同时对铧嘴挡水石墙加高加固，使流入分水塘内之水彼此顺流，不至于水势陡断，升降铁栅栏高低“令水下如建瓴，（水）则缓急疾徐亦可调矣”。魏荣的派水方案，使得分水塘内之水无论多少，都能让大家亲眼看见均匀地分配，方案实施之后，南北二渠再也没有发生过因争水而引起的纠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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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渠“飞来石”

相传，在灵渠快要竣工的时候，南渠的秦堤曾发生过两次神秘的崩溃，而两位修堤的工程师也因此相继被杀，传说他们是结拜三兄弟当中的大哥和二哥。后来，他们最小的兄弟李工匠查明原因，造成崩溃的罪魁祸首是江中的一条恶龙。于是他在神仙的帮助下，用巨石压服了恶龙。李工匠用的这块石头就是著名的“飞来石”。 它是灵渠边唯一一块与地基相联接的石头，“飞来石”抵抗了大水带来的侧压力，保证了灵渠的畅通。

中国第一条地下水渠──龙首渠

龙首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是一引洛渠道，在开发洛河水利的历史上是首创工程。龙首渠的井渠法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为世界水利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大约在汉武帝元朔到元狩年间（前120—前111），有一个叫庄熊罴的人向皇帝上书，建议开渠引洛水灌田。他说临晋的百姓愿意开挖一引洛水的渠道以灌溉重泉以东的土地，如果渠道修成了，就可以使一万多顷的盐碱地得以灌溉，收到亩产十石的效益。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征调了一万多人开渠。

引洛水灌溉临晋平原，就必须在临晋上游的征县境内开渠。可是在临晋与征县间却横亘着一座东西狭长的商颜山(今铁镰山)，渠道穿越商颜山，给施工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最初渠道穿山曾采用明挖的办法，但由于山高四十余丈，均为黄土覆盖，开挖深渠容易塌方，渠岸修一段，塌一段。渠道要穿越十余里的商颜山，如果只从两端相向开挖，施工面较少、洞内通风、照明也有困难。若在渠线中途多打几个竖井，这样既可增加施工工作面，又能加快施工进度，同时也改善了洞内通风和采光的条件。

于是，当时的工人便发明了“井渠法”。所谓 “井渠法”，即在洞线的山坡上，每隔300米打一眼竖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3.5千米宽的商颜山，开创了后代隧洞竖井施工法的先河。

龙首渠穿山隧洞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水工隧洞，“井渠法”无疑是隧洞施工方法的一个新创。同时，龙首渠的施工还表现了测量技术的高水平，它在两端不通视的情况下，准确地确定渠线方位和竖井位置，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在龙首渠的施工过程中，人们挖掘出了恐龙的化石，于是这条渠道被人们称为“龙首渠”。

龙首渠的建成，使4万余公顷的盐碱地得到灌溉，并使其变成“亩产十石”的上等田，产量增加了10倍多。这段穿过商颜山的地下渠道长达5000多米，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地下渠，在世界水利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井渠法在当时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西域，直到今天，新疆人民在沙漠地区仍然用这种井渠结合的办法修建灌溉渠道，叫作“坎儿井”。中亚和西南亚的干旱地带也用这种办法灌溉农田。西汉龙首渠的井渠法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为世界水利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至唐代，著名水利家姜师度在这一带重新兴建灌溉工程，姜师度不仅引洛，而且引黄河水灌溉，效益更加显著。此后引洛灌溉相沿不断，解放后洛惠渠进一步扩展，灌溉面积增长至60余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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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首渠遗址

龙首渠兴修之后，没有延续下来。因时过境迁，留下的遗址据一些专家调查，主要有铁镰山人工渠槽，遗址位于今西安韩城铁路远志山村铁路线北侧。阳泉沟深挖方渠段，位于阳泉沟口向上至洛惠渠４号隧洞下口。洛惠渠修５号隧洞时，采用了汉龙首渠创始的“井渠”施工法，即在洞线的山坡上，每隔300米打一眼竖井。1944年4月，兴建洛惠渠时，在5号洞隧洞13、16、18号工作井处，挖出松柏木板及人字支架等，经考证为西汉时龙首渠遗迹，在今大荔县城西北13.5千米义井村村北，为商颜山的山脊地带，总长4300米。

独特的沙漠灌溉方式──坎儿井之谜

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是中华文明的产物。它的发明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起着巨大作用。

新疆的气候非常干旱，降水稀少，河流经常断流，可是为什么在这种极端不适合作物生长的环境下，会奇迹般长出绿油油的瓜果蔬菜和庄稼呢?这一切都源于坎儿井的滋润。

如今吐鲁番哈密盆地里的生活和生产用水，有的来自地表的防渗、防冲引水渠道，有的来自机井，还有的就是来自古老的坎儿井。这三种引水方式中，历史最悠久、与当地人民生活水乳相融、甚至成为了当地文化一部分的，就是坎儿井了。

坎儿井的结构，大体上是由竖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和“涝坝”（小型蓄水池）四部分组成。吐鲁番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山和西部的喀拉乌成山，春夏时节有大量融化的积雪和雨水流下山谷，潜入戈壁滩下。新疆人民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创造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坎儿井不因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

坎儿井地下水渠里的水是从地下含水层中引出来的地下水，当山上的白雪融化以后，清泉会向盆地汩汨地流下，由于这里的山地大多为裸露的岩石，所以山上的融雪水很快聚流成河，向山下的盆地流去。然而好景不长，融雪水流到山下后又遇到了由粗砂和砾石组成的戈壁滩，水流迅速地渗入了地下，很多河流到了这里就消失了。消失了的融雪水全部汇入了地下潜水层。它们顺着缓缓倾斜的地下水渠自然流淌，一直流到地下水渠钻出地表的地方才“喷涌而出”。

新疆吐鲁番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求生存的过程中之所以选择了坎儿井，不仅是因为它能够躲避日晒风吹对流水的侵蚀，更是因为它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唯一能够普遍施工的水利工程。吐鲁番盆地虽然埋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等矿产能源，但气候恶劣、交通不便，这对开挖坎儿井的经济技术条件上有着很大的限制。而人们在掏挖泉水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发现坎儿井形式的地下渠道，不但可以防止风沙侵袭，而且可以减少蒸发损失，工程材料使用不多，操作技术也简易，容易为当地群众所掌握。因此，远在古代经济技术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各族劳动人民群众采用坎儿井方式开采利用地下水，就更加显得经济合理了。

根据1962年统计资料，我国新疆共有坎儿井约1700多条，总流量约为26立方米／秒，灌溉面积约50多万亩。其中大多数坎儿井分布在吐鲁番和哈密盆地，如吐鲁番盆地共有坎儿井约1100多条，总流量达l8立方米／秒，灌溉面积47万亩，占该盆地总耕地面积70万亩的67％，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等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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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儿井现状

近年来，吐鲁番地区绿洲外围生态系统严重破坏，荒漠化土地面积增加，水资源日渐短缺，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坎儿井水流量也逐年减少。随着不断的干涸，吐鲁番的坎儿井呈现了衰减的趋势,目前仅存725条左右。

一些河流上游修建水库，大坝截流后下游水源便捉襟见肘。已建的柯柯牙水库和坎儿其水库，就对其下游近百条坎儿井直接造成生存危机。此外，吐哈油田开发力度不断加大，油田用水量非常之大，加之打井极深，地下深水被大量抽走，坎儿井水源间接受到影响,而且面临着被污染的危险。

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赵州桥

赵州桥是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善的石拱桥，是我国古代建筑工程中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处处都体现着中国古代工匠们的聪明才智，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赵州桥，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赵州桥是鲁班所造，大桥建成后，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倒骑着毛驴，带着柴荣，也兴冲冲地去赶热闹。他们来到桥头，正巧碰上鲁班，于是他们便问这座大桥是否经得起他俩走。鲁班心想：这座桥，骡马大车都能过，两个人算什么。于是就请他俩上桥。谁知，张果老带着装有太阳、月亮的褡裢，柴荣推着载有“五岳名山”的小车，所以他们上桥后，桥竟被压得摇晃起来。鲁班一见不好，急忙跳进水中，用手使劲撑住大桥东侧。因为鲁班使劲太大，大桥东拱圈下便留下了他的手印，桥上也因此留下了驴蹄印、车道沟、柴荣跌倒时留下的一个膝印和张果老斗笠掉在桥上时打出的圆坑。

其实，赵州桥建于隋代，是安济桥的俗称，位于今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洨河上，由著名匠师李春设计和建造，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隋朝统一中国后，结束了长期以来南北分裂、兵戈相见的局面，社会经济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当时，赵县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北上可抵涿郡，南下可达京都洛阳，交通十分繁忙。可是这一交通要道却被城外的洨河所阻断，每当洪水季节甚至不能通行。因此，隋朝大业元年（595），政府决定在洨河上建设一座大型石桥，李春受命负责设计并管理大桥的施工。李春率领工匠对洨河及两岸地质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把桥台建筑在河床密实的粗沙层上，桥台由五层石料砌成。同时李春认真总结了前人的建桥经验，提出了独具匠心的设计方案，设计了单孔圆弧敞肩的大桥。经过精心细致的施工，李春出色地完成了建桥任务。

赵州桥横跨洨河南北两岸，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拱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度最长的敞肩圆弧拱桥，被誉为“华北四宝之一”。大桥全长50.83米，宽9米，主孔净跨度为37.02米，是一座由28道相对独立的拱券组成的单孔弧形大桥。赵州桥最大的科学贡献就是它“敞肩拱”的创举，在大拱两肩，砌了四个并列小孔，既增大流水通道，减轻桥身重量，节省石料，又增强了桥身稳定性。这就有力地保证了赵州桥在1400年的历史中，经受住了多次洪水冲击，8次大地震摇撼，以及车辆重压，仍挺立在洨河之上。

赵州桥桥体全部用石块建成，共用石块1000多块，每块石头重达1吨，桥上装有精美的石雕栏杆，雄伟壮丽、灵巧精美。它首创的敞肩拱结构形式、精美的建筑艺术和施工技巧，充分代表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桥梁建造方面的丰富经验和高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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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赵州桥的保护

解放以后，赵州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关部门对这一古代大桥进行了彻底维修，以保持其辉煌的历史地位。赵州桥已成为中国人民聪明智慧的象征和进行爱国主义、历史主义教育的场所。

但是，被称为“天下第一桥”的赵州桥，多年来一直被环绕周围的污水困扰，大大影响了旅游环境。1994年，石家庄市投资650万元，对赵州桥实施污水改造工程，在桥的上下游分别建坝，并开挖明渠引导污水绕桥而过。随着洨河水污染防治工程正式启动，穿桥而过的洨河恢复了昔日清水潺潺景象。

最古老的运河──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凝聚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显示了我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它和万里长城并称为我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闻名于全世界。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始于春秋时期，形成于隋代，发展于唐宋，最终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南北的水上交通要道。在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大运河为我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大运河北起北京(涿郡)，南到杭州（余杭），经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全长约1794千米，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与演变大致分为三期。

第一期运河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大破越国，一心要北进中原与齐国争霸。但长途跋涉最大的难题就是军粮和武器战备的运输问题，如果靠陆上运输，不仅花费巨大而且道路不畅通，很难达到目的。但吴国有一个优势就是舟师和先进的开河、造船、航运技术，利用江、淮间湖泊密布的自然条件，就地度量，局部开挖，把几个湖泊连接起来。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始在扬州开凿邗沟，把长江和淮河两道水系连接了起来。到战国时代又先后开凿了大沟(从今河南省原阳县北引黄河南下，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和鸿沟，从而把江、淮、河、济四水沟通起来。

第二期运河

第二期运河主要是指隋代的运河系统。以东部洛阳为中心，于大业元年(605)开凿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三年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连同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形成了多枝形运河系统。

关于隋炀帝开凿京淮段至长江以南的运河，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隋炀帝有一次夜间做梦，梦到一种非常漂亮的花，但是不知道这花叫什么名字，长在什么地方。醒来以后，隋炀帝就命人把他梦中的花画成图案，发布皇榜寻找认识这种花的人。当时在扬州见过琼花的王世充刚好在京城，看到这张黄榜，便揭榜进宫，对隋炀帝说，图上所画的花叫做琼花，长在扬州。隋炀帝听后，很想见一见，便开运河、造龙舟，与皇后和嫔妃下扬州看琼花。隋炀帝在扬州城内开凿的运河，使扬州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借漕运之利，富甲江南，是中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第三期运河

第三期运河主要是指元、明、清阶段。元代开凿的重点段是山东境内泗水至卫河段和大都至通州段，目的是避免绕道洛阳，裁弯取直，比隋朝运河缩短了900多千米的航程，这是今天京杭运河的前身。明、清两代维持元运河的基础，明时重新疏浚元末已淤废的山东境内河段，从明中叶到清前期，在山东微山湖的夏镇（今微山县）至清江浦（今淮阴）间，进行了黄运分离的开泇口运河、通济新河、中河等运河工程，并在江淮之间开挖月河，进行了湖漕分离的工程。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活着的、流动的重要人类遗产，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起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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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是一座以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博物馆，坐落于杭州市城北运河文化广场，毗邻大运河南端终点标志——拱宸桥。运河博物馆旨在全方位、多角度地收藏、保护、研究运河文化资料，反映和展现大运河自然风貌与历史文化。博物馆于2002年开始筹建，2006年9月建成开放。

京杭大运河博物馆是目前国内第一家以运河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博物馆，国家文物局认为它的建成填补了博物馆界的一大空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的建成开放，使得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畔又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水电建设史上的里程碑──葛洲坝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我国长江上建设的第一个大坝，是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设计水平和施工技术，体现了我国当前水电建设的最新成就，是我国水电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出口南津关下游约1.5千米处，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完工前我国最大的一座水电工程。该工程1974年动工，1988年完成。

长江出三峡峡谷后，水流由东急转向南，江面由390米突然扩宽到坝址处的2200米。由于泥沙沉积，在河面上形成葛洲坝、西坝两岛，把长江分为大江、二江和三江。大江为长江的主河道，二江和三江在枯水季节断流。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横跨大江、葛洲坝、二江、西坝和三江。

葛洲坝工程主要由电站、船闸、泄水闸、冲沙闸等组成。大坝全长2595米，坝顶高70米，宽30米。控制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千米，总库容量15.8万立方米。电站装机21台，年均发电量141亿度。建船闸3座，可通过万吨级大型船队。27孔泄水闸和15孔冲沙闸全部开启后的最大泄洪量，为每秒11万立方米。

葛洲坝水利工程的船闸为单级船闸，一、二号两座船闸闸室有效长度为280米，净宽34米，一次可通过载重为1.2万至1.6万吨的船队。每次过闸时间约50至57分钟，其中充水或泄水约8至12分钟。三号船闸闸室的有效长度为120米，净宽为18米，可通过3000吨以下的客货轮。每次过闸时间约40分钟，其中充水或泄水约5至8分钟。上、下闸首工作门均采用人字门，其中一、二号船闸下闸首人字门每扇宽9.7米、高34米、厚27米，质量约600吨。为解决过船与坝顶过车的矛盾，在二号和三号船闸桥墩段建有铁路、公路、活动提升桥，大江船闸下闸首建有公路桥。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年发电量达157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原煤1020万吨，对改变华中地区能源结构，减轻煤炭、石油供应压力，提高华中、华东电网安全运行保证度都起了重要作用。葛洲坝水库回水110至180公里，由于提高了水位，淹没了三峡中的21处急流滩点、9处险滩，因而取消了单行航道和绞滩站各9处，大大改善了航道，使巴东以下各种船只能够通行无阻，增加了长江客货运量。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施工条件差、范围大，仅土石开挖回填就达7亿立方米，混凝土浇注1亿立方米，金属结构安装7.7万吨。它的建成不仅发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提高了我国水电建设方面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进行水电建设的设计、施工和科研队伍，为我国的水电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项工程的完成，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巨大力量。

延伸阅读

美丽的葛洲坝

万里长江映彩霞，高山峡谷千秋坝。站在西陵峡口，眺望葛洲坝这座世界级水利枢纽工程，只见它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风光秀丽的三峡峡口，自然风光和人工奇观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为美丽的三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长江三峡段，坡度陡，落差大，峡长谷深，不但水利资源丰富，又有优良的坝址，是建设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理想地点。毛泽东曾为此写下了“高峡出平湖”的壮丽诗篇，这不是领袖的一时兴起，而是他用诗的语言为人们描绘出未来三峡的宏伟蓝图。

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是目前世界上综合效益最大的水利枢纽，在收获巨大的防洪作用和航运效益外，其182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和847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

三峡水利工程位于西陵峡中段的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的三斗坪，距下游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38千米。三峡大坝工程包括一座混凝重力式大坝、泄水闸、一座堤后式水电站、一座永久性通航船闸和一架升船机。大坝坝顶总长3035米，坝高185米，水电站左岸设14台，右岸12台，共装机26台，前排容量为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时，年发电量847亿千瓦时。

工程施工总工期自1993年到2009年共17年，分三期进行，到2009年工程全部完工。一期工程（1992—1997）主要进行一期围堰填筑，导流明渠开挖。修筑混凝土纵向围堰，以及修建左岸临时船闸，并开始修建左岸永久船闸、升爬机及左岸部分石坝段的施工。二期工程（1998—2003）主要任务是修筑二期围堰，左岸大坝的电站设施建设及机组安装，同时继续进行并完成永久特级船闸、升船机的施工。

三期工程（2003—2009）进行右岸大坝和电站的施工，并继续完成全部机组安装。完工后，三峡水库是一座长达600千米，最宽处达2000米，面积达10000平方千米，水面平静的峡谷型水库。

世界上效益最大的水利枢纽

三峡工程防洪效益大。三峡水库运行时预留的防洪库容为221.5亿立方米，水库调洪可削减洪峰流量达27000—33000立方米/秒，属世界水利工程之最。

三峡工程水电站大。三峡水电站将安装26台单机容量为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最846.8亿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

三峡工程航运效益显著。三峡水库回水至西南重镇重庆市，它将改善航运里程660公里，使重庆至宜昌航道通行的船队吨位由现在的3000吨级提高至万吨级，年单向通航能力由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称三峡工程为世界上改善航运条件最显著的第一枢纽工程当之无愧。

世界上工程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三峡工程综合工程规模大。三峡水利枢纽主体建筑物施工总工程量包括：建筑物基础土石方开挖10283万立方米，混凝土基础2794万立方米，金属结构安装25.65万吨，水电站机电设备安装26台套。这些指标均属世界第一。

三峡工程单项建筑物大。三峡水利枢纽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式，挡水前沿总长2345米，最大坝高181米，坝体总混凝土量为1486万立方米，大坝总方量居世界第一。

三峡工程金属结构居世界第一。三峡工程金属结构总量包括各类闸门386扇，各种启闭机139台，引水压力钢管26条，总工程量26.65万吨，其综合工程量为世界已建和在建工程之首。

三峡工程浓缩了中华民族艰辛与奋斗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见证，将为我国人民带来无可估量的福祉与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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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坝的安全问题

三峡大坝是重要的民用设施，关系着几千万甚至几亿中国人的身家性命。古今中外，水库大坝一直都是军事对抗中的主要打击目标，也是恐怖分子破坏和要挟的主要目标。因此，中国高层非常关注三峡大坝的自身安全和军事防护，在设计时已经充分考虑到战争因素。三峡大坝是一座坚固的混凝土重力坝，坝体强度非常大，不仅能抵御常规武器的袭击，就是小规模的核武器也奈何不了它。另外，三峡工程还有“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大气层内的立体拦截体系”这两道天网的保护，使得三峡大坝已具备抵御世界级军事强国攻击的能力。

第四讲 建筑设计技术

古代祠庙建筑的典范──曲阜孔庙

孔庙是中国现存规模仅次于故宫的古建筑群，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祠庙建筑的典范。孔庙是中国渊源最古、历史最长的一组建筑物，也是海内外数千座孔庙的先河与范本，和相邻的孔府、城北的孔林合称“三孔”。2006年5月25日，孔庙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孔庙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南门内，是第一座祭祀孔子的庙宇，初建于公元前478年，以孔子的故居为庙，以皇宫的规格而建，是我国三大古建筑群之一，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在我国历史上，流传着很多孔子的故事。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还是一位音乐家，他既会唱歌，又会弹琴作曲。他在与人一同唱歌时，如果人家唱得好，他一定请人家再唱一遍，自己洗耳恭听，然后再和一遍。孔子曾跟师襄学琴，有一天师襄交给他一首曲子，让他自己练习，他足足练了十来天，仍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师襄忍不住了，说：“你可以换个曲子练练了。”孔子答道：“我虽然已熟悉它的曲调，但还没有摸到它的规律。”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又说：“你已摸到它的规律了，可以换个曲子练了。”不料孔子回答：“我还没有领悟到它的音乐形象哩。”如此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发现孔子神情庄重，四体通泰，好似变了个样子。这次不待师襄发问，孔了就先说道：“我已经体会到音乐形象了，黑黝黝的，个儿高高的，目光深远，似有王者气概，此人非文王莫属也。”师襄听罢，大吃一惊，因为此曲正好名叫《文王操》。

孔庙就是为了纪念孔子而建的，孔庙建成后，经过历代帝王的不断加封和扩建，到清代雍正帝时扩建成目前的规模。庙内共有九进院落，以南北为中轴，分左、中、右三路，纵长630米，横宽140米，有殿、堂、坛、阁460多间，门坊54座，“御碑亭”13座，拥有各种建筑100余座，460余间，占地面积约9.5万平方米。孔庙内的圣迹殿、十三碑亭及大成殿东西两庑，陈列着大量碑碣石刻，特别是这里保存的汉碑，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历代碑刻亦不乏珍品，其碑刻之多仅次西安碑林，所以它有我国第二碑林之称。

孔庙的总体设计是非常成功的。前为神道，两侧栽植桧柏，创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培养谒庙者崇敬的情绪；庙的主体贯串在一条中轴线上，左右对称，布局严谨。前后九进院落，前三进是引导性庭院，只有一些尺度较小的门坊，院内遍植成行的松柏，浓荫蔽日，创造出使人清心涤念的环境，而高耸挺拔的苍桧古柏间辟出一条幽深的甬道，既使人感到孔庙历史的悠久，又烘托了孔子思想的深奥。座座门坊高揭的额匾，极力赞颂孔子的功绩，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敬仰之情不觉油然而生。第四进以后庭院，建筑雄伟，黄瓦、红墙、绿树，交相辉映，既喻示出孔子思想的博大高深，也喻示了孔子的丰功伟绩，而供奉儒家贤达的东西两面，分别长166米，又喻示了儒家思想的源远流长。

两千多年来，曲阜孔庙旋毁旋修，从未废弃，在国家的保护下，由孔子的一座私人住宅发展成为规模形制与帝王宫殿相埒的庞大建筑群，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伟大壮举。曲阜孔庙以其规模之宏大、气魄之雄伟、年代之久远、保存之完整，被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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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庙中的碑刻

曲阜孔庙保存了汉代以来历代碑刻1044块，有封建皇帝追谥、加封、祭祀孔子和修建孔庙的记录，也有帝王将相、文人学士谒庙的诗文题记，文字有汉文、蒙文、八思巴文、满文，书体有真草隶篆，是研究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碑刻中有汉碑和汉代刻字20余块，是中国保存汉代碑刻最多的地方。乙瑛碑、礼器碑、孔器碑、史晨碑是汉隶的代表作，张猛龙碑、贾使君碑是魏体的楷模。此外还有孙师范、米芾、党怀英、赵孟、张起岩、李东阳、董其昌、翁方纲等人的法书，元好问、郭子敬等人的题名，孔继涑584石的大型书法丛帖《玉虹楼法帖》等。孔庙碑刻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宝库。

中国的象征──长城

长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它与北京天安门、秦陵兵马俑一起被视为中国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1987年长城作为人类历史的奇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防御别国入侵，修筑烽火台，用城墙连接起来，形成了最早的长城。后来，历代君王大都对长城进行过加固和增修。长城东起辽宁山海关，西至甘肃嘉峪关，遗址分布在今天的北京、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新疆、天津、辽宁、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和山东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

孟姜女哭长城

孟姜女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孟姜为齐将杞梁之妻，公元前549年杞梁在莒战死，齐庄公在郊外见孟姜对她表示吊慰。孟姜认为郊野不是吊丧之处就拒绝接受，齐庄公于是专门到孟姜家里进行了吊唁。西汉刘向《列女传》里记载孟姜“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十日而城为之崩”。可见，孟姜哭崩的城墙是齐长城，而不是秦长城。大约到了唐代，这一题材演变成了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崩万里长城的故事。

长城的防御体系

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明代帝王，修筑长城既是积极防御，又是积蓄力量、继续进取。长城作为防御工程，主要由关隘、城墙、烽火台组成。

关隘是长城沿线的重要驻兵据点。关隘多选择在出入长城的咽喉要道上，整个构造由关口的城墙、城门、城门楼、瓮城组成，有的还有罗城和护城河。关隘的城墙是长城的主要工程，内外檐墙多用巨砖、条石等包砌，内填黄土、碎石，高度在10米左右，顶宽4—5米。城墙外檐上筑有供瞭望和射击的垛口，内檐墙上筑有防止人马从墙顶跌落的宇墙。城门上方均筑有城门楼，是战斗的观察所和指挥所 ，也是战斗据点。

城墙是联系雄关、隘口的纽带。城墙高约7—8米，山冈陡峭的地方城墙比较低。墙身是防御敌人的主体，墙基平均宽约6.5米，顶部宽5.8米。墙结构主要有版筑夯土墙、土坯垒砌墙、砖砌墙、砖石混合砌墙、石块垒砌墙和木板墙等。在城顶外侧的迎敌方向，修有一些高约2米的齿形垛口，上部有小口用来瞭望敌人，下部有小洞用来射击敌人。

烽火台是利用烽火、烟气以传递军情的建筑。烽火台通常设置在长城内外最易瞭望到的山顶上，一般是土筑或用石砌成一个独立的高台，台子上有守望房屋和燃烟放火的设备，如遇有敌情，白天燃烟或悬旗、敲梆、放炮，夜间燃火或点灯笼。

在长城防御工程系统中，还有一些与长城相联系的城、堡、障、堠等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大都建筑在长城内外，供兵卒居住和防守用。

长城的意义

巍然屹立的长城，显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工程技术的伟大成就，表现中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坚强毅力与聪明才智，体现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象征。山海关、八达岭和嘉峪关3处长城区段在1961年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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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长城遗址

现存的长城遗址有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司马台长城、金山岭长城、山海关长城、嘉峪关长城、虎山长城、九门口长城、大同长城等。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一段。这里

是重要关口居庸关的前哨，海拔高1015米，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首都北京的重要屏障。登上这里的长城，可以居高临下，尽览崇山峻岭的壮丽景色。迄今为止，已

有包括尼克松、撒切尔夫人在内的300多位知名人士到此游览。

天下绝景──黄鹤楼

黄鹤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是古典与现代熔铸、诗化与美意构筑的精品，享有“天下绝景”的美称。它处在山川灵气动荡吐纳的交点，正好迎合了中华民族喜好登高的民风民俗、亲近自然的空间意识和崇尚宇宙的哲学观念。

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223），传说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建，至唐朝逐渐演变为著名的名胜景点。黄鹤楼濒临万里长江，雄踞蛇山之巅，挺拔独秀，辉煌瑰丽，很自然就成了名传四海的游览胜地。登黄鹤楼，不仅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更能使心灵与宇宙意象互渗互融，从而使心灵净化。这大约就是黄鹤楼的魅力经风雨而不衰、与日月共长存的原因之所在。

黄鹤楼名称由来

传说，从前有一位辛先生，平日以卖酒为业。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看起来很贫穷的客人。他神色从容地问辛先生：“店家，可以给我一杯酒喝吗？”辛先生没有怠慢他，连忙盛了一大杯酒奉上。如此过了半年，辛先生每天都请这位客人喝酒。

有一天，这位客人告诉辛先生说：“我欠了你很多酒钱，没有办法还你，今日我就替先生把酒钱挣回来。”那客人从篮子里拿出一块橘子皮，画了一只黄色的鹤在墙上，边用手打节拍边唱歌，墙上的黄鹤也随着歌声、合着节拍，蹁跹起舞。酒店里的其他客人看到这种妙事都付钱观赏。如此又过了十年，辛先生也因而累积了很多财富。

十年之后，那位衣着褴褛的客人，又飘然来到了酒店。辛先生连忙上前致谢，客人微微一笑，并不答话。接着便取出笛子吹了几首曲子，没多久，只见一朵朵白云从天而降，黄鹤也随着白云飞到了客人面前。客人跨上鹤背，黄鹤展翅腾空而去，慢慢就不见了身影。辛先生为了感谢及纪念这位客人，用十年来赚下的银两在黄鹄矶上修建了一座楼阁，这就是黄鹤楼。

黄鹤楼建筑特色

黄鹤楼共五层，高50.4米，攒尖顶，层层飞檐，整个建筑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主楼周围还建有胜象宝塔、碑廊、山门等建筑。黄鹤楼内部，层层风格各不相同。底层为高大宽敞的大厅，正中藻井高达10多米，正面壁上是一幅表现“白云黄鹤”为主题的巨大陶瓷壁画。四周空间陈列历代有关黄鹤楼的重要文献、著名诗词的影印本，以及历代黄鹤楼绘画的复制品。二至五层的大厅都有不同的主题，在布局、装饰、陈列上各具特色。二楼大厅正面墙上，有用大理石镌刻的唐代阎伯理撰写的《黄鹤楼记》。三楼大厅的壁画为唐宋名人的“绣像画”，如崔颢、李白、白居易等，也摘录了他们吟咏黄鹤楼的名句。四楼大厅用屏风分割成几个小厅，内置当代名人字画，供游客欣赏、选购。顶层大厅有《长江万里图》等长卷壁画。

重建黄鹤楼

1957年建武汉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占用了黄鹤楼旧址，如今重建的黄鹤楼在距旧址约1千米左右的蛇山峰岭上。1981年10月，黄鹤楼重修工程破土开工，1985年6月落成，主楼以清同治楼为蓝本，但更高大雄伟。运用现代建筑技术施工，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飞檐5层，攒尖楼顶，金色琉璃瓦屋面，通高51.4米，底层边宽30米，顶层边宽18米，全楼各层布置有大型壁画、楹联、文物等。楼外铸铜黄鹤造型、胜像宝塔、牌坊、轩廊、亭阁等一批辅助建筑，将主楼烘托得更加壮丽。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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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三大名楼

“江南三大名楼”是指黄鹤楼、滕王阁和岳阳楼。滕王阁坐落在江西省南昌市赣江之滨，它是一座大型的仿宋建筑，也是江南三大名楼中最高的楼阁。在滕王阁的门柱上，还有毛泽东亲笔手书的《滕王阁序》中的佳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洞庭湖西岸，它是三国时期东吴将领鲁肃为了对抗驻守荆州的蜀国大将关羽所修建的阅兵台，这是最早的岳阳楼的原型，它是江南三大名楼修建年代最早的楼阁，也是江南三大名楼中惟一的一个木质结构的建筑。

海拔最高的宫殿式建筑群──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藏式建筑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华之作。它是拉萨城的标志，是藏族人民巨大创造力的象征，是西藏建筑艺术的珍贵财富，也是独一无二的雪域高原上的人类文化遗产。

布达拉宫坐落在中国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心的红山上，同山体融合在一起，高高耸立，壮观巍峨。宫墙红白相间，宫顶金碧辉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西藏人民巨大创造力的象征，是西藏建筑艺术的珍贵财富。

布达拉宫的兴建

公元7世纪，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勤政爱民，王朝日益强大。为了与中原的唐朝建立友好关系，引进中原先进技术和文化，松赞干布决定向唐朝求婚。唐太宗答应了松赞干布的求婚，将文成公主许配给他。

松赞干布就在红山上建九层楼宫殿一千间，取名布达拉宫迎娶文成公主。9世纪时，布达拉宫因吐蕃内乱遭到破坏，仅存法王洞。洞内供着据传为松赞干布生前所造的他自己和文成公主等人并列的塑像。

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权。1645年，五世达赖开始重建布达拉宫，三年后竣工，是为白宫。1653年，五世达赖入住宫中。从这时起，历代达赖喇嘛都居住在这里，重大的宗教和政治仪式也都在这里举行，布达拉宫由此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五世达赖去世后，为安放灵塔，1690年继续扩建宫殿，1693年竣工，形成红宫。

布达拉宫建筑群

布达拉宫依山垒砌，群楼重迭，自山脚向上，直至山顶，主要建筑由白宫和红宫组成，是当今世界上海拨最高、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建筑群。

白宫位于布达拉宫东部，外墙为白色，共有七层，最顶层是达赖的寝宫日光殿。日光殿分东西两部分，分别是十三世和十四世达赖的寝宫，也是他们处理政务的地方。殿内包括朝拜堂、经堂、习经室和卧室等，陈设均十分豪华。

红宫位于布达拉宫的中央位置，外墙为红色。围绕着历代达赖的灵塔殿建造了许多经堂、佛殿，从而与白宫连为一体。红宫最主要的建筑是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殿，共有五座，分别是五世、七世、八世、九世和十三世。红宫中还有一些很重要宫殿，三界兴盛殿是红宫最高的殿堂，藏有大量经书和清朝皇帝的画像；坛城殿有三个巨大的铜制坛城，供奉密宗三佛；持明殿主供密宗宁玛派祖师莲花生及其化身像；世系殿供金质的释迦牟尼十二岁像和银质五世达赖像，十世达赖的灵塔也在此殿。

布达拉宫建筑艺术

布达拉宫的壁画、唐卡(卷轴画)和其它装饰彩绘，是其建筑艺术的一颗灿烂明珠。布达拉宫的大小殿堂、门厅、回廊等墙面无不绘有壁画，取材涉及历史人物、宗教神话、佛经故事等，还有民俗、体育、建筑等方面，有的以单幅表现，有的以横卷形式将画面相连缀。

布达拉宫的雕塑非常精美，宫内集中了大量珍品，有泥塑重彩、木雕、石刻，金、银、铜、铁等金属塑像数量最多，大的达十余米，小的仅几厘米。宫内还保存着大量具有浓厚宗教色彩和藏族艺术风格的工艺品，如藏毯、卡垫、经幡、华盖和幔帐等刺绣贴缎织物。

布达拉宫是中国首批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世界十大土木建筑之一。它集西藏宗教、政治、历史和艺术诸方面于一身，是“西藏历史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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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拉宫的收藏

布达拉宫内收藏了大量文物珍宝，有各式佛教卷轴画近万幅，金质、银质、玉石、木雕、泥塑的各类佛像数以万计。此外还有明清皇帝的赦书、印玺，各界赠送的印鉴、礼品、匾额和经卷，宫中自用的典籍、法器和供器等。其中如金汁书写的《甘珠尔》《丹珠尔》、贝叶经《时轮注疏》、释迦牟尼指骨舍利、清朝皇帝御赐的金册金印等都堪称稀世珍宝，价值连城。

在丰富的藏品中，最重要的是安放历代达赖喇嘛遗体的灵塔。其中五世达赖的灵塔高达14.85米，当时为建造它，共花费白银104万两，并用去了11万两黄金和15000多颗珍珠、玛瑙、宝石等。十三世达赖的灵塔也高达14米，使用了1.9万两黄金。

古城西安的象征──大雁塔

大雁塔是中国唐朝佛教建筑艺术杰作，它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和著名古迹，是古城西安的象征，西安市徽中央所绘制的便是这座著名古塔。1961年，大雁塔被国务院颁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雁塔又名大慈恩寺塔，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大慈恩寺内。大雁塔始建于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当时，玄奘法师为了供奉从印度带回的佛像、舍利和梵文经典，在慈恩寺的西塔院建起一座五层砖塔。在武则天长安年间重建，后来又经过多次修整。大雁塔在唐代就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因而留有大量文人雅士的题记，仅明、清朝时期的题名碑就有200余通。

大雁塔名称由来

在古印度，摩揭陀国有一座寺院，当时大乘佛教派和小乘佛教派并立，都非常有势力，并不像现在的大乘佛教一统天下。小乘佛教是可以吃肉，不忌腥荤的。有一天，是菩萨的布施日，和尚们到了中午还没有饭吃，有一个小和尚就感慨地说：如果菩萨显灵的话，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应该给我们施舍一点肉了。他话音刚落，此时天上飞过来一群大雁，领头的头雁就坠地而亡了。和尚们马上醒悟过来：

这是菩萨显灵在点悟我们。于是，他们就在大雁落下的地方将大雁埋葬了，并修起了一座塔，取名叫雁塔，而且从此改信大乘佛教，不食荤腥了。玄奘去西天取经的时候，亲自瞻仰了这个圣迹，知道这个地方叫雁塔，回来之后，就把自己在大慈恩寺存放经卷和舍利的地方也取名叫雁塔。50年之后，武则天为她的丈夫李治祈福，也修了一个塔，这个塔小一点，所以叫小雁塔，而大慈恩寺塔就叫大雁塔。

大雁塔的建筑构造

大雁塔是仿木结构的四方形楼阁式砖塔，由塔基、塔身、塔刹组成，现通高为64.517米。塔基高4.2米，南北约48.7米，东西45.7米；塔体呈方锥形，平面呈正方形，底边长为25.5米，塔身高59.9米，塔刹高4.87米。塔体各层均以青砖模仿唐代建筑砌檐柱、斗拱、栏额、檀枋、檐椽、飞椽等仿木结构，磨砖对缝砌成，结构严整，磨砖对缝坚固异常。塔身各层壁面都用砖砌扁柱和阑额，柱的上部施有大斗，在每层四面的正中各开辟一个砖拱券门洞。塔内的平面也呈方形，各层均有楼板，设置扶梯，可盘旋而上至塔顶。塔上陈列有佛舍利子、佛足石刻、唐僧取经足迹石刻等。

塔的底层四面皆有石门，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西门楣为阿弥陀佛说法图，图中刻有富丽堂皇的殿堂。画面布局严谨，线条遒劲流畅，传为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手笔。底层南门洞两侧镶嵌着唐代书法家褚遂良所书、唐太宗李世民所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李治所撰《述三藏圣教序记》两通石碑，具有很高艺术价值，人称“二圣三绝碑”。

对大雁塔的保护

大雁塔由于人为破坏，加上自身结构等问题，在1719年就发现塔身倾斜。到1985年古塔已倾斜了998毫米，至1996年，古塔向西北方向倾斜达1010.5毫米，平均每年倾斜1毫米。1983年西安市政府将《大雁塔倾斜问题及其加固研究》列为重大科研项目，并成立了课题组。后经有关部门20多年的探查、保护、排水、防渗等方面综合整治，大雁塔的倾斜状况已明显趋于缓和和稳定，2005年倾斜量为1001.9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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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塔地宫猜想

1987年陕西法门寺发现的唐代地宫被称为继兵马俑之后又一重大文物发现。气势恢弘的大雁塔下面是否也藏有千年地宫呢？历来众多专家就有这样的观点，与扶风法门寺宝塔地宫一样，大雁塔下极有可能存在一座瑰丽壮观的地宫。

据史料记载，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后，带回大量佛舍利、657卷贝叶梵文真经及8尊金银佛像，经朝廷批准玄奘亲自设计建造了大雁塔来供奉和珍藏这些宝物。这批珍宝是藏在大慈恩寺里后散失，还是完好无损地埋藏在地下，似乎已成千古之谜。如果大雁塔下藏有千年地宫，则很有可能藏有玄奘西域取经归来后的大量经卷、袈裟等珍宝。

中国最早的建筑学专著──《营造法式》

北宋著名建筑师李诫著的《营造法式》代表着我国古代建筑理论的最高水平，记载着宋代建筑的制度、做法、用工、图样等珍贵资料,对研究中国建筑、理解其理念和精神有着深远的意义。

李诫（1035—1110），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今河南新郑)人，北宋时期的著名建筑师。《营造法式》是李诫在两浙工匠喻皓的《木经》的基础上编成的，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 这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已经发展到了较高阶段。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宰相王安石提出了以“整军强兵”“理财节约”为宗旨的革新变法。当时，宋朝的贵族官僚、地主富豪之间经常互相攀比，大建宫室庭院、楼台寺观的腐败之风盛行。由于在建造规模、建筑材料和工时定额等方面都缺乏标准，造成了财力、物力、人力的极大浪费。王安石从理财的角度出发，下令负责国家建筑事务的“将作监”编纂统一标准的《营造法式》。将作监花了20年的时间，终于在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编成此书。

书虽然完成了，但却编写得很不完善，存在很多漏洞，只对用料作了规定，缺乏建造标准，还是不能解决施工混乱的问题。于是，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时任将作监丞的李诫受命重新编修《营造法式》。

李诫出生于官吏家庭，据文献记载，他的家族藏书有万卷之多，因此，李诫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博学多才。在编修《营造法式》前，李诫主持过许多重要工程的建筑设计，在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当时著名的建筑专家。为了编好《营造法式》，在《元法式》的基础上，他参考了《考工记》《唐大典》《木经》等大量建筑史籍。同时，他十分重视实践经验，经常与工匠一起探讨施工中的难题。自绍圣四年(1097)开始，到元符三年(1100)完成书稿，《营造法式》编修历时四年。崇宁二年(1103)，宋徽宗将此书颁行天下，从此国内建筑工程有了统一的标准。

《营造法式》全书36卷，357篇，3555条，分五大部分，即名例、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营造法式》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还附有非常珍贵的建筑图样，开创了图文并茂的一代新风。

《营造法式》的名例部分对建筑名词术语作了解释，对部分数据作了统一的规定，纠正了过去一物多名、方言土语等谬误。李诫还总结了施工的实践经验，制定了各项工程制度、施工标准、操作要领等，对各种建筑材料的选材、规格、尺寸、加工、安装方法都一一加以详尽的记述，堪称为古代建筑的一部百科全书。

《营造法式》是中国建筑史上一部不朽的名著，是我们研究古代建筑史的重要史料，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它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后世的建筑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营造法式》还为世界建筑学界所关注，被翻译成英文、俄文、法文等多种文字，广为流传，显示了中国古建筑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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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营造法式》

梁思成（1901—1972）是我国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他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是中国古代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1931年，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开始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营造法式》。他用了10余年时间，和营造学社同仁调查了约2000余项古代建筑，通过对这些实物的测绘，对《营造法式》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1963年，梁思成完成了“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的绘图工作以及文字注释工作。正当《营造法式》注释本上卷稿接近完成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梁思成被游街批斗，不幸于1972年病逝。1980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梁思成著《营造法式注释本》上卷。

古老的木构塔式建筑──山西应县木塔

山西应县木塔设计科学严密、构造完美，是一座既有民族风格，又符合宗教要求的建筑，在我国古代建筑艺术中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也是唯一一座木结构楼阁式塔。

应县木塔全称为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应县城内西北佛宫寺内，塔高67.31米，底层直径30.27米，呈平面八角形。

应县木塔的设计，大胆继承了汉、唐以来富有民族特点的重楼形式，充分利用传统建筑技巧，建筑宏伟、艺术精巧，外形稳重庄严，是建筑结构与使用功能设计合理的典范。它那巍峨擎天的身躯、严谨精巧的结构、交错默契的斗拱，均令人赞叹叫绝。这些特点，表现了我国古代匠师们的聪明才智，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建筑工程技术上的伟大成就。

木塔的建筑结构

应县木塔位于佛宫寺南北中轴线上的山门与大殿之间，属于“前塔后殿”的布局。塔建造在四米高的台基上，塔高67.31米，底层直径30.27米，呈平面八角形。第一层立面重檐，以上各层均为单檐，共五层六檐，各层间夹设暗层，实为九层。因底层为重檐并有回廊，故塔的外观为六层屋檐。各层均用内、外两圈木柱支撑，每层外有24根柱子，内有八根，木柱之间使用了许多斜撑、梁、枋和短柱，组成不同方向的复梁式木架。整个木塔用红松木料构建，整体比例适当，建筑宏伟，艺术精巧，外形稳重庄严。

木塔的建筑艺术

应县木塔的设计，广泛采用斗拱结构，每个斗拱都有一定的组合形式，有的将梁、坊、柱结成一个整体，每层都形成了一个八边形中空结构层。木塔各层塔檐基本平直，角翘十分平缓。平座以其水平方向与各层塔檐协调，又以其材料、色彩和处理手法与塔檐对比，与塔身协调，是塔檐和塔身的必要过渡。平座、塔身、塔檐重叠而上，区隔分明，交代清晰，强调了节奏，丰富了轮廓线，也增加了横向线条。底层的重檐处理更加强了全塔的稳定感。

木塔建在4米高的两层石砌台基上，内外两槽立柱，构成双层套筒式结构，柱头间有栏额和普柏枋，柱脚间有地伏等水平构件，内外槽之间有梁枋相连接，使双层套筒紧密结合。暗层中用大量斜撑，结构上起圈梁作用，加强木塔结构的整体性。塔建成300多年至元顺帝时，曾经历大地震七日，仍巍然不动。

应县木塔设计科学严密，构造完美，巧夺天工，是一座既有民族风格、民族特点，又符合宗教要求的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可以说达到了最高水平，即使现在也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木塔内的佛物

应县木塔内供奉着两颗为全世界佛教界尊宗的圣物佛牙舍利，盛装在两座七宝供奉的银廓里，经考证确认为是释迦牟尼灵牙遗骨。塔内各层均塑佛像，一层为释迦牟尼，高11米，面目端庄，神态怡然，顶部有精美华丽的藻井，内槽墙壁上画有六幅如来佛像，门洞两侧壁上也绘有金刚、天王、弟子等，壁画色泽鲜艳，人物栩栩如生；二层坛座方形，上塑一佛二菩萨和二胁侍；三层坛座八角形，上塑四方佛；四层塑佛和阿傩、迦叶、文殊、普贤像；五层塑毗卢舍那如来佛和八大菩萨。各佛像雕塑精细，各具情态，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塔内还发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辽代文物，其中以经卷为数较多，有手抄本，有辽代木版印刷本，有的经卷长达30多米，实属罕见，是研究中国辽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最宝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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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三大奇塔

应县木塔与埃菲尔铁塔和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

埃菲尔铁塔是一座于1889年建成的镂空结构铁塔，位于法国巴黎战神广场上，高300米，天线高24米，总高324米。铁塔由法国建筑师居斯塔夫·埃菲尔设计，是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因而成为法国和巴黎的一个重要景点和突出标志。

比萨斜塔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省比萨城北面的奇迹广场上，在比萨大教堂的后面，始建于1173年，由意大利著名建筑师那诺·皮萨诺主持修建。比萨斜塔是比萨城的标志，1987年它和相邻的大教堂、洗礼堂、墓园一起因其对11世纪至14世纪意大利建筑艺术的巨大影响，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遗产。

世界五大宫之首──故宫

故宫是世界现存最大、最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代皇宫建筑群，它是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故宫历经了明、清两个朝代二十四位皇帝，是明清两朝最高统治核心的代名词。

1961年，国务院宣布故宫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故宫位于北京市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故宫始建于明永乐4年（1406），1420年基本竣工。故宫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面积约为7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5万平方米。相传故宫一共有9999.5个房间，实际据1973年专家现场测量，故宫有房间8704间。有人做过形象比喻，说一个人从出生就开始住，每一天住一间房，不重复，要住到27岁才可以出来。

故宫周围环绕着高12米，长3400米的宫墙，形式为一长方形城池，墙外有52米宽的护城河环绕，形成一个壁垒森严的城堡。故宫宫殿建筑均是木结构、黄琉璃瓦顶、青白石底座，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画。

故宫有4个门，正门名午门，东门名东华门，西门名西华门，北门名神武门。面对北门神武门，有用土、石筑成的景山，满山松柏成林。在整体布局上，景山可说是故宫建筑群的屏障。

故宫的建筑依据其布局与功用分为“外朝”与“内廷”两大部分。“外朝”与“内廷”以乾清门为界，乾清门以南为外朝，以北为内廷。故宫外朝、内廷的建筑气氛迥然不同。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为中心，是皇帝举行朝会的地方，也称为“前朝”,是封建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地方。此外两翼东有文华殿、文渊阁、上驷院、南三所；西有武英殿、内务府等建筑。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为中心，两翼为养心殿、东西六宫、斋宫、毓庆宫，后有御花园，是封建帝王与后妃居住之所。内廷东部的宁寿宫是当年乾隆皇帝退位后为养老而修建。内廷西部有慈宁宫、寿安宫等。

此外还有重华宫、北五所等建筑。

故宫严格地按《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帝都营建原则建造。整个故宫，在建筑布置上，用形体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组合成一个整体。在功能上符合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同时又达到了左右均衡和形体变化的艺术效果。故宫前部宫殿，建筑造型宏伟壮丽，庭院明朗开阔，象征封建政权至高无上。因此，太和殿坐落在紫禁城对角线的中心，四角上各有十只吉祥瑞兽，生动形象，栩栩如生。后部内廷庭院深邃，建筑紧凑，因此东西六宫都自成一体，各有宫门宫墙，相对排列，秩序井然，再配以宫灯联对、绣榻几床，都是体现适应豪华生活需要的布置。

故宫是几百年前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在当时社会生产条件下，能建造这样宏伟高大的建筑群，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建筑学家们认为故宫的设计与建筑，实在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杰作，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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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中的文物收藏

游览故宫，一是欣赏丰富多彩的建筑艺术，二是观赏陈列于室内的珍贵的文物。故宫博物院藏有大量珍贵文物，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国文物系统文物收藏单位馆藏一级文物的总数已达109197件，现已全部在国家文物局建档备案。在全国保存一级文物的1330个收藏单位中，故宫博物院以8273件（套）高居榜首，并收有很多绝无仅有的国宝。故宫的一些宫殿中设立了综合性的历史艺术馆、绘画馆、分类的陶瓷馆、青铜器馆、明清工艺美术馆、铭刻馆、玩具馆、文房四宝馆、玩物馆、珍宝馆、钟表馆和清代宫廷典章文物展览等，收藏有大量古代艺术珍品，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

中国园林之母──拙政园

拙政园是江南园林的代表，也是苏州园林中面积最大的古典山水园林，被誉为“中国园林之母”， 充分展现了江南园林在千年悠悠岁月中美的历程和旖旎风采。

拙政园位于苏州市中心，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朝时为大弘寺。明正德四年（1509），明代弘治进士、明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后买下拙政园，聘请著名画家、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文征明参与设计蓝图，历时16年建成。400多年来，拙政园屡换园主，曾一分为三，园名各异，或为私园，或为官府，或散为民居，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完璧合一，恢复初名“拙政园”。

现在的拙政园全园占地5.2万平方米，建筑大多是清咸丰九年（1850）拙政园成为太平天国忠王府花园时重建，至清末形成东、中、西三个相对独立的小园。

拙政园东园

拙政园东园明快开朗，以平冈远山、松林草坪、竹坞曲水为主,主要景点有兰雪堂、缀云峰、芙蓉榭、天泉亭、秫香馆等。

兰雪堂是东园的主要厅堂，堂名取意于李白“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诗句。兰雪堂为五楹草堂，堂前两棵白皮松苍劲古拙，墙边修竹苍翠欲滴，湖石玲珑，绿草夹径，东西院墙相连。堂坐北朝南三开间，“兰雪堂”匾额高挂，长窗落地，堂正中有屏门相隔，屏门南面为一幅漆雕《拙政园全景图》，屏门北面为《翠竹图》，全部采用苏州传统的漆雕工艺，屏门两边的隔扇裙板上刻有人物山水。

芙蓉榭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之优，屋顶为卷棚歇山顶，四角飞翘，一半建在岸上，一半伸向水面，灵空架于水波上，伫立水边、池水清清，秀美倩巧，是夏日赏荷的好地方。

拙政园中园

拙政园中园为拙政园精华所在，总体布局以水池为中心，亭台楼榭皆临水而建，有的亭榭则直出水中，池广树茂，景色自然，临水布置了形体不一、高低错落、主次分明的建筑，保持了明代园林浑厚、质朴、疏朗的艺术风格，主要景点有远香堂、香洲、荷风四面亭、见山楼、小飞虹、枇杷园等。

远香堂以荷香喻人品，为拙政园中园的主体建筑，位于水池南岸，隔池与东西两山岛相望，池水清澈广阔，遍植荷花，山岛上林荫匝地，水岸藤萝粉披，两山溪谷间架有小桥，山岛上各建一亭，西为雪香云蔚亭，东为待霜亭，四季景色因时而异。

远香堂之西，倚玉轩与香洲遥遥相对，与其北面的荷风四面亭成三足鼎立之势，都可随势赏荷。倚玉轩之西有一曲水湾深入南部居宅，有三间水阁小沧浪，它以北面的廊桥小飞虹分隔空间，构成一个幽静的水院。

拙政园西园

拙政园西园台馆分峙、回廊起伏，水波倒影，别有情趣，装饰华丽精美，主要景点有卅六鸳鸯馆、倒影楼、与谁同坐轩、水廊等。

卅六鸳鸯馆是西园的主体建筑，精美华丽，大厅分为两部，南部为十八曼陀罗花馆，北部为卅六鸳鸯馆。十八曼陀罗花馆宜于冬、春居处，厅南向阳，小院围墙既挡风又聚暧，并使室内有适量的阳光照射；北厅（后厅）临清池，夏、秋时推窗可见荷池中芙蕖浮动，鸳鸯戏水。

总之，拙政园的布局疏密自然，以水为主，水面广阔，景色平淡天真、疏朗自然。它以池水为中心，楼阁轩榭建在池周围，其间有漏窗、回廊相连，园内的山石、古木、绿竹、花卉，构成了一幅幽远宁静的画面，代表了明代园林建筑风格，为江南园林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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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文征明与拙政园

吴门画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文征明，以翰墨自娱，画风清远恬淡。他与园主王献臣交往甚密，拙政园建成后，王氏经常邀其宴饮、赏游，他对园中美景乐而忘返，拙政园成了他创作的蓝本。他曾数次为拙政园作画，其中比较有影响、流传至今的《文待诏拙政园图》，集诗、书、画于一体，相互映发，堪称巨构杰作。文征明当年亲手种植的紫藤，历经400余年，仍身姿矫健，绿荫满庭，被李根源先生称为“苏州三绝”之一。 文征明所作的《王氏拙政园记》石刻，现位于倒影楼下拜文揖沈之斋，他的字疏朗清秀，风骨自在，《千字文》置西部水廊内，系文征明80岁时所作的蝇头小楷，笔势空灵飞动，书法高超，其艺术风格与拙政园的典雅特色似乎有着某些相同之处，名人名园，交相辉映。

“四大名园”之一──苏州留园

留园是我国“四大名园”之一，它在空间上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古代造园家的高超技艺、卓越智慧和江南园林建筑的艺术风格和特色，它千姿百态、赏心悦目的园林景观，呈现出诗情画意的无穷境界。

苏州留园和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拙政园合称为中国四大名园。留园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距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以其精湛的造园艺术、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国历代私家园林的典型代表。

留园位于苏州古城之西的阊门外，占地约3万平方米，明代为太仆寺少卿徐泰时的私家园林，时称东园。清代归刘蓉峰所有，改称寒碧山庄，俗称刘园。清光绪二年（1876）又为盛旭人所据，始称留园。

留园的建筑布局

现在的留园分为中、东、北、西四部分,其间以曲廊相连，迂回连绵，达700余米，通幽度壑，秀色迭出。

中部以山水为主，是全园的精华所在。中部又分东、西两区，东区以建筑为主，西区以山水见长。西区南北为山，中央为池，东南为建筑。主厅为涵碧山房，由此往东是明瑟楼，向南为绿荫轩，远翠阁位于中部东北角，闻木樨香处在中部西北隅。另外还有可亭、小蓬莱、濠濮亭、曲溪楼、清风池馆等处。山上古木参天，显出一派山林森郁的气氛。山曲之间水涧蜿蜒，仿佛池水之源。

东部的中心是五峰仙馆，五峰仙馆四周环绕着还我读书处、揖峰轩、汲古得绠处。揖峰轩以东的林泉耆硕之馆设计精妙、陈设富丽。

北面是冠云沼、冠云亭、冠云楼以及著名的冠云峰、岫云峰和端云峰。三峰为明代旧物，冠云峰高约9米，玲珑剔透，有“江南园林峰石之冠”的美誉。周围有贮云庵，佳晴喜雨快雪之亭。

西部以假山为奇，取其自然景色，土石相间，浑然天成。山上枫树、香樟郁然成林，盛夏绿荫蔽口，深秋红霞似锦。至乐亭、舒啸亭隐现于林木之中。山左云墙如游龙起伏，山前曲溪宛转，流水淙淙。

北面桃园，俗称“小桃坞”。东麓有水阁“活泼泼地”，横卧于溪涧之上，令人有水流不尽之感。

留园的空间布局

留园的建筑虽多但虚实相间，景致复杂但层次分明，平面变化生动，立体看来自然多姿。留园在空间上用欲扬先抑和渐入佳境的布局手法，给每位入园者一个期待和新奇的感觉，充分体现了古代造园家的高超技艺、卓越智慧和江南园林建筑的艺术风格。

留园布局紧凑，结构严谨，以建筑结构见长，善于运用大小、曲直、明暗、高低、收放等变化，组合景观、高低布置恰到好处，营造了一组组层次丰富、错落有致、有节奏、有色彩、有对比的空间体系，建筑与园境相映成趣。

留园入口部分采用空间对比的手法，曲折狭长又十分封闭的空间与园内主要空间有着强烈的对比，人们穿越它进入主要空间时，顿觉豁然开朗。走进留园，使人领略到忽张忽弛、忽开忽合的韵律节奏感。此外，留园在运用空间渗透的手法方面亦是十分卓越的。

1961年,留园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2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留园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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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园三绝之鱼化石

留园的五峰仙馆内保存有一件号称“留园三宝”之一的大理石天然画“鱼化石”。只见一面大理石立屏立于墙边，石表面中间部分隐隐约约群山环抱，悬壁重叠，下部流水潺潺，瀑布飞悬，上部流云婀娜，正中上方，一轮白白的圆斑，就像一轮太阳或者一轮明月，这是自然形成的一幅山水画，这块直径一米左右的大理石出产于云南点苍山山中，厚度也仅有15毫米。这块大理石是如何完好无损从相距千里之外的云南运到江南苏州的，真是一个谜。

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

承德避暑山庄是我国著名的园林建筑，它以朴素淡雅的山村野趣为格调，取自然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成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皇家园林。避暑山庄不仅具有极高的美学研究价值，而且还保留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末期的历史遗迹。

承德避暑山庄是由皇帝宫室、皇家园林和宏伟壮观的寺庙群所组成的大型古建筑群，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建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占地564万平方米，环绕山庄婉蜒起伏的宫墙长达万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

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

康熙二十年（1681)，清政府为加强对蒙古地方的管理，巩固北部边防，在距北京350多千米的蒙古草原建立了木兰围场。每年秋季，皇帝带领王公大臣、八旗军队、后宫妃嫔、皇族子孙等前往木兰围场行围狩猎，以达到训练军队、固边守防之目的。为了解决皇帝沿途的吃住，朝廷在北京至木兰围场之间相继修建21座行宫，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就是其中之一。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理军政要事、接见外国使节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的场所，也是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避暑山庄的布局

避暑山庄的建筑布局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苑景区又分成湖区、平原区和山区，内有康熙乾隆钦定的72景，拥有殿、堂、楼、馆、亭、榭、阁、轩、斋、寺等多组建筑。

南端的宫殿区，东北接平原区和湖区，西北连山区，是皇帝行使权力、居住、读书和娱乐的场所。宫殿区的主体建筑居中，附属建筑置于两侧，基本均衡对称，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而又加以改造，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巧妙结合，显示出皇家园林的气派。

宫殿区由正宫、松鹤斋、东宫和万壑松风四组建筑组成。正宫是宫殿区的主体建筑，占地1万平方米，包括九进院落，由丽正门、午门、阅射门、澹泊敬诚殿、四知书屋、十九间照房、烟波致爽殿、云山胜地楼、岫云门以及一些朝房、配殿和回廊等组成。正宫分为前朝、后寝两部分,前朝是皇帝处理军机政务的办公区,后寝是皇帝和后妃们日常起居的生活区。主殿澹泊敬诚殿是皇帝治理朝政的地方。正宫东面一组八进院落的建筑是松鹤斋，以供皇太后居住。在松鹤斋的东面是东宫，1945年东宫失火被烧毁，现仅存基址。

湖区的洲岛错落有致，共有5个湖，各湖之间又有桥相通，两岸绿树成荫，秀丽多姿。湖区的总体结构以山环水、以水绕岛，布局运用中国传统造园手法，多组建筑巧妙地营构在洲岛、堤岸和水面之中，展示出一片水乡景色。湖区的风景建筑大多仿照江南名胜建造，烟雨楼模仿浙江嘉兴南湖烟雨楼的形状修建，金山岛的布局仿自江苏镇江金山。

平原区主要是一片片草地和树林。山峦之中，古松参天，林木茂盛，原建有40多组轩斋亭舍、佛寺道观等建筑，但多已只存基址。

避暑山庄的建筑风格

避暑山庄取自然山水之本色，吸收江南塞北之风光，山中有园，园中有山。园林建造实现了宫与苑形式上的完美结合，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园林“以人为之美入自然，符合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传统造园思想，并创造性地运用各种建筑技艺，撷取中国南北名园名寺的精华，仿中有创，表达了“移天缩地在君怀”的建筑主题，把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文学等多方面文化的内涵融注其中，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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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八庙

康熙、乾隆两帝为了接待少数民族与宗教首领，先后在避暑山庄北面与东面兴建了12座寺庙，其中只有8座寺庙住有喇嘛，这8座皇家寺庙坐落在北京东北郊古北口的外面，故称“外八庙”。因此，外八庙就成了承德原有12座皇家寺庙的代名词。12座寺庙目前尚存9座，它们是：普陀宗乘之庙（小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班禅行宫）、普宁寺（大佛寺）、普佑寺、殊象寺、溥仁寺、普乐寺（圆亭子）、安远寺（方亭子）、广缘寺。溥善寺、广安寺与罗汉堂三寺庙今已不存。外八庙融和了汉、藏等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气势宏伟，极具皇家风范。

皇家园林博物馆──颐和园

颐和园是中国封建社会修建的最后一座超大型的皇家园林，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颐和园园林艺术构思巧妙，是集中国园林建筑艺术之大成的杰作，在中外园林艺术史上地位显赫，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

颐和园位于北京市西北近郊，距北京城区15千米。原是清朝帝王的行宫和花园，前身清漪园，是三山五园中（万寿山、玉泉山、香山；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圆明园）最后兴建的一座园林，始建于1750年，1764年建成。颐和园是利用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风景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某些设计手法和意境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天然山水园，也是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占地约290公顷。

颐和园集传统造园艺术之大成，万寿山、昆明湖构成其基本框架，借景周围的山水环境，饱含中国皇家园林的恢弘富丽气势，又充满自然之趣，高度体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准则。颐和园亭台、长廊、殿堂、庙宇和小桥等人工景观与自然山峦和开阔的湖面相互和谐、艺术地融为一体，整个园林艺术构思巧妙，在中外园林艺术史上地位显赫。

在万寿山和昆明湖交界的岸边有一条长长的游廊，据说是乾隆皇帝为了让他的母亲在游园之时不受雨雪日晒之苦而修建的。乾隆皇帝的母亲喜欢听故事，经常一边在长廊中游览,一边让宫女给她讲各式各样的故事听。有些她特别喜欢的故事,就让宫女们反复地讲。时间一长,宫女们肚子里的故事讲完了，以前讲过的故事也记不清了，这可难坏了宫女们。后来,她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将故事的内容画在长廊两侧的梁枋上。故事越讲越多,梁枋上的人物故事彩画也越来越丰富。从此,宫女们再也不愁没有故事给太后讲了。而太后也因为年迈眼拙,看不清梁枋上的彩画,对此竟毫无察觉。据说,这就是颐和园长廊人物故事彩画最初的来历。

园中主要景点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以庄重威严的仁寿殿为代表的政治活动区，是清朝末期慈禧与光绪从事内政、外交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以乐寿堂、玉澜堂、宜芸馆等庭院为代表的生活区，是慈禧、光绪及后妃居住的地方。以长廊沿线、后山、西区组成的广大区域，是供帝后们澄怀散志、休闲娱乐的苑囿游览区。前山以佛香阁为中心，组成巨大的主体建筑群。

在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颐和园被英法联军烧毁；1886年，清政府挪用海军军费等款项重修，并于两年后改名颐和园（此前叫清漪园），作为慈禧太后晚年的颐养之地。从此，颐和园成为晚清最高统治者在紫禁城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中心，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见证与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颐和园再遭洗劫，1902年清政府又予重修；清朝末年，颐和园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主要居住地，慈禧和光绪在这里坐朝听政、颁发谕旨、接见外宾。

1998年12月2日，颐和园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优美的自然环境景观，卓越的保护管理工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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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湖

昆明湖是清代皇家诸园中最大的湖泊，湖中一道长堤──西堤，自西北逶迤向南。西堤及其支堤把湖面划分为三个大小不等的水域，每个水域各有一个湖心岛。这三个岛在湖面上成鼎足而峙的布列，象征着中国古老传说中的东海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由于岛堤分隔，湖面出现层次，避免了单调空疏。西堤以及堤上的六座桥是有意识地摹仿杭州西湖的苏堤和“苏堤六桥”，使昆明湖益发神似西湖。湖岸和湖堤绿树荫浓，掩映潋滟水光，呈现一派富于江南情调的近湖远山的自然美。

第五讲 农学耕种技术

古代机械大师──马钧

马钧是我国古代的机械大师，他发明的新式织绫机大大加快了我国古代丝织工业的发展速度，为我国家庭手工业织布机奠定了某础；而他创制的龙骨水车一直被我国农村历代沿用，在农业生产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马钧（220—265），字德衡，三国时期魏国扶风(今陕西省兴平县)人，伟大的机械制造家。马钧从小口吃，不善言谈。但是他很喜欢思索，善于动脑，同时注重实践，勤于动手，尤其喜欢钻研机械方面的问题。他一生致力于机械的发明、改造和制造，为生产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曾获“天下之名巧”的誉称。

发明新式织绫机

我国是世界上生产丝织品最早的国家，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发明了简单的织绫机。这种织绫机有120个蹑(踏具)，人们用脚踏蹑管理它，织一匹花绫得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为了提花，要把经线分成60综，而每一综必须用一个蹑操纵，工作起来手忙脚乱，速度很慢，而且容易出错。

马钧看到工人在这种织绫机上操作，累得满身流汗，生产效率还很低，就下决心改良这种织绫机。于是，他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对旧式织绫机进行了认真研究，重新设计了一种新式织绫机，简化了踏具，改造了桄运动机件(即开口运动机件)。马钧把原来60根经线的60蹑改成了12蹑，这样一来，新织绫机不仅更精致，更简单适用，而且生产效率也比原来的提高了四五倍，织出的提花绫锦，花纹图案奇特，花型变化多端，受到了广大丝织工人的欢迎。

龙骨水车的创制

马钧曾在魏国做过一个小官，经常住在京城洛阳。当时在洛阳城里，有一大块坡地非常适合种蔬菜，老百姓很想把这块土地开辟成菜园，可惜因无法引水浇地，一直空闲着。马钧经过反复研究、试验，终于创造出一种翻车，把河里的水引上了土坡，实现了老百姓的愿望。马钧创造的这种翻车，使用极其轻便，连小孩也能转动。它不但能提水，而且还能在雨涝的时侯向外排水。这就是龙骨水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之一，从那时起，一直被我国乡村历代所沿用，直至实现电动机械提水以前，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水转百戏”的研制

一次，有人进献给魏明帝一种木偶百戏，造型相当精美，可那些木偶只能摆在那里，不能动作，明帝觉得很遗憾。就问马钧：“你能使这些木偶活动起来吗？”马钧肯定地回答道：“能！”没过多久，马钧就成功地创造了“水转百戏”。他用木头制成原动轮，以水力推动，使其旋转，这样，上层的所有陈设的木人都动起来了。有的击鼓，有的吹萧，有的跳舞，有的耍剑，有的骑马，有的在绳上倒立，还有百官行署，真是变化无穷。“水转百戏”的研制成功，说明马钧已经熟练掌握了水利和机械方面传动的原理。

马钧在手工业、农业、机械等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是三国时代最优秀的机械制造家，就是在我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也不多见，堪称一代机械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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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钧在军事上的机械发明

三国时候，魏国和蜀国经常打仗。蜀国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出师北伐时，曾发明了一种可以把箭接连发射出去的连发射远器——连弩。它每次可发数十箭，威力很大。魏军在战场上拣到，颇感惊奇。当时已经年老的马钧看到连弩后，认为这种兵器很好，说：“巧是很巧了，但还有不到的地方，如再改进一下，威力还可增加5倍。”于是，他便将连弩进行了改进，果然效果倍增。

农田耕作的进步──代田法

代田法是西汉赵过推行的一种适应北方旱作地区的耕作方法。这种耕作方法对于恢复汉武帝末年因征战、兴作而使用民力过甚，致使凋敝的农村经济起过一定的作用，而且对后世农业技术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赵过，籍贯、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汉武帝时期，我国著名的农学家。

汉武帝末年，为了增加农业生产，刘彻任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把关中农民创造的代田法加以总结推广，即把耕地分治成甽(田间小沟)和垅，甽垅相间，甽宽一尺，深一尺，垅宽也是一尺。一亩定制宽六尺，适可容纳三甽三垅。种子播在甽底不受风吹，可以保墒，幼苗长在甽中，也能得到和保持较多的水份，生长健壮。在每次中耕锄草时，将垅上的土同草一起锄入甽中，培壅苗根，到了暑天，垅上的土削平，甽垅相齐，这就使作物的根能扎得深，既可耐旱，也可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作时变更过来，以原来的甽为垅，原来的垅为甽，使同一地块的土地甽垅轮换利用，以恢复地力。

在代田法的推广过程中，赵过首先在离宫外墙内侧空地上试验，结果较常法耕种的土地每汉亩一般增产粟一石以上，好的可增产两石。可见，代田法是一种适合于我国北方旱地作物的耕作方法，它能达到“用力少而得谷多”的增产效果。

但赵过在推行代田法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没有与牛力相配套的农具，种代田的效率并不高。他决定发明一种适用于代田等行距条播的农具。西汉初期，我国已有了简单的播种机具——耧车。不过，起初的耧车是一腿耧或两腿耧，效率不高。赵过在前人的基础上，创制了三腿耧车。这种农具的图形在山西平陆出土的汉墓壁画中得到了展现，根据壁画复原的耧车模型现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赵过发明的耧车是由种子箱、排种箱、输种管、开沟器、机架和牵引装置组成的。它的中央有一个盛放种子的耧斗，耧斗下有３条中空的耧腿，下面装着开沟用的小铁铧。播种时，一人在前牵引架着耧辕的牲畜前进，另一人在后控制耧柄高低来调节耧腿入土的深浅，同时摇动耧柄，使种子均匀地从耧腿下方播入所开的沟内。耧车后面用两条绳子横向拖拉着一根方形木头，能在耧车前进时把犁出的土刮入沟内，使种子及时得到覆盖。这种耧车将开沟、下种、覆盖三道工序结合在一起完成，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东汉崔在《政论》中说它“日种一顷”，也就是一天耕种100亩。

三腿耧车发明后，最先使用于“三辅”地区，即长安附近的关中平原，后来推广到边远地区。三腿耧车是一项杰出的发明，它的原理和功能同现代播种机差不多，在构造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我国2000多年前发明的三腿耧车是西方人直到1600年才发明的播种机的始祖。

另外，在推广过程中，赵过发现有些农民因缺牛而无法趁雨水及时耕种，于是赵过让农民以换工或付工值的办法组织起来用人力挽犁。采用这样的办法，人多的组一天可耕30亩，人少的一天也可耕13亩，较旧法用耒耜翻地，效率大为提高，使更多的土地得到垦辟。

世界上最早的农学专著──《氾胜之书》

《氾胜之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书中记载的关于成本、支出和利润的计算是有关农业生产成本等项计算的最早记录，是战国秦汉时代商品性农业有了一定发展的产物，标志着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农业经济核算思想的萌芽。

氾胜之（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末期。相传为西汉氾水（今山东曹县西北部）人，古代著名农学家。氾胜之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对农作物生长和栽培就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农业技术，注意搜集、总结家乡农民的生产经验，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知识。

在汉成帝的时候，氾胜之步入仕途，官居议郎，以轻车使者的身份到关中平原地区管理农业。在此期间，他深入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去，认真研究当地的土壤、气候和水利情况，因地制宜地总结、推广各种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经过实地考查，反复试验，他总结推广了新的耕作方法——“区田法”。他把土地分成若干个小区，做成区田。每一块小区，四周打上土埂，中间整平，深挖作区，调和土壤，

以增强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采用宽幅点播或方形点播法，推行密植，注意中耕灌溉等。

区田法的推广和运用，大大提高了关中地区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一直到清朝时，农学家杨屾在关中地区依然提倡这种耕作方法，甚至解放后的陕北地区，农民还保留着氾胜之当年推行的区田耕作法。

氾胜之还大力推广种子穗选法，要求在田间选择子粒又多又饱满的穗留作种子。他发明推广了“溲种法”，即在种子上粘上一层粪壳作为种肥，其原理直至今天还在应用。瓠子是当时三辅地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但由于瓠既不耐旱又不耐涝，产量一直低而不稳。氾胜之听说有一位农民是种瓠子的行家里手，就亲自登门拜访。他仔细观察研究这位农民的种瓠过程，自己还亲手反复做种植试验，终于总结出了一套瓠子种植高产技术，即“种瓠法”。用这个新技术栽种的瓠子，个儿长得特别大，一个可抵过去的10个。

氾胜之时时想着农业丰收，惦着百姓的温饱。为了总结推广群众中的新鲜经验，他常常微服出访，走遍了关中平原，虚心向种田好手请教，把群众的种田经验同自己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他对北方的水稻、蚕桑、小麦、瓜果等作物的栽培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结推广了种麦法、穗选法、种瓜法、调节稻田水温法、保墒法、桑苗截干法等，并加以推广，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氾胜之总结自己指导农业之经验，整理成了一部农书，后通称为《氾胜之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农业科学专著，发展了战国以来的农学，总结了我国古代黄河流域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经验，记述了耕作原则和作物栽培技术，对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对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总结，是中国传统农学的经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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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氾胜之书》成书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以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为主要标志，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发生了一个飞跃。但当时的铁农具以小型的镢、锸、锄之类为多，铁犁数量很少，而且形制原始，牛耕的推广还是很初步的。秦的统一本来给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秦朝的苛政暴敛，无限度地使用民力，又造成了社会生产的破坏。刘邦结束了楚汉相争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汉初统治者吸收了秦亡的教训，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重视对农业生产的保护和劝导，社会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生产力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以“耦犁”的发明和推广为标志，铁犁牛耕在黄河流域获得了普及，并向其他地区推广开去。农业生产力的这种空前发展，为农业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氾胜之书》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对新的经验所作的总结。

农事活动专著──《四民月令》

崔寔所著的《四民月令》成书于2世纪中期，是自《氾胜之书》到《齐民要术》出现的500多年间唯一的一部农业生产书籍，它反映了当时农业发展的状况，为东汉后期的农业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崔寔（103—107），字子真，又名台，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东汉后期著名的农学家、政论家。崔寔出身于名门高第。自高祖崔朝起，崔氏几代人中，曾有多人任郡太守等二千石以上的官职。崔寔的父亲崔瑗，是著名的书法家，对天文历法也有所研究，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相友好”。 崔瑗在做河内郡汲县县令期间，对农业生产较为重视，曾“为人开稻田数百顷”，他的言行对崔寔有一定影响。

崔寔青年时代性格内向，爱读书。成年后，在桓帝时曾两次被朝廷召拜为议郎，与边韶、延笃等在东观皇家图书馆工作，以及和诸儒博士一起杂定“五经”。 崔寔曾出任五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北部和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部地区)太守。当时，五原地方比较落后，虽然该地土壤适宜种植麻等纤维作物，但民间却没有纺织技术。老百姓冬天没有衣服穿就睡在草窝中，晋见地方官吏时就穿着稻草做的衣服。崔寔到五原后，从雁门、广武请来了织师，教当地人民纺、绩、织、纫的技巧，老百姓再也不用遭受衣不蔽体的痛苦了。

由于他在五原的政绩卓著，三四年后，又被举荐为辽东太守。后来，崔寔又被升为尚书，由于党祸，不到一年就被免归了。崔寔为官清正廉明，死的时候家徒四壁，最后还是由一些好友为他备办的棺木葬具。

崔寔根据多年的亲身体验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及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工商业经营，都必须考虑农作物的生长季节性，加以合理的妥善安排才可获得较多收益。因此他把前人和自己所积累的新旧经验，加以总结，按月安排，写成一本四时经营的“备忘录”形式的手册，即《四民月令》。

《四民月令》是叙述一年例行农事活动的专书，叙述田庄从正月直到十二月中的农业活动。现存版本共有2371字，与狭义农业操作有关的共522字，占总字数的22％，再加上养蚕、纺织、织染以及食品加工和酿造等项合计也不到40％。其他如教育、处理社会关系、粜籴买卖、制药、冠子、纳妇和卫生等约占60％多。

《四民月令》中所述的生产规模大多已超出小农经济的规模，只有官宦之家的田庄才可体验上述的生产。从其记述可以看出东汉时洛阳地区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的发展状况，当中以农业占优，重视蚕桑，畜牧业仅从属农业，蔬菜以荤腥调味类较多。《四民月令》还最先记述了中国水稻移栽和树木的压条繁殖方法。其中农业经济除了自给自足外，还有利用价格的涨落，进行粮食、丝绵和丝织品等的买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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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月令》的流传

《四民月令》成书以来，曾于魏晋南北朝到唐初流传。贾思勰《齐民要术》对书中内容曾多作引用。北周末年杜台卿撰写《玉烛宝典》的时候，每月均录有一段《四民月令》的材料。清代嘉庆年间，严可均辑录《四民月令》一卷，作为《全后汉文》第四十七卷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1921年，唐鸿学以《玉烛宝典》材料重编《四民月令》，收入《古逸丛书》中。

1965年，中华书局曾出版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1981年，农业出版社又出版了缪启瑜的《四民月令辑释》。这两个辑佚本均以《玉烛宝典》为主要根据，广泛汲取《齐民要术》和各种类书中的有关资料，参考各种辑本，书中对《四民月令》的数据多有点评。

古代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

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是一部综合性农书，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农学专著，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齐民要术》使我国的农业科学第一次形成了系统理论，为保留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宝贵经验，推动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贾思勰，北魏时期益都（今属山东）人，生活于我国北魏末期和东魏（公元6世纪），中国古代杰出的农学家。他的家族虽然世代务农，但却很喜欢读书、学习，尤其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这对贾思勰的一生有很大影响。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但却拥有大量藏书，使他从小就有机会博览群书，从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为他以后编撰《齐民要术》打下了基础。

贾思勰曾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等官职，并因此到过山东、河南、河北等许多地方。他每到一处，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并虚心向一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农请教，从而积累了许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

中年后的贾思勰回到故乡，开始经营农牧业，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和放牧活动。有一次，贾思勰养的200多头羊因为饲料不足，不到一年就饿死了一大半。事后他想，下次我事先种上20亩大豆，把饲料准备够羊就不会饿死了。这样，他又养了一群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羊又死了许多。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羊少饲料多，羊也会死亡。贾思勰赶忙去向村里的老羊倌请教。老羊倌在仔细询问了贾思勰养羊的情况后，找到了羊死亡的原因：贾思勰放饲料的方法不对。羊是最爱干净的，他随便把饲料扔在羊圈里，羊在上面踩来踩去，拉屎撒尿也都在上面，这样的饲料羊自然不肯吃，所以就饿死了。贾思勰又在老羊倌家里住了好多天，认真观察了老羊倌的羊圈，学到了丰富的养羊经验。回去后，就按照老羊倌的方法去做，效果果然不错。

北魏永熙三年（534）到东魏武定二年（544）间，贾思勰将自己积累的许多古书上的农业技术资料、请教老农获得的丰富经验以及他自己亲身实践后的体会，加以分析整理和归纳总结，写成了农业科学技术巨著《齐民要术》。该书分为10卷，共92篇，11万字；其中正文约7万字，注释约4万字。另外，书前还有“自序”“杂说”各一篇。《齐民要术》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面极广，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经济林木的生产以及各种野生植物的利用等等；同时，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各种家禽、家畜、鱼、蚕等的饲养和疾病防治，并把农副产品的加工以及食品加工、文具和日用品生产等形形色色的内容都囊括在内。

《齐民要术》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无限的聪明才智，为保留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宝贵经验，推动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一部总结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杰出著作，是一部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农业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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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民要术》的成书背景

北魏之前，我国北方处于一种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鲜卑族的拓跋氏建立了北魏政权并逐步统一了北方地区，社会秩序由此逐渐稳定，社会经济也逐渐恢复发展。北魏孝文帝在社会经济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更是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尽管如此，当时的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贾思勰认识到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国家能否强盛的关键在于君主是否重视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要想有发展就必须依靠提高政府官员和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因此，他亲自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总结当时的经验，研究前人的成果，写成了农业科学技术巨著《齐民要术》。

最早的茶叶百科全书──《茶经》

《茶经》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它将普通茶事升格为一种美妙的文化艺术，不仅是一部精辟的农学著作，还是一部阐述茶文化的书，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陆羽（733—804），字鸿渐，号竟陵子、桑苎翁、东冈子，又号“茶山御史”。唐朝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陆羽一生嗜茶，精于茶道，因著有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而闻名于世，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

据《新唐书》和《唐才子传》记载，陆羽因其相貌丑陋而成为弃儿，后来在湖北天门县西门外西湖之滨被当地龙盖寺智积禅师收养。陆羽在黄卷青灯、钟声梵音中学文识字，习诵佛经，还学会煮茶等事务。虽处佛门净土，日闻梵音，但陆羽并不愿皈依佛法，削发为僧。

12岁那年，陆羽乘人不备，逃出了龙盖寺。后来，陆羽结识了被贬的礼部郎中崔国辅，两人一见如故，常一起出游，品茶鉴水，谈诗论文。天宝十五年（756）陆羽为考察茶事，出游巴山峡川。唐肃宗乾元元年(758)，陆羽来到升州(今江苏南京)，寄居栖霞寺，钻研茶事。他对茶叶有浓厚的兴趣，长期进行调查研究，熟悉茶树栽培、育种和加工技术，并擅长品茗。唐上元元年(760)，陆羽从栖霞山麓来到苕溪(今浙江吴兴)。他隐居在山里，时常身着布衣草鞋在山林间穿行，采集茶叶、寻觅山泉，取得了茶叶生产和制作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都为他著《茶经》奠定了基础。

780年，陆羽呕心三十载的《茶经》付梓，全书3卷，共7000余字，是唐代和唐以前有关茶叶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是一部关于茶叶生产的历史、源流、现状、生产技术以及饮茶技艺、茶道原理的综合性论著。陆羽在各大茶区观察了茶叶的生长规律、观察了茶农对茶叶的加工，进一步分析了茶叶的品质的优劣，并学习了民间烹茶的良好方法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规律，他所创造的一套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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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煎茶的故事

唐朝的代宗皇帝李豫喜欢品茶，宫中也常常有一些善于品茶的人供职。有一次，竟陵智积和尚被召到宫中。宫中煎茶能手，用上等茶叶煎出一碗茶，请智积品尝。智积饮了一口，便再也不尝第二口了。

皇帝问他为何不饮，智积说：“我所饮之茶，都是弟子陆羽为我煎的。饮过他煎的茶后，旁人煎的就觉淡而无味了。”

皇帝听罢，记在心里，事后便派人四处寻找陆羽，终于在吴兴县苕溪的天杼山上找到了他，并把他召到宫中，当即命他煎茶。陆羽立即将带来的清明前采制的紫笋茶精心煎制后，献给皇帝，果然茶香扑鼻，茶味鲜醇，清汤绿叶，与众不同。皇帝连忙命他再煎一碗，让宫女送到书房给智积去品尝，智积接过茶碗，喝了一口，连叫好茶，于是一饮而尽。他放下茶碗后，走出书房，连喊：“渐儿何在？”

皇帝忙问：“你怎么知道陆羽来了呢？”智积答道：“我刚才饮的茶，只有他才能煎得出来，当然是他到宫中来了。”

农具发展的重大突破──曲辕犁

耕犁在农业生产中是最重要的整地农具，曲辕犁的出现在我国农具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是耕犁发展到唐代的一次重大突破，从此以后，曲辕犁就成为我国耕犁的主流。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耕犁的结构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曲辕犁，也称东江犁，它是江南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最早出现于唐代后期的东江地区。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具的创造更新。犁是人类早期耕地的农具,中国人大约自商代起使用耕牛拉犁,木身石铧。随着冶铁技术的广泛运用,战国时出现了铁犁铧,使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代曲辕犁的广泛推广,使中国在耕地农具方面达到了鼎盛时期,在技术上足足领先欧洲近2000年。

根据唐朝末年著名文学家陆龟蒙《耒耜经》记载，曲辕犁由11个部件组成，即犁铧、犁壁、犁底、压镵、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和犁盘。犁铧用以起土；犁壁用于翻土；犁底和压镵用以固定犁头；策额保护犁壁；犁箭和犁评用以调节耕地深浅；犁梢控制宽窄；犁辕短而弯曲；犁盘可以转动。整个犁具有结构合理、使用轻便、回转灵活等特点,它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中国犁已基本定型。

《耒耜经》对各种零部件的形状、大小、尺寸有详细记述,十分便于仿制和流传。后来曲辕犁的犁盘被进一步改进,出现了“二牛抬扛”,直到今天仍被一些地方运用。

在唐代之前，人们普遍使用的是笨重的长直辕犁，这种耕犁耕地时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也不高。曲辕犁和以前的耕犁相比，有几处重大改进。

首先是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旧式犁长一般为今9尺左右，前及牛肩，曲辕犁长合今6尺左右，只及牛后。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这样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人力和畜力。由旧式犁的二牛抬杠变为一牛牵引。而且，由于占地面积小，这种犁特别适合在南方水田耕作，所以在江东地区得到推广。

其次是增加了犁评和犁建，如推进犁评，可使犁箭向下，犁铧入土则深。若提起犁评，使犁箭向上，犁铧入土则浅。将曲辕犁的犁评、犁箭和犁建三者有机地结合使用，便可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同要求，并能使调节耕地深浅规范化，便于精耕细作。

曲辕犁还改进了犁壁。唐时犁壁呈圆形，因此又称犁镜。犁壁不仅能碎土，还可将翻起的土推到一旁，以减少前进阻力，而且能翻覆土块，以断绝草根的生长。曲辕犁结构完备，轻便省力，出现后很快就逐渐推广到了全国的各个地区，成为当时最先进的耕具。

唐代曲辕犁的设计较以前的直辕犁更加人性化,符合人机工程学要求。材料选用自然的木材,农民对木材特有的感情会使其在使用时有亲切感。设计上符合人机工程学的要求,主要体现在:通过犁梢的加长,使扶犁的人不必过于弯身；加大犁架的体积,便于控制曲辕犁的平衡,使其稳定。

另外，从经济性来说，唐代曲辕犁的设计，更经济实用，适合普通老百姓的购买和使用。用材主要是木材和铁，木材价格低廉，随处可取；当时铁已广泛用于各种器物上，冶炼的技术被人普遍掌握；从结构上看，既简单又连接牢固。整体经济性好，便于普遍推广利用。

唐代曲辕犁在我国古代农具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影响深远。它不仅技术上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而且设计精巧，造型优美。在当代农具的设计中,曲辕犁仍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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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辕犁的美学分析

在曲辕犁中，犁辕的长度除了能满足分解牵引力的功能要求外，还兼顾了与整体犁架的比例。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同时，以人的身高尺寸作为量度标准，其选择符合人机关系，以人为本。犁铧的尺度由耕地的深度、宽度来确定，它本身也有一定的长宽比例，并与犁架的比例相统一、相和谐。曲辕犁不仅有精巧的设计，并且还符合一定的美学规律，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犁辕有优美的曲线，犁铧有菱形的、V形的，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还有良好的审美情趣。

元代三大农书之冠──《王祯农书》

元朝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生产经验更加丰富。《王祯农书》在继承前人农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对广义农业生产知识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在中国农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王祯（1271—1330），字伯善，山东东平人，我国元代著名的农学家。据史料记载，王祯曾做过宣州旌德县和信州永丰县两任县尹。任职期间，他恪尽职守，公正无私，勤勉务实，经常将薪俸捐给地方兴办学校，修建桥梁，整修道路，施舍医药，教农民种植、树艺。时人颇有好评，称赞他“惠民有为”。

王祯任职的旌德县多山，耕地大部分是山地。有一年碰上旱灾，眼看禾苗都要旱死，农民心急如焚。王祯看到旌德县许多河流溪涧有水，想起从家乡东平来旌德县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一种水转翻车，可以把水提灌到山地里。王祯立即画出图样，又召集木工、铁匠赶制，组织农民抗旱。就这样，水转翻车使旌德县几万亩山地的禾苗得救了。

王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他认为吃饭是百姓的头等大事，政府的首要政事就是抓农业生产。而他作为地方官，应该熟悉农业生产知识，否则就无法担负劝导农桑的责任，因此，他留心农事，处处观察，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知识。每到一地，就传播先进耕作技术，引进农作物的优良品种，推广先进农具。这些做法为后来撰写《农书》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王祯农书》有两种版本，一种是37集本，包括“农桑通诀”6集、“百谷谱”11集、“农器图谱”20集。一种是22卷本，包括“农桑通诀”6卷、“谷谱”4卷、“农器图谱”12卷。两种本子的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后者将谷谱由11集并为4卷、将农器图谱由20集并为12卷。全书约13.6万字，插图281幅，总结了元朝以前农业生产实践的丰富经验，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亦为中国最早的图文并茂的农具史料。

在农田灌溉方面

王祯在“农桑通诀”中专辟“灌溉篇”，把农田灌溉摆在重要地位。他通过追溯古代治水和修筑沟洫的情况，说明兴修农田水利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通过列举古代水利工程的遗迹，以及难以计数的中小型水利工程，说明“兴废修坏”是发展农田水利的重要途径；又介绍了多种引水方法，指出各种地势引水灌溉的方法；并总结了围田和圩田的经验，指出南方“水乡泽国”兴水利、除水害的途径。

在发展牧业方面

王祯总结了养马、牛、羊、猪、鸡、鹅、鸭的经验。在养马方面，王祯继承和发扬了“食有三刍，饮有三时”的经验。在养牛方面，王祯认为要养好牛，就要在“勿犯寒暑”“勿使太劳”“时其饥饱”“节其作息”等方面下功夫。同时要准备充足的饲料，并及时为牛治病。在养蚕、养鱼、养蜂方面，王祯也总结了一些新经验。如养蚕，王祯总结了择种收种、保存蚕种、饲养管理、调节室温等经验。

王祯创制耕耘器具

刀，是开荒时走在犁的前面，用以割除芦苇，清除障碍，提高工效的工具。铁耙，适应南方水田土壤的耕垦工具，一般具有六齿或四齿。秧马，能行于泥中，便于水田作业的工具。耘荡，适于水田中除草的耕耘工具。耘爪，用竹管加上铁尖套在手指上，用以耘田的工具。耧锄，华北平原用于畜力耕耘的器具，一天可耘田20亩，工效很高。砘车，在耧车后边配上石制砘车，能沿耧脚所开的沟进行镇压，使种土相亲，有利于发芽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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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多识的农学家王祯

王祯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农学家，而且是一位精巧的机械设计制造家。他设计和绘制了大量复杂的农业机具图，并对一些早已失传的机械，多方征求研究，使其复原，有的还进行了改造。如东汉时南阳太守杜诗发明炼铁用的“水排”鼓风技术，到元代时已经失传，王祯经过长期反复研究，终于搞清了“水排”的构造原理，并绘制成图，载入“农器图谱”中。在复原过程中，他还把原来用皮橐鼓风，改为类似风箱的木扇鼓风。这既节省了费用，减轻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冶炼技术。这项复制和改革在我国古代冶铁史上有重大意义。

纺织技术的传播──黄道婆的发明

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的革新，促进了棉纺织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松江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同时也间接地推动了棉花种植业的发展，松江一度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

黄道婆（1245—1330），又名黄婆，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华泾镇)人，元代棉纺织家。她出身贫苦，生性刚强，因无法忍受公婆和丈夫的羞辱虐待而离家出走，远赴少数民族聚居的崖州。在黎族人民那里，黄道婆学会了先进的纺织技术。勤劳聪明的黄道婆很快成为当地有名的纺织能手，还和黎族姐妹一起改进纺织工具和纺织工艺，创造了许多新的花色。

在崖州生活了20多年后，由于思念故土，黄道婆告别黎乡，返回了阔别多年的故土。黄道婆重返故乡时，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普及，但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她回来后，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精湛的织造技术传授给故乡人民，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的生活。

制造轧棉机

黄道婆首先改革了擀籽工序。她先去了解之前人们是怎样去籽净棉的，妇女们苦恼地告诉她，还是用手指一个一个地剥。黄道婆说，从现在起，咱们改用新的擀籽法吧，便教大家一人持一根光滑的小铁棍儿，把籽棉放在硬而平的捶石上，用铁棍擀挤棉籽，试验以后，妇女们乐不可支地嚷着：“一下子可以擀出七八个籽儿呀，再也不用手指头挨个儿数了！”

黄道婆见大伙高兴，也感到十分快活，但并不满足。她觉得，用手按着铁棍儿擀，还是比较费力的，便继续寻求新办法。忽然，她想到了黎族脚踏车的原理，心里豁然一亮，马上和伙伴商量试用这一原理制造轧棉机，白天黑夜都琢磨。最后，用四块木板装成木框，上面树立两根木柱，柱头镶在一根方木下面，柱中央装着带有曲柄的木铁二轴；铁轴比木轴直径小，两轴粗细不等，转动起来速度不同。

黄道婆同两个姐妹，一个人向铁木二轴之间缝隙喂籽棉，两个人摇曲柄，结果，棉絮棉籽迅速分落两轴内外两侧。

创造三锭脚纺车

在纺纱工序上，黄道婆创造出三锭脚纺车，代替过去单锭手摇纺车。脚踏的力量大，还腾出了双手握棉抽纱，同时能纺三根纱，速度快、产量多，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纺车，是一个了不起的技术革命。

改良织布机

在织布工序上，黄道婆对织布机也有一定的改革。她借鉴我国传统的丝织技术，汲取黎族人民织“崖州被”的方式，与乡亲们共同研究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棉织技术，织成的被、褥、带、帨（手巾）等，上面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花纹，鲜艳如画，“乌泥径被”名驰全国。

从黄道婆传授了新工具、新技术后，棉织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元末时，当地从事棉织业的居民有1000多家，到了明代，乌泥泾所在的松江，成了全国的棉织业中心，赢得了“衣被天下”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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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婆的传说

黄道婆到崖州后，因为心灵手巧，很快就掌握了黎族的纺织技术和工艺，织出了色彩鲜艳、图案精美的桶裙、被面，令人赏心悦目，赞叹不已。她的名气很快就传遍了四面八方。当地的头人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命令黄道婆织出最美的崖州被献给皇帝。第二天，头人如愿以偿地拿到了美丽无比的崖州被，得意忘形地离开了。但是隔天早上，头人穿上入朝礼服准备起程上京献贡品时，却惊呆了：美丽的崖州被已经变成一幅粗黑布。头人气得发抖，命人马上把黄道婆抓来处死。

可是黄道婆早就逃跑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原来，黄道婆有意捉弄他，把容易变色的植物染料染上崖州被，当天看来十分鲜艳美丽，隔天却全变成了黑色。黄道婆知道头人一定会来抓她处罪，便在黎胞姐妹的帮助下重返自己的家乡，把黎族的先进纺织技术传授给乡亲，并在原基础上加以改进，织出的产品驰名中外。

综合性农学著作──《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是我国古代一部集大成的农业科学巨著，它不仅保存了大量古代农学资料，也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传统农学，对当时及后来的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松江人，我国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出生时，松江地区还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四周都是种满庄稼的农田。徐光启小时候进学堂读书，就很留心观察周围的农事，对农业生产有着浓厚的兴趣。

徐光启自幼聪敏好学，活泼矫健，万历九年（1581），徐光启考中秀才，开始在家乡教书。他白天给学生们授课，晚上阅读古代农书、钻研农业生产技术。由于农业生产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又离不开数学，他又进一步博览古代的天文历法、水利和数学著作。

1593年，徐光启受聘去韶州任教，接触到了传教士郭居静。在郭居静那儿，他第一次见到一幅世界地图，知道在中国之外竟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又第一次听说地球是圆的，有个叫麦哲伦的西洋人乘船绕地球环行了一周；还第一次听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能清楚地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后来，徐光启结识了罗马传教士利玛窦，开始跟他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并同利玛窦等人一起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著作。

《农政全书》编著于天启五年至崇祯元年（1625—1628）间，在徐光启生前未能出版，是后来由他的学生陈子龙整理刊行的。《农政全书》是徐光启一生最杰出的作品，共60卷，50多万字，内容非常详尽。全书共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个部分。这部书的篇幅之大，超过了《齐民要术》七倍，是我国古代农书中篇幅最大的一部。与以往的农书相比，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徐光启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即重视对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关政策、制度、措施的研究，特别是对屯垦、备荒、水利三个方面做了系统的阐述。

《农政全书》为后世保留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既沿用了前代农书中的大量资料，系统地归纳了前人及当时的文献，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体会、科学观点及成果，拓宽了知识范围，增加了屯垦、荒政、水利等全新的内容。《农政全书》在我国农学遗产的宝库中极负盛誉，在世界上也颇具影响，它集中展现了当时我国在农业科学上所达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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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灭蝗

1626年夏天，江苏北部蝗灾蜂起。蝗群所过之处，苗谷尽空，大树也被啃得干干净净，好多地方绝收。这个时候，徐光启正因同僚倾轧，赋闲在家，听到这个消息，心如火焚，立即对危害农耕的蝗灾进行了研究。徐光启总结了农民灭蝗的经验，幼虫最易消灭，凡是蝗区，到了蝗虫滋生之时，必须组织人到河滩湖畔巡查，看到哪里有隆起的土堆，蠕动的幼虫，就要立即扑打，务必消灭殆尽。

徐光启想到，光凭一家一户，甚至一村一镇，是不可能组织起这样的行动的，必须官府与百姓全力以赴，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徐光启写了《除蝗疏》，上书朝廷并向有关州县散发。凡是听了徐光启的办法并施行的地方，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可惜，当时的明熹宗并没有接受徐光启的主张。所以，有的地区蝗灾依然很猖獗。

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天工开物》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著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它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被国外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宋应星（1587—1661），字长庚，江西南昌奉新北乡（今宋埠乡）人，明末清初科学家。宋应星的曾祖父是南京吏、工、兵三部尚书，为官清正廉明，他的作风对宋氏后代有很大的影响。在书香门第长大的宋应星从小就聪颖好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深得老师及长辈的喜爱。

后来，他与哥哥一起考入当地县学。但他个性活泼好动，对枯燥乏味的八股文很反感，反而对那些“旁门左道”的各种物件制作技术很感兴趣。有一次，他到一个朋友家做客。朋友家里摆满了各种大大小小、形状、颜色、图案都不一样的花瓶。宋应星立即对这些陶土制成的花瓶发生了兴趣，他不断问朋友花瓶的制作方法。朋友却摇头对他说：“这些花瓶的制造方法，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不值得我们读书人学习。”宋应星却不这样想，他认为：我们对这些日常生活用品的制作方法都不了解，实在是太无知了，又怎么能把它们看成是雕虫小技呢？我一定要把它们搞懂。于是，他开始留心做各种技艺资料的收集和记录。

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让宋应星的仕途一再受挫，经历了几次科举考试之后，宋应星就打消了做官的念头，体会到终生埋头书本而缺乏实际知识，是最大的无知。于是，他下定决心彻底放弃科举，转向实学，开始钻研与国计民生有切实关系的科学技术。多次的会试经历，虽然没有成全宋应星当官的愿望，但是在参加考试的途中，他行程数万里，对南北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作了大量详细的科学考察，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崇祯八年(1635)，宋应星到袁州府分宜县当老师。这是宋应星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他的主要著作都在此期间撰写。他利用课余时间，及时记录下有关工农业生产的技术知识，这些都是《天工开物》创作的源泉。

《天工开物》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绘制了123幅插图，描绘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全书分上、中、下3卷，又细分做18卷。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

《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著作，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受到高度评价。如法国的儒莲把《天工开物》称为“技术百科全书”，英国的达尔文称之为“权威著作”。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三枝博音称此书是“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把《天工开物》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 中国的狄德罗——宋应星写作的17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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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的传播

《天工开物》在崇祯十年（1637）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注意。大约17世纪末年，它就传到了日本。19世纪30年代，不同文版的《天工开物》摘译本开始在欧洲大陆广泛传播，对欧洲的社会生产和科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止，《天工开物》一书在全世界发行了16个版本，印刷了38次之多。其中，国内（包括大陆和台湾）发行11版，印刷17次；日本发行了4版，印刷20次；欧美发行1版，印刷1次。这些国外的版本包括两个汉籍和刻本，两个日文全译本，以及两个英文本。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是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创始人，他成功地将水稻亩产从300公斤提高到了800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缓解了全世界的粮食危机，给人类带来了福音。袁隆平被誉为“当代神农氏”“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

袁隆平（1930—　），江西省德安县人，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1953年，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农业教育及杂交水稻研究。

1960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像往常一样来到校园外的早稻试验田观察，偶然发现了一株特殊的稻子：共有10余穗，每穗有 160—170粒。第二年，他适时将这独特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分离变异现象十分严重，原有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面对这一结果，袁隆平马上想到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顿悟到：那是一株“天然杂交稻”！当时，杂交水稻研究是世界上公认的难题，并且全世界都流传着“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不良基因早已淘汰，既然自交不退化，那么杂交就没有优势”的观点。但袁隆平并没有因这些固有的说法而退缩，他坚信杂交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

从此，袁隆平开始了他的漫长的探索过程。夏季骄阳似火，正是南方水稻的扬花季节。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踏烂泥，手拿放大镜，像猎手搜寻猎物一样，在安江农校农场的稻田里寻找水稻雄性不育植株。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无所收获，两手空空。直到第14天，袁隆平才发现了第一株雄蕊退化的水稻不育株。在９个月时间里，他前后检查了1.4万余个稻穗，找到了六株雄性不育株，并对它们的杂交第一代和第二代进行了研究，向世界吹响了“绿色革命”的号角。

1975年，由袁隆平任技术总顾问的杂交水稻试验田第一次获得成功，为1976年在全国大面积试种推广杂交水稻培育了大量的种子。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38亿亩，增产3600亿千克，并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三系杂交水稻被誉为“东方魔稻”。

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袁隆平没有沉醉，依然探索不止。美国学者巴来伯格赞扬道：“袁隆平赢得了中国可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了。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打败了饥饿的威胁；是他领导着人们走向丰衣足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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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的金钱观念

如果袁隆平在刚开始研究杂交水稻时，只想着能赚多少钱，靠什么样的方法可使自己致富，能成为多少身价的富翁，那他就不是袁隆平了。袁隆平对于金钱的观念，一是不吝啬，二是不奢侈。在袁隆平看来，金钱的多少，无非是一个数字，他说：“钱是要有的，要生活，要生存，没有钱，饭都吃不上，是不能生存的。但钱够一般日常生活开销，再小有积蓄就行了，对钱不能看得太重。”他几乎将在国际上获得的所有大奖的奖金都捐赠给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以表彰和扶掖对农业科研有贡献的人。

第六讲 数学计算技术

数学史上的伟大创造──算筹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计算工具，它是世界数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算筹记数法十分明确地体现了十进位值记数法，以其为基础发展出一整套筹算算法，开成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独特风格，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数学成就。

根据史书的记载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古代的算筹是一根根同样长短和粗细的小棍子，一般长为13—14cm，径粗0.2—0.3cm，多用竹子制成，也有用木头、兽骨、象牙、金属等材料制成的，大约270多枚为一束，放在一个布袋里，系在腰部随身携带。需要记数和计算的时候，就把它们取出来，放在桌上、炕上或地上都能摆弄。别看这些都是一根根不起眼的小棍子，在中国数学史上它们却是立有大功的。

而它们的发明，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古时候，有一个卖米商人去城里运货。天刚蒙蒙亮，人们都还在睡觉，他就急匆匆地出发了。走着走着，就到中午了，商人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这时，他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他的马车最多能运75袋米，现在马车上已经有34袋米了，最多还能运几袋米呢?商人想来想去，都不知道该运多少。

这时，有两根树枝从树上掉了下来，让商人有了一点启发:用5根树枝表示五袋米，在用7根稍长一点的树枝表示70袋，并在下面摆3根大的树枝，4根小的树枝，再从5根树枝中拿出4根，7根树枝中拿出3根，就是41了！原来最多能运41袋。商人知道了最多能运几袋，坐起身来，骑上马，继续向县城行驶。

这就是有关算筹发明的故事。在算筹计数法中，以纵横两种排列方式来表示单位数目的，其中1—5均分别以纵横方式排列相应数目的算筹来表示，6—9则以上面的算筹再加下面相应的算筹来表示。表示多位数时，个位用纵式，十位用横式，百位用纵式，千位用横式，以此类推，遇零则置空。

为什么又要有纵式和横式两种不同的摆法呢？这就是因为十进位制的需要了。所谓十进位制，又称十进位值制，包含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十进制”，即每满十数进一个单位，十个一进为十，十个十进为百，十个百进为千……其二是“位值制”，即每个数码所表示的数值，不仅取决于这个数码本身，而且取决于它在记数中所处的位置。如同样是一个数码“2”，放在个位上表示2，放在十位上就表示20，放在百位上就表示200，放在千位上就表示2000了。在我国商代的文字记数系统中，就已经有了十进位值制的荫芽，到了算筹记数和运算时，就更是标准的十进位值制了。

中国古代十进位制的算筹记数法在世界数学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的记数法相比较，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古罗马的数字系统没有位值制，只有七个基本符号，如要记稍大一点的数目就相当繁难。古美洲玛雅人虽然懂得位值制，但用的是20进位；古巴比伦人也知道位值制，但用的是60进位。20进位至少需要19个数码，60进位则需要59个数码，这就使记数和运算变得十分繁复，远不如只用9个数码便可表示任意自然数的十进位制来得简捷方便。

中国古代数学之所以在计算方面取得许多卓越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这一符合十进位制的算筹记数法。马克思在他的《数学手稿》一书中称十进位记数法为“最妙的发明之一”，确实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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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筹与筹算

筹算是中国古代使用算筹进行计算的方法。它使用中国商代发明的十进位制计数，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四则运算以及乘方、开方等较复杂运算，并可以对零、负数和分数作出表示与计算。从战国时期一直到明朝被珠算取代之前，筹算不但是中国古代进行日常计算的方法，更是中国古代数学家研究数学时常用的计算器具，是中国古代各种重要数学发明的基础，开创了中国古代以计算为中心的数学体系，与古希腊以逻辑推理为中心的数学体系有所不同。

古代数学发展的基础──《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是我国流传至今最古老的数学专著之一，它是社会发展和数学知识长期积累的结果，它汇集了不同时期数学家的劳动成果。《九章算术》的完成奠定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基础，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刘徽，生于250年左右，三国后期魏国人，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也是中国古典数学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刘徽的工作，不仅对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也在世界数学史上确立了他崇高的历史地位。鉴于刘徽的巨大贡献，不少书上把他称作“中国数学史上的牛顿”。

刘徽的主要著作有：《九章算术》10卷；《重差术》即《海岛算经》1卷；《九章重差图》1卷。遗憾的是，后两本著作都在宋代失传。刘徽的数学成就大致为两个方面：一是理清了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并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二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创见。《九章算术》在数系理论、筹式演算理论、勾股理论、面积与体积理论以及割圆术与圆周率等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九章算术》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数学著作，现传本《九章算术》共收集了246个应用问题和各种问题的解法，分别隶属于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九章算术》所包含的各种算法是汉朝数学家们在秦以前流传下来的数学基础上，适应当时的需要补充修订而成的。

《九章算术》不仅在中国数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世界数学的发展也有杰出的贡献。分数理论及其完整的算法，比例和比例分配算法，面积和体积算法，以及各类应用问题的解法，在书中的方田、粟米、衰分、商功、均输等章已有了相当详备的叙述。而少广、盈不足、方程、勾股等章中的开立方法、盈不足术（双假设法）、正负数概念、线性联立方程组解法、整数勾股弦的一般公式等内容都在世界数学史上处于领先地位。

在数系理论方面

刘徽用数的同类与异类阐述了通分、约分、四则运算，以及繁分数化简等的运算法则；在开方术的注释中，他从开方不尽的意义出发，论述了无理方根的存在，并引进了新数，创造了用十进分数无限逼近无理根的方法。

在筹式演算理论方面

刘徽赋予先给率以比较明确的定义，又以遍乘、通约、齐同等三种基本运算为基础，建立了数与式运算的统一的理论基础，他还用“率”来定义中国古代数学中的“方程”，即现代数学中线性方程组的增广矩阵。

在勾股理论方面

刘徽逐一论证了有关勾股定理与解勾股形的计算原理，建立了相似勾股形理论，发展了勾股测量术，通过对“勾中容横”与“股中容直”之类的典型图形的论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相似理论。

割圆术与圆周率

刘徽在《九章算术·圆田术》注中，用割圆术证明了圆面积的精确公式，并给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他首先从圆内接六边形开始割圆，每次边数倍增，算到192边形的面积，得到π=157/50=3.14，又算到3072边形的面积，得到π=3927/1250=3.1416，称为“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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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之父”欧几里德

刘徽是中国传统数学的奠基者，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较高的地位，被誉为“中国的欧几里德”。欧几里德（约前330—前275），是古希腊数学家，被称为“几何之父”。他最著名的著作《几何原本》是欧洲数学的基础，他提出五大公设，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教科书。欧几里德也写了一些关于透视、圆锥曲线、球面几何学及数论的作品，是几何学的奠基人。

世界上第一个最精密的圆周率

祖冲之不但精通天文、历法，他在数学方面的贡献，特别对“圆周率”研究的杰出成就，更是超越前代。祖冲之算出的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以后7位，成为当时最先进的成就，他创造的世界记录到15世纪才由阿拉伯数学家卡西打破。

求算圆周率的值是数学中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困难的研究课题。中国古代许多数学家都致力于圆周率的计算，而公元5世纪祖冲之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圆周率计算的一个跃进。要作出这样精密的计算，是一项极为细致而艰巨的脑力劳动，祖冲之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有一天，祖冲之正在翻阅刘徽给《九章算术》作的注解，他被刘徽用高度的抽象概括力建立的“割圆术”与极限观念所折服，不禁拍案叫绝。连连称赞：“真了不起 ！真了不起！”在一边专心致志看书的儿子祖暅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所震动，忙问：“父亲，谁了不起了？”“我说刘徽了不起。”祖冲之的眼睛仍然停留在竹简上。“刘徽是谁？”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祖暅还不知道刘徽是个什么样的人。“三国时代的科学家。”“他有什么地方了不起呢？”“他用极限观念建立了割圆术。”“割圆术？”祖暅茫茫然地望着父亲。

“你看！”祖冲之指着手中拿着的竹简，滔滔不绝的给儿子讲着。“刘徽提出：在圆内作一个正六边形，每边和半径相等。然后把六边所对的六段弧线一一平分。作出一个正十二边形。这个十二边形的边长总加起来比六边形的边长的总和要大，比较接近圆周，但仍比圆周短。刘徽认为，用同样方法，作出二十四边形。那周长总和又增加了，又接近圆周了。这样一直把圆周分割下去，割得越细，和圆周相差越少，割而又割，直到不可再割的时候，这个无限边形就和圆周密合为一，完全相等了。刘徽用割圆术计算了六边、十二边、二十四边、四十八边，一直计算到九十六边形的边长之和，得出圆周是直径的3.14。”

祖冲之把刘徽计算圆周率的“割圆术”讲给儿子听，祖暅虽然似懂非懂，但也引起了他无限的兴趣。“刘徽真了不起！真行！”祖冲之听着孩子的话，沉思片刻说：“我告诉你吧，刘徽算出的圆周率，其实他自己也不满意。他声明：实际的圆周率应该比3.14稍大。如果他继续‘割而又割’地割下去。就会算得更精确。”“那我们来继续‘割而又割’，行吗？”祖暅问了一句。“行呀，我们可以算出更精确的圆周率！这就需要我们付出更为艰巨的劳动！”

这一夜，父子俩久久未能入睡。枯燥无味的数学却引来了儿子无限的兴趣，丰富的幻想；祖冲之则盘算着如何去消化前人的成果，开拓数学研究的新路。

461年，祖冲之被派在刘子鸾手下做一个小官。他始终没放松对科学技术的钻研，每天早上都得进宫办事，下午一回来，就一头钻进书房，有时甚至忘了吃晚饭，忘了休息。年幼的儿子，被他父亲的这种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的刻苦攻关精神所感动。

一天，祖冲之早上进宫办完杂事，就匆匆赶回了家，在书房的地板上画了一个直径一丈的大圆，运用 “割圆术”的计算方法，在圆内先作了一个正六边形。他们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日复一日，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寒，从不间断地辛勤地计算着……

祖冲之为了求出最精密的圆周率，对九位数进行包括加减乘除及开方等运算130次以上。这样艰巨复杂的计算，在当时没有算盘，只靠一些被称作“算筹”的小竹棍，摆成纵横不同的形状，用来表示各种数目，然后进行计算，这不仅需要掌握纯熟的理论和技巧，更需具备踏踏实实、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不惜付出艰巨的劳动代价，才能取得杰出的成就。经过艰苦的计算，祖冲之终于得出较精确的圆周如直径为1，圆周大于3.1415926，小于3.1415927。

祖冲之经过刻苦钻研，继承和发展了前辈科学家的优秀成果。祖冲之求出的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这在当时全世界上只有他一人。祖冲之对圆周率数值的精确推算值，用他的名字命名为“祖冲之圆周率”，简称“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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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暅原理”的发明

祖冲之与他的儿子祖暅一起，用巧妙的方法解决了球体体积的计算。他们当时采用的一条原理是：“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意思是，位于两个平行平面之间的两个立体，被任一平行于这两个平面的平面所截，如果两个截面的面积恒相等，则这两个立体的体积相等。这一原理，在西方被称为卡瓦列利原理， 但这是在祖氏以后一千多年才由卡氏发现的。为了纪念祖氏父子发现这一原理的重大贡献，大家也称这一原理为“祖暅原理”。

数学家秦九韶的科学成就

秦九韶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数学家，他所著的《数书九章》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另外，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是中世纪世界数学的最高成就，比西方1801年著名数学家高斯建立的同余理论早554年，被西方称为“中国剩余定理”，秦九韶也因此被康托尔称为“最幸运的天才”。

秦九韶（1202—1261），字道古，安岳人，我国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自幼聪敏好学，尤其是在数学学科上，他更是表现出了高度的兴趣和热爱。宋绍定四年（1231），秦九韶考中进士，曾担任县尉、通判、参议官、州守、同农、寺丞等职，先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做官。他在政务之余，对数学进行潜心钻研，并广泛搜集历学、数学、星象、音律、营造等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宋淳佑四至七年（1244—1247），他在为母亲守孝时，把长期积累的数学知识和研究所得加以编辑，写成了《数书九章》一书，并创造了“大衍求一术”。这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近代数学和现代电子计算设计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被称为“中国剩余定理”。他所论的“正负开方术”，被称为“秦九韶程序”。现在，世界各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数学课程，几乎都要接触到他的定理、定律和解题原则。

划时代巨著《数书九章》

《数学九章》共9章18卷，九章即九类：“大衍类”“天时类”“田域类”“测望类”“赋役类”“钱谷类”“营建类”“军旅类”“市物类”，每类9题共计81题。该书内容丰富之极，上至天文、星象、历律、测候，下至河道、水利、建筑、运输，各种几何图形和体积，钱谷、赋役、市场、牙厘的计算和互易。许多计算方法和经验常数直到现在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被誉为“算中宝典”。

此书不仅代表着当时中国数学的先进水平，也是中世纪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我国数学史家梁宗巨评价道：“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内容丰富，精湛绝伦。特别是大衍求一术及高次代数方程的数值解法，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那时欧洲漫长的黑夜犹未结束，中国人的创造却像旭日一般在东方发出万丈光芒。”

中国剩余定理 ——大衍求一术

秦九韶所发明的“大衍求一术”，即现代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组解法，是中世纪世界数学的最高成就，比西方1801年著名数学家高斯建立的同余理论早554年，被西方称为“中国剩余定理”。秦九韶不仅为中国赢得无尚荣誉，也为世界数学作出了杰出贡献。

任意次方程的数值解

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除“大衍求一术”外，还创拟了正负开方术，即任意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也是中世纪世界数学的最高成就，秦九韶所发明的此项成果比1819年英国人霍纳的同样解法早572年。

秦九韶的正负开方术，列算式时，提出“商常为正，实常为负，从常为正，益常为负”的原则，纯用代数加法，给出统一的运算规律，并且扩充到任何高次方程中去。

此外，秦九韶还改进了一次方程组的解法，用互乘对减法消元，与现今的加减消元法完全一致；同时秦九韶又给出了筹算的草式，可使它扩充到一般线性方程中的解法。秦九韶还创用了“三斜求积术”等，给出了已知三角形三边求三角形面积公式，与海伦公式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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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九韶纪念馆

秦九韶纪念馆座落在四川省安岳县城南郊1公里的云居山腰，紧邻旅游景点圆觉洞。占地面积6561平方米，建筑面积1538平方米，为仿宋古建筑，整个建筑典雅别致。1998年9月正式开工，2000年12月峻工落成。

南宋杰出的数学家──杨辉

杨辉是世界上第一个排出丰富的纵横图和讨论其构成规律的数学家，他给出的纵横图的编造方法，打破了幻方的神秘性，也是世界上对幻方最早的系统研究和记录。杨辉的数学成就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数学宝库，为数学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愧为“宋元四大家”之一。

杨辉，生卒年不详，字谦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杨辉担任过南宋地方行政官员，为政清廉，足迹遍及苏杭一带，杨辉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它们是：《详解九章算法》12卷、《日用算法》2卷、《乘除通变本末》3卷、《田亩比类乘除捷法》2卷、《续古摘奇算法》2卷，其中后三种为杨辉后期所著，一般称之为《杨辉算法》。杨辉的数学研究与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在计算技术方面，他对筹算乘除捷算法进行总结和发展，有的还编成了歌诀，如九归口诀。

杨辉一生最杰出的成就是排出了丰富的纵横图并讨论了它的构成规律。说起杨辉的这一成就，还得从偶然的一件小事说起。

一天，台州府的地方官杨辉出外巡游，路上，前面铜锣开道，后面衙役殿后，中间，大轿抬起，好不威风。走着走着，只见开道的镗锣停了下来，前面传来孩童的大声喊叫声，接着是衙役恶狠狠的训斥声。杨辉忙问怎么回事，差人来报：“孩童不让过，说等他把题目算完后才让走，要不就绕道。”

杨辉一看来了兴趣，连忙下轿抬步，来到前面。衙役急忙说：“是不是把这孩童哄走？”

杨辉摸着孩童头说：“为何不让本官从此处经过？”

孩童答道：“不是不让经过，我是怕你们把我的算式踩掉，我又想不起来了。”

“什么算式？”

“就是把1到9的数字分三行排列，不论直着加，横着加，还是斜着加，结果都是等于15。我们先生让下午一定要把这道题做好。我正算到关键之处。”

杨辉连忙蹲下身，仔细地看那孩童的算式，觉得这个数字，从哪见过，仔细一想，原来是西汉学者戴德编纂的《大戴礼记》中提及的。杨辉和孩童俩人连忙一起算了起来，直到天已过午，俩人才舒了一口气，结果出来了，他们又验算了一下，结果全是15，这才站了起来。

杨辉回到家中，反复琢磨，一有空闲就在桌上摆弄着这些数字，终于发现一条规律。一开始将九个数字从大到小斜排三行，然后将9和1对换，左边7和右边3对换，最后将位于四角的4、2、6、8分别向外移动，排成纵横三行，就构成了九宫图。后来，杨辉又将散见于前人著作和流传于民间的有关这类问题加以整理，得到了“五五图”“六六图”“衍数图”“易数图”“九九图”“百子图”等许多类似的图。杨辉把这些图总称为纵横图，并于1275年写进自己的数学著作《续古摘奇算法》一书中，流传后世。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给出了如此丰富的纵横图和讨论了其构成规律的数学家。

杨辉不仅是一位著述甚丰的数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数学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数学教育和数学普及，其著述有很多是为了数学教育和普及而写。《算法通变本末》中载有杨辉专门为初学者制订的“习算纲目”，它集中体现了杨辉的数学教育思想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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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辉三角

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一书中还画了一张表示二项式展开后的系数构成的三角图形，称做“开方做法本源”，现在简称为“杨辉三角”。

杨辉三角是一个由数字排列成的三角形数表，一般形式如下：

1

1 1

1 2 1

1 3 3 1

1 4 6 4 1

1 5 10 10 5 1

1 6 15 20 15 6 1

……

杨辉三角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两条斜边都是由数字1组成的，而其余的数则是等于它肩上的两个数之和。后来人们发现，这个大三角形不仅可以用来开方和解方程，而且与组合、高阶等差级数、内插法等数学知识都有密切关系。在西方，直到16世纪才有人在一本书的封面上绘出类似的图形。法国数学家巴斯加在1654年的论文中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图形的性质，所以在西方又称“巴斯加三角”。

朱世杰和他的《四元玉鉴》

朱世杰是我国元代杰出的数学家，他全面继承了秦九韶、李冶、杨辉的数学成就，并给予创造性的发展，写出了《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著名作品，把我国古代数学推向更高的境界，形成了宋元时期中国数学的最高峰。

朱世杰，生平不详，字汉卿，号松庭，燕山（今北京）人，元朝杰出的数学家。他长期从事数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主要著作有《四元玉鉴》和《算学启蒙》。

13世纪末，中国为元朝所统一，遭到破坏的经济和文化又很快繁荣起来。蒙古统治者为了兴邦安国，开始尊重知识，大量选拔人才，把各学科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峰。

当时忽必烈网罗了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组成智囊团，其中就有王恂、郭守敬、李治等人，这个智囊团中的人物，对数学和历法都很精通。

这时的朱世杰也继承了北方数学的主要成就——天元术，并将其由二元、三元推广至四元方程组的解法。朱世杰除了接受北方的数学成就之外，他还吸收了南方的数学成就，尤其是各种日用算法、商用算术和通俗化的歌诀等等。

在元灭南宋以前，南北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学术上的交往几乎是断绝的。南方的数学家对北方的天元术毫无所知，而北方的数学家也很少受到南方的影响。朱世杰曾“周游四方”，经过20多年的游学、讲学等活动，他终于在1299年和1303年，在扬州刊刻了他的两部数学杰作——《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

《算学启蒙》包括了从乘除法运算及其捷算法到开方、天元术、方程术等当时数学各方面的内容，由浅入深，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正文前，列出了九九歌诀、归除歌诀、斤两化零歌、筹算识位制度、大小数进位法、度量衡制度、圆周诸率、正负数加减乘法法则、开方法则等18条作为总括，作为全书的预备知识，其中正负数乘法法则不仅在中国数学著作中，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出现。许多歌诀比杨辉的更加完整准确，有的已与现代珠算口诀几乎完全一致。

《四元玉鉴》是朱世杰最杰出的作品，在这部书中记载了他对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高次内插法等问题的见解，受到近代数学史研究者的高度评价，认为是中国古代数学科学著作中最重要的、最有贡献的一部数学名著。

朱世杰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对于“垛积术”的研究。他对于一系列新的垛形的级数求和问题作了研究，从中归纳出“三角垛”的公式，实际上得到了这一类任意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的系统、普遍的解法。朱世杰还把三角垛公式引用到“招差术”中，指出招差公式中的系数恰好依次是各三角垛的积，这样就得到了包含有四次差的招差公式。他还把这个招差公式推广为包含任意高次差的招差公式，这在世界数学史上是第一次。

在中国数学史上，朱世杰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正负数乘法的正确法则；他对球体表面积的计算问题作了探讨，这是我国古代数学典籍中唯一的一次讨论，结论虽不正确，但创新精神是可贵的。在《算学启蒙》中，他记载了完整的“九归除法”口诀，和现在流传的珠算归除口诀几乎完全一致。

总之，朱世杰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数学成就，为推进我国古代数学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世杰不愧是我国乃至世界数学史上负有盛名的数学家。

专家点评

美国已故的著名科学史家萨顿是这样评说朱世杰的：“朱世杰是中华民族的、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同时也是贯穿古今的一位最杰出的数学科学家。《四元玉鉴》是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它是世界数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近代数学教育的鼻祖──李善兰

李善兰是将解析几何、微积分、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近代植物学传入中国的第一人，为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任北京同文馆天文算学总教习期间，审定了《同文馆算学课艺》《同文馆珠算金鍼》等数学教材，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是中国近代数学教育的鼻祖。

李善兰(1811—1882)，字壬叔，号秋纫，又名心兰，清代浙江海宁硖石镇人，我国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力学家、植物学家，曾任户部郎中、广东司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等职。李善兰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就读于私塾，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资禀颖异，勤奋好学，于所读之诗书，过目即能成诵。9岁时，李善兰发现父亲的书架上有一本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感到十分新奇有趣，从此迷上了数学。

14岁时，李善兰又靠自学读懂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这是明末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的古希腊数学名著。欧氏几何严密的逻辑体系，清晰的数学推理，与偏重实用解法和计算技巧的中国古代传统数学思路迥异。李善兰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又吸取了《几何原本》的新思想，这使他的数学造诣日趋精深。

几年后，作为州县的生员，李善兰到省府杭州参加乡试。因为他“于辞章训诂之学，虽皆涉猎，然好之总不及算学，故于算学用心极深”，结果八股文章做得不好，落第。但他却毫不介意，而是利用在杭州的机会，留意搜寻各种数学书籍，买回了李冶的《测圆海镜》和戴震的《勾股割圆记》，仔细研读，使他的数学水平有了更大提高。1845年前后就发表了具有解析几何思想和微积分方法的数学研究成果——“尖锥术”。

咸丰二年（1852），李善兰到上海，参加墨海书馆的编辑工作，与英国人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交游，共同研讨科学问题，并与伟烈亚力一起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七卷。同时又与艾约瑟合作，翻译英国力学家胡威立的《重学》。李善兰的翻译工作是有独创性的，他创译了许多科学名词，如“代数”“函数”“方程式”“微分”“积分”“级数”“植物”“细胞”等，匠心独运，切贴恰当，不仅在中国流传，而且东渡日本，沿用至今。

继梅文鼎之后，李善兰成为清代数学史上的又一杰出代表。他一生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甚多，将近代科学最主要的几门知识从天文学到植物细胞学的最新成果介绍传入中国，对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1868年，李善兰被推荐到北京同文馆任天文算学总教习，从事数学教育十余年，其间审定了《同文馆算学课艺》《同文馆珠算金鍼》等数学教材，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是中国近代数学教育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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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锥术”

李善兰创造的“尖锥术”， 是具有中国传统数学特色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是用尖锥的面积来表示Xn，用求诸尖锥之和的方法来解决各种数学问题的一种手段。当时的中国数学界，除了见到零星几个由传教士带进来的三角函数无穷级数表达式和对数计算方法之外，其余则一概不知。就是这些公式和方法，也只有结论，没有推导的过程和计算的原理。在这种情况下，李善兰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在中国传统数学中垛积术和无穷小极限方法的基础上，发明尖锥术，不仅创立了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而且还具备了解析几何思想和一些重要定积分公式的雏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

华罗庚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被誉为“人民科学家”。

华罗庚（1910—1985），江苏金坛人，中国杰出的数学科学家。华罗庚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他12岁从县城仁劬小学毕业后，进入金坛县立初级中学学习。

1925年，华罗庚初中毕业，因家境贫寒，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不到一年，由于生活费用昂贵，华罗庚被迫中途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经营一间杂货铺。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一面帮助父亲干活、记账，一面继续钻研数学。有时入了迷，他竟忘了接待顾客，甚至把算题结果当作顾客应付的货款。因为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时间久了，街坊邻居都传为笑谈，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罗呆子”。每逢遇到怠慢顾客的事情发生，父亲就说他念“天书”念呆了，要强行把书烧掉。争执发生时，华罗庚总是死死地抱着书不放。当时，他的数学书仅有一本《代数》、一本《几何》和一本缺页的《微积分》。

有志者事竟成。1930年春，华罗庚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得到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高度赞扬，华罗庚也因此获得了在清华学习的机会并被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

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回到了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在数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的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于1957年1月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先后出版了中、俄、英文版；1957年出版《数论导引》；1959年首先用德文出版了《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又先后出版了俄文版和中文版；1963年他和他的学生万哲先合写的《典型群》一书出版。他还写了一系列数学通俗读物，在青少年中影响极大。他主张在科学研究中要培养学术空气，开展学术讨论。他发起创建了我国的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也是我国最早主张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

1958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在继续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他努力尝试寻找一条数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他发现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是在工农业生产中能够比较普遍应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变工作管理面貌。于是，他一面在科技大学讲课，一面带领学生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华罗庚一生在数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他在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个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及高维数值积分等很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之所以有这样大的成就，主要在于他有一颗赤诚的爱国报国之心和坚忍不拔的创新精神。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毅然放弃美国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迎接祖国的黎明；他才能够顶住非议和打击，奋发有为，成为蜚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

延伸阅读

少年华罗庚的故事

华罗庚在少年时代就非常注意对数学问题的研究。有一次，华罗庚和同学们在河边放风筝，放得正高兴的时候，忽然一阵大风刮断了风筝线，断线的风筝像一个醉汉跌落到河对岸，同学们奔跑着把风筝拉回来，重放。

这时华罗庚却站在一旁，一动不动地陷入了沉思；从风筝线的长度和地面的夹角能够算出风筝的高度，那么从风筝的高度和它落地的时间，能不能测算出风的速度呢？

于是他兴致勃勃地把风筝升到高空，然后再把风筝线剪断，让风筝自由飘落，计算着风速。结果与他的设想完全相同。

当代杰出的数学科学家──陈景润

陈景润是我国当代杰出的数学科学家，他打开了200多年来一直无人能够打开的“哥德巴赫猜想”的奥秘之门，被称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第一人，受到世界数学界的高度重视和称赞，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陈景润（1933—1996），福建省闽侯人，世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自幼家境贫寒，学习刻苦，他在小学读书时，就对数学情有独钟。一有时间就演算习题，在学校里成了个“小数学迷”。

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调来的一名很有学问的数学教师沈元讲课。他给同学们讲了一道世界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年前，一位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他一生也没证明出来，便给俄国圣彼得堡的数学家欧拉写信，请他帮助证明这道难题。欧拉接到信后，就着手计算。他费尽了脑筋，直到离开人世，也没有证明出来。之后，哥德巴赫带着一生的遗憾也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这道数学难题。200多年来，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老师讲到这里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数学是自然科学的皇后，“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后王冠上的明珠！这则引人入胜的故事给陈景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陈景润。从此，陈景润开始了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的艰辛历程。

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留校当了一名图书馆的资料员，除整理图书资料外，还担负着为数学系学生批改作业的工作。尽管工作繁忙，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数学科学。陈景润对数学论有浓厚的兴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地阅读了数学家华罗庚的专著。陈景润为了能直接阅读外国资料，掌握最新信息，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又攻读了俄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学习这些外语对一个数学家来说已是一个惊人突破，但对陈景润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

为了使自己梦想成真，陈景润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冬，在那不足6平方米的斗室里，食不知味，夜不能眠，潜心钻研，光是计算的草纸就足足装了几麻袋。1957年，陈景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他更加刻苦钻研。经过10多年的推算，1966年5月陈景润发表了《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数学界和国际知名数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称赞，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陈景润也因此被称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第一人”，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特把陈景润的论文写进数学书中，称为“陈氏定理”。

此外，陈景润曾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学季刊》主编等职。

共发表研究论文 70 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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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的爱国故事

1977年，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写信邀请陈景润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次大会有3000人参加，大会共指定了10位数学家作学术报告，其中就有陈景润。这对一位数学家而言是极大的荣誉，可以提高陈景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陈景润经过慎重考虑，给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回信说：“第一，我们国家历来是重视跟世界各国发展学术交流与友好关系的，我个人非常感谢国际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的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唯一能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利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家联合会我国的席位，所以我不能出席。第三，如果中国只有一个代表的话，我是可以考虑参加这次会议的。”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陈景润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第七讲 物理化学技术

物理学成就的汇集──《墨经》

《墨经》记录了后期墨家思想的精华，是战国时代我国自然科学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知识的光辉记录，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物理学基本理论的著作。

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鲁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是一个制造机械的手工业者，精通木工。墨子一派中人多数是直接参加劳动的，接近自然，热心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又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他们把自己的科学知识、言论、主张、活动等集中起来，汇编成《墨子》。

《墨经》是墨家著作总集《墨子》中的一部分，是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写的，是一部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科学著作。在浩如烟海的经史著作中，《墨经》是唯一一本对我国古代几何光学发展进行系统性论述的典籍。书中不仅涉及到社会科学范畴的广阔内容，还包含有时间空间、物质结构、力学、光学和几何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

在力学方面

《墨经》中有一个“力矩”的概念，他们把杠杆支点的一边叫做“本”，另一边叫做“标”，提出：力臂长，重量重的一端下垂；力臂短，重量轻的一端则往上翘。墨家比公元前3世纪的阿基米德更早地懂得力的平衡关系。

《墨经》里记载了一个不等臂秤实验：头发丝引重。用一根头发丝代替挂秤砣的绳子，并用手拉头发丝代替秤砣。他们发现：如果力臂较长，重臂较短，达到头发丝的最大抗拉力×力臂≥物品的重量×重臂，那么头发丝就不会扯断；反之，头发丝就会扯断。显然，这就是杠杆工作的原理。

《墨经》对机械运动提出了正确的定义，即运动就是物体的变化，并且讨论了平动、转动等不同形式的机械运动，对浮力原理也有详细的阐述。

在光学方面

《墨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几何光学著作，记载着丰富的几何光学知识。墨子和他的学生们做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对于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和若干物影成像，进行了精彩的描述。

有一次，墨子进行光学试验，他在堂屋朝阳的墙上开了一个小孔，让一个人对着小孔站在屋外，在阳光照射下，屋内相对的墙上出现倒立的人影。

为什么会出现这奇怪的现象呢？墨子解释道：这是因为光线像射箭一样，是直线行进的。人体下部挡住了直射过来的光线，穿过小孔，成影在上边；人体上部挡住直射过来的光线，穿过小孔，成影在下边，就成了倒立的影。墨子并指出，人的位置离墙壁由远及近，暗室里的影也由小变大，倒立在墙上。这是对光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

书中还利用光线直线传播的原理，解释了物体和投影的关系。墨子认为，光被遮挡就产生投影，物体的投影，并不跟随物体一起移动。如飞翔着的鸟儿，它的影子仿佛也在飞动着，实际上并不是这种情况。

墨子指出，飞鸟遮住了直线前进的光线，形成了影子。在一瞬间，飞鸟移动了位置，原来光线照射不到的地方，旧影就消失了，而在新的地方，出现新的影子。这就是说，鸟在飞翔中，它的影子并不跟着移动，而是新旧投影的不断更新。在2000多年前，能这样深入细致地研究光的性质，做出正确解释，确是难能可贵的。

墨子和他的学生们也对镜子成像的原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平面镜、凹面镜和凸面镜成像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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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宇宙论”

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间断的。

在给出了时空的定义之后，墨子又进一步论述了时空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对于整体来说，时空是无穷的，而对于部分来说，时空则是有穷的。他还指出，连续的时空是由时空元所组成。他把时空元定义为“始”和“端”，“始”是时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端”是空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这样就形成了时空是连续无穷的，这连续无穷的时空又是由最小的单元所构成，在无穷中包含着有穷，在连续中包含着不连续的时空理论。

光影迷离的魔镜──透光镜

透光镜是西汉中晚期制作的具有特殊效果的铜镜。透光镜的发明，是我国古代物理学方面的伟大成就，反映了2000年前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透光镜是西汉时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神奇铜镜，镜的外形与一般青铜镜无异，但当光线照射镜面时，会显现出镜子背面的花纹，仿佛光从镜子背后透出一样，由此被称为“透光镜”。 隋唐之际王度的《古镜记》、宋周密的《云烟过眼录》等，都有关手透光镜的记载。明明是一面没有镂空，不透明的铜镜，为什么能透光呢？

为了研究铜镜透光的原理，历代学者对“透光镜”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宋代科学家沈括对“透光镜”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指出透光镜之所以可以透光，关键原因在于“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这个解释是十分正确的。因为镜背面有花纹，致使镜面也呈现出相对应的微观曲率，肉眼虽然容易觉察，但当镜子反射光线时，由于长光程放大效应，就能在屏上反映出来。清代的物理学家郑复光对透光镜的原理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还利用水面纹波的道理对透光镜进行了生动的解释，平静的水面所反射的光线，投到墙壁上，也能看到有点动荡，这就是因为水面实际上有微小的起伏的波纹，和透光镜的原理是一样的。

1975年，复旦大学光学系和上海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还用实验证明了沈括的解释的正确性。他们用淬火冷缩法仿制了一面透光镜，效果和古镜一样。上海交通大学铸工教研组的研究认为：铜镜在铸造过程中，镜背的花纹凹凸处凝固收缩，产生铸造应力；研磨时又产生压应力，因而形成弹性形变。研磨到一定程度时，这些因素迭加地发生作用，使镜面产生与镜背花纹相应而肉眼不易觉察的曲率，引起“透光”效应。因此这种镜子的效应实际不是透光而是映象。

在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五公镇，村民李兰捆，凭着一本《中国古代冶金简史》，经过无数次的钻研和摸索，在自己盘的土打铁炉上，成功复制了传说中的“透光镜”。2009年国庆前夕，李兰捆在自己的打铁炉上又造出一枚透光镜，上面有“新中国六十华诞纪念”字样，他说，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要造出一枚透光镜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在造这枚透光镜的时候，李兰捆将两个镜面背对着镶嵌在一起，用铜条严密地箍着，还加了些装饰性的花纹，但是这样一来，铜镜背面的内容就看不到了。于是李兰捆又特意制作了一个铜质包装盒，铜镜背面的花纹和“祖国万岁”字样就印在上面。把这枚铜镜镜面对准阳光，向一个白木板上反光时，铜镜后面的图案果然呈现在了光影里，果然是花纹的图案和“祖国万岁”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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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最古老的透光镜

在上海博物馆珍藏着一面从西汉时代保留下来的镜子，这是现存最古老的透光镜。从外形上看，这面镜子与古代普通的镜子一样，正面磨得很亮，可以用来照人。在镜子的反面刻着“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个字和一些凸起的图案花纹。但令人惊奇的是，当把镜子的正面对着阳光，由镜面反射到墙上时，就可以在屏幕上反映出一个与背面图案相同的投影像。明明是不透明的铜镜，竟然产生了看起来似乎是“透光”的现象，把镜子背后的花纹图案反映出来，令人感到惊奇。

机械工程史上的壮举──水排的发明

水排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冶铁史上的重大技术革新，它不仅节省人力、畜力，而且推动冶铁炉向大型发展，是机械工程史上的一大壮举。这一重大科技发明与运用，比欧洲人早约1100年。

杜诗（？—38），字君公，河内汲县人，东汉官员及发明家。杜诗青年时期就才能出众，在河内郡(今河南武陟西南)任吏员时，人们赞扬他处事公平。光武帝初年，为侍御史。当时将军萧广放纵士兵，在洛阳民间为非作歹，老百姓惶恐不安。杜诗通告萧广约束部下，萧广不予理睬。杜诗下令按法诛萧广，并将经过情形向上汇报，得到表扬。建武七年(31)，杜诗迁升为南阳郡太守。当时南阳是全国冶铁中心，冶铁业的发展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兴盛，杜诗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很大成绩，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杜诗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利用水力鼓风铸铁的机械水排。

最初的鼓风设备叫人排，用人力鼓动；继而用畜力鼓动，因多用马，所以也叫马排。直到杜诗时改用水力鼓动，称水排。所谓“水排”，就是应用水力机械轮轴带动鼓风囊，使皮囊不断伸缩、给冶金高炉加氧的一种器具。这种装置，用力少，见功多，是我国冶金史上的一大改革，也是中国对世界冶金技术的杰出贡献。用水排代替人排、马排，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古代每一熟石合120斤。马排用马一百匹冶铁120斤；改用水排，在同样的时间内，可以冶铁360斤，提高功效三倍。水排的发明对于生铁冶业铸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意义，不但节省了人力、畜力，而且鼓风能力比较强，因此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水排在我国沿用了很长一个时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地方还在使用。

由同一时期的水碓和翻车结构推测，东汉时的水排应该是一种轮轴拉杆传动装置，我国古代水排构造的详细技术最早见于元代的《王祯农书》，依水轮放置方式的差别，分为立轮式和卧轮式两种，并绘有图形。都是通过轮轴、拉杆及绳索把圆周运动变成直线往复运动的，以此达到起闭风扇和鼓风的目的。因为水轮转动一次，风扇可以起闭多次，所以鼓风效能大大提高。

水排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机械工程史上的伟大创举，对冶铁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杜诗作为水排的发明者名流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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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父杜母

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灌溉以汉水支流唐白河地区的发展最为显著，而唐白河的灌溉又以今河南的南阳、邓县、唐河、新野一带较为发达。唐白河地区为浸蚀、冲积平原，年降雨量约900毫米左右，气候温和，适于作物生长。这里开发较早，到西汉中期经济已相当发达。农田水利在西汉后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元帝时(前48—前33)，南阳太守召信臣对此地的水利和农业生产有特殊贡献，因而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被誉为“召父”。东汉时期，南阳水利事业进一步兴盛，杜诗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很大成绩，因此，南阳老百姓把召信臣与杜诗并称为“召父杜母”。

书写史上的革命──造纸术

西汉初年，政治稳定，思想文化十分活跃，对传播工具的需求旺盛，纸作为新的书写材料应运而生。自从蔡伦革新了造纸术之后，纸张便以新的姿态进入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并逐步在中华大地传播开来，之后又传播到世界各地。

蔡伦（61—121），字敬仲，东汉桂阳郡（今湖南耒阳市）人。蔡伦从小到皇官里做太监，担任职位较低的职务小黄门，后来得到汉和帝信任，被提升为中常侍，参与国家的机密大事。他还做过管理宫廷用品的尚方令，监督工匠为皇室制造宝剑和其他各种器械，得以经常和工匠们接触。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古人以上等蚕茧抽丝织绸，剩下的恶茧、病茧等则用漂絮法制成丝绵。漂絮完毕，篾席上会遗留一些残絮。当漂絮的次数多了，篾席上的残絮便积成一层纤维薄片，经晾干之后剥离下来，可用于书写。但这种漂絮的副产物数量不多，在古书上称它为赫蹏或方絮。

蔡伦总结了前人造纸的经验，开始潜心研究改进造纸术的方法。他认为扩大造纸原料的来源，改进造纸技术，提高纸张质量，就可以使纸张为人们所接受。蔡伦首先使用树皮造纸，树皮是比麻类丰富得多的原料，这样就使纸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树皮中所含的木素、果胶、蛋白质麻类高很多，脱胶、制浆都比较困难。蔡伦发现，草木灰水有较大的碱性，用草木灰水制造纸浆造出来的纸张光滑、平实、易书写。

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把他制造出来的一批优质纸张献给汉和帝，汉和帝通令天下采用。从此，蔡伦改进的造纸方法得以广泛推广。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在人类文化传播和发展史上作出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贡献。

随着人们对造纸术研究的逐步深入，对造纸术的发明者产生了很多争议。

否定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专家们认为，在史籍里，早在蔡伦以前，就有了关于纸的记载。《三辅旧事》上曾说：卫太子刘据鼻子很大，汉武帝不喜欢他。江充给他出了个主意，教他再去见武帝时“当持纸蔽其鼻”。太子听从了江充的话，用纸将鼻子掩盖住，进宫去见武帝，汉武帝大怒。此事发生在公元前91年。又如《汉书·赵皇后传》记载：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的妹妹赵昭仪要害死宫女曹伟能，就派人送去毒药和一封“赫蹄书”，逼曹伟能自杀。据东汉人应劭解释，“赫蹄”即“薄小纸也”。

一种意见坚持认为，蔡伦是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者。理由是根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关纸的解释，在蔡伦之前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纸，都是丝质纤维所造的，实际上不是纸，只是漂丝的副产品，自古至今要造成一张中国式的植物纤维纸，一般都要经过剪切、沤煮、打浆、悬浮、抄造、定型干燥等基本操作。所谓西汉古纸，充其量不过是纸的雏形。蔡伦及其工匠们在前人漂絮和制造雏形纸的基础上总结提高，从原料和工艺上把纸的生产抽调到一个独立行业的阶段，用于书写，这才是真正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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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交子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立分铺。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

火药发明之谜

火药的发明大大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标志着人类改造大自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对军事武器的进步也有着重要意义。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化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炼丹术产生于战国到西汉这段时期。当时，一些达官显贵最害怕生老病死，做梦都想长生不老。有些人就试着把冶金技术用到了炼制药物方面，希望能炼出仙丹妙药。那些矿物硝和硫在一起加热后，还真的炼成了一粒粒闪闪发光的金丹，遗憾的是，这金晃晃的小丸子，不是什么仙丹，它不过是一种最普通不过的化学反应罢了。

虽然没有一个人靠仙丹得以长寿，但这并不能动摇炼丹家们的炼丹信念，他们认为仙丹是肯定可以炼成的。于是，他们把自己关在深山老林中，一门心思地为炼丹忙碌着。当然，炼制仙丹是件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在炼丹过程中，炼丹家发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硫磺的可燃性非常高，二是硝石具有化金石的功能。硫磺和硝石都是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料，正是这两项的发现，为将来火药的发明奠定了基础。

《太平广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的是隋朝初年，有一个叫杜春子的人去拜访一位炼丹老人。半夜杜春子梦中惊醒,看见炼丹炉内有“紫烟穿屋上”,顿时屋子燃烧起来。还有一本名叫《真元妙道要略》的炼丹书也谈到用硫磺、硝石、雄黄和蜜一起炼丹失火的事，火把人的脸和手烧坏了，还直冲屋顶，把房子也烧了。书中告戒炼丹者要防止这类事故发生，这说明唐代的炼丹者已经掌握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硫、硝、碳三种物质可以构成一种极易燃烧的药，这种药被称为“着火的药”，即火药。

火药发明后，首先被古代军事家所利用，制造出火药武器，用于战争。火药发明之前，火攻是军事家常用的一种进攻手段，那时在火攻中，用了一种叫做火箭的武器，它是在箭头上绑一些像油脂、松香、硫磺之类的易燃物质，点燃后用弓射出去，用以烧毁敌人的阵地。如果用火药代替一般易燃物，效果要好得多。有了火药，军事家们开始利用抛石机抛掷火药包以代替石头和油脂火球，战斗力倍增。

到了两宋时期，火药武器发展很快。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火药的重要性，于是在13世纪的南宋时期，新式的管形火器问世了。这时候，人们已经对火药的性能了如指掌，任何烈性火药都能控制自如。等到了宋末元初，管形火器开始用铜和铁等材料铸制，大的叫火铳，小的叫手铳，模样同近代的武器大同小异。

今天，火药不仅仅用于制造枪炮，开山筑路、挖矿修渠都离不开它，所以一些外国科学家说：火药的发明，加快了人类历史演变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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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枪的发明

1132年，中国南宋的军事家陈规发明了一种火枪，这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早的管形火器，它可称为现代管形火器的鼻祖。陈规发明的火枪是用大毛竹做枪管，内装火药，从尾后点火，火焰可喷出几丈远。

当时，陈规担任德安（今湖北安陆）知府。北方的金朝军队经常南侵，这年，有一群散兵聚集在一位名叫李横的将领旗下，四处抢夺，袭扰城镇。有一天，李横攻打德安城，在这次战斗中，陈规运用他发明的火枪组成一支60多人的火枪队，2—3人操持一杆火枪，将李横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

印刷术的革命──活字印刷术

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缣帛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人们开始寻找一种便捷高效的方法，活字印刷术就应运而生了。

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平民发明家毕昇发明的。他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的一项重大革命。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灵感来自于两个儿子玩的“过家家”游戏。有一年清明节，毕昇带着妻儿回到家乡祭拜祖先。在乡下，两个儿子玩得不亦乐乎，他们从田间挖来泥巴，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等泥雕，随心所欲地摆来摆去。当时，毕昇正为了改良印刷术而发愁，儿子们捏的泥雕让毕昇眼前一亮。当时他就想，我何不也来玩过家家：用泥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文章了吗？这个发现让毕昇兴奋不已。回到家中，毕昇就开始了活字印刷术的第一场实验。

毕昇的方法是这样的：他先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象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用火烧硬，做成单个的胶泥活字。为了适应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备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以备同一版内重复的时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没有准备，可以随制随用。为便于拣字，把胶泥活字按韵分类放在木格子里，贴上纸条标明。排字的时候，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拣出来一个个排进框内。排满一框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药剂稍微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的时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纸，加一定的压力就行了。为了可以连续印刷，就用两块铁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两版交替使用。印完以后，用火把药剂烤化，用手轻轻一抖，活字就可以从铁板上脱落下来，再按韵放回原来木格里，以备下次再用。

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人们普遍使用的印刷方法是雕版印刷。即在一定厚度的平滑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它也存在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

毕昇发明的活字制版正好避免了雕版的不足。只要事先准备好足够的单个活字，就可随时拼版，大大地加快了制版的速度。活字版印完后，可以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有错字也很容易改正。这样活字印刷术的优越性就表现出来了。

活字印刷术不仅能够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还能够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质量。现代的凸版铅印，虽然在设备和技术条件上是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人类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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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对印刷术历史的有意歪曲

2001年6月，韩国的一本古籍《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本，于是韩国人便声称自己是活字印刷术发明的祖先。韩国学者提出，他们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对毕昇的泥活字进行了还原，发现了“易碎”“不牢固”等问题。因此，他们判定毕昇的活字印刷术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只是一个设想，并没有付诸实施。

面对韩国的两手证据，中国提出了“活字实物”、“印刷物文物”和“印刷发展史”三方面的证据。证实了活字印刷术是中国人毕昇的发明，比韩国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早近400年。

船舶发展史上的伟大发明──水密隔舱

水密隔舱是我国船舶发展史上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它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和远洋航行的安全性，奠定了我国在世界航海上的领先地位。今天，水密隔舱技术仍然在现代船舶设计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宋元时期，海上交通异常繁荣，东来西往的船只不断穿梭于茫茫大海上。说来奇怪，同是海船，在触礁后船体破裂的情况下，外国船舶很快就进水沉没，唯独中国船舶虽也进水，但不多，仍能继续航行。到达口岸卸货后，加以修复，就能继续下海航行。

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呢？这就在于中国的船舶中设置了水密隔舱。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水密隔舱板把船体分隔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有13个的，也有8个的。这是中国古代造船工艺上的一项重大发明。

中国船舶设置水密隔舱的传统，最早可上溯到殷商的甲骨时代。专家们解释说，甲骨文的象形文字“舟”字，就是用横舱壁将船体分隔成几个舱，它足以证明当时人们对船这一交通工具己有一定的了解。到了晋代，则有水师用的“八槽舰”。人们将船体沿长向分隔成8个舱。从出土的唐代战船上也可看到唐代水密隔舱的技术。宋代出土的泉州古船，水密隔舱工艺又前进了一步：船上的横舱壁，由在底部和两舷的肋骨以及甲板下的横梁予以环围，这样既有利于水密性，又增加了结构的强度，一举两得。隔舱舱板与船壳板用扁铁和钩钉钉联，隙缝用桐油灰填实，具有严密的隔水作用。 1982年，在泉州又发现一艘南宋海船，也是采用水密隔舱结构，它的隔舱舱板同船壳板之间用铁方钉和木钩钉钉合在一起。

水密隔舱的设置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首先，由于舱同舱之间是严密分隔开的，在航行中，特别是远洋航行中，即使有一两个船舱破损进水，水也不会流到其他船舱。从船的整体来看,仍然保持有相当的浮力，不致沉没。如果进水太多，船支撑不住，只要抛弃货物，减轻载重量，也不至于很快沉入海底。如果船舶破损不严重，进水不多，只要把进水舱区里的货物搬走，就可以修复破损的地方，不会影响船舶继续航行。如果进水较严重，也可以驶到就近的港口或陆地进行修补。对于没有设置水密隔舱的船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只要船底外壳撞破了一个洞，水就会涌进船舶并漫流到全船。因此，水密隔舱的设置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能，增强了人员和货物在远洋航行中的安全性。

其次，船上分舱，对货物的装卸和管理比较方便。不同的货物都可以分别放装到各个不同的货舱内，不至于将不同货主的不同货物放混，即便于装卸货物，又便于管理。

第三，由于舱板跟船壳板紧密连结，起着加固船体的作用，不但增加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而且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使造船工艺简化。

由于水密隔舱具有上述的优越性，因此问世以后不但在国内长期推广，而且还流传到国外。英国的本瑟姆曾经考察过中国的船舶结构，并且对欧洲的造船工艺进行了改进，引进了中国的水密隔舱结构。

1795年，他受英国皇家海军的委托，设计并且制造了6艘新型的船只。从此，中国先进的水密隔舱结构，逐渐被欧洲乃至世界各地的造船工艺吸取，至今仍是船舶设计中重要的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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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密隔舱海船制造技术的保护

在今天泉州晋江的深沪镇，传统木帆船建造技术仍然得以存留，并建造了一艘名为“太平公主号”的木帆船。“太平公主号”从船型设计、选料、建造工艺到外观涂装，甚至建造过程中的种种仪式都遵循传统。该船有14道隔舱板，将船分为15个舱，隔舱板下方靠近龙骨处设有两个过水眼，每个隔舱板中板与板间的缝隙用桐油灰加麻绳艌密，以确保水密。随着“太平公主号”传统木帆船的建造，有关方面正因势利导，保护水密隔舱海船制造技术，留住这项对人类航海史产生重要影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

詹天佑是我国首位铁路工程师，他负责修建的京张铁路是我国的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詹天佑（(1861—1919），号眷诚，字达朝，广东南海人，他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铁路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詹天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茶商家庭，少年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用泥土制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琢磨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12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幼童出洋预习班”。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前往美国。1877年，詹天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

1881年，詹天佑学成归国。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却过分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派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后来几经周折，詹天佑终于转入了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正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詹天佑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路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最终詹天佑成功建成了滦河大桥。

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张家口）。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对全线工程提出了“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工程难度最大的就是关沟段，铁路要在这里越过八达岭，南口和八达岭高度差近60米。詹天佑运用折返线原理修建了一条“人”字形线路，使线路坡度降低到33‰以下，并且为火车前后各挂一个火车头，以提升爬坡能力。经过几年奋斗，京张铁路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

京张铁路的建成，不仅为詹天佑赢得了世界声誉，更为整个中国工程技术界在世界上赢得了相应地位。当时，有人把京张铁路与万里长城并列为中国的伟大工程。

1919年，詹天佑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中国工程师学会基于他在铁路建设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特地在青龙桥建立了一尊铜像，来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铁路工程师。

知识小百科

“詹天佑奖”

1999年设立的“詹天佑奖”全称为“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是中国土木工程行业的最大奖项。该奖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詹天佑土木工程科技发展基金会联合设立。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土木工程建设领域的科技创新活动，促进土木工程建设的科技进步，进一步激励土木工程界的科技与创新意识。因此，该奖又被称为建筑业的“科技创新工程奖”。詹天佑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综合大奖若干。“詹天佑奖”公布后，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詹天佑土木工程科技发展基金将向获奖单位颁发“詹天佑奖”奖牌和荣誉证书。

化学家侯德榜的成就

侯德榜是我国化学工业史上杰出的科学家，他为祖国的化学工业事业奋斗终生，并以独创的制碱工艺闻名世界。侯德榜发明的侯氏制碱法，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侯德榜（1890—1974），字致本，名启荣，福建省闽侯县人，著名化学家，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侯德榜出生于一个普通农家，自幼半耕半读，勤奋好学。少年时，得到姑妈的资助，侯德榜得以在福州英华书院学习。期间他目睹了外国工头蛮横欺凌我码头工人，耳闻美国旧金山种族主义者大规模迫害华侨、驱逐华工等令人发指的消息，使侯德榜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的罢课示威。

1907年，侯德榜考上了上海闽皖铁路学院。毕业后，在英资津浦铁路当实习生。这期间，侯德榜进一步感受到帝国主义者凭技术经济优势对贫穷落后的中国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与压迫，立志要掌握科学技术，用科学和工业来拯救苦难的中国。后来，侯德榜被保送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后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侯德榜的博士论文《铁盐鞣革》，围绕铁盐的特性以大量数据深入论述了铁盐鞣制品易出现不耐温、粗糙、粒面发脆、易腐、易吸潮和起盐斑等缺点的主要原因和改良对策，很有创见。《美国制革化学师协会会刊》特予连载，全文发表，成为制革界至今仍在广为引用的经典文献之一。

1921年，侯德榜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怀着工业救国的远大抱负，毅然放弃自己热爱的制革专业，回到祖国。同年，侯德榜应范旭东之聘，任塘沽永利制碱公司技师长。当时索尔维法的生产技术为索尔维集团垄断，对外保密。为了实现中国人自己制碱的梦想，揭开苏尔维法生产的秘密，打破洋人的封锁，侯德榜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和改进制碱工艺，经过5年艰苦的摸索，终于在1926年生产出合格的纯碱。其后不久，被命名为“红三角”牌的中国纯碱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并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在1930年瑞士举办的国际商品展览会上，“红三角”再获金奖，享誉世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永利碱厂被迫迁往四川，由于当时内地盐价昂贵，用传统的苏尔维法制碱成本太高，无法维持生产，为寻找适应内地条件的制碱工艺，永利公司准备向德国购买新的工艺——察安法的专利，但德国与日本暗中勾结，除了向侯德榜一行高价勒索外，还提出了种种对中国人来说是丧权辱国的条件，永利决定不再与德国人谈判。侯德榜与永利的工程技术人员一道，认真剖析了察安法流程，终于确定了具有自己独立特点的新式制碱工艺，1941年，这种新工艺被命名为“侯氏制碱法”。

1957年，为发展小化肥工业，侯德榜倡议用碳化法制取碳酸氢铵，他亲自带队到上海化工研究院，与技术人员一道，使碳化法氮肥生产新流程获得成功，侯德榜是首席发明人。当时的这种小氮肥厂，对我国农业生产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侯德榜为世界化学工业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受到各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英国皇家学会聘他为名誉会员（当时其国外会员仅12人，亚洲仅中国、日本两国各一名），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和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也先后聘他为荣誉会员。历史的风云随着星辰的移转而逝去，而这位科技界名流却在人类历史的年轮上留下了璀灿光芒。侯德榜勤奋、创新和爱国的一生，一直在激励后人开拓进取，共创祖国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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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德榜的著作

侯德榜一生勤奋好学，先后发表过10部著作和70多篇论文。《纯碱制造》一书于1933年在纽约列入美国化学会丛书出版。这部化工巨著第一次彻底公开了苏尔维法制碱的秘密，被世界各国化工界公认为制碱工业的权威专著，同时被相继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对世界制碱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美国的威尔逊教授称这本书是“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该书将“侯氏制碱法”系统地奉献给读者，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著名物理科学家──钱学森

20世纪中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让每一个中国人都铭记于心。尽管当时的国家经济状况非常困难，但发展科学技术、巩固国防的信念却没有一丝动摇，钱学森就在这个时候回到了他阔别20年的祖国，为祖国的腾飞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钱学森（1911—2009），浙江杭州人，我国伟大的物理科学家、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

1923年9月，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习；1929年，他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他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次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钱学森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1955年10月，钱学森历经重重困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为建设新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

钱学森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掌门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20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堪称20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他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作出了巨大的开拓性贡献；共发表专著7部，论文300余篇。

在应用力学方面

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及固体力学方面做了开拓性研究，揭示了可压缩边界层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并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在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方面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他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在物理力学方面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研究，这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此外，钱学森在系统工程、思维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方面也有很重要的贡献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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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的归国之路

1935年8月，钱学森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0年后，他已经成为誉满全球的一流火箭专家。当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就商量着想早日回到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但归国的旅程却是极度艰难，钱学森一家因此不断遭到美国政府的政治迫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了14天，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钱学森在美国遭到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为了营救钱学森回国，在周恩来总理的带领下，外交部与美国政府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磋商。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经过5年的时间，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终于实现了。

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钱三强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由他领导建成的我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开创了我国原子能研究的新纪元。同时，钱三强还成功地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并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内爆分析和计算工作，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钱三强（1913—1992），浙江湖州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杰出科学家。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少年时代就跟随父亲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

上中学时，钱三强读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书中构建的中国未来蓝图，激发了他对理工学科的兴趣：“要使祖国不受屈辱，摆脱贫穷，走向富强，非建立强大的工业不可。”1930年秋，17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被北大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入学后他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学习，短短半年之后便通过了英语考试，连他的父亲钱玄同也不禁暗叹：“属牛的孩子，还真有一股牛劲。”

在北大，每周都有各种学术报告会。钱三强都带着浓厚的兴趣去听，有一次听清华大学的吴有训讲授近代物理学。吴有训与众不同的讲法、生动的课堂实验，在轻松愉快中向学生传授了难懂的概念，使钱三强渐渐产生了对物理学的热爱，最后萌发报考清华物理系的念头。1932年秋，钱三强在北大预科毕业后，考取了清华物理系，师从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等教授。父亲钱玄同欣然题写了“从牛到爱”四个大字送给他。这成为钱三强人生的转折点。

1936年，钱三强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在严济慈的推荐之下，钱三强通过了公费留学生考试，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夫人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正是他们开启了钱三强探索微观世界的大门。钱三强每天很早起床乘地铁去实验室，工作一天后回到宿舍还要整理资料、写实验报告。

生活平淡，但他却乐在其中。他的聪慧和实干，深得居里夫妇的赞赏。

1946年底，钱三强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历经辗转终于在解放前夕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开始为祖国科技的腾飞效力。从此，钱三强全身心地投入到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之中。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中国核力量后，他成为规划的制定人，并汇聚了邓稼先、彭桓武、王淦昌等一大批核科学家。当1959年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后，钱三强担任了总设计师。在这场艰苦的攻坚战中，他凭借自己过人的领导能力，协调这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用4年时间研制成功原子弹，两年8个月后氢弹又试爆成功，创造了世界奇迹，为共和国铸就了不朽的功勋。

钱三强以自己一生的脚踏实地、艰苦攀登，实践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学以致用，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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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的姓名由来

钱三强在孔德中学读书时名字叫钱秉穹。孔德学校是一所开明的新式学校，学校除抓德、智、体三育外，还强调美育与劳动，对音乐、图画、劳作课也很重视。在这样的环境中，钱三强逐渐成长为一个兴趣广泛的学生，在音乐、体育、美术等方面都表现得很优秀。

有一次，一个体质不如钱秉穹的同学给钱秉穹写信，信中自称“大弱”，而称秉穹为“三强”。这封孩子们之间互称绰号的调皮信，恰巧被钱秉穹的父亲钱玄同看见了。

“你的同学为什么叫你‘三强’呀？”钱玄同问道。

“他叫我‘三强’，是因为我排行老三，喜欢运动，身体强壮，故就称我为 ‘三强’。” 钱秉穹认真地回答了父亲的询问。

钱玄同先生一听，连声叫好。他说：“我看这个名字起得好，但不能光是身体强壮，‘三强’还可以解释为立志争取德、智、体都进步。”

在父亲钱玄同的肯定下，从此以后，“钱秉穹”就正式改名为“钱三强”了。

“两弹”元勋──邓稼先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是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邓稼先（1924—1986），安徽省怀宁县人，我国杰出的物理科学家。邓稼先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1947年，邓稼先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到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8年8月的一天，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位领导对邓稼先说：“钱三强同志极力推荐你参加一项秘密工程——搞原子弹。”邓稼先听到这番话，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

邓稼先被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他是被选来的第一位高级研究人员。筹建队伍是当务之急，他挑选了一批刚从大学分配来的毕业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知识。

邓稼先带领理论队伍开始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的模拟计算和分析，在当时“中国式的计算机”上模拟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所谓“中国式的计算机”，不过是几台手动、电动计算器，外加几把算盘而已。

然而他们就是凭着这样的“武器”在打攻坚战。邓稼先边学习、边钻研、边教学。有时，从夜里搞到凌晨三四点钟，就在办公室的长椅上躺下休息，天亮又继续投入工作。别人劝他要注意休息，他说：

“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人卡我们的脖子，想让我们低头。我们要争口气，把腰杆挺起来。”

一年之内，他们进行了九次模拟计算，考察了各种物理因素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取得了研制原子弹的许多关键参数。周光召则用最大功原理论证了计算结果的合理性，打消了一些人对计算结果的怀疑。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30分，美丽的蘑菇云从沙漠中升起。原子弹爆炸成功，理论设计方案圆满地通过了检验。之后，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两年零8个月后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 1984年，他又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与骄傲，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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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的故事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次年因身患癌症抢救无效去世。

当代毕昇──王选

王选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他发明的“精密汉字照排系统”彻底改变了中国印刷行业的命运，使中文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大步跨进了“光与电”的时代。他对中国印刷出版业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被人们赞誉为“当代毕昇”和“汉字激光照排之父”。

王选（1937—2006），江苏无锡人，我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王选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轻松自然的学习气氛中，他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小学。1954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考进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他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尽管这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他认为越是新的领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大，而且计算机在今后社会发展中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专业的选定，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王选后来感慨地说。

1958年，王选毕业留校任教，当时我国正掀起研制计算机热潮。由于计算机人才奇缺，王选才没有受到“右派”父亲的株连，参加到我国第一台红旗计算机的研制。长年累月的忘我工作，使他重病缠身，不得已返回上海养病。但他仍以强烈的事业心自学电脑软件理论，成长为当时国内研究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的著名专家之一。

1975年11月，北京召开汉字精密照排系统论证会，王选报病参加了会议。由于身体虚弱，说话困难，由他的妻子代他发言并用计算机展示了模拟实验的结果。王选的方案对多数人就像听“天方夜谭”，有人甚至说这是王选的数学“畅想曲”，是玩数学游戏。回家后，王选夫人开玩笑说道：“咱们还是算了吧。”王选却认真地回答：“干！不到长城非好汉。”

就在王选紧张地投入研制时，全球著名的英国蒙纳公司，凭借着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也正在加紧研制汉字激光照排机，想一举占领中国市场。面对双重压力，王选只是默默地加快自己的工作进度，带领着一帮年轻人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新方法，照排控制机上的电路板，那些由密密麻麻的集成电路组成的尖端高科技设备，大多是王选他们自己动手做出。

1979年7月27日，精密汉字照排系统的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大家围在样机旁，紧张地注视着它的动作，机房里只有敲击计算机键盘发出的嗒嗒声。转眼之间，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第一张八开报纸的胶片，王选怀着兴奋紧张的心情接过这张可以直接印刷的胶片，各种精美的字形、字体、花边、图案美不胜收。1980年，支持这套系统的电脑软件，包括具有编辑、校对功能的软件也先后研制成功，并排印出第一本样书。

精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开创了汉字印刷的一个崭新时代，引发了我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彻底改造了我国沿用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技术。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使我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仅用了短短数年时间，就从铅字排版直接跨越到激光照排，走完了西方几十年才完成的技术改造道路，被公认为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王选两度获中国十大科技成就奖和国家技术进步一等奖，并获1987年我国首次设立的印刷界个人最高荣誉奖——毕昇奖，被誉为“当代毕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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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

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是2005年由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批准设立的，这是目前我国媒体行业，包括通讯社、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媒体等唯一经国家批准的跨媒体的科学技术奖项。这个奖项的设立是为了纪念王选院士对我国新闻出版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向王选院士学习，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第八讲 医学药物技术

古老的医疗手段──针灸

针灸是一门古老而神奇的科学，也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具有鲜明的汉民族文化与地域特征。千百年来，针炙对保护人民健康有着卓越的贡献，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远古时期，人们发生某些病痛或不适的时候，偶然被一些尖硬物体，如石头、荆棘等碰撞了身体表面的某个疼痛部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症状减轻或消失的现象。于是，古人便开始有意识地用一些尖利的石块来刺身体的某些部位或人为地刺破身体使之出血，以减轻疼痛。

大约在距今八千至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相当于氏族公社制度的后期，人们已掌握了挖制、磨制技术，能够制作出一些比较精致的、适合于刺入身体以治疗疾病的石器，这种石器就是最古老的医疗工具砭石。人们就用“砭石”刺入身体的某一部位治疗疾病。《山海经》中的：“有石如玉，可以为针”，是关于砭石的早期记载。可以说，砭石是后世刀针工具的基础和前身。随着古人智慧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针具逐渐发展成青铜针、铁针、金针、银针，直到现在用的不锈钢针。

针灸法产生于火的发现和使用之后。在用火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身体某部位的病痛经火的烧灼、烘烤而得以缓解或解除，继而学会用兽皮或树皮包裹烧热的石块、砂土进行局部热熨，逐步发展以点燃树枝或干草烘烤来治疗疾病。经过长期的摸索，选择了易燃而具有温通经脉作用的艾叶作为灸治的主要材料，于体表局部进行温热刺激，从而使灸法和针刺一样，成为防病治病的重要方法。由于艾叶具有易于燃烧、气味芳香、资源丰富、易于加工贮藏等特点，因而后来成为了最主要的灸治原料。

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合称，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它是一种“从外治内”的治疗方法，是通过经络、腧穴的作用，以及应用一定的手法，来治疗全身疾病的。在临床上按中医的诊疗方法诊断出病因，找出疾病的关键，辨别疾病的性质，确定病变属于哪一经脉，哪一脏腑，辨明它是属于表里、寒热、虚实中的哪一类型。然后进行相应的配穴处方，进行治疗。以通经脉，调气血，使阴阳归于相对平衡，使脏腑功能趋于调和，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作为一门古老而神奇的科学，早在公元6世纪，中国的针灸学术便开始传播到国外。目前，在亚洲、西欧、东欧、拉美等已有120余个国家和地区应用针灸术为本国人民治病，不少国家还先后成立了针灸学术团体、针灸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著名的巴黎大学医学院就开设有针灸课。1980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43种推荐针灸治疗的适应病症。1987年，世界针灸联合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针灸作为世界通行医学的地位在世界医林中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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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是否疼痛？

针灸是否疼痛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病人。一个好的医生，他的针刺入病人体内后，会使病人的局部产生或酸、或麻、或胀、或重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存在于病人表皮的，而是来源于针尖所到的部位，这种感觉是非常舒服的，是一种按摩酸疼的肩背的感觉。而一个手法差的医生，带给病人的是进针时的疼痛，行针时的疼痛，跟那种非常舒服的“疼”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一个身心放松的病人，也会配合医生的进针，减少针刺发生疼痛的概率。一个非常紧张的病人，那种不好的疼痛感是会经常发生的。所以说，针灸的疼，不是绝对的，好的疼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不好的疼是因为病人的紧张和医生的技术太差造成的。

中国自然疗法──推拿按摩

推拿按摩是中国古老的医治伤病的方法，属于现在所崇尚的自然疗法的一种。由于它的方法简便无副作用，治疗效果良好，所以几千年来在我国不断得到发展、充实和提高。

相传在黄帝时期，人们生活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经常遭受野兽的伤害和烈火、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在打猎的过程中还不断出现跌打损伤等事故。黄帝为此寝食难安。那时候，没有人懂得用药物治病，一旦生病，就只有听天由命。

有一次，黄帝带领一支队伍进山狩猎，一只老虎突然向他们猛扑过来，黄帝急忙拉弓向老虎射了一箭。由于没有射中要害，箭头从虎背穿皮而过，受伤的老虎逃走了。几天后，有人发现这只老虎在树林里专门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伤口。虎背上的伤口没有血迹，也没溃烂。

黄帝听到这件事，立刻命人去察看，并一再叮咛不许杀害老虎。察看的人回来说：“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伤口不但不流血，而且已慢慢愈合。”黄帝听后，沉思一会儿，便派人把老虎吃的这种长叶草采集回来，专门给部落里受伤流血的人吃。受伤流血的人吃了这种长叶草，果然收到止血止痛的效果。

这件事给了黄帝很大启发，他知道自然界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用来治疗疾病。于是他命雷公、歧伯二人，经常留意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它们如何生存。雷公、歧伯按照黄帝的吩咐，对自然界的飞禽走兽，草木花卉等，都详细地加以观察和记录，进行研究和试验，直到最后确认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为止，再由黄帝把它们正式整理出来，定名为《黄帝内经》。

上面是《黄帝内经》成书的传说，事实上《黄帝内经》是托名黄帝及其臣子雷公、歧伯等论医之书，由《灵枢》和《素问》两部分组成。

《黄帝内经》大约成书于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它博大精深的科学阐述，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以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黄帝内经》的成就可以用三个“第一”来概括。

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

人类出现以后，就有疾病，有了疾病必然就要寻求各种医治的方法，所以医疗技术的形成的确远远早于《黄帝内经》。但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却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被公认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讲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治疗的原则和方法，为人类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部养生宝典

《黄帝内经》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是讲怎样不得病，怎样使我们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能够长寿，是一部养生宝典。

第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

《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里面讲了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学、历史等，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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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的按摩养生术

宋美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还是一位长寿老人，终年106岁。据了解，宋美龄的长寿与她长期进行推拿按摩有重要关系。早在宋美龄母亲有病时，就有医师建议她用按摩法为母亲解除痛苦。后来，她从书上了解到按摩可以让胸腺不失时机地分泌有益于女性健康与健美的胸腺素，她就开始自己给自己按摩胸乳。后来，宋美龄到了台湾，在台湾生活期间，她开始配备专职按摩师。她要求按摩师不仅为她按摩后背的穴位，还要为她进行全身性的按摩，如果有一天不进行这种按摩，她就会心绪不安、寝食不宁。后来，一位医生指点她，足部按摩不仅舒服，同时也是一种排毒治病的过程。于是，她又增加了足部的按摩。据说足部按摩治疗开始不久后，她的胃病便有所好转。

神医扁鹊的医学贡献

扁鹊是我国医学科学的奠基人，是民间医学的开创者，他发明四诊，最早实施外科手术和麻醉术，革新医疗器具，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世人敬他为神医。

扁鹊（前407—前310），原名秦越人，又号卢医, 勃海郡郑（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春秋战国时代名医。

扁鹊少年时期在故里做过舍长，即旅店的主人。当时在他的旅舍里有一位长住的旅客长桑君，他俩过从甚密，感情融洽。长期交往以后，长桑君终于对扁鹊说：“我掌握着一些秘方验方，现在我已年老，想把这些医术及秘方传授予你，你要保守秘密，不可外传。”扁鹊当即拜长桑君为师，并继承其医术，成为一代名医。

扁鹊成名后，周游各国，为君侯看病，也为百姓除疾。他的技术十分全面，无所不通。在邯郸听说当地尊重妇女，他便做妇科医生。在洛阳，因为那里很尊重老人，他就做了专治老年病的医生。秦国人最爱儿童，他又在那里做了儿科大夫，不论在哪里，都是声名大振。

根据史料记载，魏文王曾求教于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谁是医术最好的呢？”扁鹊：“大哥最好，二哥差些，我是三人中最差的一个。”

魏王不解地说：“请你介绍的详细些。”

扁鹊解释说：“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那时候病人自己还不觉得有病，但大哥就下药铲除了病根，使他的医术难以被人认可，所以没有名气，只是在我们家中被推崇备至。我二哥治病，是在病初起之时，症状尚不十分明显，病人也没有觉得痛苦，二哥就能药到病除，使乡里人都认为二哥只是治小病很灵。我治病，都是在病情十分严重之时，病人痛苦万分，病人家属心急如焚。此时，他们看到我在经脉上穿刺，用针放血，或在患处敷以毒药以毒攻毒，或动大手术直指病灶，使重病人病情得到缓解或很快治愈，所以我名闻天下。”

扁鹊发明四诊

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它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他精于望色，通过望色判断病症及病症演变的结果。如扁鹊晋见蔡桓公时，通过望诊判断出桓侯有病，但是病情尚浅。他劝蔡桓公接受治疗，但桓侯因自我感觉良好，拒绝治疗。不久，扁鹊再度晋见桓公，指出他病情已加重，病位已进展到血脉，再次劝说他接受治疗。但蔡桓公不听，认为扁鹊在炫耀自己，并以此牟利。当扁鹊第三次晋见他时，蔡桓公的病情已恶化，病位进入到内部肠胃。但蔡桓公仍不听从扁鹊的劝解，拒绝治疗。最后一次，扁鹊判断出桓侯病情危重，已进入到骨髓深处，病入膏肓，无法救治。果然不出所料，蔡桓公不久即发病，不治而死。

扁鹊的预防思想

扁鹊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他认为对疾病只要预先采取措施，把疾病消灭在初起阶段，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他曾颇有感触地指出：客观存在的疾病种类很多，但医生却苦于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因此，他很注重疾病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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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鹊遇害

秦武王与武士们进行举鼎比赛，不小心伤了腰部，疼痛难忍，吃了太医李醢的药，也不见好转，并且更加严重。有人将神医扁鹊到了秦国的事告诉了武王，武王传令扁鹊入宫。扁鹊看了武王的神态，按了按他的脉搏，用力在他的腰间推拿了几下，又让武王自己活动几下，武王立刻感觉好了许多。接着扁鹊又给武王服了一剂汤药，病状就完全消失了。武王大喜，想封扁鹊为太医令。李醢知道后，决定除掉扁鹊这个心腹之患，他派刺客杀害了扁鹊。后来，人们在扁鹊的家乡建造起“药王庙”，专门供奉他。

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它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医学典籍，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相传在黄帝时期，人们生活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经常遭受野兽的伤害和烈火、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在打猎的过程中还不断出现跌打损伤等事故。黄帝为此寝食难安。那时候，没有人懂得用药物治病，一旦生病，就只有听天由命。

有一次，黄帝带领一支队伍进山狩猎，一只老虎突然向他们猛扑过来，黄帝急忙拉弓向老虎射了一箭。由于没有射中要害，箭头从虎背穿皮而过，受伤的老虎逃走了。几天后，有人发现这只老虎在树林里专门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伤口。虎背上的伤口没有血迹，也没溃烂。

黄帝听到这件事，立刻命人去察看，并一再叮咛不许杀害老虎。察看的人回来说：“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伤口不但不流血，而且已慢慢愈合。”黄帝听后，沉思一会儿，便派人把老虎吃的这种长叶草采集回来，专门给部落里受伤流血的人吃。受伤流血的人吃了这种长叶草，果然收到止血止痛的效果。

这件事给了黄帝很大启发，他知道自然界有很多东西都可以用来治疗疾病。于是他命雷公、歧伯二人，经常留意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它们如何生存。雷公、歧伯按照黄帝的吩咐，对自然界的飞禽走兽，草木花卉等，都详细地加以观察和记录，进行研究和试验，直到最后确认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为止，再由黄帝把它们正式整理出来，定名为《黄帝内经》。

上面是《黄帝内经》成书的传说，事实上《黄帝内经》是托名黄帝及其臣子雷公、歧伯等论医之书，由《灵枢》和《素问》两部分组成。

《黄帝内经》大约成书于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它博大精深的科学阐述，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以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黄帝内经》的成就可以用三个“第一”来概括。

第一部中医理论经典

人类出现以后，就有疾病，有了疾病必然就要寻求各种医治的方法，所以医疗技术的形成的确远远早于《黄帝内经》。但中医学作为一个学术体系的形成，却是从《黄帝内经》开始的，所以《黄帝内经》被公认为中医学的奠基之作。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讲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治疗的原则和方法，为人类健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部养生宝典

《黄帝内经》中讲到了怎样治病，但更重要的是讲怎样不得病，怎样使我们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能够健康、能够长寿，是一部养生宝典。

第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

《黄帝内经》以生命为中心，里面讲了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哲学、历史等，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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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经络之谜

在《黄帝内经》中，经络的概念贯穿于全书。《黄帝内经》的“经络之谜”被称为千古之谜。经络到底是什么？直到近年来，这个谜底才逐渐揭开：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经脉犹如直通的径路，是经络系统中的主干；络脉犹如网络，是经脉的细小分支。经络是人体内气血运行的通路。关于血液循环的理论，西方直到18世纪才认识到。

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是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被誉为中药学经典著作。直到今天，仍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理论支柱，也是医学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上古时候，五谷和杂草长在一起，药物和百花开在一起，哪些粮食可以吃，哪些草药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所以人们经常遭受饥饿和病痛的折磨。老百姓的疾苦，神农氏瞧在眼里，疼在心头。怎样给百姓充饥？怎样为百姓治病？神农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带着一批臣民，从家乡随州历山出发，向西北大山走去。来到一座茫茫大山脚下，他们攀登木架，上了山顶。山上真是花草的世界，红的、绿的、白的、黄的，各色各样，密密丛丛。神农喜欢极了，他叫臣民们防着狼虫虎豹，他亲自采摘花草，放到嘴里尝。白天，他领着臣民到山上尝百草，晚上，生起篝火，他就着火光把哪些草是苦的，哪些热，哪些凉，哪些能充饥，哪些能医病写得清清楚楚。

他尝完一山花草，又到另一山去尝，一直尝了七七四十九天，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他尝出了麦、稻、谷子、高粱等能充饥，就叫臣民把种子带回去，让黎民百姓种植，这就是后来的五谷。他尝出了365种草药，写成《神农本草》，叫臣民带回去，为天下百姓治病。

通常认为，《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时代，约公元1世纪前后。在《黄帝内经》之后，《伤寒杂病论》之前，全书3卷，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书中叙述了各种药物的名称、性味、有毒无毒、功效主治、别名、生长环境、采集时节以及部分药物的质量标准、炮炙、真伪鉴别等，所载主治病症包括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170多种，并根据养命、养性、治病三类功效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为君，无毒，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如人参、阿胶；中品120种为臣，无毒或有毒，主养性，具补养及治疗疾病之功效，如鹿茸、红花；下品125种为佐使，多有毒，不可久服，多为除寒热、破积聚的药物，主治病，如附子、大黄。书中有200多种药物至今仍常用，其中有158种被收入1977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神农本草经》有序例(或序录)自成l卷，是全书的总论，归纳了13条药学理论，首次提出了“君臣佐使”的方剂理论，一直被后世方剂学所沿用，但在使用过程中，含义已渐渐演变，关于药物的配伍情况，书中概括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七种，称为七情，指出了药物的配伍前提条件，认为有的药物合用，可以相互加强作用或抑制药物的毒性，因而宜配合使用；有的药物合用会使原有的药理作用减弱，或产生猛烈的副作用，这样的药应尽量避免同时使用。书中还指出了剂型对药物疗效的影响，丸、散、汤、膏适用于不同的药物或病症，违背了这些，就会影响药物的疗效。

《神农本草经》还注意到药物的产地、采集时间、炮制、质量及真伪鉴别等，为本草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书中对各种药物应该怎样相互配合应用，以及简单的制剂，都做了概述。更可贵的是早在2000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大量的治疗实践，已经发现了许多特效药物，如麻黄可以治疗哮喘，大黄可以泻火，常山可以治疗疟疾等等。这些都已用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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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由来

《神农本草经》中写道：“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传说，有一次，神农尝草中毒，恍惚之中发现一种开白花的常绿树生长的嫩芽犹如九头凤的舌头一样，神农顺手摘了一把吃下，嫩芽立即在他肚内上下左右游动洗涤，好似在肚内检查什么，接着肚痛逐步减轻而慢慢好了，而且精力倍增。于是神农就把这种绿叶称为“查”，以后逐渐把“查”字演变为“茶”字了。

外科鼻祖华佗的医学成就

中国的医学到汉代已经有了很多辉煌的成就，华佗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优秀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华佗是我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科医生之一，他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为“外科鼻祖”。

华佗（约145—208），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东汉末年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被并称为“建安三神医”。

华氏家族本是一个望族，其后裔中有一支定居于谯县以北十余里处风景秀丽的小华庄（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华佗镇）。至华佗时家族已衰微，但家族中对华佗寄托了很大的期望。从其名、字来看，名“佗”，乃负载之意，“元化”是化育之意。华佗自幼刻苦攻读，习诵《尚书》《诗经》《周易》《礼记》《春秋》等古籍，逐渐具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

华佗行医，并无师传，主要是精研前代医学典籍，在实践中不断钻研、进取。当时我国医学已取得了一定成就，《黄帝内经》《黄帝八十一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相继问世，望、闻、问、切四诊原则和导引、针灸、药物等诊治手段已基本确立和广泛运用；而古代医家，如战国时的扁鹊，西汉的仓公，东汉的涪翁、程高等，所留下的不慕荣利富贵、终生以医济世的动人事迹，所有这些不仅为华佗精研医学提供了可能，而且陶冶了他的情操。华佗精通内、外、儿、妇、针灸各科，特别擅长外科，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的医生，比西方采用麻醉术早1600多年。

华佗制麻沸散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兵荒马乱，战祸连年，受伤的士兵不计其数。动手术时，那些伤兵痛苦的哀号让人毛骨悚然。作为外科手术医生，华佗一直在思考减轻患者痛苦的方法。

一天傍晚，华佗家里来了一位病人。病人的家属说，这位年轻人喝醉了酒，在家门口酒性大发，跌得头破血流，请医生赶快救救他。

华佗察看了伤势，额头上有道创口，血流得吓人。华佗赶快给他洗了伤口，用药线给他缝合并敷了药。病人家属千恩万谢地抬走了依旧醉得不省人事的年轻人。

华佗却陷入了沉思：别人缝创口时，鬼哭狼嚎；这个醉酒的病人却连一丝痛苦的表情都没有。看来应该是酒能迷性，迷性之后，就不觉疼痛。这个发现让华佗欣喜不已。经过再三斟酌，他决定用曼陀罗花作主药，配上其他中药，制成一帖让人麻醉的药，这就是世界史最早的麻醉剂——麻沸散。

五禽戏

在医疗体育方面，华佗也有着重要贡献。他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和神态，来舒展筋骨，畅通经脉。五禽，分别为虎、鹿、熊、猿、鸟，常做五禽戏可以使手足灵活，血脉通畅，还能防病祛病。他的学生吴普桑用这种方法强身，活到了90岁还是耳聪目明，齿发坚固。

应用心理疗法

华佗还是一名能运用心理疗法治疗疾病的专家。一次，一位太守请他看病，华佗认为经过一次大怒之后，他的病就会好。于是他接受了许多财物，却不给他好好看病，不久又弃他而去，并留下了一封书信骂他。太守大怒，让人去追，他的儿子知道事情的真相，便悄悄拦住了去追赶他的人。太守在极度愤恨之下，吐出了几升的黑血，病很快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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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之死

华佗因医术精湛名震远近。一天，曹操召见了他。原来曹操早年得了一种头风病，中年以后日益严重，发作时心乱目眩，头痛难忍。华佗在曹操胸椎部的鬲俞穴扎针，片刻之后就好了。曹操十分高兴，留华佗在府中，还允许他为百姓治病。208年，曹操操纵朝政，总揽军政大权，他命令华佗做他的侍医，不得再为他人看病。华佗的理想是以医济世，决心离开曹操，便找了个理由告假回家，一去不归。

曹操恼羞成怒，派出专使将华佗押解回许昌，在狱中处决了华佗。

医药理论之大成──《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张仲景（约150—219），名机，字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张仲景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不断探索，医术是精益求精。建安十年（205）张仲景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

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专业术语，要求医生运用各种诊断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对病人的生理特点以及时令节气、地区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其致病的原因，然后确定恰当的治疗方法。

有一次，两个病人同时来找张仲景看病，都说头痛、发烧、咳嗽、鼻塞。张仲景给他们切了脉，确诊为感冒，并给他们各开了剂量相同的麻黄汤，发汗解热。

第二天，一个病人服了药以后，出了一身大汗，头痛得比昨天更厉害了。另一个病人服了药后出了一身汗，病好了一大半。张仲景觉得奇怪，为什么同样的病，服相同的药，疗效却不一样呢？他仔细回忆昨天诊治时的情景，猛然想起在给第一个病人切脉时，病人手腕上有汗，脉也较弱，而第二个病人手腕上却无汗，他在诊断时忽略了这些差异。

病人本来就有汗，再服下发汗的药，不就更加虚弱了吗？这样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会使病情加重。他立即改变治疗方法，给病人重新开方抓药，结果病人的病情很快便好转了。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同样是感冒，表症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应相同，因此各种治疗方法需要医生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不能一成不变。

人工呼吸

张仲景是最早采用人工呼吸方法救人的医学家。有一次，张仲景在行医时，发现有户人家门前聚集了很多人，他上前一看，只见一个人躺在地上，旁边有几位妇女在哭泣。张仲景一问情况，原来是地上那人因穷得活不下去而上吊自尽，被家属发现，虽然被解救下来，但已经不能动弹了，时间还不算久。张仲景马上挤开人群，吩咐把人放在床板上，用被子盖好保暖；叫两个人用力按摩他的胸脯，一面活动他的双手，自己则用手掌按压那人的腰部和腹部，一紧一松，不到半个钟点，那人居然有了微弱的呼吸；再继续一会儿，那人就清醒过来了。

药物灌肠

张仲景是我国首次使用肛门栓剂治疗大便干结的医生。一次有个病人大便干结，人很虚弱，特地来请张仲景治疗。张仲景对病人的状况进行了观察，他发现病人虚弱，不宜用泻药，但是不泻病人的病又治不好，这种上虚下实的病，很难治。张仲景经过反复思考，决定采用新的疗法。他取来蜂蜜，煎干水分，捏成长条形，塞入病人肛门。由于病人肠道得到滋润，大便很快就溶开，大便畅通后，热邪排了出来，病情立即好转了。这种方法和原理至今还被临床采用，并拓展到其他一些疾病的治疗。

胆道蛔虫的治疗方法

“胆道蛔虫症”是现代医学的一个病名，是由蛔虫钻入胆道所引起的。早在1900多年前，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方论》中就指出蛔虫引起心痛的特点：心窝部的阵发性剧痛，且伴有恶心呕吐。当疼痛剧烈时，还会出现手足厥冷，呕吐蛔虫等症状。胆道蛔虫病后果严重，有时蛔虫还会从总输胆管钻到肝管甚至胰腺管里去，引起致命的急性胰腺炎、肝炎等等。张仲景提出用乌梅丸来治疗。根据现代药理学实验证明，乌梅有抗过敏作用，能使胆囊收缩，促进胆汁分泌。如果把乌梅与其他药物配伍，则具有使蛔虫退缩，离开胆道的作用。因此，《金匮要略方论》中提到的乌梅丸治蛔厥，是世界上最早的驱除进入胆道的蛔虫的有效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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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坐堂

张仲景主张医学要不断进步，医生对患者要热情负责。相传，他做长沙太守时也不忘为百姓解除疾苦。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也不能随便接近百姓。但他认为只有接触百姓，才能给他们治病，也才能提高医术。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择定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而专为百姓治病。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仔细地给百姓治病。时间久了，形成了惯例。每逢初一和十五这两天，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店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

第一部针灸学的著作──《针灸甲乙经》

皇甫谧是中医领域“针灸疗法”的创始人，他所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是一部影响中国针灸学发展的划时代著作，对后世针灸医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远在隋唐时期，就已作为医学教育的必学课本，并被视之为经方。

皇甫谧（215—282），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人，魏晋年间著名的作家、医学家，我国“针灸疗法”的创始人。

皇甫谧幼年时父母双亡，便过继给了叔父，由叔父叔母抚养成人。他在幼时十分贪玩，20岁时才开始读书。他对百家之说尽数阅览，学识渊博而沉静少欲，并著有《孔乐》《圣真》等书，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40岁时，皇甫谧患上了风痹病，十分痛苦，但他在学习上却仍是不敢怠慢。在抱病期间，他读了大量的医书，尤其对针灸学十分有兴趣。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以前的针灸书籍深奥难懂而又错误百出，十分不便于学习和阅读。于是他通过自身的体会，摸清了人体的脉络与穴位，并结合《灵枢》、《素问》和《名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书，悉心钻研，著述了我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

《针灸甲乙经》共10卷，128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针灸甲乙经》对针灸穴位的名称、部位、取穴方法等，逐一进行考订，并重新厘定孔穴的位置，同时增补了典籍未能收入的新穴，使全书定位孔穴达到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比《内经》增加189个穴位。

《针灸甲乙经》对穴位的分布采取了分区记述的方法，如头部分正中，两侧再分五条线与脑后各有穴若干；面部、耳部、颈部、肩部各有穴若干；胸、背、腰、腹部分之正中，两侧各线各有穴若干；四肢部分三阳、三阴各有穴若干。部位明确，相互关系清楚，有利于学习和临床运用，该法为历代中外学者所沿用。

《针灸甲乙经》在晋以前医学文献的基础上，对经络学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研究，对人体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五络脉以及十二经别、十二经筋等之内容、生理功能、循行路线、走行规律以及其发病特点等作了理论的概括和比较系统的论述，成为后世对此学说研究论述的依据。

《针灸甲乙经》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针灸治疗的疾病和症状等共计800多种，基本上达到了条分缕析，内容比较丰富，使学习者易于掌握。该书还阐明针灸方法和临床禁忌，提示针灸医生为病人施治时，必须掌握时机，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不同病情，采用不同的针刺艾灸的手法和技术。要求选穴适宜，定穴准确，操作严谨，补泻手法适当等等。

《针炙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有重大实用价值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做“中医针灸学之祖”，一向被列为学医者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唐代医家王焘评价它“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晋以后的许多针灸学专著，大都是在参考此书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写出来的，也都没有超出它的范围。直至现在，我国的针灸疗法，虽然在穴名上略有变动，但在原则上均本于它。

唐代时，医署开始设立针灸科，并把《针炙甲乙经》作为医生必修的教材。1600多年来，它始终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根据。后来，此书流传到了日本、朝鲜等国家，享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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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与“洛阳纸贵”

西晋时期，有一个作家叫左思。他年少时，脑子比较迟钝，父亲教他写字，他总写得歪歪扭扭；教他弹琴，他怎么学也弹不出一支像样的曲子来。左思的父亲很生气，指着左思对朋友说：“我这儿子真没出息，学什么也学不成。”左思听了很难过，从此刻苦读书，终于写成了《三都赋》。他带着《三都赋》的文稿，去拜访当时名气很大的皇甫谧，并希望皇甫谧能举荐他。皇甫谧看了左思的文稿，连声称赞，并答应亲自给《三都赋》写篇序文。《三都赋》传出以后，人们争相传阅，京城里的文人和富豪贵族，都争着买纸来抄写阅读。一时把洛阳城里的纸都买光了，洛阳城里的纸价因此突然大涨。

最早的脉学著作──《脉经》

《脉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

《脉经》是魏晋期间著名的医学家王叔和的脉学专著，这部作品将我国脉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促进了中医诊断学的发展。

脉诊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中医诊断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世界医学史上的独特创造。《周礼》《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古籍中都有关于脉学的记载。但是，这些资料却非常零乱、繁杂，说法很不统一。为了提高脉学的科学性，更好地发挥其在临床诊断中的作用，王叔和觉得需要将其系统化和规范化，于是，他毅然担起了撰写《脉经》的重任。

王叔和曾做过太医令，他利用这有利的机会，搜求各种脉学资料，旁征博引，采摭群论，然后根据自己的临床体验，按照“百病根源，各以类相从”的方法，分清纲目，依类编排，精心整理，终于在260年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作。全书共10卷，97篇，10万余字。

《脉经》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归纳并准确描述脉象

《脉经》第一次对古代医学文献散载的30余种脉名进行整理，总结归纳脉象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24种，并准确描述了各种脉象在指下的不同感觉。比如所载：“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沉脉：举之不足，按之有余”。以后历代中医著述对于脉象的描述，基本都未离开《脉经》的基本概念。

首开脉象鉴别先河

《脉经》在提出24脉象后，紧接着提出浮与芤、弦与紧、革与实、滑与数、沉与伏、微与涩、软与弱、迟与缓八组相类脉，提醒医生要注意脉象的区别对照，对后世医家对脉象的鉴别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确立三部脉法和脏腑分候定位

《脉经》在《难经》的基础上，将寸、尺二部脉法发展为寸、关、尺三部脉法；把《内经》遍身诊脉法之三部加以发挥，解释为掌后脉口寸关尺三部，并以寸关尺三部各有天地人三候，合为九候。这种“寸口三部九候”的提法是最早的。它还提出寸关尺三部左手依次候心小肠、肝胆、肾膀胱，右手依次候肺大肠、脾胃、肾膀胱的脏腑分配观点，从而使独取寸口脉法在理论与方法上趋于完善，推进了这种简便易行的诊脉法的临床普遍应用。《脉经》的脏腑定位，历代除大小肠、三焦脉位略有歧议外，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医脉学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论述脉象的临床意义

《脉经》对不同脉象的临床意义也作了大量论述：一是对脉象主病进行原则概括，如“迟则为寒”“洪则为热”；二是结合脉、证、病机、治疗进行综合总结，如“寸口脉芤吐血，微芤者衄血。空虚血去故也。宜服竹皮汤、黄芪汤，灸膻中”等。这些论述反映出当时的脉象病理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对临床也一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脉经》问世之后，备受历代医学家的重视，隋唐后被列为学医的必读书目，而且对国外医学的发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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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和姓什么

一般人都认为王叔和原姓王，名熙，字叔和。但据考证，王叔和应姓王叔，名和，是周襄王儿子王叔虎的后代。

清朝名医大家李士材(著有《本草图解》)门下的嫡传弟子尤乘，曾出任清朝太医院御前侍直三年。他在所撰《尤氏(乘)增补诊家正眼》中说：“西晋王叔氏所著脉经，其理渊微，其文古奥，读者未必当下领会，以致六朝高阳生伪诀，得以行于世，而实为大谬。”可见，王叔和确实非“王氏”，而是“王叔氏”。

古代的急症手册──《肘后备急方》

《肘后备急方》我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书中描写的天花症状，以及其中对于天花的危险性、传染性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而且描述得十分精确。尤其是用狂犬脑组织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被认为是中国免疫思想的萌芽。

葛洪（284—364），字稚川，号抱朴子，东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从小就喜欢读有关医药、保健和炼丹制药的书，留心民间流行的简便的治病方法。他结合各种验方和医药知识，写成一本《肘后备急方》，讲述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内科急症、外伤及传染病等，所收集方剂多经实践检验，采药方便、便宜。这部书共8卷70篇，卷帙不多，可以挂在胳膊肘上随身携带，相当于今天的“急症手册”。

葛洪治疗狂犬病

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一种叫犬咬人引起的病症，即今天的狂犬病。那时葛洪住在广州罗浮山，有一天，葛洪入山采药，路经一个小山村，听到村头一位妇人在号啕痛哭。走近询问，才知道她七八岁的孩子被疯狗咬了，吓得昏死过去。围观的人都摇着脑袋，谁都知道，被疯狗咬伤的人，不出一个月，便要像疯狗一样发起疯来，逢人便咬，被咬的人也会染上这种病，最后浑身抽搐，不治而亡。

葛洪见状，心头泛起了波澜，能见死不救吗?可自己从未治过这种险症，书上也从来没有记载过医治这种绝症的办法。最后他想到了医书上写的“以毒攻毒”的原则，便对在场的人说：“咬人的疯狗在哪里?快打死它!”

他的话提醒了大家，疯狗还会咬人，非打死它不可!几个小伙子拿起棍棒，很快找到了疯狗，一顿乱棍把那只疯狗打死了。葛洪让人把疯狗拖来，用斧头劈开狗脑，取出脑子，捣烂以后敷到孩子的伤口上，同时抓了一些药替孩子调养。过了几个月，葛洪再经过那个村子，发现那孩子居然奇迹般地痊愈了，他立即把这件事记录在自己的《肘后备急方》里。

天花和恙虫病的发现

在世界医学历史上，葛洪还第一次记载了两种传染病，一种是天花，一种叫恙虫病。葛洪在 《肘后备急方》里写道：有一年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流行病，病人浑身起一个个的疱疮，起初是些小红点，不久就变成白色的脓疱，很容易碰破。如果不好好治疗，疱疮一边长一边溃烂，人还要发高烧，十个有九个治不好，就算侥幸治好了，皮肤上也会留下一个个的小瘢。

葛洪描写的这种奇怪的流行病，正是后来所说的天花。西方的医学家认为最早记载天花的是阿拉伯的医生雷撒斯，其实葛洪生活的时代比雷撕斯要早500多年。葛洪把恙虫病叫做“沙虱毒”。现在已经弄清楚，沙虱毒的病原体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微生物，叫“立克次氏体”。葛洪不但发现了沙虱，还知道它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他的记载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

结核病的最早记载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里面，记述了一种叫“尸注”的病，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染上这种病的人闹不清自己到底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疲乏，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还会丧命。葛洪描述的这种病，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结核病。结核菌能使人身上的许多器官致病。肺结核、骨关节结核、脑膜结核、肠和腹膜结核等等，都是结核菌引起的。葛洪是我国最早观察和记载结核病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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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卖薪买纸的故事

葛洪的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他从小就热爱学习，但是连年的战乱，家中的书籍已经所剩无几了。农闲的时候，葛洪便背上空箱子，徒步跋涉，到处去借书看。但在战乱中，要想借到一部首尾完整的书，必须跑了东家又跑西家，东拼西凑，才有可能把一本书凑齐。而借书总是有归还期限的，有时候好不容易借到一部好书，还没有来得及细细研读，就要归还了。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抄书。但是抄书需要笔墨纸张，这也是个大难题。为了抄书，葛洪白天挤出时间上山砍柴，用卖柴火的钱买来纸张，晚上在油灯下奋笔疾书。就这样，葛洪一边辛勤劳动，一边刻苦学习，终于在医学、化学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是中国古代医德医术都堪称一流的医学名家，也是世界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中国医药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医学的精华。

孙思邈（约581—682），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我国唐代著名医学家。他自幼勤奋好学，尤其喜欢研究医学，青年时代就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感到过去的一些方药医书，浩博庞杂，分类也不妥当，查找很难，等找到药方已来不及医治了。于是，他一方面认真学习前人的经验，一方面广泛搜集民间的药方，着手编著新的医书。经过长期的努力，大约在652年，他70多岁时，写成了第一部医书《备急千金要方》30卷，简称《千金要方》。后来，他又在101岁的高龄，写成了第二部医书《千金翼方》30卷，作为对前书的补充。

对针灸学的贡献

孙思邈的医术非常高明，在针灸和医治一些疑难病症方面都很有成就。有一次，一个腿疼的病人前来就诊，孙思邈便给他针灸。他按照传统的疗法，扎了几针，都未能止疼。他想，难道除了古人发现的365个穴位之外，再没有别的穴位了吗？他认真仔细地寻找新的穴位，一面用大拇指轻轻按掐，一面问病人按掐的部位是不是疼。病人一直都摇头。当孙思邈手指按掐住一个新的部位时，病人立即感到腿疼的症状减轻了好多。孙思邈就在这一点扎了一针，病人的腿立刻不疼了。这种随疼点而定的穴位，叫做“阿是穴”，又名“天应穴”或“不定穴”。这是孙思邈对针灸学的一大贡献。

重视养生保健

孙思邈很重视妇婴保健。他在《千金要方》中首先列《妇人方》三卷，其次为《少小婴孺方》二卷。对于妇科病的特殊性，小儿护理的重要性，论述尤为详细，很有实际意义。对于孕妇，他提出住处要清洁安静，心情要保持舒畅，临产时不要紧张；对于婴儿，提出喂奶要定时定量，平时要多见风日，衣服不可穿得过多等等。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后来妇科和儿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孙思邈崇尚养生并身体力行，正由于他通晓养生之术，才能年过百岁而视听不衰。他将儒家、道家以及外来古印度佛家的养生思想与中医学的养生理论相结合，提出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时至今日，这些养生方法还在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心态要保持平衡，不要一味追求名利；饮食应有所节制，不要过于暴饮暴食；气血应注意流通，不要懒惰呆滞不动；生活要起居有常，不要违反自然规律等等。

导尿术的发明

有一次，一个病人得了尿潴留病，撒不出尿来。孙思邈看到病人憋得难受的样子，他想：吃药已经来不及了，如果想办法用根管子插进尿道，尿或许会流出来。他看见邻居的孩子拿一根葱管在吹着玩儿，葱管尖尖的，又细又软，孙思邈决定用葱管来试一试，于是他挑选出一根适宜的葱管，在火上轻轻烤一下，切去尖的一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插进病人的尿道里，再用力一吹，不一会儿尿果然顺着葱管流了出来，病人的小肚子慢慢瘪了下去，病也就好了。

大脖子病的治疗

孙思邈不仅刻苦钻研医术，他还经常不畏艰险，背着药篓亲自上山采药。孙思邈在山地采集药材的过程中，还随时随地给山区老百姓看病。久住山区的人，因为缺碘很容易得大脖子病，脖子前面长出一个大瘤子。孙思邈想：人们常说，吃心补心，吃肝补肝，能不能用羊靥（山羊或绵羊的甲状腺体）治疗大脖子病呢?他试治了几个病人，果然见效。

孙思邈重视医德，强调为人治病，应不分高低贵贱，一视同仁，曾系统论述医德规范。

孙思邈死后，人们将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并在山上为他建庙塑像，树碑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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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救死扶伤

孙思邈医德高尚，为了救死扶伤，即使有种种忌讳也不放在心上。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支出殡的队伍。听说是一位产妇难产，已经断气两个时辰，婆婆怕产妇尸首停在家中招来晦气，急忙要让死者入土为安。孙思邈看到棺材缝里有鲜血滴出，便不顾一切上前拦住了队伍。死者的婆婆见到有人拦路，觉得太不吉利，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孙思邈上前告诉她，媳妇还有救，或许还能给她添个孙子。婆婆听说他是位神医，才半信半疑答应当场开棺救人。孙思邈用随身带的金针施治，在产妇头顶、口鼻、手足之间扎了七八针，产妇果真苏醒过来，没过多久当场生了一个男婴。

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唐本草》

唐朝，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在医学方面也不例外，唐朝政府组织编写的《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修、由权力机关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中药学著作，对我国后代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朝时期，社会政治安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们对药物学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同时，随着医生临证经验的不断增加和中外医药交流的进展，在中药谱上，又增加了许多新药和外来药，需要对于药物学的书籍进行一定的补充。因此，重新编写一部新的本草书，已变得非常必要。

唐显庆三年（657），在右监门府任长史的苏敬向高宗李汾进表请求重新修订本草，以修改《本草经集注》中的一些缪误并增加新的内容。高宗指派了长孙无忌、许孝崇、李淳风、孔志约等22人与苏敬一起集体编修新本草。同时，唐政府“普颁天下，营求药物”，征集全国各地所产的药物，并令绘出实物图谱，以供编书之用。修订时，他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为过去的医药经典所局限，于659年撰成《唐本草》。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由国家颁行的第一部药典。

《唐本草》又称为《新修本草》，分《本草》《药图》《图经》三个部分。《本草》部分是讲药物的性味、产地、采制、作用和主治等内容，《药图》是描绘药物的形态，《图经》是《药图》的说明文字。其中以《图经》加以说明的方式，是医书编纂体裁上的创新，后者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

在内容方面，《新修本草》也很突出。《新修本草》收载药物844种，其中考正过去本草经籍所载有差错的药物400余种，增补新药百余种，并详细记述了药物的性味、产地、功效及主治的疾病。由于当时正处于唐朝全盛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有不少外来药品通过贸易进入我国，如安息香、龙脑、胡椒、诃子、郁金、茴香、阿魏等，这些《唐本草》皆有收录。《新修本草》内容丰富，一经问世，立即传播四方，最早由当时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徒传至日本，对日本医学界影响很大，不久又传到朝鲜等国。其中还记载了用白锡、银箔、水银调配成的补牙用的填充剂，这也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补牙的文献记载。

《新修本草》的颁行在统一用药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新修本草》在宋元祜年间已完全失佚。中国在1959年重新出版的《新修本草》是根据德清《傅氏纂庐丛书》中影印过来的，这使广大读者可以见到1300多年前唐朝原书的面目。2008年存仅有残卷的影刻、影印本，但在后世本草和方书中保存了该书部分内容。由于书中收录有各地动植物的标本图录，全书图文并茂，有图经25卷，因此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而且是一部动植物形态学著作，在生物学史上也有着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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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本草》的流传

《唐本草》是一部以政府名义编纂的药典，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此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药物学的高度发展。本书不仅流传广泛，而且流传时间也久。自公元659年开始，直至公元10世纪中叶的宋代，这300年间，日本和中国的医家都把它列为必读之课本。它传入日本最迟应在日本天平三年(731)，并很快被作为日本医学生的必修课。唐代陈藏器以此书为对象进行补遗解纷，编成了《本草拾遗》。此后五代后蜀及宋代诸官修本草，均以此书为蓝本进行补订。另敦煌发现此书古抄残篇3种，流落海外。根据以上残卷及2008年保存在《证类本草》《千金翼方》诸书中的该书内容，日本人冈西为人及中国人尚志钧分别辑复了《新修本草》。

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是法医史上的惊世巨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它总结了历代法医的宝贵经验，成为审判官们必读的法学经典著作，被公认为世界法学界共同的财富。

宋慈（1186—1249），字惠父，建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人，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 宋慈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少年时代在朱熹的弟子吴稚门下学习，有机会与当时有名的学者交往。20岁时，宋慈进入太学。当时主持太学的是著名理学家真德秀，他对宋慈十分器重。

宋慈一生20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先后担任四次高级刑法官。长期的专业工作，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法医检验经验。在处理狱讼案件时，宋慈特别重视现场勘验。在主审一件自杀案时，他发现自杀者死后握刀不紧，伤口又是进刀轻，出刀重，情节十分可疑。于是他亲自侦查，终于查明是某土豪谋杀了一个无辜的庄稼汉，又贿赂官府把死者诬成自杀。

检验尸体，即给死者诊断死因，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难于为活人诊病。宋慈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把有关的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工作；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的的经验，以防止“狱情之失”和“定验之误”。宋慈把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医药学应用于刑狱检验，并对先秦以来历代官府刑狱检验的实际经验进行全面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完成了《洗冤集录》这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

《洗冤集录》共5卷，约7万字，内容非常丰富，记述了人体解剖、检验尸体、勘察现场、鉴定死伤原因、自杀或谋杀的各种现象、各种毒物和急救、解毒方法等十分广泛的内容；它区别溺死、自缢与假自缢、自刑与杀伤、火死与假火死的方法，至今还在应用；它记载的洗尸法、人工呼吸法、迎日隔伞验伤以及银针验毒、明矾蛋白解砒霜中毒等都很合乎科学道理。

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洗冤集录》中也有一些迷信与错误的内容。比如说《洗冤集录》记载的用滴血法作为直系亲属亲权的鉴定方法，也就是将父母与子女的血液和在一起，视能否融合来鉴定有否亲属关系。或将子女的血液滴在父母的骸骨上，如果是亲生的，则血入骨，非则否。这种方法实际效果并不确切，子女的血型虽受父母的影响，然而并不都是相同的。但这种方法包含有血清检验法的萌芽，无疑是十分可贵的思想。

从13世纪到19世纪，《洗冤集录》沿用了600多年，成为审判官们必读的法学经典著作。这本书已译成多种文字，被公认为世界法学界共同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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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慈“不泥师教”

按照理学“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教条，在检验尸体时，要把隐秘部分遮盖起来，以免有“妄思”“妄动”之嫌。宋慈出于检验的实际需要，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他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还要把尸体抬到大路上进行检验，“令众人见，一避嫌疑”。这种检验尸体的方式，对查清案情，防止相关人员利用这种伦理观念掩盖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

医学成就最高的王爷朱橚

朱橚对我国中医药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组织编写了《袖珍方》《保生余录》《普济方》《救荒本草》，保存了明朝以前的大量医学文献，为中医药学和中医药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朱橚（1361—1425），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封周王，谥定，故称周定王，我国方剂学家、植物学家。

洪武三年(1370)，朱橚被封为吴王，驻守凤阳。洪武十一年(1378)，改封为周王。洪武十四年(1381)，朱橚到开封任职。朱橚多材，有远大的抱负，常想着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以传名后世。他到开封以后，执行恢复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兴修水利，减租减税，发放种子。他还对各类药品、药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组织大批学者，编写了一部名为《保生余录》的方书。

洪武二十二年（1389），朱橚因私自前往凤阳，触怒明太祖，被流放到云南。那时的云南是蛮荒之地，朱橚看到当地居民生活艰难、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就组织本府的良医李佰等编写了方便实用、家传应效的《袖珍方》一书。《袖珍方》全书四卷，共3000多方，总结历代医家用方经验，条方类别，详切明备，便于应用。刊行后，促进了云南、贵州一带的医药事业发展。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橚回到开封。他在开封组织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刘醇、滕硕、李恒、瞿佑等，作为研究工作的骨干；召集了一些技法高明的画工和其他方面的辅助人员，组成一个集体，大量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又设立了专门的植物园，种植从民间调查得知的各种野生可食植物，进行观察实验。

永乐四年(1406)，由朱橚亲自订定，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而成《普济方》刊行，同年《救荒本草》一书也刊行。《普济方》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中医方剂专著，共168卷，分为1600论，全书载图239幅，收载药方61738剂，内容包括总论、脏腑身形、伤寒杂病、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等。该书集明朝以前方书之大成，是一本十分实用的方书，它在所列的每一病证之下都有一些方子，学者或医生只要依病查方，再在各个方子之间选择一下即可。《普济方》搜罗广泛，保存了明朝以前的大量医学文献，记录了大量的中药方剂，为我国中医药学和中医药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朱橚所有著作中，《救荒本草》是成就最突出的，以开拓新领域见长。《救荒本草》的编撰仅以食用植物为限，这一点与传统本草有所区别，是一种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书，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共记述植物414种，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由于作者有实验植物园，可以随时对植物进行细致的观察。书中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等表述出来，一种植物附一插图，图文配合相当紧凑，对植物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救荒本草》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由于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部书在明代翻刻了几次，对明清时代的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救荒本草》以自己出色的植物学成就，还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l7世纪末，《救荒本草》传到了日本，博得日本学者的青睐和强烈关注，并多次刻印刊行。19世纪80年代俄国植物学家E·贝勒，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W．T．施温高，20世纪40年代英国药物学家伊博恩，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都给予朱橚和《救荒本草》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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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橚保生普济救荒之谜

一个锦衣玉食的藩王，朱橚为什么会做这些方剂学和救荒方面的研究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朱橚是一个很有才华而不满当时政治，时有“异谋”的人。他曾三次有“不轨”行为，除两次被贬往云南外，永乐十八年（1420）还曾因谋反被传讯。他大力编写刊行些以“保生”“普济”“救荒”为宗旨的医药书籍，表面上看是由于目睹当时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惨状，意在“救国救民”，实际上是他争取民心的一种方法，为政治目的服务。其二，做些有影响的好事以流芳后世。他在永乐十三年（1415）重刊《袖珍方序》中写道：“吾尝三复思之，惟为善迹，有益于世，千载不磨。”虽然他没有谋反成功，像他四哥朱棣那样当上皇帝，但立功留名后世的目的还是达到了。

东方药物巨典──《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它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还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对中国古代科学和医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李时珍（1518—1593），字东壁，湖北蕲州人，我国宋代著名的医学家、药物学家。他出生在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父亲李言闻是当地一位名医。李时珍从小就跟随父亲到病人家看病，上山采集药草，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李言闻希望儿子走科举考试的道路。在父亲的督促下，李时珍14岁就考上了秀才。但他对科举考试没有兴趣，三次考举人，三次都落选了。此后，他醉心医学，不再应考。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李时珍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他虽然是位内科医生，但他对患有外伤的病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在修本草的时候，他读到了古代外科圣手华佗替人治病的事，其中提到麻沸散，它能够使患者在麻醉状态接受剖腹剔脑的大手术而不知疼痛。麻沸散的主药是曼陀罗花，但这味主药该用多少才能起麻醉作用，同时又不致中毒历代的记述都没有说清楚。

李时珍决定亲自做曼陀罗花药量的试验。他把估计药量分成两份，用黄酒把一份曼陀罗花粉吞服下肚。过了一会儿，他觉得有些头昏、心慌，于是他示意徒弟下针。但是，那针还是扎得他钻心痛。他知道药力不够，便断然将余下的另一份用黄酒吞服了下去。不大一会儿，李时珍只觉天旋地转，接着就昏迷过去了，徒弟再用针扎，他也不觉得疼了。就这样，李时珍以身试药，终于弄清了曼陀罗花的准确用量。

在行医过程中，李时珍读了许多医药著作。他感到历代的药物学著作存在不少错误，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需要重新整理和补充。因此，他决心在宋代唐慎微编的《证类本草》的基础上，编著一部新的完善的药物学著作。为了编好这部著作，他走访了河南、江西、江苏、安徽等很多地方。每到一处，他就虚心地向药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请教，采集药物标本，收集民间验方。很多人都热情地帮助他，有的人甚至把祖传秘方也交给了他。就这样，他得到了很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还得到了很多药物标本和民间药方。

李时珍从35岁起，动手编写他的医书。他花了27年功夫，参考了800多种书籍，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修改，终于写成了一部新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本草纲目》共52卷，190万字，记载药物1892种，其中新增加的有374种。书里对每一种药物，都说明它的产地、形状、颜色、气味、功用。书里还附了1160幅药物形态图，记载了11096个医方。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改进了中国传统的药物分类方法，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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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线捺脉的由来

传说有个员外的女儿得了病，请了很多名医来治都无效。由于小姐整天喝药，所以一听说有医生来治病，她心里就害怕，宁愿病死，也决不下楼与医生见面。员外听说李时珍医术高明，就派人把他请来了。李时珍问明了情况后，就叫丫鬟用一根长丝线一头系在小姐的脉搏上，另一头牵下楼来。李时珍坐在那里，手捏丝线聚精会神地捺脉。不一会对员外说：“小姐害的是‘口津枯’。”员外还是不懂。李时珍问：“小姐是不是爱吃瓜子？”员外说道：“是呀！她就是爱嗑瓜子，她爱吃瓜子爱得连饭也不吃。” 李时珍就说：“把小姐嗑过的瓜子壳煎水，让她喝。”员外照办了。果然没几天，小姐的病就慢慢好了。

中医外科的经典著作──《外科正宗》

《外科正宗》集中体现了陈实功的学术思想，全书综述了自唐朝以来历代外科中的有效治疗经验，充分代表了明代时期我国外科医学的巨大成就，成为中医外科的经典著作。

陈实功（1555—1636），字毓仁，号若虚，崇川（今江苏南通）人，明代外科医学家。陈实功幼年多病，少年时期即开始习医。他改变了过去外科只重技巧而不深研医理的落后状况，在发展外科医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实功兴趣广泛，古今前贤的著作以及历代名医的理论、病案等均有涉猎。对于古代典籍，陈实功从不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而是融汇贯通，灵活运用，把自己在行医实践中取得的一些经验与古人治病方法相互结合，总结出一套适合于大众、切实可行的理论。他根据病者的实际病况，采取内治或内治外治相结合的方法。陈实功主张“开户逐贼，使毒外出为第一”，外部手术与内服相结合，如对息肉摘除、气管的缝合等。由于他医术高明，声名远扬，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陈实功从事外科40余载，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积累了丰富的治病经验。当时人们更加注重内科，轻视外科，这是因为外科医学同内科医学相比较而言，缺少详尽的基础理论。陈实功在往常的治病行医中已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为了使外科医学能够让更多的人重视起来，让更多的行医者掌握，他根据自己多年行医的丰富经验和明朝以前外科医学方面的成就，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撰写了一部重要的外科医学著作《外科正宗》，这是他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外科正宗》全书共20余万字，共分4卷。从病痛的根源、诊断到外科上常见的大部分疾病，从各家病理学说到临床症状和特点，以及各种病症的治疗方法，手术的适应症、禁忌等，从各种病情的症状到药剂的组成，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其中对皮肤病、肿瘤都有较多的论述。对于肿瘤之症，陈实功认为肿瘤只有及早的发现，才能摸清病源，或许尚有一线希望治愈。另外，对于现代医学中所遇到的淋巴转移、鼻咽癌等，亦有论述。这些研究和探索十分珍贵，对现代临床治疗都有一定的启示。

《外科正宗》综述了自唐朝以来历代外科中的有效治疗经验，科学性强，论述精辟，能充分代表明代时期我国外科医学的巨大成就，具有较高的学习研究价值。其中对下颏骨脱臼的治疗整复手术，完全符合现代医学的要求，直到现在仍一直沿用。《外科正宗》印行后，广为传播，并流传到日本等国，成数300余年来有各种版本50余种，成为中医外科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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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实功的医德

陈实功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作风正派，对同道之士谨慎谦和，对上进青年能提携爱戴，对病人，无论穷富贵贱都能一视同仁，实属难能可贵。他不仅为穷人看病不收分文，而且还捐资赠物，修建山路，造福一方。在南通市段家坝南边的大街上，原先也是一座木结构的桥，称为涧桥，后经陈实功出资改造为石桥，桥面为石条，其顶端上尚且保留着深雕纹饰。

吴有性创立的温疫学说

吴有性创立的温疫学说，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温病辨证论治纲领，充实了中医温热病学的内容。他著有《温疫论》，将温疫与伤寒病分开，为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吴有性（约1582—1652），字又可，江苏震泽人，我国明代医学家。吴有性的生活时代正值明末战乱，饥荒流行，致使疫病蔓延。据史料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温疫流行，患者甚多。由于当时的医生用治疗外感病的方法或伤寒的方法治疗，不仅对遏制温疫无效，反而导致病情迁延，进一步向危重阶段发展，枉死者不可胜数。鉴于以上情况，吴有性潜心钻研，认真总结，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强调这种病属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与伤寒病绝然不同。感受疫疠之气之后，可使老少俱病。这就从病因学方面将温疫与一般外感病区别开来，并与伤寒病加以区分。吴氏突破了六气致病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传染病病原观点。这些，已被现在的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这是吴氏对温病学的一大贡献。

吴有性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发现，温疫邪气侵犯人体的途径是从口鼻而入，停留在半表半里之间。他指出温疫之病所以用治外感病的方法治疗不得痊愈，就是因为此病邪的部位不同于一般外感病的在表或在里，而是在于半表半里的膜原，这个部位是一般药物所不能到达的。由于其既连表又连里，邪气盛时则可出表或入里，这时才可根据邪气溃散的趋势，因势利导予以治疗。吴氏将温疫病的传变从表里两大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出九种传变方式，称为“九传”。即但表不里、表而再表，但里不表、里而再里、表里分传、表里分传再分传、表胜于里、里胜于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

吴有性经过潜心钻研，创立了达原饮一方以治疗温疫，达到使邪气尽快从膜原溃散，以利于表里分消的目的。方中槟榔能消能磨，为疏理气机之品，可以除伏邪，又可治岭南瘴气；厚朴也属于疏理气机之品，可以破戾气之所结；草果辛烈气雄，可以辛散以除伏邪蟠踞。三味药物相合协力，以使气机疏利，直达巢穴，促使邪气溃散，速离膜原。

如果温疫之邪已经散漫，则又要根据邪气所在部位予以不同治疗。如果见脉长而洪散，大汗大渴，周身发热，则说明邪气已离膜原，而里热散漫，其病机已与伤寒病阳明气分证一致，故仍可用白虎汤辛凉解散。如果邪气透于胸膈，而见满闷心烦喜呕，欲吐不吐，虽吐而不得大吐，腹中不满，欲饮不能饮，欲食不能食，说明膜原之邪已外溃于胸膈，邪气在上，可选用瓜蒂散涌吐疫邪。

吴有性创立了温疫学说，著有《温疫论》。《温疫论》是在《伤寒论》成书1400年之后医学史上又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关外感病的论著。它第一次认识到温疫感染于戾气、具有传染性，充实了中医温热病学的内容，开温病学说之先河，后世许多温病论著皆受此书的影响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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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的流行瘟疫

2400多年以前的一场疾病几乎摧毁了整个雅典。公元6世纪，中东鼠疫大流行，持续了五六十年，死亡总数近一亿人，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公元14世纪，鼠疫流行持续近300年，遍及欧亚大陆和非洲北海岸，欧洲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此病，历史上称为“黑死病”。1510年，英国流行性感冒大规模流行，此后又发生31次流感大流行。

17和18世纪，欧洲蔓延天花，死亡人数曾高达1亿5千万人以上，甚至更多，1980年天花被完全消灭。

1882年柯霍发现结核菌，迄今因结核病死亡人数已达2亿。1894年鼠疫大流行，至20世纪30年代达最高峰，死亡达千万人以上。1918年，一场致命的流感席卷全球，造成了2000万至5000万人死亡。

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世界上出现过三次以上流感大流行。20世纪登革热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过多次大流行，患病人数多达数百万之多。

争议最大的医书──《医林改错》

王清任著的《医林改错》是一部200年来令医学界争论不休的书。有人认为其“集数十载之精神，考正数千年之遗误”，是“稀世之宝”；有人认为“医林改错，越改越错”。但不可否认，他为医学界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是我国医学史上富有创新精神的医学实践家。

王清任（1768—1831），字勋臣，河北省玉田县人，世居玉田县鸭鸿桥。曾做过武库生，后至北京行医，是嘉庆至道光年间的名医，一位富有革新精神的解剖学家与医学家。

王清任从少年时期开始学医，由于学习刻苦，他很快就精通了医学理论，医术也很高明，是京城附近著名的医生。他开过药铺，对许多药物的性味、功用都很熟悉。王清任根据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疾病的病因、病理有独到的见解。他发现《黄帝内经》错误百出，决心要改正《黄帝内经》里面的谬误。

王清任认为，人的脏腑结构对医疗非常重要，无法作尸体解剖，就无法匡正医学的谬误。但他只能在刽子手行刑、仵作验尸时，远远地瞧上一眼，不能亲自动手，人体的真正结构总弄不清楚，王清任为此苦恼了好些年头。

皇天不负苦心人，王清任终于等到了观察人体脏腑的机会。1797年，王清任同好友薛文煌同去河北唐山办事，双双骑马行进在官道之上。突然，他们发现，离官道一箭之遥，一处荒草丛中，几只野狗正在抢夺着什么，狂吠之声不绝于耳。两人急忙下马，走近前去，却见几具小孩的尸体横躺于地，腹破肠露，已被野狗咬得狼藉不堪，阵阵恶臭传来，让人作呕。地近京都，居然会出现这种惨不忍睹的现象，两人驱赶罢野狗，心情沉重地上了路。

在附近村镇投宿时，王清任了解到实情。这里最近发生了瘟疫，村镇上小儿暴毙后，因村民家境困难，只能草草掩埋，野狗们饥不择食，便扒开虚土，抢食童尸。有些地方，被抛弃的尸体更多。

听了这话，王清任心头一动，何不借掩埋抛尸之名，对脏腑作一次仔细的观察?那些尸体破腹露脏是野狗所为，自己去观察，谁也不能非议。真是机会难得，错过了这个机会，今后又只能纸上谈兵了。于是，他告别了友人，独自留了下来。

下定决心容易，真正去做却难。王清任在第一具尸体面前蹲下，刚刚用树枝拨动内脏，一阵尸臭便熏得他几乎呕吐。但是，多年的夙愿鼓励着他，匡正谬误的决心不能动摇。

仔细的观察让王清任收获颇丰。前人说，人的胃是竖立在腹中的，可是王清任明明看到，胃是横着的；有人说，人肺底部有24个小孔，呼吸时空气由此进出，他用细树枝捅进气管，发觉并非如此。

王清任一连十多天收殓童尸上百具，通过亲自观察，对人体的脏腑已了然于胸。回到家中，他把自己观察所得详细记述下来，重要的地方还亲手绘成图形。他还拿出古人的典籍两相对照，发觉古书上谬误甚多，有的连脏器有几件记载得都不对。于是，王清任便把自己写的书定名为《医林改错》。

《医林改错》是我国中医解剖学上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著作。本书约有三分之一篇幅为解剖学内容，以其亲眼所见，辨认胸腹内脏器官，与古代解剖作比较，画出他自认为是正确的13幅解剖图以改错。

从一般的解剖形态结构及毗邻关系的大体描述来看，王清任所改是比较准确的。他发现了颈总动脉、主动脉、腹腔静脉及全身血管之动静脉区分；描述了大网膜、小网膜、胰腺、胰管、胆总管、肝管、会厌及肝、胆、胃、肠、肾、膀胱等的形态和毗邻关系。这些是很有革新和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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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林改错》的争议

由于王清任受到时代的局限，而且他虽“亲见脏腑”，但从未进行实际的解剖，他在《医林改错》中记载的关于人体脏器解剖的事实存在着许多错误，故后世医家对此褒贬不一，争议颇大。但客观来说

，他不失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有胆有识、具有革故鼎新思想的杰出医学家。他继续并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医药学，对血瘀论及活血化瘀治法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均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对“血瘀”

和活血化瘀法的研究，已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的普遍重视，形成了独特的医学体系。王清任也被公认为活血化瘀派的代表人。

第九讲 手工制造技术

工匠的革命──土木工具的改造与发明

鲁班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转型和技术革命的时期，当时的工匠只能凭双手的感觉来制作，而鲁班和他的同行们则用手工制品带来了工匠地位的变化。

鲁班（约前507—前444），姓公输，名般,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因是鲁国人，“般”和“班”同音，古时通用，故人们常称他为鲁班。鲁班出身于工匠世家，从小就跟随家里人参加过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逐渐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鲁班非常注意对客观事物的观察、研究，他受自然现象的启发，致力于创造发明。一次攀山时，手指被一棵小草划破，他摘下小草仔细察看，发现草叶两边全是排列均匀的小齿，于是就模仿草叶制成伐木的锯。他看到各种小鸟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就用竹木削成飞鹞，借助风力在空中试飞。开始飞的时间较短，经过反复研究，不断改进，竟能在空中飞行很长时间。

鲁班一生注重实践，善于动脑，在建筑、机械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能建造“宫室台榭”；曾制作出攻城用的“云梯”，舟战用的“勾强”；创制了“机关备制”的木马车；发明了曲尺、墨斗、刨子、凿子等各种木作工具，还发明了磨、碾、锁等。

刨的发明

在鲁班以前，木匠仅用斧子和刀来弄平其建造用的木料，结果既使干得很好，也难以令人满意。后来鲁班通过长时期的实践发现，他使用的刀片越薄，所制造出来的表面越平，干起来也越容易。这样，这种刨逐渐地从鲁班的实践中加以演变，最初用较薄的斧刀片，后来用一个刀片固定到一块木头上再横穿以手柄，最后刀片固定到木槽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刨。

墨斗的发明

鲁班发明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是工匠用的墨斗，这项发明可能是受其母亲的启发。当时其母正在剪裁和缝制衣服，鲁班注视着这一切，见她是用一个小粉末袋和一根线先打印出所要裁制的形状。

鲁班把这种做法转到一个墨斗中，通过一根线（用墨斗浸湿的线）捏住其两端放到即将制作的材料之上印出所需的线条。最初需由鲁班和他母亲握住线的两端。后来他的母亲建议他做一个小钩系在此线的一端，这样就把她从这种杂活中解脱出来，使之可由一个人来进行。为了纪念鲁班的母亲，工匠们至今仍称这种墨斗为班母。

尺子的发明

鲁班的另一发明是能正确画出直角的三角板，也被称为班尺，它能告知工匠哪些尺寸是不规则的，以及根据占卜的规则（风水）哪些是不吉的。这些尺子现在有些地方仍能买到。

石磨的发明

据《世本》上记载，石磨也是鲁班发明的。传说鲁班用两块比较坚硬的圆石，各凿成密布的浅槽，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它转动，就把米面磨成粉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磨。磨的发明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

鲁班不愧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土木建筑工匠。2400多年来，一直被土木工匠尊奉为“祖师”，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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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班奖是谁设立和颁发的？

鲁班奖的全称为“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是1987年由中国建筑业联合会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建筑施工企业加强管理，推动我国工程质量水平的普遍提高。1996年7月，根据建设部的决定，将1981年政府设立并组织实施的国家优质工程奖与建筑工程鲁班奖合并，奖名定为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每年评选一次。

最早的飞行器──风筝

风筝是飞机的最早雏型，对后世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把风筝列为中华民族的重大科学发明之一。

在我国，每当春回大地、暖风吹拂的时候，人们都喜欢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到野外去放风筝。风筝在我国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古时候，人们把风筝叫作“风鹞”、“纸鸢”或“鹞子”，这是因为风筝象鹞鹰那样平伸翅膀，在天空盘旋。到五代时，有人别出心裁地在纸鸢上安装上竹哨，风吹竹哨，嗡嗡作响，声如筝响，因此得名“风筝”。

中国是风筝的故乡。相传墨翟以木头制木鸟，研制三年而成，是人类最早的风筝。后来鲁班用竹子改进墨翟的风筝材质，进而演进成为今日的风筝。到南北朝，风筝开始成为传递信息的工具。由于风筝具有“越险阻而飞远，越川泽而空递”和“辅舆马之不能，补舟楫之不逮”之功，所以首先用于军事。

楚汉争霸时期，张良围困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以放飞的风筝为信号，指挥各路军队协同进攻。项羽的大军被刘邦团团围住，这时，刘邦命手下人制作了许多大风筝，放在空中，让其发出箫的声音，并号召士兵唱起楚歌。连年征战而又远离故土的楚国士兵，听得这凄惨的箫声和悲凉的歌声，勾起一缕缕思乡之情，再加上汉兵大军压境，结果人心涣散，溃不成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面楚歌”。

隋唐时期，风筝开始逐渐脱离军事用途，变成娱乐品。品种花样繁多，千姿百态，有彩蝶、凤凰、蝙蝠、螃蟹、美人等多种式样；有的还装上琴弦、竹笛，有的装上明亮的灯笼。及至明、清两代，放风筝则达到了鼎盛时期。明代才子徐渭常以风筝作为绘画、写诗的题材，留下37首咏风筝的题画诗，形象地反映了明代民间放风筝的盛况，足见那时风筝的技艺已经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平。

我国古代还发明了一种由普通风筝演化而来的弓形翼式风筝，这种风筝能较好地运用空气流体力学的原理，飞得更高、更快、更稳。而这种风筝的翼，顶部弯曲凸起，底部呈凹面或水平，同现代的飞机机翼形状相差无几。根据风筝原理，世界最早的飞行器设计师和空气动力学创立者乔治·凯利，在1804年制作了第一架现代滑翔机的模型。1882年，俄国的莫查伊斯基仿照风筝，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用蒸汽发动机和螺旋桨推动的飞机。早期的优秀飞行员们甚至把他们驾驶的飞机称作“中国风筝”。

直到今日，风筝在测量风力、风向，进行气象科学研究方面，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风筝还具有医疗和体育健身作用。一线在握，目送风筝直上云天，或缓步慢行，或嬉戏奔跑，对老人、青年人或儿童来说，都有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和防病能力的功效。近年来，国外不少风筝医院、风筝疗养院应运而生。“风筝疗法”已用于神经衰弱、精神抑郁症、视力减退、小儿智力不足等症的治疗，并取得了可喜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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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与避雷针的发明

1752年7月的一天，在北美洲的费城，一位名叫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科学家，做了一个轰动世界的实验：这天下午，天色阴暗，乌云滚滚，电闪雷鸣，一场可怕的大雷雨就要来临了。富兰克林和他的儿子威廉把一只风筝放上了天空。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风筝，它是用丝绸做成的，上面系着一根细金属线和一根金属带，再用钥匙缚在金属风筝线的另一端，与一个蓄电的“莱顿瓶”相连接。结果一个惊人的现象发生了，钥匙中间不断有火花飞出，使“莱顿瓶”充了电。这说明电和闪电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根据这个实验，富兰克林发明了保护高大建筑物不受雷击的避雷针装置。至1784年，全欧洲的高楼顶上都装上了避雷针。

世界上最早的手工业著作──《考工记》

《考工记》是我国第一部手工艺技术汇编，书中记叙了齐国官营手工业各个工种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关于作者和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考工记》是齐国官书，即齐国政府制定的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劳动的书，作者为齐稷下学宫的学者,该书主体内容编撰于春秋末至战国初，部分内容补于战国中晚期。

今天我们见到的《考工记》，是作为《周礼》的一部分出现的，故《考工记》又称《周礼·考工记》。《考工记》篇幅不长，全文仅7000多字，但信息含量却相当大，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工程技术知识的汇集，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织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其中6种已失传，后又衍生出1种，实存25个工种的内容。

力学方面

《考工记》上《轮人》篇在讲述车辆和车轮原理时指出：车轮在地面上滚动时，会出现被接触的地面阻碍车轮滚动的现象，还会出现施力方向不同，滚动情况也就不同的现象。如果轮子和地面接触多，转动起来就慢；反之，轮子和地面接触少，容易转得快。因此，要想使车轮转动得快，和地面接触少，就是要把轮子做得尽量接近理想圆。还要使车轮与辕不是经常处于上斜坡的状态，这就要求车轮一定要做得适当，不要做得太小，以免车辕与地面始终成一角度，比较费力。

《轮人》篇中还记载了斜面的应用。车盖是用以遮雨的，它应该做得中央高而四周低，形成一个斜面，这样泄水时，就会使水流得快，而且射得远。另外，还有关于惯性现象的记载：“马力既竭，辀能一取焉。”意思是说：马拉车的时候，马虽然停止前进，即不对车施加拉力，但车辕还能继续往前走一段路，这显然是一种惯性现象。

箭的制作

我国古代对于箭的制作是相当早的，那时制箭的工匠又称“矢人”。在《考工记》的《矢人》篇中，专门叙述了箭的制作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才能在空中飞行时保持稳定。把按比例削好的箭杆投入水中，测定浮和沉的部分，依据这个测定来决定箭的各部分比例，再按这个比例来装设箭尾的羽毛。箭杆前轻或后轻都会影响箭飞行的高低；箭杆中间轻或重会影响飞行的稳定性；箭尾羽毛的多少则和飞行速度、稳定性有关，羽毛太多，飞行速度慢，而羽毛太少，飞行就不稳。

声学知识

《考工记》中还记载了不少声学知识，《凫氏》篇中写道：“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讲述了钟的结构和发声响度及传声距离的关系。钟大而短，振幅小，致使声音的响度小，因而传声的距离就短；反之，钟小而长，振幅大，致使响度大，传声的距离就远，这是体现有关板类振动的声学规律的最早论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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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记图》

《考工记图》是我国清代学者戴震撰写的。刚成书时，戴震在《考工记》的图片中加上了自己的一些说明，没有注解，后来又吸取了东汉郑众、郑玄的注，加以考证后，作为补注加在了书中。书中对《

考工记》中的宫室、车舆、兵器、礼乐等，分别列图说明，对文物、制度、字义等加以考证，是研究我国先秦文物制度的重要参考书。曾收刻于《戴氏遗书》，又收入《皇清经解》。

千年寿纸──宣纸

宣纸是目前是我国境内唯一保留传统手工造纸工艺的书画专用纸，它具有质地柔韧、洁白平滑、细腻匀整、色泽耐久、墨韵清晰、固墨长久、不蛀不腐等特质，故有“纸中之王”“千年寿纸”之美誉。

宣纸是中国古代用于书写和绘画的纸，因原产于宣州府（今安徽宣城）而得名，现主要产于安徽泾县。对宣纸的记载最早见于《历代名画记》《新唐书》，我国历代关于宣纸有很多动人的传说。

相传东汉安帝建光元年（121）蔡伦死后，他的弟子孔丹在皖南造纸。他很想造出一种洁白的纸，好为老师画像，以表缅怀之情。他在一峡谷溪边，偶见一棵古老的青檀树，横卧溪上，由于经流水终年冲洗，树皮腐烂变白，露出缕缕长而洁白的纤维，孔丹欣喜若狂，取以造纸，经反复试验，终于成功，这就是后来的宣纸。

制作宣纸的原料，明代以前一律用纯一的青檀树枝韧皮，配方单一；以檀皮为原料制成的宣纸，韧力、拉力强，润墨性好，用它来创作泼墨山水，可以任意涂抹，而绝无穿通的忧虑。明代之后为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两种原料互相搭配使用。

青檀树为中国特产，是生长在长江中下游山丘地区的一种多年生植物,其树皮纤维细长并强韧，是造纸的最佳原料。青檀树又以二年生的枝条皮为最佳，并于春末夏初剥取为宜。沙田稻草为皖南山区山脚田出产的稻草，因山脚田肥力不足，其生长的稻草纤维拉力强，有机质少，叶少杆多，制料时容易漂白加工，适宜于造纸。

人们将上述两种各具特点的木类植物长纤维和草类植物短纤维以适当的比例混合后，纤维之间就能自然而然地紧密聚合而成纸，不需胶合粘连。所造之纸强度和挺度好，所以千百年来宣纸始终以青檀皮和沙田稻草为原料。

宣纸的制作过程极其繁杂，其原料需经过浸泡、灰腌、蒸煮、漂白、水捞、加胶、贴烘等18道流程和近百个操作工序，历时一年方可制成。有人把其制作过程浓缩为“日月光华，水火济济”八个字，足见其制作之难。自古民间就有“一张书纸，千滴血汗”之说。

正因为原料之难取、工艺之复杂、时间之长久、劳动之艰辛，所以宣纸产量有限，价格也相当高，历代都被列为贡品。宣纸具有“韧而能润、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等特点，并有独特的渗透、润滑性能。写字则骨神兼备，作画则神采飞扬，成为最能体现中国艺术风格的书画纸。

中国画技法有“墨分五色”，即一笔落成，深浅浓淡，纹理可见，墨韵清晰，层次分明，这是书画家利用宣纸的润墨性，控制了水墨比例，运笔疾徐有致而达到的一种艺术效果。手工抄造的宣纸最适宜表达中国书画艺术的韵味，所以，历代文人墨客、书画名家无不以在宣纸上挥毫泼墨为人生一大快事，或题辞称颂赞誉，或留下墨宝丹青。

2002年，宣纸被国家质监总局批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原产地域产品，明确规定只有在泾县境内以青檀皮、沙田稻草为原料，采用传统工艺生产的书画纸才能被称为宣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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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最大尺寸的宣纸

现存最大尺寸的宣纸名为“千禧宣”，是2000年中国宣纸集团公司为纪念人类进入21世纪，组织全厂能工巧匠集体制作的二丈规格的宣纸，该纸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上最大的宣纸。这是宣纸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书画艺术界的一件盛事。

四大名绣之首──苏绣

文化古城苏州，素有“人间天堂”之称，在这优美环境里孕育出的苏州刺绣艺术，以其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名满天下，被誉为我国“四大名绣”之首。

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苏绣的故乡，在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美景中，坐拥2500年历史的苏州文明熠熠生辉。苏绣，是江南女子一生中最美丽的情结。

刺绣，古称针绣，是用绣针引彩线，按设计的花纹在纺织品上刺绣运针，以绣迹构成花纹图案的一种工艺。苏绣的发源地在苏州吴县一带，现已遍衍江苏省的无锡、常州、扬州、宿迁、东台等地。江苏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蚕桑发达，盛产丝绸，自古以来就是锦绣之乡。优越的地理环境，绚丽丰富的锦缎，五光十色的花线，为苏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西汉刘向《说苑》记载，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国已将苏绣用于服饰。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曾命赵达丞相之妹手绣《列国图》。据《清秘藏》叙述苏绣“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线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可见在宋代苏绣艺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自宋代以后，苏州刺绣之技十分兴盛，工艺也日臻成熟。农村“家家养蚕，户户刺绣”，城内还出现了绣线巷、滚绣坊、锦绣坊、绣花弄等坊巷，可见苏州刺绣之兴盛。

到了明代，在绘画艺术方面出现了以唐伯虎、沈周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大大推动了刺绣的发展。刺绣艺人结合绘画作品进行再制作，所绣佳作栩栩如生，笔墨韵味琳漓尽致，有“以针作画”“巧夺天工”之称。自此，刺绣艺术在针法、色彩图案诸方面已形成独自的艺术风格，在艺苑中吐芳挺秀，与书画艺术媲美争艳。

光绪三十年（1904），慈禧七十寿辰，苏绣艺人沈云芝绣了《八仙上寿图》和《无量寿佛》等8幅作品祝寿。慈禧备加赞赏，书写“寿”“福 ”两字，分赐给沈云芝和她的丈夫余觉。从此沈云芝改名沈寿，她的作品《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曾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意大利，轰动了意国朝野。《耶稣像》1915年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获一等奖，售价达13000美元。

苏绣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在苏绣中，江南水乡的美景一览无余。苏绣的仿画绣、写真绣其逼真的艺术效果更是名满天下，主要艺术特点有山水能分远近之趣；楼阁具现深邃之体；人物能有瞻眺生动之情；花鸟能报绰约亲昵之态。从人物、花鸟到山水、动物，从静如处子到动如脱兔，苏绣呈现着江南细腻绵长的精神内涵。在上千年的历史间，一代代绣娘巧手穿引，心手相传，创造出上百种技法，逐渐使苏绣成为一门丰富深邃的学问，吸引后来者在其中忘我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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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州刺绣的保护

苏州刺绣名扬天下，但刺绣艺术的发展也日益面临瓶颈。2006年5月20日，苏州刺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江苏省苏州市的李娥瑛和顾文霞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人类发展史上的新纪元──陶器的发明

陶器工艺品是我国最古老的工艺美术品，是人类留传下来的所有远古文化遗迹中最显著的标志，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陶器的出现，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开辟了人类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我国陶器的制造和使用大致始于距今1万年左右的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将具有可塑性的粘土，用水湿润后，经过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后，在阴凉通风处风干，干燥后在800℃—1000℃高温下用火烧造而成坚固的制品，这就是陶器。陶器的主要成分是硅和铝的无机盐类，它们无毒、无味，是制作生活用具的良好原料。

在陶器发明以前，人们为了取得熟食，有时把食物架在篝火上烤熟；或者是用石头砌成一个大坑，把猎物去皮，放进坑内，盖上热灰，直到焖熟；还有的就是用灼热的石块将兽肉烫熟；或把兽肉放入网中，泡入高温的泉水中，泡熟后食用。经过百万年的狩猎与采集生活，在原始的农耕作业的生产过程中，人们对于泥土的性质和状态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居住环境的相对固定和生活资料的积累，使得人们开始研究储存生活资料的用具器物，在石质品、骨质品以及其它自然物之外去寻找一种新材料，用以煮熟、储存食物，于是以水、火、泥的合成方式生产的陶器就应运而生了。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陶器的发明，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黑陶，造型简单，早期盛行刻画花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陕西省西安市郊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做工精美，设计精巧。这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属于母系社会遗址，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

到了商代和周代，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陶器生产的工种。在战国时期，陶器上已经出现了各种优雅的纹饰和花鸟。这时的陶器也开始应用铅釉，使得陶器的表面更为光滑，也有了一定的色泽。

到了秦代，前期后期都处于全国战争的动荡之中，一般的生活用陶器、建筑陶器均无多少特征，与战国陶器基本一致。秦代最为杰出的制陶成就是秦始皇陪葬坑的兵马俑。从已发掘的俑坑情况可以看到，陶制兵马俑数量巨大，仅仅一个角落就有千万之巨；制作精湛，神态各异，造型生动，工艺成熟。

汉代历时400余年，陶器制作取得了很大成就，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汉代陶器整体造型风格比较端庄，腰腹多用几条弦纹装饰，陶俑以表现生活为主，造型与制作上不受拘束，神态准确，表情丰富。

唐代时，人们制陶时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低温焙烧，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褐、绿三色为主，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唐三彩的出现标志着陶器的种类和色彩已经开始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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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巧合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约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的玛雅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某种相似性。玛雅人使用象形文字，文字发展水平与中国象形文字很相近。玛雅人的袋足彩陶罐袋，上面的乳状袋足和对比强烈的红、黑色几何图案非常醒目，而中国史前陶器中最有特色的器形也是乳状袋足，彩陶上也有红、黑或者紫色的几何图案。玛雅文物中有很多是玉器，有些玉器竟与中国江南史前文明良渚文化的玉饰惊人的相似。在信仰上，玛雅文化中的羽蛇神形象与中国腾云驾雾的龙有些相像。在玛雅的废墟中，竟发现与中国一样的太极图，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阴阳鱼”。

民族文化的瑰宝──漆器的发明

漆器工艺是华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成就。像陶瓷、丝绸一样，漆器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漆器的文明古国, 先秦漆器, 特别是战国、秦汉漆器上的绘画, 在中国绘画史上熠熠生辉。

漆是原产我国的漆科木本植物漆树的一种分泌物，生漆是从漆树割取的天然液汁，主要由漆酚、漆酶、树胶质及水分构成。从漆树中分泌出来的漆液含有漆酚，在日光作用下会变成黑色发光的漆膜。

人们从观察到漆树的自然分泌液形成黑色漆膜的现象受到启示，而有意识地利用漆液来装饰器物。后来，人们又发现漆膜美观精致，经久耐用，用它作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制出不同颜色，光彩照人，能对器物起保护作用，于是开始制造漆器。

战国至西汉，是漆业的鼎盛时期。战国时漆器生产规模已经很大，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收入，并设专人管理。据记载，庄子年轻时曾经做过管理漆业的小官。漆器生产工序复杂，耗工耗时，品种又特别繁多，不仅用于装饰家具、器皿、文具和艺术品，而且还应用于乐器、丧葬用具、兵器等。这时的漆器很昂贵，但新兴的诸侯不再热衷于青铜器，而把兴趣转向光亮洁净、易洗、体轻、隔热、耐腐、嵌饰彩绘、五光十色的漆器。于是，漆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

制作漆器先制作胎体。胎为木制，偶尔也用陶瓷、铜或其它材料，也有用固化的漆直接刻制而不用胎。胎体完成，漆器艺人运用多种技法对表面进行装饰。漆器一般髹朱饰黑，或髹黑饰朱，以优美的图案在器物表面构成一个绮丽的彩色世界。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这些漆器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

汉代是漆器的鼎盛时期，漆器的品种又增加了盒、盘、匣案、耳环、碟碗、筐、箱、尺、唾壶、面罩、棋盘、凳子、危、几等，漆器也是以黑红为主色。同时，还开创了新的工艺技法，如多彩、针刻、铜扣、贴金片、玳瑁片、镶嵌、堆漆等多种装饰手法。

漆器图案根据不同的器物，以粗率简练的线条或繁缛复杂的构图表现，增强人或动物的动感与力度。黑红互置的色彩产生光亮、优美的特殊效果。在红与黑交织的画面上，形成富有音乐感的瑰丽多彩的艺术风格，展现了一个人神共在，绮玮谲诡、流动飞扬、变幻神奇的神话般的世界。

漆器初步制作好后，要放置在阴暗条件下干燥，固化后的漆器具有坚硬、耐酸、耐碱、耐磨的特性。要想让漆器固化后不产生裂纹或皱摺，需要建造专门的阴室，创造阴湿无尘的环境，以供漆器阴干之用。

《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秦二世胡亥登基之后，想要用漆来漆绘城郭。由于胡亥暴虐、专横，没有人敢去谏止。当时有一个聪慧的侏儒名叫优旃，他对胡亥说：“主上如果不提出这件事情，臣也一定会向主上提议的。漆城虽然会使老百姓感到发愁和增加经济负担，但这是一件大好事。漆城光滑无比，敌人来了无法上城。涂漆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建造阴室却非常困难了，得建一个比都城更宏大的城郭才行啊。”这番话让胡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就停止了这次劳民伤财的工程。由此可见，阴室在当时已成为漆器制造的重要设施，这种阴干方法后来一直沿用。

秦汉以后，由于瓷器的发展，漆器日用品如杯、壶、盘等渐为瓷器所代替，漆器作为生活用品减少了，但是作为工艺品，仍深受人们的喜爱，传统工艺一直沿袭，并不断有所创新，并先后传到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中亚、西亚、欧洲各国，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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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古老的漆器——“河姆渡朱漆大碗”

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漆器是1977年在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河姆渡朱漆大碗”。这件古老的漆器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依然保持着美观大方的造型和鲜艳的色泽，能清晰地看到它内外涂着的朱红色涂料。“河姆渡朱漆大碗”的横空出世，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漆的特性并能将漆调成各种颜色用作美化装饰之用的国家，也证实了“中国人的确制作了全世界最早的漆器”这个重要史实。

古老文明的载体──青铜器的发明

青铜器是中华民族古老灿烂文明的载体之一，它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青铜器是以青铜为基本原料加工而制成的器皿。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的合金，其铜锈呈青绿色，因而得名。史学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主要是从夏商周直至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这也是青铜器从发展、成熟乃至鼎盛的辉煌期。由于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中国上古文明悠久而又深远，青铜器则是其缩影与再现。

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十分发达，并以制作精良、气魄雄伟、技术高超而著称于世。贵族把青铜器作为宴享和放在宗庙里祭祀祖先的礼器。青铜器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它作为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一种记事耀功的礼器而流传于世。

大约2000年以前，自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开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到商代中期，青铜器的品种已经很丰富了，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青铜器物造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

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古代青铜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这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特点。礼器的发达是由中国古代社会异常强大的“宗法血缘”关系决定的。人们对祖先、对神灵的崇拜远远超越了对于自身的认同。夏代已出现了青铜礼器，到了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十分成熟，主要的器类都已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会中，它被当作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

中国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造型丰富、品种繁多。每一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不同的风采，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式样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区的青铜器也有所差异，犹如百花齐放，五彩缤纷，因而使青铜器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自从有了青铜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条件也逐渐丰富。中国人民所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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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农户家的农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司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又称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

“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瓷器的发明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为人类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国，并深刻影响了陶瓷和文化的发展，为我国赢得“瓷器之国”的盛誉。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汉族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原始瓷器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三国时期。首先是在南方地区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北方瓷器生产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创造了白瓷。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完全成熟，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宋代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等产品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元代时景德镇窑异军突起，所产青花、高温蓝釉、高温铜红釉、高温卵白釉、釉里红、釉上彩及孔雀绿釉等品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为明、清时期景德镇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奠定了基础。

明代瓷器丰富多彩，加釉方法多样化，制瓷技术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这些都是著名的珍品。

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瓷器取代陶器，不仅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丰富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也证明了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其在每一个工艺过程中凝聚的古代先民的智慧和辛勤汗水，更是蕴含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瓷器在汉唐以后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世界各地，促进了当时中国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且对其他国家人民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为世界人民所认识，获得“瓷国”的美誉。同时，瓷器还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是中国对世界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作出的一项重大且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历史，也是一部生动的中国民族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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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瓷器

景德镇瓷业发展到元代,工艺上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继宋代创青白瓷之后，又创烧成功具有高铝氧成分的白瓷、青花瓷、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等新品种，结束了我国瓷器以单色釉为主的局面，把瓷器装饰推进到釉下彩的新时代，从而把景德镇瓷业推向遥遥领先的地位。鸦片战争以后，千载名窑停滞而趋向衰落，陶瓷生产水平不断下滑。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广大瓷工们奋力发展以手工技艺为特色的仿古瓷、美术瓷，坚持与外国机器制造的日用瓷相抗争，保持了中国瓷器在国际上的美誉。现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继承了传统的技法,吸收和借鉴了国内外的精华,使瓷器制作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新高度。

“钟王”──永乐大钟

在中国历史上，钟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历史甚至比文字的历史更古老。永乐大钟在世界古钟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其存世历史之悠久、钟体之博大美观、钟声之悦耳远播、悬挂结构之巧妙以及铸造工艺之高超等方面而言，都堪称“世界之最”。

永乐大钟是在明代永乐年间由北京德胜门铸造厂铸造的，现存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永乐大钟是采用泥范法(中国的三大传统铸造工艺——泥范法、铁范法和失蜡法)铸造。先在地上挖一个大坑，用草木和三合土做好内壁，上面涂上细泥，把写好经的宣纸反贴在细泥上，刻好阴字，加热烧成陶范，然后再一圈圈做好外范。铸时，几十座熔炉同时开炉，炉火纯青，火焰冲天，金花飞溅，铜汁涌流，金属液沿泥作的槽注入陶范，一次铸成。

这是天衣无缝的操作，纤毫之隙，分厘之差便会引起“跑火”，招致全盘失败。为了承受浇铸的压力并确保足够的强度，外范四周无疑是用泥土填满并层层夯实的。钟钮旁边四处不易觉察的疤痕，泄露了四个浇铸口的准确位置。我们看到了最典型的雨淋式浇铸法：几十座熔炉沿四条槽道排开，炉内大火流金、铜汁鼎沸；地坑里内外模范同时高温预热。当蓄满炉膛的万斛金汤相率奔泻而出后，这口万钧大钟便一气呵成了。回望此情此景，500年前的手工作坊式生产，分明已经透出了近代大工业的规模和气概。

冷却是一道致命的工序。坑内是一团没有熄灭的地火和流焰，必须控制冷却速度防止钟体炸裂。世界著名的俄罗斯大钟就因冷却过程中的闪失出现裂纹，结果沦为一口哑钟。而孕育永乐大钟的地坑此时是一个天然的自动冷却系统。可以想象当年劳苦的工匠们付出了多少精心呵护，才能确保永乐大钟在平安降温中顺利降生。

最为举世罕见和引人惊叹的奇迹，莫过于将23万多字的佛教经文和咒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铸满了大钟的每一寸表面了。也许是对夺取皇位中杀伐过多生出了悔意，也许因战胜所有敌手后反倒厌倦了人间的纷争而皈依佛门，明成祖晚年潜心撰写《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凡40卷，20万言。其中前20卷10万字便刊登在永乐大钟不朽的版面上。钟上的铸字还有许多其它汉文佛经和梵文佛咒。有学者猜测，明成祖铸钟的初始动机便是为了给自己的呕心沥血之作寻找一个永恒的载体，以教化众生和流传百世。

据专家们概括，永乐大钟有“五绝”。第一绝是形大量重、历史悠久。第二绝，永乐大钟是世界上铭文字数最多的一口大钟。大钟奇妙优美的音响是第三绝，有位声学界的权威人士给永乐大钟的钟声下了八个字的评语：“幽雅感人、益寿延年。”科学的力学结构是永乐大钟的第四绝。永乐大钟的悬挂纽是靠一根与钟体相比显得很小的铜穿钉连接的。别看穿钉很小，却恰恰在它所能承受40多吨的剪应力范围之内。永乐大钟第五绝就是高超的铸造工艺。

延伸阅读

永乐大钟是寓政治于宗教的典范

明成祖以钟为载体，把自己从局部到整体的政治理念与众多经过精心编撰和筛选的佛经、咒语溶铸在一起，这并非他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顺应元末明初中国佛教的发展状况，并加以巧妙利用的结果。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古印度，大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以后漫长的传播过程中，无论是传入最早的汉传佛教，还是公元六七世纪传入的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都逐渐与中国各地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成了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之一。朱元璋父子对佛教的发展状况和佛教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都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们当了皇帝以后，对佛教都采取推崇、扶植、利用和控制的方针。所以，铸造永乐大钟实际上是明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实施的一种政治行为。

目录

前言

第一讲 军事人物——挥斥方遒奏凯歌
姜太公：韬略鼻祖，千古武圣

孙武：胸怀璇玑，书成圣典
乐毅：分路出击，陷城夺地
赵奢：道远路狭，勇者制胜
李牧：北方屏障，匈奴克星
廉颇：老当益壮，英风浩气
白起：长平血战，威震六国
王翦：军中智者，独步疆场
蒙恬：北逐匈奴，控扼河套
项羽：破釜沉舟，乌江悲歌
韩信：忍辱负重，终成统帅
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卫青：漠南大战，匈奴丧胆
霍去病：千里奇袭，封狼居胥
陈汤：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曹操：横槊赋诗，乱世枭雄
诸葛亮：鞠躬尽瘁，人臣典范
周瑜：羽扇纶巾，强虏灰飞烟灭
韦睿：温文尔雅，威震敌胆
元英：聪敏锐识，英风绝伦
陈庆之：白袍七千，直趋河洛
韦孝宽：慷慨激扬，屡出奇策
杨素：胸怀大志，位列三台
李靖：纵兵塞上，屡建奇功
王玄策：三度大使，以一人而灭一国
李光弼：血战太原，挫败强敌
曹彬：仁爱为本，儒将风采
岳飞：民族英豪，百世流芳
徐达：戎马一生，明初第一功臣
戚继光：民族英雄，平倭防虏
石达开：龙凤之姿，天日之表
曾国藩：清廷柱石，中兴名臣

第二讲 军事战役——铁马冰河入梦来
鸣条之战：商汤灭夏

牧野之战：武王伐纣
柏举之战：千里破楚，五战入郢
长勺之战：一鼓作气，以弱胜强
城濮之战：退避三舍，诱敌深入
即墨之战：坚壁清野，借机反攻
桂陵、马陵之战：围魏救赵，增兵减灶
伊阙之战：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秦灭六国：远交近攻，分化瓦解
巨鹿之战：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平灭三秦之战：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彭城之战：风雷激荡，快速袭击
井陉之战：背水列阵，奇袭敌军
昆阳之战：团结一心，以少胜多
官渡之战：火烧乌巢，乱敌军心
赤壁之战：巧借东风，一战而天下三分
夷陵之战：后发制人，火烧连营
淝水之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刘裕灭南燕之战：以车制骑，掌握主动
隋灭陈之战：重点进攻，分割击破
浅水原之战：后发制人，疲敌制胜
虎牢之战：避敌精锐，奇兵突袭
唐平萧铣之战：兵贵神速，出其不意
宋灭北汉之战：围城打援，结束割据
蒙哥攻宋之战：迂回包抄，突破天险
鄱阳湖之战：集中兵力，巧用火攻
万历援朝之战：打击侵略，扬我国威
宁远大捷：积极准备，以孤城挡强敌
萨尔浒之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
三河镇大捷：正面迎敌，包抄结合
清收复新疆之战：缓进急战，先北后南

第三讲 军事著作——煌煌典籍有乾坤
《周易》：正义慎战，方是制胜之道

《孙子兵法》：兵学圣典
《吴子》：审敌虚实，教戒为先
《司马法》：备战慎战，以战止战
《尉缭子》：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六韬》：兵家权谋始祖
《孙膑兵法》：反对滥用战争
《三略》：侧重战略的兵法
《诸葛亮兵法》：战略与政略相融
《将苑》：论述将领的专著
《李卫公问对》：正古人所重
《太白阴经》：综合性的兵书
《武经总要》：中国第一部官修兵书
《虎钤经》：兵学大全，独有见解
《何博士备论》：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
《百战奇略》：用兵之道，以计为首
《守城录》：城邑防御的专著
《武备志》：中国古代兵家百科全书
《三十六计》：古代谋略概要
《纪效新书》：实践的总结
《读史方舆纪要》：地理与军事的结合
《兵学新书》：晚清兵工著作

第四讲 军事制度——令出如山掌雄兵
夏商周时期的军事机构

春秋时期的车战与军事制度
商鞅的耕战改革
秦军的军队编制——部曲制
征兵制与常备军制度
两汉的军队编制和组织结构
隋代体系完备的军制
府兵制的兴起与衰落
宋代军队的招募与待遇
宋代的军队分权
明代的卫所制
清代的八旗制

第五讲 军事技术——攻防利器掠敌营
冷兵器概略

青铜时代：冶炼业和青铜器的发展
甲胄：防御性武器的始祖
战车：纵横陆上的王者之师
血腥冷兵器：铁质兵器的产生与发展
弓箭：远距离杀伤性武器
胡服骑射：马具的成熟与骑兵技术的应用
弩：以步制骑的最有效武器
烽燧：古代军队通讯工具
云梯：攻城破敌的利器
城墙及长城：古代战略防御性工程
冶铁：灌钢法和冶炼技术对兵器的影响
抛石机：古代的大型杀伤武器
战船：水上决战时代的到来
火药：催生战火时代
突火枪：南宋时期火器的发明与创制
火铳：元明战争中大规模火器的应用
神机营：明代火器的鼎盛时代
佛郎机和红夷炮：明代西方技术的引进
抬枪和鸟枪：清代的火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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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事文化五讲 / 李世化编著. — 北京 : 中国商业出版社，2018.5

（中华文化公开课）

ISBN 978-7-5208-0329-8

Ⅰ. ①军… Ⅱ. ①李… Ⅲ. ①军事－文化研究－中国－古代－文集 Ⅳ. ①E2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7021号

前言

中国军事思想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世界军事史上拥有杰出的成就，它们不仅是战争经验的总结，也是智慧的结晶。

公元前21世纪（一说前22世纪），中国已经建立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奴隶制王朝夏朝。后来夏朝的统治越来越腐朽，遭到其他部族的反抗，其中“商”强大起来，爆发了争夺统治权的“鸣条之战”，这是史料中较为明确记载的上古战争之一。鸣条之战的结果是商部族获胜，推翻了夏王朝，建立了“商”王朝。商代的军事力量相比夏朝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青铜冶炼水平的进步，为兵器的进步提供了优良的材质。商代青铜的冶炼水平虽然已经成熟，但是并未大规模地用青铜兵器装备军队，真正广泛使用青铜兵器的时代是西周和春秋时期，并一直和铁质兵器共同使用，持续到汉初才彻底被铁兵器所替代。

商周交替的时代，中国诞生了第一个谋略大师——姜太公。他不但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治理周部族，并且直接参加和指挥了周灭商的战争——牧野之战。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已经诞生了一批军事著作，如《军志》《军政》，虽已失传，但仍然可从《左传》《孙子兵法》等典籍中看到一些只言片语。夏商周时期的作战方式主要是车战。车战对战车的协调性要求很高，要求行动统一，严格管理，各个作战单元之间高度配合。车战的方式主导了夏商周，以及后来的春秋和战国时代，直到新的兵种骑兵出现，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春秋和战国时代是中国军事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时代，不但诞生了先轸、孙武、伍子胥、吴起、孙膑、白起、廉颇、李牧、王翦等军事家，还诞生了一大批军事著作，如《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等军事著作。尤其是《孙子兵法》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受到历代军事家的推崇，时至今日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孙子兵法》的出现，标志着封建时代军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而全面地阐述军事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从前221年秦朝建立，至1911年，中国经历了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和更迭。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先秦的军事思想依然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另外，由于各个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军事思想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秦汉以来，兵种和兵器装备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但出现了重装骑兵、轻骑兵、攻城部队，而且出现了专门的舟桥部队和水师，这就要求步、骑、水军的协同作战，使战略战术都得到高度的发展。

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孙子兵法》的诞生、车战转变为骑兵作战、防御性的内线作战转变为远程奔袭的外线作战、冷兵器转变为冷兵器和火器并行是四个划时代的进步。《孙子兵法》的诞生标志着军事行动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优秀的将帅能够从微妙的变化中洞察到战局的瞬息万变，对战争有了规律性的认识。柏举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淝水之战都是基于对战争的客观认识，并作出正确决策和指挥而获得的胜利。车战转变为骑兵作战，主要是马具的成熟，尤其是马镫和马鞍的发明，使得重装骑兵能够保持平衡，轻骑兵能够千里奔袭。这一划时代的贡献归功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赵国“胡服骑射”后使得其他六国意识到了骑兵的巨大潜力，相继进行了兵种的改革。这一时期马鞍和马镫是否已经出现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考，但却是汉代高桥马鞍和铜铁马镫的准备阶段，为后世的大军团骑兵作战奠定了基础。秦汉之交，第一个运用大规模骑兵作战的将领是项羽，尤其是彭城之战，他率领骑兵兵团进行奔袭，开创了骑兵奔袭战的先河。他的这一作战方式在汉武帝时期得到大规模的应用，尤其是卫青和霍去病，不但是最优秀的骑兵作战统帅，更是把内线作战转变为远程奔袭的外线作战，深入大漠和敌人的主力作战，丰富和成熟了骑兵战术，如正面冲击、侧翼迂回等战术，极大地打击了中国北方的匈奴势力，为保护汉代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后唐代李靖的破袭突厥、吐谷浑，明代徐达深入大漠扫荡北元的残余势力，均是继承了这种优秀的军事策略。宋元时代，人们对火药的性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认识，因此火器开始作为一种兵器装备军队，中国的战争进入了火器与冷兵器并行的时代，火箭、火铳、各种抛射和投射型的“炸弹”也都诞生，如火龙出水、一窝蜂、火鸦……到了明清，火器受到更高的重视，并成立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和“火器营”。在明代抗倭战争，以及万历援朝战斗中都可看到火器的应用，显示出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度发达。

在数千年的战争中，中国军事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战争观。《司马法》开宗明义提出了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认为“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为正。正不获意则权。”同时还提出了“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指导原则。另外对战争时的自然环境、外交环境、民心所向也都非常重视，显示出古代军事家的全局观念。

本书从军事人物、战争战例、军事著作、军事制度、军事技术五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古代军事的概况，并选配了数百幅贴切逼真的图片，以扩大读者的视野。在编写过程中，因编写者对史料以及军事知识的掌握有限，如有不足和错漏，恳请读者指正。

第一讲 军事人物——挥斥方遒奏凯歌

姜太公：韬略鼻祖，千古武圣

姜尚是周武王灭商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国的缔造者，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久远的韬略家。历代典籍都对他推崇备至，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姜尚（约前1128—前1015），姜姓，吕氏，名尚，一名望，字子牙，尊称太公望，武王尊之为“师尚父”，商朝末年人，东海上人（今临泉县姜寨镇），人们习惯称他为姜子牙。

姜子牙没有出山之前，生活十分潦倒。32岁时，因为商朝战争不断，他为了躲避战祸，跑到山上修道，隐居达40年。后来，他结束隐居，准备展示平生所学，但苦于无处报效，只好暂时投靠在朋友家中。他曾经贩卖过竹篓、面粉，开过饭铺、卖过牛马猪羊、当过测字先生，但都不足以糊口，经常受到妻子的奚落。

商末，政治腐败。天下烽烟四起，各路诸侯都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西部的周部族由于首领姬昌(即周文王)大力发展经济，实行勤俭立国政策，所以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四边诸侯纷纷归附。姜子牙听说周文王广求天下贤士，便离开商朝，来到渭水河边垂钓，静观时局变化，等待出山的机会。

周文王外出打猎时，在溪边遇到了垂钓的姜子牙，二人谈得十分投机。周文王向他请教治国兴邦的良策，姜子牙当即提出了“三常”：“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周文王听后非常高兴，说道：“我的先人太公曾经预言：‘圣人到周的时候，周才能兴盛。’你就是那位圣人啊！我盼望先生很久了！”于是，周文王亲自扶姜子牙上车，并一同回宫，拜为军师。从此君臣际会，风云迭起，周部族的军事发展更上一层楼。

姜子牙为强周灭商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内外政策。对内，实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大小官吏都有封地，子孙承袭，作为俸禄，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打下了灭商的经济基础。对外，表面上坚持奉殷商为正朔，以麻痹纣王，暗中实行争取邻国、逐步拉拢、瓦解殷商王朝的盟邦，以削弱和孤立殷商王朝。实施了这一外交策略后，归附周文王的诸侯国和部族越来越多，逐步拥有了大部分殷商王朝的属地，出现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为最后消灭纣王，取代殷商，创造了条件。

周文王死后，周武王继位，姜子牙继续辅佐周国朝政。姜子牙改革了奖罚政策，不再随意进行奖赏和惩罚，而是慎于行赏，力求令行禁止，使周朝政治更加清明。而此时的殷商王朝政治更加腐败，叛商附周的人越来越多。

前1046年（一说前1057）正月，周武王和姜子牙一起统率周军浩浩荡荡东进伐商。最后在牧野与殷军决战，这就是著名的“牧野之战”。商朝军队在战场上纷纷倒戈，引导周军打进商朝的都城朝歌，纣王见大势已去，在露台放火自焚。

殷商灭亡，周朝建立。姜子牙被分封到齐国。他治国有方，采用顺应当地风俗的办法，很快引导齐国走上了正轨，开创了兴盛的齐文化。

延伸阅读: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姜子牙的钓法非常奇特，短竿长线，线系直钩，不用诱饵，钓竿也不垂到水里，而是远离水面有三尺高，并且一边钓鱼一边自言自语：“姜尚钓鱼，愿者上钩。”一个叫武吉的樵夫，看到姜子牙不挂鱼饵的直鱼钩，嘲讽道：“像你这样钓鱼，别说三年，就是一百年，也钓不到一条鱼。”姜子牙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曲中取鱼不是大丈夫所为，我宁愿直中取，不向曲中求。我的鱼钩不是为了钓鱼，而是要钓王侯。”

后来，他果然“钓”到了周文王。周文王斋戒三天，沐浴整衣，抬着聘礼，亲自前往磻溪聘请，并拜他为相。“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便源于此。

孙武：胸怀璇玑，书成圣典

孙武，春秋时代齐国人，后世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鼻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学家。所著《孙子十三篇》是我国最早的兵学典籍之一。

孙武（约生于前545年，卒年不详），字长卿，春秋时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广饶县）人，后世称其为孙子，兵圣。

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史称“四姓之乱”, 孙武不愿意卷入其中，萌发了另谋出路的念头。当时南方的吴国联晋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兴气象。孙武便离开齐国，来到了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附近隐居下来，等待机会。不久，他结识了伍子胥，两人十分投机，结为密友，并被引荐给吴国国君阖闾。吴王为图霸业，正在广纳人才，听说孙武的才能，急请他出山。

前512年，吴王阖闾召见了孙武，并和他深入交谈，但对他的实际能力又心生疑惑。为了试探孙武的军事才能，吴王对孙武说：“先生是否可以试试练兵呢？”

孙武答：“可以。”

阖闾问：“可以用妇女试吗？”

孙武说：“完全可以。”

于是，吴王召集了180个宫女，带到练兵场上，交给孙武演练。孙武将她们分为两队，指定两名吴王宠妃为队长，执黄旗前导。孙武说：“你们知道前后左右吗？”队员们都回答说知道。孙武宣布：“你们看着我手中的令旗，听着金锣鼓声，令旗向上，整队起立，令旗指前，队伍前进，令旗指背，队伍退守；左手举令旗，队伍向左行进，右手举令旗，队伍向右行迸。”问：“大家听清楚了吗？”这些平时娇生惯养的宫女七嘴八舌地回答：“清楚了。”

于是，孙武发出命令，但是宫女都觉得好玩，大笑起来。孙武说：“大家已经明白了规则，也同意按照规则执行，如果谁不执行，我就要治罪于她。”孙武继续发布命令，但是宫女们还是忍不住都笑起来。孙武严肃地说：“开始法令不明确的时候，不执行命令可以原谅，现在我已经说明了法令，还是不执行，那就要治罪了。”孙武要杀两队的队长，吴王非常着急，说：“我已经知道将军能够带兵。我没有这两个爱妃食不知味，请不要杀她们。”

孙武说：“我既然已经接受命令做了将军，将军在外带兵打仗，君命有所不受。”于是，孙武杀了吴王的两个宠妃，命令另外两个人为队长，接着继续发布命令。宫女们知道这不是游戏，都规规矩矩地执行命令。于是，孙武派人对吴王说：“士兵已经排列整齐，君主可以下来观看了。如果君主想用她们打仗，就算前面有水火，她们也会照样执行命令。”吴王说：“不用看了，我已知道将军的带兵才能。”

不久，吴王授予孙武将军的职位。

吴王阖闾在孙武与伍子胥共同辅佐下，励精图治，经国治军，制定了以破楚为首要任务，继而南服越国，尔后进图中原的争霸方略。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针对楚国，吴国实施了分师扰楚、疲楚的作战方针，使吴国取得与楚国争雄的主动权。前512年，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此后吴军屡战屡胜，尤其是通过“柏举之战”打败楚国，并攻破楚国的首都。楚国不得不迁都，躲避吴国兵锋。

吴王阖闾去世后，孙武又辅佐吴王夫差大破越国，从而使吴国达到极盛。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吴王夫差渐渐开始懈怠，进取精神减退，疏远了孙武、伍子胥等功臣，反而重用奸臣伯噽。越王勾践为了弱化吴王斗志、迷乱其心智，达到灭吴目的，一方面自己亲侍吴王，卧薪尝胆；一方面选美女西施郑旦入吴。西施入吴后，夫差大兴土木，建筑姑苏台，日日饮酒，夜夜笙歌，沉醉于酒色之中。孙武、伍子胥认为必须彻底灭掉越国，绝不能姑息养奸。但夫差听了伯噽的挑拨，不再信任孙武、伍子胥。由于伍子胥一再进谏，夫差大怒，逼其自尽，甚至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皮袋里，扔到江中，不给安葬。

伍子胥的死，给了孙武很大的打击，他黯然离开吴国。

延伸阅读:

世界三大兵书

世界三大兵书分别是《孙子兵法》、《五轮书》和《战争论》。其中《孙子兵法》诞生的时间最早，影响最大，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仅英文版本就达17种之多。《五轮书》为日本人宫本武藏所著，约作于1643年之后，全书分为水、火、风、土、空五卷。《战争论》是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所著，该书总结了以往战争，尤其是拿破仑战争的成败，对战争提出了高屋建瓴的分析和总结。

乐毅：分路出击，陷城夺地

乐毅是中山灵寿人，魏将乐羊后裔，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燕昭王时期的上将军，受封昌国君，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报了齐国伐燕之仇。他统率赵、楚、韩、魏、燕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70余城，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乐毅，生卒年不详。中山灵寿人（今河北灵寿西北），少年聪颖，喜好兵法，深得赵人推崇。赵武灵王时，因避沙丘政变来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当了大夫。当时，燕国因为“子之之乱”而被齐国打得大败，燕昭王即位后，时刻不忘为燕国雪耻。但燕国弱小又地处僻远，昭王自忖力量不足以克敌制胜，于是便屈己礼贤，延聘贤能之士。首先礼待郭隗，借此招揽天下英才。乐毅也在此时投奔燕国，立刻获得燕昭王重用。

齐国在战国初期非常强大，齐愍王率齐军南败楚相唐昧于重丘，西摧三晋于观津，接着与三晋攻秦，助赵国灭中山，打败宋国，扩地千余里。诸侯各国在强大的齐国面前都上表臣服，齐愍王因而骄矜自满。但齐愍王的骄横也造成了列国诸侯的不满，国际间的局势不断恶化。

燕昭王认为时机成熟，欲兴兵伐齐，遂问计于乐毅。乐毅回答说：“齐国系霸主之余业，地广人多，根基较深，且熟习兵法，善于攻战。对于这样一个大国，仅由我们一国单独去攻打它，恐怕很难取胜。如果大王一定要去攻伐齐国，必须联合楚、魏、赵、韩诸国，使齐国陷于孤立的被动地位，方可制胜。”这就是所谓“举天下而攻之”的伐齐方略。

燕昭王接受了乐毅的建议，派乐毅去赵国盟约攻齐，并请赵国以伐齐之利诱说秦国，予以援助。又派剧辛为使到楚国和魏国进行联络。当时各国都怨恨齐国，听说联兵伐齐，均表赞同。

各国达成联盟后，燕昭王于前284年任命乐毅为上将军，同时赵国也把相印交予乐毅，乐毅率全国之兵会同赵、楚、韩、魏、燕五国之军兴师伐齐。齐愍王闻报，亲率齐军主力迎于济水(在今山东省济南西北)之西。两军相遇，乐毅亲临前敌，率五国联军向齐军发起猛攻。齐愍王大败，率残军逃回齐国都城临淄。乐毅遣还远道参战的各诸侯军队，准备亲率燕军直捣临淄，一举灭齐。谋士剧辛认为燕军不能独立灭齐，反对长驱直入。乐毅则认为齐军精锐已失，国内纷乱，燕弱齐强形势已经逆转，坚持率燕军乘胜追击。

乐毅率燕军乘胜追击齐军至齐都临淄。齐愍王见都城临淄孤城难守，遂率少数臣僚逃往莒城(今山东省莒县)。乐毅连续进攻，分路出击，陷城夺地，攻入齐都临淄后，尽收齐国珍宝、财物、祭器运往燕国。燕昭王大为欣喜，亲自到济水犒赏、宴飨士兵，为酬谢乐毅的功劳，封乐毅为昌国君。

乐毅在半年内连下齐国70余城，仅剩聊城、莒城、即墨(今山东省平度市东南)

3城抵抗，久攻不下。其余全部并入燕国版图，燕前所未有的强盛起来。乐毅认为单靠武力，破其城而不能服其心，民心不服，就算全部占领了齐国，也无法巩固。所以他对莒城、即墨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方针，对已攻占的地区实行减赋税，废苛政，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保护齐国的固有文化，优待地方名流等收服人心的政策，欲从根本上瓦解齐国。

前278年，燕昭王死，太子乐资即位，称燕惠王。燕惠王听信谗言，不信任乐毅，撤换统帅，任命残忍的骑劫为大将。乐毅深知燕惠王已经对自己产生了猜忌心理，因此奔逃赵国。乐毅所创立的大好局面随后被毁，所有城池全部被齐国将军田单收复。尽管乐毅受到不公待遇，但乐毅并不憎恨燕国，而是居赵、燕之间，加深两国友谊，最后卒于赵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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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燕惠王书》

乐毅奔逃赵国后，赵王非常高兴，封他为“望诸君”。此时，燕军已被田单击败，并全部赶出了齐国。燕惠王非常后悔听信谗言，导致其奔赵。因此写信向乐毅道歉，并责怪他放弃了先王大业，不顾国家。乐毅立即回应，写下了名垂青史的《报燕惠王书》。该文针对惠王的指责和虚伪，表明自己对先王的一片忠心，与先王之间的相知相得，驳斥惠王对自己的种种责难、误解，抒发功败垂成的愤慨，并说“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申明自己不为昏主效愚忠，不学冤鬼屈死的主张。

赵奢：道远路狭，勇者制胜

赵奢是战国时代最为优秀的将领之一，和赵国王室同宗，属于贵族。因功被封为马服君，主要生活在赵武灵王到赵孝成王时期，是赵国历史上与廉颇、李牧齐名的名将。

赵奢，生卒年不详，嬴姓，赵氏，名奢，属于赵国贵族。主要生活在赵武灵王(前324—前299)到赵孝成王(前265—前245)时期，享年约60余岁。

赵奢原是赵国的田部吏(征收田赋的官员)，收租税，执法无私，因平原君家奴不肯缴纳赋税，赵奢依法处置，杀平原君家主事者9人。为此，平原君发怒，要杀他。赵奢为自己辩解道：“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平原君听了这番道理，认为赵奢是位很贤能的人，向赵王举荐他。随后，他被任命为治理全国赋税的总管，使赵国府库收入大为增加。

赵惠文王十九年(前280)，赵奢被任命为将军，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带兵攻取了齐国的麦丘(今山东商河县西北)，赵王大喜，为之进酒祝贺。

赵惠文王三十年（前270)，秦军派重兵围困阏与(今山西和顺县)。赵国君臣急忙召开军事会议，问名将廉颇：“阏与可救否?”廉颇回答：“道远险狭，难救。”又问乐乘，乐乘所答与廉颇一样。赵王又问赵奢，赵奢认为：“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奢此议与赵王不谋而合。于是，赵王任命赵奢为将，率军往解阏与之围。

秦军在围困阏与的同时，已做了防止赵军出兵救援的准备。他们发兵一支，向东直插武安(今河北武安县西南)，以成犄角之势，牵制赵军行动。赵奢侦知秦军这一部署，从邯郸出发才30里就下令安营扎寨，命令军中加固营垒，在营区周围修筑了许多屏障，做出毫无进取的姿态。并下令：“有以军事谏者死。”军中，有一人建议火速去救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杀掉。这样，一直过了28天，而且一再增筑营垒。秦军派遣间谍进入赵军驻地侦察，赵奢以好饭食招待后把他放走。间谍把赵军的情况报告给秦军将领，秦将非常高兴，随之放松了警惕。

送走秦军间谍以后，赵奢立刻作出决定，集合部队，向西急进。仅两日一夜即抵达距离阏与50里的地方。被抛在武安的秦军听说赵奢已至阏与，如梦方醒，慌忙调集兵力奔向阏与。由于赵军远离后方，孤军独进，形势依然十分危险。这时，一位名叫许历的军士，拜见赵奢，说：“先占据北山就能取胜，否则就会失败。”

赵奢接受了他的建议。立刻发兵万人，抢占了北山制高点。果然，秦军后至，争夺北山不得，拥挤于山下。赵军利用有利地势，居高临下，俯击秦军。秦军大败，四散溃逃。阏与之围随之解除。赵奢一战扬名，成为威震诸侯国的名将。班师回朝后，赵惠文王封赵奢为马服君，封许历为国尉。

赵奢死后，赵王为追念他为赵国所建立的功绩，厚葬于邯郸附近的西山，因其封号为“马服君”，所以后代子孙便以马为姓，东汉名将马援即为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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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奢善抚士卒

赵奢善抚士卒，他的夫人说他：“身所食饮而进者十数，所友者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与军吏士大夫。”因此，战士们都愿意为之拼死而战。在战场上，他执法如山，赏罚分明，用兵如神，因此，带出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劲旅。就连后世的用兵大师曹操也称赞说：“苦者赵奢、窦婴为将也，受财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

李牧：北方屏障，匈奴克星

李牧是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统帅，是赵国最为优秀的将领，因其战功卓著，被封为“武安君”。与白起、王翦、廉颇并称“战国四大名将”。

李牧(？—前229)，嬴姓，李氏，名牧，战国时期赵国柏人（今邢台市隆尧县）人。战国时期，赵国的北边和匈奴接壤。赵惠文王、孝成王时期，匈奴不断骚扰赵国北部边境，为了抵御匈奴的骚扰，赵惠文王派李牧到北方戍边。

李牧担任北方的军事统帅后，首先争取到赵王同意，允许自己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官吏，并要求当地的田赋税收也全部归军队，用作军事开支。随后，又针对赵军和匈奴军的特点，进行了改革和训练。与此同时，他将边境的烽火台加以完善，增加情报侦察人员，完善情报网络，以便及早预警，做出防备。

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李牧厚待士卒，提高士卒的饮食质量，加大训练强度，使得士气高昂，人人奋勇争先，愿为国家效力。面对匈奴骑兵机动灵活、战斗力强及以掠夺为主的作战目的，军需全靠抢掠的特点，他命令坚壁清野，并示弱于敌。匈奴兵多次来犯都无功而返。士卒们要求出战，都遭到李牧的拒绝。

由于李牧一直示弱不出，赵王很不满意，便派人取代李牧。新的主帅急于作战，导致大败。赵王只好重新启用李牧。李牧对赵王说，如果让自己出任为将，一切悉听自己决断，赵王允可。李牧到达防区后，加紧训练部队，养精蓄锐。隔三岔五杀牛宰羊犒赏士卒，士兵们个个摩拳擦掌，等待出击。李牧认为与匈奴决战的时机成熟，于是立刻进行部署。

李牧首先淘汰老弱，共选得车军1300乘，骑兵13000人，富于战场经验、曾经立功受赏的步兵5万人，能用强弓劲弩的优良射手10万人。然后再用“品敌骄兵”之计，派老百姓出关放牧，草原上牛羊等牲畜遍地都是。匈奴得到消息后，派出小股骑兵前去劫掠，李牧命前军假装败退，丢下一些人和牲畜，匈奴满载而归。获胜的匈奴人归报单于，匈奴单于认为赵军防守松懈，于是，率领大军直逼赵军防守的雁门关。

李牧得到匈奴单于进军的消息，知道“品敌骄兵”见效，立刻采用口袋战术，兵分三路，中间诱敌深入。轻敌冒进的匈奴军浩浩荡荡进了口袋，被李牧大军分割成数段，逐个围歼，匈奴单于仅带数十骑逃脱。此一战，李牧大破匈奴，斩首级10余万。赵国边境的匈奴部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其中匈奴褴族灭亡，东胡族溃不成军，林胡族投降，匈奴单于将王庭设到遥远的北方，10几年不敢南顾。李牧用小小的损失，换得了全局的胜利。

李牧大破匈奴，遂成为赵国独当一面的将领之一。赵悼襄王时期，廉颇遭到诬陷逃亡魏国，蔺相如、赵奢均已去世，李牧成为唯一能扛起统帅大旗的人物。之后，赵王命李牧率军进攻燕国，夺取了多座城池。前236年，秦王嬴政乘赵攻燕，国内空虚之际，分兵两路大举攻赵。赵王迁以李牧为大将军，率兵抗秦。李牧以8万精兵在平阳附近的宜安（今河北石家庄东南）布阵，他利用地形以3万人列阵，吸引10万秦军攻击，另以两万步兵在侧翼包抄，再以3万骑兵攻击秦军后方，三面包围，独在南方留缺口。秦军遭到夹击，死伤无数。至此，李牧成为秦军最畏惧的赵国将领。

前233年四月，秦王政亲率10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前往曲沃。攻占赵国的宜安，赵将郭信弃城逃亡，带着部分赵军沿汾水北上。途中遭到秦将李信3000轻骑兵的拦截，郭信被杀，3万人被歼，2万余人投降。奉命截击其余赵军的秦国将军杨端和与王翦遇到了李牧，被巧妙击退，这才使兵锋大盛的秦军遇挫。在李牧的指挥下，赵军骑兵急速无定，神出鬼没，使最擅长奔袭的秦将李信也苦不堪言，赵国暂时避免了被灭亡的危险。

前229年，赵国连年战争，再加上北部代地地震，出现了大面积的饥荒，国力已相当衰弱。秦王嬴政乘机派大将王翦亲自率主力直下井陉（今河北井陉县）。秦军多次受挫于李牧，秦军用反间计，说李牧暗通秦国。昏聩的赵王迁听信谗言，杀掉李牧。不久，赵国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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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家评李牧之死

《史记 赵世家》中司马迁说赵王迁“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

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述赞》中说：“颇牧不用，王迁囚虏。”

宋代苏洵说：“洎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

《通鉴》注本胡三省说：“赵之所侍者李牧，而卒杀之，以速其亡。”

从史家对李牧被诛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观点：赵国自毁长城，加速了秦统一六国的进程。

廉颇：老当益壮，英风浩气

廉颇，战国时期优秀的统帅、杰出的军事家，率军征战，守必固，攻必取，几乎百战百胜，威震列国，因功封“信平君”。他是与白起、王翦、李牧齐名的“战国四大名将”。

廉颇(前327—前243)，嬴姓，廉氏，名颇，晋阳人（今山西太原）。赵惠文王初，东方六国以齐最为强盛，齐与秦各为东西方强国。秦国欲东出扩大势力，赵国首当其冲要。为扫除障碍，秦王曾多次派兵进攻赵国。廉颇统领赵军屡败秦军，迫使秦改变策略，实行合纵，于前258年在中阳(今山西中阳县西)与赵讲和，并联合韩、燕、魏、赵五国之师共同讨伐齐国，大败齐军。其中，廉颇于前283年带赵军伐齐，长驱深入齐境，攻取阳晋(今山东郸城县西)，威镇诸侯。廉颇班师回朝，拜为上卿，秦国虎视赵国而不敢贸然前进。

前278年，廉颇向东攻打齐国，破其一军。前276年，再次伐齐，攻陷九城。前275年攻魏，夺取防陵(今河南安阳南)，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连年来，屡战屡胜，赵国一跃成为东方六国中军事最为强盛的国家。秦国在以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不敢攻赵。

前266年，赵惠文王卒，孝成王即位。这时，秦国采取应侯范睢“远交近攻”的谋略，一边跟齐国、楚国交好，一边攻打临近的国家。前260年，秦国进攻韩地上党(今山西中部地区)。上党的韩国守军孤立无援，太守冯亭便将上党献给了赵国。于是，秦赵之间围绕着争夺上党地区发生了大战。这时，名将赵奢已死，蔺相如病重，军事重任落在廉颇肩上。于是，廉颇统率20万赵军阻秦军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当时，秦军已南取野王(今河南沁阳)，北略上党，切断了长平南北联系，士气正盛，而赵军长途跋涉而至，不仅兵力处于劣势，态势上也处于被动地位。面对这一情况，廉颇采取了筑垒固守，疲惫敌军，相机攻敌的作战方针。他命令赵军凭借山险，筑起森严壁垒。尽管秦军数次挑战，廉颇总是严束部众，坚壁不出。同时，他把上党地区的民众集中起来，一面从事战场运输，一面投入筑垒抗秦的工作。秦军求战不得，无计可施，锐气渐失。

秦国看速胜不行，便使反间计，让赵王相信，秦国最担心、最害怕的是用赵括替代廉颇。赵王求胜心切，结果中计，认为廉颇怯战，强行罢廉颇职，用赵括为将。虽然蔺相如力谏，指出只知纸上谈兵的赵括不适合担此重任，但赵王不听，任用赵括为将军。赵括代替了廉颇的职务后，完全改变了廉颇制定的战略部署。秦国以白起为将，大举攻赵。结果赵军统帅赵括被射杀，赵兵40余万精锐被俘，尽数遭到坑杀。长平之战，赵国元气大伤。

前251年，燕国以为赵国国力大减，趁机举兵攻赵。赵王重新启用廉颇为将御敌。廉颇将全军分为两路，一路由乐乘率领直趋代地，抗击西路燕军；另一路亲自率领，迎战燕军主力于城(今河北柏乡县北)。刚刚遭受重创的赵军同仇敌忾，集中兵力攻击敌军正面，首战告捷，打掉了燕军的嚣张气焰。接着，廉颇率领赵军大败燕军主力，杀死燕军主帅栗腹，燕军大溃。廉颇命赵军乘胜追击，长驱500里，直逼燕国都城蓟(今北京市)，几乎将燕国灭亡。燕王大为愧恨，割让五座城池求和。赵王大喜，封廉颇为“信平君”，并担任相国。廉颇任相国前后约六七年，多次击退入侵敌军，并伺机出击。前245年，带兵攻取了魏国城池笼阳(今河南内黄县西北)，赵国国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前245年，赵孝成王卒，其子赵悼襄王即位。襄王听信了奸臣郭开的谗言，解除了廉颇的军职，派乐乘代替廉颇。廉颇因受排挤而发怒，攻打乐乘，乐乘逃走。廉颇于是离赵投奔魏国。从此，廉颇离开故国，再也未能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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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颇之死

廉颇到魏国后，虽然在大梁住了很久，但魏王并不信任和重用他。赵国因为多次被秦军围困，赵王后悔，想再任用廉颇，廉颇也怀念故国。赵王派遣宦官唐玖带着一副名贵的盔甲和四匹快马到大梁去慰问廉颇，看廉颇是否可用。廉颇的仇人郭开却唯恐廉颇再得势，暗中给了唐玖很多金钱，让他说廉颇的坏话。廉颇见到使者后，披甲上马，表示自己还可用。但使者却向赵王报告说：“廉将军老了，和我坐在一起，不多时就拉了三次屎。”赵王认为廉颇已老，不堪大用，廉颇因而失去了回国的机会。

楚国听说廉颇在魏国，就暗中派人迎接他入楚。廉颇担任楚将后，因为不熟悉楚国军队，没有建立什么功勋。他流露出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但赵国终究未能重新启用他，致使一代名将客死他乡。

白起：长平血战，威震六国

白起是战国时代最为显赫的大将,征战沙场37年，未尝败绩，六国军队只要听说是他带兵无不闻风丧胆，因功封“武安君”。他一生征战无数，仅长平一战就一举歼灭赵军45万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敌战先例。

白起(？—前257)，芈姓，白氏，名起。楚国人白公胜后裔，故而又名公孙起，秦国郿(今陕西郿县东北)人，是中国历史上自孙武、吴起之后又一个杰出的军事家。

白起少年时代，秦国的国力就已经超过了六国中的任何一国，尤其是张仪连横成功，更使秦国国力大增。前295年，秦国准备东进击败三晋，然后谋图周王室，白起就在这个时候登上了历史舞台。

前294年，魏襄王与韩襄王同年去世，国内新丧；赵国亦发生内乱，惠文王与公子章互相攻伐，赵武灵王被困饿死在沙丘宫。秦国遂乘三晋内变，举兵攻伐韩魏。白起率领秦军，分兵攻击韩魏，全歼韩魏联军于伊阙，斩获首级24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伊阙之战。

前292年，白起升任大良造，领兵攻打魏国，夺取大小城池61座。次年，白起与客卿司马错联合进军，攻下垣城。之后，白起进攻赵国，占取光狼城(今山西高平市西)。接着，攻打楚国，夺取鄢、邓等5座城池。然后连续攻楚国，楚国大败，秦军兵临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放火烧毁楚国王室陵墓所在地夷陵(今湖北宜昌)，向东进兵至竟陵，楚王逃离都城，避难于陈。白起因功被秦王封为“武安君”。在连续的战斗中，白起四面出击，连战连捷，声名震于列国。

前260年，秦令左庶长王龁攻韩，夺取上党。上党民众不降反投于赵，于是秦以此为借口令王龁转而攻赵。赵令廉颇为将抵抗，开始赵军连战不利，损失颇大。廉颇及时改变战略方针，依靠有利地形，构筑城垒固守，以图挫动秦军锐气，使其陷入疲惫之中。秦军的进攻势头被遏制，造成两军对峙于长平的僵局。为打破僵局，范雎使人携千金入赵行反间计，言秦军不惧廉颇，只怕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正好廉颇坚守不应战，赵王听信谗言，便派赵括替换廉颇对抗秦军。

秦国闻知此事后，暗中派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裨将。白起到任后，采取诱敌深入、困敌聚歼的战略方针。赵括至军后，更改廉颇不准出战的约束，并置换了军吏，出师攻击秦军。两军乍一交锋，白起便佯败后退。赵括不察虚实，立即实施追击。赵军前进到秦军的预定阵地——长壁后，遭到了秦军主力的顽强抵抗，攻势大大受挫。赵括见作战不利，打算退兵，但为时已晚，秦军两翼伏兵迅速出击，及时插到赵军进攻部队后面，切断了赵括主力的对外联系，构成包围态势。另外5000骑兵也迅速前进到赵军的的防御阵地，牵制、监视留守赵军。白起又下令突击部队不断攻击被围的赵军。赵军连战不利，情况危急，被迫就地构筑营垒，放弃进攻，等待救援。由于粮道断绝，赵军士气日益低落。粮道断绝46日后，赵军开始杀马为食，赵括企图杀出，分四队突围，皆全军覆没。赵括亲率精锐突击，被秦军强弩射回，赵括也死于乱箭之下，赵军顿时大乱，40万将士皆投降。白起说：“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于是全部坑杀，只留240名儿童回赵。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战役——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后，白起提出一鼓作气灭掉韩赵的方针。但“应侯”范雎害怕白起继续建立军功，地位超过自己，因此改派王龁为将。白起见自己不再受重用，遂托病在家不出。王龁率军围攻邯郸不下，秦昭王准备启用白起。白起借病拒绝出征，秦昭王大怒，白起被贬出咸阳，心中闷闷不乐。范雎向昭王进言说白起对主上有怨言。于是昭王派使者拿了宝剑，令白起自裁。白起自尽时说：“我犯下了什么罪过，要受到这样的惩罚？”良久，又说：“我该这样死。长平之战，赵国投降士卒，全部被我坑杀，这件事足可以让我受到这样的惩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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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起的作战特点

白起作战的指导原则有三个：

1.不以攻城夺地为目的，而是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而且善于野战进攻，战必求歼，这是白起最为突出的特点。

2.战术上强调追击，对敌人穷追猛打。

3.重视野战筑垒工事，先诱敌军脱离设垒阵地，再在预期歼敌地区筑垒阻敌，并防其突围。此种以筑垒工事作为进攻辅助手段的作战思想，堪称首创。

王翦：军中智者，独步疆场

王翦，少年时喜好兵法，成年后担任秦军方面大将，是秦灭六国的实际执行人员之一，因功封“武成侯”。后来他率领大军灭掉了六国中地域最为广大的楚国，为秦国一统天下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翦，生卒年不详，姬姓，王氏，名翦，是继白起之后秦国的又一员名将，与其子王贲在辅助秦始皇兼并六国的战争中立有大功，除韩之外，其余五国均为王翦父子所灭。

前236年，王翦率军攻打赵的阏与，王翦领军只18天，便令军中不满百石的校尉回家，并从原军队的10人中选出两人留在军中，所留下来的都是军中精锐。王翦用这支士气很高的精锐部队攻下阏与，同时一并攻取了赵国的9座城邑。

前229年，王翦攻下赵国的井陉，准备一举灭掉赵国。结果遇上了赵国名将李牧，相持一年多时间，一直无法得胜。于是，秦军用反间计，使庸王赵迁杀了李牧。随后，王翦势如破竹，大败赵军，阵斩赵军主将赵葱。攻下赵国的东阳，俘虏赵王迁，赵国灭亡。只有赵国公子嘉逃到北面的代地，自称代王。

前225年，秦王嬴政派王翦之子王贲攻楚，大败楚兵。然后王贲迅速北上，进攻魏国，并用黄河、大沟水淹大梁城，城尽毁，魏王投降。接着王贲又平定了魏国各地。魏国故地全部并入秦国版图。

魏国灭亡后，三晋之地尽数入秦。东北面的燕国名存实亡。南面的强敌楚国已经数次败北。秦军准备尽早灭楚，但是楚国毕竟是大国，秦王在灭楚大战需要多少兵力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于是征求众将的建议。秦王问年轻的李信需要多少兵力，李信回答最多不过20万人。李信年少英勇，曾率数千军马追袭燕太子丹，使燕太子丹自杀。秦王嬴政非常欣赏李信能力。随后，秦王又问王翦，王翦却回答说没有60万人马不行。秦王认为王翦老了，连胆子也变小了。于是，派李信及蒙恬率军20万伐楚。王翦见自己的话不被采用，便称病回到家乡频阳。

李信与蒙恬分别从平与、寝邑两路发兵，其间曾大败楚军。李信接着又将鄢、郢等城攻下，于是向西前进，准备与蒙恬在城父会师（今安徽亳县）。李信心高气傲，又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丝毫未觉察到楚国大将项燕率领的军队已悄然尾随在后。结果遭到楚军突击，秦军大败，两座营垒被攻破，7个都尉被杀，死伤甚众。

楚军击败李信军后，一直向西进军，大有反攻秦国的势头。秦王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震怒，亲自赶往频阳，向王翦道歉，请王翦担当主帅，率领大军攻楚。王翦起先假意推辞，说自己年老体弱，又有病在身，疲乏无力，实在不能担当重任，请秦王另选良将。秦王又再次向王翦道歉，并执意要王翦为将。王翦说：“如果大王一定要任用我为大将，非60万人不可。”秦王立即答应了王翦的要求，并表示愿意听从王翦的谋划。

王翦率领秦国60万大军出发，秦王政亲自到灞上为王翦送行。王翦临行时，请求秦王先行赏赐良田、美宅、园林池苑给自己。秦王说：“将军为国作战，以后有的是赏赐，还用得着害怕家里会穷困？”王翦说：“作为大王的将军，有功劳才可以得到封侯赐爵，所以趁着大王顾念我的时候，我就应及时向大王请求赏赐一些产业来留给子孙后代。”秦王听后大笑。

王翦出发后到了函谷关，在这期间，连续五次派使者向秦王请求赏赐良田。有人觉得王翦索取无度，应该适可而止，就对王翦说：“将军连续请求赐予家业，太过分了吧。”王翦说：“不对。秦王暴戾疑人，现在这支60万的大军几乎是秦国的全部军力，如果我不多次请求赏赐来表示自己的意志，秦王不会怀疑我吗？”

王翦代替李信为将攻楚的消息传到楚国。楚王调集全国的军力来抗击秦军。王翦用疲敌之计大败楚军，楚国被灭。王翦因功被封为武成侯，其后他又率兵直下百越，为秦王朝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功劳。当他带着六七十万兵马班师后，一向猜忌多疑的秦始皇对他信任有加，并得以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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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门虎子

王翦之子王贲，其孙王离，三代为秦将。其中，其子王贲最为知名，是秦灭六国中的重要将领，其功勋不下于王翦。王贲曾水淹大梁，破魏国首都，灭魏。奔袭辽东，俘虏燕王喜，灭燕。攻入代地，俘虏赵国公子嘉，灭代。并最终率军灭掉了六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齐国，完成了统一。因功被封为“通武侯”，王氏一门两侯，可谓将门虎子，实至名归。

蒙恬：北逐匈奴，控扼河套

蒙恬，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他北御匈奴，修筑长城，修驰道，控扼河套，声威震于匈奴，使匈奴多年不敢犯边。传说他曾改良过毛笔，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人物。

蒙恬(？—前210)，姬姓，蒙氏，名恬。祖籍齐国，因其祖父在秦昭王时自齐入秦，自此蒙氏遂世居秦国。他是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曾北御匈奴，修筑长城，为保卫华夏族的生存与生活作出了重大贡献。

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正当咸阳城里欢庆胜利的时候，秦国北部边境传来匈奴频繁骚扰并大举南侵的消息。匈奴军队杀人放火，抢劫牲畜财物，边疆人民苦不堪言。这时天下初统一，人心思定，军民厌战。蒙恬不顾连年征战的辛劳，接受命令“北逐戎狄”，收复河套一带。

前215年，蒙恬率领30万能征善战的大军，日夜兼程赶赴塞北。扎下大营后，他一边派人侦察敌情，一边亲自翻山越岭察看地形。第一次交战，就杀得匈奴人仰马翻，溃不成军。前214年的春天，又爆发了最具决定性的战争。蒙恬跟匈奴人在黄河以北进行了几场战争，匈奴主力遭受重创。最后匈奴残余向北逃窜。史载：匈奴人向北（逃窜）700多余里。这次战斗，匈奴人彻底被赶出了河套地区，秦王朝从匈奴人手中夺回了水草丰美的黄河大草原。汉代贾谊曾评价说：“（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蒙恬仅一战就将剽悍的匈奴重创，使其向西逃窜，四处狼奔。此后，蒙恬统率重兵坐镇上郡（今陕西榆林市境内）。为了加强河套地区的防线，蒙恬在河套黄河以北（今内蒙古乌拉山一带）筑亭障，修城堡，作为黄河防线前哨阵地。经过这次战斗，给北方带来了十几年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河套地区的开发创造了条件。

匈奴人虽被击败，但其单于王庭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其根本依然存在。为了防范匈奴人南侵，蒙恬根据“用险制塞”的策略，以城墙来制骑兵的战术，调动几十万军队和百姓建起了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长达5000多千米的长城。

同时，蒙恬沿黄河河套一带设置44个县，统属九原郡，还建立了一套治理边防的行政机构。前211年，秦王朝遣发3万多名罪犯到洮河、榆中一带垦殖，发展经济，加强军事后备。这些措施对于边防的加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蒙恬又派人马，从秦国都城咸阳到九原，修筑了宽阔的驰道，克服了九原交通闭塞的困境。这不但加强了北方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更重要的是对调动军队、运送粮草器械物资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前210年冬，秦始皇游会稽途中患病，在沙丘病死，死讯被封锁。中车府令赵高得宠于公子胡亥，他想立公子胡亥为皇帝，于是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暗中谋划政变，夺取皇位。但他们忌惮北方始皇长子扶苏，尤其是蒙恬手中掌控的30万大军。于是，赵高矫诏，派遣使者到塞上，赐死公子扶苏。

扶苏自杀，蒙恬内心疑虑，请求当面申诉。使者答应，另派他人执掌兵权，囚禁蒙恬于阳周。胡亥杀死扶苏后即位，即秦二世，便想释放蒙恬。但赵高深恐蒙氏再次贵宠用事，对己不利，执意要消灭蒙氏，便散布在立太子问题上，蒙恬的弟弟蒙毅曾在始皇面前毁谤胡亥，胡亥于是又囚禁了蒙恬。二世害怕蒙恬在军中威望过高，直接赐他自尽。至此，一代名将被冤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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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恬发明毛笔的传说

秦代时人们主要在竹简上书写，使用的是刻刀或者漆笔，漆笔主要是竹签。尤其是漆笔写字很不方便，蘸了漆没写几笔就会干涸。一天，蒙恬打猎时看见一只兔子的尾巴在地上拖出了血迹，心中不由来了灵感。

他立刻剪下一些兔尾毛，插在竹管上，试着用它蘸墨写字。可是兔毛不吸墨。蒙恬试了几次，效果不佳，于是随手把那支“兔毛笔”扔进了门前的石坑里。有一天，他无意中看见了那支被自己扔掉的毛笔，捡起来后，他发现湿漉漉的兔毛变得更白了，蘸墨一试，居然效果很好。原来，石坑里的水含有石灰质，经碱性水的浸泡，兔毛的油脂去掉了，变得柔顺起来，由此毛笔诞生。

项羽：破釜沉舟，乌江悲歌

项羽是中国古代最为勇猛的将领，也是最擅长使用骑兵的统帅，自号“西楚霸王”。他曾在巨鹿破釜沉舟，大破优势秦军，击溃了秦军的主力，为彻底颠覆秦王朝奠定了基础。此次战役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战例。

项羽（前232—前202），名籍，秦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秦末时他被楚怀王熊心封为鲁公，秦亡后自号“西楚霸王”，统治黄河及长江下游的梁楚九郡。其勇武古今无双，以至于“霸王”一词成为对他的专称。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兵反秦，到了九月，会稽太守打算反秦，找楚国大将相燕的后裔项梁商议，但项梁认为与其和太守一起反秦，不如自己反秦，因此和项羽一起杀了太守，自行举兵反秦。不久，便召集了精兵8000人。项梁自任为会稽守，项羽则任裨将。后来，项梁率领8000人渡过长江，其他起义者纷纷归附，兵力增至六七万人，进驻下邳。项梁采纳范增的建议，在民间找到楚怀王的孙子熊心，立他为楚王，仍号怀王，以争取民心。

秦军听说楚地造反，立即派遣大军围剿。项梁击败来犯的秦军后，对秦军产生了轻敌心理，结果在定陶之战中，被秦将章邯杀死。当时，各地起义烽火不断，当年的六国贵族纷纷复国。章邯击败项梁后，同时对其他几路义军予以打击，义军遭到极大的损伤。楚怀王见秦军兵势太盛，迁都彭城，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

宋义担任上将军后，军队到达安阳就停止不前，滞留46日之久。项羽建议进兵，但宋义并不接纳。形势危急之际，项羽斩杀宋义，诸将拥立项羽为主帅。项羽派人将此事据实禀报怀王，怀王便任命项羽为上将军。前207年，项羽进兵巨鹿，先遣英布等率2万人渡河出击秦军，项羽随后率主力渡河，命令部下在渡河后砸碎锅并凿沉船只，意谓没有退路，后世称之为“破釜沉舟”。此战，项羽九战九胜，楚军以一敌十，大破秦军30万。其他义军望风归附，项羽在辕门召见各路义军的首领时，全都吓得跪行，无一敢仰视。项羽由此成为各路诸侯军队的统帅。

在继续向关中进军时，沛公刘邦抢先一步占领秦都咸阳，刘邦的部下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向项羽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听罢，项羽大怒。当时项羽统军40万，而刘邦只有10万人。范增献计除掉刘邦。项羽在鸿门宴请刘邦，但席间没有杀他，刘邦借故平安离去。前206年，项羽进入咸阳，杀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烧秦宫室，并分封诸路义军，其中刘邦被封为汉王。

刘邦素有大志，被封为汉王后并不甘心，寻机夺取天下。前206年，刘邦出兵占领关中，项羽因在齐地用兵，没有力量顾得上刘邦。前205年，汉军联合五路诸侯军队共56万人攻楚，占领项羽的都城彭城，项羽闻讯自齐地率骑兵回救，在彭城大败汉军，汉军损失数10万人，睢水中的尸体甚至堵住了江流，刘邦侥幸逃脱。项羽率兵向西追击，汉军坚守荥阳，令楚军无法再向西前进。前204年，荥阳危急，汉将纪信扮成刘邦出城投降，刘邦趁机西逃。项羽知道中计后大怒，烧死纪信，楚军攻占荥阳。这次战役，楚军大兵团奔袭，是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骑兵作战，也显示出项羽作为骑兵统帅的卓越才能。

彭城之战后，楚汉两军都无力吞并对方，暂时处于拉锯局面。然而汉军大将韩信所率汉军在黄河以北地区屡胜，另一部大将彭越也率领部众侵扰楚军后方，形势开始对项羽不利。前203年，楚汉议和，平分天下，以鸿沟为界，西归汉，东归楚。项羽率军东归，刘邦不久背约，出兵攻楚。刘邦约定韩信及彭越合击项羽，可是二人却按兵不动，结果刘邦在固陵被项羽打得大败。刘邦一方面固守，另一方面以事成后裂土封王利诱韩信及彭越出兵，终于使他们带兵会合刘邦。至此之后，楚军逐渐开始走下坡路。

前202年初，项羽在垓下战败，最后在乌江边自刎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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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颜见江东父老

项羽在垓下战败，突破重围逃到乌江边上，乌江亭长劝他过江，江东还有千里土地，百万人口。但项羽毕竟是一位情深意重的大英雄，而不是老谋深算的政客，他承担了失败的全部责任，选择了死亡。他对乌江亭长说：“当年起兵，我带领8000江东子弟，如今无一人归来，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他人生的最后，他流露出的是一种人性的情怀，是一个完美的殉情殉道者。甚至在死之前，他看到来追杀他的“叛徒”吕马童，还呼唤道：“若非吾故人乎？”“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拔剑自，让“故人”拿他的头去向刘邦邀功。

韩信：忍辱负重，终成统帅

韩信，西汉开国功臣，汉初三杰之一，曾被封为齐王、楚王，后改封为“淮阴侯”，是公元前3世纪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擅长大兵团作战，计谋出人意料，是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的代表人物。

韩信（约前231—前196），汉族，淮阴（今江苏省淮安市）人。年少时父母双亡，家道贫寒，他却刻苦读书，熟谙兵法，心怀安邦定国之抱负。苦于生计无着，只好经常到乡里人家去“寄食”，有时也到淮水边上钓鱼换钱，为此，屡屡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

有一天，一群恶少当众羞辱韩信。一个少年看到韩信身材高大却身带佩剑，以为他是胆小，便在闹市里拦住韩信，说：“你要是有胆量，就拔剑刺我；如果是懦夫，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围观的人都知道这是故意找茬，不知道韩信会怎么办。只见韩信想了好一会儿，一言不发，趴下来从那人的裤裆下钻了过去。当时在场的人都哄然大笑，认为韩信是胆小怕死、没有勇气的人。这就是“胯下之辱”的典故。

秦末农民起义后，楚地义军领袖项梁渡过淮河北上，韩信也投奔了项梁，但是未受到重用，因而默默无闻。项梁败死后，又归属项羽，项羽让他做执戟郎中（领队的小官）。此后，韩信曾多次给项羽献计，但都不予采纳。刘邦入蜀后，韩信投奔刘邦，但也未受到重视，只授予管理仓库的小官。

有一天，韩信违反军纪，按规定应当斩首，临刑时看见汉将夏侯婴，就问他：“难道汉王不想得到天下吗，为什么要斩杀壮士？”夏侯婴认为韩信所说不凡，而且他的相貌威武，遂下令释放了他，并将韩信推荐给刘邦，但还是未被重用。

韩信曾多次与萧何谈兵，深受萧何赏识。刘邦至南郑途中，韩信思量自己不会受到刘邦重用，中途离去。萧何一听韩信逃走了，来不及向刘邦报告便去追赶韩信。军中有人向汉王报告：“韩信逃亡，丞相也逃走了。”对此，刘邦大怒，犹如痛失左右手。过了一两天，萧何前来进见，刘邦又怒又喜，问萧何为何逃跑。萧何说他不敢逃跑，他只是去追逃亡的韩信。刘邦说：“每天逃亡的将士很多，别的人你不追，却偏偏追一个懦夫。”萧何说：“别的人逃走，至多失去冲锋陷阵的将领；但韩信却是能够帮助汉王成就大业的国士。”刘邦听了萧何的话，同意让韩信为将，但萧何坚持要再加以重用，刘邦表示可以让他作为大将。萧何说：“大王以前很不礼貌，使唤韩信就和下人一样，所以韩信才走。你如果想用他，就要尊敬他，需要登台拜将。”于是，刘邦欣然接纳萧何的建议。刘邦和韩信谈论定国安邦良策，韩信侃侃而谈。听后，刘邦大喜。从此，刘邦文依萧何，武靠韩信，举兵东向。

前202年十二月，楚汉两军在垓下展开决战。刘邦以韩信为主帅，统一指挥各路大军。项羽指挥10万楚军，从正面向汉军阵地猛攻。对于项羽的正面攻击，韩信采用典型的侧翼攻击战法，令汉军中军稍稍后退，避开楚军精锐，而将两翼展开，实行侧击，然后再令中军推进，最后完成了合围之势。入夜，汉军四面唱起楚歌，楚军丧失斗志，被汉军一举聚歼于垓下。眼见大势已去，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历时五年的楚汉战争，终以汉王刘邦夺得天下而告终。

曾几何时，韩信在项羽帐下只不过是个执戟的卫士，最终却击败了当年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真是世事变幻，不可测度。汉代纵横家蒯通曾以“略不世出”来赞誉这位叱咤风云的军事人物。当然，其用兵之道，更为后世兵家所推崇。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他曾著有《韩信兵法》三章，可惜已经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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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于漂母

韩信平民出身,放纵而不拘礼节。虽然身负大才，但却未被推选为官吏。由于不会种田，也无经商之道，常常依靠别人糊口度日，许多人都讨厌他。韩信的母亲死后，更是穷得无钱办丧事，然而他却寻找又高又宽敞的坟地，要让那坟地前面开阔，背后山陵成势。

南昌的一个亭长认为韩信不是凡夫俗子，邀为门客。但不为其妻所容，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不给韩信盛饭，韩信愤然离去。以在城外的河边钓鱼为生，但所获不能果腹。一漂母见韩信饥饿，便把自己带来的饭分给他吃，一连数十日。韩信十分感激，说：“吾必有以重报母。”漂母听了非常生气，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韩信听到后，犹如当头棒喝，感到非常惭愧，立志成就大业，不蹉跎岁月。

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张良是汉朝开国勋臣，汉高祖刘邦的主要谋士。楚汉战争中，他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结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为刘邦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刘邦称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并封他为“留侯”。后世更是尊他为“谋圣”。

张良（？—前186），字子房，秦末城父人，祖上为韩国重臣，家族中曾数代为相，系韩国贵族之后。韩国灭亡后，他曾经雇佣刺客在博浪沙用大铁椎刺杀秦始皇，误中始皇副车。刺杀失败后，他逃到下邳，在那里隐居下来。

秦末农民起义，张良成为韩王安的臣僚。期间，汉王刘邦十分厚待张良。后来，韩王安被项羽所害，张良投奔刘邦。刘邦军西入武关，便要与秦军对决。对此，张良建议道：“秦军实力仍然不可小觑，听说他们的将领比较贪财，不如先从他们身上下手。”

刘邦接受张良计谋，果然一举拿下咸阳。初到咸阳，刘邦展现出了他“暴发户”的一面，对于秦皇宫内的一切都爱不释手。张良为刘邦分析利害，说他不能像残暴的秦国一样，只知道贪图享乐，而应该善待百姓，以图天下。刘邦接受了他的进谏。

刘邦抢先一步夺取咸阳，惹怒了反秦义军的首领项羽，他驻军鸿门，准备歼灭刘邦。项羽的叔父项伯曾经受过张良恩惠，他连夜来到刘邦军中报信，要张良和他一起赶快远离刘邦。张良却说，他不能就这样丢下刘邦，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刘邦，并为刘邦出谋划策，让他与项伯结为亲家。有了项伯做掩护，鸿门宴虽然无比凶险，刘邦依然从容得脱。

前206年，项羽分封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封地巴蜀。巴蜀是土地贫瘠的蛮荒之地，缺乏战略作用。因此张良劝说项伯帮助汉王刘邦，项伯答应在项羽面前为汉王说好话，从而使刘邦得到土地肥沃的汉中。

项羽封王完毕，各路诸侯都应该回到自己的封地。张良建议刘邦烧掉三秦通往汉中的唯一通道——栈道，以表明自己固守封地之心，消除项羽的疑心。刘邦照办，项羽果然打消了对他的防范之心。

前204年，汉军将楚军击溃，刘邦问计郦食其，郦食其建议刘邦封六国之后，让他们重新复国，以增强反楚联盟的实力。张良面见刘邦，陈说利害。他认为复立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从而打消了刘邦复立六国的想法。这次陈说免于天下再次陷于分裂，对建立统一的大汉王朝奠定了基础。

楚汉战争打到白热化的时候，汉军面临被项羽一举击溃的危险，而刘邦的盟友韩信和彭越却迟迟不肯用兵。张良建议刘邦对韩彭二人许诺，胜利后三分天下，并分封二人为王。韩信、彭越果然出兵，项羽战败。此后，张良屡出奇策，直到将楚军被围垓下。张良又一招“四面楚歌”，唱散了楚军将士的心，加速了项羽的灭亡。

汉朝立国后，封赏功臣，张良得到了刘邦最丰厚的奖赏。高祖让他在齐国自选3万户，作为封赏。这相当于3个万户侯的赏赐，但张良却只选了他与刘邦初遇的“留地”作为自己的封地，以示不忘君臣相遇，风云际会之情，得封“留侯”。

汉室初定，萧何、韩信等功臣得到封赏，但仍然有很多人未得到赐封。刘邦一时决定不下，此事便耽搁起来。刘邦见将领们聚在一起整天议论纷纷，就问张良他们议论什么。张良说：“造反。”汉高祖顿时大吃一惊，忙问张良应该怎么办，张良让刘邦先封赏他最痛恨的雍齿。雍齿在楚汉之争中曾经多次羞辱和背叛刘邦，但最终还是归附了刘邦，张良认为，只要赏赐了他，必然能安定其他将领的心。高祖接受了建议，果然将领们不再聚众私议，人心也安定下来。

高祖驾崩后，张良不愿意卷入宫廷之争，进入山林，过起了神仙般的隐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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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取履

张良隐居下邳，在桥上遇到一个老翁。他看见张良过来就把鞋子扔到桥下，回头对张良说：“小子，下去把我的鞋子取上来！”张良见他年老，就帮助取回鞋子。老翁又说：“给我穿上！”张良已经替他取回了鞋子，也就跪下给他穿上。穿好后，老人大笑着走了。张良非常惊奇，老翁忽然回头说：“孺子可教，五天后黎明，与我在此相会。”

五天后黎明，张良赶到，发现老翁已经先到了。老人说：“和老人约见，却比我晚来，五天后再来。”说完就走了。五天后鸡刚一啼鸣，张良又来了，发现老翁又先到了。老翁生气地说：“五天后再来。”当晚张良半夜就来了。过了一会儿，老翁才到，高兴地说：“应该像这样。”老翁拿出一本书，说：“这是《太公兵法》，好好学习，可成为帝师。”

卫青：漠南大战，匈奴丧胆

卫青是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主要将领，擅长率领大兵团作战，曾深入漠南和匈奴决战，与霍去病并称“帝国双璧”。他为汉王朝远播声威，建立安定的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卫青（？—前106），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卫青的母亲在平阳公主的夫家做女仆，因丈夫姓卫，她被称为卫媪。除卫青之外，卫媪生有一男三女，即儿子卫长君，长女卫君孺、次女卫少儿、三女卫子夫。自丈夫死后，她仍在平阳侯家中帮佣，与同在平阳侯家中做事的县吏郑季私通，生下卫青。因此事过于隐秘，便让这个孩子冒姓前夫的姓，起名卫青。

卫青的母亲养不起儿子，将他送回郑家，但郑家不承认他的身份，使他遭受了很多痛苦。成年后，卫青回到母亲身边，做了平阳府的骑奴。建元二年（前139）春，卫青的姐姐卫子夫被汉武帝选入宫中，卫青也被召到建章宫当差。这是卫青命运的一大转折点。身在宫中的卫子夫有了身孕，引起了陈皇后的嫉妒。陈皇后是汉武帝姑姑馆陶长公主的女儿，与汉武帝成亲后，被立为皇后，但是无子，妒忌卫子夫。为了给女儿出气，馆陶长公主意图谋害卫青。她将卫青抓住，准备处死。千钧一发之际，卫青好友公孙敖召集几名壮士，赶往抢救，把卫青从死亡的边缘夺了回来。得知真相的汉武帝大为愤怒，于是任命卫青为建章宫监、加侍中衔，连同他的同母兄弟们都得到赏赐，并不断为之升官。卫氏一门因祸得福。

元光六年（前129），卫青被封车骑将军，正式开始戎马生涯。元狩四年（前119）春，为了彻底击溃匈奴主力，汉武帝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准备发动对匈奴的第三次大战役。召集诸将商讨进军方略时，汉武帝说：“匈奴单于采纳赵信的建议，远走沙漠以北，认为汉军不能穿过沙漠，即使穿过，也不敢多作停留。这次我们要发起强大的攻势，对匈奴犁庭扫穴。”于是，挑选了10万匹精壮的战马，由车骑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精锐骑兵5万人，分作东西两路，远征漠北。为解决粮草供应问题，汉武帝又动员了私人马匹5万，步兵10余万人负责运输粮草辎重，紧跟在大军之后。另外李广、公孙贺、赵食、曹襄等部也都随卫青出征。

卫青大军北行1000多里，跨过大沙漠，与匈奴军遭遇。卫青临危不惧，命令部队用武刚车（铁甲兵车）迅速环绕成一个坚固的阵地，然后派出5000骑兵向敌阵冲击。匈奴出动1万多骑兵迎战。双方激战，战况非常惨烈。黄昏时分，忽然刮起暴风，尘土滚滚，沙砾扑面，顿时一片黑暗，两方军队互相不能分辨。卫青乘机派出两支生力军，从左右两翼迂回到单于背后，包围了单于的大营。单于发现被围，慌忙跨上马，在数匹精骑保护下北逃。此战卫青追击200多里，斩杀并俘虏匈奴官兵2万人。

此后卫青屡次出战，斩获颇丰，一生中七战匈奴，尝无败绩。卫青通过漠南之役、河西之役和漠北之役，沉重打击了匈奴右贤王部、河西诸王部、单于本部及左贤王部的主力。匈奴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与汉帝国一决胜负的实力。此后的20多年里，未发生大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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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青卖羊毛换瓜

卫青是私生子，因此在自己的生父家中很不受欢迎。养母对他非常刻薄，常让他干最重的活儿。他不但要洗锅刷碗，还要割草放羊，经常起早贪黑，受饥挨饿。尽管如此，养母仍然处处刁难他。

一天，卫青牧羊回来，养母对卫青说：“你拉两只羊拉到集市上卖掉，给你哥哥姐姐们买回两个又大又圆的东西来，再给我捎一些又黑又小的东西，我们要一起解解馋。”她还恶狠狠地补充了一句：“再把羊拉回来!”

小卫青来到集市上，先向裁缝店借了一把剪子，把羊身上的毛剪下来卖掉，再用卖羊毛的钱买了两个大西瓜，驮在羊背上回家。养母一看目的没有达到，就瞪圆眼睛故意找茬说：“我吃什么呢？”卫青指着西瓜说：“他们吃剩的西瓜籽，又黑又小又好吃。”养母一听这话，虽然有一肚子的火气，却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霍去病：千里奇袭，封狼居胥

霍去病少年时代就好骑射，是汉代名将卫青的外甥。他出身显赫，年少得志，曾孤身率军深入匈奴纵深，大破匈奴。他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断，每战皆胜，深得武帝信任，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

霍去病（前140—前117），河东平阳人（今山西临汾）。他出生在一个传奇性的家庭。母亲是平阳公主府的女奴卫少儿，父亲是平阳县小吏霍仲孺，这位小吏不敢承认自己跟公主的女奴私通，于是，霍去病只能以私生子的身份降世。

霍去病刚满周岁的时候，他的姨母卫子夫进入了汉武帝的后宫，并很快被封为夫人，这是一个仅次于皇后的位置。随即，霍去病的两个舅舅卫长君、卫青都被晋为侍中。从此，卫氏家族改变了命运，霍去病也改变了命运。

卫青声震匈奴，建功立业的同时，霍去病也渐渐地长大了，在舅舅的影响下，他自幼精于骑射，虽然年少，却不屑于像其他王孙公子那样呆在长安城里放纵声色，享受长辈的荫庇。他一直渴望能有杀敌立功的一天。他虽年少位尊，但并不娇纵，为人少言寡语，胆气内藏，敢作敢为。汉武帝刘彻想教他兵法，他答：“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为他建造府邸，他回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元朔六年（前123），漠南之战。未满18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武帝遂封他为骠姚校尉随军出征。之后，霍去病率领八百骑兵，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寻找敌人踪迹。结果他“长途奔袭”的战术首战告捷，斩敌2000余人，匈奴单于的两个叔父一个毙命一个被活捉，而霍去病等人全身而返。随即，汉武帝封他为“冠军侯”，赞叹他勇冠三军。

霍去病前后六次出击匈奴，每战皆胜，深得武帝信任。

元狩二年（前121）春，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独自率领精兵一万出征匈奴。这就是河西大战。19岁的统帅霍去病不负众望，在千里大漠中闪电奔袭，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迂回战。六天中他转战匈奴五部落，一路猛进，并在皋兰山与匈奴卢侯王、折兰王打了一场硬碰硬的生死战。在此战中，霍去病惨胜，一万精兵仅余3000人。而匈奴更是损失惨重——卢侯王和折兰王都战死，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被俘虏，被杀兵士达8960人，匈奴休屠祭天金人也成了汉军的战利品。在这场血与火的对战之后，汉王朝中再也没有人质疑少年霍去病的统军能力，他成为汉军中军人的楷模、尚武精神的化身。

元狩四年(前119)春，刘彻想彻底消除匈奴的威胁，命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另有步兵和运输部队共几十万人协同进攻匈奴。汉军原计划全部由定襄出发北进，以霍去病攻单于主力。后从俘虏口供中得知单于在东部的错误消息，即改变原来部署，卫青仍出定襄，霍去病则东出代郡。他率部出塞，翻过祁连山，穿越大漠北进2000余里，与左贤王部遭遇，俘获匈奴头王、韩王等3人，将军、相国、都尉等83人，歼敌７万余人。从此，匈奴无力还击，远走漠北。

元狩六年（前117），23岁的霍去病病逝。汉武帝闻讯，悲痛万分，举国凭吊。武帝调铁甲军，列队从长安直到茂陵，给他修坟墓，墓的外形像祁连山。至今，霍去病的墓仍然矗立在茂陵旁边，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像，象征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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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看北斗星

传说，霍去病追击匈奴，过了焉支山、祁连山仍不肯罢休，继续率军西进。将士们问霍去病何时班师，霍去病说：“倒看北斗星。”

一天夜晚，霍去病的军队露营在一座荒凉的山上。两个卫兵拿着长矛来回巡逻。转到霍去病的床边不约而同地看着已经入睡的将军，又看看天空明亮的北斗星，走到一边低语一阵，就又蹑手捏脚向霍去病床前走去。两人悄悄地抬起霍去病的床转了个方向，然后大声喊道：“快看！快看呀！北斗星倒转了！北斗星倒转了！”他俩这一呐喊，士兵们都被吵醒，都不辨真伪也跟着喊了起来。

霍去病正在梦中，突然听士兵纷纷乱喊：“北斗星倒转了！”慌忙坐起，他睡意朦胧中一看，北斗星的方向确实和睡前的相反，就下令班师回长安。

陈汤：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陈汤是西汉大将，汉元帝时任西域都护府副校尉，曾和西域都护甘延寿一起出奇兵攻杀匈奴郅支单于，因功授“关内侯”。他果敢善断，闪电奔袭，以震慑手段打击了匈奴的力量，为安定边疆作出了巨大贡献。

陈汤，字子公，山阳瑕丘(今山东兖州北)人，出身于平民家庭。他少年时喜欢读书，所作文章很有气势，但因家庭贫困，曾经靠乞讨度日，所以不为乡里看重。后来他流浪到长安，认识了富平侯张勃。张勃很赏识他，认为他有大才，因此将他推荐给汉元帝。

建昭三年（前36），陈汤被任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与西域都护甘延寿一起到西域赴任。西域都护府是西汉政府在西域地区的派出机构，都护府的主要职责在于守境安土，协调西域各国间的矛盾和纠纷，制止外来势力的侵扰，维护西域地方的社会秩序，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然而，陈汤这次到西域赴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自汉武帝时期大力削弱匈奴，到汉元帝时期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北匈奴郅支单于率族徙居坚昆，怨恨汉廷偏护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便扣押汉朝廷的使臣江乃始等人，并派使臣要求归还作为人质的儿子驹于利爱。汉元帝同意放其子回国，特派卫司马谷吉送归，郅支单于却将谷吉杀死。北匈奴害怕汉朝报仇，同时害怕受到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夹击，因此一直向西奔逃，到了康居国。

康居国国王与郅支单于相互娶了对方的女儿，互为翁婿，然后联兵往攻乌孙国，直捣乌孙国都城赤谷城下，抢得许多人畜方才还师。郅支单于蔑视康居国，虐待和杀死了康居王及其女儿。当时的西域都护郑吉已年老多病，无力约束郅支单于，因此给朝廷上表退休，汉元帝乃派甘延寿、陈汤二人出镇乌垒城（今新疆库尔勒与轮台之间）。也就是说，这次甘延寿和陈汤赴任，身负重大责任，那就是恢复西域的秩序。

陈汤在奔赴西域都护府的路上，每经过城邑山川时，都要登高望远，观察地形。到达目的地乌垒城后，甘、陈二充分了解了北匈奴的第一手资料。陈汤深感局势不容乐观:郅支远遁康居后，汉朝边境虽无烽火之灾，但大汉王朝的威信将在西域受到挑战，很可能对西域地区失去控制。因此，陈汤暗暗下定战斗决心，对郅支单于之战宜早不宜迟，与其养虎为患，不如先发制敌。

于是，这位刚刚任职西域都护副校尉的年轻人，建议甘延寿立即出兵攻击郅支单于。甘延寿认为，自己只是朝廷任命在西域的一名官员，没有对外作战的权力，用兵之事必须奏请朝廷才能再定。而陈汤认为战机万变，不容错过，且中央官吏远离一线，敌情不明，其公议“事必不从”，必须果断行事，先斩后奏。奈何甘延寿不敢作主，“犹豫不听”。巧合的是，这时候甘延寿突然病了，陈汤行使都护的权责，他以都护名义假传汉廷圣旨，调集汉朝在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地区的屯田汉军，还集合了西域诸国的军队组成联军。西域诸国一听说要讨伐郅支，15个西域国家都派兵前来助战，其中就包括被郅支单于多次攻击的乌孙。

卧病在床的甘延寿听说陈汤号集了各国联军，只好认可了既定事实，和陈汤一起同心同德，向郅支单于用兵。他们率领4万大军，奔袭3000里，突然出现在都赖水（今哈萨克斯坦塔拉斯河）畔，之后发动攻击，格杀郅支单于，击毙单于阏氏、太子、名王以下1500多人，生俘145人，投降者100多人。

陈汤西域一战名扬天下，被汉元帝拜为射声校尉，赐爵“关内侯”。而最为人们乐道的是他写给汉元帝的奏疏，其中有一句话名传千古:“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其辞荡气回肠，千古流芳。

曹操：横槊赋诗，乱世枭雄

曹操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他善于权谋，用兵诡诈，被人称为乱世枭雄。他有出众的文采，诗歌以慷慨悲壮见称，开创了中国诗歌中豪迈一派的先河。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国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是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汉献帝赐爵魏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魏武帝。

年轻时的曹操，机智警敏有权变，任侠放荡，不修品行，所以社会上没有人看重他。只有大名士桥玄认为他不凡，曾对他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阳人何颙也曾说：“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名士许劭以知人著称，也曾对曹操说过：“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由此可见，当时曹操就已流露出不同于众人的一面。他通过剿除黄巾军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他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在其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

初平元年（190），各路大军推举家世显赫的袁绍为盟主，西讨董卓。但因各路诸侯心怀鬼胎，遂使义军失败。曹操在这次盟会中初次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初平三年（192），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汉献帝乘乱与众大臣逃出长安，曹操接受荀彧、程昱建议，迎接汉献帝至许昌。从此，曹操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代。他以献帝名义东征西讨，先后平定关东、关中等地区。

建安五年（200）十月，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以少胜多挫败河北袁绍，次年在仓亭（今河南管县东北）再次击破袁绍大军，并于7年后北伐三郡乌桓，彻底铲除了袁氏残余势力，基本统一了中原地区。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领军西征击败了以马超为首的西凉诸军，构筑了整个魏国基础。次年又击败了汉中张鲁，至此，三国鼎立之势基本成型。他很有诗才，其子曹丕、曹植也都有文名，父子三人常常在征战中吟咏唱和，横槊赋诗，颇能显露出曹操豪迈风流的一面。

建安十八年（213），汉献帝派御史大夫郗虑册封曹操为魏王，于邺城建立魏王宫铜雀台，享有天子之制，获得“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至高权力。公元220年，曹操于洛阳逝世，享年66岁，谥号“武王”，死后葬于高陵。曹丕建立魏国后，追谥为“武皇帝”。

曹操在乱世中积极追求个人抱负的实现，自我的不断超越。以“安民定天下”为己任，以齐桓公、晋文公为榜样，追逐“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境界，颇不负乱世枭雄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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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惜才

曹操非常爱惜人才，为了留住人才甚至可以受辱。陈琳当年给袁绍写剿贼檄文，把曹操骂得狗血淋头，连祖宗三代也不放过。后来曹操抓住了陈琳，审讯时，曹操问道：“你为什么骂我的祖宗？”陈琳笑道：“我当时写文章，文思泉涌，骂你骂得起兴，就控制不住把你祖宗也给带上了。”曹操素知陈琳是个人才，听罢他的话哈哈大笑，竟然宽恕了他，并把他留在身边视为好友。

诸葛亮：鞠躬尽瘁，人臣典范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发明家、军事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谥号“忠武侯”。他擅于抚众，精于用兵，往往能出奇谋，是蜀主刘备成就大业的良佐之才。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有经国治军之才，其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所称道。尤其是作为丞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更是被后世视为人臣的典范。

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世居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卫戍京师的长官)。诸葛亮父亲诸葛曾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3岁丧母，8岁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身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生活。

建安二年(197)，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妹失去了生活依靠，便移居南阳。19岁的诸葛亮从师于水镜先生司马徽，并结庐于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山中，隐居待时。在隆中隐居十年的诸葛亮，广交天下豪杰，“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爱唱《梁父吟》，和江南名士庞德公、庞统、黄承彦、石广元、崔州平、徐庶等人友善。其智谋为大家所公认，均认为他有匡世之才。

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27岁时，刘备三顾茅庐，拜见诸葛亮，问统一天下的大计。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首先夺取荆、益作为根据地，对内改革政治，对外联合孙权，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等待时机，两路出兵北伐，从而统一全国的战略思想。这次谈话就是著名的《隆中对》。听了诸葛亮这一番精辟透彻的分析，刘备茅塞顿开，他恳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遂出山，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联孙抗曹，并参与和策划了火烧赤壁、大败曹军的战役。他帮助刘备夺取益州，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势。

建安二十六年（211），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章武三年（223）春，刘备在永安病危，召诸葛亮嘱托后事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助，便给以辅助；若其不才，可取而代之。”诸葛亮哭道：“臣必竭心尽力相辅，效忠贞之节，死而后已！”

蜀汉后主刘禅继位后，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建立丞相府以处理日常事务。当时，全国的军、政、财，事无大小，皆由诸葛亮决定，赏罚严明。对外与东吴联盟，对内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加强战备。建兴五年(227)，上疏《出师表》于刘禅，率军进驻汉中，前后六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而返。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将后事托付姜维。

诸葛亮并不墨守儒家教条，他尊王而不攘夷，进兵南中，和抚夷越，七擒孟获然后又放归，很好地团结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在他辅佐过程中，蜀国成为三国之中执行民族政策最好的国家。千百年来，人民将诸葛亮描绘成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故事为世人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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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顾茅庐

汉末，天下大乱，曹操坐据朝廷，孙权拥兵东吴，汉宗室刘备听说诸葛亮很有才能，就和关羽、张飞带着礼物到隆中卧龙岗请诸葛亮出山。恰巧诸葛亮出去了，刘备失望而归。不久，刘备又和关羽、张飞冒着大风雪第二次去拜访，不料诸葛亮又出外闲游了。刘备只得留下一封信，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仰慕之情。为了请诸葛亮出山，刘备吃了三天素，第三次拜访诸葛亮。当时，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备不敢惊动他，一直站到诸葛亮醒来，才向他行礼拜见，谈天下局势。诸葛亮很受感动，追随刘备而去，从此建功立业。这就是“三顾茅庐”的典故。

周瑜：羽扇纶巾，强虏灰飞烟灭

周瑜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军事统帅，多谋善断，精通音律，心胸宽广，善用人才，和刘备集团通力合作，在赤壁大败曹军，从而扬名天下。

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省舒城县）人，出身士族，堂祖父周景、堂叔周忠，皆为东汉太尉。其父亲周异，曾任洛阳令。周瑜高大英俊，且志向远大，自幼刻苦读书，尤喜兵法。他生逢乱世，时局不靖，烽火连延，战端四起，胸怀廓清天下之志。

周瑜与孙策是挚友。当年，孙策的父亲孙坚兵讨董卓时，家小移居舒县。孙策和周瑜同岁，交往甚密。周瑜让出路南的大宅院供孙家居住，且登堂拜见孙策的母亲，两家互通有无。同时，周瑜和孙策广交江南名士，储备人才。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志，统率部卒。周瑜追随孙策，开始在江东大展雄图。孙策遇刺身亡后，孙权继位。他又得到了孙权的信赖，越发竭诚尽智，为东吴的崛起而奋战在前方。

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准备进而统一全国，第一个战略目标便是荆州。当时刘备中原逐鹿失败，正寄居在荆州刘表处。孙权也早看中了荆州。建安十三年(208)春，孙权征讨江夏，周瑜为前部大督都，打败了盘踞在那里的黄祖。

北方的曹操恐孙权抢先动手，在同年九月，大举挥师南下。当时刘表病死，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力孤，无法与曹操争衡，率众南逃。曹操顺利占领荆州，收降刘琮的八万人马，拥有大军数十万，实力陡增，骄横益甚，并且扬言要顺流而下，席卷江东。在出行之前，曹操写信给孙权说：“我奉旨南征，刘琮束手就擒。如今我训练了大军80万，准备与您会猎江东。”面对如此危局，周瑜建议孙权与刘备联军，共同迎曹。

建安十三年(208)十一月二十日，孙刘联军做好大战前的准备与部署。当夜东南风起，孙刘联军巧借东风，将20只大船装满芦苇干柴，浇上鱼油，铺好引火用的硫黄、焰硝等物，然后用青布油单遮盖好，驶向北岸的曹军水上大营。

江北的曹操，正与诸将在大帐中，东吴将领黄盖假意投降的密信送到。信中称：因周瑜关防甚严，黄盖一时无计脱身。巧遇鄱阳湖运粮船队到寨，周瑜遂命黄盖巡逻，这才有了出营的机会。于是，定于当晚二更来降，插着青龙牙旗的船队就是来降的粮船。曹操见书大喜，与诸将来到水寨的大船之上，专等黄盖的到来。

见时机一到，周瑜命令黄盖纵火，乘风向曹营进发。曹军以为黄盖真来投降，毫不防备。船队行到距离曹军水寨很近之时，各船同时起火。那时东南风正猛烈，火势蔓延到岸上的军营。很快曹军大乱，人马烧死淹死无数。曹军大败退到南郡。曹操留曹仁守江陵，自己返回北方。赤壁一战，周瑜名扬天下。

赤壁之战结束后，周瑜上书给孙权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但孙权认为曹操在北方势力太大，应该广泛招揽英雄人物才能与之抗衡；而刘备又绝非可轻易制服之人，所以，没有采纳周瑜的建策。

建安十五年（210），周瑜因病在江东去世。孙权为之大恸，将士尽戴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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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志未酬身先死

周瑜曾向孙权献策。当时益州牧刘璋、汉中张鲁不断生事滋扰，周瑜认为：“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周瑜的这一计划，非常有战略眼光。孙权当即表示同意。周瑜想赶回江陵，做出征的准备工作，可惜半途染病，死于巴丘，享年36岁。如若周瑜不死，只怕历史就会改写，刘备或许未必能够占领荆州、益州，只怕三分天下的局面未必会形成。

韦睿：温文尔雅，威震敌胆

韦睿是南朝梁武帝时期的将军。他为人温文尔雅，器识超凡，果敢多谋，尤其在合肥一战中击败了北魏大军，受到梁武帝的极高赞誉。后世将他视为将中儒将，认为他有三国名将周瑜之风，名列南北朝四大名将。

韦睿(442—520)，字怀文，原籍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曾祖时迁至襄阳。曾担任右军将军、辅国将军等职。他是南朝对抗北魏，并获胜的将领之一。北魏军队以骑兵著称，来去如风，但是每每遇到他就会败北。因此北魏军中流传着一首歌谣：“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在他们看来，梁朝军队的将领都如女人，只有韦睿一人令人害怕，犹如老虎。

南梁天监五年（506），梁朝北伐，合肥之战爆发。一天，韦睿带人侦察小岘城(今安徽含山北)的敌情，忽然城门洞开，魏军数百人出城列阵，大声叫嚣。韦睿想发动进攻，部将们都不赞成，说咱们不过是出来侦察，所以都是轻装，没有准备，不能硬拼。如若进攻，也得先回营穿上铠甲。韦睿说：“城中魏军有两千余兵马，如果闭门紧守，足以自保，而这次无缘无故开城列阵在野，必定有骁勇之兵，如若能挫伤他们，那么此城不攻自破。”部将们仍然犹豫不决，韦睿马上板起面孔，拿出符节说：“朝廷把它授予我，不是用来作装饰的，我的军法，是不可违抗的！”于是命令进攻，士兵们以一当十，殊死作战，结果大败魏军，一举占领了这座军事重镇，为夺取合肥扫清了障碍。

梁天监六年（507）十月，北魏集结数十万大军，号称百万，连营40余座，围攻位于淮河南岸的钟离城。梁武帝命右卫将军曹景宗都督诸军20万救钟离，结果走到邵阳洲就不敢前进了。梁武帝大怒，派镇守合肥的韦睿出兵，并赐给他龙环御刀，授权说“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韦睿接到命令，立刻起程，取直道而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昼夜急行军，只用了十天就到了邵阳。当时梁军都畏惧魏军兵势强盛，都劝韦睿慢点走，以静观局势变化。韦睿说：“钟离如今危在旦夕，快马加鞭还怕来不及，何况还慢慢走呢？你们不用担心，魏人早成了我囊中之物了！”夜里抵达后，就在距离魏军城寨仅百余步的地方，挖壕沟，树鹿角，到拂晓时分，一座营垒便建好了。魏军早晨醒来，非常震惊，立即发动进攻。韦睿的儿子韦黯请求到城下去躲避箭雨，韦睿不许，他如往常一样乘坐一顶白轿，手拿犀角如意，镇定自若地指挥军队，钟离之围遂解。

韦睿慈爱仁厚，抚养兄长的孤子，比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要好。他从来不置办产业，常把自己的俸禄，散给亲戚故人，家中几乎没什么积蓄。他爱惜士兵，行军打仗，每到一个地方，士兵的营帐没有立起来，他从不肯进自己的大帐休息，士兵的锅灶没有建成，他从不肯自己先吃饭。受到如此关爱，士兵们上了战场，无不勇猛如虎。

在梁朝，韦睿功高盖世，但他却从不恃功自傲，相反见了功劳就躲，见了利益就让。钟离之战胜利后，曹景宗和诸将争先恐后地向朝廷告捷，只有韦睿独居其后，默不作声。钟离守将昌义之十分感激韦睿，宴请曹景宗和韦睿之后，又请他们娱乐一番，他拿出二十万钱作为赌注，让他们二人掷骰子。曹景宗掷了个“雉”，韦睿掷的是“卢”，韦睿赢了。但他故意重掷，掷出了一个“塞”，把二十万钱尽数输给曹景宗。曹景宗为人争强好胜，唯独特别敬重韦睿，无论在什么场合，对他总是恭敬三分。

梁武帝极其信佛，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要说官场，全国都形成了风气，到处建寺院，开道场，拜佛诵经，香烟缭绕。但韦睿身居要职，却不愿跟随世俗之风，不信不听，言谈举止一如往常，显示出智者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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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韦睿传》

毛泽东读史，尤其喜欢《韦传》，在文中密加圈点，批注有25处之多，有人统计这是他读史书批注最多的一个人物。韦这个人物，外柔而内刚，对士兵如慈父，打仗身先士卒；对功劳财产淡然处之，想别人多，想自己少；与人相处，坚守自己的信念，不因上级领导的好恶而跟风媚俗。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不让人感觉高山仰止，令人肃然起敬呢？

元英：聪敏锐识，英风绝伦

元英，原名拓跋英，南北朝时北魏名将，是北魏南安王拓跋祯之子，曾受封“广武伯”。他为人英俊绝伦，擅长骑射，精通音律，为北魏王朝南征屡次出兵，功勋卓著，被封为“中山王”，是北魏皇族中最有器识的人物之一。

元英(？—510)，字虎儿，代(今山西外长城以南大同)人。孝文帝时，元英为平北将军、武川镇都大将，不久受命督梁益宁三州诸军事，任安南将军、领护西戎校尉、仇池镇都大将、梁州刺史。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南伐，元英为汉中别道都将。孝文帝率军攻南齐(今安徽凤阳东北)之际，诏元英率军于边境一带进行防御。元英认为“大驾亲动，势倾东南，汉中有可乘之会”，便于四月上表请求率兵会同平南将军刘藻进攻汉中(今属陕西)，此举得到孝文帝的赞同。元英军至沮水时，南齐梁州刺史萧懿派部将尹绍祖、梁季群等领兵2万占领险要，徼山立五栅，居高临下，隔水为营，以抗击魏军。元英认为：“彼帅贱民慢，莫能相服，众而无上，罔知适从。若选精卒，并攻一营，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军，四营自拔。”随即发起猛烈进攻，攻破一营，其他四营均不来相救，接着进攻，敌军四营全部崩溃，俘虏敌军700余人，斩杀3000余人。元英乘胜长驱直入，进抵南郑(今陕西汉中东郊)城下。一时“汉川之民，以为神也，相率归附”。

萧懿闻后，又派部将姜修反攻。到了晚上，元英率军进攻，颇有杀伤。姜修屡战屡败，尽为魏军所获。姜修又向萧懿求援，魏军阻援之敌抵挡不住齐军的进攻，向元英告急。元英率骑兵1000人，倍道救援。未至，齐军已然退还。元英担心齐军回城之后便不易歼敌，于是命一军尾随齐军，自率主力在前面拦劫，将齐军合围并歼灭。

魏军收兵之际，萧懿派出的另一支部队抵达战场。此时魏军皆已疲惫，未料齐军突至，加上敌众我寡，皆大为恐惧，准备遁走。元英见齐军来攻，故意放松缰绳，驱马缓行，神色自若。而后登高瞭望，指指划划，如布置阵势状，等各军退出狭地，整列后才命前进。萧懿疑心魏军设有伏兵，徘徊不前。元英率魏军乘机反击，大破齐军，遂包围南郑。同时严令军纪，一无所犯，使远近百姓悦附，皆供租运。此后，元英屡次攻破敌军。因功升为安南大将军，赐爵广武伯。

北魏景明四年(503)三月，投降北魏的原鄱阳王萧宝寅和江州刺史陈伯之请求北魏出兵攻梁。宣武帝元恪应允，遣任城王元澄率军5万及萧宝寅、陈伯之等并力攻南梁的钟离。八月，宣武帝又诏命元英为使持节、假镇南将军、都督征义阳诸军事，率军进攻义阳(今河南信阳)。梁司州刺史蔡道恭闻魏军将至，遣骁骑将军杨由率城外居民3000余家于城西南十里贤首山(今河南信阳西南)，依山做成三营寨，作表里之势。

十月，元英领兵围攻贤首山，焚其寨门，并格杀敌军主帅杨由。十一月，元英在白沙(今河南光山西南)击败梁将吴子杨，围攻义阳。正始元年(504)二月，梁帝萧衍派平西将军曹景宗、后将军王僧炳等率步骑3万增援义阳。元英击败梁增援部队，斩俘4000余人。魏军围义阳，昼夜不息，梁朝多次派遣将领增援，不是被元英击退，就是不敢来攻击。双方一日三战，都遭到元英的痛击，大败而归。

八月，义阳守将蔡灵思在援兵未奏效、守城力竭的情况下，开城降魏。三关守将闻后，均弃城而逃。魏军占领义阳后，置为郢州。宣武帝下诏褒奖元英，封其为中山王，食邑一千户。至此，元英的人生达到巅峰。永平三年(510)，元英去世，谥号献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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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敌制胜

北魏永平二年(509)，元英至义阳城，准备夺取梁朝的东关、武阳、黄岘三关。敌军马广率众防御魏军，军主胡文超另屯于松岘。元英故意放援救的敌军进城，对众将说：“纵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观其形势，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遗也。”但众将不信。等敌援军入武阳后，元英才围攻武阳，只用六天，敌军便出降。于是元英进击黄岘，梁朝大将弃城逃窜。元英又进讨西关，敌军再次弃城退走。作战的过程和元英所预料的完全一样。此战，元英共俘梁军大将6人，部将20人，士兵7000人，米40万石。

陈庆之：白袍七千，直趋河洛

陈庆之是南北朝时期南梁的将领，他虽不善骑射，但却驭军有方，士卒俱能为其拼死效命。他的士卒皆白袍白甲，冲锋陷阵锐不可当，号称“白袍军”，是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军队。陈庆之率领这支军队攻城略地，千里纵横，创造了罕见的战场奇迹。

陈庆之（484—539），字子云，义兴国山（今江苏省宜兴市）人，少为梁武帝萧衍随从。因其出身寒门，在讲求身份的南朝，长期未得重用，直到41岁，才获得独立领兵的机会。

梁普通六年（525），陈庆之被梁武帝萧衍任命为武威将军，和其他将领一起去迎接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的投诚。不过，此次接受投降颇为顺利，未动一刀一兵。随即，梁武帝又任命陈庆之为宣猛将军，领兵两千护送豫章王萧综接管徐州。北魏不甘心如此轻易丢掉徐州，派两万大军来夺，陈庆之得到情报之后，逼近敌人营垒挥师直击。北魏军被击溃，陈庆之第一次显露出他的为将天赋。

梁普通八年（527），陈庆之和曹仲宗伐涡阳，梁武帝未让他担任主帅，但是却让他担任了位高权重的监军。梁军进军不久，北魏就派遣皇族元昭率领15万大军来救援，前军部队赶到驼涧。陈庆之建议夜袭，但将军韦放则认为敌军的前锋部队都是精锐，不易取胜。陈庆之见计谋不被采纳，亲率自己的200名亲兵长途奔袭40里，对北魏先头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北魏军不明真相，纷纷溃散。

此战，陈庆之一举打掉了北魏军的士气。但并未消灭敌方的主力，双方实力悬殊，梁军不能一下子吞并魏军。双方在涡阳对峙一年，战斗上百次，胜负未分，但北魏已经在梁军后方筑起营垒，形成夹击之势。主帅曹仲宗、大将韦放准备撤退。陈庆之拿出皇帝颁发的符节，站在营门口说：“我们一起来这里，士兵死了多少，粮草靡费多少？难道就要轻易放弃吗？我有皇上密诏，今天要撤军的，立即处死。”曹仲宗和韦放一听，立即交出了军队的指挥权。陈庆之立刻率领精锐突袭北魏援军的营垒，顷日之间攻破敌军13处营垒，魏军被斩首极多，尸首淤塞淮水支流，遂使战斗告捷。

北魏后期，朝政腐败，权臣作乱。尤其是尔朱荣进驻洛阳，大肆屠杀北魏宗室亲贵。北海王元颢逃奔南梁，向梁武帝哭诉，并请梁朝出兵回洛阳夺取帝位。梁武帝萧衍为了在北魏内部树立亲梁的势力，答应了元颢的要求，以元颢为魏王，任命陈庆之为飙勇将军，率7000将士护送元颢北归洛阳称帝。

中大通元年(529)四月，陈庆之攻占荥城(今河南商丘东)，进逼梁国(今河南商丘)。下一个城池就是睢阳，睢阳守将丘大千，统领7万人马，十倍于陈庆之。他筑营九座，相互呼应。陈庆之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先攻破三座，其余皆溃，丘大千只好投降。另外，陈庆之还攻破有两万兵据守的考城，活捉守将元晖业。此战之后，陈庆之名震于南北，进军路上不少敌人闻风归降。

五月，北魏孝庄皇帝元子攸听说陈庆之保护另一位皇族来洛阳抢自己的帝位，立即部署将领扼守荥阳(今属河南)、虎牢(今荥阳西北汜水镇)等地，以保卫京都洛阳。其中魏左仆射杨昱、西阿王元庆、抚军将军元显恭等率羽林军7万守荥阳。另外还派遣上党王元天穆率大军呼应，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领铁骑5000、骑将鲁安率夏州步骑9000、右仆射尔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罴率骑兵1万，共计30万人。北魏皇帝元子攸以图对梁军进行合围，将陈庆之率领的7000白袍军歼灭在洛阳外围。可惜魏军虽然兵多，但缺乏统一指挥，没能协调作战，包围圈刚刚形成，还未来得及进攻，陈庆之已经攻破了有7万守军的荥阳，进城了。

过了荥阳，陈庆之一路进军，敌众望风披靡。兵临洛阳城下后，还未及接战，北魏孝庄皇帝元子攸已经弃城逃亡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元颢遂入洛阳，魏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率百官迎元颢入宫。元颢改元大赦，即皇帝位。加封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增邑万户。陈庆之一路进军，连战连捷，民谣曰：“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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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之成功的客观因素

第一，其时魏内外交困，于下则流民四起，于上则宫廷频变，洛阳方圆数百里内兵力空虚、士气低落，故陈庆之所向披靡。

第二，陈庆之此次北伐，始终未与魏最精锐之师接战，其时魏朝第一名将尔朱荣初破葛荣，正囤兵上党至邺城一线，而元天穆实际上也未全力与陈庆之正面接战，其主要精力耗在进攻济南邢杲方面。

第三，《梁书》记陈庆之自述，“我辈众才七千，虏众三十余万。”其实“虏众”不只指敌军，亦指敌军胁带做后勤等工作的百姓。且古代打仗，多爱浮夸，如曹操之号百万，实际不过数十万。进一步看，据今人考证，当时北魏用兵不超过20万。

韦孝宽：慷慨激扬，屡出奇策

韦孝宽是西魏、北周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他为人喜读经史，善出奇谋，攻守兼备，尤其善于使用反间计，在战胜东魏、灭北齐的战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韦孝宽(509—580)，名叔裕，字孝宽，京兆杜陵(陕西西安南)人。他出身显赫，祖上数代均曾担任高官，其祖父韦直善曾担任北魏冯翊、扶风二郡守；父亲韦旭曾为武威郡守，南幽州刺史。出身于这样的家庭，韦孝宽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沉容有大度，气度不凡。

西魏大统三年(537)十一月，韦孝宽受命进攻东魏，攻克豫州城，俘东魏刺史豫州冯邕。次年二月，东魏军进攻，西魏军作战不利，韦孝宽与颍川守将梁回均弃城西归。时边境骚乱，宇文泰令韦孝宽以大将军行宜阳郡事。不久，迁南兖州刺史。

西魏大统五年(539)，韦孝宽进爵为侯。此后曾转任晋州刺史、并州刺史、南汾州大都督等要职。东魏丞相高欢多次进攻西魏，双方互有胜败。西魏大统十二年(546)，高欢倾山东之兵自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出发，向西魏大举进攻。玉壁处于汾水的下游，西魏设在这里的要塞对东魏的晋州威胁很大，所以高欢决定先攻玉壁。九月，东魏军连营数十里，包围玉壁，以引诱西魏军出战。韦孝宽据城固守。

十月，东魏军攻城，昼夜不停。面对这种形势，韦孝宽随机应变，竭力抗御。东魏军在城南筑土山，欲居高临下攻城。城上先有二楼，韦孝宽缚木加高城楼，令其始终高于土山，并多备战具以御之，使东魏军不能得逞。高欢派人对城中说：“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东魏军遂改变战术，于城南挖掘10条地道，又用“孤虚法”，集中兵力攻击北城，昼夜不息。北城素为天险，韦孝宽挖掘长沟，切断东魏军的地道，并派兵驻守，待东魏军挖至深沟时，即将其擒杀。韦孝宽又在沟外堆积木柴，备好火种，发现东魏军在地道中潜伏，便将木柴塞进地道，投火燃烧，还借助牛皮囊鼓风，烈火浓烟，吹入地道，地道中的东魏士卒被烧得焦头烂额。东魏军又造“攻车”撞击城墙，所到之处，莫不摧毁。韦孝宽便用布匹做成帐幔，随其所向张开，攻车撞之，布受冲击立即悬空，城墙未受损坏。东魏军又转用地道，在城四周挖掘地道20条，用木柱支撑，然后以油灌柱，放火烧断木柱，使城墙崩塌。韦孝宽在城墙崩塌处用栅栏堵住，使东魏军无法攻入城内。

东魏军尽用攻城之术，但皆被韦孝宽所破，而且还守城有余。高欢攻城不克，遂派人劝降，遭到韦孝宽的严辞拒绝。于是向城中射信箭，信中说：“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疋。”韦孝宽在信的背面写上回信，反射城外，同样说：“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高欢又把韦孝宽的侄子韦迁锁到城下，把刀放在脖子上，对韦孝宽说：“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史载“孝宽慷慨激扬，略无顾意。士卒莫不感励，人有死难之心”。

高欢攻城50天，士卒死亡7万人，精疲力竭，用尽心计，仍未攻克，急得旧病复发。时有陨石坠入东魏军营中，东魏军惊惧，高欢遂于十一月初一解除对玉壁的包围，撤军。高欢回到晋阳后，一病不起，于次年正月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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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孝宽用反间计

韦孝宽屡与北齐名将斛律光交战，皆不能获胜。他知道北齐后主高纬昏庸，又听说斛律光与祖廷等权臣有矛盾，便用反间计，制造了斛律光篡位的谣言，编成儿歌，在邺城歌唱。歌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为一斛，明月是斛律光的字，谣言暗喻斛律光有篡位野心。祖廷等乘机向高纬进谗言，又指使人诬告斛律光谋反。高纬不辨真假，就将斛律光赐死。北周武帝听说斛律光被害的消息极为高兴，当天就下令大赦境内，不久举兵灭齐。周武帝灭齐，韦孝宽功不可没。

杨素：胸怀大志，位列三台

杨素出身士族，祖父杨暄，官至北魏辅国将军、谏议大夫。杨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节”，后来受到隋文帝杨坚的器重，在灭陈以及统一全国、消除各方割据势力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杨素(544—606)，字处道，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为人知识渊博，在文学、书法上均有造诣。史书称其“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属文，工草隶，颇留意于风角。美须髯，有英杰之表”，是一个多才多艺，儒雅的统帅型人物。

北周武帝雄才大略，颇重人才。在世时，颇为看重杨素。周武帝死后，宣帝即位后，杨素仍然受到重用，袭父爵为临贞县公。北周大象元年(579)，杨素随上柱国韦孝宽攻陈朝的淮南(今淮河以南地区)，杨素率军攻克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更加受到重用，胸怀野心的丞相杨坚对其一再笼络。

北周大象二年(580)五月十一日，北周宣帝宇文赞病死。周静帝宇文衍年幼，左丞相杨坚专政。杨坚有称帝之意，遂极力拉拢杨素。不久，就任命杨素为汴州刺史。在上任途中行至洛阳时，杨素方知相州(治邺城)总管尉迟迥等举兵反杨坚。尉迟迥原为北周文帝宇文恭的外甥，位望素重，杨坚恐其有异图，遂以会葬宣帝为名，诏使其子尉迟敦等入朝；并以韦孝宽为相州总管赴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取代尉迟迥。六月，尉迟迥恐杨坚专权对北周不利，公开起兵反对杨坚。荥州刺史宇文胄据武牢以应尉迟迥，使杨素无法前行。

杨素和其他多人分别被任命为行军总管，率军讨伐尉迟迥。之后，即被拜为大将军，领河内兵攻打宇文胄，破斩之，迁徐州总管，进位柱国，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户。杨坚篡位自立后，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并加杨素为上柱国，参与隋朝法律的修定。

开皇四年(584)，杨素被拜为御史大夫。由于其妻郑氏是个悍妇，夫妻两人吵架时杨素说了一句：“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为皇后。”结果被其妻告发，杨素因此获罪，并被免官。不过，隋文帝重视人才，最终还是赦免了他。开皇五年(585)十月，杨素任信州总管，经略长江上游，并赐钱百万、锦千段、马二百匹而遣之。

开皇七年(587)，杨素与尚书左仆射高、吴州总管贺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劢、虢州刺史崔仲方等争献平陈之策。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东) 建造“五牙”“黄龙”等战船，加强水师，做灭陈准备。并故意在江中漂下造船废料，以威慑陈人。

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诏，列举陈后主罪行又送玺书暴其罪恶20条，并将诏书在江南散发30万份，以争取人心。十月，杨坚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设淮南行台省，以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主管灭陈之事。隋军自长江上游至下游分为8路攻陈，其中杨素指挥水军主力，出巴东郡，顺流东下，负责消灭长江及沿岸陈水陆军。

十二月上旬，杨素按隋灭陈作战部署，首先率舟师自巴东郡东下三峡，在长江上游发起攻势作战。军至流头滩(今湖北宜昌西北)，陈将戚昕率青龙战船百余艘、战士数千人坚守前方狼尾滩(今湖北宜昌西北长江中)，以遏隋军。狼尾滩地势险峭，水流湍急，易守难攻，诸将皆患之。杨素认为：“胜负大计，在此一举。若昼日下船，彼则见我，滩流迅激，制不由人，则吾失其便。”于是决定采用水陆协同，分进合击的方针，乘夜突袭，将其击败。杨素率黄龙战船数千艘，利用夜暗，令将士衔枚开进，实施正面突破；令开府仪同三司王长袭率步兵由长江南岸攻击戚昕别栅；令大将军刘仁恩率甲骑自江陵(今属湖北)西进，沿长江北岸进击陈军白沙(今宜昌东)要点。隋军水陆配合，于次日拂晓，一举击败戚听所部。戚听逃走，部属全部被俘。杨素对俘虏不杀不辱，慰劳后全部释放。秋毫不犯，陈人大悦。此战，杨素恰当选择进攻时机，以水军突袭与两岸步、骑兵协同攻击，速战速决，取得首战胜利，为灭陈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实行优待俘虏政策，有利于争取更多的陈军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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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素谄媚筑宫室

杨素为隋文帝监造仁寿宫，时值天热，服劳役的人昼夜不息地工作，他犹嫌不够，不断催促。因此而死的工匠和民夫尸体堆满道路两侧，史载“役夫死者相次于道”，其残暴程度令人发指。仁寿宫建成后，隋文帝亲临现场，看到如此奢侈豪华，非常震惊，大怒说“（杨素）为吾结怨天下”，准备惩处他。但杨素早已暗结皇子杨广和独孤皇后，独孤皇后为之说情：“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饰此宫，岂非忠孝。”结果，杨素不但未被处罚，而且被赐钱百万，锦绢三千段。从此，杨素恃财凌物，更加肆无忌惮。

李靖：纵兵塞上，屡建奇功

李靖是唐初的著名军事统帅，军事理论家。他原是隋末马邑郡丞，后降唐，唐高祖时任行军总管、岭南道抚慰大使。唐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因功封“卫国公”。他屡建功勋，为唐朝统一全国和打击突厥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靖(571—649)，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京兆三原东北)人。出身显赫，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李诠仕隋，官至赵郡太守；舅父韩擒虎是隋朝的开国元勋。他年轻时便有文武才略，精熟兵法。隋朝大军事家杨素见了他，曾经抚摸着自己座椅对他说：“卿终当坐此！”

李靖归唐后，颇受重用。唐高祖李渊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随赵郡王李孝恭征讨盘踞长江中下游的萧铣。九月，李靖趁长江水位暴涨、萧铣疏于防备之机，率军从夔州出三峡，顺江东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至江陵城下，迫使萧铣投降。李靖率军进入江陵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江南各州郡闻风归附。李靖因功授上柱国，封永康县公，任检校荆州刺史。接着，李靖率军南下广西，派人到各州进行招抚，使岭南地区96个州，60多万户归顺唐朝。由此，李靖被任命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

武德六年（623），辅公在江南重新起兵反唐。高祖以李孝恭为元帅，李靖为副元帅前往讨伐。李靖出其不意地先攻破辅公的水军，接着率轻装直趋丹阳，俘虏了辅公，彻底平定江南。之后，李靖先后出任东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检校扬州大都督长史。

武德八年（625），突厥犯太原，高祖李渊命李靖为行军总管，领江淮兵一万北上抵御突厥，同年任检校安州大都督。次年四月，李靖在灵州与突厥颉利可汉激战一天，迫使颉利引兵北撤。唐太宗即位后，决定反击突厥，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统兵10万，分六道出击突厥。贞观四年（630）正月，李靖亲率三千精骑趁黑夜攻下颉利可汉的牙帐所在地定襄。于是，进封李靖为代国公。二月，李靖又率一万精骑突袭阴山，俘虏突厥兵一千余帐。接着趁大雾向铁山急进，一举攻破颉利可汉的牙帐，生擒颉利可汉，为患中原多年的东突厥从此灭亡。李靖因灭东突厥之功，加光禄大夫，拜尚书右仆射。

贞观八年（634），西北土谷浑犯境，李靖主动请缨出征，太宗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帅大军征讨土谷浑。贞观九年635），李靖在积石山大败土谷浑军，土谷浑可汗伏允被杀，其国土尽归唐朝。贞观十一年（637），太宗改封李靖为卫国公。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情恶化，唐太宗亲临病榻慰问。他见李靖病危，涕泪俱下。这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溘然逝去，享年79岁。唐太宗册赠司徒、并州都督，给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谥曰景武。因为他战功显赫，善于抚民，深受老百姓爱戴，于是，到晚唐时候，李靖渐渐被神化了。

李靖一生南平江南，北灭突厥，西定土谷浑，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史家称李靖“临机果，料敌明”，是战绩与理论俱丰的军事家，著有《李靖六军镜》等兵书多部，但大多已散佚，后人辑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等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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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预言侯君集谋反

唐太宗素知李靖精通兵法，因此要他传授给侯君集。可是后来侯君集却上奏太宗，说李靖谋反。太宗不信，转而责问李靖。原来李靖每到精妙处就含糊其辞，要侯君集自己了悟。因此侯君集怪他。李靖面对太宗的责问，回答说：“今中夏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也就是说侯君集会谋反。

一次，朝会罢散朝，侯君集骑马越过尚书省省门数步尚未发觉。李靖便对人说：“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后来，侯君集果然与太子承乾谋反，事败被杀，验证了李靖的预言。

王玄策：三度大使，以一人而灭一国

王玄策是唐朝贞观年间的大使，也是利用外军打赢对外战争的名将。他曾三次出使印度，完成外交使命，也曾一人灭一国，创造了盛世帝国传奇。

王玄策是唐代著名的外交官。贞观十五年（641），印度半岛上的摩揭陀国国王“戒日王”继玄奘访问该国之后致书唐政府，愿意两国交好。唐政府命云骑尉梁怀回报，“戒日王”遣使随之来中国。贞观十七年（643）三月，唐派行卫尉寺丞李义表为正使、王玄策为副使，伴随印度使节报聘，两年后到达摩揭陀国的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西南拉杰吉尔），次年回国。

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李世民任命王玄策为正使，与副使蒋师仁出使印度。但是还未到该国境内，就传来戒日王的死讯，阿罗那顺自立为王，拒绝唐使进入该国国境，并发兵对唐朝的使团进行攻击。王玄策等30余人拼力死战，无奈敌方2000多人，寡不敌众，护卫人员大多战死，王玄策和蒋师仁被俘。

阿罗那顺攻击了唐朝的使团，获得了大量财物，非常高兴。王玄策等人先是震惊，后是悲哀，深感自己有辱大唐使命。他和蒋师仁商量好了对策，然后寻机逃跑。二人越过甘第斯河和辛都斯坦平原，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目标，一路来到吐蕃国。吐蕃是大唐属国，唐蕃关系非常密切。王玄策对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说：“天竺动乱，袭击唐使，是挑衅大唐，为了维护大唐尊严，特来借兵讨伐天竺乱臣。”

松赞干布当即借给他精兵1200人，同时修书一封，让王玄策、蒋师仁到属国尼泊尔借取更多的兵将。到尼泊尔后，王蒋二人说服了老国王，借得7000尼泊尔骑兵。王玄策自为总管，以蒋师仁为先锋，直扑摩揭陀国的中天竺。阿罗那顺突然看到唐军旗号，不由大吃一惊，急忙部署7万战象部队，企图对抗王玄策的联军。王玄策利用地形，巧布“火牛阵”，一举摧毁中天竺的战象部队。阿罗那顺惊惧不安，坚守不出。王玄策拿出唐军攻城的各种手段——火攻、云梯、抛石，猛攻月余，最终城破，阿罗那顺率领部众逃跑。王玄策一路追杀，歼敌数千，俘虏数万。

阿罗那顺一面败逃，一面收拾散兵游勇，准备反攻。王玄策巧设伏兵，引诱阿罗那顺上钩，然后一举全歼来敌，活捉了阿罗那顺。随后，王玄策派蒋师仁继续进攻敌军残余，生擒阿罗那顺王妃及王子，俘敌1.2万余人。然后造访印度半岛上的其他国家，传达唐朝政府友好之意。

王玄策完成使命，遣散联军，然后回朝。唐太宗亲自接见了这位以一人之力而灭一国的大使，并下诏封赏王玄策，授其为散朝大夫。蒋师仁等人也皆有封赏。至于阿罗那顺，唐太宗出于国际间的友好往来，并未加罪，而是赦免了他。唐太宗曾就此事说：“夫人耳目玩于声色，口鼻耽于臭味，此乃败德之源。若婆罗门不劫掠我使人，岂为俘虏耶？昔中山以贪宝取弊，蜀侯以金牛致灭，莫不由之。”可见当时，唐政府在外交上和政治上的成功，既有武功，也有德治。

王玄策并非军人出身，而是以大使身份在境外借兵数万，然后奔袭敌人，从容作战，并将敌人击溃，消灭破坏正常外交的敌对国，不但显示出他的军事天赋和外交天赋，同时也反映出大唐尚武精神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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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玄策与那罗迩娑婆

王玄策击败阿那罗顺后，从印度带回了一个名叫那罗迩娑婆的和尚。这个印度和尚吹嘘自己有200岁高龄，专门研究长生不老之术，并信誓旦旦地说，吃了他炼的丹药能长生不老。当时唐太宗正在病重，被其蒙骗，服食了他所炼制的小药丸，病情加重，中毒而死。王玄策受此牵连，终生再未得到重用。

李光弼：血战太原，挫败强敌

李光弼是安史之乱中参与平叛的主要将领之一，善于谋略，为人有大度。《新唐书》赞颂他沉鸷有守，赏信罚明，毅然有古良将风。在太原之战中，他率领军民坚决抵抗，一举挫败了史思明叛军，成功地打了一场防御战，因平叛有功，后封临淮郡王。

李光弼（708—764），唐代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人，契丹族。唐天宝十五年(756)初，李光弼经郭子仪推荐为河东节度副使，率兵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先后攻破常山(今河北正定)、九门（今河北藁城西北）、赵郡（今河北赵县）等地。五月，与郭子仪会师常山，乘敌疲惫出击，大败史思明部于嘉山（今河北曲阳境），进围博陵（今河北定县），军威大振,使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吏归唐。

至德二年(757)春，安禄山攻陷潼关，正围困史思明于博陵(今河北定州)的李光弼部，撤围西入井陉(今河北定州)，还太原。史思明再度攻占常山(今河北正定)，夺回河北全境。二年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上党(今山西长治)、高秀岩自大同(今山西朔州东北马邑)、牛廷玠自范阳(今北京城西南)率兵共10万，会攻太原，企图夺取河东，进而长驱直取朔方、河西、陇右

等地。

当时，李光弼所部精兵都已调往朔方，太原所剩只有河北兵5000人，加上团练(地方武装)之众，也不满万人。面对叛军的强大攻势，诸将都惶惧不安，主张修城自固。李光弼认为，太原城方圆40里，叛军将至而动工修城，是未见敌而先使自己陷于困境。他率领军民在城外挖掘壕沟，并做了几十万个土砖坯。等到史思明的大军攻打太原时，他命令将士用土坯修筑营垒，哪里被损，就用土坯补上。史思明派人去山东取攻城器械，以蕃兵3000人护送，途中被李光弼遣兵拦击，全部歼灭。

史思明围攻太原月余不下，便选精锐士卒为游兵，让他们进攻城南，再转攻城西，自己则率兵攻城北，而后转攻城东，试图寻找唐军防守漏洞。然而李光弼治军严整，警戒巡逻无丝毫懈怠，使史思明无懈可击。李光弼派人悄悄挖掘地道，通至城外，叛军在城外叫骂挑战，常冷不防被唐军拖入地道，拉至城上斩首，吓得叛军胆颤心惊，走路时都低头看地。叛军用云梯和筑土山攻城，唐军便在城下先挖好地道，使其靠近城墙便塌陷。李光弼为阻止叛军强行攻城，还在城上安装大炮(抛石器)，发射巨石，一发可击毙叛军20余人，史军士卒死于飞石之下者甚众，被迫后退，但围困愈加严密。李光弼为打破叛军围困，以诈降手段，与叛军约期出城投降，暗地派人挖掘地道直至叛军军营之下，先以撑木支顶。到约定之日，李光弼派部将率数千人出城伪降。叛军不知有诈，正在调动出营时，突然营中地陷，死千余人，顿时一片慌乱。唐军乘机擂鼓呐喊，猛烈冲击，歼灭叛军万余人。

正当太原之战紧张进行时，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夺取帝位后，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困太原。二月，李光弼率军出击，大破蔡希德军。

乾元二年(759)七月，李光弼任天下兵马副元帅。史思明军突然渡河，陷汴州(今开封)，逼洛阳。李光弼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威胁叛军侧翼，使其不敢西进。随后伺机出战，挫败了叛军对河阳三城的进攻，歼敌2万。

宝应元年(762)，李光弼进封临淮郡王。次年，遭到李光弼打击的叛军首领史朝义自杀身亡。安史之乱基本被剿平。但是，朝内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等人都与李光弼不睦，力图中伤。广德二年(764)，备受朝廷猜疑的李光弼在徐州抑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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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起，掌握兵权的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直到唐代宗宝应元年（762）才彻底剿平，前后达八年之久。这次叛乱虽然被翦灭，但是造成的影响非常恶劣，藩镇割据成为事实。唐朝中央政权失去了对藩镇大将的控制，从而形成了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并最终导致唐朝灭亡。

曹彬：仁爱为本，儒将风采

曹彬是后周时期的著名将领，后来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他由周入宋，成为北宋初年的重要将领之一，在征伐南唐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功授爵“鲁公”，死后配享宗庙，是宋代诸将中受到尊崇最高的将领之一。

曹彬(931—999)，字国华，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北宋时，因为受宋太祖器重，于建隆二年(961)被提为客省使。累迁左神武将军兼枢密承旨、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傅，拜枢密使，检校太尉。

曹彬少时喜习武，担任成德军牙将时，节帅武行德就看出他与众不同，称赞曹彬：“远大器，非常流也。”曹彬平常为人低调，虽然他婶婶张氏是周太祖贵妃，但是他没有因自己是后周的姻亲而骄横，反而比任何人都谦恭。曹彬在后周担任监军的时候，“执礼益恭，公府燕集，端简终日，未尝旁视。”王仁镐对自己的从事官员说：“老夫自谓夙夜匪懈，及见监军矜严，始觉己之散率也。”

宋太祖赵匡胤还未登基时，与曹彬同为周世宗之将。赵匡胤当时位高权大，曹彬则是掌管朝廷茶酒的小官。有一天，赵匡胤向曹彬讨酒喝，曹彬说：“此官酒，不敢相与。”后来，曹彬自己掏钱，买了酒送给赵匡胤。宋太祖后来即位便说，“以前世宗手下的那些人，只有曹彬从不欺主。”

曹彬带兵攻蜀，占领遂宁，他部下的将士都主张要屠城，曹彬严令禁止屠杀。士兵们掳获了敌人的妇女，他下令辟室妥慎保护，绝对不许有奸淫非礼的行为。战事停止以后，对于有家可归的妇女，给资遣回；无家可归的妇女，也都替她们备礼择配嫁人。因此民众们都很感谢他的德政。

乾德二年(964)冬，朝廷平定蜀乱。当时多数将领掳掠了女子和财物，曹彬袋子中只有图书、衣物而已。开宝七年（974），朝廷讨伐江南。李煜危急，派遣他的大臣徐铉拿着国书到宋朝，请求宋朝暂缓攻打，赵匡胤不看李煜的国书。长围不攻，曹彬也放缓了进攻的节奏，希望李煜降服。十一月，曹彬又派人告诉他说：“事情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可怜的是全城百姓，如果能归降，这才是上策。”城将被攻克时，曹彬忽然称病不管事。本来曹彬是主帅，他完全可以立下军令状：克城之日，妄杀一人者，杀无赦。可是他却没有做，这体现了道家的“慈”，即人应有悲天悯人的仁心和普度众生的胸襟，他是想以此感化众将领不要涂炭生灵。当时，诸将领都来探视病情。曹彬说：“我的病不是药物能治好的，只须各位真心实意发誓，在攻下城池时，不乱杀一人，那么我的病就自然好了。”众将领应承，一起焚香发誓。第二日，曹彬病情逐渐“好转”。第三日，城池被攻破。江南民众们都箪食壶桨以迎王师，不以武力克复江南，保全了千万人的生命。

曹彬担任徐州长官时，有一官员犯罪，都已经结案了，过了一年而后才实施杖刑，人们都不知其中的缘故。曹彬说：“我听说这个人刚娶了妻子，如果给他实施杖刑，她的公婆必定会认为新媳妇不吉利，而经常打骂她，使她难以生存。所以我把这件事缓了一步，但是法律也没有违背。”曹彬的这些作风，充分体现其仁爱之风，并显示其独立人格的一面，这在古代的将领中是非常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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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彬清廉俭德

曹彬为人谦恭柔顺，成而不恃，知荣守辱，知止不殆。本来曹彬作为大使出使吴越，吴越出于对大周贵宾的礼敬，送他礼物很正常。可三番五次曹彬都没接受，还偷偷地跑了，最后弄得“吴越人以轻舟追遗之”。最终曹彬是被逼地接受了礼物，回来后他又把礼物“悉上送官”。他这种做法连周世宗都看不下去了，强行将礼物退还给他，“彬始拜赐，悉以分遗亲旧而不留一钱”。到头来曹彬还是分文未沾，做到了清心不贪，见素抱朴。宋太祖有一次问他对当朝官员有什么个人意见，曹彬回曰：“臣主军事，军事之外不是臣所应当知晓和介入的。”太祖执意追问，也只推荐随军转运使沈伦，认为他廉洁谨慎，可任要职。

岳飞：民族英豪，百世流芳

岳飞是宋代抗金名将。他率军抵御北方金军的入侵，对保护当时老百姓的生活和生产有极大的意义。他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三人一起被称为“南宋中兴四将”。

岳飞（1103—1142），字鹏举，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菜园镇程岗村）人。出身佃农，喜欢看《左氏春秋》《孙子兵法》。为了让他铭记国仇，母亲在他的背上刺了四个字“精忠报国”。他曾亲眼目睹北宋灭亡前后的惨痛事实，老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胸怀收复故土，统一中原河山的壮志。

建炎三年（1129），金军在主帅兀术率领下南侵，南宋将领杜充弃开封南逃，岳飞随之南下。是年秋，兀术继续南侵，改任建康（今江苏南京）留守的杜充不战而降。金军得以渡过长江天险，很快攻下临安、越州（今绍兴）、明洲等地，高宗被迫流亡海上。岳飞率孤军坚持敌后作战，先在广德攻击金军后卫，六战六捷，又在金军进攻常州时，率部驰援，四战四胜。次年，岳飞在牛头山设伏，大破金兀术，收复建康，金军被迫北撤。从此，岳飞威名传遍河朔。七月，岳飞升任通州镇抚使兼知泰州，拥有人马万余，建立起一支纪律严明、作战骁勇的抗金劲旅“岳家军”。

绍兴三年（1133），岳飞剿灭李成、张用等为金军充当走狗的“伪军”，得到宋高宗的嘉奖。次年四月，岳飞挥师北上，击破金傀儡伪齐军，收复襄阳、信阳等六郡，因功升任清远军节度使。同年十二月，岳飞又败金兵于庐州（今安徽合肥），金兵被迫北还。绍兴五年（1135），岳飞率军镇压了杨幺起义军，从中收编了五六万精兵，使所部实力大增。

绍兴六年（1136），岳飞再次出师北伐，攻占了伊阳、洛阳、商州和虢州，继而围攻陈、蔡地区。但岳飞发现自己是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不得不怀着悲愤撤回鄂州。次年，岳飞升为太尉。他屡次建议高宗兴师北伐，一举收复中原，但都被高宗所拒绝。绍兴九年（1119），高宗和秦桧与金议和，南宋向金称臣纳贡。这使岳飞不胜愤懑，上表退隐。

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国主帅金兀术分四路进攻南宋。由于缺乏有效防御，宋军节节败退，城池相继失陷。岳飞挥兵从长江中游挺进，实施反击，他一直准备着的施展收复中原抱负的时机到来了。岳飞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1.5万精骑发生激战。岳飞亲率将士，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和“拐子马”，把金兀术打得大败。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45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岳飞这次北伐中原，一口气收复了颍昌、蔡州、陈州、郑州、郾城、朱仙镇，消灭了金军有生力量，金军军心动摇，金兀术准备连夜撤逃。南宋抗金斗争有了根本的转机，再向前跨出一步，沦陷十多年的中原，就可望收复了。岳飞兴奋地对大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

就在抗金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朝廷一天连下十二道金牌，急令岳飞“措置班师”。岳飞眼见恢复中原的大好形势就要葬送，痛心地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但君命难违，不得不班师。岳家军班师时，久久渴望王师北定中原的父老兄弟，拦道恸哭。岳飞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故意扬言明日渡河，吓得金兀术连夜弃城北窜，准备北渡黄河，使岳飞得以从容地组织河南大批人民群众南迁到襄汉一带，才撤离中原。

回到临安，岳飞即遭到秦桧、张俊的陷害，被诬谋反。岳飞面对诬陷，在供状上写下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即服毒酒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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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亭

风波亭，原是南宋时临安（今杭州）大理寺狱中的亭名。1142年，一个大阴谋在这里密就。宋高宗赵构听信奸相秦桧谗言，诬陷岳飞谋反，岳飞及其子岳云、部将张宪一起在风波亭内被杀害。从而使风波亭成为“冤案”的代名词。

徐达：戎马一生，明初第一功臣

徐达出身农家，少有大志。明初，他多次率军远征漠北等地，戍守边疆，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徐达长于谋略，治军严整，战功显赫，名列功臣第一，死后被追封“中山王”。

徐达(1332—1385)，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人，明代开国勋臣。至正十三年(1353)，朱元璋回到家乡招募兵士，22岁的徐达听到消息，毅然仗剑从军，投奔到朱元璋部下，开始了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

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朱元璋派兵遣将。徐达与诸将听命，各自挥师进发，直抵牛渚矶。常遇春奉命为先锋，先登上岸，徐达等率军一拥而上。在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之后，元兵不支，溃败逃窜，徐达等占领了牛渚、采石。沿江一带的元兵望风而降。

朱元璋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时提出继续进攻周围州县的计划，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下令砍断渡船缆绳，把船推到江中，顺流漂下。众军士一见大惊，朱元璋趁机说道：“成大事者不规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将奚为？”士兵们只好听命。他们吃饱饭，就从观渡(采石附近)向太平进发，经太平桥直抵城下。纵兵急攻，守城元军抵御不住，守将完者不花等弃城而逃，万户纳哈出等被俘。

翌年三月，徐达为先锋，率水陆军士并进。至江宁镇，攻破陈兆先营垒，陈兆先以所部投降，得兵3.6万余人。十月后，再攻集庆，大败元兵于蒋山(今南京钟山)。元御史大夫福寿督兵出城接战，被徐达等击败。明军乘胜攻城，冯胜率陈兆先部降兵奋勇先登，终于攻破城门，打进城内。福寿战死，蛮子海牙逃奔张士诚，水军元帅康茂才率军民50余万降附。

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陈友谅建造高数丈的巨舰，纠集号称60万人的大军，倾巢而出，进围南昌。南昌守军浴血奋战，为朱元璋从容调兵遣将，准备与陈友谅决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七月初六，徐达回师救援南昌。朱元璋在龙江(今江苏南京兴中门外)誓师，亲率大军20万进击陈友谅。陈友谅听说朱元璋亲率大军到来，遂解南昌之围，东出鄱阳湖返战。这是一场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史称“鄱阳湖之战”。作为主攻部队，徐达率军先行，首先与陈友谅相遇于康郎山(今江西南昌康山)，两军依湖对阵。陈友谅人多势众，舰船高大，气势汹汹。徐达毫无惧色，身先诸将冒死闯阵，其部下将士大受鼓舞，无不以一当十，奋勇冲杀。徐达部一举击败陈友谅前锋，斩杀1500余人，缴获巨舰一艘，初战告捷。接着俞通海等乘风发射火炮，焚毁敌船20余艘，烧死、溺死很多敌军。徐达在敌阵中奋力拼杀，连续酣战。大火从敌船上烧到徐达的战船上，他一面指挥士兵扑火，一面继续与陈军格斗，越战越勇，并指挥战船在敌阵中节节推进。双方在康郎山鏖战整整一天，湖水被血染成了红色，天空也被炮火硝烟遮蔽得暗淡昏黑。明军在徐达率领下，殊死搏战，最终击退陈友谅的进攻。

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十二日，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0万讨伐张士诚。徐达利用反间计制胜，使张士诚的老巢平江完全陷入孤立。破城之日，徐达严格约束部下，立下军令：“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随后，徐达率军入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很受平江老百姓的欢迎。徐达论功被封信国公。

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徐达在北平病重，次年病逝，赐葬钟山，配享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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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对徐达的评价

明太祖朱元璋特别爱写对子，他不但自己写，还让家家户户都写。据说家家户户贴春联，就是朱元璋时期开始的。他凭着皇帝之尊提倡，这对推广、普及对联，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朱元璋亲手写了不少对联，送给大臣们。他送给徐达的一副对联就挺有名。这副对联是：

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

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

戚继光：民族英雄，平倭防虏

戚继光是明代著名将领，民族英雄。在明代中叶倭寇横行中国东南的时候，戚继光与俞大猷等将领通力合作，剿灭倭寇，为抗倭卫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戚继光(1527—1587)，字元敬，号南塘，又号孟渚，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原籍河南卫辉，生于一个军人世家。戚继光的父亲熟读兵书，精通武艺，治军有方。从小，戚继光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熏染，怀抱忠心报国之志。明朝中叶，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扰越来越甚。日本武士、浪人、海盗等在日本官府的支持和怂恿下，与中国沿海的地方官僚、土豪、奸商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在万里海疆大肆烧杀抢掠、为害百姓。

嘉靖三十一年（1552），戚继光参加了山东的武举考试，在数百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一举考中。第二年夏天，戚继光被提拔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开始全面参与防海抗倭。戚继光率军之初，同僚和敌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一次，一支800余人的倭寇窜到浙江慈溪一带，将数倍于自身兵力的明军打得大败。戚继光率军救援，他跳到一个高处，弯弓搭箭，一连三箭，把三路倭酋一一射倒。贼首束手，喽罗们作鸟兽散，将士们连连称赞。

鸳鸯阵是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独创的一种阵法，此阵法以十一人为一队，居首一人为队长，旁二人夹长盾，又次二从持狼筅，复次四从夹长矛、长枪，再次二人夹短兵。阵法可随机应变，变纵队为横队即称两仪阵，两仪阵又可变为三才阵。

戚继光虽然以三箭退敌，但他深感明军存在严重问题，整肃军纪、加强装备、提高战斗力才是制胜的关键。原先世袭的卫军战斗力太差，戚继光多次上书请求招募新军。他说:“现在的官军，平时不训练，行军不带粮，打仗时没有统一号令，驻扎时不会安营扎寨，这样的军队，绝不可能抵挡身经百战、有必死之心的倭寇！”在戚继光的一再坚持下，终于获准招募新兵。经过几个月的严密筛选和艰苦训练，他建立起一支以义乌农民和矿工为主的新军。此后几年，戚家军驰骋海疆，所向无敌。嘉靖四十五年（1566），在中国沿海横行200年的倭患终被肃清。

隆庆元年（1567），刚刚平定“南倭”的戚继光奉命北上抵御“北虏”。他先被任命为京军神机营副将，后被任命为蓟镇总兵，负责从山海关到京师的军政事务。在戚继光任蓟镇总兵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明朝北部最强劲的敌人、蒙古贵族俺答汗就放弃了敌对态度，接受明王朝的封贡，并表示永远不再南下骚扰。戚继光知道，俺答汗放弃对抗愿意合作，原因之一就是蓟镇的强大军事压力。所以，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军队的操练。

隆庆六年（1572），兵部官员汪道昆到蓟镇巡视。戚继光组织了一次有数万士兵参加的军事演习，步兵、车兵、炮兵等多兵种联合参与，既有基本技能的表演训练，也有各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规模之大，气势之伟，令观看演习的戚继光本人都深受感动，相信“边事真有可为”。

戚继光在蓟镇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修筑、加固长城。在修筑山海关长城时，戚继光发现长城东端与大海接合处防御薄弱，敌人很容易乘机而入，必须想办法堵塞漏洞。他与参将吴惟忠彻夜商量，决定建造“入海石城”，将长城一直延长到大海深处。在4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戚继光“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或在东南沿海扫灭倭寇，廓清海疆；或在北方练兵御边，使蓟门安然。他智勇兼备，多谋善断，练兵有方，指挥戚家军“飚发电举，屡摧大寇”，甚至还出现过歼敌上千人，而“戚家军”却无一人阵亡的罕例，被誉为我国“古来少有的一位常胜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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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凯歌》

万众一心兮，群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

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

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迟留！

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石达开：龙凤之姿，天日之表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最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他不但多谋善战，而且敢于跳出常规，勇于实践。尤其是太平军占领庐州，在安徽开拓根据地期间，石达开积极设立地方行政体系，显示出其长远的政治眼光。

石达开（1831—1863），绰号石敢当，广西贵港人，客家人，太平天国名将，近代中国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16岁“被访出山”，19岁统帅千军，20岁封王。太平军金田起义后，屡次受挫。突破清军在两广的防线后，石达开率军进入湖湘，他在28天的时间里驰骋1200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令敌闻风丧胆，为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石达开生于农家，虽自幼丧父，饱经磨难，但少年时勤于耕读，颇知诗书，尤喜孙子兵法。1851年金田起义时，石达开率众4000余人赴金田团营，战斗中屡立战功，被封为太平军左军主将，永安封王时封为翼王五千岁，意为“羽翼天朝”。

太平军从广西向金陵进军，途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石达开均为开路先锋，攻城夺镇，所向无敌。尤其是1852年西王萧朝贵在湖南长沙阵亡后，太平军在长沙城下陷入清军反包围，形势万分危急。石达开率部西渡湘江，开辟河西基地，缓解了太平军的缺粮之危，又多次击败进犯之敌，取得“水陆洲大捷”，重挫清军士气。

1853年秋，石达开奉命出镇安庆，节制西征，他打破太平天国以往重视攻占城池、轻视根据地建设的传统，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扩大根据地范围，亲自指挥攻克清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迫使守城名将江忠源自尽。

1854年夏秋，太平军在西征战场遭遇湘军的凶狠反扑，节节败退，失地千里。石达开看出两军之差距在于水师，便命人仿照湘军的船式来造舰，加紧操练水师。在湘军兵锋直逼九江的危急时刻，石达开再度出任西征军主帅，亲赴前敌指挥，于1855年初在湖口、九江两次大败湘军，湘军水师溃不成军，统帅曾国藩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西线军事步入全盛。同年秋天，石达开又挥师江西，四个月连下七府47县。由于军纪严明，施政务实，爱护百姓，江西人民争相拥戴，许多原本对太平天国敌视的知识分子也转而支持太平军，队伍很快从一万多人扩充到十万余众，敌人哀叹“民心全变，大势已去”。

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人之间矛盾激化，发生了天京变乱的悲剧，东王杨秀清及其部下2万余人被杀害。石达开闻讯，从湖北赶回天京，因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遭到毁害，即缒城逃出天京，但家眷被杀。到安庆后，立即起兵回京靖难。天王洪秀全迫于形势，处死韦昌辉，并诏令石达开回京辅政。石达开回天京后，深受满朝文武拥戴，被尊为“义王”。但洪秀全此时已经不再信任石达开，他不得已于1857年5月离京避祸，先后转战于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

1863年5月，太平军到达大渡河，被清军围困于狭小的地域。石达开决心舍命以全三军，经双方谈判，由太平军自行遣散4000人，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剩余2000人保留武器，随石达开进入清营。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石达开麾下2000将士全部战死。石达开遇害时，被割100多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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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手对石达开的评价

清军方面对石达开的评价颇高，主帅曾国藩说“查贼渠以石为最悍，其诳煽莠民，张大声势，亦以石为最莠”；左宗棠说“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骆秉章说“能以狡黠收拾人心，又能以凶威钤制其众”，是“首恶中最狡悍善战”。文人周洵在《蜀海丛谈》中称其为“奇男子”，清朝一位贡生公开说石达开“龙凤之姿，天日之表”。

曾国藩：清廷柱石，中兴名臣

曾国藩是晚清的柱石，他与左宗棠、胡林翼一起被称为“同治中兴三大臣”，是清末汉族官僚中影响最大的人物。经他所推荐的人物多能任要职，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经他所推荐的督抚几乎占据了清朝督抚一级官员的一半以上，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的一生是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分不开的。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已席卷半个中国，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曾国藩遂在家乡办团练，这就是湘军。

1854年初，曾国藩所创立的湘军组成陆军13营，水师10营，共1.7万多人，同年正式出师与太平军作战。在湖南、湖北战场上，形势对太平天国十分不利，尤其是进军江西九江后，曾国藩得意忘形地叫嚷：“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太平天国派石达开等率军西援，在湖口、九江战役中，痛歼湘军水师。1855年2月11日，太平军放火焚毁停泊在江面的湘军大船百余艘，夺得曾国藩座船，曾国藩走投无路，投水自杀，被救起仓促逃入南昌，连连惊叹“呼救无人”“梦魂屡惊”。

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变乱，湘军乘机卷土重来，12月攻下武汉。接着李续宾率领湘军主力投入江西战场，陷九江，进逼太平军重要军事据点三河镇。由于孤军深入，湘军陷入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包围圈，湘军大败，李续宾以下文武官员400余人全部被歼。曾国藩不得不承认：“三河之挫，敝邑阵亡达六千人，士气大伤！”

曾国藩的湘军，虽然在三河遭到惨败，但力量并未溃灭，他仍然坚持夺取安庆进取天京的战略。1860年，曾国藩亲率湘军八万实现了对安庆的包围。这时太平军击溃江南大营，东征苏、常，咸丰帝气急败坏，要曾国藩赶快发兵救援。但是他拒绝应命，说：“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服金陵之张本。”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天国决定分兵两路，突入敌人后方，攻取武汉。这一行动，引起了湘军内部的一片惊慌，有人主张撤安庆之围，回师救援湖北。可是曾国藩不为所动，仍坚持原议，说：“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果然，太平军西取武汉的计划未能实现，而曾国藩孤注一掷，如愿以偿。经过五个月的争夺，1861年9月5日，安庆终于落入湘军手中。

1861年，曾国藩受命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悉归节制。这样，曾国藩集团一跃而成为汉族官僚中最大的实力派，并逐步取得了西方列强的好感和支持。1862年春，清政府宣布“借助”外国侵略军进剿太平军，“不为遥制”。曾国藩也认为帝国主义“有德于我”，“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他决心与洋人携起手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1862年初，他保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带兵入浙，保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率淮军去上海，让他们放手与洋人合作，协同夹击太平军。曾国藩自己则坐镇安庆，派他的胞弟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由皖北东下，进逼天京。

1864年春，太平天国在江浙基地大部分丧失，同时，天京各城门也被湘军合围。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屡败屡战，勇于调整错误，稳扎稳打，协调各方关系，凸显其优秀的政治天赋和军事才能。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毁之则为帮凶，誉之则为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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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推崇的曾国藩

曾国藩对近代中国影响很大，受到不少人的推崇。同僚左宗棠给他的挽联中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梁启超曾说,“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章炳麟曾说,“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毛泽东则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对曾国藩也推崇备至，曾说“足为吾人之师资”，并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第二讲 军事战役——铁马冰河入梦来

鸣条之战：商汤灭夏

鸣条之战是奴隶时代一场著名的战役，发生于夏代末年。当时夏桀无道，国内矛盾重重，危及四伏，四方的诸侯也纷纷背叛，约公元前1766年，在鸣条（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一说在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之西）商汤正式兴兵伐夏。这场战争成为夏朝灭亡的转折点，商汤由此建立了中国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

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氏族部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渐强盛起来，由夏的属国演变为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商汤即位并迁徙部族统治中心到亳地（今河南商丘）后，即积极筹措攻夏立国的大计。当时，夏朝的统治者是桀。他骄侈淫逸，宠用嬖臣，对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残酷的压榨奴役，引起普遍的憎恨与反对。

商汤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争取民众的政策，揭露夏桀的罪行，为讨伐夏桀奠定了舆论基础。在政治军事上，他重用伊尹、仲元，极力开展军队建设，修明政治。具体地说，他实施了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开展“用间”活动，派遣伊尹数次打入夏桀内部，充当间谍，掌握了夏王朝“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混乱状况。做到知彼知己，然后有针对性地实施自己的战略方针。

第二，先弱后强，由近及远，铲除夏桀羽翼。把第一个打击目标指向夏的属国葛，以替童子复仇的名义起兵灭葛。继而又集中兵力逐次灭亡了韦、顾等夏朝属国，并攻灭夏桀最后一个支柱，即实力较强的昆吾。夏桀陷于孤立的境地，商汤也完成了对夏桀的战略包围。

第三，正确选择和把握决战时机。在完成对夏桀的战略包围后，商汤对最后决战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几经试探和权衡方才作出决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立国近400年的夏王朝，即便已面临灭亡，但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商汤试探性地停止纳贡，夏桀立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职贡”，稳住夏桀，继续等待时机。不久，传来了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商汤再次停止向夏桀纳贡。这次，夏桀再次调动九夷之师，诸侯已经不听他的号令，有缗氏诸侯甚至公开反抗。此时，商汤认为伐桀的时机完全成熟，果断下令起兵。

约在公元前1766年，商汤正式兴兵伐夏。在战前，他隆重举行了誓师活动，一一列举夏桀破坏生产、残酷盘剥压迫民众的罪行，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目的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商汤还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战前誓师后，商汤简选良车70乘，“必死之士”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队在鸣条（今河南洛阳附近）一带决战。在决战中，商汤军队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归依于属国三（今山东定陶东一带）。商汤发扬速战速决、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攻灭了三。夏桀穷途末路，率少数残部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徽寿县南），不久病死在那里，夏王朝宣告灭亡。

商汤回师西亳（今河南偃师西），召开“景亳之命”大会，得到3000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天下之主的地位，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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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亡国暴君——夏桀

夏朝尚无皇帝尊号，也无天子之说。史书上把夏朝的君主叫做夏后或夏后氏。夏桀是历史记载的第一个亡国暴君，桀是商汤在他死后封他的谥号，是“凶猛”之意。桀是夏朝的第十六个君主，也是最后一个。桀本名履癸，大约在公元前1818年前后继承了父亲的大位。履癸文武双全，赤手可以把很粗的铁钩拉直。可惜，他虽然有勇力，却残暴无比，导致诸侯反叛，国灭身亡。

牧野之战：武王伐纣

商纣王统治下的社会动荡不安，而西方属国——周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积极开展伐纣灭商的大业。牧野之战，是周武王在吕尚等人辅佐下，率军和商军进行战略决战的一次大规模战争。战场上商军临阵倒戈，商朝灭亡。

商朝末年，周文王积极准备灭商，先后出兵攻灭西部的犬戎(今陕西武功东、兴平北，一说在今陕西凤翔境)、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巩固了后方，又转兵东进攻灭耆(商西土与国，一说在今山西长治西南)、邗(今陕西户县北，一说在今河南沁阳西北)、崇(今陕西户县附近)等商的盟国，对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形成进逼之势。然后，又将国都从岐地迁到丰邑，作为灭商的前进阵地。

周文王去世后，姬发继位，称周武王，加紧进行灭商部署。武王以姜尚为“师”负责军事，弟周公姬旦为“辅”，处理政务，召公、毕公为左右助手。他于文王墓前祭祀，令将文王牌位载于车中，宣称奉文王之命，率六师军队东进至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孟县西南)，会盟各诸侯国军。传说800诸侯不期而至，一起拥武王为盟主，结成灭商阵线。武王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拒绝诸侯即刻伐商的建议，会盟完毕，即率军西归，史称“孟津观兵”。

武王一面积极部署，一面派间谍到朝歌侦察商朝情况，并收买纣王重臣微子启、胶鬲等，促其反叛。当得知纣王杀死王子比干，囚禁其弟箕子，微子出走，太师疵和少师疆奔周而来时，周武王大喜过望。此时，商统治集团已严重分裂，商军主力远攻东夷(东部沿海地带)，朝歌空虚，遂决定先发制人，乘隙决战灭商。

周武王四年（前1057，一说前1027）十二月，武王率六师战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并联合庸(今湖北西北、陕西南部)、蜀(今四川境)、羌(今陕西、甘肃境)、微、卢、彭(均在今四川南部)、濮(今湖北西南)等方国军队，大举东进。戊午日，周军在孟津渡河，与各方国军队汇合。武王作“泰誓”，历数纣王“自绝于天”的罪行，宣布今“维共行天罚”的决定。接着，武王挥军北上，冒雨行军，于一月初进抵商郊牧野。甲子日早晨，攻商大军在牧野集结，武王占卜为吉，要求将士英勇奋战，又不滥杀败逃之敌。周军与诸侯国军士气高昂，列成左、中、右三个方阵，准备与商军交战。

纣王得知周军来攻，慌忙调集少数贵族军队，并武装了一大批奴隶、战俘开赴牧野。结果奴隶们临阵倒戈，引领周军杀往朝歌，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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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是一部以商周之争为线索的神魔小说。故事情节的真实成分微乎其微，大多是虚构出来的。然而，小说却创造了一个缤纷多彩的神话世界。殷商后期，朝政昏乱，传至纣王，更是荒淫无道。于是，天意决定兴周灭商，由女娲娘娘派遣狐狸精妲己出来祸乱商朝。纣王听信谗言，造炮烙，杀害忠良，诛杀后妃。元始天尊派遣姜尚下山，助周亡纣。姜子牙率领同门及周国军队，攻城掠地，声势日益壮大。而与姜子牙同一祖师的通天教主则因一些琐事与同门反目，协助商纣抗拒周师。于是以元始天尊、老子等及其同门子弟与西方教祖为一方，与通天教主一方，展开斗法、斗阵大战。种种道法、阵式、兵器各逞神威。前者代表正义，后者代表邪恶。最后还是由双方的同一师祖鸿钧老祖出面，平息了战争，鸿钧老祖将通天教主收归仙山。神仙之争一结束，商朝也就跟着完结。纣王摘星楼自焚，三位女妖完成灭商使命，周武王登基，建周家800年基业，姜子牙登台封神。全书在一片凯歌中结束。

柏举之战：千里破楚，五战入郢

柏举之战是公元前506年吴国与楚国在柏举发生的一场战争。此战吴国以少胜多，大败楚国，显示出兵圣孙子的谋略水平和一代名将伍子胥的指挥能力。

前506年秋，楚国大军围攻蔡国，蔡在危急中向吴国求救。另外，唐国国君也因愤恨于楚国的不断侵凌勒索，而主动与吴国通好，要求助吴抗楚。唐、蔡两国虽是蕞尔小国，但位居楚国的北部侧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吴国通过和它们结盟，遂可以实施其避开楚国正面，进行战略迂回、大举突袭、直捣腹心的作战计划。

同年冬天，吴王阖闾亲率其弟夫概和谋臣武将伍子胥、伯、孙武等，倾全国3万水陆之师，乘楚军连年作战极度疲惫，东北部防御空虚薄弱之隙，进行战略奇袭，吴军溯淮水浩荡西进。进抵淮汭（今安徽凤台附近，一说今河南潢州西北）后舍舟登陆，以3500精锐士卒为前锋，在蔡、唐军配合导引下，兵不血刃，迅速地通过楚国北部大隧、直辕、冥三关险隘（在今河南信阳南），挺进到汉水东岸。楚军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楚昭王急派令尹囊瓦、左司马沈尹戍、大夫武城黑、大夫史皇等人率军赶至汉水西岸进行防御。两军隔着汉水互相对峙。

楚军中左司马沈尹戍针对吴军作战的特点，向统帅囊瓦提出如下建议：由囊瓦率楚军主力沿汉水西岸阻击吴军的进攻，正面牵制吴军。而由他本人北上方城（今河南方城县境），征集那里的楚军，迂回到吴军的侧后，毁坏吴军舟楫，阻塞三关，切断吴军的归路。尔后与囊瓦所率的主力实施前后夹击，一举消灭吴军。囊瓦起初同意了沈尹戍的建议，可是待沈尹戍奔赴方城后，却又听从武城黑和史皇的挑拨怂恿，出于贪功的心理，而一改原先商定的作战计划，采取冒进速战的方针，不待沈尹戍军完成迂回包抄行动，即擅自单独渡过汉水向吴军进攻。

吴军见楚军主动出击，大喜过望，遂采取后退疲敌、寻机决战的方针，主动由汉水东岸后撤。囊瓦果然中计，尾随吴军而来，自小别（在今湖北汉川东南）至大别（今湖北境大别山脉）间，连续与吴军交战，但结果总是失利，由此而造成士气低落、军队疲惫。吴军见楚军已陷入完全被动的困境，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同楚军进行战略决战。

十一月十九日，吴军在柏举（今湖北麻城）列阵迎战楚军。阖闾弟夫概认为囊瓦素来不得人心，楚军无死战之志，因此主张吴军立即发起攻击。但阖闾出于谨慎而否决了夫概的意见。夫概不愿放弃这一胜敌的良机，便率领自己的5000部属奋勇进攻囊瓦的军队。楚军一触即溃，阵势大乱。阖闾见夫概部突击成功，乃乘机以主力投入交战，扩大战果，大胜楚军。囊瓦失魂落魄，弃军逃奔郑国，史皇战死。

楚军主力在柏举决战遭重创后狼狈向西溃逃。吴军及时实施战略追击，尾随不舍。终于在柏举西南的清发水（今湖北安陆西的涢水）追上楚军。吴军“因敌制胜”，用“半济击”的战法，再度给渡河逃命中的楚军以沉重的打击。吴军继续追击，至雍（今湖北京山西南）赶上正在埋锅造饭的楚囊瓦军残部，大破之；并与由息（今河南息县西南）回救的楚军沈尹戍部遭遇，主将沈尹戍伤重身亡，楚军大败。至此，楚军全线崩溃，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完全暴露在吴军面前。

吴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五战五胜，于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举攻陷郢都。楚昭王如丧家之犬逃往随国（今湖北随州）。吴国兵锋所向，威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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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点柏举之战

柏举之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战法灵活、影响深远的战争。吴军灵活机动，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的战法，一举战胜多年的宿敌楚国，给长期称雄的楚国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从而有力地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进而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勺之战：一鼓作气，以弱胜强

长勺之战发生于鲁庄公十年(前684)。齐鲁两个诸侯国交战于长勺，最后以齐国的失败、鲁国的胜利而告终。鲁军一鼓作气打败齐军，后乘胜追击，直逼齐国国都，获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此战成为中国战争史上的经典案例。

公元前684年春，齐桓公在巩固了君位之后，自恃实力强大，不顾管仲的谏阻，决定兴师伐鲁，以报复鲁国当年支持公子纠复国的宿怨，企图一举征服鲁国，向外扩张齐国的势力。

当时鲁国执政的是鲁庄公，他闻报齐军大举来攻，决定动员全国的力量，同齐军一决胜负。就在鲁庄公准备发兵应战之时，鲁国有一位名叫曹刿的人认为当政者庸碌无能，未能远谋。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遭受齐国军队的蹂躏，因而入见庄公，要求参与战事。曹刿询问庄公依靠什么同齐国作战。鲁庄公说，对于衣物食品之类的东西，总是要分赐给臣下，不敢独自享用。曹刿指出，这样做不过是小恩小惠，不能施及全国，民众是不会出力作战的。鲁庄公又说，自己对神明是很虔敬的，祭祀天地神明的祭品从不敢虚报，很守信用。但曹刿认为，对神守点小信，未必能感动神明，神也是不会降福的。鲁庄公想了一下又补充道，自己对待民间的大小狱讼，虽然不能做到明察秋毫，但是必定准情度理地予以处理。曹刿这时才说，这倒是尽到了君主的责任，为老百姓办了好事，具备了同齐国决一胜负的基本条件了。为此，他请求随同鲁庄公奔赴战场，鲁庄公允诺了他的这一请求，让他和自己同乘一车前往长勺。

鲁庄公十年(前684)，齐军仗着兵强马壮，直逼鲁境。鲁庄公暂时避开齐军锋芒，撤退到有利于反攻的地方长勺(今山东曲阜北郊)。齐国由于长期战争的胜利，将领鲍叔牙以下将士都轻视鲁军，认为不堪一击，于是发起声势浩大的攻击。鲁庄公见齐军攻击鲁军阵地，就要擂鼓下达应战的命令。曹刿劝阻说：齐兵势锐，我军出击正合敌人心愿，胜利没有把握，“宜静以待”，不能出击。庄公遂饬令鲁军固守阵地，只令弓弩手射击，以稳住阵势。齐军没有厮杀的对手，又冲不进鲁军阵地，反而受到鲁军弓弩猛射而无法前进，只得向后撤退。经过稍事休整，鲍叔牙又下令展开第二次攻击，曹刿劝庄公仍然不要出击，继续固守阵地。齐军攻势虽猛，但仍攻不进阵内，士气不免疲惫，再退回到原阵地。

齐军两次进攻，鲁军都没有应战，鲍叔牙和齐军将领都认为鲁军怯于应战，决定再次发动进攻。于是齐军声势浩大的第三次进攻开始了。曹刿看到这次齐军来势虽猛，但势头没有上两次大，认为出击时机已到，立即向庄公提出反击齐军的建议。庄公亲自擂起战鼓，发出攻击命令。鲁军将士闻令，士气高昂，奋勇出击，争先恐后，锐不可当，把齐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节节败退，鲁军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鲁军战胜，庄公传令追击。曹刿认为齐乃大国，兵力素强，不容易判定是否真正失败，很可能另有埋伏，阻止庄公下达追击令。他登轼而望，见齐军旗鼓杂乱，兵器倒曳，又下车观察到齐军战车的车辙十分混乱，判定齐军是真正溃败，这才追击。齐军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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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刿劫持齐桓公

曹刿，又名曹沫，春秋前期鲁国的大夫。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帮助鲁庄公打赢了长勺之战。司马迁在《史记 刺客列传》也曾记载了他。鲁国和齐国打仗，三次都输了。鲁庄公献出城邑求和。因此，齐桓公和鲁庄公在柯会盟。两个国君在坛上盟誓的时候，曹刿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桓公左右人都不敢动，桓公问他：“子将何欲？”曹刿说：“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以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只好答应把原来夺取鲁国的城池都归还，鲁国不费一兵一卒讨回失地。

城濮之战：退避三舍，诱敌深入

城濮之战，是我国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原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居于劣势的晋国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客观形势，恰当地选择了战场，采取政治外交联盟，形成对楚优势，掌握主动权，处于有理、有利的战略地位。然后，避楚锋芒，退避三舍，诱敌深入，合兵突击，取得决战胜利。

春秋时期，楚成王痛恨宋国背叛联盟，便发兵攻打宋国，攻占了缗邑，一直打到睢阳，四面用土筑起长长的围墙，想迫使宋军投降。忽然听说卫国派来使臣告急求救。原来晋不出兵援宋，采取借道卫国的策略，去进攻楚国的盟国曹国。卫国拒绝了晋国的要求，晋军就袭占了卫国重镇五鹿(今河南濮阳市南)，留军驻守，大军继续东进，进而威胁卫国首都楚邱(今河南滑县)。

晋国知道楚国是强国，因此继续开展外交手段，派使臣到齐国修复与齐的友好关系。然后，又恢复了和鲁国的友好关系。晋军接着进攻曹国都城陶丘(山东定陶县西南)，俘虏了曹共公。楚成王听说卫国被困，分派出申、息二镇的军队援救，留下元帅成得臣和斗越椒、斗勃、宛春等一班将领，和各路诸侯继续围宋。

晋军进攻卫、曹，原本是引诱楚军解宋围，北上和晋决战，然而楚继续围攻宋国。宋国再次告急，如果晋文公置之不救，不但不能报答宋襄公过去对自己的恩惠，而且失去宋国会影响全局。然而直接发兵救宋，又违背了引楚军于曹卫之野决战的战略。而联合齐秦还未成功，战胜楚国的把握不大，元帅邵谷又在此时死于军中，更使晋文公难下救宋战楚的决心。这时，新任元帅先轸提出对楚战略的良策：一是让宋国重礼赂贿齐、秦，使他们干预宋楚战争，进行调解；二是将曹国、卫国的土地赐给宋国，弥补宋国的损失，激励宋国军民斗志，继续坚守待援。

楚成王行至半途的时候，他听说晋军已攻破曹国，并且俘虏曹国国君，不由大惊失色。晋军侵曹伐卫进展迅速，卫降曹破，中原形势突变，楚国失去救援的战机，再继续下去，势必与晋军发生直接冲突。楚国本不想和晋军直接交战，没有作准备。因此，楚军决定立即停止进攻，进行战略退却，以待有利时机，再图对晋作战。同时派人告诫元帅成得臣，不要刚愎自用，不要进逼晋军。但成得臣并未在乎楚成王的告诫，而是率军追击晋军。

晋军哨骑传来楚军进击的消息后，晋国军队退避三舍，以实践晋文公当年对楚订下的诺言：如果两国交战，晋军先退让三舍。晋军的退避占据了外交优势，激励了晋军和联军的士气；而且避开楚军锋锐，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决战；还可以接近本土，缩短补给路线，可谓一退得先机，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

楚军到达城濮后占据有利地形，派斗勃送战书挑战。公元前632年四月四日晨，楚军元帅成得臣发出“今日必无晋”的号令，命令左右两军分别向晋军进攻。晋下军将领栾枝利用战场上沙尘扑面的条件，作为蒙蔽敌人掩盖自己虚实的沙幕。胥臣把马身上蒙上虎皮以壮大声威。晋军副帅胥臣指挥的大队兵车于战鼓声中突然杀出，蒙着虎皮的战马吓得陈、蔡军队惊慌回窜，阵容混乱，反而冲乱了楚军右军。晋军乘机猛攻猛打，击杀了蔡将公子印，将军斗勃也中箭而逃。楚军右翼死伤很多，进攻完全失败，把中军侧面暴露在晋军面前。栾枝驾车拖着树枝向北奔驰，掀起遮天沙尘。楚帅成得臣和将领斗宜申都以为晋军真败，力命左军攻击，晋方上军应战，随即后撤。不久，楚的左、右军失败，中军暴露。成得臣见大势已去，在晋军尚未形成合围前，出兵撤退，脱出包围圈，晋军获得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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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将先轸

先轸（？—前627），春秋时期晋国的卿大夫。姬姓，先氏。因采邑在原（今河南济源西北），又称原轸。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将领，以谋略见称，是早于孙武和吴起的谋略大师，是奠定中国古代军事谋略学的人物之一。他在“城濮之战”与“崤之战”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华，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元帅头衔的军事统帅。

即墨之战：坚壁清野，借机反攻

前284年，燕国将军乐毅率领多国联军伐齐，连下齐国70余城，齐国仅剩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二城，国家处于危亡之中。齐将田单整顿守城士卒，坚壁清野，抗击燕军。燕军换将后，齐军不断转换策略，等待战机。前279年，田单大破燕军，并复国，因功封“安平君”。

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燕昭王利用齐与诸侯的矛盾，联合韩、赵、魏、秦等国，以乐毅为主将，率五国联军击破齐军主力，燕军深入齐腹地，连取70余城后，遂集中兵力围攻仅存的即墨和莒（今山东莒县），时齐旧臣在莒拥立齐襄王法章，两城遂成犄角之势抗燕。乐毅见强攻一年仍不能克，即命燕军撤至两城外九里处设营筑垒，并对即墨采取绥抚之法，欲攻心取胜。

当时田单在即墨，因颇有军事才能被推为将军，代战死的即墨大夫率城中军民抗燕。即墨地处胶东，为齐之大城，人力、物力较为充裕，足可支撑一时。田单将城中将士7000余人加以整顿、扩充，并增修城垒，加强防务；继又抓住燕昭王新死，继立的燕惠王与乐毅不和这一有利时机，派人入燕行反间，离间燕君臣关系，言乐毅久攻不克，实为拖延时日以收买人心，企图占齐为王；又说齐人所惧者并非乐毅，如燕将易人，即墨即可攻破。燕惠王中计，改派骑劫代乐毅，燕军将士因主将被撤，内部不和。骑劫到任后，急于求功，改变乐毅长围久困之法，实施强攻，未能奏效，又改用恐怖手段威吓齐军。田单将计就计，诱使齐军施暴。即墨军民见被俘齐人皆被割鼻置于阵前，又见城外即墨人的祖坟被掘，尸首遭戮，无不痛心疾首，皆欲出战。田单又令城中人食必祭祖，引得鸟群翔集于即墨城上空，诡称有神师助齐，既给燕军造成心理压力，又稳定即墨军民之心。

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田单见即墨军民斗志旺盛，遂将妇女编入行伍之中，并亲与士卒劳动，犒劳将士。尔后，令精壮甲士掩伏城内，作好战斗准备。派老弱、妇女在城墙上守望，同时派使者诈降于燕。燕军因与齐军相持已达三年余，师老兵疲，皆欲尽早停战，遂不辨真假而信之。田单又征集民间黄金千镒，派一即墨富豪送至燕将手中，诈言即墨将降，请燕军保全其家，燕军至此深信不疑，只等受降，防备松懈。田单认为反攻时机成熟，乃征集千余头牛，牛身披五彩龙纹外衣，将锐利的兵器缚于牛角，以饱浸油脂的芦苇系于牛尾，又将城墙凿开十余洞以供牛出。趁夜驱牛出洞，点燃牛尾上的芦苇，受惊之牛狂奔燕军阵地，燕军见状大惊，被火牛撞死、撞伤者不计其数，继而又被紧随火牛阵后的5000齐军壮士搏杀。即墨城中则鼓声雷动，人声喧沸，声援齐军，燕军无备，仓促间无力抵抗，乱作一团，仓皇溃逃，骑劫于乱军之中被杀。齐军乘胜追击，将燕军赶出齐境，收复失地，迎齐襄王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田单受封安平君。

此战，田单面对优势之敌，打破常法，不厌诡诈，积极创造条件，变不利为有利，终以夜间奇袭战法一举扭转战局。“火牛阵”制胜，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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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国的胜利

齐军后来在即墨保卫战中能先坚守后反攻，最终一举击败燕军，是由于即墨有一定的防御条件；燕军分兵多路攻齐，发展过快，攻城克坚的准备和力量不充分；田单面对优势之敌，采取有效措施，取得即墨军民的支持，为挽救危局、实施反攻创造了条件。接着巧施反间计，借敌之手除去最难对付的乐毅，又针对骑劫警惕性不高，燕军士气不振的弱点，以诈降手段造成错觉，使之麻痹松懈。然后实施夜间奇袭，出其不意地击破围攻即墨的燕军主力，打好了反攻初期的关键性一仗，取得战场的主动权。最后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乘胜追击，在齐国民众的支持下，终于取得了复国的胜利。

桂陵、马陵之战：围魏救赵，增兵减灶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战国中期齐、魏两大国之间的两场著名战争。军事家孙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孙武“避实而击虚”“攻其所必救”“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动敌”的作战指导思想，在桂陵和马陵地区，先后以“围魏救赵”“增兵减灶”之计谋击败实力强大的魏国军队。这两场战争，彻底改变了战国时代的军事格局。

齐国自西周以来一直是东方的大国。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即位后，任用邹忌为相，改革吏治，强化中央集权，扩张军事，国势日渐壮大。面临魏国向东扩张的严重威胁，它积极利用赵、韩诸国与魏国的矛盾冲突，展开了对魏的斗争。

赵国为了摆脱魏国的控制，国君赵成侯于公元前356年在平陆（今山东汶上）和齐威王、宋桓侯相会结好，同时又和燕文公在阿（今河北南阳北50里）相会。赵国的行为引起魏惠王的极大不满，适逢公元前354年，赵国向依附于魏国的卫国发动战争，迫使卫国称臣。于是魏国便藉口保护卫国，出兵进攻赵国，包围了赵国国都邯郸。赵国立即向盟国齐国求援。

齐威王闻听赵国告急，遂召集文武大臣进行商议。丞相邹忌反对出兵救赵。齐将段干朋则主张救赵。但他同时又指出，以当时的战略形势来考虑，如果立即出兵前赴邯郸，赵国既不会遭到损失，魏军也不会消耗实力，对于齐国的长远战略利益来说是弊大于利。因此，他主张使魏与赵相互削弱，而后“承魏之弊”的战略方针，齐威王欣然采纳这一建议。

当时魏国的扩张，也引起楚国的敌视。因此，楚宣王便乘魏国出兵攻赵、后方空虚的时倏，派遣将军景舍率领部队向魏国南部的睢、地区进攻。而西边的秦国也不甘寂寞，发兵先后攻打魏国的少梁、安邑等要地。这样，魏国实际上已处于四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幸亏它实力雄厚，主将庞涓又决心破赵，不为其他战场的局势所动摇，因而一直勉力维持着邯郸方面的主攻局面。

魏赵两军相持一年有余，军队都非常疲惫，齐威王认为与魏军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率齐军主力救援赵国。田忌计划直奔邯郸，同魏军主力交战，以解救赵围。但军师孙膑提出了“批亢捣虚”“疾走大梁”的策略。田忌接受了孙膑的作战策略，统率齐军主力迅速向魏国国都大梁挺进。魏军听说都城遭到攻击，主将庞涓立刻率主力回救大梁。齐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一带）设下埋伏，以逸待劳，痛击魏军，使得强悍的“魏武卒”遭到极大的损失。

魏军虽在桂陵之战中严重失利，但不久就得到恢复。前342年，它再次发兵攻打比它弱小的兄弟之邦——韩国。韩国危急中遣使奉书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一如当年赵国求援，召集大臣商议此事。孙膑提出了“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即首先向韩表示必定出兵相救，促使韩国竭力抗魏。当韩处于危亡之际，再发兵救援，从而“尊名”“重利”一举两得。他的这一计策为齐威王所接受。

魏国眼见胜利在望之际，又是齐国从中作梗，立即将兵锋指向齐军。魏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率雄师10万扑向齐军，企图同齐军一决胜负。这时齐军已进入魏国境内纵深地带，魏军尾随而来，一场鏖战是无可避免。孙膑针对魏兵强悍善战，素来蔑视齐军的情况，巧妙利用敌人的轻敌心理，示形误敌，诱其深入。齐军与魏军刚一接触，就立即佯败后撤。为了诱使魏军进行追击，齐军按孙膑预先的部署，施展了“增兵减灶”的高招，第一天挖了10万人煮饭用的灶，第二天减少为5万灶，第三天又减少为3万灶，造成在魏军追击下，齐军士卒大批逃亡的假象，而暗中却不断增兵。魏军果然中计，不断追击。

孙膑判断魏军将于日落后进至马陵（今山东郯城一带），遂把这里作为预定战场。马陵一带道路狭窄，树木茂盛，地势险阻，有利于打伏击战。天黑后，魏军进入马陵，遭到齐军伏击。大将庞涓奋命抵抗，发现路旁一棵大树的皮剥掉，上面似乎有字，便命令士兵举火把产看，只见上面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忽然四周乱箭齐射，庞涓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齐军乘胜追击，又连续大破魏军，前后歼敌10万余人，并俘虏了魏军主帅太子申。

马陵之战，魏国自魏文侯、魏武侯以来所创的基业完全损毁，魏国的实力一落千丈，其大国地位被齐国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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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陵之战分析

马陵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场典型的“示假隐真”、欺敌误敌、设伏聚歼的成功战例。齐军取得作战胜利，除了把握救韩时机得当，将帅之间密切合作，正确预测战场和作战时间以外，善于“示形”、运用“增兵减灶”之计谋巧设埋伏乃是关键性的因素。所谓的“减灶”就是这场战争中“示形”的主要方式。它实际上是孙武“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以及“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等“诡道”原则的实战体现。

伊阙之战：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秦国为了打开东进的大门，攻占了韩国的新城，韩国为了夺回新城，联合魏军，与白起所率领的秦军在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白起率领秦军在伊阙大败韩、魏联军，使其一战成名，这就是伊阙之战。

公元前293年，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日益强盛。到秦昭襄王时，加快了兼并六国的步伐。乘齐、魏相持之际，首先蚕食中原要冲的韩、魏土地。

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秦左庶长白起率军夺占韩地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并继续向韩、魏进攻。韩、魏以公孙喜为主将,率联军24万进据伊阙迎击。伊阙为韩、魏门户，两山对峙，伊水流其间，地势十分险要。当时秦军兵力不及韩魏联军的一半，且联军已据险扼守，呈对峙态势。白起针对韩、魏两军互相观望，不愿当先出击的弱点，以少量兵力钳制联军的主力韩军。

秦军牵制住韩军后，集中优势兵力来对付魏国的部队。魏军战斗意志比较松懈，魏国人本来就不想战斗，仅为韩国助战，韩国为了夺回新城，战斗意志特别旺盛。但韩国是小国，认为魏军必会相助，所以希望魏军能担当抵御的主力。遭到攻击的魏军毫无防备，仓促应战，迅即惨败。韩军震慑，且侧翼暴露，遭秦军夹击，溃败而逃。白起乘胜挥师追击，全歼韩魏联军，俘公孙喜，攻占伊阙，夺取五城，共歼灭韩、魏联军24万。伊阙之战是先秦战史中一次较大规模的、且是以少胜多的歼灭战。战后韩、魏两国精锐丧失殆尽，被迫献地求和。白起因战功卓著擢升国尉，开始了其辉煌的军事历程。秦国也因此战的胜利以不可抗拒之势向中原扩展。

白起作为战国时期最杰出的将领，他的一生不仅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军事财富。他的作战指挥艺术，代表了战国时期战争发展的水平。白起用兵，善于分析敌我形势，然后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对敌人发起进攻。他创造了先秦战史上多次成功的歼灭战战例，是中国历史上最擅长打歼灭战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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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阙

伊阙，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区南约2000米处，是洛阳南面重要的天然门户。伊阙两侧是对峙的香山、龙门山，伊水流于其间，远望就像天然的门阙一样，故而被称作“伊阙”。隋朝的时候，炀帝都洛阳，皇宫大门正对伊阙，因此将伊阙改名“龙门”。此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古来龙门的名胜古迹就很多，除了龙门石窟，还有白居易墓园、龙门十寺等。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说：“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

秦灭六国：远交近攻，分化瓦解

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亲政后，继续采用远交近攻之谋，加快统一六国的步伐。他一面派谋士姚贾、顿弱等携带重金进行外交分化和拉拢活动；一面采用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的方针，展开强大的军事进攻。秦先后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统一了中国，结束了长达500年的诸侯割据。

秦国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改革，国力逐步强盛。从秦孝公到秦王政的100多年时间中，秦国国力不断上升，在政治上施行郡县制，在军事上施行战功爵禄制，不但完善了军队组织，而且加强了军队的后勤补给。在外交策略上，采用范睢所提出的远交近攻策略。具体方法是和较远的，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国家结成同盟，不断削弱临近的较弱的国家，增强自己的实力。通过这种方略，秦国逐渐蚕食并巩固其占领地区，实行有效占领，相继灭掉西周、东周，攻占韩国黄河以东和以南地区，设置太原、上党、三川三郡，领土包括今陕西大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和四川东北部的广大地区，为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六国面对强秦的威胁，虽然屡次合纵抗秦，但在秦国连横策略下先后瓦解而失败。他们时而“合众弱以抗一强”，时而“恃一强以攻众弱”，无法形成稳固统一的抗秦力量，给秦国各个击破以可乘之机。秦王嬴政在李斯、尉缭协助下制定了统一全国的战略。

前236年，秦王嬴政乘赵攻燕、国内空虚之际，分兵两路大举攻赵，经过数年的连续攻伐，极大地削弱了赵国实力。在无法一战灭赵的情况下，秦国转而攻国力较弱的韩国。前231年，韩国的战略要地南阳失守，次年，秦内史滕攻破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州市），韩国灭亡。前229年，秦大举攻赵，名将王翦率军由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出井陉（今河北井陉县），杨端出河内攻赵都邯郸。双方在这场战斗中互有胜负，但总体上秦国的国力较强，而赵国国君偏听偏信，杀害名将李牧，自毁长城。公元前228年，王翦向赵国发起总攻，秦军攻破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国公子嘉逃奔代，自立为代王。

秦国在攻赵的同时，兵临燕境。燕国无力抵抗，太子丹派荆轲以进献燕国地图为名，谋刺秦王政，结果刺杀失败。秦王政以此为借口，派王翦率兵攻打燕国。次年十月，王翦攻陷燕都蓟，燕王喜与太子丹率残部逃到辽东（今辽宁辽阳市）。秦国灭掉韩赵、重创燕国以后，北方大部分地区已为秦有，只有地处中原的魏国，孤立无援。前225年，秦将王贲引黄河水灌城，攻陷魏国都城大梁，魏国灭亡。

前223年，秦国大将为王翦率领60万大军攻楚，楚国大将项燕被杀，楚国灭亡。五国灭亡后，只剩下东方的齐国和燕赵残余势力。前222年，秦将王贲率军歼灭了辽东燕军，燕王喜杀太子丹向秦投降，燕国彻底灭亡。回师途中（今山西代县）俘获赵国余部代王嘉（其人在押途中自杀），赵国彻底灭亡。然后直逼齐国。齐王建慌忙在西线集结军队，准备抵抗。秦军避开西线齐军主力，从北面直插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齐国不战而亡。至此，六国全部为秦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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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大师范睢

范雎(?—前255)，也叫范且。祁姓，范氏，名雎，爵封“应侯”。战国时魏国人，著名的政治家，谋略大师。他是秦国发展为强国的里程碑式人物，对秦国的贡献不低于商鞅、李斯。他提出了著名的“远交近攻”策略，这一策略加速了秦国的统一进程，并深深影响了后世的许多谋略家，成为著名的军事外交策略。

巨鹿之战：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诸侯割据，军阀混战。公元前208年，复国不久的赵王歇被秦军将领王离率领的20万大军围困在巨鹿（今河北平乡），无奈之下派使者向楚怀王求援。当时秦军十分强大，没有人敢前去迎战。项羽为报秦军杀叔之仇主动请缨，于是楚怀王便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军6万余以解巨鹿之困。

秦末农民起义，陈胜吴广战死后，项梁率领的队伍成为义军中最大的一支，他大败秦军于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斩杀秦三川守将李由。

项梁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骄傲轻敌，被章邯偷袭以至被杀。章邯破项梁军后，认为楚地农民军主力已被消灭，于是渡河北上，移兵邯郸，攻击以赵歇为王的河北起义军。赵歇退守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秦军几十万围攻，赵歇粮少兵单，危在旦夕，乃遣使求救于楚怀王。

楚怀王接到信使的求援后，立即与起义军首领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刘邦率领向西直指关中；另一路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北上救赵。援赵大军进至安阳（今山东曹阳东南）后，宋义不敢向前。项羽痛斥宋义的怯懦行为并杀死了他，自率大军前行。

前207年12月，项羽率起义军到达巨鹿县南的漳水，立刻派遣英布和蒲将军率2万义军渡过漳水，援救巨鹿，初战告捷。接着，项羽率领全军渡过漳水，命令全军破釜沉舟，只带三日粮，以示不胜则死的决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巨鹿，断绝秦军粮道，包围了王离军队。项羽的决心和勇气，对将士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楚军猛烈攻击王离的大军。秦军大败，大将王离被俘，猛将苏角被杀，其余秦军将领或逃或死，巨鹿之围瓦解。

巨鹿解围后，章邯军退至棘原（巨鹿南），项羽军驻漳水之南，两军对峙，秦军的连续失败使章邯不再被秦朝所信任。项羽抓住时机，派蒲将军击秦军于漳水南岸。接着又亲率大军破秦军于汗水。章邯固守棘原与项羽对峙，派部将司马欣向秦廷告急求援。当时，秦廷赵高专权，猜忌将相，欲杀司马欣。司马欣潜回棘原，劝章邯早图良谋。章邯在降楚、退军之间犹豫不决。项羽派蒲将军率军日夜兼程渡三户津（古漳水渡朔，今河北磁县西南），断秦军归路，自率主力大败秦军。在项羽的沉重打击下，章邯进退无路，不得不于前207年7月在洹水南殷墟（今河南安阳）率其部众20万投降项羽。

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战争所取得的一场巨大胜利。它基本上摧毁了秦军的主力，扭转了整个战局，奠定了反秦斗争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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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破釜沉舟”说开去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这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的自勉联。上联用的是项羽破釜沉舟、大破秦兵的典故，下联用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雪耻的典故。

平灭三秦之战：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秦朝末年，群雄并起，纷纷反秦。刘邦和项羽成为反秦义军中最大的两支，由于项羽军的势力最大，因此成为义军的实际领袖。刘邦虽被封为汉王，但不甘于偏居一隅。后来，他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谋出关中，一举荡平三秦。

秦朝被推翻的时候，项羽、刘邦以及其他参加反秦战争的各路义军首领裂土封王，成为割据势力。当时势力最强的项羽准备一统天下，他表面上主张封王、分配领地，实际上暗怀称帝之心，准备对各个诸侯蚕食消灭。

各路诸侯中，唯一能和项羽抗衡的只有沛公刘邦，因此在分封土地时项羽故意把巴、蜀（今都在四川）和汉中（在今陕西西南山区）三个郡分给刘邦，爵为汉王，以汉中的南郑为都城。为了制衡刘邦，项羽还把关中划作三部分，分别分给秦朝的三个降将章邯、司马欣和董翳。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封地九郡，占领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一带的广大肥沃之地，以彭城（今江苏徐州）为都城。

刘邦虽然不满于自己的封地，但是慑于项羽强大的兵力，只能暂时领兵南进，入子午谷，经宁陕、石泉、洋县等地，到汉中就国。张良护送刘邦到汉中，目睹了汉中一带的山川地形，对汉中盆地、秦岭山脉南麓进行了详查，汉军绕道汉中城不进，先到汉中城西的褒中。张良查看了褒谷口地形后对刘邦说：“大王，你何不将这条栈道烧毁？”刘邦问道：“烧毁这条栈道，我怎能出得去呢？”张良说：“这条道路的北口就在雍王章邯的大门上！若不烧掉，你还没有打出去，他就会打进来。”张良接着说：“项羽不是怀疑你会再进攻他吗？烧掉了这条栈道，就等于向项羽表明你无能力抵抗他的进攻，也不准备再打回关中和他争夺天下。这样就可以麻痹项羽，使他解除戒备。然后大王以汉中这块地方为基地，屯兵养马，广积粮草，养精蓄锐，再图来日。”

刘邦听后，恍然大悟，连连称赞张良深谋远虑，立即下令烧毁栈道。栈道，是在险峻的悬崖上用木材架设的通道。烧毁栈道的目的是为了防御，而更重要的是迷惑项羽，使他以为刘邦的确没有出蜀中与之争天下的野心，从而放松对刘邦的戒备。

刘邦到了南郑，不久就拜韩信为大将，积极进行军事部署。韩信的第一步计划是，先夺取关中，打开东进的大门，建立兴汉灭楚的根据地。刘邦立刻派官兵修复栈道。这时，占据关中西部的章邯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大笑，他认为栈道烧毁后几乎不可能修复，即便要修复，其工程量是非常浩大的，仅仅几百个士兵根本不可能一时修复，没有十余年的时间汉军不可能修好。因此，章邯对汉军的行动并未作出有效的部署，仅派兵在栈道的出口一带进行戒备。

可是，不久章邯便接到紧急报告，说刘邦的大军已攻入关中，陈仓（在今陕西宝鸡市东）被占，守将被杀。章邯起初不相信，以为是谣言，等到证实后，慌忙领兵抵抗，已经来不及了。章邯被逼自杀，驻守关中东部的司马欣和北部的董翳也相继投降。号称三秦的关中地区全部被刘邦全部占领。

原来韩信表面上派兵修复栈道，装作要从栈道出击的姿态，实际上却和刘邦统率主力暗中抄小路袭击陈仓，趁章邯不备取得了胜利。“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一计果然奏效，由于吸引了敌军注意力，把敌军的主力引诱到了栈道一线，韩信派大军绕道到陈仓（今陕西宝鸡县东）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打败章邯，平定三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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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伎重演

一般来说，同一个将领使用某一策略后，敌方会吸取教训，防止再次上当。因此，故伎重演，难度很大。但韩信二施“暗度陈仓”，仍然让敌军上当，堪称一绝。楚汉相争，各路诸侯各自寻找靠山。西魏王豹原本是汉军的盟军，他见汉兵受挫就投靠了项羽。

韩信举兵攻打西魏，大军进至黄河渡口临晋关（今陕西大荔东）。西魏王豹派重兵把守临晋关对岸的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凭借黄河天险，封锁临晋关河面，壁垒森严。

韩信佯装从临晋关渡河决战，调集人马，大张声势，做出强攻的样子。魏军立即部署，准备迎敌。汉军却已从夏阳渡河，直取魏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魏军派兵堵截已来不及，西魏王豹被俘，西魏灭亡。

彭城之战：风雷激荡，快速袭击

前205年4月，刘邦乘楚攻齐之际，由洛阳率诸侯兵56万东向攻占项羽的都城彭城。项羽得知彭城失陷，立即率领精锐3万大破汉军，收复彭城，掳去刘邦的父亲和夫人吕雉。刘邦仅率数十骑突围出奔下邑(今安徽砀山)。这就是著名的“彭城之战”。

汉王二年（前205），刘邦东向伐楚，此时，项羽大军正在东边平定齐国之乱，后方空虚。刘邦抓住这个机会大举东进，一路上所向披靡，兵锋直指项羽的都城彭城。刘邦定三秦后，联合五个诸侯一起进攻项羽。汉军分三路行军，中路军由刘邦亲自统帅，部将为张良、陈平、韩信、吕泽、张耳、卢绾、夏侯婴以及五诸侯军。北路军由曹参、灌婴率领，汇合陈余军从梁鲁，与中路军会攻彭城。南路军由薛欧、王陵军自关中出武关走南阳，攻阳夏，向东进攻彭城。

此时关中并不稳定，章邯等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刘邦留下萧何守关中，周勃围废丘，樊哙郦商转战关中各地，而立韩国贵族后裔信为韩王平定韩地。早在刘邦定三秦的时候，项羽就预感刘邦会东进，不过此时他带兵进攻齐国有些分身乏术。而对刘邦的攻势，项羽一面分封郑昌为韩王，前往韩地抵抗刘邦东进。派龙且抵挡北路军，又派兵到阳夏阻拦南路军。除了南路战况史书缺乏记载外，其余各路作战均告失败。而项羽寄以厚望的英布却作壁上观，并未投入战斗。刘邦大军浩浩荡荡，56万大军数月就尽占楚地。

面对如此局面，项羽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留部将继续攻齐，自率精兵3万由鲁(今山东曲阜)迅速南下，出胡陵占领萧县，切断联军退路，随后，由西向东反攻。到达彭城外围后，暗暗潜伏，晨时突然发动进攻，中午即大破联军，将刘邦所部挤压于谷水、泅水(位于今江苏徐州市西)之地。联军自相践踏，被楚军斩杀10余万人，余部向西南山地溃退。楚军追至灵壁(今安徽濉溪西南)的睢水再歼联军10余万，并围困刘邦。当时天气状况非常恶劣，沙尘大起，刘邦仅率数十骑乘机逃走。此战，刘邦遭到严重挫折，诸侯纷纷背汉向楚。

彭城之战是一场经典的战例。刘邦夺取彭城时，项羽面对五大困境。其一，面临两线作战。齐国尚未平定，回师救楚，则腹背受敌；其二，兵力的极大悬殊。刘邦联军56万人，规模空前。项羽能够调动的军队至多十余万（此处史书记载不明确）；其三，后方沦陷，孤军深入，此时项羽的根据地全部丢失，完全成为孤军；其四，远离战场，长途奔波，敌人则以逸待劳，利用防御工事抵抗回师楚军；其五，盟友背叛，大环境陷入极度孤立的状况。

面对如此险恶的政治，军事局面，项羽提敢于大胆奇袭，以诸将率领大军继续平定齐国，作为迷惑刘邦的手段。而自己亲自带领3万精兵绕道彭城后方，以彭城为钓饵引刘邦上钩。战局果如项羽所料，汉军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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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河汉界的由来

楚河汉界来源于楚汉战争。“楚河汉界”在古代的荥阳（属郑州）成皋一带，该地北临黄河，西依邙山，东连平原，南接蒿山，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前205年，败于彭城之后刘邦仅率数十骑突围出奔下邑(今安徽砀山)，收集残部，退守荥阳。之后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以荥阳为主战场，展开了攻伐激战。前203年，刘邦出兵攻打楚国，项羽粮缺兵乏，被迫提出了“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的要求，从此就有了楚河汉界的说法。至今，在荥阳广武山上还保留有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边那座叫汉王城，东边的叫霸王城，传说就是当年的刘邦、项羽所筑。两城中间，有一条宽约300米的大沟，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鸿沟，也是象棋棋盘上所标界河的依据。

井陉之战：背水列阵，奇袭敌军

井陉之战是楚汉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役之一。汉军大将韩信在井陉（今河北井陉东）出奇制敌，击破赵军。这次战役中，韩信以不到3万的劣势兵力，背水列阵，一举歼灭号称20万的赵军，阵斩赵军主将陈余，活捉赵王歇，灭亡了项羽分封的赵国，为刘邦统一全国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前205年，项羽在彭城大破刘邦，这使许多诸侯纷纷背汉归楚，刘邦的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摆脱这一不利局面，刘邦采纳了张良等人的建议，制定了正面坚守、侧翼发展、敌后袭扰的战略方针。其中命令大将韩信率军开辟北方战场，逐次歼灭黄河以北的割据势力，向楚军侧背发展，就是这一战略计划的重要环节之一。

当时，黄河北岸尚有代（今山西北部）、赵（今河北南部）、燕（今河北北部）三个割据势力。这些诸侯国都依附于项羽，成为楚的羽翼。汉要灭楚，就必须先翦除这些诸侯国，使项羽陷于孤立。

韩信针对这些割据势力只图据地自保、互不救援的弱点，向刘邦提出逐次消灭代、赵、燕，东击田齐，南绝楚军粮道，对楚军实施侧翼迂回，最后同刘邦会师荥阳的战略，刘邦接受了韩信的作战方略。

前205年闰九月，韩信率军平定代地，活捉代国相国夏说。战斗刚刚结束，刘邦就把韩信的精兵调往荥阳一带去正面抗击项羽的进攻。前204年十月，韩信统率3万名新近招募的部队，越过太行山，向东挺进，对赵国发起攻击。赵王歇、赵军主帅陈余闻讯后，即以号称20万的大军集结于井陉口防守。

赵军主帅陈余手下的谋士李左车很有战略头脑，建议由自己领奇兵3万从小道出击，去夺取汉军的辎重，切断韩信的粮道；而由陈余本人统率赵军主力深沟高垒，坚壁不战，与韩信军周旋相持。李左车认为如果采取自己的策略，不出10天，就可以彻底消灭汉军。可惜陈余刚愎自用，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韩信得知李左车的策略未被采纳，赵军主帅陈余有轻敌情绪和希图速决的情况后，当即指挥军队开进到距井陉口30里的地方扎下营寨。半夜时分，命令2000名轻骑兵人手持一面汉军的红色战旗，由偏僻小路迂回到赵军大营侧翼的抱犊寨山（今河北井陉县北）潜伏下来；另外派出1万人为前锋，乘着夜深人静越过井陉口，到绵蔓水（今河北井陉县境内）东岸背靠河水布列阵势，以迷惑赵军，增长其轻敌情绪。部署甫定，东方天际晨曦微露，决战的一天悄然来临了。

天亮之后，韩信亲自率领汉军，打着大将的旗帜，携带大将的仪仗鼓号，向井陉口东边的赵军进逼。赵军见状，果然离营迎战。两军厮杀了一阵后，韩信佯装战败，让部下胡乱扔掉旗鼓仪仗，向绵蔓水方向后撤，与事先在那里背水列阵的部队迅速会合。赵王歇和陈余误以为汉军败退，挥军追击，倾全力猛攻背水阵，企图一举全歼汉军。

汉军士兵看到前有强敌，后有水阻，人人死战，赵军遇到惨烈的攻击。这时，埋伏在赵军营垒侧翼的汉军2000轻骑则乘着赵军大营空虚无备，突然出击，袭占赵营。赵军久攻背水阵不下，陈余只好退兵，猛然发现自己的大营插满汉军战旗，顿时惊恐，纷纷逃散。占据赵军大营的汉军轻骑见赵军溃乱，当即乘机出击，从侧后切断了赵军的归路；而韩信则指挥汉军主力全线发起反击。赵军仓皇向泜水（今河北获鹿南2.5千米）方向败退，被汉军追上，结果全部就歼。陈余被杀，赵王歇和李左车束手就擒，井陉之战韩信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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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左车

李左车是西汉初柏（今河北隆尧）人，战国时期赵国名将李牧之孙。秦末，爆发农民大起义，原来六国的贵族们纷纷复国，李左车帮助赵王歇复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广武君。韩信灭赵，李左车被俘。韩信以师礼待他，并向他请教攻打燕齐的方针，李左车说：“目前不宜攻燕、齐。应抚恤百姓，犒劳劳将士，同时以优势兵力向燕国进发，以造声势，迫使燕国顺从。一旦燕王顺从，齐国就会闻风而服。”这就是兵书上说的先虚后实之法。韩信采纳了建议，不久就取得了燕、齐的国土。后来韩信受到猜疑，遇害。李左车知道多留无益，回归故里，后世人将他神化，视为雹神。

昆阳之战：团结一心，以少胜多

昆阳之战是绿林起义军推翻王莽政权的一次战略性决战，也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一个典型战例。在这次决战中，刘秀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法，一举击溃王莽军的主力，敲响了新莽王朝彻底覆灭的丧钟。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建立新朝。统治极端黑暗，因而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其中以北方的赤眉、南方绿林两支起义军最大。起初王莽认为赤眉军声势较大，于是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围剿北方的赤眉军，派出由太师王匡、国将哀章统率的精兵10余万。以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拼凑的郡县军和临时招募的部队对付绿林起义军。

新朝派出数路“剿贼”大军，其中甄阜、梁丘赐所部被绿林军歼灭，严尤、陈茂所部被击溃，绿林军的声势空前强大，起义首领刘玄称帝，公开提出恢复汉朝，并建立更始政权。王莽这才意识到南方的绿林起义军的发展势头之猛烈，因此急忙转移战略重心，一方面将进攻赤眉的主力军调到南方作战；一方面紧急调集各郡兵力，准备彻底消灭绿林军。王莽为了编成对绿林军作战的强大部队，特任命大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寻为统帅，征调当时所谓精通63家兵法的人，充当军中的参谋人员，并任用长人巨毋霸为垒尉，专门负责构筑营垒，将虎、豹、犀牛、象等凶猛野兽圈至军内饲养，以便在作战时放出来，震撼敌人。各州郡均自选精兵，由郡和牧守亲自率领，限期到洛阳附近集中，各地到洛阳的兵力达42万，号称百万大军。这些军队集中后，即向颍川开进。在颍川又会合了严尤、陈茂的残部，随即向昆阳方向进击。

地皇四年(23)，新莽大军在统帅王邑的率领下围攻昆阳。纳言将军严尤根据以往作战的失利教训，认为不可把兵力用于昆阳这个既坚固又无碍大局的小城，大军应当直趋宛城，击破围攻宛城的绿林军，则昆阳将不攻自破。王邑听不进严尤的建议。他既无战略眼光，又缺乏深思熟虑，傲气十足地说：“我以前围攻翟义时，就因为没有能生俘敌人而受过指责，现在统帅百万大军，碰到敌人城池，竟绕道而过，不能攻下，这怎么能显示我们的威风!应当先杀尽这个城中的军民，全军踏着他们的鲜血，前歌后舞而进，岂不是更痛快吗!”于是王邑仍然坚持以10万大军围攻昆阳。昆阳城中的王凤、王常等见新莽大军云集昆阳，意志产生动摇，众将也都有分散离去之心。

起义将领刘秀看到这种情况后对城中的诸将说：“目前我军兵粮缺，而城外又有强大之敌，如能集中力量抗击敌人，还有取胜的可能；如果分散各自回去，势必都不保。况且刘绩等攻打宛城，尚未得手，也无力挽救我们。昆阳一旦失守，不出一天，各部也必将被敌各个击破。现在我们不同心协力，存亡与共，反而贪生怕死，真能保住自己的妻子财物吗?”诸将遭到刘秀嘲笑，都愤怒不已。王凤等向来轻视刘秀，此时见刘秀很有见识，才向刘秀请教破敌之策。刘秀经过分析情况，提出以王凤和廷尉大将军王常率人坚守昆阳城，自己当夜和宗佻、李轶等13骑，出昆阳城南门到外面去调集援军，对新莽军内外夹击。

起义军坚守昆阳的部队不足万人，在绝对优势之敌的猛烈攻击下，王凤等人发生动摇，向莽军表示降服，遭莽军的拒绝，这反而坚定了起义军的必死之心。于是，城内的绿林军军民并肩战斗，一次一次地打退新莽军队的强攻。刘秀到达定陵、郾城等地调集各地起义兵马杀回昆阳。刘秀为鼓舞大家的斗志，自率步骑兵1000多人为前锋，李轶率主力跟进。王邑、王寻也派兵数千前来迎战。刘秀亲自率领人马冲杀，斩莽军几十个人，跟随的将领一起奋勇杀敌，大败莽军，打掉了王邑、王寻的锐气。刘秀又散布宛城汉军战胜莽军的虚假消息，大大地影响了莽军的战斗意志。接着刘秀自率3000敢死队，自城西冲击敌人的中坚。王邑、王寻轻视刘秀，结果被打得大败，并阵斩王寻。昆阳城内的守军看到刘秀等人胜利，也冲出城门，内外夹攻莽军，杀声震天动地，王邑的42万大军迅速土崩瓦解。昆阳之战以起义军的最终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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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帝刘秀

刘秀，东汉王朝开国皇帝，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新朝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刘秀与兄长刘演在家乡乘势起兵，与诸豪杰并争天下。25年，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在河北鄗城的千秋亭登基称帝，依照封建王朝“家天下”的传统，刘秀所建立的王朝沿用了其祖先的国号——“汉”，史称东汉或后汉，刘秀就是光武帝。经过长达十数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平灭了绿林、赤眉、刘永、张步、隗嚣、公孙述等诸多割据势力和为数达百余万的大小农民起义军，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纷争20余年的中华大地再次归于一统。之后，光武帝偃武修文、大兴儒学、推崇礼教，奠定了东汉王朝近200年的基业，也把中国古代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推向了又一个高峰。

官渡之战：火烧乌巢，乱敌军心

官渡之战，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曹操以弱势兵力与袁绍的大军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曹军奇袭袁绍屯积在乌巢的粮仓（今河南封丘西），继而击溃袁军主力。此战奠定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天下大乱，其中以曹操和袁绍两股的实力最强。建安三年（198），袁绍击败公孙瓒，占有青、幽、冀、并四州之地。次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10万，战马万匹，准备南下进攻许昌，消灭曹操的势力，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昌，曹操部将多认为袁军强大不可敌。但曹操却根据他对袁绍的了解，认为袁绍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于是决定以数万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为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他作出如下部署：派臧霸率精兵自琅玡（今山东临沂北）入青州，占领齐（今山东临淄）、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安（今山东沂水县）等地，牵制袁绍，巩固右翼，防止袁军从东面袭击许昌；曹操率兵进据冀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东，黄河北岸），令于禁率步骑2000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协助扼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黄河南岸）的东郡太守刘延，阻滞袁军渡河和长驱南下，同时以主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一带筑垒固守，以阻挡袁绍从正面进攻；派人镇抚关中，拉拢凉州，以稳定侧翼。

建安四年（199）十二月，当曹操正部署对袁绍作战时，刘备起兵反曹，占领下邳，屯据沛县（今江苏沛县）。刘军增至数万人，并与袁绍联系，打算合力攻曹。曹操为保持许昌与青、兖二州的联系，避免两面作战，于次年二月亲自率精兵东击刘备，迅速占领沛县，转而进攻下邳，迫降关羽。刘备全军溃败，只身逃往河北投奔袁绍。当曹、刘作战正酣之时，袁绍谋士田丰建议袁绍“举军而袭其后”，但袁绍以儿子有病为辞拒绝采纳，致使曹操从容击败刘备回军官渡。

建安五年（200）二月，袁绍进军黎阳，企图渡河寻求与曹军主力决战。他首先派颜良进攻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企图夺取黄河南岸要点，以保障主力渡河。四月，曹操为争取主动，求得初战的胜利，亲自率兵北上解救白马之围。此时谋士荀攸认为袁绍兵多，建议声东击西，分散其兵力，先引兵至延津，伪装渡河攻袁绍后方，使袁绍分兵向西，然后遣轻骑迅速袭击进攻白马的袁军，攻其不备，定可击败颜良。曹操采纳了这一建议，袁绍果然分兵延津。曹操乃乘机率轻骑，派张辽、关羽为前锋，急趋白马。关羽迅速迫近颜良军，冲进万军之中杀死颜良，袁军溃败。曹操解了白马之围后，迁徙白马的百姓沿黄河向西撤退，袁绍率军渡河追击，军至延津南，派大将文丑与刘备继续率兵追击曹军。曹操当时只有骑兵600，驻于南阪（在白马南）下，而袁军达五六千骑，尚有步兵在后跟进。曹操令士卒解鞍放马，并故意将辎重丢弃道旁。袁军一见果然中计，纷纷争抢财物。曹操突然发起攻击，击败袁军，袁军主将文丑也死于乱军之中。

当时曹操缺粮，但袁绍却兵精粮足。其屯粮之地乌巢被曹军侦知，恰逢袁绍谋士许攸投奔曹操，建议曹操轻兵奇袭乌巢，烧其辎重。曹操立即付诸实行，留曹洪、荀攸守营垒，亲自率领步骑五千，冒用袁军旗号，人利用夜暗走小路偷袭乌巢，一把火将其粮草辎重烧了个尽光。袁绍获知曹操袭击乌巢后，只派轻骑救援，主力则猛攻曹军大营。可曹营坚固，攻打不下。袁军前线闻得乌巢被破，导致军心动摇，内部分裂，大军遂溃。袁绍仓惶带800骑退回河北，曹军先后歼灭和坑杀袁军7万余人。

官渡大战是三国时期最精彩的战役，也是战争史上著名的范例；它标志着曹操正式称雄于北方，为北方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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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列举的中国历史上“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著名战例之一。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条件，但首当其冲的是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实力明显不如人力物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袁绍，但他却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并最终大获全胜，其取胜之道是值得后人很好地深思的。

毛泽东对曹操这样评价：曹操能接纳能人之言，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全在于用人之道。这可以细分来看：刘晔、荀攸、许攸皆是人才，献上计谋，有化险为夷之功，由此观之，人才应该任用可说是一计敌万人。至于曹操，他是一个懂得运用人才的人才，能接纳他人之言，故袁绍兵多也不足为惧，正所谓兵不在多，在乎能否调遣。

赤壁之战：巧借东风，一战而天下三分

赤壁之战是三国形成时期的重要一战，孙权与刘备两军联合，以劣势对抗挟荆州之胜的优势曹军。孙刘联军在周瑜的指挥下，运用火攻大破曹军，从而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基础。

建安十三年（208）八月，荆州的割据军阀刘表病死，次子刘琮在舅舅蔡瑁、将领张允等人的支持下，继承了刘表的荆州牧之职。曹操率领大军从叶、宛的小路南下，击败了依附于荆州的刘备，占领新野。

面对曹操大军的声势，年幼的刘琮毫无主张，只好听信蔡瑁等人的建议投降曹操。败退的刘备想占领南郡（江陵），依靠那里大量的物资抵抗曹操；曹操得知刘备意图后，亲率5000精锐骑兵星夜追击刘备，由于大量百姓跟随刘备南下，曹军于当阳追上刘军，并将刘军击溃，刘备、赵云等仅以身免；刘备逃脱后直奔驻防夏口的关羽水军。曹操取南郡后，又攻取、招降了荆州八郡，受降刘琮水、陆军达15万人。

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认为，要抵抗曹军，必须联合江东孙权。刘备采纳了他的意见，派诸葛亮与孙权结盟，孙权在听取了周瑜、鲁肃、诸葛亮的分析后，决定抗曹，并命令周瑜、鲁肃、程普带3万多水军与刘备会合。十一月，曹操率领10余万大军，进攻夏口的刘备。曹操水军在赤壁与孙刘联军初次交战失利。曹操领主力到达后，大军在乌林驻扎，由于水土不服，曹军大量染上血吸虫病。为了克服曹军不适应水战的缺点，曹操命令把大部分船只用铁索联起来，形成为日后惨败致命的“连环船”。周瑜、黄盖等人发现连环船有不易躲避火烧的致命弱点，决定利用火攻。通常冬天吹北风，而江南由于气候问题，每年在十二月有几天反常的吹东南风。为方便纵火，周瑜、黄盖使出“苦肉计”，曹操被蒙骗上当。

在一个北风转东南风的夜晚，黄盖诈降，成功纵火，曹军大乱，联军乘机进攻。曹军大量被烧死、淹死、投降，曹操在亲卫队的保护下，仓皇从华容道逃回江陵。为避免战船落入联军手中，曹操命令放火烧毁其他营寨的所有战船。同时孙权在南方进攻合肥，曹操无奈命令张辽、乐进、李典星夜驰援合肥；留下曹仁、徐晃守江陵，自己退回许昌。一年后，曹操命令曹仁、徐晃退出江陵，防守襄阳、樊城，荆州大部分落入刘备、孙权手中。209年，孙权从东线进攻合肥，为刘馥所挡。曹操20余万大军，败给了只有五六万的孙刘联军，主要的原因是血吸虫病的流行和水土不服令北方军队丧失了战斗力，而曹操过于骄傲轻敌是主观原因；联军充分地利用了各个有利的条件，赢得胜利是理所当然的。

赤壁之战后，曹操的水军全部丧失，而刘备、孙权在赤壁之战后实力大大增强，曹操失去了在短时间内统一中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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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失误

1.马超、韩遂尚在关西，是曹操的后患。关西军一直是曹操的威胁。

2.舍弃陆上部队，用水师和东吴战争，不是曹操所擅长的。曹操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希望用荆州水军对抗吴军，可惜他错了，赤壁之战前那场接触战证明了一切。所以曹操才会锁战船，只不过正是因为这样才被敌人火攻。说到底还是水军不济造成的。

3.冬天，马没有粮草。《三国志 孙权传》记载：“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可见战马没有草料，人也好不到哪去，饥饿与瘟疫是困扰曹军的两大难题。这样的部队即使数量多也很难取胜。

4.率领中原的士兵打水仗，水土不服。

5.新收的荆州的部队，还没有归心。

夷陵之战：后发制人，火烧连营

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吴蜀之间的一场大规模战役，刘备在蜀中称帝三个月后，立刻以替大将关羽报仇为由，挥兵东征，气势强劲。东吴君主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率军应战，陆逊以逸待劳的方法，消减了蜀军的攻势，并利用地形，纵火烧敌，大破蜀军。

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被吕蒙擒杀，荆州为孙权所有，刘备在巴山以东的势力全部消亡。为挽回既得利益，并为关羽报仇，不顾大臣劝告，刘备决意东出，首先令车骑将军张飞自阆中(今属四川)会师江州(今重庆)。张飞出发前被部将刺杀，刘备大为痛惜，令诸葛亮留守成都，赵云在江州为后军督，自统大军于七月东征。

孙权听说刘备进军、派使求和，但却遭到拒绝。向刘备求和不成，孙权进一步与魏修好，八月，再次遣使称臣。曹魏趁势封孙权为吴王，加紧离间孙、刘。孙权接受封爵，同时命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统率朱然、潘璋、徐盛、韩当、孙桓等部5万人拒蜀军；令平戎将军步骘领兵万人守益阳(今属湖南)，企图阻止武陵(今湘西、黔东及鄂西南一带)土著部族助蜀。

当4万蜀军进攻巫(今四川巫山)、秭归(今属湖北)时，陆逊针对蜀军势盛、求胜心切以及地形于己不利的状况，采取先让一步、集中兵力、相机决战的方略，令守将李异、刘阿率部退至夷陵成亭(今湖北枝城北，长江东岸)一带，据守有利地形，将几百里峡谷山地让给刘备，以疲惫蜀军。次年正月，刘备遣将军吴班、陈式督水军进入夷陵地区，锁江东西岸。二月，亲率诸将自秭归南渡，经崎岖山道，进至夷陵，在夷道(今枝城)一带结成连营，刘备坐镇指挥；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至夷陵北，与吴军相拒，兼防魏军袭击；派侍中马良进至武陵郡，接应反吴投蜀的部族首领沙摩柯，争取更大支援。当刘备遣前部督张南围孙桓于夷道时，吴军众将请求陆逊派兵救援，陆逊知孙桓得人心，且夷道城坚粮足，坚持不予分兵。蜀军频繁挑战，吴将急欲迎击，陆逊耐心劝止，坚守不出。有的老将和公室贵戚出身的将领企图各行其是，欲贸然出动，陆逊绳以军纪，严加制止。

刘备埋伏8000蜀兵于山谷，派吴班在平地扎营，企图诱陆逊出战。陆逊识破其计，仍不与战。两军相持达半年之久。蜀军远道出师，速决不成，且营地分散，运输困难，兵疲意懈。时值暑热，刘备将水军移驻陆上，失去主动。闰六月，陆逊认为时机成熟，决定由防御转入反攻。先以火攻破蜀军一营，继令诸军乘势进攻，迫使刘备西退。张南闻讯，亦弃夷道北走，受朱然、孙桓南北夹击，战死。陆逊即令水军封锁江面、孙桓等扼守夷陵道，分割蜀军于大江东西，进而各个击破，火烧连营，克营40余。蜀军死伤惨重，将领杜路、刘宁投降，大将冯习及沙摩柯被杀。

刘备败退西北马鞍山，依险据守。陆逊集中兵力，四面围攻，歼蜀军数万。刘备领余部趁夜向西突围，后卫将军傅肜等被吴军斩杀。刘备军退向秭归，并令驿人于险道上烧铙铠阻塞道路以断后。吴军将领纷纷请战欲大举追击。陆逊为防曹魏袭吴，仅派李异、刘阿跟踪至南山(指秭归南岸之山)。黄权因归路被吴军截断，率众投魏。刘备收集散兵后由秭归退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不久病故。夷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后发制人的著名战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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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逊

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三国时期吴国的丞相，历任东吴大都督、上大将军、丞相。吴大帝孙权之兄孙策的女婿，世代为江东大族。于222年率军与入侵东吴的刘备军作战，以火攻大破之。曾多次和魏军作战，多能取胜。吴主孙权凡有大事都向他询问。孙刘联盟恢复后，专门为他刻印，让他代自己处理吴蜀之间的大事，信任程度极高，死后谥“昭侯”。

淝水之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东晋军在谢安的支持下，由其侄谢玄、谢石指挥抵御前秦苻坚的优势兵力。前秦军轻敌冒进，战线过长，补给无法跟进，军心不稳，遭到攻击后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导致大败。

东晋太元八年（383），前秦帝国大举攻晋，淝水大战爆发。前秦军举兵近百万，浩浩荡荡。东晋宰相谢安坚决抵抗，命晋军北上抗击秦军，总兵力8万，以谢石为大都督，谢玄为前锋，主力军队就是闻名天下的北府兵。秦军前锋苻坚之弟苻融领兵30万首先到达颍朔，秦军初战告捷，苻融攻占了寿阳，与此同时，秦军慕容垂部攻占了郧城。而且截断了东晋派来援救的胡彬退路，将其包围在硖石。曾经反对伐晋最坚决的的苻融赶快送信给苻坚说：“敌人少而且易捕获，就是担心逃跑了，请赶快派大军过来。”苻坚见信大喜，灭东晋心切，留大军于项城，带轻骑八千赶到寿阳。这时候无论是苻坚或者是苻融都认为东晋已是案板上的肉，于是派出原东晋守将朱序去劝降。朱序是淝水大战苻坚失败的最关键原因。

朱序原是东晋襄阳守将，太元三年（378），苻坚派出大军围攻襄阳，朱序顽强抵抗，坚守了一年，屡破秦军，城破后，苻坚没有杀他，反留在身边重用为太守。朱序到了谢玄营中将秦军部署和盘托出，并建议，趁秦军未完全集结，迅速出击。谢石本打算坚守不战，听了朱序的话后，便改变了作战方针，决定主动出击。十一月，谢玄派刘牢之率精兵5000到洛涧，秦将梁成率部5万隔洛涧布阵以待。刘牢之以5000军强渡洛水,攻击敌军5万人马，秦军居然被杀的大败，战死及践踏而亡15000人，秦大将梁成也被刘牢之突入阵内一槊刺死。这场战役下来，秦军有十多个将领被杀。

洛涧大捷后，令晋军信心倍增。谢石继续挥军水陆并进，直抵淝水东岸，在八公山边扎下大营，与寿阳的秦军隔岸对峙。由于秦军紧逼淝水西岸布阵，秦军扼守着淝水，晋军无法渡河，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又不允许晋军旷日持久的打消耗战，等到秦军90万大军都云集过来，这仗就不好打了。谢玄派使者去见苻融，要求秦军把阵地稍向后退，空出一块地方，双方一决胜负。苻坚认为让军队稍向后退，待晋军半渡过河时，再以骑兵冲杀，这样就可以取得胜利。苻融对苻坚的计划也表示赞同，于是就答应了谢玄的要求，指挥秦军后撤。这本来是一次正常的战术退却，但秦兵士气低落，结果一后撤就失去控制，阵势大乱。谢玄率领8千多骑兵，趁势抢渡淝水，向秦军猛攻。朱序趁机在阵后大叫“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有很多是强征入伍的，而且属于不同民族的贵族集团，各怀鬼胎，人心本来就不稳。又刚吃了落涧惨败，朱序这一喊，越发慌乱,几十万军队像山崩了一样的大溃逃。后面追兵如狼是虎，前面溃散犹如决堤洪水，没有一点作战意识。

晋军乘胜追击，一直到达寿阳附近的青冈。苻融被乱兵杀死，苻坚中箭负伤，单枪匹马逃回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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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战的影响

淝水之战，前秦军被歼和逃散的共有70多万。苻坚统一南北的希望彻底破灭，不仅如此，北方暂时统一的局面也随之解体，再次分裂成更多的地方民族政权，鲜卑族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苌等少数民族贵族重新崛起，各自建立了新的国家，苻坚本人也被姚苌俘杀，前秦随之灭亡。此战的胜利者东晋王朝虽无力恢复全国的统治，但却有效地遏制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侵扰，为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刘裕灭南燕之战：以车制骑，掌握主动

东晋灭南燕之战是在政治家、军事家刘裕领导下对北方割据政权所进行的一场战役。在这场战争中，刘裕根据少数民族骑兵的机动优势针对性地作战，采用以车制骑的方法，遏制了敌军的骑兵，为后世对付骑兵提供了借鉴。

东晋元兴二年（404），刘裕起兵击败篡晋称帝的桓玄。次年，拥戴晋安帝复位，控制了东晋朝政。南燕主慕容超见东晋内乱，从义熙二年（406）起，多次派兵袭扰东晋边境，南下攻掠淮北。彭城（今江苏徐州）以南晋民，纷纷筑堡自卫，抗击南燕军。时南燕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慕容超信用奸佞，诛戮贤良，赋役苛重，激起民众强烈的反抗。刘裕为抗击南燕，外扬声威，遂欲挂帅北伐。

刘裕伐南燕遭到大多数朝臣的反对，但左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参军藏熹极力赞成。南燕得知东晋大军来攻，南燕主慕容超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公孙五楼建议说：“吴兵轻敏果敢，利在速战，不应与其正面交锋，应据守大岘，阻敌深入境内，以拖延时日，沮丧敌之锐气，然后选拔精锐骑兵，沿海岸南下，切断敌军粮道，另以段晖率兖州军沿着山路东走，腹背夹击，此为上策；命各地郡守依险固守，坚壁清野，毁掉庄稼，使敌人无粮可取，其大军在外，求战不能，食尽兵疲，旬月之间即可获胜，此为中策；放纵敌人越过大岘，出城迎战，此为下策。”慕容超拒绝采纳公孙五楼上策和中策的建议。他主张放纵敌人越过大岘山，再行歼灭。太尉慕容镇也劝谏，不宜纵敌入岘，自贻窘逼，阻守大岘，才是上策。慕容超仍不听从。

东晋义熙五年（409）四月十一日，刘裕率军10多万，自建康出发，从水路走长江，自淮水入泗水北进。五月进至下邳 (今江苏邳县西南)，留下船舰、辎重，由陆路进至琅邪 (今山东临沂北)。所过之地构筑城堡，分兵留守，以防备南燕骑兵的突袭和切断后路。

刘裕率军经过大岘山，不见燕军出战，异常高兴。部将询问原因，刘裕说：“我大军已过大岘险关，士有必死的信念，田里到处是庄稼，我已无断粮之忧，敌人已在我掌握之中。”

六月十二日，慕容超派公孙五楼等将领率步骑5万，屯于临朐，当听到晋军已越过大岘山，又亲率步骑兵5万增援临朐。临朐在大岘山的西北，为广固南面的屏障，距城西40里有巨蔑水。慕容超遂令公孙五楼进据巨蔑水，但晋军前锋龙骧将军孟龙符也已到达，并将燕军击败。晋军占据了巨蔑水后，刘裕以兵车4000乘分为左右两翼，双车并行，继续前进。当晋军进至临朐城南，距城只剩数里，慕容超突然以万余骑兵前后夹击晋军。刘裕以车制骑，令兖州剌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等部奋力迎击，双方战至半日，燕军的骑兵始终不能发挥优势。此时，刘裕参军胡藩向刘裕建议说：“燕军全部出动，临朐城中留守兵力必然薄弱，愿以奇兵从间道攻取该城，此韩信所以破赵也。”刘裕欣然应允，立即派胡藩等将领率部暗中出燕军之后，直攻临朐；同时扬言晋后续大军已由海上而来。慕容超单骑逃出，奔于城南段晖军。刘裕乘胜猛击燕军，燕军大败，刘裕军斩南燕大将段晖等10多人。慕容超败广固，晋军奋力追击，进抵广固城下。

七月，南燕尚书垣尊、京兆太守垣苗越城而出，投降于晋军。随即向刘裕建议说，张纲善制攻城器械，如若擒获张纲，广固必能攻拔。不久，张纲被晋太山太守申宣俘获，送至刘裕军营。慕容超见大势危急，便向晋请求割让大岘以南为条件，称臣于晋，遭刘裕拒绝。

十月，张纲为刘裕军所造攻城器具完毕，晋军使用攻城器械杀伤燕军日众，加之燕军被困已久，城中粮食将尽，燕军士吏纷纷越城降晋。尚书悦寿认为燕“独守穷城，绝望外援。”虽然将军公孙五楼、贺赖卢曾挖掘地道，率众出城袭击晋兵，但无法破敌，故劝告慕容超降服。但慕容超说：“吾宁奋剑而死，不能衔璧而生。”

义熙六年二月初五，刘裕命大军攻城，悦寿开启城门放入晋军，慕容超率数十骑突围而逃，被晋军生俘，送至建康斩首。至此，围攻广固八个月之后，南燕最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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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灭南燕之战分析

刘裕在击灭南燕的作战中，针对燕军骑兵众多、机动和突击力强，长于平原作战的特点，采取以车战为主，配合以步、骑兵制胜的方针，既以车阵阻挡了骑兵的冲击锋锐，又发挥了车兵、步兵以弓箭矢石与长矛杀伤敌人的威力，使车战这种已从战国之后很少再成为战场的主要作战形式，又于特定的环境中重新显示了它的异彩，体现了古代“兵无常形、水无常势”的用兵法则。

隋灭陈之战：重点进攻，分割击破

隋灭陈之战是隋朝立国后统一全国，削平南方割据政权的一场战役。战争持续了两个月，便彻底摧毁了立国30多年的陈国。至此，自东晋十六国以来长达27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结束，中华大地重新统一于中央政权之下。

隋朝建立后，逐渐削平各地的割据政权，南陈是长江流域最大的一处割据政权，占据长江以南、西陵峡以东到东南沿海的400余县、200余万人口。隋文帝积极部署，准备灭陈。隋开皇五年(585) 十月，隋文帝以清河公杨素为倌州总管，经略长江上游，在此后的三年内动员数十万人修缮朔方(治岩绿，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灵武(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一带长城，并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城数十，以加强北部边防，保障南进时后方无忧。

开皇七年（587），隋军进兵江陵(今属湖北)，兼并萧梁小政权，扫除南进障碍。第二年三月，文帝下诏，列举陈后主罪行又送玺书暴其罪恶20条，并在江南散发诏书30万份，以争取人心。十月份，隋文帝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置淮南道行台省，以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主管灭陈之事。命杨广为行军元帅，杨素等为副帅，集中51.8万人的水陆军，自长江上游至下游分为8路攻陈：杨素指挥水军主力，出巴东郡，顺流东下，与荆州刺史刘仁恩军相配合，一举袭占狼尾滩(今湖北宜昌西北)，继而攻克岐亭、延洲(今长江西陵峡口、湖北枝江附近江中)，击破上游陈军防御，消灭长江及沿岸陈水陆军；杨俊指挥上游3路进攻江夏(今武昌)，以扼控长江，在汉口(今湖北汉水入长江之口)以西阻止上游陈军东援，为下游隋军主力进攻陈都建康(今南京)，创造了有利形势；晋王杨广指挥下游5路，渡江进攻陈都建康。十一月，文帝至定城(今陕西华阴东)誓师，准备渡江的各路隋军进抵长江北岸，完成进攻准备。

陈后主荒淫骄侈，政治腐败，既不懂军事，又不纳部将建议，自恃“长江天堑”，疏于防务。为了元会(即春节)之庆，竟命镇守缘江重镇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南徐州(治今江苏镇江)的两个儿子率战船回建康，致使江防更为薄弱。十二月，长江上游隋军首先发起进攻。杨俊督水陆军10余万出襄阳(今属湖北)，进屯汉口(今湖北汉水入长江之口)。陈命散骑常侍周罗睺都督巴峡缘江军事，与郢州刺史荀法尚部数万，据守江夏，同杨俊军相峙月余。时隋行军总管周法尚率舟师3万，进至樊口(今湖北鄂州西)，击破抗拒的陈军。杨素率水军出巴东，于次年正月，攻破西陵峡口各要点，击败陈南康内史吕忠肃军，继续顺江而下。陈荆州刺史陈慧纪屯公安(今湖北公安西北)，见大势已去，便率军3万、楼船千余艘，顺江东走，企图入援建康，被杨俊军阻于汉口以西。杨素继以主力沿江东下，与杨俊军会师汉口，另派一部南下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击擒陈岳阳王陈叔慎。

开皇九年（589）正月初一，隋军大将贺若弼军出广陵南渡，韩擒虎军出庐江由横江口(今安徽和县东南)夜渡，袭占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晋王杨广军出六合(今属江苏)进屯桃叶山(今六合东南)。很快突破长江防线，贺若弼军攻占京口(今江苏镇江)，俘南徐州刺史黄恪。所俘6000余人，均优待释放。

陈后主放弃钟山(今南京紫金山)、石头(今南京城西清凉山)山险不守，命诸军屯于都城内外。隋军贺若弼部进据钟山，屯于山南白土冈东，渡江攻占南陵(今安徽贵池西南)的总管杜彦与韩擒虎合军步骑2万，进屯新林(今南京西南)。行军总管宇文述率军3万渡江，进占石头。至此，隋军对建康已形成包围。数日后，建康城被攻破，陈后主被俘虏，陈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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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若弼

贺若弼（544—607)，字辅伯，河南洛阳人，隋朝著名将领。他为人深谋大略，少年时慷慨有大志，是隋朝统一过程中的重要将领，因功授上柱国。后触怒隋炀帝，连同当年一起灭陈的功臣高颍、宇文弼等一起被杀。

浅水原之战：后发制人，疲敌制胜

陇西割据势力薛举、薛仁杲父子在西北地区建国，欲和建都长安的唐政权争锋。薛举自称“西秦霸王”，有万夫不当之勇。李世民抓住西秦将帅勇而乏谋、轻敌好战的缺点，后发制人，疲敌制胜，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唐武德元年(618)七月，陇西割据势力薛举率军大败唐军殷开山等人，俘虏唐军将领李安远、刘弘基、慕容罗，并准备乘胜直取长安。不过，八月薛举便病死，其子仁杲继位，称“西秦霸王”，驻屯折城(今甘肃泾川东北)，继续攻唐，威胁关中。为消除西北隐患，唐高祖李渊于十七日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西击薛仁杲。李世民军至高(今陕西长武西北)，薛仁杲派大将宗罗睺率10余万大军迎战。宗罗睺多次挑战，唐诸将亦屡次请战，但李世民认为唐军新败，士气受挫，而薛仁杲恃胜而骄，应闭垒以待，等其粮尽卒疲，我军振奋，可一战破敌。并下令：敢言战者斩!双方相持60余日，薛军粮尽，将士离心，其内史令翟长孙、将军梁胡郎等纷纷率部降唐。

李世民见时机成熟，乃选择浅水原有利地形，派行军总管梁实扎营于原上，诱薛军出战。宗罗睺大喜，尽率精锐猛攻梁实部。梁实据险扼守数日，薛军屡攻不下，士卒疲惫。李世民又令右武侯大将军庞玉率军在浅水原南部列阵，宗罗睺掉头来攻，在庞玉几乎难以支持时，李世民出其不意，亲率大军从浅水原北突击宗罗睺之后。宗罗睺被迫率部还战，唐军前后夹击，斩首数千级，投涧谷死者不计其数，宗罗睺率残部逃往折城。李世民即率2000余骑兵乘胜追击，并令步兵随后紧跟。窦轨叩马苦谏不可轻进，李世民认为破竹之势，不可轻失，迅速进至折城下，扼守泾水南岸，使溃败的宗罗睺军不得入城。薛仁杲仓促列阵于城下，其骁将浑干等临阵降唐。薛仁杲恐惧，退入城中拒守。

傍晚，唐大军相继赶到，四面合围，宗罗战死。夜半，守城士兵纷纷出降。薛仁杲见大势已去，遂于次日晨出城投降。李世民将其押解回长安，被唐高祖李渊斩于市。

在浅水原之战中，李世民巧妙地利用步兵和骑兵两个兵种在攻守上的不同优势，在长期的正面坚壁挫锐之后突然加以狂风暴雨般的背后突袭，从而获得会战的胜利，而此后又趁破竹之势以骑兵快速突击，攻灭敌人的老巢。这一套兵法成为后来李世民连破强敌的典范之作，如后来击刘武周、宋金刚、窦建德、刘黑闼等人，所采用的战术与浅水原之战都不无相似。利用骑兵奇袭敌军侧背，当己方占有骑兵优势时还并困难，但如浅水原之战那样，唐军在骑兵上全然占劣势，却仍然能取得全胜，这不能不归功于李世民过人的军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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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举

薛举，隋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西）人。曾任金城（今甘肃兰州）校尉。为人 容貌瑰伟，剽悍善射，骁武绝伦，家产巨万，广泛交结豪猾，雄于边朔。隋末天下大乱，各地烽烟四起。薛举与其子薛仁杲一起起兵。占据陇西之地，统兵13万，不久称帝，迁都天水（今甘肃天水）。唐武德元年（618），击败殷开山等人率领的唐军，兵锋大盛。后准备与唐政权争夺天下，但不久病死。

虎牢之战：避敌精锐，奇兵突袭

虎牢之战是唐初唐军与河北割据势力窦建德在虎牢关的一场大决战，当时唐军正欲削平割据河南的王世充，窦建德来援。唐军避敌精锐，疲敌制胜，一举击败了窦建德的“夏军”，并俘虏“夏王”窦建德，使得“大夏”政权随之瓦解。

隋大业十三年（617），隋朝的统治几乎土崩瓦解。镇守太原的李渊趁隋炀帝杨广巡游江南、群雄并起之际，夺取首都长安，立杨广的孙子杨侑为帝，尊杨广为太上皇。大业十四年（618），杨广在江都（今扬州）因兵变被杀，李渊于是废杨侑自立，改国号为唐，正式建立起了新政权。

唐朝初建，各地的割据势力还很多，其中以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势力最大。王世充原为东都留守官，他拥立杨广的另一个孙子杨侗为帝，延续杨隋一脉，不过实际大权尽落王世充手中。隋炀帝死后，王世充也抛开杨侗，自己称帝，国号郑，并利用唐军在河东作战无暇顾及东部的机会，夺取了唐朝在河南的部分土地。

李渊为夺取中原，采取先郑后夏（窦建德建立大夏政权）、各个击破的方略，唐武德三年（620）七月，唐高祖李渊命令李世民领兵8万向东攻打王世充。同时派遣使者与窦建德言和修好，使他保持中立。王世充从各州镇挑选勇士聚集洛阳，命令他的三个侄子分别镇守襄阳（今湖北襄阳）、虎牢、怀州（今河南沁阳）等重镇，命令他的兄长、儿子防守洛阳，他亲自率步骑3万迎击唐军。

李世民率步骑5万进军慈涧（今河南新安东），王世充被迫撤回洛阳。李世民于是决定先扫清外围然后攻城，经过8个月的作战，唐军攻克回洛城，并占领虎牢，河南50余州相继归降。李世民率军进逼洛阳，经过一番激战，将其合围。王世充困守孤城，缺乏粮草，民心颓废，几次派使者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得知洛阳危急，怕唐灭郑后危及自己。于是率兵10余万西进，连续攻克管城（今河南省省会郑州）、荥阳（今属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地，进到虎牢的东面。

李世民与部下商议对策，部将多主张退避。他力排众议，决定分兵围困洛阳，占据虎牢要地，阻止窦军向西进军，一举两得。由于虎牢地形险阻，窦军不能前进，驻扎了1个多月，多次作战不利，士气低落，将卒思乡。李世民得知，引诱他出战。窦军果然全部出动，李世民下令骑军队直冲入窦军。窦建德正和群臣议事，唐军突至，前后夹击，阵势大乱。唐军追击30里，俘获5万多人，窦建德受伤被俘。李世民回军洛阳，王世充就投降了。

此战，李世民围城打援，避锐击惰，奇兵突袭，一举两克。至此，唐王朝的统一大业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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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牢关

虎牢关，又名虎关，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区西北部16公里的汜水镇，因西周穆王在此牢虎而得名。虎牢关南连蒿岳，北濒黄河，山岭交错，自成天险，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三国时三英战吕布更使其名声大振。

历史上许多军事活动均发生于虎牢关。春秋鲁襄公二年(前571)，晋悼王会诸侯于戚以谋郑，用孟献子“请城虎牢以逼郑”之计，开始在此筑城。

唐平萧铣之战：兵贵神速，出其不意

唐平萧铣之战，是唐政权削平割据，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对长江中游、江南割据势力萧铣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把江南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纳入了唐政权的管辖范围，加速结束了全国的战事，使老百姓获得正常生活，尽快地脱离了战争。

唐政权准备扫平王世充、窦建德割据政权。盘踞在江陵一代的后梁萧铣派舟师溯江而上，企图攻取唐朝峡州(今湖北宜昌)、巴、蜀等地，被峡州刺史许绍击退，遂退守安蜀城及荆门城。为了削平后梁萧铣这一割据势力，唐高祖李渊调李靖赴夔州(今四川奉节)对付萧铣。

唐武德四年（621）九月，唐高祖诏令调发巴、蜀兵士，集结于夔州，并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兼行军长史，统辖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进；又任命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为北路军；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为南路军；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为东路军。四路大军分头并进，一齐杀向江陵，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攻势。

适值秋天雨季，江水暴涨，流经三峡的滔滔江水咆哮狂奔而下，响声震撼着峡谷。萧铣满以为水势汹涌，三峡路险难行，唐军不能东下，遂休养士兵，不加防备。唐将也大都望而生畏，请求待洪水退后再进兵。李靖以超人的胆识和谋略力排众议，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李孝恭依从其议，遂率战舰2000余艘，沿着三峡，冲破惊涛骇浪，顺流东进。由于萧铣毫无防备，唐军连破荆门、宜都二镇，并乘胜前进，十月即抵夷陵城(湖北宜昌)下。

这时，萧铣的骁将文士弘率数万精兵驻守在附近的清江。李孝恭大兵一到，即想进击。李靖献上避其兵锋，挫其锐气，然后一战可擒的战术，但李孝恭连战告捷，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没有听从他的劝告，遂命李靖留守军营，自己率兵出战。果然不出李靖所料，双方一交战，孝恭军大败，即逃奔南岸，损失很大。文士弘获胜以后，即纵兵四出抢掠，兵士肩扛手提，多有收获。李靖见敌军队伍大乱，遂不失时机，迅即指挥唐军出战。文士弘军队一时难以收拢，措手不及，结果被唐军打得落花流水，被杀及溺水而死者将近1万人，获得舟舰400余艘。

攻下夷陵之后，李靖又马不停蹄，率轻骑5000为先锋，直奔后梁都城江陵，李孝恭率大军继后。李靖首先攻克江陵外城，接着又占领水城，缴获了大批舟舰，却让孝恭全部散弃江中，顺流漂下。诸将对此做法都困惑不解，认为缴获敌船，正好充当军舰，为何却遗弃江中，以资敌用？李靖胸有成竹地说：“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李靖的疑兵之计果然奏效，长江下游的萧铣援兵见江中到处都是遗弃散落的舟舰，以为江陵已破，都疑惧不前。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等将赴江陵朝见，在行进途中听说萧铣已败，便都到孝恭营中投降。

唐军把江陵围得水泄不通。萧铣见内外隔绝，外无援兵，城内又难以支持，走投无路，遂开门投降唐军。李靖率军进入城内，号令严肃，秋毫无犯。这时，诸将都以为萧铣将帅抗拒官军，罪大恶极，建议籍没其家财产，用以犒赏官军将士。李靖立即出面劝止。李靖高瞻远瞩，宽宏大度，不贪财宝，确比诸将更高一筹。他这一做法颇得人心，由是江、汉纷纷望风归降。萧铣投降几天之后，十几万援军相继赶到，听说萧铣已经投降，唐朝的政策宽大，也都放下兵器不战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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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平萧铣之战分析

李靖平萧铣之战，首先抓住战机，不因长江水涨而裹足不前，利用萧铣的麻痹和轻敌，迅速沿江而下控制了长江流域水道。其次，李靖在作战过程中，不断调动萧铣，使萧铣部队的锐气不断削弱，最终失去速战的决心与信心。最后，李靖放舟入江，使下游驰援的梁军认为江陵已破，对江陵局势作出错误判断，失去了支援江陵的最佳时机。

宋灭北汉之战：围城打援，结束割据

宋朝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为铲除割据政权，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与其主要谋臣赵普，参考后周显德二年(955)北部郎中王朴所献“平边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准备首先削平南方割据政权，在取得南方雄厚的人力物力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北面的强敌辽国，消灭北汉。

北汉依仗辽国的支持，经常南下骚扰宋境，双方冲突始终未断。宋太祖虽然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但在平定南方各国的过程中，因北汉比较弱小，且处于战略要地河东，为阻遏其来袭，宋军常对北汉以攻为守，发动多次进攻，准备相机进取。

早在宋乾德元年(963)七月，赵匡胤在平定荆湖谋伐后蜀之际，就曾派安国节度使王全斌等进入北汉边地。北汉向辽乞援，欲和宋分庭抗礼。王全斌等则乘辽尚未发兵，夺占北汉乐平(今山西省昔阳县)，并攻打辽(今山西左权县)、石(今山西离石县)二州。次年正月，宋军再次进攻辽、石等州，辽州刺史杜延韬降宋，北汉再次向辽告急。辽帝耶律璟发骑兵6万驰援，将宋军击退。

宋开宝八年(975)十月，南唐已平，宋太祖再兴北伐之师，并准备收复燕云。次年八月，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宣徽北院使潘美等分率五路军马云集太原城下，与北汉军和来援的辽军展开激战。不料，宋太祖赵匡胤驾崩，其弟赵光义继位，因国丧之故，遂于十二月召回北伐之师。至此，宋太祖遣军进攻北汉的战争，均因辽军援阻，未获成功。

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太宗决定再次进军北汉，并采取攻城阻援的作战指导，其部署是：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率军攻太原；云州观察使郭进率军赴太原北石岭关(今山西忻县南)，阻击从北面增援的辽军；孟玄莆率军驻泊镇州，阻击从东面增援的辽军；宋太宗赵光义亲率主力一部出镇州(今河北正定)，牵制幽州的辽军大规模西援或南下。

北汉主刘继元闻宋大兵压境，急遣使赴辽求援。辽帝命南府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敌烈为监军，率兵援救北汉。三月十六日，耶律沙率军日夜兼程进至白马岭(今山西盂县东北)，与郭进阻援部队相遇，两军隔大涧对峙。耶律沙打算等后续部队到齐后再战，敌烈等认为立即进攻有利，于是抢先渡涧进攻宋军。郭进军乘其半渡，突然出击，斩敌烈等五员大将，歼敌万余人，辽军余众仓皇逃走。北院大王耶律斜轸率军赶到，万箭齐发，宋军始退。北汉再次派人向辽求援，但使者都被郭进军捉住杀掉。

宋军打援获胜，乘势全线进攻。四月中旬，宋军攻下盂县、隆州、岚州等地区后，宋太宗率军至太原，以数十万大军，集兵围城。四月二十四日夜，宋太宗命宋军诸将攻城，未果。五月初一，宋军再次急攻城西南隅，陷其护围羊马城，北汉宣徽使范超出降。初三，宋太宗至城西北隅，北汉马步军都指挥使郭万超等先后出降。初四，宋太宗至城南，再次招降，同时挥军猛烈攻城。远在代州(今山西代县)的北汉驸马都尉贞俊向辽帝告急，耶律贤因辽军在白马岭新败，不能再发救兵。这时，宋太宗下令决汾水灌城，使太原城内一片汪洋。刘继元在外无援兵、内无斗志的情况下，于五月初六出城投降。宋太宗命刘保勋主持太原政务，封刘继元为右上将军、彭城郡公。同时考虑太原城坚难克，为根除割据之患，将太原城彻底摧毁。

至此，北宋消灭北汉之战以宋军的胜利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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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评析

从北宋统一战争的全局来看，宋灭北汉之战所以能取得胜利，首先北宋王朝根据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的情况，决定了先南后北、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当时，北方的北汉得到辽的支援，军事力量较强。根据这种南弱北强的形势，从弱处下手，对南方7个政权各个击破之后，为宋灭北汉战争取得胜利，从战略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蒙哥攻宋之战：迂回包抄，突破天险

在蒙宋战争中，蒙哥汗统军攻宋的战争是一场迂回大包围的战役，他绕道云南，灭大理，对宋朝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南宋在长江上分区防守的链条。

1251年，蒙哥继承蒙古汗位，首先平定了内部叛乱，巩固了统治地位，继而着手进行攻宋，在临近南宋边境地区建立屯驻基地。在四川方向，蒙古军于沔州(今陕西略阳)、利州(今四川广元)筑城，在白龙江一线发展屯田；在荆襄方向，置河南经略司，在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汝南)等州屯田，驻军唐、邓，修复枣阳(今属湖北)、光化(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西)等城；在两淮方向，于蔡(今河南汝南)、息(今河南息县)、亳(今河南亳县)、颍(今河南阜阳)等州屯田，驻军于亳、颍等州。

南宋深知蒙古骑兵善驰突、野战的特点，逐渐形成守长江上游以固其下游，守汉、淮以蔽长江的防御方针。四川战区，宋将余玠采取守点控面的防御措施，先后建立了以重庆为中心，以钓鱼城(今四川合川东钓鱼山上)为屏蔽和支柱，以长江为依托，以岷江、嘉陵江、涪江、渠江旁新建的山城为骨干的纵深梯次防御。荆湖战区，宋安抚制置大使孟珙招兵置军，加强江陵、襄樊(今属湖北)、鄂州(今武汉武昌)的守备，大兴屯田，为阻止蒙古军过夔门沿江东进，实行三层防御部署。江淮战区，宋在军事重镇和要点加筑城寨，增兵守备，并于城寨百里以内，三里一沟、五里一渠，以遏制蒙古骑兵长驱奔袭。同时还造轻捷战船，以水、步混编组成游击军，屯戍长江中，拟随时应援。

蒙哥鉴于缺少水军，难越长江天险，遂采取战略大迂回，从翼侧及侧后攻宋。蒙哥汗二年(1252)七月，蒙哥命其弟忽必烈率军征大理(今属云南)。三年(1253)九月，忽必烈率军至忒剌(今甘肃迭部县达拉沟)分兵三路南进，兀良合台率西路军，沿晏当路(今四川阿坝草原)，经吐蕃境入云南；宗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经茂州(今四川茂汶)趋会川(今四川会理西)，以作牵制；忽必烈率中路军，经满陀城(今四川汉原北)渡大渡河，取古清溪道南下，穿行1000千米山谷，于十一月进至金沙江畔。十二月初，东、中路军先后渡过金沙江，与西路军会师于龙首关，合力攻击，全歼大理军主力，于十二月十五日，占领大理城。四年春，忽必烈留兀良合台继续作战，自率一部兵返回。秋，兀良合台军攻占善阐(今昆明)，俘国王段兴智。五年，在段兴智的协助下，征降未附诸部，占领大理全境。

蒙哥汗六年（1256）六月，蒙哥汗鉴于对宋的侧后包围已经完成，遂以宋囚使为名，决定由两翼攻宋。右翼，命兀良合台自云南，帖哥火鲁赤、带答儿自利州、兴元(今陕西汉中)南北对进夹攻四川；左翼，命宗王塔察儿、驸马帖里垓攻宋两淮。右翼北路军帖哥火鲁赤、带答儿沿嘉陵江、渠江南下，于十一月进抵重庆附近地区。右翼南路兀良合台率军于九月击乌蒙(今云南昭通)，趋石门(今四川高县西北)。十月，破秃刺蛮三寨，于马湖江击败宋军，得船200艘，改道东进。循大江南岸，水陆并进，至重庆转向北进。十二月，达合州(今四川合川)附近，与帖哥火鲁赤、带答儿部军会师。蒙哥汗七年（1257）春，蒙哥汗为消耗南宋实力，再次命诸王、众将出师攻宋。两年间占领成都、襄阳。次年，再次攻宋，相继攻下鄂州、苦竹隘、运山城、大获城、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大良城（今四川广安东），进兵直至武胜山(今四川武胜县城附近)，逼近钓鱼城。南宋在四川的防线几乎被打破。

在钓鱼城，蒙哥汗中飞矢受重伤，不久身亡。于是，蒙古军解围而去。但是，蒙哥汗的死并未改变蒙古对南宋的战略包围，不久忽必烈即位，长江防线被攻破，南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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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灭大理

蒙哥，蒙古帝国大汗，追封元宪宗，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窝阔台的养子，沉默寡言，不好侈靡，喜欢打猎。蒙宋战争中，蒙哥采取战略大迂回方略，虽有利于突破长江天险，但大理之役，前后历时7年，士马死者数十万，师至湖南，进攻力量减弱；主力入四川，由于多为深山重险，不利发挥骑兵优势，且顿兵坚城，久攻不果。蒙哥汗虽然未能灭宋，但是破坏了南宋的整体防御态势，使即位的忽必烈掌握了灭宋的主动权。

鄱阳湖之战：集中兵力，巧用火攻

鄱阳湖之战，是元朝末年朱元璋和陈友谅为争夺南部中国在鄱阳湖水域而进行的一次战略决战，决战以朱元璋的完全胜利而告终。此战奠定了明朝的半壁河山，此后朱元璋驱逐外敌，内平割据，建立了明帝国。

元末，统治腐败，民族矛盾尖锐，爆发了农民大起义。至正二十年（1360）以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以湖北武昌为统治中心、自立为汉帝的陈友谅，以应天（今南京）为统治中心的吴国公朱元璋和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统治中心、自称吴王的张士诚三大势力，由于辖区相邻，彼此展开武力兼并。

陈友谅兵强志骄，张士诚粮足财富而无远图。朱元璋处于两强之间，为避免两线作战，决定采取先灭陈、后攻张的方略，对张士诚采取守势，并争取浙东方国珍的友善，减少东顾之忧。正当朱元璋准备灭陈之际，陈友谅却亲率舟师10万进攻应天，被朱元璋击败于龙湾（今南京下关一带），尽失长江下游要地。陈友谅为挽回败局，大造舟舰，征调兵员，企图再与朱元璋较量。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领军北援安丰（今安徽寿县）之机，率师号称60万围攻洪都（今南昌）。朱元璋闻讯，一面命其侄朱文正坚守洪都，消耗陈军；一面调任正在围攻庐州（今合肥）的徐达，常遇春撤围，救援洪都。

同年七月初六，朱元璋与徐达、常遇春等率舟师20万沿江西上，十六日进至鄱阳湖。为把陈军困于湖中，朱元璋先部署一部兵力扼守泾江朔（今江西湖朔东北）和南湖嘴（今湖朔西北），切断陈军归路；又调信州（今上饶）兵守武阳渡（今南昌东南），威胁陈军侧后；自率主力入鄱阳湖。陈友谅围攻洪都85天不克，闻朱元璋率师救援，遂撤围移师鄱阳湖迎战。七月二十日，两军在康郎山水域遭遇。朱元璋见陈友谅列巨舰当前，首尾连接，不利进退，乃命诸将分舟师为20队，火器弓弩依次排列，迫近陈军。又一日，徐达、常遇春等分率舟师迎战。徐达身先诸将，督士卒短兵相搏，败陈军前锋，斩1500余人。朱军部将俞通海乘风纵火，焚毁陈军战船20余艘。陈军太尉张定边直逼朱元璋，趁其座船遇沙搁浅，奋力围攻。朱军部将韩成、宋贵、陈兆先相继战死。在危急之际，常遇春从侧翼射伤张定边，迫其撤退。俞通海又驾舟速援，朱元璋方得脱险。时已日暮，双方鸣金收军。朱元璋为防张士诚乘虚进袭后方，命徐达回守应天。

二十二日，陈友谅率全部巨舟，连锁为阵，与朱元璋军决战。朱军因舟小仰攻不利，接连受挫，右翼被迫后退。朱元璋亲自督阵，令斩队长等十余人，仍不止。后采纳部将郭兴建议，改用火攻。当时，风急火烈，焚陈军舰船数百艘。陈友谅弟友仁、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等皆被烧死。朱军乘势猛攻，又击杀2000余人。二十四日，双方复战。陈友谅集中炮火猛攻朱元璋座船。朱元璋为改变被动局面，命廖永忠、俞通海等分率六舟直入陈军阵中。朱军士气大振，再次发起猛攻，战至中午，陈军大败。

陈军受重创后，企图退保鞋山（今湖朔南鄱阳湖中），被朱军所阻。朱元璋为控扼长江水道，乘夜移军左蠡（今都昌西北）。陈友谅也移舟泊于渚矶（今星子南）。相持三日，陈军左、右金吾将军相继投降朱元璋，士气更趋低落。八月二十六日，陈军被困湖中月余，粮食奇缺，将士饥疲，陈友谅冒险向湖朔方向突围，陷入朱军伏击圈，陈友谅中箭身亡。鄱阳湖之战以朱元璋一方获得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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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谅

陈友谅（1320—1363），中国元末大汉政权的建立者。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陈友谅参加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以功升元帅。元至正十七年（1357），陈友谅袭杀红巾将领倪文俊。两年后，又杀害另一部将领赵普胜，挟持“天完帝国”皇帝徐寿辉，自称汉王。次年闰五月，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建国号大汉，改元大义。此后，一面继续进行反元战争，一面把军事重心放在对邻境朱元璋部的战争上。二十三年（1363）八月，陈友谅在潘阳湖中流矢身亡。

万历援朝之战：打击侵略，扬我国威

万历援朝之战，又称朝鲜壬辰卫国战争。这场战争由日本前关白丰臣秀吉在1592年派兵入侵朝鲜引起。因朝鲜的宗主国是明朝，故向中国求援。明神宗应邀派军救援，打击了侵略者，使丰臣秀吉的计划化为泡影。

万历二十年（1597）五月，丰臣秀吉令大将行长、清正等人，率战船百余艘暗渡临津海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别攻陷丰、德等郡。此时朝鲜承平日久，胆怯不谙习作战，军队望风溃败。朝鲜国王仓惶弃王京（即汉城），日军分道一路，绕过大同江，直扑平壤。同时攻陷王京。很快，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日军兵抵鸭绿江。朝鲜国王立即请求明朝援助，奔赴北京的使者络绎不绝。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政府以保护“属国”，匡护大义之名兵发朝鲜。

七月，游击史儒等率领先头部队已到达平壤，因不谙习地形，又遇大雨，军马经长途急行军筋疲力尽，第一次交战即大败，史儒战死。随后副总兵祖承训率领士兵3000余人，渡过鸭绿江援助史儒，又战败，祖承训仅以身还。战报传来，朝廷震动。

八月，倭寇已进入丰、德等郡。明朝以李如松为征东大都督，领兵7万集结沈阳。十二月，李如松正式誓师出征，率军4万。到达鸭绿江边时，只见天水一色，对岸群山若隐。监军刘黄裳慨然道：“此汝等封侯之地也。”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六，李如松兵入朝鲜，按事先拟订的计划，准备在与日将行长在平壤议和之际突施袭击，兵不血刃取得胜利。殊不知日本人警惕性很高，在明军计划乘机入城的时候登城拒守，李如松只得佯败而退。

日军素来轻视朝鲜军队，李如松令祖承训等人穿朝鲜军装潜伏。八日黎明，明军一鼓作气抵达城下，明军主攻城东，朝鲜军佯攻城南。日军炮火、箭矢如雨，明朝军队渐渐退却。李如松亲手斩杀后退的士兵示众，招募敢死之士攀梯、登钩而上城墙，与日守军肉搏。日军轻视南面攻城者是朝鲜军队，防范不严，祖承训等人命部下朝鲜军衣露出明朝军队衣甲。日军急忙分兵堵截。李如松趁势猛攻，一气攻下城门。但见战场上枪炮齐发，硝烟弥漫，遮蔽天空。李如松坐骑被炮炸死，换乘继续冲杀弛骋，后来摔倒战壕中，鼻子流血，仍奋力高呼督战，继续指挥士兵前进。明军无不以一当百，前队战死，后续部队马上紧跟，突击冲杀于城墙。激战至半夜，行长不敌，率兵渡大同江，逃回龙山。此次战役斩获倭寇1285颗首级，其余被火烧死，跳海溺死的敌人无法计算。

李如松乘胜进军，收复了开城。至十九日，朝鲜黄海、平安、京裁、江源四道一齐光复，只有咸镜道还被日将清正拒守，听到开城被明军攻破，也逃奔王京。平壤之战以中方大获全胜告终。

平壤大捷后，日军提出和明军议和。明军提出日本臣服中国，献出王京，归还朝鲜王子，军队全部撤回本国。日方于四月十八日丢弃王京逃跑。李如松与宋应昌整军入城，获得粮米四万多石。李如松派兵亲临汉江紧随日军之后，想乘他们撤退懈怠进行攻击，但日军步步为营、用轮番休息办法撤退，最后在釜山集结戍守。

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日本使节来朝，受到明神宗接见。表面上日本人答应了和平条件，但始终没有撤出釜山，而且，不断挑衅朝鲜。万历二十五（1597）六月，日军再度发难，不久攻下庆州、全州，驻守的明军纷纷战败。

同年十一月，明神宗赐总兵刑阶尚方宝剑，再度统兵出击。双方在庆州一带展开激战。日方凭险固守，明军损失惨重。此时日方盘踞釜山一线已经7年，又吸取了上一次轻敌冒进的教训，步步为营，将防线经营的固若金汤。明军多次攻击均大败而回，战事处于僵持之中。

次年七月，丰臣秀吉病故，日方自顾不暇，无心恋战。明军联合朝军发动反攻。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征倭告捷，神宗登殿接受战俘投降，处决倭寇平秀政、平正成等人，示众并传首九边。最终，这场战争以中方、朝方的联军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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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松

李如松（1549—1598），字子茂，号仰城，辽东铁岭卫人。辽东总兵李成梁之长子，是明代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曾指挥过万历二十年（1592）平定宁夏哮拜叛乱的战役。抗倭援朝战争，出任辽东总兵，尤其以援朝战争中的平壤大捷和碧蹄馆之战最为出名。后在与蒙古部落的交战中遭到埋伏阵亡。神宗皇帝痛悼其亡，为之建衣冠冢，追封为宁远伯。

宁远大捷：积极准备，以孤城挡强敌

宁远大捷是明朝自和后金作战以来，明军的第一个大胜仗。宁远战前，形势对袁崇焕极为不利，他是在后金兵锋强盛、宁远孤城无援的态势下取得的胜利，堪称守城战的典范。

袁崇焕原是福建邵武知县，天启二年（1622），入京接受例行的政绩考核时受到御史侯恂的赏识，成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赴任前，曾经去拜访被革职的前任军事统帅熊廷弼。熊廷弼问：“到那里以后有什么对策?”袁崇焕答：“先防守，有机会再反击。”熊廷弼非常高兴，非常赞同他的观点。

任职后，袁崇焕上书《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力请练兵选将，整械造船，固守山海，远图恢复。他疏言：“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当时山海关外广大地域，为漠南蒙古哈剌慎等部占据，袁崇焕便驻守关内。朝廷采纳蓟辽总督王象乾的奏议，对蒙古部落实行“抚赏”政策，就是颁发赏银，争取他们同明朝结盟，共同抵御后金。一些蒙古部落首领接受了“抚赏”，辽东经略王在晋令袁崇焕移到山海关外中前所（今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后又令袁崇焕往前屯（今辽宁绥中前屯），安置辽民流亡、失业者。袁崇焕受命之后，连夜赶路，虽丛林荒野，虎豹出没，但他却在天明入城，将士都赞叹他的勇敢与胆量。

天启三年（1623）春，孙承宗令袁崇焕抚哈刺慎各部，令其移出八里铺至宁远，收复270里。孙承宗初令祖大寿筑宁远城，九月又令袁崇焕和满桂前往，袁崇焕定城规模，令祖大寿等督建城。天启四年（1624），宁远城竣工，遂成关外重镇。

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诸王大臣，统领6万大军，号称20万，往攻宁远。十七日，西渡辽河。八旗军布满辽西平原，前后络绎，首尾莫测，旌旗如潮，剑戟似林。

后金兵渡辽河，警报驰传明朝，举国汹汹，人心惶惶。兵部尚书王永光“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明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麒，闻警丧胆，计无所出，龟缩山海关，拥兵不救。道臣刘诏等要统兵2000出关应援，高第令已发出的兵马撤回；李卑援兵蜷缩在中后所，李平胡的援兵不满700人，又退到中前所。所以在宁远紧急关头，“关门援兵，并无一至。”袁崇焕既后无援军，又前临强敌：八旗军连陷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连山等八座城堡。原驻守军都早已撤到关内，后金兵如入无人之境，未遇抵抗，直奔宁远。

袁崇焕以血为书，誓师全军，表示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在他的感召下，将士都请死效命，士气高涨。袁崇焕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又亲自杀牛宰马慰劳将士。他还将全部库存的白银置于城上，传令与士兵，打退敌兵，不避艰险者，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立斩于军前。为了增强火力，袁崇焕令人将城中存放的仿西洋“红夷大炮”架上城头，严阵以待。

二十四日，后金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胸有成竹，邀朝鲜使者同坐战楼观战。突然一声炮响，后金军开始攻城。只见八旗兵丁四处散开，满山蔽野而来。袁崇焕一声令下，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发，后金军死伤惨重，只好撤退。次日，后金军再次来攻，他们把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城墙根，准备凿城穿穴。袁崇焕立即亲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强火力猛攻敌阵。后金军总帅努尔哈赤在营前指挥作战，忽被飞来的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后金军见主帅受伤，匆忙撤退。在撤退中，一代枭雄努尔哈赤伤情加重，死于军中。宁远防守战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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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之死

崇祯二年（1629）十月二十六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便突破长城，兵临遵化城下，距离京师300里。袁崇焕立刻积极部署，准备和后金军决战。但是崇祯帝怪罪他身为督师，未能护卫京师，又听信太监的谗言，以他“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磔”死。

实际上，袁崇焕“通敌”的罪名纯属莫须有。主要是当时城外的田庄、房屋均属太监们的直接或间接财产，后金军兵临城下将之扫荡一空。太监们怨恨袁崇焕保护不力，加之之前袁崇焕处决了皮岛守将毛文龙，使崇祯帝感到他有“越权”行为，因此被害。崇祯帝自毁长城，不久清军就直趋山海关，关外的大片土地全部为清军所有，这直接导致了明朝的亡国。

萨尔浒之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

萨尔浒之战本由明方发动，后金处于防守地位，然而该役竟以明军之惨败而告终，并由此成为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役之后，明朝对后金的战略态势由主动变为被动，明帝国于东北地区的藩篱逐渐丧失，日后虽调兵遣将、征加粮饷，却再也无法获得对后金的战略主动权，并直至王朝覆灭。

明万历十一至十六年(1583—1588)，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逐渐统一建州各部，又合并了海西与东海诸部，建立起一个兵民合一的政治军事集团。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自称汗，以赫图阿拉为都城。从这一刻开始，明朝政府被拖入了长期不能解决的东北战争泥沼。

万历四十六年（1618）正月，努尔哈赤决意对明用兵。四月十三日誓师反明，率步骑两万发起进攻。明总兵张承荫率部作战，战死，明军死伤甚众。此战后，后金军暂时撤回。

明神宗感到事态严重，派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并决定出兵辽东，大举进攻后金。但由于缺兵缺饷，不能立即行动，遂加派饷银200万两，并从川、甘、浙、闽等省抽调兵力，增援辽东，又通知朝鲜、叶赫出兵策应。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明抵达辽东的援军8.8万余人，加上叶赫兵一部、朝鲜军队1.3万人，共约11万。杨镐的作战方针是：以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一举围歼后金军。具体部署是：总兵马林率1.5万人，出开原，经三岔儿堡（在今辽宁铁岭东南），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总兵杜松率兵约3万人担任主攻，由沈阳出抚顺关入苏子河谷，由西面进攻；总兵李如柏率兵2.5万人，由西南面进攻；总兵刘率兵1万余人，会合朝鲜军共2万余人，经宽甸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上，由南面进攻。另外，总兵官秉忠率兵一部驻辽阳为机动部队，总兵李光荣率兵一部驻广宁，保障后方交通。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原拟二十一日出边进击，但因天降大雪，改为二十五日。同时，限令明军四路兵马于三月二日会攻赫图阿拉。但明军出动之前，作战计划就被后金侦知。

努尔哈赤认为明军南北二路道路险阻，路途遥远，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于是决定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将10万兵力集结于都城附近，准备迎战。二月二十九日，后金军发现刘军先头部队自宽甸北上，西路杜松军已出抚顺关东进，但进展过速，孤立突出时，决定以原在赫图阿拉南驻防的500兵马迟滞刘，乘其他几路明军进展迟缓之机，集中八旗兵力，迎击杜松军。三月初一，杜松军轻敌冒进，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被后金军全部歼灭，杜松阵亡。

明军主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处境不利。是夜，马林军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得知杜松军战败，不敢前进，将军队分驻三处就地防御。后金军分兵攻击，各个击破。北路明军大部被歼。

刘所率的南路军因山路崎岖，行动困难，未能按期进至赫图阿拉。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南下，迎击刘军。为全歼刘军，努尔哈赤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打法，事先以主力在阿布达里岗（赫图阿拉南）布置埋伏，另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号，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要刘速进。刘遭到伏击，兵败身死。努尔哈赤乘胜击败其后续部队。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兵力，对三路明军未作任何策应。及至杜松、马林两军战败后，才慌忙调李如柏军回师。李如柏军行动迟缓，仅至虎拦岗（在清河堡东）。后金的侦察兵在山上虚张声势，鸣螺发出冲击信号。李如柏军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伤1000余人。至此，明军的这场战役彻底失败。

萨尔浒之战，历时5天，以明军的失败、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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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浒之战分析

萨尔浒战役是集中使用优势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在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努尔哈赤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和后金将士的勇猛战斗作风，在5天之内，在3个地点进行了3次大战，战斗前部署周密，战斗中勇敢顽强，战斗结束后迅速脱离战场，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结果，后金大胜，明军惨败。这次战斗对双方都是十分关键的一仗，从此，明朝的力量大衰，后金的力量大增，后金由防守转入了进攻。

三河镇大捷：正面迎敌，包抄结合

三河镇大捷是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在安徽三河镇（今属肥西县）歼灭湘军精锐李续宾部的一次著名战役，也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著名范例。

1856年9月，天京内讧，太平天国的革命形势开始急转直下。1857年5月，石达开受洪秀全猜忌，离京出走，带走数万精兵良将，更使太平军元气大伤，整个战争形势也随之急剧逆转。清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重整旗鼓，于1858年1月重建江南大营，包围天京。

1858年5月19日，新任浙江布政使的湘军悍将李续宾率部攻克军事重镇九江，驻守该地区5年之久的太平军将领林启容和17000名太平军将士全部战死。李续宾在攻克九江后不久即率部渡江，回到湖北，准备乘胜东援安徽战场。

1858年5月，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看到湘军在江西战场上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便拟定东征计划，准备把李续宾部湘军投入安徽战场。当时，太平军在陈玉成、李秀成等率领下，在皖北战场屡挫清军，于8月23日占领庐州城。于是，官文便命令李续宾迅速进兵，攻克太湖，然后乘势扫清桐城、舒城一路，疾趋庐州，企图收回庐州，并堵住太平军北进之路。所以，当陈玉成、李秀成部挥师东向，进攻江北大营时，江宁将军都兴阿和李续宾等即率兵勇万余人自湖北东犯安徽，9月22日克太湖，然后分兵为二，都兴阿率副都统多隆阿和总兵鲍超所部进逼安庆，李续宾率所部湘军北指庐州。

李续宾部于9月23日陷潜山，10月13日陷桐城，24日陷舒城，接着指向舒城东面25公里的三河镇，准备进犯庐州。三河镇位于界河（今丰乐河）南岸，东濒巢湖，是庐州西南的重要屏障。该镇原无城垣，太平军占领后，新筑了城墙，外添砖垒9座，凭河设险，广屯米粮军火，接济庐州、天京，因而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居重要地位。当时太平军的守将是吴定规。

11月3日，李续宾率精兵6000进抵三河镇外围。11月7日，分兵三路向镇外9垒发起 进攻，义中等六营进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夹一带之垒；左仁等三营进攻迎水庵、水晶庵一 带之垒；副右等二营进攻储家越之垒。李续宾则亲率湘中等二营为各路后应。太平军依托砖垒顽强抵抗，大量杀伤敌人。湘军攻垒愈急，太平军伤亡愈大，便放弃镇外9垒， 退入镇内，坚守待援。

在湘军大举进攻三河镇外围的当天，陈玉成率大队赶到，驻扎在三河镇南金牛镇一带。11月14日，李秀成也率部赶到，驻于白石山。至此，集结在三河镇周围的太平军众达10余万人，和李续宾部湘军相比占绝对优势。

面对太平军援军的强大气势，李续宾的一些部将十分胆怯，建议退守桐城。骄悍的李续宾一意孤行，认为只有死战才能取胜，并于11月15日深夜派兵7营分左、右、中三路偷袭金牛镇。16日黎明，当行至距三河镇7.5千米的樊家渡王家祠堂时，与陈玉成军遭遇。陈玉成抓住敌人冒险出击的有利时机，以少部兵力正面迎敌，吸引敌人，另以主力从湘军左侧抄其后路。正面迎敌之太平军且战且走，将敌人诱至设伏地域。当时，大雾迷漫，咫尺莫辨，鼓角相闻，敌我难分。陈玉成主力迅速击溃了左路湘军，并乘胜隔断中、右路之后路。湘军发现归路被断，仓皇后撤，在烟筒岗一带被太平军团团包围。

李续宾得知大队被围，亲率4营前往救应，反复冲锋数十次，也未能突入重围。驻扎于白石山的李秀成部，闻金牛镇炮声不绝，立即赶往参战；驻守三河镇的吴定规也率部出镇合击湘军。双方反复争夺与厮杀，血流成河，至18日，清军全部肃清。这一仗，太平军一举歼灭湘军精锐近6000人，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后期一次出色的歼灭战。

三河镇大捷的消息传来，咸丰帝闻之“不觉陨涕”，曾国藩更是“哀恸慎膺，减食数日”。此战对清廷和湘军的打击非常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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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成

陈玉成（1837—1862），广西藤县大黎人，太平天国优秀的青年将领，作战非常勇猛。18岁时太平军攻武昌城，他率先攻上城头，因功授为“殿右三十检点”。21岁时担任前军主将，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将帅之一。先后在浦口大捷、三河镇大捷中大败清军，令清军闻风丧胆。23岁受封为英王。曾国藩曾赞叹：“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陈玉成）之悍者。”认为他可以和汉唐时代那些勇猛善战的骁将相比。

清收复新疆之战：缓进急战，先北后南

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势力侵入中亚，并觊觎中国领土新疆。同治四年（1865)，在英国支持下，中亚浩罕国陆军司令阿古柏侵入中国新疆南部，自立为“汗”，建立“哲德莎尔”伪政权，继而侵占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正是在这种危局下，左宗棠率军出征，收复了祖国领土。

100多年前，中国新疆西边有个小国名叫浩罕。这个小国本来接受清朝封号，是中国的藩属。后来，浩罕受俄英殖民势力唆使，不断侵入中国领土。1865年，浩罕国陆军司令阿古柏率兵占领了中国南疆地区，接着又向北疆扩张，占领了乌鲁木齐。阿古柏的野心越来越大，宣布在新疆建立“哲德沙尔国”。趁阿古柏宣布建国的时候，俄国军队出兵占领了新疆西部的伊犁和附近地区。他们在这里征收赋税，完全排斥了清朝对伊犁地区的统治。

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4月7日，左宗棠率领大军离开兰州，经过河西走廊向新疆进发，到了肃州(今甘肃酒泉)，在那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直取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站稳脚跟以后，再收复其他地方。此次军事会议上，左宗棠命令大将刘锦棠、都统金顺率领一军，担任主攻；提督徐占彪、张濯率领一军，把守哈密，配合金顺；从湖广来的楚军驻守敦煌、安西、玉门一线，严防敌军向内侵犯；而他则坐镇肃州全面调度。

1876年4月26日，刘锦棠从肃州率军出关时，左宗棠又授以“先迟后速，缓进急战”的八字方针。这是左宗棠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战略部署：先北路后南路。出关后，第一个战役是攻占北疆，收复乌鲁木齐至玛纳斯一带，扼全疆总要之处，为下一步南进准备后方基地。进攻的指导方针则是“缓进急战”。

左宗棠制定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指导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从敌情来看，先打北路之敌，做到了先拣弱敌打，因为阿古柏比沙俄弱，北路的敌军又比南路阿古柏嫡系弱。从地理上看，先打北路之敌，清军既可依托哈密、巴里坤、古城一带后方基地，又可以割断阿古柏与沙俄的联系，制止沙俄继续东侵，形成对南路阿军的东、北两面逼攻之势。而“缓进急战”的策略则正确地解决了新疆特殊的地理条件下作战的后勤保障问题。

1876年8月，左宗棠指挥清军发起了北疆战役。清军将领刘锦棠按照“缓进急战”的原则，率清军乘夜间敌人睡觉的机会，急速发起猛攻，很快就占领了古牧地。乌鲁木齐敌军率先逃跑。其他敌军见主将临阵逃脱，也跟着败下阵去。清军仅花了10天的时间就顺利地光复了乌鲁木齐，并以极快的速度收回了除伊犁以外的北疆地区。

1877年4月中旬，左宗棠适时地发起了天山战役。刘锦棠一部攻达坂城，仅用4天时间就全歼守敌，无一漏网。接着分兵一部攻克吐鲁番城，前后不到半个月就顺利结束，总计歼敌两万余人，救出百姓两万余人。至此，清军完全打开了进军南疆的门户。天山战役结束后，左宗棠命部队“缓进”，以使后勤补给跟上，再举进兵。

清军的“缓进”以及阿古柏的绝望而死，客观上促进了阿古柏营垒的分化瓦解，其内部为争权夺利而爆发了一场内乱。这给清军继续进兵造成了新的有利条件。1877年9月下旬，刘锦棠受命发起了南疆战役。他亲率精锐步骑，一个月驰驱三千里，一举收复了东四城，12月又收复了西四城。阿古柏部属除一小撮投奔沙俄外，余部全被歼灭。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行省，以加强对西北边陲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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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诵左公西行甘棠》

左宗棠收复新疆，并上疏在新疆设行省。他的老友杨昌浚到新疆后，看到这大好河山，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即挥诗一首：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第三讲 军事著作——煌煌典籍有乾坤

《周易》：正义慎战，方是制胜之道

《周易》是古老的中国经典，也是古圣先贤的智慧结晶，自古以来都受到推崇，被尊为“群经之首”。《周易》的军事思想影响深远，《孙子兵法》中也能看到其影响的痕迹。有人把它看作“中国兵学之源”。

《周易》非常重视战争的正义性。《师》卦卦辞说：“师贞丈人吉。”这里的“师”指的是军队，“贞”即是正义。就是说，如果军队出征是为正义而战，就必然会取得战争的胜利。《师》卦《彖传》说：“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就是说：如果能唤起人民大众共同进行正义的战争，就可以统一天下。《彖传》又说：“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就是说，战争虽然是杀人、危险、劳民伤财的事，但如果是顺天应人的正义之战，是为人民而战，人民就一定会欢迎和拥护，人民就会悦而从之，因此，就会取得战争的胜利，故吉而无咎矣。由此可见，早在《周易》诞生之时，当时的谋略家已经认识到战争的正义性之重要了。

《周易》作为哲学著作，运用宇宙阴阳变化之道，揭示了自然界万物变化之理和人事成败，吉凶之兆。它强调慎战，肯定了战争是可知的，是可以预见、决策的，并从各个方面卜占、记述了认识战争、决策战争的问题。要进行战争，就要决策战争，决策就要周密慎重。

《周易》《坤》上六爻辞说：“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周易》把交战双方形象地比喻为两条巨龙在野外搏斗，流着黑黄色的血。这里实际上暗喻的是国家之间一旦战争爆发，就会造成两败俱伤的深刻道理。这正是《周易》慎战思想的真实流露。《即济》卦九三爻辞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其意思是说从前高宗武丁讨伐鬼方，经过三年苦战方得胜利。本卦《象传》又说：“三年克之，惫也。”也就是说，三年时间平定了内忧外患，虽然安定了局面，但耗资费力，劳民伤财，疲惫不堪，所以，对于战争，一定要谨慎从事，不可轻率用兵。《恒》卦上六爻辞说：“振恒，凶。”“振”为动的意思。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经常发动战争，使国家和人民处于不断的战乱动荡之中，就是凶兆，其结果就必然要灭亡。进一步告诫将帅：不能乐兵好战，穷兵黩武。

《周易》的慎战思想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有极大的影响。从孙武的“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到《孙膑兵法》的“兵非所乐，乐兵者亡”；从《三略》卦提出的“兵者，不祥之器”到《司马法 仁本》“国家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到《百战奇略》的“夫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黩武穷兵，祸不旋踵”等，都可以说是《周易》慎战思想的发展和延续。

《周易》中提出纪律是军队的生命。军队行军打仗，必须有高度的纪律性，才能无往而不胜，否则便是凶兆。所以，《师》卦里有几处提到了“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周易》强调“齐众一律，失律者散”。注重以律令、法制齐整师众，这是我国最早见诸于文字的关于军队纪律重要作用的论述。

众所周知，冷兵器时代，军队作战没有口令，只以旗、角、鼓、金为令。旗卧跪下，旗举起立，击鼓前进，鸣金停止。所谓“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战时强调用命者赏，违命者戮，要求行动一致。如武王伐纣前作战争动员时，左杖黄钺，右秉白旄，号令全军：今日之战，不可混战，六步七步即须看齐，四击五击即须联系，无命不许轻退，各须严守约束，如有不努力者杀。这一例证说明了武王非常注意整肃治军，严明纪律。这是《周易》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正确的建军理论。

《周易》强调军队纪律的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在当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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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演易

周部族的首领姬昌（周文王）觐见纣王，纣王认为他有异志，因此将他囚禁在羑里。在这期间，他安心地对伏羲八卦进行研究，并完善演绎出文王八卦。据说《周易》一书就是他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后世将这一传说神化，称之为“文王演易”。司马迁《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也曾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

《孙子兵法》：兵学圣典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著作，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划时代著作。它不仅仅是一部军事著作，更代表着炎黄子孙的智慧、思想和文化，是几千年华夏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智慧根基和源泉。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简称《孙子》，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是春秋时代齐国人，后曾在吴国担任将领。该书约完成于春秋战国之交，原书十三篇。

《孙子兵法》在战国末期和汉初已很流行，当时流行的就是“十三篇”文本，“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定著《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根据山东银雀山西汉墓发掘出的竹简《孙子兵法》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西汉墓发掘出的木简《孙子兵法》佚文，以及《史记 孙吴列传》中，均有“十三篇”的记载，说明“十三篇”是《孙子兵法》的本文。“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和图九卷可能是后人附益的内容。东汉末年，曹操删去了附益的部分，专为“十三篇”作注，恢复了“十三篇”的本来面目，使“十三篇”得以完整地流传至今。其他六十九篇和图九卷先后佚失。

今存《孙子兵法》约5900字，共十三篇。第一《计篇》，主要论述谋划战争的重要性，通过战略运筹和主观指导分析，以求得对战争胜负的预见，提出了“五事”“七计”“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军事原则。第二《作战篇》，主要讨论物力、财力、人力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和“因粮于敌”的原则。第三《谋攻篇》，主要论述“上兵伐谋”的“全胜”思想，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军事规律。第四《形篇》，主要论述战争必须具备客观物质力量即军事实力，中心讲“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第五《势篇》，主要论述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正确实行作战指挥问题，通过灵活地变换战术和正确地使用兵力，造成锐不可当的有利态势。第六《虚实篇》，主要论述作战指挥中要“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因敌而制胜”，中心讲用“示形”欺骗敌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第七《军争篇》，主要论述争取战场主动权的问题，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军事原则。第八《九变篇》，主要论述根据各种战场情况灵活运用军事原则的问题，提出了“必杂于利害”“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第九《行军篇》，主要论述行军、宿营、作战的组织指挥及利用地形地物、侦察判断敌情的问题。第十《地形篇》，主要论述地形的种类与作战的关系及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动原则，还提出了“视卒如爱子”的观点。第十一《九地篇》，主要论述九种不同作战地区及其用兵原则，提出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第十二《火攻篇》，主要论述火攻的种类、条件和实施方法。第十三《用间篇》，从战略的高度论述了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及其各种间谍的使用方法，提出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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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与《孙子兵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战败，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并流亡荷兰。在荷兰侨居期间，他无意中看到了德文版的《孙子兵法》，当他读到“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顿时流流满面。他痛悔地说：“早20年读到此书，我就不会有今日之痛。”

《吴子》：审敌虚实，教戒为先

《吴子兵法》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有四十八篇。现存《吴子》仅六篇，大部分散失。从目前传世的六篇来看，仍然不是原本，其中个别地方掺杂了不少汉、魏晋南北朝或唐代人加入的内容，但基本上可把它看成吴起的著作。

《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

它主张兵不在多，“以治为胜”。治，就是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要求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作为军队的骨干，并“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以发挥各自的特长；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互相联保,以对部众严加控制；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教战方法，严格训练；明法审令，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以恩结士心，使其“乐战”“乐死”；要“任贤使能”，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能“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的人为将。

它强调料敌用兵，因情击敌。针对齐、秦、楚、燕、韩、赵六国的政治、地理、民情、军队、阵势等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例如：对齐作战，“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秦作战，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再“乘乖猎散，设伏投机”；与楚作战，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疲而劳之，勿与争战”；同燕作战，则“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和“谨我车骑必避之路”；与韩、赵作战时，则“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

它还强调“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指出有八种情况，不需再卜问吉凶,即可向敌进击,在13种情况下要“急击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战机；并进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它还注重“应变”，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并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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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

吴起（约前440—前381），卫国左人，曾经拜孔子的学生曾子为师。但因为他母亲去世没有回家奔丧，遭到重孝的儒家的唾弃，被曾子逐出师门。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听说吴起很有军事才能，想重用他。但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国君因此不太信任他。于是，吴起杀掉妻子，取信鲁国人，被鲁君任命为将军，大败齐军。但是鲁国人认为他“杀妻求将”，是个残酷无情的人，结果吴起被罢免。

当时魏国正是魏文侯当政，吴起听说魏国国君求贤若渴，当即投奔魏国，受到雄才大略的魏文侯的重用。吴起为魏国训练了精锐的“魏武卒”，先后夺得秦国多座城池，与诸侯大战76次，拓地千里。魏国设置西河郡，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长期与秦国对敌。魏文侯去世后，魏武侯即位，吴起仍然受到重用，但却遭到丞相公叔的诋毁，无奈投奔楚国。后被楚国贵族所害。

《司马法》：备战慎战，以战止战

《司马法》是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到了战国时已几乎散失殆尽，目前仅残存五篇。这五篇中，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对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据传是战国时期司马穰苴所著。宋代颁印为“武经七书”之一，《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学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重与辨证关系的统一。

《司马法》按战争的目的，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认为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诛暴扶弱的战争是正义的。所以,为安人而杀人,杀之可也；为爱其民而攻其国，攻之可也；为止战而战，虽战可也。为扩大疆土或夺取财货、恃国之大而凌辱小国之民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兴兵作战要“以仁为本”，若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而危有功之君的无道行为，天子即可集结诸侯各国出兵征伐，并制定了在九种情况下征伐的禁令。强调发动战争应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条件,“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在对敌政策问题上，提出“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把战争“罪人”和一般兵士相区别，同时主张优待俘虏，对其伤者进行医护。不主张侵犯敌国民众的利益,要求军队在进入敌区后，严格遵守纪律,以求得到敌国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对敌政策和群众纪律的论述。

备战、慎战是《司马法》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它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强调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每年借春秋两次大规模的围猎活动进行军事训练和检阅，以示全国上下不忘战并随时准备应战。在强调备战的同时，又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要备战，但不可好战。

《司马法》认为，“治国尚礼，治军尚法”,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治军尚法的首要问题是严明赏罚，书中列举夏商周三代赏罚制度的异同，并详细论述治军立法的各种要则，强调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是治理军队的关键所在。《司马法》中含有大量的军礼内容，大体可分为：出军制赋，军制(含车兵、步兵编制及兵器配备)，出师(含时令、宜社、造庙、事由、目的、军中职事等)，旌旗，鼓，徽章，誓师，校阅狩,献捷，献俘，军中礼仪，禁令，军威，赏罚，止语，等等。这些军制、军法内容的规定，体现了以法治军思想。在将帅修养方面，提出“仁、义、智、勇、信”五条标准，强调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敬则慊，率则服”。要谦让、严明、果敢、负责、不诿过、能为人表率，这样，才能使军队做到有礼有节，勇猛善战。

《司马法》一向受到统治者、兵家和学者们的重视。它所阐述的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具体的军法内容，为其后各时期制定军队法令、条例提供了依据。历朝论证周代军制和注解古籍者对《司马法》多所称引。宋代以来，该书被列为武举应试的经典之一，传播更加广泛，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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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穰苴

司马穰苴，又叫田穰苴，是中国古代自姜尚之后的一位承前启后的谋略大师，据传《司马法》就是他的作品。他曾率军击败晋、燕的入侵，司马迁记载说他：“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穰苴）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可见其爱兵如子，善于抚兵，故而能使士兵人人用命。

《尉缭子》：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学界对该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该书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都非常深刻。

《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

《尉缭子》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尉缭子》高度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 重威刑于后”；强调严明赏罚，“刑上究”，“赏下流”，并制定了诸如联保、军队营区划分、警戒 、禁令、战场赏罚规定及将吏实施惩罚权限、战斗编组、信号指挥等各种条令。同时，强调法制必须与教化相结合，“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要求“审开塞，守一道”,思想整治(“使民无私”)与物质手段(“因民之所生以制之”)相结合，用以达到“治”的目的。重视将帅的选拔,严厉批评当时“世将”制度,主张“举贤用能”“贵功养劳”。要求将帅必须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牺牲精神,“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与士卒关系要融洽，使其服从命令，“如四肢应心也”。为此，应废除繁文缛节，“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把“心狂”“耳聋”“目盲”视为将帅修养的三大弊端。主张裁减军队，训练精兵；明确提出兵教的目的是“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讲究训练方法，要求从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级合练，由各级之长负责，以赏罚为手段，从实战出发，因人施教，严格训练。

《尉缭子》认为战争有三种胜利：不战服人的“道胜”，威慑屈人的“威胜”，战场交锋的“力胜”。重视战争准备，要求在战略决策、选用将领、进攻理论等方面胜过敌人；兴师用兵，必须首先详审“内外之权”，准确掌握敌我“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出入之路”等情况，计先定，虑早决。主张先机制敌,“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认为“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强调高度灵活地利用客观规律,“战权在乎道之所极”,运用“有无”策略、“奇正”手段制敌取胜；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厄”等。

《尉缭子》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对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观点。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强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强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诸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某些高于前人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后世兵家对其思想内容多有引述和阐发 ，日本研究《尉缭子》的著述约30余种，朝鲜也有刊本。它丰富而具体的军制、军令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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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

尉缭，名缭，姓氏不详，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曾为魏惠王献计强国，但未获重用。秦王政十年（前237），他入秦游说，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被任为国尉，因此后世称其“尉缭”。秦王政向他请教灭六国定天下的计策，他提出了分化瓦解，打破列国合纵的方略；并告诫秦王政不要吝啬金钱，大量贿赂各国重臣，使他们彼此陷入争斗，而无法合力对付秦国。

《六韬》：兵家权谋始祖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 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伪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汉书 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隋书 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记录《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对它的怀疑也不攻自破了。

《六韬》一书，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彼知己”“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城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指挥机关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方法，即所谓“八徵”。

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思想，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

《六韬》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两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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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的见机用兵之神

《六韬》强调了用兵要见机而作，以谋略取胜，而不以力战，“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与无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在《六韬》中，还论述到了步、车、骑三种兵种配合作战的战术问题。《均兵》指出了车、骑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阵），要（邀击）强敌，遮走北（败军）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如果步兵与车、骑作战，那么，“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发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战步》）。如果是平地作战，方法是：“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掘地匝后，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步，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然后令我三军，皆疾战而不解。”（《战骑》）对车、骑、步的协同作战及如何运用步兵对付敌人车、骑兵的办法做了详细的论述。

《孙膑兵法》：反对滥用战争

《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是战国中期孙膑及其弟子所撰。《汉书 艺文志》载：“《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其后失传。《隋书 经籍志》已经不见著录。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批孙膑论兵的竹简,经过整理、注释，编纂为《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现存的30篇，该书继承和发展了孙武和吴起等著名兵家的兵法思想。在军队建设上，它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富国”，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也”。关于强兵，它重视训练、法制和将帅条件。提出“兵之胜在于篡（选）卒，其勇在于制”，即士兵要严格挑选，严格训练，有良好的组织编制，做到赏罚严明，“素听”“素信”，令行禁止，才有战斗力。将帅不但要具备德、信、忠、敬等品质，还要善于掌握“破强敌，取猛将”的用兵之道——“阵”（布阵之法）、“势”（有利态势）、“变”（战法变化）、“权”（争取主动）。并重视人的作用，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在作战指导上，强调要“知道（取胜之道）”，认为“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又说“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所谓“知道”,就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强调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即所谓“孙膑贵势”(《吕氏春秋 不二》)。诸如未战之前要“事备而后动”，准备好了再打。作战要灵活用兵:己强敌弱时要“赞师”——示弱以诱敌出战；敌强己弱时要“让威”——先退一步，后发制人；势均力敌时要调动、分散敌人,然后集中兵力,“并卒而击之”；击穷寇时要“待生计”——引而歼之，等等。它还要求善于“料敌计险”,利用地形,做到“居生击死”——自己居于有利的“生地”，逼敌处于不利的“死地”。并要求根据地形情况和车、骑、步特点,“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因情用兵,掌握主动,强调实行“必攻不守”的进攻方略。认为“赏”“罚”“权”“势”“谋”“诈”，是益胜的重要条件，而较之于以上六者更为紧要的是“必攻不守”。

从《孙膑兵法》中，可以看出孙膑的以下主要观点：

1.他既主张“战胜而立”，又指出“乐兵者亡”。他认为，只能通过战争才能实现统一，这在他那个时代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反对滥用战争，更反对打无准备的仗，他强调“事备而后动”。

2.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双方的力量对比，而是战争的性质。他指出“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

3.他认为军队强大、战无不胜的根本在于士兵和民心。他说，“兵之胜在选卒”，对士兵应“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他多次提到民心问题，并明确指出，使百姓遭受痛苦的军队会遭受失败。

4.他认为强兵的关键是“富国”，而“富国”的途径又是爱惜民力和积聚民力，特别强调休养生息，积蓄民力。

5.他的主导战略战术思想是“奇发而不报，则胜矣”，“有余奇者， 过胜者也”。极力倡导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出奇制胜。

孙膑提出的“围魏救赵”，已成为军事史上一个著名战法，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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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兵法》的竹简

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使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篇，各15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纂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

《三略》：侧重战略的兵法

《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原名《黄石公记》，旧题黄石公撰。学界一般认为此书是后人托名伪作，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大约成书于西汉末年。

《黄石公三略》最初称《黄石公记》，后又简称为《三略》。它的思想具有兼采众长，广泛吸收道、儒、法、兵诸家思想的特点。它一方面有“柔能制刚，弱能制强”，“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圣人存之，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之类的道家思想，一方面又强调“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下下者，务耕桑不守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庶民者，国之本”的儒家思想。同时，它又表现出“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云则士不用命”，“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杀生在君，国乃可安。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的法家思想。

《黄石公三略》分为上略、中略、下略，作为一部兵书，它的内容主要侧重于阐发战略。

《黄石公三略》的书名显示出它是一部专门论述韬略即战略的著作。从“上略”到“下略”都是从战略的高度论述问题，也都显示出它的战略高度。在西汉以前，像《黄石公三略》这样从书名到内容紧紧围绕战略问题展开论述的兵法著作非常稀少。如大名鼎鼎的《孙子兵法》就不是纯粹论述战略问题的专著。因此，可以认为《黄石公三略》是专论战略问题的开山之作。

在治军方面，《黄石公三略》主张崇礼重禄，礼贤下士，威恩并重，赏罚必信。强调将帅要施恩于士卒。同时，又要求严明法令，树立将帅威权。

《黄石公三略》认为，战争是凶器，又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同时，它又认为，战争有义战和不义战之分。它认为，圣明君主进行的战争是诛暴讨乱的战争，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值得支持的，因为这是“以义诛不义”。实际上，它是在主张以战止战，以杀止杀。既然战争是避免不了的，那么，就不妨用战争来制止它。进行战争或不进行战争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所从事的战争是否是正义的。那么，什么是义战呢？圣主明君所进行的诛暴讨乱的战争当然是义战。同时，《黄石公三略》还认为，那些在战争中尽量减少对人类的破坏，不诛杀敌国的人民和俘虏的战争也是义战。它认为，面对摇摇欲坠，不堪一击的敌军，圣王是不急于进兵的，也不愿过多地伤害人和物。这样做，是为了更有效地瓦解敌军，战胜敌人，不费征战之功而能打败敌人。这并不是同情、保护敌人。它认为，战争是“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这里告诫人们要顺应天道，不要发动不义之战。

《三略》问世之后，受到了极高的重视，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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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公

黄石公是秦汉时人，据说为汉初五大隐士之一，姓魏名辙，是秦朝重臣之后，因见秦王朝统治黑暗，故而隐而不仕。传说他得道成仙，被道教纳入《神仙谱》。司马迁《史记》记载他给张良传授了《太公兵法》。临别时对张良说：“13年后，在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公即我矣。”张良后来以黄石公所授兵书助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并于13年后，在济北谷城下找到了黄石，取而葆祠之。后世流传有《黄石公素书》和《黄石公三略》二书，均为后人托名伪作。

《诸葛亮兵法》：战略与政略相融

诸葛亮一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27年，隐居隆中，但心怀天下大事，不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后27年，辅佐刘备、刘禅，建立和治理蜀国。其军事著作《兵法二十四篇》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历来受到尊崇。

《诸葛亮兵法》又称《武侯兵法》或《孔明兵法》，该书的思想特点是：战略与政略相融会，政略系战略之基，战略为政略之辅。全书由《便宜十六策》《诸葛武侯文集》（诸葛亮关于治军、用后、阵法的言论）等内容构成，全书主要阐述诸葛亮关于兵权、逐恶、将才及出师方面的内容。

所谓兵权，就是将帅统率三军的权力，它是将帅建立自己的威信的关键。将帅掌握了兵权，就抓住了统领军队的要点，好像一只猛虎，插上了双翼一般，不仅有威势而且能翱翔四海，遇到任何情况都能灵活应变，占据主动。反之，将帅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不能指挥军队，就好像鱼、龙离开了江湖，想要在海洋中遨游，在浪涛中奔驰嬉戏，也是不可能的。

不论是治军还是理国，有五种人需要对之注意，他们是国家、军队混乱的祸患。这五种人是：私结朋党，搞小团体，专爱讥毁、打击有才德的人；在衣服上奢侈、浪费、穿戴与众不同的帽子、服饰、虚荣心重、哗众取宠的人；不切实际地夸大蛊惑民众，制造谣言欺诈视听的人；专门搬弄是非，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兴师动众的人；非常在意个人得失，暗中与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人。这五种虚伪奸诈、德行败坏的小人，对他们只能远离而不可亲近。

诸葛亮重视将帅的才干，把将帅分为九种类型：一是用自己的德行教育部下，用礼法规范部下的行动，对部下关怀备至，问寒问暖，与部下同甘共苦，这种将帅是仁将。二是做事不图眼前利益，还能长远打算，一丝不苟，不被利益所诱惑，宁愿为荣誉献身，也不屈辱求生，这样的将帅是义将。三是身居高位但不盛气凌人，功绩卓著又不骄傲自大，贤德而不清高，谦让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个性刚直又能包容他人，这样的将帅是礼将。四是运用战术高深莫测，足智多谋，身处逆境能转祸为福，面临危险又知逢凶化吉，这样的将帅是智将。五是忠诚信实，对有功之人以重赏，对有过之人以重罚，赏罚分明，奖赏时不拖延，惩罚时不管对方的地位高下，这样的将帅是信将。六是身手矫捷，冲锋陷阵时快如战马，气概豪壮，斗志昂扬能胜千夫，善于保卫国家，又擅长剑戟，这样的将帅是步将。七是能攀高山，走险地，驰马如风，身先士卒，锐不可挡，撤退时在队伍后面抵挡敌兵掩护他人，这样的将帅是骑将。八是气盖三军，所向无敌，对小的战役小心谨慎不马虎，面对强大的敌人则愈战愈勇，这样的将帅是猛将。九是遇见贤者虚心请教，对别人的意见从谏如流，能广开言路，待人宽厚又不失刚直，勇敢果断又富于计谋，这样的将帅是大将。

诸葛亮重视出师，认为出征前，国君要斋戒三日，进至太庙告祭列祖列宗，国君面南而站，将帅面北而立，然后由太师将象征权力的兵符和印绶交给将帅。国君把出征的军队送到北门，向将帅乘用的车马跪拜同时又说：“将在外，不受君命。从今天起，军队中的一切行动都由您来决策。”这样，将帅就具有了绝对的权威，也可以使智谋之人为之献策，使勇猛之人为之效命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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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诫子书》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将苑》：论述将领的专著

《将苑》，原称为《新书》，明代李梦阳题作《心书》，清张澍改称《将苑》，是中国古代专门论将用兵的著作，全书50篇，约5000字。南宋《遂初堂书目》始有记载，明王士骐编《诸葛亮集》将其收入。现有明、清刊本。原著是否为诸葛亮所撰，尚有争议。

《将苑》是中国古代军事著作中专论为将之道的第一部书，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将领所应该具有的品格、修养、能力和素质，以及应该防止的弊端和应该杜绝的恶习，堪称古代为将之道的集大成之作。

《将苑》围绕着为将之道这个主题，论述了以下50个问题：兵权、逐恶、知人性、将材、将器、将弊、将志、将善、将刚、将骄吝、将强、出师、择材、智用、不阵、将诚、戒备、习练、军蠹、腹心、谨候、机形、重刑、善将、审因、兵势、胜败、假权、哀死、三宾、后应、便利、应机、揣能、轻战、地势、情势、击势、整师、励士、自勉、战道、和人、察情、将情、威令、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从不同角度对将帅提出德才要求。书中一事一议，言简意赅，颇能发人深省。

《兵权》篇提出兵权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就是说，将是掌握兵权，能够发号施令的唯一之人，所以，将有了“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以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四海，随所遇而施之”。相反，“将失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说明“将”和“兵权”是相随偕行的。“兵权”为“将”提供驰骋的条件，“将”使“兵权”发挥应用的效用。可以看出“将”的作用举足轻重。

《将材》篇列举了“将材有九”：“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知其饥寒，察其劳苦，此之谓仁将。事无苟免，不为利挠，有死之荣，无生之辱，此之谓义将。贵而不骄，胜而不恃，贤而能下，刚而能忍，此之谓礼将。奇变莫测，动应多端，转祸为福，临危制胜，此之谓智将。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此之谓信将。足轻戎马，气盖千夫，善固疆场，长于剑戟，此之谓步将。登高履险，驰射如飞，进则先行，退则后殿，此之谓骑将。气凌三军，志轻强虏，怯于小战，勇于大敌，此之谓猛将。见贤若不及，从谏如顺流，宽而能刚，勇而多计，此之谓大将。”

《将志》篇提出为将要“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一意而已”。《将善》篇则要求为将要做到“五善”“四欲”。五善：即“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四欲：即“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

《将刚》篇提出“其刚不可折，其柔不可卷（倦）”，即刚柔相济，做到以弱制强，以柔制刚。单纯的纯柔或纯刚都是不行的，“纯柔纯弱，其势必削，纯刚纯强，其势必亡，不柔不刚，合道之常。”《将情》篇明确指出：“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这一思想是承袭了《三略 上路》“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饮，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的思想，说明将帅必须以自身为楷模取信于士卒，上下一心，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将弊》篇提出为将“八戒”：“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将骄》篇中指出：“骄则失礼，失礼则人离，人离则众叛。”“赏不行则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则军无功，无功则国虚，国虚则寇实矣。”

《将苑》对为将之道有许多独到见解，是古代统帅治军经验的总结，历来受到军事家的重视推崇，于今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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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苑》中所谈的“兵势”

《兵势》篇指出，兵势有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所谓“天”，指的是“天势”。“天势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殃，风气调和。”所谓“地”，指的是“地势”，“地势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门幽洞，羊肠典沃。”所谓“人”，指的是“人势”，“人势者，主圣将贤，三军由（有）礼，士卒用命，粮甲坚备。”所以该书说，“善将者，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这是从宏观上把握用兵之道。

《李卫公问对》：正古人所重

《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简称《唐李问对》，是记录唐朝名将李靖军事思想的著作，系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多次谈兵的言论辑录，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军制、阵法、训练、边防诸问题，但主要讨论作战指挥。

《李卫公问对》辑录了唐太宗和开国功臣李靖关于军事兵法的问答，李靖有很多兵学著作，但到宋代已是“世无全书”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考辨，这部书是唐宋之际人所辑录，并非李靖所编。宋神宗元丰三年（1018）被北宋政府钦定收入“武经七书”。

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四十问，主要讨论兵法中奇正问题，李靖详细分析了奇正的辩证关系，“奇正相变，循环无穷”，归结到一点，“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虽然用兵在于出其不意，但在预备阶段却应该“教正不教奇”。可见李靖对于兵法之变，谙熟于胸。

中卷三十三问，讨论了很多问题，有虚实、主客、阵法等。虚实、主客归根结底都是奇正问题，“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在讨论阵法中，分析了军制，详解诸葛孔明“八阵法”，并解释了自己根据八阵法所创制的“六花阵”。阵法在于以正御奇，以有备应无备。在分析“五行”阵时，点明了阵法的本质，“兵，诡道也，故强名五行焉，文之以术数相生相克之义。其实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名，仅仅是名而已，或者带有一些寓意，其实则不能拘执于名。

下卷二十五问，内容也比较庞杂，除了辨析兵法理论外，还有讨论人事问题的内容。既有讨论古人得失之事，也有评论今人高下之分，前者如论汉高祖善将将之说，李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刘邦跟项羽一样都不善于将将，刘邦之所以能胜，在于“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挽之功”。张良借箸之谋，是指张良劝刘邦不要立六国之后为诸侯，此举避免了手下人员四分五裂，各事其主的可能。萧何漕挽之功，是指萧何能够持续不断提供粮草援助之功，使刘邦屡次能够扭转局势。这都是战略上的胜利。在评论当今开国功臣李、李道宗、薛万彻、长孙无忌的得失，并建议唐太宗废免李，然后令太子再起用他，好让他对太子感恩图报。

该书继承并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军事思想，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军事理论，备受历代重视。该书另一重要贡献在于：对《孙子兵法》战略战术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阐述，例如奇正、攻守、虚实、主客，着重探讨了争取作战主动权的问题。并对阵法布列、古代军制、兵学源流等一系列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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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特点

1.《问对》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战例来阐述和探讨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的研究方法，从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战略战术原则，使其科学化。这对于军事学术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2.隋唐兵家多醉心于古代阵图的考究，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一时成风。本书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对一切玄虚之词。其所提出方、圆、曲、直、锐五种阵名基本符合1972年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孙膑兵法 十降》的提法，说明作者对古兵法有深刻的研究。

3.自战国以来，阴阳五行之说，侵入了军事学术领域，这在《孙膑兵法》《六韬》等书中，均有所反映。自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到东汉谶纬之学的风行，军事学术中，听音望气、灾变吉凶等大量渗入，到唐代李荃《阴符经》《太白阴经》等书更是这样。而《问对》一书却一直坚持科学的态度，丝毫不涉及阴阳学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太白阴经》：综合性的兵书

《太白阴经》又称为《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作者为唐人李筌。该书是唐代诸家兵书中仅存的一部完书，保存了许多唐代军事制度方面的资料。它对先唐诸兵家思想兼容并蓄，进一步阐发推演，颇多发明，内容涉及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军事百科全书。

《太白阴经》是一部综合性和实用性较强的兵学论著，明代天启年间的著名兵学家茅元仪曾经指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可以说，这大体上揭示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以《孙子兵法》为重心而承前启后、不断深化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规律性。《太白阴经》也正是沿着这一规律性，在继承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唐代以前诸多兵家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总结了唐以前历代军事与战争实践经验教训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兵学论著。

《太白阴经》共99篇，内有45篇直接引据《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握奇经》等10余部唐以前兵书原文。这说明，该书是在继承前人论兵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总结和阐发的一部兵书，具有鲜明的综合性和总结性特色。尤需指出的是，从《太白阴经》全书所论内容看，大到国家战略的制定、军事谋略的运筹、将帅人才的选任，小到基本队形的布列训练，兵器装备的配置使用、战马的喂养调教、人马的医药救护，乃至军情战报的书写格式等，都有具体而详备的阐述，其理论面向唐代军事与战争实践的需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太白阴经》博采众家之长，是融道、儒、兵家之说为一体的兵学论著。李筌把道家始祖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理天下”的思想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人主行动的最高原则。认为，唯有“人主有道德”，才能成为天下无敌的“帝王之兵”。对此，李筌进一步解释说：“正者，名法也；奇者，权术也。以名法理国，则万物不能乱；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以无事理天下，则万物不能挠。”但所不同的是，李筌并不像老子那样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而仅仅是反对“阴谋逆德”的不义战争，赞成和支持“征无义，伐无道”或曰“诛暴救弱，以义征不义，以有道伐无道，以直取曲”的正义战争。这正是他比老子更为可贵之处。然而，李筌虽奉道家思想而极力倡导“主有道德”说，但他并不排斥儒家的“仁义”论和兵家的“诡谲”论，而是主张把三者统一起来。所以，他说：“善用兵者，非信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然后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谓叛而必讨，服而必柔，既怀既柔，可以示德。”他认为，只要能够做到这样，“则四夷不足吞，八戎不足庭”，必将无敌于天下。从上面所引李筌的“非信义不立”等“四不”之论，和先以“文德怀服”、后以“兵战攻讨”的实践操作程序，不难看出他极力主张把道家的“道德”、儒家的“仁义”与兵家的“诡谲”三说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可贵思想，充分体现了《太白阴经》一书博取众长而融道、儒、兵家之说为一体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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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阴经》的局限性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太白阴经》同其他许多古代兵学著作一样，也宣扬“智者之使愚也，聋其耳，瞽其目，迷其心，任其力，然后用其命如驱群羊”的愚兵政策（此愚兵政策实际出于《孙子兵法 九地篇》），以及主张“凡人，观其外……以别其贵贱贫富”的相面术（此相面术实源于东汉王充的《论衡 骨相篇》）等唯心主义糟粕。然而，微瑕不足以掩瑜，从总体上说，《太白阴经》一书以其丰富而颇具创新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辩证法，使其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兵书，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一部值得肯定的著作。

《武经总要》：中国第一部官修兵书

《武经总要》是北宋时期官修的一部军事著作。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综合性军事著作，对于研究宋朝以前的军事思想非常重要。其中大篇幅介绍了武器的制造，对科技史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武经总要》是宋仁宗赵祯时期编纂的综合性军事著作，也是中国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修的兵书。当时距宋朝立国已有60多年，宋仁宗为防止武备松懈，将帅“鲜古今之学”，不知古今战史及兵法，所以下令天章阁待制曾公亮、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等，编纂一部内容广泛的军事教科书。曾公亮等以5年的时间编成《武经总要》，仁宗皇帝亲自核定后，又为此书写了序言。《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每集20卷。

前集的20卷详细反映了宋代军事制度，包括选将用兵、教育训练、部队编成、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信侦察、城池攻防、火攻水战、武器装备等，特别是在营阵、兵器、器械部分，每件都配有详细的插图，这些精致的图像使得当时各种兵器装备具体形象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是研究中国古代兵器史的宝贵资料。

后集20卷辑录有历代用兵故事，保存了不少古代战例资料，分析品评了历代战役战例和用兵得失。

《武经总要》反映了宋仁宗时期宋王朝军事思想上的某些积极变化。本来，北宋初为防止地方割据，将帅专权，把将帅的统兵权和作战计划的制定权都收归皇帝直接制辖，但矫枉过正，弄得将不知兵，兵不识将，导致仗仗失利，节节败退。而《武经总要》中则重新重视和强调古代《孙子》等兵书中用兵“贵知变”“不以冥冥决事”的思想，这在宋代军事史上是难能可贵的，只是北宋后来的统治者并没有遵循和实践这种用兵思想。书中还十分注重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主张“兵家用人，贵随其长短用之”，注重军队的训练，认为并没有胆怯的士兵和疲惰的战马，只因训练不严而使然。

《武经总要》详尽记述和介绍了北宋时期军队使用的各种冷兵器、火器、战船等器械，并附有兵器和营阵方面的大量图像。特别是第10至第13卷，如《攻城法》《水攻》《水战》《守城》等攻战篇，不但记录与这各种战法有关的兵器装备，还有防御工事和战舰的情况。第10卷《器图》，集中了当时军队的各种武器装备，每一件都有清晰的插图，仅第10至第13卷的4卷中，就附有各式插图250幅以上，图上还以楷书注有详尽的器物名称、使用方法等文字说明，是研究中国古代兵器史的极为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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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观察敌情的巢车

巢车，这是一种登高观察敌情的车辆。车上高悬可坐人的“望楼”，因望楼形似鸟巢，故名巢车。最早使用巢车的记载见于《左传》，前575年鄢陵之战中，楚共王曾登上巢车观察晋军动向，当时还有大宰伯州黎随侍，可知此巢车的体积不小。巢车又名楼车，《武经总要 攻城法》中配附楼车图。从图形看，其车体为木质，底部有四轮，车上树望竿，竿上设置望楼，竿下装有转轴，并以六条绳索，分三层，从六面将竿固定，绳索底部则以带环铁镢楔入地下。这种车在攻城作战中可以随时登高观察城中敌情，寻找发现守城敌人的薄弱之处，有针对性地发起进攻。

《虎钤经》：兵学大全，独有见解

《虎钤经》是中国宋代著名兵书。“虎”为“虎符”，即“兵符”，“钤”即“锁钥”，《虎钤经》即为开启兵符锁钥之书，掌兵权者应备之经。

《虎钤经》为北宋许洞所著，始撰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完成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现存有明嘉靖刊本及清《四库全书》等刊刻本。《虎钤经》吸收了《孙子》和《太白阴经》的精华，使之更加通俗易懂；根据天时人事的变化加以推衍，既祖述古人，又有作者的见解。其中奇谋诡道，凡适于兵家需要，就广为搜罗，不受“六经”的束缚。

《虎钤经》认为谋略的运用必须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而谋略的运用本身就包括对军用的谋划等广泛的内容：欲谋用兵，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赏罚等。在作战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善于“夺恃”，包括夺气、夺隘、夺勇等，即创造压倒敌人的有利条件；要善于“袭虚”，即以佯动等手段，造成敌人的错觉，使敌人失去主动，从而保证自己能主动采取行动。要善于“任势”，乘敌懈怠攻击；乘敌不意攻击；乘势扩大战果等。许洞还主张要善于逆用战法，不要把兵法原则看成僵死的教条，这样才能收到出其不意之效。该书前五卷理论性较强，以后各卷均为具体战法和古代行军作战的事宜，还包括天文、历法、记时及方位识别等知识，都是其他兵书所罕见的。书中还记载了“六壬遁甲”“风云气候”“星辰日月”等玄奇的东西，作者虽然也认为这些“远于人事”，但世有流传，也“不敢遗漏”。

《虎钤经》以“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为主旨，兼及风角占候、人马医护等内容。它认为，用兵离不开天、地、人，而要发挥其在战争中的作用，就要加以“随用”。然而，三者的关系不是平列的，“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特别是人(主要是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因此，要求将帅除了具有能谋善断、严于执法的指挥才能之外，还要具备“去私循公”和“持身以礼、奉上以忠、忧乐与士卒同”的品格，以及“纳谋而能容”的修养和“明今鉴古”的洞察力。

该书主张，谋划战争要作周密和全过程的考虑。未战之前要“先谋”，还要“先定必胜之术”，做到“三和”(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三有余”(力有余、食有余、义有余)、“三必行”(必行其谋、必行其赏、必行其罚)；既战之后，要善于夺敌之所恃：夺气(伺敌力衰而乘之)、夺隘( 待敌动时而攻之 )、夺勇(据隘设伏示弱以诱之)；对作战过程中的胜败，要“战胜不可专”，“战败不可不专”。即胜利时不要一味想到胜利，还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失败；失败时则要专心思考失败的原因，以便找出反败为胜的办法。

《虎钤经》内容丰富，比较完备地记载了攻守城战法 、器具以及水战 、火攻等特种条件下的作战方法，汇集了不少阵法并创造了诸如飞鄂、长虹等阵法，许多为其他兵书所未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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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洞

许洞，字洞天，苏州吴县人，生于开宝九年(976)前后，卒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前后，是北宋早年的一位战略学家，擅长武术，精通军事理论。他自幼喜欢弓矢击刺等武艺，刻苦读书，尤精《左传》。咸平三年(1000)中进士，任雄武军(今甘肃天水县)推官。不久，因得罪上司，又加上自己在经济上有失检点，被罢归乡里，开始潜心研究军事理论，于咸平四年(1001)编写《虎钤经》，至景德元年甲辰(1004)历4年而成书。第二年上书献《虎钤经》，应洞识韬略运筹决胜科。由于朝廷内部斗争的牵连，未被重用，只当了个均州(今湖北均县)参军。大中祥符四年(1011)献《三盛礼赋》，召试中书，改乌江县(今安徽和县)主簿。

《何博士备论》：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

《何博士备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为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所撰。该书对战国至五代的兴废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寻求历史借鉴。

《何博士备论》简称《备论》，成书于北宋元祐年间，据说原本为28篇，现存26篇。内容分别是：六国、秦、楚汉、晁错、汉武帝、李广、李陵、霍去病、刘伯升、汉光武、魏上、魏下、司马仲达、邓艾、吴、蜀、陆机、晋上、晋下、苻坚上、苻坚下、宋武帝、杨素、唐、郭崇韬、五代等。

《何博士备论》对战国至五代各王朝的兴亡成败和重要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以古喻今，从中寻求历史借鉴。每篇以引一朝或一人事迹为主，紧紧围绕一个中心展开评论，然后历数古代正反事例，来论证作者的观点。

该书认为战争是客观存在的，“兵有所必用”“有所不必用”，当战则战，当止则止，关键要根据“顺逆之情”，“利害之势”来决定。在《汉武帝》篇中说“忘战”“恶兵”会丧权辱国，“乐战”“穷兵”也会有败亡之祸，“有以用而危，亦有不用而殆”。主张“兵以义举而以智克；以顺合而以奇胜”。在《苻坚》篇中提出战争要考虑根本“利害”，全面分析天下形势和民心的向背。他以六国为例，阐述了不要“战所可亲，忘所可仇”，要联合与国，共同抗敌的道理。以楚汉为例，说明“形势”和“民心”的重要，指出刘濞失败的原因是，政治上没有得到“亡汉”的民心，军事上没有采纳“取梁”“据洛”的方略。在作战指导方面，反对侥幸取胜，主张要先计而后战，“度有功而后动”；作战要“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要善于捕捉战机，机未至不可动，机已至不可失，认为用兵最忌没有奇变；主张集中兵力，反对把用兵看得很容易，麻痹轻敌，指出：“众而恶分与寡同；强而易敌则与弱同。出于众强之名而居寡弱之实者，其将皆可覆而取也。”

在《霍去病》篇中详细论述了学法不泥法、缘法而生法、离法而会法的道理，指出：“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

在《李广》篇中他针对军队建设提出军队纪律的重要性，反对徇私情。他认为李广是难得的将才，士卒也都拥戴他，但最后败在纪律松弛上。指出：“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当天下之正义。正义之立在国为法制，在军为纪律。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军队纪律“号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辄废”，“厚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何傅士备论》从军事的角度、战略的高度评论历史人物，史论结合，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敢于否定旧说，提出自己的见解，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兵书。苏轼称赞“其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用现在的观点看，其中对某些人物的评论也有偏颇之处；某些观点也是错误的，如主张愚士卒之耳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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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非

何去非，字正通，北宋浦城(今福建浦城)人，生活于宋神宗、徽宗年间。他好学古兵法，元丰五年(1082)，以“对策”长于论兵得官，授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历任武学博士、徐州教授、富阳(今浙江富阳)县令、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东南)通判、庐州(今安徽合肥市)通判等职，卒年73岁。其文雄快厉，风发泉涌，深得当时大诗人翰林学士苏轼的赏识，于元祐四年(1089)向朝廷奏荐，加授“承奉郎”；五年(1090)又以去非所撰《备论》奏进，荐为馆职，未获准。

《百战奇略》：用兵之道，以计为首

《百战奇略》原名《百战奇法》，是一部以论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为主的古代军事理论著作，约在北宋时期出现，编者不详。该书从诞生之初，就为兵家所推崇，历代多次刊行，广为流传。

《百战奇略》是在北宋神宗朝颁定《武经七书》为武学必读本之后，产生的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古代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的兵学专著；它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而且对一些具体问题有发展。明人李赞在《武经总要 百战奇法序》中指出：《百战奇略》一书，“其命名立法，多出孙武子、《武经七书》，盖以《孙子》为经”；邹复在《百战胜法小引》中指出：《百战奇略》一书“自《计战》以至《忘战》，凡有百篇，俱自《武经七书》中流出”。从以上所引兵家的评语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百战奇略》与《武经七书》，特别是与《孙子兵法》的渊源关系。据统计该书引自《武经七书》的87条，引自《孙子兵法》的60条，由此可见，说该书以《孙子》为经”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百战奇略》继承了孙子思想，并对孙子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关于速战速决和持久防御的作战原则问题。《百战奇略》认为，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胜利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对来犯之敌，要采取速战速决的进攻战；但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胜利无把握的情况下，则应采取持久疲敌的防御战。这种能够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不同情况采取不同作战原则的指导思想，比孙子单纯强调的“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孙子兵法 作战篇》）的速胜论主张，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个发展。又如，在对待围困敌人的问题上，孙子主张“围师必阙”（《孙子兵法 军争篇》）。但在什么情况下，包围敌人要留有缺口，孙子并没有作具体阐述。因此，既然强调“必阙”，就意味着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包围敌人都必须留有缺口。这种绝对化的主张，容易导致战争指导上的形而上学，因而实践上极易贻误战机以至遭受挫败。但《百战奇略》所主张的“围其四面，须开一角”（《围战》），是指在攻城作战条件下所应采取的指导原则。这与孙子“围师必阙”的涵义是不完全相同的。

在古代攻城技术装备落后，强行攻城往往伤亡大而奏效小。如果采取虚留缺口“以示生路”，就能诱使敌人脱离坚城固垒，从而造成在运动中歼敌的机会。这样，既可破敌之军，又能拔敌之城。再如，关于进攻作战中追击败敌问题。孙子主张“归师勿遏”“穷寇勿迫”；而《百战奇略》则主张，对于企图保存实力，“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逐战》）的敌人，不要匆忙追击，“宜整兵缓追”，以防中“奇”上当。但对确属溃败之敌，则应“纵兵追击”，务求歼灭。这种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作战指导的思想，比孙子的主张，是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战争实践的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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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的学术价值

《百战奇略》在继承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典兵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历代战争实践经验所综述和总结的内容丰富的军事原则，从客观实际出发，辩证地分析研究战争的思想方法，不仅对宋以后军事思想的应用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分析和研究现代战争规律及其指导原则，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百战奇略》一书所采用的以单音词设条立目的编纂体例，以古代兵法为立论依据、以古代战例为论证事例的论史结合、正反对比的著述方式，从现存古代兵书情况看是最早的，因而，它在中国军事学术发展史上起着发凡启例的重要作用。

《守城录》：城邑防御的专著

《守城录》全书由陈规的《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守城机要》和《建炎德安守御录》三部分组成，原各自成帙，宋宁宗以后合为一书，刊行于世。该书根据攻城武器的发展和实战经验，着重阐述了守城战法的改革。它提出“善守城者”不能只守无攻,而要“守中有攻”,要注意沟通城内外道路，以便随时乘隙出击。

《守城录》主张改革城门、城墙、城廓旧制,如收缩易受炮击的四方城角,拆除马面墙（城门两侧城墙上的突出部分）上的附楼，另“筑高厚墙”等。由原来的一城一壕代之以“重城重壕”的新城防体系，以增强城邑防御能力。此书还记载了陈规于绍兴二年(1132)研制成长竹竿火枪20余支及其在守城战中发挥的作用。这种火枪是最早的管形火器，在科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曾诏刻《守城机要》为《德安守城录》，颁行天下，令各地守城将领效法，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守城录》是宋代城邑防御的重要兵书。陈规能在动荡不断、烽火不息、重文轻武、思想禁锢又积弱不振的宋朝发明出如此积极的守城之道，则又更加令人敬佩。他具体提出拆除城门外的瓮城，改筑一道横墙；收缩易攻不易守的四个城角，增强防御能力；改一城一壕为三城两壕，即在外壕里侧修一道高厚的城墙，并在大城里侧再挖一壕，壕里侧再筑一城，形成多层防御体系。在战略战术方面，提出“守中有攻”的思想。他反对闭门死守的战法，主张多开城门，扫平城外障碍，以便于随时出城奇袭敌军。他与刘锜守顺昌时就曾运用的这一战法，通过夜袭敌营，诱敌入城半路邀击，昼夜疲敌，刘锜不满两万人，出战仅五千人，而数十万金兵则十损七八，败退而去。他还提出要根据敌人的攻城特点，制定守御之策，强调“唯在乎守城之人于敌未至之前，精加思索应变之术，预为之备耳”。在人与武器的关系方面，既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重视新兵器的利用。他强调，强弱不是固定不变的，人能够改变它；武器是靠人掌握的，大炮是攻城利器，也是守城利器，关键是人能不能巧妙运用它。指出：“强者复弱，弱者复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唯在用兵之人何如耳。”为了充分发挥大炮在守城中的作用，以炮制炮，提出了用炮新法，即改明置炮于城头为暗设于城脚，隐蔽炮击，并在城头增设炮兵观察哨，指挥炮击敌人。

除了“备战兵”这一令人眼亮的陈述之外(陈规既云“殊不知”，故可知此法由来已久)，更令人惊异的是其对“守中带攻，以攻为守”一法的极致发挥，《守城机要》：“城门贵多不贵少，贵开不贵闭。城门既多且开，稍得便利去处，即出兵击之。夜则斫其营寨，使之昼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须为牵制之计，常使彼劳我逸。又于大城多设暗门，羊马城多开门窦，填壕作路，以为突门。大抵守城常为战备，有便利则急击之。”又云：“城门外壕上，旧制多设钓桥，本以防备奔冲，遇有寇至，拽起钓桥，攻者不可越壕而来。殊不知正碍城内出兵。若放下钓桥，然后出兵，则城外必须先见，得以为备；若兵已出复拽起桥板，则缓急难于退却，苟为敌所逼逐，往往溺于壕中。此钓桥有害无益明矣。止可先于门前施机械，使敌必不能入。拆去钓桥，只用实桥，城内军马进退皆便；外人皆惧城内出兵，昼夜不敢自安。”这显然与孙子的“善守者”之描述完成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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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规

陈规，字元则，北宋密州安丘人，明法科进士出身，靖康二年(1127)担任安陆县令。当时金兵入侵，进犯随州、郢州、复州等地。陈规率领兵丁去汴州勤王，到德安府的时候，太守已经弃城逃跑，一些将领沦为盗寇，到处劫掠，当地老百姓一致拥戴陈规执掌政事。陈规领太守之职后多次打退盗寇。

建炎元年(1127)，陈规被任命为龙图阁直事，德安府知府。李孝义、张世等叛军带领步骑兵数万人逼近城下，宣称接受招安。陈规发现其中有诈，将这股叛军打得大败。此后他屡次受命和叛军、入侵的金军作战，都能获胜。

陈规性格端重、坚毅，很少言笑，对待部下却很随和，因此属下将士多能争相为其效命。去世后，宋朝廷追封其为“忠利侯”，并为其建庙祭祀。

《武备志》：中国古代兵家百科全书

《武备志》是中国明代大型军事类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兵书。该书体系庞大，多达240卷，总共200余万字，图738幅。由于该书中有不少对清朝不敬的文字，因此乾隆时期遭到禁毁。

《武备志》为明代军事理论家茅元仪所著，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军事类百科全书，该书体系宏大，条理清晰，体例统一。它将2000余种各朝的军事著作分门别类，每类之前有序言，考镜源流，概括内容，说明编纂的指导思想和资料依据。每一大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小类之下根据需要设置细目，如《军资乘》下又分为8类64个细目。文中有夹注，解释难懂的典故，并且用各种不同的符号文字眉批表现作者对各个问题的看法。《武备志》由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大部分组成。《兵诀评》18卷，选录《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全文，以及《太白阴经》《虎钤经》的部分内容进行评点。作者对《孙子》最为推重，认为“自古谈兵者必首推孙武子”。

在编纂和内容上，《武备志》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材料丰富而又取舍精当。茅元仪的父亲茅坤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和藏书家，家中藏书本来就很丰富，再加上他四方搜寻，到处传借，因此，《武备志》采录的图书达2000余种，对他之前的主要兵书可以说是差不多全部网罗了。对于这些兵书，茅元仪并不是有闻必录，有见必采，而是下了取舍的功夫。他选录的大都是可靠的资料，对道听途说的稗官野史宁可弃而不用。不仅如此，茅元仪在选取材料时，紧紧围绕武备问题，“于武备稍远者，听之舆图方史可矣。”名胜古迹主要供游览、吊古之用，与行军作战没有太大关系，就弃而不录。同时，茅元仪还注意选录最新的资料。

全书对明代军事记载最详，不仅选录了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治军、练兵、作战等方面的言行，也选录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军事资料，如王鸣鹤的“号令说”等。二是编排合理，有较强的逻辑顺序，全书五大部分，从理论到实践，井然有序，不可分割。

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表现了加强武备、富国强兵的思想。他痛斥当时的士大夫不习兵事，遇有战事就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他提出：“惟富国者能强兵”。他还主张开矿、屯田，发展经济，军队必经常训练，认为：“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在国家防御上，他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不能有所偏颇，使敌人有机可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他用这一道理论证盛世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朝廷振兴武备，提高警惕。他对历代的兵制、兵器都有自己精辟的见解。

总而言之，《武备志》是一部以资料价值为主，理论价值为辅的大型资料性著作，它既保存了大量古代的军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线索，称为之中国古代的兵书宝库实不为过。然而，由于茅元仪长期与清政权处于敌对阵营，加上他为抗击后金政权、保卫明朝的著书目的，书中有许多对女真族和后金的不敬之语，所以这部书在清代乾隆年间被列入《违碍书目》，遭到禁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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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元仪

茅元仪(1594—1644)，字止生，号石民，归安(今浙江吴兴)人，自幼“喜读兵农之道”,成年熟悉用兵方略,曾任经略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幕僚，后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所重用。崇祯二年(1629)，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治舟师戍守觉华岛，因战败获罪遣戍漳浦（今属福建），忧愤国事，郁郁而死。他目睹武备废弛状况，曾多次上书言富强大计，汇集兵家、术数之书2000余种，历时15年辑成《武备志》。

《三十六计》：古代谋略概要

“三十六计”，或称“三十六策”，是指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策略，语源于南北朝，成书于明清。它是根据中国古代卓越的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遗产之一。

“三十六计”一语，先于著书之年，语源可考自南朝宋将檀道济，据《南齐书 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汝父子唯应走耳。”意为败局已定，无可挽回，唯有退却，方是上策。此语后人竞相沿用，宋代惠洪《冷斋夜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及明末清初，引用此语的人更多。于是有心人采集群书，编撰成《三十六计》。但此书为何时何人所撰已难确考。

原书按计名排列，共分六套，即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势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周易》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因素。解说后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武、吴起、尉缭子等兵家的精辟语句。全书还有总说和跋。

三十六计是中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

全诗除了檀公策外，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计中的一计，依序为：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树上开花、暗度陈仓、走为上、假痴不癫、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道伐虢。

在认识三十六计的问题上，通常有两个比较极端的倾向。一是强调“无常形，无常势”。然而，此说等于什么也没说。人类天生具有分类的倾向，是在实践过程中所累积的实践习惯和方法。大约等于道和术的差别。中国人自古崇尚道重于术，重高度归纳不习惯重演绎推理。二是认为随时可对书取用。

三十六计取六六之数，是古人对于数字的崇拜。它开始“量化”真理，但完全以数字来涵盖万物，形式漂亮却流于简陋。如果在今天还以此来给各种情势下框框，那么已经落后于博弈论了。故三十六计的认识，应重视“术中有数，数中有术”的观点和用阴阳运行规律来进行解释的方法。唯此，三十六计才能是具有东方思维和东方哲学基础的计谋之术，不致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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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中的小故事欣赏

“釜底抽薪”：

唐宪宗时，淮西节度使作乱。军事谋略家李塑临危受命，对敌将一个一个招降，并且大胆任用。顽敌之强大阵容如同釜底被抽去薪柴一般，形势为之逆转。

“打草惊蛇”：

西晋前秦帝国，皇帝苻坚推翻了哥哥苻生，即位为帝，命策略家王猛放手改革，打击不法。此一“打草”之举，使得敌对势力惶惶不安，终于全面举兵反叛。苻坚在周全的部署之下，予以各个击破。

“抛砖引玉”：

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奔走于魏、楚、秦之间，让魏、楚彼此猜忌，又以“商于之地”诱引楚怀王，使其彻底与合纵（合众弱以攻一强）决裂。

“笑里藏刀”：

清太宗皇太极猝死，庄太后为了争取儿子福临（顺治帝）继位，接受谋士范文程的建议，让福临叔父多尔衮当摄政王。她又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多尔衮，接着连她自己也委身下嫁。最后，她寻机给予致命的一击，稳定天下。

《纪效新书》：实践的总结

《纪效新书》是明代著名兵书，它出于抗倭名将戚继光之手，所述内容具体而实用，既是抗倭中练兵实战的经验总结，又反映了明代训练和作战的特点，尤其是关于火器的发展记叙，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

《纪效新书》是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战争期间练兵和治军经验的总结，“乃集所练士卒条目”汇辑而成，类似军中各种条例条令的汇编。在这些条款中，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练兵、作战的思想。他针对当时“浙兵”腐败，战斗力低下的状况，首先强调要从严治军，提出了创立兵营、选兵、练兵的三部曲，并制定了整顿军队的六条措施。他主张“恩威兼著，情法相融。他还形象地把威严比作舟，把恩信比作舵，认为“载人者舟之功，而可以使之载者则舵也”。

《纪效新书》特别重视选兵，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兵之贵选”。认为选兵“其法惟在精”，反对“用城市游滑之人”“奸巧之人”，主张用“乡野老实之人”。对于选兵的具体标准，认为“丰伟”“武艺”“力大”“伶俐”四条既不可废，亦不可专恃，就是要选勇敢的、力气大的、身体棒、脑筋活的，如果会武艺就更好了，然而这样的人不易选到，相比之下，最主要的条件是勇敢、身体好，因为武艺差可以教习。对于选来的士卒，要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发给他们兵器，如少壮便捷的人用藤牌，健大雄伟的人用狼筅长牌，精敏有杀气的人可以用长枪短兵。

在练兵方面，《纪效新书》特别强调按实战要求从难从严训练，反对只图好看的花架子。并批评不按实战要求的训练方法是“虚套”，尖锐指出“各色器技营阵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凡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能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也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书中规定：“凡比较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对搏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重视号令训练，规定：“各便宜简明号令，合行刊给，各于长夜，每队相聚一处，识字者自读，不识字者就听本队识字之人教涌解说，务要记熟。”要求将士“耳只听金鼓，眼只看旗帜”，“大家共作一个眼，共作一个耳，共作一个心”。重视平时养成训练，认为“操兵之道，不独执旗走阵于场肆而后谓之操，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他还认为，训练毕竟与实战有所差别，平日十分武艺，临时如用得五分，便可成功。“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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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效新书》重视兵器的运用

《纪效新书》重视兵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器械不利，以卒予敌也；手无搏杀之方，徒驱之以刑，是鱼肉乎吾士也。”书中以大量篇幅记述了各种兵器的制造、形制、样式、作用、习法等，并对长短兵器的使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长则谓之势险，短则谓之节短”。主张长兵短用，短兵长用，即用长兵器要在较近的有效距离攻击；短兵则先用标枪袭敌，然后乘敌躲闪之机杀入。书中还记述了戚继光就地取材而发明的新兵器“狼筅”，即用节密枝坚的竹子削制而成的一种兵器，戚继光称其为“行伍之藩篱，一军之门户”。

《读史方舆纪要》：地理与军事的结合

清初，在地理学领域里，出现了一批能够通达古今之变，为政事、为军事、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重要著作。侯仁之在回顾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时，曾经指出：“其中比较晚出而有代表性的系统著作，当推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目的是为反清复明之需，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他鉴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未能汲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不仅前面9卷专门论述历代州域形势，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各省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皆有总序一篇进行论述，几乎每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

而且每叙述某一地理实体时，必穷根究源备述其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顾祖禹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对于兵家，有如人为了生存需要饮食，远行者需靠舟车一样重要。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军，加上“乡导”的帮助，“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这正是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地理环境与战争得失成败的初衷。难怪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也认为，“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

《纪要》虽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但顾祖禹在总序中却不厌其烦地说明“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的道理，反复论证无论何等天险地利，都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在评判战争胜负原因时，他指出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他说：“辨要害之处，审缓急之机，奇正断于脑中，生死变于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为权衡焉，此固大将之所任。”接着又说：“虽然攻守万端，巧拙异用，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而已矣。”他在论说历代建都时，也批判了那种地势险固决定一切的观点。他认为：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适合建都，彼时不定适合建都；是否适合建都，不仅看形胜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生产是否发达，交通是否方便；建都何处，取决于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形胜未可全恃”。他的这些军事思想和辩证观点是很先进的。

《纪要》注重经世致用，对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尤为重视。明嘉靖以后，河患颇为严重，顾祖禹非常关切黄河的治理。他认为：“河之患，萌于周季，而浸淫于汉，横溃于宋。自宋以来，淮、济南北数千里间，岌岌乎皆有其鱼之惧也。禹贡不生，河患未已，国计民生，靡所止定矣。”为此，他在《纪要》中辑录了大量前人治水的主张，留给后人作借鉴，他赞赏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的治河方针，指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因而引证潘季驯言论尤多。顾祖禹对漕运也很重视，他认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那种为了保运而置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他为民请命，大声疾呼：“淮、济诸州之民何罪，而尽委之溪壑乎。”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对于治河通运很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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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祖禹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由于久居无锡城东宛溪，被学者称为宛溪先生。他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

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他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他秉承父亲遗命，立志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顺治十六年（1659）始，他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

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忠，借其力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后来，虽曾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但坚持民族气节，不受清廷一官一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在此期间，顾祖禹利用编书之便，遍查徐氏藏书，为《读史方舆纪要》的修撰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前，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

《兵学新书》：晚清兵工著作

《兵学新书》是在吸收西方军事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军情而编撰的兵书，对于改革清军的作战、训练方法，改造中国传统兵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兵学新书》是中国近代系统论述使用西式武器装备进行作战训练的兵书，为清代科学家徐建寅编撰，16卷，约19万字，附图200余幅。徐建寅曾任驻德国参赞，赴欧洲各国考察军事。他考究各国治兵之要，介绍各国新兵学之精华，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1896年，中日战争后，徐建寅被调至福建船政局任提调。这时，他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有了愈加清醒的认识。在公务之余，他撰成《兵学新书》。全书对步兵、炮兵、骑兵使用新式枪炮的基本操法、阵法和行军作战等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同时对教育训练、驻防宿营、军械粮饷、工程营垒、铁路交通等内容也都提出了真知灼见。

面对瓜分大祸，该书提出了“救世之策，莫若兵学为先”的主张，作者认为西方各国挟势称兵，恃强凌弱，而中国国势日衰，积弱已久，要想强国自立，必须全国上下一心讲求兵学，练兵备战。

清末统治者食古不化，该书提出了“处有事多变之世，论兵不可泥古”的主张，作者认为言战切戒虚词，必须力求通理明义，懂得阵式和战法，随着枪炮性能的发展而变化，作战要改易古法，操练亦因之而易。这样，才能固兵心以操胜机，握成算以挫敌焰，使新兵学适应时代和实战的需要。

晚清军工主要是洋务运动，大多依赖洋人。该书认为讲究新兵学不能只着眼于多购新式军火与聘请外国将弁教练官兵，追求表面上的枪炮更新、操练整齐，学其皮毛而遗其精义，那样作战时仍不免临敌而溃。只有集本国有志之士，尽智竭能，自行讲求新兵学之精义，得其要领，窥其全豹，才能把官兵练成劲旅，使各国不敢欺凌中华。这一点远远走在了同时代人们的前面。

该书还倡导步兵、炮兵、骑兵使用新式枪炮进行协同作战，“须求各尽其长，要在善择妥便地势，以得展布所长”。领兵者要明方略，把握制胜之机，审机应变，灵活机动地指挥作战；士兵要掌握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的使用技术和战术，通晓它们的构造原理，避免拘泥于教场上的练习和纸上谈兵，而要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在战场上勇猛搏战，克敌制胜。

在这部书的自序中，阐述了他对人和物、兵器与操训的初步认识。他写道：“兵之强，不全恃军火之利，而在其操练之精。”在训练兵士方面，他主张要有中国懂兵学的有志之士“讲求兵学”“训练兵士”，而不能请外国人为中国培训兵士。对于民族的危急，当局屈辱投降的政策及避战“主和派”，在这里也做了深刻揭露。他说：“惟是割地、偿金主和者，其所割之地，系国家之版图；其所偿之金，系民间之脂膏”，“这是慷他人之慨，大作人情，以图显达，并可从中染指而牟其利”。而受害、受耻辱最深的，是“中国四万万民人”。

《兵学新书》是在吸收西方军事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军情而编撰的兵书，对于改革清军的作战、训练方法，改造中国传统兵学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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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寅

徐建寅(1845—1901)，字仲虎，江苏无锡人，中国近代科学家，伟大的爱国者。其父徐寿为中国近代化学先驱。自幼受其父影响，热爱自然科学。1861年，随其父在安庆军械所供职。1875年，在山东机器局任总办。1879年，出使德、英、法等国进行技术考察。1886年，在会办金陵机器局时，采用西法制成新式后膛枪和铸钢。1889年，维新变法时任农工商督办。后任福建船政局马尾造船厂提调，湖北省营务总办，保安火药局、汉阳钢药厂督办。1901年3月，在钢药厂与员工研制无烟炸药时，失事殉职。著译有《造船全书》《兵学新书》《化学分原》《水雷录要》《欧游杂录》等40余种。

第四讲 军事制度——令出如山掌雄兵

夏商周时期的军事机构

军事组织是统治阶级为夺取和巩固政权，在组织、管理、使用、发展和储备军事力量的活动中形成的一整套制度。商周时期，军队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师”，《诗经》上记载“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这印证了“天子六师”之说。

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古称“军制”“兵制”。它随着国家、军队的产生而产生，并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从夏朝到清朝道光年间，中国军制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发展阶段，它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演变。主要内容包括：军事体制、编制、管理教育、训练、军事职官、兵役动员、军队调发与战时指挥、粮饷兵器与马政保障等各项制度。其基本作用在于保障军事建设，以便有效地准备和实施战争，确保统治权的稳固与发展。

“师”是商代最基本战略单位。据说商王亲自率领的“王师”就是由六个“师”（一说三个）组成。安阳一个商朝墓葬出土的战车，5辆一组，前三后二，每辆有3套作战武器，说明每辆有3名士兵；另外前面又有3个殉葬坑，每坑殉葬5人，应该是为前面3辆战车提供勤务的徒役。另一处车马坑则是集中埋葬了25辆战车。据此推测，再结合一些史料的记载，商代的战车编制是实行5进位制的。5辆一队，5队、25辆战车组成的战斗单位由“马亚”指挥；而出动100辆战车时的指挥官叫“多马亚”；一次出动的战车如果超过了二三百辆，就要由商王亲自指挥了。

一般认为商代开创的什伍之制后来被周朝继承。周武王伐纣发布《牧誓》就提到“百夫长”“千夫长”。而周代的军队也是以战车为核心，一辆战车及其配属的步兵合称“乘”，是最小的编制单位。每乘战车甲士3名，至于配属的步兵究竟有多少，众说纷纭。按照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司马法》记载，每乘是甲士10名（3名上车作战，7名在车下作战），徒役20名。但也有人认为20个徒役中只有5名承担养马、炊饮，另外15名也参加战斗。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每5乘编为1队，由仆射指挥；每两队（10乘）由“官”指挥；每10队（50乘）编为“卒”，由“卒长”指挥；每2卒（100乘）编为“师”，由“师氏”指挥。周代仍然以“师”为基本单位，但师的数量逐渐增加。

东周后期（春秋），军队中步兵比重逐渐增大，根据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一书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每乘步兵从25名逐渐增加到50名、75名，而楚国军队每乘步兵为100名。西周时作战在排列阵势时一般将参战部队分为左、中、右3个集群，号为“三军”，并按照集群的战术重要性又称为上、中、下军，而以总指挥所在的中军地位为最高。各个诸侯国编成的军数目不同，有的有3军，有的有4军，有的有6军。军所隶属的战车以及士兵数量并不完全一致，一般来说在200乘上下。步兵逐渐在独立作战中也形成了新的编制，据《国语》记载吴国步兵的编制，为10进位制的：10人为队，10队为行，10行为旌，10旌为军。

由此可知，中国古代军队里“五人为伍，五伍为俩，五俩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从西周时代起，军队就是按伍、俩、卒、旅、师、军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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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军队编制中的师

师，由若干个团（或旅）编成的军队一级组织，设有领导指挥机关，编有战斗、勤务保障部队、分队，通常隶属于集团军或军，为基本战术兵团。一般在上级编成内随行作战任务，亦可独立作战。按任务、装备和编成，可区分为步兵师（徒步步兵师、摩托化步兵师、机械化步兵师、山地步兵师、重装步兵师、轻装步兵师）、坦克师（装甲师）、炮兵师、高射炮兵师、防空师、空降师（空降兵师）、航空兵师、空中突击师、海军陆战师（海军步兵师）等；按战备程度的不同，有满员师、简编师、架子师、动员师等。师是构成战略战役军团的基础，也是计算战略战役力量对比的基本单位，其数量和质量是衡量军队作战实力的主要标志。

春秋时期的车战与军事制度

车战的历史可上溯至三皇五帝的时代，在诸多的神话传说中，出现了冲车、马车、特殊战车（如指南车）的原型，但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很难判断黄帝时代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车战，故车战的历史一般从夏朝开始计算。

春秋时代车战的基本作战单位是乘。乘是以战车为中心配以一定数量的甲士和步卒(步兵），再加上相应的后勤车辆与徒役编组而成。所以乘是车﹑卒组合的基本单元，也是当时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古代车战分攻守两种，攻车直接对敌作战，守车用于屯守及载运辎重。一般文献中所称的战车即指攻车，又称兵车。考古发掘证实，商代的战车为四马两轮，木质结构，重要部位一般还饰以青铜车器；西周和春秋时期战车的形制大体略同。四马两轮式战车是中国车战的定型用车。

乘法为每车载甲士三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长，称“车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名“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车上一般还备有若干有柄的格斗兵器，如戈﹑殳﹑戟﹑酋矛﹑夷矛等，插放在战车舆侧，供甲士在作战中使用。主将之车，乘法特殊，主将居中，御者居左。此外还有四人共乘之法，叫“驷乘”。但这属临时搭载性质，并非编制通例。每乘战车所隶属的步卒，据《司马法》记载，春秋以前为22人编制，其中包含7名车下甲士和15名步卒，连同3名车上甲士，共计25人，为一步兵两，配合战车作战。

车战在春秋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兼并战争的加剧，战车数量大幅度增加，如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晋国一次出动战车已高达七百乘；而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诸侯国，如晋国和楚国，所拥有的战车数量已在四千乘以上，前505年的柏举之战，参战的战车也均在千乘以上。连年的战争造成甲士的奇缺，而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国遂增加了装备简单而又易于训练的徒兵，步兵由每乘战车隶属22人增加到72人，同时又取消了原来的7名车下甲士，连同3名车上甲士，共计75人，以五伍(25人)编为一两，共三两。方阵战术也由原来步车相脱离的两线配置，改变为三个步兵单元以战车为中心的环形配置，把过去的密集队形改变为疏散队形，密切了步车协同，加大了方阵纵深﹐提高了方阵对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和前进速度。前567年，在鄢陵之战中，晋国苗贲皇首创翼侧攻击战术，使方阵战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以上因素制约下，车战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所扩展。一场战争往往由若干规模不等而又具有共同目的的战斗所构成；遭遇﹑迂回﹑翼侧攻击﹑长途追击等多种作战形式亦开始出现。

春秋战国之交，铁兵器的广泛采用和弩的改进，使步兵得以有效地遏制密集整齐的车阵进攻。随着战争性质和结构的转变以及城邑地位的提高，对要塞的争夺日趋频繁，从而大大降低了战车在作战中的地位。于是，传统的车战逐渐被步骑战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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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卒与战车

甲士在车上，步卒以两为单位随同战车行动；各战车队的战车则以一定方式展开成阵。阵本指战车和步卒的排列，亦即当时军队的战斗队形，其基本形态为方阵。方阵，春秋初称“拒”，其总体配置由左、中、右三个方阵组成。方阵战术要求战车结成一个正面宽大的巨大整体来实施攻击，因此当时军队作战受地形条件制约甚大，一般均将战场选择在便于大量战车集结展开的开阔暴露的平原地区。在西周及其以前时期，方阵内的步卒与战车成互相脱离的两线配置：步卒以两为单位在战车队前方列成一个绵密的横队。这种大排面的密集方阵虽然难以保持队形，但却具有有效的杀伤力和极大的攻击性。

商鞅的耕战改革

商鞅变法的核心政策是奖励耕战。这一政策使秦国迅速转型为军事强国。奖励军功的结果虽然使“世袭贵族”没落了，但却对社会力量做了新的调整，有效地发挥了士民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秦国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远远落后于东方的齐、楚、燕、赵、魏、韩六个大国。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了用人殉葬的野蛮习俗，次年又迁都栋立，极大地改变了社会风俗。秦孝公即位后，继续发扬献公的进取精神，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受到秦孝公的重用，开始变法。

商鞅提出了“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的主张，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

制定军功爵制的做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贵族的世禄制，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商鞅的这套军功爵制后来发展为系统的二十级军功爵位制：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三级曰簪袅；四级曰不更；五级曰大夫；六级曰官大夫；七级曰公大夫；八级曰公乘；九级曰五大夫；十曰左庶长（商鞅曾被授予此爵）；十一级曰右庶长；十二级曰左更；十三级曰中更；十四级曰右更；十五级曰少上造；十六级曰大良造（秦国名将白起曾被授予此爵）；十七级曰驷车庶长；十八级曰大庶长；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而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做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盟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尴尬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国际地位。秦国还用武力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这些都反映了商鞅变法后秦国国力的增进。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改革。通过这次变法，废除了秦国落后的制度，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社会的生产力，为秦国走向强大、进而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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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木为信

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金。百姓们感到奇怪，但没有人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金。”有个人壮着胆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金，以表明自己说到做到。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

毛泽东早年在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

秦军的军队编制——部曲制

部曲制是秦朝战时的一种军事编制，它在平时编制的基础上稍加变动，按照利于作战的方式组织成一种军队编制，后来被汉朝承袭。

秦王朝的军队，置于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负责全国军事行政的官吏为太尉，战时临时任命将领统兵。军队可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兵三部分。京师兵主要由郎官、卫士和守卫京师的屯兵组成。郎官由郎中令统领，卫士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廷内外的警卫。负责守卫京城的屯兵由中尉统领。地方兵置于郡、县。一般由郡、县尉（亦称都尉）协助郡守或县令统率，平时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听中央调遣。征调地方兵，需以皇帝“虎符”为凭。边兵主要负责边郡戍守，由边郡郡守统领，下辖都尉和部都尉。

秦代军队的战时编组，是在平时编制的基础上，组建为大规模的作战部队，称为部曲制。其具体编组的方法是：首先根据作战对象等各方面情况，确定总兵力，任命三军统帅（即大将、上将军，也泛称为将）；在统帅之下，根据作战的需要和总兵力的多少，分设若干个将军（四副将、裨将军，也泛称为将军）；每个将军统率若干个部，部的长官称校尉，即一部一校；每个部下设若干个曲，曲的长官称军候，即一曲一候；曲以下即平对军队的编制，如步兵的千人（设二五百主），五百人（设五百主）、百人（设百将）、五十人（设屯长）、十人（设什长）、五人（设伍长），以及数量不多的车兵和骑兵。自五百主以上，各级指挥官都设有自己的亲兵卫队，大约占其所率总兵力的十分之一，如五百主的卫队为五十人，校尉的卫队为一千人，大将的卫队为四千人，等等。因此秦朝军制即军——部——曲——屯（官）——队——什伍的编制。

什伍是军队的最基本编制单位。 部曲的编员与作战编员有较大差额，多者可达千余人。作战行动结束后，曲以上指挥机构即行撤销，将军交出兵权，部队恢复平时建制，士兵分别归建或复员。

统一后的秦代军队，分为轻车（车兵）、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四个基本兵种。大抵平原诸郡多编练骑士、轻车，山地诸郡多编练材官，沿江、海诸郡多编练楼船。

秦代车兵虽已不是军队的主体，但仍然是战斗编组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兵种。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的情况看，车兵既有单独的编队，也有与步兵相结合的编队，还有与骑兵相结合的编队，并有与步、骑同时相结合的编队。这说明车兵既可以独立使用，又可以同其他兵种配合使用，是车、步、骑联合作战中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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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其他制度

秦朝沿袭战国时的郡县征兵制。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记的情况看，男子17岁“傅籍”，以后根据战争需要，随时可征集入伍，到60岁才能免役。秦时还常发已科罪犯或徒隶等为兵，称为“谪戍”。

秦朝的军训制度较为严格。秦律规定，射手发弩不中，御手不会驾车，骑士和马匹课试最劣者均要受罚，有关督训官吏及负责选募者也要受罚。军队的武器、铠甲、粮食、马匹，均由国家统一提供。国家设有专门的武库。

秦朝在京城设有太仓，在荥阳建有敖仓，贮备了大批粮食，战时有专官负责补给。

秦朝制订了《厩苑律》等，对马匹的放牧、调教、管理均有规定。

秦时期，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善，这些表明秦王朝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军事制度已经基本成型。

征兵制与常备军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为了适应大规模的军事战争的需要，各国都设立了普遍的征兵制度。这一制度的设立为建立常备军准备了条件，各国的具体实施办法虽有所不同，但都出现了常备军制的萌芽。

春秋时代，各级贵族都有宗族成员和私属人员所组成的军队。不但诸侯国的国君是这样，卿大夫也是这样。当时各国在对外作战中，以这种贵族军队作为骨干，而征发国人作为车战的主力，还强迫所属的奴隶、庶民作为随从的徒、卒，徒步随从作战或服劳役。到春秋、战国之交，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国人和庶民先后转化为自耕小农，这种普遍存在的自耕小农就成为各国军队的主力。各国为了争取在兼并战争中的胜利，就普遍地实行征兵制度。随着郡县制度的建立和推广，就实行按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

郡县原来有一套征赋的制度。赋是包括军备和军役在内的，所谓“量入修赋，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晋楚等国由于县的陆续设置，到春秋后期，县的军队已成为很有力的部队了。例如前520年晋籍谈、荀跞曾率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师”护送周天子入王城。又如前585年晋兵救郑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曾率“申、息之师”救蔡。到了战国时代，随着郡县制度的建立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分，各国都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战国时代各国在边地设郡，主要是为了国防，所以一郡的长官叫守，郡守有奉命征发一郡壮丁作战的权力。后来，中区也普遍设县，征兵制度已推行到全国，郡县成为征兵的地区单位。据说，齐国的国都临淄有七万户人家，下户每户有三男子，不用从远县去征发，临淄的兵卒就已有21万人。韩的大县宜阳，“城方八里”，也有“材士十万”。整个魏国如果“悉起其百县胜兵”，也不下30万。这时各国在战争时征兵，大都以郡为单位，例如前483年，吴王夫差曾征发九郡兵伐齐。前240年，赵将庆舍曾统率“东阳、河外师”守河桥。前235年，秦始皇曾征发四郡兵助魏攻楚。

战国时期，战争规模扩大，双方十几万到几十万人参战，战争时间延长，次数频繁且间隔短，加上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逐渐完成，奴隶成为农民后也成为了兵源，至此大规模的征兵制形成。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将赵军包围在长平，为了取得这一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秦王亲自赶到河内郡，征发所有成年男子支援前线。秦朝建立以后，秦始皇又征发大量人力守长城、征河套及岭南等地，过重的兵役成为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的征兵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临时性，制度化的普遍兵役制度还没有建立。

到了汉代，中央政府基本建立了普及义务兵役制度，但制度还不健全，所以有了汉乐府中所说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现象。西汉除实行征兵制外，还实行募兵制，武帝所置的八校，主要是招募而来。东汉罢郡国兵后，征兵制渐衰,于是也依赖招募。东汉末年，州郡官通过募兵,培植自己的势力，从而酿成群雄割据的局面。三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征兵的数量更大，如曹操曾一次“收青州黄巾百万，择其精壮三十万号为青州兵”，吴国还迫使山越人出山为兵，见于史书的就有十几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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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尉

都尉一职原属军职，战国时期始设，职位仅次于将军，各国名称略有差别。秦代时都尉职分更加清晰，都城的称都尉，郡的称郡尉。汉景帝将名称统一改为都尉，京畿的都尉称为关都尉，掌管边郡与农事的称为农都尉，掌管归属各族的称为属国都尉，掌管皇帝车马的称为奉车都尉，掌管副车的称为驸马都尉，掌管宫廷音乐机构的称为协律都尉等。

两汉的军队编制和组织结构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除了隶属于中央的军队以外，分封在全国各地的藩国也都掌握有一定的军队。后来发生七国之乱，汉政府实行了削藩政策，并将军权全部收归中央所有，中央的最高军事长官为太尉，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战时任命统帅。

汉代中央最高军事长官称为太尉，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战时任命将军统兵，最高将领为“大将军”，其下依次设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诸将军。另外还有一些杂号将军，作为战时使用的名称，并非常设，例如李广利被称为“贰师将军”。汉代将军出征时常置幕府，作为其参谋机构，战争结束后幕府也随之解散。在郡、县分置郡尉、县尉，协助郡守、县令掌管军事。东汉末，设州牧，州牧成为地方政权最高的行政与军事长官。

汉代军队可分为京师兵、地方兵和边兵三部分。京师兵主要由郎官、卫士和守卫京师的屯兵组成。郎官由郎中令统领，卫士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廷内外的警卫。负责守卫京城的屯兵由中尉统领。汉朝的京师兵主要有南军和北军。中尉所领的屯兵驻于未央宫北，称北军；与之相对,由卫尉统领的称南军。南军士兵大多调自内郡,北军士兵主要调自京辅，均是一年一轮换。武帝时对京师兵作了较大改革，主要是精简南军，加强北军。南军原有两万人,减去一半。北军屯兵，除中垒外，又增置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共为八校，分屯于长安城中及其附近，平时守卫京师，由皇帝派员监领，战时以一部或全部随将军出征。同时，将中尉改称为执金吾，不领北军，只司御前先导和京城巡察。此外，改郎中令为光禄勋，扩大郎官员额，增置期门、羽林等军。

东汉时，京师兵沿袭西汉而略有裁并，将北军八校合为五营，置北军中候监领，末期多由宦官统领。地方兵置于郡、县，一般由郡、县尉(亦称都尉)协助郡守或县令统率，平时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听中央调遣。征调地方兵，需以皇帝“虎符”为凭。西汉曾一度行分封制，分封的王国与侯国各自都有军队，王国之兵由中尉统领，侯国之兵隶属于郡。七国之乱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罢郡国都尉，后又下诏罢地方兵。

边兵主要负责边郡戍守，由边郡郡守统领，下辖都尉和部都尉。为充实边防，汉曾大量移民实边，并行屯田。武帝时始行军屯，屯田卒最多时达数十万，是边兵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时，边兵制度遭到破坏，又以设置营、坞的办法，屯兵备御。军队有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轻车（车兵）等兵种。大抵平原诸郡多编练骑士、轻车，山地诸郡多编练材官，沿江、海诸郡多编练楼船。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的兵马俑，正是步、骑、车等兵种混合编队庞大阵势的生动展现。至汉朝，车兵逐渐被淘汰。汉朝军队的编制，据《后汉书 百官》记载，“大将军营五部”，部由校尉统领，“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长一人”。但据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和居延地区出土的汉简，部分左、右部或前、后部，曲分左、右曲或前、后曲，部、曲之下还有官(分左、右官)、队（分前、后队）、什伍等。上述文献与文物，对汉朝军队中、下级组织的不同记载，很可能是不同地区或军队存在着不尽相同的编制。兵役制度沿袭战国时的郡县征兵制。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记的情况看,男子17岁“傅籍”,以后根据战争需要，随时可征集入伍，到60岁才能免役。汉朝的兵役制度，曾有几次变更。据《汉书》记载，男子20岁傅籍，此后每年服劳役一月，称“更卒”。23岁以后开始服兵役,役期一般为2年,一年在本郡、县服役,称为“正卒”,另一年到边郡戍守或到京师守卫,称为“戍卒”或“卫士”。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2年兵役统称为“正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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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骑将军

车骑将军，汉代始设，地位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金印紫绶，地位相当于上卿，或比三公，典京师兵卫，掌宫卫。第二品，是战车部队的统帅。西汉名将卫青、张安世，东汉名将窦宪、邓骘都曾担任过车骑将军，属于重号将军，可加大司马衔，加大司马则位尊如丞相。卫青即曾获得此殊荣。

隋代体系完备的军制

隋朝结束了数百年分裂割据的历史，重开国家统一局面。在军事上，隋代继续推行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建立起以府兵为主体的军事组织，有助于大一统王朝的巩固。

隋朝军权高度集中于皇帝。军队的建置、调用，将帅的任免、升迁，皆由皇帝亲决。隋文帝开皇初年改革官制，始设兵部为掌管全国军事行政的最高机关。兵部隶于尚书省，置兵部尚书一人为长，下设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各置侍郎二人，分理本司军务。又创设十二卫府，即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府、左右领左右府、左右监门府、左右领军府，为统领全国军队的最高机构，内掌宫禁宿卫，外统全国府兵，基本职责是“禁卫九重”。每卫府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为正副长官，下辖若干膘骑府和车骑府。另设太子东宫十率，即左右卫率、左右宗卫率、左右虞侯率、左右内率、左右监门率，专掌东宫宿卫，并分统部分府兵。

大业三年(607)，隋炀帝改十二卫府为十六卫府，重定卫府称号为：左右羽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侯卫、左右备身府、左右监门府，其设官与职责大体如前。凡论战事，“兵出于府，将命于朝”，即由皇帝任命行军元帅为最高指挥官，督率一方者称大总管，统率从各地军府中调集的部队出战。

地方军队机构，初沿北周之制，边境和内地要州设总管府，掌一州或数州军事，权力甚重。炀帝改行郡县两级制，取缔总管府，设郡都尉、副都尉，统领一郡兵马。边关冲要设镇、戍、关，分置镇将、戍主、令远屯防戍守。

府兵是隋中央军的主体，府兵制几经改革，更为完备。文帝杨坚建隋前，即以北周都督中外诸军事名义，下令废止官兵赐姓制度，率先革除了鲜卑部落制遗风。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进一步改革了军事组织和制度。首先整顿全国军队，将各地乡兵统帅任命为府兵将校，把乡兵纳入府兵系统，增置军府，扩大府兵范围和实力；其次，改革过去军民分籍制度，把军人编入民籍，由州县管理，依均田令，免除校庸调，无事后家务农，有事奉命出征，轮流番上宿卫，武器农粮自备；无论居家或在军，凡军役之事，仍由军府管理。中央设十二卫府分统全国骠骑府、车骑府，置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为军府长官。下置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领兵官。炀帝统改骠骑府、车骑府为鹰扬府，长官改称鹰扬郎将，下属分别为校尉、旅帅、队正，取消将军、都督称号。至此，府兵自上而下，形成了完备的组织体系。另外，士兵总称卫士，使具禁卫军性质，并有内军、外军之分。左右卫的亲卫、勋卫、羽卫所统骠骑府、车骑府府兵，属于内军；其余各卫府所统骠、车府兵，都是外军。内军和外军皆有宿卫京师和奉调出战的双重任务。除府兵以外，中央军队还有禁兵、骁果等。

禁兵是专事皇帝宿卫的亲兵，分为内卫和外卫。左右卫、左右领左右府辖下的多数卫士和左右武侯府所统约启从卫士，属于内卫；其余禁兵则为外卫。内外卫禁兵和番上宿卫的内外军府兵相互制约，共同保卫皇宫与京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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骁果军

骁果军是隋朝的御林军，也是隋朝最精锐的部队之一，隶属于右屯卫。史载：骁果军者，隶右屯卫，乃上（隋文帝）之亲勋卫率，开皇三年，文皇帝集骁卫与果毅军，并为骁果卫，选军中壮士充任，以血鹰刺左臂。后来，隋炀帝赴江都，从关中拣选强悍者编入骁果军，作为皇帝的宿卫军。但因在江都滞留过久，军队哗变，隋炀帝被杀死。骁果军的控制权落入司马德戡和宇文化及手中，两人内讧加上路遇瓦岗军，这支军队遭到极大重创，遂星散。

府兵制的兴起与衰落

府兵制是唐代兵制之一，该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府兵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

府兵制是古代兵制之一。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建于大统年间（535—551），历北周、隋至唐初而日趋完备。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随着募兵制的大兴，历时约200年的府兵制只剩下空名，该制度遂废除。

府兵本泛指军府之兵。北魏在镇压六镇起义后分为东、西魏。为了与东魏抗衡，西魏宇文泰于大统八年（542）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编为六军。次年与东魏作战，败于洛阳邙山，损失很大。为了补充和扩大队伍，以后几年不断收编关陇豪右的乡兵部曲，选任当州豪望为乡帅。

大统十六年（550）后，逐渐健全了八柱国（大将军）、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又称二十四军）的府兵组织系统。八柱国的设置乃模仿鲜卑拓跋部的八部制度，其中宇文泰实为全军统帅，魏宗室元欣仅挂虚名，实际分统府兵的只有六柱国，也与周代六军之制相符。西魏恭帝元年（554），按照北魏早期所属大小部落的姓氏赐诸将姓，作为早已“灭绝”了的这些部落的继承人，所统兵士也改从各自主将之姓，这就给府兵制涂上了一层鲜卑部落兵制的色彩。

府兵是唐初的主要军事力量。其编制的基本单位是折冲府（又称军府）。府分三等，上府1200人，中府1000人，下府800人。军府长官为折冲都尉，副职为左右果毅都尉。府兵称卫士或侍官。军府分别隶属于十二卫和六率。十二卫各设大将军一人，直接听命于皇帝。六率各设率一人，隶属于太子。军府最多时有634个，约40%分布在京师所在的关中，以便中央政府控制四方。府兵必须凭尚书省兵部的兵符才能调拨。战时由皇帝命将率军出征，战争结束，将领回朝，士卒归府，将无常兵，难以干预国政。

唐代府兵制在太宗和高宗统治前期曾经有效地实行，但自高宗后期以至武后时就逐渐被破坏，到玄宗统治时终于被废除。破坏的原因：一是战事频繁、防御线延长、兵役繁重。原来防戍有一定的番休期限，后来常被强留以至久戍不归，导致人民避役，兵士逃亡；二是府兵地位的低落。唐初承前代遗风，对于卫士比较尊重。但到武后时，卫士往往被贵族官僚借为私家役使，导致社会上以充当府兵为耻辱；三是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府兵征发对象主要是均田农民，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征兵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条件。这样，玄宗统治时期，府兵逃散的情况日渐增多，以致番上卫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

开元十年（722），宰相张说以宿卫之数不给，建议招募强壮。次年，募取京兆、蒲、同、歧、华等州府兵及白丁为长从宿卫。十三年，改名“（锅）骑”，分隶十二卫，基本上代行了府兵宿卫的任务。征防兵士中，府兵本来就少于兵募，武后时出现了防卫本州的团结兵；玄宗初，军镇又出现了来自招募的健儿。当时，军府空虚，府兵番上宿卫已经不能足额，征防必然更难从府兵中征发，实际上除了被强留下来的以外，诸军府兵员的缺额大概很少得到补充。

天宝八年（749），鉴于军府无兵可交，遂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终于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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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冲府

折冲府是唐代府兵制基层军府的名称。西魏、北周时期军府的长官是开府，其副为仪同。隋初为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军府即改称骠骑府。隋末，军府称鹰扬府，主官为鹰扬郎将、鹰击郎将。唐建国，改鹰扬郎将为军头，鹰击郎将为府副。旋又袭用隋初旧制，初军头为骠骑将军，府副为车骑将军，军府为骠骑府、车骑府。武德二年（619），以车骑将军府隶骠骑府。

宋代军队的招募与待遇

募兵制的出现为规模庞大的常备军提供了基础，宋代是中国古代募兵制的鼎盛时期。当时，不论禁兵、厢兵，还是南宋的屯驻大军等，一般都采用招募的办法。有宋一代，募兵始终是军队的主要来源。

北宋汴京周围有约二三十万驻军，连同其家属就更多。再加上约三万官员（宋代武臣大大多于文官，也与常备军相关）连同其家属（官员家属人数要大大多于军兵），又是几十万。可以说，宋代汴京官员、军人连同家属构成了城市人口的主体。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它造成了巨大的需求。这种需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的繁荣。

“募兵制”的选兵标准很高，要求全副三层衣甲——即“上身甲”“股甲”“胫甲”。当时没有裤子，下身是战裙——即裙状的皮革“股甲”。裙子里边光着大腿，从膝盖以下有半截裤筒似的胫衣套在小腿上——胫衣是由从远古时代的绑腿演化来的，后来继续向上扩张成为裤子，对于军人来讲小腿上的胫衣就是皮革的“胫甲”。穿好这上身甲、股甲、胫甲三层衣甲，脑袋上再着胄(青铜头盔)，操十二石之弩，挎箭五十枚，荷戈，带剑，裹三日之粮，负重奔跑，由拂晓至日中，能奔跑一百里者，才能应征人伍。

宋太祖赵匡胤最早将强壮的军士选充“兵样”，分送各地，用作招募的标兵。后又改置“等长杖”，按身长尺寸招兵，各种番号的禁兵、厢兵等，身长标准也各有等差。招募为兵者，必须在脸、臂或手部刺字，以防逃亡，这是当兵的耻辱标记。军士由一支军队转换另一支军队，也须改刺番号。刺字完毕，则发放衣鞋、钱币等，称“招刺利物”。宋朝尽管设置等长杖，而实际招募时，也可明令降低身长标准。至于官吏在招兵时，以老弱病患者滥充强壮者，更是屡见不鲜。

宋朝对各级禁兵、厢兵将士、屯驻大军将士等，都发放军俸。军俸级别极为复杂，既有官兵差别，官与兵又各有等差，因各地币制、物价等差异，又形成地区差别。军士的正俸一般包括料钱、月粮和春冬衣。此外，还有郊祀赏赐、特支钱、雪寒钱、柴炭钱、银鞋钱、薪水钱，因立战功等原因而颁发的军赏，往沿边或外地出戍时发放领取钱米的口券，此类固定性或临时性的补助，名目繁多，难以悉数。宋朝军士大都携带家眷，居住兵营。一般情况，上等禁兵的收入可维持全家温饱，而厢兵收入微薄，不足以糊口，加之军官经常欺压和奴役军士，克扣薪饷，使很多军士生计艰窘，不得不兼营他业，因而严重影响宋军的战斗力。军士逃亡和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

宋朝对各级军士每年或不定期地实行拣选。壮健骁勇的军士可由厢兵升禁兵，禁兵中的下、中、上等兵直至皇帝近卫班直亦可依次升迁。不合格的军士则须降低军种和军级。老弱残疾的军士，可充当“小分”或“剩员”，领取一半军俸，担任军中各种杂役，也可削除军籍，回乡务农，或任便居止。但拣选制往往徒具形式，并不认真执行。

因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颇差，使宋军维持一支素质甚差的庞大队伍，巨额的军费开支，常占据宋朝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七八，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大大加重人民的税役负担。大量军士脱离农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甚至出现了肥沃农田大量抛荒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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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兵制的优缺点

募兵制由国家招募丁男当兵，供给衣食，免征赋役。这就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节省了府兵往来与路途的消耗，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封建国家也得以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不过，募兵制的士兵以当兵为职业，将领长期统帅一支军队，兵将之间有了隶属关系，导致军阀的形成。

宋代的军队分权

宋代实行“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的制度，北宋的二司、三衙是直接管辖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

宋朝是在结束唐末五代割据纷争基础上重建的统一王朝，分北宋和南宋两个历史阶段。其军制奠定于北宋初年，南宋相承，但又有差异。北宋开国后，赵匡胤为矫治前代将帅拥兵自重、割据分裂之弊，即进行军制改革。采取兵权集中于皇帝，臣僚分揽军政，中央萃集精兵，更番戍守边城要地。抑制将权，以文治武，内外相制，守内虚外等改革措施，对强化中央集权，开创宋代基业，起了积极作用。但其后继者奉此为基本国策，遵从不变，则又导致了冗兵坐食，战力积弱，国势日衰，致使两宋百万兵将，在与辽、西夏、金的抗衡中屡遭失败，最终为起于漠北的元朝所灭。

宋朝军队的建立、调动和指挥大权由皇帝直接掌握。其下军权三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军政、军令，制定战略决策等事。正副长官为枢密使、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

南宋中期，规定宰相兼枢密为定制。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司(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司)，为中央军事指挥机关。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武帅，分统全国禁军和厢军，其地位低于枢密院长官。率（帅）臣是禁军出师征战或戍时临时委任的统军大将，官名为都部署(后改名都总管)、钤辖、都监等，统领当地三衙禁军，事毕则罢，后又在路或州、府设经略安抚使、经略快、安抚使等职为率臣，兼管较大地区军民内政，由文臣任正职，武将任副职。军事行动一般须奉命于皇帝、宰相和枢密院。枢密院、三衙、率臣，职权分割，上下相维，使军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此外，尚书省还设有兵部，主要掌管仪仗、武举、兵器、马政、地图等军务事宜，兼学厢军、乡兵、土军、蔷兵、边境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封与承袭等。由此可见，宋朝的军事指挥机关多如牛毛。一旦有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后勤等各单位互相推诿扯皮，军队怎么会有战斗力？而形成战斗力的部队，就只有靠将帅的个人魅力来支撑，如杨家将、岳家军等。

宋朝武官有阶官和军职之别。武阶官是表示官员等级、确定品位和俸禄而无实际职掌的虚衔，如大尉、通侍大夫、忠训郎等，其升迁称“转官”或“转资”。军职为官员治卑的实职，如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都虞候、副兵马使、统制、统领、正将、部将等，其升迁称“转阶级”。禁军、厢军的军官称渭：三衙长官至厢都指挥使称都校，军都指挥使全都头称将校，军头币押官称节级。都校升迁无定序，将校和节级升迁，通常3年一次。军职升迁的同时，阶官也随之升相应品位。节级内的升迁，多以军功、武技或分绩为条件。

宋朝初级武官的来源，大都从有战功的军士提升；少数通过武学培养和武举选任。武学学员来自未授职的补臣、荫补子弟、京官保荐的平民，学习诸家兵法、历代战例及骑射等武艺。武学、武举3年一试，合格者按等第授官，武学不合格者，续学次年再试，三试不合格者除其籍。

宋朝还在中央设十六卫官衔，如左右金吾卫的上将军、大将军、将军等，称“环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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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一举夺得政权之后，却担心自己的部下也效仿，想解除手下一些大将的兵权。于是在961年，安排酒宴，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叫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从此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在969年，又召集节度使王彦超等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史称“杯酒释兵权”。

明代的卫所制

卫所制是明朝最主要的军事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首创，其构想来自于府兵制。明洪武十七年（1384)，在全国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从而形成明朝200余年的定制。

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到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设立了12亲军卫：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明成祖朱棣靖难成功后，增设10卫：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羽林前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明宣宗朱瞻基于宣德八年（1433）再次增设4卫：腾骧左卫、腾骧右卫、武骧左卫、武骧右卫，从而形成26卫，合称天子26卫。

明代全国的军队都受“五军都督府”节制，但明初天子26卫并不受五军都督府管辖，而是直接听命于皇帝。

明代军制继承发展了唐、宋、元三朝的兵制特点，军籍是世袭的，卫所兵有定籍，兵农合一，屯守兼备，不但保证了兵源，也满足了军队的供给。明代的卫所庞大而且复杂，除了直属皇帝的亲军卫、受五军都督府管辖的卫所外，还有屯垦卫、驻守卫、戍军卫和护卫。全国的卫军人数多达200余万，明代中后期甚至超过了260万。

明初曾设置大都督府，后来因为大都督府的权力过大。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1380)废丞相制的同时，也废除了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权力一分为五，分别是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这个机构是统领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各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中军都督府的断事官为五军都督府的断事官。朱元璋为了防范统军将领的专权，又规定五军都督府对军队无调遣权，其调遣之权由皇帝直接掌管；兵部在军队中虽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不统兵。每逢战事，由皇帝临时委派专人担任总兵官，统率卫所部队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归还将印，军队归还卫所。

五军都督府所属卫所，既有在京的，也有在外各省的，其中左军都督府在京管辖：留守左卫、镇南卫、骁骑右卫、龙虎卫、沈阳左卫、沈阳右卫6卫。在外下辖浙江16卫、38个千户所；辽东25卫、18个千户所；山东19卫、16个千户所、3个仪卫司、3个群牧所。

右军都督府在京管辖留守右卫、虎贲右卫、武德卫三卫。在外下辖直隶1卫，陕西28卫、16个千户所、3个仪卫司、3个群牧所。陕西12卫、3个千户所。四川11卫、10个千户所，2个仪卫司、1个群牧所。广西10卫、23个千户所、1个仪卫司。云南20卫、20个千户所。贵州17卫、12个千户所。

中军都督府在京下辖4卫，在外下辖直隶26卫、16个千户所。中都（凤阳）7卫、1个千户所。河南12卫、6个千户所、7个仪卫司、4个群牧所。

前军都督府在京下辖3卫。在外下辖直隶1卫，湖广27卫、33个千户所、4个仪卫司、3个群牧所。湖广7卫、9个千户所、3个仪卫司。福建16卫、20个千户所。江西4卫、11个千户所、3个仪卫司、2个群牧所。广东15卫、51个千户所。

后军都督府在京下辖20卫。在外知直隶34卫、12个千户所。河北23卫、8个千户所。山西9卫、9个千户所、3个仪卫司、3个群牧所。山西行都司13卫、3个千户所。

除了五军都督府以外，还设立了都司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军队，奴儿干都司下辖384个卫所，实际上都是少数民族的土官卫。同样在云南、四川、贵州和甘肃也有为数众多的土官卫所，但并不属于明代的正规卫军。

五军都督府所管辖的各个卫所庞大而且相互牵制，也并无直接隶属关系，使得皇帝能够放心地控制军队。这种军制，既反映了明代统治者对外族的作战需要，也反映了对臣下的防范和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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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卫

锦衣卫，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所设御用拱卫司，主要职能是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明洪武二年（1369），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后来改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从明宣宗朱瞻基之后，逐渐被宦官利用，沦落成宦官的帮凶，罗织了很多大案、冤案。

清代的八旗制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根据女真族原始的狩猎组织改编而创立的。这种军事组织的核心是“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平时耕狩，战时出兵，兵民一体”。八旗制度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行政、司法和宗教连接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有机体。

八旗制度是清代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满族的先世女真人以射猎为业，每年到采捕季节，以氏族或村寨为单位，由有名望的人当首领，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单位进行集体狩猎的组织形式，称为牛录制。总领称为牛录额真。牛录意为大箭；额真，又称厄真，意为主。牛录额真制实际上带有部落组织的色彩。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他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建立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镶，俗写亦作厢）。旗帜除四正色旗外，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其制规定：每300人为1牛录，设牛录额真1人；5牛录为1甲喇，设甲喇额真1人；5甲喇为1固山，设固山额真1人。据史籍记载，当时编有满洲牛录308个，蒙古牛录76个，汉军牛录16个，共400个。此时所编设的八旗，即后来的满洲八旗。清太宗时，又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同。八旗由皇帝、诸王、贝勒控制，八旗制终清未改。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属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入关以后，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

清定都北京以后，绝大部分八旗兵丁屯驻在北京附近，戍卫京师的八旗则按其方位驻守，称驻京八旗，俗称京旗，实即禁军。另抽出一部分旗兵派驻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称驻防八旗。八旗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如封爵，崇德元年（1636），始定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9等。八旗按引军旗色定户籍。八旗兴办宗室觉罗学、官学等，课其子弟。八旗宗室王公及官兵的婚丧等均有规定。清初定满汉不通婚，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才取消禁令，实际上民间早已通婚。

八旗制度从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覆灭，共存在296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曾为发展和巩固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为保卫边疆防止外来侵略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满族社会的发展，更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嬗变，八旗制度中落后的一面也日益明显，严重地束缚了满族人民的发展，在征战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小。八旗制度与清王朝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历了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整个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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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常备军

顺治元年（1644），清廷入关后，建立起八旗常备兵制，仍严格实行按民族分别编制的原则，则满洲、蒙古、汉军各为八旗，兵额总数约为22万余人。八旗兵以满洲八旗为基干，采取世袭兵制，在年16岁以上的八旗子弟中挑补旗兵。满、蒙、汉八旗，每旗各设都统（满语称固山额真）一人，副都统（满语称梅勒章京）二人；所属骁骑参领（满语称甲喇章京），满洲、汉军每旗各五人，蒙古每旗二人。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其兵丁负责保卫宫廷；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黄为下五旗。行军巡狩以上三旗和正蓝共四旗居左为左翼，其余四旗居右为右翼。

第五讲 军事技术——攻防利器掠敌营

冷兵器概略

冷兵器的产生始于原始社会晚期，开始于冶金技术的出现，并一直使用到现在。在中国，从夏商周时代开始，冷兵器就登上了战争舞台。商周时期到春秋时代，主要兵器还是青铜器，战国后铁兵器成为主流。宋元后，火药开始得到使用，开始了火器和冷兵器并行的时代。

兵器起源于远古人类的渔猎工具，以后在人类相互残杀的战争中，成为伤害对方的特制器械。在史前阶段，原始社会的氏族或部落之间，出于争夺生存空间、获取祭神的牺牲品，乃至血族仇杀等原因，不断发生争斗，导致人们相互残杀，于是各种带锋刃的生产工具，都被作为武器使用。

中国古代的冷兵器时代，指从史前时期兵器出现，直到封建社会结束，即清王朝的闭关政策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帝国主 义列强打破，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止。除了冷兵器独占沙场的时代，还出现了火器和冷兵器并行的时代。北宋初编成的《武经总要》明确记载了火药兵器，由此可见北宋是中国兵器的一个转折期，火器作为一种武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在使用冷兵器的阶段中，又可以依据主要兵器的质地和工艺特点，区分为三个连续发展的较小的阶段，即石器时代的兵器、青铜时代的兵器和铁器时代的兵器。

石器时代实际指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是冷兵器的萌发阶段或原始阶段。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是磨制石器，因此原始兵器也以磨制的石兵器为其代表，特别是钺和镞，但大量使用的还是由木、骨乃至蚌、角制造的兵器。至于防护装具，更以藤、木、皮革为主。

青铜时代是冷兵器的发展阶段。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是青铜冶铸技术，因此最精锐的兵器以青铜质料为代表，主要是青铜戈、矛、钺、镞，也发现以青铜铸造的防护装具。这时还使用着大量石、骨制造的兵器，防护装具则主要是皮质的甲胄。当时社会处于奴隶制时期，即夏商周三代，下限可延至战国。青铜兵器经历了发生、发展、成熟和衰落四期：发生期约相当于夏至商初；发展期约在商代；成熟期约在西周至春秋；衰落期约始于战国，那时铁兵器已较多地出现于战争场合。

铁器时代是冷兵器的成熟阶段，最先进的工艺为钢铁的冶炼，于是铁兵器逐渐代替了青铜兵器，连防护装具也以铁制造的为主。当时社会已进入封建制时期，自战国秦汉直到北宋，铁兵器的发展可以区分为四期：发生期约当战国至秦汉；发展期约当三国两晋至南北朝；成熟期约当隋唐；衰落期约当北宋，那时火药兵器已出现在军队的装备中。

火药兵器和冷兵器并用虽然始于宋代，但是却盛于明代，明初大规模的将金属管状射击火器用于实战，是中国封建时代使用火器的一个高峰。火器和冷兵器并用阶段的前期，又可分为三个连续发展的小期：火药用于制作兵器，原始管形射击火器的萌芽，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出现。

从明代中叶到清代末年，是火器与冷兵器并用时代的后期。这时元末明初金属管形射击火器发展的势头停滞下来，制造技术逐渐落后于西方，以至到明代中叶不得不从舶来品中汲取技术，仿制西方的火器，出现了主要靠引进的技术发展火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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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之霸——刀

刀为单面长刃的短兵器。刀的最初形态，与钺非常接近。到春秋战国时期，刀的形状发生巨大变化。冷兵器时代，很长一段时间内刀被作为军队的主要武器，不论是骑兵还是步兵军都曾大规模地配备刀。尽管剑被称为兵器之尊，但中国剑的作用主要是一种装饰和象征，并不适用于战场拼杀，更不适合骑兵使用。三国时期，刀曾大规模装备军队。史载，蜀主刘备曾令工匠一次性造刀5000把，吴王孙权则命造刀1000把，司马炎也曾一次遣人造刀8000把。由此可见当时刀使用的普及程度。

青铜时代：冶炼业和青铜器的发展

青铜兵器是从狩猎工具发展而来的，汉代郑玄注《周礼》中有所谓“五兵”之说，指的是矛、弩、剑、戈、锻。但《吕览》中说五兵是指矛、戟、钺、楯、，说法不一。现出土的青铜兵器大体有戈、戟、矛、戍、剑、刀、镞、弩机等八类。

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从石制工具时代进入到了使用金属器具的时代。商代青铜兵器有了长足的发展，青铜兵器的使用，使兵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青铜是红铜加锡的合金，因为这种合金制造的兵器颜色呈青灰色或青绿色，故名青铜兵器。中国青铜兵器时期是与中国青铜器时代即奴隶社会相始终的，即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开始至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止，先后经历了夏、商、西周和春秋，占据了中国古代战争舞台长达1600余年。

夏代虽然出现了青铜，但主要兵器仍然是石制兵器，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改进，有了少量的青铜兵器。至商代，青铜兵器已经比较发达了。一是兵器的种类增多。1935年，在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文物已有铜矛头、铜勾、铜戚、铜刀、铜斧、铜镞等。另外，在山东省益都出土的商代兵器有铜钺、铜头玉矛、铜戈。二是青铜兵器的制作技术较高，青铜兵器在铜、锡、铅合成比例上已经比较科学。三是商代军队普遍装备了青铜兵器，当时主要有车兵和步兵，车兵已广泛使用了斧、钺、戈、矛等青铜兵器。

西周青铜兵器在商代青铜兵器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西周时期大型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仍然因袭商代，但青铜兵器的制造超过了商代，兵器进一步多样化。这个时期的长兵器有戈、戟、钺、矛、斧等，短兵器则有刀、剑、双钩等。青铜兵器的质地颇为精良，其构造与商代相比有较大的进步。如矛的长度加长，刃长而銎管短，戈由无胡无穿发展到短胡一穿，有的甚至三穿、且内有刃，宽胡斜刃戈也开始问世。尤其是短兵器，周代比商代有了更大的发展。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战争频繁，为了满足当时车战的需要，青铜兵器发展到全盛时期。无论在兵器的形制、数量、质量等方面都有提高和改进。《考工记》里对青铜兵器中的铜、锡、铅三种成分的配比做了明确的记载，足以说明当时青铜兵器的冶铸技术的高明。越王矛、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等稀世珍品的出土，也都证明了当时兵器制造的精良程度。

战国后期的秦国已经是青铜剑、铁剑并用，长度达100厘米左右，剑身狭长，表面经过仔细地研磨，并有一曾铬盐氧化物，显现着乌黑的光泽，能防蚀防锈，陕西秦墓出土的诸多长剑几乎有如新制，而其他兵器如：铍、矛、殳、镞等也都应用此法。这种长度的青铜剑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由于青铜硬而脆，过长的剑极易折断，因此剑的长度历来是受到限制的，秦代的长剑硬度一如经过处理的中碳钢，令人不敢置信。经过学者的研究，发现其剑身有规律地作多段的收束，剑身宽度逐段变窄，而厚度则作比例性的加大，使其物理性能达到非常完美的地步。据说兵马俑出土时有过大量碎片压住青铜长剑的实例，移开碎片后，长剑立即反弹恢复原状，可见这种青铜剑韧性之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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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名剑

春秋时期，互为世仇的吴越两国同以铸剑闻名于当世。我们由现存的实物可以充分证明，其技术之精湛、工艺之华美，可称举世无匹，尤其是剑身的表面处理，不但具有神秘华丽的花纹，在2500年后的今天，仍然寒光四射、锋锐如新，这种处理技术至今仍然是个谜。此时，钢铁制的兵器也登上了舞台，或许对于青铜兵器的锻冶技术已累积了足够的知识，又或许摺叠钢的技术本来就承袭自打造青铜兵器的经验，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的兵器制造，其水准的确领先了全世界一大截。著名的铸剑大师如欧冶子、干将等人，炼就一批千古名剑：干将、莫邪、湛卢、巨阙、纯钩、龙渊、太阿、工布、鱼肠等。即使实物不存，它们的赫赫威名仍令我们心驰神往。

甲胄：防御性武器的始祖

甲胄的出现是和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出现、战争日益频繁、进攻性武器逐渐锐利等因素紧密相关的。甲胄从一出现就受到重视，并且沿袭了数千年，其间甲胄的形制不断得到改进，制作甲胄的材料亦多种多样，其防护功能逐步完善。直到今天，甲胄对人类的影响仍然非常深远。

东周至秦汉之际，由于战争频繁且规模增大，穿着甲胄的重装部队在各国部队中的比例日益增多。战国时期，各大诸侯国均拥有数量庞大的重装部队——“甲士”。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渐强，在对“山东六国”的长期兼并战争中，甲士在数量上已经不亚于其他诸侯国，所谓“带甲百万”即此；且由于秦军作战勇猛令其他国家的军队望而生畏，故而被称为“虎狼之师”。在这支“虎狼之师”中，有一些甲士作战时常常只穿甲衣而不戴头盔，文献上称为“科头军”，他们以此显示与敌决一死战的决心，往往给敌军士气以极大的打击。

战国时期，甲胄主要以皮革制作，但也出现了铁甲胄。到西汉中期，铁甲胄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而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和石甲胄陪葬坑的甲胄资料分析，秦代的铁质甲胄已经占据相当的比例，但仍以皮质为主，明显地带有从战国至秦汉过渡时期的色彩。甲胄质地之所以由皮革转变为铁质，是因为战国至秦汉时期进攻性武器由青铜转变为更锋利的铁兵器，迫使作为防护兵器的甲胄随之进步。

由于甲胄在战争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各国都很重视甲胄的制作。春秋战国之际齐国官修的《考工记 函人》详细记述了制作皮甲的复杂程序、工艺以及甲胄的形制、尺寸、结构和各部位的比例，充分反映了齐国以至其他诸侯国对甲胄的高度重视。而在秦国，由于连年进行兼并战争，从秦昭王到秦王政(即秦始皇)时，已经将甲胄的重要性提升到国家法律的高度。

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云梦的一座秦墓中，发现了大量秦昭王时期至秦始皇时代的竹简，被称为“云梦秦简”。该简册主要记载了当时对违法者的处罚标准，其中最常见的处罚种类称为“赀”，即违反法令者以缴纳规定数量的钱财或实物来抵赎自己的罪。而赀刑中最常见的则为“赀一甲”“赀一盾”等处罚方式。从字面意思看，似乎是违法者直接以缴纳甲胄或盾牌等实物来抵罪，但是秦国经商鞅变法，奖励公战，严禁私斗，严禁民间私造兵器，甲胄盾牌等兵器自然也在禁造之列，个人不可能私造甲胄上交；其次，从《考工记》的记述可知，甲胄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非专业人士不可能造出精良的甲胄；目前所发现的秦代甲胄资料显示，同一类型的甲胄形制、尺寸、结构以及甲片的数量等基本相同，也就是说秦朝的甲胄制造实现了标准化，这样的甲胄绝非“各自为政”的私造方式所能制成的。综而观之，秦代“赀”刑所要缴纳的不大可能是甲胄等实物，而更可能是与甲胄、盾牌等实物价值相当的货币或财物，由此也可看出当时对甲胄的重视程度。

秦代甲胄的日趋成熟和完善，绝非偶然，而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一方面，当时各国之间的战争使甲胄在制作工艺和质量上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从甲胄自身的发展阶段来看，经过原始社会末期以至秦代2000多年的漫长发展，皮甲胄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完善，与汉代皮甲胄逐步减少的状况相比，秦代可以称为皮甲胄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铁甲胄这种新种类的甲胄也有所发展。所以，秦代是两种质地的甲胄并存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甲胄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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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甲胄相媲美的盾牌

盾牌是古代作战时一种手持格挡，用以掩蔽身体，抵御敌方兵刃、矢石等兵器进攻的防御性兵械，呈长方形或圆形，其尺寸不等。盾的中央向外凸出，形似龟背，内有数根系带，称为“挽手”，以便使用时抓握。

在古代东方，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等具有古老历史的国家，作战时都广泛使用盾牌。公元前2000年出现了铜盾，后来又出现了铁盾。盾牌的表面一般都包有一层或者是数层皮革，可以防止箭、矛和刀剑的攻击。通常还绘有各种彩色的图案、标志、徽章等等。随着枪炮火药等兵器的发展，盾牌逐渐被废弃。

盾虽然只能用以防御，但常配以刀枪，也能发挥很大的进攻能力。用法主要有：腾、跌、扑、滚、伏、窜、踔、蹲等。盾牌作为武术套路较为流行的有：矛、盾对打、盾牌刀进棍、盾牌刀进枪、三节棍进盾刀等。

战车：纵横陆上的王者之师

战车是古代用于战斗的马车。一般为独辀（辕）、两轮、方形车舆（车箱），驾四匹马或两匹马。其种类很多，有轻车、冲车和戍车等。战车最早在夏王启指挥的甘之战中就已经使用。到了汉代，随着骑兵的兴起，战车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

战车是古代战争中用于攻守的车辆。攻车直接对敌作战，守车用于屯守并载运辎重。一般文献中习惯将攻车称为战车，或称兵车、革车、武车、轻车和长毂。夏朝已有战车和小规模的车战。从商经西周至春秋，战车一直是军队的主要装备，车战是主要作战方式。

一辆战车称为一乘，由两匹或四匹马拉车。四匹马拉的车，中间的两匹马称“两服”,用缚在衡上的轭驾在车辕两侧。左右的两匹称“两骖”，以皮条系在车前，合称为“驷”。马具有铜制的马衔和马笼嘴,这是御马的关键用具。马体亦有铜饰,主要有马镳、当庐、马冠、月题、马脊背饰、马鞍饰、环、铃等。

每一辆战车载重装甲士3名，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右方甲士执戈（或矛），主击刺，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称“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只随身佩带短兵器。这种乘法可以追溯到商朝。如在殷墟车马坑中,3名甲士分布两处,车后2人，舆侧1人；3套兵器,第一套华贵精美,余两套仅为一般的铜质,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兵器的品种也明显地有射御之分。据《左传》等文献记载，西周和春秋时期的乘法也与此相同。此外，还有4人共乘之法,称为“驷乘”,但这是临时搭载性质，并非通例。除3名甲士随身佩持的兵器外，车上还备有若干有柄格斗兵器。据《考工记 庐人》记载，这些兵器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合称“车之五兵”,这些兵器插放在战车舆侧，供甲士在作战中使用。但是在实际出土的战车上，所配置的兵器品种并不如记载的这样完备。

由于古代战车为木质结构，所以重要部位都装有青铜件，通称车器，用以加固和装饰。西周中期以前，一般采用长型軎饰，其长度为17厘米左右；西周以后则通行短型軎饰，其长度在8—10厘米之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1件矛状车軎，通长37.5厘米，它不仅用于保护和装饰轴头，而且也是带有攻击性质的装置。车轴是战车驰骋时急剧转动的关键部件，为防损坏，战国时期已开始在轴毂之间装置铁锏，以减少轴毂的摩擦。据河南省洛阳市中州路战国车马坑出土实物可知，铁锏为半筒形瓦状，每轮4块，均以铁钉固定在轴杆上。饰是包在车轮辋上的铜片，纵断面呈U形，固定在轮辋上的接缝处。轮辋为双层结构，每层均由两个半圆形木圈拼成，里外两面的接缝错开，互成直角，造成每一轮辋有4个接缝处，用4个饰加以紧固。

车战的起始阶段，使用战车的数量较少。据《吕氏春秋》记载，夏朝末年，商汤与夏人战于邑，仅使用了战车70乘。商末，在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达到一次动用300乘的规模。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兼并战争的加剧，战车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诸侯国，如晋国和楚国，拥有战车的数量已达4000乘以上。到春秋战国之交，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拥有大量步兵的新型军队开始组成。而铁兵器的采用和弩的改进，又使步兵得以在宽大正面上，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齐的车阵进攻。《史记 张仪列传》记载,秦军“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不过，这时的战车已不再担负主要的作战任务，车战也不再是军队作战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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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战车车器

中国古代战车用木质构成，各个部件的名称有轮、辋、辐、毂、轴、辋幰、軎、辖、辕、衡、轸、舆、轼、轭等。轮即车轮，是车上最重要的部件之一；辋，车轮周围的框子，汉代以前叫“牙”；辐，插入轮毂以支撑轮圈的细条；毂，车轮中心插轴的部分；轴，即车轴，车上的支承转动件；辋幰，挂在车轮外的帷幔；軎，一般为青铜制，形如圆筒，套在车轴的两端；辖，是穿过軎与车轴的一个销子，将轴与軎销为一体，防止车轮与车轴脱落；辕，车前驾牲畜的两根直木；衡，车辕前端的横木；轸，车后的横木；舆，车上装载东西的部分，即车厢；轼，车厢前面用做扶手的横木；轭，驾车时搁在马颈上的曲木。

血腥冷兵器：铁质兵器的产生与发展

铁兵器始于春秋末期，盛行于战国以至火器发明的漫长时期。主要包括铁剑、铁刀、铁锥、铁鞭、铁锏、铁枪等。随着炼钢术的不断进步，铁兵器的质量和形制及种类也不断发展、完善，其形状逐渐趋于统一和定型，但性能仍未脱离近战以直接杀伤为主的范围。

中国铁兵器在战国时期已基本普遍使用，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进入到封建社会。随着封建社会经济的繁荣，科技水平的提高，冶铁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由于铁的蕴藏量较为丰富，铁器的坚硬度比青铜器要强，又易于铸造。因此，铁兵器逐渐代替了铜兵器，成为当时战争的主要兵器。铁兵器的品种更加齐全，据古籍记载以及大量的出土文物表明，当时的铁兵器有戈、戟、矛、殳、斧、钺、锤、锥、刀、剑、匕首等，并广泛地应用于战争当中。从战国时候开始，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直到唐末火器的出现为止，这一时期是中国兵器发展史上的铁兵器时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历代统治者为了战争的需要，都十分重视生产大量的质地优良和成本低廉的铁兵器。当时士兵衣着铁甲，广泛使用铁斧、铁刀、铁钺、铁杖、铁戟、铁剑等铁制兵器。这些武器制造精湛，造型讲究，杀伤力强。

战国时期，楚、韩、燕等国都是以制造铁兵器出名的国家，在战国时期的历次战争中均曾和青铜兵器一起使用，使得战场的惨烈度超过前代。西汉初期，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铁兵器逐渐增多，并开始取代青铜兵器。汉武帝时代，官府对冶铁业进行垄断，大力推广炼钢术，全国49处铁官都能炼钢制造兵器。因此，从汉武帝时起，主要生产大量的铁兵器，如矛、剑、戟、刀等，基本上取代了青铜兵器。至汉末基本上完成了青铜兵器向铁兵器的过渡。到了三国时期，铜兵器已经基本退出了战争舞台。

两晋南北朝时期，冶铁业的发展很快，先后发明了横法钢和灌钢法的技术。南朝用横法钢制造的刀剑，极其锋利和精巧。后来灌钢法发明，人们制造的兵器，用工又省，质量又好。北齐綦母怀文用灌钢法制造宿铁刀，异常锋利。由此可见，当时冶铁业已经高度发达了。

隋唐五代时期的铁兵器中，长兵器以矛、枪和长刀为主。据《新唐书 李光弼传》记载：“弼有禅将，援矛刺贼，洞马腹，中数人。”这表明当时唐将使用的长矛已经非常精良。短兵器则以刀为主。剑在这时已经失去了实战的价值，成为身份的象征。冶铁业的大发展促进了长兵器的使用，尤其是刀、矛的使用。唐朝用“灌钢法”代替了百炼法，炼出的刀更加坚韧锋利。唐朝的刀有仪刀、鄣刀、横刀三种。其中横刀是专门装备军队的战刀，横刀一般全长

70—80cm左右，刃长在50—60cm之间，厚度约6—8mm。从长度和宽度上可以看出当时冶铁业的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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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之祖——戈

戈，是中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一种武器，尤其是在车战时代，更是兵器的主流，堪称中国兵器之祖。戈分戈头、木柄、片尊三部分。戈头分为援、内、穿三部分。援，就是平出的刃，用来钩啄敌人，是戈的主要杀伤部；内，位于援的后尾，呈棒状，用来安装木柄。内上面有穿绳缚柄的孔，称为“穿”。为了避免在挥杀时脱落，有的在援和内之间设有突起的“阑”。木柄，有长有短，为扁圆，便于握持。片尊是尾端的装饰，主要是为了插在地上不歪斜，没有杀伤作用。戈流行于商至汉代。骑兵兴起，车战结束后，戈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弓箭：远距离杀伤性武器

弓箭是古代利用机械能量发射的具有锋刃的一种远射兵器。弓由弹性的弓臂和有韧性的弓弦构成；箭包括箭镞、箭杆和箭羽。箭镞为铜或铁制，杆为竹或木质，羽为雕或鹰的羽毛。弓箭是中国古代军队使用的重要武器之一。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狩猎。当时的原始人类使用打制过的石块、削尖的木棒等向各种猎物投击，但投掷距离毕竟有限。后来，人们发现木制棍棒被外力弯曲变形，而外力一经消失突然恢复原状会产生较大能量，于是选取有弹力的木材或竹材用坚韧的弦弯曲固定，制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弓箭类武器。对于当时以狩猎为主的原始氏族部落，弓箭的应用具有极大的意义。

弓箭出现以前，人类使用的工具是比较简单的。而弓箭是一种复合工具，它的出现，是原始社会技术显著进步的一个标志。它射程远，命中率高，携带方便，大大加强了人类同自然界作斗争的力量。

古人类不断改进手中的生产和战斗工具，使得弓箭紧紧跟随着人类前行的脚步而演进。当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时，箭镞由原来的打制石镞逐渐演变为精细的磨制石镞。同时，为了能使石镞牢牢地固定在箭杆上，镞的后部逐渐加长成为铤，并加上了使箭飞行稳定的尾羽。

春秋战国是一个血腥的时代。在周王朝不断衰微的同时，各大小诸侯国相互混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弓箭的制造工艺有了较大进步。

当时，各诸侯国都设有专门的兵器制造部门，并制定了官方标准，用于指导兵器生产，以获得更多的规格统一的精良兵器。不过，保留至今、记载有关弓箭制造标准的只有齐国的《考工记》了。该书详细描述了制造弓与箭的选材、工艺流程等。明确指出制造弓所需的六材是干、角、筋、胶、丝和漆，“六材既聚，巧者合之”，只有六材都准备好了才能合制成弓。对于六材的选用标准，书中也有较详尽的规定。如列举了选取弓干的七种原材料，并排定了它们的优劣次第：“柘为上，次之，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认为7种树中，以柘木为制弓的最好材料，而最差的是竹材。选取角时，要注意杀牛的季节(最好是秋高气爽时宰杀的牛，这时的牛角最厚)，牛的老幼强弱。选取的角应是“青白而丰末”，“角长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其理，为之牛戴牛”(三色是指角的根部白，中部青，端部丰满。而牛戴牛是指一对好牛角的价格就相当与一头牛的价格)。对于胶,要求颜色越深而且越干燥越好；筋越精细而且越长越好；漆要清澈得仿佛见底；丝要光泽鲜明。

至于将六材合制成弓，也并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完成的，不同的工序需选取不同的季节，以保证弓的质量。要在第一年的冬天将完全干透的弓干削制成型；春天将牛角制成大小合适的块；夏天将筋梳理成型,再经酒蒸、锤打、拧紧、手撕，使之不再收缩成为细条；到了秋天，在弓干的外侧粘贴筋丝，在弓干的内侧贴上角；冬天则把丝精细地缠绕在弓节上；到极寒的时候上漆；第三年春天被弦。这样算来古代工匠制成一张良弓，连选材在内共需要4年的时间。其间工匠所耗费的精力可以想见，而制造当时诸侯王所使用的良弓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则更多，所以当时的诸侯对良弓的珍视程度并不亚于制作一柄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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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弓箭是谁制造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山西省桑乾河的支流峙峪河与小泉河汇合的一块面积为1000平方米的小丘地层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块被称作“峙峪人”的枕骨残片，此外还发现了一批文化遗物。其中有一种加工精致的小石镞，是用很薄的长石片制成的，有很锋利的尖端，器身两侧的边缘也十分锋利。这种石镞明显地符合箭头的三要素：锋利、尖头适度、器型周正。这三点可以说明它是箭镞。在与尖头相对的另一端（底部）左右两侧有点凹进去，成为一个小把，这显然是用来安装箭杆的。从这两点可以推知峙峪人已经使用石制的弓箭。虽然这种石箭在今天看来很幼稚，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比它更早的弓箭。由此我们可以宣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弓箭是中国人的祖先在28000年前制造出来的。

胡服骑射：马具的成熟与骑兵技术的应用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期赵国最有作为的一位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在战场上改穿便于射战的“胡人衣冠”，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射，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并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战国时期，地处胡人和华夏民族交汇处的北方赵国，虽以农耕为主却频繁接触游牧习俗，通过抗击胡骑袭扰也体会到游牧民族“来如飞鸟，去如绝弦”的骑兵优长。15岁的赵雍继位时，其疆域只限于如今的河北中南部和山西北部，军队与其他列国一样仍由车兵、步兵构成。为了改变小国弱势，赵武灵王赵雍决定让本国的精锐全部弃车乘马。此前人类虽驯养马匹千年，却只能耕田驾车，因未解决鞍具无法驾驭。春秋和战国前期马拉战车成为军队主力，其冲击力和速度超过步兵，却因道路所限难入山地丘陵，呆板的车战、步战使军事机器运动迟缓。目睹过胡人穿短衣长裤骑马便捷的赵武灵王，决心改变几百年相传的军制，实行由车战向骑战的转变。他选择靠近河套的草原训练骑兵，并让国内作坊制作马具，建立起华夏民族最早的一支骑兵。当时军队实行骑兵化的重要意义，相当于现代战争史上陆军由徒步跃升为机械化。

春秋至战国前期，华夏传统服装是长袍宽袖，不便于骑马射箭。为此，前307年赵武灵王下达易服令，让男人改穿胡人式的紧袖短衣和长裤。这一举措对重服饰礼义的传统观念形成了重大冲击，众多臣属惊呼这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赵武灵王却从作战需要出发，反对法古不变，以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推广服饰改革。他还亲自骑马弯弓并露宿草原，聘请擅长骑射的胡人充当教练，推广了养马、制革、设兽医和筹办草料等完整配套的制度，很快培训出1万名装备精良且射术高超的骑兵，其他列国的步、车兵和北方零散部落在其狂飙般的攻击下，一时均非对手。

赵国在战国七雄中开军事变革潮流之先，经过短短十几年，便由一个小小中山国都敢侵犯的弱邦崛起为唯一能够同秦相抗衡的强国。赵灭中山国后，又南抑魏齐，北逐三胡开疆千里，还占领了如今的陕北一带，对秦都咸阳构成直接威胁。

赵国能够大规模地装备骑兵，除了燕赵之地产良马外，最重要的是当时马具已经成熟。目前尚无实物证明战国时代赵国已经拥有了“马镫”（一般认为马镫出现在汉代，不过仍无可信的史料和实物佐证），但是有一点是可信的，那就是已经出现了类似“马鞍”“马镫”的工具，否则无法实现骑兵的千里驰骋，也无法克服骑射时的平衡问题。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不但推动了各国对骑兵的重视，而且推动了中国古代骑兵的发展。正是因为他的大胆革新，才使得汉代出现了真正的马镫和高桥马鞍，也才能千里跃进大漠，对匈奴人追亡逐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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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约前340—前295），中国战国中后期赵国君主，嬴姓、赵氏，名雍。赵武灵王在位时，推行的“胡服骑射”政策，使得赵国士卒的战斗力大为提高，灭中山国，败林胡、楼烦二族，辟云中、雁门、代三郡，并修筑了“赵长城”，使赵国成为东方六国中最强盛的国家，也是当时最具尚武色彩的国家。前296年，赵武灵王的儿子公子章企图夺王位，导致“沙丘之乱”。赵武灵王被幽禁在沙丘宫中，3个月无水米，被饿死，谥号武灵王。

弩：以步制骑的最有效武器

弩是弓的进一步发展，是古代车战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步兵有效克制骑兵的武器。弩也被称作“窝弓”“十字弓”。弩主要由弩臂、弩弓、弓弦和弩机等部分组成。虽然弩的装填时间比弓长很多，但是它比弓的射程更远，杀伤力更强，命中率更高，对使用者的要求也比较低，是古代远距离的杀伤武器。

弩的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臂、弓、机。“臂”一般为木制；“弓”横于臂前部；“机”装在臂偏后的地方。弩最重要的部分是“机”，弩机一般为铜制，装在弩“郭”（匣状）内，前方是用于挂弦的“牙”（挂钩），“牙”后连有“望山”（用于瞄准的准星）；西汉弩的“望山”上出现了刻度，作用相当于现代枪支的标尺，便于按目标距离调整弩发射的角度，提高了射击的命中率。在铜郭的下方有“悬刀”（即扳机），用于发射箭矢。

弩的出现不晚于商周时期，春秋时期弩成为一种常见的兵器。《孙子兵法 作战》中即已将弩和甲盾等一起列为重要的作战物资。到战国时期弩更是广泛的运用于军事之中，从战国早期的擘张弩（即用臂力开的弩），可以窥知当时弩在军队的装备程度，《孙膑兵法》中称这种弩“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战国晚期出现了蹶张弩：如韩魏的十二石弩，射程可以达到六百步。这些弩因为必须使用更强的力量才能张开，就要求“弩机”更坚固，开始在“弩机”外加装“铜郭”强化机糟。这一时期弩在战争中运用得更普遍，如韩国的精兵就被称为“披坚甲，持劲督”（弩的一种叫法）；魏选武卒，考核的要求之一就是要能够挽十二石弩。

西汉时期跟北方匈奴长时间交战，作为汉军步兵对抗匈奴骑兵的利器，弩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并且开始有了连弩的记载。《资治通鉴》中记载：“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到了东汉时期开始有腰引弩（后又作腰开弩），这是单人就能拉开的最强弩，《武备志》记载：“力弱者用蹶张，力雄者仍用腰张。”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了著名的“元戎弩”，史载这种连弩“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同足踏的蹶张弩配合使用，杀伤力更为强大。后来大发明家马钧又对其进行了改进，使之成为一种单人即可使用的一弩五矢的的兵器，更加实用于战场作战。

汉弩的强度都要经过严格校验，在居延汉简中曾发现过检验已受损伤的弩的强度的记录。汉将李广于前121年与匈奴作战时，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以大黄弩射杀对方将领而扭转战局。汉朝郡国还组成了以弩手为主的步兵兵团“材官”，其领军将军有的就号称“强弩将军”。

下面专门介绍几种著名的弩：

汉代大黄弩。汉代的弩强度按石来计算，分一石至十石（大约引满一石弩需27-30千克的力量），其中十石弩最强又被称为黄肩弩、大黄力弩，只有膂力极强的人才能使用。《史记·李广列传》中就有李广持大黄弩射敌将的记载。

神臂弩。北宋神宗时发明，弓身长三尺三，弦长二尺五，射程可达三百四十多步；威力强大，矢可入榆木半杆。号称威力强于汉代大黄，其他器械都及不上，成为宋军弩手的制式兵器之一。

豆＋寸子弩。这是一种强力的连弩，是宋代三弓床弩的一种。一次可以发射十余支箭，射程可达千步，堪称射程最大的冷兵器。张开弦需用七十五至一百余人用绳索绞动机械的力量。

连弩车。战国时就有连弩车，该弩属于弩炮的一种，置于车上，可进可退。车上驾十二石大弩，每弩一发七矢，中矢为主矢略大，两边各三矢略小，可射七百步，中处墙倒城摧，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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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戎弩

元戎弩，又叫诸葛连弩，据说是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发明，一次可发射十支箭。连弩在诸葛亮之前就有，但是射程较短，诸葛亮对先前的连弩进行了“损益”。损益后的连弩射速快，杀伤力增大，但是也有射程较短的缺点，因此一般主要用于防守城池。

烽燧：古代军队通讯工具

烽火台又称烽燧，俗称烽堠、烟墩，是古时用于点燃烟火传递重要消息的高台，系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烽燧”，专指边防报警的两种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烽火台隔一段距离设置一个，台台相连，传递信息，能够传到很远。

烽火台的建筑早于长城,但自长城出现后，长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甚至就建在长城上。特别是汉代，朝廷非常重视烽火台的建筑。

烽火，也叫烽燧，是古代军情报警的一种措施，即敌人白天侵犯时就燃烟（烽），夜间来犯就点火（燧），以可见的烟气和光亮向各方与上级报警。烽火台在汉代称作烽堠（烽候）、亭燧，唐宋称作烽台，后把“烽燧”一词也引申为烽火台，明代则一般称作烟墩或墩台（西北明代墩台，大的还有御敌之功能，小的则只有观望远方的作用而无点烽火之功能）。烽火台一般相距10里左右，明代也有距离5里左右的，守台士兵发现敌人来犯时，立即于台上燃起烽火，邻台见到后依样随之，这样敌情便可迅速传递到军事中枢部门。

烽火台的形状因时因地而不同，大体为方、圆两种。在某些地段，连线的烽火台建筑甚至取代了长城城墙建筑。长城沿线的烽火台的建筑与长城一样，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西北的烽火台多为夯土打筑，也有用土坯垒筑；山区的多为石块垒砌；中东部的自明代有用砖石垒砌或全砖包砌的。烽火台的布置除建在早期长城干线上之外，一般分为三种：一种在长城城墙以外沿通道向远处延伸，以监测敌人动向；另一种在长城城墙以内，与关隘、镇所、郡县相连，以便及时组织反击作战和坚壁清野；再一种在长城两侧（秦汉时有建在长城上的），以便于迅速调动全线戍边守兵，起而迎敌。早期还有与都城相联系的烽火台，以便尽快向朝廷报警。

烽火台的功能最重要的是传递军情，它需要与敌台、墙台等长城建筑密切配合。有敌台的地方，敌台可充作传递烽火信息的墩台，没有敌台也没有适于点烽的墙台的地方，按传烽路线必须建有烽火台。蓟镇总兵戚继光在《练兵纪实》中讲：“自古守边不过远斥堠谨烽火。蓟镇以险可恃，烽火不修久矣。缘军马战守应援素未练习分派，故视烽火为无用。今该议拟呈会督抚参酌裁订：凡无空心台之处，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台所相近百步之内者，俱以空心台充墩。大约相去一二里，梆鼓相闻为一墩。”戚继光还制定了传烽之法，编成通俗顺口的《传烽歌》，让守台官兵背诵熟记。经过严格训练，负责传烽的守军能以烽火准确传递军情，而且迅速，一般三个时辰就可传遍整个蓟镇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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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烽燧

唐朝的烽燧制度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更趋完善。大凡每30里置一烽燧，如有山冈阻隔，可于适宜、近便之处设置，以能够相互望见为宜，不必局限此制。临近边境的烽燧要在附近筑城，严加保护。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河源军经略大使黑齿常之在黄河和渭河流域设置烽燧70余所；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御史大夫张仁愿在黄河北岸修筑烽燧1800所；开元二十五年(737)，唐玄宗以边隅无事，寰宇乂安，内地置烽，诚为非要，下敕“量停近甸烽二百六十所，计烽帅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从这些数据推算唐朝设在边境和内地的烽燧当在1万所以上，也就说明当时使用的通讯人员就在1万人以上。

云梯：攻城破敌的利器

中国古代的云梯，有的带有轮子，可以推动行驶，故也被称为“云梯车”，配备有防盾、绞车、抓钩等器具，有的还带有滑轮升降设备。《淮南子 兵略训》许慎注曰“云梯可依云而立，所以瞰敌之城中”，说明云梯另外的一个用途是可以登高望远侦探敌情。

云梯是中国古代战争中用以攀登城墙的攻城器械。《淮南子 兵略训》许慎注说：“云梯可依云而立，所以瞰敌之城中。”故登高侦察敌情，是云梯的另一功用。

一般认为，云梯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巧匠公输般。战国时期的云梯，从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所示图案判断，系由3部分构成：底部装有车轮，可以移动；梯身可上下仰俯，靠人力扛抬，倚架于城墙壁上；梯顶端装有钩状物，用以钩援城缘，并可保护梯首免遭守军的推拒和破坏。

唐朝的云梯比战国时期有很大改进：梯身以一定角度固定装置在底盘上；在主梯之外，又增设一具活动的上城梯，其顶端装有一对辘轳，登城时可以沿着城墙壁面上下滑动，谓之飞云梯；云梯的底部则“以大木为床，下置六轮”。由于主梯采用了固定式装置，简化了架梯程序，缩短了架梯时间，而活动的上城梯的设计，则大大降低了云梯在接敌前的高度。攻城时只需将主梯停靠城下，然后再在主梯上架设上城梯，便可“枕城而上”，从而减少了敌前架梯的危险和艰难，同时又保证云梯在登城前不过早与城缘接近，免遭守军破坏。宋朝的云梯结构有了更大的改进，采用了中间以转轴联接的折叠式结构，并在梯底部增添了防护设施。此外，上城梯也出现了多种形式，有飞梯、竹飞梯、蹑头飞梯等。这些改进，使登城接敌运动简便迅速。明朝以后，笨重 巨大的云梯，因无法抵御火器的攻击，遂逐渐废弃。

早在夏商周时就诞生了云梯，当时取名叫“钩援”。春秋时，鲁班加以改进。战国时云梯由车轮、梯身、钩三部分组成。

古代攻城有多种方法，但多是以迅速登城为决胜前提，架梯必须果敢、迅速、乘虚入城。所以常用的有各种轻便简单的飞梯。汉代，陈汤攻打郅支城，该城外设一道木城墙，内设土城墙，防守相当严密。攻城兵士先用弓弩仰射，击退城上守兵，用火烧毁木城，持弩弓，操长戟冲入木城，然后迅速接近土城，四面架梯，缘梯登城，很快捣破了内城。这种攻城方式便是强攻，尽量缩短双方对峙时间，一鼓作气，迅速攻破城防，所以必须使用轻便飞梯，飞梯结构简单，重量轻，多是木制竹制。宋代飞梯长二三丈，首端装有双轮，便于蚁附登城。另外还有“避檑木飞梯”“蹑头飞梯”“竹飞梯”，形制略有差异，但都轻便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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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叉式升降机——云梯的延续

古时候，人们把用于高空作业的竹制或木制梯子称作云梯，用起来比较笨重，安全没有保障。现代人通过技术改进，用锰钢和铝合金代替制作云梯的原材料，生产出剪叉式升降机和铝合金升降平台，外形美观，移动方便，安装快捷，安全性能高，是高空作业的好帮手。

城墙及长城：古代战略防御性工程

长城是古代中国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长城东西绵延上万华里，因此又称作万里长城。现存的长城遗迹主要为始建于14世纪的明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辽东虎山，全长8851.8千米，平均高6至7米、宽4至5米。

前7世纪，楚国即构筑过长城。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之交，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秦、赵、燕、齐、魏、楚、韩、中山等国各筑长城以自卫，而秦、赵、燕三国，为了防御匈奴贵族的袭扰，又在其北部筑长城。这个时期的城墙主要是土石墙，墙高只有三四米，有的则是利用原有的河堤改筑的，防御设施不完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从前214年开始，对原来燕、赵和秦国的长城加以增筑和修葺，使之连成一体，构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迄辽东，长达5000余千米的长城。汉朝除修缮秦长城旧筑外，还在阴山以北修筑了一道外长城，在阴山以北内蒙古境内的高阙至居延一线修筑了城障，并将秦长城向西延伸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盐泽以西至焉耆仅筑有亭障、烽堠，从而构成了西起焉耆，东至辽东，长达1万余千米的长城筑城体系。

这个时期的长城，除在城墙上筑有观察、战斗、掩蔽设施外，还筑有外围关堡和烽堠，在险要地段建有关城，使其联属相望；在长城的外侧还筑有障碍，如壕沟、陷坑等。城墙巧妙地利用地形，选建在蜿蜒曲折的山岭上或沿河构筑。

城墙就地取材，经过黄土高原或平坦地形的长城，一般筑夯土墙；在少土的山地，采用石砌墙；玉门关一带的汉长城，是用砂砾石与红柳或芦苇层层压叠构筑的。烽堠成方形，有夯土和石砌两种，底部边长4—9米，高度与底部边长相近，根据防御需要，设置位置比较灵活，有的直接建于城墙上，有的则独立地构筑在长城内外，有的又将几个成犄角配置，构成烽堠群。

金朝共修筑了两道长城：一道东起内蒙古的根河南岸，西至肯特山东南麓（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全长约700千米，一道东起嫩江西岸的尼尔基（今黑龙江省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西至大青山后（今包头东北上庙沟），全长约2500千米（不含复线、支线）。

明朝在洪武至万历200多年时间里，利用北魏、北齐、秦、隋长城的旧筑，先后加修过18次，完成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总长约6300多千米的长城。金、明两代的长城与前代所筑的长城相比，建筑布局更加合理，工程设施更为齐全，使长城更适于防守。

明代军队（特别是嘉靖以后）逐渐大批装备火器，影响到长城的建筑。保存至今的明代长城，将绵亘的城垣与关城、烽堠、城障等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城墙与壕堑的结合比以前有较大的改进。重要地段由于构筑了外壕、外墙和内壕、内墙，城墙上增筑了敌台，外围构筑有关堡、烽堠，从而增加了防御层次，增大了防御纵深，使防御更具有坚韧性。城墙的高度和厚度较以前都有增加，如八达岭一段，城墙平均高七八米，厚六七米。明代后期还出现了能用于射击、观察、掩藏并能贮存物资、装备的空心敌台。这个时期的施工技术也有发展，城墙的砌筑广泛应用了单面或双面包砖，砖缝采用了石灰浆勾缝技术，在特殊地段上则利用山崖建雉堞，或劈山成壁作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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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国家的防御体系

古代用内地城池、战略长城、屯兵边城，构成了一个纵深且厚重的国家城墙防御体系，这三者缺一不可。没有星罗棋布的内地城池，国家就没有人口发展、经济繁荣及其自卫条件；没有战略防御性质的长城，就无法抵御游牧民族的长驱直入和掠夺战争，就没有国家经济发展和边地的安定；没有边防屯兵和要塞城，就难以有效控制广大边海防要地和民族地区，作为战略防御的长城和绵长的海岸线也难以起到防御作用，甚至连国家的领土完整也难以有效保全。当然，上面所说的“三位一体”的筑城体系，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随着中国历代城市发展、疆域演变逐步形成的。

冶铁：灌钢法和冶炼技术对兵器的影响

17世纪以前，世界各国一般都是采取熟铁低温冶炼的办法，钢铁不能熔化，铁和渣不易分离，碳不能迅速渗入。经过“块炼法”——“百炼钢”——“炒钢法”的发展历程，中国发明了灌钢法，成功解决这一难题，为世界冶炼技术的发展作出划时代贡献。

中国古代冶炼技术在春秋以前，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当时使用的冶炼方法称为“块炼法”。当时炼铁使用木炭作燃料，热量少，加上炉体小，鼓风设备差，因此炉温比较低，不能达到铁的熔炼温度，所以炼出的铁是海绵状的固体块，称为“块炼铁”。块炼铁冶炼比较费时，质地比较软，含杂质多，经过锻打成为可以使用的熟铁。钢铁冶炼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到“块炼渗碳钢”。出土文物表明，中国最迟在战国晚期已经掌握这种最初期的炼钢技术。人们在锻打块炼铁和熟铁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反复加热，铁吸收木炭中的碳份，提高了含碳量，减少夹杂物后成为钢。这种钢组织紧密、碳分均匀，适用于制作兵器和刀具。后进一步发展到“百炼钢”技术。人们在打制器物的时候，有意识地增加折叠、锻打次数，一块钢往往需要烧烧打打、打打烧烧，重复很多次，甚至上百次，所以称之为百炼钢。百炼钢碳分比较多，组织更加细密，成份更加均匀，所以钢的品质提高，制作的刀剑更加锋利。

西汉中晚期，中国出现新的炼钢技术，在生铁冶铸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炼钢技术。其基本方法是将生铁加热成半液体和液体状，然后加入铁矿粉，同时不断搅拌，利用铁矿粉和空气中的氧去掉生铁中的一部分碳，使生铁中的碳含量降低，去渣，直接获得钢，这就是炒钢法。

南北朝时期，綦毋怀文对冶炼技术进行改革，可能是炼钢新工艺“灌钢”法的初始形式。南朝齐、梁时的陶弘景首先记载了灌钢法。綦毋怀文曾用这种方法制成十分锋利的“宿铁刀”。綦毋怀文是中国南北朝时期著名冶金家。他生活在公元6世纪北朝的东魏、北齐间，具体生卒年代缺乏记载，只知道他好“道术”，曾经作过北齐的信州(今四川省奉节县一带)刺史。据史书记载，綦毋怀文的炼钢方法是:“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就是说，选用品位比较高的铁矿石，冶炼出优质生铁，然后，把液态生铁浇注在熟铁上，经过几度熔炼，使铁渗碳成为钢。由于是让生铁和熟铁“宿”在一起，所以炼出的钢被成为“宿铁”。

提高了制造兵器所使用的材质硬度与纯度，接下来如何让兵器更锋利便成为一个难题。至此，人们发明了淬火技术，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使用了淬火技术，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把淬火当做冷却途径。虽然，三国时的制刀专家蒲元已经发现了淬火的妙用，但仍没有突破水的范围。而綦毋怀文则实现了这一突破，他在制作“宿铁刀”时使用了双液淬火法，即先在冷却速度大的动物尿中淬火，然后再在冷却速度小的动物油脂中淬火，这样可以得到性能比较好的钢，避免单纯使用一种淬火(即单液淬火)的局限。双液淬火法，即在工件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选用冷却速度比较快的淬火介质，以保证工件的硬度；而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则选用冷却速度比较小的淬火介质，以防止工件开裂和变形，使其有一定的韧性。双液淬火法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淬火工艺，这在当时没有测温、控温设备的条件下，完全依赖操作及经验，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冶炼技术的提高，淬火技术的应用，使得各类兵器的硬度和锋利程度加强，增大了战场的杀伤力，同时这些方法也被用于生产工具。可以说，冶炼技术的发展对战争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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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毋怀文制刀

刀的主要作用是劈杀，刃口起刺杀作用，因而要求有比较高的硬度，这样才能保证刀的锋利，所以应该选择含碳量较高、硬度较大的钢来制造。而刀背主要起支撑作用，要求有比较好的韧性，使刀在受到比较大的冲击时不致折断，这样就要选择含碳量较低、韧性较大的熟铁。綦毋怀文基于以上认识，将钢和熟铁结合使用，使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因而造出了既锋利又耐用的刀剑。

抛石机：古代的大型杀伤武器

抛石机是利用配重物的重力发射。出现于中世纪初期，使用至15世纪，主要用于围攻和防守要塞。抛石机的机架两支柱间有固定横轴，上有与轴垂直的杠杆，可绕轴自由转动。杠杆短臂上固定一个重物，长臂末端的弹袋用于装弹。

相传抛石机发明于周代，叫“抛车”。据《范蠡兵法》记载，“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石弹出现更早，也就是先有“弹”后有“机”。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中，有一些经过打制加工过的石块，就是原始人使用的“石弹”，不过那时只用于抛掷。“炮”问世以后，成为战争中的重型武器。三国时，各国君臣都十分重视抛车的制造和使用。著名的官渡之战中，曹军运用一种可以自由移动的抛车，击毁袁军的橹楼及战车，这种威力强大的抛车被称为“霹雳车”。当时的抛车多数是将炮架固定在地面上或底座埋在地下施放，机动性差，安装费时费力。后来为了便于移动，在炮架下面安装了车轮。又因为炮架笨重，要随时变换抛射方向，仍是十分麻烦的事情。为此，人们发明了“旋风抛车”。这种抛车的炮栓能够水平移动和旋转，可向各个方向抛掷石弹，又称为“旋风炮”。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将炮安装在车上的“拍车”，或将炮安装在船上的“拍船”，可以随军机动作用，成为当时的重武器。隋朝末年，魏公李密命令护军将军监造抛车，一次制造了300架，称为“将军炮”。

抛石机长久使用的是石头制作的炮弹，后来出现过一些带毒烟、毒药的化学弹、烟幕弹，以及燃烧弹，这类炮弹不必像石弹那样靠重力去击毁敌人，而是利用毒气、毒药、烟火的作用熏杀敌人，可以说这是古代化学战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爆炸性”的炮弹是“泥弹”，用泥团制成弹丸，装入小型炮的弹袋里，弹射出去立即“炸”个粉碎，即可以击杀敌人，又不至于像石弹那样落入敌手再反射回来。

在抛石机长期的实践经历中，炮的射击瞄准方法到宋代发生了转折性的变革，由直接瞄准法变为间接瞄准法。宋代以前，炮手们操作抛石机时，都是先将炮座对准目标，由“定炮人”目测距离，判定方位决定方位角和炮梢的高低。需要向高处仰射时，就将炮的前脚垫高；如向低处俯射时，便将炮后脚垫高。待瞄准定位完毕，把石弹放入炮杆后面的弹窠内。然后，根据目标远近确定拽炮索人数，远则人多，近则人少。每个拽炮人都握住炮索，依照统一口令，同时猛拽炮索，后面弹窠内的石弹腾空飞起，射向目标。这时“定炮人”观察弹着点，修正偏向，再次瞄准射击，直至击中目标。这种与敌人面对面的瞄准射击方法在古代算是方便易行的了，但有两大缺点：一是容易暴露自己的炮位，被敌炮反击；二是在守城战斗中，狭小的城墙上摆不开许多炮，况且一门炮要用数十人乃至上百人拽放，占地很大，同时又妨碍其他兵士作战。为改变这种状况，1126年，中国古代著名的炮兵专家陈规在德安守备战中，首创了战炮间接瞄准法，即把炮架在城墙内，使城外敌人无法看到。各炮的“定炮人”站在城上，用口令指挥城下各炮施放。这种间接瞄准法是世界炮兵史上一项伟大的创举。西方人直到近代才懂使用炮的间接瞄准方法，而我们的祖先早在800多年前就成功地创造并使用了这种方法。

明代以后，火炮成为主要的攻守武器，抛车逐渐退出了战场，至清代已完全被火器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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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石机趣闻

炮为古代中国的人力抛石机泛称，原称砲，有轮子的通常称砲车，后来演化成炮，并成为火器名称。

中国的抛石机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是纯利用人力的抛石机，用人力在远离投石器的地方一齐牵拉连在横杆上的梢（炮梢）。炮梢架在木架上，一端用绳索拴住容纳石弹的皮套，另一端系以许多条绳索让人力拉拽而将石弹抛出，炮梢分单梢和多梢，最多的有7个炮梢装在一个炮架上，需250人施放。

唐朝攻打高句丽时使用的抛车能抛出300多斤的石料，对高句丽的木制城栅造成重创。

战船：水上决战时代的到来

大约7000年前，中国的先民已经开始了水上活动。商朝的甲骨文中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水上活动，至周朝已有水战的记录。战船是出于作战目的制造或改装的武装船舶，一般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的是主力战船，称为“舰”或“楼船”，中型的用于攻战追击，小型的用于哨探巡逻。

中国和地中海国家是古代战船的发源地。前16—前11世纪，中国商代就已将舟船当作军队的运载工具。前1027年，周武王率兵车300乘，近卫军3000人，甲士4.5万人，并联合了一些其他部落的军队，大举伐纣。参战部队由47艘大船运送，在孟津渡河，直捣商朝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灭亡了商朝。这次渡河作战，组织严密，规模空前，派专人指挥舰只。但这些船只毕竟是临时征集的，没有专门用于水战的兵器和人员，因此还算不上真正的战船和舟师。

前800年，单层桨战船开始装上青铜铸造的船艏冲角，用来进行海上战船间的撞击战。当时的船顺风时可以使用风帆，无风时有操桨手划桨促动。主要作战方式为接舷战，战士携带矛、剑、弓、标枪和盾牌。

前6世纪中期，中国正值春秋时期。为了适应水网地区作战的需要，南方的吴国、越国、楚国和北方面临东海的齐国，都先后建造和改装战船，并抽调官兵进行水上训练。至此，中国古代水师便应运而生了。当时吴国舟师中的战船有大翼、中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还出现了专用的水战器具“钩拒”。前206—公元25年的西汉时期，中国战船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性能已逐步赶上和超过了当时的地中海国家，并一直保持到15世纪中期。中国战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牢固、适航性最好的船舶。

220—265年的三国时期，吴国水军曾拥有5000艘战船，其中大型楼船设楼五层，可运载士兵多达3000名。3世纪20年代的西晋初期，王为准备伐吴而建造的连舫战舰，长120步，上面有楼橹，开四门，能驰马行车。588—589年隋灭陈时，杨素所率最大的战舰“五牙”舰，设楼五层，可容士卒800人，前后左右设有六具“拍竿”。“拍竿”是利用杠杆原理高悬巨石的武器，在接舷战中拍击敌船，是一种威力很大的冷兵器。618—907年的唐代，造船技术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所建“海鹘”号能在较大风浪条件下航行战斗。李皋发明的车船（亦称车轮船、轮桨船），行动便捷，可视作后来机械明轮船的先驱。960—1279年的宋代，中国战船已普遍采用了水密舱壁技术，提高了不沉性。1000年，神卫水师队长唐福曾向朝廷献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燃烧性武器。1130年，杨幺起义军大量使用的车船中，最大的长约110米，装有24个车轮和六具“拍竿”，载士兵1000余人。1203年，秦世辅造的载重约60吨的“铁壁铧嘴平面海鹘”战船，舱壁装有铁板，是装甲船的祖先。船艏装有形似铧嘴的犀利铁尖，用以在水战中冲击并犁沉敌船，较冲角破坏力更大。

古代战船的发展经历了桨帆战船和风帆战船两个时期。桨帆战舰船体结构为木质，船型较瘦长，吃水较浅，干舷较低，主要靠人力划桨摇橹推进，顺风时辅以风帆。桨帆船装备冷兵器，作战时多采用撞击战和接舷战，主要局限于内河、湖泊和近海航行作战。古代战船直至宋后期才开始装备燃烧性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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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船

中国古代的楼船是一种具有多层建筑和攻防设施的大型战船，外观似楼，故名楼船。汉代大型战舰“楼船”高10余丈。三国时东吴建成五层战船，可载兵3000人。楼船不仅外观巍峨威武，而且船上列矛戈，树旗帜，戒备森严，攻守得力，形同一座水上的移动堡垒，常在水战中担当主攻任务，是水面作战的主力舰。

北宋时期的著作《武经总要》中绘有楼船图，甲板上有三层建筑，每层四周都设置半人高的女墙，在第一层周围又用木板围成战格，女墙与战格上均开有若干剑孔、矛穴，既可远攻，又可近防。另外，还备有檑石、铁刺等防御武器。船上空间很大，甲板上甚至能够行车走马。

火药：催生战火时代

火药又被称为黑火药，是在适当的外界能量作用下，自身能进行迅速而有规律的燃烧，同时生成大量高温燃气的物质。在军事上主要用作枪弹、炮弹的发射药和火箭、导弹的推进剂及其他驱动装置的能源，是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

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黑色火药在晚唐（9世纪末)时候正式出现。火药是由古代炼丹家发明的，从战国至汉初，帝王贵族们沉醉于神仙长生不老的幻想，驱使一些方士道士炼“仙丹”，在炼制过程中逐渐发明了火药的配方。

唐代炼丹家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首创了硫磺伏火法，用硫磺、硝石，研成粉末，再加皂角子（含碳素)。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又创状火矶法，用硝石、硫磺及马兜铃（含碳素)一起烧炼。这两种配方，都是把三种药料混合起来，已经初步具备火药所含的成分。

火药的最初使用并非在军事上，而是在宋代诸军马戏的杂技演出，以及木偶戏中的烟火杂技——药发傀儡。宋代演出“抱锣”“硬鬼”“哑艺剧”等杂技节目，都运用刚刚兴起的火药制品“爆仗”和“吐火”等，以制造神秘气氛。宋人同时也以火药表演幻术，如喷出烟火云雾以遁人、变物等，以收神奇迷离之效!

唐朝末年，火药已被用于军事。唐昭宗天佑元年(904)，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部将郑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带领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九国志 郑传》）。这里所说的“飞火”，就是“火炮”“火箭”之类。“火炮”是把火药制成环状，把吊线点燃后用抛石机抛掷出去；“火箭”则是把火药球缚于箭镞之下，将吊线点燃后用弓射出。到了宋代，战争接连不断，促进火药武器的加速发展。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先后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南宋在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到了元代又出现铜铸火铳，称为“铜将军”。这些都是以火药的爆炸为推动力的武器，在战争中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威力。

早在八九世纪时，和医药、炼丹术的知识一起，硝也由中国传到阿拉伯。当时的阿拉伯人称它为“中国雪”，而波斯人称它为“中国盐”。他们仅知道用硝来治病、冶金和做玻璃。13世纪火药由商人经印度传入阿拉伯国家。希腊人通过翻译阿拉伯人的书籍才知道火药。火药武器是通过战争传到阿拉伯国家，成吉思汗西征，蒙古军队使用了火药兵器。公元1260年，元世祖的军队在与叙利亚作战中被击溃，阿拉伯人缴获了火箭、毒火罐、火炮、震天雷等火药武器，从而掌握火药武器的制造和使用。阿拉伯人与欧洲的一些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战争中阿拉伯人使用了火药兵器，例如阿拉伯人进攻西班牙的八沙城时就使用过火药兵器。在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欧洲人逐步掌握了制造火药和火药兵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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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火箭

明代的火器十分发达，发明了多种“多发火箭”，如同时发射10支箭的“火弩流星箭”，发射32支箭的“一窝蜂”，最多可发射100支箭的“百虎齐奔箭”等。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与建文帝战于白沟河，就曾使用了“一窝蜂”。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多发齐射火箭的记录，堪称是现代多管火箭炮的鼻祖。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当时水战中使用的一种叫“火龙出水”的火器。据《武备志》记载，这种火器可以在距离水面三四尺高处飞行，远达两三里。这种火箭用竹木制成，在龙形的外壳上缚四支大“起火”，腹内藏数支小火箭，大“起火”点燃后推动箭体飞行，“如火龙出于水面。”火药燃尽后点燃腹内小火箭，从龙口射出。击中目标使敌方“人船俱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二级火箭。另外，该书还记载了“神火飞鸦”等具有一定爆炸和燃烧性能的雏形飞弹。“神火飞鸦”用细竹篾绵纸扎糊成乌鸦形，内装火药，由四支火箭推进，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多火药筒并联火箭，与今天的大型捆绑式运载火箭的工作原理很相近。

突火枪：南宋时期火器的发明与创制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宋军发明了一种管状火器，以巨竹筒为枪身，内部装填火药与子窠（子弹）。点燃引线后，火药喷发，将“子窠”射出，射程远达150步（约230米）。这就是突火枪——世界上第一种步枪。

从北宋到南宋约3个世纪，是早期火器的创制阶段。这个时期火器已用于战争，并有一定规模，有些火器的储备已数以万计，在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就全局来说，当时大量装备军队起决定作用的兵器还是冷兵器。北宋发明的火药箭、火类火器，主要是用以纵火的火攻器具，可起烧伤敌人和惊吓敌军人马的作用。南宋发明的铁火炮、火枪类火器，已有较大的杀伤和破坏作用。但这两类火器除少数可以手投外，主要是用弓、弩、等冷兵器来发射和投掷，飞火枪也是把喷火筒和矛枪结合起来使用，都离不开冷兵器。因此，这个时期虽然已经是火器和冷兵器并用，但还是一个以冷兵器为主的时期。

据《宋史 兵志》等史书记载，自开宝三年至咸平五年(970—1002)，兵部令史冯继升、神卫水军队长唐福、冀州团练使石普等人，先后向朝廷进献火箭、火、火蒺藜等燃烧性火器。《武经总要》中记载着这些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并列出3种火药配方，这些配方是世界上最早以火药命名并用于军事的配方。这些火器，在北宋时期的战争中经常使用。如靖康元年(1126)，宋军在丞相李纲指挥下，使用火箭、霹雳炮同其他冷兵器相结合，打退了金军对汴京(今河南省开封)的进攻。之后，金军也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火器，攻占了汴京城。北宋时期火器的制造已初具规模，在汴京设有广备攻城作，工匠5000余人，下辖10作，其中就有火药作和专门制造火器的火作。元丰七年(1084)二月，从汴京一次调发煦州、河州驻军的火器，就有神臂弓火箭10万支，火药弓箭2万支，火药火炮箭2000支，火弹2000枚之多。

南宋时期，火药的性能已有显著的提高，金和南宋都使用了铁壳爆炸性火器“铁火炮”。这种炮是金人于13世纪初叶首先使用的。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金军在进攻蕲州(今湖北蕲春)时，使用了用生铁铸成、壳厚2寸的铁火炮。绍定五年(1232)，蒙古军进攻金南京（今开封），士兵在大型活动掩体“牛皮洞子”遮挡下掘城，守城金军用铁索悬吊爆炸威力更大的铁火炮“震天雷”，至掘城处爆炸，其声如雷，闻百里外，产生强烈的燃烧和四散飞击的铁壳碎片，毁坏了蒙古军的铁甲和牛皮洞子。景炎二年(1277)，元军攻静江(今广西桂林)，守城宋将在城陷粮绝的情况下，率部下250名点燃一具大铁火炮集体殉国。历史上的这些记载，说明铁火炮已具有很大的杀伤作用，火药性能已经有较大的提高，火器已从纵火器材发展为直接杀伤、破坏的兵器，这是火器发生飞跃的重要标志。

铁火炮、火枪等火器问世后，很快就在战场上显示出威力，无论是宋军，还是金军、蒙古军，都争相添制。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火器作坊的规模，已远远超过北宋都城汴京的火器作坊；军事重镇江陵府（今湖北江陵），一个月就造一两千尊铁火炮；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在两年三个月内，就制造和添修3—10斤重的铁火炮、火弓箭、火弩箭、霹雳炮、突火筒等6.4万件。蒙古军在攻陷宋、金的城池后，特别注意搜罗工匠，为他们制造火箭、火炮、火枪等火器。这时的火器虽然在军队装备中还不占主要地位，但在一些战役中，已显示出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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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天雷

震天雷是北宋后期发展的火药武器，身粗口小内盛火药，外壳以生铁包裹，上安引信，使用时根据目标远近，决定引线的长短。引爆后能将生铁外壳炸成碎片，并打穿铁甲。

震天雷有两种，一种是用火点燃，用时由投石机发射，射至远处爆炸；另一种是用火点燃，就地爆炸，比如守城时从城墙上向下面投掷，效果相当于今日之手榴弹。

火铳：元明战争中大规模火器的应用

火铳，又称“火筒”，是中国古代第一代金属管形射击火器，它的出现，使火器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元朝和明朝都非常重视火铳，并较大规模地装备于军队。

元朝发明的火铳，是中国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第一代，是用火药发射石弹或铅弹、铁弹，在较远距离杀伤敌人的武器。火铳的发明，开始了火器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到明初，火铳除了已形成可以看作是枪、炮雏形的手持铳和大碗口铳两大类以外，还开始发展了大口径的铜炮、铁炮，把火炮制造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一时期火铳的大量生产和装备军队，特别是专用火器部队的组建，使作战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冷兵器虽然在军队装备的武器中仍占大多数，但火器的巨大作用，已使它成为战场上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

元朝制造的火铳最早开始于何年，目前尚缺乏文献记载。但在南宋后期，由于火药性能已有很大提高，已能以火药为能源用大竹筒发射弹丸，并掌握了铜铁管铸造技术，是元朝具备制造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技术基础。元至元十六年(1279)，集中各地工匠于大都(今北京)，利用南宋原有的冶金、火药和兵器制造业的基础，研制新兵器。二十年(1283)，又将军器监改为武备监，统一掌管兵器制造。中国现存最早的有铭文的元代火铳，是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至顺三年(1332)的制品。火铳采用青铜铸管，能耐较大膛压，可以装填较多的火药和较重的弹丸，因而大大提高了火器的威力。火铳使用寿命长，能反复装填发射，因此发明不久就成为军队的重要装备。据文献记载，到元末，火铳已被元军和农民起义军广泛使用。《元史 达礼麻识理传》就有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军使用成批火铳作战的记载。

明朝建立后，除大量生产铜火铳外，还开始铸造铁炮。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的明洪武十年(1377)造的三门大铁炮（明初时较大型的铳已开始被称为炮），其口径、身长和重量都大大超过元代的火铳，身管也呈直筒形，代表了明初火炮制造的较高水平。明成祖朱棣取得政权后，进一步增加了造铳的数量和品种，并提高了质量，改进了结构，使之更利于实战。洪武十三年(1380)规定，在各地的卫所驻军中，按编制总数的10％装备火铳。明代的城关和要隘，也逐步配备了火铳。洪武二十年(1387)，在云南的金齿、楚雄、品甸和澜沧江中道，安置火铳加强守备。二十六年（1393），规定水军每艘海运船装备碗口铳4门，火枪20支，火攻箭和神机箭各20支。永乐年间，创建专习枪炮的神机营，成为中国最早专用火器的新兵种。永乐十年(1412)和二十年（1422），明成祖下令在北京北部的开平、宣府、大同等处隘口，安装炮架，加设火铳。嘉靖年间，长城沿边要地，几乎都构筑了安置盏口铳的防御设施。火铳的大量使用，标志着火器的威力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它还存在着装填费时，发射速度慢，射击不准确等明显的缺陷，因此只能部分取代冷兵器。在整个军队的装备中，冷兵器仍占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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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铳分类

大碗口铳和盏口铳都因铳口的形状而得名，基本构造与手铳类似，只是形体短粗，铳口呈碗（盏）形，可容较多的弹丸。有的碗（盏）口铳尾銎较宽大，銎壁两侧有孔，可横穿木棍，将铳身置于木架上。发射时，可在铳身下垫木块调整俯仰角。用于水战的碗口铳，多安于战船的固定木架上，从舷侧射击敌船。

三眼铳是一种常见的多管铳，铳身由3个铳管平行铸合成“品”字形，大多有加强箍，尾部为一尾銎，安装木柄。每个铳管各有1个药室和火门，点火后可连射或齐射，常用于骑兵，射毕后可以铳头作锤击敌。

神机营：明代火器的鼎盛时代

永乐八年（1410）征交趾（今越南）时，明成祖朱棣设立了“神机营”。明成祖在亲征漠北之战中，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作战原则，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神机营也成为明军的一个兵种。

明代的神机营担负着“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重任，主管操练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兵，是朝廷直接指挥的战略机动部队。神机营与明初创编的卫所驻军的编制不同，其最高编制级别为营，营编提督二人（一般由宦官担任）、武官二人；营下编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军，除中军下领四司外，其余各领三司；神机营配备火器，主要是火铳和火炮。

明代神机营连同官兵总共5000人，步兵3600人，全部装备火器；骑兵1000人；炮兵400人，装备大型的火铳和大连珠炮。另外，神机营还装备有霹雳炮、短手铳、盏口将军（野战重炮）等火器。

明代火器从分类来看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用手持点放的火铳和鸟铳，其形体和口径都较小，一般筒内装填铅弹和铁弹等物，其射程仅数十步至二百步；第二类是安装在架座上发射的口径和形体都很大的火炮，多数筒内装填石、铅、铁等物，俗称“实心弹”，少数则装填爆炸性的球丸，射程一般在数百步至二三里距离，主要用于守寨和攻城，也用于野战、水战和海战。明代的海船制造已经相当发达，海船上就装备了这些火器，郑成功收复台湾，就曾用船上装备的火炮痛击荷兰侵略者。

火器的发展在明朝达到鼎盛时期，明末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还诞生了数位知名的火器（包括理论）专家，如赵世祯、毕懋康、胡宗宪、茅元仪、孙元化和明末清初的武器发明家戴梓。

明代的火器种类非常多，下面对一些明代火器做简单的介绍：

三眼火铳：明军重要的单兵火药武器，它可以连续释放，构成密集火力，有利于压制行动迅速的骑兵，明军在万历援朝战争中曾使用此武器，极大地打击了倭寇。

火铳：明代的轻型制式火器，铸造精良，设计精巧，和元朝的火铳比较，所需火药大大减少。明代作为标准武器，曾一次生产9万具，1449年的北京保卫战中这种武器得到使用。

拐子铳：带有曲柄的连发火绳枪，长37.5厘米，使用类似佛朗机的装填方式，可以连续三发，射程150米，明朝称为“万胜佛朗机”，在万历援朝战争中使用比较多。

迅雷铳：单兵多管火器，明代赵士祯发明，最大的可以达到18管，使用火绳或者燧石击发，加上外罩后状如琵琶。万历援朝战争中使用，密集的枪弹使日本的火枪队无法抵御。

虎蹲炮：戚继光抗倭时曾装备这种武器，是一种小型火炮，炮管薄，携带轻便，射程不远，适用于山地作战，机动灵活，由于前装，可以大仰角发射和大量装备下层部队。

另外，明军还装备有一窝蜂、万人敌、火龙出水、佛郎机、红夷大炮、大将军炮、十眼铳、五雷神机、鸟枪、抬枪等火器。除了发射型的火器，还有品种繁多的各种雷，例如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水雷，水底雷、水底龙王炮、混江龙等，反映了明代火器的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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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击”战术

据史载，神机营为了能够保证长时间持续的射击，通常使用“三段击”战术。此战术分为三排，前一排首先由处于队列第1、3、5、7、9、11等位置的士兵射击，再由处于队列第2、4、6、8、10、12等位置的士兵射击。前一排的士兵在每一次射击之后，马上将神机铳递回中间一排的士兵，同时从中间一排的士兵手中接过装好弹药的神机铳。中间一排的士兵一方面负责从前排士兵的手中接过射击之后的神机铳，并向后传递给第三排的士兵装上弹药；另一方面负责从第三排士兵的手中接过已经装好弹药的神机铳，并向前传递给前一排的士兵。如此反复轮换，战斗力十分强大。

佛郎机和红夷炮：明代西方技术的引进

佛郎机是中国明代中期火炮，由母铳和子铳构成。母铳身管细长，口径较小，铳身配有准星、照门，能对远距离目标进行瞄准射击。这种炮来自欧洲，是嘉靖元年（1522）葡萄牙人传入中国的，被称为“佛朗机”。另外还从荷兰人手中购进的一批大炮，称为红夷炮。

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人乘船来到中国广东沿海，开始和明朝交往，中国人将他们称为佛郎机。实际上是对Frank的误读，因为日耳曼人曾经建立了庞大的法兰克王朝，因此印度人、东南亚人便把欧洲人误称为“佛郎机”，中国人也沿袭了这种叫法。

嘉靖元年(1522)，葡萄牙派五艘武装舰船驶至广东珠江口外，企图以武力为后盾，占据广东一岛屿。遭拒绝后即开炮轰击守军，当葡舰侵入广东新会西草湾时，被当地守军击败，缴获两艘舰船和船上火炮20余门，按其国名将船上之炮称为“佛郎机”。

当地官员将这些新式火炮献给明朝政府，同时上书朝廷，建议仿制，以改善明军武器装备。当时的明世宗立刻同意了这一奏议。嘉靖二年（1523），原担任过广东白沙巡检，与葡萄牙人有过多次接触，熟知佛郎机性能的明朝地方官员何儒，带领丰富经验的广东工匠奉诏到南京，在当时设备精良的火器制造处操江衙门开始了佛郎机的仿制。嘉靖三年（1524）四月，第一批32门大样佛郎机仿制成功。《大明会典 火器》中详细记载了这批佛郎机的情况，它们全部用黄铜铸成，每件重约300斤，母铳长2.85尺，另配4个子铳，可分别装填火药，轮流发射。这是中国仿制的第一批佛郎机，因至今未见实物出土，所以具体形制不详，但从长度和重量看，应是一种短而粗的火炮。

和中国的传统火器相比，佛郎机有很多优点。首先，佛郎机采取了母铳和子铳的结构。母铳是炮筒，大型佛郎机的炮筒长达五至六尺，其优点是弹丸射出的初速大，射程远，具有较大的杀伤力，子铳实际上是一枚小火铳，一般备五至九个，事先或轮流装填弹药备用。使用时，先把一枚子铳装入母铳的装弹室中，发射完后便将空子铳退出，换装另一枚子铳。因为子铳可以轮番装换，减少了现场装填弹药的时间，因而提高了发射速度。

其次、佛郎机的装弹室加大。佛郎机的装弹室一般占母铳全长的四分之一，宽度相当于口径的二至三倍，敞口较大，便于子铳的安放。

再次、佛郎机的炮管壁厚，能承受较大的压力和强度，保证了弹药发射时的自身安全。

另外，佛郎机还装配了瞄准具，配有准星、照门等装置，能对远距离目标进行瞄准射击。增设了两侧的炮耳，从而可将炮身置于座架上。炮耳可以转动，使火炮的射击角度得以俯仰调整，控制射程并提高命中率。也有的佛郎机是在炮身下部安一个尖长的插销，或是在尾部安有导向管和尾柄，通过插销可将炮身安装在炮架上；控制导向管和尾柄，能将炮身左右旋转，调整射击角度，扩大射击范围。

除佛郎机外，明中期以后还仿制了一种红夷炮(又称西洋炮)，是一种大型火炮，在明万历后期由荷兰传入中国。《明史 兵志》记载；“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红夷炮与佛郎机相比，口径较大，管壁加厚，能承受较大膛压，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明末，明朝廷为抵御后金军的进攻，重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大量仿制红夷炮。袁崇焕在辽东，曾经用红夷炮轰击后金军，击伤后金大汗努尔哈赤。

西方火炮的传入，促进了中国明朝后期火炮技术的发展，改善了军队的装备。据《练兵实纪杂集》记载，戚继光的车营装备佛郎机铳256门，辎重营装备佛郎机160门。佛郎机在明朝北部防御要地甘肃、宁夏、大同、宣府各镇长城关口要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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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西方国家的武器输入

西方人善于海上贸易，明代的时候甚至和中国产生了军火贸易。其中“红夷大炮”就是荷兰人输入的，当时中国人将荷兰人称作“红夷”，所以对进口的火炮称为“红夷炮”，实际上明代后来对所有从西方进口的炮都叫做“红夷炮”，既包括寇菲林长炮，也包括加农炮。明代和荷兰因台湾问题交恶后，其只有少量直接来自荷兰东印度公司，其他大多都来自葡萄牙商人。明朝当时的需求量大，葡萄牙人还做中间商将英国的舰载加农炮卖给中国。

抬枪和鸟枪：清代的火器发展

清代重视火器始于康熙时期，清政府曾任用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制造火炮。其中抬枪和鸟枪是早期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之一。当时火器的规模、质量、工艺均达到中国古代的高峰，但从康熙之后，国家承平日久，统治者轻视火器的发展，而西方的科技却不断发展，火器逐渐落后。

抬枪是清代的一种重型火器，长1丈左右，重30多斤。发射时须两人操纵，一人在前充当枪架，将枪身架在肩上，另一人瞄准发射。这种抬枪在清朝中后期十分盛行。18世纪末，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苛政统治，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人民起义此伏彼起，农民暴动连年不断，起义军常常流动在山陵地区与清军斗争。在这种环境下作战，农民起义军的大刀长矛、弓箭、土枪、地雷等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清军的新式重炮却寸步难行，不得不大量制造这种抬枪。在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战争中，抬枪曾经是清军使用的主要火器之一。

鸟枪是中国17世纪初产生的火绳枪，枪管为滑膛，结构和抬枪类似，只是体积和装药量都减小。鸟枪又叫鸟铳，明代的军队中就有装备。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收复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今浙江鄞县东南）战斗中，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鸟铳的日本人及鸟铳。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了制造鸟铳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为精绝”的中国第一批火绳枪

1万支，称之为“鸟嘴铳”。

马宪、李槐等人整理和传授的鸟铳制造工艺，一直沿用到清末都没有较大的变化，虽然欧洲的火绳枪在1575年左右就被转轮打火枪淘汰，但在中国，火绳枪和火绳枪工艺却一直在使用着，直到民国初。在此期间，明末毕懋康发明了转轮打火枪，并被后来的清政府所采用，但是其延伸品并未大规模装备军队，而是被统治者收入深宫，作为皇帝的御制火枪珍藏，大多数清军依旧装备大线枪与兵丁鸟枪等旧式火绳枪，甚至于依靠刀剑弓矢与装备着先进燧发枪的外国侵略者战斗。

明代军队装备鸟枪已经较为普遍，史载戚继光一个车营有官兵3109人，其中装备鸟枪512杆，约占装备总量的1/6以上；一个马军营共计官兵2988人，装备鸟枪432杆；一个步军营共计官兵2699人，装备鸟枪1080杆；一个辎重营装备鸟枪640杆。清代时，政府规定各省绿营中的鸟枪兵占40％—50％，这个比例从雍正年间一直沿袭到19世纪中叶。由此可见，在明清两代的内外战争中，鸟枪在军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

清代的鸟枪和抬枪形制基本沿袭明代，几乎停滞不前。尤其是清朝统治者思想守旧，重骑射而轻火器，故对明末的一些先进火器，如“掣雷铳”“迅雷铳”“自生火铳”等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推广使用，结果渐渐成了鲜为人知的历史遗物。当清政府高枕火绳枪，闭关自守，忙于盘剥百姓，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时候，西方国家新兴的资产阶级军队已经端起新式步枪，虎视眈眈地把爪牙伸向了昏昏欲睡的东方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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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兵器专家——戴梓

戴梓（1649—1726），字文开，号耕烟，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通兵法，懂天文、算法，擅长诗书绘画。他曾发明了“连珠铳”，形状类似琵琶，火药和铅弹皆贮藏在铳脊处，安装机关可以开闭。铳有两机相连，扳动第一机时，火药弹丸自动落入枪管，同时第二机随之转动，磨擦燧石发火。这种“连珠铳”装填一次可连续发射28发铅弹，其性能类似近代的机关枪。这种武器在当时西方各国尚未出现，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了。同时期，戴梓还研制出“蟠肠鸟枪”和“冲天炮”，都堪称当时火器之精品。但这些重大的发明创造并未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重视，更没有得到利用和推广。而戴梓本人也因受人陷害，被贬职充军关外，遂使发明创制的兵器大多失传。